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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匡政：《中国时代》的历史视角与真实

- 新闻稿(1)

- 新闻稿(2)

- 新闻稿(3)

- 编前序言：

- 序章：围观者记录的中国时间(1)

- 序章：围观者记录的中国时间(2)

- 序章：围观者记录的中国时间(3)

- 制造中国版《光荣与梦想》

- 紫禁城宝藏南迁

- 痛失东三省，“少帅”掌权

- 委员长的南京政权

- 疲于奔命的蒋介石（1）

- 疲于奔命的蒋介石（2）

- 蒋宋家天下

- 西藏故事：政治与宗教的暗中较量

- 内忧外患，国民政府酝酿财政对策

- 蒋介石的“新生活”和屠杀

- 何应钦出卖了华北

- 吴佩孚要重出江湖？

- 蒋介石西退，汪精卫复用（1）

- 蒋介石西退，汪精卫复用（2）

- 协议卖国，汪精卫遇刺

- 日本占领天津机场，图谋华北“自治”

- 1936年:“梨核”之罪

- 西安事变成功，蒋介石获释

- 1937年的禁烟运动

- 国共酝酿联合抗日

- 侵略前夕

- 卢沟桥事变（1）

- 卢沟桥事变（2）

- 8月23日，日军登陆上海

- 中日上海交锋（1）

- 中日上海交锋（2）

- 日本进攻受挫（1）

- 日本进攻受挫（2）

- 日军轰炸山东，宋美龄叙述恐怖战争

- 战争在推进，政府撤退（1）

- 战争在推进，政府撤退（2）

叶匡政：《中国时代》的历史视角与真实

这是本独一无二的书。100万字，上、下卷，汇集了美国六大报刊对中国100年来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与评述。这些报刊多数人听了都会耳熟，如《纽约时报》《时代》，如《华盛顿邮报》《纽约客》和《新闻周刊》。它们是怎么说中国的？它们是如果看待那些对中国人来说，极其重要的历史时刻的？我想人们一定会好奇。对喜爱历史的人，能换一个视角来重新观察那些重大事件。对不关心历史的人，它如同一部认知中国的历史小说，因为它有鲜活的细节，有让你觉得新奇的叙述口吻。这本书就是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时代1900—2000》。

这是一本拿起来，就让人不忍释卷的书，书中确实有很多妙趣横生的历史细节。比如说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而飞机是蒋介石派出的。下机后，别人问他坐飞机的感受，毛泽东不屑地说：“效率蛮高的嘛”；比如1947年700个大学生为抗议当时物价高涨，冲进了南京总统府，结果竟是冲进政府的饭厅，把官员们的午饭一扫而光；再如1948年美国记者采访镇守太原的阎锡山，问假如共产党攻进城怎么办？阎向记者展示了一个纸盒，里面有500小瓶氰化钾，阎锡山拿出三瓶说：“这是给我和家人准备的。”其余的他准备给随从和家丁，那份绝然跃然纸上；讲到1970年升至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也很有意思。美国记者观察到，他出席外交活动，要看着周恩来才知该站在何处。一次，一个外国来访者惊讶地发现，黄永胜虽穿着制服笔直地站在那里，裤角处却露出了蓝白条睡裤。像这些细节，国内历史书中很少出现，在书中却比比皆是。

这些史料肯定也会受到史学界的欢迎。从上个世纪末，历史学发生的一个最深刻的变化，就是没人再敢把某种单一的历史观，称作是历史发展的主线了。对历史研究而言，那种只有一种权威说法的年代也在逝去。人们通过越来越多的方法和途径，来接近历史，历史学的领域也被一再扩大。一个最明显的表现是，统一的宏大叙事开始退场，历史学呈现的更多是一种片断式的研究，关注的中心也各不相同。

然而对历史的认知，从来就是人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只有通过历史，每个人才能从一个更为广大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明白自我与他人的差异。在每个国家的文化定位中，历史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文化认同的最终形成。从任何角度说，一个国家如果缺乏或扭曲了对于历史的记忆，都是一件悲哀的事。这也是近年来民间历史热的一个真正动因，民众需要从历史中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属与认同。因为一个生命，只有从统一而连续的精神长河中，才能感到了自己行动的价值。只有野蛮人不在意自己的历史，不在意发现自己在历史中的优势，这也是野蛮人野蛮的原因。

这本书的主编师永刚，这些年一直在对历史的普及读本，做着创新的尝试。从他主编的《宋美龄画传》《蒋介石图传》热销开始，他就显示出异于常人的嗅觉和思维模式。他总是能找到一个新奇的方法，来吸引更多的人对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发生兴趣。他做的或许只是一个历史学的向导工作，但我认为这个向导对于时代的责任，要远比那些深奥的学术研究更为迫切和重要。人人都发现这是一个价值观缺失的年代，殊不知价值观的缺失，追根溯源，还是因为我们历史观的模糊和混乱。很长时间以来，历史成为意识形态操纵和利用的对象。我们只知道历史记忆的政治正确，而忘记了历史对生命所承担的文化和道德责任。只有当历史记忆能在公共空间中，自由地展示、交流和反思时，才能最终形成有价值的集体记忆。如果这个渠道不畅通或被人为地阻隔了，意味着过去生命所经历的那些苦难、不幸、悲伤或欢乐，都白白流逝了，并没有成为人们可以分享的集体记忆。这时，人们对探究苦难的根源，会表现得异常冷漠，同样，对良知和正义的感受也会趋于麻木。

所谓的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就是指历史观与价值观的这种缺失，所以孔子当年会作《春秋》。历史不仅是人们现在行动的参照，更是发现未来的坐标。对我们认知历史来说，一切历史材料都是重要的，无论它多么间接和次要，对我们复原一段逝去的时光和精神，都具有价值。我们对历史复原得越清晰，那些苦难和幸运就会越容易转化成我们可以享有的遗产。然而人们在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时，往往会因为热爱，带来认知的偏差。人们总喜欢寻找历史中那些让人激动和骄傲的部分，故意忽略那些邪恶和苦难之处。虽然这是种自然的情感，但如果这它带我们偏离了对历史真相的发现和理解时，也就构成了对集体记忆的伤害。虽然它往往会顶着爱国主义的帽子，但仍然是真理的敌人。

所以，对祖国历史的领悟和学习，不能孤立与封闭自己，更不能视角单一。不仅要同世界历史相关联，更需要借用他国的眼光，来反观自己的历史。这样在辨别那些大是大非或大真大伪的历史问题时，才能更为客观，结论也更能经得起时间的推敲。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时代》对我们理解近百年的历史，做了一件极具探索价值的事。历史事件是无法重复的，只有汇集各种视角的资料，只有拥有各种类型的历史证据，我们才可能逼近历史的真实。其实历史的张力，就存在于这种视角的差异中，我们对这种差异了解得越充分，对自身的把握也就越清晰。

我们可以盲目地热爱自己的祖国，但不能盲目地歌颂祖国的历史。对历史来说，曾经的灾难不是巧合，幸运同样不是从天而降的，这是任何人无法回避的。当人们不允许从多视角来澄清历史记忆时，往往意味着谎言和压制的开始，这时真理和真相便成为被扼杀的对象。这是我读《中国时代》最大的感受。

历史是神圣之地，是神奇之地。我们多一份对它的认知，也就会多一些对今天的理解力。恢复历史真相，也是一种行动，而且是一种悲壮而沉重的行动。从《中国时代》经历的长时间审核和大幅度删节，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一点。我盼望着能早一天读到它的完整版。

新闻稿(1)

建国六十周年惟一的一部外国人所写的献礼作品

中国第一部由美国人撰写的中国现代史

耗时八年编就的一部美国观的中国现代史文献集

美国人如何看文化大革命，如何纪录毛泽东、周恩来，以及蒋介石等的历史时间。

美国人发现的中国百年史上最隐蔽的部分的真相

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到来之际，唯一一部由外国人所写的献礼作品《中国时代上、下卷》隆重上市，由开创新革命史叙述的作家师永刚主持，编著时间历时八年，官方审订时间长达四年的百万言煌煌巨著，甫一上市立即引起了轰动。

《中国时代－－-美国主流报刊撰写的中国百年现代史》编译了从20世纪30年代至21世纪初美国《时代》周刊、美国《读者文摘》以及《纽约客》《纽约时报》《巴黎竟赛画报》等十多家西方主流媒体刊载的有关中国话题的文章，以时间为序，记述当时的中国发生的清以降以来，包括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以及抗战等主要事件与人物的活动报道。全书初编近三百万字，经过中共中央党史办与文献，统战部门历经四年的审订，删节去二百万字，全书长达一百万字，分为上下两卷，忠实纪录六十年中国现代史上发生的韩战、文化大革命、反右、土改等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美国观点，并有大量关于中美建交等真实的文献解密。 是国内第一本建国六十年间，由美国人写的中国首本现代史。

这本书的编撰是一个浩繁的历史工程，基本上反映了西方主流媒体的中国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轨迹以及西方对现代中国的认识过程，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文献资料。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可以通过阅读这些文字，不仅可以了解到我们所生存和熟悉的中国在世界视野里的样子，而且可以了解到美国人或者西方的视野里的中国变革史，而且这种变革代表了这些美国的媒体对于中国的致敬与赞赏，以及转化到每一个中国人身上深深的自豪与自信。

在这些西方主流媒体群体的记录者之中，就有《时代》周刊的背影，就有《纽约时报》的眼神，就有《纽约客》的文化注视，就有《新闻周刊》的报告中的只言片语。就有已退出历史舞台的《生活》杂志的中国影像……

这些媒体在中国的声名之大远超过中国人对它的了解。但是这些媒体对于中国的了解，来自于哪里呢？

新闻稿(2)

《时代》《纽约时报》记录中国的文字均超过五百万字

《时代》关于中国的记录自上世纪创刊至今，这本杂志至少有上千篇关于中国的记录。从孙中山的革命到民国的命运，蒋介石的兴起，毛领导的中共的步伐，宋美龄的美国演讲，建国后的局外人的视角，“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美国旁观者的记录，以及他们关心的中国与美国的外交运势……一个陌生的、连续的、属于美国人发现的中国，扑面而来。而这本杂志关于中国的文字至少有五百万字。

我们个人所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在这两本杂志上呈现着被遮盖与误读的一面。同样的一件事，《时代》说着另外的话，并且报告着这件事的美国人的发现。而我们看到的与他们描述的事情，竟然如此不同。同一件事的中国报道与美国说法，开始呈现着事物的多面性，而后一种给我的震荡尤其巨大。这种发现，在我接触到《纽约时报》的时候，则给了我另外的感受。这个创刊150多年的报纸，几乎连续不断地刊载各种关于中国的新闻1000多篇，文字达到近600多万字。任何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或是以大阅读量为自豪的读者，都会明白这一千一百万字的记述是多么大的一个量级的报道。

而美国的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事实上几乎就是一个群体的围观行为。较早的与《时代》同属一家公司，并早已倒闭的《生活》杂志，则用影像记录着中国。据我的不完全统计，这本杂志上刊发的各种关于中国的报道与图片至少有1000多幅。《纽约客》与更著名的《华盛顿邮报》也在不同的时期加入到对于中国的记录中。这些发现开拓了我对于中国的认知，至少这些美国的新闻报刊群对于中国的描述，给我带来巨大的震憾。他们发现的中国竟然是这样的。

《时代》杂志是如何记录抗美援朝时中美交战历史的？

《时代》周刊，这本号称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新闻杂志，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美国人所描述的“历史的基本草稿”。它巨大的被“神话”了的影响力与它所谓的 “《时代》好像是由一个人之手写出来给另一个人看的立场与记述”的风格，使这份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杂志，不仅成为美国人创立的价值观下描述世界历史的方式，甚至许多世界知名的新闻周刊，例如美国的《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德国的《镜报》甚至中国的一些著名杂志在封面设计、内部新闻的分类上都借鉴了《时代》的方式。”

但这本杂志对于中国人来说仍然很陌生与神秘。许多中国人只知道它的名字却很少有见到过这本杂志的全面目。一位资深的媒体研究者称，“在早期，《时代》对中国的报道涉及到政治层面的比较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中国开始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时代》也相应加大对中国报道的力度，同时也拓宽了报道的范围，把中国的文化、体育、教育、经济等多个层面的东西介绍给世界。”

《时代》杂志告诉世界的中国是这样的：他们刊登了至少500万字关于中国的报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蒋介石、宋美龄等50多位中国人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而在《中国时代》这本书中，最为引人入胜的是抗美援朝期间《时代》杂志上所刊载的中美交战记录，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大意识形态大国在战场中的另一种写照，同时也对《时代》杂志本身所特有记述方式提出了考验。

《纽约时报》十年文化大革命文献忠实记录中国变局

更老牌的《纽约时报》对于中国报道的介入，则可以延伸至晚清。这家自19世纪中期创刊，历经150余年仍踞美国乃至西方主流媒体的领袖地位的老牌报纸，至少在1854年，就有文电从晚清的北京传送至遥远的纽约，而晚清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神秘封闭的东方老大沦为“东亚病夫”，帝制遭遇千年未遇之质疑，士大夫政治没落，积弱之国，以及西洋初遇中华时的碰撞，都在遭遇前所未有之变。《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即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这种跨越百年的文献式的报道方式，令人惊叹。而由《纽约时报》的晚清变局之报道集《晚清的帝国》，在中国出版后，更是以其独具一格的报道模式与视角，而被评价为“这是力图以时报原始资料重现一个世界大国之编年史的伟大尝试”。而这家报纸至少自晚清至今，刊发了关于中国方面的报道达数千篇，近百万字。这种独特的美国主流报刊群对美国主流社会形成美式“中国观”的影响线索进行了实证的探索。

而这种探索的经验，在《纽约时报》以后对中国的报道中也不断地被继承下来，其中更以延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历史记录更为珍贵。它忠实记录了“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酝酿，也忠实地记录了红卫兵把苏联使馆前那条街更名为“反对修正主义大街”，把各国大使馆所在的使馆街更名为“反对帝国主义大街”等种种闹剧；更有中国从上至下，由下至上的前所未有的大混乱；国乱招外侮，与苏联发生边境冲突；携手新盟友，中美建交；批林批孔，继续狂斗意识形态，以及在拨乱反正过程中的几次反复与得失代价。这一切，在《纽约时报》的笔下记述下来，既显得熟悉，又显得陌生，但是不可否认，那是新一代中国变局的忠实记述者所能留下的另一份记录。他们这种连续性的报道，间接地撰写了一本独特的美国史观的中国的现代史。

新闻稿(3)

美国人看《人民日报》也和某些乐于打听和传播上层变动的中国人一样

一个在中国研究了20多年中国问题的专家说：“‘汉学’现在在美国非常流行，现在美国有10个比较大的和50个比较小的学术中心在研究中国，约有5000万美元的私人捐款最近用于这方面的研究。”

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已成为美国政策演变中不可缺少的基础。为了取得必要的资料，做出现实的分析，美国政府和学术界的专家们都在利用大量各种各样的公开和非公开资料。美国最大的领事馆位于中国香港，在那里有一个翻译组，收集和分析大量的中国期刊，有些期刊还是从偏远的地方偷运出来的。北京的电台广播以及其他一些内部电台的广播，都在美国设在中国周边的先进侦听设备的监听之下。无人驾驶飞机、高空飞行的U—2飞机和卫星照相记录下公路、铁路、钢铁厂、油井、核工厂、导弹射击场和军队的行动。他们很早就预报了中国3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这种围观者的心态在《时代》杂志以及后来的《新闻周刊》的字里行间弥漫，到处都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世界，有关中国的信息量如此之大，以致政府和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去梳理和鉴别这些资料。

这就是他们分析出来的中国的方式。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分析方法包括认真阅读中国的报刊，主要是两报一刊，他们会从上面领导人的排位来分析出领导人的地位以及政治动向。他们甚至会认真地分析一些中国人甚至也不为意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字眼，或者公报中的部分说法，这些美国人就从与我们一起所看到的报刊与宣传中，推断一个他们所要认识的中国。比如他们会从报刊上毛泽东的出现次数来判定他是否得病了，而数个关于毛生病的不实的推测就在这些报刊上出现，和另外一些乐于打听和传播上层变动的中国人一样。以至于中国与西方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互动，一旦有这样的猜测出现，中国方面必然会安排这位领导人在公众中出现一次，比如让毛接见一位无足轻重的来访者，而邓小平的复出也是如此，他在被打倒的一年后，突然出现在了一次宴请中。这些就是美国人描述的中国政治，以及他们认为的中国故事。

编前序言：

在今天，我们想要通过这些文字，描述出中国在世界的视野里的样子，以及美国人或者西方的视野里的中国变革史。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文章提供了我们可以借鉴的历史，可以确认的自信，以及参考，这种变革通过美国人的视野呈现着新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代表了这些媒体对于中国的致敬与赞赏。

序章：围观者记录的中国时间(1)

西方如何认识中国？他们如何发现中国，发现同样的一件事的背后与我们认知不同的部分。他们的立场，以及价值观，甚至他们为什么会记录，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并不重要的某一部分事实，或者他们发现的与我们同样经历的历史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或者判断。巨大的差异，甚至立场鲜明的对立，或者干脆就是隔山打虎的胡思乱想的结论，但一切就这样被他们记录了。

这种无奈也许从很早就开始出现了。在19世纪的时候，马可&#8226;波罗或者西方的探险者就开始了他们自己的亲历记事。故事像是发生在天国，遥远、神秘、华丽、伟大、传奇、辉煌，这些献辞天生符合历史中对于1900年或者更早的中国的历史描述。而其后的历史则在1900年之后的西方目击者中，开始变异了。他们对于中国的好奇，像对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中的神秘事件的仔细探听或者历险。帝国的崩溃、新世界的出现、落后愚昧的农民和军阀、帝王式的新统治者，溥仪、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日本人、美国人，“二战”、抗战、帝制、新共和以及政权，革命者的红色苏维埃、新中国，逃到台湾的中华民国，英国、葡萄牙遗落的两个殖民地……“文化大革命”、伟人的离去，开放、奥运……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百年经历如此多的巨变，如此多的灾难，如此多的奇迹。这一切全在一代人或者两代人、三代人的眼前发生了。这个百年如此丰富，又如此经历不凡。而这样的历史，在每个记录者的笔下都发生了变异。那些历史的撰稿人所写的“正在发生的中国时间”，则不断地提醒着我们，他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真实图景或者假象，甚至误解。

东西方的经纬使东方人与西方人的认知如此截然不同，却又高度一致。共同的利益以及对于世界的想象力，包括我们需要发现的事件的西方位置，对于行进的、改革的、开放的，以及更加希望得到认同的中国人来讲，如此急切，也更加重要。

而对于身处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的坐标，或者路牌。

而在更多的路牌中间，在中国的这一百年间经历天翻地覆变化的时候，美国——这座世界文明突然出现的高峰，则在平静地延续着他们的历史。而他们所拥有的价值观或者文明，使这些围观者们，则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记录着远在东方的中国。

这些记录者中，就有《时代》周刊的背影，就有《纽约时报》的眼神，就有《纽约客》的文化注视，就有《新闻周刊》的报告中的只言片语。就有已退出历史舞台的《生活》杂志的中国影像……

美国人的主流媒体群所记述与想象的一百年间的中国，代表着某种文明对于另外一种文明的打量，甚至好奇。一部美国主流媒体群版本的中国百年现代历史，就这样无意中形成了。

这些媒体在中国的声名之大远超过中国人对它的了解。如《时代》周刊，这本号称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新闻杂志，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美国人所描述的“历史的基本草稿”。它巨大的被“神话”了的影响力与它所谓的 “《时代》好像是由一个人之手写出来给另一个人看的立场与记述”的风格，使这份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杂志，不仅成为美国人创立的价值观下描述世界历史的方式，甚至许多世界知名的新闻周刊，例如美国的《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德国的《镜报》甚至中国的一些著名杂志在封面设计、内部新闻的分类上都借鉴了《时代》的方式。”

但这本杂志对于中国人来说仍然很陌生与神秘。许多中国人只知道它的名字却很少有见到过这本杂志的全面目。这个悖论具体体现在一些知识分子或者学者或者一些可以真正接触到这本杂志的人所制造出来的假象。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无数次地听到《时代》所评选出的某人成为它的封面人物，从《参考消息》或者官方的新闻机构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让许多人对这本神秘的、陌生的英文杂志心生好奇。它是西方的官方新闻代言。这种可怕的价值观就这样在一部分中国读者的心目中诞生了，哪怕这是一本自由主义至上，甚至它的创办人卢斯或者历任的主编们所曾经持有的反华立场。虽然这一切在卢斯去世前数年，反华态度才开始有所转变。中美建交后，对华报道才变得比较充分、客观。

关于《时代》对于中国的报道的开始，许多人都把这归结于曾在中国游历过的卢斯的中国情结上，但我更愿意认为，这一切只在于《时代》作为一份世界级杂志的雄心与对中国的尊敬而进行的遥远的描写，而卢斯的中国情结恰好成为一个理由而已。精明的卢斯很早就发现了中国的重要，他在最早创刊的前三期就开始零散地介绍中国。虽然只有几百字或更少的介绍，但系着辫子的中国，走向共和的中华民国，仍然被他们快速地介绍给美国。中国就这样偶然地出?在了这份杂志上。一位资深的媒体研究者称，“在早期，《时代》对中国的报道涉及到政治层面的比较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中国开始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时代》也相应加大对中国报道的力度，同时也拓宽了报道的范围，把中国的文化、体育、教育、经济等多个层面的东西介绍给世界。”

《时代》杂志告诉世界的中国是这样的：他们刊登了至少500万字关于中国的报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蒋介石、宋美龄等50多位中国人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而更老牌的《纽约时报》对于中国报道的介入，则可以延伸至晚清。这家自19世纪中期创刊，历经150余年仍踞美国乃至西方主流媒体的领袖地位的老牌报纸。至少在1854年，就有文电从晚清的北京传送至遥远的纽约，而晚清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神秘封闭的东方老大沦为“东亚病夫”，帝制遭遇千年未遇之质疑，士大夫政治没落，积弱之国，以及西洋初遇中华时的碰撞，都在遭遇前所未有之变。《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即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这种跨越百年的文献式的报道方式，令人惊叹。而由《纽约时报》的晚清变局之报道集《晚清的帝国》，在中国出版后，更是以其独具一格的报道模式与视角，而被评价为“这是力图以时报原始资料重现一个世界大国之编年史的伟大尝试”。而这家报纸至少自晚清至今，刊发了关于中国方面的报道达数千篇，近百万字。这种独特的美国主流报刊群对美国主流社会形成美式“中国观”的影响线索进行了实证的探索。这些媒体对于中国的关注与《时代》上的中国，相映成章，一个即时性的甚至带有美国式的中国观就此形成。而他们这种连续性的报道，则间接地撰写了一本独特的美国史观的中国的现代史。

序章：围观者记录的中国时间(2)

另一本虽然已走入历史的美国《生活》杂志，则用影像记录了他们认识的中国。那些他们理解的中国人的肖像，拂去历史的尘埃，仍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的中国表情，带着初次面向世界的生涩与腼腆。这些美国主流媒体所描述的中国，代表着美国人对于中国自晚清以来的观察，以及认识。

这份报纸对于中国的某种关切，更多的时候在于他们试图找到了解中国人的方法。而他们在自己的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的报纸中关于美国观察中国的方式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中国不是一块‘禁地’，在空中已有间谍卫星的年代，已经没有‘禁区’”。中国领土的总面积比美国50个州的总面积稍大，在美国侦察卫星的镜头下，中国的一切暴露无遗。然而在世界上众多的国家中，数中国最为神秘，其神秘令世界好奇。……

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个很容易理解，另一个则让人吃惊。第一个答案是美国对中国了解并不多，因为中国非常神秘，从而掩盖了一些事实，让人捉摸不透。另一个让人吃惊的答案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除了有可能比不上苏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

一个在中国研究了20多年中国问题的专家说：“‘汉学’现在在美国非常流行，现在美国有10个比较大的和50个比较小的学术中心在研究中国，约有5000万美元的私人捐款最近用于这方面的研究。”

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已成为美国政策演变中不可缺少的基础。为了取得必要的资料，做出现实的分析，美国政府和学术界的专家们都在利用大量各种各样的公开和非公开资料。美国最大的领事馆位于中国香港，在那里有一个翻译组，收集和分析大量的中国期刊，有些期刊还是从偏远的地方偷运出来的。北京的电台广播以及其他一些内部电台的广播，都在美国设在中国周边的先进侦听设备的监听之下。无人驾驶飞机、高空飞行的U—2飞机和卫星照相记录下公路、铁路、钢铁厂、油井、核工厂、导弹射击场和军队的行动。他们很早就预报了中国3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这种围观者的心态在《时代》杂志以及后来的《新闻周刊》的字里行间弥漫，到处都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世界，有关中国的信息量如此之大，以致政府和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去梳理和鉴别这些资料。

这就是他们分析出来的中国的方式。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分析方法包括认真阅读中国的报刊，主要是两报一刊，他们会从上面领导人的排位来分析出领导人的地位以及政治动向。他们甚至会认真地分析一些中国人甚至也不为意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字眼，或者公报中的部分说法，这些美国人就从与我们一起所看到的报刊与宣传中，推断一个他们所要认识的中国。比如他们会从报刊上毛泽东的出现次数来判定他是否得病了，而数个关于毛生病的不实的推测就在这些报刊上出现。以至于中国与西方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互动，一旦有这样的猜测出现，中国方面必然会安排这位领导人在公众中出现一次，比如让毛接见一位无足轻重的来访者，而邓小平的复出也是如此，他在被打倒的一年后，突然出现在了一次宴请中。这些就是美国人描述的中国政治，以及他们认为的中国故事。

而现在，美国人了解中国显然比以前容易多了，互联网打开了这扇窗户。现在的问题是，关于中国人的信息浩如烟海，突然扑面而来，这反而增加了他们寻找有效信息的困难。因为更重要的信息与情报被淹没了，他们必须要找到相匹配的方法。

但显然，我们仍然可以从这几家主流的美国媒体上看到仍然是误解或者可以卖出大价钱的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这使中国读者非常不能理解，甚至部分地导致了他们对这些媒体的不信任。奥运期间的CNN，就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标靶。但形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则在于“那些编辑和选取这些新闻的人只不过是服从于他们这个行业里的市场原则，越负面，越有人看：爆炸性新闻是最有市场的：好消息等于没有消息。”“很多中国城市居民对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感到比较满意，不会成为帮助报纸热销的头条新闻。”这个由美国著名学者罗德所讲述的关于西方的媒体对于中国的想象与报道模式，代表着美国主流媒体的基本价值观。一切首先得是卖点，然后才是政治的平衡。

序章：围观者记录的中国时间(3)

从一本或者更多的美国报刊里发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自我优越感，以及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嘲讽或者居高临下的偏见，在《纽约时报》、《时代》《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生活》的字句里，俯拾皆是。他们描述中国的态度带着冷战时代的政治见解，甚至误解。

这些媒体在20世纪60年代的语辞充满着意识形态气质。大部分的描述除了让现代中国人充满好奇与神秘甚至新鲜之外，更多的部分则是一些误读，他们大量的美国式隔山炮般的解读，使这些描述的准确性充满着想当然的结果。甚至把一些他们不熟悉的人的故事加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们会用大量的形容词来表达他们对于某个人的情绪性的描写。而这种方法也体现在《时代》、《纽约时报》等报刊上，即使他们的记者还不能常住中国的时候，也大致如是，这使他们某一时期的报道看上去令人吃惊，如此明显的错误甚至猜测会出现在这些以独立报道闻名的报刊上。而这些错误多次被他们所报道的中国人诟病，甚至怀疑他们的真实意愿。这种报道的不专业违背着基本的《时代》价值观，或者《纽约时报》的独立性。事实上，对于《时代》杂志的卢斯来说，价值观在他喜欢中国的蒋先生或者台湾的时候，就开始有失公允了。这使我们对于任何可能坚决地持有公平的价值观的写作略带着有些绝望的心情。

当我看到一些将自己定位为中国的《时代》或者中国的《新闻周刊》、《纽约客》的媒体的时候，这种盲目的比拟，让我在看完这将近百年间的记录时，略有些遗憾。甚至我认为，在做任何一本杂志的时候，或者一份报纸的时候，所持有的绝对公平都只是一种愿望，而以《纽约时报》、《时代》、《华盛顿邮报》为首的美国报刊群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使用着美国式的误读方式来表现中国，这些才是值得中国人警惕的地方

世界如何认识中国与中国如何了解世界是同一个命题。《参考消息》代表着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渴望，而这份报纸在当时的中国只有某些级别以上的人才可以阅读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份报纸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最权威、最客观的平台，而这份报纸则是由中国的官方通讯社创办。与包括《纽约时报》、《时代》、《华盛顿邮报》在内的西方媒体上的大量版面上对于中国人的想象式或者偏见式的报道不同，这份报纸完全清晰而客观地直言照录。尽管他们提供的全是西方的主要媒体的声音。但这些来自英语世界的媒体的偏见与他们的真知一样突出。

阅读《纽约时报》、《时代》、《生活》的过程是一种被他人的视角给提醒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旁观者的姿态的重要性，会意外地发现中国的另外的历史。他们描述的这种心态与姿势，无法复制，甚至有着令我们惊异的好奇。我们看到的与正在经历的事物原来在另外一个人的视野里是这样的，这使我不断产生阅读好奇与有趣的体验。我们看到的美国是什么，中国对于一个西方人，对于一个美国人竟然如此神秘、猜测，甚至敌意，以及根本言不及义的空想，天哪！历史在各地的描述如此不同，并且产生着可怕的分离感，另外一个人的感受竟然会与亲历者如此不同。历史的细节与描述方式的不同，正在产生着另外的结果。

回头看《纽约时报》的150年，《时代》周刊70年间的历史，发现时间宽阔。事物如此不太清晰，不太敢相信描述者的立场与价值观，但我们应当相信的是：一些人对于另外一些人的看法，一些事物在成长时的面貌。那些意识形态统治的60年代以及70年代；经济意识重归的80年代与90年代；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人又开始了赞美或者惊讶。当然更多的理性仍然在这些主流的美国报刊中偶然出现。民族意识、大国心态，以及资本主义的优越感，甚至偏见，尽可能公立的价值观，或者美国意识，或者更现实的心态，这些都出现在这些如此重要的报刊中。

这使我们发现，其实任何一家媒体都带着那个时代的体温或者呼吸，或者大蒜的味道，西红柿的鲜浆。而我们必须站在当年的立场与历史现场，去重视这些文字，也许他们除了参考消息外，还会传达另外一部分局外人的目光。

这可能就是这些美国人撰写的中国“旁观史”所带给中国的价值。在今天，我们想要通过这些文字，描述出中国在世界的视野里的样子，以及美国人或者西方的视野里的中国变革史。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文章提供了我们可以借鉴的历史，可以确认的自信，以及参考，这种变革通过美国人的视野呈现着新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代表了这些媒体对于中国的致敬与赞赏。

这就是那些所谓的美国主流媒体所撰写的关于中国的百年变革史的意义。尤其在当下的新中国建国6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此书犹如一本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正在述说着我们尚未发现的中国的秘密。

制造中国版《光荣与梦想》

这本书的起源简单，直接，甚至有着某种难以言明的偶然。

2000年的时候，我开始有意识地在图书馆里集中阅读美国的《时代》周刊与《新闻周刊》，这两本著名的杂志成为我要参与创办的一本新闻杂志的样本，研究它们，成为我的一个作业。那时候，我渴望从这些号称是杂志世界的某种标杆的样本中，找到新的杂志语言。

我相信，我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对于这个国家的表述与记录。在最初我接触到的2000年的《时代》杂志里，有着众多的关于中国的记录。那些记录呈现着一种对于中国理解的陌生感，显然这种美国式的中国观令我好奇。我开始一本本地倒着阅读可以接触到的所有旧的《时代》杂志。那些旧的故事组成了一个倒述的中国现代史。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利用更多的时间，在香港的一家著名的图书馆里，阅读到了那些旧杂志，我以自己有限的英文，查阅了《时代》关于中国的记录。自上世纪创刊至今，这本杂志至少有上千篇关于中国的记录。从孙中山的革命到民国的命运，蒋介石的兴起，毛领导的中共的步伐，宋美龄的美国演讲，建国后的局外人的视角，“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美国旁观者的记录，以及他们关心的中国与美国的外交运势……一个陌生的、连续的、属于美国人发现的中国，扑面而来。而这本杂志关于中国的文字至少有五百万字。

同样的发现，在另一本略迟于《时代》10年创刊的《新闻周刊》上。这本杂志对于中国的记录虽然没有那样系统，但它重磅式的独具一格的报道，以及对于中国政治的现实描述，仍然有着新的阅读感受。这两本杂志所描述的中国正在发生或者已发生的历史，令人深为震憾。

我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在这两本杂志上呈现着被遮盖与误读的一面。同样的一件事，《时代》说着另外的话，并且报告着这件事的美国人的发现。而我看到的与他们描述的事情，竟然如此不同。同一件事的中国报道与美国说法，开始呈现着事物的多面性，而后一种给我的震荡尤其巨大。这种发现，在我接触到《纽约时报》的时候，则给了我另外的感受。这个创刊150多年的报纸，几乎连续不断地刊载各种关于中国的新闻1000多篇，文字达到近600多万字。而学者郑绪源先生编就的《帝国的回忆》，则是这份世界上影响巨大的新闻纸上的一个简要的历史现场重现。

美国的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事实上几乎就是一个群体的围观行为。较早的与《时代》同属一家公司，并早已倒闭的《生活》杂志，则用影像记录着中国。据我的不完全统计，这本杂志上刊发的各种关于中国的报道与图片至少有1000多幅。《纽约客》与更著名的《华盛顿邮报》也在不同的时期加入到对于中国的记录中。这些发现开拓了我对于中国的认知，至少这些美国的新闻报刊群对于中国的描述，给我带来巨大的震憾。他们发现的中国竟然是这样的。

对于正在开放的中国人，以及渴望得到世界认知的中国，同样渴望看到世界对于中国的发现，尤其是美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即使这种看法带着偏见或者误读。美国式的中国历史，对于正在行进的中国，至少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消息》式的报告。

我想知道美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记录方式，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如何围观中国的方法，也许，我们需要一本原始的，没有任何修饰的美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记录方式，不管这是一种偏见还是洞见，不管是一种真知还是误读。

这是我编这本书的一个基本动力。

从2001年6月开始，我想通过对于美国的这几家主流报刊的报道，编选一部由美国媒体撰写的中国现代史的著作，力图以这几家媒体群的原始资料重现一个世界大国之编年史的尝试。期望寻找到这些主流媒体群对华报道对美国主流社会形成美式“中国观”的影响线索以及他们对中国的记录方式。当时的考量基于中国缺少一部西方人撰写的中国现代史。著名史学家史景迁以及更多的包括将历史写得生动的黄仁宇等撰写的书，已成为某一部分西方汉学家的发现，但那些发现仍然代表着某种学者的想象，和从中国旧书中发现的读后感而已。再者，富强自信起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在意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发现与意见。但国内可以出版的这些西方关于中国的研究，或者媒体对中国的记录，大多止于20世纪30年代以前，更新的关于1949年后的中国，以及那些真正影响到中国进程的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毛泽东、邓小平们所连接起来的历史，则成为一片空白。尤其是对于建国60周年，以及“五四运动”90周年的中国来说，这样一部文献则显得尤为重要。

但最初只是一个简要的搜集这六家美国报刊群上的资料为主的编年史体的报道集的基本设想，到最后形成这个达百万字规模的经过重新写作的长篇中国现代史记，则经历了非凡的艰难与卓绝的痛苦工作。本书自零一年九月开工，最先拟从《时代》入手，但这本杂志由于漫长的历史绵延，搜集资料的工作相当困难，相当多期的杂志找不到出处，一些著名的文章找到了标题但却寻找不到文章。而更多的年份则由于我们的能力所限而使这些资料的搜寻工作相当艰难。而《时代》周刊关于中国记忆的报道，则显得明显失之于单一，许多未能发现的资料，我们从更早关注中国的《纽约时报》上找到了出处与精彩的记录。这个发现鼓舞了我们，以事件为主的编写体例最早确定下来，而围绕着事件，从包括其他更多的媒体上相同的主题里找到了立场与佐证，使我们在编译的时候，有着更新的发现与好奇。

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生活》杂志与《纽约客》等美国主流报刊群为主，进行的观察中国的方式，成为这本书的一个基本模板。

这种体例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描述视野宽阔宏大，事件呈现着这些主流媒体群的多重发现与基本公正的立场。但困难在于，我们给自己增加了难以想象的难度。最大的难题在于寻找到这六本报刊的基本上的全体关于中国的文章。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一个由这样一个想法牵引起来的遍布中美各地的编译群成了一个新鲜的网络。这个网络第一年加入了六个人，第二年，随着工作的深入，又增加到了十二个人，最后到零四年的时候，已达致了二十五个人。而原本拟于三年内结束的工作，延至零七年，才完成了一个基本的初编工作。以七十年间发生在中国的事件与年代为体例，我们编译了共六百万字的关于中国的文章。

那些粗糙的英文字母编译成的汉字，呈现着一份关于中国七十年间的真实报道，那些报道最初的模样几乎是在记述着一个陌生的中国，这个中国存在于美国这些主流报刊群的浩如烟海的英文字母的世界里。现在我们把它们捞起来了，这些资料呈现着别样的吸引力。这个中国神秘，生动，充满活力，秘密，以及关于中国革命家的不同的记忆，这种阅读花去了我们大量的时间，有许多个深夜我们都在这种阅读里，被陌生的发现鼓舞着。

这本美国人撰写的中国史，对于正在快速前进的中国，则是多么重要的一部文献式的指路牌，或者参考消息式的中国现代史。但这样一部厚达六百万字的书，显然并不适于全文刊出，也不适于全面表达这个美国人发现的中国。面对这样一堆材料，我曾计划将这些报道按年份与日期，包括当时的错误，原文刊出，但显然这是一个偷懒的工作，同时由于大量的版权的问题，我们只好放弃，最后的结果是决定把这些资料，剪辑与编写成一本美国观的编年体的中国版《光荣与梦想》。但我们的初衷不是改变这些报道的原意，这本书应当是一部文献，是一本汇总以《纽约客》《新闻周刊》为主的美国一批精英媒体对于中国的旁观史。

仅仅为了阅读便利，我们没有直接选用原文，而是将这几家媒体的同类报道，用编年体的形式将其编写成为更加生动的文章。妥协的结果是一年一篇，并用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将他们编写成完整的文章，但没有加入自己的任何观点，同时在引用的时候，将文章作者的名字记录在上面。这本书的最后呈现出来的形态是一年一章，共七十章。建国前二十章，为前传，而后五十章，为后传。希图前后对接，阅读单纯。这是一个经过编译，经过编排，经过删节的中国现代史，仍然充满了中国式的编辑经验与编辑历程，但这种编辑代表了当下中国的进程，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仅供中国读者参考。

这本书是一个群体行为。我的朋友邹明先生、詹涓与许中云、吴海鹏在这中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参与了对于这本书的全面编写。这部始于七年前，最具有西方观点的中国现代史，延菪至此，在建国六十年之际出版，别具意味，也许这就是这本书自己必然的命运吧。

最后要向美国《纽约客》《时代》《新闻周刊》《生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刊表示真诚的谢意。因为他们的报道，才成就了这本书。

感谢我的出版方作家出版社，感谢我的编辑王宝生，感谢为这本书曾付出努力的李茹女士，还要谢谢那些给予这本书帮助的所有的朋友。

紫禁城宝藏南迁

从庞大的红色砖石建筑群——紫禁城巍峨的门楼到北平火车站，所有交通均被中断。刺刀上膛的军队沿路把守。在各个战略性中转站，备好水、水龙头、软管的队伍（自愿消防队）整装待发。他们所要应付的可能是暴乱、大游行甚至国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的确是一次国葬。一队队穿着破棉袄的苦力拉着吱嘎作响的两轮车和独轮车通宵达旦地奔跑在马路上，车上是高高堆起的大小箱子。第一天晚上，有3000只箱子被运走，第二天882个。中国满清帝王们250 年间聚敛的价值2000万美元的财宝，就这样被南迁到了南京和上海。

远在北方的爱新觉罗·溥仪，正思忖着何时能够重返故园。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一班人马也正在期待着春天的到来——届时道路解冻，他们就可以直驶北平，把爱新觉罗·溥仪扶上紫禁城的龙椅。

在那屋顶镶嵌着琉璃瓦的深宫大院里，爱新觉罗·溥仪降临人世。他是老谋深算的皇太后至爱的外孙，正是这位皇太后让他成为“大清”王室的继承人。1911年“大清“帝国灭亡之前，除趁义和团叛乱时抢劫紫禁城的英法士兵外，全世界涉足这片皇家禁区的白人不到20个。直至1911年，这里仍然汇聚着无数的奇珍异宝：黄金、绿玉、宝石、瓷器、古画和雕刻。这里是自印度莫卧儿帝国崩溃以来，世人所知的最大宝藏。

1911年后，爱新觉罗·溥仪获准偏安紫禁城一隅。1924年，冯玉祥将军把他赶出紫禁城，同时也把他赶进了日本人的怀抱。自“大清帝国”灭亡以来，溥仪所继承的财宝渐渐流失，这儿一个瓷瓶，那儿一个玉碗。但即使如此，幸存下来的宝贝仍足以让游客看得眼花缭乱、腰酸腿疼。

国民政府决定，如果溥仪春季重返老家，那么他的“老家”一定要空无一物。此外，财宝南迁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仓促重建的中国首都——南京一直对北平的豪华气派耿耿于怀。南京坐拥紫禁城的财宝之后，这座新城将增添合乎一个伟大首都的高贵。

痛失东三省，“少帅”掌权

中国也出现“新政”。华北的北平政府大换血，连政坛新贵、“少帅”张学良也出局了。主政者蒋介石委员长从华中赶来，手操生杀大权，威临北方。铁路线上一列列中国士兵尾随而至，他们领着军饷，装备着步枪、弹药甚至机关枪、轰炸机等先进装备。

委员长精明至极，并不想与日本开战，于是把无望而徒劳的任务交给了“少帅”张学良——结果他痛失热河。“总指挥列车”停靠距离北平90 英里的保定站——“新政”就是在这趟列车上隆重实施的。垂头丧气的张少帅要求辞去华北统帅的职位，但两天后委员长予以“拒绝”，令其颜面不失。同时，张少帅通电，其所欲所求只是为国献身，希望亲率所属中国军队抗击日寇。通电公布之后，张少帅搭乘三引擎豪华座机，从北平飞赴安全的上海公共租界，他打算马上乘船前往欧洲。至于热河和北平地区困境中的15万中国士兵的命运如何，他则无暇顾及。少帅以极具中国风格的方式通电逊位：

“痛失东三省（严格来讲是满洲里）后，学良竭诚补过，但今又失热河，使余深信不宜延续指挥重任。余上负政府督察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

过去数月，学良历经坎坷，加之时局突变，余若恋栈一日，当更为愧疚。倘余殒命，亦无益于政府，无益于时局。故请政府准免本兼各职，以示责罚，并另用贤能。”

张少帅那令人生畏、赫赫有名的父亲——大帅张作霖是将长期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历史人物之一。他白手起家，最初是人人鄙夷的苦力，后来则干起盗匪掳杀，最终成为满洲里的土皇帝。1926年攻陷北平后，张作霖实际上自立为帝王式的独裁者，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外国政府交往。张大帅喜欢喝老虎的热血，当春药之用。无疑，他是末世君主之一，治下是颓废无度的朝廷，只要他一说出“砍掉那小子（或女人）的头”（他也经常这么说），谁都会变得服服帖帖。

“少帅”张学良是张大帅的长子，他也沾染过诸如吸食鸦片之类的恶习。在日本（资助张作霖的国家），他实际上被视作王储，常常像威尔士亲王爱德华一样参观日本陆海军秋季演习。1928年，因专列遭炸弹袭击，张大帅遇难，“少帅”张学良深信，这种行径只有日本人干得出来。

父亲遇害后，张少帅痛定思痛，不愿维系张家王朝与日本心照不宣的联盟，故改弦易帜，投靠由“主席”，即现在的“委员长”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18个月前，日本终于毫不留情地把少帅赶出了满洲里。北平洛克菲勒医院根治了他的毒瘾，但为时已晚。日本得寸进尺，步步围逼，直至攻陷热河。“少帅”不得不离开中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日后不能重整旗鼓。年初传言，加拿大皇家银行和蒙特利尔银行收到了张少帅的存款，月息高达50万美元。

委员长的南京政权

蒋委员长仍然幽居在指挥厢中，没有进入北平，而是派心腹、最信任的助手何应钦出任北平市长，统辖华北。何应钦是一个先后参加过多次运动的老字辈，现任中国军政部长。何应钦立即调派中国军队赶往长城脚下。从濒临海岸的山海关到远在北平之西的内蒙古边境线，250英里的漫长地段，已陷于日军控制之下。

蒋委员长坐在指挥车里，随时都可以后撤。他浏览着来自东京的电文，日本外务省新闻发言人有如下一段话：“我军从山海关推进，60日内足以扫平整个华北，然后就会撤退，把华北交给最可靠的华人。”在日本看来，愿意向爱新觉罗·溥仪宣誓效忠的军阀就是“最可靠的华人”。溥仪做过皇帝，现在又成了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执政者。日本人把他称作“溥氏一世”，也许他将很快荣膺“溥皇一世”。

蒋委员长是个叱咤风云而又反复无常的人物，一定程度上他使中国走向了统一。自1926年起，他就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号人物。

蒋介石出身于盐税官世家，1911年他毕业于东京军事学院，回国时适逢辛亥革命爆发，蒋介石加入革命斗争。他于上海的革命军服役，隶属其良师益友陈其美麾下。到1923年，他已深受伟大的孙逸仙博士赏识。孙博士把他送到了莫斯科，他在那里获得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大量军火。蒋介石在1925年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在1926年7月发动北伐，这次军事行动成功地击败了当时控制中国北方的军阀，率领国民党统一全国，成为了“主席”。

1927年，“主席”抛弃前苏联盟友，转而致力于在中国消灭共产主义。除了曾在日本短期休养外，他一直生活在南京，只是在日本进攻上海危及南京时，他才逃离政府所在地。如今，南京政府已获得各大国的承认，各沿海省份包括大约半数的内陆省份都承认它的权威。

组成南京政府的各个部门不叫“苏维埃”，而叫“院”。如同在俄罗斯，所谓的“主席”（现为林森先生）和“行政院长”（现为汪精卫先生）都不太重要，国家实权集中于蒋委员长及其内兄、财政部长宋子文（“T．V．宋”更有知名度）手中。就地方局势而言，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天性使得全国各地军阀（如山东省著名军阀韩复榘）的独裁统治显得有章有序。

尽管能干的韩复榘随心所欲地处置山东省的财政收入，不让它们落入宋财长的口袋，可他还是把山东与各国以及国际联盟的外交关系交给了南京的外交部长罗文干——罗文干代表全中国撰写和接收外交文函。

然而，中国的大多数报刊最近都在猛批蒋委员长，斥之为懦夫和叛徒。其一，他不向英勇的上海19路军增派援军；其二，在外交政策上他不对日宣战，而是寄望国际联盟。稍后，媒体对委员长的态度略为好转，因为他有可能回心转意——尽管没有多少中国人会指望他抗日。备受国耻之辱的成千上万名学生高呼抗战，与同仇敌忾的儒雅先生们围坐在一起，群情激奋地讨论整个危局。

疲于奔命的蒋介石（1）

中国各地动荡不安，战火连绵。不过，这是一个地域广袤的国家，烧杀掳掠的中心地带相隔数百甚至数千英里。牢牢驾驭着中国这匹剽悍烈马的，就是蒋介石，他使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而又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走向了统一。

蒋介石通过一场大内战，从广州打到北平，征服了中国。对他来说，6场大叛乱还不至于令人惊慌失措。如果中国果真需要平乱，那么委员长将不得不分头应付60个方向，而不只是6个，因为就全中国来看，至少还有许多地头蛇似的“将领”在兴风作浪。在上海、广州、北平、汉口以及首都南京等大城市里，生活虽然艰难但还算安逸。皮肤黝黑的蒋委员长聪明过人，对于并不挑战中央权威的地方骚乱置之不理（他曾说，大多数骚乱还不如芝加哥的帮派火并有规模）。然而，蒋委员长遇到了一个令其心绪难宁的历史性时刻。

中国共产党的势力蒸蒸日上，他们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控制着南方的江西省及其附近地区大约2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这对蒋介石政权构成了真正的重大威胁。为发动一次“围剿”，他按照周密的计划买来步枪、机枪、野战炮、战斗机和各种弹药。为活捉共产党将领毛泽东、朱德或要他们的尸首，蒋介石分别悬赏10万和8万银元。30万大军开赴战场，准备在蒋委员长的亲自率领下围剿苏区，但他又突然在南昌召集所有将领和顾问开会。南昌位于江西省，是其战场指挥部，周围正是星罗棋布的苏区。蒋委员长宣布，他有可能紧急赶往另一个更危险的地区投入战斗，转而把整个剿共重任交付给助手刘峙将军。

尽管军事委员会成员们均清楚委员长已决定赶往何处，但他们还是一本正经地分析了各个叛乱中心：

一、内蒙古：这里是汤玉麟和刘桂棠两将军的血战疆场，有报道说察哈尔省东部已沦为废墟。但是，这难道不是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吗？南京军事委员会就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在德王手下的将领们为内蒙古人提升内蒙古之地位时，蒋委员长已圆满解决了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南京政府曾向内蒙古派出使节——使节准许内蒙古建立地方自治政府，但也争取到由南京代内蒙古执行外交政策的权力。由此，内蒙古之乱可视作“个人恩怨”。

二、新疆：一个既有不毛之地又有富饶绿洲的省份，远在南京3200多公里之外的大西北。狂怒的穆斯林人与被派来统治他们的装备较好的中国军队继续在那里展开激烈的游击战，新疆纸币已贬至面值的3%。但新疆脱离中国、加入苏联的危局似乎已经化解，这在部分程度上要归功于外交部长罗文干的英勇表现，他刚刚完成了出巡这片荒凉之地的“宣慰之使”。

罗先生报告说：“形势令人惊愕。试想近三年的时间里，我们与新疆之间的通商要道因形势动荡而中断，结果新疆的一切出口产品都流向了仅存的通道——苏联。”

新疆省主席蹲进了南京的一所监狱，罗先生斥之为“无故镇压”新疆穆斯林并在政治上向莫斯科摇尾乞怜。罗先生前往新疆时，蒋委员长还调派了随行士兵，新疆省主席正是被这些士兵逮住的。又传言新疆出现血案和叛乱，但鉴于该省极其偏远，蒋介石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认为完全有理由先放一放。

三、四川：四川离南京大约1600公里，那里出现###省主席刘湘的战乱。去年，刘湘打败自己的叔公、当时的省主席刘文辉，取而代之。中国人有时略带夸张地说：“四川20年来战乱不断。”“刘侄”在战乱中似乎已稳居上风，蒋介石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英明地决定：只要他能坐稳“刘叔”以前的位子，就由他去吧。

疲于奔命的蒋介石（2）

四、广州：广州是中国第四大城市和“革命圣地”，蒋委员长正是从这里跟着已故的伟大先行者孙逸仙博士——“中国的乔治·华盛顿”起步的。也正是从这里，蒋委员长挥师北伐，征服全中国——部分程度上得到了俄罗斯及受训于莫斯科的宣传员们的帮助，但也正是这些宣传员使其军旅走向纷争。高歌猛进之际，蒋委员长没太注意，苏维埃政权的种子已在他身后的中国土地上发芽、壮大。

过去几年来，南京政府曾向敌对的广州政府提供资助，而广州政府一边拿钱一边和蒋委员长的反对派们一唱一和——时而秘密，时而公开。广州的公然对抗演变为厉声怒呵，陈济棠将军领导下的广州政府通电南京，要求蒋委员长下野，而此前广州政府刚刚接受了南京意图收买它的一大笔资金。

五、福建：福建事变使蒋委员长遭受致命打击， 他不得不从江西的###运动中抽出身来，召集军事委员会。

11月，毗邻广州的福建省宣布“脱离”南京。大胆的福建叛乱势力竟然宣称他们而不是南京，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他们公然挑衅蒋委员长，宣布其军队将由蔡廷锴将军领导——他是英勇保卫上海的19路军著名指挥官。原19路军余部通过征募新兵恢复了元气，他们将在蔡将军的率领下继续战斗。更重要的是，福建新政府拥有华南政坛奇子陈友仁做其“智囊”。正是他对南京政府构成了潜在威胁，也正是他迫使蒋委员长匆忙召集军事委员会，并动员精锐之师，亲征讨闽。

坚强、热情、沉默寡言的陈友仁，他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南部的圣费尔南多镇，从小接受英国教育。最初跻身伦敦律师界，许多中国仇敌说他“不能说也不能写汉语”。

中国大多数政治人物的英语流利，陈友仁无需借用生硬的汉语口诛笔伐。已故的伟大先行者孙博士领导下的原广州政府曾聘用他为法律顾问，之后他的口诛笔伐为他在中国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1932年，陈先生与征服者蒋委员长翻脸，之后他的满腔怒火一发而不可收，斥责蒋委员长“封建思想”、“政治上不诚实”、“对日本屈膝投降”，是一个“将会搞垮国民党的没有灵魂的独裁者”。

蒋介石正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征服中国的，南京也仍然称作“国民政府”。陈友仁足智多谋的才能再次显现出来，广州政府不但要求委员长下野，还要求南京政府改组，让国民党发挥更大的治国作用。中国没有选举，国民党领导人都是白手起家的政治家——比如陈先生，威望就是权力。南京和北平的政治人物代表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福建和广州的政治人物则代表激进主义——即使不是也接近。福建事变和广州通电的真正意义在于，华南政治势力发起了新的攻势，以期摧毁他们所说的南京“宋家王朝”——这是南京政府的真正靠山。

蒋宋家天下

漂亮的三姊妹及其赫赫有名的兄弟构成了今日的宋家王朝。父亲宋嘉树（“老查理”）笃信基督教，天资聪慧，在中国为传教士们印刷了几百万册《圣经》，结果发了财。他曾把伟大的先行者、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孙逸仙博士潜藏家中，并予以资助，因此得以名垂青史。

长女宋蔼玲是本家族的预言家，她支持“老查理”急不可耐地把次女庆龄嫁给首任大总统孙逸仙。数年后，孙逸仙逝世，曾任其秘书的蒋介石征服了全中国。这时，宋蔼玲表示：“我宋家可大受其益。”尽管蒋介石是个已有妻室的佛教徒，而宋家皈依基督，但在蒋介石撇开原配、转而与小妹宋美龄结婚时，宋蔼玲还是同意了。宋蔼玲本人则嫁给了孔子的第75世孙孔祥熙博士，她的弟弟宋子文成为财政部长——其鼎鼎大名更以“T．V．宋”为各国政府所熟知。这样，仅仅一个家族的触须就分别伸向了中国伟大的首任大总统、今世的征服者、位高权重的财政部长以及中国先哲的75代孙。

宋家的温馨和睦不可能万世永固。陈友仁以其惯常的敏锐，选中了一个最佳时刻来攻击宋家王朝，即中国政府。

一个月前蒋委员长和内兄宋子文发生不快，结果宋先生辞去财长一职，委员长的姐夫孔祥熙继任。但在中国金融界，宋子文是无可替代的人物。孔博士和蔼可亲，德高望重，但没有妻子宋蔼玲精明。宋先生是唯一一位使中国实现预算平衡的财政部长，也是唯一一位曾经威慑骄奢淫逸的中国军阀们的财政部长。不幸的是，宋财长鼓动中国从日本手里夺回满洲国，借此使自己成为备受欢迎的人物。蒋介石清楚，他的军队如今还打不过日本，他也讨厌金融家干预政治。阴谋诡计和流言蜚语使宋蒋二人更为疏远。蒋委员长意识到自己不得不迎接福建和陈友仁的挑战时，宋先生实际上是在袖手旁观。

突然之间，7艘轮船满载精兵良将，出海平叛。上海宣布戒严，军列隆隆驶向福建陆战前线。委员长还从南京派出了几个航空队，战斗机雷鸣般划过天空，带给福建的不只是炸弹，还有传单：

“致19路军：

同志们！

速解散伪福建政府，否则南京政府将予以彻底消灭。

总司令蒋介石”

西藏故事：政治与宗教的暗中较量

1934年1月的一个夜晚，北平的夜空中，一弯纤弱的月亮慢慢地从天空升起落下，遮挡住土星和启明星，使它们反射出的暗红光芒不为人们所见。一些穿着黄袍的佛教徒正在北平年久失修的喇嘛庙内举行着典礼仪式。信徒们手转###，口诵佛家六字真言：啊、嘛、呢、叭、咪、吽。

三天之前，在北平西南大约1600公里，###喇嘛在布达拉宫以60岁的俗间年龄撒手人寰，去了极乐世界。布达拉宫是他在西藏拉萨的一座要塞式宫殿。死者是第13世转世佛主，西藏及许多地方的佛教圣地的绝对统治者，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那旺洛桑·丹增嘉措。

自从7世纪佛教徒从印度跨过喜玛拉雅地区奔腾汹涌的河流和暴风雪肆虐的高原进入西藏后，藏族人就开始接受他们的信仰－－喇嘛教。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被建立起来，具有等级制度和祷告仪式。

15世纪，经过教徒向黄教方向的转变以及宗教改革，喇嘛教根据需要形成了一套理论和仪规，确立两个在世人形活佛。一个是###喇嘛，当今西藏的统治者、布达拉宫的主人、全体西藏人的在世活祖、“宽大慈悲的活佛”；另一个是精神统治者班禅喇嘛，主持扎什伦布寺，称为“无量明佛”。

班禅喇嘛和###喇嘛的继任人是根据西藏等级制度来决定的。其中任何一个喇嘛死后，他的灵魂会立即寻找到一个安身之处，这就是一个藏族婴孩的躯体，不分其家庭地位高低，身份高贵还是贫贱。一些预兆将向神职人员和喇嘛们提示，哪一个孩子将是下一个在世活佛。在成为新的在世活佛之前，他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在经文寺院受训，他的家庭地位也将会立即得到提升，享受国家的特殊照顾。

关于###喇嘛，挑选的方法是将候选婴儿放在玩具等小饰物前，其中放有前世活佛的遗物，先摸到遗物的孩子就成为###喇嘛。然而，半个世纪以来，这种办法一直没有使用过。这次被选中的这个孩子叫那旺洛桑·丹增嘉措。

1893年就职后，这个###喇嘛就有别于其他人。他所有的前任都死得很神秘，并且很早。在西藏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也不足为奇，况且这里的医生一直按部就班地“用毒”。###喇嘛能有60岁的寿命，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几个世纪以来，拉萨一直被称作“禁城”，只有为数不多的执着的探险者和特使有机会拜访过此地。但是已故的###喇嘛，是一个具有现代品位的精神统治者。他头脑精明反映在他总喜欢用纤细的手指抚摸他的宠物－－一只小老虎的毛皮。早在年轻的时候，###喇嘛倾心于俄罗斯，俄罗斯长久以来一直梦想从北方向印度接近。1904年，当英国人弗朗西斯·爱德华·扬赫兹本德上校率领武装特遣队进入西藏时，###喇嘛率其“朝庭”逃到了蒙古，最后辗转到达了北平。

他在北平受到了冷遇，成了有名无实的西藏君主，这使他产生了不可消弥的反对中国的想法。他再次返回西藏，西藏此时已经对印度开放贸易。一时间，他的生活还算平静：睡着锦缎被褥，用金钵吃饭。1909年，中国人进入西藏，迫使###喇嘛再度逃亡。这次他逃向印度，在那里受到了礼遇。他卧薪尝胆，决意把中国人赶出西藏，让英国人在西藏建立影响。

因为西藏人相信“珠穆朗玛之众神”具有猜疑和复仇的精神，所以###喇嘛总是拒绝探险家们攀登世界最高峰的企图。1924年，一支远征队有13名攀登者死亡，###喇嘛认为“众神将有8年时间不得安宁”。去年春天，在克莱德斯代尔·布莱克·麦克因泰尔的飞机飞过珠穆朗玛峰后，西藏便经历了一个特别糟糕的夏天。近两个星期以来，就在他圆寂之前，###喇嘛还通知英国，必须放弃有关飞越或攀登珠峰的计划。

作为300万藏族人的绝对统治者，那旺洛桑·丹增嘉措的一举一动都在中国、俄国、英国的监视之下。

###喇嘛认为班禅喇嘛不能与他拥有同样的权力。1924年，一些西藏宗教界的掌权者同意###喇嘛同时占据两项职位，废黜了班禅喇嘛。此举令中国、蒙古和满洲感到震惊。那个个子不高、圆头圆脑、身材肥胖的班禅喇嘛被许多佛教徒奉若神灵。事实上，1931年的时候他在藏区外的影响极大，当###喇嘛乘坐他的第一辆汽车在拉萨兜风时，班禅喇嘛则正在满洲乘坐他那鲜黄色的火车包厢四处巡游，为中国团结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而游说。国民政府每年付给他48万美元，并封他为“保卫国家传播文化的伟大而开明的活佛”。

现在，这位身材肥胖的班禅喇嘛正在内蒙古活动。当###圆寂的消息传来，他立即动身前往北平，他的助手们希望他在北平宣布复位。同时，西藏的军队再次骚扰内地。班禅喇嘛的复位声明成为中国平息藏军，在西藏建立控制力量的一个极好机会。但是俄国和英国也同时在关注着西藏的局势。

内忧外患，国民政府酝酿财政对策

7月3日，在蒋介石总司令授意之下，中国的关税政策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日本没有占领北平获得的报酬。新的关税政策将极大地提高美国、英国和苏联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的关税税率，同时降低日本向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的关税税率。为了让这一切尽量发生得很平静，中国的审查员被命令去阻挠白人记者用电报发送这条新闻。

蒋介石关税政策的调整，不仅仅使日本比其他对华出口国赢得了巨大的优势，还因为关税急剧降低，以致中国的棉纺厂、造纸厂、酒厂、煤矿和鱼市老板宣布他们无法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同日本产品竞争，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各界人士的请愿书如潮水一般涌向蒋总司令，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都能收到怒气冲冲的电报。

来自中国海滨城市的报道说，日本的货船正在蜂拥而入，连船上的排水装置里都装满了货物，绝大多数日本在华的运输公司都额外租用了船只。中国的编辑面前堆着政府的命令，这些命令威胁说，政府将查禁任何“支持无知的商人的立场”的报纸。在一封电报通知中，蒋总司令愤怒地宣布说：“政府将不再容忍公众的无理态度。”

然而公众仍然抱着这种“无理态度”。蒋总司令于是在庐山牯岭镇的避暑官邸召开政府领导人秘密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多，其中之一是起草新的宪法。这个宪法将使中国总统（林森是现在的总统）摆脱有名无实的地位，赋予他完全的权利。这个决定预示着蒋介石将自己当总统，搬进南京那座崭新的花费10万美元的白屋（白色的墙壁，蓝色的瓦制屋顶）。傀儡总统林森还没有胆量想要占据这座官邸。

在会议开始前，长着一双猫头鹰似的眼睛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对会议内容缄口不谈，其他人纷纷仿效，只有孔夫子的后裔、抽着雪茄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除外。他在上海登机之前，突然觉得有必要对罗斯福总统的白银国有化政策进行评论。孔博士说：“我们也想实行白银国有化，但是，对中国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政府受到法外治权条约的制约。我们不想让价格飞涨，因为白银对我们的国家生活极其重要。”

孔博士指出，如果美国的白银国有化计划导致对这种金属的过度需求，中国将禁止白银出口。他使劲吸了一口烟，然后说：“中国应该准备立刻采取行动——实际上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有必要的话。”

总司令召集的会议上没有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一位政府发言人非常平静地称为“半个世纪以来，恐怕也是记忆中的中原地区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旱灾”。

来自中国心脏地带安徽省的官方报道说，现在有50万名农民几乎没有粮食和饮水，在苍黄的天空下同饥荒作斗争。几个星期以来，气温从来没有低于华氏100度，最高时达到120度。炎热烘烤着人们，使他们变得无精打采。

与此同时，中国南方的洪水也导致了饥荒。一场倾盆大雨使得河里形成了80米高的大浪，浊黄的浪花泡沫飞溅，咆哮着向下游奔涌。数以百计在河水里泡得肿胀的尸体又被冲进了大海。受灾地区的传教士总部发布的一条短讯说：“死亡人数难以估计。”

蒋介石的“新生活”和屠杀

在工业化城市上海，一个中国苦力若想赚到相当于7美元的钱，他得辛辛苦苦，节衣缩食地干上7年。去年，一项声势浩大、形式新颖的慈善之举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上海市极具魄力的市长吴铁成开始组织穷苦的中国人集体结婚，每对新人只需交付7美元的费用。

到目前为止，一个典型的中式婚礼需要为请司仪、举办仪式支付高昂的费用，同时还得为新郎新娘所有的朋友准备充足的食物。这一切往往会使新人背上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务。因此，当吴市长雇到一个气派的管乐队演奏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时，想借办婚礼赚钱的人个个恨得牙根直痒。

市政厅搭起了一座引人注目的婚礼圣坛，当然上面的照片不是上帝而是孙逸仙博士，人们称他为“中国革命之父”。如同列宁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地位一样，孙逸仙博士在中国人心中有同样神圣的地位。57对新人站在1200名来自各个阶层的亲友中间，似乎有些缺乏自信。他们每两对依次走上圣坛。吴市长鼓励着每一对新人，让他们对孙博士挂像三鞠躬，然后夫妻对拜两次，最后再向吴市长鞠一个躬。接着吴市长递给每个新郎一本用多种颜色墨水写就的结婚证明书，婚礼随之结束。

吴市长告诉那些蜂拥而至向他表示祝贺的朋友们说：“这只是上海在蒋介石总司令号召下所进行的革新的部分成果。从现在开始，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我都会组织这样的婚礼。筹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已经有31对新人报名参加下个月的婚礼。这些都是蒋总司令伟大的革新中国的‘新生活’运动的组成部分。”

而在中国西南腹地贵州省，群山连绵起伏，这里有世界上大部分的汞矿，这里的人们说一种叫“苗语”的少数民族语言。4月，蒋介石委员长在苗寨继续对共产党穷追猛打，让他们无处藏身，接着成百上千地进行屠杀——尽管他是位温和儒雅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徒。

委员长的美国轰炸机所过之处，片甲不留，令贵州的当地人又新奇，又惊恐。随着屠杀速度加快，每天死亡人数都在上升，从500人，2000人到5000人，在最后4天的屠杀中，一共死了7000中国人。委员长领导的南京政府毫不在乎地指出：“歼灭人数远远少于一个省死于饥荒的人数。这是对付共产党的唯一方法。”

在最近一次追击中屠杀7000名共产党后，蒋介石委员长在其贵阳指挥所正面迎战中国苏维埃武装的反击。在新闻发布中，委员长告诉大家，毛泽东现在没有固定的总部或住所，只能随着他的中国苏维埃政府在各省间流窜。此外，据说毛泽东病得很重，只能用担架抬着。

有了这些好消息，蒋委员长咂咂他的薄嘴唇，兴致勃勃地同“少帅”张学良一起饮茶。张学良这位头顶光环的中国青年，继承了其实力派军阀父亲的巨大家产，后者就是大名鼎鼎饮虎血、玩时髦女人的张作霖。

少帅陪委员长喝完茶，致意道贺之后，坐上他崭新的波音飞机，命令美国飞行员送他回云南府。半小时以后，他们飞到中国共产党部队控制的区域，飞机飞得又高又快，地面的射手拿它没有办法。突然，波音飞机开始劈啪作响，张少帅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如果他的飞机被迫降落，落到共产党手里，等待他的命运只有死亡。他的美国飞行员一边祈祷，一边长距离滑翔，子弹在机身附近呼啸而过。终于飞机恢复了悦耳的轰鸣声，倾斜、转弯、提升、穿入云霄，最终将张少帅安全地送到了汉口。

何应钦出卖了华北

日本继续觊觎中国的大门，威胁要吞并北平和华北港口天津。与此同时，天津美国商会会长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却说：“依我看，罗斯福政府的银元政策对美国在华利益的损害要甚于日本人。”

在上海，美国企业集团的坚实支柱，弗兰克·杰伊·雷文控制的“雷文股份”（经营银行、房地产和保险业务）开始贬值了，而在去年12月其价值估计还有7000万美元。雷文指责罗斯福总统人为提高银价的政策使他的美国东方银行破产了，这家银行的主顾大多是传教士、美国水兵和上海舞女。银子是中国的一切。“我破产了，但我们还在保护我们的债权人。”雷文先生说，“我在尽一切努力清偿公司债务。美国收购银子把中国的银元买光了，使信用冻结，商业瘫痪。”几个月来，中国政府百般恳求罗斯福总统停止抬高银价，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以死刑吓阻任何向国外走私此重要金属的人——在国外卖出“罗斯福价格”。早些时候，美国总统为中国所做的事是任命美国牧师纳尔逊·特拉斯勒·约翰逊为新任中国大使。

正当中国被白种人制造的银元危机而大伤元气的时候，在满州和华北的日本陆军指挥官却在向中国政府提出不可能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要应允就意味中国政府放弃华北。

细嫩滋润的中国国防部长何应钦在1933年上任时曾承诺保卫华北：“我们要收复热河和满洲里！”现在递到他手上的条款是：

1、撤离和“处罚”河北省（包括北平和天津）主席于学忠将军，过错是对日本人态度太强硬；

2、从河北撤离中国政府的军队，该省由日本可以接受的新主席的军队控制；

3、从河北撤走中国政府之国民党的所有分支机构。

拿美国打比方，这样的要求相当于东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罗斯福总统解散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民主党，任命日本傀儡做加州州长，并把美国军队撤到落基山脉以东。

日本在天津及天津周边大肆炫耀一番它的军队、坦克和轰炸机（让轰炸机从天津的外国租界低空隆隆飞过），随后中国便出现妥协迹象。日本人要求撤换的于主席被立即解职，其部队开往南方。接着，5辆满载北平政府军队的火车也被中国国防部部长何应钦调往南方。何部长出于慎重，严把口风，不让部队知道撤退原因，担心他们若知道了他对中国的背叛将有兵变。日本方面发回的电文援引何应钦私下对日本华北驻军参谋长酒井大佐的谈话：“我现在完全明白日本人想要什么，我希望他们明白我寻求和平解决的诚意。我相信他们会得到回报的，我不希望出现任何意外事件。”

许多中国人都认为国防部部长何应钦自己得到了日本人的现金回报。在中国的内战中，他曾公开收买敌方将领，公布他们倒戈的价码。然而，虽然何应钦以政府的名义明确地答应了日本人的所有要求，但是没有得到南京政府和老谋深算的中国独裁者，身材细瘦的蒋介石的确认。整个中国政府还保持着沉默。

日本驻华北参谋长酒井大佐有些不置可否地说，日本给中国政府执行这些要求的期限为6月20日，但可以给一定的宽限期限。“我们不想再多说什么，”酒井大佐最后冠冕堂皇地说，“我们只希望为东亚带来幸福。我相信中国人感激我们的真诚。如果他们不知感激，我们只能将中国人当成种族的败类。”

根据日本人这种偏颇的定义，中国将军商震就不是种族的败类。早前他被派来天津代替被解职的于将军。商将军一上任，立即对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梅津中将友好地打开了一瓶又一瓶上等的香槟酒，宾主高呼“为睦邻友好”而痛饮。

吴佩孚要重出江湖？

当北平的官员们还在对日本人奴颜卑膝时，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只是稍加威胁诱骗，就控制了几乎大半的北部中国。北京突然间危机四伏，而纷乱中渐渐凸现出一位戏剧性的人物：人称“儒将”的吴佩孚。

吴佩孚大帅，这位农民出身的土匪，统治大半个中国十年之久的大军阀，同时也是传统的儒家学者。他目光忧郁、下颌透着坚毅，瘦削的面颊满是胡须，曾被认为是孔子得意门生的后裔。10岁的时候，吴佩孚就能声情并茂地背诵古文名篇，他的诗作展示了东方人不寻常的天赋。他精通军事谋略、清正廉洁、勇敢无畏、热爱自己的国家……吴佩孚的追随者自豪地称自己为“吴迷”。吴佩孚最喜欢烈酒、戏曲和纯金器皿。不善识人和自大是吴佩孚最致命的缺点，他自比拿破仑，甚至认为自己比拿破仑还要伟大。吴佩孚一度控制了整个中国北方，但是他的部下——“基督将军”冯玉祥背叛并推翻了他。吴佩孚只好退隐，在荒山孤庙中重又开始研修书法和诗词。不过，他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仍旧是一位大英雄。

一些传闻认为吴佩孚又来到北平，对这里的事情“指点江山”。但可以肯定的是，挡在前台的是吴佩孚格外信任的左膀右臂白坚武。让我们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出北平城的路上，中国政府被日本人赶得方寸大乱，匆忙中在北平西郊的车站里遗留下一辆装甲列车。事发前一天的夜里，在白坚武的带领下，大约60名中国人和朝鲜人，集合一些中国军队，穿着普通百姓的服装，带上武器，乘着这辆装甲车，向北平的旧城区出发。装甲车从北平城南开进10公里，来到永定门的豁口。但是指挥官白坚武缺乏明确的行动计划，他进攻的目标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政府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在北平保留的仅有的维持治安的卫戍部队。

白坚武的装甲车开到永定门便开始射击。显然，这是一起与城里呼应早有预谋的行动。但是，白坚武的计划落空了。北平驻军得到警报，迅速占领永定门，用沙袋堵住豁口，并开枪反击。装甲车徒然地在黑夜中轰鸣，被迫停下来。午夜之后，装甲车的每个窗口都被布置上枪手猛烈开火，开始反扑。这一次守军装备了迫击炮和机关枪，顽强回击。 幸运的是，除了一个中国苦力不幸被迫击炮弹击中外没有人中弹，装甲车再次撤退。大约在拂晓时分和早晨7:40左右，装备了3英寸炮的装甲车又先后两次冲向北平城，北平始终岿然不动，装甲车也只好沿着铁路灰溜溜地撤退。

虽然这件事情做得愚蠢不堪而且太自不量力，却足以惊动全中国。到处流传着吴大帅被激怒，准备将日本人从华北赶出去的传言。值得注意的是，一向对冲突事件感兴趣的日本指挥官拒绝对这一事件做出评论，他们认为这只是中国军队的一次“小骚乱”。

蒋介石西退，汪精卫复用（1）

当面色红润的中国总理汪精卫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提出辞职时，便有记者指出他是出于政治目的装病。这使得汪先生非常气愤地声明：“我真的是病了！”

没几天，“诚实的”汪先生从病榻上站起来，收回了他的辞呈，而且从青岛经过800多公里的行程到达南京。在那里，汪总理和蒋介石总司令达成共识，他们将继续密切合作，维持一个亲日的中国政府。

没人注意7艘日本炮艇沿着水流湍急、挟泥带沙的扬子江驶向有中国“芝加哥”之称的大城市汉口，并开始了猛烈的炮火轰击。同时，在中国的南方，10艘日本驱逐舰驶进汕头。

日本炮舰之所以选择汉口，是因为在日本从中国攫取满州4周年之际，汉口和武昌的军营挂起了“还我河山”的横幅。日本炮舰上高傲的指挥官认为这“构成了不可容忍的反日宣传，日本帝国政府要求惩戒肇事的中国人。”

日本人宣称更不可容忍的是他们发现中国士兵在射击场上拿日本国旗和穿着日本士兵服装的假人做靶子。

汕头事件起因于一位中国海关主管不能容忍日本的走私者，他们走私数额太大，以至汕头的大米关税从每月40万美元下降到12000美元。这位主管大胆地查收了大量从日本和朝鲜走私的货物，包括大米、豆饼、豆油、棉制品、糖和水泥。早些时候，10艘日本驱逐舰轰隆隆开进汕头，并每天晚上打开探照灯大肆操练，舰队指挥官要求将走私货物还给日本走私者，并且从此以后这类商品在汕头全部免征关税。

在威慑之下，汉口和汕头的当地政府被迫同意日本人的要求，而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在中国几年来的两难境地中苦熬苦撑。他们或者宁为玉碎，不惜流血牺牲进行自杀式的武装抵抗；或者委曲求全，成为令日本政府完全满意的中国政府。

然而蒋介石委员长雄心犹在，他要努力使没有受到日本直接威胁的华中地区得到改善和巩固。南京以南大约480公里的地方是江西省的要塞城市南昌，他在那里建造了远东最大的战斗机基地。现在，这个中国空军基地正在向西转移到2000多公里外的成都市，它坐落于交通极其不发达的四川省。蒋委员长此举很像苏联斯大林将战略基地建在乌拉尔山脉之外，让任何欧洲力量都攻击不到。四川省四面环山，不通铁路，蒋委员长的朋友们说四川将被建设成一个“强大的、自足的战略要地”。这个省面积比法国大，人口也比法国多，而且离日本十分遥远，它的最西端距印度只有160多公里。

既然委员长忙于比同日本人作战更切实际的事务，南京政府不得不推出一位日本人认为亲日的总理，他就是中国著名的汪精卫先生。当他自己也不能再忍受这种令人生厌的角色而托病（他确实有病）辞职的时候，日本政府却向蒋委员长施加压力，迫使汪先生在一夜之间病体康复，继续任总理之职。

汪总理和他的内阁成员们看上去像是一群胆小怕事的政客。当华北的中国军队在日本的机关枪下纷纷倒下的时候，他们却在用香槟和美言款待日本大使。他们最大的成就就是还没有被迫在外交上正式承认日本在中国北部割据的伪满州国傀儡政府。

现在最令人注目的是中国北部的未沦陷地区。在意大利分散了全世界的注意力之时，日本很可能就要夺走华北了。6月日本就着手削弱长城以内的这块地区的政权，要求废除当地的政府——北平政务委员会。南京政府不能拒绝，但汪总理以及内阁屈服之迅速竟引起驻北平的日本武官的疑惑：“对于废除政委会，我并不感到遗憾，但中国人做得太突然了，事先没有同我们商量。这不太友好。而且，显然他们并没有决定由谁来代替政委会同日本皇军谈判。”

蒋介石西退，汪精卫复用（2）

中国如此政务混乱，局势难料，使日本人整个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尤其是日本作战部队在东京的最高指挥部里也在同时酝酿着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具体表现为日本温和派陆军大臣林铣十郎的一位幕僚遭到暗杀，一位更加好战的新任陆军大臣川岛义之走马上任。

此前天皇的发言人，日本驻上海武官矶谷廉介将军这样讲：“我希望中国人自己做出所有必要的变革，建立一个稳定的中国政府，推举一位负责任的领袖，日本可以和他商谈……我们相信最终中国的4亿民众会起来推翻现在这个自私的政权……当然一旦出现危机，日本已经完全准备好介入，并做出必要的牺牲，以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只有两种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委员长立即进行政策的根本调整，或者华北五省必须完全脱离南京政府，建立独立的机构。”

日本军方的这一声明与日本侵占满州，建立傀儡满州帝国时的论调如出一辙。今天南京政府对日本已经是百依百顺，若想仍然保持任何意义的中国政府，再做妥协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在日本武装推进前的这段时间里，越来越多的中国投机政客想乘机抢占华北的地方官位。在这群可怜虫中，日本的宠儿是前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将军。去年春天，当宋将军威胁要率部抵抗日军时被南京免职，此举使他突变成为完全的亲日派，并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平津卫戍区司令。一位日本高级官员诡秘地笑着说：“我们准备让宋将军有一切理由保持友好。”

上海的《中国时报》早些时候把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冲突比做上次世界大战，那一次日本借机强加给中国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中国时报》警告其中国读者此番日本只会变本加厉，然后以形象的语言沉痛地写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中国目前正把空军撤到西部，使中国东部面对日本更无还手之力。这期间蒋委员长做出一项最重大的决定，赶走了大名鼎鼎的约翰·汉密尔顿·朱厄特上校及其周围一小群敬业的美国战斗机专家，正是他们使中国能够在南昌建起全天候起降的大型空军基地。

朱厄特上校在杭州附近的航空学校培养了200多名中国顶尖战斗机飞行员。该校训练强度大，考试要求严，也因此得罪了许多将军和政客，因为他们那些想开飞机的公子们多被淘汰。今年朱厄特上校的合同到期时，蒋委员长没有续约，而是把空军交给了本国官员和罗马来的斯文的洛尔迪将军手下的意大利专家。

这番交替是贝尼托·墨索里尼几年来努力的结果。1934年，这位意国“领袖”为讨好蒋委员长向他的政府派来一位大使——随后日本、英国、美国和德国才依样行事。最近蒋委员长接受了独裁者墨索里尼赠送的一架轰炸机。美国空军顾问“全遭清洗”，蒋的一些最好的朋友认为他做了致命的错误决定，断送了刚刚起步但成绩斐然的中国空军。

协议卖国，汪精卫遇刺

身着笔挺的卡其军服，没有金丝绶带和招眼的臂章，中国当代最好的陆军元帅、将军和地方长官汇聚南京。几乎所有中国要人都到了。此前，中国那位信奉卫理公会教的独裁者蒋介石委员长从未在身边召集这么多的军界精英。连中国军阀中的老牌大人物，身材魁梧、满脑子怪主意、永远出人不意的“基督徒元帅”冯玉祥也从其泰山附近的休闲地长途而来，愉快地宣布他“现在是虔诚的佛教徒”。

空气中弥漫着期待之情，国民党在今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也许能够正视中国和日本的现实。这个现实是推行亚洲合作的政策——即使幅员辽阔的中国几年内只是被日本牵线的风筝，也会使这个古老东方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

早几天，主战派站在国民党总部的台阶前与独裁者蒋介石、傀儡主席林森和总理汪精卫合影。在中国的政客中，汪精卫是最积极鼓吹“风筝说”外交政策的，而他不仅是总理，也兼外交部部长。

官方照相师钻到黑布后，其他中国摄影师纷纷按下快门。突然，一个相机中冒出一支手枪。砰、砰、砰！三发子弹击中汪总理的胳膊、脖子和腹部。汪总理倒下的同时，黑豹般敏捷的委员长和反应迅速的军人已经向刺客还击。

枪击中了目标，一位看门人和一位前司法部部长倒下了——他们的受伤都被归咎于行刺的刺客。其他人的子弹没有伤到人，灵巧的中国官员像兔子一样四处散开，而中国的军人们围住了受伤的汪。

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刺客姓孙，但他与南京政府已故的国父孙逸仙博士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刺客立即被打上共产党的标签。而几百万中国人都认为他是个爱国者，希望亲日的汪总理活不成，遗憾的是，他没有把亲日的首脑人物——委员长一并打死。

在上海，富裕的中国人没有什么爱国热情，他们只是焦急地观望着汪总理的病情。第二天谣传汪总理死了，引起上海交易所的大恐慌。金条——“唯一安全的东西”价格猛升，其他的一切都跌了。后来的消息又说汪总理的状况“良好”，金价又回落了。同一天，刺客因伤死亡。

南京政府及各地首脑于是做出姿态，表示他们没有受到汪精卫遇刺的影响，继续按照预定的计划召开国民党全会。他们回顾说，1931年南京的一群暴徒控制不住爱国主义的冲动，洗劫了中国外交部，因为即使是那时，政府在他们眼中也是亲日的。而从那以后，政府看来在亲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与此同时，北方的日本人正忙着收紧风筝线。在北平附近的非军事区，日本“浪人”的挑衅最近激起了民变，中国农民占领了两座城市。早些时候，中国当地行政长官商震将军在得到南京政府的授权后，坐下来与日本驻华北军代表多田将军达成了一项协定。根据商将军所述，“协定是，多田将军答应今后控制日本浪人的活动。他同意我将我的‘保安队’派到非军事区，那里原来是不能进入的，我们将赶走占领了城镇的叛乱农民，设立新的中国地方官员，他们将致力于中日友好。”

因为中国农村的“地方官员”就是那里的统治者，商将军作为南京政府代表，实际上是同意了把华北的大部分地区交给日本的傀儡来统治，他们将和所谓满洲国的所谓皇帝没什么区别。

“协定” 达成不到48小时，汪总理便倒在枪声中。

一些中国官员发表言论，认为中国也许最好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联合，而不是同日本帝国联合。毕竟布尔什维克充满了活力。南京政府的发言人谨慎地说：“中国还没有被迫在日本和俄国之间做出抉择，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中国也许必须做出这一决定性的选择。”

虽然汪总理是由于亲日遇刺，在几年前他也很可能由于亲俄而遇刺。在1928年，他还与莫斯科打得火热呢。苏联的黄金支持了中国的内战，帮助蒋介石建立起南京政府，蒋自己做了独裁者。本周，反应迅速的日本人对南京政府新近的亲俄言论万分恼怒，日本军国主义者扬言，一旦中国政府有转向莫斯科的实际迹象，天皇的军队将长驱直入，夺取中苏边境地区。

在中国总理被三颗子弹击中而卧床两天后，代理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博士突然宣布将中国使用多年的流通货币——银子“国有化”。中国人仍旧可以随便储藏黄金，但孔博士下令将银子收归政府银行，窝藏银子被定为叛国罪。中国人从来不信任纸币，这次中国政府颁布法令将纸币定为法定货币，不能兑换成金银。

日本占领天津机场，图谋华北“自治”

12月，日本军队没费任何力气就占领了中国北部极具战略意义的丰台火车站，距北京仅十几公里。日本军官通过慎重考虑后还是称之为“假战争”。月初，日军的另一次“战争游戏”轻而易举地掌握了中国北部的邮政系统和几处电话交换机。开始中国人还想乘机把车辆开出中国北部，但是日本人有强制性的命令：只有某种型号的汽车从中原开到中国北部后，才允许同样型号的汽车从北部开过黄河。

部分租借给泛美公司的天津机场，也被日本人控制，并开始被改装为军用机场——已经有两架日本战斗机在此落脚。从上海飞来的航班刚刚抵达，就被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包围，气急败坏的日本军官冲着不懂日语的美国驾驶员大喊大叫，对乘客推推搡搡，还威胁要逮捕他们，理由则是“要为我们天皇的飞机拍照”。

所幸在飞机上有一名会讲日语的美国记者，他警告这些日本人不要对西方人无礼。在百般劝阻下，日本军队才很不情愿地撤走。

当日本人的侵略一波接一波地长驱直入，在中国内陆城市北京、天津等地蔓延时，国民党主席蒋介石和中国政府总理汪精卫在首都南京也是终日担惊受怕。汪精卫还险些被暗杀，后在上海住院修养，现已完全恢复并回到南京，密谋暗杀他的人已经被发现。

本月，借助所谓的“自发的华北自治运动”，25个县要求成立自治政府，由与日本有亲戚关系的中国人殷汝耕管理。蒋介石在南京发布逮捕令，要求河北省省长尚晨（音译）逮捕殷汝耕。但是尚晨无能为力，所以自责不已，借由“在家中煤气中毒”请求离职。蒋介石从南京打电话命令河北省的实际操控人宋哲元担任“和解委员”，在北部执行南京政府的命令。这位高官精通运用微妙的手段化解矛盾，处理问题。

现在的宋哲元又被中国人怀疑为有意与日本人勾结建立“自治政府”。在大家都在等待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有所表示时，宋此时的一句话使大家稍感安心，他说：“我没有殷汝耕那么大的野心，我不会成为自治政府主席的。”

这句话同时也打消了日本人企图利用宋将军建立屈服于日本人的傀儡政府的希望。

自诩为“将军”的平庸人物殷汝耕竟然成了正处蒸蒸日上的日控华北“自治”政府的头儿。这种事态相当明显地告诉人们：日本人急需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人。

上周殷汝耕雇了一帮唯利是图的中国人，在日本军队的掩护下占领了天津的塘沽港。这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残忍的玩笑。如果闻名的中国“马歇尔”——吴佩孚也同流合污，将对民心造成更大的打击。而上个周末天津的来电宣称，伟大的“儒将”吴佩孚元帅决定结束在佛庙中8年的虔心修行，出山执掌华北大权。

如果这个消息确凿不虚，各派军阀将会在北平采取更灵活的新策略，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对付日本人，也是为了给自己争得政权而戎马转战。如今，中国学生的地位已经不像在吴佩孚管理学术界时那么举足轻重了，他们除了用笔在昂贵的白纸上空写一些标语之外没有多大力量。

与此同时，北平有5000名激进的男女学生举行了抗日示威。示威遭到了中国军警的镇压，100多人被打伤住进医院。被警察驱逐的人群中有一个青年挥动着他瘦弱的胳膊高呼“再打我几下！”。

由美国提供资金支持的著名大学——燕京大学的名誉校长，中国的著名学者卢采蔚（音）说：“如果事态继续发展，燕京大学就不得不关闭。我担心学生如果再继续举行抗日示威活动，警察很可能会向人群开枪。”

而在南京，由蒋介石总司令任总理的中国政府终日忙于同日本人进行外交谈判，尽可能减小损失。显然，华北的地方势力不会服从南京的命令而将库存的白银运往南京。一是日本不会答应未来的傀儡政府现在就耗光白银；二是华北的地方势力也希望保有这些白银，至于将来谁控制这一地区则与他们无关。

1936年:“梨核”之罪

正当最现代的中国思想家、哲学家，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博士在曼哈顿沃尔道夫·阿斯托利亚酒店出席旅美华人社团为其举办的宴会上，为中国日益出现的政治团结举杯庆祝之时，上海的一些勇敢人士将一只梨核投向行进中的日本“蓝衣队”，并因此冒犯了日本皇家海军的尊严。这使过去两个月中一系列严重“事件”达到了顶点。

在一小时之内，上海港的日本海军增加了100多人，并占领虹口国际区（租界地）并借口搜查嫌疑者，粗鲁地逮捕他们碰到的任何一个人。那个扔出梨核的午夜俱乐部的每个角落同时被日本军警、宪兵搜个遍，他们声称他们是在找那个“剩下的梨皮”。

这家中国人的午夜俱乐部的业主向日本人写出书面道歉书，但正值此时，日本驻上海特别海军（陆战队）指挥官近藤英次郎（音）宣称其战舰介入，同时，天皇在东京召见日本海军大臣永野修身，日本政府新闻发言人叫道：“……我们的愤怒是无止境的。”

蒋介石委员会长总是运气不错，事发时他本人在1000多公里外的广东，同样地，也没有对日本人立即做出反驳的举动和言论。

上帝，这真是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当中国内阁官员挤向飞机，去见他们蒋介石的时候，他们都这样叫喊着，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想说服蒋介石同他们一起飞回南京——他的首都。

日本驻华海军武官，日本在华海军最高指挥官佐藤修（音）向记者透露说，日本政府将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使其接受“某些亲善的条款”，而事实上这些条款比臭名昭著的1915年的中日“二十一条”还苛刻许多。根据第一条“亲善”条款，每一支同中国共产党作战的中国政府军队都必须配以相同数量的日本军队。根据第二条“亲善”条款，每一名中国政府官员，不论是防务部队，还是内务官僚，都必须配一名日本顾问。根据日本方面的第三条“亲善”条款，立即建立全面脱离中国政府的华北自治，一切由日本控制，但允许悬挂中国国旗。

当驻华日本海军少将被问及日本是否强迫蒋接受这最后通牒时，他冷冷地回答说：“这或许是唯一的途径，这也是我们军人首先想到的解决方案，如果哪个市民有较好的建议，欢迎提供。”

西安事变成功，蒋介石获释

老练的记者们用了这样一个词来形容西安事变——“不可思议”。从任何西方视角来看，“不可思议”的是东亚地区最有权势的人物竟为暴力所俘，46名卫兵悉数被杀；事变中他本人假牙丢失，在被囚禁的13天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诵读《圣经》；最后，他又突返南京，宣称惨遭绑架在部分程度是咎由自取；而绑架者之所以把他放走，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读了他1936年大约5万字的个人日记后，深受感动！而在东方人看来，这一切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不过是中国人在“保全面子”。

宋美龄立即飞赴西安，与之同行的还有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兄长宋子文、神秘莫测的澳大利亚“顾问”威廉·Ｈ·端纳。他们在西安下了飞机，当时浓雾笼罩，夜色朦胧，机场上众多士兵举起了数百个火把。机场上的士兵隶属名气稍逊的杨虎城将军。

概言之，绑架者张学良的数百人部队围困着被绑架者蒋介石，外围是杨将军的数千人部队－－他们也可被视作是操控了绑架案；再往外则是绑架者张学良的数千人主力部队以及火速赶来的南京政府国民革命军，同时南京政府的美式轰炸机也在空中虎视眈眈。

蒋夫人直奔沦为囚徒的丈夫，她用小包带来了一套新假牙——丈夫安上假牙后会舒适些。在中国尽人皆知的下一步就是，蒋委员长、蒋夫人和银行家宋子文共同向南京政府发出最为明确的命令，要求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率领下的讨逆军不得再向西安逼近，讨逆军接到命令后立即按兵不动。

无疑，赎救蒋介石的数百万现金是在西安达成的协议中敲定的，而且想来这是宋子文尽可能以非政府的方式操办而成。毕竟，他所努力营救的是自己的妹夫，况且宋氏家族在中国乃是首屈一指。协议既已达成，所有到场的达官显贵都飞赴洛阳－－显然，绑架者完全忘记了当初的崇高要求－－被绑架者要立即领导中国对日作战。

在洛阳，保全面子的好戏粉墨登场，也许还要持续好几周。可以说，绑架案中的蒋、张二人很难臂挽臂地同机赴宁，亦不宜身着华艳军服抵宁。委员长换上便装，先行一步；两个小时后，少帅穿着廉价的中国棉纺长袍，满心悔意地尾随而至。迎接委员长的有年迈的傀儡主席林森以及欢呼雀跃的20万南京市民。”

然后，有关各方开始对外公布长篇大论－－但显然是为妥善处理中国空前的重大绑架案而编造出来的。潇洒、机敏、胸怀大义的绑架者张学良宣称：“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恶。兹无颜随节来宁……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请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所有顾虑也……”

蒋介石则宣称：“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府准予免去本兼各职以明责任，定蒙钧察……如中正怀有任何私欲或做出任何危害国人福祉之行为， 则人人皆可视余为叛逆，甚至罚以枪决……若中正所言所行缺乏诚意，若中正怠于同志之革命理想，则手下将士皆可视余为敌，甚至罚以枪决……，学良君已早日纠余之错（绑架），危机未得迟滞，中正深信国民政府会宽宥处理……如中正在西安之时对君做任何承诺抑或签署任何文件，皆无异于中国民族之灾难……”

据认为，少帅可能携带巨资出国一段时间，并可能最终统率委员长手下的另一支中国军队。中国各地，人们对危机和平解决欣喜若狂，连不折不扣的戒酒人士、“基督将军”冯玉祥也宣称，这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时刻，“本人要痛饮一瓶，以贺委员长获释”。

到了南京，蒋介石与张学良在重兵保护之下，极其隐秘地进行了一次长谈，其话题被描述为“双方的个人利益”。绑架者和被绑架者竟然会有“私人利益”，这可以满足每个人的好奇心了，而且很快闹得沸沸扬扬。

政府圈子里传说，少帅将在独裁者之前接受某些中国法官和陪审员的审判，判决将是10年有期徒刑，但随后又予以完全赦免。在虚张声势中少帅被一名军警带到法庭－－警卫员像是在保护其安全而不是防止逃逸；这可谓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最古怪的审判，当事人坚定地揽过所有责任，请求施以最严重的惩罚。法庭程序只进行了大约90分钟，而法官和陪审员评议却耗费了几个小时，其间还不时向朋友们透露消息说，判决将是10年有期徒刑。随后，他们判决少帅10年有期徒刑，另加剥夺公权5年。少帅与唧唧呱呱说个不停的警卫员共同驱车来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的豪华别墅，环视周围的奢华，静候减刑。由于蒋介石的一位不太知名的兄弟63岁而终，他“不得不前去参加葬礼”，减刑姗姗来迟。少帅的朋友们怀疑此安排是故意的，断言少帅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而在南京，有关绑架的不同处理意见在相互角力。

一位名叫乔治·菲奇的德克萨斯公司驻西安管理人员来到南京后说，据他所知，事件中的主要当事人（蒋介石及其夫人、内弟宋子文、顾问端纳、张学良）借助哄骗杨?城将军的诡计才得以出城，本来杨将军的部队控制了绑架案。这种说法使整个事件更显扑朔迷离。

绑架案的原始形态就这样花样翻新地再次登台亮相，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主要现实是：中国走到一个关口，其领导人正考虑对日宣战，并且他们清楚，如果没有共产主义阵营的支持，任何中国领导人想赢得这场战争的部分胜利，也没有可能。共产主义阵营的支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共；二是苏联。

1937年的禁烟运动

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走私鸦片的船只主人来自英国、日本和挪威。据称，英国的一支远航队伍就有76艘船只；而来自日本的许多鸦片先走海路，再取道满洲国由陆路运往中国各地。1936年愚人节，鸦片生意成为中国政府专营行业，每月都有大约350万美元的鸦片执照税上交到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手中。

数年前蒋介石发起“禁烟”计划，但各地执行力度参差不齐，效果亦不大。大体说来，中国警察会逮捕那些明目张胆的吸毒者，然后送进类似监狱的“医院”；吸毒者接受的毒品剂量将逐渐减少，直至为零，最后其身体会被强行刺上一种标志，表示其毒瘾已被“治愈”。日后，如果他们再次因吸毒而被警方逮住，警方就有处决之特权，无需再次费心劳神。中国的许多城市，时不时会处决吸毒者，每次处决的人数有多有少－－这要看吸毒者的亲朋好友能否（用金钱）成功地说服警方枪下留人。

各地方政府宣布，从春节那天起，凡售卖、购买或者吸食鸦片者，一经捕获，即予处决。仅北京一地，就有10万人面临死刑，5000名刽子手已赶赴这座老城外的公决场，届时会使人头落地。

“世人也许会谴责我们滥杀吸毒者”，北京的一位高官开始其耸人听闻的讲话。结尾时他说，南京政府只是在尽力吓唬吓唬尽可能多的人。

“政府要有始有终。”魁梧的“基督将军”冯玉祥怒斥南京政府。他出身农民，而且现在仍然是农民之貌，一有机会就会取笑那些文质彬彬的政府官僚。此前，没有谁听说南京政府下令从春节开始，凡被抓到买卖和吸食鸦片者一律处决；从春节开始，也没有人因上述罪行而遭处决。这位信仰基督教的高级指挥官表示，这真是荒谬至极。他虔诚地信仰《旧约·全书》，要求政府大开杀戒，把已开始的行动进行到底。仅北平一地就有10万余名以上的吸毒者上了处决黑名单，冯将军挥舞着他那农民般的铁拳，咆哮道：“对任何吸食大烟者，均不容手软！我有一个侄子，抽过10年大烟，但年届62岁戒除。他人若有决心，亦定可做到。”

由于委员长兼行政院长蒋介石既不接电话、不阅信函，也不看电报，这位基督将军只能对下级官员们吹胡子瞪眼，他们曾怯生生地向他提议少杀些。冯将军大发雷霆几个小时后，北平警方带来一个冻得半僵的人，警方称他是在骑自行车时被逮住的，当时车上有60盎司毒品。当地的军事长官宋哲元将军亲自下令予以处决。这名死囚被戴上镣铐，在汽车的拖引下穿过北平大街，同时号手们吹得震天响，警察则对试图拍照的人大打出手。现场有一万人注视着冻得发僵的死囚被迫跪下，一个动作敏捷的士兵走过去，在后面把手枪枪口对准其后脑勺，只发一弹即令其毙命。

国共酝酿联合抗日

新春第一天中国人就神情忧郁，他们看到了国内德高望重的预言家们近乎一致的预言：他们的国家与日本将在1937年爆发“大战”。东京任命了一个军人内阁，该内阁进而控制了日本国会。日本新任首相林铣十郎对中国来讲，是个家喻户晓、人人痛恨的“越境者”。 1931年他的部队是从朝鲜越境入侵中国满洲里的第一批日本军队。现在，日本已把满洲里的大部分地区变成自己的附庸国－－满洲国。

而过去5年来中国出现了严密、流动、自封的“红色政权”，1931年在中国大片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政府，威逼南京的中国政府。自1934年以来，红色政权就一直被蒋介石“驱赶”或者说在“推进”。

25000里的长征之后， 红色政权一年多前移至中国偏远地区，从而使中共人员－－其中多数是农民作了些休整，多多少少算是在三大块区域内安顿下来，今天其总面积大约有20万平方里。

在苏联边境的另一边则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将军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远东军。1924年至1927年， 化名“加伦将军”的布柳赫尔同志还是蒋委员长的首席军事顾问，那时苏俄向蒋氏提供资金和弹药。但蒋总司令征服中国、公开抛弃共产主义后，红色将军加伦获准经由上海“逃跑”。他在上海顺利登船，悄悄回到莫斯科，在俄罗斯又为中国培养了许多红色将军，他是中国红色政权的老大哥。

西安事变有一个特写：被绑架者蒋介石请绑架者张学良阅读其过去一年中的日记。做成节略本的蒋介石日记分发到所有国民党委员手中，但严令他们保密。这似乎要向国民党证明－－正如此前向绑架者张学良所证明的那样：惨遭绑架的委员长绝非对日卖国求荣，其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一个真正的、勇敢的中国人。与此同时，蒋介石及其夫人首次向全世界发表联合广播电话，他用汉语，她则操着英语。除了使外人看到他们仍然为其著名的“新生活运动”（中国基督徒的一种清教主义形式）身体力行，很难再获得更多的讯息。

蒋夫人有一位不信奉基督教的姐姐－－孙逸仙夫人，即国民党创建人孙逸仙的###宋庆龄。国民党是依靠来自莫斯科的借款创建起来的，当初孙博士曾试图从别的地方筹款，但未能成功。1927年，务实的蒋介石突然与莫斯科断交。在新生活运动的背后，他所做的似乎就是召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讨论南京是否应在1937结束与苏联的争执，重新与之联合起来－－这会为中国抗日战争争取外援。

孙博士的###宋庆龄同时也是蒋介石的姻亲二姐，这些年来一直与莫斯科保持着关系。她厉声疾呼：“某些中国政治领导人沦为恐日症之牺牲品……目前，日本无力进行持久战，因为日本人民反战，其政治人士与军方亦生龃龉……日本技术上落后，数量上处于劣势，而决定性因素乃中国人民现已准备抗战到底！”

这还需拭目以待，因为南京政府仍在与靠近绑架案中心－－西安的中共领导人进行微妙的谈判。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西安的中共人士提出了1937年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正式的莫斯科论题：共产主义和民主“站在大道的这一侧”，而法西斯主义则“站在大道的另一边”。其用语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布劳德的话如出一辙。不久前，布劳德声称：“共产党宣布的是‘民主对法西斯主义’，而非‘共产主义对法西斯主义’，因为共产党人追求最广泛的民主。”

侵略前夕

从华北雪域荒原传来传教士的说法：蒙古游牧民族现已在察哈尔省建立了一个为日本所控制的新生自治国家，名为“蒙古国”，“与日本的附庸国－－满洲国相似” 。这片土地夹在满洲国与绥远省之间，与俄亥俄州面积大抵相当，首府设在化德。又一片中国领土，即使不是彻底也近乎是纳入了日本帝国的范畴。

在附近的中国绥远省，几个月前由于中国军队的抵抗，日本人的渗透被迫停止，但那里依然重现紧张气氛。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说得毫不含糊：“我等决不允许本省领土完整受到损害！”他动员和检阅绥远全军，追悼1936年击败蒙古部族战役中阵亡的中国士兵。除绥远对伪蒙大加挞伐之外，中国南京政府也随即表明了立场。国民党总裁、曾任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宣称：“南京全力支持绥远打击叛乱行径。”

蒙古国“独立运动”的主谋正是蒋介石的头号心腹大患、连升三级的德王。过去几个月来，他在日本的扶植下控制了蒙古。一位中国游客在蒙古呆了六个月后返回上海，他惊叹道：“世人竟然没有听说过这个新国家，我真是吃惊！”蒙古国建立起德王领导下的事实政府已有数月，同时还有一支约由一万名蒙古人和满洲国人组成的军队，它要受日本人的统率和指挥；政府各部首脑由蒙古人出任，但像满洲国的情形一样，都处于日本“顾问”的操控之下。

长久以来蒙古国就拥有自己的邮局，独自发行邮票供内部使用，寄往“国外”的信件则取道满洲国邮局；蒙古国甚至还挂起自己的国旗－－蓝地红黄白条旗。

过去几个月来，从子弹到飞机各种武器装备从满洲国源源不断地运来，有的飞机上还装饰着日本太阳旗标志，有的飞机上还带有德国的十字闪电图徽。蒙古国的所有坦克和飞机均由日本技术人员掌管。

在华新闻记者们猜测，上述军备旨在让日本人重新对绥远发动攻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必须首先攻克绥远，然后才能按计划沿毗邻俄罗斯的蒙古拉一道铁环。对于蒙古国云集坦克和战机，东京的解释却轻描淡写。最近，日本外务省的一名官员称：“蒙古人正积极防范###分子，准备发起自卫战。”但这位东京发言人所忽略的事实是：距离最近的中###队也远在600多公里之外；还有，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坚决###。

而在东京，精明而谨慎的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坐在床上，透露他正“患有失眠症”。实际上，他是在受到最高程度保护的情况下操持着帝国的艰难事务，他要防范那些一惯无所不为的日本超级军国主义者和狂热分子－－他们已总共杀害了3名日本首相。

这位聪明的首相具有充分的理由在日本深藏不露，采取一种幕后主政的策略，因为一切都还有赖于中国的独裁者现在是否准备拿他精良的美国舰船、意大利战斗机以及德国人训练的中国军团即所谓“蒋氏嫡系部队”不顾一切地对日开战。日本轰炸、入侵上海时，蒋介石曾命令他们全部按兵不动。

蒋介石仍然待在风光宜人的庐山牯岭胜地。南京政府办公室的新闻发言人宣布：“在必要的情况下，总司令会毫不犹豫地率军抗日。”中国人声称他们实际上已经从南京北进，朝近来开始出现冲突的北平靠拢，但这些说法并未得到证实。显然，即便嫡系部队受到调遣，他们也都停在了黄河以南。如果他们不想破釜沉舟，而蒋介石本人也不想表现得更像恺撒，那么，对近卫文磨亲王来说最好的策略无疑就是幕后主政。

日本首相深居简出的时候，本土各都知事应召赴东京参加一场重要的紧急秘密会议，朝鲜各都知事在汉城、台湾各都知事在台北聚集。日本政府首次担心中国政府可能就要动用战斗机了，一旦遭到轰炸日本公民将作何反应？ 陆军省次官加藤在极度不安的广播讲话中说：“如果情况恶化下去，整个国家都将成为战场……没什么可怕的。”显然，他是指中国的轰炸。

日本各都知事还从未像上述广播讲话一样被看得如此天真，但几位内阁大臣劝诫他们“要务必使人们的一言一行从容不迫，不失大国风范。”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对知事们说：“我无法向诸位保证中国的情况不会恶化。”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上将告诉他们，他正派遣战舰“巡视”中国主要海港、河口以及南至荷属印度群岛（译注：即今之印尼）、北至苏联西伯利亚海岸的广大地区。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指出“华人不法、背叛和挑衅的行为”，然后披露五年来日本内政部队首次被派往中国大陆。接着，他又喊出更为震撼人心的消息：“现在，中国空军部队已开始行动，各都知事务必动员当地居民做好充分的空防准备。！”

于是，幕后主政的近卫文磨亲王就由那些好战的内阁成员们替他发泄一番。极其好战的内政大臣马场瑛一（音）被选为向知事们宣读首相声明的人，尽管声明里含有“日本不仅为华北和平而且为整个东亚和平采取措施之职责”的豪言壮语，但与马场先生本人任何可能的讲话比起来，还是要温和?几度。

日本拥有大约1200架一线战斗机，中国大约有400架，日本首相很清楚中国政府对这些重要数字了如指掌。日本的机动化陆战装备先进无比，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坦克；日本火炮也占据优势，尽管在这方面中国还过得去。近700万日本平民在军队教员的指挥下接受义务军事训练，而中国没有受过训练的民兵预备役，其所谓“200 万士兵”多半是不伦不类的乌合之众，装备极差，日本拥有28万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士兵。但中国总的人力和自然资源要丰富许多，而日本显然有限。

卢沟桥事变（1）

战火首先在北平西南部郊区点燃，交战双方是演习中的日本军队和宋哲元将军率领下的中国军队。在富有历史意义的卢沟桥和北平周围的村庄之间，激战频频，措辞生动的公报称，他们“击退了妄图切断我驻军与南苑机场联系的鬼子，用手中的大刀把敌人赶跑了” 。在交火中两枚日本小型炮弹恰巧落在北平永定门内，但惊慌失措的农民还是源源不断地从乡村逃到这里来。

此时，日本军列即将抵达天津，而宋将军旗下的中国军队也同时同地行动起来。在同一个火车站里，人们可以看到这边铁轨上的火车里蹲坐着日本士兵，而那边铁轨上的火车里则蹲坐着中国士兵。日本列车自配工程师、乘务员和扳道工。

双方数回合的所谓“战役”看来不过是较大的“小冲突”而已，而战火间隙在天津等待的两国士兵倒让世人看到了双方的对峙。

诸如此类的举动对于那些对华北缺乏历史性洞察的西方人来讲，真是不可思议。1931至1934年间，日军拥立中国清王朝皇族的“合法继承人”为“满洲国皇帝”，即日本傀儡康德陛下；符合逻辑的下一步就是把这位满洲皇帝推上其祖先留在北平的龙椅。为策划这一阴谋，日本派大阴谋家、间谍土肥原贤二少将赴华，贿赂、策动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等五省“自治”，脱离中国其他地区。大约此时，一个大牙外露、倒人胃口，有着日本姻亲靠山的中国人殷汝耕，被日军推举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委员长”，下辖其所控制的邻近北平与天津的一小片战略区域。就绥远、山西、山东而言，土肥原先生一无所获，不大光彩地回到了日本。然而，他的阴谋还是有得逞之处－－中国出现了一个现有辖区包括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半自治政权，一位精明、富有才干但褒贬不一的将军－－宋哲元，领导着名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权力机构，正是他的军队手持大刀在偏僻的村庄奋勇杀敌，也正是他的军队闲荡在天津火车站。

宋哲元将军本人一周来都在忙着与香月清司中将“谈判”。实际上，这两个人所做的只是等着瞧，看宋将军的挂名上司－－南京政府是真的派遣“蒋氏嫡系部队”北上，真的要与日本开战，还是相反－－南京会容忍宋将军辖区建立“另一国”，也就是出现又一个日本傀儡政权－－也许其名字会是“华北国”。

香月称，宋将军既不是叛徒，也不是爱国人士，而是一个中国现实主义者。宋将军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蒋委员长不支持他，他就被置于香月将军的控制之下。据日方消息，宋将军为近来华北交战卑下地致歉，答应惩治所属部队参与战斗的中国军官；并坚持说，他一直在努力打压“反日情绪”。但所有这些有关宋将军的消息都是口头相传，中方对他向香月承诺或没承诺什么完全缄默不语。

宋香协议被称作“口头休战”，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休战”之时正值南京的信件检查员批准了美联社的这样一则电讯：“据可靠消息评估，中国中央政府并未真正为华北抗日进行军事部署。”

“在非华人军事专家们看来，中国的军事装备远未做好准备，其中许多部件甚至不相匹配，德国弹药无法装填进捷克斯洛伐克枪炮，法国子弹在英国步枪面前毫无用处，意大利训练的飞行员不会操作令其驾驶的美国飞机。”

卢沟桥事变（2）

“俄罗斯人或日本人训练的陆军军官，不理解本应在俄日本土应用的战术或战略。高级指挥部里人员之间相互猜忌，没有几位将军能够从两个以上部门协同作战的角度考虑问题。”

“具有长久在华经历的外国人也错误地认为，中国终于准备挑战日本，在河北开战了，而这种感觉在国外显然还相当普遍。”

在东京，更年轻、更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叫嚣大日本帝国应该先打败苏俄，反对所谓在莫斯科问题解决之前先对付南京的整套理论，认为这种理论在战略上和政治上都站不住脚。日本少壮派认为斯大林最终会支持蒋介石，希望结束那些折衷举措。但日本的自由主义者－－如首相，认为通过谈判巧妙地吞下几口中国蛋糕，更富有智慧。如果蒋委员长现在真要全力以赴地抗日，背后又有俄罗斯人呐喊助威，幕后主政的首相真的要沮丧了。他希望凭着自由主义的热情就足以使天皇的统治延伸到华北，不需过度的杀戮，且不致于很快令人心烦意乱。

蒋委员长终于被迫就当前的中日危机首次发表公开声明：“是否要让这些冲突导致日中之间爆发一场大战，日本必须做出决断。吾辈再若容忍丧失一寸国土，乃对本民族犯下不可饶恕之罪行！”

有报道说委员长已经命令中国的精锐部队（蒋的嫡系）向北出军，要把日军赶出北平地区。日本的飞行员还在寻找这批中国军队，他们沿着中国军队北上应走的铁路线向南飞了130多公里，并贸然轰炸了重要城市保定。为了进一步试探蒋介石，日本人迫使他在华北地区的下属指挥官宋哲元将军辞职，并让张自忠将军接任。张自忠将军是天津市的市长，日本方面能够接受他，而且据日本方面所知，他是“忠诚的”。日本试图在北平建立起中国傀儡政府，统治着相当于德克萨斯州大小的一片中国领土。日本驻军代表，乐观的今井武夫上校在逛了一圈北平后，叫道：“到处是太阳旗！北平城没有剩下一个中国兵。”日本《读卖新闻》补充说：“众多有前途的中国政治家涌入日本军队的特种服务团，即当日本人在华北组织‘另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们能够当上未来的内阁部长。”

日本人还兴致勃勃地说：“我想日本对华政策的立足点应该是使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回到他们原本属于的东方民族。” “如果中国按照共产党的思路办事，在东方制造麻烦，那就等于他们在自己削弱东方。我热切地希望中国人民快快觉醒，恢复东方民族的天性，与同样源于东方民族的日本人相互提携……日本不要中国的领土，只是想与中国合作。……如果我们是为了土地的话，整个华北地区早就被战无不胜的日本皇军占领了。”

对于日本的这种声明，内行们看出地道的阿道夫·希特勒色彩，并可以追溯到去年签定的共同防共的《德日条约》。

8月23日，日军登陆上海

9000名日本正规军据说已经在吴淞口登陆，吴淞口是距上海26公里外扬子江和黄浦江的交界处；在上海北站，每过几分钟就有军车到来，车上都挤满了从南京来的中国士兵；已经有3万中国精锐部队抵达上海或上海附近；消瘦的蔡廷锴将军也与晚间到达上海，他曾经在1932年率领英勇的19路军保卫上海，反击日寇；绥远省主席、圆脑袋的傅作义将军率领4000人仍然在抵抗日军进攻，固守南口关狭谷。

这些消息中没有几个是经过记者亲眼证实的。透过两家饭店的窗户，可以看见黄浦江平静的水面，江心停泊着一排外国军舰，其中很显眼的是日本老牌巡洋舰“出云号”，日军驻上海总司令、山猫眼的长古川清中将的舰船。新闻记者们还在讨论着他们得来的传闻，突然“出云号”上的防空炮轰鸣开火了。当时有人看了看表，正好是下午4：27分。

随即是炸弹落下的尖利呼啸和爆炸声，震碎了中国饭店的所有窗户和酒吧里的几乎所有酒杯。紧接着又一颗炮弹落下来，正落在对面街上的皇宫饭店。合众社的新闻记者约翰·R·莫里斯正站在皇宫饭店的前厅里。他写道：

“我越过翻倒的茶桌椅子和匍匐在地上寻求安全的客人，跑到靠近南京路一边的休息室。从震碎的玻璃窗向外望去，我能看见至少有50个人在人行道和马路上扭曲挣扎。三名外国人想从中国人的尸体上爬出去……”

“远处街道上，一个白种妇女蹲在南京路中央，正帮助她的女儿分娩，而天上不断传来死神的欢呼……救护人员扒开街上一个个流血的身体，挑出还有希望救活的。”

“在1英里外，另外几颗炮弹落在爱得华七世大街和西藏路交界处，这里是法国的租界区，坐落着“大世界”娱乐园。这里挤满了中国难民。一颗炮弹落在他们中间炸开，造成450人死亡，800人受伤。美国传教士弗兰克·罗林森博士、汽车销售员霍尼格斯伯格和他的俄国妻子正好经过这条街，他们三人都死了。普林斯顿大学讲师罗伯特·赖肖尔博士今年夏天在上海做导游，他是在皇宫饭店的前厅被炸断腿，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死去。同时死去的还有一个澳大利亚出生的美国酒吧女招待。”

小西奥多·罗斯福夫人没有受伤，但被亲眼所见的景象所震惊。她迅速地给蒋介石夫人发了一封抗议电报，早些时候她们还在一起用餐。”

威斯理安女子大学毕业的蒋夫人不仅是东方最具政治实力的人物之一，也是中国空军的特别保护人。据说购买每一架飞机都由她亲自首肯。她迅速地发了一封回电，为她的飞行员糟糕的射击技术辩解：

“由于两架诺氏飞机被炮弹击中，引起不幸的意外爆炸事件，对此没有人比我们更加悲痛……根据官方证实，两名飞行员都受了伤，（防空炮火）击中了炸弹架，引起炸弹滑落。两名受伤的飞行员现在都住在上海的医院。不可思议的是有人竟然相信中国故意轰炸国际租界。为何目的呢？”

如果是故意轰炸国际租界，许多老居民只能想到一个解释：根据条约日本是上海国际租界的成员之一，而租界在理论是由几个大国武力保护其中立性。在1932年日军对上海的围攻中，日本军舰从容地进攻中国上海，然后从容地退到国际租界寻求庇护，并把租界作为基地，公开地让日军登陆。中国现在比五年前强大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不会允许日本人继续玩这种伎俩。为了保护国际租界，前些时候在上海有了以下的战舰和部队：

1．美国海军上将亨利·欧文·亚内尔坐镇“奥古斯塔号”巡洋舰，这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旗舰，舰队还包括40艘过时的驱逐舰、辅助舰船和浅水炮舰；2.由1050人组成的美国第四海军陆战队； 3.英国海军中将查尔斯·里特尔爵士指挥的英国驻华中队；人组成的英国正规军，以及从香港紧急船运来的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的一个营；5.大约1000名皮肤土黄的法属印度###人和安南人士兵；6.意大利法西斯的小分队；7.上海志愿军团，一个主要由英美职员和白俄罗斯移民组成的步兵和骑兵混合旅。

周末的轰炸以后，中日双方都没有再到国际租界来惹这支混合的部队，但在上海中国的地界战斗却异常激烈。截止到周末，伤亡人数已经上升到死3500人，伤10500人，而双方阵线却没有明显改变。1000名美国公民已经及时撤出，其他2000人也准备一有机会就立即离开。

在北平，苏联大使馆要求特殊的保护，因为受到远东一位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曾经是哥萨克首领的格里高利·西蒙诺夫将军的威胁。西蒙诺夫具有希腊角斗士的性格和体魄，统领着一群白俄罗斯亡命徒赚了不少钱。据传言，他们已多年在满州为日本人干肮脏勾当。1929年，西蒙诺夫从横滨货币银行取走了70万美元作为俄罗斯帝国基金。两个星期之前，据报道是他指使袭击了在天津的苏联领事馆。最近又有新的报道，他正赶往北平去袭击在北平的苏联大使馆，这使得北平的苏联大使馆发出了求救电报。

同时上海混战的唯一直接结果是，日本外交官和领事被命令撤离中国首都南京。但是在东京没有人承认这预示着正式宣战，这种技术性的表态已经过时了，因为易于导致国际纠纷和受到违反条约的指责。

中日上海交锋（1）

当日本陆军野蛮的沙文主义者对中国进行数年的控制，并使其一直处于毁灭边缘的时候，不断壮大的日本海军却扮演着较为保守的角色。忧心忡忡的日本商人普遍借助海军的支持来控制陆军的张扬及其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正是在海军不事张扬的巨大影响下，去年那些歇斯底里的谋杀了著名的财政部长并占领东京警视厅大楼的陆军青年军官才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1931入侵略满州的行动中，日本海军履行了职责，但并不十分热心。但是在上海，日本海军几乎是独自进行了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场战役。一个星期之内，有数次报道说日本陆军的援兵还在赶往上海的路上。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日本援军都在向北行进，去增援包围北平的部队。在那里绥远省主席、顽强作战的傅作义将军，已经在狭窄的谷地里坚守近两个星期。随着其他北方军队赶来援助，中国军队正打算发动广泛的攻势。

然而在上海，日本海军不仅独立进行了大部分的战斗，而且将至少一半的兵力投入战斗。联合舰队的旗舰是由英国制造的有着37年舰龄的“伊莫”号，由目光犀利的KISOSHI HASEGAWA中将担任指挥官。“伊莫”号停泊在公共租界对面，十天的轰炸、炮击和一次未遂的鱼雷攻击仅使它受了点儿轻伤。日本舰队的主力停泊在下游的黄埔江注入长江的河口处。那里共有50多艘舰艇，其中4艘战列舰，6艘战列巡洋舰，38艘驱逐舰和日本现有4艘航空母舰中的一艘。多数舰艇来回游弋以躲避中国岸上炮火连续不断的攻击。有时黄埔江上有多达20艘的军舰不停开炮，并为飞机装填弹药。他们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忙着运送重型武器炮击上海，帮助每一个可以战斗的水兵和陆战队队员上岸。日本人很快便发现，在这样的一场战役里，即使是海军也必须在陆地上打仗。

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从金融角度讲，位于长江出海口的上海都可称得上是中国的纽约。直到1842年，清朝统治者仍然拒绝给予外国人在上海经商的权利。但就在这一年，一支英国舰队驰入了长江，胁迫清政府在南京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中国的5个城市开放通商，并允许外国人居住。后来，上海成为这5个城市中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在这块沼泽地上诞生了世界第六大城市。围绕着租界，一座拥有400万人口的中国城市慢慢形成。而在城外虹桥机场发生的一个事件引发了一场战争。据报道，8月早些时候，有两名日本水兵在虹桥机场被杀害，以此为借口，日本舰队司令长谷川马上要求获得赔偿，并要求中国军队自公共租界向后撤退32公里。对于被迫撤出自己的国土的命令，中国人当然表示抵制，日本人就立即派遣水兵上岸增援并要永久驻军，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黄埔江边著名的“南京路”是美国人聚集的中心区，两星期前，这里的天空变得阴沉起来。试图击沉“伊莫”号的中国空军“砰”地一声把炸弹扔进了“宫廷酒店”。另一颗则扔进了公里之外挤满了中国人的“大世界娱乐城”，导致500人死亡。

中国人在虹口集结兵力，穿过公共租界东段向黄埔江进击，直到日本军舰开炮支援陆地上的日军。在黄埔江的右岸另一支日军部队试图将中国守卫部队打回去。一队从外滩出发恰好穿过双方交叉火力区的美国人被用渡船接到黄埔江口，那里有轮船负责送他们到海上安全的地方。与此同时，海军上将哈里·伊瑞·亚纳尔将美国军舰停驻在公共租界西侧，为前往那里避难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战争还在继续着，共卷入大约10万名中国士兵和6万名日本士兵。参战的日本舰队舰只也迅速由50艘增加为82艘；几乎每小时就有一班运输船抵达长江入海口。

中日上海交锋（2）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卷入如此规模的“淞沪会战”并非日本人的最初计划。他们最初的掠地计划是夺取北平地区，自然不会在上海进行另一场战役消耗弹药和分散兵力。不管海军在上海的进攻是不是一大错误，也不论日本人的要求是不是如中国人所说的那样是一场欺诈――或许更多的是由于冲动而非理智，结果是导致了一场大得足以把日本本不安全的经济陷于更危险境地的战争。尽管中国几乎不可能避免失败，但是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规模越大，日本国内经济崩溃的危险性也就越大。

上海的市长管理着3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权，这是东部最重要的职位并由总司令蒋介石直接任命。在过去的5年里，上海市长是和蔼可亲的在1932年日本入侵上海时成为民族英雄的吴铁成将军。去年3月，蒋总司令觉得吴市长作为英雄得到了太多的东西，因此将他赶下台，让他去当不太好做的广东省省长，而上海市长的肥差则给了俞鸿钧——一个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接受过美式高等教育的人。自1930年开始他一直担任秘书长职务，是上海最忙碌的行政官员。

俞鸿钧的炫耀资本是造价800万美元的市政中心，那是一组可以与公共租界内所有高楼相毗美的大理石建筑。一星期前，这些建筑被酷爱艺术的米内光政将军炸得粉碎。俞市长辖下的城市有一半的地方在燃烧，数千市民死亡。但给了俞市长一个机会，有可能使他成为比吴市长还要伟大的英雄。

两天之后，日本人遇上了麻烦。中国士兵一波接一波地进攻日本陆战队员设置的街头路障，突破他们的防线并一直打到北岸，占领“黄埔修船厂”——5个全力工作的码头达数小时之久。江中的日本军舰迅速起锚，缓缓向遭到强攻的防线驶来。由于距离太近无法发挥大炮的威力，他们不得不靠过来，用机关枪和加农炮向中国人的防线猛烈射击。

在黄埔江和长江交汇处等待了一个周末的日本陆军运输船，在强大海军的保护之下，试图让50，000名士兵在已被摧毁的中国重炮阵地前强行登陆。中国指挥部迅速下令海上快艇出击。这种时速达到45英里，每艘携带两枚鱼雷和一挺轻型机关枪的摩托艇，击沉了大量的日本舰船。尽管各国海军军官都想看到它，却没有一个外国人亲眼目睹。英国、德国，特别是意大利，都已经投巨资建造这种鱼雷快艇，而这是它第一次在实战中接受检验。国民党军队中至少拥有12艘这种快艇，6艘为英国制造，6艘由德国制造。它们在实战中的表现将决定今后的订单数量。

上海大战的第11天，公共租界的购物者们拥进南京路两家顶级的百货公司：“展翅公司”和“忠诚有限公司”。整条街上，所有的人都在为仍将继续下去的围困而储存物资。《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哈里特·亚朋德和35岁的安东尼·詹姆斯·比林汉姆也一同去买东西。比林汉姆买了一副望远镜，亚朋德正在停在路边的汽车里等候。随着一声类似刹车的尖啸声，一颗巨型海军炮弹在街道上空爆炸。两家商店纸一样地瘫在地上，店里有300多人伤亡，场面十分恐怖。亚朋德拖着一只受伤的脚，走进“展翅“大楼。他发现比林汉姆正在使劲打开电梯门，他的左臂骨折，鲜血从破裂的血管向外喷涌，同时有3枚弹片击中了胸部。美联社记者摩尔斯·J·哈里斯走过人行道，写道：

“上百具尸体叠压在一起，应该是爆炸的力量把他们堆积在一起的，翻滚推挤在一起的……街道上车辙里和水沟里的血水反着光。头、胳膊、大腿的碎片像胶布一样挂在墙上。街上，一些尸体被炸成两段。”

同时，日本政府的债券报价由90日元，一个星期之内降到了76日元。日元也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悲观主义者们坚持认为日本只能支持3个月战争的资金，3个月之后经济必然崩溃。现实主义者则指出经济崩溃并不能阻止战争的进行，但他们也指出同样境地不佳的中国金融在日本经济不断恶化的同时，却在普遍改善。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最近在欧洲活动争取贷款。目前，他已经在瑞士、荷兰和英国获得到贷款，但没人能说出具体的数目。至少这笔钱还够他访问维也纳，在那里，他戴着一顶完全由羽毛编制的“蒂乐泽恩”式绿色帽子，快乐地忙着签署军火订单。从维也纳出发，他又前往著名的巴特文茨海姆休养。但日本的金融家们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孤注一掷，从海外订购了成型的钢铁（可以更快地转变为战争物资）而不是一贯的废铁，为了支付款项，他们已经开始大量地从日本船运来可怜的储备黄金。在日本国内，政府发行了价值2亿日元的赤字债券，并且宣布有必要“重新调整私人的投资资本”，大概这是征募资金的一种委婉说法吧。看来，战争的利刃会割断中国的喉咙，但也会刺穿日本的钱包。

日本进攻受挫（1）

与此同时，一向温文尔雅的外交官广田弘毅外相生硬直截地解释道，日本远征军的真正目的不是征服中国，而是赶走中国的蒋介石委员长。他没有像他的天皇那样斟酌用词解释中日战争，广田先生说：“我们与中国的反日运动战斗，是因为在中国军队中广泛存在着反日情绪，而蒋介石就是他们的带头人。中国当今的领导人长期以来为了政治目的有意培植反日情绪……而且通过与共产党的相互勾结，他们已经积极地准备好了与日本一战。”

有消息从东京传到上海，说中国年迈的驻日本大使许世英踱着四方步走到日本外相广田的办公室，代表中国表示愿意与日方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前财政部长，现任蒋介石顾问的宋子文闻听此事后，当即批评了他的政府代表。他轻蔑地哼道：“我们的驻日大使真是老糊涂了，当每天有上千中国人死在残暴的日本侵略者手中时，他只知道谈一般原则问题。”

日本决计巩固每一块蚕食下来的华北土地。9月初，日本人建立了“察南自治政府”，总部设在11天前被日本占领的张家口市。这个城市是察哈尔省的首府，位于北平—绥远铁路上，这条铁路途径南口关，是环绕山东半岛的大片肥沃平原的北大门。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张家口和南口，只要再拿下从张家口到绥远的一段铁路，他们便在华北立稳了脚跟。

在张家口，以德王为首的“100名社会名流”宣告南察哈尔脱离中国“彻底独立”。36岁的德王还留着长辫子，是一个亲日的蒙古人，长期领导“内蒙古人的内蒙古”运动。正是德王和他募集的部队帮助日本人占领了张家口。他得到的回报是在日本人最新建立的傀儡国任最高职位。

同时，往南160公里的北平，上个月被日本人抓住的北平市长江朝宗向日本人投降。为了控制以前是中国“北方首都”的北平，狡猾的日本人计划恢复旧帝国朝廷的祭奠孔子的仪式。

北平市长已经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准备在孔庙举行一场具有讽刺意味的典礼。他找了80名孤儿低声吟唱传统的儒家歌曲，然后他对着中国的圣贤三跪九叩。还有其他迹象表明日本人打算长期统治北平。虽然公立中小学应该已经做好了开学的准备，但要等到所有课本上的反日宣传都删去以后才能开始上课。经过精心挑选的160名中国警察开始勤奋地学习日语。北平商务会开设了日语教学课程，以方便商家卖东西给他们的“新主人”。甚至有谣言说日本人打算将满州国31岁的康德皇帝请回北平，坐上他的龙椅。康德皇帝就是有名的爱新觉罗?溥仪，满清帝国的末代皇帝，1921年民国建立时让位，1934年被日本人立为满州国皇帝。

9月，日本裕仁天皇召开了自登基以来的首次御前紧急会议。作为议会的一次紧急会议，立法议员们将投票通过一项价值亿美元的战争拨款， 而这次战争已经花费了日本亿美元。裕仁天皇说：“一直以来，日本都热切盼望着通过以与中国的相互合作和共同繁荣的方式赢得在东亚地区的和平。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从来都未能理解日本的一片真心。相反，中国却不断挑起事端并最终导致了今天的事件。现在日军士兵正以他们大无畏的精神摧毁一切困难来报效他们的祖国。而这些战事的目的也只不过是为了使中国能够重新考虑，并重新建立东亚地区的和平环境。考虑到当前的形势，我希望全体日本公民能够为了实现这一最终目标而坚定地团结起来，并不惜为之付出宝贵生命的代价。”

日本进攻受挫（2）

就在裕仁天皇召开御前紧急会议的同时，从日本关东军设在北平的司令部传来的消息证实，在日本通过战争的方式劝说中国服从他们的指挥的过程中，藤井将军—— 日军在中国军事行动中的一名老指挥官，由日本指挥的满州国军队的创立者被他手下的叛军所刺杀，而与其同时被害的还有日军控制的满州国将领刘桂棠。随后又传来消息称，由尹宝山（音译）任司令、 朱辰家（音译）任参谋长的满州国陆军第二师也投靠到中国方面去了。许多由于反对日本向中国南京政府宣战的满州国人都转而去做了土匪。

在北方出现了更大的麻烦。日军的援军数周来不断通过北平调进东北地区，现在日军在华北地区由香月清司中将所指挥的总兵力已超过了9万人。日军冒着滂沱的大雨，浑身泥泞地前往察哈尔省张家口地区集结。只要占领了张家口地区，日军就可以控制对其至关重要的南口通道以及北平—张家口的铁路。 这条铁路线对于日军尤为重要，因为如果日本想控制整个华北地区（或打算通过南西伯利亚进攻苏联的话），就必须首先占领这条铁路线。但踞守南口的5，000名中国守军却已经弃城逃到了山西省境内，并在那里加入了一支装备精良的中国军队。

北平的南边有两条近似平行的铁路线，一条通往汉口市，另一条则通往浦口和南京。由于蒋介石军队是由德国参谋训练出来的，机械化程度很高，所以他的部队已于6个星期前便被调往了北方，以威胁并切断日军位于北平与大海之间的战线。这条战线是日本海军按照上级命令所开辟的可对上海方面作为牵制的另一战场。集结在这一战线上的日军在前往保定的一条铁路线上及马场（音译）一带截住了北上的中国军队，但日本海军置于这样一个境地之中，急需日陆军师团的支援。由于中国军队却还滞留在北平—汉口和天津—埔口的铁路线上，因此香月将军目前正率兵南下支援华北战场的日军。但由于连日的大雨，加上中国军队炸轰了堤坝导致华北地区绵延数里的洪水，所以日本只能使用战机肆意轰炸马场地区，可日本陆军却无法接近这一地区。

尽管所有的军事观察家们都认为华北才是真正的战场，但上海的战事依然在持续。

上海会战爆发54天后的一周内，大约20万守卫上海的中国军队在几处战场上占了上风，并将日军击退，甚至一度将日军的一支由8艘运输舰组成的运输船队逼到了离上海很远的一个安全处停靠卸货。日复一日，在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下日本长久以来计划的“大进攻”被迫推迟了，但到周末时还是在几处战场上取得了小规模的胜利。尽管日军的战线非常宽广，并且还动用空军、海军和陆军所有他们可以动用的力量，但中国军队的守卫仍然非常顽强，并在日军“大进攻”的第一天以500人对日军100人的伤亡率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日本声称自己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成员之一，并于最后一周继续在中方保证不与日军交战的公共租界码头卸运部队、马匹、弹药以及药品。最终，法国与英国成功地关闭了日军通往公共租界的通道。美国将军哈利·雅耐尔和英国上将查尔斯·利都爵士得到了法国海军司令部的支持， 他们联合提出了几项建议并送交他们各自的驻华领事，然后再由他们将这些建议转交上海市长俞鸿钧和日军长谷川上将。为了保护公共租界内外国人的安全，日本军舰被迫撤到中方的通商口岸下关流域以下，同时中国守军也撤出江湾南岸。而中方对美英两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却丝毫没有任何反映，彬彬有礼的俞市长表示他会将美英双方的建议转交给南京政府。长谷川上将对此建议也毫无表示。几天后，东京政府向伦敦转达了他们迟到的回答，并向英方为两星期前发生的其驻华大使休·蒙哥马利·纳特布尔 - 休吉森爵士遭日军袭击事件做出道歉。而从伦敦发回的电报则认为日本政府的答复是不值得他们等待的：日本根本没有正式道歉，这只不过是日方拖延时间的一个计谋。人们认为英国议会可能会发出另一个“无力的信号”。

于前一个星期展开的日本海上封锁，包括中国长达3440公里的海岸线，但其中并不包括英属香港，葡属澳门和国际战略要地青岛。一周过去了，没有任何重要船只遭到拦截，或是被日军舰艇击沉。

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越来越感到，两个星期前中苏之间的互不干涉条约所涵盖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它的字面意义。就在日军建立其海上封锁线的同时，苏军也在从土耳其到内蒙古（和莫斯科有密切的联系）的地区迅速建立起了一条空中通道。第一批乘客中无外乎也包括了少帅张学良，而他绑架蒋介石的行动也是战事的第一阶段。在确认了具体地点之后，日指责苏军此前经由内蒙古将其210 架军用飞机中的72架运到了中华民国，而此行动也暗示了苏军飞行员可能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援华行动。

这简直是在和驻华的老牌外籍记者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德国认为蒋介石和中共之间的长期战争正表示了其对共产主义的仇视，所以在很久以前就向他提供了一些军事顾问。由巴伦·亚力山大·厄内斯特率领的五位将军已于一周前来到中国，巴伦·亚力山大·厄内斯特是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也曾做过德国驻日武官。而用不了太久，他就有可能发现，自已正与一群苏联共产党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

日军轰炸山东，宋美龄叙述恐怖战争

韩复榘将军身体健壮，略蓄胡须，满脸油腻但显露着智谋，恰是好莱坞眼里中国军阀的写照。他出任政府主席的省份就是中国鼎鼎有名的山东省——向东伸入黄海，遥望日本，犹如一位遭受猛击但依然保持平静的职业拳击手的下巴。日本在那里投资了1亿美元。

10月初，日本轰炸机继续对韩的首府济南“狂轰滥炸”——但所投下的并非杀人夺命的炸弹，而是用竹节装着的诱人条件。这些竹节打在鹅卵石上，发出格格的动人声音。投资山东的日本商人正在东京恳请帝国政府切勿动用兵力，而要耐心点儿，最好通过贿赂智取山东。有谣言称，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近来在济南与日本中将、对华交往中最能干的贿赂专家土肥原贤二进行了会谈。对此，中国首都南京高度重视，一位政府发言人曾怒斥：“土肥原如果去了那里，就该进监狱！”

10初的这一周，宋美龄开始在曼哈顿《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日记，与罗斯福夫人叙写的故事迥异——比如，罗斯福夫人写道：上周，一只小熊用后腿站起来，如果总统座车不及时开走，它就会给车身抓个记号了。

下面是蒋夫人日记的摘录：

“中国，南京。我刚从上海前线返回，目睹几千名伤员在各急救站耐心等待着转往后方医院，我心如刀绞——尽管他们都强忍痛苦，表现出非凡的勇气。”

“我之处境使我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体味日本侵华之悲剧，因为我懂得，战事一旦爆发，中国也就踏上奋勇前进的大道。在振兴祖国伟业中我所负特殊使命乃协助夫君开创新生活运动，协助重建空军……”

“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之形势下，这似乎是令人费解的行动。‘自助而后天助’，满洲里战乱使中国认识到这句悲剧性格言真是再正确不过了……”

“南京。无视非战斗人员和人道主义机构——譬如医院，乃上周末日本空袭的显著特征。日本声称具有500 个床位的中央洛克菲勒医院为军人占用，95架飞机连续两波空袭，恶意昭彰地予以破坏。”

“巡视废墟之后，我要毫不犹豫地说：‘这是现代战争史上最愚蠢、最残酷的行径。’房顶上画有巨大的十字符号，足以表明那里是什么地方。150名病人惨死；200名医务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共500多人伤亡。”

“有情报表明，日本人决心在空袭中炸死委员长和我本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中国制造混乱，借此扶植傀儡统治者……”

“途经南京（出于军事原因，蒋夫人目前的地址未予披露）。想到其余国土迟早将要遭受的一切，我的心在颤抖。港口被封锁，华北大片地区生灵涂炭，而我们周围的一切亦将沦为废墟。”

“但一个信念主导着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美国报刊头版登出了一幅有关中国抗日战争最具振撼力的暴力性画面：一名日军士兵拿绑在柱子上的一具华人尸体练刺刀。数次受到质疑的美联社资深记者詹姆斯.A.米尔斯和莫里斯· 哈里斯誓言该画面真实可靠，事发于9月5日，天津。

“那是一名穿着日军制服的中国士兵假装的！”东京日本参谋本部的高桥坦中校对曼哈顿的记者们尖叫着。“我大日本刺刀技术与之完全不同，我可以在此证明！”这名日本军官抓着一枝铅笔，伴着战场上的喊杀声朝想象中的敌人刺、捅、挑，绘声绘色，把一名女记者吓得魂飞魄散。

战争在推进，政府撤退（1）

中国政治家们热切希望罗斯福总统和张伯伦首相参加布鲁塞尔会议，以便对日本采取切实措施。他们字斟句酌地审阅着张伯伦先生在伦敦对众议院的讲话：“到这场（布鲁塞尔）会议上讨论什么经济制裁、施压和武力，完全是个错误。我们去那里是为了营造和平，不是为了扩大冲突。“

如果这意味着首相认为对日制裁、施压甚至采取武力行动只会“扩大冲突”，中国人担心张伯伦先生一定不想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其实没有什么“更强硬的手段”而是“更软弱的手段”，甚至比“施压”还软弱。他们只好相信英国国内漫延开来的如下谣言：皇家内阁的大部分成员相当程度上更同情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而不是中国。

10个星期以来，日本天皇在上海的军队——陆军、海军、空军首次放弃相互间的猜忌，而共同联合起来，统一进行“大举推进”。日本在上海的发言人长期以来一直在如此宣称，以致上海的通讯记者已对此产生怀疑。在东京，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均不从属于内阁首相，而是直接对天皇负责，这种违背常理的架构经常导致极端的不协调，尤其是在作战后勤保障方面。在上海的日军异常艰难地联合起来，测绘中国人在上海郊外的防线，很明显，中国人已不可以继续守卫在市区闸北一带的防线。日本军队在对塔章镇（音译）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轰炸和炮击之后，日军决定在这一地域展开大规模推进，发动了高度机械化的强攻。陆炮和舰炮在炮火袭击结束之后，日军坦克喘着粗气，傲慢地开进塔章镇，坦克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之后日军步兵蜂拥而至。日军肆意射杀，试图瓦解中国军队的士气。在日军步兵之后，随之而来的日本装甲车和扫荡部队。但日军在这里遇到了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日军看到一些已阵亡的中国军队的机枪手，他们的手紧握机枪，与机枪阵地共存亡。

在上海郊区防线出现危机之际，中国军队的孙元良将军认为，闸北已经无法防守，遂命令部队将这座因轰炸和炮击而几乎成为废墟的城市点燃，欲以火御敌。午夜时分，中国士兵将硫磺等易燃品投进火海，闸北上空被一片浓烟所笼罩。当时在上海的外国军事专家评论说，这是东方战争史上最有秩序、最为有效的撤退战例。

在位于闸北的一座仓库里的一场上海保卫战，使全中国的人为之振奋。这里有500多名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著名的第88师。黎明时分，日军开始向这一带推进，不多时即将这座库房予以三面包围，未被包围的第四面正对着英租界。当日军用重炮轰击中国军营时，世界媒体都以“中国的阿拉莫”为标题报道了上海的激战。

孙元良向“中国的阿拉莫”士兵说：“为中华民族的尊严，为中华民国的尊严，为中国革命军的尊严，在神圣的岗位上流尽最后一滴血。”孙将军说：“我和你们的战友们向你们致敬。根据命令，我将带领其他部队去驻守新的防线，但我的精神和我的心将与你们同在。

他对上海市市长说：“给我们500磅盐，500磅糖，50，000筒饼干，我就能坚持7天以上，这样战局将对我们有利，否则你们再也不会见到我们。”

有记者问市长：“您如何将所需物资送至‘阿拉莫’？”

市长神秘地回答说：“这你们放心，我自有办法。”

战争在推进，政府撤退（2）

在世界各国记者的报道中，带着一脸讥诮表情的日本海军上将大岛本田成了一个新闻恶魔。据大岛本田称，仓库阵地的500名中国士兵多少像个英雄。在日本发出中国士兵必须投降，否则予以消灭的最后通牒之后，中国军队的团长谢晋元向他的上司孙将军说：“死不足惧，我们的牺牲不会徒然。”

此间，英国方面一直透露说，任何一名中国士兵都可以冒险逃出战场，只要跨过20码宽的日军火力区，就可以进入英国租界地内，他们可以得到安全的保护。

国际舆论和中国舆论纷纷致电，谢晋元团长对此不屑一顾。英国人汤姆源源不断地弄来卡车，以便转移逃难的的老百姓。

日本人试图完全包围这个位于日军进攻部队和英国租界之间的地区。与此同时，在这里已有123名中国士兵为国捐躯，其余377名中国士兵在坚守了他们所承诺的7天中的4天之后，跨过20码撤退到英租界。每一名中国士兵都带走了自己的全部武器和装备，其中的26名重伤员踉踉跄跄，拖着24挺轻机枪和6挺重机枪。中国军队的指挥官谢晋元团长是最后一个撤离进入安全区的人，英国人热烈欢迎谢晋元团长，并认为他和他的士兵都是英雄。谢团长泪流满面，英国亚历山大准将激动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壮烈的场面。”

蒋委员长对这场战役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但值得回味的是，两天之前，蒋夫人在其专栏中（《时代》10月11日）对于战况写道：“我在下达必要的命令挽救这些英雄的生命与对中国的忠诚之间，经受着折磨。”

蒋委员长深知，谢晋元团长和他手下的士兵并不想得到投降的命令，他们宁愿为国捐躯……他们的牺牲将大大鼓舞人民，提高整个国家的士气。

身穿工装裤的蒋夫人在中国政府中是继慈善太后之后最经常抛头露面的女性。蒋夫人是在她的车子滑到路沟之后写下上述文章的。

使丈夫皈依天主教的蒋夫人虔诚地写道：“上帝保佑，我几乎遇见死神，这并非是命运的捉弄，日本人不是在战争一开始就想用炸弹暗杀我吗？”

委员长通常喜欢像希特勒或斯大林那样严肃，今天则是一身华丽制服出现在他的德式装备的“嫡系部队”面前，这张海报在中国流行甚广。而在一幅来自上海的图片上可以看到，蒋委员长的头戴钢盔，接受过普鲁士式训练的正规部队，在最近的防御战中却是尸横遍野，节节败退。

日本的“总攻”起初总是伴以零星的炮击，本周此种方式已使4名英国人丧生，6人受伤。

但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已十分气忿焦躁，以至于美国海军上将哈里·埃尔文·亚内尔对驻沪美军下令，如果遭到攻击，立即予以还击。

中国军队撤退到一条新的防线，深挖战壕，加强海岸警备。日军在烟幕弹的掩护下渡过苏州河，在上海西部往前推进，并遇到中国人的强大抵抗。但几个星期来，上海的战争态势表明，日军在近距离的行动中，每天都冒着同另一超级大国交战的危险。

日本在上海夺得116平方公里，这比此前在华北地区攫取的5126平方公里还要重要，世界各报几乎没有把日军在华北的举动作为重要新闻。

因此，假如美国或英国的军舰在上海水域被炸沉，又假如特尔弗·施莫米特或亚内尔被杀，或许会远比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会议使中国更震惊。日本决定拒绝出席此次会议，德国也拒绝了。日本人认为特尔弗·施莫米特将军的行为彻底证明了这一点，声称在俘获的士兵中发现了大量的“只有可能从英国走私进来的新鲜食品”。日本侵华海军副司令（Kiyoshi Hasegawa）本周对其旗舰在上海的表现大为恼火，当有人报告说一位英国兵触摸了一艘日本汽艇上的机关枪时，这位司令竟向天皇汇报说：“日本海军受到了侮辱。”

战事推进，蒋介石在南京实际上面临着如下事实：即使他能够阻止日军朝太湖以北和长江沿线进犯，敌人仍将很快横扫太湖以南，向他逼来。几周前中国利用沉江物体在长江构筑了栅栏防线，另外还有江阴之险可资屏障。大约70艘日本炮艇对这条栅栏防线发起了猛攻。此前，中国第二条防线从上述要塞拉长到了无锡。“兴登堡防线”的很多地方还未崩溃时，蒋委员长就突然决定国民政府必须撤离南京，并在中国版图上化整为零。

中国国民政府傀儡主席林森先生，登上战舰，沿江西行1，600公里抵达重庆；外交部长王宠惠和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宣布他们将赴汉口，军政部则选对岸的武昌为办公地。显然，此类决定的主要目的在于让世人看到，无论日军成功侵占哪里，中国在有些城市仍然驻有某些政府部门的。据报道，目前身兼行政院长的蒋委员长，随时都会把院长之职交付其姐夫孔博士。

中国人的幽默感多多少少冲淡了撤离南京的悲剧色彩，虽遭遣散但仍然笑嘻嘻的政府职员们相互戏谑，比如互致“新疆见”——以诙谐的方式暗指国民政府可能会最终后撤至偏远的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