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I 年谱

II 自作解说

III 与影视化有关的那些事

IV 回忆

V 喜好

VI 体育运动

VII 作家的日常

后记：也许是最后的招呼

I 年谱

一九五八年

这一年的二月四日，圭吾出生于大阪市生野区。我家里经营着一个生意萧条、卖钟表眼镜贵金属等饰物的小店。我是姐弟三人中最小的一个。我的户籍所在地写的是“东区玉造”，那是父亲的出生地，我自己没有在那里住过。父亲以“这个地方说起来比较好听”为由，把我的户籍地安到了这里。结果，在之后很多年里，想弄个户籍复印件都要大费周章。而比我年长五岁的大姐却把这事灵活地运用了起来，每当别人问她老家在哪里的时候，她总是给出“我的户籍在东区”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答案。

圭吾对生野区这个生我养我的城市怀有深厚感情，不过，就像我在其他文章里提到过的那样，这个地方也有不少问题。家里的旧相册中收藏着一张圭吾出生时光屁股的照片，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男孩儿出生的时候都要照这么一张，这个疑问一直没人给我解答。还有，“东野”这个姓氏本来读作“TOUNO”，但是父亲非要把读音改成“HIGASINO”，无论是按照五十音图[1]的顺序，还是按照伊吕波[2]的顺序，“HIGASINO”都比“TOUNO”排得靠后，似乎这就是父亲的理由。这大概与他曾经在军队服役过的经历有关吧。顺便说一句，父亲曾是个军曹[3]。

一九五九年

这一年的某日，圭吾在有“日本人罗圈腿元凶”之称的走步器里学走路，结果一不小心从几十厘米的高处掉了下来，摔伤了脸蛋。右侧脸颊的伤疤三年多都没有消退，所以在最可爱的那几年里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不过，那个疤现在已经没有了，有时摸摸颧骨，还能隐隐感觉到皮肉上有一道裂痕。另外，我的鼻梁也被摔歪了，这一点让我很是在意。

一九六二年

这一年的某日，圭吾第一次去了离家一公里左右的一个公园，结果在那里迷了路。三个初中女生发现了哭泣的我，并把我带到了派出所。结果，左等右等也不见父母提出寻人申请，所以又把我移交给辖区地的布施警察局。实际上，当时圭吾的父母正在看相扑比赛转播，看得入了迷，根本就不知道儿子丢了。当父母专注于大鹏力士[4]的比赛分组时，圭吾正在布施警察局一遍一遍念叨着“东野、大成市场”这几个字。大成市场就在我家附近，警局的人在市场里播放了寻人广播，但母亲当然没有听见——她正坐在电视机前看比赛呢。相扑结束后，她到市场买东西时，邻居告诉她“刚才广播里在找你呢”，她这才意识到孩子不见了。父亲赶到布施警察局的时候已经晚上八点多了，他一去就被警察骂了个狗血淋头——圭吾心中暗喜。据说，当时我正在吃女警察给的香蕉。顺便提一句，一九九九年出版的《白夜行》开篇提到了我曾经走失的那个公园。

一九六四年

这一年的四月某日，圭吾进入大阪市立小路小学读书。公立学校人人都能上，不过也要参加一个所谓的智力测验，就是让小朋友照着范本画出一样的图形之类的。让我画的是一个等腰三角形。不过，为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都会记得啊！就算当时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期[5]吧，那也应该多记些有用的事才对。

应该就在这一年，东京举办了奥运会。阿贝贝[6]在马路上奔跑的英姿给圭吾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我不记得是看的是直播，还是市川崑[7]导演拍的纪录片电影了。那个电影我看过两次，这是我记忆中看过的第一部电影。话说回来，小学的伙食实在太差劲了。开学典礼后，给家长和学生准备的伙食还算不错，但是从第二天开始，伙食就难吃得要命。关于学校伙食的悲惨回忆实在不胜枚举。欲知详情，请阅读《那时我们是傻瓜》一书。

一九六五年

这一年的某一天，“伙食蚯蚓”事件爆发，这件事也详细记录在《那时我们是傻瓜》一书中。别嫌烦，圭吾对小学伙食的怨念实在太深了。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的成绩册上全是三分，而在那个时代，全是五分才是优秀生。大姐和二姐总能得到优秀生的奖章，所以学校的老师也对东野家的老三十分看好，而且又是男孩子，备受期待大概也是理所应当的事。然而，圭吾全科都是三分，语文、算数、理科、社会、体育、音乐，甚至是吃饭，全都是三分。三分也就等同于“一般”，就是说在整个班级里，既非最好也非最差，而是属于“最普通”这个等级。辜负了老师的期待，真是对不住了。每天都沐浴在老师失望而又悲哀的目光中，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一九六六年

这一年的某一天，圭吾看到了《奥特Q》[8]。其实此前我也看过怪兽，但是第一次在自家客厅看到也可以当成值得纪念的事件吧。如果我没看到这个节目的话，那我也就不会看到《奥特曼》和《赛文奥特曼》，我也就不会在《小说SUBARU》上发表题为“怪兽少年的逆袭”的随笔，这篇随笔也就不能发展成为后来的《那时我们是傻瓜》这本书，也就不会给东野家丢人现眼了。所以说，到底是哪样更好呢？

一九六八年

这一年的九月某日，不知为什么，圭吾被推举为儿童会（初中和高中叫学生会）副会长的候选人。当时，五年级有五个班，每班选出一名候选人。能在这么多人里被推选出来，就说明你很有领袖风范嘛——大概很多人出于好意会这样解释，但是圭吾确实不是这块料。我就是“最普通”的那号人，就是典型的一般人。而且，我连班长都没当过，充其量也就当过保健委员和园艺委员之类的（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所以，这次为什么非要选我当儿童会副会长候选人呢？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好玩。大家都觉得“把圭吾同学选为候选人一定会很好玩”。候选人必须要在全校学生面前演讲，让圭吾同学上台演讲会怎样呢？大家都对此很感兴趣，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欺凌呢。但是我却毫不在意，开始专心准备演讲。另外，圭吾把演讲和表演搞混了，我觉得表演的话必须得让观众喜欢才行，于是就准备了一份笑料满满的讲稿。结果，这一计划居然大获成功，我的演讲备受好评。不仅如此，我还以绝对的优势当选了。没错，圭吾是副会长了。连我父母都吃惊地说：“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不过，圭吾意气风发地当选之后，什么事也没干，就在会长旁边傻站了半年。

顺便一提，这一年发生了三亿日元事件[9]。三亿日元，就是三○○○○○○○○日元。因为这个金额实在高到没有天理，所以圭吾并没觉得犯人是坏蛋，反而觉得他是了不起的大英雄。周围的大人们也夸那个犯人头脑机灵，也许这就是我开始关注智慧型犯罪的契机吧。

一九六九年

这一年的四月某日，发生了一件事，让圭吾觉得这样真的没问题吗？可能是因为五年级时做的那个演讲太成功的缘故，在我升上六年级以后，又被推选为儿童会会长的候选人。全班同学起哄推荐了我，可是不管怎么想这事都太乱来了吧。不过既然上了贼船，能力低微的圭吾就决定做个合格的候选人，并从那天开始专心练习演讲。其实，我还是没分清演讲和表演，天天绞尽脑汁苦苦思考如何才能把观众逗笑。带着这个误解，演讲结束了，结果我居然再次当选。当然，我不是靠成绩被选上的，所以在担任会长期间一直有些心虚。最辛苦的是，开会时我要担任会议主席主持会议，这事我实在干不了，所以我每次都让担任会议副主席的女生帮忙，自己只会在一旁傻笑。

顺便说一句，那年年末圭吾剃了个圆寸，这倒不是因为遭遇了失败，而是因为我知道上了初中反正也要剃成圆寸，所以不妨先适应一下。结果我剃了头才发现自己后脑勺很平，特别难看。可是后悔也已经晚了。

一九七○年

这一年的三月，世博会在大阪召开。三月时，圭吾还是小学生，我和朋友坐着地铁去了会场，顿时觉得住在大阪真幸福。那时，大概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与外国人交流。当时很流行在地铁里与外国人搭话，和外国人握手。圭吾只会“hello”这种简单的词汇，但是如果那时的积极性延续下来的话，也许现在英语已经很流利了吧。到九月世博会闭幕之前，圭吾好像一共去过二十次。美国馆和苏联馆的规模难分轩轾，但都一样无聊。而华歌尔·力卡缝纫馆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里播放的尺度很大的裸体影片让我的心怦怦直跳。

有个男人登上太阳塔[10]，在太阳巨人的眼珠部分坐了一周之久，好像是在静坐抗议。于是，圭吾一家开始就“那个人如何大便”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父亲说：“就用纸包起来丢掉吧……”大姐立马接口：“然后有人捡起来打开了。”这一家真是傻到一块儿去了。

顺便说一句，这一年的四月，圭吾上初中了。姐姐们告诉我这个中学很烂，我进去一看，发现姐姐的话果然没错。初中里发生的那些事请参照《那时我们是傻瓜》一书。

一九七二年

这一年冬天的某一天，札幌冬奥会拉开了帷幕。日之丸飞行队[11]包揽了高台滑雪项目金银铜牌的壮举让初中二年级的圭吾大为激动。对我来说，这是个让人欢欣鼓舞的大事。我买了所有的体育类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报纸上登载了笠谷幸生选手从高处跃下的分解照片，圭吾模仿他的姿势，也找了各种各样的地方往下跳。所以，当笠谷选手在九十米级别的比赛中失利时，我受到了很大打击。自此之后，我成了高台滑雪项目的忠实粉丝，电视转播一场也未曾落下。继笠谷选手之后，日本又出现了秋元正博、八木弘和这样的世界级选手，这也是让我对这一项目一直保有热情的原因之一。这两名选手在后来的普拉西德湖冬奥会上也有出色表现，特别是八木选手，还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但是，从那一年之后，日本军团就一直低迷不振。尤其是萨拉热窝和卡尔加里的两届冬奥会上，日本队的表现差到让人欲哭无泪的地步。在卡尔加里，日本队在团体赛上排名倒数第一。

当时，芬兰的马蒂·尼凯宁是世界上最厉害的跳台滑雪选手，是V字跳转成为主流前的王者。因为他太强了，所以各国选手都在拼命模仿他的飞行技术。在札幌跳台滑雪世界杯召开之时，圭吾被允许参观了时任北星学园女子短大副教授的佐佐木敏助老师利用电脑解析马蒂·尼凯宁飞行轨迹的研究。后来我把这一研究成果用到了《鸟人计划》中，现在想想，那部小说灵感的种子其实在我初二的时候就种下了。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圭吾抱着摄像机拼命录下尼凯宁每个动作的那次比赛上，V字跳转的创始人博克莱布获得了冠军——虽然当时很多人批评他的那种跳跃方式行不通。

一九七三年

这一年，圭吾升入了大阪府立阪南高中。进入这所高中的原因很复杂。我本来还报考了上官私立高中，如果我去了这里，那么就将成为巨人队元木选手的学长。还是那个学校更好吗？阪南高中毕业的名人很少，常在电视里露面的也只有演唱《美丽周日》的田中星儿了吧。这个高中的校舍就当时而言非常前卫，教室的一面全部是玻璃，从外面看起来十分漂亮，但是教室里面却热得像温室一样。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每间教室的黑板有微妙的弯曲，这是为了防止黑板反光、学生看不到字迹而设计的。但是，不知是不是设计上出现了什么差错，不管坐在哪个座位看黑板，都会觉得黑板在反光。

阪南高中是个中游学校，圭吾觉得自己不用太努力应该也没问题，结果高一的第一次考试只考了四百名（一共四百九十五人），这让我十分诧异。我每天都去繁华的商业街闲逛，因为我穿着便装，所以不怕被师长抓去训话。那时正是兜里没钱而想要的东西又很多的时期，小偷小摸的事也是做过的，还是老实招了吧。考试期间，我也每天都去四处游玩。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的时候放学都比较早，所以我一点儿都不反感考试。

最让人高兴的是，由于阪南高中没有校服，女生们就在穿衣打扮上展开了竞赛，圭吾做梦都想重回高中时代。回想起来，那时可爱的女生实在很多，傻乎乎的男生经常发起“可爱女生Top 10”的评选，自行投票，选出他们心中的女神，而圭吾则养成了每次都会爱上这位“女神”的习惯。也正因为如此，这段时间我经常被发好人卡。“我觉得和你做朋友比较好”这样的话不知听到过多少遍。直到今天，我偶尔还会听到类似的话。呵呵呵。

一九七四年

这一年是东野圭吾推理小说创作元年。我读了小峰元[12]的《阿基米德借刀杀人》，从此就迷上了推理小说，顺便还知道了有“乱步奖”这样一个奖项，知道江户川乱步这个作家也是在那个时候。之前圭吾的傻瓜大姐告诉他“江户川乱步”是埃德加·爱伦·坡加入日本国籍后取的名字，我一直对此深信不疑[13]。其实，相信这种话的我才真是个大傻瓜吧。

后来，圭吾又阅读了《高中杀人事件》、《点与线》、《零的焦点》等松本清张的作品。最后，我决定自己也要写一本推理小说。从冬到夏历时半年，我写出了一部三百多张稿纸的长篇作品，题目叫“智能机器人的警告”。如今回头重读才发现，这本以高中生活为背景的本格推理小说中所触及的深刻社会问题，根本就不是当年的我所能把握的。另外，我还洋洋得意地写了个后记，我脑子里究竟都在想些什么啊！

不过，一部作品总算完成了，这让圭吾心情大好，于是又迅速着手创作第二本小说。这一年的夏天，我曾和同学去丹后由良露营，于是便以此为题材开始写作，书中出现不少以朋友为原型的角色。小说名为“狮身人面像的积木”，我试图写出一个包含辨识凶手和破解不在场证明的精彩故事。然而遗憾的是，我没能保持创作第一部作品时的投入程度，因此没有在年内完稿。话说，父母对我写小说的事完全不知情，他们看到儿子每天伏案奋笔疾书，还以为我在认真学习。“最近终于知道努力了啊！”听到母亲的话，圭吾不禁一愣，但是说实话太麻烦了，于是就随口敷衍道：“你儿子我也在好好考虑升学问题嘛。”

顺便说一句，直到圭吾斩获乱步奖，父母才知道儿子在写小说这件事。

一九七六年

圭吾的第二部小说《狮身人面像的积木》已经动笔一年半了，但还远远没有完成，而我只能暂时搁笔。最大的原因是时间不够用，因为我要专心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了。我原本打算等考上大学之后再接着写，但是我落榜了，只能复读一年。当时，国立和公立大学分为一期校和二期校[14]，连共通一次考试[15]都没有开始实行。在第一志愿的大学和第二志愿的某国立二期校全都落榜的那天，圭吾难过地躺在床上，开始阅读清水一行[16]先生的《动脉列岛》一书。这本小说极为有趣，绝对可以列入圭吾“最爱小说Top 10”的排行榜，然而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本饱含痛苦回忆的书。要是清水一行先生知道的话，肯定会说：“你难过和我的书有什么关系啊！”

落榜后，圭吾上了一个位于大阪肥后桥的复读班。那个复读班水平很高，汇集了很多目标直指医学部的学生，圭吾一个人把全班的平均分都拉低了。但是，我在那里遇到很多以前不曾遇到的有钱人家的孩子，也算是大开眼界了。有个朋友问我：“东野你平常看不看书呀？”我回答：“我看松本清张等人写的推理小说。”结果人家一听就啧啧啧地不住咂嘴，并且说：“提到书，指的就是纯文学嘛。”“哦，是这样啊。”我应道，其实我连纯文学是什么意思都不懂。要是我知道的话，明明可以用松本清张得过芥川奖的例子反驳对方的。但是，圭吾之前还曾经坚信江户川乱步是加入日本国籍的外国人，就凭这样的智商想必也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一九七七年

这一年，圭吾考上了大阪府立大学工学部的电机工程专业。《那时我们是傻瓜》一书详细记载了圭吾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又是出于怎样的理由进入这所大学的。这里就只用“历尽千辛万苦”这几个字加以概括吧。

圭吾喜欢社团活动，于是我加入了学校的西式弓箭部。朋友们都选择了高尔夫球部或是快艇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向他们学习就好了。高尔夫球打得好的话，以后进入公司，可以在招待客户的时候派上用场；而驾驶快艇乘风破浪的英姿会博得许多女生的青睐吧。至于西式弓箭，也就是archery，喜欢这种偏门东西的人也太古怪了吧。但是，圭吾描写射箭运动的小说后来获得了江户川乱步奖。嗯，所以很难说选哪个更好。不过，仔细想想，《放学后》中的社团活动不写弓箭部不是也可以吗？虽然书中写到了利用弓箭的诡计，但是如果设定为高尔夫部或快艇部的话，大概也能想出相应的诡计吧。所以，还是高尔夫部或快艇部更好。不不，比起成为招待客户的高手，还是受女生欢迎更重要，所以快艇部是最好的。然而，大阪府立大学快艇部恐怕也不会受欢迎吧。说到底，是“大阪府立大学”这个名号不行——地方性大学谁会放在眼里呢？要说有哪个大学一报出名号就让人觉得很拉风，那还得说是庆应大学吧。要是能考上庆应大学就好了。

想到这里，又勾起了我没有考上庆应大学的伤心事。

一九七八年

这一年佳片不断，能看到《星球大战》、《第三类接触》等青史留名的影片，这让圭吾非常兴奋。我早就放弃了成为电影导演的梦想，不过我觉得自己也许还能成为一个编剧，于是就尝试着学习编写剧本，但是并没能坚持下去。在此期间，我完成了一度中断的《狮身人面像的积木》这部小说，并软磨硬泡地让朋友和恋人都看了一遍，可是大家都不喜欢。于是，成为小说家的梦想也被我抛诸脑后，或者说，我本来也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件事。我最终决定把宝贵的青春年华都挥洒在射箭场和联谊活动上。

一九八○年

这一年，圭吾以弓箭部主力的身份参加了大学联赛，结果团体成绩名列倒数第一，后来在保级赛中又一次失利，队伍惨遭降级。圭吾切实感受到自己的确缺乏领导力，我在联赛中也一直处于消沉萎靡的状态。让一个二十来岁的大孩子来领导一帮年龄相仿的人，本身就很困难。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才是真正的领导者吧。后来，我在描写《单恋》中西脇哲郎复杂的内心世界时，用到了这一时期的体验。

联赛结束后，圭吾就退出了弓箭部。终于到了该找工作的时候了。找工作的事详细记录在《那时我们是傻瓜》一书中。学校规定拿到公司协议后，只要取得必需的学分就能毕业，圭吾的学分基本已经够了，所以在大四上学期考试期间，我抽空去东北地区玩了一趟。我是一个人去的，那次我在某个地方遭遇了不得了的事情。后来我以这次事件为蓝本写了一篇小说，收录在《怪人们》一书中。

一九八一年

这一年，圭吾进入日本电装公司[17]（现更名为DENSO）工作，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研发生产丰田系列车型的零配件，不过它并不是丰田的子公司。我是从弓箭部的朋友那里听说这个公司的，朋友的姐夫就在那里工作。圭吾一直希望能进汽车公司工作，所以觉得这家生产汽车零配件的公司也不错。入职前，我下了一个决心，就是要戒烟。我认为刚上班肯定会有种种不适应，压力一大就会忍不住抽更多的烟，所以不如索性戒掉。

入职后第一个月是新人培训期，每天从早到晚都要接受各种教育，在这期间戒烟确实非常痛苦。培训期结束后就进入现场的生产线工作了。圭吾去的是燃料喷射装置（即所谓的EFI）生产工厂，从事电子喷射零件的制造。其实各项工作都颇为不易，而最为悲惨的就是油类引发的皮炎。工作中必须要用到一种石油，这种石油一接触皮肤就会引发类似烧伤般的皮炎皮疹。星期一到星期三，手上的皮肤变得通红；星期四到星期五，手由红色转为茶色；而到了星期六，手皮就会噼里啪啦地开裂。每天一回宿舍就要在手上涂一层厚厚的白色药膏。皮炎很痛苦，而另一项测量作业也好不到哪儿去。每天从早到晚都要像机器似的干个不停，和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的表演一模一样。为了让工作快乐一点儿，圭吾把泽田研二的歌按照时间顺序从旧到新一遍遍地唱过，然而即便如此，同样的歌曲唱个几十遍也腻了，所以有时也穿插几首天地真理的歌，比如“我——在网球场——等你”之类的。这时走过身边的同事似乎都觉得这个人脑子已经不正常了。

生产线上的工作结束后，圭吾被分配到生产技术部。基于保密义务，这里不能过多透露工作内容，不过老实说，我不是那种能干的员工。我偶尔也写写研究报告，但是每当这时前辈就会取笑我说：“嘿，圭吾，别假装努力工作了！”也许前辈只是开个玩笑，但却歪打正着，一语道破天机。

一九八二年

进入公司已经第二年了，说起个中甘苦，真是一言难尽，反正圭吾每天多少都会犯点儿错误。我虽然在研究部门，但是却没有任何研究成果。我认为自己不是干这个的料，所以开始考虑转行。我甚至想过通过函授教育取得教师资格证，以后当个老师，可是考虑再三，我觉得教书根本不是我想从事的职业。

有一天，圭吾在书店拿起乱步奖获奖作品《原子炉杀人事件》[18]，无意中看到书后的乱步奖评选及投稿事项，这才明白大家是看到这个才去投稿的。我早就知道乱步奖，但却完全不懂要如何参赛。《小说现代》上经常登载乱步奖投稿方法，不过当时我从不看这类杂志。

既然知道了投稿方式，我就下定决心一试身手了。写小说不花钱，而且可以边工作边创作。如果能得奖的话，说不定会有大笔稿费进账。另外，成为小说家就可以回大阪了，说不定还能买得起房子。总之，这么做有百利而无一害。

所以，没理由不当小说家！于是，圭吾奔向文具店买了五百五十张KOKUYO[19]的稿纸，这是乱步奖规定的字数上限。我第二天就迅猛地投入了小说创作之中。我心里并没有成熟的想法，所以基本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故事开始没多久就死人了，但我还没有确定谁是凶手，当然，诡计也没构思出来。即便如此，也得硬着头皮往下写。编不出故事就安排意外事件，反正总得把剧情继续下去。小说写到后半部分，故事越编越困难，人也越死越多。我每天都在数自己写了几页，然而却怎么也达不到乱步奖规定的最低标准的三百五十页稿纸。此时，圭吾的目标已经不是获得乱步奖了，而是要在规定期限内把字数凑够，把稿子投出去。此时，我深深感到写小说的艰难。进入十二月，我总算达到了三百五十页的最低目标，这让我很高兴；同时，也带来了烦恼，因为写到现在我还迟迟不能决定谁是凶手。投稿截止日期就在一月底，伴着除夕之夜的钟声，圭吾还在苦苦思索小说情节。

一九八三年

离一月底的截止日期越来越近，圭吾的小说终于完成了。我绞尽脑汁总算弄出一个还算出乎意料的凶手，但重读故事后发现了好几处情节上的矛盾。然而，我已经没时间修改了，或者说，我想不出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另外，我没有打草稿，而是直接写在了稿纸上，所以就算修改也不能改变原稿的字数。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也就干脆死心了，我决定就把这个充满矛盾的原搞投出去算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没有定下小说的题目。我一直犹豫到把书稿装进信封的前一秒，才最终把小说定名为“人偶之家”。虽然不甚满意，但是小说总不能没有题目。因为这部作品和人偶有关，所以后来有人猜测《十字公馆的小丑》是该书的续作。其实这两部作品毫无关系，《人偶之家》是完全未发表的作品（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说法）。

圭吾总算赶在截稿日期之前交了书稿，但是我觉得自己写得太烂，根本不可能获奖，于是又迅速着手第二部小说的创作。我决定努力五年，如果五次投稿都没有结果的话，就证明自己没有写作天赋。人贵有自知之明，男人应该懂得该放手时就放手。所以，圭吾又钻进单人宿舍开始了孤独的奋斗。吃一堑长一智，我从第一次的失败中汲取了经验，这次我知道应该先打草稿才行。我把公司废弃的打印纸收集起来，对半裁开，在背面书写。我发现写满一张纸差不多等于四张稿纸的量，于是就决定每天写一张，如果顺利的话，大概五个月就能完成了。关键问题是，要写什么呢？当时我是这么想的，一定要写出吸引人的谜题才行。那么，在自己看过的所有作品中，哪个谜题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最深呢？想来想去，我突然想起了《巨人之星》[20]这部漫画，主人公的绝招“大联盟球”让当年的小学生既着迷又困惑，尤其是其中“消失的魔球”这一招更是在孩子们中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因此，圭吾决定以高中棒球为主题。这回从一开始就定好了小说题目，不用说，这就是《魔球》。在写作期间，我在报纸上读到了乱步奖揭晓的报道，高桥克彦[21]先生的《写乐杀人事件》一书最终获奖。圭吾并未感到大受打击，毕竟那只是初次试水而已。

不过，在《小说现代》上看到乱步奖评选过程时却让我喜出望外，我的《人偶之家》过关斩将，杀入第二轮评选，只差一步就可以进入最终候选名单了。那时，我就想，“什么嘛，乱步奖也不过如此。”再努把力没准下次就成了，一时间我的梦想平添了几分现实色彩。

顺便说一句，圭吾在这一年年底结婚了。其实这桩姻缘最后的结果并不理想，写下来也只是徒增伤感。不过，毕竟是人生大事，还是记下来吧。

一九八四年

卡在一月底的截止日期前，圭吾总算寄出了《魔球》的书稿，全长约四百八十张稿纸。我对于这部作品相当自信，但也没觉得自己幸运到能凭此书一举斩获乱步奖，所以从二月份起，我就马上投入到第三部作品的构思之中。新作品的背景设定在一所女子高中，主人公是男性教师。我的新婚妻子是一所女子高中的代课老师，我从她那里听说了很多学校里的事情，因此才有了这个设定。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圭吾并没有把真人真事写进故事里。我在这部小说里写到了女子高中的西式弓箭部，也只是想利用一下自己的经历而已。

四月前后开始动笔的时候，最初的想法中并未包括密室诡计，写着写着突然觉得“这种情况如果放在密室里一定很有趣吧”，所以一拍脑袋就设计了这种诡计。话虽如此，现在圭吾回想起来也不禁发出“我真是上年纪了”这样的感慨，一拍脑袋就想出诡计的事情现在可办不到了。这是思想僵化的缘故吧。

姑且不论这些，五月的一天，圭吾终于等到了期盼多时的讲谈社的通知。通知上说《魔球》进入了第三十届乱步奖最终决选。我本来就对该作品颇为自信，不过看到这个结果时，还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但是，我也并没有乐观到认定自己这次能获奖，因为之前的人生一波三折，我反而觉得这次的事情也不会那么顺利。我预料得没错，获奖结果发布当天，评选委员会打来电话，上来就是一句“实在非常遗憾……”不过，负责人又非常热情地说：“这次十分可惜，请您明年继续投稿参赛。”当圭吾回答已经在写了的时候，对方显得有些惊讶。

除了几个好朋友，圭吾没有把写小说的事告诉别人，所以周围也没人对此大惊小怪。我父母和两个姐姐一概不知情；当然，这件事对公司也要保密。我在工作中感到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把怒气发泄在书稿里。新作品的题目叫“放学后”，取自去金泽旅行时车站附近一家咖啡馆的店名。事实上，这个题目后来引发了一些争议，不过我至今都认为这个书名不错。

话说，十一月的时候，讲谈社的一位编辑打来电话询问写作进展。我问对方为什么要问这个，编辑回答要是能提早完稿的话，希望能在参赛之前让他们先看看。他们似乎会给每一位以前进入最终候选名单的人打电话。而天性别扭的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公平，断然拒绝了对方的提议。大家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

一九八五年

《放学后》终于在截止日期前三天完稿了，这次又拖到了最后一刻。当时文字处理机尚未普及，所以誊清原稿也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圭吾本来用的是自动铅笔，但是连写十几页稿纸之后手指就麻木了。为了轻松一些，我便用皮革把笔杆包粗一点儿，这样一来，手的负担倒是减轻了，而胳膊又开始疼痛起来。不过，最后好歹总算完成了。

书稿投出去之后，圭吾又立刻开始构思下一部作品，书名就定为“毕业”，主人公设定为大学生，但是我还没有想出任何故事情节。这时，我从身为里千家[22]茶人的妻子那里听说了雪月花之式，于是就决定把这个加入小说。雪月花之式是茶会仪式的一种，极其繁琐，理解起来都很困难；而且，还要在这个仪式中加入下毒的诡计，就更加麻烦了。我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设计诡计，但是恐怕读者理解起来依然非常吃力。小说中的另一个诡计是我在工作中了解到的一种新型技术。本书的主题则选择了自己在初中时就有所涉猎的剑道。

在此期间，圭吾收到了《放学后》进入乱步奖最终决选名单的通知，既惊喜又紧张。由于这次颇有自信，所以要是再次落选的话，肯定会大受打击，而且还要再等一年才能参赛。于是，圭吾考虑在空档期参加一些其他的新人奖评选。我看中了“ALL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因为这个奖项是针对短篇小说的，所以很快就能写完，而且半年后就会公布获奖情况。只是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比赛的截止日期是六月底，乱步奖的结果发布是七月二日，所以必须在知道自己是否得奖之前就寄出另一份参赛稿件。我纠结到最后，还是决定参加这个新人奖比赛。

然而，就在准备动笔之际，又产生了新的烦恼。我有两个短篇的灵感，不知要用哪一个才好。因为如果这次拿下乱步奖，就必须得在获奖后发表一篇短篇小说。毕竟是获奖后的第一部作品，所以应该拿出自信之作才行。而另一方面，既然要参加ALL读物新人奖，那么如果提交的作品不具备竞争奖项的实力，参赛也就毫无意义了。嗯……该怎么办呢？思前想后，圭吾还是决定把最好的作品留到获奖之后。ALL读物新人奖算是一时“花心”，搞砸了也损失不大。话虽如此，我还是认真地完成了作品，于六月底寄了出去。在乱步奖结果发布的前三天还参加了其他新人奖评选的家伙，除了圭吾之外，再无他人了吧？终于，决定命运的日子到来了。

乱步奖发布结果那天是工作日，所以我还是照常去上班。但是，我心里一直七上八下，在焦急与期待中等到了下班时间。但是，我也不敢马上回家，又在公司里磨蹭了一个小时。回到家已经晚上七点了，而讲谈社还没有打来电话，这时我便有了落选的心理准备。根据去年的经验，如果得奖，讲谈社应该早就打电话联系了。圭吾和妻子垂头丧气地等到七点半，电话终于来了。反正肯定是落选，抱着这样的心情我接起电话，没想到对方却通知我获奖了，而且是和《莫扎特不唱摇篮曲》同时获奖。太难以置信了。

第二天要召开记者会，圭吾马上打电话向课长请假，然后又给朋友们打了电话。这时，两个报社记者突然上门采访，我把他们请进家门，但他们却对情况一无所知，既不知道江户川乱步奖，也不知道我获奖的事。这个采访任务似乎是上司突然塞给他们的。我先把事情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才进入正式采访，还被拍摄了照片。等记者离开之后，我才发现自己一直穿着睡衣。身着睡衣登上《朝日新闻》“人物”专栏的，圭吾大概是史上第一人吧。

第二天，圭吾去东京参加记者会，左手手腕上还缠着纱布。由于工作的缘故，我的皮炎越发严重，创面惨不忍睹。记者会上我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手上包着纱布？”

一起获奖的森雅裕[23]先生颇具沉稳安静的艺术家气质，后来才知道这位很不简单。

讲谈社的大人物找我聊天，其中有人提到小说题目应该改一改，这让我大为惊异。有人认为“放学后”这个题目过于简单，应该改成“被密闭的放学后”或者“放学后的密室”之类的。圭吾很是不解，看到此处的读者应该也有同感吧。然而，当时与今天不同。我回家后还在苦苦琢磨，但却想不出一个比“放学后”更好的题目。最后，我决定把题目改成“放学后的恶魔”。这个题目也不见得有多好，但是期限将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然而，几天后讲谈社打来电话说还是保留“放学后”这个题目。据说编辑部里也对此争论不休，最后的结论是这个题目虽简单，但也很新颖。现在很多人都夸这个题目取得好，所以当时不改是对的。

另外，有几个评委批评《放学后》的“犯罪动机薄弱”，他们觉得怎么会出于那种动机而动手杀人呢。这似乎就是本书最大的争议。圭吾对此无法接受，我想写的就是“出于一般人无法理解的动机而行凶杀人”的故事，所以不能接受评委的意见也是理所当然的。当时推理小说中必须出现“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杀人动机”。仅就这一点，对于今天的推理小说作家来说，现在真是一个自由的时代。

九月，《放学后》终于在书店上架了。看到自己的书出现在书店的感觉非常奇妙，但是在公司被人索要签名的感觉却不太好。圭吾不管到哪个部门都会被人认出，这实在让我很难办。本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我特意要求讲谈社不要公开自己的公司和住所等个人信息，但是对方并没有妥善处理。坦白说，我还打算再过一段边上班边秘密写作的日子呢。

话说，《放学后》的销量不错，虽然比不上同时获奖的《莫扎特不唱摇篮曲》一书，但是也卖出十万本之多。乱步奖的金字招牌果然很厉害！圭吾不禁寻思自己何时能赶超这一销量，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十多年。

九月底召开颁奖典礼，圭吾久违地购置了西服和领带。我在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平时不需要这样的打扮。典礼上，我忐忑不安地上前致辞。说是致辞，其实也就是“感谢大家”之类的寥寥数语。后来听说这是乱步奖历史上最短的致辞了。说起来，同时获奖的森雅裕先生则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其中还有一些相当过激的内容，事后引发了小小的争议。

派对上，很多不认识的人都过来和我打招呼，一转眼的工夫，口袋里就塞满了名片。人群中也有几张熟面孔，不过只是我单方面认识人家而已，人家可都是有名的大作家。如今已经散伙的冈嶋二人[24]两位和井泽元彦[25]先生等也来找我交谈。井泽先生劈头就问：“你打算什么时候辞职啊？”我也与老前辈佐野洋[26]先生打了招呼。过了一会儿，有位陌生的女士走近前来询问我的身高，我回答“一米八”。那位女士带着复杂的表情离去，据说她是受佐野先生之托来问的。佐野先生似乎一直以推理界身材最高的作家自居。他有多高呢？这个问题让我很好奇。

派对结束后，圭吾被讲谈社的人带到了银座的酒吧，那是一间著名的文坛酒吧，现在只有这个名号仍是一个传说，因为店面早已消失不见了。原来，我去的那天是该酒吧最后一天营业。多亏去了一趟，所以日后我才能时不时向驰星周[27]他们几个炫耀：“我可是去过银座××酒吧的老前辈哦！”无论如何，那个夜晚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还半开玩笑地想，说不定这就是最后的狂欢了。没想到，这并非玩笑。之后的十年果真再无这样的机会了。

十月里的一天，圭吾举行了有生以来首次签售会。会场设在爱知县一家有名的书店里。那天好像是个星期六，一到会场就看到很多人在排队，我又惊又喜。“天啊，太壮观了吧！原来我这么有名！”不过，没高兴多久，我就发现队伍里全是熟人，基本都是公司的同事、妻子那边的亲戚等等。同事生怕队伍后继无人，还排了两次。不知道最后到底卖掉了多少本，反正签售会算是圆满结束了。如果到此为止也就罢了，但书店老板却还不知足，他提议：“东野先生，明天去另一家分店再开一次签售会吧。”要是当场拒绝就不会有问题了，可偏偏我也兴奋得忘了自己几斤几两。我人生中第一次给这么多人签名，俨然已经觉得自己是明星作家了，于是便当即拍板：“没问题，明天再来一场！”我早已忘记了今天的签售会是因为熟人捧场才勉强撑起来的。

第二天天公作美，风和日丽。书店老板和圭吾在某车站前的书店门前搭起桌子，竖起“东野圭吾签售会”的标语，做好准备等待客人蜂拥而上。老板和我都摩拳擦掌干劲十足，一个等着卖书，一个等着签名，但是等得花儿都谢了也没有客人来。不，逛书店的客人有，可几乎没人朝这边看。偶尔有人冷淡地瞥几眼，好像在说：“这家伙干什么的啊？”三十分钟过去了，我和老板默认这次签售会已经失败，也不知是谁先提议今天就到此为止好了。收拾桌子的时候，一个小学生模样的孩子走近前来，问道：“你是在签名吗？”“是啊。”我回答。于是，小学生不知从什么地方摸出一张夹在报纸里的小广告，翻过来递到我面前，说：“那你在这里签吧。”我怀着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在上面签了字，还和小学生握了握手。第二场签售会就只签了这一次。我下定决心，以后无论多么畅销，也再不办签售会了。

一九八六年

这一年的三月，圭吾终于搬到了东京。之前，我辞掉了日本电装公司的工作。递交辞职信的时候，公司那边的反应是“果然不出所料啊”。有人觉得惋惜，也有人对我的做法表示理解。无论是怎样的反应，我统统当做对我的鼓励，愉快地离开了公司。说实话，我在职时曾有诸多不满，但如今回想起来，没有在公司的那段历练，也就没有作家东野圭吾，更不用说一直坚持写作了。公司是我的大恩人，这绝对不是随口说出的客套话。

抵达东京的那天，下起了百年不遇的大雪——神奈川县铁塔倒塌，西武新宿线发生追尾事故。搬来的行李一件都没有拆开，连出门买吃的都不行，我度过了凄惨的三天。

这里真不愧是首都，房租之高让人头疼。本以为《放学后》的版税足够支持五年的花销，但是现在一看，我心里也没底了。刚在新家安顿下来，讲谈社的领导就请我去位于赤坂的中餐馆吃了一顿饭。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了鱼翅，直到走出餐馆我都还以为那是香菇。我告诉妻子：“这辈子都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香菇！”之后才知道自己弄错了。

饭桌上，讲谈社众人神情复杂。后来问起来，他们觉得我“轻率辞掉工作来到东京实在太鲁莽了”，大概是因为见多了这种贸然行事最后一败涂地的作家吧。而圭吾却毫不在意，就算不能靠写作吃饭，我这么年轻，还有其他出路，怎么也不会饿死。

我已经把获奖后的第一部作品《毕业》的文稿交给了讲谈社。我做好了思想准备，《放学后》卖了十万册，这次能卖到上次的十分之一，也就是一万册，我就满意了。我想到自己作为读者，虽然常买乱步奖获奖小说，但是却很少购买那些作家获奖后的首部作品。我的预测基本准确，每当提到这事，编辑们都会大感佩服，因为据说大多数人都认定获奖后第一部作品能与获奖作品一样受欢迎。那些人的想法真是奇怪！

在这一年里，除了获奖后第一部作品《毕业》之外，我还出版了一本名为“白马山庄杀人事件”的小说。这是圭吾第一部novels版[28]作品，而且还是老牌出版社的“河童novels”系列。我想起以前在这个系列中读到过松本清张先生的作品，不由得感慨万千，“啊！我终于也有这一天了！”然而，出版社并不是立即决定出版此书的，编辑表示“先看看原稿，如果有意思就出”。所以当责编说“下月就出书”的时候，我高兴极了。当年能在“河童novels”系列出一本书，别提多有面子了。但是，不知从何时开始，也许是在novels风潮来临之后，各个出版社的竞争日益加剧，“河童novels”系列的门槛也逐渐降低，这实在令人遗憾。光文社的有关人士如果看到这一段，想必会心生不快。不过，我这是在为“河童novels”加油助威。河童，重振雄风吧！

话说，在这一年圭吾开始打高尔夫了。在“河童novels”负责人的陪同下，我买了一套便宜的高尔夫用具。你问有多便宜？就拿当时买的高尔夫球鞋来说，我刚打了十几杆后，鞋子前端就像大白鲨的嘴一样大大地裂开了。这种鞋大概只有卓别林会穿吧。我只好找球童要了橡皮筋绑住鞋子，才勉强打完一场球，真是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不过，我囊中羞涩，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明明没钱却开始打高尔夫球的我，每周都去附近的练习场上课。每当教练看到那个穿着破棉裤配破运动服、把五号与七号球杆装在纸袋子里晃晃悠悠走进球场的谜样男子，都会露出几分微妙的厌恶。

一九八七年

这一年，圭吾继续在破公寓里埋头苦干。我的新书《大学城杀人事件》长度超过了七百张稿纸，可以称得上鸿篇巨制了。现在看来，也许七百张稿纸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时小说的标准一般是四五百张稿纸的长度，所以七百张绝对算是特例。七百张光是打印出来就要七个多小时。圭吾的责编是机械白痴，跟他说稿子存在软盘里，他就立刻痛苦地捂住脑袋。我暗暗期待着自己的长篇大作成为热门畅销书，但是事与愿违，书根本就卖不出去。为了使销量好看一些，我走遍东京各主要书店，在每家店里都买两本。转一圈下来，书包比哑铃还沉，带子都差点儿断掉。然而，无论怎么努力都是杯水车薪，销量全无好转的迹象。

顺便一提，在这一年，圭吾第一次上了电视。确切地说，是作为“作家东野圭吾”初登荧屏，而且参加的是一个叫做“料理天国”的节目。该节目由芳村真理和西川清主持，据说是为了纪念歇洛克·福尔摩斯诞辰一百周年而特意邀请新晋推理作家上节目的。除我之外，还邀请了黑川博行[29]先生。我们俩都是大阪人，初次见面便聊得十分投机，从彩排时就畅饮啤酒。黑川先生后来在《放学后》的解说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值得一提的是，《放学后》文库本的封面图案是黑川先生的夫人雅子女士设计的。《魔球》的单行本封面也是如此。黑川博行先生的作品读了绝对不会后悔，这一点圭吾可以打包票。《切断》、《封印》、《瘟神》、《国境》，每本都是杰作。我在此如此夸赞他，或许有朝一日对方也会有所回报吧。

一九八八年

圭吾以前一直以江户川乱步奖为目标，成为职业作家之后就对各种奖项不再关心了。然而，《大学城杀人事件》先后入围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和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随后又接连落选，发生这样的事情让人不得不在意。只是此时我并未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两个奖项给我又泼了好几盆冷水。

得奖后的热潮逐渐平息，圭吾便着手进行新作品的取材工作。那段时间，出版精装版推理小说成为风潮，各大出版社纷纷推出不同主题的系列丛书。讲谈社力推古典芭蕾题材的作品，而新潮社的企划则以跳台滑雪为中心。我去松山芭蕾舞团观看表演并进行采访，之后又赶往札幌采访日本跳台滑雪代表队。芭蕾舞演员和跳台滑雪运动员中都有不少怪人，所以在采访过程中需要格外谨慎，但是这个过程也不乏欢乐与刺激。能够与松山芭蕾舞团的森下洋子女士的会面，并且近距离见到了跳台滑雪名匠马蒂·尼凯宁，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这一年圭吾共出版了三本书，分别是《魔球》、《以眨眼干杯》、《浪花少年侦探团》，其中《魔球》受到广泛好评，并入选年度十大推理小说，让我甚为欣喜。

一九八九年

这一年圭吾出版了《十字公馆的小丑》、《沉睡的森林》、《鸟人计划》、《空中杀人现场》、《布鲁特斯的心脏》五本书，但是居然没有一本卖得好。《十字公馆的小丑》被人批评跟风新本格风潮，自信之作《鸟人计划》完全被无视，硬被逼着修改题目的《布鲁特斯的心脏》最后变成一本不伦不类的小说。我非常努力，但却并未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有时，我甚至认为只有自己遭到不公平的对待。可仔细想想（其实不用仔细想也能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每位作家都在勤奋笔耕，放眼望去，没造成轰动的优秀作品比比皆是（这种情况至今仍无太大变化）。最后，圭吾意识到，只有少数意外抓住好运的作家才能功成名就。当然，评论家和各文学奖项的评委都有个人好恶，但是这种事说起来就没完没了了。心里明明清楚这一点，然而到了年底看到年度十大推理小说的榜单时，我还是觉得有点儿别扭，有时还会狂妄地想：“哼，这种书居然也能入选！”二○○一年，圭吾的小说《超·杀人事件》跻身“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的前十名，也一定会有其他人抱有同样的想法。

一九九○年

《鸟人计划》虽入围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责编却毫不关心。圭吾心想大概是没希望得奖了，不出所料，后来果然落选了。书也卖不出去，“加印”变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值得庆幸的是，我一直有工作可做。这是因为当时正处于泡沫经济的全盛时期，出版社还有余力供养那些不畅销的作家吧。此时，一帮后来大放异彩的年轻作家也开始崭露头角。在大泽在昌[30]先生和井泽元彦先生的号召下，成立了一个名为“雨之会”的年轻作家团体，大家经常一起出去旅游，玩得很开心。在此期间，大泽先生的《新宿鲛》一炮走红，宫部美雪女士则包揽了各种文学奖项，而像我这样的人就是专门负责呐喊助威、庆祝别人胜利的。后来，“雨之会”解散了，因为主要成员越来越忙，无暇参加活动——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原因。也可以说是因为该组织达到了预期目的，再无存在的必要了。

这一年，圭吾的代表作应该算是《宿命》吧。这本书为我带来了久违的“加印”。很多编辑都对此书赞不绝口，但是评论家那边却反响平平。某书评专栏干脆就照搬照抄了该书封底的内容简介，至于感想，就用“还算有趣”一笔带过了。另外，年底出版的《假面山庄杀人事件》则被评论家批评抄袭了某作者稍早出版的一部作品。但是，《假面山庄杀人事件》早就在杂志连载过，明明是我的故事发表在先，所以不免痛感自己在评论家心目中犹如草芥，不值一文。

一九九一年

这一年，讲谈社为了庆祝创社八十周年而推出了推理小说新作的特别企划。圭吾也获得邀请，我不敢怠慢，写出了一部名为“变身”的小说。但是，出版社的主要策划人却毫无干劲，这个企划不了了之，也没有像之前承诺的那样为《变身》进行全方位宣传。从此，我就不太信任出版社的各种企划了。这么说来，《布鲁特斯的心脏》是“河童novels”创立三十周年的企划，《沉睡的森林》是讲谈社推理小说新作的特别企划，《鸟人计划》是新潮社推理俱乐部的企划，这些全都是应各种各样企划之邀而创作的作品啊！但是，到头来哪部作品的宣传都是应付了事。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另一件事，这一年的春天，《天使之耳》入围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小说部门决选，不过最后还是落选了。责编完全没有和圭吾联系，直到作品落选后才打来电话说了一句：“果然不出所料啊”，而且还语带笑意。当时我就立志，有朝一日成为畅销作家的话，决不在这人所在的出版社出书了。

在私生活方面，圭吾逐渐对高尔夫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没上场打过几次，但却轻松突破了一百杆，我不禁心想：“这很简单嘛！”然而这才是麻烦的开始。你问哪里麻烦？当然是囊中羞涩最麻烦啊。当时正值高尔夫热潮，上场随便打几杆，万元大钞就像长了翅膀似的一张张飞走了。圭吾一边看着钱包一边默默叹息：“高尔夫真是奢侈的爱好呀！”

一九九二年

新年伊始，讲谈社novels创刊十周年纪念特别企划又来找圭吾约稿。本来我已经打算对此类企划敬而远之了，但是对方答应用现金预付取材费用，我脑子一迷糊就答应了。而且，这还是一项距离截稿日期只有一个月的紧急任务，最后好歹赶出来交差的那本书就是《雪地杀机》。书中用到了之前就想要尝试的诡计，但是作品本身却没有引发任何话题。前不久出版的《交通警察之夜》也完全卖不出去。负责连载的责编直截了当地告诉圭吾：“那书买不掉，很快就会从书店下架。”当然，那时谁都没料到这本书十年后会加印。书中收录的《镜中》继去年的《天使之耳》之后，也入围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小说部门决选。坦白说，连我自己都备感意外。虽然最后依旧落选，但我一点儿都没失望，只是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念头：我的作品入围不会就是用来凑数的吧？

那段时间，泡沫经济崩溃，多家公司相继倒闭，“出版业与经济不景气无关”的神话也破灭了。连载小说的出版社倒闭了，就连已经设计好封面的书也不能出了。这时，“河童novels”出版了圭吾的《美丽的凶器》一书——这本我自己都认为写得一般。果然，书一上市，恶评就铺天盖地。推出自信之作的时候没人夸奖，偶尔失手一次就被骂得体无完肤——评论家就是一帮这样的人。如今，我更倾向于把这种想法当成一种被害妄想症，但是，那样的信息操控完全有可能彻底击垮一个作家。

尽管如此，我当时还是暗下决心，自己不满意的书决不出版。因为没人知道读者会从哪本书读起，如果看的第一本书就让他们失望，恐怕他们也就不会想要尝试该作家的其他作品了。所以，必须得让读者无论从哪本书看起都不后悔。基于这样的决心，我在这一年年底完成了《同级生》一书。这部作品写得相当艰辛，但是就在某一时刻，我仿佛得到了天启，突然就下笔如有神了。神明向我传达了一条极为理所当然的信息：“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就好了。”

一九九三年

两年前，我在外面租了一间工作室，每天早晨都去那里写作。自己开车比较方便，但我还是喜欢搭公共汽车和轻轨。多亏如此，我从日常生活中获取了不少灵感，只是这些灵感不是关于推理小说诡计的，净是一些笑料。《怪笑小说》和《毒笑小说》的材料基本都来源于此。那时，我正在连载《那时我们是傻瓜》，所以我的头脑似乎完全处于搞笑模式。其间，《同级生》一书出版了，销量创下新高，让我尝到了久违的热卖滋味，并确信自己先前定下的方向没错。后来，我乘胜追击出版了《分身》一书，但这次希望又落空了，我再次痛心地感受到——卖书实在不易。

在我伤心郁闷之时，一些比我晚出道的作家却后来居上，作品卖得越来越好。我决心振作精神，构思一部惊世之作。直升机技术人员的一席话启发了我的灵感，我脑海中浮现出大型无人直升机在原子核反应堆上空盘旋的画面。但是，我对直升机和核能发电都没什么概念，为了写好故事，我觉得必须得提前做好功课才行。于是，我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走访了各个核能发电厂，并且采访了直升机研发人员、航空工程专业博士以及核能方面的专家。我抱着成败在此一举的念头，全身心投入到取材工作中，平生头一次如此拼命钻研一件事情。结果，取材与研究共持续了三年之久，我坚信一旦成书必将大卖，所以才能坚持下来。新书取名为“天空之蜂”。

一九九四年

四月某日的深夜，我租的公寓附近的树林中传来奇怪的唧唧叫声。我感到很奇怪，就冒雨前去查看，结果发现泥泞中蜷缩着一只羊角面包大小的小动物。虽然这个小家伙样子诡异，但是我也无法见死不救。我把它带回家擦拭干净，原来是一只刚出生的小猫咪。其实，我前一天才梦到捡到一只猫。这只小猫受了严重风寒，但是吃过兽医开的药后，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我每天用奶瓶给小猫喂奶，渐渐地对小家伙产生了感情，于是决定留下饲养。因为曾经做过那样的梦，所以我就给小猫取名“梦吉”，其中也包含着期盼小猫能带来好运之意。

从此，我每天从练马的工作室回家后就有了盼头。这只梦吉猫咪虽然年纪幼小，但却十分早熟。它的身体娇小，而腿间那个像铃铛似的东西却相当威猛。果不其然，它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到处拈花惹草。而且，梦吉性情凶暴，有时还乱咬人。我带它去做绝育手术的时候，连兽医都怕它。本以为手术后梦吉会变得温顺起来，但是这个希望也落空了。

话说，这一年我出版了《怪人们》、《从前我死去的家》、《操纵彩虹的少年》这三本书。三本书都没有话题性，也都卖不出去，这话实在不愿一说再说了。尤其是《从前我死去的家》，居然连书评都没人写，实在是不可思议。我几年之后才切身体会到，虐待儿童的题材写得太早了。尽管书的销量不佳，但是我还是决定买房，地点选在了横须贺地区。要问为何突然要搬去横须贺？这与我的家庭有一定关系。另外，市中心房价太高也是需要考量的现实因素。这年年底，我毅然决然地搬家了。梦吉住进宽敞的新家，显得十分快活。

一九九五年

阪神大地震给我带来巨大冲击。电视中播放的悲惨画面让人无法相信那是现实情境。我眼睁睁地看着以百人为单位的死亡名单不断拉长，生怕在里面看到熟人的名字。我有很多大学时代的朋友都住在阪神地区。幸运的是，大家都平安无事，只是损失了不少财物。他们的人生规划也不得不重新调整。如今，我发现关于那场灾难的记忆正迅速从世人脑海中消失，不过我也没资格责难别人。从表面上看，灾区正在逐步重建，但是受灾者心中的创伤至今仍未痊愈。至少我永远都不想忘记。

地震发生的次月，大阪召开了反对启动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文殊[31]的讨论会。会上反对派听了科学技术厅和动燃的研究人员所作的报告。为了《天空之蜂》的取材，我也出席了会议，持对立观点的两派在会上很难达成了共识。例如，有人提问：“要是当地也发生了阪神大地震那样可怕的地震，文殊反应堆会怎么样？”另一派回答：“那个地方不会发生那样的地震。”我感到反对派与推进派各自都处于两难的局面。我想把这一情景展现在小说中，于是决定在《天空之蜂》中以完全中立的立场如实描写双方的主张。然而，次月就发生了地铁沙林事件，举国上下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奥姆真理教上。当时我就意识到今年无论写出多好的作品，恐怕都卖不出去了。

事实上，在这一年，不仅是我的书，全国的图书销售都在下滑，连期刊杂志都不好卖了。人们为了尽快获得资讯，都选择阅读体育报纸，根本无暇关注小说之类的虚构作品。即便如此，我依然坚信自己呕心沥血完成的大作必定能引起轰动。《天空之蜂》于年底出版了，出版的次月，文殊反应堆就发生了钠泄漏失火的事故。我心里还怀有某种不应有的期待，觉得这真是天助我也，这下我的书肯定会大卖特卖吧。然而，我的期待全盘落空。评论家为何会无视《天空之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不过，现在说说也只是发几句牢骚罢了。

一九九六年

这一年是我出道第十一个年头。我觉得自己应该已经不算新人了，但是《天空之蜂》却入围了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的候选名单。坦白讲，我对获奖相当有信心，可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落选当晚，我和编辑出门喝闷酒的时候，巧遇了本次新人奖得主真保裕一[32]。奇怪的是，对方看到我反而显得很不自在。后来，真保裕一接连获得各种文学奖项，每次我都不得不和他打招呼，对他说“真是恭喜了”，这种言不由衷的客套话我自己都腻了。但是他过段时间又会得个什么奖，然后我又得陪着假惺惺的笑脸向他表示祝贺。啊，烦死了！烦死了！

这些姑且不提，这一年我自暴自弃似的出了五本书——《名侦探的守则》、《谁杀了她》、《毒笑小说》、《名侦探的诅咒》，还有《恶意》。数枪连发总有一枪命中目标吧。结果《名侦探的守则》成为了继《放学后》之后的又一畅销书，我既欢喜又惭愧，也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谁杀了她》却把我折磨得够戗，我一直提心吊胆，就怕读者集体找我算账。他们倒是没来找我，可是编辑部的咨询电话却被读者打爆了，据说后来编辑们打算制作一个解答手册以应付读者的提问——我真对不住各位。但是，这本书能在网络上掀起热烈讨论，这很不错。《名侦探的诅咒》是直接以文库本的形式出版的新作，卖得相当好。我想，便宜货果然有市场啊！也许是老天不想让我太过得意，我最有把握的作品《恶意》却无声无息地沉没了，也许是时运不济吧。我原本期望《恶意》能入围某个奖项的候选名单，可第二年入围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的却是《名侦探的守则》。对这个结果，我实在不知说什么才好。

一九九七年

惭愧地说，这一年我又恢复了单身，一切又要重新开始了。《名侦探的守则》被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的评委一通狂批之后落选了，看来今年真是开了个“好头”。我正打算从此埋头努力工作的时候，井泽元彦先生给我打来电话，问我要不要演出话剧。为纪念日本推理作家协会成立五十周年，要排练一部文人戏，总共邀请了约五十位作家，其中包括赤川次郎先生和内田康夫先生这样了不起的老前辈。这段时间，只要是有点儿意思的活动我都想参与一下，于是便答应参演。

在一个天气极热的日子里，所有要参加演出的作家在一间空调不管用的屋子里集合。拿到发下来的剧本一看，我很是吃惊，圭吾的角色居然是天下一大五郎[33]——台词特别多，人家可能觉得我很闲吧。记台词很累人，但是排练时能和大家聊聊天，偶尔出去喝一杯，还是挺开心的。我又一次深深体会到作家真是一个孤独的职业啊。另外，很多作家以前只能远远仰望，而这次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他们真实的一面，这也让我觉得非常有趣。说实话，我从未想到北方谦三[34]先生会是个如此诙谐幽默的人。他胖乎乎的，记台词的功力也很烂。不过，大家都喜欢他，我想这就是一个人的魅力吧。

九月某日，这个文人戏正式上演了。辻真先[35]先生的剧本写得很妙，让将近五十个演员每个人在台上都有出彩的机会。舞台设备很完善，服装也很漂亮，最后，问题果然还是出在演员身上。陆续有人在演出中即兴发挥，让其他人不知所措。时任协会理事长的北方谦三先生在表演高潮阶段忘词了，慌忙中在舞台上就拿出了事先抄好备用的台词。不过，观众们本来也不指望这帮人演技能有多么高明，这样乱哄哄的场面反而让他们很兴奋。至于圭吾演得如何，那就只能用“不功不过”来形容了。

一九九八年

上一年，也就是一九九七年，我一本书都没出。出道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我稍微有点儿焦虑。不过，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一九九六年出了五本书，然后留出一小段空档，这样多数评论家就会把注意力聚焦于将要出版的新作了吧。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的那部长篇作品就是《秘密》。尽管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把这部作品当做推理小说，但是我个人对这本书是很满意的。

而《秘密》的销量也令人满意，出版不久就迎来了久违的加印。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书的势头丝毫不减，这让我十分欣慰。《国王的早午餐》节目中曾经力推该书，也许这也是提高销量的重要因素。

另外，这部作品刚刚发表，便陆续有影视公司上门洽谈改编事宜，这或许是因为以年轻女星为主角的影视作品比较有市场吧。数家公司送来了企划书，不管哪份企划，都把广末凉子或深田恭子定为理想中的女主角人选。不过，我知道，虽然影视公司有改编的意向，但是最后真能实现的却少之又少，所以我对此事并不十分上心。然而，到了年底，TBS电视台千方百计找到我，他们说已经确认过广末凉子的档期，小说搬上荧幕的可能性有百分之九十八——不是百分之百的可能性就不能完全相信，但是我还是答应先交给他们处理好了。

一九九九年

这一年，从直木奖的华丽落选开始，发生了很多事情。继直木奖之后，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也落选了。我自己觉得出道十四年还被当做新人，这十分可笑，所以对这个奖的落选我也无所谓。我只是感慨自己真是和获奖没什么缘分啊。

姑且不论这些，更重要的是，我听说《秘密》改编成电影的事基本已经确定了，这让我每天都很兴奋。自己的作品被搬上荧幕是我多年以来的梦想。这时，又传来了《秘密》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的消息，这下，文学奖连败的纪录总算终结了。看到之前一次次失望的责编露出开心的笑脸，这种感觉真的很棒。TBS电视台的人也很高兴，我的获奖对于他们的影片宣传也有不小的帮助。电影拍摄从七月开始，我接受了制片人参加演出的提议，于八月某日和责编等人去片场参观访问。广末凉子女士小巧的脸庞让我惊叹，而更让我吃惊的是电影拍摄是如此不易。我切身体会到拍好一部电影需要无数人的通力合作。特别是这次必须在盛夏季节拍摄冬天的场景，为了表现出季节感，所有工作人员与演员付出的辛劳令人感叹——详情请参见《秘密》这部电影的幕后花絮。轮到我出场的那一段，虽然只是个打酱油的路人甲，但是我还是很紧张。以前出演的文人戏什么的完全不能和这个相提并论。但是，泷田洋二郎[36]导演仍让我一次通过，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至于我是在哪一幕出场的，这也是个秘密。

顺带一提，在影片拍摄过程中，《白夜行》出版了。由于电影《秘密》造成了话题，这一时期，每天都有杂志记者上门采访，多的时候甚至一天就有四五拨人。对于一个被忽视十几年的作家来说，这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在我忙忙碌碌应付采访的时候，电影《秘密》终于杀青了。个人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片子。也多亏了这部电影，在对不看小说的人自我介绍时，我可以说“我是广末凉子演的那部电影的原作者”了。

二○○○年

这一年发生了千年虫危机。千年虫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虽然最后总算顺利地渡过了危机，但是真有必要如此大惊小怪吗？政府真有必要投入大笔税金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我至今对此抱有疑问。我在憋闷的心情中等来了直木奖的结果，《白夜行》果然又落选了。我的落选纪录仿佛又掀开了新的篇章，真不吉利。

这一年，我没出什么书，尤其是长篇小说，更是一本没出。也许有人会说我消极怠工，但实际上我忙得很。上一年开始了《单恋》的连载，由于这是第一次在周刊上连载，我十分紧张。一开始，我就交上了一百五十页稿纸的内容，但是我掌握不好连载的进度，最后变成每周交一次连载稿件，反正我就是那种不到火烧眉毛就认真不起来的人。就在我手忙脚乱赶稿子的时候，时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理事长的北方谦三先生要求我出任协会奖的评委。没有搞错吧，我去年才得奖，今年就让我当评委，这也太乱来了！我试着跟他理论，但他的回答很奇怪，他说：“不按牌理出牌才是我的风格。”我仍然极力推辞，没想到他竟然说出一句不可思议的话：“你不答应我决不罢休，要是你无论如何都不答应，我就跟你绝交。”说实话，我立刻傻眼了，过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绝交”，而我小学毕业之后就再也没听过这个词了。真是逗死我了，我忍不住笑着调侃道：“不用当协会理事我就干。”“明白了，我不会让你当理事的。”理事长信誓旦旦地说。这是男人之间的承诺。

然而，没过多久我就接到了协会的通知，说是大家投票把我选为理事了。我立刻找理事长抗议，他竟然狡辩道：“我只答应你不会推荐你当理事，但是会员投票选了你我有什么办法？就算我是理事长，也不能强行推翻投票结果啊。”我顿感五雷轰顶，这真是身为“当代描写男人世界第一人”的作家说出的话吗？！

二○○一年

小时候，我对二十一世纪怀有各种梦想，以为到那时车子不会在地面行驶，而是在空中自由往来。登上月球就像海外旅行一样便利，别说月球了，就算去火星也不是难事。但是，现实情况又如何呢？去海外旅行多少是方便了一些，但是车子还是在地上开，市中心总是堵车。不过呢，能健健康康地活到现在也许就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了。以前，我曾计算过自己到二十一世纪时是多大岁数，当算出是四十三岁的时候，顿时感到一阵绝望。“天啊，那时我都是老头子了，老成那样还怎么迎接二十一世纪啊！”而如今四十三岁还算是青壮年——老龄化社会万岁！

这一年，虽然不是为了庆祝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但我决定配合《单恋》的出版举行一场签售会。上次举办签售会还是一九八五年，一晃十六年过去了。场地设在新宿纪伊国屋书店。我感觉自己好像是第一次举行签售会一样，全无头绪，完全抓不住要领。书店方面事先发放了入场券以控制人数，不过我觉得要把当天特意赶来的人赶走的话，那实在很过分，我希望能为所有到场的读者签名，所以就拜托他们当天再分发入场券。签售会当天，我乘出租车到达书店的时候，门前早已排起长龙，让我在欣喜之余又多了几分困惑与惊异。签售会从下午一点一直持续到将近五点。我的手腕酸疼无力，脑袋昏昏沉沉，在一旁帮忙盖印章的责编手指都磨出了水泡。我再次亲眼确认了原来有那么多读者来买我的书啊，真是谢谢大家了。下次签售会不知会是什么时候，也许是十五年后？那时说不定一个人都不会来了，不，那时有没有人找我办签售会都难说。不、不，那时我还当不当作家都是个问题呢，对吧？

二○○二年

要说这一年我干了什么，简单来说就是玩滑雪。从前我就一直想试试这个，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终于有幸体验了一把，从此就对这项运动上瘾了。适宜滑雪的季节即将结束，不过只要找到还有雪的滑雪场，我就会去练习，希望能尽快提高技术。毕竟我已经四十四岁了，还能再滑几年都很难说。幸好当时位于千叶的SSAWS[37]还在营业，在滑雪季结束之前，我每周都会去一次。九月三十日是SSAWS营业的最后一天，我在那里滑完最后一次时，居然有种要哭的冲动。

不过，我并不是满脑子只想着玩，工作也有不小的进展，陆续出版了《湖边凶杀案》、《时生》、《绑架游戏》三部作品。时隔六年，我又一次在一年之内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各位想必都知道，其中《湖边凶杀案》和《绑架游戏》已经改编成电影了。我个人觉得《时生》一书是最适合搬上荧幕的，但是显然我不太懂影视圈从业人员的想法。

更让我搞不懂的是出版业的将来。现在真的已经到了图书滞销的时代了，当然，这跟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也有关系。对个人来说，买书钱有可能是最先削减的开支——去一趟图书馆就可以免费借阅各种畅销书，图书出租业也应运而生。我认为，无论以何种形式，只要阅读这种文化活动能继续下去就好。然而，现在问题在于书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出书就得花钱，但这笔钱谁来负担？国家一分钱也不会出的。那么，这笔钱从哪里来呢？事实上，负担这笔钱的除了读者，再无他人。读者买书需要花钱，而这些钱又会返回出版社成为出版新书的资金。如果没有“为读书而掏钱买书”的人，新书也就出版不了了。作家也要生活，就算图书馆增加了几万名借阅者，租书店租出了几千本书，出版社和作家都无法从中获利。所以，我要为“肯掏钱买书的人”写故事，让他们觉得自己付出了金钱，获得了相应的乐趣。当然，手头不宽裕而去图书馆借书的人还是占大多数吧，我完全没有指责他们的意思，请大家好好利用公共设施，尽情享受阅读的快感。不过，千万要记得对那些“肯掏钱买书的人”说声谢谢，因为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新书可看了。

二○○三年

从今年开始，更确切地说，是从去年年末，我就迷上了滑雪。因为去滑雪场的次数太多，我就琢磨着写写关于滑雪的随笔，顺便也可以把滑雪的钱纳入写作经费中。结果，这个想法遭到了大家的一致鄙视。不过，也正因为开始对滑雪着迷，我不断收到同样喜爱这项运动的同行的邀约，比如二阶堂黎人[38]先生、贯井德郎[39]先生、笠井洁[40]先生……把怪人作家黑田研二[41]也列出来好了。

雪化完了，随笔的题材也没有了，于是我开始挑战一些新项目，冰壶就是其中一项。但是，我玩冰壶的时候出了一点儿事故，脸上缝了二十五针，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不过，我儿时摔歪的鼻梁却因此正过来一些，我心里多少有了点儿安慰。

《绑架游戏》改编成电影时，改名为“g@me”。我这个原作者也在片中露了一面，但是因为只是一闪而过，几乎没人看出来——我明明是本名出演的。

值得一提的是，母亲去年住院了，是因为要动腹部大动脉瘤手术。事实上，当时母亲还患有胆管癌。她本人并不知道癌症的事。后来，她感染了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了并发症，身体十分虚弱，两个手术都无法施行了。她本来就年事已高，所以医生建议“回家休养比较好”，这话也就是表明他们回天乏术了。

回到家的母亲似乎恢复了健康，就像已经痊愈了一样。她还去看了电影《g@me》，称赞主演藤木直人先生“长得真帅啊”，这话一点儿都没错。

这一年我还出版了《信》、《杀人之门》和《我是冷面老师》这三部作品。

二○○四年

精神得就像病已痊愈一样的母亲在新年伊始再次住进了医院。没有任何治疗，癌症当然不会凭空消失，而且大动脉瘤也扩散了。然而，即使住院，医生也无计可施。我一次次返回大阪，召开家庭会议。

两个姐姐真是家里的大救星。她们不眠不休地照顾母亲，让我万分感激。

但是，不管多么无微不至的照料，依然无法阻挡癌细胞的肆虐。六月三日，母亲撒手人寰。接下来的事情更是让人手忙脚乱——守灵、葬礼事宜、通知亲朋好友等等，忙得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丧主是父亲，但是他把事情全权交给了我这个儿子，连葬礼上的致辞也让我出面。尽管如此，父亲仍不忘再三嘱咐：“葬礼要办得隆重一点儿啊！”

那时，《嫌疑人X》（出版时改名为《嫌疑人X的献身》）正在连载，而我只得向编辑部请求暂停一段时间。作为作家出道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没有按照原定时间交稿，同时我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我对父亲说：“哪天您老人家大行了，可不要赶在我截稿的时候啊。”

葬礼和法事告一段落之后，姐姐们又提出一个新难题——爸爸的生活怎么安排。那时，父亲已经八十七岁了，实在不放心让他独自生活。

其实数年前我们就和父亲商量过这件事，父亲希望去养老院住，他说不想给孩子们增加负担。

大姐住在横须贺，我们商议是否能把父亲送进那附近的养老院。起初，姐姐们不太愿意，因为她们好像觉得养老院不是什么好地方。然而，在去那家养老院参观之后，她们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甚至还说既然那里条件如此好，自己老了之后也想去。

于是，年迈的父亲从熟悉的大阪搬到了横须贺的养老院。我们告诉他：“不想住了的话，随时都可以搬回大阪。”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父亲在那里找到了摄影与电脑两大乐趣，每天都过得十分开心。

二○○五年

由于在体育杂志上连载与高山滑雪有关的小说，我有幸与四度参加冬奥会的木村公宣先生一起在富良野滑雪，并请他指导滑雪方面的技术。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当然我也免不了在喝酒的时候得意地四处炫耀。

顺便说一句，这一年是我出道二十周年纪念。责编们联合送了我一套新型滑雪板作为礼物，我非常高兴。只收不送让我很过意不去，于是我写了二十页长度的短篇小说作为回礼，不要稿费。话虽如此，我也不能每家出版社都免费送一篇，于是我让他们通过扑克游戏“超贫民”来决定哪家可以得到这篇作品。这是人尽皆知的游戏“大贫民”（有时也称“大富豪”）的多人版本。看到平时只打麻将的那帮人在扑克牌上杀得天昏地暗，真是太有意思了。

和前两年一样，今年仍旧出版了三部作品——《黑笑小说》、《嫌疑人X的献身》和《科学？》。其中《嫌疑人X的献身》广受赞誉，大大超出我的想象，让我吃惊不小。年底推理小说TOP 10的排名结果更是让人大呼不可思议。谢谢大家捧场了。

二○○六年

《白夜行》被改编成电视剧，一月份开始播出，由山田孝之先生和绫濑遥小姐主演。在杂志社的安排下，我和绫濑小姐进行了一次对谈，她真是个大美女。每次见到女演员我总是想，她们才是不折不扣的美女，什么班花啊、街道一美之流，和她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本年度好事不断，我终于凭《嫌疑人X的献身》一书获得了连年让我吃尽苦头的直木奖。祝贺的花束接连送上门来，因为家里有猫，所以没地方摆放，只好全都放在床边，看上去很像少女漫画里的场景。

颁奖典礼在二月份举行，而典礼的次日，我就要为了取材飞往都灵观看冬奥会。我与众人喝酒喝到凌晨六点，十点坐上从成田机场出发的飞机，简直比急行军还紧张。这段详情在《梦回都灵》一书中有所记载。

也许是因为获得了直木奖，上电视的邀请也增加了很多。但是，我很怵上电视，所以全部婉拒了。到了夏天，新科直木奖得主诞生，这些邀请全体消失，真是花无百日红呀。

而另一方面，《信》被改编成电影，反响热烈。大多数看过片子的人都说“太感动了”、“看得泪流满面”，这让我很高兴。不过呢，也没人会对原作者直言不讳地说“这片子真烂”吧。

对于《信》这部电影的感想，我在很多地方都写过，在这里就不多说了。不过，有一件事我要告诉大家，在与演员见面时，我第一次见到泽尻英龙华小姐，就被她的美貌深深打动，灵魂都差点儿飞上天去。

二○○七年又会是怎样的一年呢？二○○六年太过顺风顺水，因此我预感来年运势会有所回落。我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还是希望千万别是生重病、出事故，或者亲朋好友遭遇不幸之类的事。噩运能不能最多到阪神虎队降为B级而不能参加季后赛的程度就打住呢？

[1]将表明日语音节的假名按照纵五横十的格式排列的一览表。

[2]以四十七个平假名（不重复使用）编成的七五调和歌，是日语识字歌之一，据传产生于平安中后期。

[3]本陆军下士官军衔之一。

[4]鹏幸喜（1940- ），日本大相扑力士，第四十八代横纲。

[5]发育过程中一旦过了该时期，某些行为的学习就不能完成。

[6]阿贝贝（1932-1973），埃塞俄比亚马拉松运动员。在罗马和东京两届奥运会上都获得了金牌。

[7]市川崑（1915-2008），日本著名演员、编剧、导演，曾在一九六五年拍摄纪录片《东京奥运会》。

[8]日本特摄史上第一部以怪兽作为主角的特摄连续剧，于一九六六年在日本首播。

[9]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发生在日本东京都府中市的一次现金抢劫事件，至今犯人尚未捕获，是日本历史上最神秘的案件之一。犯人作案手法巧妙，被人们视为“完美犯罪”。

[10]大阪世博会最受瞩目的建筑之一，由日本现代艺术大师冈本太郎设计。太阳塔的造型像是一个冲天巨人，塔上有四个大面具，寓意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1]即日本奥运跳台滑雪代表队。

[12]小峰元（1921-1994），推理小说作家。一九七三年凭借《阿基米德借刀杀人》一书获得第十九届江户川乱步奖。

[13]“江户川乱步”的日语发音和“埃德加·爱伦·坡”非常相似。

[14]指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间，日本文部省对于国立和公立大学的划分，一期校和二期校的入学考试时间有所不同。在“共通一次考试”制度被引入后，该划分被废止。

[15]全称为“大学共通第一次学力考试”，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共举行十一次，是以报考国立、公立大学以及产业医科大学的考生为对象、全国统一的基础学力考试。

[16]清水一行（1931-2010），日本小说家。一九七五年凭借《动脉列岛》一书获得第二十八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17]一九四九年成立，一九九六年更名为DENSO，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的开发与生产。

[18]作者长井彬（1924-2002）凭借该书于一九八一年获得第二十七届乱步奖。

[19]日本著名文具品牌，创立于一九○五年。

[20]作者是梶原一骑和川崎升。该漫画讲述了主角星飞雄马在父亲斯巴达式的训练下，经过艰苦磨炼，逐步成长为巨人队顶尖选手的故事。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漫画在《少年MAGAZINE》 上连载，反响强烈，后来又被改编成动画作品。

[21]高桥克彦（1947- ），日本小说家，也从事浮世绘研究。他的推理作品常以浮世绘为题材，并辅以历史考证型的推理手法。

[22]日本茶道最著名的三大流派之一，与“表千家”、“武者小路千家”并称为“三千家”。

[23]森雅裕（1953- ），日本小说家。他后来曾写书抨击文坛弊端，和出版社决裂。他自费出版过一些作品，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见了。

[24]冈嶋二人，井上泉（1950- ）和德山谆一（1943- ）两位作家共用的笔名。代表作包括《巧克力游戏》、《99%的诱拐》等。

[25]井泽元彦（1954- ），日本历史小说家、推理小说家、历史研究家。

[26]佐野洋（1928- ），日本推理小说家、评论家。

[27]驰星周（1965- ），日本小说家，代表作包括《不夜城》、《镇魂歌》等。

[28]指一种书籍的版型，约为一百七十三毫米乘以一百零五毫米。光文社于一九五九年首次推出“河童novels”系列，出版了松本清张、高木彬光、赤川次郎等作家的畅销作品。

[29]黑川博行（1949- ），日本小说家。

[30]大泽在昌（1956- ），冷硬派推理小说家，代表作包括“新宿鲛”系列和“打工侦探”系列。

[31]名称来源于文殊菩萨，指日本反应堆和核燃料开发事业团（即后文提到的“动燃”）建在福井县敦贺市的高速增殖反应堆。一九九五年七月开始发电，同年十二月因为钠泄露事故和隐瞒情况成为舆论的焦点。

[32]真保裕一（1961- ），日本小说家、编剧，代表作包括《夺取》、《极度严寒》等。

[33]东野圭吾在《名侦探的守则》里塑造的主人公。

[34]北方谦三（1947- ），日本小说家，以冷硬派小说和历史小说见长，是多项文学奖的评委。

[35]辻真先（1932- ），日本推理作家、动画及特摄片编剧。

[36]泷田洋二郎（1955- ），电影导演，代表作包括《秘密》、《阴阳师》等。

[37]一九九三年开始营业，二○○二年停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滑雪场，全年开放。名字取自“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in Snow”的首字母。

[38]二阶堂黎人（1959- ），日本小说家，代表作包括《吸血之家》、《恐怖的人狼城》等。

[39]贯井德郎（1968- ），日本小说家，代表作包括《乱反射》等。

[40]笠井洁（1948- ），日本推理小说家、科幻小说家、文艺评论家。

[41]黑田研二（1969- ），日本推理小说家，代表作包括《婚纱》等。

II 自作解说

《放学后》（一九八五年九月 讲谈社）

此书是江户川乱步奖获奖作品。前一年，本书进入了该奖项的最终提名，我对于获奖抱有很大期许。当时，妻子正在一所女子学校担任代课老师，所以取材很轻松。书里用到了两个密室诡计，构思起来也并不十分困难。果然当年自己还年轻啊。

《毕业——雪月花杀人游戏》（一九八六年五月 讲谈社）

要是《放学后》没得奖的话，我本打算用此书再冲击一次乱步奖。但是，这本书里的诡计太过复杂，据说乱步奖不喜欢这种作品。的确，现在我重读此书的时候，自己都看糊涂了。加贺恭一郎在本书首次登场，不过那时我根本没想过以他为中心写成系列作品。

《白马山庄杀人事件》（一九八六年八月 光文社）

那时新本格派作家还没有出现，我还是想写一些古典风格的推理作品。能在光文社“河童novels”系列中出版作品是我的梦想。这书本来叫“鹅妈妈旅社杀人事件”，但是被主编否决了。其实一开始，这书和白马什么的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大学城杀人事件》（一九八七年六月 讲谈社）

本书写到了台球运动，而此项运动在我执笔期间还没有流行起来。然而，本书出版之后，日本在汤姆·克鲁斯主演的《金钱本色》的影响下掀起了台球热潮。某文学奖的评委会误认为本书是跟风之作，这真让我有点儿不甘心。

《十一字杀人》（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光文社）

和《白马山庄杀人事件》一样，本书的题目也是改过的，原本叫“来自无人岛的杀意”。虽然这个书名也不算吸引眼球，但是也不必用字数命名为“十一字杀人”吧。在电话里接到通知的时候，我都无语了。

《魔球》（一九八八年七月 讲谈社）

在《放学后》获得乱步奖的前一年，这本书也被提名了。鉴于此书是我二十五岁时写成的，获得提名确实为我增添了少许自信。

《香子的梦——女招待杀人事件》（一九八八年十月 祥传社）

这是我的第一部连载作品，原名为“以眨眼干杯”。我参考了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中的人物形象。由本书改编的电视剧中也出现了大量向《蒂凡尼的早餐》致敬的场景，让我非常高兴。当时的出版界普遍认为以职业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会大受欢迎。此书文库本出版的时候，又改回了原题“以眨眼干杯”。

《浪花少年侦探团》（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讲谈社）

短篇小说《阿忍老师的推理》受到好评，因此我决定把这个故事系列化。我二姐是小学老师，所以取材并不麻烦。我首次尝试把故事的发生地安排在大阪，但没想到把大阪方言文字化却是个大难题。而且，一用上大阪腔，明明我没那个意思，故事也很自然就变成搞笑风格了。

《十字公馆的小丑》（一九八九年一月 讲谈社）

这书和新本格全无关系，我就是想在《白马山庄杀人事件》之后再写写古典推理。但是此书刚一完稿，绫辻行人先生的《十角馆杀人》就出版了，所以这本书特意推迟了一年才面市。尽管如此，此书还是被人误会是新本格热潮的跟风之作。

《沉睡的森林》（一九八九年五月 讲谈社）

我决定挑战一下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于是，就选择了此前一无所知的芭蕾界作为小说主线。一年之内我观看了二十多场演出，正因为如此，芭蕾舞成为我的新兴趣点。然而，在写作期间，一想到要把曾经给予我多方帮助的芭蕾舞团的人们写成坏人，就让我十分不安，迟迟难以下笔。让《毕业》一书中的加贺在这个故事继续出场是我特意安排的小小恶作剧。

《鸟人计划》（一九八九年五月 新潮社）

最初，我只有一个“由犯人自己推理”的构想。后来我决定把这一构想与我非常喜爱的跳台滑雪结合起来，而随着取材的不断深入，我又把重心转移到体育科学这一主题。我还采访了现在在世界杯比赛中十分活跃的葛西纪明选手，那时他才上高一。此外，图表和素描等元素的加入使得此书成为一部与众不同的作品。

《空中杀人现场》（一九八九年八月 实业之日本社）

这本书又是基于“让职业女性成为主人公”这一讨巧的想法。我大姐曾经是一名空姐，那么这次就写写这个职业好了。然而，取材期间却遇到了重重困难，最后总算是找到现役空姐打听到了我需要的信息。故事本身还挺有趣的，不过我把主人公的绰号随意取为“小A、小B”这一点确实有图省事的嫌疑，我自己也反省过了。

《布鲁特斯的心脏》（一九八九年十月 光文社）

当时，我正在为是否该区别对待四六型开本的精装书与novels系列书籍而大伤脑筋。最后，我决定即使在novels系列出版，也不改变写法，于是就有了这部作品。写作期间，我回想起自己担任技术员的那段经历，构思出很多桥段。但我又怕把这些写出来会给以前的公司造成困扰，这才是最大的难题。

《委托人的女儿》（一九九○年五月 祥传社）

该书文库本的题目是“侦探俱乐部”。在这本书里，我没有设定肩负推理解谜任务的侦探，而是让掌握事件关键线索的人物成为故事的主人公。书里复杂诡计很多，我自己重读的时候都觉得理解起来颇费脑筋。一开始，我就想用“侦探俱乐部”这个书名，但是不知为什么，被出版社否定了。

《宿命》（一九九○年六月 讲谈社）

那段时间，我很关注脑科学，这是为了给后来出版的那本《变身》收集素材。不过，在大范围阅读与脑科学有关的文献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奠定了本书的基础。但是，让本书人气长盛不衰的却是“永远的对手”这一经典主题吧。

《没有凶手的杀人夜》（一九九○年七月 光文社）

这是一本拼凑起来的短篇集，这些故事并没有共同的主题和人物。但是，本书却比此前出版的任何一部短篇集反响都要好。与书同名的那个故事曾发表在《EQ》杂志上，这篇作品我是先想到了题目，然后才构思了情节。

《假面山庄杀人事件》（一九九○年十二月 德间书店）

本书采用了“密室杀人事件”这一本格推理中的常规题材，然而我把重点放在了如何使空间密闭这一点上。除了大雪或暴风雨，就没有其他手段使山庄变成一个密闭空间了吗？然后，我想到了一个点子。这个点子真的很妙，可是却无人欣赏，书也根本卖不出去。

《变身》（一九九一年一月 讲谈社）

我在坐车的时候突然有了灵感，在下车前的十几分钟里我已经想好了这个故事的大体框架。也许正因为如此，虽然还有很多资料要查，但是回想起来并没有感觉非常辛苦。用弗伦[1]的画作为封面是我的梦想，如今梦想得以实现让我很高兴。

《回廊亭杀人事件》（一九九一年七月 光文社）

《假面山庄杀人事件》卖得不好，我想换种方式再挑战一次本格推理。只是这本书的主人公是女性，写起来很困难，我甚至想过以后还是不要再把女性设定为主角了吧。

《交通警察之夜》（一九九二年一月 实业之日本社）

我曾经在与汽车制造有关的行业工作过，所以比一般人更加关注交通事故。不管怎么说，在这种企业，要是员工发生交通事故，就会引发很大麻烦。这本书里的《天使之耳》和《镜子之内》被提名为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部门的候选作品。在结集成册之后，这本短篇小说集也被提名了。托提名的福，我也得到了“三年连续落选”的奖章一枚。该书文库本出版时，改名为“天使之耳”。

《雪地杀机》（一九九二年三月 讲谈社）

《假面山庄杀人事件》和《回廊亭杀人事件》的销量都不尽如人意，我抱着“胜负在此一举”的想法又写了这一本。那时候，我开始喜欢上戏剧和音乐，本书的灵感就来源于此。我相信这次的诡计肯定会让人大吃一惊，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还有，《交通警察之夜》一书被提名为协会奖候选作品的时候，这本书也被提名为长篇小说部门的候选作品。当然，后来也没能获奖。于是，三年内我的四部作品全部落选。

《美丽的凶器》（一九九二年十月 光文社）

这个故事曾在天山出版社的《小说COTTON》上连载，这个杂志现在已经没有了。该书原名“狼蛛”。一般小说里出现的运动员都是好人，而我想颠覆这种写法。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女子七项全能选手，我以杰西·乔伊娜·柯西[2]为原型塑造了这个人物。

《同级生》（一九九三年二月 祥传社）

我想再写一本自《放学后》之后就没再写过的本格校园推理。然而，作为一个三十四岁的大叔，描写起高中生活来实在有些吃力。我一直提醒自己要充分展开想象，千万别写那种老掉牙的东西。而且，我也不想只着重于诡计，我希望这本书能揭示社会现实。事实上，对于我来说，这本书是我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分身》（一九九三年九月 集英社）

《变身》那本书绝对是我的自信之作，结果读者却不买账，所以我想到“分身”这个题目，也有一雪前耻的意思。至于内容，基本上就是由题目生发出来的。本书刚出版的时候，被一帮对生命科学一无所知的人评论为“根本不可能实现！胡说八道！”，对此我真的很生气。不久之后，有个国家就做了这方面的实验，并取得成功。现在人人都觉得这是可能实现的技术了。如果你还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就买一本读读吧。

《浪花少年侦探团2》（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讲谈社）

说实话，我不想把这个故事系列化。在上一本的后记里我也提到过我写得很艰苦。可是出版社方面却暗示我“再写本续作吧”，没办法我只好照办。不过，七年后该书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由山田玛丽亚主演，所以，现在想想，当初把这本书写出来还真好啊。文库本出版的时候，本书改名为“再见了，阿忍老师”。

《怪人们》（一九九四年二月 光文社）

本书就是各种怪异故事的大荟萃。说到特点的话，就是有几个故事是根据真实体验改写而成的。比如，《哥斯达黎加的冷雨》就参考了一个朋友的经历，那次他差点儿就把命丢了。

《从前我死去的家》（一九九四年五月 双叶社）

这本也是我的自信之作，但是却又一次遭到了冷遇。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以怀疑的目光看待评论家。一个还算畅销的作家出了新书，那么对待他的新书的方式也要有所不同。对作家来说，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家长没出息却害得孩子不被认可——我当时曾怀着这样的愧疚向这本书表示了歉意。

《操控彩虹的少年》（一九九四年八月 实业之日本社）

这个故事曾在《周刊小说》上连载，但是结集成书却是在两年之后。在推理小说中加入大量科幻元素并非易事，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效果如何，试着发表出来却得到了意外的好评，真让人喜出望外。我比较喜欢“光乐家”[3]这个设定。

《平行世界的爱情故事》（一九九五年二月 中央公论社）

爱情，友情，选哪个？我想每个人都曾面对过这样的问题吧。当然，人人希望两方面都能取得完美的结果，而如果这时出来碍事的是“记忆”这个东西，那又该如何是好呢？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有了这本书的核心构想，那时，虚拟技术还没有发展到现今的地步，所以怎样制造平行世界是最大的难题，我并不想使用失忆或做梦这种桥段。电脑技术与脑科学的发展为我创造了写出这个故事的可能性。为了在书中引入有关人脑的最前沿研究，我参考了很多科学期刊和论文。学术专著是指望不上的，这种书从写作到出版总是有一定的时间差，很多情况下书出版的时候，里面的信息已经过时了。所以，每当看到那些科学题材的小说后面附上的虚张声势的参考文献中只有一堆学术专著时，我心里总会有点儿小小的鄙视。

《那时我们是傻瓜》（一九九五年三月 集英社）

我觉得写出这样一本书的自己也是傻瓜。本来我只写了三篇题为“怪兽少年的逆袭”的随笔，但是一经发表却大受好评。于是，我想把这个超级烂校的故事再写五篇左右，结果写着写着就一直连载下去了。我真没想到这些故事结集成书也能大卖，看到本书受到如此众多的读者追捧，实在受宠若惊。而且，要求我写续作的呼声也很高。但是，我以前公司的好朋友却说“绝对不许写”，如今我得优先考虑他们的意愿。顺便提一句，据说母亲读了这本书之后才第一次认识到她儿子有多傻。我大姐有个儿子，有一天，我母亲对她说：“男孩子吧，再严加管教也没用。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父母看不见的地方做了什么。读了《那时我们是傻瓜》以后我算是明白了。”

《怪笑小说》（一九九五年十月 集英社）

戏剧界有一句话，“让人笑比让人哭更难”，此话也同样适用于小说创作。在“文学”的世界里，这种让人笑的小说基本上不了台面，就连读者也认为写出一本搞笑小说很轻松。而实际上，写短篇推理要容易多了。顺带一提，我个人非常喜欢《献给某位老爷爷的线香》和《动物家庭》这两篇。

《天空之蜂》（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讲谈社）

如果有人问迄今为止我写过的作品中哪本最花心思，大概我会说是这一本吧。有了灵感之后，取材用了三年，写作又用了一年。我去了许多地方，访问了许多人，其中包括核能发电的相关人士、反对核能发电的人、研究直升飞机的科学家、自卫队、警察等等。取材的难点在于涉及很多不能对外公开的资料，所以基本无法带着编辑进行正大光明、轻松愉快的取材。我在参观了高速增殖反应堆文殊之后，没过几天又以反核能派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反文殊讨论会”。补充一下，书中出现的大型直升机“BIG B”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为了把这个虚构的飞机编得合情合理，我着实下了一番功夫。另外，关于无人直升机救援孩子的方法，也是自卫队空中救援队的队员帮我想出来的。托这本书的福，每年召开核能发电或与能源问题有关的研讨会时，会务方都会邀请我参加。每次我都会不着痕迹地宣传一下这本书，但是它还是卖得不太好，这是怎么回事呢？

《名侦探的守则》（一九九六年二月 讲谈社）

为了搞笑而写的《配角的忧郁》这个短篇小说受到了极大好评，乐晕了头的我又写了《密室宣言》，结果比上一篇还受欢迎。有栖川有栖先生和北村薰先生在一个派对会场还夸赞了这两个短篇，这让我信心大增，接着又写出了好几篇。然而在写第三篇故事的时候，以前一直连载我的作品的杂志却不再约稿了，于是后来的几篇就陆续发表在《小说现代》、《小说现代别册》（即今天的《梅菲斯特》）、《INPOCKET》等杂志之上。本书成为《放学后》之后的又一大热门，但是每次看到总觉得心情有些复杂。

《谁杀了她》（一九九六年六月 讲谈社）

在“猜猜谁是凶手”的小说里，有两个嫌疑人就行了，基于这一观点，我有了这个故事的初步构想。同时，我认为能让读者在阅读中自行推理的小说才叫推理小说。然而，按照一般的写法，读者自己并不能进行推理，这一点我在《名侦探的守则》中也写到了。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了这个手法，或者说是决定了使用这个手法。直到该书面世，作者和编辑心里都捏了一把汗，到底这个谜题是难还是易呢？反正阅读第一稿的编辑没有找到正确答案。

《毒笑小说》（一九九六年七月 集英社）

这本书的理念和《怪笑小说》相同。其中收录的那篇名为“诱拐天国”的短篇小说，本来是打算写成长篇的。之所以突然写成短篇发表，是因为某个短篇连载的企划没能启动，而杂志上又不能留下空白版面的缘故。那个短篇连载的企划一年后又重新开始了。

《恶意》（一九九六年九月 双叶社）

从某一时期起，推理小说中凶手的动机开始受到了重视。作家们绞尽脑汁就为了想出一个出乎意料的动机来，这种情况到现在也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只有动机就会杀人吗？还是说，发生命案必须要有大家都认可的动机存在？我在思考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产生了这本书的灵感。直觉告诉我这次要让刑警加贺出场，结果此书真的大获成功。

《名侦探的诅咒》（一九九六年十月 讲谈社文库）

这是为纪念讲谈社文库诞生二十五周年而创作的小说。年初出版的《名侦探的守则》大受好评，所以我想写一部“名侦探系列”的长篇。起初，我打算延续“守则”那种讽刺搞笑的风格，但是随着想法慢慢沉淀，我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很多人读了这部作品都在想，“东野已经脱离本格了吗？”其实并没有这回事。但是，渐渐无法写出本格推理作品也是事实。我早晚都要写出“名侦探系列”第三部《名侦探的使命》，不过具体时间未定。

《侦探伽利略》（一九九八年五月 文艺春秋）

我一直都想运用自己掌握的理科知识写一部小说，这个想法在这本书中实现了。该书提到的科学知识都是已经存在的，不过一般人可能接触比较少。书里说的那些在理论上都可行，而在实践上是否可行我没有验证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要验证的话就必须得杀人。学文科的人可能有很多地方都不明白，而就算是学理科的可能也不太了解自己专业之外的知识。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大家能从这本书中获得乐趣。

《秘密》（一九九八年九月 文艺春秋）

该书的基本构想产生于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那时我曾经读到一本书，里面写到在一场伤亡惨重的事故中，有个年幼的孩子获得了身旁死去的人的记忆。这个情节给了我很大启发。我最先想到的是，如果恋人的魂魄附在小女孩身上，那么滚床单的事应该如何解决呢？后来我把这个珍藏已久的想法写成短篇发表出来。那时虽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思路，但是我很想把这个短篇发展成一部长篇小说。我和几个出版社谈了这件事，文艺春秋对我的想法很感兴趣。作品完成的时候，我的确对它的销量有所期待，但我做梦也没想到它居然卖得如此之好。这部作品后来被搬上荧屏，这对我来说也像天上掉馅饼一样。我想这就是老天爷对我兢兢业业努力写作的褒奖吧。

《我杀了他》（一九九九年二月 讲谈社）

不用多说，大家也能看出来这本延续了《谁杀了她》的模式，只是这次嫌疑人增加到了三名，三人从三个视角以第一人称讲述事情的经过。在《梅菲斯特》上连载的时候，为了消除连载与单行本在阅读体验上的差异，我花了不少功夫。我找人事先阅读文稿，听了他们的感想后再着手修改。与此同时，网上有关本书的推理论战也愈演愈烈，作为作者，我实在非常高兴。然而，至今都没人提出愿意写写这种类型的小说。我想，这种手法要是成为一种固定的写作模式就好了，不过似乎推广起来还是有困难的。同系列的第三本书我也有想法了，名字就叫“你杀了人”，至于是不是继续沿用这本书的形式，我还没有想好。

《白夜行》（一九九九年八月 集英社）

我想写一个人的成长经历，而这个人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犯罪小说。另外，我打算只以旁观者的视角进行描写，至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则只能依靠想象。小说中出场的人物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真相只有读者才清楚，这就是本书的基本架构。在《小说SUBARU》上连载是个错误的决定，当时我采用的是短篇连作的形式，连载的第一回相当于本书的第二章。那个时候，我必须定下尚未写成的第一章的基调，把后面的故事都当成一个衔接紧密的长篇小说来写。仔细想想，这也太难了。结果如何暂且不论，但是这本书确实是我下了很大功夫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里并没有出现“心理创伤”这个表达，我也根本不想写一本只用这样一个简单词汇就能概括的小说。但是，自以为是的评论实在太多，我只能闭口不语。

《再一个谎言》（二○○○年四月 讲谈社）

这是“加贺恭一郎”系列的第一部短篇集。这些故事都是从凶手或者刻意隐瞒真相的人的视角进行叙述的，而加贺就是他们的敌人。但是，我不想写成像《神探科伦坡》或《古畑任三郎》那种观众从一开始就知道事件真相的推理作品。话说回来，我写《毕业》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会这么折腾加贺。现在他是在练马署的警局工作，不过我觉得也该给他换个地方了。

《预知梦》（二○○○年六月 文艺春秋）

这是“侦探伽利略”系列的第二部。前一本里涉及很多专业工具，也许会让不少读者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因此，这本书的重点完全放在了“揭示神秘现象”上。相应的，主人公运用理科知识解谜的部分减少了，这样做是好是坏我也不太清楚。话说，上一本和这一本出版之后都赶上电视剧《圈套》[4]热播，对此我只能苦笑。我并不认为别人抄袭了我的点子，物理学家揭示神秘现象内幕本来就很常见嘛。

《单恋》（二○○一年三月 文艺春秋）

《秘密》一书里写到了母亲的灵魂附在女儿体内，这种外表与内在的差异让丈夫十分困惑。我在想象这种情况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会怎样的时候，突然想到了性别认知障碍这一问题。我不想草率处理这个题材，于是我深入思考了男女性别差异等诸多问题，还走访了完成日本第一例变性手术的埼玉医大附属医院。在执笔过程中我逐渐形成的关于性别的看法至今未曾改变。正因为如此，每当看到电视节目上一些名人由于无知而信口开河说出一些错误的观点时，总是气得要死。不过算了，自己生闷气也无济于事。还有，虽然我在几个访谈中都提到过，但是这里还要再说一遍，这部作品的氛围借鉴了SMAP的歌曲《夜空的彼端》。

《超·杀人事件》（二○○一年六月 新潮社）

最早写成的是那篇《超理科杀人事件》，我看到有些作家在作品中照搬照抄大段大段的理科资料，所以就想写这么一篇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很受欢迎，于是我又写了《税金对策杀人事件》、《超高龄化社会杀人事件》等等。虽然每个题目里都有“杀人事件”，但是其实故事本身一点儿推理元素都没有。尽管如此，在某次对谈中，有位评论家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就算是讽刺文坛之怪现象，也不用非得写成推理小说。”根本没读过就胡评一气，这种人真应该买一台“书评机器”[5]。

《湖边凶杀案》（二○○二年三月 实业之日本社）

这是一本未经连载就直接出版的新作，但是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我曾经连载过一部名为“不要再去杀人森林”的失败之作，我认为这样的故事绝对出不了书，所以干脆就重写了一遍。说实在的，这事真没什么值得自豪的地方。可是我对这部小说的内容相当中意，于是也就得意地认为自己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结局。

《时生》（二○○二年七月 讲谈社）

我想写个傻瓜男人的故事，这本书的主人公宫本拓实就是个地道的傻瓜。写傻瓜的故事让我觉得很开心，也许是自己内心深处许多封印被解开的缘故吧。本书写到了时间旅行这个题材。很久以前，我就深入思考过“时间悖论”[6]的问题，我想写一本书，里面的主人公不是时间旅行者本人，而是他周围的人。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成功。文库本出版的时候，“时生”两个字的写法从片假名改为了汉字。

《绑架游戏》（二○○二年十一月 光文社）

这是我首次尝试绑架题材。其实以前有很多作家都写过这一题材，其中也不乏名作，但是绝大多数都把重点放在罪犯与警察之间的博弈上。如果只从罪犯的视角进行描写会怎样呢？于是我有了这本书的灵感。小说的主要设定就是“一个装腔作势的男人在高层建筑里喝着啤酒，只凭借一部手机索取赎金”。二○○三年，本书被改编成电影《g@me》。藤木直人先生那副装腔作势的扮相真的很不错。我也在电影中露面了，但却很少有人发觉，一定是出场时间太短暂的缘故吧。顺便说一下，这部小说在杂志《Gainer》上连载的时候，题目叫“青春的死亡面具”。这个题目我也很喜欢，但是我想到书名还是应该体现内容才对，所以就改成“绑架游戏”了。

《信》（二○○三年三月 每日新闻社）

一家人里出来一个罪犯该是怎样的悲剧啊，我就是想写写这种理所当然的事。因为要在报纸的周日版连载，所以我认为还是不要写残忍的场面和复杂的诡计。我想详细描写一个孤单的弟弟看了服刑中的兄长的来信后会产生怎样的想法，会选择何种生活方式。结果，写到最后，这本书已经不是推理小说了，不过这样也好，我想通过这个故事打碎那种表面的善意与虚伪的道德。不能因为别人的家庭成员里有个罪犯就歧视人家——这是不现实的，人们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要是我女儿的恋人是个罪犯的弟弟的话，我是绝不会允许他们结婚的。

《我是冷面老师》（二○○三年五月 集英社文库）

有个儿童杂志找我约稿，我想这也是作家之路上必须经历的一步，于是就接受了。其实，我对这项工作真没多大兴趣。要设置怎样的情节，要如何控制难度，这些我心里全没谱。而且，我也不觉得现在的孩子喜欢读小说，所以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反正这个连载肯定不会受欢迎的。然而，万万没想到，第二年这个杂志又来找我约稿了，也许是小读者喜欢主人公冷静的性格吧。顺便说一下，这本书里《幽灵打来的电话》一篇被收入了某个出版社出的一本选集之中，但是并未事先得到我的许可，我嫌麻烦没起诉他们就是了。

《杀人之门》（二○○三年八月 角川书店）

杀人是什么滋味呢？大多数人都想过这个问题吧。我想写一个故事，那里面的主人公从小就抱有杀人的念头，长大后也一直被这个念头掌控。在《白夜行》里，我只是客观描写了主人公的行为，而在这部作品中，我运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手法直接展现了主人公扭曲的内心世界。如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情不自禁地对主人公喊出“还磨蹭什么！快杀了他呀！”，那么作为作者，我将感到无上的满足。

《幻夜》（二○○四年一月 集英社）

这是很难评价的一部作品。若是被问及本书与《白夜行》的联系，现在我也无法给出回答。这个故事开篇就写到了阪神大地震，我担心这会不会触及受灾民众的心理创伤。我在公司工作的经历以及父亲的工作经历都对写作此书很有帮助。另外，参加陶艺课程学到的东西也十分有用。

《挑战？》（二○○四年五月 实业之日本社）

我对滑雪运动有着狂热的喜爱，这一兴趣无法通过自己的工作展现出来，这让我很是遗憾，于是我决定写一组与滑雪有关的随笔在杂志上连载。然而，滑雪的话题渐渐说完了，所以只好又写了不少与滑雪无关的文章充数。

《彷徨之刃》（二○○四年十二月 朝日新闻社）

复仇是违法的，然而这个世上有些事让人忍不住想要认同这种复仇的举动。警察要逮捕试图复仇的人，但他们真实的心声又是如何呢？这个想法成为写作本书的契机。小说中涉及少年法，但是我总觉得不光是少年法，现今的法律都对犯罪者保护得过多了。

《黑笑小说》（二○○五年四月 集英社）

这是继《怪笑小说》、《毒笑小说》之后，“笑之系列”的第三部作品。在我看来，这也是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部。书里涉及了很多文坛八卦，编辑也曾再三提醒我要悠着点儿写，别爆料太多。顺便提一句，本书单行本的封面上正是作者本人和编辑们，地点在市内某烤串店里。据说那位店主做梦也没想到自家店面的照片竟然被用于此种用途。可是，并没有对店家起到任何宣传作用，真是抱歉。

《嫌疑人X的献身》（二○○五年八月 文艺春秋）

这本书为我带来许多荣誉。它甚至还引发了一场本格与非本格的论战，我个人认为这也算该书为我带来的荣誉之一。我觉得，一本书是否属于本格推理，应交给读者决定，不同的读者自会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人觉得推理小说中人物是为诡计服务的，而事实上正相反，我通常是先设定主人公的性格特点，然后再考虑与之相适应的诡计，这样做更容易想出好点子。

《科学？》（二○○五年十二月 角川文库）

一部随笔集里所有文章都以科学为主题，这对我来说实为不易。纠结到最后，我在这本书里塞进了不少诸如职业棒球、恋爱问题、少子化对策等等基本上与科学无关的话题。书名里的那个问号与《挑战？》里的那个问号一样，都是我缺乏自信的表现。

《梦回都灵》（二○○六年五月 光文社）

我一直都喜欢各种冬季运动，所以也希望能去冬奥会观战。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张，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看到了很多比赛。可是，如果只写一本观赛记录，那就太无聊了。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我决定写一本幻想小说。如果大家不明白我的意思，那就去看书吧。

《红手指》（二○○六年七月 讲谈社）

人到了这个岁数，和朋友们聊天的话题也与年轻时代有所不同了——中年人凑在一起都会多少抱怨几句照料父母的种种辛劳吧。写这本小说根本没有四处取材的必要，只要听听自己周围的人怎么说就行了。不，其实不用听，我也能在书里表达出他们的苦衷。我大姐读完本书后，是流着泪给我打电话的。

《使命与心的极限》（二○○六年十二月 新潮社）

我母亲饱受大动脉瘤和癌症的折磨，最后撒手人寰。医生对这两种病症束手无策，而我对他们却全无不满。在母亲去世前的这两年里，他们尽心尽力地为母亲诊治，对于他们的付出我表示由衷的感谢。这本书里写到了很多那时学到的知识。不过，对于医学领域，我还是知之甚少，医学推理我写不了，但是却想写写对于医疗行业的希冀与期盼。

[1]弗伦 (1934-2005)， 比利时艺术家、画家、雕塑家。

[2]杰西·乔伊娜·柯西(1962- ) ，美国著名七项全能和跳远选手，曾六次获得奥运会金牌。

[3]指书中一个能用光演奏音乐的角色。

[4]日本悬疑电视剧，讲述了一位女魔术师与一位物理系副教授联手揭开各种神秘事件真相的故事。

[5] 《超·杀人事件》中提到的可以自动生成书评的机器。

[6]时间悖论有多种表达，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种被称为“祖父悖论”，即某人回到过去，在自己父亲出生前杀害了自己的祖父。既然祖父已死，就不会有其父亲，也不会有他；但是，既然他不存在，又怎么能回到过去，杀死自己的祖父呢？

III 与影视化有关的那些事

电影《秘密》的台前幕后

（《ALL读物》  一九九九年十月号）

那是一九九八年六月的最后一天，文艺春秋约稿的小说终于接近完成。不过，当初说好的是写五百页稿纸的长度，结果却超出了将近两百页。我每周用电子邮件给编辑发送一百页文稿，所以这超出的两百页使得原本的计划整整推迟了两周才完成。不过呢，推迟两周也不算大事，好歹算是写完了——本来这部新作就已经比原计划晚动笔了两年。

书名定为《秘密》。某个小说杂志的编辑向我询问：“我们想在书评专栏宣传您的新作，可否先把书名告诉我们？”我直截了当地回答：“《秘密》。”结果对方立刻就火了，赌气说：“这么不情愿告诉我们的话，那就算了。”我感觉自己实在是取了个麻烦的书名。

《秘密》讲述了一个妻子的灵魂依附在女儿体内的故事。其实，在这一阶段，我就预料到可能会有不少人上门提出改编成电视剧的事。这与小说的好坏无关，只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谈改编电视剧的多半青睐那些年轻女性角色比较突出的小说。当然，虽然有人提议改编，最后也不一定就能实现。更确切地说，在我的印象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实现不了。有人会说“那是因为你的小说太无聊了吧”，这也许是原因之一，但是很多作家与编辑都抱有同样的想法。“拍电视的才不管到底能不能开拍，他们就是广撒网，先挨个画上标记而已。”这是文字圈里的共识。

我有一搭没一搭地思考着改编的事情，心里开始琢磨谁出演这部作品的主角比较合适。小说的主人公是中年男性，不过如果搬上荧屏的话，恐怕就要进行改编，把他的女儿变为主角，而且这个女儿的年龄会拉高许多。小说中，一开始女儿是小学五年级，之后逐渐成长为初中生、高中生。这一角色让一个女演员演是不可能的。不，也许并非不可能，只是这样演出来会很奇怪，所以剧本从开头就把女儿设定为高中生比较妥当。要是让我改编的话，我多半会这么做。

说实话，这时我头脑中浮现出《无家可归的孩子》中安达祐实小姐的面孔。我想要是她的话，现在还可能出演小学生吧。我又试着想象了一下，觉得不会显得太突兀。

“嗯嗯，那就只有安达祐实了吧。”

但是，我又设想了一下高中女生的扮相，立刻就灰心了。说实话，她完全演不出高中女生的娇艳性感。当然，以她实际的年龄来说，是可以演高中生的；不过就她的形象气质而言，还是小学生的书包更适合她。

所以，我还是相信，从一开始就把女儿设定为高中生比较好。那么，谁演合适呢？

“广末凉子”这个名字自然而然浮现在脑海之中。我并不是她的粉丝，只是觉得如果这位超人气女星能够出演的话，一定会造成轰动，而我的书也许就会跟着大卖了。当然，那时我完全没想到事实真是如此。

《秘密》一书出版不久，责编H田小姐便告诉我有很多人上门谈拍片的事。顺便说一句，《秘密》有两位责编，H田小姐中间休产假去了，后来便由O村先生负责。

“A公司想把此书改编成电影，由广末凉子主演。B公司也说要让她主演。C公司考虑邀请深田恭子出演。还有——”

H田小姐说有三十多家公司都提出了改编的意愿，而且几乎都表示要让广末凉子或深田恭子主演。看来大家的眼光十分一致。

“两位谁主演都可以，只要能开拍就好。”我说。

“是啊，呵呵呵。”H田小姐微笑着回应。

“我希望深田恭子演。”萝莉控的O村先生眼睛变成了桃心。

这时，我们三人都觉得改编只是个提议而已。对方说得天花乱坠，最后却是一纸空谈，这样的事情大家早就厌倦了。

然而，在年末，H田小姐打电话告诉我TBS电视台希望在年前把改编事宜敲定。TBS的提案就是由广末凉子主演。

眼看年关将近，我们和TBS的人见了面。

“我们已经看好了广末凉子的档期。”自称是制作人的间濑先生信心十足地说。他胡子拉碴，一副很不靠谱的样子。“预计她会在暑假的七八两月把戏拍完，大概九月末影片就会上映。”

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

“拍完一个月就上映？来得及吗？”

“来得及。”不靠谱先生间濑语气干脆，“肯定没问题。”

瞬间，我觉得这事更没谱了。我对拍电影的事基本一无所知，但也知道杀青并不等于万事大吉。我不相信他们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剪辑、配乐以及其他各项后期工作。

间濑先生接着说：“我们准备请泷田洋二郎先生执导，齐藤宏先生改编剧本。”

说得是很诱人，但是这反而显得间濑先生越发可疑了。

“这个计划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少？”我不客气地发问。

间濑先生对于我的问题深感意外，他愣了一下，又自信满满地回答：“百分之九十八左右。”

“百分之九十八？”我有些吃惊。

“是的。”间濑先生点点头。

“哦。”

那时我在想，也就是说这事还有百分之二的可能性最终泡汤吧。与间濑先生等人告别之后，我越发悲观地相信将是这百分之二最后成为现实。广末凉子主演由我的书改编成电影？哪儿有这么好的事啊！

“听说要开拍了。”三月份我接到了H田小姐打来的电话。

“什么开拍了？”我问。

“电影啊。已经正式决定了。”

“哦……”我好像还在状况之外。

高中时代，我曾经梦想将来从事与电影有关的工作，实际上，那时我就拍过八毫米电影，并在文化节上放映。成为作家之后，我也曾憧憬有朝一日我的作品能拍成电影。今天，梦想成真，本应该欢呼雀跃才对，但我却不知为何，有种事不关己的感觉。

我想起以前朋友说过的话。

“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名字总觉得怪怪的，好像报纸上的东野圭吾和我认识的那个傻瓜东野不是同一个人似的，作家东野只是一个与我毫无瓜葛的陌生人。”

当我的作品决定被改编时，我也是同样的心境。四月中旬，《体育报》等大小报纸竞相报道了“广末凉子将主演电影《秘密》”的消息。我看到后，仍然没有体会自己的小说即将在大屏幕上映的真实感。

这大概是因为我还没有意识到《秘密》这部作品已经开始自行发展的缘故。直到我看到剧本，才明白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当然，剧本和小说差别不小，最大的差异就是，主角由父亲变为女儿，而且女儿被设定为高中生。这两点都是我事先预想到的，不过，这种变化也为故事的其他部分带来了诸多影响。

其实，我心里有些犹豫要不要同意这种改编，不过，我仍然立刻回应对方“这样就行”。

我认为，书是读者说了算。读者读过作品，脑海里想象出怎样的画面是他们的自由。间濑制作人和剧本作家齐藤宏先生也是读者，既然他们相信这样的剧本能最有效地表达出我在小说中想要传达的信息，那么我愿意赌一把。当然，我的决定也是基于相信他们真是打心眼里“想拍出好电影”这一前提之上的。

然而，广末凉子小姐（这里突然称呼起“小姐”来了）却传出一些负面新闻，似乎是说她不去大学上课。各种娱乐报纸都大肆批评她入学之后没有去过学校一次，到底脑子里在想什么。

老实说，我觉得这又怎么了？上不上学是个人自由，不去的话就拿不到学分，毕不了业，不就是这点儿事嘛。很多学生倒是去大学上课了，但是也没有努力学习。毕业的人里又有几人能自豪地说自己在大学好好学习了呢？如果广末小姐很少去大学上课，也不参加考试，依然能顺利毕业的话，到时候大家再质疑也不迟。也许有人对她入学的经过感到不满，也许有人因此受到了影响，但是也没道理把怨气出在她身上吧。

嗯，尽管我为她辩护，但也许是因为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实在太大，她自己也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临近暑假的某天，广末小姐突然出现在早稻田大学。我在电视里看到当时校园里的骚动，着实有些吃惊。这么一闹，想必她想好好度过大学生活也难了。那个不知道叫什么的人，动手动脚摸人家屁股也太过分了吧。

七月十四日，在调布的日活[1]摄影棚召开了制作发布会。对方希望原作者也出席，所以我就穿着西装去了。直到那时，我才确信“嗯，看来是真要开拍了啊”，在此之前我还一直有所怀疑。

那天，首先是和演员们互相认识。我头一个看到的是岸本加世子小姐。我第一次看到她演的戏是电视剧《人性的证明》，戏里不时插入她的独白，那种虚无缥缈的语调真是棒极了。

原友惠小姐就像在电视剧里见到的那样，又可爱又亲切。石田百合子小姐则给人一种文静优雅的感觉。

而广末凉子小姐，用一句话概括，真是美人。在电视里看到她时觉得她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儿，但她本人五官更为深邃，鼻梁更为秀挺。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她在短时间内突然成长为成熟女性了吧。

总之，女演员们个个都比我想象中的更为纤细，脸庞也更为小巧，这种反差简直让我怀疑是不是眼睛出现了错觉。我忍不住把她们与H田小姐和《ALL读物》的B小姐作了一番比较。

男演员则和在电视上看到的形象差不多。小林薰先生平常说话时略带关西腔，让我感到十分亲切。小林先生扮演的角色在原作中是主角，我曾经跟文艺春秋的人说过“杉田平介这个角色让小林薰演不错”。所以，当我看到演员表时，真是吃惊不小。

扮演广末小姐恋人的是金子贤先生。我惊奇地发现他居然比我还高，而且他皮肤晒得黝黑，十分帅气。我问他：“平常喜欢什么运动啊？”他有些羞涩地回答：“冲浪。”

记者会前，由工作人员先说明流程。

“这次娱乐节目的记者也会出席，我们已请对方不要提出与电影无关的问题。但是万一对方还是针对私生活发问，请用那是‘秘密’之类的话回避。”

不用说，这番提醒就是说给广末小姐听的。她不去上学的风波尚未平息，又被拍到了和男朋友出双入对的照片，这让工作人员十分紧张。我可以理解工作人员事无巨细安排妥帖的良苦用心，但是心里却忍不住感到一丝失望。我一直想亲眼见识一下艺人被娱记围追堵截、追问不休的场景。

记者会大约四十分钟便结束了。我只是坐在台上最靠边的座位而已（后来看电视，几乎没有被拍到）。不出所料，果然有一个女记者向广末小姐提出了与大学和男朋友有关的问题，但被主持人巧妙地挡掉了。于是，其他人也就死了心。虽然记者来了不少，但是提出的问题却不多。

记者会后，广末小姐、小林先生和金子先生就立即开始彩排，其实几天前彩排就开始了。他们把会议桌当做拉面馆的饭桌进行试演——据说要把整个故事都排演一遍才会正式开拍。

后来，制作人间濑先生告诉我，这种方式已经用得越来越少了，现在一般都是根据演员的档期，一个场景从排演到正式拍摄一气呵成，所以刚开拍时与杀青之前拍摄的场景在质量上会有差异。也就是说，虽然时间紧张，但是《秘密》在拍摄流程上绝不含糊。

话说这天，间濑先生突然提出一个意外的请求，他请我参加演出。这不是开玩笑嘛，我一口回绝了。但是间濑先生可没那么好打发。在我准备回家的时候，他把我说动了。

“有两个角色可以选择，一个是寿司店的客人，还有一个是大学教授。”间濑先生竖起两根手指，开心地说。

真是困难的选择。

寿司店的客人没有台词，只要坐在广末小姐和小林先生旁边吃寿司就行。而大学教授则有上台讲话的重要戏份。光这么一听，大家都会觉得寿司店客人好演吧。但是，这个角色需要一项厉害的演技。他要看向广末小姐和小林先生，露出“啊？他俩到底什么关系？”的诧异表情。换句话说，要用眼神演戏。

犹豫了好半天，我最终选择了大学教授这个角色——用眼神演戏实在太难了。而教授虽然有台词，但那只是一个讲话，不需要什么语气；而且台词全写在纸上，只要照着念就好了。

八月五日，我来到位于八王子的某大学，拍摄工作在此进行。许多大学生打扮的群众演员来回走动，仿佛真的置身校园。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些群众演员全都是剧团成员，个个端正秀丽，身姿优美。尤其是看到啦啦队的女生时，我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

“哎呀，来得真是时候啊！”

听到我的喃喃自语，O村先生说：“别这么色迷迷的好不好！”接着，他又在我耳边悄声说：“其实，下周要在所沢的高中拍外景。到时候会来很多扮演高中女生的群众演员呢。”

他说完，还嘿嘿嘿地笑出声来——到底是谁色迷迷啊！

拍摄工作在小雨断断续续的糟糕天气下进行，这场戏拍的是进入医学系就读的女主角在学校餐厅与朋友谈笑的场景。看着他们彩排，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工作人员必须全盘掌控大批群众演员的动向。只是一个从后面走过的动作，就得花好大功夫才能把时机抓得恰到好处。我终于明白为何工作人员个个汗流浃背、晒得黝黑了。

制作发表会时，我和广末小姐只是简单打过招呼，但是那一天我却有幸与她一起接受记者采访，也顺便和她聊了几句。聊天的内容记不清了，但是后来在电视节目中播出时，我看到自己一脸傻笑，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实在对自己很失望。

吃过工作餐后，终于轮到我出场了。我换上西服，化好妆，在一旁等候。

话说我演的居然是一个医学院的教授。如果大学时代的教授看到我，一定会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我对着镜子反复端详自己的样子，怎么看也不像教授。间濑制作人说：“没事啦，大学老师也有很多类型的。”听了这话，我也没感到多少安慰。

年轻的工作人员拿来一张稿纸似的东西，那上面写着我的台词。

“站在台上，把这上面的内容读出来就可以了吧？”我问。

“是的，基本就是这样，不过……”年轻的工作人员挠挠头，“那个……希望您不要总低着头，最好能环视全场讲话。”

“但是不低头的话就没法念了呀。”

“嗯，所以……”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如果您能把台词背下来就最好了。”

“啊？！”

我大吃一惊，但是看到对方不住鞠躬说“拜托了”的样子，也不能临阵打退堂鼓了，只好勉强答应下来。

照本宣科与流利地背诵，这两者的压力是云泥之别。我心里七上八下，后悔没有选择出演寿司店客人，但是为时已晚。

而且，来到拍摄现场一看，又让我吃了一惊。偌大的阶梯教室里坐着两百多个群众演员，他们扮演学生，而我要在他们面前讲话——当然，这一切都会被拍摄下来。

“稍微有点儿磕巴也没关系，请像教授一样，有气势地发表讲话。”

泷田导演的指示就这一句，但是这个“有气势”是最难的地方。谁叫我一直以来都活得不够有气势呢。

练习了两三次之后，终于要正式拍摄了。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化妆师急忙上前给我补妆。我出汗其实是因为在实际拍摄中为了避免杂音，必须要关闭空调的缘故。盛夏的教室里热得难受，而电影的季节设定又是春季，所以大家都穿着厚衣服。还有，那时虽然已经晚上八点多了，但是为了营造出白天的效果，窗外架设了巨大的照明设备用来照亮室内。群众演员们也都非常辛苦，不过最辛苦还是需要拍摄特写镜头的广末小姐。她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工作人员，啪嗒啪嗒地朝她脸上扇凉风。

我的演技（如果那也能算演技的话）好歹帮助我一次就拍好了。我由衷地松了口气。要是在这种热带地狱里还连续NG的话，可真没脸面对工作人员和其他演员了。

我在休息室把妆卸掉，顿觉身心舒畅。广末小姐夸赞我：“您演得可真好！”虽然知道这是客套话，但我还是很开心——还是选择了有台词的角色好啊。

八月二十一日，我去日活摄影棚参观。上回满脑子都是自己怎么演好戏的事，根本无暇细看摄影棚的样子。

间濑制作人立刻带我入内参观。摄影棚里搭起主角居住的房屋布景。布景做得非常精细，就像样品房一样，连院子都有。

按照设定，主角的家是二层小楼，当然，二楼的部分另行搭建在别处。二楼是女主角的房间，墙上挂的画、镜框上贴的大头贴、桌上摆的照片等小道具都做得无比精致，让我很是欣慰。在故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泰迪熊也好端端地摆在那里。

以前只在脑海中描绘过的场景真实地出现在眼前，虽然并非与原作分毫不差，但是我心中依然涌起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动，就像初次踏上只在照片上欣赏和憧憬过的地方一样。责编H田小姐也兴奋得眼睛发亮。

但是，工作人员却没有上次那么精神。不知为什么，片场好像笼罩着某种低迷的气氛。间濑先生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疑虑，他说：“由于连续顶着烈日出外景，广末小姐的皮肤被晒伤得很厉害，昨天都到医院去了。拍摄计划被全盘打乱，所以大家才会有些紧张。”

原来如此，我总算明白了。

接着，间濑先生又说：“这几天拍到故事的高潮部分了，故事中的悲伤情绪也感染了工作人员。”

“哦，还有这种事啊。”我心里半信半疑。

这天拍摄的内容是故事高潮前的重要场面，我们在布景后观看。正式上场前的广末小姐还没有化妆，正如间濑先生所说，她的脸被晒得通红。我不禁为她担心起来。

休息的时候，我和小林薰先生闲聊。我提到高中时代曾希望从事与电影相关的工作，他一听便说：“你没进这个圈子真是太对了，如今在日本做电影的连饭都吃不上。”

一旁的间濑先生表情复杂。

正式拍摄终于开始了。广末小姐化好妆的脸蛋非常漂亮。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开拍不久，就传来“唧唧唧唧、唧唧唧唧”的虫鸣声。我和几位编辑都以为这是剧组安排的背景音，后来才发现其实是因为院子里布置了真正的植物，有几只混进去的虫子随意鸣唱起来。

导演下令解决掉这些虫子，于是年轻的工作人员就拿着杀虫剂来回奔走。负责音效的人说这种程度的杂音在后期制作时可以去掉，但是虫鸣声与人声的频率接近，所以与演员对白重合的那部分虫鸣声很难处理。

一阵骚动之后，继续正式拍摄。在大群工作人员以及我们这些看热闹人士的围观下，广末小姐和小林先生开始了充满悲情的对手戏。内容不便详说，不过我看到广末小姐真的哭了。看到她哭，我也心里一酸。

这种哀伤真的会感染周围的人啊，看来刚才间濑先生说的没错。

几天后，我在网上看到了电影顺利杀青的消息。电视上开始播放电影预告片，每当看到“原著 东野圭吾”的字幕，我都会感到不好意思。

这部电影最后的成品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怀着万分期待与些许忐忑，等待着大屏幕上打出“秘密”二字的那一天。

[1]全称日活株式会社，日本大型电影公司，成立于一九一二年。

《g@me》龙套小记

（《小说宝石》  二○○三年十月号）

拙作《绑架游戏》于二○○二年十一月出版，次月便决定搬上银幕。我在其他工作中见到了富士电视台的制作人，他们向我提出了把这部作品改编成电影的意愿。

事出突然，而且对方还说想让藤木直人与仲间由纪惠担任男女主演，更让我觉得没有真实感。我想这大概也是那种“先跟作家打好招呼”的做法，于是就随口答应下来。反正这事十有八九又会不了了之，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太多次了，最后真能实现的少之又少。

然而，当这件事传到了出版《绑架游戏》的光文社时，就突然多了几许现实色彩。刚过完年不久，改编成电影的事便正式决定了，而且和当初听说的一样，将由那对超人气俊男美女组合主演。说实话，我当时兴奋地都快蹦起来了。继《秘密》之后，我的作品第二次搬上大屏幕，上回也是广末凉子小姐这样的人气演员担纲，我由衷觉得自己真是运气不错，碰上的都是好演员。

作品电影化，最感到高兴的是光文社。他们大概觉得这部销量不尽如人意的小说多少能沾电影的光好卖一些吧。现在，更换了腰封的书已经上架了，我有些紧张，这么做到底能多卖出几本呢？

我和富士电视台的制作人K针对剧本的事讨论过几次。其实我们也没什么好讨论的，就是看过先前送来的剧本后说说感想而已。

K似乎很烦恼，因为《绑架游戏》这部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虽然讲的是绑架，但却完全没有警方视角的描写。K一方面希望保留这一特点，另一方面又想在电影中展现绑架案特有的那种罪犯与警方博弈的情节。

七月底，电影即将开始拍摄，剧本终于定稿了。我细读之后，不禁感叹“原来如此”。剧本设定了两种对立的意图，并试图把电影特技手法用到极致。不愧是专业的电影行家，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究竟是用了什么手法，请大家拭目以待。不过，其实我自己也没看到呢。

电影开拍前举行了一场记者见面会。我当成凑数的也被邀请参加，于是就满不在乎地去了。我的目的主要是见见两位主演。

而亲眼见到的时候，真让我吃惊不小。仲间小姐是美人自不待言，但身为男性的藤木先生居然也可以用“美人”来形容。他五官端正漂亮，令人惊叹；皮肤也光滑无瑕，肉眼都看不出是否有毛孔。什么是美男子，看看他就知道了。而且，藤木先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院。那是我想上却上不成，甚至想参加入学考试都被补习班老师说是浪费报名费的大学啊。可恶，年轻帅气，脑子又好，还没有毛孔。而我前几天刚受了重伤，脸上缝了好几针。不过算了，王八嫉妒月亮这种事也只有漫画里才有[1]。

记者会波澜不惊地结束了。“波澜不惊”就是说没有特别刁钻的提问，也没有什么新发现。不用说，会场里大批的记者和摄影师都是冲着两位主演来的。第二天看娱乐新闻，果然没有拍到我。

实际上，记者会当晚还举行了直木奖的评选会。我的作品只是入围了，所以心里产生了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想法：要是我能获奖的话，媒体就会对我有所不同了吧。

不久，在即将进入八月的一天，我接到了电影开拍的消息。于是，我无论如何都想去片场看看。我通过光文社传达了我的请求，结果对方说反正要来片场走一趟，不如顺便在片子里跑个龙套吧。东宝电影公司说这是导演井坂聪先生的要求，不过我怀疑导演真想让我演吗。不过想想这样也能起到宣传的目的，所以我就答应了。回想起来，我在《秘密》这部电影里也扮演过一个小角色，还要说相当长的台词，真是愁死我了。这次我事先讲好条件，我只演没台词也不需要演技的角色。

拍摄地点在位于台场的富士电视台。主人公在咖啡座聊天，我就扮演一个客人——听说只要在一旁喝咖啡就好，我就放心地出门了。

适逢暑期中的一个周日，台场人头涌动，车水马龙。街上有好几个活动在进行，去富士电视台参观的人也很多。再加上那天是入夏以来罕见的酷暑，我没走几步就汗流浃背。

到了电视台，在休息室待了一会儿，很快就该我出场了。我在走廊里看见主演藤木直人先生也正要赶往片场，于是就厚着脸皮凑上去打招呼。走近看，他还是那么帅。恕我啰唆，他真的没有毛孔。

我们一边走一边聊了几句。他说演得很开心，这让我稍微安下心来。但是由于连日拍摄，他脸上略带倦容。演员们实在很辛苦。

拍摄地点设在电视台内一条宽敞的通道中。透过玻璃窗，彩虹桥近在眼前。那里摆着几张桌子，布置成咖啡座的样子。

我的座位已经确定了，那里放着一个盛有咖啡的杯子。片场工作人员一起鼓掌欢迎我的到来，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那个，这次东野先生扮演的是一个智力问答节目的参加者，请您演出等待上场的样子就行了。然后助理导演会来叫您，到时候请您跟着他走。”

听了工作人员的说明，我嗯嗯地不住点头。桌子上还准备好了那个虚构的智力问答节目的剧本。

剧组还找来搞笑女艺人组合“北阳”中的两位，叫我们三个人做出围桌谈笑的样子——除了黄段子和过激言论之外，任何话题都可以。

我说：“话虽如此，可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呀。”“北阳”的两位好像也很困惑，附和道：“就是啊。”她们似乎也没有太多类似的经验。

没办法，我向她们问起“北阳”这个名字的由来。据说这是她们高中母校的校名。不过，并不是大阪那个在甲子园声名赫赫的北阳高中，而是埼玉县的一所学校。她们上学时是垒球队的成员。

我们聊着聊着，拍摄已经开始了。过了不久，就像之前说好的那样，助理导演过来叫我们，于是我们听话地跟着他走了。“北阳”的两位牢记自己演的是智力问答节目的参加者，嘴里还一个劲地念叨着“一定要加油”、“不知道会出什么题目”之类即兴发挥的台词。真是太厉害了。

正当我以为总算完事了，刚要松口气的时候，却被告知这只是彩排。什么？这种戏也要反复拍好几遍？我有点儿不耐烦。但是转念一想，我只是个跑龙套的，不管演几遍都要拿出演技全情投入的是主演藤木先生才对。

在全体工作人员为下一次开拍做准备时，我与井坂导演聊了几句。他说虽然经常下雨拖延了拍摄进度，但是大体上进展还算顺利。

说到井坂导演的作品，以《Focus》和《Mr. Rookie》最为有名。有趣的是，这两部影片的风格迥然不同。《Focus》是一部极具艺术价值的实验性电影，只通过一台摄像机就展现了电视人扭曲的生活与无线电狂人的疯癫。与之相对，《Mr. Rookie》则充满娱乐性，可以被称为日本的《大联盟》[2]。我并非要评论哪部好哪部差，只是井坂导演对于各种电影都要拍拍看的态度让我很有共鸣。这或许是因为我一直都相信好作家应该各种作品都能写吧。

话虽如此，在导演面前我可不敢班门弄斧，于是话题很自然地从《Mr. Rookie》转到了一路过关斩将的阪神虎队。据说井坂导演在执导《Mr. Rookie》之后，也开始支持阪神队了。他本人曾经是东大棒球部的成员，现在每周都去参加草地棒球比赛。看到与我年龄相仿的井坂导演精力如此充沛，我感到很受鼓舞。

言归正传，那段戏后来又反复拍摄了好几次，我和“北阳”的两位每次都聊些不同的话题。一开始很紧张，总是想着拍摄的事，但渐渐地就能交谈自如了——我们的适应能力很了不起嘛。最后导演说“OK”的时候，我们好像正聊到我最喜欢的滑雪运动。我期待着在电影上看到自己的表现到底怎样，不过我的镜头应该也就只有几秒钟而已。

[1]此处影射了漫画家柳泽公夫的早期作品《月与鳖》。

[2]一九八九年上映的美国经典棒球喜剧电影。

写在电影《湖边凶杀案》上映之际

（电影宣传手册 二○○五年）

我写小说时，首先在脑海中形成映像，就像是电影中的一幕幕场景。以我满意的形式“拍摄”完毕，再用文字把这部分表现出来。如此反复，一本小说就写成了。当然也有例外，不过《湖边凶杀案》大概也算是这种创作方法的典型了。出场人物的心理描写一概排除在外，就连主人公的思想活动也仅通过行动和对话展示。

但是，我从未想过这部作品会被改编成电影。小说中大部分情节都发生在一幢别墅中，出场人物很少，主要事件也只有一个。而我一直深信电影必须要有华丽的大场面才行。

然而，这次这部作品却被搬上了大屏幕。看到剧本时，我有些惊讶，改编水平之高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这完全就是一部舞台剧。故事比原著更加精简，出场人物也更少。改编者在突出主题上煞费苦心。作为外行，我觉得这部作品成功与否将取决于演员的演技。

看了创作完成的电影，我兴奋不已。明明是自己写的故事，却猜不透结局，一直紧张到最后一秒。我的小说脱胎换骨，衍生出一部如此精彩的作品，让我这个原作者感到无上光荣。

写在电影《变身》上映之际

（电影宣传手册 二○○五年）

十五年前，我在住宅之外另设了一间工作室，每天早上乘公共汽车再转乘电车前往那里。某天，在公共汽车上我突然想到：“人的大脑分为左脑与右脑，如果其中一半与其他人的大脑交换会怎样呢？”当然，这个想法也不是凭空而来，当时我对人脑很感兴趣，读了好几本相关著作，所以才会产生这个疑问。而这个疑问又转化成小说的灵感，我下车的时候已经构思出大部分故事情节了。整个过程只用了二十分钟左右。

本来，这种灵感突然涌现的情况在我身上很少发生，甚至可以说这是唯一的一次。平时我都是绞尽脑汁，想破头才想出来的。

那时，讲谈社为庆祝建社八十周年而推出特别企划，邀请我写一部新长篇，所以我就决定写写这个替换半边大脑的故事。这就是《变身》。

这是我出道六年以来写的第十四部长篇小说。当时，我的书根本卖不动。我暗暗期待《变身》这本书能卖得好一些——不求有惊人的销售量，只求能造成一点儿话题就好。

但是，《变身》依旧卖得很差。评论家对此书视而不见，文学奖也没能入围。屋漏偏逢连夜雨，讲谈社的特别企划突然中止，也就是说，连宣传的机会都没有了。

此书虽然命运多舛，但是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影视圈的人来找过我几次，希望把这本小说改编成电影。在我的印象中，这些企划到最后基本全军覆没，但是过不了多久，又会有人带着同样的企划找上门来。

我一般是先在头脑中形成映像，然后再用文字表述出来。而且，比起文学性，我更注重作品的娱乐性。所以对于影视圈的人来说，也许更容易把握我作品中的意象。但从相反的角度出发，文学评论家就会觉得我的作品比较低俗吧。

在这样的背景下，《变身》终于改编成电影。看过试映，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竟然拍得如此出色”。电影中包含了我试图通过小说传达的所有讯息。两位年轻的主演把主人公的痛苦、恋人的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叹服。另外，此前所有改编企划案中认为必须改动的最后一幕，在这里也几乎没有变化，我要向以导演为首的所有工作人员致以敬意。

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看这部电影。

“搞笑”的教材

（致立川志之辅先生的个人专场演出）

我出过两部短篇小说集——《怪笑小说》和《毒笑小说》，怎么好像一上来就自我宣传似的？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推理小说家，但是这两本可不是推理作品。我想很多人从书名就可以推测出两本都是以“搞笑”为主题的。

推理作家为什么要写这种书呢？首先是因为我喜欢。当然，不是喜欢写，而是喜欢读。但是近来可以写出能把人逗笑的小说的人真是越来越少，因为文学界普遍认为“搞笑小说”的地位低下；比起让人发笑的作品，那些读后让人心情灰暗的书似乎格调更高。不仅如此，甚至还有不少人怀疑写“搞笑小说”很轻松。绝对没有这回事！我和同为“搞笑小说”支持者的京极夏彦先生都很愤慨。让人笑的表演比让人哭的表演不知要难多少倍，同理，写出让人笑的作品也非常困难。事实上，这就是我写这两本书的第二个理由。换句话说，写以“搞笑”为主题的作品对我而言，是作家之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种修行。

写这类小说时，落语[1]是绝好的教材。分析古典落语中的段子和结尾的包袱，就会发现其实每个部分都经过精心编排，把观众瞬间引入故事世界，并精准戳中他们的笑点。我在阅读落语的时候心里一直在默念：“真是了不起！”

难道不能在小说中展示落语的世界吗？构思“搞笑”作品时，我总会这么想。我有一个短篇小说名为“要杀就趁现在”，落语爱好者肯定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在向古典落语名篇《要死就趁现在》致敬。

正当我拿落语当范本创作小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立川志之辅先生提出要以我的小说为蓝本创作落语。得到他青睐的就是之前提到的《怪笑小说》中收录的《尸台社区》这个短篇。对我而言，这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那种作品承蒙您不弃，尽管拿去用好了。”我怀着送笨闺女出嫁的心情再三低头行礼。

公演那天我十分紧张——要是观众觉得不好笑可怎么办？要是观众觉得无聊想要退场可怎么办？我坐在车里，一路都在忐忑不安。

但是，我的紧张完全是杞人忧天。改名为“尸体的下落”的落语极其有趣，就连我都猜不到结局。邻座的一位女观众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放心的同时也受到了强烈震撼，因为我明白让观众爆笑的不是我的故事，而是志之辅先生的表演。当然，落语的魅力也不仅仅取决于段子。

把落语的艺术通过文字展现——这正是我当前的目标。

[1]日本的传统曲艺形式之一，无论是表演形式还是内容，都与中国的单口相声相似。

写在电影《信》上映之际

（电影宣传手册 二○○六年）

每天都有恶性犯罪发生。我们看到这些报道时会感到震惊与愤慨，但是过不了多久就会渐渐淡忘。就算还记得，一旦犯人被逮捕，我们也只会感叹一句“啊，真是太好了”，然后在心里把这件事划上句号。对大多数人来说，“犯罪事件”就是这么一回事。

直到接触到与这类犯罪事件的判决相关的讯息时，我才意识到事件其实尚未终结。很早之前就应该已经解决的事件，竟有许多人在多年后仍未得到解脱，认识到这一点让我非常吃惊。

我首先想到的是凶杀案中被害人的家属。他们时而要为嫌疑人在法庭上是否说实话而烦恼不已，时而又要为法官能否依据法律定刑而寝食难安。当然，失去所爱之人的痛楚更是无法摆脱。社会大众将他们视为“受害人家属”，也许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折磨。

对当事人来说，“犯罪事件”会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结束呢？不，该问的是，真的能够结束吗？

多年来我一直在写推理小说，而且写的主要都是凶杀案，真相大白时故事也就完结了。但是偶尔我会突然产生疑问，自己真的把“案件”全貌都写出来了吗？凶手被捕，警方的搜捕活动停止之后，案件相关人士永无止境的痛苦是不是也有必要写一写呢？

于是，我决定写《信》这部小说，故事聚焦于加害人的家属。

为什么要写这个？因为我自己也不清楚要如何对待他们。如果身边有类似遭遇的人，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写这部小说就是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连载期间，我一直很苦恼。无论如何这个问题都不是用简单一句“不能差别对待”就可以应付的。我小说中的主人公长期遭受欺凌，他从自身的经验中又会找到怎样的解答呢？我写的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

然而，小说的最后也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写完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一道无解之题，从一开始便矛盾重重。你问是怎样的矛盾？矛盾就是无法脱离与他人联系的人类却杀害了其他人类。

不过，世间本就充满矛盾，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如此痛苦。直面无解之题却只能束手无策。

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十分精彩，非常尊重原著。演员们的表演令人感动。看过的人内心大概都会受到强烈的冲击吧。

不过，我不希望大家误会，如何与加害人家属相处这一问题其实并不需要答案。不得不慨叹的是，我们竟然必须要寻求这一答案。

IV 回忆

我心中的城市——大阪府立大学周边

（《文艺春秋别册》二一三号  一九九五年十月）

让我以此主题写文章，我觉得自己还太年轻了。怎么说呢，应该等到成为更加明练通达的老人后再写更合适吧。

当然，记忆中，我到过很多城市。我偶尔会出门旅行，户籍也从大阪、爱知、东京、埼玉、神奈川一路迁来。但是说实话，很多城市离开之后就渐渐淡忘了。

所以，我想把这个题目稍微变一变，改成“我心中构建的城市”。这样的话，还是能数出几个的，我在小说中虚构出来的城市也可以算在内。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大学城杀人事件》中描绘的城市。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城市也是该书的主题之一。

虽说是虚构的城市，但其实也是有蓝本可以参照的。我上的大学旁边的街区就是这个地方的原型。

坦白说，那是个土里土气、毫无格调的地区。我们的大学以“屌丝”多而出名，这帮人三五成群地走在街上，让这里显得更加低俗，与“大学城”之名不甚相符。然而，当我打算以一个城市为背景创作推理小说的时候，这个地方自然而然地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也许这里是我留下回忆最多的地方吧。

当年，我这个笨蛋学生去大学就是为了到弓箭部练习，练完就跑到大学城里闲逛。一想到自己即将成为上班族，每天穿着西装挤在满员的电车里，就感觉毛骨悚然。我心中只希望这一天晚些到来，能拖延一刻是一刻。不想入职，那就应该积极寻找其他出路，而我只是和几个伙伴成天在咖啡馆里发牢骚。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不想成为上班族是因为没有自信。

在回忆起那座城市的同时，对那样的自己的厌恶之情也一起复苏了。这种情绪也反映在书中，大家阅读拙作就能窥见一斑。

我在小说中把这个地方设定为旧大学城，另外还有一处繁华热闹、时髦商店鳞次栉比的新大学城。但是这个新大学城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是我当年的梦想。写于《大学城杀人事件》之前的《毕业》就是以这个新大学城为背景的。

顺便说一句，我心里正惦记着那个大学城最近有无变化，没想到却意外地得知了那里的近况。从网上的推理小说论坛里得知，我的粉丝们特意到实地走了一趟，他们的感想是“没啥可看的”。嗯，我估计也是。

特殊的才艺学校

（《小说现代》  一九九七年四月号）

我当过整整五年上班族。那时，我在某汽车零件制造公司从事生产技术的研究工作。后来辞职是因为我得偿夙愿获得了乱步奖，想朝着作家之路迈进。

辞职至今已经十一年了，按理说应该把上班时的事情忘得差不多了，但其实并非如此。出现在我梦里的绝大多数都是那时的场景和人物。有人经常梦到学生时代被考试折腾得焦头烂额的事，而我则会梦到自己回到以前的职场，因为工作不顺利而焦虑不安——这种梦甚至已经半常态化了。“啊啊，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实验报告搞定，但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呀。”我经常像这样在梦里苦苦挣扎。虽然看不到自己的睡姿，但是这种时候我一定睡得很不安稳吧。

但是，我绝非不愿回忆上班族时代的经历，或者倒不如说正好相反。虽然我只上过五年班，但那却是我现在最宝贵的财产和武器。请大家试想一下，现在被称为作家的人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但是曾在制造业当过工程师的又有几个呢？除我之外，就再无他人了。

至于那时的经历以何种形式运用到目前的工作中，看看我写的书就明白了。很多故事都与科学技术相关；如果出场人物是公司职员的话，那这个人毫无例外是搞技术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其他作家则常把人物设定为贸易公司、广告公司中从事事务性工作的职员。这种情节与人物的设定能为我的作品增色多少不好说，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凸显了我的特色。

我把上班的五年当做上了五年特殊的才艺学校，这并不仅仅指那五年给我的小说创作带来的灵感。置身于那个巨大的组织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每天见到很多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和他们不算脾性相投，也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但是我在这种上班族的日常生活中学到了为人处世的道理，这些心得足够让我以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为题目写一篇报告了。以前，某出版社的某部门还因为我打电话时过于礼貌而议论纷纷，这显然是上班族时代留下的习惯。要是我大学毕业后不工作而直接当了作家的话，也许又会被人鄙视说：“连打电话的基本礼仪都不知道，真幼稚。”

诸位新人，请一定要在公司里多学点儿东西。那里教材之多，倾尽一生都学不完。而且，大家还能从这所才艺学校领到钱，这不是非常划算吗？

时间隧道

（《小说SUBARU》  一九九七年七月号）

距离我大阪老家五分钟路程的地方有一座足代公园，这是周边最大的公园了。上小学时，我每天都要去那里玩躲避球或棒球。

公园旁盖起了一幢大楼。不，说“盖起了”也许并不准确。那幢大楼外壁建好了七成，但是内部建设就烂尾了。墙壁、地板、钢筋都暴露在外，水泥楼梯勉强建好了台阶，连扶手都没有安装。

大楼里铺设的通风管道被孩子们称作“时间隧道”，这一灵感来自不久前流行的美国电视剧。

四角形的通风管道如同迷宫般蜿蜒曲折，我们在里面匍匐前行，勇敢越过蜘蛛网、死老鼠等障碍物，最后钻出管道，来到意想不到的地方。对孩子们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玩的游戏了。

现在，我每两个月在本杂志上刊登一篇小说，这些故事最后将构成一部长篇作品。我想描写的不是案件，而是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整个故事的时间线会拉得极长。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不知该从哪里写起。

发表在本杂志上的小说是从主人公的初中时代开始写的。然而，其实在那之前还有一篇重要的故事。这个故事中将会写到前面提及的时间隧道，预计在之后的某一期刊登。

写小说时，必须要沉浸在相应的氛围中。而我是通过回忆起那条尘埃密布的通风管道来进入小说世界的。

格言是正确的？——以贫穷为傲

（《ALL读物》  一九九八年九月号）

上大学的时候本可以一直住宿，但是大三下学期我就搬出去住了，因为我一直有个计划——到了二十岁就一个人住。

父母说“不会给我经济援助”。当时我的收入只有当家教挣得的两万日元，所以必须得把房租和伙食费控制在这一范围之内。

我租的是一间三叠[1]大小的平房公寓。不知道称为“平房公寓”是否正确，不过，那幢建筑很奇特，实在找不到其他名称指代了。厕所是公用的，而且是蹲坑。洗脸池也是公用的，而且在户外。当然，也没有煤气，做饭是不可能的。但是房租只要五千日元，所以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给我介绍这间公寓的是好友A，他从入学起就住在那里。当然，他还教给我各种生活小窍门。他最先教给我的就是如何在三叠大小的屋子里住得宽敞。他把壁橱的拉门全部拆下，睡觉时把被褥的下半段铺在壁橱里。简单说，就是下半身伸进壁橱里睡觉。的确，这么做让房间显得宽敞多了。我也立刻采用了这种方法。

而且，A对于自己的房间中没有蟑螂而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他严格贯彻了绝不把食物拿进房间的铁则。但是，他房间虽然没蟑螂，却有蜈蚣。两相比较，我宁愿选择蟑螂。

公寓附近有一家杂货铺兼卖面包，我们的生活用品都会去那里买。其实我们的目的是店里摆着的那些袋子，袋子里装着几十片面包切片后剩下的边角料。虽然标价一袋十日元，但是买其他东西的话就会免费赠送。这是我们缺钱时重要的食物补给。

而这些边角料的吃法很重要。正统吃法是像吃吐司那样，烤过之后再抹上人造黄油。但我发明了用番茄酱代替人造黄油的办法，烤得酥脆的面包皮和番茄酱一起吃，真是绝配。A也很喜欢这种吃法。我们把这个叫“批萨”，吃得可开心了。要是有什么高兴的事，我们就会在当天晚上边喝啤酒边吃这种“批萨”。现在想想，那时每天都吃面包的边角料，居然没把肚子吃坏。

临近毕业时，我才知道A其实是富二代。他父亲开着奔驰来公寓取他的行李。A秉承了“年轻时要多吃苦”的家训，他如今已是某一流制造公司的精英技术骨干了，前些日子刚刚完成了全世界首次人造卫星的无人对接。

[1]约五平米左右。

那时的阴影

（《小说SUBARU》  一九九九年一月号）

以前，我曾经在《小说SUBARU》上连载过一组名为“那时我们是傻瓜”的随笔，如实地描述了我童年和学生时代的蠢事。这些随笔已经结集出版，连文库本都出了。我收到一位读者写的读后感，现摘抄如下：

本以为当作家的都是个性突出的人，但是东野先生您小时候就是一个放在人堆里都没人多看一眼的普通小孩儿呀。我身边有好多有个性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有些瞧不起普通人了……

后半部分相当气人，不过倒也没什么。我想，看过《那时我们是傻瓜》的读者八成都会觉得，东野圭吾这个人的少年时代完全是一幅欢乐天真、无忧无虑的图画。大家这么想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从各种往事中只选取了快乐的片段，写成了这部文集。

但是人生有光明就会有阴影。所以，下次我想写写那些阴郁的回忆。但是不管怎么想，我都不觉得这样的随笔写出来会让人感到有趣。那么，如果写成小说又如何呢？

《白夜行》就是基于这种想法构思的作品。当然，故事纯属虚构，不过其中也包含了某些个人的真实体验。诸位读者有时间的话，不妨想象一下哪部分是根据我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

《白夜行》每次在本杂志发表的部分都可作为独立的短篇小说，但是整个连起来又是一部长篇作品——这是我此次尝试的着眼点。至于结果如何，一直阅读的读者应该都知道，写到一半便无法维持短篇小说的形式了，完全变成长篇小说连载。创作历程十分艰难，不过我也从中获益良多。

“准”作家时代

（《周刊文春》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号）

作为作家，我是在昭和六十年（即一九八五年）出道的。回想起当时的情形，至今都直冒冷汗——一方面惊讶于我当初的那种写法居然真行得通，另一方面则是对自己能下决心以写作为生感到震惊。

其实，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小说是什么。我只读过推理小说，所以打算动笔的时候，完全没考虑过其他小说类型。而且，我还把推理小说擅自定义为“描写用合乎逻辑的手法解决杀人谜案的作品”。当然，我认定小说中一定要有杀人案，并且不能缺少诡计。反过来讲，只要具备了这两点要素，就是推理小说。

诡计、意外的动机、意外的凶手——我出道头几年整天都在琢磨这些。当然，我非常关注受到好评的作品，也努力在自己的书中“刻画人性”。但是我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只是为了让读者更加信服故事的情节，而故事情节又是为了设计诡计服务的。

我写作最关注的是逻辑上不能出现矛盾。我像解开棋局那样写小说，每次写完都自我感觉很好。

一部分读者宽容地接纳了这样的作品，然而我不知道，他们虽然被我书中的诡计所震撼，却完全没有被感动。

正是因为逻辑上有矛盾，人这种生物才会如此有趣，这一点不用我多说大家也明白。而我出道后又过了好几年，才真正懂得了这个道理。

契机就是我意识到，迄今为止，自己的人生充满了矛盾。其中最大的矛盾，当属讨厌读书的人居然成为了作家这一点吧。

少年时代的冲动

（收录于《成为推理作家之前》[1]  二○○四年二月文艺春秋出版）

我几乎从未成为过某一特定作家的粉丝。也许我这个人比较容易厌倦，或者单纯因为花心，虽然我会遇到中意的作品，但是我很少再去看那个作家其他的书。不知为什么，很早以前我就一度认定，“一个作家不可能写出那么多杰作”。当然，这是我自己成为作家之前的想法。以我现今的立场，我必须得证明这是错误的观念。也许有人会跳出来追问：“那你到底什么时候能证明给我们看呢？”

松本清张先生是能让我持续阅读的少数作家之一。我还记得，上高中时，“河童novels”系列出版了很多他的小说。

高中之前我很少读书，所以对推理小说知之甚少，对“社会派”这个词也理解得不正确。尽管如此，我还是通过阅读松本清张先生的书得以一窥社会百态，尤其是社会的阴暗面。对于不谙世事的高中生来说，这或许是一件很刺激的事。

但是，松本清张先生的书并非只局限于社会派，他创作了很多作品，描写逻辑无法解释的人性弱点。例如，短篇《坡道之家》讲述了一名经营洋货店的平凡男子迷恋上一个女招待的故事，其中男女爱恨纠葛的场面比杀人命案的部分精彩许多，是优秀的悬疑作品。

《坡道之家》收录在名为“黑色画集”的短篇集中；下面我要列举的《超越天城》也收录其中。这篇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作为背景的地点我都很陌生，尽管如此，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却激动得浑身发热。当然，事件的真相固然让我震撼，而探索真相的过程也让我心惊胆寒。不过，最触动我的还是作品中的少年那无法解释的心理活动。

少年为何会采取那样的行动？作品中给出了符合该人物性格的动机分析，十分具有说服力。

然而，身为读者的我却认为不仅如此。我试着想象，如果自己是那个少年，在那样的场合，我会怎样？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大概我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也说不清原因，无法解释——但是我能理解那个少年的心境。

我认为所谓小说，这样就已足够；相反，即使作出再多符合逻辑的说明，也不见得就是好小说。

拙作《小小的故意物语》也涉及青少年犯罪的题材。关于动机，我进行了一番解释，但是由于表现力欠佳，没能写得非常深刻。甚至可以说，这篇作品极其不成熟，毕竟这是我出道后写的第一个短篇。

但是，这个故事描写的确实是“少年时代无法解释的冲动”，所以这次我还是选择了这篇作为例子。

[1]《成为推理作家之前》（全六册）是一部合集，邀请活跃在第一线的推理作家各选一部“最喜爱的其他作家的作品”与“最喜爱的自己的作品”，并说明理由。

移居东京的理由

（《朝日新闻》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获得江户川乱步奖并以作家身份出道之时，我还住在爱知县，因为公司在爱知县刈谷市。我原本打算，如果能成为作家，就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大阪。现在这个愿望随时都可以实现了，这让我非常高兴。

然而，当我决心辞职时，回大阪的念头已经完全打消了。不过，我也没想留在当地。那时我住在公司宿舍，辞职就必须搬出去，这样的话也就没有继续留在爱知县的理由了。

决定去东京是因为一位读者的无心之言。那位读者问：“你的小说里为什么没出现过具体的地名呢？”

我回答，因为一旦限定地点，对那个地方不熟悉的读者就会觉得很无聊。我嘴上如此回答，心里却在追问自己：“这样的话，你打算这辈子一直写没有具体地名的小说吗？”

要明确写出地名，就要了解那里才行。但是，那时我熟悉的地方只限于大阪和爱知县。倒不是说不能写以这两个地方为背景的故事，只是如果这样设定的话，题材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受到限制——先不说别的，首先我得让出场人物说方言。

而我想让出场人物说普通话——这就是我决定住在东京，了解东京的最大理由。

永久的住处

（《朝日新闻》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反正你在哪里都可以工作，不如在轻井泽或者伊豆这种空气清新的地方买幢房子，必要时再去东京，不好吗？”别人经常这么劝我。看来，很多人都梦想悠闲自得地居住在被大自然怀抱的地方。

但是，我不属于这类人。其实，我以前也在依山傍海、水质好、空气质量高的地方住过一段。

结果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我完全无法融入有着碧空绿地的宏大景色之中。我倒不是讨厌这些，刚搬来的时候，看到优美的环境，我也会不胜欣喜。但是，这种喜悦并未维持很久，半年后，我就厌倦了。看到院子里盛开的花朵也毫无感觉，光想着给花浇水就很麻烦。总而言之，就是我不懂得如何与大自然相处。

也许人永远都摆脱不了成长环境带给自己的影响。我出生于大阪平民区。那里狭小的土地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小商店和工厂，见不到绿树和泥土。但是，那里却是最让我感到舒服自在的地方。

现在我住在东京市中心，远离大自然。因为住的是公寓，所以也没有院子。出门做个深呼吸，吸进肺里的都是汽车尾气。

尽管如此，这里仍是除大阪老家之外最让我心安的地方。年迈的双亲听说我住在一个杂乱无章的地方，也很为我高兴，说“这样就挺好”。

理想的环境

（《朝日新闻》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我到东京后，频频更换住处，以至于被人叫“搬家狂”。我并不是喜欢搬家，只是因为接二连三发生了一些不得已的事情。不过，托搬家的福，我总算达到了了解东京这座城市的目的。

这么一来，就有很多人问我：“哪里是最适合工作的地方？”

个人认为，并没有哪个地方特别适合工作。也许有人会选择图书馆附近或远离繁华商业区的地方，但是这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按照以往的经验，在图书馆里查到的资料相当有限，而繁华商业区无论有多远，想去的时候还是会去的。

然而，对于写作环境，有一点我可以自信地说，工作室与住所分开肯定比较好。而且，最理想的是，尽量像上班族一样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离家和回家。再有就是不要开车往返，最好乘坐电车或公共汽车。

我曾经过了两年这样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也许是我创作灵感最丰富的时期——大概是因为“通勤”过程中见到的人和一些小事激发了我的想象力吧。

很遗憾，现在我的工作室与住所都在一起。没办法，我只能先离家在附近转转，然后再回到家里，假装是到达了工作室。要是有人说“这不就是散步吗”，那我也无话可说。

当初的目的

（《朝日新闻》  一九九九年九月三十日）

正如我前面所写，我来东京的目的是为了写出以东京为背景的小说。实际上，拙作中大半都是这种设定，而且我选择的都是迄今住过的地区及其周边。为了让尽可能多的读者容易接受，我一般不设特定场所；如果设定，也不会设在东京之外，这是我长久以来坚持的想法。夸张一点儿的话，说是信念也未尝不可。

然而，最近我发表了一部小说，前半部分的背景设在了大阪。于是，出场人物必然要说大阪方言，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其实，小说前半部分的时代设定为二十多年前；而且，根据故事需要，我必须要尽可能详细地描绘当时那个城市的样子。

不用说，当时我没住在东京，而是住在大阪。找了解东京的人取材也是一个办法，但终究无法达到我期待的效果。

我不愿降低作品的质量，无奈之下只好把背景设定为大阪。同时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大概除了大阪人之外，都会对该书敬而远之吧。反正从第一页开始，操着大阪腔的警察就出场了。

可是，结果却大大出乎我的预料。读过的人毫无例外地表示，最初把背景设在大阪是对的，大阪方言并不难懂。

时至今日，听到别人对我说这本可能是你的代表作，我的心情仍不免有些复杂。

哦……

（《达芬奇》  二○○一年四月号）

我有事几乎从不找父母商量——高中和大学时代都是一个人做决定，找工作也是先斩后奏。父母说一句带有建议意味的话我就生气，并刻意和他们对着干。比如找工作的事，母亲明言希望我留在大阪，我反而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离开，只要不在大阪，哪里都好。除了东京，我还考虑过总部设在京都或横滨的公司，最终我选择了一家位于爱知县的、与汽车制造相关的企业。我喜欢车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想顺从母亲的愿望”。不出所料，母亲果然不满我的决定，埋怨说“你就是不想照顾我们吧”，而且还流下了眼泪；而父亲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我离开家的那天，他也和往常一样弓着背，做着雕金的工作。

上班后，我住在公司的单身宿舍。如果从外部打来电话，公司就会通过广播把人叫来。要是没有大事，没人会动用这么夸张的方式找人吧。虽然宿舍楼住了好几百人，但是这种“呼叫”电话的使用次数却少得惊人。

我想打电话的时候就会用公用电话。我会给友人和女朋友打电话，却很少打给父母。不得不和他们联系的时候，我也会尽可能长话短说。即使这样，母亲仍会问东问西，我通常随意应付几句就把电话挂断，而父亲从来不接电话。

这样的我在工作两年后，给父亲打了一次电话。公司里发生的某些事情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我郁闷了很久，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我给父亲打电话就是觉得必须向他报告我的决定。

我对电话另一端的父亲说：“我要辞职。”

父亲想必很吃惊，不过并没有表现出来。他发出的第一声是“哦……”——那淡定的语气安抚了我的心灵。

沉默了一会儿，父亲问：“为什么？”

于是，我把工作以及与工作相关的各种莫名其妙、无法理喻的事一股脑儿地发泄出来。当然，这是我第一次和父亲谈起工作。

“我不是为了做这种事才上大学，也不是为了忍受这些才进这家公司的。真是受够了，我要辞职！”我斩钉截铁地宣布，语气近乎歇斯底里。

一直默默倾听的父亲听完我的话，依然保持沉默。正当我以为他会臭骂我这个做事没长性的儿子时，话筒中又传来一声“哦……”，然后父亲说：“那也好，再重头开始，没什么大不了的。”

“谢谢您。”我说。挂断电话后，我感到心情舒畅了许多。

其实，打那以后又过了三年我才辞职，而辞职的理由已和当初截然不同了——当初没有辞职真是太好了。让我改变想法的是父亲那声“哦……”。时至今日，我偶尔也想再听听那个声音。只要听到那个声音，就会觉得世上之事多半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V 喜好

《巨人之星》是《叶隐》[1]的世界

（收录于《少男少女漫画TOP 100大调查》  一九九二年八月文春文库出版）

说实话，我反感巨人队，尤其是上小学的时候。就连据说只要是棒球迷都喜欢的长岛茂雄，还有世界全垒打王王贞治，我都讨厌。理由就一个，巨人队的精英意识让我受不了。言必称传统，坚信只要自己的队伍兴盛整个职业棒球界就天下太平，他们这种态度让我很气愤。

几乎所有和巨人队相关的事物我都讨厌，但是《巨人之星》却是个例外。这部漫画一在《少年MAGAZINE》上连载，我就被迷上了。我觉得一周的等待非常漫长，一到杂志发售那天，就会第一时间冲进书店，站着把漫画看完。在读完的瞬间，我又开始翘首盼望下一个发售日了。

为什么讨厌巨人队的我会对这部漫画另眼相待呢？理由很明显，因为这不是一部棒球漫画。故事虽以高中棒球和职业棒球为背景，但以星飞雄马为首的出场人物所做的是“非棒球而近似棒球”的另一件事，而这件事也不能用球类运动或体育来概括。要问那到底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巨人之星》中的棒球是格斗技。

更进一步，说是武士道也可以。

这一点看飞雄马和花形满的首次对决就一目了然了。当时，花形使出的必杀技是一种非比寻常的打法，名为“打倒法”，击出的球会从对方的棒球手套上弹开并命中对方面门。为了与之对抗，星一徹对儿子进行了常人无法想象的魔鬼训练——他在球表面抹上油并点火，打出去要飞雄马接。难怪飞雄马的姐姐星明子要躲在树后哭泣。

最后，飞雄马掌握了用钉子鞋底部将球打回去的方法，在与花形的对决中获胜。这真是讲述棒球这种和平运动的故事吗？不管从哪方面看，这都像是习武之人的一决高下。

在这部漫画里，球队的胜负是次要的。无论是飞雄马对花形满，还是飞雄马对左门丰作，一对一的较量决定一切。而且，他们之间的胜负与彼此球队的好坏无关，全凭一场比赛或一次击球决定。职业棒球比赛转播中常听到这样的话：“两者在本赛季的对战结果是十二打数三安打，可以说山田投手压制得还算不错。”

而在《巨人之星》里，决不会出现这种不功不过的表现，“还算不错”的概念根本不存在。要么就是百分之百的压制，要么就是被打出去。而且球被打出去的时候，一定会是精彩绝伦的全垒打，根本没有什么打得“还算不错”的左场平直球。

球一旦被打出去，星飞雄马就会沮丧得仿佛失去了生活的希望。他就像一个在对决中失败的武者，而决不仅仅是一个棒球投手。普通的投手如果被人把球打出去，决不会痛苦得生不如死。

武者经过一次次生死考验而变得更强大，同样，星飞雄马尽管屡遭失败，遍体鳞伤，却仍然努力钻研新招数，力图战胜对手，所以他才会练成大联盟一号球、消失的魔球等绝招。漫画里对这些“新魔球”作出了科学的说明，虽然让人半信半疑，但是也很有趣。我还曾经与别人认真地讨论过消失的魔球的真相。

星飞雄马的对手们同样以打倒他作为唯一的生存目标。花形满明知有毁掉上半身肌肉的危险，也要把大联盟一号球打出去。这一幕令人感动，有好几个性格单纯的朋友看到电视演到这里的时候，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

为追求胜利而不惜牺牲自己身体的星飞雄马最终练成了禁忌的魔球——大联盟球三号。这个绝招十分恐怖，投球次数越多，左臂的肌肉被破坏的也就越厉害。

最后是由父亲一徹及好友伴宙太这对搭档共同挑战这种魔球。一徹使出妙计，先故意消耗伴宙太的怪力，再让他挥棒击打魔球三号。但是他没有发现伴连跑动的体力都没有了，于是一徹只得承认败北，他对儿子说：“这一刻，你超越了我。”

此时，飞雄马的手臂已经废了，但是一徹的话让他心满意足。比起自己的投手生涯，能战胜父亲更加重要，这才是真正的《叶隐》的世界。

飞雄马在教堂窗外看着左门丰作和不良少女京子举行婚礼，然后他竖起大衣的衣领，默默离去。他的背影斜下方写着一个“完”字。只看过动画片的人可能不知道，这就是漫画的结局。最后的最后，这部漫画也与“朝气蓬勃的运动少年”毫无关系。

巨人之星

明日之丈

怪医黑杰克

加油，田渊君！！

妙殿下

漫画方面，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决定《巨人之星》与《明日之丈》为并列第一，也许是因为我不会把所有漫画逐套逐本看完，但只要喜欢哪部就会喜欢到底吧。动画方面，我最喜欢《鲁邦三世》。如果面向成年人的动画也包括在内的话，那么我还想加上以小池一夫的作品改编的漫画作品（比如叶精作画的《实验人形》、小岛刚夕画的《试毒师》等等）。

[1]江户时代中期（一七一六年前后）一本记录武士行为准则、阐释武士道精神的书。

我心中的第一——《星球大战》

（收录于《战后新生代最爱的西方电影一百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文春文刊出版）

我选的最佳影片是《星球大战》。

这样大声说出来让我有点儿不好意思，感觉就像孩子被问到最喜欢的食物时回答“咖喱饭”一样。

“这个嘛，《星球大战》是很有趣，但你好歹是个作家吧，说个小众的片子怎么样，至少能显示你是电影迷呀。”

或许会有人这么说。其实，我也想举出一部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电影，我也想被大家夸赞“哦，这个人蛮有格调的嘛”。

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所以就没办法了。我选择十佳电影的标准是“无论看几遍都不腻”，而没有一部电影像《星球大战》一样让我每次看到都很欢乐。虽然我买了影碟随时都可欣赏，但前些日子，我又在卫星电视台WOWOWO上看了一遍。和初次在电影院看的时候一样，心怦怦直跳，激动不已。

其实，同为科幻片，我也想推荐《二○○一太空漫游》。这部电影意蕴更为深沉，表达更为理性，嗯，总而言之就是让人感觉很成熟。可遗憾的是，我并不想反复观看这部片子。类似的还有《飞向太空》。我承认这些电影都很棒，但是比起艺术性，我更注重娱乐性，这就是东野式电影选择法。

再回到《星球大战》。我第一次看这部片子是在一九七八年，那时我上大二，记得当时是和弓箭部的朋友三个人一起去看的。主人公使出原力（超能力的一种，现在字幕翻成“force”），驱动炸弹一举命中死星核心。大家受到启发，在训练中准头不好的时候就说：“哎呀，原力不够啊。”不过，话说我当时连可以一起去看电影的女朋友都没有，混得真够惨的。嗯，算了，还是继续往下说吧。

首先是片子的观后感，简单来讲，就是“令人惊奇”。影片一开头就详细展现了帝国军战舰底部的每一个细节，视觉冲击力极为震撼。虽然有某种程度的心理准备，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会看到如此惊心动魄的影像。

那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没有电脑特技。正式使用电脑特技的是迪斯尼公司一九八二年的电影《电子世界争霸战》。《星球大战》完全是运用很早之前的特摄技术拍成的，其宏大的背景效果让人叹为观止。帝国军基地内部和异星都市等各种场景非常逼真，虽然知道不可能搭建了与实物等大的布景，但怎么看也不像是模型放大的结果。

直到十几年后谜底才被揭开，原来那些背景全是画。专业术语叫什么我忘了，但是那些精细得让人惊叹的画也就一张榻榻米那么大。而且，无论怎么仔细观察，都让人无法相信那只是一个平面。“星球大战”系列的第三部《绝地大反攻》中，有一幕是一排排士兵列队迎接帝国军皇帝的到来，而就连这些士兵也几乎全是画出来的。这种“障眼法”如此高明，让观众在“受骗”之余也不禁连声赞叹。

当然，《星球大战》的精彩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影片中的特技效果。片中登场的角色个个具有鲜明的个性，这才是电影成功的最大原因。哈里森·福特扮演的韩·索罗、机器人搭档C-3PO与R2-D2、坏蛋达斯·维德，这些怪咖汇集一堂。说实话，我倒觉得主人公卢克·天行者是最不出彩的一个。

富有魅力的不仅是生动的出场人物（虽然不知“人物”这个说法是否妥当）。《星球大战》中有所谓的影子主角，那就是在宇宙空间自由翱翔的战斗机和宇宙飞船。其中千年鹰号的速度感堪称艺术，光看到扁平的船身迅猛起飞的情景就觉得很痛快。

为了营造这样的魅力，以导演乔治·卢卡斯为首的工作人员投入了非同寻常的热情。影片中出现的战斗机和宇宙飞船全部都是按照真实设定的图纸制作的。而卢卡斯从吃剩的批萨想出千年鹰号的形状之前，曾构思过数十种原型。他必定是深知千年鹰号将成为影子主角，才会如此精益求精的吧。

每次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都会由衷地感慨：“娱乐大众决不能偷懒，所谓的娱乐必须得这样才行！”

①星球大战

②回到未来

③终结者

④夺宝奇兵

⑤大白鲨

⑥龙争虎斗

⑦007系列之海底城

⑧ 洛奇

⑨ 热天午后

⑩ 人猿星球

感想：这里入选的是我无论看多少遍都不会腻的片子。我喜欢科幻片，大概集中在斯皮尔伯格、卢卡斯、辛密克斯、卡梅隆的时代。至于007系列，因为我喜欢罗杰·摩尔多过肖恩·康奈利，所以会选择那一部。其他影片也都或多或少在电影界占有一席之地，不过，真正的专业评选多半会把沉闷的电影选为第一吧。

加美拉追星日记

（《小说SUBARU》  一九九九年四月号）

整件事发端于我和责编K小姐商量该请谁为《那时我们是傻瓜》的文库本写解说，想来想去都想不出合适的人选，让我们大伤脑筋。

“还是和东野先生同时代的人才能理解这本随笔集中描述的世界吧。作家圈以外的人也可以，您有没有这样的人选呢？”

K小姐一问，让我有些为难。

“我的朋友都是作家圈以外的一般人，很难让他们写解说，虽然我们一起喝酒聊怪兽倒是聊得很带劲。”

“说到怪兽，这本书里提到了呢。”

“是的，这原本就是一组名为“怪兽少年的逆袭”的短期连载，后来才结集成册的。”

我的话似乎让K小姐想到了什么，过了一会儿，她沉吟着开口：“东野先生，您觉得加美拉怎么样？”

“啊？”我看向K小姐，这句话从文艺女青年K小姐嘴里说出来，让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加美拉？你是说那个加美拉？”

“就是那个加美拉。怪兽加美拉。”

“你问我怎么样是什么意思？”

“我正在读《加美拉导演日记》这本书，金子修介导演好像和东野先生是同时代的人。拜托他写解读怎么样？”

我没想到冷静内敛的K小姐会看这种书，而这个提议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我是因为《世纪末的暑假》知道金子修介导演的。这部电影改编自荻尾望都女士的名作《天使心》，片中的美少年都是由女演员扮演的，而且又另外找来配音演员为其配音。这是一部非常用心的作品，影片中展现的那个幻想世界至今仍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但是，真正让金子导演声名鹊起还得算是《加美拉：大怪兽空中决战》了。怪兽粉丝们在听说“加美拉”系列新作将要开拍之时，无不冷嘲热讽，然而在看到影片后却又惊叹于片中精彩的特效与丰满的情节。这部电影完美地颠覆了“加美拉比哥斯拉低一等”、“加美拉是给小孩子看的”等诸多偏见。当然，我也深受感动，并由衷期待继《加美拉2：雷基翁来袭》之后的第三部。

真能请到金子导演写解说吗？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真能实现吗？

“这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有这个意愿，我就先去和那边谈谈好了。”K小姐真是能干。

而此时，我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崭新的想法。

“那个……要不然我们不要请金子导演写解说了，而是改成对谈怎么样？这样的话，也能减轻他的负担。”

听到这个提议，K小姐的眼镜片闪过酷酷的反光。“好像很有趣的样子。”

“对吧？那就这么办吧。”

“好的，我马上开始准备。”K小姐立刻在记事本上写了几笔。

我兴奋不已。可能要与加美拉的导演见面了——光是这个念头就让身为怪兽少年时的悸动再度复苏。

我与金子修介导演的对谈真的实现了。一九九八年三月某日，我们在东京都内的一家餐厅初次碰面。金子导演穿着毛衣，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就像一个好脾气的学长。事实上，他确实比我高两级。

先说说结果。这次对谈非常成功，两个人都聊得很起劲，聊了三个多小时还意犹未尽，于是我们又转战到餐厅的酒吧继续聊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的话题就是这么多，当然，话题的中心就是怪兽。

对谈内容发表在《那时我们是傻瓜》的文库版中，请大家去看看（也算顺手给书打个广告），不过我可以透露的是，金子先生对怪兽的热爱完全不输给我。他小时候还亲手做了一本怪兽百科全书，这让我很吃惊。最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位怪兽少年长大后要亲自拍摄怪兽电影之时，他看待怪兽的眼光比非怪兽迷更为严苛。

看怪兽电影时，观众经常抱有这样的疑问：“奥特曼为什么不早点儿使用绝招斯派修姆光线？”

类似的问题还包括：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末，怪兽突然出现了？怪兽就像说好了似的，在同一时期出现好几只，这样不是很奇怪吗？一次出现数只怪兽的时候，为什么怪兽之间一定会打起来？为什么怪兽总是出现在日本？人类的武器对于怪兽真的没用吗？

要是细说，问题就更多了，这里仅举出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而对于这些疑点，金子先生也十分在意。如果你看了《加美拉1》和《加美拉2》就会明白了，这五个疑点中的四个已经得到了完美的解决。剩下的问题是哪个呢？就是第四个“为什么怪兽总是出现在日本”。关于这一点，金子先生给出了重磅回答。

“我打算在《加美拉3》中解决这个问题。”

听到这个回答，我非常兴奋。虽然只是三言两语，但却触及了对谈中仅模糊提到的《加美拉3》的构想。

我拜托金子导演，等电影开拍一定要让我去片场参观。之后，我们便各自回去了。

在某文学奖的派对上，我一见到真保裕一先生，就向他炫耀我与金子导演对谈的事。不出所料，曾从事电影行业的真保先生也是金子导演的粉丝，他羡慕地感叹“真好啊”——哇哈哈哈哈，心情大好！

“下次我还要去片场参观呢！”

“真的？太好了！”

“要不我也带上你吧。我事先打个招呼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啊，还能这样呀！那就拜托了。”

“嗯嗯，就交给我吧。”

我拍着胸脯保证，心情实在很好——多亏了那次对谈。

七月某日，我们前往位于调布的大摄影棚参观。在车里，真保先生一直很兴奋，简直就像要去远足的小学生一样。真保先生的夫人也打电话向我道谢：“这次真的很感谢您能邀请他一起参观，他从好早之前就期盼着这一天快点儿到来。”我想她大概在心里吐槽：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还这么傻！

到达现场时，大映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和K小姐已在门外等候。宣传人员看起来很高兴，还说“人气作家莅临是我们的荣幸”。我总觉得气氛有些怪异，后来等交换名片的时候我终于明白过来，他们热烈欢迎的那位人气作家是真保裕一。工作人员一个个两眼发光，嘴里说着：“我拜读过您的大作《极度严寒》。”这都是什么事啊！我就知道带他来会是这样，哼。不过，多亏如此才能受到这种款待，所以带他来还是对的。

K小姐一看到我们就说：“听说今天很幸运。”原来，特摄中的一部分前一天没拍成，被我们正好赶上了。而且昨天就已做好准备，马上就可以开拍。我和真保先生满心欢喜地走向特摄现场。

摄影棚结实坚固，天花板很高，让我联想到曾经工作过的汽车零件制造工厂，内部也很像。光线有点儿暗，空气中飘浮着油和化学药品的味道，缩小版的京都站模型和加美拉的怪兽装摆放中间。加美拉比我想象的要小——身材高大的人，比如说身高一米八的我就根本穿不上。据说出于种种原因，这个大小是有限制的。所以，大多数特型服装演员（就是指穿怪兽装或动物装演戏的人）都是小个子。由于怪兽装尺寸的限制，这次的新怪兽伊利斯个头也不大，就由之前扮演加美拉的演员扮演。见到那位演员的时候，我发现他个头不高，身材纤细，真看不出他穿着笨重的戏服还能活动自如。听说他有时也会扮演五连者[1]那样的人类英雄，而这种时候他往往都是出演类似于桃色连者的女战士。

话说这一天要拍摄的是新怪兽伊利斯降临京都的场面。伊利斯身似怪鸟，长着尖尖的脑袋，但是脸上却没有眼睛、鼻子和嘴，而且也没有胳膊，只有几条触手，浑身上下色彩鲜明。如果看了我的描述仍然一头雾水的话，请到电影院观看这个片子。

这时似乎在拍摄风雨中的场景，怪兽伊利斯站在舞台般高出一截的台子上，大型风扇吹起大风，洒水器喷出的水柱当头淋下，而且脚边还有腾腾的烟雾翻涌而上。

制造烟雾的机关很有意思。仔细一看，烟雾原来是从放在板子上的两个洗脸盆里冒出来的。

烟雾其实是液态氮。在脸盆靠上一点儿的地方装有小小的喷嘴，朝盆内喷射液体氮。液体氮在蒸发的瞬间看起来和水蒸气一样白，拍出来就如同烟雾一般。原来如此，我大感佩服。这样一来，只要调节喷射量就可以控制烟雾的多少了。

操作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很年轻，怎么看都只有二十来岁，其中甚至有看上去连二十都不到的。他们为了做出最佳效果而努力工作着，T恤衫都被汗水湿透了。我再次体会到拍电影真是一项体力劳动。而在他们中央紧盯着监视荧幕的正是特摄导演樋口真嗣，他也穿着T恤和短裤，汗湿的长发随意扎在脑后。

樋口导演反复拍摄着同一场景，每拍一次，就在荧幕前确认一次，不时歪着头指点两句“风太弱”或者“放烟雾的时机不对”等等，让工作人员重新调整设备。这大概就是专业人士的执着精神吧。当然，工作人员也没有任何不满的样子。

反复拍摄时，最辛苦的莫过于演员了，也就是前文提到的“特型服装演员”。他们必须穿着近一百公斤的戏服活动，那种辛苦难以想象。而且，他们全身上下都是通电的机关，头套上的动作感应机关接收外部遥控，让身体上几个部分做出动作。宣传人员说现场要用到水，所以担心演员会触电。

樋口导演也很关心演员是否感到疲劳，他时常停下，让大家休息。

看着拍摄的场景，我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怪兽伊利斯周围没有任何像布景的东西，摄像机也只有一架。我原以为怪兽会被数架摄像机包围，并在迷你模型组成的布景中四处活动，结果根本不是如此，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基本上，这是东宝的做法。”宣传人员解释说，“由一架摄像机从一个方向进行拍摄，是樋口组的特色。这样不会造成资源浪费，但是拍摄过程很花时间，拍摄密度也因此相当高。”

据说，这一幕的背景将会用电脑合成的方式制作出来。

听了这番话，我想起川北紘一先生在《哥斯拉时代》（集英社文库）中针对加美拉新片提出的看法，他说加美拉电影“彻底将视点统一”，并推测其目的在于“使影片效果更为真实”。樋口组的特色就是所谓的“视点统一”吗？有机会我要验证一下。

重拍数次后，终于拍到樋口导演满意的画面，于是工作人员收拾起伊利斯的怪兽装。今天还真是走运，我和真保先生一起拍了纪念照。各位工作人员，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特摄结束后便开始了一般拍摄。金子导演在另一个摄影棚拍片，我们也跟着去了。

这边的摄影棚里搭建了一座很大的洞穴模型。当然，摄影就在其中进行，我们这些参观者只能自行想象里面的样子。

摄影告一段落，我们过去与金子导演打招呼。他说“赶不上进度了啊”，但是他的苦笑中却透出一种从容的气度。

正说着，有个年纪很小、长相可爱的女孩子经过，我不禁一愣。导演告诉我：“她是前田爱。”

“她就是主角吧？”我问。

导演轻轻点点头，就像提供了什么重要消息似的低声说：“这部电影能否成功就全看她了。”

其实这时，街头的电影院已经开始播放《加美拉3》的预告片了。当然，预告中完全没有出现实际的电影画面，只有身穿制服的前田爱在雨中凝望镜头，她的声音与字幕“我不原谅加美拉”同时出现。仅仅望着前田爱的双眸，我便有种预感，这将是一部精彩的电影。

之后，我和真保先生进入模型洞穴一探究竟。虽然明知是用泡沫塑料制作的，但场景非常逼真，让我大吃一惊。也许有光线不好的原因，不过即使走近了看，也不容易发现是假的。偶尔会有真的石头掉落，就更加无法分辨真假了。

“提起洞穴，就会想到怪兽的蛋。”我说。

“对啊对啊。”真保先生也立刻附和。

金子导演则在一旁面露微笑。

走出洞穴，我们在公关人员的带领下，参观了制作迷你模型的工坊和修补怪兽服的地方。到处都弥漫着粘合剂与合成树脂的味道。我想起以前在公司上班时经常进出散发着类似味道的实验室。

不过，在这些地方工作的幕后人员的高超工艺真让人大为叹服。手掌大小的自动验票机上甚至连标识车票插入方向的箭头都没落下。我忍不住想吐槽一句：“这种细节又拍不到。”而怪兽装工作室里则放着一大堆怪兽卡欧斯的尸体，每个都逼真得吓人。我以此为背景拍了一张纪念照。

全部参观完毕准备回去之时，公关人员向我们赠送了纪念品，是他们开发布会用的资料和加美拉的模型。回程的车上，我和真保先生相视苦笑：“给我们这些东西干什么用呢？”话虽如此，我们脸上都挂着抑制不住的笑意，真保先生看起来相当开心。

一九九九年二月某日，期盼已久的《加美拉3：邪神觉醒》试映会在新桥的德间厅举行。

在这场试映会前，我已接下了一份工作，即写一篇《加美拉3》观后感登在电影宣传册上。

好难啊！看到影片之前，我完全想不出会有怎样的感受。

在忐忑不安中，试映会开始了。

片长大约两小时。

关于具体内容，我在这里无法细说。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曾被《加美拉1》和《加美拉2》打动的观众决不会失望，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金子导演没有食言，他在电影中完美地回答了我在对谈中提到的疑问：“为什么怪兽总是在日本出现？”

另外，我还在影片中感受到了导演的坚持。金子先生一直很讨厌别人把加美拉当做乌龟怪兽，并一直坚定地认为加美拉不是乌龟。

他的这份坚持有了成果，片中的加美拉不是乌龟，而是不折不扣的怪兽。

话说，我对于写观后感的不安在电影开始不到十分钟的时候就烟消云散了。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些人玩得真是痛快！”这些人指的就是金子导演、樋口特摄导演以及参与电影制作的所有工作人员。他们游戏的方式赏心悦目，因为他们玩得投入，那种兴奋之情也传达给了广大观众，让大家也感受到了他们的欢乐。

金子导演表示，“加美拉”系列就到此为止了。这真让人遗憾。

[1]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特摄片《秘密战队五连者》中五位可变身的战士。

美妙的“欺骗”娱乐

（剧团四季《Sleuth（侦探）》东京公演简介  一九九九年）

听到推理小说这个字眼的时候，大家脑海中都会浮现出怎样的形象呢？多数人都会想到杀人事件吧，而且还不是单纯的杀人事件。比如，杀人现场是完美的密室，尸体旁边留下谜语般的死亡讯息，凶手不明，或者唯一的嫌疑人有着铜墙铁壁般的不在场证据……

为什么会出现这类小说呢？如果说是因为有人想读，那么他们为什么想读呢？

我个人以为，这是因为人们有种“想要受骗”的渴望。

当然，通常情况下人们是不希望上当受骗的，被人背叛、伤害的滋味一点儿也不好受。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又有愚人节这样的节日存在呢？而且，有时人们甚至还情不自禁地为精彩的骗局拍手叫绝，这又是为什么呢？

简单一点说，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追求某种程度的刺激。“恰到好处的骗局”也许正是一种可以稍微调剂一下平凡生活的调味料。

但是，很显然，“恰到好处的骗局”只能带来有限的刺激。而且，要是这个骗局演变成“恶意陷阱”的话，也没有人会感觉幸福快乐。

所以，这时候就轮到创作一显身手了。通过创作虚构的故事，人们试图将骗局改造为某种娱乐手段。

其中的代表就是推理小说。直到故事尾声，各种情节设置都不断地误导读者，使其作出错误判断，在最后一刻出现突然逆转，让读者恍然大悟——这不是“骗局”又是什么？

为了把读者骗得团团转，作家要在作品中设计种种诡计，布下重重陷阱。读者受骗上当了，虽然懊恼地捶胸顿足，但也会兴奋地大呼痛快。当然，也不一定每次都是作者胜利，有时也会被读者看穿企图，进而导致全盘失败。作者想必会暗暗发誓：“下次一定要设计出更棒的骗局！”设圈套的一方与被陷害的一方在此进行头脑博弈，可以说这正是“欺骗”娱乐的最大魅力所在。

然而，如今在日本，这类推理小说正逐渐减少。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品虽具有某种解决谜题的架构，但却更适于被称作冒险小说、悬疑小说或恐怖小说。事实上，“谜题”的类型也在不停变化，推理凶手及行凶手法的谜题不再热门，而聚焦于人心之谜与社会结构之谜的作家逐渐成为主流。

现在已经无法用“推理”这个名称涵盖这类作品了。于是，最近人们更倾向于用“mystery”这个说法。以前那些以“骗局”为着眼点的作品被称为“本格推理小说”或“本格mystery”，并逐渐成为mystery这个大概念之下的一个分支。

我虽然写了这是“在日本”的情况，但是在欧美国家，这种变化早就已出现。《Sleuth（侦探）》可以说正是这一过渡期的故事。

这里的主人公安德烈·维克是个侦探小说家。如前所述，按照现在的说法，他其实应该算是本格推理作家，不过剧中用了“侦探小说”这一说法，所以还是称他为“侦探小说家”。

维克坚信侦探小说代表了“高尚的知性乐趣”，他试图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之结合。

然而，时代潮流向着不利于他的方向变迁。人们的爱好发生改变，逐渐厌倦了侦探小说。比如，其中一个登场人物米罗·汀德尔便说：“那个世界充满冷酷、阶级仇恨以及无法与之进行交流的二次元人物。……侦探小说就是那些与时代背道而驰又装腔作势的人，因不肯面对人生而阅读的低级娱乐作品。”

维克自己也意识到人们对侦探小说的喜爱已不复当初，正因如此，他才更加执着于这种脑力游戏，一心盼望能为人赏识。他的这份坚持便是这个故事的核心。

我第一次看这部剧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当时的创作还是以本格推理小说为中心，每天都在苦苦思索如何设置诡计和出乎意料的凶手。因此，我很理解维克对于传统侦探小说的执着。

观剧之后，我写了一则短篇小说，故事以英国为背景，一位曾是名侦探的老人时隔数十年遇到一桩手法高妙的案件，令他回忆起往昔岁月。这位跟不上现代犯罪潮流的老侦探试图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奋起一搏。

这篇小说名为“名侦探的退场”。一看主人公的名字就知道，这是我看过《Sleuth（侦探）》之后写的，因为小说主角就叫安东尼·维克。很明显，这个人物是由安德烈·维克与《Sleuth（侦探）》的作者安东尼·雪佛合成的，我想以这种方式向传统侦探小说致意。

虽然安德烈·维克热爱的旧式侦探小说日渐式微，但是以“欺骗”为中心的娱乐手段却并未衰退。即使在日本，本格推理小说也走出了自己的特色，正逐步地、有序地发展着。

而且，《Sleuth（侦探）》这部侦探剧本身也是一场很厉害的“欺骗”娱乐。

我第一次观看此剧是在东京手套剧院[1]，这个剧院完全模仿了位于英国的正牌手套剧院，呈扇形的观众席包围着中央舞台，而且坡度大得犹如研钵，结构十分特殊。因此，观众可以直接俯视舞台。简而言之，就是能够清楚地观看演员的姿态。

看过这部剧的人一定明白我为什么要写这些。“清楚地观看演员的姿态”是观赏这部推理剧的必要条件。聚精会神地观察演员们举手投足的细微动作，竖起耳朵倾听他们的每一句台词，这样才会惊叹于故事中的骗局之巧妙。换句话说，才能体味到受骗的快感。

对于尚未看过此剧的人，我就这么预言一句吧——在你进入剧场的那一瞬间开始，恐怕就已踏入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了。

[1]位于东京新宿区，一九八八年投入使用。以上演日本杰尼斯事务所旗下艺人主演的剧目为主，也上演其他音乐剧和戏剧。

针对《歌剧魅影》的一些推理

（四季剧团会报杂志《La Harpe》  一九九九年六月号）

推理作家是一种不幸的生物。只要观看的对象中包含故事情节，他都会情不自禁地针对其逻辑整合性探讨一番，不光看小说时这样，就连看电视剧、电影或者舞台剧的时候也是如此。要是遇到非常喜爱并且看过将近二十次的作品，这种毛病就会变本加厉。结果就是忍不住擅自对作品中未描写的部分进行推理，最后形成一个符合自己思路的故事。举个例子，以下便是本人对于音乐剧杰作《歌剧魅影》的部分推理。先声明，我完全没有将加斯通·勒鲁的原作考虑在内。

对我来说，第一个谜题就是“为什么魅影要栖身于歌剧院”。根据吉里太太的证词，她小时候在一个进城演出的杂耍班子里看到过一个“三分像人七分似鬼”的角色。劳尔子爵用了“畸形”这个词，但是，从魅影“被业火焚烧”这句话可以推知，他丑陋的容貌是后天形成的。而他的头脑极其聪慧，在建筑与音乐方面具有天赋。于是，似乎可以推断这个人物是从杂耍班子逃离，而后成了魅影。

不过，他在歌剧院地下的栖身之地是如何建成的呢？他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建成那样一处地方。而且，歌剧院里还有好几处只有他才知道的机关，比如那条秘密通道。

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结论，即歌剧院可能就是他设计的——毕竟他还曾经“为波斯王设计了镜子迷宫”。当然，歌剧院对外宣称设计师另有其人，而据我推测，正是魅影藏在暗处操纵对方。如果歌剧院在他逃离杂耍班子时已然存在的话，那么他大概是在歌剧院进行大幅整修之时暗中参与设计的。当然，那位傀儡设计师以及知晓内情的工程负责人都已经被他灭口了，他们的尸体肯定长眠于地下的湖底。

后来，魅影似乎还想操纵舞台上演的剧目。从吉里太太的证词“一直给魅影支付薪水”可以清楚地看出，魅影与前任经理姆修·拉菲尔之间曾存在某些上不了台面的交易。

但是，为什么拉菲尔没有报警呢？关于这一点，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他是担心世间的流言飞语。因为魅影的存在一旦曝光，观众也就不会上门了。

话虽如此，歌剧团团员们似乎隐约察觉到有什么东西潜伏于歌剧院之中。其中知道最多的就是负责道具的布克与吉里夫人。尤其是吉里夫人，经理也许经常找她商量相关事宜。由其后来的言行可以推测，建议他最好不要忤逆魅影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吉里太太。

不用说，为这种摇摇欲坠的均衡状态带来微妙变化的就是克里斯蒂娜·达耶。

魅影受到克里斯蒂娜吸引的理由稍后再讲，他无论如何都希望她能成为歌剧院的首席歌手。然而在这一点上，姆修·拉菲尔却没有依从，或者说是无法依从吧。当时，卡洛塔已经建立起牢固的地位，即使作为经理，拉菲尔也无法将她从首席歌手的位置拉下。

于是，魅影展开种种骚扰。卡洛塔大声疾呼“这个歌剧院怪事不断”，所以可以想象那些骚扰相当明显。

另一方面，为了让克里斯蒂娜成为首席歌手，魅影坚持对她进行特训。这里让我感到好奇的是，他们到底在哪里特训啊？我认为不是那个地下的隐秘藏身所。因为从《汉尼拔》彩排结束后魅影与克里斯蒂娜相处的情形推测，她是当晚才知道镜子的机关以及地下藏身所的。不仅如此，她也是直到那天晚上才首次正面直视魅影的容貌。

所以，我推测他们进行秘密特训的场所是克里斯蒂娜父亲长眠的墓地。想必魅影第一次在她面前现身也是在那里，因为他是从十字架后方，以克里斯蒂娜亡父派来的“音乐天使”的身份出现的。尽管如此，魅影也并未让她看清自己的身形。对克里斯蒂娜而言，墓地特训犹如“梦境”一般。而且，正因为她相信对方是“音乐天使”，才会“全心相信”他。

明明已经是大人了，克里斯蒂娜嘴里还总是念叨着“爸爸、爸爸”，这显然是恋父情结的表现。我认为魅影可能是通过这个弱点抓住了她的心。

但是，魅影怎么会想到这种手法呢？我脑海中浮现出他的告白：“连母亲也对我厌恶至极，叫我戴面具遮盖丑陋的容颜。”也就是说，最早让他意识到自身丑陋的是母亲，而叫他戴面具遮丑的也是母亲。

没错，魅影内心深处也隐藏着强烈的恋母情结。正因如此，他才能一眼看穿克里斯蒂娜的恋父情结吧。

思及此处，也就很容易回答为何魅影会被克里斯蒂娜所吸引了——也许她让他想起了母亲。魅影就是想从她身上找到从亲生母亲那里没能得到的东西吧。

从某种意义上看，魅影还没有长大。因此，他才会在那个恐怖的藏身所摆放猴子玩具。他最后留下了这个玩具，表明他终于不再是那个依恋母亲的孩子了。

“脸”与面具

（四季剧团《歌剧魅影》京都公演简介   二○○二年）

在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偶像歌手频繁出现在电视上。他们确实个个容貌出众，但是演唱水平却不太值得褒奖。尽管如此，在推出的热门单曲大获成功之后，当被问及将来想从事什么活动时，他们必定都会这样回答：

“我想挑战戏剧或音乐剧。”

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说了“音乐剧”这个词汇。不知音乐剧为何物的我一联想到那些歌手的演唱水平和演技，从此便把音乐剧与“不怎么样的节目”画上了等号。

本来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男人，喜欢观赏舞台剧的就不多。身为普通日本人的我，在二十五岁之前一次舞台剧都没看过，而且一直对于音乐剧怀有误解。

这样的我会去看音乐剧是事出有因的。我二十七岁时成为作家，写出几部作品之后，感觉创作陷入了瓶颈。这主要是因为我之前的积淀太少。我只了解学生和上班族的生活，所以创作题材有所局限也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天，我下定决心，从此以后什么都要看，什么都要留心，“没有兴趣”这种借口绝对不许再说。

既然下定决心就要有所行动，所以我决定以过去从不感兴趣的内容为题材写一部小说。我选择的是古典芭蕾。我去芭蕾舞团取材，向芭蕾大师请教，一听说有公演，即使有些远也会去看。虽然最初是强迫自己对芭蕾感兴趣，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也逐渐对这一领域有了兴趣。后来，我的兴趣又扩展到了所有舞台艺术。

那时，《歌剧魅影》上演了。这也是我一直都没什么好感的“音乐剧”。但是，既然已经告诉自己不能抱有偏见，加上对舞台剧也产生了兴趣，所以就一定得去看看。音乐剧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怀着既期待又忐忑的心情，前往位于日比谷的日生剧场。

正如宣传语上写的那样，在那里我看到了一生中都不可多见的精彩演出。《歌剧魅影》实在太棒了。我错误的认知被开演几分钟后造访的冲击（看过的人肯定明白我的意思）一举击碎，接着便全身心沉浸在这部音乐剧营造的世界之中。歌曲、戏剧、演出、音乐、美术，全都完美到无可挑剔，这真是一场美轮美奂的娱乐盛宴。

接连数日，观剧的兴奋都没有消退，我非常想再看一次。结果是我又跑了好几趟日生剧场，但无论看几遍都还觉得不够。每次一走出剧场就想着要再看一次。《歌剧魅影》的公演地点不断变更，我也一路追随去了大阪和名古屋。其实，几年前我去加拿大的时候，听说《歌剧魅影》在温哥华上演，我便立刻去看。至今到底看过几场，连我自己也不记得了。

据赤川次郎先生说，音乐剧入门者看的第一部剧如果是《歌剧魅影》，那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优秀剧目虽然很多，但是若论在各个方面都有看点的，除了《歌剧魅影》便再无其他。在《歌剧魅影》之后，我也陆续看了很多音乐剧，渐渐懂得如何鉴赏各部作品的优劣。但我仍然忍不住思索，如果观剧顺序不同，会有什么结果。我并非指摘作品孰优孰劣，只是《歌剧魅影》确实具有一种让行家和入门者都深深为之折服的魅力。

二○○一年，我去仙台观剧。听说今后会增加在地方城市的公演——如此精彩的剧目只有大城市才能看到未免太可惜了——我真想为四季剧团的英明决断鼓掌。

二○○二年，《歌剧魅影》将在京都上演。得知这个消息，我在高兴的同时又觉得有些不甘。我老家在大阪，说起京都，那是我学生时代常去约会的地方。要是那时《歌剧魅影》在京都上演，我就可以安排非常有格调的约会了。

当然，京都有无数可看之处，而且每一处都美不胜收，但这份美丽是建立在排除西洋文化的基础之上。而今天，堪称西洋文化代表的音乐剧来到此处，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我拭目以待。

我稍微提一下内容。这部作品如宣传板所示，是一个关于“面具”的故事。但是，其中并不仅仅描绘了魅影所戴的面具。确切地说，作品着力刻画的是其他出场角色所戴的无形面具，也就是他们的“脸”。

女主角秘密与魅影见面，向他学习唱歌。正因为魅影有一张不愿示人的“脸”，所以才拉开了悲剧的序幕。女主角的恋人出于对魅影的愤恨，不惜抛弃了自己身为贵公子的“脸”。歌剧院的前任经理明知魅影的存在，却瞒着他将歌剧院出售，只求早早脱身。歌剧院的新经理对于艺术的爱好只不过是他希望展示给外界的一张“脸”，只要有利可图，他甚至连流言飞语、八卦新闻都置若罔闻。还有因为自己受到轻视而暴怒的首席歌手，了解真相却保持沉默的芭蕾舞教师……每个人都戴着那张名为“脸”的面具。

面具原本就是用来遮盖面孔的。戴上面具就不会有人认出我们的真实面目，也无法辨识我们的真实想法。《歌剧魅影》第二幕《假面舞会》一开始就表明，藏起自己的难言之隐，也不去打探他人的隐私，才能自如地生活。

然而，人们懂得如何根据情况选择不同的“脸”。事实上，这比戴面具更糟糕。我们无法从面具读取任何信息，而“脸”却经常让我们得到错误的解读。

这么一想，剧中唯一以真心示人的就是魅影了——因为他没有骗人的“脸”。为“脸”吃尽苦头的他放弃了自己的脸，并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剧中前半部有一幕是魅影在他的面具被女主角掀开后勃然大怒，而他发怒的原因并非是因为不愿被外人看到的容貌，而是因为他不想回忆起想要忘记的往事。

每次观看这部音乐剧之时，我都不禁感叹“脸”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这不是美丑的问题，对人们来说，“脸”是武器，也是堡垒。正因为明白了这一点，才会在最后忍不住心疼残忍的魅影吧。

我写的有点儿说教的倾向，其实，观看这部音乐剧并不需要什么大道理，只要纯粹地去欣赏展现在眼前的迷人世界就可以了。

我相信《歌剧魅影》将暂时成为京都的“脸”。

世上独一无二的齿轮

（四季剧团会报杂志《La Harpe》  二○○五年十二月号）

《歌舞线上》讲的是演员试镜的故事。导演扎克要为新音乐剧挑选舞者。扎克直到中场才会现身，我们这些观众只能听到他的声音从后面传来。他说话的对象是在舞台上并排站立的十七名男女，他们是留到试镜最后阶段的舞者。针对扎克的提问，他们开始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

直到最后，依然没有揭示扎克的新音乐剧是什么内容。但是，我看着《歌舞线上》，感受到制作舞台与制作物品的过程一模一样。这里所说的“物品”，让我联想到的是钟表。而且不是石英表那样的电子设备，而是装满精密齿轮的老式钟表。

舞台艺术中，演员也好，舞者也好，都只不过是零件而已。扎克要在那十七个零件中选取最适合自己音乐剧的一个。

问题在于，何谓“最适合”？

试镜前，扎克应该已经对所需零件有了大体的构想，比如“这部分需要这样的舞者比较好”，或者“为衬托主角，在这一时间点需要个性强烈的角色”。他手里大概有一张成品的设计图，然后根据整体设计理念寻找零件。

但是，活生生的人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与他设定的规格完全一致。用齿轮打个比方，就是有的形状扭曲，有的缺了齿，有的大小完全不合规定。

那么，这样的齿轮对扎克就毫无用处吗？那倒不是。我猜测，倒不如说他寻求的就是这样的齿轮。经过精心算计描绘出的设计图很难打动人心。在这次试镜中，扎克最期待找到的应该是那种能够打破已有设计，并使之改头换面成为充满魅力的新事物的齿轮。

起初，十七名候选人面对观众的时候，都是同一副表情。我一定要入选——在他们脸上只能看到这种强烈的渴望。然而，随着试镜的进行，他们渐渐展露出其他面孔，最后，观众就会发现这里没有一个零件是相同的。

讽刺的是，让他们独一无二的是他们各自的“伤口”。他们怀有深切的自卑，有的是对学历，有的是对容貌，有的是对能力，而且他们都有一段伤心的过往。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伤口都未痊愈，他们相信这次试镜是从痛苦的深渊中脱身的最后机会。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在扎克面前毫无保留地展示自己。而这正是扎克期待的。

只要是试镜，就会有入选者和落选者，但是入选与落选并无太大意义。因为扎克寻求的只是一个适用于他音乐剧的齿轮，倘若换成其他作品，齿轮的挑选方式大概也会截然不同吧。

重要的是，他们了解到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齿轮，而且这次试镜会让他们相信世上决无第二个相同的齿轮。

好莱坞也经常举行试镜，据说落选者大多会这么说：“很可惜，这次没有适合我的角色。”

我觉得这样很好。

VI 体育运动

能见到下个世纪吗？

（《小说现代》  一九九八年十月号）

等到拙文发表之时，职棒冠军花落谁家应该已经大致明朗了吧。此时此刻，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横滨正以微弱的优势领先中日，而巨人大概已经夺冠无望了。

至于阪神，这支队伍目前排名最末，成绩与其他队伍有极大的差距，似乎已稳坐这个位置。我想，当这篇文章面世之际，情况应该也不会有所改善。无论广岛再输几场，也都有阪神垫底。

阪神实在可怜。不过，与往年这一时期心中的懊恼不甘相比，今年的心情又有所不同。一言以蔽之，应该是感觉很空虚吧。

其实，我七月份去看了一场久违的棒球比赛，那是在东京巨蛋举行的巨人与阪神的对决，一票难求。观赛之前，我一直激动不已，就像准备出门远足的小学生一样。

然而，比赛开始不久，兴奋之情便烟消云散。比赛照例是巨人领先，但这不是影响我心情的原因。当时双方点数相差不多，只要阪神能抓住机会，就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但是，阪神的选手比赛时却一点儿都不快乐。不，应该说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投入地享受比赛。

现在我已经渐渐淡忘支持阪神的理由了。选手依然穿着我热爱的竖条纹队服，也打得比较卖力。但是，我对他们不再抱有任何期待。我指的不是输赢问题，在优胜的可能性近乎为零的情况下，赢巨人一场也意义不大。

我踏进球场，是期望能看到阪神这支队伍独有的某种东西。不必是巴斯或挂布选手那样豪迈的击球，也不必是江夏选手那样的豪速球。我始终相信，一定有像以往川藤选手挥棒落空那样的“值得花钱来看”的东西，可惜我的希望化为了泡影。无论轮到谁击球，我都毫无期待；无论哪位投手出场，我也不再兴奋。我觉得每个选手似乎都只想着赶快结束这场比赛，既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更完全感觉不到未来。我在座位上待到最后一个回合，不知为什么，居然很想看巨人队松井选手的击球。

我不再是阪神的粉丝了，其他粉丝也许会骂我是叛徒吧。但是我心里也不好受，因为人生的一大乐趣就这样失去了。

我想见见昔日威风凛凛的阪神队的选手，想看看他们比赛，我真的非常想看。不过，我现在最想见的是以前那个心无旁骛、死心塌地支持着阪神的自己。

神啊，为什么？

（《ALL读物》  二○○○年九月号）

印象当中，我从未在看电影或读小说的时候哭过。虽然有时会被情节打动，但也达不到流泪的地步。尽管如此，仍有一次差点儿让我泪腺决堤，那是看《冰上轻驰》的时候。电影讲述了四名因故无法参加奥运会的牙买加短跑选手扔掉跑鞋，转而备战冬奥会雪橇比赛的故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以牙买加代表队参加卡尔加里冬奥会的真实经历为原型改编的。在缺乏技术指导和资金支持，也无人应援的情况下，这些运动员发扬了不屈不挠的牙买加精神，在奥运赛场上表现突出，让人看了十分痛快。但是，故事并未就此完结，最后天降意外，而他们勇敢应对困境的结局让泪点很高的我都不禁动容。旁边一个像初中生的男孩也看得泪流满面。

奥运会的精髓便在于我们可以看到各国选手在赛场上展现出超乎想象的力量与技能。与此同时，我们也欣喜地守望着他们如何通过奋斗实现自己的梦想。不过，既然是梦想，那就不一定能全部实现。绝大多数选手最后都由于实力不济而梦断赛场。也有不少选手具有足够的实力，却因意外的命运拨弄而落败。那一刻，他们或她们脸上的表情仿佛凝聚了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生，这是最令我动容的。卡尔加里冬奥会速滑比赛中，丹·约翰逊选手在开赛前夕获知了姐姐的死讯——他本来在五百米与一千米速滑两个项目中都具有争夺金牌的实力，但却在这两场比赛中都跌得很惨。那一瞬间，他脸上的表情好像在控诉：“神啊，为什么？”

发生在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男子四百米赛跑半决赛的插曲也令人难以忘怀。当时，想必全日本的体育迷都把目光聚焦于那场比赛，因为这关系到高野进选手能否晋级奥运会径赛项目的决赛。如果他能晋级，那将是划时代的突破。

结果是高野选手光荣地进入决赛，他在八名运动员中排名第四。不过，在这场比赛中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第五跑道的英国选手德里克·雷德蒙如果没有发挥失常的话，他的成绩应该优于高野选手。但是，当他跑到第二处转弯时，噩梦降临。他突然肌肉拉伤，跌倒在地。尽管已无缘决赛，但他依然奋力起身，再度前进，或许他认为坚持跑到终点是他此刻唯一能做的事了吧。可是，腿伤让他连这个愿望也无法实现，到达最后一个转弯的时候，他连走都走不动了。这时，一名男子从观众席上跳下来，跑向雷德蒙选手身旁，将他扶起。

这个人就是雷德蒙选手的父亲。这个胖胖的黑人男子原本期待看到儿子在赛场上的英姿，最后却与儿子一同流着泪走向终点，儿子也靠在父亲肩头哭了。

竞赛委员出现在他们面前，似乎在向他们说明帮助选手是违反规定的。但是那位父亲流着泪，愤怒地反驳。这时，他只是一个想要保护孩子的父亲。

竞赛委员没有再阻止，默默地为两人让开道路。

德里克·雷德蒙选手失去了参赛资格，巴塞罗那奥运会四百米半决赛中没有他的成绩。不过，雷德蒙父子共同抵达终点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幕深深地烙印在世界各国人民的脑海中。

对我来说，这是唯一看电视节目时落泪的经历。

别了，偶像

（《NUMBER》  二○○○年十一月二日号）

看悉尼奥运会女子百米赛跑预赛时，牙买加的玛莲·奥蒂出现在赛场上，这让我有些吃惊。之前我从报纸上得知，原本在国内选拔赛中排名第四的她突然入选奥运会，引起了该国代表队选手的不满。

就算没有这档事，她能参加奥运会本身已经很出乎意料了。前一年塞维利亚世界田径锦标赛中，她因药物检测呈阳性反应而退赛的事情令人记忆犹新。还有今年一月在德国举行的室内田径锦标赛，德国田径委员会对于她的参赛表示不甚赞同，结果她本人在开赛前夕选择弃权。考虑到她四十岁的年纪，我已经不指望在悉尼奥运会上见到她的身影了。然而，七月，调停委员会作出“药物检测有缺失”的结论，通往悉尼的道路又为她打开了。

我不清楚奥蒂的出场有无内幕，也许是国际田联希望有明星运动员参加悉尼奥运会。而牙买加国内也许早已决定，无论选拔赛成绩如何，都要让她参赛。但是对一个不负责任的粉丝来说，能够再次看到那褐色的健美身躯，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三块银牌，五块铜牌，这是她自莫斯科奥运会以来连续参加六届奥运会的战利品。包括世界锦标赛在内，她年轻的时候专拿铜牌，因此被称为“铜牌收集家”——但人们却忽略了她在百米决赛中保持着六十二连胜的纪录。

她的悲惨经历也丰富多彩。斯图加特那次世锦赛中，眼见她与美国选手盖尔·德弗斯同时抵达终点，却以百分之一秒之差屈居第二。我看电视的时候，确信她至少没有输，因此对这个结果深感意外。果然，后来修正计时，两人成绩相同。那么，为什么德弗斯是第一，而奥蒂是第二呢？对此我至今无法释怀。而同样的一幕又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演了，奥蒂又在百米决赛中以千分之一秒的差距输给了宿敌德弗斯，当时我也以为她肯定赢了。

一九九七年雅典田径世锦赛的百米短跑比赛中，另一种不幸又降临在她身上。她没有听到起跑犯规的警示音，全力跑出了几十米。因此，在后来的比赛中她无法发挥出正常实力，最后凄惨地落到了第七名。

尽管如此，我依然支持她，并非因为她是“悲剧女主角”，而是因为我从她奔跑的姿态中感受到一种超越了幸与不幸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她向我展示了一个人即使没有幸运女神的眷顾，只凭自身实力究竟能够到达怎样的地步。她的答案是在奥运会与世锦赛拿到的二十二块奖牌。这难道不算一个巅峰吗？

奥蒂最后获得悉尼奥运会百米短跑第四名。她只比我小两岁。真棒！除此之外我没话好说。

泛太平洋最后一天，HAGIMOTO没游！

（《NUMBER》  二○○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号）

我觉得游泳是一项一般人都不太会关心的运动。如果不是奥运会，大家就更不上心了。就连听到世界游泳锦标赛，恐怕也有很多人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所以对泛太平洋锦标赛毫不在意也是正常的。不过，我并无指责之意，因为我自己也是如此。不，准确地说，若在平常我大概会是这样。

但是，我无法忽视本次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原因是我之前在本杂志中提到过，有望获得奖牌的选手HAGIMOTO[1]，也就是荻原智子，是我的远亲。

具体而言，她是我母亲的姐夫的弟弟的孙女。“什么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呀，搞不懂！”也许有人会这么说。总之，当成是远亲就对了。不管怎么说，我以前还曾经和HAGITOMO小姐的母亲等人一同泡过海水浴。

而这个远亲女孩这次有望获得奖牌，我必须得帮忙加油了。八月二十九日，锦标赛的最后一天，我与《NUMBER》的编辑们前往横滨国际游泳馆。

我原本以为不会有多少人到场助威，结果情况正相反，会场基本满席。主持大会进程的青年卖力地高声解说今天的看点，工作人员硬要观众举起手臂做出“人浪”。显然，组织者想尽一切方法将赛场气氛炒热。

而坐在观众席的我倒认为这样做没有必要，只要日本选手奋力拼搏，气氛自然就会热烈起来。

不过，HAGITOMO的人气真的很高。

她不光参加了好几个项目，而且每个项目都有望夺牌，所以人气高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坐的位置正前方就打出一面巨大横幅，上面写着“HAGITOMO加油”。

荻原一家会不会就坐在那边呢？如果她获得奖牌，我要不要过去打招呼呢？听母亲说，荻原家最热心的粉丝是智子的爷爷，只要她出场，无论规模多小的比赛，爷爷都会赶去助阵。

我看着横幅，心里却感到一丝不安，但愿她不会被这份期望压垮才好。悉尼奥运会结束之后，母亲曾说：

“小智很温柔，又很爱哭，不过就是少了一点儿永不认输的冲劲。”

没关系的，已经过去两年了，她现在一定不再是爱哭鬼了。我一边想，一边等着她出场。

然而，我的不安成真了。HAGITOMO没有出现在两百米仰泳决赛的赛场上。一打听才知道，她是因为过度换气综合征[2]晕倒了。我虽然有些失望，但是又觉得或许以后她的成绩能更上一层楼。

她小时候曾在海滨浴场溺过水，所以后来才开始学游泳的。流着眼泪，突破眼前重重壁垒不断成长的，才是HAGITOMO。在雅典奥运会上，她一定能够获得全家人苦苦盼望的奖牌。

[1]“荻原智子”读作“Hagiwara Tomoko”，“HAGITOMO”是对她的爱称。

[2]过度换气综合征是急性焦虑引起的生理以及心理反应。发作的时候患者会感到心悸，出汗，并因为感觉不到呼吸而加快呼吸。

祝贺HAGITOMO开始新征程——来自亲戚大叔的致辞

（《HAGITOMO》荻原智子 著）

要有什么程度的联系才能称为亲戚呢？

如果有血缘或姻亲关系就算的话，那么亲戚的范围似乎可以无限扩大。问题是，有没有那样的机会。

前辈作家大泽在昌先生发表过类似“得直木奖出名后亲戚会变多”的言论。他并不是说打着亲戚名号上门套近乎的人会增加，而是说因为得奖这一契机，当事人的消息会传到关系相当远的亲戚那里吧。

二○○○年春天，我才知道游泳选手荻原智子小姐是我的远亲。这是母亲告诉我的。她说：“就是阿真的女儿呀，你不记得了吗？就是阿真呀。”

谁呀？我哪儿认识啊！看着一脸迷惑的我，母亲拼命给我解释，说了半天我才慢慢回想起来。

母亲的姐姐在大阪的柏原市居住，很久以前我有时也会去她家做客。姨妈的小叔一家就在隔壁，两家人像一家人那样亲密地往来，那家的长女就是“阿真”。

“哦，她女儿要参加奥运会了吗？好厉害！”

我立刻开始收集关于她的各种消息，一看才大吃一惊——哎呀，真是战绩辉煌啊！不仅有望在奥运会中问鼎奖牌，发挥好的话，连金牌也不是不可能。如此厉害的选手虽说是远亲，但也是自家亲戚，想在人前炫耀一把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好友和熟悉的编辑就不用说了，甚至连酒馆的女招待我都没有放过。

“以后你们都要叫我HAGITOMO后援会东京分部部长！”我还曾在银座的俱乐部里出此豪言。

这也不算什么。我无非是在大泽先生所说的“出名后亲戚会变多”的现象中充当了“变多”的亲戚之一。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这就是个可爱的“认亲”故事。然而，我吹牛皮的内容传到了某体育杂志女编辑的耳中。有一天，她找到我，提议道：“如果HAGITOMO小姐获得奖牌的话，您要不要来我们杂志社上个对谈呢？奖牌得主与身为直木奖候补作家的亲戚对谈，肯定很有意思。”

“不错啊，到时我一定参加。”

我一口答应，但心里却直冒冷汗。事到如今，我也没法坦白“其实我和HAGITOMO都没见过面”。

这下惨了，我该如何是好呢？在我的忐忑不安中，悉尼奥运会一天天临近。虽然希望HAGITOMO赢得奖牌，但到时我吹牛的事就会真相大白，这让我十分纠结。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居然是“阿真”打来的，真让我大吃一惊。

这可不是什么“好久不见”，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还是小学生。不过，亲戚关系真是不可思议，聊上几分钟后我们很快就熟悉了。

“您现在是有名的大作家了。我家也经常说起东野先生真厉害啊。”

听到她的话，我松了口气。看来她的家人至少知道有我这么个人。

“话说回来，有点儿事情想拜托您。是这么回事，最近来采访智子的人越来越多，她谈话的机会也增加了……所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能不能提到作家东野圭吾是自己的亲戚呢？我担心，您会觉得出了名就急着攀亲戚，实在有点儿厚脸皮。”

阿真的话又让我冷汗直冒。我已经做出这种厚脸皮的事情来了。

“这没关系。”我回答对方的同时，自己心里也如释重负，“能得奖牌就好了。”

我立刻摆出亲戚的姿态。

“是啊，不管什么奖牌，就希望她能拿一块。”

阿真的声音十分恳切。我感到，作为有望夺牌的选手的亲戚，只要怀着这样那样的期待就可以了；而作为家人，肯定压力不小。不光希望得到奖牌，不想辜负周围人期待的愿望一定也很强烈。

由于这通电话，我和HAGITOMO开始通过电子邮件交流。我怕给备战奥运的选手带来无谓的压力，因此特别注意措辞。

在悉尼奥运会上与奖牌失之交臂后，她在来信中写道：“这是我游泳生涯中最艰难、最痛苦的比赛，但是我从中收获良多。”

这不也很好嘛，我想。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的我，头脑中浮现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希望这次比赛不要成为她痛苦的回忆。现在看来是我杞人忧天了。

后来我们也一直保持电邮联络。我很想亲眼目睹她游泳时的英姿，正好那时有个绝佳的机会——二○○二年夏天，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将在横滨举办。

锦标赛最后一天，我来到横滨国际游泳馆。此前，她已获得二百米混合泳的金牌，并在其他好几个项目中也都取得了好成绩。最后一天是她擅长的二百米仰泳，大家期待她能再次斩获一枚奖牌。

然而，虽然外表看不出，但实际上她的疲惫与压力都非同小可。当得知她赛前弃权时，我很失望，不过后来在书中读到她当时的痛苦，也让我备感心疼。

两年之后，我终于见到了HAGITOMO本人。当然，也见到了阿真。阿真已经完全成了一个中年妇女，而HAGITOMO个头非常高大。我身高一米八，可是不知为何，我总想抬头看她。HAGITOMO在咖啡馆门口差点儿撞到头，她笑着说：“我一离开水就很笨拙。”

这次见面是因为她想出书，所以找我商量，结果我们一直都在闲聊。即使HAGITOMO谈起正事，也会立刻被阿真把话题扯远。最后，虽然我未能给她多少建议，但是那天晚上我们却聊得非常开心。

后来，我们有时也会一起吃饭或者打电话聊天。不再游泳的HAGITOMO朝着“社会人·荻原智子”快速成长。前几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她在采访山梨学院大学的学妹加藤由加选手。她甚至还担任了节目的旁白。阿真曾说她“说话张不开嘴，都听不清楚，得去学学发声”。不过，就我在节目中听到的，她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

荻原智子的第二个青春才刚刚开始。我由衷希望此书能像潜泳踢水[1]一样让她的新征程有个好兆头。

[1]仰泳出发的方法之一，以潜水状态两手前伸，两腿并拢踢水前进。

VII 作家的日常

噗儿

（《小说现代》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号）

我家的猫大名叫“梦吉”，不过大家平时都叫它“噗儿”。说起为什么它会有两个名字，那是因为我很喜欢漫画《大熊噗太郎》[1]，想给猫起名为“噗”。于是，我就把“梦吉”与“噗”合为一体，变成“梦噗”。但是这个名字叫着不顺口，叫着叫着就变成了“梦噗儿”，最后只剩下了“噗儿”。说了半天没用的，对不起各位。

要问我为什么要说这些无聊的事，那是因为我家“噗儿”完全没有什么“小趣事”可以让我津津乐道。这家伙真是一只无用到令人失望的猫。

它出生两周多就被遗弃，我把它捡回了家。也许是因为硬被拖离母亲的乳头这件事给它留下了心理创伤，它很爱咬东西，尤其喜欢我的右手。只要我手一动，它就飞扑上来。所有责编都知道我的右手经常伤痕累累，也许它是把我的右手当成朋友或兄弟了吧。

就连我钻进被窝睡觉的时候，它也会使劲咬我，疼得受不了。于是，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在临睡前让“噗儿”狂跑一通，累到没力气咬人。具体做法是我四处摇晃逗猫棒等玩具吸引它的注意力，“噗儿”就会高兴地追着我来回跑。这样做我当然也很累，不过敌方肯定也能累趴下。

这个方法起初非常有效，但是“噗儿”的体力逐渐增强，少量的运动已经无法将它累倒。不仅如此，甚至还磨练出它的战斗本能，去做去势手术时发生的事就是最好的证明。当时，妻子把它带到医院，刚离开不久，主治医生就打来电话说没办法给这只猫做手术。妻子当然要询问原因。

结果医生冷淡地说：“您来了就知道了。”

妻子战战兢兢地来到医院，看到诊室中一片狼藉。医生和助手的胳膊和脸上满是伤口，书架和桌上乱七八糟，而且到处都是猫屎猫尿。笼子里的“噗儿”虽然满身屎尿，却依然气势汹汹地呼呼喘着气。

两年多过去了，如今“噗儿”仍喜欢到处追着人咬。它腿部和肩膀的肌肉十分发达，让人联想到施瓦辛格。每次看到它这副模样，我都深感当时的逗猫棒训练法果然很有效果。

[1]四格漫画，作者中川巧，曾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四年在杂志连载，后改编为动画。

奥义

（《小说SUBARU》  一九九七年六月号）

首先，把调味料放在面饼下面。而且，这时要把调味料尽量放在稍后盖上盖子时与倒汤孔相反一侧的角落。如果随便把调味料倒在面饼上，等倒汤的时候，泡涨的蔬菜就会堵住洞口。

接着是倒入热水。从面饼接触到热水的瞬间开始计时，因为面从此刻就开始逐渐软化。人们经常在倒入热水，盖上盖子之后才不慌不忙地设定计时器，这样泡出来的效果会产生差异。而且，按厂商的指示傻乎乎地严格设定三分钟的话，只会泡出一碗糟烂的面条。

把热水加到规定的高度，然后迅速盖上盖子。如前所述，必须记得刚才调味料放在哪一边，并把倒汤孔转到与之相对的那一侧。

等待时间视产品种类而定。不过，通常以两分四十秒为准。如果是份量为一点五倍的加大装，就要多加一个步骤了。具体操作是，大约三十秒后，打开盖子把面饼翻过来，盖回盖子后再等两分钟。这样一来，即使面量较多，也能够比较均匀的软化。另外，无论是哪种面，盖子上的倒汤孔都要及早打开。等倒汤时再匆忙打开的话，之前的严格计时就毫无意义了。

时间一到，就要立刻倒汤。这里建议大家戴上隔热手套，以便端稳容器。笔者曾经徒手倒了一次，结果被热水烫伤。

一旦开始倒汤，就不能随意改变容器的倾斜角度。严禁大幅度甩动容器，这样做会让容器内部分散的水滴进入面与面的间隙，产生毛细现象，导致水难以沥干。顺利将水倒干净的最佳方法是轻轻晃动容器。笔者是这样做的，绷紧两臂肌肉，使容器产生每秒十次，振幅五毫米的振动。为了熟练掌握这一技巧，笔者每晚都用哑铃锻炼。

汤倒完之后的工作就简单了。倒入酱汁，仔细拌匀后，撒上附送的青海苔等佐料。当你把最终的成品送入口中时，便会懂得泡一碗速食炒面的精深之处了。

鬼怒川温泉

（《ALL读物》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号）

过去曾有个名为“雨之会”的青年作家聚会，不过现在已经不再举行活动了。这是一九八八到八九年前后，由井泽元彦先生和大泽在昌先生发起的，除我之外，成员还有冈嶋二人这两位（这样说真怪）、高桥克彦前辈以及刚出道的宫部美雪小姐等。

“雨之会”曾经组织大家去过一趟鬼怒川温泉。准确人数我记不清了，不过大概有十几个人吧。成员年龄相差很多，那气氛怎么看都像某公司组织的员工福利旅行。其实，宴会时帮我们拍纪念照的女招待就以为身穿浴衣坐在正中的高桥克彦先生是我们部长。在她心中，或许井上梦人先生是课长，井泽元彦先生是办公室主任，女职员正好有两位（新津清美小姐与宫部小姐）。

这次旅行中，玩得最高兴的是井泽先生，他不时指示“一开始啤酒点的少也没关系，不够的话，从冰箱里拿就是了。要不然一旦打开，没喝完也要付钱的”，或是在发便利店塑料袋的时候嘱咐大家“要是打算洗完澡换上浴衣的话，去浴场时千万要记得带上装衣服的口袋”——真不愧是办公室主任，做事好认真。

在大浴场时，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跟井上梦人先生聊天。关于他的小说《克莱因壶》，我们讨论了许久，那时两个人都泡在齐肩深的温泉里。旁人大概觉得我们俩很诡异，没有一个人敢凑近。离开浴场的时候，我们路都走不稳了。虽然那些两小时单元剧中经常出现充当侦探的主人公一边泡温泉一边推理案情的场景，但是，从现实来看，我认为温泉和推理小说是不相容的。

这样不行

（《小说SUBARU》  一九九八年二月号）

前几天，我又搬家了，从学生时代算起，这是第十次了；从到东京之后开始算，也已经是第六次了。估计这次没有出版社会再送迁居贺礼了，谁让我上次搬家时宣布那是最后一次呢。

一直搬家没什么好处——耗费体力，办理各种手续很麻烦，适应新地区的生活也相当累人。最重要的是，浪费钱。

然而，搬家这件事在搬家狂看来，有个公认的优点，那就是可以趁此机会收拾东西。收拾东西包括将各种物品整理分类的工作，不过这里大概更多指的是“可以狠心丢弃物品”的意思——把一堆一堆东西扔进垃圾袋的感觉特别痛快。

这次搬家也不例外。我打开衣柜，发现里面已变成垃圾衣物的巢穴了。我经常穿的衣服一般都放在外面，所以衣橱里面放的都是不常穿的衣服。除了礼服等有特殊用途的衣服，“不常穿的衣服”大致可归为“不太想穿的”和“已经穿不了的”这两类。无论哪一类，带去新家都没有意义。

首先要扔的就是我为了出席乱步奖颁奖典礼而购置的西装。也不能说这套衣服没有纪念价值，我原本想着这些年再得个什么奖的时候还可以穿穿，但没想到一留就是十二年。这种衣服还供在家里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我一边想一边将它丢进了垃圾袋。

随后，我开始清点其他外套和西装。这些都是我几年前还经常穿的，其中有几件我相当喜欢。虽然多少有点儿落伍，但如果是与不注重穿戴的编辑们一起吃饭，那么穿着这样的衣服问题也不大。倒不如说，反而可以给他们留下我囊中羞涩的印象，这有利于我多争取一点儿稿费。

但是，我试着穿了穿，却发现这几件衣服都小了。奇怪，怎么会这样？我纳闷地窥看衣柜深处，突然发现某样东西。

那是一件深蓝色的防风外套。以前我在冬天跑步的时候穿的。

原来如此啊。

我终于明白，这件衣服会被塞在那种地方，也难怪我的肚腩会越来越大，导致衣服一件件都穿不下了。

转动拉坯机的理由

（《别册文艺春秋》二二三号  一九九八年四月）

前些日子，应醉汉作家藤原伊织先生的邀请，我参演了一部有关陶艺入门的片子的拍摄。

影片请六位作家分别挑战六种成形法。拍摄前，工作人员问我想尝试哪种。

“当然是拉坯机了。”

其实说到陶艺，我只能想到拉坯机。问过几个朋友，果然大家都是如此。很少有人知道拉坯机以外的成形法。

先说两句供大家参考：除拉坯机之外，还有像粘土手工艺那样徒手成形的方法，先把粘土做成块状再把中间挖空的方法，把用碾压机碾平的土片边缘向上折起的方法等等。怎么样？诸位读者，你们也不是很清楚吧？

我是这样想的，反正也要玩陶艺，不如趁机多学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以备将来哪天写小说用得着，也算一举两得了。而且，如果要在小说中写到陶艺，不写拉坯机的话，大家恐怕不能接受。所以，这次我无论如何都要挑战一下这个东西。

然而，第一天我就发现自己的想法太天真了。指导我们的是东京艺术大学的岛田文雄老师，一开始打招呼的时候，老师便毫不留情地说：“这个嘛，才接触陶艺一两天就要做出成品，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拉坯机，外行人很难掌握。一般来说，最少要学习一年左右才能做得像个样子。”

老师语气沉稳，我们却听得胆战心惊。

“请您一定想想办法。”我和工作人员一起低头恳求。

老师一脸无奈地说：“总之，只能多练习了。从现在开始到拍摄当天，请每周都来练习。”

“好的，我一定每周都来。我会努力的。”

我一边低头行礼一边想，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啊。原本他们告诉我只要拍摄当天去一下，随便做做就可以了——从头到尾只需要三天工夫，而且还有一天是庆功宴。从来都没听说还有每周都要练习这回事。

不过，仔细想想，老师的话不无道理。就算是参加陶艺速成班，也不可能第一天就学会用拉坯机制陶的技术吧。

于是，我立刻行动起来，从当天就开始挑战这项技艺。而当我真的动手操作拉坯机之时，却深切感到现实比想象的还要严峻。

总之，我完全无法掌控那个东西。你问是什么东西？当然是陶土了。

首先是“定中心”，就是将拉坯机上转动的陶土向上拉长，或者相反地，向下压低——这一步就十分困难。看助手的示范，陶土在双手中伸缩自如，非常有趣，而且好像很简单。但是，自己试着一做，就发现陶土很坚硬，完全无法改变形状。最难的就是把陶土纵向拉长。我以为自己用力不够，于是就使出全力挤压陶土，结果只有受力的那个地方凹进去了，变成葫芦的形状。

这样下去，别说是每周练习，就算每天练习也不一定来得及啊，想到这里我脸都绿了。

然而，光发呆也不能解决问题，总得试着做出点儿什么。在岛田老师及各位助手的细心指导下，我尝试了一遍又一遍。当然，一开始很不顺利，失败，失败，连续失败，什么都没做成，只有被我弄坏废弃的陶土山越堆越高。好不容易做出一个比较像样的，结果在用线把成品从拉坯机上取下来的时候，最重要的部分却嗖地飞了出去，而且泥巴飞溅，把衣服也弄得很脏。

尽管如此，在几个小时之后，虽然搞得满身狼狈，但我好歹也做出了五件东西，都是盘子、烟灰缸、大号酒杯之类的。其实我本来要做的是茶杯，可我实在掌握不好形状，结果做出来一堆计划之外的东西——所以，一个不抽烟的人居然做出个烟灰缸。

无论如何，亲手做出成品的感觉好极了。想到烧好后拿来用的情景，我就更加开心了。我多少明白了些，原来这就是陶艺的魅力所在啊。

因为已经答应了老师，而且自己也觉得压力很大，所以，之后每周我都来练习。练了几次发现自己真的在慢慢进步，做一些形状简单的东西不再那么吃力了。

我心想：“好，这样练下去，到拍摄那天就不怕了。”

可没想到岛田老师却提出了出乎意料的要求：“拍摄时东野先生做大盘子吧，大盘子看起来比较厉害。”

啊？哪有这样的！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呀！我很想抗议。我现在明明只能做出小件东西，突然让我做大盘子，简直太乱来了。

但是，对我们来说，岛田老师的话不容置疑。

“好啊，务必让我试试看。真期待呀。”

我笑嘻嘻地回答。不用说，从那天起，我便开始了制作大盘子的特训。

虽然一波三折，陶器成形过程也就这样结束了。但陶艺并不只限于此，还有绘图和上釉的步骤。尤其是绘图部分，可以自由发挥，所以也是展示制作者艺术素养的地方。

此时，我开始思考，怎样的设计才会让更多人喜欢。这次我们在片子里做出的成品以及在前期准备时做出的成品，都会在银座的画廊展示。

外行人靠临阵磨枪的特训做出的东西，打着展览会的名号展出已经够无耻了；而我心里还在打着更为无耻的主意——希望东西能够卖个好价钱。

我苦苦思考了一周，最后得到一个结论：遇到困难找猫帮忙。

从上节目时做的大盘子，到练习时做的大号酒杯，我在所有作品上全都画上了猫。躺着的猫、伸懒腰的猫、玩耍的猫……各种姿态都画了一遍。

不用说也知道，我的目标是爱猫人士。这些人只要看到和猫有关的商品，什么都想买回家。同样作为爱猫一族的我，非常理解这种心理。

我的苦心之作最后会不会好卖？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兴奋得睡不着觉。

至于陶艺题材的小说，目前我还没有计划。

确认实验不可能？

（《书的故事》  一九九八年六月号）

从昭和五十六年起，有整整五年时间，我都在某汽车零件制造公司从事生产技术的研发工作。既然会做这样的工作，我大学当然读的是工科，说得再详细一点儿，是电子工程专业。我之所以学工科，是因为从小学到高中，我的理科成绩一直比文科成绩好。更确切地说，我的文科成绩甚至不够高考水平。前些日子，我与七年未见的高中同学会面，他一本正经地说起我的语文成绩：

“不管我考得多烂，只要一看到你的试卷就放心了。”

当时，我们俩正在我常去的酒吧，他的话被酒吧小姐听到了，她们立刻开玩笑说：

“啊？真的吗？哦，好差劲啊！这样也能当上作家吗？”

我顿觉颜面扫地，但是，人家说的都是事实，我也无法反驳。

说实话，我的语文成绩确实很糟糕，而且也非常讨厌语文。我不知道自己是因为厌恶语文而成绩不好，还是因为成绩不好而对语文产生厌恶。相比之下，我还是更擅长理科。若问我是否喜欢理科，怎么说呢，比起其他科目，也可以算是喜欢吧。

但是，现在想想，其实我当时并不了解理科，尤其不了解理科真正的乐趣所在。因为那时做实验的机会非常少，了解物理和化学的法则，探索奇妙的电流属性与化学反应的性质，这些自有乐趣，但毕竟只是书本上的知识，既死板又无法亲身体验。平常上课时老师讲的内容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但至今却清楚地记得静电实验中朋友的头发根根倒竖的样子，可见亲自动手体验是相当重要的。

但是进入大学，实验却多得让人讨厌。我上的那所大学，每周都要做一次实验，所以天天忙着整理数据和写报告。

大学里的这些实验是否真的很有趣呢？我心中怀有少许疑问。因为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指导教师布置实验题目，而且从实验方法到每一个步骤，都有详细的指示。因此，基本上事先都可以预测到实验结果。如果得到预期的结果就证明实验正确，反之则说明实验者在操作中犯了某些错误。换言之，这些实验并非为了研究目的，而是为了训练学生才进行的。

当然，无论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所做的实验都是如此。石蕊试纸遇到何种物质会变色，这在实验前就已经知道了。不过尽管这样，实验本身还是很有趣的。

但是，学生到了二十岁左右就会变得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对“被迫进行”的实验完全不感兴趣。因为事先知道会得到怎样的结果，于是就在实验中调整各项条件，只求达到预期结果即可。整个实验既无惊喜，也无感动，只觉得“啊，总算应付完了”。

不过，也有一种看法认为“这种实验也很好”。大学里进行实验，最重要的目的在于筛选出优秀的学生——在做实验的我们其实才是实验对象。这种说法太可笑了吧？笑过之后，我又转念认为说不定实验真的有这种功用呢。

我在学生时代很少体验到实验的喜悦，而进入公司后，情况却大不相同。每天都要做实验，而且这些实验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首度进行，没人能够断言会得出怎样的结果。虽然会有所预期，但是结果通常都有出入。而这时，十有八九是预期错误。这与学生时代的实验截然不同，那时的实验如果结果与预测不符，必然是实验方法有误。至于哪种实验会让实验者感到兴奋，就不用多说了吧。简言之，直到进了公司，我才第一次真正尝到实验的乐趣。

说起拙作《侦探伽利略》，其中描述了五种奇怪的现象，并由一位物理学家一一解开谜题。

这五个怪现象中有几个灵感来自于我在公司时进行的研究。我当时对共事的前辈说：“如果这个这样做的话，也许能用在推理小说里。”

结果，我真的用了。那位前辈读到的话，估计会苦笑吧。

书里其他的奇怪现象也都有科学依据，但是我并没有做过实验，或者说，我写的都是现实中不可能做实验的现象——并非在物理意义上不可能，而是在道德意义上不可能。

由于不可能做实验，“假设这样做会产生此结果”的预期，正是本书的精要之处。

我就是算准了没人会做实验确认。

十连败之后

（《小说现代》  一九九九年八月号）

一月十四日  NTT视讯的加田五千雄社长带我去了一家有名的鳗鱼料理店。加田先生是我大学的学长，比我高很多届。二月将在明知纪念馆举行东京同学会，我受邀演讲，所以这次是借吃饭这个机会先互相打个招呼。不用说，我自然穿上了西装，还系了领带。饭桌上，我提到今晚有直木奖的评选会，加田先生便说：“这可是大事，你一定很紧张吧。”我虽然嘴上应和，但是心里却想“其实我现在更紧张”。

吃完饭我回了一趟家，傍晚又前往赤坂的小饭馆，当然衣服也换过了。文艺春秋的单行本责编H田小姐和杂志连载责编B小姐，以及漫画杂志的K先生都在店里等我。我们一边吃着佳肴，喝着好酒，一边等电话，大家居然聊得很热闹。或者说，其实大家都在极力使席间气氛活跃，我也不例外。就连不怎么好笑的冷笑话，大家也都硬逼自己笑。说着说着，一通电话打来，找H田小姐接听，这时我就知道肯定落选了。回到座位的H田小姐明显很沮丧。当然，大家都很沮丧，但仍然强颜欢笑。在这种场合的强颜欢笑十分有人情味，我挺喜欢的。

正如料想的那样，本届得奖者是宫部小姐。要是在酒馆不巧遇见，对方反而要费心照顾我的心情。我让B小姐想法避免这种情况，她说：“今晚去‘月之雫’应该没问题。”于是，我们打车前往那家店。车里，H田小姐和B小姐向我坦白：“其实，我们俩同席等待结果的战绩，已经累计超过十连败了。”现在告诉我又能怎样呢？不过，自出道以来，我是文学奖九连败。三人相加就是三十连败。天啊，这样的话，难怪会把幸运女神吓跑。

三月五日  我们在四谷的一家小饭馆等待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的结果。说实话，这已经是我第五次入围该奖项了。除了H田小姐，讲谈社的O田编辑和K村编辑也在。他们真可怜，又要陪我开落选安慰会了。我正想着，落选通知就如期到来了。“哎呀呀，这样就十连败了，我也真够厉害的！”听到我的自嘲，O田编辑和K村编辑照例跟着强颜欢笑。H田小姐也露出笑容，但是一看就是没什么精神的样子。

文艺春秋的S部长和B小姐，以及O村编辑也来和我们会合，大家一起前往新大谷饭店的酒吧喝酒。曾是橄榄球运动员、相貌冷峻的S部长今天也显得无精打采。

后来，和直木奖那时一样，大家又转战“月之雫”。这里的老板娘琉美和我是老乡，而且还出生于同一个地区。更巧的是，我们来东京的日子都是同一天。我对琉美道歉：“真对不住，我总是落选。”她鼓励我说：“说的什么话，不是还有下次吗……”

我们在店里倒是没有遇到本届获奖的山本文绪小姐，却碰到了评委北方先生。他说：“哎呀，我可是推荐你了啊！”看他的表情十分认真，那就相信他一次吧。

文艺春秋的O村编辑身心俱疲，一直在呼呼大睡。

五月二十一日  这一天在等待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的结果发布。在皇家花园饭店的咖啡厅，我依然与H田小姐在一起。我总感觉很对不起她。此外，还有O村编辑以及讲谈社的O田编辑、K村编辑和I田编辑。《小说现代》的K田编辑也来了，大家都在喝咖啡，只有他一边喝啤酒一边吃三明治，而且在结果出来之前就离开了。

每次大家都在重复同样的事情。我突然想到，干脆以等待文学奖发布为题材写个小说算了。我把这个想法跟大家一说，编辑们都表示：“很不错啊。”他们似乎以为我在开玩笑，而我真的决定要写一篇，到时候你们看到可不要吃惊啊。

下午五点左右，日本推理协会打来电话，上来就是一句“祝贺您获奖”。啊，实在太美妙了。这句话我一等就是十四年啊！我和编辑们猛拍纪念照。其他客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

记者会之后，我们前往银座的酒吧“ELLE”，与其他获奖者拍纪念照。我中途退场，与责编们一起去吃寿司，随后又回到“ELLE”。拿我当踏板，现在越来越出名的真保裕一君也赶来了。我们紧紧握手，感慨万千。“要是没这个家伙，当年某奖就是我的了”，此时我不得不把这个想法妥善地藏起来。

明明是大美女，却嫁给折原一（就不用敬称了）的新津清美小姐也来了。想想看，她也是这次短篇部门的入围者。她虽然落选了，但是仍然来向我道贺，真善良啊。她不光长得漂亮，心灵也如此美丽。不过，她有个一喝酒就乱讲话的坏毛病，而且她还是折原一的老婆。

酒友赤濑川隼[1]先生也来了，不过这完全是个巧合。不可思议的是，我们都只是偶尔光顾这家店，却常常巧遇。

藤原伊织先生也来了，有一段时间没喝酒的他，这次一边给评委北上次郎[2]先生找碴儿，一边大喝特喝。

然后，我们又转移到“月之雫”，我终于可以在老板娘琉美面前扬眉吐气了。熟识多年的编辑们全来了，他们由衷地向我祝贺：“这次真是太好了！”哦，原来我让大家都等得很辛苦啊。

当天，藤原伊织先生喝得大醉。

六月二十五日  在东京第一饭店举行颁奖典礼。我穿着特意准备的西装，携情人和恋人一道出席。花了三天三夜背熟的长篇演讲顺利结束，让我心满意足。

[1]赤濑川隼（1931- ），日本小说家，曾凭借《白色残映》一书获得第一百一十三届直木奖。

[2]北上次郎（1946- ），原名目黑考二，散文作家、评论家、编辑。

读者与作者的规则

（《小说新潮》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号）

最近，部分拙作被改编成影视作品，部分出了新版本，所以从夏天到秋天，上门采访的记者数不胜数，一天之中被采访数次这种事也发生好几回了。这样的采访邀约我都会尽可能地接受。我是靠卖书吃饭的，作家这个职业毕竟也是一门生意。我认为，既然是做生意，宣传就不能马虎。以前一年到头可能都上不了一次专访，回想当年的情景，我非常感激现在大家给予我的认可。

当然，被问及的问题都似曾相识。比如，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您的心情如何？最新作品想写哪方面内容？一次次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并不会让我感到厌烦。就对方而言，那是他们第一次提出的问题，而我因为答案成竹在胸而备感轻松，不必在现场苦苦思索。

因为准备不足而跑题的情况也不少见。有些记者连书中角色的名字都搞错了，还在继续采访。即使如此，我也不会不高兴。在对方看来，我不过是众多采访对象中的一个而已。对于他们的小失误，我一笑置之就好了。

但是，并非完全没有令人不快的事情。我最讨厌有人利用采访的机会破坏读者与作者间的规则。例如以下提问：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这部小说的最后，XX是不是就是○○呀？”

“那么，结局中这两个人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请您解释一下可以吗？”

每当听到这样的问题，我都想回敬一句：“请你自己去想吧。”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大多数读者都无法向作者直接发问，大家都是自己去思考。依据书中所写了解内容不是阅读的规则吗？我也是秉持这样的规则进行创作的。

所以，正因为如此，不管自己的作品被读者怎样误读，我都没有怨言。我认为，会被误读不是因为自己的写法有问题，就是因为和那位读者八字不合。有时，某些作者会说“这是因为读法不对”或者“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那样解读”，我想，这也是一种违规的做法吧。

撑死也要吃！

（《小说SUBARU》  二○○○年十一月号）

某月某日，我和集英社的蒙奇奇小姐，也就是H编辑，在横滨站集合。H编辑稍显紧张。

“身体状况如何？”我问。

“嗯，我调整过了。”

“有没有吃过东西？”

“吃了，中午吃了一个面包。”

“这样啊，我在三点也吃了一个小热狗。”

“什么都不吃反而不太好呢。”

“是啊。”

我们来到购物中心的咖啡厅，看了看菜单，略加思考后点了啤酒。我平常绝不会在与编辑商量事情的时候喝酒。

“我想先让胃活动一下。”我向对方说明理由。

“原来如此。”H编辑点点头。

稍后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横滨元町一家名为“梅林”的餐厅。这可不是一般的餐厅，它的厉害之处在于一人份套餐包括了三十道菜。

这不是我第一次去“梅林”，以前去过两次。第一次去的时候下场惨烈——我以为虽说是三十道菜，每道菜肯定只有一口的量，于是就大喝啤酒，结果菜还没上完一半我就不行了。第二次去的时候，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尽量不喝啤酒。但是，后一半菜肴我仍然几乎没怎么吃。剩下的菜餐厅会让我们打包带走，我记得当时两手提着装得满满的纸袋，就像刚参加过婚宴一样。

说实话，我再也不想去那家店了。饿肚子固然难受，而吃撑了也很痛苦。我之所以会第三次去，都要怪两个不听劝的死脑筋。这两位一个是凭借《亡国之盾》拿奖拿到手软的阿福，也就是福井晴敏先生，还有一个是一九九九年因为《八月的马科斯》获得乱步奖的流浪汉作家新野刚志。

事情起始于福井晴敏获得日本推理协会作家奖的庆祝会上。那时我提到了“梅林”，但那两位完全不相信这家店的厉害。

“上菜多到吃不完？怎么可能！掌握好节奏的话肯定没问题。”阿福一边大嚼特嚼一边说。

“我经常饿着肚子到处流浪，有多少食物就吃多少。剩下饭菜太可惜了。”流浪汉新野嗤笑着说。

“没你们说的那么简单，那家店真的不得了。那个量不可能有人能全吃完的。”我坚持自己的主张。正好第二次和我一起去“梅林”的E编辑也在，于是我们两人把当时的情景描述了一番，但自卫队迷福井和小胡子新野仍然是一副半信半疑的表情。

“好吧，下次我们一起去一趟，怎么样？你们用自己的眼睛和肚子亲身确认一下，就会明白我没有骗人了。”焦躁的我忍不住脱口而出。我还没来得及后悔，这次的企划就成立了。

“梅林”紧挨着外国人公墓。这个店在横滨很出名，一提店名，出租车司机就知道了。

就餐需要预约，晚餐分为五点开始和七点半开始两个时段，采用完全轮替制，即所有客人一起开始用餐的制度——当然，绝不能迟到。我们预订的是七点半那一轮。

由于到的有些早，我们在店前等候，看到五点开始用餐的客人陆续吃完出来了。女性顾客居然很多，大家都提着纸袋子。不用说，纸袋里装的肯定都是没有吃完的各种菜肴。

七点半到了，终于可以进去了。福井和新野这两位也到了。

阿福说：“我从今天早晨开始就没吃东西。”说到这儿，他的神色也不免有些紧张。

流浪汉新野碰巧在电视上看到“梅林”的菜单，那个节目把店里的三十道菜品全都摆在桌上。

“你看了有什么感想？”我问。

“嗯，菜量确实很惊人……”新野先生好像有点儿被吓到。嘿嘿嘿，现在后悔也晚了。

话说，这个店不允许两人以上同吃一份套餐，基本上都是按照人数上菜。

店员来问我们要什么饮料，我们先点了啤酒；但就今晚而言，我实在没有喝啤酒的兴致，因为如何有效地使用胃容量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1 醋拌烤麸与菜瓜

2 魔芋丝炒海米

3 黑芝麻酱拌蕨粉魔芋

4 带鱼和金枪鱼寿司

啤酒和头道菜一起上来了。我们在异样的气氛中举杯，阿福和流浪汉新野立刻畅饮啤酒，而我只抿了一小口。

和以往一样，菜肴鲜美无比。大家吃得都很满意。尤其是带鱼和金枪鱼寿司端上来的时候，阿福特别高兴。

“这一刻最幸福了。”他眯起眼如此说道。

怕酸的流浪汉新野一开始就被醋拌凉菜打击到了，吃得不太起劲。

5 综合拼盘

6 螃蟹

7 生鱼片

容易吃饱的食物终于陆续登场了。毛蟹吃起来很费事，席间稍微有些冷场，这大概就是螃蟹宴的宿命。

盛在大盘中的生鱼片端上桌的时候，屋里欢呼声与尖叫声此起彼伏。流浪汉新野与阿福商量之后又追加了啤酒。这两个傻瓜！

我冷眼旁观，看着他们喝啤酒，自己则大口吃着超大块比目鱼和厚实的金枪鱼鱼片。我注意到另外两个人的举箸动作变慢，心里不禁窃笑。

8 年糕天妇罗

9 凉拌茄子

10 素面南瓜卷

11 绿芦笋配特制蛋黄酱

生鱼片还没吃掉多少，菜肴又陆续上桌了。芦笋尤其突兀，生鱼片配水煮芦笋？嗯，这算什么搭配啊，不懂。虽然不懂，但这种不拘一格的菜肴组合也算得上这家店的特色了。芦笋粗约两厘米，长约二十厘米，这根绿色的棒子直到最后都折磨着阿福。我在吃生鱼片的间隙，见缝插针一口气干掉了那个“绿色的棒子”，但阿福和流浪汉新野则把芦笋放在一旁，似乎准备最后再吃，不知他们的战术是否管用。

这时，老板娘现身了。乍一看，她就像个农村老太太，身体非常瘦小。当她双手扶在榻榻米上低头行礼时，看起来好像一件摆设。她把身体压得极低，用极其礼貌的语气对大家说：

“欢迎各位，感谢大家莅临本店，非常感谢。菜肴不知是否合乎您的口味？最后会有与各位的脸一样大的饭团，请像切蛋糕那样切开，一面猜测里面的口味一面享用。感谢各位今天的惠顾，感谢大家。我们只知道埋头做菜，以这种方式问候，实在太失礼了。感谢大家。打扰了。”

过于卑微的姿态不禁让人起疑，甚至开始猜测她是不是有什么企图。

“啊，好恐怖的老太太！”老板娘一走，福井晴敏就感叹道，“让人摸不清她心里在想什么，好像在盘算着先把猎物喂饱养胖，然后再杀掉做菜。”

听他一说，我们都笑了，但是笑得有些僵硬。想必大家都和阿福一样有种浑身不自在的感觉，不知将会发生何事的压迫感向我们袭来。

不过，“和各位的脸一样大的饭团”是什么啊？我觉得八成是夸张的说法，但实物肯定也大得惊人。

这时，厨师出场，说生鱼片装盘时忘了放对虾，问我们是直接上来，还是焯一下再上——他说焯过的虾肉也很好吃。于是我们说那就焯一下好了。

“装盘也会丢三落四的吗？”阿福纳闷。

“肯定是安排好的桥段吧。”流浪汉新野下了结论。

12 玳瑁白薯[1]

13 迷你秋葵配番茄青椒酱

14 松茸土瓶蒸[2]

15 小鱼萝卜沙拉

我一看玳瑁白薯，就决定把这道菜放在后面再吃。吃甜食会刺激中枢神经，产生饱腹感，这是吃大餐的大忌。

吃下一大口白薯的阿福脸上立刻皱起眉头，哀叹道：“唉，幸福好像离我远去了。”

爱喝酒的阿福不爱吃甜食。

但是大家一看到松茸土瓶蒸的时候，都露出了笑脸。这是自掏腰包吃饭时绝不会点的菜。松茸很大，其他配料也很多，汤也很鲜。可是，摄取了水分，肚子就开始饱胀，这是危险信号。我偷偷松了松腰带。

吃到现在，每个人表情都出现了变化。不知道后面还会上什么菜的恐惧，与不清楚自己还能吃下多少的不安，都浮现在脸上。数一数，现在菜肴已经上来一半了。

16 杏仁豆腐

17 奶油焗菜

18 水果番茄

19 生莼菜

20 竹叶鳗鱼卷

21 荔枝配酸奶酱

这一轮是清爽甜品与油腻食物的交替进攻。尤其是荔枝端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一起送上的东西，全都惊呆了，那是刚才厨师说的对虾。对虾配酸奶酱！又一个邪门搭配。吃到对虾瞬间幸福洋溢的阿福，随即被酸奶酱的甜味打击得几乎要哭出来。

“福井先生和新野先生，您二位为什么不吃芦笋呀？”H编辑指着两人面前的“绿色棒子”问。

两人同时哭丧着脸。

“哎呀，我就是觉得没机会吃它。”流浪汉新野郁闷地说，“本来这个生鱼片和芦笋的组合就很怪异。”

我一听就笑了，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

“我是想吃，但是一看这个分量就泄气了。”阿福用指尖拨弄着芦笋，“要是软软的东西倒还好，可是这个从外到里都很实在。”

他的芦笋旁边还有吃剩的玳瑁白薯，他连看都不想多看一眼。

这家店的罪恶之处在于菜肴很美味，所以即使硬撑也要继续吃。其实大家都想轻松愉快地进餐，并不想紧皱眉头，边考虑战术边吃饭。

我们渐渐不再交谈，而隔壁房间却传来客人的欢声笑语。

“旁边好热闹啊。”阿福说。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能那么高兴呢？”流浪汉新野双手抱胸，陷入沉思。

22 香煎牛舌鱼

23 油炸带鱼

香煎牛舌鱼比较薄，相对容易解决。我喝了一小口啤酒，很快就把鱼块吃得一干二净。然而，下一道菜就让我有点儿倒胃口了。油炸带鱼，而且又大又厚实。香煎紧接着就是油炸，连续上两道类似的菜到底是要怎样啊！

“肯定是带鱼进货太多了。没错，肯定是这样。”流浪汉新野厌恶地说，“最早不是上过带鱼寿司嘛，这个肯定是做上个菜剩下的。”

他的话颇有道理，大家一起点头。

24 炭烤牛肉

25 腌黄瓜

26 清汤

那块牛肉有巨人马场[3]的草鞋那么大，店家建议切成三等份食用。我好歹算是前辈，于是就利用这个身份先拿走了脂肪较少的部分。要是再吃进一堆动物脂肪的话，那我这一年多一直在减肥都是为了什么啊！

流浪汉新野吃的是脂肪较多的一块，他由衷地感慨道：“真香啊。要是肚子饿的时候来这么一块就美死了。”

邪门搭配的法则在这里也被运用，搭配牛排的不知为何居然是黄瓜。我趁吃牛排的空档，一点点把黄瓜干掉了。

“福井先生，黄瓜还是快点儿吃掉比较好……”H编辑建议，“要不然，就有两根绿色棒子了。”

“说的也是。”

阿福来回看着巨型芦笋和巨型黄瓜，终于下定决心伸手拿起黄瓜。他一边喀嚓喀嚓大嚼黄瓜，一边盯着芦笋，嘴里还喃喃自语：“这么大的芦笋，怎么长的啊！”

说着说着，上菜终于接近尾声。店员过来问我们是否还能吃下炸虾，如果吃不了的话，可以给我们打包带走。

都到这一步了，索性豁出去了，于是我宣布“我要吃”。流浪汉新野也说要吃。阿福可怜兮兮地微微举手：“那我也吃吧……”

27 炸虾

28 饭团

29 蜜瓜

30 煎茶

又上来一份巨型炸虾，虾头和虾尾都伸出了盘子，让人不禁好奇这虾到底是怎么养大的。阿福一口咬下去，叹息道：“从头到尾都是满满的虾肉啊……”

我浇上特制酱汁，一鼓作气把虾吃完。好吃！但是胃里好难受，连维持坐姿都很辛苦。我虽不是流浪汉新野，但也想在饿肚子的时候吃大餐。而新野此时正趁着吃炸虾的势头，把绿色棒子一样的芦笋也一股脑儿地塞进了嘴里。

好了，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就在这时候，巨型饭团出现了。好大，大到没有天理。店家到底想干什么啊！就像老板娘所说，饭团真的有人脸那么大。大家傻傻地愣在当场，完全没有吃掉的打算。

“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啊？”

“手工制作的吧。”

“难道是像做镜饼[4]那样做的？”

大家都化身为解说员，吃着蜜瓜，喝着煎茶，一个劲地盯着巨型饭团猛看。

“我也不知道今天是幸运，还是不幸了。”福井晴敏君深有感触地嘟囔着。他喝着煎茶，而那根“绿色棒子”和玳瑁白薯还残留在面前。

[1]用砂糖、酱油等调味炖煮白薯，因其色泽似玳瑁而得名。

[2]将松茸、鱼肉等放入陶瓶中蒸制的菜肴。

[3]巨人马场（1938-1999），原名马场正平，职业棒球运动员，后又成为著名职业摔跤手，战绩显赫，曾是日本摔跤界体型最庞大的选手。

[4]日本民间正月供神用的圆形年糕，一般为大小各一份，叠放在一起。

以理科下酒

（《银座百点》  二○○○年十一月号）

在酒桌上挑选合适的话题是一件挺难的事。谈工作多半会让席间气氛变得沉重，如果聊业余爱好，又很难找到大家全都感兴趣的话题。职棒的话题也是大忌，因为不知道对方支持哪个球队，就算知道，万一那个球队是自己讨厌的队伍，就没有继续谈论的兴致了。

聊天气倒很安全——“今天真热啊”、“是啊是啊”——可很多情况下，说完这两句就没下文了，无法期待话题继续扩展。有时，会转而聊起食物或流行时尚，但如果大家都没有特别有趣的桥段，也很难炒热气氛。这些最多只能当做谈话的引言吧。

最近，我常聊起的是有关理科的话题。理科生出身的我在这方面是强项，但以前却从未在酒桌上提到过这些。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惧怕数学和理科的人远比喜欢这些的人要多，席间搬出这方面的话题很可能会惹人厌烦。

最近我才发现，事实并不尽然。

比如，前几天我和某出版社的人一起吃饭，对方的负责人提起夏天忘记把啤酒放进冰箱，想喝时百爪挠心的事情。他说这种时候，只能把冰块放入杯中再倒入啤酒，趁冰块没有完全融化时赶紧喝光。

“其实还有个好办法。”我说，“可以把罐装啤酒直接埋入冷冻柜的冰中，转动几十秒，很快就会冰透。我试过好几次，很管用。如果需要更快冰透，可以在冰里加些盐。”

在座之人都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看来他们都单纯地认为啤酒接触到冰冷的东西自然就会变冷。

负责人又说：

“这么说起来，大家小时候都做过冰棍吧，那时也是在冰里加盐。之前我都不知道盐具有吸热的特性。”

听到这话，我有些吃惊。

“盐没有这种特性。即使不用盐，其他能很快溶于水的物质都可以，砂糖也行。”

这回换负责人惊讶了。

“啊？砂糖也行吗？”

“行，只要能让凝固点降低就可以。”

“凝固点降低？”

“如果有东西溶于液体中，则需要比凝固点更低的温度才能让液体凝结成固体。具体来说，本来水在零度时就可结冰，但要是盐水或糖水的话，温度必须更低才会凝固。”

“哦，是这么回事啊。我还真不知道。可是，这怎样才能解释加盐会让冰的温度下降的现象呢？”负责人疑惑地问。

“水在零度时会结冰，但不是一到零度马上就凝固，还需要温度更低一些，才会结成零度的冰。这个您知道吗？”

“啊，这个我知道。”

“所以，最重要的是在这种临界状态下的水。假如直接用冰来冷却罐装啤酒，与啤酒罐接触的部分温度就会上升，不久便由零度的冰变成水。此时把盐加进去，水就变为盐水。盐水与冰接触又会怎样呢？冰使盐水温度降低，如果是纯水的话，是无法在零度以下保持液体状态的。但是刚才说过，盐水的凝固点比纯水低，所以盐水可以不凝固，一直以液体的状态维持在零度以下。”我试着慢慢地讲解。

有几个人同时七嘴八舌地说：

“我第一次听说啊！”

“是啊，学校里老师都没讲过。”

没错，重要的事老师都不会讲。我认为，这是因为“老师本人也没有理解得很透彻”。

最近，我经常像这样在酒桌上给大家讲解传真机的原理、钟表的石英是什么东西等等，居然相当受欢迎。起初，我以为大家只是随口附和我这个理科爱好者，但后来渐渐发现并非如此。甚至还有人提出：“上次你提到的石英，能不能再讲一次？”

传真机也好，石英也罢，都是司空见惯之物，大家都在用，但是明白其中原理的却少得惊人。只有当特意提到时，许多人才意识到“这个我真不知道”，而一旦发觉，便开始产生好奇。

不仅是物理和化学，我还准备了生物学的话题，比如：鲨鱼和鳐鱼为什么没有鱼鳞、为什么海里没有青蛙等等——这些话题更是我的拿手好戏。

女性友人中，有人曾表示：“自己一直都是文科生，没想到科学的话题也能如此有趣，早知道我当初应该选择理科呢。”当然，她是开玩笑的，不过我相信她对理科萌发了兴趣是事实。如今孩子们渐渐疏远理科，我想让他们讨厌理科的不就是学校嘛。

喝酒时选择话题的重点是找到大家“熟知这个事实存在，却从未深想过”的主题，越贴近生活越好。

不过，只有一点必须得注意，那就是绝不能发表长篇大论。

我经常这样打开话题：

“那么，我来给你们讲讲传真机的原理吧。只要三分钟，三分钟之后你们就明白了。”

重要的不是真让对方搞懂，而是让他们相信自己懂了。

在书上盖书店章——出自防范犯罪的观点

（《文艺春秋》  二○○一年六月号）

以Bookoff[1]为代表的大型旧书店已经出现很久了。与其说这些书店经营的是旧书，倒不如说是“新旧书”更为妥当。因为新书上市不到一个月就会在这些书店上架，而且价格便宜，所以比起新刊书店，消费者更青睐这里也是理所当然的。

关于著作二度贩卖一事，身为作者，我表示很难接受。关于这方面，我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详加论述，不过，这次我要写的与此无关。

事实上，随着大型旧书店的出现，某种犯罪也逐渐增加；确切地说，是“据说”正在逐渐增加。这种犯罪就是“偷窃”，这么一说，想必读者很快就明白了。小偷把从新刊书店偷来的书拿到Bookoff等旧书店卖掉换钱。要是新刊书店与Bookoff比邻而居的话，小偷只要背着大包走几米，就能轻易赚到钱了。

找Bookoff等旧书店帮忙是毫无意义的。作为收购图书的一方，没必要考虑那些书是如何搞到手的，重要的是那些书品相如何。小偷拿来的书想必可以轻易符合这个条件。就结果而言，小偷和Bookoff是利害关系一致的共同体。

因Bookoff产生的犯罪，除了偷窃，还有不正当退书。退书当然是退那些书店卖不掉的书，这样一来，书店就可以得到返还的书款。新书中都夹着收货卡和补充订货卡，当客人到柜台结帐时，店员会将这些卡片抽出。换句话说，卖不出去的书里一定还夹着这些卡片。

假设有一个缺德的书店老板，他有数枚从卖掉的书里抽出的卡片。他去Bookoff买回与卡片上的书名一致的书，再把卡片分别插回去，然后就可以大模大样地把这些书退回出版社。退回的书款与在Bookoff买书的差额就是他的利润。

我们无法查证是否真有人这么干，但是，对于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能就此放任不管吗？我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想在这里提出。

一般书籍上会出现两个明显的专有名词，即作者名和出版社名，目的在于明确这书是“谁写的”和“谁出的”，这样才是一本完整的书，而这也是大家长期以来的共同认知。我认为应该再加上“谁卖的”这一要素，也就是说把书店名也以某种形式体现在书上。不过，不能采取印刷的方式。如前所述，卖不出去的书必须是可退的，因此在书卖掉之前不能加上书店名。那么，加入书店名的合适时机只有一个，即在柜台结算之时，在书的某个显眼位置盖上书店的印章。这个方法怎么样呢？印章应该尽量大一些，能彰显书店特色的就更好了。

书店盖章会有怎样的效果呢？现列举如下：

优点 防范偷窃

通过正当渠道购买的图书必然有书店印章，这会给试图把偷来的书卖给Bookoff的人带来极大不便。他们手中的书当然不会有印章，他们把这样的书带到Bookoff就等于宣告“我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这本书的”。即使买方睁一眼闭一眼，但卖方肯定会感到巨大的压力。另外还有一个效果，如果小偷在作案时被抓，他就不能用“我是在其他店买的”这种借口狡辩了。

优点 防范不正当退书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书必然有书店盖章，这就意味着迟早有一天，在Bookoff上架的书全部都盖有其他书店的章。那么，前面所讲的缺德老板的做法就肯定行不通了。

优点 区别旧书店与新刊书店

对消费者来说，Bookoff等旧书店与新刊书店有何不同呢？最多是新书上架的时间稍有差别罢了。也就等于说，新刊书店的存在毫无价值。我认为新刊书店的特点应该更加明确。那么，这个特点又是什么？不用说，就是出售“新书”。但是，大家都认为Bookoff也卖新书，这就是问题所在。Bookoff卖的都是旧书，为了突出这一点，就必须要有书店章。如前所述，只要将盖书店章制度化，以后Bookoff架上的所有书都会盖有其他书店的印章。换句话说，没有盖书店章的全新图书只有新刊书店才有的卖。我认为这是新刊书店与旧书店的最大差别。

优点 有助于提高新刊书店自身形象

在图书上盖上自家书店的印章，当然也就意味着要负起相应的责任，并注意顾客眼中的自身形象。我相信，这必然会促进书店提高服务质量，同时也能起到宣传效果。Bookoff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以上说明了几个重要优点，当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下面，我想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可预见的问题 进度不同造成的混乱

书店章制度的实施必须全国同时进行，而且必须要义务化。制度实施如果不能统一，便谈不上任何好处。也许有客人讨厌把书弄脏，不愿意盖章，但决不能允许例外的发生。通过正规渠道买的书一律要盖章，这是这种方法必须坚持的底线。基于同样的理由，也不能允许有店家不愿意盖章。

可预见的问题 作者与设计师的反击

据说要加条形码时，主要反对意见来自设计师。如果盖书店章的话，也许也会出现反对的声音。但是，必须让大家了解到这是拯救整个图书产业的有效措施。

可预见的问题 书店的负担增加

恐怕这是最大的问题。大型书店的话，一天要卖好几千本书，而每一本都要盖章，肯定要费不少工夫。但我认为这并不会大幅增加人工成本。根据情况，改变为每本书包书皮的习惯就好了。与包书皮相比，盖章更加简单。

盖书店章这个方法，对防范犯罪是否具有划时代的效果呢？我认为这将会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但并不是绝对的。小偷迟早会想出在偷来的书上盖加印章的对策，不过，伪造印章的犯罪性质远比偷窃要严重许多，而且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容易实行了。不正当退书也不可能完全杜绝，目前就有书店若无其事地拿来盖有漫画咖啡厅印章的书要求退货。但是，再怎么说，盖书店章的方法肯定能对这种行为产生一些遏制作用。

四月份，我有幸与书店人员交流，当场提出上述意见，对方首先指出的就是这样做成本会增加——但这主要是习惯问题。我曾在生产线上工作，负责加工只在流水线上停留数秒的零件，而追加作业内容是家常便饭，即使起初认为根本来不及，但是渐渐地也就习惯了。

当时，书店方面还有人提出能否使用条形码代替盖章。还有人说是不是可以在书中安装防盗产品。我的看法是“预防犯罪，高科技是大忌”。使用高科技产品是为了效率更高，但是，高科技也会被更高效地破坏掉。防范犯罪，“低科技”是最佳手段。在每本书上老老实实地盖上印章，罪犯是无法有效去除的。

尽管是出于防范犯罪的观点才想出书店章的办法，但我认为上述的优点也不可无视。一旦盖书店章成为常规，这也有可能成为读者的一项新乐趣。比如，在店名外加入日期，这样读者就可以记录购买时间了。这样的书在Bookoff上架又会怎样呢？拿起书的人，大概会在头脑中想象书本的前任主人吧。书从一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人之手，在这个过程中能多留下一点儿记录总是好的。

以上是本人的一些拙见，无论是从防范犯罪的观点，还是为了今后的出版界和书店的发展，希望有关人士能够对书店章办法的可行性进行探讨。

[1]全称Bookoff Corporation Limited，一九九一年成立。区别于以往的旧书店，以“新旧书店”为特色，现在连锁店已遍及日本各地。

这是一场快乐的游戏。谢谢大家！

（《ALL读物》  二○○六年三月号）

我从小就喜欢模仿，尤其是看到有趣的事物时，总会想自己是否也能办到。大概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受到《铁人28号》[1]和《铁臂阿童木》的影响，开始画漫画。画画虽然有趣，但我不擅长在对话框里写字。

小学五年级时，我受表哥影响，开始弹吉他，也尝试了作词作曲。但是，后来再听，发现每首歌都“剽窃了”现成曲目，对自己很失望。

初中时代，我迷上了插画，尤其喜欢描画女性形象。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时，如果题目都不会做，我就干脆放弃，直接在试卷背面画画打发时间。有一次被老师看到了，还夸奖我说：“画得不错嘛。”我曾认真考虑过要不要当一名插画画家，还为此去找美术老师商量。

上高中之后我才开始读小说。此前我最怕和文字沾边的东西，语文成绩也惨不忍睹。两个姐姐都爱读书，但我却一点儿都不喜欢阅读。

所以，当时我为什么想去看《阿基米德借刀杀人》，至今仍是个谜。但是，那的确是一次幸福的邂逅。从这本书开始，我接连读了很多本推理小说，尤其是松本清张的作品，我几乎读遍了。

喜欢模仿的我终于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能不能写出推理小说呢？

从高一那年冬天开始，历时半年，我完成了一部约三百页稿纸的小说。不可思议的是，记忆中，我还不怎么觉得辛苦。学校的社团活动（当时我参加的是田径部）结束后，我就回家一字一句地写，好像不知不觉就写完了。当时的感想是，只要有心，自己也能写小说。

不过，我并没有当作家的想法，反而对拍电影更感兴趣。和朋友拍的傻瓜片子在学校文化节上放映，这让我欣喜不已。当时，斯皮尔伯格的《大白鲨》备受瞩目，整个电影界涌现出一批年轻导演。

进入大学，我也没有放弃从事电影工作的梦想。虽然读的是电子工程专业，与电影毫无关系，但是我还是读了一些书，为将来当编剧打基础。

但最后我选择进入制造行业，当了一名工程师。在世人看来，这是一条稳定顺利的职业之路，没有任何人会反对。事先说明，这并不是妥协。我从小就喜欢摆弄机械，成为工程师也是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

就职后的头一两年，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当然，身为工程师，我还远未成熟，急切盼望能早日成为独当一面的骨干。然而，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脑海中却萌生了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

这里真是我的理想之地吗？

的确，成为工程师是我的梦想。但如果这样下去，我从童年时代开始的无数次“模仿”又算什么？我真的不再试着去挑战其中一项，就此终老一生吗？我不会后悔吗？

我一再告诉自己，我是为了逃避不大适应的公司生活才会产生这种念头的。但是，“如果我去追求其他梦想，又会怎样”的想法日日在我心中徘徊。

二十四岁那年的秋天，我终于做出一个决定。我面前摆着一本小说杂志。《小说现代》的这一期登载有江户川乱步奖的评选结果，得奖的是冈嶋二人两位的小说《宝马血痕》和中津文彦先生的《黄金流沙》。其实新科获奖者是谁我完全没放在心上，我想知道的是报名方法。

我从很多梦想中选择成为小说家，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这样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挑战写作。我从未想过把写小说当做兴趣爱好，既然开始写，就是以成为职业小说家为目标的。连身为外行的我也知道，乱步奖堪称通向职业作家的捷径。

那年夏天，我开始写作，而且很莽撞地直接写在了KOKUYO稿纸上。老实说，我并没有“一定要拿到乱步奖”的信念。对我来说，挑战写作这件事更为重要，我只是不想什么都不做就白白放弃梦想。

我设定了五年的期限，要是试了五年还不行，就证明自己没有才能。那时，我就彻底死心，再度朝着优秀工程师的目标努力。

查过之后才知道，每年乱步奖的投稿作品有三百篇左右。三百分之一——如果是买彩票，那中奖率可相当高呀。当然，我也明白这不是概率的问题。

第二年一月末，我把完成的原稿寄到讲谈社。成果我并不十分满意，但是对当时的我而言，写完一部作品才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这次的作品不具备得奖的水准，于是投稿之后的第二个月，我就开始着手创作新小说了。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我决定这次先打草稿。我把公司废弃的打印纸带回家，在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这样删改很方便，也可以剪下来粘贴到别处，和使用文字处理机或电脑的感觉差不多。

即使加班到很晚，我也会督促自己稍微写一点儿。当时我住在单身宿舍，“最近在宿舍看不到东野”的流言在同事间流传。为实现梦想，要忍痛割舍许多事情，与朋友交往就是其中之一。就算是假日，我也没工夫出去玩。

不久，这一年乱步奖新科获奖者诞生，我立刻买来《小说现代》翻阅。获奖小说是高桥克彦先生的《写乐杀人事件》，据说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不过我更在意评选过程。我的名字和作品名就印在高桥先生旁边，还以粗体字表示通过了第二轮评选，只差一步便能杀入最终候选名单。

也许我能做到——我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那一瞬间，写小说成为我真正的挑战，而之前创作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心安。

我反复推敲并修改执笔中的第二部作品，又到临近截止日期才寄出原稿。为了不让自己后悔，我努力到了最后一秒。

我对这篇作品很有自信，但是一个月后我又开始写下一部了。如果确定落选再开始写的话，就来不及参加下届比赛了。不过我心里盘算的更多的是，假如这次获奖，还是再写出一篇作品备用比较好。

对我而言，乱步奖不是最终目标。即使走运得了奖，也只不过是站在起跑线上而已。得奖当然非常重要，可我也知道得奖后太久不出新作的话，很快就会被读者遗忘。读者是健忘而冷漠的，作为乱步奖粉丝的我最清楚这一点。我认为，就算现在上着班，如果一年写不出一部作品的话，那将来成为职业作家，也终究无法以此为生。

那年五月，我收到通知，我的第二部作品《魔球》最终入围。不用说，我高兴极了。我将必要的文件寄回讲谈社之时，还对着信封合掌祈祷。

但是，事实上，在期盼得奖的心情背后，内心某处一直有一个声音：“不，还是不要多想得奖的事比较好。”这包含两层意义，其一是警告自己“反正不可能得奖，有做白日梦的工夫不如考虑一下如何把执笔中的作品改得更好”，这一点似乎无需说明；问题是另一层含义，说出来大家可能也不会相信，但我觉得“也许这次不得奖更好”。

这种心情很奇怪，希望得奖，却又害怕得奖。这是因为当时的我还没有在作家之路上走下去的自信。只不过碰巧有一部作品得到好评，并不代表以后都能维持同样或者更高的水准。我认为等自己真正准备好了再得奖才是最理想的。

我实在是想得太美了。还没得奖，就感受到乱步奖金字招牌的压力了。尽管如此，一个月后果真落选时，我还是很失望，这样的自己真叫人无话可说。

和往常一样，我阅读了《小说现代》上刊登的评选过程，看到大师级人物针对自己的小说给予点评，这让我感觉仿佛置身梦中。由于落选，作品自然被批评了一顿，但尽管如此，我仍然很想拿去给别人炫耀一番——尤其是土屋隆夫先生的一句“期待这位作者的新作”给了我莫大的勇气。

于是，第二年一月末，我寄出了第三篇作品《放学后》。比起《魔球》，我对这篇更有信心，所以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入围，但直到真正接到入围通知前，心里仍然七上八下。这次拿到入围通知时，我比去年更加高兴。

七月二日晚上七点半左右，我接到了决定命运的电话。

“恭喜您获奖。”

听到这句话时，我脑袋嗡的一声，通往新世界大门开启的声音清晰地在耳边响起。

说实话，接下来有一段时期，我每天都仿若置身于玫瑰色的光晕之中。单行本《放学后》卖掉了十万册，被评为“周刊文春BEST 10”排行榜的第一位（当时，乱步奖获奖作品排名第一很正常，不过我并不知道）。

但我也清楚这股势头不会持续很久。我认为，胜败在此一举，于是决心辞掉工作，前往东京发展。

然而，去了东京，见到我的编辑却显得很为难。

“辞掉那么好的工作，一定下了很大决心吧。要是事先和我商量一下，也许我能给你一些建议。”

斩获新人奖就兴奋得不知天高地厚，头脑一热就辞掉工作来到东京——恐怕这样的新人作家很多吧。也许，打消他们的这种念头也是编辑的职责之一。

“没关系的。”我说，“这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不过，话虽如此，想靠一支笔养活自己可不容易啊。”

我对依然不安的编辑讲了下面的话：

“《放学后》卖了十万册，那是因为这是乱步奖获奖作品，以后大概很难有这个销量了，我认为十分之一比较合理，也就是一万册。

“另一方面，我辞掉工作就可以专心写作了，目前打算一年写出三部作品。

“一本定价一千日元的书，版税一百日元，简单来说，我一年的版税收入是三百万日元，这与我在公司上班时的年薪基本持平。”

编辑听到这里，终于露出了笑容。他说你能考虑到这一步应该就没问题了。看来他似乎高估了我上班时的工资。

虽然自己讲这话有点儿奇怪，不过那时我作为一个刚出道的新人作家，这个预估非常准确。事实上，我来东京后，前几年的收入只比我估算的多一点点。而我并未感到不满，在这个领域闯出一片天地很难，而现实比我之前想象的更加严峻。乱步奖这个金字招牌的有效期短得惊人——第二年乱步奖颁奖派对上，除了责编之外，几乎没人记得我的名字了。连获得乱步奖都是这样，其他新人奖的获奖者面临的形势肯定更加艰难。眼见每年很多新人作家出道后不久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我觉得我能作为作家生活下去，本身就是一件幸事。

带给我巨大冲击的是新生代作家的崛起。他们比我出道晚，却纷纷获得各种文学奖项，声名鹊起。那些打着“新本格”旗号的作家，则轻轻松松地赢得了大批读者。

我着急也晚了，对读者和评论家来说，我的名字不再新鲜。自以为写出好作品，却从一开始就不受注目，因此也不可能成为话题。我历时三年写成《天空之蜂》之时，甚至认真考虑过用笔名发表。

回想起来，这大概是我成为作家以来最艰难的一段时期。虽然从未想过放弃，但彷徨迷茫却是事实。

有几位编辑一直在支持着这样不中用的我。每当受到他们的鼓励，我就会充满勇气，知道并非没人在意我。当然，他们也不是只会说好听的，而是不断鞭策我写出高水准的作品，而且在原则上决不妥协。另一方面，他们又放手让我尽情发挥，告诉我“写自己认为有趣的题材就好”。

一位女编辑爽快地同意了我想写奇幻小说的要求，我要写的是某次事故后，母亲的灵魂依附在女儿体内。这种荒诞不经的故事曾遭到数家出版社的拒绝。

还有一位男编辑，我说我想写男女二人的犯罪行为，但不涉及心理描写，也不写两人有交集的场景。光听我的构想，很难想象小说的全貌，但尽管如此，这位编辑还是同意让我写。

只要肯努力，总会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秉持这样的信念，我继续创作。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我凭借《秘密》获得日本推理协会作家奖，那时我出道已经十四年了。赶来祝贺的编辑多得让我惊讶。原本以为没人注意我，但我错了。我深切感到，不仅有人关注我，而且还有很多人从旁默默守护，让我不至于走错道路。

写小说是孤独的工作。但是一本书从写作到送到读者手里，所需的人力多得惊人。我再次体会到，如果能与他们共享一本书带来的喜悦与懊恼，那么这份工作就变得更加有意义了。

直木奖接连落选期间，我一直觉得快乐大于失望。二十年前来到东京时，我做梦都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能和这个奖项扯上关系。当然，入围决选会让我有所期待，失败也会让我情绪低落，但是在我沮丧时，有感同身受的好朋友陪在我身边。我知道他们的表情不是装出来的，所以即便喝闷酒，也觉得很美味。

得奖是大事，不过落选也没有任何损失。对我来说，直木奖是一个没有危险却不失刺激的游戏。能参与到这个游戏之中已经十分幸运了，没理由不好好享受。

这次是第六次入围直木奖，入围几次都无所谓，我已经做好准备，入围十次、二十次，最终一无所获。这种可能性也不低，毕竟这是无与伦比的直木奖，实在无法想象这个大奖会降临到我这个不成器的作家头上。但是我也没想过退出，参加游戏最重要的是享受过程，而非结果。《每日新闻》曾报道说如果这次还没得奖，下届我就退出。其实，这是记者把我和入围芥川奖的丝山秋子[2]搞混了。

我决不会为了得奖而写作，这是对支持我的读者和编辑应有的礼貌。

不过，我身边的人似乎把得奖与否看得很重。得直木奖后，我给姐姐打电话，已从新闻得知此消息的她哭了，并且饱含感情地诉说了看我一次次入围又落选，她心里有多么不甘。

昔日的朋友也陆续与我取得联络，我才知道，多年来他们听说我入围时有多么提心吊胆，得知我落选时有多么沮丧失望。他们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是怕给我带来压力。这算不了什么。我能平心静气地把直木奖当做一场游戏，也是因为有大家长期支持和守护的缘故。

就在前几天，八十八岁的父亲给我寄来一封信，里面有几张照片，拍的是位于横滨的直木三十五的墓。迷上数码相机的父亲，得知直木的墓就在附近，便就去拍照了。除照片外，父亲没有写下只言片语，虽历经岁月，然职人风范不改，不愧是父亲。

[1]《铁人28号》是横山光辉的漫画作品，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一九六○年后陆续被改编成真人特摄版、动画及真人版电影，动画是日本首部有关巨型机器人的动画。

[2]丝山秋子（1966- ），日本小说家，在四度入围之后，终于在二○○六年荣获第一百三十四届芥川奖。

后记：也许是最后的招呼

迄今为止，我已经出版了四部随笔集：《那时我们是傻瓜》、《挑战？》、《科学？》和《梦回都灵》。本书是第五部。而且，正如书名所示，这恐怕是我的最后一部随笔集了。近来，只要没有特殊原因，随笔的约稿一般都会婉拒，所以以后想出随笔集也出不了了。

决定不写随笔后，感觉轻松了不少，好像连身体都轻快起来。老实说，我一直觉得自己写随笔很别扭。

获得江户川乱步奖，冠上“小说家”的头衔之后，偶尔也会有随笔的约稿。起初，这种约稿让我切实有种“哦，我也是职业作家了”的感觉，欣喜之余也就写了。后来，也没有多想，就觉得小说家也应该写随笔，所以有时会写写类似自传的东西，或者谈谈自己的兴趣爱好，也不乏一些让人乐在其中的工作经历。

但是，有一天我看着自己的随笔集，突然想到，这些东西读起来真的有趣吗？我的读者真的期待看到这些吗？

坦白讲，我并不擅长写随笔。江户川乱步奖是为虚构类小说设立的奖项，我获得此奖与写随笔的能力无关。每当接到随笔约稿，我都要绞尽脑汁、冥思苦想，急得满头大汗。

原本我就不擅长把自己的想法直接用语言表达出来。多数情况下，这些想法不能形成明确的形态，只能含混地飘荡在脑海中。而我选择小说作为表达方式，请读者通过我的小说感受一下这种“含混”。

把想要倾诉的东西融入小说之中，这就是我的做法，毕竟写小说才是我最拿手的。

上网看看，博客遍地开花。有名无名的各色人等谈论着身边发生的大小事件。其中，有很多有意思的文章，偶尔也有几篇发人深省。而且，在网上浏览这些基本都是免费的。

无论怎么想，我都没必要写随笔。不仅没有必要，要是我继续写自己不擅长的随笔，粉丝们一定会说：

“有写那些东西的时间，不如赶快去写小说。”

粉丝责备我，我也无从反驳，因为他们说得很对。

为了避免误会，这里声明一下，我不是说小说家不该写随笔。我的情况是，由于写随笔在时间上与精神上都会妨碍本职，所以才推辞的。其实，说来丢人，大家现在读到的这篇后记，就花费了我写一回杂志连载的时间。

也许原本就不该出版此书——明知自己写得很差劲，还要结集成册，标价出售，令我备感踌躇。不过，因为这是“最后一次”，我也就决定厚着脸皮出版了。

虽然这是最后一部随笔集，但是在小说方面，我会比过去更加努力。还请各位多多支持。

东野圭吾

二○○六年十二月

Table of Contents

I 年谱

II 自作解说

III 与影视化有关的那些事

IV 回忆

V 喜好

VI 体育运动

VII 作家的日常

后记：也许是最后的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