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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序 共和国在战火中诞生与成长的生动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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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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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20）

-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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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23）

-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24）

-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25）

-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26）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1）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2）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3）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4）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5）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6）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7）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8）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9）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10）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11）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12）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13）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14）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15）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16）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17）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18）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19）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20）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21）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22）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23）

-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24）

代序 共和国在战火中诞生与成长的生动画卷

认识孟昭瑞同志已经三十多年了，每当看到他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图片，以及1986年和2008年出版的《历史的瞬间》、《中国蘑菇云》等，总会感到熟悉和亲切，他的作品总会给人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欣赏之余，更是惊喜于他怎么这样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我们国家、军队的历史，而且是那么的丰富多彩，那么的生动深刻！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到来的前夕，我又先睹为快，看到他即将出版的新书《东方红——开国大典的历史瞬间》的清样。它记录了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一段历史，这是一幅见证我们伟大祖国从诞生到成长的辉煌画卷。由一个人的摄影作品结集出版这样一本内容丰富的图书，实属难得。

从北平解放，到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国旗，到解放军的入城式。在前门大街上，有将军和士兵组成的铁流威武雄壮，更有工人、学生、市民夹道欢迎解放军的喜悦群像，人物的神态极其自然真挚。难怪60年后，当年的工人、学生看到报纸上发表的老照片，又激起深情的回忆。我们看到共产党领袖们和民主党派人士欢聚一堂，共商国是。有意思的是，会议间隙，毛泽东主席气定神闲坐在那里小憩，显现出满面笑容的照片。那是19岁的作者第一次见到领袖后心情紧张，毛泽东主席却亲切地说“不要紧张，慢慢来”，这才有了这样生动的画面。它又自然地流露出毛泽东主席经过28年艰辛斗争之后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翻看着幅幅有些发黄的照片……天安门前的阅兵，有领袖、有将军、有士兵，有工人、有农民……那种神态各异却又共庆伟大胜利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使人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这不由得使我想起，我所在的部队当时正在走向解放全中国的征途中，在江南一个小镇，我们按照新华社广播的国旗制作方法，制作了一面非常标准的国旗。当时有多少人流下了激动的热泪啊！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式，人民军队一个又一个方阵，工、农、学、商以及民主党派等各界人士欢呼雀跃的场面，反映了胜利的军队、胜利的人民的豪情、信心和力量。

正因为孟昭瑞同志的摄影艺术的成就，在革命战争中叱咤风云的聂荣臻元帅、张爱萍将军、萧华将军，都对他的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这位“著名的军事摄影家”，有着“一种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坚定的“做历史见证人的信念”，因而生动地记录了“历史的瞬间”。在原子弹试验前线指挥若定的张爱萍上将，不仅称赞孟昭瑞同志的摄影特色是“紧紧把握了时代的脉搏，留下了时代的印记，塑造了时代的形象”，称赞他“所积累的国防科技图片资料，就其珍贵价值而言，几乎无人可比”，而且这位热爱军事新闻摄影并且颇有成就的老将军，亲切地将孟昭瑞同志引为“知音”。这对孟昭瑞同志的摄影艺术成就是多么大的褒奖啊！为了印证他的摄影特色，我冒昧地举一例：有一张1979年新春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拍摄的北京市第一、二、三任市长叶剑英、聂荣臻、彭真久别重逢的图片。当时，彭真同志刚从被“下放”的陕西回京，如果作者没有极大的新闻敏感性，没有极大的政治热情，没有机智适时的抢拍，我们就难以看到这一难得的场景了。至于孟昭瑞同志每次摄影展出，都有许许多多热爱摄影的群众去参观，去取经，留下动人的感言；他的画册、图书面市后，都成为了畅销书，更是反映了孟昭瑞同志作品的生命力和对于广大群众的感染力。

孟昭瑞同志16岁参加革命，18岁从事新闻摄影工作，走过许多战场、边防、深山、荒漠，从不为困苦所畏惧；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到改革开放，数十年一以贯之；从军事、政治、工业、农业、商业、学校，到文化、外交等诸多领域；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党、国家、军队领导人，到工、农、学、商以及民主党派等各界人士，都频频定格在他的镜头中。正因为他有广阔的视野，有强烈的责任感，所以他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反映时代特征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不可再现的历史画面，将愈发宝贵了。

孟昭瑞同志如今已年近八旬，依然追求摄影艺术而不疲，依然充满青春活力，是多么令人尊敬的精神状态。我借此机会再次热烈地祝贺他，深深地祝福他！

解放军报社原社长 祝庭勋

2009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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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在战火中诞生与成长的生动画卷（代序） 1

第一章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 1

第二章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 48

第三章 重建北平 94

第四章 新政协 154

第五章 开国大典 212

后 记 282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1）

北平这座中国北方的大都市，虽名为北平，实际并不太平。自从公元938年，北平的前身蓟城成为辽的陪都开始，每当朝代更迭，都会是血雨腥风。鸦片战争后，更遭受八国联军的洗劫。到近代的军阀混战，各路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民国建立了，但军阀的争斗仍在继续，流血事件时有发生，直到它落入日本人的魔掌。

众所周知，1937年7月7日，抗日的枪声即率先打响于它西南郊的宛平城，这个古老的城镇也有一个“平”字。

1945年8月15日，一个国土广大的国家与一个蕞尔小国的战争打了14年总算结束。庆祝一场战争结束的欢呼声还没有远去，内战的锣鼓已然敲响。虽然在美国的调停下，国共美三方搞了个军调部，共产党方面还派人进驻了北平。战争的导火索一直在哧哧冒着火光，竟无人能将其掐灭。尤其是蒋介石，自恃军事优势，全然不顾广大人民对和平的渴望，率先失却了道义的制高点。

1946年10月11日，傅作义攻占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为此，傅作义曾得意地写了一封《上毛泽东书》，并公开地登在了报纸上，声称如果共产党能打赢战争，他傅某人甘为毛泽东执鞭。傅作义之所以这么说，还与东北的战局有关，当时林彪已经败退到松花江以北。但战局的变化大出傅作义的意料。仅仅两年时间，到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就干净利落地结束了。辽沈战役打了52天，国民党精锐就损失了47万多人。每天损失多少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第一块骨牌倒下了，那心理的崩溃就开始了，作为华北“剿总”的傅作义肯定已感觉到阵阵寒意，正所谓兔死狐悲。辽沈战役激战正酣的时候，傅作义坚不出关，在蒋介石的催促下，拟南击石门（今石家庄），直抵共产党中央在平山的总部。只是干打雷没下雨。辽沈战役一结束，傅作义就明白林彪的东北野战军肯定要入关，可何时入关，傅作义和蒋介石均判断，因时在冬季，休整充分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长的话可能要六个月。这次，傅作义再次失算。东北野战军人不卸甲、马不停蹄就秘密入关了。12月初，东北野战军分三路就过了长城。在战争中，谁出其不意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平津战役就达成了战役的突然性，傅作义步步后退。12月22日至24日，新保安、张家口丢失。傅作义西逃发迹之地绥远的退路被切断。1949年1月15日，天津又失。海上逃亡之门也被关上了。天津号称固若金汤，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曾声称30天也不一定能打得下来，可林彪乐得清闲，放手让参谋长刘亚楼全权指挥。结果怎么样？不到30个小时天津就宣告失守。至此，北平已成一座孤城，且被铁桶般围了起来。强大的战争机器压迫着傅作义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是和平。不论傅作义此前的和谈是真是假，总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可到此时再无本钱，只得和平交接。

实际上，早在抗战时期，傅作义就跟共产党合作过。平型关战役与林彪合作过；忻口战役与彭德怀合作过；太原守城与周恩来合作过，且送给周恩来不少武器。共产党还给傅作义派去3000名青年学生补充傅部，另有72名共产党员帮傅做政治工作。即使在国共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傅作义也认为必须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1948年10月下旬，蒋介石督战北平前脚刚走，傅作义就将军队收缩在平津张（家口）取守势，明里忙着会见各界名士征求对时局的看法，暗里则秘密地寻求与中共接触。傅极机密地交代政工部部长王克俊与自己的高参刘厚同商议，如何与中共联系。这两人想方设法通过在北平的中共地下党向毛泽东发出了傅作义要求和谈的电报。而这封电报实际上是交由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发出的。电报的主旨说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复兴，我不愿再打内战了，因为依靠蒋介石来救国救民的想法是错了，现在我愿以共产党为中心来建设国家。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2）

傅作义这封电报发出的时间大概是在11月17日，但毛泽东未给傅回复，却将这一讯息告知了正准备入关的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中央军委在11月18日的电报中说：“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现符定一已到石门，明后日即可见面。”这样两份电报，对林彪等意味着什么？打华北要比东北轻松，林彪曾说过和比战便宜。

很明显，共产党与傅作义都在准备和战两手。剑拔弩张之下，一直活跃着和平的气息。

中央军委电报中提到的彭泽湘是主动与傅作义联系的，符定一则是傅作义选定的，因为符曾是毛泽东的老师。

当时，彭泽湘是带着民革主席李济深的和平使命同傅作义联系的。

彭泽湘，又名一苇、祖康、若愚、岳渔。1899年11月5日出生于湖南岳阳。1922年12月，经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罗亦农和瞿秋白介绍，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年仅27岁的彭泽湘出任北伐军第八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1928年7月，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1931年1月，被王明排挤出党。1933年9月，担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秘书长。当时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主席正是李济深。1935年11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1937年6月赴延安，受到毛泽东、张闻天接见并接洽合作。1940年秋，彭泽湘退出第三党，专任李济深的顾问。1947年2月，加入由第三党改组而成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并任该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48年11月，彭泽湘受李济深委托，专程带着李给傅作义的亲笔信，从香港赴北平劝说傅作义选择和平。在北平，彭泽湘一方面寻求影响傅作义，另一方面设法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他先找到了老友、曾任杨虎城西安绥署办公厅主任的续式甫。不久，由续介绍认识了傅作义的老友侯少白。侯少白也力主国内和平，曾劝说傅作义不要担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与共产党刀兵相见。侯少白向傅作义谈了彭泽湘欲与傅见面的想法之后，转告彭泽湘：傅作义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无法同彭泽湘面谈，也不便接受李济深的信，但傅并没有将此一通路堵死，傅委托侯少白做他和彭的联络人，双方可借此沟通意见。实际上，傅作义存有顾虑，毕竟北平国民党中央军十倍于傅作义的杂牌军。从思想上来说，多年来，傅作义给自己的部队灌输的都是###思想，现在突然要同共产党讲和，这么一百八十度的弯子怎能转得过来。当然，他也想考察一下彭泽湘。几次沟通之后，傅作义终于表示愿意考虑彭的意见。因此，彭就约同民盟北京负责人张东荪及农工党负责人张云川一起行动。同时，彭又找到符定一。符要彭直接给毛泽东写信，由他转交。彭泽湘于11月7日、8日连写了两封信。而第二封信正是符秘密去石门前数小时，在符定一家里匆忙写就的。符定一于11月中旬到达石门，旋即又转往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转达傅作义要求和谈的意图。

毛泽东收到彭泽湘的信后，于11月19日，以聂荣臻名义起草了致彭泽湘的电报。电文说：“符老先生带来虚（7日）、寒（8日）两日大示收到，当即转呈上峰，弟个人认为某先生（指傅作义，为保密起见用此代称——笔者注）既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3）

彭泽湘立即将聂荣臻的来电转告了傅作义。此后，彭泽湘返回北平复命，符定一则被毛泽东留了下来安排住在平山县李家庄。

傅作义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决定准备使用既打又谈两手策略。

12月12日，傅作义把华北“剿总”联络处处长李腾九找到办公室，询问中共方面对和谈的最新态度。很快，李腾九就领着自己的堂弟、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与傅作义见面。

李炳泉开门见山地告知傅作义，他是受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派遣，转达和平谈判的意向。傅作义询问能否由自己的代表与他一起去见中共方面的领导。李炳泉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随后，傅作义与政工部长王克俊、李腾九秘密商定，由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作为和谈代表，带上随员、译电员和司机共五人组成一个和谈小组。

14日，崔载之、李炳泉一行五人由王克俊、李腾九送出城去，乘坐吉普车向河北平山驶去。傅作义随即让李腾九假装生病，携带电台住进医院的单人病房，专门与崔、李联络。

然而，当吉普车开到涿县境内时，被解放军拦截，经过沟通、请示之后，让他们去蓟县同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联系。涿县在北平的南面，而蓟县在北平的东面，为避免麻烦，他们只得折回北平。12月15日晨，崔、李一行人重新出发。但在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的驻地又受阻拦。

了解情况后，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麒给设在蓟县孟家楼村的平津前线司令部发去一份电报。电报说：“傅作义派两名代表，携带电台和报务人员，一行五人乘一辆吉普车出了北平城，声称要到石家庄去找党中央谈判，被抑留于纵队司令部。我们与崔、李作了简短交谈，询问傅方谈判条件是什么，崔载之说：1.参加联合政府，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2.商定起义时间，并必须保密；3.要求我方停止战斗，双方谈判解决。李炳泉说，昨天晚上，傅作义又讲了三条：1.军队不要了；2.两军后撤，谈判缴械；3.由傅部发电缴械。对此，我们应做何处理，请指示。”

接此电报后，平津前线司令部一面转报中央军委，一面电令第十一纵队派人护送崔、李到司令部。

同时，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通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负责接待傅方代表，并让苏静马上找一处地方。这个地方既不能离司令部太远，又不能太近。苏静明白这既要便于保守军事秘密，又要便于沟通消息。苏静坐上吉普车，在司令部周边转了一圈，选定了离司令部十里左右的八里庄。

就在崔、李出城谈判的同一天，傅作义在北平的华北“剿总”会议室，秘密召集了由傅部嫡系部队师长以上军官参加的会议。

大家坐定之前，傅作义就围着会议室走了一圈。等大家都坐定后，他仍来回踱步。踱到他的座位前，他问道：“北平被围了，该怎么办？”没有人回答。他就一个一个点名问，可被点名者只是站起来，并不吭声。轮到三一一师师长孙英年时，他脱口而出：“打。”

傅作义问：“你能打几下呢？”

孙英年估摸着说：“可以打一下半吧。”

“一下半从何而来呢？”傅作义紧盯不放。

孙英年说：“我可以纵深出击三百公里，你指到哪儿我打到哪儿。然后，我再回来参加守城。这就是一下半。”

傅作义说：“我以为你突围出去了，可你又回来了。这一下半完了又怎么办呢？”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4）

“那就守城。”

“那守城完了怎么办呢？”

“不成功便成仁。”

傅作义说：“要死？死的方法多着呢，为什么要打仗死呢？”

孙英年就没话了。接下来的人就更不说话了。

傅作义说：“我认为北平唯一的办法是走和平道路。”而傅作义所说的和平道路，是与共产党成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的想法其实是来自中共七大报告里“联合政府”的说法。

据王克俊回忆，最后，傅作义说：“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这几年来，我不断地对部属讲‘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们的思想若是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做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

秘密和谈期间，蒋介石先后四次派人试图说服傅作义放弃和平打算。第一次，即1948年12月15日，蒋介石派出的是前军令部长、傅的老友徐永昌。当日中午，傅作义设宴款待徐永昌。简单的寒暄之后，徐永昌直入正题：“听说你去那边接头了？”

傅作义立刻正色道：“傅某作为党国大员，我怎么能不效忠党国呢？”傅作义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绕了个弯子，何为“效忠”，端赖听者如何理解。

徐永昌向傅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为了和###持久作战，希望平津的国军分三路南撤。徐劝傅从天津撤往青岛，再撤往福建。并透露说，蒋介石准备委任傅为东南“剿总”总司令。

“恐怕晚了吧？###已经将北平围了个水泄不通，怎么撤得出去呢？贸然南撤只能加快被歼灭的命运。”傅作义的话让徐永昌无话可说。

第二次是特务头子郑介民。郑软硬兼施，傅不为所动。

第三次是蒋介石的公子蒋纬国。12月23日，蒋纬国带来了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并劝傅别忘旧情，飞机可随时接傅到南京去。傅作义回答：“我半生戎马，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对人民有利，个人得失何足道哉！”

最后是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基尔。他说，美国可以不经过蒋介石，直接给傅提供援助，美军舰队可将傅部撤到南方去。这一切，傅作义都婉言拒绝了。

12月16日一早，苏静和谈判助手王朝纲带着管理员、报务员、炊事员及一个战斗班，离开司令部，乘两辆马车，满载被褥、粮食以及锅碗瓢盆赶赴八里庄，并在村西周庆海家安顿下来，开始准备第二天与傅方代表的第一次接触。

次日10时许，由解放军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卫班乘坐的一辆大卡车，带领着华北“剿总”一辆坐着傅方谈判代表一行五人的吉普车抵达八里庄。为首的是傅方代表崔载之，另一位主要人物是华北“剿总”联络处处长李腾九的堂弟李炳泉。李炳泉同苏静握手时，自我介绍道，“我叫李炳泉，是《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然后压低声音说：“我是共产党员。”苏静虽然很惊喜，但以他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又不想轻信，只是笑着打量着李炳泉。不久，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证实了李炳泉的党员身份。

初次接触，崔载之代表傅作义摆出了三个条件：1.为了多搞一些蒋介石的大型飞机，请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2.为了制约城内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请解放军放出被围困在新保安的第三十五军，部分解放军可以随第三十五军进城；3.确定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的时机，建议成立联合政府，傅参加联合政府，其部队交联合政府指挥。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5）

19日，刘亚楼参谋长来到八里庄，与傅方代表进行了交谈。刘亚楼明确表示：1.通过谈判解决战事，我们赞成，但是傅先生必须丢掉幻想，解除华北“剿总”所辖部队的全部武装，这是和谈的前提，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装的做法，我们绝不接受；2.发通电成立华北联合政府，目的在于傅先生及其军队参加联合政府，我们也绝不接受；3.可以给傅先生留两个军，把中央军的军、师长统统逮捕，然后宣布起义。和平解决后，我们保障傅先生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

李腾九接到崔载之发出的谈判情况及刘亚楼的三点意见后，马上呈送给傅作义。

傅作义回电：“城内中央军的兵力比我的部队多几十倍，逮捕蒋系军师两级军官没有把握，实行此方案困难。”别的傅作义未做答复。

20日一大早，一夜难眠的傅作义叫来参谋长李世杰：“准备打仗吧，双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谈不拢。”

随着傅作义的命根子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全军覆没，军长郭###战死，形势急转直下。崔载之给傅作义连发几个电报，劝傅要考虑解放军的条件，放下武器。

12月23日，崔载之收到傅作义要他转致毛泽东的电报：“毛先生：（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进全面和平统一。（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全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商谈解决。在此转因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安定。”

同日，前线司令部将此电文转发给在西柏坡的毛泽东。

12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43名战犯名单，傅作义位列第三十一名。新华社在发布消息时还指出：“像傅作义这样的战犯不惩罚不可能，减轻惩罚是可能的，其出路是缴械投降，立功赎罪。”

毛泽东的意思是要借此保护傅作义。但傅作义难以理解，顿感失望，竟决定离开北平。傅作义甚至对同僚们感叹：“这样做不是违背中共的宽大政策吗？这一定是中共一批青年干部干的，毛先生可能不知道。”看来，傅作义并不了解中共的宣传策略及决策过程。

次日，傅作义让李腾九发出急电。电文内容如下：“总座能为国家为人民及保全平津文物与工商业基础，毫无任何政治企图，其意亦即帮助成功者速成，而不是依附成功者求自己发展。因之，如果缴械亦可先从自身缴起，吾兄迭次来电意均甚好，希即返平面谈。”只留李炳泉和电台在八里庄，保持两方面的联系。

苏静知悉此讯，即刻报告给司令部。司令部立即以林彪名义同时发出两电，一个是发给苏静的“望嘱傅之代表稍待，然后再返北平”。另一电发给中央军委：“傅之来电转上，该电似非真意，似另有企图，我们拟准其回去，并告以傅作义战犯，现如能下令缴械，则对其本人及其部属可以优待，军委有何指示，盼复之。”

可还未来得及再沟通，崔载之已走了。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6）

最终，这次和谈没有取得成果，只是双方摆出了各自的条件。从这个角度说，只能算是一次初步接触。

在北平的彭泽湘知悉此情，立即找了侯少白，敦请侯劝傅值此重要关头绝不可轻言放弃。彭还找了与傅作义亦师亦友的刘厚同（傅作义的高级顾问）出面劝说。几乎与此同时，北平地下党向彭泽湘、张东荪（燕京大学知名教授、时任民盟华北总支部主委，“中间路线”的代表人物）传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说，公开的战犯名单中虽有傅，但和平起义后自不会成为问题，并希望双方能继续和谈。彭、张向傅转达了中共方面的意见后，傅决定提高谈判的级别，派出他的民事处少将处长周北峰作为他的谈判代表，并请彭泽湘、张东荪陪同前去与中共方面谈判。

1949年元旦刚过，李炳泉从八里庄给李腾九拍去电报：“解放军前线长官要求我方派一位身份更高的人参加谈判。”1月初，正当周北峰、彭泽湘和张东荪准备出城与中共方面谈判之时，接中共方面通知，让彭泽湘留在城内暂不去参加谈判。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可能与有人散布彭泽湘并非李济深的代表谣言有关，但彭还是服从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安排。建国后的1952年，彭泽湘到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1970年１月20日，彭泽湘病逝于北京。

傅作义之所以派出周北峰为代表，固然缘于周与傅是同乡，最重要的则在于，抗战期间，周北峰曾作为傅作义的代表去延安拜见过毛泽东。抗战胜利后，周北峰再任傅作义的代表，在集宁、丰镇、张家口与八路军会谈。周北峰自己说：“多年来傅与中共的接触大部分都是我代表他参加的。”

几乎在崔载之返回北平的同时，即1948年年底一天的夜半，周北峰接到了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打来的电话，要周立即到总部见傅。见面后，傅问周对时局的看法。周已猜到傅打算与解放军接洽，自己将担任这个和谈的角色。傅作义说，自己已派出崔载之与中共谈判，但谈了一个多星期，仍不着边际。傅告知中共方面将派周北峰去重新谈判，对方已复电同意。要周准备一下，明天即同张东荪一起到蓟县去。周问谈些什么内容。傅说争取谈成，并体贴地说了句：“你，见机行事吧！”周告辞时，傅叮嘱注意保密，对家里只说要在中南海住几天。

傅作义要周北峰出面，是要提高和谈的层级。而之所以选择张东荪，简单说，一是他的名士身份，二是他公开呼吁和平，三是他为第三方人物，且与双方都能对上话。

民盟在反内战上，与中共一直是同盟军。当1947年3月，北平军调部不得不结束使命时，在北平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徐冰等举行告别宴会，张东荪、吴晗等民盟人士应邀参加。中共代表团将一台美国产收音机送给民盟。民盟可以用这台收音机收听新华电台的广播。临行，徐冰又赠送给张东荪1000万元法币，作为民盟的活动经费。此后，张东荪通过秘密渠道，保持着与中共高层的联络。1948年5月，中共发出“五一口号”，准备召开新政协会议之后，毛泽东给北平市委书记刘仁发出一封指示信，让他请张东荪和符定一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信中说：“上述各点请首先告知张东荪先生，并和他商量应告知和应邀请什么人。”

平津战役还未开打，北平地下党即开始利用各种关系促使傅作义和平谈判。当刘仁知悉傅作义有和谈的打算时，就让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找张东荪，作为第三者参与和谈，以便将来执行和平协议。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唯我们希望傅方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7）

国共之间的战火重燃之后，傅作义即邀请知名人士到中南海怀仁堂座谈局势，张东荪就是座上宾之一。这次，傅作义同意张东荪作为民盟的代表参加和谈，可以说与中共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也为后来达成和平协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月5日下午，傅作义把张东荪接到中南海居仁堂，开门见山地问：“张教授，宜生（傅作义的字）想与###言和，你意下如何？”

张东荪回答：“言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傅总司令当机立断，不受他人甚至南京方面的干扰，实在令人敬佩。”

傅作义高兴地表示，想请张东荪作为自己的代表去谈判。但张东荪表示：“我乃民主同盟成员，怎能代表得了您？我可以把您的意见转达给共方，但需要您再派一名正式代表，与我同去。”

张东荪的想法很合理，或许傅作义只是客气。很明显，崔载之虽然没有谈成，但使双方的沟通更加通畅。傅作义即使不知道共产党方面的想法，也会考虑换将。这个人选就是周北峰。据周北峰回忆，傅作义曾对他说：“民盟曾派张东荪来劝我与中共接洽，我认为意见适当，想派你作为正式代表同张东荪一道秘密出城与中共进行商谈。”

这个时候已经是1949年的1月6日，农历的腊八，离春节越来越近了。清晨，王克俊带着周北峰乘车到了李阁老胡同的张东荪家，简单地介绍情况后说：“一切都安排好了，就坐我的车去吧。”说完，王克俊就告辞走了。他刚走，就进来一位年轻人，这应该不是巧合。这位年轻人自我介绍说，他是崔月犁（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卫生部部长），并对周、张去和谈表示欢迎。

周北峰问：“是否先在这里谈？”

他回答说：“不用了。解放军防区那边也已经安排好了。你们出西直门直奔海甸（即今海淀），在那里有人接，联络暗号‘找王东’（往东的意思）。”最后他又提醒说：“路上小心，多保重。”

临走，张东荪带上了一杆白旗子。“要通过双方防区中间的火线时，应该能用得上。就摇晃这个旗子走吧！”

到西直门，傅部的一位团长告知说：“你们出西直门后，直奔万牲园（即现动物园），在前面白石桥拐往海甸的地方，有人接你们。”

到了白石桥，一个军官说：“你们的汽车再不能往前开了，这里距前沿仅四五百米，你们步行到那里后，会有人指点你们穿越火线的路线和办法。”他一边写条子一边对周北峰说，“我认识您，前面那个连长可能不认识您，您把我的条子给他，他就知道如何做了。”

周北峰拿上字条，与张东荪往前走去。刚走十几米，那个连长就在后面大喊：“注意地雷！两边的土路上有地雷，你们一定要沿着马路中间走！”

到了火线前沿，有一个人走过来，周北峰就将字条递给他。他看后说：“你们过去吧。这里已经安静了一段时间，不过，你们仍要小心。”

在海甸镇西南角的一个大院内，对上暗号后，他们被招待了一顿午饭—面条。饭后休息了一阵，一辆吉普车带他们过了颐和园去了西山。

在西山一个小村庄的大院里，程子华正等着迎接他们。抗战时期，周北峰与程子华曾有过几次接触。程子华与他们闲谈之后，请他们休息一晚，第二天早上出发。

在解放军战士的武装护送下，他们虽在翌日一早就上路了，但直到下午４时许，才抵达蓟县八里庄。留守的李炳泉出面迎接。正吃饭时，华北兵团司令员聂荣臻来了。李炳泉为双方作了介绍。饭后，谈了约半个多小时。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8）

聂荣臻问张东荪：“张先生，依你看，傅作义能否下令蒋系部队出城接受改编？”

张东荪回答：“傅将军称蒋系部队的中下级军官多为傅部人员，他能控制。即使有个别不遵令者，傅保证可以妥善处理。”并表示，“傅先生这次派我们来，就是希望能尽快达成和平协议，以免北平毁于战火，二百万人民遭受涂炭。”

聂荣臻又问：“傅一直想作为第三方力量来筹组华北联合政府，究竟是什么打算？”

“不论是战还是和，傅自然想取得最大利益，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就目前看，傅先生拖不起。我看傅还是要保住下台的面子，我称之为‘光荣的交代’。”

聂荣臻分析了全国战局和平津形势后说：“你们肯定累了，今天早点休息，明天再谈。”

于是，周北峰与张东荪、李炳泉就将聂荣臻送出大门。返回时，张东荪先进了屋。在院子里，李炳泉小声对周北峰说：“聂司令员暂住在东边的院子里，请你过去一谈。”聂荣臻此举自有深意，先一起谈情况、谈想法，再和傅的身边人谈，摸清傅的真实目的，即他是不是真要和平行动，还是受到各方呼吁和平的压力仅仅做个样子，或者是如蒋介石一样拿和谈当做缓兵之计。

周北峰单独去见聂荣臻。两人闲谈几句后，聂荣臻就转到正题：“1946年，你在张家口和我们有过会谈。但那时，因为傅作义的商谈其实是个骗局，所以我没有和你见面，只让我们中央军委的副总参谋长王世英和你见了几面。这次，在你看来，傅作义有诚意吗？”

周北峰答道：“依我看，傅先生这次是下了决心了，他让我来就是要了解解放军对和平解决有何条件。”

聂荣臻说：“条件很简单，就是要放弃抵抗。不过，是单谈北平的问题，还是傅部的所有部队和地区呢？”

周北峰说：“我奉命来谈全面和平，包括平、津、塘、绥。”

聂荣臻说：“全面谈好！不过，傅先生是有名的守城将军，他是否会自恃擅长守城，准备坚守北平？”

“我看傅先生是有诚意的。毕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除了和平，没有别的路可走。这是大方向，但在具体问题上，还要费些周折。”周北峰说。

聂荣臻又询问了傅部的最新情况，周北峰尽其所知给了回答，并说：“傅确有不少顾虑。谈出的条件应该越具体越好。”

聂荣臻说：“好吧！明天我们正式会谈。各自休息吧。”

聂荣臻之所以私下里约谈周北峰，一是他想了解到更多更真实的情况，二是他最早向中央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建议。

早在张家口解放之后，聂荣臻就判断北平有和平解放的可能。张家口一解放，就等于切断了傅作义西逃的道路。不仅如此，傅作义赖以起家的部队也差不多被消灭净尽。而北平之南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陆上南逃已无可能。只要解决了天津、塘沽的守敌，海上南逃的路一旦堵死，北平就彻底成为一座孤岛，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就是和平解决。

当聂荣臻从北平地下党提供的情报中摸清傅作义的思想动态之后，曾说：“我打了几十年的仗，了解敌人的指挥官能这样仔细，还是很少的。”正是在此基础上，聂荣臻向中央提议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毛泽东回电表示赞同。

周北峰与聂荣臻谈完返回住处，张东荪问周：“你不是回来了吗？怎么又出去了？”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9）

周回答：“坐车的时间太长了，一路上又颠簸得厉害，头有些发晕，我出去散散步换换空气，现在好多了。”周并没向张说出实情。

第二天上午10点，解放军平津前线的几位巨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悉数前往周、张的住所，开始正式商谈。这足见对谈判的重视，也说明高明的战将能战也能和。战要让对手闻之胆寒，和也要让对手无话可说。

这次会谈的记录者是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长唐永健。

一见面，林彪干脆利落地说：“周先生，昨晚，你们和聂司令员谈过了，傅先生有哪些具体打算？”

周北峰摆出傅作义的六个条件后，说：“昨夜，傅先生复我的电报，只有四个字‘谈后即报’。”

刘亚楼说：“看来傅先生是有备而来喽！”

罗荣桓接上说：“他就等着今天正式开锣呦！”大家都笑了。罗荣桓又说，“据说傅先生的意思不只是要谈北平，还要谈津、塘、绥？”

周北峰说：“傅先生交代，所有在他统辖下的地区都一起谈。”

罗荣桓说：“好啊！不过，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哪！请你电告傅先生，希望他这次能下定决心，不要一有风吹草动，就跟着摇摆。我们的意见很明确，那就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

周北峰说：“傅司令希望在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的人员，不作战俘看待，一律释放；军队中的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给予生活出路；所属军政人员此前的过错，都由傅司令本人作为最高长官承担，一概不予追究。”

罗荣桓顿了顿说：“当然，谈判是两方面的。我们也不会不考虑傅先生的关切。刚才说的是一个大前提。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对傅部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此前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等战役中被俘的傅部军官一律释放。傅部及其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傅先生本人要在新政府中担任适当的角色，具体安排可以讨论。总之，要使傅先生满意。”

刘亚楼笑着说：“事情明摆着嘛，傅先生如果不满意，这个年可就不好过了。”

聂荣臻插话说：“一旦实行了解放军化、解放区化这‘两化’，傅先生的这些要求都可以实现。你可转告傅先生一百个放心。”

张东荪和周北峰表示，既然如此，傅作义应能够接受中共的原则。

时近中午，大家共进午餐。

饭后，林、罗、聂、刘告别时，让周、张在八里庄多住几天，休息好再谈。

当天下午，周北峰通过先前留下的电台向傅汇报了会谈情况。此后，每天都有电报往还。傅觉得共方的意见仍失之于笼统，没有约定再谈的时间是不是欲擒故纵。一直等到第五天的晚上，林、罗、聂又到八里庄。他们和张东荪、周北峰，来到张、周住处隔壁一间早已布置好的屋子。屋子中间拼起两张桌子，桌子两边摆放着原木打造，并未油漆也从未打算油漆的长条凳。双方分坐两边。落座后，双方将上次交谈的问题重述一遍，作为正式会谈的开始。

之后，就如何改编傅部所属，如何改组地方机构，包括文职机关人员的安排，拿出了一些具体意见。

林彪对周北峰说：“这几天，你考虑些什么意见，傅将军有些什么要求，不妨都拿出来，详细地谈一谈。傅将军要具体的，我们就谈些具体的。”

周北峰说：“对于军队改编，我看是不是以团为单位出城整编？至于新保安、张家口、怀来作战被俘人员一律不以战俘对待。关于军队、行政、文教等人员都予以适当安排，要给生活出路。具体说，傅在北平出版的《平明日报》，他打算继续发行。因为他追随蒋介石做了一些错事，以至于那些跟随他的人员或多或少也犯有错误或者是罪恶。这一切都由他一个人承担，不要追究他属下人员已经犯过的罪错……”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10）

聂荣臻说：“罗政委所说的‘不咎既往’就是这个意思。对于要安排工作的人员，我们主张要考虑本人的意愿。凡愿意留下来继续工作的都可以安排适当的工作，不愿意留下来而要求回乡的人员，都可以发给遣散费及相关证明，以免受地方政府的歧视。对于傅将军，我们不但不看作战犯，而且会给予一定的政治地位。”

最后商定，先整理出一份会谈记录，明天再谈。

翌日10时，原班人马继续会谈。重述头一天的会谈内容后，主要商谈有关傅部数十万军队的整编和一些高层文职人员的具体安排。谈定之后，罗荣桓又问周北峰、张东荪还有什么意见。张说：“我没什么意见。傅部开出城到指定地点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个条件傅先生应该能接受。”

周说：“傅先生提出的希望与要求，我们都谈到了。”

罗荣桓说：“既然已没有要谈的事项，那就由唐永健同志整理出一个‘纪要’以备草签。”

聂荣臻随即吩咐唐永健中午加班，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谈判情况整理成一式两份的谈判纪要。

午后，周北峰、张东荪看了唐永健整理出来的谈判纪要之后，表示满意。于是，由罗、聂、林先在上面签了字，然后周北峰也签了字，可轮到张东荪签字时，他却说：“我就不凑热闹了。作为民盟成员，我代表不了傅作义将军，只能算是第三方，在你们中间当个调解人和见证人。周先生是傅先生的正式代表，有他的签字就圆满完成了。我这次也不回城里去了，直接回西郊的燕京大学，稍事准备，便到石家庄拜见毛泽东先生。”张之所以选择回燕京大学，除了他明说的原因，可能还担心过火线的安全问题，那确实有生命危险。

签完字，刘亚楼说：“你们回去时，我们会派人送你们到前沿。出发之前，你们一定要联络好过火线的办法与联络方式。”并再三提醒，“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要将文件保存好，为免节外生枝，最好将文件缝在衣服里面”。

协议草签了，是件高兴的事。聂荣臻提议应该给对方代表送点东西作为纪念。但大家一时又不知送什么好。“都是军人嘛，我看送战利品应该很恰当吧。”聂荣臻提议道。站在一旁的苏静提醒说：“咱们最近每人发了一双高筒皮靴，是攻克锦州时从敌人仓库里清理出来的。冬天正好用得上。”

聂荣臻问：“这个主意不错，手头有没有现成可用的啊？”

“手头没有，要回总部驻地孟家楼去取。”苏静说。

“哪还来得及啊，人家这就准备上路了。”聂荣臻有些遗憾地说。

苏静和王朝纲商量后说：“发给我们的靴子，我们一直没舍得穿，带到八里庄来了，干脆把我们的先送给他们吧。”

“那好啊，你们回头再领两双，问题不就解决了！”

周北峰在告知王克俊会谈已结束的同时，要求王安排好回城路线。

等王回电说，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后，解放军即派王参谋陪同周、张乘车前往德胜门正北的清河镇。当晚，周留宿清河镇，张东荪则由汽车送回距清河镇不远的燕京大学。

翌日晨，王参谋带四个战士陪同周北峰步行朝德胜门方向走去。在距北土城三四里接近火线处，王参谋与周北峰告别。周一个人继续前行。刚走了约半里多，突然响起枪声，周立即卧倒。说好有人前来接应，却响起枪声，不知有什么变化。待枪声停止，周发现不远处有一座茅草房，门外有一男一女两位老人，对刚才的枪声似已习以为常，并没显出惊慌。老百姓可不管你是战是和，照样得过日子。周北峰匍匐到草房前，引起了老人的注意：“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这里压根就不能走啊！”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11）

周北峰站起，钻进茅屋，说自己是燕大的教师，自从战事一起就没回过家，今天一定要进城回家看看。那老头禁不住周北峰再三恳求，答应前去通融。得到允许后，老人回来，周北峰进了战壕，并被带到了一个指挥所脱得只剩内衣接受盘查。事后知道，周北峰遇到了换防后的蒋介石嫡系——青年军。幸好，周北峰将文件缝在了内衣里面，才没有被搜去。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不仅周本人性命难保，而且和谈的进程有可能因之被打断。

既然没搜出什么可疑东西，周北峰就被放行了。

周北峰一到家就给王克俊打了电话，告知他已平安归来，准备午饭后到总部去汇报。过了一会儿，王打回电话，催促周立即到傅作义在居仁堂的办公室去，一刻也不要耽误。这显然是王汇报后傅作义的意见。周赶到居仁堂，傅正召集军事会议布置城防。周在办公室等候，不一会儿，傅走进办公室时，军事会议仍在进行。

傅问：“你来电说已签了个协定，有文件吗？”

周说：“不是什么协定，只是一个会谈纪要，算是一个草案吧。”

傅看完会谈纪要后，什么话也没说，明显是不满意。

周说：“对方要求，对于所谈各项务必于元月14日午夜前给予答复。”

傅仍不发一言，只是踱步。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可电告解放军，你已回到北平。如何答复，过两天再说。”

傅确实面临着痛苦的抉择，傅的大女儿、地下党员傅冬菊提供的消息说，那几天里，傅总是唉声叹气。

眼看答复的时间越来越近，傅对周说：“你可以电告罗、聂、林，前次所谈虽已研究过了，但所定时间太过仓促，你同邓宝珊将尽速起程拟再谈。”

傍晚时分，周北峰接获复电：“电悉，可请再来。”

此时，双方的谈判，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虽也草签了协议，但傅作义一直未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对于此点，毛泽东早就料到了：傅作义幻想能守住天津。12日这天，当毛泽东收到林彪和聂荣臻关于傅作义决定派邓宝珊再行谈判的电报时，就明确指出：“估计天津守军13日必不会按照我们所说的时间、条件出城，你们应准备于14日攻击天津。”

虽是密谈，但蒋的特务系统仍得到风声，南京方面开始派飞机到北平接运军队，并已运走了一批。此举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军心。当时，北平南郊、西郊的飞机场都无法使用。傅在天坛修了个临时机场。

14日上午，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与周北峰、王焕文（邓宝珊的副官）、刁可成（傅作义的参谋）四人再赴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谈判。

此时，解放军的前线指挥部已由蓟县孟家楼前进到了通县宋庄，也就是现在知名的画家村。在午后两三点钟，邓宝珊等乘车到达通县西的谈判地点五里桥，这里距宋庄约有五里。

相见后，罗荣桓说：“你们是不是先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再谈。”

傅方人员表示不累，希望会谈即刻开始。

参加谈判的一共有六人，他们是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以及邓宝珊、周北峰，记录员是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苏静。此前参与谈判的刘亚楼，此时已赴前线指挥攻占天津。

双方刚一坐定，聂荣臻就开门见山地说：“周先生，我们前次约定，14日午夜是对上次谈判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几个小时了，我们不得不下达了进攻天津的命令。所以，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你们有什么意见？”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12）

邓宝珊一愣，随即对周北峰说：“你马上给总司令打个电报，报告情况，听取指示。”

周北峰去发电，邓宝珊再提联合政府问题。

“现在没有什么好谈了，请傅先生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解放军的改编，只有这一条路。”林彪略含讥讽地回答。

邓宝珊突然问：“你们觉得要用多长时间可以打下天津？”

“三天！”聂荣臻回答得斩钉截铁。

邓宝珊“哼”了一声，冷笑地说：“你们觉得天津可以轻易拿下吗？如果强攻，我看30天也未必拿得下。”

“三天打不下来，就打30天。30天打不下来，那就打半年，打一年嘛，迟早有一天要打下来。”聂荣臻毫不客气地说。

“实不相瞒，我们的刘亚楼同志立下了军令状，30个小时解决战斗。”罗荣桓插话说。

邓宝珊大笑：“那好，我们等着瞧！”

林彪摆了摆手，简洁有力地说道：“不谈天津。”

会谈终因双方都不肯让步后不得不转入休息。此时，周收到傅的复电：“我弟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

1月15日，谈判继续。可整整一个上午，双方只是重复已经表达过的立场，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再次进入休息。

双方都心知肚明，天津是决定命运的一战。僵持是为了等待天津传来有利于自己的消息。

下午4时，天津方面传来消息，解放军已攻占天津，正在打扫战场，收拾残敌。

李炳泉即刻告知邓、周：“天津已经解放了。15日午夜，我们曾截获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给傅总司令的电话，说天津起火了。傅总司令的参谋长回答‘灭火’，以后就听不到声音了。”不一会儿，苏静来通报情况说：“天津战事已进入尾声，城防司令陈长捷被俘，副司令侯镜如在天津战事打响之前，就率其部队由塘沽出海南逃了。”

邓宝珊闻讯大摇其头，脸色铁青。他怎么也想不到，号称华北堡垒、日军也曾苦心经营的天津，竟然如此弱不禁风。与中共谈判的最后一张王牌瞬间化为乌有，完全没有了讨价还价的实力。

他沉着脸指示周北峰：“天津失守，北平已陷于绝境，只有和平解决这一条路了。发报给总司令，解放军方面提出只留一个加强团作为总部的警卫部队，其余部队均调到城外指定地点，经过一个时期的整训，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就是中共方面给出的和平解放北平原则，我认为可以接受。只要总司令接受这个前提，具体的办法再由我们去谈。”

周北峰立刻给傅作义总部发去电报。

邓宝珊基本肯定傅作义会同意部队出城改编，所以在傅作义的复电未到之前，即开始就部队改编的具体办法（专指北平守城部队，津、塘已经解决，绥远部队待北平实现和平后，可能采取新的和平方式），对傅部团级以上人员如何安排，以及对北平市的文教、卫生、行政等单位如何接收等进行商谈。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最后，共整理归纳出具体条款十多条，待傅的同意电一到，即可达成协议，免得夜长梦多。

1月16日，傅作义复电邓、周，表示同意和平解放北平的原则，即部队出城接受改编。

很快，双方即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并商定第二天由邓宝珊、刁可成和王焕文，会同苏静和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队列科科长王朝纲进城，听取傅作义的意见，以便达成可执行的最终协议。周北峰仍留通县，以便畅通双方的联系。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13）

晚饭后，林彪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未封口的信说：“请邓先生将这封信交给傅先生。”（此信原文发表于1949年2月1日的《人民日报》）

信既然未封口，邓便抽出来看了。邓看后，很是不高兴地说：“不合时宜。”便交给周北峰阅看。信中说了傅作义的种种“不是”。周北峰也说：“好严厉啊！”说着，又交回邓宝珊。邓满怀疑虑地说：“这封信太出乎意料了，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

周北峰问：“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暂不交给傅作义。他决定和谈本身就面临着绝大压力，早有人说，什么和谈，还不是屈膝投降？这封信正给这些人以口实，反使傅本人失掉尊严。人都要面皮，傅看了恐怕难以接受，只会徒生枝节，把事情搞僵。他甚至会一气之下推翻协议，虽然这不是他的本意，但最终有可能使谈判功亏一篑，那就太划不来了。”邓宝珊说了自己的打算和思考。

“是不是1946年10月傅作义的《上毛泽东书》惹的祸啊？”周北峰说。

邓宝珊无言。

说这番话时，苏静在场，他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说：“那封信是严厉些，他要暂时不交也可以。由他考虑吧！”

17日，邓宝珊与苏静、王朝纲、王焕文、刁可成一行五人，乘车经清河镇回北平去了。

当天下午，邓宝珊电告周北峰：“已回到北平，途中误入地雷区，望弟返平时务必小心。”

周北峰回忆说：“当天夜半，李炳泉同志将我叫醒说：‘北平城里部队恐怕发生了兵变。’这时，我们已听到北平方面传来密集的枪声，隔窗遥望，火光冲天。当时……傅主力仅有两个师驻防在城里，怕镇不住。李接着说：‘听枪炮声，似已有兵变了。首长们告我说，请你急电告傅先生，如果需要的话，开放西直门，解放军可进入一个纵队，完全由傅先生指挥。’……我立即给傅发电。傅回电说：‘谢谢。我们完全能控制城内的治安，请罗（荣桓）政委放心。’……直到凌晨，城内枪声渐渐稀疏，后来完全停止。翌日晨７时，陶铸同志笑容满面地来说：‘城里已经平静了，傅先生已通过国民党的中央社，将前天签订的协议条款公布了一部分。请电告傅先生，解放军派两个纵队，由程子华同志指挥，从复兴门、西直门入城，接管北平的城防，我们已电告了苏静同志。另外咱们明天一起入城，你可联络好路线和接头办法。’……中午，王克俊回电，指定我们由朝阳门入城，派人接我们，另外告诉我：‘昨夜驻在朝阳门内自来水厂的石觉部队的一部兵变，已全部歼灭，城内秩序很安定，已开启复兴门与西直门，欢迎解放军入城。’”

18日，傅作义审阅了初步协议，并将具体意见告知了王克俊。

就在同一天，国民党北平市原市长何思源率北平各界代表，乘坐一辆插着白旗的汽车出了西直门，一直开到东野（第四野战军，下同。）四纵队的阵地前，要求和中共方面谈判，并求见叶剑英。四纵司令员莫文骅等立即将情况报告总部。总部当即回电，指示由四纵队接待。莫文骅和四纵队副政委欧阳文在海甸接待了代表团。代表团团长是何思源，成员有中国大学教授吕复、康有为之女康同璧等知名人士11人。

何思源曾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1946年11月调任北平市市长。1948年春，何思源对一位美国人说：“中国打内战，不论何方胜负，都是中国人的失败……只要蒋肯把权力交出来，中国的局面便会改观。”不料，那个美国人竟把何思源私下的谈话公开发表了出来。这直接导致他在1948年6月被蒋介石免职。但他不为所动，矢志为和平奔走，多次劝傅脱离蒋介石集团，与中共和谈。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14）

1月10日，傅作义向何思源透露了和平意向，并请何思源代表民意出来说话。

何思源很痛快地答应了。

1月16日，何思源多方奔走和酝酿之后，与北平参议会议长许惠东等，召集了华北七省市议长代表及社会名流、军队代表会议。会议决定组成“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和谈代表团”，冲出被围困的北平，出城会见解放军，请求和谈。

17日，代表团正式组成，决定于18日出城求和，并公开通电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要求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蒋介石得此通电，即指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设法阻止何思源的行动。

毛人凤立刻找来二处处长叶翔之、特种技术室主任刘绍复、总务处长沈醉，研究暗杀何思源的办法。一开始密谋派出刺客用手枪刺杀，但考虑到枪手不易逃走而放弃。后来才决定用定时炸弹。毛人凤特派叶翔之亲率四名特务乘专机飞赴北平，同时指示北平特务做好行动前准备，去何宅踩点，摸清何思源一家的居住安排。

叶翔之到北平后，即命特务飞贼段云鹏秘密行动。段由锡拉胡同北边的韶九胡同爬上何思源位于王府井北口锡拉胡同19号寓所的房顶，在何思源全家居住的正房里间和外间屋顶上各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

18日凌晨3时，两枚炸弹先后爆响。何思源的次女何鲁美当场被炸死，何思源先生本人及何夫人、长女何鲁丽、长子何理路等均被炸伤。何思源顶着巨大压力强忍失去亲人的悲痛，臂缠绷带依然出城谈判。

何思源对接待他们的莫文骅等人说：“我们受二百万北平市民的委托，希望国共双方以大局为重，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一旦刀兵相见，不徒生灵涂炭，我灿烂的文化古都将顷刻化为灰烬。不论何方，都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随后，吕复、康同璧等相继发言，表达北平民众的和平愿望。

莫文骅说：“人民解放军就要救民于水火，保护文化古都同样责无旁贷。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八项和平条件，关键要看傅作义的态度。”

何思源说：“我们出城之前已与傅作义将军进行了沟通，他也主张和平解决，尽力保护古都北平。”

莫文骅不客气地说：“我们认为不是傅作义保护了北平城，倒是北平城保护了傅作义。”

何思源说：“傅作义将军向来是尊重民意的。他的部队一向注重军队纪律，不扰民，不害民。”

莫文骅问道：“照何先生这样说，傅作义如此爱民，那么，我们解放军要革傅作义的命是错啦？”

何先生一时无言，很是尴尬。这时，代表团成员王乔年说：“请莫将军不要误会，何先生的意思是就比较而言，傅作义将军的部队要比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好得多。”局面就此缓和下来。

当晚，代表团留住海甸。第二天，第四纵队根据总部指示，送代表团返回北平城。

代表团返回城内的1月19日，傅部代表与平津前线指挥部的代表在城内华北“剿总”联谊处经磋商后，将协议正文增补为18条，附件4条，共22条。东北野战军参谋处处长苏静与华北“剿总”政工处处长王克俊及崔载之，分别代表双方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

和平终于达成！

和平之所以能变成现实，和谈是一条明的主线，而背后的一条暗线也应该记上一笔。

早在和谈之前，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就指示，将傅作义的长女傅冬菊和女婿周毅之从天津《大公报》调到傅作义身边。目的是通过地下党员傅冬菊了解并掌握傅作义各方面的动态，包括他的心态。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15）

傅冬菊将相关情况，诸如傅作义在家里叹气、咬火柴棍、对着镜子大喊大叫、拔出手枪来对着太阳穴等非身边人不可能知道的秘密送达东皇城根62号，一处不起眼的院落里。

住在这里的是地下党员李树藩和诸有琼夫妇。通过他们迅速将此信息传送给解放军的高层首长，以供研判。

更重要的是，高层根据傅作义的思想动态，适时指示傅冬菊如何回答父亲提出的问题，又不暴露她自己地下党的身份。傅作义多次问女儿是不是共产党，傅冬菊一直回答不是，为的就是不引起父亲的反感，更有利于她做父亲的思想工作。

难怪数十年后，李树藩仍然感叹：“傅作义何以不败！”

而傅冬菊与李树藩夫妇只是北平地下党有数的一部分。据可靠数据，当时北平地下党有三千之众。这三千人分布在各行各业，并已渗透到傅作义集团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有的长期在国民党高官身边担任副官或秘书，有的已官至北平铁甲车总队的大队长，还有的公开身份是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他们从各个方向发出或强或弱、或明或暗要求和平的声音，这声音合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民意攻势，为和谈铺就道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人知道，但他们所作出的默默奉献不应该被忘记。

鉴于和平协议在1月19日已然达成，周北峰的任务业已完成，遂决定返回北平。元月21日一大早，周北峰与化了装的陶铸带着一位警卫员、一位司机，乘吉普车出发了。车行至双方防区交界处，前面突然一声巨响，司机慌了手脚，汽车摇摆起来。周北峰忙从后座抓住了方向盘，并大叫司机停车。车停后，才发现汽车惊散了前面的羊群，跑上路边的羊群踩响了地雷，有几只羊被炸死。周北峰坐上司机座，开过了那段两边布满地雷的道路。他对陶铸说：“我们来时，护送我们的战士就提醒要注意路边的地雷。17日，邓先生回电，专门提醒回程时要注意地雷。因为他们回北平时也遇到了地雷。”陶铸笑着说：“打仗要死人，和平也要冒风险。”

就在周北峰回到北平的当日，傅作义有选择性地率先公布了北平和平协议的部分内容。在同一日的华北“剿总”机关及军以上人员会议上，傅作义宣布接受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并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22日，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开始移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到31日全部移动完毕。

1月22日，北平和平协议的主要条文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

《协议》登报之后，苏静奉命出城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汇报相关情况。一进门，罗荣桓便问他:“由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那封信，交给傅作义没有？”

苏静回答说：“不清楚。”

聂荣臻紧接着说：“你今天一定要记着回去问一下邓宝珊，弄清楚是不是交给了傅作义，如果还没交，你就催邓并同他一起去见傅。差不多有五天了吧？你务必告诉邓要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

苏静虽然知道有这封信，但并不知具体内容，只能从邓宝珊、周北峰的交谈中判断，是数落傅作义。能让罗荣桓和聂荣臻如此重视，很可能是中共中央，甚至是毛泽东查问了此事。

傍晚，苏静回到北平城内，马上去找邓宝珊。邓宝珊说，还没交给傅作义。并解释说，和平协议都公布了，再追究过去的事情，不会有好作用。苏静见邓宝珊如此迟疑，便讲了罗荣桓和聂荣臻正查问此事。邓宝珊只得拿上信，和苏静一起去见傅作义。傅作义的情绪很好，与苏静热情交谈。邓宝珊乘机到内屋，将信交给了傅冬菊。傅冬菊看信后，也没敢交给傅作义。这一切，苏静自然看在眼中，也绝口不提此事。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16）

1月31日，协议正式生效。

2月1日的《人民日报》以“林罗两将军曾致函傅作义：任何顽抗必遭覆没，和平解决可望折罪！”为题全文发表了这封信。

该信件在列举了傅作义攻占解放区上百座名城、重镇、县治、乡村后，谴责道：“贵将军……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贵将军又下令破坏保定公共建筑及公用物资，炸毁北宁路滦河铁桥，在北平城外平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斩伐风景林木，拆毁古迹材料。贵将军及贵属在天津城内外之措施，亦复如此。本军奉命征讨，全为吊民伐罪。”

信中并说：“贵将军不敢野战，率领数十万军队退入平津，据城抵抗，使两城人民受尽痛苦……”

信中还回顾说，解放军曾提出和平缴械或出城改编两项办法，但“贵将军徒于最后时机，命令天津守军坚持匪首蒋介石伪令抵抗到底”，“现在，天津业已解放，人民重见天日，欢声雷动，迎接人民解放军。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

林、罗在信中教训道：“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

信中在要求傅作义遵循和平解决办法后说：“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

在信件的结尾是最后通牒：“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信末的注解说：“此公函系于一月十六日在平津前线司令部当面交给傅作义将军的代表邓宝珊将军和周北峰将军者。”以表明此信写于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之前而且事先转交，暗示傅作义忍辱含垢接受了改编。岂知，这封以平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名义发表的信件，原来是毛泽东的亲笔。

傅作义看到当日的报纸，反应异常激烈，大有何必当初之感。

可不管怎样，此时距林彪将信交给邓宝珊已经过去半个月了，生米早已煮成了熟饭，再苦的果子傅作义也只能独自吞下了。

两天后，傅作义平复了自己的情绪，转给林彪、罗荣桓一封信。信中说：“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全部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2月22日，傅作义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时，曾主动说“我有罪”。这也是对《人民日报》发表那封信函的又一次表态。而已达到敲打目的的毛泽东则笑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众人落座后，毛泽东风趣地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喽。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17）

同去西柏坡的邓宝珊回忆说：“去西柏坡前后，傅作义判若两人。”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由此，我联想到2月3日北平入城式那一天。我拍到了在正阳门城楼上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傅方代表周北峰和郭宗汾，却始终没见到傅作义的影子。

是解放军没有容人的雅量不愿邀请他，还是他不愿意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抑或他这个败军之将不愿欢迎曾为敌人的胜利之师？也许在这样的场合，没有他正好避免了本不应有的尴尬。

那么，这一天傅作义置身于何处，才能听不见欢庆的锣鼓和喜庆的呐喊！

据说，他闷坐于北平西苑的一处重兵驻地。

他会想些什么？他的心灵经受怎样残酷的折磨？

即使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关于傅作义在这一天的任何记录。他的这一天丝毫不比抉择和平轻松，除非他是一位铁石心肠的纯粹军人，而从他选择和平来看他又绝对不是这种人。所以，有理由质疑他的痛苦。尽管这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解开的谜题，因为傅作义的日记“已在北平解放时全部付之一炬了”。但这个在战火硝烟中出生入死，且出入不同阵营的军人，不可能不留有透露心灵秘密的蛛丝马迹。

有几个时间点可以给出印证。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在中南海宣布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而这一天正是蒋介石宣布引退的日子。大有共进退的意思，仅用巧合无法解释。因为同样是在这一天，蒋介石派遣国防部长徐永昌来到北平，再次争取傅作义。

蒋为什么派徐永昌？徐永昌与傅作义早年曾同为阎锡山部的“四大军长”（另两人为商震与杨爱源），二人私谊甚深。徐永昌出任国防部长的时间是在1948年12月22日，正在传出傅作义要出城和谈信息之后。徐虽出任国防部之下的军令部长，但实在算不上实力人物。对此，12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林彪，判断“蒋介石以徐永昌为国防部长，鼓励傅阎对我抵抗”。此判断称得上是一针见血，蒋介石的心机被对手摸得一清二楚。

而徐永昌1949年1月21日的日记更证实了这个判断。徐的日记记载：“早蒋先生电召，属去平一行。”“传达蒋先生之意旨：（一）谋和希望与中央一致。（二）希望宜生南来。（三）大量运出精锐部队。且云如能给时间有限度运出军队，可和平交出北平。”

看起来，蒋介石并不反对傅作义和平交出北平，但条件是运出精锐部队，以利再战。

对于蒋的三点意见，傅虚与应付，且未披露业已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只是说和谈已经开始，还未有结果。

徐最感兴趣的是，傅坚持“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

徐回南京后，蒋已下台离开南京。因此，徐永昌于1月22日，专函报蒋说，傅作义之所以要和平为主要目的，是因为：“在一时保留部队愈多，拖住对方之监视部队愈众，其所以虚与委蛇者，亦即在此。”

这就不难理解傅作义抢先发布和平协议的目的，在于力求掌握主动，造成和谈由他主导的印象。傅作义表示，和平之举的动因在于：“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且仅公布了与民众生产、生活以及文物、外侨等有关的条文。最关键的整编部队条款，傅竟只字没提。傅最初的意见是原封不动并入解放军，但未被中共接受。同时，中共也没有向傅作义透露“集中受训，分散合编”的原则。双方对改编取得一致，但对于改编的原则实际上是各唱各的调。这也导致了傅部出城改编中出现了不愉快的杂音。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曾向叶剑英、彭真反映说：“李文原已被说通不走，后因第九十四军出城受到讽刺，官兵愤激，他向傅作义哭诉，同石觉、郑挺锋等先后飞往南京。”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18）

傅原计划“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即保留建制，但结果仅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被迅速分化消解。这是在和平协议签订之后，傅难免感觉失落或失算了。

傅没有达到军事目的，同样也没有达到政治目的。傅作义在1948年12月10日，首次派人与中共接谈时，曾提出：傅部高层人员“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类似入股，傅自然要成为股东之一，既有行动权又有发言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傅作义在拿中共对抗蒋介石一党训政的办法，来将共产党的军，以期最终与中共分权。而在此之前，美国政府曾放风说，要在中国全部政治力量参加的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具实质意义的反对派，吸引与中共合作的政治派别作为反对派，来削弱中共的力量，分化中共主导的统一战线。虽然毛泽东主张联合政府，并发表过《论联合政府》的长文，但美国方面的说法无疑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在毛泽东的设想中，是各党派平等使用权力，而不是设置什么反对派。

到第三次和谈，邓宝珊仍不忘表达傅作义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以至于北平和平协议白纸黑字这样写道：“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实际上，还在协议签订之前，毛泽东1月15日致电提醒林彪、罗荣桓等，指出：“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权之意。”

傅作义念念不忘“联合政府”，而毛泽东同样重视这个问题。只不过两人的想法南辕北辙。因此在1月29日，北平联合办事处召开筹备会议时，演出了如下一幕。中共代表叶剑英明确说：“此机构是在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工作机关，不是政权机关。”并建议将该机构名称定为“北平联合接交办事处”。看似仅仅多了两个字，但实质上完全否定了傅作义的分权企图。

至此，傅作义关注的两个重点，均无所获。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说明傅作义的和谈并不是无条件的、无立场的，他是有自己打算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好理解的问题，因为和谈毕竟不能等同于投降。可我们看到的所有叙述几乎都是傅作义完全顺从，与投降似乎毫无二致，你说什么他就答应什么。那么，如果完全是这个样子，和谈何至于前前后后谈了三次，时间长达两个多月？1月29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给中央的电报，应该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傅作义的真实心态。该电说，“傅在政治上直到现在并未向我靠拢，他主观上亦不愿向我靠拢，始终站在南京立场”。这里所说的“南京立场”，是指李宗仁要与中共分治的立场。而这一判断的来源，则是傅作义多次表示愿做中共与李宗仁谈判的桥梁。

另外，徐永昌1月24日的记载，也反证了林、罗、聂的判断。这一天的徐永昌日记记载：“接傅宜生梗电，大致通知先与中###队协调停战，实施和平。谓自津陷落后，北平战局即万分困难，士气民心消沉浮动，迫不得已，于养日上午十时，双（方）订定军队保持原建制、原番号，一个月后实行整编。在此期间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希望中央全面和平早日实现云云。”其实，傅作义梗电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无非是1月22日《中央日报》登载的北平和平协议内容的重复。值得思考的是，傅作义为什么要打这么一个电报，又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最基本的一点是，他要保持与南京政府的关系。还有一点可以看作是傅作义作为军人对国防部长徐永昌北平之行的回复或者汇报。甚至有暗示他仍在国民党阵营的可能，因为蒋介石并没有反对他选择和平的道路。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19）

那么，南京方面有没有将选择和平的傅作义打入另册呢？回答是否定的。1月26日，李宗仁在总统府召集政务会议，商讨南京政府代表团赴北平和谈的人选时，邵力子、张治中建议“加派莫德惠及傅宜生、邓宝珊为代表”。虽然徐永昌认为“傅似不宜，以其立场不应尔，彼恐亦决不愿就也”，致使傅、邓没被列入代表团名单，但邵、张之所以提名傅，是因为他们仍将傅视为南京政府的一员。即使是徐永昌说傅不适合，也并没有将他排除于阵营之外。

和谈中，傅作义曾提出希望他的《平明日报》能办下去。和平协议公布之后，这份报纸自然要赞颂傅作义在和谈中的决定作用。傅作义在谈判桌上没能达到的东西，想通过舆论的力量来实现。为此，林、罗、聂在1月31日致电中央，称傅作义“利用报纸大宣传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总之，他极力在收买人心，制造政治资本，想在联合政府中仍能插一脚（其亲信已有此表示）”。这表明中共对傅作义仍存有芥蒂，准确说是傅作义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中共的警惕。傅作义是在有意识地树立一个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的形象，甚至是反对派领袖，而非听命的角色。和平是他的主动选择，他不忍生灵涂炭、古都付之战火，所以才选择了和平。为打破傅作义神话，此前欲交而没交傅，由毛泽东亲笔撰写，以林、罗名义致傅的公函（又称最后通牒），在2月1日，即中共正式接管北平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创刊的第一天，在该报头版发表。该公函放在了头版的第三条位置，算是给傅作义些许面子。头条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第二条的标题是“在人民解放军无敌威力下，古都北平宣告解放”；第三条的标题是“林罗两将军曾致函傅作义：任何顽抗必遭覆没，和平解决可望折罪！”三篇文章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即到底谁是和平解放北平的决定力量。林、罗致傅的公函，毫不客气地指称：“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这么说当然是有原因的，解放战争中，傅作义与共产党在华北多次作战，且在北平城南的天桥公开枪毙共产党人，后来，傅的高参侯少白说，你这是找死，劝傅以后枪下留人，傅才听从了侯的劝告。林、罗致傅的公函中，对傅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都记载得很清楚。同一天，为配合林、罗公函的发表，新华社还对外发表了《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的长篇电稿。该电稿同样出自毛泽东的手笔，针对的就是傅作义在1月22日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布的那份有选择性的文告。针对傅作义把自己塑造成北平和平英雄的说法，毛泽东明确指出：傅作义先生为什么选择议和？根本缘于“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对照天津，毛泽东毫不含糊地设问：“为什么天津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伤吗？为什么一月二十二日应当‘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应当，而令天津的和平解决不能实现呢？”并总结说：“基本的原因是傅作义将军还想打一打。天津打败了……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最后，毛泽东既严厉又宽容地写道：“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20）

那么，傅作义对此的反应如何呢？2月4日，林、罗、聂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说，傅“对我方的通牒内容表示不满，颇有气愤之慨”。同时建议：“为了争取便宜地合算地解决太原、绥远及其他地区的敌人，我们意见，在过去业已很正确地而且很适时地在政治上（宣布战犯名单、发出通牒）军事上（歼灭了天津、张家口、新保安等处之敌）打击了傅作义之后，目前则应采取以拉为主，以斗为次的方针”。原因是：“如能争取某些地方像北平式的解决问题，则较之使用战争便宜合算得多。”

当然，不战而屈人之兵自是上上之选，毛泽东也深知其中的奥妙。毛泽东打压傅作义的目的并不是否定“北平式的和平”，而是要杜绝以后出现以“和平”的名义取得政治上对等实力的企图。毛泽东在2月5日的复电说：“依整个形势看，武汉、（南）京、沪、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可能……因此争取傅作义站在我们方面十分必要。”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傅作义至今还没有和我们取得一致的立场。而傅作义这样的和平榜样又确实具有示范效应，他与共产党的合作可以为以后带来意想不到的助益。所以，既然“打”过了，让傅放弃“联合政府”的幻想，认清自己的位置。那么，“拉”就成为对待傅的主要方向。如果出现相反的状况，北平和平就失去了摧毁国民党军心理防线的震撼作用。因此说，北平和平是一个极具难度的平衡动作。对于毛泽东来说，如何平衡“打”和“拉”这两手，除了战术的选择，还要有战略的眼光。而对于傅作义来说，他也深知其中的利害，所以才欲通过和平博取最大的利益。因为，和平才是他最有利的位置，他才有发言权。他曾说，他是在冒死这么做。

傅要取得更大的发言权和更大的生存空间而未能成功，“拉”傅能不能奏效因此成了疑问。

徐永昌2月4日日记记载：“杨慎五处长来，述前几天宜生电其向外交部要一护照准备出国未果，询中央对其是否不好。”由此可知，傅作义有出国的打算，其背景就是中共的又“打”又“拉”。而徐永昌觉得这种非常时期，根本不是适宜出国的时候。因此，徐指示杨慎五转告傅：“莫善于先回绥远。”2月15日，杨慎五见徐，“杨出宜生致彼电，要求留绥飞机勿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这表明傅作义已打算伺机逃离北平。

一周之后，即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会同南京谈判代表团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前往西柏坡拜见毛泽东。如前文所说的那样，傅向毛敬礼说：“我有罪！”毛回答说：“你为人民立了大功！”彼此相谈甚欢，前嫌尽释。也许，当时的情形表面上确实是这样。但邵力子的说法可能更隐秘，但也可能更接近隐秘的事实。徐永昌日记记载说，2月27日，邵力子返回南京，翌日徐永昌去看望邵。邵“述傅宜生甚苦闷，一则以外间对之多有不谅解；一则以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静，但就有若干人受苦”。傅虽有走的意思，但又担心他走后，其部属的日子必很难过，故因之“甚苦闷”。

尽管苦闷，但傅并没有放弃秘密出走的打算。3月24日傅作义密电杨慎五：“杨慎五可亲送徐部长。请派王蔚梧乘机无论如何于明敬日先到绥，以便研究后日如何赴绥，万勿迟误，并须绝对秘密。”也就是说，傅将其逃离北平的时间安排在了26日。然而，就在3月26日南京方面却收到傅这样一份来电：“杨慎五亲转徐部长……承派机来接，至深感佩。因毛来平，着陆场附近###较多，故此间机场已不能降落。以后另找好着陆场，再行请派。”原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到达北平的时间，就在3月25日，且在当日下午在北平西苑机场举行了阅兵。无疑，毛泽东忽然抵平，打乱了傅作义的出逃计划。更为关键的是，阅兵的地点正是傅计划中南京飞机降落的西苑机场。毛泽东是不是得到密报，或者是傅作义与南京的密电联系被截获，尽管没有相关的证据，但不能不让人存疑。如果说，是毛泽东无意为之，那真是天大的巧合！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21）

逃不成，怎么办？

4月1日，即逃离计划失败的第六天，傅作义向全国发表通电表示，“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这六天里，傅作义都想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但花费了六天时间，显然是极为慎重的。从结果来看，傅作义终于下定了转换阵营的决心。

因为早在2月3日，毛泽东就致电林彪等，指出傅作义“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在毛泽东的期待中，这样的通电却一直没见动静。即使在2月22日—24日，与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之后，仍未有发表的迹象。可我们知道的说法，此次会面相当愉快。

既然这么说，为什么傅作义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公开通电与共产党合作呢？可见，有些记载有水分，或者说带有某种想象的成分。

将近两个月了，傅作义才发表了与中共一致的通电。想一想，这两个月的时间并不仅仅是心理的较量。

而傅作义倾向共产党的通电，令徐永昌迷惑了。4月4日，徐永昌日记记载：“闻李德邻（即李宗仁）私人代表黄启汉明日返平。晚饭后诣李德邻，请其令便人一询前日共方宣称之傅作义电（申述政府之不善与共之善，且悔其觉悟迟），是否究为宜生自拟。”徐永昌还没有得到确定的结果，解放军已打过长江去了。此后，傅作义与国民党广州政府的直接联系已基本中断。

但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因为还牵扯到绥远的问题最终解决。

北平和平解放傅部接受改编的时候，毛泽东就考虑如何解决绥远问题了。1月23日，毛泽东曾致电林彪等：“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

邓宝珊的考虑是绥远部队直接换上解放军的旗帜。

2月下旬，在傅、邓前往西柏坡会见毛泽东时，毛泽东提出绥远的两个主要城市，归绥与包头，董部与解放军各占一个。尽管归、包两市后来都划给了傅方，但“绥远方式”的原则已明确下来，即双方按照划定的界限，井水不犯河水，旗亦不用换。

3月23日，“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成立。4月1日，傅方提出《绥远问题协议草案》，其第一条为：“绥远问题以暂维现状为原则……逐渐成为联合政府组成之一部分。”前此，傅的联合政府并没有得到哪怕是一丁点支持。而此时傅又把绥远问题与联合政府联系了起来，说明什么呢？傅念念不忘联合政府，对共产党仍未完全服膺？6月，绥远和平协议正式签署的时候，根本就没见“联合政府”的影子。

绥远划界而治之后，董其武部的财政状况出现了问题。由于是分而治之，中共不便给予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尽管绥远并未换旗，但因傅作义已通电拥护中共，国民党广州政府讨论后，决定只给原饷的三分之一。只要军费不完全停止，就说明广州政府并不想放弃绥远。

正是在此状况下，7月14日，傅作义上书毛泽东，希望绥远“能在最短期间彻底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傅并将对董其武靠近共产党的指示一起呈毛，以显示其政治态度。毛泽东评价说：“信写得好，观点正确。”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22）

尽管军饷减少，但广州政府还是在7月27日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几乎在同时，广州又任命孙兰峰、刘万春为第九兵团正副司令官。要知道，第九兵团原是廖耀湘兵团的番号。将一个覆灭的兵团复活，是想表明对孙兰峰的倚重。广州方面之所以这么做，明显是想继续保持对绥远部队的操控力。其后，董其武致电广州友人称，与中共方面“采取政治应付之举，其目的是根据指示，想救傅翁返绥，重做领导，以雪受骗之耻。所以政治应付是手段，不是目的”。

广州方面不仅封官许愿，且派徐永昌（徐已于5月初辞去国防部长，阎锡山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徐的职务是行政院政务委员）飞赴西北协调各部的军事行动。徐永昌在8月1日飞抵绥西河套地区的陕坝，准备策动董其武部西撤。徐永昌记载：“饭后董其武来，述其不得已苦衷。盖不稍与共商洽，共若真西来压迫，我军难于全师退至包西。”且记载了董其武透露的一条重要消息：“其武曾述到宜生可能得便归来。”董的言下之意是董部何去何从要等待傅作义的决定。

而傅作义与邓宝珊一起在8月28日返回绥远，最终完成“绥远方式”的起义。

同一天，徐永昌正在宁夏视察。他获悉傅返绥消息的当晚，即“约崔亚雄来，请其明晨乘送饷飞机往绥远晤宜生……询其今后企图”。

在崔亚雄带着徐永昌的亲笔信飞赴绥远的时候，即8月29日，徐永昌还与“宁夏王”马鸿逵探究过傅作义此次返绥究为何意，马鸿逵酸楚地说：“传宜生之归，必系受毛泽东指导，收拾西北，即各盟旗亦必响应之，西北大势已去。”

8月30日，刚到绥远的崔亚雄即致电徐永昌：“孙兰峰、刘万春皆言，傅宜生亟拟晤徐部长。”徐永昌得此电，自然认为这是一个积极信号，至少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31日，携命赴绥的崔亚雄匆匆返回宁夏，随即报告徐永昌：傅作义“对来宾表示，此来只有自我忏悔、自我检讨。询其共方何以令其归来等等皆不答，询之从者亦然”。“自我忏悔”？“自我检讨”？关键是这个对象是谁？是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没有人轻肯透露，崔亚雄也就莫知所以，也就是根本未能摸到傅作义的底牌。

当然，对于徐永昌派来专使，傅作义不能不做出反应，或者说已考虑进此次绥远的整体安排中。因此，傅作义在致徐永昌的专函中说：“亚雄兄来绥，拜读手翰，渥蒙关垂，感篆良深。弟离平后，正在自我忏悔，自我检讨，极愿与兄晤谈，藉倾款曲……俟弟将包头环境布置妥当后，再当奉邀莅止，畅聆教益。”该函也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唯一可解读处只有“布置妥当”四个字。但恐怕徐永昌没有想到，这个布置妥当竟是“绥远起义”。从此点来看，傅作义是在处心积虑地利用徐永昌。

傅作义不急于邀徐即往绥远的原因何在？他担心自己刚到绥远，就邀徐永昌前来，徐会在自己没有做出充分准备的时候发动破坏作用。那么，既然起义事宜已“布置妥当”，傅并决定推动绥远和平起义，何须再邀徐亲抵绥远，傅与之相晤？这就是傅的两手，与共产党合作，又不想丢掉曾为同一阵营的老朋友。放眼国内外，这样的例子真不胜枚举，不独傅作义如此也！傅于乱世之中，从一个底层军官擢升为战区司令，并主政华北，仅凭逞勇斗狠是不可能办到的。合纵连横、予弃予夺的韬略不可或缺。据说傅颇爱雅读，中共方面尤其是毛泽东的著作是其案头读物，此种举动也可见傅之一斑。傅在邀徐至绥远的时间选择上可说是颇具匠心，一方面造成起义不可逆转的事实，非傅某不为也，乃不能为也；另一方面又在之后与徐会面，实现傅所谓的“藉倾款曲”。那么，这个款曲是什么呢？就是对徐，实际上是对蒋的最后政治交代：我为什么要与共产党合作。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23）

此时的徐永昌已成空中飞人，进行弧形穿梭。9月1日，徐永昌、马鸿逵飞重庆见蒋介石。2日，蒋指示徐到广州“将绥远事向大家讨论一下”。3日，蒋对徐说：“关于傅宜生归绥事件，望与李、阎商定取如何态度，及是否仍照常发饷等事。”就“是否仍照常发饷”来看，蒋介石这位老江湖，多少已猜度到傅宜生归来之希望甚为渺茫。但毕竟有李代总统、阎行政院长在广州，决定留待他们去作罢。

于是在9月3日，徐永昌又飞到广州，向李宗仁汇报绥远问题。李明确表示“必争取宜生”，并说他已“径电宜生约会”。这就是说，傅作义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系并没有中断。4日，白崇禧与徐见面时，也表达了与李宗仁一致的主张。6日，李宗仁再次指示徐：“必争取傅宜生。”

9月7日，徐带着广州方面的意见再飞重庆，向蒋通报。对于此行，徐永昌在日记中记载道：“蒋先生对宜生之率部归来不存奢望，余亦然。李、阎则否。”国民党内部似乎在一切问题上都存有矛盾，缺少一个一锤定音的人物，在绥远问题上也复如是。

而在对待绥远的问题上，并不是说中共内部不存在不同的意见。只是这不同的意见很快反映到高层以后，毛泽东拍了板子，再没有人说三道四，执行起来更是不含糊。比如，傅作义此次离平返绥，曾有人担心是否放虎归山，傅是否会趁机跑掉。时任华北局书记、主管绥远工作的薄一波在其所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一书中，记载了毛泽东对他的谈话：“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交出二三十万人，立了大功，我们对绥远不能出兵，一出兵就输了理……现在把领导责任放在傅肩上，这样我们就主动了。傅作义哪里会跑！就是跑掉了，又怎么样！”这番话不光是气度的问题，更是基于对大局观势所必然的判断。在毛泽东看来，他料定傅作义不会跑。为什么？解放军早已过了长江，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倒台是在5月份，划江而治的企图只是镜中花。8月初，程潜、陈明仁在长沙起义，中国政局已经全然改观。在傅作义9月初去绥远的时候，两广战役又已开打。也许毛泽东的潜台词是大局已定，就是他傅作义想跑又能“哪里会跑”。更不用说，他那些老家在西北的部下又有几个会跟着他千里迢迢跑去南方。如此一来，傅作义怎会舍得丢弃残存的实力，孤身一人逃遁呢？再者说了，北平时他没逃，即使这个时候逃了，已经无碍大局。因为，如果说国民党在东北是战败而被推倒了覆灭的第一面多米诺骨牌，那么在华北则是和平摧毁了国民党军可以再战的心理防线。可以说，叫嚣决战的蒋介石的黯然下台就是国民党军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的标志，其时间点就在傅作义与解放军签订北平和平协议后的第四天，即傅作义公布和平协议的同一天。

实际上，傅作义签订和平协议后，就注定了他不可能再返回国民党阵营。因此，傅作义返回绥远后，陆续将其工作情况上报北平，其积极态度正应了毛泽东的判断。对傅的报告，9月4日薄一波与聂荣臻致电傅：“毛主席认为兄在绥远所取态度及步骤是正确的。”并建议：“打破蒋、李、阎、徐阴谋及扣压一批最反动的特务尤为必要。”

9月11日，傅致电薄一波、聂荣臻：绥远起义“通电日内即可发出”，并回应薄、聂的建议：“军政干部对中共领导及人民政府各项政策，均表拥护，尤其对毛主席敬仰崇拜之热忱，出乎一般意想之外。”这里面有没有傅有意保护部下的意思？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24）

薄一波继续写道：“9月14日，毛主席又以我和聂荣臻同志的名义写信给周北峰，通知傅作义、邓宝珊和周北峰于9月20日至24日之间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但这个时候，徐永昌还没来绥远。于是，傅作义就急于邀徐来绥会晤。据徐永昌日记9月15日的记载：“连日孙兰峰转宜生电速余诣绥。”新政协已定于9月21日召开，这个时间不可更易。傅作义很明白绥远起义必于此前进行，且要留出从绥远回平的时间。剩给傅作义操作的时间确实很紧急，再加上傅作义又不能在绥远起义发动之后再邀徐来。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要安排徐永昌的绥远之行，傅作义肯定颇费脑筋，搞不好就要弄巧成拙。

还好，在傅作义的连电之下，徐永昌一行终于在9月17日下午1时飞抵包头。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等傅部一干要员均到机场迎候。至于傅作义的所思所想，就不是别人所知道的了。

晚饭后，二人再谈就进入正题，傅“颇询国军能否守住广州，美援为何”，并建言：“若能努力轰炸解放区各大城市的电力厂，则一切大小工业停顿，必能使全体工人发生###作用。强似无目的滥炸，徒生人民反感多矣。”傅作义一面探寻国民党的最后退路，一面出了一个自认为不错的主意。却不谈绥远与他自己的打算。徐不时简短插言，大部分时间是在倾听，也不发表自己的意见。迭经变故，双方初谈正题，重在观察摸底。

9月18日，“早间张庆恩来，转来蒋先生致宜生电，略云二十五年西安事变后，余若不听###甘言爱国抗日对外等等，国家不致受了其后的大祸，所以宜生切勿再受###险恶的欺骗云云”。蒋、徐均对傅之回头“不存奢望”，蒋之来电无非是“听天命，尽人事而已”。徐永昌当然也要尽尽人事，来则来矣，该说的话就不能不说。

蒋电不过是旧调重弹，傅作义当然不会看重，他看重的是国民党已退到无可再退，有无保住最后一点希望，保住广州，抑或哪怕是如抗战时偏安西南一隅的办法。这个时候不是检讨以往的时候，关键是拿出保存实力的办法。既不能和又不能战，傅视蒋电为无用。这也是傅作义提出“能否守住广州，美援为何”的目的所在。徐的回答是：“很有希望。”这样模棱两可、并无多大希望的回答显然不能令傅作义满意。傅的说法很有意思：“美国人帮我们一分，必宣扬成十分，苏联帮中共总在暗处努力。如现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国人，彼等不但穿中国衣服，并且也不进城，不似美国人，每须为之开辟跳舞场。”徐永昌则说：“有无阴谋亦即在此。”表面上是说，苏联援助是阴谋，美国人不会搞阴谋。那也就是说，美国人援不援助国民党，他们自己会嚷嚷开的。这岂不等于告诉傅作义，美援已无望。故而，傅作义此后再也不提广州能否守住、美援有无希望之类的话题。

既然美援没有希望，那么只有寄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国民党认为这是最有可能也是最可利用的机会。傅作义也不例外，他对徐永昌说：“美苏战争看来亦不会远。”徐回应说：“所以吾人无论现在军事如何失败，但正在改进，以待国际情势之好转。”正是在这个虚幻的基础上，徐永昌继而提出办法：“在我看绥远仍须走我从前对董其武所说的路线，蒋先生许以川北为绥军根据地，并指挥西北各军。能开川、陕、甘边界固好，即先开河西，亦令西北各军悉受节制。”徐曾说过共产党可以长征，国民党为什么不可以长征！但在这个实质问题上，傅决不肯让人牵着鼻子走：“绥军开不动，也不能指挥他人。”他要将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再不肯与蒋介石集团紧紧捆在一起。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25）

就在傅与徐周旋的同时，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已在18日上午举行了。徐即时得知：“此间旅长以上十之九均已签名拥护傅宜生二月（徐永昌的记忆有误，应为一月）间和平主张，诋毁政府，赞成###之宣言，一俟全体签名，即行发表……此其内心趋向可知矣。”徐知绥远即将宣布和平起义，竟束手无策。

徐永昌日记说：“（9月19日）9时许宜生来，谓此地不能谈话，乃偕过渠处。”此前的谈话均在徐处，这一回傅却要带徐到他那里，可见是最隐秘的交代了。徐记载，傅“秘谓：今日绥军‘守’力量不够，‘攻’势更不济，‘走’官有二万眷属，毫无安置。尤其大部分士兵为绥远人，一时难于开动。自己一人南去无用，亦复无聊。即使蒋先生叫我指挥别人军队，人家对我亦无信心。所以现在必须与###联合，以求生存。”如果仅止于此，也不过是对为何不走的解释而已。关键在于，傅对生存的意图何在。

傅作义说：“经过一个时期的整理军队，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时期中共以兵压迫时，彼时利用官兵心理却可打出去。今日对蒋先生须求有效果的途径，如系维持现状，绝无生存之理。以联共求得时间，而以革命求进展，利用合作农场，半年数月间可增至二十万人。明年三四月间将为中共最痛苦之时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经济，中共绝不能成功。简言之，领导人物大多数皆是坏人。等等。最后结论，中共可能失败”，“（渠）要扩展实力，即是将可用干部放入农村。”徐听到这样的说法，肯定是欣喜不已。

傅又说：“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权当傅某力量投了敌，但最后必要发生一个大报答。蒋先生此时尽可宣传傅某之罪恶，只要蒋先生知道傅作义的心。此事做下去可能为中共杀害，但并未希望蒋先生为之昭雪。盼望好友（指徐永昌）之来如此之切，亦并非要好友为之保证，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华民国胜利因素中仍有傅作义一员。傅作义必有轰轰烈烈之功绩以报国家，以报蒋先生，不然有死而已。”

据徐的日记所载，傅“言下痛哭，且谓不想做了如此错事，对不起人”。至此，才揭开傅作义已决定绥远起义之际，为什么一定要徐前来相晤的谜底。那就是为自己预留一条政局一旦变化的后路。而徐正是他信任的证人。

对于傅作义之倾情表白，徐也颇为动情地说：“想不到你要走此艰难之途径。”

但徐并没有忘记此行的使命，就是要策动傅撤退。徐因之说：“中###队南下成功，到某阶段必以余力向绥军压迫与清算，还不如此时带走，总可得两三万劲旅。”徐的反应顺理成章，你傅作义既然有如此深藏的心机，何必局促于绥远，而不撤兵再战？

对此问题，傅作义始终以种种理由推托。由此可见，其所说与所做相差太远。

但这并不妨碍傅通过徐递交了一份上蒋呈文。傅作义就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党建等诸多问题，向蒋提交了一份全面的策论。呈文主体为三段论：“（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相持阶段之形成”、“我们的做法”。傅认为中共有如下难以克服的弱点：“外交孤立”、“经济贫困、食粮发生不足”、“军队前进太快，后方空虚”。此即能够形成相持阶段的前提，一旦相持局面出现，傅建议即可“封锁，疲困经济”、“轰炸电厂，以扰其人心”、“沿海交互登陆，以分散敌兵力”。并建议在宣传上侧重攻击中共向苏联“出卖国家民族”。至于“我们的做法”，傅作义建议必须重建国民党，中心在“我们应认识我们已经失败，应重新革命、重新复兴”。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26）

总之，傅的“秘谓”及上蒋呈文，就是对蒋效忠的政治交代。

但为说服借故住院的孙兰峰在绥远和平协议上签字，傅反复做孙的工作。傅说：“共产党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基础……从北平和平解放到现在，事实证明我们是做对啦！路是走对啦！”傅这样的说法并没能说服孙兰峰，但孙为什么在最后关头又签了字呢？

这缘于孙兰峰与徐永昌的秘密会见。

9月18日下午，徐永昌因胃病复发，致一度昏迷而无法见客。但徐在这天的日记中记载：当晚“十一时孙兰峰再来”。这说明孙十一时前曾来过，因徐病未能交谈。孙显然很急切。徐永昌记载，待能交谈时，孙对徐说：“宜生现在迫其签字，避走不得，并言此时屈从，将来必可对国家发挥力量。”对孙的说法，徐永昌表态“许之”。但在此之前，孙兰峰怕引起傅作义的怀疑，决定不和徐永昌见面，并就此装病住进了医院，不见任何人。戏剧性的是，徐永昌也住进了医院。这无疑有了会面的便利。结果，孙与徐的这次会面，瞒过了主张和平起义的傅作义与董其武。

据王克俊记载：“十九日凌晨，孙兰峰终于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幡然觉悟，给傅先生打来电话，表示愿意参加起义。清晨，傅派我带着通电文件到孙住处让他签字。”孙何以“幡然觉悟”？原因是他已得徐的“许之”。他何以非要徐“许之”，原因是孙摸到了傅的真实用心，他也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傅要说的话都交给了徐，就等着徐永昌前脚一走，后面就可以公开宣布和平起义了。可徐因病住院，滞留不走，起义就无法公开宣布，又距新政协会议的召开日益接近，这引起傅作义的不安。19日上午，傅与徐谈完之后，即对邓宝珊说：“次辰（徐永昌的号）病了，要待在这里不走。他不走，我们不能起义，不是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吗？”究竟如何做呢？董其武有一个记载，应该可信：傅与邓商定由邓出面见徐，邓故意要求徐留下来领衔起义，徐见不妙决定立即离绥。对傅的种种作为，徐惊叹不止：“宜生今兹作风诚属非常人也，余则不能。”

徐永昌飞离包头的时间是19日14时，仅仅两个小时绥远起义通电即公开发表。当晚，傅、邓等登车启程返平，踌躇满志地赴会新政协。

蒋介石听了徐永昌转达的傅作义说词，“摇首，谓很难成功，一定画虎不成”。而李宗仁“对宜生仍寄予希望，并云若干所谓和平分子投共亦佳，可以冲淡###倾向苏联之心情”。

傅作义在9月23日的政协会议上发言说：“作义这次到绥远时，蒋介石给了我一个‘亲切的’电报，说我这次从北平到绥远，正像他当年西安事变以后从西安回到南京一样。他说，当他回到南京以后，由于一念之差，竟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所以要我接受他的教训……但是我坚决拒绝了他。”但据徐永昌日记的记载，蒋电并未称傅之返绥“正像”他当年由西安返南京一样。由此可知，傅的“正像”之说无疑是在自抬身价。

怎么“利用合作农场”来保存并增强自身的实力？据薄一波的记载，傅返回北平后确曾向薄一波建议：后套地区“可耕地为十万顷，而现耕种面积只四万顷，如果政策允许的话，他愿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农场”。结果呢？薄记载：“我把他的意愿报告党中央，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愿的基础上提名他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

这一步行不通，傅作义还有没有别的行动呢？据《我的一生——师哲自述》记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让傅作义担任了水利部部长。约一年后的一天，他找到毛泽东，给毛泽东说，他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支枪，存在什么什么地方。”师哲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其记述应该是可信的。这段记述说明，再一次证实傅作义对徐永昌所说并非全为虚妄。对于傅的交代，毛泽东的反应很耐人寻味：“你留着用吧。”

傅作义曾说，仅经济问题共产党就处理不了。也就是说，傅作义对中共的政权能否稳固还存有相当疑虑。而新中国成立一年之后，傅作义就知道自己的判断是错了。他的电台、武器都毫无用处了，只得老老实实上交。

傅作义为何有如此表现？简单说，在他身上存有理智与情感的冲突或错位。理智上或政治上，他选择了共产党，但感情上，他又不能割断与国民党的联系，或者说是感情转移太难受。这是代际剧烈变换时，出现的典型现象。邓宝珊在绥远“吓走”徐永昌时，说的一句话具有典型意义。他比喻说：“寡妇嫁人无痛苦，活人妻嫁人真有痛苦。”

那么，另一方面的观感又如何呢？林彪、聂荣臻于1月8日致电毛泽东，判断傅作义之所以和谈“其用意是平津不战以讨好人民，不投降缴械讨好蒋介石，让出平津讨好中共”。北平和平就是三面讨好的结局，恐怕只有傅作义做得到。而后的绥远起义，是两面讨好，难度要比北平小多了。傅作义之所以这么做，首先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其次是想保留东山再起的机会。

以前的历史叙述，似乎都过滤掉了许多东西。或者说，是有目的地遮蔽了异样的东西。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国民党起义人员几乎一个模式的过程，看不到别样的特异处。而傅作义正是这个特异处的典型，其戏剧性也更吸引人。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1）

中共中央从晋西北开始搬家到西柏坡的时间是1948年的3月22日，从西柏坡搬去北平的日子是1949年3月23日，整一年多一天。再往前，1947年3月18日是毛泽东离开延安的日子。毛泽东自己就说过，没想到仅仅两年局势就发展到对我们全面有利的地步。抗战胜利后不久，全国人民都不希望再开战端，毛泽东曾考虑如果联合政府能顺利成立，他就搬到离南京很近的江阴去。但内战一开，这样的设想就根本不可能了。大批干部与军队开赴东北之后，毛泽东曾有定都哈尔滨的设想，当时一是主要考虑背靠苏联，二是西北各方面环境都不够好。等到东北全境解放，哈尔滨就太靠北了，地理上完全失去了优势。毛泽东曾和张闻天商量定都的问题，张闻天力主定都北平。一是和南京政府相区别，二是元明清这三个最近的朝代均定都北平，三是北平在华北也有利于与苏联的沟通。1945年秋，还曾有定都承德的设想，并派出了警卫部队打前站。可东北一解放，与承德近在咫尺的北平就更具优势了。同时也有定都西安的意见，这其中包含着对陕北那块土地的深厚感情。

据###回忆，决定定都北平之后，中共中央何时搬迁一事，在1948年底、1949年初就开始有所议论。那个时候，第四野战军刚入关不久。由此可见，北平已经被中共中央视为囊中之物。

至于动身的具体时间，因为北平还没有解放当然难以确定下来。

到了1949年的１月中旬，北平和谈已经有了眉目，搬家的事也就在眼前了。按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说法，就是形势发展迅速，移动有提早之可能，需积极做这种准备。

办公厅这边在进行搬家的准备，中央社会部那边同时开始培训便衣警卫人员。当时，社会部的公开说法是要选拔社会工作人员。一开始的具体要求是：

1.家庭出身贫下中农，政治上要绝对可靠；

2.年龄在25岁以下，身体健康；

3.具有三年党龄、五年军龄。

但因为选才困难，后来即将第三条的要求予以适当放宽。

1月18日下午，被挑选出来的部队官兵到河北建屏县西黄泥村训练班集中。

这期训练班在村子中两个坐西朝东的大院里。南边那处院子是教学区，北边院子则是生活区。1月19日下午，中央社会部的一位负责人到南院点名并宣布编队情况。在点名之前，来自华北军政大学的李广仁根据原单位一些人的反映，直接向这位负责人提问：“据说，这个训练班是社会部办的便衣人员训练班，我们结业以后是当特务。我们部分同志不愿意当特务，想回华北军大继续学习，好在毕业后走上战场杀敌。”

这位负责人说：“我们这个训练班的全称是中央社会部便衣人员训练班。你们这一期学员是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将来进驻北平而培训的便衣警卫干部。毕业后去北平，直接由李克农部长领导。你们都是按照严格标准挑选出来的政治上可靠的同志，担负的是最机密的保卫任务，或者说要完成的是一项特殊的任务，也可以简称特务。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特务和国民党那种搞暗杀的特务完全是两码事。”这位领导人的实话实说，打消了大家的疑虑。

这期训练班，共有160多人，主要来自三个部门：

一是华北军政大学。这部分同志都是连排干部，他们长期在前方作战，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二是中央警备团。这部分同志也都是连排级干部，他们长期担负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任务，具有丰富的警卫工作经验。三是中共中央社会部。这部分干部长期在敌占区从事隐蔽工作，具有丰富的反敌反特斗争经验。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2）

来自这三个部门的干部混编组成便衣保卫队，简称便衣队。这三个方面组合在一起，优势互补，强中更强。再经过培训，足以担当高难度的任务。

这支便衣保卫队的队长是高富有，指导员是焦万有，副指导员为沈平。

培训过程中，又淘汰了几个人，比如，有一个人出身富裕中农，因为家庭成分偏高，没有通过进一步政治审查而淘汰。还有另一个人有说梦话的毛病，不利于保密而被淘汰。

就在北平和平协议签字的第二天，即1月19日，中共中央直属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已前往北平，为中央机关勘察驻地。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虽然还处在战争环境里，但信息沟通不仅很顺畅，行动更是高效迅速。

1月27日，###约集中共中央直属供给部部长邓典桃等同志，就搬家的问题，进行了一番商议。

当晚，###就向周恩来汇报了商讨的情况。周恩来告诉###：中央已有大致意向，“时间大约是3月中旬，政协筹备会预计将于那时召开”。据说，毛泽东的意思是想在西柏坡再多待两三个月。但中央觉得窝在西柏坡不利于同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以及与民主人士的交往。最终，毛泽东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

周恩来还对###说：“中央意见是让克农先去北平，负责布置一切，你仍然殿后。各部门究竟先走多少人，还有待商定。”

搬家是肯定的了，###便以周恩来的名义，给在北平的彭真、叶剑英和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第三局局长王诤发去密电，通知他们启动搬迁事宜。

对于此次搬家，毛泽东说：“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和组织好。”毛泽东何曾操心过这类具体事务，这次把搬家提到政治的高度自非寻常。为此，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牵头，###和中直党委副书记曾三等负责落实。首要的就是交通工具，以前搬家多靠马驮人扛。现在不同了，胜仗一个接着一个，光缴获的十轮大卡车装备一个营还有富余。于是，征得周恩来同意，###给林彪、罗荣桓打了个电报，提出要他们派出100辆十轮大卡车到西柏坡帮着“搬家”。

相关的后勤保障、通信联络、安全警戒、住宿和接应等诸多事项，都有精细的筹划，甚至搬迁过程中，新华广播电台如何不中断播音，###都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等人进行了商讨。

２月１日下午，准备先去北平的李克农与###又商议了搬家的先遣工作。

根据此前去北平勘察的范离带回的意见，###说，北平城里的情况比较复杂，在安全警戒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中央机关不宜驻扎在北平城内。这一点与长期主管情报工作的李克农所掌握的情况颇为一致。

李克农说，虽说北平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所在地，可傅作义一直不愿意将司令部搬进城内就是怕自己的部队被特务们染指。北平被围，他没办法才把司令部搬进了中南海。笼统地说，北平城内有九大特务系统，如果说是特务机构林立，一点也不为过。计有国民党的国防部保密局、二厅、党统局，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的特务系统，以及美英苏的间谍机关。同时，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东北、华北和西北的特务系统被清查，大量特务流窜进北平潜伏暗藏下来。其确切人数在短时间里，几乎难以调查清楚。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在北平的党政军机关人员有许多被我方留用，这就对特务以及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清理增加了难度。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3）

对于短期内，中央机关无法进城，###、李克农两人很快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中央机关即使搬到北平，也应该先在城郊过渡一个时期。

当晚，###和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了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赞同他们中央机关“驻地暂放在城郊为好”的设想。

打前站的李克农在2月3日动身去了北平。

到北平之后，李克农得知一个新的情况，国民党的飞机有可能轰炸北平，北平城内也不具备防空条件。经与叶剑英、彭真多次商讨，设想距北平城区20公里外的香山作为中央机关的临时驻地。

为此，李克农还和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专程到香山进行了一番勘察。香山林木葱茏，利于防空。后来，在毛泽东入住双清别墅之前，又在别墅前面修建了专门的防空洞。双清别墅可以做毛泽东的住所。而距双清别墅不远处的来青轩，又可以作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驻地。另外一个有利条件就是，熊希龄创办的一个教育机构—香山慈幼院，可以安置中直机关五千多工作人员。

2月9日，李克农往西柏坡发了一封中央机关暂住香山的电报。

当晚，周恩来向到西柏坡汇报工作的陈云、罗荣桓提出，由第四野战军先抽调一个师到香山一带驻防。

之后不久，四野司令员就接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调吴烈（当时吴烈正驻守天津）前去北平卫戍。

为什么单单选中吴烈担任警卫呢？

吴烈后来回忆说：“据我所知，中央所以没让我们师南下，把我们留在了北平，主要是考虑我们师的干部战士大部分来自佳木斯和牡丹江一带，全师15000名士兵几乎全都是翻身农民，解放战士很少。因此部队纯洁。”

当年，林彪在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后，曾对吴烈说：“我们考虑到你长期干警卫工作，警卫中央的任务还是交给你放心。”

林彪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吴烈在1930年参加红军后，一直在搞警卫工作。最初是在红军总前委的特务大队，后来到政治保卫局保卫大队。长征到陕北后，他是中央警卫教导大队的大队长。

日本投降后，党中央计划离开延安，转移到承德去，就把中央警卫团一分为二，成了两个团。原来的中央警卫团仍沿用旧称，吴烈带去承德打前站的新警卫团成为中央先行警卫团。

后来，因为东北战局发生变化，中央机关去不了承德。毛泽东决定，中央先行警卫团就地改编，并隶属于冀察热辽军区，由该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程子华直接领导。给吴烈的任命是冀察热辽军区热东分区司令员。后来，吴烈率部去了东北，担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一六○师师长。再后来，一六○师和东北野战军一起打进关内，驻扎天津。

一六○师驻守北平之后，番号也改为二○七师。下辖三个团，及直属警卫营、炮兵营、通信营、工兵营、侦察营等。当时，二○七师还在香山的制高点—香炉峰，俗称“鬼见愁”上，建了个高炮阵地用于防空警备。

此时，为了保密的需要，李克农给中央机关确定了一个进北平后的代号—“劳动大学”，简称“劳大”。

同时，按照李克农的设计，为了在中央机关进驻香山之前布置好相关事宜，分别在城内的弓弦胡同15号、城郊接合部的青龙桥及机关中心区香山，设置了三个站点。

设在城内弓弦胡同15号的“劳大”筹备处为第一站，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科长赖祖烈负责。所谓的筹备处并不是真的要筹备什么劳动大学，只不过是个隐秘的机构，其具体任务是为中央在香山的临时驻地办理对外交涉，备置办公、住宿用具等项事宜。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4）

设在颐和园北门不远处的青龙桥“劳大”收发处为第二站，由中共中央社会部王范主持。它对外称收发处，可并不管什么收发信件之类。实际上，它具体负责的是中央驻地的社会调查，以及驻地周围社会环境的整顿、清理；布置警卫，并办理中央机关来往人员的住宿手续等事项，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保卫机构。当年北平香山公安分局就曾协助这个收发处和设在香山的劳动大学招待处的工作。

设在香山的劳动大学招待处为第三站，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边纪忠、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办公室主任田畴负责。招待处这个名称倒是和招待有点关系，但其主要任务并非招待，即使招待其对象也是特定的客人，其最主要的职责是负责中央机关办公、住宿用房的布置、香山地区的房屋修理、租借等。

这三站既是联络机关，又是检查机关，更是打前站的准备机关。三站环环相扣，不仅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吃住行等必备事宜，而且在中央机关到达之前就预先设置了三道防卫墙。

北平这边准备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候，西柏坡那边在３月５日又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大家都感觉到，这是在山沟沟里召开的最后一次大型会议。许多人在会前会后已经兴奋地谈论起“大搬家”的事。周恩来与###在研究搬家事宜时，也有了等这次全会一结束就动身的意向。

但在3月12日，即全会预定结束的日子（后来因为王明的问题又延长到13日才闭幕），李克农发来一份“中央移动时间望能推迟”的电报。电报提出的主要原因是，我方对傅作义部的改编工作尚未结束，北平的秩序仍不稳定。

由此这次搬迁的时间又往后推了十来天。具体的时间直到3月17日晚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已经拟好还没发表时，才算确定下来：3月23日，中央机关启程前往北平。

19日，周恩来召集了一个布置“大搬家”的会议。赖祖烈介绍了香山临时驻地的基本情况。###就行动安排，又征求了与会各单位的意见。

最后，周恩来告诫大家，不要有享乐思想，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会后，周恩来要求###必须在24日先期抵达北平，布置好迎接工作。###与伍云甫（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处长、中央直属机关党总支书记）、汪东兴、叶子龙等商量的结果是，伍云甫和他一起先赴北平，汪东兴、叶子龙押后。

第二天，根据人员的变化情况，又决定由曾三、邓典桃、邓洁、廖志高、方志纯五人组成新的“转移委员会”，全面负责搬迁以及善后工作。这次搬迁中，有一件事让###感触颇深。当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中央决定主动放弃延安，为了转移迅速，人们尽量轻车简从，生怕有东西丢不掉拖累自己，而从西柏坡进北平则正相反，生怕有什么东西带不走，什么坛坛罐罐都要带上。有位领导人，甚至连一张木板床也不愿放弃……这虽然是一桩小事，但###觉得我们的队伍还没进城，已经有了“骄娇”二气，值得警惕。

北平方面则成立了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由北平市市长叶剑英牵头负责，成员有平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四野参谋长刘亚楼和先期勘察北平的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四人，加在一起也是五个人。看一看这样的阵容，就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多么重视这次搬家。毕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主人身份从农村走进城市。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5）

为此，该组织委员会提议搞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

对此，毛泽东说，仪式要搞，但不必劳师动众，只在西苑机场的小范围内，检阅一下部队，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报个到即可。

此前，毛泽东在西柏坡听说保定要搞欢迎庆祝会，曾表示：“还是简单的形式为好，场面不要过大，不要动员那么多的群众。到全国取得最后胜利时，再组织群众很好地庆祝庆祝。”

根据毛泽东的意思，周恩来当即电告华北局：“闻此地将举行庆祝大会，主席认为不要，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活动。”周恩来还在电报中专门强调：“不要鸣炮，以军乐团代之。”

可见，毛泽东不仅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而且敞开着广阔的胸怀。

对于中共中央迁平沿途的警卫、对空警戒，以及到达北平之后的阅兵及群众庆祝等，北平这边的组织委员会专门开会，进行了严密部署。

具体的分工是：从唐县到涿州，由华北军区负责；涿州到长辛店，由四野的四十二军负责；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的四十一军负责；西直门到香山，由李克农负责；对空警戒，包括西苑机场、香山等处，均由刘亚楼负责。

20日，叶剑英、聂荣臻和李克农联名将部署情况电告西柏坡，并建议为了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和休息，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到涿州后改乘火车。涿州到北平的铁路线可保畅通。

周恩来在请示毛泽东之后，于第二天傍晚发出回电：“同意来电所提的各项布置，我们预定24日晚宿涿县，请派一负责干部到涿县等候我们。由涿县到北平的专车可做准备。是坐汽车还是坐火车，等我们到涿县后再作决定。请你们仍做两种情况的准备。”

21日，中央社会部工作队在香山召开了警卫稽查联席会议。主持会议的是中央社会部工作队队长王范。参加会议的有中央社会部便衣队队长高富有、负责香山的郊五分局局长徐守身和负责海淀的郊六分局局长张锋等。

此次会议决定，以便衣队为主，郊五、郊六分局协助，再加上中央办公厅和驻防西郊的吴烈的部分人员联合建立三个检查站。这三站分设于西直门、海淀镇和青龙桥。同时决定成立颐和园调查组，香山分驻所和颐和园、西苑派出所。

会议要求以上站所必须在3月23日之前组建完毕。24日，开始领发通行证件，勘察设置通往香山道路警卫的可隐蔽有利地形，并对清华园火车站附近、华北农村实验场（即现在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周围和海淀街西口人员构成复杂的居民区探查摸底。24日晚，完成在通往香山、西苑机场的公路沿途，以及重点路口、要害部位和复杂地区的警卫力量部署。

３月22日，叶剑英、李克农从北平发来电报，确认北平的准备工作及搬迁沿途的交通警戒等工作已经布置就绪，中央机关可以开始搬迁行动。并报告说：“从涿县到北平清华园，共有12个站。约六十余公里，两个小时内即可到达。现每站派负责人两名，一守电话，一盯道岔并监视车辆通过。在中央首长从涿县换乘火车进北平时，为保证安全，编为三个列车，每列车八个车皮。第一列车挂八个客车，载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为压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卡车将他们送至香山。第二列车挂八个卧车和一辆餐车，直开到清华园车站。第三列车挂五个客车和三个行李车，开到前门车站。”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6）

此电还强调说，如果从长辛店乘汽车到西苑机场，必须从广安门穿过城里到西直门后才能到达飞机场，且城内无好路可走，并增加警卫难度，以乘火车到清华园转去西苑机场为妥。

周恩来立即复电：“我们预定24日晚去涿州，请派一负责干部到涿州等候我们。”

当天下午，四野政治保卫部部长兼联络部部长钱益民就到了西柏坡，四野来搬迁的车队由他负责。

钱益民人是到了，可计划中由中央领导人乘坐的20辆吉普车没能在预定时间里到齐。可能是因为路况不好、情况不熟等原因，直到23日凌晨２时20辆吉普车才全部到齐。而搬家用的100辆大卡车直到行将启程仍没有到齐。结果，按原计划行动的一部分机关人员无法按时登车，部分物资器材也不能按时装车。只得临时更改计划，先用吉普车将书记处送走，原定随书记处行动的第一批人员，等卡车到后再行启动。因为预先制订的计划被打乱，###说，“搞得手忙脚乱，颇为费劲”。

３月23日清晨，新华社向全国发布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上午11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陆定一、胡乔木等坐上11辆车，一起动身向北平进发。

车队的大概次序是这样：第一辆是带路的警卫车；第二辆中吉普里，是毛泽东和几个警卫战士；接着的第三辆车也是一辆警卫车；第四辆是车队中唯一的一辆小卧车，那是刘少奇的；江青带着女儿李讷和王光美坐在其后的一辆吉普车上；第六辆是中吉普，坐着周恩来和邓颖超；其后是朱德一家；再往后是任弼时一家、陆定一一家、胡乔木一家；第十一辆也就是最后一辆压阵车里，搭载的是叶子龙一家。

担任小车队沿途警卫的是五辆大卡车，分坐着中央警卫团的手枪连和一个步兵排。

在阳春三月里，在春意萌动的华北平原上，中央书记处的车队扬起滚滚黄色烟尘，大老远都可以看得见。

坐在车里的毛泽东仍戴着眼镜、口罩，穿着雨衣。据说，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不是防备敌特或被沿途的百姓认出，而是防备一路的风尘。

车开过郭苏镇不久，第三辆车一个劲儿地摁喇叭，毛泽东当即叫司机停车，并探出头来大声问：“后面的车出了什么事？”

第三辆车上的一位战士跑过来说：“我们看到后面的车没有跟上来，忙摁了喇叭，肯定有情况，但具体如何还没搞清楚。”

毛泽东说：“那就等等看。”

话音未落，从后面跑上来一个战士，站在车窗前敬礼说：“主席，周副主席让我报告，请你等一等。陆定一同志的车翻到土沟里去了。”

毛泽东即刻下车，连忙问：“怎么样？他们一家还好吧？没有人受伤吧？”

“报告主席，我只知道这些……”

毛泽东严肃地点点头，命令警卫员跑步去看看人员情况。

不一会儿，警卫员跑步回来说：“报告主席，过一个土坎时，车速并不快，并没有人受伤。只是他们一家人都受到了一场惊吓。周副主席请你放心，战士们正准备把车拉上来。”

毛泽东笑着说：“那就好！”

这时，周恩来走过来说：“主席，陆定一他们受到了惊吓，是不是趁机休息一下？”

“我早想下来休息一下子喽！这吉普车倒是跑得快些，可没我们的铁脚板稳当哟！”

“这里面也有辩证法哦！”

不久，翻下去的吉普车被年轻的警卫战士合力拉了上来。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7）

车行途中还有一次险情，就是任弼时的车出了麻烦。他那辆中吉普的车轮卡在了山坡上，熄了火，差一点翻下去。但任弼时并没有惊动毛泽东。从北平选派来的司机技术上很过硬，三下五除二就把车修好了，只是有惊无险。这次险情并没有耽误多少工夫，很快就跟上了大部队。

这种情况也说明，路况实在糟糕。初春时节，正逢公路翻浆，晚上冰冻，早上开始融化，至中午已是满路泥浆，再加上华北军区的一个汽车团驾驶着美国造的十轮大卡车连日搬运物资，早将简陋的乡村公路碾轧得坑洼不平面目全非。一些大的坑洼，对大卡车并不构成障碍。只要加大油门，就能冲刺而过。可对小车就构成了威胁，即使马力强劲的中吉普有时也很难通过。

按计划要在天黑之前赶到保定，并在保定宿营。保定当时是河北的省会，各方面已经做好了迎接的准备。但因道路颠簸行驶困难，车速缓慢，队伍到达唐县附近的淑闾村时，天色已经渐渐地暗了下来，只得就地宿营。淑闾村原是个兵站，宿营工作很快就绪。

当晚，毛泽东就睡在村民李大明家用门板搭成的铺上。虽是经一路颠簸，但毛泽东的精神很好，工作了一个通宵。前半夜，毛泽东同村里的干部谈话。后半夜，他坐在一方矮凳上，以搭铺的门板当桌，在一盏油灯的陪伴下，批材料写文章，直到东方既白。多年之后，李大明回忆当年的情景说：“那一天，先来人号了房子，群众把街道和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还泼了很多水。屋子里铺上了谷草。当时，并不知道在我家住的是毛主席，后来才知道。江青带着女娃娃李讷住在我家北屋的耳房里。”

3月24日上午10时，卫士长李银桥才叫醒毛泽东。毛泽东醒来就埋怨李银桥：“我昨天要你9点叫醒我，为什么10点了才叫我？”

李银桥回答说：“这是周副主席的意思，您一夜没睡，他怕您休息不好，又一路劳顿太过疲劳。”

毛泽东没再作声。

车队到保定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车队到达城西门外广场时，在打前站的同志和冀中区党委领导的引导下，向区党委大院开去。路旁站满了围观的群众，脸上写满笑意和惊奇。司机为了毛主席的安全，想加速通过。毛泽东马上提醒说：“不要开这么快，尽量慢点。注意不要伤着老百姓。他们高兴看，就满足他们嘛。这说明，我们的老百姓爱憎分明嘛。如果是日本人的汽车或者国民党的汽车，恐怕他们早就躲起来了。”

车队开进冀中区党委大院。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走下车。区党委书记林铁疾步上前，与毛泽东紧紧握手：“主席，一路辛苦了，是不是先休息休息？”

“比长征时轻松多了，用不着休息。你们有什么安排呀？”毛泽东问。

没等林铁开口，周恩来抢先说道：“主席昨天整晚都没有休息，还是先安排主席休息吃饭，再汇报。不过时间有限，下午3点半必须出发。”

“我听从周副主席的安排。”林铁说。

午餐时，毛泽东问林铁：“我们吃的鲤鱼是什么地方的呀？”

林铁答道：“这是从白洋淀里打来的鱼。白洋淀离保定不远，往东也就是七八十里路程。我们这里大部分的鱼，都是白洋淀产的。”

毛泽东夹起一筷子鲤鱼肉说：“据说有九条河通向白洋淀，有‘九河下梢’的说法嘛。还有句话叫‘鱼过千层网，网网都有鱼’。”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8）

林铁说：“主席真是无所不知啊！”

毛泽东笑了：“这哪里是我无所不知呀！我也是从书上看来的。从前，我经过保定时，也吃过白洋淀的鱼，可没这条香啊！”

“目前，不仅能吃到鱼，而且能吃到青菜。城里的饭馆也多起来了。保定虽然是刚刚解放，但变化还是可喜的。”

毛泽东感慨地说：“战争打了这么多年，我们的群众吃尽了苦头。我们解放了他们，就要让他们过上平静舒心的日子。先要有饭吃有衣穿，工作就好开展了。”

饭后，主要是听取林铁的汇报。

下午3点的时候，区委的人向林铁耳语，刚才毛主席在街上摘下眼镜和口罩，向人群挥手时，被认了出来。一传十，十传百，外面的街道上聚集了几万围观群众。

公安厅的同志很担心万一出现什么安全事故，无法交代，因此向林铁建议，最好要净街，就是要将围拢的群众驱散开。

林铁说了保卫人员的意见，毛泽东激动地说：“净街？为什么要净街？无非是怕出事嘛！我看不要紧，看一看会死人吗？”

周恩来说：“净街岂不是脱离了群众？我们共产党人怎么能像国民党那样做事？街不要净，但要加强警卫，把围观的群众组织好。”为了分散群众的注意力，毛泽东不坐第二辆车，改乘第四辆车。

下午3点半，车队在欢呼声中继续上路，往涿州驶去。

当天傍晚，车队抵达涿县县城。但见城门紧闭，警卫上前通报说是中央机关的车队要进城，请把门打开。可持枪守门的哨兵一点也不肯通融，说没有领导的命令，谁来都不能开。有位战士甚至强调说，就是毛主席来了，没有上级的命令也不能开。

毛泽东坐在车里听得一清二楚，不觉莞尔，笑着摆手道：“不急，咱们先等一等。”

明明知道是自己人，又不能违反规定。一个哨兵忙跑去找领导。可过了一会儿，他一个人回来了，说没有找到。

眼看着天就要黑透了，却只能无可奈何坐在车里进不去城。正着急的时候，中央机关打前站的同志和涿县县委的领导来了。大老远就边跑边喊：“快把门打开！打开！让车队进城去！”

哨兵这才打开城门敬礼放行。

毛泽东对守城的哨兵说：“小战士很严格啊！”

但过于严格的检查，却让###感觉拖慢了行进的速度。

周恩来要###比中央机关提前一天到北平，好全面检查一下安置工作。可由于出发前，车辆没能按时到达，只得重新安排搬迁次序以及车辆的使用。这样，就使得###无法在中央书记处车队出发前，先行动身。眼看快到中午饭了，大卡车仍没有到齐。钱益民说：“你放心走吧，车都在途中呢，该拉的东西一件都落不下。”###也觉得再这么拖延下去，就不可能提前赶到北平了，便对钱益民说：“你一定要保证足够的车辆，不然人到了，急需的东西还没到就耽误工作了。”紧接着，他又叮嘱“转移委员会”的诸位同志搞好组织工作。这才拉上伍云甫，匆忙钻进一辆吉普车，避开中央车队从唐县到保定要走的那条路，选择从灵寿北上定县的一条“捷径”。一路上，还不时遇到赶往西柏坡搬家的大卡车，这多少让###放下一点心来。

去保定的路上时不时要接受检查，耽搁了不少时间。到保定已是半夜。###本想与负责警卫的四野第二参谋长赵尔陆接上头，可没找到人。想临时找个住的地方，大一点的饭店无不人满为患，竟无安身之处。因为各路人马均在保定中转去北平、天津，早已将保定城内本来就不多的几家饭店挤满了。等###他们费劲地找到一家能容身的小客栈时，已是次日凌晨2点钟。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9）

天一亮，又匆匆赶路。直到中午，吉普车才开进涿州城。###找到已被中央任命为天津市市长的黄敬，又叫上李克农专门从北平派过来接应中央车队的中央社会部干部王敬先，一起检查了涿州的警卫、食宿等事宜。按计划，毛泽东率领的中央车队今天要在涿州休息，再坐火车转去北平。

检查完毕，###感觉警卫工作找不出疏漏，但一路走来总觉得过于严格，无形中影响了行进的速度。鉴于刚解放不久，还是安全第一，慢点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等在万毅率领的四野十四兵团四十二军驻地稍做休息，下午仍继续赶路，黄昏时分进入北平城。在城内未做停留，直奔香山驻地而去。当晚，###就住在了香山脚下。

这时，毛泽东人还在涿州。

毛泽东看完涿州市容后问县委书记王成俊：“涿州素有‘商旅辐辏，货物云集’之说。如今，涿州城内为何这般冷清？”

王成俊回答：“国民党九十四军在这里驻防时，为了‘防共’，所有的商户都被赶到城东关去，不让商户进城经营。城内的游商也时常受到抓捕，没人敢经商，自然冷清。”

毛泽东问：“国民党不是被赶走了吗？为什么不让商户迁回来？”

王成俊回答说：“刚解放，工作千头万绪，我们还没顾得上恢复商户经营的问题。”

“工作多是事实，但要分清主次，先要恢复老百姓的和平生活。我们总说‘鱼水关系’，可做起来难哟！保定就要好些，能买到东西。”毛泽东说。

“等主席安全北上之后，我们会尽快恢复县城秩序和集市贸易。”

“我毛泽东只是‘到此一宿’，好解决。要尽快把市场迁回城里来，方便群众生活才是大问题。”事后，涿州县政府号召商户回迁城内，市场贸易很快繁荣起来。

3月24日晚，毛泽东等就住在涿州粉子胡同路北的一处院落(今涿州市公安局院内)。

当晚，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和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乘火车来到涿州，准备接毛泽东进城，并汇报迎接党中央进入香山的具体安排：先在涿州乘火车进北平，经过丰台，最后在清华园火车站下车。在清华园不停留，直接坐汽车去颐和园。预定在中午前后到达颐和园，在那里休息吃饭，再睡个午觉养一养精神。下午，乘车去西苑机场阅兵。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

此前，叶剑英曾打来电话汇报说，请毛主席和中央首长24日晚乘火车进北平；第二天下午安排了西苑机场阅兵式，并且邀请了各界人士。叶剑英还说：“五大书记同各界人士见面安排在阅兵之前，就算是我们对各界朋友的欢迎吧。”

毛泽东首肯入城安排之后，周恩来又和叶剑英、滕代远具体研究了何时从涿州出发的问题。考虑到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要赶去西苑机场阅兵，之前还要与民主人士见面。时间上过于紧张，必须尽量提前出发。原定的三列火车编组不变，分别停靠西直门、清华园、前门车站。

最后，商定的结果由叶剑英、滕代远陪同，于3月25日凌晨2点启程。

前卫、后卫和专列这三辆列车准时出发。为了安全，涿州到北平的铁路线上只有这三辆车。

中央首长专列从涿州一路不停，直达清华园。

在原来的计划中，清华园车站并不是北平之行的重点部位警卫。因为最初准备让毛泽东在前门车站下车，那里当然是警卫重点。但打前站的人员发现，在那几天里，特务在前门似有什么活动，散兵游勇也来往频繁，明显存在不安全因素，随即就改定了清华园。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10）

当时，清华园车站早已废弃，规模也很小。3月24日夜里，清华园车站已经布置好了几层警卫。

实际上，与前门火车站相比，清华园车站小，又远在郊外，好警戒。另外，从清华园经停颐和园再去西苑机场，一直往西都是郊区，也比城区好警戒，路途也较近。

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的前卫车停靠西直门火车站，后卫连带行李车停靠前门。

为此，清华园和西直门都预先做了警卫部署。

无疑，警卫的重点在清华园。由中央社会部便衣队负主责，北平市公安局配合，外围由吴烈的二○七师警戒。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和北平市公安部部长谭政文的主要精力也放在了清华园。他们亲自检查了清华园火车站的部署情况，以他们的专业眼光来看，转了一圈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很满意但没动声色。

西直门火车站由中央警卫团先期开赴北平的一部分和北平纠察总队负责。

北平这边都准备好了，可专列并没有按预定的时间到达。为什么晚点，是不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当时通信不畅，根本不清楚，弄得北平方面干着急。

李克农和谭政文商量：“既然不知道情况有无变化，又联系不上。清华园、西直门已经放了警卫，只剩前门没做警戒。为了防患于未然，干脆把前门火车站警戒起来。”

谭政文马上让公安处治安科长朱寄云赶去前门火车站组织现场保卫。

北平市公安局预备队接到朱寄云的电话通知后，侦讯处副科长闵步瀛、外一分局邢相生以及北平纠察总队二大队队长朱俊斌便带队赶到了前门火车站。

直到毛泽东按原计划从清华园下车后，前门的警戒才撤掉。

专列之所以晚点，是因为安全和其他一些原因。正常情况下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仅晚点就晚了近两个小时。到清华园时，天已经大亮了。好在一路上还算平安。

在专列抵达之前，清华园车站曾多准备了一手。因为当时国民党的飞机在青岛的基地可以起飞轰炸北平。为了防止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清华园准备了一列备用火车。由公安局秘书长刘进中调遣。一旦发生空袭，就可以用这列备用火车把毛泽东等领导人载进昌平一带的山区里。

3月25日一整天，一切都风平浪静。所有的备用方案都没有用上。

等中央专列停靠在清华园车站时，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即在车站迎接。

当晚，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中共中央抵达北平的消息。

退居浙江溪口老家的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我们的情报系统难道都是一帮饭桶吗？”

蒋介石很清楚，毛泽东进驻北平就等于宣布他在大陆的彻底失败。据说毛泽东一步一步走下专列的时刻，曾流下热泪，那是喜悦的泪水。他同样清楚，回到30年前他曾经到过的北平，意味着他所领导的共产党在经过无数艰辛之后，即将取代国民党执掌一个大国的政权。离开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曾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是“进京赶考”，希望不要学李自成，能考个好成绩。

按照预定计划，由中央社会部便衣队队长高富有带路，毛泽东一行从清华园换乘汽车前往颐和园里的益寿堂休息。

可益寿堂里，除了几间空屋子，只有几条长凳，还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虽说已是初春天气，但仍然是春寒料峭。那时颐和园里既没有暖气，也没有生火。时间一长，毛泽东发了火：“一早把我们拉到这里，吃没得吃，歇没得歇，事没得事，这是咋个搞法？”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11）

原来，中央社会部的同志光顾着考虑安全，把颐和园内的工作人员都给清出去了。吃喝这样的基本问题，都必须到园外去解决，很是麻烦。吃的喝的是卫士到外面买来的。行李是从火车站临时取来的。工作人员这才勉强在饭后，拼起木凳铺上被褥，让毛泽东和几位首长权作休息之所。

对颐和园内的工作人员被赶走，毛泽东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水全抽干了，鱼还怎么游？”

中午，在香山的###接到叶子龙的电话，马上赶往颐和园益寿堂。到益寿堂之后，###才发现，这里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到位。但没有休息的周恩来并没有向###提毛泽东发火的事。只是要###马上到西苑机场去，对阅兵仪式做一次现场检查。###即刻驱车赶赴西苑机场。他明白，鉴于颐和园里的现状，西苑机场那边的工作再不能出现任何差池。

此时，四野参谋长、阅兵总指挥刘亚楼，已带领三个步兵团、两个炮兵团和一个坦克营列队在停机坪上。###带着挑剔的眼光检查巡视了一圈，并没发现什么问题。随后，###并没有在机场多做停留，又赶回香山驻地。他是担心香山出现益寿堂的情形，周恩来要他先一步到北平就是要他在中央领导到达之前，将准备工作搞得尽量圆满，他必须仔细再仔细。

参加西苑机场阅兵的部队是在3月20日接到受阅任务的。最先进入北平的四野四十一军政委莫文骅回忆说，总部通知我们，中央领导同志来北平后，即检阅驻平部队，让我们军的三个英雄团和连以上干部参加。

训练一开始，大家并不知道是谁来检阅部队，直到阅兵开始前，刘亚楼要大家呼喊“毛主席万岁！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干部战士们才明白，他们是要接受最高领袖的检阅。当时就有人欢呼起来。

受阅准备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天。因此，从动员到准备，全部简化到最低程度。好在这次阅兵采用的是列队式，而非变换队形的分列式。由于舍弃了操练队形的麻烦，准备起来就容易多了，否则非抓瞎不可。

莫文骅回忆说：“为了组织好检阅，阅兵总指挥、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同志想预演一下，他对四十一军军长吴克华说：‘吴军长，你来当主席和朱总，我来演习一次向你报告。’吴克华同志连连摆手说：‘哎，不行，不行，我哪能代替主席和朱总呢？’”

刘亚楼故意板起脸说：“我事前不练习，万一出毛病了，你负得了责吗？”

吴克华笑答：“好！好！我就扮演一回主席和朱老总。”

听着两人的对话，现场响起一片笑声。

可另一件事就没有这么轻松了。检阅即将开始的时候，执行路线警卫的士兵注意上了一个身穿傅部军服、到处闲逛的人。

战士跟上去，大喊一声：“举起手来！”

可那位嫌疑人轻松一笑，摊开手，亮出手心里的一张小纸片：“看清楚了，这是我的……证件。”

“我不管你有什么证件，这里戒严了……你要跟我走一趟！”警卫战士欲上前抓捕。

“你敢抓我，我毙了你！”那嫌疑人拍着插在腰里的两支短枪低声说。

士兵犹疑着，是开枪，还是不开枪？

那人倒不迟疑，当即命令道：“走！带我找你们师长去。”

士兵一时迷糊起来，这人什么来头？

士兵将这人带到了师长吴烈面前。

站在一边的参谋长登时冒了火，你小子真有能耐，竟把便衣队队长高富有给抓来了，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参谋长厉声喝道：“你是干什么吃的？上岗前一讲再讲，有这个证件的不能抓，你当耳旁风啊？耳朵听不见，你的眼睛也瞎了？不知道他是劳动大学的吗？”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12）

劳动大学？那可是党中央的代号，士兵知道自己闯祸了。但他嘟囔道，讲是讲了，可谁认识他这证件啊！

高富有是差点儿被抓，可他手下的几个人却真的被抓了。高富有刚刚在机场入口处恢复便衣行动，一听这事，真是哭笑不得，只得马上去处理。在高富有的“抗议”下，团部又第二次发通知：“劳动大学的统统放行，不许拦阻！”

这也怪不得，便衣队当时至少有三套衣服，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去吃喝嫖赌的场合穿国民党军官服，遇上查找嫌疑人到老百姓中间就穿礼帽大褂，见自己人又穿回军装。这次在西苑机场执行便衣警卫，就穿了不同的服装。警卫战士不管你穿什么，看你“不顺眼”，管你什么证件，先抓起来再说。

当时受阅的队列构成是“围三缺一”：南面，四野警卫团的3000多名官兵雄姿英发地挺立在100多辆美国产大卡车上；西面，四野四十一军军部及所辖的一个步兵师，其中有“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北面是炮兵部队。东面敞开了一个缺口，那里是近百名民主党派人士和各界代表站立的位置。

下午3时，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站在敞篷吉普车里缓缓驶入西苑机场。下车后，他们先和民主党派人士一一握手问好。由于时间关系，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无法与民主人士多交谈，只得相约日后再谈。

这一天，傅作义也到了西苑机场。他没有像2月份去西柏坡那次穿的是军装，而是穿了一件黑大衣，戴了一顶礼帽。毛泽东和傅作义一见面，便单独聊了一会儿。

天色已慢慢暗下来。周恩来频频看表，临近4点，他高声对大家说：“朋友们，先生们，谢谢大家来这里欢迎毛主席。天快黑了，先请毛主席检阅部队，以后还有见面交谈的机会。”

4时，机场上空升起4颗白色信号弹。刘亚楼走上前，向毛泽东报告：阅兵准备完毕，请主席检阅。

阅兵首先从步兵开始，依次是高射炮兵、坦克兵和骑兵部队。每到一个队列前，领队就高喊“敬礼”，站在队前的干部，便举手向领袖行礼。毛泽东、朱德等举手还礼。

当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行进到“塔山英雄团”时，刘亚楼特意汇报了这个团的英雄事迹。

5点45分检阅结束。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与民主人士合影留念后，又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交谈。

一直到晚上7点多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才从西苑机场返回颐和园景福阁去进晚餐。晚饭后，周恩来又派人把李济深等十几位民主人士接来颐和园与毛泽东畅谈，一直谈到深夜12点仍无结束的迹象。

正在这时候，给毛泽东开车的司机孙长金突然间肚子疼了起来。他皱着眉头对北平市公安局秘书长刘进中说：“我肚子疼得受不了，可不可以去看看病？”

刘进中感觉已是深夜，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不会再移动了。再说，司机也紧张了一整天，又逢上生病，便同意了司机开车去看病的请求。

事情偏是这么凑巧，司机前脚刚走，周恩来后脚就进来了，说：“马上备车，去香山。”

刘进中一听，脑袋就蒙了。他强作镇定地说：“天已经这么晚了，去香山又是荒郊野路，容易出问题。是不是就住在这里不走了？”

周恩来说：“既然晚了，就不要拖拉，快去备车！”

这时，毛泽东等人便告别走出来，已经准备上车了。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13）

刘进中没有办法，又不敢解释，便把毛泽东让进了周恩来的车里。

毛泽东顺势坐进去，根本不管是不是原先那辆车，他何曾注意过这类小事？

具体办事的周恩来发现后，质问道：“怎么回事？主席的车呢？”

到这个时候，由不得刘进中不说。

周恩来听了刘进中的解释，一句话也没说，转身上车坐在了毛泽东身旁。

刘进中知道自己惹了祸，就祈祷千万别出什么事。万一出事，那可就成了千古罪人。

到香山后，周恩来对刘进中一顿狠批：“谁给你的权力？擅自放走了司机和防弹车。你知不知道那是唯一一辆防弹车？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请示报告？出了问题怎么办？你是不是能负责？你不能负责就不要擅自做主！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吗？”

刘进中大气都不敢出。

周恩来指着刘进中的鼻子教训道：“你错在不执行纪律，有事不及时汇报，自以为是！”

同一天晚上，另一件事也让周恩来发了火。西苑机场阅兵后的当晚，原计划住在颐和园，但因生活安排不当，才临时决定转去香山。时已半夜，一路上又坑洼不平，车速很慢。王范想让开道车跑快些，以便和首长的车拉开距离，目的是万一遇到地雷或炸弹，就可以避免直接殃及首长。

可后面车上的司机一是没有理解王范的意图，二是对去香山的道路不熟，黑灯瞎火的，很怕跟丢了，于是就紧盯不放。车速太快，路况又不好，汽车自然颠簸得厉害，让车上的领导同志感觉很不舒服。车队进了香山静宜园东门后，王范请首长们下车，准备换乘吉普车上山。周恩来一下车，就叫住了王范：“你这个王范，究竟要干什么？”

“没什么，没干什么。”王范一时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呢。

周恩来就批评开了：“你这开道车，为什么开那么快？就不怕把人颠散了架？”

“我是担心前面遇到炸弹或地雷，想和后车拉开点距离……”王范有些委屈。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想没想过，后车不认识路，你跑那么快，后车只有拼命追赶，万一出事怎么办？”

毛泽东这时也走过来说了另外一件事：“你们在沿途布置了那么多岗哨，老百姓怎么走啊？”

周恩来严厉地说：“你们回去，把今天的警卫工作好好总结一下，明天开会时，我要去听你们的汇报。”

不一会儿，吉普车开到了双清别墅门前。下了车后，警卫员李德华看见大门上方的四个大字，脱口念成了“双清别野”。毛泽东笑着说：“最后一个字念‘墅’，不念‘野’。按照你的念法，你姓‘李’岂不该念‘木’？”

一时间，大家都笑了。

尽管完成警卫任务后，已是深夜，工作队仍按周恩来的指示进行了总结预备会。焦万友回忆说：“当天晚上总结汇报时，我们管的香山那一段没出问题。”这说明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安全问题上，其他问题都先放到了一边。

第二天，周恩来果然来听警卫总结会。他带来了毛泽东的批评意见。毛泽东说：“去西苑、去香山一路上只见到警卫，一百米一个兵，大煞风景。即使在打仗的时候，也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啊。不管怎么说，现在还会比两军对垒危险？我们没管理过城市，说城内不安全。那好，我们先不进‘大观园’，在郊区过渡一下也好，但是不是有必要搞什么人墙啊？这是不是向支持我们的人民群众示威呀？”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14）

周恩来指出了需要改进的诸多细节：“人家马车停在路边，你的刺刀对着马。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怕车队一过马惊了，冲撞了车队，但也没必要拿枪对着马呀？用手牵住不就可以了吗？人家铁匠正在打铁，你对着铁匠房的墙。难道人家打造的工具都是凶器吗？他要是坏人，你为什么不在事先就控制住？他要不是坏人，你拿枪对着人家，想没想过人家的感受？光顾着方便工作，想没想过这违背不违背群众路线？人民的领袖是这么进城的？难怪毛主席说，我进城搞得比蒋介石还厉害。”

最后，周恩来缓和道：“做警卫大家忠心耿耿，但态度不能太生硬，做法也不能太机械。是不是把工作想得再细致一些？既照顾群众的生活，让人家容易接受，别产生反感，又保证安全才好。”

对于周恩来的批评大家都接受，也没有怎么影响情绪，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没有出事故就足以值得大家高兴一阵了。如果出点什么事，哪怕是一点小事，就不是批评的问题了，可能就是处分，甚至更严厉的处分。

总结会后，沿途警卫再也不搞戒严，只放便衣警卫了。

后来，李克农还就打前站的工作给毛泽东提交了一份总结报告，检讨了工作中的一些疏漏。可对于毛泽东在颐和园发火那一幕，几十年后却有了不同的看法。让人困惑的是，相关记录不论是在官方的记载中，还是在私人的回忆中都付诸阙如，甚至在毛泽东进香山之前，有没有在颐和园停留都存在不同说法。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也是打前站的人员，他说：“毛泽东没住颐和园，直接奔香山了。”

汪东兴当时在西柏坡押后，他没去颐和园，也没去西苑机场，但他说，他和叶子龙第二天上午去颐和园接上毛泽东之后，才正式住进双清别墅。他的解释是，因为双清别墅的房子还没搞好，毛泽东进北平的第一晚就住在了颐和园。

与汪东兴同去的叶子龙却说：“连饭都吃不上，怎么住颐和园？”这种反差也太大了，真让人有无所适从之感。

有人写文章说，颐和园里没吃没喝也没火。

也有文章说，李克农已经做了安排，是由北京饭店做好了饭，送进颐和园的。这种说法似乎在理，当时大多数高级干部确实都住在北京饭店。只是从北京饭店送饭到颐和园，以当时的保温条件，恐怕饭菜早没热乎气了。

刚到颐和园没有及时吃上饭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的交通实在不便，从西柏坡到北平差不多用了两天。路途中一切可以从简，但到了北平还没搞好吃住这样的基本问题，难怪毛泽东发火。实际上，没有吃住只是遭到毛泽东批评的一个引子，他要说的重点是“不能做事”。这里也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专列晚了点，没有人知道确切时间，只好什么时候人到，什么时候做饭。饭要现做就难免不及时了。

颐和园里的资料说，###后来游园时说过，“毛泽东曾在颐和园小住过”。

柳亚子的日记也记载，毛泽东在到北平的当天在颐和园小住。但和民主人士座谈时，说到当晚住没住颐和园的问题，北平公安局的记载是，毛泽东当晚去了双清别墅。据说，李讷睡了一路，第二天早晨醒来还奇怪呢：“怎么不是昨天那个园子了？”这样的说法应该比较准确。

在中共中央进驻香山之前，李克农就指示社会部便衣队对香山进行了彻底清查。李克农说：“香山驻地那里，要保证绝对安全，至少放上30人。无关人员特别是那些流浪人员，都要全部清出去。香山慈幼院搬家，东北野战军撤出来，其他单位全搬走。至于西直门到香山沿线怎么保证首长安全，你们自己想办法。基本一点，不能少于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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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批人，按照自身的特长，分别装扮成小商小贩、人力车夫、修车补鞋匠，等等。比如，在香山买卖街与北上坡的交叉路口、颐和园东宫门外等处还设置了卖花生、卖香烟的摊点，在青龙桥开了一个布店，在海淀黄庄路口开了一个修理自行车铺……另外，颐和园牌楼那里有户商家，占据的位置很重要。如果在那里搞个点，放上守卫，监视来往人员与车辆可以事半功倍。但那家孤老太太卖的是花生，不好派人进去。高富有精心思考一番之后，有了一个主意，就从便衣队挑了个小战士，动员他去给老太太当了干儿子。

从西直门到香山，除了固定的便衣警卫，又划分了分工负责的警卫区域。大致的情况是：一区队负责颐和园东宫门至香山，二区队负责白石桥至颐和园东宫门，三区队负责西直门至白石桥。由于西直门到白石桥的距离较短，派不下那么多人。余下的同志就被抽出来去负责新北京（今万寿路一带）、八大处至香山的警卫工作。西直门以内的路线警卫就由北平警备区纠察总队负责了。

高富有回忆说，国民党特务曾在去香山的路上放置了不少三角钉，便衣队的人经常巡查，发现可疑立即清除。

当然便衣队是在暗处，在明处的则是二○七师公开的武装警卫和西郊公安分局沿线各分驻所、派出所的外围警卫。

李克农前往北平打前站的时候，周恩来给###介绍了两个专家，一个是扫雷的行家里手，一个是搞无线电的高手。###当时就安排两人找李克农报到。之后，这两人就随李克农到了北平。不仅在香山指导扫雷、探查并清除窃听装置，而且在需要的地方指导相关工作。

3月14日下午，中央社会部便衣队侦察分队在高富有、焦万有带领下，从青龙桥驻地上了香山。从15日上午开始，工兵用扫雷器在毛泽东将要住的双清别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将要住的来青轩等驻地及其附近的沟沟坎坎，连续三天进行了多次地毯式探查。结果只发现一颗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并没有发现地雷等爆炸物。就是这颗手榴弹也不可能是什么人有意放置的，最大的可能是国民党军队从香山撤进北平城内时偶然丢掉的。在确认没有任何隐患之后，侦察分队即将香山驻地转交便衣保卫队一区队，再由他们和警卫部队联络布岗看守。

与检查香山驻地的安全问题同时，交通问题也凸显出来。范离、邓洁等打前站的同志从西直门一路勘察到香山，发现并没有正规的公路。汽车更不可能开上香山。香山虽然不高，也便于防空和警卫，但从山下到半山腰的驻地院落，仍有些偏高。情况报到李克农处，李克农还专门跑去看了一趟。李克农发现，从山下爬到半山腰，对民主党派里那些年纪稍长的人来说，至少要花费半个小时，不方便处显而易见。

后经协商、协调，四野立即派出了一个工兵连，花了20天的时间，终于赶修出一条山间公路。这样，吉普车从山脚下可以直上双清别墅。香山上的这条路是中共中央进驻北平之前修建的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公路。

路修好了，可中央办公厅没有一辆可用的吉普车。香山驻地在城外，要到城里去办事没有车肯定不行。这可难坏了交通科长王敬先。难题反映给###，###便跑到四野政治部找宣传部长兼秘书长萧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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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向荣一见###就笑着打趣道：“你这位大管家，又有什么事啊？”

“你说我是大管家，可我两手空空，哪有你们四野财大气粗，我找你没别的事，就是化缘来了！”###笑着回应。

“这要感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说，你又看上啥了？”

“听说你们四野缴获了近200辆小汽车？”###试探着问。

“确实有这么回事，但如果四野的每个团长都配一辆，你说还能剩下几辆？”萧向荣一本正经地说。

“你别给我打哈哈，这些团长进关之前都配上了。我说的是，仅平津战役缴获的就有200辆。毛主席、朱老总都上了香山，那么大一个机关没有车，不要说工作，连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怎么行？”###诉起了苦。

“你要我就得给？”萧向荣乐了。

“你给留20辆行不？”###知道有门儿。

“你开口了，我哪敢不给？”

这20辆车确实大大缓解了城内到香山的交通问题。

说起来，在香山最早进行的是对特务和驻留香山人员的清理，以及对房子的修缮。

早在2月5日，李克农就发出指示：“由东北社会部部长王范、中央社会部的干部尚山羽等组成中央社会部工作队立即去北平西郊，为党中央打前站。”

中央社会部工作队到西郊之后，在北平市公安局刑侦处的配合下，先开展了社会摸底调查，主要目的是肃清西郊一带的特务。在获得足够的情报之后，通过对已捕获的两名特务的复审打开缺口，搞清了特务人员的构成和组织活动情况，并逐一进行登记，将其中的主要角色送往公安局的清河大队接受改造。

当时的双清别墅虽然大的格局还保存完好，但中央工作队到香山时，却发现双清别墅被二百多名保定的流亡学生散住着。双清别墅往西上去不远的香山寺，则被一些东北的流亡学生占住。另外，香山慈幼院也有一部分留守人员。中央机关要住进来，就必须动员这些人迁出去。

负责这个工作的是北平市军管会的西北区。当时的北平市军管会共有五个区，除了在青龙桥的西北区，还有在长辛店的西南区，在黄村的东南区，在通州的东北区，在丰台的丰台区。

西北区的冯挚曾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就派他去劝说保定学生回家。这一任务完成后，冯挚才知道香山将要作为中央机关的临时驻地。

而负责香山房屋修缮的是中央统战部交际处的齐吉树。北平刚刚和平解放的时候，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交代交际处长金城，要他带两个人去北平处理房子。金城告诉齐吉树说：“香山双清别墅的房子准备给毛主席住，你去看看怎么处理。”

齐吉树到了双清别墅，根本不用走进去，在外面看整体上已是破败不堪。整个院子铺满枯枝败叶，池子里没有一点水，所有的房子只剩了一个空壳子。走进房架子中，只见墙皮斑驳，地面凹凸不平，电灯泡电灯线全无踪影。如果不大修，根本无法住人。

修缮双清别墅的事，由八大处检查站站长兼派出所所长孙仲元负责组织了一支民工建筑队。为防万一，孙仲元安排了几个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在建筑队里当了小工，主要是执行监视任务，怕放置炸弹什么的，当然这几位战士是化过装的。

第一步并没有修房子，而是先修建好了别墅四面的围墙。晚上，就在围墙四面派上了岗哨，以防止散兵游勇窜进来搞些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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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工作连轴干了十来天，终告完成。随后，修缮好的双清别墅就交给了中直机关管理处。

等毛泽东住进双清别墅的时候，可以说一切都准备就绪。

当年的别墅院子里，还有两股碗口大的清泉汩汩上涌。据说早年间，喜欢写诗题字的乾隆皇帝在泉边石崖上题有“双清”二字。这也是“双清别墅”之名的由来。可几十年后，这两股泉水早已干涸，院内小池塘的水也是从别处引来，只余“双清”的虚名了。

毛泽东那天晚上走进双清别墅的大门，是在午夜之后，斑驳的月影正被那盈盈的一池清泉鼓荡着，池边的六角凉亭将倒影映进泉池之中。松柏静立，树影如墨。整个静寂的院子在沉沉的夜色之中生机隐然。

毛泽东默然片刻，脱口而出：“这个院子可比我们在西柏坡的院子有意境多了。”可以说，甫一入住，毛泽东就喜欢上了这里。这里有山有水，可走可坐甚而可卧。尤其是环境清幽，可想可望甚而可冥思。游走于山水间，可超然物外，只是这样的时刻少之又少。轻坐于凉亭之中，又可读书看报谈心。有妻女陪伴，又可尽享家庭之欢。有朋友往来，又可承接厚谊之情……

可香山并不总是风平浪静，就在毛泽东入住双清别墅不久，曾发生过傅作义警卫团的两个营冲击香山事件（另一个营没有参加）。为了保密，中央临时驻地对外称劳动大学招待处，简称“劳大”。“劳大”这两个字传来传去，竟被传成了“老大”。这样的误传，虽然很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但却引起傅作义留守部队的注意，他们感觉那里会是一个重要机关，至于到底是什么机关他们并不清楚。因为心中有些不满，便有了去香山闯一闯的念头。当然，他们也清楚不可太过分，否则事情可能无法收拾。因此，这些人没有带武器便跑去香山闹事。呼啦啦几百号人上了香山，一次不行又来了几次。

周恩来觉得这么下去，早晚会闹出事来，便火急火燎地找到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没有一个字的寒暄，直奔主题：“赶快调一支部队去香山执行紧急任务。”

“出了什么事？”聂荣臻有些纳闷。

“傅作义的两个警卫营徒手冲击香山。”

聂荣臻埋怨道：“这个傅作义怎么搞的？我们尊重他的意见，给他留下一个加强团保护他的安全，他倒好，手下人居然跑到香山示威去了。”

聂荣臻当即对作战训练处处长唐永健说：“你带一个团去处理，行动要快。”

时已傍晚，闹事的官兵已回到在翠微路的兵营，正准备吃晚饭。唐永健坐上吉普车，带着一个团的警卫部队悄悄将其包围了起来，并占领了兵营外的制高点。

唐永健的吉普车直开进兵营，走进指挥所，找来我方的几位党代表，告知说：“外面已经布置好，你们分头去工作，说服他们放下武器，双方就握手言和，否则……”

约三个小时后，那两个营的士兵同意放下武器。

唐永健从值班参谋那里查到这个团指挥官在城内的住址，又跑到六部口，找到北平卫戍区纠察总队参谋长李青川。由李青川出面将三个团级军官“请”进了拘留所。

没费一枪一弹，事情就解决了。

直到凌晨，唐永健才返回华北军区在庆王府的司令部。

其间，周恩来几次来电话询问。聂荣臻也着急得难以入睡，唐永健回来时敲了敲聂荣臻的窗户，问了句：“司令员睡了吗？”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18）

聂荣臻在里面说：“你不回来，我哪睡得着？”紧接着又问一句，“情况怎么样？”

“都解决了！我回来的时候，又拐了个弯儿，让纠察总队把这个加强团的三个头头给抓起来了。”

“周副主席知道吗？”

“他不知道。我想应该抓，兵营那边的事解决得很干脆。如果没有他们撑腰，士兵们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去冲击香山。”既然已经抓起来了，聂荣臻就没有再说什么。

但经聂荣臻提醒，唐永健觉得擅自抓了人，尤其是北平和平功臣傅作义的人，如果抓错了可能要犯政策性错误，有必要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听唐永健说了情况，很痛快地表态：“抓起来好，这样就更主动了。看看傅作义会有什么动作。”

周恩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已经请示过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行就武力解决，以绝后患。如今和平解决了，岂不更好？

第二天一大早，华北军区政委薄一波知道缴枪事件后，也让作训处顺便把他那里的一个半连的傅部士兵的武器缴掉了。

虽说是“香山事件”圆满解决了，但唐永健许多年后回忆起来仍觉后怕。因为行动匆忙，那一团的士兵被缴械后，并没有被分散处理或者控制起来。也许是事出突然，士兵们被震慑住了，再没有冲出兵营。如果这一个团的士兵跑出去，即使手无寸铁，也会弄出点乱子，那可就难收拾了。好在平安无事。

第二天，傅作义才知道自己的警卫团几乎被一锅端，只剩下不多的随身卫队。他大发脾气，气鼓鼓地找到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拍起了桌子。

叶剑英并不知道昨天晚上的事，自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得好言相劝，将傅作义送出门了事。

上午10点，傅作义的政治秘书王克俊又找到了华北军区。聂荣臻和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司令部作训处长唐永健一起接待了这位打上门来的客人。

“你们共产党人不执行签订的和平协议，口口声声说一定会保证傅先生的安全，却偷偷摸摸地解决了他的警卫团。你们就是这样保护傅先生的安全的？这是不讲信义，过河拆桥！”王克俊气不打一处来。

“你先别急，咱们慢慢谈。”蔡树藩先说了话。

“枪都下了，警卫团团长也被抓起来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还有什么好谈的？”王克俊噌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傅先生几十万军队都交出来了，决不会在乎一团一营的得失。他是保护北平的功臣，我也是和谈的参加者，我们决不会亏待他。但他的手下闹出事来，他也不会不管。至于他的安全，你尽可一百个放心。”聂荣臻心平气和地说。

“傅先生留下全副武装的初衷，无非是保证他自己的安全……”

“这话没错，但既然如此，那你们又为什么非要解除他的警卫团的武装？”王克俊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如果是这样，傅先生的安全还有什么保障？”

“说句实话，如何保证傅先生的安全，我们的考虑不比你们少，”唐永健说，“你想过没有，如果傅作义将军在我们这里出了事故，说明白点，如果他在和平解放的北平城，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暗杀，那将意味着什么？更不要说，这一点被蒋介石利用，到处造谣说共产党请他起义是骗局，对后面的战局会有什么影响？你也是军人不用我多说吧？”

王克俊说：“话是这么说，但现在何曾不会给人以口实？”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19）

“你可以这么想，但不能说傅先生不知晓目前的情况。他即使对冲击香山一事毫不知情，也不会不知道自己部下的情绪吧。就说他自己，是不是也有一点怨气呢？这也是他的部下为什么敢接二连三冲击香山的原因所在。傅部的纪律是很严明的，在北平百姓中有很好的口碑。那么，现在呢？在他不能约束部下的时候，总得有人出面处理问题吧？”聂荣臻一针见血地说。

“从另一方面来说，谁又能保证警卫团中没有人会被蒋介石重金收买去暗杀傅先生呢？”唐永健适时地问道。

“就目前来说，我不能保证。”王克俊说。

“我们并不是有意为难傅先生。从保证傅先生的安全出发，是不是这样做更好？你可以回去和傅先生商量，挑选出三五十名最可靠最精干的士兵，就是那种给多少钱也买不动的人。如何装备这些人，你们商量。定下来之后，剩余的武器就要全部上缴，你觉得如何？”

王克俊铁青着的脸松弛了一些，但未置可否。也许，他难以作决定，必须回去向傅作义汇报。

傅作义听了王克俊的汇报，虽是怒气难消，但也只得如此了。傅作义亲自挑选了三十五名贴身卫士，每人配备三件长短武器：卡宾枪、驳壳枪和左轮手枪。

同一天，十九兵团派出两个师级干部去接收了傅作义警卫团的营地。后来，参与“香山事件”中的那两个营，交由华北补训兵团，拆散后进行了重新组合。

而没参与闹事的另一个营的军官，有一部分被送到石家庄步兵学校学习，学习结束后都提升了职务。

被抓起来的那三个团职干部，并没有受什么处分，很快就恢复了自由。

实际上，有没有这次的冲击香山事件，北平城内到香山沿线都是警卫工作的重点。而作为中央临时驻地的香山更是重中之重。这从中央警备团将团部设在香山卧佛寺，就可明了。

为了协调警卫工作，在4月初，由李克农主持召开了所有相关部门参加的警卫工作专门会议，研究布防和各部门的相互协调，以及彼此应负的责任等。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西郊治安会议”。

这次会议的地点在颐和园，召开的具体日期是在4月7日。参加会议的有北平警备司令部、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北平公安总队、北平纠察总队、中央警备团、华北军区、北平市政府、二○七师等9个单位的领导同志。

与会者就香山中央临时驻地和西山中央军委驻地的安全保卫工作，如警卫任务的分工、香山地区的防空、武装警卫、颐和园是否开放等几个问题，研究了具体实施办法，并组成了“西郊治安委员会”这样的专门机构。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是汪东兴，副主任是吴烈。

仅仅两天之后，“西郊治安委员会”就在香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对上次会议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具体分工，大致如下：

1.中央领导同志的随身警卫、卫士选派仍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科负责。

2.香山公园的控制和内部警卫由中央警备团负责。

3.由二○七师派出两个团6个营的兵力，负责从香山经青龙桥、海淀、西直门到城内和中南海的路线警卫，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行车途中安全。

4.华北军区高炮二团一营三个连的12门高炮和12挺高射机枪，保卫香山上空，以防敌机袭扰。

5.北平市公安局负责香山周围的控制和香山至颐和园、西直门的便衣警卫。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20）

会后，在经过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掌握居民情况和匪特活动规律的基础上，社会部和警卫部队等单位对所有的警卫区域进行了大规模排查，清除了大量炸药、手榴弹和各种武器弹药，包括一些危险品。

同时，由于警卫范围越扩越大，警卫工作迅速增长，急需与北平市公安系统进行统筹考虑。因此，中央军委与相关部门一起作出了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司令员由二○七师师长吴烈担任。原二○七师改称公安中央纵队一师，主要担负中央领导、中央机关、各国使馆的警卫任务。

公安中央纵队二师，则在原中央警备团的基础上扩编而成。它主要担负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各部委办的安全警卫工作。

毛泽东住在香山的几个月里，曾在此会见了大批爱国民主人士，以及部分国民党起义将领。

每逢民主人士上山，毛泽东必让司机开着自己的越野吉普去接。起初，民主人士误以为是对他们的司机不信任，老大不高兴。直至坐车爬过香山慈幼院后门往上的那一段陡坡后，他们才明白，一般的小汽车根本爬不过那段陡坡。这才心中释然，感觉毛泽东真是尊重人，临走又一再向毛泽东道谢。

有一次，司徒美堂老人来，因他不能坐汽车，毛泽东叫警卫员用他的藤躺椅绑上两根长木柱，做成了一顶人工轿子，抬着老人上山下山。

３月底，中央机关的搬迁和在北平的安顿工作大体告一段落。

与毛泽东常住香山不同，周恩来则常常往返于香山和六国饭店、北京饭店之间，与在六国饭店的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和谈，与在北京饭店的党内同志们商量工作。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在香山发布了解放全中国的命令。

直到6月份，毛泽东进城办公的日子才逐渐多起来。但在那个时候，只是在下午进中南海办公，午夜12点左右，仍回双清别墅休息。6月份，北平的社会秩序已逐步好转。

那么，毛泽东何时离开香山住进了中南海？相关的说法，多种多样。有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的说法。

据汪东兴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是在6月到中南海办公的，但晚上仍回香山休息。这是大多数人接受的观点。为什么非要来回奔波？是因为毛泽东嫌在中南海来找的人太多，根本无法静下心来思考重要问题。

说到底，这么来回奔波并不是长久之计。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曾说：“两头跑太耽误时间，到9月政协一次会议前夕，毛泽东才（离开香山）一去不复返。”

对于毛泽东正式离开香山的时间，大多数人倾向于9月。

毛泽东离开双清别墅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那里一直是禁区。抗美援朝期间，因为担心美国飞机的轰炸，中央仍在香山办公。香山作为公园对外开放，是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了。

周恩来总理曾指示香山公园一定要保护好香山上的革命遗迹。

“文化大革命”之中，北京市把双清别墅拆了，本想重修一下。为此，北京市“革委会”通过汪东兴去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说：“修它干什么？”

汪东兴说：“北京市把它拆掉了，想再修。”

“拆就拆了吧，不用再修。”毛泽东说。

就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说的一句话，被拆掉的双清别墅一直没有重修。直到1974年北京市拨出修建专款，才又按原样恢复了双清别墅。而供人参观已经是1987年的事情。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21）

后来作为中共中央驻地的中南海，是周恩来布置打前站的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行政处长周子健、交际处第一处长申伯纯和交际处第二处长金城四人去接收的。他们四人是在1949年1月31日，拿着周恩来的手令，坐着卡车从西柏坡赶到北平的。

他们走后不久，周恩来又赶在他们之前给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发了一封电报。原来，周恩来想起自己忽略掉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只笼统地交代他们先去北平筹备新政协，并为中央“大搬家”做好物质上的准备，却忘了交代应重点接收什么地方。这封电报就是要他们尽快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接管起来。后来这两处地方都派上了用场，一处为政协会场，一处为政协代表的下榻之地。

齐燕铭他们刚到北平，就赶上了北平入城式。叶剑英听说齐燕铭他们来了，马上给他们打了一个电话：“你们来得太巧了，今天上午要举行入城式。我们正愁没有中央的代表呢，你们四个人到了，那就代表中央参加入城式吧。我这里还有一封周副主席要我转给你们的电报呢，正好交给你们。”

正是在举行入城式的前门箭楼上，叶剑英将周恩来的电报交给了齐燕铭。当时，北京饭店已经有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住进去了，主要就是中南海了。

当时，入城的部队和各类机关都在号房子，找办公和住宿的地方。尽管中南海的房子多达两千多间，但中南海一直空着，大家仿佛有一种默契，没有人去打中南海的主意。

齐燕铭当即向也在箭楼上参加入城式的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打听中南海的情况。

程子华说：“我这里主要负责城内的名胜古迹，大的公共建筑以及仓库物资一类的接收守卫，比如北海、故宫等。至于中南海那边，应该是纠察总队去接收，他们负责接收军事机关。你去问问纠察总队司令员张明河，他应该清楚。”

“中南海应该属于名胜古迹啊，怎么成了军事机关？”齐燕铭问。

“按道理说是这样，但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中南海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我们的部队打下丰台之后，原在丰台的傅作义司令部就搬进了中南海。中南海就变成了重要的军事机关。”程子华回答。

实际上，北平市纠察总队执行的就是国民党宪兵的任务，即对军事单位实行监督，当然也包括对国民党军事机关的接管。

那么，为什么不沿用“宪兵”这个名称呢？是因为国民党宪兵无恶不作，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不搞宪兵，宪兵叫国民党搞臭掉了。”这意思很明确，就是要与国民党区别开来。可不搞宪兵却要执行宪兵的任务，就必须用一个新的名字，所以就有了纠察总队这样的称呼。

而北平纠察总队成立的时间要上推到1948年12月中旬。当时，叶剑英把华北军政大学步兵学校的政委张明河找去说：“我要当北平市长了，你来当北平的纠察司令员怎么样？”叶剑英当时兼着华北军政大学的校长，而张明河所在的步兵学校就隶属于华北军政大学。叶剑英认为没有人比张明河更适合这个新职位。因为他太熟悉自己的这个部下了。他的优势是，不仅在北平干过地下工作，而且在北平上过学。1932年和1933年，张明河曾当过北平东城区委的组织部长，就住在北京大学红楼附近。一句话，他这个人熟悉北平。更为关键的是，他有战斗经验。凭他的学识和经历，叶剑英认定把北平的纠察工作交给他，是可以放心的。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22）

以后的事实也说明了叶剑英的知人善任。交代任务的时候，叶剑英说：“你们纠察总队进城也就3个月的任务，任务完成，你想去哪儿我决不拦着。”等张明河带着纠察总队刚完成进城搜捕的任务，正碰上罗瑞卿就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知道张明河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非要留他担任北平市公安局副局长不可。

对于北平纠察总队的成立，总队参谋长李青川说：“这是党中央临时决定的。”既然是临时决定，最好是整建制改建。叶剑英交代张明河说：“军委决定立即把步兵学校全体人员改编为平津卫戍区第一和第二两个纠察总队。校长赵再生带第二纠察总队进驻天津，你张明河带第一纠察总队进驻北平。在北平没解放之前，你们先去良乡开始办公，并执行纠察任务，以便尽快熟悉情况。”

步兵学校的学员都是排以上的干部，还有一些是连一级的干部，将来放到部队去，那都有提升的可能。可军委一道命令，这些人就都成了兵了。愣没有人说出一个“不”字。

北平市纠察总队还没进城的时候，叶剑英就叫张明河先给总队之下的两个大队分配好了区域和任务。

二大队守城外，一大队管城内。一大队有八个队，张明河完全按照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宪兵十九团的布置来分配他手下的队伍。因为宪兵十九团在城内的每条街道上都派有分遣队并有联络电话，这样的分配很合理，何必再另起炉灶呢。

张明河向叶剑英汇报时，叶剑英说，对于所有有利的东西，我们都应该有效地好好利用，这也是事半功倍的办法。叶剑英强调说：“你们一进城，就要记着先把中南海控制起来。”

“中南海是人家傅部的司令部，当然是重中之重，”张明河说，“我们有一个原则，凡是人家国民党军队控制的地方我们都要控制起来，并保证要比他们控制得更好。”

张明河不光是嘴上说重视中南海，行动上也是如此。他把纠察总队部就放在了紧挨中南海西边的府右街南口顶头上的一栋房子里。

中南海在西城管界内。按照事先的分工，属于一大队二队的管辖范围。

一大队大队长吕展从张明河那里接受指令后，即命令二队副指导员李光带着一个班以战斗姿态从中南海西门进去，把中南海警卫起来。可那时候，还没有人知道中南海将成为中共中央的驻地。

1月31日进城的当天，李光就带着一个班闯进了中南海。

走进中南海的时候已近傍晚。虽然傅部已按照和平协议撤往城外，中南海里早是一片狼藉，但傅作义的总部机关还留在里面。李光通过门岗找到了傅部卫兵室的领班说：“我们的人已经进来了，准备接收中南海。”

领班颇感为难，和平接收的事他也知道，但他说：“我们同意你们接收，可我们现在还出不去。今天交给你们确实有困难。”

天已慢慢黑下来，如果交接不能马上完成，双方势必住在一起。因为双方都全副武装，谁也无法保证不出状况。万一擦枪走火，事情就不好收拾了。考虑到这种状况，李光追问：“这么说来，你们什么时候能交？”

“明天一早交怎么样？”领班回答。李光判断人家并没有借故拖延的意思，于是说：“我要请示一下，再作决定。”

李光电话请示吕展，可吕展不敢独自作决定，他又请示了张明河。张明河同意推迟到第二天早晨再接收，但一定还要敲定具体时间。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23）

双方商量好之后，李光就带着一个班回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李光就带着原班人马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中南海西门。

看起来，傅部人士还是挺守信用的，也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傅作义的一个辎重营并没有趁着夜色的掩护，将中南海的东西偷运出去，一大溜满载的卡车正等着交接后出发。

李光上前说：“中南海里的东西，没有命令，一草一木也不许往外运。你们想装运走的东西必须全部留下，然后空车离开。”

辎重营营长马上出来交涉：“车上都是总务处的东西，是我们进中南海之前带进来的，并不是中南海原有的东西。我们之所以装好车等你们，就是想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们，好放行。要不就耽误交接了。”

李光说：“不是我不放行，这都是有规定的。你们也是军人，我们都要服从命令。你们空车走，我一概不管。可你们要拉走这么多东西，我不能同意。”

“已经装好了，一大早上哪去找人再卸下来？你高抬贵手，我们不就过去了。”那营长说。

李光说：“只要你们征得我们上级的允许，你愿意带走多少东西都随便。我决不为难你们。如果你们没有获得同意，那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只能空车离开。”

那营长见李光不可能通融，便怏怏地走了。时间不长，他们就空车离开了中南海。

李光随即在中南海的几个门放上岗哨。对中南海的接收，说简单也简单，不过是在原来的位置上，换上自己的人，再派出巡逻队而已。

齐燕铭问过程子华之后，没等入城式结束，就去找了张明河。这离纠察总队接收中南海还不到三天。

张明河与齐燕铭是老朋友了。当年在北平，两人就是相熟的地下党员。

齐燕铭在这个时候来找他张明河，绝不会是来叙旧的。

果然，齐燕铭一开口便说：“老张，今天我要请你办件大事。”

“嗬！什么大事，这么神秘？”张明河笑了。

“请我到全聚德吃一顿烤鸭，怎么样？”齐燕铭一本正经地说。

“啊？这就是你说的大事？这不过是小事一桩嘛！”张明河哈哈大笑。

“小事？那可不许反悔……”

“我答应你的事，什么时候反悔过？不过，你是有名的美食家，为什么要我请你？”

齐燕铭没接着说下去，突然转了话题：“你在中南海驻了多少部队？”

“狐狸露出尾巴了吧？你难道不知道这是军事机密？”张明河故意卖了个关子后，如实回答，“刚开始派去一个班，现在也就一个连的兵力。”张明河知道齐燕铭是带着使命来的，对他用不着保密。

“你为什么不住？”齐燕铭反问。

“我？我官太小。可住不了那么大个地方。”

“还挺有自知之明嘛，”齐燕铭说，“我今天来就是要接收中南海，你的部队归我管，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办。”

“哼！我的部队归你管？你的玩笑是不是开大了？我们可是两个系统，你在地方，我在军队。谁给你指挥我们部队的权力？”

“没有人给我这个权力，但你知道谁要来住？”齐燕铭轻轻地说。

“谁？”

“李得胜！”这李得胜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

“啊！怪不得，你那么牛气！”

齐燕铭得意地笑了。可张明河下面的一番话让齐燕铭皱起了眉头：“毛泽东要住中南海，目前可不行。”

“为什么？”齐燕铭问。

“据说自从清朝到现在，中南海就没清理过，光垃圾都堆成了山，哪有办法住呀！”张明河说。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24）

“没办法，想办法也得住！”齐燕铭说。

“如果一定要住，那也必须清理以后才行啊，”张明河说，“不光要清理垃圾，连水里也要清理。先不说水里有没有炸弹，就是夏天到了也不卫生嘛。”

听张明河这么一说，齐燕铭想了一会儿说：“这么说起来，清理工作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呢，起码得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吧？至于怎么办，我得给彭真打个报告，请他出面安排。”齐燕铭嘴上说，张明河的部队要听他的，可齐燕铭和张明河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要动用张明河的部队，必须经过北平市委，也就是要市委书记彭真下命令。

齐燕铭向彭真报告了情况之后，彭真就打电话给张明河说：“你找部队把中南海和北海挖一挖。”

事情是这么说，但部队刚刚进城，接收、搜捕等任务还没有完成，哪有力量去清理、开挖中南海。

到4月初，各方面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中央办公厅开始接管中南海，并成立了中南海管理处。这个处的处长由中央社会部行政处处长周子健担任。

3月29日，周恩来通知###，南京的和平谈判代表团4月1日抵北平，他们仍住以前住过的六国饭店，谈判地点定在中南海的勤政殿。可当时，中共方面的和平代表还没法住进中南海，只好住在北京饭店。

鉴于这种状况，周子健急着要准备执行清扫计划。

北平纠察总队在中南海的任务已经完成，就开始集中力量清挖中南海。同时，中央警卫团专门抽了一个营到中南海，华北军区也派来了一支几百人的队伍，他们一起夜以继日地往外拉运中南海的淤泥。

四十多年后，参加过挖中南海的山西农村兵王茂春说：“我活那么久就没受过那个累，原本40天的任务，结果为了赶在‘五一’前完成，20天就完工了。”

当时正值4月中旬，水虽被抽干了，但中南海里的淤泥，不仅凉得很，而且挖起来也费力得很。战士们连双胶鞋都没有，光着脚就下去了。有的战士不小心碰伤了，仍不管不顾，也不知道包扎处理，照挖不误。这样，不知不觉就感染了。这时候再被催促着去治疗，就有几个战士的腿不得不锯掉了，落下了终身残疾。

到“五一”，中南海的清挖工作结束了。同时，北平的市容环境和社会环境也大为改观。

于是，叶剑英就打了一个报告，请党中央和毛泽东迁入中南海。

报告递上去几天之后，叶剑英见没有一点动静，就跑去双清别墅催问。

叶剑英走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不搬，这不是要我做皇帝吗？我说不搬，他仍坚持搬。这个剑英真固执！”

“不过，他说这里没有围墙，警卫工作不好做，确是实情。我们还是应该听‘父母官’的。”周恩来笑着劝说。

“这可是原则问题！”毛泽东坚持不让步。

毛泽东之所以不让步，是因为在进城之前，毛泽东号召全党读一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并提醒全党“戒骄戒躁”，切不可重蹈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因为骄傲导致最后失败的覆辙。

但周恩来非常希望毛泽东尽快搬进中南海，一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中南海四周的高墙可做天然屏障，而香山就没有这个优势。二是节省警力。毛泽东进出香山必须先做好警卫工作，从香山到中南海这么长的距离，势必要多投入警力。尤其是毛泽东的行动有时随意性很大，警力就要随之更动。三是减少来回奔波的时间。四是中央机关集中于中南海有利于工作。

最后还是由政治局讨论作出决议，毛泽东又一次服从了多数人的决定。另有说法认为，毛泽东之所以答应搬进中南海，是因为毛泽东不愿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就大兴土木为党中央建办公地。

据汪东兴当时的警卫报告记载，从6月15日后，警卫工作的重心由香山转移到中南海方面。这意味着1949年6月15日，也就是政协筹备会召开的日子，应该是毛泽东住进中南海的日子。对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也有相关记载。

当年就在纠察总队工作，后来担任过北平市公安局公安总队参谋长的李明回忆说：“纠察总队在中南海守了半年，大约6月份撤出来的。那时，中南海里已经准备开政协筹备会了。中央警卫团派了几个连队接替纠察总队的中南海防区。党中央基本上从香山搬到了中南海办公。但是，毛泽东这时并没有长住中南海，而是办完公后回香山等地，直到中南海挖过，又把所有的水面扫过雷以后，他才算正式住进了中南海。”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说：“（毛主席）进城后，歇息在中南海丰泽园一个小院的平房里。政协筹备会安排就绪后，同志们鉴于敌机经常骚扰，建议毛主席仍回香山去，那里比较安全、宁静。但毛主席不同意，说他不回香山去，而且就要住在他当时休息的地方，不再搬迁。这样，丰泽园就成了他办公、住宿、开会与接见来宾的地方。”

丰泽园原是周恩来进京后的临时居处，毛泽东搬入中南海后，周恩来比较各处房屋，感觉还是丰泽园综合条件好些，便请毛泽东住进，自己则搬到了西花厅。

随后，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和中央机关也陆续迁进了中南海。

中国共产党的首脑及其核心机关进驻北平城中心的中南海，表明中共中央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过渡，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诞生，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