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

（英）蓝诗玲　著

新星出版社

罂粟

烟枪、烟签与烟灯

道光皇帝（1782-1850）

帕麦斯顿（1784-1865）

英军在舟山建起的堡垒

英军占领舟山

圆明园（菲利克斯·比托摄于1860年10月）

英国驻广东领事的本地护卫队员（摄于19世纪70年代）

满族新娘（摄于19世纪70年代）

台风之后的香港（赖阿芳摄于1874年）

中国南方的鸦片吸食者（赖阿芳摄于19世纪80年代）

流行于20世纪初的戒烟丸

中文版序

中国读者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一个英国作者写了一本关于鸦片战争的新书，因为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已经就这一悲剧性事件撰写了很多优秀、详尽的著作。我在撰写本书时，的确受到了这些学者们非常大的帮助和启发，特别是茅海建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著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该书广泛利用了中、英文档案资料。英文学术著作方面，我极大地受益于波拉切克的《鸦片战争与清廷之内部斗争》和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但是，我之所以决定写这本书，是基于中国普通民众和英国普通民众之间对这场战争理解上的巨大分歧，我想要提醒健忘的英国读者，我们国家过去曾经从事过鸦片贸易。

*

今天，大多数英国人对自己国家过去的殖民行径感到非常尴尬，有太多令人震惊的帝国扩张活动令我们感到羞耻：奴隶贸易；用马克沁机枪对手无寸铁的土著居民进行的无数次大屠杀；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但是，与其他那些殖民罪行相比，英国帝国主义有一件不可告人的丑事易于被视而不见，这就是鸦片——一种令人十分容易上瘾的毒品，它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给英帝国提供了滚滚财源。

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扩张得如此之大，形成了一个大帝国，这使得它很是自豪，认为基督教世界比被其征服的民族具有优越性。不过，这个帝国，这个使英国成为富庶的世界强国的帝国，它的一大半建立在从毒品赚取的金钱上，即英国从在印度的鸦片专卖中赚取的利润。18世纪后期英国得到孟加拉后，迅速在那里建立起鸦片制造垄断制度，强迫当地印度农民签订种植罂粟的合同。到收获季节，鸦片汁原液在英国开办的工厂里加工成产品，装进芒果木箱子，然后以极高的利润卖给中国。

英国不光是从事鸦片贸易赚取利润，还为鸦片发动战争。由于中国政府拒绝使鸦片走私贸易合法化，英国于1839—1842年间和1856—1860年间发动了针对中国政府的军事远征（在此过程中，英国攫取了现今香港版图的大部分），却声称它的主要目的是打开中国自由贸易的大门。英国在亚洲从事鸦片贸易及为之发动战争的历史，是明显的机会主义和伪善行为，因为它的政客、商人和军人都隐瞒了他们是在文明和进步的幌子下为保护非法的毒品贸易而战的事实。

从很多方面来说，鸦片对英帝国都很重要。在华南，鸦片换成白银，白银为英国公众购回茶叶，因而，鸦片扭转了英国在亚洲的贸易逆差，为英国人的茶叶嗜好提供了资金；相应地，茶叶交易的税收，又为皇家海军提供了很多费用。1850年代以后，向中国出售鸦片的收入，实际上负担了英国统治印度时期的大部分费用，并为英国在印度洋沿岸的贸易提供了白银。19世纪，严格管理的鸦片生产还为新加坡提供了大部分的政府财政收入。

不过，在我看来，英国一直竭尽全力忘记它与中国打了两次鸦片战争的事实，在英国中学和大学的历史课上看不到鸦片战争的内容是十分可能的。英国对于这两次战争的健忘症早就开始了。还在1900年前后，一些英国历史教科书在谈到香港和英帝国在东方的管辖范围时，就不再提第一次鸦片战争，而是委婉地写道，他们在1842年“得到了”那个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香港成为自由的全球金融中心，它的殖民地的历史逐渐被抹去了。1841年英国靠炮舰建立香港的历史，在1991年150周年时悄无声息地就过去了。1997年香港移交时英国高官的告别演说，也对鸦片和为鸦片打的那两场战争只字不提。

英国从事毒品贸易的那些历史痕迹在伦敦也被有意忽视了。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伦敦东部那些巨大的码头上卸载了从英帝国各地运来的奇珍异宝：香料、靛蓝、丝、波斯地毯、烟草、咖啡。东印度公司码头（The East India Docks）——伦敦卸载中国茶叶的码头——是印度、中国和大不列颠最为重要的牟利贸易三角（由茶、鸦片、丝构成）汇聚点之一。原东印度公司码头在其19世纪如日中天的时候，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有上百艘商船汇集在这些码头，很多船上装满用印度鸦片换来的中国茶叶，然而，这个地方如今已经荒废破败，静静地横卧在那里，或被成群的野鸟占领，或被重新改造为漂亮的玻璃和钢铁建筑的公寓式街区。

但是，这是一段对全球政治依然能产生强烈共鸣的历史。如果英国——不论是故意地还是只因为太懒——已经忘记其鸦片贸易的历史，那么，在大陆中国，对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记忆却大不相同。在中国，小学生可以从课本、博物馆、纪念仪式和电影中了解到，鸦片战争标志着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开端，它被看作是西方用毒品和武力毁灭中国的开始，开启了恃强凌弱的西方凌辱中国的灾难世纪，也开启了中国为成为现代强国而奋斗的世纪。要理解今天中国与西方麻烦不断的关系——这是当今地缘政治中最为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西方读者就必须要明白中国是怎样记忆鸦片战争的，以及英国在双方冲突中的表现。

*

不过，在利用中、英文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研究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我也发现这段历史中有让我吃惊的细节，这些细节与我所熟悉的历史大不相同。撰写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著作，几乎改变了我对于中国的每一个偏见。很久以来，鸦片战争被明确看作是一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即扩张主义、自由贸易的英国与顽固排外、闭关锁国的中国之间的冲突。很多西方人依然认为，自远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地方，其人民一直认同于一套单一的、核心的政治和文化理念。但是，在1839年中国与英国开始进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情形却并非如此。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躁动不安的衰败中的帝国，到处是对帝国中央政府没有忠诚感的心怀不满的人。很自然，如果中国老百姓的生命、家庭或财产受到威胁，他们就会与英国人作战。但是，也有很多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从英国人那里挣钱的机会，他们向英国人出售补给品，为英国人导航领路，甚至为英国人提供情报。所以，中国在据称与英国作战的同时，也在与自己作战。在广州被围困期间，城里的中国军队却在忙于抢劫、杀人乃至（在极端情况下）互相猎食，以至于不能同仇敌忾。

我们一般认为战争会带来一些异于寻常的结果，如惨无人道的杀戮、勇敢顽强的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情怀。不过人们在单调乏味的和平时期常犯的错误在战争中也普遍存在。鸦片战争期间，迫在眉睫的人员伤亡和物资耗费并没能阻止悲剧性的粗心大意的官僚行为发生。在人民被杀戮、城镇被攻陷的时候，中国负责指挥这场战争的有关官员却藏匿或丢失了英国关于战争要求的文件副本；他们厚颜无耻地向皇帝撒谎，把事实上的一败涂地说成是大获全胜；一个将领在本该指挥一场战斗的时候却因鸦片烟瘾发作而头昏脑涨以致不能指挥作战。这场战争打了两年半时间，花费了数千万两银子，牺牲了几千人的生命，皇帝却在给他一个前线大臣的华丽丽的谕旨中询问，他想知道，英国到底在什么地方。

因而，我写这本书有两个目的。其一，我希望将英国读者从他们对我国曾充满鸦片的历史的健忘症中唤醒。其二，我还想描述这场战争纷繁复杂的某些方面。我使用的很多英文原始资料是由维多利亚时代参与这场战争的英国军人撰写的，他们是把它纯粹当成一场军事行动来记述的。但是战争从来不是这么简单的：战争充满了伤害、机会主义、错误、谎言和喧嚣。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会给我们多方面的启迪：关于中国和英国的历史，关于个人的痛苦经历和文化冲突，关于政府和社会的功能或机能失调，关于人们在绝望状态下产生的折中妥协、措置失宜、欺瞒哄骗及悲剧结局。

蓝诗玲

目录

中文版序

绪论

第一章　鸦片和中国

第二章　道光皇帝的决定

第三章　广州之春

第四章　鸦片和石灰

第五章　鸦片战争的第一炮

第六章　“解释性宣战”

第七章　花言巧语与海参

第八章　琦善的倒台

第九章　广州之围

第十章　去英国化了的英国人

第十一章　厦门和舟山

第十二章　苏州的一个冬天

第十三章　为清朝中国而战

第十四章　南京条约

第十五章　和平与战争

第十六章　黄祸论

第十七章　民族病

第十八章　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鸦片战争

主要人物（以姓氏拉丁字母为序）

近代中国历史和鸦片战争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

致谢

绪论

1832年，英国国王一个名叫律劳卑（William Napier）的勋爵丢掉了他的苏格兰侍寝官职位，开始重新寻找一个谋生的行当。一年之内就来了一个机会：英国驻华商务监督——这是政府新增加的一个职位（是个吸引人的、大使级别的职位，年薪有6000镑），以代替旧有的东印度公司的货头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有的译为“专责委员会”、“特别委员会”。——译者），这个委员会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就此结束。尽管律劳卑立即就想方设法要得到这个职位，首相葛雷勋爵（Lord Grey）还是拖了他一段时间，理由是还须得到内阁的同意。理论上看，律劳卑不是申请这个职位的人中最突出的。诚然，他有多方面的才能：航海、办养羊场（在这方面，他是发表过论著的权威）、修理风笛、吹奏长笛。然而，调解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文化最难理解的帝国之间的微妙的外交纠纷，却不是他的强项。

不过，葛雷没有被其他更适合这个职位的求职者弄得不知所措。奥克兰勋爵（Lord Auckland）拒绝了这个职位，他是殖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是未来的印度总督，也是他命名了Canton（广州）这个城市的名字。这是广东省南部城市，1760年后欧洲商人被限制在这个地方。“这可能是这个地球上欧洲人最不惬意的居住地。”(1)英国和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清王朝的关系应该是坦诚率直的，英国需要茶以及其他诸如生丝、瓷器等想要的东西，而中国愿意出售。双方的贸易有一套规矩。1760年，清王朝的第四位皇帝乾隆把对外贸易交由广州的行商——就是欧洲人所熟悉的Hong——垄断，包括商品的采买和售卖、征缴通行税、遇到不公待遇时的告状申诉、征缴海关税——所有事项都要首先通过行商，行商会把其认为重要的问题转呈给负责贸易的广州地方官员，该官员再把有关事项转呈给省里的督抚，最后，督抚可能会上奏给北京的皇帝。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欧洲商人们不用在广州劳心费力地自己去找住处和存放货物的仓库，在贸易季节（大概从9月到翌年1月），他们只需待在由行商租给他们的一排“商馆”里就行。商馆被安排建在30英尺高的广州城墙外边，给欧洲商人们提供了大约15英亩大的地方，有住房，有仓库，俯瞰由外海通向省城的珠江。这几个月份之外，外国人需要撤到大约70英里之外葡萄牙人租借的澳门，或者回国。总之，在任何时候，欧洲人都要与中国官方和民众保持一段谨慎的官僚主义的距离。

但是，如果说中国政府和外国商人之间的关系是小心谨慎的，那么，双方之间关系不好的真正根源可不是官僚主义，而是国家的经济状况。到1780年代，英国正在积欠严重的贸易逆差，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则很乐意满足英国日益增长的茶叶需求，除了银子外，它对英国没有什么需求。由于东印度公司的盈利不能抵消英国统治印度需要付出的成本，英国的茶叶消费者就进一步加剧了英国对亚洲贸易的逆差。从1780年到1790年，英国对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利润共200万英镑，在为了征服印度而留下的2800万英镑的债务中，这只是个小零头。(2)

到1820年代，英国人认为他们发现了一个解决他们的困难的完美办法，这就是印度的鸦片，在此前的几十年间，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已经越来越喜好上了这一口。1752年到1800年之间，有1.05亿万银元（大约合2625万英镑）流入中国，而1808年到1856年之间，则有3.84亿银元反向流动，贸易的天平显然由于繁荣的鸦片输入而倾斜了。从1800年到1818年，鸦片每年平均输入量稳定在大约4000箱（每箱约140磅），到1831年达到将近2万箱。1833年后，自由贸易院外游说团终止了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垄断权，渴望茶叶和利润的私商大量涌入市场，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激增的鸦片成为最重要的交易品。到1830年代末，鸦片销售再次翻了一番多。(3)

鸦片贸易的利润绝大部分落入了英国政府的口袋，它在亚洲的代理人控制着孟加拉的鸦片制造。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公开弄脏自己的手，去把毒品运往中国，它只是委托、安排印度数以千万英亩的罂粟种植，监管鸦片的制造过程（不辞辛苦地割破每一个罂粟果实的壳以获取鸦片生膏，把生膏装盘晒干，压成饼，再把这些饼用晒干了的碎罂粟秸秆和罂粟叶子包装起来），最后，监督着把鸦片打包装进芒果木制成的箱子，运往加尔各答拍卖。从这一刻起，东印度公司就洗手了，剩下的事是任由鸦片走私贩子把鸦片运到中国海岸，停泊在珠江口的伶仃岛，在那里等待的中国批发商会先用银子从广州的鸦片商那里购买许可证，再到这里换成鸦片，而这些银子则会用来购买英国市场需要的茶叶和生丝。

表面上看，这种安排与原先的银茶贸易一样干净：一方有东西要买，另一方则有想要的东西来交换。但是，清政府内忧心忡忡的人士对白银的流失感到忧虑，这与几十年前英国人对白银流失的感觉一样，对快速发展的吸食鸦片风气带来的腐化堕落感到焦急。18世纪，清政府曾经做了一些禁烟的努力，到1830年代，开始严肃认真地对鸦片开战，并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间继续禁烟——或是间歇地进行，或是持续地进行。英国的鸦片贩子也不满意，因为不论中国需要多少鸦片，印度都能供给，他们感到愤怒的是，清政府的贸易控制政策促使他们走上了非法经营之路。他们渴望有令人尊敬的形象，渴望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商业往来，需要有合法的渠道进入中国市场，不论是通过鸦片贸易的合法化，还是向英国货物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当然最好是二者都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整个1830年代，他们开始强行沿海岸向北推进贸易。(4)

这些商人主要是一帮海盗式的逐利者，由于被关在这个帝国的门外（不论怎么说，他们只是在广州窥见了这个帝国并不具有代表性的南方的一小片地方），他们对这个帝国充满了嘲讽。他们反感这个帝国的很多东西：在他们看来是高傲自大而且常常是贪腐的官僚体制，把他们及其贸易活动限制在一个谨慎的距离的决心，它的守旧，它的气味，它没有基督教，没有抽水马桶，中国人喜欢盯着外国人看的不礼貌习惯，盯着外国人看的傲气又往往败下阵来，如此等等。中国人，正像马地臣（James Matheson，又译“央孖地臣”、“马德生”。——译者）——苏格兰人，大鸦片走私贩子，与渣颠（William Jardine，又译“查顿”、“渣顿”、“渣甸”、“渣典”）合伙开设了最大的鸦片公司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又译“渣甸洋行”。——译者）——总结的那样，是“一个弱智、贪婪、自负和顽固等特点达到奇妙程度的民族。……这个奇特的民族一直奉行的政策，是把他们自己和属于他们的一切都神秘地不可思议地封闭起来……表现出全面的排外精神”。(5)

在对中国人的不耐烦方面，新教（the Protestant）传教士们也加入了马地臣一伙。伦敦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807年派了他们的第一个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华南，他到达中国不久，伦敦会就问他，他是否希望对这个国家产生精神上的影响，他的回答是：“我不，但我希望上帝是。”(6)30年后，他和他的同伙发现，他们既叫不出几个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的名字，也数不出有几个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他们面对的处境是：疾病，沮丧，被限制在这个大陆的边缘地区。1830年代，灰心丧气的传教士用纯粹的帝国主义家长式用语评论道：“中国依然表现得傲慢自大，高不可攀，拒绝任何国家提出的平等相待的任何要求。对这种卑劣的自负感，基督教自己就可以将其有效地摧毁。其他招数不灵的地方，福音会取得胜利，它会使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如兄弟般亲密往来……增加它已经取得的成就。”(7)传教士成为鸦片贩子的天然盟友：他们初到中国沿海的时候，与伶仃岛的鸦片贩子们住在一起；鸦片贩子沿海出售鸦片时，他们为之充当翻译，鸦片运上岸的时候，他们布道的小册子也随之散发；在广州出版的主要英文出版物《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又译《澳门月报》、《中国文库》，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32年创办的一份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英文月刊，1851年12月停办，共出版20卷232期，本书中统一译为《中国丛报》。——译者）上，他们开辟有一个论坛宣传他们的主张，认为亟须打开中国的门户，不论用什么手段。到1830年代，鸦片商人和传教士都倾向于使用武力。郭士立（karl Gützlaff，又译“郭实腊”、“郭施拉”。——译者）注意到：“当对手要用武力支持自己的主张时，（中国人）就会变得顺从、温和甚至友善。”只需要一丁点儿挑衅就可以。这里顺便说一下，郭士立是个坚定勇敢的波美拉尼亚（波罗的海南岸的一个区域，位于波兰北部和德国东北部，郭士立是德国人。——译者）传教士，鸦片战争期间，他招募了很多中国间谍和汉奸，带领英国军队攻占了中国东部的部分地方。(8)

1831年，鸦片贩子们写信给英印政府，要求派遣舰队来中国，对中国当局进行报复，因为中国当局拆毁了英国人非法征用的一个房前花园的一部分。(9)

律劳卑谋求的职位，就是监督这一尽管利润丰厚但是不正当的买卖。他的使命就是用非法的鸦片贸易的收入来维持合法的茶叶贸易。在请求国王为他说项之后，他最终得到了英国派驻中国的这第一个官方职位。这位新任商务监督对面临的困难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给这个国家重重的一击使她屈服。“中华帝国是我的了，”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坦白道，“用一支军队封锁住天朝（the Celestial Empire）的海岸，那将会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一只炮艇就会轻而易举地在中国掀起一场革命，就会使他们对外国贸易开放口岸。我很愿意充当这场变化的介质。”(10)

为使他正确行事，葛雷在给他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对他做了指示：“不许做任何打击中国人的偏见和让他们感到害怕的事情……你采用的方法应该是说服和合作，这比使用有敌意的、威胁性的语言更为可取。”(11)但葛雷的警告犹如东风过马耳。律劳卑在赴任的6个月航海过程中，得出了下面的结论：第一，英国在中国的核心利益是茶叶；第二，“我们英国的每一个武力行动都是富有成效的，或得到了补偿，或有其他好处”。(12)因此，英国对中国“必须使用武力，而不只是恐吓它”。船过了马德拉岛（Madeira，大西洋岛名。——译者）后他提醒自己。(13)船过了赤道海面后，律劳卑下定决心：总会有一天，中国人的愚蠢行为会“使他们受到大不列颠的惩罚，英国人将会轻而易举地满足自己的任何要求，并将永远保住它们”。(14)

顶着华南骄阳的炙烤，律劳卑于1834年7月25日下午2时抵达广州。黎明时分，联合王国的国旗高高飘扬在旧日东印度公司的商馆上空。两天之内，律劳卑成功地打破了英中贸易中6项实行已久的规定，其中最主要的有：他在没有得到通行证的情况下已经驶入了广州，没有得到许可就住在那里，还有他试图直接与中国地方官进行书面联系——想以此表明他在外交上的平等地位，而不是通过专门委任的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行商。

律劳卑对规章的无视，令管辖广州的总督卢坤很不高兴，卢坤试图使他遵守规矩，下令他退到澳门，未经许可不得回到广州。中国官方被这一外交扰攘（即律劳卑决心直接向总督递交自我介绍的信件，使得中英双方的下属们顶着中午的烈日在城门僵持了3个小时）所激怒，于是在文字上搞了点儿恶作剧。在中国发布的告示中，律劳卑的名字被写成中国字，英国翻译尴尬地解释说，意思好像是“辛劳的，卑微的”。作为报复和抗议，律劳卑则称总督是“自以为是的野蛮人”，他散发中文传单，数说当地政府的罪行，发誓要对其侮辱英王国的行为予以惩罚。他很快就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又译“帕默斯顿”、“巴麦尊”。——译者）说：“三四艘护卫舰和双桅船加一支沉着坚定的英国军队……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样一种行动与英国的伟大和力量是相称的……这件事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即使占领一个微不足道的西印度岛（West India Island）也没听说过会有这么容易。”(15)

尽管律劳卑对中国当局很气愤，但是他对中国人民的看法却是令人惊奇的温和。他到达中国大约三个星期后说：“在这些勤劳的人民中，我常常看到的是他们彬彬有礼，或者说他们对受到的侮辱和粗鲁无礼的对待很少有情绪化的反应，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比他们更斯文和温和的人民。”(16)他相信，他们盼望他来把他们从中国当局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告诉皇帝——接受这一点，要不就忍受它的不良后果——事情就这么容易……我预料不会牺牲一个人，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中国人十分想和我们做生意。”他推论道，假如充分了解英国商人在中国受到的冤屈，中国的民众“没准会盼望这样一支军队的到来，来把他们从最专制的压迫制度下解放出来……可以肯定，把他们抓在我们的手里，是一个仁慈的行动，而且不是什么难事”。(17)

到1834年9月2日，律劳卑对中国政府规章的挑战促使卢坤停止了贸易，并封锁了英国商馆。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律劳卑发快信给葛雷勋爵请求派一支驻在印度的英国军队来华，接着把他指挥下的两艘护卫舰（停驻在中国海岸）沿江开向广州，指望吓住他的对手，向他屈服。然而，中国人不是那么容易被吓住的，珠江口的炮台与英国护卫舰交了火，打死了至少两名英国水兵，还打伤了一些。此外，卢坤下令在英国护卫舰后面凿沉了一些船，英国护卫舰太大，不能再向前行，退路又被堵住，陷入了困境。这时律劳卑得了严重的疟疾，被迫离开英国商馆和广州，在他返回澳门的途中，被存心报复他的广州地方官留在珠江里漂了一个星期，直到他们确认英国护卫舰回到了大海中才放他走。在船上的滞留加剧了他的病情，两星期后，他在澳门去世。

不用说，一大群英国的旁观者认为律劳卑偏激、轻率，是很愚蠢的，他们认为赢得贸易应该用和平手段，而不是战争手段。［会讲中国话的汉普郡国会议员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坚定地认为：“从国家的角度看”，英国人“完全错了”。(18)］也不用说，律劳卑打破了中国的一个又一个规定，对本国政府的训令也大多置若罔闻。还有，由于他散播反对清政府的煽动性传单，卢坤吓唬他说要砍他的头，在此之前，广州当局一直是在用和平的方式抵制他。［律劳卑自己就他由于没有通行证而与中国官员的辩论一事给帕麦斯顿写信说：“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中国人在类似的情况下到白厅（White Hall，英国伦敦的一条街，连接议会大厦和唐宁街，许多政府机关如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海军部等设在这里，一般被作为英国政府的代称。——译者），阁下不会像他们允许我‘闲逛’一样地允许他‘闲逛’。”(19)］现在，如果英国要决意利用的话，它与中国开战有了一个体面的借口，即中国皇帝在广州的官员威胁了英国国王在广州的臣民的生命，英国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受到了凌辱和损害——现在，英国主战派认为，只有用战争手段来回应，才能洗雪这一耻辱。

这样，尽管律劳卑在外交上屡次失败（并去世），但他在两个方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第一，由于相对和平的实用主义被经济利己主义和高傲自大的民族原则所取代，他把英中之间的关系推进到了武装冲突的边缘；第二，他把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冲动变成了一种道德义务，是对中国人的“仁慈之举”，英国炮舰播种的只会是友谊。尽管在1839年之前，战争的鼓吹者们并没有说服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但是他们对中国人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自大的谴责，在这期间却对英国的公共舆论产生了影响。从19世纪到20世纪，鸦片战争及其前后建构起来的这种的武力对抗中国的正当性（这种意见认为，是对我们怀有敌意的中国人迫使我们自卫），以及中国人是愚钝的排外的这一刻板印象，一直严重影响着西方的对华态度。(20)《中国丛报》在1836年底宣称，中国是“一个独立成长起来的、不大理会其他国家的自命不凡的国家，她视所有其他国家都不如她，她在文明、资源、勇气、艺术和军事上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中华帝国的整个社会基本结构自身没有破碎分裂，这似乎的确很奇怪”。一记“来自外国强国的有力、准确的一击”，“就会动摇她的基础”。(21)

1839年，清政府拒绝在英国鸦片贩子做出停止把他们一船一船的鸦片运送到中国的承诺之前，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淡水并恢复贸易，广州英国商人的院外游说团向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施加压力，要求他予以干涉，这时，英国政府决定给予中国这一击。10月18日，帕麦斯顿通知他在中国的代表查理·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翌年将会有一支舰队到达中国向清政府开战。看到英国远征军舰队于1840年6月底到达中国，发动第一次对华战争，在中国南部的《中国丛报》欢呼道：“有这么一支军队在这里，全世界一定会感到高兴。”(22)

然而，在鸦片战争时，中华帝国的大多数人——包括一些指挥战争的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正在与英国进行一场鸦片战争。直到1840年7月底，亦即英国认为武装对抗已经开始一年以后，道光皇帝还没有意识到他要打一场仗了。直到那一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英国的军舰开到了离北京最近的港口天津，致送了一封英国外交大臣给“中国皇帝的大臣”的信件的时候，他对英国的枪炮为什么连续轰击他的帝国东部沿海地区还一头雾水。在终于正式确认中英之间发生了冲突后，道光帝和他的大臣还是不承认这是一场“战争”，他们更倾向于把它称之为是一场“边衅”，是中国海防线上一系列单个的地方性冲突。即使是在英国人用当时最新的军事技术打败缺乏训练、指挥混乱的中国军队时，英国人在中国朝廷的文件中仍然被看作是“丑类”、“匪类”、“强盗”、“贼寇”、“叛贼”（偶尔也被称作“横逆”）(23)——这些都是用来指反抗清政府仍在坚定地作为其核心观念的世界秩序的犯上作乱者，而这些犯上作乱者都是不能长久的。(24)在中国统治者眼里，英国的犯上作乱不过是又给他们多添了个麻烦，与中国政府那时正在镇压的其他内乱和边患相比，不值得大惊小怪。

然而，不论怎么说，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鸦片战争已经从一次不起眼的“边衅”转变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悲惨开端。这场冲突的当代重塑是要让中国人民记住，他们的国家曾经遭受西方的欺凌，“旧社会”的所有问题在后来都已经得到解决。(25)

然而，如果越过当今中国正统的历史观点再看远些，我们会看到中国及其与一个西方强国第一次公开冲突的完全不同的画面开始浮现出来。19世纪的中国并不是个天生就排斥外来事物的国度，而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会，（与其他大多数社会一样）能对外部世界作出多种反应——半信半疑，疑心重重，盛气凌人，充满好奇。20世纪的中国赋予鸦片战争如此重要的意义这一事实，是中国对西方开放程度、而非敌对程度的试金石。鸦片战争还在打着的时候，在西方观察者看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对众多中国观察者来说，它看起来不过是这个帝国其他边疆地区的地方性骚乱这一宏大叙事中的边角料而已。不过，从1920年代起，通过重塑，鸦片战争成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开端，中国当政者已经认可彻头彻尾的西方中心主义对其过去历史的看法，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个“沉睡中的国家”，在等待西方把它唤醒。读读19世纪中叶英文著作对中国和那场战争的叙述，你就会自然地认为，在遇到英国的炮舰之前，中国没有历史。扫一眼比较详细的近代中国历史编年，就会明显发现，中国动乱发生的内因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外因：19世纪造成百万人死亡或流离失所的多次农民起义，20世纪的多次内战。

官方媒体努力使读者和观众相信，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人民英勇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历史。（事实上，近代中国的历史如果被描述为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相勾结的历史，也一样会让人相信。与任何一个经常遭受外来侵略和占领的国家一样，中国也有与外国人合作的丰厚传统。）但是，自怨自省而不是找外国替罪羊，已经主导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努力。看一看中国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叙述，就会发现，他们不是把中华帝国的失败归咎于外来侵略，而是归咎于中国自己的官员和军队缺乏组织和懦弱胆怯。

中国人对鸦片战争以及一般地对帝国主义的反应，有个复杂的历史变化，这并不能丝毫削弱19、20世纪许多西方人对中国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种族主义态度，这种种族主义态度表现在西方政治家、军人和普通评论者的著述和行为中。即便柯文（Paul Cohen）在其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坚持认为，历史学家对帝国主义加之于中国的影响作了简单化的诠释，他还是写道：“有一点不用怀疑，即：在今天，每个人——或不论在什么程度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帝国主义看成是坏的。”(26)正如许多人已经论述过的那样，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对抗经常是扭曲的、泯灭人性的。(27)但是，鸦片战争及其后果的确暴露出我们称之为中国的这个地方是怎样的碎片化：即使是一场看起来明白无误的外来侵略，却怎样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愤慨、艳羡、自怨），出现了不同的效忠对象。

本书将从这场战争的一些戏剧性事件开始——清代中国在边疆地区与世界的广泛接触；清政府内主张禁烟者们的错误估计；两国相互间的不理解推动着双方走向战争；英国投机取巧的伪善；英国占压倒地位的优势和中国对军事现实缺乏认识导致的可怕流血冲突。然后跳过鸦片战争之后的170年时间，厘清中西双方对鸦片战争神话的构建，再叙述中国强化了的帝国主义造成的“国耻”——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义和团起义及随后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30年代的日本入侵……(28)通过这一宏观叙述，将把禁烟者们奇怪的、矛盾的故事编织在一起，其中有西方传教士禁烟者的歇斯底里，试图用砒霜、海洛因和可卡因戒除吸毒者毒瘾的医生，20世纪中国两个最大的领导者蒋介石、毛泽东的毒品清教主义——众所周知他们二人都是鸦片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在这里，我想就本书的范围做个简单说明。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倾向于把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合在一起，把它们看作是西方侵略中一个连续进行的单元。毫无疑问，第二次鸦片战争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是一次令人感兴趣的冲突：它的政治象征意义，它的历史讽刺意味，以及内乱外患交织在一起。但是，由于两个原因，本书主要集中论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历史细节。一个原因是知识上的，因为它在中国历史编纂中的重要地位——“百年国耻”的开端——我特别想探索它的真相，以及这场战争是怎样被做了歪曲的理解，从而构建了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的。在这里，我把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作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一部分，以说明中英之间早期冲突造成的对中国的谬见是怎样迅速生长为暴力、偏见和罪恶的。第二个原因是实际的考虑。在我写作本书时，（就我所知）还没有一本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文著作，既利用了英文资料，也利用了1990年代编辑出版的大量中文资料。开始写作时，我意识到，相关资料的丰富及其所蕴含的历史问题（涉及中西之间的关系、汉满之间的紧张、清帝国的运转失灵）不是一本书所能涵盖得了的。尽管有些历史学家如黄宇和（John Wong）和何伟亚已经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些关键方面（它的合法性，它的象征意义，它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作了出色的论述，英文读者还是缺乏一本完全把西方资料和中国资料结合起来并进行比较的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普通历史读本。很遗憾，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把这一研究包含进目前这本书中，但我非常希望1856—186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一天会得到明确的、利用双方资料的研究——它们值得进行这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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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格兰·麦兰肯：《英国对华政策与鸦片危机：权衡毒品、武装冲突和国家荣誉，1833—1840年》，第34页。

(2) 魏斐德：《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国史》第10卷《晚清时期，1800—1911》上卷，第166—167页。

(3) 参见林满红《中国之逆转：世界银荒与嘉道咸秩序》第89、95页和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223页的表和数据。这两本著作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详尽的中国帝制时代晚期鸦片—白银贸易的概述。

(4) 胡夏米：《阿美士德号货船来华经过》，第86页。

(5) 引自托姆斯《中国皇帝与英国女王》，第3页。

(6) 伊莱扎·马礼逊：《马礼逊生平事业回忆录》第1卷，第136页。

(7) 《W．伊利斯牧师的介绍》，见郭士立《1831、1832、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日记》（影印本），第54页。

(8) 《W．伊利斯牧师的介绍》，见郭士立《1831、1832、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日记》（影印本），第237页。

(9) 《英国议会文书——关于东印度公司事务的文件，1831—1832年》，第4—14页。

(10) 麦兰肯：《英国对华政策与鸦片危机：权衡毒品、武装冲突和国家荣誉，1833—1840年》，第35页。

(11) 同上，第36页。

(12) 同上，第37页。

(13) 普莉西拉·纳皮尔：《夷人的眼光：律劳卑勋爵在中国》，第88页。

(14) 同上，第101—102页。

(15) 《关于中国的通讯》（1840年），第13页。

(16) 普莉西拉·纳皮尔：《夷人的眼光：律劳卑勋爵在中国》，第132页。

(17) 普莉西拉·纳皮尔：《夷人的眼光：律劳卑勋爵在中国》，第159、166页。

(18) 麦兰肯：《英国对华政策与鸦片危机：权衡毒品、武装冲突和国家荣誉，1833—1840年》，第40页。

(19) 《关于中国的通讯》（1840年），第12页。

(20) 今天我们仍能看到这种现象，目前，神经紧张的媒体正在讨论中国的崛起将会怎样威胁到西方。由于有中国仇视西方这种固有的旧假设，他们认为中国的复兴——这是逻辑的发展——必然会要求西方为过去的凌辱受到报应。

(21) 《中国丛报》第5卷（1836—1837年），第177页。

(22) 《中国丛报》第9卷（1840年），第106页。

(23) 梁廷枏：《夷氛闻记》所述，第82页。

(24) 我把这一深刻见解归功于魏斐德，参见其《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

(25) 布莱基·刘（音）：《西方的错误》，http:/www.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4-04/27/content_326595.htm，2004年4月27日（2009年3月20日访问）。

(26)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第125页。

(27) 参见何伟亚给人启发的著作《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28) 关于“国耻”和中国对历史的现代运用，最重要的两个用英文写作的专家是柯文和威廉·卡拉汉。参见柯文《历史三调》和《对历史说：越王勾践故事在20世纪的中国》、威廉·卡拉汉《中国：悲喜交加的国度》。

第一章　鸦片和中国

19世纪末在中国的鸦片吸食者

让我们看一幅中华帝国晚期鸦片吸食者的照片。在这张有代表性的照片中，两个男子斜靠在一张长榻上，身上裹着有衬里的提花丝织长袍。其中一个男子把手臂搭在一个年轻女子的肩上，这个年轻女子斜靠在他的上半身（看起来有点儿不自然——或许是有吸食者在盯着她看，或许是因为正在照相的缘故）。两个男子头靠着床头板，眼神向下越过长榻盯着照相机，眼睛半眯着，面无表情。（还碰巧其中一个吸食者手中令人费解地抓着一只玩具狗。）即使在今天，合成鸦片制剂使得鸦片看起来毒性不那么大了，在布拉塞（George Brassa，本名Gyula Halász，在巴黎成名的匈牙利摄影大师。——译者）拍摄巴黎先锋派把鸦片重新包装为放荡不羁的高雅之物几十年之后，这一景象依然让人感到有些不适，比一对高加索醉鬼的照片更让人感到不舒服，尽管这两个吸食鸦片的人显然生活优裕，看起来也不是有太大的鸦片烟瘾。也许，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躺着吸食毒品显得非常颓废堕落，仰卧的姿势十分猥琐龌龊。吸食者用吸了毒的阴沉眼神（我们这样想象）平视着我们，好像在向我们示威：“我们是故意而且高兴地吸食鸦片来毁灭自己，你们想怎么样？”

不管我们的政治多么自由，我们仍然会对鸦片抱持成见，这种成见中既有道德的因素，也有科学的因素，它是从一百年前就在西方（也包括中国）开始形成的，这种成见把吸食鸦片看作是社会渣滓或专干坏事的人所乐意干的恶行。不过，除了对于吸食鸦片进行谴责外，还要看到，吸食鸦片是个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这就是19世纪的广泛争论，先是西方传教士和医学界的观点，然后是中国政府决定谴责中国存在的吸食鸦片的风习，把它看作是病态的、不正常的——是中国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人们思想意志上的民族病。

19世纪40年代初，中英两个国家进行了一场以鸦片为名的战争，鸦片扮演了改变两个国家形象的非凡角色。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在中国，鸦片一开始都只是一种外来的药品（在英国是土耳其药品，在中国是印度药品），先是在19世纪引种，然后在该世纪末又作为外来毒品被坚决拒之门外。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不论是在一般大众眼里，还是在医药专家眼里，鸦片除了能缓解疼痛之外，大家对它并没有其他共同的看法。它比酒精的害处是大还是小？它会使使用者变得粗野没人性吗？它会使人的肺变黑、会像吃了鸦片的蛆虫那样爬吗？没有人能确切地回答这些问题。“随着烟毒流入内地，烟祸遍及各地……沉湎于鸦片者是在浪掷生命”，清末一个名叫张昌甲的鸦片吸食者在用若干页篇幅对吸食鸦片进行评论前悲叹道：“鸦片实为世间不可少之物。”(1)鸦片吸食者给人的形象通常是萎靡不振，整日昏昏欲睡。对许多人［包括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他在鸦片酊的支撑下，夜里在伦敦的街头游走。］来说，鸦片是兴奋剂。中国的劳苦大众靠着在中午休息时抽几口鸦片，来恢复体力和精力去从事繁重的劳动。19世纪末，一个牧师注意到，这些人“简直就是靠鸦片活着，鸦片就是他们的酒肉”。(2)维多利亚沼泽（Victorian Fens）中的情形与此没有什么不同：“一个要做苦工的男人开始工作前先服用（鸦片）丸子。”19世纪中叶的一个观察者写道：“很多人都往啤酒里放点儿鸦片，要不他们决不喝啤酒。”(3)关于鸦片的作用更令人困惑的是，1840—1842年间在中国的英国军队指挥官注意到，清军士兵经常在准备作战时先要饱吸一通鸦片，结果，鸦片使一些士兵镇静下来，使一些士兵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兴奋起来，还使另外一些士兵昏昏睡去。

即使到今天，在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医学发展之后，鸦片对人类体质的影响还有许多未知之处。不论是采用吃的方式、饮的方式还是吸的方式，鸦片的基本作用都是一样的：它令人产生幻觉的成分是吗啡，这是一种脂溶性生物碱，它被血液吸收，（根据准备的力度、服用的途径和个人的感受性不同，在几秒钟或几分钟内）揿动细胞中的开关——类鸦片活性肽受体。一旦揿动，其中的一个开关——μ受体——就会减缓掌管疼痛感的神经末梢的化学传感器的释放。吗啡产生的痛感缺失以及其他的许多相似物，例如海洛因，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能在几分钟内解除巨大的痛苦。鸦片远远不是仅能够使痛感消失，因为它进入血液，到达肠道，减慢肠道的蠕动，止住腹泻和痢疾。它通过抑制咳嗽中枢，产生镇咳作用。或许最为大家熟知的，是它能促进多巴胺的释放，多巴胺是使大脑产生愉悦情绪的荷尔蒙。简而言之，鸦片能使我们精神愉快。

和所有毒品一样，鸦片也有其不受欢迎的消极作用。它的一个缺点是它会引起反胃恶心（这是在40%服用吗啡的病人中引起的反应）。(4)如果服用它是为了缓解痛苦而不是治疗腹泻，它会导致便秘。它最大的直接的缺点，是它会减慢甚至是停止大脑中控制呼吸的中枢，因此，使用过量的话，它会令人窒息而死。由于过量服用鸦片的人一般都死得很安静，很久以来，鸦片是缺乏勇气的人自杀时所依靠的良友，是暗杀者的好助手。此外，多巴胺能使人增强满足感，也能增强其他的、不那么令人愉悦的感觉。它能加强、放大对恐惧和危险的感知，因而也是导致妄想狂、猜疑症和精神分裂症的药剂——德·昆西的幻觉症就是这样产生的。（德·昆西常年吸食鸦片，出版有《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书中描述的东方景象就是他的幻觉。——译者）

鸦片的最后一个缺点（像许多由多巴胺产生的反应，即被由它产生的愉悦感所控制一样），是它诱使人渴望从头开始重新体验整个过程。如果没有外界物质如鸦片的刺激，类鸦片活性肽和多巴胺受体就会以毫不被注意的平衡状态安静地存在于我们的体内。然而，一旦一个受体受到刺激，这个受体就会变得不再敏感，就会失去平衡，就会要求经常性的、或许还是持续增加的那个刺激物的供应。如果体内的神经系统平衡和化学平衡要依靠体外的药物来维持，供应的突然中断将会带来不良反应症状——发抖、疲惫、发热、起鸡皮疙瘩［goose-pimples，这是“cold turky”（突然戒毒法）这个说法的来源］、恶心、腹泻、失眠——这些症状只有靠醒酒液才能缓解。

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中，鸦片的历史形象几乎与它的化学作用一样多姿多样。对欧洲人来说（他们从17世纪初开始买卖鸦片），它首先是提供了一条通往中国市场的道路（“鸦片交易看起来有鸦片的特性，”一个金盆洗手的鸦片贩子回忆说，“它们传达了一种平和的心境，出售鸦片时付百分之三的佣金，得到百分之一的利润，没有坏账！”）；其次，它又赋予了把中国从吸食鸦片的不良嗜好中解救出来的道德正当性（“所有的中国人都多多少少道德感不强，”1842年后一个英国传教士解释说，“这正像你在任何一个不信上帝的国家中期望发现的情形一样。不过，对于吸食鸦片的人，情况就更糟。”）。(5)大概在1870年前后，西方反对中国吸食鸦片的风习的因素中，又加入了其他的旧偏见，形成了“黄祸”论（Yellow Peril）。按照“黄祸”论的逻辑，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喜欢鸦片，摧毁了他们身上正常的人体反应的任何可能：这是“一种癖好”，一个“潜在的巫师”，使他们成为高深莫测的没有道德感的、愚昧仇外的吸毒大军，用来对西方进行报复。(6)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鸦片带给了他们吸食上瘾的危险，但也带给了他们很多好处：包括利润，解除了不太重的或慢性的病痛，获得了毒品造成的幻觉、甚至是美感的享受。因而，到19世纪末，即使是鸦片的形象已经彻底变成为只是被诡计多端的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中国的外来毒品之后，对鸦片的这种看法也并没有维持多久。对西方的愤恨很容易就退而变成对自己的厌恶：民族主义道德恐慌的潜台词是，英国人是给我们带来了鸦片，但这是我们自己吸食上瘾的。1839年，在导致了与英国的战争的禁烟运动前夕，中国主张严禁鸦片的人——包括态度坚决的林则徐——以肯定的语气谴责烟毒，说“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鸦片戕害生命，将使我中华之人尽沦为虫豸犬豕”。(7)但愿事情是如此简单。

鸦片最初是从边界含混的“西域”（包括古希腊、古罗马、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和阿富汗）引进中华帝国的舶来品，中国文献（一本医学手册）对鸦片的最早记载在8世纪上半叶。它可吃可饮，有多种不同的服用方法（磨碎，煮熟，加蜂蜜，泡茶，与生姜、人参、甘草、醋、乌梅、米粉、冬虫夏草混合使用），可用来缓解各种病痛（腹泻和痢疾、关节炎、糖尿病、疟疾、慢性咳嗽、体质虚弱）。到11世纪，人们认识到它不仅能治病，还能给人带来愉悦。“便口利喉，调肺养胃。”一个心满意足的鸦片吸食者注意到鸦片的作用，“饮之一杯，失笑欣然。”(8)大约四百年后的一本宫廷编年史著作中详细说明道：“鸦片状若没药（又名“末药”，是橄榄科植物地丁树或哈地丁树的干燥树脂，可作药用。——译者）而深黄，柔韧若牛胶焉，味辛，大热，有毒……方士、房中、御女之术多用之……其价与黄金等。”(9)鸦片被认为能控制射精，据性学理论说，控制射精能使男子回精补脑。在中国明代（1368—1644），添加了鸦片的壮阳药风行一时——这可能是明代皇帝死亡率高（明代总共十六个皇帝中，十一个皇帝没有活过他们的四十岁生日）的原因。1958年，作为彻底根除中国毒品最后冲刺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建政不久的共产党政府发掘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患忧郁症的万历皇帝（尽管他活得很长）的陵墓，发现他的骨殖中含有吗啡。大胆的明宫厨子甚至尝试着用旺火炒吗啡，把罂粟籽精加工成凝乳，用它来代替豆腐。鸦片是明朝灵丹妙药“大金丹”（用于治疗牙痛、跌打损伤和房事不举）的主要成分之一，在这味药中，鸦片与牛黄、珍珠、冰片、麝香、犀牛角、羚羊角、儿茶、朱砂、琥珀、沉香、木香、白檀以及其他药材合在一起用，这些药材要先用金箔包上，然后碾碎，和上人乳捏成丸，最后用梨汁送服。（据药学手册，一次服用一丸。(10)）

还有另外一种舶来品——从新大陆引进的烟草——也导致了吸食鸦片。烟草是在1573—1627年间的某一时间点上引进中国的（与花生、甘薯和玉米差不多同时），到17世纪中叶，吸烟之风已经蔓延到全帝国。1644年清朝建立后，把吸烟作为“其罪甚于箭术之荒疏”而予以严禁：吸烟者和卖烟者会被罚款、鞭笞以至砍头。(11)但是到了1726年左右，清政府不再把吸烟当做是坏事，因为京城外已经遍植烟草了。18世纪早期，一个新奇的发现通过来往于中国和爪哇的商船从爪哇传到中国，这就是：如果先把烟草在鸦片的浆汁（主要是葡萄牙货）中浸泡过，吸起来感觉会更好。这个新发现的第一站是清政府新征服的台湾，然后从台湾传到大陆沿海，再传到内地。

正是吸烟的方法教会中国消费者吸食鸦片的方法。吸烟是社交性的，讲究技术，有很高的鉴赏性（要用玉、象牙和龟壳为材料并饰以雕刻、镶嵌以珠宝的烟具，用银制灯具加热调制鸦片，吸食者要躺靠在漂亮的红檀木长榻上）。比起吃鸦片和喝鸦片来，吸鸦片对人的生命威胁也小：大约80%—90%的吗啡通过烟具冒出的或人呼出的烟散发掉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形成了自己的鸦片文化：它成了饭后的时髦享受，（妓女）卖唱生意场上的主要润滑剂，所有有脸面的人待客时的必备之物，皇帝及其家人在皇室生活中减轻压力时最喜欢用的东西。(12)鸦片烟馆可能会是有益健康的地方，甚至是豪华奢侈的地方，远不是狄更斯笔下那种老套的“罪恶之窝”（den-of-vice，指妓院）（像惊诧不已的毛姆在1922年——中国鸦片毒患最严重的时候——说的那样，鸦片烟馆像是个“温馨的啤酒馆”），在这里，一帮臭味相投的朋友可以喝着茶、吃着中式小点心，享受一两锅文明烟。(13)

19世纪初的某个时候，吸鸦片的人开始不再吸在鸦片浆汁中泡过的烟——或许是因为纯鸦片价钱更贵，因而表示更有社会地位。大约在这个时候，拜英印（它在1793年建立了鸦片制造垄断制度）勤勉的统治者实施的质量控制之赐，鸦片的供应也变得更为可靠，鸦片里也不再常常被掺杂进诸如马粪、沙子等类的脏东西。吸食鸦片堪称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完美的烧钱方式，它的每一个步骤都要花费不少时间，要精心操作，花钱很多：要购置精致的烟具，要学习复杂的熬制和吸食方法（把黑色的鸦片丸烤软成胶状，塞进烟枪顶部的烟锅里，然后慢慢地、稳稳地吸，把气态的吗啡从鸦片里吸出来吸进肚子里），然后享受麻醉带来的飘飘欲仙的瞌睡。最好的家庭会更进一步，会雇佣一个鸦片师傅为他们准备好，以炫耀他们的富裕。这个帝国对鸦片的迷恋，可以从其为吸食鸦片制造的精美的器具中，从酷爱鸦片的人为他们所追求的这个甜蜜蜜的东西谱写的歌词中，或从赤裸裸的统计数据中看出来。1780年，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轮船只靠运一船鸦片到广州还做不到既不赚也不赔。到1839年，鸦片的年进口量已经达到4万箱。关于鸦片在18、19世纪的中国站稳了脚跟这一事实，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即从1729年以来，它一直是非法的。不过，在接下来的世纪里，它成为有声望的走私货，被这个帝国中最好的（也有一些是最坏的）人买卖和珍视。当代中国对鸦片的立场，则把它看成是邪恶的外国人强加给中国无助无辜者的道德毒品。事实的真相是，它是双方费心劳神、互相勾结的产物。

18世纪末英国人进入这个行当时，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只是在提供一种服务，是在满足一种需求，而不是在创造一种需求。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人，尽力将其作为东方最为高尚体面的行当来呈现给国内的民众。渣颠热情地向埃塞克斯郡（Essex）的一个朋友建议说，投资鸦片贸易，是“我所知道的最安全、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14)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英国地区名。——译者）应该也是这样看的。对于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职员来说，鸦片贸易是不用他们插手又能获得稳定收入的生意，他们仅仅是作为在加尔各答的政府机构（Government House in Calcutta），只需要负责监管鸦片的贸易，让英国和印度的私商把鸦片出售给中国的鸦片销售商，再由中国的销售商运到中国的沿海和内地去销售，完成这个肮脏的生意。1839年的一段文字就此总结道：

从鸦片贸易上，多年来东印度公司获得巨额收入，英国政府和英国国家也在政治上和财政上获得无法计数的好处。英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差额有利于英国，这……直接支撑了英国在东方广大地区的统治机构……而且不用使印度变得贫困，就给英国带来每年六百万英镑的好处。(15)

然而，近距离地看，鸦片贸易比英国那些主要的鸦片贸易支持者所说的看起来要更为声名狼藉。渣颠和马地臣这两个在广州从事鸦片贸易的元老（也是19世纪30年代主要的主张发动对华战争的战争贩子），原本就不是绅士，不管他们是如何地努力要把他们赚的钱漂白。渣颠1784年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农场，9岁时失去父亲，十几岁时，他在哥哥的帮助下，才勉强通过了爱丁堡医科学校的考试。他是在商船上当医生住舱底、疗创伤的过程中了解到东印度贸易的，虽然他得到的报酬不多（每月10英镑），但是这份工作的一个额外好处是有兼职做买卖的机会——船上的高级职员被允许买卖两吨他们自己的货物。渣颠很快就学会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机会。在第二次随船出航时，他失去了40英镑薪金，因为那艘船先是在广州遇到一场台风受到损坏，然后又受到一艘法国军舰的袭击，之后他成了战俘，那艘船及船上的官货全丢了。然而，他还是靠卖掉他自己的货物赚了大约175英镑，他的这批货物是他很聪明地通过另一艘商船从孟买运回英国的。到1818年，他已经跃升到管理层，被提名为印度一家私人贸易公司的代理人，翌年，他移居到广州从事鸦片贸易。(16)

马地臣成为私营商人的路程要顺利得多：他的家庭的商业影响使得他在十九岁从爱丁堡大学刚一毕业就成了东印度公司的签约学徒，他刚到亚洲时，似乎还没有认真考虑从事鸦片贸易的决定。1800—1820年二十年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翻了一番。尽管从事鸦片贸易绝不是一种纯粹的伦理选择，但英国商人进入鸦片贸易，也不是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们声称的那样，是把中华帝国变成毒品奴隶的精心设计的阴谋，而是对其他英国输华商品（钟、表、皮货）销售衰退的一种贪婪的、务实的反应。“鸦片就像黄金一样，”马地臣的第一个商业伙伴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在1818年写道，“我可随时卖出。”(17)即使下面的说法也不是真实的：19世纪开头几十年间清政府飘忽不定，又不间断地进行的禁烟运动，加上印度鸦片投机取巧过量生产，鸦片贸易的利润忽高忽低，变化不定。1825年与渣颠成功合伙之前，由于过度扩张，马地臣在广州曾经两次面临破产，只有另外一次，鸦片价格毫无征兆地大幅度下降，他大胆地把鸦片贸易推进到东部沿海地区，这才得救。

另外，从事鸦片贸易还面临着身体受伤的风险：一次，渣颠在广州城门口呈递禀帖（所有在广州外国人的正式书信都要经由城门呈递）时，可能由于不小心，头被重重地撞了一下，为他赢得了“铁头老鼠”的中国绰号。不论是渣颠还是马地臣，都太急于赚钱了，他们根本没空装模作样像个彬彬君子那样去做投机生意：渣颠在他的办公室里只放了一把椅子——这把椅子是他自己坐的——以防访客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浪费他的时间。但是一等他发了财，他似乎就忘记了这一切，摇身一变成了维护鸦片贸易稳定安全的热心宣传家，称鸦片贸易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最安全的生意”。(18)（渣颠说这话是在1840年，在此前的两年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公开在外国商馆前处死走私鸦片的中国人，监禁英国在广州的鸦片商人，捣毁他们的库存鸦片，把他们从大陆驱逐到荒凉的香港岛上。）

尽管如此，贩卖鸦片赚的钱最后的确把他们变成了绅士：第一个是渣颠，他1839年回到伦敦，为议会充当发动侵华战争的军事顾问，之后于1841年毫无争议地成了下议院议员。［事实上，他并没有成功地平息所有对他过去历史的质疑。“噢，那是个可怕的人！”英国首相迪斯累利（Disraeli）1845年有点儿戏剧化地描述他说，“一个苏格兰人，比克罗萨斯王（Croesus）还富有，是个吸毒先生，刚从广州回来，每个口袋里都装了贩卖鸦片赚的100万英镑，他谴责腐败，咆哮着要求自由贸易。”(19)］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签订一年后，渣颠死于肺水肿，他死时把他的议员席位和公司的董事职位一并留给了马地臣，马地臣立即从鸦片贸易中金盆洗手，花了50万英镑购买了路易斯的赫波利蒂安岛（the Hebridean island of Lewis），把自己重新塑造为一个从事正当工作的苏格兰地主。这个大人物的雪白半身雕像从路易斯的斯托诺韦城堡（Stornoway Castle）的草地上傲慢地眺望着大西洋，雕像下面的铭文（他的妻子所作）真实地讲述了他的故事：

他是上帝之子，毫无疑问生活在圣灵的影响之下：“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马太福音，25:21）……（他）长期住在广州和澳门，是著名的怡和洋行（House of Jardine，Marheson&Co.）创建者之一。在他与马地臣先生合作时期，怡和洋行因其讲道义、正直诚实和允许所有人在东亚地区自由使用它的名义这一慷慨义举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鸦片贸易还努力从其与传教士传教活动的合作中给自己脸上贴金，鸦片贸易和传教活动互相依赖——鸦片商人依赖上帝的人的语言技能，后者则依赖前者提供的沿海北上的航道。（当然，1842年后，传教士们可以利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的侵略权益了。）在某些最为成功的鸦片贩子心中，在毒品和信仰之间看起来几乎没有矛盾之感，一个虔诚信教的毒品贩子因义士（James Innes）在冒着危险沿海岸北上贩毒途中的1832年12月2日日记中写道：“正忙着销售，没有时间读《圣经》。”(20)没有哪一个人比郭士立能更好地体现出这种结合。郭士立是波美拉尼亚传教士，后来成为英国占领中国的间谍（他的一个姻表亲描述他的形象是“五短身材……眼露凶光”），他喜欢把为鸦片利益而奔忙作为自己的职业，这一职业使他的生活多姿多彩，有利可图（只是时间不太长：在发现被教民大规模诈骗后，他因失望而于1851年去世，这时《南京条约》签订刚过9年）。(21)1832年，渣颠在第一封请他入伙的信中写道：

尽管我们真诚地希望，你无论如何都不要因为显得对被很多人看作不道德的鸦片贸易感兴趣而损害你计划中的宏伟目标，但是这种贸易绝对有必要给予任何船只公道的机会……鸦片贸易之旅赚的钱越多，我们就越能更好地给你一笔钱用于你进一步推进计划中的宏伟目标，对于你的成功我们也深感兴趣。(22)

他们的分歧圆满解决，因为在郭士立自己的心中，事情真的十分简单——经商（不管用什么手段）和传教密切相伴。“我们的商业关系，”他在1832年一篇有影响的关于中国的报道中欺骗英国读者说，“目前建立在保证沿海贸易持续进行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这最终会带来福音的传播，对此，很多扇门已经打开了。”(23)郭士立善于自欺，精通中国东南地区的方言（在这点上，当地人误把他当作是土生土长的“汉人之子”），他有太多的翻译工作要做，以至于他都忙不过来。“郭士立为我当三天翻译，我会给他1000块钱。”因义士在他的福建之行时感叹道。(24)郭士立的沿海之旅，给了他一个接触到潜在的信教者的机会，他对他们发表讲演——他当时的心情驱使他这样做——讲他们可怕的赌博、偶像崇拜、自高自大、吸食鸦片等等。据郭士立说，他的《圣经》小册子随着鸦片箱上了岸，找到了许多“热切的、感恩的读者”（尽管这些珍贵的纸张实际上干什么用了——或许是糊墙上的洞了，或许是干别的什么了——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25)再者，他更擅长做翻译和传教以外的工作：当6艘中国官船试图阻止中国鸦片贩子的小船靠近怡和洋行的趸船时，“郭士立博士穿上他最好的衣服……拜访了他们……他要求他们立刻离开，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再在我们附近停泊，我们会灭掉他们。他们立刻就走了，说他们是由于天黑看不清，误停泊在了那儿，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26)

对于那些处于鸦片贸易第一线的人——欧洲鸦片趸船的船长和中国的批发商——来说，这个行当交织着魅力、利益和冒险。到19世纪20年代，对鸦片贸易的严厉海禁措施催生了灵巧敏捷的鸦片飞剪船，它有能力抗击印度洋的季风，航速快得多，因而淘汰了印度大商船（Indiaman，为与印度及东印度群岛进行贸易而设计制造的一种大商船。——译者）：“这种飞剪船就像刀子一样切开船头的海水，有……耙子似的桅杆和尖尖的船头，行驶起来就像飞奔中的灰狗的头。”(27)鸦片船的船长薪酬很高，因为他们在航行中要负责记数已用的时间，要监视那些有可能哗变的船员，要和海盗作战。暴力冲突在所难免：有来自于清政府兵船的，有来自于海匪的，有来自于自己的船员的。当地的海盗（中国人称之为“海贼”）是最大的威胁——从一旦有机会就捎带着干些小打小闹抢劫勾当的小渔船，到由多艘船组成的专业海盗队伍。1804年，葡萄牙控制的澳门差点儿被由70艘船组成的强大海盗船队攻占。在他们手中，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来作武器：首先当然是传统的火器，另外还有恶臭弹（内装火药和白酒的瓦罐），点着后扔向商船，用它产生的烟弄瞎商船上人的眼睛。海盗们的生存状况极其恶劣（船上老鼠成群，是“他们有意养来……作美味来吃的”，一个犯人回忆说）和一旦被捕必死无疑的结果，使得他们对俘虏凶狠残暴：死于1795年的一个船长曾被裸体捆绑在甲板上好几天，只偶尔给他一点儿水和米饭。但这并不是针对异族施加的暴行，对沿海地区当地人的处置更为暴虐。一个中国兵船的船长被抓后，还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肠子就被切开，心被掏出来，然后被泡在酒里吃掉了”。(28)

但是，19世纪早期的外国商人在鸦片贸易过程中只起部分作用，把鸦片分送到大陆内地的工作由中国本国的——汉人、满人、穆斯林——走私贩子来做。飞剪船只需驶到从香港到广州三分之一路程的伶仃洋，这是个没有什么明显特征的小岛，在那里，他们把货物卸到已经因过时而被淘汰了的大船上，这些大船权且当作浮动的仓库，然后，又细又长的中国走私船——以“蜈蚣”、“快蟹”或“扒龙”之名而在鸦片贸易圈内闻名，每艘船由20到70名全副武装的人操纵——驶到大船旁边，装上鸦片，完成在广州商馆购买的订单。从这里，鸦片进入输往全帝国的流通系统：或夹在不违法货物的发货单里，或用布匹遮盖住，或藏匿在棺材里，沿着南部沿海细窄的水道运进广州城。在每一个环节，都得买通当地的有关人员：有经纪人、信使和到欧洲商船上（鉴定银币真假）并由欧洲人付费的“货币鉴定人”，有制造扒龙船的态度粗暴的蛋民，有把鸦片运上岸的走私分子，有广州的掮客，有鸦片烟馆、饭馆、茶馆和妓院的老板们。

鸦片贸易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很乐意这样做，即使他们周围到处是鸦片走私活动，他们也佯装看不见。马地臣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合作伙伴说得好，他不无挖苦地质疑代理商的鸦片飞剪船“是否有过做这种买卖的经历。欧洲人操纵的商船一出现就自己发出警报，告诉每一个人他们的到来……只要设想一下中国人用中国式平底帆船在英国沿海进行茶叶走私活动就可以了”。(29)通常，所有需要卸下鸦片的交易都要花点现钱，有时还会有一点故弄玄虚的蒙骗。如果鸦片代销商运气好的话，相关官员只对每箱鸦片收取规定数额的贿赂，不会额外索贿——就像是应该征税的商品，好像鸦片不过是跟棉花、糖浆一样的正常货物。如果他运气不够好，他就会受到一通训话，先讲鸦片走私的祸害，或者宣读皇帝最近关于鸦片走私的谕旨，然后才允许他交上贿赂。但是默许——因为利益由此而来——似乎是基本的规则：1832年，东印度公司进行了一次探索性的沿中国海岸北上贸易之旅，一路上受到刁难，就是因为这艘船“阿美士德勋爵号”忘记了携带鸦片。(30)

当从飞剪船上安全地卸下货物，准备返回印度的时候——也只有当这种时候——1830年代中期一个冷嘲热讽的观察者注意到，清政府的船只最后会上演一场虚张声势的追击：“会看到二三十艘中国兵船慢慢地划……向他们……决不会近到炮弹的射程之内，有时为了开玩笑，如果一只飞剪船为了让他们追上而停止航行，他们决不会接受这种邀请，而是保持一个礼貌的距离……然后会向全国发布一个声明，声称‘我天朝兵船拼力死战，番鬼逃遁，其受创甚重，谅其不敢再来我海岸。’”(31)因此，19世纪30年代一个美国商人总结说：“我们用极为冷酷的态度追求邪恶的目标，照料我们的生意，拖拉我们的船只，散步，享受美食，所以，那些年日子过得要多愉快就有多愉快。”(32)

从它的南边入口，广州的鸦片一路杀到帝国的最北边：通过小毒贩的货担和家养骆驼的背，通过山西和陕西商人的商队转运到新疆，通过赴京参加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的考生行李带入北京。几乎在皇帝的臣民所到之处，只要能省出点钱，他们就随身携带鸦片。1793年，约翰·巴罗（John Barrow，又译“吧龙”。——译者）——第一个英国赴华使团的贡物总管——注意到，鸦片的价格使得它的吸食者只限于“有钱人”(33)。到1820年代，瘾君子已经渗透到全社会。“富民开始矣，”东南地区的一个读书人回忆那个年代说，“而贫民效尤矣。”(34)19世纪中国鸦片市场的规模和多样性可以通过对这种毒品称呼的多样化体现出来：“鸦片”（至少早在明代就创造出来的外来词）是目前使用的名字，直译成英文是“乌鸦切片儿”（“crow slices”）——大概指成品鸦片是黑色的。不过，在译为“鸦片”之前，已经使用过的称呼先后有“底也伽”（大概是对希腊蜜一样甜的opiate的简单翻译）、“罂粟”（因为罂粟的籽像米粒）、“米囊”和“乌香”。在整个19世纪，“鸦片”和许多其他的称呼并存：阿芙蓉、大土或小土、洋土、洋烟、洋药。顺便说一下，“洋”这个称谓并不意味着害怕或不信任外来的东西，而是表示对昂贵的不易得到的外来事物的彻头彻尾的狂热喜欢。“今……以外洋之物是尚，”19世纪中叶的一个文人写道，“曰洋铜，曰洋瓷，曰洋漆，曰洋锦，曰洋布……遽数之不能终其物。”(35)

到鸦片战争时，中华帝国不只是进口和普及这种值钱的外国货，它还大量生产。（然而，尽管土产鸦片由于价格便宜而受欢迎，但由于外国鸦片的巨大影响力，土产鸦片一直是外国鸦片的可怜的伴生品。）在易于种植的地方（特别是中国西南部地区，但也包括东部沿海地区，以及西北的陕西、甘肃和新疆），它是一种神奇的农作物：销路很好，年复一年地与棉花、豆类、玉米和水稻一起种植在同一片土地上。这种植物的几乎每一部分都有用场：汁液用来制造生鸦片，叶子用作蔬菜，茎用作燃料，籽用来榨油。对于1830年代的南方农民来说，种植鸦片的收入是种植水稻的十倍。到鸦片战争时，鸦片贸易已经遍及全国：吸食（在繁华的东南部地区城市里吸食鸦片成风）、运输、种植（从南方云南的荒僻山区到北方的新疆，遍及西部边疆地区）。

鸦片顽固地拒绝消失：当政府采取措施严禁鸦片，把南部、东部沿海地区的鸦片吸食者和鸦片贩子流放到新疆边疆地区时，这些人就把这一恶习带到了西北。如果西南省份例如云南的本土鸦片种植减少了，中国官员预料沿海地区的进口量就会增加，以填补空出来的市场空间。1835年，官员们乐观地宣称罂粟在中国东部的浙江省已经被铲除；5年后，进一步的调查显示，政府的经办人员只是砍掉了罂粟的上半截，而粗心大意地没有连根拔掉。就在同一年，有34个农民武力反抗派去铲除他们种植的罂粟的官员。(36)

在19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某个干冷、明媚的春日，一个皇子正坐在书房里研读历史著作。他又烦又倦，便唤他的仆从给他敬烟。“吸之再三，顿觉心神清朗，耳目怡然。”他感叹道，“昔人谓之酒有全德，我今称烟曰‘如意’，嘻！乐则乐矣。”很快他就有了诗思：“目端萦竹雾，鼻观度兰芬。吐纳香偏馥，升沉意颇殷。凝时疑海澨，霭处出山云。”(37)

1820年，这个皇子自己成了中国的皇帝，这就是道光皇帝（1782—1850年）。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主持了禁烟运动，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事与愿违的鸦片战争。在战争的前几年间，道光帝——据一则谣言说——甚至处死了他自己一个戒不了烟癖的儿子。在那40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吸食鸦片从一个懒散的皇太子可以接受的减压活动变成了危险的灾祸？

毫无疑问，在1830年代末禁烟之前的100多年里，朝廷就一直为鸦片感到不安——这种不安从1729年颁布第一个禁令就开始了，当时，雍正皇帝（1678—1735年）震惊地发现“无赖棍徒勾引良家子弟以此（吸食鸦片）射利……少年子弟堕其术中，或服吸日久而轻生，或家业消尽而为盗，各种贻害，实非浅鲜”。(38)

雍正帝的用词很是有力——但是此后的60年里，却似乎并没有做什么，吸者照吸，卖者照卖：任何一个头上长着脑袋的人都可以振振有词地说他吸的、卖的鸦片是合法的药品，不是非法的消遣品；或者仅贿赂一下有关方面即可。从1773年到18世纪结束，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增长了4倍多。(39)1796年重申了1729年的禁令，同样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只是使得鸦片贩子们把买卖沿着海岸伸展得范围更大，不再仅仅是在广州公然买卖。鸦片是个生意兴隆的行业：19世纪初期，鸦片的需求量和供量应都增加了，价格也提高了——这是对地方官员谋取私利的公开引诱。1799年，已经被重申过的禁令再一次被重申，提醒公众鸦片“性最酷烈，气味恶臭可厌”(40)。1811—1813年间，朝廷继续采取了一些惩罚措施：颁布了一道新的禁令，规定犯禁者杖一百，枷号一个月——这是对太监和仆役的特殊刑罚——发配到极寒的东北终身为奴。(41)到1839年，鸦片进口较之19世纪初可能已经增加了10倍。(42)

清政府在对吸食鸦片推行强硬路线上困难重重，这很容易理解：看起来没有人会同意吸食鸦片是个严重的问题，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个问题。尽管从1830年代以降，呼吁朝廷禁烟的声音不断高涨，但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不论是在中国方面还是在西方方面，关于鸦片的恶果，不论是它对人们身体的影响，在中国使用的程度，还是它的大量使用抑或是嗜食，达成的共识并不多。不过，对鸦片贸易的谴责在中西双方都是一浪高过一浪。1836年，广州地方政府发布的一份告示中写道：“鸦片烟有如鸩毒。”美国人办的《中国丛报》与此意见相同，说吸食鸦片“结果只有死路一条”，“这种恶习如果……继续下去……与鸦片对瘾君子的奴役相比，世界上其他的奴役就算不上是奴役了”。(43)同样地，中西双方也都有为鸦片进行辩护的人：“如果一直十分节制地吸食鸦片，”鸦片战争期间，一个英国人观察到，“它绝不会对人的身体有害，而是恰恰相反，会引起兴奋感和舒适感，简单说，它对吸食者的害处，不比喝一点儿红酒对我们的害处更大。”(44)18世纪末的一个中国绅士建议说，在阴郁难受的阴雨天吸食鸦片，会“精神焕发，头目清利……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45)

19世纪后来的外国观察者则宣传鸦片对吸食者身体的伤害：他们会有“红肿的眼睛，憔悴的面容”，皮肤呈现出“玻璃一样奇怪的光亮，一看就知道是吸食鸦片的人”。(46)1839年，一个满洲皇室亲王回应道：“受其害者，类皆沉溺不返，几同毒药害人，迨至骨立形销，等于残废。”(47)但是另外一些人则强烈反对鸦片对民众普遍有负面作用的说法。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商人亨特［William Hunter，1837—1842年为美商旗昌洋行的合伙人，汉学家，号称中国通，著有《广州番鬼录》（The“Fan Kwae”at Canton）。——译者］说：“鸦片即使有负面的作用，也极少看到有哪一个人因为吸食鸦片而受到身体上或精神上的伤害。没有证据表明鸦片的滥用……这是显然的……吸食鸦片是个习惯，就像我们饮葡萄酒一样，只要适量，就没问题。”(48)

这种对鸦片是否有危害性的模糊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医学不发达的反映：鸦片“颗粒直接地、局部地影响于肺神经”。一个名叫当肯·麦克佛森（Duncan McPherson）的英国军医——他曾经历了与中国的战争——满怀信心地推测说：“会保卫肺神经系统抵抗疾病”。(49)但是，19世纪中国对鸦片采取强硬路线根本上是困难的，因为鸦片的应用无处不在：是止痉挛的药、镇痛剂、止咳药、退烧药和食欲抑制药。几百年来，鸦片都一直是折磨中华帝国民众的很多常见疾病的缓解剂：腹泻、发烧、疼痛、饥饿、疲劳。既然中国不产阿司匹林（这种情形至少一直持续到1934年，尽管早在1890年代它就已经进行商业生产了），“鸦片就是我们的药，我们只有这种药”。一个在国民政府（1928—1949）军队当过兵的人解释说。(50)“没有哪种病是不用鸦片治的，”麦克佛森以其亲身经历报道说，“我们也不知道有哪种东西可以代替它。”(51)

对中国鸦片问题的性质或使用程度也没有一致的看法。自从鸦片被政府宣布为非法，对吸食鸦片人数的可靠估计就不大可能了。在整个19世纪，对吸食鸦片人数的估计从占总人口的0.35%到5%再到60%。(52)在这些模糊不清的数据后面隐藏着其他的问题：所有这些吸食者一共消费了多少鸦片？吸食多少可被看作是偶然吸食、适量吸食、习惯吸食、危险吸食？吸食者是不是不断地增加每次的吸食量？反对鸦片的人士——包括中国的和西方的——把鸦片描绘成它一定会使吸食者成为它的奴隶，迫使他们天天去找更多的钱来支付这个毁人身家的嗜好。1837年《中国丛报》上登载的一组影响巨大的图画描绘了一个鸦片吸食者的生活周期：从享有超级特权的年轻富贵公子沦为憔悴不堪的瘾君子，老婆孩子陷入恶劣艰辛的生活之中，去挣钱买他须臾不能离的毒品。(53)但是也有与这种毁灭性的景象相反的例子：有传闻说一个完全可信赖的经纪人超量吸食鸦片，一个积极倡导改革的官员碰巧也是个瘾君子和妓院的常客。与酗酒的“邪恶后果”相比较，有些人发现鸦片的危害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吸食鸦片“基本上是很节制的”。(54)没有人能确定一次吸食多少量是标准的：19世纪中期一次吸食的量从4克到25克甚至更多。(55)清帝国的臣民有和欧洲人喝酒、吸烟一样多的理由吸食鸦片：为了炫耀，为了社交，为了缓解烦躁和痛苦。有的人吸丢了性命，吸光了财产；有的人一次都没吸完就呛回去再也不吸了；还有的人只是每日餐后才吸一吸。

有清一代一直试图对鸦片有所作为，其唯一担忧的是社会控制问题。所有毒品都有使政府当局焦头烂额的共同特性：它不仅会极大地占用生产资金和生产时间，更要命的是，它会使人们内心的自律松懈，会消解维持人们行为规范的约束感。政府当局对享乐主义的鸦片文化引发的社会稳定的威胁感到不安，这种不安体现在鸦片战争前一个世纪里关于鸦片问题的每一个官方声明中。1729年颁布的第一个惩罚贩卖鸦片的法令，是“照邪教惑众律”治罪的。(56)因此，鸦片的危害不是被认定为身体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即担心社会秩序可能会出问题。1799年一道谕旨悲叹道：“从前市井无赖之徒，私藏服食，乃近日侍卫官员等颇有食之者，甚属可恶，沉湎荒淫，自趋死路。”(57)

11年后，当在紫禁城内发现了6盒鸦片时，皇帝勃然大怒。他严厉批评说，鸦片使吸食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他像是想起了它的危害，又补充说，“久之遂致戕贼躯命”，然后回到他的主题，“大为风俗人心之害”。(58)大约在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开始用理性的医学上的理由谴责鸦片，但依然是先表示鸦片对社会风尚的影响的担忧，然后才对鸦片摧残人的身体表示关心。一个医生谴责吸食鸦片是“今世之丧家败德者”喜爱的“恶嗜”，开始搜集戒烟药方。(59)

鸦片泛滥对政治稳定的威胁，由于政府的财政困扰而进一步加剧。到19世纪的前几十年间——这也是鸦片消费增长的几十年——中华帝国看起来出现了严重的银荒，这对经济的顺利发展至关重要，因为税收和军饷用的都是银子。如果银子少了，相对于小额的日常交易使用的铜钱，银子就会变贵，纳税的民众就会受到榨取，他们就会愤怒，于是就导致了流民、暴动和骚乱：1842—1849年间发生了110起群体性抗议事件，完全是由于银价的上涨导致的。与此同时，政府发现它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军队和公共工程，而军队和公共工程是用来控制普遍的不满情绪的，结果便是风起云涌的社会反抗活动。“开辟以来，”1840年一个官员抱怨说，“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者也。”(60)当代的观察和间接证据将其归咎于鸦片。在1805—1839年间，鸦片的进口激增了10倍，从每年3159箱增加到每年40200箱。同时，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则一反往常，进入赤字时代：1800—1810年间，约有2600万美元流入中国；而1828—1836年间，则约有3800万美元流出中国。(61)观察者大受震动，他们猜测中国的财富缩水一半——实际上，大概缩水19%。到19世纪的第三和第四个十年，鸦片似乎突然到处都是了——遍布中国的东西南北和中部地区，广东（鸦片主要是从这个省进入中国的，位于中国最南部）是中国白银外流的最大出口。鸦片的消费，使得经济发展停滞，环境资源枯竭，人口过剩，军队战斗力下降，社会秩序出现动荡恰恰是在晚清林林总总的弊病的原因被触摸到的时候增加了。

尽管如此，也很难说鸦片应对银荒负完全责任。直到1852年之前，中国每年进口鸦片的总值也从未超过800万英镑。而之后的40年中，除了4年外，鸦片进口总值每年都超过了这一数额，有时接近1060万英镑。而且，到1855年左右，白银岁入经历了一个减少阶段——这是与清政府执政效率降低相伴的——之后，本世纪的后半叶，金银供应又逐渐增加（尽管有鸦片消费的增长），使得清王朝得以捱过太平天国起义这次大规模的国内危机。从1856年到1886年，中国经济回暖，有大约69100美元流回到中国。(62)如果鸦片真的是19世纪上半叶出现银荒的元凶，那么，1842年后鸦片进口飙升之后，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继续出现赤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超越英—印—中这个贸易三角，看一看南美独立运动对全球白银供应的影响。

很奇怪——因为清朝当时正忙于维护自己的安全和主权——清朝长期以来允许自己依赖外国的白银供应：通过中国在菲律宾的贸易，或通过对欧洲的出口贸易，来从南美洲进口白银。在1829年之前的40年中，墨西哥生产了全世界大约80%的白银和黄金。但是，与1790年代相比，据估计，1810年代和1820年代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导致全世界白银产量减少了56.6%。考虑到中国由于对外来白银的需求而卷入到了全球经济之中，拉丁美洲白银供应量的锐减势必会对它产生显著的影响。首先，它使得英国用于购买中国茶叶和生丝的白银量减少，相应地，中国茶、丝的出口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只能是缓慢增长。其次，英国商人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求助于鸦片，而不是供不应求的白银，以换取他们要购买的茶叶和生丝。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固然鸦片进口肯定对中国的白银储备有影响，但是，如果鸦片进口的这第一个繁荣期不是碰巧与世界白银供应的严重萎缩撞到了一起，鸦片进口对银荒的影响就不会如是之严重。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就很可能继续按照惯常的方式为其鸦片的风行埋单，即用茶叶和生丝。换句话说，并不仅仅是鸦片贸易导致了清朝中国的财政不稳，还因为全球性的白银生产和流通问题。(63)

不过，不管是对还是错，到1830年代末，鸦片开始被看作这个帝国所有麻烦问题的替罪羊。朝廷里两派势力——一派是忧心忡忡、焦躁不安的皇帝，一派是有抱负的道德说教者小集团——进一步不幸的冲突，导致了1839年与英国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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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马克梦敏锐而详尽的著作《财神退位：19世纪中国的鸦片吸食》，第193—201页。（张昌甲话见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下册，第770页。——译者）

(2) 同上，第97页。

(3) 弗吉尼亚·白立芝：《鸦片和人民：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的鸦片制剂应用和毒品控制》，第40页。这是一部关于近代英国鸦片使用情况的信息丰富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史著作。

(4) 朗格编：《药理学》，第595页。

(5) 马克梦：《财神退位：19世纪中国的鸦片吸食》，第79、75页。

(6) 萨沙·奥巴什：《帝国主义英国的种族、法律和“中国之谜”》，第146页。

(7) 引自埃德加·霍尔特：《对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第78页。（前一句引文的原文见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林则徐集·奏稿》中，第884页。后一句未找到原文。——译者）

(8) 保罗·霍华德：《中国清代的禁烟：对一个社会问题的反应，1729—1906年》，未刊博士论文（宾夕法尼亚大学，1998年），第30页。（宋代苏辙《种药苗》中诗句，前有“苗堪春菜，实比秋谷。研作牛乳，烹为佛粥……柳石钵，煎以蜜水”之句，故可“饮之一杯”。——译者）

(9) 郑扬文：《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第11页。［原文见明人徐伯龄《蟫精隽》（四库全书本）卷10，第14—15页。——译者］

(10) 这些及中国宫廷使用鸦片的其他详细情形，参见郑扬文《中国鸦片生活史》，第10—24页。

(11) 保罗·霍华德：《中国清代的禁烟：对一个社会问题的反应，1729—1906年》，第70—71页。

(12) 关于晚清和民国时期毒品使用情况开人茅塞的论述，参见冯客等《麻醉文化：中国毒品史》。这是个近来引人注意的题目，对这一领域有重要贡献的著作，见郑扬文、大卫·贝罗、包安廉、乔伊斯·马登西、爱德华·斯雷克、史景迁、理查德·纽曼、卜正民和若林正的著作，下面的注释和书末文献会列出。

(13) 毛姆：《中国剪影》，第60—61页。

(14)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1800—1842年》，第105页。

(15)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1800—1842年》，第106—107页。

(16) 关于这两个人的履历，参见阿兰·勒·皮雄编《中国、贸易和帝国》、A．R.威廉森《东方贸易：怡和洋行的某些人和船以及在东印度公司海事局的同僚：文章汇编》（怡和洋行，1975）、罗伯特·布莱克《远东商人渣颠和马地臣》。

(17)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1800—1842年》，第118页。

(18) 彼得·沃德·费伊：《鸦片战争，1840—1842年》，第49页。这是一部从欧洲和美国的鸦片商人和观察者方面讲述鸦片战争的杰出著作。

(19) 引自杰克·比钦：《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第56页。

(20) 费正清：《条约制度的形成》，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第10卷《晚清时期，1800—1911年》上册，第216页。

(21) 莫里斯·科利思：《外国泥》，第66页。（“外国泥”指鸦片。——译者）

(22)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1800—1842年》，第139—140页。

(23) 莫里斯·科利思：《外国泥》，第68页。

(24) 同上，第75页。

(25) 参见郭士立《1831、1832、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日记》（影印本）。撇开好笑的犬儒主义做法不说，那些清代中国各种异端运动的支持者的确急于阅读基督教传教小册子。

(26) 莫里斯·科利思：《外国泥》，第70页。

(27) 洪特·詹宁：《印度—中国的鸦片贸易》，第82页。

(28) 洪特·詹宁：《印度—中国的鸦片贸易》，第132—135页。

(29) 洪特·詹宁：《印度—中国的鸦片贸易》，第28页。

(30) 参见胡夏米《阿美士德号货船来华经过》。

(31) 查尔斯·托古德·唐宁：《番鬼在中国，1836—1837年》第1卷，第55页。

(32) 詹宁：《印度—中国的鸦片贸易》，第71页。

(33) 冯客等：《麻醉文化：中国毒品史》，第46页。

(34) 郑扬文：《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第83页。（原文见李召棠《乱后记所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近代史资料》总34号，中华书局，1964年，第177页。——译者）

(35) 郑扬文：《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第71—72页。（原文见梁章钜《退庵随笔》卷7，第16页。——译者）

(36) 贝罗：《鸦片和中华帝国的限制：中国内地的禁烟，1729—1850年》，第168—169、228页及其他各章节。另见马登西信息量丰富的《林钦差的烦人遗产：福建省的鸦片贸易和禁烟，1820年代—1920年代》对19、20世纪禁烟的论述。

(37) 译文引自郑扬文：《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第57页。（原文出自爱新觉罗·旻宁《养正书屋全集》卷17，见吴振棫《养吉斋丛录》，中华书局，2005年，第374页。根据原文，道光帝当时吸的是烟草，不是鸦片，此处作者理解有误。——译者）

(38) 冯客等：《麻醉文化：中国毒品史》，第34页。（原文见冯尔康、许盛恒、阎爱民《雍正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293页。——译者）

(39) 保罗·霍华德：《中国清代的禁烟》，第86页。

(40) 保罗·霍华德：《中国清代的禁烟》，第87页。

(41) 同上，第92—93页。

(42) 参见林满红《中国之逆转：世界银荒与嘉道咸秩序》第89页表。（中文本名《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译者）

(43) 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96页；马克梦《财神退位：19世纪中国的鸦片吸食》，第76页。

(44) 阿瑟·坎宁汉姆船长：《鸦片战争：在中国服役的回忆》，第237页。

(45) 英文译文引自冯客等《麻醉文化：中国毒品史》，第60—61页。（原文见俞蛟《梦厂杂著》，第1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译者）

(46) 马克梦：《财神退位：19世纪中国的鸦片吸食》，第92页。

(47) 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96页。（原文为肃亲王敬敏语，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第1页。——译者）

(48) 马克梦：《财神退位：19世纪中国的鸦片吸食》，第78页。

(49) 马克梦：《财神退位：19世纪中国的鸦片吸食》，第82页。

(50) 冯客等：《麻醉文化：中国毒品史》，第74页。

(51) 马克梦：《财神退位：19世纪中国的鸦片吸食》，第83页。

(52) 冯客等：《麻醉文化：中国毒品史》，第52—53页。

(53) “劝诫画”，《中国丛报》第5卷（1837），第571—573页。

(54) 马克梦：《财神退位：19世纪中国的鸦片吸食》，第78页。

(55) 冯客等：《麻醉文化：中国毒品史》，第51—57页。

(56) 同上，第34页。（原文见李圭《鸦片事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6册，第206页。——译者）

(57) 保罗·霍华德：《中国清代的禁烟：对一个社会问题的反应，1729—1906年》，第88页。（查《清仁宗实录》等资料，1799年上谕中未查到相关文字，与引文意思最相接近者是1813年的上谕，见《清仁宗实录》卷270。——译者）

(58) 同上，第90页。（原文见《清仁宗实录》卷227。——译者）

(59) 同上，第60页。（原文见何其伟《何书田医著四种》，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57页。——译者）

(60) 林满红：《中国之逆转：世界银荒与嘉道咸秩序》，第13页。（龚自珍语，参见林满红此书中译本《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第11页。——译者）

(61) 魏斐德：《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国史》第10卷《晚清时期，1800—1911年》上卷，第173页。

(62) 参见林满红《中国之逆转：世界银荒与嘉道咸秩序》第89、95页表。

(63) 本部分主要依据林满红《中国之逆转：世界银荒与嘉道咸秩序》等著述的分析，这些著述提供了对影响晚清中国的世界经济因素的令人兴奋的重估。

第二章　道光皇帝的决定

对于不刻意进行观察的旁观者来说，中国的皇帝——整天被宫殿、后妃、仆役和叩头包围着——看起来是十分舒适惬意，但事实上却不是那么回事。这倒不仅仅是由于他有治国理政的工作负担，尽管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一个清朝皇帝在宫中一天的活动，一般是上朝听政和批阅奏章，接着是听更多的政，批阅更多的奏章，有时还会召见有关官员，或者审核死刑判决。皇帝还承受着面对公共责任所带来的压迫感。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中国治国理政方法形成的那些世纪），当时统治中国的周朝确立了皇帝受命于神秘的“天命”的观念。如果一个王朝统治的正当性急剧下降，“上天”就会收回其“授命”——通过诸如老百姓造反、内战和彗星出现等突然降临的大灾难来宣示它的决定，把它交给另外一个人。

与中国前代的大多数统治者一样，清朝统治者也是通过武力手段而不是靠道德优势赢得这个国家的。1644年，一群群满洲骑兵（编练为八旗——这是军事单位，总人数在30万人到50万人之间），通过中国巨大边墙的一个关口，从东北涌入关内，击败了与之争夺天下的一支庞大的汉族叛军，在北京建立了清王朝。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清朝鼎盛时期的三位伟大的皇帝，康熙（1654—1722）、雍正（1678—1735）和乾隆（1711—1799），用强力将他们从明朝继承下来的中华帝国的领土面积翻了一倍，满洲骑兵把边疆又推回到过去的缅甸、老挝、越南、台湾、西北戈壁、外蒙古，推回到大漠和大草原地带的准噶尔、塔里木盆地和西藏。但是，与中国前代的大多数统治者一样，清朝征服者迅速表现出他们是圣贤，以证明其攘夺天命的合法性。因此，清政府使用的语言充满了家长式的自我辩白：喋喋不休地述说皇帝“抚育”和“体恤”万邦，不论远近，一视同仁。

英国的商人和外交官读到清政府由中国讲究文辞的相关人员堆砌词藻、用词夸张的公文的译文时，嘲笑清帝国使用的傲慢自大的口气（“天朝……怀柔远人，一视同仁，无不曲加体恤”）。但是，这种浮夸之词并不仅仅是自负、自恋（尽管其中也有很多自负、自恋的成分）的反映。占住道德制高点是做皇帝的题中应有之义：通过每一个公开的行动和决定，使他对帝国的至高无上地位、对“远人”的慈爱和尊重的所有宣示得到认可。紫禁城里无论是朝堂还是后宫都悬挂着道德训诫的条幅，以防皇帝及其臣工忘记他们的本分职责：大臣们觐见君主后退朝时须走昭德门和贞度门，而司法判决则在勤政殿、乾清宫、养心殿发布和裁定。

在如此沉重的责任之下，清代的皇帝需要绷紧了神经，17、18世纪每一个全权在握的君主——在他们的治理下，中国版图大面积增加，人口大量增长——都用他们自己的方法解决了他们面对的任务。康熙皇帝集战士、学者、政治家和外交家于一身，满怀信心地应对处理了多项工作。乾隆皇帝——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中那位被钟爱的皇帝哲学家——把他的忧虑（对1760年代妖术的恐慌，对满洲尚武精神消退的日益恐惧，对英国野心的不安）深深埋藏在光彩夺目的仪式和炫耀中。他的儿子嘉庆皇帝（1760—1820）当政时似乎无忧无虑：尽管传言他是死于雷电，但他更可能是由于肥胖症外加中暑而死亡。

不幸的是，决定与英国进行鸦片战争的道光皇帝不具备多少打这场战争所需要的天赋。他当皇帝的开局很不错。1791年他9岁时参加皇家狩猎活动，在他的祖父乾隆大帝面前，第一次用弓箭射杀了一头鹿，获得了乾隆皇帝的喜爱。乾隆对他这个早熟的孙子欢喜异常（在比他还小的年龄就成功地射杀了一头动物），立刻就赏赐给他黄马褂和花翎。22年后，这位未来的君主也让他的父亲——喜欢享受的嘉庆皇帝——很高兴。当时，天理教叛匪与宫内的太监里应外合，在一个静谧的午餐时间猛攻宫门，阴谋刺杀皇帝。他奋起抵抗叛匪，保卫紫禁城。当时他正在去向一位母后问安的路上，发现叛匪正爬过紫禁城的高墙。他立刻做出决定，不顾皇宫内禁止使用火器的规定，派人取来战刀、火铳和火药，击毙了两个叛匪。

可是，到1820年继承皇位后，他似乎勇武尽失。仔细看一看他的朝服像——穿戴着清代皇帝标准的红色大皇冠、黄色锦缎长袍和朝珠——就会发现，看起来他是个与其祖父及父亲很不相同的人：就脸型和面部表情看，他的父亲下颚宽厚，他的祖父雍容华贵，而他则是五官紧凑，脸庞瘦削，显得有些忧伤。他很快就不再展示其阳刚之气，转而展示值得赞赏、但却缺乏魅力的节俭、勤勉的美德。他在自己的寝宫挂上“至敬、存诚、勤学、改过”(1)以自警自诫。当皇帝后，他发布削减花费的《御制声色货利谕》，开始穿打补丁的衣服，把他喜爱寻欢作乐的父亲的宫廷戏班子从650人减少到370余人，把嘉庆帝400多人的厨师队伍削减了一半，年老后，留下与惯例相反的遗命，即不要在他的陵墓前树立歌功颂德的墓碑。

道光皇帝品性中最大的两个缺陷大概是优柔寡断和诿过他人。他继位刚一两天，就以他父亲的遗诏中有个错误而罢免了3个军机大臣（遗诏由军机大臣代拟。——译者），几天后又将其中两人官复原职。(2)他甚至对他给自己选择的陵墓地点都改变主意，换过地方。他的陵墓在开工修建了7年后，将要安放他棺材的地宫出现了渗水，他认为这极为不祥，于是惩处了相关的官员，放弃了这个地点，另选了一处新址。之后又用了4年，建成了陵墓，其隆恩殿（清代帝后陵墓的大殿。——译者）体现出了这位皇帝对节俭的偏爱：它是清代皇陵中唯一一座完全不饰彩绘的楠木陵墓。（可与慈禧太后的陵墓作个比较：慈禧太后在她的陵墓上花费了2.27亿两白银，差不多合3500万银元和4590两黄金，甚至陵墓用的砖都雕刻镀金。）(3)他这种犹豫不决的秉性，再加上对他认为作战不力的军队指挥官的指责和替换，就决定了查禁鸦片和对英战争不大可能取得胜利。

19世纪30年代，谁当皇帝都会遇到一堆烦心事儿：社会秩序混乱，政府财政窘迫，特别令人揪心的是清朝的军队，此伏彼起的内乱（无业游民、少数民族、秘密会社）充分暴露了它的无能。

从17世纪战乱、瘟疫、庄稼歉收的恐慌中恢复过来后，从1650年到1800年，在康雍乾盛世时代，中国的人口至少翻了一番，达到大约3亿。新大陆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华帝国，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出口贸易量的巨大，遍布全国的市场网络的迅速形成，和劳役的废除。到18世纪末，中国达到其全盛期，但是，国土面积的广袤、民族的众多和白银都对清王朝构成挑战。到这时，中华帝国已经发展到其极限，因为人口的爆炸导致了对工作机会和资源的激烈竞争，生态环境恶化，物价飞涨，吏治紊乱败坏。更严重的是，清朝的军队开始走下坡路。到18世纪后半叶，清朝前期控制边疆的能力越来越成问题。1766—1769年间对缅甸的三次征讨，或被打败，或没有取得进展，因为清朝骑兵在潮湿的西南边疆山林中难有用武之地。1788年对越南的占领则不到一个月就被赶了出来，还损失了4000人马。清朝衰败的根本原因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衰败的原因是一样的，即过度的扩张和财政的困窘。

随着清帝国走向衰落，老百姓开始怨声载道，掀起武装反抗活动。从1774年开始，白莲教起义——这是乾隆后期五六次大起义中蔓延范围最广、破坏性最大的一次起义——聚合了东北（原文如此，查史景迁原文，这里讲的是山东王伦起义。——译者）的农民、卖艺人、车夫、僧人和鱼贩、油贩、豆腐贩子，他们满怀积怨，发起对这个末世帝国的反抗。(4)由于清朝军队的战斗力下降，这支起义军一直坚持到1805年，最后被清政府下令地方精英人士组织团练镇压了下去。1800年后，清帝国大部分时间里忙于花费巨大人力、财力维持边境安全和内部稳定，顾不上好好了解新到来的、装备精良的欧洲对手。关于鸦片战争的中文记述显示出中国社会的分崩离析和互不信任，各群体之间互相对立：汉人和满洲官员相对立，北方汉人和南方汉人相对立，华中地区汉人和华南地区汉人相对立，地方士绅和中央政府相对立，生活越来越无望的大众与几乎每一个与其利益相冲突的群体相对立。

但是平心而论，道光皇帝在他统治的第一个十年中，很好地处理了各种自然的和人为的问题：修复了崩溃的河堤；遏制了泛滥的私盐；镇压了帝国西北边疆地区的伊斯兰圣战（西北回民叛乱。——译者），在伊斯兰圣战中，清政府驻喀什噶尔的军事据点全部被毁（正如当时人所描述的那样——“大地上血流成河”），清政府与其苦战17年，才将其镇压了下去，其首领在北京被凌迟处死。(5)然而，总的来看，道光皇帝在他统治的第一个十年间的举措经常显得手忙脚乱。他不断地提拔官员、罢黜官员、审查官员，尽是官僚主义式的折腾。他显然不知道该做什么：他面临着环境的、人口的、财政的、社会的危机，对这些危机，不论是儒家的还是满洲的帝国管理指南中，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帝制时代晚期的文官政治文化不能帮助道光皇帝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华帝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对于那些读过书的男性（女性当然是被明确排除在外的）而言，担任公职是他们选择职业时最有吸引力的选项。皇帝的神圣性——因为君权是天命所授的——决定了为皇家工作被看作是荣耀的、正当的，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形下才有例外（例如，当“上天”将其“天命”从一个不值得承膺的人转向一个值得承膺的人的过程中时）。到明代，朝廷已经成功地将有抱负的读书人几乎全部引导到参加科举考试的路上：对儒家正统学说的测试控制着通向功名富贵的道路。

一个要进入官场的人的生活轨迹是从受孕时就开始了的，胎教告诫孕妇要保持最适于胎儿发育的姿势。出生后两到三年，开始接受正规训练：首先是每天几个小时的识字——到8岁时要认识大约2000个字。其次是背诵“四书”（《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五经”（《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和其他经典——或许一共有518000字，如果一个男孩子每天记诵200字，从5岁到12岁，这需要花费他大约7年的时间。

最后，到他十几岁时，这个年轻人就要开始练习写作——主要是通过死记硬背式的学习方法：“八股文”，一种就摘自一部经书的片言只语来作题目而大量引经据典的八段式作文（长度也就几百字），以考查考生对孔子与其门徒的简洁对话的掌握。即便一个考生有勇气尝试科考三级考试中最低的一级考试（理论上说15岁就有可能参加，但21岁是更常见的开考年龄），成功通过的几率并不大。有清一代，有大约200万考生参加最低一级的考试，即县试，每三年有两次考试机会，只有1.5%通过。接下来的省试通过率不超过5%，最后一级考试会试的通过率不到1.5%。(6)在清代，这个比例如果说有什么值得说的话，大概就是使事情更加糟糕，因为官缺的数额没能随着18世纪人口翻番而相应地翻倍。

于是乎，结果便是，帝制晚期的中国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科场失意的高龄考生。1699年，一个年龄超过一百岁的老人在他的曾孙（这个年轻人是第一次进考场碰运气）搀扶下走进考场。1826年，一个高龄104岁的考生再次在会试中名落孙山，但是皇帝出于同情赐予他相当级别的功名。(7)大多数名落孙山者咽下他们的失望，开始准备下一次考试。意志不够坚强的落败考生会精神崩溃，或致疯癫，或饮恨而亡，或起而造反，给这个帝国的大片地区造成大规模的杀戮和破坏。明朝就是被一个碰巧也是科场失意的邮差领导（指李自成，曾为银川驿卒。——译者）的叛乱在1644年给灭亡的。19世纪破坏最大的人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就是一个屡次科场失意的乡村塾师领导发动的，他考试落榜后神经错乱，产生幻觉，幻觉到上帝告诉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他那与清朝对峙的太平天国14年后于1864年被彻底击败时，已经有成百上千万的人死于战乱，清朝也差点儿被推翻。

在清朝统治下，偏向于少数满人的民族歧视政策令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很是沮丧。理论上说，清朝的正统观念认为，满人与被其统治的汉人是“一家”。但在实际上，满人（它所统治的汉族臣民与它的人口比例是305:1）力图保持其与汉族有别的少数民族意识。皇帝谆谆教导旗人要保持简朴、诚实的传统（射箭、骑马、精通满语、节俭），作为中国的征服者，必须要努力证明其统治这个帝国的合法性。由于担心受到汉族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乾隆皇帝（他自己也对孔夫子的牌位叩头膜拜，还写了大约4万首古典风格的汉文诗）鼓励他的满族同胞举行庆祝活动纪念他们爱喝酒的祖先，他们的祖先曾经用尿液洗脸，用自己父母的尸首诱捕紫貂。(8)旗人刻意与汉族民众保持距离，住在有高墙围绕的驻防营里，与汉人隔离开来，驻防营占地面积很大，可能会占整整半座城市。漫步在19世纪中叶清代北京的大街上，满人的异族痕迹随处可见——不仅体现在皇城周边众多的旗营（仿照皇帝出行时在皇帝营帐周围设立营帐护卫的布局，只不过建在皇城周边的是永久性建筑），还体现在居住在北京城里的大约20万满人身上。东北文化也渗透进平民生活的视、听、味各方面中：在满人街头娱乐敲击的八角鼓伴奏的歌声中，在售卖满洲风味点心的糕点铺里，在搬到京师优雅街区中的萨满小屋中。满洲妇女也以其独特的雕刻般的发式（一种固定的发式）、驾驶马车的天分、抛头露面与男人一起出席宴会和各种庆典——汉族妇女不允许出席公开的社交活动——显得与汉人不同。(9)1644年后，在帝国官僚体系中，满人在各个方面都比汉人占有优越地位。科举考试上降低了对满洲考生的要求：如果旗人（专门为他们保留了录取的名额）发现汉文试题太难，他们可以选择仅把选自汉文经典的语句（这是他们必须记诵的）译为满文和通过箭术考试即可。坦率地说，设定的官职额数是为满人服务的，19世纪一个观察者写道：“满员升迁之途，较捷于汉员，以缺多而人少也。”(10)汉人皓首穷经，面对的是科举考试中令他们泄气的低通过率，却眼巴巴看着才学不如他们的外来竞争者超过了他们——这种做法自然会在他们心中产生恶感。

这种压力和竞争文化，会导致产生两类截然相反的官员：一种是有创造力的腐败的玩世不恭的官员，一种是清教徒式的官员。正是这二者之间的张力促成了鸦片战争的爆发，带来了一系列不幸的后果。

没有哪一个人比乾隆皇帝臭名昭著的宠臣和珅更能体现清代官场的腐败性。18世纪的最后25年间，上了年纪的乾隆皇帝对和珅越来越依赖——除了政治上和个人情感上的依赖，或许还有性上的依赖。和珅独霸了大臣与皇帝联络的渠道，以此聚敛了大量的私财，主要手段是千方百计侵吞贪污和卖官鬻爵。从1776年起，他处于清朝政治金字塔顶端26年，在这期间，他谋取担任过中央政府最重要的六部中四个部的尚书（礼部、户部、兵部和刑部），此外还担任殿试的读卷官——所有这些都给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他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广施恩惠笼络人，在地方政府中安置亲信，从而从中收取大量贿赂，以确保自己以后的影响力。1799年他被弹劾后，根据官方保守的估计，他的财产是政府年财政预算的两倍，超过一千万两白银，物品方面，据说有上等人参600斤，狐皮550张，貂皮850张，各种粗细牛羊皮56000张，衣服7000件，西洋钟460座，还有侍妾600人，这些物品堆放在他的几千间房屋中。乾隆皇帝去世后，新继位的皇帝嘉庆抓住机会，违背父命，宣布判处他父亲的这个宠臣死刑，没收了他的财产。当时即有个顺口溜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11)

但是，在和珅遵旨在他位于紫禁城北边有众多赏心悦目的庭院和荷塘的府邸中自尽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在清朝政治上留下的痕迹依然存在。经过几十年的苦读，很多通过科举考试即将进入官场的士子都渴望在当官有权时谋取私利。除了固定数额的薪俸外，一个官职还给担任这个官职的官员谋取私利提供了众多的机会：可以收受亲信的贿赂和其他好处，可以染指公款和公物，可以向民众征收额外的赋税。和珅的榜样作用很快发酵，任用亲信迅速成为官场的一项决定性原则。随着利益追求变得比为帝国服务更重要，公共工程的预算开始消失不见了。例如，19世纪初，每年拨给黄河河道总督600万两银子的专款，或许只有百分之十用到了治河上，其余的都耗费在公款吃喝和娱乐上。(12)即使是在和珅身败名裂之后，官员们仍然会炫耀他们的财富。道光皇帝时一个不太贪腐的官员致仕回原籍时，他的家人把80个内装砖块的木箱装上船，这样当地人就会以为那是他50年官宦生涯聚敛下来的金银。(13)

然而，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这种贪腐恶习也催生了一种坚定的禁欲主义。科举制度的本来用意是向中华帝国的知识精英们灌输严肃的勤政奉公伦理，在他们几十年的读书学习中向他们灌注儒家学说柔顺服帖的品德（忠、孝、诚等）。儒家关于政治教化的天才设计的一个部分就是规劝它的信奉者自我约束，途径重在自我批评，正如《论语》的第四章教导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传不习乎？”(14)其负面作用是会带来某种固执的自以为是。经过那么多年艰辛备尝、耗人体魄的儒家治国理政原则和方法的训练，一些进入官场的士子必然会把安邦定国作为自己的使命，他们经常性地被才具不如他们的少数民族排除出政府高层，由此所产生的愤懑不平更强化了他们的这种使命感。到道光朝，局面已被公认为积重难返。来自各省的证据表明，腐朽已是根深蒂固：受和珅这类贪官影响形成的自私自利、玩忽职守的恶劣风气，正在毁坏政府和社会的凝聚力。面对19世纪令人沮丧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环境、政治和经济问题，真诚信奉儒家学说的官员们开始从整体上批评公共道德的全面滑坡。

1810年代后，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组成一些俱乐部（club）——尽管club这个英文词的弦外之音听起来过于轻松。吟诗作赋的雅集每年在北京举行一次，雅集的参加者们大谈特谈其危机感，而不是尽情享受皇家气派的香烟美酒和宽阔皮扶手椅。一个参加者后来记述说，在一次这样的雅集上，尽管没有美酒，但“兄弟六七义气豪”：填词作诗，欣赏4世纪的书法拓片，辩论是否文如其人，悲天悯人，探讨激进的官僚体制改革能否解决帝国的种种弊端等。(15)从21世纪的眼光来看，他们做的或许都是一些平淡无奇的事，但是，在受到严格控制的清代政治环境下，这种形式的结社是很大胆的举动。满洲政权对这种形式的私人结社特别恐惧，总以为它们会煽动叛乱，制造社会混乱。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结社叫“饯春会”，它于1829年成立后，即试图寻找机会说服皇帝，让皇帝相信他们是匡扶社稷的人。(16)

接下来，随着中国进入多事之秋的1830年代，焦虑不安的皇帝开始为国家面对的诸多麻烦寻找个替罪羊，而一帮雄心勃勃的士人也在寻找一个能为他们自己赢得皇帝垂青的事由，以帮助他们从贪腐的满洲权贵手中夺取对国家的监护职责。鸦片问题是个适当其时的切入口。因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吸食鸦片的嗜好看起来是万错丛集的渊薮：空耗性、炫耀性的消费把国家的银钱大量消耗于鸦片，使得臣民们忘记了自己应尽的社会职责；圆滑、自私的腐败官员容许普遍漠视国家法律的情况存在。

1832年，道光皇帝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的担忧集中反映在了一次败仗上：数以千计的清政府军队被广东西北部亚热带山区的土著叛军打得落花流水。被派去调查的钦差大臣给出了一个很牵强的结论，说政府军队“不惯走山”，接着又更令人震惊地补充说：“沿海各营兵丁，多有吸食鸦片烟者……此时自不能得力。”(17)大多数部队在被派遣去山区之前是驻在沿海地区的，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忙于从鸦片走私中勒索贿赂，无疑他们自己也吸食了很多鸦片。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帝国同时还遭受着涝灾、旱灾和饥荒。当甚至是连大自然也开始有意为难中华帝国时——在中国，政治上的合法性严重依赖于上天的眷顾——大恐慌就到来了。

道光皇帝失魂落魄了。1832年7月24日，在紫禁城——中华帝国的中心——往南中轴线的天坛大理石圜丘上，道光皇帝身穿黄褶紫绣的朝服，打破常例，公开祈求上天告诉他，他何处失德了。首先，焚胙牛、奉香、奠玉帛、诵祝文、受福酒和胙肉。然后，皇帝对上天表明他的心迹：

今岁亢旱异常，经夏不雨……稼穑人民，倏罹灾患。即昆虫草木，亦不遂其生。臣忝居人上，有治世安民之责，虽寝食难安，焦忧悚惕，终未获沛甘霖。

无须等到上天的回答，他即给出自己的解释：

总缘臣罪日深，鲜诚鲜敬……抑臣……日久怠于庶政，不能忧勤惕厉欤？……赏功罚罪，轻重不得其平欤？……任官不得其当，以致政有丛脞欤？

最后他祈求上天：“伏祈皇天赦臣愚蒙……叩祷皇天，速施解作之恩……呜呼！皇天其鉴之！”(18)

道光皇帝并没有得到上天明确的指示，他决定开始行动，采取严厉的措施禁烟——力禁这种象征腐败和奢华的黑黝黝黏糊糊的东西。他将对广东鸦片泛滥负有责任的官员革职（该官员显然在允许他手下的士兵从鸦片船上抽取了他们的一份鸦片后，纵容鸦片船溯河而上运入陆上），下令新任官员采取严厉措施禁烟：对鸦片要“拔本塞源”，“毋……苟且目前，全不以国计为重，一奏塞责，致贻远患也”。(19)

*

然而，不久，他又动摇了，这很符合他的惯常作风。几年之内，禁烟的热情就被广州的官场和律劳卑对广州惩戒性的打击（两艘英国船让护卫广州的几座炮台吃了不少苦头，这几座炮台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给压了下去。比起干燥的内陆北方地区，最南边的海疆地区可以养成中国官员更为实用主义的品性，这就是深陷于鸦片走私贸易的模棱两可（及其利益）之中。如果鸦片走私贸易中断了，那么流淌于广州城的银子也就枯竭了。19世纪中叶最富裕的行商伍秉鉴（Howqua，又名伍敦元，商名伍浩官。——译者）去世的时候，比内森·罗斯柴尔德（Nathan Rothschild，1777—1836年，在伦敦经营银行等业务，为英国巨富。——译者）富裕10倍。他们认为，必须得做些什么事，以便让皇帝认清道理——说服他相信，鸦片事实上不是个合适的替罪羊。

于是，1836年，主张鸦片合法化的一派人发声了。一个曾任广东按察使的官员（指许乃济。——译者）提出，禁止鸦片、中断鸦片贸易会劳而无功，严厉的禁烟措施只会在人民中间散播恐慌气氛：“内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劫。”对其进行抵抗是没有用的：清政府手中没有必需的治安力量与沿海地区的不法武装（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开战。至于鸦片对人体的危害，他用马尔萨斯式的口吻继续说道：“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就让他们吸死算了，而“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20)这一建议几乎是付诸实行了：两广总督满腔热情地批准了这一计划，告诉行商们允许鸦片商人贩卖鸦片。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对中英贸易关系中这一“非常重要的放松限制做法”将带来的前景感到欢欣鼓舞。(21)一个令人兴奋的结局就在眼前。

不久，主张禁烟的一派人也发声了——领头的是黄爵滋，他当时任鸿胪寺卿，是饯春会的发起者。他就鸦片问题赶写了一道给道光帝的长篇奏折。在对他敬爱的皇帝为鸦片问题寝食难安表示了一番遗憾后，黄爵滋的奏折认定中国贫困的罪魁祸首只有一个，这就是鸦片。他解释说，鸦片贸易是外国的一个阴谋，这一阴谋始于红毛番占领爪哇，“咬溜吧（位于爪哇岛西北部，即今之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译者）本轻捷善斗，红毛番制造鸦片，诱使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国竟为所据”。(22)黄爵滋的一个支持者回应说：英国“初以鸦片入关，即有削弱中原之念。觉之不早，渐成攥决与未……十二年广东奏猺匪之案，言连州军营战兵多有吸食鸦片者，兵丁数虽多，难于得力，其明证也。”(23)

为了把中华帝国从道德迷乱状态中唤醒，需要进行一场暴风骤雨式的禁烟运动。黄爵滋的办法很简单：重治吸食者，断绝对鸦片的需求（因此也就会断绝鸦片的进口）。他申述说，给吸食者一年的时间，以圣人之仁深自忏悔，他估计，在这一年时间里，“十已戒其八九……此皇上止辟之大权，即好生之盛德也”。为了执行这一禁烟政策，他主张使用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暴君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21年）的大臣们发明的惩罚性的法家治国手段：五家邻右，互结连坐，他们有责任互相监督，告发任何一个违反这一新法规的人；如果发现有违法者而不予告发，五家同受处罚。黄爵滋总结说：“（此）诚天下万世臣民之福也。”当然，那些受到处罚的人不包括在内。

外国的图谋，军队战斗力的下降，社会风气的浇薄，1832年的痛苦记忆，在这种背景下，可以断定，禁烟运动会让道光皇帝忧心忡忡。黄爵滋的奏折还暴露出一个重要问题，即他对外国鸦片贩子的无知。他详细解释说：“红毛人有自食鸦片者，其法集众红毛人环视，系其人竿上，以炮击之入海……故各国（向中国输入鸦片的英国等国家）只有造烟之人，无一食烟之人。”(24)而且，黄爵滋的建议似乎没有考虑到英国人在其经济收入受到禁烟运动严重冲击时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黄爵滋的意见不代表大多数人的态度。道光皇帝看到黄爵滋这个措辞激烈的奏折后，把整个问题全端出来，征询文武大臣们的意见。之后的4个月时间里，清廷收到了29份议复的回奏，其中只有8份支持对吸食者处以死刑的建议，其他的主张将打击重点放在鸦片的进口地广州和把鸦片运进中国的鸦片走私贩子。(25)他们这样主张，或许是出于儒家的仁爱观念，或许还由于他们怠惰。一份回奏中抱怨说：“若吸食者尽诛，即闽广而论，吸烟者十居七八，十万人恐不能尽也。”(26)除了要大开杀戒，还会令人筋疲力竭。如果吸食鸦片的问题像禁烟派所说的那样严重，从理论上说，这个国家4亿人口的百分之一会面临死刑——还不要说那些从事鸦片贸易的人，这类人的数量在有些地方占到该地人口的90%。将惩治对象集中于鸦片贩子，好处是他们不在正常社会范围之内，如果你手段高明，或者勤勉从事，能抓住一个鸦片贩子，就会有功劳；如果抓不住，也没有人会以此找你的碴儿。但是吸食鸦片的平民在禁烟派报告的地方无处不在，地方官员如果不能有效地禁烟，就需要下大力气千方百计为自己找借口。或许是意识到这一点，道光皇帝在收到黄爵滋的奏折后又犹豫了好几个月。他充分利用了万能的官僚应变机制，10月23日，他把球踢给了另一帮人——他的军机大臣们。

但是最后，两个星期后，1838年11月9日，他采取行动了：召见福建籍官员林则徐——坚决支持黄爵滋的8个少数派官员之一，商讨他提出的“鸦片流毒……施药以疗之”(27)的方案。是什么使犹豫不决的道光皇帝最后改变了主意？是那个简单易行的冷酷方案（特别是他只需要下令处决吸食者）吗？还是因为皇室内部也出了问题？1838年10月25日，他得到报告说一个亲王和一个镇国公一起被发现在紫禁城的一个庙里吸食鸦片。11月8日，他又收到亲信大臣琦善的一个报告，称其在天津——位于北京南边大约100英里的港口城市，北京需要的大部分物品经此供应——拿获鸦片13万两。这是1729年以来查获的最大一批鸦片。琦善还报告说，这批鸦片全部来自广东：由广东商人在广东购买，从广东运来。(28)

1838年的最后一天，道光皇帝决定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经过一个世纪的时作时辍，清政府真的要向鸦片宣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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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第164页。

(2) 詹姆斯·波拉切克：《19世纪初期中国的士人群体与士人政治》，未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1976年），第128页。

(3) 万依等编：《清代宫廷生活，1644—1912年》，第312、316页。

(4) 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第114页。

(5) 约瑟夫·弗莱彻：《清朝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统治的全盛时期》，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第10卷《晚清时期，1800—1911年》第1册，第364页。

(6) 这些数据及其他数据，参见本杰明·艾尔曼关于科举制度的详尽叙述，见其所著《晚清科举考试文化史》，第267、134、143页。

(7) 同上，第291—292页。

(8) 柯娇燕：《满洲人》，第124页。

(9) 这里要感谢欧立德在《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和柯娇燕《孤军：三代满洲人与清朝的灭亡》中对满族生活的出色还原。

(10) 引自欧立德《满洲之道》，第201页。（原文见陈寿祺《郎潜纪闻三笔》卷7《鄂文恭由笔帖式升至巡抚仅六年》。——译者）

(11) 引自万依《清代宫廷史》，第334页。

(12) 曼素恩和孔飞力：《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第10卷《晚清时期，1800—1911年》第1册，第127页。

(13) 魏白蒂：《阮元，1764—1849：19世纪鸦片战争前一位著名官僚士大夫的生活与工作》，第284页。

(14) 《论语·学而》。

(15) 见波拉切克《19世纪初期中国的士人群体与士人政治》第181页，以及《鸦片战争与清廷之内部斗争》，这是关于鸦片战争战前、战争中和战后清廷内部战争对策争论的两本开创性的研究著作。（引文未找到原文，此处为意译。——译者）

(16) 1829年徐宝善、黄爵滋等发起“江亭饯春”，以后多次举行同类活动，但名称有所不同，参见罗检秋《嘉道年间京师士人修禊雅集与经世意识的觉醒》（郑大华、邹小站主编：《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饯春会”名见樊克政著《龚自珍年谱考略》，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19页。——译者

(17) 史景迁：《清代中国的鸦片吸食》，见格林堡《中国贸易与中国的开放，1800—1842年》，第150页。（原文见《清宣宗实录》卷218。——译者）

(18) 引自莫里斯·科利思《外国泥》，第82—83页。（原文见《清宣宗实录》卷214。——译者）

(19) 引自波拉切克《鸦片战争与清廷之内部斗争》，第111页。（原文见《清宣宗实录》卷218。——译者）

(20) 引文全文见包安廉极有价值的著作《近代中国与鸦片读本》，第6—11页。（中文原文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473页。——译者）

(21) 引自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89页。

(22) 黄爵滋奏折的译文见《中国丛报》第7卷（1838）第271—280页。（中文原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第487页。——译者）

(23) 包安廉：《近代中国与鸦片读本》，第15—20页。（原文见朱嶟《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伦敦大英图书馆藏，《京报》手抄本，见田汝康、李华兴《禁烟运动的思想前驱——评介新发现的朱嶟、许球奏折》附录1，《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译者）

(24) 黄爵滋奏折译文，《中国丛报》第7卷（1838），第271—280页。（中文原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第487—488页。——译者）

(25)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90—91页。

(26) 阿瑟·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22页。（原文为琦善《遵旨复奏禁烟折》中语，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第517页。——译者）

(27) 郭斌佳：《中英初次交战之研究及其文献》，第220页。（中文原文见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2次印刷，第571页。——译者）

(28)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92—93页。

第三章　广州之春

林则徐的背景是很传统的。他于1785年8月20日出生在中国东南部一个由于供养子弟们参加科举考试而逐渐衰落的地主家族。林则徐出生的时候，林氏家族已经连续四代没有人担任过一官半职了。四代人的科场失意似乎只是更加强了林则徐的父亲（他本人由于准备屡试未中的科考而弄坏了眼睛）要亲眼看到他的儿子取得功名进入官场的决心。成年后的林则徐——他是在3岁开始学习那些经典著作的——回忆当年：“每际天寒夜永，破屋三椽，朔风怒号，一灯在壁，长幼以次列坐，诵读于斯，女红于斯……恒至漏尽。”(1)

他父亲的努力没有白费。12岁时，林则徐通过了最低一级的科举考试，考试中写了一篇扎实的儒学论文《仁亲以为宝》。19岁时，他通过了省试（乡试）。在7年后，1811年，他第三次参加会试通过，成为一名政府官员，最终获得了铁饭碗，使家庭的生计得到了保障。

一旦通过了这些障碍，林则徐的人生会面临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第一条是利用职权聚敛尽可能多的钱财，然后坐拥这些钱财退休享受。但是他的朴素家风把他推到了另一条道路上。在他介入鸦片问题而名声大震之前的25年间，他就已经因在缉拿走私、修筑堤坝、赈济洪灾、整顿盐税等方面的勤政敬业而声名远扬。简言之，他有惊人的行政才干——尽管他在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上也许有某些细微的调整。一个早期为他作传的人写道：林则徐“终身无嗜好，虽书画碑版，亦不甚经意，朝夕孜孜不倦者，国政民瘼两大端而已。”他1820年代在东南任按察使期间的清正廉洁为他赢得了“林青天”的绰号。之后他迁任河东河道总督，那些挥霍浪费的河工官员们“闻公至，皆悚励，惧旦夕严劾。公独先以诚信许其涤旧染，勉自新”。从个人秉性上看，他与崇尚俭啬的道光帝气味相投，因此不止一次受到道光帝的嘉奖，其中有如下赞誉之词：“向来河臣……从未有如此认真者”，“未曾舛误”，“办事细心可靠”。(2)

1839年的林则徐充满自信，意气风发：他已经依靠自己的勤勉和良好的自制力出人头地，他相信用这种工作态度可以解决最复杂的难题。他是个做事情比较投入的人，尽管事实上他最为关注的不是鸦片问题，但正是鸦片问题将使他青史留名。回溯到1833年，这时离他开始向鸦片宣战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就已经对如何处理鸦片问题有所考虑，为了应对鸦片输入导致的财政上的巨大损失，他建议中国自己种植罂粟生产鸦片。(3)他花费时间笔墨最多、最想做的事情是改造漕运水系，使通向首都的运河能够灌溉北京周边干旱的平原。西方评论家们把林则徐的禁烟举措上纲上线：他们宣称这是文明间的冲突（即内陆封闭的、重农抑商的清帝国面对敢于冒险的、自由贸易的英国）。然而，事实是相当寻常的，既与一帮行为不端的英国商人的活动有关，也与中华帝国的国内政治有关。林则徐想尽快解决广州的事情，以便赴富庶的江苏当巡抚，这里是供应首都的漕运的起点。(4)不管那些与他作对的英国商人如何使劲儿地将他妖魔化，说他骨子里是个仇外排外的十字军式的人物，但实际上他根本不是。他只是一个热心于漕运管理的做事细心的官僚。在19世纪，中国是一个庞大而且繁忙的国度，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国内事务，对国内事务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国际事务的关注。一定程度上说，鸦片战争以及它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是官僚体制下一怒之下草率行事点燃的。

接到皇帝召见的谕旨，林则徐于1838年12月26日赶到北京，在之后的大约一个月时间里，被皇帝召见达19次之多。(5)道光皇帝没有掩饰他精神上的紧张，对他的大臣哀叹道：“呜呼！烟毒不除，朕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6)他对林则徐格外眷顾：12月29日，作为一项十分少见的待遇，他赐准林则徐在紫禁城骑马；次日，注意到林则徐骑在马背上不舒服，又特许他乘轿：“你不惯骑马，可坐椅子轿。”(7)

林则徐给了这位神经紧张的皇帝一剂良药：镇静。对道光皇帝的每一个疑虑，他都有一个充满信心的答案。他的第一个措施是收缴所有烟具，第二个措施更为简单，他推论道：“鸦片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靠威胁。给每一个吸食鸦片者一年的期限，如果他们在这一年内没有戒掉烟瘾，将任凭政府将其处死，他们只能怪自己。“不肖之徒如再不知悔惧，置诸死地，诚不足惜矣。”(8)那么怎样鉴别鸦片吸食者呢？通过多人监督，看其能不能经得住“熬”。林则徐提议，把所有被指控吸食鸦片的人集中到一“公所”，将其身上严格搜查后关进一个房间，“如考棚之坐号，各离尺许，不准往来……自辰巳以至子丑”。(9)如果担心这不能奏效，还有科学方法。林则徐夸口说，他知道确保能治疗烟瘾的药方：“既吸之后，闻烟便臭，吸之便呕……至白梅一方，弟向亦闻之……又闻杨桃花最好……不知确否？”(10)

与黄爵滋的建议差不多，林则徐的建议也有一个令人难解的疏漏：对禁烟在外国鸦片商人方面产生的后果欠缺考虑，而外国鸦片商人是这个毒品问题的总根子。尽管很多官员建议禁烟措施应集中在广州这个欧洲人在华合法贸易与非法贸易的中心，但支持禁烟的官员中却很少有人考虑那里的外国商人会作何种反应：不论他们是采取抗拒行为，或是迟迟不予合作，都应“妥善处置”。(11)与此相反，那些对英国人可能会有的反应表示了关注的人却在中国受到谴责，被指为怯懦的卖国行为。12月22日在林则徐出京的路上，琦善——他因第一次中英武装冲突后与英国谈判议和而备受诟病——劝告林则徐“无启边衅”。(12)（刚刚过去的新疆七年战事已经花费了国库一千万两或者更多的白银。）两年后，当清朝的海防在英国大炮轰击下崩溃时，林则徐可以夸口说他早已预料到整个这场冲突，但是这场战争中的每一个事件都证明其实不然：在每一个事件中，清政府都对英国反应之强烈感到吃惊。似乎可以肯定，林则徐竭尽全力禁绝鸦片时，他并没有认真考虑与英国打仗的可能性——也肯定没有想到实际上随后而来的战争会是那种样子。

1839年3月10日，经过两个月的舟车劳顿，林则徐被迎进广州城。他的确无负于廉洁的名声：轻车简从，从黄土扑面的华北平原一路南下，来到南方郁郁葱葱的鱼米之乡，把随从人数压缩到只有一名马弁、六名跟丁、一名主厨并两名帮厨，他们都一直和他一道前行（为的是防止他们赶到前头去敲诈勒索沿途经过地方的驿站）。

一到广东，林则徐立即开始行动。他的第一个动作是向中国走私鸦片和吸食鸦片的人施加压力。他把广东人组成“保甲”，以每5人为一个单位，每一个人都要担保另外4个人不贩卖鸦片、不吸食鸦片。他训诫广州那些参与鸦片走私的不良商人（“鸦片来自外洋，流毒中国，而粤省沾染尤为深痼。”）说：抵抗是没有用的，“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13)他在来广州的路上，已经仔细研究了几个案子的经过，这几个案子表明了鸦片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王振高的案子引起了他的注意。王振高由于渎职被从军队中开除，之后，他营谋得为海岸巡查，对于他放过的每200磅鸦片收受40银元的贿赂，他把已经没收的几百箱鸦片卖掉换了银子，然后谎称这些鸦片是从鸦片贩子手里缴获的。由于有这些功劳，他不仅得到了奖金，还升了职。(14)两个月内，林则徐逮捕了1600名违反鸦片禁令的人，没收了近14吨鸦片和差不多43000支烟枪。接下来的两个月中，他关押了许多严重违反鸦片禁令的人，数量是广东巡抚过去3年间所关押人数的5倍多。(15)

林则徐对行商尤为愤怒，3月17日，他把他们召集到他的钦差行辕。他首先命令他们跪在坚硬的地板上，然后，作了长篇训话，痛斥了他们的奸诈不法行为。他告诉他们，正是他们要对鸦片问题如此严重负责任。20年来，他们在进入广州的显然装载着鸦片的船上进行交易：“今鸦片如此充斥，毒流天下，而该商等犹混行出结，皆谓来船并无夹带，岂非梦呓……譬如人家防夜，设立更夫，乃财物已被席卷而逃，而看更者犹曰无贼，此非通盗而何？”林则徐继续说，每一层贸易管理机构，都深陷于鸦片走私（运输、储存、购买、包装）之中，而行商们并没有置身事外，他们帮助、支持外国鸦片商人，他们拜访他们，给他们提供秘密情报，借给他们轿子（这是违法的，外国人只准步行）。“薰莸同臭，实为尔等羞之。”(16)（以上引文引自林则徐给行商的书面敕谕，口头上的表达在语气上可能就不那么婉转了。）所有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只要瞥一眼行商们自己的叙述，就可以发现他们和英国人的关系有多密切，为了缴纳政府向他们勒索的苛捐杂税，而这些苛捐杂税是事先没法预料到的，他们从英国人那里借了成千累万的钱，而赔偿这些钱将是将要到来的战争中帕麦斯顿向中国提出的要求之一。最富的行商伍绍荣立即试图收买林则徐，而林则徐却告诉他：“本大臣不要钱，要你脑袋尔。”(17)

林则徐的第二个动作是把外国人置于与行商大体相同的压力之下。他首先起草了一封给维多利亚女王的长信，开头先原谅她对清帝国近来禁烟举措不知情，然后劝告她在她统治的领土上禁绝鸦片生产。“今行文照会，明知天朝禁令之严，定必使之（指英国鸦片商。——译者）不敢再犯……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指种植罂粟的印度各地。——译者），拔尽根株……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18)3月17日，他让行商们命令外国鸦片商们呈缴他们在广州的鸦片，并出具甘结，保证不再输入鸦片，否则，外国鸦片商及与其合作的行商将被处死。惊恐不安的行商们在把林则徐的指令传达给外国鸦片商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以前从未见过这种阵势。”(19)到3月23日，林则徐不再以书面形式向外国鸦片商传达指令，而是派了两个最富的行商身带锁链被押送着亲自去向他们重申他的命令。

就这时的情形而论，林则徐对他的开头两板斧十分满意：到达广州的当天，他就向皇帝夸口说，渣颠一听到他被派到广东禁烟的消息，就跑回了英国。（这个刺头的苏格兰人那时正好到伦敦游说帕麦斯顿，告诉他如何向中国开战。）林则徐从容坐等事态的发展。

*

历史对林则徐是很眷顾的。在当代中国，他被尊为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先驱：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地主阶级改革派实干家”。(20)而对于他的英国方面的对手，后来在鸦片战争中成为英国驻华全权代表的义律，后世人的评价就不那么高了。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英国评论家们一直斥责他愚蠢透顶，优柔寡断，在和中国打交道时，缺乏应该具备的帝国主义者的坚毅果断。（由于说动琦善割让了香港——世界上最好的自然良港之一，他在战争进行中间被撤职。）中国方面对他的评述就更不是积极的了。在中国大陆关于这场战争的两部大片《林则徐》（1953年）和《鸦片战争》（1997年）中，义律是个淫荡的恶棍（特别是有一脸恶毒的笑），妄图用鸦片奴役中国人民。但是，他真的是像贬低他的人说的那么无能或邪恶吗？抑或他仅仅是在困难的环境里尽力工作的英国政府的一个疲倦的仆人？

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们试图努力对英帝国——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是如何有效统治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作出合理的解释。对这个问题，老派学者们给出的答案是吹嘘基督教的文明使命和自由贸易，或者是含糊其辞地说些约翰·希利（John Seeley）的理论（对喜欢英国的非专业人士来说很有吸引力），即英帝国是“无意中”得到的。(21)20世纪中国的阐释（受到马克思和列宁的很大影响）则倾向于阴谋论，即一般说来，受工业扩张和贪婪心的驱使，英帝国蓄谋已久要攫取资源和土地，鸦片战争更是如此。最近，在英国，有人作出了另外的解释，即英国的对外扩张是为了追求炫耀军事力量、保证海上通道的安全和寻找新的投资机会。但是，这些大理论所忽略的，是英帝国所固有的临时制订对策的特性：英国的对外政策通常是在陌生的环境里，在特殊的压力下，由不懂当地语言文字又（在前电信时代）长达数月与国内讯息隔绝的当事人制订的。(22)发动英国对华鸦片战争的查理·义律集所有这几种因素于一身：他既有帝国主义者的野心，也惯于投机取巧；既有责任心，又于心不安；既伪善，又自欺。

与林则徐一样，义律的出身也很正统。他出生于一个素封之家：他的祖父是个伯爵，父亲是个军人外交官，1772年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以真正英国式的勇气而举世闻名”。(23)1815年，受民族英雄纳尔逊（已于10年前战死于特拉法加）所造成的风气的影响，年方14岁的义律作出了自己的职业选择：下海成为海军的一员。他在海战炮火下度过了一个人性格形成的14年，在摇晃不定的桅杆上爬上爬下，在剧烈颠簸的甲板上摸爬滚打，狼吞虎咽吃生满了象鼻虫的发硬的食物，这一切为他在中国遇到的凶险做好了准备：1834年，他作为侍卫长（Master Attendant）随律劳卑迈出了踏上19世纪中英充满纠葛的舞台的第一步，当律劳卑勋爵的舰队冲破阻力试图驶进广州时，他稳坐在其中一艘军舰开阔的甲板上一把遮阳伞下面，不过律劳卑的这次冒险运气相当不好。1830年，义律跳下军舰，进入外交部，在西印度群岛的英属圭亚那担任“奴隶保护官（Protector of Slaves）”。两年时间里，他在那儿的经历把他变成了一个热诚的废奴主义者。1832年，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应该给予奴隶的是一种适合于他们现状的自由状态。”(24)（虽然如此，一个为他作传的苛刻的中国人还是给他贴上了“长期在英国殖民地压迫和奴役当地人民”的标签。(25)）

1834年，他被调往中国，在那里，他的良知再次受到他的职责的考验，因为义律这个贵族出身的废奴主义者本能地厌恶鸦片贸易以及与鸦片相关的一切：既包括鸦片贸易道德上的含混不清，也包括那些从事鸦片贸易的缺乏教养的、嗜利的商人。他的弱点是只看每一个人侧面的一小部分：他明白鸦片贸易在经济上的必要性，尽管他憎恨干这坏事的人的粗鄙下流；他明白他的职责是维护英国在广州的利益，尽管他憎恶不列颠的某些子弟在中国海干的坏事。他是个固守他那个时代的观念的人：他是国家尊严的热诚捍卫者，是英帝国尽职尽责的仆人，他必定会保护其公民（不管他们做了什么）免受外国的攻击。首先，他相信自由贸易使人摆脱约束的美德。就是说，在极端情况下，通过战争来推行这种美德是正当合理的，特别是如果这样一场战争能够解除掉英国对鸦片贸易的依赖，因为这种依赖是不道德的。

到1836年，义律已经被提拔到律劳卑曾经担任的职位上：驻华商务总监督。尽管在律劳卑去世后的两年里，英国和中国都避免走向战争，但是事情仍然很麻烦。1834年下半年，义律身穿全套上校军服，到广州城门外请求释放被中国当局拘留的沿海失事英国商船上12名船员时，两次受到清军士兵的攻击，打了他的脑袋。但义律最大的问题是英国政府对他的职务缺乏清晰明确的指令。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给商务监督的指令是“避免触怒中国当局”，而同时又拒绝“卑躬屈节地……与中国当局打交道”。(26)他的任务是维持与中国的和平，维护对中国的合法贸易（以保证对英国市场的茶、丝供应），但是关于非法的鸦片贸易，却没有授予他任何权力。尽管义律本人认为鸦片走私活动是“每一个有人性的人都应该谴责”的，但他热切希望中国朝廷将其合法化，因为这样的话，中国就会背负道义上的全部责任，鸦片的价格就会下降，从而也就会阻止英国人从事这项贸易。(27)1836年，他发表议论说：“一项大宗贸易要依赖于一项稳定持续进行的走私，来买卖一种价格昂贵、又经常性地大起大落的邪恶的奢侈品，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28)义律似乎遮掩不住他对广州和澳门那些著名的鸦片商人渣颠、马地臣等的极度厌恶之情。鸦片战争前夕，他提醒帕麦斯顿说：“没有人比签署这份快信的这个谦逊的人（指义律自己。——译者）对在中国沿海进行的这种不光彩的、罪恶的武装走私怀有更深的憎恶。我已经坚定地在我职权范围内，用所有合法的手段，牺牲我在过去几年里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中的全部个人享受，来阻止它。”(29)（渣颠等人全面回击，在写给国内的信中批评义律，说他“不受欢迎”、“措置失当”、“管理混乱”，等等。(30)）

然而，义律知道，如果没有鸦片，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就会陷入逆差，正如他在1837年2月2日所说：“鸦片走私的中断，一定会严重削弱我们在中国市场的支付手段……鸦片滞销会造成我们在广州的贸易差不多要全部用现金支付。这个市场已经饱和，在这种状态下，阁下可以判断出目前鸦片销售的不景气势必给英国对华贸易带来怎样严重的危害。”(31)1837年，他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加入清政府新一轮的禁止鸦片走私的行动（走私贩子将会被绞死），二是保护参与鸦片走私的英国人。当此之时，他选择了与后者站在一起，给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Lord Auckland）写信，请求他“派遣一艘战舰……指示它向英国贸易提供实际的支持，而不给英王陛下政府在任何敏感微妙的问题上带来麻烦”。(32)尽管没有明确的权力，义律仍然尽职尽责地保护英国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不过，与此同时，他也请求外交部扩大他的权力范围，以便他能维持“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这个地区活动的国王陛下的臣民的秩序”，海军部拒绝了他的这一请求。(33)社交上被澳门的外国商人们所孤立，家庭不得团圆［尽管他的太太克拉拉（Clara）与他一起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但不得不把他们3个亲爱的孩子留在了英国］，政治上和语言上则在广州遇到了挑战，伦敦给他的指令相互矛盾更令他抓狂，1839年的查理·义律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之下。

义律得到林则徐采取唐突的新措施的消息时，正在澳门。一听到这位钦差大臣的最后通牒，他立刻穿戴上全套海军服，直驶广州，停泊在商馆，升起英国国旗（“以回应外国商人们的欢呼声。”他向帕麦斯顿报告说）。

他发现在广州的外国人是分为不同派的。对林则徐的强硬要求，马地臣是典型的无动于衷，说被锁拿押解来传达林则徐命令的两个行商是“在中国所见到的最彻头彻尾的骗人展览”。(34)其他人则缺乏英国人应有的临危不乱，据一个美国商人说，伍秉鉴“被吓得瘫倒在地……行商们一时间都很担心他们的生命和财产”。(35)义律到来之前，商人们尽最大努力阻止林则徐，发表了一个模糊的声明，说反对鸦片走私是“同仁几于全体一致之感情”。林则徐不为所动，行商们传出的他的反应是：“如果不交出鸦片，他明早10时会到他们的商馆，那时，他会向他们表明他将怎样做。”外国商人们问林则徐是否会真的说到做到，行商回答说：“他会说到做到。”(36)于是，英国商人打算妥协：将要交出大约1000箱鸦片。他们被告知这没有用，林则徐要的是全部鸦片，他已经发布了对英国大鸦片走私贩子颠地（Lancelot Dent）的逮捕令。颠地拒绝去见钦差大臣，林则徐的代表声言他将在颠地住处外面露宿，直到颠地跟他走，颠地则告诉他会为他准备食宿。

义律毫无畏惧地一脚迈进了这个死胡同，将颠地置于他个人保护之下，匆匆忙忙给帕麦斯顿写了封慷慨激昂的快信（“我决心赶到商馆，否则就牺牲在路上”）。(37)在林则徐的压力下，义律似乎经历了一次奇怪的蜕变。1838年12月17日，他还在痛斥鸦片贸易“极不光彩”，表示他准备把英国鸦片走私贩子的命运丢给严厉的中国法律去制裁。现在，他则庄严地发誓要抵抗“对外国人及其财产的侵害……作为女王的官员，这是我的首要职责”。(38)颠地也变了：他不再是一个外交难题，他成了（用义律的话说）“我们在广州最可尊敬的商人之一”。(39)换句话说，一个疲倦不堪的政府公职人员和一群难以管理的外国鸦片走私贩子，开始将他们自己重新塑造为一个团结的受迫害的无辜者群体。

林则徐被义律的干涉激怒，下令停止了所有贸易，并发誓要封锁商馆，直到把所有可买卖的鸦片全部交出来。3月24日下午8时，他下令所有中国雇员撤出商馆，不到半小时，商馆就成了“死一样的地方”。(40)（通常情况下，商馆所在的区域以其喧嚣热闹而闻名国际，茫然的欧洲人描述说这个地方有“来自世界各个角落、说各种语调的成百上千种不同的声音”，有“各种型号、形状和颜色的”船只云集，有各种锣声、喇叭声、号角声和鞭炮声汇合在一起的喧闹。“整个这个地方到处是投机分子”，1830年代中期一个苏格兰访客观察到，“有开店的，有理发的，有江湖郎中，有小偷、流氓无赖、流浪汉以及苦力”，还有卖水果的、玩怪异表演的，有无业游民从他们衣服的褶皱里捉虱子然后用牙齿咬破，有乞丐和营养不良的儿童，有向广州的水手发号施令、或吆喝自己的跟班的外国人。(41)）此后，350多名外国商人在广州又待了47天，在此期间，各商馆之间的街道上和广州城里布满了1000名全副武装的武弁、士兵、仆役和苦力，城南的水道被用平底帆船层层阻塞住。甚至行商们也被召集来监视商馆，在东印度公司的旧楼旁边摆上宽大的椅子坐在上面（晚上则并在一起当床用）。

这只是一种十分松散的监禁。食物不是什么大问题：食糖、饮用水、食用油、面包和肉鸡在封锁收紧之前已经偷运进来，像亨特这种人脉很广的商人还会有公行里的一个中国通事用食盒给他送来一日三餐。这些被监禁的人所遭受的身体上的最大风险，按照怡和洋行（渣颠和马地臣合伙开设的公司。——译者）授权的历史学家的结论，是“食物太多，锻炼太少”。(42)闲得无聊是另一个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的地方，他们临时凑合起一些娱乐活动打发这种无聊：斗蟋蟀，玩跳背游戏，爬旗杆，喝着啤酒和保镖们说闲话。当这些娱乐活动玩儿得乏味了，他们就嘲笑自己生活能力的低下：不会“烤鸡、煮鸡蛋或烤土豆”。(43)

被围的第3天，3月27日上午11时，义律做了两件被中国历史学家们一致视作他善于搞阴谋诡计的明证的事。第一件，他同意交给林则徐20283箱英国的鸦片；第二件，他向惊慌失措的商人们保证，王国政府将对被没收的财产负责。用这两个麻利的措施，义律把个人的经济纠纷变成了国家的事情：英国女王和中国皇帝之间的谈判。当林则徐实行封锁的消息大约6个星期后传到英国时，英国政府将会发现，作为向中国宣战的理由，200万英镑（被没收鸦片的烟价）远远比对林则徐“侮辱国家尊严”作感情上的严正声明有说服力。（帕麦斯顿几乎都没有注意到义律1834年报告说有两名中国地方官员两次打了他的头。）

那么，义律为什么要采取这两项措施呢？

在给帕麦斯顿的快信中，义律说他所处的令人绝望的形势迫使他不得不采取行动了。4月2日他写道：“在我们与这个帝国的交往中，它的政府无端地发起侵害英国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冒犯英国政府尊严的行动，这是第一次……他们剥夺了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生命掌握在他们手中。”(44)与此相反，义律的敌人们则指责他毫无必要地插手于林则徐和英国商人之间形成的僵局，激化了林则徐和鸦片贩子们之间的矛盾（首先是招致了林则徐的封锁）。而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据渣颠1840年对英国下议院一个选举委员会说，在林则徐采取封锁措施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受到威胁。(45)诋毁义律的人问道，为什么他那时态度坚决地反对向林则徐屈服，而现在却屈服得如此彻底？对于他满口承诺赔偿鸦片烟价，行商们很不解：“他为什么要赔那么多钱？根本不需要赔那么多钱。”(46)

我们永远也不能确切地知道查理·义律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他没有留下可供我们进行详细分析的日记或回忆录。但通过观察他的敌人对他的指责（算计、无能、鲁莽、自我扩张权力），我们也可以想象出他处境的困难。林则徐与他的前任们不同，他是个毫不妥协且不受腐蚀的禁烟斗士。当林则徐发出对英国公民和财产的威胁时，义律难道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而不卷入到这些私营商人们的事务中去吗？（林则徐威胁要既停止鸦片走私贸易，也停止合法贸易，他采取的措施对英国的茶、丝和金银供应也有明显的影响。）尽管商馆中没有人挨饿，英国人没有做任何形式的让步，也没有人逃跑。而且，被监禁中的商人们害怕这场小打小闹在外国人的某种挑衅下真的变成战争。如果停泊在黄埔的外国军舰冒险冲破封锁，攻击广州，平素沉着冷静的威廉·亨特推测说：“中国人可能会发动攻击，屠杀我们。”(47)

最重要的是，到1839年，义律已经是怒气攻心：他被帕麦斯顿的前后矛盾、被他自己对鸦片贸易的憎恨而又对其无力进行管控而弄得筋疲力尽。他不得不反复告诉清政府官员，他没有力量赶走英国的鸦片船，作为回应，接见他的中方代表讥讽他说：“他还被看作适合当商务监督吗？”(48)于是他一次次地发现他自己处于一种屈辱的境地。他交出鸦片，或许是希望激起外交大臣某种明确的反应。像他之前的律劳卑一样，他似乎真的曾经相信，一场短平快的战争会痛痛快快地解决（双方的）问题。4月11日，他写道：

我觉得可以肯定，使中华帝国沿海免于糟糕的战争（不论是对外的还是对内的）的唯一手段，就是女王陛下政府采取迅速的、强有力的干涉政策，以澄清所有错误，一劳永逸地有效防止犯罪行为和苦难。综合考量，这一措施不仅已成为对英国公共利益和国格的重要责任，也是对中国政府的重要责任。(49)

一个公开宣称是鸦片的敌人的人，就这样最终成了乞求他的政府打一场鸦片战争的战争发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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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国桢：《林则徐传》，第7页。

(2) 关于林则徐的传记材料，除上引杨国桢《林则徐传》外，见齐思和等主编《鸦片战争》第6册，第245—267页；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95—96页。（原文见《鸦片战争》第6册，第328、320、312页；《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1页。——译者）

(3) 林满红：《中国之逆转：世界银荒与嘉道咸秩序》，第287页。

(4) 参见波拉切克《19世纪初期中国的士人群体与士人政治》以及《鸦片战争与清廷之内部斗争》。

(5) 原文如此，据雷瑨辑《蓉城闲话》，道光帝召见林则徐19次，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1册，第336页。而据杨国桢《林则徐传》，道光帝召见林则徐8次，翌年1月8日即出京赴广东，见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5—209页。——译者

(6) 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120页。（该引文张馨保原书中无注释。——译者）

(7) 杨国桢《林则徐传》，第137页。

(8) 郭斌佳：《中英初次交战之研究及其文献》，第223页。（原文见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68、569—570页。——译者）

(9) 同上，第226页。（原文见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71页。——译者）

(10) 杨国桢：《林则徐传》，第134页。（增订本，第202页。——译者）

(11) 郭斌佳：《中英初次交战之研究及其文献》，第215页。

(12)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1册，第314页。

(13) 阿瑟·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24页。（原文见《林则徐集·公牍》，第51、59页。——译者）

(14)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23页。（查原文，此处所叙出入较大，原文为：“廷桢始至（广东），以中军副将韩肇庆言之。肇庆布其属，如蒋大彪、伦朝光、王振高、徐广、梁恩升、保安泰辈，假查为纵，时取趸船数百箱，间自出所得规赀易纹银为报功地。肇庆未几而获擢总兵，赏花翎，每指文员规费语其徒，实皆假名以入己橐。”——译者）

(15) 数字引自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129页。

(16) 《关于中国的通讯》（1840），第352—353页。（原文见《林则徐集·公牍》，第56—57页。——译者）

(17) 萧致治：《鸦片战争史》上册，第194页。

(18) 阿瑟·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30—31页。（原文见《林则徐集·公牍》，第1127页。本书中英文译文与中文原文有出入，这里采中文原文。——译者）

(19) 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261页。

(20) 戴学稷：《鸦片战争人物传》，第1—3页。

(21) 约翰·希利（John Robert Seeley），英国出版家、作家，1883年出版《英国的扩张》（Expansion of England），提出著名的“英帝国是无意中得到的”（“The British Empire was acquired in a fit of absence of mind”）的说法。——译者

(22) 可以想见，关于英帝国的文献，量是相当大的。经典的概览性著作，可参见罗纳尔多·海厄姆《英国的帝国世纪，1815—1914年：帝国及其扩张研究》第3版。更多的近期著作，参见约翰·达尔文《帝国工程：1830—1970年，英国世界体系的兴衰》，或尼尔·弗格森《帝国：英国是怎样塑造现代世界的》。20世纪学术界关于英帝国形成理论的评述，见大卫·卡纳代因《英帝国予以回击》，载《过去与将来》第147卷第1期（1995年），第180—194页。

(23) 克拉盖特·布雷克：《皇家海军查理·义律传，1801—1875年：海外英国人的仆人》，第2页。

(24) 克拉盖特·布雷克：《皇家海军查理·义律传，1801—1875年：海外英国人的仆人》，第18—19页。

(25) 戴学稷：《鸦片战争人物传》，第252—255页。

(26) 葛雷汉：《中国舰队：战争和外交，1830—1860年》，第73页。（此处“中国舰队”是指英国海军中专门针对中国成立的舰队。——译者）

(27) 《关于中国的通讯》（1840年），第387页。

(28) 同上，第190页。

(29) 《关于中国的通讯增补件》（1840年），第5页。

(30) 见勒·皮雄《中国、贸易和帝国》中的参考资料，例如第479、497页。

(31) 《关于中国的通讯》（1840年），第188页。

(32) 同上，第188页。

(33) 葛雷汉：《中国舰队：战争和外交，1830—1860年》，第81页。

(34) 麦兰肯：《英国的对华政策与鸦片危机：平衡毒品、暴力和国家尊严，1833—1840年》，第76页。

(35) 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146页。

(36) 同上，第147页。

(37) 《关于中国的通讯》（1840年），第356页。

(38) 同上，第356页。

(39) 同上，第357页。

(40) 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153页。

(41) 关于这里对广州的描述，见唐宁《番鬼在中国，1836—1837年》第1卷，第230—316页。

(42) 勒·皮雄：《中国、贸易和帝国》，第499页。

(43) 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156页。

(44) 《关于中国的通讯》（1840年），第358页。

(45) 选举委员会：《报告》（1840年），第91页。

(46) 费伊：《鸦片战争，1840—1842》，第155页。

(47) 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163页。

(48) 《关于中国的通讯》（1840年），第372页。

(49) 《关于中国的通讯》（1840年），第387页。

第四章　鸦片和石灰

1839年5月，虎门——中国南部海边一个不起眼的小镇——见证了后来成为19世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时刻：林则徐在这里销毁了义律交出的2万箱鸦片。当然，这个地方今天依然很有名。当年销毁鸦片的沟渠（鸦片从这些沟渠被冲向大海）现在已经成了平静的荷塘，位于以林则徐名字命名的一个小公园内。当地旅游局尽力激发游客的爱国主义热情。在公园入口内，矗立着一座巨大、醒目、锈红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雕塑，这是一组叠合在一起的农民英雄塑像，他们敞胸露怀，高举草叉，头发和衣服在想象的风中飘起。标语牌上写着：“铭记鸦片战争中人民英雄们的英勇牺牲！”后面树立着林则徐高大威严的塑像，镌刻的说明文字中说：“殖民者以非法手段，续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蔓延神州之烟土，拮据财政，衰弱劳力，废弛军备，已成病国之忧。”今天，这里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是中国的有闲阶层（退休老人和没有工作的人）想心事的好地方，是父母们让他们的小孩子疯跑的好去处（塑像左侧的鸦片战争时期的大炮则是人们喜欢拍照的地方）。

然而，在170年前，这个地方看起来（和听起来）是完全不同的。那一年的4月11日，义律交出的鸦片开始陆续运到这里，其中，总共2万多箱中的7000箱来自怡和洋行的大仓库。5月初，林则徐开始销毁这些鸦片，只是在祭告海神的时候才暂时停止销烟活动。他祭告海神，是向海神致歉，说他要将鸦片这种毒品冲入大洋中，请海神让水族生物腾出这片海域，以避其毒。之后的3个星期里，价值在600万到1000万元的鸦片被投入在珠江口专门挖掘的大水池中，池中撒上盐卤和石灰，然后再冲入海中。1949年以后，中国人让这一幕在共产党政权的公共核心地点名垂千古：肌肉健壮的（这不一定是真实的）中国工役将英国鸦片抛入虎门销烟池的轮廓被雕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的一侧，这座灰色、37米高、有方尖塔的纪念碑坐落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林则徐自己对中国人对这一场景的热情则给出了一个略微不同的说法，他向道光皇帝报告说：“该处沿海居民观者如堵，只准在栅栏之外，不许混入厂中，以杜偷漏。”(1)至于来现场观看销烟的英国商人，他高兴地注意到：“夷人经过口门，率皆远观，而不敢亵玩，察其情状，似有羞恶之良……从此洗心革面，庶几咸与维新矣。”(2)（林则徐可能是把英国商人对恶臭气味的厌恶误当作他们问心有愧了。他自己回忆说，鸦片、盐卤和石灰混合到一起的气味是恶臭熏天。(3)）

他对销烟进展顺利感到高兴，向查理·义律祝贺说：“诚实居心，深明大义，洵堪嘉尚。”“各国商人此时深悔其乖错。”(4)大喜过望的道光皇帝还在3月底就派急足赏给他一整只獐鹿肉——獐鹿的中文名字叫“孢鹿”，谐音“报禄”（保证禄位高升的意思）——对此，林则徐认认真真行了九叩首的大礼。他在视察了广州附近的销烟池后不几天，怀着愉快的心情赋诗一首，吟诵给受两广总督差遣来给他送水果的（很可能茫然不解其意的）差弁：“蛮洋烟雨暗伶仃，忽捧雕盘颗颗星。十八娘来齐一笑，承恩真及荔枝青。”(5)4月22日，道光皇帝许诺的升职到了：提拔他为两江总督，一旦广州事竣即去赴任。皇帝似乎在说：外国人给添的这点儿乱不算什么事儿，赶紧把它处理完，好去忙国家的正经事儿。

然而，义律和林则徐很快就陷入另一场极不愉快的交涉中去了。在义律同意交出鸦片9天后，林则徐提醒他还有第2项要求：英国人要签具甘结，保证以后不再往中国运送鸦片，否则处死。当行商们把甘结带给义律让他签署时，义律发了一通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身份相符的脾气。“我立刻把它撕碎（据有人描述说，是撕碎成了一千片，然后他把碎片扔进了壁炉里），希望他们告诉他们的官员，他们什么时候想要我的命，尽快来拿好了，但是，要再拿签具甘结的事儿来麻烦他们自己或者麻烦我，那是白费力气。”(6)从这时开始，他给外交大臣的态度强硬的急件就带上了更多的表演色彩，讲述“（中国人）持久的迫害……最恶劣的掠夺……一个国家敢于对另一个国家犯下的最无耻的暴行”。(7)

义律有充分的理由反对签具甘结。签具甘结，就意味着理论上在英国人过去近60年中为之奋斗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原则上让了步。［在1839年双方发生冲突之前的几十年中，中西关系有好几次围绕着如何处理由外国商人造成的伤害或破坏而引发纷争，出现问题。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事件，是1784年的休斯夫人号（Lady Hughes）商船事件，在这个事件中，礼炮出现意外事故，炸死了一个中国人，按照英国法律，这明白无误地属于过失杀人。但是中国当局下令停止了贸易，直到那个过失杀人者被移交给中国，然后被悄悄地绞死。英国商人们十分恐慌，在他们中间，这件事很快就成了清朝东方式残忍行为的简明例证。对于这种残忍行为，在当前的广州体制下，他们无力抵抗。］另外，在英国商人们正在如此起劲地做鸦片生意的情况下，同意签具甘结将会导致大规模的杀戮。还有，义律发现他自己处于一种难以忍受的状态，他曾在双方关系有所缓和的短暂间歇时刻向林则徐承认：“不用说，那些要来广州做买卖的人必须遵守法律，但是这些甘结中的新规定与英国的法律不相符。如果……必须要出具甘结，英国人和英国商船除了离开中国之外，别无选择。”(8)义律的麻烦在于，林则徐准备动真格的了——他毫不害怕停止贸易。这位钦差大臣之所以敢于采取这种行动，是因为他确信，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和大黄，外国人就不能生存（后来，他承认只有茶真的是他们的生活必需品），而对外贸易对中华帝国来说并不重要。5月23日，义律下令所有英国船只离开广州，撤到澳门，考虑下一步对策。

他很快就发现中国一句古老谚语的智慧：如果你掉到井里，有人会向你头上扔石头（落井下石）。

随着1839年春夏之交双方关系变得日趋紧张，贩卖鸦片的船只找到了一个新锚地，位于香港岛的北端。他们选这个地方选对了，这是个深水自然港口，西边受到面积更大的大屿山的遮蔽，右边则是从大陆垂下来的手指状的九龙半岛沙滩。更妙的是，香港岛本身十分陡峭，遍布岩石，隐现于一座座花岗岩山和错综分布的丛林中，很是荒凉（只有几个小渔村和海盗窝），离珠江口（广州水道的入口）有40多英里远。在1830年代的某个时候，鸦片贸易开始转移到这个新港口，毫不客气地把鸦片船停泊在他们重新命名为“占领点”（Possession Point，中国名“水坑口”。——译者）的一个海角里。对此，清政府当局并没有采取什么干涉措施，只是在附近派驻了几艘战船进行监视，表现出他们有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能力。但是，这个地方也有其不方便之处，最主要的是缺乏新鲜食品和饮用水，为此，船员们和中国掮客们不得不到九龙去弄。正因为此，7月7日，一群英国和美国的水手在九龙半岛海岸的某个地方登陆，从那里出发到村子里去找乐子。在一个叫尖沙咀的小村子里，他们找到了乐子：发现了一个贮藏三烧酒的地方，三烧酒是一种通常含有微量砒霜的当地烈性米酒。酒后，他们发酒疯把一座小庙给拆了一部分，和村民打了起来，一个叫林维喜的村民受了重伤，并于第二天身亡，这些水手则返回了香港，他们很疲倦，但是也很高兴。

义律听到这个坏消息时作何表示，史无记载。这是中英关系中的又一个灾难性事件，中英之间治外法权冲突的又一个祸源，英国人无视中国法律和秩序的又一个例证。然而，作为一个务实的外交官，义律立刻开始采取措施掩盖这件事，通过一个叫刘三（Lo San，实际上叫“刘亚三”。——译者）的人（大概是九龙当地众多与他有合作关系的人之一）送了“一笔1500元的款子给死者家属，另外又加了400元，以防当地的小官僚们向其勒索那笔款子，还有100元分给受到伤害的村民们，希望以此平息这个事件可能引发的怒气”。做了这一切之后，他告知帕麦斯顿：“死者家属已经给了他一纸证明，宣称他们认为死者死于意外，而不是故意伤害。”(9)

但是，伤害毕竟已经造成了。7月12日林则徐的日记写道：“忽晴忽雨……闻尖沙咀夷船水手有殴伤华民身死之事，拟委员往办。”他真的很快就严肃对待此事了，甚至请当地一个美国医生翻译了一本瑞士关于国际法的小册子，他从中知道“任何外国人犯罪均须受所在国法律制裁”。8月2日，林则徐命人在澳门张贴多张告示，阐明他的立场，说明他已经知悉一切，包括“事发当日有多少水手上岸，他们属于哪些船只，他们打伤林维喜直至其倒下的棍棒是怎么弄来的”，以及其他若干有趣的细节，例如封口费的数量和来源，“应即交出凶夷……杀人偿命”，因为“死者阴魂可能正在阴间盼望伸冤……有此理否”。(10)

义律丝毫无意于把一个英国人交给中国审判，但他也没有力量自己满意地了结这个案子。尽管林则徐相信很容易指控那个杀人犯，但是义律则发现很难弄清楚到底是谁给了死者那致命的一击，毕竟那是一群喝醉了酒的人打架滋事（其中有英国人，也有美国人），而死者是第二天才死亡的——死亡的确切原因也几乎不可能确认。8月12—13日，义律在船上审问了涉事的6个水手，结果是“在起诉书上发现其中5个人参与了闹事和打人”，他们被判处罚款和监禁。义律还不如不多此一举，因为这几个水手被遣送回国后，他们被准许消失在了熙来攘往的民众中，因为英国司法部认为，义律上校没有对英国臣民进行司法判决的权力。（义律致力于司法公正的努力再一次被他所服务的政府挫败了。）这一幕并没有让林则徐满意，他回应道：“义律既系职官，自有此案之后，两次亲赴尖沙嘴，查询多日，若尚不知谁为凶手，是木偶之不如，又何以为职官？”(11)现在林则徐进一步施加压力，下令禁止当地的佣工、买办以任何方式为澳门的英国人工作，禁止商店店主向他们售卖货物。香港的水泉旁开始出现水中被投毒的痕迹，从一处水泉中捞出了一个沉甸甸的袋子，里面装满了树叶和其他不明物品，口渴的水手们只好忍渴离开。澳门的中国援军似乎也在增加：8月15日，林则徐率领2000名军队巡查了这个葡萄牙殖民地以北40英里的一个镇子。57户英国人家——包括义律、他的妻子和两岁的儿子佛里德里克（Frederick）逃离澳门，住到锚泊在香港的英国商船上。林则徐则像往常一样相信，义律他们很快就会乞哀告怜，8月底、9月初，他上奏皇帝说：“虽其船内糗粮不乏，而所嗜之肥浓燔炙日久必缺于供。”(12)

被从干燥的陆地赶到船上（一船鸦片贩子和一个躲避老婆的神经兮兮的爱尔兰画家），被剥夺了喜爱的荤腥食物（更重要的是保证不了淡水的供应），义律没准会认为清帝国蓄意要折磨他。

事实上，清朝当局并没有把他太当回事儿。林则徐以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智慧被后来的爱国主义者所尊奉，在现代中国，人们花了大量笔墨来分析他了解西方的热情，诸如他雇用懂外国语的人才把外国书籍和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翻译成中文，向在中国的英国人打听了解英国人对鸦片的态度和英国人在印度的活动，等等。(13)不过，林则徐似乎并没有能充分运用这些知识，他低估了英国威胁的严重性，在给皇帝的奏折中称英国人是“愚氓”。（还有，林则徐的译员的水平也大成问题。林则徐有一封致英国女王的信，由他的首席译员翻译译为英文，当他把这封信给一艘失事船上的英国人看时，其中的一个人后来说，他“差点儿站立不稳了……这封信的某些段落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14)）

5月1日，林则徐向皇帝报告说：“到省后察看夷情，外似桀骜，内实惟怯。向来恐开边衅，遂致养痈之患日积日深……主客之形，众寡之势，固不待智者而决。即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技于内港。粤省重重门户……虽其中不无波折，而大局均尚恭顺，非竟不可范围者。”6月4日，他写道，那些继续走私的人是自取灭亡，用燃烧的木筏火攻，或雇募当地渔民武装，就能轻易将他们消灭。(15)9月1日，他上奏道光皇帝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16)对于英国舰队将要到达中国沿海的消息，林则徐3次斥之为“谣言”。当英国舰队真的于1840年6月中旬来到广州时，林则徐对皇帝坚持说，那只是一次大规模的鸦片走私活动。他的这个判断到达北京时，英国军队已经占领东部沿海的舟山岛12天了。(17)

1839年9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核实一个传闻，这个传闻说英国人正在采买数以千计的中国儿童。林则徐在查阅了至少30年前一个受雇于欧洲商船的中国水手的口述记录后，回奏皇帝说：“外国地广人稀……故以人为贵，且夷俗女重于男，更不肯（以左道）戕其（女孩儿）生命。”(18)他还告诉皇帝，外国人的鸦片是用罂粟的汁液拌上人肉混合制成的，并推论说：“以臣所见，则系宰割乌鸦与罂粟之液同渍一池，遂成鸦片。窃想夷人死即弃尸，一任乌鸢啄肉，是以夷书所载外国之鸦有高至数尺者。”(19)

欧洲人把这种无知看作清政府自视远高于这些英国“夷人”而不屑于认真了解其情况的证明。毫无疑问，这个帝国虚夸自大的特点通过林则徐与英国人（被清朝看作是“万国降服”中的一国）的交往传达了出来。一条典型的圣训说：“尽管天朝怀柔远人，然亦不能容其有轻视天朝之心。”林则徐对义律说话的口气，或者是师长式的（“查该领事禀文数百言，惟此言似尚近理……何该领事颟顸糊涂一至于此”），或者是《圣经·旧约》式的［“及早悔悟，尚可再次示汝宽大……外夷悔过改新，（重沐）天朝雨露，此其时也”。］(20)

但是，他对英国的无知，也意味着他基本上不能发现问题的焦点：不论是皇帝，还是钦差大臣林则徐，似乎都觉得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不值得给予认真的、长久的关注。9月初，当英国人离开香港、双方战火一触即发之际，道光皇帝再次催促林则徐赶紧料理完广州的事情，尽快去江苏赴新任。与林则徐一样，道光皇帝也浑然没有察觉到与英国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他在林则徐报告收缴2万箱鸦片的奏折上批道（用皇帝专用的硃笔）：“所办可嘉之至！”(21)几个星期后，事态尚未清晰之前，他又指示林则徐，对英国人要“先威后恩”，“断不敢轻率贲事，亦不致畏葸无能”。(22)到1840年初，双方争端还看不到解决的迹象，他已经对整件事十分厌倦了，这时他得到湖北江堤被水冲坏的消息，因为林则徐此前是湖广总督，他下令降了林则徐的级。(23)当年夏天，英国海军舰队到达中国，这时，道光皇帝的注意力早已经转移到别处去了。

林则徐的无知还表现在他在力图使英国人就范的过程中对广州当地人的不信任。理论上说，他必须支持那至少十多个以与外国人打交道为生、赚钱的足智多谋的“行家”，即行商（还不要说专门为外国人提供服务而谋生的数以千计的买办、厨师、清洁工和零售商）。然而，林则徐明确表现出他十分厌恶这些人——他到达广州后首先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给行商们训话，批评他们与英国人相勾结，威胁要砍掉其魁首的脑袋。鸦片战争前夕的清代中国，太将注意力集中于其国内的不稳，而没有用全副精力来对付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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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瑟·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49页。（原文见《林则徐集·奏稿》，第648页。——译者）

(2) 同上；另见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172页。

(3) 谭中：《中国和勇敢的新世界：鸦片战争起源研究》，第203页。

(4) 《关于中国的通讯》（1840），第375—376页。

(5)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2册，第16页。

(6) 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185、269页；《关于中国的通讯》（1840），第390页。

(7) 《关于中国的通讯》（1840年），第387页。

(8) 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187页。

(9) 《关于中国的通讯》（1840年），第432页。

(10) 阿瑟·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55—60页。（日记原文见《林则徐集·日记》，第346页；告示原文未被找到。——译者）

(11) 阿瑟·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62页。（原文见《林则徐集·公牍》，第130页。——译者）

(12) 同上，第65页。（原文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5页。——译者）

(13) 例子见陈锡祺《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第22—26页。（本书作者是陈胜粦，不是陈锡祺。——译者）

(14) 《中国丛报》第八卷（1840年），第485页。

(15)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116页。

(16)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6页。

(17)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118—123页。（此处所注页码不准确，应是第116页。——译者）

(18) 阿瑟·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67页。（原文见《林则徐集·奏稿》，第680页，括弧内文字为译者根据英文和中文原文上下文所加。——译者）

(19) 同上，第67页。（原文见《林则徐集·奏稿》，第680页。——译者）

(20) 例子见《关于中国的通讯》（1840年），第369—372、396页。

(21)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123页。

(22) 同上，第124页。

(23) 同上，第125页。

第五章　鸦片战争的第一炮

1839年中英冲突爆发之前，双方之间存在的敌对情绪和行为，不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都很难弄得一清二楚。英国商人想沿着中国东部海岸合法、自由地卖掉他们的货物（特别是违禁的毒品），而清帝国政府想把中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口，而且禁止鸦片贸易。英国人想拥有对自己臣民的治外法权，而清政府想对在其国土上发生的一切犯罪行为维持审判权。简而言之，英国人希望得到他们在中国想得到的一切，而清政府当然是不会同意。

在这个过程中，这种利益的冲突被英国商人中的主战派给合理化了，他们把这种利益冲突变成了进行国际武装冲突的光荣的正当理由。在1839—1840年几个关键的月份里（这期间英国内阁作出向中国开战的决议），英国商人不愿意在另一个国家的土地上按照该国政府的规矩行事（引发商馆被围困的鸦片贸易），被他们公然重新解释为十分高尚的事情。一本精心策划的小册子和新闻宣传活动把他们的事业变成了现代自由世界抵抗邪恶帝国的正义事业，照他们所说，这个帝国已经石化为一个过了时的妄自尊大的合成体，它铁了心要把文明和进步的力量远远排斥在外。

这种观点已经被《中国丛报》宣传了好长一段时间。1834年，一个商人发议论说：“我们保持克制的原则，一直被限定在中国的一个角落；我们自己被侮辱，我们的同胞被不公正地屠杀，侮辱和欺凌毫不留情地降临到我们身上。难道我们国家面对最粗鲁无礼的侮辱带来的无比羞辱而不感到脸面无光吗？”(1)1834年之后，这些意见利用了律劳卑不虞之死所带来的悲伤情绪，为他们的不满情绪在英国国内寻求听众。1836年，马地臣这样描述中国人：“这个好斗的、虚荣的民族一直自鸣得意地把地球上的其他所有居民都看作是……野蛮人。”(2)随着与清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张，英国商人在冲突中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努力也在加紧进行。1839年年初，商人渣颠已经从中国回到伦敦来领导商人游说团的工作，他回国时带着2万英镑经费和其合伙人马地臣的若干忠告：“你会发现，取得几家主要报纸对我们事业的支持是应急有效之计”，或许会引起“那些文学之士”用“最简洁明确的形式”写出“不可或缺的请愿书”。(3)1839年和1840年间，在他们发表的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描述中，林则徐对商馆的封锁（这期间，中国商人们曾在夜间给英国鸦片走私贩子们送面包、肉鸡、火腿、盒装的午餐和晚餐）被他们说成是第二个加尔各答黑洞（Black Hole of Calcutta）(4)，中国政府是“一个专制、武断的政府。……对待外国人永远都是不公正的、暴虐的”，这个政府剥夺无辜的英国人的“自由，断绝他们的食品和饮用水，威胁他们的生命。……他们将要为加于英国人的侮辱和暴虐付出高昂的代价”。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如此写道。胡夏米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老手，也是商人游说团的另一个领导人。(5)

这种对中国的敌意汇成了一股反华情绪的洪流，这股反华情绪从18世纪后半叶就开始与法国和英国启蒙运动中仰慕中华的意见一争高下。随着英国与中国的经济纠纷这些年来不断升级，用对中国所出现的问题的整体判断，来掩饰与中国的纠纷的微不足道的经济性质，掩盖欧洲人真正感到不快的是清政府要按照它自己的规则来控制中外贸易这一简单的事实，成为知识界的共识。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保守的、静止的统一体，而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则是微小的、灵活的、多变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认为，中国充满奴性的人民已经被均质化为“说一种语言……用同样的方式表达同情和支持”，而英国则“每个人都享有广泛的自由和独立性，允许他展示他的与众不同”。(6)赫尔德（Herder）、黑格尔（Hegel）等人赞同这一说法，他们发现，中国陷于“可耻的停滞中”，“是个进行了防腐处理的木乃伊，全身紧裹绸缎，上面绘着象形文字：它的体内循环就像是一只正在冬眠的睡鼠”。(7)这种形象一旦在哲学家们心目中确立下来，中国的停滞状态就成了一种致命痼疾的表达方式，即中国拒绝改进，或拒绝向其他有更高文明的强国学习。他们假设，如果中国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只有死路一条。

因此，随着历史从18世纪进入19世纪，中国就被看作是一个流氓国家了：一个庞大的、好斗的、异己的、不友善的国家，它拒绝按照新近由欧洲人发明的国际游戏规则行事。1840年，英国商人和外交家们断言，对这个难以忍受的国家，唯一合适的回击就是战争。1840年，一本署名“一个中国居民”的人写的小册子中说道：“在选择某些有力、有效的措施，来降低一个极为傲慢自大且不公正待人的民族的自负方面，（英国）政府的智慧将得到锻炼，是为至盼。”(8)与中国的纠纷不再是英国的经济贪欲或鸦片走私问题，而是中国对英国国家尊严蔑视的问题——对这种蔑视，英国为了自己的荣誉，必须要通过军事手段进行报复。

进行战争的决议一旦作出，大众对于中国的印象也就到了一个转折点。令人难以忍受的中国人迫使英国人采取暴力手段这种说法必须要维护，要推翻与此相矛盾的所有基于经验的证据。美国第6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ey Adams）在1841年作出判断，他把中英之间对抗的爆发归咎于“叩头——中国狂妄自大、令人不能忍受的要求，和它要在不是基于平等互惠条件、而是要用基于主仆关系的侮辱和贬低对方的方式来主导与其他国家的商业往来”。(9)胜利的喜悦更进一步加强了英国人认为自己正确的看法。如果清朝的中国不是历史上失败的一方，它怎么才能会受到进步和自由贸易力量如此沉重的打击呢？(10)

应该注意到，中国的统治者如果按照他们自己的成见，是不大可能会承认英国主战派的说法的，许多处于帝国边缘的人（他们对清政府在其本国内的贪婪嗜利有切身经验）已经见过太多类似的情形。(11)也许，即使是英国那些诋毁中国统治者的人们，如果他们费事看一看地图，或者研究一点儿历史，都可能改变观念。清代的中国远不能自行转变，它是一个国土广袤、民族众多的复杂拼盘。19世纪30年代英国对华观念的提出者和政策制定者犯了个错误——或许是故意自欺而犯这种错误，这就是简单化地把他们称之为中国的这片领土当作一个妄自尊大的统一体，当作一个冥顽不化的对手，一定要从它那里得到满足。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是一个甚至不能为自己确定一个单一名字的帝国——它的版图形状和名字根据每个王朝碰巧建立了这个王朝而变化——直到20世纪初，才有有学科意识的民族主义者们来考虑这个问题，确定下“中国”这个名字（按字义直译，即“Middle Kingdom”，是古代对占据今天中国中原地区的国家的叫法）。

19世纪结束之前，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一个参观清代各皇家建筑的游客会发现，他很难清晰明白地理解透皇室的自我认同。他游览的第一站会是中华帝国权力的心脏紫禁城。紫禁城里排列着一座座一千码长的大殿，有巨大的白石墁地的院子，在首都的中心地带（用三层同心的围墙）把天子围在中央。之后，我们充满想象力的游客会出城到位于西北郊区皇帝的避暑之地圆明园看一看，在那里，他会邂逅一个引人注目的欧洲迷宫，再往前一点儿，又会看到一座有西式建筑山墙的大殿，大殿里悬挂着法国挂毯，闪耀着威尼斯最优质玻璃的光芒。随后，他可能选择再去看一看承德——位于长城东北方向清朝满洲家乡的夏都，在那里，他会发现有1300英亩大的草原狩猎场，四处点缀着亭台楼阁和垂柳环绕的湖泊。他还可能会碰见蒙古包，那是皇帝接见他的中亚藩属的地方；或者他会游逛到“小布达拉宫”（仿照达赖喇嘛在拉萨的驻地而建造的红白相间的建筑）周边，从这里可以远眺内蒙古的群山。相互距离不远的清朝这几座宫殿综合建筑群（中国式的、欧洲式的、满洲式的、蒙古式的、西藏式的），就像是18世纪的拉斯维加斯（Las Vegas），具体而微地反映出了这个王朝对领土、人民、宗教、思想和物产的旺盛胃口。清朝的历史就是大殖民的历史，少数满洲征服者在超过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控制了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国，其中主要有汉人、蒙古人和藏人。对于这个政权来说，这是很不平凡的成绩，要知道，它的建立者努尔哈赤1580年代开始崛起时，还只是一个崇拜鸦鹊的人参商人，只有13副铠甲来保护他的追随者们。

即使是关于满洲的起源，也说法不一，真假难辨：他们最开始似乎是打猎的、打渔的、种地的、采集珍珠的半蒙古化的几个部落，叫做“女真”，明朝曾经干脆用“野人”来称呼他们。(12)清王朝征服事业的缔造者努尔哈赤和他异常顽强的儿子皇太极，十分渴望建立一个帝国，在这个过程中，二人非常务实，大力吸引、奖赏移民到东北的汉族知识分子，让他们来管理这个蒸蒸日上的政权（1616年正式建立）的越来越复杂的国家机器，1644年征服中国建立清朝的满洲军队，也由来投靠的汉人掌管，使用汉人的武器。

尽管中国（作者这里显然指所谓“中国本部”，见下文。——译者）是个精美的奖品，有高产量的农业收成、发达的城镇经济和有文化的知识精英，但它只是清朝在17、18世纪组合在一起的广大领土的一部分。到1634年，皇太极已经取得内蒙古的效忠。由于担心准噶尔——外蒙古和东突厥斯坦（今天的新疆）地区几个独立部落的联盟——可能会与罗曼诺夫王朝的俄国联合起来给自己造成威胁，清朝的第二个皇帝康熙将注意力转向准噶尔的首领噶尔丹，用了近十年时间，使噶尔丹先被孤立，然后众叛亲离，最后被毒杀，清政府将他挫骨扬灰，撒在北京的大街上，作为对其他潜在的反抗清朝意志的人的严厉警告。(13)觉察到漠西蒙古和西藏建立联盟会给自己造成麻烦，康熙皇帝占领了西藏，派驻了军队，把班禅喇嘛变成了清朝的被保护人（protégé），结束了西藏的政治独立。在这期间，清朝还一直致力于镇压台湾效忠明朝的政权。最后，清朝的皇帝名至实归地宣布他们是众主之主：是儒家所称的天子，是蒙古众汗王的大汗，是藏传佛教的最高保护人。

这样说来，扩张是清朝统治的基调，清朝早期的几位皇帝可谓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康熙帝乐于离开宫廷，去享受到草原狩猎的自由。他从尸横遍野的戈壁沙漠写给总管太监的谕示中说：“两岁之间，三出沙漠。栉风沐雨，并日而餐，不毛不水之地，黄沙无人之境，可谓苦而不言苦，人皆避而朕不避，千辛万苦之中立此大功。”(14)不过他的儿子和孙子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更喜欢安适的生活，而不喜欢大西北的罡风，他们只是派自己的将军们到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开疆拓土。乾隆皇帝晚年自称“十全老人”，他为纪念自己的战功，创作了1500首（篇）诗和文章，用清朝所征服地区的几种不同的文字——汉文、满文、蒙古文、阿拉伯文和维吾尔文，刻在分布于全国的几百块战功纪念碑上。他陶醉于各种与战争有关的仪式，诸如主持盛大的凯旋仪式、庆功宴会、大象队列表演和在紫禁城大门外举行的献俘仪式，而且常常是在外国观众如荷兰人、朝鲜人、日本人面前举行。

不过，为了维护这个帝国的统一，还需要一些比暴力行为更复杂的东西。清朝的皇帝是政治杂食动物，他们几乎对所有不同民族有影响的文化的、实践的、宗教的资源（儒家的、佛教的或者欧洲的）都有浓厚的兴趣。

在清政府治国理政的核心指导思想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可以称之为儒学。因为，中国本部（China proper，或者译为“中国本土”，清代以来西方人对除今天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国其他地区即汉族为主的地区的称呼。——译者）的人民被迫标明记号否则会被处死，以示对他们的外来征服者臣服的时候（在西方人看来，满洲式的剃光前额、脑垂长辫，是愚蠢滑稽的中国佬的标志，尽管这并不合逻辑），清朝统治者却急于证明他们是古代中国治国方法的忠实继承者。从公元前206年汉朝建立时起（当时的儒生陆贾对汉朝尚武反智的建立者抗声说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儒学就是把历代依靠武力征服建立的各个政权连结起来的道德粘合剂。

孔子本人生活在一个诸侯国征战不休的不义时代，他宣传一种和谐服从的哲学。他相信，中国要发达兴旺，不能通过暴力之路，而要通过小心地维系等级制度之路。他的伟大的、产生广泛深远影响的发明，是把他的政治哲学具体而微到易于管控的家庭关系上：把君臣关系等同于父子关系（或兄弟关系、夫妻关系）。他的逻辑是，慈父孝子会养成明君贤臣，会把国家带回到和平团结的正确状态；每个人都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责任，国家就会发达兴旺。位于所有这些关系中心的是皇帝，他统治国家的权力，依赖于他自己在儒学经典所包含的价值观上的修养。因而，1670年，好战的康熙皇帝把自己重新包装成注重家庭生活的儒士，向他的亿万臣民灌输孔夫子提倡的服从、忠诚、节俭、勤劳等顺从的品德。

至于对内亚（Inner Asia，西方人对亚洲中部地区的称呼，具体范围因人而异，本书指蒙古、新疆、西藏地区。——译者）地区人民的统治，清统治者又把自己打扮成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是西藏喇嘛教的保护人，是超度死者亡魂的佛陀在俗世的灵媒——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对西藏和蒙古行使精神上的（从而也是政治上的）支配权。乾隆皇帝不仅宣传他是儒家所称的天子和蒙古众汗王的大汗，而且还是藏传佛教中的“转轮王”(cakravartin)，其德业就是转动世界使之得到拯救。

同样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清朝统治者还乐于借助于欧洲的人才。他们利用了欧洲天主教天真地急于进入这个庞大帝国使之皈依的心理，乘机先后使用了许多有才干的耶稣会士为其服务，他们中有比利时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耶稣会士接受了清朝皇帝安排给他们的多项任务，包括天文测算、土木工程、地理测量、武器制造、私人教学（康熙帝就有一个德国数学和天文学教师），还有像变魔术般地制造出钟表、八音盒，演奏大键琴，制作水利仪器、医疗器械、六分仪，建造宫室，种植蓝铃花等。欧洲的发明创造也被用于军事上。1673年，康熙皇帝威胁所有的耶稣会士说，除非他们帮助他制造大炮，打败西南的大规模叛乱，否则他会把他们全都赶出中国。比利时籍钦天监监正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出了大力（他制造了500门大炮，他为每一门大炮都行了圣礼，并用圣人的名字为其命名），康熙皇帝把自己的貂裘送给他以表谢意。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耶稣会士制造过大炮，教过如何演放大炮，代表清政府和欧洲商人在广州交涉过军火买卖。

在清朝的征服事业完成之时，耶稣会士再次被调动起来，绘制清朝取得大胜后与地区性对手如罗曼诺夫俄罗斯帝国接壤的地图。1708—1718年间，康熙皇帝谕令他的心腹勘测绘制了多语种的全国地图——从朝鲜边界到西藏，结合使用了最新的中国和欧洲的制图技术。乾隆大帝抑制不住对他1750年后新拓展领土的兴奋之情，为标明他新取得领土而绘制的地图，龙飞凤舞地题写了“前所未有”四个字。

那么，对1839年林则徐的封锁这一所谓“挑衅”，19世纪的战争贩子们怎么会变得充满信心地要以战争相回应呢？为什么那些商人、传教士和政策制定者们无视清王朝显而易见的多样性文化基础，开始如此底气十足地谴责这个帝国自大排外？他们看到了什么、或是遇到了什么，使他们转而反对这个国家？

答案部分地在于清政府所坚持控制其与欧洲人交往的方式上。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采用的方略是朝贡制度。根据这种看法，中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天下”），理论上，它的权威紧紧凝聚于精巧雅致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无限地向外辐射，将那些非华夏的邻居文明化。根据汉代的政治地理，中国分为5个同心圆区域：里层3个区域由中国皇帝直接统治，外层两个区域由夷狄占据，所有这5个区域都要向天下圣主中国皇帝（“天子”）称臣纳贡，以此确定他们作为臣属的地位。简而言之，朝贡制度把儒家的等级服从原则变成了处理对外关系的普遍模式。至少，根据中国中心的理想，世界是围着中国转的。

客观来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与其他一些更为实际些的做法一样，朝贡制度也好不到哪里去，都不靠谱。从汉代到清代，中国的某些地区，有时是整个中国，被来自北方草原的部落所征服，最后一次这样的征服结果就是建立于1644年的清朝。用朝贡的形式表示效忠这种不平等的外表背后，是为了贸易而保全面子的平等之举，或者是一种中华帝国以财政上的损失为代价而搞的外交保护勾当。中国朝廷会支付一笔补助金给好战的邻居，换取一些常常是没什么特殊价值或用处的物品和不攻击中国领土的保证。很多世纪以来，中华帝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把朝贡礼仪和经济诱惑、外交乃至放任主义的“羁縻”政策合而为一，对于选择来向中国朝贡的远人，中国不会拒绝；而对于那些不来向中国朝贡的，则可以彼此相安无事。

话虽如此，1368年明朝建立之初，中国中心的愿景最终形成为一套外国来中国朝廷观光者必须遵守的规则和礼仪。外国使节一进入中国境内，就会有官员专门护送着不紧不慢地向首都前进，到首都后，外国使节会被宴请，会被要求向皇帝叩头，再被宴请，欣赏音乐，受赠礼物，接受敕谕，敕谕是皇帝对他们提出的所有要求的回应，最后又是宴会饯别。清朝沿袭了明朝的这套制度的原则和精神，对其作了某些调整和简化，用这一制度来处理与之交往比较密切的邻国（朝鲜、越南、泰国）之间的关系，也处理与新来的渴望购买中国珍贵出口品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

到18世纪，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发现这套东西令人光火。随着荷兰、葡萄牙、有时还有俄国及（后来的）英国的使节步调从容地来到天子脚下，他们开始越来越强烈地表达对这套制度的不满，包括它严格的官僚程序、朝廷对贬低人的叩头的坚持、不给他们直接对话谈判的机会、不给予他们要求的东西——主要是自由贸易、派驻领事和外交平等地位。

为了实现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在1792—1793年，英国第一次派遣使节到中国，特使是马嘎尔尼勋爵，他对朝贡制度繁琐的礼仪公开表现出了不耐烦。由于英国经济受到以茶为主的对华贸易逆差的影响，乔治三世派遣马嘎尔尼率领使节团，携带欧洲科学和文化最优秀的成果——望远镜、钟表、晴雨表、气枪、热气球等，想用这些东西让乾隆皇帝感到炫目、震撼，使他相信他和他的3.13亿人民需要英国的技术奇迹，从而向英国开放自由通商。整个行程用了马嘎尔尼足足两年时间，其中有好几个月时间，是花在中国内地通往皇帝夏天避暑之地承德的水路路途上和外交礼仪问题的争论上，这些争论主要是：英国带去的礼物是称为“贡品”还是（表示外交平等的）“礼品”，马嘎尔尼要不要向皇帝叩头。

但是，对于乔治三世要求的在中国自由贸易的权利和在北京派驻常驻外交使节，乾隆皇帝无意准许，他在给英国国王的答复中解释说：“（中国）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这个答复后来被视为清代中国凌驾于世界其他国家之上的盲目自大的代表性表述。(15)马嘎尔尼认为，中国是命定要“在海岸上撞成碎片的”“一艘破败不堪的甲级战船”。(16)马嘎尔尼的失败——通过他回国后公开发表的出访日记和使团成员充满怨气的出访日志，很快就散播开来——形成了英国人关于中国的看法，与19世纪他们对中国的恶感已经很接近。到19世纪，他们认为中国是个狂妄自大、着迷于礼仪的国度，应该“用几艘护卫舰”把它摧毁，使它成为现代自由贸易的文明世界。(17)

然而，清朝大概还没有在英国的漫画群像里认出自己的形象。清代在中国远远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完全依靠国际贸易——而且容易受其影响——来提供它的生存必需品，包括来自东亚、中国台湾、日本和朝鲜的大米、胡椒、蔗糖、铜、木材，和来自新大陆的白银，这些白银用以缴纳赋税，从而养活政府和军队。(18)19世纪初到过中国边缘地区的欧洲人报道说，中国人渴望商品交换，渴望得到外国的商品，如羊毛制品、鸦片甚至《圣经》布道书，中国的商人也不是被动地等着那些有用的商品从外国送上门来。相反，中国急速增长的人口涌向海外，寻找经商和劳动机会（诸如造船、锯木、挖矿、典当、拖运货物），大部分在东南亚、锡兰和非洲，少数人（理发匠、读书人、皈依基督教者）则漂洋过海到了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墨西哥。只有在遇到非常紧急的状况的时候，清朝当局才会完全禁止海上贸易。在1661年开始的从明朝拥护者手中收复台湾的战争时期，康熙皇帝把沿海人口往陆地内迁了20英里，以断绝对台湾岛的食物供应，但是1684年铲除掉那个分裂政权后，马上就解除了对海上贸易的禁令。1740年荷兰人在巴达维亚对超过1万中国人的大屠杀也没有成为禁止中外贸易的充分理由。同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鸦片战争的爆发也没有使其断绝中外贸易。

所以，乾隆皇帝在他给乔治三世的答复中指出，如果英国人只是想和中国做买卖，他们已经在做了，在南方的广州很多英国人在做，他们对此心满意足。中国通亨特在1880年代回忆说，很遗憾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广州贸易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甚至广州城外旧商馆的拆除，都引起了外国商人和当地人的激烈争论。“在这些房间里过手的买卖无以数计，我想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双方之间一直都在享受新奇的生活、良好的交往和无边的热情友好……与我们做买卖的中国人是被政府特许的，他们的诚实是出了名的，再加上对人身和财产百分之百的安全感，我们与中国人的所有交易都是得心应手的。”(19)亨特的这曲挽歌展示了这样一个画面，其特征不是互相猜疑、官僚主义的自高自大和麻木不仁的等级制度，而是互相信任、互怀善意和享受美食。他回忆了在中国政府指定的行商的家里享用的宴会，宴会上供应了“诸如有鸻鸟蛋的燕窝汤、海参、做法奇特的鱼翅和烤蜗牛等美味……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在这些欢乐的场合给客人上烤‘小狗’或煮‘小狗’当美食。”(20)他宣称，这就是存在于欧洲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真情实感，这不需要出具收条或保证书。有一次，一个中国商人勾销了一个外国商人一笔7.2万元的欠款，他这样做是出于友情。但更多的情况是信贷流向相反的方向，是中国行商大量欠欧洲人债。

不过，清政府对与欧洲贸易的管控，的确远远超过对亚洲帆船贸易的管控。少数对此心怀不满的英国商人，从清政府加于他们的种种限制，认出了清政府有仇外情绪的一般原则。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仔细研究表明，在其整个安排背后有政治上的设计。马嘎尔尼到来之前的两个世纪中，欧洲的船员们到达中国海岸后表现得并不好。最先到中国的欧洲人是葡萄牙人，那是在明朝，他们齐心协力要进入中国大陆，不与中国协商就直接把船开到了广州，在那里建造港口，贩卖中国儿童，强买强卖。最早向中国当局郑重其事自报家门的英国商人是一个叫威忒尔（John Weddell）的船长，与葡萄牙人一样，他于1637年强行驶到广州，立志要“对中国……进行大肆掠夺”。(21)在考虑如何对待马嘎尔尼使团的时候，清政府想到了英国对印度的吞并。乾隆皇帝对他的军机大臣说：“咭唎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22)乾隆皇帝注意到，英国人时刻准备乘机钻中国沿海军纪废弛的空子。他对英国人对亚洲野心的判断的准确性，将被1839—1842年鸦片战争及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证实。

对于作为征服者的少数民族清朝来说，担心自己统治的安全是其生活的常态，它防范的是绵延分布于其边疆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当然也包括帮助其管理中华帝国的主体民族的汉人。康熙皇帝在其临终前预言道：

如果我们放松对南省汉人的警惕，放松对每年赴吕宋、巴达维亚、日本和其他国家之船只的警惕，如果我们满洲内部和各皇子间闹分裂，如果我们的敌人和硕特部（Eleuths）与青海（Kokonor，库库诺尔，蒙古语对青海的称呼。——译者）鞑靼人联合起来，卡尔梅克人（Kalmuk，中文文献中称“卫拉特”）与蒙古各部联合起来，我们的帝国会怎样？俄罗斯人在北，吕宋的葡萄牙人在东，荷兰人在南，他们可以对中国为所欲为。(23)

在即将到来的鸦片战争中，满人和汉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不同地区的汉人）之间的对立，会一如既往地削弱清政府的努力。

乾隆对很多制作精巧的外来物品公开傲慢地表示没有兴趣（他的法国式、西藏式、蒙古式宫殿，以及丰富精致的欧洲藏品如“地球仪、天象仪、钟表和八音盒”，证明他不是这样。马嘎尔尼注意到，这些东西使得他带来的礼物“相形见绌”）。这或许最好是理解为周密设计的帝国控制策略的一部分。乾隆很大程度上是在向潜在的对手传达他的决心，即他规定并监控着他的帝国所需要的思想观念和器物。(24)他的浮夸之词，反映了他对他的帝国所拥有的一切和取得的成就，是盲目过度的自信，与此相反的行为——他收藏的异域工艺品和宗教用品，他的开疆拓土行动——则显示出他对外部世界积极进取的兴趣。

清统治者对外国语言、器物和思想观念的爱好，直接出自对自身安全的关注。19世纪欧洲人的记述却将这种对自身安全的关注解读为仇外情绪。清朝皇帝出色地在外交上利用了他们的世界主义，乾隆皇帝明确宣称：“每岁年班，蒙古、回部、番部到京接见，即以其语慰问，不藉舌人传译，用示柔远之意。”(25)他们用满语与远在前线的官员们秘密通信，而不是用汉语。清朝统治者充分意识到了掌握多种语言的政治作用，竭力阻止非常驻中国的欧洲人学习汉语和满语，以防他们私自和当地中国人进行交往：在19世纪初的广州，教外国人学中文是项重罪。亨特注意到：“狡猾的中国人通过聪明地熟悉外国词汇的发音，成功地阻止了（外国人）对其自己语言的了解。”(26)大部分西方作者用中国人使用的洋泾浜语来嘲笑中国人。而这是广州的欧洲商界和中国商界之间进行交流的语言桥梁。亨特的分析则将其翻新解释为是一项有宏观考虑的聪明的设计。

简言之，1793年英国人在估价他们第一次有重要影响的与清朝的外交接触时，判断上出了错误，让朝贡制度礼仪的表象掩盖了清朝外交政策务实的实情。按照朝贡制度的设想，中国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会动邻国一个手指头，因为所有这些邻国已被儒家文明所感化，都是自愿地匍匐在天子面前的。清代的辉煌武功却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这是一场旨在建立一个帝国的雄心勃勃的征服，支撑这一征服的有各种可以利用的技术和政治手段，包括中亚的、儒学的、藏族的和欧洲的。结果是，从19世纪初开始，要界定欧洲观察家们充满信心地叫做“中国”的这个国家，变得很困难。而我们所认识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它用强制性的世界主义整合在一起：它认为自己有无限的权力来进行统治和控制，这种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儒家的天命、满洲的模式、藏族的神灵和欧洲的火力。大清皇帝们试图做他们所有子民各方面的主宰：他们是伟大的征服者，向他们的子民们灌输自己民族遗产的优越性；他们是博学多才的汉文诗人、学者，是天下的共主；他们是佛教中的诸佛。这个帝国的基石——经济和军队——日益巩固，帝国的成功看起来已经维持住了多民族的平衡。但是一旦所有这些在18世纪末走上下坡路，整个帝国这座大厦就开始动摇了。

随着18、19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看法的转变，从孟德斯鸠（Montesquieu）到约翰·密尔（J．S．Mill）等博学之士，提出带有普遍性的假说，解释中国有什么问题（或者毋宁说他们不喜欢中国的什么地方），以论证为什么清朝中国的旧模式注定要被欧洲或英国的现代模式所荡涤。但是，这些理论离实际有些远：经济上的、生态上的和帝国主义式的过度扩张，使清朝在19世纪遇到颠仆时得以保持不倒。最好是把中华帝国（今天它仍是如此）看作是一场引人注目但又不大可能完成的高空走钢丝表演，它是由雄心、欺哄、虚夸和实用主义团结在一起的。在任何一个时刻——当一个少数民族，使用哄骗、威吓、强迫的手段，使其他很容易再独立出去的地区归顺自己的时候——对清帝国来说，它有太多合乎逻辑的理由分崩离析，而不是维持统一。扫视一眼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朝两百年的历史，就会发现，在1839年的春天，这个政权有能力对英国作出任何反应（武力对抗，礼节应对，经济上的让步，或外交方面的务实态度和行为）。是它运气不好——旷日持久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使其心烦意乱——而不是它的盲目自大，使它采取了与英国决裂的措施，驱使它与帕麦斯顿的炮舰亮剑交锋。

1839年9月4日上午9时，义律乘坐由3艘小军舰组成的舰队的军舰，从香港北岸出发，驶向停泊在九龙的清朝平底战船。那些战船停泊在那里，是在执行封锁任务，目的是使英国人得不到新鲜食物和饮水。义律登岸后，派郭士立把两封信递交给中国当局，信中说，如果中国不撤走这些战船，英国就会采取武力行动。中国派出的代表以未经授权为由，拒绝接收这两封信件。下午2时，广州正是赤日炎炎的当口儿，义律表示，如果他在半小时之内得不到食物供应，就会向清朝战船开火。最后期限一过，义律说到做到。让英国人吃惊的是，中国战船不但没有逃跑，反而予以还击，而且打得很好。虽说如此，在下午4时45分，当中国战船靠近英国军舰时，“我们……给了他们三发侧舷炮，震得我们舰上的每一条帆索都再次开裂”，义律一个惊慌不已的部下过后给家里写信说：“我们第四次装上葡萄弹，向他们打了一炮又一炮。船上的尖叫声十分可怕，但是这吓不倒我。这是我第一次使人流血，我希望也将是最后一次。”(27)

但是，全面战争仍然并非不可避免。这一仗一结束，当地的商人们就又被允许向英国人供应饮食，尽管价钱比以前略微高了一点儿，水井旁边标有“有毒”字样的牌子也消失了。到9月15日，林则徐允许几个英国人（包括制造麻烦的义律）乘船回澳门，二人之间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进行了几次相对和平的交往。义律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中国官员可以上新来的英国船上搜查，夹带鸦片的货物可以没收，并许诺拿出2000元用于寻找林维喜案的真凶。虽然双方关系并不融洽，但也没有发生武装冲突，尽管在9月28日林则徐很有礼貌地威胁说，如果他们继续拒绝交出杀人犯，他就“剿办”英国人。与此同时，贸易又兴旺起来，因为美国人已经签具了甘结（他们声称，其中根本没有提到“人即正法”），他们把英国的货物一船船运到广州，中国的茶和丝也一船船运出去。

然而不久，义律的运气又变坏了。10月14日，一艘前东印度公司的船“担麻士葛号”（Thomas Coutts）从新加坡驶来中国海岸，船上除了印度棉织品、藤条和胡椒之外，没有装载其他货物，该船绕过香港，直驶虎门，在虎门，船长签具了林则徐要求的甘结，然后扬帆直上到了广州。这时，林则徐已经放弃了妥协的念头，再次命令外国商人集中签具甘结。他告诉义律说，集中签具甘结比一个船一个船的盘验搜查既快且易。一旦具结，“即予免查”。(28)同时，林则徐在川鼻——位于通向广州的珠江口东岸，那里停泊着大量英国商船，在等待着与林则徐签具修改后的甘结——集结了一支由中国平底战船和火攻用的木筏组成的舰队。第二天，义律带“窝拉疑号”（Volage）和“海阿新号”（Hyacinth）军舰从香港出发赶来斡旋，这两艘军舰一为三桅护卫舰，一为单桅护卫舰，是8月底从印度赶来的。他心急火燎地逆风航行了5天，11月2日赶到川鼻时，“窝拉疑号”舰长亨利·史密斯（Henry Smith）打算向林则徐递交一封信，要求他重新考虑他的命令。

此后发生了什么，至少有3种说法。义律声称一场令人愤怒的外交舞蹈开始了：清军水师提督关天培拒绝接收这封信，并再次要求交出杀害林维喜的凶手，而义律也再次申明他不知道谁是凶手。中午，史密斯舰长觉得，让商船船队在这里过夜，可能会遭到清军的攻击，是十分危险的，而撤退又“与英国国旗代表的荣誉不相符”。(29)（他可能会问问自己，他从印度一路赶来，难道就仅仅是为了送一封信吗？）经与义律商量，他下令开了炮。

中国方面的说法与此大不相同。根据林则徐上道光皇帝的奏折，第二艘英国船“皇家萨克森号”（Royal Saxon）具结后准备驶入珠江前往广州时，两艘英国军舰“硬将已具结之啷货船追令折回，不得进口”，感到诧异的水师提督关天培查问此事时，“嘧（即史密斯。——译者）一船辄先开放大炮，前来攻击”。(30)于是关天培予以还击，下令他的舰队进攻，他自己“挺立桅前，自拔腰刀，执持督阵，厉声喝称：‘敢退后者立斩！’适有夷船炮子飞过船桅，剥落桅木一片，由该提督手面擦过，皮破见红，关天培奋不顾身，仍复持刀屹立。”他“将其头鼻（指‘窝拉疑号’的舰艏。——译者）打断，船头之人纷纷滚跌入海。”（皇帝朱批：“可嘉之至。”）不久，英国军舰逃离战场，清朝水师决定让他们狼狈逃走。(31)

现在再回到义律那里。“我们冲破中国的防线，猛烈开火，给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其可怕的后果很快就清楚了。一艘战船在手枪射击距离被炸飞了……三艘被击沉了，另外几艘显然也进了水……关提督的做法配得上他的身份，”义律承认，“他的身份要求他，他的努力毫无取胜的希望，更加强了他要有尊严地宣示行为的决心。然而，在不到三刻钟的时间里，他和他的舰队就狼狈逃回他们原来的锚地，由于史密斯舰长不想使事态变得不可收拾，他……停了火，率舰队驶向澳门。”(32)英国军队损伤很小，只有一名英国水兵受了伤。

尽管义律处境艰难（甚至是极为困难），他还是处于理屈的一方。11月3日，他不仅再次践踏了清朝的法律，而且还动用武力阻止了两艘英国商船遵守清朝的法律，并批准了与中国水师的冲突。然而，一旦走向战争，自然正义的原则有时就需要让位于实际的考虑。川鼻之战使林则徐应该认识到，清军的船炮不是英军船炮的对手，目前之计，最好还是避免冲突。不过，即使他得出了这个谨慎行事的结论，英国内阁不久后还是决定开战，这就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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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丛报》第3卷（1834年），第372页。

(2) 引自托姆斯《中国皇帝与英国女王》，第3页。

(3) 费伊：《鸦片战争，1840—1842年》，第191页。

(4) 加尔各答黑洞（Black Hole of Calcutta）：1756年6月19日，孟加拉国王道拉（Siraj ud-Daulah）为驱逐英国殖民者，攻占了加尔各答，并俘虏了一批英国人。次日凌晨，英国殖民者夺回加尔各答，当他们打开关押英国俘虏的房间时，发现被俘的146名英国人中有123人已经因窒息而死亡。消息传回英国后，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被征服者的“野蛮”与“残忍”引起了英国国民的愤慨。那间关押英国俘虏的小牢房被称为“加尔各答黑洞”，成为牢房的代名词。该事件死亡人数史学界仍有争议。——译者

(5) 胡夏米：《对华战争是正义战争吗？》，第6—38页。

(6) 引自何伟亚《怀柔远人：清朝礼仪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第67页。该书是对中英早期关系史中这一重要接触作出重新评价的开拓之作。

(7) 参见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第66页引文。

(8) 一个中国居民：《与中国断绝关系及其理由》，第59页。

(9) 引自谭中《中国和勇敢的新世界：鸦片战争起源研究》，第1页。

(10) 如果事情不是这么凑巧，我们可能就没有关于“中国民族性”的泛化种族主义的丰富文献。可能永远不会有明恩溥1894年重印的经典著作《中国人的特性》，该书有二十多章，内容丰富，可以告诉你你需要知道的中国人的一切（在“心智混乱”、“麻木不仁”和特别是“蔑视外国人”几章中）；可能也不会有甘露德充满火药味的1926年畅销书《中国有什么毛病？》，在这本书中，甘露德告诉他众多的读者，中国这个国家，“已经是娇宠任性、反复无常，非言辞所能形容，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在它该被打一巴掌的时候，却一直不断地受到过度赞扬和过高评价”。引自罗伯特·毕可思《英国人在中国》，第28页。另见毕可思《帝国造就了我：一个英国人在旧上海的往事》一书对一个在现代中国的英国人的精彩描述。

(11) 过去20年间，对清朝历史的次级研究（secondary research）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关于清朝的旧观点（不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后者以费正清的著作为代表，如《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倾向于认为清朝已经高度汉化和封闭。相反，近来的学术研究则强调，满族的族群认同贯穿于整个王朝和这个王朝的大力扩张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背景和概述，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和《剑桥中国史》的相关卷册提供了很好的入手门径；毕德胜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9卷《清朝前期》提出的观点反映了学术研究的最新趋势。罗威廉《中国最后的帝国：大清》是关于这个王朝的最新的单卷本杰作。要对清朝历史的学术研究情况作更多的了解，还看参见下列著作：柯娇燕的《满洲人》和《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的历史与认同》、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何伟亚《怀柔远人：清朝礼仪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劳拉·霍斯泰特勒《清朝的殖民事业：近代中国早期的民族志和制图学》、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1864年清朝中亚地区的经济、民族和国家》、濮德培《中国向西进军：1600—1800年清朝对欧亚大陆中部的征服》、罗友枝《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卫周安《北京的六分仪：中国历史中的全球性潮流》和《中国战争文化：清朝时期的帝国与军事》。

(12) 毕德胜主编：《剑桥中国史》第9卷，第10页。

(13) 濮德培：《中国向西进军：1600—1800年清朝对欧亚大陆中部的征服》，第205页。

(14) 译文引自史景迁《康熙朝》，见毕德胜主编《剑桥中国史》第9卷，第156页。

(15) 译文引自史景迁《康熙朝》，见毕德胜主编《剑桥中国史》第9卷，第291页。（原文见《清高宗实录》，卷1435。——译者）

(16) 引自史景迁《大汗的国度：西方心目中的中国》，第60页。

(17) 何伟亚：《怀柔远人：清朝礼仪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用》，第201页。

(18) 卫周安：《北京的六分仪：中国历史中的全球性潮流》，第97页。

(19) 亨特：《广州番鬼录》第2版，第26页。

(20) 亨特：《广州番鬼录》第2版，第40页。

(21) 谭中：《中国和勇敢的新世界：鸦片战争起源研究》，第43页。

(22) 引自刘禾令人大开眼界的著作《帝国的碰撞：现代世界形成中中国的发现》，第58页。（原文见《清高宗实录》卷1435。——译者）

(23) 劳拉·霍斯泰特勒：《清朝的殖民事业：近代中国早期的民族志和制图学》，第40页。我把这一深刻见解归功于何伟亚《怀柔远人：清朝礼仪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和卫周安《北京的六分仪：中国历史中的全球性潮流》中启人深思的论述。［这段话出自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的回忆，见西蒙（R．Simon）编《北京通信：宋君荣司铎书简集》（法文），第711页，日内瓦：Librairie Droz，1970年。——译者］

(24) 引自何伟亚《怀柔远人：清朝礼仪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第179页。

(25) 引自罗友枝《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第6页。（原文见苑洪琪《乾隆时期的宫廷节庆活动》，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3期。——译者）

(26) 亨特：《广州番鬼录》第2版，第26页。

(27) 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203页。

(28) 阿瑟·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80页。（原文见《林则徐集·公牍》，第168页。——译者）

(29) 《关于中国的通讯增补件》（1840年），第10页。

(30) 郭斌佳：《中英初次交战之研究及其文献》，第252页。（原文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01页。——译者）

(31) 林则徐：《林则徐全集》第3册，第216—218页。

(32) 《关于中国的通讯》（1840年），第474页。

第六章　“解释性宣战”

1839年8月29日，帕麦斯顿勋爵，一个自由贸易的提倡者，一个放荡不羁的人，中国史书里的一个大坏蛋，照常到外交部上班。在1830年代，这个部门挤进了唐宁街这个死胡同的一个角落里，离一个排水不畅的污水管道不远。整座建筑是两座凑合着连接在一起的18世纪的房子，阁楼上沉重的印刷设备压得房子出现了很多裂缝，似乎会把房子压塌。(1)帕麦斯顿对这个办公处所的安排非常不满，1836年，其中一个房间着了火，据说他都没法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求救。最后，在他的建议下，这座旧房子于1861年拆毁，代之以在今天的白厅专门为外交联邦部（FCO in Whitehall）而建的经典宫殿式建筑。

他总是站着办公，有时连续站达7个小时（他的理论是，如果他在工作的时候睡着了，他撞到地板时就会醒来）。(2)1839年夏季的那一天，他会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一封女王在中国的代理人查理·义律的快信，信中报告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威胁、封锁、收缴鸦片。在快信的结尾，义律建议采取一系列行动：“我认为，我的勋爵，对于所有这一切不可饶恕的暴行的反应，应该是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给。”(3)

根据当代中国历史学家们的描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简单明了的了。帕麦斯顿盯着的是帝国主义扩张，他与英国贪得无厌的商人游说团一起，抓住了林则徐破坏英国政府财产给他提供的借口，准备发动战争。与对义律一样，一些历史著作对帕麦斯顿也多方指责。他的罪行可上溯到1833年，他被认为在那一年制造了律劳卑事件，命令威廉勋爵（Lord William，即律劳卑。——译者）制造了证明武装侵略中国有理的外交事件。（可以谨慎地认为，这不是一次计划周密的侵略活动，因为他都没有指示英印当局派军舰去支援。）指责他的历史学家继续说，1836年6月，他提拔义律为驻华商务总监督，取消了它下面的所有下级职位，给了这个邪恶的上校对华政策上绝对的权力。（英国方面的材料对此给出了平淡无奇的解释：帕麦斯顿想要降低成本。）总而言之，帕麦斯顿“是发动和组织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一个十足的海盗头子”。(4)在当代中国，帕麦斯顿向中国派遣炮舰的决定被看作是蓄谋已久的阴谋，1839年义律耍的花招，只不过是为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提供了借口而已。

对此，帕麦斯顿或许会伤心地回应说：但愿那一年他有如此充裕的时间来精心设计全球性的阴谋。帕麦斯顿子爵1830年进入英国外交部任职，1839年，外交部还是一个面临巨大压力的部门。对有些人来说，外交部门是绅士们业余玩一玩儿的天地，有人用鄙视的口吻写道，搞外交是“可丁可卯地给大不列颠贵族准备的一套大规模的户外休闲体制”。唐宁街外交部大楼的顶楼上有所“幼儿园”，安装着金属护栏，配有拳击手套和钢琴，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用这些东西来消遣娱乐。帕麦斯顿手下的工作人员，不论是在伦敦的还是在国外的，当然也不例外地有一些半吊子、风流坯子和投机取巧的人，帕麦斯顿会不时地遇到些纠缠，一些出身名门的密友、同事和首相请他优先安置不合格的晚辈亲属，于是会有一些不太明智的任职安排。根据一个说法，1851年，莫斯基托·印第安（Mosquito Indians）总领事一职给了一个人，这个人“就像疯人院（Bedlam）里的疯子一样疯癫、猥琐、神经质，和各种身份的人都吵架拌嘴”。(5)1830年代初帕麦斯顿在比利时的部下对下列事实感到很自豪，即他不阅读“花哨而无价值的比利时报纸”，不与“徒有其表的比利时人掺和。……他的时间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度过的：酗酒撒酒疯，和爱争吵的英国绅士互写充满火药味儿的信，与向其提供住处的法国和比利时女士们互写表示爱慕的信”。(6)1835年驻比利时使馆的秘书抱怨说：“这里的的确确无事可干，我整天在波茨坦（Potsdam）打野鸭。”(7)想从这些人那里搞到有用的情报可谓难上加难。帕麦斯顿曾措辞温和地致函驻那不勒斯（Neples）的英国公使（碰巧也是他的兄弟），这位公使除了那不勒斯皇室的活动外，什么也没有报告过。帕麦斯顿在信中问他：“那不勒斯政府对世界事务——西班牙的、希腊的、摩洛哥的——是什么想法，作何打算？这些国家的国内状况诸如商业、财政、军队等如何？我们听说那不勒斯和摩洛哥在打仗，如果是真的，那么是为了什么？”(8)

如果帕麦斯顿在欧洲的行动效率都成疑问，那么，他在处理伦敦与中国之间发生的问题时出的错就更大得没边了，这两国之间文化上、政治上的种种障碍，使得两国政府之间基本上不可能有友善的谅解，两国语言几乎不能沟通。在前电报时代的1830年代，官方的指令是由鸦片飞剪船、汽船、侧明轮船、骆驼或者毛驴来传递的，要在事件发生好几个月之后才能到达目的地。由于1839年夏天义律在广州坚守着，他发给帕麦斯顿的报告送达唐宁街的速度十分缓慢，他汇报林则徐的封锁和请求军事支援的报告用了5个月的时间才送到帕麦斯顿的办公桌上，而帕麦斯顿派遣一支舰队的决定又用了6个月的时间才返回给义律。(9)

外交部只是英国政府面临的问题之一。1830年代，由于农业减产、工业萎靡不振和失业人口增多，公众对辉格党失去了信心。由于政府拒绝考虑人民宪章运动提出的激进诉求——即要求男子的普选权、无记名投票、平等的选举区、议会每年选举一次和取消参选议员的财产资格等，因而爆发了暴力活动。1839年夏天伯明翰的斗牛场（Bullring）骚乱，在威灵顿公爵（the Duke of Wellington）的描述中，使伯明翰这座城市看起来就像“被一场风暴席卷过一样”(10)。5月7日，在仅以5票的优势赢得一场辩论后，首相被迫辞职，托利党在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率领下组阁。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拒绝用托利党的女侍寝官取代她喜欢的辉格党的女侍寝官，皮尔因而辞职，于是维多利亚邀请她钟爱的辉格党首相墨尔本（Melbourne）再次组阁。侍寝官危机（the Bedchamber Crisis）使得辉格党看起来不仅不受欢迎，而且不合规矩，因为它居然受年轻女王任性想法的左右。与之对立的托利党占据了道义上的优势，拒绝支持辉格党的任何举措，议会中的激进分子意识到辉格党为了维持下去需要他们的合作，则强力推进政治改革。对于帕麦斯顿正在供职的这个政府，那是一个多事之夏。

国内日子不好过，又添上了国外的麻烦。1839年，爱尔兰、牙买加和加拿大相继爆发反英事件，迫使英国政府暂时中止了牙买加和加拿大二地的制宪。在埃及和阿富汗，法国（同时也在忙于墨西哥和阿根廷的事，拦截英国商船，封锁英国投资）和俄国正在争夺进入印度的通道。1839年的前几个月，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Lord Auckland）派遣了1万多英国军队跨过印度河，通过山间谷地进占喀布尔，推翻了当时在位的阿富汗国王（传言他对俄国友善），代之以流亡的弱势国王沙阿·舒亚（Shah Shuja）。这次远征的可怕结局还有3年才到来，出发时16500人的队伍，只有一个英国人幸存下来，败退回印度。但仅仅是打这场仗这个念头就已经吓坏了伦敦的政客们，他们指责帕麦斯顿挑起了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指责他低估了这场战争的难度，指责他通过编发一系列阿富汗战地通讯激发了反对俄国的野心的情绪。像在对几千英里之外的清朝一样，英国也急于权衡所有这些反抗事件和战争的利弊得失：1837年，英国的预算赤字是200多万英镑，到1840年，补贴新实行的一便士邮政制（Penny Post）的计划使预算赤字大大增加。(11)

1839年8月23日，激进的布鲁厄姆勋爵（Lord Brougham）总结说：“议会的事托付到了一群愚蠢透顶毫无能力的人手中。”(12)日记作家和业余板球运动员查尔斯·格莱威（Charles Greville）对帕麦斯顿尤其刻薄，他说：

帕麦斯顿是所有大臣中最不可思议的，外交团嫌恶他，部内工作人员憎恨他，下议院议员不欢迎他，没有人喜欢他，每个人都咒骂他。但他仍然在外交部这个小王国中说了算，对于他人对他的指责毫无羞耻之感，显然对政府事务也漠不关心，而是推给那些最合适的人去捍卫和坚守。(13)

英国帝国主义鼎盛时期扬扬得意的评论家们之后会重点比较19世纪中叶的英国和中国：一个是现代的、进取的，另一个是古老的、倒退的；一个是基督教国家，一个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一个开放，一个封闭。实际上，两个国家的领导者如果能够互相观察彼此的情形，会发现他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关于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信件首先于1839年5月25日送到了奥克兰勋爵的办公桌上，当时他正在喜马拉雅山麓躲避加尔各答的炎热。他致函伦敦管理委员会主席约翰·坎·霍布豪斯（John Cam Hobhouse）说：“昨天是女王陛下的生日，所有在西姆拉的白人在我们最漂亮的山谷里和我一起进餐……大家为女王欢呼，对女王的忠诚，从没有像在喜马拉雅山这里表示得更好的。”但是，他似乎被在夏日骄阳下辛苦赶路的倒霉的印度邮差的蠢笨激怒了，接着说：“我快要写完这封信的时候，中国的消息送来了，这里又有了新的麻烦。”(14)他决定原地不动，一年中这个时节的加尔各答实在太热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需要尽快得到来自阿富汗的消息。但他自己不明确表态，而是一两个星期后致函霍布豪斯说：“你必须在英国作出决定。”(15)“至于印度，”他无动于衷地说，“目前我们必须把鸦片税视作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你知道，对印度税源日益增加我一直满怀信心，我对我们财政收入的前景仍然很乐观。”但是“对与中国作战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我看到了这场战争的麻烦，但看不到它的结果。”霍布豪斯9月中旬收到奥克兰的信后，表示同意：“毫无疑问，你必须停止种植罂粟，用一种不赚钱的出口品代替你目前的垄断品。”(16)那200万随它去吧，然后时间会驱散用鸦片赚钱的黑暗，将英国淘洗干净。

帕麦斯顿也没有把中国问题揽到自己身上。渣颠9月份回到伦敦后，最期盼的就是与外交大臣谈一谈。他很快就发现，英国的政治机制与广州的政治机制很有弹性相比，是出人意料地缺乏弹性。“我们没有听到女王陛下的大臣们谈过他们的任何打算，”在听到他的合作伙伴马地臣被驱逐出广州的消息后，他告诉马地臣说，“我也没有见到帕麦斯顿勋爵……他与史密斯先生（怡和洋行在伦敦的代理人，是个议会议员）谈话中，他让他相信，至于他自己的态度，他确信，应该对那一严重的侮辱和抢掠行为采取一些措施，但是他自己不想再揽事。”受到冷落的渣颠埋头忙于出席商业委员会的会议，组织请愿，会见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代表团，但是依然不能平息自己的怒气。他抱怨说，春天里广州发生的事情，“在这里没有几个人能理解，很多人无所事事，他们愚蠢至极，把中国人对我们的侮辱、暴行和非法贸易混为一谈，若无其事，不以为耻，拒绝赔偿被销毁的鸦片”。最后，9月27日，他终于约到了帕麦斯顿。不过，为了再稍稍考验一下渣颠的耐心，浮石（Pumicestone，是帕麦斯顿曾经得罪过的外交官们送给他的外号）让他等了两个小时，之后从他那里获取了尽量多的实用信息（如中国沿海的位置、控制中国那些口岸大概需要一支多大规模的军队），却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帕麦斯顿没有直接公开表示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的决心，”大失所望的渣颠随后向马地臣报告说，“最后，勋爵留下了记录，说下星期一他们召开一个内阁会议……这一切都不能令人满意，但我们只能静静地等着。”(17)

9月30日，9位政府官员（包括帕麦斯顿）在温莎堡召开扩大的内阁紧急会议。然而，中国问题远远排在议事日程的后头，根本就没有沾上那天会议值得讨论的问题的边儿，那天会议集中讨论的是埃及国王穆罕默德·阿里（Mehemet Ali）企图夺占叙利亚的事。帕麦斯顿向首相汇报说：“对英国来说，土耳其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有更广泛的利益，都更重要。”(18)第二天，大臣们终于再次开会，讨论该如何对付中国。不幸的是，这帮人的精神头似乎已经在前一天用完了，会议开到半道儿，霍布豪斯就不耐烦地站起来拿他的帽子，时刻准备退场。他们疲倦不堪，似乎只把议题放在了后勤方面，对战争的道义问题仅仅是三言两语带过，议题聚焦在两个问题上：这场战争能不能打？谁来支付这场战争的费用？

帕麦斯顿受与渣颠会谈的鼓舞，竭力鼓吹说进行这场远征很容易：“只要有一小支中队战舰、两艘护卫舰和几艘小型武装民用船，再加上两三艘汽船，就可以封锁从进入北京的河口到广州的全部中国海岸。”墨尔本和霍布豪斯对是否真的会如此容易提出疑问，于是辩论转向了将由谁赔偿被中国收缴的鸦片。参加会议的人对此毫不在意——只要不让政府赔偿就行。财政大臣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赶忙表白，反正他没有这笔钱。帕麦斯顿建议说：假如由中国人来掏这笔钱怎么样？这个建议得到了兴奋的年轻人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的热烈支持，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内阁会议。（他最近4年在印度的工作经历充分说明了他对亚洲的特殊情感：1834—1838年间，他建立一个英语殖民教育体系，以培养“一个阶层，这个阶层血统和肤色是印度的，但是人生趣味、立场观念、道德准则和思维才智是英国的”。因为，毕竟“一家优秀的欧洲图书馆顶得过印度和阿拉伯本土的全部文献”。(19)）从这儿开始，会议的讨论就离开了用枪炮威胁敲诈鸦片烟款这个棘手的问题，转向更为简单、也更能激动人心的爱国主义问题：霍布豪斯相信，主要的问题在于“为义律受到的暴行争取到赔偿，我们都认为这对国家荣誉来说是必须的”。(20)麦考利认为，对付奸诈的当地人，要有坚定的立场，他把准备于翌年4月在议会发表的战前演讲，现在提前作了预演，一举使他的内阁同僚们哑口无言。

（义律）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被对自己处境痛感绝望的同胞们包围住了，但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下令把大英帝国的国旗从船上取下来插到阳台上……他们自然该对飘扬在头顶的胜利旗帜满怀信心，这旗帜提醒他们，他们属于一个不甘于失败、屈从或耻辱的国家……一个使阿尔及尔酋长（Bey of Algiers）对英国受辱的领事卑躬屈膝的国家，一个在普莱西（Plessey）战场上对黑洞恐怖事件报仇雪耻的国家，一个自从我们伟大的护国主发誓要使英国人的名字像罗马公民的名字一样受到尊重以来从未堕落的国家。(21)

“如果他演讲时总是这样慷慨激昂，就会什么事也干不了。”在温莎堡的听众中一个被他的演讲迷住的人嘀咕道。(22)霍布豪斯同意这一说法，在他日记中写道：“我认为他说的太多了。”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大家似乎强烈地意识到，这个受到围攻的政府是到该做些什么事的时候了，而且做任何事都行。由于1838年底在墨西哥和阿根廷——甚至在法国军舰向英国人开炮后，帕麦斯顿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保护英国的利益和荣誉，反对派不停地对他咆哮，骂他“没骨气”。或许内阁认为最好向中国开战（不像在叙利亚、阿富汗、墨西哥或阿根廷，在中国不会与法国或俄国发生冲突）。作出向中国派兵的决定后，霍布豪斯对麦考利说：“指责我们无所事事已经没有根据了……我们已经决定……对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主人进行一场战争。”(23)一贯批评帕麦斯顿观点的霍兰勋爵（Lord Holland）不能完全同意关于中国的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只是他的酒友明托勋爵和海军大臣吉尔伯特·义律-默里·基尼蒙德（Gilbert Elliot-Murray Kynymound，Lord Minto and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的堂兄弟（即查理·义律。一说查理·义律是他的侄子。——译者）需要帮助，如此而已。(24)

但是内阁仍旧缺乏热情。首相不相信一支小规模的军队就真的足够了，他完全听从在印度的奥克兰勋爵的意见，而奥克兰则犹豫不决，因而把事情又拖了6个月。首相担心，为了鸦片打一仗，会成为“下议院的一个麻烦”。东印度公司享受不到“中国开放”的美好前景，拒绝对这一决定提供“积极的意见”（尽管当被告知将由政府而不是该公司埋单时，他们也欢呼雀跃）。(25)同时，帕麦斯顿无意于迎合英国的鸦片利益。需要为被销毁的鸦片埋单的200万英镑中，没有一个便士会由女王陛下政府出，它将全部在合适的时间由中国人出。当渣颠及其代表坚持试图要得到政府对赔偿鸦片烟价给一个哪怕很微茫的承诺时，外交部工作人员只简单地在他们的请愿信上批了几个字：“帕爵无指示，退回。”(26)

11月初，帕麦斯顿指示奥克兰为与对中国开战事宜做好军事准备。尽管不用太着急，因为即使是为与国家荣誉同样重要的事情而战，战争一定不能中断贸易季节。他希望战争行动要干净利索地插在1840年3月份贸易季节结束到9月份下一个贸易季节重开的空档之间。还有，最后，奥克兰总督准备返回加尔各答，集中精力于和中国有关的事情上。

帕麦斯顿的计划遇到了令人难堪的疏忽：他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征求议会的意见。他不让那些恼羞成怒的反对派了解事情的真相，尽其所能把义律的快信秘藏在外交部尽可能长的时间。但是，不管他如何努力不让公众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尽可能提防目睹事件真相的商人和传教士，提防广州和印度的英文新闻媒体，也不可能防止住有关信息泄露到英国的报纸上去。“我们已经委托律师弗莱什菲尔德（W．P．Freshfield）研判我们对女王陛下政府的要求的性质，起诉《泰晤士报》发表有利于他们的文章，”1839年10月渣颠写信给马地臣说，“但是我还没听说他已经做了什么。”(27)浏览一下1839年冬到1840年春的《泰晤士报》，就会发现没有多少关于中国问题的报道。的确，这给鸦片游说团的代表礼貌而坚定地提出其请求提供了空间，他们请求英国政府兑现义律作出的赔偿鸦片烟价的承诺。英国政府与义律就此曾有过沟通，也是这些代表提出这一请求的根据。有人强词夺理地说：“这些请愿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财产……他们对英国政府众所周知的公正充满信心……相信政府会充分赔偿他们的损失。”他们信心十足，事实上他们立刻就发现有必要提醒有关各方：“鸦片贸易一直受到印度政府的鼓励和推进，不久前又得到英国政府和议会的特许，大家都完全知道……这项贸易限于中国，在中国它是走私贸易，是非法的……事实已经证明，这项贸易是印度政府一个巨大的利薮，在过去的20年里，利税净得从每年的50万英镑上升到最近的每年200万英镑。”(28)11月初，一名个人通讯员怒气冲冲地说：“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不教会这些人尊重我们，我们的贸易就永远不能有适当的地位，目前的事件看起来是个合适的机会。”(29)

不过，这家报纸（它是一个亲托利党、因而反辉格党的机构）更经常发表的是对当时局势的愤慨。广州纠纷的最初报道一传到英国，《泰晤士报》就在1839年8月13日愤怒地叫嚣：“我们的商业利益，我们作为伟大文明国家的名誉，像在这个事件中这样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在我们的记录中还几乎没有过这样的事件。”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泰晤士报》没有选择发表马地臣的观点，而是选择连载阿尔杰农·塞沃尔牧师（Reverend Algernon Thelwall）的《对华鸦片贸易献疑》。马地臣的观点是：“过去21年我差不多完全是在中国度过的，我可以凭良心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当地人由于吸食鸦片而受到哪怕一丁点儿非人的虐待。”而阿尔杰农·塞沃尔牧师的《对华鸦片贸易献疑》长达178页，它谴责这种“给英国国旗带来极度耻辱”的贸易。(30)既没有对义律（一篇社论判断说，他“好像吃了一顿硫磺大餐”）的行为表示同情，也没有对被囚禁的商人们（他们除了“比过去更熟悉了某些烹饪程序”之外，并没有遭受生活必需品匮乏之苦）表示同情。(31)10月23日，该报评论说：“我们在发展和鼓励鸦片贸易方面的罪行，确实是一种滔天大罪，它会招致至高无上的上帝对我们无比愤怒。”(32)要求赔偿鸦片烟价完全是“无礼行为”，为鸦片开战是不可思议的。“正义不允许在友好的面具下将中国人为阻止一套错误做法而采取的措施再反过来施之于他们，不允许用当前的事件为借口制造更为深重的伤害。”(33)

1839年圣诞节那天，《泰晤士报》忍不住讨论一本鼓吹战争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中国问题上的建议准确地开列出了1842年《南京条约》的规定）。“我们那些已经将注意力转向当前与中国之间纠纷的大多数读者，对时不时提出来的解决这些纠纷的众多计划，一定感到既惊讶又好玩儿……然而，我们认为，我们即将公之于众的计划，将会立刻被发现是所有计划中最令人震惊的，也是最有趣的。”然后，该报主笔勾画了这本小册子提出的愿景：对鸦片损失和封锁带来的侮辱作出赔偿；签订一个通商条约；割让大屿山（Lantao，香港岛西边的一个岛，现在香港地区的机场位于该岛）。“当然，这只是个玩笑，一场滑稽戏。”(34)

帕麦斯顿发动战争的秘密指令向印度传递的过程中，事情对政府来说继续恶化。1839年11月3日、4日两日间，由7000多名矿工和其他工人组成的威尔士军队（在一个当地官员带领下，携带长矛、手枪、长枪和沉甸甸的大头短棒），攻击了一座城镇的监狱，他们与当局25分钟的战斗造成20人死亡、50人受伤。5天后，首相在市长的年度宴会上想敬杯酒，却淹没在“一片嘘声、倒彩声和抱怨声中，对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即使是对最胆大妄为的政治人物都没有过”。墨尔本和帕麦斯顿几次想使大家安静下来都没有成功，之后他们二人在“《无赖进行曲》（Rogues' March）的旋律中”回到自己的座位上。(35)

在这个多事之秋，英国政府对与中国是否要开战的问题作出了冷静的回应，这种冷静态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1840年1月24日，反对派要求外交部发布义律《关于中国的通讯》的蓝皮书（the Blue Book），在整个2月份和3月初，每隔几天就重申他们的要求。每隔几天，帕麦斯顿就用“再稍等几天”或“下个星期初”的托词把他们挡回去。2月6日，在上议院，一个托利党人站起来质问首相他对中国是否有什么要说的，首相不屑地回答说，没什么要说的。在那次会议的后半部分，一个关于海军现状的专题演讲直接提到了“现在据说用于中国的军事行动”的由4艘军舰组成的舰队。(36)

3月11日，巴黎的报纸从布列塔尼的报纸《阿尔莫立干》（L'Armoricain）上转载了一则报道，说一艘法国军舰正在驶向中国海面，去观察即将到来的英国的远征行动。报道说奥克兰勋爵已经“向中国宣战”，派出了由4万吨位军舰和1.6万名军人组成的军队。(37)《泰晤士报》立即预测说，英国的敌人们（俄国、波斯、法国、美国、阿富汗、缅甸、尼泊尔）将会趁英国不可避免的对华战争之机攘夺英国的利益。“当英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与她的一个敌人的纷争的时候，没有哪个敌人会不赶紧抓住时机，迫使她作出对她有害的或屈辱的让步……对（英国）至关重要的胜利，是提前对其内部敌人——即墨尔本及其不负责任的政府——取得胜利。”(38)同一天，未来的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问帕麦斯顿，他什么时候才会发善心，把“女王陛下对中国采取‘战争行动’的意图向议会透露点儿消息”。面对不断的质问，帕麦斯顿坚持说“拟议中的行动”是“沟通彼此”，而不是战争行动。《泰晤士报》的结论是：“我们推测，如果广州城遭到炮击，尊敬的勋爵会将其称之为解释性宣战（explanatory declaration）。”(39)

在整个3月份和4月初，帕麦斯顿（《泰晤士报》用了很多不同的词来描绘他，如“鬼鬼祟祟”、“支吾推诿”、“滑头滑脑”、“肆无忌惮”、“唐突无礼”、“弄虚作假”、“弃伟大而就渺小”等）继续推脱抛向他的问题，而各家报纸则集中火力对他发动攻击。“女王的大臣们在处理英国与外国列强的关系时表现出的粗心大意和庸劣无能，使全世界脸上无光，至于英帝国……这是一个无法无天、可憎可恶的买卖，是一个由罪恶而又凶残的战争支持的买卖……应该把那些可恶的大臣……从他们的位子上掀下来。”(40)《宪章报》（人民宪章运动分子的喉舌）谴责“鸦片义律先生”的作为“像（一个盗贼和暴徒一样）幸灾乐祸地期望看到……流血、饥荒……及各种各样不幸和悲惨的……场景”。(41)

1840年4月7日，针对政府对中国问题的处理，托利党在下议院发起了不信任投票（这已经是这一年的第二次了）。总共115922个词的辩论（不计诘问和喝彩）花费了这个春天3个夜晚的时间。托利党人详细列举了帕麦斯顿的多处外交失误：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没有给予义律适当的指令或可用的权力，没有控制住非法的鸦片贸易。麦考利用他“不习惯于受挫、屈服或受辱”的演讲予以回击。这些可敬的议员先生们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把议题转到道德有亏的问题上，但是年轻的威廉·格拉斯顿（William Gladstone）一得到机会，就攻击了“这种不光彩的、恶毒的买卖”：

我不知道这样一种战争，也没有在历史书中读到过这样一种战争，这种战争的起源是不正义的，精心设计去进行这种战争，是为了给这个国家蒙上永久的耻辱……在尊敬的勋爵的支持下，（我们的）国旗被高扬起来去保护一种无耻的走私生意。如果除了现在飘扬在中国海岸之外，我们的国旗从来没有升起过，那么，我们一见到她就会惊恐地后退，我们心中再也不会感到激动，而现在，当我们看到她在微风中自豪、壮美地飘扬着时，心中充满了无比的激动。

但是，大概是由于词穷，最后反对派反而处于下风。对于帕麦斯顿在会议最后一天的演说，以奇思怪想著称的格雷伯爵（Earl Grey）承认：“很出乎我意料之外……令我非常钦佩。”4月9日为帕麦斯顿赢得支持的雄辩演说的优点，大概在于其简洁性和务实性。他的演说刚超过8000个词，只有托利党人开场演说长度的一半略多一点儿。他质问议会，这个远离英国本土的职位不能被滥用，他怎么能给义律更多的权力？不，最重要的任务是捍卫“英国国旗的荣誉和英国王冠的尊严”，保证与中国长远的贸易前景。他最后总结说：“堆压在英国臣民头上的侮辱，如果从律劳卑勋爵出使中国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还一仍其旧，未予纠正，那么，不能想象……任何一个英国商人，只要考虑到他自己的安全和自尊，还能继续在那些地方经商？”正像6个月以前在温莎堡发生的那样，辩论的疲惫、一知半解的经济学知识和爱国的虚荣交织在一起，见证着辉格党度过了他们最严重的危机。

3天的辩论结束时，议会大厅的气氛被最后一个发言者的最后几句话最准确地捕捉到了——这几句话是托利党人詹姆斯·格拉汉姆（James Graham）试图回应帕麦斯顿时说的。

如果议会允许的话，他可能会在他演说的每一部分都附和尊贵的勋爵。这位尊敬的准男爵（Baronet）被“分组表决，分组表决”的叫喊声打断……尊敬的男爵试图再次向议会发言，但是他的声音完全淹没在“分组表决，分组表决，分组表决”的叫喊声中，最后他只好让步，回到他的座位上。表决结果：赞成262票，反对271票，获胜票多出9票。(42)

相较于两个月前辉格党以21票获胜，此次辉格党失去了12票，但这已足以使奥克兰勋爵的炮舰保持在原来的航线上，继续向中国航行。

为了照顾历史的完整性，我们或许也应该在这里引述一下当时中国若干著述中对英国最后决议的解释。议会和女王“佥以非兵争不可。顾通国商民皆不欲启衅粤东，且用兵势将加税也，议数日不决……终以众喙汹汹，人持一见，随以求和争战两事，诣其所事罗占土神祠阄卜，将决焉，得战阄三，于是专意称兵”。(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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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肯尼斯·伯恩：《帕麦斯顿的前半生：1784—1841年》，第408页。下面关于帕麦斯顿在外交部的部分，要感谢伯恩生动细致的叙述。另见http://fco.uk/en/about-the-fco/publicatioon/history-notes/the-fco-policy-places/the-building-fco（2009年7月22日访问）。

(2) 同上，第434页。

(3) 费伊：《鸦片战争，1840—1842年》，第192—193页。（这里采用严中平译文并略有改动，见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载《近代史资料》总21号，第17页。——译者）

(4) 戴学稷主编：《鸦片战争人物传》，第248—251页。

(5) 肯尼斯·伯恩：《帕麦斯顿的前半生：1784—1841年》，第459页。

(6) 同上，第461页。

(7) 同上，第470页。

(8) 同上，第471页。

(9) 费伊：《鸦片战争，1840—1842年》，第200页。

(10) 麦兰肯：《英国对华政策与鸦片危机：权衡毒品、武装冲突和国家荣誉》，第86页。感谢麦兰肯对辉格党内阁决定发动对华战争的背景的细致分析。

(11) 对于这一时期的精妙绝伦的描述，参见希尔顿《一个疯狂、顽劣和危险的民族？——1783—1846年英国史》。

(12) 格兰·麦兰肯：《英国对华政策与鸦片危机：权衡毒品、武装冲突和国家荣誉》，第95页。

(13) 引自肯尼斯·伯恩：《帕麦斯顿的前半生：1784—1841年》，第576页。

(14) 费伊：《鸦片战争，1840—1842年》，第183页。

(15) 同上，第183页。

(16) 格兰·麦兰肯：《英国对华政策与鸦片危机：权衡毒品、武装冲突和国家荣誉》，第99—101页。

(17) 勒·皮雄《中国、贸易和帝国》，第386—387页。

(18) 格兰·麦兰肯：《英国对华政策与鸦片危机：权衡毒品、武装冲突和国家荣誉》，第104页。

(19)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91页。

(20) 关于这次会议的详情，见格兰·麦兰肯《英国对华政策与鸦片危机：权衡毒品、武装冲突和国家荣誉》第105—107页，布劳顿勋爵《高年回忆录》第5卷，肯尼斯·伯恩《帕麦斯顿的前半生：1784—1841年》第581—582页。

(21) 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ens/1840/apr/07pwar-with-china（2009年7月15日访问）。

(22) 肯尼斯·伯恩：《帕麦斯顿的前半生：1784—1841年》，第582页。

(23) 肯尼斯·伯恩：《帕麦斯顿的前半生：1784—1841年》，第588页。

(24) 格兰·麦兰肯：《英国对华政策与鸦片危机：权衡毒品、武装冲突和国家荣誉》，第107页。

(25) 同上，第107—108页。

(26) 费伊：《鸦片战争，1840—1842年》，第195页。

(27) 勒·皮雄《中国、贸易和帝国》，第400页。

(28) 《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泰晤士报》，1839年8月7日。

(29) 《个人通讯》，《泰晤士报》，1839年11月1日。

(30) 马地臣的话见詹宁《印度—中国的鸦片贸易》第27页；阿尔杰农·塞沃尔：《对华鸦片贸易献疑》。

(31) 《中国——铲除鸦片贸易》，《泰晤士报》，1839年8月30日。

(32) 《我们对鸦片问题意见的记录》，《泰晤士报》，1839年10月23日。

(33) 《鸦片问题》，《泰晤士报》，1839年10月25日。

(34) 《社论》，《泰晤士报》，1839年12月25日。

(35) 《市长大人的宴会和不受欢迎的首相》，《北星》，1839年11月16日，第4版。

(36) 《议会情报》，《泰晤士报》，1840年2月6日。

(37) 《社论》，《泰晤士报》，1840年3月11日；《印度快信》，《泰晤士报》，1840年3月12日。

(38) 《社论》，《泰晤士报》，1840年3月13日。

(39) 《昨夜的上议院》，同上。

(40) 《社论》，《泰晤士报》，1840年4月7日。

(41) 关世杰（音）：《人民宪章运动和第一次鸦片战争》，《历史工作室杂志》第24期（1987年），第20页。

(42) 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840/apr/09/war-with-china-adjourned-debate(2009年7月15日访问）。

(43)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38、39页。

第七章　花言巧语与海参

1840年7月4日，在船形的舟山岛的崖壁上巡视的中国官员，看到一支外国船队正在驶近。尽管一开始他们有些迷惑不解，但很快他们就想明白了，该岛的邑丞回忆说，于是他们感到狂喜，大笑起来。显然，外国船队聚集于此，是因为广州的贸易中断了。他们说：“此（指定海，该岛的主要城镇）将成大码头，吾徒常例钱且日增矣。”(1)

舟山位于中华帝国最繁华的东南沿海，在富庶的苏州城、杭州城东边几百英里的地方。自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到过该岛后，英国的旅游画家们把舟山描绘成东方学专家们心目中憧憬的土地：陡峭的石灰岩峭壁，薄雾漂浮的绿色溪谷，配以雕绘有蟠龙的寺庙，点缀以手持太阳伞的面相端庄的达官贵人。在19世纪中期，该岛财富的来源是个公开的秘密：不正当的对外贸易，其中十之八九是鸦片贸易。舟山的邑丞坦白说：“承平时，每一（洋）艘至，自总兵令丞迄舆台皂隶，莫不有贿……（洋）艘多贿亦厚……恐其来而或少也。”(2)

但是，这次来的不是商船船队，而是帕麦斯顿派遣来惩罚“虐待英国臣民和女王部下的中国人，并把英国与清帝国的关系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的军队。(3)英国军队的战略是绕过广州，直捣东南沿海清帝国的漕粮中心：供应京师的粮食从南京装船，航经大运河运到北京。1839年9月，外交大臣认真听取了渣颠关于如何征服中国的建议。这个大鸦片贩子建议：占领舟山，封锁东部沿海地区，然后直压京师，向清政府提出英国的要求。

7月4日那天并没有开仗。英国舰队（由22艘战舰、27艘运输舰组成，载有3600名苏格兰、爱尔兰和印度步兵）来到一个港口，十几艘涂成浅色的中国平底战船已经停泊在那里，每艘船上有大约50名官兵。(4)一个叫弗莱彻的舰长（Captain Fletcher）和义律的军事秘书乔斯林勋爵（Lord Jocelyn）奉令来到清军水师指挥官的船上（船尾绘有3个虎头，很好认），告知他英国的条件：须在6小时内交出该岛，否则就要面临严重的后果。这位指挥官的部下抱怨说，广东人制造了纠纷，却要他们承担后果，这不公平，“你们应该去打广东人，而不是打我们，我们没有伤害过你们；我们看到了你们的力量，知道与你们作对是疯狂之举，但如果我们不得不与你们作对，那我们一定会恪尽职守”。(5)

对当地官员和军队来说，这是一个不眠之夜。英国军队从他们的战舰上盯着舟山岛，看到岛上用竿子挑着的灯笼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来来回回移动着，照亮了岛上的建筑和临时用来作军事工事的海堤。到第二天早上8时，一切准备就绪，15艘英国战舰排列成一行，面对着一列中国平底战船。英国人把开战时间推迟到了下午2时30分，希望中国人对英国人提出的无条件投降要求再好好考虑一下。但是2时30分一到，乔斯林回忆说，英国战舰的侧舷炮就开火了：“树木横飞，房屋倒塌，岸上回响着人们的呻吟……硝烟消散后，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废墟……我们看到远处人群四散逃跑。”(6)英国军队打了整整9分钟。

当英国军队踏上空无一人的海岸线时，迎接他们的只有“一些尸体、弓箭、折断了的长矛和长枪”。(7)（清军水师指挥官的腿被一枚实心弹打断了，几天后他死于离此不远的港口城市宁波。）不到两个小时，一支马德拉斯（印度港口城市。——译者）炮兵团已经把四门大炮对准了定海。到那天晚上10时，定海的中国人已经跑光了，县令在一个小池塘里投水自尽。次日上午，英国的国旗飘扬在了定海城头。战争的痕迹（将近一百万人逃离了舟山岛）遍布全城：余烬未灭的鸦片烟枪，茶水还没有喝掉的茶杯，丢弃的化妆盒。(8)不过，这个岛悄悄地及时为自己报了仇，在占领舟山期间，数以千计的英国军人被疟疾和痢疾所击倒，舟山成为英国人的一个大坟葬场：5329名士兵被军队医院收治，448名死亡。(9)

9分钟！在两年的战争过程中，英国和清帝国这种军事力量上难以置信的差距会反复上演。尽管后来这成为英国人自鸣得意的资本，但在当时，英国人除了自我满足之外，还是感到很意外。回到1839年秋天，那时即使是帕麦斯顿一开始也怀疑清朝的军事力量是否像渣颠等人所预料的那样不堪一击。海军二等秘书约翰·巴罗爵士（Sir John Barrow）是1793年失败的马嘎尔尼使团的成员，他肯定不是亲华人士，但是认为渣颠对清朝的蔑视是“令人骇怪的”。(10)清朝中国毕竟不是一个大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征服帝国。

可是，它的军队究竟是如何急剧退化成1840年那个样子的？关于清朝军队的问题，可以分为三大类：军需品和防御工事，组织，和军队的个体素质。(11)

在军事装备的各个方面，武器、炮台，特别是战船，清朝都落后于英国。双方军事力量最根本的区别是，到1840年，英国早已进入火器时代，而清朝的部分军队还徘徊在弓箭、刀剑、长矛和藤盾时代，这些武器在其17、18世纪的扩张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2)1840年，那些运气很好、被分配了火器的清军士兵，发现他们不得不使用的是最初级的火枪即火绳枪，这是在15世纪中期发明的从枪口装填弹药的武器，在点火盘旁边有一个小盒子，从里面垂下一截闷烧的火绳。它的主要缺陷是明显的：它很难保证火绳在较长时间的战斗中一直处于点燃状态，火绳很容易暴露士兵的位置，在放过几枪后，火枪产生的硝烟会使士兵看不清要打击的目标。与清军相反，英军装备了更为先进的火器：或是燧发枪（闷烧的火绳被击打点火的燧石所代替），或是更好的后膛击发枪。

清军的大炮也有些致命的缺陷，例如往往缺少瞄准装置，这些装置可以转动，以便追踪移动中的敌人。老旧的大炮很少及时退役更新，而是任其风吹日晒，锈迹斑斑，或许长达几百年（1836年，一个在广州看到这种大炮的西方人很不屑地称其“破败不堪，像是蜂窝”）。(13)火药的质量也很差，其工艺水准落后于19世纪的英国一大截。对定海的速决战，乔斯林鄙夷地说：“他们用低劣的侧舷炮开炮，从他们的炮台上既不能抬高了打，也不能压低了打，由于火药的类型很糟糕，不能对我们的军队造成任何伤害。”(14)

或许清军最大的弱点是它的战船。1841年初战事南移到广州时，清军战船和炮台被世界上第一个全铁甲蒸汽战舰“复仇神”号（Nemesis）打得粉碎。不过，即便是英国只包了一层铜皮的旧式木甲战船，清朝水师也不能与之抗衡，过去的两百年中，在全球的商业航行和与法国、西班牙、荷兰的海战中，这种木甲战船的设计日趋完美。由于所处的位置往往远离任何陆地基地的支持，这种船不得不自备作战武器，船上安装有多达120门炮。与之相反，清军平底风帆战船的职责就很有限了，它们只是巡逻船，安装10门左右的炮，没有独立作战的能力，它们仅仅是作为守卫通向广州省河的花岗岩炮台海防重器的辅助作战力量。在1836年，那个对清军战船表示不屑的人还宣称，这些战船“就是一堆又大又笨的木料……漆成红色和黑色，船头画着瞪大的眼睛……除了可以在平静的水面行驶，可说是毫无用处……要想让一个对中国水师一无所知的人知道它的无用达到了何种荒谬绝伦的程度……是不可能的”。(15)清军无力发起海上攻击，使其丧失了对英军的任何进攻优势，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在炮台里紧张地等待敌人，任由敌人选择时间和地点发动进攻。

那么，炮台本身又怎样呢？一个流行的中国说法，把守卫通向广州的水路的炮台比拟为“金锁铜关，难进难出”。这些石头炮台是全国炮台中最大的，围以大约230码宽、5码高的防护墙，最多的装备有60门炮。但是，这些炮台的缺陷是明显的。首先，它们都没有顶，任何命中它们的炮弹都很容易给其造成大破坏。其次，从战略上说，这些炮台是只为对付来自海上的攻击而设计的（主要是对付没有领土野心和使用劣质火器的海盗），基本上没有做对付来自陆地的攻击的准备。至于对广州附近这些炮台的维护的一般状态，我们这位1836年的观察者宣称“再糟糕不过了”。(16)

那么，清军为什么没有利用其数量上的优势战胜英军呢？从理论上说，清朝有着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常备军（80多万人），是英国派到中国的7000多军队的114倍多。然而，这80多万军队中的大多数实际上分散驻扎于全国各地，忙于维持国内稳定的任务（镇压土匪或叛乱、执行救灾任务、守卫监狱、缉私），没法抽调来应付与英国之间的纠纷。1840年8月，当英国军舰北上天津，向清朝皇帝递交帕麦斯顿的控诉信时，钦差大臣报告说，理论上在册的2400名士兵中，只有600名可以征调来应急。几乎每一个省的军队都出兵增援，加强作战地区的兵力：在战争期间，全国大约向东南沿海或东部沿海调动了5.1万名士兵。但是，这些军队的运动速度太慢，没有派上用场：从邻省调动的军队需要三四十天才能到达前线（大约与英国从印度调动增援部队花同样多的时间），那些离战场比较远的军队则需要90天甚至更长时间。1840年6月，英国舰队只花了35天就到达并占领了定海；翌年，清军花了5个月的时间才组织起了一次对该岛的反攻——在这5个月的时间里，清军从中国远方的角落里拖拖拉拉向定海移动，英军则得到了休整。（最后一批清军赶到时，英国人已经在喝白兰地庆祝《南京条约》的签订了。）

对清军来说，军纪是另一个问题。英国人关于鸦片战争的记述中很多地方都承认，清军的炮台规划、位置和供应都很好，会给夺占炮台的入侵者造成大量杀伤——前提是如果清军进行抵抗，而不是逃跑。清朝对这个帝国的征服是由它创建的世袭军队取得的，占军队少数的满洲、蒙古和汉军旗兵精英高高在上，而专职的汉人绿营军队（人数大约是前者的3倍）则分散驻守在遍布全国的军事据点。旗人都是军人，为此国家供给每个旗人一份包括钱米和土地的食俸。但是，到18世纪中期，和这个帝国的其他每个人一样，旗人也遭受物价上涨之苦，而他们的食俸水准早在征服的初期就已经确定下来，那是在乾隆时期通货膨胀之前很久以前了。当国家发放的食俸赶不上通货膨胀、甚至还缩水时，士兵们就抗议、哗变、开小差，或者从事与军事无关的工作以养家糊口。随着19世纪的到来，食俸制度因贪污舞弊而腐烂：上级以承诺升官来敲诈下级，旗人家庭隐瞒家人的死亡（和虚报出生的人口）来保住食俸。

受财政赤字影响的，主要是军事设施、装备预算和军队的士气。到18世纪末，由于火药十分昂贵，很多军队的步枪和大炮演习不再进行了。1795年，东部沿海的一支军队请求兵部批准取消春季的炮术演习，理由是担心炮声会影响能赚钱的桑蚕的发育。很多牧场的土地出售或出租了，军马的数量急剧减少，几乎没有了战马。在广州的驻防营，人们看到满洲旗人在吃力地舞动着生了锈的刀剑和老旧的弓箭，光着膀子进行训练。(17)20世纪的小说家老舍（他的父亲是满洲旗兵，在1900年八国联军对义和团的战争中被杀）回忆说：

旗人的生活好象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年的都消磨在生活艺术中……他们都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不再能戍边卫国……他们着迷于他们的宠物……（我父亲）一辈子，他没和任何人打过架，吵过嘴。他比谁都更老实。(18)

鸦片战争中，成千的清军被几百名、甚至几十名训练有素的英军用正常发挥功能的大炮和作战计划打败，这样的情景在战争中反复上演。(19)

在鸦片战争中，清朝主战派和主和派只有在一点上是一致的，这就是他们都不对清军抱什么希望。1841年，林则徐从广州到浙江，他坦率地分析了清军没有兴趣与英军作战的原因：“粤营以水师为最优，其岁入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禁绝烟土，则去其得项百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者也。”(20)战争结束前，道光皇帝的主要谈判代表耆英也说：“营员兵丁，亦无不以民为可欺，藉巡查则勒索商旅，买食物则不给价值，窝留娼赌，引诱良家子弟，包庇汤锅，代贼潜销牲畜。”(21)

不过，除了上述技术层面上的困难外，清朝在战争准备上有一个更为严重的缺陷，那就是：它不愿承认中国与英国之间正在发生什么严重的问题，更不要说会爆发战争了。

*

英国人尽力显示他们是文明的，在战场上彻底击败中国人之前，他们力图把自己的要求告诉给中国人。在整个7月份，在中国东部沿海几个不同的地方，英国舰队几次试图把帕麦斯顿的照会递交给中国皇帝，但都没有成功。第一次发生在7月2日，英国军队把舟山的防御工事炸成一片瓦砾之前的两天，舰队的一个翻译（怡和洋行的一个职员）罗伯聃（Robert Thom）奉命到厦门去找一个能够接受照会的中国官员。迎接他的先是一片威胁性的震耳欲聋的“不行”的吼声，接着是射来的一支箭，他猛地趴到船甲板上躲了过去，再接着的是枪弹炮火，最后，他知道这项任务是不可能完成了。(22)［像通常一样，英国人和中国人对这次事件的记述是不一样的。乔斯林报告说，反过来中国人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两个半小时的炮击）。两广总督邓廷桢则声称在他的指挥下击沉了一艘大型英国军舰。(23)随着战争的进行，编造战斗报告的做法——始于1839年11月林则徐对那次小规模冲突的描述——将会对清军的指挥系统带来严重的破坏。到1841年，道光皇帝有充分的理由不再相信地方呈递上来的急报，他要求一个资深的官员提供独立的证明，这个官员又威胁地方官员说要在“别处”核实他们的奏报的虚实。(24)］

8天后，查理·义律结束了在定海的工作，在英国远征军司令、他的堂兄乔治·懿律（George Elliot）的陪伴下，试图在舟山对面的陆地港口城市镇海重演舟山的故事。镇海地方官员接收了义律的照会，但第二天上午又退了回来，说他不敢把它呈递到北京。(25)这时，义律选择了直接与清政府打交道——北上天津。天津位于京师南面，距京师只有两三个小时的路程。

第一次军事冲突没有使清政府意识到之后会是怎样。邓廷桢是1839年中英小规模冲突时林则徐的副手，对于在广州的英国人有充分的了解，在7月18日他听到这些“卖烟夷船”已经占领舟山的消息之前，他依然坚持认为，这些英国船只是狡猾的但不具备威胁性的鸦片船。(26)即便道光皇帝在广州这块英国舰队最早出现的地方的官员们立刻就意识到之后会是怎样，这个帝国驿递速度之慢，也会使他们的奏报没法及时送到皇帝手中。从广州到北京的奏报需要30至35天才能送到，急报需要16至20天。(27)一方面，清朝官员们给皇帝的奏折中充斥着自贬的说法：把“我”说成“臣”或“奴才”，官员们不是“汇报”而是“跪奏”。另一方面，遥远的距离和巨大的工作压力，使得地处远方、工作量过大的官员们能够搪塞、甚至故意误导他们同样工作量过大的君主。

7月中旬，由大约20艘战船组成的英国舰队开到澳门的几天后，道光皇帝收到林则徐6月份在广州拜发的令人欣慰的奏折。林则徐在奏折中告知他，尽管英国有新船来，但它们可能只是鸦片船：“实无能为。”(28)林则徐说收到了好几个令人鼓舞的报告，在几次秘密行动中是怎样烧掉了36艘英国战船，杀敌无算（这在英国方面的记载中得不到证实），他的奏折以此作结。道光皇帝硃批表示赞赏：“所办可嘉之至。”(29)

3天后，7月20日，从东部沿海传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不那么振奋人心的消息：有三四千名英军已经占领舟山。道光皇帝大怒，撤了对该岛有守土职责的官员的职，代之以余步云（1820年代平定中亚穆斯林叛乱的战将，他在鸦片战争中的主要“贡献”是1841年10月飞快逃离战场）。两天后，道光皇帝下令沿海各省加强战备，以防备那些“售烟图利”的鸦片贩子。(30)但到7月26日，在下令几千名军队增援沿海后，他开始感到放松：“咭唎逆夷滋事，攻陷定海，现已调兵合剿，不难即时扑灭。”(31)8月3日，道光皇帝收到林则徐7月3日在广州拜发的奏折（他似乎不认为这通奏折有多么紧急，值得用加急呈递），报告说来了更多的英国船，他已经听说英国舰队可能会北上，先到舟山，再到天津。这时，道光皇帝指示辖区包括北京和天津的直隶总督琦善：英舰到天津，若情词恭顺，“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广东互市”，北方既不准通商，也不准呈递照会；若桀骜不驯，立即统兵剿办。(32)道光皇帝依旧认为，尽管这些特殊的夷人比一般的鸦片走私贩子拥有更大的火力，他们仍是志在通商，只要答应他们通商，就会安抚住他们。

在以后的几天里，随着英国舰队驶向浑浊的白河（从东北海岸向西通向天津和京师），(33)令人困惑的报告接连送达北京：先是邓廷桢关于在厦门与英军冲突的报告，接着是英国人试图在镇海递交一封听起来像是伪造的英国“公使（minister）”的照会。（与此同时，林则徐仍在从广州一通接一通地呈递满怀信心的奏折。7月底他写道：“夷船所恃，专在外洋空旷之处，其船尚可转掉自如，若使竟进口内，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剿办正有把握。”(34)）到8月9日，道光皇帝对这些神秘的夷人到底要什么感到困惑不解，他都准备直接与他们文书往来了，指示在天津的琦善说：“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35)

1840年8月11日的黎明静悄悄地降临在距离天津最近的港口塘沽的大地上。事实上，塘沽的大地是如此的安静，以至于查理·义律和他的舰队进入港口的时候，他怀疑是不是到错了地方。不过，终于发现有人活动：他们看到一英里外有一艘官船。义律下令驶近停泊时，一些脚穿缎面长靴的官员踩着黄泥扑哧扑哧走来（为了不让英国人往前进），接过帕麦斯顿的照会，答应把它交给直隶总督琦善，琦善会决定是否将它呈交给皇帝。

对于道光皇帝剿除英国人的旨令，琦善拟定了三条办法回复道光皇帝：派一个属下将领去加强天津北边的防务；他亲自去视察天津的防务，下令地方官员查核，保证大炮能正常使用；组织团练。他的命令下发的时候似乎太小心谨慎了，到英国人到来时，这些命令还没有传达到军营。一个英国海军上尉注意到：“在河口的每一侧，各有一座破旧的老炮台，都快要坍塌了……我们看到很多人正忙着修理这些炮台，匆匆开挖通向各个方向的壕沟”(36)到天津后，英国人强烈地感觉到他们自己是不速之客。

但是他们的确是客人。琦善及其同僚们极不情愿地向他们表明，他们不是入侵者和征服者。8月13日，琦善一边考虑要不要把帕麦斯顿的照会呈交给皇帝，一边热情地派人给他们送去了“一份包括牛羊鸡鸭的丰厚食物”——对此，那些很久没有吃到新鲜食物的英国水兵没法不感到十分高兴。(37)8月15日，他又派一个禁军军官向他们递交了一份通告，告诉他们，他将把帕麦斯顿的照会呈交给朝廷，但是朝廷答复需要10天时间，他建议英国人自己找些乐子，等到25日。(38)

在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叙述中，你会发现在英雄和恶魔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线：一边是中华帝国可歌可敬的抵抗侵略的臣民，一边是邪恶的英国人。然而，吊诡的是，在中国人自己关于这次战争各次战役战斗的记述中，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自己一方的那些当事人，特别是归咎于能感知到的清廷的腐败、犹疑和无能。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倾向于把错误更多地归咎于他们当时的统治者，而不是归咎于英国人。当然，他们这样做，得到了清朝是一个异族王朝这一事实的支持。这个政府的有关大臣中，没有几个人像琦善那样被彻底地妖魔化。像英国主战的几位领导人一样，琦善也被指责怀有反对中国的长远阴谋：他有计划地破坏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收受英国人的贿赂，出卖国家；拆除防御工事、解散增援部队以阻挠抗英军事活动。在中国的历史想象中，琦善的罪行要比英国人的任何罪行都可耻很多倍，因为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1841年春他被革职拿问，广州的防御工事也被英国的炮火摧毁，之后他被指为“奸臣”。在中国学校教科书里，琦善不仅是琦善：他是“可耻的卖国贼琦善”。(39)

说琦善是卖国贼，未必真可信。琦善，1790年出生于一个满洲世袭贵族家庭，七世祖恩格德里是努尔哈赤的心腹之一（他则声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1808年“托庇祖先遗荫”获任令人钦羡的刑部官职（琦善由荫生授刑部员外郎时在嘉庆十一年，公历为1806年。——译者），此后30多年间历任多个官职，1819年首次出任巡抚，1821年再任另一省的巡抚，1831年成为富裕且几乎一直平安的京师地区的直隶总督。无可否认，这一简历省略掉了他任职经历中那些不太光彩的方面。1820年，因治理黄河洪水不力，他丢掉了他的第一个巡抚职务。1827年，又因修治通向京师的漕运水道犯有重要过失，被革除江苏巡抚职务。不过，由于皇帝的亲自干预，每次他都被保全下来。到1840年时，琦善犯过许多错误，但与林则徐不同，由于他享有皇族的优待，每次都能逢凶化吉（在这过程中，他还积聚了大量的私财）。他是这样一个人：阅历丰富，广有人脉，乐于承担重大任务，完全能指望（如果事情出了舛错）因旗人享有豁免权而能救他于困境之中。

这是一个个人利益与那个制度休戚相关的人，这使得他不可能背叛。1841年冬谈判破裂，到了皇帝处分他的时候，他被抄没的财产据传十分惊人，有番银1000万元，房屋340间，等等。务实的历史学家要问，英国人给了他什么东西，使得他要背叛大清。(40)琦善没能挫败英国人，不是因为被他们收买了，而是被他们搞糊涂了。1840年秋，道光皇帝询问他英国人为何远上北方时，他告诉皇帝说：“伏查英夷诡计百出，如专为求通商贸易，该逆夷岂不知圣人天下一家，只须在粤恳商，何必远来天津？如欲吁恳恩施，何以胆敢在浙江占据城池？”(41)

8月19日，道光皇帝终于抽出时间批阅帕麦斯顿的照会。后来证明，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忙碌的星期三，有几项十分重要的决定要做，其中一个是修治东北防务（距离与英国发生冲突的重点地带广州大约1500英里），另一个是安排旗人孀妇的抚恤金。(42)尽管他声称对帕麦斯顿的照会“详加批阅”，但他似乎跳过了英国人提出的赔钱、割地和派驻领事等令他为难的具体要求，而是专注于照会中对林则徐的指控。他认为英国人是在与一个办事失当的臣子吵架，而不是反对整体的天朝体制。(43)他迅速得出结论，只要公开处分一下林则徐，麻烦就会烟消云散。

于是，第二天，他指示琦善如何“驾驭外夷”。(44)对于他们指控林则徐给他们造成的“冤抑”要予以调查，对于其他的要求则不予理会或予以驳回。(45)具体细节应该是他与琦善面对面研究制定出来的。“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番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该统率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46)

关于如何处理反抗清朝统治的叛乱（“逆”，这是当时中国几乎每一种关于这场战争的材料中对英国人的定位），帝国的传统给了道光皇帝两个选项：剿或抚。（在位于紫禁城西门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道光皇帝关于鸦片战争的军事谕旨归存于“剿捕档”。(47)） 1840年，道光皇帝对英国人选择了“驯”或“抚”，是自觉地袭用了汉代以来的“羁縻”政策——用施恩的手段来控制桀骜不驯的外国人，以避免不必要的、代价高昂的战争。但对皇帝来说，抚并不是承认自己软弱或屈服，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控制，尽管是一种家长式的控制。他后来分析说：“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在我者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富，有此消耗之理乎？好在彼志在通商，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48)

8月30日，琦善穿戴得优雅得体：身穿绿色丝绸礼服，脚穿白色缎面长靴，头戴花翎凉帽，在天津炮台下匆匆建造的丝绸衬里的黄色大帐篷里亲自安抚义律。他的策略是互惠性的：给予英国人大量的礼物、无数的恭维和友谊的表示，使得他们感到羞愧，不好意思再发动战争，用充分展示的魅力攻势来解除他们的武装。他可能不知道，义律在1834年第一次与中国官场相遇时，脑袋上被重重地打了两下子。但是，琦善热情的态度，似乎是为了让对与清朝官僚体制打交道不抱什么期望的英国人感到一丝惊讶。义律已经习惯于被帕麦斯顿小瞧，被鸦片贩子们嘲讽，被林则徐教训。在他的清方谈判对手中，他发现琦善如此地善解人意，因而他相当地满意。他回忆说：“态度十分自然和沉静”的琦善“非常谦恭有礼地”接待了他，琦善接受了英国人对林则徐的所有指责，在义律看来，他还偶尔表现出“显然大权在握”。义律不禁对他大为称赞，说他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人之一”。(49)

在琦善给义律做工作的时候，义律的英国随员们正在大帐篷周围的一片小帐篷里大吃大喝。一个上尉回忆说，他们吃的有“精美的牛羊肉、燕窝汤、海参和蔬菜炖肉，花样和数量之多，给这场盛宴以新颖和奇特的气氛”。(50)在后来的交谈中，琦善把注意力转向查理·义律的堂兄乔治·懿律，称赞他“才能杰出，有阳刚之气，有清晰的洞察力”。(51)琦善给道光皇帝的奏报却与此相反，其中对英国人没什么赞赏之词，而是说英国人对他们自己的卑劣行径“似有愧恨之心”，如果向陆地上发动攻击，他们只能“开炮轰击”，别无所能。(52)（来到天津的英国人却持有不同的看法。喝完燕窝汤后，义律的随员们8月30日当天开始四处游逛，看到了过去几天里清军匆匆建造起来的临时防御工事，发现这些工事“极其简陋……十分可笑，用两个六磅炸弹和几百个地雷，他们随时都会落入我们手中”。(53)）

在6个小时的会谈中，除了琦善的奉承和承认林则徐措置失当（对此琦善乐于承认，因为他好像把林则徐看成是有野心的麻烦制造者，且参与了他在1827年因江苏河工大案而蒙受羞辱的那个事件），义律所获甚少。尽管琦善没有作出任何承诺，他还是让义律觉得达成一个令人满意的和解是有可能的。他一边声称，对皇帝来说，赔偿鸦片烟价既不“合理也不公正”；一边又暗示说，道光皇帝可能会改变主意。他信口开河忽悠义律说：“需要更多时间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皇帝陛下已经决定派一个钦差大臣去广州……证明朝廷处理问题是仁慈的、平和的。”(54)义律向帕麦斯顿坦白说，如果他粗暴地向琦善施加压力，会如何地感到不好意思，他又是怎样做的，从而“没有引起这位总督的恶感，英国全权代表将要与这位总督会面”于广州。(55)简而言之，琦善用花言巧语和海参敷衍搪塞了他。略微考虑之后，义律兄弟同意回到广州。

不论是道光皇帝还是琦善，都为他们应付英国人的技巧而扬扬得意。道光皇帝宣称：“片言片纸，远胜十万雄师。”“所晓谕者，委曲详尽，又合体统，朕心嘉悦之至。”(56)当琦善得知皇帝对他的奖赏是交给他一个很是棘手的工作时，他想必是很不高兴的，这项工作就是去广州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一职，完成与英国的谈判。然而经过一个半月的谈判，他尽其所能地拒绝对方的所有要求。

10月23日，道光皇帝收到闽浙总督请求拨银15万两为军费，以支付将在东南沿海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费用。道光皇帝训斥道：“（该夷）赴天津投递呈词，颇觉恭顺，现在特派大臣赴粤查办，不日即可戢兵。邓廷桢等所称该夷猖獗，不知在何处猖獗？”(57)乔斯林勋爵在他日志中表示同意这一说法：“显而易见，这场中国战争——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似乎快要结束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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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08—109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4册，第630页。

(2)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08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4册，第630页。

(3) 伊恩·尼什编：《英国外交文书：外交部密档中的报告和文件》第1部分E系列《亚洲》第16卷《中国的战争及其后果，1839—1849年》，第12—20页。

(4) 波拉切克：《鸦片战争与清廷之内部斗争》，第153页。

(5) 乔斯林勋爵：《远征中国的六个月》，第52页。

(6) 乔斯林勋爵：《远征中国的六个月》，第55—56页。

(7) 同上，第56—57页。

(8) 柯娇燕：《孤军》，第103页。

(9) 约翰·奥特隆尼：《对华作战记：从开始到〈南京条约〉订立英军所有作战行动的记述》，第55页。

(10) 费伊：《鸦片战争，1840—1842年》，第215页。

(11) 这一部分要感谢茅海建的论述，见其《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33—73页。

(12) 同上，第33页。

(13) 《中国丛报》第5卷（1836—1837年），第167页。

(14) 乔斯林：《远征中国的六个月》，第57页。

(15) 《中国丛报》第5卷（1836—1837年），第173—174页。

(16) 《中国丛报》第5卷（1836—1837年），第169页。

(17) 柯娇燕：《孤军》，第86页。

(18)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63页；柯娇艳：《孤军》，第85页。（查中文原文，前半部分出自舒济、舒乙编《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第272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中间两句未查到出处，系意译；最后一句出自老舍《正红旗下》，见茅海建书。——译者）

(19) 这还是英军在滑铁卢大捷后几十年间战斗力相对下降后的情况。关于英军战斗力下降更详细的情况，见大卫·钱德勒和伊恩·贝克特编《牛津英国军队史》，阿兰·马林森《英国军队建军史》，科内利·巴尼特《英国及其军队》。

(20)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4册，第466—467页。

(21)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4册，第469页。

(22) 关于这一事件的描述，见《中国丛报》第9卷（1840年），第222—228页。

(23) 分别见乔斯林《远征中国的六个月》，第72页；庄延龄译魏源《关于鸦片战争的汉文记载：〈圣武记〉最后两卷的译文》，第17页。

(24)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73页。

(25)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160页。

(26) 同上，第162页；《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167页。

(27)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164页。

(28)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03页。

(29)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165页。

(30) 同上，第166页。

(31) 同上，第166页。

(32)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166页。

(33) 关于白河，参见王柏秋《“白河投书”考辩》，《天津日报》2013年10月23日。——译者

(34)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03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2册，第220页。

(35)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167页。

(36)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2版，第1卷，第217页。

(37) 奥特隆尼：《对华作战记：从开始到〈南京条约〉订立英军所有作战行动的记述》，第58页。

(38) 尼什编：《英国外交文书：外交部密档中的报告和文件》第1部分E系列《亚洲》第16卷《中国的战争及其后果，1839—1849年》，第126页。

(39) 例子见《历史》第1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或《中国历史》第3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

(40) 详情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1—23页。

(41) 同上，第168页。

(42) 同上，第172页。

(43) 同上，第172—173页。

(44)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173页。

(45) 同上，第174页。

(46) 同上，第174页。

(47) 同上，第155页。

(48) 同上，第176页。

(49) 尼什编：《英国外交文书：外交部密档中的报告和文件》第1部分E系列《亚洲》第16卷《中国的战争及其后果，1839—1849年》，第130—131页。

(50) 奥特隆尼：《对华作战记：从开始到〈南京条约〉订立英军所有作战行动的记述》，第63页。

(51) 尼什编：《英国外交文书：外交部密档中的报告和文件》第1部分E系列《亚洲》第16卷《中国的战争及其后果，1839—1849年》，第136页。

(52)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180页。

(53) 乔斯林：《远征中国的六个月》，第114页。

(54) 尼什编：《英国外交文书：外交部密档中的报告和文件》第1部分E系列《亚洲》第16卷《中国的战争及其后果，1839—1849年》，第131页。

(55) 郑扬文：《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第107页。

(56)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179、180—182页。

(57) 同上，第242页。

(58) 乔斯林：《远征中国的六个月》，第138页。

第八章　琦善的倒台

琦善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56天，才慢腾腾地南下到了广州。说真的，这比他的前任林则徐1839年年初到广州还少用了4天时间，但在那时中华帝国还只有毒品问题，而这时帝国是处于或至少是将要进入战争状态。舟山，中华帝国最富庶和战略地位最重要的岛屿，已经遭到炮轰，那里的炮台已经被摧毁，英王国的代表已经到过可以轻而易举炮击京畿地区的距离，向皇帝的代表提出了谈判的要求。但是，这不是什么值得关注的大事，琦善宽慰道光皇帝说：“皇上日理万机，此琐屑事，无烦圣虑，况连年经办海防，用费浩繁，徒劳人力……臣定令其回粤听候办法。”(1)

琦善赴粤途中，沿途在多处逗留，其中一次是在山东省，在那里，他得到了一个他希望日后能派上用场的人，一个叫鲍鹏的人。鲍鹏，47岁，是个来自澳门的投机分子，琦善雇用他为即将与英国人谈判时的翻译（当时叫“通事”。——译者）和参谋。鲍鹏在广州时，曾经未经政府允许，给英国人、美国人当过买办，给广州的富豪当过鸦片供应商，营生几经变换，赚了不少钱，当一个受雇于英国人的中国翻译吓唬他要向林则徐告发他时，他“差点儿吓傻了”，于是在1839年3月决定逃到北方隐匿起来，藏在了山东一个写歌谱曲的人的家里。(2)大概是为了摆脱这个可能会带来麻烦的人，鲍鹏的东家向从此路过的琦善推荐他可为其提供外语和外交上的服务，琦善似乎并没有对他的背景提出什么令人难堪的疑问，而是以为他是个十分有用的人才，是个没有被广州商界铜臭腐化的英语人才。鲍鹏声称他从小就学习英语，但实际上，他的英语充其量也就是洋泾浜英语的水平。认识他的人，不论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把他描绘为一个小丑，敏锐的鸦片战争评论家、时人魏源称他是“奸人颠地之嬖僮”（颠地是英国商人，曾被林则徐列在“严令通缉”的英国鸦片贩子名单之首，捉拿颠地是1839年3月林则徐禁烟的主要举措之一），是义律之“奴”，义律曾派他作“耳目”。(3)“他公开表明对英国人十分尊敬，”一个英国上尉评论道，“但是，与他的所有同胞一样，他是个十分令人难以忍受的骗子。”看到他得意扬扬地把自己当成了官家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头戴铜扣暖帽”，身穿“深褐色缎子”长袍，脚蹬厚底儿黑色缎面长靴，他原来的那些英国合作伙伴觉得他太有趣了，忍不住对他哂笑不已。“你们以为我是个小人物啊？”他在澳门拜访他的旧主颠地时，人们拿他现在的样子开玩笑，他语无伦次地反击说，“你们错了！我可是个大人物，我手里抓着和平，抓着战争。我要是张开手，就会和平，我要是合上手，就会打仗。”(4)当然，鲍鹏对英语的掌握程度，要远远超过英国军队对中文的掌握程度，因为英国军队里根本就没有懂中文的人，他们根本不能与当地中国人进行口头交流，这已经是而且还将继续是出现很多不必要的损失的原因。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很多清朝军队会殊死战斗到最后一刻或者自杀，也不向敌人投降乞怜，尽管英国人大声喊话让他们投降活命，因为他们听不懂英国人喊的是什么。不过，这个趾高气扬的逃犯被提拔到负有如此重大责任的位子上，预示着未来的谈判凶多吉少。鲍鹏出任琦善的翻译后，魏源评论说，义律“益轻中国无人矣”。(5)

鲍鹏，这个由鸦片贩子摇身变为政府外交官员的人，提供了一个中国人是如何与英国人进行勾结的极其生动的例子，但他只是众多的背叛清朝、帮助侵略者的中国人之一。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出于自觉的意识形态的选择，而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谋生，英国人是他们的雇主，与其他的雇主没有什么两样。根据英文和中文两方资料的记载，当地的中国人在中英双方叛来叛去，至于背叛谁、投靠谁，取决于谁给他们提供最可靠的生活来源。1830年代末鸦片贸易凋敝之后，那些依靠贩运、卸载、供应和兜售鸦片为生的人，被（以每月6元的薪酬）招入抗英的军队中——这是被林则徐称为“以奸治奸，以毒攻毒”的一个举措。(6)当这帮人在1840年作为“抚夷”措施的一部分被遣散后，他们很快又改变了立场。一位亲见当时情形的广州人回忆说，这些人“一旦裁使失业，相与彷徨口岸。夷专倚奸目二人，转相煽引，尽出而应夷招。内外海口水道浅深避就，夷非引水无从谙悉者，至是亦为所泄”。(7)英国舰队回到南方后，那些经验丰富的船夫纷纷要为英国人提供服务，就像今日火车站外招揽生意的纠缠不休令人厌烦的出租车司机。“船怎么能没引航的？”一个当地的引水在被拒绝后摇着头嘟囔道。(8)英国人所到之处，都是靠当地人殷勤给他们提供新鲜食物和水。1840年11月义律兄弟回到南方，把舰队停泊在通向广州的珠江口东边，一座水上中国村镇（形容为英国人服务的中国船数量之多。——译者）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新鲜食物，这些中国人甚至冒着被官方处罚的风险。(9)当这帮临时买办的名字被一伙儿官方的暗探记录下来的时候，这帮人包围并放火烧了官方的船。“那些不幸的人被烧着后还没死，残害他们的人用长长的竹竿打他们，阻止他们逃跑，”一个英国上尉回忆说，“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国度啊……他们在一个地方跟你做买卖，但在另一个地方，你会与他们作战，杀死他们，毁灭他们！”(10)

*

查理·义律率领他的部下于11月20日到达澳门，琦善大概仅仅几天后也到了澳门，但直到11月29日才正式宣布。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会谈了10次左右，会谈是客客气气的，但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琦善还像在天津一样，尽其最大努力致力于解决那些最不重要的不愉快事件，而避免谈英国人提出的任何一个主要的要求。8月5日，一个名叫文森特·斯坦顿（Vincent Stanton，琦善奏稿中译名“吐吨”。——译者）的英国青年（这个年轻人放弃在剑桥大学读了一半的学业，来澳门一个英国人家里做这家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出来游泳时）被清兵抓住关押了起来。12月10日，琦善下令将其释放，并将其接到自己的官邸养了一两天，然后将其交还给英国人。至于英方提出的应赔偿被毁鸦片烟价500万元，琦善答复义律说：“本大臣爵阁部堂以贵公使大臣事事恭顺……权为酌办，拟设法酌酬洋银五百万元，俾贵公使大臣得以复贵国王之命。”对林则徐的处分则草率而迅速：10月13日，林则徐发现他的职务已经到了他的副手手中。(11)英国早已提出的要求中国放弃在外交公文中使用不平等字眼的做法，也轻易解决。12月11日琦善平静地回复义律说：“亦尚可行。”但是，对于英国提出的任何重大的要求，他都回复说不能同意：“请给地方（香港）一款”，“于理不顺”，又说“实因格于事理”。(12)只要英国人还占领着舟山，贸易就不会重开，问题就不可能解决。道光皇帝从遥远、寒冷而安全的北京城里，没有提供什么建设性的支持，他谕令琦善说：“看此光景，该逆反复鸱张，恐难以理喻，必当一面论说，一面准备，多方羁绊，待其稍形疲惫，乘机剿戮，方可制服也。”(13)

双方往来中有趣的是，义律这个全权大臣的作为，特别是考虑到他后来被中国历史学家当作主要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名声，与其外交大臣给他的指令相比，偏离了很远，他完全是在相机行事。在1840年12月外交谈判你来我往的过招中（在印度的沮丧的鸦片贩子称它“不是谈判”），义律客气地放弃了帕麦斯顿提出的几乎所有的要求（开放五个通商口岸，派驻领事，治外法权等）。义律的确是既不怕恐吓，也不怕让步，他提醒琦善说：“英军已大批集结，拖延是失策的。”(14)但与1842年结束战争的《南京条约》苛刻的规定相比，义律要求的条款是很温和的。

大概由于在中国时间太长了，义律似乎根本不相信他能得到帕麦斯顿要求他得到的那些条款。(15)但是，即使他曾为此做过努力，义律却并不认为坚决地让清朝屈服，会对中英之间的长远关系有好处。他相信：

单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中国作谈判后盾，就可以把广州一地的贸易置于大大改善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就有可能获准在其他一两个口岸进行贸易……如果我能不用武力手段就得到这些，那么，由我来承担偏离给我的指令的责任，要比为了保持让步的平衡而加给这个国家一场战争好得多，我们可以通过悄悄改进的各种机会……轻而易举地取得这种让步的平衡……这样做，我们可以避免加重中国对我们的敌意，可以避免敌意肯定会带来的深仇大恨。(16)

但是，即便是义律也变得不耐烦了，节礼日（Boxing Day，每年的12月26日，即圣诞节次日。——译者）那天英国远征军用烤牛排和干果布丁庆祝圣诞节之后，他不合时宜地向中国人发出威胁说，到12月28日正午，如果对英国增开通商口岸的要求没有给予相应的回应，英国会重开战端。英国舰队被琦善多拖延了几天后，翌年1月7日开始溯河而上。这一次的计划，是对让英国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遭受了很多虐待的这个地方进行一场十分“确定无疑的打击”：驶向广州附近的虎门——南中国海，由这里进入珠江。

下面是1841年1月7日早晨珠江口的情形。拱卫着珠江西岸和东岸的分别是大角头和川鼻，这是两座相距3英里远的基岩岛，上面修筑有炮台。北边紧挨着的横档岛和亚娘鞋岛（Anunghoy，即威远岛）是第二道建有前沿哨所的防线，同样也是一道武器充足、重兵把守的泥蔽花岗岩炮台防线，为了困住侵略者，在亚娘鞋岛和横档岛中间还布设了两层连在一起的大木筏挡住水道。第三道防线坐落在再往西北大约1英里的大虎岛的峭壁上。再往上，珠江在地势低洼的稻田里蜿蜒通向广州，河流越来越细，那里布设有更多的炮台和枪炮。

这个三层防御方案是守卫广州的六旬老将水师提督关天培（根据一个说法，他是中国战神关公的后代）设计的。他在军中曾经默默无闻几十年，1826年，他成功地率领1254艘漕船从长江口沿中国东海岸北上，安全地停泊在天津，受到皇帝的重视，从此声名鹊起。鉴于他在押运漕粮中表现出的才能，律劳卑事件后，1834年皇帝派他去加强广州的防务。到1841年，他已经在广州6年，这期间他一直在思考清朝防务的缺陷，他认为，所有缺陷（武器装备、防御工事、军队纪律）都可以通过增加数量而不必通过提高质量来解决。

因而，6年中，关天培惨淡经营，建造岩石炮台网，每一个炮台都有同样的缺点，即它们的大炮安装不得法，不能转动，火药质量很差，围墙把炮台里的士兵暴露于从上面落下的炮弹轰炸之下。最后，他给每座炮台都起了乐观的名字：永安炮台、巩固炮台、镇远炮台、威远炮台、靖远炮台。

清朝战略的主干是防御，因为用水师在大海上向英国军舰发动成功攻击的任何希望都早已破灭了。1840年初林则徐就提醒道光皇帝注意：“臣等若令师船整队而出，远赴外洋，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第洪涛巨浪，风信靡常。”(17)但林则徐和关天培都对水上游击战有一脑门子主意，一个计划是招募数以千计的当地人组成敢死队，乘小船接近英国军舰，向英国军舰投掷燃烧的油罐子或装满恶臭秽物的罐子，或者跳到英国军舰上与英国士兵肉搏，来消灭他们。另一个计划是建造小船儿船队，船上堆满干草和火药，在激战中，由不怕死的乡勇把这些小船儿划到英国军舰近旁，把这些小船儿用铁链子连在一起，固定在英国军舰的一侧，用火把它们点燃，然后逃跑。

不幸的是，这些战术大多数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即使他们有勇气去试，这些乡勇也会发现他们事实上不可能到达向正在开炮射击的英国舰队投掷装满恶臭秽物的罐子，或者把装载着干草火药的小船固定在英国军舰的距离，同时，从（缺乏现代化的、可抬高的枪炮的）小渔船儿爬上高大的英国军舰也是不太可能的。林则徐还曾考虑使用道教气功师，这些气功师声称他们能够在水面上连续行走多达10个小时，可以潜入水中在英国军舰上钻洞。演练过几次后，发现他们其实只擅长于在浅水里漂浮，然而林则徐仍然雇佣他们，他认为：“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18)

关天培建造炮台时，忽略了一个更为危险的可能性，即英国人会考虑先不攻击其最终目标——广州，而先直接攻击这些炮台本身。关天培相信英国人会紧盯着广州这块肥肉，而不会把他们的枪炮对准他心爱的岩石炮台，当他们的舰队急匆匆驶向广州时，会通过他设置的木筏防御链，这时就会被附近清军的炮火所消灭。实际发生的情形却恰恰与此相反：当英军有计划地逐个摧毁他们通过的每一座炮台时，关天培设计的防御体系就暴露出其设计不合理、彼此孤立无援、易受攻击的缺陷，他那些吓傻了的士兵们只能尽快逃命。(19)

1月7日一大早，三艘英国轮船驶向虎门，打算安排1400名水兵、步兵和炮兵登陆大角岛和川鼻，水兵在安设大炮轰击炮台的后面时，轮船上的炮火掩护了他们。英军舰队开始炮击东岸川鼻岛上位置最高的炮台25分钟后，英军的军旗就飘扬在炮台的围墙上，清军炮声停止，守卫炮台的清军慌忙逃命。在这个岛的另一角发生的事情更为残酷，在那里，英军前后夹击，占领了清军炮台。清军拼死抵抗，但被英军火力压住，步步后退，清军或跳崖跳水，或作无谓的抵抗。该炮台的指挥官陈连升殊死作战，由于“弹箭迸落如雨”，以至他“身无完肤”，他的儿子悲愤欲绝，奋勇抵抗，一并死难。(20)他们的脑浆喷溅在墙壁上，到处是他们“混杂在一起的焦黑难闻的”残躯。炮台内的情形让打了胜仗的英国人感到惨不忍睹。一个英军上尉在其回忆录中有一节，他得意地将这一节的标题起为“英国人小有损失”，回忆了“杀戮后的可怕情景”：有个地方“发现阵亡者的尸体摞了有三四层”。(21)一个军医形容说：“海水都因死尸太多而变黑了。”(22)许多受伤的清军士兵是被活活烧死的，因为他们是带着火绳枪摔倒在地的，火绳点燃了火药，而火药是捆绑在他们棉制服的胸部和腰部的。

1月7日摧毁中国炮台的决定性武器，是长184英尺、宽29英尺的新式铁甲舰“复仇神”号，是专门秘密派来中国战场的。它出师东来的开头并不顺利：1840年年初，它差点儿没能通过兰兹角（Land's End，位于英格兰西南端。——译者）。当时，“夜色沉沉，雾气昭昭，它重重地撞在了一块岩石上”，撞开了一道裂缝，如果不是果断使用了手动泵排水，它没准儿就沉没了。(23)这个不吉利的开头之后，它用了大约8个月的时间，尽管经常为燃料问题而着急（它每天狂烧11吨煤），还是在老舰长威廉·霍尔的驾驶下驶向中国（一路上遇到过贩奴船、河马、食人族和蝗灾），终于在1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到达澳门，还来得及赶上参加到达广州湾的行动，霍尔满怀希望地称其为“辉煌的行动”。困难重重的长途航行结束后，它在战争中沿着广州水域炮台密布的河道一路前冲，它坚韧的铁甲、精准的射击、很浅的吃水深度，证明它对英国的这场战争是不可或缺的。它对中国人产生的冲击力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在川鼻的第一次战斗中，霍尔舰长就自豪地注意到“中国人的震惊……他们完全不熟悉这个有毁灭性能力的机器”。(24)它能够在令人感到无能为力的不涨潮的日子里使战舰溯河而上，能够令人难以置信地闯进浅水区域里。随着清军的防御部署一次又一次被这个非同寻常的新式战争机器所挫败，“复仇神”号明显超自然的威力在中国人中间引起一片恐慌和一团困惑。

英军同样也占领并摧毁了虎门西岸的炮台。随后，“复仇神”号在占领了川鼻岛的英国水兵注视下，开始歼灭关天培的平底帆船水师船队，这支船队躲避在川鼻岛北边的水域，它的指挥官判断，这里的水不够深，英国的大船过不来。可英国的一艘木质单桅纵帆船拉恩号（Larne）切断了川鼻岛后面的逃跑路线后，“复仇神”号驶到了它的康格里夫火箭炮（Congreve rockets，康格里夫是英国炮兵军官，1804年研制成这种以他命名的武器。——译者）的射程范围以内。霍尔舰长记得，刚射出第一发炮弹，就见一艘中国战船“被炸飞了，船上所有人都一命归天，火光迸射，就像火山剧烈爆发一样……烟雾、火光、爆炸的巨响，以及……从半空中落下来的炸碎了的人体残骸，让最勇敢的人看到这种情景……都感到毛骨悚然”。(25)顷刻之间，双方都惊骇地停了一下，火箭炮很可能是击中了船上的火药库。接着，其他船上的士兵纷纷逃到岸上，任由那些船漂向岸边，到中午时分全被英国的炮火击毁。

这一天的战况统计如下：在清军方面，一个半小时的战斗，结果是280人战死，462人受伤。英军方面是38人受伤，但没有人战死。清军173门大炮被搬除或浇灌封死，11艘战船被毁。“复仇神”号的明轮外壳轻微受损。(26)

英国舰队喘了一口气，官兵们轮班睡觉，以备第二天的进一步行动，但是1月8日在平静中天亮了，英国舰队行驶到关天培的第二道防线亚娘鞋岛和横档岛，一个老妇人摇着一艘小船迎了上来，带来了关天培将军的信：“我们重开谈判吧。”

从清朝方面打出白旗的事实，从他们的枪炮造成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堆尸骸中，查理·义律可能以为，用维多利亚时代帝国主义粗野的教学用语说他的暴虐行为让他的清方交涉对手知道了英国的本性，让其明白了在英国军队的火力和纪律面前，中国的炮台是毫无用处的。他的这种看法看来是错了。在以后的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里，中国人对此次广州抗英失败的解释并没有聚焦在英国的力量强大上，而是聚焦在国内的阴谋论上。此次广州抗英失败后不久，他们就认定，炮台之所以失陷，是由于清朝方面有内奸（fifth column，第五纵队），头子是琦善。这方面的传闻大多有一个来源，这就是琦善的老对手林则徐。

1840年10月听到被免职的消息后，林则徐的反应是相当温和的：“谨遵谕旨。”(27)表面上看，他以后的几个月是在广州平静地度过的：宴请科举考试的考官们，制作对联装饰廊柱，整理自己的藏书。但这不可能会是一段轻松的时光，因为等在清政府的这位完人面前的，是他的死对头要完成一项关于他是如何与英国开“边衅”的调查。大约完成于12月初的琦善的报告可以预料到是批评性的，尤其是要说明林则徐没有很好地履行他当初承诺英国人适当赔偿其烟价的诺言。(28)

但是，随着谈判像当初对林则徐不利一样开始对琦善也不利起来，林则徐开始攻击他这个这时已经很脆弱的继任者。琦善指责他1839年对英国人处置失误引起了这一切麻烦，林则徐则给那些同情他且身居要位的人写了若干封很有说服力的信，反击琦善对他的指责。他指出，恰恰相反，是琦善故意坏了事。他确信，1840年1月英国舰队刚来的时候，被他绝对可靠管用的广州防务吓坏了，火攻船已经准备好钉在英国军舰上，会武功的水手也准备好在英国军舰船体上凿洞，所以他们去了舟山捣乱。他拒绝接受英国人从一开始就是打算绕过广州、到长江口和天津向北京施加压力的说法。他写道：“逆夷前此所以不敢轻犯者，原因防守严密，众志成城……（但琦善）倒行逆施，懈军心，颓志气，壮贼胆，蔑国威。”(29)总而言之，琦善是个于国不忠的绥靖分子，他指控琦善遣散军队，拒绝关天培急需的援军和军饷，散布谣言说清军防务一无可恃，制造恐慌。

林则徐对琦善的批评击中了要害，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大约在1841年2月中旬，一个名叫裕谦的感情冲动的官员（他在那一年晚些时候亲眼目睹了清朝东南地区防御体系的彻底溃败）请求皇帝弹劾琦善。抗英战争刚开始即遭失败，震惊之余，林则徐试图解脱自己的责任和清军战斗力弱的责任，而将责任推给琦善，他的这种做法对他的同僚是个极好的安慰。他们向愿意听他们解释的人反复解释说：只要我们中间没有汉奸，采取得力措施坚持进行抵抗，夷人就不会有机会。由于广州的防务先是在1月份，接着在2、3、4、5月份陆续崩溃，阴谋论就成为挽救中华帝国脸面的最好的抚慰剂。中华帝国那些强硬的儒家信徒把一切归咎于琦善及其对英国的外交措置，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推动了战争的升级。他们的分析表明，要对抗英国军队的燧发枪和“复仇神”号，只需要有林则徐的英勇抵抗精神就足够了。

的确，琦善对取得抗英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并没有抱什么幻想，他也没有隐瞒这个事实。1月底，他向皇帝报告他个人对军事形势的看法，对“水师完全可用”(30)的说法表示了极度的蔑视。他认为，清军的武器铸造质量很低，炮台容易被封锁住，水师弁兵不习风涛，易于晕船，甚至为留在岸上而行贿。最糟糕的是，当地百姓对国家的忠诚令人十分怀疑：“查粤省民风，浇薄而贪……华洋杂处，习见为常，且率多与夷浃恰。”(31)

但是，尽管他很悲观，他还是知道，一旦打起仗来，他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援助那些炮台，为此，从12月底到翌年1月初，他向前线调派了8000人的兵力。本来设计驻守60名士兵的炮台，现在平均驻守了320名左右的士兵。战争前夕，琦善自己向朝廷报告说：“炮台已充满。”(32)他把炮台塞得这么满，可能是1月7日战斗中清军乱作一团和伤亡惨重的主要原因，本来清军不应如此溃乱、伤亡不应如此惨重的。更有甚者，为了让士兵们坚守阵地，死命抵抗，琦善悬赏1.1万元。他的敌人也散布谣言，说他解散了林则徐组织起来的英勇无畏的乡勇，他们立即投靠了英国人，带领着英国军队进攻广州的炮台。魏源分析说：“沙角、大角炮台……兵止六百，洋船炮攻其前，而汉奸二千余梯山后攻其背。”(33)裕谦在弹劾琦善的奏折中也附和这种说法：“乃闻琦善到粤后，散遣壮勇……以至转为汉奸勾去，遂有……炮台之陷。”(34)尽管英国人得到了贪婪嗜利的当地人在领航和饮食供应方面的帮助，但是英国方面的记载中，并没有提到清军有整支军队叛变投降的事例，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很难想象他们不会把它记录下来。从律劳卑以来，英国人就喜欢把对中国的战争描写为把在鞑靼暴政束缚下的中国人解放出来，而中国人对此是感恩戴德的。因此，在战争刚开始阶段的一场重要战斗中，两千名当地人的背叛行为，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一定会是英国人要大肆渲染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公关胜利事件。广州炮台的陷落，是因为它们完全抵抗不住英国军舰的炮火；关于琦善的谣言，很可能就只是谣言，而非其他。

到1月21日，两份有趣的文件摆到了琦善的面前。第一份是义律新拟定的条约草案，要求割占香港，赔款600万元，平等的外交往来，以及中国新年后立即重开广州通商；作为交换条件，英国将舟山交还清帝国。第二份是道光皇帝对琦善上年12月份报告英国所提条件的奏折的答复。现在，道光皇帝似乎开始认真对待英国所提出的要求了。尽管义律所拟条约草案较之1842年结束战争的条约要温和许多倍，道光皇帝却觉得：“逆夷要求过甚……即当大申挞伐……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朕志已定，绝无游移。”(35)琦善的处境现在困难了。义律已经明白宣示他要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一点儿也不能少；道光皇帝则强调他不会给义律他想要的东西。琦善除了对义律的“苦苦相迫”（琦善致义律照会中语。——译者）啧有烦言之外，其他无所能为，只能拖延时间（这期间关天培力图修补恢复虎门的防御工事），向道光皇帝撒谎。

琦善不仅无视道光皇帝不准收受英国“字帖”的谕旨，1月27日，他还邀请义律出席了在珠江岸边举行的一场盛大的安抚英国人的宴会——这是近五个月来他们二人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见。身处险恶的外交困境中，琦善是个很合适的人选，他没有抄近路走捷径。上午9时左右，在25名军官、56名士兵以及由16名鼓手和短笛吹奏手组成的乐队陪伴下，义律来到宴会地点（乘坐“复仇神”号）。宴会的气氛更像是乡村的盛大节日，而不像是两个国家和谈代表的会面：河道里挤满了色彩鲜艳的官船，通往双方代表会面地点的大帐篷的路上彩旗飘扬。义律一行在享用了一顿“尽管味道不错，但用料奢侈考究、气氛单调乏味的”由鱼翅、燕窝、羊肉和美酒组成的早餐之后，在一间用黄色丝绸装饰起来的内室里，义律与琦善举行了被他称作是“充满敬意的、友好的会谈”。(36)（据另一个英方记载，为解决任何一个敏感的问题，他们都喝了太多的樱桃白兰地酒。）后来，琦善对道光皇帝几乎不承认举行过这么一次会谈。他解释说，他是在察看广州的防务时偶然碰见义律的，由于义律一行还没有吃早饭，他只是向他们提供了一些“点心”。(37)

尽管局势对琦善而言看不到希望，他还是试图勉强蒙混过关：为义律所拟草约的措辞而煞费苦心，等待英国军队是否已撤出舟山的消息，重振军队（2月初，广州第二道防御工事新增加了大炮，得到加强）。(38)2月13日，他在广州收到了另外两个文件。第一个是一道上谕，通知他他已经被道光皇帝的侄子奕山（新被任命为“靖逆将军”）和1830年代平定新疆战争中的老将杨芳所取代，他们二人很快将到达广州“剿夷”。第二个是来自查理·义律的另一个烦人的文件，要求签署1月21日的草约，这是他们在过去6个月中讨论的文件。(39)2月20日，在琦善沉默了一个星期后，义律送上了草约副本，催促他加紧考虑。当琦善提出要求再宽限他10天时间考虑时，战争再次爆发了。

2月25日，英国军队开始猛攻广州尚存的两道防线。清军竭尽全力，表现很好：在亚娘鞋岛的威远炮台，一小队士兵围着座小山转圈行军，每转一圈换一次衣服，给人印象好像有无穷多的军队。但是到第二天1时30分，顽强无畏的英国军队突然开出“复仇神”号军舰，冲向横档岛和亚娘鞋岛，清方炮台内的守军四散逃跑。尽管有大约1000人投降被生擒，还是有很多人在慌忙逃下山岗时或在炮台下方的海滩上被击毙。到晚上，“复仇神”号有了时间做些人道主义工作，诸如从水中捞起逃跑的中国士兵。（几个被吓坏了的中国士兵，认为“复仇神”号救起他们是为了进一步折磨他们或伤害他们，一直待在水下，最后被淹死了。(40)）

但总起来看，与6个星期前相比，这一次清军并不拼死抵抗，而是更为实际。调子早已经被横档岛的指挥官们定下了，他们把士兵们锁在炮台里面，以防止他们逃跑，但是，战斗一打响，他们自己却乘小船逃跑了。结果是，被他们抛弃的士兵们在他们这些长官们逃跑时向他们开了炮，而不是向英国人开炮。(41)在另一个炮台，广州当地的士兵率先逃跑，从湖南调来的援军紧跟着也逃跑了。溃军逃跑时拥挤在了一座桥上，慌乱中把站在岸边的士兵们挤到了水里，后面的人于是把他们同伴们的脑袋当作垫脚石踏着跑过河过去，被挤到水里的士兵无一幸存。(42)

到2月27日，永安炮台、巩固炮台、镇远炮台、威远炮台、靖远炮台全部被英军攻占，用了6个月时间建造这些炮台的清军将领关天培也阵亡了。英军发动攻击前，关天培为固结军心，振奋士气，果断地典当了自己的衣物，把换来的钱分给部下每个人两块来讨好他们。但是，战斗一打响，他们就开始四散逃跑。关天培抽出宝剑阻止他们逃跑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胸膛。(43)除关天培外，英国声称生擒中国人600名，缴获大炮460门。英军方面，伤5人。与1月7日的战斗一样，清朝官员将战败原因归咎于内奸，说他们是义律雇用的变了节的中国鸦片走私贩子，是向英国人合盘托出珠江秘密水道的汉奸。事实的真相则极有可能并不复杂，清军的失败，只是因为清军的大炮不能旋转，因而不能对准英国军舰或上岸的步兵开火，于是炮手就逃跑了。

在之后的3个星期里，英国军队沿着通向广州城的小河流和水道，踩着泥泞的稻田，经过被烧毁的炮台，向着广州城推进。一路上，当地百姓注视着他们，有时也向他们提供些帮助，愿意帮他们搬除诸如在河里树的木桩等障碍物，或给他们引路。(44)据《中国丛报》估计，在1—3月的中英军事冲突中，清朝方面已经损失了超过2000人；英国方面则有1人死于受伤，3人被自己的武器误杀。(45)到3月18日，义律回到了双方冲突开始的地方——广州城南的商馆。差不多整整两年以前，他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文职官员焦头烂额地离开了这座城市，现在，他威风凛凛地站在“复仇神”号的甲板上飘然重来。“复仇神”号的舰长回忆说：“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英国的国旗三次在欢呼声中升起，……广州现在完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46)但是，琦善没有在广州见证义律的胜利。这场外交和军事惨败显露出端倪的时候，道光皇帝采取了能让自己感觉好一些的唯一一个措施，就是把一切问题推到他的钦差大臣身上。3月13日，琦善被锁拿离开广州赴京，他的家产被没收充入国库，等待他的是被以叛国罪接受审判。陪伴他的是鲍鹏，鲍鹏的好运终于到头了。琦善没有被判处死刑，未来他还会东山再起，得以善终。清廷用了几个星期时间审问琦善的受贿罪和叛国罪，他被认为接受了义律的贿赂，背叛国家，破坏广州的防务，被判处死刑。但是最后道光皇帝免除了琦善的死刑，改为流放，之后又于1842年完全恢复了他这位老朋友的职位，把琦善从流放地释放，先后在全国的几乎所有地方担任过高级职务，但没有再在广州任职（这可能会让琦善大感宽慰），直到1854年琦善去世。出身低微的鲍鹏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1841年3月，他和他的主子琦善一道被逮捕问罪，虽然对他做英国人间谍的指控查无实据，他还是被以未经官方许可私自做买办而被判定有罪，被判处在遥远荒寒的新疆给官兵为奴度过他的余生。新疆是生存条件恶劣的边疆地区，林则徐也被发配到那里。英国人甚至还听到更糟糕的传言，说鲍鹏已经被判处凌迟，要剐一万刀，他的家人被处死，他的村子被夷平，方圆20英里之内的乡村成为一片荒芜。(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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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斌佳：《中英初次交战之研究及其文献》，第262页。（此段未找到原文，系意译。——译者）

(2)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242页。

(3)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第23页；梁廷枏：《夷氛闻记》，第50页。

(4)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1册，第249页；第2册，第41—42页。（英文原文是洋泾浜英语。——译者）

(5)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第23页。

(6)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1册，第388页；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134页。

(7)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51页。

(8)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1册，第383页。

(9) 同上，第408页。

(10) 同上，第410、413页。

(11)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24—126页。（原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15页。——译者）

(12) 尼什编：《英国外交文书：外交部密档中的报告和文件》第一部分E系列《亚洲》第16卷《中国的战争及其后果，1839—1849年》，第162—163页。（原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615页。——译者）

(13) 郭斌佳：《中英初次交战之研究及其文献》，第272页。（原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614页。——译者）

(14) 尼什编：《英国外交文书：外交部密档中的报告和文件》第一部分E系列《亚洲》第16卷《中国的战争及其后果，1839—1849年》，第167页。

(15) 感谢费伊《鸦片战争，1840—1842年》中提出的这一见解。

(16) 尼什编：《英国外交文书：外交部密档中的报告和文件》第1部分E系列《亚洲》第16卷《中国的战争及其后果，1839—1849年》，第176页。

(17)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62页。

(18)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2册，第226—227页；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14—115页。

(19)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223页。

(20)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52页。

(21) 这两个评论分别来自麦克佛森《在华二年记：从1840年4月中国远征军组成到1842年8月和约订立的记述》第2版，第74页；奥特隆尼《对华作战记：从开始到〈南京条约〉订立英军所有作战行动的记述》，第97页。

(22) 麦克佛森：《在华二年记》，第74页。

(23) 霍尔、柏纳德：《“复仇神”号军舰航行作战记》第2版，第5页。

(24) 霍尔、柏纳德：《“复仇神”号军舰航行作战记》第2版，第121页。

(25) 同上，第126页。

(26) 关于战斗时间，参见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2册，第29页。另见霍尔、柏纳德《“复仇神”号军舰航行作战记》，第128页。

(27)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23页。

(28)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1册，第409页；第4册，第73页。

(29) 波拉切克：《鸦片战争与清廷之内部斗争》，第156页。（原文见林则徐《致林汝舟》，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3—164页。——译者）

(30)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33页。

(31)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2册，第406页。（原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0页。——译者）

(32)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225页。

(33)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第24—25页；梁廷枏：《夷氛闻记》，第51—52页。

(34)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254页。

(35)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212—213页。

(36) 霍尔、柏纳德：《“复仇神”号军舰航行作战记》第2版，第139页。

(37)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33页；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214页。

(38) 霍尔、柏纳德：《“复仇神”号军舰航行作战记》第2版，第148页。

(39)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215页。

(40) 霍尔、柏纳德：《“复仇神”号军舰航行作战记》第2版，第158—159页。

(41) 霍尔、柏纳德：《“复仇神”号军舰航行作战记》第2版，第156页；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229—230页。另见梁廷枏《夷氛闻记》，第54页。

(42)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58页。

(43) 同上，第57页。

(44)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2册，第88页。

(45) 《中国丛报》第10卷（1841年），第182页。

(46) 霍尔、柏纳德：《“复仇神”号军舰航行作战记》第2版，第199页。

(47)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1册，第411页。

第九章　广州之围

杨芳是道光皇帝1841年2月新任命的前敌大臣之一，3月初他刚到达广州时，当地一个叫梁廷枏的消息灵通人士记得，“民詟其宿将，望之如岁，所到欢呼不绝”。(1)从某些方面来看，以杨芳代替声名扫地的琦善，看起来是个不坏的选择。他在镇压边疆地区的叛乱方面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良好记录。他15岁就加入清军，长期的军旅生涯中参加了多次镇压反抗清朝统治的国内叛乱活动，包括南方的少数民族起义，西北的白莲教起义，以及哗变的驻防军等。他最好的时光在1828年到来，那一年，他擒获了中亚地区的部落酋长张格尔（Jehangir），3年前，张格尔发动了对清朝的圣战。杨芳把张格尔锁拿押解到北京，以“一千刀”将其凌迟处死。对杨芳的这一功勋，道光皇帝龙颜大悦，奖赏有加，封他为（三等）果勇侯，赏用紫韁，赏戴双眼花翎，赐珊瑚扳指，赏紫禁城骑马，等等。(2)然而，对他不利的是，1841年他已经快71岁了，由于健康原因，他早于1835年就退休了，另外，他也从未有过与欧洲人打交道的经历。而且，他已经耳聋，与同僚交流要借助于笔谈。

通过杨芳到广州后对局势的最初判断，可以看出他的特定目的。他宣称：“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幸运的是，他已经成竹在胸，据梁廷枏回忆说，他“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为压胜具，载以木筏，出御乌涌”。(3)很难确切地知道杨芳是如何断定妇女溺器的军事效力的，但有可能是考虑到妇女在儒家社会中地位低下，对杨芳来说，她们使用的马桶，对英国军队超自然力的枪炮，是他能想到的最有破坏力的武器。

不管杨芳的目的何在，他的战略战术表明，他虽然到了前线，但却没有什么作战计划。梁廷枏的语调太温和了，没有用肯定的语调予以嘲讽戏谑，但另一个当地人却没有对广州城的这位新将领笔下留情，他记载说，杨芳“终日唯购钟表洋货为事，夜则买俏童为乐……实无经济，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4)不久，在攻击距离广州几英里的炮台时，杨芳表明了他收集马桶的用意。梁廷枏解释说，杨芳的打算是：“约闻已炮响，即举筏齐列水涘，眠器口向贼来路，而后自抄出筏首夹攻之。”但是，他看到夷人的旗帜后，“副将已望见旗帜先遁……芳侦知夷顺流势猛，亟勒兵入城”。(5)安全地撤退到广州城里后，杨芳要斩杀那个畏葸的副将以安慰自己，要不是其他高级将领劝说他怜悯那个副将，那个副将就被他斩首了。

尽管杨芳有秘密武器，3月初，英国军队还是沿珠江水路一路进攻，攻占了清军的炮台和兵营，缴获了数以百计的清军大炮，摧毁了几十艘清军平底战船——所有这一切，都只用了为数不多的几艘战舰而已。3月9日，当地一个官员派人给占领距离广州不到5英里远一座炮台的一个英国军舰指挥官传话，传话中提出的建议大概概括了清朝方面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我的朋友们，你们不要开炮，我们也不开炮，那不解决问题。不如这样吧，我们放6响不装炮弹的炮，给皇帝留个面子，然后走掉。”(6)身强力壮的英国指挥官踢了传话的人一脚，骂派他来传话的清朝官员是个“十足的胆小鬼”。

3月18日，义律再次在广州西南一箭之地外的商馆白色的围墙上升起英国的彩旗，他写信通知杨芳，在贸易恢复之前，英国军队不会撤走，他要求清方对他的要求予以回复。3月20日，他得到了清方的回复：“准各国商人……一体照常贸易，毫无阻滞，不生事端。”(7)《中国丛报》报道说，广州省河中“再次挤满了来来往往的商船，外国商馆又恢复了往日热闹的景象”。逃跑了的中国商人又悄悄地回来了，商店和仓库又重新开门营业了。巧言哄人的义律在致“沉静、勤劳的广州人民”的告示中说，“英国的高级官员们”已经表现出“他们十分喜爱广州人民”。而皇帝的大臣们则命令当地人静悄悄地、但积极地回到他们的日常生意中去。(8)广州的贸易既经恢复，在来年中英双方在东部沿海互相敌对的恶劣状态下，将会继续艰难进行。

时光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人们很容易就忽视了一场大战即将发生，一切似乎都决心要回归到正常状态，包括鸦片贸易。梁廷枏惊讶地注意到，即使在战争进行期间，士兵、官员和掮客们仍在来回不停地穿梭兜售“洋烟”。在中英双方军队的混战中，鸦片被轮船（在英国军舰的庇护下）运到广州的河口，然后，按照事先的安排，广州人驾驶小帆船，把尽量多的鸦片运送到岸上卸下。梁廷枏指责说，一个清军指挥官“放虚炮，烟焰蔽天，售私者从炮声中络绎移诸快艇，陆续发棹以去，迨炮收烟散，则货已售尽矣”。(9)茶叶也被迅速地运出广州城：到5月下旬，每天有50多万磅茶叶从广州省河运出。

道光皇帝的大臣们看到的是一个奇特的事态。大约在2月9日，杨芳奉到“剿办夷人”的谕旨，但是一个月后，他到这个地方，眼睁睁看着他们忙着购买茶叶，一如最晚是从1760年以来每年冬天贸易季节他们做的那样。(10)他用尽军事计谋后，便转而采取另一种惯用之计，即谎报军情，努力让皇帝相信他已经尽力剿灭敌人。

3月6日，杨芳到达广州的第二天，向皇帝上奏说，只是英国“哨探”船在游弋，没什么可担心的。3月21日，道光皇帝收到他的奏报，在上面批曰“览奏，稍纾忧念”。在这前一天，杨芳已同意让英国人恢复贸易。3月12日，杨芳再次上奏，把清军在乌涌之战中的溃败（在这场战斗中，士兵们惊慌逃窜，不少人被踩踏而死）说成胜利，说英军伤亡惨重——多达446人——远远超过清军的伤亡人数，因此“民心大定……军民鼓勇，可期无虞”。(11)道光皇帝在杨芳这份奏折上批道：“朕日夜……企盼捷音之至。”“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可嘉之处，笔难宣述。”并明发上谕，让他的内阁大臣知道，杨芳是个军事天才。(12)

到3月17日，杨芳在奏折中把前一天英国人提出停火的举动粉饰为清方的一次大胜，这似乎有点儿太离谱了。他在奏折中说：“（英军）大兵船两只、火轮船一只、三板船十数只，冲过大黄窖废营，直欲闯过省河……（我军）叠开大炮百余出”，英军损失两只三板船，伤亡无算，“畏惧逃走，不敢遽行省河”。道光皇帝尽管对杨芳不吝赞赏（“调度有方，出奇制胜”），他还是越来越觉得难以理解杨芳为什么不把英国人一鼓荡平，于是谕令靖逆将军奕山：“（杨芳）之捷，省城自无可虞……该将军等星速前进……即设法断其归路，痛加剿洗，以彰挞伐而振国威。”(13)

3月18日，杨芳尝到了他编造的谎言的苦果。当天，查理·义律到达广州，要求通商，作为交换，他保证广州城的安全。然而，到这时，杨芳已经别无选择，只有继续编造谎言。3月22日，他向朝廷奏报说，英国人到广州是来乞求通商的，“不讨别情，惟求照常贸易”。不幸的是，道光皇帝没有因这种编造出的英国人的谦恭态度而软化自己的态度，他宣称：“洋商呈递义律笔据，代恳通商等情，此系该逆奸谋，懈我军心……著仍遵前旨，断其后路，四面兜擒，克复香港。”(14)到4月3日，杨芳向道光承认，他实际上已经批准同意通商。道光勃然大怒，质问他道：“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15)此时，杨芳秘密派广州知府知会义律，如果皇帝下令继续开战，他会告诉他时间，这样双方可以友好地安排在广州城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装模作样地打一仗。(16)但是已经太晚了：4月23日，道光皇帝下令将杨芳革职，但他可以留在广州，看他能否戴罪立功。或许，这位天子已经意识到他无人可用了。

就职位来说，杨芳是奕山的下级，1月30日道光皇帝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那么，杨芳的这位上级在过去的这两个月里到底是如何“靖逆”的呢？

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时，道光或许期望他发现了一个急切要建立功业的人。奕山是胤禵的四世孙，而胤禵是康熙皇帝的一个儿子，1722年，在康熙的四子胤禛夺取皇位成为雍正皇帝的斗争中，胤禵被废黜。那一年，有无上权力的康熙皇帝去世，他去世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到1723年，雍正经过一番拼杀登上帝位，不久后，他的三个兄弟不明不白地死在监狱里。尽管胤禵幸免于死，比他的几个兄弟的遭遇要好很多，但他实际上是在软禁状态中度过了他成年后的大半生，在皇陵为他的父母守陵，过着阴暗、孤寂的生活。如果1722年的皇位之争结果是另一个样子，那么，奕山就会发现，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就不会仅仅是个第四等级的皇室成员，而可能是皇位继承人。大概是由于对没能成为可能的皇位继承人十分不满，他看起来没有像其他那些出身高贵的满洲人那样懒洋洋地依靠满洲特权混日子。到1840年，他已经在大西北风沙肆虐的沙漠戈壁地区磨炼了差不多15年，负责差不多3万英亩面积的多山地区的殖边工作。(17)尽管他一路拼搏，爬上了军事统帅的位子，但他在大西北的任职类同流放：在当时，新疆地区就是这个帝国荒蛮西部的古拉格。他在遥远的边疆地区含辛茹苦的时候，他的思绪一定会（至少是偶然会）漫游回北京，想象过上诸如琦善这样的满洲贵族同胞所享受的优哉游哉的生活。

到1841年，他大概厌倦了恪尽职责的为国服务，觉得他的言过其实的新职务是他在气候宜人的中国内地享受一把的好机会。被任命为靖逆将军半个月后，他大张旗鼓、趾高气扬地罗致了一支至少50余人的随员队伍。2月16日，他带着随员们慢腾腾地出发南下。当时驻在北京的一个俄国外交官写道：

我有幸看到这一美妙的场面。将军被人抬着，他的陪同人员有的乘马车，有的骑马……有的拿弓，有的拿箭，有的拿床垫、枕头，等等。我国如有人接到命令要出发，骑上马就走，而这里不是这样。(18)

在南下路上，奕山似乎同样难以唤起哪怕一丁点儿真正的紧迫感。他在路上走了46天才到达广东省（据他说，大雨弄得路很难走），但他在进入广东省后，又在省界逗留了一个半星期，声称他在等待新总督的到来，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前赴广州。(19)（新总督名叫祁，到来后，苦于对他自己到底能起多大作用不抱什么希望，于是让奕山相信：“我以小心谨慎作无事时巡抚尚可，总督则非其才，况有事乎？”(20)）最后，奕山从北京到广州之旅用了57天，比琦善多用了一天，是北京和广州间加急驿递所用时间的4倍，与新任英国驻华全权代表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那年夏天从伦敦到中国所用的时间差不多一样长。(21)奕山似乎曾经希望，如果他在路上走得足够慢的话，整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对于奕山没有兴趣去广州，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因为他不知道做什么，这一点上他一点儿都不比杨芳和祁强。道光皇帝的谕旨是明确的：奕山的任务是“一意进剿，设法擒渠，歼除丑类……若一有通商二字存于胸中，则大负委任之意”。(22)然而，他到广州时，广州以南的所有炮台均已失陷，贸易重又兴旺起来。显然，“歼除”英国人已经不可能了。奕山与当地名流们认真磋商后，得出结论：他能做到的最好结果，是广州可以通过防御手段来抵抗英军，即“好言诱令”英军退出省河，然后重建已经被毁的炮台，并派兵把守。(23)道光皇帝明确指示禁止恢复通商，但是，除了答应通商作出让步外，怎样才能“诱令”英军退出省河呢？唯一能真正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建立一支能够抵抗英国舰队的水师，而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做到的。琦善被锁拿进京离开广州时的情景，一定像梦魇一样萦绕在奕山和杨芳的心头，因为他们竭力劝说皇帝允许恢复通商。道光拒绝接受这一建议，他对他们提出的妥协或拖延的建议勃然大怒，在提出这种建议的奏折上奋笔疾书朱批：“朕惟知一剿字！”“（英国人）种种不法，殊堪发指！”“必使该逆等片帆不返。”“朕日夜引领东南，企盼捷音之至。”(24)

这位平时十分节俭的皇帝已经明白，现在不是采取权宜之计的时候了，为了解决中英之间的冲突，他要大量投入财力和人力了。于是，在1841年的头三个月里，他下令从7个不同的省份调集了大约1.7万名士兵到广州，批准拿出了300万两白银用于收复香港。在他看来，光是靠清军的人数就能取得胜利。理论上看，在中国南方沿海的几千英国军队当然可以被清政府的官军和地方爱国民众消灭掉。然而，道光皇帝的期望建立在一个简单的错误假设上，即他的臣民把这场冲突看作是“我们”大清和“他们”英夷之间的一场战争——这样他们就会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为“该逆伤我提镇大员及阵亡兵弁，为数甚伙”而报仇雪恨。(25)

在广州参与抵抗英军的官员中，很多人彼此之间互相怀疑，甚至对对方还常怀有强烈的仇恨，因而，事情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1841年闷热的5月里保卫广州的战斗，结果却是凶残的、乃至同类相食的内部混战。调子是由领导层定的，他们似乎极端厌恶那些他们声称保护的、使之不受英国人蹂躏的当地民众；钦差大臣们在给朝廷的奏报里，小心谨慎地强调当地民众是不可靠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他们真的不相信那些民众，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一旦皇帝因为他们的失败而谴责他们时，有个可以随手抛出的替罪羊总是有用的。（对当地民众的蔑视并不限于广州。同年3月，以武力恫吓英国人的总督裕谦把东南沿海地区的义兵水勇说成是“均属匪类……以之攻夷，可收以毒攻毒之效。即间有伤亡，亦不足惜，既不致有损天威，并可为地方除害”。(26)裕谦当年下半年在东南沿海领导了一次毫无胜算的抗英战斗。）

3月16日前后，杨芳上奏皇帝，陈述保卫广州的八大困难，包括清军水师已被摧毁、英国人已经控制通往广州的水路、粤省官兵显然已经心涣胆寒以及当地到处是汉奸，而从外省调拨军队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外省来的军队不熟悉广州城及其周边地区的情形（杨芳承认，他也是外来者，也有同样的问题，他还没有来得及亲自考察广州城周边的地理形势）。另外，广州人也靠不住，90%的广州人已经逃跑，那些跑在后面的人很多干“焚掠”的勾当（原文为“十室九虚，焚烧可虑”。——译者）。(27)他向皇帝奏报说，到广州一星期后，他骑马从节署出来，经过广州城狭窄拥挤的街道时，“突有汉奸拉奴才左肘，几坠……奴才立命枭首悬示，杀一人而众心震恐”。(28)而另一个当时人的记载却似乎有所不同，说那个不幸的人其实是个倒霉的挑夫，他正在一个粥摊吃粥，这时杨芳一行路过，他刚好放下碗出来，挡了杨芳一行的路，立马就为这点儿小错掉了脑袋。(29) 5月8日，一个对中英之间纠纷提过建议的广州人被当作汉奸游街示众，他被五花大绑，两个耳朵上插了好几面小旗儿，有人敲着鼓，另有人则和着鼓点拿藤条抽打他。(30)

奕山一到广州，就对形势作出如下判断：“患不在外而在内，各商因夷以致富，细民借夷以滋生，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语，其中之狡者布为奸细，凡在省各衙门一举一动暗为通知，捷于影响。”他报告道光皇帝说，汉奸传递信息的报酬是每份得银20元，当地人贪心不足，为此甚至经常捏造情报给夷人。他认为，从1月份到3月份的所有军事失败，都是由于汉奸出卖和官兵畏葸——“是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甚于防寇”。(31)杨芳和奕山把战争拖到4月份后，他们不再加紧战备，而是忙于张贴威胁性的告示，渲染汉奸通敌的危险，“以遏汉奸之心”。(32)奕山的所想所做，受到了广州人的强烈批评，一个当地人毫不客气地评论他说：“靖逆将军自抵粤以来，不问军旅之计，作何整顿，地势之谋，作何防堵，以及运筹决胜之策，折冲御侮之计，一无所出。惟知爱购钟表，喜买呢羽而已；惟知供应丰盛，养尊处优而已。”(33)

奕山等清朝官员怀疑广州人的忠诚，说他们把钱看得比国家重要，这种怀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对的。3月初英国商人重返广州的商馆后，广州第一富商伍秉鉴很高兴地向他的老朋友们通报了近况：琦善被革职，奕山和杨芳被任命来粤，等等。梁廷枏指出，在广州，“民与夷习……未明大义，以为害不及民，窃私怜之（指义律）”。(34)1841年秋冬，英国在香港的商品交易以令人吃惊的速度繁荣起来，在香港岛新出刊的《香港公报》（Hongkong Gazette，又译“香港钞报”。——译者）满意地注意到，富裕的广州商人已经麇集于这个自由贸易港口，这一现象传达出的信息是：“这场所谓的战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钱赚就行。”

清朝军事机器长期失调，使事情变得更糟糕。1841年春，道光皇帝调遣的1.7万人的军队集中速度缓慢，粮饷不继，缺乏训练，装备不足，甚至没有装备。杨芳向道光报告说：“官兵陆续到粤者……不娴水战。”(35)在杨芳的心目中，毫无疑问，这群待遇很差的乌合之众会投奔出价最高的竞标人。关于2、3月间广州省河炮台的失陷，他上奏皇帝说：“水师弁兵，早有空炮一声取贿三百元之谣。”(36)奕山也分析说：“水师一营……前此无不借包庇鸦片以为生理。用兵以来，于逆夷惟恐其不胜，于烟禁惟恐其不弛。”(37)“广东炮位大半散失，除守城安放外，馀剩不敷攻守……湖南、广西续调者尚未据咨覆，所调硝磺亦未到粤，奴才等正在焦急。”(38)

道光皇帝的大臣们想方设法拖延，想方设法撒谎，甚至想方设法博得皇帝的同情。4月28日，杨芳上奏说：“奴才现虽腿伤复发，断不敢因此稍存诿卸。”(39)最后，他们才想方设法打仗。

尽管奕山的军事才能在当地人心中印象不佳，他还是有自己的作战方案的。他的计划是向停泊在广州城附近的英国舰队发动一场突然的水上袭击：组织几支突击队，在岸上清军大炮的掩护下，趁黑夜用快蟹船、火船和装载易燃物的木排冲向英国军舰。他已经在广州城的南边准备好火攻器具：火箭、火球、毒火炸炮、毒火球等。(40)

这个计划有几个缺陷，大多是由于清朝军事力量的不可靠和调集军队、筹集粮饷中的后勤问题所导致的。因为奕山对广东省的官兵决不信任，他坚持使用福建和浙江水陆两栖的突击队，到计划中的突袭日期临近时，这些突击队员到位的或许还不到1000人，到发动突袭的最后一刻，他们的人数仓促间增加了700人，大概是从四川和广州兵勇中拉来凑数的一群笨货。但这一绝密计划最大的缺点，是它根本就没什么秘密可言。

一方面，清朝方面早就在公开地准备战争。一个英国上尉回忆说：“一道又一道谕旨激烈地抨击英国：歼除逆夷！歼除逆夷！”(41)到4月份，《中国丛报》估计大约有5万人的军队集结在广州及附近地区，但它的一个通讯员补充说：“其中四分之一是不适合扛枪作战的。很多人是城郊地带的无业游民，即便是那些守卫城门的士兵，好像也没有佩带武器。”(42)一个驻扎在商馆前面的英国舰长，每天数经过这里去广州的清军增援部队的船只数量和逃离广州的平民百姓的船只数量，以此来练脑子。(43)清军重建了炮台、炮位，在当地招募了3.6万名乡勇。(44)杨芳致函义律，告诉他说，大量久经战阵的官兵已经到来，人数上绝对远超英国军队，因而，和谈是英国人的唯一选择。他也许是故意放烟幕弹，也许不是。杨芳告诫义律：“不要不听老人之言，要敞开心扉，露出汝好心肠。”(45)在奕山发动夜袭（5月21日）的前一天上午，义律劝告全体英国和美国商人为了安全离开商馆，这次又是他的一个忠心耿耿的广州线人帮了他的忙。

到5月21日半夜，除了几个视财如命的美国商人外，商馆几乎已经空无一人。在商人们疏散的同时，在香港和澳门的英国舰队开向广州，呈长蛇状停泊在广州和虎门之间，4艘军舰和“复仇神”号停泊在商馆左边。一个舰长回忆说，“一切都静悄悄的”，直到看到几艘两个或三个连在一起的平底帆船被点燃，然后冲向英国军舰。(46)另外一些平底帆船和木排紧随其后，上面装着浸了油的棉花。很快，大群中国士兵从水中冒出来涌向英国军舰，大概是要在船体上钻窟窿。灵巧的“转舵变向”使得一流的英国军舰能够避开火攻船，并用不多的几炮就击退了进攻者。然而，从隐藏于广州民房中的中国炮台发射的炮弹，对（在空气凝固的广州夏夜里）困在珠江一条狭窄河道中的英国军舰却是个问题，它们的唯一救星是黑夜和落潮：9分钟后，在火船靠近英国军舰之前，“复仇神”号为营救这些军舰，开炮回击广州城里的中国炮台。（尽管有颗炮弹卡在了炮筒里，差点儿引发爆炸，炮击停顿了一会儿，直到霍尔舰长镇静地从指挥室下来将其清除，他的手因此而严重烫伤。）由于清军的反攻开始转为不妙，那50多艘火船上的士兵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在火光的照耀下看得清清楚楚，很多人掉到水里淹死了，或者被英军的火枪击毙了。到黎明时分，清军的炮台已经被摧毁，再也没有了炮声，炮手们惊慌逃窜。这时潮水涨上来，把残存的火船冲回广州城，广州城南郊成了一片火海。

事后看来，清军突袭失败一点儿也不奇怪。或许是迫于朝廷的压力，或许（就像当代中国史书说的那样）“急于邀功请赏”，奕山下令进行了一次令自己一方比敌人一方更为出乎意料的突然袭击。他在士兵们出城上船之后，才将此事通知杨芳，大概是怕杨芳强使他放弃这一打算，因为杨芳很可能有更高的期望值，可能已经向皇帝吹牛说了大话。(47)（杨芳得知这一迟来的消息后，据说他顿足忿诟，声言“事且败而局难收”。）

5月24日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正午，为行礼庆祝维多利亚女王诞辰，英军的军事行动稍作停顿，之后，2393名英军沿着河一路推进到广州城南的炮台，再折而向西，到25日黎明时分，全部从城西北约两英里处的小溪登陆。英军当中有不少患了腹泻的，开始踩踏着稻田和坟地，拖拽着4门12磅的榴弹炮、4门9磅的大炮、2门6磅的野战炮、3门迫击炮和2门62磅的火箭炮，奔向目的地越秀山。越秀山是一座不大的山丘，有几百英尺高，在广州北城墙的中心位置。掉队的士兵面临很大的危险，一个辎重兵因为身负很重的给养而掉了队，但距离前面的一队人还不到500英尺，第二天却被发现倒在路边，脑袋没了。(48)

到5月25日上午10时，越秀山和清军乐观地命名的一组防御工事（永宁炮台、永康炮台和镇海楼）被英军占领（第49团和第18团展开了一场训练有素的竞争，看哪个团先爬上山占领炮台），清朝守军一面向山下逃跑，一面用小火箭还击以掩护逃跑，阵地上一片硝烟。

难熬（那些能觉睡的幸运儿在临时凑合的露营地睡了一觉）、忙碌（有15门大炮必须拉到山上，并连夜安置好）的一夜后，5月26日的黎明静悄悄地降临了。现在，英军大炮分别从城南的军舰上和城北的山上瞄准了广州城。英国人稳稳盘踞在越秀山上，现在有点儿时间研究一下他们面前的这座城市了：这座城市有6英里长的城墙，25英尺高，20英尺宽，现在除了挥舞的白旗外，已经没有任何动静，老百姓们则纷纷从城门涌出，逃往乡下。

对任何一个了解中西贸易史的人来说，这都是值得品味的一个时刻。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商人不准自由进入广州城是他们在中华帝国遇到的众多挫折的象征，现在，梁廷枏看到英国人站在山上手拿望远镜俯瞰广州城，不禁感慨道：“凡城中措置及官民来往悉为所见。”(49)英国人第一次凝视着这座曾经不得进入的城市：两平方英里的城区里狭窄的石砌街道、铅蓝色砖瓦房屋、泥筑小屋及庙宇；在城的北部和南部，分别矗立着两座佛塔，让人想起中国平底帆船上的桅杆。一份英国军情快报用典型的简短而矜持的口吻描述说：“广州是中华帝国的大城市之一，有人口1203004人，城内外守城官兵4万名，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准备防御工事，自然地势优越，深入内陆近400英里，只有通过复杂无常的水路才能进入，只需不到3天时间，就被一支人数不过3500名的皇家陆军精兵所攻占，我相信这会被看作是对民族感情、对女王陛下的权力的令人满意和值得赞赏的一个典礼。”(50)

严格地说，道光皇帝虚掷了他的300万两白银；但是，英国方面15人阵亡，112人受伤，也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失。

5月26日，广州城及守城清军一片混乱。光是英军的炮击就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梁廷枏写道：“炮声无片刻断……入夜，火光如昼，日则四射火箭，焚南北岸铺舍，南门外烧毁尤甚，民间无救者，官军亦不敢出扑，听其自焚自灭。”(51)但是清军也造成了几乎同样的破坏。5月21日夜晚的第一次突袭一失败，清军的军纪就散了，他们把失败的沮丧通过疯狂抢劫、彻底破坏外国商馆发泄出来。很快，就有七八千来自其他省份的普通士兵退到了城里，与此同时，那些能跑的人则沿着相反的方向向城外跑，场面十分惊慌混乱，很多妇女儿童遭到踩踏。混乱中，那些来自遥远外地的士兵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很可能还听不懂当地口音，对当地人来说，他们是和英国人一样令人害怕的外来人，他们与自己原来的部队和长官失去联系，被安排15个人塞进一座营帐。于是，士气就散了。魏源记载说：“兵将皆不相习，溃走则互相推诿。所发盐菜口粮，厚薄不均……各择便利，掳取货物。”(52)军官们也一样没有纪律，他们分散居住在被遗弃的民房里，他们的上级指挥官们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梁廷枏回忆说：“非领饷之期，无从见而问所驻地也。”(53)

指挥官们不是毫不客气地拒绝离开广州城去前线，就是苦苦劝说别人不要出城去前线，对这些指挥官，老将杨芳大呼：“可擒也！”他打算率领2000多人列队出城北门攻击英军，却被他的同僚们拼命劝阻住。在这些令人绝望的日子里的某一时刻，奕山被几个苦力围住，他们想知道他到底用什么办法来解救这座城市，他的回答是立即把几个领头的人砍了头。(54)一个当地人注意到：“无数的人涌到大街上，根本无秩序可言。到处是嘈杂、喧闹之声，到处可见抢劫、杀人。许多士兵抢了东西之后逃跑了，却谎称是在追击敌人时迷了路。”(55)英军开始向指挥官们以前的节署开炮时，梁廷枏不无讥讽地说“跳蚤已经蹦走了”。(56)

随着盗匪在全省的蔓延，内战的威胁在广州城一触即发，集中在城东门一带的湖南援军与广东本省军队之间的关系尤为紧张。很多湖南兵显然和女麻风病人睡过觉，这些女麻风病人把病传染给了这些湖南兵，民间相信，如果一个女人把这病传给一个男人，她就可以痊愈，就可以嫁人了。另一个民间偏方则认为，吃小孩子的肉可以治这种病，于是一些湖南兵就把小孩子偷进他们的营帐烹食了，于是暴怒的当地士兵就疯狂地追杀吃小孩子的湖南兵。梁廷枏回忆说：“校场中尸骸如积。”(57)当地乡勇们大喊着“汉奸！汉奸！”，把那些试图逃跑的湖南兵赶回城里。(58)未经证实的英方记载说，一些官兵吃了湖北协勇的肉。(59)

现在，四方炮台，意即可以看到各个方向的炮台（一般认为，该炮台呈方形，故名。——译者），是个赏心悦目的游览地，它坐落在占地230英亩的越秀公园的中心，在当今广州杂乱的水泥建筑群里，是块难得一见的美丽绿洲。沿着公园里铺满热带落花的宽阔的游览道路，一路走到镇海楼老旧的红墙，很容易错过拐向老炮台的路口，老炮台现在是个被小心标识出的一小块场地，从那里，当年英国人和他们的大炮俯瞰着广州城。

在1841年，那是一个让人不太舒适的地方：它是位于老城墙外侧的一个裸露的土丘，是感受广州夏日骄阳的理想之地。广州的气候在每年10月到次年4月之间还能忍受，到5月份就不行了，即使对那些身穿宽松、凉爽衣服的人来说也一样。因而，可以想象一下身穿厚重军服的英国军队遭的是什么样的罪：他们身穿密实保暖毛呢裁制的长袖长夹克，军帽大幅度斜下的帽舌更有助于汗液滴下而不是更有助于遮阴。5月30日，一个身体垮掉了的英国少校死于心脏病。

5月26日，星期三，天刚亮，义律——他驻在广州城南，那里是5月21日清军突袭开始的地方——派人送快信给英国陆军，通知他们英军已经对广州形成南北两面夹击之势，他要军队不要进入广州城。“保护广州的人民，增进他们对我们的好感，可能是我们在这个国家主要的政治义务。”(60)（如果他对当时城里中国人的冲天怒气有些微了解的话，那么，他的命令除了对广州人民家长式的关爱外，还会有同样多的自我保护意识。5月25日，英军穿过广州城西北的开阔地带时，冒了受到刺客袭击的危险；一个到处是敌方军队和百姓的城市的狭窄弯曲的街道，是有致命危险的。）虽然如此，山上的英军司令官郭富少将（Major-Meneral Hugh Gough，又译“卧乌古”。——译者）在5月26日冒着大雨架好了大炮，为第二天的攻击做好了准备，他对再进行和谈的希望不抱什么信心。

星期三的黎明到来了，郭富下令，7时开始炮击广州城，一个小时后步兵部队出动。一个上尉回忆说，大家都“已经准备就绪”。(61)但就在攻击要开始的时候，大家看到一个英国军官踉踉跄跄地快步走向司令官，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说：他本来早该到了，但他头一天晚上10时迷了路，只得在稻田里睡了一夜。他说，义律和中国的钦差大臣已经达成了协议，义律提出的条件是：广州交600万元赎金，钦差大臣和外省军队保证在6天内撤到距离广州至少60英里之外，出城时不许打旗子或者演奏音乐。越秀山立即改名为“停战山”（Truce Hill），但是军人们的情绪却远没有被安抚下来。郭富以私人名义致函义律说：“你把我们置于一个最危险的境地。我手下的各路人马都受到可怕的骚扰，我和后方的联系持续地受到威胁，护卫队受到攻击。”(62)“我抗议！”山上的海军高级军官更直截地表达了他的不满。(63)

5月29日，一些英军决定充分享受他们意料之外的这个休假，到附近的乡间游逛游逛。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喜欢猎奇的英国人，他们在离城墙不远的一个小村子的寺庙和墓穴里发现了很多乐趣。逛到里面之后，纯粹是出于科学兴趣，他们打开了几口棺材，看到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已成干瘪的样子，打开棺材的一瞬间闻到了一股浓烈刺鼻的香味”。(64)他们探险结束后回到营地，这时已是晚上，可能就该吃饭睡觉了。

30日上午，英国方面的记载接着说，郭富看到5000多乡民组成的队伍，手持长矛、盾牌、刀剑，集合在山上英军营地的后面。下午1时，英军派出一支分遣队，想在夜幕降临之前把他们驱散。但是，在追了大约3英里远之后，一场大暴雨不期而至，雨水倾盆而下，几码外即不辨景物，在大暴雨中，英军的火枪失去了作用，他们也迷失了回营地的路，周围的稻田与雨水混为一体，成为“一个巨大的雨帘”。(65)看到英军的火枪不能放了，乡勇们开始用长矛刺杀敌人。跑在最后的那个士兵身体被刺穿，他的尸体很快被肢解，但除此之外，只有一个少校的外套“受了伤”——被一把三齿耙刺破了。

然而，当分遣队重新集结起来之后，发现有个连队失踪了，于是派出一队水兵去救援。救援队在黑夜中冒着大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累得筋疲力尽，终于在一块满是积水的方形稻田里发现了这个失踪的连队，其中一个列兵已经死亡，另有15人受伤。他们被中国乡勇包围着，用匆匆忙忙擦净擦干的一支火枪偶尔放一枪，使那些中国乡勇不敢靠得很近。虽然如此，救援队到达的时候（一个上尉用不屑的口吻说，他们给了“逃跑的怯懦的敌人一阵密集的告别射击”），几千名中国乡勇四散在周围，直到晚上9时，幸存的英军才回到营地。(66)

第二天，当地乡勇再次出动大概有2万人，来自附近八九十个村子，聚集在城北的几个圆锥形山丘间。但是郭富少将对广州当局的及时施压（通知广州当局，如果不把中国乡勇劝退，广州城将再次受到攻击，附近每一个村庄都将被夷为平地）保证了和平的维持。最后，匆匆赶来的广州知府余保纯对聚集在这里的乡勇说：“和议已经签订……汝等必须放走夷人。”(67)6月1日，中国支付了赎城费，英国人离开了停战山，离开时比来时要舒服得多，因为广州当局提供了的款待，派了800名苦力把英国的那些大炮拖送回了英国军舰上。(68)

对鸦片战争中的每一个事件，中国人和英国人的记述都有令人困惑的分歧和矛盾之处，但是，没有对哪一个事件的记述，像对1841年5月29—31日事件的记述有如此大的分歧和矛盾。按照上面提到的那个英国上尉的描述，英国侮辱广州的这个事件不过是一次稍微变了点儿味的远足，有个有点儿麻烦的结局，这整个事情太微不足道了，都不值得给它起个名字。与之相反，在中国，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这个事件是“三元里抗英斗争”，或者简化为“三元里”——成千上万的乡勇来自很多村庄，“三元里”是其中一个村庄的名字。对当地乡民怒而奋起的动因，英国方面的大多数记述都故意扭捏作态，甚至三缄其口。当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英军亵渎了当地乡民先人的坟茔；另外，英国人还肆意“搜查”（劫掠）了好几天；更糟糕的是，他们强奸了当地妇女。而《中国丛报》隐晦地提到过这个事实，将其说成“甚至是羞于启齿的勾当”。(69)对于情绪低落的广州人民来说，这一事件立刻就被作为一场大胜仗而被神化了：它是正义的爱国者反抗外来侵略的自发起义。广州人用布告和诗文进行了热热闹闹的纪念。每一次对这个故事的复述都会增加一些新的令人瞪大眼睛的细节：如英国人的哀嚎声是如何充满了山谷间，他们是如何叩头祈求饶命的，乡勇又是如何的勇敢：

三元里前声若雷，

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

乡民合力强徒摧。

家家田庐须保卫，

不待鼓声群作气。

妇女齐心亦健儿，

犁锄在手皆兵器。

乡分远近旗斑斓，

什队百队沿溪山。

众夷相视忽变色，

……

人心合处天心到，

晴空骤雨忽倾盆，

凶夷无所施其暴。

岂特火器无所施，

夷足不惯行滑泥，

……

中有夷酋貌尤丑，

象皮作甲裹身厚，

一戈已椿长狄喉。

……

纷然欲遁无双翅，

歼厥渠魁真易事。(70)

但是，一旦要描述1841年5月底三元里事件的具体细节时，当代那些客观描述这场战争的史学著作就突然昏了头，英军的死亡人数直线上升，从200人到300人，编造出英军共阵亡750人的数字（英国人自己说阵亡5人，伤23人）。梁廷枏等很有信心地宣称，那个“身肥体健，首大如斗”的伯麦（Gordon Bremer）（3月底去印度搬救兵的一个英国指挥官）阵亡了。(71)言外之意，如果一般百姓也被允许参加战斗，英国人（以及他们的奇技）就会被彻底歼灭、摧毁。偶然降临的最关键因素被忽视了——那场突然而降的大暴雨使得第37连队配备的还比较原始的火枪失去了作用，这或者被解释成上天眷顾中国义兵的象征。更晚些时候，到了一些史学家那里，它成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的完美蓝本。(72)今天，迷路的英军第37连队被围困的那片稻田，在今天广州的迅速建设发展中早已不复存在，原来的三元里村，在又一轮中国城市千城一面的扩张中，成了又一个毫无特色的城市郊区，挤满了钢筋混凝土公寓楼，楼上挂满了一条条空调导水管。但是，在楼群里，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灰色石质“抗英纪念碑”，告诉所有经过这里的行人：“反抗英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但是，如果进一步检视，会发现鸦片战争中的这一插曲反映出的是中华帝国的裂痕，而不是爱国的凝聚力。三元里及其周边村庄的勇士们是由对英国人的愤怒激发起来的，但这种愤怒表明的是对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鄙视——特别是对政府。“不用官兵，不用国帑，”乡勇们张贴的一份布告声称，“一定要杀，一定要砍，一定要烧死汝等。汝若请人劝我，我亦不依。务必要剥汝之皮，食汝之肉，方知我等厉害也。”(73)如此尖刻的文字会让官员们脊背发冷：如果这些乡勇抗英成功了，那么，他们把矛头转向清政府本身还要多长时间吗？

对于参与了1841年5月底抗英事件的广州人来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在乡勇们聚集起来，等着第二天与英军在城外的山间和稻田里决一死战的时候，是他们自己政府的代表（广州知府余保纯）出面救了英国人。一首歌谣抗议道：“不解何由巨网开，枯鱼竟得攸然逝。魏绛和戎且解忧，风人慷慨赋同仇，如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74)换句话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给废掉了？歌颂乡勇勇敢的布告，经常用更多的篇幅谴责政府官员和官兵的掠夺婪索行为，说他们比英国人还邪恶。“官兵之至，转酷于鬼子之至也；是死于夷人之手，转胜死于官兵之手。”(75)一个行经华中的官员听到余保纯与英国人讲和的消息后，惊叹道：“恨当时不一鼓作气，聚歼恶党，大快人心……一言偾事，自坏藩篱，可恨，可恨！”(76)至于交付赎城费，这位官员指出，这样做（又是倒霉的余保纯）是由于余保纯担心自己的安全，因为他秘密会见了义律，而他向皇帝隐瞒了这件事。三元里之战3个月后，余保纯乘轿去主持文童试，考生们纷纷向他投掷砚台，群呼：“我辈读圣贤书，皆知节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77)

但是，如果说北京的官员们不相信广东的人民，反之亦然，那么，广东人民自己之间也互不相信。在充满紧张气氛的1841年上半年，国家被“汉奸”出卖的偏执臆想迅速发酵，到三元里事件发生时，村民们对他们自己人中第五纵队的追杀比他们对英国入侵者的追杀还积极，在这一地区有1200人被杀。对5月29—30日丧失全歼英国人的机会感到遗憾的众多人中，有个人觉得，当村民们围困住英国人时，应该把义律捉来作人质，不用他换钱，也不用他换取英军无条件退出占领的炮台，而是用他交换汉奸。(78)很多人认为，与其说外来侵略是侵蚀帝国的病灶，倒不如说卖国行为才是。1841年整个夏天，爱国抵抗成为血族仇杀的幌子。

尽管三元里的诗歌和布告冠冕堂皇地称颂了他们的反英激情，但如果我们把他们5月底得以动员起来的动机拨开现象看本质，其实三元里的乡民得以集合起来，是因为当地遭受的具体祸害（强奸、抢劫、亵渎先人坟茔），而不是抽象的爱国主义。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为什么广东全省没有起来反抗英国人，而只有刚刚受到外国人抢劫和强奸侵害的三元里等村庄起来反抗？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多数消息灵通、受过良好教育的北京人对此表现出充耳不闻，这并不奇怪。或许更让人吃惊的是，要是充满信心地说在鸦片战争的舞台上，即中国南方的水乡和海岛，有始终如一的爱国抗英情感，是多么的不可能。到1841年冬，道光皇帝终于改变了主意，决定用广州的军队向在香港的英国人施加压力。奕山则灰心丧气了，他告诉皇帝，他们已经“无意”再在沿海发动一场战斗了。(79)但是，三元里事件仅仅6个星期后，义律乘坐的船出了事故，通过这件事，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当地人对外国侵略是多么无动于衷。(80)

7月20日，义律和率领援军刚从印度返回的海军司令伯麦乘船从澳门赴香港的英国基地。他们选的日子很糟糕：第二天上午10时30分，台风把两个船员冲到了海里，把船吹到了一座无名小岛的花岗岩峭壁底下。到下午，天气变得更糟，船的主桅杆被刮断了，幸存的船员和乘客（指义律等人。——译者）发现自己被冲到了另一个（也是无名）小岛上。他们从破损的船上找回了一些食物、一块防水布和8瓶急需的杜松子酒，在大雨瓢泼而下的岩石上度过了可怕的一夜。之后，他们一行大约十几人出发去找当地人寻求帮助。义律很快就遇到了两个中国人，令他高兴的是，他认出其中一个是澳门的水手，他同意收1000元钱，在天气好转后送他们回去。

于是，他们一群人被迫扔掉武器，除维多利亚式内衣外脱掉所有衣服，翻过3座山头，在一个小棚屋里度过了紧张的24小时。到7月23日上午8时大海平静下来时，送他们回去的费用涨到了3300元。义律和伯麦马上就答应了，躺在船上，盖上席子，船就开了。下午2时这两个英国人快要吃完午餐米饭时，舵手突然把他们推到舱底，立即又给他们盖上了席子——因为这时一艘官船驶过，问中国船员他们有没有碰到什么失事的船。“没有，没有。”他们轻松、大声地回答说，于是，官船开走了。又过了几个小时，澳门遥遥在望——这些冒险家打旗号拦下了一艘葡萄牙三桅帆船，这艘船把他们安全地运进港口。当时，这群人衣着怪异：在澳门上岸前，中国船夫给了伯麦一件“蓝色毛料水手服”，给了义律一顶马尼拉帽子和一条条纹裤。但他们安全回来了，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美美地睡了一觉。当然，他们度过了一段糟糕的时光：命运难测，处境窘迫，苦不堪言（有那么一个时刻，一个澳门船夫露出强烈的兴趣要割掉伯麦一个印度仆从的耳朵）。但是，护送义律和伯麦回澳门的中国人，却似乎从未有过把他们交给中国官府的念头，尽管这些中国人十分清楚他们的客人是谁。(81)

清政府如果知道这件事的话，一定会将其称之为卖国行为。但是，主动地出卖一个国家或一项事业，需要有一定的情感力量，自觉作出叛逃到另一方的决定（基于利益得失的考量，或者基于理想）。在战争期间，很多中国旁观者包括义律的船夫身上，很难看出他们对哪一方有什么偏向。清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力图使当地百姓团结在政府身边，抵抗武力入侵的外敌。它把鸦片妖魔化为外国毒药，它把村民和渔民组织成为特别抵抗小组，它用战争造成的破坏本身来动员百姓。最重要的是，它还采取了金钱刺激的手段：能擒获义律者赏洋银10万元，能擒获伯麦者赏洋银5万元，能俘获英国火轮船一只者赏洋银2万元，能生擒一个英军白人士兵者赏洋银200元，能生擒一个英军印度士兵者赏洋银50元。(82)但是这一切均未奏效。搭救义律的船夫在澳门谋生，从广州沿海往南才只有70英里，他对这场战争毫无兴趣，甚至都没有想到要从中谋利：如果他们花点儿心思注意到政府的悬赏告示，他们就会知道，他们向英国人收取的3300元还不到他们可能得到的政府赏金的五十分之一。

广州城保住了，对于道光皇帝的大臣们来说，除了向他汇报已经发生的事情——恰恰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做的——之外，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奕山的第一波谎言（5月23日发出）令人激动地描述了5月21日夜清军是如何发动进攻的，弁勇们是如何“伏身水下，直扑其船底”的，英军舰船如何被烧得火焰冲天（烧毁英军大兵船二只，大三板船四只，小三板船数只，小艇数十只），“逆夷号呼之声远闻数里……逆夷被击及溺水死者不计其数”。根据奕山的奏报，5月22日（据霍尔舰长记载，那一天，“复仇神”号上的英军正在忙着钉死清军的大炮，割掉战败清军士兵的辫子作为战利品），“复仇神”号被迫撤退，清军几乎没有伤亡。道光皇帝用潦草的朱笔批了“甚好”、“好极”、“可喜”等字样。(83)

像杨芳之前做过的一样，奕山的谎言也练得越来越流畅，他对5月26—27日和谈（和谈期间，24小时不到他就在义律面前彻底屈服了，向义律保证“负完全责任”很好地履行他的诺言；与此同时，杨芳在城墙上与城墙下的郭富商谈，甚至扔下一些金手镯给郭富以表示他的敬意(84)）的解释可说是篇杰作。尽管奕山的奏折承认英军（在数以百计的中国汉奸的及时帮助下）占领了城北的炮台，但该奏折的其他部分与实际上发生的事实却几乎正好相反：(85)

城外夷人向城内招手，似有所言。……即唤通事询之，据云要禀请大将军，有苦情上诉。总兵段永福喝以我天朝大将军岂肯见尔，奉命而来，惟知有战。该夷目即免冠作礼……称夷不准贸易，货物不能流通，资本耗折，负欠无偿……是以来此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即退出虎门……不敢滋事。(86)

奕山的这整个计划是很冒险的：他力图掩饰，把战败后支付给英国人的赎城费，说成是破产的行商所欠英国商人的债务。令人惊叹的是，这一招居然成功了。6月18日，道光收到奕山的奏报后，无奈地叹道：“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现……该夷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87)至于债务，行商应该偿还。6月30日，奕山奉到上谕后，立即上奏道光，奏报英国人的反应：“夷目等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88)两星期后，道光看到这个令他高兴的承诺，即谕令解散他在过去半年中好不容易才集合起来的军队。(89)每个人都很高兴：奕山的作为使他得到了他垂涎已久的白玉翎管，他部下554人获得提拔或封赏；道光皇帝则相信外夷已经受到严惩，从此可以减少军费开支。除了那些卑劣的汉奸行商之外，没有人需要为经济损失而感到痛苦。

因为奕山故意没有告诉道光，他也没有时间或精力核实臣下对所发生的事件的解释，道光皇帝完全输掉的是这次新达成的和平仅仅适用于广东省。6月5日和7月15日，义律两次对奕山强调：“两国交争之事，既未善定，仍须向皇上讨要伸冤……未秉公善定以先，仍须强自冤屈，与朝廷交攻。而在粤省，即为约议戢兵……斯省定无扰害之情。”(90)然而，对道光来说，这本来就不是全国性的冲突——这只是南方地方性的贸易冲突，而且现在无疑终于已经结束了，或者他肯定这样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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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58页。

(2)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260页。我对广州和北京之间通讯往来程序的理解，要十分感谢茅海建清晰而有趣的分析。

(3)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58—59页。

(4)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261页。

(5)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59页。

(6)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2册，第82页。（英文原文是洋泾浜英语。——译者）

(7) 《中国丛报》第10卷（1841年），第182页。

(8) 同上，第234页。

(9)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58页。

(10)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37页。

(11)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268页。

(12) 同上，第268页。

(13)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268—269页。

(14) 同上，第270页。

(15) 同上，第271页。

(16) 见魏斐德关于19世纪中叶广州及其与英国冲突的给人启发的著作《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第46页。

(17) 更多关于奕山的传记信息，见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略》，第391—393页；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272页。

(18)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273页。

(19) 同上，第274页。

(20)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49页；梁廷枏：《夷氛闻记》，第64页。

(21)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328页。

(22)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42页。（原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159页。——引者）

(23)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275页。

(24) 施威雪：《中国对美夷的管理：中美关系研究，1841—1861年》，第66—73页。（原文散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10、159、206、228页。——引者）

(25) 施威雪：《中国对美夷的管理：中美关系研究，1841—1861年》，第70页。（原文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68等页。——引者）

(26) 同上，第60页。（原文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221页。——引者）

(27)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483—484页；施威雪：《中国对美夷的管理：中美关系研究，1841—1861年》，第71页。（原文又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266—267页。——译者）

(28) 施威雪：《中国对美夷的管理：中美关系研究，1841—1861年》，第74页。（原文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47页。——引者）

(29)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73页。

(30)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2册，第110页。

(3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63页。

(32) 施威雪：《中国对美夷的管理：中美关系研究，1841—1861年》，第75页。

(33)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4册，第617页。

(34)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73页。

(35) 施威雪：《中国对美夷的管理：中美关系研究，1841—1861年》，第68页。（原文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11页。——译者）

(36) 同上，第74页。（原文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47页。——译者）

(3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63页。

(38) 施威雪：《中国对美夷的管理：中美关系研究，1841—1861年》，第71页。（原文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28页。——译者）

(39) 同上，第73页。（原文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46页。——译者）

(40) 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史》上册，第410—422页。

(41)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2册，第106页。

(42) 《中国丛报》第10卷（1841年），第240页。

(43) 费伊：《鸦片战争，1840—1842年》，第288页。

(44) 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第12页。

(45) 费伊：《鸦片战争，1840—1842年》，第288页。

(46)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2册，第113页。

(47)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第31页；梁廷枏：《夷氛闻记》，第70页。

(48)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2册，第132页。

(49)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71页。

(50) FO17/52:112—113（5月29日快信）。

(51)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71页。

(52)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第32页。

(53)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72页。

(54) 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第52页。

(55) 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第53页。（此处采王小荷译本译文，中文原文见夏燮《中西纪事》，魏斐德引文系综合意译，原文相关语句为：“（清军）纷扰喧呶，全无纪律……往往互斗，放手杀人，教场中死尸不知凡几。城中逃难之百姓，或指为汉奸，或劫其财帛，……尤可异者，初二日夷兵抢夺十三洋行，官兵杂入其中，肩挑担负，遂有无数千百成群，竟行遁去者，点兵册中从不闻清查一二，及至沿途讨要口粮，竟有城外各处将逃兵数千重新应付回省，反以追逐洋鬼迷路为词，当事者犹以众兵追敌放赏。”见该书清刻本，卷6，第19页。——译者）

(56)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71页。（原文为“蚤已偕迁避”，这里“蚤”通“早”，作者理解有误。——译者）

(57)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72—73页。

(58) 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第56页。

(59)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2册，第147页。

(60) 费伊：《鸦片战争，1840—1842年》，第294页。

(61)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2册，第147页。

(62) 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第14页。

(63) 费伊：《鸦片战争，1840—1842年》，第295页。

(64)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2册，第150页。

(65)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2册，第149—154页。

(66) 同上，第155—156页。

(67) 引自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第19页。

(68) 参见宾汉的记述，《英军在华作战记》第2册，第162页。

(69) 《中国丛报》第10卷（1841年），第530页。

(70) 阿英：《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页。

(71)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第35页；梁廷枏：《夷氛闻记》，第75页。

(72) 参见魏斐德在《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中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73) 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第61页。（原文见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290页。——译者）

(74) 阿英：《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页。

(75)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37页。

(76)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304页。

(77)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305页。

(78)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76页。

(79) 波拉切克：《鸦片战争与清廷之内部斗争》，第175页。

(80) 这一洞见要感谢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293页。

(81) 见麦克佛森《在华二年记：从1840年4月中国远征军组成到1842年8月和约订立的记述》的记述，我是受茅海建敏锐的分析所吸引而注意到这个问题的。

(82)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4册，第242—243页。（原文称白人士兵为“白夷”，称印度士兵为“黑夷”。——译者）

(83) 例子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282、288、319页。

(84)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2册，第148页。

(85)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288—289页。

(8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62—463页。

(87) 同上，第500页。

(88) 同上，第547页。

(89) 例子见同上，第579页。

(90)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290页。

第十章　去英国化了的英国人

当查理·义律逃过差点儿被抓住送到北京被慢慢地、备受折磨地处死的命运，狼狈登上澳门海岸后，一个惊喜在等着他，这就是和他一个久违的兄弟重聚，这个名叫内德（Ned）的兄弟，是从悉尼到新加坡的途中（在南中国海因事耽搁）来到澳门的。不过还有更多的消息在等着他，一个军官来告诉他从英国传来的最新消息：义律将被召回，他的继任者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爵士随时会到来。义律本来可以做出这样的反应（以努力维护他应有的尊严，尽管这时他头戴马尼拉帽，身穿条纹裤）：“在三川（Sanchuen，音）被冲上岸，漂浮到澳门，这可不是一个人有权利希望在一个星期内发生的事，不管他是不是全权代表。”在他好好吃了一顿饭、得到充分的休息之后，他收到了来自德莱登（Dryden）的一条简短指令：“取消你所有的航行，因为你搁岸毁船了。”(1)他在过去6个月中，（经常在战场最前线）率领英国舰队在珠江三角洲河港纵横的迷宫里进行战斗，花费了10万元的代价，刚刚死里逃生，现在发现自己被国家扔到了一边，而他为了这个国家曾经牺牲了个人的安全、利益和家庭生活。

或许正是解除义律的职务标志着这场战争的真正转折点：从此开始，中英之间的这场冲突更多的是付诸于枪炮，而不是外交手段。的的确确，在1839年春，义律曾经和其他人一样，疾呼发动一场教育性的战争，以“教导”中国人学会按照文明的欧洲人的贸易规则行事。但是，一旦他期望中的战争爆发了，他却不可思议地花费大量时间去避免它：要求定期停战举行谈判、进行贸易、举办精心准备的谈判宴会。他的确相信，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武力冲突降低到最低程度。他争辩说，他在为“一场正义的、必需的战争”而战斗，“但是不要忘记，导致这场战争的中国当局的行为……是由英国臣民方面的严重错误造成的”。(2)

但是，随着义律的离职，自我批评的妥协精神也随之而去，再无踪影。他被严肃的强硬派人物所取代：他们是英国陆海军的职业军人，他们到这里是来打仗的，尽可能快捷地制服清帝国，或者是英属印度新成长起来的沙文主义统治者的代表。一同消逝的还有同情或熟悉清朝的习俗或其敏感性的意识，从长远来看，具备这种意识，会有效地打开清帝国对欧洲贸易的大门。不，中华帝国需要猛击一下子才能进入世界。一个传教士准确地表达了这种意见，指出：“中国社会惰性太大，毫无生机，这是因为他们是通过敲打脚后跟的办法来改变社会的，必须要敲打脑袋才行。”(3)或许，正是由于考虑到中国的因素，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才开始全心全意地拥抱那些我们今天带有成见地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所特有的价值：那是一种坚定的爱国主义，那种爱国主义极力鼓吹基督教和自由贸易的文明使命，同时践踏其他的政治观、经济观和文化观。直到今天，中西关系还在为鸦片战争该如何快速有效地解决而付出代价。

解除义律职务一事早在1840年10月就开始准备了，当时，他的表兄弟奥克兰勋爵在英国与中国完成谈判、作战和批准条约的整整两年之前，就开始就这一过程需要多长时间进行煽动挑拨。“我不喜欢那里的事态，因为不能确定是否会有好的结果，看起来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你的军舰将会遭受危险，我的优秀的军队将会在舟山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一年的光阴将会流逝，对于我们要达到的军事目的而言，我们的军事力量会比几个月前弱得多。”(4)当查理·义律的堂兄乔治·懿律担任英国远征军司令的时候，懿律承担了大部分的责难，奥克兰毫无同情心的姐姐（或妹妹）艾米丽评论说：“远征军司令把我们在中国的事情弄了个一团糟。远征军、军舰和钱全都浪掷了，事态还像一年前一样。”(5)但懿律在1840年12月以健康原因辞去远征军司令职务后，所有责难就都落在了义律身上，指责他对中国手下留情了，对中国人太仁慈了，允许自己一次又一次被中国人敷衍、愚弄，总之是被中国人欺骗了。伦敦一个日记作者写道：“中国人糊弄了我们，这是个明明白白的事实。”(6)

4月8日，义律与琦善1月20日谈判拟定的条约全文传回伦敦。然而，《泰晤士报》欢呼“中国问题的成功解决”的话音刚落，就出现了对这个条约表示不满的指责声。(7)奥克兰在印度抱怨说：“我对它都快要发疯了。”(8)维多利亚女王对这整个事件也直跺脚，在给她的表兄弟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King Leopold，后来因其令人惊骇地把刚果变为其殖民地而臭名昭著）的信中说：“中国的事情让我们气愤，帕麦斯顿深感懊恼。如果不是查理·义律莫名其妙的古怪行为，我们想要的一切可能早就得到了。……他完全违背了给他的指令，尽其所能去争取最低程度的条款。”(9)一个驻在澳门的令人讨厌的人写信说得更为具体：“关于查理·义律和中国人订立的条约条款，我没有心情发表评论。他完全控制了中国人，本可以为所欲为，可他得到了什么？只是几枚铜板和一座荒岛而已。……中国人已经偷偷地笑了，说他们取得了最好的结果。想起这事，我就恶心。”(10)看起来，中国人并没有被吓住，没有感到受了侮辱。

4月20日，帕麦斯顿向义律发送了一份充满火气的两柱栏式文件，把他原来接受的指令和他作为全权代表实际取得的结果作了个比较。他没能用占领的领土为英国臣民在赔款和治外法权方面获取中国方面实实在在的让步，没能为英国输华货物议定一个合理的关税税率，没能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外交谈判，没能打开中国北方的口岸，没能迫使清政府废除令人愤怒的行商垄断制度，最后，他没能保证，不管他订立的协议多么令人不满意，清政府都要批准。帕麦斯顿最后总结说：“你似乎把我的指令看作是废纸一张……似乎认为你有充分的自由按照你的想法来处理国家的利益。”(11)两个星期后，如果说他有什么改变的话，就是变得更气恼了。5月3日，他致函义律说：“女王陛下政府不赞成你的做法，即你在与中国钦差大臣谈判时，偏离了给你的指令。……女王陛下已经决定将其在中国的事务交由另外一个全权代表去处理……该全权代表到达后……你须于条件方便时第一时间回国。”(12)

此外，还要加上英国商界对他的敌意，他们几乎团结在了一起，都对义律忘恩负义。正是为了他们的利益，1840年3月，义律下令停战，让当年的新茶用小船穿梭往返运出广州，因此而激怒了军队指挥官、外交大臣、女王和英国媒体。郭富（卧乌古）4月份写道：“我们现在在香港岛，处于十分美妙的不确定状态。……你知道贸易现在是通畅的，义律上校念兹在兹的只有贸易，好像贸易通畅是我们已经花费而且还在继续花费巨额资金的唯一目的。”(13)（义律对预算持有不同观点。他估计，在1841年8月之前的两年时间里，他的克制政策使贸易额维持在了1000万英镑以上，为女王政府的财政收入创造了价值800万英镑关税，而远征军本身只花费了区区50万英镑。(14)）但是，那些赚了钱的人感激他吗？一点儿也不，相反，他们开始给伦敦和印度有影响的报纸写信，表达“查理·义律的一系列举措在印度和中国的英国各阶层臣民中招致的愤慨和厌恶。他不仅忽视了私人个体的正当诉求，而且还牺牲了国家的荣誉”。(15)他们显然没有原谅义律在战前十分明显地对鸦片贸易表现出的厌恶态度。唯一一个对义律有一丝好感的商人是马地臣，这有点儿不大可思议。马地臣发现他很难忘记，在整个1月份的对峙中，义律同意暂时停火，使他的怡和洋行150万磅的茶叶很方便地运出了广州省河，运回了伦敦。马地臣的竞争对手威胁说要在伦敦起诉控告义律处理问题的方式时，他告诉渣颠“要从优付款给愿意为义律在报纸上辩护的任何一个律师或其他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16)

1841年11月义律从中国回到英国时，舆论已经进一步受到郭富少将不明不白的报道的不良影响。郭富少将在澳门和香港一直和义律友善相处，但在写道义律拒绝同意他让军队在广州城抢劫强奸时，说他感到“极度的屈辱和失望”。(17)是年冬，义律做过的所有事情都被公然不予理会、丑化或者至少是受到嘲讽。记者柯克（George Wingrove Cooke）——他将会在1857年第二次对华战争中从前线发回多篇恶意中伤的报道——嘲笑这位“有勇无谋的小个子男人”没有能力理解基本的政治和军事原则，即不“打破鸡蛋”是不能摊“鸡蛋饼”的。(18)在报道琦善因为谈判拟定了那个可憎的条约而将被锯为两半时，《泰晤士报》评论说：“义律的脑袋、身躯和四肢也应该被分割为一千个圆柱体，以警告他所有的家人。”(19)（战后的好几年时间里，琦善相信义律真的被他的女王砍了头。据信1846年他在对一个造访中国西北的法国人说：“命真苦啊，可怜的义律。他是个好人。”(20)）

对义律来说，他离开中国后的账户结余情况看起来大概与此类似。自从1834年航海东行，他就远离了孩子们，也经常见不到妻子，牺牲了过正常家庭生活的一切可能性。他的薪水很微薄：即使在他被任命为全权代表后，薪水从每年800英镑涨到了每年3000英镑，但这也只是他的后任的一半。当他失意地回到英国后，为了索要欠发的薪资和其他支出款项，为了为自己争取一份养老金，他不得不上诉打官司，备受烦扰。最后，他被任命担任一个地方的总督，他形容那个地方（即北美洲得克萨斯。当时得克萨斯还没有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译者）是“流氓恶棍、牢骚满腹的人和蚊子的巢穴”，他称这是他未来谋生的唯一一条路子。(21)他概括道：“我是我们这个时代受到最差待遇的公职人员，没有人能剥夺我这个非同一般的荣誉。”(22)

但是，义律依然决定表现出他没有受到困扰，一门心思在社交宴会和舞会上把头抬得高高的。义律回到伦敦几个星期后，日记作者查尔斯·格雷维尔（Charles Greville）记录道：“他对中国的描述趣味横生。他看起来……充满生气，精力充沛，神采奕奕，优雅，热情，兴致勃勃，乐观愉快。”在女王举办的一次“盛大舞会”上，他身穿“与林钦差一样华丽的中国服装”出现在现场。(23)是什么支撑他捱过了糟糕透顶的舆论的？或许是他坚信自己正确的信念。

尽管中间时作时辍，反反复复，最后还走入了战争（1841年4月广州危机白热化时，郭富称他“就像个毽子一样变化无常”），义律稳健的对华政策背后有个很周全的计划。因为义律对能从中国合理地得到什么基本上是持悲观态度的，他更倾向于不是用能得到多少东西来作为评判是否成功的标准，而是用能防止减少多少损害来作为标准。1842年苛刻的《南京条约》签订后，他审慎地说：“你在中国为实现目标所必需采取的举措越少越好。那些目标，或那个目标，是确保贸易的通畅。确保商务的安全稳定是你在中国的全部需求，是在对自己不造成伤害的条件下你能得到的全部……尽量避免与政治相勾结，而要尽力把你自己与中国的人民和体制连结在一起（很好地去顺从之），而不是强制把他（它）们纳入到你的蓓尔美尔街（Pall Mall，伦敦一街名，以俱乐部多而出名。——译者）的时尚和习惯做法中去。”(24)一旦香港成为英国自由贸易的口岸，就会缓慢但扎实地解决英国与中国间的所有问题：让中国当地人赚钱以赢得他们的支持，使中国人追求贸易利益，逐渐地打开中国其他地方的门户。

对于说他对中国人过于仁慈的指责，他为自己作了辩护，尖锐地反驳说：“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多少军事上的荣耀可以炫耀……因为照这种荣耀，成功必须伴随以对几乎手无寸铁的无助的人民的屠杀，而这个民族……对英国是友好的。”(25)有时，他的这种信念近乎家长式的帝国主义，因为他乐观地幻想广州人理所当然地应该喜欢并尊敬到中国的这些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充其量只是一心赚钱的商人，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可怕的侵略者。1841年4月他写道，广州人“十分依赖于对外贸易，一直受朝廷的逼迫，快要走投无路了，一旦我们高兴地控制了广州的局势，马上就会清楚，当地政府或者是直接驱逐（英国商人），无视广大百姓的强烈不满……或者是立即直接正式地对皇帝的意旨不予理会，此外别无选择”。(26)在他乘坐“复仇神”号一路直上广州城的途中，义律觉得他绝对是在为当地中国人谋福祉的。

尽管这未免有些自欺，义律的确认为，不要彻底地侮辱中国人是很重要的。英国人应该为销毁鸦片所造成的损失要求赔偿，但是，如果提出的要求超出这一范围，就会达不到预期的目标。从长远利益来看，储存善意比储存现金要好得多。因此，在1841年1月与琦善议定的条款下结束战争就足够了，600万元对赔偿鸦片烟价和到当时为止的远征军事的花费已经可以了，行商的欠款不必催迫，义律相信，欠款会私下圆满地解决，这是战前英国商人和广州行商之间很容易理解的心照不宣的事儿。关键是，英国已经占领了香港，它有优良的港湾，与中国大陆有足够近而又安全的距离，（义律满怀信心地预测到）这个地方“用不了几年就会成为英国王冠上最重要、或许也最引人注目的领地”。(27)

义律稳健政策的背后还有很多常识。根本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军事天才，考虑到5月底广州城内的事态，如果英国军队猛攻广州城门，就会知道结果会是怎样，最好的结果，是占领广州城会拴住需要用于其他地方作战的士兵，而最坏的结果，义律预料说，则是“广州当局和治安力量没有了，那些可敬的居民逃跑了，全城被暴民洗劫一空，肯定成为一座空城，未必不会彻底毁于劫火，而我们自己则急急忙忙逃离这片废墟”。(28)军队因为被拒绝了一个抢劫的机会，很是怒气冲冲，但是义律相信，如果英军占领了广州城，他成功勒索到的600万元赎金马上就会蒸发，因为“中国暴民可是很专业的抢劫分子”。(29)他的温和政策的影响在广州得到了喝彩：“义律！义律！”当停火的传闻给陷入恐慌的广州城带来安慰的时候，一个英国人说他在5月26日听到城墙周遭回荡着欢呼声：“就好像他是他们的保护神。”(30)

然而，到最后，义律的政策在冲突中的哪一方都没有为他赢得什么朋友。1841年4月12日，艾米丽·艾登（Emily Eden）写道：“每个人都想知道下一个消息是什么。也许，他会阻止戈登·伯麦爵士占领香港，担心这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担心中国皇帝或许会下令，命令我们的水兵留起长辫子，戴上宽帽子，眯成细眼睛，而查理·义律则尽力教他们。我的民族自尊心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大的伤害。”(31)义律自己承认：“长时间远离祖国，使得我几乎已经非英国化了，我在（英国）受到的厚待，令我在看待那里的事物时，并没有像个外国人那样存有过多的偏见。”(32)当然，在今天的中国，他依然被看作是那场冲突的元凶首恶，是其所到之处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敌人。

但是，1841年年初，稳健路线依然有机会被接受。1月间，即使是任性的维多利亚女王也会接受采取克制政策来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做法，她在1月26日议会开幕式的致辞中说道：“如果（清）政府按照自己的正义感，通过友好协商，把这些问题迅速解决，将会令我十分高兴。”(33)一直到这时，对“民族自尊心”的界定还不是只有一种。回到1840年3月，当即将到来的战争在英国的几家报纸受到严厉的批评时，很多人觉得，以这种理由与中国开战，哪怕只是想一想，都是民族尊严的自戕。即使在作出与中国开战的决议后，对于战争的效果，那些职业军人依然可以有相对细微差别的不同观点。1841年，远征军军事秘书写道：“我们的目标是用意志和决心达到我们的目的，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抢劫和流血……如此孩子气地对一个国家发动战争，可以说就是谋杀，显然不能为英国人的英勇气概增添任何荣誉。”(34)

在义律被召回的前夕，1841年5月2日，首相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的看法与其恼怒的外交大臣的看法却并不一致。“帕麦斯顿现在，或者曾经，拒绝承认义律及其拟订的条约……我严重怀疑这一点。照现在这种情况，该条约保全了我们的面子，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全部道德效果。重启战争就意味着战争还在继续，结束战争就成为当务之急，还会让中国人认为我们决不会信守该条约或任何其他条约。”(35)一家爱尔兰报纸嘲笑那些对义律1月份条约感到失望的人说：“毒资未付。对中国的战争暂时是结束了。今年不会为了进一步的道德堕落和殖民帝国的扩张，花欧洲人更多的钱，或者流东方人更多的血了。”(36)宪章派的报纸则宣称，辉格党人是“下毒的恶棍”。(37)

但是，在1840年4月到1841年夏天之间对进行“鸦片战争”这一建议的义愤填膺的冷嘲热讽中，很多英国人，他们的政治家、部分媒体以及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似乎表现出过道德上的犹疑不安。他们现在铁定了要索取他们觉得应该得到的东西（除了他们自己特有的文明观念外，其他的观念一律不予考虑），对推动实现这些目标的任何“辉煌的”现代暴行都欢呼喝彩。1841年5月，海军大臣送别新的中国远征军司令，说期盼着下次见到他，“大概3年后吧，等你回来的时候，要比你现在更富有……满载着从中国掠夺来的战利品”。(38)之所以有这一变化，除了政治上的和厌恶中国的原因外，潜在的原因看来是经济上的考虑，即辉格党政府造成的巨大的预算赤字。有两个理由使得发动对华战争的建议好不容易获得了议会的通过：一个是，这场战争会是速胜、易胜和廉价的；另一个是，一旦打赢这场战争，就会从对华贸易中获得至关重要的税收。来自前线的报告告诉国内，英军在舟山和天津迅速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义律兄弟受到了中国皇帝的“特别接见”，这时候，马上就有了支持政府进行这场战争的舆论。政府扬扬得意地宣布：“只打了小小几仗，就取得了这些伟大的胜利。”(39)从中国发回英国国内的快报充满了成功的消息，《泰晤士报》开始悲天悯人：只要英国的主战派记得，尽管中国人“头顶上留着长辫子，长着圆圆的脸庞，没有络腮胡子，但他们并不是面团捏的或泥土烧制的，他们也有血有肉有神经有感知，也有正义感，谁杀100个中国人他们也会杀谁100人……或许我们该多了解些关于中国人爱好和平、知足达观、与人无争的品格……和他们在理解外国需求方面的困难，少知道些关于他们诸如智力低下、顽固排外、奴性十足、闲散懒惰的缺点”。(40)但是，当1841年初得知英国舰队从中国北方撤回，义律与琦善订立了比较温和的条约，这位全权代表已经同意以区区600万元赔偿英国的损失，而占领舟山的几千名军人有四分之一由于疾病死在那里或失去战斗能力，这时候，整个事情就变成了令人尴尬的“不成功”的战争了。如果还有一件事比一场“不体面”、“不道德”、“不光彩”的战争更糟糕的话，那就是做了一件“徒劳无益的”事。“国家为支持这场胡说八道的远征花费的钱太多了，”《泰晤士报》此刻宣称，这是“对我们军事实力的侮辱，……是我们外交措置方面的肮脏丑闻。”(41)1841年4月，一个记者指出：“在没有为我们对中国的敌意进行辩护的情况下，我们就向中国宣了战……因之就必须要求这场战争取得胜利。”他认为，义律保护“手无寸铁的无助的广州人民”的决定，坦率地说是软弱的表现，“不可能把人民和其政府区别开来，也不可能放弃使用任何会同时伤及二者的措施”。(42)这个文明的战争的理论是这样的：英国人打击力度越大，战争就会越早结束，对中国人也就越好。1841年，某位空想战略家发表意见说：“必须使用某种接近于绝对恐怖的手段，只有这样，中国人如此嚣张的狂妄自大和根深蒂固的自信自负才有希望垮掉……但是现在不幸的是，如果不使用一些可怕的战争恐怖手段，就没有什么机会消灭中国人的狂妄自大和自信自负。”(43)现在，这些报纸不是把中国人当作人类来看待了，而是把他们变成了神话故事里的卡通人物：皇帝成了“刺绣玩偶”，他的大臣成了“围着皇帝团团转的衬裙”，而那些有成百上千士兵被击毙或被活活烧死的花岗岩炮台则成了“姜味饼干（喻华而不实。——译者）炮台”。(44)

当然，这种舆论想要指责的是帕麦斯顿和他那些“可怜的阁员”，而不是麻痹不仁的清帝国。“还有比辉格党的这次远征更让英国军队丢脸的吗？”《泰晤士报》质问道。而保守党则讥讽财政大臣“坐在空空荡荡的金库里，绞尽脑汁凭空想出一个预算”。(45)然而，即使知道这一点，对于在1840—1842年间感觉到了英国人急切心情的清帝国的臣民来说，也给他们带不来多少慰藉。到广州之战结束时，义律估计大约有5000名清军战死，英国军队变得越来越习惯于大规模杀戮中国人，对其全权代表动不动就升白旗的举动越来越没有耐心。回溯到1839年，在两个小时的九龙之战后，一个新水兵强烈地希望再也不要见到打仗了。1840年1月8日（当时英国军队试图教导中国人“文明战争的不同打法”(46)），一个军医评论说：“停战旗帜的出现，对于那些还沉浸在昨天的胜利之中，已经杀红了眼，渴望着继续杀更多人的英国士兵来说，是非常令他们沮丧的。”第二天，一队英军士兵被派去把中国人的大约200具尸体叠放到一个坑里，他们在那里放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通向荣耀之路”。(47)

于是结果就是1841年夏初义律被召回，代之以璞鼎查。璞鼎查当时51岁，是英印军队（the British Indian Army）和情报部门的一个老手，留着浓密的小胡子，广州的报纸向那里的外国人介绍璞鼎查，说他有“决不允许自己被蒙蔽”的决心，并附带说明：“你们不可能遇上比他更好的人了。”(48)［和他一起来的是一个新海军司令，名叫巴加（William Parker），他非常讨厌烟草，不允许任何一个士兵在船上碰那玩意儿，由此可知他对鸦片是什么看法。］一篇评论消沉地宣称，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每一场谈判都只是表明天朝政府的背信弃义和无所顾忌，而我们的仁慈则仅仅被看作是怯懦”。(49)教育式的帝国主义成为这场战争的新样式。另外一篇社论认为：“目前，亨利爵士（指璞鼎查。——译者）正在教他们有关国际法和海商法的基础知识。毫无疑问，他的学生绝不会那么恭顺，但是且慢，当他们看到英国海陆军拥有占压倒优势的武器装备，以及英国的商务蒸蒸日上，英国的蒸汽航海技术威力神奇，可能的结果就是：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极度落后，最终使得他们……对陌生的来客毕恭毕敬……最后，对人类的共同利益有所助益。”(50)对璞鼎查的任命，是帕麦斯顿作为外交大臣的最后举措之一，不久后他在那年夏天的大选中去职。一直不厌其烦地坚决反对对华战争的保守党，在指责这场战争过于温和的批评声浪中重新执政，因此，它上台后承诺以新的坚决果断的方式来进行这场战争。

历史就是这样用一种令人沮丧的方式，证明了强硬派是正确的。后来证明，一年以后，直到英国军队把中国东部沿海的主要防御工事打成一片瓦砾、并准备摧毁这个帝国的第二个城市的时候，中国皇帝才授予钦差大臣代表他进行谈判和签约的全权。到这时，英军会射杀丢盔卸甲狼狈逃窜的中国士兵，“英军冷酷无情，就好像这些中国士兵是乌鸦，对受伤倒地的用刺刀刺死”。(51)据说这是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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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评述见苏珊娜·霍、德里克·罗巴克《占领香港：查理·义律和克拉拉·义律在中国海域》，第188页。本章关于义律在中国的经历主要依据霍和罗巴克使用的义律书信。

(2) 尼什编：《英国外交文书：外交部密档中的报告和文件》第1部分E系列《亚洲》第16卷《中国的战争及其后果，1839—1849年》，第261页。

(3) 费伊：《鸦片战争，1840—1842年》，第313页。

(4) 霍、罗巴克：《占领香港：查理·义律和克拉拉·义律在中国海域》，第136页。

(5) 同上，第140页。

(6) 同上，第141页。

(7) 《泰晤士报》，1841年4月8日。

(8) 霍、罗巴克：《占领香港：查理·义律和克拉拉·义律在中国海域》，第156页。

(9) 同上，第157页。

(10) 《泰晤士报》，1841年4月15日。

(11) 费伊：《鸦片战争，1840—1842年》，第309页。

(12) 尼什编：《英国外交文书：外交部密档中的报告和文件》第一部分E系列《亚洲》第16卷《中国的战争及其后果，1839—1849年》，第186—187页。

(13) 霍、罗巴克：《占领香港：查理·义律和克拉拉·义律在中国海域》，第169页。

(14) 尼什编：《英国外交文书：外交部密档中的报告和文件》第1部分E系列《亚洲》第16卷《中国的战争及其后果，1839—1849年》，第283页。

(15) 《来自中国、印度和埃及的要闻》，《自由人杂志和每日商业广告》，1841年4月12日。

(16) 费伊：《鸦片战争，1840—1842年》，第276页。

(17) 霍、罗巴克：《占领香港：查理·义律和克拉拉·义律在中国海域》，第192页。

(18) 同上，第192—193页。

(19) 同上，第192页。

(20) 同上，第224页。

(21) 霍、罗巴克：《占领香港：查理·义律和克拉拉·义律在中国海域》，第202页。

(22) 同上，第210页。

(23) 同上，第199—200页。

(24) 霍、罗巴克：《占领香港：查理·义律和克拉拉·义律在中国海域》，第206页。

(25) 尼什编：《英国外交文书：外交部密档中的报告和文件》第一部分E系列《亚洲》第16卷《中国的战争及其后果，1839—1849年》，第261页。

(26) 引自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第46页。

(27) 尼什编：《英国外交文书：外交部密档中的报告和文件》第1部分E系列《亚洲》第16卷《中国的战争及其后果，1839—1849年》，第178页。

(28) 霍、罗巴克：《占领香港：查理·义律和克拉拉·义律在中国海域》，第183页。

(29) 霍、罗巴克：《占领香港：查理·义律和克拉拉·义律在中国海域》，第180页。

(30) 爱德华·贝尔彻（Edward Belcher，香港译为“卑路乍”。——译者）：《1836—1842年乘女王陛下萨尔弗号环游世界记》第2卷，第214页。

(31) 霍、罗巴克：《占领香港：查理·义律和克拉拉·义律在中国海域》，第163页。

(32) 同上，第209页。

(33) 霍、罗巴克：《占领香港：查理·义律和克拉拉·义律在中国海域》，第146页。

(34) 同上，第150—151页。

(35) 同上，第158页。

(36) 《毒资未付》，《自由人杂志和每日商业广告》，1841年4月12日。

(37) 关世杰：《宪章运动与第一次鸦片战争》，载《历史研究》第24卷（1987年秋季）。

(38) 霍、罗巴克：《占领香港：查理·义律和克拉拉·义律在中国海域》，第163页。

(39) 《泰晤士报》，1841年2月8日。

(40) 《泰晤士报》，1841年11月6日。

(41) 《泰晤士报》，1841年6月14日。

(42) 《对中国的远征》，《泰晤士报》，1841年4月17日。

(43) 《泰晤士报》，1841年9月10日。

(44) 《泰晤士报》，1841年11月9日。

(45) 报告见《泰晤士报》，1841年5月20日。

(46) 霍、罗巴克：《占领香港：查理·义律和克拉拉·义律在中国海域》，第150页。

(47) 麦克佛森：《在华二年记》，第74页。

(48) 费伊：《鸦片战争，1840—1842年》，第312页。

(49) 《泰晤士报》，1841年7月9日。

(50) 《泰晤士报》，1841年11月9日。

(51) “一个陆军校级军官”：《南京议和前在华的最后一年》，第137页。

第十一章　厦门和舟山

1841年8月底、9月初的一段时间里，道光皇帝可能对着另一摞厚厚的但更令人困惑的奏报反复掂量过。这始于8月23日，那天，他收到浙江巡抚的一份奏报，这份奏报向他报告了一个传闻，说英国军舰正在北驶，准备再次攻击舟山。浙江巡抚谦恭地请示说，是否可以不执行7月28日皇帝陛下撤除沿海防务的旨令。道光的答复是典型的吝啬式的：“仍遵前旨，酌量裁撤防兵，以节糜费。”(1)

9月5日，又传来一点儿消息，这就是在广州主持战事的奕山缮写于8月23日的奏折。他奏报说，英国新来了一个首领，显然可能是新的商务监督，名字叫璞鼎查。虽然8月15日奕山打发广州知府（那个备受折磨的余保纯）去澳门会他，但是这个璞鼎查已经北驶“恳求马（码）头”，余保纯也已经通知璞鼎查的副手、一个叫麻恭的人，说由于皇帝的仁慈，原来的通商制度现在可以恢复，璞鼎查不需要北上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因此，麻恭应马上启程，尽快追上并阻止璞鼎查北上。麻恭显然是对这一卓见表示同意，频频点头，但又遗憾地说，自璞鼎查出发后，连日南风，提高了船速，没准儿他已经到了目的地。（麻恭还告诉余保纯说），义律对被免职一事耿耿于怀，出于报复，他对璞鼎查隐瞒了皇帝已经允准在广州恢复通商的事实，因而愚弄了璞鼎查，使之沿海北驶去制造新的麻烦。(2)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有可能是，与往常一样，道光皇帝最信任的大臣一直在有计划地误导他。8月27日（奕山的奏折送达道光的9天前），东部沿海另一个岛屿——厦门全岛，被英军在新全权代表亨利·璞鼎查爵士的率领下攻占，而道光要到9月13日才会知道此事。到9月5日（道光读到奕山奏折的那天），英国军队正要离开厦门去占领舟山以及位于大陆的另外两个口岸。

这可能就是真正发生的事。8月10日，璞鼎查已经到了澳门。8月12日，他对刚占领的殖民地香港宣布：“（清朝）最轻微的违约行为都将会导致英国立即进入与之敌对的状态……从很易理解的中国地方官员们的背信弃义和不守信用来看，这种事……非常有可能。”(3)第二天，他派他的秘书麻恭赴广州给当地中国当局送信，信中明确概述了他来中国的目的，即他被英国政府授予全权，就帕麦斯顿给中国皇帝的第一封信中明确提出的条件进行谈判，在这些要求得到满足之前，英国舰队会继续北进，扩大战争。最糟糕的是，璞鼎查要广州当局将所有这一切报告给在北京的皇帝。(4)

对此，奕山肯定是惊慌不已，因为璞鼎查的这封信会彻底粉碎他之前编造的谎言。8月18日，他曾派部下余保纯赴澳门与璞鼎查紧急磋商，但是，璞鼎查故意效仿清朝早先激怒了英国使节的那种傲慢自大，断然拒绝会见任何没有（像他那样）被授予代表国家统治者进行谈判的权力的中国官员。对此，英国的侨民和官员们像小孩子那样兴高采烈，认为这太棒了，“复仇神”号的舰长扬扬得意地慨叹：“啊，看巨人如何倒下吧！”说到璞鼎查，这位舰长庆幸英国终于有了一个“熟悉东方人特点”并据以行事的人。(5)8月21日，即奕山提出由余保纯面见璞鼎查的要求7天后，英国舰队驶赴福建沿海富庶的港岛厦门。奕山再次熟练地向皇帝撒谎：讲璞鼎查是什么人，讲英国人的“恭顺”，讲英国军队出发北驶的原因。因而，道光也再一次由于他的钦差大臣的竭力欺蒙，对于英国人是什么人，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没有增加一丁点儿了解。

如果指责义律的人挑剔说他在东方的那些年使他“东方化”了，他与生俱来的情感淡漠了，那么，接替他处理中国事务的继任者则可以说正与他相反。就个人背景来说，义律和璞鼎查二人并无很大的不同。与义律一样，璞鼎查也是慢慢地无可挑剔地通过建立信任开始其职业生涯的。璞鼎查家族是一个古老的盎格鲁—爱尔兰家族，自称是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的祖父的直系后裔。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家族安稳地生活在巴利马卡利特（Ballymacarrett）的一座宅子里，并把这座宅子夸张地叫做璞鼎查山庄（Mountpottinger）。但是到亨利·璞鼎查1789年出生时，这个家族的好运气看起来有点儿动摇：1782年，巴利马卡利特的大部分家产不得不出售；1811年，亨利·璞鼎查——连同他的4个兄弟——离开家庭去印度寻求功名富贵的8年后，璞鼎查山庄也不得不让与他人。

到印度后，璞鼎查证明他常常是不光彩的英国利益和野心的忠实仆人。璞鼎查全身心投入到爱国的大博弈（指19世纪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较量。——译者）的早期活动中，被派往印度通向阿富汗的俾路支（Baluchistan）和信德（Sind，两地均在今巴基斯坦境内。——译者）地区，这个地区是英国、法国和俄国三国帝国利益的缓冲地带，璞鼎查在那里寻找、调查可供政治上利用的机会。在那里他大有作为，提交的报告中充满了统计数据、地理信息和关于“东方人特点”的满含鄙视的概括介绍。他发现，信德地区的各个部落“贪婪、狡诈、冷酷、忘恩负义、毫不诚实”，当地的妇女“通常是丑陋不堪的”。至于波斯人，他注意到，则“同样不知何为信义、慷慨和感恩”。他有强烈的之后会在中国展示出来的民族尊严意识，因之他拒绝对当地统治者的使节表示尊敬。(6)到1830年代末，英国酝酿发动第一次对阿富汗的战争，一个加强英国地位的机会自行出现了。1839年年初，印度总督委派璞鼎查把信德地区各部落的酋长变成向英印政府纳税的臣民，以便对英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冒险行动提供帮助，这是璞鼎查在印度工作期间最辉煌的业绩。到2月1日，一支孟加拉军队帮助英国人实现了这一目标。璞鼎查对他拟定的条款唯一感到不满意的地方，是它还不够诚实，因为最后的条约自相矛盾地宣称给予信德地区“在英国保护下的独立”。他争辩说：“立即用武力占领它，比名义上把它留给埃米尔要好得多，那样我们就可以随意处置它了。一种做法是明确的、庄重的，不容误解；另一种做法我认为与我们的实力不相称，它如果不是导致与所有友邦关系破裂，就一定会导致经常性的嫉妒和争吵。”(7)罚没、偷窃他们的国家主权，在他看来是会有不同意见的，但是，如果我们态度上对此不明确、不公开，当地人就会不高兴。璞鼎查到中国时，按照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新近概括的那样，他已经是“一个多年在东方国家从事殖民侵略活动的老手”。(8)

尽管奕山大胆地试图把所有令人尴尬的消息都捂住，但是当负责福建防务的颜伯焘（颜伯焘时任闽浙总督。——译者）发现英国军队正沿东海岸北驶时，他并没有惊慌失措。几个月来，同参与对英战争的大多数清朝官员一样，颜伯焘一直没怎么理会道光皇帝给他的谕令，特别是那些让他撤除厦门防务的谕令。

在与英国的冲突爆发之前，厦门岛的防务是无足轻重的。岛的南边儿有“大炮台”，由一支总数25人的正规军守卫，另外30名正规军守卫着西北面的“高崎炮台”，而“黄厝炮台”——从那里一个士兵就可以监视岛的东南部——据说是留给厌世者的。但在战争初期，征调了将近3000名兵和勇。1841年年初颜伯焘来到厦门岛后，又在岛的南岸修筑了一道1英里长的花岗岩墙，安设了100尊大炮。在岛的东、西两面加筑了新的炮台，部署了士兵和大炮。到这些防御措施完成（花费了150万两银）时，厦门岛周遭的悬崖峭壁上已经云集了1.5万名全副武装的兵勇和400多门新增的大炮。颜伯焘对皇帝吹嘘说：“若该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击，使其片帆不留，一人不活，以申天讨而快人心。”(9)

8月26日下午1时30分左右，英国炮击开始。两三个小时后，“复仇神”号开到岸边，步兵蜂拥而下，搭人梯爬上颜伯焘修筑的著名的石壁。这些进攻者一爬上墙（当然，首先做的是升起旗帜），大多数守兵（有些人身穿有黑色斑点和条文的黄色制服，头戴虎头头盔，穿戴得像是老虎）只打了几枪就跑了。一座修筑在悬崖上的炮台被一个冲上山的军官孤身一人就占领了，他冲进这座炮台大敞着的大门，缴了里面四五十个士兵的械，这些守兵“枪放在身边，正在懒洋洋地或坐或躺着吞云吐雾（应该是在吸食鸦片）”，(10)他们都没顾得上看一看他是没有援军的，就冲出对面的大门，跑到山后面去了。

当天晚上，英军在岸边崖壁上露营。次日，他们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岛上已经弃守的城区（这是中国最富裕的口岸之一），除了要抵御已经无人看管的米酒缸的诱惑，和对正在打劫的中国人发出啧啧声外，他们几乎什么都不用做，这些中国打劫者已经大肆劫掠了一番（这个城市的金条已经被巧妙地放入空心圆木里偷运出去了）。“复仇神”号的舰长慨叹道，对这座岛铺天盖地的炮轰和占领，会导致法律的大瘫痪和秩序的大破坏。霍尔舰长指出，当地人所能找到的“不受他们自己同胞暴力劫掠”的唯一保护，“就是我们军队的出现”。(11)

换句话说，这场战斗与鸦片战争中的其他任何一场战斗没什么两样。8月26日，颜伯焘在城里眼睁睁地看着清军战败，他所做的是一个人在那种情形下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放声大哭，赶紧逃跑。

但对璞鼎查来说，攻占厦门却不过是个临时行动——它根本就不包括在帕麦斯顿的指令中，重新占领舟山岛才是他的目标。

然而，这一次，道光皇帝相信他有了能控制住局势的人，这就是裕谦，这是个性子刚烈的蒙古人。1841年2月，道光任命裕谦为抗英的第三个钦差大臣。裕谦与早先负责此事的倒霉的林则徐有很多共同之处，的确，他二人是铁杆朋友。二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都有严格、公正地执行帝国的法律的好名声，因此得以屡任要职：1840年，裕谦被任为两江总督，管辖富庶的东部沿海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如果说林则徐出身低微而获致高位，是清帝国任人唯贤原则的典型代表，那么，裕谦则是草原贵族阶层的一员，他出生于成吉思汗同一个部落孛儿只斤氏（又译“博尔济吉特氏”、“博罗忒氏”等，蒙古皇族姓氏。——译者）（因而认为最初是苍狼和扁角鹿杂交的后代）。裕谦体现了雄才大略的康熙、雍正、乾隆诸位清朝皇帝所希望的四海一家的理想：他是个血统纯正的草原游牧武士的后代，但又精通儒家文化。但是清朝在培养文武兼资的儒将的雄图宏愿上有个缺陷，即它认定，正因为裕谦拥有优越的军事家世（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跟随蒙古镶黄旗在征服新疆的战争中英勇作战，他的曾祖父战败自杀），这种武功会自然地遗传给他，即使他自己一直致力于掌握中国精致的文学传统。抗英战争的事实，证明他先人的军事技能是很难被他充分掌握和利用的。

与林则徐一样，裕谦也是充满自信的。在接到钦差大臣任命后的几个星期内，他就弹劾了两位主张对英妥协的同僚（一位是琦善，另一位是和善、年迈的皇室宗亲伊里布）。此二人都在北京受到审判：琦善论斩，伊里布判流放。裕谦痛恨纠缠不休的英国人，痛恨任何敢于主张不“全歼”英国人的人。当然，这些正是道光想听的，他想要的就是确然无疑的肯定——裕谦给予他的就正是这种特别可靠的表示，因为裕谦没有把到那时为止所有的败仗和外交失败归咎于那些需要好几年才能补救的宏观的、长期的因素，而是归咎于某种远为简单的因素：缺乏勇气。像琦善这样的汉奸的问题在于他“张皇其事”，“堕入逆贼圈套”：他“款”的结果，是逆贼像贵宾一样受到酒肉和礼物款待，使得其肆其要求。裕谦宣称：“近日边疆大吏，尽皆平庸畏葸之辈……夷不过奸商……何必如琦善屡奏，惟务夸张外夷，以挟制中国。”(12)

因此，裕谦给清代中国开的药方，就是主事者要坚定沉着，继续努力，剿灭英夷。他不能忘记上年舟山陷落时那个准确的统计，即只有25名清军士兵战死，其余的还没受一点儿伤就逃跑了。他锐气十足地（考虑到他还从没有见识过英国的陆海军）写道：“西洋诸国惟利是视，但只贸易，无他技能……并无礼乐刑政，亦不争城略地。”他承认，令人难堪的是，他们确实有艨艟巨舰，要想在海上战胜他们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很自信地得出结论，清军必须在陆上与他们作战，因为敌人“夷刀不能远刺，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13)1842年2月受命主持东部沿海地区的防务后，他就找机会来检验他的这一策略。

裕谦在江苏6个月时间的备战更加强化了他的假设。在他到达浙江3天前的2月27日，英军已经遵照义律的命令主动撤离了定海，这是在履行1月份与琦善商定的条约的规定。裕谦欣喜地认定这是因为英国人怕他，接下来，他处死了被指控上年为英国占领军工作（做买办或告密）的4个当地人，把他们的首级在岛上巡回展示，以儆效尤。又挖出死于热病或痢疾的几百名英国人的尸体，将其剁碎扔进海里。1841年3月，他抓住了一个误在舟山登陆的英国船长，这个船长是来给已经撤离舟山的英军送给养的。这个名叫史蒂德（Stead）的船长被捆绑起来公开凌迟处死，并将其枭首示众。几个月后，又抓住了一艘鸦片船上的一个英国船长和一个印度船员。这个船长被活剥了胳臂和后背上的皮筋（裕谦把剥下来的皮制成了马缰），然后被凌迟处死。对那个印度船员要仁慈得多，他是先被砍头后被剥皮（当然也被示众）。(14)道光斗志昂扬，全批准了裕谦的这些决定，在裕谦详细叙述处死史蒂德的奏折上批道：“所办是。”在裕谦报告将英俘剥皮抽筋制作马缰的奏折上批道：“甚有定见。”(15)

裕谦为防备英国军队攻击所做的准备工作没有什么新花样：他沿着舟山岛一无遮蔽的南海岸修筑了一道3英里长的厚泥墙，墙宽60英尺，高13英尺。这项艰巨的工程完成后，他部署了5600名兵勇驻守，之后便沉醉于给他这些防御工事起一些寄托希望的名字这一传统的消遣中去了。这道长墙上的两个城门被命名为“长治”和“久安”，位于长墙中部一个小山山顶上的一座炮台被命名为“威远炮台”。

这时的裕谦更为扬扬得意，向道光夸口说：“从此扼险控制，屹若金汤，形胜已握，人心愈固……该逆倘敢驶近口岸，或冒险登陆，不难大加剿洗，使贼片帆不返。”(16)由于他仍然相信英军不能陆地作战，因而把舟山岛上的大部分清军集中在南海岸，他认定英军绝不可能越过他的防线。舟山岛上靠里的大片山岭地带只零散设置了一些兵营和瞭望台。他没有真正认识到英国军舰和大炮的威力，毫无根据地再次向皇帝保证说：“我炮皆能及彼，彼炮不能及我。”(17)与他相反，博学的中国历史学家则对他的军事才能提出质疑，魏源鄙夷地说：“裕谦任事刚锐，而不娴武备。”(18)“复仇神”号的传记作者没有对裕谦的长墙工程进行维多利亚式的无情嘲讽，只说发现这工程“建造不科学”。(19)

在裕谦给道光的奏折中，1841年10月的舟山抗英之战是一场为期6天的史诗般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人数超过5000名的中国军队，尽管英勇作战，重创并击退了英国军舰，“杀夷无算”，终因我寡敌众而战败，英国人数有1万、2万或者甚至3万。(20)但在英国方面的记载中，整场战斗是相当轻松的，很是顺理成章：经过5天的侦查（其间有一些零星的小规模战斗和交火）后，由7艘军舰和4艘轮船组成的英国舰队于10月1日开始用惯用的方式猛烈轰击中国海岸。在除了海浪之外没有遇到任何阻击的情况下，“复仇神”号把步兵运上了岸，在轮船炮火的掩护下，这些步兵攀爬上长墙后面的山丘，经过一阵还算激烈的肉搏战，占领了长墙上的炮台。清除了海岸一线的抵抗后，英军爬上俯瞰定海城的小山山顶，欣赏了一番风景，然后架起大炮，开始向城里轰击。城里的中国人蜂拥跑出北城门，跑向岛的深处。到下午2时，随着“英国人的三声欢呼……英国的旗帜终于骄傲地飘扬在这座被攻占的城市的城头”。(21)据报，英军战死2人，伤27人或28人，他们估计5000多名清军中“很多人”战死了。一个英军上尉满意地注意到：“（定海）居民很快认出了他们的老朋友，看到他们回来，显得非常高兴。不到三天，一个很好的市场就建起来了，一切都像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那样平静地生活着。”(22)

裕谦忙得暂时还顾不上郁闷地思索这场惨败，因为璞鼎查已经向着他的下一个目标行动了，这就是在冬季过去之前攻占镇海，而镇海是裕谦的节署所在地，是守卫1841年英军要攻占的最后目标、大港口城市宁波的桥头堡。裕谦没有像部署定海的防务那样花大力气部署镇海的防务，这是因为他认为镇海的天然地理位置使它坚不可摧。在大峡江（今称“甬江”）的两岸各建有一座炮台，江口有绵延一英里的淤泥浅滩——裕谦这一年年初来到这里的时候，自以为这正可以陷住英国吃水很深的炮舰，如果来犯者不得不使用小船发动进攻或登陆，则很容易被炮台的大炮逐个瞄准击中。然而，为了保护自己，6月份他又绕着崖壁增筑了几座炮台，以保卫入河口。他上奏道光说：“不必到处张皇。”(23)

裕谦主要关心的是他部下的勇气，他认为，如果他能保证部下斗志昂扬，一切都好办。随着大战的临近，他认为他的4000多名守备部队只有四分之一可以信任。因此，听到英军集结起来进攻镇海的消息后，他召集他的军官举行战前誓师仪式，献祭奠酒，誓于众前：“逆虏背天寒盟，得气于广、闽为不备，罹兹荼毒。今日之事，有死靡贰。受命专讨，义在必克。文武将佐，敢有受夷一纸书去镇海一带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24)不幸的是，裕谦充满激情的演说却没能激起他手下一个关键人物的斗志，这个人就是提督余步云，他也是一个与杨芳一起参加过征服张格尔的老将。裕谦领着众人宣誓时，余步云拒绝跪下接受神圣庄严战斗到底的誓言，他告诉裕谦，经过考虑，他不赞成对英军作战，理由是他有罪责减轻情节的个人因素：他的妻子身体不好，他没有儿子，他的脚有伤。他坚持认为，对英国人应取“羁縻”之策，换句话说，应与英国人谈判并作出让步。裕谦严词拒绝，对余步云高声喝道：“汝如退守宁波，欲救百姓，即自行具奏。倘镇海被占，我即殉节。”(25)

在清军努力保持队伍不混乱的同时，英军则在按照计划周密的战斗方案推进。10月10日拂晓，两艘战舰、一艘护卫舰、三艘单桅纵帆船驶到入河口南北岸岸边，开始轰击射程内的炮台。英军炮火的威力很大，英军船只可以安全地停泊于清军海岸炮火的射程之外，却仍能消灭掉隔城相望的清军炮台。到11时15分，炮火掩护下的登陆部队已经冲上岸，爬上俯瞰镇海城的山顶炮台，英国国旗飘扬在镇海城头。到这时，在英国枪炮和镇海城之间，除了26英尺高的一圈城墙之外，已经毫无阻挡。断断续续的枪声驱散了最后的守军，英军翻过了东城墙，中国老百姓和守兵们从西城门逃出。余步云（他受命守卫北岸的高地）下令他的部下不要开枪，他打出投降的白旗，逃下山岗，他的部下在他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当裕谦在城墙东头的指挥部看到余步云投降时，下令城里的部分大炮向这些逃跑的部下开炮（据说他们的反应就是绕着山的最远一侧跑，以避开炮弹）。

同时，郭富司令在南岸残酷无情地打败了一支5000多人的军队。郭富把他2000人的军队分为三部分：左、右两翼在凸起的高地的掩护下隐蔽地前进，只留下居中的第三部分可以被看见。一旦清军被引诱到这支人数已大大减少的部队的射程范围内，隐蔽的左、右两翼伏兵就发起猛烈的攻击。一个英军上尉描述说，“清军对突然出现的大量英军”陷入了彻底的茫然无措之中，片刻后，“他们傻傻乎乎地四处张望，一动不动”，之后踩踏着已死和将死的同伴的尸体和身体试图逃跑。很多人想沿江往高处跑，但是密集的步枪子弹射向他们，江水很快就被染红了。(26)有人估计，清军有1500人战死，英军则最多16人战死，数人受伤。平民百姓不可避免地也有死伤。上述英军上尉还注意到，有一个家庭的4个孩子被一梭子弹打倒，他们伤心欲绝的父亲抱着他们的尸体想投江而死。“不可避免的战争惨剧。”他简短地评论道。(27)到下午2时，战斗结束。

裕谦从城墙上走下来，向着西北方向遥远的北京叩头，试图自杀。然而，即使是自杀，他都没有做好，因为他选了一个石头砌的小池塘，很轻易地就被他的随从捞了出来，他苏醒过来后，逃出镇海西城门。在逃跑路上，他似乎是服了毒（可能是鸦片），于第二天去世。裕谦不论是生还是死，都是理想的超级儒将英雄，即他宁可自杀，也决不降敌。但是，他的自杀却使得清军的抵抗最终不可避免地溃败了，清军乱作一团。裕谦逃向宁波时，跟随他一起逃的是几百名护兵、士兵和其他为躲避镇海的大屠杀寻找借口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借口。镇海城外的路上还挤满了逃难的平民百姓。余步云回忆说：“全郡百姓惊惶逃避，拥挤道途，自相践踏，哭声遍野，而无聊匪徒又乘机纠伙劫夺。”(28)

10月13日，英军的4艘轮船和4艘战舰在巴加司令的指挥下沿江上溯15英里，到达浙江省的第二大城市宁波。他们于下午2时到达，发现这座城市完全没有防守。它的守军，包括余步云在内，早就逃跑了。一个星期后，余步云上奏皇帝的奏折中，充满了他如何勇敢地与敌人作战、作战中他的右腿如何被敌人的弹片击伤等夸张不实之词。一个中国历史学家尖刻地推测道：“余步云所受之伤，只能是逃跑中的慌张所致。”(29)英国军舰驶到宁波城墙下停泊，英军跳下军舰，到下午3时，英军未放一枪，第18联队（皇家爱尔兰联队）的军乐队就沿着城墙奏起了英国国歌“天佑女王”。

又一座城市失陷了，道光皇帝所能做的，就是找个人来承担责任。10月18日道光听到镇海失陷的消息时（与英国的冲突现在看来是个大麻烦，这证明在北京和战争前线之间设立快速驿递是必要的），他的第一个本能就是处罚裕谦，但裕谦自杀的消息几天后传到北京，道光转而决定给予他身后哀荣（赐予谥号，赐予其后代以世袭世职，待战争彻底结束后在镇海县建立专祠以纪念他）和高规格的祭葬。道光赞许他说：“临危致命，不忝前人（“前人”指裕谦祖父班第，道光帝谕旨中有“伊祖班第，于乾隆年间在伊犁殉节”之语。——译者）。”(30)于是，余步云代替他成为主要的替罪羊，最后在1843年中国新年之前的除夕被砍了头。

但仍有人坚持认为，如果清朝不是内部再一次出了降将，这场仗就会打赢。梁廷枏无情地讥讽了余步云，他写道：“（余步云）率先奔溃，将弁效尤。其他节次遇贼闻风即溃者，推原未尝不由于此。乃厚诬忠义以自掩其迹。”(31)魏源赞同梁廷枏的看法，说：“余步云先后两奏，尚以裕谦先走为词。及殉难事闻，朝廷赐谥、赐祠、赐袭，无可再诬，则又流言此次洋兵至浙，皆为报复裕谦夏间枭斩白夷哩之仇。”(32)尽管还有几千人死于这场战役，但是道光皇帝对英国人到底要向中国需求什么仍不清楚：他们进攻舟山和镇海是为了通商？是为了报复裕谦杀死其同胞？还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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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17页。

(2) 这一系列事件的详情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330—331页。

(3) FO17/54:23.

(4)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330页。

(5) 霍尔、柏纳德：《“复仇神”号军舰航行作战记》第2版，第270页。

(6) 乔治·波廷杰：《首任港督亨利·璞鼎查爵士传》，第15—23页。

(7) 同上，第59页。

(8) 萧致治：《鸦片战争史》（下），第448页。

(9)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341页。

(10)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2册，第244页。

(11) 霍尔、柏纳德：《“复仇神”号军舰航行作战记》第2版，第281页。

(12)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514—517页。

(13) 郭斌佳：《中英初次交战之研究及其文献》，第262页。（原文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736、701页。后一句译文与裕谦原文不吻合，比较吻合的原文出自林则徐：“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一仆不能复起”。见《林则徐奏稿》中册，第676、861页。——译者）

(14)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349页。

(15) 同上，第398页。

(16) 同上，第352页。

(17)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353页。

(18)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第48页。

(19) 霍尔、柏纳德：《“复仇神”号军舰航行作战记》第2版，第308页。

(20)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356页。

(21) 霍尔、柏纳德：《“复仇神”号军舰航行作战记》第2版，第314页。

(22)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2册，第263页。

(23)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363页。

(24)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6册，第302页。

(25)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368页。

(26)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2册，第277—279页。

(27) 同上，第280—281页。

(28)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373页。

(29) 同上，第374页。

(30) 同上，第367页。（原文见《清宣宗实录》卷357。——译者）

(31)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99页。

(32)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第51页。

第十二章　苏州的一个冬天

1841年10月18日，奕经接到通知说，道光皇帝任命了他一个新职务。此时此际，道光的这个侄子究竟在哪里，在担任什么工作，历史资料没有任何记载。也许他还在读书，练他漂亮的书法，或画他所精通的11世纪风格的写意水墨画，也或许作为步军统领，他一直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审核步军的花名册，又或许他曾任奉宸苑卿，任职勤勉，在考虑霜降前盆景是否需要再修剪一次。所有这些他都必须立即放弃，因为他现在是扬威将军，奉旨马上开赴浙江，去指挥向英国人占领的领土发动反击，收复舟山、镇海和宁波。

这是个可能会令大部分人（包括奕经本人）惊愕的决定，部分原因在于作出这一决定的速度。当天，道光只是收到了裕谦殉难的消息，对于皇帝来说，越过他通常的工作团队，不与相关大臣磋商，没有反复掂量考虑，就作出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的决定，这是不正常的。但是，说这个决定出人意料，主要是因为奕经看起来完全不是合适的人选。1841年时他只有50岁，相对于像关天培或杨芳那样老迈年高的人来说，他至少有年轻这个优势，但是也仅有此优势而已，而且确然无疑的是，他没有任何可以胜任指挥战争的历史记录。到此时为止，奕经完全是过着一种皇室亲贵们特有的封闭的、享受特权的生活：通过专门为宗室子弟设立的特殊的（简化的）考试很快、很容易地进入仕途，出任一系列低风险、高级别的官职，其中，奉宸苑卿可能是最舒适的职位之一（奉宸苑是清代掌管皇室苑囿园林的机构，属内务府。——译者）。

战争结束后，即使是道光皇帝本人也自揭其丑，承认让他这个侄子担任消灭外国人的任务绝对是糊涂之举。但他克制住，没有因为奕经造成1842年春的惨败而杀掉他，而且几乎是史无前例地责备自己，自责选了这么一个没有什么军事经验的人去指挥抗英的军事行动。

奕经开局很不错，在接受新任命后不到两个星期就离开了北京，仅仅18天后就到达了富庶的、风景如画的运河城市扬州。然而，在这一雷厉风行的开端之后，他在扬州东南200英里、与扬州同样好玩的苏州停住了，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月。在清代，苏州是个过冬（也是过春、夏、秋）的好地方：这里像座宁静的迷宫，遍布运河、公馆和精致的园林，到处是受过太多教育的寻欢逐乐的人，他们征歌逐酒，宴饮无度，建造假山花园，训练吟诗作词的技巧。1841年12月，一个为璞鼎查工作的密探，就他对英国的这个新对手做了很有助益的概括，而这正是英国人需要了解的东西，他说：“满大人奕经是皇侄、京城治安司令官……负责浙江军务的总司令和钦差大臣，他是个浪荡子，喜欢安逸的生活、礼物、贿赂和真正拍他马屁的人。他还没有确定他的人生追求目标。”(1)

奕经的行事风格和裕谦相比有令人困惑的变化。裕谦是强迫他的部下发重誓要抵抗到死，否则就要遭受神罚，奕经这个扬威将军（至少一开始时是“扬威”了）则甚至没拿定主意是不是要对英国人开战。他的一个幕僚回忆说：“初，将军出都时，或战或抚，游移两可，纡青（奕经的老友。——译者）极言历年招抚，毫无成效，且恐有损国威，将军之志乃决。”(2)

但是，如何战呢？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更为全面周详的决策过程。为达此目的，到苏州后，这位新任将军在大营门外放了一个木盒，建言献策者可将其建议投入木盒——一共有400名献策者，144名投营效力者，他们立刻就开始自称“小钦差”，招摇过市。（最后，战争看起来快要结束时，在他们的操纵下，建言献策的木箱不见了，他们害怕万一将他们的建议和实际行动作比较，会让他们很尴尬。）比起打仗来，奕经的随员们更乐意享受在苏州吃吃喝喝、逛逛窑子的生活，想在勒索当地成天款待他们的生活中度过这个冬天。一首流传的打油诗对弥漫于东南地区的军队道德状况提供了一个普遍的看法：“杭州娼妓最堪夸，明年养出小钦差，绍兴娼家亦有名，明年养出小兵丁，惟有宁波娼家哭不出，明年养出小鬼子。”(3)

奕经性情温和，为那些寡廉鲜耻之徒提供了绝好的谋取利益的机会。当他的一个部下指责他不负责任时，他坦率地承认他不知道怎样去打这场仗。(4)他处理公文的方式很奇特：他把往来公文交给印务处，印务处立即把这些文件放在一个阁楼里，用这种方式贮藏文件，文件很可能就丢失了。幸存下来的文件，是当作废纸被他一个老朋友拿走，战争结束时这个老朋友献出来那些文件。当把抗英战事中的官方报告收拢在一起时，发现现存的财务记录有严重的弥缝不实问题（审核报销的官员“深悉其中有不可上闻者”），于是将其全行弃置，报销账目胡乱凑成，知情者则因得到贿赂而保持沉默。(5)一个名叫鄂云的人，声名狼藉（一个同僚描述他是“诓骗欺朦，无弊不作”），他把容易受骗的奕经弄得晕头转向，预支了一笔款项。1842年，鄂云以招募、供养和奖赏地方乡勇为名，把至少1.2万两银子中饱私囊，而对这些乡勇，他没有进行任何训练，这些乡勇于4月1日逃散。(6)这种状况就提出了清代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问题，在这个共同体中，抵抗外国侵略的浴血奋战，对很多人来说成了不可错过的欺诈政府、驱使无知的未经训练的平民奔赴死地的机会。1841年11月，璞鼎查指出：“中国的整个决策体系表明，不管皇帝对他的臣民感情如何，王公大臣和所有政府军军官都对他们负责的事务漠不关心，得过且过，他们更关心的是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7)

奕经逗留在苏州不动，他最好的理由是：他正在等待从全国各地抽调的援军，援军人数超过1.2万人时，他就会向英军发动势不可挡的攻击。到2月的第2个星期，援军差不多都赶到了，可似乎并不能确定他们是否真值得等待，因为其中有很多是长途跋涉了几百英里才来到前线的，他们已经累坏了，同时，长途跋涉也造成了军纪的败坏，给沿途民众带来了负担——根据清朝惯例，沿途民众要负担过路军队的供给。一条记载说：“沿途掳丁壮，掠板扉，以四民抬一兵，卧而入城。”(8)

而且，这支临时组合起来的军队是从8个不同的省份调拨来的（河南400人，南阳600人，陕西1000人，甘肃1000人，宁夏800人，贵州800人，等等），当然会受到区域分割的严重影响，战争结束之际这种影响在广州十分严重，甚至高级军官都拒绝服从奕经这个指挥中心的命令。这些新来的军队被调来接替上年9、10月逃跑的浙江军队，对他们即将作战的这片地域及其气候都不熟悉，一个幕僚回忆说，他们“水土不服，病者遂多，归思顿兴”。(9)这么多军队聚集在一起，没有家庭、在当地没有利益关系约束他们，渐渐地使这个省有走向内战之势。“复仇神”号舰长注意到：“一般说来，任何几支人数可观的军队调拨集中于中国任何一个特定的省份或地点，不但远远不能加强当局的力量，反而更可能在当地人中引发骚乱……他们对正规军队没有多少信心……当局现在号召人们集合沿海各村镇的壮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桀骜不驯的爱国军队都给他们所在的地区带来灾难。”(10)在宁波的一个患失眠症的英军军官抱怨这个城市的治安人员夜里发出的梆子声，他们巡夜时敲打两块竹板，试图以此来吓唬住盗贼。(11)

2月中旬，一个给英国人充当间谍的中国人向英国人报告说：“由于欠饷和供应不当，这些军队处于哗变状态……官员们沉重的勒索驱使人们……要起来造反，一支由满洲军官率领的大部队已被派去镇压起义。”另一个间谍则披露说，这支军队十分庞大，但是它的主要组成力量是“几伙强盗，他们是残酷无情的恶棍，靠公开打劫为生”。(12)中国西部地区来的士兵在外出巡逻迷路后，被误当作欧洲人受到另一支清军的攻击，冲突中有3人被杀死。

不过，从理论上说，到2月初（离开北京仅仅大约3个月的时间），奕经麾下有他所期望的最好的军队。说实在的，他现在没有理由不开上战场了。他已经决定2月9日发动攻击，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战斗计划已经制订好，部队也已经到位。更重要的是，奕经已经美美地为胜利做好准备了。一个随军画师经过几个月的辛劳，画了一幅“指挥如意图”以预祝胜利。奕经满怀热情地动员他手下的众多饱学之士举行了一场比赛，以征集宣布胜利要用的最优美最激动人心的词句。他的一个幕僚感慨道：“洋洋巨篇，典丽矞皇，亦燕许大手笔也！”看来并不存在侥幸，剩下的事情就是“捷音之至，若可计日而待也”了。(13)

然而，2月9日过去。奕经举行了一次战前会议，在会上，其他军官敦促他定下发动攻击的时间，奕经搪塞他们说：“日期一定，即告知汝等。”(14)（几天后，另一个间谍告诉英国人说，这位扬威将军愿意通过贿赂的方式请他们离开宁波，以“获得把我们驱逐出这座城市的功劳”。(15)）显然有什么东西让奕经感到了烦恼，或许是神灵不支持他的这种做法吧，于是第二天（中国新年）他来到附近的一座关帝庙，祈祷武圣保佑他取得胜利，以确保神灵对一切都满意。他抽的签告诉他：

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平安？(16)

2月13日，最后一支援军开到，这是一支由四川土著人组成的700人的队伍，他们身穿传统的虎皮坎肩，头戴虎头虎爪帽，曳虎尾。大喜过望的奕经认定这正是神谕：他必须在中国传统兵法的吉日寅（虎）年寅月寅日寅时（1842年3月10日上午3时—5时）发起攻击。这种做法曾经在公元589年奏效过，那时中国已经遭受了几个世纪的外族入侵，那年发动的战争重新统一了中国，因而它在1842年也同样管用。至于由谁来带领发动这次攻击，完全不是个问题，只要他是虎年生的就行。

于是，3月6日，奕经终于开始挥军行动，同时，他给皇帝上了一份4000字的奏折，详细阐述了他充满信心取得胜利的总体规划：“奴才当命将出师，歼除逆夷，斩璞鼎查、郭富、巴加之首，献之皇上，遍传海内。奴才誓生食其肉寝其皮，以泄奴才之愤，彰国家之法，令夷人敬畏我天朝。”(17)（根据相反的情报，奕经在战争动员前不久，曾派间谍伪装成商人去见一个人，“打听在什么条件下我们可以议和”。(18)他还把一块虎头骨投进一个龙潭，想把龙激起来攻击英国人。）道光在奕经奏折后面批道：“必能成此大功。”(19)

与奕经等待援军到来和寒冬过去的同时，英国人开始在中国东部齐膝深的寒雪中尽力过一个健康的冬天，他们的一天开始得很早，先洗一个冷水澡使血液通畅（这是梁廷枏记载下来、令他感到困惑的英国人的一个习惯）。运动不足的军官们则建了一个赛马场，用中国马赛马，或者是去猎山鹑。一个参与了鸦片战争的见证人宾汉上尉（Lieutenant J．Elliot Bingham）在军务允许的时候，似乎很喜欢音乐剧。他在1841年冬军事行动的章节（关于鸦片战争的一部出版物，出版后很受欢迎，1843年出了第2版）的开头，引用了1825年伦敦舞台上上演的亨利·比舍普（Henry Bishop）《阿尔及尔的陷落》中一段激昂的合唱唱词作题词：“英国征服但挽救了它/统治但保佑了它。”(20)

正像宾汉自鸣得意地记述的那样，沦陷在英国统治下的当地民众很自然地“对他们的新统治者非常满意，各种苛捐杂税和抢劫被严厉禁止”。十分遗憾，宁波、舟山和镇海那些心地善良、热爱和平和富足生活的百姓们被他们德行不好的同胞彻底寒了心，宾汉注意到：“官员们弃职逃跑，这一带的所有政府机关都被推翻了，出现了很多由中国下层社会组成的大股的强盗，四处劫掠。”(21)然而，1841、1842年之间这个冬天，对于英国人在中国东部占领的地区来说，令人奇怪的事情是，不知有多少当地百姓安居原地，他们不仅向英国人提供货物或服务，还提供十分重要的清军抗英部署的军事情报。

宁波城失陷不久，那个作出很大贡献的传教士郭士立就被任命担任占领军所建政权的知府，独力负责当地上诉人的即决裁判，这些当地上诉人都知道他的中国名字叫郭士立，更熟悉的称呼则是“郭爷”。对于他的法律才能，有首纪念他的打油诗写道：

衙无胥，案无牍，自来官府断案不如郭爷速。

台下边，呼奇冤，不知何来男子到家横索钱。

郭爷闻之更不言，携杖下台走蹁跹。

俄顷牵来缚堂前，袒其背，五十鞭。(22)

郭士立不维持治安的时候，便广为布设中国间谍网，有“Li”、“Mangtachwan”、“Blundell”、“Norris”等各种不同的名目。早在1832年他就开始建立这个谍报网，那时他受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们雇佣，沿中国海北上第一次非法做翻译工作。英国外交部关于这次战役的档案里有大量这些间谍提供的极有价值的情报：有对清朝官员个性特征的直白描述（“缺乏才干，年龄太老，不能胜任其职”，“十足的胆小鬼”），有军事预算，有军粮运送路线，有各个军事据点的人数，有清军士气，有清军军阶划分，等等。(23)一份情报说：“奕经的士兵是靠不住的，一交仗他们就会逃跑，目前指挥军队的官员们也不对他们的军队抱多大希望。当驻在满城的杭州将军被要求抽出他的军队去防御杭州城时，他在自己的营帐周围安排了一百多护兵，说：‘我要用这些护兵来保护我不受朋友和敌人的伤害，如果你（钦差大臣）非要离开这个地方，我就下令他们把枪口指向杭州城。’”(24)其他间谍走得更远，甚至提供策略建议和军事帮助，以对抗欺压百姓的当地官府。郭士立的一个第五纵队成员写道：“我的理想是在你们向绍兴和杭州进军的时候，由我来率领一支中国辅助部队。有很多勇士想加入你们的军队……钦差大臣裕谦欺骗了我们。你们对这个恶人的胜利，反映了上天对我们的庇护……现在是属于你们的，你们得着了这样好的运气，显然你们将能够（按照你们的条件）结束这场战争。”(25)通过他的谍报人员，郭士立甚至知道了清军反击之前潜入宁波和镇海的中国间谍是怎样伪装自己的（用白色羽毛）。(26)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竟背叛大清帝国去投靠一个波美拉尼亚传道士？有些是铤而走险的叛贼，他们这样做纯粹是为了金钱：他们根据需要编造故事，他们乐于做双面间谍，以使利益最大化。另有一些人则很令人可敬。郭士立第一批合作者中有个人是科场失意的书生，他发誓说，只要郭士立资助他去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盘费，他就愿意为郭士立“效犬马之劳”。(27)另外还有个人是医生，他坐在茶馆里留心收集零零星星的消息，每一条得到一两元的报酬，其中有一条精选出来的消息证明正是奕经发动反攻的日期。还有一人显然是出身名门（是浙江提督的好朋友），在间谍身份曝光后逃脱了惩罚。(28)

显然被突然发生的间谍泛滥现象所困扰，清政府还是试图努力争取当地民众。到1841年冬，问题变得非常严重，仅仅靠金钱奖励已经不起作用。一道谕旨宣布，无论何人，凡擒斩英夷立功者，“定膺非常之懋赏……出卖我军布置之汉奸定当拿获，斩首示众……勿受（英夷）诡计之煽惑，以诈制诈……明春大军云集，兵精械利，必将一鼓作气，将逆夷悉行歼除。其各还家，严守机密”。(29)（郭士立自然得到了这道密谕，并将其翻译珍藏。）2月5日，郭士立记载说：“得到可靠情报，清朝方面选拔出了一群强盗，他们已经离开杭州赴宁波，任务是刺杀璞鼎查、巴加和郭富，事成后他们将被提拔为军官，可获得奖励银1万两，可在全国挑选最漂亮的美女。”(30)

可是，英国人仍然感觉时时处在当地人的威胁之下，这些当地人可能会绑架、伤害和刺杀溜达到军营安全距离以外的外国人，尽管这种概率非常非常小。在宁波的驻军中，那个冬天大约有42人被劫走，其中有几个人被杀害了，其他人被当作人质，一直关押到翌年夏天议和时。一个被绑架的列兵被发现装在一个袋子里：“一个缠着毛发的大个核桃被强行塞进了他的嘴里，为了能把这个核桃塞进他嘴里，他的嘴角被割开。他已经死了。”(31)一名英军上尉评论说，这件事“文明国家的人们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32)随着占领的继续，英军和当地人之间的关系恶化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英军士兵独自一人穿过被占领的宁波狭窄的街道都不安全了。

英国占领军似乎把当地中国人主要看作是原材料（劳役、食物、服装）的供应者，他们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他们能否快捷、廉价、有效地提供这些东西，考虑到这一因素，那么，中国人的上述行为就毫不奇怪了。一个英军上尉就事论事回忆说，如果用现钱买这些东西他们不主动送过来，“我们就只好抓几个德高望重的当地人来做人质……直到他们送来一些鲜牛肉”。(33)

有些与英国人合作的中国人完全出于实用主义，英国人是侵略者，中国人是被侮辱者，这会招致憎恨和敌意，双方之间不会有什么好感。一个英国陆军校级军官对他在宁波逛街的记述，很好地反映了对中国人的蔑视是如何螺旋式增长的：“在城郊的一个商铺里，跟着我们的一群人向我们投掷橘皮，打中了我的帽子……另有一天我又受到了侮辱……我用佩剑的剑脊使劲儿拍了他们几下，为自己报了仇。”不过他很遗憾，他的对手穿着绵软的冬衣，他说：“我就像拍打一个枕头。从那以后，我总是随身带着一根很好的棍子，再有中国人践踏我的尊严，我就敲破他的脑袋。中国人是最傲慢无礼的民族。”(34)他后来谨慎地说，如果中国人“看起来很严肃，我们就说‘看这个板着脸的恶棍。’但是如果他们面带笑容，我们就喊‘噢，一群伪君子。’……此外，如果军官不在身边……一些士兵会按照他们自己的价格强买东西，打（中国人），虐待（中国人）。他们不是真的喜欢我们，这奇怪吗？”(35)

尽管英国在1841年秋取得了军事行动的胜利，璞鼎查却没有为结束战争取得任何外交上的进展。英国没有足够的兵力继续进行军事行动，他们要与一个全权大臣谈判的要求也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正式回应，他们只能盘踞在占领的几座城市里，3000人的军队分散驻扎在几个据点。1841、1842年之间的冬天，璞鼎查向清军指挥官致送了两封公文，由于清朝方面找不到合格的翻译人员居间调解，这两封信都泥牛入海杳无消息。扬威将军的广州翻译实际上只能听懂英语口语，却读不懂英语文字。(36)

奕经3月初的计划是同时攻击英军在浙江占领的全部3处地方，即宁波、镇海和舟山，大约3.6万人投向宁波西城门和南城门，1.5万人沿江下行6英里挺进镇海，另外1万人则跨海赶赴舟山。（据称奕经雇用了约9万名乡勇来辅助1.2万人的正规军。）真正可以投入战斗的人数却与此大相径庭，很多在册的士兵就没有准备参加攻击行动。派到浙江的1.2万人中，有四分之一一到浙江就立即被改派驻守军事据点，执行防御任务：例如，奕经认为从附近江西调拨来的2000名士兵有半数不适合打仗，把他们改派去守粮仓。安排执行攻击任务的部队时，奕经只派出了总数8000人左右的部队去攻击宁波和镇海。(37)

不论历史上寅月寅日多么吉利，寅月寅日在中国东南沿海开战却是个可怕的日子。3月初，正是冬天齐膝深的冰雪融化为雪泥的时候。祸不单行的是，1842年3月10日前又下了几天的连阴雨。奕经的一个幕僚回忆说，人员、车辆、大炮向指定位置进发时，“道路泥泞，（役夫）中途已逃亡过半矣”。(38)队伍行进在阒无人烟的乡野，与官兵关系疏远的当地百姓已经带着他们的所有细软衣食逃跑了，供应不足的清军得不到食物的供给。在寒冷、潮湿和饥饿中，他们等待着发动攻击的号令。

令人惊讶的是，奕经惯有的优柔寡断几乎让他占了大便宜。到3月9日，英国人已经得到了太多的反攻即将开始的情报，他们不相信任何一个这类情报了。因此，对宁波进行一次突然袭击还是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宁波城3英里长的城墙太长了，不可能做到频繁的哨兵巡逻，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但是在1842年3月10日早晨天亮前的那段黑暗时间里，清军犯了太多的错误，使得英军得以进入有所准备的状态。

午夜12时30分，在沿江打了几炮，并且不成功地向停泊在城外江面的军舰发射火筏后，英军阵地开始准备战斗。凌晨4时，一个中国人手举一个燃着的火把，独自一人走向西城门，英军巡逻兵用不太标准的当地方言告诉他走开，但他继续往城门走，巡逻兵开了一枪，打死了这个中国人，但是此时南城门和西城门受到内外夹攻。南边的攻击者很快冲向城中心的市场，被英军打了回来。西城门的战斗持续时间较长，一支大约140人的英军与攻击宁波的可能至少有3000名清军的大部队相对峙，双方进行了几个小时的白刃战，孤注一掷的英军士兵砍下城墙上的石块儿砸向清军。不过，黎明到来时，英军安置在距离清军20码远的一架榴弹炮救了英军。清军拥挤在一条又窄又直的大街上，人数众多，不断为英军提供新的射击目标。一个久经沙场的英军军官注意到这一可怕的景象，说射击效果“好极了”，“后面的敌人不知道他们前面同伴们遭遇的悲惨命运，继续推动着众人往前冲，于是把一批又一批清军士兵推到已死和将死的士兵的人堆上”。到榴弹炮停止射击的时候——仅仅打了3轮——眼前“痛苦翻滚、高声惨叫的这场大屠杀死伤者”堆在一起，足足有15码长。(39)

在这堆死伤者前面的是来自四川的土著人组成的部队。尽管他们是在距英军100步外被射杀的，可他们进行攻击时携带的武器只有长刀。奕经曾经下令尽可能少使用火枪和大炮，以减少平民百姓的伤亡，但是这些不会讲汉语官话的四川土著人却错误地把这道命令理解为根本不允许携带火枪。当英国人翻检他们的尸体想洗劫一些东西时，他们在每具尸体上都发现了一个装有6元钱的小钱包，这是奕经赏给他们的，是对他们2月13日头戴虎头帽前来而圆了奕经的卦辞的奖赏。一个爱尔兰列兵对着一个头被打爆了的尸体诅咒道：“活该你运气坏！这里只有5个像你这样的，你就是其中的一个。”(40)清军损失五六百人，没有英军阵亡的报道。

清政府认定又是汉奸的背叛行为导致了他们的失败。梁廷枏记载说，英国人“使汉奸诓清军入城，英夷自他门出”。(41)这可能有部分是真的。奕经过于信任一个叫陆心兰的人，这个人首鼠两端，他原来是运河河务部门的一个官员，宁波本地人，曾以（据有人估计）半块银元的报酬投靠英国人。然而，1841、1842年之间的冬天，他秘密致函奕经，保证有5000两银子就可以把宁波人组成敢死伏击队，他让奕经相信，收复宁波城“易如反掌”。一个愤愤不已的旁观者评论说：“密函中禀报之事，半属子虚，而将军据之入奏。”(42)陆心兰所说的敢死队员在3月10日乱纷纷的最初几个小时里一个也没有露面。（公平地说，就像他骗奕经那样，他也冷酷无情地骗了英国人。就在清军对宁波发动攻击之前，他也说服郭士立给了他6万串铜钱，在附近村庄换成了银子，从此他再也没有露过面。）(43)那天一早同一时间对镇海的攻击也被击退了，攻击发动之前，一个小男孩悄悄塞给了镇海英军翻译一个纸条，警告英守军准备迎接清军的攻击。(44)

军队素质低下和已经提出的汉奸卖国行为一样被当作失败的理由。从中国边远的南方调拨来进攻镇海的援军在黑暗中迷了路，在攻击失败后的当天中午时分才到达离城7英里多路的地方。（理由是当时风雨交加。(45)）一个奉命为奕经送绝密情报的信使也迷了路，这件情报是关于在宁波城内组织中国人进行抵抗的。他向一个邮差问路，邮差给他错指了向北的路。宁波的战斗结束好长时间之后，他才终于找到了地方。

一旦事情出了错，领导层除了惊慌失措之外，似乎从未有所作为。当成千的清军在宁波和镇海从英国人的枪炮口下逃命时，奕经的前营总理正躺在床上吸食鸦片，紧张得要死，只得让人用轿子抬着他逃跑。大约在3月13日，又有传言说清军要对宁波发动第二轮攻击。届时，英军严阵以待，而清军指挥官（又是余步云）再三考虑后，率领他的部下向西全面撤退了。据估计，在任何情况下，奕经都把精锐部队的60％留作自己的卫队，他很快也跟着逃了，一直逃到了杭州，大概在杭州稍停了一下，只是为了起出他来浙江主持军务期间作为礼物收受的四盆罕见品种兰花的名字，他曾经发誓要一直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个人行李带着。［后来他向道光皇帝解释他的逃跑是“亲赴该处（杭州）查看布置（防务）”。(46)］到4月6日，郭士立的间谍向他报告说，“人们已经把奕经的头衔‘扬威将军’改成了‘跑路将军’”，3000名令人厌恶的清兵提出来要投靠英军。他们向入侵者建议说：“接着进攻，不要拖延，我们熟悉所有的道路，会给你们提供有效的服务。我们不喜欢满洲人，投靠你们是衷心愿意为你们效力，不是为了钱财。”(47)

但奕经至少还是为收复镇海和宁波做了某种努力，对舟山却连努力都没有做。他选派去跨海收复舟山岛的军队来自内陆的西北地区，由于严重晕船，这支军队跨海作战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在最后时刻，奕经调派了来自稍北沿海地区比较适应航海的渔民组成的队伍，但却证明他们对舟山的岩礁海岸不熟悉，心存畏惧。按计划早晨4时应发起攻击，但潮水使兵船难以靠岸，到潮水变化使兵船可以靠岸时，宁波和镇海一败涂地的消息已经传来，渔民组成的这支队伍一下子“灰心丧气”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他们“无目的地沿海岸漂来晃去，再也不能鼓起勇气发动攻击了”。(48)

从宁波大屠杀中逃生的清军大概有8000人（其中很多人身穿豪华的护军黑色和紫色丝绒制服），他们在宁波以北18英里环绕着慈溪小城的小山上作了最后一次抵抗，这里遍布营帐，旌旗招展。尽管清军占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但英军大约有1200人，和往常一样有野战炮队的支持，蜂拥而至，越过稻田，从四面爬上清军驻守的山坡，清军被英军四面围住“枪刺刀砍”，小山和附近的农田很快“就堆满了死尸”。(49)据说有500名清军拒绝投降，这些清军中的精华战死在战场上。包括那些在撤退时被击毙的（大多数逃兵被步枪击毙，或被在附近小河湾中等待时机的“复仇神”号所击毙）在内，清军阵亡总数可能多达约1000人。英军阵亡3人，伤约20人。或许清军伤兵的80％在极度痛苦中死了，尽管有个援军的指挥官有“金疮药”，但是在战场上没有酒来调药以便敷用，一个亲历者回忆说：“坐视其死，至今思之，心犹耿耿。”(50)（英军亲历者则声称，很多伤兵后来之所以会死，是因为他们为了减轻痛苦而吸食了太多的鸦片。(51)）到这场杀戮的最后，英军普通士兵已经杀人杀上瘾了。在慈溪附近的一块稻田里，两个水兵和一个步兵站成一个等边三角形，每一边约有50码长，逐个射杀那些已经丧失了战斗力的、几乎没有武装或完全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另有一人告诉一个看到这个场景且感到惊骇的人说：“先生，如果我们现在不杀了他们，他们还会和我们打仗，我们就永远不能结束这场战争了。”(52)

奕经逃跑的时候，一定有充分的时间考虑决定他怎样向皇帝来解释他花了这么多钱（到这时，已经花了国家大约3000万两银）、用了成千上万的兵都干了些什么。夸大和编造战功看来是最好的办法。他得意扬扬地向皇帝报告说，英军被杀四五百人，包括其头目巴麦尊（Palmerston）。但是英军数量众多，达1.7万人（远远超过2000—3000人的实际人数），汉奸又烧毁了清军的兵营（实际上是被逃跑的军官们毁弃的）。(53)其中编得最出色的神话是铺叙根本就不存在的舟山之战。奕经或许忽略了下述事实，即如果不是他让支付给由渔民组成的那支船队的指挥官郑鼎臣22.2万元饷费以支付他的开销，那支船队也不会在3月份的大部分时间和4月份的半个月时间里沿着海岸漂来漂去，而躲着不发动任何攻击行动。这支船队毫无表现，甚至连屈辱地战败的表现也没有，白白扔掉了一大笔钱。于是，在奕经军法从事的威胁下，郑鼎臣只得顺从其意，于4月13日禀报了一场海上胜仗，在这场胜仗中，用火攻船烧毁了英军一艘大军舰和21艘小军舰，溺毙英军200名，烧死无算。（在后来对这场胜仗的叙述中，这些数据又增加到烧毁5艘大军舰，溺毙600名。）奕经宣称的这场胜利（在英方记载中没有得到证实）令道光非常高兴，很快就使奕经得到了他渴望得到的双眼花翎的赏赐。(54)说这场胜仗不大可能是真实的，还有一个让奕经感到很尴尬的旁证，就是浙江巡抚刘韵珂公开质疑它的真实性。(55)奕经被迫抗辩，很牵强地说此事“历时既久，事转游移，将使奋勇有为之士不得即时论功行赏，恐不免隳士气而寒兵心……无须复查”。(56)让奕经大松了一口气的是，5月7日，英军主动撤离宁波，开始向长江挺进，英军的这一行动使得奕经得以向他的叔叔（即道光。——译者）吹嘘说是他的军队“大军逼退英兵，收复宁波”。(57)最后，郭士立从间谍处得知，奕经缮就了一道给道光的奏折，“在这道奏折中，他高度评价清军在宁波、镇海和慈溪取得的胜利，独有刘韵珂拒绝在这道伪造战功的奏折署名，但是其他有关官员和奕经都在上面盖了自己的印章，发出了这道奏折”。(58)

对奕经的惩罚迟早要来的，只是道光拿不准该怎样处罚他。最终在和约签订后的几个月后，1842年12月，奕经将被召进京，等候对他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的评判。大约两个月后，他又被命令留在南方，准备他在战争中所花军费的报销册。又过了几天，又一道谕旨命令将他锁拿进京，罪名是“糜饷”。他的那帮食客随从一哄而散，只有几个生活奢靡的随从，在他悲伤暗淡的回京路上，陪伴着他们这个现在不光彩的、身戴锁镣的扬威将军，但也只陪伴他走了开头的150英里路。回到北京后，他先被关押起来等着被处决，然后又看到他的死刑判决被撤销了，这是由于道光这时陷入战后自我怀疑的危机，宣称他个人对战败负责。最后，与之前的林则徐和鲍鹏一样，奕经被流放新疆。1853年，他死于疟疾。(59)

1841年春抗英战争的其他幸存者运气都不好。对宁波发动攻击前，奕经从预算里挪出钱来买了19只猴子，他的主意是在它们的背上绑上鞭炮，点燃后把它们抛到停泊在附近的英国军舰上。但事实是，一个实话实说的亲历者指出：“无人敢近夷船，故虽有此策，而未之行也。”(60)慈溪之战失败后，看管猴子的人逃跑了，这些在宁波准备用来攻击英军军舰的猴子被慢慢饿死在这户人家的前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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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O17/56：38．

(2)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181页。

(3) 同上，第209页。

(4)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79页。

(5)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234页。

(6)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388—391页。（据茅海建书，鄂云中饱军费银共计5631两，1.2万两是鄂云自报的招募乡勇的花费。——译者）

(7) FO17/54：237—8．

(8)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382页。

(9)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229页。

(10) 霍尔、柏纳德：《“复仇神”号军舰航行作战记》第2版，第331—332页。

(11) 穆瑞：《在华战役记》，第128页。

(12) FO17/56：144—6．

(13)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64—165页。（原文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185、186页。——译者）

(14) FO17/56：151．

(15) FO17/56：145．

(16)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186页。

(17) FO17/56：49；奕经奏折原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55—61页。（查奕经奏折原文，无此段引文，英国外交档案中文字应是意译或改窜之文。——译者）

(18) FO17/56：107．

(1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61页。

(20)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2册，第266页。

(21) 同上，第285页。

(22) 阿英：《鸦片战争文学集》上册，第24页。

(23) 例子见FO17/56：33，36．

(24) FO17/56：41．

(25) FO17/54：208—209．

(26) FO17/56：52．

(27)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235页。

(28) FO17/56：18．

(29) FO17/56：47．

(30) FO17/56：115．

(31) 穆瑞：《在华战役记》，第130页。

(32) 奥特隆尼：《对华作战记：从开始到〈南京条约〉订立英军所有作战行动的记述》，第225页。

(33) 穆瑞：《在华战役记》，第73页。

(34) 《一个陆军校级军官》，《南京议和前在华的最后一年》，第102—103页。

(35) 同上，第154—155页。

(36)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381、405—406页。

(37) 同上，第383页。

(38)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68—169页。（原文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190页。——译者）

(39) 奥特隆尼：《对华作战记：从开始到〈南京条约〉订立英军所有作战行动的记述》，第239—240页。

(40) 奥特隆尼：《对华作战记：从开始到〈南京条约〉订立英军所有作战行动的记述》，第244页。

(41)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103页。（查原文为：“二十九日午，西城内夷使汉奸冠五品顶，加翎，迎我兵，大呼，谓夷先走东门出，宜亟追勿失。我兵莫能别……”英文译文与原文有出入。——译者）

(42)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187页。

(43)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66、174页。

(44) 奥特隆尼：《对华作战记：从开始到〈南京条约〉订立英军所有作战行动的记述》，第246页。

(45)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104页；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第55页。

(46)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387页；《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85—86页。

(47) FO17/56：339．

(48) 据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73页撮述。

(49) 奥特隆尼：《对华作战记：从开始到〈南京条约〉订立英军所有作战行动的记述》，第258—259页。

(50)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75页。（原文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194页。——译者）

(51) 穆瑞：《在华战役记》，第109页。

(52) 一个陆军校级军官，《南京议和前在华的最后一年》，第137页。

(53)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第56—57页。

(54)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407页；《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217—230页。

(55)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110页。

(5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248—250页。

(57)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第60页；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407页。

(58) FO17/56：337．

(59) 参见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83—185页的概述。

(60) 同上，第170页。（原文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198页。——译者）

第十三章　为清朝中国而战

1842年5月中旬，“复仇神”号的霍尔舰长（Coptain Hall）一来到乍浦这座海防小城，似乎就被其田园美景征服了，他赞叹它有“肥沃的、郁郁葱葱、灌溉良好的平原”，有“造型奇特的蓝瓦房屋”，有“景色绚丽的山丘”，总而言之，这幅美景让他不由地想起了“德文郡（Devonshire，英国南部的一个州。——译者）最漂亮的地方”。(1)尽管乍浦没有省城杭州那样盛产鲤鱼的湖、佛塔、花园和艺术般风景的山，但它与日本、朝鲜的贸易日益活跃。在这座有3英里长城墙的小城里，8000家满洲旗人平静地生活在石灰水刷墙、竹篱笆环绕的房屋里。(2)

1645年，这一带目睹了满洲征服过程中最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一些场景。清兵在攻陷杭州城后，在这个美丽的城市进行了10天疯狂的屠杀，运河里、桥面上飘满、堆满了死尸，据传说，一共焚烧了超过80万具汉人的尸体。（不过，这些烧杀抢掠的军队里也包括有在满洲指挥下的少数汉人军队，还有当地的土匪。(3)）但是，这种处罚性的“平定”完成后，满洲人就在汉人最富庶的地区主要采取和平手段了。和在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这个新王朝在沿海地区分设了若干八旗驻防营，建立起对大多数汉人进行统治的满洲当局专属居住区。从理论上说，像在乍浦这样的城镇，要用在城北部的一角建立城中城的方式把满洲驻防营与汉人分开，但实际上，与所有东部沿海地区的驻防营一样，乍浦的旗人很快就学会了享受当地舒适的生活方式。1644年后在那里定居的第一代人是努尔哈赤的武士精英的子弟，即东北地区勇猛强壮的骑射勇士们的子弟。到1689年，康熙皇帝谕令旗人与驻防地人民和平共处，这个中国文明最为发达的地方已经驯服了它的征服者。即使是这里的气候也似乎是刻意要征服满洲人：他们家乡苦寒的冬天（气温会降到零下20℃）和凉爽的夏天，现在被代之以几乎无霜的冬天和懒洋洋的炎热的夏天。清朝鼎盛时期的几位精力充沛的皇帝，特别是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也被东部沿海地区的魅力所吸引。在那里，他们建起了赏月的亭子，他们吟诗作文赞颂著名的杭州西湖的美丽，据说乾隆还特别喜欢他在杭州受到的理发服务。由于不能经常亲身驾临那里，他们命工匠在承德夏都建造了精致的江南园林仿制品。

驻防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旗人很快就开始对战争失去兴趣。这一从尚武走向非武的过程是从其指挥官们开始的。浙江的各驻防营成为权贵阶层的疗养院，或那些宣力有年、功勋卓著的人退休后的疗养之地。这样做，是对那些在不适合生活的地方（蒙古、新疆、云南）辛苦工作几十年的高官的奖赏。对于等级低的旗人来说，普通满洲旗人尚武精神的下降还可以从经济因素来解释。随着通货膨胀一步步地降低了国家配给的银米的价值，旗人面临两种选择：或是不声不响地陷入贫困状态，或是发展副业——或开茶馆，或推车卖面条，或去做盗贼。不论旗人做何种选择，战斗力都无疑严重受到影响。但是东南沿海地区的贫困至少还算是有绅士派儿的，因为那里有那么多赏心悦目的方式消磨时光，旗人们在那里有妻儿陪伴左右，靠着国家的配给勉强度日，了解研究当地的历史，从身边景物获得灵感来吟诗作文和挥毫作画，磨练书法艺术，放风筝，种瓜养鱼，用笼子养鸟，养蝈蝈，养狗，喝茶聚会聊闲天。驻防在乍浦及相邻驻防营的旗人似乎不会干预打仗这种不文明的事儿相关的事情。

对于皇帝的爱好来说，整个环境太令人舒心了。一个驻防军官员断言：“他们已被当地风习所腐蚀。”而乾隆皇帝深为满洲尚武“旧风”在汉化过程中失去而焦急，批评这些人“落于无用之流，朕所深恶”。(4)19世纪的皇帝如嘉庆和道光对恢复满洲的尚武风气已经不抱希望，他们只是恳切希望不要使他们的满洲同胞太明显地参与黑市、鸦片走私和敲诈勒索等活动。(5)

1840年7月，英国舰队曾向乍浦开过几炮，打死了6个旗人，当地指挥官们（与通常一样，向朝廷报告说“我军奋勇前进攻剿，洋船退出乍浦口岸”，让朝廷放心）报告朝廷说，乍浦防务有严重漏洞，特别是缺乏武器装备和炮台。(6)1841年秋冬间，这种焦虑感有增无减，因为位于乍浦之南的厦门、舟山、宁波、镇海等海防城市都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所攻陷。到1842年5月17日，当英国舰队（从印度派来的援兵加入，人数增加到大约1万人）开到乍浦时，乍浦证明其忠于尚武旧风的机会来到了。(7)

5月18日，820名英军在乍浦海滩登陆，向乍浦周围山上的清军炮台发起攻击。与往常一样，清军被赶跑了。但是，在这里，没有出现与以前战事相同的情形。一个厌倦了打仗的英军军官本来以为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这时，他遇到一个并没有受伤的满洲旗兵，这个旗兵藏在山上一片坟地的一座坟头后面，他下令自己的士兵不要射杀他。这个愤怒的英国人回忆说：“那个不知好歹的家伙，不是高兴地赶紧逃跑，而是从容不迫地用一把短剑，也许是一把刀子，开始刎颈自杀。我没有阻止他，而是等着看他是不是真的要自杀，结果他的确是真的自杀，因为他确确实实杀死了自己。”(8)

英军向城里推进的时候，城墙外残存的满洲守军——大约有300人——在离城只有1英里远的山顶上天尊庙幽暗且如迷宫般的神龛、神殿和天井里进行了最后的抵抗，他们据守此地，射杀任何试图冲进天尊庙的英军，英军至少有12人死于八旗兵炮火下。英军被激怒了，决定炸毁天尊庙。鉴于和尚们已经都跑到附近的树林里，英军把一包炸药贴放在天尊庙一面墙上点燃，掀翻了屋顶，把守军压在了底下，天尊庙到处燃起了大火，有组织的抵抗终于解体，因为里面的守军在忙着被火烧到前脱掉身穿的棉布马甲，扔掉装火药的袋子。大火熄灭后，人们发现死者和伤者狼藉不堪，有的肢体不全，有的已被烧焦，有的严重变形。276名守军只有43人幸存下来成为俘虏，英军把他们的长辫子绑在一起，以便看守。其间有个苏醒过来的旗兵从死人堆里站起来，拔出他的佩剑，但他没有冲向敌人，而是刺向自己的喉咙。(9)

随着这座不设防小城的城门被攻陷，残存的满洲驻防营除了自我牺牲树立榜样外，别无选择了。“复仇神”号舰长看到：“他们不能再战的时候，他们选择了死。……很多人……你很难阻止住他们刎颈自杀，他们视死如归。”(10)一个受了伤的上了岁数的军官被英军抬下战场，他告诉他们：“我不要你们怜悯，我来这里是为皇上打仗的……如果你们要让我感谢，就大方点儿，上书给我的圣上，告诉他我死在前线，战斗到了最后一刻。”(11)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很多旗人家庭被他们自己想象中被俘后英国人可能对他们采取的行动吓坏，纷纷自杀：母亲勒死自己的孩子，或把他们扔进井里淹死，丈夫杀死自己的妻子，然后用剑自杀。如果父亲让孩子逃跑，他会嘱咐他们，碰到英军时就“乞死”。如果做父亲的正好不在家，不能帮助家庭成员赴死，全家就会服毒，之后会被发现喉咙肿胀、嘴唇发黑而死。

如果不考虑规模，光是从恐怖角度看，这一场景与两个世纪前扬州的大屠杀不分伯仲。亲眼目睹了庭院里、胡同里、水井里堆满了尸体的英国人惊呼：“太残忍了”，“太恶心了”，“太野蛮了”。他们叹息道，只要清兵投降，他们就会知道英军是仁慈的。当时的中文记载则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揭露了英军的暴行：平民由于拿不出被英军认可的身份证据而被残忍地杀害，妇女被英军砍杀，倒下时还在大骂英军。妇女们是被侵略者们分开强暴的（漂亮的留给白人英国人，其他的给印度兵）。(12)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复仇神”号舰长又回过头来欣赏乡村的田园美景，慨叹“这真是世界上一个最富庶最美丽的农耕地区”，它的漂亮可爱只有一点儿瑕疵，那就是“运河里漂着的死尸”。(13)

1841年年中，皇家海军舰长格兰维尔·洛赫（Granville Loch）刚过了他的30岁生日，结束地中海之行回到英国，他很快就厌倦了休假生活，想找点儿事做。在那时，一个鲁莽的有冒险精神的英国人可能会一头扎进正在阿富汗上演的灾难之中。到1841年11月底，两年前所向披靡的英国驻防军向阿富汗起义军投降，开始了糟糕透顶的冬季大溃败，靠着一个苏格兰医生的一把断剑，这场溃败才得以挽回。《泰晤士报》宣称：“不可能用看待我们对阿富汗（原文如此）战争的可怕现实一样兴味盎然地来看待（我们的对华战争）。”(14)但是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自有其特殊的魅力。只是想象一番，就令洛赫兴奋不已：“以侵略者的身份进入一个庞大帝国的内地，在那里我们被看作是‘从野蛮世界来的野蛮人’。”(15)抱着这种想法，洛赫从海军部领受了任务，登上了一艘开往东方的快船，乘坐它驶过生长、生活有棕榈树、西谷米植物、80英尺的“惰性热带物种”毒树、肉豆蔻树、菠萝、老虎、能掀翻独木舟的短吻鳄、石首鱼和发出尖叫声的海牛的爪哇、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于6月初到达中国南方。(16)洛赫在那里逗留了10天左右，翻爬过香港的山，从狡猾的澳门商人手中购买了一些劣质瓷器，然后沿海岸北上，重新回到英国远征军队伍，加入到这支刚刚给乍浦带来恐怖的“小而精的部队”之中，汇入其“积极进取的荣耀之魂”，沿长江向上进行最后阶段的进军。(17)

洛赫留下的回忆录是一个很有用的棱镜，透过它，可以观察这场战争尾声阶段几个月的情况。洛赫是英帝国的一个好儿子，他努力做一个快乐的爱国者，是维多利亚时代对陌生的中国人类学、生物学充满好奇的冷静客观的科学观察者，不过他的叙述中仍贯穿着战争的恐怖。他描写中国的乡村“像泰晤士河畔的肯特郡或埃塞克斯郡一样平坦”，到处是蔷薇、“郁金香、乌桕、桑树”，一两只野鸡受到惊吓，从野生忍冬丛中飞出，不久后走过半被烧毁的军营营帐，营帐里挂着被火烧过的尸体，或“成百上千无助而濒于死亡”的伤兵。(18)他到中国及时赶上目睹了6月19日英军舰队对上海的占领，入城后他漫步于茶馆、园林和寺庙，对中国那些趁火打劫的人的贪婪啧有烦言，他颇有见地地注意到，那些趁火打劫的人“就像一队忙碌的蚂蚁一样穿梭往来不息……他们完全能承受重负、踢踹和虐待，但却会紧紧抓住他们抢来的东西不放”。(19)同时，他也详细记述了英军在明显是逃亡一空的富贵人家家里胡作非为的乱象：大肆劫掠（镶皮边的上等绸缎外套），用精美的装饰物和珍玩生火煮饭，用刺绣的扇子使劲儿呼呼地煽火。

离开上海后，英军舰队转弯向西，沿长江进军南京。南京是古都，是驶往北京的漕船的必经之地。大雨推迟了到达镇江（通向南京的最后一道清军防线）的时间，洛赫就像《燕子与鹦鹉》［Swallows and Amazons，又译作《燕子号与亚马逊号》，英国作家亚瑟·兰塞姆（Arthur Ransome）1929年创作的一部经典儿童小说，被改编为音乐剧。——译者］中的一个小孩子一样，在长满了芦苇的河湾里出没，在遍布水塘的乡村远足，在废弃了的寺庙里游逛，以此来消磨时光。一次他登上一个山坡，碰到了一个形容憔悴、吸食鸦片的清军士兵，一下子来了劲，他的一个同伴兴奋地“拽着他的辫子”沿着山坡往上拖。(20)

7月17日，镇江四四方方的城墙出现在长江深褐色的花岗岩峭壁后面，城门上飘着由红色和黄色组成的旗帜，但是没有任何其他有生命的迹象：对洛赫来说，它已经差不多是个“死城”。(21)

几天来，随着英军迫近的谣言向内地扩散，镇江已经处于与一年前的广州相似的内战状态。不过，这一次的冲突更为直接。在南边的广州，是广东人反对湖南人，农村反对城市，乡村反对乡村。而在镇江，则只是满洲当局与当地人之间的斗争。

指挥镇江防务的是海龄，他是个满洲老将，在东北（海龄曾任山海关驻防骁骑校。——译者）任职多年后，奉调到气候和民风都很温和的镇江任职，熟知1842年一系列事件的时人把他看作是个“庸缪人”。(22)大约到7月的头一个星期，他既焦虑（于英军的到来），又沮丧（于他需要守御镇江城的军队和军饷被拒绝拨付），弄得他好像要精神失常。1841年，他就开始修补倾圮的城墙，但是他提出额外增加军队和新增大炮所需经费的提议遭到拒绝，于是他提出雇用当地“水勇”为便宜之计，用水勇巡逻通向镇江城的河口。不幸的是，浙江总督牛鉴（牛鉴时为两江总督。两江总督辖江苏、江西和安徽事务，浙江归闽浙总督。此处误。——译者）坚信英军决不会深入长江发动进攻，因为长江太狭窄（他还坚信英军军舰是靠牛拖动的），于是，作为对海龄的回应，他以扰乱人心为名弹劾这个满洲人。到1842年7月，牛鉴也无例外地低估了英军的威胁。“逆夷虽有内犯之言”，一个月前他上奏皇帝说，“亦不过虚词恫吓。臣反复体察，逆夷不犯内河，竟属确有把握。”(23)即使英军内犯，他认为，也“不过数十百人为止，我军以数千精锐接仗，亦何难聚而歼之”。(24)但6月16日在吴淞第一次与英军接仗中，他迅速改变了主意，当时在吴淞口有175门大炮的炮台守卫着长江口。梁廷枏回忆说：“夷再入，飞炮及山。鉴失色，知势不利，匆遽旋城。”(25)由于得不到援军支援，又对来自无能文职官员的掣肘十分生气，海龄心情恶劣，（据镇江一个叫朱士云的人的日记记载）“躁扰特甚”，决定将其精力转向他职权范围内唯一可采取的措施：在他控制的镇江城中搜拿汉奸。这些汉奸可能真是汉奸，也可能不是汉奸，但被当作汉奸。(26)

到7月中，海龄开始单独全权负责镇江的防务。令他备受折磨的长官牛鉴于7月13日介入此地一连串突发事件中。其中，他声称组织了150艘炮船攻击英军，但是英方记载中没有提及此事。（英国外交部一份情报中声称，牛鉴的主要方案是把毒性很大的毒药装进当地酒罐子里，放在英军的必经之路上。(27)）一个率直的当地人提到牛鉴时说：“不知作何勾当也。”(28)英军离此只有20英里之遥了，牛鉴却急忙发布告示，再次向镇江军民保证说，没有英国军舰向镇江开来，完全不必担心：“某都司妄报，已经参革，实商船也。且料其夷人断不敢深入，尔民可以高枕。”(29)7月14日，毫无疑问令海龄并不遗憾的是，牛鉴仓促逃往南京，南京的城墙要比镇江的厚很多。到这时，对海龄来说，看起来一定是他海龄和3300名八旗兵守军站在抵抗来犯英军的前沿阵地了。他对部下指挥官说：“让我自己来守城。”(30)他告诉镇江百姓说：“已有制胜奇策，尔民无得摇惑迁徙。”(31)

至于他的“奇策”是什么，很快就清楚了。朱士云回忆说，在这慌乱不堪的最后几天里，海龄“不知预备守具，与团练民间丁壮协守”，此时他在忙着诛杀平民。朱士云回忆说，他“仅于城四门添设枪炮外向，城中日夜捉行路者作汉奸而已。每有妇人孺子见旗兵惊走，即追而杀之，向都统（即海龄。——译者）报功获赏矣”。(32)梁廷枏则记述道：“虚传城中藏有奸细，沿户搜索，稍可疑者即受诛戮，城内人人惕息。又不知预备守具。”(33)

7月17日，英军开始炮击镇江城，海龄的反应却是再次声称镇江“阖城皆汉奸”，调集多门大炮从城墙外的山上指向镇江城。他的部下一点儿都不喜欢他，因为到7月中旬，镇江城已经被封锁了好几天（以防“汉奸”纷纷出城），奉派守城的兵勇们饥饿难耐，变得焦躁不安。7月20日，在炮轰城墙的前夕，清军列队出城转了一圈，希望停泊在附近的英国军舰看到他们后被吓住。如果他们靠英国军舰足够近的话，英军会看到他们在啃生茄子，这是他们5天来吃到的最好的东西。到那天晚上，驻扎在城门外的那些饥饿的兵勇们“欲开枪炮攻城，取都统（海龄）生啖之”。(34)

考虑到中英冲突中这一令人痛苦的背景，镇江城内的部分人口可能实际上开始渴望被英国人解放。镇江被攻陷后，流传有这样的说法，说“夷人……本拟十五日攻城，其大帅闻此信（指听到海龄“声言阖城皆汉奸，当尽剿之”。——译者），立即下令攻城，且诫勿用大炮，恐转伤百姓。……及大队入城，并不妄杀一百姓，一听男妇逃走”。(35)

7月21日，天特别热，17名英国船员和水兵中暑而死，璞鼎查的运兵船向镇江北边的长江南岸运送了7000人的军队。(36)驻扎在镇江城外的2700名清军逃窜一空。海龄曾经告之自任守城之责的另外两个指挥官记住了海龄的话，坐在城外山上棕榈树下的轿子里指挥作战。但是他们开了几枪后看到英军并没有被吓住，就立刻跳起来向南逃命，逃向邻近的另一个城市。朱士云注意到，“众兵大溃，弥山遍谷，向丹阳大路而走，夷人大笑”。(37)

英军轻而易举地获得初步的胜利后，很快攻陷了镇江的西城门，工兵将其拆成一片瓦砾。到中午，英军到了西城墙边，到这时为止，他们遇到的最严重问题是中暑。北城门的情形看起来有所不同。城北一座长满树木的小山顶上有座寺庙，三架云梯靠在城墙上，一支由英国人和印度人混编的英军开始向上攀登。但是，满洲八旗兵在这里顽强抵抗。一支中等规模的八旗兵大约1500人在接下来的一个半钟头里，在城墙上与英军展开肉搏战：拼刺刀，拼刀剑，摔跤，直到把敌人和自己一起拼死。城外的中国老百姓看到“紫焰赫奕，若鬼神鼓鞲其中”。(38)

因此，攻占城墙是场惨烈的战斗，而攻陷整座城市则是令人惊骇的惨剧。随着英军一步步向前推进，击败他们始料未及的抵抗，残存的八旗兵迅速退回满城，杀死自己及家人。“复仇神”号舰长看到一个旗兵在把自己的几个孩子扔进水井里后，又用一把血迹斑斑的剑砍向自己妻子的喉咙，他一想起这情形，即使他很刚强，也禁不住感到血一下子“变冷”了。（这个英国人击毙了这个旗兵，救下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这个妻子从死亡的边缘被救后，对救她的人却只有痛骂，毫无谢意。(39)）在一座座独栋房子里，会发现房梁上悬挂着一组14人、甚至一组20人的自缢身亡的尸体，而被俘的绝大多数人后来也都绝食而亡。

反应最强烈的是那些新来中国参加战争的人。格兰维尔·洛赫在下午不再那么毒的太阳下沿城墙游逛，看着下面的“老人，妇女，孩子，他们互相砍断彼此的喉咙，一群群地投水而死，没有人去救这些可怜的人，甚至连救他们的想法都没有，事实上只是把他们看作一匹伦敦街道上被运往养狗场的死马，看都不多看一眼”。在黄昏中漫步在安静、凉爽的城里，干净漂亮的房子周围飘着花香，一幅难以忘记的恐怖景象展现开来：

我们进入了一座敞开的院落，院子里一片狼藉，到处是凝结了的血迹，通向“祖堂”的台阶上，有两具年轻鞑靼人的尸首，已经变冷僵硬，二人面貌相似，显然是兄弟俩。……迈过这两具尸首，我们……面对面地碰到了三个妇人坐在享堂里，她们是一个母亲和两个女儿，在她们的脚下，躺着两具老年男人的尸首，他们的喉咙被砍断。……即使是铁石心肠，靠抢劫和杀戮过了一辈子的人，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也不会无动于衷。……看到我们，那位母亲脸上难以形容的绝望表情，变成了充满蔑视和仇恨的表情，终于突然破口痛骂，接着是泪流满面……她的举止表明了她的痛苦，当然也表明了她的仇恨和（我毫不怀疑）报仇的愿望。

洛赫没有能让她明白，她最好的选择是让他来保护她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为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即阻止了自己的部下刺死活着的最后一个男人。被满洲八旗兵不顾一切拼死抵抗的勇气所震惊，他给予了这些战死的八旗兵在1842年一个英国军官所能给予非欧洲人的最高评价：“如果这些满洲八旗兵能接受英国军官的训练，他们会证明，他们即使不比印度兵更优秀，也会和印度兵一样优秀。”(40)

在镇江城的废墟里，海龄消失了。一种说法是，他断定已经彻底失败了后，回到自己家中，把公文堆在一起点燃，他坐在大火中烧死了。但一个英国军官发现这一幕时，剩下的只有烧焦的头颅和几块腿骨了。另一种说法则声称他（先杀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之后）上吊自杀了。还有一些人怀疑他不是自杀的，断言他是被自己的部下杀死的。尽管他死后有人极力要把他封为爱国的战斗英雄，就像对林则徐和裕谦那样，但是在中国人的大众记忆中，从来没有认可过他的这一称号，他只是被当作一个神经质的专断的军事指挥官受到普通的纪念（这更准确）。

当天晚上，站在城墙上最后看了一眼这座城市后，洛赫回到军舰上。英国军舰离开的时候，镇江不再仅仅像是一座死亡之城：“月亮升起来了，皎洁明净的月光映照着平静的镇江城，像个圆形露天大剧场躺在我们的脚下，是那么的宁静，那么的明媚……悲伤地讽刺着那些躲藏起来的不幸的居民的痛苦和绝望。”(41)“我从内心里厌倦了战争”，郭富司令写道，仅仅一年前，义律拒绝同意他向广州平民开杀戒时，他曾这样抱怨道。(42)

就像大约一个月前在乍浦，或者上一年在三元里那样，鸦片战争中，镇江清军对英国军队的有效抵抗不是为了爱国，也不是为了谋利，而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老婆孩子。八旗兵们在城里殉难的时候，他们可能还奇怪为什么城西军营里的援军不来支援他们。他们不知道，这些来自中国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队，和援军交了一次火就往南逃跑了，因为这不是他们的战争。那一天的伤亡数字很好地说明了问题。7月21日，30％驻扎在镇江的八旗兵殉难，而来自湖北、四川、河南和江西的汉人援军只有1.6％殉难。(43)英国亲历者记载说，这场战争“是满洲人的事，不是汉人的事”。(44)对于满洲人纷纷被英军打死打伤，受他们压迫的汉人，怀着报复心理，趁机对此表现出幸灾乐祸。英军攻占乍浦后，英军的情报官员注意到：“汉人平民扑向无助的八旗兵人家，穷凶极恶地抢走每一件值得抢走又能够拿走的物件。”(45)（或许是对清兵几十年前残酷镇压汉人老百姓宗教起义的报复，在那次镇压行动中，成千上万的汉人被杀死。(46)）在乍浦，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宣称，满人曾经极其严重地伤害了汉人士兵，使得后者成为英国人的第五纵队：“驻防旗兵，平日凌辱汉人，至是又动斥为汉奸，由是福建水勇积愤，纵火内应，贼遂逾南城入。”(47)

即使在城内和周边的殊死抵抗还在进行着的时候，那些逃离了前线阵地的清军中，很多人显然并不关心几百码之外他们那些同胞的命运。要到达这座城市，格兰维尔·洛赫和他的纵队冒着炮火，还要还击，然后就必须穿过一个极易被镇江守军看到的村庄。村民们并没有逃离战场，而是站在街上看热闹，“神情麻木地端着饭碗，吃着米饭……尽管他们看到外国人正在和自己的同胞打仗，而且以他们所处的位置，他们自己也身处被枪炮打死的危险之中”。(48)

对于镇江之战，中英双方只在一点上有共识，那就是清军的惨败打开了英军通往南京的大门。尽管如此，英军还是很乐意承认，满洲八旗兵的抵抗是出人意料的英勇顽强，因为这是那场战争中到那一天为止英军在一次战斗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死39人，伤130人，失踪3人）。在其他很多方面，双方的认识并不一致，特别是在抢劫问题上。“复仇神”号舰长回忆说：“我们下了最严格的命令严禁抢劫这座城市……也下令逮捕趁机打劫的中国暴徒，和在其他类似场合一样，在这里他们才是他们同胞最恶劣的敌人。”(49)这座城市一陷落，就成了一个露天的阿拉丁洞穴：到处是瓷器、铜器、缎子、丝绸、刺绣和蜡封的鸦片丸子（鸦片丸子被发现存放在官署里）。格兰维尔·洛赫对英军普遍参与强奸和劫掠的活动含糊其辞：“英军的恶行比预料的要少。”(50)朱士云镇江城陷落后那几天的日记就不那么拐弯抹角：“夷鬼城内外捉人割辫，充卒伍也……连日城中妇女遭淫掠者甚众。”(51)占领者很冒渎地挖了一座铁铸佛塔的地基，他们想把佛塔挖出来作纪念品，这是很不得体的。一个中国人想用假币买他们偷来的东西，他们把这个中国人狠狠地打了一顿（一种说法是砍断了这个中国人的手脚）。惊慌失措的老百姓彼此间窃窃私语，说英国人还使用了巫术，绑架了成百上千的中国人，给他们使用了一种奇怪、吓人的药物，使他们丧失了说话的能力，把他们“皆化为黑鬼矣”。(52)

镇江的战事结束了，英国舰队扬帆起航了，他们在这里已经有了满意的结果。尽管镇江的战事“很糟糕”，霍尔舰长站在“复仇神”号的甲板上总结说，清军的战败毫无疑问会“对皇帝的心理产生……一种信念，这就是迅速缔结和平……要好于继续进行战争”。(53)到8月的第一个星期，他和他的同志们已经转过长江的最后一道弯。南京城长长的城墙，蜿蜒地展现在他们的眼前，城墙上飘扬着装饰有喇嘛教牦牛毛的三角形旗帜，站着身穿红色军服的满洲八旗兵。宾汉上尉声称：“在全能的上帝护佑下，英国人的精神力量使一支由79艘舰船组成的舰队顺利平安地行驶……在天朝的中心地带。”(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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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霍尔、柏纳德：《“复仇神”号军舰航行作战记》第2版，第385、377页。

(2) 参见柯娇燕《孤军》第69页的精彩描述。

(3) 参见沙培德给人启发的《历史创伤：晚清中国的排满与满人暴行的记忆》，《历史与记忆》第16卷第2期（2004年秋冬），第77页。

(4) 柯娇燕：《孤军》，第25页。（原文见《清朝文献通考》卷78，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5582页。——译者）

(5) 同上，第78页。

(6) 同上，第105页。

(7) 见费伊《鸦片战争，1840—1842》第341页的数据。

(8) 穆瑞：《在华战役记》，第138—139页。

(9) 引自柯娇燕《孤军》，第112页。

(10) 霍尔、柏纳德：《“复仇神”号军舰航行作战记》第2版，第383页。

(11) 格兰维尔·洛赫：《对华战争的最后几战》，第37页。

(12) 详情见柯娇燕《孤军》第112页；夏燮《中西纪事》第106—107页、第322—326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267—269页。

(13) 霍尔：《“复仇神”号军舰航行作战记》第2版，第385—386页。

(14) 《泰晤士报》，1842年11月23日。

(15) 洛赫：《对华战争的最后几战》，第65页。

(16) 同上，第4—35页。

(17) 洛赫：《对华战争的最后几战》，第33页。

(18) 同上，第44页。

(19) 同上，第50页。

(20) 洛赫：《对华战争的最后几战》，第75页。

(21) 同上，第84页。

(22)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第64页。

(23) 戴学稷：《鸦片战争人物传》，第213页。

(24)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475页。

(25)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115页。

(26)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97页。

(27) FO17/57：118．

(28)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200页。（原文见齐思和主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76页。——译者）

(29) 同上，第199页。（原文见齐思和主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76页。——译者）

(30)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第65页。（原文为：“海龄又拒齐慎、刘允孝，使战城外，惟以驻防兵守城内。”——译者）

(31)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98页。（原文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75页。——译者）

(32) 同上，第198—203页。（原文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76页。前一句话未在朱士云记载中找到原文，但在梁廷枏记载中有，作者误记。——译者）

(33)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117页。

(34)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203—205页。（原文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78—79页。——译者）

(35) 同上，第203页。（原文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78页。——译者）

(36) 霍尔、柏纳德：《“复仇神”号军舰航行作战记》第2版，第429页。

(37)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205—206页。（原文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79页。——译者）

(38)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207页。（原文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80页。——译者）

(39) 霍尔、柏纳德：《“复仇神”号军舰航行作战记》第2版，第430页。

(40) 洛赫：《对华战争的最后几战》，第107—113页。

(41) 洛赫：《对华战争的最后几战》，第112页。

(42) 魏斐德：《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参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国史》第10卷《晚清时期，1800——1911年》上卷，第208页。

(43)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443—444页。

(44) FO17/57：23．

(45) FO17/57：25．

(46) 参见韩书瑞《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拉斯·拉曼《中华帝国晚期的基督异端：1720—1850年间基督教的本土化和国家控制》。

(47)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第61页。

(48) 洛赫：《对华战争的最后几战》，第104页。

(49) 霍尔：《“复仇神”号军舰航行作战记》第2版，第431页。

(50) 洛赫：《对华战争的最后几战》，第117页。

(51)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213—214页。（原文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83页。——译者）

(52) 同上，第214—219页。（原文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84页。——译者）

(53) 霍尔、柏纳德：《“复仇神”号军舰航行作战记》第2版，第432页。

(54)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2册，第356页。

第十四章　南京条约

1842年4月，一个名叫伊里布的71岁满人得到了一些可怕的消息。他的远亲道光皇帝撤销了他充军长城隘口张家口的处分，决定派他去美丽的浙江任职。照事理常态，从苦寒的汉蒙交界地区调往气候温暖的东南地区，命运的这一变化是会让人欣喜欲狂的。但是，在1842年不会。伊里布本已老迈年高，疾病缠身，在北方地区的充军流放更损坏了他的健康。他已经为这场战争吃够了苦头：1841年夏，他因为1840年冬在英军占领舟山问题上处置不善而被审查，在北京受了两个月的罪。

4月3日，皇帝在圆明园召见了他。这是道光就英国人的意图、野心、优势和弱点当面询问一个与英国人亲自打过交道的人的机会。（其他参与这场战争的大臣，或者没有被允许回到北京，或者是脸面无光地回到北京。）这场战争开始两年半后，道光发现自己对对手最基本的情况仍然都不了解，例如，他在1842年5月的一道谕旨里，还在询问：英国究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英国人要卖鸦片给我们？印度人在他们的军队里干什么？他们怎么会有个22岁的女人作国王？她结婚了吗？义律真的回国了吗？(1)伊里布对道光的问题有现成的答案：那天他告诉他的一个幕僚说，他打算就他所知，详细向皇上报告与英国人打交道的方式方法。但是，伊里布到达圆明园报到后，道光没有任何解释而改变了主意，他根本不见他这个上了年纪的皇室宗亲了。伊里布奉旨在二宫门叩头谢恩，之后奉命于4月15日经由南城墙的正阳门出京赴浙江。

道光错失了一个听取坦诚介绍英国和这场战争的绝好机会。从此以后，事情又和往常一样了，他的“奴才们”颟顸糊涂，反正天高皇帝远，于是尽其所能向他撒谎，一直到结束了这场边疆地区的变乱。

直到1842年，任何官员，不管他是含蓄地（不理会皇帝“剿灭”夷人的谕旨）还是明确地（指出清军弱、英军强这一事实）承认英国的军事优势，都要冒很大的风险，最好的结果是被革职，更可能的结果则是会受到审问和处罚（流放，还可能是死刑）。结果是，道光皇帝那些惶恐不安的臣仆们，在英国威胁的严重性和其要求的苛刻方面，此前两年间一直在刻意欺骗他。但是，他们越是给道光提供错误的信息，道光就越是难以制定出正确的对策。道光对那些没能按他的期望解决中英之间冲突的大臣十分生气，没有耐心，这使得他那些最有经验和才华的大臣视被派往战争前线任职为畏途。战争开始两年后，像林则徐或裕谦那种，期望迅速解决问题后获得职务晋升，有信心能一下子达到目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到1841年，道光就已经没有合格的人才可用了，否则就没有其他理由来解释他为什么任命无能的奕经为扬威将军。英军向南京进军的路上，摧毁了乍浦和镇江，在这过程中，不论是道光皇帝还是他派到东南地区去处理中英之间冲突的代表，甚至都没有碰一下帕麦斯顿勋爵开列议和条件的原始信件的副本。成百上千万两的银子浪掷在一场清朝官员不再记得为什么要打的战争上，他们真的未曾明白过这场战争的原因。

但至少到1842年春，这场战争舞台上的中国人没有人再说可以“剿除”英国人的话了。浙江巡抚刘韵珂也只是在一年前喊叫过“痛加剿洗”的话，但是到镇海陷落、奄奄一息的裕谦被抬着狼狈逃出来后，刘韵珂的观点就变了。他上奏皇帝说，清军惨败，战争的花费严重损害国家的实力，英军的大炮异常猛烈，英军士兵既娴于海战也娴于陆战，汉人受清军祸害，易于被收买而与敌人合作。(2)他分析说：“伏查自古制驭外夷之法，惟战、守、抚三端，今战、守不利，抚又不可，臣梼昧庸才，实属束手无策。”(3)不过，为了防备皇帝把他的这一判断误会为要求提供帮助，刘韵珂马上请求病休，抱怨说自从前不久在四川任职时起，关节炎就让他痛苦不堪，“舌麻日甚，右腰塌陷一穴，且右耳闭塞，诸事健忘”。(4)（刘韵珂的这些病症，看来使他避开了奉派与英国人进行结束战争的和约谈判的不幸差事。）

刘韵珂建议皇帝派七旬老人伊里布主持议和事宜。伊里布也是皇室宗亲，镶黄旗人，他的辉煌时刻是23年前在西南边疆抓获了一些缅甸匪徒。刘韵珂错误地以为，英国人现在与中国打仗不是为了鸦片，不是为了通商，也不是为了国家的尊严，而是对裕谦剥英军俘虏的皮的报复。作为裕谦的前任，伊里布1840年到1841年在东部沿海地区负责处理英军来犯事宜，他的做法与裕谦这个脾气大的蒙古人不同，他主要是用安抚的办法。道光命令他用武力收复被英军占领的舟山，他的回应却是请他的军队俘虏的英国人喝酒吃饭，推迟他发动攻击的时间。他在一道奏折中说，他不大可能立即发动进攻，因为援军尚未到达。在另一道奏折中又说，大炮也尚未准备好。接下来的又一道奏折里，他说他在等待英军“骄惰懈弛”。如此这般推来推去，直到1841年3月，英军执行查理·义律与琦善拟订的后来流产的条约的规定，主动撤离了舟山岛（这让伊里布舒了一口气）。(5)

刘韵珂改变主意的奏折于1842年3月28日递到在圆明园的道光皇帝面前，这是在道光收到扬威将军奕经发动春季攻势失败的消息仅仅3天之后。（道光在奕经奏折上朱批：“愤恨何堪。”(6)）刘韵珂的几道奏折谈到战争经费枯竭，老百姓不可信任，匪盗成风，首都的漕粮供应受到威胁等，这就开始使道光动摇，逐渐产生与英国议和的想法。他新任命了两个人去处理东南地区的事务，一个是伊里布，另一个是其一起饮酒骑马的老朋友、满洲贵族耆英（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发布了他最为令人困惑的指示：这两个新指挥官对英国人必须“先剿后抚”。(7)

耆英和伊里布于5月9日到达杭州，他们结束战争的计划立刻就被毫无指望的奕经给破坏了。他对他们来接替他怀恨在心，他接二连三地上奏他编造的海战获胜的报告。他告诉道光，英国人已经“计穷智竭”。(8)道光再次相信胜利在握，5月25日发布谕旨，严厉斥责耆英和伊里布失败主义的奏折，命令伊里布，除非他能在浙江对“歼除夷人”有所助益，否则返回京师。(9)但是，道光从北京下发的加紧传递的谕旨用了12天才得到杭州的回信——这段时间足够长，给了道光的臣仆们按照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问题的自由，他们的方式就是求和。5月17日，英军撤离宁波移向乍浦时，耆英派伊里布驰往乍浦“体察情形，设法羁縻，宣布天威，示以大义”。(10)

伊里布递交给英军的第一份求和照会值得在这里详细征引，理由在于这份照会对双方之间互相理解上的鸿沟的表述。他写道，这场战争“实属上干天和，自以及早息事为贵，免兴天怒，致有天罚。何况贵国所愿者通商，中国所愿者收税，至于劳师糜饷，均所不愿也”。(11)对此，他的同样茫然困惑的同僚解释道：

钦维我皇上怀柔远人，无非准是非之公，使薄海胥受恩泽，蒙覆庇者，当如何向化输诚，永享乐利。乃咭唎国夷人……因在广东被查禁鸦片，遂称兵犯顺，由粤而闽，闽而浙，两年以来，争持不已，其意究属何居？

英军远道来华，“皆系上天之生育，皆有父母妻子，当接仗之时，一有伤亡，竟作异邦之鬼，使父母悬念，妻子孤苦，本大臣等心更恻然”。(12)伊里布希望用两项让步使外敌息兵罢战，这表明他对英国人的意图和要求把握得并不准确。第一项让步，是允许英国人重新通商。“通商？”亨利·璞鼎查可能会表示怀疑地反问。1841年3月，英国人得到琦善的全权授权，从那时起已经在广州通商。现在，他们的要求远远不止于通商。伊里布的第二张王牌，是交还冬天宁波之战中俘虏的英国人；与刘韵珂一样，伊里布也认为英军占领东部沿海那些地方仅仅是为了赎回俘虏。因此，他带着那些英军俘虏，紧跟在璞鼎查的舰队后面，寻找机会利用他们实现自己的目的。(13)

即使这两项让步可能对英国人产生了影响，也太晚了，伊里布也救不了乍浦了：到他接近英军就要递交这份照会的时候，成百上千的乍浦守军已经成了焦糊的尸体。等他赶到这座惨遭屠戮的军事据点时，英军已经又开拔了，没有人接收这些俘虏。郭富司令最终收到伊里布的照会时，他回复说，他和全权代表只在已经提交给中国的那些照会规定的条件下，与皇帝的全权代表进行讨论。伊里布看到郭富的回复时，可能惊慌失措了：郭富提到的是什么照会？什么条件？谁看到这些照会了？皇帝还是琦善？全权代表是什么？中国的皇帝是天子，他不可能把自己的天赋权力托付给别人。(14)尽管伊里布和一个月前相比又病又累，他还是把英军俘虏送到英军在上海稍北的营地，并为这些俘虏遭受了苦难而给了他们补偿金（每名印度兵15元，每名英国兵30元），还让英军俘虏带了一份措辞模糊的照会，称：“所议之事，不难商定，须俟大局议和成规，自当会同扬威将军与刘抚台奏明大皇帝，再定章程。”(15)还在1839年，英国的政治家们和商人们就认为是清朝的狂妄自大和顽固保守把他们逼上了战场。两年的战争已经说明了清朝外交混乱不堪的现实，清朝级别最高的大臣们乱抓瞎地向英国人提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很随意的应急解决办法，就像他们恬不知耻地向他们的皇帝撒谎一样。

与此同时，耆英不断上奏折误导道光，说英夷如何“感激”和“恭顺”：“只求通商。……当此逆焰方张、战守两难之际，固不敢轻言攻剿……惟有恃以镇静，殚心竭力，相机办理。”(16)结果证明，耆英谎报军情这一耍小聪明的做法是没有用的。5月26日前后，道光收到乍浦之战的详细报告，指示耆英回到羁縻政策。道光得知八旗兵被惨杀的消息时，明显表现出震惊、困惑，他要求耆英：“（你的一个军官）回禀……该逆不愿战祸，只愿通商……著耆英据实具奏。”(17)对奕经，他问道：“所奏拨兵收复镇海，及相机进剿……该将军是否确有把握？”(18)

6月中旬，英国人答复伊里布要求撤军的请求，并附信祝贺他升职（6月9日，道光授伊里布四品顶戴，署理乍浦副都统。——译者）（“我们已经知道他现在进退维谷了。”感到奇怪的璞鼎查在致外交大臣的快件中若有所思地说），但是提醒他“在皇帝委派一个全权代表之前，战争不会停止”。(19)耆英想蒙混过关，称他自己就是全权代表，厚着脸皮说：“若不实心相待，定遭天罚也。”(20)在他拿出进一步的证明之前，璞鼎查拒绝相信他。伊里布继续他颟顸的道德说教（谴责英国人“干上苍之所怒，载青史而不芳”），耆英则试图说服道光给予他和伊里布他们所需要的权力。(21)“该逆如果情愿息兵，恳请通商，若再求见奴才及伊里布时，自应准其所请。”6、7月间，道光不理智地批示道：“不可。”这时道光对于军事胜利的可能性再次改变了看法，谕令耆英、伊里布等“专意剿办，无稍游移”。(22)大约与此同时，耆英对伊里布说：“天意将变。”(23)（耆英对道光则说，一想到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就“此心欲碎”。(24)）

然而，7月27日，道光收到镇江大屠杀的消息，同时收到的还有牛鉴从南京发出的几近歇斯底里的奏折：“伏求皇上速决大计，以拯民命。”(25)在这种情况下，道光突然一下子就全部接受了委派全权代表的意见，答复耆英，要其“便宜行事，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26)他至少还记得把全权委派给最便捷的人选。8月1日，耆英收到这一谕令，3天后，第一艘英国军舰到达南京江面。

这样，耆英和伊里布可以随心所欲行事了，他们现在是可以“便宜行事”的全权大臣了，道光皇帝的这两个大臣决定充分利用手中的自由，因为，以他们对道光的了解便可知，这场战争还能支撑多久呢！

他们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把与英国人谈判的任务交给一个完全没有被授予此项权力的人，当然，这没有奏知皇帝。这个人就是伊里布的家庭仆役，名字叫张喜（清代档案中作“张禧”。——译者）。

这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他详细记述他在南京谈判中的作用的日记后面，附有一份他的传记，这份传记不大可靠（声称他有7英尺高，长相很漂亮），参与南京谈判的英方当事人及观察家对他也有些零星评论（有些与他的日记和传记相抵牾），除此之外，我们几乎找不到关于他的记载。简而言之，张喜是晚清那个时代的一个俗套人物，是那时成千上万没有通过科举考试而设法在政府官员那里谋得一个幕僚职位以谋生的中国人之一。由于行政预算没有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那些有幸进入仕途成为政府官员的人别无选择，只得自行雇用（用自己的薪俸，或者增收税捐）私人秘书或地方行政人员。张喜个人的命运随着他的雇主伊里布的兴衰而起落，他多年忠实地追随伊里布，即使在伊里布流放张家口期间，而那些见风使舵、攀附权贵的人抛弃了伊里布。

4月初在北京的时候，伊里布就命张喜随他前往东南，帮他结束这场战争。然而，这样来考验忠诚太过分了，张喜以病辞，说他“急热冲肝，旧症复发”，卧床不起，声称他起不来床，当然也不能对付浙江温和春天的“凉风”和夏天的炎热。(27)但是，伊里布催得很急，5月份请求他一定要跟他去浙江，说“你病想早愈矣……勿负厚望”。(28)

7月13日，张喜离开北方赴东南。8月5日，他的行程因为遇到盗匪、逃难人群和援军封锁而减慢，终于在距南京几十英里的无锡赶上了耆英和伊里布。伊里布为与他的得力心腹重聚赋诗，表达欣喜之情，诗刚写完，就来了坏消息：“逆夷大帮船支俱至江宁，定于七月初二日开炮攻城。”(29)伊里布和耆英迅速决定派鞍马劳顿的张喜连夜赶赴前敌，去劝说英军不要开火。张喜穿戴上一套容易令人信服的行头：一件亮纱袍、一顶官帽，上面装饰以表明高级官员身份的顶戴，先乘船，再乘马，最后30英里步行，于8月7日及时赶到了南京。

张喜表现得十分沉着冷静，他翻了翻日历，告诉南京城里焦急不安的督抚一点儿都不用担心，说英军今天不会开炮攻城，因为今天是礼拜日。牛鉴问这种说法是不是靠得住，张喜回答说“断不敢妄言”。(30)（那天的确是礼拜日）英军曾经宣称那天要攻城，但事实上，英军那天的确没有攻城，这是因为他们还在等待舰队中其他军舰的到来。英军准备好后，还很熟练地利用清朝文职官员纷纷来拜访打发时间：白色顶戴和黄色顶戴的官员带来词意含糊的要求谈判的照会，提出支付有些侮辱人的小额赎金，并带来蜜饯、新鲜茶叶和丝绸。尽管所有这些都并不能动摇英军采取攻城行动的既有打算，但接受和处理这些照会至少给清朝方面赢得了一些时间。

第二天，伊里布冒着酷暑慢腾腾地进了南京城，耆英没有偕同前往。进城后，他首先派张喜又携带了一份照会到璞鼎查的座舰“皋华丽”号（Cornwallis）上，璞鼎查、全权秘密警察头子郭士立和两个高级翻译礼貌地接待了张喜。其中的一个翻译马儒翰（John Morrison，张喜《抚夷日记》称为“马礼训”。——译者）说，一切都很简单，“若能依我们告示所说，并屡次照会所言，便可了事”。(31)谈判陷入绝境，因为张喜的确不知道那些文件里都说了些什么（毫不奇怪，因为张喜只是前一天才参与到这场纠纷中来，不论是伊里布还是耆英，在派他到前线之时，都没有操点儿心向他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幸运的是，他愿意承认这一点，英国人也耐心地再次向他解释了他们的要求：赎城费、鸦片烟价、战争赔款和开放通商口岸，等等。

这时，张喜的外交谈判风格开始不那么专业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英国人对议和条件的要求，他正告他的不知所措的谈判对手，说他“于此际回肠百转……我若挂了大将军印，首先擒拿尔等，碎尸万段，磨骨扬灰，与被害兵民报仇，以消天下之愤”。(32)然后他啐了口（好几次）唾沫，脸色红涨，又拍桌子进一步强调他的观点，再次向舱板上啐唾沫，又骂了英方谈判者一些话。(33)舱外的印度卫兵用剑拦住舱门，隔开张喜和护送他来的另外4个官员。

黄昏时分，张喜告辞。英国人说他们暂时推迟开炮攻城的时间，条件是清方给英方赎城费300万元（这是牛鉴最初提出的数额的10倍）。当天晚上返回伊里布处后，张喜似乎完全忘记了他原来接受的指示是议和，而是决定要继续与英军作战，他认为，应“乘此机会，一面羁縻，一面急可以火攻之”。接着他讲解了用火船（与在其他重大战斗中至少使用过六七次但都失败的同样的火船）歼灭英军的具体方案，他告诉伊里布，这一方案他也已经详细告诉过璞鼎查（璞鼎查立即采取预防措施以防备这种攻击）。最后，他声泪俱下。(34)对此，牛鉴颇持怀疑态度，说“不要捋虎须”。(35)

英国人继续运兵登岸，并把4门榴弹炮（宁波之战中，这种武器在施放3轮后，给四川兵造成惨重的伤亡）对准南京城墙。牛鉴则坚持说南京太穷，出不起300万元赎城费。8月10日午夜，英国人声称上午攻城。耆英终于在8月11日来到南京城，耆英来后，伊里布迅速拟了一份照会，让张喜送给英国人，答应“所有烟价、马（码）头及平行各条，均可酌商定议，写立合同”。(36)并口头向英国人保证支付300万元赎城费，双方商定第二天再谈。

8月12日，张喜第三次与英国人见面，这次见面地点在城墙西北角外面的一座小庙里。英国人再次摆出他们的要求，伊里布和耆英须在24小时内答复，并出示他们具有全权身份的正式文件。为了避免任何沟通上的含混不清，英国翻译仔细地写下了他们的条件。

会谈到晚上7时左右结束，之后张喜回城里向耆英、伊里布和牛鉴汇报，他们几人正在总督府西花厅忙着娱乐。“话且慢说，”耆英豪爽地对他说，“坐下说话。”张喜肯定把英国人的要求扼要地告诉了他的上司们，但是不论是他的汇报，还是他上司们的反应，这4个人都没有抓住要害。张喜的日记对他与英国人讨价还价，成功地将赎城费由300万元减为210万元这件事扬扬得意地记录下来（英方记载中没有他讨价还价的过程），他声称是通过他的个人技巧和魅力。但是，那些细节——条约的所有其他条款（割让香港、赦免与英国人合作的中国人、协定关税、开放五个条约口岸、五个口岸的领事裁判权等）张喜似乎大都忽略了。在他的日记中，他描述会谈所在寺庙里的铜香炉的篇幅，远远超过对条约实际条款的记述（他甚至都没有完整记录下那些条款）。耆英和伊里布看起来对发生的事情更不甚在意，张喜在日记里说，对英国人开列的要求，“三宪（指耆英、伊里布、牛鉴三位官员。——译者）并不观看，就命送与幕宾……置之高阁”。停火协议既已达成，耆英和伊里布这两位皇帝的代表便很难再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张喜日记里记载说，伊里布“大为松劲。遂蒙吩咐，但说与其清厘以后税务，不准再有商欠，断不可许给银两。至于要看（授予伊里布和耆英全权的）上谕，要钤御宝，俱勿庸议”。换句话说，张喜要用几个不重要的、未经批准的让步去搪塞他们。伊里布作出决定后，便闭目不语。(37)

8月13日的黎明到来了。按照约定，这一天，张喜应该对英国人的要求作出经过研究后的答复。遗憾的是，耆英、伊里布连看都没看就把那张开列英国人要求的单子交给了幕宾，而幕宾只略略扫了一眼，就认为“窒碍难行”，把它束之高阁，也就放在幕宾那里。(38)那天上午，被派去取这个单子的人发现幕宾出门去拜访朋友还没有回来。与英国人约定的最后时刻快到了，这两位全权大臣不但还没有同意、甚至还没有阅读英国人开列的要求，而且现在他们还找不到那张单子了。张喜担心英国人不好搪塞，毕竟他们期望看到清方钦差大臣获得正式授权的文件，期望这两位钦差大臣同意他们所拟的草约。他把他的担忧告诉了陪他去见英国人的几个官员，说：“刻下此城有累卵之危。”他这几个同伴对英国人的反应却比较乐观，对他说：“慢慢去说，不必着急。”(39)

英国人中午时分到达那座小庙，立刻要求看确认伊里布和耆英为全权大臣的上谕。张喜的借口还说得过去，他解释说，他的两个主子把这道上谕寄送给扬威将军阅看，尚未寄回。英国翻译问：何日才得寄回？张喜含糊其辞地回答说：“今日明日寄回不定。”于是英国人想要知道耆英是否同意了他们开列要求的文件，张喜承认他没有把那张单子带回来。这时，在场的几个英国人都发了脾气（张喜注意到，“该夷等俱各不悦”），指责清方谈判人员没有诚意，“是处处相欺”。他们说，如果得不到令他们满意的答复，第二天拂晓他们就要开炮攻城，然后就回到了他们的船上。(40)

张喜日记中干干脆脆、毫不掩饰地记下了他回城汇报后耆英、伊里布等人的反应：“三宪茫无主见。”（在这次痛苦的汇报中，陪张喜一起去与英国人会谈的一个人悄悄告诉他，他昨天所说之话，耆英并未入耳。对此他肯定已经知道。）南京城陷入一片恐慌，谈判者却开始发生争吵。耆英想要知道，张喜为什么要对英国人说上谕在奕经处。张喜夸张地回答说：“请问当如何答对！至于如何说法，未蒙将军（指耆英。——译者）吩咐。”（耆英没有吭声）在场的人考虑该如何办：是准备开仗呢？还是读一读条约，继续谈判？伊里布思忖着对张喜等人说：“如果殉难，则我有专祠，你们亦必血食千秋。”与张喜一起去谈判的一个人极言英夷凶狠之状，认为：“如不准其所求，惟恐祸患立至。”耆英继续保持沉默。(41)耆英和伊里布等人决定跟幕宾要那份英国人开列要求的文件看一看，担任文案的幕宾一脸茫然，直到张喜提醒他就是昨天他认为“窒碍难行”的那份文件，他才最后找出了那份文件。耆英、伊里布等人简单商量了一下，就全部同意了其中那些主要的条款。

午夜时分（离英国人所说开始攻城的时间大约还有3个小时），张喜匆忙出城，凌晨5时，天空刚开始泛白，他把耆英等人同意了的条约在英国军舰上递交给英国人。早饭后，英国人回到前一天举行了不愉快会谈的小庙。张喜等待英国人前来的时候，感到“五内如焚，悲愤不能成语”，他的一个同伴劝他不必过分伤感，毕竟，汉朝为了使蒙古人（原文如此，指匈奴人。——译者）不南下劫掠，曾送给他们金5000斤，送钱物给桀骜不驯的外夷以维持和平不是什么新鲜事，“所失者小，保全者大……你亦不要心里难受”。(42)格兰维尔·洛赫误以为张喜脸上的悲伤是由于他对英国人的装束打扮感到失望，因为虽然他们的衬衣和马裤很干净，但是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熨烫过了，对此洛赫感到很抱歉，另外，他们的外套也很破旧了。与他们相反，清方人员“穿着刺绣的丝绸和带花的薄纱衣服，图案华美，质地漂亮，甚至可以用来打扮我们的漂亮女士”。(43)中国人彬彬有礼地把英国人引进一座宽敞、高大的木结构大殿里，请他们坐在一张长长的四方形乌木桌子周围，要他们不要客气。大殿外面，几个衙役头戴红色锥形帽子，上面有一根鲜艳的公鸡翎毛，手持皮鞭，把一群好奇的人挡在远处。

双方互相核实了授权证明，英国人特别注意核实了道光皇帝授予耆英和伊里布全权的上谕。洛赫回忆说，这件神秘的物件被郑重其事地从“一个制造、油漆都很粗糙的小破黄盒子”里取出来，一个中国官员“双手捧着黄色的绢轴——他的眼睛虔诚地盯着它——迈着缓慢、庄重的步伐走向那张桌子……马儒翰先生的手触碰到这份委任状时，我看到各种身份的中国人脸上都露出紧张、惊悸的表情，觉得十分好玩儿”。洛赫以为中国人的这种反应是由全体中国人对上谕的极端尊崇和他们对如此神圣之物被外夷之手所玷污感到恶心而引起的。(44)他的这一判断可能是不对的，因为这道上谕差不多可以肯定是前一天晚上匆匆忙忙伪造出来的。(45)英国使团的秘书麻恭（Malcolm）少校自豪地向清朝全权大臣展示了他的皇家特许状（Royal Patent），特许状写在一张鸭蛋蓝颜色的方块硬纸片上，上面盖有维多利亚女王的国玺。或许耆英和伊里布能够拿出来的与此最接近的东西，是皇帝7月27日允许他们“便宜行事”的字迹潦草的谕批。清方人员不安地看着英国人仔细查看他们拼凑的这份文件，不是由于被英国人的大不敬吓着了，而是由于害怕英国人发现他们在欺骗自己，害怕英国人发现被骗后怒气冲冲地冲出谈判的大殿，回到军舰上开炮轰击南京城。会谈结束后，由于中暑，或许是由于压力太大，那天晚上张喜呕吐了（多次）。

但是，那天在庙里就条约框架达成一致意见后，愉悦之情就蔓延开来。8月14日会谈现场级别最高的中国军官“大笑着说，条件是苛刻了些，但是，这毕竟是在类似情况下他们所仅能要求的……两国交战就好比是一场靠运气定输赢的游戏，输家须得认罚”。(46)8月19日，双方的全权代表终于彼此见面。在将近3年的战争期间，英国人与决策层的清朝官员只见过两次面（两次都是查理·义律和琦善的会见）。乐队奏着乐，打着鼓，礼炮轰鸣，伊里布和耆英——他们脚穿厚笨的满洲长靴，这种长靴适于在北方冰冻的荒野跋涉，而不适于在东南地区酷热的三伏天登上英国的军舰。登上璞鼎查的座舰时，不少人与张喜握手，但耆英等上船后与璞鼎查什么也没有多谈。洛赫猜想，耆英认为如果他显得兴致勃勃未免有失身份，伊里布则与往常一样身体有些不舒服，牛鉴则似乎忙着享用樱桃白兰地，除了偶尔发出“满意的吧嗒声”，顾不上说什么话。向维多利亚女王的画像深深鞠躬后，（洛赫回忆说）他们告辞离开，离开时“对受到的款待十分高兴”。(47)8月24日，英国人到钦差大臣官邸进行了回拜。华盖下垂着灯笼，地上铺着深红色地毯，桌子上摆满了各种食物，双方都致了辞，还有乐器伴奏声。大厅一侧的一棵柳树树荫下，两个官员（在耆英的指示下）试图躲开嘈杂的鼓乐声与马儒翰进行亲密的交谈，希望重新谈判条约中的一个条款，马儒翰不客气地说这不是谈公事的地方，随即走开。(48)

8月26日，璞鼎查乘坐一台绿呢大轿，来参加另一场宴会，这场宴会上，“有各种肉馅食物、猪肉、木薯、有肉的粉丝汤、猪耳粥及其他没有见过的食物，一道一道地端上桌来……要命的是，耆英坚持要亨利·璞鼎查爵士张开嘴，他极其熟练地向里投进了几块很大的糖果，我永远不会忘记亨利爵士发现抗议完全无用后那种勉强接受的脸色，也不会忘记耆英站在他面前，像个近视眼老太太穿针那样，用手指捏住那种美味的食物，准备投入亨利爵士嘴里时的姿势”。(49)在这种强迫喂食结束后，耆英才开始讨论条约，也许他希望这时英国人已经被食物撑得头昏脑涨了。基本要求很快就清楚了：210万元赎城费，开放五口通商，英国人有权在五口居住，协定关税，废除公行垄断制度。耆英和伊里布再次无视道光的谕令（这次他们很小心地“作出安排，根除一切引发战争的因素，不留下任何未尽事宜或引发怀疑之事”），意在尽快结束此事。(50)璞鼎查注意到，“钦差大臣宣布他们随时准备签字，立刻在条约上钤印，不再做进一步的解释”。(51)洛赫则回忆说：“对于欧洲外交官热切提出、加意关注的那些条款和措辞，钦差大臣没有心思进行严格的审查，他们的全部渴望——太过强烈，掩饰不住——集中在一个目标上，那就是我们马上撤离。”(52)

在这种情况下，璞鼎查终于提出了导致这场战争的表面原因，即鸦片问题，尽管耆英和伊里布同意非正式地讨论这个问题，但都不同意把这个问题直接正式写进条约中。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英国如此不义，允许在印度种植罂粟，向中国输出鸦片。璞鼎查则坚持认为，中国的鸦片问题与英国无关，全都是因为中国人抵制不了毒品，“如果你们的人民品德高尚，就不会沾染此种恶习；如果你们的相关官员不腐败，而是执行命令，鸦片就进不了你们的国家。要使我们的领土上停止罂粟种植，主要靠你们”。于是他提出一个缓和鸦片问题的建议：“因此，立刻使鸦片输入合法化……由此最大程度地限制鸦片走私，是不是会更好呢？”耆英和伊里布则坚持认为，皇上是不会听这种建议的。(53)

5个小时的会谈结束了。璞鼎查说他终于走出会谈地点时，“耆英按照鞑靼人的习俗热情地拥抱了我，并希望一个翻译向我解释，他和他的同僚对我很满意，认为我是个友好、正直的人。他们指指自己的胸，又向上指指天，表示完全同意翻译的说法。他们站在那里，看着我上马离开”。(54)

与此同时，耆英费心思编织谈判结果，上奏给道光皇帝。他安慰道光说：“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马（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但他上奏时略去了一些关键性的条款，诸如公行垄断制度的废止。(55)他还说英国人已经“礼貌恭顺”。(56)道光朱批道：“览奏愤懑之至。朕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机一至于此。”(57)但是他很知趣，没有再为他的所作所为浪费笔墨。他已经疲倦，在8月份的最后几天时间里，他一步步向英国的要求做了让步。他开始时是慷慨地同意“出租”香港岛，最后变成了割让香港岛；他不再拒绝战争赔款的要求，只是询问这笔款项如何筹措。(58)9月7日，道光最后的质询到达南京，但这已经是耆英、伊里布和牛鉴在条约上签字，并用从一个黄锦盒里取出的玛瑙大印章钤盖红铅漆印10天之后了。

8月29日，预定签订条约的那一天到来了，双方的关系还没有融洽到消除全部外交上互不信任的程度。条约准备了4份，每份均为汉文、英文合璧，用丝带绑在一起，以防（根据洛赫的解释）其中的某页被“那些狡猾的先生为了蒙蔽他们的皇上”而抽出。(59)英国人燃放21响礼炮庆祝女王生辰时，中国几位大臣的脸都吓白了，耆英以为英国人要把他扣留。(60)

伊里布因病重差点儿没能出席签订条约的盛大仪式。8月26日会谈时，他接受了英国人给他的治疗癣症的药物（据张喜《抚夷日记》，有癣症的是耆英。见《抚夷日记》第70页。——译者），派张喜去取药方。尽管张喜言辞之间暗示正是英国人的药使他的主人病情加重，但英国人却另有说法，说张喜（洛赫指责他是个“声名狼藉的酒鬼”）在英国军舰上的炮仓里喝了太多的酒，因而弄丢了药物的标签，让伊里布一下子服用了3天的药量。（张喜的传记令人费解地反驳说：“该夷……尤敬其雅量。”(61)）结果，伊里布不得不被抬上又抬下璞鼎查的座舰“皋华丽”号，整个签约仪式期间只好斜靠在一张沙发上。他以很高的礼数向医生表示了谢意，说“良药苦口，相信他的病肯定能治愈”。(62)

总而言之，洛赫概括道：“对于所有见证者来说，这是个美好的场景……在中国古都的城墙下，在英国军舰的船舱里，中国被迫签订的第一个条约，由它的三个高官在英国的国旗下签署了。”(63)张喜日记中说，签订这个条约“以为永久信守之据，钤用关防完讫，众情欣喜”。(64)庆祝的礼炮声音可能太大了，淹没了城里一个愤怒的清军将领的呼声，他听到和约签署的消息后，大骂牛鉴是“祸首”，据说他气得须发尽竖。(65)经过了这么长时间，花费了那么多钱，死了那么多人，英国人所要求的一切经过十余次会谈都得到了。

10月初，英国军舰起锚南航，耆英十分欣喜：“（一切）转难更易。”对张喜说：“活江浙亿万生灵，保全甚大，积德不小……你我之子孙将来俱必昌大。”伊里布担心：“祸根或已种下，流毒易滋。”(66)9月6日道光接到条约全文后，生气地批评代表中国签约的三个大臣中的两位说：“耆英、伊里布自贻伊戚，不惟无以对朕，更何颜以对天下。”他以牛鉴没能及时加强长江沿江的防务为由下令将他逮捕，以发泄他的愤懑之情。(67)张喜则高高兴兴地返回家里，“完体归来……曷胜庆幸之至”。(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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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222页。

(2) 关于刘韵珂的论点的有趣讨论，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414—420页。

(3) 同上，第413页。

(4) 同上，第413页。

(5)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199页。

(6) 同上，第199页。

(7) 同上，第428页。

(8) 同上，第432页。

(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306—307页。

(10) 同上，第273页。

(11) FO17/57：9．（又见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之研究》资料篇，文海出版社，第147页。——译者）

(12) FO17/57：11．（又见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之研究》资料篇，第148页。——译者）

(13)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447页。

(14) 同上，第446页。

(15) 同上，第447页。

(16)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447页。

(1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365页。

(18) 同上，第364页。

(19) FO17/56：340；FO17/57：83．

(20) FO17/57：79．（又见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之研究》资料篇，第155页。——译者）

(21) FO17/57：122．（伊里布引文又见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之研究》资料篇，第163页。——译者）

(2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428页；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449—450页。

(23) 邓嗣禹：《张喜与鸦片战争》，第22页。

(24) 郭斌佳：《中英初次交战之研究及其文献》，第294页。

(2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701页。

(26) 同上，第743页。

(27) 邓嗣禹：《张喜与鸦片战争》，第18页。（原文见张喜《抚夷日记》，文殿阁书庄版，第5页。——译者）

(28) 同上，第19—20页。（原文见张喜《抚夷日记》，第6—7页。——译者）

(29) 同上，第33页。（原文见张喜《抚夷日记》，第23页。——译者）

(30) 邓嗣禹：《张喜与鸦片战争》，第35页。（原文见张喜《抚夷日记》，第25页。——译者）

(31) 同上，第37页。（原文见张喜《抚夷日记》，第28页。——译者）

(32) 邓嗣禹：《张喜与鸦片战争》，第38—40页。（原文见张喜《抚夷日记》，第29—31页。——译者）

(33) 同上，第40—41页。

(34) 同上，第43—45页。（原文见张喜《抚夷日记》，第35—37页。——译者）

(35) 同上，第90页。

(36)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457页。

(37) 邓嗣禹：《张喜与鸦片战争》，第56—58页。（原文见张喜《抚夷日记》，第44—45页。——译者）

(38) 同上，第56页。（原文见张喜《抚夷日记》，第44、46页。——译者）

(39) 同上，第58页。（原文见张喜《抚夷日记》，第46页。——译者）

(40) 邓嗣禹：《张喜与鸦片战争》，第59页。（原文见张喜《抚夷日记》，第46—49页。——译者）

(41) 同上，第61—63页。（原文见张喜《抚夷日记》，第50—51页。——译者）

(42) 邓嗣禹：《张喜与鸦片战争》，第65页。（原文见张喜《抚夷日记》，第52—53页。——译者）

(43) 洛赫：《对华战争的最后几战》，第149页。

(44) 洛赫：《对华战争的最后几战》，第151—152页。

(45) 关于这一观点的形成，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460页。

(46) 洛赫：《对华战争的最后几战》，第152页。

(47) 洛赫：《对华战争的最后几战》，第162—163页。

(48) 邓嗣禹：《张喜与鸦片战争》，第80页。（原文见张喜《抚夷日记》，第65页。——译者）

(49) 洛赫：《对华战争的最后几战》，第170—171页。

(50) 邓嗣禹：《张喜与鸦片战争》，第94页。

(51) FO17/57：196．

(52) 洛赫：《对华战争的最后几战》，第172页。

(53) 同上，第172—174页；另见邓嗣禹：《张喜与鸦片战争》，第69—70页。

(54) FO17/57：200．

(55) 郭斌佳：《中英初次交战之研究及其文献》，第296页。（原文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57页。——译者）

(56) 邓嗣禹：《张喜与鸦片战争》，第109页。

(5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36—138、165页。

(58)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487—488页。（作者这里用的英文词是lend，在道光帝笔下是“赏借”。——译者）

(59) 洛赫：《对华战争的最后几战》，第187页。

(60) 邓嗣禹：《张喜与鸦片战争》，第88页。（原文见张喜《抚夷日记》，第71—72页。——译者）

(61) 洛赫：《对华战争的最后几战》，第175页；邓嗣禹：《张喜与鸦片战争》，第5页。（原文见张喜《抚夷日记》，第106页。原文为：“会议酋张宴，倾洋酒满卮进公，公一吸不留涓滴，磊落光明，毫无疑怖，该夷已服其诚，尤敬其雅量。”——译者）

(62) 洛赫：《对华战争的最后几战》，第187页。

(63) 同上，第188页。

(64) 邓嗣禹：《张喜与鸦片战争》，第86页。（原文见张喜《抚夷日记》，第72页。——译者）

(65) 同上，第93页。

(66)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504页；邓嗣禹：《张喜与鸦片战争》，第113、108、115页。（部分原文见张喜《抚夷日记》，第98页。——译者）

(67)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491页。

(68) 邓嗣禹：《张喜与鸦片战争》，第115页。（部分原文见张喜《抚夷日记》，第103页。——译者）

第十五章　和平与战争

1842年即将过去，来自南京的消息跨越英吉利海峡到达英国：“在大不列颠的历史上，或许没有哪一件事令这个国家的各个社会阶层都如此普遍地满意。”反映在读者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中的，是对华战争是一件“伟大光荣的事件”。(1)当然，尽管它“给英帝国的荣光”进一步“增添了光彩”，但它（甚至一家法国报纸也附和说）“对英国和中国两国的臣民和利益有同等的好处”，它“为所有欧洲人日益活跃的活动”打开了“一个新大陆”。(2)“1666年伦敦大火不是件好事吗？”《泰晤士报》用反问总结道，“它不是带来了巨大的改进吗？……答案必须是肯定的。”(3)浅薄低俗的画报媒体欣喜欲狂，登出蔑视中国的漫画，有画“复仇神”号轻而易举把中国的战船击得粉碎的，有画肥胖、无聊的中国士兵懒洋洋地站在架放在树墩上的旧式大炮旁边的。《伦敦画报新闻》（Illustrated London News）兴高采烈地说：“中国是人类中的一个大家庭，已经与世隔绝很多个世纪，现在要加入国际社会、与世界其他国家互相打交道了。她有众多的人口，现在冲破了长久以来包围着她的愚昧和迷信，将要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享受到更为宽广之文明的自由，进入到不可限量的辉煌前景。”(4)

1845年，令人生畏的林则徐的一尊蜡像被安放在杜莎夫人蜡像馆（Madame Tussaud's）里，但这并无恶意。6年后，其他的一些中国纪念物包括一艘完整的平底战船被运回英国，放在伦敦世界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全称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即“万国工业博览会”，指1851年在伦敦海德公园举办的世界首届博览会。——译者），令好奇的公众感到震惊。在博览会开幕式上，一个全身穿戴清朝官员服饰的中国人从人群中冲出来向女王叩头，这显然是刻意安排的表演。查尔斯·狄更斯也去水晶宫（Crystal Palace，为举办博览会而建的展览馆，是一座以钢铁、玻璃为材料的超大型建筑，1936年失火焚毁。——译者）参观，他利用这个机会嘲笑了中国令人好笑的脆弱（“黄疸病的荣光”），拿“英国人的伟大成果”比较“中国人的极端渺小”，“想一想景德镇制造精美绝伦的茶具所使用的材料吧……再看看这个华夏帝国辛辛苦苦雕刻出的象牙球，球中有球，一层套一层，几千年来没有什么改进，也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展出的中国战船触动了他，在他看来，这是个“荒谬可笑的畸形物件”，是一家“漂在水上的玩具店”，是中华千年文明所代表的“虚度光阴和时间荒漠”的一个象征。(5)

尽管有鸦片战争前和战争中两国之间冲突引起的矛盾，英国取得了胜利这一事实使许多人相信英国是对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必要的作用而且相对来说伤亡并不大。（对贸易、传教和旅游等各种机会的）期望值一旦被《南京条约》鼓动起来，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们就开始努力争取更多的特权和利益，如果需要，就再次发动战争以获得这些特权和利益。不过，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鸦片战争一直是件很尴尬的事，让他们感到内疚和悔恨。仅仅是“鸦片战争”这个称谓就表示出了这种问心有愧——1840年初，为了引起对“可耻的”辉格党政府在中国的“恶行”的注意，进行了一场大辩论，这个称谓就是在这次辩论中形成的，具有讽刺意味。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来说，这个国家为其拥有比被它征服的非欧洲国家优越的基督教信仰而自豪，“鸦片战争”这个称谓让人感到不舒服。这个称谓告诉人们，英国打了一场向中国人强行推销容易上瘾而且非法的毒品的仗。一派观点认为，这是“我们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战争……我们损失了69个人，却杀了2万到2.5万名中国人。在像这样的一场战争中，没有什么荣誉可言”。(6)1858年，一个演说家宣称：“没有哪个本性中有哪怕一丁点儿道德的人……敢于为这场战争辩护过。”(7)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和日本政府都力图通过提醒其臣民（包括中国平民，他们在1937—1945年间被日本士兵屠杀了上百万人），英国过去对中国的侵略来败坏同盟国的名誉。(8)

但是，对战争的愧疚也有相反的作用，即会导致更为好斗的自我辩解行为。一旦在不光彩的情境下杀了人，参与此事的人往往会厚着脸皮硬捱过去：首先是指责被害方，说是被害方迫使他们这样做的；其二是通过坚持其暴力行为，以证实其暴力行为的合法性。19世纪，在类似英国这样的国家里，对暴力行为的这种反应模式，似乎支配了很多极有影响的有关中国的舆论制造者的行为，包括大多数的商人、外交官、传教士，后来还有新闻记者和学者。这些群体排斥同情中华帝国的看法，相反，他们宣传中国人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行（他们的傲慢、排外、对变化的抗拒、野蛮残酷和道德低下等），这些恶行使得有必要打这第一场对华战争，因为所有这些恶行只有通过惩戒性的暴力行动才能被制服。

随着汉学在19世纪发展成为一个学术流派，西方最早一批研究中国的学者——人们可以想象，这是些对中国文化感到特别理解、支持的人——主要是一些耐心不够的人，他们相信中国需要被西方“打开”。剑桥大学第一个中文教授威妥玛（Thomas Wade）曾是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方首席谈判代表。当他发现在北京的一家报纸上，“大英国”三字没有被充分抬头印刷时，他曾经气势汹汹地向清政府的首脑提出抗议。1890年代初，此事在剑桥联合会（Cambridge Union）上还引发了一场辩论，威妥玛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反驳一个发言者，这个发言者曾暗示说第一次英中战争完全是因为鸦片问题。(9)因此，当一些中国政治家和民间人士对英国刺耳的“开化”论调越来越表示出不满时，英国人仅仅是感到他们对中国排外的指控得到了证实，他们抓住中国的这种对立情绪，作为再次发动对华战争的根据。

如果我们要挑选一个英国人，来描述各种期望、假设和恶感是如何由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建构起来而影响到后来的冲突的，我们或许应该选择巴夏礼（Harry Parkes），他是著名的排华人士，是霸道跋扈的排华人士，他组织发动了1856—1860年的第二次英中战争。根据他的权威传记作者的概括，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创造了印度帝国，并使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全球。”(10)

1842年8月，在《南京条约》的谈判中，巴夏礼第一次在中西关系舞台上露面（这时他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14岁少年，有一头金发，一双明亮的蓝眼睛）。巴夏礼年纪轻轻就被抛进对华贸易的商场里。他5岁时成了孤儿，到了学龄就开始上学接受教育，但是造物弄人，他的一个表姐嫁给了郭士立，这让他的几个姐姐生发出了把他送到中国去的念头，这是在1841年，他13岁。10月8日到达澳门后，他立即就做了马儒翰的徒弟，马儒翰是最资深的英国翻译之一。马儒翰注意到：“我们太缺少翻译了。”他因而说：“一到他会讲一点儿中国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很高兴地让他参与翻译工作。”(11)两年后，马儒翰和他的父亲一样死于劳累过度，他的父亲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中国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于1834年去世。

翌年5月，马儒翰前往中国东南地区帮助在南京举行的谈判工作，带上了他这个徒弟一道前往。对于一个兴致勃勃的少年来说，这一定是一次很刺激的经历：拉走当地农民的牛，抓捕中国的平底战船，一路不停地叽叽喳喳到璞鼎查的座舰上去出席最后的签约仪式（在那里他尝到了鱼翅羹）。这场旷日持久的奇怪战争结束阶段的活动使得巴夏礼——伍尔弗汉普顿（Wolverhampton）一个铁器制造商的儿子——一下子与英国殖民地的精英人物有了密切的接触。璞鼎查很快就喜欢上了他，邀请他“不论何时，高兴时”可来一起用餐。当有人反对这样低级别的人物出席十分重要的对外交涉场合时，这位全权代表大笑着说：“他是我的儿子，必须来。”(12)

经过在华东和华南两年多的学徒经历后，16岁的巴夏礼被认为可以胜任他的第一个工作了：在福建新增的两个条约口岸担任英国领事的翻译。此后的若干年里，他坐在装饰有流苏、穗带和紫色座垫的蓝缎轿子里，趾高气扬地来往于这些地方，捍卫英国的尊严，与此同时，他一直指责中国人（毫无疑问，包括他坐在他的绸缎宝座上时抬着他的轿夫）是“一个最不服管束的民族”。(13)1850年他曾短时间回过英国，他发现他得要自己搬运行李，“没有苦力帮助他”。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他在中国的经历已经使他具备了出色的中国语言知识（以及藏语和满语知识），但是对中国人本身却没有多少同情。他已经“仔细研究了他们，准确地知道需要打击他们的时候怎样进行打击、在哪里实施打击……在中国得到尊敬的唯一途径是命令它”。(14)

巴夏礼努力工作着，14年过去了：这14年，对于清帝国和在中国沿海经商的外国商人之间的关系来说，是多事之秋的14年，不是特别愉快的14年。在香港，英国人沿海边陆地建造了砖石结构的仓库，代替了木结构的棚屋，鸦片源源不断地运进这些新建的仓库。到1842年1月，尽管对华贸易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受到打击，这个地方依然是喧嚣忙碌的：修筑了道路、兵营、医院、旅馆，开设了裁缝铺、妓院、饭馆、鸦片烟馆、宴会厅，开办了一家报馆、一家装饰威尼斯风格贴面的赌场、剧院，还有一只名叫格特鲁德（Gertrude）的用于表演的雌性黑猩猩，每天从中午到午夜1点向公众展览：“它坐在桌边的椅子上，用汤匙和刀叉用餐，用餐巾擦嘴，……它还会打开一瓶酒，为观众的健康干杯，之后还会再吸一支雪茄烟。”(15)

上海的商界也发展得很快。庆祝《南京条约》签订的白兰地酒喝过仅仅两个月后，新任英国公使就在包围着旧上海城的湿地中为外国租借地选定了一处地址，租借地里有11家商行，两家新教教会，和一面英国国旗。1852年，铺设了租借地里第一条下水道，这让大家都很高兴，到这时，租界已经膨胀到拥有200家商业企业，其中有银行、建筑公司、出版公司、轮船代理商、钟表制造商和各种商店，当然还有鸦片贸易行。这些来上海的外国人致力于创造美好的生活。根据一份名叫《上海卫生学，或者，在中国保持健康的注意事项》的手册不以为然的描述，一顿典型的19世纪正餐，始于“大米粥和一杯雪利酒；然后是一两道配菜，佐以香槟酒；之后是牛肉、羊肉，或鸡肉和咸猪肉，再佐以香槟酒或啤酒；之后是米饭咖喱火腿；然后是游戏；之后是布丁、糕点、果冻、蛋羹或牛奶冻，再佐以香槟酒；之后是奶酪色拉、黄油面包和一杯波特酒；再之后，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柑橘、无花果、葡萄干和胡桃……佐以两三杯红葡萄酒或一些其他的酒”。一位作者建议说，一顿中档的保健早餐，应该至少包括“羊排、鲜蛋、咖喱黄油面包，佐以咖啡或茶，或者红葡萄酒和水”。(16)

但是，除了餐桌上的食物外，对于那些期望1842年后商业大发展的人来说，情形并不如人意。《南京条约》承诺的很多，但实现的很少。令曼彻斯特的工业家们烦恼的是，中国人似乎对英国商人为供给中国市场而运到香港的钢琴和西餐刀叉没有购买的兴趣。作为商业中心，香港岛仍被视为不如清帝国老牌对外贸易中心的广州，居于可怜的第二个最佳商业中心的地位。尽管《南京条约》据信已经赋予外国人在广州城居住的权利，但英国人和广州人之间的关系仍然很僵。

双方的矛盾来自于鸦片战争中的某些沟通的失败。尽管璞鼎查为避免最后所签条约中有外交欺诈而采取了预防措施，把那些文件用丝带绑在一起，以防止手法灵巧的清朝官员把开列有他们怀疑皇帝会反对的条款的几页纸抽出来，条约的中文本和英文本还是有所出入。条约第二条的英文本准许英国人及其家眷永久居住在新开辟的通商口岸，而中文本只准许外国人“暂时”在贸易季节进入这几座城市。(17)此后的15年间，这个分歧将会发酵为另一场战争的起因。

广州人不愿意让英国人入城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城市的50万人口没有什么热情来欢迎那同一族类的外国人，在1841年5月湿热难耐的最后一个星期，那个族类的外国人用枪炮强迫他们缴纳屈辱的赎城费；还是那个族类的外国人，很快就在周围的乡村大肆强奸妇女和掘坟盗墓。不论有没有《南京条约》的规定，他们都不想生活在英国人中。只要有几百个英国人挤进城南的商馆就足够多了。与此同时，在广州的清政府官员也不敢强行推行这个事。从1842年开始，任何被怀疑与英国人秘密谈判的官员都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1849年，在广州的钦差大臣写道：“提及进城，无不立动公愤，群思食（英国人之）肉寝皮，纵以至诚劝说，断难望其屈从。”(18)如果政府屈服于英国人的要求，就会导致内战。

中国南方的不少地方已经在酝酿着内战，少数民族起义已经揭开了太平天国起义的序幕——太平天国是一场持续15年之久的大规模起义，它将据有华东的大部分地区，造成成百上千万人死亡，并差点儿推翻清王朝。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与西方势力来到中国有密切关系。一方面，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奠基于清教徒式独裁主义的基督教，这是与在广州的传教士接触、阅读他们的布道小册子而学来的。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憎恨另一个著名的西方舶来品：鸦片。那些吸食鸦片的人一旦被抓住，如果他们运气好的话，会被立即砍头；如果运气不够好，就会被先“杖一千”，再吃一顿大米稠粥为最后的晚餐，然后被处死。太平天国对鸦片的痛恨也是他们强烈排满的一种宣示——排满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中新兴起的一股力量。太平天国的统治者相信，清政府为了奴役汉人，故意鼓励人们染上鸦片瘾。太平天国一位领导人分析说：“（满人）毒我国之身灵，年耗五千万银之鸦片……事事坏我纲常，条条制我族类。”(19)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战争前线满人和汉人之间破坏性的紧张关系，使得中华帝国在1850年代陷入了大混乱状态。对于1850年继道光皇帝登上帝位的身心疲惫的咸丰皇帝（1831—1861）来说，方兴未艾的英国侵扰，相对于太平天国来说，只是肢体之患。

一些英国人隐隐约约明白了以下道理，即依靠武力，并没有也不可能赢得中国人的人心——即使是像帕麦斯顿和璞鼎查这样的人，也被他们同胞在中国的恶劣行为激怒了，帕麦斯顿对那些“用踢翻中国人的水果摊和把中国人当球踢来取乐”的人大发脾气。(20)但是，由于对中国人不尊重《南京条约》的规定而十分生气，这一良心上的不安被扔到了一边。广州人不愿意让英国人入城，是中国人不理性的排外、是对“《南京条约》所具有的强烈抵触情绪”(21)的一种简便表达方式，否则可能会有更大规模、更大危害的行为，结果是导致双方互相憎恶的恶性循环。英国人每一次逼迫清地方政府同意他们要进城的行动，都引起广州人的抵制。反过来，每一次与广州人的冲突，都使英国人更加相信存在着一个广泛的全国规模的反英阴谋——尽管根据当时外国人的记述，正常情况下，广州人会尽量与外国人相当和平地共处。1825—1844年间住在广州外国人聚居区的一个美国人注意到：“如果一个外国人在街上卷入了一场纠纷，一般情况下可以保险地说，是他自己的错造成的。”(22)

1842年秋，清方谈判大臣已经与璞鼎查达成不甚明确的协议，即在某个时候，英国人会被准许进入广州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之间的关系没有多大进展。《南京条约》签订三个月后，一个英国士兵与一个当地卖水果小贩的纠纷，使双方紧张关系升级到很严重的状态，一群广州暴徒冲进城外的外国商馆纵火。1845年，英国人再次在入城问题上催迫清政府，这次英国人组织了一群人挥舞着手枪想要冲开城门。不幸被任命（在处理完南京的事务后）为钦差大臣赴广州办理事务的耆英，试图在广州城遍贴告示，要广州人再好好考虑一下他们在英国人入城问题上拒不让步的做法是否妥当，广州人的反应是撕去这些告示，贴上自己的揭帖，声称一旦英国人迈过城门，就会被杀死。揭帖说：“英夷生长于化外邪恶之地，烟瘴之乡，狼心兽面，面目似虎，狡诈如狐。”(23)1846年，又发生了另一起与水果小贩的争执，引发了一场混战（混战中3名中国人被枪击身亡）。英国人祭起老办法，用炮艇轰击守卫进入广州的水道的中国炮台。1847年12月，6名在广州城西不远地方远足的英国人被乡民所杀，这几个英国人很可能首先向乡民开枪了。随着事态的发展，英国人要求进城居住的权利，广州人则予以反对（用诅咒、石块袭击、抢劫、追赶、破坏、暗杀等手段），在英国逐渐形成了一套多卷册的议会蓝皮书，冠名为《在中国受到的侮辱》。

在巴夏礼这类人的心目中，广州成了“中国人盲目自大、表里不一的总部——中国排外情绪集中体现的中心”。(24)这无疑是侮辱和挑衅，于是战争贩子们叫嚣：与这帮杀人犯谈判是徒劳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想遵守《南京条约》的条款，应该打掉他们的优越感。1852年，英国政府在广州的代表认定，中国当局的唯一目的，是“阻止和抵制外国人的进入”和“煽动广州人反对我们”。(25)帕麦斯顿（到1855年，他将成为英国首相）则认为：“如果我们允许中国人恢复他们原来的傲慢腔调——毫无疑问他们会时时刻刻向这个目标努力，我们就将很快被迫对他们发动另一次打击。”(26)（几年前他曾悲观地评论说：“这些半开化的政府……每隔八到十年就全都需要调理一次，以便使他们规规矩矩。”(27)）必须向中国人强力灌输这一观点，即鸦片战争是前车之鉴。尽管《南京条约》打下了“明智、坚实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枪炮的支持，条约就是废纸一张”。(28)

尽管帕麦斯顿和他的领事们千方百计要为战争制造合乎道德的正当理由，英国对中国不满的主要原因却是经济上的，于是再次牵涉到了鸦片。从1842年起，中国向英国贸易新开放了4个通商口岸，英国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购买英国制造品的数量应该增长5倍。但是截止到1848年，对中国的正规出口事实上还不如1843年，而英国的消费者仍一如既往地离不开茶和丝（1842—1856年间，茶的销售量翻了一番多，丝的进口则增加了20多倍），(29)其结果就是又重新回到了贸易逆差的糟糕的往日：1854年，英国发现它对中国的贸易收支逆差出现了800万英镑的赤字（1857年增加到900万英镑）。减少从中国的进口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它对英国的进口税贡献太大了，对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费贡献太大了。帕麦斯顿认定问题是由《南京条约》的种种限制引起的，中国内地必须向自由贸易开放，而不只是沿海的几个关口。他告诉在中国推动修约（没有结果的，也是不合法的）的领事们说：“我清楚地看到，我们将被迫对中国再发动一次打击，这个时间正在迅速到来。”他授意《泰晤士报》给追逐利润蒙上一层道德光环，于是这家报纸宣称，英国必须“把文明国家自由贸易和自由交流的权利强制推行到这个广袤帝国的全国各地”，“把这样一个大国当作好像它属于欧洲那些开明国家来对待”是无济于事的。(30)

鸦片显然是拯救英国贸易收支逆差于危境的唯一物品。1840年代和1850年代，虽然钢琴和西餐刀叉对中国消费者没有吸引力，但毒品还是有吸引力的，1857年3月，帕麦斯顿坦率地承认：“目前，我们对华贸易的实质是我们只能够部分地用商品来支付从中国购买的货物，其余部分我们必须用鸦片和白银来支付。”(31)一个名叫四美（Reverend George Smith）的英国传教士，记得他1845年坐船到舟山时，“鸦片烟雾在微风中荡漾，（污染着）周边的空气”。他后来注意到，停泊在上海的鸦片船的生意，“令人痛苦地兴隆”。(32)《中国丛报》估计，1840年代，仅仅从1845年到1847年两年间，英国从鸦片贸易中获取的利润就从3360万美元跃增到4200万美元。(33)不论英国的政客和商人们怎样咆哮所谓自由贸易的文明使命，事实是直到1850年代及以后的年代，在中国兜售鸦片（由英国垄断，在印度生产）成为英帝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它支撑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到1856年，鸦片税占到英印政府全部税收的几近22％），它为英国在印度洋沿岸的贸易提供了白银，当然它也支付了英国在中国购买茶和丝的费用。(34)在一定程度上，它维持着世界经济的运行：先是英国用钱购买美国的棉花，美国商人用出售棉花赚的钱在广州购买茶，然后广州人用出售茶赚的钱购买印度生产的鸦片。(35)拜鸦片垄断在其经济上的重要性所赐，1843年，英国新吞并了印度西部的一块领土信德地区，至少部分地拉高了英属孟加拉以外地区种植的鸦片的运输费，因之使得非英国控制地区生产的鸦片无利可图。(36)1842年璞鼎查没能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在整个1840年代和1850年代，英国政客们一直忧心忡忡，担心1839年中国禁烟运动再次重演（这会严重危及英国的利润率），对清政府纠缠不休（未果），要求清政府解除对鸦片贸易的法定禁令。

1856年，新被任命为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卷入到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中。早在他获得这个新任命之前很久，他就相信，进入广州城是中国问题的核心，1850年他短期回国时就向帕麦斯顿充分论述了这一点，1856年他再次回英国，与已任首相的帕麦斯顿第二次私人会晤，在这次会晤中，他很可能直接建议寻找借口强行解决进城问题。巴夏礼已经做好准备制造一些事端，他的新职位无趣无聊，这样安排似乎就是为了激怒他。除了起草苦力出洋的报告、为英国在华侨民主持婚礼和绕着附近山丘走路以激起对殖民地奢侈大餐的食欲外，他无所事事。（巴夏礼嗜癖新鲜空气，1850年，他曾像旋风般作欧洲多国之游，以每天26英里的速度，用6天时间负重步行跨越阿尔卑斯山。）

1856年10月8日，他的机会来了，这个机会是中国两广总督叶名琛提供的。叶名琛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他在广州征用了一艘中国海盗船（船主、船员都是中国人），船的名字叫“亚罗”号（Aarrow），据说这艘船在香港注册，悬挂英国旗帜。(37)（叶名琛是个大忙人，负责在中国南方秩序混乱的省份镇压太平军，海盗船“亚罗”号就是弥漫于南方的暴力违法大潮中的一朵浪花。叶名琛在1850年代杀了成千上万的叛乱分子，他对这艘船的活动十分怀疑。）听到这一“骇人听闻之事”，巴夏礼领事立即冲到现场去解救中国海盗，就好像他们是优秀、诚实的英国公民。在争吵中，他受到了攻击。同一天，他趾高气扬地向叶名琛递交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照会，声称除非迅速得到赔偿，英国将派遣在中国海的皇家海军准将来解决问题：“对英国如此公然侮辱，必须受到同样公开的惩罚。”巴夏礼对香港总督包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解释说，扣押“亚罗”号船，“在叶名琛方面，是他既不尊重英国国旗、也不尊重英国执照的公开表示”。(38)之后的3天时间里，巴夏礼从现场的西方目击者那里拼凑了几份不可靠的、修饰过的证词，其中最重要的是“亚罗”号名叫托马斯·肯尼迪（Thomas Kennedy）的21岁爱尔兰雇主的证词，他一直把这艘船当作他所盗窃的物品的仓库——这一点后来慢慢才水落石出。同时，中国方面的目击者坚称，这艘船没有悬挂英国国旗，唯一的独立目击者（一个葡萄牙水手）也证明它没有悬挂英国国旗。另一个有趣的事实也浮出水面：巴夏礼和港督包令都知道，“亚罗”号在香港的注册执照已经在9月27日到期，所以，即使它悬挂了英国国旗，这时它也已经没有任何法律权利悬挂。(39)

巴夏礼把这些法律细节抛在一旁，10月11日告诉包令：“我们一方只有采取积极行动……才能因为如此恶劣的侮辱行为……得到中方的赔偿。”(40)巴夏礼很幸运，包令是一个博学多识而脾气暴躁的英格兰人，精通拉丁文，但对中国既无知又不耐烦，很高兴抓住这个借口威胁广州当局。香港总督的身份曾使他免遭一系列公务上的失败，从1852年到香港时起，他就千方百计找机会建立重要的外交功绩以获取名望。他坚信，成功进入广州城是他青史留名的门票。他对此是如此执着，以至于对此不大理解的上议院将他看作偏执狂，解除了他的港督职务。(41)10月份，包令和巴夏礼二人处心积虑地、肆无忌惮地、非法地鼓吹发动对华战争，以发泄他们对中国和1842年后现状的不满。“我们不能利用这个机会解决入城问题吗？”10月16日包令秘密致函巴夏礼，“如果能的话，我将带整个舰队来支援。”(42)当叶名琛提出把大部分“亚罗”号的水手交还给英方时，巴夏礼拒绝接收他们，而是起草了一个摧毁广州炮台的方案，同时要求入城。在这场危机中他写道：“（英国）人员进入广州城是这场麻烦的起因。”他多多少少承认，“亚罗”号船事件就是个烟幕。(43)

10月16日，巴夏礼下令扣留一艘中国战船，双方进入敌对状态。10月29日，英国大炮炸开城墙，开始捣毁叶名琛的衙署。到11月3日，英军炮击南部的老城，英国再次与清帝国进入战争状态。从12月到翌年1月，英军持续不断的炮击，把广州城南部地区变成了“一片硝烟”，中国的救火队员在“枪林弹雨”(44)中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火。“我们是如此强大，如此正确，”包令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必将在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45)

然而，在英国，人们对中国事态发生变化的看法却是大相径庭。1856年11月，听到英军炮轰广州和有平民伤亡的消息后，曼彻斯特的居民写信给女王，表达他们的“羞愧之情和愤慨之意”。(46)《每日新闻》（Daily News）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傲慢和残暴地滥用权力行为，对它进行评论，现在成了我们痛苦的义务。”(47)《晨报》（Morning Post）则不同意这种意见：“说到过去几年这个问题给我们的教训，似乎除了使用剑之外，没有办法可以到达中国的中心地带。”中国会从被迫开放中得到很多东西：英国的商人、传教士和游客会带去的“文明进步的种子”——轮船、气体燃料、新闻印刷、学校、教堂、铁路和众议院。“不论是对是错，”这家报纸很讲求实际地概括道，“我们处于争吵之中，只能这样走下去，别无办法……屈服于（这种蛮族）会危及我们的全部利益，不光是在东方，而是在世界各地。”(48)“我们没有法律依据的支撑，所以我下令把（舰队司令）和大炮调到前线。”《笨拙》杂志（Punch，创刊于1841年7月的英国讽刺周刊。——译者）在一篇模仿包令致巴夏礼的信中语带嘲弄地总结说：“这是明白易懂的英语。”(49)

一种恐慌感弥漫于上下两院，1857年，对华战争问题在两院进行辩论。上议院发现巴夏礼的行为“怪诞不经”，包令的行为则“与一个伟大、文明的国家……不相配”。(50)他们还说，发动这样一场战争，“将玷污我们的名字和我们的国旗，将毁灭我们的（对华）贸易”。(51)在下议院，完全可以想见来自托利党反对派的攻击。对英国政府来说，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它自己的很多官员被帕麦斯顿开战的打算吓坏了：殖民部副部长弗雷德里克·罗杰斯（Frederick Rogers）宣称，这件事是“我们这个时代极为邪恶的事情之一”，约翰·包令爵士是个“蠢货”。(52)有一次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理由是这个政府在广州的代表积极鼓吹没有正当理由的对华战争。这次不信任投票是由开明自由贸易与和平运动活动家理查德·科布登（Liberal Free-Trade and Peace Campaigner Richard Cobden）发起的，他告诉议会说，“英国政府”“欺软怕硬”。“对付文明程度不如我们高的国家时，”保守党爱德华·布尔沃-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附和道，“则打出崇高的真理和宽容的人性的旗号来，商业天赋与征服者的野心相映照。”(53)

辩论的第一天，鸦片问题就进入了议题。前孟买首席法官评述说，有人告诉他“他们对此应该闭上眼睛……但他声称所有问题都与鸦片问题有关，因为是它造成了中国人对英国商人和英国政府所怀有的深深的敌对情绪，反过来英国人对中国人也抱有敌意，这样就可以解释在中国的几乎所有英国人表现出来的好斗情绪。”(54)帕麦斯顿这时已70多岁，疾病缠身，很是疲倦，试图通过谴责叶名琛来煽动爱国狂热，说叶名琛是个“没人性的魔鬼”，只在去年一年就屠杀了7万名中国人。他争辩说，如果我们不发动战争，就会使我们在中国的同胞“任由这些野蛮人摆布”。(55)他的话没给他的听众留下什么印象。日记作者查尔斯·格雷维尔宣称，他的演讲“第一部分很单调，第二部分像犬吠”。(56)

经过四整天的辩论，政府被打败了：议会裁定，政府建议“用武力增进我们与东方的商业联系”，这不能接受。(57)科布登的提案以16票的优势获得通过，格兰斯顿祝贺说，这是“我记忆中给下议院带来比任何（部门）都更多荣耀的一次”。(58)在反对政府的人中，有弗朗西斯·巴林爵士（Sir Francis Baring）。17年前他任英国财政大臣，曾在财政上支持了鸦片战争。1840年时，发动对华战争的动机是混乱的，有贪婪，有鸦片，还有机会主义，这差一点儿使政府垮台。1857年，情况同样如此。

由于很多人在对华事务上感到内疚而把政府赶下了台，但是政府刚下台，帕麦斯顿就提出一系列为自己辩护的质疑和批评进行反击。在已经倒台的政府准备反击——这场反击后来被称作1857年之春的“中国选举”——之时，其支持者发动了一场宣传运动，宣传中国的排外恐怖，抛出大量令人震惊的宣传画，描绘中国人的酷刑拷打和残忍死刑，有“肢解、凌迟、车裂、活剥人皮等”。一则评论说：“整个文明世界真的应该联合起来……去教训这些坏蛋，告诉他们什么是人性的共同原则。”(59)英国商界团结在帕麦斯顿周围，以“捍卫大不列颠的荣誉……决心保护英国臣民的生命和财产，与中国和平进行商业往来”。(60)主战派鼓其如簧之舌，策略很简单：不厌其烦地叫嚣武力对抗中国是光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直到在大众的想象中真的认为是这么回事。关于对华战争，辩论的焦点，很巧妙地被从国际法这一很好的出发点，转移到了爱国主义和国家利益这一情感问题上。

新教传教士院外集团是在洒鳄鱼眼泪，他们也马上加入到帕麦斯顿阵营：“我们为（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一洒同情之泪，但是我们不能闭眼不看如下事实，即除了外来大国的坚强臂膀之外，没有什么力量能迅速为他们打开进入福音之境的大门。如果‘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圣经》箴言16：18，译文采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发行的版本。——译者），那么，它或早或晚受到某个大国的惩罚就是不可避免的了。”(61)和商人们一样，传教士们也对1842年的结果很失望，他们也很希望广大的中国内地对他们开放，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居住、旅行、建学校、建教堂。这是一种归功于“大不列颠的荣耀、伟大的自由法则、特别是基督教利益”的特权。(62)

帕麦斯顿并不需要别人为他说话，他自己抓住一切机会对中国进行诽谤：在市长举办的外交宴会上，在选区的竞选演说中，在发表于报纸的文章中（“中国选举”是英国历史上首相第一次亲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向全英国国民表达自己的政见），以及在公然的撒谎中。他编造谎言，声称“可敬的英国商人”的人头曾被“挂在广州城墙上示众”，称叶名琛是个“傲慢无礼的野蛮人，他冒犯了英国国旗，阻止了条约的执行……策划了……杀戮、暗杀、毒死”英国臣民的活动。熟悉政治的人对帕麦斯顿这一套很不屑，称其为“竞选噱头”。(63)但是公众似乎很喜欢这一套。《泰晤士报》大力称赞帕麦斯顿的行为，说其“坚决有力”、“充满智慧”和“充分展现了英国人的特点”。(64)1857年4月7日后，选票统计的结果，科布登和主和派的其他主要人物出了局，他们被选民指责为“不像英国人”而遭到抛弃，帕麦斯顿又回来了。尽管下议院和上议院都不赞成，但大多数英国选民基于害怕中国而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最终还是回到了主战立场。现在，帕麦斯顿终于可以放手发动对华战争了，而不到一个月前，议会已经谴责发动对华战争的主张。“在我们的历史上这恐怕是第一次，”葛雷伯爵（Earl Gray）悲哀地说，“我们要发动一场战争，但却没有来自王权的旨令正式通知议员们，直到从这个国家派出大批军队的那一刻，也没有要求议会予以审核。”(65)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形大概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

英国最优秀的法律人才在1856、1857年之间的那个冬天进行了辩论，但是一无所获。从1856年9月起，英国就与潜在的同盟国（法国、美国、俄国）进行秘密谈判，策划对中国进行联合行动。到11月27日，与法国合作的原则已经确立。(66)到1857年2月初（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一样，又是发动战争问题在下议院或上议院实际辩论前的几个星期），内阁已经向在东方的相关人员发出命令，它在印度的代表奉命向中国派遣军队，以强迫中国修订原有条约，中国内地（不仅仅是它的条约口岸）要向英国企事业开放，一份附件（加盖有“秘密和机要”字样）命令鸦片贸易要合法化。(67)3月10日，对华战争案投票失败7天后，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这位牙买加和加拿大前总督被宣布任命为远征军全权代表。

“我们的处境肯定是很尴尬，”即使是这场乱局的策划者巴夏礼也承认，“但是我们不能往回退，只有继续进行下去，激起人们的恐惧，我们才能取得成功，或避免给我们的利益带来极大伤害的失败。”换句话说，必须再进行一场战争，或者像《笨拙》杂志又一次嘲讽包令、模仿他的那样：“我们已经走得太远，退不回去了。告诉（舰队司令）继续开炮射击……我的心在为这些昏头昏脑的中国人流血。”(68)

一旦做出代价高昂的开战决定，它就有了自己不可抗拒的发展逻辑。议会的议员们时不时地不得不谴责这场“悲惨的战争”（再者，当时还有更为严重的镇压印度兵变的问题，对华战争会分散英国的注意力）。(69)但是，质疑的声音被政客、商人、记者们所淹没，他们声称在这场冲突中他们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为显示对这场战争的重视，《泰晤士报》第一次任命了一个叫柯克（George Wingrove Cooke）的人担任驻华特派记者。“是（中国的商人和官员）使这一切成为必要，”在英军弹雨的呼啸声和中国房屋屋顶的迸裂声中，柯克从广州发回报道说，“即使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广州也必须被攻陷。”(70)他发自中国的信件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立刻就于1858年以书籍的形式重印了，到1861年，已经印到了第5版，几乎每一页上都有喷向中国的毒液。“人性、自我牺牲以及谦恭有礼，这种谦恭有礼是西方国家所倡导的，即尊重他人感情是个人尊严的一部分，”正当英法联军以不符合国际法的借口用枪炮大肆杀戮中国人的时候，他写道，“在中国事实上已经死了，只在童话剧中还活着。”(71)

1857年12月29日，广州在炮击下屈服了，木结构茅草顶房屋在火焰中噼啪作响。《泰晤士报》（“十分满意”地）称这是次“周密计划和完全成功的”战斗，慨叹中国人“死心眼儿”，使得英法联军的统帅们只得“痛苦地选择攻击广州城”。(72)这次战斗中，中国伤亡450人，英法联军伤亡约130人。(73)广州对英法联军的抵抗受到发生在邻省广西的国内起义的严重掣肘，清政府军正在那里为生存而战斗（1856年秋，叛军已经摧毁了70艘清军战船）。总督叶名琛担心正在进行的内战危及清朝的前途，因而不敢为广州征调援军。(74)1858年1月5日，身穿红色外套军服的英军和身穿蓝色夹克军服的法军沿着慈爱大道进入“处女城”（柯克使用的下流说法），占领了所有官衙（包括铺满了夜明砂的鞑靼人府邸）。(75)巴夏礼沿着广州城狭窄的街道追捕他的老对手总督叶名琛，他以此为其个人乐事，说“叶名琛是我的猎物”。(76)最后，他的猎物被找到了。“在衙门的最后面，一个胖胖的男人正打算翻墙逃跑。”柯克报道说。在这附近的一个舰长“拦腰抱住了那个胖先生，揪住钦差大臣令人敬畏的小辫子，把它缠到自己的手上紧紧攥住”。(77)英国人违反外交礼仪，不到一个月就把叶名琛用船流放到了印度（一年后，叶名琛因病和百无聊赖而死在那里）。对叶名琛最严厉的惩罚，或许是他被迫由柯克陪着去印度，柯克对这位失势的总督极尽嘲讽之能事（嘲笑他干瘪的辫子还不如“中国最小的猪”的尾巴，嘲笑他“像猴子的表情”，嘲笑他被焦油染黑了的牙齿），以此来取悦英国国内的读者。更糟糕的是，柯克继续嘲笑他，说“他吐痰、吸烟、打嗝儿，用手指夹着鼻子擤鼻涕”。(78)由于广州的最高长官被英国人俘虏了，广州城迅速陷入无政府状态（英国人一直抗议说法国人是比英国人坏得多的掠夺者，中国人则是最坏的）。这场战斗的结果，是巴夏礼（他热切希望“至少远离中国人，不论是中国语言还是中国人民，都让他从内心深处感到厌倦”）留下来成了这个城市的军阀式省长。(79)

那年5月，英法联军舰队驶到中国北方，摧毁了控制通向北京的通道的炮台，强迫清朝谈判代表同意签订了《天津条约》，实现了帕麦斯顿的修约要求。但是，当额尔金勋爵的弟弟布鲁斯（Fredrick Bruce）1859年6月返回中国赴北京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时，清政府封锁了从天津赴北京的水路，试图阻止他进入首都，布鲁斯的回应是下令炮击位于北京以南的炮台。令英国人和法国人大为吃惊的是，清军开火还击，居然打得很准（证明中国人愿意学习西方的战斗策略）：英国水兵和步兵519人阵亡，456人受伤。最惨的是登陆的步兵，他们纷纷掉进炮台前河岸的陷阱里，被清军狙击手轻而易举地一一击毙（“就像打鸟一样”）。“我从来没见过、也没梦到过这样的惨象。”一个当事人写道，他描述说幸存者缺胳膊断腿，死难者则被清军割去头颅，尸体横七竖八散落在河岸上，“我们损失惨重。”(80)“我们必须发动一次沉重的打击，”一封致《泰晤士报》的信要求，“为我们被屠杀的同胞报仇，他们是在历史上最为处心积虑的一次背叛行为中阵亡的。我们应该使用一切手段，立即准备并派遣远征军……去恢复我们被玷污了的名誉，告诉那些自负的野蛮人，他们严重地错估了（英国）这个国家的力量……从此以后，在他们的土地上，欧洲人这个名字，如果不能成为爱的代名词，却一定会是恐惧的代名词。”(81)是把额尔金派回中国完成这项任务的时候了。

额尔金从一开始就对在中国担任的职务不感兴趣。他宣称，从整体上看，英国的政策是“愚蠢的”，抓住“亚罗”号作借口是“卑鄙的……尴尬的……可耻的行为”。(82)读到印度兵变的消息时，他自忖道：“我能否做点什么来防止英国因为对另一个孱弱的东方民族实施暴行而招致上帝的诅咒呢？或许我的一切努力只会导致让英国人展示其文明和基督教是如何空洞、肤浅的地盘进一步扩大？”(83)1858年，他不能“接受”帕麦斯顿下令鸦片合法化的“正确意见”。“尽管我被迫几近残忍地对待中国，但我差不多一直是中国的朋友。”他在日记中写道。(84)“额尔金勋爵，”巴夏礼袒露心迹地总结道，“我不认为他是个伟大的人物。”(85)现在额尔金发现他被夺去了1859年给予他的邮政大臣的职务，又被派回中国，帕麦斯顿催促着他进攻并占领北京，而他不赞成这样做，说：“总的来看，如果我们随心所欲地使用大棒政策，我们在中国就可以为所欲为。我持与此相反的意见。”(86)然而，在下一年里，中国的战争让他变得麻木了，使他干出了20世纪末中国公共历史著述中称作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上的滔天罪行。

这是一场最早留下照片记录的战争之一，在它的最后几个月，一个名叫菲利克斯·比托（Felix Beato）的幸运的意大利摄影师，刚从印度兵变的战场上拍摄后来到中国。他的出色的视觉记录始于1860年春随舰队集结到香港，香港的海岸边环绕着华丽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政府建筑物。(87)经过长时间的航行，8月14日，英法联军对天津炮台发动了报复性的攻击，联军的炮弹对着清军倾泻而下，直到炮台外地面上布满清军的尸体和伤员。“每个人都尽了国家寄望于他的义务”，维护了“我们军队被玷污了的荣誉”，一个名叫施文贺（Robert Swinhoe）的远征军翻译评论道。(88)施文贺是自然历史学家，他发现了（在他41岁去世前）海燕和野鸡的新品种（二者均以他的名字命名）。然而，那天战斗结束后，他检查了战死清军的尸体，发现“他们都很丑陋，有很粗糙的黄色皮肤，都很脏很难闻”。(89)濒死的士兵们痛苦地挣扎哀嚎着，而比托却欣喜若狂，执拗于记录这场残杀的原貌，宣称它“很漂亮”，坚持在他为后人将其拍摄下来之前，一具尸体都不许移动：他们分布在攻城云梯和炮台木桩旁边，脖颈被打破，脑袋耷拉着。(90)“我十分兴奋，而且有很好的理由兴奋，”巴夏礼在写给家人的信中高兴地说（因为额尔金鉴于他掌握中国的专门知识，把他带在了身边），“我们有201人战死和受伤……敌人则有1200人或者大约1500人伤亡。”(91)在安排谈判的那段时间，清政府目光短浅，决定采取欺骗手法，进行反击，具体做法是绑架了由巴夏礼率领的30多人的谈判代表团，在北京的刑部对他们进行（刑讯）审问。这进一步证明了“中国人臭名昭著的背信弃义”、“消极但固执地阻碍问题的解决”和“冥顽不化的自大自傲”。(92)本来勉强参与这场战争的额尔金，现在没有理由不采取适当的有教训意义的惩罚性措施了。“我国的道德影响，”远征军的一个成员注意到，“是柱石，每个个人都必须依赖它受到保护。”(93)冬天快要到了，必须要给中华帝国一个迅速利落、严厉惨痛的教训。从9月底到10月初之间，英军和法军一路穿过砂质田野、菜地、树林、村庄、皇家陵寝和两座兵营，打到北京城北。到这时，英法联军已经完全没有了恻隐之心：他们快到北京的时候，遇到了一队办丧事的人，一个孝子带领众人把他父亲的尸首运到祖茔去，结果英法联军把棺材扔进了一道沟里，征用了拉车的骡子。(94)当北京在望时，它又厚又高的城墙，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座好几层的城门，有的地方则被宫殿里高塔的阴影遮住，英国军官们很可能会自命不凡地意识到，自从上一次失败的1816—1817年英国使团（当时，英国大使因拒绝向中国皇帝叩头而被驱逐）之后，他们是第一批到这个帝国首都的英国人；从那时以来，情形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

10月7日，法国军队（只在英国军队后面不远处）到达皇帝喜爱的受到欧洲建筑风格影响的圆明园，它位于北京西北郊区，占地大概37英亩，里面有众多的亭台楼阁、桥、花园和庙宇。经过与20名装备很差的武装太监的短暂战斗，他们冲进了宫门，“皇帝陛下居住的神圣园林暴露给外人，对此，中国人会称之为是夷人渎圣之举”。(95)一座宝库展现在法国军队面前。“这是座财富和一切奇珍异宝之矿。”(96)英国目击者们宽容地记述道，这些当兵的就像是“长大成人的中小学生”一样，“突然被告知可以拿走糕点店里他们喜欢的任何糕点”。(97)士兵们极度兴奋，开始到处乱窜，不管是什么东西，乱抢一气，对那些太重拿不动的东西则直接砸烂捣毁。圆明园是清帝国最好的丝制品的海洋，士兵们穿上皇帝嫔妃们那些华丽的绣花袍服手舞足蹈。军官们徒劳地想约束住自己的士兵们，对军官们的命令，一个联队中甚至不到一打人回答说“同意”。(98)一个典型的破坏型上校回忆说：

我的确认为是在干一件好事，我抢劫的东西是一个大银鹳。这东西足有6英尺高，铸造得非常漂亮。我和我的部下砍下它的长脖子和两条腿，从大石头块上砸下它的两个翅膀折叠在一起，费了很大劲，把它残缺不全的躯干抬到了我的马车上……运到营地后，我立刻把它送到团里的军械工那里，这个军械工也是个金匠，他可以告诉我这件战利品我可以开什么价钱。他的鉴定结果是，这个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来的银鹳不是纯银制作的，因而不值钱……为了检验一下是否如此，我从它一条腿上切下了几磅重的一块，扔到了路上。如果值点钱，我知道到第二天早晨就会被人捡走。但届时我去看时，尽管它被挪了地方，却还扔在路上，于是我的希望变成了零……这之后，我把小心翼翼运到兵营里的鹳鸟的腿、头、脖子以及躯干全扔到了路上，但却没有人拿走哪怕其中的一小点儿当礼品。(99)

三天后，士兵们忘记了他们的疯狂，恢复了秩序，在北京面前排列成整齐的队伍。但是，在掠夺者的眼里，清朝的主权却永远不能从这种污辱中恢复，因为清朝皇室最钟爱的众多珍宝，遭到蓄意的、污辱性的随意处置，经过英法联军士兵和军官之手，在拍卖会上露一下脸，很快就流入了欧洲私人收藏家和公共收藏机构中。在拍品目录中，这些珍宝的介绍说明有：“奇妙的祭坛饰品”，“传国之玺”，“皇帝书房里使用的……华贵的香炉”等。它们被放在诸如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里公开展览，并被自豪地标注出来自“中国皇帝的夏宫”。(100)英法联军的士兵们曾趾高气扬地站在皇帝的宝座前，陶醉于他们亵渎中国皇家圣地的行为，因为在那个地方，“不知有多少王公贵族和外国使节……按照中国宫廷规定的奴隶般的规矩，谦卑地匍匐在地”。(101)很多目击了抢劫行动的人承认，那些珍宝光彩夺目。“要描绘出炫人眼目的全部辉煌壮观的景象，”一个法国人写道，“我恐怕需要把所有知名的宝石化为金水做墨水，用镶钻的笔饱蘸这种墨水，以东方诗人的美妙想象为笔尖。”(102)然而，其他人却极力用笔墨继续侮辱清朝。“整体上看，这些东西乏善可陈，”一个英国人回忆道，“中国的艺术家和建筑师没有创造出任何伟大的作品。”(103)（但他还是揭走了一个御座垫子做纪念。）

清军不再抵抗了，主要是因为他们与此同时还面对着遍地蜂起的因农民起义所引发的一场大规模内战。到1850年代末，太平天国（从中国的最南部发起）和捻军（以中东部的安徽省为主要活动地区）基本上控制了清帝国南部的半壁江山，并有北伐挺进首都的威胁。在外患和内乱双重压迫下，咸丰皇帝半个月前逃到长城以北，他的弟弟恭亲王被留下来收拾残局。10月8日，恭亲王照会英国人，保证归还那些俘虏。过了几天，巴夏礼与19名欧洲人和印度兵被释放生还，死去的人质被装在棺材里归还。一个英国军官注意到，他们或者是被拷打致死的，或者是因伤口感染致死的，“明目张胆地无视所有国际法。除了野蛮人这个词，我们的语言里真的没有一个词可以用来描述中国的统治者……在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上，也看不到比生还的各位所讲述的更令人悲伤的传说”。(104)现在，英法联军需要做的，就是要就巴夏礼所说的对清朝进行“惩戒性惩罚”作出决定。(105)

10月18日，“作为中国政府所犯邪恶罪行的抵偿”，圆明园被焚毁了，“通过一次神圣的报复行动，表明了我们的憎恶与义愤，这种憎恶与义愤，激励着我们犯下滔天大罪。”(106)有5000多名英国士兵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抢劫。“周围的世界看起来很暗，像在阴影里，”其中一个士兵回忆说，“我们第一次进入那些园子时，它们使我们想起了童话故事中描绘的神奇景象。10月19日我们列队走出园子，身后已是一片一无所有的沉寂废墟。”(107)博物学家施文贺也回忆说：“抢砸东西的叮当声、快速奔跑的杂沓声震耳欲聋……阳光穿过团团烟雾，给花草树木染上了一层苍白的色调，正在抢砸东西的士兵们脸上泛着红光，看起来像是一群魔鬼，扬扬得意地毁坏着他们自己不能制作的东西。”(108)但是联军中有很多人把这看作是温和的报复，法国全权代表写道：“有人想烧掉北京，想拷打每一个中国官员。”(109)

圆明园唯一的影像记录是比托拍摄的。圆明园被烧毁的几天前，比托拍摄了文源阁的照片，它雕花的深褐色山墙高高耸立在园中。冲天大火熄灭后，惟余熏黑的山墙和烧焦的松树树干。施文贺回忆说：“我们心中预感到，这对这个古老的帝国是一个凶兆，但是……对中国来说，还有时间振作起来，方法是与列强建立友好关系，学着去跟上进步的步伐。”(110)英军一个随军牧师概括道：“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件漂亮的工作。”(111)两天后，那个勉强从事的帝国主义分子额尔金勋爵——这时他因沮丧而变得易怒——乘坐“由16个身穿红色皇家号衣的中国人”抬着的轿子，伴以演奏着《天佑女王》的军乐队，去出席条约批准仪式。新签订的《北京条约》的赔款数额是1858年条约的4倍，另外还答应了1842年到1856年间英国政客、商人和传教士们所鼓动的一切要求：在北京建立公使馆，到中国内地自由游历、通商、传教的权利，以及鸦片合法化。为了给欧洲人的胜利作结，比托赶上前去拍摄签约仪式，恭亲王看到照相机时“吓了一跳，脸都吓白了”。(112)

在烟火和胜利的欢呼声中，人们很容易忘记这场战争——一场世界大战，一场英国、法国，间或还有美国和俄国对中华帝国的战争——是这样一场战争，它由一个年轻的英国超男（违反国际法）挑起，一个坏脾气的偏执狂推进，一个认为这场战争“悲惨”的忧郁的全权代表来进行。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忽视了这场辉煌胜利的阴暗背景。那些对鸦片战争有更长久的历史记忆并因此开启了鸦片战争后来陌生新阶段的人，对此感到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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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的赎城费》，《中国的条约》，《泰晤士报》1842年11月24、26日。

(2) 《在中国和阿富汗的成功：大好消息》，《对华条约》，《泰晤士报》1842年11月23日；《法国新闻界与对华和约》，《泰晤士报》1842年11月25日。

(3) 《对华条约》，《泰晤士报》1842年11月23日。

(4) 引自苏珊·图林《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家和中国的开放》，第5页。我还要感谢图林的著作使我注意到了这些景象。

(5) 帕特里克·莱特：《伦敦世界博览会与伦敦的中国平底战船》，http://news.bbc.co.uk/nol/ukfs_news/hi/newsid_7450000/newsid_7457000/7457066.stm（2010年7月17日访问）。

(6) 《中国和波斯的战争》，《泰晤士报》1857年3月17日。

(7) 《为布莱特先生举办的伯明翰宴会》，《泰晤士报》1858年10月30日。

(8) 参见《泰晤士报》1939年8月9日和12日的报道。

(9) 《官方机密》，《泰晤士报》1934年3月31日。

(10) 斯坦利·莱茵-普尔：《巴夏礼爵士在中国》，第3页。

(11) 同上，第12、29页。

(12) 斯坦利·莱茵-普尔：《巴夏礼爵士在中国》，第15—16、29页。

(13) 同上，第71、48页。

(14) 同上，第96页。

(15) 弗兰克·韦尔什：《香港史》，第140页。关于香港岛近代历史的详细叙述，另见曾锐生《香港近代史》。

(16) 韩德森：《上海卫生学，或者，在中国保持健康的注意事项》，第11页。

(17) 约翰·诺尔德：《1849年的伪造圣旨》，《亚洲永久杂志》第20卷第3期（1960年），第299页。

(18) 黄宇和：《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第134页。我对第二次鸦片战争背景的理解及英国人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讨论，主要依据黄宇和的缜密研究。（原文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页43。——译者）

(19) 保罗·霍华德：《中国清代的禁烟：对一个社会问题的反应，1729—1906年》，第180页。关于太平天国起义，另见史景迁富有创见、引人思考的著作《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梅谷、张仲礼：《太平天国：历史和文献》。（原文为洪仁玕发布的《诛妖檄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第622页。——译者）

(20) 黄宇和：《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第139页。

(21) 莱茵-普尔：《巴夏礼爵士在中国》，第50页。

(22) 黄宇和：《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第135页。

(23) 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93—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第76页。

(24) 莱茵-普尔：《巴夏礼爵士在中国》，第107页。

(25) 同上，第108、112页。

(26) 莱茵-普尔：《巴夏礼爵士在中国》，第145页。

(27) 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第105页；另见黄宇和：《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第140页，有相似的评论。

(28) 莱茵-普尔：《巴夏礼爵士在中国》，第36页。

(29) 黄宇和：《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第434—438页。

(30) 黄宇和：《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第264、286页。

(31) 同上，第211页。

(32) 四美：《调查访问中国各设领事馆城市及香港和舟山诸岛记事》第1卷，第131页。

(33) 郑扬文：《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第107页。

(34) 黄宇和：《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第429页。

(35) 黄宇和：《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第409页。

(36) 同上，第422页。

(37) 黄宇和：《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第54页。

(38) 同上，第72—74页。

(39) 同上，第71、87页。

(40) 黄宇和：《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第76页。

(41) 同上，第106页。

(42) 同上，第88页。

(43) 同上，第93页。

(44) 同上，第101页。

(45) 黄宇和：《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第90—91页。

(46) 同上，第288页。

(47) 同上，第160页。

(48) 同上，第157—158页。

(49) 同上，第163页。

(50) 黄宇和：《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第81页；英国议会议事录，1857年2月26日，第3集，第144卷，第1331栏。

(51) 黄宇和：《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第186页。

(52) 同上，第293页。

(53) 英国议会议事录，1857年2月26日，第3 集，第144卷，第1391—1446栏。

(54) 同上，第1461—1462栏。

(55) 英国议会议事录，1857年2月26日，第3 集，第144卷，第1821—1830栏。

(56) 黄宇和：《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第206页。

(57) 同上，第208页。

(58) 同上，第211页。

(59) 黄宇和：《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第216—217页。

(60) 同上，第221页。

(61) 同上，第320页。

(62) 同上，第321页。

(63) 黄宇和：《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第230—231、233页。

(64) 同上，第236页。

(65) 英国议会议事录，1857年3月9日，第3 集，第144卷，第2042栏。

(66) 黄宇和：《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第261—282页。

(67) 黄宇和：《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275页。

(68) 同上，第79、164—165页。

(69) 例子见《泰晤士报》1858年2月4日。（印度兵变，the Idian Mutiny，我国一般称为“印度民族大起义”。——译者）

(70) 参见柯克《中国与下孟加拉：1857—1858年〈泰晤士报〉中国报道》第5版，第309页。

(71) 同上，前言第6页。

(72) 见《泰晤士报》，1858年2月15、17日。

(73) 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佛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第205页。另见柯克《中国与下孟加拉：1857—1858年〈泰晤士报〉中国报道》第5版，第349—351页，《泰晤士报》，1858年2月26日。

(74) 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第186页。

(75) 柯克：《中国与下孟加拉：1857—1858年〈泰晤士报〉中国报道》第5版，第349页。

(76) 莱茵-普尔：《巴夏礼爵士在中国》，第272页。

(77) 《泰晤士报》，1858年2月26日。

(78) 柯克：《中国与下孟加拉：1857—1858年〈泰晤士报〉中国报道》第5版，第397—398、402—403页。

(79) 莱茵-普尔：《巴夏礼爵士在中国》，第181页。

(80) 《在中国的惨败》，《泰晤士报》，1859年9月16日。

(81) 《派赴中国的联合远征军》，《泰晤士报》，1859年9 月16、12日。

(82) 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35页；黑尼斯三世和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第193页；黄宇和：《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第460页。何伟亚该书是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反对中国的行为背后心态的最为系统的探索性著作之一。

(83) 道格拉斯·赫德：《亚罗战争：英中大混战，1856—1860年》，第205页。

(84) 黑尼斯三世和萨奈罗：《鸦片战争》，第225页。

(85) 莱茵-普尔：《巴夏礼爵士在中国》，第178页。

(86) 黑尼斯三世和萨奈罗：《鸦片战争》，第234页。

(87) 关于比托的摄影，参见大卫·哈里斯极有吸引力的著作《战斗与美：菲利克斯·比托的中国摄影》。

(88) 施文贺：《1860年华北战记》，第136—137页。

(89) 同上，第145页。

(90) 芮尼：《英国军队在华北和日本》，第112页。

(91) 莱茵-普尔：《巴夏礼爵士在中国》，第227页。

(92) 施文贺《1860年华北战记》，第388页；吴士礼：《1860年对华战争记事》，第209页。

(93) 吴士礼：《1860年对华战争记事》，第206页。

(94) 施文贺：《1860年华北战记》，第285页。

(95) 吴士礼：《1860年对华战争记事》，第220—224页。

(96) 同上，第224页。

(97) 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79—81页。

(98) 吴士礼：《1860年对华战争记事》，第227页。

(99) 菲茨杰拉德上校：《最近对华战争事件》，未发表的手稿，承蒙他的曾孙女珍妮弗·麦肯妥士（Jennifer Mackintosh）惠允复印。

(100) 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98页。

(101) 吴士礼：《1860年对华战争记事》，第233页。

(102) 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100页。

(103) 吴士礼：《1860年对华战争记事》，第233页。

(104) 吴士礼：《1860年对华战争记事》，第259页。

(105) 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105页。

(106) 施文贺：《1860年华北战记》，第329页；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107页。

(107) 吴士礼：《1860年对华战争记事》，第280页。

(108) 施文贺：《1860年华北战记》，第330页。

(109) 引自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105页。

(110) 施文贺：《1860年华北战记》，第330—331页。

(111) 引自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111页。

(112) 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115页。

第十六章　黄祸论

1860年时，从中国到英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足可以想一想一个人在那里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对于像罗亨利（Henry Loch）——前孟加拉骑兵、克里米亚老兵、柴郡自耕农（Cheshire Yeoman）、额尔金勋爵的私人秘书——这样的一个旅行者，1860年12月27日乘船驶进多佛港（Dover），是一个值得庆贺的进步。那年9月，罗亨利和巴夏礼一起被俘、入狱，受到清政府代表要处死他们的威胁，他的经历似乎充分证明了武力对付中国人的需要。他踏上回国的旅程时，关于这场战争的快讯已经发出并先期传到英国，使英国全国上下陷入反华爱国主义的狂热。据媒体报道，被俘人质的命运受到“各界的热切关注”，在读到罗亨利“受到残忍的敌人甚至没有以野蛮作借口的虐待”的消息时，全国上下对这个“敏感而令人毛骨悚然的话题”“备感痛苦”。(1)罗亨利带着批准了的条约登岸时，伦敦鸣放礼炮予以庆祝，他成了民族英雄，人们热烈欢呼，欢迎他回到英国的土地上，市长告诉他说：“对他所受苦难的详细报道，激起了他的同胞们最大程度的同情和怜悯，（不过）他受的那些苦难使得英国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结果便是导致了光荣的和平。”

许许多多的女士也向凯旋的英雄致意，在他维多利亚式的大胡子下面，他对受到的招待“显得极为满意”。(2)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很高兴收到从中国皇帝寝宫抢劫来的新奇玩意儿（一顶镶宝石、饰丝流苏的帽子，一部以玉石作封面的孔子《论语》和一只毛茸茸的京巴，爱开玩笑的人给它起名叫“璐蒂”）（Looty，“掠夺物、战利品”之意。——译者），双双急着要会见他。罗亨利本人对他所经历的事情的重要性毫不怀疑：刚刚过去的这场战争和所签订的条约，“令人高兴地结束了一个事件，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不仅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如此，在世界历史上也如此，它使人类中的4亿人口从此进入文明国家大家庭”。(3)

不过，1849年时一个英国人从中国航海回国后给出的结论大不相同。过去的10年中，这个英国人对中英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不感兴趣，他的家庭——他的叔伯（舅舅）们、堂（表）兄弟们和外甥们——都全力从事鸦片贸易。他不但是在中国经商十年的老手，而且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见证人，他曾经帮助证实，这场冲突没有中断中国的鸦片供应，因为1840年他曾监督着鸦片卸在了英军占领的舟山。(4)这个人的名字叫唐纳德·马地臣（Donald Matheson），是著名的鸦片贩子马地臣的侄子。到1849年，他的良心令他放弃了家族生意，此后8年他将成为新成立的禁止鸦片贸易协会（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SSOT）的著名骨干人物。1896年，他的伯母玛丽即马地臣的遗孀去世，家族财产传给了他。这时，这位深感负罪的长老会（Presbyterian，是苏格兰国教最大的教会之一。——译者）会员抓住这个机会，在他叔叔马地臣用鸦片贸易的利润资助建立的高大宏伟的哥特式建筑里，开始了他对鸦片这种毒品的个人战争。(5)他早期“打开中国大门”的经历和后期献身于19世纪反对鸦片的事业表明了，商人的恐华症和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毫无愧怍会对中西关系产生不良影响。

1842年后的几十年里，英国没能在鸦片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上拿定主意。1856年，一个充满激情的传教士断言：“我们在这里从各个方面遇到的由鸦片造成的危害，和我们普遍遇到的人们道德的败坏，在很大程度上，我只能将其归结到这种诱人毁灭的毒品。”(6)1882年，在中国西部地区的一个观察者则反驳他说：“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的人如此富裕，或如此强壮，也没有哪个地方的人吸食如此多的鸦片。”(7)卡尔·马克思援引一个激进的禁烟小册子作者1856年的话说：“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8)一个植物学家则反驳说：“我要建议近来高声疾呼提出鸦片问题的好心肠的人们，改造他们自己（泡在朗姆酒里）的同胞……中国人与想要成为他们保护者的人一样，有能力照顾好他们自己。”(9)

在19世纪中叶的二三十年中，英国人也在不怎么受限制地食用和饮用毒品。1868年《药房法》（Pharmacy Act，限制向药店售卖鸦片）出台之前，杂货商的货单里充斥着富含鸦片的专利药剂，其数量仅次于果酱和麦芽糖。(10)特别是在英国东部低地沼泽地带，鸦片一直保持着高消费量，那里的商店柜台里储备有三四千小瓶鸦片酒，供人们在星期六夜晚消费，(11)用来止痛、止痉挛、治失眠、发汗和减少支气管粘液，医治糖尿病、抑郁症、过分激动和醉酒；鸦片酒与牛胆合用，治疗耳痛、精神错乱、癔病和牙痛；与蛋黄合用，治疗痔疮。(12)

1839—1842年间发生的那些事件与鸦片是否真有关系，评论者们发现也很难取得一致的看法。1896年，一个名叫戴维·威尔斯（David Wells）的人在美国的一家学术期刊上撰文争辩说：这些事件都是由在广州对外国人的“蓄意侮辱”引发的，如果“英国没有首先肩负起这个教训中国人的任务的话，美国政府早晚也会不得不肩负起这项任务”。(13)随后一卷中的一篇文章则斥之为一派胡言，说“中国没收走私的鸦片……才是战争的直接原因……我们（英国人）不但要为大量输入中国的印度毒品负责，而且还要为它在中国的广泛种植负责”。这场战争是“一个国家的耻辱”。(14)

但是，早在1880年代，关于鸦片问题的争论，在诸如英国这样的国家，调子就开始改变了，因为中国人消耗鸦片的数量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就刚刚发生的英中战争与鸦片是否有关，不管有些人展开如何激烈的辩论，在额尔金致外交部的通信中，如何使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化的讨论毕竟占了6页纸的篇幅。尽管英国人极力掩盖事实真相，1860年结束第二次中国战争的条约，还是不事张扬地在合法征收关税的货物名单中增加了鸦片。虽然据称禁止征收鸦片税（每箱30两银），输入中国的鸦片还是在稳步增长：从1859年的75822箱增长到1879年的84528箱。(15)1869年的一则报道说，在北京，“几乎每条胡同里都有鸦片烟馆，大些的胡同里则有两三家”。(16)这时，对鸦片的消费已经从时髦气派的沿海城市扩展到了广大的农村地区。1878年编的一本志书上说：“三四十年来，吸食者不特城市殆遍，即乡僻亦然。计城邑每日所进烟土，其费倍于米粮。”(17)

有鉴于吸食鸦片成风，英国的一个禁烟团体开始组织起来。其前身是19世纪前30年间的中产阶级议院院外政治活动集团，曾经组织声势浩大的反对奴隶制的活动。上流社会人士负责任地、创造性地使用这种麻醉品，依然是没有问题的：“只喝几滴，你可真是个好东西！”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英国小说家。——译者）赞美他的鸦片酒瓶说，“即使我什么都不喜欢，我也喜欢你！”他在写作《月亮宝石》（The Moonstone）（1868年）的过程中，时不时地会呷一口鸦片酒，小说写好后，他声称一点儿都不记得写了些什么。对于博学多识的医生来说，为减轻病人的痛苦，使用毒性更大、剂量更大、更容易上瘾的麻醉品（用皮下注射方式，1850年代发明的医疗技术），即合成鸦片制剂吗啡（1805年左右时是与生鸦片分开的），或者后来有奇迹般效力的海洛因（1895年取得专利权），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令有识之士日益感到惊骇的是，粗心大意的劳动妇女们为了让她们的婴幼儿白天保持安静而给他们喂食这种麻醉品，劳工阶级滥用鸦片酒和鸦片丸作为比酒廉价的刺激物，偏僻街巷的杂货店则向他（她）们售卖这种麻醉品。

为了帮助建立其自身关于麻醉品的定义、控制和处方的凭证，医药界这时开始对毒瘾这种由个人自己造成的疾病所导致的对缺乏管制的鸦片使用（任何形式的鸦片制剂，不论是温和的还是过度的，是常规的还是非常规的）进行重新分类，把毒瘾看作是一种“恶习”，是“道德沦丧”或“悖德狂”的标志，需要由专业人士予以监管。(18)研究麻醉品使用和毒瘾的新理论家们把他们严格的科学主张与伦理谴责的言辞相结合，终于以从来没有对酒精饮料和烟草使用过的语调，对个人自行使用鸦片进行越来越强烈的谴责。“司空见惯的任何形式的鸦片使用，”体温计的发明者克利福特·奥尔巴特爵士（Sir Clifford Allbutt）宣称，“都会用到火，很可能会引发火灾。”皇家外科医学院（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院长则在演讲中指出：“习惯性使用鸦片会导致致命性的后果。”1908年，英国医学会（the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干事建议，习惯性使用麻醉品应划定为一种形式的精神疾病，是一种“道德疾病”，需要某种形式的监管。(19)

当把禁烟的矛头指向中国的鸦片使用（毫无疑问，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已经跃升为当时世界第一大鸦片市场）时，英国禁烟团体的谴责采取了一种新的激进的维度。在19世纪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亚洲和非洲在西方的科学和工业面前失败，欧洲帝国的理论家们一直在寻找有说服力的理论，来解释他们自己的霸权地位：他们把世界定格为由不可改变的特征而形成的种族类型——白种人显然是在上，而“黄种人”和“黑种人”则在下。鸦片在中国人中的广受欢迎，成了中国人这个异己的、莫名其妙的种族道德低下、麻木不仁的明证。因此，在中国反对鸦片贸易的运动是个自相矛盾的事儿。一方面，它表示出对中国的特别同情和对西方（特别是英国）把这种毒品强加给中国人感到愧疚；另一方面，它也无法掩饰对中国人的某种厌恶。鸦片贸易为基督教进入中国提供了根据，因为它把这个国家的人民变成了一群需要救饥救溺的传教士来规范、改良的嗜食鸦片的腐化分子。“我深信，”中国内地会（the China Inland Mission）的创始人宣称，“鸦片走私在中国一个星期造的孽，比内地会在中国一年行的善都要多。”(20)换句话说，西方势力之进入中国，是先制造了一个问题，然后又为其提供服务去解决这个问题。鸦片贸易既为西方的文明使命创造了条件，又证明了西方文明使命的正当性。

1874年，新的禁止鸦片贸易协会正式开始其反对鸦片贸易的斗争。它分为若干个委员会，活动包括举办征文活动、游说议员、向下议院呈递请愿书、发放奖金给用科学道理支持这场运动的医护人员等。最重要的是，它出版了一系列小册子、活页文选和书籍，发行了一份叫《中国之友》（Friend of China）的杂志，一致大力宣传鸦片的危害性（“鸦片千真万确是撒旦手中的工具”）和鸦片贸易的危害性（它是“滔天大罪”）。1847年，这场运动的一个先驱者指出：“为这一罪行辩解、说它并不是滔天大罪而提出的错误观点之一，是认为吸食鸦片这个恶习并不比喝杜松子酒更坏；但这一错误观点与另一错误观点异曲同工，即如果英国人不向中国人提供鸦片，另一个国家也会提供。如果用罪恶来衡量罪恶之轻重大小，一个人的道德水准会低到何种程度啊！”(21)不过，禁烟团体对鸦片贸易的谴责也被对中国人堕落的恐惧所加强，它对鸦片使用的危险过于简单化，不承认中国人吸食鸦片有相差悬殊的类型和方式（有治病的，有消遣的，有天天吸食的，有经常吸食的，还有偶尔吸食的，等等）。在禁烟传教士们的声明中，使用鸦片只能是“恶行，十足的恶行……会导致道德败坏，身体虚弱，社会堕落”。(22)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可悲可叹的”全民性的嗜赌成瘾成了中国人固化的民族特征，证实了下述论点，即中国人是“禁闭在黑暗之中……本质上缺乏道德、耽于感官享受的民族……处于睡眠或做梦状态”（与欧洲人充满活力形成鲜明对照）(23)。由于他们“喜欢享乐和恶习”，一个在中国的传教士证实说，“亚洲人迟钝的性格和懒惰的习惯使他易于染上这一习惯”，“鸦片烟馆是藏污纳垢之地，吸食鸦片与沉溺于赌博和声色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个传教士也很有信心地回应说，鸦片“是上帝对不诚实的种族的判决”。(24)另外一些人则分析说，坚忍、外向的欧洲人种族绝不会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因为他们更喜欢酒精饮料那种热辣辣的劲头，无论在什么情形下，“穿着一条紧身裤和一双普通长筒靴，不论躺的时间长短，都非常不舒服”。(25)

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引发了禁烟运动的负疚感，最后变成了对“中国人民族特性”的贬损，这又反过来为下述令人宽慰的意见打开了方便之门，即：事实上，中国对鸦片的渴望与英国的炮舰政策和利润率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而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本性所致。一个牧师报告说，他在中国的禁烟布道不时被“谁在卖鸦片”的诘问打断。“我的回答恐怕不大像是基督徒的回答：‘谁在吸食鸦片？’我用这种回答成百上千次地使他们无言以对。”(26)一个令人高兴的历史巧合进一步减轻了19世纪末英国鸦片贸易活动的负疚感。到1880年代，中国国内鸦片的产量开始与进口鸦片的数量持平，英国人终于可以用数据来证明：是中国人自己决心要自我毒害的。

即使是对英国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活动进行最激烈批评的人，也不喜欢中国人。例如，唐纳德·马地臣就拒绝为鸦片战争而责备英国人。他评论说，如果认为中英之间的对立是由于中国收缴鸦片引起的，学习历史的学生就会被误导，因为开战的原因“是深层次的，在时间上是更为深远的……即中国皇帝宣称他和他的臣民远远优于其他国家的君主和人民这种傲慢自大的臆断”。(27)禁止鸦片贸易协会（SSOT）在中国历史方面的发言人贾斯丁·麦卡西（Justin McCarthy）承认：“在双方发生冲突的最初阶段，错误毫无疑问在我们一方”，然而，同时，“中华文明的整体信念……是……错误的和荒唐的……正像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有教养的英国人来说不洗手不洗脸就过一天的观念不能接受一样……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革新的观念也是不能接受的……中国对欧洲文明、对被称作是现代进步的东西的唯一要求，就是悉听其便，不要管它。”(28)

然而，对以往不义之举会得到报应的负疚感的恐惧却一直挥之不去。到19世纪末，这种恐惧已经有几十年了。1840年4月，议会里关于对鸦片战争进行表决的鼓噪过去仅仅几天后，《泰晤士报》就称其为“众多冲突之母……只要大不列颠行使所谓的殖民地宗主权……就将会引发……报复”。(29)1847年，一个提倡禁烟的人对此观点曾表示同意，说：“我们在世界列国面前是有罪的，在无所不知的神（Omniscient Diety）面前是有罪的，当一个政府及其人民积极地、合法地犯下谋杀和毁灭人类的罪行，而且规模如此之大，无法数计的时候，这一切在神的面前都不能隐形匿迹……我们都是有罪的，即使我们保持了沉默，我们也都参与了这一罪行，这一罪行不久之后必定给我们带来上天的报复，尽管可能会晚来，但是一定会来，不会落空的。”(30)因为，正如那些参加并赢得了鸦片战争的人所辩称的，如果中国人痛恨外国人，他们就会为在西方国家手中受到的侮辱而进行报复，这是顺理成章的。

难题是搞清楚到底会怎样进行报复。明白无误的是，报复会是巧妙的、可怕的：不管在老套的流行说法中背负恶习的中国人有什么样的毛病，（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评判中）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值得自豪的、有古老文明的国度，“有自己的文学、法律和制度”。(31)如果中国人令人仇恨，他们也令人害怕，报应到来的时候，完全值得他们为所遭受的背叛和虐待而施展他们精心设计的能力（英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与之作战的经历中，已经充分证实了中国人有这种能力）。

1886年，一个时年49岁、名叫康斯坦丝·戈顿·卡明（Constance Gordon Cumming）的苏格兰环球旅行家认为他已经破解了其中的奥秘：“如果……像在美洲已经发生的那样，对鸦片的喜好在英国一旦立足，就有理由感到担心，以免这种英国在中国不遗余力培养的毒品最终在我们自己的孩子们中间找到市场——这种报应太可怕了，不敢想象，尽管你可以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存在，因为我们防卫得很好。”(32)英国人的内疚之情与其帝国主义式的厌恶中国之情交织在一起，结果便是“黄祸论”的出现。(33)

1890年代，流行的男童漫画杂志《好朋友》（Chums）用大量篇幅培养英帝国男童对集邮、橄榄球和著名的中世纪剑术的爱好，回答诸如“为什么已经离开了学校的男孩子们总是特别喜欢那些鞭笞学生的男老师”这种特别重要的问题。然而，1892年11月底，该杂志的编辑们暂时中止了他们的常规栏目，派出“《好朋友》特使”去调查“鸦片烟馆的恐怖”，做一个当代伦敦的报道。在一个博学的牧师带领下，该记者实地走访了斯特普尼（Stepney）和沙德韦尔（Shadwell）（伦敦东区的两个地区。——译者）“脏乱的小巷”，寻找“那种致命的汁液”，直到这两个人完成任务，发现了“伦敦东区最臭名昭著的一个鸦片烟馆”。

那是一个阴暗、幽闭的烟窟，它的20个铺位上躺满了僵尸似的烟鬼，他们正在从“饱吸毒品”中“获得惬意的享受”。邪恶的店家长着“一双小猪眼睛”和“一嘴失去光泽的龋齿”，操着一口洋泾浜英语讨好地招呼《好朋友》的特使：“进来吧朋友，来一锅烟？”“也许吸一锅鸦片会让我生病。”但不服输的特使觉得“不过不妨吸一锅试试”。然而，他在吸了一口之后，就“开始呛得喘不过气来。我的喉咙好像堵住了，鼻子冒火，头晕目眩……我的脑袋沉到了身体里，双腿顷刻之间也变短了……我在呼吸蓝色的火焰，接着，我突然清醒过来，感到强烈的不适……这就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造访一家鸦片烟馆时的经历”。(34)

这段话传达的信息并不特别微妙。这是一个关于种族堕落的恐怖情形的寓言：它告诫英国的男孩子们，中国毒品出现在了英帝国的心脏地区，这是很危险的，是会诱人堕落的。或许更为有趣的是，到1892年，这种恐惧已经成为主流，甚至弥漫于通常充满喜庆和健康气氛的儿童漫画书。要理解这种情形怎么会发生，只需要转向19世纪后半叶欧洲种族科学的妄想世界即可。

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后，一些种族理论家很快就得出结论，认为根据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论，一般说来，劣等种族注定要被（白人）优等种族（由于他们掌握了现代科学，他们在全世界的统治地位是合理的，是会维持下去的）所灭亡。正如一个评论者所说的：“在与优等种族的竞争中，由于自身固有的能力缺陷，弱势种族正在从地球上消失。”(35)这种对世界上各个种族刻板僵化的优劣划分观念，被印度兵变“难以言传的恐怖”再次证实。在这次兵变中，印度兵怀疑英国人有个把他们基督教化的大阴谋，于是大肆屠杀英国妇女和儿童，之后他们又被复仇的英国军队所屠杀（他们被杀的人数远远多于他们杀的英国人）。很多读者读到印度兵屠杀英国妇女儿童的报道时感到很震惊，他们无视印度方面关于突然爆发暴力行为的解释，而是将其看作只是印度人根深蒂固的野蛮性的证明。一个名叫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的人胆战心惊地注意到：“看到与我们已经有长达一个世纪的交往后，印度土著人突然表现出他们野蛮的一面，较之已经与白种人有接触的任何一支北美印第安人还要野蛮得多，我们被吓得目瞪口呆。”(36)

但是，到19世纪结束的时候，很多看起来曾经属于大不列颠的特性中，对帝国的进取精神及其种族优越感的信心正在丧失。由于爱尔兰自治问题成为1880年代争论的主要问题，帝国统一的原则看起来成了问题。反对爱尔兰独立的人很快被说服了，“每一个低人一等的种族……都会知道，我们不再有能力对付他们的抵抗”。布尔战争（Boer War）时征兵中暴露出的公共健康方面的灾难性状况，和英国经济的衰退（1870—1906年间，英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产能份额由32％下降到15％），进一步证实了英帝国衰退的预兆。(37)1897年，吉卜林（Kipling，英国作家，1907年以作品《老虎！老虎！》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预言道：“大撞击很快即将到来。”(38)

当前的种族差异不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如果物种会随着其生存环境发生变化或进化，他们就不但可以进步，也可以退步，于是担心就出现了。忧心忡忡的世纪末理论家们从对退化的恐惧中创造出了一个知识产业，把一大堆身体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失序（疝气、甲状腺肿、尖耳朵、恐惧症、酗酒、卖淫）归类为遗传病理学，说它正在侵蚀、削弱欧洲人。这种想法和与日俱增的公众对不正常社会群体（罪犯、精神病患者、穷人、同性恋者、共产主义者）的情绪失控相结合，强化了在诸如英、法这种国家里白种人可能在退化的看法。如果事实真是这样，不同种族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的结果就成了未知数。1905年后一个印度事务大臣思索说：“文明的确处于危险之中，亚洲起义正在临近，它是危险、可怕的，是黄种人、棕种人、黑种人反抗所有的西方列强。”(39)

19世纪的种族等级序列中，中国人的位置一直有些难以确定。在欧洲瑞典生物分类学之父人心目中，他们很久以来就是仅仅劣于白种人的人种。尽管早在18世纪，林奈乌斯（Linnaeus，被封为贵族后名Carl von Linné，中文一般译为林奈。——译者）很自信地把中国人划归为怪物人种（Homo/Monstrous），与霍屯督人（Hottentot，生活在西南非洲，社会发展程度很低。——译者）在一个等级上，但他同时代的很多人却一直称赞中国是个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理想国。(40)即使在19世纪备受蔑视的几十年间，中国也向英国作出了挑战。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明程度高、精明老练的帝国，虽然（在占优势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看来）其表现不佳。到20世纪初，西方越来越焦虑不安，这个“睡狮”看起来已经准备好对侵略者发动攻击。与以往一样，对中国感到焦虑不安的主要缘由是经济上的。到1900年，中国工人开始遍布全球经济之中，形成为规模可观的廉价劳动力群体：在澳大利亚有大约3.1万人，在英属哥伦比亚有1.5万人，在新西兰有1.5万人，在英国有1000人。

这种情景看起来似乎要扭转局势，使英帝国主义处于下风。1860年之前的20年间，英国的炮舰不断地侵入中国。现在，清帝国用渗透入白种人社会的方式开始反击了。这时被衰退的担忧吓住了，英国的反应是将这种移民活动视为前所未有的对“盎格鲁—撒克逊价值”的威胁。简单的事实是，在澳大利亚、南非、美洲和英国的中国工人，比白人工人要更安静、工作更努力、更可靠和更小心谨慎。由于中国人事实上的确表现优秀，白人工人对其无可挑剔，只好转移攻击目标，从劳动效率转移到亚洲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道德和种族冲突方面。19世纪末期，在英国、美国和白人移民地区如南非、澳大利亚，掀起了仇恨中国人的风潮，随之出现了严苛限制中国移民的法律规定。

中国人所到之处，几乎都会被指责道德低下，有暴力和暴动倾向，鬼头鬼脑，不合群，仇视外国人，拒绝融入盎格鲁—撒克逊社会。有人散布谣言，宣称“在不列颠岛上的所有主要港口都发现”有“中国的殖民地”，“廉价的中国饿汉们一群群地涌入”，威胁到要取代“英国老手们的伟大传统”。(41)随着针对中国人的疑心持续增加，暴力事件不断出现，双方关系不可避免地恶化，进一步加强了原已出现的罪恶的排华偏见。由于警察和法官开始认为发生在华人群体中的任何暴力事件都是三合会（Triad）的内斗，这些华人群体也就试图自行解决内部纠纷，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对自己没有同情心的法院去解决。与此同时，那些试图融入白人社会的中国移民通过学习英语、穿西装、与当地女人结婚，受到嘲笑奚落，或者被怀疑出于令人反感的原因想要渗入英语社会。(42)那些体面的中产阶级杂志向全社会散布恐惧情绪。在《在英国的中国人：一个日益严重的全国性问题》（一篇在英国内政部广为散发的文章）这篇文章中，一个无良记者警告说：“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剧烈的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Armageddon），它决定着谁将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43)

义和团运动［当年的观察者们很快就称其为“黄色恐怖”（Yellow Horror）］的结局似乎证实了种族战争的预言。(44)直到这时，温和的英国帝国主义鼓吹者，即查理·义律的理智的继承者，反对把中国人全都看成铁板一块。他们认为，排外的只是政府，与政府相反，注重经济的普通人则欢迎英国人及其贸易。1900年的事件则推翻了这种看法。1890年代，在中国东北部地区（这里是从整个中国版图来看，实际上主要指冀鲁京津地区。——译者），反对传教士的民间暴力活动持续增长，到1898年前后，反基督教情绪与秘密会社相结合，这个秘密会社在外国媒体中被称作“the Boxers”（来自那种武术的形式，练这种拳的人宣称，练这种拳能使他们刀枪不入）。1900年春，数以千计铤而走险的自发的造反者涌向北京，犹豫不定的清政府十分紧张，决定支持这场运动。

6月20日，义和团开始包围北京的外国使馆区。由于外国媒体的误报，说在北京的所有外国人都被杀了，美、英、法、德、日、意、俄、奥匈帝国组成联军杀向北京，在这过程中，他们将沿途经过的城镇和乡村夷为一片片废墟。北京的外国使馆区被包围了55天，到解围时，全中国被杀的外国人大约有200人，其中有被民众杀的，也有被政府判处死刑杀的（最为臭名昭著的事件，是在西北某地，当地的巡抚把54名外国男女老幼招到他的府署，答应保护他们，却下令把他们全都杀了）。

义和团的拳民基本上来自社会的最下层，似乎提供了中国人具有邪恶的本能冲动的证据。当地的境况很差，1890年代的饥荒、贫穷、帝国主义对中国北方的劫掠、传教士攫夺土地和庇护“信教”恶棍的行径，使义和团反教暴力活动的爆发情有可原，理有可说。这样说是没问题的，即使那些卷入其中的人并不因此就不可怕。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北美、澳大利亚和欧洲的中国移民会遭受比1890年代义和团施之于西方人的排斥更为严重的排斥，这样说同样也是没问题的。中国的这次惨败证实了西方所有关于中国的最坏最古老的偏见都是正确的，传教士和军方人员描述中国恐怖暴力情形的报道和著作如洪水般涌现，似乎是要说明对全体中国人任何形式的惩罚性侮辱的宣泄都是正当的。这次造反事件的后果，是数以千计的外国士兵在中国北方地区劫掠蹂躏，中国的一切都可被任意污辱。为了享用一顿丰盛的“惩罚性野餐”，他们可以冲进任何一个封闭、神圣的场所：乡镇被夷为平地；为了给一条铁道让路，他们炸毁了北京的一堵城墙和一处墓地；为了一个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的活动，他们占领了紫禁城宽阔的白色庭院和朱红大殿。士兵们在朝廷最神圣的寺庙里打冰球，搜找出皇帝和皇后的卧房，懒洋洋地在皇帝的宝座上或坐或躺。他们的这些亵渎无礼的行为用柯达胶片记录下来，传回国内，引得人们欣喜若狂。(45)

中国的一般民众也受到惩罚，方式有鞭打、刀刺和集体公开处决（经常是在胜利者一方大群士兵、传教士和记者的围观下）。一则特别令人恐惧的事例是，一个被怀疑（未被证实）与义和团有瓜葛的男人，先是被（几个美国人）拳打脚踢一顿，然后被（一个法国人）用枪击穿头部，再之后头颅又被（一个日本士兵）“用脚使劲踩踏”。即使这样，这个人还是又活了一个多小时，在这期间，这些折磨他的人站在旁边看着他哈哈大笑，欣赏他临死前的挣扎。(46)“自占领北京后，每有一个真义和团成员被杀，”实行恐怖统治的八国联军中的美军指挥官注意到，“就会有50个无辜的苦力或农民也被杀害，其中包括很多妇女和儿童。”(47)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后，清政府采取了现代化改革措施，西方对中国和中国人更为恐惧。随着清廷派大臣去西方研究其政治、技术、社会和军事制度，开始走向君主立宪，西方新闻界对中国的敌意日益增强。《泰晤士报》断言，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它正在慢慢地走向现代化，然后突然有一天会急切地渴望扩张，如果不是为了报复差不多每一个欧洲强国都对它犯下的罪行，或许就是渴望征服，渴望成为世界大国”。(48)当中华帝国拒绝参加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时，它被当作傲慢、排外的威胁而遭到攻击；而当它按照西方的规则行事（把其臣民送到国外去工作，将其军队、学校、政府现代化和西化）时，又被指责为企图用西方的技术来反对西方。

再来看中国劳工已经安下身来的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他们把中国人的“入侵”看作是报应，这种新近出现的恐惧又加上了对中国鸦片烟馆的畏惧，因为鸦片实在是引诱人堕落的最佳物件：这种东方毒品带着复仇的烟雾，悄悄地渗入到英国及其人民之中。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和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记者们（包括《好朋友》的特使），试图努力忘记直到最近西方国家还在积极向中国人提供鸦片的事实，把中国移民在伦敦等城市开设鸦片烟馆说成是邪恶的东方的罪恶渊薮。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66年一次远足后，写出了这类记载中最早的一个样板，满篇都在描述野蛮的亚洲人，说他们的脸“苍白，没有血色，像死尸一样”，他们“麻木迟钝，像羊反刍一样嚼东西”。(49)1891年，《河岸杂志》（Strand Magazine，1891年创刊的英国杂志，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就首先发表在该杂志。Strand是伦敦泰晤士河北岸的一条大街。——译者）的一位作者发现，他光顾的鸦片烟馆里一切都很可怕：长相邪恶的烟馆老板“脸色像羊皮的颜色”，“他狡黠的小眼睛……令人可怕地瞟来转去”；肮脏的黄色墙壁；甚至连楼梯都“十分阴险，不可信任，……我每次登它上楼都是靠着运气好”。(50)1904年，另一个到过鸦片烟馆的人说：“东方的狡黠和残忍在每一张脸上都能看到。”(51)一份报告在提到怀特查佩尔（Whitechapel，伦敦贫民区。——译者）的一家鸦片烟馆时说：“很多人瞧不起中国人，他们说中国人满口谎话，狡诈残忍，骗人，还很脏……这样说大体上也不算错，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他们是不信上帝的人……对鸦片的喜好减低了他们的道德感，使他们容易干任何坏事。”(52)

令人感到奇怪的事实是，19世纪末，鸦片烟馆在英国引起恐慌时，在英国没有多少中国人，更没有多少鸦片烟馆。1860年代之前，在英国的中国人还不超过100人，1911年才增加到只有1100人。(53)狄更斯到莱姆豪斯（Limehouse，伦敦区名，旧时为华人聚居区。——译者）进行突袭调查差不多20年之后的1884年，据估计在伦敦东区才只有6家鸦片烟馆。“那里并不怎样令人讨厌”，一位温和的观察者认为，“那里很平静，没有什么人理会……只是吸食吸食鸦片这种无聊琐事。”(54)1908年，另一位见证者记载道，吸食鸦片的人都是“普通的劳动者……只要他们手里的钱够用……他们也会找乐子消磨时光”。(55)

最深重的恐惧在于，中国人会把他们的“恶习”传染给英帝国和全体白种人的安全和福祉所赖以依靠的那些人：育龄白人妇女和她们茁壮成长的孩子们。正像一篇畅销小说所描绘的那样，吸食鸦片“对于不信上帝的人来说已经是很糟糕了，但是对于一个英国妇女来说，吸食鸦片就是彻头彻尾地成了不信上帝的野蛮人”。(56)鸦片烟馆报道中的一个丑角是中国老板的英国老婆，（在可恶的记者们的笔下）可怕的堕落过程清晰可见地发生在她身上。“她的皮肤暗黄暗黄的”，一个见过她的人惋惜地感叹道，“显然，自结婚后，她采纳了东方的生活观念，于是她的视觉器官很快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欧洲样子……她说，经常呼吸她丈夫弄的那种柔和的毒雾，正在杀死她。”(57)（这类报道克制着没有指出，是英国严苛的移民政策——禁止中国劳工把他们的家眷带到英国来——要为中国男人娶英国女人负责。）廉价的低俗小说和文学作品中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和他们的鸦片正在蓄意腐蚀脆弱的英国民族。狄更斯最后一部、也是未完成的那部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开头描写肯特一个唱诗班的指挥走进伦敦一家鸦片烟馆，这家烟馆的英国老板娘“已经吸食鸦片把自己吸成了一个陌生奇怪的中国佬，她丈夫腮帮子、眼睛和太阳穴的形状以及皮肤的颜色都在她身上复制了”。

回到1883年，那时对鸦片问题发表评论的人会清楚地记得英国近来在中国的行为，英国在中国的行为正可以说明吸食鸦片何以会在英国人心中引起如此强烈的不安。那一年曾经到过广州的一个原传教士警告说：“真的有一种新习惯正在我们中间迅速形成，这就是大量罪恶正在我们中间奔涌出来……它正在以强劲的势头快速靠近我们，这种速度和势头，甚至连那些时刻提防着它那悄无声息且杳不可见的脚步声的人做梦都没有想到。”这种烟毒“正在扩散，正在冲击我们的命脉”，他解释说，是“我们自己所作所为的报应”。(58)此后20年间，这种历史观念被遮蔽，遮蔽它的是大量的媒体报道、小说、戏剧、最后是电影，它们越来越多地把中国人塑造为阴谋毁灭白种人世界的“东方溃疡”。“这些天朝人和印度人很多都智力低下，身体虚弱，”1897年的一篇短篇小说草率地写道，“他们年复一年地吸食鸦片，这样看来他们还不算太糟糕。受损害、恶化和崩溃的是那些更优良的品性，严重的、可怕的是毁灭。”(59)20世纪的前20年间，英国小报的读者们被一连串儿耸人听闻的故事惊呆了，在这些故事中，美丽的英国女孩儿被亚洲的毒贩所引诱（有时有致命的后果）。1918年，一个富裕的姓张的上海票友与当时活跃在伦敦舞台上的演员碧莉·卡莱顿（Billie Carleton）的死有密切关系，她是吸食过量可卡因而死的。4年后，在卡迪夫（Cardiff）一家洗衣店楼上的卧室里，人们发现了因吸食鸦片而目光呆滞的保罗一家三姐妹（Florence，Gwendoline and Rosetta Paul），她们旁边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中国男人。“这几个女孩儿脸色发黄”，发现她们的人说，以至于他一时“都没有认出她们是白人女孩儿”。(60)

1910年前后，一个名叫阿瑟·亨利·沃德（Arthur Henry Ward）的原爱尔兰—伯明翰证券公司职员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Elizabeth）坐下来讨论猜测他的未来命运。伊丽莎白是伦敦西区（the West End）一个很有抱负的演员，在音乐厅舞台上端鸟笼子和旋转碟子，等待着自己好运气的到来。阿瑟的背景更接近于白领，他的第一个职场计划是埃及古物学家，这个希望落空后，他做了个银行职员，在这期间，他想把同事催眠，然后盗窃金库，结果这个冒险企图以惨败告终。和他妻子一样，他也把目光盯在演艺事业上，想通过为音乐剧写短篇故事和喜剧歌曲来成就功名。他对那些拒绝他求职申请的信件已经不耐烦了，于是和伊丽莎白在显灵板前坐下来，看他的下一步该怎么走。阿瑟后来回忆说，当时，他们的手拼写出了“C-H-I-N-A-M-A-N”。他放弃了阿瑟·沃德这个名字，取名雅利安·萨克斯（Aryan ‘Sax’，盎格鲁—萨克逊语‘blade’的意思），后来又取了更浪漫的名字罗默［‘Rohmer’，意即漫游者（he who roams）——天生的自由撰稿人］，3年后，他写出了畅销书《傅满洲博士》（Dr Fu Manchu，音译，也有人译为“傅满楚”。——译者）。

我们应该明智地对萨克斯·罗默对我们讲的大多数东西持怀疑态度，不论是他自己写的书里讲的，还是他的助手克伊·范·阿什（Cay Van Ash）给他写的传记里讲的，因为他是个很专业的牛皮大王。(61)除了关于傅满洲的15部畅销书之外，在诸如《魔法、巫术和灵异现象指南：妖术演义》（A Guide to Magic，Witchcraft and the Paranormal：the Romance of Sorcery）等著作里，罗默还醉心于超宗派的神秘学。但是不争的事实是：他关于阴险狡诈的傅满洲的系列小说，再加上这些小说的副产品广播剧和电影，使他成了名人。没有多少作家能幸运地在身后还被人记得，由于傅满洲及其全面反对白种人的中国阴谋，萨克斯·罗默在去世半个世纪后还没有被忘记。

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萨克斯·罗默书里提出的对中国人的看法不值得进行认真分析，那都是些俗套的无足轻重的看法，罗默不太着痕迹地反复赋予他书中的恶棍以作恶的冲动（这个“邪恶的天才”、“那个让人讨厌的人”、“东方人阴险狡诈本性的化身”）；故事里的白人主人公们多次在离其东方猎物只有几步远的地方，被其东方猎物打开用按钮操控的活动地板而遭到挫败，这看起来像是在乞求一个21世纪的读者去看它滑稽好笑的一面。或者，我们或许应该只是简单地相信罗默的偏见：在20世纪初欧洲和美国的著述里，令人沮丧的是，种族偏见是正常的。例如，约翰·巴肯（John Buchan，苏格兰政治家和小说家，曾任加拿大总督，《三十九级台阶》是其代表作。——译者）反对犹太主义（anti-Semitism），但这并不能阻止他的书进入权威文学作品的名单。不过，要消除傅满洲现象的流行性和持久性，要消除这种现象在当时所造成、加强了的排华情绪的程度，并不容易。在罗默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写的关于傅满洲的小说充斥于公共图书馆、电影屏幕和客轮上的图书室。这些客轮把西方人运往中国，客轮上收集罗默的书，是为了（用1920年代一个年轻游客的话说）保证游客们“了解有关中国佬的一切，他们是残忍、邪恶的民族”。(62)

萨克斯·罗默创造的傅满洲形象只是在恐华症方面塑造出得最成功的小说人物。大概从1783年开始，对中国人卑劣行为（引起人们对来自中国的移民劳动力在经济方面带来竞争的广泛关注）的病态恐惧，就成了美国三流小说的重要内容：主要有H·J·韦斯特（H．J．West）1873年的《中国人入侵》（The Chinese Invasion），阿特维尔·惠特尼（Atwell Whitney）1878年的《杏仁眼》（Almond-eyed），罗伯特·沃尔特（Robert Wolter）1882年的《公元1899年中国人占领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短篇纪实》（A Short and Truthful History of the Taking of California and Oregon by the Chinese in the Year A.D．1899）。［1887年，澳大利亚劳动联盟的创立者写了《白种人还是黄种人？公元1908年的种族战争故事》（White or Yellow？A Story of the Race-war of A.D．1908），也是这类作品的一个例子］。

1898年，一部对“黄祸”一词的普及起了很大作用的作品问世，这就是马修·希尔（Matthew Shiel）的《黄色威胁》（The Yellow Danger）。在这部作品中，才华绝伦的中国宰相燕浩（Yen How，音译，是个中日混血儿，十足是东方恶魔的化身）策划并实行了一个“蓄意邪恶的阴谋”，要杀光欧洲人，由黄种人在欧洲繁衍生息，他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仅仅是因为“他对白种人抱有一种不为人知的恶感”。(63)燕浩是中国人残忍品性的典型代表，他从他邪恶的阴谋中获得卑鄙的快感，他毁灭白种人的万无一失的计划次第实现的时候，他的眼睛“得意地笑出了皱纹”。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反乌托邦入侵小说中，对黄祸的恐惧还有一些矫揉造作和隐蔽不彰。希尔第一次创造出了一个智多星式的人物，这个人在东亚领导层的最高层策划阴谋。希尔还强调他小说的反面人物以对白人妇女有强烈的欲望，以此来激发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担心：“燕浩博士的目的是什么？简单说，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占有一个白人妇女，如此而已。他还有附带的目的，就是祸害这个世界上所有其他的白人妇女和白人男子。如果大地张开嘴把他吞噬了，那他就会放弃他的奢望，但也只有这个理由能让他放弃。”(64)

希尔的书出版时，很多人觉得希尔的想象力很有趣，富于戏剧性。“（希尔）肯定期待着我们哈哈大笑，”《泰晤士报》评论员漫不经心地呵呵笑道，“但是我们没有嘲笑他，而是和他一起笑。”(65)1900年达到高潮的义和团起义，使人们难以再看到希尔书中有趣的一面。随着在中国经历了义和团起义的军人、传教士和外交官们充满复仇情绪的叙述，关于黄祸的小说开始大量涌现，这两套叙述互相印证，交相推动着走向仇恨中国人的新阶段。“嗨，对这样一个种族我们该说什么呢，伙计？”向燕浩复仇的那个英勇的英国人约翰·哈代（John Hardy）问他手下的一帮船员，“地球上将清除这个种族，你难道不同意我这个观点吗？”“同意！同意！同意！”他们齐声回应道。“我，此时此地发誓，从此将毕生致力于消灭中国人。”(66)到1904年，这个中国元凶（有一副“咧着薄嘴唇笑歪了的奸诈的黄脸”，梦想着通过“从罪犯身上提取细菌注射给无辜的人”，以强迫他们“犯罪”，来统治全世界）已经成了儿童出版物如《勇气》（Pluck）和《吸铁石》（Magnet）的主要人物，他的东方式的邪恶行为通常是由吸食鸦片引起的，一本漫画书里的侦探透露说：“一定剂量的鸦片会麻痹人的道德感……会使吸食了鸦片的人无视公德，去干任何偷窃或其他不道德的事。”(67)

中国人入侵的情节会经常突兀地出现在儿童杂志上。在《来自东方的恐怖》中，“人们曾经梦到的黄祸终于脱缰而出”，在布莱顿（Brighton）的海滩上，一群群童子军与“一把把大声嚼着米饭的东方船员”在打仗。1910年，甚至是《女孩儿年刊》（Girls' Own Annual）都感到不得不告诉其无辜的读者发生在她们身边的全球性阴谋（“中国人准备在其他民族中间扎下根来，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罪恶……形成‘黄祸’”。(68)）。同年，杰克·伦敦（Jack London）发表了关于黄祸的小说《前所未有的入侵》（Unprecedented Invasion），想象中国在1976年终于“觉醒”，“中国返老还童了！”杰克·伦敦说道：“中国离失控只有一步之遥了。”在故事的结尾，西方不得不用细菌战毁灭中国人，用小巧的玻璃试管，向“喧闹着的黄种人大众”投下“每一种传染死亡的病毒”，“瘟疫沉重打击了他们所有的人”。那些试图逃离中国的人，被集结在中国边境守株待兔的西方军队所屠杀，“同类相食、谋杀和疯狂风靡全国。于是，中国灭亡了”。这是故事的结论。“然后，开始了一项庞大的工程，就是彻底把中国打扫干净……按照美国的民主程序进行。”(69)

不过，所有这些作品，都没有像萨克斯·罗默的《魔鬼医生》（Devil Doctor）那样抓住公众的想象力。傅满洲这个品牌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并延续下来，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它技艺高超地游走在歇斯底里和貌似真实合理二者之间，把对英国华人模糊不清、捕风捉影的恐惧与时下热门的头条新闻故事、警署报告结合在一起，那些头条新闻故事和警署报告说的都是所谓中国人有组织的犯罪网络、中国人所开鸦片烟馆、东方古玩店及其他小生意的幽暗世界。第二，罗默把对中国人的假设全都集中在一个非英雄主角身上，其突出的品性（喜欢邪恶而科学的阴谋手段和精心设计的拷问方法）会被后来的作家所模仿，如伊安·弗莱明（Ian Fleming）。（据传言，到1930年代，中国人傅满洲式的超级恶棍形象在英国恐怖小说中已经无所不在，以至于英国罪案作家协会的新会员被迫宣誓，他们将永远不能尝试再自己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70)）最后，罗默看到了他创造的人物的长期潜力，于是让他总能逢凶化吉，大难不死（火烧不死，砍头不死，近距离直接射击脑袋也不死），而不是（像希尔处理燕浩这个人物那样）只写一部小说就不耐烦地让他被杀死。

傅满洲现象表达了很多歪曲中国的观点，这些观点从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流行，要理解傅满洲现象是怎样表达这些观点的，需要仔细看一看它兜售给千百万读者的关于中国人的观念是什么。形式上，这些小说很大程度上借用了柯南·道尔关于夏洛克·福尔摩斯探案的模式，用皮特里（Petrie）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可敬的科学家皮特里和他才华横溢又反复无常的朋友内兰德·史密斯（Nayland Smith）在全国奔走侦破中国人的阴谋的故事。［第二部关于傅满洲的小说是《魔鬼医生》，在这部小说中，史密斯和皮特里差点儿被萨默塞特郡（Somersetshire）荒野的沼泽所吞没，显然是无耻地剽窃了柯南·道尔《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的情节。］每部书的开头，通常都有一个英帝国的柱石人物被亚洲黑暗势力所暗杀，由此，皮特里和史密斯很快推断出罪案背后的人物是谁，那就是“黄种人运动的邪恶天才”傅满洲。罗默对这个人物的第一次描述是：

想象一下这个人吧，高高的个子，清瘦精干，敏捷如猫，高耸着肩，长着莎士比亚般的额头，撒旦般的面容，剃得光光的脑袋，一双有魅力的细长绿色猫眼石眼睛。他身上有整个东方民族的全部残忍狡诈，有以往和现今所有的科学知识，如果你愿意，还有一个富裕政府的所有资源——然而，这个富政府已经不承认他的存在——都汇聚在了这一个天才人物身上……你脑海中有一副傅满洲博士的画像，黄祸集中体现在了这一个人身上。(71)

假使读者没有注意到对傅满洲的上述描写，不要紧，罗默为此每隔几页还会扼要重述傅满洲人物特征的一些基本点：“傅满洲博士的面容比我见过的任何面容都更十足地令人讨厌”，“那个黄种撒旦”是“地狱里出来的……是罪恶的天使长”，如此等等。和希尔塑造的燕浩一样，傅满洲也是一个神秘人物，他的恶意是无目标的，受控于一种无法解释的、高加索式复仇的仇恨和控制世界的欲望：“这个巨恶之人梦想欧洲和美洲都处于中国统治之下……他是白种人的敌人，他不是人，没有怜悯之心，他的才具是由其种族的冷漠和蓄意的残忍本性所赋予的。”尽管他作恶的冲动是有范围限制的，是很复杂的，但是他似乎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作恶，似乎纯粹是为了一时高兴而发誓对全体白种人作战。(72)

因而，傅满洲完全是恐华症的具体体现：他残忍、狡诈、自大、排外。在书的封面和电影中，他被设想成一副一成不变的中华帝国的陈腐形象：例如好莱坞电影里刻板滑稽的满大人，留着长胡子和丑陋的长指甲，坐在奢靡堕落的亚洲式宝座上。(73)他策划的阴谋诡计遍布伦敦各种见不得阳光的东方行业的从业者：赤身露体的东印度水手、白黑混血儿、来自缅甸丛林的丑陋可怕的毒兽、印度的宗教暗杀团、有九英尺长胳膊和钢铁般抓力的阿比西尼亚圣狒狒。他的手法复杂多变，不厌其烦：某一次，他尝试派遣一个敌人，用爪子上带着毒药的猫做武器。另一次，为了防止不速之客进入他的隐身之地，他在几只老鼠的尾巴上栓上铃铛，把它们放在房间的踢脚板处，弄得这所房子好像在闹鬼。内兰德·史密斯用烤奶酪引诱老鼠出洞时，才发现了这个花招。然而，与此同时，他也拥有现代世界具有的可怕的毁灭性武器：他是牛津大学的科学博士，身边总是有“科学装备”。“在一张精雕细刻的大桌子旁边，”皮特里（又一次）被囚禁在这个恶棍的藏身之处时注意到，“坐着傅满洲博士，他面前摊着一本褪色发黄的书，手里拿着一支试管在煤气灯上烤着，里面有些像血一样的深红色液体冒着泡儿。”(74)

罗默的主人公通常是跟踪着某些线索和尸体在伦敦转，直到他们历尽艰辛，来到这个可怕的博士作案的中心。绝非巧合的是，第一部小说中罪案就发生在“不折不扣的吸毒场所”鸦片烟馆，这是一个“可怕的地方”，里面到处是昏昏欲睡的吸食鸦片的人，和傻乎乎的猴子似的中国人在用洋泾浜英语聊天。“这里是一只伸着的胳膊，黑黝黝或黄乎乎的，那里是一张尸体似的没有血色的脸，”皮特里讲述烟馆里的情形说，“同时，从这些人的喉咙深处传来讨厌的喘气声和咕哝声——这是一种怪异的兽类的和鸣声。在中国某些但丁式人物的眼里，它就像是一副地狱（Inferno）的掠影……我们被隔绝了，被远东人控制了……我们处于那个高深莫测的神秘人种中国人的支配之中。”(75)这里，罗默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让读者们一想起这种怪异恐怖的外来人和外来事物就感到恐慌，而这些外来人和外来事物已经成了英国人的一块心病。“各种肤色的外国人，正在从地道般的小路冒出来，涌向通往我们的阳关大道的耀眼灯光，”曾有人对潮湿、昏暗、充满危险的多元文化的伦敦作这样的描述，“于是，经过短短的一段路后，我们就从西方的光明世界进入了东方含混可疑的地下世界。”(76)在罗默的英国，英帝国的儿女们在哪里都是不安全的：“在伦敦的某个地方，一架精心制造的暗杀机器已经树立起来，”内兰德·史密斯惊叹道，“睡觉是件危险的事儿，每一个黑夜都意味着死亡。”(77)

自然，傅满洲本人是个瘾君子。当他露出“我熟悉的难看生硬的笑容的时候”，皮特里透露说，他会露出“一口瘾君子才有的黑牙”。(78)这些书的故事情节里也被悄悄地塞进了其他隐身毒品。“在扭曲天性、破坏平衡和把慈爱力量转用于陌生危险的用途方面，傅满洲可谓无与伦比……在纯毒物学领域，他过去没有对手，现在也没有对手，与他相比，波吉亚家族（the Borgias，14—16世纪意大利的一个望族，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即为该家族成员。——译者）简直是小孩子水平。”(79)傅满洲作案的现场都有毒药的身影，他的第一个被害者克里奇顿·戴维爵士（Sir Chrichton Davy）（殖民部部长）死于“咋亚特之吻”（Zayat Kiss）——缅甸丛林中一种非常致命的红色蜈蚣的叮咬，而一种从木乃伊箱子提取的神秘的绿色毒雾则害死了一个埃及学干事。就傅满洲故事最显著的特征而言，罗默继承早期此类作品的模式，把他塑造的傅满洲这个恶棍提升为专门使用毒药杀人的固定形象。20世纪初的十年间，像诸如《好朋友》《勇气》《神奇》（Marvel）等杂志，已经完全认定中国人特别喜欢使用各种各样的毒药（尤其是细菌武器）去杀人。(80)

黄祸恐慌（the Yellow Panic）这个说法出现后，不管中国本身的政治、社会或经济力量事实上是否真的构成威胁，差不多每个年代都在西方人的意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898年马修·希尔创造燕浩这个人物时，清帝国还在由于被其原来的文化附庸国日本出其意料地在朝鲜打败而处于晕头转向的境地。萨克斯·罗默自1910年代和1920年代开始塑造定型傅满洲的形象时，在伦敦为数甚微的中国人可以说是在干着最辛苦的工作，总体上说是所有非白种英国群体中社会和政治威胁最小的。1932年出品的电影《傅满洲的假面具》（The Mask of Fu Manchu）（在这部电影中，傅满洲把一个白皮肤金发碧眼的女人绑在石头祭坛上作牺牲，想通过这种方式使成吉思汗复活，同时他又为白种人的毁灭而惊呼，他的假面具因此而得名）拍摄时，中国的军事力量不是正在陷于内战之中，就是正在抵抗即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顶点的日本侵略。1938年，即日本军队在南京屠杀几万、实际上很可能是几十万中国平民仅仅几个月后，萨克斯·罗默却还在说什么忽必烈汗即将崛起，说“忽必烈汗用个人的人格力量，将千百万条线编织在一起，他将会编织出一个紧密团结的中国”，在其白人邻居中散播恐惧。(81)

黄祸论最大的问题是其可信度问题，历史地看，这个问题是脱离中国自身的观念和历史实际而孤立地形成的。它是在西方人制造的一种臆想出来的模式化形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西方人无意于了解中国人自己对诸如鸦片战争及之后他们与西方入侵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看待的——这是本书余下章节的主题。正像萨克斯·罗默本人自豪地告诉他的传记作者的那样：“我靠傅满洲出了名，因为我对中国人一无所知。”(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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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泰晤士报》，1860年12月10日、11日。

(2) 《罗亨利先生抵达多佛港》，《晨报》，1860年12月28日。

(3) 罗亨利：《1860年额尔金勋爵第二次使华期间诸事件的个人记述》，第289页。

(4) 黑尼斯三世和萨奈罗：《鸦片战争》，第94页。

(5) 我要特别感谢芬利·麦克劳德（Finlay McLeod）向我提供了关于唐纳德·马地臣的传记资料。

(6) 引自唐纳德·马地臣《什么是鸦片贸易？》，第5页。

(7) 引自冯客等：《麻醉文化：中国毒品史》，第54页。

(8)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8/09/20.htm（2010年7月17日登录）。（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版，第1卷，第713页。——译者）

(9) 引自冯客等《麻醉文化：中国毒品史》，第97页。

(10) 贝里奇：《鸦片与人民：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的鸦片制剂使用和毒品控制》，第23页。

(11) 同上，第45页。

(12) 同上，第62—72页。

(13) 戴维·威尔斯：《鸦片战争的真相》，《北美评论》第162卷475期（1896年6月），第795—760页。

(14) 约瑟夫·G·亚历山大，《北美评论》第163卷478期（1896年9月），第381—383页。

(15) 郑扬文：《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第111页。

(16) 同上，第154页。

(17) 同上，第113页。（原文见张文虎、金福曾编《南汇县志》卷20《风俗志》，第6页。——译者）

(18) 郑扬文：《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第155页。

(19) 同上，第154—168、175页。

(20) 凯思林·劳德威克：《禁烟十字军：1874—1917年间的在华传教士》，第50页。

(21) 罗伯特·马丁：《鸦片在中国》，第5页。

(22) 劳德威克：《禁烟十字军：1874—1917年间的在华传教士》，第40页。

(23) 马克梦：《财神退位：19世纪中国的鸦片吸食》，第56页。

(24) 劳德威克：《禁烟十字军：1874—1917年间的在华传教士》，第94、第48页。

(25) 同上，第99页。

(26) 劳德威克：《禁烟十字军：1874—1917年间的在华传教士》，第33页。

(27) 唐纳德·马地臣：《什么是鸦片贸易？》，第11页。

(28) 贾斯丁·麦卡西：《鸦片战争》，《中国之友》1880年4月号，第104—106页。

(29) 《泰晤士报》，1840年4月17日，第4版。

(30) 罗伯特·马丁：《鸦片在中国》，第89—90页。

(31) 贾斯丁·麦卡西：《鸦片战争》，《中国之友》1880年4月号，第105页。

(32) 戈顿·卡明：《在中国漫游》，第490页。

(33) 关于“黄祸论”的更详细介绍，参见萨沙·奥尔巴赫《英帝国时代的种族、法律和“中国之谜”》；斯坦福·莱曼：《“黄祸论”之谜：一种种族主义理论的起源和变迁》，《政治、文化和社会国际学报》第13卷第4期（2000年夏季号），第668—747页；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315—345页。

(34) 《好朋友》，1892年11月，第166页。

(35) 刘禾：《帝国的碰撞：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中国重塑》，第189页。

(36) 罗纳德·海厄姆：《英帝国的世纪，1815—1914：帝国及扩张研究》，第139—140页。

(37) 同上，第198页。

(38) 同上，第191—192页。

(39) 罗纳德·海厄姆：《英帝国的世纪，1815—1914：帝国及扩张研究》，第193页。对这一问题的精彩描述，参见丹尼尔·皮克《退化面面观：欧洲的失序》。

(40) 刘禾：《帝国的碰撞：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中国重塑》，第62页。

(41) 奥尔巴赫：《英帝国时代的种族、法律和“中国之谜”》，第39页。

(42) 同上，第163—164页。

(43) 奥尔巴赫：《英帝国时代的种族、法律和“中国之谜”》，第66页。

(44) 要进一步了解义和团运动，参见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毕可思和狄德满编《义和团、中国与世界》等。

(45) 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223页。

(46) 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221页。何伟亚的著作对这一“惩罚性野餐”有令人深受启发的描述。

(47) 引自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310页。

(48) 《泰晤士报》，1911年1月17日。

(49) 狄更斯：《贪图安逸的拉撒路》，《一年到头》，1866年5月12日，第423页。

(50) 《鸦片烟馆的一夜》，《河岸杂志》第1卷（1891年），第624—627页。

(51) 贝里奇：《鸦片与人民：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的鸦片制剂使用和毒品控制》，第199页。

(52) 路易斯·福克斯克罗夫特：《吸毒成瘾：19世纪英国对鸦片的“使用和滥用”》，第68页。

(53) 这里的数字来自奥尔巴赫《英帝国时代的种族、法律和“中国之谜”》第52页和福克斯克罗夫特《吸毒成瘾：19世纪英国对鸦片的“使用和滥用”》第65页。

(54) 贝里奇：《鸦片与人民：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的鸦片制剂使用和毒品控制》，第201页。

(55) 同上，第202页。

(56) 奥尔巴赫：《英帝国时代的种族、法律和“中国之谜”》，第146页。

(57) 引自巴利·米利甘《欢乐与痛苦》，第90页。

(58) 同上，第83页。

(59) 贝里奇：《鸦片与人民：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的鸦片制剂使用和毒品控制》，第200页。

(60) 马雷克·库恩：《吸毒女孩儿：英国地下毒品的诞生》，第144页。

(61) 克伊·范·阿什、伊丽莎白·萨克斯·罗默：《邪恶大师》。

(62) 毕可思：《英国人在中国》，第23页。

(63) 马修·希尔：《黄色威胁》，第37页。

(64) 同上，第10页。

(65) 《泰晤士报》，1898年9月13日，第13版。

(66) 马修·希尔：《黄色威胁》，第201页。

(67) 凯瑟琳·卡斯尔：《不列颠的儿童：从儿童图书杂志中阅读殖民主义》，第145—146页。

(68) 同上，第136—148页。

(69) 杰克·伦敦：《前所未有的入侵》，见http://www.jacklondons.net/writing/StrengthStrong/invasion.html（2010年7月17日访问）。

(70) 2008年12月2日与克里斯托弗·弗瑞林爵士（Sir Christopher Frayling，英国流行文化研究者，英格兰艺术委员会主席。——译者）的谈话。

(71) 萨克斯·罗默：《傅满洲博士之谜》，《傅满洲资料汇编》，第15页。

(72) 萨克斯·罗默：《傅满洲博士之谜》，《傅满洲资料汇编》，第32、42、412页等。

(73) 对这一独到见解，我要感谢何伟亚，参见其《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319—320页。

(74) 萨克斯·罗默：《魔鬼医生》，《傅满洲资料汇编》，第345页。

(75) 同上，第40页。

(76) 罗默：《傅满洲博士之谜》，《傅满洲资料汇编》，第161页。这里，我要再次对何伟亚对萨克斯·罗默作品的深刻见解表示感谢，参见其《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319页。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额米拉·塞莎姬丽《现代性之祸（黄祸）：傅满洲博士与英国民族的妄想症》，《文化批评》第62卷（2006年冬季号），第162—194页。

(77) 罗默：《魔鬼医生》，《傅满洲资料汇编》，第320页。

(78) 同上，第415页。

(79) 同上，第318页。

(80) 卡斯尔：《不列颠的儿童：从儿童图书杂志中阅读殖民主义》。

(81) 大卫·司各特：《中国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体系》，第17页。

(82) 恩莱特：《引言》，《傅满洲博士之谜》，引言第8页。

第十七章　民族病

1870年代末，一个戴眼镜的20多岁的中国年轻人在伦敦待了几年。每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他在英帝国科技新古典主义的核心格林威治海军学院（Greenwich Naval College）度过，星期天则大多去中国公使馆，有时候只会在深夜重新出现在伦敦的大街上。他是谁？他在英国干什么？他是在参与清朝邪恶的阴谋，来偷窃西方军事和科学机密的吗？这可是在萨克斯·罗默臆想出这个主意的几十年之前啊。

这个年轻人名字叫严复，和傅满洲一样，他也是中华帝国的儿子，是中国东部地区一个家族的第27代子孙，而这个家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纪。与这个帝国大多数有雄心有抱负的家族一样，这个家族几百年来致力于推动其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有丰厚利益的官场。但是，严复往上的三代人中，由于准备科举考试花费太高而陷于贫困，这个家族便在福建一个幽深、苍翠的山谷里以医为业，且很成功。因此，作为男孩子，严复受到了中国经典传统和医学传统两方面的教育。

1868年严复14岁时，他一直接受的传统教育改变了轨道：他被送到省城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福州船政学堂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新式专科学堂之一，这些新式专科学堂是中英第二次战争后涌现出来的。1871年，在学习了5年英语、算术、几何学、代数学、物理学、力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和航海学之后，他以优异成绩毕业。（此处略有舛误。严复生于1854年1月，1866年12月考入福州船政学堂，1871年5月毕业。——译者）接下来的5年间，他把所学用于实践，在一艘中国军舰上巡游了新加坡、日本和台湾，此后，清政府决定派他到英国学习“最新最精西洋技艺”。这一举措是“自强运动”的一部分。自强运动是中国一系列军事失败后清政府的新尝试，清政府试图弄清西方是怎样对全世界进行科学控制的。恭亲王（咸丰皇帝的弟弟，1860年他与额尔金勋爵签订了《北京条约》）宣布，中国必须“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今既知其取胜之资本，即当穷其取胜之术”。(1)当时主要的政治家李鸿章宣称，欧洲在中国的势力越来越大，“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2)

到这时，严复的教育和工作经历既忠于中国传统，又致力于现代军事科学，这与罗默近乎偏执地假设东方人有用西方办法击败西方的图谋还是非常吻合的。但也正是在这时，严复的生活经历开始远离“黄祸”叙事。他决定学习西方科学并不是一个有预谋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而这完全是出于经济需要。严复13岁丧父后，他家终于彻底放弃了支持他为科举考试而读书的希望。严复晚年回忆他的母亲是怎样为了维持全家衣食而辛辛苦苦做针线活儿，他又是怎样半夜里被母亲的悲泣声弄醒。相形之下，福州船政学堂能够提供诱人的待遇：有免费的膳食和住宿，每个月还有4两银子的膏火银（季考中名列前茅的学生还有10两银子的奖金）。

贿赂是必要的，因为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接受西方教育还是一种为人所不齿的人生选择。“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去学习西洋科学，”作家鲁迅回忆说，1890年代他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一家学堂里学医，“沿着我选定的路走，我就要把灵魂出卖给洋鬼子。”(3)赞扬西学的新奇时髦，在清政府新设立的外交部门谋求职位，或者（更加不可思议地）谋求在驻外使馆任职，会招致职业生涯的灾难。严复留学英国时驻伦敦的中国公使郭嵩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思想上亲西方，他受到过身体上的攻击，受到过多次弹劾，最后失去公职，退出政治舞台，他在中国的房子也被捣毁。当时有一副拙劣的对联奚落他，其中一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4)

其次，严复没有与白种人开战的兴趣。恰恰相反，通过学习科学和英语，他喜欢上了西方，还不光是喜欢他被安排学习的铁甲船和枪炮，还喜欢西方的思想家、作家和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在海外留学期间严复就认定，这才是西方强大的基石。“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某个星期天他与郭嵩焘谈天时，他对郭嵩焘宣称，“其端在此一事。”(5)严复从英国回国后，完成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翻译著作，这使他至今在中国还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些著作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严复将后两种书名分别译为《群己权界论》和《法意》。——译者）在翻译这些著作时，严复努力寻找一种能使中国知识精英们信服深奥的西方思想的语言风格，用公元前一千年间使用的纯粹典雅的中文来传达现代西方的权威文本。“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严复解释说，“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6)不过，他也以鸦片战争后进行深刻反思的第一代中国人的主要代表人物而知名，这种反思是19世纪这个国家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转型，就是要明确知道中国的弱点和西方的优势。

严复和公使郭嵩焘在伦敦的多次长谈，是在评判西方的美德、悲叹中国和中国人的恶习劣行中度过的。根据郭嵩焘的日记，他与严复一致无保留地高度评价中国的帝国主义对手（特别是英国）。考虑到他在英国受到的粗暴待遇，这一事实就更加不同寻常。对郭嵩焘来到伦敦，《笨拙》杂志刊载了一幅漫画和七节诗，把他描绘成了一只猴子（“他斜楞着眼睛，猪尾巴辫子/利落地盘在剃得光光的头上……像猪一样固执，难以操纵/喜欢贱买贵卖”），凝视着英帝国这头高贵庄严的狮子，(7)这对郭嵩焘是百分之百的不敬。一个星期后，这本杂志又用了一整页的篇幅刊登毫无趣味的打油诗，打趣郭嵩焘夫人的裹脚，称她为“蹒跚摇摆的莉莉”，把她画成袒胸露肩的艺妓形象。(8)

然而，郭嵩焘的热情丝毫不减。还在他航海赴英途中，尽管备受各种不适（除了晕船外，还有喉咙痛、呼吸困难、头昏怔忡、牙龈肿痛、牙疼、鼻子肿痛、心痛等）的折磨，他对沿途所看到的所有西方事物都公正地保持了欣赏的态度：他发现欧洲的“礼仪”和“优雅文明”，欧洲的航海技术非常值得称赞。看到德国兵官们做交替跳背游戏作为训练科目，他评论道：“彼土人才，可畏哉！可畏哉！”(9)考虑到尤其是英国在中国没有值得称赞的记录，郭嵩焘仍然对英国对其国家的长远意义持积极看法，这是很令人惊奇的。他对英国的看法是：

环中国逼处以相窥伺，高掌远蹠，鹰扬虎视，以日廓其富强之基，而绝不一逞兵纵暴，以掠夺为心……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10)

如果说英国和西方是一切值得仿效的优点的汇聚之所，那么，（在郭嵩焘看来）中国人则恰恰相反，是令人嫌恶的缺点的丛集之处。“此岂中国高谈阔论，虚骄以自张大时哉？”针对中国的反欧偏见，他这样慨叹道，“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宋之弱，明之亡，皆此嚣张无识者为之也。”(11)

郭嵩焘和严复还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鸦片是中国问题的根源。郭嵩焘分析说：“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从这里来看，郭嵩焘猛烈抨击西方对中国的所作所为，看起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英国士绅亦自耻其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财竭力，无一人引为疚心。”(12)

在郭嵩焘看来，鸦片是中国腐朽的国民性的根源和象征。对他来说，中国人是双重的可鄙可憎：一方面是允许他们自己染上毒瘾，另一方面是对自己的弱点不知道羞耻。他除了不厌其烦地谴责英帝国主义用轮船把大量鸦片运到中国外，也把吸食鸦片看作是中国人自作自受。同样，严复也把吸食鸦片归罪于中国人自己，建议对拒绝戒烟的官员实行严厉的制裁。郭嵩焘和严复二人都认同鸦片是个致命的民族恶习，这是他二人尊崇欧洲观念的另一个标志，因为正是在这几年里，鸦片在英国被重新认定为是社会的病态：它是中国所特有的意志力疾病，有出口到西方的危险。

19世纪末，为了改造中国，严复等人承担起了传播一套全新的有影响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使命，这套思想观念既是对他们自己国家的强烈批评，也是对其令人敬畏的西方挑战者的欣赏。《北京条约》签订后的若干年里，清帝国的日子十分不好过。1860年战败之后，咸丰皇帝不得不接受了现代世界国际关系体系的原则。“英国自主之邦，”他宣布，“与中国平等。”(13)到1884年，清朝海军在中法战争中遭到惨败，一个小时内，中国的所有军舰被摧毁，521名水师官兵战死（法国海军只有5名），战争的结果是清朝失去了它对印度支那地区原有的宗主权。10年后，中国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中失败，中华帝国发现它被一个过去它一直视为文化附庸的国家打败，于是旧的朝贡体制以仪式装饰的外表荡然无存。1894年，日本政府当时正在进行政治和军事的现代化，急于攫夺殖民地，他们抓住朝鲜国内动乱的机会，派军队进入朝鲜，清政府派军队去保卫中国的“藩属国”。4个月内日本就取得了对中国的全面胜利，在和约中提出了2亿两白银战争赔款、割让台湾和清朝建立者祖居地满洲一部分的要求。(14)

这次战败对中国知识阶层的打击是难以估量的，它促使中国萌芽中的国家媒体行动起来：1895年《马关条约》的消息，通过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四次翻印刊载这一消息的刊物，迅速地从沿海城市（中国绝大多数报纸和书籍的出版地）传播到内地农村，所有能读懂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的人都急切地了解这一消息。关于战争的报道引起了一般老百姓的关注，这是以往两次鸦片战争中所没有过的。“那一年是甲午吧，我国与日本为了朝鲜事件打仗，上海报纸上连日登载此事。”一个当时在乡下的读者回忆说，“向来中国的年青读书人是不问时事的，现在也在那里震动了……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15)中国的有识之士从战败中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过去三十年的“自强运动”都是无用的权宜之计，现在急需进行更为大胆、彻底的改革。

甲午战争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西方主导世界的景象，在这个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中国显而易见会被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所吞并。“彼奴使我而虏用之，俾吾之民智无由以增，吾力无以奋，”严复忧心忡忡地表示，“彼黑与赭，且常存于两间矣，矧兹四百兆之黄也哉？”(16)新的迫切要求激进改革的团体应运而生，他们呈递上书和奏折，抗议外侮，宣称要“鼓天下之气”，以挽狂澜于既倒。(17)这时，严复及其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提出了改造中国的宏伟蓝图，即把这个孱弱、松散的帝国改造成一个强壮、团结的国家。

几十年间，严复在学习当时不时髦的西方技术（有时不太讨人喜欢地把中文词“夷务”译为“西学”）的训练中，苦苦思索清代中国的知识到底应该包括哪些。之后，严复找到了他发出声音的途径及其受众，为新兴媒体评论和翻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作，即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和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严复将书名分别译为《天演论》和《社会通诠》。——译者）。严复用精致典雅的中文，向惊恐失措的读者描绘了一个国与国之间互相争战的世界。“所谓争自存者，”他解释说，“谓民物……各争有以自存……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且其争之事，不必爪牙用而杀伐行也。”(18)

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样，严复并不特别倾向于质疑在这个崇尚武勇的新世界里均势的道德性，对他来说，1840年以来中国遭受的外来侵略是无法避免的自然现象。“夫苟其民契需怐愗，则其群将涣，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19)（郭嵩焘持类似看法，说“天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20)）相反，严复认为，中国必须承认自身的缺点，用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予以疗救。他问道：“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21)他想知道，为什么1842年战败以来中国没能起衰振弱。“民智既不足以与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举起事故也。”而西方“擅机巧……汽机兵械之伦”只是“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不！西方在“学术则黜伪而存真”和“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两个法则上拥有全球领先地位。与之相比，让严复感到触动的中国传统几乎都是无可救药的。“中国风俗，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22)

如果生存竞争依赖于群体的团结，那么，中国人就必须把自己团结为与在西方和日本运行效果良好的同样的社会和政治单位，即民族国家（the nation）。为此，中国人需要训练自己的群体。中国国家（body politic，指在一个政府领导下组成一个政治集团的人民。——译者）需要有一个根本的革新，需要教育其国民要“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在所有这些方面，西方是中国唯一的老师。任何对此持异议的人，严复宣称，都是“狂易失心之人”。(23)

严复等人提出这些建议，并不仅仅依赖于西方的思想观念，还依赖于经由日本从欧洲语言中翻译成中文的新词汇，甚至中文中最初表示“现代”一词的“摩登”，也是欧洲词汇的音译，是随着自行车、报纸、民主、政党、选举、电话、国际、照相和革命等词汇进入中国的。1890年代和1900年代，用来表示严复等人创造的“中国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的赋予新义的旧词“中华民族”被采用，这个词采自日文，它随着激进派和革命派的论著开始日益流行开来。

严复宣传的思想被更年轻的同道继承发扬了，这代迅速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思想家和活动家，全力投身于教育中国人民形成现代民族国家。所有这些自封的中国民族主义设计师中，影响最大的是一个叫梁启超的广东年轻学者。梁启超是个神童，他科场顺利，17岁就中了举人。然而，那一年（1890年），他开始阅读世界历史书籍和翻译过来的西学著作，这些知识“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梁启超后来回忆说，他转而舍去他曾经学习过的无用“旧学”，“生平知有学自兹始”。(24)1890年代，他抨击那些“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的人，认为“强国以议院为本”。(25)

1898年秋，梁启超被悬赏缉拿，逃离中国，逃往日本。那年夏天，他和他的同志们赢得了年轻的光绪皇帝（1871—1908）的信任，光绪皇帝极为兴奋，在3个月时间里发布了一系列西化改革的措施，涵盖教育、商务、军事、工业和政府体制，但最后被他的姑母（也是姨母）慈禧太后软禁，没能逃跑的几个激进的改革领导者被处死。但是梁启超并没有缄默无声。此后10年间，他就教育、历史、法律、议院、税收、自由、政府机构等问题撰写了大量议论风生的论著。1900年代初，梁启超已经成为他那一代人中最出色、最有影响的作者之一，甚至或许是现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者。毛泽东承认自己16岁时“崇拜……梁启超”，对梁启超的论著“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26)

和严复一样，梁启超谈论较多的一个话题也是中国的缺点，中国无疑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但他们二人都不认为自己国家是无可责难的。尽管他们有天然的民族自豪感，宣称中国人乃“世界最膨胀有力之人种也”，诋毁“红番黑人”，另外，梁启超的宣传中还有很多让人恐华的内容。(27)他分析说，西方想以“犬马”对待中国人，而中国该谴责的是其心甘情愿地“为妾，为奴，为牛”。他问道，为什么“中国人之自绝于天者，又何以如此其至也”。他的结论是，因为中国的腐败、自私、孤立、愚昧、懦弱和保守，使得西方得以欺侮中国。“西人之侮我甚矣，西人之将灭人国也，良由其制度优越（他们有议院和报章）……及善用人力物力。”“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1898年时他就认定，“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28)

梁启超的这种批评性态度，在他大力推进兴起的晚清报刊上得到了回应。“吾国人数号四万万，而纤弱缠足之女子去其半，”1904年，一个记者笔带情绪地评论道，“其余二万万羸瘠吸烟之病夫又去其半，自馀乞丐、盗贼、僧道、纨绔子弟、土豪乡绅、废疾、罪人、优伎之类。”“我国……不知权利为何物，”1908年，另一个记者则遗憾地慨叹说，“嗟乎！蜣螂食粪而自甘，游鱼在釜而忘沸。”(29)

像严复和梁启超这样的人，即使在义和团运动中帝国主义蹂躏了华北地区之后，他们也不会动摇对其同胞的负面看法。严复认为，义和团动乱是“妖民愚竖，盗兵潢池，其遗祸国家至矣”。对于这场灾难，梁启超不去谴责西方的残暴，而归咎于中国传统小说的“毒害”，认为传统小说要为导致“沦陷京国”负责任。(30)中国最畅销的报纸《申报》在社论中严厉斥责清廷“昏庸谬妄”的大臣们，说这些大臣鼓励了义和团：“拳匪不剿，吾知各国将大举以入中国。”换句话说，是中国自己招致了西方对它的暴行。(31)

尽管中国人的自责声浪在1895年后的10年间达到顶峰，但这种自责是有悠久传统的。在鸦片战争与1910年代之间，中国人（社会的上层和下层）没有把他们最尖刻的攻击全部都用于给中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北方地区带来巨大破坏的外国人，而是留出一些给予了他们自己可怜的领导层，其中有些人在1842年为抗议道光皇帝所派议和大臣的“通贼”行为而绝食自尽。即使是林则徐被中国同僚看作无所畏惧的爱国者而经常受到追捧，也受到舆论的非议。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北京时的一个受害者，对这场灾难作了如下分析：“虽曰天数，岂非人事哉？”他对1860年惨痛事变的记述，一篇约1.4万字的长文，抨击的主要对象不是英国人或法国人，而是玩忽职守的清廷大臣。“追思致乱之由，初作难者，以林则徐为首，而成之者裕谦也……参之肉其足食乎？……（林则徐）强夺夷船，获其烟土……烧而沉之……挑怒英夷，起意寻衅……兴兵犯顺。”在他的判断中，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是清军将领僧格林沁，他花费巨款于烂尾防御工程，仗刚打败即一逃了之，“走如兔之脱，藏如龟之缩……僧王此一举（指1859年僧格林沁在大沽口阻击英、法进京换约的公使所带的军队。——译者）也……遂种来年（1860年）大举入寇，荼毒生民，焚毁御园之祸……如果将帅得人……无难扼贼凶焰”。他记得，北京人都称他为“松王，……试问有靦面目……死何以见阎王”。由于领导层的无能，这位目击者得出结论说：“识者早已料其必败也……祸由自召。”(32)

夏燮，关于1860年代中英两次战争的著名编年史作者，也赞成中国“祸由自召”的看法，他说：“‘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焉。’……（外国人）货物不得其利，乃思取违禁之物以补偿之。若使税用不增，逋欠可得，彼又何乐乎以违禁之烟土……”(33)19世纪晚期关于两次鸦片战争的那些记述，与今天主导中国历史论著关于两次鸦片战争的观点——国际帝国主义阴谋奴役中国——似乎并不灵犀相通。直到1920年代，中国甚至还没有就1839—1842年的中英战争及其达成的条约确定一个统一的名称。在谈到这一事件时，常常拒绝使用使其显得庄重威严的“战争”一词，而偏向于使用“失和”、“衅”或“乱”等旧词汇，而英国人则被蔑称为“奴”、“盗”、“贼”、“犬”、“羊”等。(34)

1900年前后中国新兴起的禁烟运动，是与新世纪自厌的民族主义相呼应的，旨在通过“新民”把中国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即严复等人的爱国主义，经常用身体上的病态隐喻来表达中国所处的困境。“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严复写道，“今夫人身，逸则弱……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耻！耻！耻！”其他改革者回应道，“你看堂堂中国，岂不是自古到今，四夷小国所称为天朝大国吗？为甚么到于今，由头等国降为第四等国呀？外洋人不骂为东亚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35)严复相信，要增强国家的力量，中国人首先要戒除自己的坏习惯，强壮自己，而在中国人所有的恶习中，“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36)鸦片，这种损伤国家元气、使其人民在为了民族生存而奋斗需要“醒来”之时沉睡不醒的神经麻醉剂，已成为中国病的典型标志。1906年，《申报》感叹道：“呜呼！鸦片烟之流毒我中国也久矣，国以之弱，民以之贫，元气日衰，奄奄一息。”(37)媒体描绘出一幅令人绝望的鸦片烟瘾的画面：《申报》宣称，大约“七成”中国人“沉溺其中不可自拔……命填寸许之盒，魂消半檠之灯。……刺之，不知痛；蹴之，不能起者，同胞中之大多数，既日以吸烟为事，甘为枯骨，以代表吾四万万人，是四万万人皆枯骨也”。(38)

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在全国大小城镇，禁烟协会通过游行集会和刊发文章、小册子等形式，猛烈抨击这种毒品。成百上千的烟馆被封闭，人们纷纷围观烧毁被收缴的鸦片和烟枪的活动。调查员们在夜里突击检查有嫌疑的非法鸦片烟馆，人们自发地攻击那些瘾君子。戒毒中心（常常是西方传教士开办的）生意兴隆，他们使用各种未经实验的、令人恶心的和可能致命的治疗方法来折磨那些吸食者。（一个参与英国传教士禁烟活动的观察家若有所思地说：“给中国送来这种毒品的国家又送来了解毒药，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儿啊。”(39)）有些人给吸食者服用奇奇怪怪的药丸，成分有石榴皮、樟脑、辣椒、奎宁、颠茄、砒霜和可卡因；另有一些人用催眠术、太极拳、无线电波、宗教和穿法兰绒内衣来戒烟；还有些人用吗啡丸戒烟，当地人毫不犹豫地将其称之为“耶稣鸦片”（Jesus opium）；红色的海洛因丸因谣传它含有处女的初潮经血也受到追捧。一个戒除了鸦片的人热情地支持了一个香港临床医生的戒毒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注射吗啡。(40)

真正不幸的是那些被禁闭起来的人，他们一下子断掉毒品，服用很浓的咖啡。“鸦片把我们带上天堂，”19世纪末一个诊所的墙壁上，一个不幸的戒毒者潦草地涂抹道，“现在我们在地狱里受罪。”(41)一个传教士报道说，那些过于贫穷或劳累的人，则别无他法，只得死于休克：“鸦片烟馆被封闭后，穷人中的死亡人数十分惊人，因为这些吸食鸦片的人穷得一无所有，而离了鸦片他们又没精神力气去干活儿，所以，他们有的死于饥饿，有的死于突然断掉鸦片。”(42)1906年，清政府正式支持禁烟运动，发布了对鸦片的新禁令，表示要在10年内在全国根绝鸦片。1907年，英国因感到惭愧而加入《英中十年禁烟条约》（Anglo-Chinese Ten-Year Opium Suppression Agreement），保证每一年削减输华鸦片量的百分之十，条件是中国减少同量的国内鸦片增长量。（《泰晤士报》对这则新闻的反应的是：一方面讥笑中国人“喜欢制定各种规则”但却“讨厌执行规则”；另一方面似高尚地吁请英国人起带头作用，展现“英国人的人道和利他主义品质，以此来说明我们的文明程度高于东方的文明程度”。(43)）

然而，像太平天国思想观念的拥护者和严复、郭嵩焘等改良主义者一样，禁烟运动的倡导者们似乎也不愿意把中国人吸食鸦片的习惯完全归咎于帝国主义。“英人以此促华之亡，”19世纪末上海一个诗人概括说，“华人不悟而争吸之，可谓大愚。”(44)于是，到20世纪初，鸦片的由来变得模糊不清了。一些中国人认为，即便鸦片最初的确是外国人带到中国来的，也是他们意志薄弱的同胞自己诱使自己染上了吸食的恶习，又反过来使他们的意志更加薄弱。一份禁烟宣言说：“为防止情况恶化，我们首先要痛苦地意识到，我们是世界上最低等民族。”(45)1900年代一本历史教科书中谈到两次鸦片战争时，涉及自厌：“而我国人吸之（指鸦片）以火，嗜之如饴……我政府以其有害于民也，多方阻遏。我民顽愚，吸之如故。”(46)

在四川省，当地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把鸦片看成是舶来品，因为当地的鸦片产量早已超过进口量。自1860年以来，鸦片税就用于购买轮船和枪支弹药，帮助清政府镇压诸如太平天国等内乱。1874年后，李鸿章曾主张应公开允许国内种植鸦片，同时却装模作样地声称：“我国政府征收鸦片税的唯一目的，过去是、将来也是抑制鸦片走私，而从来不是从中增加税收。”(47)虽然如此，在1870年代，光是中国西南地区就开始生产出比全国进口总量还多的鸦片。清末中国的反帝情绪有时指向其他问题，而不是指向鸦片。整个1900年代，中国的许多地区都在进行激昂的收回利权运动，反对欧美收买中国新生的铁路系统的企图，反对清政府出卖中国铁路系统的意愿，学生们威胁说要绝食至死，士兵们写血书抗议，据说一个学者在听到清政府已经接受巨额外债建造一条铁路延长线的消息后因悲愤致死。(48)1908年上海《时报》（Times）有一幅题名“破碎中国之能手”的漫画，画了5把镐正在铲除“中国”两个字，其中只有1把镐代表外国利益（传教士），另外4把分别代表兵、官、党和匪。(49)

从1920年代起，中国年轻的威权主义政党充分利用了中国对帝国主义的仇恨，而实际情形则是模棱两可的。(50)可以肯定，关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存在，的确有很令人惊恐的外来的、种族主义的东西（集中在1842年在条约口岸发展起来的租界）。第一类是外国人吃得津津有味的奇怪、恶心的食物（面包片、咖喱、浓汤、奶油、油酥点心、果冻、蛋奶沙司、牛奶冻），没有牛奶的时候往茶里加鸡蛋的习惯，穿着奇异的、不舒服的服装进行剧烈锻炼（“肝颤”）的爱好——据说有一次一个中国官员问一个英国领事，他为什么不花钱雇一个人替他打网球。(51)第二类是条约口岸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种族隔离制度：传说中上海公园告示牌规定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所表达的排斥中国人的态度，对“无可救药的”中国仆人说话时居高临下的做派。［我偶然看到的第一本中国语文教科书，是1950年代印刷的，其第一章包含十分重要的造句：“告诉仆役……（打开窗户，等等）。”］(52)

但是，条约口岸不光是帝国主义压迫的象征，它们也是喜忧参半的进步的象征。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开始于上海这样的地方，1848年到1901年间，银行、煤气灯、电力、电话、自来水和汽车成为城市的组成部分。(53)有些当地人担心，半个世纪内上海会不会因为不堪太多摩天大楼的重负而陷入地下，而与此同时，在这个大都市的其他地方，作家、艺术家、电影制作人和演员们则在时髦的爵士咖啡馆里呷着巧克力咖啡，看着好莱坞新鲜出炉的泰山（美国影片《人猿泰山》的主人公。——译者）电影或荒唐可笑的喜剧，在高大的百货商店里选购高跟皮鞋和口红，在书店里购买乔伊斯（Joyce）或艾略特（Eliot）作品的初版本，或沿着巴黎式林荫大道来回漫步。1920、1930年代，上海的小说家们迷醉于这个城市的五方杂处四海一家，他们的作品中不时出现一些时髦的外语短语，如“Chicken a la king（皇家奶油鸡）”，“charming，Dear（你真迷人，亲爱的）”，“kiss-proof（吻不掉的，指接吻时不会掉色的口红）”。(54)晚清时期报纸杂志的涌现——那些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间发刊的大量报刊制造出一种公共舆论，这种舆论使民族主义和革命成为可能——在上海这样的城市的外国租界之外的地方，是不大可能的，外国租界的治外法权容许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这在中华帝国的其他地方是不可能的。1904年，流亡中的梁启超曾冒着生命危险——清政府悬赏10万两白银通缉他——回到上海创刊一份新报纸。1911年，那场引发了民族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年帝制的偶然发生的炸弹爆炸事故（指引发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制造炸弹不慎爆炸事件。——译者），就发生在华中城市汉口的俄国租界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

尽管禁烟风潮遍及这个气息奄奄的帝国，可很多人似乎对此还下不了决心，或者不认为这是个多么严重的问题。台湾海峡两岸都尊为国父的孙中山对此态度不一，就是一个例证。1920年代，他宣称：“鸦片为中国之巨害，其杀吾国民，甚于干戈、疠疫、饥馑之患。”或许他忘记了他曾在1894年建议清朝领导层鼓励老百姓自己种植鸦片，以排挤出外国的竞争，并告诉清朝领导层，他在广东老家的村子里劝说农民种植鸦片，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并以权威的口吻评论说，他家乡所产的鸦片“其气味较公土（印度所产鸦片。——译者）为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55)上海的旅行指南上对鸦片的态度也前后不一，一页上大力宣传这座城市里鸦片烟馆的美妙之处，另一页上则把它说成毒药予以猛烈抨击。(56)

无论如何，有太多的金钱与中国的毒品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不经过一番斗争，是很难禁绝的。清政府曾声称中国的鸦片产量已经减少，为此，英国委派谢立山（Alexander Hosie）去核实，谢立山报告说，1907—1910年间中国各地的鸦片产量的确大大减少，在有些地方已经根绝。尽管如此，1908年，一个英国传教士报道了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尽管有强硬的口头要求，还间或有士兵们的行动，但是农民们却拒绝铲除种植的鸦片。农妇们一群群地跑到州府衙门，说：‘你们可以杀了我们，可我们还是要种鸦片。’”(57)禁烟人士时不时地受到失去生意的愤怒的原鸦片烟馆经营者的攻击。另外，不愿放弃鸦片种植的人也常常宴请和贿赂他们，请他们网开一面。如果招待得好，贿赂足够多，罂粟检查小组就只是用刀子划一划罂粟的花朵。令人难堪的事实是，到1900年，鸦片已经在中国普遍种植：它太有用了，太普及了，已经很难根除。即使到1930年代国民党开始对吸食者处以死刑后，中国人对鸦片的依恋仍然难以动摇。一直到1944年，贵州农民还为保护他们的罂粟田而暴力反抗，造成8人死伤。据报道，1939年，云南一个禁烟专员死于一场突发的、神秘的病症，经过严密认真的调查（他的继任者小心谨慎地不介入调查活动），表明是当地的头面人物用米袋子把他压死的。(58)

但是，20世纪初中国对鸦片模棱两可态度的最好例证或许是严复。令后来为他树碑立传的民族主义者们大为失望的是，他28岁时染上了鸦片烟瘾，而在13年前，他把鸦片描绘为中国最为有害的恶习之一。在他的余生，他一直心怀愧疚地挣扎于这一恶习之中而不能自拔，他的呼吸道问题让他服用鸦片有了镇咳这一充足的医学理由。1921年，终于成功地扔掉了鸦片烟枪一年后，他死于哮喘病。(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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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第2卷，第802页。要了解更多19世纪后期中国现代化的情况，请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0、11卷的相关章节和狄百瑞等编《中国传统资料汇编》第2卷。（原文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2—3页。——译者）

(2) 转引自王承仁《李鸿章思想体系研究》，第23—24页。

(3) 鲁迅：《阿Q正传及其他中国故事》，蓝诗玲译，第16页。（查鲁迅著作，没有找到与此处完全吻合的语句，在《呐喊·自序》中有相近的语句，抄录如下，备参考：“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另外，鲁迅当时就读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不是学医。——译者）

(4) 傅乐山编译：《中国第一批驻西方使节：郭嵩焘、刘锡鸿、张德彝日记》，导言第37页。（这是当时广泛流传的讽刺郭嵩焘的对联，上联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有人说出自著名学者王闿运之手。——译者）

(5) 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第29页。（原文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969页。——译者）

(6) 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第94页。（原文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16—517页。——译者）

(7) 《中国佬约翰》，《笨拙》，1877年2月10日。

(8) 《致蹒跚摇摆的莉莉》，《笨拙》，1877年2月17日。

(9) 傅乐山编译：《中国第一批驻西方使节：郭嵩焘、刘锡鸿、张德彝日记》，第75页。（原文见《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8页。——译者）

(10) 同上，第73、43页。（原文见《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136—137、124页。——译者）

(11) 同上，第73、100—101页。（原文见《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137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1册，第304页。——译者）

(12) 傅乐山编译：《中国第一批驻西方使节：郭嵩焘、刘锡鸿、张德彝日记》，第100页。（原文见《洋务运动》第1册，第303页。——译者）

(13) 赵穗生：《民族国家的构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动力》，第48页。（原文见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78页。——译者）

(14) 这方面的概况，见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第220—222页。更详细的叙述，另见佩因《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观念、力量和重要性》。

(15) 李欧梵、黎安友：《大众文化的发端：晚清及之后的新闻和小说》，姜士彬等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第364页。（原文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135、14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译者）

(16) 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第75页。（原文见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第12页。——译者）

(17) 史景迁：《天安门》，第8页。这是一本关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历史的出色著作。

(18) 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第5—6页。

(19) 狄百瑞等编：《中国传统资料汇编》第2卷，第258页。（原文见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18页。——译者）

(20) 转引自郑万宽：《舆论：现代中国的语言、文学和意识形态》，未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芝加哥大学，1989年），第92页。（原文见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3页。——译者）

(21) 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第49页。（原文见《严复集》第3册，第560页。——译者）

(22) 郑万宽：《舆论：现代中国的语言、文学和意识形态》，第64—65、69、70、77—78页。（原文分别见严复《论世变之亟》《原强》《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2、15、28页。——译者）

(23) 郑万宽：《舆论：现代中国的语言、文学和意识形态》，第86、84、90页。（原文见严复《原强》《原强修订稿》《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6、31、4页。——译者）

(24) 李幼宁编：《二人自画像：梁启超和胡适》，第5—6页。（原文见梁启超《三十自述》，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376页。——译者）

(25) 黄宗智：《梁启超和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第31页。（原文见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24页；《古议院考》，《梁启超选集》，第34页。——译者）

(26) 琼·札治：《印刷业与政治》；黄宗智：《梁启超和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第7页。（译文采《西行漫记》董乐山译文，第113页1979年版。——译者）

(27) 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第84页。（原文见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饮冰室文集之十四》，第5页。——译者）

(28) 这些例证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101、140、99、166页。

(29) 札治：《印刷业与政治》，第96—97页。（原文见《地方自治政论》，载《东方杂志》第1年第9期，内务篇；雪鸿：《立宪国之人民》，载《时报》1908年4月12日。——译者）

(30) 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第142页；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第224页；邓腾克编：《现代中国文学思想读本，1893—1945年》，第74—81页。（原文见《严复集》，第119页；《梁启超选集》，第353页。——译者）

(31) 梅嘉乐：《一家为了中国的报纸？——上海新闻媒体的权力、认同和变化，1872—1912》，第365页。（原文见1900年6月17日《申报》社论《愤言》。——译者）

(32) 《庚申夷氛纪略》，齐思和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册，第5—27页。

(33) 夏燮：《中西纪事》，第53—54页。其英文本见庄延龄节译本China's Intercourse with Europe，第54页。

(34) 例子见夏燮《中西纪事》，又见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册。

(35) 徐国琦：《奥林匹克梦：中国和体育，1895—2008年》，第18—19页。（原文见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26页；陈天华《警世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2册，第119页。——译者）

(36) 马模贞：《中国禁毒史资料》，第351页。（另见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一册，第28页。——译者）

(37) 马模贞：《中国禁毒史资料》，第380页。

(38) 同上，第395—396页；冯客等：《麻醉文化：中国毒品史》，第109页。

(39) 王国斌：《鸦片和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见卜正民、若林正编《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第201页。

(40) 劳德威克：《禁烟十字军：1874—1917年间的在华传教士》，第35页；冯客等《麻醉文化：中国毒品史》，第156页；马丁·布思：《鸦片史》，第91—92页。

(41) 冯客等《麻醉文化：中国毒品史》，第124页。

(42) 马登西：《林钦差的烦人遗产：福建省的鸦片贸易和禁烟，1820年代—1920年代》，第124页。

(43) 《泰晤士报》，1908年4月4日。

(44) 戴沙迪：《鸦片·享乐·上海》，见卜正民、若林正编《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第178页。（原文见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译者）

(45) 马模贞：《中国禁毒史资料》，第395—396页；冯客等：《麻醉文化：中国毒品史》，第109页。（查此处英文译文与冯客书英文译文相同，为意译，中文原文无对应文字。中文原文此处的文字为：“语曰：谁为厉阶，至今为梗？吾每诵其言，未尝不悲来填膺而叹：苍苍者独降是物，以蛊吾种也。”——译者）

(46) 《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82页。

(47) 周永明：《二十世纪中国的禁毒运动：民族主义，历史与国家建设》，第19页。（查原始出处，为《中国之友》杂志1894年12月刊登的一外国人与李鸿章的谈话。——译者）

(48) 参见芮玛丽《中国在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引言。

(49) 札治：《印刷业与政治》，第86页。（见《时报》1908年5月20日。——译者）

(50) 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论文，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

(51) 沈艾娣：《中国》，第124页。关于中国条约口岸侨民生活有趣且资料丰富的叙述，另参见吴芳思《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52) 我是特意使用“传说”这个词的，尽管与此同时我坚决主张这种情绪是存在的。毕可思和华志坚已经证明，上海市各公园的标牌上不存在一字不差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说法，见其《上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标牌：传说、历史及其当代象征》，载《中国季刊》第142卷（1995年6月），第444—466页。

(53) 参见冯客《现代事物》，该书对这一时期中国人对物质方面现代性的迷恋作了生动的描述。

(54) 例子见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译丛》第37卷（1992年春季号），第5—22页。关于上海1930年代和1940年代都市文化的介绍，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

(55) 冯客等：《麻醉文化：中国毒品史》，第114页；包安廉：《甚于洪水猛兽》，第54—55页。（原文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0、17—18页。时在1912年，不是1920年代。——译者）

(56) 戴沙迪：《鸦片·享乐·上海》，见卜正民、若林正编《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第167—185页。

(57) 王国斌：《鸦片和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见卜正民、若林正编《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第192页。

(58) 毕仰高：《鸦片种植者对禁烟运动和征收罂粟税的反应，1907—1949年》，见卜正民、若林正编《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第307—309页。

(59)  冯客等：《麻醉文化：中国毒品史》，第135页。

第十八章　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鸦片战争

1850年代是卡尔·马克思过得很艰难的十年。此前，他被3个国家驱逐出境（甚至瑞士也不准他入境）。1849年，他带着家人在伦敦落下脚来。然而，到伦敦不久，马克思一家就被居住地的管理员赶了出来，他们仅有的不多的行李也被没收。此后的十年间，他有3个孩子夭折，很可能是死于贫困的重负，因为马克思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为了维持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的外表（一个没啥用的秘书，海滨度假，为他即将参加社交活动的女儿们准备舞会礼服），他不加节制地花费他为杂志写稿子的稿费收入和他的朋友恩格斯支援他的金钱。而在这期间，他一直致力于鼓动全世界的无产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尽管身处不顺之境，马克思却深信自己有能力对世界事务发表意见。在这十年中，他的注意力时不时地会转向中国。他就世界事务为《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撰写的系列文章，对帕麦斯顿及其“摆着一副基督教伪善面孔、标榜文明的”的政府没说什么好话，(1)对商业利益也没说什么好话。1857年，正是商业利益促使帕麦斯顿及其政府对中国发动了“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这场战争将导致中国人“觉得所有西方国家都暗中串通起来侵害他们”。(2)对中国来说，马克思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是一场旷世灾难，“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3)比这更恶劣的是，英国人蓄谋毒害了一个帝国，因为“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牺牲者被献于永不知饱的摩洛赫（古腓尼基人所奉祀的火神，以人做祭品。——原编者注）之前，英国杀人者和中国自杀者竞相向摩洛赫的祭坛上供奉牺牲品”。(4)

然而，与此同时，马克思对中国也没法给予高度赞美，在他看来，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5)

这一冲突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6)

马克思关于中国和鸦片战争的结论中没有什么原创性的意见，他的分析中的主要部分，特别是他对中华帝国腐朽堕落的蔑视，都散见于以前中国观察者的叙述中。马克思深受此前19世纪欧洲排华思想的影响，他构思出一幅中国图景，认为它既不复杂，又缺乏活力，把它看作是一个充满惰性的帝国，只有西方通过鸦片战争才能将其“唤醒”。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评论中国的那套标准的种族主义说辞中，马克思增加的唯一新见解，是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强烈厌恶。

到1860年，马克思已经不再关注中国，他这时的注意力集中在尚未完成的《资本论》第1卷上，此后他似乎从未再认真地关注过中国问题。然而，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他关于中国和鸦片战争的观点被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奉为神圣的观念，被作为“天朝帝国”和两次鸦片战争的最权威的阐述。他的论述将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立脚的神话，开始用于解释中国近代历史。

要讲述一个来自下莱茵（Lower Rhine）地区的中产阶级分子匆忙提出的观点怎样在中国成了金科玉律的故事，我们必须首先回到19世纪末另一个经济拮据却敢冒任何风险的人（也是一党制中国民族国家的缔造者）孙中山的种种努力。正是孙中山1920年代留下自相矛盾的决定，在绝望中为赢得苏联对其蹒跚不前的革命的资助，把帝国主义当作近现代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使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苦难历史的开端，成为20世纪爱国主义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中山1866年出生于澳门以北不远处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哥哥很早就到海外去谋生发了财，在他哥哥的慷慨资助下，他在香港和夏威夷接受了教育，因而，他是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的典型产儿。到二十六七岁时，他已经熟练掌握了英语，掌握了西医的基础知识，从香港一家医学院毕了业，而且皈依了基督教。

1894年，孙中山用中华帝国传统的干谒之道进行了一次尝试，他到北方向清政府疆臣领袖李鸿章呈递了一道长篇上书，上书中提出了他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建议。当时，李鸿章正忙于对日战争，没有腾出时间来接见他。李鸿章对他的冷落，看来足以让孙中山认识到，他必须集中力量致力于推翻整个清朝统治，于是，这一年还没有结束，他就在夏威夷建立了秘密革命团体兴中会，投身于推翻满洲的统治。1895年他策划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惨败后，他受到通缉，逃离了中国，开始了四处漂泊的职业革命家生涯。在这段流亡海外的时间里，孙中山逐渐形成了建立共和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愿景，以后几十年里，这使他在现代中国历史上赢得了“国父”的地位。

接下来的16年间，孙中山辗转于不同的国家（英国、法国、日本、美国）和不同的社会群体（土匪、海盗、君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相关国家的外交部长、传教士、海外华商、美国雇佣军）之间，为他的反满革命募集资金，寻求帮助。他能言巧辩，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在伦敦，他会高度赞扬英国法律制度的优点；接下来到日本，他会对泛亚洲主义者严厉指责西方殖民主义的残酷；一年后，他会为争取中国秘密会社而与他们歃血为盟，为争取法国第一个同意资助他的“联邦共和国”而提出把部分华南地区送给法国帝国主义者。

十几年间，他发动了多次起义，但都没有成功。1911年10月的一天，他在落基山（Rocky Mountains）脚下用早餐时，在一份报纸上读到了好几则革命党人起义的消息。起义始于华中地区一次搞砸了的炸弹爆炸事件，正是这场起义推翻了清朝。［当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筹划反清起义的具体工作，一个名叫荷马·李（Homer Lea）的驼背的冒险家向他提供价值350万美元的士兵和武器，作为交换，他将全权控制新生的共和国的经济。］然而，在知道了国内革命党人起义的消息后，孙中山不是直接回中国，而是订购了去伦敦的船票。到伦敦后，他答应英国政府，如果英国政府支持中国的新政权，他将任命英国军官指挥中国的海军，并重用一位英国官员作他的“政治顾问”。(7)

1911年的圣诞节，孙中山终于回到中国，接受总统职位。他担任这一职位共34天，之后把新生的共和国交给了一个前清朝军队将领袁世凯。袁世凯掌握着驻扎于中国东北地区（这里指天津地区，在中国版图上位于东北。——译者）的北洋军，这是这个国家最大、最现代化的军事力量，这使得他掌控了清政府和革命党人之间的谈判，几个星期后政权就落入他的手中。1913年，袁世凯下令刺杀了新选出来的内阁总理，因而破坏了新政府还不稳固的民主体制，孙中山又发起反袁斗争。(8)此后十年间，孙中山再度频繁出入国际富人和强人的会客厅，允诺对出价最高者出让未来他领导的中华民国的部分利益。

但是，尽管他对可能成为朋友的外国人做出种种承诺，他在为其共和之梦寻求财政资助方面还是进展甚微。袁世凯1916年去世后，他的部下把国家分裂为他们自己的个人地盘，并开始为控制全中国而互相征战。1917年，孙中山也仿效当时军阀的时髦做法，回到广州家乡，头戴饰有羽毛的头盔，身穿饰有流苏肩章的制服，手戴白色手套，宣布自己为财政拮据的军政府的大元帅，而这个军政府主要存在于纸上。在他最有控制力的时候，他能召集起大概20个营的兵力和1艘军舰。到1922年，即使以到那时为止他的职业生涯的标准来看，他的地位看起来也是不稳定的。6月16日，他在广州的总统府遭到原来的支持者陈炯明的炮击，陈炯明是粤军司令，他反对孙中山强令广东支援北伐、在孙中山领导下重新统一中国的计划。在由此导致的陈炯明炮击总统府的炮火中，孙中山在枪声和“干掉孙文！干掉孙文”的喊声中被迫逃离总统府，在一艘军舰上度过了闷热难熬的7个星期，徒劳地等待着援军把他解救出来以重新掌握权力，而他的老朋友英国人除了派船把他接到香港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做。(9)

至少部分地是出于无奈，大概从这时起，孙中山开始产生了主动寻求苏联支持的想法。据披露，俄国人愿意为孙中山难以控驭的国民党（他在1912年建立的政党组织，以代替同样难以控驭的1900年代的同盟会）提供资金、武器和政治、军事的训练。作为回报，孙中山允许年轻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党员加入国民党，组成统一战线。孙中山希望苏联把他打造成中国的列宁，为他注入必要的资金、武器和训练，把国民党锻造成为一支能够打败分裂中国的军阀、重新统一国家的力量。俄国人打算借助中国推进其世界革命的长远目标，办法是在中国先进行革命的初级政治阶段，由中国共产党协助进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他们希望，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中，共产革命异军突起。

但是，为了得到苏联的资金，孙中山就不得不拥护共产党的若干重要政策，其中一个是要表现出与无产阶级的紧密团结，包括组织罢工、减租、重新分配土地等。理论上，这一步骤是很有意义的，它使孙中山的国民党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群众组织。实践上，它却被证明是有问题的，因为孙中山不想搞阶级斗争。从1905年起，孙中山的政治宣言一直是“平均地权”，而从来没有提到过“平均地权”过程中势必会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由于一直处于经济拮据的处境中，孙中山自然地会对有钱有势的人感兴趣，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这些人包括政治家、商人、实业家和富裕的地主。(10)

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压迫的枷锁”，是孙中山需要赞成的第二个苏维埃的重要原则：因为帝国主义，马克思坚持认为（列宁也同意），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1)理论上，这一规定也同样不会对正在发动广大群众的中国政治运动构成什么困难。到1920年代，中国已经遭受外国侵略逾80年，光是这之前的10年间就充满了新的外国侵略行为：日本政府利用中国革命后的混乱时期，于1915年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要求在满洲和蒙古部分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特权。4年后，作为对日本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兵相助的奖赏，英、法、美三国在凡尔赛会议上又把中国东北部的另一大块领土（指山东。——译者）给予日本。中国的青年们被激怒了，他们的反应是投身于抗议这一行径的五四运动。这是一场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浪潮，得名于1919年5月4日轰轰烈烈的反帝示威游行。

不过，事实上，中华民国动员和利用反帝情绪不是很直接。确实，中国社会的某些群体对外国侵略容易动气发怒，特别是学生、教师和作家，他们通过发表文章、游行示威和举行请愿活动，引起人们对国家受到列强虐待蹂躏的关注。他们为杂志和报纸撰写大量激动人心的关于中国国际困境的社论，他们支持在商店标牌、学校教科书、旗帜和（香烟、酒类、草帽、袜子等）包装箱上印上“国耻”二字，并确定“国耻日”以纪念这一民族伤痛。也有人利用国耻纪念活动赚钱。为了纪念“二十一条”十周年，一家报纸刊登了一条特殊的纪念品广告——“国耻”毛巾，以提醒中国人（通过每天的洗浴）必须洗刷掉外国侵略的耻辱。6年后，另一家公司也仿照这种宣传方式做牙粉广告：“每日早晨用雪齿粉刷牙，自然会联想到重大的‘国耻’，而思有以雪之。”(12)

但是这种愤怒中也隐含着担忧，这就是，如果没有知识阶层领袖们的警惕，普通的中国人会很容易忘记外国侵略的恐怖。1910年代和1920年代，社论主笔们抱怨中国人在国耻问题上有很严重的注意缺失紊乱（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即“五分钟热度”。(13)民国初年，报纸上对外国侵略的严词谴责常常会转向对大众麻木不仁的指责。1920年代初一位评论者担心：“每个中国国民未必都能了解国家当前的危机因而觉悟自己的责任。这是一个新国耻，也是一个大危机！”1922年的一幅报纸漫画，画了一个人站在一只巨大的温度计旁边，这个人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温度计显示中国的“国耻纪念”已经几乎降到零度。(14)

即使是中国最狂热的反帝人士，那些投身于五四运动的人，在对待西方的态度上，也是不能始终如一的。一方面，反帝抗议活动很快就发展为中国各城市的罢工运动和抵制外国货运动，强烈谴责列强分裂中国的活动。但在另一方面，五四民族主义者（与世纪之交他们激进的前辈们一样）又崇拜西方的“文明”：西方的科学，西方的民主，西方的文学和文化。五四运动知识分子领袖之一的陈独秀宣称，他们的根本任务是“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陈独秀等人来说，真正的敌人不是西方，而是中国自己的儒学，1916年他提醒他的读者：“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15)所有这些民族主义者都一致同意的，是中国和中国人在某些方面的固有错误导致中国遭受帝国主义欺凌这种根本痼疾的结果。1917年，陈独秀忧虑地说：“多数国人犹在梦中，而自以为是，不知吾之道德、政治、工艺，甚至于日用品……无一不在劣败淘汰之数。”(16)

作为一个同样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主义者，孙中山在向帝国主义列强寻求援助时困难重重，部分在于实际的财政上的原因：从他1895年逃离中国后，他的革命之所以能够进行，一直是靠美元、法郎、英镑和日元支撑的。孙中山不仅在知识和情感上欠西方的债，他的命也是西方救的。1896年，他在伦敦被清朝驻英公使馆绑架，差点儿被解回中国（那样的话肯定会被处死），是英国的媒体纷纷为了他而包围了中国公使馆，威胁说如果不释放孙中山，就要拆毁公使馆。（1984年在北京围绕着香港问题进行的紧张谈判中，撒切尔夫人小心地向中方谈判人员提到英国做的这件好事。）但是，孙中山的矛盾心理也来自于对国内政治、国外政治相比较而言各自重要性的现实判断，来自于实际上拒绝把中国面临的大多数困难归咎于外国人。

孙中山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更多的是必须应付国内政治上的反对派，而不是应付外国的威胁。整个1900年代，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公开批评西方帝国主义：他在公开声明中总是把中国问题的根源归咎于满洲人（孙中山严厉指责他们没有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的专制。(17)1912年，即使在他宣布禁烟是新生共和国最急迫的一项任务的时候，他还是评论说：“林则徐焚毁烟土一案，酿成莫大祸事……是未根据条约，不知公理之野蛮举动。”(18)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认为他平生最大的错误是1912年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而不是多次提出出让中华民国的大片领土给有可能成为他的支持者的外国。（光是在1913年，他就主动提出把满洲让给日本，条件是日本政府资助他2000万日元和几个师的军队。）1923年，孙中山反对学生们提出的号召中国人“外抗列强，内倒军阀”的口号。“我看这两种问题，不可相提并论，”他斥责这一口号的提出者说，“内政要是好，外交简直不成问题。”(19)

1920年代初，如果中国鸦片战争的老对手英国像苏联许诺中国的那样提供了实质性支持的话，孙中山与列宁萌芽中的协议就很可能无果而终。1923年2月，苏联承诺向孙中山的革命政府提供200万元资金，而仅仅一个月以前，孙中山正在香港装饰考究的客厅里品茶，宣称“吾人必须以英国为模范，以英国式之良政治传播于中国全国”。(20)

但是到1924年，持续的财政和政治危机迫使孙中山去完成以苏联为后盾所主导的思想之旅，在他作的《三民主义》系列演讲中，他开始把帝国主义当作中华民国的死敌。在次年他去世后，《三民主义》文本成为他政治遗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帝国主义从清朝手中攫夺了中国海关的控制权，第一次鸦片战争留给中国的是严重的“经济压迫”，造成每年12万万元的损失。“中国已经受过了列强几十年经济力的压迫……中国各地都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21)事实上，中国还不如殖民地，他告诉他的读者们。他即席演讲道，中国是“次殖民地……我们不只做一国的奴隶，是做各国的奴隶”。(22)他认为，中国的“历史任务”是现在必须团结起来，“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因为“所以不能统一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完全是由于外国人的力量”。(23)在演讲中，孙中山描绘了一幅和平、善良的中国被“亡人的国家，是一朝可以做得到的”的贪婪的外国列强所包围的画面。他的结论是，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他领导的国民党有义务“令四万万人皆知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是生死关头”。如果中国人不在国民党党领导下恢复民族主义意识，准备好与帝国主义斗争，就会“亡国灭种”。(24)换句话说，国民党是中国的唯一救星。

孙中山的国民党最后立誓要团结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事业，然而，它还需要找到办法，使这一新的正统观念深入人心。到1920年代初，对于那些雄心勃勃的政治精英们来说，过去几十年间，反西方的情绪显然是随着某些特定危机的发生而涨落起伏的，没有结成为统一的政治力量。一个强大的有凝聚力的国家，需要一个一党制的民族国家。中国人的问题，所谓的共和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在1924年得出结论，是他们有太多的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成一片散沙……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象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25)在新改组的国民党看来，中国人民需要训练。1920年代初，他们用奥威尔式的腔调（Orwellian）说，“民众”需要列宁式的“唤起”，需要普遍的、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反帝口号和象征性符号，明确指明国家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救星（国民党和有时是其同盟者的共产党）。(26)在1924年重组国民党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帝成为基本准则之一，在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中，根据这一准则来赋予中国国民以公民权，“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27)

事实将证明，孙中山没有力量完成这一任务了。1925年，他北上北京与军阀政府举行会谈，不久他就因肝癌去世。不过，几乎与此同时，他的继承者们即开始着手进行近代中国最为严肃认真的国家构建的尝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出：“总理既殁，则保障总理之一切遗教者，惟有本党之纪律。”(28)孙中山的追随者开始加强宣传部的工作，以保证党的路线得到实际执行，保证党的路线贯彻到党的所有支部，以及服从于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和公开演说中。(29)（这是一项主要成就：因为直到1924年，新任命的国民党报纸的编辑还不得不致力于保证阻止对孙中山的侮辱，至少是保证阻止公开地侮辱孙中山。）由苏联训练和资助的国民党军队在1926—1928年间发展迅猛，他们武力攻击或贿买军阀使之屈服，而孙中山的继承者们（在掌握了国民党大权的蒋介石领导下）在这期间则将他们已故的有局限的领袖神话为国民党的政治圣人，通过此举垄断了代表“中华民族”的所有说辞。国民党大举北伐武力统一全国时，它的军队把成千上万的口号标语、宣称册子、伟大领袖的画像和青天白日旗遍布于全国。孙中山反帝的《三民主义》和他的遗嘱（由急需他的遗产的下属起草，他在临去世前的半昏迷状态中签字），在1928年国民党政权建立后成了公共生活的指针。每个星期一，在机关、学校和军营，机关工作人员、学生、士兵都要集中起来向他的画像行三鞠躬礼，聆听宣读他的遗嘱，然后默思三分钟。(30)

但是，如果国民党真的要用反帝情绪来构建一个国家，那么，篡改历史教科书就显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正如《一九八四》中英格兰社会主义党（Ingsoc）的说法：“谁掌握了过去，谁也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正是因为有了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宣传，1839—1842年间发生的事件不再被当作19世纪一件看法不一的花絮新闻（是一场“纠纷”或“远征”），而是成为中国屈辱的、前所未有的民族悲剧“鸦片战争”。

1936年《儿童杂志》的第6期第4页有一幅生动的插图，画了胖胖的小哥俩儿，一个比另一个高一头，他们挽着胳膊站在一起，哥哥正在向弟弟传授知识，讲的内容如文章题目所示，是《谈谈鸦片战争》。两个小男孩儿的对话是这样展开的：“鸦片战争是怎样一回事？”弟弟想知道，于是他的哥哥向他介绍鸦片战争，故事从林则徐要禁止英国输入鸦片开始。

哥哥：“后来英兵攻打浙江，破定海，封锁宁波，进逼天津，清朝皇帝不中用，反怪起林则徐闹出乱子来，把他革职；一面叫琦善去和英人议和。”

弟弟：“啊，清朝皇帝糊涂极了！”

哥哥：“琦善这个人不会办事，因此英兵就再打进吴淞，一直进逼南京，清朝皇帝大吃一惊，就和他们订立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弟弟：“可恶的帝国主义者，它这样凶！”

其中的弟弟，大概7岁，措辞严谨、政治正确地对《南京条约》条款的概述作出了自己的反应：“哦，气死我了！清朝的皇帝和大臣，糊涂极了！可杀！该死！”“不要气，”睿智的哥哥安慰他说，“只要记，你大起来要报仇。”“当然，”这个7岁的男孩儿大声说，“要算清这篇血账的！”(31)

这段对话概括了民国时期每一个儿童都应该知道的与鸦片战争相关的事情：它是万恶的帝国主义者和外国毒品凌辱中国的故事，所有头脑正常的中国人，不论年龄大小，都应该奋起报仇雪耻。二三十年前，现在中国人都知道的鸦片战争，只是作为中国艰难时世的19世纪中发生的一个事件，被列在更为常用的“19世纪的内忧外患”或“欧人东渐”的副标题之下，夹在平定新疆叛乱和蔓延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太平天国之乱的中间来叙述。一般的历史教科书会提到若干史事的细节——中国人对鸦片喜好的增加，1839年的禁烟运动，英国炮舰的到来，几场主要的战斗，条约的签订和赔偿的规模等——之后就会转到19世纪的下一个糟糕事件上去（通常是国内的起义，有时是蒙古的羊匪）。(32)

不过，1920年代，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著述增添了新的愤怒感。到1920年代末，中英之间的那场冲突和耆英、伊里布漫不经心匆忙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成为由帝国主义侵略主导的近代历史的转折点。它被（不顾史实地）称为与外部世界“五千年来‘闭关自守’”后“我国外交失败之始”，是“贻害后世子孙”的“我国莫大之羞辱”。(33)一部历史教科书宣称：“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铁蹄加在我国人身上之始。”(34)另一部历史教科书则评论说：“从此以后，外患内乱相逼而来，不仅清廷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即中国民族也随而日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35)1931年，一本小册子评论中英这场冲突说：“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国运之转变，关系至大，识者类能言之。当此烟祸流毒海内之顷，又值英帝国主义重演其武力侵略之旧梦，抚今视昔，辄令人生无穷之感愤。爰摭旧闻，纂为斯编，聊以纪念国耻，亦以昭示殷鉴。”(36)一份杂志的社论分析道：“鸦片战争以后，国际帝国主义以武力及不平等条约，强行鸦片战争于我国，壮丽璀璨之山河，沉沦于黑雾……民众麻醉于毒烟，主权丧失，惨案环生，形成次殖民地之地位，一般中国之民众，复自杀杀人，靡有觉悟。”(37)

所有这一切，目的是说服民众将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一个外来的敌人，把鸦片战争及由它带来的不平等条约说成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长期计划，只有国民党能够拯救中国，因此国民党有理由要求中国人作出任何牺牲。“自鸦片战争……国民一致的要求，是雪耻图强，”蒋介石告诉他的国民，“国民革命之成功（与）中国之命运，有赖于同胞的努力。”(38)另一位论说文作者则宣称，如果无所作为，“我们的子孙将世世代代永受奴役”。(39)重新评价鸦片战争是与1924年后新出现的其他反西方纪念活动相一致的：像1925年5月30日英国巡捕在上海开枪杀死11名中国游行示威者后，有长达一星期的轰轰烈烈抗议外国骇人听闻的暴行的反帝活动（由新成立的反帝大同盟精心策划组织的）。新入伍的国民党军队士兵，要接受4个小时关于帝国主义过去和现在压迫中国的训话。“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这些训话的官方脚本写道，“英国人炮轰广州，勒索赔款，更甚者，占领香港，直至今日。”(40)“英帝国主义是世界帝国主义的领袖，它统辖着十三兆余方里的地域，”1930年国民党的一个周刊疾呼道，“世界各弱小民族，都为它压迫得不克自拔……我中华民族是世界上被压迫民族之一，国际间民族地位上不得自由平等，人民在政治上不得自由平等，经济上不得自由平等，一言以蔽之，完全是受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而帝国主义者中，最凶暴最贪狠最危害于我国的，首推英国，谓予不信，且把它八十余年来侵略我国的真态实据，一一公布出来，藉此把英帝国主义的面目揭开，裸裸地露出它狰狞的凶相。”(41)

然而，不管国民党的宣教士们如何卖力地试图把鸦片战争变成中国遭受西方侵害的纪念碑，早先的爱国者们所抱持的自厌又悄然回潮。伴随着对英国罪恶的回忆，还会提到这场战争中中国的“失败”、“惨败”，是由清政府的“自尊自大”、“昧于世界大势”与“倏战倏和”，由“昏昏沉沉、守旧、颓废”和“缺乏训练”的民众，以及由“不良商人”的出卖所导致的。“我们自己没有准备，”1936年有人对鸦片战争进行分析后认为，“当时琦善所领导之和缓派与林则徐所领导之急烈派，明争暗斗，互相猜疑……在这样一个形势之下，我们是不是应该失败……只要失败之后，能够改革我们的心理，纠正我们的错误，则鸦片战争给予我们的代价，胜过了我们失败所受的损失。”(42)“（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转向新阶段的开始，”同一年《拒毒月刊》的文章表示同意这一观点，“西方资本主义的势力，却做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催生剂。”(43)“欧美帝国主义要是因为看清了中国的弱点，直接用武力来侵略夺取，”纪念鸦片战争一百周年的一篇文章哀叹道，“中国所受的压迫，也只好自作自受，怪不得别人。”(44)

1943年，蒋介石确立了他自己对鸦片战争的判断，在他有一本书篇幅长的宣言《中国之命运》中，谴责中国“第一个国耻”带来的“创巨痛深”的“无穷的恶影响”，它使“国家的命脉亦因而断绝”，“人民生计为之凋敝”。(45)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是“中国国民革命最重要的目标”。(46)不过，在这篇宣言中，他也明白表示了对满洲统治集团“愚昧”和普通民众“颓风恶习”的蔑视：“国民能做独立自由的国民，国家才能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言念前途，能不战栗，能不惭愧！”(47)（他受西方教育的妻子宋美龄坚持不让政府把她丈夫的这部大作译为英文，以免其中的反西方言辞使美、英疏远，国民政府当时正急迫地需要他们的军事援助以抗击日本。(48)）

与依旧存在的对鸦片战争互相矛盾的看法同时存在的，是对鸦片本身也有类似矛盾的看法。在国民党的宣言中，鸦片既不合法，也不道德：1928年，蒋介石的新政府宣布“绝对禁烟”。然而，私底下，与他们在1920、1930年代武装反对的军阀政权一样，为了征税，国民党也需要鸦片贸易。1927—1937年间，国民政府努力（考虑到日本的入侵和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这一努力经常会有意外的成功）把贫穷、分裂的中国改变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创建国家各部委和学术机构，建设公路、铁路、工业部门和拦河大坝。(49)在缺乏极重要的财政收入如所得税的情况下，鸦片税起到了所得税的作用。对那些有创造性的税务人员——中华民国到处都有这种人——来说，可以从鸦片中提取附加税来增加财政收入：除对鸦片本身征税（外加运输税和零售税）外，还出售鸦片销售经营执照和吸食许可证。国家甚至对吸食者戒烟实行垄断。(50)民国的国民们则别出心裁地想方设法逃避这些税：一位孝子为把鸦片从西部地区走私到东部，不仅把鸦片藏在他父亲的棺材里，还藏在棺材里他父亲的头盖骨里面。(51)

1928年，来自鸦片的税收帮着维持了这个国家的军队，总数达220万，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每年花费8亿元）。1931年，一幅题为“上海生意”的漫画画了三类人：一左一右是两个标着“工业”的侏儒，二人仰头看着站在他们俩中间的高入云端的巨人——鸦片。1933年，中国的鸦片走私规模估计平均每年高达20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2％）。在许多地区，在许多情况下，鸦片即便不比钱更好用，也是与钱一样好用，是基本的商业和社会润滑剂——“点上烟”是标准的“咱们来谈生意吧”的中国式说法；在婚礼上，人们互递烟枪敬烟就像互相敬酒一样司空见惯。由于城镇的街道上有公开熬制鸦片的大锅，中国简直是充满了鸦片的气息。到1930年代，中国可能有多达5000万吸食鸦片的人（占总人口的9％左右）。(52)

1920年代，有关人士自行组成“中华国民拒毒会”，举行“拒毒日”、“拒毒周”，发行《拒毒月刊》，封面是一身正气、体格健硕的中国人在猛击焦油黑颜色的名叫“鸦片”的恶魔。（光是1924年，他们就在拒毒请愿书上征集到了450万人签名。）“可怪我商界同胞，为什么不愿干正当营业？”1927年拒毒会质问道，“甘心去做洋奴，去做军阀的走狗，和国民的蟊贼，商界的败类呢？……中国的鸦片和麻醉毒品，弄到这样猖獗地步，其中虽别有原因，归纳起来，都是一般奸商，只顾贪利不顾公德，上而取媚帝国主义与军阀，下而诱引男女同胞吸用的恶结果。”(53)同时，国民政府指定鸦片税征收机关为“禁毒局”，而鸦片商行会则委婉地被称为“药商联谊会”。(54)“成千上万的人已经戒了烟，”1928年万国禁烟会（the Inter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指出，“国民政府垄断了通都大邑的鸦片，组织得十分有效，征收到大量鸦片税。尽管在国民党的每一个讲坛上和无产阶级的每一次游行示威中，都必不可免地要提到所谓‘鸦片战争’的罪行，国民政府依然在征收鸦片种植税和消费税，一个铜板都不免。”(55)广东人有个说法：“鸦片烟瘾易戒，鸦片税瘾难戒。”这不是无所指的。(56)

禁烟人士严厉指责国民政府从鸦片中征收国家建设有用资金的实用主义做法：“环顾国内，遍地烟毒，讵不痛哉！讵不痛哉！深望当局诸公……切实禁烟，努力除毒，以挽此已失之国誉，而永奠巩固之国基。”(57)国民政府则信誓旦旦，保证它“绝对不从鸦片得一文钱，如有此种嫌疑，由本会（指全国禁烟会议。——译者）告发，我们就认这个政府是破产的，就不信任他”。(58)“如果大家要救中国，”蒋介石补充说：“必自禁烟始，欲实行禁烟，必自中央人员始……禁绝烟祸，救国家，救民族，救自身，救子孙，胥于是赖。”(59)他在另一个地方解释说：“外侮是外来的侵略和压迫，鸦片是本身的堕落与自杀，所以从事态的性质上讲，鸦片比外侮不知道要危险若干倍；而且外侮之来，本由于我们本身的纷乱腐败和衰弱。”(60)暗地里，国民党政权竭尽全力使给它找麻烦的反对派噤声，手段有恫吓其倡导者，指责他们走私鸦片以抹黑他们，向他们发出死亡威胁，或者直接在他们的房间里安放炸弹。1931年，国民政府受到了一次巨大的毒品丑闻冲击，事情是这样的：一队上海警察拦截了一艘鸦片船，当时一连国民党士兵正在忙着从船上卸鸦片。警察们立即被缴械扣押起来，直到这船贵重的毒品运到由黑社会控制的目的地。(61)

1934年，国民政府开始对戒烟后复吸者处以死刑，警告那些吸食鸦片的人，如果他们治疗后重新染上这一恶习，将被“格杀勿论”。1936年，在西安有9个复吸者游街示众后在几千人众目睽睽之下被枪毙。(62)“烟的功用，有九个字，就是‘却小病，伴寂寥，助思考’。”1940年，蒋介石手下一个负责“禁烟”的官员悍然与政府的政策唱对台戏，说：“当无聊时，感觉苦闷……一榻横陈，挑灯作伴，有无穷乐趣。要用脑筋，研究问题，如思想滞涩，吸一点烟，神经受着激刺，立即心花怒发，左右逢源，可助思维。”(63)“在中国，目力所及，到处在种植罂粟，”1932年一家（美国）报纸注意到，“在城市里，每条街道都有鸦片烟馆，政府官员公开征收鸦片税，人们公开抽大烟……整个中国都依赖于鸦片……这种状况比‘禁烟纪念日’（the Opium Prohibition Memorial Day）要可悲得多。”(64)

1940年代初，东北城市、满州旧奉天至少还保留着一点儿旧王朝的辉煌。1625年，清朝在刚开始雄心勃勃要成为中国的统治者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仿照紫禁城建造了一座袖珍紫禁城（紫禁城原大170英亩，小型仿制品17英亩），在里面逐步完善他们的帝国礼仪仪轨。然而，在这座袖珍皇宫之外，奉天深深地打上了日本侵略满洲的烙印。1942年，在这座城市的东北边缘（刚好在明代式样的有雉堞的厚城墙外面）修建了一座战俘营，关押了日本攻占新加坡以后陆续俘虏的大约1200名英、美、荷兰、澳大利亚士兵，到日本投降时，几乎40％的战俘死于营养不良或虐待。沿着这座城市长长的灰色街道，分布着一些很显眼的漂亮建筑，它们刚被整整齐齐地涂成红白相间的颜色，很是引人注目，这些建筑正面的标牌宣称它们出售一种叫“官土”的神秘商品，就是鸦片。在其他一些地方，一个人可能会碰巧看到一些棚屋，大约200个吧，每天接待几十个客人。1931年后亲眼看到过这种情景的人注意到，这些是“吸毒棚，……一个店里每天会有四五十人来注射（吗啡）”。(65)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42年时，蒋介石及其政府打得糟糕透顶。1937年，日本军队对上海和南京的进攻，把国民党从其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权力宝座上赶了下来。蒋介石及其追随者向内地退却时，为了阻止日军的前进，他的军队炸毁了黄河大堤，导致至少50万平民因水淹和疾病而死。到是年年底，蒋介石失去了他的工业基地，开始了在贫穷的四川重建政权的努力，过了长达4年时间后美国才加入战争。但是，随着国民党修建道路和合理化征税，他们也发动了一场新的对鸦片的战争。1938年，蒋介石夫人指责日本人有一个向中国“倾销”鸦片的“残忍狡猾的阴谋”，意图“销蚀人民的意志，直到他们身体上不能保卫自己的国家，心理上和道德上堕落到易于被毒品收买和贿赂，以便时机一到，他们为了满足自己对毒品的渴望，只得去为日本人充当间谍”。(66)“在今天，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土匪军队，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罪恶，超过当时的英军不知若干倍！”两年后一个记者表达了同样的意见：“就在当时英国决定对我宣战时，也有英人提出反对的意见，说以鸦片贸易做战争的借口是不名誉的，可见英国仍不失其绅士风度。但是今天的日寇，却公开地以毒化政策来毒害我全民族，他不仅想亡我国，而且更要灭我族！”(67)1930年代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们纷纷谴责“奉天灰堆”，那些随处可见的奄奄一息的鸦片烟鬼。在前首都北京，日本占领当局显然鼓励鸦片消费，下令其警察对日益增多的鸦片烟馆视而不见。这些观察者还注意到，没有营业执照的朝鲜和日本的不逞之徒，忙着沿街叫卖鸦片和海洛因“给成百上千堕落的中国人……播下了苦难和仇恨的种子，而这苦难和仇恨要经过很多年才能消除”。(68)

日本侵略造成的恐慌和对日本企图用毒品麻醉中国的指控，给围绕着鸦片战争编织出来的帝国主义阴谋理论带来了新的共鸣。（不管日本控制的各地伪政权是否恶意向中国人强行推销鸦片以摧毁他们的抵抗精神，他们肯定从中得了利。东北地区的满洲国傀儡政府从鸦片销售和外运中征的税，占其税收的六分之一。(69)）但是，占领中国的日本人及其中国合作者也把鸦片战争作为舆论工具，利用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日本的暴行上转移开。1939年8月，到这时已经有上百万的中国人在对日战争中死亡或受伤，北京傀儡政府召开“打倒英国”的集会，声讨鸦片战争，说他们只是给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已经燃烧起来”(70)的怒火提供了一个宣泄口。次年，一篇泛亚洲主义的社论敦促它的中国读者停止抗日，说“欧洲的混乱是亚洲抬头的机会……现在我们已抓住报仇的机会，我们要运用最大的决心，来洗刷（鸦片战争）这血的耻辱了……认清楚真正的敌人，用全力来扑杀真正的敌人，是鸦片百年纪念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的义务，是觉悟‘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每一个中国人义务”。(71)同时，在被日本占领的中国电影业的大本营上海计划拍摄关于鸦片战争的全明星阵容的大片，以“唤起全中国的人们来反英美”。(72)

1925—1926年间，一个身材颀长、留着蓬松大背头的充满自信的人，坐在新改组的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座位上，在梳理成堆的偏离了党的正统意识形态的报纸。毛泽东在这个位子上并没能待多长时间。此后两年，国民党组织机构内将没有像他这样的共产党人的位子了。1927年4月12日，在与上海最富有的金融大亨们及其豢养的黑社会青帮几个月的秘密谈判后，蒋介石发动大约1000名帮会分子，对上海共产党的活动据点工会动了武，光是在一次抗议集会上，就射杀了100名工会会员，共产党组织的力量同样在长沙、武汉、南昌、最后是广州遭到屠杀。根据脖子上系红领巾染上的红印，左翼分子一眼就被认出，然后10人或12人一组被投入河里淹死。

此后的20年里，国共两党内战主导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域，有时甚至到了抗日都要退居次要地位的程度。1930年代初，蒋介石宣布，日本人侵略只是“外来的，好像是从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疮毒，（共产党）土匪捣乱是内发的……这实在是心腹之患；因为这个内疾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73)1945—1949年内战的最后阶段，双方的斗争到达顶峰，在这期间，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死亡。

尽管国共两党政治上互相对立，但在怎样把中国改造为一个事实上的民族国家方面，中国的这两个新型政党却是高度一致，即都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构建和国家的统一。1925年毛泽东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时曾经疾呼：“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任何人）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乃是我们的敌人。”(74)1925年，国民党第一任宣传部长判断说，中国是“一张白纸，把它涂成绿的，它就是绿的，把它涂成黄的，它就是黄的”。第二任宣传部长毛泽东也同意这一说法，他相信，中国人“一穷二白，一张白纸，没有污点，因此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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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卡尔·马克思：《自由贸易和垄断》，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8/09/25．htm（2010年3月1日访问）。关于马克思的可读性强的传记，参见弗朗西斯·韦恩《卡尔·马克思》（译文采用马克思《鸦片贸易史——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译者）

(2) 卡尔·马克思：《谁的暴行？》，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7/04/10.htm（2010年3月1日访问）。（中文本题目是《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译者）

(3) 卡尔·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3/06/14．htm（2010年3月1日访问）。（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译者）

(4) 卡尔·马克思：《贸易还是鸦片？》，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8/09/20．htm（2010年3月1日访问）。这是禁烟运动参加者蒙哥马利（R．Montgomery）说的话，但是马克思引用这段话来支持他自己对鸦片贸易的看法。（译文采用马克思《鸦片贸易史——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译者）

(5) 同上，和《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译者）

(6)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译者）

(7) 白吉尔：《孙中山》，第208页。这是最新最完整的孙中山传记，尽管韦慕廷和史扶邻撰写的孙中山传记也信息丰富，引人入胜。

(8) 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23页。

(9) 白吉尔：《孙中山》，第303页。

(10) 《1905年同盟会宣言》，载邓嗣禹和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概览，1839—1923年》，第227—229页。

(11) 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118页。

(12) 柯文：《记忆与遗忘》，见《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第158页。（原文见《申报》1931年5月9日第11版雪齿粉广告。——译者）

(13) 同上，第161—162页。

(14) 柯文：《记忆与遗忘》，见《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第163页。（原文见芸生《国耻》，载《国闻周报》第12卷第18期，1935年5月13日。漫画见《申报》1922年5月9日。——译者）

(15)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第76页。（原文见陈独秀《宪法与孔教》，《独秀文存》卷一。——译者）

(16) 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第292页。（原文见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译者）

(17) 白吉尔：《孙中山》，第158页。

(18) 马模贞：《中国禁毒史资料》，第594页。

(19) 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170、149页。这是一部关于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杰出著作。（原文见《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116页。——译者）

(20) 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135、144页。（原文见《孙中山选集》第7卷，第117页。——译者）

(21) 孙中山：《三民主义》（上海：字林西报及北华捷报，1927年），第12、16、11页。（原文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01页。——译者）

(22) 白吉尔：《孙中山》，第361页。（原文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01页。——译者）

(23) 王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叙述民族历史》，第65页。（原文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9、373页。——译者）

(24) 孙中山《三民主义》，第33、31、39页。（原文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2页等。——译者）

(25) 白吉尔：《孙中山》，第372页。（原文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81页。——译者）

(26) 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174页。

(27) 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173页。

(28) 同上，第217页。

(29) 同上，第214—260页。

(30) 关于这一情况的精彩描述，参见沈艾娣《打造共和国民：中国的政治仪式和符号，1911—1929年》。

(31) 林家声：《谈谈鸦片战争》，《儿童杂志》第6期（1936年），第4—7页。

(32) 关于中国历史教科书中鸦片战争形象变化的介绍，见刘超《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载《学术月刊》2007年6月号，第146—153页。我寓目的清末民初教科书包括：《最近支那史》《支那史要》《中国历史讲义》《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本国史教本》《中国近百年史纲要》《初中本国史》。

(33) 这些以及类似的引文，见田隆俊《鸦片战争感言》，《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汇刊》1919年第8期，第4—5页；朱葵诒《鸦片之战》，《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1920年第3期，第32—33页；郑洪范《鸦片战争百年纪念》，《浙江潮》第108期（1940年），第132—135页；潘觉民《从鸦片战争到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罪恶》，《江苏党务周刊》第17期（1930年），第14—18页；传林《鸦片战争始末》，《文献》第4期（1925年），第1—2页；毕硕《鸦片战争给予我们的教训》，《明德旬刊》第13卷第3期（1936年），第7—8页。

(34) 杨人楩：《高中本国史》下册，第55—61页。

(35)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第2册，第75—76页。

(36) 《鸦片战争》，第1页。

(37) 《拒毒特刊发刊诃（疑为“词”，后同。——译者）》，《拒毒月刊》第44期（1930年），第28页。

(38)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和中国经济学说》，贾斐译，第97、105页。（前一句原文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第45页。——译者）

(39) 王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叙述民族历史》，第67页。

(40) 韦慕廷和夏连荫：《革命宣传者：苏联顾问与国民党中国，1920—1927年》，第672—679页。

(41) 潘觉民：《从鸦片战争到五卅惨案英帝国主义的罪恶》，《江苏党务周刊》第17期（1930年），第14页。

(42) 毕硕：《鸦片战争给予我们的教训》，《明德旬刊》第13卷第3期（1936年）。

(43) 吴宣宜：《拒毒评坛：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及我国所受到的影响》，《拒毒月刊》第98期（1936年），第1—4页。

(44) 曹翰：《鸦片战争百年祭：百年来的血债》，《兴建月刊》第2卷第4号（1940年），第29—32页。

(45) 例子见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和中国经济学说》，第51、55、90、84页。（原文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第42、40、14页。——译者）

(46) 例子亦见同上，第83、97、155页。（原文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第35页。——译者）

(47)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和中国经济学说》，第51、89、101、90页。（原文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四，第85、40页。——译者）

(48) 陶涵：《委员长》（又译《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第261页。

(49) 过去几十年间，对国民党执政时期的评价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像易劳逸这样的历史学家所持的尖锐批评的意见（例如他写的《南京十年时期的中华民国》，《剑桥中国史》第13卷，第116—117页），近来被比较积极的评价所修正。这种意见发现，尽管面对巨大的困难，国民党政权在建国方面还是相当成功的，这种意见更强调早期国民党政权和后来共产党政权二者的相似之处，而不是强调二者的不同之处，其中的重要方面体现在下列著作中：方德万《中国的战争和民族主义，1925—1945年》；柯伟林《国民党政权和中国的党国体制，1928—1958年》，见戈德曼和戈登编《当代东亚历史展望》；拉纳·米特《现代中国简介》。

(50) 包安廉：《甚于洪水猛兽》，第90页。

(51) 爱德华·斯雷克：《鸦片、国家与社会：中国的毒品经济与国民党，1924—1937年》，第48页。

(52) 这些数字和细节来自同上，这可能是对民国时期鸦片政策的最接近实际、最具体的描述。

(53) 爱德华·斯雷克：《鸦片、国家与社会：中国的毒品经济与国民党，1924—1937年》，第45页。（原文见《拒毒月刊》第14期，1927年6月，第18页。——译者）

(54) 同上，第61页。

(55) 同上，第83页。

(56) 同上，第63页。

(57) 同上，第91页。（原文见《中华国民拒毒会督促国府切实禁烟宣言》，见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中华书局，1934年，第202页；另见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第861页。——译者）

(58) 同上，第92页。（这是1928年11月蒋介石在全国禁烟会议上的讲演《禁烟的意义与方法》中的话，见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第878页。——译者）

(59) 《拒毒特刊发刊诃》，《拒毒月刊》第44期（1930年）。（查原文，省略号后面是《拒毒特刊发刊诃》的话，不是蒋介石的话。——译者）

(60) 《毒魔是中国最大危险》，《北华捷报》1936年2月12日。（原文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4，第45—46页。——译者）

(61) 史雷克：《鸦片、国家与社会：中国的毒品经济与国民党，1924—1937年》，第94页。

(62) 冯客等：《麻醉文化：中国毒品史》，第143页。

(63) 包安廉：《甚于洪水猛兽》，第204页。

(64) 史雷克：《鸦片、国家与社会：中国的毒品经济与国民党，1924—1937年》，第102页。（原文见谢藻生：《苦忆四川烟祸》，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55页。——译者）

(65) 例子见马克·艾克霍尔特《战时中国对鸦片作为社会公害的抵制》，见卜正民、若林正编《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第362页；冯客等《麻醉文化：中国毒品史》第188页的描述。另见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91页（原文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第41页。——译者）对日本“毒化政策”的谴责。

(66) 卜正民：《华中地区的鸦片问题与通敌行为，1938—1940年》，见卜正民、若林正编《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第323页。

(67) 郑洪范：《鸦片战争百年纪念》，《浙江潮》第108期（1940年），第134—135页。

(68) 约翰·詹宁斯：《鸦片帝国：日本帝国主义与亚洲的鸦片走私，1895—1945年》，第85页；《华北地区的非法贸易》，见《北华捷报》1936年2月5日；《沧州的朝鲜流氓》，见《北华捷报》1935年11月13日。

(69) 例子见拉纳·米特《满洲神话：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抵抗与合作》，第118—119页。

(70) 《泰晤士报》，1939年8月9日，1939年8月12日。

(71) 曹翰：《鸦片战争百年祭：百年来的血债》，《兴建月刊》第2卷第4号（1940年）。

(72) 《〈林则徐〉改名〈鸦片之战〉》，《上海影讯》第2卷第13期（1942年）。

(73) 柯博文：《面对日本：中国政治与日本帝国主义，1931—1937》，第102页。（原文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68页。——译者）

(74) 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329、257页。（原文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译者）

(75) 同上，第19页。

主要人物（以姓氏拉丁字母为序）

奥克兰勋爵（Lord Auckland，1784—1849）：1835—1841年任印度总督，义律的从兄弟。

包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1792—1872）：第四任香港总督，1856—1857年与巴夏礼一起发动第二次对华战争。

蒋介石（1887—1975）：孙中山的门徒，国民党领导人，1927年清共的发动者，1928年起担任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最高领导人。

道光皇帝（1782—1850）：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皇帝。

邓廷桢（1776—1846）：1830年代任两广总督，林则徐的朋友和同党。

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1811—1863）：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英国驻华全权代表。

义律（Charles Elliot，1801—1875）：鸦片战争初期的驻华商务监督，支持发动对华战争。在鸦片战争中任全权代表一年，之后因违背英国政府指令被帕麦斯顿解职。

懿律（Admiral George Elliot，1784—1863）：1840年12月之前，与其从兄弟义律一起为驻华全权代表。

关天培（1780/1—1841）：清广东水师提督，1830年代广州省河防御工事的设计者，1841年2月虎门之战中阵亡。

郭嵩焘（1818—1891）：清朝首任驻伦敦公使，禁烟运动积极分子。

郭士立（Karl Gützlaff，又译“郭实腊”、“郭施拉”等，1803—1851）：传教士，杰出的语言学家，鸦片走私贩子的帮手，英占中国东部地区时的民政长官，间谍头子。

海龄（死于1842年）：1842年春镇江抗英战斗的精神错乱的指挥者。

伍浩官（1769—1843）：战前广州最富有的行商。

亨特（William Hunter，1812—1891），纽约商人，广州鸦片贩子，战前广州怀旧回忆录《广州番鬼录》的作者。

渣颠（William Jardine，又译“查顿”、“渣顿”、“渣甸”、“渣典”等，1784—1843），与马地臣一起建立了战前广州最大的鸦片贸易公司怡和洋行，推动对华发动战争的院外说客。

嘉庆皇帝（1760—1820）：乾隆皇帝的继任者，主持制订了几个禁烟章程。

康有为（1858—1927）：清末激进的改革家，梁启超的老师，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逃亡。

康熙皇帝（1654—1722）：中国清朝第二个皇帝。清朝有三位前后相继且大有作为的皇帝，他们在位期间，中国边疆大幅度扩展，人口大量增加，康熙皇帝是其中的第一个。

梁启超（1873—1929）：清末主要的激进报人，以普及民族主义和政治改革观念而著名。

林则徐（1785—1850）：1839年被派赴广州查禁鸦片走私的钦差大臣。

格兰维尔·洛赫（Granville Loch）：第一次鸦片战争尾声阶段璞鼎查爵士的秘书。

马嘎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1737—1806）：1793年乔治三世国王派赴中国的英国贸易使团团长，该使团未完成使命。

毛泽东（1893—1976）：1935—1976年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者。

马地臣（James Matheson，又译“央孖地臣”、“马德生”，1796—1878）：与渣颠一起建立了战前广州最大的鸦片贸易公司怡和洋行。

律劳卑勋爵（William，Lord Napier，1786—1834）：首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在与广州当局发生一次冲突后，因热病死于澳门。

牛鉴（死于1858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尾声阶段时任两江总督。

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17841—1865）：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任英国首相。

巴夏礼爵士（Sir Harry Parkes，1828—1885）：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动者，1860年战争在中国北方结束阶段中，为英国主要谈判代表。

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1789—1856）：1841年8月代替义律任驻华全权代表，指导了在南京举行的结束战争的谈判；首任香港总督。

乾隆皇帝（1711—1799）：是康熙和雍正之后三位大有作为皇帝中的最后一个，中国“盛世”发生在他统治时期。

琦善（1790—1854）：1840年冬受命代替林则徐与英国谈判的满洲贵族，1841年3月因同意割让香港给义律而被逮捕。

耆英（1787—1858）：受命参与1842年8月《南京条约》谈判的宗室成员。

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1883—1959）：本名阿瑟·沃德（Arthur Ward），傅满洲这个人物的创造者。

孙逸仙（孙中山）（1866—1925）：革命领袖，“中国国父”，中华民国首任总统，国共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设计者。

严复（1854—1921）：清末民族主义主要理论家，以把社会达尔文主义文本译为中文而知名。

杨芳（1770—1846）：清代在新疆作战的老将，1841年2月被任命为指挥广东军队的参赞大臣。

叶名琛（1807—1859）：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任两广总督，被英军俘虏后死于加尔各答。

奕经（1791—1853）：道光皇帝的侄子，1842年受命去东部沿海地区反击英军，结果惨败。

伊里布（1772—1843）：宗室成员，1842年夏受命为全权大臣参与《南京条约》谈判。

奕山（1790？—1878）：道光皇帝的侄子，1841年2月被任命为“靖逆将军”，5月从英国手中赎回广州。

雍正皇帝（1678—1735）：康熙之后、乾隆之前在位，三个最成功的清朝皇帝中的第二个，第一个制订禁烟章程的皇帝。

余步云（死于1843年）：1841—1842年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清军提督，1843年以畏葸无能被道光皇帝处死。

裕谦（1793—1841）：蒙古人，派赴东部沿海地区的钦差大臣，他对英主战，反对议和，1841年10月在舟山和镇海战败。

张喜（？）：伊里布的助手，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前与英国人进行谈判的主要人物。

近代中国历史和鸦片战争大事年表

1644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自缢。满洲人进入北京，建立清帝国。

1661　康熙皇帝即位。

1683　清军收复台湾。

1690　年代—1750年代　清朝征服中亚地区。

1700　年代初　中国人开始吸食在鸦片汁液中浸泡过的烟草。

1720　垄断对欧洲贸易的商人行会广州行商体制建立。

1722　雍正皇帝即位。

1729　清政府颁布第一个禁烟令。

1735　乾隆皇帝即位。

1757　英国征服孟加拉。

1760　欧洲对华贸易被限制在广州一口。

1792—1793　乔治三世派马嘎尔尼勋爵率贸易使团出使中国。

1793　英国政府在孟加拉实行鸦片生产垄断政策。

1799　乾隆皇帝去世，嘉庆皇帝掌权，整肃和珅。

1816—1817　由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率领的第二个英国使团出使中国。

1820　嘉庆皇帝去世，其子道光皇帝即位。

1832　大批清军在镇压广东土著叛乱中被打败，他们被发现吸食鸦片成瘾。

1833　废除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

1834　律劳卑勋爵与广东当局发生冲突受困后死于中国南方。

1836—1838　清廷关于鸦片的争论加剧，惩治鸦片走私贩子的法律措施得到加强。

1838　禁烟派骨干之一的林则徐受到皇帝召见，被派赴广州镇压鸦片走私。

1839

3月　林则徐到达广州，警告外国走私贩子，如果他们不交出囤积的鸦片，将被处死。

英国商务监督义律和所有外国人被封锁在商馆里，三天后，义律同意交出外国人手中的鸦片，5月，林则徐开始销毁这些鸦片。

4—9月　围绕着英国人不愿意具结保证放弃鸦片贸易和义律拒绝向清司法机关交出在醉酒状态下杀死中国当地人林维喜的凶手，中英双方发生持续的外交纠纷。

英国军舰开赴并实际占领香港。

8月　林则徐封锁商馆的消息传回英国。

9—10月　在温莎堡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决定向中国派遣远征军。

9—11月　在九龙和川鼻之战中，英国军舰和中国战船之间第一次交火。

1840

4月　议会辩论辉格党政府对中国问题的处理方式。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支持政府的战争动议。

6月　英国军舰编队驶离澳门，义律与其从兄懿律一起为全权代表。

7月　英军占领中国东部沿海的舟山群岛及其主要城市定海。

8月　英军到达北京附近的白河口，向清政府递交帕麦斯顿勋爵的信函。

9—10月　取代了林则徐的琦善劝说英国人回广州谈判。

1841

1月　谈判破裂，守御通向广州的省河的炮台被英军摧毁。义律和琦善商定《川鼻条约》，割让香港、赔款600万元给英国。该约被清政府和英国政府双方拒绝承认。

2月　根据后来未被批准的《川鼻条约》的规定，英军撤出舟山。广州以南战事重开。

3月　英国远征军到达广州南郊的商馆，中西之间贸易恢复。琦善因同意割让香港被锁拿进京，等待审判。他在广东的职位由皇帝的侄子奕山和将军杨芳取代。

5月　奕山对英军发动反攻，失败。英军反击，围困广州，索要赎金。英军与当地乡民小规模战斗（“三元里事件”）后，广州当局为解广州之围而交付赎金，下令当地乡兵解散。帕麦斯顿解除义律全权代表之职，以璞鼎查代之。

8月　璞鼎查到达香港。英国远征军重新驶赴东部沿海，占领厦门。

10月　英军攻占镇海和宁波后，再次攻占定海，并在此过冬。

1842

3月　清军（在皇帝之侄奕经指挥下）在东部沿海向英军发动反攻，失败。

5—8月　英军开始最后阶段的扬子江战役。乍浦和镇江的满洲驻防据点失陷，多人战死。

7—8月　道光皇帝授命两位宗室成员耆英和伊里布为全权大臣赴南京议和。8月29日，在英国皇家海军军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南京条约》，主要条款有：赔偿军费210万元，开放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平等的外交往来，英国有在五口派驻领事的权力，割让香港给英国。

1842—1856　由于广州人拒绝接受英国人进入该城市，英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步升级。

1850—1864　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上千万中国人死亡。

1856　两广总督叶名琛以海盗嫌疑逮捕了“亚罗”号船的水手，英国代理领事巴夏礼以此为借口，从香港调来舰队炮轰广州。

1857　帕麦斯顿政府因在对华发动战争的议会辩论中未获得支持而倒台，“中国选举”后，帕麦斯顿重新掌权，在全权代表额尔金勋爵率领下，英法联军被派赴中国发动战争。由于要分兵镇压印度兵变，对中国的战争推迟。

1858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俘虏叶名琛。额尔金勋爵与中方谈判代表签订《天津条约》。

1859　清军向赴北京办理批准新条约的英国军舰开火，战事重开。

1860　额尔金勋爵第二次率远征军北上，英国谈判团被绑架拷打后，他下令焚毁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新的《北京条约》被清政府批准，从中国获得了大量赔款，开放中国内地给西方商业和传教活动，鸦片合法化。

1882　美国实施《排华法案》，中止中国人移民美国。

1860年代—1890年代　作为“自强运动”的一部分，中国试图用西方科技将其陆、海军现代化。

1894—1895　第一次中日战争后，中国割让台湾给日本。

1898　“百日维新”（由亲西方的知识分子康有为和梁启超倡导）被清政府保守派血腥镇压。

1900　义和团占领北京，包围外国使馆。八国联军的到来打破了包围，之后这些国家从清政府勒索了大量赔款。

1901—1911　清政府开始一系列现代化建设，对政府机构、军队和教育进行西化改革。

1906　清政府颁布新的禁烟令。

1908　英国签署《英中十年禁烟协议》，保证每年削减进口中国鸦片的百分之十，前提是中国削减同样数量的国内生产量。

1911　一场共和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1912　孙中山成为新成立的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但时间很短，很快即辞职，将总统职位交给原清政府将领袁世凯。

1914　袁世凯解散国会。

1915　日本人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在满、蒙部分地区享有主权。

1916　袁世凯帝制自为，各省抗议，宣布独立于北京袁世凯政府，袁世凯去世，中国开始军阀势力割据。

1919　凡尔赛和约把德国原来在中国的利益转给日本，引发五四运动。

1921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孙中山在广州组成国民党政府。

1923　得到苏联予以支持的承诺后，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

1925　孙中山逝世。

1926　消灭军阀、统一国家的北伐战争开始。

1927　蒋介石开始全国范围的清共（“白色恐怖”）。

1928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禁烟委员会成立，任务是落实执行政府的禁烟法。

1932　日本在满洲建立独立政权（“满洲国”）。

1934　共产党军队冲破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的包围，开始向陕西长征。国民政府开始枪毙复吸毒品者。

1935　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

1937　中日之间正式宣战。成千上万中国平民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杀。蒋介石国民政府被迫撤退到中国西部的重庆，以之为战时首都。日本人控制了中国北部和东部地区。

1945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

1949　共产党在内战中获胜，国民政府逃到台湾。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参考书目

关于鸦片战争的中文原始资料集主要有：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包括上谕、奏折、日记、笔记、诗歌和信函，以及部分英文资料的译文。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鸦片战争时期清朝官方文献（奏折、谕旨等）最全面的资料结集。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道光朝对外关系方面的奏折汇编。

林则徐：《林则徐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1965年）。

林则徐：《林则徐全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

《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最完整的清朝宫廷事务和各省呈报朝廷的奏疏的逐日记录。

《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根据宫廷记录编写的清朝“正”史未定稿，编写于20世纪。

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关于鸦片和鸦片战争的诗歌、散文、小说的非常有价值的结集。

梁廷枏：《夷氛闻记》（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梁廷枏的记载，与下面魏源的记载一道，是鸦片战争最重要的记述之一。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见《魏源全集》第3册（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有英文节译本A Chinese Account of the Opium War：A Translation of the Last Two Chapters of the Shengwu ji（translated by Edward Parker，Shanghai：Kelly ＆ Walsh，1888）出版，为《圣武记》的最后两卷。

夏燮：《中西纪事》（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有英文节译本China's Intercourse with Europe（translated by Edward Parker，Shanghai：Kelly and Walsh，1890）出版。

另外，还有一些记述鸦片战争中某一特定地区情况的中文资料集，例如：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英国议会文书和英国外交部快信中有部分中文文献的英文译文，英国军方的一些记载（如宾汉的《英军在华作战记》）和《中国丛报》中也有一些。也见下列出版物：

Kuo，P．C．A Critical Study of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 with Documents（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1935）．

（郭斌佳：《中英初次交战之研究及其文献》）

Swisher，Earl．China's Management of the American Barbarians：A Stud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1841-1861，with Documents（New Haven：Far Eastern Publications，1953）．

（施威雪：《中国对美夷的管理：中美关系研究，1841—1861年》）

Teng Ssu-yu．Chang-hsi and the Treaty of Nankin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4）．

（邓嗣禹：《张喜与鸦片战争》）

Waley，Arthur．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London：George Allen Unwin，1958）．

（阿瑟·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

要了解关于这场冲突的丰富的中文资料，可参见一些十分重要的中文著作：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萧致治：《鸦片战争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

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英国方面，从中国发回的很多快信汇集在了1830年代和1840年代英国议会文书的相关卷册里，尤其见《关于中国的通讯》（1840年）。

英国外交部快信的缩微胶卷可在位于伦敦裘园（Kew，London）的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卷宗号为FO17。这些快信已由伊恩·尼什（Ian Nish）编辑结集出版，名为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1，Series E，Asia，Volume 16，Chinese War and Its Aftermath，1839-1849（Frederick，Md.：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4）（《英国外交文书：外交部密档中的报告和文件》第1部分E系列《亚洲》第16卷《中国的战争及其后果，1839—1849年》）。

议会辩论情况可登录网站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 查阅。

亲历者撰写的第一手材料包括：

‘A Field Officer’．The Last Years in China to the Peace of Nanking（London：Longman，1843）．

（“一个陆军校级军官”：《南京议和前在华的最后一年》）

Belcher，Edward．Narrative of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erformed in Her Majesty's Ship Sulphur During the Years 1836-1842（London：Henry Colburn，1843）．

［爱德华·贝尔彻（香港译为“卑路乍”）：《1836—1842年乘女王陛下萨尔弗号环游世界记》］

Bingham，John Elliot．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2nd ed．（London：Henry Colburn，1843）．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2版）

Hall，W．H．and W．D．Bernard．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 2nd ed．（London：Henry Colburn，1845）．

（霍尔、柏纳德：《“复仇神”号军舰航行作战记》第2版）

Lord Jocelyn．Six Months with the Chinese Expedition（London：John Murray，1841）．

（乔斯林勋爵：《远征中国的六个月》）

Loch，Granville．The Closing Events of the Campaign in China（London：John Murray，1843）．

（格兰维尔·洛赫：《对华战争的最后几战》）

McPherson，Duncan．Two Years in China：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xpedition，from Its Formation in April，1840，to the Treaty of Peace in August，1842 2nd ed．（London：Saunders and Otley，1843）．

（麦克佛森：《在华二年记：从1840年4月中国远征军组成到1842年8月和约订立的记述》第2版）

Murray，Alexander．Doings in China：Being the Personal Narrative of an Officer Engaged in the Late China Expedition，from the Recapture of Chusan in 1841 to the Peace of Nanking in 1842（London：Richard Bentley，1843）．

（穆瑞：《在华战役记：一个参与最近中国远征军的军官的个人记述，从1841年占领舟山到1842年南京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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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我要感谢我的代理人托比·伊迪（Toby Eady）给我机会把他的想法变成了这本书，感谢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他给予我的支持。非常感谢杰米·科尔曼（Jamie Coleman）和萨玛·汉姆曼（Samar Hammam）对本书初稿细心、敏锐的校读。感谢冯客（Frank Dikötter）、拉斯·拉曼（Lars Laaman）、乔伊斯·马德西（Joyce Madacy）、拉纳·米特（Rana Mitter）和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审读本书书稿，本书受惠于他们良多。非常感谢布莱恩·卡令汉（Brian Callingham）在毒品方面所提供的药理学上的帮助，感谢锡恩·布拉迪（Sean Brady）在19世纪英国政治方面给我的指导。最后，感谢麦克利奥德·奥斯诺和伊万·奥斯诺（McLeod and Evan Osnos）在史料方面提供的大力帮助。萨姆·汉弗莱斯（Sam Humphreys）和尼古拉斯·布雷克（Nicholas Blake）是一丝不苟的编辑，张瑞华惠予题写了书名。

本书的最初研究是在2007年冬进行的，当时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做访问学者。我十分感谢北大历史系教职员们给予我的慷慨帮助和支持，特别是郭卫东教授和茅海建教授。他们的学生梁敏玲、李坤睿在中国经典文献方面给了我难以估量的帮助。从本书注释中可以明显看到，我对鸦片战争中文原始文献的理解和分析大大得益于参考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及其对鸦片战争中文档案资料的指引。我也从19、20世纪中国其他历史学家处获益良多，对此，我尽可能地在注释中注明了，对无意中疏漏者，在此谨表示感谢和歉意。

本书是我在剑桥女王学院做研究奖学金项目时开始撰写的，到伦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历史系工作后完成。我经常受惠于这两所学术机构的研究气氛。

我受惠于我的家庭最大，所以我最感谢的是我的丈夫、父母和兄弟姐妹，感谢他们的鼓励、建议和对本书草稿有见地的阅读。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中文版序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鸦片和中国

第二章　道光皇帝的决定

第三章　广州之春

第四章　鸦片和石灰

第五章　鸦片战争的第一炮

第六章　“解释性宣战”

第七章　花言巧语与海参

第八章　琦善的倒台

第九章　广州之围

第十章　去英国化了的英国人

第十一章　厦门和舟山

第十二章　苏州的一个冬天

第十三章　为清朝中国而战

第十四章　南京条约

第十五章　和平与战争

第十六章　黄祸论

第十七章　民族病

第十八章　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鸦片战争

主要人物（以姓氏拉丁字母为序）

近代中国历史和鸦片战争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