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之塔

——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

[美]巴巴拉·W·塔奇曼 著

陈丹丹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权贵 英国：1895—1902

第二章 理念与行动 无政府主义：1890—1914

第三章 美梦终结 美国：1890—1902

第四章 “我要战斗！”法国：1894—1899

第五章 沉静的鼓手 海牙：1899—1907

第六章 尼禄主义在蔓延 德国：1890—1914

第七章 权力转移 英国：1902—1911

第八章 饶勒斯之死 社会主义：1890—1914

后记

致谢

参考文献

庞大的死神俯身张望

在城中的骄傲之塔上。[1]

埃德加·爱伦·坡《海中城》

[1] 后半句译文参考了曹明伦翻译的《爱伦·坡诗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译者注（本书脚注若非特别注明，皆为译者注）

前言

本书的主题是一个时代的末年。那个时代没有因为年老或意外死去，而是爆炸于终结性的危机里，成为历史的重要一页。但那次危机并没有在本书中出现，因为那不是书中人物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它还没有发生。我试图停留在当时已知的范围内。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像一垒烧焦的泥土，横亘在那个年代与我们之间。多少可能在后来成为中坚力量的生命因此灰飞烟灭。理想被摧毁，思潮遭转变，留下幻灭的伤痕，无法愈合。两个时代生理和心理的沟壑由此而生。本书将试着探索“一战”前那个世界的特质。

这不是我最初打算写的那本书，事先的构想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被逐个抛弃。那个时期对于绝大多数没有特权的人而言，并不是什么黄金时代或美好年代（Belle Epoque）。那个年代不只有自信、纯真、舒适、稳定、安全与和平。所有这些品质当然都存在。人们的确对价值和标准更有信心，对人类的未来更有希望，这一点上，可以说比今天的人更纯真，但他们的生活并非更平静、舒适——少数特权阶级除外。而我们却错误地认为，怀疑、恐惧、骚动、抗议、暴力和仇恨是不存在的。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也误导了我们，当他们跨过战争的鸿沟回首往事时，前半生便笼罩在了美丽夕阳的薄雾下，充满和平与安宁。而当他们身处其中时，似乎就没有那么光辉灿烂了。他们的记忆和怀旧情绪影响了我们对战前世界的观念，但我可以根据足够的研究告诉读者：关于战前社会有多美好的说法，都是那代人在1914年之后提出的。

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般波及甚广的疮痍不可能从一个黄金时代中产生。这么明显的道理，也许我一开始就应该意识到，但我并没有。然而，我确实觉得，那场战争的起源并不像《大国政治》（Grosse Politik）里，伊斯沃尔斯基（Isvolsky）对埃伦塔尔（Ahrenthal）、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对普恩加莱（Poincaré）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家们跟随再保险条约、德奥同盟、三国同盟、摩洛哥危机、巴尔干纷争等一系列蜿蜒曲折的事件，在其中苦心寻找根源。这些研究当然是必要的，我们后来者也非常感激这些学者，但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战争爆发时，俄国外交部长谢尔盖·萨索诺夫（Sergei Sazonov）在一系列调查之后终于大喊：“够了！别再罗列年表了！”我是站在他这边的。《大国政治》式的处理办法已经用尽，而且，这种办法也有误导作用，它使我们更容易去相信一个肤浅的幻想：“他们”——爱惹麻烦的政客总是战争的元凶，而“我们”——无辜的群众，仅仅是被诱导、利用的。这种印象是错误的。

“一战”的所谓外交起因只是病人的体温表，它无法告诉我们是什么引起发烧的。要调查根本的原因、深层的力量，我们必须从整个社会体系入手，努力探索是什么在推动着人们。我试图关注社会，而不是国家。强权政治和经济竞争尽管重要，却不是我的课题。

本书所述的年代，首先是人类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世纪的顶峰时期。好战意志在拿破仑战争中最后一次井喷，此后工业和科学革命转变了整个世界。走进19世纪的人们仅使用人力和畜力，辅以风力和水力，这同进入12世纪甚至公元1世纪相比，没什么不同。但从19世纪进入20世纪的人们，运输、交流、生产、制造及武器研制的能力却因为机器的能量而翻了几千倍。工业社会给予人新的能量和新的领域，但与此同时也累积了新的压力：贫富差距拉大，人口不断增长、城市拥挤，阶级、群体间矛盾激化，人与自然分离，个体工作缺乏满足感。科学给予人新的福祉与新的眼界，却带走了对上帝的信仰和对所知体系的确定性。告别19世纪时，人们的忧虑与安定一样多。尽管世纪末（fin de siècle）常常意味着颓废，但实际上，世纪之交的社会却迸发着新的张力和累积的能量。1914年的斯蒂芬·茨威格33岁，他相信战争的爆发“与理念毫无瓜葛，甚至与边界也关系不大。除了多余的力量之外，我无法做出其他解释。40年的和平所累积起来的内在动力如今在寻求暴力的释放，结果便是这场悲剧”。

我坦承，在描绘战前世界景象的尝试中，已精挑细选、淘汰了许多材料。如今此书将成，我可以针对完全不同的题材，用同样的书名再写一本。然后还可以写出第三本，也仍然不会重复。我可以增加关于这个年代的文学的章节，或者关于战争的——中日甲午战争、美西战争、布尔战争、日俄战争、巴尔干战争——还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科技、关于商贸、关于女性、关于王室、关于医疗、关于绘画，关于可以引起个别历史学家兴趣的任何主题；还可以有关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契诃夫、萨金特、马匹、美国钢铁公司的章节，所有这些都在我的原计划中。本来还应该有一章关于某个平凡的小店主或职员，将他作为湮没无闻的中产阶级的代表。可惜我始终没能找到这样一个人。

我想，我有必要向读者解释一下我遴选材料的过程。首先，我将自己限制在了英美和西欧世界中，这是我们的经验和文化最直接的来源。我舍弃了东欧，虽然它也很重要，但毕竟属于不同的传统。在选择题材时，我只挑那些有代表性的、对1914年以前的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对象，而不考虑其后的情况。因此，我排除了汽车和飞机，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趋势。我也排除了古怪离奇的人物，尽管他们魅力无穷。

我意识到本书并没能给出最终的结论，只从那个年代丰富的异质性中做出一些漂亮的概括是站不住脚的。我也知道本书的内容远不是那个年代的全貌。这么说不是出于假意的谦虚，而是因为我痛苦地意识到那些未被包括进来的人和物的存在。写作收尾时，聚集在我周围的便是他们的声音和脸庞。

巴巴拉·W·塔奇曼

第一章

权贵

英国：1895—1902

西方世界最后一个正常运转的贵族政府于1895年6月在英格兰成立。当时，英帝国正处于巅峰，大获全胜的保守党所组成的内阁也符合帝国光彩夺目的形象。内阁成员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大地主们，世代承袭对国家的统治。作为上等公民，他们觉得有捍卫国家利益、管理国家政事的义务。他们的统治正是出于义务、传统和习惯——以及他们所理解的，与生俱来的合法权利。

担任首相的是位侯爵，祖上有一对父子曾依次做过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的首席大臣。战争大臣也是位侯爵，他次一级的男爵爵位可以追溯到1181年，曾祖父曾是乔治三世时代的首相，祖父曾为三个君主的六个内阁服务过。枢密院议长是一位在十一个郡内拥有18.6万英亩（约7.5万公顷）土地的公爵，祖上从14世纪就在政府供职了。他自己也在下议院工作了34年，曾三次拒绝担任首相。印度事务大臣的父亲是位公爵，其祖传宅邸是苏格兰王罗伯特·布鲁斯在1315年授予的，他有四子同时在议会任职。地方政府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位杰出的乡绅，有个做公爵的连襟、做侯爵的女婿。他祖上有人做过查理二世手下的伦敦市长，自己当议员也有27年了。大法官的姓氏是由征服者威廉的诺曼底追随者带到英国来的，8个世纪以来这个家族坚持不接受爵位。爱尔兰总督是位伯爵，也是威灵顿公爵的侄孙及大英博物馆的世袭理事。这届内阁中还包括了一位子爵、三位男爵及两位准男爵。六个下议院议员中，有一位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有一位乡绅的家族从16世纪起就在议会中代表同一个郡；作为下议院领导人的那位是首相的外甥，继承了400万英镑的苏格兰遗产；还有一位值得注意的内阁成员是鸟巢中捣乱的杜鹃，他是来自伯明翰的制造商，被普遍认为是英格兰最成功的人。

除去财富、头衔、大片土地和名门世家以外，用一位自由党人的话来说，新的政府还拥有令反对派自由党抱憾的“丰富人才和惊人能力，强大到令人难堪的地步”。他们安稳地栖息于权力的宝座，在下议院选举中占据多数，还永久地拥有上议院的多数席位，占了五分之四。连这位反对派也承认，保守党的地位“无懈可击”。

为这个政府增色的，还有1886年因为反对格莱斯顿先生坚持爱尔兰自治而退出自由党的辉格派贵族。这些人多半是大地主，同他们的保守党亲兄弟一样认为与爱尔兰的联合神圣而不可侵犯。在德文郡公爵、兰斯顿侯爵和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带领下，他们直到1895年仍保持独立；当他们加入保守党时，为了彰显结合二者的政策，两个集团以统一党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除了张伯伦之外，这个联盟表明，几个世纪的血统和经验、拥有土地和统治是分不开的。自从撒克逊人的首领集合，在第一次国民大会上给国王提建议以来，英格兰的地主们就开始派遣成员去议会，并在各自的郡内担任郡长、治安法官、民兵长官。他们在对大片土地的占有中学习了统治的经验，然后，就像海狸筑坝一般，毫无疑问且无可规避地承担起对国事的管理。这是神授的任务，是他们注定的使命。

但威胁还是来了。来自底层日渐嘈杂的抗议声；来自反对党中的激进派，谈论着要给土地的自然增殖征税；来自赞成地方自治的人，想把为英格兰贡献颇多收益的爱尔兰岛分离出去；来自工会主义者，探讨在议会中的工人代表，要求罢工的合法权利，不然就要干扰经济力量的自由；来自想把财产国有化的社会主义者与想废除财产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自新兴的国家和海外的陌生挑战者。隆隆的响声还很遥远，但它发出了令台上的统治者不得不听的音符——变革。

稳固地扎根于变革之路，谨慎、精明地操纵时局，又对维护现有秩序充满信心的是这样一位贵族：他是牛津大学的终身校长，两度掌管印度事务部，两度任外交大臣，而如今第三次担任首相。他就是罗伯特·阿瑟·塔尔博特·加斯科因-塞西尔（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在他的家族谱系中，是第九代伯爵、第三代侯爵。

索尔兹伯里勋爵既是他所属阶级的化身，又是一位非典型的代表，当然，作为特权阶级的成员，他才有资格与众不同。他身高6英尺4英寸（约1.93米），年轻的时候又瘦又难看，佝偻且近视，头发的颜色比一般的英国人要黑很多。如今65岁的他，年轻时瘦削的身材已发福，肩膀变得宽阔许多，佝偻却显得更厉害了，他那沉重的光头加上满面卷曲的花白胡子似乎给肩膀增加了不少负担。他郁郁寡欢，极度聪明，有梦游的习惯和他自称为“神经风暴”的突发性抑郁症。他说话刻薄不得体，心不在焉，厌烦交际，喜欢独处，头脑敏锐，生性多疑，思考积极，被称作是“英国政坛的哈姆雷特”。他凌驾于惯例之上，拒绝在唐宁街居住。他笃信宗教，爱好科学。每天早饭前都要去家中私人礼拜堂祈祷，还在家里搭建了一个化学实验室，进行独立的科学探索。他利用哈特菲尔德的河流建造了一个发电站给他的庄园供电，甚至沿着家里的横梁布线，建成了英国第一个电气照明系统。当电线闪光、劈啪作响时，他的家人会往上面扔坐垫，然后继续谈话和争论，这已成为塞西尔家的习惯动作了。

索尔兹伯里勋爵不喜欢运动，也甚少关心人。高度近视更使他疏远了与别人的联系，有一次他没认出自己内阁的一名成员，还有一次没认出自己的管家。布尔战争快结束时，他拿起一张爱德华国王的签名照，沉思一阵后说道：“可怜的布勒（指战争开始时的总司令），把那儿搞得一团糟。”还有一次，他把一个头衔稍低的贵族当成了陆军元帅罗伯茨，与其就某军事问题交谈了很长时间。

至于上流英国人的另一自我、最亲密的伴侣和长久的挂心之物——马，索尔兹伯里勋爵根本不屑一顾。马对他而言“不过是个代步工具，而马本身还是很不方便的附属品”。他对捕猎也毫无兴趣。议院闭会时，他既不去北方旷野猎杀松鸡，也不去苏格兰森林跟踪鹿只。当礼节要求他去巴尔莫勒尔堡（Balmoral）侍候皇族时，他不愿散步并“断然拒绝欣赏风景和鹿”，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秘书亨利·庞森比（Henry Ponsonby）爵士这样写道。他要求庞森比把他在那座阴暗城堡的房间温度保持在华氏60度以上，不然他就要去法国度假；索尔兹伯里勋爵在里维埃拉的博利厄有一栋别墅，那里可供他操练流利的法语并沉醉于《基督山伯爵》中。他告诉大仲马的儿子，这是唯一一本能让他忘掉政治的书。

他对运动的认识仅限于网球，但年老时，他发明了自己的锻炼方式，即清晨在圣詹姆士公园或家门口骑三轮车。他在哈特菲尔德庄园内特地为这项运动铺设了水泥路。此时的他会戴一顶墨西哥阔边帽，穿一件中间有洞的无袖短披风，打扮得像个教士。陪伴他的年轻马车夫会把他推上小山丘，然后下坡时“跳到车后”，把手搭在首相的肩上。于是斗篷飞扬，车轮飕飕，越蹬越远。

位于伦敦北方20英里（约32千米）的赫特福德郡的哈特菲尔德，是塞西尔家族300年来的家。詹姆士一世在1607年把它交给他的首相罗伯特·塞西尔——索尔兹伯里伯爵一世，以交换他所喜爱的塞西尔家族的另一处产业。伊丽莎白女王曾在此处度过童年，这也是她得知继承王位的消息后第一次开会议事的地方。当时，她任命威廉·塞西尔（伯利勋爵）为国务总监。宅邸内的“长廊”有着雕刻精美的镶板墙和金箔天花板，长达180英尺（约55米）。以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命名的“大理石礼堂”像珠宝箱一般熠熠生辉，有着手绘、涂金的天花板和来自布鲁塞尔的织锦。红色的“詹姆士国王客厅”挂满了肖像画家罗姆尼、雷诺和劳伦斯为塞西尔家族成员所作的全身画像。藏书室从地板、走廊到天花板摆满了一万卷由皮革和犊皮纸装订的书册。其他的房间里保存着传说中寄给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的银匣子信笺、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铠甲、被砍头的国王查理一世的摇篮，以及詹姆士一世和乔治三世的肖像。外面是紫杉树篱，修剪为雉堞状的城垛模样，以及令散文作家皮普斯惊叹的花园：他从未见过“这么多美好的花，醋栗和肉豆蔻一般大”。门厅上悬挂的是滑铁卢战役中缴获的旗帜，这是威灵顿公爵的礼物。他是位常客，对首相之母——第二代侯爵夫人十分崇拜。为了表示对她的尊敬，威灵顿公爵穿着画有哈特菲尔德猎犬的狩猎衣征战。侯爵夫人一世的肖像画是约书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画的。这位侯爵夫人直到85岁去世前仍在打猎。那时已半盲的她被捆在马鞍上，由马夫陪伴，后者的任务是在马匹接近栅栏时大叫“跳啊，该死的！夫人，跳啊！”

正是这位不同寻常的人恢复了塞西尔血统的元气。在伯利勋爵和他的儿子之后这个家族就没能再青出于蓝了。相反，据一位塞西尔家族的后代所说，后继世代的普遍平庸仅被“极其愚笨”的情况打破过。不过，第二代侯爵的确是个精力充沛、很有本事的人。强烈的公共责任感使他在19世纪中叶的几个保守党内阁供职。他的次子罗伯特·塞西尔1895年当选首相。而他又陆续生了五个出人头地的儿子。其中一个当了将军，一个成了主教，一个是国务大臣，一个是牛津的下议院议员，还有一个，通过在政府任职，自己赢得了贵族头衔。被塞西尔家族的纪录所感动的伯肯黑德勋爵赞叹道：“人和马差不多，说起来都有遗传的规律在起作用。”

早在1850年的牛津，同伴们就认为当时还年轻的罗伯特·塞西尔终有一天会成为首相，尽管他的观点十分强硬——或许，不容妥协的姿态正是他成为首相的原因。一生中，他从未想过克制自己的观点。他年轻时的讲话就十分刻毒、傲慢；迪斯雷利也说，塞西尔不是“字斟句酌的人”。“索尔兹伯里”成了政治上言行鲁莽的代名词。他曾把爱尔兰人比作非洲土著，说他们没有自治的能力；某个印度出生的议会候选人被他称为“那个黑人”。对于莫利勋爵来说，读塞西尔的演讲词是一种享受，因为“这其中定有一处极其鲁莽的言辞值得铭记”。这些是否偶然得来已无从证实，因为索尔兹伯里勋爵演讲时不带笔记，要讲的内容已经在他的脑中组织好了完美清晰的句子结构。在那个年代，演讲的艺术被视为政治家的必备工具，对着稿子讲话的人都是可悲的。索尔兹伯里勋爵说话时，“每个句子似乎都不可或缺、清楚明白，对他的论点极为重要，就像身体对于运动员一样”，一位同道如是说。

在公众面前，对着一群他毫不关心的人讲话，索尔兹伯里是笨拙的。但在上议院和同僚对话时，他却如鱼得水，应对自如。他声音洪亮，间或改变语调，从冰冷的嘲讽到令人畏惧的挖苦。当一位新近加封的辉格党成员走上上议院的讲坛，做华而不实、装腔作势的演说时，索尔兹伯里问边上的人说话者是谁，对方耳语着告之身份后，却得到响亮的回答：“我还以为他死了呢。”听别人讲话很容易令他厌倦，一无聊他就开始抖腿，似乎是在抱怨：“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还有的时候，他会从地上抬起脚跟，不停地抖动膝盖和腿，一次可持续半小时。如果在家中被访客打扰了清闲，他甚至会抖得震动地板，令家具嘎嘎作响。而在议院，坐在他前面的同事抱怨这种抖动令他们产生晕船的感觉。假如腿是闲着的，他修长的手指又会动起来，不断地旋转或反转裁纸刀，咚咚咚地敲击膝盖上的文身或椅子的扶手。

他从不外出吃饭，除了在他伦敦阿灵顿街的房子里举行的一两次政治招待会、偶尔参加哈特菲尔德的游园会外，也没什么娱乐活动。他不去保守党的官方俱乐部卡尔顿，而去一个叫青年卡尔顿的地方，那里为他单独提供了午餐桌，藏书室里还挂了不少巨大的告示牌，上面写着“保持安静”。他从早饭后工作到凌晨1点，吃完晚饭又返回办公桌前，仿佛又开始了新的一天。他衣着乏味，经常还很邋遢，裤子和背心都是沉闷的灰色，外面套的呢绒长礼服却油光锃亮。不过虽然在衣着方面不太在意，他对修胡子却特别讲究，会在理发店的座椅上细心指导理发师：“这里再刮一点儿就好了”，于是，“艺术家及其创作对象对着镜子凝视良久，品评成果”。

索尔兹伯里尽管伶牙俐齿，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私下里和身份相当的同辈交流时，却颇有个人魅力，用其中一位同辈的话来说就是：“很懂处世之道。”他很关心党务细节，甚至不惜为此牺牲孤傲。有一次他竟接受众议院领袖的邀请，参与为保守党支持者举办的传统晚宴，这令所有人震惊。他提前要求对方提供每个客人的详细资料。在晚宴上，首相凭借对轮流栽种和畜牧业的专业知识倾倒了他的邻座——一位有名的农学家。之后他又依次和每个客人愉快交谈。快要走时，他还把私人秘书叫了过来说：“我觉得该做的都做了，除了你跟我说的那个做芥末的人，我没找到他。”

就连他政治哲学上的死对头格莱斯顿也承认他是“私下里的谦谦君子”。的确，此时的他既讨人欢喜又有同情心，与公共生活中的形象判若两人。索尔兹伯里并不关心公众对他的看法，因为在他看来公众是无知的，他们的观点自然也毫无价值。他完全忽视公众，既没有也不试图培养那种会被冠以“梅花J”、“晕神”、“大长老”[1]之类的昵称的，令政治家为普通人所熟知的亲民风格。各类报纸，就连《笨拙》[2]杂志上都只叫他“索尔兹伯里勋爵”，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名称。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群氓的厌恶，“下议院也不例外”。自从进了上议院，他就再没有听过下议院的辩论，哪怕是在贵族旁听席上；也没有与下议院的成员聊过天。要是在上议院的讲话中不得不提到下议院的某个人，他的腔调就会充满高傲的蔑视。从下议院来听演讲的访客把这种表演当作消遣。单单是这种外表上的姿态，就暴露了他内心强烈的权贵优越感。其实他对头衔并不敏感，也懒得理睬荣誉或表彰。只是作为塞西尔家族的成员，作为更优越的阶级的一员，他全身的每个细胞里都有种与生俱来的对统治能力的意识，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使他就这份生来的权利做出让步。

按照惯例，他23岁时以世袭贵族的身份，从家庭掌控的选区经过毫无竞争的选举进入下议院，在那儿服务了15年，5次代表同一选区都没有遭遇竞选，然后又是27年的上议院生涯，如此一来，他在争取选票方面没什么个人经验。他觉得自己不是对人民负责，而是为人民负责，负责照看、管教他们。他不会尊敬比他地位低的人，只尊敬比他还要高的——君主。他深深敬畏比他大10多岁的维多利亚女王，既作为她的臣民，又作为男人对她献上骑士精神。即使他无法在巴尔莫勒尔堡掩饰自己的厌倦，为了女王，他也不至于表现得粗鲁或唐突。

相应的，女王对他充满信任，也去哈特菲尔德拜访。正如她向卡朋主教所说的那样：“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即便不是最高，也是我最信赖的几个首相之一。”迪斯雷利也无出其右。“腿脚总是不便”的索尔兹伯里是唯一被女王邀请落座的人。矮小而年迈的女王与高大魁梧、渐显老态的首相，这两个除了强烈的统治欲外毫不相似的人，竟也相互取得了对方的尊重与敬意。

索尔兹伯里对待不重要的国事就像对衣着一样，态度比较随意。有一次，两个名字相似的神职人员出现在某教区主教的候选人名单上，索尔兹伯里选了没有被坎特伯雷大主教推荐的那一位。当这件事被人伤心地提起时，首相说：“哦，我肯定他也能当个好主教。”他只把心思花在重要的事情上，而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维持贵族的影响和行政权了。这不是为了维护贵族自身的利益，而是因为，他相信这是维系整个国家的唯一要素，用以对抗正在崛起的、把国家“分裂为一大堆充满敌意和猜疑的碎片”的民主力量。

在他看来，阶级斗争和对宗教的漠视是最大的弊端。因此，他仇视社会主义。主要倒不是因为它威胁财产，而是它鼓吹阶级斗争以及它的基础——唯物主义。这在索尔兹伯里看来是对精神价值的诋毁。他并不否认社会改革的需求，但认为改革可以由各个现有政党的相互作用、相互施压来实现。比如，追究雇主工伤责任的“工人补偿法令”就是在他的支持下，于1897年通过的。该法令因为私有企业的干涉，曾遭到某些保守党成员的指责。

但对于任何为增加群众政治力量而设计的提案，他都要与之一战。当他还是次子，没有继承侯爵头衔的希望时，他就在《季度评论》上接连发表了将近30篇文章，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当时尚处19世纪60年代初，他才30多岁。对扩大投票权的新改革法案的呼声不断上扬，其时身为罗伯特·塞西尔勋爵的他持反对意见，宣称保守党有责任保护有产阶级的特权，因为这是对抗数量众多的平民们的“唯一堡垒”。扩大选举权不仅意味着给工人阶级带来在议会里的发声权，在他看来，这种声音会因为人多势众而主宰一切，这是“大众们本不该有的能量”。他谴责自由党人逢迎工人阶级，“好像他们与其他的英国人不同”，其实不同之处只在于他们受过更少的教育，拥有更少的财产，而“与财产数量成反比的是滥用选举权的概率”。他认为民主的运作会损害自由，因为在民主制度下，“热情不是例外而是规则”，而让“头脑不习惯思考和不受纪律去学习”的人去实施冷静而有远见的政策“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写道，在穷人中扩大投票权而对富人多收税，会导致权力和责任的完全分离，“所有的税金富人缴，所有的法律穷人定”。

他不赞成政治平等。有为数众多的平民，也有“天赋的”领导者。“财富总是必须的，有的国家也看重出身。社会团体在情绪正常时，会仰仗那些拥有超群智力和文化的人来进行支配和管理。”这些人有闲暇和财富，“因此他们的斗志不会被贪婪所污染……他们符合贵族最原始和最好的定义……重要的是，国家的领导者应当从他们当中产生”。而且作为统治阶级，“他们特别适合当领导，当然也就有充分的权利获得政治优势”。

因为笃信这种“上等人合适”的理念，当1867年保守党政府拥护赋予城镇工人投票权、使选民人数翻番的第二次改革法案时，37岁的索尔兹伯里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内阁。虽说进入内阁还不到一年，但他拒绝与在他看来背弃保守党信条的人为伍。这场干净利落的党派逆转是迪斯雷利策划的，目的在于“打击辉格党”、应对现实，克兰伯恩勋爵（1865年，罗伯特·塞西尔勋爵在他哥哥去世后继承了克兰伯恩勋爵爵位）却对此深恶痛绝。尽管这么做可能会自毁前程，他还是辞去了印度事务大臣的职位，并在议院发表了尖刻而严厉的演说，谴责党魁德比勋爵（Lord Derby）和迪斯雷利的政策。他请求党员们不要为了政治优势而做出最终会消灭他们阶级的事。“社会团体的财富、智能和活力给予了你们权力，使你们为国家而自豪，也使得议院的抉择至关重要。而这个权力会从数量上被彻底压倒。”雇主和雇员发生利益冲突时，问题就会产生，要解决只能靠政治力量，“然而在那样的政治冲突中，对抗的双方是占压倒性多数的雇员和孤立无援的绝望雇主”。后果是，“这个迄今为止为国家的伟大和繁荣贡献良多的阶级的力量，会被大幅削减甚至毁灭”。

一年后他的父亲过世，他以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的身份进入了上议院。到了1895年，上述风波过去了将近30年，他的原则却一点儿都没变。不相信变化和进步，也不相信未来会比现在更好，他致力于以“无情的尖酸”来维持现有的秩序。他认为“头衔原本就是权力的象征，没有权力的头衔是赝品”，因而他坚信，在他有生之年掌管英国时，会抵抗针对当时仍是显而易见的阶级象征的贵族的再次进攻。他对迫近的敌人保持警惕，反抗着即将到来的时代。民主的压力开始包围，但尚未彻底封锁。寇松勋爵（Lord Curzon）形容他是“英国上层与众不同、强壮有力、不可思议、才华横溢却不愿合作的重荷”。

索尔兹伯里侯爵的过多深思和远见并没有打扰统治阶级的普通成员，他们并不太担心未来；因为当下很令他们愉快。尽管屡受攻击，时有微隙，但特权时代在19世纪末期，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下，似乎仍会长久持续。对于特权阶层而言，生活看上去“安全而舒适……和平在土地上根深蒂固”。毫无疑问，威廉·哈尔考特爵士在1894年提出的预算案让不少人心惊胆战。这项预算案是格莱斯顿不太合格的继承人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任首相时，由自由党通过的。它引入了遗产税，更糟的是，遗产税的征收还是分等级的：对于500英镑的产业增收1%，而超过百万英镑的产业就要增收8%。所得税也从原来的每英镑交1便士增加到了8便士。尽管为了减轻打击、均摊负担，该预算案也对啤酒和烈酒征税，也就是说不缴纳所得税的工人阶级也要对国家收入做出贡献，但这并没有消除遗产税的咚咚鼓声。以至于第八代德文郡公爵（Duke of Devonshire）预测了一个时代的来临：他在查特沃斯（Chatsworth）那样的大庄园因为“无情的民主财政”而不得不被取缔，而且，他会“在有生之年见证这个事件”。

但1894年还发生了一件更大的事，弥补了保守党在预算案上的损失——那就是格莱斯顿退出议会以及政坛。年逾八旬的他最后一次推行爱尔兰自治的努力在上议院失败了。那一次上议院前所未有地聚集了一大帮贵族，怒气冲冲地投反对票。他不可挽回地分裂了他的政党，已经85岁的他，也走到了事业的尽头。次年选举保守党大获全胜，人们普遍感到爱尔兰自治——用《泰晤士报》的话说——“那颗威胁到整个政治生命有机体的、格莱斯顿所播撒的病菌”总算被去除了，至少现在英国可以安顿下来，明智地关注和平与商业。“主导的影响力”（dominant influences）安全无恙地重掌政权。

奇怪的是，“主导的影响力”并非保守的《泰晤士报》的原话，而是格莱斯顿自己的。他也出身于拥有土地的贵族家庭，他从没有忘记这一点，也不曾丢弃与生俱来的意识——财产就是责任。他在哈登（Hawarden）拥有7000英亩土地、2500个佃户，每年的地租收入在1万到1.2万英镑之间。在一封给孙子的信中（他的孙子是这份产业的继承人），这位大革命者力劝晚辈收回前人因为债务而丢失的土地，重振哈登作为郡县“领导力量”的昔日荣耀。因为，正如他所说：“失去主导的影响力是一个社会无法承受的。”没有哪个公爵能把话说得更好。这正是保守党地主们的意见，他们是格莱斯顿的死对头，却又在骨子里和他拥有共同的信念：封地所有权使贵族“特别适合”（superior fitness）作为国家的领导者，而国家也需要他们。这一信条和新兴的美国所流行的理念完全相反：在那里，出身贫寒反而是额外的优势；只有白手起家的人才别着能力的徽章，生活安逸者更有可能愚蠢或邪恶，甚至两样都占。而一代又一代的英国政府都是由有产阶级掌权，英国人当然也就认为长期维持的教育、舒适和社会责任感是自然的营养品，哺育着“特别适合”的领导者。

正是这样的条件使他们得以胜任管理者的职责。没有别的地方像英国一样视政府工作为正当和最高尚的绅士职业。为当大臣的叔父做私人秘书可以是严肃的从政训练，也可以是一位绅士合宜的消遣，正如肖伯格·麦克唐纳爵士（Sir Schomberg McDonnell）所做的那样。他是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私人秘书，也是安特里姆伯爵（Earl of Antrim）的兄弟。外交也是值得追求的事业，特别是对于有才能的人而言。达弗林和阿瓦侯爵（Marquess of Dufferin and Ava）在1895年担任英国驻法大使时，自学了波斯语，并在他的日记中记录，那一年除了读完11部希腊语的阿里斯托芬戏剧外，还背诵了波斯语字典中24000个词条：“其中8000条记得很熟，12000条还不错，还有4000条差强人意。”在护卫队、轻骑兵或枪骑兵等精英团从军也被有权势的人所接受，尽管这往往更能吸引意志稍显薄弱者。不那么富裕的人去了教会或海军；律政和新闻是赢得权力必需的职业。但议院是做“特别适合”练习的首选场所。只有取得议院的席位，才能在以后取得内阁的席位。进入内阁后，权力、影响、枢密院资格、退休后的贵族爵位都可以获得。由235位各界精英组成的枢密院尽管是礼仪性质的，却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地位象征。贵族爵位仍是个魔法斗篷，可以将一个人从群体中区分出来。内阁官邸乃众人垂涎之所，幕后操作紧张激烈，不为外人道。每次政权交替，最吸引英国社会注意力的便是组阁的复杂小步舞。俱乐部、会客室叽叽喳喳，帮派、联盟分分合合，赢家戴着好运的冠冕，骄傲浮现。这项奖赏需要辛苦、长时间的工作，但部门运作的知识却很少用到。大臣不会亲手做事，他的任务是看着别人把事做完，和他管理庄园没什么不同。细节问题诸如小数点——用财政大臣兰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的话说“那些该死的点”——不值得他关切。

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政府成员大部分（但并非全部）拥有世袭的土地、财富和头衔。他们从政不是为了物质利益。确实，在他们来看，公共事务应当由（用索尔兹伯里勋爵的话说）不受“肮脏的贪欲所影响”的人来管理，这么做必要且正确。作为议员的事业——当然是没有薪水的——赋予人的是荣誉而非利益。下议院是首都、帝国和整个社会的中心，同席之人乃王国俊才。引领他们至此的不仅是抱负还有责任，更何况，这也是期望之中的事。父亲在议院，儿子就跟着来了，往往还同时任职。1895—1905年担任下议院代理议长其后又升任议长的詹姆斯·罗瑟（James Lowther）家族作为威斯特摩兰郡选区的代表差不多已经有6个世纪。他的曾祖父和祖父在议会各待了半个世纪，他的父亲也有25年。郡县的代表往往住在方圆70英里（约112千米）闻名的“那座房子”[3]家族在此闻名了几百年，他从出生起就是候选人。因为候选资格、选举，以及选举获胜后管理选区的所有花销都要由议员承担，代表人民出席议会这项特权便被限制在了可以负担得起的阶层。1895年下议院的670名议员中，有420名是有闲的绅士、乡绅、官员和律师。他们中的23人是世袭贵族的长子，除此之外还有数不清的次子、兄弟、表亲、侄子和叔舅，包括斯坦利勋爵（Lord Stanley），十六代德比伯爵的继承人，他是排在公爵之后英国最富有的贵族。作为次级政府督导，斯坦利不得不在投票时站在走廊门前，胁迫或哄骗在场的议员表决。但他自己却不被允许进入议院履行这项职责。用一位旁观者的话说，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仆人”。看着“这位名字具有伟大历史感、腰缠万贯的继承人做一件近乎低贱的工作”，更证实了贵族的政治责任感，以及政治生涯的诱惑力。

统治阶级不只培养统治者，也产出和其他阶级同样比例的弱者或格格不入的人，甚至是劣等或愚蠢的。除去首相和帝国功臣，还有粗鄙莽撞、言谈乏味的丑角。这些人在《笨拙》杂志的漫画中，只会谈论马甲和领饰；双腿修长的近卫兵，对话内容仅限于“呃、嗯”的支吾声；挥霍无度的败家子自毁于酒精、赛马和牌戏。当然也有正常比例的庸人，他们毫不起眼，出色或出格的事都没做过。就连伊顿公学也有“讨人厌的蠢材”，用一位伊顿校友的话说，“这些男孩举止不佳……就算不是天生恶毒，也是心智愚蠢之徒，也许还退化堕落”。尽管在伊顿是个蠢材——可别和书呆子混淆了——30年后没准就是枢密顾问官，不过也有当一辈子蠢材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就有一位外甥，名叫塞西尔·贝尔福（Cecil Balfour），因伪造支票而逃亡澳大利亚，最后死在那儿，听说是因为酒精中毒。

尽管发生过这些事故，统治家族并没有怀疑过他们与生俱来的支配权，而且总的来说，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也没怀疑过这一点。里布尔斯代尔勋爵（Lord Ribblesdale）在1895年写道，身为贵族“还是很受欢迎的”。这位大人可是个别具一格的典范。因为长得像摄政时代（Regency）的人物而被称为“祖宗”；帅气的他是英国权贵的完美榜样，以至于善于颂扬格调和类型的约翰·辛格·萨金特[4]主动要求给他画像。在这幅全身肖像画上，他身着女王猎鹿犬官员的长款骑手服，头戴大礼帽，皮靴闪耀，手持一卷打猎用的鞭。萨金特画笔下的里布尔斯代尔以天然的高傲、典雅和自信凝望着世界，在他以后没人能达到这个境界。当这幅画在巴黎的沙龙中展出时，前往观看的里布尔斯代尔被法国人认出来，崇拜他的人群跟前跟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喔唷，这就是那位了不起的英国爵爷。”

阿斯科特赛马周的开幕式上，里布尔斯代尔带领皇家仪仗队走下草场。他骑着一匹亮丽的栗色马，穿着深绿色外套，由一只悬挂金带的金色猎犬陪伴。这样一幅景象，任何一个看见的人都不会遗忘。作为上议院自由党党鞭、伦敦郡议会积极分子以及国家画廊的主要理事，他也分担着管理国家的责任。像大多数同类人一样，他与在土地上工作的工人阶级，那些为绅士的运动和庄园服务的人很合得来。当女王给一位叫J·迈尔斯的猎鹿犬侍从颁发奖章，以感谢他50年来的服务时，里布尔斯代尔特地从温莎骑马去祝贺他，并留下来与迈尔斯夫人“喝茶谈话”。正如他描述英国普通贵族时所说：“从小享受安逸的环境，容易培养出好脾气……他们也许自我欣赏、自私甚至愚蠢，但不太会是性格乖戾、不为人喜的。事实往往恰恰相反。”尽管自由党的报刊倾向于把世袭贵族描绘成“忧郁地走路内八字、发际线后退”的模样，里布尔斯代尔认为贵族们仍然享有郡县当地人的尊重。他认同郡县利益，参与其事务，和佃户、佃农、集镇的商人保持相互友好的关系，除非犯了什么大错，否则还不至于“破坏古老姓氏的威望和久经考验的合作”。但面对这番美好的局面，就连里布尔斯代尔也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隆隆响声，并于30年后为自己的回忆录选择了夏多布里昂的箴言：“我守卫着那种对自由强烈的爱，这对于寿终正寝的贵族意义非凡。”

仲夏是伦敦社交季的巅峰，上流社会自娱自乐，呈现盛世光辉。这幅景象对于一位从巴黎来访的贵族来说是“在六七月份从奥林匹斯山降临到英格兰的天神间的竞赛”。他们似乎“住在金色的云上。就像树叶天生要变绿一样，他们对财富的挥霍懒散而自然”。紧紧跟随着威尔士亲王的是“一队白天鹅，修长的颈项支撑着饰以珠宝的优雅头颅”。这群天鹅的名字分别是格伦康纳夫人（Lady Glenconner）、莱斯特公爵夫人（Duchess of Leinster）以及沃里克夫人（Lady Warwick）。于80年代英年早逝的公爵夫人在欧内斯特·汉密尔顿勋爵（Lord Ernest Hamilton）的眼中“神一般高大……她美得令人头晕目眩、难以置信”。她的后继者沃里克伯爵夫人（Countess of Warwick）作为“伦敦最漂亮的已婚女士”，其实是威尔士亲王的情人。一次有名的打闹也是因她而起：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差点儿给了他未来的君主一拳。在上流社会的杂志上，她闪闪发光“仿佛一位女神，丰满的轮廓上披挂着半透明的礼服，面容靓丽夺目、高傲而美好，她的名声传遍了这个平和之国黯淡的最深处”。她是名副其实的美人（Beauty），这是一个在当时可以给拥有者公众知名度的神奇称号。在某次穿越爱尔兰的航行中，她因为晕船而躺下休息，快到岸时她的母亲叫道：“快起来，黛西，外面一堆人等着看你呢！”

伦敦西区的巴克利和贝尔格莱夫广场门前的行列从未中断。除了垂死的人，大家都外出享乐。每一天开始于早上10点公园的马啸，结束于凌晨3点的舞会良宵。在海德公园的艾伯特和格罗夫纳大门之间某个精心挑选的地点，上流社会小圈子的成员定会在此集结，相遇于早上的骑马散步或下午茶和晚餐间的乘车兜风。伦敦仍保留着乔治王朝时代的风采。吊窗锤箱摆满了明亮的花朵；房屋和广场的名字也还保留着房主的姓氏——德文郡宅、蓝斯顿宅、格罗夫纳广场、卡多根广场。配有随从的漂亮马车充斥街巷。贵妇们驾驶着维多利亚马车（车厢里还有坐得笔直的“老虎”陪同），给奢华的短腿马轻巧的一鞭，然后在男性赞许的目光下经过俱乐部的窗沿。绅士们彼此感叹：“看漂亮女人驾一对好马穿越伦敦真是件赏心乐事。”另一条街道上，皇家近卫骑兵团在巡逻，他们身着绯红夹克衫，白色马裤，骑着黑色马匹，马勒和缰绳闪闪发光、叮当作响。轮廓高大的双轮马车载着知名的政客和俱乐部会员穿行于大家门第和帕玛街及皮卡迪利的俱乐部：保守党人去卡尔顿（Carlton），自由党人去改革家（Reform），英才俊杰去阿西纳姆（Athenæum），运动家去特夫（Turf），喜爱与志趣相投者社交的绅士则去旅行者（Traveller’s）、怀特（White’s）、布鲁克斯（Brooks’s）或布尔多（Boodle’s）。政府和帝国的事务当然要在“伦敦最好的俱乐部”——下议院——商谈，这里整个社交季都开放。它的书房、吸烟室、餐厅，它的仆人、侍从以及酒窖的质量都配得上绅士的身份。头戴宽边帽、长裙拖地的夫人小姐与议员和大臣们在俯瞰泰晤士河的庭院饮茶，一边观赏对岸尊贵的兰贝斯宫殿（那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公邸），一边闲聊政治晋升与名利。

私人的餐桌由拟天冬草装饰，每把椅子后都配有侍从。穿着白衬衫、燕尾服的绅士和淑女们交谈，绢网薄纱云一般笼罩着裸露的双肩，精心堆叠的头发上佩戴星形勋章或华冠。谈话是一门艺术，不可马虎随便——“对此道的擅长赋予人威望”。歌剧也因为精力最旺盛的资助人德格雷夫人（Lady de Grey）而成为时尚。在歌剧院，妮莉·梅尔芭（Nellie Melba）用天使般纯粹的女声和英俊的让·德雷斯克（Jean de Reszke）表演爱情二重唱。一袭低胸天鹅绒在皇家包厢闪耀着梦幻的光彩，那是沃里克夫人，“靡菲斯特般猩红的衣裙上只有几颗钻石”，头上还有几根猩红的羽毛装饰。人们严阵以待，想看看与她一同竞争伦敦最佳着装奖的德格雷夫人穿了什么。接着走上来的是德格雷夫人一行，被称为“戴三重冠的波西米亚人”，其中可能包括梅尔芭夫人本人、威尔士亲王，以及——在致命的1895年之前的——奥斯卡·王尔德[5]。每晚都有持续到凌晨的政治招待会，或是开到次日拂晓的舞会。站在楼梯弯曲延伸处欢迎宾客的是德文郡公爵夫人或者伦敦德里郡夫人（Lady Londonderry），她们是上流社会的权威人物，身上的钻石熠熠生辉。来访的客人川流不息，个个都是英才俊杰。总管以洪亮嗓音宣告的名单是一场头衔的狂欢：“公爵……殿下……大人……勋爵与夫人……大使阁下……”而楼下灯光照亮的广场上，男仆正吆喝着送走某位老爷的马车。

上流社会内部也分门别类，只是边缘有所重叠，人员也有交混。最爱享受、玩得最痛快的是在马尔伯勒宅的一拨儿（Marlborough House set），为首的那位雪茄不离手、大腹便便，凸出的汉诺威式面孔以短灰胡子收尾，粗壮而堂皇，正是威尔士亲王。他兼收并蓄、喜欢交际，对于守寡的母亲[6]定下的枯燥单调的皇家统治极为厌烦（所有为此受罪的人都是这个感受）。亲王的贵族圈子向各种捣乱的局外人敞开，只要他们长得漂亮、有钱或有幽默感就可以来。美国人、犹太人、银行家、股票经纪人，甚至制造商、探险家或其他风光一时的名流都曾光顾。亲王的职业就是会见所有人：与他有私交的包括了这个国家最有能力的人，比如海军元帅约翰·费希尔（John Fisher）爵士。说他从来不读书，那是不厚道的谣言。的确，他最喜欢的当代作家是玛丽·科雷利[7]，但他也“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当时还是中尉的温斯顿·丘吉尔的处女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并亲切地给作者写了张便条，称赞“描写和语言总体上很好”。但一般而言，他的圈子并不欢迎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也不理解或欣赏智慧。个中原因正如沃里克夫人所说，乃是上流社会（或者上流社会的这一部分）“不想被迫思考”。它热爱享受、不计后果、没有思想、疯狂而奢侈。新成员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遭到嫉恨，特别是犹太人，“并不是我们讨厌哪个人，他们当中的一些很有魅力甚至才华横溢，但是他们都有头脑、懂金融”。这一点令人加倍不安，因为上流社会最不愿去想的就是怎么挣钱了，他们只关心怎么花钱。

与这个嬉闹的小圈子相对的是“廉洁者”（Incorruptibles）——他们严格、保守，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家底深厚，认为亲王的小圈子“庸俗”，而他们才是上流社会风气的捍卫者。每个这样的家庭都围绕着一伙乡下来的穷亲戚，他们一代人才来伦敦一两回，目的是带一位女儿社交，要不然干脆躲在18世纪不出来了。另一拨人是“知识分子”或“魂儿”（Souls）。他们聚集在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周围，这位索尔兹伯里的外甥是伦敦最有才华、最受欢迎的，也是这一拨人的太阳和崇拜的焦点。他们这个群体很有文化修养，自恃聪明，自我欣赏起来没完没了。他们喜爱各自的陪伴，就像特别漂亮的男女喜欢在镜子前精心打扮一样。“你们总是坐在一起，探讨各自的灵魂，”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Lord Charles Beresford）在1888年的一场晚宴上说，“索性就叫你们‘魂儿’吧。”于是他们的名字就固定了下来。这位海军上将查尔斯勋爵并非一缕幽魂，而是威尔士亲王小圈子中耀眼的点缀。尽管他娶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妻子，喝下午茶时戴着三重冠，在萨金特的肖像画中有两对眉毛。画家曾简单地解释过，她确实有两对眉毛，真的那对上头还有用眉笔描着的另一对呢。

“魂儿”皆从政，而且几乎都在索尔兹伯里的政府里担任助理大臣。首屈一指的是乔治·温德姆（George Wyndham），他写了一本关于法国诗人的书，并为诺斯[8]翻译的普卢塔克写过导言。在贝尔福先生手下担任议会私人秘书后，1898年被任命为战争部次官，尽管索尔兹伯里勋爵对此还有点儿不情愿，“我不喜欢诗人”，他说。曾任外交次官，而后很快被任命为印度总督的乔治·寇松也在魂儿圈中。后来担任战争大臣的圣约翰·布罗德里克（St.John Brodrick）也是如此。这两位贵族的继承人都因为被上议院强制开除而做过无谓的抗争。其他成员都与坦南特（Tennant）家族有关联：阿尔弗雷德·利特尔顿（Alfred Lyttelton）是板球冠军、后来的殖民大臣，妻子（在她去世前）是劳拉·坦南特（Laura Tennant）；里布尔斯代尔勋爵，娶的是夏洛特·坦南特（Charlotte Tennant）；而无拘无束的老三马格特·坦南特（Margot Tennant）和性格开朗的自由党内政大臣阿斯奎斯（Mr. Asquith）结了婚。两位前首相——格莱斯顿和罗斯伯里勋爵——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同来的还有两位未来的首相——贝尔福，以及新郎自己。有位特别受欢迎的成员叫哈里·卡斯特（Harry Cust），布朗洛（Brownlow）男爵的继承人，同时也是位学者和运动员。他机智过人，声名远播，以至于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在饭桌上就受邀担任《帕码街报》（Pall Mall Gazette）的主编；他当即接受了邀请，并为这份报纸服务了4年。他最大的缺陷是对女人“致命的自我放纵”，因为他实在太有魅力，令女人难以抗拒。他的公职生涯受此拖累，后来没能实现当初大家对他的期待。

上流社会狭小而同质，拥有土地必不可少。外来者要想闯入，定要先买个庄园住上一阵儿，然而这一招也不一定管用。约翰·莫利（John Morley）还是内阁大臣的时候访问了史基博（Skibo），那是安德鲁·卡内基的房产，还建了个游泳池。他向陪同他的私人侦探征求意见，这位侦探很有见解地回答道：“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暴发户的品味。”

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说，那“强劲而卓越的”两百个世代统治英格兰的家族成员，各个都互相认识，要不就有亲属关系。优越性和舒适的境遇强加给贵族和绅士们自我繁衍的责任，他们也喜欢大家庭：五六个孩子很正常，七八个不算罕见，九个或更多也不是没听说。阿伯康公爵（Duke of Abercorn），索尔兹伯里政府中乔治·汉密尔顿勋爵的父亲，就有六个儿子、七个女儿；第四代利特尔顿男爵，格莱斯顿的连襟，阿尔弗雷德·利特尔顿的父亲，有八个儿子、四个女儿；格莱斯顿手下的印度大臣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有十二个孩子。兄弟姐妹相继结婚，再婚也为数众多，导致每个人都和几十个家庭有亲属关联。每天相遇在各自家中、在赛马会、在狩猎场、在考斯（Cowes）快艇俱乐部、在皇家学院、在法庭、在议会的人们，多半是与他们的远房堂兄妹、大伯、小叔、妹夫或连襟的叔叔、继父的姐姐或那一边舅母的侄子碰面呢。所以组阁时，内阁成员与首相沾亲带故难以避免，也就不能说是裙带关系了。在1895年的内阁中，战争大臣兰斯顿勋爵与乔治·汉密尔顿勋爵的妹妹结的婚，而兰斯顿之女又嫁给了枢密院大臣德文郡公爵的侄子，也是这个爵位的继承人。

有人说，英国的统治者“彼此在威斯敏斯特[9]之外都很了解”。他们曾在一起上学，去的是最受欢迎的两个学院：牛津的基督教会学院或剑桥的三一学院。未来的首相在一同成长——罗斯伯里和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基督教会学院，紧邻其后的贝尔福和亨利·甘贝尔-班纳曼爵士（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在三一学院。不过贝利尔学院才是政治家的温室。强大的院长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不加掩饰地将他的教育才华施展在聪明的本科生身上——“那些社会地位可以使他们当上高官的人”。基督教会学院直接被称作“议院”（House），栖息着有钱有产的贵族。90年代统治英国的这批人还年轻的时候，学院的一把手是利德尔教务长（Dean Liddell），他长相英俊、风度翩翩且令人生畏，有个女儿爱丽丝，被一个名叫查尔斯·道奇森[10]的卑微的数学教师爱慕。“议院”的活动主要是猎鹿、赛跑、一种不那么认真的板球运动以及“永无休止的晚宴，以及，与他们所认为的世界上最好的同伴共进晚餐”。

这些同伴晚年写回忆录时，前面的页数会充满脚注，指出作者学生时代的查尔斯、阿瑟、威廉和弗朗西斯就是“后来的帝国总参谋长”或“后来的南安普顿主教”或议会议长、雅典公使等。数年的交情使他们彼此熟悉，托别人帮忙也很自然。1898年23岁的温斯顿·丘吉尔想参加苏丹远征，却遭到该军总司令赫伯特·基奇纳（Herbert Kitchener）的坚决反对。但事情并非毫无希望。温斯顿的祖父，第七代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曾在迪斯雷利的手下与索尔兹伯里共事。已经是首相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和蔼地倾听过这个年轻人的讲话，也答应会帮忙。但这回事情紧急，温斯顿决定依靠“我从幼年起就在社交场合见过很多次面的”私人秘书肖伯格·麦克唐纳（Schomberg McDonnell）勋爵。在后者更衣准备赴宴时温斯顿找到了他，讲明原委，“这个殷勤的人便说‘我马上去办’，然后果然丢下饭局出了门”。如此一来事情就解决了。

这些人受教育的模式完全一样，而教育的目的也不一定在于科学的精神或精确的头脑，而是“优雅的风度”，只有具备了这一点，才有资格做一位英国绅士，受教育者也必须不可动摇地将绅士身份视为人间之大善。这样一来，作为绅士就有义务达到预期的标准。每个伊顿男孩的宿舍里都挂着巴特勒夫人那幅著名的、关于马如巴山惨败的画[11]。画中一位军官上举佩剑，高喊校训“Floreat Etona”[12]，冲向死亡。由此可见，英国军官们重勇轻谋的现象与伊顿灌输的理念分不开。但是做一个伊顿人，就要“吸收一种轻松自然的优越感，拥有一种毋庸置疑的至高意识”。披挂着这层盔甲，他们对自己所在的世界平和而自信，对身处其外的人表示遗憾。某次，查尔斯·坦南特勋爵和同伴去打高尔夫球，当他们准备驱车时，被一个陌生人粗暴打断，他挤过去把自己的球放在了球架上。震怒的同伴准备爆发，却被查尔斯勋爵劝了下来，“算了，别对他生气了。他应该不是个绅士吧，可怜啊可怜”。

这种奇妙的状况成了所有欧洲大陆贵族们艳羡和模仿的对象（也许只有俄国人除外，他们说法语，不模仿任何人）。德国贵族忙着娶英国妻子，穿苏格兰粗呢和连袖大衣，而法国上流社会的中心是赛马会（Jocky Club），成员们打马球、喝威士忌；有法国萨金特之称的厄洛（Helleu）为他们画肖像，画面上充满猎狐者所穿的深红色。

以马术语言来想象他们的崇拜对象并非怪事。英国绅士若没有马是无法可想的。自从第一个骑上马的人获得高人一等的身高和速度（马镫发明之后还意味着额外的攻击力），马匹就把统治者和臣民区分了开来。骑在马背上就是权势的象征，而世界上没有哪个阶级比英国贵族更看重马，将其视为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它[13]象征着他们的能量。当时的一位作家想描述郡县的寡头政治形态，使用的也是马术语言。他写道，社会的组成一方面是“少数上流贵族，生来就穿着带马刺的长靴，而剩下的是昏暗的劳苦大众，生来就被套上鞍具和缰辔，被骑跨、受支配”。

在1895年，马仍然是上流社会不可或缺且无处不在的物事，就像仆人一样，不过与后者相比，显然备受珍爱。它提供了行动工具、职业和谈论的话题；它激发爱、勇气、诗与强壮的体力。赛马是国王的运动，骑兵是战争的精英，而马是这两者的核心。一位英国贵族充满乡愁地回忆青年时代，那个年头“我在马鞍上思考人生，与天堂近得不能再近”。

周日晚上的塔特萨尔（Tattersall）走廊和歌剧院一般热闹。上流社会聚集此处，观看要在周一卖出的马匹。人们不是简单地去纽马基特（Newmarket）看赛马，他们在那附近有房子，或者在集会时租房住一阵。比赛由赛马会的三个执事掌管，他们做出的决定是没有上诉空间的。索尔兹伯里政府的三位内阁大臣：亨利·查普林（Henry Chaplin）先生、卡多根伯爵（Earl of Cadogan）和德文郡公爵都曾担任过赛马会执事。拥有一匹种马并饲养赛马要花费不少钱财。罗斯伯里勋爵娶了银行世家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的女儿，在1894年当上了首相，同时还赢了德比赛马大奖。他收到了昌西·戴普（Chauncey Depew）从美国发来的电报——“除了天堂你别无所求”。然而戴普低估了罗斯伯里，他在1895年和1905年又赢了两次德比赛马大奖。威尔士亲王在1896年得了奖，用的是体格健美的褐色马“柿子”，由他自己的种马培育；1900年他用“柿子”的弟弟“钻石朱比利”再次获胜；第三次是在1909年，用的是一匹叫“藤井”（Minoru）的马，那时他已经是英国国王了。这也是赛马大奖第一次被在位的君主夺得，艾普森全镇欢悦不已。当代表皇家的紫色、鲜红和金黄展现在塔特萨尔街角时，人群欢呼雀跃；当“藤井”与竞争对手肩并肩狂奔时，人们激动到了疯狂的地步，看见它险胜时更是喜极而泣。他们冲破围栏，轻拍国王的后背，紧握他的手，“甚至警察也挥动头盔，不断喝彩，把嗓子都喊哑了”。

著名的“鞭子”朗兹伯勒勋爵（Lord Londesborough）荣誉也不少。作为四轮马车俱乐部的主席，外号“风头人物”，其人相当优雅有派头，打扮时髦，他的曳车马也以“光泽，速度和风格”而闻名。曳车马可不仅仅是装饰品，还是至关重要的交通工具，他也不失时机，发泄暴躁的脾气。1900年，查尔斯·达尔文的一位侄女出席罗伯茨勋爵（Lord Roberts）远航南非的仪式时，她只看到船，而没见到罗伯茨勋爵本人，因为“马车必须中途折返，不然马可能太累了”。而她的姨妈莎拉（也就是威廉·达尔文夫人）去剑桥买东西，路程一旦超过10英里（约16千米），就必须让马车先回去，她再搭乘出租马车完成购物。

但骑马打猎才是骑手真正的热情所在。身边跑着猎犬，在开阔的丘陵上骑马飞奔的感觉就如威尔弗里德·斯科恩·布朗特（Wilfrid Scawen Blunt）在一首十四行诗中所说的——“马生双翅，我成了神”。打猎的兴奋、危险与美更是猎狐人永恒的追求：猎手号角尖啸；猎犬兴奋号叫；红衣骑士奔跑川流，一袭黑衣的女士在横鞍侧坐；横跨河岸、栅栏、石墙、沟渠的跳跃；甚至冲撞、断骨和把人冻到发疼的冬旅夜归路。如果说，在那个时代，作为有闲阶级活着是一种幸福，那么打猎则称得上是一种狂喜。此项运动的爱好者——无论男女——一周中有五到六天都要出来打猎。据说拉特兰公爵（Duke of Rutland）的私人牧师诺克斯先生在他的白袍子下穿着长靴和马刺，“甚至在讲坛上都想着马”。公爵一家总能根据诺克斯先生的晨祷速度推测他当天是否打猎。

索尔兹伯里勋爵内阁受人欢迎的“护卫”亨利·查普林（Henry Chaplin）先生被视作英国乡绅的典型。他对于自己在议院中作为农业利益的代表是非常重视的，但他同样重视自己作为布兰克尼猎犬队驯马师的身份，有时还分不清这两个职责中的哪一个更优先。辩论或内阁开会时，他在官方纸张上画马以消磨时间。当他作为大臣需要出席质询时间时，他会安排一辆特别列车，带他去第二天打猎集结的地方。火车会在站与站之间停下，身穿白马裤红上衣的查普林先生走出来，爬上路堤，他的马夫和马匹正在那儿等着呢。由于他的体重有250磅（约110千克）以上，他总在寻找体格庞大，能扛得住他的马，而且经常“在一天之内累坏好几匹马”。“看他骑着大马，雷鸣般跳下栅栏真是一幅景观。”有一回，草场被高高的树篱围住，唯一的空隙处栽着一棵小树，被高度4英尺（约1.3米）的铁笼保护着。“有人喊着要斧头或刀，但是护卫正以40英里（约64千米）的时速冲过来，戴着单片眼镜的他，除了树篱的空隙什么都没看见。谁都拦不住他了，就连那棵小树也不例外，因为他的重量再加上马已经把树给撞断了，轻松得就像掰断一根细棍一样。他骑马跑开，完全没有意识到树的存在。”

作为驯马师，除了要维护自己的马厩以外，还要负责育种和保养一群马，这也不是小事。查普林先生热情高涨，曾经奢侈到保养两群马，可以同时进行两场捕猎，而且他还有一匹赛马、一处在苏格兰的猎鹿林，与此同时，还要招待他那花钱大手大脚的朋友——威尔士亲王。最终导致他自我毁灭，丢掉了家产。1911年最后的一次打猎中，当时已经70多岁的他被抛下了马背，摔在地上，断了两根肋骨，肺部也被刺穿。但在被抬回家之前，他还坚持要在最近的村庄停留，给下议院的保守党党鞭发电报，以告知他将无法出席晚上的选举。

后来进入内阁，成为爱尔兰政务司长的乔治·温德姆也与查普林先生相似，在打猎爱好和政治责任之间难以取舍。温德姆的特殊情况是，这份责任多少还有野心的成分，因为他非常想当首相。再加上他也写诗，并在艺术和文学上颇有造诣，人生对他来说确实充满艰难的选择。某个爱好打猎的朋友奉劝他“别为了政治而牺牲人生，要做给亨利·查普林看看，把年轻时美好的期待变成现实”。要拒绝这个建议、舍弃无忧无虑的生活并不容易。想想看，绅士们穿着粉红色的上衣用早餐，戴着围裙以保护他们粉笔一般白的马裤；圣诞之夜，引用温德姆的描述，“我们39个人一起吃晚饭”，第二天打猎的有30人。“今天大家又一起出去了……我们仨冲在最前面（跟在我们身后最近的也在50个马身之外）。其余的都不见踪影。我们像雄鹰一样展翅飞翔在草场。场面太激烈了，无法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定在一码之内。我们猎杀能逮住的任何东西，猎犬在我们周围欢叫。谁也赢不了谁。真是好时光……这就是打猎的乐趣，什么都无法与之相比。”

比猎狐的历史更悠久，骑手最早的角色是在战争中。骑兵自认为是军队的精华，他们引人注目之处也确实更在于社会声望，而非思考或想象力。他们“对自己很有信心”，一位曾经的骑兵军官写道，“那种超群的自信属于这个阶级、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在加入军队的头几年，他们每天端着枪，每周从马背上摔下头着地，从而保持“一种长期麻木的糊涂状态，这是每个骑兵军官的追求”。驻扎在印度的军队在当地练就的马球是骑兵们的爱好，骑兵训练是他们战略手段的顶点。英国的军事领导人也是骑兵出身。他们对骑兵训练的信赖不亚于对英国圣公会的信仰。骑兵军官的典型形象是第十轻骑兵那格调不凡又平易近人的布拉巴宗上校（Colonel Brabazon）。作为威尔士亲王亲密的朋友，他“闻名宫廷、俱乐部、赛马场和狩猎区……是伦敦社交圈最耀眼的明星军人”。身高6英尺（约1.82米），面庞干净匀称，眼珠灰亮，下巴强壮，他漂亮的八字胡连德国皇帝都会嫉妒。他的想法也与外貌相称。1902年，作为义勇骑兵队指挥官在国防委员会前为布尔战争的经验教训做证时，布拉巴宗将军（他现在已经是将军了）“详细讲述了他与敌人短兵相接的经历，以及在交战中使用骑兵的理论，令委员会震惊”。根据伊舍勋爵（Lord Esher）对国王的报告，布拉巴宗在陈述中“重申他对提供给骑兵的武器的长期质疑，并表明他对战斧武装突击战术的偏爱”。他以“标志性的殷切口吻”做证，“描绘了骑兵在这种条件下突击的生动场面，冻结了委员会成员的想象”。接下来他们又听到道格拉斯·海格上校（Colonel Douglas Haig，其后升任南非战争骑兵部总参谋）对废除长矛的提议的强烈谴责，并且他坚持认为arme blanche，即骑兵的马刀，也是很有效的武器。

在乡下的家中，在佃户、佃农、庄稼和动物的围绕下，整个地区的民生都由贵族的产业主导，“那座房子”是大头，而村庄本身微不足道。贵族之家拥有土地，租赁出去并获得收入，世代相袭。英国的权贵如鱼得水，畅游在天赋的环境中。从孩童起，他就沉浸于自然，陪伴他的是天空、树木、田野、鸟雀，以及林地里的鹿。“生长的家园给了我们得天独厚、超越一切的美景。”弗朗西斯·贝尔福夫人写道。那些贵族庄园——马尔伯勒公爵的宅邸布莱尼姆，德文郡公爵的查兹沃斯，彭布鲁克伯爵的威尔顿，沃里克伯爵的沃里克城堡，萨克维尔家族的第诺尔庄园，索尔兹伯里家族的哈特菲尔德——有三四百个房间，一百个烟囱，房顶大得要以英亩计算面积。那些没这么豪华的宅邸通常居住的时间更久，比如雷尼绍，西特韦尔家族在此居住了至少700年。无论宅邸大小，房主从没停止过改变房屋的布局，改进周围的景致。他们移走或创造山丘，变出湖泊，改动溪流，通过树木创造狭长的远景，定格于大理石造的亭子，吸引眼球。

他们的房产数量也不断增长。都市住宅、家族地产、第二处乡村住宅、北方的狩猎屋、苏格兰的第二处狩猎屋，甚至在爱尔兰有座城堡也不稀奇。索尔兹伯里勋爵除了哈特菲尔德和伦敦阿灵顿街的房产外，在肯特郡的迪尔有座城堡，在多塞特郡的柯蓝伯恩有座庄园，在法国还有别墅。如果他喜好运动，恐怕还会在苏格兰买房，在艾普森或纽马基特附近添置赛马。大不列颠境内有115人各自拥有超过5万英亩（约2万公顷）的土地。这其中的45人土地数量超过10万英亩，尽管这些土地大多位于苏格兰，无法耕种，产生的收入不多。大约有60到65人（都有贵族头衔），拥有5万英亩以上的土地，收入也超过5万英镑，这其中又有15人——7位公爵、3位侯爵、3位伯爵、1位男爵、1位从男爵——土地收入超过10万英镑。在拥有4450万人口的大不列颠，2500位地主各自拥有超过3000英亩（约1214公顷）的土地和超过3000英镑的收入。

收入低于160英镑的人无须为所得缴税，大约有1800万到2000万人属于这个范畴。这些人中有300万是白领或从事服务业——公司职员、售货员、零售商、客店老板、农场主、教师——平均年收入75英镑。1550万是体力劳动者，包括军人、水手、邮递员、警察，以及从事农业和家政的人，他们的收入不足50英镑。“贫困线”估算是在每年55英镑，也就是每周21先令8便士，以此供养一家五口人。大户人家的佣人睡阁楼或没有窗户的地下室，农工则需付每周1先令的房租，而且清晨5点号角一响就要拿起镰刀和犁开始工作，直到黄昏。房子一旦漏水或腐朽，只能仰仗地主派人维修。当他们年老体弱，无法继续工作之时，除非地主愿意为其养老，否则就只能去条件恶劣的救济院了此一生。为家族产业服务的人——马夫、园丁、木匠、铁匠、送奶人，以及农工——他们也世代定居于所在之处，时间并不比主人短，却“全心全意、满腔热情地”为其提供服务，“这甚至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

打松鸡的季节从8月开始，直到次年1月议会重开的这段时间是地主们的狂欢季，他们拜访亲朋好友的宅邸，举行长达一周的聚会，客人从20到50人不等。而每个客人还要带上自己的仆人，那么东道主就要供养百十来号人。有一次在查特斯沃思，前来赴宴的竟有400多人，在此居住直到宴会结束那天。射击是备受喜爱的消遣方式，也被认为是毅力和射击技巧的体现。一架装弹器、三四把枪，一大群驱猎夫不受限地击落隐藏在树林中的小动物，收获满满。从这个郡到那个县，再进出苏格兰，伴随他们足迹的是无数死去的鸟和野兔。乡绅们总是在路上：去桑德灵厄姆和亲王射击；去威尔特郡和博福特公爵打猎（穿蓝色和浅黄而非红装），目标是苏格兰湖泊、悬崖和人迹未到的丛林中的鹿（“低一点儿，老爷，低一点儿”——查普林先生为了拉近距离以射击雄鹿，不惜在地面爬行，苏格兰向导和他耳语道：“您的下盘太突出，恐怕鹿会看到您哪”）。这是圣诞宴和成年宴的保留节目，贵族们偶尔也会借此在德国洪堡、法国马伦巴换换口味。

早晨绅士们在旷野上潇洒，淑女们则戴着帽子用早餐，穿着精美而慵懒的茶会礼服——“贴着金属亮片的淡绿绸缎，黑貂褶边领饰，薄丝轻纱”，统治下午茶时光。其后正式的晚宴当然要盛装晚礼服参加。从早到晚，成群的仆人悄无声息地走动，奉上早茶和《泰晤士报》，搬运洗澡水和壁炉煤块，每天为花瓶更换鲜花，小声说“阁下正在书房”，吃饭时间负责敲锣，还要熬夜等候，为准备入睡的夫人小姐卸下紧身褡。

每个参加聚会的客人都有一个铜框镶嵌的名牌，放在卧室门上，还有一张名片卡放在食品储藏室的电铃指示器旁。在分配房间时，众所周知的私情要被考虑在内，即便肇事男女没有承认。只要愤怒的妻子或戴绿帽的丈夫不引发公开的丑闻，这些组织内部的不忠就可被默许继续。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下层社会知道任何不端的行为。在这一点上有严格的准则。在封闭的统治阶级，把任何成员的信息泄露给外人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绝对不能出现离婚法庭的上诉，任何对本阶级名声不利的宣传都无法容忍。如果，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比如丈夫完全拒绝在此事上妥协，并以行动相逼，整个上流社会的权威人士——甚至如果必要的话，包括威尔士亲王（尽管他这方面的履历不佳）——都会集体出面，阻止事态发展。他们会提醒这位丈夫，他绝对不能以这番暴露来牺牲阶级的利益，在庸俗大众的凝视下保持体面和清白是他的责任。被慑服的丈夫只得顺从，即便代价是20年不和他的妻子私下交谈（有一对夫妻就是如此）。

在他们那纸醉金迷的世界，自我放纵是自然法则。昼伏夜出的波特兰公爵（Duke of Portland）和脾气暴躁的独裁者西特韦尔勋爵（Sir George Sitwell）、威廉·伊登（William Eden）勋爵那样有名的怪人不过代表了他们这个阶级里随心所欲的习惯走到了极端的人。但对于大多数有钱有势者而言，拥有好脾气并非难事，因为已尽一切努力让他们不受打扰，生活得惬意舒适而美好。

结果他们更加高傲、不可一世。布拉巴宗上校某次乘火车迟到，被告知去伦敦的车已经开走，他指示站长：“那就再给我开一辆过来。”不愿忍受在寒风中等车的待遇，或嫌站站停的慢车旅程太长的绅士们习惯买专列车票，平均每张25英镑。这其中不少人，就像维多利亚女王一样，从未见过火车票长什么样。女士们的连衣裙独一无二，由沃斯或杜塞独家设计，他们对每位顾客都专心投入，像给她们画肖像一样。“为了和别人不同”，英国出身的美女黛西，普勒斯王妃（Daisy，Princess of Pless）让人在她宫廷服的裙裾上绣了“真正的紫罗兰做的流苏”，即透明蕾丝内衬蓝色雪纺，再加少许金亮片。

在特权的哺育下，权贵们茁壮成长。索尔兹伯里勋爵政府官员中至少有五位重要的大臣身高6英尺（约1.83米），远远超过当时的正常身高。内阁中的19人中，只有两位没有活过70岁，有七位超过了80岁，还有两位超过了90岁，而当时男性的平均寿命，如果从出生算起是44岁，从活过21岁的开始算起也只有62岁。特权供给的饮食给予了他们优良的品质，用沃里克夫人的话说：“这就是气度！”

远处不时传来隆隆的响声。他们隐约有些担心以后出现的变革会扫了他们的兴。绅士们在茶余饭后谈论民主的壮大和社会主义的威胁。报纸的漫画上，英国佬约翰牛隔着篱笆，看着一头名叫“工党”的牛。大多数人意识到问题，却没有认真去想当前秩序之下的重大变动，但有一些人却忧心忡忡。年轻的阿瑟·庞森比勋爵每天经过威斯敏斯特到滑铁卢桥的筑堤时，都看见“由无家可归者和可怜的弃儿组成的肮脏人群，睡在长椅上”，他和他父兄的朝臣式传统断绝关系，成了社会主义者。沃里克夫人努力扼杀追求享乐的生活中产生的婆婆妈妈的疑惑，“像疾病发作似的，一再投入慈善事业”。她沉溺于此是出于“一种强烈的、要把事情办好的愿望，同时她也深信现在的情形是不好的、不公正的”。1895年，沃里克夫人读到信奉社会主义的编辑罗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在他的报纸《号角》上写的文章，抨击在沃里克城堡举行的、庆祝她丈夫继承爵位的舞会。她怒气冲冲地跑到伦敦，对抗她的敌人，而将满屋的宾客弃之不顾。她向这位编辑解释，沃里克的庆典聘用了许多因为天气寒冷无工可做的人。布拉奇福德先生转而向这位美丽的访客解释了生产性劳动的本质以及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则。她回到沃里克，神情恍惚，并从此将精力、钱财和影响都用来传播这些新思想，令她的小圈子痛苦不已。

但沃里克夫人是个例外，并非潮流。1895年的英国有着一种毫无矫饰的优越感，激起邻国的怨恨。“光荣孤立”的态度不仅是心理状态，也是既成事实。英国没有特别担心潜在的敌人，不承认结盟的必要性，也没有朋友。在一个他国的精力不断突破旧有的界限的世界中，这样幸福的状况是难以持久的。7月20日，索尔兹伯里政府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就突然受到意外挑战，来自出人意料的地方——美国。此事关系到英属圭亚那和委内瑞拉之间长期争议的边境。委内瑞拉宣称英国的领土扩张违背了美国的门罗主义，刺激美国撑开她著名的保护伞，并坚持仲裁。尽管美国总统格洛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拥有正常而合理的判断力及足够的常识，他的国民却自信心膨胀。正如英国作家吉卜林所指出的那样，法国冲着德国，英国冲着俄国，美国冲着英国发泄沙文主义情绪——英国是唯一可以合理地“让美国演说家践踏”的国家。7月20日，克利夫兰的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照会大不列颠，说，对门罗主义的漠视将被“视作对美国的不友好举动”。而且，他不加掩饰地把美国描述为“控制局面的大师，在所有挑战者面前都几乎无懈可击”。

在外交界，这番好斗的语言令人称奇，但奥尔尼却是有意为之，因为如他所说，“在英国人眼中，美国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他认为“只有用爆炸效应的词句才能起到效果”。但这番言语并没有引起同时担任外交大臣的索尔兹伯里勋爵的重视。他对这种刺激不屑一顾，就像他不会对裁缝突然提出的决斗要求做出反应一样。外交政策是他20多年来的专长。1878年他陪同迪斯雷利参加柏林会议，纵横捭阖于纠葛多年的近东问题。他处理的方法不同于受威尔士亲王仰慕的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后者“既知道自己的想法又坚决果断”。但外交事务已不再像帕默斯顿勋爵得势的年代那般直截了当了。索尔兹伯里勋爵并不追求戏剧性的成功。他说，赢得外交胜利靠的是“一系列微小的优势；这里一项明智的建议、那里一次适时的礼仪、这一瞬间聪明的退让、那一刻富有远见的坚持；戒备不懈的机敏手段、坚定不移的沉着和耐心，不会被任何愚蠢、刺激或错误而改变”。但他认为，不值得在民主的美国身上使用这些高雅的策略，正如同他认为赋予工人阶级选举权是太抬举他们了。他直接把奥尔尼的照会搁置4个月。

当他终于在11月26日回复照会时，不过冷冷一语：“委内瑞拉的争议边界与门罗总统处理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并断然拒绝仲裁“在委内瑞拉共和国出现之前就属于英国王室的边境”。他甚至懒得理睬外交的首要原则：留有协商余地。这种断然的冷落连克利夫兰都吃不消了。在12月17日给国会的通信上，他宣布美国调查委员会已经研究并确定了一条边境线，英国超越此线的任何扩张都将被视为“故意侵犯”美国的权利和利益。克利夫兰成了英雄，主战的旋风席卷美国，纽约《太阳报》宣告“战争必要”。“战争”一词被任意使用，好像它只是关系到远征印第安易洛魁人或非洲巴巴利海盗。

英国惊愕了，政党之间意见迥异。自由党为索尔兹伯里勋爵傲慢的口气而羞耻，保守党为美国的放肆而愤怒。“任何一个有帝国本能的英国人，”保守党记者及小说家莫利·罗伯茨（Morley Roberts）在不可避免地致函《泰晤士报》时写道：“都会对门罗主义嗤之以鼻。南北美洲的最强者是英国而不是美国；只要我们不离开，没有哪只共和国的狗敢叫。”虽说语气上过了火，但愤慨之情却是真切的。虽然大西洋两岸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荒谬，火药味却不断升级，血液也沸腾起来。权力与繁荣中产生的侵略性很难终止，幸运的是，第三方势力转移了注意。

没有谁比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更能引起其他国家的憎恶了，以至于他被称为那个时代的催化剂。他始终迫切地要强调自己和德国的重要性，要起作用，要亮个相，要扭转历史的轨迹，他从不错过任何机遇。他渴望拥有重大影响力，事实通常也正是如此。

1895年12月29日，德兰士瓦（Transvaal）的布尔共和国与英国的开普殖民地之间经年累月的冲突终于在詹姆森突袭行动中爆发了。英国是名义上的宗主国，布尔共和国实际是个独立的国家，它阻碍英国往非洲南下的行军，也压迫着在南非的侨民（Uitlanders）——包括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淘金者，他们大量聚集并安顿在德兰士瓦，直到有一天在人数上超过了布尔人，但是并没有获得投票权或其他任何公民权利，他们为此而委屈抱怨，骚动不安。受帝国主义急躁的天才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的启发，詹姆森博士率领600名骑手来到边境，欲掀起广大侨民的起义，以推翻布尔政府，将南非共和国归入英国的统治。他的军队受到包围，并在三天内就被抓获，但他的使命却引发了一连串事件，全部影响将在四年之后才显现。

这个时刻给了一直留意的德国皇帝趁虚而入的机会。他致电布尔共和国的克鲁格总统，祝贺他在“不借助友好的外力”的情况下击退了入侵者。言下之意很明显，他们可以在以后利用这样的帮助。霎时间，英国人注视的目光就像网球赛场观众的头一样，从美国转向了德国；英国人的愤怒也从克利夫兰总统——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危险人物——转移到了德国皇帝身上，后者扮演这个角色是再合适不过了。他最惧怕的就是德国最终被包围，而克鲁格电报为促成此事功不可没。它所显示的敌意令英国人震惊。从那时起，英国的政策制定者开始担心，看似光荣的孤立是否会造成危险的后果。

1895年是充满震惊的一年。就在保守党上台的两个月前，还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震惊了整个社会。根据刑法修正案第十一条对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和定罪——男性之间有伤风化罪——毁掉了一位卓越的作家和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人的颓废心境。

颓废是什么？两年前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引起广泛讨论的著作《堕落》深化了这个概念。诺尔道以600多页的皇皇巨著，不断升级的歇斯底里追溯到：颓废这一现象潜伏于左拉的现实主义、马拉美的象征主义、梅特林克的神秘主义、瓦格纳的音乐、易卜生的戏剧、马奈的绘画、托尔斯泰的小说、尼采的哲学、耶格博士（Dr. Jaeger）的羊毛衣、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女性服装、疯狂、自杀、神经疾病、毒瘾、性放纵之中。所有这些联合起来，造成了一个缺乏自控、纪律或羞耻心的社会，“向既定的灭亡前进，因为这个社会已筋疲力尽，无法完成伟大的使命”。

遵守颓废派守则的王尔德，已经埋头致力于自我毁灭了。作为唯美主义者、享乐主义者和智者，他迄今为止都被成功的珐琅保护着。他无与伦比的言谈使他的朋友着迷，正如他的戏剧作品令公众着迷一样。但他艺术家式的自大演变为自负，胃口也越来越大，身材因而变得肥胖松散，还长了双下巴，一位朋友也说：“他所有不好的地方都逐渐在他的脸上显现出来。”成功也没能使他满足，因为餍足意味着他必须去品尝毁灭的终极感觉。“我是个问题，”他很有自知之明地说过，“而且没有答案。”他以诽谤罪状告昆斯伯里侯爵（Marquess of Queensberry），从而促成了自己的被捕。接踵而至的审判剥去了上流社会谨慎的屏风，每个人都可能看到邪恶那苍白的微光，令他们战栗：淫媒、男妓、敲诈勒索，就连宾馆幽会也有仆人和马夫陪同，由船夫负责从海岸边接送。昆斯伯里侯爵之子，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却没受到任何指控，尽管这位花一般诱人的美少年与王尔德分享了这些罪恶，是王尔德陪伴和爱慕的对象。阿瑟·萨默塞特勋爵（Lord Arthur Somerset），贝尔福公爵之子，也是威尔士亲王的朋友，在1889年一次警察突袭行动中被抓获于同性妓院，但他也没受到指控。他被允许在欧洲大陆继续过同样的生活，王子还央求索尔兹伯里勋爵同意此君偶尔低调回国看望父母，而“不必担心因为那项可怕的指控遭到逮捕”。

彼时担任《双周评论》编辑的弗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认为休戚与共的统治阶级会同样保护它的朋友王尔德。他认为所谓贵族式偏见就是偏袒杰出的人，对于勋爵、百万富翁和“天才人物”都是平等的。他错了。作为艺术家兼知识分子，在罪孽深重的当口被抓，王尔德唤起了庸人们的号叫，英国公众进入了最强烈的一次周期性道德痉挛中。法官很恶毒，公众在谩骂，他所取悦的上流社会背叛了他，出租车司机和报童交换关于“奥斯卡”的粗俗笑话，新闻业也斥责他，他的书被撤架，连《诚实可贵》的戏单也把他的名字给涂掉了，这可是当时令观众着迷的、王尔德最得意之作。有绅士风度的社会主义者H·M·海因德曼（H.M.Hyndman）说：“他的陨落，据我所知，乃文学界最令人扼腕之事。”此后，世纪末颓废的黄烟在英国消散，欧洲大陆也快了。

索尔兹伯里年末任命的桂冠诗人与王尔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任命此人是推崇“体面”的最佳方法。自从丁尼生1892年去世，桂冠诗人的席位就一直空着，因为非常重视文学的格莱斯顿和罗斯伯里勋爵都找不到配得上这个称号的人。斯温伯恩（Swinburne）的习惯和观点都很恼人，所以很遗憾，“完全没有可能”当选（尽管格莱斯顿“仰慕他的天才”），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是社会主义者，哈代当时仅以小说闻名，尚且稚嫩的诗歌才华又过于怀旧。年轻的印度裔诗人吉卜林在1892年出版的《营房歌谣》中显然文风雄健，很有帝国气概，但是风格稍显粗糙，所以，他和W·E·亨利（W.E.Henley）、罗伯特·布里奇斯（Robert Bridges）都没能入选。其他的人选都很平庸，其中一位叫刘易斯·莫里斯（Lewis Morris）爵士的，他发起了一段对话被称为“英国最自然的妙语”——著有《地狱时代》的莫里斯特别想成为桂冠诗人，在王尔德毁灭前向其抱怨：“我背后有个沉默的阴谋，沉默的阴谋啊，奥斯卡。我该怎么办？”“加入他们吧。”王尔德回答。

桂冠诗人就像主教，谁当都一样。出于这个原则，索尔兹伯里就任首相后任命了阿尔弗雷德·奥斯汀（Alfred Austin）。一个很有保守党色彩的新闻记者，《国家评论》的创刊人和编辑，奥斯汀也在特殊场合，比如迪斯雷利去世时，写过热情洋溢的诗文。当一位友人指出他的诗中有语法错误时，奥斯汀说：“我不改动这些东西，它们可是上天的旨意。”他身材矮小——只有5英尺（约1.65米），有张圆脸和整齐的白须。他以拉丁文“外交”署名，撰文为保守党外交政策歌功颂德，因而和首相有私交，也是哈特菲尔德的常客。他的事业开始于1870年，担任战争通讯员，获得了在凡尔赛宫采访俾斯麦的机会，30年后被迫得出痛苦的结论：德国在1859—1870年的战争中，“毫无疑问地诉诸阿尔弗雷德大帝或任何现代英国首相都不会使用的手段”。他迄今卖得最好的书是一本关于英式花园的散文作品，但是在当上桂冠诗人的两周内，他便超越期待，在《泰晤士报》发表了一首诗，庆祝詹姆森博士的功绩：

黄金城里有姑娘，

也有母亲和小孩！

她们哭喊，快点儿！多可怜！

勇敢的男儿该如何？……

于是我们骑马涉水前往，

我们的马儿也拼了命，

先往东去，再往北走，

跨越徐缓起伏的原野……

这首诗引发的欢乐传到了女王那里，她问起了索尔兹伯里，后者不得不承认，这位新任桂冠诗人的首次感情流露“很不幸地获得了低级剧院宾客的喜爱，他们热情地配曲唱这首诗”。索尔兹伯里从没有费劲解释为什么选了奥斯汀，除了一句即席的回应“他想要嘛”；但如果说这项选择没能使英国诗歌增光，它至少也精明地迎合了英国人的心态。

正如一位美国观察家注意到的，英国人即便作为反对派在野，深信台上的人在毁坏国家时，也自认为是全世界管治得最好的公民。英国的政治制度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他对政治家的正直清廉也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奥斯汀正反映了那种舒服的自豪感。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光辉的夏天，一位访客发现奥斯汀在他乡下的家中，穿着亚麻衬衫、戴着巴拿马帽，坐在柳藤转椅上和佩吉特夫人、温莎夫人亲切交谈。他们决定轮流说出各自心目中天堂的模样。奥斯汀的想法很高尚。他希望能坐在花园里，不断收到电报，交替地宣告英国在海上战场及陆地战场获胜的消息。

很多人取笑阿尔弗雷德·奥斯汀，理由很简单：他矮小、傲慢，写的诗也陈腐不堪。但不可否认，他的上述愿望中含有一些简单、忠诚而确定的东西，即对国家完全而幸福的爱意，不承认它有任何不足之处。这种心态就像里布尔斯代尔勋爵的外貌一样，后世再也不可能出现。

既然保守党已取代自由党，上议院便可仰起身子，舒服地走他们的老路——那就是尽量少做事。在自由党执政的最后几年，上议院站起来阻止激进法律引发的“悲剧”，撵走了一项雇主责任法案、一项促进地方政府民主化的教区会法案，以及最后的爱尔兰自治法案。1894年3月，格莱斯顿在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次演说中庄严地警告，两院“根本属性”上的分歧在过去的一年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在崇高原则和深度重要性上矛盾巨大、摩擦频繁”，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自由党在台上时，关于上议院改革，以纠正失衡的提案很多，但是既然现在和谐已经取代冲突，情形也就不再紧迫。人们忘记了格莱斯顿的警告，上议院的议员也恢复了他们惯有的休眠状态。

在560位上议院议员中，许多“边远”贵族——这是他们的称呼——从来都是缺席的。其余不少人只有危机发生时才会过来。只有不到50人定期出席议会。用牛顿勋爵（Lord Newton）的话说，这是“世界上脾气最好的集会”，他们的发言如果放在下议院5分钟就不会有人听了。辩论也“总是很礼貌”，很克制，到了“超然甚至是冷淡的地步”。政党间的憎恶被“蓄意的谦恭”所掩盖。听众们也不振奋，特别是对于自由党人的演说，自由党领袖罗斯伯里勋爵抱怨“所有听众都满副倦容、极为厌烦”。

索尔兹伯里担任首相时，整个上议院都在他的支配之下，尽管名义上的统治者是上议院大法官，也就是议长。这个职位此刻被哈尔斯伯里勋爵（Lord Halsbury）所占据，他来自英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这个家族的创立者曾战斗在黑斯廷斯，后来被威廉二世封为白金汉伯爵。尽管这个头衔没有延续到下一代，这个家族却以饱满的精力坚持不懈，虽然并非富有。现在这位兴致高昂的大法官已经72岁了，他还将再活26年之久。一位外形矮胖的匹克威克式人物，短腿、红脸，耳边一簇白发，表情也有幽默感。尽管态度和蔼，哈尔斯伯里勋爵却是位强硬的对手，在法庭上很执拗，拥有精确到不留情面的记忆。因为家境窘迫，他一直在家接受父亲的教育。他的父亲是位律师，也是保守党的高级日报《标准》的编辑，每天教他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直到凌晨4点。纽卡斯尔公爵仰慕他的文采，想把他的三个儿子送到牛津读书，却被这位正直的父亲拒绝。虽然他最小的孩子还是去了莫顿学院，很快便上升到法律界的最高位，同时获得了财富和人脉，以及某些人士的微词，指责“他的部门里充满了愉快的玩世不恭”，还说他肆无忌惮地利用职权获取政治庇护。然而，他还是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获得大法官的任命，成了地位仅次于英国王室及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物，“卡尔顿俱乐部的成员一致支持他，”柯勒律治（Coleridge）勋爵，一位自由党出身的最高法院院长写道，“我显然不懂你那些政治方面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学者、绅士和律师，没有人比你更合适当我们的头儿了。”

索尔兹伯里勋爵内阁的两位高官，第五代兰斯顿侯爵和第八代德文郡公爵都出身辉格党世家，后来才加入保守党。身为战争大臣的兰斯顿勋爵，从长相上绝对对得起贵族称号。他像打磨过的石头一样光滑而冷酷，优雅、殷勤、准确无误，非常适合担任礼仪性质的职位。他38岁时就出任加拿大总督，43岁又出任印度总督。菲兹莫里斯（Fitzmaurice）是他的姓氏。他的家系的第一人，12世纪就定居在爱尔兰的克里郡，而现在的侯爵是第二十八位直接通过父系亲属继承克里郡爵位的人。用《观察家报》评论索尔兹伯里政府质量的话说，他属于那些“凭借某种直觉统治”的盎格鲁——爱尔兰人。这种本能早在他曾祖父身上显现出来——第一代侯爵，谢尔本伯爵，在乔治三世时期当过国务大臣，在和美国殖民地作战的最后一年还短暂地担任过首相。同样的本能也被他的祖父第三代侯爵继承，在从1827年到1857年的六届政府中，他任职于内政部及其他部门；此后他拒绝出任首相和接受伯爵爵位。现在的这位侯爵，在他的小叔欧内斯特·汉密尔顿勋爵眼中，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绅士”。在任何一个国际绅士比赛中，他肯定都会被提名作为英国代表。

比兰斯顿更老甚至更大气的是斯潘塞·康普顿·卡文迪什，第八代德文郡公爵（Spencer Compton Cavendish，eighth Duke of Devonshire）。他的贵族气质发自内心，非常自然。这位恐怕是全英唯一一个既安心又粗心、竟然和君主爽约的人。爱德华七世提出和公爵共进晚餐，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德文郡宅邸，却令那一家人大为吃惊，赶紧把还在特夫俱乐部的公爵叫了回来。

1895年他62岁，身材高大、蓄须、眼睑下垂，脸长得有哈布斯堡王朝的风范，鼻子又直又高，很有贵族气派，曾在下议院待了34年，被称作哈廷顿勋爵（Lord Hartington），现在是索尔兹伯里内阁的枢密院大臣。他拥有18.6万英亩（约7.5万公顷）的土地，光是地租每年就有18万英镑，投资收入还不算在内。他虽然懒散出了名，却是在世的人中服务的内阁数目最多的：在帕默斯顿勋爵手下担任海军大臣，约翰·罗素勋爵手下担任战争大臣，还担任过邮政大臣、爱尔兰大臣、印度大臣以及几届格莱斯顿政府的战争大臣。哈廷顿勋爵驾驶轻便的四轮马车，漫不经心地拉着缰绳，衔着一根大雪茄，柯利牧羊犬陪伴身旁，这已是白厅附近一道熟悉的风景了。

他在19世纪80年代两次造成自由党分裂的危机中——戈登将军远征苏丹的帝国主义问题，以及爱尔兰自治问题——扮演了反对格莱斯顿的重要角色。尽管不是言辞优美、热情洋溢的演说者，他在1886年与格莱斯顿断绝关系的演讲给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坦承，人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继续支持政府，哪怕是自己的政党。用某位自由党员的话，哈廷顿勋爵“给予了英国数以百计的人们新的责任感和新的行动力量”。亨利·查普林觉得这次演说“一定能使你成为首相”。其实女王早在几年前就邀请过他组建政府，但被哈廷顿勋爵拒绝，他知道格莱斯顿只愿做第一把手，所以服从后者的领导。

在专家贝尔福先生眼中，哈廷顿勋爵是“我所认识的政治家中，最有说服力的人”，用词还在其次，关键是演说背后的人格。他让每个观众都感觉到，面前的这个人“用尽全力掌握所谈问题的方方面面，逻辑严密，结论正确，没有在人面前掩饰另一方的观点……他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最诚实可靠的向导”！哈廷顿的这种品质“大大超越了我所知的任何人”，据贝尔福说，也正是这种品质使他的公众影响力巨大，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成员，不管是在内阁、议院还是公共讲台，“他是任何集会的中心人物”。

公爵自己可能并不想参加集会，他之所以如此辛苦，接受政府工作的局限，乃是出于义务多于愿望。但是君主和国家报答了他，视他为国家得以安定的支柱。维多利亚女王在1892年写信给他：“如果不感谢公爵，我将无法结束这封信……广阔帝国的安全与荣誉多亏您的维护。所有人都要加入”——她简单地概括了自己的信念作为结束——“这伟大而必须的功业”。

加入其中的公爵并非热情四射。“虽然从没生过气，但往往觉得无聊，”据某个朋友讲，“他确实做什么事都很放松。”有人说他的倦怠纯属懒惰，而其他人则认为他的不慌不忙是经过充分考虑的；不管原因如何，结果都一样——习惯性地在做事半途中入睡。就连他自己的演说也令他厌烦，有一回就印度预算讲演时，他中途停下来，身体前倾靠向椅子前方的同事，忍住没打哈欠，然后小声说：“真是乏味。”

他唯一的热情所在就是赛马了，虽然不知是出于感情、习惯还是懒惰，他也维持了与“欧洲最美的女人之一”长达30年的暧昧关系。在那场婚外恋开始时，女方还是盛气凌人、野心勃勃、德国出身的路易丝，曼彻斯特公爵夫人（Louise，Duchess of Manchester）。她的第一任丈夫因为没钱而令她失望，但他顺从社会等级的规则，坚持自我抑制，或者被什么人说服，没有提出令人不快的公诉，他的妻子和哈廷顿勋爵于是得以享受对方，并维持无懈可击的道德和社会地位。曼彻斯特公爵去世后，他的遗孀便在1892年改嫁刚刚继承头衔的德文郡公爵，从此被称为“双重公爵夫人”。她继续向着她的重大目标施展杰出的才华，那就是让她的丈夫当上首相。

可惜公爵不肯帮忙。他不是那种为了攀登最高位不惜一切代价的人。当他带领自由党中的统一派退党自立门户时，索尔兹伯里勋爵曾两次提议推举公爵当首相，并在他的内阁服务，但两次都被公爵拒绝，他还没做好和保守党结盟的准备。到了1895年，自由党内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歧越来越大，公爵和其他四位自由党统一派与保守党保持一致成了习惯，便就势跨越藩篱，进入了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内阁。

他们组成的就是1895年6月上台的保守党——现称保守与统一党——政府。这时在温莎就出现了一个微妙的情形：当公爵和其他的前自由党人作为索尔兹伯里的成员领取印章时，会在门口遇到以前的同僚。为了避免尴尬，女王的私人秘书巧妙地把即将离去的自由党交印章的时间定在上午11点，而新任大臣们在客厅等候，直到前任离开。如果不是公爵的话，所有这一切都将顺利进行。可是他却像以往一样迟到了，从而错过了特定的等待安排，和他从前的同僚打了个照面。后者用对新政府的嘲笑和辱骂抨击公爵。一位在场的人写道，“没有谁的脸更适合这种困难的局面了”，因为公爵毫不惊慌，“直接走过去，嘴张得老大，眼睛半睁半闭，一副没睡醒的模样”。

卡文迪什家族的祖先是1381年农民起义时期英国高等法院王座法庭的首席法官。此人的儿子正是杀掉起义领袖瓦特·泰勒（Wat Tyler）的人，他当场被查理二世授予了爵位，而作为报复，他的父亲在别处被暴民抓住砍了头。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卡文迪什家族一直忠实地帮助治理国家，哪怕积极性不高。第四代公爵在1756至1757年有过短暂的首相生涯，那时皮特（Pitt）与纽卡斯尔正在争斗，但是一旦找到可以接替他的人，这位公爵就辞了职。他的弟弟约翰·卡文迪什勋爵当过两次财政大臣，埃德蒙·伯克称赞他“非常正直……没有一点儿私心”，但希望他能“定期去处理公务”，并“把猎狐活动控制在合理的时间和范围内”。第五代公爵的过人之处是娶了迷人的乔治安娜，德文郡公爵夫人。在庚斯博罗的画中，她是暴风乌云掩映下的一缕苍白的光辉，而在雷诺兹的画中，她笑容灿烂，膝上是穿着圆裙的婴孩。她的美貌和难以抗拒的魅力正如她的赌债一样，都是过量的。她丈夫为此花费了100万英镑。所幸，卡文迪什是全英最富有的两三个家族之一。当第五代公爵的管家遗憾地告诉主子，他的儿子，也就是当时的哈廷顿勋爵“想要花掉一大笔钱”时，公爵回答：“好得很，反正哈廷顿勋爵钱多。”

对于1895年的公爵来说，财富、作为长子的身份、对努力工作的厌恶，甚至是在赛马场上驰骋的心愿都没能超过“某种遗传的从政本能”。他觉得“他亏欠国家一笔必须归还的债务”，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注意到了这种责任感，这不仅起源于家族产业，也和他对自身卓越的意识有关。他的父亲研究数学和古典学，被称作“学者”公爵，正是这个人在家教育了我们这位公爵。后来在剑桥三一学院，尽管学生生活中充满了懒散、运动和社交，哈廷顿勋爵仍然是他那一组人中唯一一个取得优秀学位的，在数学优等考试中名列第二。他24岁就进入下议院，30岁取得第一个内阁职位。他的弟弟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也走上从政道路，但1882年，在他担任爱尔兰政务司长的第一天，就被刺杀于都柏林的凤凰公园。一位女王授命的英国大臣被爱尔兰反抗者所杀，此事引发的轰动效应不亚于戈登（Gordon）将军[14]在喀土穆被害。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这件事，公爵养成了随身带把左轮手枪的习惯，给他的家人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他总是把枪弄丢，然后又去买新的，”他的侄子写道，“所以他死的时候，至少有二十多把枪失落在德文郡宅邸的各个地方。”

这位不知疲倦的公爵夫人一驾到，德文郡的招待就提升到了社交界的最高水平。每一年议会开幕，公爵和公爵夫人都会举办大型的招待会。每一年一到德比赛马大会的日子（Derby Day），德文郡宅邸都会充满了从公爵的花园中采来的玫瑰和六月花，举办充满活力的舞会。舞会开始前，国王会在白金汉宫为赛马俱乐部的成员举办晚宴，王后则与公爵夫人共进晚餐。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纪念时，德文郡的化装舞会是那个年代最出名也最奢侈的一次。在德比郡的查特斯沃思，也就是卡文迪什400年的家，乡间别墅的宴会在威尔士亲王和王妃每年定期访问时达到了高潮，这种访问在他们继位为国王和王后时仍然持续下去。每一项能使王室感到舒心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包括国王的情人凯珀尔（Keppel）夫人也受邀在场，穿戴钻石的她十分美艳，据普勒斯王妃说“国王和凯珀尔夫人在单独的房间里打桥牌。其余人拥挤在另一处，当然也在打桥牌”。

查特斯沃思由本地区的金石建造，周围环绕着建筑师“万能的布朗”（Capability Brown）设计的是18世纪园林景观。到处都是奢侈的气息。小瀑布在180多米长的石阶上泛起涟漪，仿造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水景。有棵铜做的柳树，设计巧妙，每一片叶子都能渗出水。精美繁复的木刻花环果环装点着墙壁。书籍和绘画雕塑的藏品到达了像美第奇家族一般的王侯规模，管理上也几乎是采取公益信托的方式。公爵聘用的负责人把藏品向学者和收藏家开放，选购新的艺术品，或者像图书馆一样把宝藏借出展览。查特斯沃思收藏的梅姆灵（Memling）在布鲁日展出，凡·戴克（Van Dycks）则前往安特卫普。宅邸全年都向公众开放，成千上万的人走过它的厅堂。公爵很喜欢看这些参观者，心想他们互相都不认识，于是站在那儿，完全没意识到已经被认了出来，“他疑惑着，为什么作为参观人群向导的女仆会突然停下来，盯着他看”。尽管他对赛马比书的兴趣更大，但有次却令他的图书管理员大吃一惊。后者向他展示了他的一本初版《失乐园》，他拿起书从第一行开始大声读，似乎从中获得了简单的快乐。直到公爵夫人进来，用阳伞戳了公爵一下，说：“他要是读起诗来，就永远不会散步了。”

他厌烦排场，憎恶浮夸。当国王决定授予他刚创立的维多利亚“大勋爵骑士”勋章时，公爵“以他半醒不醒的方式”问国王的私人秘书弗雷德里克·庞森比勋爵他应该怎么处理“那玩意儿”。“我从没见过对授勋这么无所谓的人。他似乎觉得勋章只会令他的穿戴更复杂。”爱德华国王1902年加冕彩排的当日，贵族们要穿着常礼服、戴冠冕，有种滑稽的效果。公爵照例迟到，他的右手插在裤子口袋里，脸上有种说不出的厌烦表情，听从于宫廷典仪大臣的指令，在台上缓步走动。他喜欢宽松随便的旧衣服，从来不为客人烦心，故意无视那些可能索然无味的人。某次，一位上议院的演说者大谈“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公爵睁开眼睛，对坐在他旁边的人说，“我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就是我的猪获得斯基普顿展览头奖那会儿”。说完又闭上了眼睛。他最喜欢的俱乐部，排在特夫之后就是旅行者了。这家俱乐部以专属性以及“庄严的宁静”气氛著称。也就是说，阅读、打瞌睡、沉思在这里比交谈更重要。至于公众演说这一不愉快的活动，他有一套自我训练的方法，曾经透露给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那一次他们在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会议上碰面。公爵问：“你紧张吗，温斯顿？”他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于是告诉温斯顿：“我以前也紧张，但是现在我走到演讲台上，好好看看周围，坐下来就说‘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该死的笨蛋’，然后感觉就好多了。”

如果愿意，他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和他交谈很惬意”，这么做的前提是情况要对劲儿。1885年的一次晚宴，公爵坐在那儿愠怒着，他之前在委员会待了一整天，又饿又累，可晚宴的头盘是华而不实的法国菜，不是他喜欢的那种能填饱肚子的丰盛饮食。当烤牛肉被端上来时，他用深沉的音调大声说：“太好了，终于有能吃的东西了。”然后就加入到了与周围人的谈话中。当时在场的一位宾客，作家威尔弗雷德·沃德（Wilfred Ward）留意到，每当哈廷顿勋爵与他的同伴格莱斯顿意见相左时，哈廷顿“总能指出格莱斯顿逻辑混淆之处”。18年之后，沃德与公爵在罗马的大使馆重逢，沃德提醒他上次会面的情景，公爵却一脸茫然。随即，他又高兴地惊呼：“我当然记得啦。那次我们没东西吃。”看来那盘不够档次的法国菜“在他的脑海中留存了将近20年”，沃德写道。

他和索尔兹伯里不同，在1891年继承爵位以后，仍然坚持走访下议院。在举办大型辩论的晚上“通常都有人看见他在前排的贵族旁听席上打呵欠”。作为公爵，他要做的事比以往更多。他在德比郡、约克郡、兰开夏郡、林肯郡、坎伯兰郡、萨塞克斯郡、米德尔塞克斯郡和爱尔兰都有产业，牵涉到这些产业的账目，或者房产代理有任何重要问题，他都要亲自前往。他是德比郡治安长官、剑桥大学校长、大英帝国联盟主席，以及各种宗教事业的资助人，因此不得不到各地开会。他还在投资的好几家公司中担任董事或董事长，其中包括两条铁路线、一个钢铁公司、一个供水设备公司，还有一个舰艇建造公司。尽管他对自己的商业知识持怀疑态度，但据他的一位下属说：“他一旦抓住了主题，就没有人能比他更会驳斥错误的论点，看清真正的问题。”他的脑筋并不敏捷，如果一个问题没有立即理解，他就会要求对方反复讲解，直到明了一切。他做了所有这些事，却始终坚持自己和纽马基特的赛马一起时最愉快。有一回，他在爱克斯温泉碰见了当时下议院的保守党领袖W·H·史密斯（W.H.Swith）。他立即就坐下来与之对谈了半个小时政治，并说：“在这个地方能做些事也很愉快啊！”如果他不从政，可能会觉得无趣吧。

他带给1895年保守党政府的不仅是多年的经验，富有声望的名字和头衔，还有他40年政治生涯中积累的巨大的公众信任。他丝毫没有私人的野心，这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观察家》报的编辑说：“从没有人怀疑过他有卑劣的动机，也没有人含沙射影地指责他在替自己打算。如果有人敢这么做，整个英国会认为这个谴责者纯粹是疯了。”当公爵采取某种态度，人们会觉得带头的人出现了。他从没有当过首相或赢过德比大奖，但“没有人，”《泰晤士报》说，“比他更有能力塑造英国人的政治信念。”他对于自己非凡的影响力迷惑不解。“我不懂，为什么有了选票，我就能告诉人们该怎么做，”他抗议道，“他们会做他们觉得正确的事，我会做我觉得正确的事。他们不需要我来干涉。”当亲王也和他的臣民一样倚仗公爵对人和事的判断力，向他咨询微妙的社会问题时，他发起了牢骚：“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旦抓到有人在牌桌上作弊，大家总来问我怎么办。”他凭借遗传和人品，已经成为国家良心的监护人。公爵有一种坚实而忧郁的高贵，庄重的仪式场合就需要他这样的人。在罗斯伯里勋爵看来，他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储备力量之一”。

在索尔兹伯里勋爵带领下于1895年坐到下议院前排的大臣中还有两位男爵——在各自的家族里分别是第九代和第六代——财政大臣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Sir Michael Hicks-Beach）和内政部大臣马修·怀特·里德利爵士（Sir Matthew White Ridley）。前者又高又瘦，不苟言笑，是英国国教的拥护者，也是拥有土地的贵族之一，被称为“黑迈克”。言辞尖刻的他，有一次读完了一位自由党员对他的预算案的评论后，对他的秘书简洁地说：“过去告诉这个人，他是头猪。”两位男爵旁边坐着的是乡绅亨利·查普林（Henry Chaplin）先生和沃尔特·朗（Walter Long）先生。他们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来自古老而没有头衔的家族，“鄙视爵位却又在意作为郡县代表的荣誉，一成年就参加第一次大选”。担任农业委员会主席的朗先生时年41岁，作为政府最年轻的成员，他“一辈子都没说过让人记得住的话”，总是“静静地打瞌睡”。在一位观察家眼中，他“双手交叠，头倒在垫子上，红润的脸庞像十月的苹果，为这一场景增添了一抹亮色”，而年龄稍大的查普林先生则“充满活力，保持清醒，机警地保卫着帝国，免受反对党的诡计袭击”。

54岁的查普林先生身材高大，相貌英俊，鼻梁高挺，下巴突出，留短络腮胡，戴单片眼镜，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受欢迎的一位。“容易辨认，为公众所熟知。每个人都能一眼认出他来。”他是英国乡绅鲜明的标本。他在地方政府委员会任职，处理的是济贫法、贫困户住房、城镇规划、公共健康以及市政。这一机构的作用，被1908年也被任命于此的温斯顿·丘吉尔总结得很好，他说：“我拒绝和西德尼·韦布夫人[15]一起被关在流动厨房里。”而查普林先生则以惊人的严肃性履行着他在此处以及作为下议院议员的职责。他在自己以及他的选民眼中，都是英国本质的守护者。他还曾在树篱后练习演讲，以更好地为他的角色增光。据一位目击者说，他那朱庇特式的雷鸣，在下议院前座讲话时充满贵族气地挥臂，表达的不是虚荣，而是“那种平静的、对于统治阶级根深蒂固的信念”。对于政府最难解的问题，他毫不畏惧。关税或教育法案在他眼中就像是狩猎场上的沟渠，他会以同样的气概迎难而上。他甚至热烈地提倡使用金银币复本位制来治愈经济疾患。有一次，在花了两个小时讨论这个深奥的问题之后，他擦了擦眉毛，俯身问贝尔福先生：“我说得怎么样，阿瑟？”

“说得太好了，哈里，太好了。”

“你听懂了吗，阿瑟？”

“一个字都不懂，哈里，一个字都不懂。”

阿瑟·贝尔福，塞西尔家族的王子，首相的外甥及其政治上当然的继承人，辩论艺术家，社交界的宠儿，是保守党的典范及该党在下议院的正式领袖。他在1895年47岁，舅舅1902年退休后，会继任首相职务。身高超过6英尺（约1.8米），蓝眼睛，有波浪状棕色卷发和小胡子，长相温和。如果不是整个外表很安详的话，人们也许会觉得他看起来脆弱。他表情文雅，身材纤细，做派冷淡，但他的脸上还有一种神秘感。没有谁知道这后面隐藏着怎样的火种，有没有在燃烧，甚至是否存在。

很少有人见他直起身子坐着，他总是懒散地斜躺着，几乎与地面平行，《笨拙》杂志上说，这么做“好像是为了找到利用肩胛骨坐下来的方式”。他身上结合了所有特权阶级的天赋。他有钱有血统，有帅气的相貌，又充满魅力，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头脑最好的人”。此外，他还是个严肃的哲学家，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兴致勃勃”地读了贝尔福1895年出版的第二本书《信仰的基础》，还写信给他弟弟亨利[16]说：“这本书里真正的哲学比50本难以捉摸、充满技术细节的德国书都要多。”

贝尔福归根结底是个冷漠孤僻的人，但他的迷人气质却吸引了一圈崇拜者。他的魅力在于，所有和他谈话的人都会感到很开心。约翰·巴肯（John Buchan）说：“尽管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会说话的，他却不是谈话的独占者。他会加快讨论的进程，提升讨论的层次，启发别人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在他的陪伴下度过了一晚的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写道：“我离开时觉得自己处于巅峰状态，刚才确实说得不错。”他的政敌受到的影响并不比盟友小。他是唯一一个在辩论时被格莱斯顿称作“我尊敬的朋友”的保守党人——这个称呼通常是格莱斯顿为党内人士保留的。女性同样屈从于他的魅力。“哦，天哪！”康斯坦斯·巴特西夫人（Constance Lady Battersea）1895年访问他家后感叹道，“寻常男人和他的差距太大啦。”马格特·阿斯奎斯觉得他“细腻的注意力”和“可爱地歪着头”与她谈话的方式“难以抗拒”，以至于——据杰布夫人（Lady Jebb）说——在她还是风头很劲的社交明星马格特·坦南特的时候，曾“翻天覆地”不顾一切地要嫁给贝尔福。被问到关于这桩谣传的婚事是否属实，贝尔福答道：“没这回事。我自己还想做一番事业呢。”

他是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姐姐——布兰奇·贝尔福（Blanche Balfour）夫人的长子，“阿瑟”取自威灵顿公爵的名字，后者也是他的教父。从父系上讲，贝尔福家族是苏格兰的名门，阿瑟的祖父詹姆斯·贝尔福在18世纪跟随东印度公司积累财富。詹姆斯在苏格兰买了1万英亩（约4000公顷）的土地，位于威汀汉，俯瞰福斯湾。此处后来就成了贝尔福家的宅邸，以及鹿林、鲑鱼湖、狩猎屋。他后来又获得下议院席位，娶了第八代劳德戴尔伯爵（Earl of Lauderdale）的一个女儿为妻。他们所生的一个女儿，也就是贝尔福的姑妈，和格拉夫顿公爵（Duke of Grafton）结了婚。所以加上索尔兹伯里那边的亲戚，“英国贵族中有一半都是贝尔福的表亲”，他的一个朋友如是说。他的弟弟尤斯塔斯后来与弗朗西斯·甘贝尔小姐结婚，她是阿盖尔公爵的女儿、萨瑟兰公爵的孙女、威斯敏斯特公爵的侄女，以及维多女利亚女王之女路易斯公主的小姑子。

贝尔福的父亲也是议员，但37岁就撒手人寰，留下布兰奇夫人照管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当时贝尔福才7岁。布兰奇夫人继承了塞西尔家族强烈的宗教关怀，不仅培养阿瑟对简·奥斯汀以及她弟弟的最爱《基督山伯爵》的欣赏，也教导他塞西尔式的责任感。当她的儿子在剑桥被哲学迷住，想把继承权转移给弟弟，自己从事学术生涯时，她狠狠地骂了他一顿，指责他意志软弱，想回避与生俱来的职责。

贝尔福在三一学院读伦理学时没有取得第一名，但他天性沉着愉快，并没有因此而沮丧。剑桥社交界的老前辈杰布夫人写道：“他风度翩翩俨然是个小王子，受到的宠爱也同样多。”至于他的四个兄弟，弗兰克是胚胎学教授，据达尔文说，他本可以成为“英国第一位生物学家”的，如果不是31岁那年在瑞士爬阿尔卑斯山时失足摔死的话。杰拉德生得极为俊美，杰布夫人说他“是我见到过最出众的人”，尽管她的侄女觉得此人“非常自负”。尤斯塔斯只能说很一般，而塞西尔就是那位耻辱地死在澳洲的害群之马。但是杰布夫人认定，阿瑟是“最好的家族中最好的人……几乎是人见人爱”，尽管她也认为阿瑟“情感冷漠”。他那封写给梅·利特尔顿（May Lyttelton）的情书“穷尽了他在这方面的能力”。梅是阿瑟在剑桥的一位同学的妹妹，格莱斯顿的侄女，25岁时去世，阿瑟那会儿27岁。世人推测这就是他终身未婚的原因。实际上，与其说他天性冷漠，不如说他热情地依恋着全然的自由，喜欢我行我素。

他的朋友中有两位三一学院杰出的学者：他的导师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后来当了伦理学教授，和物理学家约翰·斯特拉特（John Strutt），后来成为雷利男爵（Baron Rayleigh）、诺贝尔奖获得者、剑桥大学校长。这两人各娶了一位贝尔福的妹妹。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不可知论者，贝尔福所承袭的宗教感情令他成为剑桥人眼中“有趣的老古董”。另一方面，他在社交界的朋友听说他1879年发表的处女作《为哲学怀疑申辩》，从书名上还以为他是个不可知论的拥护者。以至于他的名字被提起时，“他们都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实际上，通过怀疑物质实体，此书反而肯定了精神信仰的权利，这一观点在他后来的书《信仰的基础》中表达得更为明确。威汀汉的宅邸如今由他未婚的妹妹爱丽丝负责管理，阿瑟和他已婚的弟弟及其数不清的孩子们合住，他每周日晚上都要读家庭祷告文，沉浸于《旧约》的希伯来思想中，因而对“圣经中的人”很感兴趣，也很关心当代世界的犹太人问题。他的侄女从他身上吸收了这样的观点：“基督教及其文明从犹太教中获益良多，却没有回报对方，非常可耻。”

他是伦敦外出吃饭次数最多的人。漠然无视下议院领袖应当始终在同一处的规定，他常常在晚餐时分消失，几小时过后又毫无愧色地身穿晚礼服重现。当时的所有日程记录都充满了他在各处赴宴的条目：“在罗斯柴尔德家，”约翰·莫利（John Morley）写道，“只有贝尔福在，非常有意思。”他是哈里·卡斯特家晚宴的20位男客之一，那天的交谈太吸引人了，以至于楼上起火时晚宴还在继续，男仆传递浴巾以抵挡消防员的水枪；他是布伦海姆宫殿的座上宾，同马尔伯勒家族在一起，客人中还包括了威尔士亲王和王妃、寇松一家、伦敦德里一家、格伦费尔一家，以及亨利·查普林；他也曾赴宴查特斯沃思，拜访德文郡一家，那场宴会邀请了康诺特公爵和公爵夫人、奥匈帝国大使孟斯多夫伯爵，还有那丑陋却迷人的下流坯索韦拉尔侯爵（Marquis de Soveral）——葡萄牙大使，以及德格雷一家、里布尔斯代尔一家、格伦费尔一家；他还受邀在哈特菲尔德与索尔兹伯里一家晚宴，客人还有阿盖尔公爵斯皮克·皮尔先生（Mr. Speaker Peel）和他的女儿、《泰晤士报》的巴克尔先生、乔治·寇松和梅休因将军（General Lord Methuen）；他还在卡西奥伯里，埃塞克斯勋爵的宅邸，那是某个灿烂的伦敦社交季行将结束的周日，来赴茶宴的伊迪丝·华顿[17]“在大雪松树下的草坪上，见到了伦敦世界的精粹：包括贝尔福先生、朗兹伯勒夫人、埃尔科夫人、约翰·萨金特和亨利·詹姆斯在内的闪亮星系。他们因为过去几周的社交活动筋疲力尽……除了保持亲切的微笑，什么都不做”。

贝尔福最常去的还是克劳兹，那是珀西·温德姆男爵的家，也是“魂儿”们最喜欢的乡村宅邸。这些意气相投的朋友当中最吸引贝尔福注意的是埃尔科夫人，美丽的温德姆三姐妹之一。尽管是朋友之妻，贝尔福还是与她暗通款曲，维持了差不多12年的恋情，这一时期的信件还保留着。当萨金特在1899年为三姐妹画肖像时，没有受碍于诸如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夫人的眉毛之类写实主义压力。在这幅集体肖像画中，埃尔科夫人、坦南特夫人和阿迪恩夫人穿着瓷白色的长裙，随意地倚着沙发，姿态中透露着傲慢的高雅，真是一场娇柔的贵族之梦，令人目眩。

为了有意识地反抗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女性形象，“魂儿”社的女成员下定决心，追求知性和苗条，并授予自己一种新式的自由——属于个人的道德规范。她们当中唯一的美国人——美丽的黛西·怀特（Daisy White），驻美大使馆首席秘书亨利·怀特之妻，曾经因为没有与“所有那些拥有情人的人”同流合污而受到祝贺。在这项活动中，“魂儿”与威尔士亲王那些更平庸的集团成员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的阳谋——上流社会得以在礼节允许的范围内，与维多利亚的道德规范背道而驰——大家都有份儿。贝尔福与埃尔科夫人的情事一度认真到令他们的朋友焦虑的地步。丈夫埃尔科勋爵的态度却不太明朗。他是威姆斯伯爵的继承人，也是“魂儿”社成员，尽管不大爱说话。就像德文郡公爵的情况一样，这场婚外恋因为肇事者的人格和地位足够崇高而被允许继续下去。

26岁的贝尔福从家族控制的选区进入下议院。这与其说是出于他自身的愿望，不如说是作为塞西尔家长子命中注定之事。他在1895年作为第一财政大臣及下议院领袖，代替他舅舅入住唐宁街（后者更愿意住在自己家中）。此时，他血液中潜伏的政治才华与他的技能和权力一样在不断增长。但这并没有干扰他天生的超然态度。他把对自己的批评当作有趣的甲虫，进行观察，而不是表示反感或厌恶。“这个人很有意思。观点奇异，不乏趣味。”他会如此评价一位政敌。在内心深处，他不仅是个想留住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的保守派，也是个“同情进步的”自由派，正如他的弟媳所说。人们能从他身上感受到“天然的青春活力”，这是一位朋友的原话，以及“清新，沉静和开朗”，这是另一位朋友所说。后来，他会成为在位的首相中第一个乘汽车去白金汉宫、戴洪堡帽去下议院的人。

他自认为是保守党青年一代的成员，意识到有必要对工人阶级的挑战做出回应。然而，因为他们出身特权阶级，当考验来临，是不会和入侵者站在一起的。在进入下议院的前几年，贝尔福加入了四个保守党“激进派”发起的第四党组织，领导者是兰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勋爵。他们占据前排过道下方，贝尔福和他们坐在一起。他说这是因为方便放脚，但这个选择也是一种态度的表示。第四党可以说是为“保守党民主化”事业而奋斗的牛虻，他们认为保守党可以利用正在崛起的工人的力量，与之结成伙伴关系。兰道夫勋爵1892年说，如果工人发觉他们可以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下“达到目的，巩固优势”，而保守党人的任务就是保持现有的宪法不变，那一切都好；但如果保守党固执地拒绝他们的要求，“盲目而短视地只想维护现有财产”，工人就会奋起反抗他们。既然保守党贵族是国家的少数群体，他们有义务赢取“大多数选票和工人群众”的支持。

在遇到现实的考验时，贝尔福从未完全信服于上述措辞严整的论证，就连兰道夫勋爵自己也是如此。从理论上讲，贝尔福相信民主，认同扩大投票权、改进工作条件、增加工人的权利，但这么做的代价不能是打破保护统治阶级的特权之墙。这正是保守党式民主的根本困难所在。它的支持者认为在满足工人期望的同时，特权的堡垒也可以维持，但贝尔福意识到了令人痛苦的历史真相：伴随一个团体的进步和收益的必然是另一个团体永久价值的损失。但他仍然认为“假使台上的人表示愿意……为符合情理的抱怨做出改善”，社会主义就永远不会取得工人阶级的心。但要说到具体的改善措施，他就不那么积极或关切了。他曾问过一个自由党朋友：“‘工会’到底是什么？”马格特·阿斯奎斯说，贝尔福和他的舅舅都很有幽默感，文采非凡，也都关注科学与宗教。这两人之间有何不同呢？“不同之处是有，”贝尔福回答，“我舅舅是个保守派，而我是自由派。”但是既然他舅舅并没有因为他早年与保守党“激进派”的来往而感到不安，这两人的关系也一直很好，这就说明他们之间基本的认同还是比区别更多。

贝尔福是同辈人眼中的谜团。因为他的本性自相矛盾，他的想法无法协调，他也不把人生和政治看成绝对的事。结果呢，他常被认为是犬儒主义者，以自由派观点思考的人又认为他很荒谬。H·G·威尔斯在《新马基雅维利》中用伊夫舍姆这个人物来诠释贝尔福。“在争取政党优势的点数游戏中，伊夫舍姆利用他敏锐的头脑，有时表现恶劣，肆无忌惮……他真的在意吗？对他来说真有重要的事吗？”温斯顿·丘吉尔也有一次和阿斯奎斯夫人谈话时用了“恶劣”这个词形容贝尔福。阿斯奎斯夫人认为贝尔福在危急面前沉着冷静的秘密乃是他并不“真正关心处于成败关头的事情，也不认为人类的幸福在于事件发展的走向”。然而，贝尔福确实有一些基本的信念，但问题的两方面他都能看见，这就是沉思者该受的惩罚吧。有一次，他来到某个大宅邸参加晚宴，面前的楼梯从中间分成两条道。结果他站在楼梯下思考了20分钟，想为到底走哪一条道找到逻辑上的理由，旁人看了很疑惑。

1887年，索尔兹伯里做出惊人之举，任命他外甥担任爱尔兰政务司长（Chief Secretary for Ireland）。所有人都认为这次会出大丑。贝尔福那时被视作慵懒的知识分子，报刊上称他为“白马王子”，甚至“贝尔福小姐”。而爱尔兰在沸腾，地主和佃农之间长期的战争因为独立的鼓动者而越来越激烈。警察每天都驱逐交不出付房租的佃农，暴民们则用石头、胆矾和沸水攻击警察。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5年前的命运因为持续不断的袭击，至今还萦绕在人们心头，“每个人，包括权力的最顶端，都在颤抖”。贝尔福则完全无视生命威胁，令爱尔兰两岛震惊不已。他说他打算“像克伦威尔一样无情”地实施法律，“和任何一个改革者一样激进”地处理佃农的冤情。他果断坚决的措施“令他的敌人惊奇”，约翰·莫利写道，“也令他的朋友振奋，堪称当今政治最大的喜悦”。这使得贝尔福成了名人，一跃成为爱尔兰的“血腥”贝尔福，也是未来英国保守党理所当然的领袖。

W·H·史密斯1891年辞职下议院领袖，贝尔福毫无异议地接了班。他担任爱尔兰政务司长时完全无视自身安危，表现出了一种勇气——或者说，没有恐惧——他的同辈人从未怀疑过这一点。当时为贝尔福做私人秘书的乔治·温德姆从都柏林写信说，爱尔兰的保王派对他的敬仰“几乎到了可笑的地步”，这是因为“伟大的勇气是难得的天赋，人类绝大多数苦恼都源自恐惧，在一个完全没有恐惧的人面前，所有人都该俯首称臣”。而温斯顿·丘吉尔则认为贝尔福“本性冷酷”所以才胆大，但也承认他是“在世的人中最勇敢的。我敢说就算拿枪指着他，他都不会害怕”。

正因如此，他也十分擅长论辩。他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也不惧怕对手或尴尬的场景。据莫利说，他采取的是约翰逊博士的原则“尊敬你的敌人，就是给了他不该具备的优势”。他辩论时“百折不挠，设计巧妙，润饰推敲，言辞讥诮”。尽管他很少在公开场合沉溺于伤人感情的挖苦，他私底下说话可能很刺人。有一次他这么说一个同事：“他的脑子要是再好一点儿，就能算得上是笨蛋了。”在下议院，他表面上对政敌毕恭毕敬，受到爱尔兰议员的攻击时，甚至静坐着，面带微笑。但当他站起来回答时，必然语词精辟，驳倒对方，“如同子弹射向气泡”。但这么做并非毫不费力。他向友人坦承，下议院紧张的论辩结束，回到家时，他都睡不好觉，“我从来不发脾气。但紧张的神经需要花时间冷却”。他崇拜托马斯·麦考利[18]，觉得他的叙述难以抗拒，风格也令他愉快。他自己的脱稿演讲也很完美，且毫不做作。上议院积极的议员威洛比·德·布洛克勋爵（Lord Willoughby de Broke）很喜欢过来听贝尔福讲话，“他的想法和论证以完全正确的顺序表达，却丝毫没有给人预先策划的感觉，思考、论证、措辞，整个过程以圆满的技巧和轻松自如的风度得以实现。见证这样精湛的艺术真是赏心乐事”。

贝尔福对于事实和数据很粗心，记忆力也不是他的强项。但为了克服这一缺点，他有个令下议院成员觉得很有意思的技巧。处理复杂的法案时，他必会被某个知识渊博的人，比如内政大臣或者法务大臣攻击，如果他挣扎于细节，他的同事会低声纠正。《笨拙》杂志的下议院通讯员亨利·路西勋爵描述道，贝尔福此时会暂停演说，友好地瞥一眼这位同事，眼光中带着温柔的告诫，然后说：“正是。”在接下来的错误和相应的纠正后，他又会重复刚才的表演，用更严厉的口气说“正是”，给人一种印象，对于这些事有个忍耐的限度，这位同事可以被原谅一次，但他确实不该重蹈覆辙。

守时不是他的长项。通常等他优雅地逛到会场，提问环节都差不多结束了。他还引发了一场革命，把周三的短会改在周五，这样周末就有更多的休息时间可以打高尔夫球。“那该死的苏格兰槌球”，一位愤慨的运动家这么称呼高尔夫，这项运动在贝尔福的影响下流行起来。他完全不在乎打破规矩，甚至星期天也打高尔夫，除非是在苏格兰。他的吸引力非常大，到哪里上流社会都跟着走，所以在乡下过周末的习俗就这么产生了。他既不射击也不打猎，但除了高尔夫以外对网球也热情澎湃。他到哪儿都骑车，有时候连续骑上32千米。他还沉溺于那罪恶、惊险的新体验——汽车。他对娱乐的理解也和一般人不同。有一次在访问妹妹雷利夫人时，被其问及喜爱的娱乐方式，他回答：“哦，有趣的就行；从剑桥找几个人来谈谈科学。”音乐是他另一大爱好。他写了篇关于亨德尔的文章，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他还前往德国听音乐旅行，连难以取悦的瓦格纳遗孀都被他迷住了。

冷淡和倦态也解释了他深不可测的工作能力。除了担任下议院领袖，他还经常代替舅舅在外交部做事。索尔兹伯里1902年退休时，伊舍勋爵（Lord Esher）认为“阿瑟极大的能量”可以弥补索尔兹伯里的缺席。为了保存体力，贝尔福尽量在床上解决公事，很少在中午前起床。

他的阅读从不间断：壁炉台上撑着本科学书，供他穿衣时看，床头柜上有本侦探故事，私人会客室里的书架上摆满了哲学和神学书，装不下的就叠放在沙发上，书桌板凳上都是期刊杂志，连浴缸上的海绵都用来支撑泡澡时阅读的法国小说。他从不看报纸。留在他家过夜的客人发现他甚至没订报纸。因为这个疏忽，他遭到了《泰晤士报》编辑巴克尔（Buckle）先生的责骂。有一次记者W·T·斯特德（W.T.Stead）在和威尔士亲王交谈时提到，和人争吵时，如果能有贝尔福从后支持是件好事，但是贝尔福这个人有点太冷淡了。“啊，”亲王点头，说，“他从不读报纸，你懂的。”

亲王从来没喜欢过贝尔福，他觉得贝尔福在跟他摆架子。但维多利亚女王却崇拜他。据亨利·庞森比勋爵说，有一次贝尔福在拜访巴尔莫勒尔堡时和女王讨论问题，“指出他和女王意见相左的地方，女王后来又重新思考……我觉得女王是喜欢他的，但有点儿怕他”。比他年轻的庞森比觉得贝尔福和女王相处得很好，“尽管他从没有认真对待过女王”。1896年，在克里特岛，女王在和贝尔福的一次谈话后定下了对他的看法。她被“贝尔福先生极度的公平、公正和开阔的心胸所震撼。他看到问题的所有方面，对人宽宏大量，很有教养，性情温和”。

那个时代的至尊与安全快要走到尽头，贝尔福的弱点也会在世纪之交变得明显。他从个性和气质上可说是权贵最后的精华，这也是他的弱点之一。普鲁斯特去世时，他的管家希莱丝特所说的话也可以用在贝尔福身上：“只要认识普鲁斯特先生，就会觉得其他人都太俗了。”

自罗马帝国之后，还没有一个帝国像不列颠一样，版图扩张到超过地球土地的四分之一。1897年6月22日，女王登基60周年的钻石大庆上，帝国活生生的证据组成灿烂的队列，行进至圣保罗大教堂参加感恩礼拜。这次庆典的中心是大英帝国的王室，所以10年前参加金禧纪念的外国国王一概没有受到邀请。坐在马车上、取代他们的是加拿大、新西兰、开普殖民地、纳塔尔，以及澳大利亚10个州的殖民地领导人。游行的骑兵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有端着枪的开普骑警，加拿大骠骑兵，新南威尔士枪骑兵，特立尼达岛轻骑兵，从卡普塔拉、包纳加尔等印度各邦来的枪骑兵缠头巾留胡须，相貌非凡，塞浦路斯的土耳其警察戴着流苏毡帽，骑黑鬃马。深肤色的步兵团“看上去可怕而美丽”——用一家狂热的媒体的话来说——穿着形形色色奇特的制服大摇大摆地行进在街头：婆罗洲迪雅克警察，牙买加炮兵，皇家尼日利亚治安队，体形庞大的印度锡克教徒，黄金海岸的豪萨人，香港来的中国人，新加坡的马来人，西印度、英属圭亚那、塞拉利昂来的黑人，一群又一群，在疑惑的英国民众面前走过，他们被力量的证明所震惊，顿生敬畏之情。队伍的最后，一辆敞开的朗道马车被八匹乳色马牵引，坐在当中的正是这一天的中心人物。她矮小的身子穿着一袭黑衣，其上有彩色羽毛装饰，戴着小圆帽，点着头。阳光普照，明亮的旗帜在微风中泛起波纹，路灯柱上也是花朵的装饰，将近10千米的街上有数百万张幸福的脸，人群欢呼雀跃，陷入充满爱和骄傲的狂喜中。“我相信，除了我之外没有人会受到这样热烈的欢迎，”女王在她的日记上写道，“每张脸上似乎都洋溢着真实的幸福。我是多么感动和满足啊！”

其实自几个月之前空气中就呈现出志得意满的气氛。用吉卜林的话说，那是“一种使我惊恐的乐观”。他因此写下《退场赞美歌》这严厉的警告，发表在游行次日的《泰晤士报》。这首诗影响深远——“由在世的人所作的最伟大的诗”，杰出的法学家爱德华·克拉克爵士（Sir Edward Clarke）宣称。且不论人们如何严肃地接受这份警告，当仪式和颂扬持续进行，戴大礼帽的名流竞相去白厅的帝国会议上朝觐时，他们又怎能相信眼前的伟大其实是“尼尼微与推罗”衰败的前兆呢？

1899年10月11日，一个来自远方的挑战——自从詹姆森突袭之后愈演愈烈——变得再明显不过，布尔战争爆发了。“乔的战争”，索尔兹伯里勋爵这么称呼它，为了向鸟巢中的杜鹃——约瑟夫·张伯伦先生扮演的好斗角色致敬。尽管他在早年的自由党激进派生涯中，在原则上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张伯伦先生已渐渐学会“用帝国主义的方式思考”，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一思维转变对于像他那样善于把握机遇的人而言，不难理解。毕竟，仅仅过去的12年中，就有大不列颠24倍之大的领土增加到了帝国的版图中。1895年加入政府时，张伯伦选择了殖民部，因为他坚信这里是帝国的关键，扩张也是“上帝所命”。这一绝对的义务令美国的视线指向古巴和夏威夷，也刺激了德国人、土耳其人、法国人，甚至是意大利人，加入到对非洲的挑选与分割中。

张伯伦是一位魄力超群、能力出众且极具野心的人，可惜他的野心从未被满足。他并非出身贵族，但他表现出完美而独特的权威仪态。他的相貌优雅，轮廓分明，眼神空洞，漆黑的头发梳得很整齐。他的脸是一副装饰着单片眼镜和黑缎带的面具；他的衣着完美无缺，纽孔上每天都有一朵兰花装点。在伯明翰做螺丝制造积累了足够财富后，他38岁退出商界，当上了所在城市的市长，继而，他在教育和其他社会改革上的成就引起了全英国的关注。他没有浪费一丁点儿时间，40岁时代表伯明翰进入下议院，成了激进派热情的演说者，和社会主义者一样谴责贵族与财阀，很快就以贸易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进入了格莱斯顿1880年的内阁。有闯劲，头脑清醒，又有领导才能，他在中部地区席卷了大量选票，显然是个值得注意的政治元素，他也自视为格莱斯顿的接班人。可惜“大长老”并不急于挑选接班人，张伯伦也懒得再等，于是借口地方自治问题退出了自由党，还带走了一批追随者。1895年筹备竞选的保守党对于他的加入既高兴又有点儿紧张。他并不认同权贵们对公众意见的漠视，但他又在言谈举止和衣着上迎合贵族，令人难以忘怀。对于公众来说他是“斗志昂扬的乔”，是“帝国的大臣”，也是新政府中最出名的人物。

只有索尔兹伯里勋爵不为所动。“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有任何信念，”他在1886年写给贝尔福的信上说道，“在这一点上反映出的正是格莱斯顿式的无限优越感。”贝尔福的个性更谦和但也更直接。他给埃尔科夫人写信时讲：“虽然我们都喜欢乔，但他不知怎么的，无法完全和我们大家融合，似乎就是和我们不太投缘。”这并非怪事。张伯伦既没有进过公学，也没上过大学（即牛津或剑桥），那可是“任何一个拥有他这番能力的人学会自我克制的地方”，伊舍勋爵说道。他甚至不是圣公会教徒。尽管如此，他还是温文尔雅地在他的新同伴中周旋，还被看见参加在下议院的阳台上举办的大型聚会，和包括三位公爵夫人在内的客人们饮茶，言谈甚欢。他显然不会像贝尔福那样，因为过于冷漠而受到指责。张伯伦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信念，在他相信这个观点时，非常热情、执着。但是他却没有永久、根深蒂固的观点。尽管他只比索尔兹伯里小3岁，比贝尔福大12岁，他却代表着新时代的力量和方法。贝尔福说：“乔和我的不同之处在于年轻人和老人的不同：我是老人。”贝尔福身后是对于上层的归属感，长久而稳定；乔则是匆忙而来的企业巨头。他们之间之所以不“投缘”是有本质原因的。

至少目前看来，张伯伦和他新同事之间的合作还是相互忠诚的。当有人怀疑他是詹姆森突袭的背后主使，自由党愤怒地指控他时，政府站在了他身边，下议院调查组成立后没有查出对殖民部不利的确切证据。摆脱困境的乔仍然锋芒毕露，不屈不挠。“我不知道在我们众多的敌人中，该反抗哪一个，”克鲁格电报事件后他写信给索尔兹伯里，“但是，给我们一个反抗的对象吧。”与布尔共和国的磋商越来越不友善，作为负责此事的大臣，他最喜欢用的方法，根据贝尔福向索尔兹伯里的汇报，就是“往伤口上撒盐”。正当这个方法起作用时，一项旧仇被洗雪：基奇纳在1898年重新占领喀土穆，在戈登将军的坟墓上升起了米字旗。尼罗河上游的法绍达，一支法国军事远征军正与英国人针锋相对，经过一阵悬而未决的状态后，法国人认识到了现实，没有开火就撤退了。英国的不得人心与其威望一同增长。

接着，布尔战争爆发了。英国军队在多年的光荣孤立后变得有些僵化，虽然之前打过克里米亚战争，尚有准备，但还是遭遇了一系列失败。至于布尔方面，从克虏伯和克鲁梭[19]处获得大炮，炮手也大多是德国或法国人。克鲁格总统利用詹姆森突袭获得的赔款购买了火炮、马克沁重机枪、大量的步枪及弹药，为最终的武装冲突做好了准备。在1899年12月的某个“黑色星期”，梅休因勋爵在马赫斯方丹战败，加塔克将军（General Gatacre）在斯托姆博格战败，总司令雷德福斯·布勒爵士（Sir Redvers Buller）在科伦索战败，丢掉11把枪，使得金伯利和莱迪史密斯受围。国内的人们被接连的失败震惊。病入膏肓的阿盖尔公爵再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死前还吟诵丁尼生写给威灵顿公爵的诗句：“那个没有丢掉一杆英国枪的人啊。”

黑色星期之后，英国人就不再确信自己是地球的主人了。而几个月之后，在德国皇帝的坚决要求下，一位德国军官担任了讨伐中国义和团的指挥官。的确，这次讨伐在很大程度上是德国的努力，英国的主力军队已经在布尔战争的现场，但是索尔兹伯里却从原则上反对。虽然不合情理，但“无法接受外国人的指挥”就是英国人的特点，他如是告诉德国大使。但在这个当口，他却不能冒险给布尔获得外援的机会，所以只得默认了德国的行为。

在新的一年，新的力量、增援和取代布勒的新统帅使英军逐渐控制住了战争的局势。马弗京在1900年5月解困——国内的兴奋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罗伯茨（Roberts）勋爵在6月攻入比勒陀利亚，9月1日宣告德兰士瓦合并，人们相信剩下的就只有扫荡战了。借着恢复信心的浪潮和精神焕发的状态，保守党决定在10月举行一场新的选举，被称作是“卡其”选举。“支持自由党就是支持布尔人”，使用这个口号，他们安逸地重新上台。但是，爱国热情尽管是当时的主流，对这场战争憎恶的情绪也存在。这种厌恶不仅来自格莱斯顿式的“小英格兰人”传统，还与一种特别的不安感有关——卑鄙的动机，兰德金矿的闪光，掠夺性资本主义、商业主义和盈利的气味。一位年轻的下议院议员因为反战出了名，那就是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尽管他没有走到反对合并的地步，却也提议通过和谈来结束战争。

面对新世纪的到来，政府内外的许多人都有一种幻灭感——幻想破灭后将一去不复返。1899年11月过世的索尔兹伯里夫人，在临终前对一位年轻的亲戚说：“随便年轻的一代怎么批评我们，他们能给出比我们知道的还要好的东西吗？”

皇家天文学家斟酌多时，终于决定19世纪的最后一年是1900年而非1899年。这一年即将过去了，这就是有史以来最充满希望、最充满变数、最不断革新、最繁忙也最富有的世纪的终点。三周之后，1901年1月24日，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再次为一个时代画上句号。索尔兹伯里勋爵也对政务厌烦，心生去意，但因为南非的局势难以捉摸，暂时还不能走。胜利的消息终于在1902年6月抵达。7月14日索尔兹伯里勋爵让位。人们又一次黯然地意识到某个终点的来临：一种权威、一种类型、一种传统已然离去。法国巴黎的《时代》报仍对法绍达事件耿耿于怀，写道：“随着今天索尔兹伯里勋爵离去的是一个历史的纪元。讽刺的是，他交来的答卷是一个民主化、帝国化、殖民化、庸俗化的英国——托利主义、贵族传统和高教会派这些他所代表的事物的对立面。这是张伯伦先生的英国，尽管名义上归贝尔福先生领导。”

维多利亚女王、索尔兹伯里勋爵以及19世纪都已远去。女王在去世的前一年曾去爱尔兰访问，乘游艇回来，路上被波涛汹涌的海面搅得心神不宁。一个特别猛烈的浪头打到船上，她叫来随行的医生，不经意说了一句话，让人联想起一位前辈遥远的声音：“快上去，詹姆斯爵士，转达我对船长的问候，并告诉他，这样的事不能再发生了。”

但波涛滚滚，又怎么会停下来？

[1] 这三个昵称分别属于亨利·坦普尔，第三代帕默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迪斯雷利和格莱斯顿。他们都曾担任过英国首相。

[2] 《笨拙》（Punch），英国政治讽刺类杂志，以刊登漫画著称，在19世纪影响很大。

[3] 英文中议院（House）与房子双关。

[4] 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美国著名画家，以肖像画著称。

[5] 此处指1895年王尔德因“有伤风化罪”被判入狱，从此退出上流社交界。

[6] 指维多利亚女王。

[7] 玛丽·科雷利（Marie Corelli，1855—1924）：当时很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一战”后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8] 托马斯·诺斯（Thomas North）：伊丽莎白时代的翻译家。

[9] 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英国议会等政府机构所在地。

[10] 即《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

[11] 巴特勒夫人，即伊丽莎白·汤普森（Elizabeth Thompson），是少有的以历史画见长的女画家。1881年的马如巴山战役（Battle of Majuba Hill）是第一次布尔战争的关键战役，英军大败。

[12] 拉丁文：愿伊顿辉煌。

[13] 原文用“他”（或“她”）来指代马，以示亲切，但为符合中文习惯，后文皆用“它”来指代。

[14] 戈登（Charles Geroge Gordon，1833—1855）：英国军官，曾因协助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受清朝皇帝封赏，后任苏丹总指挥，任上被苏丹起义军击毙。

[15] 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夫妇都是当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16] 即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

[17] 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1862—1937）：美国女作家，著有《纯真年代》《欢乐之家》等。

[18] 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1800—1859）：英国诗人、历史学家、政治家，以散文、评论和《英国史》著称。

[19] 此二者分别为德国和法国军火商。

第二章

理念与行动

无政府主义：1890—1914

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财产所有权的世界是多么美好，腐败的机构一扫而光，人们获得自由，并像上帝所希望的那样变得善良。为了这个美好的愿景，六位国家元首在1914年之前的20年内遭到暗杀。他们是1894年遇害的法国总统卡诺（Carnot），1897年遇害的西班牙首相卡诺瓦斯（Canovas），1898年遇害的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Elizabeth），1900年遇害的意大利国王翁贝托（Humbert），1901年遇害的美国总统麦金莱（McKinley），以及另一位西班牙总理卡纳来哈（Canalejas），他在1912年遇害。他们当中没有谁称得上是暴君。他们的死是绝望的、受蒙骗的人们的姿态，为了唤起社会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注。

在席卷了这些生命的无政府运动中，没有一个人是英雄。英雄就是理念（Idea）本身。正如一位研究革命的历史学家所说，那是“一场浪漫主义者的白日梦”。它有理论家、思想家，他们富有智慧，真诚而热切，热爱人文精神。它也有工具，那些因为不幸、绝望、愤怒或贫穷而变得堕落和无望，然后被理念吸引，直到被其占有、推动，付诸实行的人们。他们成了杀手。这两组人之间并没有接触。思想家们在报纸和小册子上为无政府主义的千年盛世搭建出非凡的模型；倾吐充满仇恨的激烈演说，猛烈抨击统治阶级及其卑鄙的帮凶——资产阶级；振臂呼吁行动，呼吁“行动宣传”（propaganda of the deed），以推翻敌人的统治。他们呼吁的对象是谁？所谓的行动又是什么？他们没有准确地说出。他们有所不知，在社会的底层，寂寞的人们在倾听。他们听到了演说和鼓吹的回音，窥见了闪闪发光的新千年，允诺没有饥饿和老板的生活。突然，他们之中的一个满怀仇恨或使命感的人拍案而起，出去杀人——并在理念的圣坛祭上自己的生命。

他们出身贫穷、拥挤的杂院，饥饿和肮脏在那里称王；结核病人咳嗽，空气中弥漫着粪便、烂白菜和过期啤酒的味道。婴儿哀号，夫妇争吵尖叫，屋顶有漏洞，坏掉的窗户也不曾维修，冬天阵阵冷风便直灌进屋里。隐私是难以想象的，男女老幼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吃喝拉撒、交媾、生病、死掉。茶水壶在两餐之间当洗涤锅用，旧箱子当作凳子，肮脏的稻草堆当床铺，两个竹篓上搭一块板充当桌子。有时候全家的小孩不能一起出门，因为衣服不够用。正派人家要和醉鬼、殴打妻子的人、窃贼以及娼妇住在一处。生活在失业和干不完的辛苦劳动间来回晃悠，一个制造雪茄的工人和妻子每小时挣13美分，一天工作17小时，每周7天，才能养活三个小孩。死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的奢侈，辛苦一生的积蓄就挥霍在雇用堆满花的葬礼马车上，悼念的人群行进，一切为了抵抗被遗忘的命运，以及那最后的耻辱——公共墓地。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只要消灭邪恶之王——财产，就没有人能依赖他人的劳动生活，人性也将获得解放，追寻人与人之间自然的正义。国家的角色会被个体自发的合作取代，取代法律的是公共福利的最高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任何通过选举或劝说进行的改革都不会起任何作用，因为统治阶级绝不会放弃财产，也不会放弃财产所有权的保护者——权力和法律。只有以革命推翻整个恶毒的现有体制才能取得想要的结果。当旧的系统成为瓦砾，完全平等、没有权威的新秩序才能微笑着安顿在地球上，每个人都有足够多的东西。这个主张看来非常合理，所以一被提出，受压迫的阶级不可能不回应。无政府主义者的任务是散播消息和宣传行动，用理念唤醒他们。于是某一天，某个这样的行动就能点燃反抗的烽火。

革命的1848年是无政府主义的第一年，也是对其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年份。它的两位重要先知是法国人皮埃尔·蒲鲁东（Pierre Proudhon）和他的门徒——俄国流放者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他后来成为这项运动的积极领导人。

蒲鲁东宣称：“谁把手放在我身上、统治我，谁就是篡位者，就是暴君；我宣布他是我的敌人……统治人民的人民政体是奴役”，而它的法律是“贵族的蜘蛛网，穷人的铁链”。自由社会的“最高形式”是没有政府的，而蒲鲁东第一个将其命名为“An-archy”[1]。他热情洋溢，充满蔑视地抨击政府。“被政府统治就是被没有智慧和美德的人看管、检查、监视、管理、训导、说教、控制、支配、审查。就意味着每一个动作和交易都要注册、盖章、缴税、获取专利、许可、评估、测定、惩戒、矫正、遭遇挫败。以公共福利为借口，政府统治被利用、垄断、侵占、掠夺，然后，稍微有点儿抗议或抱怨，当事者就会遭到罚款、骚扰、诽谤、殴打、恫吓、缴械、审判、谴责、入狱、处死、绞喉、遣返、贩卖、背叛、欺诈、蒙蔽、暴打、凌辱。这就是政府，这就是它的公正，它的道德！再想想我们当中的民主主义者，相信政府是好的；社会主义者，以自由平等博爱之名，支持这个丑物；无产者自荐为共和国政府的候选人！真是虚伪！”

蒲鲁东认为“权利的抽象理念”消除了革命的必要，人们通过理智，会被说服而接受没有国家的社会。而巴枯宁为理论添加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这是他在尼古拉斯一世的俄国学到的。他的竞争者卡尔·马克思坚持认为革命只会从工业无产阶级中产生，他们有组织，为这项任务受过训练。巴枯宁与马克思观点相左，他认为一触即发的革命会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或俄国——那里的工人尽管没有什么训练，没有组织，甚至不识字，也不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却会揭竿而起，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有责任心的革命者的任务是在群众中传播理念，把他们从统治阶级强加的无知和偏见中唤醒。有必要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的需要，并从他们当中唤起和冲动相对应的思考，对于反抗的思考。这样一来，工人们就意识到自身的意识，于是“他们的力量变得不可抗拒”。然而，信赖组织的马克思从巴枯宁手上获得了对第一国际的控制。

无政府主义团体本身有阻滞其发展的矛盾之处。无政府主义拒绝政党。蒲鲁东称之为“专制主义的变体”，但是服从权威、组织和纪律又是促成革命所必需的。一旦无政府主义者开会策划活动，他们就不得不面对这个必要性。忠实于理念的他们当然会拒绝。革命会从群众中自发产生。需要的只有理念——以及一点儿星火。

无政府主义者所期待的（资产阶级所惧怕的）任何一次罢工、面包引起的骚乱或地方上的起义，都可能是革命的星火。左拉小说《萌芽》中的埃纳博太太——矿场经理的妻子，注视着矿工们在如血的夕阳下罢工游行，她看见的是“恐怖的革命的红色幻景，在世纪末的某个阴暗的黄昏毁灭一切。是的，在那个黄昏，终获解放的人们会让中产阶级血流成河……他们靴子震响，皮肤肮脏，呼吸充满难闻的气味，这可怕的军团将摧毁旧世界……到处是火光，什么都没了，铜板、头衔、地位、财产片甲不留”。

但每当左拉的矿工们面对宪兵队的枪炮时，星火都会被扑灭。唤醒群众意识到自身需要和力量的神奇时刻并没有到来。巴黎公社爆发又消失在1871年，没能引发普遍的暴动。在给妻子的信中，幻想破灭的巴枯宁写道：“在我们看来，群众是不想被追求自由的热情唤醒了，缺了这个，我们理论上正确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无能为力。”巴枯宁伤心绝望，在1876年死去。正如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所说，他是个没有美洲的哥伦布。

1881年，民粹派（Narodniki）出拳，震惊世界：他们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他们看来，这场出人意料的行动大获成功，可与攻占巴士底狱并称。借此传播了他们的抗议，召唤了被压迫者，震慑了压迫者。然而，这一行动引来了反动。被杀的沙皇，皇冠虽说是独裁的象征，他自身却是农奴的“解放者”，因此贫农为其哀悼，并认为“乡绅谋杀了沙皇，为了重获土地”。他的大臣们展开了野蛮的镇压，民众放弃了所有改革的想法，对此持默许态度，而革命运动“毁于一旦，意志消沉，撤到了反叛者的地窖中”。至此，无政府主义者的第一时期画上了句号。

在19世纪90年代无政府主义运动焕发新春之前，一场可怕的事件扩大了它的影响。这件事没有发生在欧洲，而发生在了美国，在芝加哥城。1886年8月，8位无政府主义者被约瑟夫·加里（Joseph Gary）法官判处绞刑，因为在当年5月4日，一枚炸弹扔向了武装警察队伍，炸死了7名正试图驱散干草市场广场（Haymarket Square）罢工者集会的警察。

这次事件是8小时工作制运动的顶点，而争取8小时工作制又是10年来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工业战争的顶点。每一次冲突中，法律的力量——警察、军队和法庭——都与雇主合作。迎接工人要求的是荷枪实弹和封锁，罢工破坏者却受到私人侦探（Pinkertons）保护，这些侦探全副武装，宣誓担任副治安官。在阶级斗争中，国家不是中立的。受悲惨和不公的驱使，工人们越来越愤怒，雇主们越来越害怕，越发坚定了扑灭罢工的决心，紧张的气氛持续升级。就连亨利·詹姆斯这样的边缘人物都感受到一座“邪恶的无政府地狱在喘息，吐出它的痛苦、能量和憎恨”。

无政府主义并非工人运动，不过是下层阶级普遍骚动的一个组成元素。但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人抗争中看到了炽热的木炭，想把它吹成熊熊烈火。“1磅（约0.45千克）炸药的威力能抵一堆子弹，”奥古斯特·斯皮斯（August Spies）大声呼叫，“军队警察，资本主义的猎犬，做好了谋杀的准备！”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因为在一场工人和破坏罢工者的冲突中，警察开枪杀死了两人。“报仇！报仇！工人们武装起来！”斯皮斯当晚印刷、散布的传单在呐喊。他呼吁次日举行抗议集会。这场集会的地点正是干草市场广场，警察过来驱散人群，一颗炸弹扔了过来。究竟是谁扔的一直没查出来。

宣判后，被告们在法庭上演讲，坚持无政府主义原则，充满殉道者的意识，回响欧美，给无政府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宣传材料。他们意识到证据不足以定罪，便大声宣告他们遭受审判不是因为谋杀，而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让全世界知道，”奥古斯特·斯皮斯叫嚣，“在1886年的伊利诺伊州，8个人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相信更美好的未来！”最后，3个犯人被免去死刑，而在监狱服刑。一个叫路易斯·林格（Louis Lingg）的，是他们当中最年轻、英俊也最狂热的分子，法庭上展示了他制造炸弹的证据。在死刑执行的前一晚，他用一剂雷酸汞炸死了自己，并留下血书——“无政府万岁！”他的自杀被很多人视作是认罪的举动。余下的四个，包括斯皮斯在内，于1887年11月11日被绞死。

数年之后，绞刑架的侧影和四具悬挂的尸体装点着无政府主义的文献，11月11日被欧美无政府主义者当作革命纪念日来庆祝。而公众的良知也意识到了绞刑架造成的悲惨、工人阶级的抗议和动乱。

每个街角都站着身为无政府主义者却对此无知无觉的人。其中一位被纽约的警方记者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写进了1890年的书《另一半人如何生活》中。他在第五大道和第十四大街见到这个人。此人突然跳向一辆马车——车上的客人是两位打扮时尚的女士，刚买了一堆东西——用刀猛砍体格肥壮、毛发油亮的马匹。他在被逮捕关押时说：“他们不用担心明天。一个小时就花了能养活我和我家人一年的钱。”他正是那种无政府主义的实践者。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缄默的，或者只能像一位失去产业的爱尔兰贫农最后一次挖地时那样悲号。一位访客问他想要什么。“我能要什么呢？”老人哭喊，向天挥动拳头，“我只要最后的审判日！”

穷人们所在的这个社会，权势、财富、庞大的支出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富人们一餐中享用鱼、家禽和红肉，住在大理石造的宅邸，锦缎装饰的墙壁，有三十、四十甚至五十多个房间。冬天穿皮草，有随从仆人替他们擦鞋、梳头、准备洗澡水、点壁炉的火。在这样一个世界，梅尔芭夫人在萨瓦的午餐会上，客人们吃厌了桃子，便向窗下的行人扔着玩。这可是当季的鲜果，“芬芳甜美，棉绒包裹”。

这就是统治者，有钱人，他们所有的巨大财富似乎只能解释为从穷苦大众的口袋中的剥削所得。“什么是财产？”这是蒲鲁东的著名问题。他的答案是：“财产即盗窃。”“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恩里科·马拉泰斯塔（Enrico Malatesta）在9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经典《两个工人的谈话》中说道：“他们吃的每一口面包都是从你们的孩子手中拿来的，他们给妻子的每一件贵重礼物都意味着你们的贫困、饥饿、寒冷，甚至卖身。”

如果说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学比较模糊，他们对统治阶级的憎恨却是强烈又鲜明的。他们憎恨“所有人类的折磨者”，这是巴枯宁的称呼，包括“牧师、君主、政治家、士兵、官员、金融家、资本家、放贷者、律师”。对于工人自己来说，敌人不是遥远的富人，而是他们的代表：地主、工厂主、老板、警察。

他们会憎恨，但极少会反叛。大多数人态度冷漠，因为穷困而昏昏沉沉。也有人放弃了。一位有四个孩子的母亲靠做火柴盒赚钱，一个盒子4.5美分，一天工作14小时总共能赚31.5美分。有一天她跳窗自杀，被人从街上搬走时已经死了。邻居说：“她丧失了希望。”一位母亲病重又丢了工作的年轻人因为企图自杀而被带上地方长官的法庭。将这个人从水中拉上来的是水闸看守人的妻子，她在做证时说“我一把他拉上来，他就又往水中爬”，直到某个工匠过来帮忙。地方长官于是称赞她臂力惊人，整个法庭都笑了，但在场的一位叫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人写道：“我能看到的只是一个男孩，在生命的门槛奋力爬向泥泞的死亡。”

巴枯宁时代无政府主义实际尝试上的失败导致其理论和实践偏离了地面，转移到云端。在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时期，它那一贯的田园牧歌般的目标变得更乌托邦了，而行动则比从前更远离实际。它变得失去耐心，看不起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微不足道的努力。“给老板工作8小时是太多了，”无政府主义报纸《反叛》（La Révolte）宣称，“我们都知道社会的症结不是工人们工作10小时、12小时或14小时，而是老板的存在。”

新无政府主义的领导者中最杰出的是彼得·克鲁泡特金亲王（Prince Peter Kropotkin）。他出身贵族，从事地理研究，信仰革命。他在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监狱被关押了两年后，于1876年逃出，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给他罩上了英勇的光环；其后他流亡瑞士、法国和英国，毫无悔意、努力不懈地宣讲革命要义，使光环亮度不减。

克鲁泡特金尽管命途多舛，对人类的信心却取之不尽、无法撼动。他给人一种“渴望把所有人类都揽进怀抱，使他们保持温暖”的印象，熟知他的记者亨利·内文森（Henry Nevinson）如是说。他那光秃而高贵的脑壳被一圈茂盛的棕色头发环绕，闪耀着善良的光芒。浓密的胡子安乐地散布在颏下。他身材十分短小，“没有足够的身体支撑硕大的头颅”。他是斯摩棱斯克王子（princes of Smolensk）的后裔，根据家庭传统，属于留里克王朝（Rurik Dynasty），曾在罗曼诺夫家族（Romanovs）之前统治俄国。克鲁泡特金加入了“良心发现”的俄国贵族的长队，这些人因为所处的阶级压迫了人民几个世纪而怀有罪恶感。

他于1842年出生，在西伯利亚担任哥萨克官员时研究了当地的地理情况，回来时成为地理学会秘书，并在1871年为该组织勘探了芬兰和瑞典的冰川。与此同时，他已经成为某秘密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被发现以后，便遭逮捕和关押。他在1876年越狱后——这一年正是巴枯宁去世之年——逃往了瑞士，与法国地理学家爱理塞·邵可侣（Elisée Reclus）共事。邵可侣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的巨著《世界地理》就有克鲁泡特金的贡献——他写了关于西伯利亚的分册。这两人又合办了《反叛者》，克鲁泡特金任编辑三年；被查禁后该刊又在巴黎以《反叛》的名目重生，后来成为最著名、寿命也最长的无政府主义报刊。他有力而激情的论战，因为成功逃脱俄国最令人畏惧的监狱而获得的威望，他与瑞士无政府主义者汝拉联盟（Jura）的积极工作——所有这些使他获得了亲王的称号，成为公认的巴枯宁接班人。

他又于1882年来到法国。公社传统滋养了法国的武装无政府主义运动，里昂就有个发展得不错的团体。警察搜捕了这个团体，引发了报复性炸弹袭击，导致一人死亡。于是52名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克鲁泡特金遭到逮捕，罪名是隶属于某致力于71废除财产、家庭、国家和宗教的国际同盟。克鲁泡特金被判处5年徒刑，服刑3年后被格雷维总统赦免，之后他和妻女一起迁居英国——那个时代的政治流放者最终的避难所。

在哈姆斯密，这个伦敦郊外体面到沉闷的住宅区中有一座小房子，克鲁泡特金在此继续为《反叛》撰写暴力的热情颂歌，为地理学期刊以及《十九世纪》撰写学术文章，用五种语言招待前来访问的激进分子，在托特纳姆宫廷路的一处地窖给无政府主义俱乐部讲演，还弹钢琴、画画，并以他温柔的性情、和蔼的态度吸引了所有与他见过面的人。“他的友善亲切到了圣洁的地步，”萧伯纳写道，“他那把络腮胡子、可爱的表情，好像是愉悦山[2]上的牧羊人。他唯一的缺点是有预测两周内爆发战争的习惯。最后证明他是对的。”这个缺点其实反映了克鲁泡特金的乐观，因为战争对于他来说是期待中的灾难，摧毁旧世界并为无政府主义的胜利开路。国家的“飞速堕落”加速了这个胜利的进展。“它不会在远方，”他写道，“一切都使它越来越近。”

这个和蔼可亲的人穿着维多利亚绅士传统的礼服大衣，却在鼓吹暴力的必要性上立场强硬。人类走向完美的进程被“既得利益者的惰性”所抵制。进步需要一场暴力事件“把人类从陈旧的常规中拽出来，扔到新的路上去……革命成为必要，不容置疑”。必须通过“行动宣传”在大众中唤起反叛的情绪。成为无政府主义暴力旗帜的“行动宣传”这一措辞最早是法国社会主义者保罗·布鲁斯（Paul Brousse）在1878年使用的。这一年见证了四次针对欧洲皇室的袭击：其中两次的对象是德国的威廉一世，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国王各一次。“理念已经出动，”布鲁斯写道，“我们也必须发起行动宣传。皇室的胸膛将打开通往革命之路！”

次年在瑞士汝拉召开的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上，克鲁泡特金特别强调了行动宣传，虽然并未明确宣传的方法。尽管没有大力推荐暗杀，他还是在19世纪80年代继续敦促一种通过“演讲、文字、匕首、枪炮和火药”实现的宣传。他在《反叛》的版面上鼓舞人心地召唤：“言行合一的勇者，有骨气的人，不愿过与自己的原则冲突的生活，宁愿选择监狱、流亡与死；果敢的人，知道为了胜利，必须敢于冒险。”这样的人必须成为先进的革命卫士，远在群众做好准备之前，除了要“说话、控告、讨论”，还必须“行叛变之实”。

“仅仅一次行动，”克鲁泡特金又在别处写道，“就比1000本小册子更有宣传力度。”词语“像教堂的钟声一样消失在空气中”。需要行动来“刺激对剥削者的憎恨，嘲弄统治者、表现出他们的弱点，更重要的是一直要唤起反叛的精神”。他在报纸上傲然呼吁的行动确实成为现实，但行动的执行者却不是他。

到了19世纪90年代，克鲁泡特金50多岁的时候，尽管从未改变对革命的需求，却对个体的行动的热情上做出了一些克制。他在1891年3月的《反叛》上写道，纵然“革命精神通过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得到极大的提升，英雄行为本身却无法构成革命。革命首先是群众运动……几斤炸药摧毁不了有几百年历史的体制。这些行动的时机已过，现在应该是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穿透群众的时候了”。可惜，免责声明很少和先前的主张一样有力。

1893年煤矿罢工的中途，在伦敦霍尔本一家饭店，克鲁泡特金与固执的工团主义者本·蒂利特（Ben Tillett）、汤姆·曼恩（Tom Mann）争吵。“我们必须摧毁！我们必须破坏！我们必须把专制者赶下来！”曼恩喊叫。

“不，”克鲁泡特金说，带着外国口音，镜片后的双眼像科学家一样闪着光，“我们必须建造。我们必须在人心之间建造。我们必须造出天国。”

他已经准备好了天国的方案。革命之后——他估计需要三五年才能摧毁政府、监狱、堡垒、贫民窟，没收土地、工业及所有形式的财产——志愿者们会盘点所有的食物储备、住所以及生产工具。打印出的单子将散发给大众。每个人都能按需得到供大于求的东西，而供不应求的东西则会定量配给。所有的财产都是公有财产。所有人都根据自身需要在公共仓库中获得食品和用品，也有权“决定对于他来说舒适生活所需的东西”。既然没有了继承，贪婪也就不复存在了。所有体格健全的男性都通过团体和公社与社会订“协议”，规定他们从21岁到45岁或50岁，从事自己选择的工作，每天5小时。作为回报，社会将保证其享受“房子、商店、街道、交通工具、学校、博物馆等等”。执法部门、法官或刑罚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人们会出于自身与邻居“合作、支持和同情”的需求而履行协议。这项过程非常合理，所以行得通，然而就是克鲁泡特金也应该注意到，合理性很少是人类行为的动机。

在常识上不留情面的萧伯纳在费边主义小册子《论无政府主义的不可能》中指出了问题所在。这本书于1893年出版，其后10年内再版多次。他问道：如果人是好的，体制是坏的，如果一旦腐败的体制不再压迫人，人就能变好，那么“令他痛苦呻吟的腐败和压迫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然而，萧伯纳觉得有必要写下这本小册子，这正是他对理念力量的致敬。

对于无政府主义规划而言，最棘手的问题是核算物品和服务的价值。根据蒲鲁东和巴枯宁的理论，每个人是根据他的产量来分配物品的。但这就需要一个团体来确定价值并做核算，一个权力机构——正是“纯粹”无政府主义谴责的对象。克鲁泡特金和马拉泰斯塔提出了解决办法，那就是假定所有人都愿意为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而工作，既然所有的工作都是高尚而愉快的，每个人都会主动地贡献，自由地从公共仓库中取出所需，没有核算的必要。

为了证明这一点，克鲁泡特金发展了他的“互助”理论，以展示无政府主义存在于自然法则中的科学基础。他认为，资本主义思想家歪曲了达尔文的命题。自然界其实并非红牙利爪，各种生物本能地以消耗他者为代价生存。相反，它们是出于本能，通过“互助”来保存物种。他举的例证包括蚂蚁、蜜蜂、野马和牛——它们会围成圈以抵御狼群的攻击——以及中世纪生活在乡村公共农场的人们。他特别佩服兔子，虽然没有防御的力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却存活并繁衍。兔子在他看来象征着柔者的耐久性，而柔者将承袭地土，正如过去的一位布道者所言[3]。

尽管克鲁泡特金始终构想着资产阶级世界的全面毁灭，资产阶级却忍不住要授予他荣耀。他是如此杰出的学者——而且还是个亲王。他拒绝了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资格，因为学会接受皇室的赞助，但他还是受邀参加学会晚宴。他在宴会上拒绝站起来加入主席提议的“为国王干杯！”活动。主席随即又站起来说：“克鲁泡特金亲王万岁！”于是席上所有人起立，一同为他干杯。他在1901年访问美国，在波士顿的洛威尔研究所做讲座，受到当地知识精英的款待，风头不输芝加哥名媛波特·帕尔默（Potter Palmer）夫人。《亚特兰大月刊》请他写回忆录，他的书也由最体面的出版社发行。《互助论》一书上市，就获得《评论之评论》的褒奖：“一本健康、开朗、愉快的好书，读了对人有好处。”

除了克鲁泡特金之外，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法国最流行。支持者形形色色，有的严肃，有的轻率。他们的领导者是爱理塞·邵可侣和让·格雷夫（Jean Grave）。邵可侣一脸黑须，形容忧郁，有种拜占庭耶稣像式的阴郁之美。他是这项运动的占卜师，曾奋战在公社的栅栏，向着监狱，前进在通往凡尔赛的血腥的路上。他出身书香门第，除了作为地理学家的本职工作外，还年复一年著书阐发、宣讲无政府主义系统，并在不同的时期分别与克鲁泡特金和格雷夫合作，编辑无政府主义报刊。他曾是布鲁塞尔新大学（Université Nouvelle of Brussels）的地理系主任，据一位学生说，讲台上的他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他从地球的形成讲到人类的未来，“像卢梭一样，毫不动摇地坚信，一旦从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污染中解脱，人类本性的善就会焕发光辉”。

格雷夫与之相反，出身工人阶级。曾做过鞋匠，也像蒲鲁东一样，当过排字工、印刷工。他曾在19世纪80年代练习使用雷汞炸掉警察局，亦即法国国民议会的所在——波旁宫。他所著的《垂死的社会与无政府主义》在论证推翻政府上太有说服力了，还提供了许多阴险的建议，导致他被收监两年。在狱中，他又写了另一本《后革命社会》，在出狱后立即印刷、发行。当局并没有将这部空想作品视作危险的颠覆因素。他于是在工人聚居的穆浮达街一间五层房子的阁楼上，编辑大部分是他自己创作的《反叛》，并用手摇印刷机排印。与此同时，他还奋战在他伟大的历史作品《第三共和国的自由运动》上。在一间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做家具的小屋里，他生活并工作着。总是穿着法国工人的黑色长衫，被小册子和报纸包围着，“好像一个800年前忘了死掉的中世纪隐士”。

追随者们，也就是运动的主体，从没有组成政党，而是通过小的、局限在特定地区的俱乐部和团体进行活动。几个同志会在同伴中散发类似这样的通知：“马赛的无政府主义者将成立名为‘复仇者和饥饿者’的团体，每周日在××处集合。欢迎同志们携可靠的朋友聆听并参与讨论。”不只在巴黎，不少大城市甚至许多小镇都有这一类团体，比如阿尔芒蒂耶尔的“不屈者”、里尔的“苦差”、布卢瓦的“时刻准备着”、南特的“土地与独立”、里昂的“炸药”、沙勒维尔的“反爱国者”。它们有时联合其他国家的团体，在一起开代表大会，比如1893年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期间举行的大会。但他们并没有组织起来，也没有结成同盟。

无政府主义的火把——恩里科·马拉泰斯塔是个意大利人，始终向世界各地有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地方传递着火焰。他比克鲁泡特金小10岁，长得活像个和基督山伯爵交好的传奇土匪。实际上，他出身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曾是个医科学生，因为参与巴黎公社时期的学潮而被那不勒斯大学开除。此后，他学了电工以谋生，加入了第一国际的意大利分支，站在巴枯宁一边反对马克思，在阿普利亚领导了一场流产的农民起义，进了监狱，后来流亡。他试图将比利时的1891年总罢工从其狭隘的目标——成年男子选举权上引开去，因为在无政府主义者的信条里，选票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又一个陷阱。他因为类似的革命努力被一个又一个国家驱逐，甚至被判5年囚禁在监狱岛兰帕杜沙，但他在一次风暴中划船逃走。禁闭在意大利时，他又通过藏在一个标志着“缝纫机”的包装箱中逃脱。这个箱子装在一艘开往阿根廷的船上，他指望去巴塔哥尼亚淘金，以资助他的事业。金子还真被他找到了，可惜却被阿根廷政府没收。

马拉泰斯塔不满足于仅仅谈论国家的灭亡，还始终致力于促成灭亡的实践行动。这使得别人怀疑他偏离“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甚至走向马克思主义。他曾遭到枪击，凶手是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属于极端的反组织派（antiorganizzatori）。无论帮助策划的暴动有多少次胎死腹中，马拉泰斯塔都从不气馁，他总是刚被收监或刚刚出狱，就精神抖擞地从某个戏剧性潜逃行动或亡命的冒险中浮现，永远是没有家的浪人，甚至没有自己的房间。就像克鲁泡特金所说，他每次出现“都和上次见面时一个样，做好再战斗的准备，始终满怀对人类的热爱，哪怕是敌人或狱卒，他都不憎恨”。

自信正是这些领袖们的突出特点。他们坚信无政府主义会因为正义赢来胜利，资本主义体系会因为堕落而走向灭亡。在19世纪走向终点之际，他们感受到资本主义神秘的死期。“所有人都在等待新秩序的诞生，”邵可侣写道，“这个见证了许多重大科学发现的世纪一定会在离开之前留给我们更重要的战利品。恨了这么久，我们渴望互相关爱，也因为如此，我们是私人财产的敌人、法律的鄙视者。”

克鲁泡特金以慈爱的眼光观察周遭的世界，发现随处都有令人鼓舞的迹象。比如，免费博物馆、图书馆和公园的不断增多在他看来是走向无政府主义的表现，最终所有私人财产都会变成公用财产。收费公路和桥梁不是正在免费吗？城市不正免费提供水和路灯吗？这些都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证据，将来的社会不再受政府管制，人们会因为各种“自由组合”走到一起。他认为，国际红十字会、工会甚至船主和铁路的卡特尔（在别处被另一种不太一样的美国改革者贬斥为“托拉斯”）等都是“自由组合”的表现。

在克鲁泡特金、马拉泰斯塔、让·格雷夫和邵可侣等人的努力下，无政府主义在世纪末达到了“闪亮而庄严的道德高度”，用他们自己人的话说。但这一成就的代价是与现实的明显脱节。这些人也都因为自己的信念不止一次被关进监狱。克鲁泡特金就曾因为在监狱里患上坏血病而牙齿脱落。他们并非生活在象牙塔里，虽然他们的头脑长在那里。他们之所以能描绘出万界和谐的蓝图，是因为忽略了人类行为的证据和历史的证言。他们对革命的坚持直接扎根于对人类的信念，他们相信，只要一个鲜明的例子、一场猛烈的打击，就能推动人们进入黄金时代。他们大声宣告自己的信念。后果往往是致命的。

无政府主义暴力的新时代从法国开启，刚好在法国大革命百年纪念之后。炸弹、匕首和枪击的统治持续两年，被杀的有伟人，也有普通民众，财物遭毁、人心惶惶，恐怖的气氛在蔓延，接着又渐渐平息。1892年，打响信号枪的是一个名叫拉瓦尚尔（Ravachol）的人。他似乎“呼吸着反叛和仇恨”。他的所作所为，和接下去几乎所有的行动一样，是为了给因为国家而受苦的同志们复仇。

此前1891年的劳动节，在巴黎近郊的工人聚居地克里西，工人们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带领下，举着写有革命标语的红旗游行，遭遇了骑警的攻击。混战中，五名警察轻伤，三名无政府主义领导者重伤。这三人被拉到警察局，在还流着血、没有治伤的情况下，遭到了两队警察的毒打，警察拳脚兼施，还用枪托击打。审判庭上，检察官布洛（Bulot）称，这三人中的一个在骚乱前一天曾号召工人们武装起来，并告诉他们：“要是狗一样的警察来了，谁也别害怕，就像杀狗一样把他们杀掉！打倒政府！革命万岁！”布洛凭此要求判处三人死刑，而此事件中并没有人致死，如果他没有做出这么不合理的要求就好了。这正是一连串爆炸事件的起因。当时审理此案的本努瓦法官（M.Benoist）宣判其中一人无罪，一人2到5年徒刑，另一人3年徒刑。这是当时类似情况所允许的最大处罚力度。

审判过去6个月后，本努瓦法官在圣日耳曼大道的家被炸弹炸飞。两周后，5月27日，又一枚炸弹炸飞入了布洛的家，他是克里西街事件的检察官。警察在两次爆炸之间向公众传阅了疑犯的描述，这是一个身材单薄但肌肉发达的年轻人，20多岁，面色泛黄，颧骨突出，头发棕色，有胡子，看起来身体不太好，左手拇指和食指间有疤痕。在第二次爆炸的当天，有上述外貌特征的男子在玛赞达大道上的维里餐厅吃晚饭。席间，他口若悬河地和一位叫雷洛的服务员谈论爆炸的事，而当时这个街区的人还不知道爆炸已经发生。他也发表了反军国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言论。雷洛觉得此人有点儿奇怪，但什么都没做。两天后，此人又来到这家餐厅，雷洛注意到了伤疤，于是叫来了警察。当他们赶来逮捕这个纤细的年轻人时，他突然变得像巨人一样充满疯狂的力量，上来了10个人，经过一场殊死搏斗才将其制服，押送至监狱。

此人正是拉瓦尚尔。他跟母亲姓，而不喜欢父亲的姓氏克里格斯坦，因为他的父亲抛弃了妻子和四个孩子，使他在8岁的时候就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他在18岁读了尤金·苏（Eugène Sue）的《流浪的犹太人》，从而失去宗教信仰，转投无政府主义，参加他们的集会，结果因此被解雇，连同他的弟弟一起，失去了染工助手的工作。与此同时，他的妹妹死了，姐姐生了一个私生子。尽管拉瓦尚尔找到了其他的工作，收入却不足以使家庭脱离苦难。因此，他开始有原则地以非法活动补贴家用，还因此获得强烈的自豪感。抢劫富人的钱财是穷人“为了摆脱野兽一样的生活”所应有的权利，他在监狱里说过：“因为饥饿而死去是怯懦而耻辱的。我宁愿做贼、造假币、杀人。”实际上这些事他都做过，甚至还盗过墓。

他在1892年4月26日的审判上表示，他的动机是为克里西的无政府主义者报仇，他们遭到警察的殴打，“甚至都没有水清洗伤口”，而布洛和本努瓦还判处了他们最重的刑罚，虽然陪审团建议了最轻的。他态度坚决，眼中闪烁着内心充满信念的人所特有的敏锐光芒。“我的目的是制造恐怖，以强迫社会关注那些受苦的人。”他说道。几卷书的内容被他浓缩成了一句话。报纸将他描述成阴险狡诈、残暴和拥有“巨大力量”的人物，目击者证实他曾捐钱给在狱中的克里西无政府主义者之一的妻子，并给她的孩子买衣服。一天的审判之后，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和苦役。但拉瓦尚尔事件才刚刚开始。

与此同时，那个叫雷诺的服务员绘声绘色地向客人和记者讲述伤疤——辨识——逮捕的故事，他也因为这件英勇的作为而臭名远扬。结果，一位不知名的复仇者在维里餐厅投了一颗炸弹，炸死的不是雷诺，却是他的姐夫维里先生——这家店的老板。无政府主义刊物《悠闲老爹》（Le Père Peinard）用残忍的双关语“证实”（vérification）[4]为这一复仇行为喝彩。

但是这会儿警察已经发现了拉瓦尚尔的一系列罪行。包括从尸体上偷盗珠宝、谋杀一个92岁的吝啬鬼和他的管家，后来又谋杀了两个开五金店的老妪——她们从他身上赚过40苏钱，以及另一个没从他身上赚过任何钱的店主。“看见这只手了吗？它杀过的资产阶级有它的手指那么多。”有人曾引用过拉瓦尚尔的这番话。其间，他又平静地生活在寓所，教房东的女儿识字。

6月21日的审判在维里饭店复仇炸弹所引发的恐怖气氛中开始。所有人都猜测巴黎司法宫会被炸飞，司法宫被军队包围，每个入口都有警戒，陪审员、法官和律师们在警察的护卫下进入法庭。听到死刑宣判时，拉瓦尚尔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无政府主义理念”，并预见性地补充说：“我知道会有人替我复仇的。”

面对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既是穷凶极恶的罪犯，又保护不幸的人，并为他们复仇——无政府主义报刊出现了分歧。克鲁泡特金在《革命》上否认拉瓦尚尔是“真正可信的”革命者，而是“轻歌剧（opérabouffe）的变种”。其行动，他写道：“不是脚踏实地的日常准备工作，那些工作很少有人看见，却对革命至关重要。拉瓦尚尔这种人是完成不了这样的工作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就让他们随着资产阶级而去吧。”马拉泰斯塔同样在文艺无政府主义期刊《户外》（l’En Dehors）上否定了拉瓦尚尔的做法。

问题在于，拉瓦尚尔差不多属于但又不完全是自我无政府主义者（Ego Anarchists），这个派别有严肃的理论家一人——德国的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培育自我的（culte de moi）追随者上百。他们严厉鄙视所有资产阶级和社会约束，承认个人“无政府主义地生活”的权利，这包括应一时之需的入室盗窃及其他犯罪。他们关注的是自己，而不是革命。这些“迷你波吉亚”的放纵行动经常是打着无政府主义的旗号，以同警察的枪战结束。公众对此又怕又恨，他们无法区分偏离常规的变体与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而这两者的特点拉瓦尚尔都有。对于他所在的受压迫阶级，他确实有一丝真诚的怜悯与同情，以至于一份无政府主义报纸将其比作耶稣。

7月11日，平静而毫无悔意的拉瓦尚尔走向了断头台，临行前高呼“无政府主义万岁！”于是，事情一下子清楚了。一夜之间他成了无政府主义的殉道者，下层社会的英雄。《革命》杂志也推翻了先前的说法，宣告“会有人替他复仇”！在正在展开的复仇循环上添上一笔。《户外》为与拉瓦尚尔一同接受审判的共犯的子女开展募捐活动，捐赠者包括画家卡米尔·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剧作家特里斯坦·伯纳德（Tristan Bernard）、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兼诗人埃米尔·范哈伦（Emile Verhaeren），以及即将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扮演角色的伯纳德·拉扎尔（Bernard Lazare）。拉瓦尚尔还成为一个动词（ravacholiser），表示“彻底摧毁敌人”。一首叫“拉瓦尚尔”的歌也在街头流行，用了革命歌曲《卡曼纽勒》（La Carmagnole）的旋律，副歌的歌词是：

这一天会来，

这一天会来，

资产阶级都会被炸开。

拉瓦尚尔的意义不在于他的炸弹，而在于那场死刑的表演。与此同时，暴力事件在大西洋两岸接连喷发。

无政府主义对待性问题也和其他问题一样，是反对政府的。它也不乏风流韵事，其中一场将会在美国引起爆炸效应的事件此刻正在纽约酝酿。它的开端是1890年为干草市场烈士举行的纪念会。在会上发言的是德国流亡者约翰·莫斯特（Johann Most），他面孔扭曲，身体残疾，是纽约的无政府杂志《自由》（Freiheit）的编辑。

童年时一场意外后没人照料，使他的脸落下残疾。青年时代遭人嘲笑，孤独度日，四处流浪，有时挨饿，有时打零工，这些都是社会仇恨的自然诱饵。这种仇恨在莫斯特身上像海藻一样疯狂生长。他在德国习得图书装订的工艺，为革命报刊撰写怒气冲冲的文章，甚至在19世纪70年代进入国会担任过一期副职。他因为煽动革命而被放逐，一开始流亡英国，并在那里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自办了一份情绪激昂的杂志，发文热烈祝贺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杀事件，导致他被监禁18个月。在他还在监狱服刑时，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爵士被爱尔兰造反派刺杀于都柏林，他的同志们同样热烈欢呼。这回，好脾气的英国人也被惹恼了，《自由》被查禁。于是，莫斯特出狱后，带着他的报纸和热情来到了美国。

《自由》的煽动与残暴丝毫没有减弱，在某位读者看来似乎是“喷射着嘲弄、蔑视和反抗火焰的岩浆……散发的仇恨令人透不过气”。在泽西城的一家炸药厂秘密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莫斯特出版了一份关于炸弹制造的手册，并在《自由》上肆无忌惮地详细讲述了黄色炸药和硝化甘油基炸药的使用方法。他的目的和他的仇恨一样是普遍化的，目标是通过“不留情面的”革命行动消灭“现有的阶级统治”。莫斯特对8小时工作制不感兴趣，称其为“该死的东西”，他认为8小时工作制即便实现也只能令劳动者的视线从真正的问题上——反抗资本主义，建立新社会——转移。

1890年莫斯特44岁，中等身材，灰白茂密的头发覆盖在一个大大的头上，脸的下半部分因为移位的下巴而扭曲向左侧。他是个严厉而愤世嫉俗的人，而他在纪念大会上的演讲又是那么雄辩而激情四射，那令人厌恶的面孔已被忘却。一位女观众认为他的蓝眼睛富有同情心，而且他似乎同时“洋溢着仇恨与爱”。

在场的一位叫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的人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她是刚从俄国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21岁，个性反叛，天生很容易激动。她当晚的同伴是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和她一样也是俄国犹太移民，在美国生活了不到3年。俄国的迫害和美国的贫穷使这两个年轻人革命激情高昂。无政府主义成为他们的信条。艾玛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工厂缝纫，每天10.5个小时，一周赚2.5美元，而她每月的房租就要花去3美元。伯克曼家境要好一些，在俄国的时候还能雇得起佣人，送他去预科学校念书。但这个家庭突然遭遇了经济上的困难，他最喜爱的叔叔因为革命情绪而被警察逮捕，再也没有出现。而萨沙（亚历山大）也因为写了一篇有虚无主义色彩的文艺作品而被学校开除。他现在已经20岁了，有“巨人般的颈项和胸膛”，前额突出，显得很好学，眼神聪慧，表情严肃。莫斯特关于殉道者的演说“充满张力和可怕的刺激”，艾玛便在萨沙的臂膀寻找“宽慰”。她的热情后来又把她引导向莫斯特的臂膀。这场安排的张力与任何资产阶级三角恋都没什么不同。

1892年夏，宾夕法尼亚州荷姆斯泰德，钢铁工人的工会正在罢工，以抗议卡内基钢铁公司减工资。这次减工资的目的就是打败工会，为了这场战斗，公司建造了一圈军用栅栏，上有倒钩电网，计划在罢工期间，通过平克尔顿职业介绍所再招聘300名工人，维持工厂的运作。此时的安德鲁·卡内基已经成了慈善家，他因此慎重地撤到苏格兰的一条盛产三文鱼的河流边度夏。同工会战斗的任务便转交给了亨利·克雷·弗雷克（Henry Clay Frick）。没有人比他更有能力，也更愿意接这个活。他43岁，特别帅气，颜色很深的唇髭与短胡子融合。此人谦恭有礼，眼神有时会突然变得“非常冷酷无情”。他出身于宾州的大户人家，习惯穿显眼的深蓝色小细条西服，从不佩戴首饰。有一回匹兹堡的《领袖》报刊登了他的漫画，他很不愉快地告诉秘书：“这不行，这绝对不行。查查是谁的报纸，把它买下来。”

弗雷克新招聘的工人将在6月5日被带进工厂。他们乘坐着武装护卫的驳船穿越蒙诺葛海拉河，快要上岸时，遇到了罢工工人的袭击。后者的武器是自制的大炮、步枪、火药和沸腾的油。一天激烈的战斗过后，10人被杀，70人受伤，最后，流血的工人们取得了胜利，把从平克尔顿雇用来的人撵出了厂。宾州州长派来8000民兵参加战斗，震撼了整个美国。被烟雾、死亡和喧哗包围的弗雷克发出了最后通牒，他拒绝和工会交涉，不让工人参加工会，解聘任何继续罢工的工人，并将其从家中驱逐。

“荷姆斯泰德！我必须去荷姆斯泰德！”伯克曼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叫道，艾玛拿着报纸冲进屋。他们觉得，那一刻是“行动的紧要关头……全国都反对弗雷克，这时候打他一拳，整个世界都会注意到我们的事业”。罢工的工人们不仅是为他们自己，还是“为了所有时代，为了自由的生活，为了无政府主义”——尽管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正因为他们仅仅是“盲目地反抗”，伯克曼感到重任在肩，他需要“启发”工人斗争，给予他们“无政府主义的伟大愿景，仅靠这个，对现状不满的人们就会充满革命的意愿”。除掉一个压迫者不仅无可非议而且还是“自由的作为，给予受压迫者生命和机会”。为这一事业牺牲是“每个真正的革命者最高的责任与考验”。

伯格曼登上去匹兹堡的列车，决心杀掉弗雷克，并努力活下来，直到“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为止。然后，在监狱里，他将“像林格一样死在自己的手上”。

6月23日，他自行来到弗雷克的办公室，以“某纽约职业介绍所代理人”的身份被允许进去。当时弗雷德正和他的副总约翰·利什曼（John Leishman）开会。伯克曼走进来，拿出左轮手枪开火了。他打中了弗雷克颈部的左边，接着又开一枪打中了右边，在他开第三枪时，手臂已经被利什曼扣住了，所以完全射偏了。流着血的弗雷克向伯克曼冲过去，利什曼也上来打他。他倒在地上，也把弗雷克和利什曼拉下来，三人纠缠着。伯克曼抽出一只手，设法从口袋里取出一把匕首，在弗雷克的两胁和腿上连刺了七刀。直到这个时候，副治安官和其他人才冲进办公室。

“我要看他的脸。”弗雷克小声说。他自己脸色苍白，胡须和衣服上血迹斑斑。治安官把伯克曼的头发往后一拉，于是弗雷克和他的袭击者四目相对。到了警察局，人们从伯克曼的身上（有人说是嘴里）发现了两管雷酸汞，正是林格用于自杀式爆炸的东西。结果，弗雷克活了下来，罢工被民兵镇压，而伯克曼在监狱中待了16年。

这一切吓得整个美国喘不过气。但无政府主义小圈子里的动静比公众的震撼更甚。8月27日，暴力歌颂者约翰·莫斯特竟背叛了他的过去，在《自由》上斥责伯克曼的刺杀行动。他说，恐怖主义行动的价值被高估了，在一个缺乏无产阶级意识的国家里，这样的行动无法动员起义。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眼中的英雄伯克曼，莫斯特则表示鄙视。当他在一次集会中再次发表以上观点时，观众席上一位复仇女神气愤填膺地站了起来，正是艾玛·戈德曼。她以马鞭为武器，跳上讲台，鞭子落在了她曾经的情人——莫斯特的脸上、身上。这场丑闻影响巨大。

毫无疑问，私人感情是莫斯特以及她的行为的动因之一。莫斯特有可能是学着克鲁泡特金和马拉泰斯塔，他们在拉瓦尚尔事件中已经开始怀疑暴力的价值。但是热诚的伯克曼和拉瓦尚尔不一样，他在爱情和革命运动上都是莫斯特的竞争对手，还更年轻，这当然令莫斯特又气又恨，于是他暴躁地攻击一位愿意为无政府主义行动牺牲的同志。这个令人震惊的背叛对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打击甚大，此后无政府主义再也没从中恢复。

但是，公众却并没有受到影响。他们只知道无政府主义的打击，或者攻击，用法国人的话来说。它的深处蕴藏着破坏性的力量，公众对此很是害怕，每一次攻击使恐惧进一步加深。在荷姆斯泰德事件的次年，恐惧爆发了，因为剩下的三位因为干草市场事件关押的犯人被伊利诺伊州州长约翰·P·奥尔特盖尔德（John P. Altgeld）赦免了。这位州长性格怪异、严厉而热情，出生3个月就被人从德国抱到美国，度过艰辛的童年，从事过体力劳动。他16岁参加内战，学过法律，当过州检察官、法官直到成为州长，此外还做房地产生意发过财，几乎是个疯狂的自由派。他保证过，一旦取得权力，就会纠正那场军事法庭式的不公正判决。他这么做也和他与加里法官的私人恩怨不无关系。他在选举中获胜，当上州长之后，就立即启动了对审讯记录的研究，并在1893年6月26日发布赦免令以及一份1.8万字的文件，陈述原判决的不合法。他表明，陪审团成员已被买通，被“指定去宣判有罪”，法官对被告持有偏见，不愿意进行公平的审判，而州检察官已指出，至少其中一位被告的罪名是不成立的。这些事实在此前并非无人知晓，在判罪与绞刑之间的年月里，许多因为死刑判决而心神不安的芝加哥知名人士已经在私下里为赦免而奔走。实际上，那三位还活着的人就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获得减刑的。但是，当奥尔特盖尔德将法律的“恶魔之角”曝光时，却撼动了公众对社会的根本性制度的信心。如果他是出于纯粹的宽仁而赦免无政府主义者，人们就不会这么激动了。但事实如此，他受到了报刊杂志、讲坛牧师以及各行各业重要人士的公开指责。多伦多的《刀报》说他鼓励“推翻文明”的行为。纽约《太阳报》更加气愤，用诗歌来讽刺他：

荒凉的芝加哥啊……

举起你虚弱而有罪的手

国家成残骸

高塔在崩坏

写下奥尔特盖尔德

在你的城门！

奥尔特盖尔德在换届选举中落败。尽管除了这次赦免外还有别的原因，他在1902年55岁去世前再没能担任公职。

以上事件正在展开之际，炸弹时代在西班牙爆发。它在那里，相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来得更猛烈、更狂野、更过分，时间也更长。西班牙是国家中的亡命之徒，看待生命有一种悲剧感。它的山峦是裸露的，它高耸的大教堂愁云惨淡，它的河流在夏天干涸，它伟大的国王中有一个生前就住在陵墓里。它的国家运动不是游戏而是一场血流成河的危险仪式。被废除的女王伊莎贝拉二世曾概括过西班牙的特殊品质。她在1890年访问首都时写信给女儿：“悲伤的马德里啊，一切都格外异乎寻常。”

在马克思和巴枯宁为争取工人运动控制权的斗争中，最终获胜的是无政府主义，这种情况出现在西班牙是非常自然的。然而，在一切都更严肃认真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组织起来，根深蒂固，一直影响到现代。西班牙和俄国一样像个汽锅，革命元素不断沸腾，冲撞着锅盖的紧紧压迫。教会、地主、宪兵（Guardia Civil）都在把锅盖往下压。尽管西班牙有国会和民主进程的门面，工人阶级其实并不像在法国和英国那样，拥有发起改革和变化的法律途径。所以，无政府主义的感染力，以及它爆炸性的做法更受欢迎。但和“纯粹的”无政府主义不同，西班牙的形式更为集体化，因为必须如此。压迫太重，个人行动是没有希望的。

1892年1月发生了一场大爆炸，就像克里西劳动节事件一样，开启了一轮恐怖的报复袭击。平均地权者的起义是南方特有的，那里农庄庞大，地主却远在他乡，耕种土地的农民辛苦一天只能赚到买面包的钱。他们中的400人揭竿而起，以干草叉、镰刀和能找得到的枪械为武器，行军到安达卢西亚的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Jerez de la Frontera）村。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解救5位同志，他们因为涉嫌谋划10年前的一场工人事件而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监狱里还要戴着镣铐。叛乱很快被军队镇压，指挥者中的4位被判处绞喉刑。这是一种西班牙特有的行刑方式，行刑人站在受害者身后，拿着一种木制的手柄，手柄间有一条头巾，转动手柄就能把反绑在柱子上的犯人勒死。其中一位叫萨苏埃拉（Zarzuela）的犯人临死前号召人们“为我们复仇”。

马丁内斯·德·坎普斯（Martínez de Campos）将军是西班牙政府的堡垒。他手段强硬，在1874年复辟了君主制。此后又打败了觊觎王位的卡利斯特派，镇压了古巴早期的暴动，并担任首相和战争大臣。1893年9月24日，他在巴塞罗那参加阅兵式。站在人群前排的有个叫帕拉斯（Pallas）的无政府主义者，曾在阿根廷和马拉泰斯塔一起——就是这个人，连扔了两枚炸弹，杀死了将军的马、一名士兵和五个无辜的旁观者。但他想要杀的人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将军被摔在了马下，只受了轻伤。帕拉斯骄傲地供认，他曾计划杀掉将军和“他的所有陪同人员”。他在军事法庭上被判处死刑时喊道：“很好！会有无数人继续我们的事业。”他被允许同他的孩子告别，但是出于某种野蛮的原因，不能与妻子和母亲告别。对他的判决是：背对行刑队，被射杀，这又是另一种西班牙式惩罚。他临死时重复了安达卢西亚的呼喊：“复仇是可怕的！”

复仇在几个星期内就来了，仍然发生在加泰罗尼亚的首府[5]；就死亡人数而言，是最致命的一次无政府主义袭击。1893年11月8日，差不多是干草市场的纪念日。这一天也是利休剧场（Teatro Lyceo）歌剧季的开幕日，衣着华丽的观众们正在听《威廉·退尔》。这部关于反抗暴君的歌剧才唱到一半，两枚炸弹就从楼座上扔了下来。其中一枚引爆了，一下就炸死了15个人，另一枚尚未爆炸，但随时可能爆炸。一场“充满恐惧和绝望”的喧嚣开始了，到处是尖叫和咒骂声，人们争相跑向出口，“为了逃离现场，不论什么年龄和性别，都好像野兽”。后来，受伤的人被抬了出来，华服被扯烂，刷了浆的白衬衫上溅着血，聚集在剧院外的人群“把无政府主义者和警察都骂了个遍”，一位记者这么写道。此后还有7人重伤不治死亡，最终22人死亡，50人受伤。

政府的应对措施也同样凶猛。所有已知的对社会不满者的俱乐部、家庭、集会场所都遭到了警察的搜查。成百上千个人被抓捕，扔进了蒙就伊克（Montjuich）的地牢。这座重兵把守的牢狱处在海拔700英尺（约210米）的山上，看守着港口和巴塞罗那这座长期叛逆的城市，做好镇压一切叛变的准备。牢房已经人满为患，新来的犯人不得不暂时被铐在停泊其下的军舰上。因为这一次没有人站出来承认自己杀掉了这么多人，残酷的拷问开始了。犯人被烙铁烫伤，在鞭打下不停地走上30、40甚至50个小时。除此之外还有西班牙特有的一些其他的刑罚，不愧是裁判异端的国度[6]。凭借这种拷问所获取的情报，警察在1894年1月逮捕了一个名叫桑迪亚哥·萨尔瓦多（Santiago Salvador）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承认歌剧院事件是为了给帕拉斯复仇。被逮捕之后，他的同伴——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又实施了一起爆炸事件，杀死了两名无辜的民众。政府的答复是判处6名在监狱的酷刑下招供者死刑。至于分别用手枪和毒药两次自杀未遂的萨尔瓦多，则在7月单独审判，于11月被处死。

西班牙歌剧院的恐怖事件震撼了所有权力机构。甚至英国政府也开始思考，准许无政府主义者自由公开宣传的做法是否合适。当三天之后，无政府主义者准备召开传统的干草市场烈士纪念会时，议员开始质疑自由党内政部部长阿斯奎斯的做法，因为他提前同意了该集会的请求。阿斯奎斯耸了耸肩，觉得此事不值得理会，但却遭到了反对党贝尔福先生的“打压”，一位记者这么说。贝尔福以他懒洋洋的方式指出，扔炸弹的权利不是什么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在公共集会上讨论。社会组织差也不是站得住脚的理由。也许是被贝尔福的话说服，也许是西班牙死亡事件令他犹疑，总之阿斯奎斯收回了原先的话，在几天之后宣布：因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播会威胁社会秩序”，任何无政府主义公开会议都不会被批准。

此时伦敦的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是集中在“自主”（Autonomie）俱乐部的俄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等流亡者，还有另一个无政府团体，由生活和工作在东区的犹太人组成，他们贫穷而绝望，出版一份意第绪语报纸《工人之友》（Der Arbeiter-Fraint），聚集在白教堂一家名叫“国际”的酒吧。而英国的工人阶级对此不怎么感兴趣，个人的暴力行为还是对于斯拉夫人和拉丁人而言更自然些。但偶尔还是有像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那样充当火炬手的知识分子，但他主要的兴趣还是自己的乌托邦想象，而且80年代影响力就不如以前了。他创立、编辑的《公益》（Commonweal）杂志的领导权也输给了更好斗、更平民化且更正统的无政府主义者。杂志《自由》（Freedom）是另一个团体的宣传工具，他们的精神领袖是克鲁泡特金。还有一份杂志叫《火炬》（The Torch）——威廉·罗塞蒂[7]的两个女儿担任编辑——传播的是马拉泰斯塔、福勒，及其他法国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的声音。

1891年，《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一文发表，一位奇异的新成员像华美的蝴蝶一样点燃了无政府主义运动，随即又飞走了。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奥斯卡·王尔德。他被克鲁泡特金的人格深深地感动，在一个“权威和压迫绝对不存在”的社会里看到了艺术家的自由。与文章的题目相左，王尔德其实是反对社会主义的，理由和任何一位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因为它“崇尚权力”。如果政府和经济权力结合，“如果简而言之，我们将迎来工业专制，那么人类最后的状况会比最初更惨”。王尔德的想象是基于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它解放了人类的个性，艺术家终能显示出自身的价值。

其间，法国的袭击事件还在继续。1892年11月8日，在反抗卡莫矿业公司的罢工过程中，有人在该公司位于巴黎歌剧大道的办公室投了一枚炸弹。门卫及时发现了炸弹，把它抬到公司的街旁，接着由一位警察小心地运送到最近的好孩子街（Rue des Bons Enfants）分局。就在警察运送的过程中，炸弹爆炸了，破坏极大，其他5名在场的警察同时遇难。他们被炸得粉碎，碎裂的墙壁和窗户上血肉四溅，手臂和腿的断块到处都是。警察的怀疑集中在了埃米尔·亨利（Emile Henry）身上，他的哥哥是著名的激进演说家福都纳·亨利（Fortuné Henry），在巴黎公社中被判死刑后逃亡西班牙。但是当人们排查埃米尔·亨利当天的行动时，却发现他不可能在恰当的时机出现在歌剧大道，所以暂时没有拘捕他。

警察局爆炸事件令巴黎陷入恐慌，谁也不知道下一个炸弹会出现在哪里。因为大多数巴黎人住公寓，邻居中任何与警察、法律有关系的人都被视作祸患，甚至房东还会请他搬出去。一位英国游客写道，整个城市因为恐惧而“完全瘫痪”。上层阶级“再一次重温公社时代。不敢去戏院、餐馆，去和平街的时尚商店购物，或者赶车经过博伊斯，因为他们怀疑那儿的每一棵树后都藏着无政府主义者”。可怕的流言纷纷：无政府主义者在教堂埋下地雷，往城市蓄水池倾倒氰酸，藏在出租马车的座位下，随时准备跳出来抢劫乘客。郊外聚集着待命的军队，游客逃离了城市，旅馆空空，公交车也没有乘客，戏院和博物馆被封锁。

不管怎样，当时的事态也惹得民怨丛生。共和国刚从布朗热政变（Boulanger coup d’état）中幸免，还没有喘过气的当口，又因为在巴拿马贪污丑闻中的关联而蒙羞。1890—1892年法国国会每天都不断发现与巴拿马财政有关的贷款、贿赂、非法基金，及兜售政治影响力的现象，以至于最后据说104位议员都牵涉其中，甚至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也因此遭到诋毁，失去了国会席位。

当国家的威望陷入低谷，无政府主义就相应地蓬勃起来。知识分子对它眉来眼去。大多数人心中都埋藏着对政府的憎恨，而此时某些人的憎恨快要爆发了。好比胖子心中总有个瘦子闹着要冲出去，即便是有身份的人心里也藏着个小小的无政府主义者。而这个小人的哭喊声在90年代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中则更常听闻。因为写作才华而多次担任公职的作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在《法律的敌人》（l’Ennemi des Lois）和《自由的人》（Un Homme Libre）中大唱无政府主义哲学的颂歌。诗人骆朗·泰安德（Laurent Tailhade）将无政府主义社会吹捧为“神赐的时光”，使贵族成为知识分子，“普通人亲吻诗人的脚印”。文学上的无政府主义响应了马拉美、瓦莱里等人的象征主义。作家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因为害怕权威，也被无政府主义吸引。他憎恨所有穿制服的人：警察、职业军官、信差、门房、仆人。据他的朋友莱昂·都德（Léon Daudet）说，他视房东为变态，部长为小偷，律师和金融家令他呕吐，他容忍的只有小孩、乞丐、狗、某些画家以及非常年轻的女人。“他坚定地相信，这世上无须任何痛苦。而使他暴怒的东西却始终存在。”一位朋友说道。在画家之中，毕沙罗为《悠闲老爹》杂志画画，几位卓越而野蛮的巴黎插画家（包括泰奥菲·史丹林）在内，在无政府主义杂志中抒发对社会不公的反感。有时法国总统身穿脏兮兮的睡衣，出现在讽刺漫画上，以至于报刊次日无法刊印。

这些短命的杂志、公报有不少，名字诸如《无政府主义者》《初阳》《黑旗》《人民公敌》《群众的呼声》《火炬》《鞭子》《新人类》《坚不可摧》《极端革命》《土地与自由》《复仇》等。自称为“反爱国者同盟”或“自由意志者”的团队在阴暗的过道开会，成员们在座椅上表达对国家的蔑视，讨论革命，但从不组织起来，从不隶属于什么机构，不承认任何领导，不做出任何计划，不服从任何指挥。对于他们来说，国家在拉瓦尚尔事件中的恐慌，在巴拿马事件中的腐败，表明它已经摇摇欲坠。

1893年3月，一个叫奥古斯特·瓦扬（August Vaillant）的32岁男人从阿根廷回到巴黎。他想去新世界建立一番新生活，却失败而归。他是一个私生子，母亲怀胎十月后和不是他父亲的人结婚，而此人拒认这个小孩，把他送出去寄养。12岁时，这个孩子只身在巴黎，无依无靠，以零活、小偷小摸和乞讨为生。不知怎么的，他上了学，找到白领工作，曾一时编辑短命的周刊《社会主义联盟》，但很快，就像其他失去财产的人一样，他被无政府主义小圈子吸引。作为独立组织同盟（Fédération des groupes indépendants）的秘书，他与无政府主义发言人有接触。其中有个叫萨巴斯蒂安·弗雷（Sebastien Faure）的人，“声音和谐，亲切悦耳”，用词华丽，举止高雅，可以使任何听他说话的人相信无政府主义的千年盛世。瓦扬结了婚，与妻子分居，但抚养了他们的女儿西多尼，并有了情人。他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意志论者，一直到死都没有与家庭彻底分离。在阿根廷创业失败后，他再次试图在巴黎谋生。结果，像他的同时代人、挪威作家克努特·哈姆生（Knut Hamsun）一样，饥饿地在奥斯陆的街道徘徊，受尽羞辱——“常吃闭门羹，许诺没有后文，被粗暴地拒绝，满怀希望，努力尝试却全部化作泡影”。最后挫败到找工作时都没有体面的衣服了。买不起鞋的瓦扬在街上捡了一双被人丢弃的胶鞋穿。终于，他在一家炼糖厂找到一天3法郎的工作，却无法支撑三口之家的生活。

他又羞又恨地看着饥饿的女儿和情人，从一个没能建造出的世界中醒悟，决定终结自己的生命。但他不会默默地死去，他要哭喊着抗议。“这声哭喊属于整个阶级的人，他们要求权力，在不久的将来，会把行动和语言结合起来。知道我的所作所为会加快新时代的到来，我会死得心满意足。”他在行动的前夜写道。

瓦扬并不忍心杀人。他的计划还是有些逻辑的。在他看来，丑闻不断的议会代表着社会的痼疾。他在炖锅里用钉子和不到致死剂量的炸药制造了一枚炸弹。在1893年12月9日的下午，他带着炸弹来到众议院的走廊上坐下来。在场有人观察到：一个高大憔悴、脸色苍白的人站起身来，把一个东西用力扔进了辩论的人群中。瓦扬的炸弹在火炮的轰鸣中引爆了，金属片四溅到议员的身上，有几个人受了伤，但没有人死亡。

消息一传开，就引发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一位工作热忱的记者更使此事深入人心。在那天晚上一场《笔尖》（La Plume）杂志举办的宴会上，他问了在场几位名人的意见，包括左拉、魏尔伦、马拉美、罗丹和骆朗·泰安德。泰安德的回答崇高而充满韵律：“如果姿态美好，又何必在乎受害者？（Qu’importe les victimes si le geste est beau？）”这句话次日早上发表在《杂志》（Le Journal）上，很快因为太触目惊心而被收回。那天早上正是瓦扬自首的时候。

整个法国都理解他，有一些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甚至还同情他的做法。讽刺的是，这些同情者来自极右翼、反对共和国的人士，包括保皇派、耶稣会、游离的贵族人士和反犹主义者。他们出于自身的理由鄙视资产阶级国家。埃德瓦·德拉蒙特（Edouard Drumont），《犹太法国》（La France Juive）的作者和《自由言说》（La Libre Parole）的编辑，曾在巴拿马丑闻中向牵扯其中的犹太人大发脾气。如今，他写了一篇题目含义隽永的文章“泥、血、金——从巴拿马到无政府主义”。他说道：“有血性的人在巴拿马的泥土中诞生。”嫁入三大公爵世家之一的德乌采兹（d’Uzès）公爵夫人愿意为瓦扬的女儿提供住所和教育（而瓦扬则更希望由萨巴斯蒂安·弗雷来监护她）。

怒火中烧的政府决心断了无政府主义的根，下令扼杀它的宣传。瓦扬炸弹事件两天后，议会全票通过了两道法令，印刷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刺激恐怖主义行动的传单都是非法的，有恐怖行动意图的宣传也属非法。尽管被称作是恶棍法令（les lois scélérates），却不存在不合理的措施。因为行动宣传正是恐怖行为的主要诱因。警察搜查了无政府主义咖啡馆和集会场所，发出了2000份逮捕令，驱散了俱乐部和讨论组，查封了《反叛》和《悠闲老爹》，逼得无政府主义者逃出法国。

1月10日，瓦扬走进审判庭，站在了5位穿着红色法衣、戴着金边黑帽的法官面前。罪名是故意杀人，但他坚持自己的目的只是伤害。“如果我真想杀人的话，会用更多的火药，在容器里放弹药而不是钉子。”他的律师，注定要在另一场案件中制造戏剧性和暴力场面的麦特尔·拉博里（Ma tre Labori），此时以“急切地诘问苦难”（un exaspéré de la misère）的精神为他辩护。拉博里说，有罪的是议会，因为它无法“使三分之一的贫困国民得救”。拉博里的努力并没能使瓦扬脱罪，他仍被判处死刑。这也是19世纪第一例没有杀人却被判死刑的案例。审判、裁定和宣判在一天内匆忙做完。宣判一出，总统萨迪·卡诺就受到赦免请求的攻击，其中一份还是60名议员在阿贝·勒米尔（Abbé Lemire）的带领下所写，勒米尔就是被炸伤者之一。愤怒的社会主义者儒勒·布雷顿（Jules Breton）预言卡诺总统“将冷酷地宣布死刑。如果他有一天被炸弹炸死，没有一个法国人会同情他的”。作为煽动杀人的言论，布雷顿获刑两年。这也成为瓦扬事件的第二个评论。此事将以奇怪而邪恶的巧合收尾。

政府无法赦免一名攻击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卡诺也拒绝修改判决，瓦扬的处决在1894年2月5日照常进行。他在临行前高呼：“打倒资产阶级社会！无政府主义万岁！”

一系列死亡事件加速发生。瓦扬走上断头台后仅7天，复仇行动就开始了。恶毒而非理性的爆炸令公众的生活如噩梦一般。这一回，炸弹的目标不是任何法律、财产或国家的代表，而是街道上无辜的人。它引爆在圣拉萨尔车站的终点咖啡馆（Café Terminus）。“平静而普通的市民在此喝一杯酒，准备回家睡觉。”《杂志》写道。1人死亡，20人受伤。后来人们知道，其实是店主按照自己疯狂的逻辑行事。还没等到对他宣判的那天，巴黎的街头又添新的爆炸事件。在圣雅克街（Rue St-Jacques）的一次杀了一个过路人；在圣热尔曼新市区（Faubourg St-Germain）的爆炸没有什么损害；第三次是在比利时无政府主义者让·保韦卢（Jean Pauwels）的口袋中引爆的，当时他正在去玛德琳（Madeleine）教堂的路上。此人在爆炸中身亡，并被证实是前面两次爆炸的元凶。1894年4月4日，第四次爆炸发生在高档餐馆福约（Foyot），尽管并没有杀死人，却发生在了骆朗·泰安德眼前，他正好那天去这家饭店就餐。而在4个月前，他还因为“美好的姿态”对受害者不屑一顾呢。

公众的歇斯底里情绪不断增长。在一次戏剧表演中，后台的布景咔嚓一声掉下来。半数的观众竞相往出口跑，边跑边叫：“是无政府主义者！有炸弹！”各家报纸增加了以“炸弹”为名的每日公告栏。4月27日的终点咖啡馆爆炸事件开庭时，人们见识到了无政府主义理念从对人类的热爱转变为憎恨的可怕能力。

被告原来是上次卡莫煤矿办公室爆炸事件中的嫌疑人埃米尔·亨利。那一次他杀掉了5名警察。已经因为终点咖啡馆爆炸受指控的他，声称另外几起死亡事件也是他的功劳，尽管并没有找到证据。他说在终点咖啡馆放炸弹是为了给瓦扬复仇，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杀掉“尽可能多的人，预计是15死20伤”。实际上，警方已经在他家里发现了足够制造12或15枚炸弹的器材。亨利冷酷的热情，知识分子式的骄傲和对普通人的蔑视，使他成了“无政府主义的圣鞠斯特”。他曾是个出色的学生，被神秘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录取，却因为侮辱教授而被开除。离开学校后在布店做店员，每月120法郎。22岁的他和伯克曼一道成为受过最好教育、最熟悉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杀手，也是他们当中最直率的。

在狱中，他写了一份篇幅很长、论证严密的报告，讲述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犬儒主义和不公平的体会，他“非常尊敬个人主动性”，以至于不会加入像牧群一样的社会主义群体，以及他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这篇文章表明他完全熟稔克鲁泡特金、邵可侣、格雷夫、弗雷等人的著作，尽管他否认无政府主义者是不分青红皂白，吞下这些理论家的全部或任一部分思想的“盲目信徒”。

但在解释选择终点咖啡馆的原因时，他一下子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他说，到这里来的人“都是那些对既有秩序满意的，那些资产和国家的雇员和帮凶……那些月薪300至500法郎的小资产阶级，比他们的主人还要反动，仇恨穷人，站队到强者的一边。他们就是终点咖啡馆和其他大咖啡店的主顾。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下手了吧”。

在法庭上，他被法官谴责危害无辜生命时，他冷漠而高傲的答案应该被文在无政府主义的横幅上。他说：“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是无辜的。”

至于“与行动宣传脱离的”无政府主义领袖，比如克鲁泡特金和马拉泰斯塔在拉瓦尚尔事件中的表现，亨利说：“试图在理论家和恐怖分子中划出微妙界限的人，他们是懦夫……我们带来死亡的人知道如何接受死亡……我不是你们要杀的最后一个。你们在芝加哥、在德国、在赫雷斯、在巴塞罗那、在巴黎都杀了不少人，但有一样东西你们无法摧毁：无政府主义。……它是对既有秩序的暴力反抗。它的结局会要了你们的命。”

亨利自己坚定地接受了死亡。甚至刻薄的克列孟梭在1894年5月21日的处决现场都觉得感动和不安。他看见亨利“像受折磨的基督一样的脸，惨白得可怕，充满无法消解的仇恨，试图将知识分子式的骄傲强加在他孩童般的身躯上”。这个死囚尽管身被束缚，仍然走得很快，踏上断头台，环视四周，用那沙哑的声音忍不住叫道：“鼓起勇气来，同志们！无政府主义万岁！”社会交给亨利的答案在那个时候的克列孟梭看来是“残暴的行为”。

下一次打击接踵而来。这是法国系列中的最后一次，受害者也是最重要的人，尽管杀手不太引人注意。1894年6月24日，里昂，访问当地举办的世博会的总统萨迪·卡诺被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工人刺死，后者大声呼喊着：“革命万岁！无政府主义万岁！”总统当时乘坐着敞篷车穿越人群，对护卫说，允许愿意过来的人们靠近他。所以，当一个拿着卷起来的报纸的年轻人在第一排向前挤的时候，警卫没有制止他。他们以为报纸里包的是花，其实是一把匕首。年轻人猛力刺向总统，刀刃深入下腹6英寸（约15厘米）。卡诺三个小时之内去世。他的妻子在第二天收到一封袭击前寄出的信，收信人是“卡诺寡妇”，附上了拉瓦尚尔的照片，以及一行字“他的仇报了”。

杀手是一个面包师的学徒，还不到21岁，名字叫桑托·卡斯里奥（Santo Caserio）。他生于意大利，在政治动荡的米兰与无政府主义组织结识。18岁时，他因为向士兵散发无政府主义传单而获刑。追随着焦躁不安、惹是生非的人物，他漂流到瑞士，继而是法国南部的赛特（Cette）。他在那里找到工作，并加入了当地名为“橡树之心”（Les Coeurs de Chêne）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他正思索着瓦扬事件以及总统拒绝给其缓刑的时候，从报纸上读到了总统即将来里昂访问的消息。卡斯里奥决定立即开始一项“伟大的行动”。他请了假，并要来被拖欠的20法郎。他用这些钱买了匕首，登上去里昂的火车。在那里，他跟着人群，寻找下手的机会。

接下来，在警方和法庭的控制下，他很温顺，保持微笑和平静。他苍白的、相当平常的温和的脸，在一位记者眼中像是“擦满白粉的丑角皮埃罗，被两只倔强的蓝眼睛照亮。可怜的胡须的阴影装饰着嘴唇，好像长那里令它觉得很抱歉”。在审讯和判决的过程中，他一直保持平静，相当理性地谈论他所着迷的无政府主义原则。他描述自己的做法是蓄意的“宣传行动”。他唯一一次的感情表示是在提到母亲的时候。他和他母亲的感情很深，流亡在外时一直定时通信。狱卒在8月15日处决的那一天，把他叫醒，他啜泣了一阵，但在去断头台路上就再没做声了。当他的脖子架在台子上时，他咕哝了一句话，有些人认为是传统的“无政府主义万岁！（Vive l’anarchie）”，而其他人则认为是“A voeni nen”，这在意大利伦巴底方言中的意思是“我不想”。

无政府主义杀掉法国总统之时，它在法国的运动到达了顶峰，此后，突然与政治现实和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面对面的无政府主义退却了。然而，一开始，无政府主义看起来会迎来殉难或者宣传的大好时机。政府决定向冒犯者开炮，在8月6日上演了一场大型审判，针对30个最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以此证明理论家和恐怖主义者之间存在密谋。但是为大众所知的恐怖主义者已经被处决了，政府能抓到的只有三个差不多是“强盗”的人，没有一个是拉瓦尚尔一类的。至于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们，爱理塞·邵可侣已经离开法国，但他的侄子保罗·邵可侣和让·格雷夫、萨巴斯蒂安·弗雷以及其他人还在被告席上。没有政党或法人机构作为被告，公诉方就像缺乏犯罪事实一样艰难。尽管如此，它指控所谓“宗派”以破坏国家为目的，通过宣传鼓励偷窃、抢夺、纵火和谋杀，“在行动过程中，宗派的成员按照各自的性情和设备互相合作”。可能是害怕弗雷难以抗拒的演说能力，说话的只有公诉方，几乎没有允许被告人开口，有限的几次开口也令公诉方后悔不已。第一个称赞印象主义的艺术评论家费利克斯·费内翁（Felix Fenéon）也在被告席，主持审判的法官说：“有人看见你在路灯后和无政府主义者谈话。”

“能告诉我吗？尊敬的法官，”费内翁回答说，“路灯后具体是在哪里？”

由于没有与行为相关的证据，陪审团宣告除了三个强盗以外的所有人无罪。只有那三人被判了刑。法国人再一次显示了他们的常识。

陪审团理智的判决使无政府主义失去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讼案（cause célèbre），但它的衰落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无政府主义被自身造成的无力感困扰，它无法引起注重实际的法国人的兴趣。恐怖行为结不出果实，这一点已经被克鲁泡特金、马拉泰斯塔、邵可侣甚至约翰·莫斯特认识到了。在寻找其他方式推翻国家的过程中，他们总是被自身固有的悖论绊倒：革命需要组织、纪律和权威，无政府主义不允许这些元素出现。它自己也开始意识到这一尴尬的处境。

1896年在伦敦成立的社会主义第二国际因为无政府主义团体拒绝接受政治行动的必要性而开除了他们。后者于是在1900年的巴黎自行成立了一个代表大会。他们努力达成一个同志们都能接受的联盟方式，但所有的提案都被一心信奉单纯目标的让·格雷夫否决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尝试在1907年的阿姆斯特丹，一个短命的国际事务局宣告成立，但是因为缺乏支持，很快终止运行。

但无政府主义对权威的拒绝仍然有一种悲剧意义。正如接受耶稣会教育的萨巴斯蒂安·弗雷在某个认清现实的瞬间所说，“所有革命的结局都是新的统治阶级的重现”。

在此期间，另一种现实主义者开始与工人运动妥协。法国工人阶级想要的是每天工作8小时，不是议会的炸弹，或被刺杀的总统。但正是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宣传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及为之奋斗的必要性。因此拉瓦尚尔成了他们的英雄，大街小巷都是关于他的歌曲。自巴黎公社的大屠杀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就处于屈从的状态；正是无政府主义把他们扶了起来。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在于集体行动，于是在1895年——最后一次暗杀（attentats）的次年——成立了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CGT），即法国总工会。

对于受自身悖论困扰、充满挫败感的无政府主义者们，该联盟有着强大的推动力。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加入工会，把他们的信条，只要能用的，都带进来。这一无政府主义理论和公会实践的结合被称为工团主义（Syndicalism），来自法语表示工会的词“syndicat”。尽管让·格雷夫之类“纯粹”的极端主义者回避这种更改过的形式，法国的无政府主义却得以在1895年至1914年继续发展。

它的教义是通过大罢工进行直接的行动，它的新领袖是乔治·索列尔（Georges Sorel）。在他的旗帜下，大罢工将取代行动宣传。索列尔认为，只有在工人阶级发展了自身的夺权意识时，才能推翻资本主义。训练培养革命意志的方式是使用暴力。工团主义者继续抵制国家以及任何想与其合作的人，比如社会主义者。就像无政府主义的前辈一样，他们也对折中的改良措施不屑一顾。罢工就是一切，没有其他。他们保存了以往运动的精力，却丢掉了灵魂中那惊人而疯狂的独立性。

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死亡循环还远没有结束。1896年6月7日，巴塞罗那在欢庆圣餐节，一枚炸弹投向宗教游行的队伍中，当时这个队伍正在主教和巴塞罗那司令官的带领下进入教堂的大门。炸弹的目标——教会和军队的两位代表安然脱险，却另有11人致死，40人受伤。场景血腥恐怖，堪比3年前的歌剧院屠杀。无政府主义者成功地让整个西班牙陷入恐慌，除了天不怕、地不怕的首相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洛（Antonio Canovas del Castillo）。

1895年被召回，继续第五次任期的卡诺瓦斯“出身贫寒”（当时的表述如此），在工程界、新闻业、外交界打拼，扶摇直上，竞选进入国会，最终登上保守党的权力顶峰。他是1874年王政复辟的政治臂膀。除了从政，他还写诗，做文艺评论，为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作家卡尔德隆（Calderón）立传，编纂十卷本的西班牙史，还担任皇家历史学会的主席。他收藏绘画、稀有瓷器、古钱币和手杖，住在马德里一处奢侈的宫殿，总是身穿黑衣，和弗雷克一样，从不佩戴庸俗的珠宝。在共和党眼中，他是反动的化身；在其他人看来，他是当时最有能力的政治家。无论怎样，他被公认是唯一一个可以团结整个保守党，并稳定古巴殖民地形势的人。虽然他规划了一套古巴自治的方案，但也派出了魏勒（Weyler）将军平定叛乱。与前任的自由党首相相比，卡诺瓦斯手腕很硬，他的做法也开始产生效果。无政府主义者对卡诺瓦斯下毒手，并不会感到良心不安。

在他的批准下，大规模的逮捕开始了。超过400人被投入监狱，政府也和往常一样，利用这个借口打击政权的所有敌人，不管是无政府主义者、反教会者，还是加泰罗尼亚的共和党人。蒙特惠奇山监狱又一次传来绝望的呼喊，紧随其后的是总检察长可怕的报告，要求在84位受指控的犯人中至少有28人被判死刑，审判在军事法庭进行。西班牙议会在歌剧院事件后通过了一道法令，所有涉及炸药的案件都由军事法庭受理，并对有罪的人判处死刑。至于通过演讲、文章和图片宣传暴力的人，则被判处终身监禁。审讯在蒙特惠奇山的石墙后进行，只有军事人员才准许出席。对外宣布的判决只有8人判处死刑，其中4人缓刑，4人处决；76人判处监禁，刑期从8年到19年不等，其中61人被放逐到里奥德奥罗（Rio de Oro）——西班牙的魔鬼岛。

与此同时，外界听说了关于1893年蒙特惠奇山虐囚的第一手报告。加泰罗尼亚人士、巴塞罗那理工学院院长特里达·德尔·马莫尔（Tarrida del Marmol）因自由主义言论遭到逮捕，他题为“西班牙调查”（Les Inquisiteurs de l’Espagne）的报告1897年发表于巴黎，引起惊骇和抗议。这篇文章还包含了一封求助信，是死去的狱友在行刑前所作，写给“地球上所有好人”。信中写到他是如何在深夜被从牢房押到悬崖，狱卒以枪相逼，要挟他重复军官说的所有话。他拒绝这么做，于是狱卒上前拧他的生殖器官，而后回到监狱，拷问还在继续。他被吊在牢房中10小时，还被强制步行了5天。“终于，我按照他们的要求表态，在脆弱和胆怯之际签下了认罪书。”

一段时间过后，到了1897年8月。卡诺瓦斯首相到巴斯克山区的温泉疗养所圣阿盖达山度假。在他享受平静时光的中途，注意到一位金发年轻旅客，此人举止得体，以带意大利口音的西班牙语向他礼貌地致敬。卡诺瓦斯对他产生了好感，便问秘书是否认识这个年轻人，随后得知他是以意大利《人民报》（Il Popolo）驻外记者的身份登记的。一天早上，首相和夫人坐在阳台看报纸，这位年轻的意大利人突然出现，从口袋中掏出左轮手枪，离卡诺瓦斯有3码（约2.7米）远的距离，当场杀死了他。卡诺瓦斯夫人受愤怒和悲伤的刺激，冲向拿着手枪的人，用手中的扇子向他的脸打去，哭喊道：“杀人犯！刺客！”

“我不是刺客，”这名意大利人断然回答，“我是无政府主义同志的复仇者，和夫人您无关。”

逮捕和审讯后得知，他的真名是米歇尔·安乔里罗（Michel Angiollilo）。他在意大利军队服役时曾因为三次不服从上级遭到处罚。复员后他当了印刷工，这个行业和无政府主义走得很近，也许无政府主义者总是和印刷品寻找联系，不然就是和印刷品的联系会导致无政府主义。无论怎样，安乔里罗很快就因为印刷颠覆性文献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1895年，他在马赛和一些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秘密出版社失败后，来到了巴塞罗那，又在圣餐节爆炸事件后离开。他游荡于比利时，然后是伦敦，为了杀掉“下令大规模拷问和处死无政府主义者”的西班牙首相，他在伦敦买了把左轮手枪。回到西班牙后，他在马德里跟踪过卡诺瓦斯，但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于是跟着他来到圣阿盖达山。接受军事法庭审讯一周后，他试图阐发无政府主义原则，却被法庭责令保持沉默，他喊道：“我必须为自己辩护！”法庭不予理睬，没给他说话的机会。在绞喉的刑场上，他拒绝宗教仪式，始终沉着冷静，临危不惧。

欧洲的新闻业沸腾了，强烈要求齐心协力镇压“疯狗”一般的无政府主义。当时人们感到，失去卡诺瓦斯这样地位的人，对于西班牙一定意义重大，纽约的《国家》甚至认为这是西班牙的“国难”。后来的事实表明，他的死属于那种导致历史事件发生决定性转变的意外事件。卡诺瓦斯死后，自由党人成功上任。当时，报业巨头赫斯特（Hearst）制造的反对“屠夫”魏勒的狂野号叫正响彻美国[8]。自由党政府很快退缩了，就在快要恢复秩序的当口，魏勒将军被调离，于是古巴暴动急遽再起，为美国的帝国主义者们提供了故意制造美西战争的借口。如果卡诺瓦斯还活着，这个借口将不会存在。

他的死确实事出有因，但其后3年内发生的三起死亡事件中的两起则完全没有任何道理。它们部分是无政府主义宣传所暗示的产物，更多原因则在于无政府主义的行为使得当时群情嚣然，刺客获得英勇的恶名，这成了心智不健全者的麻醉品。

首次死亡事件发生在1898年9月10日，日内瓦勃朗峰桥（Quai Mont Blanc）的一艘大湖汽轮上。这是致命的汇合点，两个在真实世界中毫无关联的人相遇在疯狂的一刻，就像一道闪电夺去小孩的性命一样，无法用常理解释。这两人中的一位是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佛朗兹·约瑟夫皇帝之妻，另一位是流浪的意大利工人路易吉·路切尼（Luigi Lucheni）。

伊丽莎白堪称欧洲最美丽而又最忧郁的皇室成员。16岁即结婚加冕，到了61岁仍然为了逃离忐忑的灵魂，烦躁不安地在各处游荡。她以可爱的相貌，1码（约0.9米）长的金发，修长的身姿和流动的步伐闻名于世。她是“魅力的化身”，光耀会场；但同时也受“舞会头痛”的折磨，在公众场合必须以扇遮面。罗马尼亚王后卡门·西尔瓦（Carmen Sylva）说她是“仙女的孩子，长着看不见的翅膀，一旦觉得世界无法忍受，就飞到别的地方”。她创作浪漫的诗篇，还见证自己的儿子结束生命的过程，那是19世纪最伤感、最悲剧的自杀事件。她的表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因为发疯投水自杀；她丈夫的哥哥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在墨西哥被宪兵队枪杀；她的妹妹在巴黎一场义卖会失火时被烧死。“我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重负，”她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沉重得像身体的疼痛，我宁愿死掉。”她会突然冲到英格兰或爱尔兰，在猎场最易出事故的地段横冲直撞，骑马翻越篱笆。在维也纳，她训练自己表演最危险的马戏团马术。她时不时采取疯狂的节食措施，每天的营养仅限于一个橙子或一杯牛奶。当她体质差到无法骑马打猎时，她又沉溺于疾走的狂欢，一次走上6到8个小时，没人能跟得上她的步伐。她要找的东西很简单——“我渴望死亡”，在抵达日内瓦前的4个月，她在信上如此告诉女儿。

9月9日那天，她造访了阿道夫·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Baroness Adolfe de Rothschild）的湖边别墅。这个偏远的私人园林装点着驯服的小豪猪、奇异的鸟和黎巴嫩雪松，是一个令人陶醉的去处。第二天，在离开宾馆前往大湖汽轮的路上，意大利人路切尼正等着她。

这个从洛桑来的年轻人最近作为可疑人物被通报给警察。他因为建筑工伤住院治疗，医院的勤杂工在他的包裹里发现了写有无政府主义歌曲的笔记本，里面还画了一根写有意大利语“Anarchia”[9]字样的短棒，画的下方用意大利语写着“献给翁贝托一世”。瑞士警方早已习惯了各种对社会不满的激进分子以及流亡者，并不认为有足够的理由逮捕或监视路切尼。

据他和医院勤杂工所说，他的母亲18岁时怀了私生子，自行前往巴黎，在那个拥有纭纭百万众生的城市生下了儿子。回到意大利后，她把孩子丢在帕尔马的贫民院，自己消失去了美国。

她的儿子9岁就在意大利铁路打零工，按日计酬。后来，他入伍意大利军队骑兵队，表现良好，被升为下士。1897年退伍时，他既没有存款也没有前途，便跟随原来的上尉阿勒冈王子（Prince d’Aragona）当男仆。在加薪的要求被拒后，他气愤地离开了。后来，他又要求回来工作，却因为太不服从管理、不适合做家务活而遭到拒绝。怀恨在心又失去工作的路切尼开始读起了《鼓动者》（L’Agitatore）、《社会主义者》（Il Socialista）、《前进》（Avanti）等革命报刊和小册子，这些刊物当时的主题是德雷福斯事件表现出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堕落本质。他们宣称，只要有一个参孙[10]，就能一拳打倒整个国家。现在到达洛桑的路切尼向他以前在骑兵团的战友寄去这些剪报，附着他自己写的评论。当论及一位在争吵中被杀的工人时，他和朋友说道：“啊，我太想去杀个什么人了。但一定要是重要人士，能在报纸上看到的。”他参加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一起激烈讨论策划震动世界的英雄事迹，当时意大利国王翁贝托是最受欢迎的谋杀目标。

此同时，瑞士报纸刊登了伊丽莎白皇后即将访问日内瓦的消息。路切尼想买一把短剑，但是身上的钱还不够12法郎。于是他在家用锉刀自制了一把匕首，小心地打磨光滑，放进木柴制作的手柄中。当皇后和她的女侍臣辛塔蕾伯爵夫人（Countess Sztaray）走向勃朗峰桥时，路切尼挡住了她们的去路。他举着手冲过去，停下来仔细看了阳伞下的人，确认了皇后的身份，然后把匕首刺向她的心脏。她4小时后去世。路切尼被两个宪兵捉住，这个伟大的瞬间被一位机警的带着相机的过路人捕捉了下来。照片上的他愉快地走在逮捕他的两人之间，脸上浮现着满意的笑容，几乎是自鸣得意的嬉笑。在警察局，他热切地描绘行动和准备，后来得知皇后已死时，表示“很愉快”。他宣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的作为是自己主动，没有受任何团体或政党的指使。被问起为什么杀死皇后时，他回答：“这是与富人和权贵斗争的一部分……下一个目标是翁贝托。”

他在狱中给瑞士总统和报纸写信，宣告他的信条和即将到来的国家的垮台。他的签名是“路易吉·路切尼，无政府主义者中最危险的一个”。在给阿勒冈王妃的信中，他说：“我的案件可与德雷福斯案件相比。”然而，路切尼愚蠢而狂妄的背后隐藏着理念的光芒。他也在信中告诉王妃，他在活着的25年中体验世界，“从未感到过如此满足……因为他的作为让世界知道，我们离新的太阳照耀全人类的日子不远了”。

日内瓦禁止死刑，所以路切尼被判处无期徒刑。12年过去后，一次与警卫的争执导致路切尼被关禁闭。他用皮带上吊自尽。

皇后死后的一个月里，大张旗鼓去耶路撒冷朝圣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当时欧洲最耀眼的统治者。警察抓住了路线图上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亚历山大捕获的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此人有两枚炸弹、一张去海法的车票，谋杀德皇的意图显而易见。但德国皇帝无须害怕自己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德国仅有的以及最后出现的激进分子是两个预谋刺杀他祖父的人。除此之外，德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只能算理论家，除非他们逃亡美国。巴枯宁鄙夷地说过，德国人与无政府主义合不来，因为他们太崇拜权力，“他们既想做主人又想做奴隶，而这两种身份无政府主义都拒绝接受”。

刺杀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奥地利皇后，以及刺杀德国皇帝未遂的杀手都是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内部，一个叫皮耶特罗·阿西尔里托（Pietro Acciarito）的无政府主义铁匠在1897年的一天试图刺杀翁贝托国王。他挥动匕首冲向翁贝托的马车，像卡斯里奥刺杀卡诺总统一般。但国王在面对类似职业伤害时比卡诺机警多了：他往边上一闪，躲过一击，对他的随从耸耸肩说，“工作还是有危险的”（Sono gli incerti del mestiere），并命令车夫继续前进。阿西尔里托告诉警察，他更想“刺穿那只老猴子”——教皇利奥十三世，但是进不了梵蒂冈。于是他选择了排在教皇后的下一个祸害入手。

对社会构成的愤怒在下层阶级沸腾，而上层阶级无力抵抗这些攻击，事实已变得越来越明显。警察照例一厢情愿地查找“阴谋”，抓获了六名所谓阿西尔里托的帮凶，最后证明没有任何一个与他有关。团体或政党的阴谋是可以处理的，里面总有通风报信的人，但是孤身作战的老虎突然一跃，又怎么防范的了！

问题太严重了，以至于意大利政府于1898年11月在罗马召开了一次警察和内政官员的国际会议，讨论解决方法。秘密会议持续了一个月却毫无对策，除了一个令人钦佩的负面结果——比利时、瑞士和英国拒绝放弃提供庇护的传统，不同意将无政府主义嫌疑犯转交给原籍国家。

在接下来的1899年，意大利爆发了由谷类进口税引起的面包暴动，这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是国家压榨穷人的又一表现。尽管政府加紧镇压，军队和人民发生流血冲突，暴动仍然向南北蔓延。在米兰，有轨电车被掀翻当作路障，市民用石头砸向武装警察，女人们卧轨以阻止载有军队的列车开过来。政府宣布围城，在整个托斯卡地区戒严。舆论认为革命终于来了，于是成千上万的意大利工人从西班牙、瑞士和法国南部赶回国参加。往米兰增派了半支军队之后，政府才重新掌控局面。所有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报纸都被查禁，议会也休会了。尽管政府成功重建了秩序，这种秩序也只是表面上的。

一位并不惹人讨厌的君主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必须主持混乱的局面。他英勇顽强，白色的八字须有点儿吓人，此外并不比萨伏伊王室的任何人更有当国王的才能。翁贝托非常喜欢骑马和打猎，完全不受艺术影响（他的王后负责赞助艺术活动），日常生活很有规律。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参与管理私人产业（这份产业收入可观，存在英国央行），去马厩查看，每天下午在固定的时间乘马车走固定的路线，经过波格塞花园。在每天晚上的固定时间拜访一位女士。他对这位女士的忠诚献身始于结婚前的30年。1900年6月29日，他在马车上为皇家夏季行宫蒙察举行的运动会颁发奖品，一个人走近他的马车，在距离不到2米处向他连发四枪。国王用责备的眼光看了刺客一会儿，然后倒向他的副官，对马车夫咕哝了一句“前进！”后断了气。

而那位“拿着冒着烟的武器，在高处欢欣鼓舞”的刺客被当场抓获。他被证明是盖塔诺·布雷西（Gaetano Bresci），一个30岁的无政府主义纺织工。他从新泽西州的帕特森特意赶来刺杀国王。他的行动也是无政府主义宣传行动所产生的唯一一次有部分根据表明（尽管无法证明）是事前有密谋的事件。

帕特森是意大利移民以及无政府主义的中心。显然帕特森的无政府主义者开过许多会，热烈讨论过推翻压迫者的信号行动，显然意大利国王是他们喜爱的目标。但，是否真的像后来的报道所说的那样，他们抽签决定执行行动的人，还是说布雷西仅仅受到了讨论的启发，决定自行开展行动，这一点并不确定。无政府主义者在地窖密谋，抽签决定杀手的图画流行于当时的报纸。

一位想象力丰富的记者把布雷西描绘成被马拉泰斯塔“洗过脑”的人——那个“充满阴谋，一次次成功令世界震颤的策划家”。他声称有人见过马拉泰斯塔在帕特森一家意大利酒吧喝酒，但是警察并没有找到布雷西见过马拉泰斯塔的证据。尽管如此，他在帕特森取得（或有人给了他）一把左轮手枪，在树林里练习射击，而他的妻子和3岁的女儿在附近采花。他也通过他的同志，或其他什么途径获得了一张前往法国的统舱船票，以及足够的钱从勒阿弗尔来到意大利。

“他没有疯狂地认为他的行动会立即引发政府更迭，”帕特森无政府主义期刊的编辑佩德罗·埃斯特维（Pedro Esteve）向记者解释，“但是，为了让意大利人民意识到世界上有无政府主义这样的力量，除了这么做别无他法。”埃斯特维是个友好的学者型人物，他的书架上，爱默生和让·格雷夫的书并排摆放。他认为自己的读者走出去以雄伟的姿态表达抗议是合乎情理的。

布雷西的同志们向狱中的他寄去了祝贺电报，把他的照片缝在大衣的徽章纽扣上。他们也在帕特森召开了1000多人参加的大型集会，声称没有什么密谋。“我们不需要密谋或商议，”埃斯特维说（他也是那次大会的主要发言人），“如果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你就知道该做什么，而且你会自己主动去做。”

布雷西的命运和其他的理念工具如出一辙。当时意大利已废除死刑，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前7年在隔离牢房度过。被监禁几个月以后他就在狱中自杀了。

美国报纸上对翁贝托国王遇刺事件的报道被一位叫里昂·柯佐罗兹（Leon Czolgosz）的波兰裔美国人一读再读。剪报成了珍贵的收藏品，每天晚上都被他放在床头。他当时28岁，身材小巧纤细，淡蓝色的眼睛以独特的方式长久注视着前方。他在父母移民美国不久后出生。这是个有六个兄弟两个姐妹的大家庭，在俄亥俄州一座小农场里。据他父亲说，他“看起来比大多数的小孩思考得更多”，因为酷爱读书，他被视作一家人中的知识分子。1893年，他20岁的时候，因为参加罢工被电线厂解聘，从此变得“闷闷不乐”，他的一位兄弟说。祈祷和当地的牧师不起作用，于是他脱离了天主教会，开始读起了“自由思想家”的小册子。通过这些阅读他开始对政治激进主义感兴趣。他加入了波兰裔工人的小圈子，一起讨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后来说：“我们也讨论过总统，他们没一个好人。”

1898年，他得了一种无法确诊的病，使他更加郁闷和沮丧了。他放弃了工作，待在家里，在自己的房间吃饭，阅读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报纸《自由社会》、贝拉米的乌托邦著作《回顾》，并忧闷地沉思。他前往芝加哥和克利夫兰，参加无政府主义集会，倾听艾玛·戈德曼的演讲，和一个叫埃米尔·席灵（Emil Schilling）的无政府主义者交谈，他对这个人说，美国军队的做法让他很是苦恼——在把菲律宾人从西班牙人手中解放出来后，他们又与菲律宾人继续打仗。“我们在公立学校关于星条旗的课可不是这么讲的。”柯佐罗兹焦虑地说。

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是不把国旗当回事的，席灵对柯佐罗兹起了疑心，在《自由社会》上发表了一篇警告，认为这位行踪奇怪的波兰游客可能是个密探。这篇发表于1901年9月1日的警告错得不能再错了。5天之后柯佐罗兹出现在布法罗泛美博览会的迎宾队列上，向麦金莱总统开枪。总统8天之后去世，继位的是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于是柯佐罗兹这位对无政府主义理论所知最少的杀手完成了一次影响最深远的行动。

“我杀了麦金莱总统，”柯佐罗兹在忏悔书上写道，“因为我要履行义务。”他后来又补充说：“因为他是善良工人的敌人。”他告诉记者，他听了艾玛·戈德曼的讲座，她的“所有统治者都该被灭绝的主张使我陷入沉思，头脑都快被痛苦分裂了”。他说：“麦金莱在全美国走动，大喊繁荣，但穷人们没有繁荣。”又说：“我们不应该被人统治。杀掉他们是正确的……我知道其他人相信我做的事，他们知道杀掉总统是对的，没有统治者是对的……我不相信选举；这不符合我的原则。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不相信婚姻。我相信自由性爱。”

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它对美好世界的愿景并不在柯佐罗兹的知识范围内。像刺杀卡诺总统的那位头脑简单的卡斯里奥，柯佐罗兹属于那种沉溺于妄想的弑君者，认为杀掉元首是自己的使命。在柯佐罗兹仓促的审判和10月29日的电刑之后，沃尔特·钱宁（Walter Channing）博士提出了上述理论。他是塔夫茨大学的精神疾病教授，诗人威廉·E·钱宁的儿子。他对官方精神病学家的分析不满意，自己着手研究，做出结论，认为柯佐罗兹罹患“早发型痴呆病”（dementia praecox），是一种妄想症的受害者，这一疾病早在1890年就被法国的精神病学家伊曼纽尔·雷吉斯（Emanuel Regis）博士发现了。雷吉斯博士的研究表明，这一类弑君者沉溺于思考和孤独，“不管有多少理智的想法，都会被他否决，因为他有着病态的执念，认为自己有义务给予某人沉重的打击，杀掉一个君主或显要人物，为正义的事业，为上帝、国家、自由、无政府主义或其他类似的原则献出生命”。他的特点是充分的算计和痴心妄想。他不会突然盲目地行动，与此相反，他会做出详尽的准备并单独行动。他是个独行的隐士。骄傲于自己的使命和角色，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动，从不使用毒药之类秘密武器，而是那种要求个人暴力的东西。之后，他也不会逃命，而是骄傲地炫耀他的所作所为，期待荣耀和死亡，不是自杀就是作为判处死刑的烈士“间接自杀”。

这一描述符合柯佐罗兹的情况，但要激活妄想症，某种反抗的氛围和榜样不可或缺。而无政府主义的信条和事迹正提供了这些条件。无论何时，都可能存在着100个沉寂着的柯佐罗兹；需要一系列从拉瓦尚尔到布雷西的事件去启发他们之中的一个刺杀美国总统。

公众们彻底激愤起来，而组成公众的除了有钱人以外，还有冒牌的有钱人。普通人、小资产阶级、靠薪水生活的雇员，都把自己和雇主联系起来——正如向终点咖啡馆投炸弹的埃米尔·亨利所想的那样。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依赖于财产。财产受到威胁时，他们感觉受到威胁。无政府主义者意图摧毁日常生活的根基——国旗、合法家庭、婚姻、教堂、选举、法律，这尤其令他们恐慌。无政府主义者们成了每个人的敌人。他们罪恶的身影成了所有邪恶和颠覆性力量的同义词，正如一位政治学教授在《哈泼斯周刊》上说：“无政府主义者的国王就是魔鬼撒旦。”《世纪杂志》在麦金莱死后说道，无政府主义“给世界带来的邪恶影响是以往任何有关人类关系的思想都无法比拟的”。

新上任的总统是个内心非常矛盾的人，既有敏锐的理解力、英勇的行动力，又极端平庸，认为无政府主义不过是一个罪犯，比普通的罪犯更“危险”、更“堕落”。他在1901年12月3日给国会的演说词中称：“无政府主义是针对全人类的罪行，所有人都应该团结起来抵抗无政府主义。”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不是社会或政治不公正的产物，它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抗争是“蛮横无理”的。总统坚持认为，美国的国家制度“为每一个诚实聪明的本土人”提供了公平开放的机会。他敦促将今后所有无政府主义的演讲、出版物和会议以煽动罪论处，不能允许无政府主义者逍遥法外，已经在美国的将被遣返，国会应当“无条件驱逐所有已知的无政府主义原则的信奉者，以及参与无政府主义社团的人”，而且，各国应当签订条约，将鼓吹杀戮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视作违反国际法，以使联邦政府有权打击他们，就像打击海盗一样。

国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在强烈的反对声中，于1903年修改了移民法，阻止不相信政府以及“唆使他人怀疑或反对有组织的政府”的人进入美国。这项修正案激起了自由派人士的强烈抗议，为自由女神像添加了忧伤的注脚。

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两面性——一半是对社会的憎恨，一半是对人性的热爱——公众只意识到前者。刺激他们的是炸弹、爆炸、枪击和匕首。至于无政府主义希望带领全人类穿越暴力的泥沼抵达愉悦山的那一面，则无人知晓。报刊杂志将马拉泰斯塔描绘成无政府主义邪恶的天才，“沉默、冷酷、阴险”，却没有告诉公众，他曾无私地将两套在意大利继承的祖产房屋转让给居住其中的房客。同样，公众也无从得知“行动宣传”的理论，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对于他们而言当然也就毫无意义。它们似乎是没有目的的疯狂行为，纯粹是为了邪恶而邪恶的放纵。报纸习惯上将无政府主义者称为“野兽”、“隐藏的疯子”、堕落者、罪犯、懦夫、“受变态知识分子和病态癫狂驱使的可憎的极端分子”。英国很受尊重的月刊《黑檀》（Blackwood’s）宣称“疯狗在本质上和无政府主义者最接近”。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在卡诺瓦斯谋杀案后发问，怎么做才能保护社会，使之不受“疯子和罪犯的结合体”的伤害呢？

这个问题是无法解答的。各种各样的提案都有了，包括为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一个国际罪犯流放地，将他们送到疯人院，或者全数驱逐出境。问题是，如果所有国家都想把无政府主义者送出去，谁又会愿意接收他们呢？

然而，还是有人听见了每一次无政府主义行动所传达的抗议声。麦金莱事件后美国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但新英格兰传统的发言人（废奴主义者也诞生于新英格兰）、《前景》杂志的编辑莱曼·艾伯特（Lyman Abbott）鼓起勇气质问，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仇恨政府和法律是不是因为政府和法律在不公正地运作？他说，只要立法者为特殊阶级制定法律，“鼓励从大多数人身上劫掠财物给少数人，保护富人、不顾穷人”，那么无政府主义者就会“要求废除法律，因为法律在他们眼中是不公正的工具”。他对19世纪俱乐部里安逸的绅士们建议：“打击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就是打击无政府主义。”同样的想法在当时的社会改革运动中也有所表达，比如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在赫尔堂（Hull House）的启发下开展的社会福利工作；揭露内幕的公民记者（Muckrakers）也在之后的一两年内开始暴露美国社会的不公、堕落和腐败。

麦金莱事件为西方民主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刺杀行动画上了句号。甚至狱中的亚历山大·伯克曼也意识到，没有革命思想的无产阶级，个人的暴力行动是毫无意义的。他写信告诉了艾玛·戈德曼，令仍然相信无政府主义教义的她“无法抑制地呜咽……全身颤抖”，甚至卧病在床。尽管她还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尽管新闻界仍称她为“无政府主义的女王”，无政府主义的激情大体上已经退却了：在法国演变成了工团主义者的现实斗争；在美国，被吸收进了1905年成立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当然，每个国家仍然存在着毫不妥协、孤独坚持着原始信条的人。

地处欧洲边缘的西班牙和俄国工业落后，政府专制，炸弹和刺杀事件到了20世纪还在攀升。1906年，西班牙，一枚炸弹投在了阿方索国王和他的英国妻子的婚礼上。20多个观礼者被杀，使人惊恐地意识到这样一个行动背后蕴藏的仇恨是多么深。统治阶级在1909年确认，这种仇恨是相互的。巴塞罗那一场被称作“红色一周”的叛乱失败之后，政府处决了激进的反宗教教育家弗朗西斯科·费雷尔（Francisco Ferrer），尽管他并非无政府主义者。这一案件引发了欧洲其他国家暴风雨般的抗议。和往常一样，西班牙的不公之举成了自由派良心的发泄口。1912年，一位叫曼纽尔·帕蒂纳斯（Manuel Pardinas）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尾随荷西·卡纳来哈（José Canalejas）首相，穿越马德里的街巷。当首相停下来张望太阳门广场上一家书店的窗户时，帕蒂纳斯在背后射杀了他。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在费雷尔死后上任的卡纳来哈计划进行改革，以约束实力强大的教会和地主。但很显然，在与社会的长期斗争中，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良知已经愤怒到了无法忍受的极限”，正如萧伯纳所写的那样。

在俄国，革命的传统古老而深远，绝望与希望并存。造反者与专制者之间有着漫长的战争，每一代人中都会有新的斗士加入其中。1887年，干草市场的无政府主义者被执行绞刑，5位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也因为试图炸死亚历山大三世而被绞死。他们的领袖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Alexander Ulyanov）在法庭上辩护说，警察国家里唯一可能的解决方式就是恐怖行为。他有三个兄弟、三个姐妹，都是革命者。其中一个弟弟名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Vladimir Ilyich），发誓要为他报仇，把姓氏改为了列宁，动身投入革命。

19世纪90年代愈加动荡不安，革命者们深信暴动的时机即将来临。最危险的统治者、能力很差的独裁君主尼古拉斯二世在1895年登基，随后驳回所有要求立宪的恳求，认为这些要求是“荒谬的梦话”，这样一来，民主党人绝望，极端分子欢呼。城市中，刚刚工业化的劳动者罢工行动一个接着一个。总体而言，一股神秘而不可捉摸的推动力在世纪之交逼近俄国，就像月亮之于潮汐。人们感受到一种结束，一种开始，一个“打破沉默的时刻”。

所有对现状不满的团体都感觉到需要为行动而备战了，他们要壮大所在党派的力量，提出他们的计划。但是冲突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顽强地坚持组织和训练，而民粹派传统的继承者则信仰恐怖行为引起的自发革命。因此，两个政党在1897年和1898年逐渐成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另一方面是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党人，后者的几个团体在1901年合并成一个明确的党派。

就接受组织和政党而言，社会主义革命党人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相信恐怖行为会促成革命。他们同样认为革命是冲出地平线的太阳，未来的美好世界会在仁慈的阳光下自然成型。公众习惯将无政府主义者等同于俄国人，俄国人对炸弹上瘾是部分原因——自从1881年刺杀沙皇事件以来，炸弹似乎成了俄国的特有武器。另一部分原因是无意识的三段推论：俄国人是革命者；无政府主义者是革命者；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是俄国人。确实有一些正统无政府主义者的小团体从克鲁泡特金处获得灵感，在日内瓦和巴黎发行俄语杂志，但他们在俄国本土的力量并不大。

1902年，高尔基在《底层》中写尽了俄国的悲痛、潦倒和绝望。“人一定要活得更好！”剧中喝醉的纸牌作弊老手哭喊道，“要更好。”他在找词语，找意义，找哲学，但他只能重复“要更好”。为了这个目标，1901—1903年，社会主义革命者的恐怖小分队（Terror Brigade）暗杀了教育大臣博格勒波夫（Bogolepov），指挥秘密警察的内政大臣希皮亚金（Sipiagin），以及残暴镇压乌拉尔煤矿罢工的乌法州州长波达诺维奇（Bogdanovitch）。1904年6月15日，日俄战争进行中时，他们又杀掉了内政大臣文泽尔·冯·普列韦（Wenzel von Plehve）——俄国人民最为仇恨的人。如果说普列韦和沙皇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他更坚定地信仰并维护独裁政体，不允许对民主进程有任何让步。他唯一的政策就是粉碎厌恶政权的人。他逮捕革命者，查禁正统“老信徒”，限制“zemstvos”，即乡镇政府，将犹太人作为牺牲品，强制地俄化波兰人、芬兰人和亚美尼亚人。这么做的结果是增加了沙皇政府的敌人，并使他们确信决定性转变的必要。

普列韦最喜欢的方法是将公众的不满转移，用一位同事的话说，“我们要用犹太人的鲜血淹死革命”。受特工的刺激，在警察宽容的注视下，基什尼奥夫（Kishinev）的俄国公民在1903年逾越节中突然对永远的替罪羊发了狂，烧杀劫掠家庭和店铺，亵渎犹太教堂，从一个白胡子拉比的手中抢夺并撕碎了犹太圣经。这位拉比没有震惊很长时间，就被异教徒们用棍棒和长靴杀死了。基什尼奥夫的集体迫害不仅在全世界广为传播，也成功刺穿了恐怖小分队的领导者埃夫诺·阿瑟夫（Evno Azev）的皮肤，他当时受雇于秘密警察，正好也是犹太人。阿瑟夫小心翼翼，没有使刺杀普列韦的计划泄露。刺杀任务圆满完成，俄国举国震惊。重重一拳打在了以普列韦为化身的体制之上。这件事太不吉利了，以至于普列韦的继任者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亲王（Prince Svyatopolk-Mirsky）将杀手流放到西伯利亚终身劳役，而没有被判处死刑。他认为温和的政策效果可能更好。

此后半年，1905年1月，冬宫门前发生了被称作“血腥星期天”的大屠杀。军队向一群想向沙皇请愿立宪的工人开火，1000多人被杀。恐怖主义者开始制订计划暗杀沙皇和他的两位叔叔——该对这次屠杀负责的弗拉基米尔大公（Grand Duke of Vladimir），和据说对沙皇的决策最有影响力的谢尔盖大公（Grand Duke of Sergei）。作为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以残忍野蛮的统治，反复无常而又盛气凌人的个性，极端独裁到精神错乱的境界而闻名。据一位英国观察家所言，“他的残酷惹人注目，甚至在俄国贵族中间，也以古怪的恶行闻名”。阿瑟夫受雇于警察系统的同时，也是恐怖小分队的领导者。他必须促成小分队的行动，不然也难保其在警察眼中的价值。1905年2月，谢尔盖被一个名叫卡里亚夫（Kaliaev）的年轻革命者的炸弹炸飞。爆炸后现场一片废墟，卡里亚夫身着蓝色大衣红围巾，屹立其间，除了脸上在流血外，丝毫没有受伤，而大公及其车马只剩下“一堆20厘米至25厘米的不成形的碎片”。当天晚上，沙皇听到消息后，照常下楼吃饭，没有和谁提起这场谋杀。但是，据一位在场的客人说，“晚餐之后，沙皇和他的妹夫在客厅玩耍，看谁能把对方从细长的沙发上挤出去”。

1905年4月，法庭上的卡里亚夫纤细、憔悴，眼窝深陷。他对法官们说：“我们属于两大交战的阵营……两个激烈碰撞的世界。你，是资本和压迫的代表；我，是人民的复仇者之一。”当时的俄国被战争包围，国外的敌人是日本，国内的敌人是在公开造反的国民。“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是历史对你们的审判。”当法官宣布死刑的结果时，卡里亚夫希望行刑者能有勇气将死刑过程公开。“学着去直视革命的进程。”他对法庭说。但是他的绞刑是午夜后在监狱执行的，他身穿黑衣，尸体被埋在监狱的墙下。

10月，革命来了。谋杀冯·普列韦和谢尔盖大公的这种行动宣传刺激大众做好了暴动的准备。革命的领导者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党，也不是社会民主党或无政府主义者，这是一场巴枯宁想象中的自发的革命，只是他并没有活着看到这一天。与工团主义的理论一致，一场大罢工引发了革命，趁沙皇政权惊诧之时成功使其妥协，答应立宪和成立国会（杜马）。尽管这些让步后来都被撤销了，革命也在政权恢复后遭到残酷的镇压，工团主义者还是受到了激励，坚持走大罢工的“直接行动”路线，无政府主义者也积极加入到产业工会中。恐怖小分队在俄国又完成了几起暗杀事件，直到阿瑟夫的身份在1908年暴露，小分队才在震惊下解散。1911年斯托雷平（Stolypin）首相被杀后，罗曼诺夫王朝的暮光变得十分暗淡，人们已经分不清究竟杀手是真正的革命者，还是警方的密探了。

不管它的行动是多么自我局限，梦想是多么不切实际，无政府主义狠狠地将社会两大分野间的斗争戏剧化。在特权的世界里，它唤醒了社会良知；在抗议的世界中，它传递能量给工团主义，在工会组织的权力斗争中加入了暴力和极端的元素。这是一个吸引人们追随的理念，但由于其内在的矛盾，人们不可能在它的指引下协调一致，展开行动。这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最后一声呼喊，为了个人自由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为了不受管制的生活的最后一次期待，冲着步步逼近的国家挥动的最后一个拳头。不久之后，国家、政党、工会、组织就要包围过来了。

[1] 即无政府，构词取“无——统治”之意。

[2] 愉悦山（Delectable Mountains），朝圣者的避风港，英国作家约翰·班扬（1628—1688）在基督教寓言《天路历程》中提及。

[3] 指《圣约·新约·马太福音》所说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4] 该词的法语开头与维里相同。

[5] 即巴塞罗那。

[6] 此处指火刑处死10万人的中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7] 威廉·罗塞蒂（William Rossetti）：英国作家、批评家。

[8] 指美国新闻界为美西战争制造舆论，详见本书第三章。

[9] 即无政府主义。

[10] 指《圣经·旧约》中力大无比的勇士。

第三章

美梦终结

美国：1890—1902

1890年1月，美国国会开会的当天，一位新当选的众议院议长正在主持会议。他像巨人一般，身高6英尺3英寸（约1.9米），体重300磅（约135千克），全身黑衣，“领子以上是一张巨大的娃娃脸，胡子刮的很干净，好似一颗卡萨巴甜瓜长在粗壮的黑梗上。他可以做肖像画大师弗朗斯·哈尔斯（Frans Hals）的模特，长长的白手指会让梅姆灵（Memling）心花怒放”。他说话慢条斯理，喜欢丢下几句挖苦的珠玉之言，为最热烈的雄辩降降温，然后以温和而庄重的表情欣赏嘶嘶的响声，好像一尊新英格兰的佛像。一位伊利诺伊州来的啰唆的议员在议院慷慨陈词，称自己与其当总统，还不如做个正直的人时，议长突然插话：“这位先生不必烦恼，这两件事他都做不来。”另一位以不成熟的观点、吞吞吐吐的说话方式臭名远扬的议员开始发表评论：“我在想，议长先生，我在想……”议长希望：“没有人会打断这位先生值得称赞的创新意见。”对于另两位特别不擅长说话的发言人，他的评语是：“他们只要一说话，人类知识的总和就变少了。”据说，比起结交一个新朋友，他更愿意说一句机智的格言。但是，在他精挑细选的朋友中间，他又被称作“最亲切、最能活跃气氛的人”，他的谈吐“闪耀着和善的光辉，比最好的香槟还要美味”。他就是托马斯·B·里德（Thomas B. Reed），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人，50岁，在国会工作14年后就被公认是“最擅长持续辩论的美国人”。任期结束前，他就被称作“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国会领袖……无疑是美国政界最杰出的人物”。

尽管里德属于最早在新英格兰扎根的家族，他所继承的财产、土地或社会地位并没有成为其政治生涯的砝码。这些东西对于美国政治不起任何作用，拥有它们的人往往也不从政。富有的名门望族不想承担（甚至巴不得躲开）治理国家的责任。亨利·亚当斯[1]的长兄约翰“被认为是家里最出色的成员，注定会取得杰出的成就”，结果他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获得了财富，并从政府中“抽身而出”，用他弟弟的话说，“他想要的都有了：财富、儿女、社会地位、名望，为了装饰克利夫兰内阁或得到爱尔兰暴民的拥护而牺牲自己，这种想法在他看来太可笑了”。这种态度不是厌世的亚当斯家族特有的。1880年的纽约，当年轻的西奥多·罗斯福表明有进军政坛的打算时，便遭到“文雅而安逸的绅士们”的嘲笑。他们告诉他，政治是“庸俗的”，只有“酒店老板、马车夫那样的人”才会参与其中，“和他们接触很不愉快，让人难以忍受”。

美国独立后，汉密尔顿设计的以统治阶级利益组织国家的方案被否决，这就是富人们之所以放弃政治的原因。杰斐逊的原则和杰克逊的民主取得了胜利。尽管美国的开国元勋和在《独立宣言》上签名的大多是有财产和地位的人，但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反过来成了阻止这类人进入政界的因素。成年男子普选权确立后，富人们意识到自己与平民在计票时是平等的，而他们在人数上又远远少于平民，于是干脆退出了战斗。从第七位总统开始，就没有出身于名门望族的了（除非把哈里森家族也算上）。他们退却到舒适的家庭生活和各自的爱好当中，治理国家的责任越来越多地落在了野心勃勃、从底层打拼的新人身上。有钱人将精力投入到银行业和贸易中，以赚取更多的钱，而逐渐放弃了祖传的土地。纽约州的荷兰殖民大庄园是最先衰败的；南方的种植园跟着内战一起没落了；波士顿的古老家族虽还兴旺，却已淡出政坛。作为骄傲的“中心”城市，自两位亚当斯之后波士顿就再没有诞生总统了。爱默生在他的政论中写道：“最有价值、最温和、最有能力和教养的美国人却是胆小怯懦之辈，只知道保护自己的财产。”

40年过去后，英国人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为“上层阶级的冷淡情绪”所困惑，在《美国国民》一书中用了一个章节论述“为什么最优秀的人不从政”。他们缺少的是贵族的责任感。他认为，“有教养的富人之所以冷漠”部分原因是由于大众不尊重他们。“既然大众不指望他们的指引，他们也就不会站出来给予了。”

没有土地，就无法发展世袭统治阶级，缺乏这样一个受传统道德法则规范的阶级，美国便充斥着“投机者”（plungers）、掠夺者、创造者、罪犯和投机倒把的奸商，在肆无忌惮地剥削人民；他们也导致了政治腐败问题的产生。美国在内战后迎来了产业大发展，前所未有的扩张开始了。美国人口从1880年的5000万增加到1900年的7500万，增长达50%。既然机会到处都有，政府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持国家的安全，好让资产阶级获得更多的利润。政府就好比受雇于资本家的经理人。到处是无耻的丑闻与交易，愤怒的人们开始要求改革。但与此同时，绅士们并没有“降低身份，参与政治”，这是伊迪丝·华顿对纽约“上流社会”的评论。她那些“最优等的”朋友中很少有人凭借自身的能力改造公共服务。美国“在浪费而不是利用这个阶级”。

美国的富人既不担任政府职务，也不能从土地上获得安全感，因此很容易惊慌失措。当1893年的经济危机威胁到约翰·亚当斯的财产时，“他彻底崩溃了，”亨利写道，“似乎波士顿的整个精神系统都坍塌了，他以及其他不少领袖人物都垮掉了。我显然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我们中有人比他更坚强。我自己的神经很久以前就崩溃了。”事实上，那个阶层的不少人都比亚当斯一家更坚强些，但他们还是比不上莫里斯安尼亚（Morrisania）的庄园主路易斯·莫里斯（Lewis Morris）。当他的兄弟劝他别在《独立宣言》上签字，因为会威胁到他的财产时，他回答：“我才不管什么后果呢，把笔拿来！”

议长里德在个性、才智以及接近残酷的独立性上，都代表了当时美国政治人物的最佳状态。他来自新格兰北边那个强硬的角落，单音节的姓氏也透露着不屈不挠的态度。他在1839年出生时，他的祖先已经在缅因州生活了200年。他母亲的祖先曾是“五月花”号的乘客，祖母是乔治·克莱夫（George Cleve）的后代——克莱夫在1632年从英国抵达新大陆，在缅因州建了第一座白人的房屋，是波特兰殖民地的建立者和第一任长官。娶了克莱夫的玄孙女的里德的家族以渔业和航海为生。他们祖先和邻居不曾拥有多少土地或财富，只是一代代人在多岩石的土地上开拓耕耘，抵挡印第安人的袭击，忍受孤独，在被雪困住的冬天生存了下来。不畏艰难已经成为习惯，流淌在里德的血液中。他的父亲是当地一家小海船的船长，他抵押了房子送儿子去鲍登学院上学。里德在中学教书以赚取上大学的生活费，为此每天都要走将近10千米路，往返于住所和学校。波特兰家的孩子到鲍登读书，不是为了满足社会习俗的要求，而是为了获得严肃的教育。很多学生的情况和里德相仿，因此鲍登学院在学期安排上也给他们冬天在中学教书留出了时间。里德原本准备毕业后担任牧师，但当他熬夜在床，与大学舍友一同朗读卡莱尔的《法国革命》、歌德的《浮士德》和《少年维特的烦恼》、麦考利的《随笔》，以及萨克雷和查尔斯·里德的小说时，逐渐形成了与正式教义不同的个人宗教理念。于是1861年毕业后，他开始学习法律，并继续兼职教书，每月赚20美元，“借宿”于当地的家庭中[2]。

1864年，美国内战把里德吞没。他加入了海军，在密西西比一条炮艇上服役，交战场面并不激烈。他后来坦承，自己作为军需官，并没有遭到炮火的攻击。所以，常见的荣誉和英勇的光辉并没有逐渐镶嵌在里德的战争记忆中。“那是多么亲切而迷人啊，在海军生活的年代，”和别人一起追忆峥嵘岁月时，他会这么说，“我在舰艇上管理食品杂货，我熟悉所有的规章制度，而其他人都不懂。自己的权利我都有，他们的大多数权利也归我。”他后来在国会也采用这种办法，取得了一些效果。

1865年进入律师界的里德是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年方25岁，有一头厚实的金发和一张帅气的方脸，棱角分明。接下来的10年，他在波特兰市议会工作，当选立法委员，进入州参议院，任职缅因州首席检察官。他结了婚，发了福。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和一个夭折的儿子。他的头发越来越少，直到几乎秃顶，肚子却越来越大，走在波特兰街上像是“一搜护航舰，周围都是小扁舟”。他沉默寡言，面无表情，眼窝内陷，目不斜视，好像一头大象，迈着笨重的步伐，慢悠悠地晃着。“他一过来，整条街都变窄了！”一位路人大声说道。

1876年，36岁的里德入选国会，代替提拔到参议院的布莱恩（Blaine）。作为调查民主党海斯-蒂尔登（Hayes-Tilden）竞选欺诈事件委员会的成员，他对证人展开了很有艺术技巧的盘问，使他闻名全美。在随后的国会中，他进入了有至关重要影响的法案委员会（Rules Committee），并担任司法委员会（Judiciary Committee）主席。一次又一次会议使他在国会实务和策略上的知识不断完善。

用一位同僚的话说，国会存在着一系列为“阻碍立法”而“刻意精心制作”的规章制度，像中世纪秘法师的医疗器械盒一样，充满“错综复杂的秘密”。但是里德掌握了一切。“在我看来，任何时代都没有人比他准备得更充分，更适合做议会的领导。”说这句话的是和里德共事7年的专业观察家，参议员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里德不但熟知国会实务和法律，而且“理解这个体系的理论和哲学，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无论他有没有意识到，此时的工作是在为了日后当议长做准备，届时国会里所有人都会被他的能力震惊，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会操纵规章制度。

他除了有这方面优势以外，还是洛奇听说过或见到过的“最准确、最有效力的辩论家”，没有这一点，他的权威也不可能得到承认。他从不说一句废话，在说话的中途从不出错，不会犹豫不决，也没有被迫收回或修改过立场。他回答或反驳的速度很快，简洁有力，清楚明白。他可以陈述案件，阐释观点，摧毁论点，或揭露逻辑上的谬论，令对方无可置辩；没有人比他更擅长这些。他的语言生动形象，绘声绘色，比如用“草莓刚成熟所需的时间”来描述两个月。他的用词恰当而特别，很有个性。一次，在争论两位国会议员贝里或柯蒂斯哪一位更高时，他让两人站起来比较。贝里慢慢地伸展到全身的高度，里德说：“天呐，贝里，你的兜里还塞了多少？”他的诙谐妙语也是有名的，比如“贤明者与大众一同喧哗”，以及“政治家就是死掉的政客”。他说话时很少打手势。洛奇说：“他站起来等待对手结束讲话，他庞大的身躯将过道挤满，手倚靠在桌子上，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看上去好像一点儿都不懂，甚至根本没听对方在说什么，这时候的他是最危险的。”一次，他的驳斥让对方目瞪口呆，气得说不出话；里德却惬意地环顾四周，说道：“既然已经把那只虫子嵌在评论的琥珀里，我可以继续了。”

他清晰的逻辑能力在“5分钟辩论”里特别管用。“拉塞尔，”他对马萨诸塞州议员说，“你不太了解5分钟辩论的道理。这个环节的目的是向国会提供正确的或者错误的信息。今天下午你已经用掉好几个5分钟了，却没有提供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

里德经常通过叙述，而不是演说来表明观点。他觉得相邻的议事厅（即参议院）不值得尊重，也最喜欢拿它开玩笑，激怒参议员。一次，他畅想50年后的总统选举，说宪法修正案决定总统将在参议员中产生，且只有参议员有资格投票。“总票数统计出来后，主持投票的首席法官犹豫了一阵，脸色发白，周围的人意识到有意外发生。但是，他努力站起身，用爱迪生当时的新发明——扩音器，以具有穿透力的声音宣布了令人震惊的结果：66位参议员各获一票。”

一次关税辩论上讨论到经济特权问题，他说起了在纽约街头走路时，“看见有钱人住高级住宅，普通人的美德却没有回报，两者对比鲜明，使我喉头一紧……对住在里面的人我不觉得亲切，这种感觉我深有感触，我是在羡慕他们，这是善良诚实的情感。如果过道对面的先生们[3]也有同样的感觉，就会认为是政治经济问题”。

一听说里德已经到了走廊，快要过来讲话了，议员们便赶紧回到自己的座位，闲聊的人纷纷解散，厌烦和注意力分散的现象也一扫而空。整个议会都期待着他妙语连珠的演说、刺痛人心的挖苦话、一闪而过的机智言语。每个人都想感受下和里德辩论的滋味，但他拒绝和“小人们”同台竞技，只把时间预订给配得上他的对手。

记者们为了捕捉一两句巧妙风趣的话，很喜欢让里德就当日的新闻做评论。他们并不总能成功。当被问及罗马教皇的一次演说时，他回答：“我被他的无足轻重打败了，无话可说。”被问到美国人遭遇的最严重问题时，他说是“如何在街上躲避自行车”。

他的第一次任期结束后，就没有人再与他竞争缅因州第一区议员的职位了。至于选举，则是另一回事。因为在自由铸造银币的问题上拒绝妥协或含糊其辞，他差点儿在1880年的选举中失利（当时缅因州力挺美钞的情绪很强烈）。他那次仅以109票保住了席位。但是，自从名声不胫而走之后，他基本上就在两年一度的选举上稳操胜券了。连民主党人都“暗地里将选票投给他”。“他很合新英格兰的口味，”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霍尔说，“人们最喜欢听他谈论公共问题，布莱恩和麦金莱都比不上他。”一个英国人在解释帕默斯顿[4]的人气时说的话也许也适用于里德：“全国都喜欢帕默斯顿，因为他总是说‘你见鬼去吧！’”

尽管里德在身边造了一圈篱笆，看不起人，也不怎么和公众接触，但和他智力水平相当的人却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令人愉快的同伴”。在华盛顿精英的小圈子里，他活泼开朗、光芒四射，是个扑克牌玩家、讲故事的能手，谁都想请他吃饭。某次晚宴上，交谈的内容转向了赌博。另一位健谈者——纽约州参议员乔特（Choate）多少有点儿油腔滑调地说，他从未赌过任何东西，包括马赛和纸牌。“我要是能这么说就好了。”另一位客人真诚地说。“你为什么不能呢？”里德用特有的鼻音问道，“连乔特都说了嘛。”

他的修养也丰富着他的谈资。他最爱的诗人是彭斯、拜伦和丁尼生，他最喜欢的小说是萨克雷的《名利场》。他经常看《笨拙》杂志，并以原文阅读巴尔扎克。他说：“巴尔扎克的几乎每一本书都悲伤得无以言表。”他40岁以后才开始学法语，“为了练习”，还用法语写日记。国家图书馆之所以存在也要感谢里德。他的坚持和雄辩终于让吝啬的国会失去耐心，保证提供足够的资金建立美国国会图书馆。

“听他谈话是最愉快的事，他也是最好的倾听者，”洛奇说，“因为他有开阔的胸襟，无限的兴趣，人类行为的种种他都熟悉。”“我们邀请了那位汤姆·里德参加晚宴，”洛奇的一个年轻的朋友写道，“他太有意思了。”不久之后，提倡公务员改革的里德为这位年轻人在华盛顿的公务员委员会谋得了一个职位。此后，一旦这位专员需要国会帮忙，里德便会伸出援手。后来，当这位纽约来的年轻人活跃于国家政治舞台上时，里德献给了他最值得纪念的颂词：“西奥多，说起来我最钦佩你的地方，就是你第一个发现了十诫[5]。”不过他也说过：“罗斯福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是当不上总统的。”这可就算不上是先见之明了。

然后，1889年，西奥多·罗斯福在里德的国会议长党内竞选中有了利用价值。里德当时的对手是麦金莱、乔·坎农（Joe Cannon）和其他几个人。罗斯福在西北放牧、打猎的同时，也为竞选积极奔走，并成功确保新加入合众国的四个州——华盛顿、蒙大拿、南北达科他——会选送共和党人参加下一届国会。回到华盛顿后，罗斯福在古老的沃姆利宾馆的密室里建立个人总部，将新国会议员的选票“聚拢”给里德。然而，让他的支持者失望的是，里德拒绝以委员会任命为诱饵收集选票。但他还是赢了。

他现在占据选举办公室的最高职位，这是他的党派所能给予的仅次于总统的礼物。“像撒旦一样野心勃勃”，据和他很熟的克拉克议员所说，他并不准备就此止步。他决意在拿起议长的小棒槌的同时，推行一项已思考多时的计划，他没有与任何人商议过；为了这个计划，他要赌上自己的政治前途。他知道自己会成为斗争的中心，吸引全国的注意，而如果他失败了，他的国会生涯也会就此结束。风险很大：要么他打破令国会瘫痪、陷入“无奈空虚”之中的“少数人的专制”，要么他就辞职。

里德议长决定挑战的是一种被称为“沉默（或消失）的最低法定人数”的阻挠战术。少数派利用这种方式阻止法律的通过，即要求点名然后在名字被叫的时候保持沉默。根据当时的规则，只有当议员口头回应点名时才确定其在场，而只有多数人在场时才符合立法程序的法定人数，因此，这种沉默的拖延战术可以使国会陷入停工的状态。

最近的一次选举在1888年，共和党获胜，并在16年来首次同时掌控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但它的地位岌岌可危。阴郁的总统本杰明·哈里森在选民投票上败给了克利夫兰，只获得少数选民的支持，因为总统选举团体制才得以坐在王位上，心神不宁。共和党在国会168∶160的优势脆弱得如同威化饼干，仅比法定人数（165）多3票。在这样的条件下，共和党人还想通过两项重要的政党法：修改关税的《米尔斯法案》（Mills Bill），和支持黑人选举权的《军力动员法》（Force Bill）——南方出台了人头税等措施阻碍黑人投票，这项法案就是针对这些措施的。民主党已做好准备阻碍议会通过该法案，并设法阻止四位共和党人——其中两位是黑人——在南方选区中获得席位。

对于里德来说，这是关系到代议制存亡的问题。假如民主党可以阻止选举胜利的共和党依法制定的法律，他们实际上就把选举结果完全不当一回事了。在他看来，少数派的权利是在自由辩论和投票时才有效的，但如果少数派可以挫败多数人的行动，“它就成了专制”。他认为国会的任务不仅在于商议，更在于立法。作为党派及美国的议长，他必须保证立法任务完成，而不是仅仅做辩论的裁判。

议长在当时是影响力很大的职位，直到1910年反抗乔·坎农时，部分权力才转交给委员会们。依据职权，议长也是议事规则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里共和党与民主党委员各占两个，把各自抵消了。但是议长有权任命各委员会的成员，议员的政治生涯和立法进程都取决于他。里德手中掌握着“有责任的权力”，虽然那句格言很有名，但是权力并不一定只带来腐败：权力也可以加深默契。权力甚至可以引发伟大的事业。在《华盛顿邮报》看来“和总统一样重要”的议长之职，可以成为迈向巅峰的阶梯。里德不是个会错过机会的人，也不会打无准备之仗。

他自行决定攻击“沉默的法定人数”，独自计划这项战役，一部分原因是其他人都觉得他没有成功的机会，另外，他不确定会不会获得自己所在政党的支持。有迹象表明共和党人也许不会支持他。里德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如此强烈，很显然法定人数的计算会成为下一届国会的问题。“里德会数下去”——这是《华盛顿邮报》预测的大字标题，下方的报道说，里德最亲密的战友坎农先生也对此方案持反对态度。民主党人在为防御战安排人选。前任议长卡莱尔（Carlisle）大声宣布，任何在“计数投票”不达法定人数的情况下通过的法律将都被视作违宪。

然而，里德认为他会得到法律的支持。至于自身党派的态度，他愿意赌一下。他精明地判断出，狂怒的民主党会大加挑衅，反过来刺激共和党人支持他的决定。第一次竞选角逐安排在1月29日，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果然，民主党叫嚷没有达到法定人数，要求点名。163人赞成，差两人才到法定人数。里德大显身手的时机到了。他那月亮一般苍白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变化。“那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人类的脸。”一位同事描述道。他没有加快慢吞吞的语速，宣布：“议长要求办事员记录下这些在场但拒绝投票的议员的名字。”然后开始读名单。“现场混乱不堪，暴风雨一般……这可能是国会有史以来最狂野的场面、最高涨的愤怒和最刻薄的谴责，情况十分危险”，接下来的五天都如此。共和党人激烈地鼓掌，而每个民主党人都在“一边拍桌子一边高声喊叫”，他们未来的议长、佐治亚州的克里斯普（Crisp）用低沉的嗓音说：“我反对！我不服从议长的裁判！”这次爆发“堪比任何议会中的暴力场面”，一位议员后来回忆道。议长却处之泰然，面无表情，继续报人名：“布朗夏尔先生，布兰德先生，布朗特先生，阿肯色州的布雷肯里奇先生，肯塔基州的布雷肯里奇先生……”

这位“以银色的头发和能言善辩著称的”肯塔基州议员跳了起来。“我不承认议长的权力，我谴责他在搞革命！”他大声喊叫着。

而主席台上的人并不理会，洪亮的鼻音仍在继续：“布洛克先生，拜纳姆先生，卡莱尔先生，奇普曼先生，克雷孟特先生，考文特先生，克里斯波先生，卡明斯先生”——嘘声四起，“反对”的呼喊不断，但以字母排列的名单仍然继续念出，势不可挡——“劳勒先生，李先生，麦卡杜先生，麦克里先生……”

“议长无权把我算作在场！我反对！”麦克里咆哮着。

议长第一次停下，会场也安静下来，就像观众们被舞台上的演员吸引一样。然后，他温和地说：“议长仅就事实陈述，这位先生是在场的。他否认这一点吗？”

他继续清点人数，不为抗议、反对声和维持秩序的喊叫声所动，念到S和T开头的人，终于名单结束。突然间，他似乎鼓起了庞大身躯和权威个性的所有力量，用洪亮的可以穿透任何会场的声音宣布：“议长因此裁定，在场的议员符合宪法规定的数量。”

这句话引起的喧哗比之前更甚。肯塔基州的布雷肯里奇要求质询程序问题，理由是议长无权做出以上裁定。“议长否决质询。”里德冷静地说。

“我反对议长的决定！”布雷肯里奇叫道。

“我要求将反对搁置。”机警的共和党人、伊利诺伊州的佩森很快介入。如果允许这个请求，辩论就要关闭，民主党人气得唾沫四溅。其中一百多个人“站起来号叫，要求认可”，一位记者写道。“好斗的乔·惠勒”，身材矮小，曾是南部邦联骑兵的将军，因为过道拥挤而到不了前台，干脆从后面跳下来，“踩在桌子上跳跃，好似一头峭壁上的野山羊”。现场的情绪越来越激动，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身材高大的议员成了唯一没有站起身来的民主党人，他正在座位上意味深长地用皮靴磨着钢制猎刀。一位共和党人说，对于这么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展开辩论”，里德同意了。这场辩论持续了四天，民主党人寸土必争，要求阅读议事录、上诉书和程序问题质询的每个字，针对每个要求，里德都沉着冷静地将沉默的议员算作在场，于是违抗愈演愈烈。一次，总是试图讨好别人的麦金莱议员说话一时疏忽，仓促结尾，里德提示道：“这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先生拒绝被打断。”

“我拒绝被打断。”麦金莱重复里德的话，英勇地结束了辩论。

里德总是在每个关键时刻清点人数，重复惯用的法则，毫不手软：“在场人数符合宪法规定的要求，可以继续。”民主党人的愤怒和挫败感持续升级。一群嘴里骂骂咧咧的人走上来，威胁要把里德从主席台上拽下来，一位旁观者感到：“他们像土匪一样要上去围攻议长。”里德仍然纹丝不动。受台下气氛的感染，旁听席上的参观者和通讯员也倚着栏杆，冲议长晃拳头，加入到谩骂和亵渎中。一位记者感慨：“礼仪都被抛到脑后了。议员在会场乱跑，横眉怒目……破口大骂，喊叫声不受控制地向外涌出。”他们说里德是专制暴君、独裁者，贬低人的绰号像石头一样砸过来。在这些变体中“暴君”和“沙皇”用得最多，表现了那个年代放纵的独裁政体的形象。这位议长后来也就被称作了“沙皇”里德。民主党人越气急败坏，里德就越坦然，巨大的身躯坐在椅子上，“宁静得好像夏天的黎明”。虽然他的秘书注意到，里德回到私人房间里，紧握住桌子，因为忍着愤怒而颤抖，在大厅里，他从没有表现出异常，好像那些恶毒的语言对他毫无影响。他坚强地控制着自己，“像拦路抢劫的强盗一样冷酷而坚决”，《纽约时报》如是说。

他后来告诉朋友，之所以能如此沉着，是因为他已经断然决定，如果不能获得国会的支持，“就直接走下主席台，辞掉议长的职位和国会席位”。纽约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6]律师事务所准备接纳他在那儿工作。“况且我已决定，如果我只能无能为力地待在主席台，看着大多数人毫无希望地试图立法，这种政治生涯不要也罢，我自愿让位。”既然有了这样的决定，“你就再无所失”，破釜沉舟了。这对人的心灵很有“抚慰”作用。

这种想法不仅抚慰了他，还给他注入了力量，这是那种担心发生最坏的情况，或为了避免最坏的状况而牺牲原则的人绝不会拥有的。他获得了道义上的优越感，而国会议院就算不知道原因，也能从气氛中感受到这一点。

现在轮到民主党人了，他们改变策略，真的不来国会了，以为这样共和党人只靠自己，是不可能达到法定人数的。就在民主党人一个个悄悄溜走之际，里德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下令将门锁上。立时，民主党人疯狂地挤在一起，想趁下一场投票前出去。于是，他们将“所有个人和官方的尊严”弃置不顾，甚至躲在凳子底下，藏在屏风后面。得克萨斯州的基尔戈尔议员为了逃跑，踢起上了锁的大门。可笑的“基尔戈尔踢腿”便成了漫画家的素材。

到了第五天，民主党人干脆全体缺席，记名表决时，共和党凑不齐法定人数。两位生病的议员人躺在床上被抬进了国会。还是缺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在来华盛顿的路上。突然，一扇门打开，正如一位记者所述：“红色的胡须一闪而过，一个声音喊道：‘还有一票，议长先生。’”爱荷华州的斯温尼来了，法定人数凑齐，投票的结果是166∶0。战役结束了。民主党人一下子又重回座位。规则委员会通报了一套新的规定，由主席执笔、推行，自不必说。这套规定后来被称作“里德规则”，在2月14日批准实施，规则中包括了以下的内容：（1）所有议员必须投票；（2）100人即达法定人数；（3）所有在场的人都被计算在内；（4）任何拖延或阻挠议案的行为都不被允许，关于拖延或阻挠的定义交由议长定夺。

五年后，西奥多·罗斯福写道，里德的改革摧毁了沉默阻挠战术，比当时制定的任何法律法规“都有更永久的重要性”。里德意识到这场斗争已经斗赢了。他在第五十一届国会闭会的演讲上说“历史的裁定”是唯一值得记载的，他对结果有信心，“因为面向负责任的政府的方向，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

比历史的裁定来得更快的是萨金特为他作的肖像画，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历史裁定的等价物。这幅画是受里德的共和党同僚委托，作为礼物献给里德，以示敬意。然而，这是一件令人难忘的失败之作。“本该捕捉他算法定人数时的姿态，”一位评论家说，“结果却画成了吃生柿子时的面部表情。”

世界各地的议会都在讨论沉默法定人数的终结。此事使里德成为美国的领衔政治人物，1892年总统大选中显而易见的人选。但他的时代还没有到，他自己也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当被问及共和党是否会提名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时，里德回答：“他们可能做更差的决定，我想恐怕会这样。”

确如所言。里德的“沙皇统治”仍被一些人怀恨在心，他对讽刺和挖苦的爱好也令他不得人心。他反感幕后交易，拒绝通过握手、微笑吸引公众，或通过承诺吸引政客，扩大自己的支持者。党的中坚分子宁愿提名在职的哈里森。哈里森是个廉洁的人，但脾气不好，有“白宫冰山”之称。里德从不隐瞒对他的厌恶情绪。当哈里森被任命为里德的家乡波特兰的募款人，里德更鄙视他了，决定到死都不去白宫与哈里森会面。

1892年，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胜，只靠自己，凑齐法定人数也绰绰有余。所以，他们得意扬扬地抛弃了里德的改革方案。里德怀抱些许信心，等待着历史。就像他以前说过的那样：“国会本身比其中的人更理智。”历史没有让他等太久。下一届国会里民主党的多数席位减半，且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争议。里德享受着美味的复仇。他一次又一次要求点名，密苏里州议员布兰德疯狂地反对这种“彻头彻尾的阻挠行为”，他立即对抗道：“彻头彻尾？应该说是公正合理吧。”作为少数派领袖，就像作为议长时一样，他对自己所在的党派控制得仍很彻底。“那一边的先生们盲目地跟在他后面，”克里斯波议长忧愁地说，“你能听到他们私底下说‘里德不能这么做啊’或者‘这是错的’，但只要里德说‘做就对了’，他们就立马去做了。”到最后，民主党人不得不让步，为了自身利益重新启用里德的法定人数计算法则，里德忍耐住得意的情绪。“我说什么话都比不上今天发生的事，”他说，“我向第五十三届国会道喜。”

1890年，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的最后一次冲突发生在南达科他州的伤膝溪（Wounded Knee Creek），至此，美国人口统计局随后宣布陆地上的拓荒已全面完成。里德的下一个挑战正在成形。就在那一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校长A·T·马汉（Mahan）上校在《大西洋月刊》上称：“不管他们愿不愿意，美国都必须向外看了。”

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是个安静的军官，守口如瓶，拥有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头脑。他毛遂自荐，负责“不断宣讲美国的对外利益”。极少数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有外部利益，大多数人觉得这种利益不应该存在。最紧迫的问题是兼并夏威夷。1887年，美国在珍珠港获得了一处海军装煤基地。但兼并夏威夷群岛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地产商的利益，而这又是由多尔法官（Judge Dole）及糖业托拉斯所控制的。1893年1月，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支持下，他们策划了针对夏威夷当地政府的叛变；多尔法官摇身一变成了多尔总统，并迅速和美国公使协商兼并事宜，商谈的结果很快就在2月被哈里森总统送交给参议院。哈里森在改选中败给了前任总统克利夫兰，即将在3月4日退位，他希望参议院能立即采取行动，在新总统上台前批准兼并。但是立法程序太粗糙，被参议院否决了。

克利夫兰是个正直而诚实的人，反对任何形式的扩张，和里德类似，长相也有点儿接近。有一回，在光线很暗的房间里，里德被人误认作是克利夫兰，里德于是说：“天哪！可别告诉格罗夫[7]，他对自己帅气的样子很在意。”克利夫兰入主白宫不到一周就从参议院收回了兼并协议，这令里德的年轻朋友罗斯福很不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跃跃欲试”，想去“拽旗子”。

兼并的动机是经济上的私利。马汉则将之转变为决定命运的国家利益。在克利夫兰召回协议的同一个月份，马汉在《论坛》上发表了名为“夏威夷及美国未来的海上力量”的文章，宣称对海洋的控制是国家力量与繁荣的主要成分，因此“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正当地占有这样的海上基地，以确保制海权”。“战略家的注意力集中在”夏威夷，它所处的位置“有特殊的重要性……有力地影响着太平洋的商业和军事力量”。同一月，他还在《亚特兰大周刊》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论证美国在未来拥有海上力量，以及占领地峡运河（Isthmian Canal）地带的必要性。

马汉人如其文，措辞很权威，所写的东西似乎都有无可辩驳的道理。此时，他已是《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的作者。这本出版于1890年的书整理自他1887年在海军战争学院的讲座。此书对国际海军界有直接且惊人的影响，在美国国内也如此，尽管联系愿意发表此书的出版社花了3年时间。许多有思想、关心国家政治的人都对此书兴趣浓厚。24岁的西奥多·罗斯福著有《1812年的海上战争》一书，他受邀在海军战争学院演讲，并成为马汉的门徒。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出版后，罗斯福“一口气”读完并写信给马汉，说他确信此书是“海军的经典之作”。当时杂志是舆论的重要舞台，《论坛》的编辑沃尔特·海因斯·佩奇、《亚特兰大月刊》的贺瑞斯·E·斯库德经常为马汉的文章在杂志上留位置。哈佛和耶鲁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他的同行也并不尽是反对新事物的保守派。当海军战争学院的校长斯蒂芬·卢斯海军上将（Admiral Stephen Luce）被任命为北大西洋舰队司令时，他选定了马汉继任自己的校长职位，并将他的舰队带到纽波特聆听马汉的讲座。卢斯预言，马汉对海军学的贡献将会和若米尼[8]在拿破仑时代对军事学的贡献一样重要。第一场讲座结束后，卢斯站起来宣告：“他就在这儿，他的名字叫马汉！”

马汉发现的是制海权的重要性，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全局。就像莫里哀所讽刺的茹尔丹先生[9]，说了一辈子的散文，自己却不知道一样，制海权的重要性是一个存在了很久却被领导者们忽视的真理。马汉的系统构想令他们震惊。他的第二本书接踵而至，巩固了第一本书的理论，《海权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发表于1892年。一开始，马汉的想法是“自内心”油然而生的：他在读蒙森[10]的《罗马史》时，“突然想到，如果汉尼拔从海上入侵意大利……或者，在他到达意大利后通过水路与迦太基保持联系，战事会如何发展呢？”一时间，马汉意识到“制海权是一个从未被系统考察、详细论述的历史要素”。它是“照亮内心黑暗的光”。1885年休假期间，担任校长职位之前，他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亚斯特广场分馆读了几个月的书，追寻历史的线索，热情不断高涨，每个感官都在“活跃、跳动”。

在美国的传统观念看来，建设超过海岸防卫功能的海军是亵渎神明的行为，与美国作为一个没有侵略野心，代表世界新未来的国家形象相悖。欧洲那些掌控制海权几个世纪的国家一下子通过马汉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一个署名为“诺特库斯”（Nauticus）的评论员说，制海权就像氧气一样，影响了世界许多年，但直到普利斯特里[11]，人们才意识到氧气的性质和力量，“如果没有马汉，人们也不会了解制海权的重要性”。

1893年，马汉被任命指挥“欧洲站”号旗舰（他其实更愿意待在家里写书，是不得已才去的），在英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尊荣。女王邀请他在奥斯本参加国宴，与威尔士亲王共进晚餐。他也是皇家游艇俱乐部招待的第一个外国人，俱乐部以他的名义召开了一场百人规模的宴会，受邀的都是高级军官。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海伊（John Hay）正在伦敦，他写信给马汉说：“所有聪明的人都等着来欢迎你。”当时的英国首相罗斯伯里爵士只邀请了他和约翰·莫利参加私人晚宴，三人一直聊到午夜。他与贝尔福和阿斯奎斯会面，在哈特菲尔德造访了索尔兹伯里，在白金汉宫又一次与女王共餐。他在制服和佩剑上套着红色的学术袍，接受了牛津大学的民法博士学位、剑桥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据说他是唯一一个一周内在这两所学府获得学位的人。

他暂时逃往欧洲大陆，带着旅游指南、伞和望远镜追溯汉尼拔的行军路线。但他很快被他最热切的门徒——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抓住了。威廉在寇兹周帆船快艇大赛（Cowes Week）时，邀请马汉去他的私人游艇“霍亨索伦”号上赴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在皇帝的心中埋下了德国的未来在海上的信念，这在世界历史上将会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他的命令下，马汉的书摆在了每一艘德国军舰上，而德皇自己的英语和德语版本都满是勾画、旁注和惊叹号。“我不是在读马汉上校的书，而是在贪婪地吞食它，想要记住所有东西。”1894年，马汉还在欧洲的时候，德皇给一位朋友去了电报：“这是本一流的书，每一点论述都很经典。我的每艘船上都有这本书，我的军官们也常常引用它。”日本人同样很感兴趣。《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成了日本军事院校的教材，马汉后来出的所有书都被译成了日文。

发展海军是绝对必要的，这是马汉的必然结论。而此时，美国的海军因为一直被忽视而处于濒临死亡的状态。正如克利夫兰的海军部长威廉·C·怀特在1887年所说，美国海军既没有打胜仗的力量，也没有逃走的速度。根据马汉的判断，美国海军连智利海军都不如，更不用说和西班牙比了。1880年，关于巴拿马运河展开了严肃的讨论，人们认为，在缺乏海军力量的情况下，占有这个地方可能会给美国带来危险，而非优势。马汉写道：“兼并巴拿马运河之后，必须立刻开始组建力量至少与英国持平的海军……他们会这么做吗？我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是不要谈什么门罗主义了吧。”

从那以后，他就这个议题不断纠缠朋友、同僚和联系人。他的热情在于海军的实力，而不是船本身，所以他并不喜欢在海上执勤，看上去也不像个水手。他身高超过6英尺（约1.8米），体形瘦而结实，身板笔挺，脸形细长，淡蓝色的双眼距离很近，鼻子像刀一样笔直，黄棕色的唇髭与仔细修剪过的胡子掺和在一起，覆盖在不起眼的下巴上。这张脸上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上半部分，在眼睛和前凸的头盖骨上，在眉毛上方的象征着智慧的隆起处。他比里德小1岁，1890年刚好50岁。尽管矜持而内向，据其妻子所言，他有时也会突然爆发，以“海军军官式的嗓音”咆哮。他的哥哥叫他阿尔夫。他没什么幽默感，有很强烈的道德色彩，和有身份的人一样憎恶左拉的小说，并禁止他的女儿阅读。他的原则感很强，以至于在战争学院居住期间，禁止他的孩子们使用政府提供的铅笔。

他的朋友和相识很少，除了因公出国之外，几乎没什么社交活动。他不怎么对外表现自己的性格，他的生活是内在的。就像是一个蒸汽锅，他在封闭的空间内沸腾，水变成气之后才从一个喷嘴中释放出来。和里德一样，他思路清晰，果敢决断。一次他在亚丁上岸，造访一个犹太人聚居区时写道：“我没有反犹主义情绪。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他用十几个字就令自己感到满意地解决了困扰人类19个世纪又在他那个年代全面复发的恶疾。从在安纳波利斯的学生时代就与马汉成为朋友的塞缪尔·阿什（Samuel Ashe）说过：“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有知性的。”

美国终于在1890年开始建设海军。哈里森手下的海军部长本杰明·特雷西（Benjamin Tracy）任命的政策委员会推荐了建设方案，国会内外反对声不断，最后勉强批准建造三艘战列舰——“俄勒冈”号、“印第安纳”号和“马萨诸塞”号，“爱荷华”号在两年后获准。这就是马汉长时间努力的最初成果。这些军舰所体现的政策在当时尽管远没有被普遍承认，却表明了转变正在发生，朝向马汉所指的方向：向外扩张。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建造一支舰队，足以成功抵御潜在敌人的所有攻击。加拿大是牵制英国的力量，欧洲的政治天平应该可以防止潜在的欧洲敌人向美国派送全部舰队。因此，建设海军的目的是保持美国在其领海上的军事优势，打造一支可以保卫美国海岸的海军舰队，有能力攻击从纽芬兰到加勒比的任何一个敌军基地。新舰队的功能就应该是这样。为了满足这样的功能，新造的战列舰将是万吨级别，平均航度15节，燃料足够中速巡航5000英里（约8000千米）距离，配有四门13英寸（约33厘米）的火炮，八门8英寸（约20厘米）的火炮。综合考虑防御力和火力，这个舰队代表了当时最优良的设计和构架。“印第安纳”号1895年试航，“爱荷华”号1896年试航，给英国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以和英国一线战列舰相媲美。当时最新型的“威严级”是1.5万吨级别，配有四门12英寸（约30厘米）的大炮、十二门6英寸（约15厘米）的火炮。

这些军舰令马汉的门徒们热情高涨。还在公务员委员会供职的罗斯福那时没有太大号召力，但他的朋友和政治上的导师——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卡波特·洛奇却是政府中持有马汉观点的代表人物。他的家族从事快船航运以及对中国的贸易，洛奇自己著有数本美国殖民时代的传记和历史书。对美国历史的兴趣使他决心从政。与他同名的祖父亨利·卡波特能记得儿时藏在餐柜底下，观察他父亲和乔治·华盛顿总统共进早餐的情景。小洛奇1886年被选入议会，很快就以频繁和出色的演讲赢得关注，被视为熟练掌握政治策略的大师。他精明世故，有说服力，既有头脑又干劲十足。和罗斯福一样，洛奇也是公务员改革的拥护者。当时有个小圈子，以约翰·海伊和亨利·亚当斯——两位悲观而愤世嫉俗、旁观政府的人士——为中心，入选要求十分严格。罗斯福和洛奇都是这个圈子的核心成员。这两位作为在野党的代表，不会影响到克利夫兰的政策，但他们仍然热情地宣传马汉的观点。

“制海权对于每个卓越的民族来说都必不可少。”洛奇在1895年3月2日慷慨陈词。他摆出一张太平洋地图，在英国海军基地的位置上打上红叉，用教鞭指点着证明夏威夷军事战略的重要性。他的演说激动人心，且因为他自己“态度诚恳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这是他写信给母亲时的描述），演说便更有戏剧性了。夏威夷一定要占下来，巴拿马运河一定要建好。“我们是伟大的民族；我们控制这片大陆；我们支配这半个地球；我们继承了伟大的遗产，不能视同儿戏或轻易放弃。我们必须保卫它、扩张它。”他演说的时候，参议员们从衣帽间走进来，众议员们也来了，传令员、记者也加入了，直到会议厅塞满了人，靠边的要贴着墙站。洛奇感受到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我身上……我讲完坐下时，人群中的每个人都跟我握手……这在参议院可是很少见的”。洛奇又在《论坛》上发表文章，直截了当地说，巴拿马运河一旦建成，“古巴岛便成为”美国的“必需品”。他没有说明这个必需品要如何获得，美国会从西班牙手上买下呢，还是直接攻占，但他表明了这样的看法：众多的小国将成为过去，为了“种族的文明与进步”，要走扩张之路。

在这一关头，历史伸出了援助之手。1895年2月24日，古巴人民起义反抗西班牙的统治；3月8日，一艘西班牙炮艇认为美国商船“联盟”号蓄意妨碍公务，追赶并向其开火。这次被称作“对星条旗的侮辱”的事件，引发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批知名人士的评论，这表明和洛奇观点相同的大有人在。美国对新版图的胃口越发明显。该委员会的民主党主席，亚拉巴马州参议员摩根（Morgan）说，解决办法显而易见：“古巴应该成为美国的殖民地。”里德的同僚（但非友人），缅因州的弗莱（Frye）同意摩根的观点：“很显然，我们应当拥有这座岛屿，这样，领土就完整了。”他的态度很明了：“要是不能买下来，至少对于我而言，希望通过征战来取得它。”另一位共和党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卡洛姆（Cullom），把美国人心中所想表达得更直接。“是时候醒醒了，”他说，“要知道吞并一些土地是必要的——整个北半球我们都要。”在1895年，侵略的意图还没有必要掩盖。但并不是说参议员们支持古巴民众自由斗争的正义行为，造反派（insurrectos）还没有在谈话中出现。他们烧掉西班牙人的房子时也没有放过美国人的。

只要克利夫兰坚定地反对扩张，某些贪欲高涨的参议员们就无法对政策产生什么影响。但是那一年年底，克利夫兰自己的一项行动引发了美国人的情绪大爆发。他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维护门罗主义、藐视英国的做法开启了美国历史的新篇章，像信号旗插在了美国最高的旗杆上。委内瑞拉问题并不涉及领土或其他方面的利益，在克利夫兰及其坚定的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看来，不过是维护美国的一项权利。随即触发的沙文主义、侵略主义和普遍的好斗情绪令所有人震惊，尽管表现出这些情绪的更多是有权有钱、直言不讳的人，而非普通群众。联邦同盟俱乐部（Union League Club）的1600名成员之一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站在克利夫兰先生身后，支持他的1600个人，没有一个有异议。”共和党人也过来庆贺，敬意如潮水涌入白宫，西奥多·罗斯福也在其中。《纽约时报》添枝加叶，刊登与报道无关的大字标题，诸如“准备战争”，“美国醒过来了”，或者“与英格兰奋战：陆海军人参战心情迫切”，“谈谈侵占加拿大”。而报道中引用的军队领导则完全没有讨论攻打加拿大，反倒认真而审慎地指出美国的海军和陆军力量还不够强，并表达了这个想法：此时“和英国作战恐怕要大出洋相”。

汹涌澎湃的好战情绪震惊了那些仍然以开国元勋的方式看待美国的人，他们认为美国反对军国主义、扩张侵略、常备军以及所有与旧世界君主国家相关的坏习惯。这一传统在新英格兰最为强烈，老一辈人——粗略估计，是在1890年超过50岁的人——比年轻人更倾向于这种看法。他们与杰斐逊相似，后者曾说过：“如果有一条原则埋在每个美国人内心最深处的话，那就是我们应当远离任何征服。”这些人认真地看待《独立宣言》及其原则——公正的权力来源于被统治者的赞同，认为在外国的土地上扩张美国的统治破坏了这项原则，是对美国意志的亵渎。对于他们来说，美国民主的最初形式是火炬，是理想，是美丽新世界的楷模。他们坚决反对旧秩序的一切：贵族头衔、勋章、膝盖下方束紧的短裤……任何君主制的诡诈的装饰物都不要。首次提议在海军中使用“上将”（Admiral）头衔时，一位军官火冒三丈：“叫他们上将？想得美！下回他们就想当公爵了。”

在美国梦的召唤下到来的第一代移民与世代生活在此的人一样，虔诚地忠于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有的人因为1848年受阻的革命而来，想在美国寻找自由，比如阿尔特吉尔德（Altgeld）的父亲，以及已经64岁的卡尔·舒尔茨，他当过记者、编辑、内阁大臣、参议员，从林肯政府开始就作为革新派掌权了。有的人为了躲避贫穷压迫而来，想在美国寻找机会，比如一个在1848年到达的苏格兰纺织工，带着他12岁的儿子安德鲁·卡内基；还有某个制造雪茄的荷兰犹太人，1863年逃离伦敦的贫民窟，来到美国，带着他13岁的儿子塞缪尔·龚帕斯[12]。还有人像《国家》和《纽约晚报》的主编E·L·戈德金（E.L.Godkin）一样，不是受压迫的难民，而是从旧世界自我放逐的人。美国作为民主理想的样品对他们有强烈的吸引力，就像是17世纪30年代来到新大陆的第一批人，他们坚信美国是新原则的化身，而好战的情绪是一种背叛。

戈德金充满“对国家的关切”，决心反对政府对委内瑞拉的处理办法，即使这么做会令他的报刊受到“失控的公众”的打击，陷于险境。戈德金的家族自12世纪起就定居爱尔兰，他也出生、成长在那里。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内战期间，他是英国报纸的通讯员。1865年，40位股东凑成10万美元，创建了《国家》杂志，庄严宣称拥护劳工阶级、黑人、大众教育以及“社会和政府中真正的民主原则”。戈德金被聘任为主编。1883年，还在《国家》任职的他接替卡尔·舒尔茨，担任《纽约晚报》主编，并借由这两份报纸，成为“对公共事务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威廉·詹姆斯如是说。

他是个英俊的凯尔特人，留着胡子，脾气暴躁，喜欢和人争辩，一时阴郁沉思，一时又热情活泼，本性好斗，到处探听，在罗斯福发明“muckraker”（揭短者）这个词语之前就一直在揭发丑事。他对坦慕尼协会政治家的腐败行径穷追猛打，以至于对方以刑事诽谤罪令其在一天之内被逮捕了三次。詹姆斯·罗素·洛威尔同意一位英国记者的看法，即戈德金把《国家》办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期刊”，而已经因为《美国国民》一书而闻名的詹姆斯·布莱斯宣称，《纽约晚报》是“英文报纸中最好的一份”。在国内，两份报刊引发的争议更大。纽约州州长希尔（Hill）称，他对纽约读《晚报》的“那一撮骑墙派”不感兴趣。“那份该死的报纸的问题在于，纽约的每个编辑都在读它。”这充分说明了戈德金无处不在的影响力——舆论的制造者也从他那里形成自己的观点——当然，这并不包括所有人。“经常阅读《国家》造成的智力退步太可怕了”，西奥多·罗斯福在1893年给马汉上校的信里这么写。

1865年，64岁的戈德金对未来很担心。他给朋友写信说：美国“发现自身拥有巨大的力量，迫不及待粗暴地发泄在碰见的任何国家身上，但又不知道应该如何发力才好，所以一直处于可怕的灾难边缘”。的确，美国当时只有一艘在服役的战舰，戈德金认为沙文主义者“完全疯了”，并非毫无道理。他认为，这种新的“凶残乐观主义”会导致最终彻底的失败。

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也很担心。关于委内瑞拉问题，他写道：“古老的战斗精神竟然浮于我们所有人的内心表面，一个小小的事件就能将之唤醒。一旦唤醒，就不可能再把它掩埋下去。意识到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他在哈佛的同事，美国的文化倡导者和权威，艺术教授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在麻省剑桥牧羊人纪念教堂上开会时也抗议战争精神。“残忍的掌声响彻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使理性的爱国者对未来产生“极度的恐惧”，他说。

这个满头白发、驼背瘦削的人物，嗓音沙哑而富有乐感，带着波士顿名流特有的口音。他那“温文尔雅、至高无上的仪态”迷倒众生。但是，与主流看法相左时，才是他最舒适自如的时候。他于1827年出生，也就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去世的下一年。诺顿所代表的是老一辈清教徒的精神，在军事上有自由派的良心。他是新英格兰的“一神论教皇”，哈佛大学宗教文学教授，他的妻子是凯瑟琳·埃利奥特，一个有钱的波士顿商人的女儿。他自己的家族自1635年移居美国的牧师约翰·诺顿开始，就世代担任神职。

和索尔兹伯里爵士一样，诺顿拥护贵族阶级的支配地位。对于他而言，这个阶级的基础不是占有的土地，而是文化、教养和风度上拥有共同的背景。他觉得这些共同背景正在逐渐消失，所以经常在课堂上抗议粗俗文化的入侵。有个学生诙谐地模仿他说：“今天下午我们来谈谈那可怕的庸俗吧，每个角落都有。”拉德克利夫[13]的另一位学生在1895年的日记里描述他“面容愉悦，浮现着仁慈的微笑……轻柔地说，如果我们没有生在这个堕落而不幸的年代就好了”。1857年，詹姆斯·罗素·洛威尔创办了《大西洋月刊》，诺顿是第一批撰稿人。此后，他还和洛威尔一同编辑《北美评论》，他也是后来的40位创办《国家》的股东之一。

他就委内瑞拉事件写信给戈德金，说此事“给这个临近结束的世纪写下了悲惨的注脚”，刺激了“我们民主最糟糕的部分……野蛮的自大和荒唐的坚持”。他“痛苦不安地意识到”民主的崛起终究不能确保“捍卫和平与文明”，因为与此同时“野蛮人的力量也愈加壮大，任何教育都无法使他们达到应有的智力和常识水平”。这与索尔兹伯里爵士的观点如出一辙。诺顿此时就像一个发觉自己的爱人不如想象中美丽——或纯洁——的男人一样，失望而怨恨。他在给英国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感觉美国已经开启了一条越走越错的漫漫长路，很可能会变成一个骚动不安、愚昧野蛮的政治力量……看来，世界要进入新的经验阶段了，为了适应新的情况，人们必须在忍受苦难上经受训练才行。”

他没有陷入亨利·亚当斯那种彻底的悲观绝望：亚当斯在华盛顿进进出出，游走于欧洲和美国，像干巴巴的黑乌鸦，深沉而嘶哑地抱怨这个“腐朽、破产”的世纪——社会陷入粗俗、平庸、愚蠢、道德萎缩的境地，自己在“精神崩溃”和“百无聊赖到要死”的边缘；美国无法忍受，欧洲也好不到哪里去，只好再回到美国，“到处都是衰退”，到处都是“世纪末的死水……没有什么能搅动懒散、毫无生气的教育氛围，自我满足、死气沉沉的精神状态”。委内瑞拉危机仅仅加深了他一直以来的信念——“就我的个人知识而言，当今社会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腐朽”。这与其说是对当前心态的判断，不如说是反思1893年金融危机所产生的精神上的震动。亚当斯和许多人一样，通过自己的形象理解外部社会，把自己无能为力的瘫痪状态归结于整个社会的病征。“腐朽堕落不假，”他1895年的时候说，“我却毫无精力获得感官刺激了。”而腐朽的旧世纪却生气勃发，他只消看看周围小圈子里亲密的人——比如洛奇和罗斯福——就能感受到戈德金所说的无处不在的“凶残乐观主义”。

虽然在年龄上比亚当斯老了10岁，诺顿却允许自己偶尔乐观一下，怀疑他热爱的价值观的丢失可能是获得人类福祉的代价。“在世界历史上，这个时代有钱人是最多的，”他在1896年写道，“我们的时代真有意思！”他无法抗拒这样的想法。

过去的几年确实骚乱不断。为人友善的克利夫兰在艰难时世的困扰下举步维艰。工业动荡支配着美国。1893年发生了经济危机，接着是大萧条。1894年，考克西[14]带领失业大军在华盛顿游行，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愈演愈烈，普尔曼流血罢工事件令双方胆战心惊。当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上，共和党人以140票的绝对优势（244票对104票）重掌国会。1895年11月，第五十五届新国会开幕时，那个我们熟悉的高大身影再次登上了议长宝座。

此时的里德已经到达了权力的巅峰。首任议长时的危险战役已成往事，作为少数党领袖打的两场游击战也已经结束了，他现在全方位地掌控着局势。“他以野蛮的才智运筹帷幄。”一位议员说。他手下的成员们已经操练得很好了，虽然有时候不太耐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如此），但是从没有打破顺从他的习惯。议长向上挥一挥手，议员们就齐刷刷地站起来了；如果碰到偶然的情况，议长想让大家安静时，有人要求发言，只要他往下一挥手，这些人也就一屁股坐下去了。“他收放自如，完美地控制着国会，比以往所有议长都厉害。”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卡洛姆写道。

他在尊严和礼节上很严格，在国会禁烟，议员也不能只穿衬衫不穿短上衣。甚至国会议员脚踩桌子的传统特权也受到了里德的挑战。一次，某位穿着显眼的白袜子的议员忘我地把腿翘到桌上，很快收到了议长传来的便条：“沙皇命令你把投降的旗子降下来。”

里德既没有亲信也没有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是国会唯一的统治者。为了避嫌，他在公共场合总是只身一人行走。这个身材庞大的隐士每天早晨从他的住所肖勒姆饭店（当时位于十五街和H街的交汇处）缓缓走向国会山，很少停下来和别人打招呼，也不去理会街上盯着他看的陌生人。

一位同僚说，他具备一种“平静的伟大”，这种伟大的来源是他自己的哲学观念；与一般人不同，他“不会为生活上的焦虑所困扰”。里德有一次给我们提供了暗示：一位朋友在晚上拜访他想讨论政事，发现他正在看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15]的《卡西达》，并朗读了下面几行：

做男人该做的事，

别指望别人鼓掌喝彩，

高贵地活着，高贵地死去

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

里德就是这种从自己制定的规则中获得安全感的人，所以他从不会惊慌失措。一次，有个民主党人在某程序问题上被里德否决，突然想起来他的观点和以前发过的手册上不一致。他火速叫人拿来名为《里德的规则》的手册，一页页翻，找到了相关的章节，然后大步流星走向演讲台，期待在议长面前大获全胜。里德仔细专注地读了那人所指的地方，却只淡淡一句：“哦，这上面写错了。”

在委内瑞拉危机的过程中，他很少公开演说，而在国会里把共和党人牢牢控制住。他与克利夫兰一样，憎恶对外冒险，也相信后者能够抵制住沙文主义到处兼并的叫嚣。里德坚决反对扩张和扩张带来的“好处”。他坚信美国的伟大就在国内，通过改善生活条件、提高国民的政治理解力来实现，而不是在半开化的人当中推行美国的统治，他们是很难被同化的。在他看来，共和党是这一原则的守护者，而扩张政策是“任何共和党人都不应该为其辩解的，更别说采用了”。

1896年是总统选举年。里德想得到党内提名，参加角逐。此时的民主党因为内部分歧自顾不暇，共和党很有可能赢得选举胜利，所以党内提名是值得奋斗的奖品。“他身体很棒，精神振奋，觉得势头不错。”罗斯福说。在一位记者眼中，剃掉小胡子的里德觉得“有必要在意自己了”，这么做往往会压抑他的风趣。作为党内提名的竞选者，他的立场有点儿复杂。因为他最有力的副手洛奇和罗斯福在扩张问题上和他的意见完全相反。不过这一点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检验关系的试金石。“我全身心地为里德拉票。”罗斯福说道。

里德不愿以司空见惯的方式笼络人心。议员们要求经费拨款，不然恐怕无法在各自的选区培养支持里德的情绪，而里德却无动于衷。他对一位议员说：“就算用我的头像装饰衣服纽扣，你们也拿不到拨款。”南太平洋公司的铁路巨头科林斯·P·亨廷顿曾三次要求与里德的竞选经纪人F·J·奥尔德里奇（Aldrich）议员会面，里德同意奥尔德里奇去拜访他，“但要记住了，我们的竞选不能花亨廷顿先生的一分钱！”奥尔德里奇还是去见亨廷顿了，并向他透露，里德只接受几位私人朋友的捐助，目前积攒了1.2万美元。亨廷顿怄气地说：里德的竞争者对钱可没这么挑剔。“其他人已经拿了我的钱了。”他说，意味着他已经把赌注押在了里德的对手身上。

还有一个人大方撒钱给里德的一位对手。俄亥俄州的老板马克·汉纳（Mark Hanna）曾认为里德有当总统的潜力，但是他的讽刺、过分“东部”的演说方式不太讨喜；在他看来，里德个性独立，也不大可能受旁人的影响。正如亨利·亚当斯所说，里德“太聪明、太顽固、太喜欢嘲讽”，不适合当政党的领袖。汉纳转而和一个与里德完全相反的人套近乎——好脾气、说话圆滑、相貌堂堂的麦金莱，据说此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获得别人的喜爱。麦金莱天生顺从、服帖，从未树过一个敌人，在重要的通用货币问题上“为了避免不受欢迎，从未直言不讳地表达观点”，一位传记作家机智地说。所以无论是倡导银本位的，还是金本位的组织，都不反对他。里德现在应该懊悔当初任命麦金莱为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主席，使自己成了麦金莱关税法案的支持者。在第五十一届国会上，麦金莱曾冒险反对过议长在法定人数上的一些做法，里德觉得他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在他看来，麦金莱是个没骨气的人，“脊梁骨还没有巧克力松饼硬呢！”[16]——这句话成了“没骨气”的最好诠释，名垂千古。

汉纳眼中的麦金莱与其说是巧克力松饼，不如说是罗恩格林[17]。汉纳有把握使麦金莱获得提名，只要他的竞争对手不联合起来支持一个人就行，特别是里德，因为他是唯一有总统气质的人物。汉纳精明地认为，死板的里德不愿为了获得他人的支持而屈尊。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东部的领导者觉得里德阵营没有多少诱惑，把票投给了别人。里德也没让愿意支持他的人日子好过。一个加州来的政治首领曾请求里德把最高法院的一个席位留给加州人，里德断然拒绝，说：如果不摆脱这些暗箱协议，党内提名就不值得考虑。很快，人们就在汉纳的随行人员中找到了这位加州首领，表情惬意。领导密歇根州代表的州长平格里（Pingree）来到华盛顿拜访里德。奥尔德里奇花了好大一番功夫劝说里德离开议会主席台，去办公室与正在等待的州长见面。他终于移步去了办公室，平格里一见面就表达了他对自由铸造银币的想法，这碰巧是里德最厌恶的，他把自己的观点毫不掩饰地告诉了对方。“平格里是来支持里德的，”奥尔德里奇无助地说，“结果他一转身就去拥护麦金莱了。”

里德看出了趋势，却不愿改变自己。“有人喜欢笔直地站着，”他说过，“有人就算有权有钱，也喜欢爬着走。”

在一场精彩的演讲中，里德扯碎、践踏、拆毁了自由铸造银币者的论点——这场争论与其说是货币问题，不如说更像阶级斗争。罗斯福充满激情地写道：“哦上帝啊！为了让你当我们的旗手，要我做什么都行。”但罗斯福有时也承认对里德“有些恼火”，因为里德不理睬罗斯福建设强大海军的坚持。“实话说，”他向洛奇抱怨道，“我确实觉得，你我的愿望应该受到里德的重视。”对于一个从不“重视”他者愿望的人来说，这可是个妄想。令洛奇为难的是，里德还拒绝承诺内阁以下的职位，也不同意花钱笼络南部代表。而资金充足的汉纳，已经在南方忙着动员共和党代表了，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只要愿意被收买，他都出手。“他们本来是跟我的，现在都被别人收买了。”里德说。

里德对前景并不乐观，在共和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写信给罗斯福，谈论退出政坛后重新从事私人律师业务。“简言之，我亲爱的孩子，我已经厌烦这件事了，我要确保自己欠的债不会被哪个辛迪加承担（意指麦金莱）……再者，这颗渐渐远去的葡萄似乎渗着酸液，整个就是一场闹剧。”

6月，洛奇在圣路易替里德读了提名演说。第一轮投票中里德获84票，麦金莱661票。远去的葡萄已经完全够不着了。

克利夫兰总统也同样被民主党代表大会拒绝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36岁的议员——来自内布拉斯加州，以迎合大众的演说出名，在大会上给代表们献上了一场自帕特里克·亨利[18]的《不自由，毋宁死》之后最令人记忆犹新、辞藻华丽的表演。“给正义的事业镀上甲胄吧……像争取自由一样神圣的事业……你们不能在劳动者的额头上扣下荆棘做的皇冠。你们不能把人类钉死在金子做的十字架上！”这一番歇斯底里过去后，奥尔特盖尔德州长“一脸疲劳，笑容古怪”地对克拉伦斯·达罗[19]说：“我在思考布赖恩（Bryan）的演讲。他到底想说什么啊？”

竞选把全美国的胃口都吊起来了，人们的情绪变得极端化，互相憎恨。这是白银对抗真金，人民对抗利益集团，农民对抗铁路运营商（后者以高昂的运输费用抽干农民的利润），小老百姓对抗银行家、投机商和抵押人权。共和党人真的担心，如果民主党在荷姆斯泰德和普尔曼暴力事件之后取得胜利，资本主义体系就会被推翻。工厂主告诉手下的人，如果布赖恩当上总统，“周三早上就不会再吹厂笛了”。就连《国家》也支持麦金莱。他获胜后，企业家回到他们的椅子上，舒适地仰坐着，更不去理会社会上的抗议了。一位同代人回忆道：“马克·汉纳的时代，标志着强势者毫不费力地违抗已经到达顶点了。我记得很清楚，汉纳要用斗牛犬一般可爱的态度为私人企业的无限垄断辩护……以后再不会听到如此无畏的音符啦。”

另一场战斗的场地已经腾出来：里德和美国的命运即将揭晓。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承认古巴叛乱者处于交战状态，从而允许出售军火给他们，而克利夫兰拒绝妥协。这项决议“仅仅表达了赞成该决议的卓越的绅士们的观点”，他说，而是否承认是行政长官的自由，他认为其“只有参考价值”，而“政府的态度不变”。现在取代他的麦金莱也是反对与西班牙交战的，但是他在实践自己相信的道理上经验不足。而西班牙首相坎诺瓦斯已死，政权也处于无力状态。刚收购《杂志》的纽约报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借鉴了英国第一份售价半便士的报纸《每日邮报》主编的观点——有人问他最好卖的新闻是什么？他回答：“打仗。”为了和约瑟夫·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殊死搏斗，赫斯特忙着报道西班牙人的凶残、古巴人的英勇，以及美国人的命运和义务，他因此帮助制造了一场战争。

而世界形势又发生了变化：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突然成为崛起东方的新力量。吃惊的德皇威廉二世创造了短语“die Gelbe Gefahr”——“黄祸”。日本的崛起使得开发巴拿马运河的要求更为迫切，理由更为充分；同时，马汉上校也再次强调利用古巴在加勒比海、夏威夷在太平洋的位置对巴拿马运河提供战略防御。在1897年发表的几篇文章中，马汉指出，加勒比海是重要的军事战略中心，可以从牙买加或者古巴掌控，他继而用专业知识严密论证：鉴于目前的形式、力量和资源，从古巴入手“有绝对的优势”。

他的声音在参议院回响——由洛奇出面，重申运河将使古巴成为“必需品”的论调。针对参议员中没什么战略头脑、更看中实际利益的人，他进一步扩展了马汉的观点：“这座壮丽的岛屿……人烟稀少，土地肥沃”，是美国人对外投资的大好机会，是美国商品的潜在市场。罗斯福当时还不是参议员，但只要有发言的机会便会急切地为同样的目标吹锣打鼓。他和洛奇的喧嚷传到了一个令人敬畏的听众耳中，他很不高兴。

这个人就是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哈佛大学校长，新英格兰“最高大的橡树”。他针对华盛顿争论激烈的国际仲裁发言，谴责沙文主义“令人反感”。这种学说是与一直有军士阶层存在的国家相连的，“和美国社会完全没有关系，”他说，“但是，我的一些朋友们却努力把它伪装成爱国式的崇美主义。”接着，他明确地阐述了他眼中美国与旧国家的不同之处：“建设海军以及常备军意味着……抛弃美国特有的东西……建设海军，特别是战列舰，是英国和法国的政策，不应该是我们的。”美国依赖和平的力量，而沙文主义是“人类好斗性”的产物。他特别指出洛奇和罗斯福就是沙文主义者，并在私下里叫他们“哈佛的堕落子弟”。

他的权威无可匹敌。作为埃利奥特和莱曼家族的后代，他的祖先早在17世纪就来到了新英格兰，属于自视清高的团体。“伊莱莎啊，”埃利奥特夫人和友人去圣公会教堂祈祷时抗议道，“你怎么跪在教堂里说自己是可怜的罪人？我和我的家人绝不会这么做的！”埃利奥特的父亲曾任波士顿市长、国会议员、当时哈佛的财务主管，也是七人集团——哈佛的主管团体的成员。一位英国观察家称之为“七个表兄弟组成的管理机构”。在他担任哈佛校长的25年中，曾坚持不懈地和传统派做斗争，将哈佛从18世纪的停滞状态转变为一所现代大学。正如鲍登大学校长海德所说，那段时间里，他被“误解、重伤、歪曲、憎恨”。埃利奥特自己也承认，当时每在公众场合露面都会“深刻地感受到听众们充满敌意的目光”。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他天生就不讨人喜欢，身高超过6英尺（约1.8米），“背像划桨手一般，头好似一座雕塑”，“仪态高贵”，是天生的领导者。但他的半边脸被草莓状的胎记覆盖，看起来好像目空一切，所以从小就被孤立。此外，他还是个化学教授，一位科学家，这在当时不算是优点。尽管如此，他还是在35岁就当上了哈佛校长。他理想的品行是“绅士加民主主义者”，这是他自己的话。他在价值判断上也比较死板。哈佛的一位棒球明星学生因为分数低而退学时，埃利奥特不觉得可惜，因为该生使用欺骗的手段打球。“他们吹嘘他是如何在一个方向虚晃一招，然后把球投到另一个方向！”埃利奥特如此解释。

与死硬分子的斗争是艰巨的，但埃利奥特还是成功地开设了现代研究的新课程，引进了选课制，招聘了大批优秀教师，带领哈佛进入了黄金时代，使法学院和医学院声名远播，并且通过他自身的影响力，革新了整个美国高等教育体制。1894年，60岁的他庆祝当上校长25年的业绩，而原先反对的他的人也对他表示尊敬和钦佩。忽然间，他被视为哈佛最杰出的校长，“美国的第一个普通公民（private citizen）”。据说，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波士顿交响乐队。他那红润的胎记也不再是瑕疵，而成了“战胜人生缺陷的象征”。

但是，在当时38岁的罗斯福看来，埃利奥特属于不理解美国昭昭天命[20]的死硬分子。罗斯福受马汉的学说影响很深，觉得美国必须加紧做好建功立业的准备，因为时机就要成熟了。而当时许多很有影响的人对美国的扩张角色很反感，这使得罗斯福充满受挫感。自从听说自己被称作“哈佛的堕落子弟”后，他就给洛奇去信：“如果我们不能作为一个国家团结起来，原因就是卡尔·舒尔茨、埃利奥特校长和《纽约晚报》的教导，还有那些国际仲裁者，他们感伤得无可救药。”这些人会使美国人变得“意志薄弱，胆小如鼠，吞噬掉我们民族的伟大斗志”。

让他恼火的是，就在有望与西班牙打仗之际，掌管白宫的却是一个意志薄弱、胆小如鼠的人。罗斯福决心已定，要安排一个有警惕心、有能力做大事的人进入政府内部。他决定让理解新命运的人——他自己——和实现这一命运的工具——海军，连在一起。麦金莱的海军部长是个优哉游哉、友好亲切的绅士——马萨诸塞州前任州长约翰·D·朗。罗斯福认为，只要他自己被任命为副部长，以他胜人一筹的力量和想法，必能掌握海军部的实权。

其他人也是这个想法。朗有些忧心忡忡：“罗斯福的个性、立场、能力和声望足够做个内阁部长了。这个职位会不会委屈他？”洛奇为了这件事和麦金莱会面，之后写信告诉他的朋友，唯一不利的因素是“总统担心你会立刻和人争斗起来”。尽管如此，麦金莱总是被更强势的人说服——1897年4月5日罗斯福被任命为海军副部长，4月8日确认。观察敏锐的《鲁尔杂志》主编S·S·麦克鲁尔（S. S. McClure）意识到了这一任命从何而来，将往何处而去。“立刻把马汉叫过来和他谈谈，”他写信告诉合作的编辑，“他是最伟大的海军题材作者和专家，他的领域很快会越来越流行的。”鲁尔知道他的的孪生兄弟会怎么做。“依我看，罗斯福是个重要人物，”他继续写道，“联系他，看看能不能找到他有关海军的资料。马汉和罗斯福正适合我们。”确实如此。鲁尔对他们的力量和权威心领神会，也对巨大的机遇充满期待。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他想聘请沃尔特·海因斯·佩奇担任编辑，便打了电报：“事关重大，即刻见面。”佩奇同意过来，鲁尔欣喜若狂，答复说，他们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编辑团队。“哦，我真高兴啊，未来都是我们的！”

如今，备受阻挠的夏威夷兼并议案又重上桌面了。为了激励麦金莱，罗斯福报告说，4月22日，日本向火奴鲁鲁派遣了一艘巡洋舰。他写信问马汉，询问如何解决兼并岛屿的政治问题。“不做不义之事，”马汉给出了经典的答案，“先占领岛屿，再解决政治问题。”如果他有机会表达观点，罗斯福说，“明天”夏威夷就能兼并，西班牙被逐出西印度群岛，马上就建造十几艘战列舰，一半停靠太平洋海岸。然而，国会实际的部署令他遗憾——在筹措足够资金之前，海军的建造都被停止了。“汤姆·里德竟然支持这个观点，真让我又惊又气。”

里德仍然稳固地控制着共和党议员，他们当中的任何有关兼并的不健康情绪，里德都有能力克制。但是作为议长，他又必须引导国会通过行政部门的政策。问题是，行政部门的政策是什么：是麦金莱软弱而不情愿的想法，还是洛奇和罗斯福在马汉思想及糖业托拉斯的帮助下“向外看”的冲动？答案在6月揭晓。麦金莱签署了与夏威夷政府的新兼并协议后，转交参议院批准。尽管不太可能有三分之二的参议员支持这个议案，反扩张主义者还是有些担心。麦金莱很想讨好的卡尔·舒尔茨早就表达过他对夏威夷的不屑，但此时他又就这个问题走访白宫，边抽雪茄边和麦金莱聊。麦金莱浑身不舒服，申辩说他只是把协议送交参议院，看看大家的反应如何。然而，舒尔茨“心情沉重，感受到不祥之兆”。英国的周刊《旁观者》有些紧张地写道，这项协议标志着“共和国从建国之初就实施的历史政策的终结……表明它将向不太和平的方向演变，可能会变成一个好战的大国”。

针对古巴问题，整个国家愈加兴奋。里德对赫斯特捏造的西班牙压迫嗤之以鼻，共和党对古巴反抗事业的拥护在他看来也是虚伪的行径。他意识到，他的政党在道德上不再那么正直了，在政治上谋求自身利益，与乌合之众一起喧哗。他毫无歉意地压制了承认古巴“共和国”处于交战状态的决议，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反对扩张的言论，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帝国可以等待”成了反对夏威夷兼并人士的标语。文中坦率地说出了可怕的名字——“帝国”“帝国主义”，这些影射欧洲列强的词语（他们对非洲的瓜分此时到达顶峰），此前还没有人用来形容美国。詹姆斯·布赖斯[21]恐怕是唯一一个被允许提意见的英国人，他敦促美国远离兼并政策。他在《论坛》上写道，美国偏僻的地理位置、巨大的力量意味着它不必像欧洲大国一样承受军备的负担。它在世上的使命就是“向旧世界展示，戒除了争吵、战争、征服——这欧洲编年史不幸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会怎样”。屈从于欧洲各国现在盛行的“对土地的渴望”将“完全背离卓越的建国元勋的箴言”。人们可以从他清醒的言语背后感受到一个学者对毕生研究对象的热爱，他恳求美国不要背叛诞生之初的诺言。

马汉的头脑中谋划着与西班牙战斗的策略，他已经从夏威夷跳了出来，转向了遥远的西属菲律宾。他的动机不是“对土地的渴望”，而是制海权。他从这个中心思想中得出了交响乐般宏伟的言论，他是这么说拿破仑战争中的英国海军的：“这些遥远的、饱经风霜的战舰——浩荡的陆军从未看过一眼——统治着世界。”1897年末，他以《美国的海权利益》一书加入愈演愈热的辩论，此书包含了他过去7年所有重要文章。他也在任命亚洲舰队指挥官上为罗斯福提供了建议，这个人必须可以信赖，并能在挑战到来之际积极行动。被选中的军官是海军准将乔治·杜威（George Dewey），他的任务很明确。“我们的亚洲舰队将封锁马尼拉，如果可能的话，就占领它”，罗斯福在1897年9月21日写信给洛奇说。他也留神为亚洲舰队的任务准备了足够的燃料。

1898年2月15日，美国的武装巡洋舰“缅因”号在哈瓦那的港口爆炸并沉没，260人丧生。爆炸的起因始终没有查清，但当时群情激动，都认为是西班牙的卑鄙阴谋。战争的支持者陷入歇斯底里的疯狂，和平人士的声音被淹没。麦金莱畏缩不前，但又害怕党派分裂，很快加入到了喧闹中。里德议长却没有这么做。强迫西班牙参战的谈判进行了两个月，里德尽最大努力阻挡住浪潮，限制辩论的时间，宣布承认古巴独立的决议无效。拥有大理石厂的参议员伯克特（Proctor）激情澎湃地发表战争演说后，里德评论道：“伯克特的立场是可以预料的。战争会开拓巨大的墓碑市场。”他受到支持战争的媒体的轰炸，他的裁决遭到国会的憎恨——国会和整个国家一样，都想要战争。“野心，利益，对土地的渴望，骄傲，纯粹的战斗乐趣，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华盛顿邮报》承认道，“我们被一种新感觉怂恿……就像丛林中的血腥味一样，人们品尝着帝国的味道。”

事态已经严重到里德也无法控制的程度了。一天早餐时，记者们在肖勒姆饭店要里德对参战的冲动做出评论。他拿出了一封刚收到的信，是纽约州州长莫顿（Morton）写给他的，莫顿敦促他走下主席台，到国会议员当中，劝阻他们不要干涉。“劝阻他们！州长不如叫我去堪萨斯的废墟当中劝阻龙卷风算了！”他不能阻止发送对西班牙的最后通牒，该通牒在国会的投票是311∶6，威力确实堪比龙卷风。他对这六人中的一个说道：“我羡慕你有反对的权利，我什么都做不了。”

战争在1898年4月25日打响。马汉当时在罗马，有记者问他战争会持续多久，他给出了精确的预测，“大概三个月吧。”他回国后即被聘为海军战争委员会的三个成员之一。罗斯福给了他一份菲律宾行动计划，在收到评论意见后写道：“毫无疑问，你站在我们的肩膀和头上。你给的意见正是我们需要的。”

4月30日，杜威准将的舰队驶入马尼拉湾，轰炸了一天之后，接到了经典的指令：“准备好了就开火吧，格里德利。”摧毁西班牙舰队及其海岸炮台，或使之不起作用。美国还从没有这么兴奋、骄傲过。“最伟大的海军战斗”，报刊标题写道。但是马上又有了新问题，整个美国只有少数人想到过：接下去该怎么做？正如杜里（Dooley）先生所言，美国人总的来说还不知道菲律宾是岛屿还是罐头制品，甚至麦金莱也坦承“他不确定那些该死的岛屿是不是在2000英里之内”。马汉的门徒们当然知道菲律宾在哪里，接下去要怎么办。杜威胜利四天之内，洛奇就写道：“我们决不能放弃这些岛屿……美国国旗已经升起来了，一定要让它留下。”因为菲律宾独立运动已经存在了30年，很多人因此被关押、流放甚至死亡，参议员洛奇简单的解决方法几乎没有考虑到被统治者的想法。独立运动的领袖是埃米利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一个28岁的年轻人，被流放到香港。杜威获胜后，他立即赶回菲律宾。

一场在别处爆发、远离本土的战争并没有让反对它的美国人保持沉默，相反，倒是刺激了他们。他们一下子有了名字——反帝国主义者。年逾七旬的诺顿教授因为敦促学生不要入伍参战，“丢弃国家最美好的东西”，而遭受一连串人身诽谤和暴力威胁，他的住所也不能幸免。一位波士顿的爱尔兰裔政客提出要对他处以死刑，新闻界称他为“叛徒”，甚至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霍尔（Hoar）也谴责他。但是诺顿对国家的做法太痛心了，无法抑制自己。他在剑桥的一次公理会集会上发言说，这个世纪见证了最伟大的知识进展以及和平的希望，但在它就要结束之际，美国却背叛了理想，“纵身跳入一场不义之战”。

波士顿敢于说话的大有人在。穆尔菲尔德·斯托里（Moorfield Storey）就是一个，他是马萨诸塞州改革俱乐部、公务员改革联盟的主席，曾任美国律师协会主席；还有加梅利尔·布拉德福（Gamaliel Bradford），一位自由奔放的政府批评者，以独自一人连续不断地给报社写信而闻名。布拉德福的祖先在1635年就定居马萨诸塞，家族中还出过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地方长官。这些反对派集结起来，在法纳尔大厅抗议，并在1898年6月15日，阿奎纳多宣告菲律宾独立后的第三天，成立反帝国主义联盟。主席是80高龄的共和党人乔治·S·鲍特韦尔（Geroge S.Boutwell），他是前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格兰特总统[22]手下的财政部长。该联盟宣称的目标是，不反对战争本身，但坚持既然这是一场解放战争，就不能演变成帝国战争。联盟强调，在国外追求权力、财富和光荣，会转移国内改革的注意力，并导致出现强大的中央政府，从而损害各州的权利和地方自治。美国在处理市政腐败、资产和劳工间的矛盾、货币骚乱、不公正的税制、官职贿赂、南方有色人种及西部印第安人的权益上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统治外国人的功夫。

这些问题吸引着改革家们——其中的不少人和无党派人士、各种各样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杰出的民主党人终于成立了反扩张政党，现在捆绑在了联盟旗下。它的41位副主席团中很快加入了前总统克利夫兰、其前战争部长威廉·恩迪科特、前财政部长兼议长卡莱尔、参议员“干草叉”本·蒂尔曼、斯坦福大学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密歇根大学校长詹姆斯·B·安吉尔、简·亚当斯、安德鲁·卡内基、威廉·詹姆斯、美国劳工联盟主席塞缪尔·龚帕斯和其他一些国会议员、神职人员、教授、律师、作家。小说家威廉·迪恩·豪威尔斯认为这场战争“令人憎恶”。当他的朋友马克·吐温从国外长途旅行归来后，也成加入了联盟。除了戈德金的《晚邮报》以外，《波士顿先驱报》、巴尔的摩《太阳报》以及斯普林菲尔德的《共和党人》也是联盟的主要传声筒，此外还有两份共和党报刊，《波士顿晚报》和费城的《分类账》也给予支持。

在反帝国主义者方面，不愿承受新的有色人口的观念也很强，这种想法源自内战后黑人引起的种种困难。戈德金在《国家》上冷酷地说：本来和美国没有任何关系的“无知和劣等民族居住的附属地……只能给美国带来乞讨和腐败”。卡尔·舒尔茨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使用了同样的论点，“一旦扩大领土的目的得逞”，帝国主义者就要坚持让运河的两边都成为美国领土，要兼并“有1300万混着印第安血统的拉丁裔美洲人口”的国家，然后，他们选出20名参议员和60名众议员将淹没国会。夏威夷的东方人比白人更多，也存在同样的威胁。

反帝国主义者中并没有囊括民粹派和布赖恩的追随者，这些人很快被称作是进步主义者。尽管他们反对常备军、强大的海军、卷入对外纷争，在理论上是反帝、反军国主义、反欧洲的，但他们同时也义愤填膺地想去和西班牙这个在美国门口毁灭自由的残酷的欧洲暴君战斗。布赖恩要求战争的情绪和西奥多·罗斯福一样热烈，甚至谄媚地自命为内布拉斯加第三志愿军上校前往古巴，可惜为时太晚，没能见证军事行动。这其中叫嚷声最大的是一位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年轻律师，36岁的他已经是个有名的政治演说家了，很快将成为进步党的领袖。帝国的味道，广阔的版图，血脉贲张的民族主义，在阿尔伯特·贝弗里奇（Albert Beveridge）的宣扬中最为激动人心。和布赖恩一样，他拥有危险的演说才华，可以激发行动甚至思想。这场战争令贝弗里奇喜不自禁。

“我们是征服的民族。”他4月份就在波士顿宣称，当时马尼拉湾的胜利还没有到来，“我们必须遵从我们的血脉，占领新市场，以及新土地，如果必要的话……这是全能的主的计划……低等的文明、退化的民族”将在“更高贵、雄健的文明面前”消失。柏林的泛日耳曼主义者和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也在谈论优越人种（不管是条顿人还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使命，但贝弗里奇无须从他们身上学习；这是他自创的理论。他在当前的事件中看到了“一个强大民族和他们的自由制度的前进”，一场美梦成真，这是“上帝放在”杰斐逊、汉密尔顿、约翰·布莱特、爱默生、尤利西斯·S·格兰特及其他“帝国有识之士头脑中的梦”；“美国将扩张四海，处处绽放自由的花朵，伟大的共和国的旗帜遍地”。不过贝弗里奇所见的更多是贸易。美国工厂和土地的产出远多于美国人的消费。“命运决定了美国的政策；世界贸易必须也必然属于美国……美国的商船将遍布海洋。美国要建立一个和美国相称的伟大海军……美国的法律，美国的秩序，美国的文明将种植在迄今为止残忍而愚昧的海岸上，我们这些上帝的使者将令它美好而灿烂。”

贝弗里奇在伟大的机遇面前忘乎所以，亮出的剑太刺眼了。他把太平洋说成是“我们军事行动的真正领域，西班牙在菲律宾有个岛屿帝国……而美国有个强大的舰队。从逻辑上讲，菲律宾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

接下来的夏天，其他人志愿去古巴参战，受黄热病折磨，5000官兵因疾病丧生之际，贝弗里奇个人对血的召唤还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他对反帝言论嗤之以鼻。“古巴不接壤吗？波多黎各不接壤吗？菲律宾不接壤吗？……杜威、萨姆森和施莱会让它们接壤，美国的速度，美国的枪炮，美国的心脏、头脑、神经会让它们永远接壤！……现在谁敢叫停？现在我们终于是一个民族了，强大得足以完成任何事，配得上命运赠予的光荣。”下一年贝弗里奇被选为参议员。“我们是伟大的民族，”杜里说道，“最棒的，我知道我们最棒。”

西奥多·罗斯福此时奋战在前线。尽管在政府担任要职，他还是提前下定决心，一旦有战事，便放弃职位入伍。在私下给朋友的信中，罗斯福写道，像他这样的人，都被嘲笑为“扶手椅和会客厅的沙文主义者……如果我不实践我说教的内容，我那高尚的力量——不管它是什么吧——就全没有了”。马尼拉战火打响后，他就辞去了海军副部长的职务，战争部长阿尔杰（Alger）让他担任志愿骑兵团的指挥官，却被他谢绝。他请求担任中校，作为交换，把志愿团的职位让给他的朋友——正规军上校伦纳德·伍德（Colonel Leonard Wood）。事情如他所愿。两个月后的6月24日，他在圣胡安山参战。7月3日，陆地战斗结束，这位精力充沛的莽骑兵成了英雄，并在11月成功当选纽约州州长。

与此同时，国会也因为战争而兴奋，夏威夷兼并的支持者看到了新的机遇。他们仍然不能召集三分之二的选票，于是决定诉诸于两院共同决议，这样只需要超过半数票就能通过兼并了。这项决议3月16日就已经提出，但里德在群情激动的4月仍设法将之挡在议会门外。不留情面的命令使他成为“在位者中最危险的敌手”，4月15日的《华盛顿邮报》点评道。其实，他也是无所畏惧的贝弗里奇唯一不敢叫板的人。当人们强烈要求他给里德写信，劝说其不要反对扩张时，贝弗里奇回答：“我觉得我的任何努力对于议长那直布罗陀岩一般的头脑和意志都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然而，战火蔓延到太平洋时，就连里德也难以维持他铁一般的控制了。他怒气冲冲地告诉密苏里州的克拉克议员，他希望杜威能“立刻把船从那里开走。如果不这么做，会给我们将来造成巨大的麻烦”。兼并论者却声称，如果美国不占领夏威夷，夏威夷就会落到英国人或者日本人手里。已经有不少日本人拿着政府津贴定居夏威夷，为策划占领做准备了。何况，夏威夷很明显地摆在美国前进的路上。“我们对夏威夷的需求比对加利福尼亚更甚，”麦金莱在5月4日告诉他的秘书乔治·科特柳（George Cortelyou），“这是昭昭天命。”

5月4日，决议递交国会。里德顶着压力掩盖了三周。打败西班牙必须控制夏威夷，这在里德看来纯粹是糖业托拉斯和帝国主义者的借口。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总统、国会的大部分共和党人以及他在国会外的朋友的观点相抵触。“现在反对主要来自里德，他绷紧了每根神经，要把夏威夷决议打倒。”洛奇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里德甚至不惜求助于民主党。后来担任议长的民主党人查普·克拉克（Champ Clark）是里德的好朋友，他请里德给他在筹款委员会安排职位，里德却求他去外事委员会，因为克拉克“相信他的所作所为，也是个斗士”，里德需要他的帮助。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克拉克感动地回答，“我会和你一起奋战的。”于是，他同意牺牲掉一直梦寐以求的职位，来帮助这个坚定不移地反对他的政党的人。

里德越来越难以驾驭自己的党派了。5月24日，国会的共和党人罕见地向政党高层会议递交请愿书，恳求考虑兼并决议。里德在与沉默法定人数抗争时取得的成果反而造成了他最严重的正面挑战。那次战役的前提，即“里德法则”正是多数票所表达的国会意志必须在决策中获胜。里德知道，以他在国会无人匹敌的地位，对规则技巧的熟稔，以及克拉克的合作，可以避免国会对夏威夷决议进行投票，但是议员们的情绪他无法改变。他深知，自己所属的多数党希望兼并，整个国会也赞成这个看法。鼓起勇气，利用权威，他也许能使决议夭折，但如果这么做，便会使他以前取得的胜利无效：确保国会得以真正控制自身的改革，程序或议长的主观决定不阻碍大多数人的意志。现在正是测验法定人数战斗效果的时候，讽刺的是，里德自己却成了测试的对象。在对向外扩张的憎恨以及作为议长的职责之间，在他最深刻的信念以及里德法则之间，他要做出选择。

他只能选一个。对在第五十一届国会上取得的成绩了若指掌的他，向主流意见低下了头。辩论在6月11日举行，6月15日决议以209对91票通过，其中共和党人几乎都投了赞成票。里德没有坐在议长席位上。代替他的议员达尔泽尔（Dalzell）在投票结果出来前宣布：“议长因病缺席，并请求我告诉大家，如果他在场，会投反对票。”《国家》写道：里德明确的立场，使他在政党中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敢于反对大众的狂热，更重要的是反对自己的党派，这不是政治家常有的品德。我们不得不对这样的人表示敬意。”

夏威夷的兼并在7月7日正式批准。四天前，圣地亚哥附近的一场海战将古巴的战争画上了句号。西班牙舰队试图冲出美国的封锁，结果被火力凶猛的五艘新造战列舰——“印第安纳”号、“俄勒冈”号、“马萨诸塞”号、“爱荷华”号、“得克萨斯”号——摧毁。两周后，圣地亚哥投降，西班牙的统治结束了。西班牙不是被古巴的起义者，而是被美国打败了。到了讨论和平协定内容之际，三年来积攒的支持古巴自由的情绪，国会赞成古巴共和国独立、否认兼并意图的决议，令参议员洛奇的“必需品”政策困难重重。把古巴作为征服的果实占领是不可能了，尽管这么做很有战略意义和商业上的好处。但是起码，还有一个小一点儿的岛屿——波多黎各，唾手可得。被迫放弃古巴，割让邻近的领土，意味着西班牙从西半球退出了。至于古巴是在何种程度上独立，与美国的实际关系怎样，还有待美国占领军去商讨。讨论结果是1901年《普拉特修正案》，实质上承认古巴受美国保护。

与此同时，美西双方于8月12日签署初步和平条款，更困难的菲律宾问题留待和平专员在巴黎协商，确定最终解决方案。洛奇填写着战争的资产结算表，还算满意地说道：“我们已经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之一，而且我认为这次给欧洲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马汉在和罗斯福谈论同一个问题时，口气有些自大：“我们民族愉快的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了，永远不会再回来；成年人的责任和焦虑从今以后将伴随我们。”

在反帝国主义者眼中，菲律宾好似伊甸园里散发着致命邪恶的苹果；他们正通过集会、抗议、演讲、撰文、请愿和公民会议努力阻止人们去采摘它。卡尔·舒尔茨敦促麦金莱把菲律宾转交给类似比利时或荷兰这样的小国统治，使美国继续做“世界上最大的中立国家”。此时的法国是“德雷福斯的夏天”[23]，而美国人也感到这几个月的事件将决定国家的品格和未来。不论是公共场合还是私下谈话，人们都在激烈辩论菲律宾应该被美国占领还是交付给当地人管理。就连头脑一向冷静的马汉也像染了正义的热病，写信给一位英国朋友，阐述美国有保留菲律宾的责任：“上帝所愿（Deus Vult）！这是十字军战士和清教徒的呼喊，恐怕这是人类最高贵的声音。”

为了“考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问题”，一场持续三天的会议8月在萨拉托加召开，与会者是支持和反对扩张的领导者。扩张主义者最喜欢的、最能激发他们热情的辩论的主题是：把东方想象成广阔的潜在市场，为美国企业提供无穷的机遇。而代表反帝国主义者说话的西北大学校长、大会第一天的主席，亨利·韦德·罗杰斯（Henry Wade Rogers）则指出，对外贸易不一定非要兼并别国的土地。但他的论点不如格罗斯卡普法官（Judge Grosscup）那么激情四射。该法官因为在普尔曼罢工事件中发布强制令而声名狼藉。他兴高采烈地赞美“我相信我们即将进入崭新的商业生涯”。有菲律宾和夏威夷在手，美国将控制亚洲之路，整个大陆“门庭敞开，引领我们接触世上二分之一的理想领土和三分之一的人口”。

反对向外征服的塞缪尔·龚帕斯说，这不仅是对美国建国原则的背叛，也是对美国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的威胁。反帝国主义者的成分复杂。在后来芝加哥的一次会议上，龚帕斯宣称，将菲律宾占为己有表明“我们的战争没有正义的理由”。安德鲁·卡内基给他去了一封电报祝贺：“让我们站在一起拯救共和国吧。”

麦金莱总统在自我反省和祈祷了好一阵后，终于遵循顾问和政党的主流意见，决定保有菲律宾。在巴黎，西班牙专员被告知，讨价还价的环节结束，现在讨论占领事宜。他们必须服从，否则重燃战火。美国象征性地支付2000万美元，让接受必然结果的西班牙颜面上好看些。12月10日《巴黎条约》签订，菲律宾归属美国，美国将在条约批准后支付2000万美元抵偿金。“我们买了1000万个马来劳工，2美元一个，不给挑，”里德尖酸地评论道，接着说了当时最有先见之明的话，“天知道我们挑选的时候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尽管事到如今，局势已不难预料，阿奎纳多和他的军队闻悉这项协议后还是充满仇恨，痛苦万分。许多人无法相信他们的解放者和盟友会变成新的征服者。在缺乏有组织的军队和现代武器的情况下，他们准备再次反抗，同时等待可能出现的违约情况。他们知道美国国内的反帝情绪强烈，仍然期待参议院会拒绝批准条约。

1898年12月5日，冬季国会重新开会，议员们为了条约而争吵，情形比夏威夷问题还要激烈。每张选票都至关重要。为了争取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共和党人在党鞭洛奇的带领下无所不用其极，以诡计、论辩和压力争取自身党员和民主党中顺从的成员。而反帝国主义者的目标是努力控制足够的参议员，凑成比三分之一多一张的票数。此时，有国会议员提议里德成立民主党和反帝共和党同盟，通过众议院决议来反对，最终让条约在参议院受挫。尽管里德对这届政府的“鄙视”态度在华盛顿圈内已不是什么秘密，里德还是拒绝了这个提议。坐在驾驶舱内的他还不准备反叛政府。主持议会时，他充满了怨恨。“里德实在令人不快，”洛奇写信给罗斯福，“他私底下尽说那些让人难堪的话，批评政府和政策。我不得不躲着他，因为我还是喜欢他的。我得承认他的态度很讨厌，我的失望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

美国公众对于在菲律宾的冒险活动并不高兴，也不知道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尤其是民主党和民粹主义者，原认为在古巴打仗是为了自由，然而，命运的魔法却把它变成了强行统治别国的工具。美国成了另一个西班牙。在这个不幸的时刻，两个对正在创造的历史同样敏感的人物联合起来，提出的建议令人印象深刻。1899年2月1日，S·S·麦克鲁尔在他的杂志上发表了一首劝诫诗，是卢迪亚·吉卜林写给困惑的美国人的：

挑起白人的担子

派出你最优秀的血统，

蒙住你的孩子的眼睛，

把他放逐，替你的奴隶劳作；

在沉重的马具里等待

刚刚抓获的野蛮人，

他们慌张、急躁，脸色阴沉，

半是小孩，半是恶魔……

挑起白人的负担

野蛮的和平之战，

喂饱饥荒的嘴

停止疾病的脚步……

你不敢做得更少——

人们又听见正义的音符，高贵命运和无私使命的和弦被吉卜林奏响。此诗被再三重印、援引，一周之内传遍全美国。不少游移不定的人因此顺从于帝国的任务。

回到华盛顿，条约的反对者好像更有可能成功，因为共和党还缺一票才能凑成三分之二的票数，获得批准。突然，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到达华盛顿，令他的追随者吃惊的是，他竟然敦促他们投票赞成。作为民主党领袖，他很想做新世纪卓越的旗手，而他也意识到更换新旗帜的时候到了。他算计着自己不可能以重复银币制造问题来获胜，便预备屈从于帝国主义——这个新的荆棘桂冠。他当然知道占领菲律宾会引发许多问题，变成烫手的山芋——但是必须得先拿到手。于是，他告诉他所属的党派，打败条约是不可行的。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的立法者被布赖恩离奇的推论惊愕住了。南达科他州的“银币”参议员佩蒂格鲁（Pettigrew）“实在太生气了，我最后告诉他，没必要为这种小事跑到华盛顿来”。以目前微妙的局势来看，一两个优柔寡断的参议员将决定这个自脱离联邦[24]之后最为重要的议题。当布赖恩主张批准条约就会终止战争时，确实有几个人心动了。

在这个紧要关头——2月6日投票，结果未知，两边都在焦急地寻求支持者，细数每一个赞成和反对——菲律宾人起来反抗了，要打自己的独立之战。他们的军队在2月4日攻击了美国驻扎马尼拉外围的部队。这个消息显然使华盛顿的局势继续升温，但没有人确定它会给投票结果带来怎样的影响。就在最后一刻，一份请愿书寄给了参议员，签名的有前总统克利夫兰、哈佛校长埃利奥特及其他22位美国名人。请愿书包含了反对兼并菲律宾和波多黎各的条款。“依照本国立国的原则，我们有责任承认别国居民……独立自主的权利”，它说，并指出，正如麦金莱曾经声明过的观点，强制兼并古巴是“对我们的道德准则的犯罪式侵犯”，兼并菲律宾也不例外。这份文本本身无可辩驳，但它没有提供法官任期、政治前途或其他令洛奇和布赖恩感兴趣的东西。

参议院在2月6日投票的结果是，条约以一票险胜，总票数是57∶27。这是“我见到过最接近、最激烈的斗争”，洛奇说。此后，人们一致认为是布赖恩抢到了那决定性的一票。在计票之时，59个美国人已经死在菲律宾战场了，278人受伤，菲律宾方面已有500人身亡。美国已经开始支付挑选马来人的代价了。

“美国一经诱惑就唾弃古老的原则，真叫人恶心。”威廉·詹姆斯在私人信件里写道。在公众场合，他又是这么写给波士顿《晚抄本》的：“我们现在公然践踏人类世界最神圣的东西——长期被奴役的人民试图”重获自由、掌握自己的命运。放弃美国梦对于詹姆斯这样的人是最伤心的事。诺顿写道，美国“失去了她在文明进程中领导者的特殊地位，沦为今天贪婪自私的国家之一”。

对于其他人而言，美国的枪炮正向菲律宾人开火，令他们痛苦。反帝国主义者的愤怒不断加深，联盟的成员增长到50万，分支机构遍布波士顿、斯普林菲尔德、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辛辛那提、克利夫兰、底特律、圣路易、洛杉矶、波特兰和俄勒冈。“我们背叛了我们所有的信条，”穆尔菲尔德·斯托里写道，“这片伟大而自由的土地，百年来为每个受压迫的人提供庇护，现在却成了压迫者。”他仍然不想放弃，希望里德——被罗斯福称作“国会最有影响力的人”——能拿起领导权。在给参议员霍尔的信中，斯托里求他“说服里德站出来，他应该挺身而出。他现在很不振作，在重大问题上缺乏攻击性。他如果能站出来，我想他真能当上下一任总统”。

一切都太迟了。里德之所以慵懒，是因为斗争已经变了味。不从政的人也能感觉到这一点，但他们不会像里德一样精疲力竭。里德一生都在国会，在政坛，在代议政府，向着他支持的方向前进——对他而言这是一种必须。而党派和国家已经转入了令他怀疑、反感的新方向。和他谈扩张，就像“碰到火柴一样”，会产生“硫黄一般刻毒的语言”，一位记者说。形势对他不利，他无法扭转乾坤，也不愿随大流。

和美国一样，他也到了选择的时候。他可以继续当下一任议长，但是他感受到众议院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以他对当前政权的不友善，他已经不适合再做第一把手了。乔·坎农等旧时的伙伴也和他反目成仇，原因就在于他的态度和对总统的批评，但他们还不敢跟他叫板，罢免他的议长职位。而无论获得谁的支持，麦金莱总统也不敢出来和里德斗。里德知道他可以继续担任下一个任期，但他肯定会被一群吠叫的狂犬包围，身陷绝境。在那些日子里，他变得“闷闷不乐，脸色难看”，对离弃他的同事态度粗暴。

继续担任议长意味着要在菲律宾推行他所憎恶的政策。这个林肯所代表的党派，这个他多年的家，却选择了另一种理解林肯的方式——“卑鄙地丢弃世上最后的美好希望”。里德对多年的朋友兼秘书阿舍·海因兹（Asher Hinds）说：“尽管并不总能成功，我一直努力让我在公共生活中的行为和良心一致。所以现在我做不了这个。”在他看来，政治生活的目的和滋味已经消失。他发现了人类的悲剧——可以描绘美好的蓝图，却无法去实现。

1899年2月，条约投票结束之后，里德做出了决定。尽管这次没有公开说话，他想退出政坛的消息却开始在报纸上流传。当记者问及他对菲律宾政策的敌意以及尼加拉瓜运河议案时，他不予理睬，一副“疲劳、反感”的样子。4月，第五十五届国会闭幕之后，他发表了通告。难以置信的传言变成了事实。里德议长将从国会退休，在欧洲度假，之后去纽约的盛信律师事务所（Simpson，Thacher and Barnum）做资深合伙人。

“没有汤姆·里德的国会！谁能想象！”纽约《论坛报》的一篇社论惊叫。人们都被吓着了，好像一个伟大的纪念碑被挖走，在旁观者的脚边留下一个裂开的洞。从来没有赞颂过里德的《纽约时报》也受到触动，为这一“国家损失”发表通栏社论：“肯定是政治环境出了问题”才会使得这样一个人远离公共生活，转行做私人法律事务。该报的华盛顿通讯员称此事乃国会“灾难”，议长的离开会使国会能力下降。戈德金在《晚邮报》上也哀悼这个“成熟、理智”的非凡人物从政坛离去。

里德自己并没有对外解释他离开的原因。在一封写给缅因州选民的信中，他说：“官职如衣服上的缎带，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一次，他在那个曼哈顿酒店的角落里被记者包围，记者要求他给公众一个说法。“公众！我对公众没有兴趣。”说完后，他急着向后一转，走开了。

菲律宾的军事行动规模扩大，情形越发残暴。为了镇压当地人顽强的游击战，美军派出大量队伍到菲律宾群岛，团、旅、师共计7.5万人，比古巴作战人数的四倍还要多。菲律宾人焚烧、埋伏、突袭、残害美国士兵，有时甚至把战俘活活烧死。美国人的报复手段同样残暴，一旦发现美国士兵被杀，就焚烧整个村庄，除掉所有居民，此外还用“水刑”和其他酷刑获取情报。他们离家3000英里（约4800千米），受高温、疟疾、热带降雨、泥泞和蚊虫的困扰。他们唱着“该死，该死，该死的菲律宾人，要用来复枪开化……”军官有时下令不要再捉拿更多的战俘。他们赢了所有的小规模冲突，但敌人不断卷土重来。在一次突击队行动中，美军没有抓获阿奎纳多，但捉住了他年幼的儿子，这成了报纸的标题。里德那天一进办公室就装作惊讶的样子问他的合伙人：“咦？你怎么今天也上班？我还以为你在庆祝呢。我在报上看到美军抓获了阿奎纳多的小宝宝，说还要紧急追捕他妈妈呢。”

战斗中的阿奎纳多一度期待美国的反帝情绪迫使军队放弃这项令他们也反感的任务。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反帝国主义者就越生气，呼声也越响。1899年10月，他们在芝加哥采取行动，要求“立即终止违背自由的战争”。他们收集并报道了美军在菲律宾最糟糕的行径、最恶劣地表现帝国主义贪婪的演讲，并将之与最虚情假意的白人使命做对比。他们派发的小册子由安德鲁·卡内基出钱印刷。联盟的总负责人爱德华·阿特金森申请战争部批准把小册子发到菲律宾，请求遭拒后，他们还是寄了过去。

政府也急着想结束战争，安抚“刚捕获的野蛮人”，获得信任。于是派了好几个委员会，调查暴行的真相，了解菲律宾人究竟想要什么——除了政治独立，他们已经表达过这个愿望——并汇报怎样的公民政府最适合菲律宾。1900年4月，腼腆而友好、体重300磅（约136千克）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法官前往菲律宾组建公民政府，带着新的战争部长伊莱休·鲁特起草的宪章，准许菲律宾人一定程度的自治。当时美菲双方都还没有停火，组建政府是仓促的尝试，但塔夫脱还是留了下来，决心为了“棕色小兄弟”的利益治理下去。当国内关心他的朋友询问健康状况时，他给伊莱休·鲁特发去电报，说他正骑马奔驰，很是舒畅。“马觉得如何？”鲁特回复。

尽管困难重重，执政的共和党并没有重新思考美国刚踏上的新生涯，也没有犹疑不决。建造尼加拉瓜运河的议案也递交参议院。阿尔伯特·贝弗里奇比以往更接近上帝。“我们不会放弃民族的使命、上帝的委托、世界的文明。”他在1900年1月8日说。他还告诉参议员们，上帝已经为这个“说英语的条顿人”必须承担的使命准备了上千年。

和贝弗里奇同时代的一些人却觉得美国的新形象很恶心。听见“卑鄙的战役”的声响“阴郁地降临太平洋的海面”，威廉·沃恩·穆迪（William Vaughn Moody）写下了《犹豫年代的颂歌》，1900年5月发表在《大西洋月刊》。我们还是“鹰之国”吗？他问道，或者说：

要不要剔除不太尊贵的鸟？

那些在沼泽里觅食的涉水禽？

那些太阳下的吞食者？

和蝙蝠一同徘徊的小偷？

这是少数人的良心。戈德金也有同样的感触，他在梦想破灭之际说了一句在当时很奇怪但有洞察力的话。“尚武精神，”他在1900年给穆尔菲尔德·斯托里写道，“已经占据群众的心，而群众已经取得了权力。”

战争爆发已过去一年，美军仍然驻扎在菲律宾，但有一件事可能会使一切结束：那就是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反帝国主义者和阿奎纳多都寄希望于此。选举战一开始就发生了一件怪事：杜威将军的呼声很高，部分原因是民主党人除了布赖恩以外就找不到别的候选人了。经过一番研究后，杜威将军断定“当总统也不是那么难的事”，继而宣布参选，但是他的措辞没能激发起大家的信心，他的党派特征也不太明显，因此候选人资格不了了之。布赖恩开始浮现。

反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恼人的窘境。麦金莱代表着帝国主义政党；布赖恩用卡尔·舒尔茨的话说又是“反帝事业的邪恶精灵”，因为在条约问题上的背叛而令人生厌，又因为激进主义而惹人害怕。1900年1月，舒尔茨和卡内基、加梅利尔·布拉德福、参议员佩蒂格鲁在纽约的广场酒店碰面，想建立第三个政党，这样美国人民就不必“被迫在两个腐烂的政党尸体中挑选恶魔了”。卡内基当即捐助了2.5万美元，其他人也凑了同样的数目。此后不久，正在与卡内基协商的钢铁托拉斯告诉他，如果他反对麦金莱的话，就别想把公司卖出去。美国钢铁公司是卡内基最看好的买家，所以他退出了第三政党计划，拿到股份后从商界淡出。舒尔茨和其他人仍坚持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自由代表大会，号召里德做他们的候选人，但是没有人愿意带领中立党派做无益之功，里德也不例外。6月在堪萨斯城，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布赖恩胜选了。

布赖恩照旧鼓吹帝国主义，不辞辛苦地奔走全美国。他虽然名声受损，但他的魅力、激情、瞬间迸发的真诚仍然感动了美国人，甚至跨越了太平洋。如果不是因为他，巴黎条约就可能无效。但菲律宾人还在他身上寄托希望。“伟大的美国民主党会在下个秋天当选，”阿奎纳多在一个公告中许诺，“丧心病狂的帝国主义想让我们屈服于武力，他们必将失败！”他的士兵们高呼：“阿奎纳多——布赖恩！”

在大本营芝加哥期待大选的反帝国主义者说道：“对于任何企图征服别国人民的政党或候选人，我们都要努力让他们失败。”但是，他们什么都做不了，正如一位友人在写给前总统克利夫兰的信中所说，只能“捏住鼻子投票”给布赖恩。以这种方式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后来被称作是“捏鼻子投票”团。这两个候选人都不合《国家》杂志的口味，所以它都不支持，宁愿“骑在围墙上骂街”，不高兴的读者如此抱怨。

共和党人不存在这样的困难。尽管他们更喜欢被称为是扩张主义者，而不是帝国主义者，但是，不管名字如何，他们都相信它的目标，并为他们的做法骄傲。一向直率的洛奇说：“马尼拉壮丽的海湾是东方的奖杯和珍宝……它会开启我们进入中国的大门……我们怎能犹豫不决，胆小怯懦，像但丁所说那样‘断然拒绝’这个机会呢？”国务卿约翰·海伊已经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人们都在考虑中国市场。在这个总统竞选的夏季，义和团正在北京包围外国驻华公使馆，美国也是八国联军的组成部分，这清楚地表明美国在广阔世界扮演着怎样活跃的角色。美国对外政策虔诚和直言的拥护者正是麦金莱准备提名为副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他也在竞选期间担任麦金莱的副手。是否能得胜并不确定，毕竟“满满的饭盒”[25]只是口号，而非事实，所以罗斯福在公共场合不知疲倦地卖力宣传，以至于漫画家们把这个露着牙齿、戴夹鼻眼镜、充满不可遏制的激情的莽骑兵描绘成真正的总统候选人。他嘲笑军国主义是“虚幻的幽灵”，坚持认为扩张“决不会影响我们的制度和传统政策”，还说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扩张——因为我们已经扩张了——而在于我们是否该签订条约”。

整个美国倾听了无数演讲，阅读了无数篇报刊专栏，翻遍了每一个支持或反对帝国主义的理由，涉及菲律宾战争的每一个方面。多亏了反帝国主义者的努力，美国人了解到美国军队的种种作为，这些一般是战时公众无法获悉的。比如，有证据表明，达姆弹[26]——这个在前一年的海牙和平会议上被彻底禁止使用的武器（英国除外）——被分发给了美国士兵。到最后，就像英国同年进行的“卡其选举”[27]一样，美国人也认可了在位者。要想知道一国人民在任何时刻的想法，最简单的检验方式就是看他们怎么做了。麦金莱和罗斯福以53%的支持率获胜，净胜票比1896年的选举更多。国民接受了扩张和征服，美国与过去的割裂也因此确认。于是，还在与菲律宾打仗的美国进入了20世纪。

对于阿奎纳多来说，这场选举过后就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他逃往山区，坚持战斗，直到1901年3月中计遭捕。4月，仍被囚禁的他签署了忠诚于美国的誓约，以及一篇要求人民放弃抵抗的宣言：“血流得够多了，泪流得够多了，废墟也够多了。”

诺顿教授为反帝国主义者写了一首挽歌。“我得到一个结论，”在阿奎纳多被捕的同一个月，他写信给朋友，“那就是，我对美国太理想主义了，我的期待太高，想象它有多美好。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好的机遇，它是世界的希望。再没有一个国家能有它这样的机会，提升文明的水准。”

6个月后，柯佐罗兹刺杀了麦金莱，罗斯福继任总统。“那个该死的牛仔。”马克·汉纳听到消息后说。这番评论并不精明。这是一位新时代的缔造者，43岁就当上总统。

里德给罗斯福写了一封祝贺信，但交流仅停留于表面，双方仍存芥蒂。住在纽约的里德与马克·吐温意气相投，时常往来。两人机智幽默，喜欢嘲讽，个性合拍。拥有好几家公司的资本家亨利·H·罗杰斯邀请这两位到他的游艇上巡航，里德传奇般地连赢了23局扑克。他偶尔也会造访华盛顿，有一次为了一桩案件去最高法院，以卓越的辩论款待了法官们。他再没有去过众议院，但有时会在法庭上遇见以前筹款委员会的老朋友们。他遵从医生的建议，减掉了18千克体重，但身体仍然令人担心。1902年夏天，他是鲍登学院百年校庆的中心人物。“很少有这么开心过，”他说，“可能还会有下一次吧，但我不敢指望。”这年12月他回到华盛顿，在国会大厦的委员会室突然发病，确诊时已是慢性肾炎的晚期。5天之后，也就是1902年12月6日，他去世了，享年62岁。在他之后担任议长的乔·坎农说：“他有强大的头脑和过人的勇气，是我在政坛见到的最了不起的人。”有了这两个特征和他“自己制定的法则”，里德得以在政治的沼泽上坚守阵地，直到最后都拒绝妥协。他是一个罕见物种的孤独标本——独立的人。

[1] 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1838—1918）：美国历史学家，亚当斯家族成员，祖上出过两位美国总统。其回忆录《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曾获普利策奖。

[2] 美国当时有中学教师在学生家寄宿的习惯。

[3] 此处应指民主党人。

[4] 帕默斯顿（Palmerston）：19世纪英国政治家，曾担任过三次外交大臣、两次首相。

[5] 此处讽刺西奥多·罗斯福为人自负、浮夸。

[6] 后来成为美国国务卿，为海牙和谈努力。详见本书第五章。

[7] 克利夫兰的名字。

[8] 若米尼（Baron Henri Jomini，1779—1869）：瑞士军人和军事学家。

[9] 茹尔丹先生（Monsieur Jourdain）：芭蕾喜剧《中产阶级绅士》（1670）的主角。

[10] 蒙森（Theodor Mommsen）：德国历史学家，曾获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

[11] 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18世纪英国化学家，以对氧气的早期研究闻名。

[12] 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1850—1924）：后来成为美国的劳工运动领袖，本书第八章有对他更多的描述。

[13] 拉德克利夫，哈佛大学的一个女子学院。

[14] 雅各布·考克西（Jacob Coxey，1854—1951）：美国商人和社会改革家。

[15] 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1821—1890）：英国探险家和东方学家，游历甚广，曾翻译《一千零一夜》。《卡西达》（Kasidah）是他以Haji Abdu El-Yezdi的名义写的长诗。

[16] 也有人把这句话归功于罗斯福。尚不清楚这句话究竟是谁说的。——原注

[17] 罗恩格林（Lohengrin），德国传说中化身为天鹅的圣杯武士。瓦格纳写过歌剧《罗恩格林 》。

[18] 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1736—1799）：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家，曾两次担任弗吉尼亚州州长。1775年，他在弗吉尼亚宪法批准大会上做了著名的《不自由，毋宁死》的演讲。

[19] 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1857—1938）：美国律师及社会改革家。

[20] 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鼓吹美国有权利和义务对外侵略——横贯北美，直达太平洋，传播民主自由制度的学说。

[21] 詹姆斯·布赖斯：英国外交官、历史学家，即前文所述的《美国国民》一书的作者。

[22] 即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第十八任美国总统。

[23] 此处指一名法国犹太裔军官被诬陷叛国，而引起轩然大波的“德雷福斯事件”，详见本书第五章。

[24] 脱离联邦，指1860—1861年间，美国南部八州退出联邦，从而引发南北战争的重要事件。

[25] 此处说的是共和党在1900年总统竞选时的宣传口号“Full Dinner Pail”。该口号强调麦金莱在第一任期时成功摆脱经济危机的成绩，试图拉近他与劳工阶级的距离，以获得更多票数。

[26] 俗称“开花弹”，是一种弹头内凹的子弹，遇冲击时会扩开，增大伤口，有极高的致死率，是很不人道的武器。

[27] 受战争或战后情绪影响的选举被称作卡其选举。此处指英国1900年大选，保守党在第二次布尔战争的影响下战胜自由党当选，详见本书第七章。

第四章

“我要战斗！”

法国：1894—1899

“法国的魅力是永恒的。”说这话的是一位英国人——德文郡公爵的秘书，阿尔梅里克·菲茨罗伊爵士（Sir Almeric Fitzroy）。他觉得每个西方文明的产儿都要感激法国——这个国家“在痛苦中有毁灭旧世界的冲动，赋予今天生命与热情”。在1897年夏天到1899年夏天这两年间，那种瓦解一切的能量回归了。道德的热情撕裂了旧时的伤疤，社会被打散，思想、能量、荣誉被吞噬。法国纵身跳入历史上最大的骚乱之一。

在这“没完没了的两年”当中，人们为了一个蒙冤的囚犯诉请再审而努力着，“命悬一线”，未来的总理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说，他当时才20多岁。那个“喧嚣的年代”似乎“是名副其实的内战……所有东西都集中于一个问题。最亲密的感情和个人关系也被打断，世界被倒了个儿，一切要重新分类……德雷福斯事件是一场人类危机，和法国大革命一样猛烈，虽然时间没那么长”。

“天堂也会因此事分裂，”在这个事件中与布鲁姆观点相反的沃古尔（Vogüé）子爵写道，“受那场可怕的冲突刺激，法国最美好的灵魂互相攻击，但他们高贵的情感超越了卑鄙的动机和兽欲。”

冲突的参与者在摧残他们的风暴中感受到崇高。他们剧烈的情感驱散了颓废，他们再次意识到“至高无上的原则和无穷无尽的能量”。包围他们的除了勇气和牺牲，也有仇恨、邪恶和恐惧。他们的斗争是一首史诗，其结局将决定共和国的命运。论辩双方都为了一个理念而决斗，即他们对法国的信念：一方是反革命的法国，一方是1789年的法国；一方想抓住最后一次机会逮捕社会进步人士，重振古老的价值体系，另一方想捍卫共和国的尊严，保护其不受反动力量的控制。支持再审的修正派（Revisionists）视法国为自由的源泉、光明的国家、理性的老师、法律的编纂者，所以，法国走向邪路、默许误判使他们难以忍受。他们是为正义而战。另一派的人则以祖国（Patrie）之名而战，为了维护军队作为国家的后盾和保护者，教堂作为国家灵魂的导师和领路人。他们以民族主义者的名号集结，在这个队伍中，真诚的民众与卑鄙下流、蛊惑民心的政客为伍，不惜采取鲁莽残忍的举措，整个世界惊奇而轻蔑地注视着法国的苦难。双方被凶猛的对抗和最后的承诺锁住，无法脱身，而他们的斗争造成国家分裂，给国境线上的敌人以可乘之机，而后者每天都在虎视眈眈地等待着。

“我们是英雄。”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宣告。他从圣女贞德那里承袭神秘主义术语，变换、提升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运动。他在1910年写道：“德雷福斯事件只能用英雄主义的需求来解释。这种需求过一段时间就会占据这个民族，这个人种——占据我们整整一代人。其他伟大的考验也一样：战争……伟大的战争或者伟大的革命之所以爆发，是因为有伟大的人民；伟大的民族需要爆发，正因为已经有了足够的和平。这总是意味着伟大的群体感受到一种暴力的需求，为了一种伟大运动的神秘需求……对荣誉、战争、历史的突然需求，这引发了一场爆炸，一次喷发……”如果说佩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看到的价值观和力量无比强大，那是因为当时正是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番经历。德雷福斯事件带给人们刻骨铭心的传奇感。

一位犹太裔军官被以向德国出售军事秘密为由判叛国罪，成为双方开战（casus belli）的理由；战斗的一方想阻止再审，而另一方要争取再审。当时的政府十分软弱，把宝全押在了会摧毁它的力量上——支持原判。法国政府没有英国的那么稳定、受人尊敬、结实可靠；它缺乏安全感，没有多少公信力，备受轻视，处于防御状态。1789年后，共和国经历了两次王政复辟。1871年后以第三共和国的名号出现，法国才逐渐恢复元气、繁荣兴旺，成为一个帝国。它滋养艺术，以最有文化的首都而自豪，并在大革命的百年纪念日建成了世界最高的建筑物——不可思议的埃菲尔铁塔，高耸在塞纳河畔，象征着这个国家的活力与天才。

然而，法国的政治总是充满分歧。在内部，不甘失败、无法抑制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与第二帝国的支持者怀恨在心，在外部又受德国强力的压迫，觉得和德国的仗还没打完，渴求报复（revanche）却又无力为之。1889年，对共和国的不满在布朗热将军的政变中达到了紧要关头，所有反革命因素都是他的支持者——教会、200个商业和金融家族、流亡的贵族、保皇派，以及这些团体的追随者、同情者，他们共同构成了右翼集团。布朗热的政变彻底失败了，总理夏尔·弗洛凯（Charles Floquet）的评论令人难忘：“以将军的年纪，拿破仑已经死了。”即便如此，布朗热政变撼动了共和国，激发了右翼的挫折感和期待。

1894年10月至12月间，在总参谋部任职的炮兵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逮捕、审讯、定罪和判决。结论本身并非是对无辜者的刻意陷害，而是建立在由于反感而产生的合理怀疑、旁证，以及本能的偏见之上。有证据表明军事机密确实由总参谋部的某个炮兵军官出卖给了德国。德雷福斯除了满足上述条件外，还是永恒的局外人——犹太人，吸收叛国污点的当然人选。他与同事相处得也不好。倔强、沉默、冷淡，举止虽中规中矩，却显得不太自然。他没有朋友，很少表达观点或流露感情，在工作上好用权威、多管闲事已经引起了不满。他一受到怀疑，这些个性特点就透露出险恶的用心。他在外表上毫不张扬，正是间谍的惯用掩护。身高中等，体重一般，留中等长度的棕色头发，中年人，36岁，嗓音单调沉闷，除了无框单片眼镜以外，毫无特殊之处。而那种镜片也是当时流行的。人们很快就怀疑上他，但是找不到动机和证据。于是，负责调查此事的军官，特别是亨利少校（Major Henry）与帕蒂上校（Colonel du Paty de Clam）伸出援手，伪造了这些证据。他们确信德雷福斯是个卑劣的叛徒，将军事防御机密卖给了法国的宿敌，因此他们认为，只要能定他的罪，不管提供什么东西都有理。总参谋部的长官被他们整理的材料（后来被称作“密件”）说服，也由衷认为德雷福斯有罪，但是这还不能作为法律证据。意识到这一点，且此案牵涉到敏感的德国问题，又担心新闻界的要挟，战争部长梅西耶（Mercier）将军要求政府（他也是政府成员之一）同意不公开德雷福斯上尉的军事审判。五位军事法官在质询时提出疑问，“密件”被呈了上来，并扣押不给被告看。这些文件也说服了法官，他们一致认定德雷福斯有罪。政治犯罪的死刑处罚在1848年就废除了，因此，他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由于德雷福斯拒绝认罪，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便被监禁在了魔鬼岛——专为亡命之徒而设的南美三大离岸监狱岛之一。魔鬼岛为德雷福斯单独准备了一个长2英里（约3.2千米），宽500码（约450米）的空间，外围由石头堆砌，让他待在石屋里，永远被监视。关于德雷福斯已经认罪的谣言进一步证实了军事法庭的观点，该谣言被公开印刷，在各报刊上传递，像正式声明一样有力，满足了公众的需求。

拼命地揭露或掩藏真相是接下来三年的特征。漫长而痛苦地争取司法复核被称作“修正”（Revision）。发生的起因是一些分散在各处的人们对于闭门审讯起了疑心，推测可能会有误判。他们继而掌握了审判的不合法之处——材料没有展示给被告——而且，不断有证据指向可能的真正元凶，一个放荡不羁、举止奇异的军官——费迪南·瓦尔桑-埃斯特哈齐（Ferdinand Walsin-Esterhazy）少校。来自这些人的压力和打探使得原先伪造德雷福斯案件证据的人试图巩固他们的薄弱之处。反间谍局的亨利少校本身就是处理伪造和法外程序的，他伪造了一封信，据称是意大利军事专员帕尼扎蒂（Panizzardi）写给他的德国同事的，信中指称德雷福斯有罪。这之后，军队的申诉就取决于这封信了。修正派的每一个动作都引得总参谋部伪造更多的“密件”遮盖过去的谎言，以支持他们的论点。越来越多的军官参与到密谋中。他们召开秘密会议，发出警告，甚至敲诈，帕蒂与埃斯特哈齐也在暗中建立关系，他们戴起假胡子和墨镜……军队被卷入各种无法解释的闹剧中，事到如今，已经无法承受面对真相和重新审理案件了。任何一个鼓动修正或对德雷福斯的合法定罪提出疑问的人自动成为军队的敌人，推而广之也就是法国的敌人。

军队无关政治，不属于教会，不是只有贵族或保皇派加入，也不一定是反犹主义的。尽管许多军官满足以上所有条件，但军队作为一个团体是共和国的一部分，不像教会那样是共和国的敌人。虽说军官个人可能有反对共和政体的情绪，军队仍然是国家的工具。需要军队的共和国正努力将它转变为更严肃的、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团队，而不是第二帝国时期那种像歌剧团一样的队伍，从克里米亚到色当，一个劲儿地猛冲，有勇无谋。就整体而言，军官团主要还是圣西尔军校毕业，出身名门望族的人，在精神上抵触革命思想。它狂热追求的是高于平民的阶层，不怎么关心也意识不到国家其余的地方都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俱乐部，忠实于成员资格，培养有别于他人的特殊性，最明显的记号就是制服了。和下了班就脱掉军服的英国军官不同，法国军官在1900年之前从来不穿便装。他们薪水很低，提拔很慢，要被派到某个乡下驻守很长时间，相当沉闷。给他们的补偿是威望：勋章，赦免权，在那个阶级里的威信；简言之，就是他们获得的尊敬。

这种尊敬可了不得。在人民眼中，军队是超越政治的；它就是国家，就是法国，就是法国的伟大。歌德说“这一天将开启世界历史的新时代”时，观看的是革命的军队，帝国的军队，1792年瓦尔密的军队。被欧内斯特·拉维斯[1]骄傲地称为“史上最完美的战争工具”的是马伦戈、奥斯特里茨、瓦格拉姆[2]的军队（Grande Armée）。铠甲和军刀、克皮军帽和红裤子（pantalons rouges）的军队，塞瓦斯托波尔和马拉科夫的军队，紫红和洋红的军队，在普鲁士崛起之前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强的军事大国的军队，是悲剧的军队，也是光荣的军队，在色当奋战到最后一枪一弹的军队，骑兵勇猛冲锋，引得德国皇帝惊叫：“哦，勇敢的人啊！”[3]25年过去了，德国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军队不仅是国家的捍卫者，也是复仇的执行者，是他日重塑国家辉煌的途径。上校和团长行军通过时，人们纷纷脱帽致敬。用阿纳托尔·法朗士所讽刺的一个角色的话说（这并非失实的歪曲）——军队“是我们辉煌的过去遗留下来唯一的东西。现在它安慰着我们，给我们未来的希望”。军队确实是“勇敢的人”（les braves gens）。

在德雷福斯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军队成了它的朋友们的囚徒——神职人员、保皇派、反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及所有反对共和政体的组织，这些人出于自身的目的，视军队的荣誉为他们战斗的号角。因为一开始就认定了德雷福斯有罪，军官为了定罪还做伪证和密谋，军队的荣誉便成了坚持原判的同义词。必须捍卫这座城堡，抵抗修正派。

这些人认为，再审会破坏军队的名声，而名誉尽丧的军队无法和德国打仗，这就是抵制修正的原因。“修正意味着战争。”保皇派报纸《法国公报》（Gazette de France）宣称。一个杂乱无章的军队去打仗，当然会“惨败”——这个词（la Débâcle）是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才用起来的。如果战士们鄙视他们的军官，怎么可能接受他们的领导，投入战斗呢？保皇派人士德·豪斯松威尔伯爵（Comte d’Haussonville）问道。虽然他认为把一个无辜的人关在监狱“很可怕”，反犹主义宣传“令人反感”，但是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反对军队的宣传更糟，因为这么做破坏了对军官团的信心。正是因为担心军队会变得软弱动摇，才使得国会和民众反对修正。军队是和平的保证。“法国热爱和平，喜欢光荣”，有人这么说，连这种情绪也受到修正的伤害。怀疑总参谋部的绝对可靠就是亵渎光荣的军队（la gloire militaire），任何一个这么想的人不是亲德派就是叛徒。

人们被复杂的公文、摹本、审讯、密件弄得不知所措，刻意仿造文件以陷害无辜，这种事怎么能和军队联系在一起呢？军队意味着游行、制服、军靴、肩章、枪炮和旗帜。骄傲地骑在马背上，手持利剑，和着音乐和军鼓的节拍的军官怎么可能弯着腰，在窒闷的办公室里仔细仿造笔记、用剪刀和胶水剪切粘贴信件呢？这一点儿都不勇敢，和军事无关，所以一定是污蔑中伤。法国人是爱国的，拥护共和政体的；他们相信在报纸上读到的东西，热爱军队，憎恨并害怕“其他”的东西，即无政府主义者（sans-patrie）、煽动演说家、纵火烧教堂的人，还有支持德雷福斯的人——有人告诉他们，这些人宣誓要消灭军队。人们喊着“军队万岁！（Vive l’Armée！）”“共和国万岁！（Vive la République！）”“打倒德雷福斯派！”“打倒犹太人！”“叛徒去死！”“梅西耶万岁！（Vive Mercier！）”以及其他一些驱逐邪恶，恢复信心的咒语。

在这个事件中，奥古斯特·梅西耶将军成了军队的化身。他就是1894年担任战争部长，一开始下令逮捕德雷福斯的人，正是这一做法引起了一连串后果，使他成为军队支持者们的偶像，他们奋斗目标的象征。在上流社会（haut monde）的聚会中，梅西耶将军一进屋，女士们就站起身来迎接。他61岁，身材高大瘦削，挺拔而整洁，面部线条很硬，鼻子自然弯曲，小胡子上翘，和德国皇帝的式样相同，他的眼神不带感情，时常半闭着，只有在冷酷地扫视别人时才完全睁开。他是个老兵，在墨西哥和普法战争时的麦茨都打过仗；1893年接受战争部任命时，全体员工都欢迎他，因为他是个真正的战士，而非政客。当无政府主义者瓦扬在议会投炸弹时，梅西耶端坐在烟尘和喧闹中，纹丝不动，直到后座的一个碎片弹到他身边，他捡了起来，交给了身后的议员，面无表情地说：“你可以拿去了。”他的个性坚定果断，深思熟虑，举止温文尔雅，审慎拘谨，他一直彬彬有礼，从未屈从于热情。斗争持续升级时，其他人都用“肮脏的野兽”（sale bête）或“混蛋”（ce salaud）来称呼他们鄙视的对手，但梅西耶坚持称呼对方“先生”。

1894年，梅西耶意识到总参谋部出了间谍，针对德雷福斯的罪证又有法律上的缺陷，于是下令先逮捕德雷福斯，希望他能供认罪行。但德雷福斯并没有认罪，调查此事的军官在拼命寻找巩固指控的新证据，此时逮捕的消息泄露给了反犹主义报纸《自由言论》（La Libre Parole），该报断言德雷福斯不会被审判，因为梅西耶被犹太人收买了。在《自由言论》和其他报纸的刺激下，梅西耶叫来了《费加罗报》的军事版编辑，告诉他自己由衷相信的东西：他从一开始就掌握了“德雷福斯叛国的铁证”，而且德雷福斯的“罪行绝对成立”。因此，梅西耶在审判前就把军队和德雷福斯有罪连在了一起，打上了谁都解不开的死结。人们立即意识到了这一情形。“今天，不支持梅西耶就要支持德雷福斯；我支持梅西耶。”议会副手休将军（General Riu）对记者说。“如果德雷福斯被判无罪，梅西耶就得下台，”保皇派编辑卡萨兰克（Cassagnac）在《权威》上写道，并补充，既然梅西耶也是政府成员，“如果德雷福斯无罪，政府就有罪。”此后，每次重复这个选择都令情形越来越严重。

在审判中，也是梅西耶将军授权呈交密件，并扣押不给被告看的——就是这一行为使得审判不合法。梅西耶完全清楚他的所作所为意义重大，在接下来的两年都没有改变立场。伪造和误判的证据越来越多，梅西耶的态度却越来越傲慢，始终坚持德雷福斯有罪。一旦证实德雷福斯的判决是基于伪造的证据，重审案件就会揭露战争部、总参谋部以及梅西耶本人的欺骗行为。简言之，引用梅西耶同事的话说，如果在重审中“德雷福斯上尉被判无罪，梅西耶将军就成了叛徒”。每一次重新调查和取证，从埃斯特哈齐的审判，到左拉的审判，上诉法院的调查，再到在雷恩的最后审判，梅西耶都击败了修正派，守住了错误判决的堡垒。他举止僵硬，高傲自大，面部表情冷得像冰，即便他所陈述的整个构架都摇摇欲坠，他也没有失去控制。一位旁观者联想到了但丁《地狱》里的一个角色，轻蔑地扫视四周“好像地狱都令他鄙视”。

所有的力量都在他那一边，除了真实。每次德雷福斯派（Dreyfusards）找到新的证据，确信这次肯定会重审的时候，都被宣布无效、被查禁、不予考虑，或者军队再制造新的伪证与之抗衡。支持军队的还有政府、教会的保守派人士，以及五分之四的报纸杂志，它们惊声尖叫，雷鸣阵阵。正是新闻业制造了这起事件，并断绝了休战的可能。

巴黎的报纸形式多样，有刻毒的，有噪乱的，有文艺的，有独创的，有私人性质的，还有不知廉耻、恶意中伤的。巴黎的日报是公共生活最活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报从25版到35版不等，代表了所有能想得到的观点，有自称是共和主义的、保守的、天主教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波拿巴主义的、正统主义的、无党派的、绝对独立的、保守——天主教的、保守——君主主义的、共和主义——自由派的、共和主义——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无党派的、共和主义——进步主义的，还有共和主义——激进——社会主义的。有的是早报，有的是晚报，有的副刊还配图。每份报都有4版到6版纸是关于政治外交、上流社会、赛马、时尚、戏剧、歌剧、音乐会、画展、沙龙和学术界的。最受尊敬的作家，包括法朗士、勒梅特、巴雷斯、普雷沃，都给报刊写专栏和评论，头版下方就是他们连载的小说。对于重要的话题，编辑们会发表充满抨击的署名文章。报纸是巴黎每天的红酒、肉和面包。上千人从事新闻业，其中也有出人头地的角色。从法兰西学院院士到吃不饱饭的无政府主义者都通过给报刊撰稿赚钱。有名的政客退休后也会转投新闻业，作为施展才华的平台和收入的来源。

只要有精力，有财力，有一套想宣传的观点，就可以在一夜之间创立报纸。写作的才能谈不上是特殊要求，因为每个在巴黎的政治文学界混的人都会写——而且下笔倚马可待，又多又快。观点、争辩的专栏像水一样喷涌而出。威严高傲、责任重大的《时代日报》是报业的领头羊。它超大的版面被每个参与公共生活的人阅读。它的评论决定一出戏的命运，它的外事社论由安德烈·塔尔第欧（André Tardieu）撰写，影响重大，连德国外交部部长冯·彪罗（Von Bülow）都说“欧洲有三大列强——以及塔尔第欧先生”。只是地位显赫的《时代日报》凌驾于这次战斗之上，逐渐倾向于修正派。紧随其后的《费加罗报》就显得脆弱了。此报主编费尔南·德·霍达伊（Fernand de Rodays）听见德雷福斯在革除军职的仪式上大呼无罪，便相信了他。三年后，霍达伊第一个发表了针对埃斯特哈齐的反面证据，以及左拉的前几篇抗议文章，尽管他有个当军官的儿子、当军官的女婿，被他惹怒的民族主义报刊还是谴责他诽谤军队，并组织宣传活动，取消订阅《费加罗报》。报纸的管理层屈从于压力，罢免了霍达伊。此事关系重大，以至于巴黎坊间的传闻说，有人给了霍达伊40万法郎，让他支持德雷福斯，然后管理层出了50万法郎才把他撵走。

左拉对民族主义报刊的敲诈感受最深，他说这是法国染上的“可耻的恶疾，没人有勇气去治愈”。制造麻烦的是私下里受到支持的特殊利益集团或个别编辑，他们要么有狂热的信条，要么就是毫无原则的人。比如《小报》（Le Petit Journal）的编辑欧内斯特·朱代（Ernest Judet），他在巴拿马事件中领导了诽谤克列孟梭的宣传活动，当克列孟梭1906年当选总理后，在他位于纽利的别墅周围设路障，好像是为了保护它不受攻击一样。朱代一直担心共济会成员的袭击，故随身携带装有子弹的左轮手枪和一根用铅加固过的手杖，重达5.5千克。还有保罗·德·卡萨兰克那样的老一辈保皇派，在新闻界里掀起侮辱谩骂的潮流，出于习惯地攻击所有事、所有人，都顾不上是否前后一致。还有一个叫阿瑟·梅耶（Arthur Meyer）的犹太人，改信了基督教，是个裁缝的儿子，拉比的孙子。梅耶热情地支持布朗热，还是个保皇派，他编辑的《高卢人》专门报道上流社会的新闻。盖尔芒特（Guermantes）地区的王公贵族很喜欢读这份报纸。如此全心全意地采纳那个世界的观点和偏见是需要勇气的，或者说脸皮要厚，因为梅耶不是夏尔·斯万[4]夏那种可以自由融入周围环境的人。实际上，他的相貌与反犹主义讽刺漫画很相似。不过，他还是在巴黎富人区结了婚，对象是蒂雷纳伯爵（Comte de Turenne）的一个没有继承亡夫财产的女儿。梅耶也被接纳进了乌采兹公爵夫人的小圈子，成了后来觊觎王位的巴黎伯爵的朋友和顾问，两人推心置腹。此人的晨礼服和领结的式样竟也成了男装时尚的标杆。

《强势报》的亨利——罗什福尔伯爵（Comte de Rochefort）则属于那种胡闹的本领不受原则约束的记者：他的想法越变幻莫测，笔杆子就越辛辣、夺目。朋友说他是个“反对”宪法的“保守分子，却不自知”。罗什福尔是热情的讽世者，“有贵族气派”，白胡子尖尖，笑声爽朗，身上汇聚了第三共和国几乎所有的脾性，不管那是多么自相矛盾。他的自传《我生命中的冒险》写满了五卷。他既是拿破仑三世的对抗者，又是布朗热将军的合伙人。最敏感、最易激动的那部分公众很喜欢他的每日专栏。

德雷福斯派一开始就找到了罗什福尔，认为他会享受为一个大家都相信有罪的无辜人洗刷罪名的过程，罗什福尔的确热忱，但他的经理欧内斯特·沃恩（Ernest Vaughan）却劝他改变了想法，因为公众无法忍受对军队的不敬。罗什福尔遂发觉反面观点也同样刺激，以至于沃恩改变想法的时候，两人吵了起来。争吵的结果是历史性的：沃恩离开了《强势报》，开办了自己的报纸《黎明》（l’Aurore），该报为德雷福斯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宣传媒介。罗什福尔则使出了德雷福斯事件中最为挑拨离间的报复手段。他告诉读者，有一封德皇写给德雷福斯的信存在，共和国的总统受到德国大使明斯特伯爵（Count Münster）的战争威胁，故而已将之还给了德国，但是保留了一份复印件。《强势报》从一位高层军官处得到消息，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这就是德雷福斯得以定罪的“秘密文件”。

大众的心智已被德雷福斯事件以来的烟雾、秘密和阴谋弄糊涂了，这个报道一出现，不少人就相信了。这使得修正派十分苦恼。这给修正等于战争的言论添油加醋。舆论对事件的看法从来不在于真正发生了什么，而在于民族主义报纸和坊间的流言说了什么。明斯特伯爵还真的出来干涉了，正式否认与德雷福斯的任何联系。但此事在公众看来几乎是最后通牒。被德国问题支配头脑的将军们以此为借口，拒绝重审，他们的论证太有说服力了，以至于自己都相信了。梅西耶将军做证说，在会见了明斯特伯爵之后，他和总统、总理熬夜至凌晨，等待“了解战争或和平会不会成为问题”。当马蒂尔德·波拿巴公主坚持德雷福斯无罪时，总参谋部部长布瓦岱弗勒（Boisdeffre）将军生气地质问她：“你怎么能对我说这种话呢？德雷福斯写给德国皇帝的亲笔信我可是亲眼所见，甚至还拿在手上过呢！”这位知名的女主人大发雷霆起来：“就算你见到了这些信件，也肯定是伪造的。别指望我会相信这一派胡言。”布瓦岱弗勒便夺门而出，公主松了一口气，大声说：“这个将军真是个畜生！”[5]

真相与人们说服自己相信的东西，这两者间的界限已经无可救药地模糊了。德国政府再三声明不知道德雷福斯这个人，但这也被忽视了，理由是柏林不会了解与下面人打交道的特工的姓名。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报纸将德国描绘成怒气冲冲、威胁开战的模样，因为法国不顾其否定，仍给德雷福斯定罪。所以，只要愿意考虑修正就会被谴责为胆怯地屈从于德国的压力——进一步证明“辛迪加”（Syndicate）的能量。

“辛迪加”是反犹主义报刊的创造，代表了右翼眼中的邪恶理念。在他们的想象中，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地下团体，从事黑暗、邪恶的密谋活动，集结力量，为了给德雷福斯翻案，然后用一个基督徒来做替罪羊。任何不利于民族主义者的事态发展都可以归因于“辛迪加”。任何杰出的、受人尊敬的人声明支持修正，就是被“辛迪加”收买了。表明军队造假的证据本身就是“辛迪加”伪造的。民族主义者说，“辛迪加”自1895年起已经花了1000万法郎贿赂法官、笔迹专家、记者和部长。他们说，“辛迪加”受犹太大银行家的资助，钱都在柏林一家国际银行的储藏室里。他们说，“辛迪加”的德国顾问是巩特尔神父（Pastor Günther），德皇的私人牧师。它的使命是毁掉法国对军队的信任，泄露军事机密，趁法国无可防备之机，给敌人打开大门。它的化身是漫画家笔下的肥胖的犹太人，戴着戒指和表链儿，满脸都是耀武扬威的恶毒之气，一只脚站在地上，一只脚踩在倒地的玛丽安娜[6]的脖子上。随着德雷福斯事件的持续升温，民族主义者眼中的“辛迪加”形象也膨胀开来，成了一个可怕的联盟，除了犹太人以外还包括共济会会员、社会主义者、外国人等有邪恶倾向的团体。这回“辛迪加”的财政来源是所有法国的敌人，德雷福斯是他们破坏法国军队、分裂法国的借口。法国在法绍达被英国羞辱，也被视为是“辛迪加”的杰作。“辛迪加”无处不在，是右翼仇恨和恐惧的化身。“辛迪加”就是敌人。

反犹主义在法国突然的恶意爆发是有更广泛的社会背景的。反犹主义作为一个社会政治力量出现在19世纪末，当时还有其他一些不断扩张的力量在阶级和国家间制造紧张气氛。工业化、帝国主义、城市的扩大、乡村的衰落、金钱的力量、机器的力量、工人阶级紧握的拳头、社会主义的红旗、贵族的式微，包括这些因素在内的所有东西就像在火山的内部搅拌一样，随时可能喷发。“那些伟大的东西——古老的、世界主义的、封建的、农业的欧洲”正在死亡，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冲突、恐惧和需要发泄的新力量。

反犹主义正是一个经典的发泄途径。1870年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以及1880年的俄国，犹太人都为指向统治阶级的不满背了黑锅。1881年发生在华沙的集体迫害，和后来剥夺权利的五月法令使得犹太人意识到马志尼[7]格言的正确性——“没有自己的国家，你们就是人类的杂种”。反犹主义也成了有产阶级的替罪羊，而有产阶级此时的恶毒反映出他们对迫在眉睫的旧秩序的崩坏有着深刻的不安。旧的价值观在塌陷。无政府主义者的袭击，社会主义者的鼓动，工人阶级不断加深的自我意识，这些都是对地位和财产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又是最容易激发敌对情绪的。这种新的憎恶感折磨着西方的绅士们，比如贝尔福的秘书乔治·温德姆，和西奥多·罗斯福特殊的朋友，英国外交官塞西尔·斯普林-莱斯（Cecil Spring-Rice）。亨利·亚当斯极端的抱怨没完没了：他活着就是为了见证“恶魔般的犹太人”和所有“黄金投机商”的灭亡，“读《犹太法国》《自由言论》等报刊很有意思”，“我一整天都在读德拉蒙特（Drumont）的反犹主义言论”。

在这个阶级里，反犹情绪的来源是金钱的新力量（亚当斯自己最在意的就是金钱了），也就是“黄金投机商”从股票、股份、金融操作中赚钱，以取代传统的通过土地和租金获取财产的方式。犹太问题，奥尔良公爵（Duc d’Orléans）解释，就是一场经济战争。这一天就要到了，所有依附于土地，继而依附于国家的人不得不和“匿名、流浪”的犹太人财产对抗。犹太人和政府联手，在总联盟（Union Générale）的毁灭中大肆获利。总联盟是在教皇利奥十三世的祝福下创建的天主教银行，它的目的明确，就是吸引信众们的投资。在牧师们的建议下，王公贵族纷纷投入资产，信天主教的小康之家也贡献出积蓄。但是，它的对手——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资源优良，头脑敏锐，使得总联盟在1882年破产，天主教徒不论贫富都损失了财产。犹太人成了众矢之的。教会和保皇派报纸开始讨论犹太“问题”，认为犹太人有秘密的阴谋、邪恶的能量。犹太人，作为永恒的局外人，总是坚持保留自己的身份，常年来因此积累的争论复苏了。犹太人不是法国人；他们是住在法国的异族，可能密谋反对法国，而且肯定反对教会；他们是反教权运动的赞助者，是天主教好思想（bien-pensants）的敌人。

法国的反犹主义和历史上在其他地方出现的类似恶毒情况一样，需要煽动者和外部环境的有效结合。这一回的煽动者是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埃德瓦·德拉蒙特（Edouard Drumont）。他在总联盟破产之际写下了两卷本的《犹太法国》。1886年发表后大获成功。这是把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活人祭仪掺和在一起的议论，而非戈比诺（Gobineau）《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那样的哲学论文。戈比诺的书在莱茵河对岸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那儿的人正忙着建立优等民族的理论。德拉蒙特的中心议题是犹太人在金融业的邪恶力量。此书流传甚广，多次重印，它的作者——一个身体强健、面色红润、身板厚实、黑须浓密的人——也因此声名鹊起。1889年，他与德莫莱侯爵（Marquis de Morès）一起组建了国家反犹同盟，以反抗从事金融业的犹太人“秘密而无情的阴谋”——他们“每一天都在破坏法国的福祉、荣誉和安全”。该联盟首次公开集会上，乌采兹公爵（Duc d’Uzès）、吕伊纳公爵（Duc de Luynes）、波尼亚托夫斯基王子（Prince Poniatowski）、布莱特耶伯爵（Comte de Breteuil）和其他王公贵族欣喜地发现身边有真正的肉店、屠宰场工人就座，而工人们也因为自己的观点与贵族一致而开心。

出书和联盟都获成功，德拉蒙特的下一步显然是办报。1892年他创办了《自由言论》，当时正是巴拿马弊案掀起轩然大波之时，贷款项目的主要发起人、投资商柯尼利厄斯·赫茨（Cornelius Herz）与德雷纳克男爵（Baron de Reinach）因涉嫌欺诈成了众矢之的。这两人都是犹太人。德拉蒙特在报纸上上演了唾沫四溅的谩骂，狂怒地追逐恶人，影响颇大。与此同时，他也着手展开一场驱逐犹太军官的宣传，结果两位犹太军官提出与德拉蒙特和德莫莱侯爵决斗。侯爵反常地竭尽全力试图杀死对手，被指控犯规，但在法庭上免了罪。

当德雷福斯被判有罪时，《自由言论》向公众解释了他的动机：报复他所受的轻蔑，并意图毁灭法国。“去死！犹太人去死！”[8]德雷福斯在阅兵场被革除军职时，栏杆外的人群如此叫嚣。

叫嚣声也被维也纳《新自由报》的巴黎通讯员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听见了，他当时就在人群中。“这是哪里？”他后来写道，“是法国。共和政体、现代、文明的法国，《人权宣言》百年之后的法国。”受此刺激，他对旧问题的思路清晰了，回家之后便写下《犹太国》（Der Judenstaat）一书，“重建犹太国家”是其开宗明义的第一句。18个月之内，他就在全世界最散乱的团体中组织了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有200多个人从15个国家赶来参加。德雷福斯推动了世界事务中一个新因素的发展，而它已经等待了1800年。

第一个支持德雷福斯的是左翼知识分子及记者伯纳德·拉扎尔，他编辑一份小型文艺批评杂志《政治和文学对话》，并在天主教的保守刊物《巴黎回音》工作，以赚取生活费。他在政治上是无政府主义的，文学上是象征派，还是个犹太人。他近视的双眼上架着副远近两用眼镜，那灼热的目光，在一个友人眼中，“就像被5000年前的烈火点燃一般”。他从一开始就怀疑判决，并从监狱指挥官处得知德雷福斯一直喊冤，从未招供。后者的哥哥马蒂厄·德雷福斯（Mathieu Dreyfus）也相信弟弟是无辜的，在他的帮助下，拉扎尔花了很长时间搜寻证据，尽管时常面对缄默、是非混淆和闭门羹，他还是冲除阻力，终于公布了一个小册子，名为“司法错误：德雷福斯案件的真相”。他发送了3000份副本给部长、议员、编辑、记者及其他舆论制造者，但没有人理他。拉扎尔和马蒂厄还拜访了有影响的人物，也一无所获。“他们老是拿犹太问题来烦我们。”克列孟梭说。著名的天主教社会改革家阿尔伯特·德·芒伯爵（Comte Albert de Mun）拒绝见他们，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态度冷淡。社会主义报纸《小共和国》在评论拉扎尔的小册子时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式的结论：“罢工者没有叛国，但每天都受到不公正的谴责，他们比德雷福斯更值得我们同情。”社会主义者觉得德雷福斯事件不值得关注。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他们对资产阶级的不幸是冷漠的。他们的传统是反对军国主义，而德雷福斯除了是资产阶级以外，还是个军官。他们更愿意享受而不是谴责法律对统治阶级的不公。

但是拉扎尔唤起的怀疑的涟漪传播了出去，德雷福斯派运动开始了。它俘获了图书管理员卢西安·埃尔（Lucien Herr），此人工作的高等师范大学是法国学术界的心脏。法国最敏锐的学生在这里接受最博学的教授指点，将成为法国未来的教师。1897年的暑假，埃尔每天下午都会与年轻的朋友莱昂·布鲁姆会面，交流思想。一天，他直截了当地说：“你知道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吗？”布鲁姆过一阵才想起德雷福斯是谁，原来就是那个被判叛国的军官。布鲁姆和大多数法国人一样，接受官方所说的德雷福斯招供的报道，故而大吃一惊。埃尔的影响是有穿透力的。“他指导我们的良知和思想，”布鲁姆写道，“他完全地理解了真理，可以毫不费力地表达出来。”

在别处，那些与甘必大（Gambetta）合作建立第三共和国、视建国原则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也混乱不安起来。其中的两位特别活跃：参议员朗克（Ranc）——激进派领袖、共和国第一届政府成员；以及比他年轻的约瑟夫·雷纳克（Joseph Reinach），在20多岁时做过甘必大的主任秘书。作为因巴拿马弊案而声名狼藉的德雷纳克男爵之侄，约瑟夫特别敏感，但触动他的与其说是对犹太人的同情，不如说是法国司法体系的危机。他们找到了一个大家都尊重的人作为支持者，那就是奥古斯特·修雷尔-凯斯纳（Auguste Scheurer-Kestner）议员，他是法国参议院副议长、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还曾担任过甘必大的报纸《法兰西共和国》的主编。

修雷尔-凯斯纳是阿尔萨斯人，普法战争后决定定居法国，被任命为终身参议员，并被视作那个丢失的省份的化身。他是一个有资产的高贵绅士，出身古老家族，气质文静优雅，是共和国中贵族的代表。《自由言论》的记者去修雷尔-凯斯纳家采访时，见他坐在扶手椅上，“就是圣西门公爵再世也不会如此愤慨”，报道如是说。看见为这样一份报纸工作的人走进家门，修雷尔-凯斯纳无比气愤。当他得知证明魔鬼岛上的那个人无辜的证据被军队压制，埃斯特哈齐伪造文件将其定罪时，修雷尔-凯斯纳震惊了。

伪造证据是另一名军官比加上校（Colonel Picquart）发现的。他在德雷福斯定罪后被任命为反间谍局局长。当他把调查结果给总参谋部部长和副部长——布瓦岱弗勒将军和贡斯（Gonse）将军——看时，却碰了壁，他们拒不起诉埃斯特哈齐或释放德雷福斯。但比加仍然坚持不懈，贡斯问他为什么非要把德雷福斯带出魔鬼岛。

“因为他是无辜的，将军！”比加回答。但他被告知这“并不重要”，案件也不会重审，梅西耶将军牵扯其中，针对埃斯特哈齐的反面证据不可靠。比加暗示，如果也在调查的德雷福斯家人发现证据，揭露事实，情形会更糟。贡斯应和说：“只要你不说，谁都不知道。”

比加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太可怕了，将军。我是不会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的。”他说完后离开了房间。比加是战士出身，和其他的军官一样忠实、服从命令，从不花言巧语，没有个人动机，与后来介入的人不同，公开丑闻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自此，比加纯粹地出于公义，做出了种种行动，给他的职业生涯造成了不小的风险。他甚至还是个反犹主义者。一次，有人建议他在演习时带上后备军官雷纳克（Reinach），却遭到了拒绝。“我受不了犹太人。”他说。德雷福斯与雷纳克一样，都不会引起他的重视。但军队竟存心原谅对无辜者的处罚，这是他无法忍受的。周围的压力没有使他改变主意，于是他被调到了突尼斯的步兵团。军队的纪律禁止他将证据披露给公众，但他在休假时溜回巴黎，把实情告诉了他的一位律师朋友，并给出一份报告，让这位朋友在他死后公布。后来，他的揭发行为还是被公开了；他被从突尼斯召回、逮捕、审讯，并被以玩忽职守为由开除军籍；再后来，又被逮捕，关押了一年。

与此同时，他提供的信息从律师手中转给了修雷尔-凯斯纳，也是他的朋友。修雷尔-凯斯纳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观点，在其他参议员面前坚持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并要求司法复核。他骚扰战争部长和司法部长，再三访问总理和总统。而这些人采用拖延战术，找借口劝他不要急，一定会有“调查”的。实际上，1898年5月就要大选，当时还有8个月。重审会导致搬弄是非的新闻界的叫嚣，军队事务会遭受公众调查。这样的调查一旦开始，如何发展就不好说了，肯定会在俄国方面引起麻烦，法国刚与其签订了军事合作计划，当然德国也是问题。此番内政外交的国家大事要比一个在遥远小岛上的人重要多了，何况，想保住官职的人与政府外部的人对公正的理解大有出入。部长们凭借亨利少校的伪造信件，同意接受总参谋部的观点，因为没有怀疑亨利的理由，那么德雷福斯肯定有罪，埃斯特哈齐可能是个同伙，或者是个不幸的巧合，总之不足以重新审判，让大家心神不安。

修雷尔-凯斯纳的努力毫无结果，于是他在《时代日报》上发表了一封信，告诉公众，有证据存在“证明德雷福斯上尉不是罪犯”，并要求战争部长展开正式调查“以证实另一人的罪过”。

同时，《费加罗报》也发表了埃斯特哈齐写给一个被抛弃的情妇的信，其中一封是信件的复制品，写于布朗热时代，以惊人的笔调表达了他对自己国家的反感。“如果我明天能作为德国枪骑兵（Uhlans）的军官，砍杀法国人后死去，我会非常开心”，他写道，还加了一句，希望巴黎“在烈日下被攻占，被10万个醉醺醺的士兵洗劫一空”。这些充满恶意、对法国无比仇恨的信件的笔迹与令德雷福斯定罪的“备忘录”[9]一致，这对于支持德雷福斯的人来说，简直是个奇迹。他们以为斗争已经得胜。但是后来，正如雷纳克所写，他们意识到“公正不会从天而降，必须要奋力争取”。右翼报刊立刻谴责信件是“辛迪加”的伪造品。而埃斯特哈齐，这个负债累累的赌徒，证交所的投机商，时髦又滑稽的恶棍，和一个侯爵的女儿结婚的人，面黄肌瘦，形容枯槁，鼻子扭曲，留着马扎尔式的黑胡子，有着“强盗一般的手”，气质如同“优雅而危险的吉卜赛人，或者一头凶猛的野兽，很精明地主宰着自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被民族主义报刊写成了英雄，他的无辜成了不容怀疑的信条。

而修雷尔-凯斯纳却受到了同等程度的诋毁。在他去议会陈述的当天，群众集结抗议。他身材高大笔挺，肤色很淡，额头很高，白色的胡须都给人一种16世纪胡格诺教派的气势。他走上讲台，步伐稳定而缓慢，好像要上绞刑架一般。外面是雾气沉沉的冬天的下午，卢森堡公园人满为患，他们冲着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人怒吼着。他向反对他的议员们晓之以理，而观众们却用嘘声和无礼的嘲笑为他的演说打节奏。他提醒大家，他是法国阿尔萨斯最后的议员，这一点在其他任何时候都会打动他们，现在却遭遇冷场。演说结束后，他在充满敌意的目光中回到了座位。一个月之后的议会年度改选上，他丢掉了副议长的职位，而这个职位在共和国成立后的一半时间中都是由他担任的。

修雷尔-凯斯纳的抗争获得了可怕的克列孟梭的支持。这位保守党眼中的政府破坏者、凶险的人（l’homme sinistre），在辩论、反对席、新闻业、对话甚至用枪或重剑的决斗中都是令人生畏的对手。他就巴拿马问题同保罗·德鲁莱德（Paul Déroulède）决斗过，现在又就德雷福斯事件和德拉蒙特搏斗。他接受过医科训练，是个支持易卜生的戏剧评论家，还是莫奈的挚友。克列孟梭在1895年写过，莫奈带领人们进入“对世界更微妙、敏锐的视野中”。他请图卢兹-劳特累克（Toulouse-Lautrec）为他的一本书作插画，请加布里埃尔·弗雷（Gabriel Fauré）为他的一部戏剧配乐。“唯有艺术家走在正确的路上，”他在生命尽头写道，“大概是因为他们能给世界带来一些美，但带来理智是办不到的。”

巴拿马问题之后在野的克列孟梭被修雷尔-凯斯纳关于德雷福斯的事实说动，准备抓住机遇，成就一番大业，虽然政治野心不是他唯一的动力。德国的威胁支配着克列孟梭的政治生涯。埃斯特哈齐信中所说的普鲁士枪骑兵屠杀法国人的景象刺激了克列孟梭，他问道：“我们的领导当中，谁与这个人勾结？谁在保护埃斯特哈齐？……法国士兵的命运，法国的国防交到了谁的手上？”德国之后是反教权主义。“法国军队受耶稣会士的控制……这才是整个德雷福斯事件的根源。”他每天都在《黎明》上就德雷福斯事件打笔仗，接下来的109天中发表了102篇相关的文章；在后面3年中发表了近500篇，收集起来有五大卷。正义的铃声响彻这些文章。“没有正义何谈爱国……一旦有一人的权利被侵犯，每个人的权利都会受损害……真正的爱国者是像我们这样，为正义而奋斗，将法国从镶了金边的无谬论（infallibility）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

站在德雷福斯一边的也有机会主义者。以前拥护君主制，现在声称是社会主义者的尔班·高希尔（Urbain Gohier）在《黎明》上猛烈攻击军队，称军官们是“崩溃的统帅”“德皇的马屁精”，只知道“打仗，然后投降”，除了自己人谁都赢不了；他们是“索多玛的骑兵”、姘妇的侍从。“法国有一半人在猛烈攻击另一半人。”法国出生的拉齐维乌（Radziwill，née de Castellane）王妃焦虑地在柏林写道。她的丈夫是安东·卡斯泰拉亲王，一个国际家庭的普鲁士成员，有波兰血统。此人“喜欢说英语，而他的俄国哥哥则喜欢说法语”。王妃一生献给法德两国的友好事业。“没人知道结局如何，”她在信中继续，“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道德上太危险了。”

危险并不限于道德上的。德国正密切关注着这个吸引了全法国注意力的内部矛盾。德国之所以一再强调与德雷福斯无关，与其说是出于正义感，不如说是为了加剧法国的斗争。德皇因为在此事上没有过错而高兴，愿意告诉来访者以及在皇室的亲戚，法国抓错了人。他的话通过欧洲的国际皇室网络传播。1897年8月在圣彼得堡，德雷福斯事件当时还没有成为法国的中心问题，但是领导俄国的大臣维特公爵（Count Witte）和一位来访的法国代表团成员说：“依我看，只有一件事会成为贵国的重大问题。那就是3年前一个无辜的上尉被抓起来的事。”

这个看法被圣彼得堡的人们随便地视作理所当然，但同年12月在法国议会上却被一位诚恳可敬、品德高尚的人拒绝了。对于阿尔伯特·德·芒伯爵而言，德雷福斯的无辜被注入了其他的含义；就像圣餐中的面包和红酒一样，彻底地转变了性质。相信德雷福斯有罪就是相信上帝。

多年来教会与共和国之间的战争使上述想法混合。用茹费理（Jules Ferry）的话说，共和国的目标是“在没有上帝和国王的情况下组织人民”，所以自从大革命开始，教会就与之抵触，并处于守势。共和国想取代宗教集团，掌管教育，遭到后者的愤怒抵制。教会在复辟天主教君主制上看到了存活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教会要介入德雷福斯事件。它本身就是军队的同盟，共和国也是这么宣传的——“枪杆和香炉”总是连在一起。共和派在耶稣会士中看到了好斗、挑衅的教权派参谋官，德雷福斯事件的阴谋正是这些人推动的。耶稣会的领袖是杜拉克神父（Father du Lac），布瓦岱弗勒将军和德·芒伯爵共同都向此人告解，他被视作这两位军官的喉舌。

教皇利奥十三世是个在外界看来比较现实的宗教领袖，他其实是愿意保留共和国的。布朗热政变失败后，他就不再相信王政复辟的可能了。此外，在抵抗意大利政府上，他需要法国的支持。他在1892年的教谕上敦促法国天主教徒与共和国和解，支持它、渗透它，直到俘获它。这个被称为“团结”（Ralliement）的政策获得天主教中进步主义者的支持、其他人的抵制，而左翼则不相信这回事。激进派领袖莱昂·布儒瓦（Léon Bourgeois）在集会上问道：“你说你接受共和国，那你接受大革命吗？”德·芒就从来没接受过。

德雷福斯事件风起云涌之时，德·芒伯爵也达到了在法国事业的最高峰——入选法兰西院士。为此他选择了“反革命”作为演讲的主题。他宣称，法国大革命是“本世纪所有邪恶的起源”，是“人类对上帝的反叛”；他相信，古老的理想和信念即将“在我们的时代重现，引发的变化会无法抗拒地”唤醒“13世纪的社会概念”。他的政治生涯的目标是拯救折磨工人阶级的社会不公，并让被大革命疏远的群众重新投入基督教的怀抱。

在他还是个圣西尔的年轻骑兵军官时，德·芒参加了守备部队在圣文森保罗（St-Vincent de Paul）的慈善工作，开始接触穷人的生活和问题。巴黎公社时期，他是加里菲将军（General Galliffet）的助手，正是这位将军下令向起义的巴黎公社成员开火的。一天，德·芒看见一个快要死的人被放在担架上抬过来。卫兵说，他是个“造反派”，谁知那个人突然起身，用他最后一丝力气呼喊：“不，你才是造反派！”然后死了。德·芒意识到，这一声呼喊的对象是他自己，他的制服，他的国家，他的教堂。他明白了内战爆发的原因，并决定弥合这个缺口。他将巴黎公社的出现归罪于“资产阶级的漠不关心和社会对工人阶级的极度憎恨”。他告诉圣文森保罗的一位教友，该负责的是“你们，富裕的、伟大的、生活幸福的人，你们从那些人身边走过却看不到他们”。为了看见他们，发现他们，德·芒工作在穷人当中。“认识到错误及其产生的原因还不够，”他说，“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有责任，承认社会在对待工人阶级的问题上是失败的。”他决意投身政治，但他参加议会竞选等活动在军队里引发了不满。不得不做出选择之时，他砸碎了刀剑，辞去了军中职务。

然而，进入议会后，他仍然保留对军队的热爱，并以此为主题撰写令人感动的演说词。信徒般的崇拜、热烈的拥护，这样的演说方式使他成为一名神秘的骑兵（le cuirassier mystique）。他是所在方阵最好的演说家，是“右翼的饶勒斯”。朗诵的功夫，他已精心研究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他身材高大，气宇轩昂，举止得体，文质彬彬，一旦起身发言，权威感就无可匹敌。他的话语精雕细琢，充满信仰的力量，嗓音如同小提琴，或圆润明亮，或低沉震颤，抑扬顿挫，和谐婉转，慷慨激昂。他与克列孟梭和饶勒斯的演说决斗称得上是戏剧性的盛宴，很有风格，观众们就像去看明星萨拉·贝纳尔[10]的《小鹰》（l’Aiglon）一样劲头十足。

尽管顽固的保守派谴责他是社会主义者，鼓励颠覆思想，妨碍现有秩序，他对于自身的阶级还是绝对忠诚的。他曾经支持布朗热，且直到1892年还是很有声望的保皇派，以至于请尚波尔公爵[11]担当他的一个孩子的教父。当利奥十三世号召“团结”之时，大多数法国保皇派都震惊了，他们反抗这一要求，而德·芒却宣布从保皇派政治中退出——虽然没说拒绝提供感情支持——当起了团结运动的领袖。尽管社会公正是他的目的，他却拒绝社会主义，理由是“社会主义否定上帝的权威，而我们支持……社会主义断言人类的独立，而我们否认……社会主义是合乎常理的革命，而我们反对革命。我们之间无任何相同之处，我们之间亦无自由主义的余地”。

他的说法限定了分歧，他所在的立场也难以避免。这么一来，他便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与土匪强盗为伍，用德拉蒙特建立的术语战斗。第一个在议会辩论时使用“辛迪加”一词的就是他。“这个神秘而玄妙的力量究竟是什么？”他问道，目光直视雷纳克，“在过去的两周里扰乱了整个国家，甚至招致人们对军队首长的怀疑？”——此时他停了下来，好像被自己强烈的感情呛住了——“他们可是有朝一日要领导国家对抗敌人的啊！这不是政治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既不是政府的朋友也不是政府的敌人。在这一点上，只有法国人最急切地想保护他们最珍贵的宝藏——军队的荣誉！”

他高傲的态度、激动的声音令议员们情不自禁地起身鼓掌。雷纳克意识到，难以抑制的激情控制了整个议会，人们已经无法独立思考了。“我脑中感受到的是300个进入催眠状态的听众，一个个怒气冲冲。我的胳膊交叉，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可能把他们的疯狂转变为暴怒。我怎么斗得过旋风呢？”饶勒斯此时保持沉默，大部分左派因为“恐惧而兴奋起来”，鼓掌喝彩。德·芒傲慢地要求政府发表声明，毫不含糊地确认德雷福斯有罪。战争部长比洛将军（General Billot）服从了，“作为一名士兵以及军队的领导，庄严而诚恳地”宣称，“德雷福斯的罪名成立”。总理接着呼吁法国所有的好人，为了国家和军队的利益，支持“与困难做斗争、备受愤怒的激情所折磨的”政府。这一激情在雷纳克与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的决斗中再清楚不过了。米勒兰是个社会主义者，他所在的党派这次支持政府，可谓史无前例，谴责德雷福斯派对军队“不忠”的指控。

议会席上的贵族成员，除了德·芒以外，一直都是站在反对立场上的保皇派。他们谁都没有在共和国里做什么实际工作。其中，德·拉·拉罗什福科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是帝国时代前老一辈贵族的代表，其经济来源是波丽露香槟和胜家缝纫机。作为赛马俱乐部主席，拉罗什福科公爵在众人眼中主宰着法国上流社会那层“面包皮”或“面包屑”（gratin）。其他的还有代表上比利牛斯（Hautes-Pyrénées）选区的布莱特耶侯爵（Marquis de Breteuil），和他的朋友格莱夫勒伯爵（Comte de Greffulhe），此人一把黄胡子，气宇愠怒又轩昂，和扑克牌里的老K有几分相像。他是法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夫人也是上流社会中最美貌的，这一对夫妻成了普鲁斯特笔下盖尔芒特公爵与公爵夫人的原型。还有一个议员是博尼·德·卡斯特拉伯爵（Count Boni de Castellane），他那个小圈子的花花公子，也是品味的权威。此人又高又瘦，面色红润，蓝眼睛，留着金黄整洁的八字须，娶了闷闷不乐的美国富家女安娜·古尔德（Anna Gould），用她的嫁妆建了一座大理石豪宅，用昂贵的古董做家居，展现金钱能买到的最完美的品味。在庆祝豪宅建成的晚会上，一个男仆身穿红衣站在楼梯的弧线弯曲处，弗拉基米尔大公问：“那个穿红衣的人是谁？”东道主回答：“哦，他呀，是为了和大理石的颜色对照，显得更漂亮。”博尼公爵认为德雷福斯事件是犹太人“出于拯救同类的无情欲望”而干扰司法程序，并同时把德雷福斯“当作反对军队的借口，这一点肯定有柏林的授意”。无论如何，他们的做法都“令我忍无可忍”。这一想法总的来说就是“面包皮”们的观点，借用一个有名的叛变者加里菲侯爵（Marquis de Galliffet）的话说，他们“仍然一无所知”。

这其中还有一些人是在文艺或其他领域表现出众的。罗伯特·德·孟德斯鸠伯爵（Robert de Montesquiou）就是个大美学家，用紫色和金色的丝绸做衣裳，写华丽的象征主义诗歌，展现了普鲁斯特和胡斯曼[12]笔下堕落的人物：夏吕斯男爵和埃桑迪斯的品质。王尔德也愿意像孟德斯鸠伯爵那样生活，假如他能有更多的钱、更少的才华，完全没有幽默感的话。德萨冈王子是另一个因为爱好男色而臭名昭著的人，他的纽扣上总有鲜花，小胡子光洁如蜡，和他的侄子博尼伯爵争当高雅品位的祭祀。他还和艾贝尔·赫尔曼（Abel Hermant）打官司，认为后者讽刺权贵浪子的小说是对他的诽谤。安娜·德·诺艾利斯伯爵夫人（Comtesse Anna de Noailles）喜欢写诗，衣装飘逸，穿行在她美丽的房间，“美得难以置信，好似一缕幽魂”。在她的晚宴上，她必然是关注的焦点。但她也很少惹客人的麻烦，“不过是在他们进屋时面带微笑，在他们离开时轻声叹气而已”。小说家兼院士沃古尔公爵通过对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影响着法国文学，令法国人注意到这些伟大的俄国作家。

以上就是出色的成员了，其余1000多个“面包皮”的成分则主要由于“对优越感的确信”而为人称道，“尽管看起来正相反”，他们当中的一个如是说。艾默里·德·拉·罗什福科伯爵（Comte Aimery de La Rochefoucauld）因为“顽固僵硬的贵族偏见”而引人注目。某一家人因为礼数不周而遭其唾弃，他和一个地位相当的朋友说：“我们一起走回家吧，路上谈谈头衔。”他称德吕纳（de Luynes）公爵的家族“公元1000年时还什么都不是呢”。同样出身的还有德·乌采兹公爵，他的祖先中还没有一个当过法国元帅的，连国王都吃惊地问是怎么回事，他回答道：“陛下，那要怪我们总是阵亡得太快。”

“面包皮”们并不热情好客，一些富贵人家“连柠檬水都舍不得给朋友喝”。男人们都自以为是唯一知道如何着装，或与交际花求欢和互献殷勤的。他们接受地位更高贵者的差遣，举止态度都很英国化。格莱夫勒和布莱特耶模仿的是威尔士亲王，隆尚（Longchamps）赛马场也喜欢打赌（le betting），德比赛马也在尚蒂伊（Chantilly）举行，欧特伊（Auteuil）也办越野马赛（le steeplechase），赛马俱乐部里不受欢迎的人会被驱逐出去（black-boulé）[13]。斯万的原型夏尔·阿斯（Charles Haas）甚至把英文的“先生”（Mr.）刻在名片上。

一位英国游客造访丹彼埃尔（Dampierre）的吕伊纳公爵城堡，他从汽车、弹子房、男士的伦敦系服装和女士喋喋不休的交谈中看见了虚伪的现代面具，“这层薄膜之下是死海的寂静。所有书都被妥善地锁在和房子分离的藏书室。房子里面没有书，没有报，没有书写用纸，只有一杆笔”。两姐妹——吕伊纳公爵夫人、布里萨克（Brissac）公爵夫人——和她们的朋友沃古尔伯爵夫人此时都快生小孩了。她们是“美丽的造物”，只要把交谈的话题限制在运动上，她们就特别平易近人。这座城堡的主人是在位僭王的宫务大臣。他们这类人“像孩子一样，没什么头脑，讨厌犹太人、美国人、现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政府、未来，以及艺术”。

在共和国法律的规定下，僭王一概被流放。波拿巴王朝的希望寄托在杰罗姆·波拿巴的孙子维克多·拿破仑王子身上，而正统主义者则忠实于路易-菲利普的孙子，巴黎伯爵。路易·阿道夫·梯也尔[14]是这么形容巴黎伯爵的：“他从远处看像普鲁士人，走近了看，像个智障。”巴黎伯爵1894年去世后，他的位子由其子奥尔良公爵继任。这个愚蠢而古怪的年轻人在1890年生气勃勃地重返法国，宣称要来“分享法国士兵的盒饭（gamelle）”，也就是服兵役。他已经因为和歌剧女伶内莉·梅尔巴的风流韵事而出名了，此后又被罗什福尔冠以“吃盒饭的”（Gamelba）这个不敬的称号。在此之前，奥尔良公爵所代表的事业似乎处于垂死边缘，但现在，保皇派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找到了新的号召力、新的希望与激情，反犹主义者也成了他们新的搭档和能量来源。反犹主义成为时尚，当然也给上流社会带来不受欢迎的影响——只要热情拥护新事业，暴发户也能挤进来。“德雷福斯这件事正在摧毁社会。”夏吕斯男爵抱怨。古尔芒特公爵夫人认为，那些她一辈子躲着的人现在只要抵制犹太商店，在阳伞上印“打倒犹太人”的字样，就不得不被接纳进上流社会，这令她“完全无法忍受”。

“面包皮”们在政府和文化方面都无足轻重，唯一的重要性就是为反动势力提供背景、动机、刺激及财力支持。在此事件中，这一阶层唯一严肃的领导者就是德·芒了。正是他强迫政府以诽谤军队的罪名对写了公开信《我控诉》的左拉提起公诉，从而将尚可控制的情形提升为国家事件。政府若能按自身意愿行事就会按兵不动，这样一来，讨论、证词，尤其是讯问证人等皆可避免。但是，在德·芒的带领下，愤怒的右派要求复仇，他的权威成了一句魔咒。德·芒见战争部无一人在议会应对左拉攻击，便要求休庭，直到战争部部长被传唤出庭，以保证捍卫军队荣誉。一位议员提出，战争部的事可以再等等，先让庭审继续进行。“军队等不了！”德·芒傲慢地宣称。议员们听话地陆续退出，直到战争部部长到庭，接着在德·芒激情演说的煽动下，投票起诉左拉。

“一个腿脚脏兮兮的巨人仍然是巨人。”福楼拜如此描述左拉。左拉虽可说是法国当时读者最多、书卖得最好的作家，却因为小说中残酷的现实主义而受到不少人的憎恨和唾弃。他毫不留情地挖掘、揭露社会各阶层的阴暗面，无限放大丑恶堕落的细节；从贫民窟到参议员，从农民、妓女、矿工、资产阶级商人、酒鬼，到医生、官员、牧师、政客，他都不放过。更糟的是，传说中乐善好施的19世纪美好形象被他笔下的图景——工业化带给民众可怕的贫穷——颠覆了。法兰西学院的大门从未向他敞开。他在《崩溃》（La Débâcle）中对1870年普法战争的描述使军队大为震怒；《萌芽》发表之后，他亦被归类为拥护工人阶级反抗既有秩序的斗士。左拉是个不可知论者，认为科学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唯一工具。然而，反抗现实主义的文学运动以及“科学的破产”当时已经开始。

德雷福斯被捕的前一年正是左拉最风光的时候，发表了二十卷法国社会全景小说的最后一部。出版商在位于布洛涅公园的杜拉克饭店大摆庆功宴，作家、政治家、各国大使、明星演员、四方佳丽云集，从普恩加莱（Poincaré）到伊薇特·吉尔贝（Yvette Guilbert）都来了。在这番成功之后，左拉又将向何处去呢？德雷福斯事件打开了通往崇高之路的大门，但是只有智勇双全者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挑战社会的勇气是必需的；伟大作家的天赋和后天训练也是必要的，不然写不出《我控诉》这样的文章；还要有对受苦者的同情，从而启发他的行动力。左拉是了解苦难的：他年轻时曾有两年找不到工作，蜗居在一座破旧的寄宿房屋的阁楼，饿得受不了了就在屋顶设陷阱捕捉麻雀，然后用一小段窗帘棍就着蜡烛的火焰烤熟了吃。

在他写的第一篇有关德雷福斯事件的文章中，左拉概述了针对埃斯特哈齐的反面证据——笔迹、蓝纸电文（petit bleu）、枪骑兵信件——并断言“真相正在行进，没有什么能阻挡它的脚步”。一个月之后，军队下令对埃斯特哈齐进行军事审判，德雷福斯的支持者欢欣雀跃，以为这是换个法子屈从于修正派。然而，这其实是军队处理埃斯特哈齐问题的策略，因为这场审讯的结果是他们可以控制的。埃斯特哈齐被判无罪，并成了暴民眼中“与犹太人战斗的殉道者”。这一判决“像大棒向我们砸来”，布鲁姆写道。这等于是又一次宣判德雷福斯有罪。真相的行军看来要停下来了。

唯一能让真相大白的办法是引发一起民事审判。这也是左拉写公开信给法国总统的目的所在。在埃斯特哈齐逃脱罪责的那一天，左拉就已下决心把自己送上法庭。这个想法他只告诉过妻子一人，而且一旦决定就毫不犹豫。他把自己关在书房，连续工作了24小时，掌握了这个如今已成为历史难题的盘根错节，写成了4000字的控诉书。1月12日晚，他把文章交给《黎明》，第二天早晨就见报了，题目是欧内斯特·沃恩建议的（一说是克列孟梭的主意）：“我控诉！”报纸卖出去了30万份，其中不少是被民族主义者买走，当街焚烧的。

每一个段落都以“我控诉”开头。左拉点了两位战争部长、梅西耶和比洛将军的名，说他们一个是“19世纪最不公正判决的帮凶”，一个是“持有并压制证明德雷福斯无罪证据的人”。他指控总参谋部部长，布瓦岱弗勒将军和贡斯将军也是同一罪行的共犯，帕蒂上校为“恶毒的祸首”（他还不知道亨利少校的所作所为）。他谴责战争部长在新闻界开展“可恶的宣传”，蒙骗公众，掩盖自身的违法行为。他指控第一次军事法庭的审判非法，对埃斯特哈齐的军事审判是“奉命”掩盖非法判决，且蓄意免除罪犯的责任，是司法不公。在做出这些指控时，左拉完全明白诽谤法“将加快真相和正义的爆发。让他们把我送上法庭吧。让调查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吧。我等着”。

公众被吓呆了，这样扔给国家军事领导人的指控简直和造反无异。许多修正派也觉得左拉做得过火了。他在原本就很严重的事态上浇了一桶油，激怒并震惊了中产阶级，刺激他们更加支持军队、抵制德雷福斯派。政府追随德·芒次日的决议，宣称对左拉进行公诉。报纸上，仇恨、辱骂、污言秽语都喷向了他，恶意讽刺他的歌曲在街头售卖。群众焚烧他的模拟人像。公告标牌和传单上写着：“法国所有好人给左拉的回答：去你妈的！（Merde！）”攻击左拉的人为了回应德雷福斯事件的主要情绪，谴责他是个“外国人”，指的是他的意大利裔父亲。事实上，左拉的母亲是法国人，他在巴黎出生，在母亲的娘家普罗旺斯的爱克桑长大。

政府的诉讼记在了作为战争部长的比洛将军名下，无视有关德雷福斯案件的谴责，把指控限制在埃斯特哈齐的军事审判是否为“奉命”宣告无罪上。利用这个伎俩，当庭的法官就可以排除所有不直接相关的证词了。这个做法令饶勒斯义愤填膺，他强烈抗议政府，声音如雷鸣响彻议会：“你们是把共和国拱手交给耶稣会士将军！”一听这话，民族主义议员德·博尼斯（Bernis）伯爵就和他扭打起来，场面喧嚣混乱，守卫的士兵不得不赶来恢复秩序。

《我控诉》好似一出英雄剧，引发了全世界对德雷福斯事件的关注。法国军队居然会以这样的罪名被指控，攻击它的又是最为外国公众所熟知的法国作家，两种情况同样令人惊骇。世界“恍惚而焦虑”地观看着事态的发展，比约恩斯特恩·比昂松[15]在挪威写道。审讯开始时，德雷福斯派意识到了他们的观众。“场景是法国，剧场是全世界。”他们说。这场审讯把区域事件转变为了普遍事件。

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可能是最接近普遍真理的作家——契诃夫，被左拉的干预行动深深感动。当时住在尼斯的契诃夫密切关注着愈加兴奋的审讯事态，逐字读完所有的证词，并写信回家：“我们在这儿讨论的唯一话题就是左拉和德雷福斯。”圣彼得堡《新时代报》上的反犹、反德雷福斯演说令他“实在厌恶”，以至于和该报的主编吵了起来。这份报纸经常刊登他写的小说，主编也是和他关系亲密的老朋友。

外国舆论（除却那些受反犹情绪影响的）主要把它视为司法公正事件，因而不理解为什么法国人如此顽固不化，就是不肯重新审判。外国舆论的敌意本身也成为拒绝重审的理由。“法国报纸责问，为什么外国人对德雷福斯事件如此有兴趣，”拉齐维乌王妃写道，“好像一个事关公正的问题不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一样。”情况的确如此，但此事在法国可不只是司法程序那么简单。这不是右派和左派的斗争，因为修雷尔-凯斯纳、克列孟梭、法朗士等并非左派人士。战斗在名义上是关于正义与爱国的，而从根本上是右派与理性的斗争。

左拉的审判在1898年2月7日开始，持续了16天。西堤岛（Ile de la Cité）上法院的气氛有着“压抑着的屠杀的味道”，一位目击者如是说。“人们的脸上写满激动！目光相遇时仇恨爆发！”审判室里有记者、律师、穿制服的军官、穿皮衣的女士……人多得一直挤到窗台。马塞尔·普鲁斯特每天都爬上旁听席，随身带着咖啡和三明治，一秒都不敢错过。窗外起哄的是德拉蒙特雇来的捧场者，40苏一个人。所有牵涉到德雷福斯事件审讯和调查的军官，包括埃斯特哈齐和比加都站起来发誓文件是真实的，包括帕尼扎蒂信件——德雷福斯有罪的“确凿证据”。（外交部部长已经从意大利人那里知道信件是伪造的，曾试图取消审判，但是政府担心发生军队叛乱，不敢这么做。）身子笔挺、高傲自大的梅西耶将军不为所动，“为自己的跌倒挖下了壕沟”。在法庭上，他以军人的名誉保证，德雷福斯的定罪合理合法。辩护律师讯问证人的请求一次又一次被当庭的法官严厉拒绝：“该问题与本案无关。”左拉和他的律师麦特尔·拉博里（Ma tre Labori）以及克列孟梭——虽然他不是律师，但代表《黎明》出庭——的发言被在场听众含混不清的叫喊压住。左拉看起来郁郁寡欢，有点儿紧张，一直忍着性子，直到折磨得受不了了，厉声说出：“吃人啊！（Cannibals！）”——这是伏尔泰在卡拉斯事件中用的词。埃斯特哈齐则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辛迪加的受害者光荣！（Gloire au victime du Syndicat！）”——走到台前做证。僭王的表弟亨利·奥尔良王子在法庭的台阶上和这位枪骑兵信件的作者握手，并以法国军队的礼仪向他致敬。

“巴黎在悸动。”一位英国游客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杀戮的欲望。暴民砸碎了左拉的住所和《黎明》编辑部的窗户。商店关门，外国人离开。德拉蒙特的副手儒勒·盖伦（Jules Guérin）组织的反犹主义骚乱在勒阿弗尔、奥尔良、南锡、里昂、波尔多、图卢兹、马赛等大小城市相继爆发，并在阿尔及尔到达顶峰：犹太人居住区遭到四天的洗劫，许多人被殴打甚至被杀死。巴黎一家职业介绍所花了5法郎一天，2法郎一晚，雇了一帮恶棍，让他们在门口喊：“淹死犹太人！军队万岁！唾弃左拉！”一次，左拉在雷纳克的陪同下离开法庭，路遇一群人的围堵，喊叫：“淹死叛徒！犹太人去死！”直到警察过来，左拉才获救。此后，左拉每次出庭、回家的路上都有警察护送他的马车，有时他们不得不停下来对抗威胁要攻击左拉的人群。左拉的朋友德穆兰（Desmoulins）担任他的保镖，随身佩带左轮手枪。

法庭上尽管妨碍和嘲笑不断，真相却越来越明朗。左拉的律师拉博里年轻、热情，“与其说他是知识分子，不如说是个性情中人”，克列孟梭强硬、冷酷，在辩论时所向无敌。这两人都不会因为威吓而沉默。有流言说陪审团可能会宣告无罪。布瓦岱弗勒将军直截了当地说：不是左拉就是我们。这才是问题所在，德雷福斯是否有罪不是陪审团能说了算的。陪审团的成员大多是小资产阶级：一个皮革工、一个菜园园丁、一个酒商、一个职员、一个地主、两个工人。《自由言论》含蓄地威胁陪审团：刊登了其成员的姓名和商业地址，以及读者来信，警告“意大利人”如若无罪会有怎样的报复。

左拉的最后一次演说不断被观众的嘘声打断。他以40年的工作、四十卷的法国文学作品宣誓，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他这么做是为了把他的祖国从“谎言和不公的控制中”解救出来。就算他因此获罪，“法国终有一天会感谢他，感谢这个曾经试着挽回它的荣誉的人”。克列孟梭是这样结尾的，“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将做出的裁断不只是关于我们的，更是关于你们自己的。我们接受你们的审判。你们将接受历史的审判”。

左拉最后以7∶5的投票被定罪。令人惊奇的是居然有五位陪审团成员有勇气投无罪的票。法庭外，亲王广场（Place Dauphine）上人头攒动，欢呼雀跃。“听他们的声音！听听吧！”左拉临走时说，“看起来像是等人给他们扔肉呢。”克列孟梭告诉一位朋友，假使左拉真的被判无罪，他确信“没有一个在法庭或走廊的德雷福斯派能活着逃出来”。左拉获最高刑罚：监禁一年，罚款3000法郎。他的上诉被拒绝，在朋友的不断劝说下决定逃亡英格兰。他应该被发配到“魔鬼岛，和他的朋友德雷福斯团聚”，这是亨利·亚当斯的评论，“那座岛屿能装多少腐朽的法国人就该装多少。包括大多数新闻记者，戏剧行业的多数人，所有的股票经纪人，再来一两个罗斯柴尔德。”这个意见是他自己的，不是巴黎的暴民那样被收买来的，但是两者的观点是多么一致啊！

左拉的审讯是一场龙卷风，使社会上各种言论陷入旋涡之中。“每一颗良心都在苦恼，”《小巴黎人》（Le Petit Parisien）写道，“再没有理由，再没有讨论，所有人的立场都确定了。”家庭，甚至仆人之间都因此分裂。卡朗·达什（Caran d’Ache）最有名的漫画上画着一个大家庭的父亲在晚餐时下令：“不许再说那个事！”接下来的页面只见一家人已经打了起来，一片混乱：桌子被掀翻，刀叉在空中飞，椅子也被当作武器。题目是“他们说了”。

德雷福斯派联合起来，组成了人权同盟，资助抗议集会和法国各地的演讲。他们起草了一份修正请愿书，使得社会的分裂清楚明白，不可避免。这份名为“知识分子的抗议”的请愿书开始每天在《黎明》上连续登载签名。签与不签的人矛盾因此更加明显。这项活动的发起者是马塞尔·普鲁斯特和他的哥哥罗伯特（他们的父亲因此一个星期没和他们说话），埃里·阿列维（Elie Halévy）和他哥哥丹尼尔，以及他们的表亲雅克·比才，他是著名作曲家的儿子。这几个人都不到30岁。几乎一开始他们就取得了意外的成功：得到了“拉丁天才中最美的花”、法兰西院士的领袖阿纳托尔·法朗士的签名。“他从床上爬下来见我们，穿着拖鞋，感冒还没好。”阿列维写道。“给我看，”他说，“我来签名。我什么都签。这真是太恶心了。”法朗士是个理性主义者，荒唐的事态令他厌恶。他也是个犬儒主义者，人类愚蠢的讽刺家。他对圣战的人群和德雷福斯本人都不抱有同情。他曾很有洞察力地说过，德雷福斯和“那些谴责他的军官都是一类人；要是交换了位置，他也会谴责自己”。但是他憎恨随大流的人群，又爱唱反调，所以通常站在政府的对立面。

他的散文像流动的溪流一般清澈。自从1889年与妻子最后一次大吵后，他就穿着晨衣和拖鞋跑出了家门，带着一个装有羽毛笔、墨水台和正在创作的手稿的托盘，走进了一家旅馆。然后，他派人索取衣物，再也没回家。现在，他住在情人阿尔曼·德·凯拉芙（Arman de Caillavet）夫人的家里，也很喜欢她的沙龙。阿尔曼夫人对他的挚爱已到了专制的地步：法朗士一旦懒惰就会被她关起来，强迫其写作。从1895年开始，他的一系列以贝尔杰雷（Bergeret）为主人公的，反映当时生活的小说就在极右翼报纸《巴黎回声》（Echo de Paris）上连载。直到德雷福斯事件发生、发展，都没有中断，和报纸周围关于事件的报道交相辉映。法朗士的签名令修正派入了迷，论战的双方都很震惊。他“明明是我们的议员”，怎么会和“他们”结盟呢？莱昂·都德[16]表示惋惜。

《知识分子的抗议》初登场时，获得104人签名，一个月内增加到3000人，支持者包括安德烈·纪德、查尔斯·佩吉、爱理塞·邵可侣、加布里尔·莫诺等学者、诗人、哲学家、医生、教授，还有一位画家——克劳德·莫奈，因为同情克列孟梭而加入。这是莫奈一生中唯一一次政治行动，结果得罪了德加，两人吵了一架后多年都没说话。此时的德加几乎失明，常叫人在早晨读《自由言论》给他听，并对共和国时代的暴发户充满鄙视。“在我的那个年代，没有人那么不择手段。”他轻蔑地说。

不过，艺术家和音乐家总的来说不怎么关心政治，就算关心也是支持民族主义阵营的更多。德彪西与莱昂·都德的小圈子一起在皇家大道的韦伯咖啡馆聚会。画家比维·德·沙畹（Puvis de Chavannes）也是民族主义的同情者。

索邦、高等师范大学、医学院、中学和地方大学的教授、教师也签了名；许多人遭到反对，许多人担心报复而不敢签名。“我要是签了名，”一位中学校长告诉克列孟梭，“那个混蛋雷保德（Rambaud，教育部部长）准会把我发配到布列塔尼的。”巴斯德的继任者、著名科学家埃米尔·杜克劳（Duclaux）立即就签了字，他说，如果他们惧怕修改实验室结果，除非因为意外，否则真理永远不会发现了。以他为榜样，许多科学家也介入了德雷福斯事件，一些人因此遭罪。理工学院的格里莫（Grimaux）教授签了名，并为左拉的审讯做证，结果丢了化学院院长的职位。人们热烈争论，雨果、勒南[17]、泰纳[18]、巴斯德等大师如果还活着，会不会在请愿书上签名。学生和老师起了争执，学生之间也有分歧，支持或反对的委员会也成立了，特别是在天主教影响力很大的地方院校。

知识界像一块破裂的浮冰，因为抗议书而分离。德雷福斯事件愈演愈烈，两大阵营也南辕北辙，越走越远。曾经的朋友再相遇时已不再交谈，就算他们开口，所说的话也“无法跨越两人之间几个世界的距离”。小说《阿佛洛狄忒》的作者皮埃尔·卢维（Pierre Louӱs）在辩论中站在了他的朋友莱昂·布鲁姆的对立面，结果他们没有打招呼，此生也没再相见。请愿书在传阅时，莱昂·都德的三个记者朋友曾试图说服他改变主意，在吃午饭的三个小时里诉诸“我的爱国精神、我的智慧和我的心灵”。德雷福斯事件之前，他曾在拉博里家吃晚餐，听拉博里夫人吟唱舒曼的艺术歌曲。这是个最美妙的夜晚，“他精力充沛，口才流利；她充满才华、魅力与善意”。他也曾受邀前往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位于蓬德拉尔克（Pont-de-l’Arche）的美丽的家。米尔博拥有梵高的名画《鸢尾花》，他的夫人“热情好客，招待极尽奢侈”，所上的菜“从黄油到红酒，从用油到浓汤”都无与伦比。但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民族主义”这个词在米尔博眼中便等同于“刺客”，而民主则是都德眼中“下了毒的地带”。左拉的审讯之后，都德很快便在《自由言论》和《高卢人》上撰写每周一次的攻击文章，恶毒的态度史无前例。

莫里斯·巴雷斯是一个将文学和政治生涯结合的小说家，也是朋友眼中期待的修正论者。莱昂·布鲁姆请他签名，把握十足，但是巴雷斯却说他要仔细想想。他想好的答案是拒绝。虽然左拉是他的朋友，他也尊敬左拉，但是他对事件仍有疑问。当他不确定的时候，决定遵循“爱国主义的本能”。几个月之内，他就在鲜血和泥土中找到了神秘的答案；他把左拉说成是“改变了本性的威尼斯人”，也用同样的语言描述犹太人：他们“没有我们所理解的国家。对于我们，国家是祖先的土地，死者的家园。对于他们，国家是最能赚钱的地方”。巴雷斯成了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在右派的爱国主义话语中先发制人。

加入此阵营的一个新兵短小精悍，很有邪恶的战斗力。那就是四个版面的漫画周报《嘘！》，作者是福兰（Forain）和卡朗·达什（Caran d’Ache），作品都是在韦伯咖啡馆讨论完成的。卡朗·达什的连环画简洁而有创意。福兰是一个对巴黎社会很有洞见的杰出艺术家，擅长黑白画，不过他的油画有种德加式的死寂感。“他把手放在我的口袋里作画。”在某一期的封面画上，一名普鲁士军官站在一个代表辛迪加的黑暗而阴险的身影后面，给辛迪加带上了左拉的面具。这一张画就包含了民族主义者眼中德雷福斯事件的全部元素。雷纳克是《嘘！》最喜欢攻击的目标，经常被描绘成一只头顶大礼帽、脸形像犹太人的黑猩猩，不停地奔向柏林，向戴着尖头盔的普鲁士人汇报情况。修雷尔-凯斯纳等修正论者以鹰钩鼻子的犹太人形象出现，身穿银行家的皮大衣，为德国的基金会支付巨款，把法国军帽当球踢，或者在拉瓦尚尔的坟墓里采草，做成“花束献给左拉”。自始至终，都有一个强壮的士兵形象，站得笔直，英勇非凡，面对恶人毫不畏缩——这就是军队。知识分子则瘦高而笨拙，脑袋大得出奇，眉毛中间镶嵌着大卫王之星[19]，举着一个比身体还大的笔在登记他“对所有法国东西的厌恶情绪”。该报唯一的插曲是偶尔将“山姆大叔”画成“新高康大[20]”，大啖由西班牙、夏威夷、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做成的美味佳肴。

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波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莱昂·布鲁姆在一家新的牙科诊所看见一位举止风度很像骑兵军官的年轻人，正和躺在身下的病人说：“这都无所谓，反正他们不敢碰比加！”中世纪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加斯顿·帕里斯（Gaston Paris）在一篇关于菲利普三世的文章结尾激动地呼吁正义，他自己在德雷福斯事件上的立场就显而易见了。波尔多大学文学部的元老保罗·斯塔普夫（Paul Stapfer）因为在一次葬礼讲话上影射死去的同事的修正派观点而被停职。荣誉勋位团（Légion d’Honneur）因为“暂停”左拉的资格也引发了轩然大波，成功地激怒了要求驱逐左拉的军队成员，以及追随左拉的人士。法朗士等人从外套上除掉了红丝带。在咖啡馆，民族主义者与修正论者在不同的桌子、门廊的对面落座。甚至整个村庄都定下了立场。一个居住在距巴黎14英里（约22千米）的萨莫瓦（Samois）的居民说，这里的每个村民都支持德雷福斯，而与之相距三四英里（约4到6千米）的弗兰克维尔（Francoville）则毫无例外都反对德雷福斯。

1898年2月，在议员们常来聚会倾谈的比西奥餐厅（D ner Bixio），德雷福斯事件使得每个人“苦恼愁闷”；3月，加里菲将军说因为这一事件，他不愿出去吃饭或拜访他人；5月，对话一时转向“是美国自己炸了‘缅因’号吗”，除此之外仍然是讨论德雷福斯事件；到了11月，所有人都很郁闷，“这是我吃过的情绪最低落的晚餐”，某议员在日记中写道。

罗曼·罗兰的巨作《狼》（Les Loups）的首演成了战场。剧本是他在六天之内写好的，为了向世界传达法国正被“缠绕人心的最值得敬畏的问题”撕裂，“这个困境可以和高乃依的悲剧相比，那就是：牺牲国家还是牺牲正义”。当天比加上校就坐在剧场包厢，帕蒂上校也在观看演出，使得现场群情激动。比加第一次被捕后刚被军队遣散，那天到剧场是受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Edmond Rostand）的邀请，后者因为几个月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一剧而声名大噪。法国的戏剧爱好者10年间都在自由剧场（Théâtre Libre）备受怀疑论、象征主义和易卜生主义的折磨。“我们需要鼓舞、理想、炫耀，”一位评论家写道，“接着，西哈诺来了！平息了我们的渴望。”西哈诺的精神在那个晚上劲头儿十足。

饰演比加的演员在台上面对对手时，观众们一下子爆发了，演员的声音被淹没。“整个剧场从上到下都在震动。”“万岁！（Vive！）”和“打倒！（A bas！）”，喝彩与倒彩声越来越狂暴，以至于有人激动地喊“打倒国家！（A bas la patrie！）”的地步，一个13岁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楼座叫道：“打倒基督教！”罗兰自忖：“他们没有听到我的想法，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出戏算无关紧要。真正的场面就在观众中间。这是历史在上演！”

厮杀持续到第二天。《巴黎回声》和《新闻报》的戏剧评论员临阵脱逃。斯丹尼斯拉斯学院（Collège Stanislas）取消了罗斯丹夫人的接待会。两家报纸发起抵制《西哈诺·德·贝热拉克》 的宣传。结果，此剧的声望没有因为其作者与比加的联系而受损。罗兰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想重回过去那平静、悲伤而恍惚的年月，我宁愿加入到这场生命的斗争当中。上帝给我斗争、敌人、哀号的人群吧，以及所有那些我能参与的战斗！”

佩吉也表达了同样的情绪：对和平的厌倦。其他人也同意。朗克议员回忆道，那个夏天，人人都担心发生突然袭击。“某天我们会收到警告，不要在家睡觉，以防反犹主义团伙的袭击。第二天，又要担心警察会来抓人。这激动人心；人们感到有活力；他们喜欢有所作为，为了某种事业而斗争的感觉。”

自从约瑟夫·雷纳克在埃米尔·施特劳斯（Emile Straus）夫人的沙龙里对客人宣布德雷福斯的判决不公，沙龙的两极分化就开始了。在此之前，沙龙是连接时尚和知识界的纽带，弥合了阶级和集团间的分歧。沙龙之于法国就像乡间别墅的聚会之于英国。它们是思想的市场，是社会、政治特权的交易所，他们关心的事只有一件：谁是入选法兰西学院的下一人？谁会穿着暗绿色的制服，在巴黎精英的注视下朗读悼词，并取代前一个不朽人物的位置？而如今，沙龙开始分裂成各个单元，阻碍这个使大家联合一致的过程——这曾是它们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一般说来，每个沙龙都有个大人物（grand homme）。欧贝农（Aubernon）夫人是女主人中的元老，其沙龙生涯以接待小仲马开始到接待加布里埃尔·邓南遮[21]结束。与她相反，埃米尔·施特劳斯夫人是个美丽的金发女郎，黑色的眼睛水灵灵，待人热切，追随者众多，无法只关注一人。她是作曲家阿列维（Halévy）之女，曾经的乔治·比才夫人，在比才去世后嫁给了埃米尔·施特劳斯，令身后一串追求者伤心欲绝。在德雷福斯事件造成破坏之前，她的沙龙里集结了巴黎的精华，包括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女演员蕾珍（Réjane）、时任英国驻法大使的利顿（Lytton）勋爵、外科医生波奇（Pozzi）教授、为奥芬巴赫的歌剧写词的亨利·梅亚克（Henri Meilhac）、儒勒·勒梅特（Jules Lema tre）、马塞尔·普雷沃、福兰、普鲁斯特，以及每个星期三在自家开沙龙的马蒂尔德公主，都在星期六下午齐聚奥斯曼大道，带来议会、外交部、剧院和各大报纸编辑部的最新消息。雷纳克的宣告之后，勒梅特就离开了，从那天起就只去装点德洛尼斯（de Loynes）伯爵夫人的右翼沙龙了。其他客人也相继离散。

阿曼·德·凯拉韦夫人在奥什大街的星期日沙龙是修正论者的中心，而阿纳托尔·法朗士则是一颗永恒的明星。克列孟梭、白里安（Briand）、雷纳克、饶勒斯和吕西安·埃尔（Lucien Herr）是常客。阿曼夫人只邀请作家和政治家，冷落除了诺艾利斯夫人以外的所有贵族。因为诺艾利斯夫人不仅支持德雷福斯，还“像一位从轿子上走下来的东方公主……闪耀的眼光点燃她的连珠妙语”。每张桌子上都放着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书，而大师自己站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央，就一个选题发表演说，其间有时会自己中断，向刚来的客人问好，左右鞠躬，把这个人介绍给另一个人，弯下腰吻一个猫一样柔软的、裹着毛丝鼠皮衣的来宾伸过来的手，之后，继续他流畅的讲话，可能是关于拉辛的诗篇、罗伯斯庇尔的悖论，或者拉伯雷的警句。

德雷福斯事件取代了拉伯雷。欧贝农夫人的沙龙邀请两大阵营的宾客，一旦接触到这个题目，讨论就一下子激烈起来。“这个所谓的‘知识分子’请愿书真是傲慢、荒谬，”权威杂志《两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的主编费迪南·伯鲁内吉埃尔（Ferdinand Brunetière）表态道，“他们这么起名字就是为了抬高自己，好像作家、科学家、教授就高人一等似的……他们有什么权利去干预军事公正的问题？”索邦的古代哲学教授维克多·布罗夏德（Victor Brochard）愤怒地回答：“正义的基础不是法庭而是法律……没有证据就判一个人有罪不仅是违法的，而且是司法谋杀……今天代表法国良心的不是那些将军们，也不是罗什福尔，不是《自由言论》上的争论者，不是埃斯特哈齐或者你的奥尔良公爵。是我们，我们知识分子才是良心。”

右派的指挥部是德洛尼斯夫人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沙龙，朱尔斯·勒梅特在那里占统治地位。在做了一阵上流社会的交际花后，她嫁给了年迈的德洛尼斯公爵，成了有能力决定法兰西院士人选的人物之一。与此同时，她也当上勒梅特的家庭教师、母亲、姐姐，据说还是他的情人，尽管有不善的流言说这两人的关系是柏拉图式的。她的宾客每周五一起吃饭，相聚在一间装潢奢华的屋子里，壁炉架上放着雅典娜的大理石裸像，墙上挂着用卡斯特拉伯爵的话说是“冒牌的”梅索尼埃（Meissonier）画作。《议事录》（Journal des Débats）著名的戏剧评论家勒梅特特别喜欢长篇大论，剧本、诗歌、短篇小说、评论、传记、各种各样的演讲稿、政论、意见、论战，他什么都能写。他的作品最终整理出版时有五十大卷。尽管从本质上说只是个票友，他还是通过《两世界评论》上的一声著名的呐喊挽救了被北方浪潮——易卜生、戈哈特·豪普特曼[22]赫尔曼·苏德曼[23]和斯特林堡——所席卷的法国戏剧，也因此理所当然地走进了法兰西学院的大门。民主和成年男子普选的结果令他梦想破灭。“共和国唤醒了我的共和梦，”他写道，“就像人生把我从浪漫主义之梦中唤醒一样。”他对“文字游戏”也丧失了兴趣，迫切想成为行动的人（man of action），为一桩事业打上一针强心剂，不仅能震颤评论的纸页，更能使活着的人热血沸腾。德洛尼斯夫人的餐厅里举行了仪式，勒梅特在喝彩声中登上了法国国家联盟（Ligue de la Patrie Française）主席的宝座。这个由民族主义者组织的联盟目的是团结右翼知识分子，以抗击“国家（la patrie）的敌人”。其委员会包括沃古尔、巴雷斯、福兰、领导普罗旺斯语复兴的诗人米斯特拉尔（Mistral）、作曲家文森·丹第（Vincent d’Indy）、画家卡洛吕·杜兰（Carolus Duran）等。法国国家联盟首次集会就吸引了1.5万名会员，在第一个月加入的会员有3万人。勒梅特之所以当选主席，是因为他们想推出一个可以和阿纳托尔·法朗士相当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可惜，勒梅特是个喜欢嘲弄和抱怨的人，并没有领导天分，一旦5分钟之内不能打败对方，勒梅特便会退出讨论。

担任副主席的诗人弗朗索瓦·戈贝（Coppée）为人温和，并不比勒梅特更能干，几乎是在友人们的逼迫下才接受这个职位的。他是个被怀旧情绪包围的人，喜欢用韵文写作古代谦卑的浪漫故事。当一位英国朋友问他“和那帮人混在一起要做什么”[24]时，他回答：“实话告诉你吧，我也不太清楚。”他能够解释的是，有种模糊的感觉使他意识到，宗教和爱国主义这些使法国强大的东西正在逐渐消失，如果不做些什么，它们就会被物质主义的潮水彻底淹没。

真正为联盟出力的领导者是巴雷斯、德拉蒙特、罗什福尔和德鲁莱德，后者也是创建更早的爱国者联盟（Ligue des Patriotes）的领导。在讨论政策时，德拉蒙特会大笑道：“这帮人真是气死我了！”从来都自说自话的罗什福尔会在冗长的讨论后不耐烦地说：“对啊，对啊，这些暴民（canaille）真恶心！”然后说一些令戈贝开心的奇闻逸事。“我们每个人都很严肃，”勒梅特向德洛尼斯夫人坦承，“但是在一起就变得心浮气躁了。”

然而，他们知道，奋斗的事业极度严肃。备忘录和蓝纸电文（petit bleu）的争执背后，“能听到蛮族军团的脚步声”，莱昂·都德写道。德雷福斯主义是兵临城下的外国人。它是革命，是犹太人，是共济会教徒，是自由思想家，是新教徒，是无政府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每个人都从中看到自己的敌人。巴雷斯看见了所有“非法国”的东西；阿瑟·梅耶看到了“无政府主义与德雷福斯主义的联合”，他们的祭司——阿纳托尔·法朗士与奥克塔夫·米尔博使之成为“两倍可怕的邪教”。伯鲁内吉埃尔看见的是“个人主义……这个时代的大弊病……尼采的超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自我崇拜（culte de moi）”。

1898年5月选举之后产生的激进政府的领导人中最厉害的角色就是战争部部长戈德弗鲁瓦·卡韦纳（Godefroy Cavaignac），一个平民。他不是军人，而是个有着严格的共和派操守的人，一股“海绿色的清廉力量”，自视为议会腐败的惩罚者。巴拿马事件的调查就是他提出的，此外，他很讨厌克列孟梭。1895年担任6个月战争部部长时，他曾接受“密件”的真实性，深信德雷福斯有罪。即将卸任的总理梅利纳（Méline）曾试图否认裁定结论出来后的任何论据，而卡韦纳决定坦率地直面问题。他重新调查文件后说服自己，尽管有埃斯特哈齐介入其中，德雷福斯的判决仍然公正。于是，他下令逮捕埃斯特哈齐和比加两人，走进议会，下定决心永远埋葬修正派。他居高临下、面无笑容地告诉议员，埃斯特哈齐无罪的判决是错误的，他应该作为同伙处理，但是“我百分之百确定德雷福斯的罪行”。接着，他追溯了这个案件的历程，重组了整个结构，并证明德雷福斯派的每一点都是错的，最后的证据是传说中的德雷福斯悔过书以及帕尼扎蒂的信件，关于信件这一点，两周前还担任总理、现在坐在听众席上的梅利纳已经从意大利人那里知道是伪造的了。卡韦纳的发言结束后，全场掌声雷动，人们站起来喝彩。他卸下了那可怕的重负，议会以545∶0的选票（其中有19票弃权，包括保持沉默的梅利纳）决定把他的演说张贴（affichage）在法国所有的市政厅。“现在，终于可以把那令人作呕的案件埋葬了，”德·沃古尔当晚在俱乐部说，“现在，德雷福斯的罪行至死都铁板钉钉了！”

这对于德雷福斯派的打击是难以置信的，这是个“残忍的时刻”。一位记者一出议会就去找卢西安·埃尔，告诉他这条炙手可热的新闻。埃尔当时正和莱昂·布鲁姆在书房交谈，两人听闻后目瞪口呆，眼泪都快下来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惊骇和绝望已经把他们镇住。这时，门铃突然响了，饶勒斯冲了进来，友人邀请他一同哀悼，他却置之不理，反而以胜利的语调严厉责备他们：“怎么你们也这样？……你们还不明白吗，现在我们头一次可以确定胜利了！梅利纳无懈可击，因为他什么都不说。卡韦纳已经提到了那些文件，那我，是的，我可以昭告天下，文件是伪造的。那些东西看起来就假，闻上去也假。它们就是伪造品……我肯定，我会去证明。造假的人已经从洞里钻出来了，我们会掐死他。收起你们的死人脸，和我一起高兴起来吧。”

饶勒斯一出门就写下一系列名为“证明”（Les Preuves）的文章，从那个星期开始发表在社会主义报纸《小共和国》（La Petite République）上，令它的读者瞠目结舌。这标志着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世界的第一次合作。德雷福斯事件架起了一座跨越阶级仇恨的桥。

在左拉的审讯之前，饶勒斯就已经公开声明支持德雷福斯了。他身材矮小强壮，面色红润，热情快活，全身散发着战斗的热情。那大大的头颅，粗糙的胡须，随意的着装，下垂的袜子，使他看上去很有工人领袖的样子。然而，他并非工人阶级出身，而是来自一个不太有钱，但很受人尊敬的资产阶级家庭。他还曾是高等师范大学的学生，求学时希腊语、拉丁语、人文学科都名列前茅；亨利·伯格森是他的同学也是朋友，和他一同竞争学校的最高荣誉奖。在左拉审讯等待做证时，他和阿纳托尔·法朗士一边在庭外踱步，一边背诵17世纪的诗歌。当他在议会以沉重而坚定的步伐走向讲坛，将一杯红酒一饮而尽，准备讲演时，听众们都变得紧张而充满期待，不管是崇拜他的人，还是敌视他的人。他的声音“极其洪亮”，几乎震耳欲聋，但当他轻松地降下音量时，大厅的最后一排人还是能听得见。罗曼·罗兰说，听他用全部音量演讲是一种享受。他可以维持这样的音高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小时。他不看笔记，也很少停顿，就算停下来也是因为新的灵感突然涌现。当他遇到对手的诘难时，就像“一只巨大的猫和老鼠玩一样，抚摸他，逗他，让他一会儿往这儿跑，一会儿往那儿跳……然后一记重拳，把他打倒在地”。

他不喜欢派系斗争，这种把某一正统学说置于最终目标之上的做法曾使社会主义运动深受其害。对于亲自领导卡莫（Carmaux）大罢工的饶勒斯来说，工人阶级力量的最终目的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而只有联合社会主义的各个派别，目标才能实现。自从接受卢西安·埃尔等人的劝说，意识到德雷福斯的无辜后，他就坚信社会主义如果放弃与不公正斗争，就会损害自身的形象。而把追求正义当作自己的事业，就会在最终的胜利上留下痕迹，打开通向权力的新的道路，使道德的光辉环绕自身。德雷福斯事件在他眼中会成为左翼的统一战线，社会主义者当然是这个战线的领导。

然而，他在社会主义党派的同事完全没有分享这份热情。温和派如米勒兰、维维阿尼（Viviani）不想混进这桩“费解而危险”的事件；朱尔斯·盖德（Jules Guesde）领导的极端派虽然私下里支持德雷福斯，却反对政党行动，唯恐工人阶级的力量因为无关的原因而分散。《我控诉》发表之后，社会党核心要做出决定，假使右派要求审判左拉，他们该怎么做。温和派局促不安，在选举前夜不愿铤而走险。“为什么要为左拉冒改选的风险？”他们问，“他又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不过是个资产阶级。”这一派人争辩之时，盖德在不耐烦的厌恶中突然打开窗户，做出呼吸新鲜空气的夸张姿态，喊道：“左拉的公开信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壮举！”但这不过是个姿态罢了，盖德也在宣言上签了字，表态：“让资产阶级就国家（patrie）、法律、正义……自己撕碎自己吧。只要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继续下去，这些名词就毫无意义。”德雷福斯事件的不公应该作为打败资产阶级的武器，而不是“为了支持资产阶级世界的一个派系动员再解散无产阶级力量。”德雷福斯事件不过是两大资产阶级阵营的权力斗争：一方面是教权主义，一方面是犹太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朋友。社会主义者支持任何一个都会妨碍阶级斗争。“在德·芒与雷纳克之间，你们还是保持中立吧。”盖德宣告。

但是正如德·芒所言，这两大阵营之间根本没有中立的空间。“你无法想象我有多难受！”饶勒斯对佩吉说。“我们的敌人算不上什么——但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要把我吃掉，就因为担心竞选的事。他们扯着我的后衣领，想阻止我去演讲。”饶勒斯甩开了他们，拒绝保持沉默，而且还真的在1898年5月的竞选中落败，失去了他在议会的席位。不过失败的主要原因可能不是德雷福斯事件，而是他选区里工业家的反对。于是，正如克列孟梭转投《黎明》，饶勒斯投向了《小共和国》，撰写每日政论专栏。《证明》刚开始登载时，阶级仇恨在社会主义传统中根深蒂固，以至于要在斗争中集结左派就必须去掉德雷福斯的阶级。“他已经不再是军官或资产阶级了，”饶勒斯写道，“他已经在苦难中被剥掉了所有的阶级特征……他只不过是当局罪行的见证者……他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饶勒斯猛地扑向证据，着手应对卡韦纳提出的每一个论点和文件，分离传言和勒索，追踪伪造物件。他严肃的逻辑与十足的干劲鼓舞了德雷福斯派，激怒了卡韦纳。在内阁的一次晚宴上，卡韦纳提出以图谋反对国家的罪名逮捕所有修正派的领导者，并点了马蒂厄·德雷福斯、伯纳德·拉扎尔、朗克、雷纳克、修雷尔-凯斯纳、比加、克列孟梭、左拉等人的名。当一位同事讽刺地问道，为什么不逮捕律师时，卡韦纳回答，“当然要逮捕”，并加上了拉博里和德芒热，后者是德雷福斯的律师。

即便如此，《证明》还是撼动了卡韦纳。为了回应饶勒斯的某些指控，他下令再次检查文件，并请一位此前没有参与这个案件的官员出马。此人深夜加班，借着酒精灯发现了至关重要的事实：帕尼扎蒂信纸是由两张同一个品牌的纸，裁剪成一半拼起来的，连接处隐约出现不同的颜色。亨利上校[25]用的是帕尼扎蒂两张真实信件的空白处制造这份文件的。因此，这份至关重要的信件被证实为伪造品。这项发现令调查官警觉，他继续研究，又发现诸多阴暗的猫腻，矛盾重重。该官员尽职尽责，汇报了发现，使得战争部部长面临倒台。

德雷福斯事件的征服者卡韦纳看见，他所提出的结论像玻璃一样被打碎。案件的症结竟是伪造品，他赢得全国支持的陈述因此也是谬论。对于他这样一个有原则的人而言，掩盖发现是做不到的；他必须面对这个错误的悲剧。好在他不是军人。他下令逮捕亨利上校，将其关押在谢尔士米丁监狱（Cherche Midi），这个德雷福斯曾经待过的地方。1898年8月31日当晚，亨利上校用他们给他的剃刀自杀了。

军官们知道这个消息后都吓呆了，一些人甚至哭了出来。这是军队荣誉的污点，“比色当还要糟糕”，一位军官说道。在苏黎世度假的莱昂·布鲁姆在晚上10点给送信的人开门，得知了这一消息。“我觉得一辈子都没有这么激动过……无限的喜悦贯穿全身，其根源来自理性的胜利。真理竟然赢了。”这一次，德雷福斯派终于可以确定他们已完成任务，至少看上去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确实赢了，因为真相已大白天下。但是能否使别人接受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卡韦纳辞职了，不到两周，他的继任者——德雷福斯被捕后上任的第六任战争部部长——也辞职了。政府向如今已无可避免的结果投降，把案件交给了最高法院——“破毁院”（Cour de Cassation）[26]，让它来决定是维持原判还是重审。这一移交行为被视为对将军们的不信任，导致了另一位战争部部长的辞职。整个巴黎像沸腾的水一样，兴奋地等待法庭决定是否接受此案。如果答应受理，“密件”就必须公之于众，而这是军队竭力要阻止的事。英国严肃而冷静的《旁观者》杂志认为，目前局势的逻辑发展肯定会引发军队政变。巴黎的保皇派和右翼联盟的极端主义者也想刺激政变，故而散布阴谋的谣言，组织集会，派出他们雇用的人去街头喊叫。这正是德鲁莱德期待的时刻。

德鲁莱德是个情绪高昂的煽动者，还是诗人兼议员。他腿很长，鼻子也长，酷似堂·吉诃德。在他眼中，共和国的风车怎么看都要转变方向了。他是参加过1870年普法战争的老兵，在1882年建立爱国者联盟就是为了延续复仇（revanche）精神。其题词“1870—18××”特意将第二个日期留白，“法国仍继续”（France Quand Même）的座右铭也崇高而毫无意义。德鲁莱德撰写爱国诗篇，既恨保皇派也恨共和派，“政治见解和小孩一般”。为了煽动危机，他与反犹联盟的实际头领儒勒·盖伦联合。反犹联盟受到奥尔良公爵的资助，后者想拽住危机的尾巴，有所图谋。紧张气氛在1900年巴黎世博会的施工现场爆发，2万名建筑工人罢工，政府派遣军队巡逻街道，占领火车站。流言说10月25日议会重开时会发生政变。德鲁莱德和盖伦呼吁人们齐聚波旁宫，进行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以表明“对军队的信心，对叛徒的憎恨”。

社会主义者，或者说社会主义者中的一部分人，突然发现共和国还是值得挽救的。尽管献身于推翻现有的社会制度，他们也不愿意这个制度被右派推翻。此外，他们从地方委员会处发现，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保持中立态度使他们在选区蒙受损失。“因为我们看起来反对所有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许多人误认为我们是君主主义反动派的同盟。”一位在外省工作的党员写道。

社会主义领导人发出紧急通知，召唤旗下的几个团体，召开紧急会议，组织统一战线以抵抗严重的危险。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危急，因而他们成功地（哪怕是暂时地）组织了一个统一战线，名为“警惕委员会”（Committee of Vigilance）。遵循正确的革命程序，委员会决定每晚开会，号召人民举行群众游行。与右派同盟的冲突、暴乱乃至内战似乎迫在眉睫。支持德雷福斯的人权同盟十分紧张，呼吁所有共和派人士远离街头的喧闹，但是饶勒斯看到了社会主义者的机遇：“巴黎因为决心而震颤……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了。”盖德却看见了危险，他警告大家，这时候挑起冲突可能是那些将军们求之不得的，据说他们正等着暴乱发生，乘机夺权。于是“警惕委员会”犹豫了。社会主义者不会挑起任何事端，他们宣称。“革命团体已做好行动或弃权的准备，一切根据情况来。”

当时“最有名”的保皇派，奥尔良公爵的首席顾问（chef de cabinet）安德烈·布菲（André Buffet）对局势的把握十分自信。他给僭王去电报，让其“务必”在10月24日抵达法国附近的布鲁塞尔。公爵当时正在波西米亚打猎，回电说：“我要现在就去还是再等会儿？紧急事务。”布菲态度坚决地回应：“必须靠近边界。”但是公爵接受了更好的建议，留在了原地。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人群包围了议会。协和广场及附近的街巷人山人海。到处是口号，到处是红旗。“这个场景看上去不是新的公社要成立了，就是独裁者发动政变的前夕。”氛围中有可怕的征兆：军队和警察密布。然而，这一天过去了，共和国仍然屹立不倒，因为右派缺乏政变的重要元素——领导者。它有一小撮狂热分子，虽然叫得很响，但还不足以推翻民主国家站得住脚的政府。真要这么做的话，外国的援助或者独裁者帮凶必不可少。正如布朗热在情妇的坟前开枪自杀后，克列孟梭冷酷的比喻：“骑在马背上的人”只有一个“少尉的灵魂”。

接下来的事件如激流，汹涌澎湃。10月29日，最高法院宣布审理此案，并开始调查。“胜利！”《黎明》用与“我控诉！”相同的字体报道这个消息。修正派的支持者为之叫好，认为此决定重新建立了超越军事力量的公民力量。接着，法院要求呈上“密件”。战争部部长拒绝并辞职。政府垮台了。在接下来的7个月里，最高法院成了争斗的中心。自此，右派处于守势，德雷福斯事件进展最疯狂的时段到来了。民族主义报刊严厉批评最高法院，说它是“叛徒的庇护所”，是“犹太教堂的分支”，是“犹大的巢穴”，还是“证券交易所和妓院的混合体”。法官们不是“德国人的佣工”，就是“犹太教堂的男仆”。双方使用各种力量施加影响，互相指责对方贿赂法官。民族主义者成功地强迫此案脱离刑事法庭，进入联合三庭受审。据说刑事法庭偏袒修正派，联合三庭比较容易屈从于压力。

与此同时，德雷福斯派的暴风雨也开始向比加袭来。为了阻止他在最高法庭作证，军队将之转移到谢尔士米丁监狱，为在军事法庭受审做准备。人权同盟每晚都组织抗议集会，不仅在巴黎，也在外省的城市。饶勒斯的名字和威望吸引了3万人参加马赛的集会。饶勒斯、科学家杜克劳（Duclaux）、阿纳托尔·法朗士、奥克塔夫·米尔博以及萨巴斯蒂安·福尔是最受人们欢迎的演说家。工人和资产阶级，学生和教授，女工和名媛挤满了大厅，门外人行道上也是听众，他们鼓掌欢迎著名的演说家们，在谢尔士米丁监狱的墙外一同游行，高喊“比加万岁！（Vive Picquart！）”。为比加抗议的签名这回可不止几百人，而是成千上万，包括34位法兰西学院院士。这在雷纳克看来，标志着真相的行军所走过的路程。新增加的名字包括女明星萨拉·贝纳尔，《太阳》的编辑埃尔韦·德·凯洛安（Hervé de Kerohant）。后者原是反对修正的，现在在抗议书上以“爱国者、保皇者、基督徒”的名义签名。历史学家及院士拉维斯感到必须要行动了。作为个人抗议的姿态，他辞去了在圣西尔军校的职位。

就连到那时为止一直保持蔑视和漠然态度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被席卷进事件中。从前，他们在自己的报纸《悠闲老爹》上谴责克列孟梭、“老剥削家修雷尔-凯斯纳、癞蛤蟆依夫·吉欧（《世纪报》编辑）、丑陋的雷纳克、三个编造邪恶法律（lois scélérates）的罪犯”一同领导“肮脏的人”进行德雷福斯“游街”。然而，现在，当他们的资产阶级敌人为两个关在魔鬼岛和谢尔士米丁监狱的烈士控诉时，无政府主义者也为那些被送往法属圭亚那强迫劳动的烈士们做着同样的事。人权同盟对上述情况有了新的兴趣，成功地为其中五人争取到了赦免令。

一些右翼人士也无法对真相视而不见了。“面包皮”女神格莱夫勒伯爵夫人开始在暗地里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她写信给德国皇帝，想去拜访他以查明德国人是不是真的雇用德雷福斯当他们的间谍。她收到的唯一答案是一大篮兰花。普鲁斯特也在《追忆似水年华》里记载了盖尔芒特亲王的变化：他和斯万坦承，在亨利上校自杀后，他就开始每天偷偷阅读《世纪报》和《黎明》。他和他的妻子互相瞒着去请牧师为德雷福斯和他的家人做弥撒，然后惊讶地发现牧师也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亲王在楼梯上遇见端着早餐盘去亲王夫人房间的女仆，继而发现餐巾的下面正藏着一份《黎明》。

在深陷泥潭还顽固不化的将军们手下，一些军人也很苦恼。“这话我只和你说，不为外人道，”一位军官在火车上告诉加里菲将军，“我们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反对修正。实际上正相反，我们也想看到光明，看到真正的罪犯受到惩罚，这样如果做错了事，军队就不会背黑锅了。”他觉得，要是比加被审讯并定罪，公众舆论就会对军队采取敌视态度。

就在最高法院开始调查的这个星期，上面下令将马尔尚（Marchand）上校撤离法绍达[27]，军队的苦酒总算倒满了一杯。饶勒斯猛烈攻击帝国主义冒险，这一资本主义的罪孽轻率地危及了和平，而在英国的挑战面前，法国又毫无防备。饶勒斯本来就很强的直觉感在经历了德雷福斯事件后似乎更敏锐了，他的笔下浮现着不祥之兆：“战争还是和平将由偶然的冲动决定。一旦开战，后果很严重，波及范围很广。这将是第一个普遍的战争，吞没所有大陆。资本主义扩大了战场，无数人的鲜血会染红整个星球。这将是对这个社会制度最可怕的控诉。”在他活着的年代，还是有可能把错误归结于制度，而非人性的。

德雷福斯事件的疯狂还在持续升级。雷纳克在《世纪报》上撰文指责亨利上校毁掉德雷福斯是有“个人原因”的。德拉蒙特说服了亨利夫人，以诽谤罪起诉雷纳克，并以亨利夫人的名义公开募捐，聚焦了各类民族主义者。《自由言论》编辑部在蒙马特尔大街的办公室窗口下，悬挂了一条写有“为了亨利上校的遗孀与遗孤，抗争犹太人雷纳克”的横幅，并在晚上点灯照亮。一个月内，有1500多人捐献了共计13万法郎。他们的名字和加在后面的解释构成了当时也是整个时代的右派的历史。旧姓比贝斯科（Bibesco）的奥登·德·孟德斯鸠伯爵夫人贡献了最高款额——500法郎；一位“很穷却满心仇恨”的中尉捐献了30苏。各种各样的仇恨都有，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处置他们的建议也各种各样，包括剥皮、烙铁、下油锅、泼硫酸、阉割等邪恶的刑罚。也有对外国人和知识分子的仇恨，甚至有一份“积聚了500年的对英格兰的仇恨”。但是，也有很多人捐款是出于对遗孀和小孩的爱与同情。一位牧师为了“捍卫反对犹太基督教欺骗的永恒法则”而捐款，一位音乐教授是为了“法国人，反对外国人”，一位公务员“希望上帝留在学校”，一位佚名捐赠者“婚后6个月就被一个犹太人毁了”，一位工人是“无政府主义者、资本家饶勒斯和雷纳克的受害者”。有无数“真正的爱国者”和一位“心中恼火的法国人”。“万岁！”献给了德拉蒙特、罗什福尔、德鲁莱德、盖伦、埃斯特哈齐、奥尔良公爵、皇帝（l’Empereur）、国王（le Roi）、奥斯特里茨的英雄以及圣女贞德。雷纳克是主要攻击对象，很少有人提到德雷福斯。梅西耶将军也捐了100法郎，但没有提供解释。诗人保罗·瓦莱里“思考之后”，捐了3法郎。

就在大家正激动的时候，法国总统菲利克斯·福尔（Félix Faure）突然离奇死亡了。公众感觉到有些事情缺乏解释，实际上不公布真相是因为太过丢人。福尔总统对自己的性爱技巧很有自信，于是在一场爱丽舍宫底层的表演中丧了命。本来就充满敌对和怀疑的气氛又增加了一层秘而不宣的阴影。

新总统的选举在歇斯底里的司法战斗中进行，稳重、单纯的参议院主席埃米尔·卢拜（Emile Loubet）战胜了保守党的梅利纳。卢拜在巴拿马丑闻展开之际时任法国总理，被民族主义者所鄙视。他们说这场选举是“对法国的侮辱”，“对军队的挑战”，是“犹太叛国者的胜利”。他们雇用乌合之众，干扰总统从圣拉萨尔车站到爱丽舍宫的巡行，以至于乐队演奏的《马赛曲》都被喧闹和鸣笛声淹没了。“共和国不会败在我手里，”卢拜平静地说，“他们知道这一点，所以才这么疯狂。”

右翼已无法控制他们的激动心情，做好了准备要让共和国倒台。“不出一星期，我们就能让卢拜下台。”儒勒·勒梅特吹嘘道。福尔的国葬就是右派计划的政变时刻。一定要说服军队拯救国家。“联盟人士”以为，只要他们在某个时刻喊一声，做个手势就行了，所以懒得去认真组织政变。他们计划在送葬的军事护卫从墓地回到位于民族广场的军营的路上进行拦截，并带着这些军人占领爱丽舍宫。德鲁莱德和盖伦带着200多个爱国者去街头，刚看见护卫军指挥官罗杰将军的马勒就喊道：“去爱丽舍宫吧，将军！跟我们走，将军，跟我们走！去巴士底狱！去市政厅！去爱丽舍宫！朋友在等着我们。我求你了，将军，救救法国吧，建立一个人民的共和国吧，把议会的支持者（parlementaires）踢出去！”将军很镇定，依然保持原来的路线前进，无知人群自发地叫道：“拯救法国！军队万岁！”护卫部队掠过了德鲁莱德和他的追随者们，走进了兵营。这时，德鲁莱德突然掀开他的大衣，展示代表赦免权的议员徽章。不过，他还是因为煽动暴动被警察强行带走了，他的好斗激情为他的审判加了一条理由。政变落得一场空，但右翼人士并没有因此气馁。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反犹太联盟收到奥尔良公爵资助的5.6万法郎，和博尼·德·卡斯特拉伯爵的10万法郎。

最高法院宣布世纪之案的裁定结论时，整个法国都屏住了呼吸。46位身穿红衣、戴白鼬毛皮的法官宣布改判。一艘巡洋舰被派到魔鬼岛，接德雷福斯回来复审。左拉也从英国赶回来，写了一篇文章在《黎明》上发表，杂志为其冠以“正义！”的标题，这个标题的字体如今大家都熟悉了。左拉看见，所有政党和派别的分歧现在已经消失，一个巨大的分界线把法国分裂成两大阵营：代表反动与过去的力量，与之抗衡的是代表正义与未来的力量。这正是完成1789年革命任务的逻辑顺序。德雷福斯派无法遏制那个时代的乐观主义，他们为法庭的宣判喝彩，认为这预示着将在新世纪诞生的社会正义。压在法国人身上的耻辱的重担似乎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豪感。一位《时代日报》派去海牙和平会议的通讯员写道：“除了法国以外，还有哪个国家能像法国过去三年那样，加速世界的心跳？”修正判决不仅意味着正义的胜利，也意味着“人类自由”的凯旋。其他国家的人也有感受到这种普遍性的。当时在欧洲旅行的威廉·詹姆斯看到德雷福斯事件大白天下的曙光后写道：“这件事可能会成为那种开启新起点和高水位线的道德呼喊，把传统、集会的呼喊以及新面孔抛在脑后。”

民族主义者的愤怒发作了。卡朗·达什画了一幅漫画，德雷福斯得意地笑着，雷纳克拿着鞭子，命令道：“玛丽安娜，过来。”展开的另一页上画着从马桶中钻出来的左拉，手里拿着一个德雷福斯玩偶。说明文字是：真相从井里出现。

次日，对法庭判决的愤怒就发泄在了卢拜总统的头上。那是个星期天，他要去欧特伊观看大障碍赛（le Grand Steeple）——这个社交季里最时尚的节目。总统的马车行驶到正面看台的时候，一群衣着光鲜的绅士们在纽扣眼里插着象征皇室的白色康乃馨以及象征反犹的蓝色矢车菊，他们挥舞着手杖，有节奏地高声喊道：“下台！巴拿马！下台！巴拿马！”卢拜在号叫和威胁声中就座。突然，一个身材高大、留着金色胡须、戴着白色康乃馨、打着白领结的人（后来被证实是费尔南·德·克里斯蒂尼男爵）一下从人群中穿出来，冲向楼梯，一步两个台阶，把他沉甸甸的手杖打在了总统的头上。女士们尖声惊叫。接着，大家都茫然不知所措。然后，攻击者的朋友们喧闹起来，把他从卫兵的手里救下来。有人被逮捕了，还有人围在一起和警察喊叫争吵，一边叫嚷一边挥动他们的手杖。这真是个“嘈杂的地狱”（un charivari infernal）。巴黎地方长官祖林登（Zurlinden）将军打电话要求派遣三个骑兵小分队支援。卢拜气得发抖，但还是向身旁就坐的意大利大使夫人、托尼埃里（Tornielli）公爵夫人道歉。“能坐在您身边我很荣幸。”夫人回答。

除了卢拜以外，共和国是这次攻击的另一个受害者。公众大吃一惊，异常愤慨。法国各个委员会和市政厅的电报源源不断，表达了人们深切的忠诚感，这是从几年来的经历中无法预料的。卢拜宣布，作为受邀的客人，他准备观看下周日在隆尚赛马场的比赛。有了这个预先的警告，同盟人士以及两大阵营的报纸都号召群众示威，并集结各自的军营。政府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备措施。30个骑兵中队，一个旅的步兵身穿作战服，排队站在从爱丽舍宫到隆尚赛马场的路上。就连马场的跑道上，每隔10米都有带步枪的禁卫军重骑兵把守，每个投注窗口也有他们的守卫。骑在马背上的警察守卫在草坪上。跑道上聚集了超过10万人，不少人的纽扣眼上插着代表左翼的红玫瑰。右翼的威胁再次引来了工人们，他们可能不是来捍卫资产阶级国家的，而是来藐视统治阶级的代表的。在场的6000多个卫兵阻止了重大暴乱的产生，但是，这一天之内，示威的人群冲突无数，私下的骚乱和混战频发，呼喊与反驳回响，百余人被捕，记者、警察和示威者都有受伤的。晚上，人群重回巴黎，骚乱席卷咖啡厅；“共和国万岁！”遭遇“军队万岁！”，酒瓶、杯子、玻璃饮料瓶、托盘摔得到处都是，桌椅板凳也成了武器，警察冲锋陷阵；愤怒、流血、全国性的仇恨持续升级。甚至位于巴黎外的布列斯特的一家小旅店，入住的军官和教授们——那些同样被爱国感情驱使的年轻人——也无法交谈和互相理解了，到了一开口就要决斗的地步。该是“上帝出面休战”的时候了，这是《时代日报》的恳求。

然而，休战并没有到来。隆尚事件几周后，政府再一次解散，恐惧和困难实在太大，以至于8天过去了新内阁还没成立。站出来填补这个真空，准备“清算”德雷福斯事件的人将有权开出其他情况下不可能的条件。这个人是雷纳·瓦尔德克-鲁索（René Waldeck-Rousseau），53岁，巴黎的顶尖律师，举止优雅的演说家，被称为是“共和国的伯里克利[28]”。他是来自布列塔尼的天主教徒，出身富有的名门望族。他的举止引人注目，长得像英国人，留平头和胡须，喜欢打猎和钓鱼，擅长水彩画，着装无可挑剔。罗什福尔说他是“涂发蜡的瓦尔德克”，因为他总是打扮得很漂亮。激进派崇拜他，中间派也赞成他，他是中庸之道（juste milieu）的代表。

德雷福斯的重审在即，事件的演变也走向高潮。为了在预料中的连续打击下保住乌纱帽，瓦尔德克刻意组成了一个让论辩的双方都很讨厌的政府，这样双方的力量就能互相抵消。他选了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当商业部部长，军事英雄加里菲侯爵（又名公社“屠夫”）担任战争部部长。这个显然的权宜之计引发了新闻界和议院一片喧嚣，抗议的浪潮前所未有。“完全疯了……绝对是精神错乱……太不像话……厚颜无耻！”辩论的双方都愤怒异常。对米勒兰的任命不止激怒了右翼，他接受任命也成了丑闻一桩，造成了自己的政党和第二国际的分裂，历史影响不容小觑。社会主义者接受资本主义政府的任命是一个可以和犹大的背叛相提并论的罪行。饶勒斯伤心不已，恳求米勒兰拒绝接受任命，但是狡猾的瓦尔德克恰恰选了一个贪恋权力的人。因此，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在对内阁进行信任表决时做出决定，是否支持瓦尔德克组成的政府。一旦政府解散，法国必然陷入大混乱。饶勒斯终于被卢西安·埃尔的论点说服：“不请求无产阶级政党的帮助，共和国就濒临失败，这对于社会主义而言是怎样的成就啊！”然而，盖德那一派则死死抓住阶级斗争不放。盖德说，社会主义者“进入议会，仿佛身居敌人的国度，但我们的目的是与敌对的阶级做斗争”。饶勒斯警告，如果社会主义继续保持这种态度，它将会落到和“毫无结果、固执己见的无政府主义”一样的层次，但是他的看法没能占上风。社会主义联盟分裂了，25个议员决定支持政府，17人反对。盖德对后一组人提出了激动人心的建议，让他们进入议会时高喊“公社万岁！”。可惜，他们没能同右翼达成共识，因此在信任表决时投了弃权票。

第二天，他们还真的冲着新部长们喊了10分钟的“公社万岁！打倒刽子手！打倒杀人犯！”。加里菲侯爵、德·马蒂格亲王是他们要打倒的主要对象。马蒂格亲王此时年近七旬，有着红铜色的脸和明亮的双眼，正带着嘲讽的笑容观看周围吵闹的景象，半是满足，半是厌恶。他在克里米亚、意大利、墨西哥、阿尔及利亚和色当都打过仗。在色当，他曾带领一团骑兵进行最后的冲锋，他对指挥官的答复是：“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您想让我们冲锋多少次都行。”加里菲侯爵被甘必大伟大的爱国主义和战斗精神感动，成了共和国的支持者，一直没有改变立场，并且公开表达他对布朗热的鄙视。他的脸颜色鲜明，鼻子好像食肉猛禽的鸟喙，一双眼睛深陷两边。但他整个人看上去很有精神，很年轻，他仍然保持着“他走向成功时的气度，仿佛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江洋大盗，又或者是个什么都不在乎的大老爷（grand seigneur）”。尽管他的肠胃娇贵，因为旧伤有些跛脚，他仍然坚持在杜拉瑞宫打网球，他的风流韵事也广为传颂，是比西奥餐桌上充满生气的粗俗笑料。他告诉人们卡斯第里欧尼夫人是如何向他展示博德里（Baudry）为她画的裸体肖像画的。当他怀疑她是否真有画上那么好看时，夫人脱去了礼服，躺在沙发上摆姿势。“还是画上的更好。”加里菲总结道。他被人称作“谈话的剑客”（sabreur de la parole），因为他讲故事“就像带领中队冲锋陷阵一样”。为了军队的战斗效能以及曾经在他手下干过的比加，加里菲成了一个修正派。因为这个罪过，他被逐出赛马俱乐部；当上部长之后，他也从行际盟友联盟俱乐部（Cercle de l’Union）退出，这倒不是因为他的观点与其他成员格格不入，而是俱乐部里一些“愚蠢”的成员在欧特伊被捕；加里菲说：“如果必须逮捕俱乐部成员的话，就不能再待下去了；这种事情不太令人愉快。”他是个刻薄古怪的人，曾经富有，现在只靠退休金过活也依然骄傲，他拥有“勇气、才智、厚脸皮、对死亡的蔑视和对生活的渴望”。

这些品质正是在德雷福斯事件高潮时担任战争部部长所必需的。在议会面对盖德派极端主义者的奚落时，他突然站起来咆哮：“杀人犯，出来！（L’assassin，présent！）”于是，所有人都闹起来了。民族主义者、激进派、中间派，一边骂人一边亮拳头。和瓦尔德克一样是律师出身的米勒兰，留着灰白的小平头，整洁的黑胡子，戴着单片眼镜，态度严谨又好斗，此时已经败下阵来。他的胡子颤抖着，看起来“好像一只巨大的猫，在暴雨里淋成了落汤鸡”。人们发现加里菲正在记录人名，他后来解释说：“我觉得有必要邀请这几个家伙到我家吃饭。”瓦尔德克试图说话，站在讲坛上1小时，下面的人却最多听见了10分钟。他拼命抗争，最后以26票的优势成功建立新政府。

加里菲加入这个内阁并“不抱幻想”，而是为了安稳住法国，避免内战，“如果这还可能的话，”他在给雷兹威尔王妃的信中说，“右翼报纸求我做另一个布朗热，左翼又想要我砍掉所有他们不喜欢的将军的头。公众都是傻瓜。我要敢动一个有罪的将军，就会被指控为屠杀军队；我要是什么都不做，又会被说成是叛国。真是难办啊。可怜可怜我吧。”实际上，他虽然觉得卢拜的“资产阶级味道太重”，他还是愿意当部长的，并且在比西奥餐厅的下一次聚会上“十分开心风趣”。他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说有个45岁，身材高大不过还算可爱的夫人到他的办公室拜访，想和军队做一桩有关2万匹马的生意，说要是成了，他能拿100万法郎的好处费。“100万啊，”他告诉这位夫人，“这可算不上什么，大家都知道我从辛迪加那里拿了2500万呢。你还是去找瓦尔德克吧，他只拿了1700万，一直怀恨在心呢。”

6周之后是1899年8月8日，对德雷福斯新的军事审判将在有军队驻扎的雷恩开庭。雷恩位于布列塔尼半岛，有反革命的传统，是天主教和贵族的根据地。法国颤抖着，充满期待；每过去一周，人们就紧张一分，离那个时刻越来越近了。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雷恩。所有重要的外国报纸都派明星记者前往此地。英国最高法院院长罗素勋爵（Lord Russell of Killowen）也作为观察员出席审讯。德雷福斯事件的所有重要人物，数以百计的法国记者，重要的政治、社会、文学界人物蜂拥而至，把这个小小的市镇围得水泄不通。“密件”被放在炮兵弹药箱里从巴黎发送过来。各地的人们时刻都在讨论即将开始的宣判，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话题。如果宣判无罪，德雷福斯派就迎来了最终的清白；对于民族主义者，这又是致命的伤害；是他们不能允许、无法想象的打击。他们好像接受了命令，又回到了第一次威胁的主题——要德雷福斯还是要军队。“一个决定即将产生”，巴雷斯在《小报纸》上写道，雷恩就好比卢比孔河[29]，跨过之后就无法挽回了。“如果德雷福斯是无辜的，那么七任战争部部长都有罪，按任职的顺序，一个比一个罪孽深。”梅耶在《高卢人报》上回应道。梅西耶将军前往雷恩，作为证人出庭。他在当日的议事日程上写道：“德雷福斯将再次被判有罪。因为在这个事件中，肯定有人犯罪，且罪不在他就在我。既然可以肯定我是无罪的，那么有罪的就是他德雷福斯……德雷福斯是个叛徒，我会证明的。”

8月8日早上6点，法庭在雷恩公立中学开庭，在场的听众有600人，这座中学是当地唯一能容纳这么多人的地方。坐在第一排，前法国总统卡季米尔-佩里埃旁边的正是梅西耶。他布满皱纹的黄脸上面无表情，还和往常一样。坐在他旁边的是亨利上校的遗孀，戴着表示哀悼的黑色面纱。政界显要，穿制服的军人，穿夏季轻便连衣裙的女士，以及超过400名记者塞满了后面的各排座位。首席法官茹奥（Jouaust）上校——7名军事法官的领导——在那个充满压力的时刻用粗哑的声音叫道：“传被告到庭。”

一时间，还在聊天的人安静下来，每张嘴都闭上了，人们似乎屏住了呼吸，所有人都向右边墙上的一个小门望去。盯着那扇门的每一双眼睛都充满了恐惧和敬畏，好像要见到鬼一样。因为被告就是鬼，一个在场的人差不多5年都没见过的鬼，除了他的家人、律师和原告以外，没有人见过的鬼。5年来，他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理念存在于所有人的脑海；现在，他将从那扇门中走出来，而他们将看到拉撒路[30]。一分钟过去了，又是一分钟，在场的观众凝神屏气，沉默令人痛苦，“一群人身上从未降临过这样的沉默”。

门打开了，先看见两个看守；他们中间的是个瘦小、衰弱、无精打采的身影，只剩一丁点儿奇怪的人气，看起来既不老又不年轻，皱缩的脸，干燥到枯竭的皮肤，身体几乎都被掏空了，但还是直挺挺地站着，似乎是想坚持着从门口走到证人席的几米路程中不跌倒。唯一不变的是人们从照片上熟知的夹鼻眼镜。“恐怖和怜悯”一下子席卷了在场的人，比加的命运因为德雷福斯而遭到无可挽回的改变，此时他投给德雷福斯的目光异常尖锐，刺痛了在场的其他人。还有一些人的事业也因为德雷福斯而改变了轨迹或者破产，比如克列孟梭和卡韦纳，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这个人。

四年半来，德雷福斯几乎没说过话，也没听别人对他说过话。疾病、高烧、热带的烈日使他身心衰弱，法国走向疯狂的景象也反映在他的狱卒身上，他们用铁链捆绑他，残忍地虐待他，使他的状况火上浇油。他已经不怎么能说话了，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理解对方的话。他在登上讲台的三个台阶时晃了一下，但很快稳住了身子，敬了一个礼，表情令人费解。他抬起戴手套的手宣誓，除掉帽子，露出过早变白的头发。他像雕像一样站着。他不知道事件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不知道新闻界的争斗，不知道决斗和请愿书，不知道骚乱、街头暴徒、联盟、审判、诽谤起诉、上诉、政变；更不知道修雷尔-凯斯纳、雷纳克、比加的被捕，左拉的审判，埃斯特哈齐的军事审判，亨利上校的自杀，对法国总统的人身攻击。在审讯期间，他并没有给大多数人留下好印象。他严格地控制自己，不显露出任何使人同情的神色，令现场那些准备洒一掬热泪的人十分反感。G·A·亨蒂和许多过来的英国人一样，认为德雷福斯遭到了陷害，但是他走的时候，又表示质疑：“这个人看起来就像个间谍，说起话来也像……如果他真的不是间谍，本来也应该从事这个行当的。”亨蒂代表最后的浪漫主义者发言，他们以为抽象的概念诸如正义是黑白分明、清楚易辨的，那些表现得奇怪的人就是间谍。

最终，决定审判结果的不是德雷福斯在庭上的表现，正如一开始，也不是他制造了整个事件。起决定作用的是梅西耶很久以前造成的困境，这个审讯也是梅西耶等上百个证人的舞台。冷漠而威严、高傲而自信的梅西耶声明为原审时不给被告看“密件”一事负责，并说这是一个“符合道义的”决定。站在证人席上时，对于不喜欢的问题，他拒绝给出答案；不在证人席上时，他又不经允许干涉他人的讲话。“密件”被呈上来接受检查时，他命令公众撤离，法庭也服从了他的要求。被问及军队是否压制证据时，雷纳克坦承，他冷嘲热讽的回答“几乎令人钦佩……好像罪行也能成为美的源泉一样”。梅西耶“已经产生幻觉了”，加里菲写道，“他认为自己成了法国的化身……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个可敬的人”。

调查和证词拖了好几个星期，一连串证人热情地出庭做证，律师激烈争辩，记者和旁观者争论，雷恩城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法庭还迟迟不给裁定，这种悬而未决的感受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巴黎有传言说，另一次政变已在筹备中，会在梅西耶做证的那一天发生，以至于政府搜查了100个嫌疑人的家，逮捕了还在床上睡觉的65人，其中包括德鲁莱德，但盖伦逃脱了搜捕，他把自己隔离在夏布洛尔大街的一栋房子里，有14个朋友陪伴，且此处藏有枪支弹药，不怎么积极的警察围攻了他6个星期。“我一周7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都驻守在办公室，寸步不离，以准备应对一切状况。”加里菲写道。

8月14日，麦特·拉伯利，这个口才流利，敢作敢为，“长得像大力士，辩护时像拳击手”的律师，在法庭外遭遇枪击。凶手是个红头发的年轻人，他边逃跑边喊着：“我杀了一个德雷福斯的支持者！我杀掉他啦！”德雷福斯的名字又一次成了抽象的概念。虽然拉伯利并未身亡，但这次袭击给当时疯狂的状况火上浇油。攻击者没有被抓住，而且还带走了拉伯利的公文包，这在德雷福斯派看来是个蓄意的阴谋，又一次证明了民族主义者不达到目的是不会罢休的。他们谴责对手是“谋杀犯”、“罪犯的总参谋部”，并发誓，“为了我们中的每个人，要杀掉他们的所有人——梅西耶、卡韦纳、布瓦岱弗勒、巴雷斯”。卡斯泰拉王妃在写给加里菲的信中说：“我的上帝啊，这个世纪竟以这样的方式收场！”

审判在9月9日结束，难以置信的判决让整个世界倒吸一口凉气。法官们以5∶2的票数再次宣判德雷福斯有罪，但认为他“情有可原”，判处了5年徒刑，以取代强制的终身徒刑；德雷福斯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5年，故而刑期已满。可是，叛国罪既然成立，就不可能“情有可原”，所以这个附加条款激怒了两大阵营。这个说法其实是控方想出来的，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法官可以不必为德雷福斯再送到魔鬼岛而受良心谴责，那么让法庭宣判有罪就更容易。

这个判决的影响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人们震惊了。维多利亚女王给罗素勋爵发电报说：“这个可怕的判决让我大吃一惊，希望那个可怜的受难者能向最高的法官上诉。”“邪恶、可憎，心狠手辣，野蛮残忍”，《泰晤士报》的通讯员写道，他已经顾不上句法结构了。克列孟梭像先知以赛亚一样，愤怒地质问：“我们曾经是人类正义的拥护者，历史的传统被丢到哪里去了？呼喊声将响彻世界：法国在哪里？法国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尤其是1900年的巴黎世博会在即，世界舆论一下子成了严重问题。在日内瓦湖畔的埃维昂莱班，上流社会的消夏胜地，普鲁斯特发现诺艾利斯伯爵夫人在哭泣：“他们怎么能这么做？外国人现在会怎么看我们？”然而，民族主义阵营却为了同样的理由而庆祝：“这是1870年以来我们第一次战胜外国人。”《高卢人报》欢欣雀跃。

整个世界都在关注这一事件，再明显不过了。敖德萨[31]人的兴奋“简直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柏林人非常愤怒；遥远的墨尔本也传来“反感和厌恶”的情绪；芝加哥人甚至为此举行抗议集会，每个地方都有人号召抵制世博会。在利物浦，《泰晤士报》刚摆出来几分钟就引来无数人购买，很快被标上高价。在挪威的作曲家格里格写信拒绝夏特雷剧院的指挥邀请，因为他“对贵国蔑视正义的行为非常愤慨”。最愤慨的还是当时正由于法绍达冲突而掀起反法浪潮的英国人。海德公园里满是抗议集会，报纸上谴责“对文明的侮辱行径”，实业和文化团体敦促大家抵制世博会，以此向法国政府施压。游客也被要求取消已经计划好的行程，一位湖区的酒店老板就驱逐了一对正在度蜜月的法国夫妇。一位作家给编辑的信中断言，与德雷福斯事件相比，布尔战争“在真相与正义的问题面前，相形见绌”。不过，《泰晤士报》还是提醒读者，许多法国人冒着“比生命还要大的”风险阻止正义的挫败，他们是不会放弃斗争的，一定会纠正雷恩的误判。

斗争确实仍在继续，只是公众舆论已经枯竭。德雷福斯事件属于那种不会有完美方案的情况。瓦尔德克·鲁索赦免了德雷福斯，尽管克列孟梭竭力反对，德雷福斯还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接受了这个赦免——因为他已承受不了更多的折磨——不过接受赦免并不意味着停止为其洗刷清白的努力，这是附加的条件。加里菲在军队的议事日程上记载：“此事已告完结……你们要忘掉过去，只想着未来要做的事。”瓦尔德克提出发布大赦令，取消讨论所有与此案有关的悬而未决的法律诉讼。这个做法激怒了两大阵营：右派愤怒是因为德鲁莱德被排除了；德雷福斯派愤怒是因为比加、雷纳克等蒙受冤屈，遭到控告，却无法洗刷罪名。瓦尔德克的态度很坚决：“大赦令不做判断，不是指控，也不平反；它忽略所有疑问。”辩论还是继续激烈进行并维持了一年，直到大赦令成为法律。憎恶仍在持续。在德雷福斯事件中采取的立场更加坚定、明晰。起先为了追逐耸人听闻的新闻，而非个人信念加入论战的勒梅特现在成了疯狂的保皇派；阿纳托尔·法朗士则比以前左倾很多。

原来的道德斗争已经成了政治斗争，斗争中心从德雷福斯转变为了德雷福斯派革命。争斗还是原来的争斗，但是措辞、条件改变了。问题已经不在于正义和重审，而是瓦尔德克及其继任者孔布（Combes）能否控制住教权主义，并使教育和军队共和化。瓦尔德克颁布的结社法直接反抗修道会，引发的争论和德雷福斯事件一样激烈；同样的还有安德烈将军的“卡片事件”——这位过分热情的将军1904年出任战争部部长，被发现使用共济会军官提供的卡片，按照天主教官员对宗教信仰的遵守程度来决定是否做出提拔的任命。在马蒂厄·德雷福斯、雷纳克和饶勒斯不屈不挠的长期努力下，重重困难都被克服，最终的重审终于实现了，最高法院“打破”了原先在雷恩的判决。在1906年7月13日，巴士底日[32]的前夜，德雷福斯的被捕几乎过去了12年，雷恩审判已过去7年，议会以442∶32的票数通过了一项平反德雷福斯和比加的法令，德·芒此时仍然投了反对票。戴着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德雷福斯被提拔为上校，比加成了将军，这是他们本该获得的头衔，如果一切都没有发生的话。1902年，德拉蒙特在重选中落败，失去了议会席位；《自由言论》走向衰败，1907年待售却找不到买家。左拉于1902年去世，阿纳托尔·法朗士在他的葬礼上念了公正而高贵的悼文，称这位逝者“曾有一刻……代表了人类的良知”。1908年，左拉的骨灰被转移到先贤祠。在仪式的过程中，一个名叫格里高利（Gregori）的人打了德雷福斯一枪，使他的肩膀受伤，后来又在巡回审判（Assize Court）时脱罪。1906年，克列孟梭当上总理，并任命比加为战争部部长。比加坐在梅西耶的老位子上，“真是一出好戏！”加里菲说，“不能选择自杀的人，能从此事上获得安慰。”

雷恩是事件的高潮。雷恩之后，为了正义的斗争以及右翼同共和国的斗争都没结束，但是德雷福斯事件结束了。在事件持续的时候，法国的政治家像大革命时一样，展现出了最好斗的一面。那是个全无节制的年代。人们全力投入斗争，亮出能力与信念之剑。他们不留余地，破釜沉舟。在新世纪的前夜，德雷福斯事件表明，惊人的能量与残暴为期不远。

[1] 欧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1842—1922）：法国历史学家。

[2] 这三处分别为意大利、捷克和奥地利的地名，拿破仑曾在这些地方得胜。

[3] 原文为法语：Oh，les braves gens ！

[4] 夏尔·斯万（Charles Swann）：《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的主人公，一位出入上流社会的优雅的犹太人。

[5] 原文为法语：Quel animal，ce générall ！

[6] 玛丽安娜（Marianne），法国的象征。

[7] 马志尼（Mazzini，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策划了统一意大利的运动。

[8] 原文为法语：A mort！A mort les juifs ！

[9] “备忘录”（Bordereau），一份从德国军事专员的废纸篓里发现的详细备忘录，是德雷福斯叛国罪的最初证据。——原注

[10] 萨拉·贝纳尔（Sarah Bernhardt，1844—1923）：法国著名话剧演员。

[11] 尚波尔公爵（Comte de Chambord）：波旁王朝最后一个僭王，查尔斯十世之孙，自命为亨利五世，于1883年去世。——原注

[12] 胡斯曼（Huysmans，1848—1907）：法国作家，著有《逆天》（Àrebours），埃桑迪斯正是此书的主人公。

[13] 这个词是英语Blackball（黑球）的法式拼写，表示投票反对或驱逐。以上列举的词也都是英国式的法语。

[14] 路易·阿道夫·梯也尔（Louis Adolphe Thiers，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共和国第一任总理。

[15] 比约恩斯特恩·比昂松（Björnstjerne Björnson，1832—1910）：挪威作家，19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6] 莱昂·都德（Léon Daudet，1867—1942）：法国记者，保皇派，作家阿尔封斯·都德（《磨坊信札》作者）之子。在论战中持民族主义观点，反对德雷福斯派。

[17] 勒南（Joseph Emest Renan，1823—1892）：法国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著有《基督教起源史 》。

[18] 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著有《当代法国的起源 》。

[19] 大卫王之星是两个正三角形叠成的六角形，犹太人的标记。

[20] 高康大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的主人公。

[21] 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1863—1938）：意大利作家，著有《玫瑰三部曲》。因支持法西斯主义而颇有争议。

[22] 戈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德国戏剧家，小说家，著有《织工》。曾获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

[23] 赫尔曼·苏德曼（Hermann Sudermann，1857—1928）：德国剧作家及小说家，著有《忧愁的夫人 》。

[24] 原文为法语：Que faites vous，Ma tre dans cette galère？

[25] 他此时已升职。——原注

[26] “破毁院”是法国民事、刑事案件的终审法院。

[27] 法绍达（Fashoda），今苏丹南部科多克地区。1899年，法英两军为争夺尼罗河上游地区在此地相遇，法国因实力不济被迫退出该地区。

[28] 伯里克利：卒于公元前429年，古希腊政治家、军事家。

[29] 卢比孔河是意大利中部的一条河，曾是恺撒与庞培领地的分界。对于恺撒来说，渡过卢比孔河就意味着破釜沉舟，内战不可避免。有“骰子已经掷出”，恺撒渡河开战的说法。

[30] 《圣经·新约》中有两个叫拉撒路的人。一个是生前遭受折磨，死后进天堂的乞丐；一个是患病而死，耶稣展现奇迹，令其复活的人。此处应指后者。

[31] 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

[32] 攻占巴士底狱的纪念日，即法国国庆节。

第五章

沉静的鼓手

海牙：1899—1907

欢乐，希望，怀疑——尤其是惊讶——是1898年8月29日世界上的普遍情绪。这一天，年轻的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号召所有国家聚在一起，为限制军备开一次国际会议。各国政府都吃惊不已，法国《时代报》称之为“北方的闪电”。这样一个号召竟会来自一个不断扩张、令许多国家都恐惧的军事强国，着实令人费解。尽管俄国披上欧洲的外衣已有200多年，但在很多人看来，它仍处于半开化的状态。因此，对此号召的不信任也是理所当然的。从阿拉斯加到印度，从土耳其到波兰，处处都能感受到俄国扩张的压力。“手拿橄榄枝的沙皇，”维也纳人说，“这可是历史上的新鲜事啊。”不过，沙皇的邀请却触及了一些人急于响应的心弦。

对不断膨胀的军火工业的畏惧十分普遍。位于德国埃森市的军火巨头克虏伯是欧洲最大的单一业务公司。斯柯达（Skoda）、施耐德——克鲁梭（Schneider-Creusot）、威克斯——马克沁（Vickers-Maxim），这些经过多次商业合并组成的庞大集团，连名字都很刺耳。它们在每个阵营都有利益关系，产品销往每个大陆，每一次争斗的双方都是它们的客户，每一回冲突它们都从中渔利。每年它们中的某一家公司就会制造出更致命的新型武器，当这个武器被某国的军队采用后，它的对手很快就要拥有相应的武器才能敌得过。每年军费的支出不断累积，成堆的武器越垒越高，最终致命的爆炸似乎已为期不远。

沙皇要求终止这一进程。他向驻圣彼得堡的各国公使发出邀请说，尽管过去的20年中，大家对和平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各国政府和劳动人口却把脑力和体力消耗在了创造可怕的毁灭性武器上，非常不应该”。今天还是最新科技成果，明天就已经过时，要被淘汰。“过度（l’outrance）的武器装备正在将武装和平转变为各国肩头的沉重负担，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必将会导致那场武装和平意在避免的大灾难。”阻止这种反常的军备竞赛已经成为所有国家的责任。

来自俄国的召唤超越了和平人士最疯狂的梦。这将是“响彻全球的美好音乐”，维也纳一家报纸这么说。每个国家的报纸上都能找到诸如“文明的新纪元”“新时代的曙光”“新世纪的预兆”之类措辞。在比利时，沙皇的召唤被称为是“名副其实的解放”，一个“异常重要”的行为，而沙皇将以“爱好和平的尼古拉斯”的形象被载入史册。纽约人感觉“现代史上——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历史长河上——最重要、最仁慈的运动”就要开始了。罗马人颂扬这是“使本世纪增光的伟大文件之一”；柏林人向“涅瓦河的新福音传道者”致意，这位传道者的目标在理论上高尚而美好，但实际上无法实现。空想的博爱情绪传遍伦敦，只有吉卜林一人未受感染。当时英国和俄国正要就印度西北边界问题大打出手，吉卜林写了一首名为“像人一样走路的熊”的诗，以可怕的警告回敬沙皇的宣言。这是一则残忍的寓言，一只熊在猎人的枪口下站了起来，好像在祈求，猎人“满怀怜悯和惊奇地伸出手”，把火枪放到一边，结果却被“装有钢皮的爪子”撕去了脸，身负重伤，双目失明：

当他站起身来，好似祈求，似人似兽的装扮，摇摇晃晃，

当他掩饰仇恨，遮盖狡猾贪婪的小眼神；

当他寻求宽恕，装作投降的人，爪子像祈祷的双手，

熊休战的时刻——那才是危险的时刻！

对俄国动机的质疑和冷嘲热讽也有不少。最常见的疑问是，俄国有没有事先征询它的盟友——法国的意见？既然对现状满意是裁减军备的先决条件，而法国一直对阿尔萨斯和洛林耿耿于怀，它的盟友此时的做法，在《泰晤士报》看来，是“最意外的谜团”。从法国人的反应看来，俄国并没有咨询他们的意见。“阿尔萨斯和洛林怎么办？”是《强势报》（l’Intransigeant）的总结。尽管如此，许多人觉得盎格鲁——撒克逊的帝国主义“过分自负、野心不可估量”，使大家神经紧张，维持和平已经变得越来越像“均衡的奇迹”了，此时提议开会还是很受欢迎的。

沙皇的宣言就像一面魔镜，每个集团都在其中看到了对手的身影。在德国看来，如果英国不同意裁减海军军备，沙皇的号令无疑是“以剑击水”，无济于事。几天之后，德皇便毅然决然发表声明，说：“我们的未来在于海洋。”英国人从德国人在海军上的野心中看到了重大问题。分散在各地的社会主义者考虑到沙皇政权的残酷压迫，认为不管俄国人是出于什么动机，都不太可能是对人类的热爱。德国社会主义者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断言这是一个“骗局”。许多倡导和平的人士认为这是对美西战争的回应，在他们看来，美西战争是世界灾难的序幕。许多欧洲人深信，占领菲律宾后，美国的扩张就会得到抑制。有人认为沙皇的号召是因美国战胜西班牙而起，美国人自己也并不反对。为反帝国主义者辩护的戈德金悲痛地指出，这个“杰出的召唤”到来之时，正是美国以史上从未有过的热情深深投入“军事精神和暴力政府的理念”之际。

关于动机的疑问尚待解决。有种解释的方法广受青睐：与其说尼古拉斯是为了人类，倒不如说他是出于私心，想阻止德皇捷足先登。据说后者策划在访问耶路撒冷时做出类似的声明——降福于城市和世界[1]。

亨利上校因为德雷福斯事件而自杀，很快吸引了公众的目光。10天之后，世界再一次因为伊丽莎白皇后遭无政府主义者暗杀倒吸一口冷气。美国人正为了欢迎从古巴回来的军队忙得不停，英国人的注意力还集中在向喀土穆挺进的基奇纳身上。9月以来，英法之间乌云密布，可能会随时爆发战争；正如德国大使愉快评论的，法绍达几乎涂抹掉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记忆。和平好似轰动一时的事物，和当时的氛围格格不入。

不过，欧美和平运动的忠实信徒们并不这么看。沙皇的召唤像电流一样，令他们深受触动。其中最有名的是《放下武器》（Die Waffen Nieder）一书的作者，伯莎·冯·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男爵夫人。托尔斯泰认为，此书在和平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如同《汤姆叔叔的小屋》之于废奴运动。男爵夫人的丈夫挥动着报纸回家，就像带来荷姆斯泰德消息的艾玛·戈德曼一样，听闻之后，男爵夫人喜不自禁。很快，国际和平局（International Peace Bureau）、跨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和平与仲裁协会（Peace and Arbitration Association）就向她寄发了大量的祝贺信件。“不管最后发生什么，”比约恩斯特恩·比昂松写道，“从此时起，空气中就弥漫着和平的思绪。”代表这项热情运动的人正是男爵夫人，她以金斯基（Kinsky）女伯爵的身份于1843年出生在一个日渐落寞的奥地利贵族家庭。她意志坚强，充满活力，不愿在上流社会的腐朽中沉沦，30岁时担任起冯·苏特纳家女儿们的家庭教师和陪护。她的出现引发了冯·苏特纳家儿子兼继承人的热烈爱慕，她也爱上了这位小她7岁的年轻人。无奈，她身无分文，两人的爱只能以日耳曼式的悲剧收场。“他谦卑地跪在我面前，亲吻我的长袍边缘：‘无与伦比，像皇室一般慷慨大方的女性啊，你的爱让我认识到一种特别的幸福，我愿为此奉献一生。永别了！’”而就在此时，一位“住在巴黎，富裕且有教养的年长绅士”在寻找一位成熟的、受过教育的女士担任他的秘书兼管家，这则报纸上的广告为女公爵提供了出路。她很快便被录用，而她的雇主正是火药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

诺贝尔是个怪人，既是尖酸刻薄的空想家，又悲观认命，腼腆忧郁，几乎足不出户，虽然不过43岁，却过着隐士的生活。诺贝尔通过制造炸药赚了几百万，但这项工作产生的影响却又让他寝食难安。比起秘书来说，他更需要的应该是一个愿意听他谈心的人。他对这位新雇员说：“我希望能发明一种物质或者机器，具有惊人的大规模杀伤性，以至于有了它战争就不可能存在了。”虽然他立即赢得了这位女士的同情，她也在他的陪伴中获得了“强烈的知性享受”，而且两者的关系似乎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但女公爵还是向自己的悲痛屈服了，一周之后就离开了诺贝尔，回到了她的爱慕者身边，两人私奔了。在结婚12年，以写作为一生事业之后，她发现了伦敦有个和平与仲裁协会，从而豁然开朗。该协会宣称，在19世纪末的今天，是时候让所有人济济一堂商议和平解决争端、废除战争了，这也是该协会的宗旨。伯莎·冯·苏特纳一下子就热情地皈依了这一信念，投身到为该协会在维也纳和柏林建立分支机构的努力中。她的努力在1891年的维也纳获得成功。《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对此加以宣传，因为这个场合而发表的协会宣言也将和平的理想四处传播。他们认为，新的战争在道义上行不通，因为“人们已经失去了从前的野蛮和对生命的漠视”，新的武器极具杀伤力，也使战争不再符合自然规律。他们认为，民众纵然愚钝，却也渴望和平。所有的政府都坚持务必避免战争，但与此同时也都在聚集武器备战，是结束这种“荒谬的矛盾”的时候了。

1888年成立于巴黎的跨议会联盟为了和平事业而联合各国议会，如今每年在各大首都轮流开会。美国的国际和平局把分阶段裁军和常设仲裁法庭定为其主要目标。日内瓦会议曾就亚拉巴马的争议对美英两国做过裁决，仲裁运动的势头因此在这两个国家尤其强大。这一运动的目标是用国际争端的司法解决来取代战争。支持者们认为，如果可以协商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首先各国要签订条约，继而再达成一般性条约，与此同时，战争的危害性越来越大，“不可能”再打仗了，人类最终会选择接受仲裁而不是开战。这一观点的前提是，人是理智的，战争的起因是不和，且不和是可以由其他裁决方式解决的。那是一个相信道德和物质文明进步的时代，他们不认为战争就像刮风一样，是力量的冲突。

诺贝尔也虔诚地倡议仲裁，但他不支持裁军，因为他觉得这在当前是个愚蠢的要求。他敦促建立特别法庭，各国达成协议，在就任何冲突开战之前都必须满足一年的停战期。尽管匿名，但他亲自出席了1892在伯尔尼召开的和平议会。他告诉伯莎·冯·苏特纳，如果她能“告诉我，说服我，我就会为这项事业做一些大事”。他们通过信件和偶尔的互访维系着友谊的火花，如今，他在信中告诉她，一个新的暴力时代似乎在逐渐发展壮大；“人们已经听到远处空洞而低沉的隆隆声”。两个月后，他又写道：“我愿意贡献出我的财产，建立一个奖项，每隔5年颁发一次”，授予对欧洲和平贡献最大的人。他以为这个奖项会在颁发六次之后终结，“因为如果30年后，社会改造还未完成，我们必然陷入野蛮状态”。对于这个计划，诺贝尔苦思冥想，终于在1895年以遗嘱的形式使之具体化，从而延长了几年人类的最后期限。他于1896年去世。

仲裁事业几乎在1897年1月大获成功：在美国国务卿奥尔尼和英国大使朱利安·庞斯富特（Julian Pauncefote）爵士的斡旋下，美英两国清算了领土以外的所有争端——因为对委内瑞拉事件仍然记忆犹新。然而，参议院认为这么做侵犯了其对外交事务的控制权，遂以三票优势否决了这项决议。这次失败是极大的不幸，用奥尔尼自己的话说：“不仅是国家的不幸，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的不幸。”人们对道德进步的信念也受到了打击。

这个信念之所以形成，乃是因为此前10到15年间社会各方面的进步，而进步也成为和平运动的来源。科学的长足进步把人类带入了物质财富的新阶段，已做好准备来证明这个19世纪的信念，即人的生活越优裕，就越没有攻击性。现代社会已经有了自来水、路灯、公共卫生设施、腌制和冷藏的食品、缝纫机、洗衣机、打字机、割草机、留声机、电报、电话，以及不久前（19世纪90年代）刚出现的非凡的礼物——没有马的马车，从此个人出行更方便了。如果说这么多物质上的好处都无法带来精神上的转变，新的世纪不会翻开人类行为的新篇章——简而言之，说人类的文明程度仍没有超越战争——还真不太可能。科学使得所有自然现象都变得精确，遵从定律，既然人类的物质世界可以被理解并掌控，那么社会关系为什么不可以呢？“社会条件注定要有所不同。”伯莎·冯·苏特纳男爵夫人坚定地写道。年轻的一代也赞同。“我们在1898年真心以为战争的时代结束了，”一位当时31岁、名叫于连·班达（Julien Benda）的法国知识分子说，“从1890年到1905年那15年间，我们一代人都对世界和平怀有真切的信念。”

除了信念以外，恐惧也是和平运动的推动力，人们恐惧的对象正是机械时代释放的能量。机械的能量不断累积，新的技术工具、创造发明接连问世，令人们心神不定，似乎人们聚集在手中的能量已经超出了他们能够控制的范围；这些能量如果不加以限制，恐怕会逃脱出去，不听将令，反过来毁掉造出它的人。1820年，全世界创造的机械能有778吨（这个数目是由矿物燃料和水力的煤当量统计而来），而1898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1500万吨。人均生产力也以相同的比例增加。各大国的领土和实力也膨胀起来。因为公共卫生和医学的发展，死亡率大幅下降，结果到1870年，欧洲的人口与1650年相比增加了1个亿。与此同时，大英帝国获得了470万平方英里（约1217万平方千米）的领土，法国获得了360万（约939万平方千米），德国100万（约259万平方千米），比利时90万（约233万平方千米）。对于比利时来说，殖民地的面积是本土面积的77倍。同一时期，美国的人口翻了不止一番，人均生产力是以前的4倍。卡内基钢铁公司的利润从1896年的600万美元上升到了1900年的4000万美元。内燃机取代了蒸汽机，成为新的原动机，由此产生了石油工业。汽轮机和柴油机增加了新的电机功率，水力电能推动着无数的发动机。轮船的吨位、速度和载货空间都在增加。那个年代的拳头产品——钢铁，随着贝塞麦转炉的发明，用途越来越多，成为众多物件的原材料。创造发明的相对率在19世纪90年代到达了历史高峰。铝及其他轻金属合金被开发出来。化学工业创造出新的材料和工序。所有的工业国家都开始采用“美国体系”，即使用通用零部件的批量生产方法。炸药作为爆炸剂使得大型挖掘项目成为可能：采石场、矿井、辛普伦火车隧道、巴拿马运河等庞大的建设项目都用到了炸药。1867年，当诺贝尔首次将炸药投放市场时，它的产量只有11吨。到了1897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了66550吨。重工业筹措资金所必需的财团们联合起来，组成了卡特尔和托拉斯，拥有巨大的金融资源。

最能体现这些能量累积的莫过于武器等战争装备了。人口的增长使得维持常备军成为可能，欧洲大陆诸国步德国后尘，在1871年后纷纷采用了征兵制。武装大规模的军队需要大规模的工业，于是原材料、矿藏、铸造、物流运输都囊括在了军火商的控制下。面对几乎无限的市场和利润，军火商们干劲儿十足，迎头而上。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10年间，弹夹供弹的小口径步枪、马克沁机关枪以及无烟火药的引入彻底变革了地面战争。这些武器加在一起，使火力的射程、速度、精准度翻了5倍，转变了战斗的性质。在滑铁卢战场一分钟发射3发炮弹的步兵团，现在可以一分钟发射16发。使用小口径步枪，子弹的射程更远，精准度更高。野战炮的发展同样增加了炮火的效率。尤其是在1887年至1891年由诺贝尔获取专利的无烟火药，大大开拓了战场。这项发明使作战的视野更清晰，允许枪炮隐蔽，加快了重新装载炮弹的速度，把火药的射程和准确率从1000码增加到了5000—6000码（1000码约为914米，5000码为4572米，6000码约为5486米）。战场的范围因此大为扩张，军队可以在枪林弹雨中看清敌人。虽然没有什么人开始怀疑，但当时的条件已经表明，火炮将取代步枪。与此同时，鱼雷和深水炸弹大为扩展了海军的战斗力，技术实验也预示了潜水艇可怕的攻击力。

有的人崇拜世界的血管里所流淌的能量，有的人害怕它，他们和易卜生一样，认为“我们正载着尸体航行在大海上”。让所有国家聚在一起，共同努力按下减速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以至于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都不能置若罔闻了。他在1897年的市政厅演讲上说，武器的累积和每一年在“死亡装置”上的进步，如果不加以阻止，将导致“相互毁灭的可怕结果，对于基督教文明是致命的”。虽没有提及裁军，但他说到，预防灾难的唯一希望在于集结各国力量，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求同存异，最终“签署某种国际宪法”。索尔兹伯里勋爵从来不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还没有发展到说这么做将全面终结战争的地步。他的希望停留在“长期繁荣的贸易和持续的和平”之内。

沙皇并不比索尔兹伯里更爱好和平、更理想主义；1898年，沙皇年方30岁，是个又瘦又高、木头木脑的年轻人。此人没什么洞察力，心中只存一个念想，那就是：绝不削减祖先留给他的贵族权力，并以此统治俄国。他那狭隘的观念是“受他母亲身边众多侍女的影响”，主教公会检察长波别特诺斯采夫（Pobiedonostsev）说过。他的努力集中在阻止立宪上，对其他的事情没有兴趣，也没有政治能力处理它们。与精神饱满的德国皇帝不同（德皇每接到一份急件都按捺不住、急于出牌），沙皇觉得国际事务很伤脑筋。“真是的，”他在法绍达风波和德皇访问耶路撒冷期间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世界上怪事不断。读到这些消息都要耸耸肩。”

和平大会不是他的主意。这个想法是三个重要部门的大臣——战争部、财政部和外交部——想出来的，有着实际的原因。道理很简单：俄国在军备竞赛中落后了一大截，已经不可能赶上来了。战争部大臣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Alexei Kuropatkin）将军获悉，俄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奥地利正打算使用改进过的速射野战炮。这种野战炮每分钟可以打6发炮弹，德国和法国已经拥有了。俄国的野战炮每分钟只能打1发，要想重新武装整个炮兵团是没指望的，因为为了武装步兵团，他们已经捉襟见肘了。库罗帕特金认为，要是能说服奥地利延期10年购买新火炮，俄奥两国便能省去这笔开支——何乐而不为呢？因为两国都武装也好，不武装也罢，“如果俄奥打起仗来，最终结果都一样”。

于是，库罗帕特金带着这个简单而伟大的构想来到了沙皇面前，沙皇看不出来有什么缺陷，便叫来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Muraviev）公爵，后者为了规避风险又找来财政大臣维特公爵一同参谋。维特公爵是个积极能干的人，既有常识，性格又强硬，在沙皇手下的大臣中是与众不同的。面对死气沉沉的独裁和侵蚀，维特正努力在现代工业世界中为俄国寻找位置。他对花在武器上的每个卢布都怀恨在心，憎恨对战争的介入，并认为军备竞赛可能会变得“比战争本身更令人苦恼”。然而，他指出，库罗帕特金的中国式哲学要求在一开始就要认同敌人，这是建立在对奥地利人的信任上的，所以不可能办到，也很有害处，而且这么一来“我们财力不足的事实也暴露在世界面前”。维特的想法是，以一份国际性的新武器暂停协议来取代俄奥两国之间的协议。他向穆拉维约夫详细讲述了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增加，给世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后果，如果限制武器的协议奏效，人类将因此得到莫大的恩惠。维特后来写道，这些“相当陈腐的想法”，对穆拉维约夫而言还很陌生，而且显然使他印象深刻。几天之内他便召集内阁会议，请各部大臣商议和平会议的呼吁。沙皇也同意了。要是世界那可怕的脚步能慢下来就好了，沙皇和他的顾问们这么想：只要能做点儿什么来“阻止人们发明新东西”，俄国便能从中获益。

就在此时，一部六卷本的宏伟著作《战争的未来》在俄国出版。维特认得此书的作者伊万·布洛赫（Ivan Bloch），也了解他的观点；至于这些观点是否影响了维特自己的看法，暂且不知。布洛赫是个自学成才的人，他改信了犹太教，对做铁路承包生意成就未来不太满意，便出国进修，在外国的大学研究起经济学和政治学。他从西欧回来后曾在华沙停留，并成为银行业和铁路行业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和维特结识。此时，他已完成了几本探讨工业和货币政策问题的学术书，正准备投身到他最重要的著作中，这部著作也注定使他跻身不朽人士的行列。在商业领域的研究和经验使他的顾虑日益增长，他意识到，过去那种有限度的战争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了。征兵制意味着全民皆兵，在他眼中，未来的战争会把参战国的所有力量和资源都耗尽——它们无法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便拼死顽抗，直到两败俱伤，完全崩溃。各国之间在金融、外贸、原材料及所有商业上的关联说明胜利者和被征服者的命运互相纠缠，难以分开。而现代武器的杀伤力则意味着杀戮的升级。一天之内结束的战役已经成为过去；战役将变成围攻，平民也会被拉进战争中。现代国家想要在战争中获胜，就不得不付出资源毁灭、社会解体的代价。战争已经“不可能了，除非想自取灭亡”。

这一结论使得布洛赫走向和平运动之路（抑或者是参与了和平运动才启发他得到上述结论）。为了增加说服力，他动用了比战争更可怕的东西——社会革命。他主张，如果当前的状况继续下去，各国面临的要么是军备竞赛导致的枯竭，要么就是战争惨祸，无论如何都是“社会秩序的动乱”。在一个毫无结果的产品上消耗国家资源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民众反对军国主义的原因之一。因此，政府备战的时候也在“为社会革命的胜利做准备”。布洛赫认为，如果政府能被这个论点说服，它们就会在战争之外寻找解决争端的方式了。他的六卷本著作结合了大量有关火药、封锁、运输能力、伤亡率的事实，以及每一个军事和经济上的因素，来证明现代国家的脆弱。和马克思一样，布洛赫根据特定的情况推断出一条不可避免的历史结论，即在军备上的花费必然使国家“枯竭”，正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使无产阶级越来越贫困一样。但不论是布洛赫，还是其他的和平运动传道者都没有考虑武装力量，以及参与其中的产业、工厂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

对社会革命的恐惧在俄国确实是个有效的论据，沙皇成了布洛赫的听众，穆拉维约夫所做的宣言也呼应了布洛赫的观点。这位外交大臣显然被布洛赫说动了。在向英国大使传递这份文件时，他特别要求对方在报告中强调，俄国的和平倡议将使“对现状不满、躁动不安的阶级”意识到，强大的政府和他们一样，也认为国家的财富应该更有成效地加以利用，而不是花费在“毁灭性的竞争”上。英国大使温和地回应道：“想要在启发这份非凡文件的高尚情操面前麻木不仁，是很难做到的。”

“这是我听过的最荒谬的废话。”威尔士亲王在给沃里克夫人的信中写道，他的态度就没那么温和了。他发怒的时候，口气很像他的母亲。“这件事根本办不到。法国是绝不会同意的——我们也不可能。”他断定，这是“那个老狐狸的新花招”，那个“诡计多端的阴谋家”——说的是穆拉维约夫——“诱使沙皇做出的决定”。这基本上也是各国政府的看法。它们都很厌恶沙皇的提议，但是又都接受了开会的邀请——因为没有谁愿意成为拒绝提议的人——而与此同时又预料这次会议只会制造麻烦。正如奥地利外交大臣所说，这么一来，政府向议会申请批准更多军费支出时就更难办了。

虽然遭到了打击，穆拉维约夫还是在1899年1月毅然决然地发出了第二封通函，概述了大会的日程，包括八大议题。第一个议题倡议签订协约，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内不增加军队数量或军费开支。最后一个议题倡议就仲裁的原则和程序方案达成一致。第二、三、四个议题对新型武器以及预计会产生的战争手段做出禁止或限制，比如潜水艇、窒息性毒气，以及“从气球上抛投炸弹”——当时还没有对应的术语。第五、六、七个议题是关于陆战的法规和惯例，并要求将1864年的日内瓦公约延展到海战上。和平运动人士对第二至七个议题并不满意，他们想要废除战争，而不是缩小战争的范围。他们怀疑，之所以有这些议题，是为了激发受邀政府及其军事代表的兴趣及积极性。事实也正是如此。

大使馆骚动不安，外交邮袋鼓鼓囊囊，塞满了急件，大使们纷纷拜访外交部部长或大臣，跳着特有的社交“小步舞”，竭力探听所在国家政府的意图。德国的报告上说，索尔兹伯里勋爵“极度怀疑”；奥皇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不看好”这个倡议，认为对军事发展的任何限制都“不可接受”。在罗马，威斯康蒂-韦诺斯塔（Visconti-Venosta）侯爵谢绝作为意大利代表参加会议的邀请，认为“不太可能取得任何有效的结果”。华盛顿愿意派出代表，但不会做出任何限制武器的举措。比利时满怀“焦急和遗憾”等待着大会，担心战争法规的任何改变都会巩固入侵军队的实力，限制正当防御、抵抗侵略的权利。柏林似乎已经通过增加三个军团的举动，来表达其对大会的态度。从这个首都到那个首都，意图的变化都不大：人们都认为限制军备“不切实际”；对新发展的约束“不会受欢迎”；涉及“国家荣誉或重大利益”的仲裁他们不能接受，尽管小问题上也许是可行的。不过，战场上的准则还有协商的余地。

穆拉维约夫担心和平运动人士兴奋的交谈会令政府官员曲解他的倡议，于是亲自走访了各大首都，通过访谈解释俄国的真实意图——不过是为现状设定一个上限。看起来是多么通情达理！他暗示道，大国甚至会就一个固定的参军人口百分比达成共识呢，这样一来裁军的同时也“维持了和以前一样的机会”。“白痴。”德国皇帝在备忘录的边缘记录道。

面对沙皇的提议，没有谁比威廉二世更焦虑的了。在这位德国皇帝看来，军队的功能和国家以及他自己不相上下，而他当然是国家的化身。他习惯身着白色斗篷和闪闪发光的钢盔亮相，这些东西以及耀眼而华丽的制服、飞驰的骑兵、带着军队颜色的甲胄、武器发出的嗒嗒声、军官和军队的所有配件，还有新近发现的、海上力量的耀眼图景……这一切都是同一颗珠宝——武装部队——的刻面。至于其他的东西，国民议会、政治党派、财政预算、选票等差不多都是麻烦事，不过外交不在其内。真正懂得外交的只有君主，低层次的人只会把它搞砸。

威廉二世于1888年登基，时年29岁。他那可怜的父亲只当了90天的皇帝就死了，当时自由统治的火花在德国短暂地闪耀了一阵，又熄灭了。和他的父亲不同，他的第一份公告不是“致我的人民”，而是“致我的军队”。他宣告：“我们属于对方，我和我的军队；我们为彼此而生。”在给新兵提意见时，他对上述关系做出了解释：“你们必须向亲生父母开炮，如果这是皇帝的命令。”他对德国及欧洲事务的个人责任感是通过在谈话和演讲中频繁使用“我”和“我的”来表达的。“帝国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我；我无法忍受其他任何人。”几年后他又说：“欧洲没有政治势力的制衡，只有我一个人——我和我的25个军。”不过，他倒也愿意对全能的上帝敬让三分，因为他是“我家古老的盟友”。如此这般的言论令人们直摇头，很多人都和威尔士亲王一样深思，如果德皇的父亲还在世，“局势肯定大不一样”。不过，威尔士亲王仍然为他的外甥[2]辩护，说他的演讲在德语里没有这么荒谬，译成英文就变了味。

德国皇后说，她很长时间没见过她的丈夫为了一个突发事件如此恼火了——有人闯进了他自封的领地，此人就是沙皇“尼基”。德皇一直神气十足，自诩为沙皇的指导老师和保护人，用英语给他写长篇累牍的信件，以“威利”署名结尾。无论德皇有没有类似发表耶路撒冷声明的意图，“走到台前的竟然另有其人，这令他无法忍受”，正如他的朋友奥伊伦堡（Eulenburg）伯爵所说。

德皇看了一眼便知道这是个“全面裁军”的提议，立即看出了结果会和自己切身利益相关。他匆忙给尼基去了封电报。他指责道：“一位亲手掌控兵权的君主，把有百年历史的军队解散……把他自己的城邦拱手让给民主和无政府主义，真是难以想象！”尽管如此，他还是确信沙皇会因为这个人道主义的提议受到世人的褒奖，“19世纪最有意思、最出人意料之事！此后，整个世界都将慷慨赠予你荣誉；即便计划因为细节问题而落败。”与沙皇随后的通信被他弄得乱七八糟，纸页的边缘都是“啊！”和“！！”以及或严肃或庸俗的评论意见——第一条还挺有见解的：“他把一种强大的武器交给了我们的民主派和反对派。”他一时把提议比作斯巴达人要求雅典人同意不再重建围墙，一时又突发奇想，潦草写道：“克虏伯怎么发得出工资呢？”

德国和俄国不同，没有和平的动机和缘由，即拮据的处境。工业不发达不是德国的问题。穆拉维约夫访问柏林时和奥伊伦堡伯爵说，俄国提议背后的指导思想是，逐年增长最终会让所有国家到达“不能”（non possumus）[3]的状态。他选择了一个最差劲的论据。德国人的字典里就没有“不能”这个词。此时的德国生气勃勃，到处是物质上的成功。经过几十年的战争，1871年德国统一，繁荣发展接踵而至，就像内战后的美国一样。物质资源的发展释放了能量。19世纪90年代的德国正处于25年黄金期的前半段，国民收入翻番，人口增长50%，铁路里程增加50%，城市越来越多，对外殖民迅速崛起，巨型工业开始成形，这些企业积累财富，并持续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在这个时期，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的轮船帝国吨位增加了7倍，资产增加了10倍。埃米尔·拉特瑙（Emil Rathenau）开发了电器产业，10年内聘用的工人人数增加了3倍。I·G·法本（Farben）开创了苯胺染料。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在鲁尔掌控着煤炭和钢铁王国。有了新的冶炼技术，洛林的含磷铁矿也可以利用了；1898年德国的煤铁产量比1871年增加了4倍，已经超越了英国。德国的国民收入也在那个时期翻番了，虽然还不及英国；如果按照人均收入来算，只有英国的三分之二。德国的银行在世界各地开分行，从墨西哥到巴格达，都有德国的推销员在销售德国的产品。

德国的大学和技术学校声名远播，德国的技术最为精湛，德国的哲学家最有影响。威廉皇帝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是世界顶尖的化学实验室。鼎鼎有名的科赫（Koch）、埃利希（Ehrlich）、伦琴（Roentgen）都是德国人，不过伦琴1895年发现的X射线与其说是德国的，倒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因为从1897到1899年，英国的J·J·汤姆森（J.J.Thomson）发现了电子，法国的居里夫妇用放射物成功释放能量。德国的教授们鼓吹德意志理想和德意志文化，哈佛大学的库诺·弗朗克[4]也在其内。在他的眼中，德意志民族志向的每一个领域都涌动着热情的生命、旺盛的活力。对于这幅神圣的奇观，他的崇拜之情几乎难以自持。

“健康、力量和秩序在德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呈现。”所有造访此地的游客都会印象深刻，“这些欣欣向荣、被悉心照料的农场和产业，这些蓬勃发展的村庄，这些妥善管理的森林……这些飞速发展的城市，活跃着营养充足、举止得体的市民……有着引以为傲的市政大厅和庄严宏伟的法院，到处都是大戏院、博物馆，交通工具也令人艳羡，健康娱乐设施的安排堪称模范，大学和技术学校气氛严肃认真。”这些举止得体的人，特征是“能够有秩序地管理政治集会；工人阶级头脑清醒，意志坚定，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为社会的进步而战”，以及“对所有形式的艺术都保持礼貌和尊敬”。统治所有东西的是“宏伟的军队，有着男子气概的纪律和高标准的职业操守”，而每一个成分都展现了“组织性极强的集体意志，向着国家存在的更高形式迈进”。很显然，这种情绪和自我限制的提议并不合拍。

正如德国历史学家解释这不可思议的国家崛起时所说的，刺刀是德国之所以伟大的缘由。特赖奇克（Treitschke）在《19世纪德国史》一书中就鼓吹国家的至高无上——战争是国家推行政策的工具，国家有权为荣誉或国家利益开战，这个权利不容侵犯。特赖奇克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花了15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部五卷本、数千页的著作。德国军队正是这部福音书的化身。军队的权威和声望每年都在增加，军官们的高傲难以用语言形容，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在群众当中引发了几乎迷信式的崇拜。任何人假如被指控为对军官无礼，都可能以间接的大不敬（lèse majesté）罪受到审判。德国女士甚至要在人行道上为军官让路。

1891年，泛德意志联盟（Alldeutsche Verband）成立，它的计划是团结所有日耳曼民族的成员，无论他们身居何方，组成一个泛德意志国家。其核心是包含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奥地利、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的“大德国”，完成这个初级目标后，再继续扩张、统治全球。该联盟派发的海报张贴在商店橱窗，写着：“世界属于德国”（Dem Deutschen gehört die Welt）。联盟的创始人恩斯特·哈斯（Ernst Hasse）在简单的目标陈述中宣称：“我们渴望领土，即便是属于外国人的领土；拥有了领土，我们就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塑造未来。”他的国人觉得有能力胜任这个任务。

国与国之间爆发任何一场战争——比如1895年的甲午战争和美西战争——德国都强烈地渴望插一脚。在马尼拉海湾指挥德国太平洋舰队的冯·迪德里希斯（Diederichs）上将急不可耐地想和菲律宾人打上一仗，杜威（Dewey）上将[5]气得脸都红了，咆哮道：“如果你们的司令手痒的话，现在就来打吧！”——杜威显然获得了英国舰队的支持，虽然是暗地里的——如此才使得迪德里希斯退却。国务卿海伊评论道：“在德国人看来，如果某个地方爆发了战争，而德国没有去捞一把的话，这绝对是骇人听闻的。”杜威理所当然地认为德国人“很没礼貌”。“他们太莽撞了，野心太大，”他说，“总有一天他们会因为做得过分而失败的”。

处于国家顶层的德国政府从本质上说是变化无常的。大臣独立于议会存在，听从君主的任命，而在这位君主眼里，德意志国会里都是“蠢驴”。只有贵族成员才有资格担任政府公职，政治生涯的前提是无条件地接受保守党的原则，所以，新人才被政府拒之门外。“甚至最听话的自由党也没机会，”《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的编辑遗憾地感慨道，“他们从未担任过任何哪怕有一点点重要性的职位。”自从德皇在1890年罢免了俾斯麦的官职后，就没有一个头脑活跃、创意十足的人在德国担任重要的公职了。现任总理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亲王（Prince Chlodwig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是因为和俾斯麦差得很多才被选中的。这位温和慈祥的巴伐利亚人的座右铭据说是：“永远穿黑大衣，少说话。”外交大臣伯恩哈德·冯·彪罗（Bernhard von Bülow）伯爵是个优雅的绅士，温文尔雅、自视过高到了极致，谈话时似乎总是不停揉搓着双手，好像是个卖毯子的商人。他常在袖口潦草地做笔记，以免忘掉皇帝陛下任何一个小小的心愿。为了能像贝尔福那样，在议会行动自如，彪罗对着厕所的镜子练习抓住西服翻领说话的办法，一位外交部专员负责指导他。待到冯·彪罗在议会起身演讲时，一位消息灵通的旁观者小声说：“快看，他就要抓住领子讲话了。”

在彪罗身后执掌对外政策的是看不见的荷尔斯泰因（Holstein），他以拜占庭宫廷的方式行使权力，却不要名义上的职位。他认为所有的外交都是阴谋，外国政府的“序曲”背后都隐藏着诡计，对德国的憎恨是它们制定对外政策的前提。他向彪罗解释道，大国的利益并不一定是维持和平的现状，而是“压制住它的对手和敌人”。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怀疑”，俄国的目标“不是和平而是权力”。彪罗赞同这个看法。他对特使训话时，警告了各种陷阱和阴谋，穆拉维约夫的意图在他看来就是一篮子的毒蛇。他给伦敦的大使去信说，“如果和平和裁军的想法……能被英国人否决”就好了，“这样我们就不必走到前台唱反调了”。他相信他的驻英大使能够在和贝尔福先生谈话时设法引导后者完成上述目标。

不过，想要索尔兹伯里首相的代理外交大臣贝尔福先生落入彪罗的陷阱，没那么简单。英国政府虽然对结局有所怀疑，却不像德国人一样，感到国际会议是一种威胁，也不愿承担破坏会议的责任。更何况，如果此时反对，英国政府势必遭到民众的藐视。沙皇发表宣言之后的4个月里，外交部就收到了各个公共团体的750封决议，支持国际会议的想法，表达了“真诚的希望”，引用其中一封决议的话说，女王陛下的政府会对会议施加影响，确保其成功，“如此，将得到一些实际的结果”。寄送决议的不仅有固定的和平协会和宗教团体，也有镇民大会、郡县大会、乡区委员会、郡议会等，由市长签字，盖上郡县印章，郡首席治安长官转发。有些决议没有官方支持，简单地署名为“贝德福德人民”“罗瑟勒姆居民”或者“巴斯的公众集会”。许多决议是自由党的地方组委会寄出的，不过保守党以及英国圣公会团体是缺席的，尤其引人注意。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所在的各大派别——浸礼会、循道宗、公理会、基督徒勉励会、威尔士新教、爱尔兰福音派等——都对和平会议表示了支持。公谊会还收集了有1.6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圣经协会、成人学校、曼彻斯特商会、苏格兰西部和平与仲裁协会、新教异议者总理事会、莱斯特市市长、谢菲尔德市首席地方长官、普尔市市镇办事员等都签了名。

装订成册的决议上有着颤巍巍的“S”标志[6]，表明索尔兹伯里爵士在留意民意的动态。以阿伯丁伯爵和伦敦主教为首的国际和平远征会（International Crusade of Peace）代表团访问了贝尔福先生。贝尔福以优雅的演说接待了他们，称他“对未来战争规模的减弱——虽然不是绝迹——保持乐观的态度”，并盼望着即将召开的会议成为“人类进步的伟大地标”，不管能不能产生任何实际的结果，他补充道。这种态度和彪罗的希望并非完全一致。

一位名叫威廉·T·斯特德（William T. Stead）的记者可谓是这场和平运动的缩影。那个时代热情洋溢、多产的记者有不少，而他是最突出的一个。可以说斯特德行善的热情就像滚滚江水，奔流直下。他的精力永无止尽，他的乐观不曾枯竭，他的自负无与伦比。他自诩为新闻业的教皇，注册的电报地址是“伦敦，梵蒂冈”。他在19世纪80年代编辑了有自由派日报之称的《蓓尔美街报》（Pall Mall Gazette）[7]，刊载了一系列爆炸性新闻，使这份报纸成为公共生活的必需品。“你太强悍了，始终如一地强悍。”该报的忠实读者威尔士亲王断言。斯特德不畏艰险、不顾一切地加入了各种改革运动，从保护性工作者权益到“理智的帝国主义”，囊括了反对保加利亚暴行[8]、西伯利亚囚犯生活、戈登将军放弃喀土穆、刚果奴隶制、特拉法加广场“血腥星期天”的受害工人以及支持婴儿领养、村镇图书馆、世界语、国际学者通信、给穷人提供住宿等活动。他的一篇题为“现代巴比伦——少女的献祭”的文章令他声名狼藉，此文描述了他亲自以5英镑的价钱买下了一位13岁的少女，以此来戏剧化地表现采购女孩、组织卖淫的罪恶。此文引起举世轰动，给斯特德引来一场官司，他以诱拐的罪名遭到起诉并被关押，但除此之外，此文也成功地迫使一份修正案的出台，使英国的性行为合法年龄从13岁提高到了16岁。

斯特德1889年访问了俄国，采访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从此成了英俄关系的簇拥者，也喜欢上了俄国的一切。应友人费希尔上将之请，他发起了支持建设强大海军的活动；他与布斯（Booth）将军合写了《在最黑暗的英格兰》一书；参与了塞西尔·罗兹发起的帝国联邦和英语国家联盟的活动。1893年去过芝加哥之后，他决定改革那座城市，于是在一本名为“如果嫉妒降临芝加哥”的书中曝光了该城的罪恶，并展示了一份改造方案。他还组织了一个公民联合会，邀请包括波特·帕尔默夫人（Mrs. Potter Palmer）[9]在内的名人将改造方案付诸实施。在这次访问中，他和奥尔特盖尔德州长交谈，并邀请菲尔登（Fielden）——一位被赦免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他一同演讲。

贯穿斯特德所有社会活动的原则是他相信人类有责任改善社会，并传播英国式的治理方式。他喜欢用“上帝的英国人”这个词，并愿意把这个人物想象成纠正社会不公的形象——他所获得的每一分力量都是仁慈的影响。就同一个问题他经常变换立场，比如他既支持裁军又支持建设强大的海军，因此有人指责他缺乏诚意。事实上，他在任何特定的时刻都是至真至诚的，只是他的想法比较灵活。

1890年，他创办了自己的杂志：一份名为“评论回顾”（Review of Reviews）的月刊。他有意使此刊在英语世界广为流传，使人们读它就像“过去的人们读《圣经》一样……从中发现上帝的旨意和他们对同胞的责任”。他觉得月刊难以满足政治出版物的要求，急切地希望获得某个百万富翁的资金支持，让他出版自己的日报。又一次他在巴黎告诉一位朋友：“我去圣母院和上帝就这个问题谈了一阵。”

憎恨斯特德的人是有，但他的朋友中也不乏名人。除了罗德与费希尔，还有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枢机主教曼宁（Cardinal Manning）、艾舍尔勋爵（Lord Esher）、米尔纳勋爵（Lord Milner）、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夫人和沃里克夫人，后者还为他安排了一次和威尔士亲王共进午餐、促膝谈心的机会。他采访过各国君主、内阁大臣、大主教，帮助过所有“受压迫的种族、遭虐待的动物、低收入的打字员、被误解的女性、受迫害的牧师、遭诽谤的公众人物、想自杀的人、各种各样狂热的传教者，以及没有子女的父母”。他演说时滔滔不绝，作为演讲家，就像“踩着弹簧高跷一样，从地球上的一处跳到另一处”。除了写书、编辑、旅行、采访、演讲以外，他22年间为《评论回顾》写过或口授过8000封信件，平均一天10封。他是招魂说的拥护者，自认为是查理二世的化身，后者希望凭借他来弥补前世所犯下的错。

斯特德个头不高，面色红润，长着明亮的蓝眼睛，浅红色的胡须。他讨厌黑色绒面呢制品，所以穿着粗糙的花呢大衣，戴着软扁帽。他充满善意，却没有足够的判断力。用米尔纳勋爵的话说，如果他的判断力能和精神与人品成正比的话，他将令人“难以拒绝”。一位美国记者在斯特德身上看到了那一代英国人的所有特质（被放大了好几倍），称赞他为“19世纪的理想典型”。米尔纳认为他是堂·吉诃德与P·T·巴纳姆[10]的结合——这两个人也许就是一回事吧。

斯特德自然是仲裁的热情拥护者，他认为仲裁的结果是成立世界法院，最终形成一个欧罗巴合众国。早在1894年，沙皇发表宣言之前，斯特德便倡导各大国签订协议，在世纪结束前不再增加军费预算。当俄国的提议横空出世时，斯特德觉得这乃是发展他的事业的最好机会。为了说服世人相信沙皇的诚意，并激发大家对大会的支持，他准备了一套浩大的活动，其中之一就是以个人身份访问各国首都。这次访问将以对沙皇的采访告终，在这一点上，他没有被威尔士亲王的想法震住，后者通过沃里克夫人告诉他，这位年轻的统治者——也是他妻子的侄儿——“意志薄弱得像水一样，……没有一点儿骨气，对你而言毫无用处”。在路上，斯特德还计划采访教皇、德皇、法国总统，以及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在他看来利奥波德会被说服成为小国同盟的代言人。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官方干涉，他去外交部拜访了贝尔福先生。起初，他觉得贝尔福“冷淡、刻薄”，但在斯特德的狂轰滥炸下，贝尔福的态度也强硬起来。他无法理解，斯特德怎能如此漫不经心地谈及“俄国实力的不断增长”，他们这一辈是没什么，“但是我们的子孙怎么办？……假如俄国主导整个欧洲东南部，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不过，他并没有给斯特德的访问设置任何障碍。

和平大会的消息发出不到一个月，斯特德就上路了。他在巴黎没能见到菲利克斯·福尔总统，但他见到了克列孟梭，后者称“这次大会不会有什么结果”，并拒绝改变看法。利奥波德国王、德国皇帝和利奥十三世教皇也避开了他，只有尼古拉斯二世遵照其父10年前对斯特德的许诺，召见了他，甚至还带上了两位听众。皇室亲切得让斯特德晕头转向，他还不习惯在宫廷里走动，以为是沙皇人品出众，哪曾料到这是君王的惯用手段。不管怎样，他决心已定，要塑造尼古拉斯二世的英雄形象。他告诉他的读者，这位沙皇极具魅力，有同情心，机警敏捷，头脑清醒，还很有幽默感，真诚坦率，谦虚得令人钦佩，拥有贵族气派，意志坚强，记忆力惊人，还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广博的知识面”，而所有这些优点都是为了和平事业服务的。斯特德对俄国的赞美跟俄国的真实意图相去甚远，以至于俄国大臣向英国政府抱怨说，如此描述令他们“太困窘了”。但斯特德的文章却成了和平运动的天赐甘露。回到伦敦后，他买下了一份新的周刊，名为“战争对抗战争”，组织起国际和平远征会，鼓足他那极度活跃的干劲儿，加强公众对和平大会的期待，大会不能也不允许失败。

公共舆论也不是一边倒。就算自由党——也不是自由党的全部——和斯特德一样热情万分，保守党也不会买账的。所有的民族中都存在着威廉·欧内斯特·亨利（William Ernest Henley）歌唱的那种“在我血液里流淌的战斗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得后来成为著名和平运动人士的罗曼·罗兰在1898年欢乐地高呼：“给我战斗吧！”那个时代的物质主义，生活的安逸富足，取代肌肉的金钱和权力，使得许多人心生厌恶，甚至刻意寻找紧张感——年轻的西奥多·罗斯福就向落基山进军了。人们需要更高贵的东西，从战场上的危险、肉搏、牺牲甚至死亡中，他们看到了高贵的光芒在闪烁。记者亨利·内文森在志愿军接受军官训练时，感受到一种尚武的热情，并对他的社会主义同伴们宣称，他“不愿活在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似乎觉得当时的热情部分是由于对战争的无知，部分是受吉卜林和亨利的影响。

在一定的限度内，亨利是保守党中的斯特德，尽管他没有斯特德粗犷的力量和社会责任感。歌颂条顿优等民族的赞美诗中，没有哪首能胜过亨利的《英格兰，我的英格兰》。英格兰“披着盔甲的手”指引着欣欣向荣的命运，“强大的人种”无与伦比，她的船只为“凶狠而年迈的大海所欣喜”。英格兰是——

上帝选中的女儿

远古之剑的皇后。

这个词里散发着危险

你吹响的号角

英格兰啊！

天堂里响彻你的号角！

这是走向极端、变得发狂的爱国主义，它代表的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种情绪。美国人也带着同样的情绪倾听阿尔伯特·贝弗里奇（Albert Beveridge）的咆哮：“我们是政府的民族……必须听从血统的召唤。”

达尔文登上“贝格尔”号（Beagle）海军舰艇，完成哥伦布之后意义最为重大的航行，是产生上述情绪的间接原因。一旦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的发现被应用在了人类社会，便给下述理论提供了哲学依据：战争是自然界固有的，也是一种高贵的体验。通过战争这种冲突形式，更强大、更优越的种族存活下来，因此推进文明的进步。德国的思想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军事科学家像鼹鼠一样孜孜不倦，像斗牛犬一样坚韧不拔，他们深入研究这个理论，将之提升到国家信仰的层次。瓦格纳的女婿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在他的德语著作《19世纪的基础》中提供了区分种族的理由。他说，雅利安人在身体和灵魂上都比其他人优越，所以有权做地球的主人。特赖奇克解释说，战争净化并统一伟大的民族，是爱国主义的源泉。战争鼓舞伟大的民族，是力量的源泉。和平死气沉沉、颓废堕落，永久的和平不仅“遥不可及，也是不道德的”。用德国将军戈尔茨（von der Goltz）和伯恩哈迪（Bernhardi）的话说，战争的体验如此高贵，推而广之，便成为必要。更高贵、更强大、更优越的种族有权利也有责任扩张开来，统治劣等民族。在德国人看来，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是劣等的。在其他国家看来，劣等意味着殖民。达尔文主义成了白人的负担。帝国主义获得了道德使命。

达尔文的间接影响被马汉上校神话了。国与国之间“正当的碰撞”“显然是进步的法则”，他在1897—1899年间的一系列文章中说道。这一系列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教育美国人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上述引文出现在《战争的道德观》上。在另一篇名为“20世纪展望”的文章中，他写道，“我们种族未来最不祥的征兆”莫过于“拒绝承认军队和战争”的趋势，否认“英勇理想”的源泉，这种想法近来甚嚣尘上，很得人心。马汉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如果文明国家放弃备战，借助仲裁来解决争端，这将是可能出现的最不幸的事。”他的中心思想是，权力、军队、战争是决定一国命运的重要因素，依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仲裁，只能是空想。如果仲裁可以取代陆军和海军，那么“失去了战斗力量的”欧洲文明“也许就活不下来了”。但是，马汉也认为人们的道德意识会在20世纪有所提高。他相信人类的进步，不然也不会如此积极地宣扬权力。马汉正直的道德态度在他和妻子、两个成年女儿的照片上表现出来。四双眼睛直视前方，凝视着镜头。四个人的鼻梁坚挺，嘴角坚毅，女士们身着高领衬衫，喉咙处别着饰针，帽子戴在高高盘起的头发上，整个人看起来“对未来有一定程度的确信”，这样的人和里布尔斯代尔一样，快要绝迹了。

许多代言人都以各种不同的名目表达过斗争之必要。亨利·柏格森谈生命冲动（élan vital），萧伯纳说生命力，尼采的一堆魔幻学说当时正在欧洲传播。尼采意识到宗教已不再是维系人类生活的主要力量了，他的挑战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上帝死了。”他给出的替代品是“超人”，但普通人还是选择了爱国主义。对上帝的信仰让位给了科学的进步，人们心中的空白逐渐被对国家的热爱所取代。爱国主义吸收了原本属于宗教的力量。曾经为宗教而战的人们现在大概也不会有负国家的期望。冲突的汇集在空气中蔓延。1895年的某个早上，住在巴黎的叶芝从末世景象中惊醒：

……陌生的长矛

猛地在我梦醒的眼前疾驰而过，

然后陌生的军队惨败，

跌落的骑士和哭喊声撞击我的耳膜。

同样是在1895年，A·E·豪斯曼（Housman）隐蔽的房间里也传来了遥远的鼓声：

在夏日悠闲的山头

溪流边困倦的我，

听到远处沉静的鼓手

鼓声像噪音在梦中。

忽远忽近，忽高忽低

走过大地上的路，

亲密的友人，终为粉末，

行军的士兵，都将赴死……

军号远远地呼唤，

高处，横笛尖啸着应答，

红色的队伍轻快地跟随：

女人生我，我将起来。

海牙，一个中立小国的首都，被选作了和平大会的地址。1899年5月18日敲定为大会开幕日。大会的前期准备搅起了几番旧怨新愁。当时，中国和日本、土耳其和希腊、西班牙和美国刚打完仗；英国和德兰士瓦剑拔弩张，形势千钧一发，随时可能开战。作为东道主和布尔人的支持者，荷兰要求向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11]发出邀请——这差点儿没把大会扼杀在襁褓中。土耳其反对保加利亚参会；意大利威胁着要退出，因为它反对梵蒂冈参会，认为这是变相承认后者俗世政权的地位。德国从这里看到了“相当阴险的把戏”，认为意大利想脱离三国同盟，于是也威胁道，假如有任何大国退出大会，德国也跟着退出。等到上述问题都克服了之后，与会国家才开始安排代表。

对代表的选择反映出了大会议程的矛盾性：既是关于和平仲裁的，又是关于战争行为约束的。尽管沙皇的宣言中并未提及仲裁，穆拉维约夫却把这个议题放在了大会议程表里，此后，仲裁便在公众心目中成为此次会议的重要目标。波士顿和平远征组织在3月和4月间每周都要开会，要求美国专心致力于为“20世纪”建立“永久法庭”。当时国会正就西班牙和平协议投票问题陷入危机，人们呼吁麦金莱任命哈佛校长埃利奥特出任首席代表，以平息反帝国主义者的情绪。不过，埃利奥特不太可能是个易于操纵的代表，麦金莱决定优先考虑康奈尔大学的前任校长，现任美国驻柏林大使的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怀特是个努力工作、品德高尚的人，历史学教授出身，很有名望，只要是对的事情，他都相信。在海牙，他很快便和近来的敌人——西班牙代表德土安公爵（Duke of Tetuan）交好起来，两人都“对天主教建筑和管风琴音乐兴趣浓厚”。和怀特一道来的还有一位代表，显然是美国利益的看门狗，任何人都想象不出头脑冷静的他会对此次大会报以同情——这个人正是马汉上校。他的名字加深了德国对大会的猜疑。“我们最伟大、最危险的敌人。”德皇阴险地指出。

美国政府对代表们的指点，首先是反对这次会议的初衷。讨论军备限制“不可能有益”，因为美国的军备本来就不及欧洲水平，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交由他们首先提出。至于对新型武器研发的限制，“任何国际协定都不太可能奏效”。与会代表将对更人性化的战争法表示支持，他们也将提出一个具体的成立仲裁法庭的计划。他们也被要求提出私有财产免于海上捕获的建议。这个建议看似平淡无奇，一旦抛出则险象环生。

法国指派的首席代表是前任总理、仲裁的支持者莱昂·布儒瓦（Léon Bourgeois）。他在1895—1896年的任上一直不顾上议院反对，顽固地致力于建立分级所得税制度。这个税收法案差一点儿就成功了。德雷福斯事件随时可能引发政府危机，布儒瓦恐怕会趁机卷土重来，登上总理宝座。海牙和会来得正是时候，可以把布儒瓦从现场转移。布儒瓦在政坛的同事称他“和蔼，优雅，口才好……留着漂亮的黑檀木色胡须，用圆润的嗓音表达平凡的想法”。这个人可能算不上是布儒瓦的朋友吧。

德雷福斯事件已经使法国陷入了超级爱国主义的情绪当中，而俄国没有征求法国的意见就擅自发表倡议，使法国人很生气，他们决定不接受任何维持现状的提议，所以法国并不比其他的国家更欢迎这次大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宣布放弃战争就是宣布放弃你的国家”，这便是法国军官对沙皇宣言的评论。有人邀请甘必大的朋友、复仇运动（revanche）的布道者亚当夫人（Mme Adam）去听伯莎·冯·苏特纳的讲座，亚当夫人回答：“我？去听和平讲座？怎么可能。我是支持战争的。”尽管如此，法国仍然派去了忠实的和平使徒艾斯图内勒·德·康斯坦（d’Estournelles de Constant）男爵作为布儒瓦的副手，前往海牙。这位男爵在43岁前一直是职业外交官，但国际事务的形势令他越来越难以忍受，1895年的某一天，某个小小的矛盾就引来轻率的战争威胁，他十分震惊，终于递上辞呈，离开了外交界，带着和平的使命跻身政坛，进入国民议会。于是，这个面容俊朗、举止优雅的人将和平运动的热情和愿望带到了大会上。

作为发起者的俄国，派出了其驻伦敦大使德·斯塔尔（de Staal）男爵，担任大会主席。斯塔尔是个和蔼的老绅士，头戴礼帽，白须冉冉，被威尔士亲王形容为“有史以来最好的人……从未说过假话”，有此禀赋，对眼下的工作无疑是有益的，虽然不一定够用。俄国代表团真正的领导是费奥多·德·马顿斯（Feodor de Martens），彼得堡大学国际法名誉教授，他总是乐意提醒别人，他是欧洲国际法领域知名的法学家。维特说，马顿斯“知识渊博……但心胸一点儿也不宽大”。未来的参谋长基林斯基（Jilinsky）上校是俄国的陆军代表。

德国驻巴黎大使明斯特伯爵很不情愿地担任了德国的首席代表。正是他所在使馆的废纸篓里的某份文件引发了德雷福斯事件。“击打空气，白费力气。”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限制军队根本办不到（ausgeschlossen）——他用了这个德国人最喜欢的词。仲裁是重要的，但达成协议恐怕没什么希望。为了顾及俄国的脸面，大会不能以彻底失败告终，大会的运作必须披着“和平的大衣”。这位头发花白的绅士被安德鲁·怀特誉为老派德国贵族的“极好样本”。他曾被派到英国工作，娶了个英国太太，最令他愉快的是被人当成英国绅士。除了陆军和海军代表外，明斯特还有两位法律干事——柯尼斯堡大学的佐恩（Zorn）教授以及慕尼黑大学的冯·斯坦格（Stengel）男爵教授，后者的主要资质是他刚刚出版的名为“永久和平”的小册子，这是一本嘲弄和平大会、歌颂战争功勋的出版物。尽管斯坦格表达的观点和别国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异常之处，但他说话的方式粗鲁而高亢，是典型的德国风格。德皇立刻派他担任代表，不用说也借此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当时还在柏林的斯特德表示抗议，彪罗像挤牙膏似的做出解释。在德国的漫画报纸上，斯坦格成了一只被放入郁金香花坛的公牛。

尽管很多人看不起它，和平大会还是有着某种魔力，英国派遣的强大代表团就是对它的赞誉。首席代表朱利安·庞斯富特爵士乃英国驻华盛顿大使，世界上第一份仲裁条约便是在他的斡旋下签订的，他是和平理念在官方杰出的拥护者。此人平和，魁梧，从不焦躁，很有气派，看见他让人想起北极熊。他只靠一条原则，便取得了外交上的奇迹，那就是：“不放弃机会，也不得罪人。”国务卿海伊说：“我总是向他敞开心扉，从不犹豫，因为他就是正直和坦率的化身。”与他相伴的是刚刚退休的下院议长阿瑟·皮尔（Arthur Peel）勋爵。皮尔主政的时候，震住了不少爱惹麻烦的议员。“皮尔发脾气，就好像海上起了风暴，”一位下议院议员说道，“无聊的人他还可以忍受，碰上没有教养的，他就受不了了，无论对方穿得好不好。”

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政府从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官中各派了一位卓越的人物作为和平大会的代表。将军约翰·阿尔达（John Ardagh）爵士曾在柏林三一学院获过希伯来语和数学的奖项，放弃神职而开始了戎马生涯。后来，他在普法战争和俄土战争中担任观察员，在埃及和苏丹参加过战斗，现在担任军事情报处主管。

他的海军同事称得上是那个时代最不屈不挠的个人主义者，始终保持着非凡的活力和冲劲。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爵士是一股自然的力量，全身心地投入到海军现代化、复兴英国海上力量的事业中。他的另一大癖好是跳舞，不管是水手角笛舞还是华尔兹，他从不放过任何跳舞的机会，要是没有女士在场，他就和其他军官跳。不论是与谁作战，他总是与“一直如此”（the way it has always been）的体重和懒散斗争着，他就像一把凶猛的笤帚，把所有退化的军舰和人都扫荡出去。他不要煤，只要油，领先了时代20年；他用火炮射击代替短刀训练，用引擎和工程学的训练代替使用传动装置和船帆的训练；他引进了驱逐舰，是火炮、装甲和战舰设计上的先驱。在炮击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行动中，需要装甲列车来运送登陆部队，他当即发明了一辆。他曾担任鱼雷学院指挥官、海军军械主管、海军工厂负责人、第三海务大臣，现在是大西洋海军基地总司令。

费希尔出生于马来亚，他那刮得很干净的奇怪的平脸启发了为数众多的敌人们——他们露骨地暗示费希尔有东方血统。在旗舰上，他“来回踱步，节奏稳健，脚步踩过，好似美洲豹，船尾甲板颤抖着，所有人的手也跟着颤抖。‘注意了，杰克[12]过来了！’一听到这句话，每个人都吓得不轻，即刻立正站好，直到伟大的将领走过去”。他的各种想法常令正统人士目瞪口呆，要不就把他们气得发狂。在谈论新的计划或策略时，他会令同伴们眼睛闪光；为了强调某句话，他会挥动拳头砸向自己的手掌。他写信时，常在某个需要强调的词下画上两条、三条甚至四条线；他的结束语不是“匆匆写就”而是“急不可耐！”或者一句警告：“阅后即焚！”他喜欢引用拿破仑的格言——“我指挥军队，或者保持沉默”（J’ordonne ou je me tais），但是这后半句话他是做不到的。

当是时，假使就法绍达问题英法开战，费希尔有一套方案，那就是对魔鬼岛发动海军袭击，绑架德雷福斯，再把他放到法国海岸上，羞辱法国军队，令其陷入纷争。他为他的一艘驱除舰选择的口号是：“让他们都来吧”（Ut Veniant Omnes）。他假装的战斗原则是：“不抓战俘，不留情面，击沉一切，没有仁慈的时间，快速打击，狠狠打击，大胆，大胆，永远大胆”（Frappez vite et frappez fort，l’Audace，l’audace，toujours l’audace）。不过这么说主要是为了精神作用，并不是真的战斗策略。当索尔兹伯里勋爵任命他担任海牙代表时，他评论道，杰克·费希尔毫无疑问会在和平会议上战斗的。“我确实这么做了，”他之后写道，“虽然不是为了和平。”

海牙作为和平会议的地点，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大会在奥兰治王室的避暑之地——林中屋（Huis ten Bosch）中举行，此地距许多代表暂住的席凡宁根海滩（seashore at Scheveningen）只有半小时的愉快车程。哪怕是最愤世嫉俗的人，看到荷兰政府的热情招待，荷兰人民的夹道欢迎，夏季的气候，繁花似锦的乡村风貌，心情也肯定会愉快起来。黑白相间的奶牛在路边安静地吃草，运河中倒映着光芒四射的天空，温和的风车转动着翅膀，草儿太高遮掩住航道，帆船似乎是在牧场中行进。砖房和鹅卵石铺成的路让人觉得“恍如昨日”，这个安静的小镇如今熙熙攘攘，迎接远方的来客。各国的国旗装点着沉静的酒店，窗户擦亮了，门阶洗干净了，连公共建筑都打磨翻新过了。客人们使这里生机勃勃。海牙就像是睡美人，从17世纪的蛰伏中醒来。

林中屋是一座皇家别墅，红色的砖墙，白色的窗框，矗立在海牙郊外一座公园的边上。别墅的窗外可见草坪和玫瑰园，喷泉和大理石雕仙女像。会议间隙，代表们可以在附近的树林里——别墅因此得名——一边散步一边交谈，鸟儿在华丽的高贵的山毛榉上歌唱，阳光透过树叶洒落光亮。

全体会议在三层楼的中央大厅举行。大厅由金色的锦缎装饰，壁画上绘有历代王子——执政们（Prince Stadtholders Stadtholders[13]）在宝座或马背上的情景。房顶上画着丘比特、裸体的维纳斯，还有死神——那座骷髅斜睨着刚刚装配、铺着绿色台面呢的桌子，26个国家的108个代表将坐在这里。多数人穿着黑色外套，也有穿军装的，土耳其人头戴红色的毡帽，中国代表身穿蓝色丝绸长袍。会议真正的工作是在专门小组中进行的，代表们聚集在各个小客厅里，这里不缺出产于代夫特和迈森的瓷器、中国墙纸和波斯地毯。荷兰东道主每天都供应丰富的午宴，有美酒有雪茄，代表们齐聚在白色饭厅的水晶枝形吊灯下，进行非正式的会面和谈话。整体布置的高贵品味，精选的酒水，四周美好的景色，晚上的舞会和招待会……渐渐地让会议开场互相鄙视的情绪缓和下来。

聚集在这里的人“笼罩在一种无可救药的怀疑论之中，所以也很难有什么好结果”。安德鲁·怀特刚到会场时是这么想的。当世最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伟大的德国教授蒙森预言，这次会议会被当作是“世界史上的排印错误”而铭记。甚至冯·苏特纳男爵夫人的一些朋友也没抱太大希望。受邀参观的西庇阿·鲍格才亲王（Prince Scipio Borghese）回复说，再也没有比和“上流社会的和平人士”（un groupe du high-life pacifique）共度时光更美好的事了，可惜5月份他不得不去偏僻的匈牙利参加妹妹的婚礼。在大会主席德·斯塔尔以颤抖而坚定的语调做开场致辞时，他的小木槌掉了下来，人们立刻（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将之视为不好的兆头。在怀特看来，德·斯塔尔那“可怜的”俄国式的对议会程序的无知，以及他那种逍遥自在地采纳规则和议案的方式，意味着此后“无可救药的混乱”。

大会分为三个委员会，分别讨论军备、战争法和仲裁，每个委员会下再设小组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的主席是奥古斯特·贝尔纳特（Auguste Beernaert），比利时前任首相，首席代表，曾被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称为“王国里最愤世嫉俗的人”。贝尔纳特早年曾是个老于世故的政治家，在刚果的伟大事业以及利奥波德为抵御侵略、加强比利时边境等事务上都是国王的得力助手。然而到了晚年，他的性格却改变了，成了一名反战论者，经常出席各种和平会议。作为比利时议会的主席，贝尔纳特彼时仍有政治权力。第二委员会的主席是俄国的德·马顿斯教授，第三委员会的主席是莱昂·布儒瓦。

代表们很不自在地意识到，世界的良心正望着他们。良心是由“上流社会的和平人士”组成的，以观察员的身份降临海牙。代表们觉得这次大会必败无疑，所以决定召开秘密会议，禁止媒体报道。可惜这个计划泡汤了，因为新闻界的领导正是斯特德本人，他作为《曼彻斯特卫报》的通讯员抵达海牙。通过死缠烂打的采访以及各路人脉，斯特德有办法发布关于大会的每日记事录，当地报业龙头海牙《日报》专门给他辟了一个版面。代表们贪婪地阅读他的报道，别家报社的通讯员就指望这份记事录了，反战宣传者们将上面记载的消息传播到国外——他们家乡的和平组织中。看来是没有办法了，大会只得向媒体开放。

冯·苏特纳男爵夫人是观察员的领导者，她是以维也纳《新自由报》通讯员的身份到访的。她深信5月18日将是“世界历史的新纪元”，所以积极地和代表们喝茶、谈话，与艾斯图内勒、贝尔纳特以及她的其他朋友们交流策略。伊万·布洛赫从俄国赶来，带了好几箱他自己写的书，准备在会议现场分发。他用幻灯片做公共演讲，辅以枪炮发展的图片和表格为代表们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美国和平协会的教友派书记本杰明·特鲁布拉德（Benjamin Trueblood）教授从波士顿赶来；《科学杂志》的编辑，法国和平协会主管夏尔·里歇（Charles Richet）从巴黎赶来。罗马尼亚王后寄来了一首诗，用的是她的笔名卡门·西尔瓦（Carmen Sylva）。慕尼黑的萨兰卡夫人（Mme Selenka）带来一封反战请愿书，由18个国家的女性签名；同样呈递上去的还有一封来自比利时的10万人签名书和来自荷兰的20万人签名书。安德鲁·怀特感到他自己被拥有“各种各样的计划、方案、灵丹妙药、奇思妙想”的人淹没了，小册子、书本、信件、布道、电报、请愿书、决议、祈祷和祝福也泛滥成灾。但是，透过所有这些奇怪的想法，怀特也意识到，对和平的期待如此“真诚、普遍……是我做梦也没有料到的”。

相反，明斯特伯爵对此十分反感。“和平会议把全球政界的地痞流氓都引来了，”他写信给彪罗，“像斯特德那样最糟糕的记者，像布洛赫那样受过洗礼的犹太人，还有苏特纳夫人那样的女和平极端分子……所有这些乌合之众，都得到青年土耳其党、亚美尼亚人、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俄国人的庇护，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动。”在他眼中，斯特德“摆明了是拿了俄国人钱的间谍”，这场大会就是俄国人消灭德国军事优势的阴谋。然而，他家乡的“乌合之众”也找到了共鸣，一个由德国国民议会议员、教授和作家组成的委员会敦促人们支持大会的目标。这个委员会尽管反对“在任何程度上降低德国国家地位的”协定，却对减轻欧洲军备负担、防止战争爆发心存希望。

一旦意识到自己已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和平会议的委员们便萌生了难以抑制的愿望——他们不想令世界失望。两周的讨论之后，他们“不知不觉地对会议产生了兴趣”，庞斯富特记录道。有的人开始出于“虚荣心”（amourpropre）——如果不是别的什么的话——期待会议成功，正如荷兰代表范·卡内贝克（van Karnebeek）所说的那样。有的人，看到这么多国家代表济济一堂，开始展望未来，期待“一个欧洲国家的联盟……这个梦正是从海牙开始孕育的。欧洲要不就追寻这个梦，要不就落入无政府主义”。

对于仲裁，希望还是有的，但军备方面，不论是目前的军队、预算，还是新武器的研发，都没有任何加以限制的希望。尽管有俄国人在拼命地斡旋，有小国及许多平民代表的热情支持，每一份限制或暂缓的提议都被大国的陆军代表叫停了；“不切实际”是他们的理由。当俄国的基林斯基上校在一篇演讲的结尾敦促各国甩开粉碎欧洲的包袱，制定一个五年军事暂缓计划时，这个问题终于到了紧要关头。荷兰的贝尔·波图加尔（den Beer Portugael）将军为了支持基林斯基的观点，生动形象地将各国政府形容为“阿尔卑斯山的攀登者，被其军事组织捆绑在一起”，蹒跚着走向深渊的边缘，不“尽最大努力”无法避免悲惨的命运。此时，德国陆军代表格罗斯·冯·施瓦茨科夫（Gross von Schwartzkopf）上校突然站了起来，好像一把利剑打断了波图加尔将军的雄辩。他说：“德国人民没有被军备开支压得喘不过气……他们没有加速冲向枯竭和毁灭。”相反，德国繁荣昌盛，福利和生活水平都在上升。施瓦茨科夫上校陶醉于自己的演说，毅然替德国承担起了反对军事暂缓的责任，捡起了这个其他大国都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一旦德国明确表示不接受任何军事暂缓协议，这样的协议也就没有任何通过的机会了，其他国家便很乐意地投票赞成将之推给某个小组委员会，做进一步考虑。如此一来，约翰·费希尔爵士在向政府解释他的投票时写道：俄国的面子得以保全，公众也不会觉得英国在有意阻碍议题的充分讨论了。

在海牙的委员会讨论中，费希尔表现得小心谨慎，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只有在非正式场合，他才回到正常的自己。“让战争人性化！”他爆发了，“怎么不谈谈让地狱人性化呢！”某个“笨蛋”谈论“文明战争的礼节，给战俘喝粥，提供热水洗脚”，费希尔对此的回答被认为不适合印成铅字。他在斯特德签名的书上写道：“英国海军的霸权是世界和平的最佳保证。”他居住在席凡宁根的库尔豪斯酒店，从他的记录来看，这个地方很合他的心意：“总是这么忙碌。每日三餐都有乐队伴奏！！！大箱子不断地运过来，行李搬运工跑来跑去，像是野生动物。铁路、电报、邮局，酒店里什么都全了！”费希尔在海军代表中最受尊敬，人们崇拜他，在会议进行时，又传来他被提升为地中海海军基地总司令的消息，“把外国人都迷住了”，甚至连冯·苏特纳男爵夫人都不例外。费希尔因故不能出席德·斯塔尔举办的舞会，令男爵夫人十分遗憾，因为费希尔是“最快活的舞蹈家”。他被称作“跳舞的司令”，而且他当面还是很亲切的，不摆架子，据斯特德报道，“在海牙，没有人比他更受欢迎了”。和德国代表的接触令费希尔确信，英国将来的对手不是法国，而是德国。他从德国海军代表处了解到，英国的战舰在战争中都将没有用处，因为德国人准备用大群的鱼雷艇将之击沉。

英国有意赞成海军上的限制，以此来约束德国的海军计划，维持现状不变。然而，英国的支持取决于找到一条检查和控制的公式，而在费希尔看来，这是“绝对无法实现的”。俄国认为，政府的诚意也许可以依赖，费希尔对这个提议嗤之以鼻。俄国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它的真正目的就是保持三年和平，法国代表冷冰冰地评论道。德国还是不想听任何关于限制军备的提议，而日本，根据英国的报道，“只有在达到海军强国标准的时候才愿意听这种建议，也就是说，绝不可能”。

美国的立场被坚定的现实主义者马汉上校毫不含糊地表达出来，如果说不是在大会上，至少也是在私下里。他告诉英国代表，美国政府绝不会讨论限制海军的政策，相反，将来为了争夺中国市场，美国还需要“大大”增强太平洋舰队的实力，如此一来，影响至少波及5个大国。马汉在每场委员会和讨论时的表现都像是良知的声音，在说“不”；只是，这份良知不是为了和平事业在努力，而是代表好斗的列强，在不受拘束地释放力量。他是“我们当中最认真的”，一位在场的人士评论道。

这种认真使得马汉反对自己政府在私人财产免于海上捕获问题上的一贯立场。马汉认为，美国已经从弱小的中立国转变为一大强国，所以从前的立场已不再符合现状。捕获权是海权的核心，特别是英国的海权，马汉认为美国的利益已经与之相通。他在向前看列强的权利，而不是回头看中立国的权利。

当怀特遵循工作指示，试图把这个问题摆到台面上时，费希尔替马汉说出了反对意见。他以煤为例，说道：“你不让我抓那些矿工，那我告诉你，不管你说什么，也不管地球上的哪个国家说什么，都不能阻止我去抓他们，或者把他们沉入海底，如果没有其他的办法把煤从他们手里抢过来的话。”出于相反的理由，德国显然支持美国在财产赦免问题上的提议。总算赞成了一项提议，明斯特伯爵迫不及待地抓住机会“根据这个原则”施加“我们强有力的影响”；彪罗则为德国能赞成这个显然“符合人类利益”的提案兴高采烈。然而，这两人都被他们自己的海军代表——西格尔（Siegel）上校打住了。从这位西格尔上校的推理过程来看，他很像是个受耶稣会教育的象棋手。他向自己的政府指出，海军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保护所属国家的海上贸易。一旦接受了财产的海上赦免，海军的职责便无从谈起。公众将要求减少军舰，国民议会将拒绝支持拨款给海军。总而言之，西格尔上校明确表示，德国海军如果想要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就必须允许没收私人财产，哪怕这么做符合敌人的利益。

与会代表全神贯注于这种讨论中。战争的行为规范比预防战争更为有趣。当讨论进行到限制新式武器、禁止尚未开发的武器时，和西格尔上校一样警觉的陆军和海军代表们纷纷站出来捍卫他们的事业自由。俄国人说，大国应当同意“不从根本上转变它们的枪炮，在固定的时间内不增加枪炮的口径”。这个建议因为检查和控制上的困难未能通过。约翰·阿尔达爵士指出，没有什么能阻止一国生产新式步枪，并将之存储在军械库，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这个说法令俄国代表拉法诺维奇（Raffalovitch）先生大为光火：有“民意和议会制度”做保障就足够了，他激动地说道。不过，这个说法并没有什么说服力，想想它的来源就知道了。[14]马汉以相同的理由拒绝了限制海军枪炮口径、装甲板厚度和抛射弹速率的提议。他说，任何形式的国际军备控制都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所有代表对此毫无异议。

在是否要把1868年日内瓦红十字公约的规则沿用到海战中的辩论上，有人提问，战役结束后是否要救援落水的海员。正是这个问题引发了费希尔“给战俘喝粥”的质问。辩论结束后，他的领导在报告里写道：“多亏了约翰·费希尔爵士积极主动的态度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原先协定中所有可能会在任何程度上束缚或阻碍交战国自由行动的条款都被仔细地删除了。”

在没有武装的居民是否有权自我防卫，对抗入侵军队的问题上，讨论进行得不太愉快。阿尔达提议将居民有反抗侵略者的“自由”改为“责任”，并补充道，“允许使用所有合法的方式，进行最积极、最爱国的抵抗”——小国的代表们对此致以热烈掌声。施瓦茨科夫上校则“拼了老命反对”这个提议，竟也获得了俄国人唯一一次支持。“如果需要什么东西来证明这个条款的必要的话”，阿尔达报道说，那就是德国和俄国人的“强烈抵制”了，他们令这条修正案破产。接下来，该委员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对待间谍和战俘，毒药的禁止，背叛与诡计，能否炮击不设防的城市，休战、投降、停战的旗帜，以及占领地对领土等问题，并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在讨论限制新武器的委员会上，消极的趋势有些令人难堪了。于是，谈到达姆弹——一种可以裂开的弹头——时，大家都开心了，终于有个使某种东西非法的机会了，也可借此发泄普遍的反英情绪。英国人发明达姆弹是为了阻止部落民族疯狂的反击。面对除了美国陆军代表克罗齐（Crozier）上尉之外所有人的激烈反对，约翰·阿尔达爵士竭力捍卫达姆弹。和野蛮人作战时，阿尔达向全神贯注的观众解释道：“被我们最新的小口径子弹打穿了好几次的人，身上留下干净的小洞的人”仍然能冲过来，近距离攻击我们。一定要找到阻止他们的办法。“文明的士兵被子弹击中，会意识到他已受伤，知道治疗越早，他恢复就越早。他躺在担架上，从战场转移到救护车，他的医生或者红十字会的人士，根据日内瓦公约的战争规则为他包扎伤口。”

“而那些狂热的野蛮人，受到类似的打击时，会手持长矛、刀剑，继续向前冲；你还没来得及向他解释，他的做法已公然违背了受伤的人正常的反应——他可能已经把你的头砍下来了。”阿尔达的用词虽然轻率，但也指出了战争的残酷，他使用了比费希尔更礼貌的方式，嘲弄了战争可以变得文明这一观念。可惜在场的代表们并未被他说动，结果以22∶2的投票禁止了达姆弹的使用。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仅获得了美国的支持。

当会议讨论到从气球上抛投炸弹或爆炸物时，全体通过的情况才总算出现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试验过的东西，几乎所有国家都同意禁止，特别是俄国，对于他们来说，再增加一种战争的维度[15]实在是不能承受了。基林斯基用几乎是哀怨的语气说：“俄国政府认为，目前伤害敌人的各种方式已经够用了。”在空战的问题上，大多数代表意见一致，永久禁止的条款获得了通过。委员会为这个成就欢欣鼓舞。可是，就在下一个会议上，克罗齐上尉征询过马汉上校的意思后，经过认真的重新考虑，提出了反对意见。这是在永久禁止一种他们完全没有经验的武器，克罗齐说：新发展和新发明可能很快会允许人们驾驶飞艇，采用电机装置，凌驾于战区之上，在紧要关头加入战斗，可能对战事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从长远看来，会减少人员伤亡，缩短冲突时间。阻止这样的发展符合人道主义的利益吗？克罗齐上尉提议，用5年禁止取代永久禁止条款，待到5年之后，人们会对飞艇的能力有更好的理解。这一回，代表们被他说动了，通过了他的提议。

由于马汉上校的一张反对票，窒息性气体的禁令也没能全体通过。马汉固执地拒绝撤销他的反对，理由是美国不愿限制“其公民发明武器的天分”。目前这个发明还没有什么进展，假使能够发明出窒息性气体，马汉也认为它不会比潜水艇的袭击更残酷，更没人性，然而大会并没有宣布潜水艇不合法。尽管如此，马汉这次是孤军作战了，对窒息性气体的禁令被代表们通过。

林中屋固然风景宜人，但不安的情绪也在此弥漫。和平会议看来不太可能取得多少积极的成果，代表们刚开始对这个前景掉以轻心，现在却担心起了公众的反应，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社会“可怕的良心”。如果大会仅以神圣而空虚的仪式结束，社会主义者们恐怕会耀武扬威地谴责政府的无能——这次会议的失败就是证据——并宣称反抗统治者的他们才是仁爱的真正代表。艾斯图内勒男爵的故事在代表中间传开了，据说，饶勒斯在艾斯图内勒离开巴黎的时候对他说：“去吧，在海牙竭尽全力吧，但你们只会徒劳无功。你们在那儿一无所成，你们的计划会失败，胜利属于我们。”正如一位代表所说，那个夏天，社会主义者在海牙游荡，就像老猫在鸟笼边徘徊一样。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组织了3000人的群众集会，谴责各国政府虚伪的努力，宣称如果没有群众抵抗资本家的组织，和平就永远没有指望。

“为什么没有人在和平会议的大门上写下‘Mene，Tekel，Upharsin’[16]呢？”《时代报》的一位匿名通讯员在那个夏天留下了如此生动的记载。看着荷兰渔民的孩子们在街上玩耍，姑娘们微笑着三三两两地走过，他写道：“如果这次大会未能实现其目的，国家之间愚蠢的竞争可能在某一天残杀这些年轻人，战场上将累积数百万他们的尸体。”

大会的希望如今寄托在了仲裁委员会上。各大国的首席代表——庞斯富特、怀特、布儒瓦、明斯特、斯塔尔——都在这个委员会上；他们的工作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在公共舆论的牵引下，他们也确实很用功；这里的讨论非常活跃，代表们的情绪非常激动。英国、俄国和美国各带来一份建立常设国际法庭的提案草案；庞斯富特的计划因为没有强制要求提交争议，被采纳为展开讨论的基础。明斯特伯爵在两位法学教授的助阵下，从一开始就宣称德国全然反对任何形式的仲裁。这是个对德国很不公平的“花招”，他毫无羞惭地向怀特解释道：他的国家“对战争的准备比其他任何国家都积极”，10天之内就能完成动员，比法国、俄国或其他任何大国都要快。把一项可能会导致战争的争议提交给仲裁法庭，简直是留给竞争对手追赶自己的时间，德国的快速动员优势也就不存在了。“正是，”德皇在明斯特的报告边缘加注道，“这就是整个骗局的目的。”

只要提到仲裁，德皇就气得发狂，他觉得这是对他个人统治的侵犯，是一个剥夺德国无与伦比的军事组织优势的阴谋。尽管如此，庞斯富特、怀特和布儒瓦有所作为的决心已定，委员会坚持努力，要敲打出某种形式的国际法庭来。平民代表们克服重重阻力，和他们的政府以及军事同事们对着干，后者只要看到强制原则的一点儿蛛丝马迹便深感不安。谁都不愿意放弃一丁点儿主权，也不愿意给别人一小时的军事优势，谈判的前景有时看来毫无希望。在海风阵阵的某一天，冯·苏特纳男爵夫人在日记里写道：“真冷，我们的心都冷了——冷得就像穿堂风，击打窗棂，咔嗒作响。我觉得寒气刺骨。”

但是，拿出结果，给公众一个交代又是至关重要的事，所以一点一点、犹豫不决地，一个渺小得可怜的国际法庭开始成形了。任何一条涉及给予法庭权力，处理有关“荣誉或切身利益”的建议都可能葬送这个法庭的生命。奥地利的代表觉得，没有理由反对一个只是处理小事的国际法庭，“比如对邮政或卫生委员会做出说明之类”，但是涉及其他事务的绝对免谈。巴尔干国家还闹出了乱子，如果保留“调查委员会”的条款的话，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集体威胁要退出会场。协商举步维艰，在一个又一个约定达成后，国际法庭的权力和程序总算定下来了——但并没能一致通过。

德国什么都不同意。对目前的想法同样不满但不愿意声张的国家，可以依赖明斯特每天帮他们投一次反对票。怀特绝望地写道：一个国际法庭如果没有德国的合作，在世界看来就是“一个失败，甚至是一场闹剧”。他真诚地辩论，每天都和德国代表们交流，想说服他们，这种反对只能导致一个结果：沙皇成为普通民众的偶像，而德皇成为他们仇恨的对象。他们没有权利令他们那“高贵而天才的”君主陷入如此境地。他一再重复饶勒斯对艾斯图内勒所说的话，他发现这么做似乎有点儿作用，便在给彪罗的信中又重复了一遍，还找来斯特德，让他“在各个场合”使用他的讲话。斯特德遵命了，他热情四射的宣传导致佐恩教授埋怨起“斯特德——苏特纳通讯社的恐怖主义”，并警告他的政府，放弃任何合作会令德国成为众矢之的——“和平唯一的捣乱者”。德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也警告彪罗，如果大会一无所成，沙皇会觉得这是对他个人的侮辱，而世界会把“责任和失败的非议”归咎于“我们”。

压力开始起作用了。柏林来信说，德皇宣称他“强烈且不可更改地”反对仲裁，明斯特摇摆不定了。绝望中，怀特说服明斯特派佐恩去柏林，他自己也把美国代表团的秘书弗雷德里克·霍尔斯（Frederick Holls）派去柏林，亲自向德皇及他的大臣们陈情。原定星期五召开的仲裁委员会会议被推迟，只等这两人星期一发回报告。怀特返回酒店时，发现了一位来客，“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托马斯·B·里德。“高大、真诚、精明”的里德和他引人入胜的谈话，帮助怀特度过了那个焦虑的周末。

在柏林，德皇躲开了访问，但没能躲开彪罗发给他的报告。彪罗遗憾地表示，仲裁的想法“非常受欢迎”，已经控制住了整个会议，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甚至俄国人都表示支持了，德国被完全孤立。德皇对这个骇人的事实极为反感。“我之所以同意这些荒谬的胡话，只是为了在欧洲面前给沙皇保全面子，”他潦草地写道，“实际上，我将仰仗上帝和我尖锐的刀！他们的所有决定都是狗屁。”

这个说法当然意味着皇帝陛下宽容的许可，德国将在仲裁协议上签字的消息两天后传到了海牙。大会总算取得一些成果了，一事无成的可怕幽灵，社会主义者的胜利变得渺茫了。代表们马不停蹄，起草了一份包含61个条款的公约，同时以“几乎毛骨悚然的热情”去除了任何有强制性色彩的词语。到了大会结束前的最后一周，他们做好了最终投票的准备。这时，偏偏有人出来捣乱，而且不是别人，竟是美国人。代表们目瞪口呆了。万分尴尬的怀特宣布，他的代表团不能签署第27条，这条是法国人的贡献，它要求签署国“有义务”在出现纠纷的时候，提请这些国家注意仲裁法庭是存在的。

怀特痛苦的处境是拜马汉上校所赐，而马汉的反应间接的是由斯特德所起。在斯特德过度兴奋的报道的影响下，《曼彻斯特卫报》欢呼认为，仲裁委员会的草案是一项伟大的和平工具；如果1898就有了这个公约，欧洲大国将有义务将西班牙和美国送往仲裁法庭，这样两国之间的战争便可以避免。马汉读到这篇文章时，惊骇万分。“正当的冲突”可能会因此错过。从今以后，一张大网撒在前方，准备纠缠住美国不谨慎的双脚。他把美国代表团的同事们召集过来，坚持认为第27条会把美国牵连到欧洲事务中，反之亦然，如果他们签了字，参议院将拒绝认可国际法庭。马汉无情的逻辑把怀特等人迷住了，他们深信不疑，服从了马汉的建议，虽然他们所有认真的工作都可能因此泡汤。如果美国人不同意签署部分条款，其他国家也可能退出协议，那么这个小心翼翼搭建起来的体系便就此瓦解了。怀特急切地试图说服法国人放弃第27条，或者至少对什么是“有责任”加以限定。布儒瓦和艾斯图内勒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肯改，惨重的失败就在眼前。眼看第二天——6月29日——就是大会预定的闭幕日了，怀特孤注一掷，总算找到了妥协的办法。美国代表团在最后一刻安排签署有限定的条款，否认其有任何“侵入或卷入”欧洲政治的义务。于是，这个用钳子助产、几乎不能呼吸的难产仲裁公约才总算降临世界了。

海牙和平会议的全部结果是：三项公约——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即仲裁法庭），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以及关于日内瓦公约原则适用于海战的公约；三个宣言——禁止从气球上投掷投射弹的宣言，禁止使用窒息性气体宣言，以及禁止使用在人体内裂开的子弹的宣言；六个期待在今后完成的“愿望”；还有一项决议。最后的决议表达了大会的意见：限定军事支出和新武器对于“人类道德和物质上的益处很有必要”，各国应当对此做“进一步研究”。这首虔诚的挽歌就是俄国初衷唯一剩下的东西了，但是代表们似乎还不想立刻把海牙的理念埋葬掉。不论他们过来时是多么玩世不恭，也不论他们的成果是多么可怜，大多数的代表都情不自禁地觉得自己参与到了某项重要的事业当中，觉得他们打下的基础不该白白丢掉。他们把这种感受登记注册，成了一个“愿望”，在今后的某个时候重聚，开第二次会议——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个想法。明斯特伯爵粗暴地离开了会场，说他不希望看见国际会议像“烦人的杂草”一样成为永恒。

和平会议结束后3个月，英国人在南非打仗了。一位曾经的代表感叹道，德雷福斯事件分散了人们对会议的关注，而现在的布尔战争似乎是对会议的驳斥。这次会议的墓志铭被安德鲁·怀特无意中道出：“他一开口，千年消逝。”这句话是怀特很不情愿地献给他那麻烦的同事——马汉上校的。

待到1907年，第二次和平大会再次在海牙开幕时，战争、革命、新盟约、新政府、新领袖，以及最引人注意的新世纪都介入其中。20世纪毫无疑问是现代的，它全神贯注、充满活力，而又不够自信地追求着物质财富；它已经忘记了颓废，学会了怀疑。机械能量和物质产品翻番，成为主流，但是否有益，不知怎么的却成了问题。进步——这个19世纪最确实可靠的东西，如今已不再确定。

人们对世纪之交感到敬畏，仿佛上帝之手把人类的命运翻到了新的一页。午夜里柏林礼炮阵阵，以纪念这个时刻，一位听众在炮声中“颤抖着：人们知道19世纪都带走了什么，却不知道20世纪会带来什么”。

首先，它带来了暴力。新的世纪从降生之初就在打斗：义和团运动、菲律宾战事、南非布尔战争，虽然这些打斗还是外围的。1900年的法国焦躁不安，充满了沮丧和愤怒，以至于《笨拙》杂志预言，世界博览会一结束，法国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向英国宣战，“因为他们已经压抑了太长时间，势必要马上做出极端的事来”。1900年，德皇向派去北京镇压义和团的德国士兵们训话，鼓励他们仿效匈奴的残忍。在义和团运动的过程中，德皇也感受到了因为军火生意的巨大热情而带来的不便。当他得知一艘德国炮艇在和中国要塞的对峙中，被最新的克虏伯大炮击中17炮后，他向弗里茨·克虏伯发去了愤怒的电报：“我把我的兵派去打黄种野蛮人，你们还想着趁机赚钱，真是不知好歹。”

钱与“大”统治一切。摩根在1900年买下卡内基，联合洛克菲勒和其余100多家商号组成了巨型企业——美国钢铁公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资产突破10亿美元的公司。比利时的利奥波德国王被称为欧洲的摩根，他的国家没有他足够施展的地方，便去刚果做起了赚钱的生意。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忙着杀布尔人和菲律宾人时，还不忘了强烈谴责利奥波德的做法。据说，300个“彼此认识的人，掌握着那片大陆的经济命运”。

1900年，44岁的奥斯卡·王尔德穷困潦倒，死于巴黎；55岁的尼采精神错乱，死于魏玛。“到了1900年，”W·B·叶芝写道，“所有人都从高跷上走下来了；从此之后没有人发疯，没有人自杀，没有人加入天主教会，就算有，我也忘记了。维多利亚时代已经不存在了。”有人欢迎，也有人遗憾，但事实清楚明白。好像为了确认这一点，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也难以置信地驾崩了。

1900年承载着使世界失控的能量。感到震动的亨利·亚当斯提出了历史上的“加速度法则”。他觉得开车去香榭丽舍大街的路上总有出事的可能，和一位官员站在一起，就随时有人会投炸弹过来。“只要发展的速率仍然持续下去，每隔10年这些炸弹就会比以往更厉害一倍，数目也会翻倍……每个原子里都有能量跳出来……人再也阻止不了它了。能量抓住了人的手腕，把他到处乱摔，好像他抓住了通电的电线或是狂奔的汽车。”

亚当斯的比喻恰如其分，因为汽车正是20世纪对社会变革最有影响的两大因素之一；另一个是人的潜意识。这个概念也是1900年提出的，尽管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潜在影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位维也纳的医生，将潜意识的概念写入了《梦的解析》中。尽管这本书初版时很少有人注意，花了8年时间才卖出去600本，但是它的出现确实标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死亡。

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的场馆占地277英亩（约112公顷），位于巴黎市中心，在4月到9月期间，向5000万游客展示了新世纪的能量。如果说仅靠这个展览还不能与上次的埃菲尔铁塔[17]抗衡的话，法国人还以同样的热情建造了新的工程和美的奇迹——亚历山大三世大桥。这座低拱桥优雅地跃过塞纳河，可谓“举世无双”；右岸的两座永久展览馆——大小皇宫被一致认为是“适宜且壮观”的。但协和广场的大门却没能受到如此好评。在某位观察者看来，此门是由板条、石膏、碎玻璃、油灰、用旧的蕾丝窗帘和胶水制成的。这座大门的顶端，没有传统的进步或启蒙女神，而是一位石膏做的巴黎女子，穿着晚礼服，张开双臂欢迎世界各地的游客。尽管一些人认为这是座愉快而时髦的建筑，大多数人还是深表遗憾，把它视为新世纪新庸俗的缩影。到了晚上，多彩的电灯在电动喷泉上方闪烁；新的地铁也及时开通了；位于文森（Vincennes）的附加展馆周围还建造了试驾汽车和赛车的跑道。在所有的奇迹中，最受大众喜爱的是行人输送带（trottoir roulant）——围绕着地面绕圈的双向自动人行道，其中一半的速度比另一半快一倍。临时展览馆的建筑师们为了制造轰动，完成了在一些人看来是“激动人心的原创作品”，而这些作品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泥水匠的堕落”。机械馆、电气馆、土木工程和交通馆、冶金矿业馆、化学工程和纺织馆都展出了过去10年的巨大进步。

在各个国家馆中，最受欢迎的是俄国馆。那是一座很有异国情调的拜占庭宫殿，内设横跨西伯利亚铁路的展览，游客可以坐在奢侈的火车车厢里，移动的全景尽收眼底。维也纳人奏响了新艺术（Art Nouveau）的幻想曲，浮雕细工的阳台上刻有弯曲的枝蔓，陶瓷和家具也有新风格的曲线装饰。美国馆的展品最多，而德国馆是最威风的，他们的展品在质量和准备上显然最为优良。他们有超过其他展览者的强烈愿望。德国馆的电动机最大，尖塔最高，探照灯最亮，餐馆最贵。有流言说，德皇本人下令，运送最精美的瓷器和银器，最雅致的玻璃器皿，提供顶级的服务。这是为了让人们感受到真正的“威廉二世”风格——一位访客如此评论。

整个世博会上最大的两个展览是施耐德——克鲁梭的远程大炮和威克斯——马克沁残忍的速射机关枪系列。凝视它们，观众思绪万千。一位英国记者尤为震动，世博会的真正意义，以及它所带来的新的世纪引发了他的哲学思考。在他看来，施耐德的大炮似乎威胁着这个荟萃在巴黎的世界，它把战争从运动领域转移到了科学领域，人类的全部机智都被武器制造所占据。他写道：如果有一天，一切平息下来，和平的艺术也许会重生，“但与此同时，巴黎世博会也告诉我们，现代世界的胜利纯粹是机械性的”。

胜利还在继续。1900年，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打破了经典牛顿力学的锁链，提出了量子理论。瑞士，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凭借以相对论为题的毕业论文获得了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学位。1901年，无线电报穿越了大西洋，无马马车明确无疑地被戴姆勒（Daimler）的汽车所取代。1903年，一辆机动化的飞行器在基蒂霍克（Kitty Hawk）试飞。科学和机械几乎每天都在创造奇迹，这在有的人——比如亨利·亚当斯——看来，仍然意味着社会正义的进步是有希望的。“似乎再过几十年，邪恶和暴力最后的残余就会被击败”，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这么想，他当年还是维也纳的一名青年知识分子。

1900年，德国的《海军法》加速了英国放弃孤立政策的进程。德国计划在接下来的20年里拥有19艘新战列舰、23艘巡洋舰，很显然是在挑战英国存在的支点——海上霸权。英国因此明白，她需要朋友了。1901年的《海伊——庞斯富特条约》为良好的美英关系打下了基础。1902年英日正式结盟，自给自足的孤立政策曾是那么光荣而确信，自此永远结束了。1903年，新登基的英王爱德华七世访问巴黎，圆滑而得体地为与法国的和解做好了准备。1904年，新政策的成果——英法协约——面世，两国化解了前仇旧怨，建立了新的友谊，从根本上定义了欧洲的权力平衡。

与此同时，英国也着手增强实力，以应对这个充满新挑战的世界。从战斗中的表现来看，英国军队似乎与现代武装有些脱节。如今已是首相的贝尔福着手创建了帝国防卫委员会，制定策略，重组军队，使之现代化。他任命约翰·费希尔爵士出任该组织的三个委员之一，还准备任命马汉上校接替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担任剑桥近代历史学的钦定讲座教授，但是爱德华七世反对这个任命，因为英国的历史学家可以胜任。看来，贝尔福很欣赏这两位精明而实际的海牙委员，并在同样程度上认同他们的观点。1904年，他任命费希尔为第一海务大臣。这位新上任的海军首长脑子里酝酿着重大的计划。

同年，俄国同日本开战，很快便深陷泥潭，连连失利，以1905年1月旅顺口投降，以及3月奉天会战失败为最。奉天会战虽不是决定性的战役，却让俄国颜面尽失。3周之后，欧洲的警钟在摩洛哥敲响。

在英法协约的框架下，摩洛哥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对此怀恨在心。既然彼时俄国已自顾不暇，不可能援助法国，彪罗和霍斯坦便决定趁机考验下英法协约，暴露其弱点。1905年3月31日，德皇令人惊愕地驾临丹吉尔[18]（尽管也不乏紧张），所有国家都意识到这是一个挑战。欧洲震动了。这个姿态太过成功，它完成了克鲁格电报未竟的事业，德国的邻居们如今确信了德国根本的好斗意图，知道除了协约以外，还需要更具体的准备措施。“把欧洲地图卷起来”，99年前，拿破仑攻下奥斯特里茨时，绝望的皮特[19]曾这么说过。现在，英国把欧洲地图又摊开了，心境迥然不同。它和法国开始军事对话，以武装力量和对未来的展望巩固合作，这在滑铁卢之后还是第一次——派往大陆的远征军帮助某个具体的盟友，反抗某个具体的敌人。

1905年5月，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遭遇了致命的袭击。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现代主力舰在公海的正面冲突。虽然俄国的舰队被彻底击溃，战争并未就此结束。这证明了布洛赫的说法是正确的——面对一国的全部资源，战场上的胜利已不再能决定一切了，虽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1905年7月，对马海战3个月后，美国总统主动提出为日俄调停。与其说他是为了挽回俄国的颜面，不如说他更想叫停日本；在他看来，日本已经走得够远了。同意这个提议后，日俄各派代表于8月抵达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在美国总统的支持下，商讨和约。这是西方历史的重大时刻。对于麦金莱、克利夫兰或哈里森来说，扮演这个角色是难以想象的。但如今在台上的是一个新人，一个新的力量了。

“西奥多啊！你的毛病真多……”这是一年前，纽约《太阳报》为其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写的一行字社论。现在，当年的竞选人已经凭借自身的力量当上了总统，正精力充沛地管理着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美西战争刺激了工业发展，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高失业率和野蛮的劳动纠纷已经平息；饭盒子已经装满[20]了，1896年麦金莱和布赖恩竞选时那种充满怨恨的阶级情绪也不再那么浓厚了。进步论者（即新左派）同时也是扩张主义者，他们认为美国的未来要“向前，向上”。罗斯福总统带领美国人解决了煤矿罢工，“拿来”了巴拿马，开始修建运河，向托拉斯发出挑战，掴了到处揭露丑闻的记者们耳光——叫他们“刁民记录者”，把德皇撵出了委内瑞拉，一位据说是美国公民的人在摩洛哥遭歹徒绑架时，总统把美国舰队派去救他，并响亮地命令道（约翰·海伊的表述）：“我们要珀迪卡里斯（Perdicaris）活，拉苏里（Raisuli）死！”

“总统的心情真好，”他的朋友、法国驻美大使儒勒·朱瑟兰（Jules Jusserand）说过，“他的心情总是最好的。”他的精力旺盛如喷泉，但也不乏普通人的缺陷。他可以对首席检察官费尔兰德·诺克斯（Philander Knox）的建议听而不闻，但诺克斯还挺欣赏他的，曾说过：“啊，总统先生，为什么要让墨守成规折损您如此漂亮的行动呢？”但是埃利奥特校长仍然不喜欢他。尽管罗斯福1905年访问坎布里奇参加25周年同学聚会时，埃利奥特觉得有必要邀请他留宿在自己家。罗斯福刚到埃利奥特家时，汗流浃背，急着要洗澡，便扯下大衣，一卷，朝卧室里狠狠扔过去，把枕头都砸到地上了，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大手枪，砰一声摔在衣橱里。洗过澡后，他“狂奔下楼，好像不这么快他就活不下去似的”。埃利奥特问他：“您要和我共进早餐吗？”他回答：“哦，不行，我跟劳伦斯主教说好了，要和他一起吃——哎呀！”——他右手往身上一拍——“我忘了我的枪了！”拿好枪后，这位美国总统便匆匆离开，去找劳伦斯主教了，而哈佛大学的校长被他的违法行为惊呆了——马萨诸塞州是禁止带枪的——自言自语道：“无法无天，真是无法无天。”

那把手枪所代表的，与其说是无法无天的个性，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信条：生活是一场战斗。罗斯福对这一点的感受是最深的。他看不起托尔斯泰那“愚蠢的理论——人类应该永不打仗”，因为他深信“在实际战斗中没有能力坚持下来的国家最终会失去所有一切”。当和平主义者把文明的进步等同于“战斗精神的削弱”时，他勃然大怒；在他看来，这样的削弱意味着先进的国家会被落后的毁灭。他弄不清和平的渴望和肉体的怯懦，在这个问题上喋喋不休：“我痛恨（爱德华·埃福尔特·）黑尔那种人，还有《伦敦晚报》《国家》那样的报纸，他们对危险和艰苦有着全然的恐惧，所以总是歇斯底里地谴责战争、惧怕战争。”在他看来，周遭“弥漫着人品的软化，自私和奢侈，标准的降低”，他为此感到遗憾，特别是“一种态度，比如反帝国主义者那样的”。“这才是男子汉！”过去只要一提到罗斯福的名字，德皇就会这么感叹。

他比所有的总统都更在意自己的公共关系。1902年，艾斯图内勒男爵过来请求他为仲裁法庭做些事，让它运转起来。罗斯福听得很认真。“您对世界而言是危险还是希望，取决于您是支持侵略还是仲裁，”艾斯图内勒说道，“世人认为您倾向于暴力的一面。告诉他们不是这样吧。”

“怎么做呢？”总统问道。

“赋予海牙法庭生命。”罗斯福即刻叫来国务卿海伊，让他找找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交仲裁的东西。义不容辞的海伊翻出了一桩陈年旧怨：美国和墨西哥因为教会财产（church property）而引发的争议。于是，这个案子成了仲裁法庭处理的第一桩纠纷。海伊在海牙和会期间就担任国务卿，本身也是支持仲裁的，他想建立起仲裁法庭的声望，希望委内瑞拉债务问题也能通过仲裁解决。担心总统会接受德国的提议，亲自协调这件事，海伊在房里走来走去，边走边喊：“我都安排好了，我都安排好了。只要泰迪[21]把嘴闭上，坚持到明天中午就好！”这个目标很幸运地实现了，仲裁法庭于是收下了另一件重要的案子。

个别国家之间的仲裁协议也在慢慢推进。英国和法国1904年签订的协约便是一个成果。挪威和瑞典缔结了另一份条约，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下，挪威在1905年获得了独立——这个事件成为人类进步的证据，获得阵阵欢呼。当时的另外两件纠纷——英俄的多格滩事件和委内瑞拉债务问题——也交由仲裁法庭解决。仲裁法庭的存在成了保住颜面、满足公共舆论的重要途径。看来，海牙的理念正在生长。

1904年夏天，跨议会联盟在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开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请求美国总统召集第二次和平会议，着手处理海牙会议上搁置的问题，并将仲裁发扬光大，实现成立永久国际法庭的目标。罗斯福在白宫亲手接收了决议，并接待了冯·苏特纳男爵夫人的访问。罗斯福“就这个我灵魂深处的问题”和男爵夫人私下里交谈了一阵。她觉得罗斯福友好、真诚，“对讨论这个问题的认真程度印象深刻”。她在日记里写道，罗斯福对她说：“世界和平就要来了；一步一步，越来越近。”这是那个时代最不可思议的言论，它表明，真正的信徒有能力听到自己想听的话。

罗斯福感受到了在世界上扮演角色的魅力，觉得自己和沙皇一样，可以胜任和平会议的召集人的工作。于是，1904年10月21日，海伊让美国公使们提议，各国再次去海牙开会。第二次和平会议和第一次一样，都是在某场战争的中途进行的，但他并不觉得这是不祥的征兆。

各国同意开会，但前提是必须等到日俄战争结束。但日俄战争刚结束，摩洛哥又陷危机。这回，罗斯福总统又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私下里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了德皇就摩洛哥问题召开国际会议。这个有美国参与的会议于1906年1月在阿尔赫西拉斯[22]召开，挫败了德国的意图，使其比以往更加好战了。紧张的国际局势并未得到缓解。

1905年10月，也就是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3个月前，新一代战列舰的始祖——英国皇家海军舰艇“无畏”号装好了龙骨。它的火炮和装甲板都由不同的军械公司分别制造，此时已做好秘密实验的准备，测试它史无前例的高速状态。一年零一天之后，英国人获得了最大的军事优势——奇袭。“无畏号”由费希尔设计，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快、武装配备最齐全的战列舰，排水量1.8万吨，装有10门12英寸（约30厘米）火炮，动力装置是新的蒸汽轮机。它的存在表明了英国重建海军的自信和能力，也淘汰了所有现存的舰队，德国的军舰也包括在内。现在，德国不仅要造出可以与之匹敌的战列舰，还要疏浚其港口，拓宽基尔运河。

费希尔和克列孟梭一样，都认为敌人只有一个。1904年，他曾半开玩笑地和爱德华国王说，德国日益增长的舰队应该“被哥本哈根掉”，即通过突袭轰炸彻底摧毁。“我的上帝啊，费希尔，你肯定是疯了！”国王震惊地答道。同年在基尔港，德皇公开地把德国海军的诞生归因于他童年时对英国舰队的崇拜——他曾在“和蔼的姨妈和友好的司令们”的陪同下参观过。听到德皇用这么故作多情的话来解释一项昂贵的国家发展项目，彪罗也生气了，他不肯鼓励国民议会通过海军预算。“啊，那可恨的议会！”这就是德皇的回答。

与此同时，沙皇取代了罗斯福，开始发送海牙和会的邀请。沙皇觉得有必要挽回面子，美国这个自命不凡的暴发户已经干涉得够多了。1905年9月，沙皇的仗刚打完，便向华盛顿示意，他本人想保留号召开会的权利。罗斯福拱手相让。几个月前，罗斯福已经因为朴次茅斯条约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觉得好事做得差不多了。“我特别不想以职业和平人士的身份出现……类似戈德金、舒尔茨的那种。”他在给新的国务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23]的信中说。和平人士并没有因为罗斯福的退出而高兴。正如其中一位所说，俄国“不属于文明的先导者”。这一点在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时变得特别明显。沙皇在危机的逼迫下同意立宪，组成议会，但是重新掌权后又立刻翻脸，解散杜马，令国外的自由主义者惊骇不已。

总的来说，当时并不是召开和平大会的有利时机。不过有一件事倒是和平人士喜闻乐见的：英国的内阁更迭使得传统上支持和平的自由党人掌权。新上任的首相是亨利·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爵士，众人称其为C.-B.。他是个头脑冷静，随机应变的苏格兰人，出身富商家庭，因为谴责英国在布尔战争中建立集中营“方法野蛮”，在皇室和上流社会都不得人心。尽管如此，当爱德华国王不得不与他结交时，才发现他确实如某位共同的朋友所说，是“那么坦率，那么和善，那么聪明，那么富有幽默感”，不喜欢他是不可能的。C.-B.才智过人，老练圆滑，很懂处世之道，国王对此很是欣赏。这两位绅士有不少相同的趣味，很快便情投意合起来。两个人都是每年去马里昂巴疗养，都喜欢法国，和加里费侯爵（Marquis de Galliffet）的关系都非比寻常。C.-B.虽是自由党人，却出乎皇室的意料，“处理外交问题很有头脑”。他在英国人当中法语水平堪称一流，他喜欢在巴黎购物，吃法国菜，读法国书，阿纳托尔·法朗士是他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作为老派的自由党人，C.-B.自然地继承了裁军[24]的观念。他在当上首相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上便多少有些轻率地保证，自由党会在接下来的和平会议上为此努力，尽管沙皇的邀请函上省略了裁军这个话题，和1898年的对比明显。但C.-B.迎头而上，并且保证为建立永久仲裁法庭而努力。“还有什么比领导和平同盟更能彰显这个伟大国家的高贵呢？”他问道。这么做恐怕触犯了内阁里由阿斯奎斯（Asquith）、霍尔丹（Haldane）和格雷（Grey）组成的一大集团，作为自由派中的帝国主义者，他们并不像C.-B.那么热衷于和平事业。他们曾想把70岁的C.-B.排挤到上议院，取得党内领导权，怎奈C.-B.老当益壮，出人意料挡住了这一击。C.-B.讨厌这帮人，享受着自己胜利的喜悦。

但好景不长，这届政府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无情的困境。多年来，自由党一直痛斥保守党好战，现在轮到他们对国家的安全负责了。尽管在竞选期间曾许下削减陆军和海军的经费，一旦大选确认了他们的执政地位，自由党人便不再急着否定被保守党开启的军队现代化事业了。虽说C.-B.将帝国防卫委员会的费希尔、伊舍（Esher）勋爵和乔治·克拉克（George Clark）爵士起名为：该死的、专横的和独裁的（大概是依照这个顺序）；但他并没有解散帝国防卫委员会，更不用说“无畏”号战列舰项目了。出任战争大臣的霍尔丹着手裁减了300万英镑的陆军军费，但与此同时，又通过全面的改革，提高了陆军的战斗力，就像费希尔在海军里做的那样。他创立了总参谋部和预备役部队，称为地方自卫队。公学和大学里成立了军官训练团，并由政府提供武器、弹药及教官。年轻人热情地做出响应。军号的呼唤和横笛的尖啸在军官阶层发挥了神奇的作用。不过，地方自卫队的普通士兵人数在开始的几年里逐渐减少。

“无畏”号战列舰于1906年编入现役英国皇家海军，这对于自由党人来说是个奇怪的胜利。费希尔要求1907年再造三艘“无畏”级军舰，否则，他便威胁要辞职，并从海事委员会带走三个成员。这个困境令自由党人伤透脑筋，但也不是没有解决方法。政府强调海军只是防卫力量（考虑到封锁的作用，这点值得商榷），以此批准了费希尔的“无畏”级战列舰计划，与此同时也免除了自由党人良心上的不安。

各国又一次发现自己深陷窘境，不喜欢但又不得不去海牙开会。1906年和1907年的上半年，他们都在断断续续地讨论会议日程，想以此推迟那令人不快的日子。1906年4月传阅的俄国大纲上提议将仲裁和战争法规纳入讨论的范畴，但裁军问题仍被忽略。刚刚在外战中败北，国内又有革命，政局不稳的俄国只想着装满弹药，而不是裁军，它之所以召集开会，只是不愿被美国夺走主动权。就时任俄国外交部部长的伊兹沃尔斯基（Izvolsky）而言，裁军是“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和歇斯底里的女人们的狂热”。但是，自由党在英国主政后，裁军的问题便无可回避了。把这个已在1899年埋葬的议题重新拿出来谈，有死灰复燃之感；不把它放到会议日程上，又无异于承认无望的局势，引来公众的谴责。在1906年4月的伦敦跨议会联盟会议上，C.-B.敦促代表们能“以人道的名义”坚持要求各自的政府，带着减少陆军和海军预算的坚定信念前往海牙。那次开会不怎么愉快，因为在开幕当天，代表们聚在一起，向最年轻的议会及其骄傲的成员致以祝贺时，沙皇解散杜马的消息传来了。准备致欢迎词的C.-B.听闻后震惊万分，他以演讲词向沙皇的决策挑战：“杜马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复活的。我们可以非常真诚地说：‘杜马死了；杜马万岁！’”他的坦率招致了俄国的官方抗议。

至于裁军，德皇宣称，假如这个问题在讨论中出现——不管以何种形式——他的代表们都将退出会议。并且，他“虔诚地希望”这次大会根本“不要举行”。他已经因为屈服于阿尔赫西拉斯谈判而没有打仗，受到国内好战的泛日耳曼主义者以及皇储的政党的指责了。德国的外交官和别国大使们暗示，如果德皇被迫同意大会上提出的任何形式的军备限制政策，他恐怕会被罢黜。因为皇室之间的亲戚关系，爱德华国王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别国走动，结果通常很不愉快。某一次访问中，英王和德皇，也就是舅父和外甥，探讨了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仅有一次，谈话的氛围还算友善，可能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并未背道而驰吧。英王“全然否定”和平会议，“他自己主动告诉我，他认为这是个‘骗局’”，德皇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这样说。根据德皇的描述，爱德华国王说，和平会议不仅没有用——必要的时刻，没有人会理睬会议的决定的——而且还很危险，可能会引发国家间更多的摩擦，而不是和睦的关系。

在罗斯福看来，“警惕、好斗、尚武且工业化的”现代德国显然是“鄙夷海牙会议以及整个海牙理念的”。罗斯福那时担心的是英国的自由党政府会“在海牙会议上伤感得过火”。他对新上任的英国外交武官、国王的侄儿格莱亨（Gleichen）公爵说，他希望霍尔丹和格雷不要情不自禁，“感情用事”。罗斯福唯恐他们会“受所在党派的影响，往那个方向走……但是别让他们这么做”。他确切地告诉格莱亨，他目前的想法是在军舰的吨位上做限制，而不是海军的预算上。罗斯福解释道，他希望英国海军的实力和欧洲及日本目前的比例能维持下去，并提出了1.5万吨排水量的限额——他还不知道，此时停在朴次茅斯造船厂的庞然大物早已使这个数字成为过去。格莱亨把罗斯福的意思转达给国王，并补充道，罗斯福在家（位于牡蛎湾）招待他的午餐“极为简朴”，只有两个黑人侍从在场。也没有人去车站接他，总的来说，他对美方的安排很不满意。

“无畏”号开始服役，美国海军也不能落后，在罗斯福的要求下，1907年1月，国会批准建造同样级别的两艘军舰。在给埃利奥特校长的信中，罗斯福称，海军是“维护和平最有利的因素，比任何和平协会都好”，而巴拿马运河比海牙重要得多。在和平会议方面，“首要的麻烦是那些异想天开的空想家，他们疯狂地想做不可思议的事”，罗斯福补充道。

安德鲁·卡内基就是罗斯福眼中的那种空想家。卡内基在1900年把自己的公司卖给了摩根，换得2500万美元债券。美国钢铁的四分之一都是由卡内基的公司生产的，这个数量和英国全国的钢铁产量差不多。他没有诺贝尔那么害羞，在有生之年便把赚得的钱用于有益于人类福祉的事业上。除了捐款给图书馆以增进人类智慧以外，他也希望为世界和平出力，在安德鲁·怀特的敦促下，他已同意为海牙的仲裁法庭捐建一座大楼。

彼时，卡内基正在白宫和白厅之间穿梭，为促进和会事业而努力。可惜，在英国拒绝了他的限制战舰大小的提议后，罗斯福对和会已失去兴趣。高层通讯记者们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以此避免做出承诺。罗斯福与德国和英国的君主都有通信往来，顺畅地称呼他们为“我亲爱的威廉大帝”和“我亲爱的爱德华国王”。

事到如今，除了C.-B.和国务卿鲁特以外，没有哪个公职人员还想把裁军放到议事日程上了。鲁特的想法是，哪怕一事无成，也应当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没有几次失败，是换不来成功的：“失败乃成功之母”，他这么说。C.-B.也觉得世界各国必须不断尝试。虽然年老无子，最亲密的伴侣——他的妻子新近过世，不到一年后，他本人也去世了，C.-B.仍然在尽自己的一份力。1907年3月，他打破首相的惯例，就当前政策问题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海牙和会与限制军备”，刊登在新创办的自由党周刊《国家》（伦敦）上。他写道，虽然武器和军械与第一次和会时相较，有所增加，但是和平运动也在发展，现在变得“更加坚定，无比强大”。他认为，应该给裁军一个机会，让它和仲裁一样取得进步，后者已获得了“1898年做梦也想不到的权威”。他指出，英国已经减少了陆军和海军的支出（这话说得不错，如果新的“无畏”舰计划不算在内的话），如果其他国家愿意这么做的话，英国还会进一步缩减开支。显然，这么做不会影响英国的海军霸权，因为现状被冻结了。但是，首相也强调，英国海军不会对任何国家或国家群体构成挑战。这么论证就好比在良知的暗礁和政治现实的浅滩中艰难穿行，吃力不讨好。德国人视其为英国和法俄密谋的证据，它们联合在海牙施压，阻止德国在“无畏”舰的竞赛中获胜。彪罗在国民议会上公开宣称，德国将拒绝在和会上讨论裁军事宜。首相对裁军的拥护同样触怒了英王爱德华，英王愤怒的程度和首相支持妇女选举权时不相上下。“我估计他下星期还要支持修建英伦海峡隧道呢！”英王厌恶地说。不过，对于那项可怕的工程，C.-B.保持了克制。

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宣称他已做好准备，随时可在海牙讨论军费限制问题。霍尔丹真诚地和美国外交官亨利·怀特交谈，告诉对方军备限制的重要性，并在1906年前往德国，试探可能的协议范畴。但是，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其他政府，都没有任何意愿，对各自军事装备的自由做出限制，这是交谈背后铁的事实。意大利国王是唯一一个提到军火商的人，他表示，裁军会导致军火商们“大爆发式的反对”，他可以肯定，德皇绝不会同意“剪掉克虏伯的翅膀”。德·马顿斯教授作为俄国的代表，访问各国首都，收集意见——就像已经去世的穆拉维约夫曾经做过的那样。美国驻柏林大使直截了当地总结了情况：“德·马顿斯不相信，其他人也不相信……下次海牙和会上就裁军采取任何实际的措施，没有一丁点儿的可能。”

这些是外交官们私下的交流，在公众面前，可不能如此粗暴地处理和平问题，至少在英国和美国不行。这不是沉默的、被动的大多数人的问题，谁知道他们怎么想？大众舆论一旦成形便跟风变幻，更可能接近的是战争，而不是和平。然而，裁军问题如果被排除在海牙的议程之外，会引来知识分子——特别是和平运动人士——舆论的哗然。反战人士每年都召开代表大会——1901年在格拉斯哥，1902年在摩纳哥，1903年在鲁昂（Rouen）和勒阿弗尔，1904年在波士顿，1905年在卢塞恩（Lucerne），1906年在米兰——通过一份份决议，要求政府认真努力，结束军备竞赛。190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冯·苏特纳男爵夫人和她和平协会的同事们每年都在美国莫洪克湖开会，情绪仍然十分激动。1907年，简·亚当斯出版了《和平更新的理想》一书，引发了罗斯福的不满，因为和平合唱队里又多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声音。

卡内基紧紧抓住C.-B.关于和平联盟或者国际联盟的想法（名字还没有定下），决定应该由德皇建立这个组织，因为“我认为他应该为地球上的战争负责”。德皇喜欢百万富翁，曾多次邀请卡内基赴宴，现在他终于起程，准备说服德皇承担责任。出发之前，他写信解释，德皇将以“和平缔造者”的称号名垂青史，并附信给美国大使，“只要他和我们的总统在和平事业上共同努力，就能组成一个团队”。1907年6月，抵达基尔港的卡内基两次和德皇共进晚餐，其结果和斯特德与沙皇、冯·苏特纳男爵夫人与罗斯福的会面出奇相似。卡内基觉得这位帝王是个“出色的人，那么聪明，幽默，面带甜美的微笑。我觉得他是值得信任的，他会表明自己是支持和平的……非常迷人——非常；没办法不喜欢他”。远离甜美的微笑后，卡内基想起了他的任务，又写信敦促德皇在海牙表明姿态，让世界认识到他其实是“和平的门徒”。

这样的言语和姿态是和平人士的习惯性弱点，其对公众的影响——假如这种影响存在的话——只能是欺骗性的。与此同时，政治家告诉公众的东西，听起来都很崇高、有益，残酷的现实只有他们自己清楚。唯有一个人试图指导公众诚恳地看待战争。这个人就是马汉。如今已是将军的他，仍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扬自由控制战斗力的重要性，特别是私人财产免于捕获的危险，他预计这个问题会在新一届海牙和会上再次提出。在他看来，军事力量需要保护，以防止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对它构成损害。结束国外旅行后，马汉焦急地写信给罗斯福：“大多数国家的公众有着已然成形的观念”，那就是战争的问题“存在着判断错误和‘贸然行事’的危险”。

正是因为这个已然成形的观念，英国和美国不得不支持将裁军问题摆上台面。格雷和罗斯福都不相信这样的讨论会导致任何实际的结果，在和外国大使的谈话中，他们都解释说，坚持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公众舆论着想”。德国、奥地利和俄国下定决心不予讨论，否则可能会使自己陷入被动局面。经过了几个月错综复杂的外交谈判，和平会议的日程终于昭告天下，裁军问题不在其中。各国的接收函上包含了许多保留意见，恐怕一见面，这个会议就要散掉。大英帝国、美国和西班牙保留了提出裁军问题、展开讨论的权利；德国、奥地利和俄国保留了在裁军问题提出时，弃权或退出会议的权利；其他国家保留了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各种权利。

虽然面临这么多压力，各国还是在1907年6月15日齐聚海牙。新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20世纪的三大特点已经十分明显：迅速发展的经济，充满创造活力的艺术，以及沉静的“鼓声，好像睡梦中的噪声”。有的人听不见，也有许多人听见了，听见的人也不一定因此担心。为“决战的那一天”干杯是德国海军军官的习惯。一位英国游客在拜罗伊特附近的一处温泉与一群德国学生及年轻的海军军官相遇，他们“以最友好、最亲切的方式，和我讨论起我们两国即将迎来的战争”。他们认为，风水轮流转，每个帝国都有出头的日子。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已经衰落，英国也不远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缺呢？当然是德国，这个强大、明智、高贵、天才的国家，其发展在19世纪尤为突出，现在已“泰然自若，做好了英勇战斗的准备”。不过，德国不是唯一一个泰然自若的国家。咄咄逼人的新强权——日本和美国使欧洲确信，这些国家冲突在即。《加利福尼亚州移民排除法案》在日本国内引起民愤后，这两个国家都对自身很有信心。“战争是大势所趋，”国务卿鲁特写道，“不是现在，而是几年之后。”

战争的前景在统治阶层的许多人看来，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事实。兰斯顿爵士在上议院反对《养老金法案》时说，这个法案的花销和打一场仗差不多，而去南非打仗是一项更好的投资。“战争的后果固然可怕，但至少能提升这个国家的道德品质”，而目前讨论的措施则会削弱它。如果说战争的前景令工人阶级的发言人胆战心惊，暴力本身却不会。乔治·索列尔在1908年出版的《反思暴力》一书中宣称，以阶级斗争为目的的无产阶级暴力“卓越而英勇”，将把世界从荒蛮中拯救出来。

第二次海牙和会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签订了更多的公约，但除此以外，与上次的差别不大。会议从10月开始，持续了4个月，而不是上次的两个月，达成了13份公约，上次是3份。由于美国不顾欧洲各国的反感，坚持邀请拉丁美洲国家出席，一共有44个国家、256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之相比，第一次和会只有26个国家、108名代表。因为人数众多，会议地点改在了海牙市中心的“骑士之家”（Ridderzaal），即荷兰议会的所在地，而不是可爱的公园里的林中屋。许多代表是老面孔了，但1899年的显要人物也有不少缺席的。法国的布儒瓦和比利时的贝尔纳特仍然是各自代表团的领导，但是明斯特、庞斯富特和德·斯塔尔已经去世；安德鲁·怀特没有回来；马汉和费希尔也不在，不过他们的精神可能留在了海牙。新的主席还是俄国人——M·内里多夫（M. Nelidov），和他的前任一样，也是年长的外交官；从他的发言和举止来看，他对会议的理念缺乏赞同感，而且大多数时间身体都不好，便把俄国代表团的指挥权交给了傲慢的德·马顿斯教授，而德·马顿斯也因为痛风常常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能出门。俄国代表团的成员居住在不同的酒店，似有内部分裂的趋势。

两年前和贝尔纳特同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艾斯图内勒男爵这次仍是法国代表团的一员。面黄肌瘦的佐恩教授来自德国。新面孔包括意大利代表托尔涅利（Tornielli）伯爵，他的夫人就是在那可怕的一天和卢拜总统同乘马车去欧特伊的人[25]。还有臭名昭著的德·索韦拉尔侯爵（Marquis de Soveral），他代表葡萄牙。此人是爱德华国王的密友，在伦敦有“蓝猴”之称，据说“他向所有最美的女人求爱，而所有最好的男人都是他的朋友”。还有成批的新人——拉丁美洲“完美的花花公子”。

不屈不挠的庞斯富特不在了。他在1902年去世时，罗斯福用巡洋舰把他的尸体送回英国，并说道：“我这么做不是因为他是大使，而是因为他是个绝对的好人。”他的位置被一位法官——爱德华·弗莱（Edward Fry）爵士占据了（如果不是取代的话）。弗莱爵士是个82岁的教友派，身材矮小，超脱名利，不过话虽这么说，他却不愿意把英国代表团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他的助手——欧内斯特·萨道义（Ernest Satow）爵士。后者是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曾担任英国驻华公使，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而弗莱就不行了。

大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是美国和德国的首席代表：约瑟夫·霍奇斯·乔特（Joseph Hodges Choate）先生，75岁，白色胡须，看上去像是19世纪的化身；马沙尔·冯·比伯斯汀（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男爵，文雅而时髦，虽然只比乔特小10岁，却显然是个新时代的人。乔特友好而精明，以能言善辩而闻名，1899年至1905年任美国驻英大使，律师出身，他1895年在最高法院上对财产权益的出色辩论使得所得税的征收延迟了18年。他在斯多克桥拥有一处由斯坦福·怀特[26]设计的避暑住宅。他那光滑的丝绸帽子下闪闪发光的白发成为海牙和会的地标。

马沙尔男爵是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面颊上有两道疤痕，是当年在海德堡上学时决斗留下的，那一副“高傲而聪明的面容，似乎在鄙视人类的愚昧”。他弹钢琴，下象棋，种玫瑰，烟不离手，偶尔弹掉大衣丝绸翻领上的烟灰，那姿势似乎表明他处理人类问题时也不会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他鄙视公众舆论，认为那是报纸随意制造的。不能控制新闻出版的政府，不是名副其实的政府。而控制报纸最好的办法是“当着它的面用力关门”，这就是马沙尔的建议。他对其他与会代表的看法也是爱憎分明：德·马顿斯是个“极度缺乏智慧的江湖骗子”；巴西代表巴巴罗萨（Barbarosa）“最为无聊”；弗莱是个“完全没有现代生活经验的好老头”；托尔涅利“温和平静”；日本代表都筑馨六在德国留过学，是个会说德语的“上等”人，对“皇帝陛下极为尊崇”；俄国陆军代表米克尔森（Michelson）上校在演讲中说战争是可怕的，要尽一切努力仲裁调停，避免其发生——这话如果出自冯·苏特纳男爵夫人之口，还情有可原，而一位上校这么说绝对是“丑闻”；乔特是列国代表中“最非凡的人物”，有“超群的智力、渊博的法律知识和强大的政治能力”。

在讨论限制铺设地雷的提案时，马沙尔的发言震惊了在场的代表；他警告为战争设立准则是愚蠢的行为，因为它在“现实的法则”面前恐怕是无效的。这个说法引起了新闻界的广泛评论，甚至桂冠诗人也在《泰晤士报》发表见解。阿尔福尔德·奥斯丁义愤填膺，无法写诗了，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马沙尔的话是为未来德国的侵略行径发出了清晰的警告，德国的邻邦——荷兰、比利时、法国、奥地利——都不能掉以轻心。“收到正式预警”的英国应当采取征兵制，桂冠诗人文章的结尾借用了他的前任——丁尼生爵士的话：“列队！列队！步兵们，列队！”

和平运动人士照旧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海牙，伯莎·冯·苏特纳和斯特德也在其中。斯特德再次自封为独立书记员，记载会议进程、各色人物、激烈争辩和私下交易——这次是以名为“和会邮报”（Courrier de la Conférence）的日报发行，每天四版。安德鲁·卡内基取代了死去的布洛赫的位置，为新的和平宫（Peace Palace）打下地基，他为此捐赠了125万美元。经商定，每个与会国家都要为这栋楼贡献出最好的东西，以表达“普遍的善意和希望”。社会主义者照旧来了，这一回无政府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来了，利用和平大会的时间在阿姆斯特丹开他们的代表大会，希望为他们的事业引来世界的关注。荷兰牧师兼和平主义者多米拉·尼文会斯（Domela Nieuwenhuis）设法将无政府主义和宗教结合，并保持真诚的态度。他毫无偏见地谴责卡内基和各国代表——他们做着带来死亡的交易，一边建造和平的神殿，一边坦然接收武器订单，“连日本来的也不例外”。他的职责也许不合时宜，但却是准确的。“让所有的工人，无论国籍，都起来罢工，抗议战争吧！战争就不会再有了！”尼文会斯呼喊道。

大会的工作照旧按照委员会来组织——仲裁委员会、陆战法规委员会、海战法规委员会——还增加了第四个委员会——海商法委员会。布儒瓦和贝尔纳特仍是第一和第二委员会的主席，托尔涅利和德·马顿斯分别担任第三和第四委员会主席。内里多夫的开幕式演讲没有引发任何兴趣；大会开头的几天很阴郁，会场的安排和任务的分配混淆不清，全体大会上的音效很差，以至于代表们曾就上一位演讲者用的是英语还是法语进行激烈的争论。

裁军问题必须要讨论，哪怕目的只是为了向公众展示它是行不通的，而政治家们的意图是真诚的——英国人坚持执行了这个想法，在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并没有国家退席，因为爱德华·格雷爵士之前的解释虽然暧昧不明，却也让大家明白，对这个话题的探讨不会陷入令人不快的境地。确实如他所说。爱德华·弗莱爵士严肃而动人地陈述了死亡的引擎节节攀升、令人震惊的事实，然后提出“进一步认真研究”的决议案，这正是1899年搁置时使用的措辞。内里多夫同意，如果说1899年谈军备限制时机还不够成熟的话，1907年也同样如此，代表们没有投票就接纳了弗莱的决议案。这个话题总共讨论了25分钟。这场“既可怜又可耻的灾难”令斯特德愤怒，就连国务卿鲁特也断定，格雷的支持不过是为了“满足英国公众舆论”而做出的姿态罢了。

在弗莱的“葬礼演说”之后（这个名号是马沙尔起的），世界对海牙和会已不耐烦，甚至记者们都失去了兴趣。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代表反倒集中精力干正事，讨论起战争的法规和技术细节来。代表们就他们的专业——中立国的权利和义务、武力索赔契约债务、战争开始的规则等将战争视为人类生活理所当然的问题——起草、论辩，全神贯注，忙得不亦乐乎。他们还真的比第一次和会时更认真，仿佛战争不仅是无法更改的事实，还是迫在眉睫的事实。委员会每天开两次会，需要阅读冗长的文件，征询专家的意见，准备新的草案，为了制定妥协方案而进行的机密谈话也无休无止。“过去的6个星期太辛苦了，我在律师资格考试后还没这么用功过。”马沙尔向彪罗汇报时说。

用气球投掷投射弹和爆炸物的问题经过讨论后，为了避免自我否定，代表们把禁令延长了5年。中立国领土——比利时极为关切的问题——被承认是不容侵犯的，代表们制定了一份包括25项条款的公约，确立了如若中立国被侵犯，将采取的程序规则。日本1904年奸诈地突袭俄国，开启日俄战争的行为引发了有趣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一份公约，签署国同意，在发出明确的警告——可以是宣战公告或者最后通牒——之前，不得开战。还通过了一份包含56项条款的公约，重新定义了陆地战争的法规和惯例。1902年的委内瑞拉事件促成了另一份公约的产生，禁止使用武力索赔契约债务，除非欠债国拒绝仲裁。这份公约代表着国际法的明确进步。

海战是激烈争论的对象，对海上贸易的捕获是核心问题。作为海上封锁的基本武器，英国坚决捍卫捕获权不受任何限制。而德国对于用捕获法庭（prize court）或其他干涉措施进行限制的决心也同样坚定。至于潜水艇和自动触发水雷等对抗封锁的武器，德国坚决捍卫使用的权利，而英国要求限制。在私人财产赦免的问题上，如果说美国代表团还没有听懂马汉的告诫的话，格雷已经明白了。他告诉手下的代表们，如果一条原则的“逻辑结论使得废除商业封锁成为必须的话”，英国是不能同意的。他还为此准备了一个扭曲的理由，这是马汉绝对想不出来的。任何“企图缩小战争的不良因素，消除公众抵制战争的顾虑”的条款，英国都是不能同意的。翻译成简单的语言，也就是说，英国不能同意任何减少战争的损害，以使人们更轻易参战的条款。对于英国自由党来说，为本来就利己的政策找到道德上的理由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最擅长此道，或者说，表达最为隐晦的莫过于这位爱德华·格雷爵士了。

最终，大会通过了8个关于海战的公约，对伤害敌人的所有方式设定法规，明确权利和限制。光是禁止自动触发水雷的条款就有13条，只有铺设1小时后自动失效的触发式水雷才被允许使用；另外13个条款对海军轰炸岸上设施做出了规定；57个条款支配国际捕获法院。其余的公约则与捕获的权利、走私的性质、中立国在海战中的权利和义务有关，但是这些公约很不令人满意，关于它们的讨论将在下一年的伦敦海军会议上继续。

庞斯富特离开之后，仲裁的推动力就主要由美国承担了，律师出身的国务卿鲁特是乔特背后支持的力量。鲁特的目标是把1899年建立的，针对同意仲裁的诉讼国的非强制性法庭转变为常设国际法院，由常任法官“在司法责任的意义下，通过司法方法”解决国际法上的问题。罗斯福总统对这一目标的支持并无坚定的信念。他在会议进行了一半时，向鲁特坦白：“我没怎么关注海牙的情况。”而对他的朋友、德国驻美大使斯派克·冯·斯滕伯格（Speck von Sternberg），他的话则更有力度——出于某些原因，他和德国人有如此交流的习惯。他告诉斯派克，他对海牙的进程没有适当的兴趣，因为他“实在厌恶”专业和平人士喋喋不休的废话。

美国设立常设法庭的提议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巴西坚持44国都要有代表成为障碍之一。用一位评论员的话说，“土耳其、波斯等堕落的东方国家……或中南美洲的混血儿律师”为他们做决策，欧洲大国的代表想到这点就受不了。但问题的症结还是在强制性仲裁上。这一点取决于最后的答案，“1907年开的这场会，到底是和平会议还是战争会议？”马沙尔在给柏林的报告中写道。既然他的国家完全否定强制性原则，马沙尔应该已经知道问题的答案了。然而，他并没有像前任那样，陷入困难的孤立状态。他反而强烈支持仲裁的原则，而同时又反对所有将之付诸实践的措施，正如乔特所说的那样。大会试图弄出一系列无关痛痒的问题作为强制提交仲裁的项目，让大家都同意，但是还是有8个国家投了反对票，未能成形。最终，包含96项条款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获得通过，强制性原则不在其列。因此，法院无法成立。

还有最后一个争论的焦点：第三次和会。海牙理念的信奉者们希望能看到在相互依存的原则下建立的常设机构和定期会议。国家作为独立主权单位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大会解散之前，他们想做出再次集会的承诺。非信徒们，主要是欧洲大国，不想要更多限制它们自由行动、通过强制和平解决而侵犯国家主权的东西。它们反对对第三次和会的承诺，特别是因为该问题的压力主要来自美国。国务卿鲁特真诚地相信连续的失败是成功的必需，认为每次大会所取得的成绩都是下一次大会目标实现的条件，所以他吩咐乔特达成召开第三次和会的决议。现在让各国做出承诺，他是想和俄国较量，取得和会的倡议权和控制权。乔特和态度勉强的代表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直到他向内里多夫威胁说，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就在全体大会上公开表决，反对的声音才平息下来。代表们通过决议，建议下次会议在“与前述会议间隔时间相同的周期”召开，也就是8年之后。

完成了这么多，至少已在“使国家的做法与其公开表示的和平愿望一致”上取得进步了，鲁特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这个愿望足够真实。因为它，各国两次相聚海牙。因为它，人类与生俱来的保卫自己的欲望两次和与之相反的意向交锋。国际新秩序的目标——国家愿意放弃战争的自由以换取法律保障——还在前头。正如乔特后来所说，海牙和会上迈出的步伐注定是“踌躇而矜持的”。

他期待1915年的下一次会议能取得进一步成果。

[1] 拉丁文：urbi et orbi（教皇训令中的祝福语）。

[2] 威廉二世乃英国维多利亚女王（1809—1901）之外孙，和众多欧洲皇室成员都有血缘关系。

[3] 拉丁语：直译为“我们不能”，指无能为力，无法对事情采取行动。这个词被用来形容庇护九世、利奥十三世等教皇的外交政策。

[4] 库诺·弗朗克（Kuno Francke，1855—1930）：美籍德裔历史学家、教育家，哈佛大学教授。

[5] 即参与美西战争马尼拉战役的乔治·杜威，美国海军特级上将。

[6] 即索尔兹伯里姓氏的首字母。

[7] 该报于1865年创办于伦敦，后合并至《伦敦晚报》（London Evening Standard）旗下。其名字取自英国作家萨克雷笔下虚构的报纸。萧伯纳、王尔德、斯蒂文森等作家都曾为此报执笔。福尔摩斯系列故事、《时间机器》等文学作品中都提及过这份报纸。斯特德在1883—1889年担任此报主编。

[8] 指巴塔克大屠杀，发生在1876年“四月起义”期间，土耳其非正规军对保加利亚人的屠杀。

[9] 即贝莎·帕尔默（Bertha Palmer），美国女商人、慈善家、社会名流。

[10] 菲尼亚斯·泰勒·巴纳姆（Phineas Taylor Barnum）：美国19世纪娱乐业的重要人物，“玲玲马戏团”的所有者，带着包括著名的连体婴“暹罗双胞胎”在内的各种神奇展品到处巡演。

[11] 奥兰治自由邦是非洲南部的独立国家，后来成为南非的一个省份。

[12] 杰克可用作约翰的昵称。

[13] Stadtholders是从中世纪承袭的头衔，直译为执政，实则是荷兰等低地国家的元首。

[14] 此处讽刺俄国沙皇抵制立宪。

[15] 即把战场从陆地、海洋扩大至空中。

[16] 希伯来文，意为迫在眉睫的凶兆。《圣经·旧约·但以理书》中记载，古巴比伦王伯沙撒在欢宴时看见神秘的手指在皇宫的墙上写下上述文字，预言其大难临头。

[17] 埃菲尔铁塔建于1889年，作为当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入会拱门。

[18] 摩洛哥港口城市。

[19] 即当时的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the Younger，1759—1806）。

[20] “满满的饭盒”是美国共和党1900年提出的竞选口号，见本书第三章。

[21] 西奥多·罗斯福的昵称。

[22] 西班牙南部港口城市。

[23] 海伊于1905年6月去世。——原注

[24] 此处探讨的问题是限制军备（limitation of amaments），而非裁军（disarmament），但因为裁军这个说法较为简练，在当时普遍使用，故本书也遵循这个用法。——原注

[25] 指的是法国总统在欧特伊遭反德雷福斯派的袭击一事，详见本书第四章。

[26] 斯坦福·怀特（Stanford White）：美国著名建筑师，华盛顿广场拱门（纽约）的设计者。

第六章

尼禄主义在蔓延

德国：1890—1914

理查德·施特劳斯——他在世纪之交的乐坛上是个胆大妄为的坏人，新形式的创立者，当地气象的晴雨表。他在概念上标新立异，技巧上才华横溢，但未能免于俗气。他的每部新作品——通常在首演时由他亲自指挥——都让音乐厅爆棚，公众迫不及待地寻找兴奋点，乐评人则挥着职业的长剑，夸夸其谈。在1889—1899年这10年间，也就是在他25—35岁之间，施特劳斯写了6部作品：《唐·璜》《死与净化》《梯尔的恶作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堂·吉诃德》和《英雄的生涯》，使用的是他创造的新形式——或用乐评人的话说，是“无形式”——交响诗，又称音诗，很像浓缩、无词的歌剧。《唐·璜》首演谢幕时，观众五次把作曲家请回来，希望他能把这首曲子再演奏一遍。《英雄的生涯》首演时，某些观众被描写战斗的段落激怒，气得退场抗议，而留下来的人“一边听着，一边颤抖，有人突然站起来，不由自主地做出暴力的动作”。在一些人眼中，施特劳斯哗众取宠，腐蚀了音乐艺术；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音乐新时代的预言家，甚至是“一种新艺术的发明者”。但无论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施特劳斯巩固了德国在瓦格纳时代取得的音乐霸主地位，被称作“理查德二世”[1]。

这个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使得施特劳斯成为德国文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因为虽然德国文化的优越性在德国人自己看来是不言自明的，但音乐却是唯一一个外国人也愿意承认其优越的领域。德国人自命是古希腊、古罗马的继承者，现代人中教育最好、最有修养的人，奇怪的是，在这一点上很少有外国人能够全然理解。除了德国的教授和哲学家以外，只有瓦格纳能唤起他们的敬意，只有拜罗伊特——瓦格纳的节日剧院（Festspielhaus）能吸引他们前来参观。巴黎仍是欧洲艺术、娱乐和时尚的中心，伦敦是社交的中心，罗马是古董的中心，意大利是旅行者们追求阳光和美的目的地。文学中的新运动——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社会批判，文学巨匠们——托尔斯泰、易卜生和左拉，伟大的小说作品——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哈代，都没有起源于德国的。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过去之后，英国在19世纪90年代又涌现了新天才——斯蒂文森、王尔德和萧伯纳、康拉德、威尔斯、吉卜林和叶芝。俄国又出现了契诃夫这个无与伦比的人性阐释者。法国到处是画家。德国的画家很少，出名的只有分离派领袖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而这个派别也没带他走多远，他最后也只当了普鲁士美术学院的校长而已。德国文学界的出色人物是剧作家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易卜生的分支；以及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的分支。

然而，在音乐领域，德国输出了一系列世界级的大师，尤以瓦格纳为最，其艺术融合的教义成了外国人竞相膜拜的对象。从圣彼得堡到芝加哥，世界各地的瓦格纳协会投入资金，为这位大师的乐剧建造合适的家，“拜罗伊特理念”带来了知识界的沸腾，超越了德国的疆界。德国人相信他们在音乐上的霸主地位会永远持续，不会遭遇来自其他国家的严峻挑战。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和德皇一样，厌恶施特劳斯的现代性，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施特劳斯的卓越也是德国音乐霸主地位持续下去的印证。

不仅仅是大城市，每个德国城市或大一点儿的城镇都有这样那样的歌剧院、音乐厅、音乐学院、交响乐团、音乐协会（Verein）。几乎每个德国人都是某个合唱团或演奏团的成员，晚上一边喝几瓶啤酒一边练习巴赫的康塔塔。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在19世纪90年代人口不足20万，和海牙、诺丁汉或明尼阿波利斯市大小差不多。这个城市以两座音乐学院而自豪，卓越的教师和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新建的歌剧院是“欧洲最漂亮的”，一星期有六天演出；博物馆协会乐团有120名乐手，举办交响乐和室内音乐会；两个大型的合唱团也经常办音乐会；除此之外，常有艺术家前来访问，举办无数的独奏会。柏林、慕尼黑、科隆、德累斯顿、莱比锡、斯图加特等城市情况也相似，另外，各种纪念某个作曲家或特殊时刻的音乐节也很普遍、频繁，时间可长达一星期。

瓦格纳死后，拜罗伊特音乐季的氛围变得压抑起来，敬畏成为一种义务。带游客去节日剧院的出租车会在座位上钉着写有“史料！”的卡片，表示大师曾在此落座。演出开场号角震天，好像是告诉观众，要做好虔诚崇拜的准备。香肠和啤酒是幕间休息的餐点，然后又是一阵号角；第二幕之后，有更多的香肠、啤酒和号角；第三幕后也是同样的步骤。忠实的观众全身心投入到大师的作品中“仿佛在领圣餐”，年轻的西贝柳斯写道，他在1894年前往此地想要好好感受一番，结果巴不得尽快离开。到了1899年，20岁的托马斯·比彻姆（Thomas Beecham）来了，他在崇拜的人群中发现了裂痕。他不满地宣称节日在堕落，批评柯西玛夫人[2]的统治，叫嚷着要革除瓦格纳之子齐格弗里德艺术总监的职位。他们说齐格弗里德的管理没有效能，缺乏创见，歌手水平不行，表演低劣。而忠实于“妄想平和之屋”（Wahnfried）[3]的群体则以阴谋和嫉妒为由反击。

此时，施特劳斯已是新的英雄，他在音乐自画像《英雄的生涯》中也如此承认。从小在舒适的环境中成长，他已习惯于这种生活，穿着外交官式的标准服装，身材修长，6英尺3英寸（约1.95米）高，肩膀宽阔，双手保护得很好，脸上没有皱纹，嘴巴的形状和小孩的差不多，亚麻色的小胡子，亚麻色的卷发已经退到了高高的额头后面。施特劳斯既没有贝多芬那种普罗米修斯的气质，也没有舒曼一般的诗人境界，他的长相和他本人的身份一致：一位成功、富裕的艺术家。12岁时，他的作品就已上演；所有重要的交响乐团都聘请他当过指挥。他泰然自若，意识到自己的优势，愉快地傲慢着，但没有自大到令人不快的地步，这是巴伐利亚人，而不是普鲁士人的特质。

崇拜瓦格纳、最后发疯死掉的那个巴伐利亚的末代皇帝路德维希二世，在1866年和奥地利联合抵抗普鲁士，慕尼黑的文化因此更接近维也纳，而不是柏林。慕尼黑注重艺术的培养，自视为现代的雅典，与斯巴达式的普鲁士截然不同。普鲁士的军官就像他们的古代模范一样，鄙视文化和舒适的生活。巴伐利亚人是德国的南方人——很大程度上是天主教式的——享受生活的乐趣，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审美上的。斯蒂芬·乔治是慕尼黑“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运动的大祭司，1892年开始为他虔诚的信徒们编辑文艺评论《艺术画刊》（Blätter für die Kunst），为艺术、灵魂和风格寻找德国的答案。在慕尼黑，幽默也有一席之地，讽刺刊物《傻大哥》（Simplicissimus）1896年创立，漫画刊物《趣味画刊》（Lustige Blätter）也在此出版。慕尼黑甚至有种叫“超越舞台”（Überbrettl）的艺术酒馆，席间上演讽刺剧，柏林就是其嘲弄的对象。

作为土生土长的慕尼黑人，施特劳斯与普鲁士在文化上是不相容的，但是作为一个1871年时7岁的德国人，他又与德意志帝国新的民族主义一同成长。施特劳斯出生于1864年，比德皇、德雷福斯和西奥多·罗斯福小5岁，啤酒与音乐的结合是他的家庭传统。啤酒与音乐也是他老家从业人数最多的两大行业。他的外祖父是一位富有的酿造商，其喜爱音乐的女儿和弗兰兹·施特劳斯结婚，后者乃慕尼黑宫廷乐队的首席圆号手，皇家音乐学院教授。据说，他是唯一一个令瓦格纳害怕的人。尽管他演奏的瓦格纳音乐“甘醇优美”，他却痛恨瓦格纳的作品，特别是这些作品对乐器的要求，有一次因为这个原因他大为光火，发了一通脾气，竟使得大师默然无语。瓦格纳担心弗兰兹·施特劳斯会宣称他谱写的音乐无法演奏，曾恳求指挥汉斯·李赫特（Hans Richter）在《纽伦堡的名歌手》排练之前，单独吹完圆号的独奏部分给他听。尽管弗兰兹·施特劳斯从来没有就不和谐音和违背古典形式的做法与他的儿子和解过，理查德·施特劳斯笔下最辉煌的乐器还是圆号，他将圆号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好像是以此来纪念他的父亲，这位自夸是全世界最好的圆号手的人——当人们问起他将如何证明这一点时，他回答说：“我不证明，我承认。”

施特劳斯的父母在他4岁时开始对他进行音乐教育，从弹钢琴开始；到了6岁，他已经开始作曲了。在认字母之前，他就会读写五线谱了。上学时，他跟随宫廷管弦乐队的指挥学习了小提琴、钢琴、和声与对位。凭借“过剩的活力”——这将是他一生最显著的特点——他完成了一首又一首艺术歌曲、器乐独奏曲和奏鸣曲。12岁时，他的《节日进行曲》（Op.1）在学校演出，后来出版了。在公开音乐会上演出作品是从他16岁时开始，先是他的三首歌，然后是17岁时的《A大调弦乐四重奏》（Op.2）和同年由慕尼黑学院演奏的《D小调交响曲》（Op.3），观众们热情高涨。18岁时，他写了一首管乐组曲，获得了迈宁根公爵管弦乐团的队长，也是彼时最出色的指挥家汉斯·冯·彪罗（Hans von Bülow）的赞赏。彪罗委任施特劳斯再写一部同类的作品。彪罗指导下的迈宁根乐团是德国乐团中的明珠，其成员将乐谱熟记在心，像独奏家一样站着演出。施特劳斯写出了《十三件管乐器的小夜曲》，彪罗邀请他前来指挥这部作品，并在没有排练的情况下进行日常演出。这位20岁的作曲家令演出陷入“轻度昏迷状态”，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指挥。从此，施特劳斯成了彪罗的门徒，在其指挥下作为钢琴独奏家演出了莫扎特的协奏曲；21岁时便被任命为迈宁根的音乐总监，并在公认的大师指导下学习指挥。莫扎特是他在作曲上崇拜的模范，施特劳斯21岁前所作的早期弦乐四重奏及管弦乐作品继承了迷人的古典主义传统风格。

19世纪80年代的音乐界沉浸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党派斗争当中。新问世的作品很少作为独立的音乐作品来欣赏，而被看作这一派的拥护者或那一派的追随者。作曲家、评论家和公众围绕着勃拉姆斯和瓦格纳这两大对立的图腾柱跳着永恒的战斗之舞。对于勃拉姆斯的追随者而言，这位1897年去世的作曲家是最后一位伟大的古典主义者，而瓦格纳是反基督的，李斯特是第二位撒旦。李斯特派（Lisztisch）是他们表示轻蔑的最后一个词。相反，瓦格纳的追随者们认为勃拉姆斯古板沉闷，被传统压得喘不过气，而他们的偶像是音乐的先知、弥赛亚和拿破仑。施特劳斯，作为他父亲的儿子和莫扎特的信徒，起先是反对瓦格纳的，但是彪罗使他改变了信仰。虽然瓦格纳勾引了彪罗的妻子，彪罗对这位勾引者的歌剧仍然热情不减。施特劳斯同时也受亚历山大·里特（Alexander Ritter）的影响。里特是迈宁根乐团的小提琴首席，因为是瓦格纳侄女的丈夫而享有特别的声望，正是他说服了施特劳斯，音乐的未来（Zukunftsmusik）属于柏辽兹、李斯特和瓦格纳的继承者。“只要我们研究勃拉姆斯足够长的时间，就会发现他根本空无一物。”里特断言。

里特“像暴风一般”影响了施特劳斯。这种影响和意大利旅行的经历相结合（南国的阳光和温暖曾对易卜生等北方人起过作用，现在施特劳斯也感受到了），启发了他以新的形式创作了第一首作品《意大利》（Aus Italien）。它被称作“交响幻想曲”，由四个乐章组成，各有描述性的标题：“在康巴尼亚”“在罗马的废墟中”“在苏连多海边”“那不勒斯民间生活情景”。第二乐章有如下副标题：“描绘了逝去的景象，神奇而壮观；在明媚的阳光下感受到忧郁和壮丽”，谱面上的表情记号是“抖擞的快板”（allegro molto con brio），这种表达忧郁的方法有点儿特别，不过“抖擞的快板”将成为施特劳斯本人的特质。

《意大利》沿着李斯特和柏辽兹留下的路，继续走了下去。李斯特和柏辽兹也曾试验过叙事和描述性的音乐，但他们还是遵循主题和发展的传统模式的。这种要求有时会把标题音乐拉伸得很怪异，比如德国作曲家拉夫（J.J.Raff）的《森林交响曲》，根据一位乐评人的说法，这首曲子最后乐章中的暮色一共降临了三次。施特劳斯抛弃了传统模式，从而避免了这个问题。他的描述没有发展，以一系列令人炫目的微光挑逗听众，但不给出解答。这么做的结果，正如《意大利》的慕尼黑首演，由作曲家亲自指挥时显示的那样，是嘘声和倒彩，“普遍的讶异与愤怒”。

施特劳斯拒绝从选定的路上改道，接着又发表了一部以麦克白为题材的交响曲，正如柏辽兹写过李尔王，李斯特写过哈姆雷特一样。他的题材不是戏剧情节，而是麦克白灵魂的矛盾冲突，他以丰富的复调音乐和多彩的乐思来表达，这个创作特点也在后来建立了他的名望。与此同时，彪罗离开了迈宁根，施特劳斯便继任了指挥，而后又在1889年搬到魏玛担任指挥，这是李斯特30年前的职位。施特劳斯呈现了新颖而激动人心的节目，相当叫座，包括经典曲目和“疯狂而现代”的作品，李斯特尚未受重视的交响诗也在其中。在和一位朋友交谈时，对方说他更喜欢舒曼和勃拉姆斯，施特劳斯回答道：“噢，他们只是模仿者，不会被人记住的。除了瓦格纳以外，伟大的大师只有一个，就是李斯特。”

1889年11月11日，他在魏玛指挥了他自己的交响诗《唐·璜》的首演。正如尼古拉斯·莱瑙（Nicholas Lenau）——《唐·璜》是根据莱瑙的诗歌改编的——所说，这部作品的主题不是“血气方刚的男人不断追求女人”，而是一个男人“渴望找到一个女人，这位女人在他看来是女性气质的化身，通过她，他可以享受到世间所有的女人，而作为一个人，他是无法占有那么多的。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女人，他在一个又一个女人之间步履蹒跚，最后厌恶抓住了他，这份厌恶就是毁灭他的恶魔”。

采用了这个主题后，施特劳斯竭尽全力使音乐完成非音乐的功能：让其描述人物、感情、事件和哲学，这些功能从本质上是文学的。在没有歌手和歌词的情况下，他迫使器乐从事歌剧或瓦格纳所说的“音乐剧”的工作。就这个任务而言，没有谁比施特劳斯更有能力完成了。他通过指挥知晓了所有乐器的能力，他才华横溢，各种想法澎湃，他完全掌握了作曲的技术，就像马戏团的驯兽师一样，施特劳斯笔下的音乐如同经过训练的海豹，展现的奇迹鬼斧神工，令人眼花缭乱。结果证明，《唐·璜》这首17分钟的作品以其多情的旋律片段，一往无前的激情，双簧管惊人的忧郁之歌，疯狂的高潮和奇怪的结尾——小号的不和谐音代表醒悟——把观众迷得神魂颠倒。不过，其主题没有被充分发展而陷入混乱，由松散片段组成的形式为了叙事的顺序而牺牲了音乐。尽管如此，彪罗还是宣称《唐·璜》是“前所未有的成功”。而音乐评论界的大腕儿爱德华·汉斯立克（Eduard Hanslick）则谴责其“丑陋”，只有旋律的碎片，没有乐思的发展。这位乐评界的大腕儿为《新自由报》及其他维也纳报纸执笔，厌恶所有与勃拉姆斯和舒曼不符的东西。

汉斯立克是乐坛宿怨的化身，“丑陋”这个词他在形容瓦格纳时已经用了上千遍。瓦格纳被他逼急了，在《纽伦堡名歌手》中以其为原型创作了贝克梅瑟（Beckmesser）这个讨厌的人物，使汉斯立克永垂不朽。瓦格纳在交响乐上的追随者布鲁克纳也遭到了汉斯立克的攻击，手段十分恶劣，以至于某次奥皇弗兰茨·约瑟夫驾临他的音乐会时，询问有什么能帮助他的地方，布鲁克纳只能咕哝道：“让汉斯立克停下来吧。”施特劳斯现在是又一个需要被打压的新生代作曲家，他一旦有新作问世，汉斯立克和他的派别便猛烈抨击，恶语相加。

但施特劳斯的势头正劲。彪罗授予其“理查二世”的称号，接下来的一年施特劳斯发表了更有野心的作品——《死与净化》（Tod und Verklärung）。在这首曲子里，一位垂死的老人在最后的高烧中回顾一生，从天真的童年到成年的斗争和挫败，再到死亡的悲痛。结尾时“天国的苍穹传来迎接他的乐音，给他带来了他在此生向往、寻求而不得的东西”。这部作品根据的是一个想法而不是文学文本［尽管他的导师亚历山大·里特在事后（ex post facto）为这首乐曲写了一首诗］，因此它没有陷入过于具体的陷阱，壮丽的管弦乐支撑着势不可挡的旋律，在天空中翱翔。此时25岁的施特劳斯已经让李斯特看起来像个外行了。

他继续着指挥生涯，鼓励并演出同辈人的作品，同时也在写作他的第一部歌剧《贡特拉姆》。这部歌剧遭到了公众的拒绝，认为它是对瓦格纳的模仿，而人们已经习惯了真刀实枪了。施特劳斯没有固执的党派立场，他指挥《糖果屋》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一样热情饱满。创作《糖果屋》的汉普汀克（Humperdinck）当时还是法兰克福学院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教师，他把谱子寄过去时，施特劳斯喜出望外，给作曲家回信说：“我亲爱的朋友，你是一位大师，你给德国人送去的这份礼物太贵重了，他们不值得拥有。”施特劳斯在魏玛对这部作品的介绍使得汉普汀克一夜成名，很快便富裕起来。

1894年，施特劳斯重返慕尼黑担任宫廷剧院的指挥，又在彪罗死后带领柏林爱乐上演了1894—1895年冬乐季的作品。同年，他也担任了拜罗伊特的客座指挥。“这么年轻，这么现代，指挥《唐豪瑟》又如此出色。”柯西玛·瓦格纳感叹道。施特劳斯在夏天专注于创作，据他自己说，有阳光的时候他的效率是最高的。音乐季时他又在德国各城市担任客座指挥，并和柏林爱乐一起在欧洲巡演。在1895—1899年之间，他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米兰、巴黎、苏黎世、布达佩斯、布鲁塞尔、列日、阿姆斯特丹、伦敦和莫斯科指挥过。精力无限的他曾创下31天指挥31场音乐会的纪录。他从不在指挥台上做动作夸张、肌肉扭曲的表演，而是稳定、果断而简单地打拍子，抑扬顿挫，并以激动地弯曲膝盖关节来表示音量的加强。“他是用膝盖指挥的。”格里格（Grieg）说。他对演奏者的要求十分严格，但是遇到表演出色的独奏家时，他的赞许也非常慷慨，即便是很短的乐曲，结束后他还是会走下指挥台和演奏家握手。他已不再是那个“头发厚重、神情羞涩的青年”了，在《唐·璜》的某个早期演出结束时，从观众席上站起身，对掌声表示感谢——这是在柏林留学的年轻的西贝柳斯的描述。此时施特劳斯前额的头发已经脱落，而且他有没有羞涩过也是值得怀疑的。彪罗过世后，30岁出头的施特劳斯已然是德国最有声望的指挥家、最激动人心的作曲家了。

1895—1898年间，他又写了三部交响诗，其精湛的描述与大胆的原创题材开创了音乐的新领域。奇异而复杂的复调性比以往更令人惊叹，悬而未决的不和谐音更加不和谐，在某些地方的使用似乎是刻意的挑衅。

人们从未听过比《梯尔·艾伦施皮格尔的恶作剧》更聪明、更滑稽、更耀眼、更意外的作品。圆号轻快而闪亮的音色将这位中世纪的民间英雄——德国的皮尔·金特带入了传奇的流浪历程。他在冒险中奔驰的情景由每一种乐器描绘出来——打翻集市的锅碗瓢盆，化装成牧师，求爱，最后在宫廷被抓，悲惨收场——持续的鼓声就是死刑的宣判。单簧管如鸟鸣般放肆急促的声音，是他在绞刑架上最后的反抗，他的腿在空中打转，一阵微弱的颤音带走了最后一口气。这一回，施特劳斯对标题音乐的注释更为具体：“这是个可怕的淘气鬼。”他在某一段上写道，或者“跳！在集市女人的中间跳上马背”或者“为爱燃烧”（Liebegluhend）。梯尔的主旋律越来越熟悉，在不同的伪装之下时隐时现，把观众们迷住了。这是富有魔力和戏法的音乐，就像一位敏捷而诙谐的顶级魔术师的表演。它令人兴高采烈，虽然不至于感人肺腑。它传递了沸腾的想象力，无法超越的技巧，当然在汉斯立克看来并非如此，他用上了气急败坏的正统人士最喜欢的词汇，说这部作品是“堕落的产物”。

施特劳斯的下一个题材是时代的核心。1896年，世人已经发现了弗里德里希·尼采。这个离群索居、理想破灭的德国人与慢性失眠搏斗，药物已经不起作用。他以超人的理念为中心，写了一整套著作，这注定对国家的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施特劳斯很早就对尼采做出回应，决定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作为一部交响诗的主题。

尼采的“强者统治弱者”理论十分诱人，他所宣扬的新型贵族将带领人类进入更高的层面，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成为超人（Übermensch）。这个理论激发了欧洲的想象力。受它刺激的不仅有渴望人类进步的人，也有对民主开始失望的人。尼采拒绝承认人人享有均等权利的民主理念，认为它妨碍了天生的领袖完全实现自身的能力。如果说索尔兹伯里勋爵担心民主会导致政治上的堕落，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担心民主会导致文化上的堕落，尼采则将民主视为阻碍人类取得最高成就的锁链。在他看来，占主流的大众的品味、观点和道德偏见是“奴隶道德”，而人类的领袖应该遵循超越传统善恶的“主人道德”。人类进化的目标是超人，是高于人类的人，是“艺术家——天才”。这样的人之于普通人，就好比普通人之于猴子一样。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及其续篇——《超善恶》《权力意志》和最终的《看那个人！》里自由翱翔，上天入地。他的思想好似暴风雨波涛起伏，美丽而危险。他宣称能量的刺激本身就是好的，无视其与传统道德的冲突。反对这种刺激的法律和宗教在破坏人类的进步。基督教是弱者和穷人的面包片。超人不需要上帝，他自己就是法律；他的任务是自我实现，而不是自我否定；传统和历史的锁链乃是过去的包袱，超人要摆脱掉这一切。尼采的信条没有用逻辑的、陈述性的语言表达，而是用了《圣经·诗篇》一般的散文诗，迂回曲折，晦涩难解，有很多山顶、日出、鸟鸣、少女舞蹈的意象，关于意志、喜悦以及永恒的夸夸其谈，一千多个色彩斑斓的隐喻和象征支撑着查拉图斯特拉迈向人类目标的灵魂远征。

当尼采在19世纪80年代发表著作时，没有人理睬他。尼采看不起德国人，因为这里没有欣赏他的读者，于是他流浪到法国、意大利和瑞士，逐步建立声望，“令其国人大为惊骇”，正如乔治·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所说。正是勃兰兑斯，这位外国人、丹麦人、犹太人发掘了尼采。他关于尼采的文章被翻译并发表在1890年的《德意志评论》（Deutsche Rundschau）上，尼采才在德国有了名气。而此时的尼采已经疯了，《堕落》的作者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发现了这一点，自然便将尼采作为自己论点最好的例证，不惜连篇累牍，把最严厉的斥责花在了他身上。诺尔道的书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在欧美流传，反倒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尼采这个人。他被誉为先知，又被贬斥为无政府主义者，英国、法国包括德国的评论家都开始研究他、讨论他。他的格言警句被作为诗歌和章节的标题，加以引用，他成了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启发了一系列模仿者。崇拜也好，攻击也罢，尼采已成为一大批文献关注的焦点。尼采诋毁德国人是粗野、庸俗的物质主义者，所以他在法国特别受欢迎，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德国人崇拜的对象。德国的元气正在增长，德国人迫不及待地回应尼采的强者有权统治弱者的理论。这个理论在他的作品中被大量的诗意启示与探索而环绕，但他的同胞把它生硬地拿来，作为积极的训诫，它便成了指令和正当的事实。到了1897年，“尼采崇拜”已成为公认的短语。于是，在魏玛的一间卧室里，一个倚着枕头，忧伤而迷离的眼睛盯着陌生的世界的男人蛊惑了他的时代。

对于现实生活中“艺术家——天才”而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极具诱惑力。在巴黎，一位友人读了书中的几段给那个时代艺术形式的伟大推动者、农民出身的雕刻家罗丹听，结果罗丹太着迷了，每天都到那位友人家里听他读书，直到把整本书都听完。最后，他沉默了好一阵，说：“要是能把它作为铜像的主题就好了！”同样着迷的施特劳斯也觉得可以以之为题创作音乐，事实上，尼采自己就曾写过，整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可以被视为音乐”。施特劳斯的意图并不是把尼采的著作改编为音乐，他很谦虚，是想“用音乐来描述人类发展的历程，从起源开始，经过宗教和科学上的各种进化阶段，直到尼采的超人理念”。整个作品是他“对尼采的天才的致敬”。

德国最超前的作曲家正致力于创作一部受德国最超前的哲学家启发的交响诗。消息传开后，崇拜者们紧张了，敌人们则磨刀霍霍。1896年，这部作品完成了，花了七个月的时间，谱面上除了常规的弦乐外还有31件木管和铜管乐器、定音鼓、大鼓、铙钹、三角铁、钟琴、两架竖琴、一架管风琴。演奏时间为33分钟，是《梯尔》的两倍，完成后三个月内作曲家便亲自指挥上演了这部作品。小号开启的引子膨胀成广袤无垠的交响赞美诗，全体器乐都加入进来，描绘的与其说是乐曲介绍中讲的日出，不如说是创世的景象，壮观得令人透不过气。尾声时，低音管钟的十二声鸣响渐渐消逝，管弦乐极弱地颤抖，以著名的“谜”结尾：高音乐器奏出B大调三和弦，而低音弦乐则在下面的音域拨响黑暗而神秘的C音。在这两部分之间，施特劳斯施展了他的复调魔法，丰富的乐思足够写上十几首作品了：表现“科学”的是一首包含十二半音音阶的赋格，表现女孩在草地舞蹈的主题由高音笛引出，迟疑不决的华尔兹节奏似乎捕捉到了绿色世界的所有喜悦和新鲜。不过这部作品与其说是酒神似的狂欢，不如说更接近维也纳风格，管钟和三角铁也多少使其掉了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首演后三天，又在柏林上演，一年之内，演出遍及德国各大城市以及巴黎、芝加哥和纽约，报章上充斥着评论家们新一轮的诋毁和赞颂。汉斯立克说它“扭曲、令人厌恶”；美国人詹姆斯·胡内克（James Huneker）说它“危险而崇高”；在著名音乐学家理查德·巴特卡（Richard Batka）眼中，它是“现代音乐史上的里程碑”，而施特劳斯是“我们时代杰出的音乐家”。

音乐演出在德国处于过剩的状态，每周都有音乐节，到处都是歌剧、音乐会、合唱团和室内乐，成功几乎唾手可得；交响乐团随时准备着排练刚刚写完的曲目。“德国的音乐太多了。”罗曼·罗兰用斜体字写道。作为一个对音乐和德国都很有兴趣的观察者，他解释说：“这不是一个悖论。对于艺术来说，最糟糕的不幸便是过剩。”在罗兰看来（不无法国人的偏见），德国“释放了音乐的洪水，并在其中溺毙”。这个情况也影响到了施特劳斯。他成名很早，现在在他的领域里地位超群，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创作材料，充满自信，这培养了他好大喜功的炫耀欲望。他对写实主义的喜好在接下来的作品《堂·吉诃德》中失去了控制。

写实主义是德国人特有的激情。拜罗伊特舞台上的布伦希尔特（Brünhilde）总由一匹真正的马陪伴，受到女武神里像马一样飞驰的音乐影响，这匹马肯定会在舞台上横冲直撞，这番表演正对德国观众的胃口（也许来访的外国人感受不同）。画家菲利普·恩斯特（Philip Ernst），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的父亲，曾在描绘自家花园的画中省略掉了一棵树，因为它破坏了画面的整体构图，但是之后，他又因为这个违反自然主义的做法心怀愧疚，竟砍掉了那棵树。当施特劳斯在《堂·吉诃德》的演出中用上风力机来表现风车叶片的转动时，人们不免怀疑过分的写实主义是不是已经不符合艺术的标准了。他用消音的铜管乐器来表现绵羊的咩咩叫声遭到了乐评人的嘲笑，尽管不能否认，他表达的技巧超乎寻常，不仅展现了咩咩的叫声，还营造了一种氛围甚至画面，仿佛一群拥挤的动物互相推挤，就在观众眼前。

乐评人的狂轰滥炸只能增加施特劳斯的声望，越来越多的观众前来欣赏他的音乐会。英国乐评人欧内斯特·纽曼（Ernest Newman）坦承，34岁的施特劳斯已经成了“世界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音乐家”。尽管德皇不喜欢他的音乐，损失他的后果却不是德国的首都可以承担的。《堂·吉诃德》首演六个月后，施特劳斯拿到并接受了柏林皇家歌剧院的邀请，出任指挥。

柏林意味着普鲁士——是慕尼黑和巴伐利亚的天敌。德国北方人认为德国南方人随和、放纵、多愁善感，通常还支持民主甚至是自由派，可悲可叹。反过来，德国南方人认为德国北方人是傲慢的恶霸，不懂礼貌，喜欢无礼地盯着人看，在政治上极端保守，整天就想着做生意。

从建筑的角度说，柏林这个欧洲第三大城市，新兴但并不漂亮。其建筑风格在美国人看来属于所谓镀金时代[4]。柏林主要的公共建筑，街道和广场，多是在1870年建造或重建的，为了与这个新国家的豪华排场相匹配，外观上有很多矫饰和华美的镀金。菩提树下大街有1英里（约1.6千米）长，街道两旁绿树成荫，显然是抱着打造欧洲最美的大道这个想法才修建的，其尽头自然是勃兰登堡门这座德国的凯旋门。出了门便是蒂尔加滕著名的胜利大道，一排排头戴钢盔的霍亨索伦战士的大理石雕像保持胜利的姿态，闪闪发光。这些雕像是按照德皇的旨意竖立的，当年马克斯·利伯曼的工作室就在附近，可以俯瞰蒂尔加滕。他抱怨道：“我只能带蓝色护目镜了，但这么做是无期徒刑。”威风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以宏伟的大厦来弥补其微不足道的权力。莱比锡大街和弗里德里希大街上到处是百货公司、银行总部、商业行号，其业务每天都在增长，因而很是兴奋。这座城市一尘不染，市民秩序井然，以至于柏林女房东的账单上写明了，缝裤子纽扣收费3芬尼[5]，而去除墨水渍要20芬尼。柏林的警察效率很高，尽管一位英国游客认为他们“态度强硬得过分，甚至到了残忍的地步”。这里的菜肴乏善可陈，女士也不怎么时髦。普鲁士人的节俭扼杀了优雅。柏林的中产阶级女性穿着自制的服饰，比如格子衬衫、土黄色的裙子、像旅行地毯似的男士短衬衫、方头靴子、难以形容的帽子，可以和任何衣服搭在一起，但又不相配。她们身体结实，不怎么化妆，头发用发圈扎在脑后。

由于各阶层划分严格，缺少交流，整个社会的氛围僵硬枯燥。除非名字中有“冯”（von）这个显得贵气的称号，商人、店主、专业人员、文艺界人士都不是有权入宫的人，也就是说不能受到宫廷的接见，不能与贵族进行社会交往。不同层次的人之间也没有往来。每个德国人都属于某一个“圈子”（Kreis），每个圈子与相邻的圈子都没有重叠的部分。国策顾问或医生的夫人不和商人的太太说话，而商人的太太不和手工业者的妻子说话。和圈外人交往、娱乐、结婚意味着混乱，这是德国人最怕的东西。可能是为了弥补社交上的无趣，据说有些德国人一天要吃七顿饭。

既然德国的统一是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完成的，彼时的统治阶级便从拥有土地的容克——普鲁士贵族——中产生了。容克人数众多，思想落后，能力很差。符腾堡和巴伐利亚的天主教贵族看不起他们，觉得他们粗俗、没有品位，不适合领导社会。容克则以其武断和自信弥补了教育上的不足。他们支配军队，而在德国，军队支配国家。随着他们最强大的支持者——俾斯麦的上台，容克占据了大多数政府公职，不过他们在竞争激烈、利润丰厚的首都商业界优势并不明显。虽说这是一个反对商业的阶层，但它又是心甘情愿的商业代理人，其政府的商业性在欧洲是最明显的。德皇崇拜金钱，他把更富有、更具有世界主义精神的非普鲁士贵族也纳入了自己的交友圈。德国宫廷最出名的是精确的行为准则，以及由喧闹的音乐伴奏的庞大国宴。犹太人是不允许进宫的，除非已改信基督教，或除非是所谓宫廷犹太人（Court Jew）[6]，比如德皇的朋友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尽管犹太人只占人口的1%，反犹主义仍然很有市场，部分原因在于1871年德国确认在法律上解放了犹太人后，他们在科学、艺术、商业和各种职业上取得了飞速的进步。犹太人虽然解放了，但是声明信奉犹太教的人仍然被政界、军界和学术界排斥，不能担任职位，也无法获得“冯”这个贵族头衔，不过这样的排斥并没有让德国的犹太人降低对国家的忠诚度，这对德国来说是一件幸事。借钱给俾斯麦并为普法战争提供金融支持的银行家布雷施劳德（Bleichroder），海上贸易的开发者巴林，使德国实现电气化的德国通用电力公司（Allgemeine Elektrizitäts-Gesellschaft）创始者埃米尔·拉特瑙（Emil Rathenau），发现了从空气中提取氮气的方法，从而使德国摆脱氮气进口，独立研发炸药的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生来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对德国的繁荣贡献良多。同样支撑德国统治阶级的还有极度勤劳的中产和下层阶级，他们勤勤恳恳，不停工作，很少休假。相比其他国家同等阶层的人，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普鲁士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就针对7—14岁的儿童推行义务教育；到了90年代，大学生占人口的比重已是英国的两倍半。

德国皇帝也是个不得空闲、精力充沛的人，但与他的臣民相比，多了一点儿焦躁，少了一点儿认真。他对每件事情都感兴趣，对每件事情留有心意，有时候也能获得有用的成果。当美国的巴纳姆贝利马戏团（Barnum and Bailey Circus）1901年在德国表演时，德皇听说这个马戏团可以用极快的速度装载列车，便派人去观察这是怎样的办法。他们得知，马戏团的表演者没有从旁边一件件地向每节车厢里装载设备，而是铺设连接整个火车的铁质的履带，把所有的器材在一端装好，然后从履带上滚过去。使用这个方法，3辆各有22节车厢的火车可以在1小时内装载完毕。德国的军队总想不断提高调动系统的速度，这个马戏团的技术很快便被他们采纳了。德皇派去的观察者也注意到了大马戏团的烹饪马车相比固定不动的野战厨房更有优势，所以军队也采用了这个办法，行军的途中也可以做饭了。

德皇在不同的场合总是小心翼翼地选择他的着装。当莫斯科艺术剧院在柏林演出时，他穿着俄国的制服观看表演。他喜欢安排阅兵式和节庆，特别是每年春秋两季柏林警卫部队在庞大的滕普尔霍夫（Tempelhof）的游行——5万多人的军队，差不多有几个师，可以供其调度。他自认为在艺术上也同样是个权威，他在这方面观点明确，虽说不一定是高明的。当盖尔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阴暗的工人阶级戏剧《纺织工》的作者——被评委确定为1896年席勒奖的获得者时，德皇转而把这个奖颁发给了他所喜爱的恩斯特·冯·维尔登布鲁赫（Ernst von Wildenbruch），这是一位历史剧作家，作品风格类似《威廉·退尔》。罗德奖学金[7]创建时，经德皇提名的德国候选人都是“庸俗的有钱人……完全起不到良好的示范作用”，这是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一位成员的意见。其中一人在莫德林学院的公园里射杀了一只鹿，令德皇很是难堪，后者不得不下令撤销其候选人资格。正如德皇1901年为胜利大道题献的演说中所讲，他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一位“热爱艺术的王子……周围环绕着艺术家”，且在他的统治下，艺术会像古典时代一样繁荣，因为“雇主和艺术家有直接的交流”。作为胜利大道的雇主，他给雕塑家们布置了“清楚明白的任务”，“明确阐述了”他们的工作，但又赋予他们实现这些想法的自由。现在，他可以为取得的成果而自豪了，这些雕塑“没有被所谓的现代倾向所污染”。

他宣称，艺术应当表现理想。“其他民族所失去的伟大理想，已经成为我们德国人永久的财富”，而且“也只有德国人”才能留存。他援引文献，提及艺术对下层阶级的教育作用，他们在辛苦劳作一天后，可以通过沉思美和理想获得精神的提升。但是，他也严厉地警告：“如果艺术堕落到阴沟里——现在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去表现苦难，将之描绘得比实际更为丑陋”，那么艺术“就对德国人民犯罪了”。作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看见艺术大师们“没有全力反对这样的倾向”，他感到痛心疾首。

他在1898年宣称，同样，戏剧也应该为精神文化做贡献，提升道德水平，“教育人民尊重我们祖国父亲的最高传统”。因此，皇家剧院——他总是称之为“我的剧院”——需要承担起这项职能。他安排了一系列他最喜爱的历史剧，为工薪阶层上演，票价适中。他对布景和服装的细节准确性十分挑剔，有一回，为了某个以萨丹那帕路斯（Sardanapalus）为题材的芭蕾哑剧，把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搜了个遍，以寻找亚述战车的信息。

他喜欢观看皇家歌剧院和皇家剧院的彩排，甚至有时候亲自指导。乘坐着黑黄相间的皇家汽车驾临后，他在观众席上摆出一个大型商用办公桌，桌上放了一堆纸笔。一位副官站在身旁，只要德皇发出信号，他便举手示意，演员便停下来，听德皇手舞足蹈地解释他的改进意见，然后演员们再试一次。他称呼演员们为“我的演员”，有一回，其中一位叫马克斯·波尔（Max Pohl）的演员突然生病，他和一位熟人说：“你想得到吗？我的波尔昨天突然发病。”这位熟人以为他说的是一条生病的宠物狗，便深表同情：“啊，那可怜的畜生。”

德皇在音乐上的品味自然是保守的。他喜欢巴赫——最伟大的作曲家，还有亨德尔。就歌剧而言，只要是德国的他就感兴趣，他会这么说：“格鲁克最中我的意，瓦格纳太吵了。”他观看演出时总是留到最后，也经常要求在宫廷里举办音乐会，节目单都要按照他的意思办，他还经常参加彩排，希望乐手们已经提前排练好，演出将按照计划顺利进行。他在访问挪威时还把格里格招来德国公使馆，并叫来40人的管弦乐团，在乐团前面放上两把椅子，一把留给自己，一把留给这位作曲家，要求格里格指挥《皮尔·金特组曲》。演出时，德皇不停地纠正作曲家的速度和表情，并在听到安妮特拉舞曲时“左右摇摆”身体，这首曲子显然令他“极度兴奋”。次日，整个演出又在皇家游艇“霍亨索伦”号上重现，这次使用了完整的管弦乐队。

德皇统治早期，对他的崇拜是全国性的狂热。他的祖父威廉一世在位时间很长，接着是个垂死的人三个月痛苦的统治，全德国上下都对一位年轻、强健、朝气蓬勃的君主的到来表示欢迎，而且他显然对这个角色十分满意，很配合地展现国王的魅力。他那炯炯有神的双眼，尚武的态度，英勇的姿态，再加上漂亮的服装，激昂的音乐，这一切加起来使他的臣民兴奋地战栗。年轻人跑去宫廷理发师那里，用特殊的装置把胡子卷得向上翘起；文武官员练习让双眼放光；雇主们和手下工人说话时，也采取皇帝那种最有活力的风格——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严厉的讽刺小说《忠实的臣民》（Der Unterthan）中的主人公迪德里克正是如此：“我已经把船舵掌握在手中了。”他在继承家庭工厂时说：“我的航线已经定好。我要带领你们走进辉煌的时代。愿助我者，我诚心欢迎；反对我者，我不留情面地打击。主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我只对上帝和我的良心负责。你们永远可以信任我的父亲般的慈爱，但是任何革命情绪都会被我不屈的意志粉碎。”听了这话后，工人们吓呆了，盯着他看，而他的家人则对他充满敬畏和钦佩。

德皇统治的前半段从1888年开始，正好和对尼采的第一轮崇拜一致。这位君王从不间断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让他看起来像个知识广博的通才，仿佛超人已在德国诞生——作为对这个国家一个世纪伟大发展的公正奖励，而且超人不是别人，正是一国之君。国民自然像崇拜英雄一样崇拜他。小说中，迪德里克在勃兰登堡门的工人集会上第一次见到德皇。只见皇帝骑着马，带领骑兵中队走在前头，面色“坚硬如石，异常严肃”。刚才还在喊着“面包！工作！”的工人们，看见了德皇便被效忠之心席卷，激动万分，摇着帽子呼喊着：“跟随他！跟随皇帝！”迪德里克在工人的边上奔跑，绊了一跤，跌在了泥潭里，他两脚朝天，欢呼着泼洒泥水。德皇看见了他，一拍大腿，笑着对他的副官说：“这里有个忠实的人，这里有个忠实的臣民！”迪德里克“深陷泥坑，张大嘴巴”，呆呆地望着他。

迪德里克总是残忍地对待手下人，同时又巴结所有比他地位高的人。通过对他的描述，亨利希·曼残酷地揭示了德国国民的奴性，而奴性正是横行霸道的另一面。在英国居住了27年的银行家埃德加·斯派尔（Edgar Speyer）于1886年回到他的出生地——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打了三次胜仗、建立了帝国后，德国的氛围改变了，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德国的民族主义取代了德国的自由主义。在他看来，繁荣兴旺和自我满足就像麻醉药一样，令德国的国民自愿放弃自由，臣服于猖獗的军国主义，他们对军队和皇帝的奴性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在他的年轻时代曾领导自由主义的大学教授们，“现在奴性十足地向权威叩头”。斯派尔深感压迫，心情沉重，5年之后便宣告放弃，搬回了英国。

斯派尔看到的东西，蒙森试图做出解释。“俾斯麦打断了这个国家的脊梁，”他在1886年写道，“俾斯麦时代造成的伤痕远大于它带来的益处……德国人人格和心灵的屈从是无法挽回的不幸。”不过蒙森未能指出的是，俾斯麦如果和德国人的性格对着干，也赢不了。

作为超人（Übermensch）理论的忠实信徒，施特劳斯在19世纪90年代也和大众一样崇拜着皇帝。不过，当上柏林皇家歌剧院的指挥后，个人经历改变了他的想法。在他指挥了德皇最爱的作品之一——韦伯那音调优美的《自由射手》之后，皇帝召见了施特劳斯。“说起来，你也是所谓的现代作曲家吧。”皇帝说道。施特劳斯鞠躬。皇帝谈起了当代作曲家席林斯（Schillings），他听过这个人作品，“令人厌恶，一点儿旋律都没有。”皇帝说。施特劳斯鞠躬，并暗示道，旋律是存在的，只是藏在了复调的后面。皇帝皱着眉头：“你是最糟糕的。”这一回，施特劳斯什么都没说，只是鞠躬。“所有的现代音乐都一文不值，”这位皇室评论家还在继续，“一点儿旋律都没有。”施特劳斯鞠躬。“我更喜欢《自由射手》。”皇帝坚定地说。施特劳斯犹豫了一阵后，回答：“陛下，我也更喜欢《自由射手》。”

看来皇帝并非施特劳斯料想之中的英雄，但是他很快便找到了更好的——就是他自己。于是，他的下一部重要作品的题材也有了，他大言不惭地将之命名为“英雄的生涯”（Ein Heldenleben）。在完成《意大利》之后，施特劳斯就再也不把心情、画面、沉默的大教堂或田园风光作为创作题材了，他的主题只有一个：人。奋斗与追求的人，找寻存在意义的人，和他的敌人以及他自己的激情搏斗的人，从事三大冒险——战斗、爱与死——的人。麦克白、唐·璜、《死与净化》里无名的主人公、梯尔、查拉图斯特拉、堂·吉诃德，他们都是灵魂旅途上的航行者。现在，一个艺术家的肖像也加入其中。

施特劳斯自己对三大冒险中的前两个的体验是充分的，虽然谈不上是史诗般壮烈。他和乐评人搏斗过，留下了伤痕；1894年，他结了婚，夫人是波琳·德·阿娜（Pauline de Ahna），一位将军的女儿，施特劳斯在23岁时遇见了她。她的父亲还是一位业余男中音歌手，在当地开演唱会，表演瓦格纳歌剧的片段。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女，波琳在慕尼黑音乐学院学习声乐，可惜业务进展缓慢，直到施特劳斯爱上了她，并把教学和求爱完美结合，以至于两年内，她便在施特劳斯的引荐下加入了魏玛歌剧院，担任领衔女高音。她唱过《罗恩格林》里的艾尔莎，《魔笛》里的帕米娜，贝多芬的费德里奥，以及施特劳斯的歌剧《贡特拉姆》的女主角。一次，在排练《唐豪瑟》里伊丽莎白的唱段时，两人就速度的处理争执起来，她发出尖锐的叫声，高喊着“可怕的辱骂之辞”，把谱子砸到他头上，冲下舞台，回到了化妆室。施特劳斯跟在后面，交响乐团的演奏员们提心吊胆地听着女性特有的愤怒之声从关上的门里传出，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演奏员们不知道指挥和首席女歌手到底是谁杀了谁，便派出一个代表团，敲响了化妆室的门。施特劳斯开了门，代表团的发言人结结巴巴地说：这位女高音的做法令他和他的同事深感震惊，他们觉得，为了指挥先生的荣誉，必须在今后拒绝参与有她担任角色的任何歌剧演出。“这不太好办呢，”施特劳斯微笑着回答，“因为我刚刚和德·阿娜小姐订婚了。”

这种行为模式在婚后的生活中也保留了下来。妻子尖叫，丈夫微笑，显然被欺负得很开心。参加聚会时，施特劳斯夫人不允许丈夫和别的女士跳舞。在家里，她以“无情的狂热”态度主持家务，要求她的丈夫在三张不同的门垫上擦过鞋后再进家门。客人也不例外，不管有多大年纪，多高的爵位，迎接他们的都是同样的命令——“擦鞋”。他们家的地板和桌面一样干净，如果仆人没有把壁橱里的东西精准地摆放成行，愤怒的尖叫就随之而来。施特劳斯夫人不仅在处罚别人时满腔热情，自己受罪时也充满激情。她每天都请一位暴力学派出身的按摩师上门服务，此时施特劳斯不得不出门散步，以免听到他妻子备受折磨的尖叫。她为他生了一个孩子，是个儿子，叫弗兰茨，出生于1897年。他一降临世界便表达了其家庭传统的“抖擞”精神——“拼命地尖叫”，一封写给孩子的祖父母的报告里骄傲地宣称。

施特劳斯夫人在丈夫的伴奏下演唱他创作的歌曲，结尾通常是一段较长的钢琴尾奏。此时，施特劳斯夫人会挥舞一块大雪纺手绢，摆个姿势扔下去，从而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而不是钢琴家身上。她会和客人们详细解释，为什么她的婚姻是极其降低身份的事（mésalliance），而施特劳斯则在一旁宽容地微笑着。她应该嫁给那个年轻帅气的骑兵的，而现在却和一个连马斯涅（Massenet）都比不上的作曲家结合在了一起。有一次，施特劳斯访问伦敦，指挥了《英雄的生涯》，后来在斯派尔办的晚宴上，人们向施特劳斯敬酒，此时他的妻子激动地打断了祝酒词：“不，不！”——她指向自己——“不，不！献给施特劳斯·德·阿娜。”施特劳斯只是笑了笑，在一位旁观者看来，他似乎对妻子的优先要求很是欣赏。

施特劳斯也是因为她才养成了有序的习惯。他的工作台干净整齐，堪称典范。纸张和笔记本严谨地整理归档，好比律师事务所里的档案。他的笔迹雅致清晰，他写的谱子是“书法的奇迹”，几乎没有任何修改的痕迹。他可能会利用闲暇时间——比如指挥歌剧时的幕间休息——完成歌曲创作，但篇幅较长的作品，他一律在避暑别墅里创作，先是在巴伐利亚北部的马卡施泰因（Marquardstein），后来又去了靠近加米施的第二个家。在这个工作室里，他定期从早餐时间工作到午餐时间，也经常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工作，直到凌晨一两点，他如此告诉一位采访者。施特劳斯的总谱盘根错节，到了惊人的地步，有时候细分得太过复杂，听众都找不到主旋律在哪儿，而作曲家却享受这样的创作过程。专业的读谱者看到这样的总谱，会为其数学般的精巧设计而惊讶，德国人称这种音乐为“眼睛音乐”（Augenmusik）。当别人称赞他的技艺时，施特劳斯说，自己远不及维也纳的一位叫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ö nberg）的年轻人，那人谱曲时要用上65行五线谱，所以谱纸都是特别定制的。施特劳斯自己的技艺也十分熟练，他曾和一位来访者说：“接着说吧，我可以一边写谱子一边和你谈。”他创作一首交响诗需要三到四个月，写总谱通常是在柏林排练和演出的间隙完成的。

施特劳斯夫人的组织才华与陆军元帅冯·毛奇（Moltke）不相上下，去他们的夏季别墅访问的客人都有所体会。大门上固定了一个通话管，还有一个指示牌，告诉访客要先摇铃，再把耳朵放在通话管上，有人会通过通话管询问来者的姓名，如果是可以接受的人，便告诉他大门已自动解锁。另一个指示牌会告诉他如何打开大门，并提醒他进来之后关好门。

虚度光阴是施特劳斯夫人不能允许的事情。一旦发现她的丈夫漫无目的地在家门口闲逛，她便会命令道：“理查德，快去作曲！（Richard，jetzt gehst componieren！）”，他只得遵命。如果他工作太拼命，夫人又会说：“理查，把笔放下！”他也会照做。施特劳斯指挥他的第二部歌剧《火荒》在维也纳首演时，施特劳斯夫人与奥地利的指挥家、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坐在同一个包厢，整场演出她都在发火。据马勒夫人后来回忆：“施特劳斯夫人认为，这种垃圾没人会喜欢；我们是在自欺欺人，我们和她一样，都知道这部歌剧里一个原创的音符也没有。所有东西都是从瓦格纳，以及十来个比她丈夫优秀的作曲家那里偷来的。”马勒夫妇十分尴尬，一言不发，也不敢附和，因为“这个泼妇很可能故意曲解我们的话，突然叫起来，说那些评价都是我们的”。在热情的鼓掌和许多次谢幕之后，施特劳斯喜气洋洋地走到包间里来，问道：“我的好波琳，今晚的成功怎么样？”

“你这个小偷！”她尖叫起来，“还有脸到我面前来？我才不跟你走。你烂透了。”马勒急忙把她推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于是，她在关上的门后面继续数落她的丈夫，直到施特劳斯踉跄地走出来，他的夫人在后面用可怕的音调宣布，她要回酒店了，并且“我晚上一个人睡”。

“那至少让我陪你走一段吧？”施特劳斯低声下气地恳求她。

“好吧——但要离我十步远！”她咄咄逼人地冲出门，而今晚的主角跟在后面，毕恭毕敬地保持距离。后来，他筋疲力尽地与马勒夫妇重聚，一起吃了夜宵。接下来的晚上，他与纸笔为伴，试图算出演出的成功程度与他的版税所得之间的关系。赚钱就和这份工作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他对此兴趣十足。

《英雄的生涯》是施特劳斯1898年的作品，“一首篇幅颇大的交响诗……有很多圆号，始终表现英雄的事迹”，他如此描述这部作品。整首曲子演下来要40分钟，比他之前的作品都要长。艺术家们经常给自己画像，但反映民族情绪的施特劳斯恐怕是第一个将自画像命名为英雄的。1899年3月3日的首演由他亲自指挥，考虑到这个很有争议的题目、音乐的性质以及乐曲解说，他的做法很高调。《英雄的生涯》分为六部分，分别是关于“英雄”、他的“对手”、他的“伴侣”、他的“战斗”、他的“和平努力”，以及他最后的“遁世与功德圆满”。该作品从形式上看是一首大幅扩展的奏鸣曲，能听出主题呈示、展开部和再现部。在圆号奏出的骄傲的英雄主题上升到最强音之后，木管乐器奏出了杂乱而带着窃笑的音乐，显然是在影射“乐评人”，就像《堂·吉诃德》里用咩咩声代表“绵羊”一样。独奏小提琴的一系列华彩乐段扮演英雄的伴侣，忽而性感忽而泼辣，乐谱上的表情记号十分坦率，甚至到了痛苦的地步，其中包括：“假惺惺地迸发激情”（Heuchleri schschmachtend），“轻抚地”、“傲慢地”、“柔情地”，最后以一段热烈而感人的爱情二重奏作结，“温柔而亲切”。此时，三支小号突然在远方吹响战斗的号角。弦乐嘈嘈，铜鼓嘎嘎，管乐嘹亮，大鼓如阵阵雷鸣，混乱中喧闹越来越响，战斗持续升级，和真正的战场并无二致，好像将军们已经陷入困境。对于1899年的听众来说，这是“丑恶”的声音。一片喧嚣当中，英雄的主题华丽地回归了。他的“和平努力”这个章节把自传的性质暴露无遗，我们听到作曲家早年的作品主题在此重现。柔和而庄严的音乐是对英雄最后的颂扬，在后来的乐曲解说中，施特劳斯把这一段定位为“葬礼仪式，旗帜和月桂花冠环绕着英雄的坟墓”。

几周后，在科隆第二遍听完此曲的罗曼·罗兰激动万分，他自己也刚刚在戏剧《狼》（Les Loups）的首演上爽快地打完一仗。尽管一些观众发出嘘声，管弦乐团的演奏员甚至还有嘲笑音乐的，但“我咬紧牙关，颤抖着，用我的心向这位年轻的西格弗里德二世致敬”。罗兰在这“喧闹得惊人的”战斗音乐中，听到了“城市的震荡，骑兵可怕的射击，让地球颤抖，心脏跳动”。在他看来，这是“音乐史上描绘得最为壮观的战斗”。有时候乐思被吞没，过一阵后又再次出现，有时旋律的情绪欠佳，但“和声与节奏上的创新以及配器”富丽堂皇。在罗兰看来，施特劳斯是在表达一种“英勇、居高临下、热切而有力”的意志，他的表现力“到了崇高的地步”。罗兰也被尼采精神所触动，认为尼采精神正是施特劳斯高贵且在当前独一无二的原因。人们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主宰人类的力量。不过，在崇拜的同时，罗兰也没忘了自己作为法国人，应该从中吸取政治上的教训。他认为，施特劳斯和德国一样，已经“通过胜利证明了自身的实力，他的自负是没有限度的”。从这个“充满生命力，病态般地过分激动、失去平衡，但以意志力控制自己”的人身上，法国人罗兰看到了德国的面孔。尽管如此，罗兰还是成了施特劳斯的朋友和支持者。

他第一次与施特劳斯见面是在8年前的拜罗伊特，后来，1899年1月，施特劳斯在巴黎指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他们又见面了。那次的演出好似尼采的酒神被释放。“啊！”罗兰当时写道，“无所不能的德国不会维持多久的平衡，尼采、施特劳斯、德皇——把德国弄得头昏眼花。尼禄主义在蔓延！”罗兰觉得，他能在交响诗里反复出现的厌恶主题以及结尾的死亡里，听到德国“藏在力量和严格的军事秩序之后的病症”。他在《英雄的生涯》中又听到了同样的东西。

这一次，他前往施特劳斯在夏洛滕堡的公寓，拜会了他。这里是柏林时尚的郊区。他发现，与其说施特劳斯是尼采式的英雄，倒不如说他是个典型的巴伐利亚人，“喜欢插科打诨，好做诡辩、挖苦人，像是搞恶作剧的梯尔”。他和梯尔一样，以痛骂俗气的市侩取乐。他一会儿精力充沛，一会儿“懒惰、温和，嘲讽似的无动于衷”。尽管他在罗兰面前亲切热情，礼数有加，对别人却未必如此，很少注意别人对他说的话，时不时咕哝着：“什么？哦，是这样啊。”他用餐时很没规矩，双腿交叉在一旁，盘子端到颏下，还不停地吃甜食。在客厅，他会躺在沙发上，用拳头拍打靠垫，“对周围的人漠不关心，傲慢无礼”，甚至睁着眼睛睡觉。

很难判断他究竟是梯尔还是超人。罗兰在给《巴黎评论》写的文章中，把他描述成“新德国的艺术家典范，英雄的豪情发展到了狂热的地步，以尼采式的自我主义宣扬对力量的崇拜、对弱者的鄙视”。但罗兰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描述有些水分。此时的罗兰和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侄女同样困惑，这个女孩在马克斯·比尔博姆（Max Beerbohm）漫画里问道：“为什么啊，叔叔，你为什么不能一直板着脸呢？”施特劳斯自知与罗兰的想象有所差距，也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你说的不错，”他在给罗兰的信中写道，“我不是英雄，我没有足够的力量，我并不是生来就要战斗的人……我不会那么努力。现在的我只想创作甜美、开心的音乐。不会再有什么英勇作为了。”实际上，在尼采精神的环绕下，《英雄的生涯》是应该做的事；这个作品反映的与其说是施特劳斯的想法，不如说是国民的心态。

施特劳斯是“时代精神”（Zeitgeist）拨动的一根弦。虽然他只熟悉中产阶级最舒适的环境，他却感受到了工人阶级低沉的革命之声，并以两首优秀的歌曲表达了出来，其中一首《工作的人》（Der Arbeitsmann）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竟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圣歌。另一首——《石匠之歌》（Das Lied des Steinklopfers）是施特劳斯创作的所有歌曲中自己最喜欢的一首。当这些歌曲由德国有名的男中音歌唱家路德维格·费尔纳（Ludwig Wüllner）演唱，作曲家本人钢琴伴奏时，现场的戏剧张力惊人。“听到这种冷酷、大胆的声音，”一位乐评人写道，“就像在听明天的《马赛曲》。”至于他的另一首为男声而作的歌《夜曲》（Nächtlicher Gesang），据说能“让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战栗”。

然而，施特劳斯忠实的崇拜者们也开始从《英雄的生涯》里听出了作曲家根深蒂固的问题。欧内斯特·纽曼认为施特劳斯是瓦格纳之后，想法最多、对音乐贡献最大的作曲家，“他给音乐带来的能量、感情、思考的分量，要比当今任何一位作曲家都更强大”。然而，他似乎无法压制住一种拙劣的“动摇人性”的欲望。他的技术能力以及对乐思的掌控是如此卓越，只要是他想要的效果，就没有办不到的；他有无穷的创造力，但他无法不越轨。听到代表对手的“叽叽喳喳、咆哮咕哝”的声音时，纽曼会心甘情愿地走出音乐厅，在他看来这种东西和《堂·吉诃德》里的绵羊一样，是“畸形的”音乐。他感受到施特劳斯在品味上的欠缺，一道庸俗的裂痕就这么毁掉了“19世纪两部最好的总谱”，手段“残暴”地令人发指。这样的评论只会刺激施特劳斯继续做出怪异任性的举动，以示他对音乐之美的所谓“永恒”法则的轻蔑。更何况他一直坚持要求乐评人买票进场，令“尖叫和苦恼”充斥欧洲大陆，对问题的改善毫无助益。

对于年轻的乐评人而言，施特劳斯的不和谐音与喧闹声，没有他的怪异举动那么难受。美国人劳伦斯·吉尔曼（Lawrence Gilman）认为战斗音乐里的不和谐音和《堂·吉诃德》中描绘精神错乱的段落一样，“生动、形象，意味深长”，和那种用惠斯勒（Whistler）说的“坐在键盘上的简单应急手段”完全不同。虽然有这些怪异的东西存在，施特劳斯在音乐上的惊人成就应当足够使他免于吹毛求疵者的嘲笑；施特劳斯备受攻击的其实是他的作品中的非音乐元素，即反映在他的节目说明上的那种说教式的写实主义。施特劳斯和那个没有画树，就决定把树砍掉的菲利普·恩斯特思维方式相同，他坚持把树画上，并立个牌子说：“这是一棵树”。结果，乐评人们立即跳出来反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一个标签为“恶心”的长号段落（接在“欢乐与热情”后面），纽曼说：“为什么一定是恶心呢？它也可以令人联想起牙疼来。”施特劳斯的朋友们坚持认为，作曲家希望他的作品被当作纯粹的音乐来听，迫于同事和出版商的压力，他才增加了这些节目说明。可惜这番说辞并不奏效：施特劳斯那种对自己的水准充满信心的艺术家，是绝不会如此让步的，故事性的标签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创作时在谱子上就标注下来了。

与此同时，法国人克劳德·德彪西（Claude Debussy）也在创作摹写音乐。与施特劳斯那种文字式、叙述式的风格不同，德彪西的音乐光芒闪烁，难以捉摸，他仿效的是印象派的绘画和象征主义的诗歌。象征主义者的信条是：启发，但不说出某件事物。施特劳斯在陈述，而德彪西在启发。“如果人们非要知道一首交响诗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如放弃创作它们算了。”德彪西如是说。西贝柳斯也对字面意义不感兴趣。一位朋友在听完他的第四交响曲的录音后问这到底说了什么，西贝柳斯沉默了一会儿后回答：“再放一遍录音吧。”

不过，德彪西对施特劳斯——这位比他小两岁的同行——钦佩有加，他承认《死与净化》中的“变形”（Verklärung）就好像“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一样。德彪西1903年听了《梯尔的恶作剧》，认为其中对音乐法则的嘲讽几乎和“听一小时的疯人院音乐”差不多，“让人不知道是哄堂大笑好呢，还是痛苦呻吟更好，要是能找到什么符合常规的东西，反倒觉得奇怪了”。不管怎么说，德彪西认为这是一部“天才”之作，他“惊讶于那充满信心的交响”，“疯狂的节奏从头至尾完全控制住我们，迫使我们和这位英雄一同戏谑”。1903年，德彪西也听了《英雄的生涯》，这部作品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其“飓风般的能量”。听众已经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了：“我再说一遍，想要抵挡住他的统治是不可能的。”德彪西以马拉美的诗歌为基础创作的交响前奏曲《牧神午后》，以及他为交响乐而作的《夜曲》都在19世纪90年代首演，给了施特劳斯回报赞扬的机会。德彪西“非同寻常，总的来说是个独特的天才”，施特劳斯说道，“但只在他那个有限的领域内”。

看到别人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施特劳斯总是颇感惊讶。“我完全没料到，除我之外有人能写出这么好的音乐”，他在听到戴留斯（Delius）的作品时“愉快地”对比彻姆说，这正是“他一贯的风格”。他从不听普契尼，分不清《玛侬》和《托斯卡》，《蝴蝶夫人》和《波西米亚人》，虽说普契尼和他恰好是同代人。意大利歌剧在德国的评价并不高。然而，施特劳斯在演奏其他同代人的作品时，还是很大度的。由于德皇的品味主导着柏林皇家歌剧院，施特劳斯无法在那里指挥现代音乐，所以，他成立了自己的乐团，名为音乐家（Tonkünstler），以鼓励音乐中的“进步主义”。在民间赞助人的资金支持下，该乐团按照时间顺序演奏了李斯特的全部交响诗，以及施特劳斯自己的作品，并向柏林的听众介绍了柴可夫斯基、布鲁克纳、胡戈·沃尔夫、埃尔加，以及德彪西的前辈夏庞蒂埃（Charpentier）和丹第（d’Indy），不过德彪西不在其中。有一回，施特劳斯在埃德加·斯派尔和爱德华·埃尔加的陪同下，参观英国国家美术馆，一行人停在了丁托列托（Tintoretto）[8]的画作《圣·乔治和龙》面前，斯派尔感叹道：“这位革命者在辉煌的威尼斯时代末期开天辟地。是不是可以说，丁托列托之于绘画，就像今天我们的朋友理查·施特劳斯之于音乐呢？”这句评价令施特劳斯很受震动，逛完美术馆之后，他又回到这幅画面前，仔细端详，然后惊叫道：“斯派尔说得不错。我就是音乐界的丁托列托！”

既然地位如此之高，他便有资格鼓励那些名气略小的同行了，他对此也并不吝啬。在杜塞尔多夫听了埃尔加以纽曼主教的诗为题材而作的《吉伦金斯之梦》后，施特劳斯提议“为第一个英国进步主义人士，著名的爱德华·埃尔加，以及年轻的英国进步学派的作曲家们”干杯。这番敬酒词让音乐界震惊，乐评人又和往常一样骚动起来，施特劳斯为此十分得意。整个英格兰也受宠若惊，虽然他们并不喜欢这种赞扬的方式。施特劳斯对极端现代的勋伯格同样赞赏有加，这位作曲家在无调性上的实验给施特劳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他的授意下，这位年轻人获得了李斯特奖学金，并在柏林担任斯特恩学院（Stern Academy）的作曲教授。在1902年马勒《第三交响曲》的科隆首演现场，施特劳斯决定以走上指挥台，夸张鼓掌的方式宣称演出的成功。从1900年开始，施特劳斯作为李斯特创立的德国综合音乐协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Musikverein）的主席，邀请外国作曲家前往协会的音乐节，指挥他们的新作品。西贝柳斯于1900年来访，指挥《图内拉的天鹅》，他发觉施特劳斯“非常平易近人”。当施特劳斯本人走上这些音乐会的指挥台时，交响乐团吹奏三次号角，观众们起立欢迎他。

施特劳斯在英美的名望颇高，出场时都被当作名流拥簇。1903年，伦敦举办了施特劳斯音乐节，演出了从《意大利》到《英雄的生涯》的所有作品。施特劳斯“非常”喜欢英国人，他曾告诉罗兰。首先，是英国人使得去埃及之类的地方旅行变得方便许多，因为“你永远都确定能在那里找到干净的房间和现代设施”。在施特劳斯看来，这证明他们是优秀的民族。然后，根据尼采的公式，德国应该在南非战争中支持英国人，而不是布尔人。“布尔人野蛮落后，还生活在17世纪。英国人非常文明，非常强大。强者得胜是件大好事。”

他可以在伦敦享受埃德加·斯派尔的盛情款待。斯派尔是辛迪加的领导，拥有女王音乐厅，还是其管弦乐团的经理，他的夫人在婚前是小提琴家，婚后将他们在格罗夫纳广场的家改造成了音乐和艺术社交界的中心。他在这里与亨利·詹姆斯或德彪西会面，倾听格里格夫人演唱她丈夫的歌曲，在约翰·萨金特的陪伴下享受奢侈的晚宴——绘画是萨金特的职业，但音乐和美食不可或缺。施特劳斯留意到一个吉卜赛人的乐队在伦敦街头游荡，演奏西班牙音乐，便提议在斯派尔举办聚会时，把这个乐队藏在后花园演奏。这么一来，萨金特被逗得很难受，因为他既想留下来吃饭，又想跑到窗口，寻找音乐的源头。

首先在美国上演施特劳斯作品的是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指挥西奥多·托马斯（Theodore Thomas），他在1884年演出了《F小调交响曲》；出生于德国的埃米尔·鲍尔（Emil Paur）又携波士顿交响乐团于1888年演出了《意大利》。托马斯和鲍尔后来转到了纽约爱乐乐团，并继续上演施特劳斯的作品，就像他们刚出道时一样。1904年，施特劳斯的最新作品《家庭交响曲》在美国的首演被安排在了纽约施特劳斯音乐节上。作曲家也受邀亲自指挥新曲目，以及接下来在芝加哥的作品演出。崇拜了他20年的托马斯认为，此时的施特劳斯是“在世音乐家中最伟大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先锋”。

美国的商业大亨在不断积累新的财富，他们的金库满满当当，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在音乐和艺术的新受众，以及新的经费来源。那是一个尽情挥霍、计划庞大的年代。当纽约三一教堂的首席神父想要一个新的讲道台时，他要求顶尖的麦基姆建筑公司（McKim，Mead and White）为他设计一个“又大又宽，简单又恰当奢华”的东西。同一个麦基姆建造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时，一块匾被挂起，向他“杰出而博学”的天才致敬。“杰出而博学”在空气中蔓延。路易斯·蒂法尼（Louis Tiffany）给自己设计了一座房子，墙上镶嵌着苏丹式的黑人小屋，中间是宫殿般的楼梯，通往一座大厅，这个厅堂是如此宽阔，以至于阳光微弱时看不见屋顶。大厅的中央，一座黑烟囱高耸凌云，四个巨大的壁炉烈焰熊熊，火光的颜色各不相同，神秘的光透过蒂法尼的玻璃吊灯，炫彩夺目，看不见的管风琴师在演奏《帕西法尔》的序曲。

铜矿大王、铁路巨头等人资助的几大美国管弦乐团提供了新的音乐会票房和版税来源，施特劳斯很高兴到美国演出，而美国的公众则屏息等待“最杰出的在世作曲家”的到访。《哈泼斯周刊》告诉他们，施特劳斯的“想象有压倒一切的意义”，他触及了“崇高的边缘”。

从《家庭交响曲》的首演看出，这部作品触及了荒谬的边缘。尽管在作曲家的要求下，这部作品演出时没有附上节目说明，这样观众可以“作为纯粹的音乐”聆听它。施特劳斯却在此前就告诉了一位采访他的人，这部作品以“爸爸、妈妈和宝贝”三人图景的形式反映了“我一天的家庭生活”。首演当天，这部作品仅以序曲及谐谑曲、柔板、二重赋格和终曲的形式呈现。但是，作曲家很快就和往常一样，答应为接下来的演出提供正式的分析，他指出该乐曲包含宝贝洗澡的场景，父母的幸福甜蜜，叔叔阿姨就宝贝的长相发生争执——“像他爸爸！”“像他妈妈！”——等类似的东西。尽管摇篮曲和爱情二重奏里的温柔旋律，表现了施特劳斯最好的水平，整部作品给人的主要印象却是拳打脚踢、刺耳尖叫、喧闹混乱得好似疯狂的马戏团。如果这就是德国的家庭生活，德国的历史就不难理解了。这部比《英雄的生涯》更长的作品震惊、触怒了大部分听众。几个月后，这部作品在伦敦演出，一位知名但不愿透露姓名的指挥家告诉比彻姆：“如果印度所有神圣的大象都被赶到恒河里，它们发出的噪音也不及那个巴伐利亚婴儿洗澡时的声音的一半”。拍打洗澡水的声音和闹钟的响铃可不是瓦格纳所说的“音乐素材”。新世纪的庸俗似乎突然被其最著名的作曲家确认了。施特劳斯全然不得要领。“我不懂为什么我不能写一首关于我自己的交响曲”，他和罗兰说，“我觉得我和拿破仑、亚历山大一样有意思”。

他选了这两位世界的征服者和自己相比，这很能说明问题。德国人在音乐界的自高自大已经引发了其他国家的不满。“德国音乐家总是把德国的新人当作偶像来崇拜，”格里格在1903年写信给戴留斯，“瓦格纳已经死了，他们宁愿用个仿制品来替代他，以为不管怎样都比什么都没有要好。”1905年，曾经属于法国、此时是德国领土的阿尔萨斯举办了一个音乐节，旨在通过艺术来团结法国与德国。然而，三天的节目中，只安排演出了两个法国作品，第一天的音乐会以韦伯开场，瓦格纳收尾，第二天献给勃拉姆斯、马勒和施特劳斯，而最后一天则是贝多芬专场。其间上演的瓦格纳《纽伦堡名歌手》最后一景的选段中，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谴责了外国人的虚伪和轻率，在某位旁观者看来是“缺乏礼貌”的表现。

世界各国对德国的恼怒有增无减，外国乐评人抓住施特劳斯灵感的退步不放，也反映了这一点。所有人都在骂《家庭交响曲》。纽曼惊愕地感叹“一个天才的作曲家竟堕落到这个地步”，而吉尔曼的评论则揭示了德国惹人厌烦的程度。马修·阿诺德曾大致说过条顿文化有持续走向“丑陋和卑鄙”的倾向，这番话被吉尔曼引用，“只有缺乏鉴赏力的条顿人”才能写出《家庭交响曲》。

这不是一个爸爸、妈妈和宝贝的时代。过剩的物质主义下面，不安定在发酵，艺术家们渴望一鸣惊人；渴望撕扯、砍断资产阶级安逸的厚被子。施特劳斯再次看准了时代的脉搏，做出了反应。如果说《家庭交响曲》以陈腐乏味震惊了世界，他现在感受到了焦躁、惊骇的必要，从巴伐利亚的家庭生活一下子转入了堕落、淫荡的激情中。他的下一部作品是《莎乐美》，王尔德的版本。

王尔德费尽心力，写下了这出华丽而阴森的戏，《莎乐美》是对感官的纯粹追求，用波德莱尔的话说，是努力捕捉“腐烂的荧光”。原作于1891年以法语写成，一年后在伦敦彩排，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担当主演，但是宫务大臣[9]下令禁演，原因是剧中对施洗者约翰的刻画是亵渎行为。剧本一发表（作者的朋友拿到的版本是由“骨螺紫[10]和陈腐的银色”线装订的），就招来《泰晤士报》炮轰，“鲜血、残忍、病态、怪诞、可憎，非常令人反感”。1894年，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爵士发表了该剧的英文译本，配图娇艳而邪恶，插画的作者正是他们当中最为颓废的奥布里·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其中三幅画因为过于下流而被出版商删除。1896年，当王尔德在雷丁监狱度日时，《莎乐美》在巴黎上演了，演员兼剧院经理吕热-波埃（Lugné-Poë）把这部戏搬上了他所在的作品剧院（Théâtre de l’Oeuvre），希律王由他本人饰演，但演员不包括伯恩哈特。颓废的精华太熟太烂，演出未获成功。然而，德国人对毛骨悚然的骇人之作有迫切的需求，《莎乐美》找到了它的位置。1901年首演于布雷斯劳，真正的成功是1902年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在柏林克莱因（Kleines）剧院的制作，施特劳斯正是在那里观看的演出。

与其说王尔德的《莎乐美》是一部戏剧，不如说它是一首诗，它是华丽的典礼，词句的狂欢，在纸上光辉灿烂，搬到舞台则令人难堪。文中的莎乐美倾吐她对眼睛、头发和四肢的色情赞颂，她对约翰身体和爱情的渴求。希律王渴望他的继女，她撩人的舞蹈刺激了他的肉欲，她也因此赢得了可怕的奖赏。黑人刽子手粗壮的臂膀从深坑里升起，托着曾经嘲弄她的那位先知满脸胡须、鲜血淋漓的头颅。莎乐美对着银盘上的头颅心醉神迷，吟诵恋尸癖的独白，最后在死去的嘴唇上完成最终的征服。希律王在关键时刻发出恐惧和悔恨的命令：“杀了那个女人！”莎乐美被士兵的盾牌挤压而死。这出戏以血肉之躯上演，令柏林的观众兴高采烈。王尔德月光下的幻想在德国获得了认可，连演了200场，创下奇迹。

罗兰已经注意到的德国病态的暗流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变得越来越明显。伴随着德国的财富、实力和自大，这种病态也以相同的比例不断增加，仿佛来自工业上的巨大成功和军事实力增长的压力造成了内部需求，需要去否定、揭开这些专横、富裕、有教养、讲秩序的国民内心翻滚缠绕的蠕虫和激情。就好比说，有了俾斯麦，就一定会出现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确实，克拉夫特-埃宾1886年出版的《性病态》一书为当时德国最强健有力的文学形式——戏剧——提供了耸人听闻的灵感源泉。

戏剧与音乐和歌剧一样，是德国人的乐趣，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受易卜生的影响，更涌现了一大批社会问题剧，采用新的表演风格，在舞台技巧上进行实验。1889年开张的柏林独立剧院（Freie Bühne）以巴黎自由剧院（Théâtre Libre）为摹本，颂扬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信条，首先上演易卜生的《群鬼》，接着是霍普特曼的第一部戏剧作品《日出之前》。剧院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社会的面具被撕扯开，“人的兽性”被热烈地暴露出来——这正是左拉的目标。除了易卜生以外，斯特林堡残酷的《朱莉小姐》，托尔斯泰的《黑暗的实力》，左拉的《红杏出墙》，梅特林克、邓南遮、霍夫曼斯塔尔的象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戏剧，易卜生的门徒萧伯纳的社会剧，维也纳的阿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的世俗讽刺剧，还有大量德国悲剧都在上演。学生剧团重排了《俄狄浦斯王》和欧里庇得斯，现代巡回剧团将新戏剧带到了全国各地，自由人民剧院（Freie Volksbühne）以及紧随其后的新自由人民剧院和社会主义结盟。慕尼黑亲密剧院（Intimes Theater）在1895年成立，创办者正是施特劳斯的歌剧《火荒》的歌词作者恩斯特·冯·沃尔佐根（Ernst Von Wolzogen）。同样是为了营造实验性戏剧的亲密氛围，莱因哈特在1902年创办了克莱因剧院（Kleines Theater），除了《莎乐美》外，他也制作了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底层》——对社会渣滓绝望的一瞥。

悲剧是德国剧院的主打产品。大团圆结局的社会喜剧不是德国的文艺类型。德国式的幽默只有插科打诨这一种形式，或者痛苦，或者粗俗。德国的悲剧不像易卜生那般治愈，也不像契诃夫那般慈悲，而是沉迷于人类对同类的残酷，有自我毁灭和死亡的倾向。19世纪90年代乃至20世纪的头几年，德国戏剧几乎都以谋杀、自杀或某些奇怪方式导致的死亡来结束。霍普特曼的《翰奈尔升天》（Hannele）中，作为主角的小孩在救济院里因为忽视和虐待而死去；同一位作者的《沉钟》（Sunken Bell）里，海因里希的妻子在湖中自溺身亡，海因里希自己喝毒酒自杀；《罗泽·伯恩德》（Rose Bernd）里的罗泽被引诱后遭抛弃，于是掐死了她刚出生的孩子；《车夫亨舍尔》（Hen schel）中的亨舍尔上吊自杀，因为他背叛了他死去的妻子，娶了一位放荡的女人，而这个女人的忽视导致了他的孩子死亡；《米夏埃·克拉默》（Michael Kramer）中，敏感的儿子被专横的父亲逼到自杀——这个主题很受欢迎，因为德国有很多这样的父亲；苏德曼的《玛格达》（Magda）中，如果不是因为致命的中风，这位父亲已经杀掉了他自己和他的女儿，这位女儿不用说，已经怀上了私生子——这是德国女主人公无法改变的命运。这样的女性一个接着一个被境遇逼到歇斯底里、精神错乱、走上犯罪道路、关进监狱、杀害婴儿、最后自杀。苏德曼在《索多姆之死》（Sodoms Ende）中对这种模式做了改动，虽然没有变动结局：一个风流的年轻艺术家勾引了一个银行家的妻子，把寄养在他家的妹妹逼到自杀，最后自己也因为大出血死掉。魏德金（Wedekind）在《春醒》（Frühlings Erwachen）中第一个创作了如下模式，他的水平也将超越所有后继的剧作家——青少年对性的发现与成年人的肉欲发生冲突，造成彻底的灾难：14岁的女主人公怀孕时死亡，显然是因为堕胎时处理不当；男孩因此被逐出学校，被父母送到少管所；他的朋友因为无法面对生活而自杀，后来又在墓地里出现，腋下夹着自己的首级，在戏剧的末尾留下晦涩难解的象征。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还有另外一个男孩在一个明确表现自体性欲（auto-eroticism）的场景中，对着一幅裸体的维纳斯画像发表热烈的爱情宣言，然后又把这幅画扔进了厕所。这部戏在1891年首演，大获成功，后来发行的剧本再版了26次。

与施特劳斯同年出生的魏德金是一个有恶魔般天赋的作家，他做过演员、记者、马戏团广告代理人，在艺术酒馆唱过毛骨悚然的叙事曲，在《傻大哥》工作时，还因为“大不敬”（lèse majesté）罪蹲过监狱。“我有灾难般的想象力——生活在我眼中阴险而凶残”，这话虽然是亨利·詹姆斯的自述，却正好可以用来描述魏德金。如果把《春醒》看作是对性教育的呼吁，那么它至少还有社会意义和引发同情的元素，但是魏德金在接下来的创作中就只看到阴险和凶残的东西了。在弗洛伊德正小心推演，快要发现潜意识的年代里，魏德金已经看到潜意识可怕的幻象，并撕碎了所有遮盖它的东西，显示出它纯粹邪恶的本性。从1895年开始，他的戏剧作品中就闯入了堕落和肮脏的狂欢宴会，除了人性是恶的之外，再没有别的主题思想了。《地灵》（Erdgeist）及其续集《潘多拉的盒子》（Die Büchse der Pandora）发生在皮条客、骗子、妓女、敲诈者、谋杀犯和刽子手的世界，围绕着女主人公露露——这个肉欲的化身同时代表了异性恋和女同性恋。从妓院到低级酒馆，露露展开她的冒险，诱惑、堕胎、虐待狂、恋尸癖、慕男狂……“疯狂与罪恶就像锯齿状的岩石，被性的激流漫过”——同时代的一位评论家如此形容这两个剧本。魏德金看到的不是性最原始的创造功能，而是其毁灭力，性产生的是死亡，而不是生命。露露的第一任丈夫因为中风而死；第二任苦于她的背信弃义，割喉而亡；第三任发现了儿子与露露的奸情，被她杀掉。在坐牢、堕落、卖淫之后，露露的结局是被开膛手杰克一样的人物砍杀，符合逻辑。最后的场面是色欲能量的毁灭性爆发，而与此同时，另一位很不一样的剧作家萧伯纳则把它当作“生命力”而歌颂。

尼采的影响无孔不入。萧伯纳在《人与超人》中将之升华为哲学理念，而德国人是从字面上来理解尼采的。尼采拒绝传统道德，是为了借此登上更高的层次，但德国人把它作为堕落的理由全盘接受。苏德曼引用尼采的话说：“只有在恶的原始森林里，才能攻占知识的新领域。”在艺术领域，同样的森林曾经诱惑了法国的颓废派和英国的唯美派，直到王尔德的审判突然将他们的运动终结。这项运动在德国一直延续到新世纪，魏德金以某种沮丧而凶恶的力量把它推动到了新的极限。这是对德国势不可挡的物质成功的造反，在十二道菜的晚宴、宏大的阅兵式、对“铁血”的吹嘘下面有种模糊的不安。魏德金这类人属于“黑预言家”（Schwarzseher），他们预言人类的黑暗。相比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自信与好战情绪，这些人的影响是微弱的，但他们感受到了灾难的暗示，快要燃烧的城市，和正在蔓延的尼禄主义。

任何在空气中传播的东西都能被施特劳斯的触角找到，这回他不偏不倚地集中在了《莎乐美》上——不是作为交响诗的题材，而是准备写歌剧。他使用了比以往更多的乐器，创作的总谱难度极大，不和谐到了夸张的程度，管弦乐有时内部分裂，两个极端对立的音调同时奏出，好像在用毛骨悚然的音乐来表达毛骨悚然的题材。乐器被扭曲，以满足乐谱的新要求，大提琴要拉到小提琴的音域，长号要像长笛一样欢腾，定音鼓的奏法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音乐的织体复杂，令人眼花缭乱。施特劳斯为人声创作的技巧不输乐器，歌手的声部随着戏剧的堕落越发动人。莎乐美对着割下的首级而唱的最后的歌令听众激动地发抖，其邪恶的美感公正地呈现了王尔德的语言：

啊！你为何不看我呢，约翰！如果你看到我，你就会爱上我。我渴望你的美；我渴望你的身体，洪水与海洋都无法浇灭我的激情……啊！我吻了你的嘴，约翰，我吻了你的嘴！

柏林和维也纳也像伦敦一样，以渎神为由拒绝上演这部歌剧，但施特劳斯强烈的崇拜者，德累斯顿皇家歌剧院的指挥恩斯特·冯·舒赫（Ernst von Schuch）在1905年12月9日将它搬上舞台。这出歌剧只有一幕，连演1小时40分钟，中途不休息，不遗余力地考验着观众的承受能力。约翰的头颅上有死亡的苍白与恰如其分的瘀血，十分写实，尽收观众眼底；莎乐美的七层纱在希律王淫荡的注视下，像仪式一般一层层被剥掉。在士兵盾牌下的死亡提供了惩罚式的精神净化。观众以极大的热情鼓掌喝彩，以至于演职人员和作曲家上台谢幕了38次。《莎乐美》后来在德国其他城市的演出也大获成功，所以，虽然有禁令和审查上的困难，施特劳斯还是因为此剧获得了巨额经济报酬。由于大主教的反对，《莎乐美》在维也纳遭禁；在皇后的强烈反对下，此剧要在柏林演出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和教会对《雅歌》开出的条件类似——那就是当莎乐美死的时候，伯利恒的星星将在天空中出现，大概是为了表明施洗者在死后战胜了反常的激情。

尽管如此，威廉二世还是不高兴。虽说这位皇帝很喜欢开粗俗的身体玩笑，弄得朝臣好不尴尬，但他拥有维多利亚式的道德观，不怎么符合爱德华时代的潮流，他娶的妻子称得上是德国资产阶级体面的模范。被称作夫人（Dona）的奥古斯塔皇后，相貌平平，和蔼可亲，为她的丈夫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除了家庭之外就没有别的兴趣，任何场合都戴一顶硕大的羽毛帽子，在游艇上也不例外。这是她丈夫的主意，因为他每年给她的生日礼物总是他亲自挑选的12顶帽子，而她必须穿戴。她在历史上留下的唯一印迹是她坚持要求使用双人床，每天夜里都为了讨论家事把她的丈夫吵醒，使得他第二天焦躁不安，彪罗首相建议为了国家着想，他们应该分床睡。但是皇后认为，有教养的德国夫妇应该一起睡，所以彪罗的建议只能是徒劳。施特劳斯的早期歌剧《火荒》已经引起了皇后的不快，其主题粗俗点儿说，就是一位少女为了恢复一个村庄燃火的能力，必须献出童贞的故事。皇后下令禁演此剧，结果皇家剧院的总管辞职抗议。19世纪90年代中期，德意志剧院在示威的社会主义者的喝彩下演出了霍普特曼的《织工》，因而被德皇本人撤掉了皇家盾徽。这件事已经过去了10年，如今再以道德方面的理由压制德国一流作曲家，德皇难免会被《碰撞》（Kladderadatsch）等不敬的杂志尖酸刻薄地嘲笑。就歌剧的上演达成妥协后，德皇说：“我很遗憾施特劳斯写了《莎乐美》。这会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对此，施特劳斯回答道，他用这部歌剧赚的钱在加米建了一幢新别墅。

在品味比德国更古板的国家里，《莎乐美》成了“音乐界的风暴中心”。1907年1月22日，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神情紧张的观众怀着“不祥的预感”等待大幕拉开，他们的预想很快便被完全满足。当乐评人能把注意力从“极端恶劣、恐怖和变态的精神错乱”中抽出来时，他们承认这部歌剧的音乐很了不起，但方法扭曲，“摧毁神经，令人生厌”。歌剧的主题不在人道所能及的范围内，被认为是“怪异”，“毒害”，“难以忍受，令人憎恶”，“有毒、发臭、罪恶、令人困扰到了极致”。其“色情的病状”不适宜作为“自重的男性谈话的内容”，光是那一支舞“就会令西方女性觉得不堪入目”。“正义的愤怒”令媒体一致同意，这部歌剧在德国的流行和美国无关，于是大都会歌剧院屈从于风暴的力量，取消了演出。

伦敦直到三年后才试图上演此剧。许可证一开始被拒，但是在阿斯奎斯夫人的帮助下，这个障碍被去除了。阿斯奎斯夫人邀请皇家歌剧院的指挥比彻姆一同去乡下的别墅，拜访首相，寻求支持。比彻姆在钢琴上演奏了《唐豪瑟》里的进行曲——唯一一首阿斯奎斯先生知道的曲目，比彻姆向他保证，喜欢这首曲子不是庸俗的表现，并解释说，施特劳斯是“最有名的作曲家，普遍认为他是在世作曲家中最伟大的”，他获得了首相的支持。和宫务大臣协商之后，歌词做了改动，莎乐美身体欲望的表达全部替换为了对精神指引的请求，她也将对着空盘子演唱最后一首歌，作为预防渎神的额外措施。

施特劳斯在《莎乐美》中找到了金矿，但是到哪里去找另一个王尔德呢？这样一个人出现了，而且他带来的题材确信会超过《莎乐美》。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年轻的诗人，维也纳的天才，1900年第一次见到施特劳斯时就已经很有名气，此时他26岁，比施特劳斯小10岁。他祖上是意大利贵族和改信基督教后被封为男爵的犹太人，维也纳的世界主义在他的血统上显现。在他16岁还是个高中生时，把自己的第一部戏剧的开头诗节读给了阿瑟·施尼茨勒听，施尼茨勒感叹道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遇到一位天生的奇才”。两年之后，1892年，他以“洛瑞丝”为笔名，发表了两部诗剧《昨天》（Gestern）和《泰坦之死》（Der Tod des Tizian），令维也纳的先锋文艺刊物《青年维也纳》欣喜若狂，这两部诗剧对世态的体察和世故的厌倦令青年知识分子的翘楚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宣称其作者定是一位50多岁的资深外交官。当他发现真正的作者是个18岁的少年时，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奇怪的年轻人……思维上有一点儿动静就像着火一般，但他的心却是冷的。”自我放纵、阅历丰富，“然而，早熟而世故的同时又无比忧伤”，霍夫曼斯塔尔是爱德华式的维特与维也纳式的道连·格雷（Dorian Gray）的结合。他和王尔德一样，也是语言的艺术家，德语是他的竖琴。1893年，他的下一部戏剧《死亡与小丑》（Tod und der Tor）确定了他的诗人地位，他可以把他的母语变得像意大利语一样优雅。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语言，追寻音乐的效果，文本的思想有时会变得晦涩难懂。1905年，霍夫曼斯塔尔写了一篇关于王尔德的文章，他在结尾时也许是无意识地完美地模仿了他所描写的人，他写道：“人只要懂得生命之舞的力量，就不会惧怕死亡。因为他知道，爱具有杀伤性。”在同代人看来，霍夫曼斯塔尔是“绝对的诗意的化身”。一度作为慕尼黑的斯蒂芬·乔治文化圈子的信徒，霍夫曼斯塔尔着迷于象征的问题，以及“面具的真实”的悖论。作为一个维也纳人，他未能逃脱这个欧洲最古老帝国的首都中蔓延的悲观主义。

地点：维也纳，皇帝的城市（Kaiserstadt），这里开过的大会拼凑起了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欧洲。时间：黄昏。几个世纪以来，各个人种和民族汇聚此地，焦躁不安的人们勉强臣服于一个君主，奥匈帝国的首都在政治上有太多问题，太难解决，所以它的注意力转向了其他事物：文化与赏鉴，嬉闹而不是爱情，高于一切的文雅礼仪，对待音乐的严肃态度和对待其他事物的玩世不恭。节奏：逍遥自在；性情：油嘴滑舌；情绪：享乐主义与冷漠的宿命论。这是醉生梦死的忘忧谷，“精神的卡普阿（Capua）”。它的皇帝1905年时75岁，费力地统治此地已有57年。它那忧伤的、到处游荡的皇后此时已死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刀下。它的宫廷强调血统的纯度，每个成员都要有四代家族血统证明。显然，这里某种重要的东西正走在灭亡的路上。所有人都知道，但没有人说出来。

维也纳看不起柏林，觉得它是没有教养的暴发户。一首流行歌曲表达了这种情绪：

国王的城市只有一座

那就是维也纳，

强盗的巢穴只有一处

那就是柏林。[11]

在贝多芬的城市里，音乐与歌剧称王，普拉特（Prater）公园里演奏的乐队哪一支更好，是人们在街头讨论的话题。艺术和艺术家备受尊敬。在政府、政治、道德方面，维也纳“得过且过，不大计较……但艺术上的事情容不得马虎；这事关城市的荣誉”。维持这一荣誉的是资产阶级和文雅的犹太人，他们是艺术的新赞助人。弗兰茨·约瑟夫[12]从未读过一本书，从小就对音乐反感。维也纳的贵族不仅和艺术及文化生活保持距离，而且惧怕并谴责它。尽管如此，他们却是欧洲最懂社交礼仪的。有人问西奥多·罗斯福，谁是他在欧洲旅行时遇到的最合得来的人，他回答：“奥地利的绅士们。”

就内政而言，反犹主义是维也纳最强烈的政治情绪，不过，在这个问题上直言不讳更可能是例行公事，而非出于憎恨。相貌英俊，留有金色胡须的维也纳市长、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领袖卡尔·鲁格尔（Karl Luger）是重要的反犹人士，但这个头衔的官方意义要大于他个人的想法。“我说谁是犹太人，谁就是犹太人。”他经常这么说。他被称作“帅气的卡尔”（der sch ne Karl），是这个城市最红的人，他在1910年的葬礼是一个重大事件。占据维也纳十分之一人口的犹太人尽管受到打压，仍然是这个城市文化的肥料。犹太人在新闻、戏剧、音乐、文学、金融、医药和法律方面的地位都举足轻重。维也纳宫廷歌剧院的指挥以及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正是犹太人，同样的还有维也纳真实的镜子——阿瑟·施尼茨勒。

和契诃夫一样，施尼茨勒也当过医生，他的反讽和嘲弄的笔调下面也有着契诃夫式的忧郁。除了在悲剧《贝恩哈迪教授》（Professor Bernhardi）中描绘了一位没有被完全同化的犹太医生以外，他的所有主人公都是玩弄女性的男人，在爱情、艺术和生活中寻找意义的人，但作为维也纳人，他们无精打采，百无聊赖；他们诙谐，轻浮，礼貌，寡廉鲜耻，而又倦怠，是维也纳的灵魂。《通往旷野之路》（Der Weg ins Freie）的主人公，和情妇分手之前去西西里旅行，“忧郁而有些无聊”，回家6个多月后，意识到自己没有做过任何真正的工作，甚至没能写下“那首在巴勒莫一个起风的早晨听到的，波浪冲击海滩的哀怨的柔板”。他无法摆脱“梦一般、没有存在目的的人物”。在州议会参与一场激烈的辩论时，他说：“激烈？不错，我们奥地利所谓的激烈。人们从外表上看具有攻击性，心里其实全不在乎。”

霍夫曼斯塔尔与施特劳斯第一次相见之后，就给他寄去了一首芭蕾舞诗剧，这是他在舞蹈无言的姿态中发现了“酒神的美感”后创作的。霍夫曼斯塔尔不是一个献身纯粹艺术的人，所以看重和施特劳斯的交往，希望大师能为他的剧本谱写音乐。可惜，施特劳斯那时正忙着《火荒》和其他的事情。霍夫曼斯塔尔继续追寻酒神的足迹，开始就希腊主题做笔记，研究超自然与野蛮的关系，当时重演的悲剧中的“阳具的充溢”以及“病理学与犯罪心理学”。他找到的不是大理石般纯洁的古希腊——那是19世纪的传统认知，而是尼采眼中恶魔般的希腊，在那里，罪恶、仇恨和被禁止的血迹斑斑的激情中诞生了悲剧——这是对人类自我毁灭的冲动最早的表述。希腊悲剧的核心是阿特柔斯家族罪恶的锁链——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对此都有各自的版本——从依菲琴尼亚的牺牲，到阿伽门农的被杀，再到厄勒克特拉与俄瑞斯忒斯最终的弑母复仇。霍夫曼斯塔尔跟随着前辈的脚步，但他的《厄勒克特拉》与其说像欧里庇得斯，不如说更像爱伦·坡；与其说是一出人类命运的戏剧，不如说是一场哥特式的噩梦。

他在舞台指导中描述了一处宫殿院落，黄昏时“红光透过无花果树，撒在地面和墙上，好似斑斑血迹”。他的角色超越了莎乐美——放纵地表达痛苦和欲望，病态地渴望杀掉克吕泰涅斯特拉与埃吉斯托斯，回忆起阿伽门农裂开的伤口，充满仇恨的性爱图景以“眼神空洞、散发毒蛇般气息”的新郎形象表现，厄勒克特拉把他带上床，好学会“男女之间的所有事”。母女之间互相憎恨，像两只疯狗一样打转。厄勒克特拉的愤怒到了疯狂的地步，用自己的身体喂养复仇的秃鹫，日落时分在阿伽门农的墓前爬行，“为她的父亲哀号”，像狗一样嗅着，寻找掩埋的尸体。克吕泰涅斯特拉几乎已经腐烂了，“土黄色浮肿的脸”，眼皮沉重，只有“竭尽全力”才能睁开眼。她穿着紫色的衣服，全身挂满了珠宝和护身符，拄着象牙拐杖，“一个长着埃及人的脸、蛇一样姿态的黄色小人”托着她的裙子。备受恐惧、噩梦与古老的欲望折磨，她渴望见到血，把成群的动物赶去献祭，希望以此来平息她的噩梦和无名的恐惧。令她窒息的不是言语，也不是痛苦，而是骇人的虚无，她的灵魂“渴望把自己吊死，每一根神经都渴望去死”。

人也能像腐烂的尸体一样变质吗？

没有生病的也能消散分解吗？

在清醒的时候土崩瓦解，

像是被飞蛾吃掉的裙子。

克吕泰涅斯特拉似乎是欧洲的象征，这出戏是黑预言家的高潮，启示录般的灾难预言。迫切需要终止噩梦的克吕泰涅斯特拉，需要什么东西流血牺牲才能使她入睡，厄勒克特拉得意地喊道：“什么东西要流血？你的喉咙！……影子和火把会用黑色和红色的网把你罩住。”

这个剧本在1903年被马克斯·莱因哈特搬上了柏林的舞台。这是上演《莎乐美》的后一年。霍夫曼斯塔尔知道它潜在的价值。能给施特劳斯的歌剧做脚本在当时意味着“抵达名誉的巅峰”，所以他再三催促施特劳斯考虑把《厄勒克特拉》作为下一步歌剧的题材。施特劳斯对这个剧本很感兴趣，但是因为其与《莎乐美》的相似而犹豫了，转而寻找其他表现人性被逼上可怕极端的故事。“比如疯狂的切萨雷·波吉亚[13]或者萨伏纳罗拉[14]就是我想要的题材。”他在1906年写给霍夫曼斯塔尔的信上说。后来，施特劳斯去了一趟海牙，被伦勃朗的画《扫罗与大卫》迷住，提议以“狂乱的扫罗”作为备选题材。10天之后他突然又改变想法，“换成法国大革命怎么样？”霍夫曼斯塔尔早就写好了《厄勒克特拉》，所以总是回到这个剧本上，尽管王尔德的印迹很明显，他还是坚持强调这个剧本的独特性。他特别希望与施特劳斯合作，也很有说服力，最终施特劳斯被说服了。与此同时，施特劳斯的一只脚已经踩到了主流阵营，他为德皇创作了5首花哨的军事进行曲，并为此获得了三等皇冠勋章。

施特劳斯着手创作《厄勒克特拉》时，一项揭露上层人士腐朽堕落的重大丑闻被公开了。奥伊伦堡（Eulenburg）事件暴露了与德皇密切相关的人中同性恋的存在，但令德国笼罩着可怕的光芒的与其说是这些人的生活习惯，不如说是这个事件揭示出的一层层恶意、阴谋与私人恩怨。三年前，弗里茨·克虏伯，军工厂的老板，被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Vorwärts）指为同性恋，说他与服务员和贴身男仆有染，导致克虏伯自杀。这一次丑闻的中心人物乃菲利普·奥伊伦堡亲王，1894—1902年担任德国驻维也纳大使。这位风度翩翩的贵族，是德皇最年老也最要好的朋友，他在钢琴的伴奏下为皇帝演唱优美的歌，并给予他明智的建议。奥伊伦堡是唯一一位从整体上对德皇施加良性影响的朝臣，自然引来了彪罗和荷尔斯泰因的嫉妒。他们怀疑德皇有意立他为首相。引爆丑闻的是《未来》（Die Zukunft）周刊受人敬畏且无所畏惧的主编马克西米连·哈登（Maximilian Harden），据说德国所有腐败和正直的东西都会出现在他编的这本杂志上。丑闻的起因和动机与德国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的外交失败有关，荷尔斯泰因因此被免职。他责怪奥伊伦堡，而事实上，他的免职是彪罗秘密策划的。急于复仇的荷尔斯泰因多年来一直保存着秘密警察的档案，记载着他的共事者私底下的习惯。哈登认为奥伊伦堡对德皇的温和影响是有害的，于是联合荷尔斯泰因将之摧毁。有了荷尔斯泰因的档案，哈登首先含沙射影地指出三位年长的伯爵——都是皇帝的侍从副官（A.D.C.）——是同性恋，然后火力慢慢集中到了奥伊伦堡与库诺·毛奇（Kuno Moltke）伯爵的友谊上。这位外号为“图图”（Tutu）的伯爵是“最文雅的将军”，指挥一个骑兵旅，同时担任柏林城市指挥官。德皇立即抛弃了他的朋友，并逼迫毛奇以诽谤罪控告哈登，这样一来，奥伊伦堡肯定死路一条，正中哈登下怀。从1907年10月到1909年6月，历时两年，四次庭审，变态、勒索、个人恩怨的证据展现在不知所措的公众面前。小偷、皮条客、傻子出庭做证，讲述普鲁士卫队（Garde du Corps）举办的“令人作呕的狂欢派对”，并证明奥伊伦堡与毛奇20年前有过变态的行径。一位有名的专家在法庭上陈述病理学细节。对毛奇怀恨在心的前妻也被叫来做证，伪证和教唆罪被加了进来。总理彪罗也遭到变态指控，控诉他的是个为同性恋合法权益而战的半疯的人，彪罗被迫起诉。第一次庭审做出的对哈登有利的判决，在第二次庭审时被驳回，第三次时又再次翻案，而此时的奥伊伦堡病恹恹，受冷遇，遭逮捕，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被抬进了法庭。公众心神不安，认为存在暗箱操作，《未来》上的文章也给读者留下变态无处不在的印象。德皇与宫廷的威望下降。与此同时，在维也纳，奥匈帝国皇帝的弟弟路德维希-维克多大公（Archduke Ludwig-Viktor）——外号为“鲁兹-伍兹”（Luzi-Wuzi）——也曝出和男按摩师有染的丑闻。

在英国，王尔德的三次审判燃烧起来，并在两个月内被扑灭；当权者抛弃了他，摧毁了他。在德国，接受审判的正是当权派。1908年10月，审判还在进行时，威廉皇帝又在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失态，他谈及外交政策时的轻率远远超过平时，不负责任地绕过了彪罗，引发了各国愤怒，成为笑柄，国内有人质疑他是否神志不清，还有人要求他退位。自以为灵活机动的彪罗几乎替他的君主向议会道了歉，威廉再没有原谅过他。心痛而愤怒的皇帝退隐到他的朋友福斯坦堡（Fürstenberg）亲王的庄园，其间，在一次晚宴中，军事内阁长官许森-黑泽勒伯爵（Count Hülsen-Haeseler）穿着粉色的芭蕾舞裙，头戴玫瑰花圈，献上了“优美的舞蹈”，令众人乐不可支。演出结束时，他一头栽地，心力衰竭而死。等到医生过来，宣布死亡时，将军的身体已经完全僵硬，费了好大的工夫才把芭蕾舞裙脱下来，给他换上得体的军人制服。德皇的这一年过得不太开心，不过至少在6个月之后，他成功地逼彪罗辞去了首相职位。

统治阶层的形象受损，导致其成员比以往更加趾高气扬。随着德皇声望的下降，极端的好斗分子越来越多地聚集在了自高自大的皇储周围。皇储的谄媚者们说他与腓特烈大帝相似，从长相上看，也确实如此。在位的君主与长子永恒的决斗，威廉二世与“小威利”感到有必要在夸大其词上胜过对方。“我身着闪光的盔甲，屹立在前方”之类，是这段时期德皇常说的话。这个国家凭借当时的情绪和意识力量，任何的浮夸高调都是可以接受的。德国人知道他们是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国家，是最能干的生意人，最忙碌的银行家，深入每个大陆，为土耳其人融资，提议建造从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在拉丁美洲取得商业成功，挑战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在智力领域，他们正以科学（Wissenschaft）为名，系统地总结人类知识的每个分支。他们有统治世界的能力，这也是他们应得的。强者统治的道理必须应验。正如布兰德斯（Brandes）1909年写的那样，当时尼采“无可争辩地影响”了他的国人的精神。他们缺乏且渴望的东西，正是要世界承认他们的统治。只要这个愿望被拒绝，挫败感就会增长，他们就越来越想通过刺刀来获得认可。谈论战争变得很平常。德皇推荐的罗德奖学金得主喝醉酒闹事时，就威胁他们在牛津的同事，要他们领教“德国军队的入侵和惩罚”。1912年，那个时代重要的军事理论家，贝恩哈迪（Bernhardi）将军在一本毋庸置疑的权威书籍中，坚定地宣告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必要性，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德国和下一次战争”。

另一个德国，知识分子和多愁善感的德国，自由主义者的德国，在1848年落败后就再没有奋起。它远离纷争，自我满足，鄙视军国主义与物质主义，躲在优越的精神价值搭建的帐篷里，怒而不语。这个德国的代表者是教授、教士、医生、律师，那些自视为精神贵族（Geistaristokratie），比庸俗的暴发户、庸俗的贵族和庸俗的大众更优越的人。他们不关心社会问题，不参与政治，满足于关起门来谈自由主义。他们不斗争，只用抽象的理论来反对现有的政权，用《傻大哥》里的反军国主义漫画来表达对皇帝的鄙视。哲学教授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就是这群人的化身。他在一间可以俯瞰菩提树下大街的屋子里上课，时间正好和卫兵交接仪式一致。每当军乐队吹响第一声号角时，齐美尔教授就突然停止讲话，一动不动地站着，“态度傲慢而厌恶，像禁欲主义者一样忍受着痛苦，直到野蛮的噪音消失”。然后，他才会接着讲课。

1910年，在柏林大学百年校庆的典礼上，两个德国相遇了。学术界惊讶地发现，那位髭须迸张的皇帝身着黄金铠甲，头戴护卫队的金色雄鹰头盔，闯入了他们的领地。他身边的随从穿着华丽的制服，长号可怕的响声宣告这一行人的到来。观众们庆幸，皇帝“看起来比漫画上还要糟糕”，并自我安慰道，下一次这样的入侵要等到100年以后了。

施特劳斯于1908年11月完成了《厄勒克特拉》的总谱，他每写完一页，就被出版商拿走一页。他们预计这部作品又会是一次丑闻式的成功，付给了施特劳斯2.7万美元——《莎乐美》卖了1.5万美元，这次几乎翻番。于是，施特劳斯1908年在音乐上的收入高达6万美元。德国公众对轰动效应的追捧已经成为习惯，四大城市为了《厄勒克特拉》的首演而竞争。施特劳斯对舒赫心存感激，故决定在德累斯顿首演。德累斯顿借此机会向施特劳斯致敬，举办了包含《莎乐美》《火荒》《家庭交响曲》和两场《厄勒克特拉》的音乐节——接连五个晚上演出施特劳斯的作品。

新歌剧的排练在骚动的气氛中进行着。一切都更大、更吵、更猛烈。演奏这部作品需要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管弦乐团，62件弦乐器，包括8个大提琴；45件管乐器，包括6个低音小号，1个低音大号；6到8个定音鼓，以及1个低音鼓——总共120件乐器。整部歌剧只有一幕，长达两小时，中间没有休息，厄勒克特拉一直在舞台上。这个角色的演唱时间比《指环》全剧中布伦希尔特的唱段加起来还要长，且每段之间的间距短暂，被视为是“难以演唱”的角色。饰演克吕泰涅斯特拉的舒曼-海因克（Schumann-Heink）夫人觉得这个角色“太极端了，差点儿死在上面”，于是再也不肯唱了。有时她需要以极强音穿透乐队，在正厅前座倾听的施特劳斯会尖叫：“我说，响一点儿，再响一点儿！我还能听到海因克的声音！”

对一个背景在公元前1500年的史诗剧，施特劳斯要求所有东西都“精确、写实”，坚持用真的绵羊和公牛作为克吕泰涅斯特拉的献祭品。“我的上帝啊！施特劳斯，你疯了吗？”舞台导演惊恐地吼叫，“这要花多少钱！有多危险！它们听到这么粗暴的音乐会做出什么事来？”——它们会四处逃窜，会往交响乐队里撞，甚至弄坏珍贵的乐器。但施特劳斯态度坚决。舒赫也被叫过来劝他。好说歹说，激烈争论了一阵，施特劳斯才总算放弃了公牛，只用绵羊。他对音乐的要求同样写实，几乎是把霍夫曼斯塔尔的文字从纸页上摘下来，化成了音乐。克吕泰涅斯特拉的手镯可以在打击乐中听到；克丽索忒米斯[15]讲到暴风雨的夜晚时，交响乐奏出了暴风的愤怒；野兽被赶去献祭时，观众们听到蹄子踩地的声音，想要夺路而逃；使人双脚打滑的血泊被歌者描述时，交响乐也给出了一幅生动的图景。作曲家对技术资源的掌握似乎到达了人类所不能及的地步，他对音乐原则的破坏也是前所未有的大胆。正如他所说：“我走到了和声和复调的最大极限，再多一点儿，如今的听众们在精神上就无法承受了。”

1909年1月25日晚，首演终于开场，各国观众齐聚德累斯顿，到场的有欧洲大陆每个国家的歌剧导演，以及“200位著名的评论家”，一位吓得不知所措的记者如是说。“整个欧洲在这儿了。”酒店服务员骄傲地告诉从维也纳赶来的赫尔曼·巴尔。

没有序曲也没有前奏，幕布升起来，交响乐雷鸣般地奏出了阿伽门农的主题，好似厄运的榔头敲打迈锡尼巨大的铁门。没有哪部歌剧以如此震耳欲聋的方式开场。恶魔般紧张激烈的两小时过去后，歌剧落幕，观众们呆若木鸡了几秒钟后，“施特劳斯的崇拜者们”（Straussianer）才缓过神来，开始鼓掌。反对他们的一些人发出嘘声，但大多数观众都被吓傻了，不知道该怎么是好；喝彩者占了上风，要求演员谢幕，最后为作曲家欢呼。和往常一样，歌词的残酷、对音乐形式的大胆破坏又引来轩然大波。一些人认为《厄勒克特拉》的音乐已不再是音乐了。“许多较真的人确实觉得施特劳斯已经疯了。”一位吓呆了的听众写道。第二天，演出重复，四周之内，柏林、慕尼黑和法兰克福又相继上演了这出歌剧，此时，在用音乐表达即将到来的恐惧，一直到最终的杀戮上，施特劳斯的能力毋庸置疑。

观看演出的赫尔曼·巴尔觉得《厄勒克特拉》表达了对当前时代的一些罪恶的想法，无限的能力所产生的骄傲，对秩序的反抗把人们“推回混沌状态”，在克丽索忒米斯身上还有返璞归真的渴望。尽管观看了这出歌剧令他深感焦虑，但他仍然认为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夜晚”，回到维也纳时激动而振奋。这正是尼采早就开好的处方。

一年之后，1910年2月，《厄勒克特拉》的恶名在它之前抵达了伦敦，音乐界早已为此打起了仗。施特劳斯亲自指挥了两场演出，每场收费200英镑。他冷静而节制的手势让《每日邮报》甚为惊讶。“这个高大、苍白、额头光滑的男人”，钢青色的眼睛时不时看看歌手和乐手，他指挥时头一动不动，手肘似乎用铆钉固定在身体上。“他好像一个数学家，掌握至高无上的知识，在黑板上整洁地写下公式。”演出之后，《泰晤士报》评论称其“纯粹的丑陋超越了整个歌剧文献中的任何作品”，而《每日电讯报》则说“皇家歌剧院还从未见过如此毫不掩饰的热情场面”。争议越大，公众就越想看，比彻姆为此不得不延长这个乐季的演出。在比彻姆看来，除了几个月后爱德华七世之死以外，《厄勒克特拉》是“本年度最为热议的事件”。实际上，到了那个时候，在德国以外的地方听这部歌剧，都不可能摆脱政治意味。萧伯纳认为，反对德国的歇斯底里情绪是让《厄勒克特拉》遭到攻击的罪魁祸首，而他自己则转身投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在《国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他曾经说过，“傻瓜和金融家想把我们推入和德国的战争中，对付他们只要一个词就够了，贝多芬，现在我也可以同样自信地说，施特劳斯。”他称赞《厄勒克特拉》是“最高艺术中的最高成就”，它的演出是“英国艺术史上的历史性时刻，我们这辈子不太可能再遇到了”。

施特劳斯意识到，他在《莎乐美》和《厄勒克特拉》的风格上已经走到他力所能及的尽头。在完成了《英雄的生涯》这样宏大的作品之后，他突然决定换个风格，给公众献上一部喜歌剧，类似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以证明他施特劳斯什么都会。他的剧本作者霍夫曼斯塔尔同意了这个想法，早在1909年便着手创作一部“完全原创”的故事，发生在18世纪的维也纳，“充满滑稽的情景和人物”，有抒情旋律和幽默的空间。施特劳斯读完开篇场景，很喜欢，回信道：“它会像融化的黄油一样自己变成音乐。”1909年和1910年的上半年，剧作家与作曲家通过邮件通信构造了一部名为“玫瑰骑士”的新歌剧。

年轻的主角由乔装成男人的女歌手扮演。这种女扮男装的角色是莫扎特时代的传统，《费加罗的婚礼》里的凯鲁比诺正是如此。但是霍夫曼斯塔尔-施特劳斯团队头脑中的奥克塔文并不缺乏挑逗的欲望，这一点与众不同。施特劳斯以特有的写实主义在歌剧前奏中描绘了性的欢愉，而当幕布升起时，还在床上的元帅夫人与她年轻的情人竟然都是女的，观众定会有一番奇特的感觉，这也是两位作者意料之中的。这个想法是霍夫曼斯塔尔先提出来的。施特劳斯后来声称这么做是必需的，因为与奥克塔文岁数相当的男歌手不会有足够的经验演好这个角色。“况且，”他更坦率地补充道，“为三个女高音谱曲很有挑战性。”他完成了这项挑战，特别是在最后，这三人一同唱了美妙的歌。《厄勒克特拉》中的男性角色少得可怜，《玫瑰骑士》里的男性只有一个粗俗的好色之徒，在舞台上的表现荒谬可笑，令人厌恶。欧克斯男爵代表着德国式的喜剧形象。正如施特劳斯在创作时写给霍夫曼斯塔尔的信中所言，他缺少“一个真正的喜剧场景——所有东西都很好玩，但不是真正的喜剧”。他希望观众能笑起来：“开怀大笑！不只是微笑或露一点儿牙齿。”

施特劳斯的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动物这回以一只狗、一只猴子和一只鹦鹉出场。施特劳斯要求霍夫曼斯塔尔为苏菲和奥克塔文增添一段爱情场面，好让他写一首“特别激情的”二重唱，“因为现在看起来太平淡、太矫饰、太胆小了”。霍夫曼斯塔尔任性地回答说，这两个年轻人“没有一点儿女武神、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精神”，他希望无论如何别让他们“突然发作起瓦格纳式的情欲尖叫来”。这么说话可不够老练，作曲家与剧作家性格上的反差也越来越明显。结果，特里斯坦的风格确实有所体现，更别说从莫扎特甚至是约翰·施特劳斯的组品中借来的段落了。一首维也纳华尔兹也作为主题出现，这是彻底的时代错误，因为18世纪华尔兹还不存在。

1910年4月，在施特劳斯收到第三幕的剧本之前，第二幕的总谱已经印出了。那段令男爵尴尬的情形其实是霍夫曼斯塔尔根据《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6]改编的，区别在于，奥克斯完全不招人爱，不像福斯塔夫。那年夏天结束时，歌剧也完成了。1911年1月26日，《厄勒克特拉》首演两年后，《玫瑰骑士》也在德累斯顿登场了。自此，一直常演不衰，是歌剧舞台的保留节目。作曲家和剧作家塑造了一个极端文明的维也纳，它闪闪发光，和这部歌剧的象征——一朵银玫瑰一样。施特劳斯的所有技巧、足智多谋和大胆创新——还有他的二重性——都包含在谱子里了。他在音乐表现上的高超技巧能够描绘出18世纪早朝的喧闹，年轻人相爱的甜美，决斗时喜剧化的恐怖，元帅夫人断绝关系时甜美的忧伤，与此同时，这种技巧也用来表现粗俗的笑话和身体幽默。他献给世界一朵银玫瑰，美丽，闪烁，但锈迹斑斑。

1911年的施特劳斯处于音乐界的巅峰，是在世的作曲家中最有名的。专为音乐家立传的理查·施佩希特（Richard Specht）说：“如果没有他，我们的精神生活是无法想象的。施特劳斯就属于这样的人。”虽然他和霍夫曼斯塔尔立即合作了下一部歌剧《阿里阿德涅在拿索斯岛》，但施特劳斯已经达到了他个人的巅峰状态，棕榈叶已经传给了他人。

1908年，来自俄国的谢尔盖·佳吉列夫（Sergei Diaghilev）芭蕾舞团在巴黎横空出世，好像一只华丽的热带鸟飞到了西方世界。它的乐季是狂野的悸动与异国情调的凯旋，是又一道“来自北方的闪电”。他们的演出不是陈旧的古典芭蕾，而是当代俄国作曲家新鲜、出色的音乐，歌词也是新的，编舞充满想象力，舞台设计璀璨华丽，好似一层珠宝，用来引爆刚健而超群的舞蹈。男演员是真正的明星，而不再是举起芭蕾舞女的搬运工。所有明星中最耀眼的是瓦斯拉夫·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看见他在空中惊人一跃，几乎是定格在那里，如此完美，观众们激动了，他们知道眼前的这位舞者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轻盈的。他是天使，是奇才，是舞动的阿波罗。他捕获了所有观众的心。整个芭蕾舞团是席卷巴黎的风暴。它的忠实信徒预见到歌剧会因此衰落。“就好像，”诺艾耶伯爵夫人（Comtesse de Noailes）写道，“创世到第七天时有一件新东西被加了进来。”

到处都在爆发新的艺术运动。1905年至1906年的秋季沙龙上，马蒂斯带领野兽派展出了绚丽的色彩、扭曲的线条，表现他们独立于自然形态的创作理念。1907年至1908年，毕加索与布拉克发现了几何形式的本质，开创了立体主义。莱热（Léger）用立体主义赞美机械，一系列艺术家紧随其后。在德国产生了表现主义流派，他们通过对自然的夸张变形来寻找情绪上的感染力。两个美国人也打破了旧模式：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留居国内，依莎朵拉·邓肯（Isadora Duncan）在1904至1908年间周游欧洲，他们在舞蹈中加入了情绪。罗丹在讲述自己的创作时，早已表达了所有艺术的新目标，他说：“古典雕塑寻找的是人体的逻辑，我要找的是它的心理。”寻找同样东西的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6年起，把自己关在小房间，进行《追忆似水年华》的创作。托马斯·曼在《魂断威尼斯》中开始了他的寻觅。林顿·斯特来彻（Lytton Strachey）在布卢姆斯伯里准备创作全新类型的传记。莫斯科艺术剧院展现了表演的新方法。爱尔兰文艺复兴在叶芝和J·M·辛格（Synge）身上开花结果，后者的剧本《骑马下海的人》与《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证明了他是唯一一个继莎士比亚之后，可以创作同样优秀的悲剧和喜剧的作家。对新形势与新领域的追寻在那个时代回荡。布莱里欧（Blériot）跟随莱特兄弟的脚步，在1909年7月25日飞跃英吉利海峡，这似乎意味着国家的界限被他消灭了，欧洲的所有人都觉得他的胜利所带来的“腾飞的感觉和飞机一样奇妙”。

这个时代的狂热与生命力似乎都在俄国芭蕾上体现出来。这种舞蹈居然来自被认为是野蛮腐朽的俄罗斯帝国，就如同沙皇号召裁军一样，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法俄同盟引发了人们对俄国事物的浓厚兴趣，1900年的世博会也启发了有进取精神的佳吉列夫，于1906年在巴黎举办了俄国艺术展。在弗拉基米尔大公、俄国驻巴黎大使伊兹沃尔斯基和格雷菲勒夫人的赞助下，从皇室及私人收藏中借来的画作、雕刻、圣像、昂贵的锦缎、法博齐（Fabergé）的珠宝奇迹……摆满了12间屋子。接下来的一年，佳吉列夫举办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俄国音乐会，邀请里姆斯基-科萨科夫（Rimsky-Korsakov）指挥自己的作品，拉赫玛尼诺夫（Rachmaninoff）演奏自己的钢琴协奏曲，约瑟夫·霍夫曼（Josef Hofmann）演奏斯克里亚宾（Scriabine）的协奏曲，了不起的男低音夏里亚宾演唱鲍罗丁（Borodin）的《伊戈尔王》（Prince Igor）和穆索尔斯基的《鲍里斯·戈都诺夫》（Boris Godunov）。观众们如此积极响应，佳吉列夫于是策划了一个更精彩的芭蕾和俄国歌剧乐季。俄罗斯帝国芭蕾舞团借出了顶尖的演员——安娜·巴甫洛娃（Pavlova）、尼金斯基、阿道夫·波姆（Adolph Bolm）、塔玛拉·卡萨维娜（Karsavina）以及米歇尔·福金（Fokine）担任编舞。在舞台设计和服装方面，佳吉列夫利用了莱昂·巴斯克特（Léon Bakst）华丽而粗野的才华，以及索杰伊金（Soudeikine）、罗里希（Roerich）和亚历山大·班诺瓦（Alexandre Benois）等出色的画家。在第一个乐季引起轰动的是《埃及艳后》，其音乐至少汇合了五位俄国作曲家的作品。俄罗斯主题与埃及和波斯主题融为一体，就算尼罗河畔的那位女王再世，恐怕也比不上伊达·鲁宾斯坦（Ida Rubinstein）令人销魂的美貌和身姿——她坐在轿子上，被酒神的信徒以薄纱和玫瑰枝叶环绕，成功地遮掩住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作为舞蹈演员，她还几乎没怎么受过训练。巴黎人觉得她“太美了，就像浓郁的香水”。

在接下来的六年里，佳吉列夫芭蕾舞团每年都带着华丽的新作品回归，在编舞和舞台设计上掀起革命。他们的音乐由完整的管弦乐队演奏，威严尊贵，皮埃尔·蒙特（Pierre Monteux）担任指挥。新补充的歌剧——穆索尔斯基的《霍凡斯基之乱》（Khovantschina）、里姆斯基的《萨特阔》（Sadko）及《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与《伊戈尔王》和《鲍里斯·戈都诺夫》一起，加进了他们的演出曲目。巴甫洛娃后来离开了这个舞团，但是1909年她在《林中仙女》（Sylphides）里的传神演出表明，她之于舞蹈，就如同“拉辛之于诗歌”，而卡萨维娜则是“古典传统与先锋艺术的精美结合”。在音乐方面，肖邦的两首钢琴作品——《夜曲》与《华丽圆舞曲》——被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一名学生改编成了芭蕾舞曲。这个人正是26岁的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1908年，他在圣彼得堡第一次演出交响作品，被佳吉列夫听到，便委托他为芭蕾舞团创作。与《林中仙女》的古典式精美相反，福金为《伊戈尔王》设计了粗犷的波罗维茨之舞，鞑靼——蒙古人的主题在音乐中弥漫，亚洲游牧部落以暗淡的灰色和红色为背景狂野地舞蹈，圆顶的矮帐篷环绕周围，草原上的烟柱无限延展，直到消失不见。

撩人的身体奇观和巴克斯特令人陶醉的色彩释放出了芭蕾舞中一直缺乏的感情元素。《天方夜谭》里苏丹后宫的绝世美女，希腊花瓶上的酒神女祭司，穿长靴的俄国贵族波雅尔，意大利即兴喜剧里的丑角和年轻女仆，穿戴褐色、绿色和金色服装的森林生物，暗示“斑点巨蟒的耀眼的美丽”，就连现代装束的网球运动员也登上了舞台。巴克斯特启发了保罗·波烈（Paul Poiret），引领了接下来五年的女装时尚。在同时策划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舍赫拉查德》（Schéhérazade）时，一头红发、身着优雅服饰、洒了香水的巴斯克特跳到椅子上，用他特有的嗓音和夸张的手势比画——苏丹的保镖要把所有人砍成碎片：“所有人，包括他的老婆和她们的黑人情人！”他为《舍赫拉查德》设计的背景让人联想到“可怕的情欲和残忍”，福金以一段热情的黑奴舞蹈对之加以表现，苏丹的妻妾们说服太监，将她们从金丝笼里释放出来，而太监则跳到心甘情愿的妻妾身上狂欢，上演了一段“欲望痉挛”之舞。性是佳吉列夫芭蕾舞团最喜欢的主题。巴克斯特为俄罗斯的埃及艳后——《塔玛女皇》（Thamar）设计了一座中世纪城堡，在一条大河之上，遭到拒绝的情人们在此自溺而亡。纤弱得像花一样的卡萨维娜“相当逼真”地扮演了不少腐朽堕落的妖艳角色，批评家如是说。

1908年，里姆斯基去世，斯特拉文斯基为圣彼得堡的纪念音乐会创作了《葬礼圣歌》（Chant Funèbre），再次给佳吉列夫留下深刻印象。佳吉列夫遂邀请他以伊凡王子和火鸟的俄罗斯童话故事为题材，创作一首芭蕾音乐。故事发生在一座居住着邪恶巫师的森林里，12位公主被下了咒，这个故事激发了作曲家丰富的想象力，他的创作节奏复杂，旋律优雅，恶魔之舞奇异而刺激。波姆饰演王子，卡萨维娜饰演火鸟，这部作品在1910年6月首演，是斯特拉文斯基首部在国外演出的独立作品。德彪西激动地冲到后台和他拥抱。观众们也对他赞许有加，因为难得有一部当代作品听起来这么让人舒服。所有人都对佳吉列夫表示祝贺，他很快便委托斯特拉文斯基为接下来的乐季再作一部芭蕾音乐。斯特拉文斯基此时已经以“不朽而忧伤的木偶，每个国家的市集上都有的英雄”——彼得鲁什卡（Petrouchka）的冒险为题材，写作了一首钢琴和管弦乐的作品；他演奏了一段，佳吉列夫一听就着了迷。他们两人一起定下了芭蕾的场景：公共广场上的嘉年华，人群和货摊，魔术师和他的把戏，吉卜赛人和受过训练的熊，在一场表演中复活的玩偶，彼得鲁什卡对芭蕾舞女徒劳的爱，以及竞争对手摩尔人对他的杀害。

《彼得鲁什卡》是充满力量和生机的音乐，其民间曲调，手风琴的回响，幽默、讽刺与深刻的悲哀与俄罗斯人民有紧密的联系。斯特拉文斯基和施特劳斯一样，鄙视主题的发展，只不过他的传统是从俄罗斯五人团，而不是德国音乐家那里继承的。根据传统的理解，音乐本质上依赖于发展和重复，而斯特拉文斯基几乎背道而驰，他的创作简洁、直接，目的是“用最简单的形式做明确的表达。我的戏剧音乐不需要‘发掘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去感受和传达感情”。

《彼得鲁什卡》在这一点上成功了。巴黎认可了德彪西的拥抱所证实的东西：一位原创且重要的作曲家出现了。出演木偶的尼金斯基令观众心碎。他被他的主人扔进黑箱子，东奔西跑，在空中摇晃僵硬的臂膀，可悲的爱情和疯狂的妒忌被尼金斯基表现得淋漓尽致。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好为伦敦乐季造势。

英国和法国一样，热烈地欢迎俄国芭蕾。在1911年那个华丽的加冕礼进行的夏天，“活在世上是激动人心的事”。那个夏天气温突破了纪录，欢庆活动达到顶峰，飞机降落在乡村草坪，大家都因为飞行而激动万分，但俄国芭蕾“赛过一切”。它复原了舞蹈“最初的高贵”，艾伦·特里（Ellen Terry）写道。它展示了艺术的和谐。从上流社会到知识分子，所有附庸风雅的人都成群结队来到皇家歌剧院，“夜复一夜，陶醉其中”。尼金斯基迷住了所有的观众。他是笨拙的木偶；是《舍赫拉查德》里穿着银色裤子的黑奴；是丑角皮埃罗，在舒曼的音乐伴奏下，在烛光照亮的花园里追逐装扮成蝴蝶的舞女；是蓝色的灯神，伴随着普鲁斯特的朋友雷纳尔多·哈恩（Reynaldo Hahn）的音乐，从中国式水塘的莲花上升起；是一朵玫瑰的鬼魂，身着花瓣服装，以著名的大跳，飞出窗口——观众们惊叹，他是属于天空的。尼金斯基不会英语，法语也只会一点儿，但他成了晚宴的宠儿，一言不发，总是保持微笑。

在成功的刺激下，佳吉列夫和施特劳斯一样，震惊了巴黎。他在1912年的乐季上演了两部新的芭蕾舞剧，采用法国作曲家的音乐。莫里斯·拉威尔为此而作的《达芙尼斯与克洛埃》（Daphnis et Chloé）被斯特拉文斯基称赞为“法国作曲家最美好的作品之一”。另一部舞剧用了现成的音乐——德彪西的《牧神午后》（L’Après-midi d’un Faune），但非音乐的原因使演出成为一场丑闻。尼金斯基饰演的牧神穿着动物斑点紧身衣，戴着尾巴和金丝做的紧密卷发，还有一对卷曲的小角。他在这首12分钟的芭蕾舞中追逐穿着希腊长袍的仙女，最后一位逃脱的仙女丢下了她的薄纱，牧神倒在上面，模仿性爱的高潮动作。这次负责编舞的正是尼金斯基自己。落幕时，叫骂声、口哨声和辱骂声混杂着“好样的！”“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为满足后者的要求，舞蹈团又把这部作品跳了一遍，引起的“喧哗场面难以形容”。次日，《费加罗报》的编辑加斯顿·卡尔梅特（Gaston Calmette）在他的报纸头版发表了题为“失态”的署名评论，谴责“这个对色情兽交和无耻动作的离奇展示”，并要求禁止其后的演出。《高卢人报》表示同意，虽然语气没这么激动，姿态没这么强硬——“太过分了”是他们的措辞。一贯庄重的《时代报》表达了法国人对这次“令人遗憾的冒险……有正当的反对情绪”。很快有报道流传，说警长已采纳卡尔梅特的要求，给此剧下了禁演令。这件事成了俱乐部、沙龙、咖啡馆和议院休息室唯一的话题，巴黎立刻又分裂成了两大阵营。容易激动的俄国大使伊兹沃尔斯基质问《费加罗报》是否在攻击法俄关系。次日，《晨报》（Le Matin）发表了罗丹为尼金斯基辩护的信，盛赞他把“人类感情和本能的自由”归还给了舞蹈。于是，争议又转移到了罗丹身上，他的支持者们发表了一份宣言，这次，儒勒·勒梅特、莫里斯·巴雷斯和阿纳托尔·法朗士、奥克塔夫·米尔博站在了一起，共同奋战的还有前总统卢拜、前首相克列孟梭、莱昂·布朗热、白里安、伊兹沃尔斯基大使，以及艾斯图内勒男爵。仍然顽固守旧的福兰在《费加罗报》上发表反对罗丹的漫画。由于第二次演出的票在首演时就已卖完，引起麻烦的动作被取消，只剩下牧神哀怨而悔恨地凝视着面纱。

维也纳的这个乐季，由于巴尔干战争正在进行，反斯拉夫的情绪严重，俄国芭蕾舞的演出差点儿就闹出了乱子。排练时，维也纳皇家歌剧院的交响乐队故意夸张地演奏俄国音乐，并频频犯错，而以他们的水平，无论是什么谱子都能轻易演奏的。指挥蒙特毫无办法，气急败坏的佳吉列夫批评这群“猪”的行为，乐手们放下乐器，离开了舞台。第二天，人们说服佳吉列夫向乐手道歉，才避免了一场危机。德皇观看了芭蕾舞团在柏林表演的《埃及艳后》和《火鸟》，他更喜欢前者。德皇召见了佳吉列夫，告诉他，他会把研究古埃及的学者派去观看演出，显然他认为巴克斯特荒诞离奇的装饰是有事实依据的，而俄国的干花袋还原了埃及托勒密王朝真正的音乐。

施特劳斯也来观看了演出，结束之后还对斯特拉文斯基表示称赞，并送给他一句很有特色的建议。谈及《火鸟》安宁而神秘的开头，王子在被施了魔法的森林里骑马时，施特劳斯说道：“你用极弱音开头是个错误，观众是听不到的。你应该用突如其来的撞击震慑住他们。然后他们就会跟着你走了，你想做什么都没问题。”

显然，下一步是邀请施特劳斯为芭蕾作曲，声望显赫的佳吉列夫舞蹈团已经对冯·霍夫曼斯塔尔产生兴趣了，后者也开始与他们展开了合作协商。得知佳吉列夫的经济要求后，霍夫曼斯塔尔向施特劳斯提议，创作一出以俄瑞斯忒斯和复仇女神为题材的芭蕾，尼金斯基将演出俄瑞斯忒斯“可怕的罪行与可怕的折磨”，而复仇女神则在最后以一曲破坏之舞将“恐怖和狂欢一并喷出”。这个想法一点儿也不新鲜，但霍夫曼斯塔尔的描写看起来很有诱惑力，他说，这个故事是创作“奇妙、昏暗而宏伟的音乐”的好机会，“请仔细考虑，不要拒绝”。他在信的末尾附上了佳吉列夫“冒昧向您提出的条件”。施特劳斯果断地拒绝了这个提议，于是霍夫曼斯塔尔又建议以约瑟和波提乏之妻的故事为题材，创作芭蕾舞剧。剧本已经完成，是他和德国文人兼艺术赞助人亨利·凯斯勒（Harry Kessler）伯爵合写的。这位伯爵同时也是个业余政治家，但他和其他拥有自由思想的德国人一样，在官场上难以立足。这次，霍夫曼斯塔尔对施特劳斯施加了压力，他说，佳吉列夫很喜欢这个剧本，如果施特劳斯拒绝作曲，佳吉列夫会委托俄国或者法国的作曲家来完成。这个办法奏效了。“约瑟是个好题材，”施特劳斯回复，“我很感兴趣，已经开始打草稿了。”

麻烦很快就来了。这部由两位深刻奥妙的作者合著的剧本其实是施洗者约翰和莎乐美故事的玄学版本，约瑟是上帝的追寻者，“他的秘密在于成长和变化，他的神圣在于创造和生产，他的完美在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他遇到了一个淫荡的妇人，“对神圣的理解是她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不是特别适合用音乐来表现的题材，更别说舞蹈了。施特劳斯局促不安地抱怨道：“我一点儿都不喜欢正派的约瑟，如果一个题材令我厌倦的话，我是无法为它谱曲的。”他抱怨说，芭蕾舞剧里的约瑟除了抗拒王后的要求以外，什么都没做；“要把这个追寻上帝的人写出来真是活受罪”，霍夫曼斯塔尔小心地解释说，约瑟的抵抗代表着“男人强烈理智地反抗”女人毁灭男人的冲动，这个解释丝毫没有把施特劳斯从厌倦中解救出来。他在1912年12月把一开始写下的草稿弹了几段给霍夫曼斯塔尔听，后者听后“深感疑惑”，并意识到“我们两人之间有些问题，到最后肯定不得不公开”。约瑟仍然正派，施特劳斯还是没有灵感。与此同时，佳吉列夫已经为1913年准备了另一部首演剧目。

那就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Le Sacre du Printemps）。它的主题是最基本的：春天万物复苏的情景。具体情节是异教徒的庆祝仪式，一位献祭的少女为了让土地里的生命复苏，舞蹈至死。与《约瑟》中令人厌倦的诡辩相反，斯特拉文斯基的剧本只为舞蹈演员和音乐提供了一个框架。他也没有采纳施特劳斯的意见，以一声巨响开篇，而用了木管乐器缓慢的颤音来暗示萌芽在形体上的神秘。幕布升起时，部落的游戏和舞蹈展现在观众面前，音乐变得生气勃勃，充满原始节奏的狂热，小号的赞歌，机械激荡人心的节奏，爵士乐的韵律，冷酷无情的鼓声，都从未如此有力、狂放。它的强度和刺激不断升级，直到炽热的高潮，宣告新时代的来临。这是20世纪的化身。它一口气抵达了现代音乐的顶点，将主宰接下来几代人的创作。《春之祭》之于20世纪，就如同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之于19世纪，也同样，没有被其他作品超越过。

首演由蒙特在1913年5月28日指挥，剧场几乎发生了骚乱。对传统和声、旋律和节奏的抛弃好似是音乐的无政府主义。人们以为他们听到的是亵渎神明、摧毁音乐艺术的企图，于是嘘声、号叫和嘲弄的大笑不断。与他们意见相反的人也大声喊叫做出回应。一个年轻人变得异常激动，开始跟随节奏，用拳头砸前排一个美国观众的头，那个美国人情绪也十分激动，以至于“过了好长时间我才感觉到有人在打我”。一位在包厢里穿着美丽礼服的女士突然站起来，打了旁边包间里发出嘘声的男人一个耳光。圣-桑气愤地起身，离开了音乐厅；拉威尔叫道：“天才！”现场一片骚动，舞蹈演员都听不见音乐了，负责排舞的尼金斯基在侧厅用拳头使劲打节奏，绝望地叫道“一，二，三！”蒙特绝望地看着佳吉列夫，后者以手势示意他继续演奏，再向观众喊话，想让他们安静下来。“先听，再嘘！”法国经理加布里埃尔·阿斯特吕克（Gabriel Astruc）气愤地尖叫道。演出结束后，观众们鱼贯而出，去咖啡馆继续他们的战斗，乐评人则把战火烧到报纸杂志上，不过大家都没怎么听到音乐，所以舆论也是情绪占多数。直到一年之后，1914年4月，一场音乐会上演出了这个曲目后，人们才认识到它的真实面目。《春之祭》的演出充实了一个在艺术上创新的10年，下面半个世纪的主要趋势都被它阐明了。

那个夏天，施特劳斯完成了《约瑟》。霍夫曼斯塔尔在威尼斯与佳吉列夫和巴克斯特见面，并策划了一次“想象得出的最豪华、最美丽”的制作。故事的背景不在埃及，而在丁托列托和维洛内塞（Veronese）时代的威尼斯，这是亨利·凯斯勒公爵的建议，因为“在事件的精确上太过小心，会阻碍想象的自由”。

施特劳斯正忙着创作几部新作品，正是新闻关注的焦点。《德意志赞美诗》（Ein Deutsches Motette）7月份完成，是为合唱团和管弦乐队而作，有人觉得这部作品很重要，愿意付钱用电报传送它到《纽约时报》。为了庆祝11月在维也纳新开张的音乐厅，施特劳斯创作了《节日序曲》，使用了前所未有的超大型管弦乐队：150名乐手，演奏的乐器包括8个圆号，8架鼓，6个外加的小号和1台管风琴。1913年恰逢拿破仑在莱比锡战败100年以及德皇登基25年的纪念，《节日序曲》很适合这一年骄傲的民族气氛。

为了这次百年纪念，一本名为“武装的德国”（Germany in Arms）的书出版了，前言的作者是皇储，他写道：“拥有比所有国家都更优秀的军队和舰队，随时处于待命状态，是德国的神圣职责。只有那样，有了我们自己的宝刀的支持，我们才能守卫阳光下的地盘，这是我们值得拥有的东西，但他们却不会心甘情愿地给我们。”尽管国家之间“巨大的战火”一旦点燃就很难熄灭，但这一点并不能阻止德国握紧手中的刺刀，“因为哪怕到了世界末日，刺刀都是决定性因素”。

德意志银行的主管卡尔·海尔法里耶（Karl Helfferich）给出了更确凿的论据——一份名为“德国经济进步和国家财富，1888—1913”的调查报告，为过去25年“激烈而成功的上升运动”提供了压倒性的数据。海尔法里耶指出，德国人口增长了超过三分之一；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的差额是所有国家中第二大的，仅次于俄国；经济机会和劳动需求上的扩张比人口增长更快，德国工人的生产效率有所提高，工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也在上升，“上升”这个词被用在生产、交通、消费、资本积累、投资、银行存款以及经济生活的任何其他方面的统计上。“飞速发展”“巨大进步”“惊人扩张”“空前增长”之类的词充斥着海尔法里耶的报告。

当年，一个在阿尔萨斯——洛林旅行的英国人问梅斯（Metz）的一个服务员，他认为自己是哪个国家的人。“必须是普鲁士人”（Muss-Preussen），这个人回答。在接下来的旅行中，这个英国人又听到他的旅伴在休息时喃喃自语：“必须是普鲁士人——用不了多久，我们都必须是普鲁士人了。”

傲慢是一种古老的罪恶。对它的恐惧曾刺激吉卜林在维多利亚女王的金禧典礼上写下《退场赞美歌》，现在，同样的情绪也折磨着一位少见的有思想的德国人——热爱反思的沃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他同时也是德国通用电力公司的继承人。他在《未来》周刊上发表了一首长诗《节日歌》，抗议因为百年纪念而激发的有组织的热情。和吉卜林一样，拉特瑙也看到了启示录似的幻影，并摘抄了《以西结书》里的一段，放在这首诗的前面：“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这样说：‘终局到了！终局临到这地的四境了！现在终局已经临到你了。它已经起来跟你作对。看哪，它临到了！’”拉特瑙没有引用更多，但是翻看《以西结书》的读者会找到对泰尔的审判：“你靠着自己的智慧和聪明，为自己得了财富，把所得的金银放进自己的府库里。你靠着自己在贸易上的大智慧，增添你的财富，你又因自己的财富心里高傲。因此，你心里自以为是神……所以我要使外族人，就是列国中最强横的人，来攻击你；他们要拔出刀来，攻击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他们必使你下到坑中，你必被杀害，死在海的中心。”[17]

拉特瑙发表这首诗时没有勇气使用他那地位显赫的姓名，而用了假名。没有人听见这样的声音。德国民族主义情绪如此强烈，以至于霍普特曼为百年纪念而作的剧本《庆典》（Festspiel）——演出由莱因哈特制作——遭到了民族主义者的攻击，皇储下令禁演此剧，因为它把德国今日的成就归咎于解放，而不是刺刀。情绪在阿尔萨斯的一个叫察贝恩（Zabern）小镇爆发，德国驻军和当地人的隔阂导致德国军官袭击并逮捕了部分平民。此事闹得满城风雨，国外对德国的敌意也因此增加。当察贝恩的指挥官鲁伊特（Reuter）上校在军事法庭上被判无罪后，军队与公民权益的支配成为德国的重要政治议题。如果军官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那德国就完了”，国民议会的一位中央党派这么说。大多数人都赞同他的观点，但是鲁伊特上校却被授予第三等红鹰勋章，皇储还给他发去贺电，写道“再接再厉”！

理查德·施特劳斯与俄国芭蕾的结合是众人等待的头等大事。首演被安排在1914年5月，由作曲家亲自指挥。当年1月，劳伦斯·吉尔曼（Lawrence Gilman）试图总结施特劳斯迄今为止的事业发展，但他发现施特劳斯身上有着令人困惑的二重性，德国历史学家也有同感。吉尔曼写道，他最好的作品，比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开头，《堂·吉诃德》的结尾，《英雄的生涯》里的爱情段落，俄瑞斯忒斯和厄拉克特拉相见的场面，是具有“令人畏惧的宇宙崇高性”的音乐。他的杰作《厄拉克特拉》会在将来的某一天被视为“最伟大的音乐作品之一”，但与此同时，他有时“品味差得令人难以置信，陈腐而喧闹，叫人听了浑身难受”，他那种缺乏要点、连贯性、理由和逻辑的音乐写作“习惯自以为是到了惊人的地步”，令听众很不愉快。他一会儿给出珍贵的东西，一会儿又甩出泥巴，但他确实影响巨大，这一点不容否认。还没有听过《春之祭》的吉尔曼断定，施特劳斯是“乐坛无与伦比的觉醒者……是最具活力、最不计后果、反常的作曲家……瓦格纳之后最威风凛凛的音乐大师”。

4月，施特劳斯来到了巴黎，参加排练。约瑟一角为尼金斯基而写，但他却不能出演，因为佳吉列夫刚把他从芭蕾舞团驱逐出去——尼金斯基刚刚结婚，引发了佳吉列夫的嫉妒和盛怒。取代尼金斯基的是帝国巴黎舞团的一位年轻的新人——列昂尼德·马西涅（Léonide Massine），身材修长，不到17岁，棕色的眼睛十分好看。伊达·鲁宾斯坦扮演王后，西班牙画家荷西·玛利亚·泽特（José Maria Sert）取代了巴克斯特担任舞台设计。背景是一座帕拉第奥风格的大厅，有喷泉、黄金栋梁、大理石台阶、水晶罐里装满水果，波提乏的妻子披着红色锦缎，被穿着粉红和金色衣裳的奴隶们环绕。她的保镖是个身材高大的穆拉托人，以黑色羽毛装饰，手持金色的鞭子。这次登台的动物是一对俄国猎狼犬。一群人以一系列的异国情调舞蹈，试图减轻王后“对生活几乎失去热情的厌倦”，但徒劳无功，直到牧童约瑟出现。熟睡的约瑟被黄色的丝绸裹住，抬了上来。他醒来之后就跳起了追寻上帝的舞蹈，一下子把王后从极度的厌倦带入到极度的欲望中来。她竭尽全力引诱约瑟，却遭到拒绝。她谴责约瑟，守卫准备拷打他至死，但约瑟被天使长所救，在天国的音乐伴奏下被带走。而波提乏的妻子用珍珠项链勒死了自己。

虽然剧本遭到许多人的嘲笑，音乐也被视作施特劳斯的二流作品，但芭蕾舞剧的制作极其豪华，挑动情欲，观众们都很喜欢。这个愉快的夜晚以豪华晚宴收尾，作曲家邀请了从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赶来观看首演的朋友到拉鲁餐厅一聚。大家享受了刚刚采摘的草莓和昂贵的美酒之后，侍者给每个客人送来了各自的账单。

芭蕾舞团在5月底前往伦敦，演出了两个月，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夏里亚宾饰演的恶魔伊凡是“最卓越”的版本，里姆斯基的最后一部歌剧《金鸡》（Coq d’Or），以及斯特拉文斯基的新作《夜莺》（The Nightingate）都很受欢迎。“超现代的”《约瑟》将在6月23日上演，再次由作曲家亲自指挥，引得乐迷期待万分。和王后的扮演者卡萨维娜一同彩排时——她取代了伊达·鲁宾斯坦——施特劳斯为了告诉她应该如何表演王后的诱惑之舞，亲身示范。从她的更衣室的最里面开始，唱着音乐，“他穿过房间，脚步沉重，跑到象征着约瑟的卧榻的沙发旁边”。

演出的当晚，特鲁里街（Drury Lane）的剧院爆满，珠光宝气的观众们“情绪激动，处于音乐会的状态，为这难忘的一晚做好了准备”。在一位身处其中的年轻人看来，摩肩接踵、欢声笑语的观众们似乎都互相认识，好像这是一场“专属的大聚会”。首相、阿斯奎斯夫人、俄国芭蕾舞团、著名的作曲家都在场，看起来是个“国际性的重要场合”。音乐厅内掌声雷动之际，这位年轻人在特等席上往前探身，看见了高大而“厌世”的德国作曲家走上指挥台，在交响乐队前方，“脸颊泛红，沉着冷静”。

就算这部乐曲没有给他赢得新的荣誉，施特劳斯的旅程对于他个人而言还是很愉快的。他指挥女王音乐厅的交响乐团演奏了自己的作品和莫扎特的音乐，被视为那个乐季最棒的音乐会之一。6月24日，他身穿“博士服中最漂亮的那种”——深红色丝绸、奶油色锦缎的音乐学博士服——接受了牛津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

一个月之后，即7月25日，俄国芭蕾舞团连续演出了施特劳斯的《约瑟》和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什卡》，为这个乐季收官。就在演出进行的同一个晚上，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拒绝了塞尔维亚人对奥地利最后通牒的回复，并宣布与塞尔维亚断交，动身回国。

[1] 因为瓦格纳的全名是威廉·理查德·瓦格纳。

[2] 瓦格纳的遣孀，作曲家李斯特的女儿，其第一任丈夫就是下文提到的指挥家、作曲家汉斯·冯·彪罗。

[3] 即瓦格纳在拜罗伊特的别墅的名字。这个的德语词是妄想、疯狂（wahn）与和平、自由（fried）的结合。瓦格纳曾说：“我的妄想在此归于平静，就叫这个地方Wahnfried吧。”

[4] 即19世纪末，美国内战后的几十年经济发展高速期。

[5] 芬尼，德国原辅币单位，1芬尼相当于1%马克。

[6] 即犹太银行家，他们借钱给欧洲皇室贵族，或帮他们处理财务，是犹太人中的特权阶级。

[7] 英国金融家罗德创立的奖学金，极难申请，获奖者可去牛津大学深造。

[8] 丁托列托（Tintoretto）：16世纪画家，威尼斯画派代表人物。

[9] 宫务大臣，英国皇室的主要官员。在1737—1968年间，只有通过宫务大臣审查的戏剧才能在英国上演。

[10] 骨螺紫，以骨螺科贝类染成的红紫色，在古代西方是贵族和神职人员的服装用色。

[11] Es gibt nur eine Kaiserstadt/Es gibt nur ein Wien，Es gibt nur ein Räubernest/Und das heisst Berlin.

[12] 即奥匈帝国的皇帝。

[13] 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一位统治者，瓦伦西亚的大主教和枢机。传闻他曾谋害他的兄弟，并与他的妹妹鲁克蕾齐亚·波吉亚乱伦。

[14] 萨伏纳罗拉（Savonarola）：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以焚书和摧毁“不道德的艺术品”闻名，后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开除教籍并处死。

[15] 厄勒克特拉的妹妹。

[16] 莎士比亚的喜剧。

[17] 以上译文摘自环球圣经公会《圣经新译本》——《以西结书》第七章和第二十八章。

第七章

权力转移

英国：1902—1911

索尔兹伯里勋爵在1903年去世，所以没有亲眼得见民主在20世纪第一次重要选举中的运作，但是，他就算在场，也不会感到惊讶。社会的一个新层面正在崛起，权贵的地位虽不至于立刻被取代，但来自它的压力越来越明显，权贵们也渐渐被推到了边上。人民的时代就要来了。

“大辫子！”的呼喊声展现了这个层面的力量，这个声音回荡在1906年大选的每个选区，听起来毫不相干，影响却是致命的。没有什么比“华人奴隶”更值得利用的问题了，自由党刻意夸大它的重要性，正像1900年卡其选举时保守党利用爱国主义口号造势一样。上述奴隶指的是经由联合政府同意，从中国雇佣的契约劳工，在南非开采金矿。告示牌上到处贴着戴着锁链的华工，被拳打脚踢的华工，被鞭打的华工。有人穿成华人奴隶的样子，身上贴着广告牌游行示威。漫画上，在布尔战争中丧生的英国士兵的鬼魂指着华工被篱笆围住的居住区，质问道：“我们就是为这个死的吗？”工人阶级的听众们被告知，如果保守党得胜，他们会把华工带到英国，图画中留着大辫子、带着草帽的苦力被称为“保守党的英国工人”。这些图片在政治集会上用幻灯片展示，“瞬间引发了针对贝尔福先生的愤怒的喊叫”，同情自由党的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记录道。至于他们的哀号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愤怒还是担心廉价劳动力引发竞争，就不得而知了。沃拉斯发觉，这两个原因的下面都埋藏着一种对外来人的恐惧，大辫子就是这种恐惧的象征。可恶的黄脸引发了“对蒙古黄色人种的直接仇恨，而这个仇恨又转移到了保守党身上”。在观众的哀号声中，沃拉斯看见了公共事务中非理性的力量。

新来的人想吸引新的选民；他们和低级报刊一样，都是应新选民的要求才出现的。民众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也因此更容易交流，更容易哄骗。售价半便士的《每日邮报》发行量高达50万份，比《泰晤士报》多出不止10倍。汽车为候选人赢得了更广泛的受众，城市的扩张也意味着受众越来越多。非理性的力量不一定是错的，错误的理由也可能导致正确的结论。非理性的力量不一定只在马修·阿诺德所说的群氓中存在，但是下层民众人数众多，故而影响巨大。

1902年，布尔战争结束，阿瑟·贝尔福顺利接替索尔兹伯里勋爵，担任英国首相，此时，变化的浪潮已经涌到他的脚下。经济形势还不错，但是来自海外的竞争对手正在进犯英国对外贸易的霸权，他们入驻英国市场，领导新兴产业。在国内，上流社会的生活依然美好，但是失业、饥饿和贫困，所有统称为社会问题的疾病、不公平和不公正正在冲击着权贵阶层的壁垒，不满的浪潮汹涌澎湃，无法忽视或压制。新的时代要求政府有比以往更多的作为，更多的想象力，更多积极的意向和措施。在野10年的自由党盼望着重掌大权，相信自己有能力满足上述需求。

他们不是一个团结的群体，从来都不是。其主导哲学看中变化和改革，和世界上的任何的自由主义派别没什么不同，但是他们各自的想法和社会背景千差万别。自由党的人员组成中，既有罗斯伯里勋爵这样的辉格派贵族，也有爱德华·格雷爵士那样的乡绅，还有坎贝尔-班纳曼爵士那样的富裕商人，以及阿斯奎斯和莫利那种没有土地的知识分子，甚至还包括独一无二的劳合·乔治，这个从凯尔特的乡野跑来的暴发户。他们中有所谓小英格兰人，用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的话说，他们把帝国视为“贵族们寻求院外救济的大型系统”；有人则是热诚的帝国主义者，和保守党人一样。他们中有英国国教[1]徒，也有不信奉国教的，有支持爱尔兰自治的，也有坚定不移反对自治的。他们中有献身于财富和政治力量再分配的激进派，也有热衷于赚大钱的工业巨头。那些因为自身的信念，而不是家庭传统或者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投身自由党的人，认为他们和保守党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和过去任何时候都一样”；这道鸿沟，正如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所言，存在于“缄口不语者与改革者”之间。充满改革热情的塞缪尔坚信，自由主义的原则“无异于带着宗教精神投身于公共事务中”。自由党中有真诚的人，也有机会主义者，有蛊惑人心的煽动家，也有像劳合·乔治那样，上述三种都具备的人。他们是在野党，急于执政，时刻准备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反对他们的人内部也矛盾重重，布尔战争后重新开启的一系列国内问题的争论愈演愈烈。非圣公会教徒对国家权力机构的仇恨和嫉妒在1902年教育法案上演变成了国家风暴。该法案是在贝尔福的授意下出台的，他本人也起草了大部分的内容。这项法案将把中学教育和小学教育一起，作为国家义务的一部分，目标是使所有人都上得起学，使所有的学校都达到统一的标准。和1870年的义务教育法案一样，它也有经济上的动机：政府意识到，国家必须着手提高教育水平，否则英国会在市场竞争中继续落后下去。在实现进步方面，该法案可能是10年内最重要的成果，但它在方法上有所偏袒。它特别照顾英国国教学校，事实上提供了更多的财政支持，而废除了地方上的非国教公立学校（Board Schools），这使得非圣公会教徒，即传统上的自由党人怒不可遏。这个法案也成了重新团结自由党下的帝国主义者和激进派的理由，他们因为布尔战争和爱尔兰自治问题而分裂。下议院辩论的火药味很浓，是高教会派和低教会派[2]之间特有的。卫理公会派的牧师给报纸寄去义愤填膺的公开信，谴责这个法案是“耶稣受难后最恶劣的背叛”，村民们集合组成抗议会议，不愿为学校缴税的人也组成联盟，劲头十足，就像内战时反对给查理国王造船费的圆颅党人。此时劳合·乔治已是威尔士解散国教的支持者，他以戏剧性的夸张演说鼓励上述联盟的活动。人们似乎是为了寻求刺激才纵身投入到新一轮宗教战争中，似乎布尔战争给了人们体验的机会，虽然实际体验到那场战争的还不到英国人口的百分之二。

“妇女选举权！”的呐喊意味着更多的麻烦，提出这个口号的人坦率地自称“好斗者”。1903年，她们在潘克赫斯特（Pankhurst）夫人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反对福赛特（Fawcett）夫人的领导的、相信通过劝说方式获得选举权的团体。她们的初次战斗尝试包括在政治集会上诘问和挂标语，虽还不甚严重，却正如弗朗西斯·贝尔福夫人所写，是“新风正在摇撼社会”的证据。

与此同时，南非的矿主要求政府许可他们引进华工，因为非洲工人要求不高，在战后找到合适的工作轻而易举，所以不愿意再当矿工。契约劳工这个名词听起来很可怕，政府避之唯恐不及，但是矿主们立场坚定，如不照他们的意思做，他们的矿就不能重开，他们的投资就收不回来，他们在南非的股份就要贬值，正如《经济学家》所坦陈的那样，这就是个钱的问题。“如果持有两亿英镑德兰士瓦股票的英国人或别国人想连同利息赚回他们的钱，他们就不得不以正确的心态解决这个劳工问题。”

政府终于勉强同意，引进的华工被安置在特定的居住区。曾在英属圭亚那引进契约劳工的自由党人这次却大声斥责。其实华工的居住条件并不比英格兰阴暗恐怖的贫民窟更差。贫民窟里一个水龙头和一个厕所要供25个家庭使用，一张床上睡三个人，床下再睡两个。但是，距离越远，人道主义的本能就越强大，在非洲建一座天堂总比在国内更容易。何况，华工问题还散发着布尔战争一开始就有的铜臭味。帝国主义者喜欢在帝国事业上附加的道德内容也因此贬值。

此外，约瑟夫·张伯伦正因为关税改革的事闹得昏天黑地。当他为保护主义而战时，他是和他所在的党派对着干，反对传统的英国态度，即自由放任的政策。人们开始担心当年《谷物法》的情况重现，食品价格攀升，于是自由党又有了疾呼“食品自由！”的机会，而他的党派也分裂为新旧保守党，分裂为有地的和有钱的。工厂主和商人偏向保护主义，他们是H·G·威尔斯眼中“干劲十足的商业化帝国主义”支持者。张伯伦自己就既是帝国主义者又是商人，在他看来，这是团结宗主国和所有殖民地的好机会，庞大的帝国关税系统会刺激帝国内部的贸易，使国家更繁荣，也会加强帝国的联系，增加税收用于社会福利，尤其重要的是，他还会因此被推到前台，成为英雄。他在英国内阁的位置同德国在各国之间的位置十分相似：精力充沛，野心勃勃，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和影响，盘算着夺取头筹，又因为最高位不在自己手中而苦恼怨恨。关税改革是他夺权的好机会，但是他错过了。此事颠覆了整个内阁。张伯伦辞职了，以便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他的战斗。五位支持自由贸易的大臣也辞职了，包括德文郡公爵和财政大臣。一位朝气蓬勃的新下议院议员，温斯顿·丘吉尔，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投入了自由党的怀抱，被保守党人大骂“卑鄙”。辩论无休无止，涉及从特惠关税、出口津贴到倾销等神秘的财政问题。几乎无法领会精神的公众也做出决定，支持某个阵线，食品自由联盟和反学校税联盟同时涌现；英国人很快变得和法国人一样，吵得不可开交。

当上首相的贝尔福先生仍然温文尔雅，轻松自如，不理会政治教条，拒绝采取坚定立场。他之所以这么做，部分原因是他不认为哪个立场是值得坚决支持的，也因为他相信，在极端观点之间游弋才是将他的党派团结一致、维持住政府位置的好策略。他觉得教条地坚持自由贸易没什么意义，而某种选择性的关税制度对英国的工业是有好处的，当然他也不想全盘接受张伯伦的计划。他的头等大事只有一件，那就是继续保守党对英国的统治，这要比自由贸易或保护主义都更重要，他在这一点上立场坚定。同事争吵、大臣辞职、党员变节都没有给他造成压力，他从容不迫地告诉下议院：“如果我在不存在坚定立场的情况下采取了坚定的立场”那才是玩忽职守呢。他给这些问题注入了哲学式的怀疑，又为他的怀疑注入了绝对的权威，以至于辩论的双方都被他迷住了。当他和党内自由贸易者以及保护主义者的关系遭到质疑时，他“令下议院享受了好一顿轻蔑谈笑”。他对议会的程序极其熟练，运用各种策略驾驭事务，竟让这个政府撑了两年多的时间。他似乎在这个艰难的任务中获得了乐趣，但他的表现却令追随者们心神不宁。他们希望党的领袖承担起领导的责任，而不是如哈里·卡斯特所说的那样，成为“走中间路线的骑墙派”。

然而，贝尔福的意图很严肃。他希望在位足够长的时间，以巩固协约以及帝国防卫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是在1905年的丹吉尔危机之后。他已下令重新装备火炮，采用新的18磅（约8千克）速射火炮。正如他后来解释的那样，他下定决心“绝不退位，直到我们在军费问题上走得足够远，任何自由党政府都不能动摇我们的立场为止”。百折不挠的张伯伦仍然继续着关税改革宣传。党内矛盾激化，反对派越发急躁，贝尔福在鸡蛋上的舞蹈也越来越困难了。

让以上的冲突都相形见绌的是英国的社会问题。1900年后，各种调查报道相继出炉，揭露了财富两极分化的严峻现实和后果。在B·S·朗特里（B.S.Rowntree）1901年的《贫困：城镇生活研究》，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1903年的最后一卷《伦敦人的生活和劳作》，L·基奥扎·莫尼（L.Chiozza Money）1905年的《财富与贫穷》，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对劳工问题的报告，以及费边社对赤贫、患病和精神失常者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竟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无法摆脱长期贫困，无法满足最基本的动物生活需求”。莫尼的研究表明，经济上的不平等在英格兰尤其普遍。人口差不多的法国，拥有价值500英镑至1万英镑小型房产的人数是英格兰的两倍，但是英国拥有价值5万英镑以上房产的人是法国的三倍，拥有25万英镑以上房产的人是法国的四倍。

调查者拿出的是真凭实据：睡眠、饮食、卫生、隐私，甚至用于呼吸的空气都无法满足基本的人类生存条件。根据赫胥黎（Huxley）教授的计算结果，每人800立方英尺[3]的空气量是理想的情况。这个数据在贫民院是300立方英尺，而在贫民窟，三个人睡一张床，共用700立方英尺的空气，或者在有孩子的家庭，八九个人共用1200立方英尺的空气。他们和寄生虫一同生活，一张铺在地上的纸就能充当厕所，星期天吃一次鱼就算是八口之家每周的蛋白质供应，每人只能分到2.5盎司（约71克）的份儿。小孩面色苍白，牙齿溃烂，发育不良，如果他们去上学的话，不是在课桌前发呆，就是蒙头大睡。无知、冷漠以及虚弱的身体是贫穷的产物，城市贫民窟就是浪费生命的泥沼。而过度拥挤的乡村也好不到哪里去。牛津郡的一间村舍里，八口之家只睡两张床，中间隔着一堆单薄的毯子；约克郡的一间村舍里，一对夫妇和五个女儿共用两张床和一个阁楼；在萨默赛特，一位母亲和三个孩子睡一间屋，五个男孩和女孩共用另一间屋，年龄最大的有19岁。

对于缺乏专门技术、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来说，他们的工作条件和贫民窟差不多。1897年，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金禧庆典的那一年，格拉斯哥的肖菲尔德（Shawfield）化工厂里，工人们一天工作12小时，全周无休息日，每小时的工钱只有3—4便士。这些在有毒烟雾中工作的人们甚至没有午休时间，只能在焚化炉边站着吃午饭。如果他们星期天不来上班，下一天的工资就会被罚掉。而这座化工厂的老板，欧沃顿勋爵（Lord Overtoun）是个每年捐款1万英镑的慈善家，还是尊重礼拜天、各大星期日休息协会的主要成员。在其他工厂，没有得到允许就不来上班的工人可能会被逮捕。就算他们事先申请休息，也有可能遭到拒绝；如果他们无论如何还是休息了，往往第二天就得在监狱里度过。技术工人如果加入行业工会，情况会好得多，英格兰的行业工会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技术工人占所有成年男性工人的五分之一，这也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比例更大，他们有自己的保险和养老体系，有强大的基金支持，并且可以到所在的合作社买到便宜的东西。尽管如此，和资产阶级相比，他们还是处于劣势，背后还有无处不在的失业可能，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

1900年起，英格兰的经济已经走出了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期，总体上繁荣、积极，处于扩张状态。运货商、造船厂、银行家、工厂主都很忙碌，煤矿全线运转，尽管在化学、电气等新工业上，英国不如某些外国竞争对手那么有创业精神，大多数行业虽然难免有起伏，整体形势还是不错的。但是，利益分配的鸿沟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富人们享受着顶级的奢华与闲适，工资的购买力却在下降，工人的物质生活也恶化了。英国规定的参军最低身高从1883年的5英尺3英寸（约1.6米）降低到了5英尺（约1.52米）。

体制出了问题。不知怎么回事儿，这些年来机械和物质上的巨大成就反而把社会整垮了。在这个进程加速的美国，深受震动的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工商企业中深入调查，专门揭发丑闻的公民记者也把调查转入贫民窟、牲畜围栏和标准石油公司的文件里。英国的改革家、作家、十字军记者、费边社成员、社会主义者、自由党激进派为了寻找补救的办法，已经失去了耐心。H·G·威尔斯尖锐地吼叫，警告大家，无计划的物质进步会导致楼房越来越高，城镇越来越大，资本家越来越坏，被践踏的、陷入绝望的工人越来越多，正如他在《当睡者醒来》一书中所描绘的那样。这是一个“一切都更大、更快、更拥挤”的未来……简而言之，是“当代各种倾向的夸张版本”。威尔斯就像一只不停啄食文明疾病，发出咕咕叫声的冠蓝鸦。他在1900年的《预感》和1905年的《现代乌托邦》中把新共和国塑造成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并借此热情地宣传通过科学给人类带来的进步。

和平、节约和改革，自由党的这三个信条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19世纪那种机会主义式的自由主义已成往事。某种“愤怒的悲观主义”启发了查尔斯·马斯特曼（Charles Masterman）创作了《来自深渊》（1902）和《变化的危险》（1905）。这位年轻的自由党记者，《每日新闻》的文学编辑，忠实的高教会派信徒，娶了一位利特尔顿家的小姐，她的叔叔是贝尔福的内阁成员。他属于新派自由党的一员，19世纪的许诺被如今的动向背叛，马斯特曼茫然而不安。同样受这种“愤怒的悲观主义”启发的还有一位孤独的经济学家，J·A·霍布森（J.A.Hobson），他在1901年出版了《社会问题》一书。他看见自由主义早期明亮的希望被适者生存的教条所遮蔽，进步的能量全神贯注于物质增长。政治经济学已无法解决社会问题，他认为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科学来“为一种新的社会进步的艺术提供令人满意的依据”。霍布森认为，失业是问题的关键。失业意味着人类资源的浪费，在他看来，无所事事的富人也包含在内，根据1891年的人口普查，有25万个年龄在20岁到65岁之间的富有男性没有任何职业或工作。消费力不足是失业的必然结果，它正是种种社会问题的主要来源。霍布森也认为，帝国主义不是所谓白种人的责任，被高贵地承担，而是经济体的内在要求，为了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霍布森的观点写在了1901年的《沙文主义的心理》和1902年的《帝国主义论》中，影响甚大，但是遭到了帝国主义者和费边社成员的忌恨，后者也是信奉帝国主义的。没有任何一所著名大学聘请他做教授，连1894年成立的伦敦经济学院也不例外，费边社之所以建立这所大学，正是为了创建那个新的社会科学，这正是霍布森的目标所在。

费边社想要的是没有马克思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有点儿像没杀过人的麦克白——这是一种理性、体面、渐进、真实又实际的英式社会主义，为其提供技术支持的是聪明用功、观察入微的韦布夫妇（Webbs）以及常识感特别好的萧伯纳。费边社成立于19世纪80年代，通过小册子宣传计划和论证，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游说团，一心要把现存的政治体制引入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上。比阿特丽丝·韦布把人分为两类，贵族、艺术家和无政府主义者[4]是A类人，慈善家，资产阶级和政府官僚是B类人，费边社成员也属于B类。他们不在工人阶级中寻找根基，而更喜欢如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所说的，通过“逐步在高素质人群渗透我们的志向”，并逐步影响政府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在B类人当中进展显著，但仍然只是个七八百人的经院哲学组织，为工人而辛苦劳碌，却又远离工人群众。在英国，知识阶层的人是无法渗透到工会当中的。费边社对马克思主义的强制性阶级斗争定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劳工和雇员必须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达到目的，因为如果没有雇主的利润，他们也就没饭吃了。在“反驳”马克思的演讲中，身材高大、声音尖细、满头红发、引人注目的萧伯纳大胆地煽动听众，用清脆、锐利的句子倾吐他的理念，不间断地讲了一个半小时，在场的人被迷得神魂颠倒。在1905年12月首演的《巴巴拉少校》中（贝尔福先生也在现场），萧伯纳借军火巨头安德夏夫特（Undershaft）之口，谈论“贫穷的罪恶”。“你所说的罪恶算不上什么：这里一次谋杀，那里一次盗窃，有什么大不了！这些不过是生活的意外和疾病罢了：整个伦敦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职业罪犯的才50个人，但贫困的人有好几百万，他们凄惨、肮脏、吃不饱、穿不暖。他们在道德和实体上毒害我们；他们杀死社会的幸福；他们强迫我们放弃自由，以不近人情的残酷组织起来，就是担心他们起来反抗，把我们拉进他们的无底洞。蠢人才害怕犯罪，我们都害怕贫穷。”

韦布夫妇用堆积成山的报告，以及英国社会的润滑剂——社交和谈话——来打击这项罪恶。决意促进社会进步的他们其实本质上是专制主义者，对民主进程毫无耐心。他们赞成保护主义、约瑟夫·张伯伦（比阿特丽曾经还想和他结婚），以及所有能够加强国家力量，带来更多税收，为修建下水道、流动厨房和失业保险提供资金的东西。他们不喜欢自由党人，因为这些人不理解帝国主义，也不懂社会主义对新时代的要求；他们也不想相信工党，这些没教养的人肯定没有能力让社会服从他们的意志。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强大的政党，雷厉风行，对国家需求有务实的理解，能像保姆一样，好好管教未来，给它穿上干净的衣服，帮它洗脸，擤鼻涕，叫它挺直身板，坐在桌前，为它提供合理的饮食。只有被张伯伦革新过的、接受韦布夫妇指导的保守党才能做到这些，它将把托利式社会主义的铁的祝福送给英格兰。

正统社会主义的代表是社会主义民主联盟，其领导H·M·海因德曼家境富裕，受过伊顿公学和剑桥三一学院的栽培，和威尔士亲王的入学年份正好相同。社会主义民主联盟笃信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缺乏和工人阶级的交流，它表达了欧洲大陆社会主义最愤怒的革命学说，但没有什么追随者，所以只是一个没有实体的声音。海因德曼曾说：“如果下个星期一早上10点没有革命的希望的话，我就无法再继续下去了。”革命大概会从天而降，因为从海因德曼的计划上来看，工人并不扮演发起人的角色。“一个奴隶阶级是不会被奴隶自身解放的，”海因德曼宣称，“领导、发起、教育和组织必须来自出身不同的人群，他们在早年受过训练，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能力。”他抱怨古怪的英国战术，即统治阶级把崭露头角的工人领袖吸收进来，而后者在“接受了为了他们而牺牲自己的财富的社会主义者的教育”之后，经不起考验，非常乐意叛变投敌，加入占主导地位的少数派（也就是自由党）。他说话的语气似乎证实了他的朋友对他的看法，据说喜欢打板球的海因德曼是因为没有入选剑桥大学的十一人板球队才怨天尤人，成了社会主义的信徒。海因德曼和《号角》（Clarion）的编辑罗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等一群认真的人一起，在会议、文章、报刊、演讲中坚持不懈地追求着那个“星期一的早晨”，尽管英国的工人阶级并不想要那个世界，他自己也无法在那样的世界里活下去。

1901年发生的一件事成了转变政治力量平衡的关键点。在塔夫河谷罢工案（Taff Vale）的判决中，上议院作为上诉法院裁定工会为罢工引起的损失负责，因此，工会成员的养老金和福利基金便受到了威胁。正是统治阶级的这个举动令英国的工人阶级确信，政治代表是必要的。在此之前，英国工人宁愿通过工会直接和雇主较量，而不是通过议会开展政治行动。英国工人向来又是拥戴自由党的，所以不会转而支持社会主义政党，而且他们也不赞成阶级斗争。克列孟梭说：“英国的工人阶级也是资产阶级。”欧洲大陆的同志们觉得英国的工会联盟缺乏创见，无聊透顶，因为其成员对思想的交锋没有兴趣，只想获得眼前利益。一位访问者说，在法国人看来，这种所得不过是为了社会革命积聚力量；而英国工人却认为眼前利益就是目的本身，“对根本的原则和永恒的真理很不耐烦”。正如莫利（Morley）所说：英国工人对新的社会体系不感兴趣，只想“在目前的体系下获得更公平的待遇”。

永恒的真理在1892年通过一位苏格兰矿工工会组织人发出了声音。这位和先知一样激情四射的人名叫基尔·哈迪（Keir Hardie），当年36岁，个子不高，相貌英俊，棕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头发梳在半球形的额头后。他出生在拉纳克郡煤田的一座只有一间房子的农舍，家里有两个大人，10个小孩，他的母亲不知怎的教会他读书认字，他7岁的时候就去面包房跑腿。在某个星期的发薪日，他的父亲失业，母亲因为刚生了小孩卧床，家里没有吃的，于是这个幼小但独立持家的男孩在雨中走了两英里（约3千米）路，赶到工作的地方，接连两天迟到15分钟。“上楼去，老板找你。”收银台后的女孩告诉他。他走进了屋，雇主一家人正围着桃花心木的早餐桌，就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吃烤面包。他就这样被解雇了，而且为了提醒他不再迟到，他这一周的工钱也被没收。他两手空空走出门，女仆可怜他，不作声地塞给他一个面包卷。

哈迪是绝对相信阶级斗争的。在他看来，自由党和保守党没什么两样，不过是雇佣阶级的另一张脸。在他第一次作为独立的工人领袖参加1888年的拉纳克郡中期选举时，自由党的候选人乔治·特里维廉（George Trevelyan）爵士向他解释，他们俩的战斗令保守党渔翁得利，是很不幸的事；如果哈迪此时退出，自由党可以确保他获得一张安全议席，承担他下次大选的竞选费用，并支付他300英镑的年薪。哈迪从未挣过那么多钱，但他拒绝了这个建议。虽然他在这次选举失败了——只获得了全部7000张选票中的617票——但四年之后，他作为独立参选人在西南汉姆（South West Ham）脱颖而出。他从未屈服于资本家的拉拢。在一次关于失业问题的辩论上，没有人为挨饿的民众说一句话，哈迪越听越气，终于脱口说出：“你们这帮饱食终日的畜生！”在另一个场合，一位议员谴责失业者是懒惰的流浪汉，不愿工作，哈迪则指出，同样数量众多的流浪汉“带着大礼帽和护脚，每天都能在西敏寺的马道上”见到。他在大会上讲演时，站姿好似凿过的花岗岩，象征着解放了的工人，头部后仰，身体笔挺，他好像在表达那种他希望能灌输到工人阶级里的“平等、自由和欢欣鼓舞的自立精神”。他没有薪水，也没有政治资金，靠新闻写作自食其力，养活了妻子和三个孩子，最多每年赚210英镑。

1889年，孤注一掷的码头工人为争取每小时6便士的工资举行罢工，掀起了非技术工人组织行业性工会的运动。这项运动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其组织者被一种“宗教式的必要性”触动，但他们很难说服工人们相信，比起“让压抑的情感喷薄而出的激烈罢工”来说，仲裁会带来更好的薪资水平。

码头工人的罢工就发生在伦敦的中心，他们在资本的眼皮底下展现了阶级斗争的现实。这个事件也把赫伯特·塞缪尔那样的年轻人卷入了政坛。他在帮助他哥哥参加伦敦郡议会（LCC）选举扫街拜票时，就去过怀特查佩尔区的血汗工厂和肮脏的住宅。这次罢工工人的生存条件更令塞缪尔震惊，“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把下议院和“参与社会立法视为自己的目标和宗旨”。这场罢工也使一位狂暴的工会主义者，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出了名。伯恩斯是工程师联合会和火车司机工会的成员，被称为“扛着红旗的人”，因为他不管何时演讲，都有带着红旗的习惯。伯恩斯并非码头工人工会的成员，但他接管了他们的罢工，帮助领导人汤姆·曼（Tom Mann）和本·蒂利特做了管理工作。他和警察保持良好的关系，组织工人排队领取食品，并在薪资谈判上取得了和解，“码头工人的6便士”成为现实——他的做法令克鲁泡特金很头疼，认为这么做错失了关键时机。“如果说有8万人支持的伯恩斯没有闹革命，”他写道，“那是因为他害怕被砍头。”伯恩斯也曾大事声张，要实现社会主义，但他太英国了，不适合革命，也从来没像哈迪那样拒绝与资本主义和解。只要符合当前的情况，他愿意同任何人结盟，为劳工的权益做斗争，所以他在参加伦敦郡议会选举时，是和自由党合作的。据比阿特丽丝·韦布说，他对基尔·哈迪的憎恨“到了疯狂的地步”。

在1893年的英国工会联盟会议上，哈迪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击败竞争对手伯恩斯，成立了独立工党（ILP），并被提名为主席。该党派宣称了马克思主义的目标——确保“所有生产、分配、交换的手段”都为公有，为了确保没有错误，还说要“在经济条件成熟时组织革命”。各行业工会没有为它提供热情的经济支持也就不奇怪了。两年后，1895年大选，索尔兹伯里勋爵成立内阁，而独立工党的28个候选人竟无一人获得议席。这是“拿破仑死后最昂贵的葬礼”，伯恩斯不无幸灾乐祸地点评道，在这一点上他和韦布夫人是一致的。她宣称，工人政党独立参选，坚持三方分散选票的行为无异于“自杀”。不过，独立工党虽然惨败，保守党编辑J·L·加文（J. L. Garvin）还是忧虑它会在将来成为“英国政坛日益强大、令人担忧的力量”。

与此同时，雇主们也联合起来，抵抗工人的要求。这类协会的数量越来越多，加入其中的雇主还签订协议，雇用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为了在罢工期间有所“储备”，他们创立了自由工人登记簿，其实就是一张张列举破坏罢工者名字的单子。1897年，历史悠久、能力强大的工程师联合会为争取8小时工作日发起了长达30个星期的罢工，结果被雇主联合会打败。他们封闭工厂，抓捕罢工者，战胜了其他的工会，恢复了计件工作制，并拒绝支付加班工资。政府有时还会派出军队，给他们提供支持。为了不留任何漏洞，这些联合会在1898年成立了雇主议会委员会，企图把所有与其有利益冲突的法案扼杀在摇篮中。

1900年，若干工会——差不多是工会总数的四分之一——不太情愿地慢慢走向政治舞台，它们联合独立工党以及海因德曼的组织，成立了劳工代表委员会，准备为大选推出自己的政治候选人。费边社也半心半意地暂时加入。委员会选择了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担任书记。麦克唐纳是个34岁的苏格兰人，出身贫寒，是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以机敏的政治意识著称。海因德曼的组织终于发现，知识分子并不能控制委员会的政策，于是退出了；费边社知道委员会的努力“不符合他们的方针政策”，所以从未真正参与其中。煤矿、棉纺织等老资格的行业工会仍然保持敌意。1900年大选时，委员会送出的14个候选人中只有哈迪和约翰·伯恩斯两人当选。

接着，“惊人的打击”——塔夫河谷罢工案来了，不少雇主乘胜追击，要求赔偿损失，工会接连败诉；工会的资金要为损失负责，长久以来罢工的权利便因此作废，劳资谈判好不容易取得的成果变得摇摇欲坠。工会深受打击，对过去的直接行动原则心灰意冷，于是直面政治，决意逆转塔夫河谷案，方法只有一条：通过议会。劳工代表委员会中工会成员的数量在两年间增加了一倍多，工会的金库也向委员会敞开，使得委员会在1902年和1903年的补缺选举中赢得三个议席，其中一个还是在达勒姆的三人选战中胜出的。曾做过修桶工和城镇议员，出生于济贫院的威尔·克鲁克斯（Will Crooks）、铸铁工人阿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和纺织工戴维·沙克尔顿（David Shackleton）进入了“伦敦最好的俱乐部”——下议院。

在这里确实能感受到社会风向的改变。但是，保守党所代表的阶级并未因此乱了阵脚。主流的情绪总的来说还是心满意足的。剩余劳动力作为利润系统的支柱是经济的自然法则，不容任何立法的干扰，这是保守党的宗旨。上层阶级的生活仍然舒适安逸，很难感受到所谓改革“不完美社会秩序”的紧迫性——《泰晤士报》的用词很淡定。基尔·哈迪在1901年将第一份社会主义议案呈送下议院，并花了20分钟解释：造成布尔战争、义和团运动和伦敦贫民窟的利润系统的弊端可以通过土地和财产公有制来改善。“刚吃完晚饭的贝尔福先生冲着演说者友好地微笑，毫无疑问正在计算他要浪费多少时间在这份议案和演讲上。”

1905年大选在即，让步成为必要。为了争取工人的选票，保守党委任皇家贸易纠纷专门调查委员会对重建无过失责任原则做出报告，甚至还允许《贸易纠纷议案》的提出，假使其通过委员会和下议院的两次宣读的话，便可扭转塔夫河谷案的判决，不过这个议案最后并没有成为法律。保守党面对失业问题虽然谈不上果敢，但也采取了充分的措施，颁布了《失业工人法》，从而建立了劳动局，对失业人员登记注册，帮助他们找工作，并在某些情况下支付补偿金。可惜该法只适用于伦敦，不过是做了一些有限的修补工作而已。保守党并没有给出真正的补救计划，因为他们不想要这样的东西。

自由党作为少数派需要工人的支持才能获胜，而且只有以足够大的选票差距获胜，才能把他们从爱尔兰的梦魇中拯救出来。对于他们来说，独立工党候选人出现在大选的战场意味着灾难。自由党面临三强争斗的危险——工党将分散自由党的选票——他们现在不仅需要支持，更需要结盟。工党的代表拉姆齐·麦克唐纳做好了倾听的准备。他和自由党党鞭赫伯特·格莱斯顿（Herbert Gladstone）[5]在1903年做出秘密协议，自由党同意不和工党竞争35个席位；作为交换，当选的工党议员将和自由党一起投票。麦克唐纳没有征求基尔·哈迪的意见，倘若哈迪知道，必将此协议视为背叛，甚至是不必要的。在他看来，自由党最终会发现，失去工人阶级的选票，他们将一无是处；到了那个时候，他们要是不和工党合作，就得“和保守党一块儿干了”。

1906年1月中旬，两周时间——当时的习惯如此——大选上演了。华工苦力、保护主义对抗自由贸易、教育税、塔夫河谷，这些讨论了三年的争议又一次回荡全英国。华工在威尔士的山上劳作？“天理不容！”劳合·乔治夸张地咆哮。政治煽动家和非理性的力量仅仅加强了保守党在位时间太长的印象，而这一次，煽动家和非理性的声音是正确的。人们期待转变，转变也确实来了。

自由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他们以前所未有的513票对157票回归下议院。这些选票并非都归他们所有。工党赢得53个议席，其中29席属于劳工代表委员会，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下议院组织起来，作为受到认可的政党，拥有自己的党鞭。剩下的24个议席属于工会代表，被称作自由党——工党（Lib-Labs），接受自由党党鞭的监督，直到1909年才正式隶属于工党。这53人和377个自由党一起投票，连同83个爱尔兰议员，令胜利的政党获得了绝对多数的356票差额，庞大到了笨重的地步。就算没有工党和爱尔兰人，他们自己也有220票差额，足够摆脱任何组织的影响。他们终于第一次实现了格莱斯顿一直以来的梦想——不受爱尔兰影响的自由党多数票，用保守党的话说是“异常到可恶”。

工党的成就更加惊人，它的意义自然不容小觑。阿尔梅里克·菲茨罗伊爵士的一位朋友失去了兰开夏郡选区的议席，他将这个失败归结于工党的兴起，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不是关税或者其他议题，而是“一种信念，出身工人阶级的人第一次确信，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双手拯救社会”。

作为对政界新人的承认，约翰·伯恩斯被任命为地方政府委员会的主席，成为第一个担任内阁级别职位的工人。“我向您表示祝贺，亨利爵士，”他对授予他职位的新首相坎贝尔-班纳曼如是说，“这将是您所安排的职位中最受欢迎的。”事实证明伯恩斯所言不虚。在统治阶级的拥抱下享受了一个星期后，伯恩斯告诉比阿特丽丝·韦布：“我已不再是一星期之前的自己了。”他在内阁的欢快情绪十分明显，以至于爱德华·格雷爵士想起了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写过的一句话：“六月天里，乌龟欢欣鼓舞，踮着脚尖走路。”

对于保守党人来说，这个结果堪称记忆中最惨烈的选举败仗。这次灾难中，连贝尔福也没能幸免，同样失去议席的还有他的兄弟杰拉德（Gerald），他的内阁成员阿尔弗雷德·利德尔顿和约翰·布鲁德里克，以及他的表弟休·塞西尔（Hugh Cecil），“最悲惨的命运”——《笨拙》杂志为之哀悼——属于亨利·查普林，这位英格兰的护卫当议员已有39年。这几个人都在下一次的补缺选举中重拾议席，但此时，获得绝对多数支持的“新民主派”主宰议会，耀武扬威。

大选前在曼彻斯特拉选票的忙碌的日子里，贝尔福以其特有的超脱精神，抽出时间为一个更古老的问题寻找答案，尽管比起他是否能回到首相位置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太急。1903年，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者请求约瑟夫·张伯伦支持他们在西奈半岛[6]争取殖民许可。在张伯伦眼中，犹太人是很有事业心的殖民媒介，但是他没能说服在埃及的英国当权者，于是提出把东非的乌干达交给犹太人，作为巴勒斯坦的替代品。当时，俄国屠杀犹太人造成了恐慌，东欧的犹太人拼命寻求逃离欧洲的办法，但是犹太复国大会还是拒绝了张伯伦的提议，而贝尔福想知道原因。他一直挂念着“基督教和基督文明从犹太教中获益良多”，在头脑中盘算着乌干达问题，所以在大选如火如荼之时，仍然询问手下一位叫德雷福斯的干事关于此事的看法。为了解答贝尔福的疑惑，德雷福斯带来了他的一位朋友：热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这位32岁的魏茨曼先生在曼彻斯特的维多利亚大学担任化学讲师，脸色有着俄罗斯式的苍白。贝尔福安排了15分钟的时间，在曼彻斯特酒店的竞选总部接待了他，结果这位访客停留了超过一小时。

想到要在15分钟内，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和这位颇有声望的政治家解释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希望、派系与对立的思潮，魏茨曼很紧张。“我仓促地就犹太复国运动的意义长篇大论起来……除了以现代政治话语传达的深刻的宗教信念以外，没有什么东西能使这项运动继续下去，而这个信念必须也只能建立在巴勒斯坦。别的地方都是虚假的偶像……我心急如焚，寻找着不太笨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突然间我说：‘贝尔福先生，如果我把巴黎给您，用来替代伦敦，您愿意接受吗？’

“他站起身，看着我说：‘但是，魏茨曼博士，我们已经有伦敦了。’

“‘不错，’我说，‘在伦敦还是一片沼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耶路撒冷了。’他向后仰身，仍然盯着我看……直到1914年，我才再一次见到他。”关于后来那份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宣言[7]，贝尔福在临终时说：“总而言之，那是他回顾一生时觉得最值得做的一件事。”

选举失败的第二天早上，贝尔福拜访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贝尔福“心烦意乱”的样子。不过，他带上一本书上床睡觉，第二天下楼午餐时“休息得很好、心情舒畅”，下午打高尔夫球，接下来的一天也是，看起来玩得很痛快，完全不关心接下来的选战结果，“甚至连报纸都不看”。他将这次失败归结于工党的崛起，以及公众对改革的渴望。他注意到，真正的议题作用不大，因为观众们拒绝倾听辩论。

打高尔夫球的贝尔福看似了无牵挂，实则也在思索。“1906年大选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他第二天写信给国王的秘书弗朗西斯·诺里斯（Francis Knollys），而工党的突然出现是这个时代突出的特点。中原逐鹿，召唤新人。贝尔福就这个话题给几个朋友写信，思索了几天时间，逐渐打开了思路：这不是一场“平常的政党更迭……这里发生的和我们过去三年的口舌之争没有任何关系。”坎贝尔-班纳曼“不过是个在激流上跳舞的软木塞，什么都控制不了”，要想理解这场戏的全部意义，必须从“引发圣彼得堡屠杀、维也纳骚乱和柏林社会主义游行的同一个运动的角度来看”。意识到新发展的影响，贝尔福思绪纷飞，他在自由党大获全胜之际写道：“我认为，一切会以自由党的分裂收场。”他没有因为战斗进入新时期而灰心丧气，相反，他变得比以往更活跃，他向诺里斯保证，自己没有退出政坛的意图，因为“我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实在很有感兴趣”。

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晰地意识到了权力的转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从执政党到在野党的政治转移，而是更为深刻地转移到了一个新的阶级，虽然这个阶级还远没有拥有权力，但它对掌权者的施压导致了社会组成部分的剧变。

不过，贝尔福此时已经失去议席。“我肯定不会像个被辞退的男仆一样，跑遍全英国，解释我是多么诚实、勤劳。”他说道。有人在伦敦城选区为他觅得一个议席，于是他以反对党领袖的身份回到了下议院。

除了贝尔福以外，其他人也在自由党的胜利中看到了其解散的预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罗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预言，自由党“为了不疏远温和派的支持者”，将会试图推行“一种缺乏诚意的政策”。如果他们采取真正的矫正社会的立法，他们就会失去资本家支持者，后者会叛变到保守党阵营。而如果他们在社会改革上无所作为，他们又会失去激进派的支持，正是这些人把他们选上台的。不论发生以上哪一种情况，这届政府都将是自由党的天鹅之歌。“对我们的事业最为肯定的帮助就是自由党不可避免的解体。”

1906年下议院的构成令保守党人确信，社会主义的崛起直接威胁到了权贵的存在。在此之前，拥有土地的贵族和乡绅还认为自己可以替人民说话，以为自己和普通人有着相同的国家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一个整体。他们深信保守党式的民主是仁慈的，只要它不干预现存的秩序就好。他们以自己熟知的农民和仆人阶级来理解民众。在贝尔福的内阁里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的乔治·温德姆（George Wyndham）是个热情洋溢、忠实坚定的保守党人，他在1906年的大选中保住了议席，深信自己赢了选举，如此向他的母亲汇报战果：“因为工人们热爱我。我赢得了他们的心……我歌唱帝国之下大家的手足情谊，和外国人的良好关系，照耀子孙的帝国荣耀，还发自肺腑地小小谈论了一下学校里的基督精神……我向他们敞开了我的心，我们彼此充满爱意。我是因为保守党的原则、大英帝国和财政改革而获胜的。爱尔兰人投了我的票，渔民投了我的票，士兵投了我的票，工匠也投了我的票！只是因为我们喜欢对方，热爱过去的传统和未来的辉煌，就这么简单。”

不管他的选区情况如何，温德姆描绘的18世纪醉人图景对于英格兰以及1906年的世界而言，早就过时了，就像已经去世的摄政王一样。务农的人群正在消失，他们渗入到城市，和正在取代他们的工业无产阶级以及权贵阶级之间没有关爱，也没有共同利益。温德姆这类人对矿工、工厂工人、生活在一排排单调的城市住宅的人们一无所知。“想想看，”出生于布伦海姆宫的温斯顿·丘吉尔在曼彻斯特拉票时进入了一条特别沉闷的街道，“居住在这样的地方，从来没见过美好的东西，没吃过可口的菜肴——没说过聪明的话！”拥有如此命运的人正是新登记的选民。

377个自由党议员中，有154人，即40%，是商人，85人是律师，69人是“绅士”，25人是作家或记者，22人是官员，剩下的22人包括大学教授、老师、医生等拥护自由党事业的人。失败的保守党中，比例最大的还是绅士，占30%，接着是商人，占25%，官员占20%。议会中有310人（几乎是总人数的一半）是新当选的议员，第一次入驻下议院。一位高贵的爵爷参观新组建下议院时，发现“奇装异服者”为数极少，因而松了一口气。但是《笨拙》杂志的资深通讯员亨利·鲁西（Henry Lucy）爵士注意到下议院的语调、个性及社交礼节已被“彻底改革”。爱尔兰人行为粗野，以不讲礼貌著称，他们也刻意这么做，不理会下议院的传统。他们讨厌属于英格兰的东西，有多数票的自由党也不需要爱尔兰人，因此他们没有讨价还价的砝码，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制造噪声、故意找茬来宣泄挫败感，以此来防止下议院通过任何反对爱尔兰自治的法案。为了摆脱英国的统治，争取自治，他们艰苦奋斗了很久，这次自由党的胜利非但没有为爱尔兰人的事业提供帮助，反而令其陷入困境。

贝尔福回归下议院时，怀有敌意的多数党公开向这位反对派的领袖、失败政党的象征表示厌恶。据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说，新加入的议员“无法容忍他的存在，对他很没礼貌……取笑他，总是打断他”。贝尔福岿然不动，还是一贯的温文尔雅，完全掌控辩论的形势，成功地在一年之内重建他的支配地位，赢得了反对者的尊敬，他们认为贝尔福“给议会带来了改变”。尽管新政府中有不少人是他私底下的朋友，坐在他对面、主讲台后的那个人却不是。正如一位同事所言，坎贝尔-班纳曼（C.-B.）对贝尔福“历史的韵味”无动于衷，“他根本就看不到这一点”。会议的早半段，C.-B.就试图戳破它的符咒。被问到保守党对一份反对关税改革的议案的立场时，贝尔福又和以前一样用模糊的用词狡猾地逃避了追问，这令首相C.-B.怒不可遏。“蠢话已经够多了！”C.-B.脱口而出。他的这位前任就像“法国的波旁贵族——没有汲取任何教训。他还像从前那么逍遥，那么优雅，使用难以理解的辩证法，处理重大问题时还是那么轻率、肤浅，如果他以为这些办法还有用的话，他就太不了解新下议院的状况了。我要说，蠢话已经够多了”！C.-B.的做法勇气可嘉，被广泛转载，但贝尔福的光环并没有消散。

新下议院的状况最好的代表不是权贵贝尔福，也不是老派的自由党人C.-B.。新政府的两大主导人物后来都接连担任首相，对于他们来说从政不是家族继承，而是毕生的事业。这两位就是H·H·阿斯奎斯，一个不信国教的约克郡羊毛商的儿子，和戴维·劳合·乔治，一个威尔士教师的儿子。他们虽然背景和性格很不相同，但在进入议会前都曾做过律师。

劳合·乔治是新上任的大臣中最有活力的，担任贸易委员会主席，虽说这不是一个重要的内阁职位，但劳合·乔治因此达到了前座议员的级别。在《每日新闻》的编辑，很擅长观察政治人物的A·G·加德纳（A.G.Gardiner）眼中，劳合·乔治是“新时代的前兆——登上权力宝座的人民领袖”。虽然劳合·乔治当时尚未抵达权力巅峰，但他显然已经上路了，就像鸡笼子里的狐狸一样，他的目标明确。他此时42岁，比阿斯奎斯小11岁，比丘吉尔大11岁。1890年，他从威尔士的一个选区脱颖而出，来到下议院，为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而奋斗，他既是一个致力于政教分离的非国教徒，也是一个致力于社会改革的激进派。《悲惨世界》是他青年时代的政治圣经，无论何时出去旅游，他都要带上一个平装本。他冒着职业上的排斥和人身安全的风险，反对布尔战争，彰显了他在道义和体力上的勇气。他有强烈的政治原则，但没有一点点顾忌。瘦小、英俊、大胆、残酷，又会花言巧语，有着明亮的蓝眼睛、棕色的胡须和旺盛的活力，他总是不断地追求女性，屡屡得手，而且还能灵巧地躲避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他有出色的演说才华，是政坛上的伯恩哈特[8]，他那充满感情的凯尔特的歌谣令观众陶醉。对他来说，在公开场合，戏剧化的修辞、极端的煽动再多也不过分；回到议会，他又小心谨慎，精明，清醒，正如他常说的那样“英格兰的基础是商业”，没有哪个政党可以仅仅凭借迎合工人而生存。他最伟大的天赋是敏锐而可靠的直觉，他能感受到这一刻需要什么，并且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能满足这个要求。“他像猎鹰一般扑向机会”，而一旦把握住它，他就成了党的领导不得不重用的人物，即便他就像保守党中的张伯伦，是一只杜鹃鸟，会反过来占这些领导的便宜。

走在他前面的是财政大臣阿斯奎斯，跟在他后面，步伐矫健的是温斯顿·丘吉尔，他这次晋升次级内阁职位，担任副殖民大臣，作为对他从保守党改弦易辙的奖赏。阿斯奎斯是一台专业智能机器，通过训练和判断做出应急的决策，而不是出于最基本的信念。他的逻辑无懈可击，他在论战时不容辩驳。“去把大锤拿过来。”有一回贝尔福巧妙地把自由党撕成碎片时，C.-B.命令道，于是阿斯奎斯及时出现。他曾凭借奖学金读完牛津大学，并以第一名成绩毕业，用加德纳的话说，乃是贝列尔学院体系最出色的产物：避免过度狂热，“对崇高的思想持怀疑态度，即便这正是他心中所想”。他理解一切，但毫无创新；坚定而冷漠，也许更适合当法官或完美的董事会主席。他起初担任律师，事业顺利起步，但很快（1892年）就在格莱斯顿手下担任了内阁大臣，于是以后起之秀的身份进入了上流社会，不过他很不熟悉社交界的惯例，那时候经常让他的妻子挽着自己的胳膊，把她领入晚宴的餐厅。这个错误在他妻子死后被纠正过来，对后起之秀尤为上心的马格特·坦南特决定和他结婚。他顺利地融入了上流社会。他是个“没有自负，没有嫉妒，没有虚荣”的人，一位女性朋友如此评价。他受理智的支配，不去刺激人也不试图引起别人的反应。公众一直无法在头脑中形成对他的印象，也无法给他贴上标签，他是历史上一个没有面孔的人。

这届政府还包括几位没有多少地产的贵族，比如后来辞职的里彭（Ripon）侯爵，后来因为精神“失常”也最终辞职的崔德默（Tweedmouth）勋爵，还有罗斯伯里的女婿克鲁（Crewe）勋爵，他曾因为不穿晨礼服而穿短外套去上议院，把现任的威尔士亲王（后来的国王乔治五世）“吓得不轻”。伟大贵族的真正代表是保守党的变节者——温斯顿·丘吉尔。自由贸易不是他投身自由党的唯一因素。他在1904年改变党派时已经知道保守党就要下台了。急着当官的他不想再等，也等不起了。尽管他是一位公爵的孙子，他也要挣钱谋生。当记者、写书也能赚钱，但没有他想要的那种机会。像他这样干劲十足的人要是在美国可能会经商，但是作为一个继承了如此名望的英国人，只有从政才能实现宏伟的人生蓝图。

他认识到存在的社会问题，相信自由党可以应对挑战，也希望自己能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野心以外，他一直敬爱的、儿时的保姆埃弗里斯特太太（Mrs. Everest）的境遇也是推动他改弦更张的原因。埃弗里斯特太太令丘吉尔亲身体会到了无业老年人的命运，“他们中的许多人到了生命尽头无人照料，没有饭吃”。1904年，他看到并抓住了机遇，做出了当时正确的选择，赢得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从此以后，他在所有的演说中都把自由主义宣扬成“被抛弃的百万人的事业”，工人阶级应当投身其中，而不是选择具有破坏作用的社会主义。就职之后，他就意识到自由党如果无法从崛起的工党手中赢得工会的选票，将难逃瓦解的命运。于是，他着手开始争取选票，和劳合·乔治合作撰写并通过针对工资、工时、养老金和社会保险的立法。1906年10月在格拉斯哥的一次讲话中，他提出了一份计划纲要，几乎采纳了费边社关于福利国家的想法，大大超越了这届政府有意提出的任何东西，虽然他只在政府中扮演一个小角色。他大胆地宣称：“我们将画出一条下线，不允许不合条件的人生活、劳作”，并且打算把英国作为工人的“储备雇主”，建立最低标准和铁路国有的计划。比阿特丽丝·韦布十分满意：“温斯顿已经掌握了韦伯规划”，她在日记里写道，他能这么做可以说是“能力出色”。

应时而生的、最彻底的机会主义者出现在保守党阵营。他就是F·E·史密斯（F. E. Smith），33岁的新议员，后来将以伯肯黑德（Birkenhead）勋爵为名担任大法官。他在1906年的第一次演说堪称那个时代最为轰动的下议院首演。和阿斯奎斯一样，他也是律师出身，白手起家，凭借奖学金在牛津念书。他曾是牛津学生会的明星，在那里学会了辩论的所有诀窍、策略和攻击对手的路数。这位和各派大人物没有什么关系的冒险家准备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无畏精神、勃勃野心和纯粹的胆识步步高攀，一路向上。当他第一次站在下议院，对着保守党无精打采的残兵败将发表演说时，议员们看见的是“一个身体修长、穿着得体的年轻人，胡子刮得很干净，一张长脸棱角分明，眼神轻蔑，头发上过油，很光滑”。他站着，手插在口袋里，一脸不屑的样子，开始了文雅、自信的演说，“傲慢抨击，十分漂亮”。他的语气如此辛辣，声调和姿态如此老练，以至于听众们几乎没有留意到这篇演说缺乏主旨。这是扔给自由党的鞭炮，一连串冷嘲热讽、含沙射影的个人攻击。保守党人坐直了身子，又惊又喜。演说者稍加歪曲地引用了劳合·乔治选举活动时谈及的在威尔士山上的“华人奴隶”，在议会前座的劳合·乔治本人打断了他：“我没这么说过。”史密斯毫不动摇，“我预感到可能会记不清，”他心平气和地说，“所以特地带来了1月16号的《曼彻斯特卫报》。”读完引用的话后，他以刺骨的傲慢语气接着说：“我宁愿相信这位记者的文字，而不是那位可敬的议员。”

这场表演获得了预谋中的成功。那个时机需要的是攻击，从而给失败的一方打气，这一点被史密斯看到了。从此以后，他的实力不断增长。他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执政理念，所以走得很快，但没有方向。他的才智和兰斯顿侯爵的风度一样引人注目，全到了他的脑袋上去了，马格特·阿斯奎斯说。他对理念和原则不感兴趣，只热衷于物质力量的游戏，而且，他对自己驾驭游戏的能力十分自信。后来有个传说在坊间流传，据说当年在牛津时，他和约翰·西蒙爵士[9]曾投币决定入哪个党，因为没有一个党会同时接受他们两人。也许没有这回事，但有这样的传闻存在也很能说明问题。某次丘吉尔针对工人选民发表演说后，史密斯公开说：“社会主义者们还是最好不要为丘吉尔先生的名字鼓掌吧，他是最可能在社会主义者泡澡时偷他们衣服的人——如果他们会去泡澡的话，我怀疑可能不会。”这样的嘲笑是无法饶恕的，但也意味着一种新型政治家的出现。丘吉尔说“史密斯先生总是这么庸俗”，这样的反击并没有阻止他们成为最好的朋友。

某个旧有的冲突因为这次内阁的更迭被重新拿出来讨论。自由党控制下议院时，保守党如果感受到严重的威胁，可以求助于上议院的否决权，正如他们在1893年阻挡格莱斯顿的《爱尔兰自治法案》一样。在变革的倡导者和维持现状的支持者之间，在改革的政策和紧抓不放的政策之间，发生另一个冲突是必然的，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预言的那样。“可以这么说，我们要通过立法给上层社会和大众都带来一些好处。对于上层社会来说尤其困难，因为所有的立法都对他们不利，因为立法常会干扰他们感到满意的现存制度。”索尔兹伯里勋爵一语中的。当这种干扰变得过于危险，上议院就会采取阻碍措施，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们是上议院议员，而因为他们是现存制度的捍卫者。重复使用否决权阻碍下议院的意图可能导致宪政危机。索尔兹伯里勋爵说过：“只要我在位，什么都不会发生；我完全理解上议院的贵族。但是我一走，错误就接踵而来：上议院会和下议院作对。”

贝尔福还没等议会召开就先下手了。选举失败的那天晚上，他在诺丁汉说，所有保守党的成员有义务确保他们的政党“不管在位或者在野，都能掌控这个伟大帝国的命运”。这句话后来被阿斯奎斯视为通过上议院重申保守党权力的宣言。无论是否如此，后果随之而来。1906年4月，自由党政府提出了一套他们自己的新教育法案，以消除1902年法案中引起反对的特征。新法案取消了国家对教会学校的支持。这一点引起了高教会派的激烈反应，正如1902年法案引起非国教徒的反对一样。该事件很快被视为两院开战的序幕。伊舍勋爵写道：“也许大臣们感到所有的立法都会被上议院作废，所以他们越早进入战斗状态越好。”

贝尔福跟随他舅舅的思路，担心上议院议员会受刺激以至于犯错。于是他立即向上议院的保守党领袖兰斯顿爵士暗示，政府的策略是呈上条款比实际需要更为极端的议案，希望上议院修改或否决，直到他们作茧自缚，成为立法障碍。然后，自由党会呼吁国家授权他们对否决令做出限制。上议院议员们将被要求扮演一个“如此重要、微妙且困难”的角色，这是从未有过的。

上议院辩论《教育法案》的语气没有一点儿谨慎的趋势，当下议院送来《多重投票法案》时，他们的脾气也没有变好。在不同选区拥有土地的人可以多次投票，这个法案的目的就是结束这一遗留做法。“将有大事发生，”劳合·乔治几乎是搓着手说，“没多久一场伟大的足球赛就要在那边开始了，我可以向你保证。”12月，他的期待和索尔兹伯里的预言实现了，《教育法案》和《多重投票法案》都被上议院否决。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没有干预同样（如果不是更加）令人不快的《贸易纠纷法案》，如果这项法案也被否决，肯定会令自由党欢欣鼓舞。这项撤销塔夫河谷判决的法案得以进入下议院并通过是和政府的真实愿望相抵触的，事实上，好几位大臣都表示反对，但是他们无法承受工党和激进派的压力。“我们无法拒绝力挺它的人。”自由党的战争大臣霍尔丹（Haldane）承认。在兰斯顿小心的操纵下，上议院通过了这项法案，因为他们不愿引起工人阶级的敌意，并加强其与自由党的联盟。

阿斯奎斯抓住两个被否决的法案大做文章，谴责目前的形势“无法容忍”，警告说，必须找到一条路，能让“表达人民意志的民选代表占据上风”。

他发出的挑战再明显不过，上议院也振作起来。这是英格兰544名世袭贵族的家，22位公爵，以及主教和上议院高等法官等人坐在这个四壁镶嵌着橡木的，长达90英尺（约27米）的大厅里，两侧斜坡上是红色皮质的座位。玻璃彩窗上绘制着从诺曼底公爵征服英格兰后历代皇族的画像。墙壁和房顶上布满厚实的装饰，镂刻着哥特式的雕塑和贵族的徽章。窗户之间坐落着强迫英王签署大宪章的男爵们的雕塑，这些人无心插柳，成了议会制度的创始者，向下看着他们的造物，表情略显狰狞。大厅的一头是黄金的华盖，国王和女王的两个宝座居于其下，两侧的枝状大烛台好似保持立正姿势的卫兵。王位之下乃上议院议长兼大法官的羊毛坐垫（Woolsack）——一个方形的、填塞了羊毛的座椅。侧廊上的中立议员席位是为皇室亲王及未加入任何政党的贵族准备的。英国历史场景里的君主和法官们在上层墙面的壁画上露脸，象征性地在场。大厅的光线柔和，基调庄严肃穆。

如今，这个经常稀疏点缀着四五十个贵族的大厅里，攻击的危险在即。兰斯顿鼓励他的属下们大胆说话，他也留心倾听，并以特有的大贵族式的亲切风度给予支持。寇松勋爵的演说“比一般的贵族要高明不知多少倍，很难相信他会犯错”。自由党的新任大法官洛尔伯恩（Loreburn）勋爵的在场令上议院为之一振，他称赞议员们看见他在羊毛袋却还没有睡着。洛尔伯恩从前叫作罗伯特·里德（Rober Reid）爵士，又名“好斗的鲍伯”，苏格兰人，出名的板球运动员，曾是牛津的投球手。作为激进派，他强烈反对自由党中的帝国主义者，这位下议院“雄辩的演说家”现在开始教育反对党，“语调几乎能使罪人落泪”，还“用最令人陶醉的花言巧语”提出了“最有争议的计划”。寇松勋爵以吉本的节奏，音乐剧《艾俄兰斯》[10]中托咯洛尔勋爵向芒特阿尔拉特勋爵鞠躬般的殷勤承认，洛尔伯恩勋爵是“谦恭的化身，说服力的象征，高贵的至尊”。

自由党的上一任首相罗斯伯里勋爵坐在中立议员席上生闷气。他辞去了党魁职位，作为帝国主义者和反对爱尔兰自治人士，看到C.-B.接替他之后，“断然、明确而彻底地”宣称“我无法在那个旗子下担任职务”。罗斯伯里在伊顿上学时就以出色的表现、聪明才智和个人魅力而著称，他赢过德比赛马大奖，娶了罗斯柴尔德家的千金，他已经习惯于成功，不甘心做个折中派，所以用莫利的话说，一直是“饲养场里的一匹黑马”。生闷气的时候，他能冲朋友“翻白眼”，用辛辣的讽刺刺痛他们；心情好的时候，他又能轻易地迷倒众生。这种善变的个性很难获得公众的信任，不禁让人想到A·G·加德纳写的一则乡巴佬的故事，这个人被问到华兹华斯是不是很喜欢小孩时，答道：“难得他喜欢，就是小孩不怎么喜欢他。”

在爱尔兰自治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的年代，罗斯伯里曾是上议院改革运动的领导，他提出了一些针对世袭原则的修改意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曾三次上书，以期通过自我改革来防止针对否决权的攻击。改革运动现在在寇松勋爵的带领下复兴了。甚至什么事情都想插手的丘吉尔先生也在《国家》杂志上撰文一篇，表达了他的建议，题为“与贵族和解”。他提议，每次开会时重新任命参加的贵族，人员组成上要和下议院的多数党保持一致，但不能超过250人。这么做将把“肤浅、昏睡、缺乏修养、不体面的元素”排除在外。大多数改革设想都考虑建立某种体系，让贵族们自行选出他们当中最有能力和服务精神的人参政。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更喜欢原先的简单原则，以至于墨尔本（Melbourne）勋爵表示，他之所以喜欢嘉德勋章[11]，正因为它“什么优点都没有”。贝尔福也有同感。他建议兰斯顿“避免犯致命错误，承认古代已降的世袭资格不是加入上院的充分理由。如果这个理由不充分，那就没有任何授予资格的理由了……我认为比起出生加后天努力来说，出生的造化更容易辩护，虽然有人说这是赤裸裸的荒谬言论”。政府没有做出任何鼓励上议院改革的举动，因为它根本不希望改革发生，它想要的是一个限制否决权的争议和借口。

看见如此激动人心的可能性，劳合·乔治按捺不住了，对他所在选区民众一心只看重威尔士民族主义的做法失去了耐心，于是很不得体地告诉他们：“我要对我的同胞们说，如果他们想让政府把大炮转向上议院的贵族的话，想让政府为别的事操心的威尔士人就该被关禁闭，直到要塞被攻下来为止。”这样的军事用语惹人怀疑，这篇演讲也激起众怒，以至于这位粗心的作者不得不赶回威尔士，把手放在胸口上保证：“我会出卖这片我挚爱的土地吗？上帝知道威尔士对我来说是何其珍贵！”

1907年6月，坎贝尔-班纳曼告诉下议院，是挑战贵族自负的时候了，就算他们有贝尔福先生的支持，“上议院的吊门也快速下落了”。劳合·乔治选择的隐喻也同样贴切生动。他说，上议院已不再是宪法的看门犬，而沦落为“贝尔福的哈巴狗”。C.-B.提出一份决议，声明为了实现“人民的意志，另一个议会否决本议会通过的法案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否则下议院的最终决定无法在一届国会的任期内生效。工党立即提出修正案，建议干脆彻底取缔上议院。政府提出的不是法案，而是议案，很显然他们的目的是宣传而不是实际行动，所以当这项议案被采纳后——工党的修正不算在内——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那年夏天，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召开。在接下来的1908年4月，C.-B.知道自己死期已近，辞去了首相职位，并在一个月之内去世。接替他的阿斯奎斯按照自己的想法重组了内阁。四个能力出色的次官被提拔至内阁等级官员，其中包括沃尔特·朗西曼（Walter Runciman），一位富裕船主的儿子；赫伯特·塞缪尔，犹太银行家庭出身，和阿斯奎斯一样，在贝列尔学院名列前茅；雷金纳德·麦克纳（Reginald McKenna），伦敦公务员之子，在剑桥取得了数学高等学位。他取代崔德默勋爵被任命为海军大臣，这令莫利回忆起1892年他曾向格莱斯顿推荐某人担任此职，格莱斯顿庄严地挥挥手说：“嗯，我们需要一位称职的绅士出任海军大臣！”可是，“现在呢，”看着新内阁的组成，伊舍勋爵叹气道，“我们被中产阶级包围了。”

内阁最重大的变化是劳合·乔治被擢升到了阿斯奎斯曾经的位置——财政大臣，而空缺出的贸易委员会主席职位则由温斯顿·丘吉尔担任，他就是第四位晋升的次官。而当时发生的一件事几乎中断了丘吉尔的政治生涯。根据习惯，新担任内阁职位的议员必须由选民重新确认议席，所以丘吉尔不得不前往曼彻斯特参加一次补缺选举。这是一场艰难的战事，丘吉尔被妇女选举权的支持者攻击，输掉了选举，保守党报刊尖叫着表达喜悦。他的失败也表明，天平已经从自由党1906年异常的胜利那边转移了，所以自由党更加迫切地需要工人选票。邓迪[12]立即为丘吉尔提供了议席，但是丘吉尔坚持认为，没有工人的支持，自由党是没有能力抵抗住保守党的反动力量，在上议院通过立法的。“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就能打倒他们……啊，我们必须得到这个支持。”

这番话得到了证实，劳合·乔治和丘吉尔这个精力充沛的团队推行的社会福利法案，没有一个被上议院驳回。《煤矿法》建立了矿工的8小时工作制，《劳资协商法》为廉价工种建立了计件工资的最低标准，《工人补偿法》确定了雇主对工业事故负责，《养老金法》也获得通过，于是这个团队开始着手制定针对失业和健康保险的《国家保险法》，这将是自由党福利法案的最高点。所有这些都没有被上议院阻挠，正如《贸易冲突法》没有被阻挠一样，原因是一致的。然而，他们与下议院的冲突即将到来，无法回避。

冲突的所有挑战、抵抗和情绪就像火药棉花塞在了一项新的立法——《许可证法案》中。这是自由党中禁酒的改革者们25年活动的结晶，他们中大多数都不是国教徒，希望减少下层阶级的饮酒量，这项法案就是政府对非国教徒选民欠的债。它的目的是按照某个固定的人口比例，吊销酒类销售的许可证，从而在14年内将可以卖酒的公共场所的数量减少3万家。因为这些店是归酿酒公司所有的，法案自然引起了既得利益者的极力反对，更不用说喝酒的公众了。每个店家都和酿酒商站在同一阵线上，于是这个法案变得像爱尔兰自治一样邪恶，和社会主义一样危险。贝尔福宣称它是对财产权益的直接攻击，保守党对它的反应和工人阶级对华人奴隶的反应很相似。保守党贵族们被叫到兰斯顿在伯克利广场的宅邸召开特别会议。很少参加上议院会议的所谓“蛮荒”议员也被叫来了，超出所在郡县范围的事务是从不征求他们的意见的。有的人从未在议会中发过言，有的人都没进去过，还以为兰斯顿的宅邸就是上议院大楼，这个法案在当时当地就能一锤定音呢。“我们中的一些人……刚从猎场归来，聚首相见，于是就刚过去的季节里打到的猎物交换意见，还讨论了谁会是春季让步赛的赢家。”大家都同意法案必须予以否决，然后“结束了会议，去卡尔顿俱乐部享用午餐”。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有全英国的支持，佩克姆补缺选举时就许可证争议争斗的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原来自由党在此地有2000张选票，占多数；此战之后，保守党成了多数党，也是2000张选票。那个时候，自由党关心的不是民众的欢迎程度，而是做事的原则问题。兰斯顿宅邸干部会议上目空一切的态度激怒了他们。1908年11月，这个法案正式被上议院否决，丘吉尔“异常愤怒”，在一次私下的交谈中表示，自由党已经想好了答案。他说：“我们会在6月送上一份令他们胆战心惊的预算案；现在他们发动了阶级斗争，现在他们还是小心点儿好。”事实上，《许可证法案》和阶级战争毫无关系，最终导致自由党的崩溃的也不只是阶级斗争，而是新时代累积的压力。

到了1909年，预算大战爆发的时候，自由主义终于遭遇现实，意识到在这个世界建造耶路撒冷太困难了。自由党的计划没有赢得工人阶级的欢心。相反，工党和自由党正在分离。1906年的大选让工党惊讶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实力范畴，于是变得更好斗了；工会通过《贸易冲突法》恢复了行动的自由，于是罢工又上演了。属于雇佣阶级的自由党表现得也像雇主一样。现在两党之间已经没有协定了，于是1907年的补缺选举三强争霸，工党胜出。疯狂的社会主义者维克多·格雷森（Victor Grayson）的胜利让人觉得前景不妙。格雷森曾是神学院学生，很有演说才华，也喜欢喝酒，他把社会主义宣扬为神对穷人的解救。他热情四射的演讲像一场大火，席卷了众多工业城镇。他在下议院哗众取宠的噱头导致他两次被停职，并且吸引了整个欧洲的关注。据说德皇提议带上一两个军进攻英国，他宣称这么做不是要与英国为敌，而是身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自己有责任把英国从“统治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流氓”手中解救出来。他将和爱德华国王合作，解散议会，重建一个君主专制国，作为德国的封地。

英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德国的威胁。“现在的危险是，”伊舍勋爵在1908年写信给他朋友说，“我们在欧洲的竞争对手人口、智力和教育都令人生畏，这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挑战。”这个不得不面对的危险，是对自由党信条的又一打击。当阿斯奎斯和内阁中支持他的帝国主义者们——他们也是外交政策的控制者——同意给约翰·费希尔4艘“无畏”级战列舰时，传统的自由主义反战信条就已遭到背叛。而保守党还不满意，喊着口号：“我们要8艘，我们等不及。”霍尔丹提议的地方自卫队也受到自由党中反战人士的嫉恨，他们宣称这开销太大，耗尽了应该用于社会改革的钱。但是在国王的强烈支持下，这个预备部队还是成立了，淹没了反对的声音。“我们显然生活在艰难的时代，”爱德华国王痛心地说，“但我希望和平能够维系——只是因为欧洲害怕开战。”

进攻欧洲大陆是一个令官员和民众都很着迷的话题。帝国防御委员会在1908年组成了“入侵调查组”，召来了前任首相，请他就已收集的证据表达看法。贝尔福做了一小时的演说，论证严密，阐述“睿智”，“语言和形式都相当完美”。据委员会成员伊舍勋爵所言，阿斯奎斯、格雷、霍尔丹和劳合·乔治都“目瞪口呆”，竟无人能想出一个问题去问他。“大家普遍认为，没有对这个话题再好的阐释了。”

该委员会的结论是，入侵欧洲不可能成功，这一点公众并不知道，而他们对这个话题又极其着迷。厄斯金·钱德斯（Erskine Childers）在引人注目的小说《沙之谜》（1903）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威廉·勒丘（William Le Queux）的小说《1910年的入侵》（1906）就更明显了，虽然艺术性可能不及《沙之谜》。《1910年的入侵》是《每日邮报》的连载小说，广告遍及伦敦——身着普鲁士蓝色军装，头戴尖顶头盔的“三明治人”挂着广告牌，在街头游荡。1909年，杜莫里耶（Guy du Maurier）撰写的舞台剧《一个英国人的家》在温德姆剧场上演，把“北方皇帝”的军队入侵戏剧化，剧场满座，连演了18个月。开战的想法几乎到了精神病态的程度。当时居住在英国南海岸小镇拉伊（Rye）的亨利·詹姆斯觉得他“暴露了”，他在1909年紧张地写信给友人，担心“德国皇帝把下一场战争带到这个国家的时候（他没有说如果），我的烟囱——在海上隔一段距离都可以看得见——有可能是他的第一个进攻目标”。

战争的预期否定了正统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一切，但是政府不得不适应它。与此同时，性别战争在英国国内越发激烈。妇女选举权运动在查尔斯·马斯特曼（Charles Masterman）看来为“受压制的能量”提供了“发泄途径”。在这场运动的刺激下，两个性别间矛盾对立的情绪激增，形成彼此“对立的烈焰”，正如H·G·威尔斯所说，这种情绪和英格兰20世纪第一个10年中其他奇怪而暴力的争吵很合拍。威尔斯认为，妇女选举权运动者是一群“极度恼火的人类”，她们的主要推动力是“报复心”，男性长期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地位优越，终于引来了反抗情绪的大爆发。她们几乎紧接着自由党的上台就开始公开宣战了，因为政府再三推迟并拒绝制定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法律。既然无法通过法律途径满足要求，这些女性便诉诸“行动宣传”的策略，并继承了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她们赶到每个政治集会的现场，不顾看门人的警告，摇铃、尖叫要求选票，淹没了发言者的声音。她们包围了下议院和白厅的办公室，在台阶上攻击大臣们，有一回还把教育大臣比勒尔（Birrell）先生击倒在地，踢他的小腿。她们还用锤子砸碎百货商店的玻璃，在邮箱里纵火，甚至未经许可进入议院，把自己捆绑在女士旁听席的栅栏上，不停地叫着：“女性选举权！”会议进程因此终止。

1909年，在自由党政府的统治下，发生了第一次对狱中女性选举权支持者强制喂食的事件，整个过程令人作呕，受害者因绝食引祸上身，而狱官为执行任务和前者像动物般扭打在了一起。强制进食是通过插入嘴中或鼻孔的橡胶管通往胃部实现的。犯人被狱卒和女舍监压制住，用皮绳捆在椅子上，洗胃器将流质食物强行推到管子里。外面的大街上，女性选举权的支持者们举着“停止强制进食！”的标语游行示威。其中一人在宫廷接待的中途一下扑到国王的脚边，哭喊：“陛下，请您停止对女性的拷打吧！”监狱内，女性选举权的支持者们继续绝食抗议，这又引发了下一轮强制喂食。非理性的力量正在取得进展。

阿斯奎斯曾许诺过要贯彻女性选举权，以此来平息民怨，但是他的行动一次又一次被推迟。1909年后，女权主义者开始乱砍国家美术馆的油画，在板球馆、赛马看台、度假酒店甚至教堂里纵火。她们中断圣保罗大教堂和西敏寺的礼拜，强行进宫向国王请愿，与警察进行“痛苦而艰难的”斗争，被逮捕入狱。她们坚韧不拔到了疯狂的地步，忍受饥饿、痛苦、自找的羞辱、非人道的对待，甚至死亡——艾米丽·戴维森（Emily Davidson）在1913年的德比马会上自行倒在了马蹄下。尽管这些极端的事例直到1910—1914年才开始出现，她们的实践和精神在1909年就已经很强大了。

平时还是体面公民的男性，面对这种情况，却表现得出奇丑恶，像是个星期六夜里醉醺醺回家打老婆的酒鬼。1908年，一场会议在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劳合·乔治正在讲话。这时，几个好斗的女权主义者终止了会议，她们脱掉外套，向众人展示球服，喊着“要行动不要空话！”。据《曼彻斯特卫报》报道，管理员“气得发疯，冲向这群妇女，以令人恶心的野蛮方式驱逐她们，把她们往椅子上撞，把她们扔下台阶，还拽她们的头发”。在另一个类似的场合上，男人们故意朝女人的胸部击打。也许激怒他们的是这些女人没有使用女性的诱惑力，而用攻击的方式来获得想要的东西，这个做法似乎使她们失去了性别的特征。这触及了根深蒂固的观念。“这帮泼妇，没有性别的悍妇，这些两足动物！”一位非国教牧师怒斥，这番话比所有的评论都更能说明问题。这种因妇女参政斗争而起的奇怪的身体的愤怒是自由党时代一道最令人心绪不宁的景观。

到了1909年，一种悲观主义笼罩着自由党人和他们的盟友。不知怎么回事，“一千个忧伤而困惑的谜语”已经取代了政治的简单真理——如今已进入政府，成为内政部次官的马斯特曼写道。他在1909年发表了《英格兰的状况》一书，意蕴深刻，令人沮丧。他眼中的世界，在垂直的面上被分为“国家与全副武装的国家”，而水平面上又被分为富人和穷人。“未来能否进步仍然值得怀疑，很不确定。人类充其量只是一群遭遇海难的船员，在狭窄的岩石上暂时躲避，遭风吹浪打；我们不知道漫漫长夜过后能有多少人（说不定没有人）再见到黎明。”

马斯特曼看见他所处的社会正沾沾自喜，在安全的错觉上休息，但是“20世纪初最明显的错觉正是安全”。他没有看见安全，看到的是“机械创造的巨大而新奇的能量，动乱的人民，社会的不满情绪……一个没有完美自控能力的文明，手中拥有可以造成巨大破坏的工具”，在这里“物质增长超越了道德进步”。

另一位自由党政府的成员，爱尔兰政务司司长，自1907年起担任英国驻美大使的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在他生命的主题——民主进程中，也看到了失望。1909年，他在耶鲁大学做了一系列演讲，题为“良好公民的阻碍”，他承认民主的实践并没有达到理论的预期标准。在过去的70年里，有文化的选民人数增加了20倍，但是“在投票前仔细思考的人口比例并没有和国民教育以及选举权的扩大齐头并进”。民主制度假定其拥有的内在智慧，“自然的普通人”并未在公共事务中表现出来。比起选举投票来说，他对赌马更感兴趣。阶级仇恨、腐败、军国主义的旧弊端重现，新的罪恶又显露出来。尽管现在的世界毫无疑问要比以前更好，但是19世纪的信仰——相信属于人民、由人民管理的政府有无上的智慧——遭遇了“失望”。对于这个曾经自诩为“算是职业乐观主义者”的人来说，他的耶鲁讲座是痛苦的忏悔。

自由主义的哲学家们环视四周，也同样痛苦地发现，自由主义信条的精华——自由放任政策已经不管用了。血汗工厂、失业和赤贫等邪恶都由此而起，自由主义无从应对，他们还没有做好真心实意进行国家干预、实现费边社梦想的准备。执政三年的自由党政府，当年在新世纪上台时，权力之大曾创下党史纪录，而在1906年许下的承诺它现在已无力实现了。1910年参加罢工的人数是1893年以来最多的。工人们“已经开始渐渐失去对我们的信心了”，霍尔丹承认，“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了”。社会规划方面的经济和道德哲学家J·A·霍布森和L·T·霍布豪斯（L. T. Hobhouse）得出结论，个人和社会的运作都不正常。霍布森在1909年出版的《自由主义的危机》一书中写道，如果自由主义不能转换为更积极的角色，“它将注定变得无力，和欧洲大陆各大国的自由主义命运相同”。

霍布豪斯和其他一些研究者们更关心人类为什么会拒绝似乎是符合其最大利益的理性行为。群氓低水平的政治反应，媒体哗众取宠反得民心，以及大众对观看体育比赛的兴趣这个新现象都令人不安。亨利·伯格森认为推动人的力量是他所说的生命力，这个观点激发了社会心理学，这一将感情和本能置为人类行为基础加以研究的新科学。其中在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就是霍布豪斯的《民主与反动》，这本出版于1904年的书关注的是人们参与公共事务时的心理过程。霍布豪斯曾是牛津的教师，但对工人运动的浓厚兴趣使他离开了大学，加入了《曼彻斯特卫报》团队，他发现普通人“没有思考的时间，就算有，他们也不会费心去思考”。他的想法忠实反映了“流行报纸和报童的叫卖……对于这个来自街道和电车的新民众而言，诉诸理性的手段是毫无用处的”。

叫喊“大辫子！”的也正是这群民众，突然间，羊群效应（herd behavior）作为一个实体获得了承认。发现它并为其命名的是一位名叫威尔弗雷德·特罗特（Wilfred Trotter）的外科医生。他是首位把羊群效应作为科学研究课题的人，并以一句最为悲观的句子结束了他在社会学的第一次践行。一位朋友说他是个“安静的人”，兴趣广泛，哲学、文学、科学都有涉猎。1908年，特罗特36岁；30年后，他被视为“这个国家本世纪最杰出的外科医生”。他有“学者的头和脸，要不是笑容灿烂而真诚，就太过严肃了”。1908年和1909年，他在《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两篇有关“羊群本能”的文章，指出人类的社会行为的源泉同样是那个黑暗、罪恶的潜意识之井，它的发现标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在他看来，潜意识是一种完全缺乏“个性、意志和自控能力的”力量。它是“非理性的、仿效的、胆怯的、残忍的……容易受影响的”。因为人本能地希望得到群体的肯定，所以他完全受这种非理性力量的摆布，容易被羊群效应影响。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中把群居心理视为仁慈的力量，特罗特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这种心理是危险的，因为它的运作方式是无意识、非理性的。“不需要有多少想象力就能发现，”他在结论中写道，“人类终究不过是大自然的又一次失败，这种可能性太大了。”

同样在1908年关注羊群效应的研究者还有两位：《社会心理学》的作者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政治中的人性》的作者格雷厄姆·沃拉斯。沃拉斯的人生和思想都专注于《伟大社会》一书，发表于1914年。他曾和萧伯纳、韦布夫妇一道，是费边社的第四名成员，直到1904年，为了抗议其对关税改革的支持，他离开了费边社。沃拉斯是伦敦郡议会的议员之一，伦敦学校董事会（London School Board）的主席，伦敦经济学院的创办人之一，并在那里担任政治学教授，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工作的思想家”。威尔斯形容他是个“不修边幅、略显迂腐、精神高尚的人”，留着小胡子，戴夹鼻眼镜，其讲座虽然节奏缓慢、文体烦琐，但“很有洞察力，令人振奋”。一位叫G·D·H·科尔（G. D. H. Cole）的学生说，沃拉斯的课是“我听过的最有启发性的”。他在《政治中的人性》里研究的证据表明，人类并不根据理性假设行事。他希望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新方法能够帮助人们摆脱无知，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举动。

沃拉斯不愿接受达尔文主义的暗示，这一理论似乎容忍并接受人性与生俱来的侵略性，宣告残酷的斗争是人类进步的条件。但是，他预见到，假使非理性的力量不被控制，各国将陷入一系列帝国战争，直到世界上只剩下英国和德国，或者美国和中国，然后最终，在一场“太平洋的海军末日之战后，只有一个帝国会留存下来”，而此时地球上的人口已减少了一半，不得不一切重来。这一进程似乎已经启动了，“德国人和我们正迈步走向可怕的世界大战”，仅仅因为有了国家和帝国，“我们的同情心就被国界限制了”。

劳合·乔治1909年的预算案是一条导火线，被故意点燃，引发了史上最严重的争斗之一，令自由党年代变得“空前暴躁、令人心神不安”，一位参与其中的人士这么说。自由党的声望在降低，党的领导意识到，如果没有笼络民心的热点话题，他们就赢不了下一次选举。加德纳写道，人们已经开始算计“选举什么时候开始，自由党会输得有多惨”。

作为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不得不在1909年提供1600万英镑的额外收入，其中三分之一用于建造8艘“无畏”级战舰——政府已经承诺，三分之二用于《养老金法》的实施。他的应对办法是向有钱人征税，这个计划并没有谬误，也不是没收性的税收政策，但是他故意用刺激的手法将计划包装，试图引诱上议院否决它，从而制造出贵族对抗人民的话题。预算案采用累进的方式提高税收，每英镑收税9便士到1先令2便士不等，对收入超过5000英镑的人再征收每英镑6便士的附加税。（自由党的第一份预算案将所得税提高至每英镑11便士的时候，拉特兰公爵的女儿就回忆道：“我们都以为爸爸要死了。他看上去毫无血色，恐怕是恢复不了了。”）新预算案将遗产税提高到了最高10%，适用于产业达到或超过20万英镑的人家。针对汽车和汽油的新增税种当时只对有钱人有影响，但是劳合·乔治对烟草和酒精也加了税，后来证明后者是个政治错误。

激起整个地主阶级群愤的不是这些措施，而是对被出售或继承的土地“自然增值”的部分征收其价值五分之一的税，并对未开发的土地和矿产增收每英镑半便士的税。关于土地的条款牵涉到财产的注册和估价，这对于地主而言意味着警察上门，是国家对私人财产的侵犯。地主阶级的激烈抵制正中了自由党的下怀。劳合·乔治坚定不移，公然嘲笑地主的反应，当众演说时的表现就像是马克·安东尼为恺撒的伤口哭号时那样露骨。他把敌人拟作“公爵们”，告诉伦敦东区莱姆豪斯的4000名工人阶级的观众：“养活一个配备齐全的公爵的钱可以建造两艘‘无畏’级战列舰……公爵和战列舰一样可怕，在世的时间还更长。”政府为“无畏”战列舰筹款时，他接着讲道：“我们来到工人中间，他们都捐出了铜板儿。”但是，当“首相和我去贝尔格莱维亚[13]敲门……请求尊贵的地主们给一点儿钱，让年迈的矿工不至于住在济贫院，他们却说：‘只给半便士，就一个铜板儿。’然后他们就向我们放狗，每天都能听到那些狗的叫声……看见一位老工人流着血，在贫困的荆棘里跌跌撞撞，走到生命尽头，真叫人心痛。我们为他开辟了一条新道路，更舒适、更愉快，道路的两边玉米在田野里随风摇摆。”

能做出这番表演而不脸红的内阁大臣也就只有劳合·乔治一人了。如果首相也为此感到尴尬的话，那他并没有表现出来，这一点令爱德华国王感到不安，放话说他“不明白为什么阿斯奎斯能够默许”这样的演说，这是“在几年以前任何首相都绝不会允许的”。

预算案引起的愤怒爆发了，这符合始作俑者的期待。保守党领袖们咆哮抗议。兰斯顿勋爵称劳合·乔治是“傻瓜强盗”。张伯伦先生谴责预算案是社会主义对有产阶级开战的第一步，律师协会宣称土地税不公正，也没有操作性，金融家们在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带领下集会抗议“不负责任的法庭”进行的资产评估，这种评估已经导致“斯图亚特王朝成员一人丢了脑袋，一人丢了王位”。诺福克公爵宣布，他不得不把借给国家美术馆的霍尔拜因（Holbein）宅邸卖掉，昂斯洛（Onslow）伯爵则要拍卖他在萨里郡的产业，吉卜林写了一首歇斯底里的诗《黄铜城市》，将英格兰描绘成充斥着仇恨煽动者的地方，“所有辛苦劳作、奋斗、积累了财产的”被课以重税，直到有一天“卷入国家的争斗，仓促投降”，无人守卫。罗斯伯里勋爵好像在扮演卡珊德拉[14]，他说这一措施“不是预算，而是革命”。这里潜伏着“深层、微妙、狡猾的危险，社会主义的危险”，而社会主义是“信仰、家庭、财产、君主、帝国……一切的终结”。他在格拉斯哥商人集会上发表演讲的第二天，“每个参加乡间宅邸聚会的人们都在充满欢乐地”读这篇文章。

一位新的工党议员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后来担任了财政大臣——说，为了让穷人更富，必须要让富人更穷，而这份预算案是民主政府的开头。贝尔福反驳道：“通过废除富人来废除贫穷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会把民主和抢劫联系起来”。快要中风发作的拉特兰公爵提议，塞住所有工党议员的嘴。愤怒不断升级，连国王也不得不承认地主和资本家“愚蠢而卑劣的演说和言论”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所有人，包括普通人在内，都意识到处于存亡关头的不是预算，而是否决权。当“藤井”在那年夏天的德比赛马大赛上获胜时，从喝彩的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国王您已经赢了德比——回家解散该死的议会吧！”丘吉尔9月在莱斯特演讲，高兴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如果财政法案被上议院拒绝，“粉碎”否决权则指日可待。贝尔福把问题归结于土地估价条款，他声称在财政法案上要求“强制注册”是非法的；“您竟然敢说这是财政法案？”事实上，索尔兹伯里勋爵曾就此前的一份预算案说过，上议院否决财政法案在宪法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连同财政法案把现在的政府也否决掉是做不到的。否决预算但保留政府无异于陷入僵局。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政府可能会建议国王册封足够的新贵族，让上议院的自由党也过半数。如果必要的话，可能会有多达500名自由党涌入上议院，世袭贵族的体系就被冲垮了。尽管如此，保守党却没有退让的表现。大胆行动，“不顾后果”，米尔纳勋爵如是说。这种精神得到了贝尔福的首肯，在他的指导下，保守党做出了决定。

“整个政坛都因为兴奋而剧烈震动”，比阿特丽丝·韦布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所指的当然是上议院是否会拒绝预算案。11月22日，辩论在上议院展开，延续了10天。上议院议员的夫人以及访问者（包括葡萄牙国王在内）挤满了旁听席，年迈的贵族从乡下赶来，这些人“连找到议会大厦都成问题”；总共有400人出席辩论，这是否决爱尔兰自治之后上议院人数最多的集会了。贵族的成员，有年老的——比如前任大法官霍尔斯伯里（Halsbury）勋爵，也有年轻的——比如威洛比·德·布洛克（Willoughby de Broke），都宣称自己有否决预算案的责任。身为自由党的里布尔斯代尔勋爵承认，他厌恶劳合·乔治，这个人“半是丑角，半是拦路强盗”，但是他并不觉得预算案是真在搞社会主义，也不认为“有钱人的呜咽”对国家有什么严重的影响。唱票表决时，他会帮政府说话。

罗斯伯里勋爵虽然惊惧万分，还是建议通过预算案，而不是拿“上议院的存在本身”冒险。寇松勋爵的演讲把辩论推向高潮，一位深受感动的贵族说，这是40年来议院里最出色的演讲。寇松说，政府想借财政法案之名，批准它想要的任何措施，逼迫上议院通过——无异于建立一院制政府，这是“革命的、令人无法忍受的要求”。他建议，无论后果如何，还是应该否决，也许能以此促成上议院的改革，使其成为宪法的“基本元素”，而不是“一个无力、荒谬的幻影”。

1909年12月1日，表决的时刻到了；上议院的贵族庄严地坐满了大厅，最后以350∶75的票数否决。第二天，下院群情激动，首相宣称已发生违宪行为，政府将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习惯斜倚在反对党前座的贝尔福先生当天感冒，他咳嗽着，拍了拍胸，吸了口滋补品，吃了片药。

为新选举做准备时，阿斯奎斯政府起草了一份国会议案，废除上议院的否决权，希望重新上台时批准。它规定，凡是下议院议长认证为财政法案的，上议院无权否决；其他的法案，如若连续三次在下议院批准，则成为法律，无论上议院同意与否。已经有人在伦敦谈论起新封贵族的事了，从诗人到茶叶商，“就连希莱尔·贝洛克（Hilare Belloc）”也想象着自己凤冠加身的样子，威尔弗雷德·布伦特（Wilfrid Blunt）恶毒地写道。与此同时，阿斯奎斯暗示他已获得国王的首肯，虽然实际上并无根据。

在1910年1月准备竞选的那段时间里，劳合·乔治对公爵们的攻击失效了，这一点变得很明显。公众对贵族的问题没什么兴趣。霍尔丹坦承，40%的选民对此持怀疑态度，还有20%“态度特别冷淡”，简而言之，一切已恢复正常。但对于在法国南部度假的阿尔弗雷德·奥斯汀[15]来说，这次选举至关重要。不过，既然他的选区绝对是保守党的天下，他对于不回国投票也不怎么自责了，“但是我让卡尔顿俱乐部的人每天都给我发电报，告诉我结果”。在英国国内，“我们都紧张地等待这场大战的结局”，比阿特丽丝·韦布写道。可惜，结果对于大家来说都很不幸。自由党重新执政，但是比例大大缩水，不得不再次受制于爱尔兰人。因为1908年奥斯本审判——宣布工会资金不得用于政治目的，否则为非法——而实力受损的工党，这次失掉了10个议席。保守党增加了105个议席，可以称得上是胜利了，怎奈他们起点太低。双方都陷入了僵局。在现在的情况下，想要预算案通过，自由党不得不求助于爱尔兰议员的选票，但是爱尔兰人不喜欢预算案，因为他们讨厌给威士忌征税。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阿斯奎斯许诺把废除上议院否决权贯彻完成，从而为爱尔兰自治开路。执政四年来，自由党还没有试图通过任何一条爱尔兰自治法案，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成为“主宰整个局面的关键”。爱尔兰人一改绝望的恳求者的面貌，变得“阴险而强大”，这两个问题间的联系也变得“直接、明显、毫无疑问”了。不管政府喜欢与否，他们都不得不继续争斗下去，直到有最终定论——册封新贵族，或者至少要让国王许诺这么做。自此，事件不断升级，在《议会改革法》[16]之后还从未有过如此激烈的对抗。

1910年2月，阿斯奎斯正式引入《议会法案》，并宣布，如果上议院不批准，他将建议国王采取必要的行动。紧随其后的是谈判和阴谋，对国王的压力和建议，党内和政党间幕后的讨价还价，访问乡间，征求意见，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会议……一片混乱。与此同时，一切的起因——预算案，悄悄地通过了，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也是兰斯顿曾经许诺的，如果自由党赢得选举的话。但事到如今，预算案已经被抛到脑后了，取而代之的是《议会法案》，还有500个人造贵族荒谬的阴影在法案身后拖着，尽管数月来，国王、大臣和反对党倾尽全力，运用政治技巧周旋此事，但它毕竟是个虚伪的问题。不像德雷福斯事件，牵涉基本的人权和公正。自由党人坚持认为，此事是上院权力对下院的干涉，然而，正如赫伯特·塞缪尔承认的那样，“他们确实通过了我们提出的几乎所有社会福利法案”，只有《教育法案》和《许可证法案》除外，两者之一是妥协的复合物，没有一方对其满意；另一个显然不是足以粉碎英国宪法的问题。自由党人之所以继续全面进攻，是为了替他们失败的计划辩解，并向爱尔兰人售卖荣誉。他们觉得这么做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们眼中的上议院，用马斯特曼的话说，是只有“在恐惧的逼迫下，才会允许批准其深为厌恶的变化……它只能修改、核对或摧毁他人的手艺，除此之外什么都做不了。面对被困难的问题折磨的人民，它无法给出任何一个原创的建设性意见”。

推动保守党以同样的愤怒进行抵抗的，是他们守卫权贵最后一层壁垒的决心。失去否决权，或者失去保守党在上议院的半数以上地位，意味着他们失去最后一道关卡，无法阻挡围攻阶级的前进脚步。他们看着下层民众获得权力，就像看待灭世的洪水一样。马斯特曼的看法也相似，他写道：“在他们的眼中，我们的文明是从荒野中救赎的一丁点儿土地；因为一个奇迹才一代代保存下来”，而民众的崛起就像一群人突然冲到一个安静的花园，“把花朵连根拔起……在宜人的景区里留下撕碎的报纸和碎酒瓶子”。不过，贵族的抵抗因为内部的分裂而减弱。作为政党的领袖，贝尔福坚守立场，不惜一切地避免册封贵族，造成上议院出现自由党永久多数的情况。这在他眼中是一场“革命”，而丢掉否决权，也就是接受《议会法案》，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一帮“宁死不屈”反对这一观点的贵族逐渐成形，名字取自已有的军名[17]。其标志和拥护者乃那位“古老而好斗的矮脚鸡”——霍尔斯伯里勋爵，其活跃的组织者是威洛比·德·布洛克勋爵，他家族的第19位男爵，上议院18位1500年前册封的贵族之一。继承爵位前，他曾在下议院供职，除了政治才华外，还拥有“无穷的精力和显著的演讲才华，很有说服力和幽默感”。42岁的他拥有天真的个人魅力，其父的遗愿就是让他的儿子竭尽全力“阻止汽车被用于任何与打猎有关的用途”，其祖父“一直投《改革法案》的反对票，从未厌烦，在最后的抵抗或分组表决中，为了维护现有秩序，死过一次又一次”。威洛比·德·布洛克眼中的工业主义和民主是“给整个国家带来糟糕影响”的力量。他常在说话时用打猎和赛马打比方，为争取“蛮荒”议员，像一只猎狐犬横冲直撞。霍尔斯伯里勋爵在一封传阅信件中敦促每位上议院议员“捍卫宪法赋予你们的世袭权利，坚决拒绝对此的任何干涉行为”。

在与君主的激烈周旋中，爱德华国王突然意外驾崩。极端保守党宣称是政府的邪恶害死了他，并把自由党人视为弑君者。当时普遍的感觉是，船锚脱离了地面，既定的秩序已不再。不知何故，人们觉得那位熟悉的王室的身影曾站在英国与变革之间，抵挡着外来的威胁。在1909年一则名为“佩利西耶的蠢事”的时事讽刺剧中，一位打杂的女佣唱了这样一首很受欢迎的歌：

只要有国王在，我们的好国王爱德华

就不会打仗

就不会打仗

忘掉那种事吧！

妈妈不用害怕

只要有国王在，我们的好国王爱德华。

和平与荣誉

是他的格言

上帝保佑吾王！

他死了，人们觉得情况会恶化。“我一直觉得，”一位生活在爱德华时代的人说，“他用某种方法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

为了纪念这个时刻，桂冠诗人奉劝英国人停止“灾难性的争执”和“倔强的喧嚷”，宣布“全面休战”。为了不让新国王一登基就遭遇危机，两大阵营同意在制宪会议上达成和解，各方派去四位领袖参加，包括阿斯奎斯、劳合·乔治、贝尔福和兰斯顿。在1910年夏天和秋天，他们一共开了21次会，讨价还价，商议辩论，考虑采用公民投票，差一点儿就达成了协议，可惜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闹崩了。这次会议起码表明，《议会法案》本身并不是最根本的问题，但事到如今，政治家们不愿意，也不能够从战斗中抽身而出。作为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劳合·乔治做出了努力。既然原则的界限已经彻底模糊了，他便与贝尔福接洽，提出了一份联合政府的计划，只要摆脱两党中极端分子的压力，也许能一举解决否决权和爱尔兰问题。他并不比贝尔福更希望看到众多新贵族册封，因为“展望未来，我知道我们光荣的杂货商们会比你们的蛮荒议员更讨厌社会改革”，劳合·乔治亲切地承认。人们认为，劳合·乔治是在没有通知阿斯奎斯的情况下向贝尔福提出第一个方案的，所以也许这个时候他就已经琢磨着甩掉首相了，六年之后他也的确这么做了。当阿斯奎斯得知这个方案后，他既没有表示加入，也没有责令禁止，而始终隐身幕后，忠实于他的座右铭——“静观其变”。

贝尔福认为，英国政体依赖于两党的制约与平衡，联合政府在战争之类紧急情况下才能允许成立，所以他拒绝了劳合·乔治的提议。他并不真的相信自由党能强迫国王给出必要的承诺，且无论如何，他都认为《议会法案》相比册封新贵族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妨害”较小。更何况，他相信只要有足够的保守党贵族放弃投票，新册封的贵族的影响也能得以控制，不至于引发永久自由党多数的“革命”。

制宪会议和联合政府的企图都失败后，1910年12月，大选再次进行，这也是一年内的第二次大选。公众的冷漠并未改变，所以结果也和上次大选差不多，只是自由党失去了两个席位。正如威尔弗雷德·布伦特所写的那样，这个国家“太不关心废除上议院的问题了，不想为了它闹革命”。

阿斯奎斯在大选前精明的恐吓成功了，国王乔治五世承诺同意册封新贵族。其实国王是被顾问们彼此矛盾的意见和狡猾奸诈的政治花招迷惑住了。英国的世袭贵族阶级即将被“一大批应急贵族”淹没，还全是自由党，这个可怕的前景谁都不喜欢，更别说因此引来全世界的嘲笑和奚落了。尽管如此，政府还是继续走下去，部分是因为此时停止已不可能，部分是因为他们相信，考验到来的时候，上议院的贵族宁愿放弃否决权，也不会选择被中产阶级包围的。在事件进程中某个日期不明的环节，阿斯奎斯草拟了一份250人的大规模册封名单，虽然包含了托马斯·立顿爵士[18]的名字，但总体而言，劳合·乔治嘲笑他们为“荣耀的杂货商”是不妥的。除了立顿以外，名单上还有阿斯奎斯的内弟H·J·坦南特，以及他忠实的崇拜者，后来为他立传的J·A·斯班德（J. A. Spender）；还包括埃德加·斯派尔爵士、伯特兰·罗素、贝登堡（Baden-Powell）将军、陆军上将伊恩·汉密尔顿爵士、法官弗雷德里克·帕洛克（Frederick Pollock）爵士、历史学家乔治·特里维廉（George Trevelyan）爵士和G·P·古奇、南非百万富翁亚伯·贝利（Abe Bailey）爵士、吉尔伯特·莫里（Gilbert Murray）、J·M·巴里（J. M. Barrie）、托马斯·哈代和《罗宫秘史》的作者安东尼·霍普（Anthony Hope）。

1911年2月，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不仅是胜利的音符，也代表着决心”，《议会法案》再度引入下议院。“我们的态度严峻认真”，赫伯特·塞缪尔写道，如果上议院拒绝法案，“那就再好不过了”。5月在下议院通过后，法案准时被送往“另一个地方”[19]审议。

6月开始的运输系统大罢工拉开了新一轮深层行业斗争的序幕。自此，个别的“贸易冲突”转变为了工团主义运动，工人不再因为个别雇主，而是抗议整个行业而罢工。非技术工人已经厌恶了没有给他们带来工资增长的政治方法，开始反叛工党的领导。工党一进入政府，就着迷于议会政治的游戏，麦克唐纳也渐渐取代了基尔·哈迪。工人群众需要的是货真价实的工资增长，以及雇主们对他们组成的工会的承认。他们大声呼吁直接行动，变得越来越好斗。几个月前，3万煤矿工人在威尔士罗达谷举行罢工，矿主们的家产遭到袭击。1889年领导第一次码头工人大罢工的本·蒂利特和汤姆·曼，此时宣扬来源于索列尔和法国总工会（CGT）的工团主义信条，将革命信念与工会主义结合起来，拒绝政治行动，赞成采用总罢工这个终极武器。曼和蒂利特成功地组织了36个由海员、消防员、厨师、乘务员、码头工人和卡车司机组成的全英国运输工人联盟。当船主们拒绝与之协商时，他们便在6月召集罢工。这次罢工预计进行72天，参与人数多达7.7万人。它从伦敦开始，扩散到利物浦、赫尔、卡迪夫、布里斯托和南安普顿，几乎每个港口交通都停滞了，暴乱、抢劫和纵火紧随其后。“革命来了！”一个激动的雇主对贸易委员会的官员呼喊道，“这些人有了新的领导，这是从未有过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

在这个紧要关头，德国军舰“黑豹”在7月1日抵达摩洛哥的阿加迪尔，突然引发了国际危机，接下来持续几周都在战争的边缘摇摆不定。8月，危机还在继续，4个铁路工会也加入了海员和码头工人的罢工中，整个运输系统恐怕要完全瘫痪了。内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派出军事护卫队保证重要的火车继续运营，并向罢工中心派遣军队。冲突不可避免；士兵在利物浦开火，2名罢工者死亡，200人受伤。汤姆·曼向士兵呼吁，就算接到命令也不要向英国工人开枪，结果他以煽动军队叛变的罪名被拘捕。尽管因为海外危机的原因，这次罢工以紧急条款中止，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同样激烈的罢工此起彼伏。利物浦开枪之后，越来越多的工会把选票投给他们自己的代表，他们和自由党的结盟就此结束。在阶级战争的哐当声中，丘吉尔1908年真诚的呼吁——“啊，我们必须得到这个支持！”——仿佛遥远的号角，音符渐渐模糊，具有讽刺意味。失去了工人的支持，自由党终将步向在野之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冕礼的日期临近了。那个夏天是30年来最热的，繁花似锦，玫瑰盛开。每个晚上都有宴会和奢华的招待会，每个下午都有游园会，每个周末都有乡间别墅的聚会、野餐会、化装舞会，光彩照人。甚至炎热也是“极好的——英格兰很少有这样的夏天”。正是举行皇家赛艇会的理想天气，这一季节的每一项仪式都在晴天里进行：拉内拉赫（Ranelagh）的马球赛，伊顿和哈罗公学在罗兹（Lords）的板球赛，阿斯科特赛马会的金杯赛。战争的阴云、交通总罢工，甚至新封贵族都没有影响到节日的喜庆气氛。报纸上充满危机的词语，愤怒的贵族咆哮“无异于革命”，但是前往克拉里奇（Claridge）参加化装舞会的一位客人却轻率地穿着贵族的斗篷和冠冕，上面粘着“第499号”。康沃利斯-韦斯特（Cornwallis-West）夫人，即丘吉尔的母亲，举办了骑士锦标赛（Tournament of Knights），每张门票售价20英镑，寇松夫人一举夺得选美皇后头衔。俄国芭蕾舞团也在皇家歌剧院初次登场，巴甫洛娃和尼金斯基在私人宴会上跳舞，其中一次是在草莓山的一座花园里，天空湛蓝，这里曾是霍勒斯·沃波尔[20]的家，充满哥特式的狂想。它的新主人，米歇尔汉姆（Lady Michelham）夫人拥有的珍珠连成串有19码（约17.4米）长。在花园里欣赏舞蹈之后，她邀请60位客人赴晚宴，主菜被做成灯塔的形状，可以从内部点燃，周围环绕着象征海鸥的蒿雀肉，白酱做的海浪拍打着它们。在布伦海姆宫，公爵，他的表亲温斯顿，罗斯伯里勋爵之子尼尔·普里姆罗斯（Neil Primrose）和F·E·史密斯去帐篷里露营，在翻过来的木桶上打牌，一直玩到次日清晨。“我们拿什么做赌注好呢，F. E.？”马尔伯勒（Marlborough）问道。“就你这座该死的宫殿吧，怎么样？”史密斯答道，不过他自己压了什么赌注，并没有记录下来。

但当时的英格兰已经不能和金禧年相比了。罢工暗示着工人阶级崛起的压力，正如阿加迪尔暗示着来自德国的压力。曾经是英格兰的标志，铭刻在英国人的记忆里的“黄金般的君主、荣誉感和地图上大块大块的红色”已经不复存在了。欢庆的气氛“极度火热”，但举办社交季化装舞会的不是德文郡公爵夫人（公爵在1908年死了），而是F·E·史密斯，伦敦最后一辆用马拉的公交车消失了；出租机动车，在世纪之交时还没有一辆，现在的数目却超过了公共马车（6300∶5000）。

上层阶级仍然开心地生活着，觉得他们的同类很讨喜。赫发·威廉斯（Hwfa Williams）夫人举办的一次宴会请来了健谈的索韦拉尔侯爵，席间增添了不少趣味，以至于来吃午餐的客人们流连忘返，直到夜里一点才散去。也许他们是太开心了，也许只是因为无聊才留着不走。无聊，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欢笑、消遣、恶作剧，当时的特权生活不可否认的高昂情绪只是倦怠的另一面。在“午宴、下午茶、晚餐、舞会和直到深夜的聚会”上，谈话无休无止，马斯特曼认为，这个阶层之所以如此喜欢谈话，是因为它“希望有人对它感兴趣，经常觉得自己令人厌烦，充满‘玩游戏’的坚定信念，并觉得这就是一场要玩下去的游戏”。这是一群“聪明、和气、通常还很可爱的人……极度认真地想要过一种不需要花工夫赚薪水的生活”。在1909年写下这些话时，他并没有说这是和平引起的厌倦，但是当他写下“现在这种降临西方世界的罗马式和平”时，人们几乎能听见无奈的叹息。

在7月的第一周里，上议院修订了《议会法案》，取消了废除否决权的部分，并把爱尔兰自治从立法项目中删除，这样爱尔兰自治想要变成法律，就不得不通过上院。7月18日，阿斯奎斯正式书面通知贝尔福，他已获得国王册封新贵族的许诺，修正案不可接受，他准备在下议院发表声明，除非上议院同意通过《议会法案》的原文，否则他将请求国王采取必要措施。“宁死不屈”的贵族们愤怒地投入战斗，就像拓荒者准备用栅栏围起印第安人一样。“让他们册封吧，”寇松勋爵在“宁死不屈”的集会上宣布，“就算死在最后一道沟渠里，我们也不会屈服！”自此，他们就成了反对者眼中的“挖沟派”。这帮人中有新加冕的索尔兹伯里侯爵，他的姻亲塞尔伯恩（Selborne）伯爵，以及他在下议院的弟弟休·塞西尔勋爵；同样在下议院的“挖沟派”还有奥斯汀·张伯伦、乔治·温德姆和两位冒险家，爱德华·卡尔森爵士和F·E·史密斯。在那个炎热的7月，威洛比·德·布洛克勋爵狂热地在贵族中游说，安排会议，请人演讲。7月12日那天，53位贵族（包括5位公爵）联署了一封信，寄给兰斯顿勋爵，声明，除非保留修正案，否则他们将在最终读票时投票否决《议会法案》，“即便如这么做会导致册封新贵族”。

国王恳求兰斯顿不要逼他使出那令人作呕的应急手段，于是贝尔福和兰斯顿召集了反对党的影子内阁，其中大多数人（虽然不是全部）都愿意遵循他们的建议投降，也就是跳过分组表决，允许通过《议会法案》，因为坚持原则、死在最后一道沟渠里，还是不能阻止否决权的废除。除非政府在故意吓唬他们，否则这么做的结果是在册封新贵族的同时，丢掉否决权。但是“挖沟派”们坚定不移。要求分组表决是他“对上帝和国家的庄严职责”，霍尔斯伯里勋爵说。“挖沟派”们假定“骑墙派”——他们眼中追随贝尔福和兰斯顿的人——会放弃投票，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票数超过自由党的75位贵族了。威洛比·德·布洛克相信他已经有60票，希望能争取到80票。

于是，兰斯顿的宅邸又迎来一次会议，目的是在“骑墙派”和“挖沟派”之间达成协调一致的政策。寇松这时恢复了知觉，开始听贝尔福的话了，但是老派的霍尔斯伯里坚定地继续着“宁可分裂，即使就剩一人也不投降”的主张。人们敦促贝尔福再次召开影子内阁会议，但是此时他已经对“宁死不屈”者的“戏剧化”态度失去耐心，变得不耐烦了，特别是那些平民成员，比如史密斯和张伯伦。他最多只愿意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公开信，写给“不知所措的贵族们”，告诉他们让议案通过的必要性。“挖沟派”回应道，《议会法案》的结果是建立一院制政府，他们无法免除自身的责任，必须“仅仅通过弃权来参与一场经过深思熟虑的革命”。作为活动的高潮，他们安排了一次盛大的晚宴，向霍尔斯伯里勋爵致敬，结果想买票参加这场宴会的人数超过了大厅容纳的极限。在争斗的演讲和祝酒词的环绕下，霍尔斯伯里勋爵显得“很不舒服，焦虑且疲倦”，他表达了他的团队抗争到底的决心，观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同时在场的还有米尔纳勋爵，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他之前的那一句“不顾后果”可以说是启动一系列事件的源头。奥斯汀·张伯伦在演讲中谴责阿斯奎斯“戏弄了反对党，诱骗了国王，蒙蔽了人民”。

7月24日是首相预定在下议院发表公告的日子，休·塞西尔和F·E·史密斯带领“挖沟派”在下议院的支持者们进行抗议，结果引发了“当世人们记忆中最为暴力的场面”。处于守势的上层阶级，把他们所有的愤怒和挫败，都在充满仇恨和歇斯底里的示威中爆发出来。史密斯是因为喜欢攻击才加入的，而休·塞西尔勋爵是出于强烈的真诚。他的身上集中了塞西尔家族对变革的仇恨，但是塞西尔式的冷静的怀疑主义——在他的表哥阿瑟·贝尔福身上特别明显——却不见踪影。他的信念都是白热化的。他在现代物质主义的社会里看到了末日的征兆，因为人们背离教堂和土地，民主背离“自然”的领导。他高大、伛偻，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样，面庞狭窄，脸色忧郁，他也和他父亲一样，习惯于扭动修长的手指，长相和表现都像萨伏纳罗拉[21]。丘吉尔在1908年作为伴郎参加了休·塞西尔的婚礼，他写道，在塞西尔家族“我第一次遇见一个真正的保守党人，好像是从17世纪走出来的”。他在私下的谈话中“反应敏捷，措辞巧妙，带给人惊喜，听他说话是一种享受”。在议院里，他能就伊拉斯图学派和高教会派的不同谈上“一个多小时，在场的议员鸦雀无声，全神贯注”。阿斯奎斯认为他是“下议院，乃至所有地方最好的演说家”，他在演讲和观点上的才华都能称得上是英国的阿尔伯特·德·芒。

有一回，格莱斯顿造访哈特菲尔德，当时还是个小男孩的休·塞西尔冲进格莱斯顿的卧室，挥着拳头打他，一边叫着：“你是个坏人！”

“我是你父亲的朋友啊，怎么会是坏人呢？”格莱斯顿问道，他能赢得一千次辩论，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但他这次的对手不会有兴趣跟他争辩，他只关心结论。“我父亲会用一把大刀砍掉你的脑袋”是他的回答。

这把刀现在指向了阿斯奎斯先生。下午3点，下议院座无虚席，大厅里充满了兴奋的交谈声，还有的议员站在过道，像蜜蜂一样结成一团团，旁听席上也挤满了观众。首相走了进来，紧张得有些脸红。自由党人站起来，挥舞议事日程表，欢呼了3分钟，引来反对党“激动的叫喊声”——等到贝尔福进场时，就轮到他们欢呼了。阿斯奎斯一起来说话，就不断被“叛徒！”“雷蒙德！”[22]的叫声打断，无法说出一句让人听得见的话，场内还传来一阵阵低沉而稳定的声音：“分开！……分开！……分开！”[23]一开始音量不大，然而逐渐升高，再减弱消失，但只要阿斯奎斯一张嘴，整个过程就卷土重来。站在过道下方反对党前排，迎战阿斯奎斯的正是休·塞西尔，只见他目光灼热，骨瘦如柴的身体随着说话的节奏摇摆，“巨大的激情”让他的面容苍白、扭曲，他被一种狂热占据，他相信为了实现目标，无论采取何等下作的手段都不过分。阿斯奎斯轻蔑而惊奇地注视着他的敌人们，目光转移到塞西尔身上时，他呆住了，仿佛看见了一只关在笼子里来回踱步的老虎。旁观席上，兴奋的女王站在了椅子上。表情凝重的爱德华·格雷爵士走到了阿斯奎斯身边，好像要保护他。在对面斜躺着的贝尔福又诧异又厌恶地看着他的属下。阿斯奎斯几次三番想读声明，但都被在场的抗议声淹没了——“分开！分开！”“谁杀了国王？”“独裁者！”叫声不断。好容易有几个字能被听清，但又因此令他的对手更为愤怒，发出更大声的怒吼。发言者已竭尽全力，但抗议声拒绝平息。阿斯奎斯坚守了45分钟的阵地，终于“气得面无人色”，收起了演讲稿，坐了下来。

当贝尔福起身说话时，自由党人并没有立刻回敬，可是当F·E·史密斯站起来时——人们相信他就是这场混乱的始作俑者——大厅里炸开了锅。《泰晤士报》的记者写道，议员在那个下午的状态之激烈，是怎么夸张都不为过的。发言人再次手足无措，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之后，在场的喊叫声不断，还混杂着工党的呼喊：“为社会革命三呼万岁！”终于贝尔福宣布议会因为“秩序混乱”而休会，这还是历史上第一次。

这场被称为“塞西尔闹剧”的喧哗与辱骂令所有人震惊。还从来没有一位首相遭受如此不敬的待遇。报纸上满是正反双方愤怒的评论和来信。许多人觉得这个闹剧不仅是针对阿斯奎斯，也是对贝尔福的领导能力的挑衅。布伦特记录道，F·E·史密斯、乔治·温德姆和本德尔（Bendor）即威斯敏斯特公爵，“为他们引发的骚动而高兴，斗志无比昂扬，认为他们已经逼迫贝尔福投降了”。

阿斯奎斯没被听到的演讲第二天发表，便没有撤销的余地了，保守党的领袖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结局：内部的造反可能真的带来贝尔福最想避免的“革命”——在上议院创下自由党的永久多数局面。如果“宁死不屈”者能争取到多于75个人的支持，册封贵族便成定局——除非政府是在虚张声势。它在吓唬人吗？许多人仍然认为是这么回事，但没有人确定。也没有人知道究竟会有多少贵族会跟着“宁死不屈”。在这个关键时刻，兰斯顿和“骑墙派”不得不说服一定数量的保守派贵族，让他们牺牲原则（即便不是荣誉），和政府站在一边，支持那个令他们厌恶的法案。这么做是可怕的，但也是必需的。至于到底需要多少人做出这个牺牲，又有多少人能在最后时刻鼓足牺牲的勇气，在当时是痛苦而不确定的。

8月10日，一切就要见分晓了，那天的气温是华氏100度（约摄氏37.8度），创下了历史新高，国会大厦内的气氛尤为紧张，因为这次政治危机和以往不同，结果仍然悬而未决。下午4点，上议院迎来了有史以来与会人数最多的时刻，旁观席上也挤满了人，还有的贵族站在过道和门口。他们身穿长礼服，硬翻领、宽领带、护脚、背心一应俱全，晚餐休会后，不少人还打起领带，穿上燕尾服。“宁死不屈”派戴着萨默赛特公爵夫人送来的欧石楠小枝，“骑墙派”中许多人则佩戴红玫瑰。霍尔斯伯里就像一个进入比武场的骑士一样，大步走到座位前——一位观察者似乎听到马刺在叮当作响。他尖锐地呼吁在座的议员凭良心办事，反对议案。寇松勋爵为多数派讲话，之后“脸色苍白而愤怒地”坐了下来。因为塞尔伯恩勋爵跳到桌子上，以“刺耳的语调和戏剧化的手势”又一次猛烈地重申了要死在最后一道坑里的决心。自由党领袖克鲁勋爵的演说带来了新的悬念，他提到国王对此事“自然很不情愿”，并“坦承整个事件在我看来十分可憎”——如此结尾，更让人怀疑政府是在虚张声势。焦虑的人们一次又一次统计票数。午餐休会时一起吃饭的6个贵族议员中有两人——卡多根勋爵和米德尔顿勋爵，都是上届保守党内阁成员——还没有想好投靠哪一方。重新集合时，一位准备“牺牲”的贵族——坎珀当（Camperdown）勋爵——宣布他要支持政府，诺福克公爵被激怒，回答说，要是有一个保守党贵族赞成议案，他和他的追随者就投“宁死不屈”派的票。莫利勋爵取得贵族头衔虽然不过3年，但在不得不明确表达政府意图时仍然“深受触动”，议案失败后必将“很快册封一大批贵族”。大厅里降下帷幕。坎特伯雷大主教敦促议员们不要做出令议会乃至英国“沦为笑柄”的荒唐举动。罗斯伯里勋爵游移不定的态度令所有人困惑，但人们猜测他会投弃权票，此时他突然从中立议员席中跳出来，在“这个我一生中最后、最简短，可能也是最痛苦的演讲中”宣布，他将支持政府。因为，不管结果如何，“众所周知的那个上议院都将不复存在”，他说他打算此后再也不走进上议院，他也确实做到了。

晚上10点40分，分组投票在“强烈的兴奋”中开始。弃权的贵族有的挤在御座的台阶下，表示不投票，挤不下的人则随兰斯顿勋爵离开了大厅。两大阵营鱼贯而出，分别走入位于大厅两侧的分组表决厅，在旁听席上紧张的观察者看来，似乎数目相当。手拿白色权杖的计票人轻点每个进入表决厅的贵族的肩膀，通过敞开的门，人们能听到计票人大声数数：“一、二、三、四……”一直继续下去，15分钟的时间似乎有整整一小时那么长。其间，支持政府的人流意外中断，霍尔斯伯里当仁不让，小声说道：“好！我就知道能打赢他们！”莫利勋爵焦虑地等着，想看见主教们的法衣，他觉得神职人员肯定会投政府的票。终于，唱票结束，计票人将结果传达给多数党领袖赫塞耳（Herschell）勋爵，再由他把结果写在纸上，递给上议院大法官。一片沉寂中，洛尔伯恩勋爵从羊毛袋上站起来，把假发往后甩了甩，以清晰的音调宣布结果：赞成法案者131人，反对者114人，差额17。霍尔斯伯里夫人情绪失控，在女贵族旁听席上大声喝倒彩。而获胜的人却没有激动地表示庆祝，只有下议院议员除外，他们带着好消息飞奔回议事厅，迎接他们的是胜利的欢呼。上议院的贵族们立即走开了，5分钟之后大厅就空了。37位保守党贵族、2位大主教和11位主教投了政府的票，他们中有人在当晚前往卡尔顿俱乐部，结果一片喧闹——“可耻！”“犹大！”——惹来骂声不断。

诺思克利夫（Northcliffe）勋爵在次日的《每日邮报》上痛哭道，“革命的闸门打开了”，但并没有洪水倾泻而出。否决权废除后，爱尔兰自治法案就有了通过的可能，于是政府在接下来的会议中引入。结果到头来，赢了上议院也无关紧要。反对爱尔兰自治的人仅仅转变了策略，以阿尔斯特（Ulster）叛乱为由造成了一个新的、更严峻的危机，《议会法案》是否存在已经不重要了。最终，需要一场比废除否决权更大的动荡，才能从英国政治中卸除爱尔兰的重担。

几周之后，爱德华·格雷爵士和温斯顿·丘吉尔说道：“这一年可真不一般啊：这么热的夏天，大规模罢工，现在海外又出了问题。”

温斯顿回答：“您怎么把《议会法案》忘了呢。”记录下这段对话的朋友补充道：“他是忘了，每个人都忘了。”

上议院投票后的次日早晨，热浪滚滚，运输业罢工似乎有变成总罢工的趋势，“社会革命”成了“实际的危险”，吸引了国民的注意力。一位悲伤的贵族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宪政危机搅动了这个国家的人心”。就在同一天，下议院通过了一项意义恐怕更为重大的措施——《议员薪俸法》，从此以后，下议院议员每年将得到400英镑的薪俸。这一举措长期受到保守党的激烈反对和工党的坚定支持。议员没有薪俸，这在工党看来是剥夺工人阶级进入议会的权利，让他们无法代表自己人参政。特别是在奥斯本宣判之后，工会基金不能用于支付议员的薪俸，国家的拨款就更为重要。对于它的反对者而言，《议员薪俸法》意味着政治不再是绅士的职业，所以要比《议会法案》“破坏力更大”。它将带来新型的、“令人无法忍受的职业政治家”，奥斯汀·张伯伦抱怨道。它将打开“阻止纯粹的冒险家涌入的最后一道关卡”，《泰晤士报》如是说——当时拥有此报的正是最大的冒险家诺思克利夫勋爵——它还会鼓励对无报酬的公共服务的“侵犯”，这些服务“现在还被因为有钱而公正无私的人有效地运作着”。权贵们认为，应当排除金钱上的贪婪，出于公民职责而参与政府工作，这个观点虽然正当，但已经过时，已经被社会的需求所超越，更何况权贵们在维护自身利益时从来没有无私过。《议员薪俸法》令权力转移更进一步。

接下来的变故也就不难理解了：贝尔福辞去了保守党领袖，他在下议院担任该职位已有20年。他在1911年11月8日从巴德加斯坦旅行归来时发表的公告成为政坛“轰动”一时的事件。尽管在反对他的F·E·史密斯和奥斯汀·张伯伦的带领下，已经掀起了驱逐贝尔福的运动——口号为B.M.G.[24]，但人们一直以为贝尔福会继续争夺领导权。但是否决权危机的最后阶段，没有意义的野蛮战斗，“挖沟派”看中姿态而不是思考，史密斯这类令他厌恶的冒险者的崛起，粗野的塞西尔闹剧对他党内领导权的挑衅，这些事件累积起来，使贝尔福变得愤怒而冷淡。他没有等到上议院的最终表决，就在前一天启程去了巴德加斯坦，这么做几乎是个轻蔑的姿态。当他在“仙人掌、松树和悬崖”间流连时，他仔细考虑了局势，做出了决定。他已经63岁，对哲学仍然兴趣浓厚，再回到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先是党内，然后是全英国，抗争新时代的潮流——对他而言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他是一个传统的人，在他的时代，政府是权贵的职责，而现在的社会，正如他在辞职演说中所言，对行政官员和立法者的要求太多，国家大事必须移交给那些做好准备“当政治家，且一心只当政治家，像职业政治家一样操作政治机器”的人。正如马斯特曼在描述民众的崛起时所说的那样，一群人就要冲进安静的花园了，而哲学家贝尔福不愿与之争斗。

继任他的并不是两大主要竞争者，沃尔特·朗（Walter Long）——地主阶级的代表——或奥斯汀·张伯伦——跟沃尔特·朗势均力敌。最终获胜的是格拉斯哥一位钢铁制造商，博纳·劳（Bonar Law），在加拿大出生，勤读报纸，吃蔬菜、喝牛奶，喜欢米饭布丁，支持他的还有一位冒险者——马克斯·艾特肯（Max Aitken），也是加拿大人，他很快便成为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勋爵。

贝尔福的退隐引发了报刊的长篇大论，政界的流言蜚语，以及阿斯奎斯无可挑剔的致敬，称其为“世上最伟大的审议机构中最卓越的成员”。对此更为失望的乔治·温德姆也许态度更诚恳，他认为贝尔福拒绝斗争的做法符合他的个性，他“看待政治的眼光过于科学”，所以变得漠不关心。“他知道，”温德姆说，“曾经有过冰川时代，将来也会再次出现。”

[1] Church of England，即英国圣公会。

[2] 高教会派（High Church）是圣公会中的保守派，强调教会的权威和仪轨，低教会派（Low Church）反对繁文缛节和教会的权威，在主张上倾向于清教徒。

[3] 约22立方米。接下来的数据：300立方英尺约为8立方米、700立方英尺约为20立方米、1200立方英尺约为34立方米。

[4] 这三个词在英文中都是字母A开头，下文所说的三种人都是字母B开头。

[5] 威廉·格莱斯顿的小儿子。

[6] 西奈半岛，埃及的一处半岛，靠近以色列，西部边界是苏伊士运河。

[7] 指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时任外交大臣的贝尔福以信件的形式宣布，英国内阁通过决议，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之家。

[8] 此处可能指杰出的法国演员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mhardt）。

[9] 约翰·西蒙（John Simon）：第一代西蒙子爵，同样在1906年的大选中以自由党人议员的身份进入下议院，后在“一战”开始至“二战”结束期间担任重要内阁职位。

[10] 《艾俄兰斯》（lolanthe），维多利亚时代幽默剧作家威廉·S·吉尔伯特（William S.Gilbert）与作曲家阿瑟·萨利文（Arthur Sulivan）的合作的讽刺剧。

[11] 嘉德勋章，英国骑士勋章的一种，是英国荣誉制度的最高级别，只有国君有权授予。

[12] 邓迪（Dundee），苏格兰东部港口城市。

[13] 贝尔格莱维亚，伦敦中西部的上流社会住宅区。

[14] 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是凶事的预言家。

[15] 即本书第一章中提到的桂冠诗人。

[16] 指一系列改革英国议会、扩大选民基础的法案。其中1832年的改革法案在下议院中增加了中产阶级代表，改变了保守派独占的局势；1867年又在下议院中加入了工人代表，都是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

[17] 即1881年成立的米德尔塞克斯军，别名“宁死不屈”（Diehard）。

[18] 托马斯·立顿爵士：苏格兰商人，立顿茶叶公司的创始者。

[19] 即上议院。

[20] 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18世纪英国美术史学家，作家，著有《奥特兰托的城堡》，被视为第一部哥特小说。

[21] 萨伏纳罗拉：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见本书第六章脚注。

[22] 约翰·雷蒙德（1856—1918）：爱尔兰议会党在英国下议院的领导人。保守党以此指责阿斯奎斯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胁迫。

[23] 即要求通过分组投票表决，让观点不同的议员分离到相应的议事房间。——原注

[24] B.M.G.即Balfour Must Go，贝尔福必须下台。

第八章

饶勒斯之死

社会主义：1890—1914

社会主义是超越国界的。作为一个有组织的运动，第二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名字里就有“国际”二字。其会歌《国际歌》确认了这一点，并额外许诺“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1]，就一定要实现”。1889年成立的大会主席由两人联合担任：法国人爱德华·瓦扬（Edouard Vaillant）和德国人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在其鼎盛时期，参与的会员代表了33个国家和准国家的社会党，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匈牙利、波西米亚、俄国、芬兰、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瑞典、挪威、丹麦、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它的旗帜是单纯的红色，象征每个人的鲜血。在一个水平划分的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团结超越国界，这是它的基本论点。它的节日定在5月1日，以展现无产阶级的兄弟情谊。它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社会主义的利益存在于矿工、工厂工人、雇农、仆人等工人阶级的成员身上，不管他们是否认为自己超越国界，他们的领导显然有这个信念，并实践着它，依赖着它。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是在日俄战争交火时召开的，但是俄国和日这种本的代表，普列汉诺夫与片山并排坐着。当这两人握手时，在场的450名代表起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向他们致敬。普列汉诺夫和片山继而分别发表演讲，宣称战争是资本主义强加给他们的，并不是日本人民和俄国人民的斗争，场内“几乎是宗教般肃静”的气氛，他们坐下时，场下一片欢呼。

社会主义既阐述了阶级斗争的概念，也对其最终结果做出了预言，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灭亡。它将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视为敌人。这种观点也得到了相应的回馈。一听到“社会主义者”就叫人联想到流血与恐怖，就像过去的“雅各宾党”。第二国际1889年在巴黎成立，那一年也是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在此后的25年里，统治阶级越来越害怕这个组织。奥地利社会主义领袖维克多·阿德勒（Viktor Adler）号召奥匈帝国的工人们在第一个五一劳动节举行一天的全面罢工和大规模示威活动，展现工人们联合的力量，维也纳政府“吓得瘫痪了”。阿德勒宣布工人们将在种着栗子树的普拉特（Prater）公园游行——通常只有富人的马车才会在此经过——有钱人和他们的同类颤抖了，估计暴民会在游行时纵火烧屋，抢劫商店，犯下无法想象的罪行。商人们放下铁皮门，父母不许孩子出门，每个街角都站着警察，军队处于待命状态，资产阶级在他们的脚下看到了亨利·乔治在《进步与贫穷》中所写的情景：“残酷的地狱张着大嘴，在文明社会之下打着呵欠。”他们意识到，“无产者对于有产者”有不断上升的威胁。

第二国际成立的时候，每天12小时，一周7天的工作制是未加入工会的劳动者的常态。星期天休息和每天10小时或9小时的工作制是技术工人的特权，也是行业工会来之不易的奋斗成果，而这些工人只占整个劳动者的五分之一。1899年，埃德温·马克姆[2]被米勒[3]的画《拿着锄头的人》里那个弯着身子的粗野的人所震动，写了一首以画为名的诗，表达了社会的恐惧和责任：

这可怕的形体暴露了人道的背叛，

被劫掠、被亵渎、被剥夺的人啊，

向世界的法官哭喊抗议，

既是抗议也是预兆……

未来与这人的旧债如何算得清？

反叛的风暴席卷全球时

怎么回答他残酷的问题？

几个世纪的沉默之后，

这喑哑而恐怖的人将答复上帝，

而将他逼到此境的王国和国王们

又会有怎样的结局？

1899年还是诗歌能影响公众的年代，马克姆此诗一出，就引发了轰动。全美的报纸都转载此诗，评论讨论它，神职人员将它作为文本，孩子在学校学习它，辩论协会辩论它，评论家称它为“时代精神的呼喊”，仅次于吉卜林的《退场赞美歌》，是“这个时代最有意义的诗篇”。

公众的良知也许会对艺术家的视野和诗人的文字产生共鸣，但在面对真实世界时，他们就害怕甚至愤怒起来。1891年，法国北部工业小镇富尔米（Fourmies）的纺织工人组织了一次五一游行，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结果警察向游行队伍开火，在接下来的混战中杀死了10个人，包括几个小孩。“当心！”克列孟梭在议会发出警告，“死者是强大的演说家。必须注意死去的人……我告诉你们，革命无法避免，这就是今日政治的基本事实，而且这个革命正在准备当中……第四等级在崛起，他们要开始夺权了。我们必须选择站在哪一边。要不用暴力迎接第四等级，要不就敞开双臂欢迎他们。选择的时候到了。”

想敞开双臂的人不多。比利时的社会主义领袖和工会在两次血腥的尝试之后，终于在1893年成功组织了争取成年人平等选举权的总罢工——这是夺权的基本前提——然而，士兵在罢工结束前就杀死了12个工人。1894年，美国的“普尔曼罢工”瘫痪了火车和邮政系统；来自辛辛那提州的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绝不是个残忍的人，但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军队不杀几个暴徒，麻烦事就没完没了。他们才杀了6个……到目前为止。完全不够引发关注。”这就是阶级斗争进行时。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废除私有制，重新分配世间财物，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这个目标和无政府主义是一致的，但社会主义者认为应该通过组织和政治行动实现这个目标，在这一点上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

物质进步越大，产生的贫穷就越广泛、越严重。面对这个19世纪可怕的难题，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将集体所有制视为答案。马克思从这个难题中找到了他的体系的主题：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将导致它的崩溃。他对历史做了经济分析，证明了这个观点。工业革命把独立的生产者转换为没有财产的工厂工人，成了社会的赤贫阶级，他的生存依赖于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积累财富，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受剥削的工人则越来越贫穷。这个进程只能以现存秩序的暴力崩溃结束。工人阶级接受过阶级意识的训练，对此早有准备，会在时机成熟时掀起革命，开辟新秩序。

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贫困化，或者越来越多的痛苦（Verelendung）和崩溃（Zusammenbruch），可谓社会主义的宗教术语，相当于另一个宗教的训言——“上帝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受此影响，有根深蒂固的分裂趋势，一方面相信崩溃和革命是必需的，一方面又觉得对现存秩序进行渐进式改革是可行的。这种将来的绝对性和现在的可能性之间的分裂，是从其诞生之初就存在的，创立者们在1889年就是否允许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问题上分裂成了两个代表大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指责法国“可能派”预先埋伏在巴黎火车站，把毫无戒备的外省代表领到错误的大会上。在接下来的25年，这种分裂影响了工人阶级运动的所有行动、决策和政策规划，将通过协商获得收益的人同毫不妥协的阶级斗争分裂，实用主义者同理论家分裂，工会同议会党分裂，希望在工资、工时和安全上获得保障的工人本身也同为了明天的权力替他们焦虑的领袖分裂。

除了分裂以外，马克思主义的前提还给社会主义埋下了另一个根深蒂固的难题。作为一个代表工人阶级的运动，它需要工人阶级的支持，只有取得实际的结果，才能获得支持。然而，每一个实际的结果都会减慢或阻止贫困化的进程。年轻时是忠诚的社会主义者的约翰内斯·米盖尔（Johannes Miquel）有一次和朋友散步，阻止了准备把零钱给乞丐的朋友，他说：“不要耽误革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逻辑走到极端的表现。任何改革都假定争论的双方有共同点，而革命则否认共同点存在。如果没有共同点，革命以外的任何做法又有什么用呢？正统社会主义者主张，为了加强工人在最后抗争时期的力量，应该想方设法从有产阶级的手中挤出改革的成果，以此来回避这个纲领中的惊人漏洞。几大国家性社会党总是同时具备在现有系统中实现改革的最低纲领和摧毁资本主义、在阶级斗争中大获全胜的最高纲领。温和派——反对他们的人称之为“机会主义者”——日益关注于最低纲领，以及获取使其成功的必要的政治权力；正统派则拒绝退让，不向任何妨碍贫困化真理的阶段性成功低头。

在革命的最后必要性的问题上，社会主义的政党纲领并不明确。他们掩盖这一点，一是为了吸引选民，二是因为这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坚硬得像宝石一样的理论，不容许任何更改，相反，根据时间、国家、情况和派别的不同，各有变化。一个社会主义者是否相信革命，很大程度上要由个人的性格决定。有人是“彻底的革命”派，有人则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的太平盛世是作数的，至于如何实现是另一回事。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崩溃不可避免，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可以修改的系统，而是一个需要摧毁的敌人，是一个活着的暴君，配备着他所在阶层的武器：法庭、军队、法官、立法机构、警察、禁令、封锁。

财产已经存在了太长时间，令世界充满邪恶，让人们互相争斗。推翻的时刻已到了。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弊病——贫困、无知、种族偏见和战争（后者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剥削）——将被彻底消除，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的和谐。从虚伪的爱国主义中解脱出来的劳动人民，被他们潜在的手足情谊联合起来，不会再互相攻击了。从资本主义强加给他们的贪婪和挫败中解脱之后，每个人都能“不受干扰地”追求“符合其个性的发展”，因为集体主义保证他们有足够的财力和自由实现这个目标。

社会主义象征着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生活，其支持者认为自身承担着神圣的职责，为了与理想目标相称，必须履行道德义务。维克多·阿德勒认为饮酒伤风败俗，是摧毁工人阶级的东西，所以他自己彻底戒酒，以身作则。社会主义是大话的仓库。年轻的俄国革命者安格里卡·巴拉巴诺夫（Angelica Balabanov）还在布鲁塞尔上学的时候，在比利时议会听了一位社会主义演说者的讲话，他感到：“议会在当时的我看来是个神圣的地方，科学、真理和正义……将在这里为工人阶级战胜暴政和压迫。”

这个目标给社会主义者的生活带来了兴奋、意义和热情，许多人把这些当作他们追求个人抱负和利益的动力。早期的党内激进分子和组织者完全是无薪工作。既然运动里没有金钱，腐败也就不存在。既然不能从中获得生计和利益，其领袖也大多是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是一项事业，而不是职业。它给了它的信徒奋斗的目标，给他们注入了超越语言界限的激情。在一次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西班牙领袖巴勃罗·伊格雷西雅斯（Pablo Iglesias）用他的母语滔滔不绝地演说，在场的观众虽然一个字都听不懂，仍然频繁地鼓掌。越来越多的工人投社会党的票，世纪之交时已达数百万人，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主义赋予了他们自尊和一种身份。工人不再觉得自己是一群人中被忽视的、没有名字的个体，而是有社会地位的公民，拥有自己的政治派系。与无政府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给了工人一个可以从属的政党，不一定非得迎着困难搞革命，它提供了一种可接受的方式来实现目标，而不一定要去胡作非为。

这一事业吸引了意大利人阿米卡雷·奇普里亚尼（Amilcare Cipriani）这一类人，1889年代表大会的创立者之一。他是个永恒的反叛者，曾和加里波第[4]的红衫军一同奋战，作为志愿者加入反抗土耳其的克里特起义；1893年又出现在布鲁塞尔，和同志们一起参与大罢工。“他身穿披肩，头戴软毡帽的样子很帅气，黑胡子有些发灰，眼光如烈焰”，他的手提包里“毫无疑问炸药要比洗漱用品多……随时做好准备，去世界的某个角落为革命事业奋斗”。

这一事业也吸引了良心不安的上流社会人士，比如美国人罗伯特·亨特（Robert Hunter），其妻子乃银行家、慈善家安森·费尔普斯·斯托克斯（Anson Phelps Stokes）的女儿。亨特和别的上流人士一样，被揭露黑幕的公民记者的报道震惊，开始寻找补救社会不公的办法。他在特困户居住的地方第一次看到了贫困的景象，发现了社会主义，并在1904年，28岁的时候写了一本名为“贫困”的小书，成为经典。他以那个时代旺盛的情感描述了意大利的一个山谷“如此欢快，如此和平，精美的滑坡上遍布一千个梯台式花园，广阔的天空使灵魂着迷；男女老幼，他们大大的眼睛，凹陷的脸颊令人心痛……伟大的上帝啊，提拉诺（Tirano）山谷还不能说服意大利拥抱社会主义吗？……你们吃饭时，他们的脸挥之不去，令你们难以下咽……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会在意大利成为社会主义者”。

每个国家的提拉诺山谷都造就了社会主义者，有的是看见他们的知识分子，有的是在此出生的工人。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一种信念，相信人们有力量改善状况。他们面对的是巨大的障碍：有产阶级资格老，实力强，根深蒂固。但工人阶级的不满越来越多，他们不仅关心单纯的需求，也在意社会的不平等。工人们怨恨由财产资格差别对待的选举权；怨恨不平等的义务兵役制，因为享有特权的人可被赦免；怨恨法律的偏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还怨恨各种各样的世袭特权，这些在统治阶层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社会主义让工人们意识到了自身的需求，并说出了口。巴枯宁对群众的冷漠已不抱幻想，拉萨尔（Lassalle）曾痛骂“穷人什么都不要，真可恶”，这些已经成为过去。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需要什么，虽然总的来说并不是革命。社会主义之所以囊括那个目标，是因为它给运动注入热情和动力，比如14岁时加入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的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Julius Braunthal），就是“为了革命”而来的。但是对革命更感兴趣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确信自己有管理社会的能力。

就像厚木板上难以弥合的裂痕，社会主义运动中工人和知识分子间的差别也是无法根除的。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被称为工人协会（Workingmen’s Association），但事实上从来没有这回事。这一运动虽然代表工人阶级，却并不属于他们，这一直是个根本性的差别。虽然它为工人说话，将工人的需求表达出来，它的目标、信条主要是由知识分子制定的，思想、活力和领导层也主要由他们提供。工人阶级不仅是其服务的对象，最终也是其大规模实力的来源，是推翻资本主义必备的工具。工人阶级因此成为英雄，也成了感伤的对象。在一本庆祝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的英文小册子上，工人被描绘成了肌肉强健的英俊形象，好像是伯恩-琼斯[5]画里的人物穿上了工作服，陪伴他们的是不屈不挠的女性，四肢修长，一头卷发。这和左拉笔下脏兮兮的工人不是一类，完全没有粗陋、饥饿、受痨病折磨、借酒消愁的影子。现实的情况既不是这两个形象的综合，也不是两者之一，既不是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也不是胡子卷曲、紧握拳头的革命者。工人阶级并不比其他阶级更具有同质性。然而，社会主义的信条要求它成为有工人阶级思想、工人阶级意志、工人阶级目标的实体。实际上，这些是很难确定的。社会主义者把他们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结果是过高的估计。

内部的争斗导致1889年成立的代表大会没能制定出一系列与会政党都必须遵循的信条。他们只达成了四项决议，确定了四个社会主义适当的目标，与最高纲领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即8小时工作制，普遍、平等的男性选举权，以民兵取代常备军，庆祝五一劳动节，展现工人阶级的力量。

第一条是其客户的基本诉求，第二条才是整个社会主义目标和纲领的基础。要把群众的数量优势转化为权力，只能依靠选举；这也是他们将资本的权力平均化的唯一武器。出于同样的原因，统治阶级抵制这个做法。当时只有法国和美国有平等的男性选举权，德国在地方政府选举时采用，但不适用于全国大选。在大多数国家，没有财产就没有选举的机会，或者，纳税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和一家之长拥有多张选票。社会主义者则坚持一人一张选票的原则。

五一劳动节是四项决议中的最后一个。同意这个举措，是为了响应美国劳工联合会计划在1890年5月1日开展的8小时工作制运动。一位法国工团主义者提出了这一建议，但是结果存在分歧，因为德国人不愿做一个可能触怒官僚、引发报复的举动。

尽管如此，德国人却是第二国际中口气最硬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最长，规模最大，信誉最高，更何况马克思也是德国人，它当然自视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据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社会主义版本的梵蒂冈。1890年，它从社会党人法[6]中解放出来，在议会选举中获得140万张选票，几乎占了总数的20%，获得了35个议会席位，这一成果令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目眩。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为和选民及工会走得很近，在实际操作上属于“可能派”。不过，在理论上，它坚决贯彻马克思主义，并在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重申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爱尔福特纲领再次确认，中产阶级、小生意人和农民受到压榨，和无产阶级一起陷入越来严重的困境，而且群众的数量越多，劳动力资源越多，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分化就越明显。既然只能通过夺取政治权力来实现公有制这个终极方案，政党的纲领就必须事关夺权，同时利用工会获得投票，但坚持党内政策的方向。

爱尔福特纲领对政治行动的命令在第二国际的大会上留下了印迹，但无政府主义者及支持他们的人对此表示激烈反对，他们和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曾导致第一国际的解散。尽管没有受到邀请，无政府主义者还是来到1893年苏黎世代表大会，结果他们遭到了德国主席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的怒斥。这位马克思主义式辱骂的行家称无政府主义者“既无纲领也无原则”。在苏黎世，他“习惯了德国方式”，毫不费力，就将无政府主义者强制驱逐出大会。阿米卡雷·奇普里亚尼对这种做法表示抗议，辞去了代表职务。退下阵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一家咖啡馆里举办了小型的反大会组织，与此同时，多数派全票通过一项决议，承认“组织工人进行政治行动的必要性”。从此以后，只有接受这个原则的政党和团体才能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并参加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但他们不愿脱离基础，故而为工会破例，工会组织不必认同这条政治原则，也可在今后参加大会。根据比利时代表埃米尔·王德威尔得（Emile Vandervelde）的记载，这些难题是在“深刻而平静”的气氛中解决的。但是，在年轻的英国工会代表J·R·克莱恩斯（J.R.Clynes）眼中，却一点儿都不平静。他被拉丁和斯拉夫国家代表“放荡的语言”和暴力所震惊，狂暴的行为突然加剧，一位代表甚至亮出刀子，“所有人都在尖叫、挣扎”。人类的好斗在社会主义者的派系斗争中纵情宣泄，克莱恩斯不太得体地将它的激烈程度归咎于“过去的战争所引发的、国家间的对抗和仇恨”。

克莱恩斯在苏黎世湖游泳时看到“水上一丛红胡子，静静地向我漂来”，结果证明胡子的主人是代表费边社出席大会的萧伯纳。已然贬损过马克思和革命的萧伯纳，也没给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留面子，在写给大会的报告中指责他用“路障式的修辞”欺骗他的追随者。从那以后，萧伯纳便认定德国的领袖落后世界40年。在1875年建党的李卜克内西此时已67岁，是元老级人物。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族谱里有数位大学教授，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他曾因为参与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而被捕，接着流亡英国13年，追随马克思。他在1900年去世，据统计有几十万人为他送葬，他们在街头站成一排，目送出殡的队伍4小时。

除了萧伯纳以外，大家都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社会主义的希望——举着火炬，在那个马克思期待爆发革命的国家。它的规模，它的力量，它的完善组织，它的28个部长和组织者，它针对党员工人的培训计划，它不断增加的党员人数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93年的选举，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多达175万张，接近总数的25%，比其他任何党派都要多。但是和资本主义政党联合违背了原则，所以人数众多的社会民主党在国民议会中仍然是个相对无力的集团，而国民议会其实也是个无力的组织。然而，它的存在本身已经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使得政府更为公道，肯做出让步。德皇是在撤掉俾斯麦后一时高兴得过了头，解除了1890年的社会党人法，后来很快醒悟过来。他在1895年就认定社会民主党是“一帮叛徒”，“不配做德国人”；到了1897年，又认为这个“不停攻击最高统治者”的政党“必须连根拔起，不留后患”。李卜克内西1895年就因为冒犯君主而被捕，起因是他的一次演讲，用萧伯纳的话说，“阿瑟·贝尔福先生也能对樱草会[7]”做出类似的讲话，并“在英国大受欢迎”。但李卜克内西被捕并不标志着特别的镇压，因为这样的事可能发生在任何德国人身上。

和阶级属性相比，国民的属性在德国社会主义者身上更为明显：他们不太勇敢，较为顺从。虽然规模如此之大，但直到1907年，该政党才敢做东，在德国举办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它的领袖虽然言辞激烈，在行动上却十分谨慎；他们将五一游行限制在晚上，以免耽误白天的工作。李卜克内西说，停止工作就是大罢工，而“大罢工乃一派胡言”。在慕尼黑，五一游行直到1901年才被批准，且前提是在城外进行，前往的路上不能成群结队。于是，一列列社会主义者“包里装满萝卜”，在妻子和孩子的陪同下，精神饱满地穿越城市，他们静默无声，抵达市郊的啤酒花园，然后在那里大喝啤酒，大嚼萝卜，在一位俄国流亡者看来“完全不像是庆祝工人阶级胜利的五一游行”。

不过，他们生活得要比任何俄国工人都好得多。德国的工业扩张如火如荼，就业机会的增加比人口增加更快。在这种情况下，工会成功地提高了工资。社会立法也是众多国家中最先进的，俾斯麦在位时就已推广福利，以此团结工人和国家。到1903年为止，1800万德国工人有工伤保险，1300万工人有养老保险，1100万工人有疾病保险，德国每年花费在社会福利上的开支高达1亿美元。法律规定了工资、工时、休假、申诉程序、安全措施，甚至是工厂窗户和厕所的数量。德国的统治者以特有的认真态度彻底确保物资效率，有序管理一切事务，将偶然性降至最低。德尔布吕克（Delbrück）教授在1897年公开支持劳资谈判的权利，因为劳工的和平对于国家的统一和防卫是必不可少的。有产阶级越来越仇视、惧怕社会民主党，而采用明智的让步换取工人的沉默是压制它的最好办法。

该党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是资产阶级眼中的某种“影子皇帝”。这个骨架小、身形瘦的男人有一头白发，留着山羊胡子，于1840年出生在营房，和“里德沙皇”[8]同龄。他的父亲是军队下士，母亲是家庭女佣。少年时学习木工，在拉萨尔时代就参加了工人运动，并以煽动叛乱罪关进监狱4年，这种处罚对于启蒙社会主义者是很有益的。倍倍尔在狱中读了不少书，接受了李卜克内西的访问，还写下了权威的史书《女性与社会主义》。据蒙森（Mommsen）说，要是把倍倍尔的脑子分成十几份，给易北河东部的容克贵族们，准能让这些人在他们的同类中出类拔萃。国民议会上，以“野蛮的口音”和俾斯麦辩论的倍倍尔是贫困和悲惨境遇的代言人，受到工人们的爱戴和推崇，认为他是自己人。直到它被摧毁的那一天，他永远是“资产阶级社会和这一政治秩序的死敌”，倍倍尔在1903年的政党代表大会上宣称。这是传统的措辞。事实上，倍倍尔对群众和他的追随者并没有什么幻想。“看看这些人吧，”他在1892年对一位《泰晤士报》通讯员说，当时他们正一同观看普鲁士警卫营的游行，“他们中有80%是柏林人，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但要是出了什么事，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能把我击毙。”

在第二国际的杰出人物中，只有他和基尔·哈迪是工人阶级出身。政党的思想家和作者，制定爱尔福特纲领的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比倍倍尔小14岁，他为党的教义撰写的评注为永无止境的讨论提供了文本。考茨基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是画家和小说家。奥地利的维克多·阿德勒是一位医生，埃米尔·王德威尔得的父母很有钱，被他描述成“资产阶级美德的范本”，而法国的饶勒斯出身小资产阶级。

作为医生，阿德勒清楚营养不良、过度劳累和肮脏的环境对人体的危害。他希望把工人带进有“健康、文化、自由和尊严”的新的生存环境。他出生在布拉格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学医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穷人看病。他像砖瓦匠一样穿得破破烂烂，在维也纳的砖厂调查工人的生存条件。这些工人住在有卫兵看守的工业园区，如监狱一般，五六个家庭同住一间宿舍，工钱是只能在公司经营的商店里购买东西的单据。1889年在奥地利建党之前，阿德勒去德国、英国和瑞典旅行，研究工人的生活和社会福利法，希望能把它们引入到奥地利来。他身材瘦小，看起来有点儿虚弱，有着浓密的头发和胡子，戴着金边眼镜，面色苍白，一边的肩膀还有些前倾。他是个乐迷，也喜爱易卜生和雪莱。他接受革命是最终目标，但也认为过渡阶段的改革必不可少，只有这样工人才能做好身心准备，迎接他们的命运。为了推行这些改革，与“因为懒散而缓和下来的专制独裁”——这是他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描述——做斗争常常是令人沮丧的，阿德勒的信念也慢慢被拖垮。20世纪初开始和他结识的托洛茨基（Trotsky）发觉阿德勒是个怀疑论者，容忍一切，适应一切。

在比利时，这个欧洲人口最为密集的国家，工业革命的进程如火如荼，而工人阶级的生存环境用一位观察者的话说，却如“地狱”一般。纺织厂、炼钢厂、矿厂、采石场和码头榨干了工人的每一滴血汗。25%的工人每天的工钱少于40美分，还有25%的工人在40—60美分之间。一份在布鲁塞尔的调查表明，34%的工人阶级家庭住在单人间里。比利时的文盲率是欧洲北部最高的，因为使用童工的现象十分普遍，有机会上学的孩子很少。这里的工人运动关心“比教条更为深刻的东西”，1885年成立的比利时工人党没有常见的派系斗争，因为他们负担不起。这是欧洲社会党中最团结、最有纪律、最严肃、最有无产阶级特征的队伍，它的领袖是热诚的王德威尔得。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职业律师，雄辩的演说家，很受人尊敬，就劳工问题写过不少文章，令女性社会主义者“赞叹”不已，说他“外表迷人，很有吸引力”。党和工会一起，组织了合作社体系，工人们可以买社会主义的面包，社会主义的鞋，喝社会主义的啤酒，休社会主义的假，还能在布鲁塞尔新大学获得社会主义的教育。这所学校是王德威尔得等人于1894年创立的（这一年，费边社也创立了伦敦经济学院），无政府主义的地理学家爱理塞·邵可侣也在该校执教。于是，比利时学派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造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

工人的生命换来了扩大选举权，正因为如此，比利时工人党才得以在1894年以28个席位跻身全欧洲最资产阶级的议会。这个团结一致的集体“立场坚定、不顾一切，准备拿起武器和现存的所有体制战斗”，它的登场令统治阶级一阵惊惧，而忠实的信徒突然意识到社会主义可能会在比利时这片土地上首次实现。1902年，他们第二次号召通过大罢工赢得一人一票选举，不少参加运动的人不情愿拿已经得到的东西冒险，但好斗者更占优势。统治阶级仍然咄咄逼人，实力雄厚，在鲁汶街头“杀气腾腾地用排炮齐射”镇压，8名罢工者被杀。经过许多年，比利时工人党才从这次失败中恢复过来。

如果说德国有马克思，法国则有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法国的社会主义更有生气，但由于极端的派系划分，不是很团结，因此也没有德国那么权威。马克思主义的母体法国工人党，是儒尔·盖德（Jules Guesde）在征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后于1879年创立的。两年之后，保罗·布鲁斯（Paul Brousse）相信可以在不革命的情况下实现工人的解放，因而从中脱离，成立“可能派”。巴黎公社的拥护者老布朗基（Blanqui）的继承人爱德华·瓦扬另外组建了社会主义革命党，其中又有极端派分裂出来，被称作阿拉曼派，因为他们的领袖是让·阿拉曼（Jean Allemane）。盖德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良心的守护者，不知疲倦地攻击背道者和虚假的偶像。一头稀疏的黑发几乎垂到肩膀，盖德的脸长得像憔悴的耶稣，很有道德说教味道的长鼻子上架着夹鼻眼镜；他是个狂热分子，在和资本主义体制的全面战斗中从未停歇过哪怕一秒钟。“戴眼镜的托尔克马达”是同辈人给他的诨名，在左拉笔下，他说话时“有一整套激情的手势，总是在咳嗽”。在盖德看来，革命以外的一切都没有价值；与敌对阶级的一点儿合作都不允许。他是个“不可能派”，属于马克思主义者中，受自己的灾难性预言影响，变得阴暗沮丧的一类人。专注于物质财富的人类正在堕落。要是再拖延下去，社会主义就来不及拯救他们了。“人类如此堕落，我们社会主义者还能做什么呢？”他在德雷福斯事件时质问，“我们来得太迟了；等到我们造房子的时候，人类已经腐朽。”

1893年，社会主义者在法国也和比利时一样，获得了令人瞩目的选举胜利：超过50万张选票将37位代表送进议会。其中就有刚刚出名的让·饶勒斯，当年34岁，他在家乡选区塔恩捍卫卡莫罢工的举动唤起了全法国的同情。卡莫矿区是个劳动纠纷积怨很深的地方，那里的矿工在1892年成功地将他们的工会书记——一位社会主义者——选为了市长，但是当此人需要请假履行政治任务时，没有被雇主批准，他还是没来上班，于是公司借此把他辞退。这一举动是对选举意图的当头棒喝，是对大革命的后代所理解的参政权的侮辱。当矿工们罢工抗议时，曾是哲学教授的饶勒斯主动站出来，担任他们的顾问、领袖、发言人。他的对手，索拉热侯爵（Marquis de Solages），卡莫的主人，铁矿、玻璃厂和林场的所有者，拥有贵族头衔和议会席位，是资本主义的象征。饶勒斯通过罢工和选举，和这个人不断斗争下去，花去他大半生的时间。作为法国工人党的候选人，饶勒斯从卡莫脱颖而出，进入议会。

饶勒斯个子不高，但体格魁梧，像一根“坚固的柱子”，一张脸“兴高采烈，很有幽默感”，散发着南方人的温暖和活力。“他对什么都感兴趣，对什么都好奇”，王德威尔得说。他的嗓音有管风琴的力度和音域，他对演讲的驾驭，他强大的思维能力，用之不竭的旺盛精力和不可遏制的激情，使他自然地成为领导人物。他说话的时候一直处于不断的运动当中，不是留着胡须的头向后仰，就是整个身子向前冲，甩动着短小的手臂。“思想的负担令他的肩膀颤抖，膝盖战栗。无限的修养和信念的所有力量都注入他的词语中，带领着众多信赖他的人走向更好的未来。”他似乎将土的坚定和火的流动合二为一。他的遣词造句很受人推崇，甚至连政敌也前来听他演讲，就像看穆内-絮利[9]表演拉辛的戏剧一般。一位曾在餐桌上听饶勒斯谈论天文学的客人写道：“房间的墙似乎已溶化消失：我们在苍穹中游泳。女人忘了补妆，男人忘了抽烟，仆人走开，找寻他们的晚餐。”雷米·德·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说，“饶勒斯是用胡子思考的”，但是这位《证据》的作者，年轻时享有高等师范大学的光环，比大多数人思路更清晰。尽管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没有正式的领导，而且总在不断分裂、重组、再分裂，饶勒斯还是逐渐取代盖德，成为公认的领袖。

他是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是说他的观念正统，而是说他信奉理念和事业的本质。他相信人性是美好的，社会也能变得美好，人们应当用现实条件下一切可能的办法，每一天都向着这个目标努力。他自己一有机会便为此而斗争：富尔米攻击、恶棍法令、收入税法案、德雷福斯事件，到处都有他奋斗的身影。他的社会主义并非起源于马克思，而是“历史的产物，无休无止的苦难的产物”，他坦诚地宣布。他从路德开始追溯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并以此为题用拉丁文撰写了博士论文《德国社会主义的根源：从路德、康德、费希特到黑格尔》（De primis socialismi germanici lineamentis apud Lutherum，Kant，Fichte et Hegel）。他在1885年以共和党身份当选议员，时年26岁，是下议院里最年轻的，但他对政治失去了信心，转而回归学术生活，在图卢兹大学任教。除了学生和教职员工以外，工人和资产阶级市民也很快涌入他的课堂。图卢兹的劳工斗争和塔恩罢工事件又使他回到了公共生活中，并在1890年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爱德华·瓦扬曾说，他认为没什么革命是饶勒斯不支持的，但是饶勒斯对革命的理解更接近于占领国家，而不是推翻国家。他的马克思主义是灵活的：他既是爱国者，也是世界主义者；既相信个人自由，也支持集体主义。“我们社会主义者也有自由的精神，外部的制约也让我们不安。”他说。如果未来的社会主义不允许人们随时随地“在蓝天下散步、歌唱、冥想”，那它就是不可取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工人阶级是无权参与到资产阶级国家当中的，但饶勒斯否认这一点。他并不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门外等着接管政权；他把他们看作是国家的一部分，需要让别人意识到他们的存在，需要联合中产阶级，一起努力改造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他的信念像发动机一般有力。“知道怎么认出哪篇文章是饶勒斯写的吗？”克列孟梭问道，“很简单：他的所有动词都是将来时。”尽管如此，在社会主义者当中，饶勒斯是最注重实效的，从来不教条，一直是个实干家。他靠行动而生，行动意味着前进、撤退、适应、给予和取得。他不会因为某个刻板的教条而停止行动，关闭可能性。他永远是一座桥梁，连接人和理念。他是个实践中的理想家。

和他一同在1893年当选社会主义议员的还有脚踏实地的律师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以动人的演讲技能（而非实质内容）出名的雷纳·维维阿尼（René Viviani）；以及另一位律师，也是这群人中最年轻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称得上是社会主义者中的F·E·史密斯；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人的头脑、能力和野心要比他的信念更强大。白里安“什么都不知道，但什么都能理解”，这是克列孟梭对他的评价，并且补充道，如果有一天他被指控偷走了巴黎圣母院的塔楼，他会聘请白里安为自己辩护。1893—1898年入驻议会的社会党议员立即将他们的想法和目标公之于众。他们彼此之间在1896年达成协议，制定了名为圣芒代（St-Mandé）纲领的最低限度定义，即“社会主义者是信奉财产集体所有制的人”。该纲领也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即生产资料和交易手段的国有化，待到时机成熟时一个接一个实现；通过普选权控制政治；加强工人阶级在国际上的凝聚力。他们在议会要求过渡性改革，推行8小时工作日，收入税和遗产税，养老金，市政改革，对工厂、煤矿和铁路的健康安全管理。饶勒斯打头阵，盖德用刺耳的声音呐喊，逐条陈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崩溃，资产阶级为之颤抖；保守派又在德·芒的带领下防守，报刊上充斥着演讲词，辩论演变成思想的竞赛，使得社会主义就此成为法国人谈论的主流话题。

法国的工会组织受工团主义者强烈反对政治行动的影响，在1895年成立了法国总工会（CGT），并和社会主义保持距离。两者间的敌对在1896年第二国际的伦敦代表大会上达到顶点，那是最“喧闹混乱”的场面，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国工会的授权下（其中包括了代表亚眠钢铁工人的让·格雷夫）最后一次试图进入社会主义大家庭。就此问题引发的内讧极为严重，全体大会开始前“野蛮的喧嚣”隔着门都能听得见。冲突持续了6天，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旧账又被重提，大会的结果是将无政府主义者永远排除出去。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画上了句号。大多数人都怀疑划分社会主义左右翼的新问题还会出现，“绝对派”和“可能派”的斗争仍将持续。

在满足这个期望之前，美国的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普尔曼罢工的禁令成功地造就了一位名叫尤金·维克多·德布斯（Eugene Victor Debs）的社会主义者。他从阿尔萨斯移民到美国的父亲以欧仁·苏[10]和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为他命名，《悲惨世界》是父子俩的“圣经”，德布斯从小便受这本书的教育。他从14岁起开始当铁路消防员，成立了火车消防员协会，1892年，37岁时从协会辞职，转而组织联合所有铁路员工的行业工会——美国铁路工会。1893年至1894年，普尔曼公司在没有降低员工宿舍租金的情况下，裁减了25%—33.3%的薪水，与此同时仍然给投资者利润分红；德布斯于是号召所有使用普尔曼车厢的铁路工人罢工，以示声援。几十万人站了出来，情况演变为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行动。企业主出动了所有资金力量，拿出了24条铁路加上8.18亿美金，找来法庭和联邦政府武装力量做后盾进行反扑。芝加哥地区出动了3000警员对抗罢工者，500名职业罢工破坏者宣誓就任联邦执法官，并配给火器；最终召来6000名联邦和州国民警卫队的军人，与其说是保护财产和公众，不如说是破坏罢工，镇压工会。一位正规军的上校在某个芝加哥的俱乐部喝醉了酒，说他想对他的团里所有士兵下令，瞄准每个“肮脏的白布条”射击。白丝带是罢工者的标志。

工会虽然已同意提供足够人手保持邮政车厢的运营，但是递送邮件却成了授予禁令的借口，而且还是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在国家维护财产的装备当中，禁令是资本主义最强大的武器，也是最遭人嫉恨的。说服克利夫兰总统禁令之必要的乃司法部长奥尼（Olney），此人在入主内阁前曾担任铁路律师，当时仍负责掌管几条涉及罢工的铁路线。在芝加哥的美国联邦地方检察官获得联邦巡回法院法官格罗斯库珀（Grosscup）和威廉·伍德（William Wood）的授意，草拟了禁令，再交由这两人确认。奥尔特盖尔德州长拒绝请求联邦军队的协助，两位法官却批准军队出动，说军队为禁令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是“生产的阶级和国家金钱的权力”之间的战争，德布斯宣布。他和几位同事因为拒不服从禁令被逮捕，不予保释，在1895年被判服刑6个月。

他被逮捕之后，差不多断粮的罢工者放弃了。30人被杀，60人受伤，超过700人被捕。普尔曼在重新招聘时强制签订“黄犬契约”，要求所有工人放弃加入工会的权利。这次罢工摧毁了美国铁路工会，但德布斯因此成了英雄，禁令则成了恶棍。这个事件也表明，当政府和资本联合时，罢工是不会胜利的；因此，工人必须获得政治权力。

德布斯在狱中思考经验教训。他读了《进步与贫困》，贝拉米的《回顾》，《费边社论文》，布拉奇福德（Blatchford）的《可爱的英格兰》，考茨基对爱尔福特纲领的评论。基尔·哈迪也来监狱看望他。他确信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框架里的奋斗是没有指望的，而1896的选举结果——马克·汉纳（Mark Hanna）和麦金莱联合，打败了布赖恩（Bryan）和民粹主义者——也证实了他的观点。资本主义太强大了，改革不了，必须摧毁它。反过来，统治阶级对“革命者德布斯”也很有意见。西奥多·罗斯福为麦金莱助选时曾在私下的谈话里说过：“现在鼓舞一大部分民众的情绪必须镇压掉，就像镇压巴黎公社一样，从那帮人的领导中选出十来个，让他们靠墙站着，把他们击毙。我相信事情会到这个地步的。这些领导在策划社会革命，要颠覆美利坚合众国。”

德布斯在1897年1月1日的《铁路时报》上发表宣言，称自己已皈依社会主义，“革新社会的时候到了——我们正在全面转变的前夕”。他和其他的工人领袖合作，借鉴了德国的名称，成立了美国社会民主党，这个政党即是美国本土社会主义的代表。建党之初，党员人数不足4000，全靠周期性地典当德布斯的兄弟西奥多的一枚金表，才维持党报的运转。只要西奥多·德布斯出现在卢普区一家当铺的门口，那里的德国店主就会把他叫过来，告诉出纳员：“给这位先生40美元”。此时，美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时期尚未到来，新世纪的前12年，条件有所改变，德布斯后来四次代表他的政党竞选总统，并乘坐铁路工人的红色专列到全国各地拉票。

他此时的竞争对手是社会劳工党，其党员主要是出生在国外的人，很大程度上只在报纸上有影响，能让人记住的是其狂热的独裁者——丹尼尔·德·里昂（Daniel De Leon）。德·里昂出生于库拉索岛一个荷兰籍犹太家庭，在德国接受教育，深信只有自己才有资格领导阶级斗争。他在22岁时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法律学位，然后留校任教，讲授拉丁美洲历史，因此被他的对手嘲笑为“教授”。德·里昂在《人民》周报上不停宣传社会主义理念的同时，还参选了纽约州议会，在1891年参选众议员，但都没有取得可观的成果。为了吸引工会工人参与政治行动，他创建了社会主义贸易劳工联盟，主要是想以此刺激行业工会领导人塞缪尔·龚帕斯。在龚帕斯眼里，政治行为无异于魔鬼的干草叉，而德·里昂则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最为邪恶的力量”。1901年，社会劳工党的一大派别在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和维克多·伯格（Victor Berger）的带领下，脱离了德·里昂的“独裁统治”，加入到德布斯的队伍，后者此时已更名为美利坚社会党。

龚帕斯是社会主义根深蒂固的对手，他也是常规的工团主义的原型，与之相对的是革命性的工团主义。他出色地解释了工人的斗争必须在资本主义系统内部进行，而不是反对这个系统。龚帕斯像侏儒一般矮小结实，外表“简直滑稽可笑”，头很大，线条粗糙；虽然长得丑，他的性格却引人注目，在任何会议上，他都处于主导地位。有一回，他又在劳工联合会发表攻击社会主义的长篇演说，遇到了一位他在印刷工人工会里的老对手，此人很喜欢冲他起哄，“给他们好看，萨姆[11]；给他们好看”。龚帕斯从不偷懒。抛弃旧世界之后，他虽然扎根社会主义传统，却对它极不信任。他年轻时曾在雪茄制造业工作，任务按件分配，但是允许一位工人大声读书，其他人帮忙完成此人的配额。龚帕斯那会儿把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著作读给他在工厂的同事们听。“向社会主义学习”，但“不要加入进去”，他的导师——一位瑞典马克思主义者说过。“好好学学怎么用工会这张牌，萨姆，”他说，“如果理念与它冲突，那就是错的。”

龚帕斯对美国这个新社会是有信心的，他拒绝承认马克思式的悲观假设。他坚信工人不应参与政治，这一点不可动摇，而应该运用实力，直接和雇主交涉，达成协议。在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上的规定应该通过工会活动实现，而不是通过立法。他在1881年成立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当时他31岁，联合会的办公室是一间80平方英尺的小屋，以餐桌充当办公桌，板条箱当凳子，和善的杂货店老板给了他一些装番茄的箱子放文件。到了1897年，联合会已经有了26.5万名会员；1900年，会员数达到50万；1904年达到150万。布赖恩在1896年为了谋取工会投票，许诺说如果他当选，就让龚帕斯进入内阁，结果龚帕斯坚持宣称“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担任政治职务。他还禁止联合会中的美国劳工出来支持布赖恩和民粹主义者，因为，正如他所说，“这些中产阶级的事务”会转移工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代表工人利益的只有工会，没有其他。

当他的权力越来越大时，他剃掉了海象式的胡须，戴起夹鼻眼镜和大礼帽，穿上了阿尔伯特王子式的外套，和约翰·伯恩斯[12]一样，与社会名流交往甚密，和马克·汉纳或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 Belmont）协商事宜。然而，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谋取金钱，一直到死都是个穷人。他在批判阶级斗争时也保持着深刻的阶级意识。“我是个工人。我的每根神经、每根纤维、每个愿望都和工人们在一起，为了我们这些工人能获益更多而奋斗。”工会成员的任务是“更普遍地组织起来，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团结我们的力量，做好教育工作，准备捍卫我们的利益，这样我们才能作为自由的美国人走向投票箱，团结一致，将这个国家从它当前的政治和工业的混乱状态中解救出来，从财阀和破坏者的手中夺过来，交到普通人民的手中”。这个说法其实已经是社会主义了。15年之后，他在欧洲访问，看到游客们因为阿姆斯特丹贫民窟生活条件的展览而震惊，他对此事的反应再次证明了他的社会主义倾向。他记录下了游客震惊的原因，人类竟能忍受对文明如此“莫大的侮辱”：“为什么不能以某种方式反抗呢？”社会主义本质上正是那些觉得有责任“以某种方式反抗”的人的运动，正如莫里斯·希尔奎特曾说过的那样，龚帕斯是个社会主义者，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899年，欧洲发生了一件事，在社会主义的队伍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瓦尔德克·鲁索为了争取在“清算”德雷福斯事件上得到更广泛的政府支持，向米勒兰提供了一个内阁职位，米勒兰接受了。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跨过无形的障碍，加入资本主义的阵营，与他们进行任何合作。虽说在饶勒斯的带领、推动和说服下，社会主义者，或者说其中的一个派别已经加入到支持德雷福斯的资产阶级团体，为了挽救共和国而战斗，但是加入到资产阶级的政府是另一回事。米勒兰事件提出了合作这个根本问题，从此，这个问题将越发紧迫，因为社会主义者在国民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会主义者不得不面对这个困境：究竟是甘愿守着正统不放（就算毫无结果），等着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呢，还是和资产阶级左翼政党合作，支持他们抵抗反动势力，并刺激他们进行改革。这一问题也进一步意味着：从长远来看，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有没有可能通过改革实现？

正当米勒兰事件（le cas Millerand）使法国社会主义者陷入混乱之际，同样的问题也在德国出现，不过并不是真枪实弹，而是停留在理论上，符合德国人的习惯。问题起源自最无可挑剔的地方，散播它的是一位核心圈子的成员，此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门生，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考茨基的朋友和同事，还参加过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的代表大会。这个被认为将改写马克思的理论的人名为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他的新理论被直接称为“修正”，可能是他不太敢给它命名吧。伯恩施坦年轻时就在银行做办事员，19岁流亡瑞士，当时是1878年，正是俾斯麦实施社会党人法的时候。他在瑞士编辑了党报《社会民主党人报》（Sozialdemokrat），很有成效，受到了马克思的认可，恩格斯的嘉奖，后者称其为“党拥有的最好的东西”。1888年德国政府也给出表扬——对瑞士施加压力，要求驱逐该报社成员。伯恩施坦搬到了伦敦，和他的老师一样，在大英博物馆埋头读书，1890年社会党人法撤销之后他也不曾试图返回德国。虽然仍受到煽动暴乱罪的指控，他却没有提出申诉，而是忙着写一本用马克思历史观阐述英国革命的书，而且他与伦敦的氛围意气相投。这正是麻烦的征兆。这些年，他担任新的党报《前进报》（Vorwärts）的通讯员，也为考茨基的《新时代》（Neue Zeit）撰写文章。德国社会主义在伦敦的总部是恩格斯在摄政公园的住宅，这些流亡者晚上聚集此处，围坐在桌子旁讨论问题，桌上慷慨地堆满厚厚的三明治和啤酒，到了年末，还有圣诞布丁供应。恩格斯1895年去世时，指定伯恩施坦和倍倍尔做他的遗著保管人。

恩格斯之死似乎解开了约束，伯恩施坦的第一批异端文章就出现在接下来的一年。1896年，他46岁，外表上看来很体面、值得尊敬，戴无框眼镜，头发稀疏，看上去似乎是那种可以做一辈子的银行柜员，最终当上支行经理的人物。他唯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长长的鼻子，鼻孔外张，特立独行。他和费边社成员很熟——实际上格雷厄姆·沃拉斯是他的好友——但是对他们愿意与资产阶级秩序合作怀有长期的偏见。与此同时，英国民主政府的运转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围的证据表明，资本主义不知怎的，并没有走向崩溃的边缘，他无法忽视这一点。虽然财富分配不公，“痛苦越来越多”是马克思所预见到的，但矛盾的是，这个体系确实十分强大，甚至呈一种大肆发展的态势。整个世界似乎很不公平地落入了繁荣发展的旋涡中，渗透下来的结果以就业机会增多的形式抵消了“越来越多的痛苦”。流亡伦敦的伯恩施坦因为可以独立思考而困惑烦扰，越来越怀疑历史的发展不是像马克思所计划的那样。历史违抗了德国人的命令（diktat）。黑格尔制定了它；马克思加强了它；但历史，带着蒙娜丽莎的微笑，走出了自己的路，逃脱了绝对命令。

此时的伯恩施坦就像一个开始怀疑《圣经》创世故事的教徒一样，因为失去信心而备受痛苦折磨。他变得郁郁寡欢，喜怒无常，甚至一度申请去德兰士瓦的银行工作。埃莉诺·马克思（Eleanor Marx）在给考茨基的信中说，伯恩施坦情绪不好，树敌不少。但理智的勇气取得了胜利。1896—1898年之间，他向《新时代》提交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的文章，立刻引发了强烈的抗议和指责。德国的社会主义者陷入了论战的狂欢。伯恩施坦又用一篇演说总结他的论点，寄到1898年10月的斯图加特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后来又进一步扩展，结集成书，名为“社会主义的进化”（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于1899年3月发表，使论战升级。

此书摆出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反的事实：中产阶级并非正在消失；有产者的人数在增多，而非减少。德国的工人阶级并没有陷入越来越严重的贫困，而是在慢慢获得利益。资本并没有集中在人数逐渐缩减的资本家手里，而是通过股票和股份向更广泛的所有权扩散。增加的产品并没有全部被资本家消费，中产阶级，甚至无产阶级（当他们挣得更多的时候）的消费量也在增加。在德国，对糖、肉和啤酒的消费都在上升。货币流通越广泛，一次经济危机导致最终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社会主义者要等那一天的话，他们可能会无限期地等下去，伯恩施坦警告说。简而言之，“贫困化”（Verelendung）和“崩溃”（Zusammenbruch）这对残酷的双胞胎只是幻影而已。

伯恩斯坦取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出了一种能够无限扩张，具有自我调整能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如此就排除了据称必然会发生的崩溃。这样一来，现存的秩序得以保留。如果最终崩溃和革命并非无法逃避，那么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也许就是建立一个符合道德的民主社会，支持所有阶级，而非只有无产阶级。如果放弃了革命的目的，工人阶级就能赢得资产阶级的支持，在现存的秩序下进行改革，伯恩施坦宣称。他显然已被乐观的情绪陶醉。

他的说法和“米勒兰主义”不谋而合。如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终究不是非此即彼的严酷选择，如果一个社会可以同时拥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并继续发展下去，那么社会主义者就没有理由继续自我隔离，拒绝在政府中发挥作用了。

修正主义的实质是放弃阶级斗争。这是一根插进社会主义心脏的木桩。伯恩施坦没有退缩。他厚着脸皮暗示，工人并非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是协调统一的“阶级”，有“无产阶级”意识；这种意识恐怕也培养不出来。工人们被分为乡下人和城里人，有技术的和没技术的，在工厂工作的和在家工作的，各有各的兴趣爱好，各有各的赚钱能力。许多工人对社会主义漠不关心，甚至怀有敌意，反而和资产阶级有一样的道德感和习惯，并不像社会主义者那样蔑视资产阶级。

如果工人并非最忠实于阶级属性，那么他们的利益就和任何公民一样，与他们所在的国家的利益紧密相连。这就是修正的可怕之处。伯恩施坦甚至摒弃了《共产党宣言》的残酷律令——“工人没有祖国”。他说，当所有工人都有选票的时候（正如在德国那样），他们就获得了政治权利和责任，因此必须从国家利益出发思考问题。

修正主义撕裂了社会主义。伯恩施坦的公开构想令产生怀疑的追随者恢复了元气。政党领袖纷纷攻击异端。他被指控为“英国化”。考茨基在《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纲领》一书中对他的论点逐一反驳，想以此处理掉他，但并没成功。争论扩大开来，蔓延至每场会议、每份报纸、每个政策委员会。人们指控他忽视社会主义最终目标，伯恩施坦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回答：“我公开承认，我对一般所谓‘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的东西无甚兴趣。不管这个目标是什么，对我都毫无意义；运动（为了社会进步的运动）才是我的一切。”他决定回国，在监狱中为自己辩护。朋友们为他向政府求情，冯·彪罗总理认为他将产生破坏，故而让起诉无效。伯恩施坦1901年回到德国，1902年通过补缺选举进入议会。他成为修正主义刊物的编辑，修正派的预言也如雨后春笋在党内涌现，继续生长。

修正主义给社会主义者提供了结束孤立的理由，打开了参政和雄心的大门，这正是它的吸引力。社会主义者借此感到自己也是国家的一部分，虽然这不符合先知的命令。修正主义也意识到了另一个现实：阶级之间确实在发生权力的转换，就像水渗透大坝一样，发生的方式肉眼是看不见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预见到这一点。

维克多·阿德勒注意到了修正主义的一个缺点。有人说，阿德勒应该像蒙田一样，拿一杆天平做自己的标志，用“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做自己的箴言，因为他总是从坏事里看到好处，从好事里看到坏处。在给伯恩施坦的一封信中，阿德勒谈到他已将怀疑公开，这种怀疑，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曾有感受，但是到最后，阿德勒也将和修正主义者站在一起，因为修正指出了致命的危险——“社会主义者会丢掉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在法国的社会主义界，因米勒兰事件而起的争斗越来越乱，比德国的情况要猛烈得多，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分歧。出席米勒兰任职仪式的饶勒斯显得很苦恼，被迫表态时，他承认合作要比完全不合作好。1899年12月，他在巴黎召开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否认合作会像马克思主义者指控的那样导致个人腐化。他争辩道，资本主义何时崩溃是无法预测的，所以必须在改革上下功夫，为它扫清障碍。“我们不能站得远远的，”他说，“而要在大本营的心脏打这场仗。”大厅里都是反对者的声音。盖德“又高又瘦，皮肤干燥，双眼闪耀着黑色的火光”，他宣讲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引用李卜克内西的话，这时某个部长派——米勒兰的支持者——大声喊道：“打倒李卜克内西！”盖德的支持者们一个个脸色铁青，在场的某个代表后来写道，当时的情景就像是有人在巴黎圣母院里喊“打倒上帝！”一样。闹了三天之后，大会决定表决：“阶级斗争允许社会主义者进入资产阶级政府吗？支持还是反对？”投票结果是反对，但很快又进行了一次投票，允许部长派在特殊情况下存在。在饶勒斯恳求统一的情况下，大会设法以这种拼拼凑凑的方式结束，没有解决根本的对立。此后出现了两个政党：盖德、瓦扬和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组成了社会党法国（Socialist Party of France），保证“不和资产阶级的任何派别妥协”，致力于毁灭资本主义；而饶勒斯、米勒兰、白里安和维维阿尼则组成法国社会党（French Socialist Party），致力于可以“立即实现”的改革计划。

在全世界社会主义政党的总部和会议室，角落里都有沾满灰尘的红旗，派系对立都因为修正主义和米勒兰事件而扩大。教条主义者抱着旧原则不放，修正主义者却发现社会主义和政治一样，是一种“可能的艺术”。1900年9月，比以往都更为分裂的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此时正是世界博览会进行时。这个城市到处是游客，是世界关注的中心，社会主义领袖们极力避免发生公开的破裂。考茨基策划了一份决议，虽然拒不认可米勒兰的行为，但也没有对此做出谴责。代表们称之为印度橡胶（Kaoutchouc）决议，因为它的弹性太大。这份决议几乎占据了大会的所有时间，遭遇德·里昂的严厉批评，唇枪舌剑，争辩十分激烈。某一刻，德国代表艾哈德·奥尔（Erhard Auer）遗憾地表示，德国社会主义者不太可能遇到“米勒兰事件”这样的机会。这句话暴露了德国的严酷现实，引发了走廊上好一阵鼓掌、嘘声和义愤填膺的讨论。最终，总是一心要求统一的饶勒斯占了上风，在他的出色斡旋下，考茨基决议越过了不肯妥协的少数派。“我们都是很好的革命者。让我们明确这一点，并团结起来！”这是饶勒斯的主题，他在法国代表大会上也是如此。但现实并没有他期待的那么好。

布尔战争、美西战争、义和团运动正在进行中，代表们觉得还是团结在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决议下更容易些，这份决议把资本主义的即将崩溃归结于帝国主义的竞争，而非经济问题。它号召社会主义政党组织、教育年轻人坚持阶级斗争，投票反对陆军和海军预算，举行反军国主义抗议集会，以此来反对战争；该决议和另一份谴责海牙和会为骗局的决议被全票通过。

这次代表大会唯一具体的成就是决定在布鲁塞尔设立一个永久书记处，任命王德威尔得担任主席，另一位比利时人卡米尔·胡斯曼（Camille Huysmans）担任书记。设立该组织的目的是通过阶段性决议，为代表大会拟定日程，在必要时召集紧急会议，每个国家派遣两位代表参加。但是给书记处安排的预算非常少，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并没有获得多少威望或行政权力，不过是个收邮件的地址而已。它的存在进一步表明国际主义的肌腱十分脆弱。

修正主义的侵蚀仍在继续。饶勒斯虽然为合作辩护，将其称为政治生活的现实，但仍然拒绝接受伯恩施坦的修正理论。他在1900年一次社会主义学生会议上，谈及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争议时说：“我大体上是支持考茨基的。”他说伯恩施坦是错的，无产阶级不会和资产阶级的边缘融合。在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界限是十分明显的”，当然不同程度的阴影地带也是存在的；以此为起点，饶勒斯又当了一回教授，开心地乘着哲学的翅膀，展开论述。“通过这些难以察觉的过渡，一个人可以从白走到黑，从紫走到红，从日走到夜；赫拉克利特就曾说过，白天里总有一些黑夜，黑夜里总有一些白天……事实上，中间形态的细微差别的存在也是极端的特点……”饶勒斯继续航行，他的观众神志恍惚，直到啪一声，他又回到了讨论的话题。虽然这两个阶级“从根本上对立”，但并不意味着不能接触或合作，他最后以呼吁社会主义团结结束演讲，观众们报以“热烈掌声，长时间的欢呼和呐喊——饶勒斯万岁！”

饶勒斯在1902年再次参选，成为议会的四个副主席之一，于是每天都在实践着合作。他成了左翼政党实际的领袖，支持政府对抗军队和宗教团体。生活正把他推向修正主义。他出席了英国大使馆的游园会，在1903年参加了爱丽舍宫为意大利国王和王后举办的宴会。他在社会党的波尔多代表大会上争辩，国家是可以进行改革的，并非盖德断言的那样，是不可渗透的集团——不是岿然不动，就是被推翻。改革一个个实现之后，某一天工人的国家就会取代资产阶级的国家，“我们将意识到自己已进入社会主义地带，就像航海家进入新发现的半球一样，没有绳子能拉过海洋，做出标记”。但他也承认合作与阶级斗争之间关系“复杂”。那一年，德国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也痛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个问题在“马裤”辩论时达到高潮。社会民主党还在庆祝刚刚结束的选举胜利，它获得了300万张选票，81个议会席位。伯恩施坦争论说，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马克思式的严格孤立是毫无意义的。他敦促党接受其实力的特权，即派出一名党员担任国民议会的副主席职位，这是它应得的权益。但这么一来，就需要穿着宫廷礼服正式拜访皇帝，这个争议引发了好几天的热烈讨论。社会主义者穿着裤脚束紧的马裤、长袜和带扣的鞋子！那像什么话！倍倍尔痛骂。让社会主义政党符合朝廷的规矩是对整个工人阶级的侮辱。伯恩施坦表示，这不是社会主义者穿什么的问题，而是他们在议会做什么的问题，但是辩论者们完全被穿马裤这个可怕而迷人的景象所吸引，没有注意伯恩施坦说了什么。

对修正主义的辩论持续了3天，50名演讲者参与其中。罗莎·卢森堡带领的集团要求把伯恩施坦驱逐出去。她1870年出生于波兰，是犹太木材商的女儿，长得并不好看，但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她有些跛脚，肩膀残疾，但智力超群，声音洪亮清晰，一直带着波兰口音。她是个令人生畏的演说家，她的雄辩有一次竟让一名安插在集会里的督察忘记自己的官方职位，大声鼓起掌来。罗莎给他写了张纸条，说：“很遗憾，像您这样通晓事理的人会当警察，但是如果警察中缺少您这样通人情的榜样，那就更遗憾了。下次别再鼓掌。”

她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威廉·李卜克内西之子）一起，代表着左翼好斗的革命派，以莱比锡为中心；弗兰兹·梅林（Franz Mehring）编辑的《莱比锡人民日报》（Leipziger Volkzeitung）是他们的宣传武器。党的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日报的作者和拥护者也不可避免地在资产阶级的圈子里出没，在罗莎的带领下，抵抗派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她强烈地鄙视修正主义，称之为“议会工会痴呆症”，“从一个经济秩序和平转移到另一个经济秩序”这个理论倒很“安逸”。她相信群众拥有革命的本能和创造性的革命力量，在历史需要的时候，它会自然爆发。在她看来，党的任务是在历史危机到来之前教育、指导、启发群众，而不是通过改革软化他们的革命冲动。

党的总理事会在激进派和修正派之间保持平衡，没有太大困难。正如他们当中一位领导格奥尔格·莱德博尔（Georg Ledebour）所说，20%的党员是激进派，30%是修正派，剩下的“跟着倍倍尔走”。倍倍尔一如既往，推行折中。伯恩施坦没被开除，但德累斯顿大会挫败了他的合作提案，通过了一份决议，重申阶级斗争的政策——“我们已成功地坚持到今天”——并“断然”拒绝任何“与现行秩序调解”的政策或手段。这样一来，欧洲最大的社会主义集团继续在名义上坚持对马克思的忠心，而实质上修正主义继续兴旺发达。

修正主义者并没有对放弃阶级斗争的首要地位视而不见。民族主义在传播，他们也感受到了这个鼓舞人心的力量。作为社会主义者，他们想参与到国家生活中，而不是站在门外，等待许诺的崩溃，但永远等不到。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月刊》上用英国的帝国主义经验及其和就业的关系争论，工人阶级的命运与国家的外部事物，即海外市场，“不可分离地捆在一起”。他直截了当地说，工人的利益存在于“没有战争的世界政治（Weltpolitik）中”。

当德国人在德累斯顿争吵时，修正主义也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引发了对立情绪。该党的60个党员那一年在伦敦召开了代表大会。虽然米勒兰事件甚至马裤都不在他们的视野范围内，但他们还是就未来是否合作的问题分裂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前者坚持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跃而至，没有过渡期的妥协；后者认为这是办不到的，俄国必须先经历了资产阶级阶段，在此阶段，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政党合作参与议会政府。

作为第二国际的成员，俄国政党终年由其创始人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代表，此人长期流亡在外，对俄国国内的事务一无所知。除了他以外，其他的俄国流亡者和所在国的社会主义者也没有多少接触。他们全神贯注于自身狂热的派系斗争，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在第二国际中的影响微乎其微。普列汉诺夫的对手、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在伦敦、巴黎、日内瓦和慕尼黑间辗转，百折不挠地谴责“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他不时拜访布鲁塞尔的书记处，但是没有人重视这个“小眼睛、小个子、铁锈色胡子、声音单调的人，他一直用严格而冷酷的礼貌解释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准则”。

在别的地方，政治生活的现实使得修正成为必需，不管马克思主义者喜不喜欢。工业继续发展，于是工会的成员越来越多，工人阶级手中的压力杠杆就越有分量。资本和劳动力的战斗仍和以往一样激烈，与此同时，工人阶级通过社会主义政党在欧洲的每个议会中扩大代表权。在意大利，农民联盟和农业合作社是强烈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该党从1892年2.6万张选票、6个议会席位增加到了1904年的17.5万张选票、32个议会席位。在法国，饶勒斯的党在盖德及其追随者的咒骂下，正在国民生活中发挥作用，饶勒斯自己也不再是名义上的领袖，而成为真正地领导议会多数派的人。在1904年8月召开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他决心向前迈进，挑战德国这个庞然大物在第二国际的统治地位。

饶勒斯和倍倍尔的决斗令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成为每个在场的人记忆中最刺激的第二国际会议。500位代表参加，在任何时候，都只有其中200位理解演说者的语言。讲台被红色的布裹住，上面用金色的交织字母印着第二国际的缩写I.S.C.，S绕着I转，和众所周知的资本主义象征有着惊人的相似。天花板上悬挂的荷兰语口号还能得到每个人的认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Proletaariers van alle Landen，Vereinigt U！）”

派系越来越多。英国有四个代表团：基尔·哈迪领导的独立工党，海因德曼领导的社会民主联盟，沙克尔顿（Shackleton）领导的劳工代表委员会，还有一个费边社的组织。法国有三个代表团，美国有两个——显然什么都入不了德·里昂的法眼。他谴责大会的“社交和野餐”元素，即代表们把纸翻得沙沙响，在别人演讲时交谈、走动，结交外国朋友，互相介绍，入场、退场、大声关门。他宣称饶勒斯是“社会主义运动中没有资格的公害”，倍倍尔是“邪恶的天才”，阿德勒“荒谬”，王德威尔得是个“喜剧演员”，海因德曼“太迟钝”不理解发生了什么，英国工团主义者“很糟糕”，沙克尔顿是个“资本主义的官吏”，让·阿拉曼“乡音很重，胡话连篇”。唯一一个没有用“修正主义的梦话”背叛工人阶级的政党就是他自己的，自始至终“破釜沉舟”，态度坚决。

合作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盖德的要求下被纳入议事日程。倍倍尔的目标是令第二国际采纳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的德累斯顿决议。他说，这份决议为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不论何时、何种情况都能使用的正确指引，因为它阐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根本的对立。他还借此机会表扬了德国社会主义政党不断壮大的实力。饶勒斯反驳道，如果社会主义者能像在法国那么强大的话，他们就能“做成一些事了”。饶勒斯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说德国外表看上去的实力和实际的影响力之间对比惊人。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工人没有革命传统。普选权从天而降，他们从来没有面对路障去争取它”。德国议会的所有议员都没有实权，因为不管怎样，德国议会本身就没有实权。正因为德国社会主义者什么都做不了，他们才毫不妥协地坚持教条。现在欧洲最沉重的负担不是法国社会主义者勇敢尝试，参与国民生活，“而是德国社会民主悲惨的无能”。他热情地为自己的主题辩护：不放弃原则的社会主义者必须“进军”民主进程，即使这么做意味着要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

“显然德国是个反动、封建的警察国家，欧洲治理最差的国家，”——除了土耳其和俄国——倍倍尔回答，“但不需要外国人告诉我们，情况有多悲惨。”饶勒斯的政策会使无产阶级堕落，他说。德累斯顿决议是唯一的安全指南。罗莎·卢森堡尖锐地谴责饶勒斯是“大腐蚀剂”（der grosse Verderber）。当饶勒斯站起来应答时，问道谁愿意为他翻译，卢森堡说：“我可以，如果您愿意的话，饶勒斯公民。”饶勒斯环顾四周，笑容可掬：“公民们，请看，战场上也有合作的。”

大多数代表拒绝放弃阶级斗争的原则，投票支持德累斯顿决议、反对饶勒斯，正如王德威尔得所言，这是将教条的敌意和个人的同情相结合。“我们还记得德雷福斯事件”，还记得饶勒斯如何以“崇高的热情”与不断增长的反动实力对抗，但是大多数人没有胆量割掉与马克思相连的脐带。大会尽最后的努力，克服修正带来的裂痕，采纳了一项决议，说明从此以后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这一点“是绝对必要的”。所有声称是社会主义者的人都应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团结起来，要为了他们，对“持续的分裂引发的致命后果”负责。

还有一个问题在阿姆斯特丹试探性地露面，虽然当时还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日俄战争的回声还在耳际鸣响，代表们讨论如果发生战争，工人阶级对社会存在怎样的责任，以及大罢工的可行性。一提到这个字眼，德国人的马克思主义热情就冷却下来。谈论大罢工是一回事，要得到工会的支持，做出行动又是一回事。就德国工会而言，“政治上的大规模罢工”——他们如此称呼——是受诅咒的。倍倍尔说，虽然自己岁数大了，但是在祖国遭到打击时，他和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会扛起步枪，保家卫国。饶勒斯表情凝重，在走出门时对王德威尔得说：“我的朋友，我想我要好好研究军事问题了。”

回国之后，作为忠实的社会主义者，饶勒斯遵从阿姆斯特大大会的决定，和盖德恢复友好关系，在接下来的一年重新统一两个党派，成立工人国际社会党法国部，通常以其法文缩写SFIO称呼。它宣称这不是一个“改革的政党，而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政党”，因此口头上与合作划清界限。虽说这是对饶勒斯立场的挫败，但饶勒斯并不是个崇拜标语的人。他让主义跟着行动走，既然他自己才是联盟的真正领导，不如客套一下，让着盖德一些。对他来说，合作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一条行动的大道。

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合作还真变成了政治意义上的腐蚀剂。1906年，英国独立工党进入下议院；约翰·伯恩斯进入内阁的同一年，法国社会主义者赢得了88万张选票、54个议会席位。曾在废除宗教学校问题上很积极的白里安得到了教育部长的职位。他接受了，由此在党内引发不快，遂脱离社会党。几个月后，维维阿尼也跟着他进入了内阁，担任劳动部长。自此，他们俩和米勒兰一起（米勒兰现在自称为独立社会主义者），连续担任公职，白里安三年之内当上总理，维维阿尼也在五年之后问鼎。他们将合作走到了逻辑的尽头，正如俄国大使伊兹沃尔斯基所言，他们“通过行使权力，变得合乎情理了”。

1905年，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事件——革命，突然在错误的国家，以错误的方式爆发。马克思预言，崩溃只能发生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但俄国没有到达那个阶段。造反的也不是有阶级意识的、有条不紊的无产者，而是一群恼火的人。革命失败时，没有人感到惊讶，实际上，这一事件对社会主义运动几乎没什么影响，这才是最不同寻常的情况。

哥萨克人击毙了去冬宫游行请愿的工人，全世界为此而震惊。“残忍的大屠杀”见诸报端，正在利物浦开代表大会的英国工会就立即决定筹集1000英镑的基金，抚恤受害工人的家庭。俄国工人的抗议演变成10月大罢工，使政权魂飞魄散，罢工者们迫使其颁布宪法，工人阶级大获全胜，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欧洲的工人们举行群众大会，挥舞红旗，欢呼雀跃。距离圣彼得堡1500英里（约2400千米）外的意大利农民喊道：“俄国革命万岁！社会主义万岁！”但俄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没有燎原。等了很久的自发性起义终于来了，却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准备推翻资本主义。只有奥地利的社会党人敏锐地抓住机遇，将他们的普选权活动推向高潮。

趁着统治者因为俄国事件而胆战心惊之际，维克多·阿德勒在维也纳宣布11月28日进行大罢工。他提前一个月开始准备。工厂员工中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党员不能带来参加罢工；也不允许谈论革命或策划中的罢工，“政治问题碰都不能碰”。然而，这次示威游行成功了。玛希阿法街黑压压一片，成千上万的游行者紧紧挤在一起，一个小时后才走到半英里（约800米）外的环城公路，从那里加入了更多人群，他们来自维也纳别的区。群众沉重的步伐，紧握的拳头，挥舞的红旗，再次让人联想到《萌芽》中埃纳博太太眼里可怕的景象。奥地利政府被示威游行吓得不轻，承诺实行男性普选权，于1907年生效。这可以说是俄国起义带来的唯一积极成果。

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也安排了示威游行，要求改革普鲁士的选举制度，这一制度是以税收为标准实施的。众多在底层的小规模纳税人和中间三分之一的少数人，以及顶层的极少数人纳税的金额一样，但他们最多只允许选出本地代表的三分之一。社会党人总是占据市议会的三分之一席位，但即便他们有选票，也无法获得控制权。而且，正如饶勒斯讥讽的那样，他们也无法面对路障夺权。在普鲁士政府的铁腕下，选举体制没有因为示威游行获得任何改善。

俄国革命的一大影响是使社会主义者失去选票。代表德国中产阶级的进步党此前在需要选择的时候，一直都站在社会民主党一边，反对保守党派，但是1907年的选举中，它选择支持保守党候选人。海军和泛德意志联盟也对选情产生了影响，它们希望这次选举能产生一个绝对支持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府。这次选举因为正值德国发动非洲殖民地战争之际，被称为“霍屯督选举”，社会主义者自1890年至此第一次失去议席。

俄国革命现在看来已“无可救药地被永久践踏”了，因此丧失信心的托洛茨基又被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漠不关心所震惊。他和考茨基在1907年见面，这个矮小、纤弱的男人有着明亮的蓝眼睛，雪白的头发和胡子，看起来像个“很慈祥的爷爷”，但实际上只有53岁。托洛茨基觉得考茨基“对移植革命方法到德国的土壤怀有敌意”。革命在报纸上有着可爱的光环，但街头发生的事就没那么受欢迎了。俄国革命的流产表明西方工人阶级总体而言并不希望参与其中。因此，修正受到了鼓励，而修正意味着和阶级越来越远，和民族主义越来越近。

行业斗争没有松懈。工人在1905年后更加愿意听工团主义者的讲演，教导他们采取直接行动。其源泉和影响都来自法国，无政府主义者也曾长期在这个国家谴责议会是骗局，把工人运动从革命目标转移到政治问题上来，偏向知识分子的领导。在工团主义者眼中，作为国家议员的社会主义政治家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世界的一部分，遵从着他们的规则，却和工人阶级渐行渐远。工团主义者坚持认为阶级战争是经济上的，不是政治上的，打仗的方法是罢工而不是辩论。随着越来越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渗透，工会运动也采用了革命工团主义的做法，1906年的法国总工会代表大会将“直接行动”奉为官方原则。针对雇主的直接行动包括罢工、降低生产速度、联合抵制和破坏（机器、原材料等）；针对国家的直接行动包括宣传、大规模示威、抵抗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是资本家为了维持权力而培养的幻觉。工人的每一点所得都是为决战做准备，而阶级斗争最重要的行动——大罢工，这“抱着双臂的革命”将令资本主义的世界瘫痪，让工人阶级重获自由，取得对生产资料的控制。

在意大利，警察和军队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向来是残酷的，两个阶级之间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和畏惧。工团主义者在1904年和1906年领导过两次大罢工，都遭遇野蛮的冲突，牺牲了工人的生命。在法国，克列孟梭的激进政府在1906年至1909年间挫败了一次又一次罢工，可见工团主义者宣传的大罢工和工人实际的力量是有差距的。法国的工人大多数是农民出身，工业的一大部分还是小型的、不加入工会的企业。法国总工会的成员并不占产业工人的大多数，而且基于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常年的对立情绪，总工会很少和党意见一致，相互支援。

雇主以解雇和封闭工厂的方式激烈抵抗，阻止新行业加入总工会，还经常得到军队的支持。克列孟梭声称，为了保障不参加罢工的人员安全，派遣军队是必要的。1906年诺尔的矿工罢工，1907年南特的码头工人罢工和米迪的葡萄园工人罢工，以及1908年的建筑工人罢工，军队都被派去镇压，结果共造成20人被杀，667人受伤。邮政工人和教师的罢工被终身解雇的威胁所扑灭，理由是公务员没有权利组织罢工，反对政府。总工会负责此事的组织者被逮捕，罪名是煽动叛乱。面对雇主顽固的抵抗，国会还是在1900年通过每天最长11小时的工时限制，星期天休息法和养老金也在1906年通过，但是克列孟梭执政时代一直在和罢工潮做斗争，政府的铁腕支持雇主，反映了克列孟梭无情的格言：“法国的基础是财产、财产、财产。”国家的介入滋养了愤怒和幻灭。饶勒斯在1909年说，激进政府求助于暴力，“及其社会改革的失败，令公众无精打采，人们捂住嘴发牢骚，不满的暗流涌动……”同一年，类似的民众不满也在自由党执政的英国造成了同样的不安气氛。

在美国，雇主的反击式防御也开始发力，并得到法院裁定的支持——《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已把纠察队、联合抵制和罢工列为贸易限制行为。正如古代小山丘上点燃的烽火，工团主义的信号跨越大西洋，通过1905年成立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扎根美国。该组织的创始者是德布斯和西部矿工联盟的“大比尔”海伍德[13]，奇怪的是，他们竟与德·里昂合作。以欧洲的标准来看，该组织是工团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可能的组合。在宣扬直接行动的同时，它的英雄德布斯又作为社会党的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

美国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的相似，在国会甚至市一级都没有代表，在政府中不起任何作用，因此也避免了合作的诱惑。此时的德布斯已经彻头彻尾地支持阶级战争论了。工人必须是革命者，不能和现存秩序妥协。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增加薪资，而是废除薪资体制。在他看来，工团主义已经取代了原有的社会主义革命精神，成为用工会的方法实现既定目标的机会，而那些方法是他从小就熟悉的。1904年12月，他写信邀请30位工会领导人一起商讨“联合美国工人，采取正确的革命原则的方法和手段”。1905年6月27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第一次大会在芝加哥开幕，与会者有矿工、伐木工人、铁路工人、酿酒工人及其他的工会组织和社会主义集团。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宣称是“工人阶级的大陆会议”，将联合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组成大的工业联盟，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它拥护工团主义的最终武器，它的口号是“大联盟、大罢工”。“充满原始本能”的独眼巨人海伍德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将走进贫民窟，把“流浪”的民工带上来，和所有工人一起过上“体面的生活”。它藐视劳资谈判、协议和政治努力，将通过宣传、联合抵制、破坏及罢工来实现目的。政府、政治、选举都是骗人的鬼话，这个国家应该由工会接管。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对政治行动的拒绝引发了一系列分裂和退党行为，好似从斧头上飞散的木屑。德布斯遭到社会党同人的猛烈攻击，说他在撕裂工人运动。德·里昂1908年退党，并坚持在实力削弱的前哨捍卫着古老的原则。对德布斯来说，目标是最重要的，只要能实现目标，不管是政治方法还是直接行动都可以接受。他不顾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工团主义原则，再次作为社会党候选人参加1908年的总统选举。海伍德等人在全国各地开会，为德布斯的竞选活动筹措每一分钱，租了一个火车头和一节卧车车厢，把德布斯送上路。沿路经过的火车司机们纷纷按喇叭向红色专列致敬。红色标语从车顶上悬挂到车尾平台。德布斯有办法让人们相信社会主义是可行的。他没有铜管乐队，也没有扩音器，只凭借声音、微笑和张开的双臂就够了。他“真的相信存在着四海皆兄弟这样的手足情谊”，一个强悍的组织者说，他同时也坦承，听到别人称呼自己为同志时，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德布斯这么说就没问题。他是真心实意的。”很多家庭乘着马车，挂着红旗，从几英里外的大草原赶到火车站迎接红色专列。城里举办火炬游行、大型集会，孩子们抱着一束束红玫瑰，创造出的幻觉连德布斯自己都相信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社会主义者“和蚱蜢一样多”，农民“是真正的革命者，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等到统计选票的时候，“财阀”们会大吃一惊的。但是最后的结果令人失望：他只获得40万张选票，还没有1904年多。

1910年，大规模改革运动在美国风头正劲，维克多·伯格从密尔沃基脱颖而出，成了第一个当选国会议员的社会主义者；和他同时胜出的社会主义者还有一位当选地方检察官，一位当选审计长，两位当选法官；在35位市参议员中，社会主义者占了21个。1911年，第一位社会主义者在斯克内克塔迪[14]当上市长。到1912年，共有56位市长以社会党候选人的身份当选。但这些胜利属于修正主义，成功当选的都是知识分子——律师，编辑，牧师——没有工人。工人运动的两翼——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美国劳工联合会都拒绝参与政治。1912年，当主要政党为竞选总统进行三方角逐时，德布斯再次投入其中[15]。这次，社会主义似乎又是形势大好，维克多·伯格在密尔沃基《领袖》报上说“我们像火车一样，正加速前进”。在纽约下东区扫街拜票的德布斯站在一辆卡车上，“缓慢地行进，所见之处都是欢呼的人群，在这布满廉价出租屋的黑暗街道”。最终他获得了90万张选票，比上次多了一倍，但只占选票总数的6%。那一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获得了最大的胜利，组织了一次反对减薪的纺织工人罢工。联合会为整个城镇的工人和家属提供了两个月的饭食，并赢得了加薪。但不久之后帕特森罢工惨遭镇压，标志着美国工团主义的衰落。

提倡大罢工的工团主义在德国很难站稳脚跟。工会和德国其他的机构一样，过于秩序井然，罢工意味着秩序和责任的反面，这种方法是很难吸引这些机构的。库诺·弗朗克曾在1905年称赞德国的工人阶级“表现太好了”，对权威无比忠诚、恭顺，德国人的这一点品质似乎发展得过度了，好像如果不这么做，某种古老的条顿式野蛮、某种内在的匈奴就会挣脱出来。德国社会主义者对待大罢工的态度很现实。倍倍尔反对利用罢工实现政治目的，因为大罢工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进行，且工人的心理状态必须符合革命的要求。生活在同胞中间，他很清楚这个条件是缺失的。当党的激进派在1906年曼海姆代表大会上提议，如果爆发战争，就举行大罢工时，遭到了倍倍尔的拒绝；大罢工不会有效果，他说，一旦战争爆发，军队就会接管治安，反抗是愚蠢的，况且群众肯定会受沙文主义热情的支配。至少，倍倍尔从未通过幻想获得满足，也不曾鼓励这种幻想。

在曼海姆还发生了一次关键性的权力斗争，尽管看起来很平和。这个斗争的结果将决定德国的命运，通过德国，也将决定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考茨基提出了一项决议，试图在政策方面将工会隶属于党。根据考茨基的定义，工会的任务是保卫工人，改善工人的命运，直到社会主义最终到来。既然实现这个长期的最终目标是党的任务，那么党的决策必须占支配地位。

在过去的10年中，德国工会成员中党员人数从25万增加到了250万，资金也按此比例增加。和法国人不一样，他们与党紧密合作，党在选举中也主要倚靠工会的选票。罢工和封闭工厂时，工会慷慨地拿出福利金；它们也很有组织纪律性，通过努力，改善了条件，增加了工人薪资，塞缪尔·龚帕斯1909年访问欧洲时对此印象就十分深刻。临时工一天挣3马克，技术工人一天挣6马克，大约36先令或者8—9美元一星期。进餐时间也有规定，违反者的名字会被列在公告上，并处以罚金。政府承认组织工会的权利，仆人和农工除外；雇佣小于13岁的儿童是违法行为，13至14岁的人一天有最多工作6小时的限制。看到这些进步反驳了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龚帕斯十分欣慰，乐观主义爆发，大唱德国工人的赞歌；在他眼中，他们生活在“生产最好、财富最多、平均智商最高”的时代，“有最好的理由期待这个阶级将在世界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就算龚帕斯被反马克思的激情冲昏了头脑，夸大其词，德国工人也显然在现存秩序里找到了位置。这样的结果并不利于在工会中培养革命热情。考茨基是担心他们在现存秩序里陷得太深，才提出了这个决议，将工会纳入党的政治控制之下。

为了避免触犯工会，他的提议被曼海姆的大多数与会者坚决否定。考茨基尽可以去构想理论，但是涉及实际问题的时候，党的总理事会就变得极其现实主义。这项提议的挫败实则意味着工会的胜利。既然考茨基的分析没错，这也意味着，在这个社会主义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比起最终目标来说，人们更偏向现存秩序。伯恩施坦从前的异端邪说——“我对最终目标毫不在意……”现在成了公认的规范。曼海姆之后，日常活动变得越来越讲究实际，越来越修正主义，即便党在代表大会和正式场合仍然继续重申马克思主义的准则。

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潮流一同到来。1907年4月25日，海牙和会开幕前夕，一位名叫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的社会主义议员在国民大会上明确了这一趋势。他发表的演说引发了轰动。他宣称，认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信奉裁军是“资本主义的错觉”。虽然社会主义者期待未来的和平，但目前国际经济的冲突强烈，裁军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者会和右翼的绅士们一样，抵制别国把德国往墙上按的企图。“我们一直要求一个武装的国家”，他的发言令同事们震惊，令右翼又惊又喜，报以掌声鼓励。考茨基愤然驳斥诺斯克，并宣称，战事爆发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属于无产阶级，然后才是德国人，这么说需要很大勇气。尽管如此，诺斯克还是有了不少追随者。

德国和英国的情况一样，两国即将到来的冲突是个流行的话题，海军联盟的口号也推波助澜：“战争来了！”“英国是敌人！”“英国计划1911年进攻我们！”还有泛德意志联盟的伴唱——“世界属于德国！”对战争的讨论像烟雾弥漫在每个国家的空气中，爱国主义的本能在膨胀。这是比任何阶级的团结都更古老、更深厚、更本能的情绪，不会因为《共产党宣言》的主观断言就根除。工人也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一样拥有祖国，这对超越国界的手足情谊来说是不幸的。

在刺耳的争吵中，从法国传来了一个反对诺斯克的声音。此人乃社会主义者古斯塔夫·埃尔韦（Gustave Hervé），尖锐地反对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他曾是德鲁莱德（Déroulède）的追随者，后来转入相反的极端，在德雷福斯事件沸沸扬扬之际，宣称只要军营还在，他就希望三色旗插在他们庭院的粪堆上——因为这个说法，他落得臭名远扬，丢掉了教师的职位，还因为煽动叛乱而接受审判，但在白里安的辩论下，他成功脱罪。他认为神秘的祖国（patrie）是摩洛神[16]，把工人吸入它装有盔甲的嘴里，让他们自相残杀。埃尔韦继续反对军队和国家的活动，没有因为更多的审判和监狱服刑而泄气。“我们将用造反来回答动员令！”他尖叫道，“除了内战，所有战争都是愚蠢的。”在1906年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也就是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期间，后来又在1907年的大会上，他用一纸决议将这种情绪具体化。所有的工团主义知识分子，索列尔、伯格森和尼采的信徒都赶来支持他。这些人虽然沉迷于大罢工的“神话”，却并不能指望他们付诸实践，因为这些事都不是现成的。总工会并没有前来参加工人国际社会党法国部的代表大会，不管怎样，它计划大罢工的目的是革命，而不是防止战争。

盖德作为马克思主义忠实分子的代表，领导反对埃尔韦的阵营；他们的理由是，战争是资本主义体系与生俱来的东西，预示着崩溃的最后阶段，社会主义者试图阻止战争只能弄巧成拙、徒劳无益。

饶勒斯是党的领袖，他不得不带领大会表明立场。他相信美好的社会能够通过人的努力实现，战争造成惨重的破坏，不是工人阶级的机会，而是他们的敌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防止战争是他的主要目标。他一直坚持认为总罢工——除了就手段和目的而言组织良好之外——是“革命浪漫主义”行为，然而与此同时，总罢工又是工人阶级彰显实力，阻止战争威胁的唯一办法。他之所以倾向于支持总罢工还有另一个原因，工人国际社会党法国部时刻有分裂的危险，所以向工团主义的支持者做出让步就显得很重要。他和倍倍尔一样，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但他同时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在总罢工的问题上，他让自己相信，如果战争逼近，群众会受必要的激情影响，在没有组织和计划的情况下自发地起义，展开有效的抗议。在这一重要的领域里，饶勒斯接近了“用胡子”思考的境界。他最终接受的决议要比埃尔韦的含糊，但是他动用了所有的呼吁形式，把法国社会主义置于反战的情绪当中，包括议会行动、公众集会、民众抗议，“甚至大罢工和暴动”。

“不停疾呼”会让理想变为现实，饶勒斯说服自己相信了这套修辞。他没有止步于期望，而是通过社会主义者的大型集会和法国各地的演讲发动群众。从此以后，在图卢兹、里尔、第戎、尼姆、波尔多、吉斯、兰斯、阿维农、土伦、马赛，当然还有卡莫，“在法国每个火车站，那个伟大的和平推销员饶勒斯似乎都曾拿着手提箱从列车上降临”。在国外也是如此，在伦敦、布鲁塞尔等外国首都，他的声音倾泻而出，仿佛真的要把他的听众提升到狂热状态，仿佛一有需要，就会揭竿而起。一次，饶勒斯在王德威尔得的陪同下访问英国，参观了哈特菲尔德——塞西尔的老家，他说这里比牛津更有意思。

从此以后，战争的问题，以及在埃尔韦和诺斯克这两个极端间寻求平衡成了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它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就进入了关键阶段，那是1907年8月，第二国际第一次在德国的领土上开会。尽管柏林是社会主义的大本营，党的领导却不敢在德皇的眼皮底下开会。他们选择了斯图加特，德国南部符腾堡的首府。来自26个国家的886名代表集结在斯图加特最大的礼堂。他们当中有英国的拉姆齐·麦克唐纳，美国的德·里昂、“大比尔”海伍德，代表俄国各大派别的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亚历山大·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y），印度的卡玛女士（Mme Kama），“红色圣母”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在通晓多国语言的翻译中，有来自意大利的安杰丽卡·巴拉巴诺夫（Angelica Balabanov），陪同她的是一个“脾气暴躁，抗议猛烈的年轻人，肤色偏暗”，名叫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为了展示社会主义的力量，一场室外游行大会在开幕的当天——一个星期日举行。工人和他们的家人从各处赶来，站满街头，一直走到一块空地，上面有十几个披挂红布的讲台，专为演说者而设。警察在两个固定住的热气球上监视整个过程。下午2点，5万人在此集结，“兴奋非常，但秩序井然”，准备倾听社会主义名人的声音。倍倍尔在演说中向英国的无产阶级道喜，他们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他也不无嫉妒地提到，英国政府聪明地让约翰·伯恩斯进入内阁，他肯定党的战术策略不会因此改变。饶勒斯登台用德语发表演讲，场上一片热烈的欢呼。虽然他只要读一遍就能背出演讲词的德语翻译，也能朗诵歌德的大段文章，但他并不擅长通俗的口头表达，所以没能抓住在场观众的兴趣。

之后，大家享受了德国人尽善尽美的招待。但是，在警察眼皮底下活动，总要格外小心谨慎，这是可以理解的。英国代表哈里·奎尔奇（Harry Quelch）瞧不起海牙和会，称之为“小偷的晚餐”，这话让冯·彪罗总理知道后——虽然总理本人对和会也谈不上特别尊重——对符腾堡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驱逐奎尔奇。倍倍尔立刻觉得很不自在，但居然没吭一声就同意照办。在接下来的议程里，奎尔奇的空椅子上摆满了花。

代表大会和往常一样分为各个委员会，涉及选举权、女性、少数民族、移民、殖民主义等问题，但反军国主义委员会显然是关注的焦点。面对军国主义的发展和战争威胁，工人阶级有怎样的责任？这个问题在法国人的建议下被摆上台面，讨论进行了5天。埃尔韦在开场的长篇演说中再次提议，面对动员令发动大规模的抗命，实际上就是暴动。因为这么一来，暴动就能转变成革命，这一提议获得了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带领的德国激进派的支持。但是官方的砝码——从倍倍尔、考茨基这些老派马克思主义者到诺斯克这种新民族主义者——完全向右转了。“可以说是在威廉大街[17]的听力范围之内”，德国人一贯的口头龙卷风消停了，这么做并非仅仅出于谨慎，而是意识形态的转变，王德威尔得如是说。有些人承认了，有些人还假装没这回事，他们正在与民族情绪结盟，承认了这个无可更改的事实，这是个国土扩张的年代，而工人也从中得到了物质上的好处。“说工人没有祖国是不对的，”修正主义的关键人物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Georg von Vollmar）宣称，“对人类的热爱并没有阻止我们成为优秀的德国人。”他说，他和他的团体不能接受反民族的国际主义。

饶勒斯提议采用刚在法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强调“呼吁”，以及总罢工这个最后手段。

指望一个没有经过策划和组织的总罢工成果显著，就好比指望一个没有指令、营帐、补给站、运输工具、食品和弹药的军队能顺利行进一样。即便第二国际能够就总罢工达成一致，他们也没有命令各国成员党的权力，后者必须在各自的国家分别组织罢工。除非大罢工在各国同时进行，跨越国界，否则任务完成最出色的工人无疑敞开了国门，让他们的国家在战争中失败。正如盖德一再指出的那样，最出色的组织和最有纪律的劳动力才能令大罢工取得成功。如果成功了，结果只能是让更先进的国家在军事上败给更落后的国家。这个可怕的困境是没有出路的。饶勒斯不去想它，因为在他看来，大罢工只是点燃群众的信念，不太可能真的发生。饶勒斯和伯恩施坦在斯图加特的一座公园里散步时，一直试着说服他相信这份支持罢工的宣言是多么鼓舞人心。“我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这么做不切实际，”伯恩施坦后来说，“但他一直在谈这样的承诺有多少道德影响。”很久以后，克列孟梭说，“如此坚定不移地倡导国家的手足情谊”是饶勒斯的命运，“他没有因为现实的残酷而气馁”。

倍倍尔反对总罢工，认为这么做完全不现实。和法国人不同，德国社会党与工会紧密相连，所以他们也是从工会的角度思考的。也许所有的党员都是优秀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工会并不希望因为一次反对国家权力的鲁莽姿态而失去财源。即便是在和平时期，他们的资金储备也不够维持一次总罢工的。在战争狂热席卷全国的时候反对保家卫国，会让社会主义者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倍倍尔指出。甚至考茨基也同意。没有工会的许可，罢工不可能发生。私下里，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像饶勒斯一样自我安慰，也许战争来临之际，“愤怒的”工人们会起来反抗的。

这么多关于罢工的谈论，工人们的观点又如何呢？他们才是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但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声音。工人们在家担心工作、老板、破碎的玻璃、生病的小孩、今天的晚饭、明天的假期。对于他们来说，罢工是为了涨工资，战争是某个模糊而崇高的事件，有着刺激和勇猛的光环。与其说用罢工来抵制战争，倒不如奔赴战场，惩罚外国人，保卫祖国，他们这么想。倍倍尔也知道。“别再自我愚弄了”，他对一位英国代表说，再次重复他早就说过的话，只要祖国宣称有危险，“每个社会民主党人都会扛起枪，走向法国的前线”。

如果说倍倍尔此时还是社会主义的教皇，他也是世俗意义上的；道德的火炬已经传递给了饶勒斯，用王德威尔得开场白里的话说，他是“第二国际最伟大的希望”。饶勒斯神采焕发，投入到伟大的反战活动中，他很高兴自己身在德国。他在一家乡间啤酒花园举着泡沫满溢的大酒杯说道：“啤酒！王德威尔得，德国的啤酒！”这真挚的热情在他的同伴看来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一天晚上，他外出回来，经过中世纪古城图宾根，他坚持冒着大雨和黑暗走出车子，站在著名的图宾根大学门口，虽然什么都看不见。

倍倍尔之所以带领他的党反对明确承诺总罢工，与其说是确信这么做不现实，不如说是担心德国政府的报复行为，他们甚至会借此重新实施社会党人法。倍倍尔已经人到中年，自从恩格斯警告说“合法性会杀掉我们”之后，他一直很成功，此时也不想再次走入地下。除了自相矛盾的法国决议以外，他还要抵制党内的激进派，这时候还多了一个很难对付的人当他们的帮手。罗莎·卢森堡向一位朋友指出了这个人——“那是列宁。看他那顽固倔强的脑壳。”这两人一同合作，确定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的任何决议都应该提醒工人阶级，他们有责任将战争转变为革命。列宁和倍倍尔闭门会谈，商讨了很长时间。倍倍尔坚持认为“决议中不能出现可以被柏林的公共检察官利用、宣布党的运作非法的东西”。他们一再改写陈述，在列宁看来讨论进行得太久了，但是在辩证逻辑上富有成效。最终，他们制订出了一个让双方满意的方案，并把它添加到主要决议之后。

在倍倍尔的指导下，最后的决议精心策划，容纳了各方面的观点，没有到埃尔韦的暴动罢工的地步，不至于引起柏林检察官的警觉，也没有疏远代表大会任何重要的派别。倍倍尔胜利了。决议没有提及总罢工。它重申了阶级斗争和战争的本质（即它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要求用国民自卫队取代常备军，但也声明，“第二国际并没有对工人阶级反抗军国主义的行为定下严格的形式”。它建议采用一贯的“不停疾呼”的方法，并表示支持仲裁和裁军。由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发起的附加条款被删减得很体面，保证工人阶级和他们在议会的代表会“使用在他们看来最有效的办法”竭尽全力阻止战争爆发；如果战争还是爆发了，他们将为其迅速结束而奋斗，与此同时“全力利用这个危机加速废除资本主义”。

1909年，一个民族突然起来罢工抗议战争，结果是悲惨的。这不是一次组织严密的运动，而和俄国1905年革命一样，是自发性的——巴塞罗那的红色星期，被西班牙人称作“悲惨的一周”（la semana tragica）。这是一次大规模游行，抗议征兵去摩洛哥，在工人看来，这场战争的受益方是里夫[18]的矿主们。巴塞罗那劳工联盟发起的罢工活动一夜之间涌现出许多民众加入其中，特别是妇女，他们反对战争、反对统治者、教会等压迫性政权的所有元素。这场运动被炮火和血腥镇压，社会主义者因为其中一人——弗朗西斯科·费雷尔——的审判和处决而愤怒，但并没有因为这个事件而思考起义的方法和问题。

同年，瑞典的国家劳工联盟也号召举行大罢工，抗议雇主越来越多地采取封闭工厂的做法。这次罢工涉及50万工人，持续了一个月，最终在政府永久解雇、丢失养老金的威胁下失败。与此同时，上层阶级成功地组织军队继续运营必需的服务。组织活动相比抱着手臂什么都不做而言，要简单得多。

还是这一年，奥匈帝国兼并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使战争的阴影又近一步。奥匈帝国这次挑战的是尚未恢复元气的俄国，它只能自认倒霉，特别是在德皇宣称要穿着“闪光的盔甲”支持盟友的时候。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无法抗拒民族自豪感的震撼。维也纳的社会主义《工人报》发表了一系列沙文主义文章，引来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报刊充满恶意的嘲笑，它们指出，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稳固。

英国的反德浪潮卷走了布拉奇福德，这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也是个老兵，他支持布尔战争，并和海因德曼一起，通过他的报纸《号角》，组织支持征兵制的活动。基尔·哈迪谴责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叛徒，他自己仍然坚信“工会成员绝不会参与又一次工人鲜血的狂欢”。持这种观点的并不只有他一人。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具有自己的英雄意识——这个神秘的光环很强大。同样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塞缪尔·龚帕斯，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工人和工人的事务，他也相信这一点。当他1909年前往欧洲参加国际总工会代表大会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今日欧洲民众在感情上的团结这个事实”。尽管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还是相信工人为自身权益所做的斗争会优先于“国与国的战争，因为工人没有参与的理由”。他在另外一个场合说过，总罢工“对于现阶段的工会成员来说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他也深感工人阶级拒绝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心由来已久”，因为他们不愿迈出最后一步，杀害工人弟兄。他写道，国际工会代表大会，代表们交谈并一同进餐的精神会通过他们的报告传递到各国的工会成员中，他们会理解并拒绝互相杀戮。“甚至没有加入工会的”也会阅读文章，倾听回来的代表们的讲话，从而接受这种拒绝的精神。政治家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下次命令“去前线！”时跟着的就是“大规模和平示威”——龚帕斯没敢说是大规模反抗。“这是一般的意见，”他下结论道，“今日欧洲民族间战争最后的障碍，就是不同国家的工人们断然反对的态度。”

龚帕斯是个意志坚强、讲求实际的人，和任何人相比都不示弱。但他生存在一个感伤的时代。和饶勒斯一样，他相信“大规模示威”会导致最后的“停止！”，这个事实表明工人阶级作为英雄的理念在当时是多么根深蒂固。

龚帕斯前往欧洲的目的是让国际总工会将美国劳工联合会吸纳为会员。如果说参加工会的工人真能抗拒战争的话，那就只有这个组织对此管用了，如果它有意愿和办法的话。但它什么都没有。国际总工会1903年在英国和法国工会的倡议下成立，但德国并不赞成。它代表27个行业或产业联盟，会员包括19个国家的700万人。这个数目听上去很威风，但实际的权力没有这么强大，主要是行政上的。它向各成员工会通报贸易条件，并尽力挫败雇主们从国外雇用罢工破坏者的行为。为了博得规模大、财源广的德国工会的好感，该组织把总部设在德国，且由德国国家工会联盟的主席卡尔·莱吉恩（Carl Legien）担任书记。在两年一次的大会上，通常由法国人提出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是不受欢迎的。1909年，该组织为瑞典大罢工筹措了64.3万美元的资金，主要来自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工会，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贡献极少。可见所谓团结并不全面。有着强大的德国影响和非政治定位，这个组织是不会对国际大罢工感兴趣的。

涵盖海员、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的国际运输工人联盟（ITF）是总工会最强大的组织之一。它成立于1896年，代表16个国家的42个工会，有46.8万名成员。基尔·哈迪和饶勒斯一样，变得特别关心战争问题，他把战争爆发时组织国际罢工的希望寄托在国际运输联盟身上。只要运输工人，或者和国际矿工联合会一起，放下手中的工具，他相信战争就进行不下去。这又是一个需要所有国家同时进行的行动，但是哈迪已经被热情冲昏了头脑，他把提议带到了1910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下一届社会主义代表大会。

作为1910年第二国际大会的东道主，哥本哈根象征着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重要地位。丹麦社会党是小国中最强大的社会党之一，首都的市政府也在其控制之下。委员会下定决心要用组织和效率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其接待工作是完美的，由社会党市长致辞欢迎。回答他的是王德威尔得，那“饱满而洪亮的嗓音震撼人心”，他表达了代表们对主办方的感谢，这是一个非凡的场合，“自由的人民，市政厅的主人，欢迎红色国际”。现在，全世界的社会党选民多达800万人。法国社会党刚在5月的大选中获得胜利，他们的选票突破100万张，国会议员也从54人增加到76人。白里安当上了总理，仍然自称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多少也让社会党人有些自豪。社会主义似乎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有效行使人类“可怕的良心”了。

基尔·哈迪是这颗良心在哥本哈根的代言人，他连同法国的爱德华·瓦扬提出一份决议，建议“各会员党和劳工组织，考虑总罢工作为一种阻止战争的办法，是否可取并切实可行，特别是在提供战争材料的产业，并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中讨论这个问题”。提出决议时，哈迪承认工人们还没有做好罢工反战的准备，但他抓住希望不放，认为时候一到他们就会准备好。“我们要好好领导他们。”他说。他的决议得到了王德威尔得和饶勒斯的支持，相比之下，饶勒斯更有意对此决议表示赞同，因为他正忙着密切法国总工会和社会党的联系，能否成功部分取决于对总罢工的认可。另外，德国政党的官僚化倾向令他担心，他开始更积极地考虑大规模战术。

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坚决反对哈迪的提案，理由和以前一样：在战争期间倡导罢工可能被当局以叛国罪起诉，资金被充公。倍倍尔此时已生病、衰老，没有参加大会，但就算他不在场，来自德国的压力还是否决了这份议案。作为折中，决议交由布鲁塞尔办事处在下次代表大会上重新审议。就连以这种方式被记录下来都让德国人忧心忡忡。他们勉强接受了王德威尔德的劝说——如果拒绝这么做，英国人和法国人恐怕会施加压力，独自贯彻这一计划。一项反对军国主义的决议获得通过，和斯图加特的决议几乎是一样的，只是补充说，各成员国工会“将考虑为了阻止战争之罪，有无必要宣布总罢工”。社会党人如此紧张地处理掉了总罢工的议题，正如资本家在海牙处理裁军一样，只是也许没那么快吧。

几周之后，就有有力的证据表明，工人们赢不了运输业罢工。10月，法国总理白里安破坏了一场反对所有私人和国营路线的铁路工人大罢工，他的策略是征召工人进入军队服役三星期，将他们的缺勤冠以擅离军职的罪名。于是，白里安以国防为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声称是受爱国良心的驱使才这么做。即便作为一个曾经的社会主义者，他的良心也没有驱使他向那些铁路公司施加压力，让他们增加工资，满足工人的要求。

历史已进入1910年。贝尔福在4年前的英国大选上就看到了权力转移到新阶级的信号，但这个过程尚未完成。面对实力的考验——比如法国铁路罢工——工人还不具备真正的命令性权力。国际行动只是妄想。虽然社会主义者一再讨论它，相信它，但他们的论述更是一种希望和理论，而非有血有肉的真实。但此时，确实有人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国际工人阶级行动。当社会党人在哥本哈根讨论战争产业进行大罢工的可能性时，与此关系最大也最具国际性的工会组织——国际运输工人同盟（ITF）碰巧也在哥本哈根开会。布尔战争爆发时，支持布尔人的荷兰成员曾倡导对英国进行国际运输封锁，但被国际运输工人同盟断然否决，理由是，在那个阶段让工人参与具有政治目的的国际运动还不可能。直接的工会行动则另当别论。如今，到了1910年，他们决定在下一年组织一次自己的国际罢工，以纠正船运业的不公正。

英国代表本·蒂利特和哈维洛克·威尔森（Havelock Wilson）是此事的主要煽动者，德国代表保罗·穆勒（Paul Muller）强烈反对，与此同时，他的同胞们也在社会党人大会上反对基尔·哈迪的提议。现在进行海员罢工“绝对是疯了”，肯定以灾难收尾，穆勒说。胜利的是雇主，工会将失去影响力，陷入贫困的工人只能跪着乞求和解。与抗战的罢工相似，海运业罢工也会给不参与的国家带来优势，而德国和英国又是海运业的竞争对手，维持国际原则至关重要。穆勒先生终于没有抵抗住沉重的压力，大会一致通过进行海员罢工，来抗议所有国家的船主，因为他们“冷酷无情地”拒绝工会建立纠纷委员会的要求。大家都同意，这次罢工“必然会是国际性的”。

接下来的11月和次年3月，在安特卫普召开的海员委员会会议上，英国表示一定会参加1911年的罢工，比利时、荷兰、挪威和丹麦也保证支持；德国此时又说他们没有罢工的理由，退出了。日期定在6月14日。与此同时，丹麦和挪威也退出了。丹麦人是因为已经赢得了对他们有利的五年协议，挪威人是因为同样的要求被拒绝，便觉得自己势单力薄，罢工也是徒劳。英王加冕的那年夏天，运输大罢工还是开始了，英国人没有退缩，比利时和荷兰也一起罢工，但比起英国工人极度的努力，另外两个国家就相形见绌了。国际运输工人联盟也在欧洲大陆的港口组织声援行动，禁止船主雇佣罢工破坏者，帮助英国海员实现要求。然而，总的来说，原本预期的团结一致并未成真。国际运输工人联盟1911年的努力似乎预演了工人阶级在国际行动中的表现。

尽管如此，社会主义仍然毫不动摇地预测，战争到来时，世界的工人会“揭竿而起”。在这一点上，它和那个时代用多情的服饰装扮现实的倾向不谋而合。当时有的医生、作家、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开始不带幻想地观察人类了，但这些人是超前的，是像魏德金一样的“黑预言家”，不能代表当时的公众。公众更喜欢玫瑰色的乐观看法：布格罗[19]式的珍珠般的美好裸体，吉布森女孩[20]那种难以置信的俊美——那是从未出现在土地或海洋上的事物。社会主义者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抱有同样的看法。

乐观主义主宰着德国。1912年大选，社会民主党惊人地获得了总选票的35%，达到425万张，议会席位110个。党的发展壮大如此迅速，让别国的社会主义者“难以抗拒”，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将“囊括大多数人民，甩开封建——资本主义国家的镣铐”，这一天变得越来越近、越来越确定了。这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员如此之多，意味着军队里的党员数目也会有一定比例的增长，所以，日积月累，总有一天，让军队对付工人会行不通。

但是规模和实际影响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饶勒斯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就已公开指出，现在，党的规模持续膨胀，这种情况也变得更明显了。1912年大选胜利后进入议会的社会党人并没有很好地利用他们的优势。当年，政府要增加三个军，社会党人反对了授权法案，但是不敢更进一步，反对为增兵埋单的征税法案。其中一位党员菲利普·沙伊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被选为国民议会第一副议长，他拒绝加入正式拜会德皇的队伍，从而触发新一轮马裤辩论。这次，除了社会党外，所有的党派都加入讨论。争议的焦点是，如果第二副议长缺席，沙伊德曼是否会参加拜见，以及倍倍尔是否已经同意，社会党人可以合乎习俗地参与到为君主欢呼的队伍中。最后，沙伊德曼的原则问题导致他的选举被取消，严重问题得到了规避。

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修正主义和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一同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的成功反而导致其放弃最高纲领，转向最低的、可行的目标。革命的红色黎明已退去。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还在一遍遍重复信条，热情不减，但最坚定的革命信念已经传递给了“非法”活动者——俄国人。莱比锡的一次左翼集会上，一位来访的奥地利社会主义者称主办方为革命者。“我们是革命者？”弗兰兹·梅林打断了他的话，“呸！他们才是革命者。”说完便向他的客人托洛茨基点头。

对于饶勒斯来说，压倒一切的任务在于制定一项既符合社会主义信念，又不与法国国防冲突的反战政策，并付诸实行。在他的国家，民族主义，复仇（revanche），好战的情绪也处于上升趋势。德国的压力无处不在，拉长了色当会战失败的阴影。对于盖德那样在逻辑上走极端的人，和平不一定能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画等号，但在饶勒斯看来，这两者是一致的。他现在认为，唯一一条可以应付战争威胁，又符合社会主义的方法，就是组织公民军队。如果整个国家都是军队的储备力量，每个人都接受6个月的基本训练，军官也从各个阶级当中来，那这个国家就不会被卷入资本主义战争贩子的利益旋涡当中。在自卫战中，只有这样的全民军队才有希望击退德国正在准备的、把预备队送上前线的“淹没”战术。

饶勒斯的运动并非全然是社会主义的空谈。正如他在德雷福斯事件时写作《证明》一样，他已经着手证明他的理论的可行性，花了三年时间研究、制定重组军队编制的方法。1910年11月，他将研究结果以一份法案的形式呈递议会，并写进了一本700多页的书中，名为“新军队”（l’Armée Nouvelle），于1911年出版。他不辞辛苦地在议会和社会主义报纸《人道》（l’humanité）上宣传这个目标（他本人就是《人道》的创办者和主管），集会和演讲也不放过，结果惨遭非难，被右翼集团——特别是以谩骂著称的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指责为“叛徒”、亲德派和“反战论者”。

众所周知，巴尔干地区是俄国和奥地利利益冲突的场所，也是欧洲的火药桶。1912年10月，由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黑山组成的巴尔干同盟在俄国的鼓励下，向土耳其宣战，看来可怕的时刻已经来临。托洛茨基在贝尔格莱德看到塞尔维亚第十八步兵团身着新的卡其色军装向战场进发。他们穿着皮凉鞋，帽子上别着绿色的枝条，看上去是“注定要牺牲的人”。没有什么比这些绿枝条和皮凉鞋更让托洛茨基深刻认识到战争的意义。“我被一种历史的悲剧感占据，面对命运我无能为力，只能同情蝗虫一般的人类。”

为了展现世界工人团结一致、反对战争的决心，布鲁塞尔办事处召集了一次紧急大会，在法德之间的瑞士边境城市巴塞尔召开，时间是11月24日至25日。555位代表从23个国家赶往巴塞尔。办事处提前起草的宣言被全票通过，宣称“准备做出任何牺牲”以反对战争，但并没有指出具体是什么。基尔·哈迪、阿德勒、王德威尔得等社会主义最鼓舞人心的演说家相继登台，最后饶勒斯的演说把会议推向高潮。现在，人们已心照不宣地承认饶勒斯为社会主义运动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倍倍尔也在场，但已经体力不支，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在国际场合露面。

饶勒斯在大教堂的布道坛上讲话，这个场地是教会权威提供给他的，虽然资产阶级担心会出现“危险”的后果。饶勒斯说，教堂的钟声让他联想到席勒《钟声之歌》里的格言：我召唤生者，我哀悼死者，我打破火炉（Vivos voco，mortuos plango，fulgura frango）。他身体前倾，表情急切，对着面朝上看的观众们说：“我召唤生者，要他们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怪物已从地平线跑来。我为死者哭泣，数不尽的尸体正在东方腐烂。我要打破战争的雷鸣，它的威胁正从空中降临。”

而此时，这个雷鸣已经被资本主义的政治家们打破了。1912年12月，他们在伦敦开会，取得了有限的成果；又在次年5月继续，处理了俄国和奥地利之间的矛盾，没有使其演变为实战。

1913年3月，法国着手扩张军队，将服役期从两年恢复到三年，这和饶勒斯的反战号召正好相反。于是，他投入所有精力，反对这个法案，支持公民军队的做法。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三年法”成为法国人的舆论焦点。支持法案成了民族主义者的战斗号角，而反对它则是左翼的象征。饶勒斯谴责议会的做法是“对共和国犯罪”，吸引了15万人参加露天抗议集会。反对党称赞饶勒斯是杰出的和平发言人。因此，他作为反战人士和亲德派，又受到了新一轮的攻击。经过4个星期的激烈辩论，法案于8月7日生效。饶勒斯没有放弃，正如雷恩审判之后，他痛苦奋斗了6年，直到德雷福斯和比加平反一样；如今，他领导反对派，要求撤销法案。

倍倍尔在那一年去世，享年73岁。葬礼的队伍行进了3天，许多国家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前来瞻仰，他的灵柩被成百上千的红色花冠、花束包围。来自柯尼斯堡的律师、议员雨果·哈斯（Hugo Haase）是选定的接班人。1913年8月，安德鲁·卡内基，以及海牙国际法庭的42个会员国代表揭开了和平宫的面纱，《泰晤士报》称之为“最令人高兴的事”。1913年的一份关于法国学生生活的调查表明“战争”一词很有魅力，“人们心中永恒的斗士本能不断复苏”。

工人阶级的力量持续增长。到1914年，英国的工会会员人数达到300万，法国达到100万。丹麦的社会党是国会最大党，意大利的社会党在1913年的选举中将议会席位从32个扩大到了52个，法国社会党在1914年4月的选举中将议会席位从76个增加103个。比利时的社会党除了选出30位众议院议员、7位参议员议员外，还在市议会占据了500个席位。统治阶级长期顽固阻碍平等选举权的实施，使比利时社会党深感沮丧，现在他们觉得自己的力量已足够强大，用总罢工来实现目的的时机终于到了。王德威尔得和他的同事们坚持进行了长期、认真的准备工作，罢工持续了两周，共有40万名工人参加，但即便如此，他们未能达到目的，罢工失败了。

第二国际的第10次代表大会安排在1914年8月，在维也纳召开，以纪念第一国际成立50周年，第二国际成立25周年。社会党人对这个目标充满信心。当年5月，包括饶勒斯和雨果·哈斯在内的法德社会主义代表委员会在巴塞尔相聚，商讨恢复两国友善关系的途径。他们的意图是好的，但仅限于空谈。4月，基尔·哈迪在英国独立工党的大会上发表演讲，突然转身朝向演讲台后坐着的一排排社会主义主日学校的孩子们，直接对他们讲话。哈迪畅想自然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将有多么美好，战争和贫穷完全没有必要存在，他竭尽全力交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世界，尽管他和他的同事们尚未成功，但孩子们会接替他们。“我可以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的遗言：为了更好的明天而生活吧。”

6月底，传来消息，塞尔维亚的爱国者在波斯尼亚某个兼并来的不知名的小城里刺杀了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引起了欧洲已经习惯的轰动。事情过去了，并未引起公众过度的恐慌。接着，7月24日，一个月之后，奥地利突然宣布对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借用德国社会主义《前进报》的话说，这种“暴行……只能被理解为蓄意挑起战争的企图”。全面危机开始于欧洲的脚下。这会是又一次阿加迪尔和巴尔干战争吗？经过激烈的挑战和斡旋，战争能否最终避开？人们近乎绝望地等待着。“我们就指望饶勒斯”能带领社会主义者阻止战争，斯蒂芬·茨威格很久以后写道。

社会主义领袖们商量该怎么办。一个月之后在维也纳发动示威恐怕来不及了。周围气氛凝重，似乎已到了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布鲁塞尔办事处召集领导成员在7月29日进行紧急会议。饶勒斯、雨果·哈斯、罗莎·卢森堡、阿德勒、王德威尔得、基尔·哈迪，来自意大利、瑞士、丹麦、荷兰、捷克、匈牙利的党代表，以及俄国几个派系的代表，总共约20人参加会议，有种“绝望而沮丧的感觉”。他们能做什么呢？怎样才能让人们感受到工人阶级的意愿？这个意愿到底是什么？无人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工人们肯定是希望和平的，无人怀疑这一点，但两天之前已经有人在布鲁塞尔工会代表大会上给出了一个答案。法国总工会的领袖莱昂·儒奥（Léon Jouhaux）惶恐不安，很想弄清楚德国工会的意思。他说，如果德国人愿意参加的话，法国工会将号召罢工，但是德国工会主席卡尔·莱吉恩一直没有表态。总之，没有任何计划准备出台。

各国的社会主义报刊整个星期都在咆哮攻击军国主义，敦促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团结并征服”军国主义者，如第二国际策划的那样“不断疾呼”。法国工会的喉舌《工团主义斗争报》（La Bataille Syndicaliste）说：“工人们必须用一场革命的总罢工来回答宣战公告。”工人们挤满群众大会，倾听规劝和激励，游行、呼喊，但罢工的意愿却没有任何迹象，因为根本没有计划。

布鲁塞尔的一个雨天，社会主义的领导们齐聚人民之家（Maison du Peuple）小厅里，这座大楼是比利时工人运动的骄傲，它有剧场、办公室、会议室、咖啡馆以及合作社的商店。他们见面时已经听说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但其他国家尚未卷入其中。他们只剩下希望了，希望工人们能以某种办法起来反抗——他们依赖“某种办法”已经很久了。每个代表都指望邻座的人能带来他国工人自发性暴动的消息，向战争说“不！”。阿德勒的演讲表明，奥地利发生起义的可能性为零。焦躁不安的哈斯报告了德国各地抗议和群众大会的情况，并向同事们保证，“德皇不希望打仗；不是因为他热爱人类，而是因为他生性懦弱。他担心后果”。饶勒斯看上去“对所有常规方法都失去希望，只能依靠奇迹了”。哈迪肯定英国运输工人会开展罢工，但他的自信是装出来的。几星期之前他曾写道：“只有当工会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让工人掌管政府，战争才能终止。”唯一一个符合这个条件的国家就是德国了。代表们整天都在讨论，但达成的唯一决定是将代表大会的地点从维也纳改为巴黎，8月9日，届时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那个晚上，皇家广场（Cirque Royale）上聚集着比利时工人，他们从城区各处和郊区赶来。领导们登上讲台时，饶勒斯把手臂放在哈斯的肩膀上，以这个姿势来否认德法之间的敌意。他在会议的高潮发表讲话，其雄辩令整个大厅为之震撼。他“颤抖着，充满激情、忧虑和渴望，想避免即将到来的冲突”。他的演讲结束时，在场的观众被热情席卷，涌入街头，组成游行的队伍。他们带着写有“反对战争”（Guerre à la guerre）的白色卡片，一边游行，一边轮流喊口号、唱国际歌。

次日，代表们启程回家，饶勒斯临走时安慰王德威尔得：“这次会和阿加迪尔一样——有起有伏——但问题不解决是不可能的。来，我还要等几个小时的火车，我们一起去博物馆看佛拉芒原始画派的作品吧。”可惜王德威尔得有事要去伦敦，不能和饶勒斯一起，此后也再没见到他。在返回巴黎的火车上，饶勒斯因为太过疲劳而睡了过去。陪伴他的让·隆盖（Jean Longuet）看着他“奇妙的脸……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他已经死了。我一阵惊恐，整个人都冻住了”。然而，列车到站之后，饶勒斯醒了过来，仍然坚持不懈，去议会和议员们讨论，接着又去《人道报》的办公室，写第二天早上的专栏。

安杰丽卡·巴拉巴诺夫等代表乘坐另一辆列车离开布鲁塞尔。第二天，他们在巴塞尔火车站的饭店吃早餐时，两位德国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急匆匆地跑来，显然很兴奋。“战争已经毫无疑问了，”其中一人说，他刚刚和门外的德国人交谈过，“他们来这儿是要把党的财产保管好。”那一天，在柏林，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Hollweg）向普鲁士国家部保证，“没有必要特别担心社会民主党”，而且“没有人会谈论总罢工或破坏活动”。

7月31日，德国向俄国发布初步动员的最后通牒（Kriegsgefahr），巴黎的民众十分紧张，他们知道法国已站在战争边缘。内阁一直在开会，德国大使来到外交部，又离开，似乎是个不祥之兆，这个国家的命运悬而未决。饶勒斯带领社会党代表团前往总理办公室见他曾经的同志维维阿尼，然后回去组织社会党向议会施压。晚上9点，他离开《人道报》办公室，因为焦虑而疲惫不堪，在蒙马特街角的羊角面包咖啡馆和几位同事吃晚饭。他背靠打开的窗户落座，边吃饭边说话，这时，一个年轻人正在外边的街上看着他，此人从前一天晚上就已经跟踪饶勒斯了。这是一个极端狂热的爱国者，后来的调查也证实这一点，他把手枪瞄准这个“反战派”、“叛徒”，连发两弹。饶勒斯猛地倒向一边，摔在餐桌上。5分钟之后，他死了。

消息像火焰吞噬了巴黎。人群很快聚集在餐馆周围的大街，以至于警察花了15分钟才打开一条通道，好让救护车进来。尸体抬出时，周围一片沉默。救护车在骑车的警察的护卫下转道时，突然传来一阵喧嚷——“饶勒斯！饶勒斯！饶勒斯万岁！”——似乎在拒绝死亡这个事实，而其他的人则目瞪口呆，悲伤已攫住他们的心。许多人在街上哭泣。“我的心都碎了”，阿纳托尔·法朗士听到消息后说。内阁成员是在夜里开会时知道的，传递消息的副官面色苍白，部长们惊骇得不知所措。预见到战争前夕可能发生工人阶级暴动和内乱，总理公开呼吁，请求民众团结、镇定。军队也保持戒备，但第二天早上，国家存亡的关头，却只有痛彻肺腑的寂静。卡莫的工人停止工作。“他们砍掉了一棵大橡树。”一位工人说。一位在莱比锡大学求学的西班牙社会主义者漫无目的地游荡街头几个小时，“一切都染上了血的颜色”。

饶勒斯之死的消息在周六见报，8月1日。当天下午，德国和法国发出了动员令。夜晚到来之前，预备役军人手捧花束，向火车站行进，平民在街边招手欢呼。每个国家都同样热情、激动。8月3日，德国社会党召开干部会议，决定是否支持战时公债。就在几天之前，《前进报》还在嘲笑防止战争的虚伪借口。但现在，政府在讨论俄国的威胁和法国的挑衅。伯恩施坦，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者，向他们保证，政府计划为社会主义者修建一座“金色桥梁”，证据是外交部为饶勒斯之死公开表示哀悼，承认这对于社会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111位社会党议员中只有14位，包括哈斯、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弗兰兹·梅林，投了反对票，但这14个人也严格服从多数的意见。次日，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党派一起，在国民议会全票通过了战时公债。

德皇宣布：“从此以后，我不认党派，只认德国人。”在法国，议长德夏内尔（M. Deschanel）面对起立的议会成员，宣读了为饶勒斯而写的悼词，“这里再没有敌人，只有法国人”，他说。两个议会里都没有社会党人对这个头等忠诚的声明表示质疑。法国全国总工会的领袖莱昂·儒奥宣称：“我以工团组织的名义，以所有加入军队的工人，以及明天加入的人——也包括我在内——的名义宣布，我们自愿前往战场，击退侵略者。”8月尚未结束，王德威尔得就进入了比利时的战时临时政府，盖德则以法国“神圣工会”领导人的身份进入政府。连盖德都成了部长！这无疑是爱国主义部落式的牵引最有力的见证。

与欧洲大陆相比，英国没有这么严重的民族危难感，基尔·哈迪、拉姆齐·麦克唐纳和几个自由党人坦率地表示反对战争。但除此之外就没有人唱反调了，没有罢工，没有抗议，没有犹豫——他们扛起枪到别国的土地打击同是工人的士兵。马克思宣称的没有祖国的工人，在战争来临之际，选择了国家，而不是阶级。他们和任何人一样，成了祖国大家庭的一员。他们的敌对行为本该用来颠覆资本主义，却在外国人身上找到了更好的目标。工人阶级心甘情愿地走向战场，甚至急切地渴望如此，和中产阶级一样，和上层阶级一样，和整个人类一样。

8月4日，饶勒斯下葬的那一天，战争已经全面化。空中传来了他曾在巴塞尔祈求的钟声——“我召唤生者，我哀悼死者”——为他，也为全世界而鸣。

[1] 英特纳雄耐尔，法文L’lnternationale（国际）的音译。

[2] 埃德温·马克姆（Edwin Markham）：美国诗人。

[3] 米勒（Millet）：法国画家。

[4] 加里波第（Garibaldi）：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导者。

[5] 伯恩-琼斯（Burne-Jones，1833—1898）：英国画家，前拉斐尔派（Pre-Raphaelite）重要成员。

[6] 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起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旨在遏制社会主义的发展，把社会民主党等皆列为非法。

[7] 樱草会（Primrose League），是1883年成立的保守党协会。

[8] 即美国政治家托马斯·里德，详见本书第三章。

[9] 穆内-絮利（Mounet-Sully，1841—1916）：法国演员。

[10] 欧仁·苏（Eugène Sue，1804—1857）：法国作家。Eugène一词在英语和法语中发音不同，因而有两个汉译。

[11] 塞缪尔的昵称。

[12] 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1858—1943）：英国政治家、工团主义者。

[13] “Big Bill”Haywood，全名William Dudley Heywood，“大比尔”是他的昵称。

[14] 斯克内塔迪（Schenectady），纽约州东部城市。

[15] 1912年的美国大选，共有四个政党参加，各派一位候选人：民主党的伍德罗·威尔逊，共和党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社会党的德布斯，以及前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他在共和党内选举落败后自行成立进步党参选。最后威尔逊当选总统。

[16] 摩洛神（Moloch），一种上古的神灵，需要儿童献祭，在《圣经》中有记载。

[17] 威廉大街（Wilhelmstrasse），柏林市中心的街道，从19世纪中叶到1945年期间是德国的行政中心，英语中常以威廉大街指代德国政府或外交部。

[18] 里夫，北非山区。

[19] 布格罗（Bouguereau，1825—1905）：法国学院派重要画家，追求完美的极致，作品中有很多美好的女性形象。

[20] 指美国插画家查理·达纳·吉布森（Charles Dana Gibson，1867—1944）笔下的女性形象，代表那个时代美国女性美的标准。

后记

此后的四年，如格雷厄姆·沃拉斯所写，“人类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强烈、最英勇的努力”。这番努力结束后，1914年可能带来的幻想和热情渐渐沉入了巨大的幻灭之海。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人类的主要收获便是痛苦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

这座骄傲之塔，在欧洲文明最伟大的时代建造，它是崇高与激情的大厦，有财富，有美，也有阴暗的地窖。与此后的时代相比，居住其中的人更自立，更自信，更有希望；更伟大，更奢侈，更优雅；更舒适，更快活，在彼此的陪伴和交谈中更愉悦，更不公，更虚伪，更悲惨，更贫困，感情更丰富（包括虚情假意），更难以忍受平庸，更有尊严地工作，更享受自然，更有兴致。旧世界失去了很多，不管将来会得到什么。比利时社会主义诗人埃米尔·维尔哈伦（Emile Verhaeren）在1915年回顾往昔，将他的诗篇“满怀深情地”献给“曾经的自己”。

致谢

请允许我向麦克米伦公司的塞西尔·斯科特（Cecil Scott）先生致以一个作者最衷心的谢意。他是一位兴趣十足的读者，从提纲到成书，都积极参与其中，给予我持续的支持，提供建设性意见以及我所需要的激励。

为我提供建议、意见，帮我解答问题的还有：《美国的过去》（The American Past）的作者罗杰·巴特菲尔德（Roger Butterfield）先生，印第安纳大学的弗里茨·爱波斯坦教授（Fritz Epstein），《列宁的一生》（The Life of Lenin）的作者路易·费歇尔（Louis Fischer）先生，康奈尔大学的爱德华·福克斯（Edward Fox）教授，国际运输工人联盟（伦敦）的K·A·戈尔丁（K. A. Golding）先生，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杰伊·哈里森（Jay Harrison）先生，大都会歌剧院的约翰·古特曼（John Gutman）先生，哥伦比亚大学共产主义事务研究学会的乔治·利希海姆（George Lichtheim）先生，《克虏伯家族》（The House of Krupp）的作者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先生，编辑费希尔勋爵（Sir John Fisher）信件的阿瑟·马尔德（Arthur Marder）教授，普鲁斯特的传记作者乔治·佩恩特（George Painter）先生，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作品导论的作者A·L·卢韦斯先生（A.L.Rowse），海伦·拉斯科尔（Helen Ruskell）小姐和纽约社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小交响乐团协会总监托马斯·K·谢尔曼（Thomas K. Scherman）先生，提供德国马戏团信息的贾尼丝·谢伊（Janice Shea）女士，提供威尔弗雷德·特罗特（Wilfred Trotter）信息的、圣费尔南多峡谷州立大学的里芭·索弗（Reba Soffer）教授，联邦能源委员会主席约瑟夫·C·斯温德勒（Joseph C. Swidler）先生，以及《现代英国诗歌》（Modern British Poetry）等书的编辑路易斯·昂特迈耶（Louis Untermeyer）先生。我非常感谢以上诸位的帮助。另外，也必须对在口头上帮助过我但我没能记下来的许多朋友们致以同样的谢意。

我非常感激为我寻找插图的海牙皇家档案馆的A·J·乌贝尔斯（A. J.Ubels）先生、纽约公共图书馆图片室的全体职工，以及布朗兄弟银行的哈里·科林斯（Harry Collins）夫妇。

我还想特别感谢两位不知疲倦的校对者：杰西卡·塔奇曼（Jessica Tuchman）小姐和蒂莫西·狄金森（Timothy Dickinson）先生，他们分别为本书提供了增进和改正的意见。还要感谢埃丝特·布克曼（Esther Bookman）女士，她无可挑剔地打出了本书的原稿，我的上一本书《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也得益于她的帮助。

巴巴拉·W·塔奇曼

参考文献

书目与注释

此书目根据章节罗列，仅限于注释中引用的来源（只有一两个例外），并不打算做系统、详尽的文献目录。这些书只是我用到的，不少是无意中发现的，多数为一手文献，个人陈述。二手的解释性文献很少收录。当我需要这方面指导时，尽量使用和研究对象同时代人的陈述，并不是说这些书更好，而是因为它们更接近我所撰写的时代和社会精神。尽管如此，当代的研究成果在许多地方为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阿莱维（Halévy）宏伟且值得信赖的英国事务百科全书，平森（Pinson）和科恩（Kohn）的德国研究，莫里森（Morison）版的罗斯福信件以及两本信息量很大的传记，其研究对象处于那个时代的核心位置——戈德堡（Goldberg）的《饶勒斯》和门德尔松（Mendelssohn）的《丘吉尔》。这两本书虽然关注的是个人，但也对整个时期的详尽历史做了丰富而仔细的描述。金杰（Ginger）的《德布斯》和佩因特（Painter）的《普鲁斯特》也在较小的范围内取得了同样的成就。

当时的几份出色的调查让我受益良多：贝特曼（Bateman）对英国土地收入的研究，杰克·伦敦（Jack London）和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对穷人的研究，基亚尔（Quillard）对亨利的捐助者的研究。一些小说家，诸如V·萨克维尔-韦斯特（V.Sackville-West）、阿纳托尔·法郎士和普鲁斯特也和社会史学家一样，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某些回忆录作者也如此：处于对立面的勃鲁姆和都德，沃里克夫人、弗雷德里克·庞森比爵士、埃舍尔勋爵、威尔弗雷德·布伦特、冯·苏特纳男爵夫人、斯蒂芬·茨威格，特别是范德维尔德，他是唯一一个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做出个人化观察的社会主义者，而统治阶级作者在这方面特别多产。更有价值的可能是那些对他们的时代独具慧眼且表达能力出色的人；他们突然灵光一现，让发生在身边的事件昭然于世。罗曼·罗兰就是其中一位，马斯特曼是另一位。托洛茨基——虽然不是本书的重点——也拥有同样神秘的理解能力，他在描写塞尔维亚步兵团时就展现了无可匹敌的语汇，他几乎能感受到某一时刻的历史意义，并用语言表达出来。

下列所有文献中，最出色的莫过于德雷纳克的（更多内容参见第四章的注释）；从头到尾都提供了很多信息的最杰出的作家是A·G·加德纳；罗列的书目中最显著的特点是缺乏一流的美国回忆录作者（亨利·亚当斯除外，他也不合我的口味）。

为了把注释控制在易于操作的长度，我只在说法来源不明显时才给出注释。在没有注释的情况下，读者可以推断，只要某人的回忆录或其他作品出现在参考书目里，文章中涉及此人的任何行为或说法都来自他或她的个人陈述。比如，在第四章中，读者如果想知道莱昂·布鲁姆和他的朋友皮埃尔·卢维因为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立场不同而分道扬镳的原始资料，则应该在该章参考书目中查找当事人的名字，找到布鲁姆所写的书之后，便可推断我的引证来自布鲁姆本人。当我谈及梅尔巴夫人的客人向窗外扔桃子，或者引用里布尔斯代尔勋爵对贵族地位的说法时，读者可以推断在参考书目中列出的这两人的作品就是材料的来源。有时，材料也可能来自回忆录作者，而非当事人，比如施特劳斯访问斯派尔或者顺便谈到比彻姆这一段。总的来说，在没有注释的情况下，某次谈话、通信或事件中提到的人名就是找到引证来源的钥匙。虽然这个方法需要对此感兴趣的读者自行查找原书的具体页数，但至少不会有错，更何况其他的方法都要把注释拉到和正文同样的长度。

如果一本书在不同的地方被引用，它将列在使用最多的章节。DNB指《国家传记辞典》，DAB指《美国传记辞典》，The Times指伦敦《泰晤士报》，NYT指《纽约时报》。加星号的表示特别有价值或有趣的文献。

第一章 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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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念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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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写完后又有三本有用的书出版：Anarchism, by George Woodcock, The Anarchists, by James Joll, and The Anarchists, an anthology, edited by Irving L. Horowitz.

注释

我不认为有必要在此章中按照每个事件和引证分别列出参考书目，因为它们可以根据话题自行组成易于辨认的来源集合，如下：

关于穷人的生活条件，Riis, London, Hunter和Chiozza Money（见第一章）是我主要的资料来源。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在各国的理念和理论以及他们的作品节选，Eltzbacher特别有用。关于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引证，除非特别说明，都是摘自Maitron或者Malato的书（Malato自己也是当时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Crapouillot和Vizetelly作为补充。关于艾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他们的回忆录是所有引证的来源。关于约翰·莫斯特，Nomad的Apostles一书中关于他的章节是我的主要来源。谈到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引证主要来自美国新闻界当时的报告，正如注释中之名的那样。关于柯佐罗兹，最主要的资料是查宁的。关于俄国，Savinkov（他自己就是恐怖小分队的成员）和Nicolaevsky是主要的资料（这一部分太吸引人了，以至于我写初稿时，俄国事件大大超出了比例，不得不缩减到原文的五分之一）。

前文中未提及，但似乎需要指出具体参考内容的事实和引证已单独列出。

第三章 美梦终结

参考书目

关于里德的足本传记有两部，其一的作者是Samuel McCall，是里德在国会的同僚，后来成为马萨诸塞州州长；其二的作者是Robinson教授，两本书都已列出。下面也列出了里德的友人、记者、国会同僚等同时代人关于他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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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所有里德所说，或关于里德的传记事实、逸事和引证，除非另有说明，都出自Lodge，McCall或Robinson。所有关于罗斯福的引言都来自Morison版的《书信》，我只注明了信件日期，省略具体卷数和页码。

第四章 “我要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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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本章的目的并非复述德雷福斯事件的经过，而是展示法国社会对该事件的反应，所以我认为，除非是有争议或模糊的历史事实，就没有必要在此列出参考文献了。雷纳克那部宏伟的作品是我最重要的资料，此书充满史实、文本、引证、见识、评论、亲眼所见的场面、领头人物的肖像描写，这些人是他所熟知的，他也记下了自己直接的体验，比如在议会听德·芒讲话时“我脑中感受到的是三百个进入催眠状态的听众”。任何人说的任何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话，或做了与该事件相关的事，都被他记载下来，除了明显的事件外，还有无数次要的细节，比如修雷尔-凯斯纳对记者的厌恶，和威特公爵一闪而过的洞见。雷纳克不只是事件的观察者，也是重要的参与者，是除了左拉以外，他是受污蔑、中伤和讽刺最多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写出了具有如此历史价值的作品，恐怕是无以伦比的壮举，在史学写作上显然无人能及。本章任何未注明的说法或引证，读者都可在雷纳克的书中找到。此书的索引详尽，占据了整个第七卷。

从民族主义者的角度出发，思考得最为透彻的表述是巴雷斯的，最生动而恶毒的是都德的。当代作品中最出色的是Chapman的，客观、可靠，篇幅在易读的范围内。关于奥特伊和隆尚的骚乱，我参考的是当时的新闻报道。

第五章 沉静的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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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F, THEODOR（editor of Berliner Tageblatt）, The Eve of 1914, tr. E. W. Dickes, New York, Knopf, 1936.

注释

关于海牙和会上发生了什么，有怎样的发言，我主要参考代表们向各自政府发送的报告，这些报告保存在外交部通信以及大政策档案中；还有安德鲁·怀特在其《自传》中的日记记录，《时代报》特别记者的报道。这些记录是在热点事件发生时所作，读来更为鲜明生动，相比而言，事后收集编辑的会议记录一字不改，冗长乏味。（《时代报》的通讯员以×或××签名，所以有可能是两个人交替写作。我向接替《时代报》的《世界报》，以及法国外交部的档案保管员问询，但并未获得该记者的真实身份。）除非另有说明，代表们的引证都出自他们自己的记录；只有情形重要时才给出具体的参考。所有关于冯·苏特纳男爵夫人的材料，包括诺贝尔的信件，都出自她的《回忆录》。罗斯福的所有引证都出自他的《书信》（见第三章）。

第六章 尼禄主义在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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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EIG, STEFAN, World of Yesterday, New York, Viking, 1943.

注释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关于施特劳斯的传记事实，以及德国乐评人和音乐学家对他的评论的引证都来自Finck。罗兰、比彻姆、纽曼、马勒夫人（Werfel）、斯派尔、斯特拉文斯基等人的评论或逸事只有在来源不明显时才会在上文中单独列出。幸运的是，1964年，我写作本书时，正值各大交响乐团庆祝施特劳斯的百年诞辰，令我得以在几个月内听遍他的所有重要作品。这些音乐会的节目单也很有用，惟其昙花一现，未列入参考书目。

第七章 权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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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列出的书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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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饶勒斯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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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YO, JULIO ALVAREZ DEL, The last Optimist, New York, Viking, 1950.

注释

除非另有说明，饶勒斯的所有引证出自Goldberg，德布斯的出自Ginger，伯恩施坦的出自Gay，龚帕斯的传记事实出自他的自传，对欧洲工人运动的评论处在他的书《欧洲和美国的工人》；王德威尔得、德·里昂等人的印证，根据以上建立的原则，都出自他们自己的作品。

1 索尔兹伯里勋爵

2 里布尔斯代尔勋爵

3 温德姆姐妹：埃尔科夫人，坦南特夫人，阿迪恩夫人（萨金特绘于1899年）

4 查兹沃斯庄园

5 彼德·克鲁泡特金亲王

6 《反叛》

7 《反叛》编辑室

8 《在地窖里睡了四年》，雅各布·里斯拍摄，大约1890年

9 《封锁》（泰奥菲勒·斯泰因勒绘，署名“珀蒂·皮埃尔”）

10 托马斯·B·里德

11 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上校（后为海军少将）

12 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

13 塞缪尔·龚帕斯

14 左拉审判时的群氓

15 《辛迪加》（福兰绘）

16 德雷福斯事件，《寓言》（福兰绘）

17 《真相浮出水井》（卡朗·达升绘）

18 海牙会议，1889年

19 巴黎博览会，1900年

20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21 伯莎·冯·苏特纳

22 位于埃森的克虏伯工厂，1912年

23 理查德·斯特劳斯

24 弗雷德里希·尼采

25 柏林一家露天啤酒店

26 农牧神般的尼金斯基（莱昂·巴克斯特设计）

27 阿瑟·詹姆斯·贝尔福

28 煤矿罢工，1910年

29 海员罢工，1911年

30 大卫·劳合·乔治

31 奥古斯特·倍倍尔

32 基尔·哈迪

33 《罢工的犹太人》（泰奥菲勒·斯泰因勒绘）

34 让·饶勒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骄傲之塔 : 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 ～ 1914/（美）塔奇曼著 ; 陈丹丹译.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6.4

书名原文: The Proud Tower：A Portrait of the World Before the War, 1890-1914

ISBN 978–7–5086–5306–8

Ⅰ . ①骄⋯ Ⅱ . ①塔⋯ ②陈⋯ Ⅲ .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研究 Ⅳ . ① K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3458号

The Proud Tower by Barbara W. Tuchman

Copyright © 1997 by Barbara W. Tuchma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Russell & Volkening, Inc, a subsidiary of Lippincotte Massie Mcquilkin, through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hina CITIC Press

骄傲之塔 : 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

著者：[ 美] 巴巴拉·W·塔奇曼

译者：陈丹丹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彩插：32

字数：495千字

版次：2016年4月第1版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5306 –8 /K·46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权贵 英国：1895—1902

第二章 理念与行动 无政府主义：1890—1914

第三章 美梦终结 美国：1890—1902

第四章 “我要战斗！” 法国：1894—1899

第五章 沉静的鼓手 海牙：1899—1907

第六章 尼禄主义在蔓延 德国：1890—1914

第七章 权力转移 英国：1902—1911

第八章 饶勒斯之死 社会主义：1890—1914

后记

致谢

参考文献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