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往事: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美丽和忧伤
Author: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Date: 2014-06-15T03:57:11.046000+00:00
Keywords: 拉美; 足球; 感兴趣的书; 文化; 散文; 随笔; 外国文学;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Description: 这是一本围绕足球写就的散文集。作者出生在足球盛行的拉丁美洲，是一位资深球迷，他在书中回忆了足球的美丽历程，往昔的精彩比赛和球星球队，还如数家珍一般描画出足球史上经典的进球场景，让人震撼于足球的魔力。作者坚持认为，足球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应拥有娱乐特质，他反对足球职业化和商业化。在他看来，“足球的历史是一段从美丽走向职责的伤感历程”。 ◎ 焦点推荐 白岩松：足球的历史并不长，却蕴藏着丰富的细节，《足球往事》就是用细节串联起来的足球史，或许会更真实，也更有趣。 黄健翔：我会认真阅读这本书，如同我以前阅读每一本与足球有关的各国各种人写的书一样，这将使我对足球的看法更简单明了，更纯粹干净。尽管我会看到更多的复杂乃至丑陋，但是正因为如此，单纯和美丽才显得更珍贵。足球是美丽的。 梁文道：只有真正的拉美球迷才写得出《足球往事》。正如他为拉丁美洲所做的一样，加莱亚诺也用同样的手法替他心爱的足球写出了一部编年史，记录百年来一个又一个巨星的诞生和陨落，同时也描述了围绕着足球旋转的这个世界，以及足球那颗太阳它自己的命运。 张晓舟：一部快乐足球漂亮足球的史诗，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漫卷诗书喜欲狂，拔剑四顾心茫然，这是《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作者借足球讨伐全球化的又一檄文。
Publisher: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权页

EL FúTBOL A SOL Y SOMBRA （ENGLISH TITLE： SOCCER IN SUN AND SHADOW）by EDUARDO GALEANO

Copyright： © 1998， 1999， 2010 BY EDUARDO GALE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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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2014 BEJING BBT PUBLISHING CONSULTING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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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足球往事：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美丽与忧伤/（乌拉圭）加莱亚诺著；张俊译.—2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495-2740-3

Ⅰ.①足…　Ⅱ.①加…　②张…　Ⅲ.①散文集-乌拉圭-现代　Ⅳ.①I78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7427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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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12.125　字数：193千字　图片：251幅

2014年5月第2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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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最美丽的运动就该配得上一首最美丽的诗

在当年拉美文学风潮最盛、每个文艺青年都抢着啃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时，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人提起过乌拉圭的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同样的，当每一个热爱足球的读书人都交口称誉英国作家霍恩比（Nick Hornby）最能写出球迷的悲与喜、说他是最懂足球的作家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人想起你眼前这一部《足球往事：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美丽和忧伤》。

加莱亚诺和许多伟大的拉美作家一样，有过多年的记者背景。他此前唯一的中译著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就是一个典型左翼记者的控诉，他控诉跨国企业与军人独裁政权总是不懈地吸噬拉美大地的血液。前两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还在美洲国家高峰会上激昂地向大家推介这本老书，使它再度登上畅销书榜，一时间传为笑谈。又和其他拉美作家相似，加莱亚诺也曾有段流亡岁月。在右翼军人当道的年代，加莱亚诺被迫离开乌拉圭，从一个国家流亡到另一个国家。他最后不得不跑到了西班牙，在前殖民帝国的核心回望家乡，记忆那一大片土地的前世与今生，终于完成了属于他一个人的拉丁美洲编年史《火的记忆》三部曲，一部由断简札记与沉思组成的悲怆史诗。如果你只想看一部拉美全史，你不应该再找第二本书。不，不是因为它很全面很客观；恰恰相反，这是一部非常零碎也非常忧伤的抒情故事集。加莱亚诺夹叙夹议，挑选了他最想告诉大家的历史片断，把它们化成一串晶莹如泪珠的珠串。那种风格，是我一直心仪一直私淑的风格，可惜我大概永远也学不会。

只有真正热爱拉丁美洲的作者才写得出《火的记忆》，也只有真正的拉美球迷才写得出《足球往事：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美丽和忧伤》。足球如此美丽，却又叫人如此心碎。正如他为拉丁美洲所做的一样，加莱亚诺也用同样的手法替他心爱的足球写出了一部编年史，记录百年来一个又一个巨星的诞生和陨落，同时也描述了围绕着足球旋转的这个世界，以及足球那颗太阳它自己的命运。

这部历史里头自然要有拉丁美洲的荣光，所以他骄傲地想起了1924年，第一支出征欧洲的南美国家队乌拉圭“教懂了欧洲人什么是真正的足球”。当然，真正的球迷绝不可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于是他能欣赏欧洲人的伟大。譬如，1962年世界杯场上的英国人博比·查尔顿，“足球服从他，在他的指示下旅行，甚至在他踢到它之前，球就已经自动奔流入网”。

这里有足球最让人惊喜的时候，例如尼日利亚和比夫拉同意停战，因为电视上的贝利正在踢球。也有足球最卑鄙黑暗的时刻，例如大独裁者弗朗哥把皇家马德里打造成一支流动的大使馆，四处以球技宣扬他的政权。而忠于老共和国和巴斯克地区的球员则被迫流亡，国际足协还要落井下石，宣布这批反极权的球员是叛徒，应该永远停赛。

可是，足球又总能在最黑暗的时刻振奋人心。纳粹德军占领乌克兰的时候，曾经逼迫基辅迪纳摩的球员和希特勒的卫队来一场友谊赛。赛前他们收到警告：“如果你们敢赢，就死定了。”于是一开始“在恐惧与饥饿的折磨下，他们只好准备输球。不过到了最后，他们无法抗拒尊严的呼唤”。球赛结束，11位球员穿着队衣在悬崖边上被处死。直到今天，那场比赛还是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神话之一。

身为一名忠实的老球迷和老左派，加莱亚诺叹息足球世界的商业化，认为今天的足球已没有风格的区别了，蕴藏在足球中的原始快乐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指出现在的球队甚至不是为了赢去踢，而是为了不输。可是他依然相信；正如我们，总是心灰，总是痛骂（我甚至怀疑我这一辈子说过的粗话里有一大半都献给了足球），最后却还是乖乖地把整个人交了出去。没错，这个世界几乎没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可是我们顽固地坚持唯有足球的快乐和尊严是不能卖也买不走的，正如基辅迪纳摩当年那批壮士，他们甚至可以连命都不要。只要一天还有人在踢球，那种精神就永远存在。如果你也是球迷，你一定明白我在说什么。

梁文道

香港，2010年南非世界杯开锣前的第12天

序二　从左派足球到左派政治

1950年爱德华多·加莱亚诺10岁，亲睹乌拉圭勇夺世界杯；1982年我12岁，从12寸电视上领略了桑塔纳那支伟大的巴西队，他们失败了，但我却从此成为巴迷，明明是信号很差的黑白电视，但奇怪的是脑海中的巴西队是鲜艳绚丽的。人生能有几回世界杯？我以这篇小文向70岁的加莱亚诺致敬，他是父辈，但我从他的书中感到某种铁血球迷的兄弟情谊。

桑塔纳和克鲁伊夫奠定了我的趣味和价值观：不管好胜争强欲火多盛，总得有超越输赢的情怀，甚至丑陋的胜利，不如漂亮的失败。桑塔纳和克鲁伊夫都没拿过世界冠军，假如这算失败，那也是最漂亮的失败。假如做不了beautiful winner，那也要做beautiful loser。

如同老加莱亚诺所谴责的，欲火中烧肝火太盛的乌拉圭足球曾一度演变为暴力足球，但恩佐·弗朗西斯科利是永恒的，我和齐达内一样是他的忠实粉丝，我喜欢恩佐·弗朗西斯科利与其名字音节以及容貌身姿如出一辙的漂亮优雅的球风。

当然还有“中国男孩”雷科巴。2002年世界杯前，在沈阳，我曾带着范志毅去乌拉圭队下榻的宾馆找他。1998年雷科巴曾随民族队来上海与申花比赛，他在场上与范有些摩擦，不打不相识，范志毅赛后带乌拉圭球员逛夜上海，没想到雷科巴们把裤兜翻了个底儿掉，也愣是凑不够洗桑拿的钱，只好颓然回宾馆自个儿洗洗睡！而甲A时代的申花也掏不起钱买最初报价据说仅100万欧元的雷科巴。几个月后雷科巴以400万欧元转会国际米兰，随后蹿红，一度拿着莫拉蒂给的700万欧元的世界第一年薪。尽管境遇已是天渊之别，但充当范雷二人翻译的巴西人伊利克认为，在范志毅面前，雷科巴仍然像一个乡下孩子一样。当然这一次，雷科巴终于在中国洗成了桑拿。

尽管雷科巴如今早已淡出江湖，但对于老加莱亚诺的书来说他还太年轻而未被提及，我特意补充这个典型故事，关于一个拉美穷孩子的欧洲足球梦。

然而雷科巴从未达到与其年薪相配的高度，这个球路诡异魔幻的乌拉圭乡下少年始终没有真正适应欧洲的富豪巨星生活，他还算善始善终，而阿德里亚诺以及罗比尼奥如今仍在老家和欧洲之间孤独彷徨。这些在全球化足球淘金版图中漂泊的孤傲的南美精灵，难免在强势的欧洲文明体系中，在同化与拒斥之间左右为难。天花乱坠的拉美自由种子，未必能在欧洲森严的钢筋水泥地上生根发芽。

这就是本书的吊诡深沉之处，一部快乐足球漂亮足球的史诗，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漫卷诗书喜欲狂，拔剑四顾心茫然，这是《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作者借足球讨伐全球化的又一檄文。

2006和2010年的球事恐怕难以让老加莱亚诺乐观释怀：2006年，号称堪与1970年那支巴西队相匹的史上最豪华巴西队被视为唯一夺冠热门，却和1982年那支巴西队一样被挡在四强之外，不同的是，此次在1/4决赛中巴西不但失败而且是丑陋的失败。而上一届最经典的镜头，是齐达内与马特拉齐的冲突。我撰此文时本届尚未开战，但不管最终结局如何，有一趋势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巴西阿根廷两霸的阵容打法越来越欧化越来越实用功利，而西班牙反而更南美！

拉美魔幻精魂在争相欧化的潮流中日渐式微当然可悲，拉美以及非洲应该提供的永远是飞得最高的原始想象力，但这魔幻有时容易沦为迷信，比如加莱亚诺的解密：原来当年那支号称“未来主义足球”的哥伦比亚队惨败的原因之一，竟是大将林孔因迷信而魂不守舍。这浪漫有时也容易沦为散漫，这是我要解密一把的：2002年那支令加莱亚诺赞不绝口的塞内加尔之所以草草回家，恰恰就因为他们实在忍受不了远东的漫长煎熬，思乡病一犯，就只能打道回府。2006年巴西丑陋的溃败，是因为对大力神缺乏饥饿感，因此后来他们不得不接受邓加矫枉过正的铁腕。虽然与本书的观点相比我可能稍显中庸，但既然对足球来说，纪律和意志始终不可或缺，那么取法欧洲自然也不无正面意义。

本书对成王败寇逻辑的质疑和批判令人激赏，但似乎也有这样的倾向，或者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拉美人比欧洲人更不计输赢。但德国人会为亚军而大肆庆祝，巴西人阿根廷人可不会，对巴西人来说第二名甚至跟最后一名并无本质区别。在世界杯这样的爱国主义梦幻无敌舞台，面对欧洲豪强，拉美人暴涨的爱国主义情绪只会令成王败寇的逻辑变本加厉。但在俱乐部尤其是欧洲俱乐部，球员五湖四海的国族成分却多少有助于消解国族主义戾气，而这也是全球化的硬币另一面，良性的一面，正如加莱亚诺也看到了博斯曼自由转会法案的历史性进步，这位拉美左派祭旗并不是刻板的传统老左。

在本书中，足球既是游戏玩具，也是武器——加莱亚诺的火力一如既往地指向全球资本主义，他雄辩地戳穿其原罪：在天上飞来飞去的这一个新式足球，源于巴基斯坦童工之手。也许资本的原罪会诱导你进一步得出“金钱扼杀足球”这一结论，但加莱亚诺毕竟不是一个简单粗暴的道德狂，作为球迷的美学态度，让他的口气更为感性，他更多地把足球当成悬崖上的落日，而不是一味当成左派理论黑洞洞的枪口。

对加莱亚诺这样的左派大家来说，最大的、真正的理论以及现实难题无非有二：如何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全能金钱机器，如何面对左派政府乃至左派独裁者的全能政治机器。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但魔亦学道得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耐克不也跟您一样高举漂亮足球美丽足球大旗吗，那些跨国公司超级品牌和国际足球管理机构如今简直要和您相拥而泣了，他们说的左派足球语言几乎跟您一模一样：漂亮，进攻，快乐，游戏，街头，儿童，民间，第三世界……

更为尖锐而迫切的问题是从左派足球到左派政治的内在矛盾。左派足球似乎顺理成章地与左派政治一脉相承，但对于去年在赞美巴萨时昂然提出“左派足球”这个鲜红概念的阿根廷前主帅梅诺蒂来说，情况就未免有些尴尬，1978年世界杯那时候他分明是右翼军政府的合作者乃至帮凶。然而，即便是从左派足球到左派政治一条道走到红，但当一个像查韦斯那样的独裁者自认是你的粉丝把你的书当成治国铁律去打击异己，您是否也难免尴尬？

左派足球不过是口水之争，而左派政治事关血汗。又一次世界杯，游戏时间到了，而生存与命运的风暴尚在远方。

张晓舟

2010年5月

谨以本书献给多年前我在

西班牙科斯塔遇到的一群孩子，

这群孩子一直踢着，唱着：

我们胜利，我们失败，

无论是赢是输，

我们都很快活。

作者自白

像所有的乌拉圭孩子一样，我也曾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我的球踢得不错，事实上是非常棒，不过那只是在晚上，当我睡着了的时候。到了白天，我在球场上就像根木桩一样，成为家乡踢过球的小孩中最愚钝的一个。

当球迷我也有很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作为乌拉圭民族队的忠实球迷，我对在同城死敌佩那罗尔队效力的胡安·阿尔贝托·斯基亚菲诺和胡利奥·阿巴迪的厌恶无以复加。但是当“胡椒”斯基亚菲诺好似从球场最高的塔上俯瞰比赛，用他那娴熟的传球指挥着球队的表演时，当“褐色”阿巴迪蹬着他的“百里靴”风驰电掣般带球，一路狂奔越过球门线，在球和对手中间身姿摇曳、毫发无伤时，我也禁不住对他们钦佩不已，甚至为他们击节叫好。

时光流逝，我最终学会了接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精彩足球的乞讨者。我行走在人世间，双臂张开，在球场中向上天乞求：给我一个漂亮的足球动作吧，看在上帝的分上！

当精彩美妙的足球真的出现在眼前时，我对奇迹充满感激，而不管是哪支球队、哪个国家表演了这美丽的足球，我都毫不计较。

足　球

足球的历史是一段从美丽走向职责的伤感历程。当这项运动变为一项产业，绽放在玩耍乐趣之上的足球美丽之花便被连根拔起。在这个处于“世纪末”的世界，职业足球将所有非盈利的行为斥为无用。玩乐的疯狂感觉能够将踢球的大人瞬间变成正在玩耍气球的小孩，如同一只正在玩弄毛线球的小猫；这种疯狂也能够使他变成一位围绕着足球欢快跳跃的芭蕾舞者，那足球也仿佛变得像气球和毛线球一般轻盈，他尽情嬉戏而浑然不觉自己是在踢球，没有动机，没有裁判，忘却了时间。但是这种疯狂玩乐的感觉却无法帮你赚取任何金钱。

玩耍变成了由少量主角表演、众多旁观者观赏的演出，随后这场演出变成了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生意，这笔生意并非为玩耍而设，而是妨碍了玩耍。职业运动的技术控制管理给足球注入了闪电般的速度和粗野的力量，却否定了踢球的乐趣，谋杀了球员的奇思妙想，泯灭了他们的冒险精神。

幸运的是，在足球场上你仍可以看到，即使很久才有那么一次：一些无礼的淘气鬼打破常规，在裁判和看台上的拥挤人群面前，冒带球之大不韪过掉对方的整个球队，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享受被禁闭的自由而进行的一场冒险，并从中获得身体上的愉悦。

球　员

他气喘吁吁、振翅飞翔。在彼岸等待他的，一边是荣耀的天堂，另一边是毁灭的深渊。

他是邻里羡慕的对象：他是摆脱了工厂或办公室的职业运动员，以玩乐获取报酬，犹如中了大奖。即使他必须挥汗如雨，不知疲倦，不能失败，但是他的名字能够频频现于报纸电视广播。女人们为他倾倒；孩子们竞相模仿。开始时，他只是在贫民窟肮脏的街头踢球取乐，而现在他在体育场里踢球是职责所在，除了获胜还是获胜，别无选择。

商人买卖他，而他出卖自己以换取更多名利的承诺。他越成功，赚的钱越多，他就越像一个囚徒。他被迫按照军事纪律生活，遭受着日复一日的训练的惩罚，还时常受到用以欺骗其身体、使之忘却疼痛的止痛药和可的松(1)的药物轰炸。在重大比赛的前夕，他被锁在集中营似的地方，进行强制的身体训练，吃着味同嚼蜡的食物，只能以水浇愁，还得独守空床。

在其他的人口买卖中，人到老年其价值才会下降，然而一名足球运动员30岁已算老年。此时肌肉也过早地疲劳：“如果球场在一个斜坡上，这家伙恐怕就不能射门得分了。”

“他？就算把守门员的手绑起来他也进不了球。”

假如30岁以前他就被足球弄得筋疲力尽了，或者不走运某一块肌肉撕裂了，或者被人踹了一脚骨折而无法治愈，那么在腐烂发霉的某一天他就会发现他把自己的一生压在了这唯一的牌上，结果却名利双失。名声，这位转瞬即逝的女士，离开时甚至连一封分手信都没有留下。

(1)　cortisone，一种激素，可治疗关节炎。

守门员

人们又把他称作“看门人”、“门卫”、“守门人”、“门神”或者“护网者”，不过他还被称作“殉道者”、“还债者”、“忏悔者”或是“出气筒”。人们说他出没的地方寸草不生。

他孤独无奈地注视着远处的比赛，从不离开球门，唯一的伙伴是组成球门的三根门柱，等待着由对方球员组成的行刑队来执行他的死刑。他通常和裁判一样穿一身黑衣，不过如今裁判们再不必穿得像只乌鸦了，而守门员也能够以丰富多彩、充满想象的着装来排遣孤独了。

他不能去射门得分，他是被用来在球门前阻止别人得分的。进球是足球运动的节日：前锋点燃进球的兴奋火花，而守门员，这位扫兴的人，则每每将其掐灭。

他身披“1”号球衣。这代表他是第一个得到报酬的人吗？不，这意味着他是第一个该负责的人，丢球总是守门员的错，即使他没有错，他仍然会遭受指责。任何一名球员犯了规，他都会受到惩罚：他们把他扔在那张巨大空洞的球网前面，独自面对针对他的处决。当球队度过一个糟糕的下午，他又是那位为此埋单的人，在席卷而来的足球暴风雨之中救赎其他球员的罪恶。

其余的球员允许偶尔浪费机会，或者可以通过一次华丽的运球、一记娴熟的传球、一脚精准的凌空来弥补。但是他不行，人们不会原谅守门员的过错。“他形同梦游，是在打假球吗？”“多么荒谬的出击！”“这球有这么滑吗？”“他的手指本应坚硬如铁，怎么变得这么绵软无力？”一次小小的不慎，守门员就可能毁掉一场比赛或者丢掉一个冠军，然后球迷们便突然忘记了他所有的丰功伟绩，咒骂他，并将他钉在永恒的耻辱柱上，这诅咒将伴随他直到生命的终结。

偶　像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风之女神亲吻了一位男子的双脚——一双遭受虐待、被人鄙视的脚。得到女神之吻后，足球偶像诞生了。他降生在锡顶棚屋的稻草垛中，怀抱着足球来到这个世界。

从他刚学会走路的那一刻，他就知道如何踢球了。童年时期的他给沙地球场带来了欢乐，他在贫民窟的后巷中疯玩到夜幕降临，直到连球也看不清了。到了青年，他开始展翅高飞，而球场也随之飞翔。他杂耍般的球技吸引着众人的目光，一个星期天接一个星期天，他获得一场又一场胜利，接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欢呼。

足球和他相见、相知，直到以身相许。她在他的脚尖休憩、舞蹈。他爱抚着她，并在千万次的无声交流中与她呢喃私语。那些无名小卒，那些总是被斥责为不名一文的人，都能够从他所擅长的二过一的传球配合中，从划过草地的“Z”字形盘球中，从难以置信的脚后跟射门或是奇妙的凌空倒钩中，刹那之间找到自我。当他踢球的时候，球队好像有了第12名球员：“才12名吗？应该是15名！20名！”

足球在空中欢笑着、闪烁着。他带她着陆，使她熟睡，与她共舞，令她沐浴在赞美的辞藻中。他的仰慕者见到如此前所未见的景象，不禁为自己那还未出生的错过他的表演的后辈们感到遗憾。

然而，偶像仅仅是一时的偶像。想要成为人类的永恒，不过是一场幻想；随着时间的流逝，当黄金脚变成跛脚鸭的时候，这颗明星的旅程也终将从熠熠生辉变为寂寂黑暗。他身上的累累伤痕，多如小丑行头上的补丁。到头来杂技演员变成了跛子，艺术家沦为负重的牲畜：“别带着你那乡巴佬主人！”

如喷泉般涌出的公众赞誉变成了在避雷针上鸣响的群起咒骂：“你这个该死的！”

有时候偶像不会轰然倒下。有时候当他崩塌之时，人们会将其生吞活剥。

球　迷

每周一次，球迷都从家中逃离，涌向球场。

球场里横幅挥舞，旌旗飘飘，人声鼎沸，空中回响着炮声和鼓声，彩屑漫天好似雨花从天而降。城市中万人空巷，工作停顿，球场这座神庙就是一切的存在。在这个神圣的地方，世界上唯一没有反对者的宗教将展示出他的神灵们。虽然球迷可以通过电视更舒适地注视这个神迹，但是他宁愿到现场去完成他的朝圣之旅，在那里来观看他鲜活饱满的天使同当日的恶魔之间的战斗。

在这里球迷挥舞着他的围巾，咽着唾沫，咬着帽檐，轻声祈祷，小声咒骂，提心吊胆，然后突然爆发出一阵欢呼，像跳蚤般跃起去拥抱旁边的陌生人，以此来庆祝进球。当这异教的弥撒持续进行，球迷也变得数量众多。他与成千上万的其他信徒一起分享“自己信奉的球队最棒”的信念，认为所有的裁判都是卑鄙小人，所有对手都是骗子无赖。

球迷们很少说：“我的球队今天比赛。”而是说：“我们今天比赛。”他知道他是球队的第12人，当比赛昏昏欲睡，他要煽动激情的旋风推动比赛，正如其他11名球员所知，踢球时若是没有球迷就像跳舞没有音乐一样枯燥乏味。

当比赛结束，球迷依然欢庆着他的胜利，不愿离场：“我们今天打进了一个多么漂亮的球。”“我们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或者，他也会为自己的失败呐喊：“他们今天又一次骗走了胜利。”“裁判你这个小偷。”随后太阳渐渐西下，球迷也逐渐散去，阴影开始笼罩正在变得空旷的球场。在水泥的阶梯看台上，有几处篝火燃烧，不一会火光便消失无迹，再无声息，球场终于只剩孤寂，而球迷也同样回归孤独：在球场外，“我们”重又变成了“我”。球迷散尽，人群稀落消释，球赛过后的周日变得如同狂欢节后的圣灰星期三一般愁云惨淡。

足球狂

足球狂是一个应该待在疯人院的球迷。他的狂热使他拒绝一切证据，这狂热最终颠覆了他头脑中任何曾经闪过的念想，思想沉船的遗骸在水中漫无目的地旋转，还要受到他盛怒之下毫不留情的鞭挞。

足球狂裹着队旗出现在球场，脸上涂着痴迷的球队球衫的颜色，他精神亢奋，随身携带着可以发出刺耳声音的、带有挑衅意味的小玩意，一路上高声喧哗、鼓噪不安。他从不单独行动，在喧闹的人群中，他就像条危险的蜈蚣，这个平日胆小懦弱、担惊受怕的家伙，此时却会威胁恐吓别人，令人恐惧。星期天无所不能的力量驱走了他一周唯唯诺诺的生活：在床上他没有任何欲望，工作中他没有任何责任感，或者干脆就没有工作。现在可以无拘无束地过一整天，足球狂有太多的东西想要宣泄。

仿佛癫痫发作，他盯着球场却看不进比赛。他的竞技场是看台，那是他的战场。仅仅是对方球迷的出现就已经构成了不可饶恕的挑衅。正义并非生来就崇尚暴力，但是邪恶让它别无选择。敌人永远是错的，应当受到一顿痛打。足球狂注意力高度集中，因为敌人无处不在，甚至在安静的旁观者中，任何时刻如果有人认为对手踢得很公平，那么就会被他一顿饱揍。

进　球

进球是足球运动的性高潮。而进球也像性高潮一样，在现代人生活中越来越久才发生一次。

半个世纪以前，足球比赛很少以0:0的结果结束，0:0，像两张正在打哈欠的大嘴。如今，踢球的11名队员像是在用整场比赛的时间吊在球门的横杆上来阻止进球，以至于没时间去射门得分。

无论何时只要那颗白色的子弹使球网荡起波浪，都会释放出巨大的激情，这显得有点神秘或疯狂，但是请记住这样的奇迹不会经常发生。进球，即使是很不起眼的一个进球，都会在解说员的喉咙中激起长长的“O”音(1)，而一个从胸腔发出的“do”音都可能使卡鲁索失声，进球使人群变得疯狂，连混凝土做的球场好像都要挣脱地球、飞向空中。

(1)　英语中进球为“goal”，解说员在进球后常常会非常激动地拖长“O”音，即“goooooooooooooooal”，这在南美的解说员中比较常见。

裁　判

在西班牙语里他叫仲裁者，并且总是独断专行，他是一位全知全能的暴君，毫无阻碍地进行着自己的专制统治；他是一位自命不凡的行刑者，用夸张的戏剧动作行使着他的绝对权力。他唇间的一声口哨，就能刮起一阵不可逆转的命运风暴，要么承认进球，要么进球无效。他举起手中的红黄牌，那是厄运的颜色：黄色用以惩戒罪人，命其忏悔；红色则将其放逐流亡。

巡边员在场地两边观战，只可协助而不可裁决。只有裁判才能踏入比赛场地，当他出现在山呼海啸的人群面前时，他绝对有理由在胸前画十字祷告上帝。他的工作就是让自己遭人憎恨，足球世界中唯一普遍的观点是：每个人都恨裁判。他得到的永远是嘘声而不是掌声。

没有人比他跑得更多，整场比赛他必须一刻不停地奔跑，这位球赛的不速之客像马一般飞驰，弓着腰在每位球员的耳边喘着粗气。他的痛苦得到的回报，却是人们劈头盖脸的怒吼。从始至终他挥汗如雨，强迫自己追逐那只在每位球员脚间来回跳跃的白色皮球。当然，他本也是热爱踢球的，但是被赋予如此特权后他便热爱不起来了。当他不巧碰到皮球时，整个球场便响起一片的咒骂声。即使如此，只要可以处在这足球轻盈逸动的绿色的神圣之所，他愿意忍受羞辱、嘘声、诅咒和石子。

有时，不过这很少发生，他的判罚碰巧和球迷们的倾向一致，就算这样也并不意味着他会安然无恙。失败的一方会将失利归咎于他；赢球的欢呼庆祝，对他不管不顾。作为每一个过错的替罪羊、每一次不幸的肇事者，如果他本不存在，那么球迷们也会发明一个裁判出来。他们对他恨得越深，也就越离不开他。

一个多世纪以来裁判都是一袭黑衣，像是为某人哀悼。为谁？为他自己吧。如今他身着亮丽色彩的衣服，得以掩饰自己的悲伤之感。

教　练

很久以前足球是有训练师的，不过他并不太惹人注意。当足球游戏不再是游戏，职业足球要求的是让人们循规蹈矩的技术控制管理时，训练师这个角色就悄无声息地消亡了。随后教练出现了。他的任务是，防止即兴表演、限制自由、最大限度地提升球员的生产率。球员现在都被迫成了遵守纪律的运动员。

训练师过去常说：“让我们大干一场。”

教练则说：“让我们开始工作吧。”

今天他们满嘴数字。20世纪的足球发展历史，是一个恐惧取代勇气的历程，是阵型从“2—3—5”变为“5—4—1”、非主流的“4—3—3”和“4—4—2”的一次旅行。任何愚钝的人只需稍加指点便可读懂这些数字的含义，但是其余的，他们就不可能理解了。教练异想天开的公式如同圣灵感孕说一般神秘莫测，他还通过这些公式发展出各种比“三位一体”还要让人难以捉摸的战术方案。

从老式的黑板到电子屏幕：现在的大型球赛都通过电脑进行演练，通过视频进行指导，这些演绎梦想的手段在广播时代的球赛中难得一见。电视更愿意聚焦于教练额头上的皱纹。我们看到他咬着拳头或是放声大喊着指令，如果有人能理解这些指令，一定能使比赛出现转机。

记者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向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但是他从来不会揭露自己胜利的秘诀，倒是会详细出色地阐述自己对于失败的解释。“我的指挥很明确，但是他们不听。”当球队惨败于弱队时他这样说。或者他会使用第三人称来谈论他自己以消除质疑，话多半会这样说：“球队今天遭遇的失败将不会有损于教练的清晰理念所得的成就，他曾表示过这种理念要经历多次牺牲才能真正奏效。”

表演的机器碾碎了其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件事物，没有什么能长久留存，教练就像消费社会的其他产品一样，用完便可随意抛弃。今天人们尖叫：“至死不渝！”下个周日他们就请他自行了断。

教练相信足球是一门科学而球场是实验室，但是纵使有爱因斯坦的天才和弗洛伊德的敏锐，对球队所有者和球迷来说还是不够。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像卢尔德的处女那样的奇迹制造者，兼具甘地的忍耐力。

戏　剧

这是一出球员用他们的双脚表演的戏剧，令看台上和客厅里的千百万观众灵魂悸动、局促不安。谁写出了这个剧本？是教练吗？它讥讽作者，根据演员所能，为所欲为，随意演变。它必定会遵循命运，那像四处游荡的风一般的命运。这就是为什么结果总是会令观看者和主角们大吃一惊，除了行贿或其他不可逃避的宿命安排情况之外。

有多少小剧院能够装载足球这出大戏？有多少舞台放得下那块矩形的绿色草地？不是所有的球员都自顾自地用双脚表演。有一些演员在折磨同行的艺术方面是行家里手。这些人戴着手无缚鸡之力的圣徒的面具，朝对手吐唾沫，侮辱他，推搡他，弄迷他的眼睛，给他下巴一记老肘，肋骨也少不了来一下，扯他的头发，拽他的球衣，当他站住时踩他的脚，倒下时那就是头——所有这一切都是背着裁判干的，而巡边员只注视掠过他眼前的阴云。

有一些演员是牟取利益艺术方面的巫师。他们戴着卑劣的冒失鬼的面具，看起来像个傻帽儿，实际上是个白痴，这样的球员会获得一个点球、一个任意球或者一个超过裁判指定位置几里地的边线球。当他搭人墙的时候，他磨磨蹭蹭，脚都不抬，慢吞吞地移动位置；到任意球将要发出时，他便像乘着魔毯一般正好降落在发任意球的球员头顶。

还有一些演员在浪费时间的艺术上卓尔不群。他们戴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烈士的面具。这样的球员会紧抱住他的膝盖或脑袋，痛苦地打滚，然后趴在草地上。几分钟之后，胖乎乎的按摩师以蜗牛的速度出现了，这位疗伤圣手，跑起来就冒汗，身上带着跌打药膏的味道，脖子上挂着一条围巾，一手拿着水瓶，另一手拿着灵丹妙药。几小时过去了，几年过去了，直到裁判命令他们把那具尸体挪到场外，这时，球员突然跳了起来，“嗖”的一声，复活的奇迹发生了。

专家们

比赛之前，记者们会提出他们的扰人问题：“你准备好赢球了吗？”

然后他们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回答：“我们将竭尽所能去夺取胜利。”

随后，广播播音员起立发言，电视节目主持人则继续保持公司形象，他们知道广播无法同电视竞争，另一方面，广播评论员是比较无所畏惧的一类人。这些悬念大师的运动比球员的跑动还多，也比足球的滑动更多，他们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描述的比赛，与你正在观看的并不一致。在他们口若悬河的语句中，你看到的一脚划破天际的射门居然变成了擦着横梁飞出；守门员打着哈欠，蜘蛛都可以在门柱之间悠闲地织网变成了进球马上就要到来。

当这个巨型雕像里的活力四射的一天结束，轮到评论家们开始讲话了，他们已经数次打断播音员告诉球员该怎么做，但是球员们不听，因为他们实在太忙了，忙着犯错。这些“WM”阵型的理论家反对着“MW”阵型的理论家，两者其实相同，不过是互相颠倒，他们操着一种混杂了科学学问、战争宣言和诗情画意的语言。他们说起话来总是使用复数形式，因为他们人还不少。

足球博士们的语言

今天下午在团结必胜足球俱乐部的球场进行了一场比赛，让我们把观点总结一下，制定出一个关于比赛中出现的战术、技术和身体问题的最优化的方案，这个问题毫无疑问要求复杂细致的分析，不允许简化了事，也不允许弄得含糊不清、模棱两可，这在过去、现在和永远都有悖于我们为服务公众运动奉献终生的信念。

逃避责任，把主队输球归因于队员们的拘束表现是很容易的，但是球员们每一次接球时表现出的不可否认的过分懒散绝不是正当理由，善解人意的女士们和先生们，如此普遍的懒散和由此而来的不公正批评绝不是正当理由。不，不，绝不。服从不是我们的风格，正如你们中那些跟随我们多年的人所知，不但在我们热爱的祖国，而且在国际，甚至是全世界的体育舞台，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被要求履行我们谦卑的职责。因此，作为我们的习惯，我们将发出每一个字的每一个音节：这支努力拼搏的球队所贯彻比赛策略的内在潜力未能获得成功的嘉奖，仅仅且完全是因为球队始终无能力充分地将更宏大的进攻预期导向敌方的球门。上个周日我们就已经说过，今天我们可以这样断言，高昂着我们的头颅，绝不后悔，因为我们一直就被称作直言不讳的人，我们将继续说出事实，不管它会伤害、打倒谁，也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

精心编织的战争

足球是战争的仪式升华，简而言之，11名队员就是街区、城市或国家的利剑。这些没有武器和盔甲的勇士驱除人间的恶魔并重申世间的信仰：每一次的敌我对峙，代代相传的古老仇恨和友爱都在这里斗争。

体育场像一座尖塔耸立、旗帜飘扬的城堡，球场四周同样有深而宽的护城河。场地中央，一条白线分割开争执双方的领地。在各自领地的尽头，伫立着为飞起的足球轰炸的球门。球门正前的区域被称作“禁区”。

双方队长在中圈按照礼仪的要求交换队旗，握手致意。裁判一声哨响，足球，这另一呼哨带风的物体，动了起来。足球前后游走，一名球员俘获了她，带着她一路向前，直到他被铲倒在地、四肢摊开。受害者没有起来，他俯伏在这广袤的绿色中。有声音从巨大的看台传来，那是敌方人群发出的友善吼叫：

“¡Que se muera ！”（西班牙语：他死了！）

“Devi morire ！”（意大利语：去死吧！）

“Tuez-le ！”（法语：杀了他！）

“Mach ihn nieder ！”（德语：让他失望！）

“Let him die ！”（英语：让他去死吧！）

“Kill kill kill ！”（英语：杀！杀！杀！）

战争的语言

按照既定战略，有效地利用战术变化，我们的队伍快速冲锋，突然出现在毫无准备的敌人面前。这是一次野蛮的进攻。当我们的军队入侵敌人的领土时，破城槌在防护墙最脆弱的侧翼凿开了一个缺口，随后渗透到危险地带。炮兵收到了弹药，用熟练的动作到达射击位置，他拱起背准备发射，随着炮弹出膛，敌方的守卫被歼灭，这场进攻也到达了顶点。然后战败的卫兵、那位曾经看似坚不可摧的堡垒的守护者，双手捂脸，跪倒在地，而那位射杀他的刽子手则朝欢呼庆祝的人群高举着双臂。

敌人并未撤退，但是他们的蜂拥而至没有在我们的战壕中散布恐慌，他们一次又一次冲击着我们全副武装的后卫，在我们那如雄狮般战斗的战士的英勇无畏面前，他们射出的弹药全都喑哑无效。当我们的两个战士在战斗中被撞倒，人们会徒劳地呼吁最严厉的判决，但是这种在高贵的足球运动的绅士规则中被视为无礼，而在战争中极为恰当的暴行仍会继续逍遥法外。

最后，又聋又盲的裁判结束了整场比赛，一声适时的哨音释放了被打败的队伍。这时胜利的人们冲进堡垒，将他们的11个英雄高高举上肩头，是这些英雄为他们带来了这史诗般的壮举，这辉煌的成就，这令他们为之流汗、流泪、流血的伟大功绩。然后我们的队长，披着再也不会被失败所玷污的祖国的旗帜，举起银色的奖杯亲吻着，这是荣耀之吻！

球　场

你有没有进入过空荡荡的球场？如果没有的话去尝试一下吧。站在球场的中央侧耳倾听，没有比一座空空的球场更空旷虚无的了，也没有比失去观众的看台更寂寥静谧的了。

在温布利大球场，1966年世界杯英格兰胜利的呼喊仍在回响，如果你仔细倾听，你还能听见1953年英格兰败给匈牙利时的呻吟。蒙得维的亚的百年纪念球场怀念着乌拉圭足球曾经的荣耀，发出一声叹息。马拉卡纳球场仍然在为巴西在1950年世界杯上的失败哀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糖果盒球场，半个世纪前的鼓声依然回荡。从阿兹特克球场深处，依稀传来古墨西哥足球游戏的仪式圣歌。巴塞罗那诺坎普球场的层层看台说着加泰罗尼亚语，而毕尔巴鄂的圣马梅斯球场讲的是巴斯克语。在米兰，朱塞佩·梅阿查灵魂附体的进球令这个刻有他名字的球场为之震动。1974年世界杯决赛，德国队在慕尼黑奥林匹克球场夜以继日地比赛，获得了胜利。沙特阿拉伯的法赫德国王球场的包厢镶金带玉，看台毛毯铺椅，却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回忆或事迹。

球

古代中国人踢的球是皮革做的，里面填充了麻布纤维。法老王时代的埃及人将稻草和籽壳用彩布包裹起来，做成了他们的足球。古希腊人和罗马人把牛的膀胱吹胀缝合后当球踢。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玩的球是椭圆形的，里面塞满了马鬃。在美洲，人们用橡胶做球，其弹性比其他球都要好，西班牙宫廷编年史里就记载了赫尔南·科尔蒂斯是怎样将一个墨西哥足球弹向高空，令查理五世惊讶地瞪圆了双眼的。

19世纪中叶出现了橡胶气胆、皮革包覆的球，这要感谢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查尔斯·古德伊尔的天才构想。此后过了很久，又多亏了三位来自科尔多瓦的阿根廷人托索里尼、瓦尔博内西和波罗的天才发明，无带足球诞生了。他们给球胆加了一个充气阀门取代了过去用来扎紧气口的气带，这样，自从1938年世界杯以后，球员头球时就不会因为气带而受伤了。

在20世纪中叶以前，足球一直都是棕色的，然后，足球变成了白色。我们那个时代的足球则在白色的背景上饰有不同的黑色图案。现代足球最大直径为60厘米，重量不足0.5千克，老式的皮革足球在雨天环境下几乎就动不了，而新式足球穿上了聚氨酯聚乙烯泡沫材料做成的防水外衣，能够比皮革足球移动得更快。

人们用各种名称来称呼足球：球体、圆球、玩意、皮球、飞球、飞弹。在巴西，足球毫无疑问是一位女性。巴西人把足球称作胖墩、肥妞，或者宝贝儿、姑娘，并会给她起一个类似于穆里尔、莱昂纳或玛格丽塔这样的女孩名字。

当贝利在马拉卡纳体育场打进他的第1000个进球后，他深情地亲吻着她——足球。迪·斯蒂法诺在自己的房子前为她建了一座纪念碑，上面是一颗青铜制的足球，铭牌上写道：谢谢你，老姑娘。

她忠贞，在1930年世界杯决赛中，对阵双方都坚持要求使用自己的足球。如所罗门王般明智的裁判决定上半场用阿根廷人的足球，下半场用乌拉圭人的。结果阿根廷赢了上半场，乌拉圭胜了下半场。她有时也会薄情寡义，在飞行途中改变主意，划着弧线远离球门，拒绝进球。你看，她就是这样容易生气。她不能忍受出于泄愤而被粗暴地对待或击打，只有爱抚、亲吻和哄骗才能够让她在球员的胸前或脚下安然入睡。她骄傲，可能还有一些自负，她从不缺乏理由：她清楚地知道当自己优雅地飞起时，她给人们的心灵带来愉悦，而当她狼狈地落地时，人们又为之心碎。

起　源

足球和几乎所有其他的事物一样，最早出现在中国。五千年前，中国魔术师使球在他们的脚上跳舞，不久之后他们组织了第一场球赛。球网在场地的中央，球员不能用手，不能让球落地。这项运动从一个朝代延续到下一个朝代，正如我们从一些公元前很久的浅浮雕纪念碑上看到的那样，一些明朝末年的雕刻也向我们展现出那时的人们玩弄一个简直是阿迪达斯制造的足球的情景。

据我们所知，古代埃及人和古代日本人以踢球为乐。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陵墓的大理石表面，雕刻着一个人用膝盖顶球的画面。安提法奈斯的喜剧中包含诸如长球、短传、前传这样的表达……有人说恺撒大帝的双脚非常敏捷，而尼禄根本不会射门。不管怎么说，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罗马人正在玩一种和足球相当近似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

罗马军团把球一直踢到了不列颠诸岛。几个世纪以后，1314年，爱德华二世颁布王室诏书斥责这项游戏是贫贱和暴力的：“鉴于市民为拥抢硕球而引发之巨大噪音，致邪魔顿起，故禁之以上帝之名。”当这项运动已经被叫做足球时，足球比赛是暴徒们的相互打斗，而且没有比赛人数、时间长度等限制，一场比赛后留下的，是大量的受害者。一整村的人同另一村的人比赛，他们拳打脚踢，冲向球门，而球门是个在远处的风车，比赛能扩展到方圆几里地，持续好些天，夺走好几条人命。国王们一再禁止这样的血腥事件：1349年，爱德华三世把足球列为“愚蠢和完全无用”的游戏，亨利四世和亨利六世分别在1410年和1447年签署了禁止足球的法令。但这一切仅仅证实了禁令不过是吊起了人们的胃口，因为你越取缔它，人们就越要玩它。

1592年，莎士比亚在他写的《错误的喜剧》中运用足球来描述剧中角色的抱怨：“难道我就是个圆圆的皮球，给你们踢来踢去吗？/你把我一脚踢出去，他把我一脚踢回来/你们要我这皮球不破，还得替我补上一块厚厚的皮哩。”几年以后在《李尔王》中，肯特伯爵奚落道：“也不能被人踢吧，你这下贱的踢足球的！”

在佛罗伦萨，足球以前被称作“卡尔奇奥”，现在在整个意大利仍这么叫。列奥纳多·达·芬奇是个狂热的球迷，马基雅维利也喜爱踢球。那时的足球每队有27个人，分成3组，允许手和脚触击皮球，甚至可以挖对手的肚子。人们成群结队参加在最大的广场或是亚诺河冰冻的河面上举行的这种比赛。在离佛罗伦萨很远的梵蒂冈的花园里，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利奥九世和乌尔班八世常常卷起他们的法衣去踢“卡尔奇奥”。

早在公元前1500年，墨西哥和中美洲的神圣仪式中就用一个塞满东西的橡胶球祭祀太阳。但是我们不知道足球在众多的美洲地区是何时出现的。玻利维亚亚马孙地区的印第安人说他们从太古时代就一直踢球，那是一种在两根柱子之间踢的又大又重的橡胶球。18世纪，来自上巴拉那耶稣传教区的一名西班牙神甫描述了一种瓜拉尼人(1)的古老习俗：“他们不像我们那样用手抛球，相反他们光着脚用脚面带球前进。”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印第安人一般用髋关节和前臂击球，尽管特奥蒂瓦坎和奇琴伊察(2)的绘画画出的是他们用脚和膝盖踢球的情景。特旁蒂特拉里一幅一千多年前的壁画上画着一位乌戈·桑切斯的祖辈正用他的左脚娴熟地运球，当球接近终点时游戏也将结束：在穿越了死亡的领地之后，太阳于黎明时分到达，然后，鲜血洒出，旭日东升。据人所知，阿兹特克人有牺牲胜利者祭祀的习俗，断头之前，在他们身上涂以红色的条纹，上帝选择的供品将献出他的鲜血，大地将因此而丰饶，上天将因此而慷慨。

(1)　Guaranties，巴拉圭原住印第安人。

(2)　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坐落在墨西哥波波卡特佩尔火山和依斯塔西瓦特尔火山山坡谷底之间，距墨西哥城40公里，是印第安文明的重要遗址；奇琴伊察（Chichen-Itza），古玛雅城市遗址，位于墨西哥尤卡坦州南部，是古玛雅文化和托尔特克文化的遗址。

游戏规则

经过多个世纪的官方取缔之后，不列颠诸岛最终接受了它们命中注定的足球。在维多利亚女皇时代，足球不仅作为一种平民习俗为人接受，而且作为一种贵族美德受到欢迎。

社会的未来统治者们在大学校园里学习如何在足球比赛中战胜对手。在那里，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挥洒青春的激情，磨炼他们的意志，学习忍耐，砥砺智慧。在社会的其他阶层，因有了工厂和车间的存在，工人们虽然不需用足球来检验自己身体的极限，但是这个工业资本主义的故乡的统治者们发现，足球，这个大众的宠儿，给穷人带来了愉悦和慰藉，使他们免生罢工或其他邪恶之念。

1863年秋天在一个伦敦小酒馆里，12个英国俱乐部签署了一纸君子协定(1)，现代足球形式由此诞生。这些俱乐部同意遵守1846年由剑桥大学制定的规则。在剑桥，足球和橄榄球分道扬镳：允许手触球，但是不准用手带球，严禁踢踹对手。“踢踹动作只能以足球为目标。”这是规则警告之一。过了一个半世纪，还是有人因为两者相似的形状，分不清足球和对手的脑袋。

伦敦协议中没有规定球员的人数、球场的大小、球门的高度和比赛的时间。球赛能持续两三个小时，每当球飞远的时候，球赛的主角们可以抽烟聊天。彼时还建立了一个现代规则：越位。在对手的背后射门得分是不诚实的。

那时候球员没有特定的场上位置：他们全都欢快地追着球跑，想到哪儿就到哪儿，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改变位置。在1870年左右，苏格兰人开始按后防、中场和前锋来组织球队，此时每队有11名队员。从1869年开始，不允许任何球员用手触球，连用手捡球，然后把球放好来踢都不允许。1871年这个禁令的例外诞生了：守门员可以用他的整个身体阻挡进球。

守门员过去保护的球门是一个比今天的球门窄而高的方形堡垒，由两根立柱系一根带子组成，带子高于地面5.5米，1875年带子被一根木制的横梁所取代。过去在立柱上刻线来记录一个个的进球，现在采用了电子记分板，不过原来“刻上一个进球”的含义就消失了(2)。在有些国家球门被称作“拱门”，而守门员则叫做“拱门守护者”，但是球门上都是直角并没有弧度，这大概是因为英国大学的学生们过去用校园的拱门做球门吧。

1872年，裁判出现了，在此之前球员们是他们自己的法官，他们自己处罚犯规的球员。1880年，裁判手中有了计时器，他成了决定比赛何时结束、谁被罚下场的法官，但是他仍然只能在边线上喊叫着执法比赛。1891年裁判第一次踏上了球场，吹罚了历史上的第一个点球，并踱了12步指定了罚球地点。有一段时间英国的媒体对点球青睐有加，认为它保护了处于球门前的进攻队员，那里像是难以置信的屠宰场，《威斯敏斯特公报》就曾刊登过一串为球场暴力致死致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单。

1882年英国足球当局引入了掷界外球，8年后用石灰画出了球场区域，并在球场中央画出了中圈。同一年给球门加上了球网以截住皮球，并消除了是否进球得分的疑问。

19世纪过去了，随之而去的是英国对足球的垄断。1904年，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成立了，从此以后全世界范围内足球和脚之间的关系都由它掌管。此后出现了很多足球锦标赛，在所有这些比赛中使用的规则与英国最初采用的没有太大区别。

(1)　 1863年10月26日，英国人在伦敦成立了世界第一个足球协会，同时制定和通过了世界第一部较为统一的足球竞赛规则，并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这一天被公认为现代足球的诞生日。

(2)　“to score a goal”本意为刻上一个进球，“score”有“刻”的意思。

英国人的入侵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远离尘嚣的一块空旷的场地上，一些金发男孩正围着一只球踢来踢去。

“他们是谁？”一个小孩问道。

“一群疯子，”小孩的爸爸答道，“英国疯子。”

这是记者胡安·何塞·索萨·莱利对自己童年的回忆，最开始，足球就像是拉普拉塔河畔的疯子游戏。但是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足球成了典型的英国出口品，一如曼彻斯特的衣服、铁轨、巴林兄弟银行的贷款和自由贸易的说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她随着堤岸旁踢球的水手的双脚来到拉丁美洲，而她的女王的船队正在卸下毛毯、皮靴和面粉，装上羊毛、兽皮和小麦到世界的另一端去换取更多的毛毯、皮靴和面粉。英国公民，外交官和铁路、石油公司的经理们在当地成立了第一支球队。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人同乌拉圭的英国人于1889年进行了第一场国际比赛，维多利亚女王的巨幅肖像高高在上，她眼睑低垂，显出满脸的不屑。1895年，大海的另一位女王的画像观看了巴西的第一场足球比赛，对阵的双方是石油公司和圣保罗铁路公司的英国国民。

这些先行者的照片已经老旧泛黄，他们是为战斗而训练出来的勇士，棉布羊毛织成的盔甲覆盖了他们的整个身体，这样他们就不会伤害到那些撑着丝绸阳伞、挥着花边手帕看球的女士了。球员们头戴运动帽或是礼帽，胡须上蜡、卷曲，从胡须后露出一张表情严肃的脸，这是他们唯一暴露的皮肉，脚蹬沉重的曼斯菲尔德鞋。

足球没用多久就传播开来，当地社会土生土长的绅士们争先恐后地开始玩起这种疯狂的英国游戏。他们从伦敦进口球衣、球鞋、厚短袜和过膝的短裤。足球也不再困扰海关人员，他们刚开始时不知道将其如何分类。轮船还给遥远的南美洲海岸带来了规则手册，手册里的词语将在未来很多年得以保持：场地、得分、球门、守门员、后卫、前卫、前锋、出界、越位。据在拉普拉塔河流域流传的第一本足球规则手册记载，一次“犯规”应当受到“裁判”的惩罚，但是被侵犯的球员可以接受有罪的一方的道歉，“只要他的道歉是诚恳的并且用正确的英语表达”。

同时，其他的一些英语单词与加勒比地区的拉丁美洲国家的语言融合起来，如投手、捕手、击球。受到美国的影响，这些国家学会了一种用一根圆木棒击球的游戏。美国海军士兵扛着步枪和球棒，用血与火将帝国的统治强加于这个地区，棒球之于加勒比地区的人们而言恰如足球之于我们。

克里奥尔人的足球

阿根廷足协曾在其领导会议上禁止说西班牙语，乌拉圭足联曾因为英国人习惯在周六踢球而取消了周日比赛，但是到了20世纪的头几个年头，足球开始在河床队所在的河岸边流行起来，随后扩展到整个阿根廷。这项最初为慵懒富裕的殖民后裔引入作为消遣的运动，从高深的堂榭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中，并将它的根深深扎在了拉丁美洲的土地上。

流行过程势不可当。和探戈一样，足球之花在贫民窟之中盛开。它不需要任何金钱，只要怀着对踢球的热烈渴望就足够了。在球场，在巷口，在海滩，土生土长的本地孩子和年轻的移民子弟往往用塞满碎布纸屑的旧袜子做球，几块石子做门，即兴就来一场足球比赛。这种很快就风靡全球的足球语言，使得背井离乡的本地工人和异国他乡的欧洲工人也能够完美交流。足球的世界语将穷困的克里奥尔人和外国苦工们联结在了一起，这些来自维哥、里斯本、那不勒斯、贝鲁特或比萨拉比亚的苦工怀揣着“开拓美洲”的梦想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从事着建房、搬运、烘烤或者打扫的工作，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足球也经历了一次愉快的旅程：它发源于英格兰的大学校园，然后给南美洲那些从未进过学校的人带来了欢乐。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的足球场上，产生了一种新的足球风格。这是一种阿根廷土生土长的踢球方法，就像米隆加是阿根廷土生土长的探戈舞法一样。米隆加舞者在一块地板砖大的地方翩翩起舞，球员们则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足球语言。他们停球控球，而不是一脚把球踢开，双脚灵巧自如得好似正在编织皮革的双手。在第一位轻柔触碰皮球的克里奥尔人脚下，新风格从此诞生：足球像吉他般被弹奏，成为音乐之源。

与此同时，足球也被处于热带地区的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本地化了，那里的穷人们将属于他们自己的足球变得丰富多彩。踢足球不再是少数安逸、爱模仿时尚的年轻人的专利，它在整个巴西流行，它从那些发现它的人那里吸取创造性的能量，由此诞生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足球：由髋关节的虚晃、身躯和双腿的凌空摆动组成的美妙足球，所有这些动作都源自一种名叫卡波耶拉的黑奴战舞和一种大城市贫民窟的欢乐舞蹈。

随着足球受到大众的广泛喜爱并展露出它那隐秘的美丽，它也失去了自己作为高雅娱乐的身份。1915年，里约热内卢的杂志《运动》对足球的民主化抱怨道：“我们那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不得不同工人、司机一起踢球……从事这项运动成了一种痛苦和牺牲，而不再是一种消遣。”

弗拉与弗卢的故事

1912年见证了巴西足球历史上的第一场经典比赛，第一场弗拉弗卢德比（Fla-Flu），结果弗卢米嫩塞队3:2战胜了弗拉门戈队。

比赛激烈而暴力，致使众多的观众昏厥。看台上花团锦簇，女士们情绪低迷，先生们声嘶力竭。当先生们将他们的草帽扔进球场庆祝进球时，女士们则不知是因为进球的兴奋还是紧身胸衣和炎热的压抑，摔烂了手中的扇子。

弗卢米嫩塞俱乐部成立之初创业艰难，内部斗争激烈，球队一分为二，不久之后其中一部组建了弗拉门戈队。很快这位父亲就后悔没能将这个聪慧的儿子掐死在襁褓之中，一切已经太迟，弗卢米嫩塞为自己种下了诅咒，他只能自食其果。

从那时开始，这对父子——反叛的儿子，被抛弃的父亲——用他们毕生的时间来相互憎恨。每一次的弗拉弗卢德比都是这场无止境战争的一次战斗。他们两个都爱着同一个城市，懒散、罪恶的里约热内卢，一座为人所爱却无精打采的城市，不屈从于任何一方，只是玩弄着他们。父与子都为了耍弄他们的爱人而战，而这个爱人，在每一次决斗中都会盛装出席。

人民的麻醉剂？

足球是如何与上帝相似的？他们都能激发信奉者的虔诚和知识分子的质疑。

1902年在伦敦，吉卜林曾取笑足球和那些满足于将自己的灵魂与“球门前那个泥泞的呆子”系在一起的人。七十五年之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更为巧妙：他作了一个关于不朽的主题演讲，而就在演讲的同一天，同一个时刻，阿根廷正在进行着它的1978年世界杯的首场比赛。

很多保守知识分子的奚落是因为他们认为足球崇拜是宗教人士的专利。为足球疯狂的普罗大众用他们的脚思考，这是他们唯一会用的思考方法，他们在这样的原始痴迷中实现自己的梦想。动物的本能超过了人类的理性，无知碾碎了文明，一群乌合之众得偿所愿。

与之相反，很多激进的知识分子诋毁足球是因为它阉割了群众，扰乱了他们的革命热情。面包和马戏，人们选择了马戏而丢掉了面包：足球运用它那有悖常理的魅力将人们催眠，工人的觉悟衰退，像羊群一样被他们的阶级敌人呼来唤去。

在拉普拉塔河，一旦英国人和富人们失去了对这项运动的占有，第一个平民俱乐部就在铁路工厂和船厂组织起来了。一些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领导者马上就公开抨击这些俱乐部是中产阶级预防罢工和掩饰阶级分化的策略。足球在整个世界的传播是帝国主义的一个诡计，目的是为了让被压迫的人民永远停留在童年时代，不能成长。

但是阿根廷青年人队最初成立时名字叫芝加哥烈士，是为了表达对那些无政府主义工人的敬意。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图书馆里，查卡里塔俱乐部于5月1日成立。在20世纪最初的那些年头，大量的左倾知识分子在颂扬足球而非驳斥其为意识的镇静剂。在这些人中间，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赞美足球是“人类忠诚的露天王国”。

一面左右摇摆的旗帜

1916年夏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位叫内维尔的英国军官利用踢足球发动了一场军事进攻。他从提供掩护的矮墙后面跳出来，去追一个滚向德军战壕的足球，士兵们起初怀疑不定，后来都跟着冲了出去。这位军官被炮火击倒了，但是英格兰征服了这片无人之地，并庆祝这场战斗成为英国足球在前线的第一次胜利。

很多年过后的20世纪末期，伴随着从球场传来的“前进，意大利”的呐喊，AC米兰的拥有者西尔维奥·贝鲁斯科尼承诺他会用拯救米兰城的这支球队的方法来拯救意大利，这支球队在其接手后成了前所未有的冠军球队，于是选民们忘记了他的一些公司正处于破产的边缘，让他赢得了意大利大选。

足球总是和祖国联系在一起，政客和独裁者们经常利用这两者之间的联系。1934年和1938年的世界杯，意大利军团以祖国和墨索里尼的名义赢得了世界杯，而且在球赛开始和结束的时候，球员都会平举右臂向观众致意，为意大利山呼喝彩。

对于纳粹也是这样，足球成了国家事务。在乌克兰有一座用于纪念1942年的基辅迪纳摩队的纪念碑，纪念他们在德国占领时期在当地体育场为打败希特勒的球队而作出的疯狂行为。德国人警告说：“如果你们赢了，你们就得死。”刚开始时他们感到恐惧，饥肠辘辘，战战兢兢，听任宰割，但是最终为了内心那不可抗拒的尊严，他们勇敢战斗，当比赛结束时，11名球员还未来得及换下他们的球衣，就被射杀在了一座峭壁之前。

祖国利用足球，足球为了祖国：1934年，为了争夺地图上一个荒凉的角落，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两国在查科战争中互相残杀，巴拉圭红十字会组建了一支足球队在一些阿根廷和乌拉圭城市进行比赛，为照料两国战争中的伤员筹集足够的款项。

三年之后，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狼狈为奸的弗朗哥将军轰炸了西班牙共和队，这支来自巴斯克的球队正在去往欧洲的路上，而巴塞罗那队正在美国和墨西哥比赛。巴斯克政府又将尤兹卡迪队派往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面为自卫筹集资金，一面将事件的缘由公之于众；巴塞罗那队前往美洲也正是带着同样的使命。1937年，巴塞罗那队的主席倒在了弗朗哥的枪口之下。无论在足球场上还是场下，这两支代表着民主的球队都会遭到法西斯分子的围攻。

在战争期间，只有4名巴塞罗那队员回到了西班牙，巴斯克人的球队则只有1名。共和政府战败后，FIFA宣布那些流亡的球员为反叛者并威胁要对他们永久禁赛，但是少数人设法在拉丁美洲的球队中找到了位置。一些巴斯克人在墨西哥成立了埃斯帕那俱乐部，俱乐部成立早期它是不可战胜的。尤兹卡迪队中锋，伊西德罗·兰加拉，1939年在阿根廷联赛中首次出场，第一场比赛他就为圣洛伦索队独中四元。尤兹卡迪队的另一名中场队员，安格尔·苏萨耶塔，也成为圣洛伦索队的主角。后来，兰加拉在墨西哥举行的1945年美洲杯中成为最佳射手。

皇家马德里队是弗朗哥时代西班牙的模范俱乐部，他们统治了1956年到1960年间的足球世界，这支惊人的球队连续获得了4次西班牙甲级联赛冠军，5次欧洲冠军杯冠军，1次洲际杯冠军。皇家马德里所到之处，人们无不瞠目结舌。弗朗哥独裁政府找到了一个战无不胜的移动使团。收音机里进球的呼声是比“面向太阳”的赞歌更为有效的对胜利的鼓吹。1959年，球队的政治后台老板之一何塞·索利斯说：“因为你们，那些曾经憎恨我们的人如今理解了我们。”如同熙德一样，皇家马德里代表了不朽的西班牙的美德，不过它更像是一支外国军团，这支著名的球队云集了法国人科帕、两位阿根廷人斯蒂法诺和里亚尔、乌拉圭人圣玛利亚、匈牙利人普斯卡什等众多明星。

普斯卡什的左腿灵活柔顺，如精致的皮革手套一般，却有着强劲的爆发力，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小加农炮”。同一时期，其他几位匈牙利人库巴拉、佐尔坦·奇博尔、桑德尔·科奇士在巴塞罗那队星光闪耀。1954年，他们为诺坎普球场奠基，这座宏伟的体育场是为库巴拉而建的：因为老体育场已经容不下众多来为他的精妙传球和致命暴射欢呼的人群。奇博尔的射门同样也是迅猛有力、火花四溅。另一位在巴塞罗那队的匈牙利球员科奇士则是一位伟大的头球者。人们叫他“金头”，挥舞着手帕如潮水一般来庆祝他的进球。他们说科奇士有着丘吉尔之后欧洲最出色的脑袋。

稍早之前，1950年，库巴拉成立了一支流亡的匈牙利球队，被FIFA禁赛两年。1956年末，在苏联坦克碾碎了匈牙利起义之后，因为为另一支流亡球队效力，FIFA对普斯卡什、奇博尔、科奇士以及其他匈牙利球员禁赛一年多。

1958年，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阿尔及利亚人成立了第一支穿着具有国家颜色球衣的球队。球队成员包括马赫卢菲、本·蒂弗尔和其他一些在法国踢过球的职业球员。

由于殖民地国家的封锁，阿尔及利亚只能设法同摩洛哥进行比赛——因为这样的罪行，摩洛哥随后被赶出FIFA数年——以及由体育联盟组织一些同阿拉伯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比赛。FIFA对阿尔及利亚关上了大门，法国足球联赛也将这些阿尔及利亚球员列入了黑名单。受到合同的限制，他们被禁止再从事职业运动。

但是阿尔及利亚赢得独立之后，法国当局别无选择，只有重新召回这些为球迷们翘首以盼的球员。

黑人球员

在1916年的美洲杯上，乌拉圭队4:0击败了智利队。第二天，智利代表团坚决认为比赛无效，“因为乌拉圭11人中有2名非洲球员”。他们是伊萨韦利诺·格拉丁和胡安·德尔加多，格拉丁打进了4个进球中的2个。

格拉丁出生于蒙得维的亚，其曾祖父是非洲黑奴：他那惊人的速度、有如闲庭信步般的控球、连贯的过人和一气呵成的射门，无不令观众欢呼雀跃。他有着一张天真无邪的面孔，是那种他假装使坏也没人相信的人。

胡安·德尔加多也是非洲黑奴的后裔，出生于乌拉圭乡间一个叫佛罗里达的小镇。德尔加多喜欢在狂欢节的游行中炫耀他的扫帚舞，以及他在足球场上的舞蹈。他踢球的时候唠唠叨叨，还喜欢嘲弄他的对手，当他把球高高提起的时候，他会说：“去把那串葡萄给我摘下来啊！”当他射门时，他又冲着守门员喊道：“跳起来扑吧，沙地很柔软的。”

乌拉圭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有黑人球员的国家队。

萨莫拉

他16岁的时候就在甲级球队中首次亮相，那时还穿着短裤。那是在1917年，球队的进攻就像骑兵突击，在西班牙人队和巴塞罗那队的比赛之前，他身穿高领的英国球衣，戴上手套，头戴一个类似于头盔的硬帽以遮挡阳光和防止受伤，里查多·萨莫拉为自己选择了一个高度危险的职业。而唯一比守门员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的是裁判，他被冠以“拿撒勒来的耶稣”的称号，因为球场里没有任何能保护他免遭球迷报复的栅栏或者藏身之所。每一个进球都会引起比赛长时间的中断，球迷冲进球场，要么拥抱庆祝，要么一顿老拳。

多年来，萨莫拉穿着这一身行头的形象闻名遐迩，他在前锋中间散布着恐慌，如果前锋们想要找到他，就会迷失方向：萨莫拉在门前时，球门似乎在缩小，而门柱也好像渐渐消失在远方。

人们把他叫做“圣人”，因为他是二十年来世界上最优秀的门将。他喜欢喝科涅克白兰地，每天抽三包烟，偶尔还抽抽雪茄。

萨米提尔

同萨莫拉一样，萨米提尔也是16岁就在甲级球队首次登场了。1918年他签约巴塞罗那，为自己换来了一块夜光手表，也许他从来没有发现这一点，还有一套带马甲的西装。

很快，他成了球队的王牌，而他的故事也传遍了大街小巷。他的名字被夜总会的歌手传唱，他的故事在舞台上反复上演，他受到体育专栏的尊敬和赞誉，称他和萨莫拉发明了“地中海风格”的足球。

萨米提尔是一位射门破坏力十足的杰出前锋，他聪明机智，控球娴熟，毫不墨守成规，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视对手如无物、游刃有余。

球场上的死亡

阿登·波特，在4年时间里代表乌拉圭民族队打了200多场比赛，一直赢得球迷的掌声和不时的欢呼，直到有一天不幸降临了。

他被踢出了首发名单，经过等待、请求后他又重新上场，但是这没有用，他的状态继续下滑，观众嘘声四起：防守时即使对手像乌龟爬一样也能过他，进攻时他一个球也进不了。

1918年夏末，在民族队的体育场， 阿登·波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午夜，他在这片曾经令自己受人热爱的球场中央朝自己开了一枪，没有一丝光亮，没有人听到枪声。

黎明时他的尸体被发现，一手握左轮手枪，另一手握一封绝笔信。

弗雷德里希

1919年，巴西1:0战胜乌拉圭加冕美洲杯冠军，人们如潮水般涌入里约热内卢街头庆祝胜利。引领庆祝队伍的，是一只高高挂在桅杆上有如旗帜一般的泥泞球鞋，鞋上有一个小标签写着：“弗雷德里希的光荣战靴。”第二天，这只打入制胜球的球鞋最终被安置在了市中心一家珠宝商店的展示橱窗里。

阿图尔·弗雷德里希，一位德国移民和一位黑人洗衣女工的儿子，在甲级联赛踢了26年球却没有拿过一分钱。在足球历史上没有人进的球比他更多，甚至另一位伟大的射手，保持着职业足球进球纪录的贝利，也没有他进得多。弗雷德里希一共打进过1329个球，贝利1279个。

这位碧眼的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为巴西风格的足球奠定了基础。他，或是那位从他鞋底进入他身体的魔鬼，打破了英国足球手册里所有的规则：弗雷德里希把在贫民窟里以争抢破球为乐的棕色男孩的无礼行为带到了白人庄严的体育场。也从此开创了一种接受幻想、重快乐而轻结果的足球风格。在弗雷德里希以前，巴西足球从没有出现转机，就像里约热内卢的群山和奥斯卡·尼迈耶的建筑没有直角一样。

从残缺到华丽

1921年的美洲杯足球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巴西总统埃皮塔西奥·佩索阿颁布了一项法令：为爱国之理由，兹令棕色皮肤选手不得出现于巴西国家队内。结果在巴西队踢的三场比赛中，他们输了两场。

弗雷德里希没有参加这次锦标赛，在巴西，黑人不可能成为足球运动员，白人与黑人的混血也很困难。弗雷德里希上场总是比较晚，因为他要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在更衣室烫头发。弗卢米嫩塞队唯一的黑白混血球员，卡洛斯·阿尔贝托，过去常用大米粉末涂白自己的脸孔。

后来，不顾当权者的反对，事情开始有了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种族偏见分割的老式足球逐渐让位于各种肤色参与的华丽足球。而且在巴西足球这么多年的历史中，很明显那些最优秀的球员，从弗雷德里希到罗马里奥，历经多明戈斯·达吉亚、莱昂尼达斯、济济尼奥、加林查、迪迪和贝利，一直都是黑人和混血人种。他们都从贫穷中走出来，有些又回归于贫穷。与之相反，巴西从没有一位黑人或是混血人种的赛车冠军，就像网球一样，这可是一项很烧钱的运动。

在全球社会的金字塔里，黑人处于塔底，而白人位于塔尖。在巴西这被叫做“种族民主”，但事实上足球是一片很少有这种民主的净土，有色人种现在能够在这块净土内公平地竞争。公平也是一定程度的公平，因为即使是足球还是会有人比其他人更公平一些。球员都拥有一样的权利，但是那些在饥饿中长大的球员和那些从不为三餐发愁的球员并不是真正地在同一水平的球场上竞争。不过至少足球为贫穷人家的孩子提供了一个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特别是那些只有足球这个玩具的黑人和混血人种的孩子。足球是他们临死时唯一可信任的教母，也许她能够给他食物，也许她能够让他成为英雄，甚至成为神灵。

苦难驱使他走向足球或者走向犯罪。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开始，这个孩子就被迫将他的劣势变成一种武器，而不久之后，他就学会了如何应付那些针对他的禁令和规矩，他学会了交易的技巧，精于伪装，喜欢装腔作势，他善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然后虚晃一拳或者撒泼耍赖甩掉对手。

再次发现美洲

对佩德罗·阿里斯佩而言，祖国毫无意义。这是他出生的地方，但是对他毫无意义，因为他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这也是他弓着腰像个苦役一样为老板干活的地方，天下乌鸦一般黑，这里的老板也是一样。但是当乌拉圭队在法国赢得1924年奥运会足球金牌的时候，阿里佩斯是其中一员。他注视着那面沿着荣誉的旗杆缓缓上升的蓝白间条太阳旗，在所有旗帜的中央，高高在上，他感到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四年之后，乌拉圭在荷兰又赢得了奥运会足球冠军。阿蒂略·那伦西奥，一位杰出的乌拉圭人，他在1924年奥运会时抵押了自己的房子为球员支付路费，评论说：“我们再也不是世界地图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了。”

天蓝色的球衣是这个国家存在的证明：乌拉圭不是一个错误。足球将这个小国从籍籍无名的阴影中拉了出来。

书写1924年和1928年奥运会传奇的那些人是一群对足球别无所求只求快乐的工人和流浪汉。佩德罗·阿里斯佩是一个肉类包装工；何塞·纳萨奇以切割大理石为业；绰号“佩鲁舒”的佩特罗在一个杂货店工作；佩德罗·切亚是一位卖冰人；何塞·莱昂纳多·安德拉德是一位狂欢节乐手和擦鞋匠。他们都二十来岁，但是从照片上看起来却是饱经沧桑。他们用盐水、醋石膏和一杯小酒来治疗伤痛。

1924年，他们坐着三等舱抵达欧洲，然后用借来的钱坐次等车厢到达比赛地，睡的是木头长凳，他们一场接一场地比赛，一场接一场地换房间和木板。在巴黎奥运会之前，他们在西班牙踢了9场比赛，保持全胜。

这是拉丁美洲球队首次在欧洲踢球。第一场比赛是对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人派探子来观察他们的训练情况，乌拉圭人察觉到了，于是他们在训练时胡乱踢球，把球送入云端，每一步都磕磕绊绊，互相之间跌跌撞撞。探子回去报告说：“他们的表现令人感到遗憾，这些穷孩子从这么远的地方过来……”

仅仅2000名球迷观看了这场比赛，乌拉圭的国旗被挂反了，太阳冲下，奏国歌的时候他们放的是巴西人的进行曲。那个下午，乌拉圭7:0战胜了南斯拉夫。

然后就像又发现了美洲大陆一样，一场接一场比赛，人们纷纷拥挤着来看这些如松鼠一般狡黠、踢球就像下国际象棋一样优雅的球员。英国队擅长长传和高球，不过这群被剥夺继承权的遥远的美洲孩子并没有走他们父辈的老路，他们转而发明了脚下短传，闪电般变换节奏和高速带球的踢法。亨利·德·蒙特尔朗，一位贵族气派的作家，发表了自己激情洋溢的赞扬：“一个新发现！这是真正的足球。与之相比，我们以前所知道的足球，我们所踢的足球，不过是男学生的业余爱好而已。”

乌拉圭在1924年和1928年奥运会以及1930年和1950年世界杯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在全国各地兴建运动场馆，促进体育教育的政策。现在所有这些国家号召建设的遗物，包括足球的遗迹，都让人充满怀旧之情。有些球员，比如非常细腻的恩佐·弗朗西斯科利，继承和革新了前辈的足球艺术，但是总体来说，乌拉圭足球现在的高度与曾经的成就相去甚远。踢球的孩子越来越少，优雅地踢球的球员也越来越少。然而，每一个乌拉圭人都认为自己是足球战术大师和足球历史学家。乌拉圭人对足球的激情从那些久远的年代而来，它的根源还依稀可见。每一次国家队的比赛，无论对阵哪一支球队，整个国家都会屏住呼吸，政治家、歌手和街头的小商贩们闭上了嘴巴，情人们停止了爱抚，连苍蝇都停止了飞行。

安德拉德

欧洲人从没有见过黑人踢球。

1924年奥运会上，乌拉圭球员何塞·莱昂纳多·安德拉德精美的表演令每一个人眼花缭乱。这名中场队员，能像橡皮人一般将球蹚至前场，而不碰到任何对手，当他准备射门时，他会摆动身体然后一蹴而就。有一场比赛他头顶着球跑过了半块场地，人们为他欢呼，法国媒体称他为“黑色奇迹”。

奥运会比赛结束后，安德拉德在巴黎逗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就像个放荡的波希米亚人和夜总会之王。黑漆皮鞋代替了他从蒙得维的亚带来的旧麻鞋，大礼帽代替了他的烂运动帽。报纸专栏这样吹捧这位皮嘉尔之夜的君主形象：欢快放荡的步伐，龇牙咧嘴的狂笑，半眯半睁的眼睛总是盯着远方。穿着也是引人注目：丝手帕、条纹上衣、亮黄手套和一根带着银把手的手杖。

安德拉德多年后死于蒙得维的亚，他的朋友们计划为他进行几次义赛，但是没有一个成为现实。他死于肺结核，死时一贫如洗。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位国际足球偶像，一位贫穷的南美洲黑人。

小　环

他们将乌拉圭球员在球场上画出的连续“8”字形状称为莫尼亚斯，或者叫小环。法国记者们很想知道这种令对手石化的巫术的秘密。通过一个翻译，何塞·莱昂纳多·安德拉德透露了这个巫术的配方：球员们都被训练去追呈“S”形逃跑的鸡。记者们都相信并报道了这个故事。

多年以后，在南美洲，漂亮的环形带球仍然能够博得同进球一样的大声欢呼。我的童年时代充满了这样的回忆。我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比如，瓦尔特·戈麦斯，这位速度奇快的开路先锋一头扎进敌人长腿的泥沼中，一个又一个小环转完后，只留下一堆东倒西歪的躯体。那些站着不动的队员承认：

我们宁愿跑得快一点，也不愿错过这瓦尔特·戈麦斯式的过人表演。

他喜欢用脚揉搓皮球，稳稳地留住她，抚摩她，如果她离他远去，他会觉得受到了侮辱。现在的教练会说：“如果你想搓球，就到面包店搓去。”那时没有教练敢这样说。

小环带球不只是一个被容许的恶作剧，它还是观众的娱乐需要。今天，像这样的艺术行为是不被允许的，或者至少会被严重地怀疑为一种自私的自我展现、一种对团队精神的背叛，完全无助于打破现代足球的钢铁防守系统。

奥林匹克进球

乌拉圭队从1924年奥运会返回之后，阿根廷队同其踢了一场友谊挑战赛，比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结果乌拉圭一球小负。

左边锋塞萨雷奥·翁扎利是致胜进球的制造者。他主罚的角球没有碰到任何球员直接飞进了球网。这是足球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进球，乌拉圭人哑口无言，当他们回过神来，他们开始抗议说球在空中的时候有人推了守门员马扎利一把，裁判对此充耳不闻，于是他们咆哮说翁扎利并没想直接射门，不过是风把球吹进了球门。

不知是出于敬意还是讽刺，这个罕见的进球在南美洲被叫做“奥林匹克进球”，现在当偶尔发生这样的稀罕事时，人们仍然这么叫它。翁扎利花了一生的时间发誓说那个进球绝非巧合，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怀疑之声仍在继续：每一次当一个角球没有碰到任何中间物直接飞入球网之后，人们都会热烈欢呼进球，但每次都是难以置信。

皮恩迪贝尼的进球

那是在1926年，进球者是皮恩迪贝尼，进球后他没有庆祝。皮恩迪贝尼，一名技艺极其精湛的球员，一位脾气极其谦和的绅士，从不庆祝他的进球，这样就不会冒犯任何人了。

乌拉圭佩那罗尔队当时正在蒙得维的亚同来自巴塞罗那的西班牙人队进行一场比赛，佩那罗尔队一时找不到洞穿萨莫拉把守的球门的方法。进攻从后场发动了，安塞尔莫晃过了两名防守队员，将球传给了苏菲亚蒂，然后高速插上接应回传。但是皮恩迪贝尼也在要球，球传给了皮恩迪贝尼，他闪过了乌尔基苏后逼近球门。萨莫拉看见皮恩迪贝尼准备将球射向右角于是跃起扑救，但是球并没有动，她在皮恩迪贝尼的脚上熟睡，然后，他轻柔地将球送向了球门空旷的左边。萨莫拉奋力回救，他像灵猫一般跳跃过来，指尖擦到了皮球，但一切为时已晚。

倒挂金钟

拉蒙·温萨加在智利的塔尔卡瓦诺港口球场发明了这个动作：身体腾空跃起，后背翻转朝下，突然摆腿将空中球向后踢出，双腿打开就像剪刀的两片刀刃。

几年过后，那是在1927年，当智利科洛科洛队在欧洲巡回比赛的时候，前锋大卫·阿雷拉诺在西班牙体育场表演了这个动作。记者们为这个从没见过的华丽的杂耍动作大声喝彩，并将其命名为“智利动作”，因为像草莓和奎卡舞一样，它也是来自智利。

打进数个这样的凌空进球后，阿雷拉诺于当年死亡，在巴拉多利德的体育场，他同一位后卫发生致命相撞后丧生。

斯卡罗内

在巴西球员贝利和科蒂尼奥之前40年，乌拉圭球员斯卡罗内和切亚就通过“之”字形传球来搅乱对手的防守了，球在两个人之间前后穿梭着一路向前直到球门，通过脚下的短传，两人你来我往，传球接球，接球传球：足球不在脚下作任何停留，就好像撞在了墙上一样反弹回去。这就是在当年被称作拉普拉塔风格的“撞墙式传球”。

赫克托·斯卡罗内的传球有如献礼，恭敬舒适，他的射门却是犀利无比，训练时，他通过用球射倒三十米开外的瓶子来磨砺自己的射术。虽然他个子相当矮小，但是他起跳后的滞空时间很长，他知道如何打破重力法则，从而在空中飘浮。他跳向足球，挣脱对手然后转身面向球门，此时，他仍在空中，最后将球一头砸进球门。

人们都叫他“魔术师”，因为他能用戴帽子的脑袋进球，人们也叫他“足球场上的代勒”，因为他踢球时就好像在哼唱别人从没有唱过的歌曲一样。

斯卡罗内的进球

那是在1928年奥运会足球决赛。

乌拉圭队和阿根廷队此刻正打成平局，这时米纳皮里斯一个大脚，皮球掠过了塔拉斯科尼，朝禁区飞去，在禁区内的博尔哈斯背对着球门将球用头点给斯卡罗内，大叫道：“你的，赫克托！”斯卡罗内拔脚凌空怒射，阿根廷守门员博西奥倒地扑救，但是球已经进网，蹦蹦跳跳的皮球不情愿似的又弹回了球场，乌拉圭前锋菲格罗亚迅速地一脚又将其送回球门，以示惩戒，因为这样离开球门是不礼貌的。

神秘力量

乌拉圭球员阿代马尔·卡纳韦西，为了避免给乌拉圭队在1928年奥运会足球决赛上带来损害，他牺牲了自己的出场机会。乌拉圭队对阵的是阿根廷队，每次卡纳韦西面对阿根廷的时候，乌拉圭队就会输球，最近一次他还特别倒霉地打进了一个乌龙球。他走下了载球队去体育场的公共汽车。结果在阿姆斯特丹，没有了卡纳韦西，乌拉圭队赢了。

比赛前一天，卡洛斯·代勒在阿根廷队住的旅馆里为阿根廷球员们演唱以壮声势。他还献唱了他的一首新探戈歌曲，名叫“花花公子”，希望给球员们带来好运。两年后，就在1930年世界杯决赛之前，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代勒再次演唱了“花花公子”祝阿根廷队成功，结果又是乌拉圭队获得了胜利。很多人都相信代勒的本意无可非议，但是也有人认为这就是他是乌拉圭人的证据。

诺洛的进球

1929年，阿根廷队正同巴拉圭队进行一场球赛。

诺洛·费雷拉从后场沿右路带球向前，他杀开一条血路，身后留下一连串瘫倒的躯体。突然，他发现面前出现了一道由对手整个后防线排成的人墙，诺洛停了下来，他站在原地将球捣来捣去，从一只脚颠到另一只脚，始终不让皮球落地。他的对手们歪着脑袋盯着钟摆一样的皮球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步调一致，神情恍惚。就这样来来回回有一个世纪了吧，直到诺洛发现了人墙中的一处空档突然射门：足球穿透了人墙飞进了球网。

骑警们从马上跳了下来向他表示祝贺，球场里只有20000名观众，但是每位阿根廷人都发誓说自己当时就在那儿亲眼目睹了这个绝妙进球。

1930年世界杯

意大利南部的一场地震夺走了1500名那不勒斯人的生命；玛莲娜·迪特里茜正在唱着“蓝天使”；斯大林正在完成他篡夺俄国革命果实的计划；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在这一年自杀；英国人正监禁着圣雄甘地，他深爱着自己的国家，为了国家的独立，他带着印度进入停顿；在同一面旗帜的指引下，另一个印度，我们的印度群岛，奥古斯托·塞萨尔·桑蒂诺正在号召尼加拉瓜的农民起义，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则企图通过焚烧庄稼使其断粮来打败他。

在美国，此时正有人跳着新的布吉-伍吉(1)，但是1929年经济危机的剧烈冲击已经使美国兴旺的20年代土崩瓦解。当纽约证券交易所崩盘之后，国际初级商品价格严重下挫，一些拉美国家政府也被拖进了危机的深渊。锡价暴跌，致使玻利维亚总统赫尔南·西莱斯下台，一位将军接替了他的位置；肉价和小麦价格的崩塌结束了伊波利托·伊里戈延总统在阿根廷的执政，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将军；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糖价的下跌开启了拉斐尔·特鲁希略将军对国家长期的独裁统治，他在就职典礼上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国家首都和港口。

在乌拉圭，政变直到三年后才开始爆发，1930年，全国的注意力都只集中在第一届世界杯上。乌拉圭在此前两届奥运会上的胜利使这个国家毫不迟疑地选择承办第一届世界杯。12个国家抵达了蒙得维的亚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受到了邀请，但是只有4个国家越过大洋来到这个南半球的海岸边，他们说：“那里的一切都太遥远了，再说路费又那么贵。”

轮船载着雷米特杯从法国来了，随行的还有FIFA主席唐儒和心不甘情不愿的法国队。

在隆重热烈的场面下，乌拉圭为他们伟大的展台举行了落成典礼，这座体育场叫百年纪念体育场，花了8个月时间建成，为了庆祝一个世纪以前还拒绝给予妇女、文盲和穷人权利的宪法而建。乌拉圭队和阿根廷队在决赛中碰面时，看台上人多得连插根针的地方都没有，体育场成了毛毡帽和带三脚架摄像机的天篷的海洋。守门员头戴运动帽，裁判穿着黑色的灯笼短裤。

1930年世界杯决赛在意大利的《米兰体育日报》上赢得了一个不超过二十行字的专栏，毕竟，它像是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翻版：拉普拉塔河岸边的两个国家侮辱了欧洲，告诉世界哪里才有最棒的足球。同1928年一样，阿根廷屈居亚军，乌拉圭上半场1:0落后，不过他们最终4:2获胜，加冕冠军。执法那场决赛的比利时裁判约翰·兰基尼斯要求了人身保险，但是除了看台上少许打斗之外，没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后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些群众用石头袭击了乌拉圭领事馆。

季军归属美国队，他们阵中有几名新近移民到美国的苏格兰人，第4名是南斯拉夫队。

没有一场比赛以平局收场，阿根廷射手斯塔比尔以8个进球位居射手榜首位，第二位是乌拉圭队的切亚，他打进了5球，法国队的路易斯·劳伦特在对墨西哥队的比赛中打入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进球。

(1)　布吉-伍吉（bogie-woogie），美国流行音乐形式之一，用钢琴来演奏布鲁斯歌曲的乐曲，在20世纪40年代相当流行。

纳萨奇

甚至是X射线都没法穿透他，人们称他为“恐怖”。

“球场就像一个广口瓶。”他说，“禁区就是瓶嘴。”

在那里，那个狭小区域，他掌控着一切。

何塞·纳萨奇，1924年、1928年和1930年的乌拉圭队的队长，是乌拉圭足球的第一个领袖。他就像整支球队的风车，风车的节奏就是他那因警告、失望和鼓励而发出的叫喊，在这个节奏下，球队有条不紊地运行着。没有人听到他抱怨过。

加　缪

1930年，阿尔贝·加缪是守卫阿尔及利亚大学足球队球门的圣彼得，他从小就一直踢守门员这个位置，因为在这个位置上他的鞋破得没那么快。出身贫穷的加缪负担不起在球场奔跑的奢侈，每天晚上，他的祖母都会检查他的鞋底，如果鞋破了，他就得挨打。

在他站在球门前的岁月里，加缪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明白了足球永远不会从你预料的方向过来。这个道理在生活中帮了我大忙，特别是在大城市和那些言行不一的人群中生活的时候。”

他还学会了胜不骄、败不馁的道理，每一种技巧都来之不易，后来他著书写作，在这探索人类灵魂迷宫的危险旅程中，他学会了如何阐释人类灵魂的些许奥秘。

不可抗力

乌拉圭世界冠军成员之一，“佩鲁舒”佩特罗收拾行李前往意大利。1931年佩特罗在佛罗伦萨队首次出场，就进了11个球。

他没有在意大利待很长时间，尽管他是意大利联赛的最佳射手，佛罗伦萨也给了他一切，但是佩特罗很快厌倦了逐渐高涨的法西斯主义的欢呼声，对法西斯的厌恶和对家乡的思念，使他重回蒙得维的亚，在这里继续着他那贴地飞行的“焦土”进球。一段时间之后，FIFA将他驱逐出了球场，因为他违反了和佛罗伦萨的合同。

人们说佩特罗的射门能够把一堵墙击倒，谁知道呢？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他的射门可以击倒守门员，撕破球网。

与此同时，在拉普拉塔河岸的另一边，阿根廷人贝尔纳贝·费雷亚的射门也是有如出膛的炮弹，带着满腔的怒火。每支球队的球迷都来看这只“野兽”从端线启动，闯过防守，然后将守门员连人带球一块射进网底。

在比赛前后和中场休息时，人们都会用喇叭播放一首为贝尔纳贝而谱写的探戈，向他表示敬意。1932年，《评论报》悬重赏征召可以阻挡住贝尔纳贝射门的守门员，同一年的某个下午，贝尔纳贝还脱掉他的鞋子给一群记者看，证明他的脚趾间并没有藏什么铁块。

职业化

尽管最近的“净手，净足”(1)丑闻将意大利最大的一些足球老板推到了风口浪尖，足球依然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产业之一，而且意大利仍然保持着对南美球员的吸引力。

意大利早在墨索里尼时代就是南美球员的麦加。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球队付给球员的工资比意大利的高。球员们只要威胁老板们说“我要去意大利了”这些具有魔力的词语就能让老板们松开腰包。有些球员确实去了意大利，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蒙得维的亚、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乘船前往意大利，如果他们没有一个意大利父辈或是祖父辈，在罗马的某人便会凭空造出一个意大利家庭让他们立即取得公民权。

球员的大量出走是导致我们建立本国职业足球的一个因素。1931年阿根廷足球转变为职业化，第二年乌拉圭开始效法，巴西的职业联赛也在1934年开始启动。从那时起人们把之前在桌子下面支付的报酬合法化了，球员成了工人。合同将球员和俱乐部整天绑在一起，甚至是一辈子，球员不得变动自己的工作地点，除非球队将其出售。就像工厂的工人一样，球员用他们的劳力换取工资，成了如同封建庄园的农奴那样的球场上的囚犯。但是早期职业足球的要求并不严厉——一周只需要两个小时的强制训练。在阿根廷如果没有医生的假条，缺席训练的球员会被罚款5比索。

(1)　 “净手，净足”（clean hands，clean feet），“净手运动”指意大利从1992年在米兰发起的全国范围的反贪腐运动；“净足运动”指2006年以意大利尤文图斯俱乐部为主的“电话门”足球丑闻所引起的足球打假运动。

1934年世界杯

约翰尼·维斯穆勒正在作出他的首次泰山吼。第一批大批量生产的除臭剂正投放市场。路易斯安那的警察射杀了邦尼和克莱德。玻利维亚和巴拉圭，这两个南美洲最贫穷的国家，正以标准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的名义在查科战争中打得血流不止。桑蒂诺在尼加拉瓜打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却在一场偷袭中被射杀，凶手索莫查宣布建立了他的朝代。德国，希特勒加冕德意志第三帝国并颁布了《雅利安种族防御法》，强迫罪犯和患有遗传性疾病的人进行消毒。在意大利，墨索里尼宣布第二届世界杯开幕。

世界杯赛的宣传海报上画着大力神行着法西斯的敬礼，脚上稳稳地停着一个足球。对于领袖来说，1934年罗马世界杯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宣传行动。墨索里尼出席了所有的比赛，他坐在尊贵的包厢里，下巴翘起，对着黑压压的看台，意大利队的11名球员右臂伸出，将胜利献给他。

但是通向冠军之路并不平坦。半决赛意大利同西班牙的比赛被证明是世界杯历史上最艰苦卓绝的比赛，比赛持续了210分钟直到第二天才分出胜负。意大利获胜，不过他们损失了4名首发球员，西班牙7名，他们在这场战争中受伤或是筋疲力尽不得不退出比赛。受伤的西班牙人中有两位最棒的球员：兰格拉和守门员萨莫拉，那位能催眠任何进入禁区的球员的守门员。

意大利队同捷克斯洛伐克队进行决赛，比赛在国家法西斯政党体育场进行，意大利2:1获得了胜利，两名新近加入意大利国籍的阿根廷人扮演了关键角色：奥西盘过守门员打入第一个进球，另一位阿根廷人瓜伊塔助攻斯奇亚维奥打入为意大利赢得第一座世界杯的进球。

16个国家参加了1934年世界杯：12个来自欧洲，3个来自拉丁美洲，还有埃及——作为其余世界地区的唯一代表。卫冕冠军乌拉圭队拒绝参加比赛，因为意大利没有参加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的第一届世界杯赛。

德国和奥地利获得了三、四名，捷克的内耶德利以5球获得最佳射手，第二位的是德国的科恩和意大利的斯奇亚维奥，他们都进了4个球。

里约热内卢的上帝与魔鬼

1937年年末一个阴冷潮湿的雨夜，一名来自死敌球队的球迷在达伽马队的主场埋下了一只用针线封嘴的癞蛤蟆，同时种下了他的诅咒：“达伽马队在未来的12年里都拿不到一项冠军！如果天堂真有上帝的话，他们就拿不到！”他是一名被达伽马以12:0大胜过的球队球迷，名叫阿鲁本哈。

多年以来，球迷和球员都想在球场上或球场周围找到这只癞蛤蟆，但是都没能找到，球场反而变得像月球表面般千疮百孔。达伽马队雇来了巴西最好的球员，打造了一支名副其实的强队，但是他们仍然不断输球。

终于，1945年达伽马队赢得了里约杯冠军并打破了这个魔咒，他们从1934年起就再没有获得过冠军，经历了11年的冠军荒。“上帝给我们打了个折扣。”俱乐部主席评论道。

很久以后，1953年，这回是弗拉门戈队出了问题，弗拉门戈队不仅是里约热内卢最受欢迎的俱乐部，而且是整个巴西最受欢迎的俱乐部，是唯一的无论在巴西哪里比赛都是主队的俱乐部。球队球迷堪称世界上数量最多，最热情奔放，但当时他们因对夺冠的渴求而痛不欲生。这时一位天主教神甫——高斯神甫，向球员们保证说只要他们在每场比赛前参加他的弥撒并在神坛前跪诵玫瑰经，球队就能够获得胜利。

弗拉门戈队连续获得了三届冠军，他们的对手向红衣主教海梅丹抗议道：“弗拉门戈队使用了非法武器。”高斯神甫为自己辩护说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向弗拉门戈队的球员们指明了主的道路。球员们继续拿着红黑念珠背诵玫瑰经，红黑不仅是弗拉门戈队的颜色，也是同时将耶稣和撒旦集于一身的一个非洲神灵的颜色。第四年，弗拉门戈队丢掉了冠军，球员们不再参加弥撒也不再念诵玫瑰经，高斯神甫请求教皇的帮助，但是他没有回应。

另一方面，神甫罗穆阿尔获得了教皇的准许成了弗卢米嫩塞队的搭档。神甫参加球队的每一次训练，球员们对此十分厌恶，弗卢米嫩塞队上一次赢得里约杯已经是12年前，而一个黑色的大鸟站在球场的边缘对球队来说绝不是什么好兆头。球员们朝他大叫，侮辱他，却没有意识到罗穆阿尔神甫天生就是个聋子。

风和日丽的一天，弗卢米嫩塞队开始赢球了，他们赢得了一次里约杯，然后是第二次、第三次。现在球员们只会在罗穆阿尔神甫的荫庇之下训练。每一个进球之后他们都会亲吻神甫的法衣。一到周末神甫就在贵宾包厢里看球，嘴里喋喋不休着谁也听不懂的反对裁判和对方球员的话语。

不幸的根源

踩到一只癞蛤蟆，或是在树荫和梯子下行走，坐或是睡反了，在室内开伞，数自己的牙齿或是打碎了镜子，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是不吉利的，但是对足球来说这些都还只是小菜一碟。

卡洛斯·比拉尔多，阿根廷队1986年和1990年世界杯主教练，不允许他的球员们吃鸡肉，因为那会带来坏运气，他让球员们吃会带来尿酸的牛肉。

AC米兰队老板西尔维奥·贝鲁斯科尼禁止球员们唱俱乐部传统的“米兰！米兰！”的队歌。因为它那恶意的震动会麻痹球员的大腿，1987年，他指定了球队的新队歌“米兰，我们的心”。

弗雷迪·林孔，哥伦比亚的黑色巨人，在1994年的世界杯上的表现令他的很多崇拜者感到失望。他比赛时没有一丁点儿的激情。后来我们了解到那不是因为缺乏欲望造成的，而是源于过度的恐惧。一位来自林孔的家乡、哥伦比亚海岸的布埃纳文图拉的预言者预言了比赛的结果，事实后来正如所预言的一样，并且警告他如果不格外小心的话，他将会摔断自己的腿。“小心长雀斑的女孩。”他说，这指的正是足球。“还有带肝炎和全身是血的人。”这暗示着带着红黄牌的裁判。

在世界杯决赛的前夜，意大利的神秘学专家称他们的国家会赢。“众多会巫术的邪恶精灵将阻止巴西队取得胜利。”意大利魔法协会向媒体保证。不过结果并没有使这个行业协会声望大增。

护身符和咒语

很多球员都用他们的右脚首先踏上球场并且在胸前画十字祈祷，也有一些球员会直接走向空荡的球门将球踢进或者亲吻门柱，还有的球员会用手摸一下草坪，然后将手指放在唇边。

你经常会看到一名球员脖子上挂着一件小饰品或是手腕上缠着一根魔法手带。如果球员的点球射偏，那是因为有人朝足球吐了痰；如果他打丢了一个很容易的射门，那是因为一个女巫封住了对手的球门；如果他输掉了比赛，那是因为他丢弃了上一次胜利时所穿的球衣。

阿根廷河床队的守门员阿马迪奥·卡里索由于他整天戴着的一顶球帽的力量而连续8场比赛不丢球，这顶球帽驱走了球门里的恶魔。有一天博卡青年队的一名球员，安吉尔·克莱门特·罗哈斯，偷走了这顶球帽，没有了这个护身符，卡里索被进了两个球，河床队也输掉了比赛。

巴勃罗·埃尔南德斯·科罗纳多，一位顶级的西班牙球员，称皇家马德里重新粉刷了他们的球场之后球队六年没有拿到一项冠军，直到一位球迷将一颗大蒜头埋入了球场中央才打破了这个魔咒。巴塞罗那的著名前锋路易斯·苏亚雷斯不相信什么魔咒，但是他知道每次如果自己在吃饭时打翻了酒杯的话，他的进球就会很少。

为了唤醒失败的恶灵，球迷们往对手的球场撒盐，为了吓跑这些恶灵，他们在自己的球场洒落一把一把的小麦和大米。还有一些球迷点亮蜡烛，向大地敬献甘蔗酒，朝大海抛洒碎花瓣。有的球迷向拿撒勒的耶稣和死于火灾、溺水或迷失方向的神圣灵魂祈祷以寻求庇佑。在有些地方，圣乔治和他的非洲孪生兄弟乌古姆的矛被证明是对抗邪恶之眼的恶龙的有力武器。

体恤的表示是会受到感激的，受到上帝恩赐的球迷们会身披队旗、卑躬屈膝地爬上陡峭的斜坡，或是在他一生的时间里千万遍地轻诵他们曾发誓要吟诵的玫瑰经。当博塔福戈队在1957年获得冠军的时候，迪迪离开球场后并没有去更衣室，而是去履行了他对他的守护神许下的承诺：徒步穿过里约热内卢，从这一端到那一端。

但是神灵们并不总是有时间来帮助那些被不幸折磨的球员。1930年墨西哥队在一片悲观的预测声中来到了世界杯，在对阵法国队之前，墨西哥主教练胡安·卢克·德·塞拉隆加在蒙得维的亚的旅馆给球员们作了一次鼓舞士气的演讲，他向球员们保证瓜达卢佩圣母正在家乡的特佩亚克山上为他们祈祷。

但是主教练并没有被排上圣母繁忙的日程表，法国队进了4个球，而墨西哥队最后只获得最后一名。

埃里科

在查科战争中，当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的农民们正在互相残杀的时候，巴拉圭的足球运动员此时在其他国家比赛，为那些无助地倒在渺无人烟、飞鸟绝迹的沙漠中的伤员筹集款项。巴拉圭的阿塞尼奥·埃里科就是这样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一直留在了那里。从此以后，阿根廷联赛的最佳射手称号便一直属于巴拉圭人，埃里科一个赛季的进球超过40个。

他身体内蕴藏着神秘之泉，这位魔术师不用屈腿就能起跳，他的头到达的高度总是高于守门员的手，他的双腿越放松，他抽球射门爆发出的力量就越强大。埃里科经常用他的脚后跟将球扫进球门，在足球历史上再没有人拥有比他更致命的脚后跟了。

当埃里科不射门得分时，他就为队友们做球，好似端盘上菜，卡图·卡斯蒂略写了一首探戈献给他：

你的脚后跟传球和头球技艺是如此令人惊奇，千百年后都无人能够重现。

他踢球时带着舞者的优雅，当法国作家保罗·莫兰看到他的表演时评论说：“他就像是球场上的尼金斯基。”

1938年世界杯

马克斯·蒂勒发现了黄热病疫苗，彩色摄影技术诞生，迪斯尼正在推出“白雪公主”，爱森斯坦正在拍摄电影《亚历山大·列夫斯基》，不久前刚由一位哈佛大学教授发明的尼龙，正在变成降落伞和女士们的长袜。

阿根廷诗人阿方西娜·斯托尔尼和莱奥波尔多·卢戈内斯自杀身亡；拉萨罗·卡德纳斯因墨西哥石油进行的国有化遇到了极大阻挠而对西方国家倍感愤怒；奥森·威尔斯在广播上宣称火星人入侵地球，吓坏了那些容易上当的人，而此时标准石油公司正在请求一次针对墨西哥的真正入侵，以惩罚卡德纳斯这样的异类，消灭他做出的坏榜样。

在意大利，《种族宣言》正在撰写，反犹太主义的攻击日渐猖獗；德国占领了奥地利，希特勒正在追捕犹太人和吞并别国的领土；英国政府正在命令人民屯粮备战，教他们如何防御毒气；弗朗哥占领了西班牙共和国最后一个堡垒并获得了梵蒂冈的承认。塞萨尔·瓦列霍死于巴黎，当时可能正下着瓢泼大雨；萨特发表了他的作品《恶心》。还是在巴黎，在日渐阴沉的战争阴影的笼罩下，毕加索展出了他的《格尔尼卡》，公然抨击那个臭名昭著的时代，此时第三届世界杯正在进行中。在科隆布体育场，法国总统阿尔伯特·莱布伦为世界杯开幕式开球：他瞄的是球，踢的却是草皮。

同上一届世界杯一样，这是一届欧洲人的比赛。只有两支南美球队夹在十一支欧洲队伍之中，还有一支球队来自印度尼西亚，那时还叫做荷属东印度群岛，他们作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唯一代表来到巴黎。

德国队从他们最近吞并的附属国奥地利征召了5名球员。实力得到加强的德国队，球员们胸前印有万字符，做着象征纳粹权力的手势，号称不可战胜，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却仅仅是到此一游，他们败在了谦逊的瑞士队脚下。德国人失败几天之后，他们的雅利安人至上主义在纽约又遭到了另一次粗暴的打击，黑人拳击手乔·路易斯打倒了德国拳王马克斯·施梅林。

另一方面，意大利再现了上一届世界杯的成功，在半决赛上，蓝衣军团战胜了巴西队，比赛中出现了一个可疑的点球，但是巴西队抗议无效。同1934年一样，所有裁判都是欧洲人。

然后决赛来临：意大利对匈牙利，对墨索里尼而言，胜利是一件国家要务。在比赛前夜，意大利球员们收到了一封从罗马发来的三个词的电报，签名是法西斯元首：“胜利或者死亡。”他们不必去死，因为意大利以4:2赢得了比赛，第二天胜利者们穿着军服参加了由领袖墨索里尼主持的最后的仪式。

《米兰体育日报》颂扬：“这场比赛的胜利象征着法西斯体育的顶峰。”不久之前，这份官方报纸用下面的语句庆祝了意大利对巴西的胜利：“向这场意大利人的智慧对黑人的野蛮力量的胜利致敬。”

但是选择球赛最佳球员的是国际媒体，在候选人中有两位是黑人，巴西人莱昂尼达斯和多明戈斯·达吉亚。莱昂尼达斯还以8粒进球成为最佳射手，紧随其后的是打进7球的匈牙利人申格勒。最漂亮的一个进球是莱昂尼达斯在同波兰队比赛时打进的，比赛时大雨倾盆，由于球鞋掉落在了泥泞的禁区里，他光着脚将球射进了球门。

梅阿查的进球

1938年世界杯半决赛，意大利队和巴西队都拼命想打败对手，要么获得一切，要么一无所有。

意大利前锋皮奥拉突然像被枪击了一般倒在了地上，他用那残存着最后一点生机的手指指向了巴西队的防守队员多明戈斯·达吉亚。裁判相信了他并吹哨判罚点球。当巴西队的球员们大叫喧天的时候，皮奥拉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朱塞佩·梅阿查将球放在了点球点上。

梅阿查就像是画中的白马王子，一位矮小、英俊的拉丁情人和一位俊雅的点球手，他向守门员扬起下颚，像斗牛士即将作出他的最后一击。他的脚，据说和手一样柔软，从不失手。但是巴西门将沃尔特自信满满，而且擅长扑救点球。

梅阿查开始跑动，就在他快要射门的时候，他的短裤掉了，人们都目瞪口呆，裁判也差点吞掉了他的哨子。不过梅阿查没有停下，他一只手抓住短裤，将失败送给了那位已经笑得毫无防备的守门员。

这就是让意大利进入决赛的那个进球。

莱昂尼达斯

他有着蚊子般的体型、速度和灵巧。1938年世界杯上一位来自《巴黎竞赛报》的记者从他身上数出了6条腿并暗示这是因为他会巫术。我不知道这位记者是否注意到，莱昂尼达斯的这许多条腿还有能伸长数尺、折叠打结的魔力。

莱昂尼达斯·达·席尔瓦走上球场的时候阿图尔·弗雷德里希已经四十多岁了。他接过了前辈大师的权杖。不久人们就用他的名字给一种香烟品牌和一种条形糖命名，他收到的球迷来信比电影明星还多：有要求和他合影的，有向他索要亲笔签名的，还有希望他给帮忙找一份公务员的工作的。

莱昂尼达斯进过很多球，但是他从不去数他的进球。有一些是凌空打进的，他双脚倒转，背对球门。他精通“智利动作”式的杂技进球，巴西人把它叫做倒钩。

莱昂尼达斯的进球是如此精彩，甚至连守门员也起身向他表示祝贺。

多明戈斯

东方有中国长城，西方有多明戈斯·达吉亚。

在整个足球历史上还没有哪一名后卫比他更扎实稳健。多明戈斯在四座城市都取得过冠军——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也被这四座城市的人们所崇拜：当他比赛时，球场总是座无虚席。

后卫们习惯于像邮票一样贴住前锋并尽可能迅速地截走皮球，在球烫脚之前将其送往天空。不过，多明戈斯在盗走皮球的时候会让对手徒劳地落荒而逃，然后他会不紧不慢地把球带出禁区。他是一位泰然自若的人，总是吹着口哨，左顾右盼。他鄙视速度，热衷于慢节奏的足球，他是悬念的大师，悠闲的爱慕者：他这门慢慢地、冷静地把球带出禁区的艺术，被人们命名为多明戈达。当最终放走皮球后，他从不奔跑也不想奔跑，因为离开她使他如此黯然神伤。

多明戈斯和她

“这里的这个足球帮了我很多，她或是她的姐妹们，不是吗？这是一个我深深感激的家族。在我生命的岁月里，她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她，就根本没有人踢球，我从班古工厂走来，工作、工作，直到我在这里遇见我的朋友，能和她在一起，我十分幸福。”

“我见识了这个世界，游历了很多地方，有过很多女人，女人也是一种快乐，不是吗？”

[罗伯托·莫拉（Roberto Moura）收集订正]

阿蒂略的进球

1939年，蒙得维的亚的民族队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卡青年队正打成2:2平时，时间所剩不多。民族队进攻，博卡队后退以阻挡他们前进。这时阿蒂略·加西亚得球，面前长腿林立，他从右路打开一条通道，开始一个接一个球员地侵占对手的防守地盘。

阿蒂略对被踢已经习以为常，在后面追赶的对手使出浑身解数，他的双腿伤痕累累。在这个下午的进球过程中，他遭到了安杰莱蒂和苏亚雷斯的猛铲，不过他也非常愉快地两次躲过了他们的铲断。瓦鲁西对他手拉脚踹，扯烂了他的球衣。当他全力冲刺时，大块头伊瓦涅斯挡住了他的去路。但是阿蒂略不可阻挡，足球就像他身体的一部分，而他的身体则像一场飓风，像破布娃娃一样将所有球员掀翻，直到最后以一脚可怕的射门将球送入球门，几乎射破球网。

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博卡队的球员围住裁判，要求他取消进球，因为他们对阿蒂略早就犯规了，不过既然阿蒂略对此毫不在意，球员们也只好愤愤不平地离开了球场。

完美的进球是独一无二的

阿根廷人以掌扪心，对天发誓，恩里克·加西亚的那个进球是完美的，加西亚，绰号“弯曲”，在阿根廷竞技队打左边锋。像阿根廷人一样，乌拉圭人也两指交叉放在唇边，信誓旦旦地说佩那罗尔队前锋“骡子”佩德罗·拉戈的那个进球是完美的。或者这个或者那个，也可能两个都是。

半个世纪以前，拉戈或加西亚打入了一个完美的进球，一个让对手目瞪口呆，同时又勃然大怒或是赞叹不已的进球。然后他把球从网底捡起，夹在腋下，拖着脚一步一步地沿原路返回。这就对了，多扬起一点尘土，擦掉足迹，这样就没人能够复制他的进球了。

火车头

在40年代早期，阿根廷河床队是史上最好的球队之一。

“有人进来，有人出去，每个人都起起伏伏。”卡洛斯·皮切利解释说，他是这个大家族的缔造者之一。球员们在持续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变换位置，防守球员打进攻，进攻球员打防守。“不仅在黑板上，也在球场上，”皮切利喜欢这样说，“我们的战术部署不是传统的‘1—2—3—5’，而是‘1—10’。”

尽管河床队的每个人可以做每一件事，前场还是令人感觉最棒的。穆尼奥斯、莫雷诺、培德雷拉、拉普纳、卢斯托在一起只踢了8场比赛，但是他们创造了历史，仍然为人津津乐道，这5个人用耳朵踢球，向前场进攻时用口哨相互呼应要球，脚下的足球就像一条欢快的小狗一样从不迷失方向。

人们称这支传奇的队伍叫“火车头”，因为它运行十分精确。也有怀疑的赞扬：这些前锋踢得如此快乐以至于忘记了射门，他们和呆板、冰冷的机器毫无共同之处。球迷们的评价更中肯一些，他们称其为“痛苦骑士”，因为这群混蛋总是让他们的信徒先紧张得汗如雨下，然后再用进球为他们解除痛苦。

莫雷诺

人们叫他“查罗”，因为他长得像一名墨西哥电影明星，不过他来自拉普拉塔河上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农村。

何塞·曼努埃尔·莫雷诺是河床队“火车头”最受欢迎的球员，喜欢做假动作：他富于欺骗的双腿像是要走这边，却转向了那边，他狡猾的脑袋准备头球射向这根门柱，却顶向了另一根。

无论何时，对手把他踢倒在地，莫雷诺都是自己爬起，毫不抱怨，也不论他受了多严重的伤，他都会坚持比赛。他非常高傲，狂妄自大而且勇猛好斗，敢跟对方的所有球迷甚至还有本方球迷打架，因为那些崇拜他的球迷有一个卑劣的习惯，就是每次河床队输球之后都会辱骂他。

他热衷于音乐和结交好友，喜欢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夜生活，常常在某位红颜知己纠结的长发里待到天明，或是撑着胳膊在某家咖啡馆的柜台上消磨时光。

“探戈，”他说，“是最好的训练方法，你保持着节奏，当你大步向前时改变方向，你学习它的步法，用你的腰和腿来跳舞。”

在星期天每场比赛之前的中午，他都会狼吞虎咽地吃掉一盘炖鸡，喝干几杯红葡萄酒。河床队的负责人命令他放弃这种粗暴的、与职业运动员不符的做法。他尽力去做了，一整个星期他都早睡早起，只喝牛奶不喝酒，然后他踢了他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场比赛。当他重新寻欢作乐时，俱乐部禁止他参加比赛。队友们团结一致以罢工来支持这位不可救药的波希米亚人，河床队不得不用替补人员踢了9场比赛。

让我们将这些权当做聚会上的谈资吧：莫雷诺的职业生涯是足球历史上最长的之一，他在阿根廷、墨西哥、智利、乌拉圭和哥伦比亚的顶级联赛踢了20年的足球。1946年，当他从墨西哥回到河床队，渴望见到他的大胆冲刺和假动作的河床球迷将体育场挤得水泄不通，还有一些崇拜者掀翻栅栏冲进场内。他进了3个球，人们将他举在肩上。1952年，蒙得维的亚民族队给他提供了一份丰厚的合同，但是他选择为另一支乌拉圭球队踢球——防卫者竞技队，一家小球会，没有丰厚的报酬甚至没有报酬，但是这里有他的朋友。那一年，莫雷诺止住了防卫者队下降的颓势。

1961年，退役之后的他成了哥伦比亚麦德林民族竞技队的主教练。麦德林队在一场比赛中正落后于阿根廷博卡青年队，球员们无法将球推进到对方球门。于是当时已经45岁莫雷诺，脱掉了他的教练穿戴，上场比赛并打进两粒入球，麦德林队获胜。

培德雷拉

“我挡住的那个点球将被载入莱蒂西亚的历史。”一位阿根廷人从哥伦比亚来信这样说道。他的名字叫埃内斯托·格瓦拉，那时他还没有“切·格瓦拉”这个绰号。1952年他正在游历整个拉丁美洲。在亚马逊河岸边的莱蒂西亚，他执教了一支足球队，他把他的这个旅行伙伴叫做“培德雷利塔”，再没有什么方式比这个名字更能表达他的赞美之情了。

阿道夫·培德雷拉是河床队“火车头”的支点，他这支一个人的管弦乐队踢场上的每一个位置，从这一端的底线到那一端的底线。在后场他控制比赛，穿针引线，调整节奏，发动出人意料的快攻；在前场，他能彻底征服守门员。

踢球的冲动让他浑身痒痒，他希望比赛永远不要结束。当夜幕降临，体育场的员工们徒劳地劝说他停止练习，试图把他拉走，但是他们不能，因为足球不愿让他离开。

塞韦里诺的进球

1943年，博卡青年队与河床队进行了一场堪称阿根廷足球经典的比赛。

博卡落后一球，这时裁判吹哨示意河床队在本队禁区边缘犯规，索萨主罚任意球，他没有直接射门，而是将球传到了中间找塞韦里诺·巴雷拉的头顶。皮球落向了巴雷拉的前方。河床队后卫很容易处理这个球，塞韦里诺离球太远了，但是这位老练的前锋腾空而起，在几个防守球员的拉扯下向前滑翔，用他那戴贝雷帽的脑袋强有力地一头将球顶进球门，令守门员毫无办法。

他的球迷送给他一个“幽灵贝雷”的绰号，因为他往往能出人意料地飞向球门。塞韦里诺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已经有多年的踢球经验，并在乌拉圭佩那罗尔俱乐部获得了足够的承认，他有着一副调皮男孩的纯真外表，头上紧紧套着一顶贝雷帽。

他和博卡一起闪耀起来，不过，每个周日比赛结束后，塞韦里诺仍然在夜幕下乘船回到蒙得维的亚，回到他的邻里、他的朋友、他工厂的工作之中。

轰　炸

当战争正在全世界肆虐时，《里约热内卢日报》宣称一场伦敦式的空袭将轰炸班古俱乐部的球场。1943年年中，班古队在主场迎战圣克里斯托旺队，班古队的球迷计划将4000朵烟花送向空中，这是足球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焰火燃放。

当班古球员上场的时候焰火燃放开始了，火光闪耀，雷声隆隆。圣克里斯托旺队的主教练把球员锁在了更衣室里，用棉花塞住他们的耳朵，只要焰火燃放持续下去，他们就会一直这样，更衣室的门摇晃着，墙壁震动着，球员们也颤抖着，他们抱着自己的头挤作一团，紧咬牙关，紧闭双眼，以为世界大战打到家门口来了。上场的时候他们依然瑟瑟发抖，不是像犯了癫痫就是像得了痢疾。天空被黑烟笼罩，班古队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

过了不久，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队伍之间有一场比赛即将进行，《里约热内卢日报》再一次宣布战争阴云临近，另一次珍珠港偷袭、列宁格勒围困和别的什么大动荡就要来了。圣保罗人知道在里约有一场有史以来声势最浩大的喧嚣在等着他们。这时圣保罗的主教练灵光一闪：与其躲在更衣室里，不如让他的球员们和里约人同时出场，惊吓他们的烟花，反而成了对他们的问候。

这就是当年发生的故事，只是圣保罗还是输了，1:6。

化铁为风的人

爱德华多·奇利达曾为皇家社会队把守球门。高而且瘦的他有自己独有的一套扑救射门的方法。巴塞罗那队和皇家马德里队都看上了这个小伙子。专家们预测他将会继承萨莫拉的衣钵。

但是命运有其他的安排。1943年，一个好像是叫萨努多的前锋，撞碎了奇利达的半月板，也撞碎了他其他的一切。经过5次膝盖手术后，奇利达告别了足球，除了做一名雕刻家，他别无选择。

从此，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诞生了，奇利达的创作材料是如此沉重以至于它们都深埋地下，但是他用强有力的双手将铁和钢筋混凝土抛向空中，飞翔的钢铁发现了新的天地，创造出新的形状。

接触疗法

恩里克·比雄·雷维尔一生都致力于洞悉人类悲伤的秘密和帮助破解人类沉默的牢笼。

他找到了足球这个有力的同盟军。早在40年代，比雄·雷维尔就在精神病院他的病人中间组织了一支足球队，这群精神错乱的病人在阿根廷的沿海区域所向披靡，踢球是他们最好的治疗。

“球队战略是我的头等大事。”这位精神病学家说，他同时也是球队的教练和首席射手。

半个世纪以后，我们这些都市生物都或多或少有点疯狂，尽管因为空间有限，我们大都住在精神病院之外。我们被车辆驱逐，被暴力包围，被孤单折磨，我们前所未有地生活得如此紧密，又前所未有地感到更加孤独，人与人之间见面的空间和时间越来越少。

足球也同其他事物一样，消费者远多于生产者。沥青覆盖了人们过去常常嬉戏的空地，工作吞噬了我们的闲暇时间。大多数人都不踢球，他们只从电视或者日渐远离球场的看台上看球。如同狂欢节一样，足球变成了一项大规模的旁观者的运动。不过正像那些在狂欢节的街头开始跳舞的人一样，总有一些令人钦佩的球迷出于纯粹的乐趣温柔地踢着足球，这些人中不仅仅只有孩子。不论好坏，虽然球场已尽可能地远离我们，但是来自邻里的朋友或者来自工厂、办公室、学校的同事仍然会聚在一起，踢球作乐，直到筋疲力尽地倒下，然后赢家和输家一同离开球场去抽抽烟，喝喝酒，吃一顿丰盛的饭菜，这是职业运动员享受不到的快乐。

有时候女人也会参与其中，打进属于她们自己的进球，尽管男性的传统通常会将她们驱逐出这些交流的节日。

马蒂诺的进球

1946年，乌拉圭民族队正领先于阿根廷圣洛伦索队，因此他们收缩防线来面对勒·蓬托尼和里纳尔·马蒂诺的威胁，他们因能让足球说话而闻名，不过他们同时也有着出了名的难以进球的坏运气。

马蒂诺在民族队的禁区边缘，他带着球轻轻爱抚，不紧不慢。突然蓬托尼像一道闪电一般冲向了禁区右角，马蒂诺停了下来，抬头看了看他，民族队的防守球员都扑向了蓬托尼，当灰狗都去追逐兔子的时候，马蒂诺带球进了禁区，有如鹦鹉进了他的笼子，他闪过剩下的后卫，射门得分。

进球不但属于马蒂诺也属于蓬托尼，这个擅长搅乱对手防线的人。

希雷诺的进球

1947年，里约热内卢的博塔福戈队对阵弗拉门戈队，博塔福戈队的希雷诺·德·弗雷塔斯用胸部打进了一个球。

希雷诺当时背对着球门，足球从空中飞来，他用胸部停住皮球然后迅速移动不让其落下。他把身体拱起，将球停留在他的胸口，观察了一下形势，他和球门之间的弗拉门戈队的禁区里有一大堆人，简直比巴西全国的人还多，球一旦落地马上就会被断掉，于是希雷诺向后弯着身子，继续把球留在胸口，开始前进，他冷静地穿过对手的防线，只有犯规才能把他放倒，他进了小禁区，当希雷诺到达球门的时候，他直起身子结束了这次进攻，球从他的脚上滑入了球门，他进球了。

希雷诺·德·弗雷塔斯很显然是个吉卜赛人。他有着鲁道夫·瓦伦蒂诺的面孔和疯狗一般的性情。在球场上，他神采奕奕。

有一天晚上在赌场，他输光了自己的钱；另一个晚上，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失掉了生活的欲望；在他最后的一个夜晚，在临终病房，他语无伦次，神志不清，死了。

1950年世界杯

彩电诞生了，计算机一秒钟能作出1000次运算；玛丽莲·梦露正进行她的好莱坞首演；布努埃尔的电影《被遗忘的人们》在戛纳获奖；范吉奥的赛车在法国获胜；伯特兰·罗素获得了诺贝尔奖；聂鲁达发表了他的《一般之歌》；此时奥内蒂和奥克塔维奥·帕斯正推出他们的《短暂的生命》和《孤独的迷宫》的第一版。

为波多黎各独立斗争多年的阿尔维苏·坎波斯在美国被判处79年的监禁；一名告密者告发了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这位意大利南部的传奇大盗被警察的子弹打成了筛子，奄奄一息；美国军队正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武力侵略朝鲜半岛，经历了世界大战的长期停顿后，足球运动员们此时正踏上里约热内卢的土地，开始角逐第四届雷米特杯。

参加1950年巴西世界杯的有7支美洲球队和6支刚刚从战争废墟中爬出的欧洲球队。FIFA禁止德国队参赛，英格兰队第一次参加了世界杯。在此前，英国人一直认为这样的小打小闹不值一提。结果英国队被美国队击败了，不管你信不信，使美国队获胜的进球不是乔治·华盛顿将军的子民打进的，而是一位名叫拉里盖·特延斯的海地黑人中锋。

巴西和乌拉圭在马拉卡纳球场进行决赛，马拉卡纳球场是巴西队的新主场，世界上最大的球场。巴西是冠军的大热门，决赛将会是一场欢庆的聚会。决赛赛前，用一个个进球碾碎了来访者的巴西队员们每人得到了一块金表，背面刻有“献给世界冠军”的字样。报纸的头版已经提前印好，盛大的狂欢节花车已经准备好引领胜利的游行，50万件印有标语庆祝这场必然的胜利的T恤衫已经销售一空。

当巴西球员弗雷卡为巴西队打入第一球时，现场20万观众的巨大欢呼声和大量爆竹的爆炸声令这座宏伟的体育场颤动不已。但是随后斯基亚菲诺扳平了比分，而边锋哥吉亚的进球则为乌拉圭以2:1赢得了冠军。当哥吉亚进球时，马拉卡纳体育场一片沉寂，这是足球历史上令人最难以忍受的一片沉寂。当时正向全国解说这场比赛的音乐家、《巴西水彩》的作曲者阿莱·巴罗佐发誓说从此再也不解说比赛了。

结束的哨音响起，巴西解说员称这场失利是“巴西历史上最悲惨的一次灾难”。儒勒斯·雷米特抱着刻有他名字的奖杯在球场内晃荡，像只迷途的羔羊。“我发现我孤身一人拿着奖杯，不知道该干什么，终于我找到了乌拉圭队的队长奥夫杜略·巴雷拉，几乎没有人看到我把奖杯给了他，我伸出手来和他握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雷米特的口袋里，他兜着自己写的一篇祝贺巴西队获胜的演讲稿。

乌拉圭队赢得很干净：他们11次犯规，而巴西队是21次。

第三名是瑞典队，第四名属于西班牙。巴西的阿德米尔以9个进球获得最佳射手，第二名的乌拉圭人斯基亚菲诺打入6球，西班牙人萨拉打进5球。

奥夫杜略

1950年的时候我还小，但对足球已很着迷，像所有其他的乌拉圭人一样，我也把耳朵贴在收音机旁收听那一届世界杯的决赛直播。当卡洛斯·索罗在广播里说巴西队首先进球时，我的心沉到了海底，然后我求助于我最强大的朋友，上帝，我向他许诺说如果他能降临马拉卡纳球场为乌拉圭队扭转败局，我愿意作出很多牺牲。

我从没有试着去记住我许下的那些承诺，因此我也就不必去兑现什么了。另外，尽管乌拉圭队在有史以来数量最庞大的主场球迷面前获胜确实是个奇迹，但它也是由一个名叫奥夫杜略·巴雷拉的血肉之躯创造出来的。当对手像压路机一样朝我们碾过来时，奥夫杜略让比赛冷静了下来，他把整支球队扛在了他一人肩上，以无畏的勇气对抗所有的怪物。

比赛结束后，记者们围住这位英雄，奥夫杜略既没有居功自傲也没有大肆吹嘘。“这是命中注定的事。”他摇着头低声说道，当人们想要为他拍张照片的时候，他却转过身背对着镜头。

那天晚上他整夜泡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个酒吧里喝啤酒，手揽着失败一方的球迷。巴西人在哭泣，没人认出他来。第二天他避过了蒙得维的亚机场的人群，他的名字在那里闪闪发亮，他竖起雨衣的衣领，把软呢帽的帽檐拉到鼻尖，看起来就像亨弗莱·鲍嘉，从欢呼雀跃的人群中溜走了。

乌拉圭足协的高官们把金牌作为了自己的奖赏，发给球员们一块银牌和一些钱。奥夫杜略的奖金够买一辆1931年产的福特车，不过这辆车一周后就被人偷了。

巴博萨

当评选1950年世界杯的最佳门将时，记者们一致把票投给了巴西球员莫瓦西尔·巴博萨。毫无疑问，巴博萨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守门员，一个有着橡胶一般的腿，冷静的自信可以使整支球队充满信心的人，即使在他退役多年以后的四十多岁时，他依然是最好的。在这么多年的比赛中，谁也不知道巴博萨扑救了多少次射门，不过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一名前锋。

在1950年世界杯决赛上，乌拉圭前锋哥吉亚右路的一脚精准射门令他措手不及。他向后跃起扑救，落下时指尖蹭到了皮球，然后他站起来确认自己是否把这脚射门扑了出去，结果发现皮球已经滚入网底。这就是那个令马拉卡纳体育场哑然失声，令乌拉圭队加冕冠军的进球。

很多年过去了，巴博萨仍然得不到人们的原谅，1993年，在美国世界杯的预选赛时，他想到巴西队的训练营去看望鼓励队员们，但是足协官员们不让他进去。那时他靠着妻子家人的慷慨生活，家徒四壁，只有可怜的一点退休金。巴博萨抱怨说：“在巴西你犯罪所受的最大刑罚是30年，43年了，我没有犯罪但是却一直受着别人的惩罚。”

萨拉的进球

1950年世界杯，西班牙队在对英格兰队的比赛中占据着压倒性优势，英格兰队只能在远处打打远射。

西班牙队边锋盖恩萨在左边路一路过关斩将，他甩开四脚朝天的边后卫，起高球传中，英格兰中后卫拉姆转身试图去截住从他后面飞过来的皮球，这时萨拉冲上来撞到了球，球砸在左边门柱上弹入球门。

泰尔莫·萨拉，6次西班牙联赛最佳射手，继承了前斗牛士马尼奥莱特的奉献精神。他用三条腿踢球，第三条腿是他强有力的头颅。他最著名的进球都是头球。1950年萨拉不是用头为球队打进的制胜球，但是他的确是紧紧攥住胸前挂的圣母像，用头大声叫喊着庆祝了。

西班牙最高足球长官阿曼多·穆尼奥斯·卡莱罗，参加过纳粹对俄国的侵略战争，给大元帅弗朗哥发去一封电报说：“阁下，背信弃义的英格兰业已被我们征服。”于是西班牙自1588年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败于英格兰之手后，这下算是扯平了。

穆尼奥斯把这场胜利的比赛献给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元首”。不过接下来的一场比赛他谁也献不了了，西班牙遭遇巴西队，被灌了6个球。

齐津霍的进球

还是1950年世界杯，在巴西对阵南斯拉夫队的比赛中，巴西中场齐津霍进了两个一模一样的球。

这位优雅足球的王者在比赛中进了一个毫无争议的入球，但是裁判不公正地将其判为无效。于是齐津霍一步一步地又重复了这个进球。他进入禁区的同一个地点，用同样的精妙动作过掉同样的防守队员，像先前一样从左路呼啸而过，接着将球以同样的角度送入球门，然后他愤怒地将球一次次地踢入球网。

裁判明白了齐津霍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个进球，除了判进球有效，他别无选择。

开心果

胡里奥·佩雷斯是乌拉圭队1950年世界杯冠军成员之一，他经常令孩童时代的我兴奋不已。人们给他一个绰号叫“帕塔罗卡”，意思是“疯狂的腿”，因为他跳起来的时候，可以用腿踹向这边而身子却飞向那边，像要把自己拆成两半，连对手们都揉着眼睛，无法相信。在用这种略带嘲讽的身体动作闪过一些对手之后，他又会倒退回来然后重复这样的玩耍。看台上的观众们都喜欢球场上的这个搞怪者，为他欢呼，也多亏了他我们才能开怀大笑，松一松紧绷的神经。

数年之后我有幸看到了巴西球员加林查的表演，他也是一个能用腿讲笑话的人，有时候他玩得起劲，会倒回去又来一遍，让欢乐延续。

1954年世界杯

吉尔索米娜和赞帕诺在费里尼魔术般的手中诞生了，他们在电影“大路”里悠然自得地胡闹着，此时的范吉奥势不可挡，正朝着他的第二个世界赛车冠军迈进。乔纳斯·索尔克正在配制小儿麻痹症的疫苗，而在太平洋上，第一颗氢弹爆炸了，在越南，武元甲将军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打败了法国，在法国的另一个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那里的独立战争才刚刚开始。

斯特罗斯纳将军在和他自己较量的选举中被选为巴拉圭总统；在巴西，商人和要员，金钱和枪支做成的圈套正紧紧勒住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的脖子，没过多久他就用子弹洞穿了自己的心脏。美国空军在美洲国家组织的庇护下正轰炸危地马拉，然后一支由这个北半球超级大国雇用的军队入侵了危地马拉，横行无忌、大肆杀戮。此时在瑞士，第五届世界杯的开幕式上奏响了16个国家的国歌，而危地马拉的胜利者们正在唱着美国国歌庆祝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的垮台，当他触及联合果品公司的土地时，这位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便暴露无遗。

参加1954年世界杯的有11支欧洲国家队，3支美洲国家队，还有土耳其和韩国。巴西队发布了绿领黄衫的新球衣以替换在马拉卡纳球场给他们带来坏运气的白色队服。但是这种有着金丝雀般颜色的队服最初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在一场充满暴力的比赛后，巴西队被匈牙利队打败了，甚至没能进入到半决赛。巴西代表团向FIFA对执法比赛的英国裁判提出了申诉，称他“偏袒国际共产主义而反对西方基督文明”。

匈牙利队是夺得世界杯的大热门，这只汇集了普斯卡什、科奇士和希代古提的强悍球队已经4年保持不败，而且就在不久前他们还以7:1碾碎了英格兰队。不过比赛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在与巴西队激烈的较量之后，匈牙利队又在对乌拉圭队的比赛中全力以赴，两支球队浴血奋战，毫不手软，前仆后继，直到最后科奇士的2粒进球决定了比赛的胜负。

决赛在匈牙利队和德国队之间展开，匈牙利队曾在这届世界杯刚开始的一场比赛中以8:3痛击过德国队，那场比赛普斯卡什还因伤下场。决赛中普斯卡什又重新上场，几乎只能用一只脚踢球，他率领的匈牙利队虽然技艺超群但是已经筋疲力尽。匈牙利队先是2:0领先，但最终他们以2:3输掉了比赛，德国队获得了他们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奥地利第三名，乌拉圭第四。

匈牙利的科奇士以11粒进球获得最佳射手，德国人莫洛克打进8球位列次席，第三位的是打进6球的奥地利射手普罗布斯特。在科奇士的11粒进球中，最不可思议的是对巴西队的进球，科奇士像飞机一样起飞、滑翔，然后一头将球顶进球门死角。

拉恩的进球

那是在1954年世界杯上，大热门匈牙利队正在决赛中对阵德国队。

比赛还剩6分钟，双方战成2:2平，强壮的德国前锋赫尔穆特·拉恩在禁区弧上截住了匈牙利后卫的解围球，他避开兰托斯的逼抢然后起左脚劲射，球正好打在右边门柱内侧弹入了由格罗希奇把守的球门。

赫里贝特·齐默曼，德国最受欢迎的足球评论员，以一种可以与南美评论员媲美的激情叫喊宣告了这粒进球：“Toooooooooorrrrrrrrrrr！”

这是德国队自战后首次被允许参加世界杯，而德国队找到了他们回归的理由。齐默曼的叫喊成了民族复兴的象征。多年以后，我们还可以从法斯宾德的电影《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中——它讲述了一位妇女在绝境中找不到出路的不幸遭遇——听到这粒具有历史意义的进球的声音。

移动的广告

20世纪50年代中期，佩那罗尔队签署了第一份球衣广告合同。10名球员穿着胸前印有公司名称的球衣上场，只有奥夫杜略·巴雷拉坚持穿着自己的旧球衣。他解释说：“他们曾经用鼻环牵着我们黑人到处跑，现在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

今天，每一个足球运动员都是一个活动的广告。

1989年卡洛斯·梅内姆在一场友谊赛中穿上了阿根廷国家队的队服，与马拉多纳和其他球员同场竞技。从电视上我们很难分辨出他到底是阿根廷总统，还是胸前巨大的广告赞助商雷诺公司的主席。

1994年世界杯时球员们球衣上的阿迪达斯和茵宝的商标比他们本国国家队的徽标还要显眼。德国国家队训练服上梅赛德斯·奔驰的三叉星标志和国家队队徽上的鹰共同闪耀。这颗三叉星同时还是德国斯图加特队球衣上的赞助商标，与之相对，拜仁慕尼黑队则更钟情于欧宝商标。利乐包装公司赞助了法兰克福队，多特蒙德队的球员们为德国大陆保险公司推销保险，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球员则推销迪贝尔斯啤酒，以拜耳公司命名的勒沃库森队和于尔丁根队也有它们的广告产品，达喜咀嚼片和拉瑞林。

球员球衣的胸前广告比球衣背后的号码更重要，1993年阿根廷竞技俱乐部因为没有赞助商，于是在《号角日报》上登了一则紧急的广告：“寻球队赞助商……”广告也远比运动本身应该促进的人类健康生活更为重要。同样是在1993年，因为看台上的斗殴事件之多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智利官方禁止在比赛期间销售含酒精的饮品，然而大部分的智利甲级联赛球队还是在球衣上做着啤酒和白兰地的广告。

谈到健康生活，距离教皇显示奇迹将圣灵变做银行已经有些年头了，今天意大利的拉齐奥俱乐部将其作为自己的赞助商：“圣灵银行”几个大字赫然印在球衣之上，好像他们每一个球员都是上帝的传道者。

1992年意大利莫塔公司在进行第二季度末的结算时，发现他们骄傲地印在米兰球员球衣胸前的公司商标在报纸图片上共出现了2250次，在电视上共出现了6个小时。莫塔公司向米兰队支付了50万美元的赞助费，而它的销售收入和其余的一些相关收益同比增加了150万美元。另一家意大利公司帕玛拉特，在40多个国家销售乳制品，1993年是它的黄金年头，它属下的球队，帕尔玛队历史上第一次赢得了欧洲优胜者杯的冠军，在南美洲有3支球队穿着印有其商标的球衣，帕尔梅拉斯队、博卡青年队和佩那罗尔队，他们都获得了当年的联赛冠军。借足球之力，帕玛拉特公司战胜了其余的18个竞争对手，风卷残云般占据了巴西市场，并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消费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更重要的是，在赞助一些南美球队的过程中，帕玛拉特公司不仅获得了球衣广告权，还收购了一些球员，它花了1000万美元收购了埃迪尔森、马津霍、埃德蒙多、克莱贝和津霍，他们都曾经代表巴西国家队打过比赛，还有另外7名帕尔梅拉斯俱乐部的球员。任何有兴趣想要得到这些球员的人应该与意大利帕尔玛的公司总部洽谈。

自从电视可以近距离地展示球员之后，球员的所有足球装备，从头到脚，都变成了广告板。当一个球星把时间花在系鞋带上时，这不是他笨手笨脚，而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苦恼：他正向大家展示他脚上的阿迪达斯、耐克或是锐步商标，甚至早在希特勒组织的1936年奥运会时期，获胜运动员就已经在他们的鞋上印有阿迪达斯的三线图案了。在1990年的世界杯上，阿迪达斯的三线商标无处不在，足球上、球员所穿的每一套球衣上、裁判和巡边员的衣服上。两位英国记者辛普森和詹宁斯在报道中说，只有裁判的哨子还不是属于阿迪达斯的了。

迪·斯蒂法诺的进球

1957年，西班牙队正在同比利时队进行比赛。

米格尔利用比利时人开小差的机会，插入到右边路然后传中，迪·斯蒂法诺纵身一跃，身体与地面平行，在空中用脚后跟将球打进。

阿尔弗雷多·迪·斯蒂法诺，西班牙籍阿根廷球星，一直有这样进球的绝活。任何城门洞开的球网都有着不可原谅的罪过，应该立即受到惩罚，而他就像个调皮的精灵刺穿球网，执行判决。

迪·斯蒂法诺

整个球场好像装在他的鞋里，随着他的脚步，球场亦在他所到之处发芽、生长。阿尔弗雷多·迪·斯蒂法诺不断在球门之间来回穿梭，他不时变换着攻击侧面和踢球节奏，从闲散的慢跑到势不可当的飓风；无球时他会摆脱掉他的防守球员赢得开阔的空间，随时都在寻找能够流畅带球的空气。

他从不呆呆地站着，他高昂着头，能够纵观全场，他疾速带球，能够撬开防守，发起进攻。每一个进球的开始、进展和终结，都有他的身影，他的进球方式五花八门：

小心，小心，

那支利箭来了，

比其他的离弦之箭都快！

人们将他高高举起。

迪·斯蒂法诺是40年代3支名震天下的球队的发动机：河床队，在那里他接替了培德雷拉的位置；波哥大的百万富翁队，在那里他和培德雷拉双星闪耀；还有皇家马德里，在那里他连续5年获得西班牙联赛最佳射手。1991年，他退役多年之后，《法国足球》杂志赠予这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小男孩“欧洲历史最佳球员”称号。

加林查的进球

1958年在意大利，巴西国家队在去瑞典世界杯参赛的途中同佛罗伦萨队进行了一场比赛。

加林查带球杀向禁区，一名防守队员被他晃得一屁股坐倒在地，他摆脱另一名球员，接着又是一名。连守门员都已经被他闪过，这时他发现球门线上还有一名球员。加林查假装要抬脚射门，又假装不射，他朝球门近角虚晃一枪，结果那位可怜的防守球员一头撞在了门柱上，此时守门员回防到位了，加林查把球蹚过守门员的两腿之间，将球带入球网。

随后，他把球捡起夹在腋下，慢慢地回到球场，就像慢动作版的卓别林，还一边凝视着脚下，好像在为这个足以把整个佛罗伦萨的进球踩在脚下的球请求原谅。

1958年世界杯

美国朝浩瀚的太空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一颗轨道同苏联人造卫星的轨道交叉的新的小卫星，但是它们相遇时永远不可能打声招呼。当两个超级大国在进行太空的竞争时，就在此时此刻，黎巴嫩内战爆发，阿尔及利亚战火重燃，法国陷入战火之中，身高6尺的戴高乐将军站在火焰之上，向阿尔及利亚人民许诺救赎。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全民罢工没能推翻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但是另一场委内瑞拉的全民罢工使佩雷斯·希门尼斯的独裁政府倒台。在哥伦比亚，经历了多年的互相残杀之后，保守党和自由党正在进行民意测验，以保佑他们达成权力分摊的协议。而此时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拉美之行中正受到石子的欢迎。何塞·玛利亚·阿格达斯的《深沉的河流》正在发表，在那一年发表的还有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最明净的地区》以及艾迪亚·维拉里诺的《爱情诗》。

在匈牙利，伊姆雷·纳吉和其他的一些自1956年起希望用民主代替官僚专制的反叛者被杀害了，同样牺牲的还有海地的反叛者，他们对老杜瓦利埃医生的宫殿发动了进攻，这位独裁者用巫师和刽子手实行他的独裁统治。约翰二十三世，正统约翰成为罗马的新教皇。查尔斯王子将成为英格兰未来的君主，而芭比则是洋娃娃玩具的新皇后，在巴西，阿维兰热正在夺取足球工业的王座，而在足球艺术领域，一位名叫贝利的17岁小孩正被赞誉为世界之王。

贝利的加冕仪式发生在瑞典的第六届世界杯上，参赛队伍中有12支欧洲球队，4支美洲球队，除此之外其他大洲没有球队参加。瑞典人可以在体育场或在家里观赏比赛，这是首次用电视转播世界杯，尽管当时只能向瑞典国内进行现场直播。世界其余地方稍后才能看到比赛。

这也是第一届由东道主所在大洲以外的国家夺冠的世界杯。1958年世界杯刚开始时巴西队并非大放异彩，但是球员们反对并说服了主教练选出了一支他们想要的队伍，在此之后，他们就变得不可阻挡。在这支新队伍中有5名替补成了首发球员，队伍中有籍籍无名的年轻的贝利，还有加林查，他在巴西已很有名，并且在上一届世界杯时已经有过出色表现，但是这次因为心理学测试显示他精神状态不佳，加林查被排除在了球队之外。在一位令人惊讶的黑人球员——迪迪的后场组织下，这些白人首发球员的黑人替补在新的明星队伍中用他们自己的魔力，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比赛和亮点：伦敦的《世界体育报》说：“你不得不揉揉自己的眼睛才能相信这一切发生在这个世界。”在半决赛迎战拥有科帕和方丹的法国队时，巴西队以5:2获胜，接着他们又以5:2在决赛中击败了东道主瑞典队。瑞典队的队长利德霍尔姆，足球历史上最正直最优雅的球员之一，打进了比赛的第一粒进球，但是随后瓦瓦、贝利和扎加洛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的惊讶注视下将瑞典队压制在他们的半场。巴西队兵不血刃地获得了冠军，比赛结束时，胜利的球员们将球送给了他们最忠实的球迷、黑人按摩师阿梅瑞科。

法国队获得了第三，西德队第四，法国的方丹以狂风骤雨般的13个进球成为最佳射手，8个用右脚打进，4个左脚，1个头球，贝利和德国的赫尔穆特·拉恩各打进6球并列第二。

尼尔顿的进球

1958年世界杯，巴西队正1:0领先于奥地利队。

下半场开始之后，巴西队的后防中坚，尼尔顿·桑托斯，因为广博的足球知识而被人们称为“足球百科全书”，只见他离开了后卫位置，带球冲过中线，闪过2名对方的防守球员继续向前。巴西队的主教练，文森特·费奥拉也随着他在边线奔跑，大汗淋漓地叫嚷：“回去！回去！”

然而尼尔顿依旧从容不迫地继续朝着对手的禁区挺进，肥胖的费奥拉绝望地抱住了自己的脑袋，尼尔顿没有将球传给任何一名本队前锋，他打算一个人单干到底，最终这场个人表演以一个华丽的进球而达到了高潮。

这时兴奋的费奥拉指手画脚地说道：“你们看到了吗？我早就告诉过你们，这家伙真的做得到！”

加林查

他众多兄长中的一个给他取名叫加林查，一种丑陋无用的小鸟的名字。当他开始踢球的时候，医生们双手合十祈求保佑，他们预言这位愚钝残疾、只有幼儿智力水平、脊柱弯曲成“S”形、双腿向一边弓蜷、受到小儿麻痹症和饥饿折磨而幸存下来的畸形儿，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名运动员。

永远也不会有一位比他更合适的右边锋了。他是1958年世界杯这个位置的最佳球员，1962年世界杯的杯赛最佳球员。然而纵观加林查多年的足球生涯，他取得的成就远不只这些：在足球历史上没有谁比他更能令观众感到快乐。

当他踢球时，球场就是马戏团的圆形场地，足球就是被驯服的野兽，球赛就是一次感受欢乐的聚会。像一个孩童保护他的宠物一般，加林查不让他的球离他半分，足球和他要表演一场令大家捧腹大笑的顽皮闹剧。他扑向她，她跳跃着避开，她迎向他，他淘气地躲闪，他们互相追逐。在他们玩耍的过程中，对方的球员们互相碰撞、腿脚纠缠、头晕目眩，直至摔倒在草地之上。加林查在靠近边线远离球场中央的一隅之地玩着他那淘气鬼的恶作剧：正如他从贫民窟走出，那里才是他玩耍的地方。他为博塔福戈队效力，意思是“引火者”，而他就是那位煽动球迷用烈酒和炙热之物宣泄疯狂的“引火者”，如果让他听到了远处穷街陋巷中传来的足球的嬉戏、热舞的音乐和渴望一吻的女人的召唤，他定会爬出训练营这狭小的牢笼。

他是胜利者吗？他只是一位幸运的失败者，而且幸运不可能一直持续，有句巴西俗话说得好：就算大便也值钱，穷人也会生来没屁眼。

加林查死时的情景不难预料：穷困，醉酒和孤独。

迪　迪

媒体把他评为1958年世界杯的最佳组织者。

他是巴西队的中流砥柱。瘦削的身材，细长的脖颈，泰然自若，迪迪就像是屹立在球场中央的非洲雕像。他是中场的大师和王者，从那里他能射出致命的毒箭。

他精于长传，准确的传球将会成为贝利、加林查和瓦瓦脚下真实的进球，不过他也会自己射门。在远离球门的地方射门，他经常用“枯叶球”愚弄对方的守门员：他用脚的侧面踢球，球旋转着升空，在空中她继续旋转舞蹈，像一片被风吹落的枯叶改变着方向，直到她准确地飞入门柱之间守门员最预想不到的位置。

迪迪踢球时总是不慌不忙，他指着球说：“那个奔跑着的就是她。”

他知道她是活生生的存在。

迪迪和她

我总是对她充满着深深的爱意。因为如果你不能用爱待她，她就不会顺从你。当她来时，她会依从我的驾驭。有时候她会自顾自地走开，于是我说：“孩子，过来。”然后我就能带她一同前行。我会替她处理身上的水泡，医治她的伤痛，那样她就会一直待在那儿，尽可能地服帖。我用待我妻子的爱来待她。这是深沉巨大的爱，因为她是火，如果你待她不好，她就会灼伤你的双脚。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男孩们，加油，拿出你们的尊敬来，这是一位需要你们用爱去呵护的女孩……”按照你接触她的某个部位，她会决定你的命运。

[罗伯托·莫拉收集订正]

科　帕

人们叫他“足球的拿破仑”，因为他同样身材矮小，也同样爱在足球场上摧城拔寨。

球在脚下时他就变得伟岸起来，并主宰着球场。雷蒙德·科帕拥有迅捷的移动和绚丽的假动作，他跳着舞，在草地上画出蔓藤形状的纹路，直入对方球门。教练们都焦急地看着他和球玩得不亦乐乎，法国的足球专家经常批评他踢着一种南美风格的足球。但是在1958年世界杯上，媒体认为科帕是一位足球巨星，那一年他获得了授予欧洲最佳球员的金靴奖。

足球带他脱离了苦海，他最初在一支矿工组成的球队踢球。这位波兰移民的儿子，和他父亲一起在诺尤克斯矿井度过了他的童年。他每晚都得下井，第二天上午才出来。

卡里索

25年来他都在用他那双有着磁力的手扑救射门，并在敌方阵营中传播着恐慌。阿马迪奥·卡里索开创了一种南美风格，他是守门员中敢于冲出禁区发动进攻的第一人。更加危险的是，这位阿根廷人还不止一次地冒险带球盘过对方球员。在卡里索之前，这样的疯狂是不可想象的。随后他的胆气得到了继承，他的同胞加蒂、哥伦比亚人伊基塔和巴拉圭人奇拉维特，也都拒绝承认守门员是一面移动城墙、只能和球网粘在一起的观念。他们证明了守门员也是一支移动的长矛。

众所周知，球迷们都热衷于憎恶自己的敌人：对方的球员永远应该受到谴责和谩骂。但是阿根廷各队的球迷对卡里索都是溢美之词，除了一两支球队的球迷，他们一致公认在这个国家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扑救射门。然而，1958年当阿根廷队从瑞典夹着尾巴返回的时候，他是受到批评最严厉的偶像。阿根廷队被捷克斯洛伐克队以6:1击败，如此出卖国家的行为必须请求公众的宽恕。媒体嘲讽他，人们向他吹口哨，发出嘘声，卡里索崩溃了。多年以后在他的回忆录里，他悲伤地忏悔道：“他们打进的那些球比我曾经扑救过的球更令我刻骨铭心。”

我为衣狂

乌拉圭作家巴扎·埃斯皮诺拉不喜欢足球，但是在196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当他打开收音机搜寻一些想听的东西时，碰巧收听到了本地频道，佩那罗尔队0:4大败于民族队。

夜幕降临，巴扎感到心情沮丧，他决定一个人吃饭，以免将自己的苦闷情绪带给别人。这莫名的悲伤究竟从何而来？巴扎觉得这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不过是一个凡人的单纯伤感而已。突然有一个想法冒了出来：他之所以伤感是佩那罗尔队的输球，他是一个佩那罗尔队的球迷而不自知。

会有多少乌拉圭人同他一样伤感？反过来说，又有多少乌拉圭人会欢呼雀跃？巴扎经历了一次迟到的自我发现，其实我们乌拉圭人从一出生不是属于民族队就是属于佩那罗尔队了。例如，人们说“我是一个佩那罗尔人”，或者“我是一个民族人”。从20世纪初就一直是这样了。据说那时的妓女们都是只穿着佩那罗尔队或是民族队的球衣坐在蒙得维的亚的妓院门口来吸引顾客的。

对于狂热的球迷来说，快乐不仅来自你所钟爱的俱乐部的胜利，也来自你所憎恨的俱乐部的失败。1993年《蒙得维的亚日报》采访了一群平时靠搬运木柴为生、周日到民族队的主场尽情尖叫享受的年轻人。其中一人露骨地说：“我只要看到佩那罗尔队的队服就会感到恶心，我希望他们每次都输，即使是他们同外国球队比赛的时候。”

在其他一些分裂的城市也上演着同样的故事。1988年在南美解放者杯决赛上，民族队击败了纽韦尔老伙计队，这是一支来自阿根廷海滨罗萨里奥市的球队，它同另一支球队分享着这个城市人民的崇拜。而那另一支球队，罗萨里奥中央队的球迷此刻正涌上街头，同外国球队的球迷携手庆祝纽韦尔老伙计的失败。

我想是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给我讲了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博卡青年队球迷之死的故事。那位球迷用他毕生的时间来憎恨河床队，这完全无可厚非，但是在垂死的病床上，他要求披上敌人的队旗，这样他就可以用他生命的最后一丝呼吸来庆祝一个敌人球迷的死亡了。

如果球迷专属于一支球队，为什么球员不能专属于一支球队呢？很少有球迷能接受他们的偶像去一支别的球队。更换球队和更换工作不一样，尽管球员确实只是一个靠自己的双脚讨生活的职业运动员。对所穿球衣的忠诚在现代足球中已不适用了，但是球迷们仍然会对离弃的罪行给予惩罚。1989年，当巴西球员贝贝托离开弗拉门戈队到达伽马队的时候，一些弗拉门戈队的球迷跑到达伽马队的比赛向这位叛逃者抱以嘘声。威胁像雨点一样向他袭来，最恐怖的是里约热内卢的一位男巫还给他贴了一道符咒，贝贝托遭受了一连串的伤病，他几乎无法健康地踢完一场比赛，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直到他最终决定转会到西班牙。早些年前，阿根廷竞技队的常青树罗伯托·佩尔菲莫转会到了河床队，他的忠实球迷们给了他历史上最长最响的一次嘘声。“我意识到他们有多么爱我了。”佩尔菲莫说道。

怀着对过往忠诚年代的留恋，球迷们也难以接受令俱乐部作出如此决定的收益计算，现在的俱乐部被迫变成了一个制造奢侈品的工厂。当经营状况不好时，红色的赤字就会叫嚷着牺牲掉一些公司的资产。连锁零售业巨头家乐福超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圣洛伦索队体育场的废墟上建了一家新的门店。当这座体育场于1983年年中被推倒的时候，哭泣的球迷们抓起一把一把的灰尘放入自己的口袋。

俱乐部是球迷们唯一相信的身份证明，而很多时候队服、队歌和队旗则深深地代表了对球队传统的认同，我们可以从球场上找到对这种传统的表达，但是这些传统却是来源于那些球队团体的历史深处。对于加泰罗尼亚人来说，巴塞罗那队不仅仅是一个俱乐部，它还是他们为了反抗马德里权力中心而进行的长期民族斗争的象征。自1919年以来，从没有外国人也没有其他地区的西班牙人为毕尔巴鄂竞技队效力过。作为巴斯克地区骄傲的堡垒，竞技队只征召巴斯克地区的球员加入球队，他们的球员几乎一直来自他们自己农场的球队。在漫长的弗朗哥独裁统治时期，巴塞罗那的诺坎普和毕尔巴鄂的圣马梅斯这两座体育场，是非法的民族主义的圣地。在那里，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喊着、唱着、挥舞着为法令禁止的旗帜。巴斯克区旗第一次升起而没有遭到警察的阻挠，是在足球场里。弗朗哥死后一年，竞技队和皇家社会队就将他们的旗帜带上了球场。

南斯拉夫的分裂战争搅得世界动荡不安，在它战场上的战争爆发之前，球场上的战争已经开始。每一次贝尔格莱德的球队和萨格勒布的球队相遇时，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积怨就会浮上水面。球迷们宣泄着他们内心深处的激情，并且从箱底翻出过去年代的旗帜和颂歌当做战斗的利斧。

普斯卡什的进球

1961年，皇家马德里队在主场对阵马德里竞技队。

比赛开始不久费伦茨·普斯卡什就打进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入球，就像齐津霍在1950年世界杯做的那样。当时这位为皇家马德里队效力的匈牙利前锋在对手禁区边缘主罚任意球，球一蹴而就。当他张开双臂欢呼庆祝的时候，裁判赶上来对他说：“不好意思，我还没有鸣哨。”

于是普斯卡什重新罚球，他起左脚射门，和之前一样，皮球画出了一道相同的轨迹：像出膛的炮弹一样越过人墙中同一名球员的头顶，然后和那个被取消的进球一样，飞入了球门的左上角，守门员马蒂纳·贝蒂亚像先前一样跃起扑救，也和先前一样连球都没能碰到。

圣菲利波的进球

亲爱的爱德华多：

我必须要告诉你这件事。几天前我去了家乐福超市，就是建在圣洛伦索队以前球场上的那个。我是和我童年时心目中的英雄何塞·圣菲利波一块去的，他是圣洛伦索队连续4个赛季的首席射手。我们到了那儿，穿行在购物车之中，周围是锅碗瓢盆和奶酪香肠。当我们走向收银处的时候，圣菲利波突然张开双臂说：“我记得那里就是当年对阵博卡青年队时我进球的地方，一个半凌空抽射，对方守门员是洛马。”只见他走到一位推着塞满了罐头、牛排和蔬菜的购物车的家庭主妇前面，说：“那真是有史以来最快的一个进球。”

他全神贯注地回想，好像在等待角球发出，然后说道：“我告诉中场开球的那个年轻小伙子，‘比赛一开始就把球送到禁区里来，不用怕，我不会让你难堪的’。我年纪稍长，而那个小孩，叫卡普德维拉的，他有点害怕，大概在想‘要是我没能把球传过去怎么办’？”这时圣菲利波又指着一堆蛋黄酱瓶子大叫起来：“他把球传到了这里！”人们都看着我俩，好像我们是疯子似的。“球越过了后卫的头顶，我被绊了一下，不过球向后滚了过来，到了那堆大米那儿，你看，就是那。”他指着最底层的货架，突然像只兔子一样跑了起来，不过是只穿着蓝色外套和油光发亮的皮鞋的兔子。“我等球弹起来然后‘砰’的一脚！”他抬起左脚猛力一挥。这时人们都转头望向了收银处，那个30年前球门所在的位置，似乎大家都看到了那球飞进了球门的上角，飞到了那个摆放着电池和剃须刀的地方。圣菲利波抬起双臂庆祝着进球，顾客们和收银处的姑娘们鼓起了掌。我几乎掉下泪来。“内内”圣菲利波又打进了一次1962年的那粒入球，我就这样看见了它。

[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

1962年世界杯

印度和马来西亚的一些占星术士预言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然而地球依然转动，就在地球转动的时候，一个叫“国际特赦”的组织诞生了，阿尔及利亚在7年多的反法战争之后迈出了其国家独立的第一步。在以色列，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被绞死，奥地利的矿工们正在进行罢工，约翰教皇正在改革教堂使其重回穷人的怀抱。人类造出了第一张计算机光盘，并用激光进行了第一次操作，玛丽莲·梦露此刻正在失去她生存的希望。

国家投票权的价钱是多少？海地将其卖了1500万美元、一条高速公路、一个水坝和一所医院，美洲国家组织就是靠这样获得了多数选票，从而驱逐了古巴——这匹泛美国主义集体中的害群之马的。迈阿密的消息灵通人士称，卡斯特罗的倒台，只是时间问题。有75件诉讼提交到美国法院，要求禁止亨利·米勒的小说《北回归线》无删减版在美国的首次发行。莱纳斯·鲍林，即将获得他的第二次诺贝尔奖，此时他正在白宫外面安营扎寨，抗议核试验的进行。“小孩”本尼·帕雷特，一位古巴黑人文盲拳击手，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拳击台上被打成了肉酱，奄奄一息。

在孟菲斯，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在卖出3亿张唱片之后宣布退出歌坛，但是不久后他又改变了主意；一家叫德卡的伦敦唱片公司，拒绝为一群披头散发，自称为“披头士”音乐家录制歌曲。卡彭铁尔正在发表《教堂大爆炸》，同样发表的还有赫尔曼的《戈探》；阿根廷军方推翻了总统弗兰迪西；巴西画家坎迪多·波尔蒂纳里将不久于人世。吉马良斯·罗莎的《第一故事》刚刚走上书店的书架，同样上架的还有诗人莫拉埃斯的《一场伟大的爱情生活》。若昂·吉尔伯托正在卡内基音乐厅轻声吟唱他的“一个音符的桑巴舞”。此时，巴西队到达了智利，希望打败其他的10支欧洲球队和5支美洲球队，赢得第七届世界杯。

在1962年世界杯上迪·斯蒂法诺不太走运，他准备为他的移居国西班牙出场比赛，这将是36岁的他最后的机会，就在首场比赛之前，他伤到了自己的右膝而无法参加比赛。就这样，“金箭头”迪·斯蒂法诺，足球历史上最优秀的球员之一，从没有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另一位永远的巨星，贝利，在智利也没能走得太远：他在前几场比赛中拉伤了肌肉，同样无法继续比赛。还有一位受人尊重的足球巨人俄罗斯人雅辛，也变得一瘸一拐：似乎是因为他在更衣室里豪饮，以至于精神过于亢奋，结果这位世界上最好的门将在对哥伦比亚的比赛中被灌了4球。

巴西队在没有贝利和迪迪的统帅下获得了冠军。阿马里尔多成功扮演了贝利这个难以替代的角色，贾尔马·桑托斯的防守好似铜墙铁壁，前面的加林查才华横溢，令人振奋。当巴西队干掉主队智利队之后，“加林查是哪个星球来的？”《信使日报》这样问道。智利人在一场激战之后打败了意大利队，他们还战胜了瑞士和苏联。他们狼吞虎咽地吞下了意大利面条、瑞士巧克力和俄国伏特加，却被巴西咖啡卡住了喉咙，巴西队以4:2获胜。

决赛上，巴西队3:1拿下了捷克斯洛伐克队，而且和1958年一样，他们是未败一场的冠军。世界杯决赛第一次通过电视在国际范围进行了现场直播，尽管还只是黑白画面，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可以看到。

智利获得了第三名，这是他们在世界杯上取得的最好名次，南斯拉夫获得了第四，这要感谢他们有一只任何防守队员都捕捉不到的小鸟，名叫德拉戈斯拉夫·舍库拉拉茨。

这届比赛没有一位最佳射手，但是有数位球员都打入了4个进球：巴西的加林查和瓦瓦、智利的桑切斯、南斯拉夫的杰尔科维奇、匈牙利的阿尔伯特和苏联的伊万诺夫。

查尔顿的进球

1962年世界杯，英格兰对阵阿根廷。

博比·查尔顿发动了英格兰队的第一个进球，他妙传弗洛尔斯，使其单独面对阿根廷队守门员洛马，不过第二个进球则是查尔顿从头到尾的个人表演。查尔顿，这位球场上的左边路之王，令阿根廷队的防守土崩瓦解，就像一只被拍扁了的小虫子。他在全速带球中换右脚劲射，皮球携着一股劲风将守门员轰倒在地。

他是一位幸存者，曼联队几乎所有的球员，都丧生在了那架燃烧扭曲的飞机残骸之中，死神放过了这位矿工的儿子，使他得以继续带给人们他那高贵的足球。

足球服从他，在他的指示下旅行，甚至在他踢到它之前，球就已经自动奔流入网。

雅　辛

当列夫·雅辛看管球门的时候，可谓严严实实，针也插不进去。这位有着长长的蜘蛛般手臂的巨人总是一袭黑衣，踢球时尽显优雅身姿，不过也被人蔑视为毫无必要。他双掌如爪，似能截住撕裂任何向他射来之物，任射门多么雷霆万钧，他只用一手搞定，而他的身躯不动分毫，稳如磐石，或在一瞥之间，球已经被他击出。

他几次从足球界退出，然而受汹涌的感恩之心驱使，他又数次重返赛场。他独一无二，在超过25年的时间里，这位俄国人扑出了上百个点球，阻止了不计其数的进球。当被问及他的奥秘，他说秘诀在于用香烟镇定你的神经，然后猛灌一口烈酒以强健你的肌肉。

亨托的进球

1963年，皇家马德里队遭遇蓬特维德拉队。

裁判才吹响开场哨，迪·斯蒂法诺就进球了。接着下半场刚开始普斯卡什也打入一球，从这一刻起球迷们开始等待下一个进球悬念的解开，这将是皇家马德里队自1928年开始参加西班牙联赛以来的第2000个进球。马德里的球迷亲吻着手指，胸前画十，呼唤这个进球的来临，而对方球迷则用食指和小拇指朝下来避开这个进球。

比赛形势逆转，蓬特维德拉队开始掌控局面，夜幕降临，只剩下几分钟了，那个为人如此渴望又如此惧怕的进球似乎不会来临了，这时阿曼西奥主罚了一脚颇具威胁的任意球：他传球给迪·斯蒂法诺，斯蒂法诺没有接到这个传球，但是亨托得球，这位马德里左边锋从防守队员的包围中挣脱而出，一击致胜，体育场顿时陷入疯狂。

所有的对手都会小心盯防飘忽不定的弗朗西斯科·亨托，有时他们试图把他挡在围栏后，但是他总能悄悄溜出。

席　勒

他有一张令人愉快的脸，手里总握着一杯冒着泡沫的啤酒。在德国的足球场上，他总是最短小精悍的那一个：因为一只脚比另一只脚略大，他就像一只矮胖的粉红色汉堡包在球场上晃晃悠悠，但是乌韦·席勒跳起来有如跳蚤，跑起来快如野兔，头球时势如蛮牛。

席勒在1964年被评为德国最佳球员。他的身体和灵魂都属于汉堡，他说：“我只是又一个球迷，这支队伍就是我的家。”席勒无视众多邀请他去欧洲最强大的球队踢球的优厚合同，他参加过四届世界杯。在赛场上叫喊“乌韦！乌韦！”是为德国队加油的最好方式。

马修斯

1965年，55岁的斯坦利·马修斯依然可以在英国足球界引发严重的莫名疯狂。直到被这位爷爷辈的后卫的苦主蛊惑之前，那些人一向都再正常不过了，可之后他们就都疯了，甚至都没有足够的精神医生来治疗他们的歇斯底里。

防守球员拽他的球衣，扯他的短裤，把他拦腰抱住或是下脚放铲，其凶狠程度足以上警察的刑事档案。但是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因为他们没有想法剪断他的翅膀。马修斯，这位边锋，确切地说是在英格兰足球场的边线上空高高飞翔。

伊丽莎白女皇很清楚这一点：她授予他爵士爵位。

1966年世界杯

军队使印度尼西亚血流成河，50万？100万？谁知道有多少，接着苏哈托将军谋杀了少数仍然活着的赤红、粉红和嫌疑分子，登上总统之位，开始了他长期的独裁统治；另一些军官颠覆了非洲统一的倡导者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政权，这些军人的同伙在阿根廷也通过政变驱逐了总统伊利亚。

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位女性，英迪拉·甘地，执掌印度政府。厄瓜多尔的军事独裁政权被一群学生推翻，恢复元气的美国空军正在轰炸河内，但是美国公众是越来越确信他们不应该进入越南，更不用说待在那了，他们应该尽快抽身离开。

杜鲁门·卡波特刚发表他的《冷血》，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莱萨马·利马的《天堂》问世了。卡米洛·托雷斯神甫战死在哥伦比亚的群山中；切·格瓦拉正骑着骨瘦如柴的罗西南特穿越玻利维亚的乡野。几颗原子弹掉落在西班牙的阿尔梅利亚海岸，虽没有爆炸但是也惊起一片恐慌。迈阿密消息灵通的人士称，卡斯特罗即将倒台，只是时间问题。

在伦敦，哈罗德·威尔逊正叼着烟斗庆祝在大选中获胜，年轻的女性在炫耀着她们的迷你裙，卡纳比街开始成为时尚之都，而整个世界都哼着“披头士”的歌曲，第八届世界杯正在进行。

这是加林查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也是墨西哥守门员安东尼奥·卡巴雅尔的告别派对，他是唯一一位参加过五届世界杯的球员。

16支队伍参赛：10支欧洲球队，5支美洲球队，还有陌生的朝鲜队。令人惊讶的是，朝鲜人凭借朴斗一的进球淘汰了意大利队，朴斗一是平壤的一名牙医，只在闲暇的时候踢踢球，意大利队中不乏里维拉和桑德罗·马佐拉这样的球员，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常说他们的球就像点缀着闪光章节的明快散文，但是牙医让他无言以对。

世界杯比赛第一次通过卫星全程直播，虽然是黑白画面，但是全世界还是看到了这场由裁判掌管的盛大表演。在上一届世界杯比赛，欧洲裁判执法了26场比赛，本届比赛他们执法了32场比赛中的24场。英格兰对阵阿根廷的比赛由一位德国裁判执法，而一名英国裁判则被指派为德国同乌拉圭队比赛的主裁判。巴西好运不再：贝利被严密盯防，保加利亚和葡萄牙队的球员用脚踹他，而且逃过了裁判的惩罚，葡萄牙队将巴西队淘汰出局。

伊丽莎白女皇出席了决赛，当有人进球时她不会大声尖叫，只是小心翼翼地鼓掌。冠军将在博比·查尔顿的英格兰队和德国队之间产生，博比·查尔顿有着令人恐惧的带球和射术，而德国人贝肯鲍尔，才刚刚开始他的足球生涯，但是已经在戴着礼帽手套、拄着手杖高雅地踢球了。有人偷走了雷米特金杯，不过一只名叫皮克勒斯的小狗在伦敦的一座花园里找到了它，奖杯被及时送到了冠军的手中。英格兰队4:2获胜。葡萄牙队获得第三，第四名是苏联队。伊丽莎白女皇授予冠军球队主教练阿尔夫·拉姆齐尊贵的爵士头衔。小狗皮克勒斯则成了民族英雄。

1966年世界杯防守战术成为主流，每支球队都会在球门之前、后卫队员之后设置一名额外的防守球员，称为清道夫战术。即便如此，葡萄牙队的非洲射手尤西比奥，还是9次洞穿了这堵难以逾越的后卫之墙。在射手榜上位他之后的是德国人哈勒，打进6球。

格里夫斯

在西方世界，他的射门速度堪称最快。他20岁之前就已经在球场上打入百球，到他25岁的时候，人们依然没发明出可以躲闪他那闪电般射门的避雷针。与其说他在跑，不如说他是在爆炸：吉米·格里夫斯的启动是如此迅速，以至于裁判常常误判他越位，因为他们搞不清楚他的突然一击和精准射门究竟从何而来。他们能看到他降落，但是永远也看不到他起飞。

“我是如此渴望进球，”他说，“这欲望令我煎熬。”

格里夫斯在1966年世界杯上不太走运，他没能打进一个球，一场突然袭来的黄疸使他只能成为决赛的看客。

贝肯鲍尔的进球

1966年世界杯，德国对阵瑞士。

乌韦·席勒和弗伦茨·贝肯鲍尔一起发动了进攻，他们两个就像桑丘·潘沙和堂吉诃德，被无形的机关发射到球场上，一前一后，左右穿插。瑞士人的整个防守变得毫无用处，贝肯鲍尔与守门员埃尔泽纳形成单刀之势，守门员往左跳起扑救，贝肯鲍尔脚踝一拐，射向右边，球应声入网。

贝肯鲍尔此时20岁，这是他的第一个世界杯进球，1966年之后他又作为教练或球员参加了四届世界杯，从没有排在三甲之外，并且两次捧起金杯：一次是1974年作为球员；另一次是1990年作为主教练。他逆钢筋铁骨、力量至上的足球潮流而行，证明了优雅比战车的力量更强大，敏捷比炮弹的穿透更锐利。

这位中场的王者，以“皇帝”的绰号闻名于世，他出生于慕尼黑的工人阶层，他能够高贵地指挥进攻和防守：在后场他的防守滴水不漏，连蚊子也飞不过去。在前场他的进攻火花四射，迅猛异常。

尤西比奥

他出身贫寒，靠擦鞋、卖花生和拾荒为生。小的时候人们叫他“宁古姆”：没有的人、无名小卒。这位寡妇的儿子，常与他众多的兄弟在贫民窟的空场地上从早踢到晚。

他在球场上像一个被警察或贫穷紧追不舍的人那样奔跑，依靠全力的“之”形冲刺，他在20岁时成了欧洲冠军。人们称他为“黑豹”。

1966年世界杯，他的进攻令对手的防线支离破碎，他在不可能的角度的进球令人们的欢呼持久不息。

葡萄牙最好球员的称号从此属于一位来自莫桑比克的非洲人：双腿细长、两臂晃荡、满眼悲伤的尤西比奥。

三根门柱的诅咒

这位守门员满脸沟壑，好像刀劈斧凿，沟壑之中又点缀麻痘，好似天花缠身。他巨大且粗糙的双手紧锁球门，他出脚踢球，有如炮弹，势不可当。在我所见过的巴西门将之中，曼加最令我记忆犹新。我曾经在蒙得维的亚看到他将球从球网射入球网：曼加从球门开球，皮球未碰到任何球员直接飞入了对手球门。他为乌拉圭民族队效力以求自我惩罚，因为他必须离开巴西。1966年世界杯，巴西队遭受了一场耻辱性的败战，队伍满脸羞愧回国之后，曼加成了这场民族耻辱的替罪羔羊。他只上场踢了一场比赛，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盲目出击，结果要多倒霉有多倒霉，葡萄牙人吊射空门。这个不幸的时刻是如此令人难堪，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把守门员所犯的错误称作“曼加尔达斯”。

1958年世界杯也有类似情况发生，守门员阿马迪奥·卡里索为阿根廷队的失利埋单。在此之前的1950年世界杯，守门员莫瓦西尔·巴博萨成了那个为巴西队在马拉卡纳决赛中输球而遭受鞭挞的男孩。

1990年世界杯喀麦隆队在漂亮地战胜德国队之后又打败了哥伦比亚队，非洲球队的致胜进球来自门将勒内·伊基塔的愚蠢失误，他带球直到中场，却被对手断球。如果这样的胆大妄为结果不赖，会有人为之欢呼雀跃，可当伊基塔回到哥伦比亚，也正是这批人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

1993年哥伦比亚阵中没有了伊基塔，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5:0横扫阿根廷。如此屈辱当然要有人受罚，那么谁是那些有罪之人呢？当然是守门员。于是塞尔吉奥·戈耶切亚为这个烂摊子顶了缸。阿根廷队保持30场比赛不败，而在每一场比赛中戈耶切亚都是获胜的关键，但是在这场哥伦比亚人的进球盛宴之后，这位神奇的点球扑救者不仅失去了他的绰号，“圣戈乔”，而且失去了他在队中的位置，很多球迷奉劝他自杀谢罪。

佩那罗尔的辉煌年代

1966年美洲冠军佩那罗尔队和欧洲冠军皇家马德里队进行了两场比赛。佩那罗尔队以他们所钟爱的盘带和漂亮足球，兵不血刃地战胜了皇家马德里队，两场都是2:0。

60年代，佩那罗尔队接过了上一个十年最伟大球队皇家马德里队的权杖。那些年里他们赢得了两次洲际杯、三次南美解放者杯。

当这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走上球场的时候，他们会向对方球员说：“你们带了另一个球吗？这个球属于我们。”

皮球被禁止进入马楚基维兹把守的球门，在中场她服从“蒂托”贡萨尔维斯的指令，在前场她匆匆飞进斯班瑟和霍亚的脚下。“佩佩”萨西亚一声令下，她就会刺向球门。不过她也会找点乐子，特别是当佩德罗·罗查带着她来回移动的时候。

罗查的进球

1969年，佩那罗尔队对阵拉普拉塔大学生队。

罗查在中场接到马托萨斯的传球，此时他背对对方球门，身边有两名球员贴身防守，足球稳稳地停在他的右脚上，他转动右脚，将球漏到自己的左脚之后，转身摆脱了防守球员埃切科帕尔和塔韦尔纳。他大蹚了三脚，传球给斯班瑟然后继续向前，斯班瑟高球回传至禁区弧，他胸部停球，挣脱马德罗和斯帕达罗的防守，拔脚凌空抽射，球应声入网，守门员弗洛雷斯甚至连球都没有看清。

佩德罗·罗查滑溜得就像草地里的一条蛇，他踢球时总是充满欢乐，而这种欢乐是会传染的：比赛的欢乐、进球的欢乐，欢乐无处不在。他随心所欲地控球，而足球也信任他。

我那可怜的深爱的妈妈

60年代末，诗人豪尔赫·恩里克·阿杜姆在长期的漂泊之后回到了厄瓜多尔，他一返回，就去履行了基多市一项必须的礼仪：到体育场去看奥卡斯队的比赛，这是一场重要的比赛，看台上座无虚席。

开球前，人们为主裁判早上刚逝世的母亲默哀1分钟。每个人肃立着，然后有人发表演讲赞扬这位堪称楷模的裁判的奉献精神，赞扬他在最艰难的时刻仍然坚持履行自己的职责执法比赛。这位黑衣裁判，在球场的中央，低头向人们经久不息的掌声表示感谢。阿杜姆眨巴着眼睛，掐了自己一把，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他究竟在哪个国家？变化太大了！以前，人们对裁判唯一的关照是辱骂他。

比赛开始了，第15分钟奥卡斯队的进球引爆了全场，但是裁判以越位为由取消了这个进球，人们立即把愤怒的矛头指向了裁判去世的母亲：“你这个狗娘养的孤儿！”看台上如此咆哮。

足球没有眼泪

足球是战争的隐喻，有时会演变成真正的战争，这时候“突然死亡”就不再是一种决定比赛胜负的戏剧性方式了。在这些日子里，疯狂的球迷会占领以前为狂热的宗教分子、爱国人士和政治狂人所预留的地盘。因为经常伴随着宗教、爱国主义和政治的狂热，足球使人们的紧张情绪趋于沸腾，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都是以足球的名义犯下的。

有些人认为被足球魔鬼占据的人会口吐白沫，坦率地说这样的形象相当准确地描绘了那些暴怒的球迷。但即使是最愤愤不平的批评人士也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足球不会引发暴力，最多不过是人们手绢上的几滴眼泪而已。

1969年，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之间爆发了战争，两个既小且贫的中美洲国家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积累着理由来互相怀疑。这个国家的问题总是可以神奇地在那个国家找到解释。洪都拉斯人没有工作？因为萨尔瓦多人过来抢走了他们的工作。萨尔瓦多人在挨饿？因为洪都拉斯人虐待他们。每个国家都认为他的邻居是敌人，而不断的军事独裁则总是竭尽所能地让这种错误延续下去。

这场战争被称为足球战争，因为引发灾难的火花是在特古西加尔巴和圣萨尔瓦多的体育场里点燃的。麻烦开始于1970年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期间，发生了打斗，少数人受了伤，还有几人死亡。一周之后，这两个国家就解除了外交关系，洪都拉斯驱逐了10万名一直在该国庄园和农场工作的萨尔瓦多农民；萨尔瓦多的坦克则大兵压境。

战争持续了一个星期，4000人死亡。这两个由美国工厂打造、被称为美洲学校的独裁政府，煽动着互相仇恨的火焰。特古西加尔巴的口号是“洪都拉斯不能坐以待毙，拿起棍棒，消灭萨尔瓦多”。土地的宗主和战争的发起者们不流一滴鲜血，而两国赤脚的人民却借着爱国主义的狂热互相杀戮，为他们同样的不幸报仇雪恨。

贝利的进球

1969年，桑托斯队在马拉卡纳体育场对阵达伽马队。

贝利在球场上风驰电掣，几乎脚不沾地的闪过对手，就在将要把球带进球门的时候，他被绊倒了。

裁判鸣哨示意点球，贝利并不想主罚这个点球，但是球场的10万球迷齐声高呼他的名字，要他主罚点球。

贝利在马拉卡纳体育场打进过很多球，它们都精彩绝伦，比如1961年在对弗卢米嫩塞队的时候他连过7人和守门员后打进的那个球。但是这个点球与众不同：人们认为这个进球有某种神圣的意义，喧闹的人群都归于沉默，人们的鼓噪像是遵循了某个神秘的命令而消失无踪，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呼吸。顷刻之间看台和球场上似乎空无一人，只剩下贝利和对方门将安德拉德，两人就这样全身心地等待着。皮球安静地躺在了点球点上，贝利站在球旁，前方12码处，安德拉德在门柱之间躬身而立、蓄势待发。

门将奋力触碰皮球，但是贝利还是将球稳稳送进网窝。这是他的第1000个进球。职业足球的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曾经打入过1000个进球。

这时人们才回过神来，他们像孩童般欣喜若狂，兴奋的情绪点亮了整个夜空。

贝　利

他的赞歌数以百计，他17岁时就成了世界冠军和足球之王。20岁之前巴西政府将他誉为禁止出口的“国宝”。他随巴西队三夺世界冠军，随桑托斯队两次成为世界俱乐部杯冠军。在打进1000球之后，他继续进球。他在80个国家踢了1300场比赛，一场接一场，不知疲倦，他总共打进了将近1300个进球。有一次他还使战争停顿：尼日利亚和比夫拉宣布休战来看他的比赛。

为了看他的比赛而休战是值得的，而且物超所值。当贝利努力奔跑时，他洞穿对手犹如砍瓜切菜；当他停下时，他双腿穿花绕步宛如迷宫，令对手不知所措；当他跳起时，好似借梯上爬，直入半空。当他主罚任意球时，人墙中的对手都想要转身面对球门，这样他们就不会错过进球。

他出生在一个偏僻的穷苦之家，他到达了黑人以前不被允许到达的权力和财富的顶峰。在球场之外他从不惠赠时间，也从不施舍分文，但是我们这些有幸看到他踢球的人却都收到了非比寻常的美丽的馈赠：那些堪称不朽的时刻，正是这些时刻让我们确信不朽真的存在。

1970年世界杯

在布拉格，电影木偶大师吉日·特尔恩卡即将撒手人寰；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精彩生活后，伯特兰·罗素在伦敦也已走到他生命的尽头；诗人卢加马独自对抗索摩查独裁政权的军队，被杀死在马拉瓜街头，年仅20岁。盛极而衰的“披头士”解散，世界失去了它的音乐，吉他手吉米·亨德里克斯和歌手詹尼斯·乔普林由于滥用毒品也在这一年离开人世。

一场飓风撕裂了巴基斯坦，发生在秘鲁安第斯山脉的地震将15座城市夷为平地。华盛顿已经对越南战争失去了信心，但是战争仍在延续，五角大楼报告说伤亡人数已达百万，将军们则转而入侵柬埔寨以逃避责任。在先前的三次尝试失败后，阿连德发起了他的第四次智利总统竞选，承诺给每一位儿童提供牛奶，并将铜矿收归国有；迈阿密消息灵通的人士称，卡斯特罗即将倒台，这只是时间问题；梵蒂冈出现了其历史上的第一次罢工，当圣父的雇员们束手抗议的时候，16个国家的球员们来到了墨西哥，第九届世界杯开始了。

9支球队来自欧洲，5支来自美洲，外加以色列和摩洛哥。第一场比赛中裁判第一次亮出了黄牌。黄牌代表着警告，红牌意味着驱逐，但它们并不是墨西哥世界杯上唯一的新鲜事物。新规则允许每场比赛中更换两名球员，在此之前，只有守门员在受伤的情况下才被允许替换下场，因此那时的比赛只要你看准位置下脚，要使对手减员也是轻而易举。

让我们来看看1970年世界杯的几张肖像：贝肯鲍尔一手吊着绷带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狂热的托斯塔奥，刚刚做完眼部手术，在每一场比赛都保持着稳健的发挥；贝利在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上的特技飞行，盯防他的意大利后卫博格尼齐说：“我们同时起跳，但是当我落下的时候，我看见他还在空中飘着。”

4支世界冠军队伍，巴西、意大利、德国和乌拉圭进入了半决赛，德国队获得第三名，乌拉圭第四。决赛中巴西惊讶地以4:1大胜意大利。英国媒体评论道：“如此美妙的足球必须明令禁止。”人们奔走相告决赛最后一个进球的故事：足球在巴西队的所有球员中间传递，每一个人都触碰到了皮球，最后贝利连看都没看，把球毕恭毕敬地做给了卡洛斯·阿尔贝托，阿尔贝托像旋风一般拍马赶到，完成致命一击。

德国队的“鱼雷”穆勒以10球荣膺最佳射手，紧随其后的是打进7球的巴西人雅伊济尼奥。

巴西队第三次以不败战绩获得冠军，他们也得以永保雷米特杯。1983年年末，雷米特杯被盗，并被熔化成了近2000克的纯金。现在展示柜上安放着的是它的复制品。

雅伊济尼奥的进球

1970年世界杯，巴西对阵英格兰。

托斯塔陶接到保罗·赛萨尔的传球，尽可能地带球向前，但是英格兰队所有队员在禁区内一字排开，甚至连女皇也亲自驾到，托斯塔陶先过掉一名球员，接着第二名和第三名，然后他把球传给正被3个人紧紧看管着的贝利，贝利作势向前，3名球员马上如影相随，贝利急停转身，将球传给从后面冲上来的雅伊济尼奥，雅伊济尼奥在里约热内卢最糟糕的贫民窟的沙场里学会了如何摆脱防守：他就像一颗飞行的黑色子弹过掉了一名英国球员，然后一脚射门，皮球如白色的炮弹一般钻进由班克斯把守的球门。

这是致胜一球，伴随着节日热舞的节奏，巴西人轻易地突破了7名守卫构筑的防线，在炎热微风的吹拂之下，铜墙铁壁化为乌有。

节　日

在巴西有的乡村没有教堂，但是没有一个村庄会没有球场。周日是全国的心脏病专家的苦日子，在一个普通的周日，人们会死于参加足球弥撒的兴奋激动，在一个没有足球的周日，人们会死于百无聊赖。

当巴西国家队在1966年的世界杯上遭遇灾难性的失败之后，有自寻短见的，有精神崩溃的，人们降下半旗，在门上悬挂黑丝带以示哀悼，舞动前行的致哀队伍充塞街道，为躺在棺材里的这个国家的足球勇气送葬。四年之后，巴西第三次获得了世界冠军，尼尔森·罗德里格斯写道，巴西人再也不用担心被捕狗人带走了，他们都是戴着貂皮毡帽和尖顶王冠的国王。

1970年世界杯，巴西队的足球配得上巴西人民对欢庆和美丽的渴望。全世界都在遭受保守的防守足球的折磨，整支队伍龟缩后场，保持“4—3—3”阵型，只有一到两名球员在前场自己单干，不允许冒险和自由发挥。然而巴西队令世界为之一振：他们是一支进攻的队伍，采用4名前锋，雅伊济尼奥、托斯塔陶、贝利和里维利诺，当杰森和卡洛斯·阿尔贝托从后场插上的时候，进攻球员会增加到5名甚至6名。正是这样的压路机器在决赛中碾碎了意大利队。

25年之后，这样的大胆行为会被认为是自杀。在1994年世界杯上，巴西队在又一场决赛中战胜了意大利，这一次决定比赛的是120分钟没有进球后的点球大战。如果没有点球决胜，球网看来永远都会纹丝不动。

足球和将军

在巴西1970年欢庆胜利的狂欢节上，巴西的独裁者梅迪奇将军发给队员们现金奖励，在照片里作出手捧金杯的姿势，甚至在摄像机面前大秀头球。球队的进行曲“前进，巴西”成了政府的国歌，贝利飞翔在球场上空的形象被用在了主题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巴西”的电视广告上。当阿根廷队赢得1978年世界杯时，魏地拉将军出于同样的目的，使用了肯佩斯那如飓风一般势不可当的形象。

足球就是祖国，足球就是权力。“我就是祖国。”那些军事独裁者正这么说。

同样的，智利的政治大鳄皮诺切特将军把自己称作科洛科洛总统，科洛科洛是智利最受欢迎的球队；掌控玻利维亚的加西亚·梅萨将军称自己为威尔斯特曼总统，威尔斯特曼是一支拥有众多狂热球迷的球队。

足球就是人民，足球就是权力。“我就是人民。”那些军事独裁者正这样说。

眨眼之间

阿根廷独立队的前锋爱德华多·安德列斯·马廖尼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是在最短的时间里进球最多的人。

1973年，独立队与拉普拉塔体操队的下半场比赛一开场，马廖尼就在110秒的时间内3次洞穿对方守门员古鲁西加的球门。

马拉多纳的进球

1973年，阿根廷青年队的青少年队和河床队的青少年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相遇。

阿根廷青年队10号接到守门员的传球，他躲过河床队前锋后开始起飞，好几个球员想要阻止他的前进：他从第一名球员的后面蹚过，过了第二名球员的小门，然后用脚后跟戏耍了第三名球员。接着，他马不停蹄，在呆若木鸡的防守队员面前晃倒守门员，将球带入了球门，球场上只剩下7名被彻底击垮的男孩，另外4个则目瞪口呆。

这个小孩所在的队伍名叫“小洋葱头”，已经保持百场比赛不败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球队的成员之一，一个绰号“毒药”的13岁男孩声称：“我们为玩乐踢球，我们永远不会为金钱踢球，当金钱进入足球场时，每个人为了成为球星都不惜伤害自己，妒忌和自私也开始控制足球。”

说这些的时候他拥抱着最受大家喜爱的队员，也是最矮小最快乐的一个：迭戈·阿曼多·马拉多纳，那时他只有12岁，刚刚打进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进球。

马拉多纳进攻的时候有伸出舌头的习惯。他所有的进球都是在舌头伸出的情况下打进的，夜晚他抱着足球入睡，白天他用足球上演奇迹。他住在一个贫困街区的贫困家庭，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个技工。

1974年世界杯

软弱的尼克松总统正受到水门事件所引发的持续抨击，即将下台，此时一艘宇宙飞船正朝木星飞驰而去，在华盛顿，一位屠杀了近百位越南平民的陆军中尉被判无罪：毕竟人数没有超过100人，而且他们只是平民，最重要的是他们是越南人。

小说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和帕尔·格拉奎斯特即将去世，在这一年去世的还有画家大卫·阿尔法罗·西凯罗斯。贝隆将军在阿根廷历史上深深烙上了自己的印记，此刻也到了弥留之际。爵士之王艾灵顿公爵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报业大王之女派翠西亚·赫斯特，爱上了她的绑架者，正在打劫银行并抨击其父为中产阶级蠢猪。迈阿密消息灵通的人士称，卡斯特罗即将倒台，只是时间问题。

希腊的独裁政权垮台了，葡萄牙的也同样如此，在那里康乃馨革命踏着“棕色村庄”的节拍走上舞台。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加紧了他对智利的控制，而在西班牙，已垂垂老矣却仍执著于权力的弗朗西斯科·弗朗哥正在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医院奄奄一息。

在一场历史性的公民投票之后，意大利人选择了离婚合法化，这似乎比人们喜爱用的匕首、毒药和其他传统的婚姻争端解决方式要稍胜一筹。

在一场同样毫不逊色的历史性投票之后，世界足球的领导者们推选若昂·阿维兰热作为国际足联的主席，在瑞士阿维兰热坐上了德高望重的斯坦利·劳斯的位置。此时第十届世界杯正在德国进行。

这届世界杯展示了一尊全新的金杯，虽然比雷米特杯要丑了点，但是参赛的9支欧洲球队，5支美洲球队和澳大利亚、扎伊尔仍然对它垂涎三尺。

苏联队在预选赛阶段被淘汰，因为他们拒绝在智利国家体育场同智利队进行资格赛，那里不久前是一座集中营，而且行刑队还在那里执行死刑。于是在那座体育场里智利队踢了一场足球历史上最令人厌恶的比赛：他们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随意地朝空荡的球门射门，然后接受人们的欢呼。在这届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中，智利队没有赢一场球。

有一个惊喜：荷兰球员们带着他们的太太或女友来到了德国，她们在整个比赛期间都陪在队员身边，这样的事还是头一次发生。

另一个惊喜：荷兰人有如脚生双翼保持不败一举杀入决赛，打入14球仅失1球，还是由一个倒霉透顶的自己人踢进去的。1974年的世界杯围绕着这台“上了发条的橙色机器”在旋转。在主教练里纳斯·米歇尔斯的指挥下，克鲁伊夫、内斯肯斯、伦森布林克、克罗尔和其他不知疲倦的荷兰队员尽情创造，势不可当。

在决赛开始之前，克鲁伊夫与贝肯鲍尔交换队旗，然后第三个惊喜发生了：“皇帝”和他的球队刺破了荷兰人欢庆的气球。可以阻挡一切的迈尔，可以射穿一切的穆勒，可以解决一切的布赖特纳，给大热门浇了一盆冷水，他们极其艰难地以2:1战胜了荷兰队。1954年瑞士世界杯上德国队打败无敌匈牙利队的那一幕重现了。

波兰队位列西德队和荷兰队之后，第四名是巴西队，他们没能发挥出应有的水平，波兰射手拉托打进7球成为最佳射手，另一位波兰人萨马赫和荷兰人内斯肯斯各进5球名列第二。

克鲁伊夫

人们把荷兰队叫做“上了发条的橙色机器”，但是他们那变幻无穷、令对手迷茫不解的充满想象力的表演，实在和机器扯不上什么关系。与另一支被冠以机器绰号的河床队“火车头”一样，这团橙色火焰前后翻飞，在全知全能的轻风的吹拂下急速向前，又迅速撤回。每个人都参与进攻，每个人都进行防守，进退迅捷，令人目眩神迷。遇到这样一支十一人如一人的队伍，对手都会不知所措。

一位巴西记者称其为“有组织的无组织”，荷兰队的音乐有一个控制旋律，保持这些同时迸发的音符音高和谐、步调一致的人，就是约翰·克鲁伊夫。他一边用自己的乐器演奏，一边指挥着整个乐队，付出的辛劳更甚于任何人。

小时候，骨瘦如柴但是充满活力的克鲁伊夫在阿贾克斯俱乐部获得了一个工作职位：当他的妈妈在俱乐部酒吧的桌旁等候的时候，他在捡起球场外的足球，擦亮球员的球鞋，把角旗插入角旗区。他干俱乐部要求的每一件事，除了让他上场踢球。他们认为小克鲁伊夫梦想太大可身体太弱。他们最终给了他一次机会，克鲁伊夫抓住机会再没有让其溜走。他代表荷兰队首次出场时还是个孩子，结果他打入1球并射倒了裁判，一鸣惊人。

从那时起他就一直以狂放不羁、勤勤勉勉、天赋过人而名声在外。二十多年里他在荷兰和西班牙赢得了22个冠军。当他37岁打进自己的最后一个入球宣告退役时，人们把他举在肩上，从球场一直抬回了家。

穆　勒

慕尼黑1860队的主教练曾对他说：“你踢足球已经没有什么前途了，最好还是找份别的工作吧。”

那时，盖德·穆勒在一家纺织厂每天工作12个小时。

11年过后，1974年，这位矮壮如水桶一般的球员成了世界冠军，在德国联赛或是国家队的历史上没有人比他的进球更多。

没人在球场上看得到野狼的出没，穆勒伪装成一位老妇人，藏起自己的尖牙利爪，他闲庭信步，传球毫无威胁，动作中满是仁慈。与此同时，他已经悄悄地溜进禁区，无人察觉，球网纯洁得就像一位毫无抵抗能力的新娘的面纱，在大开的球门之前他舔舐着自己的下颚，垂涎欲滴，突然，他凶相毕露地立起，朝猎物猛扑过去，然后给出致命一击。

阿维兰热

1974年，经过长期的攀登之后，吉恩·马利·弗斯坦·德·戈德弗卢瓦·阿维兰热终于到达了国际足联的顶峰。他宣称：“我将开始出售名为足球的产品。”

从那时起，阿维兰热控制着世界足球的绝对权力。他身体紧贴宝座之上，在苏黎世的宫殿内实行着自己的统治，身边围着的宫廷人员尽是贪婪的科技主义者。他统治的国家比联合国还多，他旅行的范围比教皇还广，他拥有的奖章超过任何一位战争英雄。

阿维兰热出生于巴西，他是巴西最大的运输公司科米塔公司的所有者，此外他还拥有一些专门进行金融投机、军火买卖和人寿保险的产业。但是他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很巴西化，《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有一次在伦敦问他：“你最喜欢足球什么？荣耀？美丽？诗意？还是胜利？”

阿维兰热答道：“纪律。”

这位老派的君主改变了足球版图并使足球变为更为壮观的遍及世界的跨国公司。在他的统治下，参加世界杯比赛的国家翻了一番：1974年是16支球队，1998年达到32支。拨开缭绕在他的资产负债表上的迷雾，我们可以为这种行为找到合理解释：世界杯赛产生的利润将因此而惊人地倍增，与之相比，《圣经》上面包和鱼的奇迹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世界足球的新角色，非洲、中东和亚洲国家给予了阿维兰热广泛的支持，但是他的权力得以维持首先还得归功于他与一些企业巨头的联合，可口可乐和阿迪达斯就在其中。1980年，正是阿维兰热说服了阿迪达斯资助他的朋友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有着出色的政治嗅觉，他在弗朗哥独裁时期身穿蓝衫，手掌伸出以示敬礼，如今他是世界体育的另一位国王。这两人管理着数额巨大的资金，究竟有多少，谁也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都表现得略带羞涩。

足球的所有者

国际足联总部设在苏黎世，国际奥委会在洛桑进行着自己的统治，国际体育文化休闲营销公司（ISL marketing）在卢塞恩市管理着世界杯和奥运会的营销业务。这三个权力机构都把自己的总部设在了瑞士——这个以威廉·退尔的射术、精密钟表和对银行机密的宗教式虔诚而闻名于世的国家。巧合的是，每当这三个组织经手一笔款项或是保留一笔资金时，他们总要先声明自己那非比寻常的诚实态度。

ISL公司拥有国际足球比赛的体育场广告、电影和电视、商标、会旗和吉祥物的独家所有权，直到20世纪结束为止。这项业务属于阿道夫·达斯勒的继承者们，阿道夫·达斯勒是阿迪达斯的创建者，也是其竞争对手“彪马”创立者的弟弟和敌人。当阿维兰热和萨马兰奇将销售垄断权给予达斯勒家族的时候，他们这么做不过是出于崇高的感激之情。阿迪达斯，这家世界上最大的运动衣制造商在帮助阿维兰热和萨马兰奇巩固其个人权力的时候表现出了极大的慷慨。1990年达斯勒家族将阿迪达斯卖给了法国商人贝尔纳·塔皮，但是保留了ISL公司，他们后来与日本的电通广告公司联合管理该公司。

掌管世界体育绝不是小菜一碟。1994年年末，在纽约一次对商界人士的讲话中，阿维兰热肯定了一些他很少承认的数字：“我能肯定足球每年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产值为2250亿美元。”他还用通用汽车1360亿的销售总额作比来大吹大擂，根据1993年的纪录，通用汽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

就在同一次讲话上，阿维兰热警告说：“足球是一种必须尽可能明智地去销售的商业产品。”他还引用了今日世界商业智慧的第一法则：“你必须花很大的精力去包装它。”

电视转播权的销售是国际比赛这个巨大的财富宝藏中最有效率的一种生产方式。国际足联和国际奥委会享有其收益中最大的一块蛋糕。自从世界性比赛开始向全世界进行电视直播以来，电视转播权的销售收益就令人吃惊地成倍增长。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收入是1960年罗马奥运会的630倍，那时电视转播还没有跨越到国际市场。

当要决定哪些公司将取得每场比赛的广告权时，阿维兰热、萨马兰奇和达斯勒家族是没有任何分歧的。这些机器只一心热衷于赚取钱财，以至于为积极的体育迷们生产出最健康有益的体育产品倒成了一种奢侈。他们仅仅听命于最高出价者的调遣，他们也仅仅关心万事达是不是比VISA出价更高，富士出手是不是比柯达更阔绰。可口可乐，任何一位运动员必需的灵丹妙药，总是在广告赞助商上名列前茅，它慷慨大方的美德使这一切理所应当。

既然世纪末的足球如此全神贯注于市场营销和投资赞助，那么一些欧洲最大的俱乐部实际上是隶属于另一些公司的子公司就不足为奇了。都灵的尤文图斯俱乐部就像菲亚特集团一样是阿涅利家族的一部分；AC米兰队属于贝鲁斯科尼集团的三百多个卫星公司之一；帕尔玛属于帕玛拉特公司；桑普多利亚队属于曼托瓦尼的石油集团；佛罗伦萨队的后台老板是切其·戈里制片公司。在成为贝尔纳·塔皮的一家公司之后，马赛队跻身欧洲足球强队之列，直到贿赂丑闻毁掉了塔皮的这一成功事业；巴黎圣日耳曼队属于电视台“Canal+”；索肖队的赞助者是标致汽车公司，它还拥有俱乐部的体育场；飞利浦拥有荷兰的埃因霍温俱乐部；拜耳是德国两家甲级联赛俱乐部的赞助商：拜耳勒沃库森和拜耳于尔丁根；阿姆斯特拉德电脑的发明者和公司所有者也是英国托特纳姆热刺俱乐部的所有人，该俱乐部现已上市；布莱克本队属于沃克家族。

日本的职业足球还比较年轻，一些最大的公司成立了它们的球队并请来了国际球星，确保它们的足球具有向世界为自己公司做广告的全球背景。古河电工创建了市原联队，请来了德国超级球星皮埃尔·利特巴尔斯基、捷克的弗朗齐歇克和帕维尔；丰田公司成立了名古屋鲸八队，签下了英国前锋莱因克尔；老当益壮的济科为属于住友工业金融集团的鹿岛鹿角队效力，马自达、三菱、尼桑、松下和日本航空也都有自己的足球队。

这些球队可能亏本，但是只要它们能很好地展示公司所有者的形象，亏钱也就无关紧要了。这也是为什么它们的所有权关系没有任何秘密：足球为公司做广告，而世界上再没有比足球更庞大的公共关系工具了。当贝鲁斯科尼收购濒临破产的AC米兰队时，他用一场精心编排的商业宣传活动翻开了球队历史新的一页，在1987年那个下午，AC米兰队的11名球员乘着盘旋在球场上空的直升机缓缓下落，伴随着高音喇叭中瓦格纳歌剧“女武神”的巨大轰鸣。贝尔纳·塔皮是另一位自我宣传的专家，他喜欢举行盛大的集会庆祝马赛队的胜利，集会上焰火缤纷、光怪陆离，还有顶级的摇滚乐队演出。

足球是如此澎湃的激情的源泉，也会造就名望和权力。有些球队享有自治权是因为它们不直接依附于那些由非法商人和二流政客所控制的公司，这些人不过把足球当做吸引公众视线的小有声望的舞台。也有极少数真实的反面情况：德高望重的人对足球俯首帖耳。例如英国歌手埃尔顿·约翰，他收购了自己所钟爱的沃特福德队，或者电影导演弗朗西斯科·隆巴迪，他管理着秘鲁的水晶体育队。

赫苏斯

1969年年中，在西班牙瓜达拉马山脉，一座用于婚礼、洗礼和集会的大型礼堂正式对外开放了，而就在盛大的开幕宴会达到高潮的时候，礼堂地板突然塌陷，天花板掉了下来，宾客们被埋在一片瓦砾之中，52人丧生。礼堂是用公款投资修建的，但是施工单位未经许可，没有资质，也没有任何建筑主管。

这座转瞬即逝的建筑物的所有者和修建者，赫苏斯·吉尔·吉尔进了监狱。他在铁窗之后待了两年三个月——为每个遇难者坐了两周牢——就被大元帅弗朗哥赦免了。甫一出狱，赫苏斯就再次回归祖国的建筑事业继续添砖加瓦了。

不久之后，这位商人成了一支足球队的老板，这支球队叫马德里竞技队。多亏了足球，让他成了一个流行的电视公众人物，赫苏斯才能借此在政治上平步青云。1991年他以得票多数当选马贝拉市市长，竞选时他向公众承诺要将偷盗、酗酒和吸毒行为从这个旅游城市专门用来娱乐阿拉伯酋长、外国毒贩和军火贩子的街区彻底扫除。

马德里竞技队是他权力和威望的基础，尽管这支球队屡战屡败。球队教练一般干不到几个星期。赫苏斯向他那匹名叫“迫不及待”的马寻求意见，那是一匹雪白且多愁善感的种马。

“迫不及待。我们又输了。”

“我知道，吉尔。”

“这是谁的错呢？”

“我不知道，吉尔。”

“你当然知道，迫不及待，都是教练的错。”

“那么，炒了他吧。”

1978年世界杯

在德国，流行的大众甲壳虫汽车正在垂死挣扎；在英格兰，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在意大利，堕胎被合法化，艾滋病，这种当时还不这么称呼的疾病，它的第一例病人死亡；红色旅组织杀害了阿尔多·莫罗；美国承诺归还其在20世纪初从巴拿马人民手中偷走的巴拿马运河。迈阿密消息灵通的人士称，卡斯特罗即将倒台，这只是时间问题。尼加拉瓜的索摩查王朝风雨飘摇；伊朗沙阿的统治也是摇摇欲坠；危地马拉的军队正用机枪扫射着潘索斯小镇的一群农民；来自锡矿社团的多米蒂拉·巴里奥斯和另外4名妇女正在用绝食抗议玻利维亚的军事独裁政府，绝食抗议的风潮很快遍及玻利维亚全国：独裁政府垮台了。相反，阿根廷的军事独裁政权依然稳如泰山，主办第十一届世界杯就是最好证明。

参赛的有10支欧洲球队，4支美洲球队，外加伊朗和突尼斯。教皇从罗马送来了他的祝福，伴随着军乐的旋律，魏地拉将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纪念体育场的开幕式上为阿维兰热佩上了一枚奖章，距此几步之遥，阿根廷的奥斯威辛，海军机械学校的集中营内，拷问和灭绝正在疯狂进行，几英里之外，囚犯们正从飞机上被活生生地扔进大海。

“世界终于可以看到真实的阿根廷了。”国际足联主席对着镜头洋洋自得地说道。贵宾亨利·基辛格预言：“这个国家在各方面都会有伟大的未来。”在第一场比赛中开球的德国队队长贝尔蒂·福格茨几天之后宣称：“阿根廷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我没有看到任何政治罪犯。”

主队赢了几场比赛，但是输给了意大利战平了巴西，要想在决赛中对阵荷兰，他们必须狂胜秘鲁队。结果阿根廷队比需要的赢得更多，6:0，这场屠戮令猜忌和豁达的球迷都心生疑窦，秘鲁队回到利马时受到了石子的夹道欢迎。

阿根廷和荷兰队之间的决赛在加时赛才分出胜负，阿根廷队3:1获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胜利得感谢阿根廷球门门柱的爱国精神，正是它在常规时间的最后几分钟拯救了阿根廷队，伦森布林克的射门砸在了这根门柱上，声音清脆响亮，但是它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军队勋章，因为忘恩负义乃是人类的天性。不管怎样，后来证明比这根门柱更重要的，是不可阻挡的马里奥·肯佩斯的进球，球场上漫天的彩带如雪花飞舞，他就像在草地上匆匆奔驰的马驹，长发随风飘扬。

颁发奖杯时，荷兰队的球员拒绝向阿根廷的独裁领袖敬礼。第三名归属巴西，第四意大利。

肯佩斯当选为本届世界杯的最佳球员，他也以6个进球成为最佳射手，在他身后是秘鲁的库维利亚斯和荷兰的伦森布林克，各打进5球。

幸　福

5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华丽的媒体中心、完美无瑕的体育场、崭新的机场：这是一个效率的典范。老一辈的德国记者承认1978年世界杯让他们想起了1936年希特勒全力打造的柏林奥运会。

成本属于国家机密。也许花费消耗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到底有多少，永远没人知道——因此处于军事统治下的国家人民幸福的微笑应当被传播到天涯海角。与此同时，组织世界杯的达官贵人们继续实施着他们的灭绝计划，或是因为战争，或仅仅是为了以防万一。他们不留痕迹地谋杀了成千上万的阿根廷人，把这叫做“最终解决方案”——到底有多少，永远没人知道：谁要是想知道，就把他活埋了。好奇心就是不同政见，就是质疑，就是颠覆破坏的绝对证据。阿根廷农村协会主席塞莱多尼奥·佩雷达向足球表示了他的感谢：“再也不会有针对阿根廷的诋毁在西方媒体中传播了，那只不过是某些知名的阿根廷人拿着他们靠抢劫和绑架得来的利益散布的谣言而已。”你甚至不能批评球员，更别说主教练了，阿根廷队在比赛中几次磕磕绊绊，但是当地的评论员除了鼓掌别的都不能干。

为了改造它的国际形象，独裁政府花了50万美元请来了美国公共关系公司，布森-马斯泰勒的专家报道的题目是“产品是真实的，国家就是真实的”。卡洛斯·阿尔贝托·拉科斯特海军上将，世界杯的铁腕人物，在一次采访中解释说：“如果我去欧洲或者是美国，我印象最深的会是什么？当然是高楼大厦，巨大的机场，很棒的汽车，漂亮的糖果……”

这位海军上将是一位精于将美元变出变没的魔术师，在上一任负责人被神秘地暗杀后，他接管了世界杯的组织工作。拉科斯特管理着数额庞大的金钱，容不得半点马虎，但是似乎由于他的疏忽大意，最后只剩下了这堆钱财的一点零头。甚至独裁政府的财政部长胡安·阿莱曼都注意到了这笔公款的不翼而飞，向他提出了一些不太方便的问题。海军上将习惯性地警告说：“以后要是有人放炸弹可别怪……”

当阿根廷人庆祝他们对阵秘鲁队的第四个进球的时候，在阿莱曼的家里确实有一个炸弹爆炸了。

世界杯结束之后，为了感谢海军上将拉科斯特的艰苦工作，国际足联提名他为副主席。

高米尔的进球

1978年世界杯，强大的荷兰队对阵弱小的苏格兰队。

苏格兰球员阿奇博尔德·高米尔接到同胞哈特福德的传球后，开始儒雅地邀请荷兰队员随着他这位苏格兰风笛手的曲调翩翩起舞。

威尔德舒特是第一位倒下的人，他头昏脑涨地倒在高米尔脚下，接着高米尔让萨比尔一头栽倒在草皮上，克罗尔是最严重的一个：高米尔将球从他两腿之间穿过。当守门员琼布吕德向他扑来的时候，苏格兰人一脚将球吊过了他的头顶。

贝特加的进球

1978年世界杯，意大利队1:0击败了阿根廷队。

意大利队的进球过程在球场里画出了一个完美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里面是阿根廷队的防守球员，茫然失措，像是遭遇了一场枪战。

安托尼奥尼将球漏给贝特加，贝特加把球传向背对他的罗西，罗西脚后跟把球回做给此时已插入禁区的贝特加，贝特加力压两名防守队员，起左脚劲射把球送进了守门员菲洛尔把守的球门。

虽然那时候还没人知道，但是意大利队已经开始准备夺取四年后的世界杯了。

桑德兰的进球

1979年，温布利大球场，阿森纳队和曼联队在英足总杯决赛中展开争夺。

这是一场漂亮的比赛，但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它会突然变成足总杯从1871年以来最刺激的一场决赛，阿森纳在比赛快要结束时还以2:0领先，比赛胜负已定，人们都开始退场。突然一场进球的暴雨倾盆而下。双方在两分钟内连入3球：先是麦克罗伊漂亮的突破，他晃过两名防守队员和对方门将，将球打进，接着是麦奎因的一脚精准射门，曼联队在第86到87分钟之间将比分扳平。但是在第89分钟之前，阿森纳再度领先。林柏拉迪像往常一样是比赛中最出色的球员，他组织了最后一次进攻，阿兰·桑德兰干脆的一脚射门将比分变成3:2。

1982年世界杯

伊斯特凡·萨博的《摩菲斯特》，一部关于艺术和背叛的杰作，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然而在德国，天赋异禀却饱经折磨的电影导演法斯宾德过早地凋亡了，罗密·施耐德自杀身亡，索菲亚·罗兰因为逃税而下狱。在波兰，工会会员列赫·瓦文萨正在去监狱的路上。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拉丁美洲的诗人、乞丐、音乐家、预言者、战士和流氓的名义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萨尔瓦多的一个小村庄发生了一场军事屠杀：一阵弹雨过后，七百多位农民倒在了血泊之中，其中半数是儿童。在危地马拉，里奥斯·蒙特正在动用他的权力加紧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他宣称上帝命他掌管这个国家，圣灵在指引他的秘密行动。

埃及收回了六日战争后为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第一颗人造心脏开始在某人的胸膛里跳动；迈阿密消息灵通的人士称，卡斯特罗即将倒台，这只是时间问题；在意大利，教皇逃过了第二次暗杀；在西班牙，组织进攻国会的官员被判刑30年，费利佩·冈萨雷斯开始了他那令人钦佩的总统竞选，此时在巴塞罗那，第十二届世界杯正在进行。

24个国家参加了这届世界杯，比上一届多了8支球队，但是美洲的参赛名额并没有增加：14支球队来自欧洲，6支美洲队，2支非洲队，还有科威特和新西兰。

比赛第一天，世界冠军阿根廷就在巴塞罗那输了球，几个小时以后，在遥远的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阿根廷军官在战争中被英国打败，这些英勇的将军在独裁统治时期总是打败自己的同胞，却像羔羊一样投降了英国人。投降的情景通过电视直播：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多·阿斯蒂斯，这位人权的亵渎者，在南乔治亚岛低头签署了耻辱的投降协议。

在随后的那些天里，电视播出的是1982年世界杯的画面：法赫德王子翻滚起伏的长袍，他跑进场内抗议法国队对科威特队的一个进球；布莱恩·罗布森开场30秒的进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快入球(1)；德国守门员舒马赫用膝盖顶翻法国球员巴蒂斯顿后若无其事的表情（在成为一个足球守门员之前，舒马赫曾是一名铁匠）。

尽管巴西队的济科、法尔考和苏格拉底踢着最棒的足球，但是欧洲国家赢得了本届世界杯。巴西队运气不好，但他们的足球令人愉悦，济科刚刚获得南美最佳球员的称号，在世界杯上他再次掀起了看台上的“济科热”。

世界杯被意大利队捧走，意大利的开局很糟糕，平局不断、步履蹒跚，多亏了他们的团结一致和保罗·罗西恰到其时的连续进球，他们最终起飞，决赛对阵德国队，意大利3:1获胜。

波兰队在博涅克的美妙音乐的指引下，获得了第三名，第四名是法国，他们的中场兼有欧洲的高效和非洲的欢快，本该赢得更多。

意大利的罗西以6个进球成为最佳射手，德国人鲁梅尼格打入5球排名第二，他的进球点燃了球队的激情。

(1)　 2002年韩日世界杯半决赛韩国对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土耳其前锋哈坎·苏克以11秒进球刷新了这一纪录。

淮北之橘

阿兰·吉雷瑟，与普拉蒂尼、蒂加纳和吉尼一起，构成了1982年世界杯和法国足球历史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场。吉雷瑟是如此矮小，以至于从电视上看来他好像总是在很远的地方出现。

匈牙利人普斯卡什和德国人席勒同样短小精悍，荷兰的克鲁伊夫和意大利的里维拉都瘦削修长，贝利是平足，阿根廷钢铁中卫内斯托·罗西也是平足。巴西人里维利诺在库珀测试(1)中的得分最低，但是在球场上没有人能够赶得上他，他的同胞苏格拉底形如苍鹭，漂亮的长腿和一双小脚很容易疲劳，但是他却是运用脚后跟的大师，甚至可以用它来射点球。

相信身材体形和速度力量测试与踢球的非凡能力有任何关系的人实在是大错特错，就像那些相信IQ测试和天赋有某种联系、生殖器的大小和性愉悦有关的人一样。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不需要是米开朗琪罗的人物雕像。在足球领域，技巧远比形体重要，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技巧是一门化缺陷为优势的艺术。

哥伦比亚人卡洛斯·巴尔德拉马有一双弯曲的脚，这弯曲帮助他隐藏皮球，加林查扭曲的双脚也有同样的功效。球呢？在他耳朵里？在他球鞋里？它到哪去了？乌拉圭人“可可胶”阿尔瓦雷斯是个跛子，一只脚向内朝向另一只脚，但他是少数几个不用踢打便能挡住贝利的防守球员之一。

矮胖的罗马里奥和马拉多纳是1994年世界杯的大明星。近几年在意大利声名鹊起的乌拉圭前锋鲁本·索萨和卡洛斯·阿吉莱拉也拥有相似的体形。多亏了他们的小巧，巴西人莱昂尼达斯、英国人凯文·基冈、爱尔兰人乔治·贝斯特和人称“跳蚤”的荷兰人阿伦·西蒙森才能轻快地穿过看似无法逾越的防守，才能在高大后卫的全力撞击下仍然一往直前、不可阻挡。同样矮小但是全副武装的河床队“火车头”左边锋费利克斯·卢斯托，人们都叫他“通风机”，因为他能够令其余队员屏住呼吸看他躲避对手的追逐。小人国的小人们能够突然加速和变速而不跌倒，他们可不像那些摩天大楼一样那么容易失去平衡。

(1)　 库珀测试，一种体能测试，就是我们熟悉的12分钟跑，由库珀于1968年发明，最初应用于军事训练。

普拉蒂尼

米歇尔·普拉蒂尼没有一副运动员的身板，1972年梅斯俱乐部的医生告诉他“心脏不好，肺活量也不够”。即使这位医生没有注意到普拉蒂尼僵硬脆弱的脚踝和他由于爱吃意大利面而渐趋增加的体重，这样的体检报告已经足以使梅斯队拒绝这位满腔抱负的球员了。不管怎么说，10年以后，西班牙世界杯临近之时，这次拒绝遭到了他的报复：普拉蒂尼的圣艾蒂安队以9:2战胜了梅斯队。

普拉蒂尼是法国足球之集大成者：他有着在1958年世界杯上打进13球的方丹的野心，这一纪录至今无人能破，兼有着科帕的灵动和机敏。每一场比赛普拉蒂尼不仅向人们展示他那如魔术般梦幻的进球，而且用他那组织全队攻守的能力点燃观众的热情。在他的率领之下，法国队的足球流畅和谐，每一次进攻都细细打磨，慢慢品味，层层推进：精确地从边线直到禁区，全力进攻，对手只能祈求上帝保佑。

在1982年世界杯半决赛上，法国队在点球大战中输给了德国队。这场比赛是普拉蒂尼和鲁梅尼格之间的决斗，鲁梅尼格不顾一切，带伤战斗并赢得了比赛。随后德国队在决赛中输给了意大利队，无论是普拉蒂尼还是鲁梅尼格，这两位书写了一段足球历史的球员，都不曾拥有过赢得世界杯的喜悦。

异教徒的牺牲

1985年，以带来不幸而闻名的足球狂热分子杀死了布鲁塞尔海瑟尔体育场看台上的39名意大利球迷，当时英国的利物浦队和意大利的尤文图斯队正在进行欧洲冠军杯的决赛，狂暴的足球流氓们横冲直撞，将意大利球迷逼到了一堵墙边，他们拥挤着，或是互相踩踏或是掉进深渊。这场屠杀和比赛一起被没有中断的电视直播了出来。

此后，意大利对英国球迷实行了禁令，即使是那些的确有良好教养的球迷。1990年世界杯，意大利不得不允许英国球迷进入英国队的比赛地撒丁岛，但是在那里的苏格兰场(1)警察比球迷还多，英国体育部也亲自负责监管这些球迷。

一个世纪前的1890年，伦敦的《泰晤士报》就警告说：“我们的那些‘流氓’变本加厉了……更糟的环境使他们的数量剧增……这些流氓是我们文明上一颗丑陋的毒瘤。”今天，这样的流氓仍然借着足球继续干着罪恶的勾当。

无论足球流氓在哪里出现，他们都会散布恐慌。他们身文刺青，酒气熏天，脖子和耳朵上挂着稀奇古怪的爱国主义的饰物，戴着指节铜环，拿着棍棒，一边大汗淋漓地实施暴行，一边叫喊着“大不列颠必胜”和其他一些这个失落帝国曾经的仇恨口号。在英格兰和其他国家，这些凶手还经常挥舞着纳粹的象征物公然表示他们对黑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巴基斯坦人和犹太人的憎恶。

“滚回非洲去！”皇家马德里队球迷的极端分子号叫道，他们以咆哮着侮辱黑人为乐，“因为他们来这里抢走了我们的工作。”

借着足球的名义，意大利的光头党用嘘声对待黑人球员，还称对方球迷为“犹太人”。“艾布雷！(2)”他们大声喊道。

侮辱足球的暴徒就像辱骂美酒的醉鬼，这样的人并非只为欧洲所独有。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受到他们的困扰，不过是程度大小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疯狗会越来越多。几年前，智利有着我所见过的最友善的球迷：男人、女人、儿童在看台上展开歌唱竞赛来给自己的球队加油，他们甚至还有自己的裁判。今日的智利科洛科洛俱乐部拥有自己的闹事团伙，号称“白爪”，智利大学队的捣乱分子们则叫“弱势群体”。

据1993年豪尔赫·巴尔达诺的统计，在过去的15年间阿根廷共有超过100人死于球场暴力。巴尔达诺说，暴力事件的数量与社会不公正的行为和人民对日常生活的不满成正比，无论何处，那些因没有工作和没有希望而苦不堪言的年轻人总是比较容易拉帮结派。他说这番话几个月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卡青年队在比赛中以0:2输给了夙敌河床队，体育场外，两名河床队球迷被枪杀。“我们现在打成2:2，平了。”一名博卡青年队球迷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这样说道。

在迪奥·克里索斯托莫执笔的一个关于其他时代别的运动项目的专栏里，他描绘了一幅公元前2世纪时罗马体育迷的画卷：“当他们走进体育场时，好像发现了一个迷幻药物的宝藏，他们完全忘记了自我，说话全然不知羞耻，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四个世纪之后，体育历史上最悲惨的一次灾难在罗马发生了。在一场持续数天的两拨狂热分子的巷战中，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据说有三万人，尽管这有点儿难以置信，他们不是足球的球迷，而是战车竞赛的狂热爱好者。

在足球场上，遇难者最多的一次悲剧发生在1964年的秘鲁首都。当时主裁判取消了主队对阵阿根廷比赛最后几分钟的一个进球，一时之间，橘子、啤酒罐和别的什么投掷物带着人们燃烧的怒火从看台雨点般落下，警察用催泪瓦斯和子弹回击，导致人们蜂拥奔逃，在封闭的出口前面，警方的一个炸药炸翻了拥挤的人群，造成三百多人死亡。当天晚上利马街头出现了游行示威：他们抗议的是裁判的判罚，而不是警察的暴行。

(1)　 苏格兰场，英语正式名称为New Scotland Yard，又称Scotland Yard、The Yard，指英国首都伦敦警务处总部，负责地区包括整个大伦敦地区的治安及维持交通等职务。

(2)　意大利语，意为犹太人。

1986年世界杯

小杜瓦利埃医生带着所有的家当逃出了海地，同样偷窃然后逃跑的还有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据说这位在二战中备受称赞的菲律宾英雄其实只是个逃兵而已，美国情报部门的披露虽然有些晚，不过总比没有好些。

经历了长时间的漂泊，哈雷彗星再度造访地球的天空，人们发现天王星有9颗卫星，人们还发现保护我们免受太阳灼伤的臭氧层出现了第一个空洞。基因工程的产物、一种新的抗白血病药物上市了。在日本一位流行歌手自杀，有23位追随她的歌迷选择了死亡。一场地震使20万萨尔瓦多人无家可归；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倾泻出的无法阻止且难以估量的辐射毒物，正飘散在不计其数的区域和人口的上空。

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在一场全民公投的庇佑之下，一直高喊着“不”的费利佩·冈萨雷斯，态度来了个180度的转弯，对北约这个大西洋军事联盟说“是”了，世界人民都在悼念在街上遇刺的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让我们为1986年的艺术和文学哀悼：那一年离开我们的有雕塑家亨利·摩尔、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让·热内、胡安·鲁尔福、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伊朗门事件爆发，里根总统、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尼加拉瓜反叛组织在军火交易和毒品走私上纠缠不清；同样爆炸的还有载着7名机组成员从卡纳维拉尔角起飞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美国空军正在轰炸利比亚，杀死了卡扎菲上校的女儿，以惩罚他那几年后为伊朗所仿效的攻击罪行。

在利马监狱，400名囚犯被排成一排射杀；迈阿密消息灵通人士称，卡斯特罗即将倒台，这只是时间问题；一年前当一场地震侵袭墨西哥城时，很多地基不稳但是房客众多的建筑倒塌了，这个城市大部分到现在还是一片废墟，此时第十三届世界杯正在这里举行。

参赛的有14支欧洲球队和6支美洲球队，还有摩洛哥、韩国、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墨西哥世界杯的看台上发明了“人浪”，从此以后世界各地的球迷就开始身处这种波涛翻滚的海洋。有很多惊心动魄的比赛，例如法国对巴西，从不失手的普拉蒂尼、济科和苏格拉底也在点球大战中射失点球。还有两场和丹麦队有关的进球盛宴：丹麦队先是6球大胜乌拉圭，然后1:5惨败给西班牙。

但这是一届属于马拉多纳的世界杯，他在对英格兰的比赛中用“左肢”打入了两粒进球，为这个国家在马岛战争中受伤的尊严实现了复仇：第一个进球他用左手打进，他称之为“上帝之手”；第二粒进球他将英格兰的防守球员们过倒在地，用左脚打进。

阿根廷和德国在决赛中相遇，比赛行将结束时，马拉多纳为布鲁查加送出致命一传，阿根廷队得以3:2战胜德国夺得冠军。不过在此之前另一个进球也值得铭记在心：进攻从阿根廷球门开始，皮球穿过整个球场，直到巴尔达诺的脚下，舒马赫出击封堵，他一脚射门，球打在右门柱上弹入网窝。到前场的时候，巴尔达诺向足球祈求说：“求求你，进去吧。”

法国获得了第三名，第四名是比利时，英格兰的莱因克尔打入6球成为最佳射手，马拉多纳打进5球，同样打进5球的还有巴西人卡雷卡和西班牙的布特拉格诺。

电视至上

现在的体育场就是一个巨大的电视演播室，比赛为电视转播而进行，这样你就能在家里观看比赛了，电视掌控着一切。

1986年世界杯，巴尔达诺、马拉多纳和其他一些球员抗议这项重大赛事的比赛都在中午进行，那时的太阳能够烤焦它照射到的一切。不过墨西哥的中午正是欧洲的傍晚，实在是观看电视转播的最佳比赛时间。德国队守门员哈拉尔德·舒马赫告诉我们这样的故事：“我汗流浃背、喉咙干渴，草坪就像一堆烤焦的大便，坚硬、陌生、满怀敌意。阳光直射球场，正照在我的脑门上。没有一丝阴凉，他们说这是为了电视转播。”

这场表演的兜售真的比比赛的质量更重要吗？球员在球场里是去踢球而不是去干号的，最后阿维兰热终止了这场恼人的争吵，“他们应该闭上嘴巴去踢球。”他这样裁决道。

谁在控制着1986年世界杯？墨西哥足球联合会？不，拜托，当然是媒体：控制它的是特拉维萨集团的副主席兼该公司国际网络主席的吉列尔莫·卡内多。这届世界杯属于特拉维萨集团，这家私有垄断公司拥有着全墨西哥人民的闲暇时间，也拥有墨西哥足球。对于特拉维萨集团和国际足联而言，没有什么比从出售比赛的欧洲转播权中赚钱更重要了。当有一位墨西哥记者不识好歹地问及本届世界杯的成本和利润时，卡内多冷静地打断了他的问题：“我们是一家私有公司，没有必要将这些公之于众。”

世界杯结束之后，卡内多继续担任阿维兰热的宠臣，并占据着国际足联的一个副主席职位，国际足联是另一个不宜对外公开的私有公司。

特拉维萨集团不仅掌管着墨西哥足球的国内外电视转播，它还拥有墨西哥3家顶级联赛俱乐部：实力最强的美洲队，还有内卡萨队和阿特兰特队。

1990年，特拉维萨集团展示了其控制墨西哥足球的强大实力，这一年，普埃布拉俱乐部的主席埃米里奥·毛雷尔提出了一个致命的想法：他突然意识到特拉维萨集团能够从比赛的独家转播权当中轻松获利。毛雷尔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墨西哥足联几位首脑的认同。毕竟，这家垄断企业只支付给每家俱乐部一千多美元，却通过广告积聚着大量财富。

特拉维萨集团随后就让他们知道了谁才是老板。毛雷尔遭到了毫无怜悯的炮轰：债主们通宵达旦地追讨他的公司和他的房子，威胁他，暗杀他，宣称他是一个逃脱了正义审判的人，张贴追捕他的通缉令，更有甚者，在一个恶心的早晨毫无预兆地关闭了他俱乐部的体育场。但是流氓战术还不足以使他放下他高傲的架子，于是他们必须把毛雷尔投进监狱，把他赶出那个背叛的俱乐部，赶出墨西哥足联，以及他所有的同盟者。

在全世界范围内，电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决定在哪里、在何时和如何进行足球比赛。这项游戏把自己的肉体、灵魂还有衣着都完全出卖给了那个小小的屏幕。球员现在是电视明星，谁的节目能与他们的节目媲美？1993年在法国和意大利拥有最多观众的电视节目是马赛队和AC米兰队的欧洲冠军杯决赛。众所周知，AC米兰队属于西尔维奥·贝鲁斯科尼，他是意大利电视行业的沙皇。贝尔纳·塔皮虽不是法国电视行业的老板，但是他的俱乐部马赛队从电视这个小屏幕上赚取了超过1980年300倍之多的财富。他没有理由不喜爱电视。

如今数以百万的人都能够从电视上看到足球比赛了，不再仅仅是足球场里的那几万人。球迷的数量剧增，电视画面的操纵者们希望兜售出的东西和潜在消费者的数量也随之剧增。但是不像棒球和篮球，足球是一项连续性很强的运动，中间很少有时间插播广告，一个中场休息的时间是不够的，于是美国电视行业建议通过把比赛分成4节，每节25分钟来弥补这个缺陷——阿维兰热竟然表示赞同。

严肃和整齐划一

英国队的主教练唐·豪1987年曾经说过：“一名在球队输球之后还感到满意的球员不是什么好球员。”

越来越快速，越来越难看的职业足球，对失败的恐惧正推动其成为一项速度和力量的游戏。

球员跑动很多，但是冒险却很少，胆大妄为是无益的。从1954年世界杯到1994年世界杯的40年时间里每场比赛的平均进球数减少了一半。即使为了消除球队保平的想法，在1994年世界杯上给每场比赛的胜利者一个额外积分，情况也没有什么改观。平庸之才的效率受到高度赞扬：现代足球里有越来越多的球队由专门防止失败的成员组成，而不是那些敢于冒险和挥发灵感、富于创造精神的球员。

智利球员卡洛斯·卡斯则里用贪婪的足球打趣道：“他们用的是蝙蝠战术，所有11个人全都吊在球门的横梁上。”

俄罗斯球员尼古拉斯·塔罗斯京对遥控足球感到不满：“现在所有的球员看起来都一样，如果他们换了球衣，没人能看得出来，他们踢得也都一样。”

严肃和整齐划一地踢球，这真的是在踢球吗？真正理解词语本义的人们认为，游戏就是玩乐，健康就是让身体处于尽可能轻松自由的状态。机械重复的效率控制是健康的敌人，正在令足球变得恶心。

没有奇迹、没有悬念或是沉闷乏味地赢球，难道不比输球更糟吗？1994年在西班牙联赛中，皇家马德里被希洪竞技队击败，但是皇马的球员踢得激情四射，用一句老话来讲就是“如神附体”。球队主教练豪尔赫·巴尔达诺，在更衣室微笑着对球员说：“当你们像这样踢球时，就是输了也没关系。”

移动的药箱

1954年世界杯，德国人突然爆发出惊人的速度，将匈牙利人甩在身后，弗伦茨·普斯卡什说德国人的更衣室闻起来就像罂粟花园，他声称胜利者们势如破竹的奔跑肯定和此有关。

1987年德国国家队守门员哈拉尔德·舒马赫出版了一本书，谈及德国足球乃至整个职业足球时，他这样写道：“这里药太多了，而女人却太少。”在这本名叫“开场哨”的书中，舒马赫详细记述了1986年世界杯德国球员使用药物的情况，他们进行药物注射，服用数不清的药丸，还喝大量的含有神秘矿物质的水用以腹泻。这支球队到底是代表它的国家还是代表德国的化学工业？球员们甚至被强迫服用安眠药，舒马赫把它们都吐掉了，给他安眠药还不如给他啤酒来得有效。

舒马赫肯定地说，在职业比赛中使用合成类固醇和兴奋剂的现象非常普遍。在不择手段都要取得胜利的生产率法则的重压之下，很多焦虑而痛苦的球员成了移动的药坛子。然而迫使他们这样去做的足球体系，又会在每次他们被抓的时候对他们严厉谴责。

舒马赫承认他曾经偶尔服用药物，他面临着叛国罪的指控。这位流行的偶像，两届世界杯亚军得主，被人们从神坛推翻，拽进了泥泞之中。他被踢出了他效力的科隆队，还丢掉了国家队位置，只好到土耳其去踢球。

嘲笑的歌声

地图上看不到它，但它就在那儿，它无影无形，但它确实存在。它是一堵令曾经的柏林墙都荒诞可笑的无形屏障：它升起在那些相互依存、荣辱与共的人们中间，它将地球分隔成南北两边，它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里分疆画界。当南方的世界试图翻越这道屏障，到不该去的地方时，北方的世界就会拿着警棍提醒他们回到正确的地方。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谁要是想离开他那该死的地方，也会受到同样的警告。

足球是一切事物的明镜，是现实世界的反映。20世纪80年代中期，因为引进了神奇的马拉多纳，那不勒斯队开始踢起了意大利最好的足球，北方的球迷则拿出嘲讽这个古老的武器作为回应。那不勒斯人正在篡夺他们被禁止拥有的荣誉，他们正从永远的强者那里一点点夺走金杯，是惩罚这群傲慢无礼、擅自闯入的渣滓的时候了。米兰和都灵的看台上，标语上写着侮辱的字眼：“那不勒斯人，欢迎回到意大利！”或者残忍地召唤：“维苏威，我们都盼着你呢。”

然后嘲讽的歌声前所未有地大声回响着，这歌声是恐惧和种族主义的子孙：

那条狗在奔跑，多么的臭气熏天，

都是因为那不勒斯人要来了。

哦，霍乱患者应该被地震埋葬，

让他永远看不到一片肥皂，甚至是一块蛋糕，

那不勒斯废物，那不勒斯霍乱，

你们是全意大利的羞耻。

在阿根廷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博卡青年队身上，博卡队是头发笔直、皮肤黝黑的穷人的最爱，他们在移民潮中从褴褛的内陆地区和附近的乡村侵入了高贵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敌方球迷这样驱除他们这些恐怖的鬼怪：

博卡在哀悼，每个人都知道

因为他们都是黑色，他们都是同性恋。

杀死这些该死的球员，

他们都是同性恋，

把这群乡巴佬扔到拉普拉塔河里去。

无奇不有

1988年墨西哥记者米格尔·安赫拉·米雷斯发现了永葆青春的源泉，几位墨西哥青少年队的球员沐浴了这神奇的泉水，他们都超过限制年龄两到三岁，有的甚至是六岁：领队修改了他们的出生证明，伪造了假护照。这泉水的效果还真不错，以至于有一名球员比他的双胞胎兄弟整整小了两岁。

然后瓜达拉哈拉队的副主席出面了：“我不敢说这是好事，但是事情一直就是这样。”

接着墨西哥青少年足球的第一把手拉斐尔·德尔·卡斯蒂略发问了：“为什么在其他国家自然而然的事，到了墨西哥连鬼鬼祟祟都不行了？”

1966年世界杯结束不久，阿根廷足球协会的监查官巴伦廷·苏亚雷斯声称：“斯坦利·劳斯是个阴险的家伙。他操纵了这届世界杯，所以英格兰队赢得了冠军，如果世界杯赛在阿根廷进行，我们也要这么干。”

市场的道德准则，也就是现在这个世界的道德准则，对一切用于成功的关键事物是会大开绿灯的，即使这些事物是窃贼的工具。职业足球在道德上无所顾忌，因为它本就是那个无所顾忌的权力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愿意不惜血本来获取效率，毕竟，道德又不值钱。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道德顾忌”这个词还是重量的最小度量单位，真是微不足道，五个世纪后，德国科隆队的球员保罗·施泰纳解释说：“我为金钱和积分踢球，对方球员想要抢走我的钱和我的积分，因此我必须用尽我所能使用的一切方式同他战斗。”

荷兰球员罗纳德·科曼认为1988年他的同胞古尔豪斯给法国人蒂加纳腹部那粗野的一脚没什么不妥：“这一脚很出色，蒂加纳是他们最危险的球员，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废掉他。”

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任何兽行都不为过，要是能偷偷摸摸地干就更聪明了。马赛队的巴西莱·博利，这位被指控经常故意踩踏别人脚踝的后卫，谈起他第一场比赛的经历：1983年罗杰·米拉在场上一直疯狂地用肘顶他，于是他用头将米拉顶翻在地。“这是我学到的第一课：在别人放倒你之前放倒别人，不过要小心谨慎地把他放倒。”

你应该在离球很远的地方把他放倒，裁判就像摄像机一样，眼睛总盯着球。1970年世界杯，贝利遭到了意大利人贝尔蒂尼粗野的贴身防守，后来贝利夸奖了这位防守球员：“贝尔蒂尼是在球场上犯规而不被人发现的艺术家，他击打我的肋部和腹部，踢我的脚踝……真是个艺术家。”阿根廷记者经常为卡洛斯·比拉尔多的小伎俩鼓掌叫好，因为他知道如何小心而有效地表演他的小把戏。据说比拉尔多当球员的时候用针刺伤对手还可以表现得一脸无辜，后来他当了阿根廷国家队的主教练，在1990年对巴西队那场最艰苦的比赛中，他企图给饥渴的巴西球员布朗科送去一壶掺有催吐剂的水。

乌拉圭的记者喜欢把厚颜无耻的犯规称作“强力一击”，不止一个记者对在国际比赛中能有效威胁对方球员的“令人疲软的一击”表示赞许。必须在比赛的最初几分钟下脚，晚了你就会冒着被罚下的风险。乌拉圭足球的衰落孕育了足球暴力，很久以前，“沙鲁阿之爪”是专指勇敢的术语，而非指恶意的犯规。1950年世界杯，在马拉卡纳那场著名的决赛中，巴西人的犯规是乌拉圭人的两倍。1990年世界杯，当主教练奥斯卡·塔巴雷斯试图让乌拉圭队回归干净踢球的球风时，一些当地评论员欣然断言这不太可能成功，很多球迷和足球官员都宁可毫无尊严地赢得比赛也不要高贵地输球。

乌拉圭前锋“佩佩”萨西亚说：“朝守门员的眼睛撒灰？如果你被逮住了教练可不喜欢。”

阿根廷球迷对马拉多纳在1986年世界杯上打进的那个手球大加赞扬，因为裁判没有看到。1990年世界杯预选赛智利守门员罗伯托·罗哈斯用刀片割伤自己的额头假装被炸伤，但是他露了馅，那些崇拜罗哈斯并称他为“神鹰”的球迷，马上咒骂他是个恶棍，因为他的伎俩没有奏效。

职业足球像所有别的事物一样，只要你的借口足够好，犯罪也没有关系。“文化”意味着教化、培养，那么权力的文化教化了我们什么，在我们心中又培养了什么呢？当权力判决军队的暴行和政客的贪污无罪，反而将这些粉饰为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时，我们又能从这样的权力中可怜地收获什么呢？

阿尔及利亚作家阿尔贝·加缪曾经说过：“我所知道的有关道德的一切，全都来自足球。”当这位曾经的守门员说这句话时，可不是在谈论职业足球。

消化不良

1989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青年队和竞技队终场战成平手，按规则需进行点球大战。

人们踮起脚尖，咬着指甲，等待12码处的第一脚射门。竞技队首先进球，球迷一阵欢呼，然后是阿根廷青年队的进球和另一边的欢呼。当竞技队的守门员向一侧门柱跃去将球扑出时，人群爆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喝彩声，接着青年队的守门员没有受射门队员的表情迷惑，稳稳地站在中路将球扑住，又是一阵山呼海啸。

当罚到第10轮点球，观众的掌声也到了第10个回合，第20轮点球后开始有少量球迷退场，当第30轮点球临近时，一些留下来的球迷以哈欠回应进球，点球来了又来，比赛依然未分胜负。

第44轮点球罚过，比赛结束了。这是点球大战的世界纪录，球场内没人庆祝，甚至没人知道谁胜谁负。

1990年世界杯

纳尔逊·曼德拉重获自由，他因为黑色的皮肤和南非的骄傲而度过了27年的牢狱生涯；在哥伦比亚，左派的总统竞选人贝尔纳多·哈拉米略遭到刺客的枪击，已是奄奄一息；警察从直升机上射杀了世界十大富豪之一、大毒枭罗德里格斯·卡恰；智利伤痕累累的民主正在恢复，但是军方的头目、皮诺切特将军继续监视着政治人士，对他们严加控制。藤森开着一辆拖拉机，在秘鲁大选中打败了巴尔加斯·略萨；在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大选中失败，它败给了10年抗击武装侵略造成的筋疲力尽，美国人训练了这些入侵者；此时美国在第21次入侵巴拿马成功之后，开始了对这个国家新一轮的占领。

在波兰，工党领袖列赫·瓦文萨，这位普罗大众的代言人，离开了监狱进入政府。在莫斯科，人们在麦当劳的门前排起了长队。伴随着两德的合并和南斯拉夫的分裂，柏林墙的碎屑正在抛售。一场民心所向的叛乱结束了齐奥赛斯库在罗马尼亚的政权，处决了这位爱称自己为“社会主义的蓝色多瑙河”的长期独裁者，在所有的东欧国家，老旧的官僚摇身一变成了新式的企业家，起重机正在吊起马克思的雕像，他连说“我是无辜的”的机会都没有。迈阿密消息灵通的人士称，卡斯特罗即将倒台，这只是时间问题。仰望苍穹，来自地球的机器正在造访金星，探询其中奥秘，此时在地球的意大利，第十四届世界杯正在进行。

14支欧洲球队，6支美洲球队参赛，还有埃及、韩国、阿联酋和喀麦隆，喀麦隆在第一场比赛中击败了阿根廷，震惊了世界，又同英格兰打得难解难分。40岁的老将米拉，是这场非洲交响乐的领奏大鼓。

马拉多纳的一只脚肿得像南瓜，还是尽全力带领着他的球队，你几乎听不到探戈的节奏，在输给喀麦隆后，阿根廷接连战平了罗马尼亚和意大利，中途差点输给巴西，巴西人掌控着整场比赛，直到以一只脚踢球的马拉多纳在中场过掉三名防守球员助攻卡尼吉亚射门得分，这时你才长舒一口气。

就像上一届世界杯一样，阿根廷和德国在决赛中相遇，但是这次德国队1:0获胜，这要感谢一个看不见的犯规和贝肯鲍尔的精明指导。

意大利获得第三，英格兰第四，意大利的斯基拉奇打进6球占据射手榜头名，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库赫拉维打进5球排名第二，这届世界杯缺乏冒险精神和精彩场面，沉闷乏味，是世界杯历史上场平均进球数最少的一届。

林孔的进球

1990年世界杯，哥伦比亚队在对阵德国队的比赛中占据优势，却以0:1落后。

比赛还剩下的最后几分钟，皮球在中场到了一位头顶非洲式电击发型的球员脚下：巴尔德拉马从身后得球，他转身甩掉三名烦人的德国防守球员，把球传给了林孔，球在林孔和巴尔德拉马之间不断传递，他们连续一脚出脚，林孔就像长颈鹿一般懒洋洋地向前推进，直到他单独面对德国队的守门员伊尔格纳。伊尔格纳将整个球门完全罩住，林孔没有选择发力射门，而是轻柔地一推，足球轻巧地穿过守门员的两腿之间滑入球门。

胡戈·桑切斯

当1992年展现在人们眼前时，南斯拉夫正变得支离破碎，战争令兄弟反目成仇，教使人们毫不留情地奸淫掳掠、自相残杀。

两位墨西哥记者厄皮·伊巴拉和埃尔南·维拉想到萨拉热窝去，这座处于轰炸中的围城禁止外国媒体进入，已经不止一位记者因为他们的勇敢无畏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混乱充斥着通向这座城市的所有道路，人人都相互敌对——没人能肯定谁是谁，也没人知道他们在这个满布战壕、到处是冒着烟的废墟和来不及掩埋尸体的疯狂之地正在和谁打仗。厄皮和埃尔南拿着地图，穿过炮火的轰鸣和机枪的号叫，直到德里纳河的岸边，突然，他们迎面遇上了一大群士兵，士兵将他们按倒在地，用枪瞄准他们的胸口。长官叽里呱啦吼叫着，两位记者也咕咕哝哝，不过都是对牛弹琴，但是当长官用手指一抹喉咙的时候，步枪上膛，记者们终于明白他们除了祈祷和同这个世界说拜拜便再也没有什么好做的了，万一真有天堂，祈祷还是有点用处的。

这时其中一位罪人突然想到把护照给他们看，长官的脸顿时云开雾散。“墨西哥，”他尖叫道，“胡戈·桑切斯！”

然后他放下武器同他们拥抱在一起。

胡戈·桑切斯，解开无望之锁的墨西哥钥匙，多亏了电视展示出他那进球的艺术和庆祝进球的筋斗，才令他变得举世闻名。在1989——1990赛季，穿着皇家马德里队服的胡戈·桑切斯共32次洞穿对手球门，并成为整个西班牙足球历史上的第一外籍射手。

蝉和蚁

1992年，鼓噪的知了以2:0打败了勤劳的蚂蚁。

德国队和丹麦队在欧洲杯的决赛中相遇了。德国球员依靠节食、禁欲和勤奋努力脱颖而出，丹麦球员则与啤酒、女人为伍，在太阳底下打着瞌睡。丹麦队在预选赛中已被淘汰，球员正在放大假，这时战争不期而至，于是他们被紧急征召替补南斯拉夫的欧洲杯席位。丹麦球员没有时间训练，也不想训练，他们还不得不在没有米歇尔·劳德鲁普的情况下进行决赛，劳德鲁普是一位优秀稳健、充满快乐的球员，他刚代表巴塞罗那队夺得了欧洲冠军杯。另一方面，德国队中拥有马特乌斯、克林斯曼，阵容齐整、明星云集。但是应当获胜的德国队却败给了无欲无求、一门心思仍在度假沙滩上的丹麦队。

古力特

1993年，种族主义的浪潮正在涌动，它散发出阵阵恶臭，如循环往复的梦魇笼罩在整个欧洲。反对前殖民地人民移民成了法律，种族主义的犯罪时有发生，许多年轻的白人，没能找到工作，便将责难的矛头指向了深色皮肤的人种。

这一年，一支来自法国的球队第一次获得了欧洲冠军杯，致胜进球是来自象牙海岸的非洲人巴西莱·博利的杰作，他顶进了另一位出生于加纳的非洲人阿贝迪·贝利罚出的角球。同时，即使是最瞎眼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也不能否认荷兰最好的球员是老将路德·古力特和弗兰克·里杰卡尔德，他们都是来自苏里南的黑皮肤的子孙，而非洲人尤西比奥是葡萄牙有史以来最优秀的足球运动员。

路德·古力特绰号“黑色郁金香”，一直声音洪亮地反对种族主义，他曾经怀抱吉他，在球赛中间举行的一场反种族隔离的音乐会中登台献唱，1987年当他当选为欧洲足球先生时，他把这尊欧洲金靴献给了因为相信黑人同样拥有人权而入狱多年的纳尔逊·曼德拉。

古力特的一只膝盖动过三次手术，每一次评论家们都说他完蛋了，但是对足球纯粹的渴望又总是驱使他回归赛场：“当我不踢球的时候就像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当他在荷兰和意大利为最强大的球队效力的时候，他那敏捷致命的双腿，高大魁梧的身材，一头如王冠般的拉斯特法里主义(1)的发辫，为他赢得了众多狂热的追随者，但是古力特从来都不能和主教练和球队经理融洽相处，因为他桀骜不驯，固执地爱对那种将足球降格为交易所里的股票的金钱文化大唱反调。

(1)　 拉斯特法里主义（Rastafarianism），根源于非洲，一种宗教式信仰，有蓄长发绺的习惯。

弑　父

1993年冬末，哥伦比亚国家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踢了一场世界杯预选赛，当哥伦比亚球员上场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潮水般的嘘声、唾弃和辱骂，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人们起立向他们鼓掌，声音回荡，经久不息。

阿根廷0:5惨败，人们把守门员钉上了失败耻辱的十字架，但是这次来访者的胜利受到了他们史无前例的颂扬，阿根廷球迷们一致为哥伦比亚人欢呼喝彩，他们那不可思议的踢球风格和那比赛时有如伴着音乐持续变幻的动作，简直就是一场双腿的舞会、视觉的盛宴。工人阶级的混血儿，“小孩儿”巴尔德拉马的高贵表演足以令王子称羡，而这位黑人球员就是狂欢节上的国王。就算是鬼魂也休想通过佩里亚或者阻挡“货车”巴伦西亚；就算是鬼魂也对付不了“八爪鱼”阿斯普里拉的触须或是截住林孔射出的子弹。考虑到他们的肤色和他们带给球迷的巨大欢乐，这群哥伦比亚人简直就是辉煌时代的巴西人的翻版。

哥伦比亚媒体将这场屠戮称为“弑父”，因为半个世纪以前，波哥大、麦德林、卡利，足球的奠基者们都是阿根廷人。但是生命总有惊奇：培德雷拉、迪·斯蒂法诺、罗西、里亚尔、蓬托尼和莫雷诺们也哺育了巴西足球这个孩子。

济科的进球

1993年东京，鹿岛鹿角队同东北士乃队正在进行天皇杯的比赛。

鹿岛鹿角队的巴西球星济科打入了致胜一球，也是他职业生涯最精彩的一粒进球。球从右路横传过来，济科从禁区弧处跃起，但是他跳得太早了：当他意识到时球已在他身后，于是他在半空中一个筋斗，脸朝下用脚后跟打进了这个进球。这是一个背后的凌空抽射。

“快告诉我那个球是怎么进的。”连瞎子都这么祈求道。

一项逃避的运动

当弗朗哥的独裁统治还在折磨着西班牙的时候，皇家马德里队的主席圣地亚哥·伯纳乌为球队的使命作出的定义是：“我们是一支为国家服务的球队，我们追求的是人民的安居乐业。”

他的马德里竞技队同僚、维森特·卡尔德隆也赞扬了足球运动作为集体麻醉剂的这一功效：“足球使人们免于思考那些危险的事物。”

1993年和1994年，全世界有多家足球俱乐部的经理被起诉犯有不同形式的诈骗行为。很显然足球不仅是藏匿社会矛盾、躲避社会冲突的有效工具，也是不明资产和偷漏税收的藏身之所。

世界上最重要的球队属于球迷和球员，这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在那遥远的年代，俱乐部的主席会提着装有石灰的小桶，拿着刷子绕着球场画线，至于经理，他们最奢侈的行为是为一场在街区酒吧进行的庆功晚宴报销账单。今天的俱乐部是使用财富雇用球员然后卖票表演的公司，在蒙骗国家、愚弄公众和侵犯劳工权利及其他权利方面，他们已经是驾轻就熟，还往往免于受罚。没有任何一家跨国公司能比职业俱乐部联合会国际足联享有更大的免责权，国际足联有它自己的司法体制，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一样，国际足联这个不公正的司法体系可以先斩后奏，即使时间充足也是如此。

职业足球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在这个神圣的领地它可以无视其他法律，按照自己的法律发号施令。但是为什么法律也应该游走在足球的边缘呢？法官几乎不敢向那些做假账以达到非法目的和完全破坏公平竞赛规则的大俱乐部亮出红牌。事实是法官们知道，如果使用强硬手段，那么他们将会冒着极大的风险。职业足球是碰不得的，因为它太受欢迎了。“经理们是为我们去偷窃。”球迷们这样说，而且他们也相信这一点。

有一些法官已经准备违抗这免责的传统，近来的丑闻至少掀开了这些金融伎俩和骗局的冰山一角，一些世界上最富有的俱乐部玩弄这些把戏已是习以为常。

当意大利佩鲁贾俱乐部在1993年被指控贿赂裁判的时候，俱乐部主席回击道：“80%的足球都在腐败。”

专家们认为他还是太宽宏大量了，意大利的每一个重要俱乐部，从南至北，从米兰和都灵到那不勒斯和卡利亚里，都或多或少和欺诈扯得上关系。他们伪造的资产负债表上隐瞒了数倍于资产净值的债务；他们维持贿赂基金，开办影子公司，在瑞士开设秘密账户；他们不去支付税单，不出钱改善社会安全，相反在根本没发生过的服务上大笔支出；随着这些钱半路消失，球员们进口袋的钱总是大大少于账本上登记的数目。

同样的把戏也普遍存在于法国那些最臭名昭著的俱乐部之中，波尔多的几位经理被指控挪用公款，而马赛队的老板们则因为贿赂对手而被带上法庭。马赛队这支法国实力最强的俱乐部，其老板在1993年球队与来自瓦朗谢讷的球队比赛之前贿赂了对手的几名球员，东窗事发后，马赛队被打入乙级，并被剥夺了法国联赛和欧洲冠军杯的冠军头衔。这出插曲也终结了商人贝尔纳·塔皮的体育生涯和政治野心，他被判入狱1年，以破产告终。

就在同时，波兰的冠军球队莱吉亚队因为操控两场比赛而被取消冠军头衔，英格兰的托特纳姆热刺队披露说他们被要求支付不法费用才能获得诺丁汉森林队的一名球员。英国的卢顿俱乐部则正因为逃税接受调查。

在巴西也同时爆发了几起足球丑闻，博塔福戈队的主席控告巴西职业联赛的经理操纵了1993年的7场比赛，以此从赌球中牟取了少量利益。圣保罗的另一桩诉讼则揭露了一位当地足球联盟的老板一夜暴富，清查他的虚假账户之后，很明显，这些突然获得的财富并非源自他那为足球鞠躬尽瘁的高尚生活，更糟的是，贝利指控巴西足联主席里卡多·特谢拉在出售比赛电视转播权时收受贿赂。作为对贝利指控的回应，阿维兰热提名他的女婿特谢拉进入国际足联委员会。

大约在2000多年前，写下《使徒行传》的《圣经》元老们告诉我们这样两个关于早期的基督教徒的故事：阿拿尼亚斯和他的妻子莎菲拉用虚假的价格出售了一块土地，当上帝发现后，将两人就地处死。

如果上帝有时间关照一下足球，不知道还有多少足球老板会活下来呢？

1994年世界杯

恰帕斯的玛雅人正拿起武器战斗，在官方的墨西哥面前，真正的墨西哥爆发了，副司令马科斯用他那诙谐戏谑的语言震惊了整个世界。

描写人类灵魂阴暗面的小说家奥内蒂已在弥留之际，世界赛车冠军巴西人埃尔顿·塞纳在欧洲一条危险的赛道上丧生。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在已经四分五裂的南斯拉夫互相残杀，在卢旺达也有相似的情况发生，但是电视称他们是部落，而不是人民，并暗示这些暴力事件只不过是黑人自己的事。

在美国的血腥侵略和四年一无是处的占领之后，托里霍斯的继承人赢得了巴拿马大选；美国军队正在撤离索马里，他们在那里用子弹对抗饥饿；南非人民选举曼德拉作为他们的总统；改名叫社会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者们，在立陶宛、乌克兰、波兰和匈牙利的议会选举中获胜，这些国家发现资本主义也有其固有的不便之处。但是莫斯科的进步出版社，过去常常出版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如今却印起了《读者文摘》；迈阿密消息灵通的人士称，卡斯特罗即将倒台，这只是时间问题。

腐败丑闻搞垮了意大利的各政治党派，贝鲁斯科尼，这位打着民主多样化旗号进行电视独裁的暴发户，填补了意大利政坛的权力真空，他用从足球场上偷来的口号来标榜自己的政治运动，此时在棒球的家乡美国，第十五届世界杯正在进行。

美国媒体对这个盛事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关注，它们评论说，足球在这里是一项属于未来的运动，而且会永远属于未来。不过，尽管烈日炎炎，体育场却常常爆满。为了满足欧洲的电视收看，这届大赛和1986年世界杯一样，将比赛安排在了正午进行。

欧洲有13支球队，美洲6支，非洲3支，外加韩国和沙特阿拉伯。为了防止球队消极保平，赢一场比赛可以拿到3分，而不是过去的2分。又为了防止球场暴力，裁判们比以往格外严厉，红黄牌充斥着这届比赛。主裁判头一次穿上了亮丽的服装，而球队也头一次被允许有第3个换人名额以更换受伤的守门员。

马拉多纳参加了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这是他的一次欢乐聚会，直到他被第二场比赛之后的尿样检验所击败。没有了马拉多纳和风之子卡尼吉亚，阿根廷队土崩瓦解。尼日利亚队踢出了本届世界杯最赏心悦目的足球，斯托伊奇科夫的保加利亚队打得缩手缩脚的德国队毫无斗志，他们获得了第四名。第三名是瑞典队，意大利和巴西队在决赛中相遇。这是一场乏味冗长的比赛，双方没有进球，但是在哈欠连天中罗马里奥和巴乔还是偶有闪光。在点球决战中，巴西队3:2获胜加冕世界冠军。巴西队的历史令人惊叹：他们是唯一一支参加过每届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的球队，他们是仅有的一支四夺世界杯的球队，他们还是在世界杯上赢球场次最多、进球最多的球队。

保加利亚的斯托伊奇科夫和俄罗斯的萨连科各打进6球成为最佳射手，巴西的罗马里奥、意大利的巴乔、瑞典人安德森和德国的克林斯曼均打进5球位列次席。

罗马里奥

他就像一只从天而降的猛虎，突然出现，用尖牙利爪发动袭击，然后又消失不见，困在牢笼中的守门员甚至来不及眨眼。罗马里奥连珠炮似的进球：半凌空抽射、倒挂金钩、凌空射门、香蕉球、脚后跟、脚尖捅射、脚弓推射，无所不能。

罗马里奥出生于巴西一个叫雅卡雷津霍的贫民区，不过，甚至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在为自己星光闪耀的人生而苦练签名了。他攀上了通往名誉的阶梯，但没有以无奈的谎言为代价：这位极度贫穷的人总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于别人来说，这真是一种奢侈；这位喜欢彻夜买醉的人也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从来不考虑后果。

如今他买梅赛德斯·奔驰作为收藏，他还拥有250双鞋子，但是他最好的朋友依然是他那些童年时代难登大雅之堂的狐朋狗友，他们教会了他如何在球场上捕杀猎物。

巴　乔

近些年来意大利足球一直没有出现球风华丽或是为人津津乐道的人物。但罗伯特·巴乔的足球是个谜：他的双腿似乎有自己的思想；他的双脚似乎依靠本能射门；他的双眼似乎能预见进球。

当巴乔在流动的波涛中优雅向前时，他是能够拂开对手的那一撮马尾。对手对他反复攻击、狠狠撕咬。在巴乔的队长袖标下，写着佛教箴言，佛陀虽然不能防止攻击，但是可以助人忍受折磨。从佛陀的无垠寂籁中，巴乔也发现了超脱于欢呼喝彩和阵阵嘘声这些喧嚣之上的沉静。

一些数字

从1930年到1994年间，美洲球队获得了8次世界杯冠军，欧洲球队7次夺冠。巴西队4次捧杯，阿根廷和乌拉圭各2次，意大利和德国各3次成为世界冠军，英格兰仅在它的主场夺得1次冠军。

但是因为欧洲球队占有压倒性多数，它们的夺冠几率就一直是美洲球队的两倍，在前十五届世界杯中，欧洲共有159支球队有夺冠机会，而美洲只有77支，而且，欧洲裁判也在世界杯中占据绝大多数。

与世界杯不同，洲际杯就为欧洲和美洲提供了同等数量的夺冠机会，在这项主要是在俱乐部而不是在国家之间竞争的赛事中，美洲球队赢了20次，而欧洲赢了13次。

大不列颠群岛的情况是世界足球比赛这种权力不公现象中最令人称奇的典型。当我们还是孩子，他们用这样的方法向我们阐释上帝，上帝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我不甚理解，我也同样无法理解为什么大不列颠是四位一体：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威尔士，而西班牙和瑞士尽管由多民族组成，也还是一直只有一支队伍。

不论怎样，欧洲的传统控制正开始瓦解，直到1994年世界杯之前，国际足联仅仅接受1到2个世界其他国家的代表参赛，好像是在为欧洲中世纪的世界地图纳税一样。随着1998年世界杯赛举行，参赛球队将从24支增加到32支。欧洲球队将继续维持它相对于美洲的球队的不公平比例，但是世界杯赛将不得不接受其他世界国家更广泛的参与，这里面有黑非洲国家和他们那正迅速扩张的敏捷欢快的足球，还有阿拉伯和亚洲国家，这里面有像中国这样的足球发源地，但是至今他们还只是世界杯赛的看客。

输球之责

对于玻利维亚来说，进入1994年世界杯决赛圈就像国家登月成功了一样。受地理位置之囿和历史所累，玻利维亚只应邀出席过一届世界杯，而且未入一球。

无论是在云端之上的拉巴斯，还是在海平面，玻利维亚主教练查威尔·阿兹卡古塔的努力都得到了回报，玻利维亚队向世人证明海拔并不是他们唯一伟大的球员。他们克服了令他们输球的赛前恐惧，玻利维亚队在预选赛中大放光彩，中场球员梅尔加和巴尔迪维索，前锋桑切斯，尤其是绰号“魔鬼”的奇弗里，即使是最苛刻的球迷，也禁不住为他们喝彩。

不幸得很，玻利维亚队要在本届世界杯揭幕战中对阵无比强大的德国队，这简直就是以卵击石，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玻利维亚队没有龟缩在他们的禁区，而是持续进攻，他们不像是在与同等水平的对手比赛，不——他们像是大人在欺负小孩。阵脚大乱的德国队苦苦挣扎，玻利维亚人则杀得兴起。比赛就这样持续着，直到玻利维亚球星马科·安东尼奥·奇弗里上场，他不可饶恕地踢了马特乌斯一脚，被罚下场，别的什么也没干。然后玻利维亚队就像是生怕违反了那从历史深处发出的强迫他们输球的神秘咒语，轰然倒下。

输球之罪

足球可以使它的神灵高高在上，也令他们暴露在信仰者们的报复之下。带上足球、身穿具有国家颜色的球衣，球员们就代表着国家奔赴遥远的战场为荣耀拼杀。如果他们失败而归，国家的勇士马上会变成堕落的天使。1958年在埃塞萨机场，人们用硬币迎接在瑞典世界杯上表现糟糕的阿根廷队员的归来；1982年世界杯，卡泽利在比赛中罚失了点球，回到智利后人们令他的生活举步维艰；10年之后，埃塞俄比亚队以1:6惨败给埃及队，几名埃塞俄比亚队员向联合国请求保护。

我赢故我在，如果我输了，那么我就是一片虚无。毋庸置疑，在那些国家位置要依靠足球来确定的穷国小国，国家队的队服已经成为集体身份最明确的象征，不仅如此，当英格兰队在1994年世界杯预选赛中被淘汰时，《镜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是：“世界末日”，用的是重大灾难才使用的特大字体。

足球世界同其他世界一样，不允许失败，在这个世纪末的时代，失败是唯一不能救赎的罪恶。1994年世界杯期间，一群狂热的球迷烧毁了失败的喀麦隆守门员约瑟夫·贝尔的房子，而哥伦比亚球员安德雷斯·埃斯科巴在麦德林被枪杀，埃斯科巴在世界杯比赛中不幸打进了一粒乌龙球，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叛国行为。

我们应该为此而责怪足球吗？或者我们应该责备那种只看重成功的文化，批评职业足球所反射出的整个权力系统？足球不是生来就充满暴力的运动，尽管有时它会变成一件用于泄愤的工具。埃斯科巴的被杀发生在这个星球最暴力的国家之一，这不是巧合，暴力并不存在于这些喜欢庆祝、疯狂痴迷音乐与足球的人的基因之中，暴力就像疾病一般折磨着哥伦比亚人，但是暴力并不是出生时就长在他们额头的胎记。另一方面，权力机制才是造成暴力的真正原因：就像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一样，不公和屈辱毒害着人们的灵魂，他们身处素有免责传统的制度之下，这传统奖赏不择手段的行为，鼓励犯罪，并将这些注入民族永远的特性之中。

1994年世界杯前几个月，根据“大赦国际”发表的一篇报道，1993年有数以百计的哥伦比亚人“未经法定诉讼程序就被军队及其议会的同盟者处死。这些法庭外死刑的大部分受害者都是政治立场不明的人”。

“大赦国际”的这篇报道还揭露了哥伦比亚警察在“社会清洗”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社会清洗”行动，不过是有系统地灭绝同性恋、娼妓、瘾君子、乞丐、精神病人和流浪儿童的暴行的委婉说法。社会把这些人称为“可随意处置的人群”，人类的垃圾应该被消灭。

在这个对失败严惩不贷的世界，他们永远是失败者。

马拉多纳

踢球，他就赢；小便，他就输。在马拉多纳的尿样中检测出了麻黄碱，于是他被踢出了1994年世界杯。虽然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的职业体育界都认为麻黄碱不是兴奋剂，但是它还是被禁止在国际比赛中使用。

接踵而至的是惊讶、反感和令整个世界都震耳欲聋的道义谴责。但是不知何故，这中间也夹杂了一些支持这位崩塌的偶像的声音——不仅在他那受伤的、惊呆了的阿根廷，而且还在孟加拉国这样遥远的地方，在那里进行了一场令街头颤抖的盛大游行，人们抗议国际足联的决定，要求马拉多纳重返赛场。毕竟，审判和谴责是容易的，但是要想忘却马拉多纳成为世界最佳这一原罪，他口无遮拦、泄露天机的大罪和用左手进球的重罪，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他的左手进球，用牛津英语字典上的话说不仅是“左手的或与左手有关的”，而且是“有疑问的和欺诈的”。

迭戈·马拉多纳在比赛超出他身体的极限之前从没有使用过兴奋剂。他确实沉迷于可卡因，但他仅仅是在一些伤感聚会中吸食，以此来忘却什么或者被人遗忘，因为他已被荣耀逼上绝境，名望让他痛不欲生，然而失去名望他又活不下去。尽管吸食可卡因，他还是比任何人都踢得好，他成为最佳也绝不是可卡因的功劳。

他被自己沉重的阴影压倒了，从很久以前球迷吟唱他的名字开始，他的脊背就让他痛苦不堪。马拉多纳背负着名叫马拉多纳的重负，这负担压弯了他的脊梁。他的身体早有预言：他双脚作痛，没有药物他无法入睡。没用多久他就意识到自己无法背负着作为足球场上的上帝这样的重任生活，然而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这一切根本停不下来。在多年生活在自己那神奇表演所带来的暴虐光环之下，被可的松、止痛剂和人们的赞誉塞得鼓鼓囊囊，厌倦了信徒们的请求和他所冒犯之人对他的憎恶之后，他终于坦白说道：“我渴望他们需要我。”

推翻偶像的快感与树立偶像的快感成正比，在西班牙，当戈耶科切亚从背后袭击他——即使他当时并没有拿球——使他离开赛场几个月时，一些狂热的球迷把那位预谋伤人的肇事者扛上了肩头。而全世界也有不少人准备好要庆祝这位傲慢的闯入者、这位从饥饿中逃离的暴发户、这位粗鄙无礼地大吹大擂的外国佬的失败了。

后来，在那不勒斯，马拉多纳成了圣马拉多纳，守护神圣真纳罗变成了圣真纳曼多。人们在街头叫卖这位穿着短裤的神灵的画像，画像上他被圣母光环笼罩，或是裹着每6个月就要流血一次的圣徒的披风，他们甚至出售为意大利北方俱乐部准备的棺材和装满了西尔维奥·贝鲁斯科尼眼泪的小瓶。小孩和小狗戴着马拉多纳式的假发，有人在但丁的雕像脚下放了一个足球，还有人给著名的海神喷泉穿上了一件那不勒斯队的蓝色球衣。从这个城市受到维苏威火山狂暴的鞭挞，在足球场上屡战屡败，到终于获得冠军，他们已经整整经历了五十多年，也因为马拉多纳，黑暗的南方终于可以好好羞辱一番老是嘲笑它们的光明的北方了。在意大利和所有欧洲的球场，那不勒斯战无不胜，赢得一座又一座奖杯，而他们的每一个进球都是对既定秩序的蔑视和对过往历史的复仇。米兰人讨厌马拉多纳，认为他是那群贱民的无礼行为的始作俑者：他们称他为“留着卷发的火腿”。不仅在米兰，在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上，大多数的观众对马拉多纳的每次触球都抱以猛烈的嘘声，在阿根廷败给德国之后，人们欢呼庆祝，就好像意大利队获得了胜利一样。

当马拉多纳说他想离开那不勒斯的时候，人们朝他的窗户投掷扎满针头的小蜡人，他是这座对他顶礼膜拜的城市的囚徒，也是克莫拉黑手党的犯人，他同自己的内心和双脚作着斗争。就在这时可卡因丑闻爆发了，于是马拉多纳突然变成了马拉可卡，变成了一个愚弄群众、蒙骗人们把他当英雄的不良青年。

随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媒体又对这起热门事件作了进一步的曲解：他们像直播比赛一样直播了马拉多纳的被捕，这不过是为了取悦观众，人们喜欢看国王除下王袍然后被警察带走这样的闹剧。

“他真恶心，”人们说，人们还说，“他完蛋了。”他是把南方的意大利人从永无止境的诅咒中拯救出来的弥赛亚，他也是阿根廷马岛战争之耻的复仇者，他用一记偷偷摸摸的进球和另一记将英国人像陀螺般玩得团团转的绝妙进球实现了复仇。但是当他倒下时，金童就成了淫乱放荡的骗子，马拉多纳背叛了那些崇拜他的小孩，他令足球蒙羞。人们彻底同他一刀两断。

但是他又站了起来，一服完可卡因的刑狱，马拉多纳就成了阿根廷队的救火队员，球队正在1994年世界杯预选赛的生死关头，感谢马拉多纳，他成功了，于是像往日一样，马拉多纳再一次成为世界杯上的王中之王，直到麻黄碱丑闻的爆发。

权力的机制发誓要惩罚他，他向当权者说出了真相，然后请他们开价，并保证用现金支付绝不还价。但是这种主动送上门的自杀行为给了他们把柄，这种幼稚不负责任的态度使他掉入了他们设置的每一个陷阱。

经常用麦克风烦扰他的那一批记者斥责他傲慢无礼、性情暴劣，还指责他唠唠叨叨。他们没错，但是这些并非不可原谅：他们真正不喜欢的是马拉多纳不时大放厥词，这个脾气火暴、有点自以为是的家伙有突然出言不逊的习惯。1986年墨西哥和1994年美国世界杯，他就抱怨那些万能的电视独裁者强迫球员们顶着正午烈日的炙烤、拼死拼活地工作。无论在足球生涯的高潮还是低谷，他都多次说出一些捅马蜂窝的惊人话语。他不是唯一不服管教的球员，但他的声音是使尖锐的问题最掷地有声的一个。为什么劳动权利的国际标准不能在足球世界应用？如果让表演者们知道他们的表演赚了多少是惯例的话，那么为什么球员们不能接近足球这个富裕的跨国公司的账簿？阿维兰热忙于其他事务，一直保持沉默，不过国际足联的另一个人，约瑟夫·布拉特，这位从未踢过球、总是坐着他那辆由一位黑人司机驾驶的长达25英尺的豪华轿车到处转悠的官僚，对此用一句话评论道：“阿根廷最后一位足球巨星是迪·斯蒂法诺。”

当马拉多纳最终被赶出1994年世界杯后，足球失去了它最聒噪的一位反叛者，也失去了一位天马行空的球员。马拉多纳说话时你难以控制，但是他踢球时更是无人能挡：没人能够预料这位善于制造惊奇的人会想出什么样的鬼把戏，他用这种连他自己都无法复制的把戏打破常规来取乐。他的速度并不快，倒更像一头短腿的公牛，但是球就像缝在了他的脚上和他紧紧结合在一起，他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他的杂耍点亮了球场。当他背对球门的时候，他能用雷霆一击赢得比赛，当他被围困在人丛之中的时候，他能用不可思议的过人长途奔袭直捣龙门。当他决定向前盘带的时候，没人能够阻止。

这世纪末的足球缺乏热情、冷淡呆板、憎恨失败、禁止一切玩乐，能让奇思妙想也变得合理高效的人已经为数不多，马拉多纳是其中之一。

一文不值

1994年年末，马拉多纳、斯托伊奇科夫、贝贝托、弗朗西斯科利、劳德鲁普、萨莫拉诺、胡戈·桑切斯和其他一些球员正开始组织一个国际足球球员工会。

足球表演的主角们被赫然排除在决议的权力机构之外，他们没有对本地足球管理表示不满的权力，更不能享受在国际足联瓜分全球足球蛋糕的过程中发表只言片语的奢侈。

球员是什么？马戏团里的猴子吗？他们可能身着锦衣华服，但他们就不是猴子了吗？当决定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比赛的时候，从没有人询问他们的意见。国际足球的官僚们仅凭一己之欲就修改规则，球员们毫无发言权。甚至连他们的双腿能创造多少财富，这些缥缈的财富又最终流向哪里，他们都一无所知。

经历了本地工会多年的罢工和示威运动之后，球员们赢得了更好的合同，但是足球商人还是继续把球员当做他们可以购买、出售和租赁的机器。“马拉多纳是一项投资。”那不勒斯队的主席这样说道。

如今欧洲的俱乐部，还有一些拉丁美洲的俱乐部，都像工厂一样为员工配备了心理医生。经理们不是请这些心理医生来抚慰困扰的灵魂的，而是帮助他们润滑机器、增加产量的。是运动的产量？是劳动的产量，虽然在这里受雇用的双手变成了被雇用的双脚，但事实是职业球员们向出售表演的工厂提供他们的体力劳动以换取工资的报酬。价格取决于他们的表现，而且他们拿得越多，老板也就希望他们制造得越多。老板训练他们去赢了又赢，榨干他们的能量，对待他们比对待赛马还不如。赛马？保罗·加斯科因喜欢将他自己比作工厂养殖的肉鸡：受约束的自由、严格的规定、千篇一律的行为。

当球星们飞逝的星光持续不断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赚取顶级的薪水，俱乐部现在付给他们的钱要比20或30年前多得多了，他们还可以将自己的名字和肖像出卖给广告行业。但是足球偶像的荣光并没有带来如人们想象中那样的传奇财宝，1994年福布斯杂志公布了全世界40位收入最高的运动员名单，仅有1名足球运动员位列其中，他是意大利的罗伯特·巴乔，而且几乎排在名单的末尾。

还有成千上万的球员不是球星，他们又该如何呢？那些无法跻身名望的王国、只是在命运的转门里不断打转的球员，他们又当如何呢？在阿根廷每10位职业足球运动员中，只有3位能够靠足球维生。他们的收入不高，特别是当你考虑到球员那短暂活跃的运动生涯：这吃人的工业文明真是在吮食他们的血肉。

出口产业

下面是来自南半球的一名球技出众、运气不赖的球员的足球旅程：先从他家乡的小镇到一个省会城市，然后从这个省会城市到国家首都的一个小俱乐部。小俱乐部不得不把他出售给一个较大的俱乐部，大俱乐部受债务所困，再把他卖给更大城市里的更大的一支俱乐部。于是这名球员最终在欧洲到达了职业生涯的巅峰。

在这名球员流动的链条中，俱乐部、合同承包商和中介机构最终获取了较大份额的钱财。从贫穷国家中毫无希望的街区俱乐部到运作欧洲联赛的无所不能的大公司，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维持和强化了各团体间的不公平现象。

用乌拉圭举例来说，足球在那里是一项蔑视国内市场的出口产业。优秀球员的持续外流意味着国内职业联赛水平的平庸和越来越少、越来越缺乏热情的球迷。人们都抛弃了球场转而收看电视里的外国球赛。当世界性比赛临近时，我们的球员就从四面八方回来，在飞机上碰面，一起踢一会儿球，然后就互相告别，甚至都来不及捏合成一支真正的球队，不过是11个脑袋、22条腿，每人一颗孤单的心。

当巴西队赢得他们的第四次世界杯时，很多欢庆的巴西记者都禁不住怀念起巴西队往日的神奇。罗马里奥和贝贝托的球队踢得很有效率，但是缺乏诗意：他们的足球比起1958、1962和1970年世界杯上加林查、迪迪、贝利及其队友们那能将对手催眠的足球，实在是太不“巴西”了。不止一个记者提到了天赋的匮乏，还有一些评论员指出这由教练灌输的比赛风格，虽然成功但是缺少魔术的奇妙：巴西队将他的灵魂出卖给了现代足球。但是还有一个观点几乎没人提及：就是过去伟大的巴西队都是由在巴西国内踢球的球员组成。在1994年巴西国家队中，有8人在欧洲踢球。罗马里奥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拉丁美洲球员，他在西班牙踢球的收入比1958年那支巴西队全队11名球员收入的总和还要多，而在那一支队伍中，有不少是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

过去的球星们都和地方俱乐部视为一体，贝利来自桑托斯队，加林查来自博塔福戈队，迪迪虽然有过短暂的海外踢球的经历，但仍然被视为博塔福戈队的一员，而且你很难想象他们身上没有穿着自己俱乐部的球衣或是没有身着黄色的国家队球衣。在巴西是这样，在世界各地也都是这样，这要多亏了球员对队服的忠诚和那些写在封建奴役般的合同上的条款，这苦役直到最近还和球员的一生紧紧绑在一起，例如在法国，俱乐部拥有球员到34岁之前的产权：一旦他们不行了，他们才会被允许自由离去。当巴黎五月风暴震惊世界时，为了求得自由，法国的球员们参加了1968年5月的游行示威，领导他们的是雷蒙德·科帕。

游戏结束

足球在运转，地球在旋转。尽管科学表示怀疑，人们还是猜想太阳是一个燃烧的火球，在地球上空工作了一整个白昼之后，由月亮接班，自己则回到天堂消磨夜晚的时光。然而，世界却毫无疑问围绕着一个旋转的足球在运转：有超过20亿人观看了1994年世界杯的决赛，这是这个星球历史上为某一事件所汇集起来的最为庞大的人群。人们对足球的热爱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分享：众多足球的崇拜者在球场和草地上同她一起玩耍，更多的人则坐在他们那电视机前的包厢坐椅上，咬着指甲提心吊胆地看着22个身着短裤的人追逐她、踢她来证明他们对足球的爱。

1994年世界杯结束之后，在巴西每一位新生的婴儿都取名叫罗马里奥，洛杉矶体育场的草皮像比萨一样被出售，每片20美元。足球是一种理由充分的精神错乱吗？是一出原始粗陋的商业活动吗？还是被人操纵的一个玩物？我相信都是，但是它还是更多：一场视觉的盛宴，一种身体的愉悦。一位记者曾经问德国学者多萝西·索勒：“你怎样向你的孩子解释什么是快乐？”

她回答说：“我不会去解释，只要给他一个足球让他去踢就行了。”

职业足球在竭尽所能地剪除足球快乐的能量，但是这种快乐还是不顾一切非难幸存了下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足球总是令我们惊叹的原因，正如我的朋友安格尔·鲁科所说，足球最美妙的东西是它那执著地创造惊奇的能力。技术人员在最细微之处计划得越多，他们越强有力地控制足球，足球就越倔强地作为一门无法预料的艺术。当你不抱任何希望时，不可能的奇迹发生了，侏儒给巨人上了一课，骨瘦如柴、罗圈腿的黑人令古希腊雕塑里的运动员也自愧不如。

正统的历史忽略了足球，这是一个惊人的空白。现代的历史课本没有提及足球，甚至在那些从过去到将来都会一直把足球作为集体身份的原始象征的国家，也是只字未提。我踢球所以我存在：踢球的风格是一种存在的方式，它揭示了不同群体独一无二的形象，也申明了他们追求与众不同的权力。告诉我你是怎样踢球的，我将告诉你你是谁。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踢着不同风格的足球，表达着每一个人独特的个性，而在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维持这种风格的多样化。这是一个强制统一的时代，无论对足球还是任何事物都是如此。世界为人类提供的机会从未有过如此的不公，但是它又给予了人们不同的习性以此作为弥补：在这个世纪末的世界里，人们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极度的厌倦。

多年来我的内心一直受到自己足球记忆以及足球现实的拷问，于是我尝试写些配得上这种异教仪式的文字，它说着如此众多不同的语言，释放出如此普遍的激情，它是如此伟大。通过写作，我将用我的双手来完成我的双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为球场上无可救药的傻瓜和耻辱，我只能求助于用语言来描述这个我如此渴望却无情拒绝了我的足球。

由于这样的拷问，也为了求得救赎，这本小书诞生了。它表达了我对足球的敬意，颂扬了足球的光明，也谴责了它的阴暗。我不知道本书是否展示了足球的本来面目，但是我知道书里的每字每句都是从我的内心生发而出，直到最后一页，现在这本属于我的小书终于出版问世，在这游戏的尾声，我感到一种无法释怀的忧伤，就像人们在翻云覆雨之后都会感觉到的那样。

蒙得维的亚，1995年夏

1998年世界杯

[为1999年版所作的结语]

印度和巴基斯坦实现了他们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的梦想，顺利地跨入了被强国所独占的核俱乐部的大门。亚洲的股票市场崩塌了，同样崩塌的还有印度尼西亚苏哈托的长期独裁统治，他被剥夺了权力，即使他的口袋里还有能够收揽权力的160亿美元。世界失去了以歌声闻名的弗兰克·西纳特拉，11个欧洲国家一致启动了它们的单一货币，欧元。迈阿密消息灵通的人士称，卡斯特罗即将倒台，这只是时间问题。

若昂·阿维兰热让出了王位，坐上他的位置的是皇太子约瑟夫·布拉特，足球王国的高级宠臣。20年前同阿维兰热一起宣布世界杯开幕的前阿根廷独裁者魏地拉将军，被押进了监牢，此时在法国一届新的世界杯正在进行。

虽然法国航空公司的一场罢工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32支球队还是顺利抵达了精美的圣丹尼斯球场参加20世纪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15支欧洲球队，8支美洲球队，5支来自非洲，2支来自中东，另2支来自亚洲。

胜利晚会的大声喧闹之后，是清醒时的低声抱怨：历经一个月的战斗，座无虚席的球场上只剩下大热门巴西和主队法国，他们拔剑出鞘准备在决赛中厮杀，结果巴西队0:3失利。克罗地亚的苏克以6球排名射手榜第一，第二的阿根廷射手巴蒂斯图塔和意大利的维埃里，各打进5球。

根据伦敦《每日电讯报》的科学报道，在比赛期间球迷分泌的睾丸激素几乎和场上的球员一样多，但是跨国公司也在制造同样的骄躁不安，以让球迷们感觉到它们在球场上的存在，巴西队没能成为五星巴西，但是阿迪达斯做到了，从1954年随德国队赢得世界杯开始，这已经是代言三条线的球员第五次取得胜利。阿迪达斯随法国队又一次捧起了这座纯金的世界杯，它还随齐达内一起，获得了最佳球员的奖励。耐克随巴西队和荷兰队获得了第二和第四名。而耐克的巨星罗纳尔多，在决赛中宛如被病魇缠身。年轻的乐途公司随克罗地亚队成功发动了一次政变，克罗地亚此前从未参加过世界杯，头一次参加他们就过关斩将获得第三名。

世界杯结束以后，圣丹尼斯球场的草皮也像上一届世界杯上洛杉矶的草皮一样，被切割出售。本书的作者没有草皮可以出售，不过他希望免费向大家提供和这届比赛有关的足球的点点滴滴。

球　星

对那些销售产品的公司而言，最著名的足球运动员不过是它们的产品。在贝利那个年代，球员踢球就是全部，或者几乎就是全部。到了马拉多纳时代，电视和广告已经掌控足球，情况就变了。马拉多纳的要价很高，但是他为其付出的代价同样高昂：他为自己的双腿开价，付出的是自己的灵魂。

14岁的时候，罗纳尔多还是里约热内卢贫民窟里一名贫穷的混血儿，长着两颗大门牙和一双伟大前锋才有的腿，因为付不起车费，他没法去为弗拉门戈队踢球。到他22岁时，他1小时可以赚1000美元，即使在他睡觉的时候。他淹没在自己的名望和金钱的重压之中，他必须星光闪耀，不断取得胜利，结果在1998年那场决赛前几小时，他一直受到精神紊乱、肌肉抽搐的折磨。人们说耐克逼他上场同法国队比赛，他上场了，但是没有成功，他也没能展示出穿在他脚上的耐克新系列球鞋R—9的优良性能。

价　格

在20世纪末，足球记者较少描述球员的能力，更多关注他们的价格。俱乐部主席、商人、订约人和相关的小商小贩充斥足球专栏。几年前“传球”还是一个关于足球从一名球员转移到另一名球员的动作，现在它更多地暗指球员从一个俱乐部或国家转移到另一个俱乐部或国家的活动。投资这个球星的回报是多少？足球专栏记者用《泰晤士报》上的词汇轰炸读者：出价、买断、优先购买权、出售、止赎、增值、贬值。1998年世界杯期间，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充满了有史以来最为强烈的集体情感，他们的情绪随比赛的进行而起伏，不过也只是商业展览的一个橱窗而已。

足球劳工

足球的新君主约瑟夫·布拉特在1995年底接受巴西评分杂志的一个采访，当时他还是阿维兰热的得力助手。记者向他提出了一些关于正在组建的国际球员工会的问题。

“国际足联不干涉球员的有关事务，”布拉特回应道，“球员是俱乐部的雇员。”

当布拉特这个官僚表示他的轻蔑时，运动员和所有信仰劳工权利与自由的人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在比利时球员让·马克·博斯曼发起的一起诉讼中，欧洲的最高司法机构卢森堡高等法院裁定欧洲球员在履行完合同之后应当恢复自由之身。

不久之后，巴西的“贝利法”更进一步打破了这根封建奴役的链条，但是在很多国家，球员仍然被当做俱乐部的资产，这其中大部分的公司还打着非盈利机构的幌子。

就在1998世界杯之前，教练帕乔·马图拉纳表示了他的看法：“没有人考虑球员的权利。”而且这还将继续是一个显著和普遍的事实，就算球员们终于赢得了自由意志的权利。一名球员在职业足球爬得越高，他的义务也就越大，而且始终远远大于他的权利。他必须靠别人的决定生活，忍受军事约束、残酷训练和不断奔波的痛苦、日复一日的比赛，保持最好的竞技状态，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

当温斯顿·丘吉尔90岁时，他一如既往地愉快自信，一位记者问他健康的秘诀，丘吉尔回答说：“我从不去搞什么体育。”

广　告

今日世界，每一事物皆在流动，每一事物都携带着一定的商业信息，每一位足球运动员都是一面移动的广告板，但是国际足联却不允许球员们穿着象征团结的球衣。这样的冒犯是被明令禁止的。1997年，当一些球员试图在球场上支持一下这个国家那些用绝食来索求工资的老师时，阿根廷足球的首脑胡里奥·格龙多纳就清楚地提醒了我们这一点。这件事前不久，国际足联还对英国球员罗比·福勒在球衣上写标语支持码头装卸工罢工的罪行处以了罚款。

根　源

很多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都因为是黑人或混血人种而遭受过种族歧视。人们根据概率统计来谴责黑人和混血人种的犯罪倾向，但是这些球员在球场上找到了犯罪生活之外的另一种选择，然后他们还成了集体希望的象征。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巴西2/3的职业球员小学没有毕业。他们中一半左右有着黑色或棕色的皮肤，尽管近来走上球场的中产阶级明显增加，但是今日的巴西足球还是和贝利童年时的那个年代没有太大区别，那时候贝利常常跑到火车站去偷花生。

非洲球队

喀麦隆队球员恩扬卡从后场起飞，将奥地利整支球队甩在尘埃之中，然后打进了1998年世界杯最漂亮的一粒进球。但是喀麦隆队并没能走得太远。

当尼日利亚队用他们的快乐足球打败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又和巴拉圭队战平之后，西班牙首相何塞·玛利亚·阿斯纳尔评论说：“甚至是一个尼日利亚人或一个巴拉圭人都能取代你的位置了。”接着，当尼日利亚队停止前进脚步时，一位阿根廷评论员这样裁决：“他们都是一群泥瓦匠，没有一个会用脑子踢球。”

国际足联奖励公平竞赛，但是却不公正地对待尼日利亚队。即使这支队伍刚刚获得奥运会冠军，他们也没有将尼日利亚队划分为第一档的种子队。

黑非洲的球队早早离开了世界杯，但非洲的孩子们仍然继续在荷兰、法国、巴西和其他国家的球队中闪耀。有些评论员称他们是黑鬼，但他们永远不会叫别的人是白鬼。

狂　热

1997年4月在利马，智利军方射杀了占领日本大使馆的一群游击队员，当突击队冲进大使馆开始进行他们闪电般的壮观屠杀时，这群游击队员正在一起踢着足球。他们的领导者内斯托·塞尔帕·卡托里尼死时穿着他热爱的利马联盟俱乐部的球衣。

在拉丁美洲，很少有事情不和足球扯上关系，或者直接，或者间接。无论我们是在一起欢呼庆祝，还是在随着船只渐渐沉没，都能找到足球的身影，有时候足球比什么都要重要，即使那些热爱人类却无法忍受人民的理论家对足球不屑一顾。

拉美球队

墨西哥队在1998年世界杯上表现非常出色，巴拉圭队和智利队是难啃的硬骨头，哥伦比亚队和牙买加队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巴西队和阿根廷队的表现和他们的最佳水平相去甚远，他们过分小心谨慎，不敢大胆地表现自己的快乐和幻想。阿根廷队所有的愉悦和幻想都来自奥特加，他是嬉戏舞蹈的大师，当他在草地上打滚时，却又是一个拙劣的演员。

荷兰队

在拉丁美洲风格的球队中，说实话我最喜欢的是荷兰队。橙衣军团用他们那熟练的步法、迅速的传递牢牢控制着皮球，给观众带来了一种视觉的享受。他们的风格很大程度要归功于球队中那些在南美洲苏里南的奴隶的子孙。

前往法国的10000荷兰球迷中没有一位黑人球迷，但是在场上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他们的黑人球员：克鲁伊维特、西多夫、雷齐格、温特、博加德、戴维斯。中场发动机戴维斯很会踢球也很会制造麻烦：因为他无法接受黑人球员赚的钱比白人球员的要少。

法国队

他们都是移民或是移民的孩子，他们几乎都穿着蓝色的球衣在比赛前唱着《马赛曲》，因为两个漂亮的重要进球，图拉姆被捧为民族英雄，而亨利、德塞利、维埃拉和卡伦布来自非洲、加勒比群岛和新喀里多尼亚。其他的大部分球员则是来自巴斯克、亚美尼亚或是阿根廷的家庭。

最受赞誉的齐达内是阿尔及利亚人的儿子。在胜利庆典的那一天，不知是谁在凯旋门上写下了“齐达内总统”的字样，总统？在法国有很多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小孩，但是没有一个阿拉伯人是议会成员，更不要说是部长级别了。

世界杯期间公布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法国每10个人中就有4个怀有种族偏见，两面派的种族主义使人们对英雄欢呼喝彩，对其他人歧视咒骂。法国人庆祝赢得世界杯的盛况只有半个世纪前可以媲美，那时人们纷纷涌上街头庆祝德国人的占领结束。

鱼

1997年福克斯体育频道上有一则鼓励观众观看足球比赛的广告，广告的主题是“看大鱼吃小鱼”，就这样邀请人们去观看无聊乏味的足球。幸运的是，1998年世界杯中，有很多小鱼把大鱼连皮带骨吃掉的情况发生，这是我有时会看到的足球和生活中光明的一面。

2002年世界杯

[为2003年版本所作的结语]

这是一个崩塌的时代，恐怖主义袭击将纽约的双子大楼夷为平地，布什总统向阿富汗倾泻着弹雨，摧毁了他的父亲和里根总统培植的塔利班独裁统治。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给了军事恐怖最好的掩护，为了让巴勒斯坦人继续为他们没有犯下的大屠杀罪行赎罪，以色列的坦克正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横行肆虐。

《蜘蛛侠》打破了票房纪录；迈阿密消息灵通的人士称，卡斯特罗即将倒台，这只是时间问题；南美国家的榜样阿根廷坍塌了，它的货币、政府还有一切也都轰然倒下；在委内瑞拉，一场政变推翻了总统查维斯，示威的群众试图重新拥立这位被废黜的领导人，但是作为信息自由卫士的委内瑞拉电视台，却未能报道这一不太愉快的事实。

布什和大多数美国参议员竞选活动最为慷慨的赞助者、企业巨人安然公司，因为欺诈而分崩离析，由此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随后使其他一些庞大公司的股票纷纷下挫：世通、施乐、维旺迪、默克——它们都存在近10亿美元的会计差错。国际足联最大的商业伙伴国际体育文化休闲营销公司和基尔希公司也陆续垮台，但是它们那耸人听闻的破产并没有将约瑟夫·布拉特拉下马，他继续以压倒多数的选票端坐在世界足球的王位上。没有最糟只有更糟：比起高高在上的布拉特，阿维兰热简直就像个仁慈的修女。

贝尔蒂·费尔斯特德也终归尘土，这位英格兰最长寿的人是1915年圣诞节英国和德国士兵在无人地带进行的特殊足球比赛的最后一个幸存者。在不知从何而来的一个足球的魔力影响下，战场短暂地变成了足球场，直到尖叫的军官向士兵们提醒他们必须互相憎恨。

32支球队来到了日本和韩国的20座城市，在辉煌的新体育场里开始了第十七届世界杯。新千年的第一届世界杯放在了亚洲举行，在首尔的开幕式之夜，巴基斯坦童工为阿迪达斯缝制的高科技足球开始滚动起来：橡胶球胆，环绕着由泡沫紧紧包裹的网布，最外层是白色的聚合材料表皮，表皮装饰着飞火流星的图案。这就是一个从球场中牟取财富的足球。

有两场世界杯同时进行：一场是有血有肉的运动员的世界杯；一场是机器人的世界杯。这些由程序控制的机器球员在韩国海岸对面的日本港口福冈举行了2002年机器人世界杯。足球产业的商人、技术专家、官僚和理论家们究竟在梦想着什么？这是一个往复出现并和现实越来越像的梦，在这个梦里球员就像机器人一般踢球。

这是一个悲哀的时代征兆：21世纪以效率的名义准许了足球的同一性，并牺牲自由作为成功的祭品。“不是胜者因能，而是能者因胜。”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多年前写道。他当时并非意指足球，但是他本也可以顺带一提。严禁拖延时间，同样也严禁输球，足球简化为一种职业，屈服于收益法则之下，再也没有游戏的玩乐了。和其他事物一样，职业足球好像被一个并不存在的叫美丽之敌联盟（UEB）的全能上帝操控着。

服从、速度、力量和毫无想象力：这就是全球化给足球注入的模式。足球工业在大批量地生产产品，足球已变得冷若冰霜，如绞肉机一般残忍。这是机器人踢的足球，也许这样的无趣被认为是一种进步，但是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早已看透了其中真意，他写道：“处于衰落中的文明总是具有倾向于标准化和一致性的特征。”

让我们回到有血有肉的世界杯来。在开幕式之夜，有超过1/4的人类在电视机前见证了这届杯赛的第一个奇迹。上一届世界杯的冠军法国队被它的前殖民地、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新军塞内加尔队击败。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法国队在小组比赛后被淘汰出局，并且未入一球。另一个大热门阿根廷队也在小组赛中栽了跟头。然后是意大利和西班牙遭到主裁判的不公正判罚后打道回府。所有这些强队都因为一对孪生兄弟而筋疲力尽：对胜利的苛求和对失败的恐惧。世界足球最闪亮的球星被名声和责任压垮了，而他们所在俱乐部近乎疯狂的比赛节奏也使他们不堪重负。

塞内加尔队没有世界杯的经历，没有球星，没有必须胜利的义务或者失败的焦虑，他们以一种优雅平和的状态进行比赛，他们是世界杯比赛的新发现。中国、厄瓜多尔和斯洛文尼亚则经历了第一次的战斗洗礼，不过他们在小组赛后就被淘汰。塞内加尔队以不败战绩进入了1/4决赛，没能更进一步，但是他们连续不断的舞步证明了一个与足球的科学家们格格不入的事实：足球是一项游戏，那些真正同她玩耍的人能够从中感受快乐，也能够令人愉悦。整届比赛我最喜欢的一个进球是塞内加尔队打进的，希奥的脚后跟传球，卡马拉的灵巧射门。另一名塞内加尔球员迪乌夫，平均每场比赛带球8次，像这样赏心悦目的表演在杯赛中似乎是不被允许的。

另一个惊奇的发现是土耳其队，没人相信他们已经缺席世界杯长达半个世纪了。首场对阵巴西的比赛，土耳其队被专横的裁判所欺骗，但是他们一路高歌猛进最终获得了第三名。他们热血优异的表演令蔑视他们的专家哑口无言。

其余的队伍则几乎都让人昏昏欲睡。幸运的是在决赛中巴西队找回了自我，他们挣脱了主教练斯科拉里设置的庸俗的效率牢笼，放开手脚像巴西人那样踢球，于是他们的四“R”组合——里瓦尔多、罗纳尔多、罗纳尔迪尼奥和罗伯特·卡洛斯——便大放光彩，巴西队终于开始了他们节日的欢快舞蹈。

然后他们成了冠军，就在决赛之前，1.7亿巴西人都在诅咒着德国队，德国队最终0:2败北。这是巴西队7场比赛的第七场胜利，两个国家都曾多次进入决赛，但是从未在世界杯中有过交锋。土耳其第三，韩国第四，用市场术语来说，就是耐克拿了第一和第四名，而阿迪达斯位列第二和第三。

巴西的罗纳尔多从长期伤病中恢复过来，打进8球获得最佳射手，他的同胞里瓦尔多进5球排名第二，随后是丹麦人托马森和意大利人维埃里各进4球。土耳其的哈坎·苏克打进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快进球，开场仅11秒。

世界杯第一次选择了一名守门员作为杯赛的最佳球员，他是德国人奥利弗·卡恩。他令对手胆寒，以为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其实他不是(1)。

(1)　 卡恩德文拼写为“Khan”，而成吉思汗在英语中拼为“Ghengis Khan”，故有此说。

2006年世界杯

和往常一样，美国CIA的飞机在欧洲各国的机场徜徉，就像在自己家似的，没有授权，事先不打招呼，什么都没有，便大摇大摆地把他们的囚徒送到散布世界各地的刑讯逼供室。

和往常一样，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为营救一名被绑架的士兵而实施新的绑架，用血与火绑架巴勒斯坦的主权。

和往常一样，科学家们大声疾呼：气候变得异常，极地冰川迟早融化，沿海港口、美丽沙滩都将成为水下世界。可是那些气候异常、大气污染的始作俑者，依旧置若罔闻。

和往常一样，在墨西哥又有人开始为总统大选策划骗局，这个国家的右派总统候选人的连襟已天才地为官方选票计票系统设计出了数据库。

和往常一样，迈阿密消息灵通人士不断散布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即将倒台的消息，言之凿凿地说也就是数个小时之后即将发生的爆炸新闻。

和往常一样，古巴被指责在其境内有人权侵犯记录：就在关塔那摩，美国设在古巴的军事基地里，众多囚徒未被指控、未经司法程序被关押于此。他们中的三名被发现在牢房里自缢身亡，白宫出面解释说，这些恐怖分子乃自杀身亡，其目的是哗众取宠。

和往常一样，当玻利维亚总统莫拉雷斯将石油和天然气国有化时，又掀起一场闹剧，说什么他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而他不过是践行了竞选时许下的诺言。

和往常一样，伊拉克战场上继续着血腥杀戮，因为它是一个盛产石油的国家。与此同时，美国加州著名的Pandemic Studios游戏工作室最新推出的一款游戏里，美国的英雄们入侵了委内瑞拉，因为这个国家也盛产石油。

美国还威胁要入侵伊朗——又是一个盛产石油的国家——因为伊朗企图拥有核武器。按照美国人的说法，这对人类生存是一大威胁。而美国自己却已经扔下过两枚原子弹，一枚摧毁了广岛，另一枚摧毁了长崎。

布鲁诺也是一个威胁。布鲁诺，一头野熊，从意大利逃脱，欢快地穿越了边境线，在德国境内的森林里撒欢。尽管看上去它与足球没有任何关联，警探们仍如临大敌，奉命将之枪杀于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是时，正值第十八届世界杯足球赛隆重开幕前夕。

五大洲，32个国家，64场比赛，12座雄伟壮观、美轮美奂、功能齐全的足球场，主办方是统一的德国：其中11座位于前西德，只有可怜的1座分在了前东德。

这届世界杯一大特色是反种族主义——这种已蔓延世界的瘟疫，因此交战双方在赛前都高举旗帜，共同抵制种族主义。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赛前夕，法国极右翼组织国民阵线领导人让·玛利·勒庞就宣称，法国不承认其国家队，因为其队员几乎全是黑人，而国家队队长齐达内与其说是法国人，不如说是阿尔及利亚人，而且他开场前拒绝唱法国国歌。意大利参议院副院长罗伯特·卡尔德罗李遥相呼应，说法国国家队是由黑人、伊斯兰教徒和赤色分子组成的，他们更喜欢高唱《国际歌》，而不是《马赛曲》，更向往麦加而非伯利恒。再早些时候，西班牙国家队主教练路易斯·阿拉贡内斯先生曾指法国国家队队员蒂埃里·亨利是一坨“黑狗屎”；而南美足协的终身名誉主席尼古拉斯·雷昂斯推出自传时则娓娓道来：“我出生于一个小山村，村里有30名居民和100个印第安人。”

就在整个杯赛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几乎就是决赛最后几分钟时，齐达内这位行将退役的老将，一头顶倒了对方的一名球员。起因是蓝色军团的这名球员屡爆粗口，用的是那些看台上一些无良狂徒的粗言鄙语，肆意侮辱于他。头槌之下，肇事者后仰倒地，受辱者齐达内则被出示红牌，驱逐出场。本应获得全场喝彩欢呼的他，在一片嘘声中永远离开了球场。

这就是他的世界杯。他是本届大赛的最佳球员，除了最后那记头槌，看上去像是一个疯狂的举动，抑或是正当防卫。感谢他在杯赛中精妙的表演，感谢他那充满蓝调的优雅，让我们能相信足球没有无可救药地滑向平庸和丑陋。

* * *

世界杯决赛。齐达内被驱逐出场没多久，意大利人将法国人拖进点球大战，并获得最后的胜利，登上冠军宝座。

直到1968年，踢成平局的比赛还是通过猜硬币来分出最终胜负的。1968年之后，则通过点球大战决出胜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幻无常的运气。这届世界杯上，法国的实力和表现优于意大利，然而，有时候几秒钟发生的事情会决定整场比赛的结果。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阿根廷身上，实力胜过德国一筹，却倒在点球决胜上，只得卷铺盖回家。

* * *

意甲豪门尤文图斯有8名队员出现在柏林的决赛赛场上：5名为意大利效力，3名来自法国。无巧不成书，世界杯开幕前夕，正是尤文图斯被曝光卷入假球丑闻。基于“干净比赛，干净踢球”的精神，意大利法官们为世人查证了意甲假球攻略大全：贿赂裁判、收买记者、伪造合同、大做假账、坐地分赃、操纵电视……在卷入假球风波的俱乐部名单中，AC米兰赫然在列。意大利现任总理贝鲁斯科尼先生所拥有的这家俱乐部在足球界、商业圈和政府部门都干过见不得人的勾当，却屡屡金蝉脱壳、逍遥法外。

* * *

意大利捧回了第四座世界冠军奖杯，法国获得亚军，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德国和葡萄牙。换句话说，彪马战胜了阿迪达斯和耐克。

米洛斯拉夫·克洛泽，德国队前锋，杯赛中攻进区区5粒进球，荣膺最佳射手称号。

美洲和欧洲终于平分秋色，各自怀抱9座世界杯奖杯。

阿根廷裁判奥拉西奥·艾利松多担任了揭幕赛主裁和决赛主裁，这在世界杯历史上还是头一回。说明此君乃不二人选，国际足联没有看走了眼。

还有其他一些纪录被改写，但均和巴西人有关。罗纳尔多，体形虽显臃肿，踢球却依然高效，他成为世界杯史上的射手之王；卡福成为获得世界杯决赛阶段获胜场次最多的球员；而巴西则成为世界杯史上进球最多（201粒）和连胜场次最多（11场）的国家队。

不过，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上，巴西队徒具威名、雄风不再。足坛巨星罗纳尔迪尼奥既没有进球，表现也乏善可陈。愤怒的球迷将他高达7米的雕塑烧成一堆灰烬，只剩几条弯弯扭扭的钢筋，兀自孤立。

这届世界杯最终演变成了欧洲杯，没有拉美人的身影，也没有非洲人的身影，决赛阶段充斥着欧洲的味道。

唯有厄瓜多尔一枝独秀，尽管走得不算远，但球踢得令人赏心悦目。这是一届程式化的世界杯，没有冷门。有球迷如是总结本届世界杯：

参赛球员的行为举止足可为人师表：不吸烟、不喝酒、出工不出力。

比赛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美其名曰：实用。精彩场面屈指可数，艺术足球让位于举重运动员和奥运长跑运动员，只不过他们跑动时，脚下还带着皮球，或倒下一名对方的球员。

大家都在退守，几乎没有人突前。他们筑成一座中国式钢铁长城，守卫着己方大门，只有一名“平原游击队员”在前场游弋，伺机反击。就在几年前，前锋曾是5名之多，如今只剩可怜的1名。照此趋势，前锋将不复存在。

如同动物学家罗伯特·冯塔纳罗萨所证明的那样，前锋和熊猫均属濒危动物。

[本篇由温大琳译自西班牙文]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页

序一　最美丽的运动就该配得上一首最美丽的诗

序二　从左派足球到左派政治

作者自白

足　球

球　员

守门员

偶　像

球　迷

足球狂

进　球

裁　判

教　练

戏　剧

专家们

足球博士们的语言

精心编织的战争

战争的语言

球　场

球

起　源

游戏规则

英国人的入侵

克里奥尔人的足球

弗拉与弗卢的故事

人民的麻醉剂？

一面左右摇摆的旗帜

黑人球员

萨莫拉

萨米提尔

球场上的死亡

弗雷德里希

从残缺到华丽

再次发现美洲

安德拉德

小　环

奥林匹克进球

皮恩迪贝尼的进球

倒挂金钟

斯卡罗内

斯卡罗内的进球

神秘力量

诺洛的进球

1930年世界杯

纳萨奇

加　缪

不可抗力

职业化

1934年世界杯

里约热内卢的上帝与魔鬼

不幸的根源

护身符和咒语

埃里科

1938年世界杯

梅阿查的进球

莱昂尼达斯

多明戈斯

多明戈斯和她

阿蒂略的进球

完美的进球是独一无二的

火车头

莫雷诺

培德雷拉

塞韦里诺的进球

轰　炸

化铁为风的人

接触疗法

马蒂诺的进球

希雷诺的进球

1950年世界杯

奥夫杜略

巴博萨

萨拉的进球

齐津霍的进球

开心果

1954年世界杯

拉恩的进球

移动的广告

迪·斯蒂法诺的进球

迪·斯蒂法诺

加林查的进球

1958年世界杯

尼尔顿的进球

加林查

迪　迪

迪迪和她

科　帕

卡里索

我为衣狂

普斯卡什的进球

圣菲利波的进球

1962年世界杯

查尔顿的进球

雅　辛

亨托的进球

席　勒

马修斯

1966年世界杯

格里夫斯

贝肯鲍尔的进球

尤西比奥

三根门柱的诅咒

佩那罗尔的辉煌年代

罗查的进球

我那可怜的深爱的妈妈

足球没有眼泪

贝利的进球

贝　利

1970年世界杯

雅伊济尼奥的进球

节　日

足球和将军

眨眼之间

马拉多纳的进球

1974年世界杯

克鲁伊夫

穆　勒

阿维兰热

足球的所有者

赫苏斯

1978年世界杯

幸　福

高米尔的进球

贝特加的进球

桑德兰的进球

1982年世界杯

淮北之橘

普拉蒂尼

异教徒的牺牲

1986年世界杯

电视至上

严肃和整齐划一

移动的药箱

嘲笑的歌声

无奇不有

消化不良

1990年世界杯

林孔的进球

胡戈·桑切斯

蝉和蚁

古力特

弑　父

济科的进球

一项逃避的运动

1994年世界杯

罗马里奥

巴　乔

一些数字

输球之责

输球之罪

马拉多纳

一文不值

出口产业

游戏结束

1998年世界杯

球　星

价　格

足球劳工

广　告

根　源

非洲球队

狂　热

拉美球队

荷兰队

法国队

鱼

2002年世界杯

2006年世界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