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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作者的话

在伦敦，自主经营的精神病门诊诊所为数不多，而且显然这些单位都采用了同类的专业治疗方法，都是按照国家统一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组建，在治疗方法和管理程序方面难免大同小异。其中几家诊所与斯蒂恩诊所极其类似。不得不提的是，这家斯蒂恩诊所是杜撰的，它所在的广场也是杜撰的。它的病人或者工作人员，包括医护与勤杂人员，都不能与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对号入座，发生在它地下室的那些悲惨事件的根源只存在于奇妙的心理世界——犯罪小说作者的想象中。

——P.D. 詹姆斯

第一章

在斯蒂恩诊所临街的一楼诊室里，心理咨询医师保罗·斯坦纳医生正在听病人伯奇先生为第三次婚姻的失败找借口。伯奇先生躺在舒适的长沙发上，以便更好地诉说自己的复杂心理。斯坦纳医生靠坐在一把特制的椅子上。这种诊室专用座椅是医院管理委员会为咨询师订制的。它是多功能型的，坐着还蛮舒服，不过使用者的头部无法向后靠。他脖子上的肌肉会时不时不由自主地剧烈抽搐，把他从暂时的恍惚拉回周五晚心理门诊的现实之中。10月以来，只有今天比较暖和。过去两周出现了严重的霜冻，诊所员工冻得瑟瑟发抖，要求供暖。正式启用中央供暖那天，适逢最美的金色秋日，外面的广场被橙黄色街灯照得通亮，护栏里晚秋的大丽花五彩缤纷，恍如一派盛夏景象。此刻已接近晚上7点。诊所外，白天的暖气早被朦胧的雾气驱散，阵阵寒意正伴随着夜色降临。可是诊所内中午的余温仍未散尽，空气有些沉闷，似乎混进了太多因交谈而产生的浊气。

伯奇先生带着娘娘腔，喋喋不休、夸大其词地抱怨他几任妻子不成熟、性冷淡，而且很迟钝。纵使斯坦纳午餐吃得太饱，下午茶又没忍住吃了个奶油甜甜圈，也没有影响他的诊断。经斯坦纳医生的临床判断，伯奇先生还无法直面自身的严重缺陷。他只能等时机成熟再实话实说，告诉他他的三任妻子都有个共同的缺点，即在选择丈夫时判断能力低下。

斯坦纳医生没有因病人的表现而感到义愤填膺。如果让这种不当情绪影响自己的诊断，那就真的不道德了。生活中难得有会让斯坦纳医生义愤填膺的事，但大多数事情他都看不顺眼，其中许多事与斯蒂恩诊所及其管理有关。他对行政主管博勒姆小姐很有意见，认为她只关心每次坐诊处理的病人数量，以及差旅费报销是否合规这类烦人的规章制度。他还对自己每周五晚的门诊与詹姆斯·巴古雷医生的电击疗法门诊在时间上有冲突而感到不满。斯坦纳医生认为自己的病人非常睿智，明智地选择了自己来为他们进行心理治疗，却因这时间上的冲突，不得不与候诊室里那些巴古雷乐于接触的病人——那些心情沮丧的家庭主妇以及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神病患者混坐在一起。斯坦纳不愿意用四楼那些诊室，不喜欢那些由宽敞、优雅的乔治亚式房间分隔成的比例失调的诊室。它们使他感到不快，配不上他这样高等的医生，也配不上他所从事的重要工作。他认为自己的坐诊时间不便改动，应该改时间的是巴古雷。可巴古雷医生不肯相让。从这件事上，斯坦纳医生感到了博勒姆小姐的影响力。斯坦纳医生曾要求把一楼诊室改造成隔音的，医院管理委员会却以经费为由将其否决。但他们没有反对向巴古雷医生提供一台价格昂贵的新电击设备的提议，尽管这台设备只能将他那些本就不太清醒的病人电到神志不清。当然，这个决定是医院管理委员会做出的，但博勒姆小姐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在谩骂管理层的时候，斯坦纳医生发现自己最好忘了她对医委会无所不在的影响。

电惊厥疗法那惹人愤怒的场面令人难忘。当年建造这幢楼的人希望它能永久屹立，可是就连这间诊室坚固的橡木门也挡不住星期五晚上进进出出的人。五年前，一名女病人悄悄溜进了地下室的厕所，在那个很不卫生的地方寻了短见。从此以后，诊所的大门下午6点就会关闭，来看晚间门诊的病人必须进行出入登记。斯坦纳医生的心理治疗常伴随着大门口的铃声、病人进出的脚步声、病人亲属或陪护的劝慰声或他们与安布罗斯护士长的道别声。斯坦纳医生疑惑不已，为什么那些亲属觉得有必要冲着病人大声说话，好像他们不仅是精神病患者，还是聋子。不过也许经过巴古雷及那台魔鬼机器的治疗，他们真会变成这样。最糟糕的是诊所的清洁工肖特豪斯太太。人们也许会想，可以把艾米·肖特豪斯打扫卫生的时间安排在清晨，而一般也该这么安排，因为这样对诊所工作人员的影响最小。可是肖特豪斯太太认为，如果晚上不再干两小时，她就根本干不完。博勒姆小姐表示同意。自然，她会同意，但在斯坦纳医生看来，她在星期五晚上根本没有做什么内务活儿。肖特豪斯太太对于电惊厥疗法的病人情有独钟——她自己的丈夫就曾接受过巴古雷医生的治疗——在治疗时间，人们往往会看见她在大厅和一楼总务处办公室里徘徊。斯坦纳医生不止一次地在医务委员会上提过这件事，但让他生气的是同事们普遍对此不感兴趣。肖特豪斯太太应该去干活，而不是在这些地方逗留或是站在那里跟病人谈天说地。博勒姆小姐平常对其他工作人员的要求严苛得过分，却没有丝毫要严格管束肖特豪斯太太的意向。谁都知道，要找到较为合格的内部清洁工很难，但一个内行的行政管理者总有办法找到。优柔寡断解决不了问题。但想让巴古雷去说肖特豪斯太太的坏话是不可能的，而博勒姆也绝对不会批评巴古雷。这个可怜的女人也许爱上了他。幸好巴古雷并不会采取果断的态度，只会穿着那件特长的白大褂，像个二流的牙科医生那样在诊所里转悠。说实话，他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咨询门诊医师应有的尊严。

走廊上有穿着靴子走动的声音。这大概是巴古雷的病号老蒂皮特，一个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九年来，他每周五晚上都到艺术疗法部来做木雕。一想到蒂皮特，斯坦纳医生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个人根本就不适合到斯蒂恩诊所来治疗。斯坦纳先生觉得，如果他好到可以出院了，就应该让他转去一家日间医院，或者去县议会的庇护工坊。正是蒂皮特这样的病人让诊所的名声变得莫名其妙，掩盖了它以分析为主的心理治疗中心这个实际功能。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斯坦纳精挑细选的一个病人撞见蒂皮特在诊所里四处转悠，使斯坦纳感到很尴尬。蒂皮特一个人在外不安全，他总有一天会出事，这样一来，巴古雷就有麻烦了。

正当斯坦纳医生幸灾乐祸地幻想这位同事可能会有麻烦了的时候，前大门的门铃响了。真是的，响得多不是时候!这一次显然是医院的某个司机在呼叫病人。肖特豪斯太太走到前门，很快就把他们打发走了。她那怪异的尖叫充斥了满走廊。“再见啦，伙计们。下周见。如果你那时候还没好的话。”

斯坦纳医生面部肌肉抽搐着闭上了眼睛。但他的病人似乎没听见外面的声音，正兴致勃勃地大谈他自己的事，这是他最大的嗜好。实际上，在过去的二十分钟内，伯奇先生的大声抱怨就没有停止过。

“我不想假装自己是个很好相处的人。我不是，我是个很复杂的恶棍。这是我的前妻西达和西尔维娅永远无法理解的。当然，其根源是很深的。你还记得我们6月的那次治疗吗？我觉得自己当时说出了一些很根本的问题。”

斯坦纳医生记不清伯奇先生所说的那次治疗，而且对它也不感兴趣。但伯奇先生的那些“根本问题”倒是很接近表象，随时都可能暴露。一阵莫名其妙的平静降临了。斯坦纳医生在自己的记事簿上饶有兴致地胡乱涂画，而后还把它倒过来端详，对自己涂鸦的兴趣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病人的关心。突然，他意识到外面传来某种声音，起初很微弱，继而逐渐增强。一个女人在发疯般地不住尖叫，那叫声犹如野兽的号叫，令人毛骨悚然。斯坦纳医生觉得很不愉快。他天生胆小而敏感。虽然这份工作常常使他需要面对一些他人的情感上的危机，但他本人更善于规避它们，而不是自如地应付。他因恐惧而恼火，从座椅上跳起来大声说：“天哪!真是太糟了!博勒姆小姐干什么去了？这地方难道就没有人管事了？”

“怎么了？”伯奇先生就像玩具盒中的小人般翻身坐起来，用比平时低半度的声音问道。

“没事，没事。有个女人疯了，仅此而已。待着别动，我马上回来。”斯坦纳叮嘱他说。

伯奇先生又躺下了，眼睛和耳朵却都在关注诊室的门。斯坦纳医生来到了大厅。

突然，在场的几个人一齐转过身来看着他。年轻的打字员珍妮·普里迪紧紧抓住那个叫彼得·内格尔的保安。后者显得很茫然，尴尬而同情地拍着她的肩膀。肖特豪斯太太也在场。那女孩的尖叫慢慢地变成了抽泣，但她仍然浑身发抖，面色如土。

“怎么回事？”斯坦纳医生厉声问道，“她怎么了？”

还没等有人答话，电惊厥诊治疗室那扇门就打开了。巴古雷医生走出诊室，跟在他后面的是安布罗斯护士长和麻醉师玛丽·英格拉姆医生。大厅里好像瞬间挤满了人。“镇静下来，这才是好姑娘。”巴古雷医生语气温和地说，“我们可是在办诊所。”他转身面对彼得·内格尔低声问道：“究竟怎么回事啊？”

内格尔刚准备开口，珍妮小姐突然恢复了自控。她摆脱彼得，转身对巴古雷医生非常清晰地说：“是博勒姆小姐。她死了，有人杀了她。她在地下室的病历档案室里被谋杀了。是我发现的。伊妮德·博勒姆被人给杀了!”

她紧紧抓住内格尔，又哭了起来，但是声音小多了，无助的颤抖也止住了。巴古雷医生对内格尔说：“带她去诊疗室，让她躺下，最好给她喝点儿什么。这是钥匙。我很快就回来。”

他朝地下室的楼梯走去，其他人乱哄哄地跟在他后面，把那个姑娘丢给了内格尔照看。斯蒂恩诊所地下室里照明很好，房间都被诊所加以利用了。像大多数精神病诊所一样，诊所的空间总是不够用。在地下室，除了锅炉房、电话设备室和保安宿舍，还有艺术疗法部和病历档案室，以及房子前部的一间麦角酸病人治疗室。这群人走到楼梯底层时，麦角酸治疗室的门打开了，博勒姆小姐的堂妹玛丽安·博勒姆护士向外面瞧了一眼——在房间阴暗背景的衬托下，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她就像个虚无的幽灵。她那温和、困惑的声音沿着过道传进他们的耳朵里：“出什么事了？

几分钟前我似乎听见了谁在尖叫。”

安布罗斯护士长以唐突的权威口吻说：“没什么大事，护士。回去看护你的病人。”

白色身影消失了，门也随之关上了。安布罗斯护士长转身对肖特豪斯太太说：“肖特豪斯太太，这儿没你什么事了，请你到上面去。珍妮小姐也许要喝点茶什么的。”

肖特豪斯太太嘴里不满地咕哝着，不过还是知趣地走了。三位医生领着护士长继续前行。

病历档案室在他们右侧，位于保安休息室和艺术疗法部之间。档案室的门半开着，里面还亮着灯。

斯坦纳医生一反常态，关注起细枝末节来，竟注意到钥匙还插在锁孔里。四下里没有任何其他人。几乎与天花板同高的钢架子上密密麻麻地摆放着一排排牛皮纸文件夹。那些架子的摆放与门呈直角，形成了几条狭窄的通道，每个通道上方都有一盏日光灯。四扇窗户位置很高，都装有铁栏杆，而且或多或少都被架子挡住。这个小房间里空气不流通，很少有人光顾，几乎无人打扫。这几个人走进第一条通道，然后左拐进入一个没有窗户、没有架子，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的空间。在这里可以对档案进行分类上架，或者方便人们在不拿走档案的情况下摘抄其中一些信息。这里一片狼藉，那把椅子侧翻着，病历散落了一地。有的病历封面被撕开，几页内页也被撕毁了，有些被塞在架子隔板与下层病历的缝隙中。这些缝隙显得太狭窄，根本无法支撑这些纸张的重量。在这片混乱中，伊妮德·博勒姆躺着的尸体就像《哈姆雷特》中体态丰盈的奥菲利娅，很不协调地漂浮在纸张形成的波浪中。她的胸前有个沉重、奇特的木雕。她双手交叉抱着木雕的底座，这使得她看起来像是在模仿某种母性形象，非常可怕。

毋庸置疑，她已经死了。斯坦纳医生尽管感到恐惧和恶心，但还不至于影响他做出最终的诊断。他看着那个木雕大声说：“蒂皮特!这是他崇拜的雕像!是他引以为傲的木雕。他在哪儿？巴古雷，他是你的病人!这件事最好由你来处理!”

他神情紧张地四下张望，仿佛在期待蒂皮特突然出现，如同暴力化身般举起手臂准备袭击人。

巴古雷医生跪在尸体旁，平静地说：“蒂皮特今晚没来。”

“可是他每周五都会来的!这是他的雕像!这是他的凶器!”斯坦纳医生大声指责这无知的辩驳。

巴古雷医生用拇指轻轻地翻开博勒姆小姐的左眼皮，头也没抬就说：“今天上午，我们接到了圣卢克医院的来电。蒂皮特因肺炎在那里住院了。我想那是周一开始的事。反正他今天晚上不在这儿。”他突然惊叹了一声。两个女人弯下腰，更近距离地观察那具尸体。无法参与这种调查的斯坦纳医生听见巴古雷说：“她还被人捅了，看来是在心脏部位，被一把黑柄凿子捅的。这不是内格尔的吗，护士长？”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斯坦纳医生听见安布罗斯护士长说：“看起来很像，医生。他的工具都是黑柄的。他通常将这些工具放在保安休息室里。”接着，她很谨慎地补充说，“这些工具谁都能拿得到。”

“看来似乎有人拿到了。”说着，巴古雷慢慢站起来。他的眼睛依然看着那具尸体，“护士长，给门口的保安卡利打个电话，好吗？别吓着他，但是要告诉他，不准任何人进出这幢大楼，包括病人。然后给埃瑟里奇医生打个电话，叫他下来。我想他这会儿应该在自己的诊室。”

“我们报警吗？”英格拉姆医生紧张地问道。她那张安哥拉兔般荒诞的粉色脸颊此刻更红了。即使在这个非常戏剧化的场面，人们也不关注英格拉姆医生是否在场。巴古雷医生面无表情地看着她，好像暂时忘却了她的存在。

“我们先等医务主任来。”他说。

安布罗斯护士长离开时，浆洗的工作服发出一阵沙沙的声响。离得最近的电话就在病历档案室门外，但被几层纸板隔开了，为的是阻隔所有外界的噪声。斯坦纳医生竖起耳朵，但没听见护士长拿起话筒的声音，更没听见她低低的说话声。他强迫自己又看了一眼博勒姆小姐的尸体。他觉得博勒姆生前相貌平平，毫无魅力，现在看来还死得尊严尽失。她躺在那里，膝部弯曲，向外张开，粉红色的羊毛内裤清晰可见，显得比浑身赤裸还不雅观。她那张肥胖的圆脸十分平静，两条粗辫子盘在宽宽的额头上，一点也不散乱，那古板的发型也没有任何松散的迹象。这使斯坦纳浮想联翩，觉得那两条毫无生气的大辫子会散发出某种奇妙的分泌物，使它们永远稳当地盘在她那平静的额头上。看见她死得如此毫无防备、毫无尊严，他有心同情她，也曾感到很害怕，不过他真正意识到的只有厌恶。对于这种荒谬、可怕、可憎的场面，他不可能产生同情心。他脑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一个恶心的词——淫秽。他感到一股莫名其妙的冲动，想把她的裙子往下拉一拉，想把她那张浮肿、可怜的脸遮一遮，想把从她鼻子上滑落、斜挂在左耳上的那副眼镜替她戴好。她半睁着眼睛，噘着小嘴，好像正对这种毫无尊严、毫无价值的结果表示出不满。斯坦纳医生对这副样子并不陌生。博勒姆小姐活着的时候他就看见过。他心想：“她看起来就像在审查我的差旅费报销单。”

突然，他觉得自己不禁想偷笑，笑意已膨胀到难以控制的地步。他意识到这种可怕的冲动是精神紧张和受到惊吓所导致的，但是理解无助于控制情绪。他感到无能为力，转身背对着同事们，想尽快镇静下来，于是紧紧抓住档案架的边框，把额头抵在冰凉的金属上，陈年病历呛人的霉味直冲他的口鼻。

他没有意识到安布罗斯护士长已经返回，但突然听见她说：“埃瑟里奇医生马上就到。卡利在大门口，我告诉他不要让任何人离开。斯坦纳医生，你的病人正在胡搅蛮缠。”

“或许我回他那儿去比较好。”而当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候，斯坦纳医生恢复了自控。他觉得和其他人一起等医务主任的到来更重要。他不能错过一些重要的话和重要的事，因此等待才是比较明智的做法。但他也不愿意和尸体待在一起。档案室就像一间手术室，虽然灯火通明，却幽闭、恐怖，而且异常闷热，使他觉得自己像掉进陷阱的野兽。堆满病历档案的沉重架子似乎压在了他身上，迫使他的目光一次又一次落在纸棺材上那具残破的尸体上。

“我要待在这儿，”他做出决定，“伯奇先生也必须像其他人一样等着。”

他们站在那里，谁也没有说话。斯坦纳医生发现安布罗斯护士长除了面色苍白似乎无动于衷。她一本正经地平静站着，双手放在围裙前面，轻轻握在一起。在将近四十年的护士生涯中，她肯定曾无数次地这样站在病人床前，静默无语，毕恭毕敬，等候医生的吩咐。巴古雷医生拿出雪茄，对着烟盒看了看，好像因为烟盒出现在自己手里而感到奇怪，随后又把它放回了自己的口袋。英格拉姆医生似乎在悄悄地流泪。斯坦纳医生觉得自己听见了她的喃喃细语：“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女人啊!”

很快，他们就听见了脚步声，医务主任出现在他们面前，身后跟着资深高级心理学家弗里德里卡·萨克森。埃瑟里奇医生跪到了尸体旁。他没有去碰尸体，可是离它的脸很近，似乎想去亲亲死者。萨克森小姐很快地瞟了巴古雷医生一眼，两人的目光本能地相遇，然后又很快地分开了。这一切都没能逃过斯坦纳医生犀利的小眼睛。

“出了什么事？”她小声说，“她死了？”

“是的。显然是被谋杀的。”巴古雷语气平淡地说。萨克森小姐突然打了个手势。在难以置信的一瞬间，斯坦纳医生闪过了她要在胸前画十字的念头。

“谁干的？不是可怜的老蒂皮特吧？这是他的雕像，肯定没错。”

“是的，但是他不在这里。他得了肺炎，住在圣卢克医院。”

“哦，上帝呀!那是谁呢？”这时候，她走到离巴古雷医生比较近的地方。他们都没有再移动。埃瑟里奇医生从地上爬起来。

“你说得对，当然。她死了，显然是先被打昏，然后心脏部位被捅。我上去打电话报警，并且把消息告诉其他工作人员。我们最好让大家待在一起。我们三个得把整幢楼搜一下。当然任何东西都不能碰。”

斯坦纳医生不敢直视巴古雷医生的眼睛，但他一直觉得让埃瑟里奇医生扮演沉着、有权威的行政管理者显得有点怪，而且他觉得巴古雷医生也有同感。

突然，他们听见了一阵脚步声。高级心理学社会工作者露丝·凯特尔小姐从档案架后走了出来，眯起近视眼仔细地看着他们。

“啊，你来了，主任，”凯特尔小姐上气不接下气地拖长声音说(斯坦纳医生心想，工作人员中只有她这样称呼埃瑟里奇医生。天知道为什么她要这么叫，这种称呼让人觉得这地方是家自然疗法诊所)，“卡利告诉我说您在地下室。您不忙吧？我很难过，我不想添麻烦，不过这也太糟糕了!博勒姆小姐给我在星期一上午10点预约了一个病人。我刚刚才在记事本上看到这个预约。当然，她事先没有咨询我的意见。她知道我当天10点要去看莫里卡夫妇的。恐怕她是故意的。您知道，主任，真该有人对博勒姆小姐做点什么了。”

巴古雷医生站到一旁冷冷地说：“已经有人做了。”

在广场的另一端，刑事调查局的亚当·达格利什警司正在参加一场秋季雪利酒招待会。主办方是他的出版商。最近适逢他的第一部诗集第三次印刷。他没有高估自己的才华，也没有误判这本诗集的潜力。那些诗反映了他超然、讽刺，以及从根本上来说焦虑不安的精神状况，因而正好抓住了公众的情绪。他认为其中有五六首连他自己也不喜欢。同时，他发现自己被冲刷到一片陌生的浅滩上，在那里，代理人、版税和评论都是诱人的危险。还有这场招待会，他曾认为这种招待会毫无乐趣可言，只是一种折磨，不过这场却让他乐在其中。赫恩和伊林沃思两位先生不可能拿出劣质的雪利酒，就像他们不可能推出劣质的作品一样。达格利什估计他的出版商从他的作品中所获的利润在招待会的头十分钟就被喝下肚了。老休伯特·伊林沃思勋爵只在招待会上露了个面，跟达格利什敷衍地握了握手，而后就慢吞吞地走了，嘴里还低声嘟囔着什么，仿佛因为公司名单上多了一位作者，他和出版商更加不满足于既定的成功了似的。在他看来，所有的作者都是早熟的孩子，既要予以容忍，也要予以鼓励，不要过于激动，以免他们在上床睡觉之前像小孩那样哭哭啼啼的。

除了休伯特勋爵短暂的露面，招待会没有多少令人愉悦的场面。来宾中几乎没人知道达格利什是侦探，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希望他谈论自己的工作。当然有人会不可避免地认为一个抓捕凶手的人写诗很奇怪，不过他们说这些话时还是知道分寸的。可以推测，无论在如何处置凶手上意见多么不同，他们还是希望把凶手抓住的。但是他们对抓捕行动实施者的态度则表现出了典型的矛盾心理。达格利什对他们这种态度已习以为常，而且不觉得讨厌。使他反感的是，很多人认为作为谋杀团伙的成员挺有意思。但是，假如有人有神秘的好奇心，在这样的招待会上做出愚蠢的行为，也肯定会有另外一些令人愉悦的人说出一些令人愉悦的话。一个作家，无论表面上对自己的才华持多么超然的态度，都不会拒绝接受微妙、公正、肯定的赞扬。达格利什怀疑那几个赞扬他的人连他的诗作都没读过，一些人甚至连买都没买。他让自己尽量不要怀疑的同时，发现自己有点自鸣得意，而且很诚实地承认了其中的原因。

第一个小时还比较热闹，可是19点一过，他就发现自己端着杯子，独自一人站在詹姆斯·怀亚特那华丽的壁炉架旁边。壁炉中，几根小木柴在燃烧，给房间带来了淡淡的乡间气息。他原本被一群人环绕，现在却发现自己突然成了孤家寡人，周围的声音越来越小，摩肩接踵的人们似乎已经退去，变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神秘，就像演员站在远处某个舞台上。这些感受令人费解。达格利什后脑勺靠在壁炉上，品味着这属于他的片刻时光，欣赏着这间房间的优雅比例。突然，他看见了黛博拉·里斯科。她肯定是悄悄地进来的。他很想知道她来了多久。他那发散式的平静和快感转瞬之间变成了喜悦，就像恋爱中的男孩首次约会时那样，既有渴望，也有痛苦。她一眼就看见了他，于是端着杯子慢慢地穿过房间朝他走来。

她的出现完全出乎达格利什的意料，他没有自欺欺人，知道她完全不是因为他才来的。自从他们上次见面之后，这似乎已不大可能了。

他说：“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

“反正我也要来，”她回答说，“其实我就在这里工作。母亲死后，费里克斯·赫恩给我找了这份工作。我还是能派点用场的。我是个普通勤杂工，也干点速记、打字什么的。我在学习一门课程。”

他微微一笑：“你说得这像是种治疗似的。”

“呃，某种意义上，的确是。”

他没有假装听不懂。两个人都沉默了。达格利什知道，只要提起将近三年前导致他们第一次相遇的事，他就有一种病态的敏感。哪怕稍微提起，他也无法忍受。大约半年前，他在报上看到了黛博拉母亲去世的消息，却无法给她发个信息或者说两句安慰话，因为这似乎也不妥当。不管怎么说，他对黛博拉母亲的死也负有责任。直到现在，那也难以轻松提起。他们谈到了他的诗歌和她的工作。他与她进行着这种随意、轻松的闲聊，心想如果约她吃个饭，不知她会不会答应。如果她不直截了当当场拒绝——她也许会——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交往的开始。他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只是想和一位漂亮的女士愉快地进一次餐。达格利什不知道她对自己的看法，不过自从他们上次见面之后，他就知道自己已经接近了恋爱的边缘。如果她接受邀请——无论是今天或者任何一个晚上——他的孤独生活就会受到威胁。这毋庸置疑，而他不禁因此害怕起来。自从妻子死于分娩之后，为了摆脱痛苦，他就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孤立起来，不去触碰那痛处。性生活对他而言变得不过是一种技巧训练，风流韵事只是情感上的孔雀舞，正式而循规蹈矩，但又无须任何承诺。当然，她是不会接受的。达格利什绝对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她对自己感兴趣。正是因为确信这一点，他才能信心满满地自由遐想。但他也想试试自己的运气。在交谈过程中，他反复琢磨着这样的词句，这么多年之后，他冷漠但饶有兴致地发现自己身上竟仍存在着小青年般的不确定性。

有人在他肩膀上轻轻地拍了一下，使他吓了一跳。原来是会长的秘书来通知他有电话找他：“是苏格兰场的来电，达格利什先生。”她说话时很好地抑制了自己的好奇，好像赫恩和伊林沃思的作者总是接到苏格兰场的来电似的。

他对黛博拉·里斯科微笑着说了声“失陪”。她无奈地轻轻耸了耸肩。

“我一会儿就回来。”他说。不过他从交谈的人群中慢慢穿过时，就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

电话在会议室隔壁的小办公室里。室内的椅子上满是手稿、卷起的长条校样和积满灰尘的卷宗，他不得不小心地从空隙间穿过去接电话。赫恩和伊林沃思营造了一个老式的悠闲氛围以及杂乱无章的环境，掩盖了有时会使他们的作者感到不适的高效和对细节的关注。

电话中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你吗，达格利什？招待会怎么样？好，很抱歉打扰你的雅兴，不过如果你顺便过来一下，我将不胜感激。斯蒂恩诊所，31号。你知道这地方，就是那家专治上流社会人士的精神疾病的医院。好像是他们的秘书或者行政管理人员什么的被人杀了。犯罪现场在地下室，受害人头部遭到重击，然后心脏被刺，手法很专业。伙计们都在往那里赶。当然啦，我会把马丁派给你。他会把你的东西带过去的。”

“谢谢你，长官。是什么时候接到报案的？”

“三分钟前。是医务主任打来的。他做了简明的陈述，说每个人都有在推定死亡时间内的不在场证据，并解释了诊所里病人不可能作案的理由。后来说话的是一个姓斯坦纳的医生。他说我们大约五年前见过，是在他已故大舅子的宴会上。斯坦纳医生向我解释说，这不可能是他干的，还专门告诉了我他对凶手心理状况的解释。他们都读过非常优秀的侦探小说，所以没有人动过尸体。他们已禁止任何人进出诊所，诊所内所有人员都集中在一个房间以便相互监督。你最好赶紧过去，达格利什，否则不等你赶过去，他们就要动手解决问题了。”

“医务主任是谁？”达格利什问道。

“亨利·埃瑟里奇医生。你肯定在电视上见过他。他是官方的心理治疗专家，致力于让这个职业受人尊敬。他相貌非凡，为人非常传统，也非常认真。”

“我在法庭上见过他。”达格利什说。

“当然。他在劳特莱奇案件中出过庭吧？他说得我真拿出手绢儿擦眼泪了。我比大多数人都了解劳特莱奇。很自然，如果能找到的话，任何辩护委员会都会选择邀请埃瑟里奇。你知道他们的哭诉：给我找一个值得尊敬的心理治疗医生，讲英语，而且不会让陪审团感到惊讶，也不会使法官觉得反感。回答：埃瑟里奇。就这样吧，祝你好运!”

局长很乐观，认为他的信息可能会干扰这场招待会。可是招待会已经到了任何独自赴宴的客人离去都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阶段。达格利什向主办方表示谢意，向看见他的几个人挥手告别，几乎无人察觉地离开了大楼。他没有看见黛博拉·里斯科，也没有去找她。他已经在思考即将开始的工作了，而且觉得自己得救了，至少，他离开了别人的冷落，说得重一点，就是离开了愚蠢。这不过是一场短暂、撩人、毫无结果，而且令人心绪不宁的聚会，好在它已经成为过去。

达格利什穿过广场，来到斯蒂恩诊所，走进那幢乔治时期的楼房，回想起了他所接触过的关于此地的几件事。有一句俏皮话说，你必须神志特别正常，才能接受斯蒂恩诊所的治疗。这个诊所当然很有名气，不过达格利什认为这也许是徒有虚名。在选择病人的时候，它更多地关注他们的才智和社会阶层，而不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它有一套只有心理检查的狂热者才不会被吓退的诊断程序，然后再把他们置于长长的候诊名单末尾，以确保病人在接受首次实际心理治疗之前，时间这剂良药已经发挥了它最大的疗效。达格利什记得，斯蒂恩诊所有一幅莫迪利安尼的作品，虽不是一幅名画，也不是那位画家的代表作，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是一幅莫迪利安尼的真迹。它悬挂在二楼会议室内，是一位病人赠送的谢礼，代表了诊所在公众眼中的形象。其他国家卫生服务机构的墙上挂的都是红十字会绘画图书馆的复制品。斯蒂恩诊所的工作人员毫不掩饰地说，纵使是二流的原创作品，也比一流的复制品更配他们诊所。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确实弄到了一张二流的原作。

这幢楼是乔治亚风格的联排房，坐落在广场南端一角，舒适、低调且非常宜人。它的背面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可以直通林肯广场的皇家马厩。它有一间带护栏的地下室。一座宽阔的阶梯直通正门，两旁的护栏呈弯曲状向大门延伸，阶梯上还有两根铸铁的灯柱。在大门右侧有块并不起眼的黄铜牌，上面刻着该诊所所属医院管理委员会的名称，下面是“斯蒂恩诊所”几个大字。铜牌上没有其他任何信息。斯蒂恩诊所没有向世俗宣传过它的疗效，也不希望招惹大批当地的精神病患者上门求医问诊。诊所外停着四辆车，但还没看见警察。这幢房子显得非常安静。它的大门紧闭，上方优雅的亚当式扇形窗和一楼拉起的窗帘缝中都透出了灯光。

达格利什按门铃的手指还没放下，门就打开了。他们一直在等他。一个身穿保安服、身材结实的年轻人打开大门，一言不发就让他进来了。大厅里亮着灯，温暖的灯光驱散了秋夜的寒气。大门左侧是一间有玻璃挡板的小接待处，里面有一台电话交换机。另一名保安年纪大得多，坐在电话交换机面板前，显得垂头丧气。他扭头用湿润的眼睛瞥了达格利什一眼，然后转过头继续专注地盯着工作面板，仿佛警司的到来给这令人无法承受的重担添加了最后一根稻草。如果没有这个担子，他就解脱了。在大厅的主要部位，接待委员会成员走上前来，医务主任伸出手，像是在欢迎客人。“是达格利什警司吗？见到您很高兴。请允许我介绍我的同事，詹姆斯·巴古雷医生和医管会秘书劳德先生。”

“先生，您来得很快呀。”达格利什对集团秘书劳德说。

劳德当即回答：“我两分钟前赶到后才听说出了谋杀案。今天午饭时，博勒姆小姐打电话说急于见我。她说所里出了事，她需要有人给她出主意。我尽快赶了过来，发现她已经遇害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有理由决定留下来。看来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多大的帮助。”

“无论如何，你恐怕来得太晚了。”埃瑟里奇医生说。

达格利什发现他比电视中看起来矮了许多。他的脑袋很大，额头很宽，头上像婴儿般又细又软的白发秃成了一道“光环”。他的躯体已自然老化，难以支撑那颗很重的脑袋。虽然很难猜测他的年龄，但达格利什觉得他肯定不止六十五岁，而是接近七十岁，到了医生正常退休的年龄了。他脸上气色很好，面颊红润，像油彩画上去似的，湛蓝的眼睛上方是两道扬起的眉毛，俨然一副不可摧毁的侏儒形象。达格利什认为他那两道具有穿透力的目光和那副柔软而有说服力的声音显然不是一个医生的行医资本。

相比之下，詹姆斯·巴古雷医生身高六英尺，与达格利什不相上下。他给人的直接印象是有种强烈的倦怠。他那件白大褂松松垮垮地耷拉在弯弯的肩头。他虽然比较年轻，却缺乏医务主任那股勃勃生机。他笔直的头发已经开始变成灰色，时不时就需要他用他那被尼古丁熏黄的手指将它们从眼前拨开。他的相貌英俊，面庞骨感，但皮肤缺少光泽，眼睛也不明亮，好像永远是那么疲惫。

医务主任说：“您肯定想马上去看看尸体。如果您不反对，我想让我们年轻的保安彼得·内格尔一起下去。他的凿子是凶器之一。我不是说这个可怜的家伙可能能帮上多少忙，但您肯定有问题要问他。”

“到时候我每个人都要问。”达格利什回答说。

医务主任显然大权在握。巴古雷医生虽然没有说话，却似乎很乐意接受这样的角色。劳德显然已经决定采取暂时观望的态度。在大家朝大厅后的地下室楼梯走去时，达格利什扫了一眼劳德。他很难仅凭这短暂的一瞥做出分析，但他认为自己看见了一道有趣的目光和某种被扭曲的超然。

达格利什在尸体旁跪下，其他人则在一旁静静地站着。他没有触及那具尸体，只是把没有扣扣子的羊毛衫和衬衫拨开，露出凿子。凿子扎得很深，只露出了凿柄。尸体上几乎没有组织挫伤的痕迹，也没有血迹。她的背心被卷到胸部上方，露出了被那把邪恶的凿子蓄意扎进的部位。如此蓄谋的行动表明，凶手对解剖学知识非常了解。比用利器扎进心脏更简便的杀人方法有不少，但对于了解人体解剖并且有力气的人来说，还没有比这更能切实杀死对手的办法。

他站起身，转身问彼得·内格尔：“这凿子是你的吗？”

“显然。它像是我的，而且我的凿子不在箱子里。”

尽管他没有像人们通常那样称他为长官，但从他那受过教育的沉稳声音中听不出丝毫的傲慢或怨恨。达格利什问道：“你知道它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吗？”

“一点儿都不知道。不过即使知道，我也不大可能说出来，是吧？”

医务主任皱起眉头，迅速扫了内格尔一眼，像是告诫或规劝，抬手在保安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他没有与达格利什商量，轻声说道：“暂时到此为止吧，内格尔。你到外面去等着，好吗？”

保安不发一言，悄然走开了。达格利什也没有提出异议。

“可怜的家伙!凶手用他的凿子作案，当然吓到了他。凶手似乎想把他卷进来，真令人不快。可是警司，您会发现，在推定的死亡时间内，工作人员中只有少数人可以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他就是其中一个。”达格利什没有指出这种说法本身就很值得怀疑。

“对于死亡时间，您是否进行过估计？”达格利什问道。

埃瑟里奇医生回答说：“我想它肯定刚发生不久。巴古雷医生也这么看。我们刚开始中央供暖，所以今天诊所里很暖和，尸体也冷却得比较慢。我没有精确计算过。当然了，对这种事，我基本上是个外行。后来我得知，她的死亡时间肯定在一小时之内。我们在等您的时候难免进行了议论。安布罗斯护士长好像是最后一个见到活着的博勒姆小姐的，当时是晚上6点20分。我们的老保安卡利跟我说，博勒姆小姐在晚上6点15分用内部电话联系过他，说她要到地下室去，如果劳德来了，就叫他直接到办公室去。根据安布罗斯护士长的判断，几分钟之后，她从一楼的夜间门诊治疗室走了出来，穿过大厅，来到了病人候诊室，告诉一个男人说他可以带妻子回家了。她看见博勒姆穿过大厅，走向通往地下室的楼梯。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活着的她。”

“不包括那个杀害他的人。”达格利什说。

埃瑟里奇露出惊讶的表情。

“是的，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没有再看见过活着的她。关于时间问题，我问过安布罗斯护士长，她说得很肯定……”

“我会见见安布罗斯护士长和另一个保安的。”

“那当然。每个人您都会见，这很自然，我们都想到了。在等待的时候，我们都给家里打过电话，说今天晚上可能有事耽搁，不过都没有解释是什么事。我们在大楼里进行了搜索，确认地下室的门和一楼的后门都是上了闩的。当然，这里的一切都没有人动过。我把所有工作人员都集中安排在前诊室里，只有安布罗斯护士长和玛丽安护士与候诊病人在一起。我们只让劳德和您进来了。”

“你好像想得很周到，医生。”说着，达格利什站起身，俯视着那具尸体。

“是谁发现她的？”他问道。

“是我们的一个医务秘书，叫珍妮·普里迪。那个老保安卡利今天老说肚子疼，珍妮小姐就去找博勒姆小姐，问她可不可以让他早点儿回家。珍妮小姐心里很烦，但她还是告诉我说——”

“我想最好还是让她直接跟我说。这扇门一直是锁着的吗？”

他的问话彬彬有礼，却感到他们为之一惊。医务主任回答时语气没有丝毫变化：“一般都是。钥匙挂在地下室保安值班室的一块板子上，和诊所的其他钥匙挂在一起。那把凿子也存放在那里。”

“这座雕像呢？”

“是从地下室过道另一头的艺术疗法室拿来的。它是我们的一名病人雕刻的。”

还是医务主任在回答。到现在还没有说过一句话的巴古雷医生突然说：“她是被人用这座雕像打晕后，再用凿子扎进心脏的，这个人很内行，要么就见鬼地很走运。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可疑的是，为什么病历撒得到处都是？她是躺在这些病历档案上的，而它们肯定在她遭到杀害之前就撒了一地。”

“也许是一场搏斗的结果。”埃瑟里奇医生提出自己的看法。

“看样子不像。这些档案是从架子上抽出来的，而且被故意丢得到处都是。这么做肯定有原因。这桩谋杀案中看不出任何冲动的迹象。”

这时候，刚才还站在门外的彼得·内格尔走了进来。

“大门口有人按门铃，长官。会不会是其他警察来了？”

达格利什注意到，病历档案室的隔音很好。前门的铃声很响，他却没有听见。

“好的，”达格利什说，“我们这就上去。”

他们一起朝楼梯走去，这时埃瑟里奇医生说：“警司，不知道您能不能去见见那些病人？还有两名病人在这里：一名是我同事斯坦纳医生的男性精神病患者，另一名是在地下室前诊疗室接受麦角酸治疗的女性病人。巴古雷医生可以跟您解释这种治疗方法，她是他的病人。不过您可以放心，二十分钟之前，她还无法离开自己的病床，当然对这起谋杀案也一无所知。这些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会变得稀里糊涂。玛丽安·博勒姆护士整个晚上都和她在一起。”

“玛丽安·博勒姆护士？她是死者的亲戚吗？”

“她的堂妹。”巴古雷医生的回答很简洁。

“医生，你那位稀里糊涂的病人会不会知道，在治疗过程中，玛丽安护士有没有把她一个人留下？”

巴古雷医生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玛丽安护士不会离开她的。”

他们一起走上楼梯的时候，听见大厅里的人在低声耳语。

大门的门铃声给斯蒂恩诊所带来的是与它毫不相干的装备和技能。勘查暴力死亡案件的专家按部就班、悄然有序地开始了工作。达格利什领着警方的外科医生和摄影师走进了病历档案室。指纹专家是个两腮滚圆的矮胖子，一双纤细的小手仔细专注地检查了门把手、门锁、工具箱以及蒂皮特的雕像。那些便衣警察和电视上演的一样让人紧张。他们有条不紊地检查着诊所的每一个房间和每一口橱柜，以证实没有人擅自到过这里。一楼和地下室的后门都是从里面反锁的。他们匆匆将候诊室里的一些安乐椅搬进一楼前部的诊室，诊所工作人员被集中到那里，没有参与调查活动。他们觉得自己所熟悉的领地被陌生人占领，他们被司法机器扣押了，天知道将会遇到怎样的尴尬和不幸。这群人中，只有那位集团秘书显得镇定自若。他在大厅里俨然成了一个监督者，耐心地独自坐着，等警方找他谈话。

达格利什决定用一下博勒姆小姐的办公室。一楼前部有间较大的总务处办公室，后部则是夜间门诊治疗室，行政主管的小办公室就在它们之间。它对面的套房被隔成两间诊疗室和一间病人候诊室，而办公室本身也是从一个大房间隔出来的，根本不成比例。由于层高的原因，它显得太窄。房间里没有多少陈设，除了文件柜上大花钵里的菊花，看不出任何有个人品位的东西。一口老式保险柜紧靠着一面墙，另一面墙前面则摆着一排绿色金属文件柜。办公桌并不气派，桌上只有办公台历、记事簿和一沓牛皮纸文件夹。达格利什看了看文件夹，说：“奇怪了。这些显然是人员档案，全是女性的，却没有她自己的。我想知道她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干什么。”

“也许是在查人员年度休假资格，或者类似的事情。”马丁警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觉得有可能。可为什么只看女性的呢？哦，这暂时不太重要。我们还是看看记事簿吧。”

博勒姆小姐显然是个不愿意相信记忆的管理人员。记事簿最上面那页的开头是日期，下面有不少记录，字体向一边倾斜，像孩子的笔迹。

医疗委员会——主任发言，重提青少年治疗科事宜；

内格尔发言——卡林斯基小姐房间的吊窗绳断了；

肖特豪斯太太——？请假。

这些记录至少是无须解释的，可是下面的字迹显然是匆忙中写就的，不太看得懂。

女人。这儿八年。1号(星期一)到。

达格利什说：“这些好像是电话记录。当然，可能是私人电话，跟诊所没有什么关系。可能是医生想跟踪了解一个病人，或者是病人想要预约医生。显然是有什么事要发生，或者什么人要来，时间是第一个星期一，或者1号星期一。这段话可以有十来种解释，可是无论哪一种都与这桩杀人案没有关系。而且，有人近期打电话谈到了一个女人，博勒姆小姐显然是在查看除了她自己之外每个女性工作人员的档案。为什么？为了查八年前谁在这里？这些都不沾边啊。我们暂时先不去推测，还是实际一点，先见见这里的人。我想先见见那个发现尸体的打字员小姐。埃瑟里奇说她心烦意乱，希望现在已经平静了下来，否则我们就要在这儿等她到半夜了。”

不过，珍妮·普里迪异常平静。她显然喝了酒，除了有点悲伤，还表现出了难以抑制的激动。她面色红润，但因为哭过，脸还有点肿。她的眼睛闪闪发亮，显得很不自然。她没有因喝酒而显醉态，而且说话有条有理。这个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一楼的总务处忙活，最后一次看见博勒姆是在17点45分左右，当时她进过行政主管办公室，准备去查询一位病人的预约时间。在她看来，博勒姆小姐没有什么异常。大约18点10分，她回到了总务处。这时候，彼得·内格尔也进来了。他身上穿了一件外套，是来拿外发邮件的。珍妮小姐在外发邮件登记簿上把最后几份信件做了登记，然后把信交给了他。在18点15分到18点20分之间，肖特豪斯太太进了办公室。肖特豪斯太太说她刚从博勒姆小姐的办公室过来，当时行政主管正在考虑年度休假人员的休假顺序。彼得·内格尔已经把信件拿走了。她和肖特豪斯太太在一起待了大约十分钟之后，他又回来了。接着，内格尔就去了地下室的保安房间，他要去把上衣挂起来，还要喂办公室的猫——蒂格尔。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她跟着他下去，帮他喂了猫，然后两个人一起回到总务处。大约19点，老保安卡利又说肚子疼。实际上，他已经疼了一天。由于卡利肚子疼，又不肯回家，珍妮小姐、博斯托克太太、另一位医务秘书以及彼得·内格尔都陆陆续续替他在电话交换台上代过班。当时，他终于愿意回家了，于是，珍妮小姐去了行政主管办公室，想问问博勒姆小姐可不可以让他提前下班。她发现博勒姆小姐不在办公室，于是就到一楼的护士值班室去找她。安布罗斯护士长说，大约三十分钟前，她看见行政主管穿过大厅，往地下室楼梯那边去了。病历档案室通常都是锁着的，可是这次，它的钥匙就插在锁上，而且门半开着，于是她就进去看了看。档案室里的灯亮着，她发现了尸体——说到这里，珍妮小姐的声音有点结巴——于是她立刻冲上楼梯喊人。她没有碰任何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病历档案被甩得到处都是，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博勒姆小姐已经死了的。博勒姆小姐看上去就像死了。她也说不上来自己为什么肯定这是一起谋杀。她觉得博勒姆小姐头上好像有一块瘀青，接着就看见了放在尸体上的那座蒂皮特的雕像。她怕蒂皮特就躲在档案架间，随时会向她扑过来。大家都说他不是个危险人物，至少除了斯坦纳医生，大家都这样认为。可是他曾经住过精神病院，而且毕竟没有十足的把握，确保他是绝对无害的，是不是？不，她不知道蒂皮特当时不在诊所。是彼得·内格尔接了医院的电话，准备告诉博勒姆小姐，可是他没有告诉珍妮小姐。她没有看见博勒姆胸口的那把凿子。是大家集中在屋前的候诊室，等警察到场的时候，埃瑟里奇对工作人员说了那把凿子的事，她才知道的。她认为大多数工作人员都知道彼得·内格尔把工具放在什么地方，而且知道用哪一把钥匙开病历档案室的门。钥匙就挂在第12号钩子上，比其他钥匙亮一些，不过上面没有贴标签。达格利什说：“我希望你仔细想想。你下去帮助内格尔先生喂那只猫的时候，以及你后来下去，发现博勒姆的时候，病历档案室的门是不是都半开着，里面的灯是不是都亮着？”

这个姑娘把一缕湿漉漉的金发向后一捋，突然厌倦地说：“我……我记不得了。你看，我又没有从那扇门旁边走过。我直接进了楼梯底层的保安房间。彼得在那里清洗蒂格尔的盘子。它上次的东西没有全被吃完，我们把残渣刮出来，在水池里洗干净盘子。我们没有到病历档案室那边去。”

“但是你下楼的时候可以看见那扇门。你有没有注意到那扇门是半开着的呢？那个房间不常有人去，对吧？”

“是的，但如果有人要找病历，就可以去。我是说，如果门是开着的，我也不会去看是谁在里面，或者做类似的事。我想，如果那扇门大开着，我可能会注意到，所以它应该不是大开的，不过我记不得了，说实话，我真记不得了。”

达格利什最后问到了博勒姆小姐。看来珍妮小姐是在诊所外面认识她的，珍妮的家人和博勒姆小姐去的是同一个教堂，而且博勒姆小姐曾经鼓励她来诊所工作。

“如果不是伊妮德·博勒姆，我是不会来干这份工作的。当然，在诊所里我从来不喊她伊妮德。她不会喜欢我那样叫她。”珍妮小姐的神态让人觉得她在诊所外也不怎么会使用伊妮德这个名字。她接着说：“我并不是说实际上是她靠关系聘用了我。我必须先接受劳德先生和埃瑟里奇医生的面试，但我知道她事先替我打过招呼。我的速记和打字技能很好，我很庆幸自己在大约两年前来了这里。我很少在诊所里见到伊妮德，但她对我一直很好，很关心我干得怎么样。她还要我去考医院管理学院的文凭，这样我就不需要一辈子做速记打字员了。”

达格利什觉得珍妮小姐对未来的抱负有点奇怪。这个女孩不像是个有抱负的人，到时候肯定会结婚嫁人。即使她不想当一辈子速记打字员，也几乎用不着那样的院校文凭，不管那是个多有用的文凭都一样。他有点为博勒姆小姐感到遗憾，她随便招个什么样的人，几乎都比珍妮小姐更不需保护。她漂亮、诚实、天真，可是他觉得她并不特别聪明。他必须提醒自己，她说过自己是二十二岁，而不是十七岁。她具有优美而成熟的体形，可是那瘦瘦的脸和那又长又直的头发使她看上去还像个孩子。

关于这位行政主管，她已经说不出更多的情报了。她没有注意到博勒姆小姐最近有什么变化，不知道行政主管叫劳德先生过来过，也不知道诊所里有什么可能让博勒姆小姐担心的事。在她看来，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就她所知，博勒姆小姐没有什么仇家，当然也不会有人要杀她。

“这么说，就你所知，她在这里很舒心了？我想知道她有没有提过要调动工作。精神病诊所肯定不是个容易管理的单位。”

“哦，的确不是!有时候，我不知道伊妮德是怎么撑下来的。不过我相信她绝对不会要求调动工作。肯定是有人让你产生了错误的印象。她绝对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她如果觉得有人想让她离开，就会寸步不让。诊所对她来说就是一种挑战。”

在关于博勒姆小姐的问题上，这大概是她说的最有启发性的一句话。达格利什对她表示感谢，并请她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等到他的初步谈话结束。他暗自思忖，一个管理者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挑战，看成不愿轻易退出的战场，这会是一种多么让人讨厌的价值观。他接下来要见的是彼得·内格尔。

从年轻保安的脸上，看不出他是否在为凶手用他的凿子做凶器而担忧。他慢条斯理、彬彬有礼地回答达格利什的问题，丝毫不带个人感情色彩，就像在探讨诊疗程序上他略微有些怀疑的小问题。他说他二十七岁，住在平里科，曾经是当地艺术学校的学生，十分肯定地说他被诊所录用已超过两年。他的声音舒缓而有修养，深褐色的大眼睛几乎毫无情感流露。达格利什注意到他手臂特别长，松松垮垮地耷拉在短小而结实的身体上，仿佛猿猴一样充满力量。他的黑头发卷曲着紧贴头皮。他有一张生动的脸，表情含蓄而睿智。与可怜的老卡利相比，这是最大的不同。卡利由于肚子疼却迟迟不被允许回家满腹牢骚，后来诊所的人还是让他提前走了。

内格尔证实了珍妮小姐说的话。他再次承认了那是他的凿子，除了厌恶地蹙了蹙眉头，他的脸上没有其他任何表情。他说最后一次看到凿子是上午8点，当时他来值班室(没什么特别的理由)检查了自己的工具箱，当时工具放得井井有条。

达格利什问他，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工具放在哪里，内格尔回答说：“我要是说他们不知道，那我就是个傻瓜，不是吗？”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你要是不说实话，那你就是个傻瓜。”

“我觉得大多数工作人员都知道。那些不知道的人想知道也很容易。我们是不给保安的房间上锁的。”

“这样做不太明智吧？病人知道吗？”

“他们不会独自去地下室。接受麦角酸治疗的病人一直是有人陪护的，而接受艺术疗法的病人则一直有人盯着。艺术治疗部搬下去没多久。那里光线不好，其实不是个很合适的地方。那只是个临时的地点。”

“那么它原先在什么地方？”

“在四楼。后来诊所医委会决定，要把那个大房间派给婚姻问题讨论小组，所以艺术疗法专家鲍姆加滕就不能用那个地方了。她一直很激动，想把四楼要回去，婚姻问题讨论小组的病人说，如果让他们聚集在地下室进行讨论，会使他们受到很大的心理干扰。”

“谁在管婚姻问题讨论小组？”

“斯坦纳医生和一个叫卡林斯基的精神病社会工作者。那是一个俱乐部，一帮离婚的和单身的同事在那里教病人们怎样在婚姻中得到幸福。我看那不可能和这起谋杀有什么关系。”

“我也觉得不可能。我这么问主要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想知道艺术疗法部为什么会被搬去这种不太合适的地方。顺便问一句，你什么时候听说蒂皮特今天不来的？”

“今天上午9点左右。这个老顽童一直麻烦圣卢克医院打电话过来，把事情告诉我们，于是他们打电话过来了。我告诉了博勒姆小姐和安布罗斯护士长。”

“其他人呢？”

“我想我告诉了卡利。当时他已回到了电话交换台。今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肚子疼。”

“他们跟我说了。他怎么了？”

“卡利？博勒姆小姐让他去医院检查，结果没发现大问题。如果有人惹他生气，他就会肚子疼。他们说这跟精神有关。”

“今天上午有什么事惹他生气了？”

“是我。今天早上他比我先到，就开始分拣邮件。那本来是我的工作。我告诉他最好集中精力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达格利什耐心引导他回忆当晚发生的事情。他谈的情况和珍妮小姐说的一致，而且像她一样，也说他发完信件回来时，没注意到地下室病历档案室的门是否半开着。他承认他去问过玛丽安护士待洗衣物是否整理好时，从那扇门前面经过过。那扇门关着是很正常的，因为那间屋子很少有人去，而且他也认为如果门开着，他是会注意到的。这么重要的问题却无法得到确认，实在让人沮丧与恼火，可是内格尔仍坚持自己的说法。他没有注意门是否开着，也没法确认。他同样没有注意病历档案室的钥匙是不是在保安休息室。这很容易理解，毕竟那块板子上有二十二个钩子，大部分钥匙都是常用的，而且不挂在上面。

达格利什说：“你意识到在你跟珍妮小姐一起喂猫的时候，博勒姆小姐的尸体十有八九已经躺在病历档案室了吗？你意识到记住那扇门是开着还是关着有多么重要了吗？”

“后来珍妮·普里迪下去的时候，那扇门是半开着的。这是她说的，她一点儿也没说谎。如果我送完邮件回来，那扇门是关着的，那肯定有个人在晚上6点25分到7点之间开过那扇门。我不觉得那有什么不可能的。我知道，如果我能够记得那扇门的状况，对我来说要好得多，可我确实记不得了。我把外套挂进我的衣橱后，就直接去找了玛丽安护士，问她关于待洗衣物的事，然后就回休息室了。珍妮下楼的时候碰到了我。”

他说话时不慌不忙，几乎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好像在说：“事情就是这样。不管喜不喜欢，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他很聪明，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机。他也知道，保持头脑清醒，实话实说，对一个无罪的人来说危害是最小的。

达格利什告诉他，他如果又想起什么，就立刻向警方报告，接着就让他走了。

他接下来见的是安布罗斯护士长。她像一艘战舰，穿着一身恍若铠甲的白色亚麻服，昂首阔步走了进来。她那件围裙浆洗得挺硬，就像一块防护板，呈曲线状，包裹着她那丰满的胸脯。胸前那枚护士徽章就像一枚战斗勋章。她的护士帽低低地扣在前额上，两侧露出花白的头发，下面是一张相貌平平、气色却很好的脸。达格利什心想，她大概意识到了自己很难控制自己的不快和怀疑。他和颜悦色地向她提问，她的态度却非常僵硬，令人不快。她的回答很简洁，确认她最后一次看见博勒姆小姐是在晚上6点20分左右，当时，她目睹行政主管穿过大厅，朝地下室楼梯那边走去。她们彼此没有说话，行政主管看上去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安布罗斯护士长走到夜间门诊治疗室的时候，博勒姆小姐还没有走出她的视线。到尸体被发现之前，她一直和英格拉姆医生在诊疗室。达格利什问她，巴古雷医生在那段时间是不是一直和她们在一起，她说这个问题应该直接问医生本人。达格利什温和地回答说，他正有此意。他知道，安布罗斯护士长如果愿意，一定会向他提供大量有用的信息，他只问了几个关于博勒姆小姐人际关系的问题，可是一无所获，不过没有给她施加太大的压力。达格利什感到，同已经谈过话的其他几个人相比，她对于这起凶杀案、对于博勒姆小姐被蓄意谋杀的事实更为震惊。对于缺乏想象力、不善言辞的人来说，发脾气是对这种震惊的唯一宣泄方式。她非常生气：生达格利什的气，因为出于工作，他有权提出一些不适当而令人尴尬的问题；生自己的气，因为她无法掩饰自己的情感；也生受害者的气，因为她使诊所陷入了如此奇怪的困境。达格利什以前也遇到过这种反应，企图强迫这样的证人进行合作是没有好结果的。以后，他也许可以引诱安布罗斯护士长放开胆子说，可是现在除了让她说出她愿意提供的事实，想让她再多说一点都是在浪费时间。至少，有一个事实非常重要：大约傍晚6点20分的时候，博勒姆小姐还活着，而且正朝地下室楼梯走去。7点，她的尸体被发现。这四十分钟时间是关键。工作人员中，只要有人能证明自己这段时间不在犯罪现场，就可以不必接受询问。看来，这个案件并不难侦破。达格利什认为，不会是外面的人进入了诊所，伺机对博勒姆小姐下手。几乎可以肯定，凶手还在这幢房子里。现在要进行仔细询问，系统排查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并找出作案动机。达格利什决定先找一个人谈话，那个人可以不受怀疑，因为他肯定不在犯罪现场。他会比较公允，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不会进行任何人身攻击。他感谢了安布罗斯护士长“有价值的合作”。她金属框眼镜背后那双闪烁的眼睛说明，她听懂了这句话背后的讽刺。随后，达格利什让站在门口的警察带劳德先生进来。

第二章

达格利什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位集团秘书。他看着眼前这位身材结实、体形微胖的男人。他身穿裁剪合体的花呢西装，宽边方眼镜后面长着一双温和的眼睛，与其说像个当官的，不如说像个乡村医生或者小城市的律师。达格利什认为，他看上去从容不迫，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不愿意让别人敦促，总是要留一手，隐藏着深藏不露的睿智。

劳德先生在达格利什对面坐下，把椅子向前拉了拉，以便坐得舒服一些。他没有说任何客套话，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个烟斗，然后伸手在另一个口袋里寻找烟丝包。随后，他冲马丁点点头，又看了看自己的笔记本，带着北方口音慢条斯理地说：“我是雷金纳德·艾文·劳德。1905年4月21日生。住址是埃塞克斯郡奇格韦尔市梅克皮斯大道42号。职务为东部中央医院管理委员会的集团秘书。好吧，警司，请问您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的恐怕有很多，”达格利什说，“首先，你有没有想过，杀害博勒姆小姐的凶手可能会是谁？”

这位秘书端着烟斗，两肘斜靠在办公桌上，对自己亮光光的脑袋感到很满意：“但愿我知道。那样我早就会毫不畏惧地到这儿来告诉您了。可是不行啊，在这方面我无法提供任何帮助。”

“就你所知，博勒姆小姐有没有仇家？”

“仇家？这么说吧，警司，这种说法太严重了吧!有人不太喜欢她，就像有人不喜欢我一样。毫无疑问，也有人不喜欢您。但是我们都不怕被人暗杀。我不觉得她有什么仇人。不瞒您说，我对她的私生活一无所知。这不是我会关心的事。”

“你能不能跟我谈谈斯蒂恩诊所的情况以及死者在这里的职务？当然，我对这家诊所的名气略有所闻，如果我能知道它具体是干什么的，也许会对我有所帮助。”

“想知道它具体是干什么的？”达格利什心想，他看见了这位秘书的嘴角在抽动，不过这也许只是自己的想象。

“呃，在这个问题上，医务主任可以告诉您的要比我多。我是说，在医疗方面。不过我可以给您说个大概情况。这个地方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德国的海曼·斯坦先生的家族兴办的。据说这位老人曾患有阳痿，去进行过心理治疗，随后有了五个孩子。几个孩子并没有让他的生活难以为继，他们都很有出息。他们在父亲死后，拿出雄厚的资金建立了这个诊所，作为对老人的纪念。毕竟他们欠精神病诊所一份情。几个儿子都改姓为了更英式的‘斯蒂恩’，我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于是这所诊所就有了这样一个英式的名字。我经常问自己：老海曼会怎么想呢？”

“医院得到的捐赠多不多？”

“曾经很多。1946年的法案之后，政府会在指定捐款日获得捐赠。自那以后，医院也能获得一点捐赠，但是不多。人们不是很乐意把钱捐给由政府管理的机构。但是1948年之前，这个地方还是比较有钱的。在设备和设施方面，他们都做得不错。医管会在提供设备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家诊所管理起来困难吗？我想它也许会导致人员个性方面的问题。”

“跟其他小诊所相比，也不是很困难。无论什么地方，都存在人员个性方面的问题。但无论什么时候，我宁可和一个难缠的心理治疗医生打交道，也不愿意和一个难缠的外科医生打交道。他们才是真的妄自尊大。”

“你觉得博勒姆小姐是个成功的行政管理人员吗？”

“呃……她办事效率很高。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只是觉得她有一点死板。毕竟部里的简报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所以没必要像处理上帝神谕一样处理它们。我甚至觉得博勒姆小姐会变本加厉。提醒您一下，她是个能干、有条理而且非常自律的管理者，我认为她从来没有提交过任何不准确的报告。”

“可怜的家伙!”达格利什心想，觉得自己被这种冷酷的官腔刺了一下，继续说，“她在这里人缘好吗？比方说，跟医护人员关系怎么样？”

“这个嘛，警司，您得去问他们才是。我想不出她有什么不跟他们搞好关系的理由。”

“所以，医委会没有向你施过压，要让她离开诊所吗？”

那双温和的灰色眼睛突然失去了光彩。集团秘书稍事停顿，然后平静地回答说：“没有人正式要求我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非正式的呢？”

“我相信，这里时不时会有人觉得，换个工作也许对博勒姆小姐有好处。现在看来，这个想法并不坏，警司!在一个小单位，尤其是一家精神病诊所，任何管理者改变一下经历都是有益的。但是我不会因为医委会心血来潮，就让我的工作人员调换岗位。上帝啊，这不行!而且我说过，上面没有正式做过这样的要求。如果博勒姆小姐本人要求调动，那就另说了。即便如此，也不是轻易可以办的。她是综合管理人员，在这个层次上，我们没有太多的岗位。”

达格利什再次问起博勒姆小姐给他打电话的事。劳德肯定地说，他在中午12点50分左右跟她通过话。他之所以记得这个时间，是因为他刚准备去吃午饭。博勒姆小姐要他亲自接电话，所以他的秘书就把电话接进来了。她问能不能立刻来见他。

“你还能记得确切的交谈内容吗？”

“大致记得。她说：‘我能不能尽快约您见个面？我觉得这里有一些事情应当让您知道。我想听听您的意见。这件事在我来这里之前就开始了。’我说我今天下午不能见她，因为我两点半要去财务和总务委员会，紧接着还要参加联合咨询委员会会议。我问她能不能大致上说说是什么事情，为什么不能等到星期一再说。她犹豫了一下，还没作出回答，我就说我会在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顺便到她那里去一下。我知道他们在星期五晚上有夜间门诊。她说她会做出安排，晚上6点30分以后，她会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等我。她向我表示感谢，接着就挂了电话。联合咨询委员会会议开得比我预期的时间要长。总是这样。我到这儿的时候还不到晚上7点30分。这您是知道的。他们发现尸体的时候，我还在委员会，到时候您肯定是会去查证的。”

“你有没有认真对待博勒姆小姐的信息？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去找你，还是真的有比较严重的事情才找你？”

集团秘书略加思索后回答说：“我是拿它当回事的。所以今天晚上才顺道过来。”

“你一点儿也不知道可能是什么事情吗？”

“不知道，真的。肯定是她星期三之后才知道的事情。星期三傍晚，我看见博勒姆小姐在院委会开会，会后，她告诉我医院一切安好。顺便说一下，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我当时认为她气色很好。比之前某些时间更好。”

达格利什问集团秘书对博勒姆小姐的私生活是否了解。

“很少。我想，她没有什么亲戚，独自一人住在肯辛顿的一栋公寓里。玛丽安·博勒姆护士可以告诉您更多的情况。她们是堂姐妹，而且玛丽安护士大概是跟她关系最近的亲戚。我有一个印象，她有些私人财产。关于她的简历，所有的正式信息都在她的档案里。我了解博勒姆小姐，我想她的档案也会像其他人的一样，被细心保管，肯定都在这里。”

他没有从椅子上站起来，而是侧过身，用力拉开档案柜最上面一层抽屉，把胖胖的手伸向牛皮纸档案卷宗。

“有了。伊妮德·康斯坦斯·博勒姆。我看到了，她是1949年10月到我们这里来当速记打字员的。她在集团总部工作了十八个月，1951年4月19日被调往我们的一个胸科诊室，当时她是二级。1957年5月14日，她申请到这里当行政主管，当时这是个空缺。这个职位是四级。她很走运，得到了这份工作。我记得我们当时还没有什么强项。在1958年诺埃尔·霍尔报告发表后不久，所有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办事人员的工作等级进行了重新划分。这样一份综合管理等级的工作，是她在和地区委员会进行了一番争论之后才得到的。全部都在这儿了。出生日期1922年12月12日。住址：SW8.巴兰坦大厦37-a。下面是她的税号、国民保险号码以及加薪日期等详细情况。自从到这里工作之后，她只请过一个星期的病假，那是1959年，当时她得了感冒。此外就没有太多的东西了。她的申请表原件以及任命文件都在她的档案中，存放在集团总部。”

达格利什接过递给他的卷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之后说：“这上面说她曾在博特利研究所工作过。不就是马克·埃瑟里奇勋爵那家引人注目的、从事航空方面研究的单位吗？他是埃瑟里奇医生的兄长，对吧？”

“我记得博勒姆小姐被派到这里来工作的时候，确实跟我说起过，她和埃瑟里奇医生的哥哥有点交情。跟你说吧，这事情顶多也就这样了。她在博特利是个速记打字员。我觉得这事有点巧合，不过她总该有个来历吧。我好像记得她申请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是马克勋爵给她写了封介绍信。她在集团那边的档案中应该有这封信，肯定。”

“劳德先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现在她死了，你打算做出怎样的安排？”

集团秘书把卷宗放回柜子。

“我看这没有什么难的。当然了，我应当和我的委员会商量一下，因为这个情况很特殊，但是我要推荐资深的医务速记员博斯托克太太临时接管她的工作。如果她能做这项工作——我认为她可以——她将是这个空缺职位很好的候选人。但是这个职位还要进行例行的广告招聘。”

达格利什未置可否，却很感兴趣。在由谁来继任博勒姆小姐工作的问题上，这么快就做出决定，只能意味着劳德以前就想过这个问题。医务工作人员的挑选方法也可能是非官方的，可是那样的方法效率可能比较高，不过这位集团秘书可能不屑承认罢了。达格利什又回到劳德先生接到电话的问题上，他是这以后才来的。

达格利什说：“我觉得博勒姆小姐使用的语言很重要。她说这里可能真的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应当让你知道，而且在她没来之前就有了苗头。也就是说，首先，她还不能肯定，只是怀疑。此外，她担心的不是某件特殊的事，而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事情。比如说，不是独立的单次偷窃，而是系统的偷窃。”

“呃，警司，您竟然提到了偷窃问题，这还真有点怪了。最近我们这里是发生过一起偷窃，不过那是个独立事件，而且是多年来的第一次。我不明白这怎么能和谋杀案扯在一起。如果我没记错，案子发生在一周前的星期二。卡利和内格尔像往常一样最后离开诊所，卡利请内格尔和他一起去‘女王头’喝两杯。我想你知道，那是比弗斯泰克大街的一个酒吧。这件事情有一两个地方很奇怪，最奇怪的是，卡利居然会邀请内格尔去喝酒。在我看来，他们从来就不是称兄道弟的朋友。不管怎么说，内格尔答应了。于是他们晚上7点左右去了‘女王头’。大约7点30分的时候，卡利的一个朋友走进了酒吧，他说他看见卡利后感到很惊讶，因为他刚才从诊所那边路过的时候，看见一扇窗户里透出微弱的灯光——他说里面好像有人打着手电在走动。内格尔和卡利一起过去看了看，发现地下室有一扇窗户被打破，或者说被撬开了。那是个行家干的。卡利说如果不增加人手，就不想再查下去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责备他。别忘了，他已经六十五岁了，而且不是个身强力壮的人。他俩一阵耳语之后，内格尔说要进去，并建议卡利去拐角的接待处打个电话报警。你们的人迅速到达了现场，可是并没有抓住那个非法入侵者。内格尔进入大楼时，和躲着的小偷擦肩而过。卡利打完电话回来时，正好看见那人悄悄地溜出了马厩。”

“我要查查我们的调查进展情况，”达格利什说，“不过我也认为，从实际情况看，这两起犯罪活动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丢的东西多吗？”

“心理社会工作者办公室的一个抽屉丢了15英镑。门是上了锁的，可是小偷硬是把它拧开了。钱放在一个信封里，上面用绿色墨水写着交给诊所行政秘书。这封信一个星期前就收到了，里面没有信笺，只有一张便条，上面说这些钱来自一个表示感激的病人。这只抽屉里的其他东西都被翻过，弄得乱糟糟的，但是没有丢其他东西。来人曾经想撬总务办公室的档案柜。博勒姆小姐的办公桌抽屉也被强行打开了，但是没有丢东西。”

达格利什问这15英镑是不是应该放在墙上的保险柜里。

“这个嘛，警司，当然，您说得对，应该这样。不过如果这么做，用这笔钱时就有点困难。博勒姆小姐打电话向我报告了这笔钱的情况，说她认为这笔钱应当立即打到诊所的自由账户上，在必要的时候由医委会授权使用。这是一个非常适当的做法，我就答应了。事过不久，医务主任打电话问我，他能不能把这笔钱用来给候诊室增添一些新花瓶。花瓶肯定是要的，而且这也是非财务基金的正确用法，于是我给委员会主席打电话并得到了他的认可。埃瑟里奇医生显然想让凯特尔小姐去选花瓶，并让博勒姆小姐把现金给她。我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博勒姆小姐，于是她就这样做了，希望花瓶能立刻买回来。由于出了点事，凯特尔小姐改变了计划，她没有把钱交给行政主管妥善保存，而是把它锁进了自己的抽屉里。”

“据你所知，有多少员工知道钱放在那里？”

“警察就是这么问的。我觉得大多数人都知道花瓶还没有买回来，不然的话，凯特尔小姐是会拿着花瓶到处让人看的。他们大概都猜到了，她拿到钱之后，不大可能再交回去，即便是暂时上交也一样。我不知道。这15英镑来得很神秘，它只会引起麻烦，而它的失踪同样也很神秘。不管怎么说，警司，这儿的人谁都没有偷。卡利只是瞄到了那个窃贼一眼，但可以肯定他不认识那个人。不过他确实说过，他认为那家伙看上去像个正人君子。不要问我他是怎么知道的，也不要问我他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他就是这么说的。”

达格利什认为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很怪，需要进一步调查，但是他看不出这两件罪案之间有什么明显的联系。就连博勒姆小姐打电话给集团秘书，问他怎么处理这件事，也很难说跟她的死有什么关系，不过在这个方向上的推测很重要。如果有可能，必须弄清她在怀疑什么，这非常重要。他再次问劳德先生能不能提供帮助。

“我跟您说了，警司，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如果我怀疑出了什么问题，就不会等到博勒姆小姐打电话给我。虽然我们在集团办公室，但与各单位的关系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远，而且我往往都能知道自己应该知道的事。如果这起谋杀和那条电话信息有关，那么这里肯定正在发生一起非常严重的事件。毕竟不会有人为了不让集团秘书知道他在出差报销问题上弄虚作假，或者年度休假的时候逾期不归而杀人。就我所知，还没有人这样做。”

“这话不假，”达格利什一边密切注视集团秘书的脸，一边沉稳地说，“这意味着有什么可能会从职业上毁掉一个人的事发生了。也许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性关系之类的严重问题。”劳德先生依然不动声色：“我想每个医生都知道这种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心理治疗医生。对于有些女性精神病患者，他们在治疗的时候应当格外小心。坦率地说，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这里所有的医生都小有名气，有些人甚至是赫赫有名。你如果是个傻瓜，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名气，而这样有名气的人是不会去杀人的。”

“那么其他员工呢？他们大概没有什么名气，不过你也许觉得他们都很诚实吧？”

集团秘书心平气和地回答说：“安布罗斯护士长来这儿将近二十年了，玛丽安护士也五年了。我绝对信任她们俩。所有文员都是经过可靠的人介绍来的，连卡利和内格尔这两个保安也是。”他略带讥讽地补充，“我得承认，我没有关注他们是否有谋杀前科，不过在我看来，他们谁都不是杀人的疯子。卡利喜欢喝一点小酒，是个可怜的老糊涂，再过四个月就退休了。我怀疑他还能不能很利索地杀死一只老鼠。内格尔比一般的医院保安要好得多。我知道他是艺术院校的学生，在这里干活是为了挣点零花钱。他到我们这里才两年，博勒姆小姐来的时候，他还没来。即使他一直在引诱诊所的女员工，似乎也不大可能得手。最不利的就是他那只工具箱。面对今天这种情况，他似乎并不感到担忧。博勒姆小姐是被他的凿子杀害的，这毋庸置疑，可是谁都可以拿到那把凿子。”

“恐怕这是内部人作案，你知道吧，”达格利什温和地说，“凶手知道蒂皮特的雕像在哪里，知道内格尔的凿子在哪里，知道哪把钥匙能开档案室的门，知道那把钥匙挂在保安值班室板子上的具体位置，身上穿着艺术疗法室用作防护的橡胶围裙，而且肯定具有医学方面的知识。当然最主要的是，凶手在作案之后还不可能离开这个诊所。地下室的门是上了闩的，一层的后门也是上了锁的。还有卡利在前门值守。”

“卡利当时肚子疼。有可能看漏了什么人。”

“你当真认为有这种可能吗？”达格利什问道。集团秘书没有回答。

乍看起来，玛丽安·博勒姆还算个美人。她金黄的头发衬托出古典的美，加上一身护士服，立即给人以清纯的魅力。她的金发在前额宽阔的发际线上分开，在脑后卷成高高的发髻，上面扣着一顶简单的小白帽。但是只要多看上一眼就会发现，这种错觉在逐渐消退，出众的美丽消退成了一般的漂亮。她的形体与容貌，如果孤立地看并不算出众，鼻子有点太长，臀部略显单薄。也许她在忙碌了一天，穿上普通的衣服，准备匆匆回家时，就不会显得与众不同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那件浆洗过的亚麻布护士服、白皙的皮肤和金色秀发的结合。达格利什只从宽阔的前额和高耸的鼻子上看得出她和她堂姐之间的相似之处。不过她那双灰色大眼睛却非同寻常。她迎着他的目光，看了他一眼，然后低下头去，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那双紧握在一起的手。

“我想你是博勒姆小姐最亲近的人了。这件事肯定使你感到震惊。”

“是的，哦，是的，是这样!伊妮德·博勒姆可是我堂姐。”

“你们姓同一个姓。你们的父亲是兄弟？”

“是的，他们是兄弟。我们的母亲还是姐妹。两兄弟和两姐妹结婚，所以我们是亲上加亲。”

“难道她没有其他活着的亲人了吗？”

“只有我妈妈和我。”

“我想，我得见见博勒姆小姐的律师，”达格利什说，“把你所知道的有关她的事都跟我说说，那是非常有用的。我恐怕要问到一些个人方面的问题。通常，这些问题和犯罪案件无关，不过我必须尽可能对相关人员有所了解。你的堂姐除工资外还有其他收入吗？”

“哦，有。堂姐她比较有钱。希德尼伯父给她母亲留下大约25,000英镑的遗产，这笔钱后来全部转到了伊妮德名下。我不知道具体剩下多少，但我认为不算工资，她每年大约会有1000英镑的进账。她继承了伯母在巴兰坦大厦里的一套公寓。而且她……她对我们一直都很好。”

“怎么个好法，博勒姆小姐？她会给你些钱吗？”

“哦，没有!堂姐她不愿意这样做。她给我们的都是礼品。圣诞节的时候给30英镑，7月给我们50英镑过暑假。妈妈得了扩散性动脉硬化症，我们不可能去住普通旅馆。”

“现在博勒姆小姐的钱怎么处理？”

她抬起灰色的大眼睛看着他，丝毫没有觉得尴尬。她的回答很简单：“转到妈妈和我的名下。没有其他人可以给，对吧？伊妮德一直说，如果她死在前头，那些钱就转给我们。当然，她先我们而去曾经看来是不大可能的，至少妈妈在世的时候是不可能的。”

达格利什思忖，按常规，博勒姆太太确实不可能从那25,000英镑或者剩下的钱当中获得什么好处。任何检察机关都很看重这个，因为这显然是作案动机，可以理解，也符合常规。每个陪审团成员都理解金钱的诱惑。玛丽安护士如此坦然地向他提供这个信息，难道真的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吗？清白的人会这么天真？内疚的人会这么自信吗？达格利什突然发问：“你堂姐人缘好吗，博勒姆小姐？”

“她朋友不多。我想她不会认为自己人缘好，也不愿意这样。她参加自己的教堂活动和女童子军活动。其实她是一个非常文静的人。”

“你听说过她有什么仇家吗？”

“哦，没有!一个也没有。堂姐很受人尊敬的。”

她这些正规、古板的词语几乎难以入耳。

达格利什说：“那这起谋杀看起来好像既没有动机，也没有预谋。一般，这表明是病人干的。但这看来几乎不可能，而且你们都认定这是不太可能的。”

“哦，不!不可能是病人干的!我敢肯定我们的病人没有人会这么干。他们都不是暴力型的。”

“就连蒂皮特先生也不会？”

“不可能是蒂皮特，他住院了。”

“他们跟我说了。这儿有多少人知道蒂皮特先生这周五不来诊所？”

“我不知道。内格尔知道，因为接电话的是他，然后由他告诉伊妮德堂姐和安布罗斯护士长，后来安布罗斯又告诉了我。你看，星期五晚上我要看护麦角酸病人，我一直很关照蒂皮特。当然，我几乎一刻也不能离开自己的病人，但我偶尔也会出去看看蒂皮特的情况。今天晚上却没有必要。可怜的蒂皮特的确很喜欢艺术疗法!鲍姆加滕太太病倒后有六个月没来了，不过我们没办法劝蒂皮特好好养病，不要来。他连一只苍蝇也不会伤害，暗示蒂皮特可能跟这个案子有关简直是没安好心，没安好心!”

她说着说着激动起来。达格利什语气温和地说：“可是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蒂皮特住医院了——我对此毫不怀疑——他当然就不可能在这里了。”

“可是有人把他的雕像放在尸体上了，不是吗？如果蒂皮特在这儿，你们会立马怀疑他，他则会显得心烦意乱。做这种事的人很邪恶，真的很邪恶!”

玛丽安护士的声音哽咽起来，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达格利什注意到，她把手夹在大腿之间，细长的手指在不安地扭动。他和颜悦色地说：“我想，我们没有必要为蒂皮特担心。现在，我要你仔细想想，然后把你所知道的诊所里发生的情况都告诉我，从你今天晚上来值班说起。不要说其他人，我只想知道你做了些什么。”

玛丽安护士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记得很清楚，稍事犹豫之后，她进行了合乎逻辑的详细叙述。她星期五晚上值班的时候要“特别”给接受治疗的病人使用麦角酸。她解释说，这种治疗方法可以舒缓病人的深层压抑，使他们回忆起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事，并把它们说出来，因为这是他们的病根。她在谈到这种治疗的时候，丝毫没有紧张不安，忘记了她是在向一个外行进行解释。但是达格利什没有打断她。

“这种药很神奇，巴古雷医生用得很多。它的全名叫麦角酸二乙酰胺。我想它是德国人在1942年发现的。我们把它用于口服，一般的用量是0.25毫克。每支药含1毫克药物和15到30毫升的蒸馏水。我们要求病人不吃早饭服用。服药后经过大约半小时，就会开始出现药物反应，在用药一到一个半小时后，就会出现更加令人不安的个人体验。这时候巴古雷医生就会过来，和病人待在一起。药物作用可以长达四小时，病人会出现心情亢奋、烦躁不安、脱离现实的状况。当然，我们从来不让病人独处，我们使用地下室的房间，因为那里比较隐蔽和安静，他们发出的噪声不会影响到其他病人。我们通常都是在星期五下午和晚上给病人使用麦角酸二乙酰胺，而且我总是‘专门’照看这些病人。”

“我想，如果星期五地下室里传出声音，比如说喊叫声，大多数工作人员都会认为那是接受麦角酸二乙酰胺治疗的病人，对不对？”

玛丽安护士表现出怀疑的神情。

“我想有可能吧。毫无疑问，这些病人有时候会大吵大闹。今天我的病人就比平常更加烦躁不安，这也是我密切关注她的原因。一般情况下，病人的反应高峰期一过，我就会到治疗室里面存放衣物的小屋里待会儿，把洗干净的衣物叠好。当然，我会把两个房间之间的门开着，这样我就可以时不时地看病人一眼。”

达格利什问她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呃。下午3点30分治疗开始。4点刚过不久，巴古雷医生来查房，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和病人一起待到了4点30分，这时候肖特豪斯太太来告诉我，说下午茶好了。安布罗斯护士长下来后，我就到上面的护士值班室去喝了茶。我4点45分下来，5点给巴古雷医生打了个电话。他来和病人待了大约四十五分钟，然后就回夜间门诊治疗室去了，剩下我和病人在一起。今晚，她焦躁不安，我决定从小房间里出来。大约5点50分，彼得·内格尔来敲门，说要收待洗的衣物。我告诉他还没有整理出来。他觉得有点奇怪，但没说什么。此后不久，我觉得听见了一声尖叫。开始我没有在意，因为那声音好像不在近处，我还以为是在广场上玩耍的孩子们的声音。接着，我觉得应该看一看，于是就走到门口。我看见巴古雷医生和斯坦纳医生领着安布罗斯护士长和英格拉姆医生一起去了地下室。安布罗斯护士长告诉我没什么事，让我回到病人身边去，我照办了。”

“巴古雷5点45分离开之后，你有没有离开过治疗室？”

“哦，没有!没有必要啊。如果我要去厕所或者什么的，”说到这里，玛丽安护士的脸有点发红，“我会打电话让安布罗斯护士长过来临时替我一下。”

“晚上你有没有从治疗室给外面打过什么电话？”

“只有5点的时候给夜间门诊室打过一个电话，是找巴古雷医生的。”

“你肯定没有给博勒姆小姐打过电话？”

“给伊妮德堂姐？哦，没有!我没有任何理由要给她打电话。她……也就是说，我们在诊所不经常见面。安布罗斯护士长负责管我，你知道，伊妮德堂姐是不管护理人员的。”

“但是，在诊所外面你经常看见她？”

“哦，也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到她的公寓去过一两次，去拿圣诞节和暑期的支票，不过对我来说，离开妈妈不容易。此外，伊妮德堂姐有她自己的生活。再说，她的岁数比我大很多。其实我对她不是很了解。”

她的声音有点哽咽，达格利什看见她在哭。她抽泣着把手伸到围裙下面去摸护士服上的口袋。

“太糟糕了!可怜的伊妮德!那个雕像被放在她的遗体上，好像是在取笑她，好像她是在照顾一个婴儿!”

达格利什不记得博勒姆小姐见过那具尸体，于是就问了她。

“哦，我没有!埃瑟里奇医生和安布罗斯护士长不让我去见她，但是他们把所发生的事情都跟我们说了。”

博勒姆小姐看上去的确像在护理一个婴儿，但让达格利什感到奇怪的是，一个没有看见过尸体的人竟然会这么说。医务主任肯定对现场进行了形象的描述。

突然，玛丽安护士摸到了手绢，随即把它从口袋里拽了出来。一副薄薄的手术手套掉了出来。达格利什把掉在他脚前的手套拾起来问道：“我没有想到你在这里还要用手术手套。”

玛丽安护士好像并没有因为他的兴趣而感到吃惊。她以惊人的毅力控制住抽泣，而后回答说：“我们用得不多，但是要保留几副。整个集团现在都使用一次性手套，可是这种老式的还有几副。这就是一副老式的。我们用来做一些特殊的清洁工作。”

“谢谢你，”达格利什说，“如果可以的话，这副手套由我来保存。目前我想我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再麻烦你了。”

玛丽安护士嘟囔着，可能是在说“谢谢您”，而且几乎是倒退着走出去的。

对诊所员工而言，待在前面那个诊室等候谈话时，每一分钟都过得很慢。弗里德里卡·萨克森到她四楼的房间拿来几张报纸，开始做智力游戏。此前有人议论，该不该让她独自一人去楼上，但萨克森小姐态度坚决地说，她不想坐在那里浪费时间，无所事事，等着警方找她去谈话。她还说自己没有把凶手窝藏在楼上，没有提出销毁相关证据，也没有反对其他员工陪着她一起上去，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这种得罪人的坦率引起了一阵低声的不满，不过也有人说尽管放心。博斯托克太太突然说，她想去医用图书馆拿本书，于是这两个女人就离开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又一起回来了。人们一开始还看见过卡利，他说自己算个病号，后来因为肚子疼就提前回家去了。唯一剩下的病人金太太被找去谈话之后，就让她丈夫把她带走了。伯奇先生先一步走了。此前他曾大声抗议说，他的治疗受到了干扰，整个过程中精神受到了创伤。

“跟你们说吧，他有点儿自鸣得意，很明显吧？”肖特豪斯太太对集中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悄悄地说，“警司早就想叫他走了，我跟你们说吧。”

肖特豪斯太太好像有很多事情要跟他们说。她得到允许，可以到一楼后面的小厨房去煮咖啡，做三明治，这就给了她借口在大厅里来回不停地走动。她几乎是一个一个地端来三明治，连杯子也是一只一只拿去洗的。这样的来来往往使她有机会向其他工作人员报告最新情况。每个人都焦急地期待着新的消息，而且抑制不住内心的渴望。肖特豪斯太太不是他们期待的密使，但不管消息是如何得到的，或者由谁转述的，都有助于他们减轻由悬念造成的压力，而她对警方程序的了解的确出人意料。

“现在有好几名警察在大楼里搜索，而且门口也有他们的人。当然，他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人。这个嘛，也是有理由的。我们知道，凶手不可能已经走出这幢大楼，或者说，根本没进来。我跟那个警官说：‘这幢诊所我今天已经全部清理过了，所以跟你们的人说吧，别到处乱踩……’

“警方的医生已经查看过尸体。指纹采集师还在楼下采集每个人的指纹。我还看见了摄像师。他带着三脚架和一只上白下黑的大包在大厅里拍照……

“还有件搞笑的事。他们在地下室的升降梯上寻找指纹，测来量去的。”

弗里德里卡·萨克森抬起头，似乎想说点什么，接着又继续干她自己的事。地下室的升降梯面积大约四平方英尺，是靠绳子和滑轮工作的。当年诊所还是一座私宅的时候，它一直被用来从地下室的厨房向一楼餐厅运送食物。直到今天，它还没有被拆掉，偶尔还有人用它把病历档案室的医疗记录送到二楼和三楼的诊疗室中，除此以外，这部升降梯没有多少用处。谁也无法提出任何理由来解释警方为什么在升降梯上寻找指纹。

肖特豪斯太太端着两只杯子去洗，不到五分钟她就回来了。

“劳德先生正在总务处给主席打电话，我想是在汇报谋杀案的事。这将使医管会主席多一些谈资，不会有错的。安布罗斯护士长正和一个警察核对亚麻布物品的清单。好像艺术疗法室缺了一件橡皮围裙。哦，还有一件事。他们正在让锅炉熄火。我想他们想从里面把那件东西找出来。我必须说，这对我们有好处。到星期一，这个地方会冷得要死……”

“运尸车来了。他们就是这么叫的——‘运尸车’。你看，只要受害者已死，他们就不用救护车了。你们可能听到它来了。我敢说，要是你们把窗帘拉开一些，就会看到她被弄进车里。”

可是谁也不想拉窗帘。担架员那缓慢、笨重、小心的脚步跨出大门的时候，诊室里鸦雀无声。弗里德里卡·萨克森放下手中的铅笔，好像祈祷似的低下了头。前面大门关上之后，从轻微的呼吸声中，可以听出他们都大大地松了口气。一阵短暂的沉寂后，那辆车开走了。肖特豪斯太太是唯一说话的人。

“可怜的小讨债鬼!跟你们说吧，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知道她在这里最多只能再干六个月。可是我绝对没想到她是死后被人抬出去的。”

珍妮·普里迪坐在治疗用长沙发的边沿，离其他工作人员有一段距离。警司与她的约谈意想不到地简单。她不知道自己当时会面对什么，当然也没想到会面对一个平静、温和、声音深沉的男人。她还处于发现尸体后的震惊中，但他并没有对她表示同情，没有冲她微笑，更没有表现出父亲般的关心和理解。他给她的印象是：他的兴趣在于尽快让真相大白，而且希望每个人对他都有同样的感觉。珍妮小姐心想，在他面前说谎很难，而且她也没想说谎。整个过程都是直来直去，也很容易被记住。警司的问题围绕她和彼得在地下室的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这原本也是意料之中的。很自然，他想知道彼得从邮局回来之后到和她相遇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她有没有可能杀害博勒姆小姐。但这不可能。她跟在彼得后面，两人几乎是同时走下楼梯的，而肖特豪斯太太可以作证。也许杀博勒姆不用很长时间，可是不管彼得动作有多快，他都没有作案时间。她尽量让自己不要去考虑这件突然发生的、残暴而有预谋的暴力行为。

她想到了彼得。在这几小时的孤独中，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想他。然而今晚，这熟悉而温馨的想象却被焦虑所刺痛。他会不会对她的表现感到生气？发现尸体时，她投入他的怀抱，然后惊恐地尖叫了起来。想到这里，她感到有点难为情。当然，他一直那么宽容和体贴，不工作的时候也总是很体贴人，总是记得她。珍妮知道他不喜欢大惊小怪，也讨厌任何感情的流露。她逐渐学会接受他们的爱，再也不敢怀疑它的真实性，而且对他的条件全盘照收。自从发现博勒姆死亡之后，他们在护士值班室有过短暂的接触，她基本上没有再和他说话。她无法想象他有什么感受。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今天晚上不能再给他当模特，摆各种造型了。这与羞耻感和负罪感毫不相干；他早就使她逐步摆脱了这两个羁绊。他会期待她如期来到工作室。毕竟，她的不在场证据是确定无疑的，而她的父母亲会相信她在上夜校。彼得会觉得没有合理的理由来改变他们的安排，而他希望什么事都要有理由。可是她做不成了!至少今天晚上不行。接下来可不是摆造型的时候。她不可能拒绝他，也不想拒绝。可是今晚博勒姆死了，她觉得自己无法再听人摆布了。

与警司谈话出来之后，斯坦纳医生坐到她身边，表现得很和蔼。斯坦纳医生确实非常和蔼，尽管他有些懒散，也喜欢取笑自己的病人，但是他的确非常关心人。巴古雷医生恰恰相反，他工作非常努力，经常在办公室里累得要死，可是他根本不喜欢别人，只是希望自己能表现得像是关心他人。珍妮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对此一清二楚。她以前还真的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可是今天晚上，发现尸体的冲击过去之后，她的思维出奇地清晰。不仅如此，她的整个认知能力都变得十分敏锐。她周围的有形物体——罩着长沙发的印花棉布、沙发脚下叠放着的红毯、放在办公桌上的各种绿色植物和金色菊花都比以前更加清晰、明亮、真实。她看见萨克森小姐手臂弯曲着放在办公桌上，护着她正在看的那本书，她前臂上的汗毛在台灯灯光映衬下也清晰可见。她想知道彼得是不是总能以惊奇和清晰的方式看见他四周的生活。这感觉就像一个出生在陌生世界的人，看见了造物的第一抹明亮色彩般。也许这就是一个画家所感觉到的。

“我觉得是白兰地。”想到这里，她哧哧地笑了笑。她记得半小时前曾听见安布罗斯护士长嘟囔着抱怨什么。

“内格尔给珍妮喝了什么？那女孩快醉了。”但是她没有醉，而且她不相信那真的是白兰地。

斯坦纳医生把椅子拖到离她很近的地方，用手在她肩上拍了拍。珍妮小姐不假思索地说：“她对我很好，可是我曾经不喜欢她。”

她不再为此感到遗憾或者歉疚。她这是实事求是。

“你没有必要忧心忡忡。”他的语气非常温和，还在她的膝盖上拍了拍。她没有觉得反感。要是彼得就会这样说了：“老色鬼!叫他的鬼爪子规矩点儿。”不过彼得有可能是错误的。珍妮知道他只是为了表示友好。当时她曾想把手放在他手上，表示她理解。对一个男人来说，这双手又白又小，与彼得那长长的、有骨感、沾了颜料的手截然不同。她能看见他衬衣袖口里露出的卷毛以及指关节上下的黑毛。他的小指上戴了一枚带印章的金戒指，重得像件武器。

“你有这样的感觉很自然，”他说，“人死之后，我们总是希望自己以前对他们好一点，曾经喜欢过他们该有多好。现在已无法挽回。我们不应该在情感方面弄虚作假。如果我们理解他们，我们会及时学会接受他们，并与他们和谐相处。”

但是珍妮早就不在听他说了。因为彼得·内格尔轻轻地推门走了进来。

内格尔坐在接待室里，跟在那里值班却不善交际的警察随便闲聊。他觉得很无聊，想到前面的诊疗室来换换环境。虽然跟他的正式约谈已经结束，但他还不能离开诊所。集团秘书显然是希望他待到最后，等给整个大楼上了锁再离开。星期一上午来开门依然是他的工作。从事情的进展来看，他在这地方似乎至少要待两小时。那天早上，他曾经打算早点回家，去画那幅画，可是现在这么想也没有用。因为事情至少要到晚上11点之后才会结束，那时候他才能回家。即使他们能一块儿回平里科公寓，珍妮也不会给他摆造型了。他只要看一下她的脸色就知道了。他穿过房间的时候，她没有迎上前，不过他至少对她这样的克制挺感谢的。她羞怯地偷看了他一眼，目光中带着心照不宣的恳求。这是她要求理解和表示道歉的方式。是啊，他也感到很对不起她。他原来指望今晚能有三小时的欢愉，现在时间越来越短了，但如果她只是想表达她没有情绪做爱，他觉得也能接受。她哪里知道，大多数夜晚他都不在状态。他希望自己能够把和她做爱——因为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缠着他——当作像吃一顿饭那样简单而快捷，因为这是一种满足欲望的方式，没什么可以感到害羞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可是珍妮不这样想。他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而珍妮却爱上了他。她爱得难以自制，如醉如痴，不计后果，不断要求他对天发誓，要求他对她体贴温柔，拿出耗时的技巧，把他弄得筋疲力尽，还丝毫没有满足感。她特别害怕怀孕，所以做爱前的准备总是烦琐得令人生气，而事过之后，她往往都会依偎在他怀里不住地抽泣。他是一名画家，对她的身体非常痴迷。他认为更换模特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也换不起。可是珍妮的要价越来越高了。

他对博勒姆小姐的死几乎无动于衷。他知道博勒姆觉得他拿着工资，却不付出相应的努力。其他工作人员常常把他和那个可怜的老糊涂卡利相提并论，认为他也是勤劳和智慧的榜样，但是博勒姆非常精明。这倒也不是因为他很懒惰。在斯蒂恩诊所，大多数人——包括一些心理治疗医生——不必遭到别人的非难，就可以过得很安逸。人们不会要求他做超出他能力所及的事，他也不会去做职责范围之外的事。伊妮德·博勒姆对此心知肚明，但并不担心。如果他走，她只希望来一个新保安取代他，纵使这个人干活少一点，效率低一点。只要他受过教育、风度翩翩而且彬彬有礼就行。博勒姆小姐很看重这个。他微微一笑，觉得这有点意味深长。博勒姆从来没有惹过他，可是她的继承者怎么样，他就没有多大把握了。

他把目光投向房间的另一边，看见博斯托克太太独自一人悠闲地坐在一张舒适的病人用椅上。那椅子是他从候诊室里搬过来的。她低着头，聚精会神地在看一本书，可是内格尔毫不怀疑她内心肯定在想其他事情。他想，也许她是在想什么时候能当上行政主管。不管怎么说，这件杀人案给她提供了一次机会。你不可能看不出一个女人冲动的野心，她们往往是迫不及待的。你几乎可以闻到这种野心在煎熬她们的肌肤。她虽然表面上镇定自若，却像一只发情的猫，内心既焦躁又紧张。他穿过房间朝她走去，懒洋洋地靠在她椅子旁的墙上，手臂迅速地在她肩膀上碰了一下。

“你难得的好时光啊，是不是？”他说道。

她的眼睛没有离开书页，但是他知道她不得不作出回答。她无法抗拒自我保护的意识，尽管这样只能使她更容易受到伤害。他心想，她也和其他人一样，无法闭上那张烂嘴。

“我不懂你这话的意思，内格尔。”

“别再瞒我了。过去半年，我对你的表现钦佩有加。‘是，医生’‘不，医生’‘随你的便，医生’‘当然了，我想帮您，医生，可是这里的事情很复杂……请您相信我，真的’。她不会不做斗争就放弃的，但现在她死了，这对你是个好机会。他们无须舍近求远，去找新行政主管。”

“别这么鲁莽无礼。你怎么不帮肖特豪斯太太端端咖啡呢？”

“因为我不想。别忘了，你还不是行政主管呢。”

“我敢肯定警察很想知道你今天傍晚在哪里。毕竟那把凿子是你的。”

“我出去送了邮件，然后拿回了我的晚报。很失望，是吧？我倒是很想知道晚上6点22分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你怎么知道她是6点22分死的？”

“我是不知道。可是安布罗斯护士长6点20分的时候看见她去了地下室。据我所知，地下室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她在那里待那么久。当然啦，除非你亲爱的埃瑟里奇医生也在那里。他肯定不会肮脏到去搂抱博勒姆小姐的地步。要我说，他不是那种人。当然，他在这方面的兴趣你比我更了解。”

这时她突然离开椅子，挥起右手抽了他一个耳光，抽得他打了个趔趄。诊室内回响着猛烈的拍击声。众人把目光投向他俩。内格尔听见珍妮·普里迪倒抽了一口凉气，看见斯坦纳医生皱起眉头，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们，他还看见弗里德里卡·萨克森向他们投去鄙视的目光，接着又看起书来。肖特豪斯太太此刻正在靠墙的小桌子旁边，把碟子放进大托盘里，慢悠悠地环顾四周。她那双锐利的小眼睛东张西望，因为错过了该看见的东西显得有些懊恼。博斯托克太太脸都红了，坐回椅子上继续拿起正在看的书。内格尔一手捂着脸，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出什么事了？”斯坦纳医生问道，“怎么了？”

这时候房间的门开了，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把头伸进来说：“警司要见肖特豪斯太太，请进来。”

艾米·肖特豪斯太太觉得在等候约谈的时候没有理由穿工作服，所以她去见达格利什的时候，穿的是准备下班回家的衣服。她这一身打扮确实与众不同。她脚上穿的不是舒适的工作拖鞋，而是一双很时髦的高跟宫廷鞋，身披白色的罩衫和毛皮上衣，头戴一顶最流行的女式帽，上面缠着一条头巾。从整体来看，这种装束的效果依然是老派到了奇妙的地步。肖特豪斯太太看上去像个欢乐的20世纪20年代老古董。使这个效果愈加突出的，是她那条短短的裙子和她那一头精巧悬垂在前额和两颊的、精心漂白过的卷发。但是，达格利什觉得她的嗓音丝毫不矫揉造作，人品也几乎无可挑剔。她那双灰色的小眼睛十分精明，也很调皮。她没有感到害怕，也没有感到紧张。达格利什猜想，艾米·肖特豪斯特别喜欢见到一些令人兴奋的事，因为这不同于她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所以她觉得这样很开心。她不希望有人死于非命，但事情已经出了，她不妨好好地加以利用。

寒暄结束后，他们切入正题，谈到当晚所发生的事。肖特豪斯太太说出了她觉得最有价值的信息。

“我不能撒谎，说我知道是谁干的，我根本不知道。但我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最后一个跟她说话的人，这你不必怀疑。不，先不说这个!我是最后一个‘面对面’跟她说话的人。当然，不算那个凶手。”

“你的意思是说，她后来接到了电话？你最好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在这儿的一整晚里，听说的神秘事太多了。”

“你精明着呢，是吧？”肖特豪斯太太毫无怨气地说，“呃，就是这个房间，我晚上6点10分左右进来过。我想问她，如果下个星期我再休息一天，剩下的假期还有几天。博勒姆小姐拿出我的档案——真想不到她早就准备好了——我们把问题解决了，还谈了谈工作。我正准备出去，准确地说，我已经到了门口，准备最后说几句话，这时候电话铃响了起来。”

“肖特豪斯太太，我希望你非常仔细地想一想，”达格利什说，“那个电话可能非常重要。不知道你能不能记起博勒姆小姐说了些什么。”

“你觉得是有人引诱她下去受死，是吧？”肖特豪斯太太颇有意味地说，“这个嘛，有可能，你想想看。”

达格利什暗自思忖，这个目击证人精明得很。他看见她在极力回想，眼睛和眉毛都挤到一块儿去了。她对博勒姆小姐所说的话记忆犹新，对此，他毫不怀疑。

在制造了一阵恰到好处的悬念之后，肖特豪斯太太说：“呃，我刚才说了，电话铃响了起来。我想时间大概是6点15分。博勒姆小姐拿起电话说：‘我是行政主管。’她接电话的时候，总是先自报家门。她很在意自己的职务。彼得·内格尔过去常说：‘她以为我们是在等谁接电话呀，赫鲁晓夫？’他没有直接对她说。怕什么嘛!不管怎么说，她就是这么说的。短暂的停顿之后，她抬头看着我说：“是，我是。”我想她的意思是说就她一个人，没有考虑我。又是一段较长的停顿，是电话那头的人在说话。接着她说：‘好吧，待在那儿，我一会儿下来。’后来，她说如果劳德先生来了，而我就在附近，就把劳德先生领到她办公室去，我答应说‘好的’，然后就离开了。”

“你能肯定她在电话上说的是这些？”

“我可不敢说瞎话。那就是她说的话，没错。”

“你刚才说到电话那头的人。你怎么知道是个男人？”

“我从来没说可以肯定。我想我只是猜测那是个男人。不瞒你说，如果我当时离得近一些，也许就听见了。有时候，在电话的噪声中，你也可以猜出是谁在说话。可是我当时是站在门口的。”

“你根本听不见那头传来的声音吗？”

“没错。说明他说话声音很低。”

“后来怎么样，肖特豪斯太太？”

“我说了声再见，就慢慢走到总务处去做点事情。彼得·内格尔在和普里迪小姐搭讪，像往常一样分她的心。卡利在接待室。所以不是他们。我进去的时候，彼得正拿着邮件往外走。他做这件事的时间往往是晚上6点15分。”

“你看见博勒姆小姐离开自己的办公室了吗？”

“没有。我刚才跟你说了。我到总务处去了，和内格尔还有珍妮小姐在一起。不过护士长见过她，你问问她。护士长看到她穿过了大厅。”

“我知道。我已经见过安布罗斯护士长了。我想知道博勒姆小姐是否跟在你后面也出了办公室。”

“没有，她没有。至少不是一起出来的。也许她认为让那个家伙等等对他有好处。”

“也许，”达格利什说，“如果是医生的电话，她下去的动作会很迅速。”

肖特豪斯太太尖声怪气地大笑起来。

“也许是，也许不是。你不了解博勒姆小姐。”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肖特豪斯太太？”

“还好吧，我们打过交道。她喜欢工作卖力的人，而我工作就很卖力。呃，这个地方打扫得怎么样，你一看就知道了。”

“我的确能看得出来。”

“她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我要替她说句公道话，她从不在背后做让人不高兴的事。还要说一句，有时候如果你不当心，那她就会当面让你下不了台。不过，我还是喜欢这样。她和我能相互理解。”

“她有没有什么仇家——和她有过节的人？”

“肯定有过，是不是？谋杀可不是开玩笑似的在头上拍两下。要我说，这样的复仇未免有点太过分了。”她把两脚分开，身体向达格利什神秘兮兮地倾斜过来。

“听我说，亲爱的，”她说道，“博勒姆小姐会惹人生气。有些人就是这样。你知道怎么回事吧。他们怎么也不能容忍，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中间的缓冲地带，很呆板。她就是这种人，呆板。”肖特豪斯太太的语气和紧闭的嘴巴表现出她最终的刚正不阿，“就拿考勤簿这种小事来说，所有医生都应当在上面签到，这样博勒姆小姐就可以向董事会提交月度考勤登记表。这些都没问题，很正常。以前考勤簿放在医生衣帽间的桌子上，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后来博勒姆小姐注意到斯坦纳医生和麦克贝恩医生到得比较晚，于是她就把考勤簿拿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样他们都得到她那边去签到。跟你说吧，斯坦纳医生经常是不签的。‘她知道我在这里，’他总这么说，‘我是个医生，不是工厂的工人。如果她想让人在那个烂本子上签名，可以把它放回衣帽间。’医生们一直想把她弄走，这已经持续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了，这个我是知道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肖特豪斯太太？”

“我们先假定我知道吧。斯坦纳医生就不能容忍她。他是来做心理治疗医生的。您听说过‘强化心理治疗’这个词吗？”

达格利什说他听说过。肖特豪斯太太不相信，怀疑地看了他一眼。接着她神秘兮兮地欠身向前，似乎是要说一些关于斯坦纳医生的不太好的秉性。

“他是个注重分析的人，这就是他，一个分析型的医生。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有点知道。”

“那您应该知道，他看的病人不多。每次两个，最多也就是三个。每八周一个新病人。这样子无法增加人数。”

“人数？”

“就诊人数。他们每个季度都要到医管会和地委会去。在提升数字方面，博勒姆小姐很有两下子。”

“那她肯定完全赞同巴古雷医生。通常他的夜间门诊治疗似乎都很忙。”

“她当然赞同。当然，不是赞同他离婚。”

“这怎么会影响人数呢？”达格利什不懂，于是愚钝地问道。肖特豪斯太太有点同情地看着他。

“谁说到人数问题了？我们刚才谈的是巴古雷夫妇。他们当时要离婚，理由是巴古雷和萨克森小姐有一腿。所有的报纸都登了。心理治疗医师的妻子起诉了心理治疗医师。后来巴古雷太太突然撤诉，根本没说为什么，谁也没说过。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区别。巴古雷医生和萨克森小姐继续在一起共事，可以说是很融洽。现在还是。”

“巴古雷医生和他太太和解了？”

“谁说和解了？他们没有离婚，这我是知道的。这件事后，博勒姆小姐没给萨克森小姐好脸色看，不过倒也不是因为博勒姆小姐说过她的什么闲话。我觉得她不是那种喜欢八卦的人。可是她让萨克森小姐看到了她的感受，她是反对这种事情的，我说的是博勒姆小姐。不会有人想跟她调情，我可以告诉你!”

达格利什问有没有人尝试过。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往往非常巧妙，但他觉得肖特豪斯太太可能能听懂含蓄些的措辞。

她尖声怪气地笑起来：“你以为呢？她不是男人喜欢的那种。反正就我所知是这样。跟你说吧，这里有些病例会让你永远不想和性问题沾边。博勒姆小姐到医务主任那里去过一次，抱怨说送给珍妮打印的一些报告有失体统。不过她总是对珍妮百般挑剔。要我说，博勒姆小姐总是在这种细枝末节上小题大做。珍妮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博勒姆小姐的女童子军连队之类的地方待过，我想博勒姆是想盯紧一点儿，以免她忘了当年她的连长是怎么教她的。你可以看出那个小姑娘对这件事感到很尴尬。这件事本来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他们暗示说有，你可别相信。无法否认，这里的有些人思想很肮脏。”

达格利什问，博勒姆小姐对珍妮和内格尔的亲密关系是否赞同。

“哦，你准备谈这个？要我说，也没什么赞同不赞同的。内格尔是个冷漠的家伙，一毛不拔。不信你让他掏钱请你喝茶试试!他只是和珍妮玩玩而已，我敢说，小猫蒂格尔要是能说话，它准能跟你说上一两件事情。不过我认为博勒姆还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她多数时间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不管怎么说，在总务处里，内格尔并不受欢迎。那些医疗速记员都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时间去做乱七八糟的事情。内格尔做事很小心，在博勒姆小姐的本子上留下了好记录。他是个招人喜欢的小青年，从来不旷工，不迟到，这就是我们的彼得。难得有个星期一早上，他被困在了地铁里，难道他不着急吗？那件事破坏了他的良好记录，你明白吧？5月1日那天，他得了感冒还来上班，因为那天我们要接待公爵的访问，自然，彼得·内格尔必须来，以确保所有的事情都没问题。他当时烧到40摄氏度，是安布罗斯护士长给他量的。我可以告诉你，博勒姆小姐很快就让他回家了。是斯坦纳医生开车送他回去的。”

“大家都知道内格尔先生把工具放在保安值班室吗？”

“当然啦!这是有理由的。大家总是找他去修这个，弄那个，那他能把自己的工具放哪儿呢？在他们面前，他就像个很规矩的老女人，大惊小怪地死守着那些工具。卡利是不被允许动它们的。跟你说吧，这些不是医疗器械，是内格尔的个人物品。大概六个星期前，斯坦纳医生借用了一把螺丝刀去修他的车，结果他们几乎吵起来了。斯坦纳医生不会干那样的活儿，把螺丝刀弄弯了，这就惹麻烦了!内格尔以为是卡利干的，于是他们吵得很凶。卡利因此肚子又疼了起来，可怜的老东西。接着内格尔发现，有人看见斯坦纳医生拿着工具从保安值班室出来，就向博勒姆反映了这个情况。于是她告诉了斯坦纳医生，让他赔了一把螺丝刀。我们确实都了解这里的情况，这我可以告诉你。这里没有一刻是消停的，不过以前从来不曾有过杀人案。这是个新情况，而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

“说得不错嘛。如果知道是谁干的，肖特豪斯太太，你现在就可以说说。”

肖特豪斯太太舔了舔手指，捋了捋前额上的发卷，舒适地蠕动了一下身体，然后慢慢站起来，以此表明她觉得这次约谈结束了。

“不行!抓凶手是你的工作，伙计，欢迎你去做。我就说这么多啦。这不是医生干的，他们没这个胆儿，这些心理咨询医生胆子都很小。不管你怎么看待这个凶手，他确实有点胆量。”

达格利什决定，接下去要询问那些医生。他颇为惊讶也颇感兴趣的是，他们都很耐心，并随时准备接受他的问话。他之所以先约谈其他人，甚至包括内部勤杂工等无足轻重的目击证人，而让医生在一边等候，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对他下一步的询问有好处。看来他们理解他的做法。达格利什不想惹他们生气，也不想让他们无端地提心吊胆。如果这样做能达到他的目的，他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但根据他的经验，往往在目击证人没有多少时间考虑的时候，他才能问出有用的信息。证人们会因为恐惧和震惊而管不住自己的嘴，不由自主地吐露实情。那些医生都在前诊疗室等候，相互之间隔得不远，都很安静，没有说牢骚话。他们相信达格利什能干好自己的工作，于是让他继续干下去。他很想知道别的外科医生或内科医生会不会这么通融，会不会跟集团秘书一样，觉得还有比心理治疗医生更难对付的人。

根据医务主任的要求，玛丽·英格拉姆医生是第一个来谈话的。她家里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必须尽快让她回家照看孩子。她在等待的时候，不时地流下眼泪，使她的同事们觉得很尴尬，但也不方便去安慰她，因为他们觉得她的伤心不合情理，也不合时宜。若是玛丽安护士哭泣还比较得体，毕竟她是死者的亲戚。英格拉姆医生的眼泪使气氛变得更为紧张，在那些情感不那么复杂的人当中引起了无端的负罪感。大家普遍认为，应当让她回家照看孩子，别再耽搁她了。她也没有什么情况可以告诉达格利什的。她每周只到诊所来两次，到夜间门诊治疗室去帮忙，几乎不认识博勒姆。从晚上6点20分到7点这个重要的时间段，她和安布罗斯护士长一直都在那里。在回答达格利什的问题时，她承认巴古雷医生在6点15分之后曾经离开了一段很短的时间，但是她记不清确切的时间，也不知他去了多长时间。在谈话即将结束时，她用那双哭红了的眼睛看着达格利什，说：“你会弄清是谁干的，是吧？这姑娘可怜兮兮的。”

“我们会弄清的。”达格利什回答说。

接下来约谈的是埃瑟里奇医生。还没等问他，他就先自报家门，把必要的个人详细情况作了介绍，然后继续说：“我自己今天晚上的行踪，恐怕说了也未必有用。我到诊所的时候还不到晚上5点。在上楼之前，我先到博勒姆小姐的办公室跟她打了个招呼。我们稍微客套了几句。我觉得她看起来很好，而且没说她要求见集团秘书的事。大约5点15分，我打电话到总务处找博斯托克太太，她和我一起做了口授记录，一直弄到5点50分，接着，她就拿上邮件下楼去了。过了十来分钟，她回来了，我们继续进行口授听录，直到将近6点30分。接着，她走进隔壁房间，边听录音边直接打字。我的治疗过程有一部分是录了音的。这些材料随后会重放，由打字员打印出来，用作研究或者存入档案。我一个人在自己的诊疗室里工作，但是去了一趟医用图书馆，时间很短。我记不清是什么时间了，但是是在博斯托克太太从我这里走后不久。后来她又回来问了我一个问题。那时候肯定快到7点了，而就在这时候，安布罗斯护士长打电话把博勒姆小姐的事情告诉了我。当时萨克森小姐正从四楼的房间下来，准备回家，她在楼梯上看见了我们，所以和我一起去了地下室。您知道我们发现了什么，也知道我们采取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务必不让一个人离开诊所。”

“你的行动很明智，医生，”达格利什说，“这样做使调查范围大大缩小了。看来凶手还在这幢大楼里，对吧？”

“卡利向我保证说，下午5点之后，不在他那里登记的人是不能离开的。这是我们的制度。但锁住的后门可能被人动过手脚。我相信您是非常老练的，不会草率地作出结论。任何建筑物都不会固若金汤。那个……那个嫌疑人随时都有可能进来，甚至一早就进来了，可能一直躲藏在地下室里。”

“你能说说这个人会藏在什么地方，又怎么从诊所出去吗？”

医务主任没有回答。

“你知道这个人可能是谁吗？”

埃瑟里奇医生用中指慢慢摸着右边的眉毛。达格利什在电视上见过这个动作，心想现在的他和电视上的角色一样，也是为了让别人注意他那优雅的手形和漂亮的眉毛。尽管这表明他在认真思考，但这样的姿态似乎有些做作。

“我毫无头绪。我完全无法理解这场悲剧。我并不是说博勒姆小姐很好相处，有时候她会引起别人的反感。”他不以为然地笑了笑，“我们相互之间也不总是那么好相处的，一个成功的心理治疗诊所的管理者也许要比博勒姆小姐宽容得多，也许要少一点强迫症。但这是场凶杀!我实在想不出哪个人要杀她，无论是病人还是工作人员都一样。在斯蒂恩诊所工作的人中竟然有人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作为医务主任，光是想想就让我觉得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如此丧心病狂或者说如此邪恶。”达格利什忍不住说了一句。埃瑟里奇医生微微一笑，像对电视评论组一位迟钝的员工那样耐心解释说：“邪恶？我可不敢用神学术语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也不敢啊，医生，”达格利什回答说，仍然无法抵御这样的诱惑，“不过这种犯罪不像是疯子所为。它的背后有某种智慧。”

“有些精神病患者是非常聪明的，警司。这么说并不代表我对精神变态很了解。这非常有趣，不过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我们斯蒂恩诊所从来没有说过可以治这种病。”

达格利什心想，和斯蒂恩诊所持有同样观点的医院很多。1959年的精神健康法案也许规定精神病是一种疾病，需要或允许进行医治，可是治疗这种疾病的医生似乎没有什么热情。这充其量就是心理治疗医生骂人的行话，而且他就是这么说的。埃瑟里奇医生微微一笑，十分宽容，没有被激怒。

“我从来没有因为议会法案有所规定就接受一种病，不过精神变态患者确实是存在的。目前我还不相信这是医学治疗能解决的问题。可以肯定的只有不能只因为他们有这种病就把人判处监禁，但是我们也无法肯定我们正寻找的是一个精神变态患者。”

达格利什问埃瑟里奇医生，知不知道内格尔的工具放在哪里，哪一把钥匙能开档案室的门。

“我知道钥匙是哪一把。我如果下班比较晚，而且只剩下我一个人，而我要一份老档案，就会自己去拿钥匙。我在从事一些研究工作，当然还要讲课和写作，能够随时拿到医疗档案是非常重要的。我最后一次去档案室的日期大约是十天之前。我想我在保安值班室从来没有看见过这只工具箱，但是我知道内格尔有一套工具，而且对它们特别爱惜。我想，任何人如果要拿一把凿子，都会到保安值班室去找。这些工具几乎不可能放在其他地方。显然，我也认为蒂皮特的雕像会在艺术疗法部。选用这样的凶器真的很奇怪!我觉得有趣的是，凶手显然一心想把疑点转向诊所工作人员。”

“如果这诊所的门都是锁上的，嫌疑人就不太可能在其他地方。”

“我就是这个意思，警司。如果今天晚上在场的工作人员中真的有人杀了博勒姆小姐，他肯定要把疑点从当时在场的少数人身上转移开。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其中一扇门打开。当然啦，他必须戴手套，不过我想他肯定是戴了手套的。”

“当然，两件凶器上都没有留下指纹。可能是被擦掉的，不过有可能他真的戴了手套。”

“可是，门都是锁上了的，所以这是一个很过硬的证据，说明凶手还在这幢房子里。为什么？因为把一楼的门打开要冒风险。您知道，那扇门在夜间门诊治疗室和医务工作办公室之间，而且门外是一条照明很好的道路。想不被人看见而打开那扇门很困难，凶手几乎不可能从那里出去。可是两条防火通道的门分别在三楼和四楼，还有一道门在地下室。为什么不把其中一扇打开呢？毫无疑问，只可能是：在作案和尸体被发现这段时间内，凶手没有机会，或是那个男人故意想把疑点转移到诊所的其他工作人员身上，甚至不惜付出自己可能被发现这种不可避免的风险。”

“你提到了‘男人’，医生。作为一名心理医生，你觉得我们应当找的是个男人？”

“哦，是的!我认为这是个男人干的。”

“不过这样杀人不需要多大力气吧？”达格利什问道。

“我考虑的主要不是要多大力气，而是用什么方法，选什么凶器。当然，我只能说说我的见解，我毕竟不是犯罪学家。我只是觉得罪犯是个男人。当然，从体力上来看，女人也有可能，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是完全不可能的。”

达格利什心想，的确如此。这只需要知识和胆量。这时，他的眼前浮现出一个长着漂亮脸蛋、神情专注的女人，正弯下腰去砍博勒姆小姐的身体。一只瘦弱的女孩的手娴熟地解开毛衣扣子，卷起精细的羊绒套头外衣。接着，她找到医学上最容易致命的准确位置下手。在手起凿落时，还发出用力时的哼哧声，最后再把毛衣微微向下拉了拉，盖住凿柄，把那个难看的雕像放在依然抽搐的身体上，将尸体摆放成一个嘲弄与蔑视的姿态。他向医务主任转述了肖特豪斯太太说的打电话的事。

“还没有人承认打过那个电话。看起来她像是被人骗到地下室去的。”

“这仅仅是猜测，警司。”

达格利什温和地指出这是普通常识，是警察有效办案的基础。医务主任说：“档案室外面那台电话上挂着一张卡，任何人——甚至对诊所不熟悉的人——都能在上面找到博勒姆小姐的电话号码。”

“但如果是一个陌生人用内线电话找她，她会作出什么反应呢？她没提任何问题就去了地下室，所以肯定认出了那个人的声音。”

“这就是说，这个人没有理由使她感到害怕，警司。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她知道了某些危险的信息，所以有人得把她杀掉，以免她将这些信息告诉劳德。她去地下室的时候没有任何恐惧和怀疑，结果却死于非命。我只能希望她是当即身亡，没有受苦。”

达格利什说，等尸检报告出来，他会了解更多的情况，不过她的死几乎可以肯定是瞬间的。他又补充说：“她抬头看见凶手举起雕像的瞬间，一定非常害怕，但是事情发生得太快了。她被打晕后就失去了知觉。我怀疑她甚至连喊的时间都没有。如果她喊，嘴也会被用纸捂住。我听说金太太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又吵又闹。”他稍事停顿，然后轻声说道，“你怎么会想到把博勒姆小姐的死状向诊所工作人员描述的呢？你跟他们说了吧？”

“当然啦。我把他们召集到前诊疗室，而病人都在候诊室，我把情况简单地说了说。您是说这样的消息可以不告诉他们？”

“我的意思是，没有必要跟他们讲细节。如果您没有跟他们说凶手用凿子猛刺的事，对我可能会比较有利。因为凶手可能会露出一些破绽，暴露出他比一个清白无辜的人知道的情况要多。”

医务主任笑了笑：“我是心理治疗医生，不是侦探。我对这起罪案的反应在你看来也许很奇怪，我只是想和其他员工一起分享我所感受的惊骇和悲痛，而不是给他们设置陷阱。我想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要平心静气，实事求是。我一直是相信他们的，而且现在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

达格利什心想，这些都不错，可是一个聪明人肯定明白沉默是金的道理，而医务主任非常聪明。达格利什向他表示感谢，而且在结束这次谈话后，他开始反复掂量这个问题。在告诉工作人员之前，埃瑟里奇是怎样仔细考虑的呢？他透露凿子扎进心脏的细节真是那么欠考虑吗？毕竟，要欺骗大多数工作人员是不大可能的。斯坦纳医生、巴古雷医生、内格尔、英格拉姆医生和安布罗斯护士长都看见过那具尸体。珍妮小姐看见了，可是她掉头就跑了。然后就剩下玛丽安护士、博斯托克太太、肖特豪斯太太、萨克森小姐、凯特尔小姐和卡利了。也许埃瑟里奇医生会对这些人都不是凶手感到很满意。卡利和肖特豪斯都有不在场证据。医务主任是不想给玛丽安护士、博斯托克太太或者萨克森小姐设置陷阱呢，还是心里认定凶手一定是个男的，觉得误导凶手是妇女不但浪费时间，还可能导致尴尬和反感？医务主任几乎是公然暗示在三楼和四楼工作的人都可以排除，因为他们都有机会打开防火安全门。而他自己也一直在三楼的诊疗室。不管怎么说，凶手最可能想打开的肯定是地下室那扇门，很难相信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把门锁拨一下只要一眨眼的工夫，然后就能让人误以为凶手从那里逃离了诊所。可是地下室的门是紧锁的。为什么呢？

下一个进来的是斯坦纳医生。他身材矮小精瘦，显得镇定自若。在博勒姆小姐办公台灯光线的映照下，他那苍白、平滑的皮肤微微发亮。他穿着做工精细的咨询医生的黑上衣，虽然显得镇静，却浑身冒汗，衣服里透出浓烈的汗水味。他说自己四十二岁，达格利什颇为惊讶。从表面上看，他肌肤平滑，黑色的眼睛炯炯有神，步伐富有弹力，像个年轻人，可是那整齐向后梳拢的黑发已开始稀疏，无法掩饰他头顶上方受戒似的斑秃。

显然，斯坦纳医生决定把与警察见面看成是一次社交活动。他伸出一只丰腴的、保养很好的手，和蔼地微笑着说了声“您好”，并问对方是不是作家亚当·达格利什。

“我拜读过您的诗，”他非常得意地说，“祝贺您。诗中充满了迷人的简化。我从第一首诗开始读，一直读到最后。这是我体验诗歌的方法。看到第十页的时候，我想我们也许有了一位新的诗人。”

达格利什暗自思忖，斯坦纳医生不仅阅读过这本诗集，而且表现出了某些带评论性的观点。当写到第十页时，他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有机会成为新诗人了。斯坦纳医生问他是否与诺丁汉新生的年轻剧作家欧尼·贝尔斯见过面。他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没想到达格利什断然宣称他与贝尔斯先生素不相识，然后把话锋从文学批评转到约谈的目的上来。斯坦纳医生立即表现出惊讶和凝重的神情。

“整件事是如此令人不快，非常地不快。您知道，我是最早见到尸体的人之一。这件事使我感到痛苦。我很害怕暴力事件。那很吓人。我们的医务主任埃瑟里奇医生今年底就要退休了。在他最后几个月的任期内，居然发生了如此不幸的事情。”

他难过地不住摇头，达格利什却发现，那双黑色小眼睛里透出的却是些许满意的神情。

指纹专家在蒂皮特的雕塑上发现了秘密。达格利什把它立在他的办公桌上。斯坦纳医生想用手去摸摸，然后又把手缩回来说：“我想，我最好还是别碰它，因为有指纹的问题。”他迅速地瞄了达格利什一眼，见他没有反应，就继续说道：“这是件很有意思的雕塑，是吧？相当不错。警司，您注意到没有，精神病人，甚至那些没有受过训练或者没有类似经验的病人，也能创作出非常经典的艺术品？这就向我们提出了艺术成就本质这个有趣的话题。病人在恢复过程中，艺术创作越来越差，力度和独创性都没有了。到他们全部恢复之后，他们的作品已经没有了价值。我们有好几个非常有趣的例子，都是艺术疗法部病人的作品，但这座雕塑独具一格。蒂皮特在病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雕刻了这个东西，不久后他就住进了医院。他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这座雕塑具有慢性病患者的遐想因素，那双青蛙一样的眼睛，还有那向两侧分散的鼻孔。有一段时间，蒂皮特本人看起来就像这个样子。”

“我想，大家都知道它是放在哪里的吧？”达格利什问道。

“哦，是的!放在艺术疗法部那个架子上。蒂皮特为此感到骄傲，巴古雷医生常常把它展示给到访的医委会的成员看。艺术疗法专家鲍姆加滕太太喜欢把这些比较优秀的作品拿来展出，所以她才把一些架子放在那里的。现在她请了病假，不过我想他们已经带你去看过艺术疗法部了吧？”

达格利什回答说是的。

“我的几个同事觉得艺术疗法不过是烧钱，”斯坦纳医生像透露秘密似的说，“当然，我从来不看好鲍姆加滕太太。但是做人要宽容。巴古雷医生时不时提到病人转诊，跟夜间门诊治疗相比，在下面畅所欲言也许对病人的害处要小。但是，如果假装认为病人在艺术方面的努力有助于诊断治疗，我觉得就离题太远啦。当然，这种说法把鲍姆加滕太太划入了普通心理治疗医师之列，这恐怕是没有根据的。她都没有受过分析方面的训练。”

“那把凿子呢？你知道它是放在哪里的吗，医生？”

“这个嘛，还真的不知道，警司。我是说，我只知道内格尔有些工具，它们大概是放在保安值班室里，但我并不知道确切位置。”

“那只工具箱比较大，上面贴有明显的标签，放在值班室的小桌子上，不大可能看不见的。”

“哦，我想是这样!不过，我没有理由要到保安值班室去。所有的医生都没有理由。我们必须找到工具箱的钥匙，看看它放的地方是不是保险。博勒姆小姐同意内格尔把工具放在那里而且不上锁，那是不对的。毕竟我们会有心理失常的病人，而有些工具则是致命的。”

“看来是这样。”

“当然，这家诊所并不收治较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它的建立是为了进行分析性心理治疗，主要受众是那些中产阶级的病人及高智商的病人。我们这些病人永远不愿意去住精神病院——如果让他们去普通心理治疗门诊部，那就不太合适了。当然啦，我们的工作中有大量的研究成分。”

“今天晚上6点到7点间您在干什么，医生？”达格利什问道。

斯坦纳医生见话锋突然从有趣的讨论转向别有用心的提问，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神情。他恭恭敬敬地回答说，他当时正在进行周五晚的心理治疗。

“我在傍晚5点30分到了诊所，这是我与第一个病人预约的时间。遗憾的是，他没有按时到。这个病人到了一个不必严格如期接受治疗的阶段。伯奇先生的预约时间是6点15分，他通常都很准时。我在一楼的第二诊疗室等他。等到6点10分，他到了。他不喜欢和巴古雷的病人一起在大候诊室等候，我也确实不能因为这点怪他。我想你也听说过伯奇这个人。他写了那本很有趣的小说《正直的灵魂》，非常精彩地反映了潜藏在值得尊重的英国城郊地区传统中的性冲突。不过我有点记不清了。当然了，你已经和伯奇谈过了。”

达格利什确实和他谈过了。整个过程索然无味，但也不是没有启发。他曾听说过伯奇那本书，有二十多万字，其中故意穿插了许多经过深思熟虑的猥亵章节，只要通过简单的数学运算，就可以知道下面一段描述会在哪一页。达格利什并没有怀疑伯奇参与了此案。可以写出性与虐待的大杂烩的作者，也许自己就是性无能，当然也很胆小，但他不一定就是在说谎。

达格利什说：“你能肯定你所说的时间吗，医生？伯奇先生说他是6点15分到诊所的，卡利登记他的到达也是这个时间。伯奇说他直接进了你的诊疗室，因为卡利告诉他你那里当时没有病人。他在那里等了你足足十分钟，有些不耐烦了，准备去问问你在哪里。”

对于病人的检举，斯坦纳医生既没有感到害怕，也没有大动肝火。不过他确实显得有些尴尬。

“伯奇先生居然这么说，很有意思。恐怕他说得没错。他开始接受治疗的时候，我觉得他似乎有点恼火。如果他说我是6点25分才和他见面，我肯定他说的是事实。今天晚上这个可怜的家伙治疗时间很短，而且受到了干扰。在他治疗中的特殊阶段，出现这种情况那是非常不幸的。”

“所以说，你的病人到了前诊疗室时，你不在那里，那你去哪儿了？”达格利什和颜悦色地追问。

斯坦纳医生的脸上突然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变化。他突然露出难为情的样子，像个小男孩在淘气的时候被当场抓住一样。他不是害怕，而是感到很内疚。从心理治疗医生到尴尬的少年犯的表情变化颇有几分滑稽色彩。

“但我跟您说过了，警司!我在第二诊疗室，就是前诊疗室和病人候诊室之间。”

“你做了什么呢，医生？”

其实，这种事情也很可笑!斯坦纳医生究竟做了什么，结果才会表现得这样尴尬？达格利什心里在琢磨一些奇怪的可能性。看色情小说、抽大麻烟或是引诱肖特豪斯太太？肯定不会是策划谋杀之类的事情。不过斯坦纳医生显然已经决定必须说实话。他面露愧色，坦白说：“我知道这件事听起来很傻，可是……这个……那个房间很暖和，我已经忙了一天，那里还有张长沙发，”他咯咯地笑了笑，“其实，警司，博勒姆小姐被推定已经死亡的时间，用一句俗话说，我当时‘打了个盹儿’!”

斯坦纳医生作了这番尴尬的坦白之后，变得开心而健谈起来，很难把他打发走。达格利什只得解释说，眼下他已经提供不了什么帮助，他这才离开。下一个进来的是巴古雷医生。

巴古雷医生也像他的同事们一样，没有抱怨等候时间太长，不过他还是不耐烦了。他把一直没换的白大褂往身上一裹，拉了拉椅子坐下后，似乎不太舒服，不断扭动纤细的肩膀，时而跷起腿，时而放下。他的人中显得更深，头发有点潮湿，在台灯映照下，他的眼睛像黑色的水坑。他点燃一支雪茄，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字条，把它递给马丁警探。

“我写了个个人详细情况介绍，这样会省些时间。”

“谢谢，先生。”达格利什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不妨这么说吧，6点15分之后的二十来分钟里，我不在犯罪现场，但是拿不出任何证据。我想你已经听说，安布罗斯护士长最后一次看见博勒姆小姐之前，我离开了夜间门诊治疗室几分钟。我去大厅那头的医务工作人员衣帽间抽了根雪茄。那里面空着，没有人去。我没有急着赶回诊室，我想我大约6点40分过后才回到英格拉姆医生和安布罗斯护士长那里。当然，那段时间她们一直在一起。”

“护士长跟我说了。”

“认为这两人中有谁涉嫌这个案子是非常荒谬的，不过我很高兴，她们碰巧在一起。我认为，根据您的观点，能排除的人越多越好。我很遗憾自己拿不出不在现场的证据。恐怕我也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提供帮助。我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

达格利什问巴古雷医生当晚他是怎么度过的。

“晚上7点之前，我过得和往常一样。我4点之前就来了，接着去博勒姆小姐办公室，在医护人员登记簿上签名。那个本子以前是放在医务人员衣帽间的，最近她把它拿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了。我们说了几句话。她问我夜间门诊治疗的新机器的服务安排问题。然后我就开始了治疗工作。在6点之前，我们一直很忙，我要定期去看那个接受麦角酸治疗的病人。她由玛丽安护士特别安排在地下室的治疗室里。我忘了，您已经见过金太太了。”

达格利什来的时候，金太太和她丈夫一直坐在病人候诊室。他很快就认定这样的人与这起谋杀没有关系。那位女性弱不禁风，还有点迷糊，坐在那里紧紧握住丈夫的手。等马丁警官和他的手下来后几分钟，她丈夫才到诊所，准备陪她回家。达格利什温和地简单问了那个女人几句话，就让她离开了。无须医务主任担保，他也觉得这名病人不可能离开自己的病床去杀害任何人。但是他相信她的状态也不可能给别人做不在场证据。他问巴古雷医生最后一次去病人那里的具体时间。

“我来了之后不久就去看了她，实际上我还没有开始电击治疗。3点30分病人就服了药，我去时，她刚刚开始有反应。应该说，使用麦角酸治疗是为了让病人释放某些潜意识中的东西，更加容易接受心理治疗。这种药物的使用是在严密观察下进行的，病人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5点的时候玛丽安护士又叫我下去了一趟，在那里待了大概有四十分钟。而后我回到楼上，大约5点40分的时候，我对病人实施了最后一次电击治疗。最后一位夜间门诊病人实际离开诊所的时候，是在最后一次看见博勒姆小姐之后的几分钟。大约从6点30分起，我开始做清理并写出治疗笔记。”

“你5点经过档案室的时候，那扇门是开着的吗？”

巴古雷医生想了想，说：“我想是关着的。虽然很难有绝对把握，但我相信，如果门开着或半开着，我应该会注意到。”

“你5点40分离开病人的时候呢？”

“也一样。”

达格利什再次问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带有明显目的的常规问题。博勒姆小姐有什么仇家没有？知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希望她死？她近期是不是有些忧心忡忡？知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请集团秘书来？能不能解读她记事本上的记录？巴古雷无法提供任何帮助。他说：“从某些方面来说，她这个人有点古怪，她害羞，但也有点咄咄逼人，其实她与我们在一起并不愉快，可是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我绝对没有想到她会招来杀身之祸。我们不能老把这件事多么令人震惊挂在嘴边上。老这么说就没有意义了。不过我认为，我们都有同样的感觉。这整件事是这样不可思议!令人难以置信!”

“你说她在这里并不愉快。这个诊所是不是很难管理？我听说博勒姆小姐并不特别擅长与难缠的人打交道。”

巴古雷医生不假思索地说：“哦，您别以为您所打听到的全是真的。我们都是个人主义者，但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大家相处得挺好。斯坦纳医生和我有点矛盾，但大家都是很和蔼亲切的。他想让这个地方变成一家心理治疗训练单位，有住院医生和普通专职工作人员，大家都像老鼠一样忙忙碌碌，顺便做一下科学研究。在那种地方，大把大把的时间和金钱不知道被用在了哪里，但肯定不是用在对病人的实际治疗上，尤其不是用在对严重精神疾病的治疗上。当然，他不可能实现。地区委员会完全不会同意。”

“那么博勒姆小姐是什么看法呢，医生？”

“严格地说，她没有能力提出任何观点，但这并不能对她有任何抑制。她反对弗洛伊德学说，比较倾向于电击治疗。换句话说，她支持我而不支持斯坦纳医生。但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斯坦纳医生和我都不会因为理论上的分歧去砸她的脑壳。你也看到，我们并没有持刀相向。这些完全和案件无关。”

“我比较倾向于你的意见，”达格利什说，“博勒姆小姐是被人处心积虑害死的，而且很有专业水平。我认为凶手的动机更为实际，更为重要，不是不同见解或者个性冲突引起的。顺便问一下，你以前知不知道哪一把钥匙是开档案室门的？”

“当然知道。如果我想要查阅老病历，通常都是自己去取钥匙的。我还知道内格尔把自己的工具箱放在保安休息室，不知道这对你有没有帮助？此外，我今天下午来的时候，博勒姆小姐跟我说了蒂皮特的情况。不过这几件事几乎毫不相干，是吧？你不会真相信凶手希望把蒂皮特也扯进来吧？”

“也许不会吧。告诉我，医生，根据你对博勒姆小姐的了解，她发现满地都是这些医疗档案的时候，会做出什么反应？”

巴古雷医生先是一愣，而后哈哈一笑。

“博勒姆？很简单嘛!她是个整洁狂。不用说，她会把它们都捡起来!”

“难道她不会打电话让保安来捡，或者让它们留在那里作为证据，直到罪犯被发现为止？”

巴古雷医生稍稍想了想，似乎要修正自己刚刚给出的直截了当的意见。

“谁也不能肯定她会做什么。这都是猜测。也许你说得对，她会打电话让内格尔来做。她并不是害怕干活，可是她对于自己是行政主管的意识很强。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她不会看着这个地方乱糟糟的就离开。发现有个地方的小地毯没放平或者图片悬挂不正，她都不会视而不见地走开的。”

“那她的堂妹呢？她们很像吗？我听说玛丽安护士为其他医生工作的时间都不如为你工作的时间长。”

达格利什注意到，这个问题一问出，巴古雷医生立即厌恶地皱起了眉头。无论在自己的动机问题上多么合作，多么坦率，他都不打算对其他人进行评论。是不是玛丽安护士的温和与无辜引起了他的保护性直觉？达格利什在等他作出回答。过了一分钟，他才不耐烦地回答说：“我不觉得这对堂姐妹长得很像。对于玛丽安护士，您会形成自己的印象。我只能说我对她完全信任，无论是在护士业务方面，还是在做人方面。”

“她是她堂姐的继承人，你大概也知道吧？”

这个推理太简单，一般人都懂，但巴古雷太疲劳，抵挡不住这样的挑衅。

“不，我不知道。不过我希望这对她来说是一大笔钱，她和她母亲可以心安理得地享用，而且我希望你不要浪费时间去怀疑无辜的人。这起谋杀案越快查清越好。这种状况我们大家都受不了。”

这么说巴古雷医生知道玛丽安护士有个母亲。那么，可能诊所员工中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件事。于是他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医生，你说从晚上6点15分开始到6点40分之间，你独自一人在医务人员衣帽间，你在干什么呢？”

“我去了洗手间，方便了一下，抽了根雪茄，然后考虑考虑问题。”

“这二十五分钟时间里，你就干了这么多事？”

“是的，就这么多，警司。”

巴古雷医生不擅长说谎。他犹豫的时间很短，脸色没有改变，夹着雪茄烟的手指也非常稳。不过他的声音有点过于冷漠，而且这种冷漠是精心控制的。他显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才看了看达格利什的眼睛。他很聪明，没有进行任何补充，但是他的眼睛就像侦探的一般，好像愿意听达格利什重复他的问题，而且乐于作出回答。

“谢谢你，医生，”达格利什平静地说，“现在就到这里吧。”

第三章

约谈在继续：询问病人，详细记录笔录，密切注视被询问对象的眼睛和手，看是否有因恐惧而产生的颤抖，观察突然变换谈话重点所产生的紧张反应。巴古雷医生走后，进来的是弗里德里卡·萨克森。达格利什注意到，这两个人在门口相遇的时候非常谨慎，没有对视。萨克森是个二十九岁的女人，皮肤黝黑，充满活力，衣着随意。她对问题的回答简短而坦率，说她从晚上6点到7点独自一人在自己的房间里进行心理测试的记分，无法为自己或者任何人提供不在现场证明，不合常理的是，她对此感到高兴。从弗里德里卡·萨克森口中，达格利什没有得到多少帮助或者信息，但也没有因此认为从她那里已经得不到什么东西了。

接着进来的证人与先前的不同。露丝·凯特尔小姐显然认为这起谋杀案与她无关，但她愿意回答达格利什的提问。她显得兴味索然，说明她在想别的事情。她用以表达恐惧和惊讶的词语极为有限，而诊所其他工作人员当晚使用这些词语的频率都很高。露丝·凯特尔小姐作出的反应与常人不同。她觉得这起谋杀案非常奇怪……真的非常奇怪。她坐在那里，有点迷惑不解地眨着眼睛，通过厚厚的镜片看着达格利什，似乎真的觉得事情很荒诞，不过还没有怪到要花很长时间去探讨的地步。但至少她所提供的两条信息还是很有意思的。达格利什只能希望这些信息是可靠的。

对自己当晚的行动，她一直在闪烁其词，不过经达格利什一再追问，她才说她在和一个夜间门诊治疗病人的妻子谈话，一直谈到晚上5点40分，这时候，安布罗斯护士长打电话说病人可以由人领回家了。露丝·凯特尔小姐陪着她监护的病人下楼，在大厅里跟他说了声“再见”，然后直接走到病历档案室去取了一份病历。她发现档案室井然有序，出来的时候是锁了门的。虽然她无法说清自己当晚的具体活动，但是可以确定上面说的时间。达格利什心想，好在这一点可以通过安布罗斯护士长得到证实。第二条线索比较模糊，而且她在提及的时候显得异常冷漠，并不觉得它有多重要。回到三楼诊室后大约半小时，她清楚地听见服务用升降梯砰的一声停住了。

达格利什此刻已有些疲惫。虽然有中央供暖，他还是感到阵阵凉意。他意识到这种熟悉的心神不宁是面部神经痛的前兆。他早已感到右半边脸有点僵硬与沉重，眼球后面开始产生间歇性的针刺般疼痛，但是他还有最后一位目击证人要询问。

博斯托克太太是个老资格的医疗速记员，对于长时间的等待，她并不像医生们那样容忍。她非常生气，进来时怒气冲冲，像一股寒风。她一声不吭，漂亮的长腿交叠在一起，那灰白的眼睛中明显露出对达格利什的厌恶。她的脑门突出，与众不同，卷曲的秀发很长，呈基尼币的金色，面色有些苍白，但鼻子高高隆起，显得傲气十足。她的脖子较长，头发色彩斑斓，眼睛微微凸起，像一只来自异国他乡的鸟。达格利什看见她的双手之后，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它们就像屠夫的手，又大又红，粗糙而骨形尽显，就像是被恶意嫁接到她那纤细的手腕上的。这简直就是畸形。但她没有遮遮掩掩的意思，露出没上指甲油的短指甲。她的身材很好，衣着时髦且价格不菲。在掩饰缺点，突出优点方面，她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达格利什心想，也许她在生活上也遵循了同样的原则。

她简单地说了自己6点之后的活动细节，没有表现出不情愿。她最后见到博勒姆小姐的时间是晚上6点，当时，她像往常一样，把邮件拿给行政主管签字。总共只有五封信件，大部分是心理咨询医生的医疗报告和给全科医生的信件。当然，博勒姆小姐对这些信件并不关心。所有外发邮件都要经过博斯托克太太或者珍妮小姐在邮件簿上登记，然后再由内格尔拿去投入马路对面的邮筒，以便赶上晚上6点30分收取邮件的时间。6点时，博勒姆小姐跟往常一样签发了自己的信件。博斯托克太太回到总务处，把它们和医生的邮件一起交给珍妮小姐，然后上楼去完成埃瑟里奇医生当天最后一小时的录音听录。星期五晚上，她要用一个小时帮助埃瑟里奇医生记录他的研究项目录音，这是心照不宣的惯例。除了几次很短的时间，她和医务主任一直在一起。大约7点，安布罗斯护士长打电话报告了博勒姆小姐的死讯。她和埃瑟里奇医生离开诊室的时候，碰上了刚准备下班的萨克森小姐和医务主任一起去地下室。博斯托克太太应埃瑟里奇医生的要求，到前门去和卡利待在一起，确保各项指示得到执行，不让任何人离开这幢建筑。她一直和卡利在一起，直到那一行人从地下室出来，然后大家被集中在候诊室等候警方来人，两个保安则留在大厅里值班。

“你说6点以后，除了几次很短的时间，你一直和埃瑟里奇医生在一起。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都在工作，这还用说？”博斯托克太太想说的意思是，这样的问题非常愚蠢，而且很粗俗，“埃瑟里奇医生正在写论文，写的是如何用心理分析法治疗患精神分裂症的双胞胎女人。我说了，我们约定，每星期五晚上，我帮他工作一小时。从他的需求来说，这完全不够，但是博勒姆小姐认为，这项工作严格来说和诊所事务并不相干，埃瑟里奇医生应该在自己的诊疗室，在他的私人秘书帮助下进行。这自然是不可能的。所有的材料，包括一些磁带都在这里。我所干的那部分工作比较杂。有时候我做口头听录，有时候在小办公室直接抄录磁带上的东西，有时候我到工作人员图书馆里去查资料。”

“那你今天晚上干什么了？”

“我先进行了大约三十分钟的口头听录，然后到隔壁办公室根据磁带进行抄录。埃瑟里奇医生在大约6点50分打电话让我过去。我们在一起工作，这时候，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这就是说，当时你和埃瑟里奇医生一起听录，直到大约6点35分？”

“大概是吧。”

“这段时间你们一直在一起？”

“我想埃瑟里奇医生出去了几分钟时间，去查实所引用的数据。”

“你为什么不能肯定呢，博斯托克太太？他要么出去了，要么就没有出去。”

“当然，警司。正像您所说的，他要么出去了，要么就没有出去。但是我没理由非得特地记住这件事情。今天晚上本没有什么特别的。我的印象是，他的确出去了一会儿，但是确切的时间我还真的想不起来。我想他本人应该能够帮助您。”

突然，达格利什改变了提问的思路。他停顿了足足半分钟，然后平静地问道：“你喜欢博勒姆小姐吗，博斯托克太太？”

这个问题很不受欢迎。他看见她的脖子因愤怒或尴尬而涨红，厚厚的浓妆也无法遮住，不过那红色在逐渐消退。

“她不是个讨人喜欢的人。我曾经努力想忠于她。”

“毫无疑问，你所说的忠诚，意思是，你努力调和而不是挑拨她和其他医务人员的关系，尽量克制不对她这个行政主管进行公开的批评？”

正如所预期的那样，他的讥讽语气激活了她所有的潜在敌意。从她那副傲慢和超然的面具背后，他捕捉到了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女学生形象。他知道，即使面对的是潜在的批评，她还是会替自己辩解。她不喜欢对面这个男人，可是她无法容忍被别人低估或者忽视。

“博勒姆小姐实际上并不适合管理一家心理治疗单位。她不赞同我们想在这里努力去做的事情。”

“她在哪些方面不赞同呢？”

“呃，比方说吧，她不喜欢精神病患者。”

“我也不喜欢，上帝保佑，我也不喜欢啊。”达格利什心想，但嘴里没说。

博斯托克太太接着说：“比方说，某些病人的交通费报销就很难过她这一关。一般，只有得到国家资助的病人才能拿到钱，但我们也会用萨玛里坦基金的钱帮助其他病人。我们这儿有个女孩，非常聪明，每星期从萨里郡到艺术疗法部来两次。博勒姆小姐认为她应当在离自己家比较近的地方接受治疗，也许根本就无须治疗。事实上，她说得很清楚，她认为这个病人不应该收治，应该让她到外面去工作，这就是她说的。”

“她没有对病人说这样的话吧？”

“哦，没有!对于该说什么，她还是很谨慎的，但是我看得出她在想什么。毕竟她要说出那些敏感的话来也不容易。对于强化心理治疗，她是持批评态度的。这种疗法的治疗过程无可避免地很费时间。博勒姆小姐往往根据心理医生在一个疗程中所看病人的数量来判断这名心理医生的价值，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她对病人的态度。当然，她也有她的道理，她的母亲就患有精神病，去世前曾经接受过多年的分析治疗。据我所知，她母亲是自杀的。博勒姆小姐不可能心安理得。自然了，她不可能去恨自己的母亲。于是她就把自己的怨恨撒在这里的病人身上。在潜意识中，她也害怕自己神经衰弱。这也是很明显的。”

达格利什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对这些理论进行评论。他准备相信这里面有其道理，但不包括博斯托克太太自己臆测的那些。博勒姆小姐也许是因为缺少同情心，才得罪了这些心理分析医师，但是，至少这里有一个人是相信他们的。

“你知道当年给博勒姆太太治疗的是谁吗？”他问道。

博斯托克太太把跷起的二郎腿放下，让自己在椅子上坐得比较舒服一点，然后屈尊俯就似的准备回答。

“我确实知道，但我觉得这和当前的询问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应该由我来决定？我可以比较容易地判断它是否和案件相关。如果你不知道或者没有把握，你应该直说，那就节省时间了。”

“是埃瑟里奇医生。”

“那你觉得会派谁来接替博勒姆小姐呢？”

“当行政主管？”博斯托克太太冷静地问道，“我还真说不上来。”

达格利什和马丁当晚的主要工作终于结束了。尸体被运走了，档案室的门也被封了。诊所的工作人员都被问了一遍，大多数人都回家去了。埃瑟里奇医生最后一个离开，他在达格利什告诉他可以走之后，还惴惴不安地在诊所里逗留了会儿。劳德先生和彼得·内格尔还在诊所大厅等候，因为有两名便衣警察仍在值班。集团秘书平静地做过决定，只要警察还在，他就留下不走，而只要前门不锁，不把钥匙交上去，内格尔就不能离开，而且星期一早晨8点他还要来开诊所的大门。

达格利什和马丁一起，又把诊所里上上下下看了一遍。不注意观察的人在看他们工作的时候也许会受到误导，产生片面的看法，以为马丁仅仅是个年轻人，是一个给比较成功的人做陪衬的角色。苏格兰场了解他们的人则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表面上，他们没有多少相似之处。马丁块头很大，身高将近六英尺，虎背熊腰，面色红润，看上去不像侦探，而像个成功的农民。达格利什个子要高些，皮肤黝黑，身材细长，动作敏捷。马丁站在他身边似乎有些笨重、呆板。看见达格利什工作的人肯定都能看出他的智慧。但是人们对马丁就没那么肯定了。马丁比自己的上司年长十岁，看来已不会再得到提拔了，可是他的素质使他成了一名受人尊敬的侦探。他从来不会因为怀疑自己的动机而苦恼。正确和错误在他看来是两个不变的极端。在若明若暗的地方，他从不怀疑善与恶的细微差别会把那些令人困惑的阴影投向哪里。他有很大的决心，有无限的耐心。他很善良，却不多愁善感；对细节一丝不苟，但也从来不忽视整体。看一看他的职业生涯，谁也不会说他才干出众，可即使没有表现出极大的聪明才智，他也从来不会表现得愚蠢无能。警察的工作大部分是对细节进行无聊、反复、细致的查验。大部分谋杀案都是利令智昏的结果，是愚昧与绝望的产物。马丁的工作就是耐心、专心地帮助解决这些问题。面对着斯蒂恩诊所这名智商出众、训练有素、令人发指的凶手，他表现得异常沉稳，不露声色。他对细节的关注非常有章法，细节有助于侦破其他谋杀案，同样也会帮助侦破这起案子。杀人凶手精明也好，愚钝也罢，迂回也好，冲动也罢，都必须缉拿归案。他像往常一样，走在达格利什身后，很少说话，但只要一开口，通常都能说到点子上。

他们从四楼开始对大楼进行了最后一次检查。这些18世纪的房间都被隔开，为心理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和普通临床治疗医师提供诊疗室，还为心理治疗医生准备了两个大治疗室。在大楼的前部有一间舒适的大房间，它保留了原样，没有改动，里面的陈设包括一些安乐椅和小桌子。显然这是供婚姻问题小组聚集的地方。这个小组在一起分析家庭不和谐以及性生活不协调等问题，在讨论间隙，还可以享受广场上宜人的景致。达格利什可以理解鲍姆加滕缺席所带来的懊恼。这间房间非常适合艺术疗法部。

比较重要的房间都在三楼。这里进行的修改和变动比较少，天花板和门窗给雅致、静谧的气氛增添了亲和力。会议室的那幅莫迪里安尼的作品有点不太协调，但是也不那么碍眼。隔壁的那间小医用图书馆的书架古色古香，每个书架上都有捐赠者的姓名。若没有看到那些书名，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某间18世纪乡绅办的图书馆。在书架上和几张扶手椅上都有插满鲜花的浅盆，这些东西虽然原本来自五六间不同的家庭住房，但看起来还比较协调。

在这一层楼上，医务主任也有自己的诊疗室，而且是诊所里最优雅的诊室之一。治疗用的长沙发放在离门较远的靠墙处，和其他心理治疗诊室的一样，都是比较低矮的单人长沙发，上面铺着印花棉布，沙发的一头放着叠起来的红毯子和一只枕头。不过医管会没有提供其他的家具。那张18世纪的写字台上没有放置硬纸板的日历、文具或办公日志，只有一本皮封面的记事簿、一个银墨水瓶架和一只放文件的托盘。屋里有两张皮制扶手椅和一只红木拐角橱。医务主任似乎是在收藏老印刷品，而且对网线铜板印刷品和18世纪的雕版印刷品情有独钟。达格利什检查了摆放在烟囱两侧的收藏品——詹姆斯·麦克阿代尔和瓦伦廷·格林的作品，还有两幅哈尔曼德尔的精致平版印刷作品。在它们的映衬下，埃瑟里奇的病人们似乎更愿意卸下自己的心防。他心想，如果卡利的说法是可信的，那么这位不知名的贼可能是男的，但肯定不是鉴赏家。这位凌晨光顾的窃贼有一点很特别，那就是他忽视了价值各15英镑的两张哈尔曼德尔的作品。这个房间舒适宜人，说明它的主人有品位，而且舍得把钱花在装饰上，觉得他的工作环境没有理由与他的休闲环境有什么不同。不过它的布置并不太成功，有些地方还不到位，有些地方高雅得不自然，有些地方的品位则显得过于传统。弗里德里卡·萨克森就在各种凌乱的文件、盆栽植物和煮茶用的器具的房间里工作。除了一些雕刻，这间房间并不能体现个性的细微区别。它在这方面无法体现主人的特征。这使达格利什想起他近期参加的一次关于精神病和法律的会议。埃瑟里奇是到会的发言者之一。他的论文在会上似乎是一个措辞优美、充满智慧的范本，可是会后，达格利什几乎连一个词语也想不起来了。

他们下到一楼，看见集团秘书和内格尔正在与两名警察轻声交谈，达格利什和马丁转头看了看，没有加入他们的谈话。这四个等候的人忧伤地站在那里，就像参加葬礼后的送葬者，在悲伤之余显得空落落的，不知所措。在寂静的大厅里，他们的谈话声很轻。

一楼的平面布局很简单。从前门进来之后，左边是玻璃隔板的接待处。达格利什再次注意到，从这里可以看清整间大厅的情况，包括大厅那头巨大的螺旋楼梯。奇怪的是，卡利当晚的观察是选择性的。他确定看见了下午5点钟之后进来或离开诊所的人，并且在本子上做了登记，却没注意到许多在大厅里来来往往的人。他看见肖特豪斯太太从博勒姆小姐的办公室出来，走进前面的总务处，他却没有看见行政主管穿过大厅走向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他看见巴古雷医生从医护人员衣帽间走出来，却没有看见他走进去。病人及其亲属的活动情况没有逃过他的眼睛，而且他可以认定博斯托克太太来回走动的情况。他可以肯定埃瑟里奇医生、萨克森小姐和凯特尔小姐下午6点之后没有到过大厅。如果他们来过，那就是他没有注意到。如果可怜的小老头卡利不是明显感到害怕，达格利什还是比较愿意相信他的证词的。他们到达诊所的时候，卡利显得有点沮丧，脸色阴沉。等允许他回家的时候，他却处于一种恐惧状态。达格利什心想，等调查到了一定程度，他会发现这是为什么的。

接待处后面的总务处有一扇对着广场的窗户。这间办公室被隔出一部分做小档案室，存放着当前的医疗档案。总务处隔壁是博勒姆小姐的房间，再过去则是夜间门诊治疗室的大套间，里面包括治疗室、护士值班室以及男女康复场所。这个大套间里有一条走道，通向医护人员衣帽间、工作人员洗手间以及内部助理人员的餐具室。过道另一头是扇侧门，平时锁着，很少有人用。只有因加班回去较晚的工作人员会走这扇门，因为他们不想麻烦内格尔去开上了锁，加了链条，还上了门闩的前门。

大厅对面有两间诊疗室、两间病人候诊室和一间厕所。前面的房间被分割成两间较大的心理治疗室，与候诊室之间由一条通道分开。因此，斯坦纳医生可以在两间治疗室之间走动，却不出现在卡利的视线范围之内。但是他要穿过大厅去地下室的楼梯，就很难不被别人看见。他被人看见了吗？卡利在隐瞒什么，又是为了什么？

那天晚上，达格利什和马丁一起对地下室的房间进行了最后一次检查。在地下室后面是通向外面台阶的门。埃瑟里奇医生说，他和斯坦纳医生在发现尸体的时候曾经检查过这扇门，发现它是闩着的。它现在依然闩着。警方已经检查过上面的指纹，只能辨认出彼得·内格尔的。内格尔说他大概是最后一个触碰过门锁的人，而且检查过门是否闩好，然后再把它锁上过夜，这是他的习惯。他或者其他工作人员都很少使用地下室的这个出口，只有在运送煤炭和其他分量较重的物品时才会打开门。达格利什把门闩推回原位。门后有一截很短的铁梯子通向屋后的栏杆，而这里的铸铁门也是闩着的，还加了链条和锁。不过，如果有人想进地下室，也不大困难，尤其是因为后面的马厩光线很暗，而且没人值守。诊所本身是不容易进的。除了厕所那扇小窗，所有地下室的窗户都有栏杆。上次那个小偷就是从那扇小窗户进来的。

达格利什再度把门闩上，而后两人一起走进保安休息室。这间房间占了整座建筑物后部的大部分空间。从他们开始检查到现在，房间没有任何变化。两口挂衣服的橱柜依然贴墙放着。

地面中央放了一张沉重的方桌。有个角上放着一只老式小煤气炉，旁边有一口碗橱，里面放着杯子和盘子，还有听装的茶叶、糖和饼干。在煤气取暖炉的两侧，两张寒碜的皮椅子靠得很近。门的左边是一块挂钥匙的木板，上面的钩子编了号，但是没有写名称。此外，板子上还曾挂着地下室病历档案室的钥匙，不过这把钥匙现在在警方手中。

在没有点火的煤气炉前的篮子里，一只大狸花猫蜷缩着。电灯打开之后，这只猫动了两下，竖起带条纹的大脑袋，瞪着两只黄色大眼睛，冷淡而毫无表情地看着这两个不速之客。达格利什在篮子旁边蹲下，用手在它的头上摸了摸。这猫抖擞了两下，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任他抚摸。突然，它就势一滚躺倒，把腿伸得笔直，硬得像木棍，把柔软的肚皮上像山脊似的毛展示给抚摸它的达格利什看。警司边抚摸它边说话。尽管他比较喜欢的是狗，马丁还是在一旁宽容而又耐心地听着。

达格利什说：“肖特豪斯太太跟我说过这只猫。它叫蒂格尔，是博勒姆小姐养的猫。

“我们推断博勒姆小姐小时候读过A.A.米尔恩[1]的小说。猫是昼伏夜出的动物。为什么夜里不把它放出来呢？”

“这我也听说过。博勒姆小姐认为，如果把猫关在地下室里面，就可以防止老鼠下来。午饭的时候，内格尔会出去喝杯啤酒，吃块三明治，可是卡利是在这里吃的。博勒姆小姐总是到这里来给它一点吃的。这只猫每天晚上都被关在这里，白天放出来。它有吃的，也有供它磨爪子用的空罐头。”

“我明白了。罐子里放着从锅炉房弄来的煤渣。”

“可惜它不会说话，长官。晚上的大部分时间它都在这里，等人来喂它。也许凶手进来拿档案室钥匙的时候，它就在这里。”

“还要拿那把凿子。哦，是的，蒂格尔肯定看见了。可是你不会想让它揭示事情的真相吧？”

马丁警官没有回答。当然，喜欢猫的人都会这样认为，但也许你会称之为幼稚。他的话从来没有这样多过，又说：“博勒姆小姐用自己的钱给它做了绝育。肖特豪斯太太告诉P.C.霍利迪说，斯坦纳医生对此很不高兴。他似乎很喜欢猫。他们还就此争论过。斯坦纳医生对博斯托克太太说，如果按博勒姆小姐的方式，她会把诊所里所有雄性都阉割了。我想，他的话说得很粗鲁。当然，他并不是想让这样的话传到博勒姆小姐的耳朵里，可是博斯托克却把它传过去了。”

“是的，”达格利什很干脆地说，“她会的。”

他们继续进行检查。

这间房间并不让人讨厌。它有食品和皮革的气味，还有明显的煤气味。房间里有几张照片，好像是因为遭到先前主人的嫌弃，最后又在保安的房间里重新安了家。其中一张是斯蒂恩诊所的创始人，他合情合理地被他的五个儿子簇拥着。那是一张已经褪色的深褐色照片，放在一个镀金的相框中。达格利什想，这张照片中的老海曼比挂在楼上大厅里的那幅正统纪念油画中的他更具个性。

一张小桌子紧靠着挂着照片的那堵墙。内格尔的工具箱就放在上面。达格利什打开工具箱盖。里面的工具保养得很好，摆放得井井有条，但缺了一样东西，而且不大可能再回内格尔的工具箱了。

“如果他故意不锁后面那扇门，就有可能从那里进来。”马丁说出了达格利什想说的话。

“当然，我承认自己曾有一种不正确的心态，就是怀疑一个在谋杀案发生时显然不在这幢楼里的人。不过，在肖特豪斯太太离开博勒姆的时候，内格尔和珍妮小姐在总务处，这一点也没什么可疑的。卡利证实了这一点。珍妮小姐说，她自己没离开过总务处，只是到隔壁房间取了一个卷宗。顺便问一下，你当时对肖特豪斯太太有什么看法？”

“我当时认为她说的是实情，长官。肖特豪斯太太的说法对她比较有利，但我并不认为她在说谎。她这种人幸灾乐祸，但并非不愿意给一点推力，让事情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她无须添油加醋，就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事情。”

“是的，这话不假，”达格利什表示同意，“博勒姆小姐之所以到地下室去，是因为那通电话，而那通电话为我们确定死亡时间提供了比较满意的佐证。这一点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表示怀疑。这也和警方外科医生的观点比较吻合。但是我们在得到警方尸检结果之后，就会知道更多的情况。当然，那通电话可能是真的。可能是有人从地下室打了电话，在地下室和博勒姆小姐说了点儿什么，然后离开了地下室，回到了他或者她自己的房间，而且现在非常害怕，不敢承认打过这个电话。我说，这是有可能的，但我觉得不像。”

“如果真有这通电话，那就可能是有人打电话让她下去，去看看病历档案室里乱糟糟的情况。在谋杀发生之前，这些档案肯定就被人弄乱了。有些文件压在她身体下面。我看，她是蹲在那里捡东西的时候遭人袭击的。”

“我看是这样，”达格利什说，“好吧，我们继续查。”

他们从升降梯的门旁边走过时，未作任何评论便走进了地下室前部的治疗室。当晚早些时候，玛丽安护士和她的病人一起坐在这里。达格利什打开电灯。厚重的窗帘已被拉开，但是窗户上仍然挂着薄薄的窗纱，大概是为了在白天提供一些隐私保护。房子里的陈设比较简单。房间的一角有一副矮担架床，床头有张医用屏风，床头有张椅子。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紧靠对门的墙，显然是给照顾病人的护士用的。桌子上有一个架子，上面放着护理报告表和空白医疗记录纸张。靠左边的墙摆着一排橱柜，里面是诊所的干净衣物床品。第四面墙进行过隔音处理，墙上有隔音板，而且那扇门造得特别厚重，门上挂着厚厚的门帘。

达格利什说：“如果玛丽安护士的病人吵闹起来，她可能听不见外面所发生的事情。马丁，你沿着这条过道往前走，用那部电话打一下，就是医疗档案室外面的那部电话。”

马丁出去后，随手关上了门。达格利什独自一人被寂静包围着。他听觉敏锐，能听见马丁沉重的脚步声。他想，如果痛苦的病人吵吵闹闹，他是否还能听见？他听不见马丁取下话筒后微弱的咔嚓声，也听不见拨号盘的转动声。几秒钟之后，他又听见了脚步声，马丁回来了。他说：“那里有一张卡，内线电话号码都写在上面。我拨了004，是博勒姆小姐的办公室。有意思的是，没有人接电话的时候，电话铃声听起来很怪异。接着有人接了。铃声停止后，我大吃一惊。当然，接电话的是劳德先生。他的语气也带着惊讶。我告诉他，我们用不了多长时间了。”

“我们是用不了多久了。顺便说一句，我听不见你说话。可是玛丽安护士听见了珍妮的叫声。她是这么说的。”

“她不慌不忙地在做一些事情，是不是，长官？还有，医生和护士下来的时候，她显然听见了他们的交谈。”

“这非常合情合理。他们四个人叽叽喳喳地边走边谈。当然，她是明显的怀疑对象。她可以从这间房间打电话给她堂姐，也许会告状说有人把病历档案室弄得乱七八糟。她的病人稀里糊涂，不可能听见或者理解。我看见她和巴古雷医生在一起，显然，他不可能为任何人做不在现场的证明。玛丽安护士有可能离开过治疗室，稳稳当当地在病历档案室等着她的堂姐。她有对受害者下手的最好机会，也有必要的医学知识，以及非常明显的动机。如果她是凶手，这件罪案大概就与打给劳德的电话毫无关系。我们必须查清博勒姆究竟认为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但那也未必和她的死亡有任何关系。如果玛丽安护士知道集团秘书要来，她可能会临时做出动手的决定，因为她可以借此掩盖真实动机。”

“我觉得她没有那么聪明，不会想出这样的计划，长官。”

“我也觉得她不像凶手，马丁，但是我们以前还遇到过更不像凶手的人呢。她或许是清白的，但她一个人待在地下室，确实为行凶提供了可乘之机。她还带着橡皮手套。当然，她对此有自己的解释。这里橡皮手套多着呢，作为护士，在围裙口袋里有一双用过的橡皮手套完全合情合理。但事实是，我们在两件凶器上以及门钥匙上都没有发现任何指纹，就连旧指纹都没有。有人先把指纹擦掉，然后再戴上手套对它们进行了处理。没有比薄薄的手术手套更合适的。把凿子扎进去实际上就等于一次外科手术。

“如果她有使用手套的意识，就会有把它们毁掉的意识。锅炉里就有火。艺术疗法部那件丢失的橡皮围裙到哪儿去了？如果凶手把它用来作为可能的保护，后来又在锅炉里把它销毁，那么一味追查手套就很愚蠢了。”

“很愚蠢，好像我们都以为正常人不会那么做似的。反正我对那件围裙没有多大把握。显然，艺术疗法部少了一条围裙，有可能是凶手穿走的。可是这起凶杀早有预谋，干得很干净。不过等明天锅炉冷却下来，我们把炉灰扒出来，就会知道围裙在不在里面了。围裙的背带上有金属装饰扣，如果运气好，我们可以找到这些扣子。”

他们走出治疗室，关上门，上楼去了。达格利什开始感到疲劳，眼底不断有阵阵刺痛感。这个星期并不轻松。还有那场樱桃酒会，本来忙碌了一天，可以有一个轻松的结束，却成了无法静心的序幕，接下来的晚上更加忙碌。有一阵子，他甚至在想，不知道黛博拉·里斯科在什么地方吃的饭，和谁在一起。他们的见面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的一部分。也许是因为过度疲劳，他觉得自己失去了通常办案前的那种信心。他不是真的认为这桩案子会把他击败。从职业上来说，他还从来没有尝到过失败的滋味。这种隐隐约约心力交瘁的感觉使他感到更加恼火。他第一次怀疑自己的掌控能力，好像他的对手是个很有头脑的人，而且在智力上不亚于他。他认为玛丽安护士没有这样的智力。

集团秘书和内格尔依然在大厅里等候。达格利什把诊所的钥匙交还他们，并得到承诺说，另外一套钥匙现在放在集团总部，将于下周交给警方。马丁、他以及另外两名警官等着内格尔把所有的灯都关掉。很快，诊所上下漆黑一片，他们六个人走进雾蒙蒙、凉飕飕的10月夜色中，然后分道扬镳。

[1] A.A.米尔恩(A.A.Milne， 1882—1956)：英国著名童书作家。

第四章

巴古雷医生知道，他应该让凯特尔小姐搭他的便车回家，否则自己就太不够意思了。她住在里奇蒙，而他回萨里别墅就要经过她的住处。通常，巴古雷医生都会尽量避开她。她在诊所的排班很怪，所以他们很少在同一时间下班。他通常可以独自驾车而没有任何内疚。他很喜欢开车，即使高峰期驱车通过市区颇为让人不爽，他也觉得那只是一种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要穿过那几英里笔直道路后他就到家了。他可以感觉到汽车的力量，就像背后有一股推力，把一天的疲劳都驱散在欢快的空气中。快到斯塔林的时候，他习惯性地把车停在一家僻静的酒吧边，准备喝它一品脱啤酒。他从不多喝，但也不少喝。这是他晚间的惯例，是他白天和夜晚的正式分界，自从他失去弗里德里卡之后，这已经成了他每天必做的事情。这个夜晚并没有使他的神经衰弱得到缓解。他正在让自己适应一种生活：他对病人的事要求严格，而职业技能相关的工作都在自己的家里完成。不过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也是一桩美事，是一段可以品味两个截然不同，但又基本相似的世界之间的短暂插曲。

一开始，巴古雷医生的车开得很慢，因为大家都知道凯特尔小姐不喜欢飙车。她坐在他旁边，身上裹着一件厚厚的花呢外套，灰色的头发修剪得很短，头上戴的编织红帽显得很不协调。她像许多职业社会工作者一样，对人没有多少真正的理解，因而被人们误以为感觉迟钝。当然，如果他们是她的病人，情况就不一样了。巴古雷医生多么讨厌“病人”这个词!一旦他们被安全地囚禁在有职业关系栏杆的笼子里，她就对他们尽心尽力，无微不至，而他们的隐私则会所剩无几。无论他们喜欢与否，她都理解他们，看清并宽恕他们的弱点，称赞与鼓励他们的努力，而且原谅他们的罪过。在凯特尔小姐的心目中，斯蒂恩诊所里除了她的病人，其他人几乎是不存在的。巴古雷不是不喜欢她。他早就得出了一个悲哀的结论，心理治疗社会工作对那些最不合适从事它的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不过凯特尔小姐比大多数人要好。她为他准备的报告过于冗长，用了很多特殊的行话，不过至少她能够提供那些报告。斯蒂恩诊所也有其他一些心理治疗社会工作者。他们都是出自想治疗病人这一无法抵御的冲动。在接受普通心理治疗培训之前，他们都那么焦躁不安，像社会工作报告及安排康复假日这些不怎么刺激的工作，他们就不怎么愿意干。不，他不是不喜欢露丝·凯特尔，可是今天晚上不同于其他的夜晚，他本来可以高高兴兴地独自驾车回去的。

一路上，她都没有说话，到达骑士桥之后，她那带呼吸声的声音飘进了他的耳朵。

“真是一桩复杂的谋杀案，不是吗？时机也很怪。你对那名警司怎么看？”

“我觉得他办事效率很高，”巴古雷医生回答说，“我对他的态度有点儿矛盾，也许是因为我拿不出不在场的证据。在他们推定的博勒姆小姐的死亡时间里，我正好独自一人在医务工作人员衣帽间里。”

他知道自己希望得到安慰，当然也希望听见她迫不及待地提出反对意见，说谁也不可能想到要怀疑他。他很快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当然啦，这种事情很讨厌，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希望他能尽快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哦，你是这么想的吗？我懂了。我认为他对整件案子感到迷惑不解。今天晚上大部分时间我也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所以我大概也没有不在场的证据。可是我不知道她的大致死亡时间。”

“大概在晚上6点20分。”巴古雷简短地回答说。

“是吗？这么说我肯定没有不在场的证据了。”凯特尔小姐得意地说。过了不久，她又说：“我现在能用自由基金为莫里卡夫妇组织一次乡村度假了。对于把自由基金用在病人身上的事情，博勒姆小姐总是推三阻四。斯坦纳医生和我认为，如果莫里卡夫妇能安安静静地在一家比较宜人的乡村旅店住两个星期，也许就能把他们的事情理清楚。这能够挽救一次婚姻啊。”

巴古雷医生想说，多年来莫里卡夫妇的婚姻一直处于危机之中，无论这家旅店有多么宜人，都不可能在两个星期里拯救这段婚姻。莫里卡夫妇成天提心吊胆的原因，主要是担心他们的感情基础，不经过一番斗争，他们是不大可能放弃的。

他问道：“难道莫里卡先生没工作？”

“哦，有!他有工作，”凯特尔小姐回答说，好像这个事实与他支付度假费用的能力没有关系，“不过，他的妻子尽了很大的努力，可是仍然不会管家。如果诊所不拿钱，他们还真拿不出钱到外面去。我很遗憾地说，博勒姆小姐没有什么同情心。还有一件事，她为我预约病人，事先却不告诉我。今天就出了这样的事。我离开之前查看工作日志，发现加了一个新的病号，时间安排在星期一上午10点。当然，博斯托克太太已经做了登记，可是她补充道‘根据博勒姆小姐的指示’。博斯托克太太本人是绝不会这么做的。她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而且效率很高的秘书。”

巴古雷医生认为，博斯托克太太是个野心勃勃的麻烦制造者，但觉得说这种话没什么意思。于是他问凯特尔小姐，与达格利什的谈话进行得怎么样。

“恐怕我为他提供不了很多帮助，但是他对升降梯的情况很感兴趣。”

“升降梯怎么了，凯特尔小姐？”

“今天晚上有人在用升降梯。你知道有人用这部升降梯的时候，它会发出吱吱的声音，而且到了三楼还会咣当一下吧？呃，我听见了咣当声。当然，我不知道确切时间，因为这在当时似乎并不重要。那已经不是傍晚前了。我认为可能是6点30分。”

“关于有人可能乘升降梯到地下室的问题，达格利什肯定没有认真思考过。当然，升降梯比较大，需要两个人操作。”

“是的，要两个人，不是吗？没有帮手，谁也不能在升降梯里把自己提上去。”她在说“帮手”这个词语的时候神秘兮兮的，好像这是犯罪黑话的一部分，是一种顽皮的表达方式，但她竟然还敢用。她接着说：“我无法想象，亲爱的埃瑟里奇医生蹲在升降梯里，像一尊胖胖的小佛像，而博斯托克太太用她那双强壮的手拉绳子的情景，你能吗？”

“不能。”巴古雷回答得很干脆。这个描述生动异常。为了改变话题，他说：“要是知道谁是最后一个去档案室的，那就有意思了。我说的是案发之前。我都记不得自己上次是什么时候去的了。”

“哦，你记不得了？奇怪!那是个沾满灰尘、令人恐惧的小房间，我从来不会忘记我什么时候去过那里。我今天下午5点45分的时候去过那里。”

巴古雷医生感到很吃惊，差点把车停了下来。

“下午5点45分？这离博勒姆的死亡时间只有三十五分钟啊!”

“是啊，如果她是6点20分左右死的，那就肯定是这样，对不对？警司没有告诉我这个时间。可是听说我去过地下室，他就很感兴趣。我去拿了一份老沃里卡的档案。我下去的时候肯定是5点45分左右，不过我没有停留，因为我知道那份档案在哪里。”

“当时里面跟平常一样？病历档案没有被乱七八糟地丢在地上？”

“哦，没有，每件东西都井井有条。当然，门是锁着的，所以我从保安休息室里拿了钥匙。我拿完东西就把门锁上，然后把钥匙挂回那块板子上了。”

“你没有看见什么人吗？”

“我想是没有。不过，我可以听见你那位接受麦角酸治疗的病人发出的声音。我觉得她吵吵闹闹的。似乎那里只有她一个人。”

“她不是一个人。她从来没有一个人过。实际上我一直陪她待到5点40分左右。如果你早来几分钟，我们就应该可以见面了。”

“我们也只能在去地下室的楼梯上，或者你到诊疗室的时候遇见。不过我觉得我谁也没有看见。警司一直追问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似乎对整起事件的认识都稀里糊涂的。”

他们没有再谈有关凶杀案的事。巴古雷觉得因为有些问题没有再问出口，车里气氛变得过于沉闷。二十分钟后，他把车停在里奇蒙格林不远处，靠近凯特尔小姐公寓的地方，以轻松的心情侧身为她打开车门。她从他的视野消失后，他不顾寒冷的潮气，从车里走出来，把车子的天窗打开。随后的几英里路面，上有金线般的猫眼，是这条路最好的一段。他的车在路上飞奔，秋天的凉风从天窗直往下灌。他在斯塔林下了主路，来到一家小酒吧。它离大路有一段距离，处于一片榆树包围中，光线幽暗，并不诱人。斯塔林库贝欢快的年轻人要么从来就没有发现过这个地方，要么不喜欢它，而是喜欢在绿化带旁边的那些漂亮酒吧。这家酒吧的青砖墙边上，从来没有那些年轻人的捷豹车。里面的沙龙像往常一样空无一人，但是透过隔板依然听得见公共酒吧那边的轻声交谈。他靠近壁炉坐下，无论冬夏，壁炉里总是生着火，里面烧的显然是老板从旧家具上拆下来的气味难闻的木头。这个房间并无诱人之处。烟囱里的烟很快被东风吹散，地面上铺着石板，靠墙放置的几张木长凳又硬又窄，坐在上面很不舒服。不过啤酒倒是清凉爽口，酒杯也很干净，不过由于陈设简陋，远离尘嚣，倒也显得十分清静。

乔治把他的啤酒端了过来。

“医生，你今天来晚了。”

从巴古雷第二次光顾起，乔治就这么称呼他。至于他怎么知道自己是医生的，巴古雷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

“是啊，”他回答说，“今天诊所里有点事耽搁了。”

他没多说什么，随即回到吧台。接着，巴古雷心想自己这么说是否明智。明天所有报纸都会刊登这件事的。也许明天在公共酒吧，人们就会议论纷纷。很自然，乔治会说：“星期五晚上，医生像往常一样来了。关于杀人案的事，他守口如瓶……不过看来心情不好。”

什么也不说是不是很可疑？如果一个人清白无辜，谈谈自己不曾参与的一桩谋杀案，是不是更自然一些？这个小房间好像突然闷热起来，原有的平静被焦虑和痛苦所溶解。他无论如何必须告诉海伦，她知道得越早越好。

车开得很快，可是等他到家，已经晚上10点多了。透过高高的山毛榉树的间隙，他看见了海伦卧室的灯光。这么说她没有等他，而是自己上楼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他把车停进车库，打起精神，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斯塔林谷非常安静。这是一片小型私人别墅区，经过精心设计，以传统方式建造，每一幢房子都有一座大花园。它和邻近的斯塔林别墅几乎没有联系，是繁华近郊里一片名副其实的绿洲。这里的住户受世俗偏见和势利的束缚，像流亡者一样生活在异域文化中，却保留着文明的体面。这幢房子是巴古雷十五年前买的，当时他刚结婚不久。他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地方，过去这些年，他懂得了不重视第一印象是很荒唐的。但是海伦喜欢这个地方，而且当时还怀了孕，所以多了一个让她高兴的理由。在海伦眼里，这幢宽敞的仿都铎建筑的前景一片大好。前面的草坪上有一棵巨大的橡树，是“大热天放婴儿车的好地方”。宽敞的门厅是“以后孩子们会喜欢并可以聚会的好地方”。这里的环境安静，“亲爱的，你在伦敦和那么多可怕的病人打交道之后，这里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宁静的”。

可是她流产了，而且失去了再怀上孩子的希望。若是还有希望，又会有什么不同呢？这幢房子就不会像没有升值希望的仓库一样了吗？他静静地坐在车里，看着那扇亮着灯光的不祥窗户，心想，所有不幸的婚姻基本都大同小异。他和海伦的情况与莫里卡夫妇没什么不同。他们之所以还待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希望这样不像分手那么痛苦。如果婚姻的压力和痛苦超出了离异造成的损失、不便和痛苦，他们就会分手。理智的人不会继续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对于他来说，离婚只有一个正当的、高于一切的理由，那就是他希望和弗里德里卡·萨克森结婚。现在，这个希望已经彻底破灭，他便不妨继续保持这样的婚姻。这种婚姻尽管很痛苦，但至少使他觉得还有人需要他，这样，他的心里会舒服些。他鄙视自己的个人形象。他是个心理治疗医生，却无法处理好自己的个人关系，婚姻状况岌岌可危。可是婚姻关系中至少有些东西可以维持；在大多数情况下，软弱和同情的无常冲动可以使他更具宽容之心。

他锁上车库的门，穿过宽阔的草坪，来到大门口。花园一看就无人打理。维护花园费用很高，而海伦对打理花园毫无兴趣。如果把这地方卖掉，换幢小一点的屋子，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更好。可是海伦不愿意谈卖房子的事。对她而言，住在斯塔林谷比住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幸福。这里的社交生活面很窄，要求也不高，至少给了她某种安全感。这种喝鸡尾酒、吃小饼干的生活，与时髦、苗条、贪婪的女人愉快地聊天，关于外国女佣和寄宿姑娘的八卦，以及关于孩子的学校费用、成绩报告和孩子没有感恩之心的哀叹，都能引起她的同情与共鸣。巴古雷早就知道，因为夫妻间关系冷淡，她在家的时间很少，这使他感到很痛苦。

他思考着怎样才能以最佳方式把博勒姆小姐遇害的消息告诉她。海伦和她只有一面之交，是那个星期三在诊所里的会面。他不知道她俩谈了些什么。可是那次简短的见面像催化剂一样，使她们变得很亲密。或许那是一种针对他的进攻性同盟关系？不过肯定不是由博勒姆采取行动，她对他的态度从来没有变过。巴古雷甚至可以相信，博勒姆认为他要比多数心理咨询医生都强。他发现博勒姆历来都是非常配合，非常乐于助人，也非常正确。那个星期三的下午，博勒姆在对他毫无恶意、仇恨，甚至厌恶的情况下，让海伦到她的办公室，与她交谈了半小时，摧毁了他的最大快乐。他正想到这里，海伦出现在了楼梯顶端。

“是你吗，詹姆斯？”她大声说。

十五年来，每天晚上她都用这种不必要的问题跟他打招呼。

“是的。抱歉，我回来晚了。有件事也很抱歉，我在电话上不能多说。在斯蒂恩诊所发生了特别可怕的事情，埃瑟里奇认为这件事少说为妙。伊妮德·博勒姆被人杀了。”

她的脑子里立即出现了医务主任的名字。

“亨利·埃瑟里奇!他当然会这么说。他住在哈利大街，手下有足够的工作人员，收入大概是我们的两倍。他把你留在诊所，到现在才放你回来。他有稍微替我着想一下吗？他回家之前，他的妻子总不会一个人待在乡村吧!”

“我被留在诊所，那不是亨利的错。我跟你说，伊妮德·博勒姆被人杀了。今晚大部分时间，诊所里都是警察。”

这次她听见了。她下楼的时候，他感到她呼吸急促，看见她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紧紧抓住裹在身上的睡袍。

“博勒姆小姐被人杀了？”

“是的，被杀害了。”

她木然站着，似乎在考虑什么，接着平静地问道：“她怎么被害的？”

巴古雷告诉她的时候，她还是一句话也不说。他们面对面地站着，他惴惴不安地想，该不该走上前去，做出表示安慰或同情的举动。可为什么要同情呢？海伦究竟失去了什么？

她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非常冷淡：“你们谁都不喜欢她，是不是？你们谁都不!”

“荒唐，海伦!她是行政主管，我们大多数人和她很少接触，即使有，时间也很短。”

“看来这是内部人员作案，是不是？”

他听见这句直截了当的、警方和法庭的行话，脸上的肌肉抽搐起来，作出的回答却非常简单：“从表面上看是这样。可是我不知道警方是怎么想的。”

她一声苦笑：“哦，我可以猜出警方的想法!”

她再度站在那里不吭气，接着突然问道：“你当时在哪里？”

“我跟你说了，在医务工作人员的衣帽间。”

“弗里德里卡·萨克森呢？”

现在，巴古雷已经不可能对她表现出同情和温柔，甚至连局面也控制不住了。他极为镇静地说：“她在自己的房间，做罗夏墨迹检测。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不在现场证据，这下你满意了吧？不过，如果你想把这桩谋杀栽到弗里德里卡或者我的头上，就需要多一点智慧，而我相信你没有。警司也不大可能听一个心怀仇恨并患有精神病的女人的话。这样的人他见得多了。不过你可以试一试!可能你会走运呢!为什么不来检查一下我的衣服上有没有血迹啊？”

他气得浑身发抖，把双手朝她伸过去。她吓坏了，看了他一眼，转过身跌跌撞撞地朝楼上走去，甚至还被睡袍绊了一下，接着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他用眼睛看着她，由于疲劳、饥饿以及自厌，他感到浑身发冷。他必须到她身边去。不管怎么说，不能这样持续下去。不过不是现在，不是马上。首先，他必须喝两口。他在楼梯扶手上靠了一会儿，然后疲惫不堪地说：“哦，弗里德里卡，亲爱的弗里德里卡。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为什么？”

安布罗斯护士长和一个最近退休的老朋友住在一起。她们三十五年前是护士学校的同学。她们在吉迪亚公园买了一幢房子，过去二十年中一直靠共同的收入生活在一起，日子过得舒适、愉快而又和谐。她俩都没有结婚，也没有因此而后悔。她们也曾希望有孩子，可是在看到亲朋好友的家庭生活之后，她们产生了与常人相反的婚姻观念。她们深信婚姻对男人有好处，代价却是由女人付出的，即使做母亲也不是纯粹的幸福。无法否认的是，她们并没有去验证这样的观念，而且从来没有人向她们求过婚。像精神病诊所的其他职业人士一样，安布罗斯护士长也意识到了性压抑的危险，可是她从没感受到这种危险，而且它确实很难在从未觉得性有什么压抑的人身上产生作用。如果她认真地研读过各种精神病理论，一定会认为那大多数都是非常危险的胡说八道。但安布罗斯护士长受到的训练是，医生是仅次于上帝的人。医生像上帝一样，以神秘的方式创造着奇迹，对待他们也要像对待上帝一样，不能进行公开的批评。毋庸置疑，有些医生采用的方式更加神秘，但护士的特权依然是辅助这些只比上帝低级的人，鼓励病人对治疗方式要有信心(特别是当这种方式的成功似乎非常值得怀疑的时候)，并做到在基本职业道德方面完全忠诚。

“我对医生一向忠诚。”这是吉迪亚公园阿卡西亚路的一句口头禅。安布罗斯护士长经常说，在节假日，有些年轻护士偶尔到诊所来替班，在她们所受的训练中就没有多少助人为乐的传统。她对大多数年轻护士都颇有微词，对现代培训更是少有恭维。

她像往常一样，乘坐地铁中央线到利物浦大街站，然后换乘东郊线电车，二十分钟后下车，进入与比阿特里斯·夏普小姐合住的连排公寓。不过今天晚上，她把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并没有习惯性地看看前花园，也没有用挑剔的目光扫视门上的油漆，甚至没有像以往那样去想这间公寓令人满意的外观，更没有觉得购买这处住房果然是桩令人满意的投资。

“是你吗，多特？”正在厨房的夏普小姐问道，“你回来晚了。”

“要是不晚，那就是奇迹了。诊所里出了杀人案，晚上大部分时间，警察都和我们在一起。据我所知，他们现在还在那儿。他们取了我的指纹，也取了其他工作人员的。”

安布罗斯护士长故意说得轻描淡写，不过这个消息的影响使她高兴。这恰恰是她所期待的结果。这种令人兴奋的消息不是每天都有的。在火车上，她脑子里就在演练，看怎么传播这条信息才能取得最佳效果。这句反复琢磨过的话准确地表达了事情的主要细节。她暂时把晚饭的事情也忘了。夏普小姐嘟囔着说平底锅里的东西可以等等再做，先给她的朋友和她自己倒了杯雪利酒压惊，而后端着酒在起居室里坐下，听她从头到尾细细地谈。在诊所里，安布罗斯护士长以谨慎周到、沉默寡言著称，在家里却是快人快语，没过多久，夏普小姐对这桩杀人案的了解就和她的朋友一样了。

“但你觉得是谁干的呢，多特？”夏普小姐说着又往杯子里添了点酒。这是前所未有的铺张，接着夏普小姐动脑筋开始分析。

“你晚上6点20分的时候看见博勒姆小姐下楼去地下室，7点的时候尸体被发现，所以我认为，杀人的事肯定发生在这个时间段。”

“这个嘛，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警司一直问我能不能肯定是这个时间。我是见到活着的她的最后一个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大约6点15分，贝林太太完成了治疗，准备回家，于是我去候诊室告诉她丈夫。他一向很注重时间，因为他要值夜班。他要先吃饭，然后去上晚上8点的班。我看了看表，正好6点20分。我从夜间门诊治疗室出来的时候，博勒姆小姐从我身边走过，朝地下室楼梯走去。警司问我当时她的神情如何，我们之间说话了没有。我们没有，从我的观察来看，她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

“警司是个什么样的人？”夏普小姐问道。她的脑子里浮现出侦探电视中梅格雷警探和巡视员巴洛的形象。

“你是说警司？他非常客气，这我必须承认。他瘦瘦的，有骨感的脸，皮肤黝黑。我没有说太多的话。你可以看出，他惯于从别人的嘴里套话。肖特豪斯太太和他谈了好长时间，我敢说，他从她那里套到了很多情况。呃，我不玩这样的游戏。我对诊所一贯忠心耿耿。”

“这和忠诚不相干，安布罗斯，这是谋杀案。”

“话是这么说，夏普，可是你知道斯蒂恩诊所是个什么地方。那里的小道消息很多，而且用不着添油加醋。没有哪个医生喜欢博勒姆，就我所知，其他人也不喜欢她。但这不是杀害她的理由。反正我是闭口不言，其他人只要不是傻瓜，也会这么做的。”

“呃，反正你没事儿。如果你一直和英格拉姆医生在夜间门诊治疗室，那你就有了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哦，我们没事儿。肖特豪斯、卡利和内格尔，还有珍妮小姐都没事儿。傍晚6点15分以后，内格尔到外面寄邮件去了。其他人都在一起。我不太清楚医生的情况，遗憾的是，巴古雷医生在给贝林治疗之后，离开了夜间门诊治疗室。跟你说吧，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怀疑他，不过他没有不在场证据还是很遗憾。我们在等警察的时候，英格拉姆医生走过来说，我们没有必要去提这件事。这种无聊的话会使巴古雷医生陷入很大的麻烦。我假装不明白，看了她一眼说：‘我敢肯定，只要我们都说真话，医生，清白的人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这句话堵了她的嘴。我这么做了，也说了实话。不过我没有再多说什么。如果警察想听小道消息，他们可以去找肖特豪斯太太。”

“玛丽安护士怎么样？”夏普小姐问道。

“我担心的正是玛丽安。她去过那里，却不能让一个麦角酸病人为任何人做不在场证明。警司很快就开始怀疑她了。他不断地追问我玛丽安护士和她堂姐的关系如何，她们在斯蒂恩诊所工作是不是为了能在一起。我心想，你去哄鬼去吧，不过我没说。他没有从我这里问出什么东西。不过我可以看出他的心里在想什么。你真的不必怀疑。我们都知道博勒姆小姐有钱，如果她没有立遗嘱说把钱留给流浪猫之家，那么就会由她的堂妹继承。毕竟她没有其他人可以继承。”

“我觉得她是不会把钱留给流浪猫之家的。”很有头脑的夏普小姐回答说。

“我说的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蒂格尔应该算是她的猫，可是她从来就没有好好关注过它。我一直觉得这算是博勒姆小姐的特点。她在广场上发现了几乎快要饿死的蒂格尔，把它带进了诊所。从那以后，她每个星期都要给它买三罐猫粮。可是她从来没有宠爱过它，也没有喂过它，更没有让它进过楼上的任何房间。那个傻乎乎的珍妮总是到保安房间去找内格尔，还在蒂格尔的事情上小题大做。不过，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哪一个人给它拿过吃的。我认为博勒姆小姐给它买吃的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实际上，她并不喜欢动物。不过她有可能把钱捐赠给她喜欢的那座教堂，或者捐给女童子军。”

“你觉得她会把钱留给自己的亲属吗？”夏普小姐说。她对自己的亲属没有什么好印象，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女的行为有许多要批评的地方，但是她谨慎地留下遗嘱，将自己那为数不多、缓慢增长的资金留给了他们。她觉得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不把钱留给自己的亲属。

她们静静地呷了一口雪利酒。电热取暖器的两根取暖棒微微发红，由于背后的小灯不断转动，模拟煤炭发出闪亮的红光。安布罗斯护士长环视起居室，发现这里很不错。落地灯柔和的光照在适宜的地毯、舒服的沙发和椅子上。在角落上有一台电视机，两根小巧的天线被装扮成枝干上的两朵花。一个塑料娃娃的裙子下方是电话机。对面有一架钢琴，它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只藤条编的篮子，一株适合室内种植的植物像一道绿色瀑布般从篮子里蓬松地悬垂下来，几乎挡住了挂在钢琴上方显著位置的夏普小姐外甥女的婚礼集体照。安布罗斯护士长看着这些熟悉的家庭布置，觉得十分温馨。这些东西至少没有任何变化。消息披露完之后，兴奋情绪也随之消失，她感到一阵疲劳。她把两条粗壮的腿分开，呼哧呼哧地弯下腰，去解开脚上那双制式黑皮鞋的鞋带。通常情况下，她一回家就会换掉身上的工作服。今天晚上她却顾不上了。她突然说：“想知道做什么事最有用是不容易的。警司说，任何事情，不管多么微不足道，都可能很重要。话是这么说，可是如果帮了倒忙呢？如果给警方造成了错误印象呢？”

夏普小姐没有丰富的想象力，也没那么敏感，但是她和她朋友在这间房子里共同生活了二十年，不会听不出她是在寻求帮助。

“你最好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多特。”

“呃，事情发生在星期三。你知道斯蒂恩诊所女士衣帽间的样子吧？它外面是个大房间，有一个洗脸池、一口放东西的小柜子，还有两间洗手间。那天，诊所比平常晚关门。我想，我去洗手间的时候，早就过了晚上7点。呃，我在洗手间里的时候，博勒姆小姐进了外面的大房间，玛丽安护士也和她一起进来了。我原来以为她们都要回家，但我发觉博勒姆小姐肯定是想从她的小柜子里拿什么东西。玛丽安护士是跟着她一起进来的，她们之前肯定一起待在行政主管办公室，因为她们显然一直在交谈，而且好像在争论着什么。我无意中听见了。你懂的，我本来可以咳嗽一声或者冲一下马桶，表示我在里面，可是等我想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她们在争什么呢？”她的朋友问道，“钱？”

根据她的经验，这是家庭纠纷最常见的原因。

“呃，听起来好像是。她们说话的声音不大。当然我也没有刻意想去听。我想她们肯定是在谈玛丽安护士的母亲。她是个理学博士，你知道，现在基本上下不了床了。博勒姆小姐说她很难受，但是她已经竭尽全力了。她希望玛丽安护士聪明些，最好理解这个现状，并把她母亲的名字添加到医院床位预约名单上。”

“这非常合理。你总不能一直在家护理这样的病人吧。除非你放弃工作，整天待在家里。”

“我觉得玛丽安·博勒姆护士做不到。反正她又开始争论，而且说她母亲只能在老年病房和许多老年妇女一起度过余生，博勒姆小姐有责任帮助她们，而且这是她母亲希望得到的。接着她又说，如果博勒姆小姐死了，她就会得到一笔钱。如果现在就能得到一些钱，她们的生活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就好多了。”

“博勒姆小姐的反应是什么？”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安布罗斯护士长说，“我已经记不得原话了，大体上的意思是说，玛丽安·博勒姆护士不必指望拿这笔钱，因为她打算改变自己的遗嘱。她说一旦她真的下了决心，就会尽快开诚布公地告诉她的堂妹。她说这笔钱很重要，她一直在祈祷，希望有人能用它去做正确的事。”

夏普小姐哼了一声。她发现，难以置信的是，上帝竟然会建议她不要把钱留给家里人。博勒姆小姐如果不是不成功的请愿者，就是刚愎自用、曲解上帝旨意的人。夏普小姐甚至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同意这样的祈祷。有些事情人们能够靠自己做出决定。但是她发现她的朋友有难处了。

“如果传出来，那就糟糕了，”她承认，“毫无疑问。”

“我觉得我很了解玛丽安护士，夏普。那个孩子连一只蚂蚁都不会去踩。说她会去杀人，简直是无稽之谈。你知道我对年轻护士的总体看法。呃，我明年退休，对于玛丽安护士会接替我的工作，我没有任何意见。这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我对她是完全信任的。”

“也许吧，但是警方未必会信任她。他们凭什么要相信呢？她也许早就成了他们的第一怀疑对象了。她到过现场，没有不在场证据，她有医学知识，知道脑壳上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知道凿子应当插进哪里。有人告诉过她，说蒂皮特不会待在诊所。现在又有了这件事!”

“这笔钱看来不是小数目，”安布罗斯护士长倾身向前，并压低了嗓门儿，“我想我听到了博勒姆小姐提到过3万英镑。3万啊，夏普!简直像中了彩票!”

夏普小姐不由得感到一阵兴奋，但只说了一句：如果有了3万英镑，还要继续工作，那就要看看这个人的大脑是不是有问题了。

“你会怎么做，夏普？你觉得我应当说什么吗？”

安布罗斯护士长很有主见，而且习惯了自己解决问题，但她意识到自己做不出这样的决定，于是把一半担子给了她的朋友。她俩都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两个朋友很少向对方提要求。夏普小姐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说：“不，不管怎么说，现在还不要。她毕竟是你的同事，而且你信任她。你无意中听见她们的谈话，这不是你的错，你只是无意听见而已。这只是你正好在厕所里而引发的巧合。你得尽量把它忘了。不管怎么说，警方会发现博勒姆是如何处理这些钱，是不是已经改过遗嘱了。无论属于哪种情况，玛丽安护士都会成为怀疑对象。如果开庭审理，记住，我只是说‘如果’，呃，你不想卷进不必要的麻烦吧？别忘了伊斯特本案件中的那些护士，她们在牢房里蹲了多久？你不想那样丢人现眼吧。”

安布罗斯护士长心想，自己当然不愿意这样。她心目中的想象太生动了。某某勋爵将提起公诉。那个人有高高的个子和高高的鼻梁，可怕的眼睛瞪着她，两个拇指钩着律师长袍上的两条背带。

“好啦，安布罗斯护士长，也许你会告诉上帝或者陪审团，在无意中听到被告和她的堂姐谈话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法庭中阵阵笑声。穿着红色长袍、头戴白色假发的法官从座位上弯下身子：“如果再出现这样的笑声，我就让旁听者退出法庭。”

肃静。某某勋爵又开始回到案子上：“呃，安布罗斯护士长……”

不，她肯定不愿意这样抛头露面。

“我想你说得对，夏普，”她说道，“毕竟警司没有特地问我有没有无意中听到她们在争吵。”他当然没有问，而且如果运气好，他永远不会问。

夏普小姐觉得该换个话题了。

“这个问题斯坦纳医生怎么看？”她问道，“你总说他一直在想办法，要给博勒姆调换单位。”

“这也是很奇怪的事!他感到特别烦恼。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了，我们最初发现尸体的时候，他和我们是在一起的。你知道吗？他当时几乎无法自控。他不得不背过脸对着我们，我可以看出他的肩膀在发抖。我想他其实是在哭。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难受。人有时候是不是挺奇怪的，夏普？”

这是表示不满和抗议的痛哭。人有时候真的很怪!你以为你了解他们。你为他们工作，有时候一干就是好几年。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比你与家人或好友在一起的时间还长。你熟悉他们脸上的每一道皱纹。他们总是那么令人难以捉摸。像斯坦纳医生，在一个他不喜欢的女人尸体旁哭泣。像巴古雷医生，和弗里德里卡·萨克森的暧昧关系已有多年，一直没人知道，直到有一天博勒姆小姐发现后告诉了他的妻子。像博勒姆小姐，天知道她把什么秘密带进了坟墓。博勒姆小姐，这个愚钝、相貌平平、不引人注目、引人反感的伊妮德·博勒姆，结果却被人用凿子扎进了她的心脏。像工作人员中的某个人，穿得跟平时一样，星期一早晨照常来上班，谈吐和微笑也像平时一样，却是个杀人犯。

“该死的笑面恶棍!”安布罗斯护士长突然冒出一句。她心想，这句话出自一部戏剧。也许是莎士比亚的，大部分引语都是从那里来的。这种简短、尖刻的话很适合她此时的心境。

“你现在需要吃点东西，”夏普小姐明确地说，“不要那么油腻，但是要有营养。我们是不是明天晚上再用平底锅做菜，今天就先吃煮鸡蛋吧？”

如内格尔所愿，珍妮小姐在圣詹姆斯公园入口处等他。内格尔穿过购物中心，看见战争纪念馆旁那个垂头丧气、郁郁不乐的瘦小身影，怜香惜玉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么阴冷的夜晚，站在那里简直是活受罪。可是她一开口，就把他怜悯的冲动驱赶得无影无踪。

“我们真应该在别处见面。当然了，这里对你来说是方便了。你正好顺道回家。”

她有点不高兴，像个被忽视的妻子。

“那就回公寓去，”他轻声细语地逗弄她，“我们可以乘公共汽车。”

“不，不到公寓。今天晚上不去。”

内格尔微笑着走进黑暗，与珍妮小姐一起在树木的阴影中漫步。起先他们还隔着一段距离，她没有立即向他靠过去。他向下瞄了一眼，看见她那平静的脸缓缓抬起，已然全无哭过的痕迹，但显得非常疲劳。

她突然说：“那个警司很帅气，是吧？你认为他会怀疑我们吗？”

这就是了，她想听到安慰的话，像孩子那样需要保护，即使她表面上满不在乎。

他没好气地说：“天哪，他为什么会怀疑我们？她死的时候我在诊所外面。这我知道，你也知道。”

“但是我不在外面。我在诊所里面。”

“没人会一直怀疑你的。医生们都看见了。这些话我们都说过了。如果你保持头脑冷静，听我的话，就不会出问题。这是我希望你做的。”

珍妮小姐像个温顺的孩子那样听内格尔说着，但是他看见她那疲惫而冷漠的脸，觉得自己好像在跟陌生人打交道。他无聊地思考着他们俩能否再度分道扬镳。他突然觉得，其实她并不是受害者。

他们来到湖边后，她收住脚步，凝视着水面。黑暗中传来鸭子压抑的叫声和缓慢的脚步声。内格尔嗅到晚风中海的咸味，不由得一颤。他转身端详着她的脸，见她一脸疲劳，但他在心中看到的却是另一个形象：白色护士帽扣在宽宽的前额上，帽子下方有着黄色的头发和深邃的灰色大眼睛。他试探性地想了一个新主意。当然，可能不会有任何结果，而且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不过这样的情形很快就会结束，他可以把珍妮甩掉。再过一个月，他就去巴黎，不过去巴黎也就只需要坐一个小时的飞机，他会经常回来的。甩掉珍妮之后，他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值得尝试。还有比跟有3万英镑的继承人结婚更好的命运吗？

玛丽安护士走进伦敦西北部的雷廷杰大街17号。那是一些狭窄的带平台住房，她所熟悉的底楼气味扑面而来，那是煎炸留下的油脂味、家具的油漆味和刺鼻的尿臊味。那辆双胞胎用的手推车放在门背后，污迹斑斑的垫毯搭在手柄上。烹饪散发出的气味不像平常那么浓烈。今天晚上，她回来得很晚，住在一楼的房客们肯定早就吃完晚饭了。从住房的后面隐约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几乎被电视机发出的声音所淹没。她可以听见国歌声，那是英国广播公司正在结束一天的节目。

她慢慢爬上二楼。这里的食品气味淡了许多，被各家各户消毒剂的强烈气味掩盖了。二楼的住户特别喜欢干净，就像地下室住户特别喜欢喝酒一样。楼梯平台的窗台上如往常一样贴着一些条子。今天晚上的条子上写的是：“别把脏奶瓶放在此处，此窗台是私人的。指的就是你。”虽然现在已经很晚，但是从那扇褐色油漆门的背后依然传来吸尘器全速运转的呼啸声。

现在快到四楼，也快到她们自己的公寓住房了。她在最后一截楼梯的底端停了停，像个陌生人似的，看了看她为改善居住环境以及在形象方面所做的令人乏味的努力。这里的墙壁都刷了一遍白色乳胶漆。楼梯上铺了条灰色的棉毛地毯。那扇门被漆成鲜亮的橘黄色，上面装了只蛙形黄铜叩门环。墙上精心布置了三张她从贝里克大街市场挑选的印花图画，一张贴得比一张高。一直到今天晚上，她都很喜欢自己动手布置的这种效果。这确实给进门前的这块地方增色不少。有时候这块地方让她觉得，如果邀请诊所的博斯托克太太，甚至安布罗斯护士长到家里来喝咖啡，也无须向她们解释或者表示歉意。可是今天晚上她自由了，无须对贫穷的现状再自欺欺人了。她可以看见这栋公寓住房的本来面目：肮脏、黑暗、空气不流通、气味难闻、令人伤感。今晚，她可以第一次安全地意识到，她讨厌雷廷杰大街17号的每一块砖头。

她轻轻地踩在楼梯上，还不想马上就进去。现在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思考与筹划。她很清楚推开母亲的房门后会看见什么。那张床是靠窗户放的。在夏季的夜晚，博勒姆太太可以躺在那里，观看城堡那坡面屋顶和扭曲烟囱后面的日落，和远处在晚霞映衬下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角楼的雄姿。今晚窗帘会被拉上。这位地区护士要把母亲安顿上床，把电话和袖珍收音机放在床头柜上，还有一只手摇铃铛也要放在上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用它来请楼下的房客上来帮个忙。她母亲床前的那盏灯将亮着，这样可以在昏暗中留下一片灯光。在房间的另一头有一台电取暖器，只开了一根电热管，在精打细算下为10月的夜晚提供舒适的环境。只要她推开门，就能看见母亲用喜悦和期待的目光看着她，就能听见她与往常一样无比愉快的招呼声，无微不至地问她一些鸡毛蒜皮的当天小事。

“亲爱的，这一天在诊所还好吗？怎么回来这么迟，出什么事了吗？”

这些问题该怎么回答呢？

“没什么大事，妈妈，有人刺穿了伊妮德堂姐的心脏。毕竟我们要发财啦。”

这意味着什么呢？亲爱的上帝，这意味着什么？再不用闻上光漆和尿布的气味；再也不用去巴结三楼那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指望她听见铃声能上来帮忙了；再也不用整天看电表，担心是不是天真的太冷，要再开一根取暖管了；再也不用感谢堂姐一年两次慷慨地开出支票了。曾经，她们得指望12月的支票让她们能过个像样的圣诞节，7月底的那张使她们能支付租汽车和住昂贵旅馆的费用。这下她们付得起钱了，再也不用扳着手指头，查着日历过日子，担心伊妮德今年的支票会不会兑现。再也不用千恩万谢地接过支票，把低垂的眼睛背后的仇恨和不满隐藏起来。她真想把支票撕碎后扔向那张自命不凡、平淡无奇、屈尊俯就的脸。再也不用爬这样的楼梯了，她们可以买一幢她母亲提到过的那种郊区住房。当然，是在比较有钱的人居住的郊区，离伦敦比较近，去诊所上下班比较方便。在真正不需要工作之前，最好不要放弃这份工作。但也不要离得太近，要有一个小花园，甚至要能看到乡村的景色。她们甚至可以买辆小车。她可以去学驾驶。然后，等到她无法把母亲一个人丢在家里的时候，她可以在家陪着她。这就意味着对于未来的忐忑不安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还没有理由去想象她母亲住进慢性病病房，由疲劳不堪的陌生人照看，周围都是无法自理的高龄老人，无助地等待人生旅途走到尽头的场景。金钱可以买到快乐的生活，它不是攸关性命，但却也不是无关紧要。她会添几件衣服。如果她想买一件质量较好的上衣，就再也不必等两年一度的清仓大甩卖了。伊妮德堂姐以前买的那些裙子和套装一点也不漂亮，她只要花一半钱就能穿得好一点，真正穿得有品位一点。在肯辛顿的那座公寓里，肯定有挂满衣服的大衣柜，甚至要雇一个人帮忙拾掇它们。谁会要那些衣服呢？谁会要伊妮德堂姐的东西呢？只要她的钱、她的钱还是她的钱。但假如她已经写信给律师改变了遗嘱……那肯定是不可能的!玛丽安护士抑制住自己的恐惧，迫使自己再度理智地考虑这种可能性。这些念头她曾经想过很多次。假定伊妮德是星期三晚上写的。那好，假定她已经写了，当天晚上寄出信件已经太晚，所以这封信只有今天早上才能收到。大家都知道律师办一件事情要花多长时间。即便伊妮德强调这封信很急，赶上了星期三晚上发走的那拨邮件，新的遗嘱也还没有到签字画押的时候。即便一切准备就绪，即便它已装进结实的办公信封，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堂姐已经不能再用她那只圆圆的、笔直的、孩子般的、与众不同的手来签字了。伊妮德·博勒姆堂姐永远不会再签字了。

她又一次想到了那笔钱。这次是不属于她的那一份。现在，那点钱很难给她带来幸福。可是，即使他们因为那起谋杀把她抓起来，他们也无法阻止她妈妈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那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但不管怎么说，她必须尽快拿到一些钱。大家都知道，一份遗嘱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通过证明。如果她到博勒姆堂姐的律师那里去，解释她们是多么穷困，并询问能做出怎样的安排，这会不会显得非常可疑或者没有良心？去找银行贷款是不是要明智一些？也许律师会请她去一趟的。是啊，他肯定会的。她和她母亲都是堂姐的至亲。遗嘱一经宣读，她马上可以很有策略地提出提前支付的问题。当然，那不是很自然的吗？对于一个即将继承3万英镑的继承者来说，提出预支100英镑的要求并不过分。

突然，她再也忍不住了。长期的紧张瞬间爆发。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爬最后几阶楼梯，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把钥匙插进锁里。她迅速进入公寓房，径直走到她母亲的房间，发出恐惧和悲伤的叫喊声。这是她长大成人之后第一次哭。她扑进母亲怀中，双手搂着她，从那副柔弱颤抖的臂膀上，她感受到舒适和无穷的力量。她像个孩子似的用臂膀摇着母亲。那可敬的声音使她感到安慰。从廉价的晚间内衣上，她闻到了那柔软肌肤的熟悉气息。

“嘘，我亲爱的，我的宝贝。嘘。怎么啦，出什么事了？告诉我，亲爱的。”

玛丽安护士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自从两年前离婚之后，斯坦纳医生就一直住在汉普斯特德孀居的姐姐罗莎家里。他有自己的起居室和厨房，这样的安排可以使罗莎很少和他打照面，从而造成他们的关系还不错的假象。罗莎结交的是一些文化人物。她的房子是一些休演的演员、出过一本诗集的诗人、芭蕾舞界的边缘人物和一些更希望谈论自己写作技巧而不去写作的作家的活动场所。他们在同情、理解的气氛中探讨，而不是去实践什么。斯坦纳医生并不讨厌他们。只要他们的吃喝花的是罗莎的钱就行。他意识到自己的职业得到了姐姐的赞许，而且介绍“我弟弟保罗·斯坦纳，著名心理分析医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他的补偿。况且他时而还交一点廉价房租，而且对这种亲缘关系并不在意。除非他是一个银行经理，不然他可租不起这种经济、舒适的房子。

今天晚上，罗莎出门了。斯坦纳医生需要她的陪伴，她却不在家。她太欠考虑，太令人恼火，不过这也是罗莎的特点。那个德国女佣也出门了，她大概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因为星期五不是她的半休日。在他的厨房里放着做好的汤和色拉，可是斯坦纳就连把汤在炉子上热一下似乎也不会。他在诊所里吃的三明治没有味道，让他觉得倒胃口。他觉得自己要摄入蛋白质，最好是热的，而且要做得比较好吃。但他不想一个人吃。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雪利酒，承认自己想找个人聊聊这场谋杀案，随便是谁都行。这种需要简直太迫切了。他想到了巴尔达。

他和巴尔达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只要夫妻双方无视对方的基本需要，还错误地以为相互十分理解，他们的婚姻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斯坦纳医生并没有因为离婚而感到孤独，但他感到了不便与痛苦，而且不断地有莫名的失败感与负疚感。巴尔达表面上获得了自由。他们见面的时候，他总是对她熠熠生辉的形象印象深刻。他们并没有躲着对方，因为见到自己的前夫，见到被抛弃的情人，表现出最为完美的形象和幽默是巴尔达所谓的有教养的行为。斯坦纳医生不喜欢她，也不羡慕她。他喜欢和消息灵通、受过教育、聪明机智、比较严肃的女人在一起。但是他并不希望和这些女人上床。他很了解这种不方便的两分法念头。他和他的心理分析医师用了很多宝贵的时间来讨论其中的原因。遗憾的是，了解是一回事，而改变是另一回事，这一点连他的一些病人都会告诉他。有时候和巴尔达(洗礼名叫米利森特)在一起时，他是真的不想表现出什么不同。

电话铃响了大约一分钟，她才拿起听筒。尽管电话里传来吵闹的音乐声和玻璃酒杯的碰杯声，他还是把博勒姆的事告诉了她。显然，那幢房子里全是人。他甚至怀疑她有没有在听。

“怎么回事啊？”他不耐烦地问道，“你们是不是在聚会？”

“就几个好朋友。等一下，我把录音机音量开小一点。好，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斯坦纳医生又说了一遍。这一次巴尔达的整体反应倒是令他满意。

“被人杀了!不!亲爱的，对你来说太可怕了!博勒姆小姐是不是那个你很讨厌的老古板行政主管，那个在出差费用报销问题上老跟你过不去的人？”

“我并不讨厌她，巴尔达。我还有点尊敬她，她人很正直。当然，她有点强迫症，潜意识中的攻击性连她自己都怕，也许还有些性冷淡……”

“这就是我的意思，亲爱的。我就知道你不能忍受她。保罗，他们不会认为是你干的吧？”

“当然不会。”斯坦纳医生说，但开始后悔自己太冲动，跟她说了实情。

“不过你过去一直在说，真应该有个人把她除掉。”

这场谈话开始走向噩梦。巴尔达的聚会中刺耳的高音与留声机中的连续不断的沉闷低音相互交织，斯坦纳医生太阳穴上的青筋随着背景乐在跳动。他感到自己的头痛快犯了。

“我的意思是应当把她调到另一家诊所，不是用钝器去猛击她的头部。”

这个原本很平常的话引起了她的好奇心。对于暴力事件，她一向很感兴趣。他知道她已经想象到鲜血和脑浆溅了一地的场景了。

“亲爱的，我一定要听完整的情况。干吗不过来谈呢？”

“呃，我也在考虑。”斯坦纳医生说道。接着，他巧妙地说：“有一两个细节我在电话上不好说。不过如果你们真的在聚会，那也不方便。坦率地说吧，巴尔达，我现在还没有参加社交活动的心情。我的头疼又要犯了。这竟是那么骇人。毕竟，发现那具尸体的事跟我多多少少有点关系。”

“你这个可怜的家伙。听我说，给我半小时，我来打发这群家伙。”

斯坦纳医生觉得“家伙”这个词像是他们被困住了似的，他也不禁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

“其实不是的。我们都要去托尼家里去。我不去他们照样能玩。我来催他们走，你过半个小时出发。行不行？”

这当然行了。他放下话筒，觉得自己还有时间洗个澡，换件舒服的衣服。他犹豫着该用哪一条领带。无法解释的是，他的头似乎已经不疼了。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他感到一阵害怕。也许巴尔达改变主意，不想把朋友送走，和他单独谈了。毕竟这在他的婚姻中一直是个反复出现的模式。他很恼火地发现，自己伸出去接电话的手似乎有点抖。不过，打电话的是埃瑟里奇医生，说他明天晚上8点钟要召开诊所医委会紧急会议。斯坦纳医生感到一阵轻松，暂时忘记了博勒姆，也没有傻乎乎地问为什么。

如果拉尔夫和索尼娅·博斯托克也住在克拉普汉姆，他们的公寓就会被称为地下室。然而，那间公寓在汉普斯特德，实际上离斯坦纳医生的住处只有半英里。有块小木牌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指出通向花园公寓的路。为了一个不错的地段，为了看见起居室窗外一片绿色斜坡的草坪，他们每周要支付将近12英镑的房租。他们在草坪上种植了番红花和水仙花。春天到了，这些植物能在几乎没有阳光的地方开花，至少会给人这座公寓还带座花园的印象。然而到了秋天，就没有这么赏心悦目的景观了，斜坡上的潮气会渗透到房间里。这座公寓环境比较嘈杂。隔了两户人家就是一座幼儿园，在一楼还住了一对年轻夫妻。

拉尔夫·博斯托克向他们精心挑选的朋友提供饮料，然后在洗澡时间的一片喧闹声中，提高嗓门说：“对不起，太吵了。恐怕知识分子就喜欢养孩子，唉，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管管这些小崽子。”他说了一些刻薄的话，有些还挺俏皮，可是有点过分了。他的妻子一直怕他对同样的人重复同样的俏皮话。对于一个男人而言，没有什么比重复说玩笑话更有损他的名誉了。

今天晚上，博斯托克先生外出参加一次政治会议了。她支持他参加这次会议，因为对他来说，这可能是一次重要会议，所以她一个人待在家里也不介意。她需要时间进行思考。她走进卧室，脱掉外衣，仔细地抖了抖，把它挂进衣橱，然后套上一件咖啡色天鹅绒休闲服。接着，她在梳妆台前坐下，将一条绉丝纱巾缠在额头上，开始卸去脸上的化妆品。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太累了，需要喝一点酒，可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她进行这每天晚上的惯例。她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思考、筹划。镜子里那双被乳液包围的灰绿色眼睛平静地看着她。她身体前倾，仔细地看着眼睛下方皮肤的细小皱纹，第一次注意到年龄留下的印记。毕竟她才28岁。现在还没有必要过于担心。但是拉尔夫今年已经30岁了。光阴荏苒，如果他们要成就什么事情，就不能浪费时间。

她在思考对策。这个局面需要仔细把控，不可以犯任何错误。她已经想出一个办法。她抽了内格尔一个耳光，这在当时是难以抑制的，但显然是个错误，可能还是个很大的错误。这种粗鲁的表现会是个隐患。想当行政管理人员的人，即使在比较紧张的情况下，特别是想给人一种沉着、有权威、有能力的印象时，是不会去打保安耳光的。他记得萨克森小姐当时脸上的表情。不过，弗里德里卡·萨克森是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遗憾的是，斯坦纳医生当时也在场，不过事情发生得非常快，他是不是真的看见了，她也没有把握。珍妮那个孩子倒是无足轻重的。

如果她被任命，内格尔自然就必须走人。在这件事上，她也要谨慎。内格尔是个无耻之徒，不过诊所里的员工可能更糟，而医生们都知道。优秀的保安可以让医生很舒心，特别是如果他特别愿意、而且能够完成许多必要的、细小的维修工作的话。如果把内格尔调走后，每次吊窗绳断了或保险丝断了都要等集团工程部派人来修，那她这么做就不得人心了。内格尔是断然不能留的，不过她要先物色一个能替代他的人选，然后再采取行动。

当务之急是要让医生们支持她的任命。她可以肯定埃瑟里奇医生会支持她，他的话是最有分量的。但他不能是唯一支持她的。再过六个月，他就要退休了，他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弱。如果能任命她为代理行政主管，而且一切都很顺利，医管会也许不会太急于进行广告招聘。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等到这起谋杀案结案或者等警方把这起案子挂起来再行决定新行政主管。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完全要靠她自己了。绝对不能以为新行政主管理所当然会是自己。一家单位如果内部有问题，委员会往往会考虑任命外来人员来管理。对他们来说，任命一个不受先前内部问题干扰的人是比较保险的举措。在这件事情上，管理委员会的集团秘书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自己在上个月向他咨询关于报考医管学院一事的举动是明智的。他喜欢自己的员工提升素质，而且他也是个人，有人向他咨询也会使他感到受宠若惊。但他不是傻瓜。集团秘书没有必要当傻瓜，医管会很可能会发现她是个合适人选，而且他也知道。

她在单人床上躺下，把脚放在枕头上，全身放松，脑子却在想入非非。“我夫人是斯蒂恩诊所新任行政主管。”

这比说“其实我夫人是个秘书。实际上，是斯蒂恩诊所的”要好得多。

在秋季的夜晚，伦敦北部距此不足两英里的一个太平间里，博勒姆小姐的尸体像冷冻在冰箱里的鲱鱼，慢慢地僵硬了。

第五章

如果斯蒂恩诊所要出命案，星期五是最方便的日子。诊所星期六不开门，所以警方可以在大楼里办案，不会因为有病人和工作人员而受到干扰。工作人员大概也会为能有两天时间休息而高兴，他们可以从震惊中恢复，在闲暇中想一想官方会做出什么反应，也可以去找朋友们寻求缓解与宽慰。

达格利什早早就开始工作了。放在他办公桌上的，是从当地罪案调查局调用的关于斯蒂恩诊所盗窃案的卷宗，还有诊所里前一天与病人谈话记录的打印件。那起盗窃案使警方感到茫然不解。毫无疑问，有人进入诊所行窃，只拿走了15英镑。这两起案件是否有什么联系，现在尚且不得而知。警方感到奇怪的是，窃贼进来之后，只打开一个装着现金的抽屉，没有动保险柜，也没有拿医务主任办公室的银墨水架；另一方面，卡利肯定看见一个人离开诊所，而且他和内格尔都可以证明窃贼进入诊所时，他们不在犯罪现场。当地罪案调查局怀疑是内格尔趁大楼无人时拿走了那笔钱，但是还没有确认，而且没有真凭实据。此外，如果这个保安行为不轨，他有大量的机会可以在斯蒂恩诊所作案，现在还没有对他不利的证据。整起案件扑朔迷离。他们依然在进行排查，可是希望不大。达格利什要求，只要有一点进展，都必须立刻向他报告，随后就和马丁警官一起去检查博勒姆小姐的公寓了。

博勒姆小姐住在肯辛顿大街一幢坚固的红砖楼六楼。获取门钥匙的交涉很顺利。公寓守门人听到博勒姆小姐的死讯后，当即便拿出了钥匙，脸上露出惋惜的表情。她似乎觉得有必要提一下这起谋杀，但是要尽量给人一种印象，以显示这所公司的房客通常都以比较正规的方式愉快地离开。

“但愿不要有令人不快的报道，”她嘟囔着，陪同达格利什和马丁走向升降梯，“这些住户都很好，公司对房客很关心。我们以前从来没出过这样的麻烦事。”

达格利什想说，杀害博勒姆小姐的凶手显然不知道她是这家公司的房客，可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这件事情见报几乎不可能对这里的公寓产生什么影响，”他指出，“不会让人觉得好像这里发生了谋杀案。”他听见守门人小声说她确实不希望如此。

他们乘坐慢速的老式镶板升降梯来到六楼。这里的氛围令人感到沉闷不快。

“你认不认识博勒姆小姐？”达格利什问，“我想她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了。”

“我只在早晨跟她打过招呼，没别的。她不是个喜欢热闹的房客。不过我们这里的住户都这样。我想她在这里住了十五年。原先是她母亲住这里，后来她搬进来一起住。博勒姆太太死后，房子就由她女儿续租。那个时候我还没来。”

“她母亲是在这里死的吗？”

守门人有所顾忌地管住了自己的嘴。

“博勒姆太太死在一家乡村护理院。我相信那有些不愉快。”

“你是说她自杀了？”

“听别人说的。我刚才说了，事情发生时我还没有来。自然，我从来没有跟博勒姆小姐或者其他房客提过这件事。人们不愿意谈这种事情。她们这一家好像真的非常不幸。”

“博勒姆小姐支付的房租是多少钱？”

守门人没有立刻回答。这个问题显然越出了她容许回答的界限。但她似乎意识到了警方的权威，于是很不情愿地回答道：“我们五楼和六楼的双卧室住房月租是490英镑起，不包括水电费。”

这大约是博勒姆小姐工资的一半，达格利什心想。对于没有其他财路的人来说，这个房价太高了。他还要去见死者的律师，不过，玛丽安护士对她堂姐的收入好像估计得差不多。

到了门口之后，他让守门人先回去，然后和马丁一起进了那套公寓。

到死人家里翻箱倒柜是达格利什工作的一部分，不过他总觉得这种做法令人不齿。这简直是在利用死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检查过许多小型自杀案件，有他很感兴趣的，也有让他心生同情的。匆忙塞进抽屉的带污渍的内衣、本该谨慎销毁的个人信件、没有吃完的食物、没有支付的账单、老照片、老图片、旧书籍(尽管在这个奇妙、粗俗的世界上，死者不会选它们来代表自己的品位)、家庭秘密、油腻罐子中的过期化妆品、没有规则或者不快乐的生活。对死后罪孽得不到赦免的恐惧心理早已过时，想过这个问题的大多数人，都希望有时间来清除他们的罪孽。他记得小时候有一个老阿姨劝他把背心换掉：“达格利什，你会被人看不起的。别人会怎么想呢？”这个问题已经不像是十岁孩子想象的那么荒唐了。岁月告诉他，这表明担心丢面子是人类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

伊妮德·博勒姆也许每一天都在想，说不定自己什么时候就会突然死亡。达格利什检查过的房间从来没有像她的房间收拾得这么干净，这么整洁，就连梳妆台上的几件化妆品、刷子和梳子都摆放得井然有序。那张厚重的双人床是整理过的，被单和床单显然是星期五换的。换下来的床单和枕套都放在椅子上的待洗衣物收纳箱里。床头柜上只有一只小旅行闹钟、一玻璃瓶水和一本《圣经》。《圣经》旁边有一本小册子，安排了每天必读章节的详细说明及其寓意。梳妆台的抽屉里只有一瓶阿司匹林和一块折叠好的手绢。只有旅馆的房间才具有这样的特点。

所有家具都很老旧、笨重。红木大衣橱那扇雕花门打开时没有一点儿声音，橱里衣服一件贴着一件挂成了一排。衣服的价格昂贵，但并不新潮。博勒姆小姐的衣服是从主要为乡村别墅住户服务的商店买来的。有做工精良、色彩模糊的裙子，有裁剪得体、可以穿十多个冬天的厚外套，还有任何人都认可的羊毛连衣裙。衣橱的门关上之后，他们连一件衣服的样式也无法准确回忆起来。在衣服背后见不到光的地方，有几只纤维球，显然是和灯泡挂在一起的。博勒姆小姐永远也看不到它们在圣诞节时绽放的光华了。

达格利什和马丁共事多年，过多的交谈已没有必要，他们只是静静地在房间四处搜寻。到处都是沉重的老式家具，到处都很整洁。很难相信这些房间近期有人住过，厨房里有人做过饭。非常安静。在这么高的地方，由于坚固的维多利亚式墙壁的阻隔，肯辛顿大街交通的喧闹显得非常轻微，好像离得很远。只有客厅那只落地式大钟的钟摆在嘀嗒嘀嗒地打破这片寂静。寒冷的空气中，除了到处都有的花香，没有别的气味。大厅的桌上摆着一盆菊花，起居室里还有一盆。卧室的壁炉架上有一小盆海葵。厨房的小柜子上有个好花瓶，里面是秋天的植被，也许是最近从乡村采集到的。达格利什不喜欢秋天的花朵。菊花是总也不死，枝干枯萎了也不低下高贵的头。没有香气的大丽花只适合成排地种在城市的花园里。他的妻子是10月去世的，他早就发现只要心死了，剩下的就是小小的孤独。秋天不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对他来说，博勒姆小姐公寓的花仅仅是增添了忧郁的氛围，就像葬礼上的花圈。

起居室是这套公寓中最大的房间，博勒姆小姐的写字台就放在这里。马丁颇为欣赏地用指头摸了一下。

“是好东西，对吧，长官？我们有张桌子，跟这张很像，是丈母娘留给我们的。跟您说吧，现在他们不造这样的东西了。当然，您哪儿都买不到了。我想，对于现代的房子而言，它太大了。不过它质量真的很好。”

“你无论怎么靠在上面，它都肯定不会塌。”达格利什说。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长官。它的材料质地很好，难怪她舍不得丢掉。要我说的话，她总体上是个明事理的女人，而且知道怎样才能活得舒服。”他把第二把椅子拉到写字台前。达格利什早已在写字台前坐定，沉重的大腿放在椅子上，显得异常舒适、自在。

写字台没有锁。桌面很轻松地被打开了。里面是一台手提式打字机和一只金属盒。盒子里装着各类文件，每份文件上面都有明确的标志。写字台的抽屉里和内格中都是书写纸、信封以及来往的书信。正如他们所期望的，每样东西都井井有条。他们一起检查了文件。博勒姆小姐到期就支付账单，而且把家庭费用都流水账似的做了记录。

有很多东西要看。她的投资详细信息被归类到了适当的目录标题之下。在她母亲去世那天，托管证券被赎回，资本在普通股重新投资，投资组合专业地得到平衡，博勒姆小姐无疑接受了很好的咨询，在过去五年中，她资产的增加比较可观。达格利什注意到股票经纪人和律师的姓名。在结束调查之前，他肯定要见见这两个人。

这位死者很少保留个人信件，也许有保存价值的不多。可有意思的是，在P字母栏目下有一封。在廉价的横格纸上有巴勒姆的地址，字迹非常工整。上面写的是：

亲爱的博勒姆小姐：

寥寥数语无法对您为珍妮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虽然事情不像我们希望和祈祷的那样，但是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上帝的意愿的。我依然觉得让他们结婚是对的。正如您所知，我想这不仅是不要说的问题。他写信说他永远地离开了。她的父亲和我都没有想到，他们的事情会变得如此糟糕。她不常和我们说话，可是我们必须耐心地等待，也许有一天，她会再次回到我们身边。她看似非常文静，不愿意谈及此事，所以我们不知她是否会为此感到悲哀。我不想对他有什么怨言。她爸和我都认为，如果您能给珍妮在医疗服务部门找一份工作，那就再好不过了。发生了这些事之后，您还能给她提供一份工作，而且对此很热心，真是太善良了。您知道我们是怎么看待这次离婚的，所以她必须有一份工作，才能获得幸福。她爸和我每天晚上都在祈祷她会找到工作。

再次感谢您的热心和帮助。如果您真的能让珍妮得到这份工作，我相信她是不会让您失望的。她已经吸取了教训，而那教训对我们来说也同样沉痛。不过上帝的意愿会实现的。

充满敬意的

艾米尼·普里迪(夫人)

达格利什心想，活着的人竟然能写出这样一封信，充斥着过时的献媚和自我尊重的结合，还有毫不知耻但又奇妙、辛辣的情感，这真太非同寻常了。它所说的事很平常，但他觉得有点超越现实。这封信可能是五十年前写的，他很容易看出这张纸因为年代久远而产生的卷曲，并嗅出了它散发的气味。当然，它与斯蒂恩诊所那个漂亮的、效率很低的孩子没有什么关系。

“这看来并不重要，”他对马丁说，“不过我希望你到巴勒姆去一趟，和这些人聊一聊。我们最好知道这位丈夫是什么人。但是，我认为他不会是埃瑟里奇医生的神秘抢劫者。杀害了博勒姆小姐的那个男人——或是女人——在我们到达的时候，应该还在大楼里，而且我们和他或她谈过话。”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就像要在这所安静的公寓里给死者打电话，那声音竟是那么不祥、刺耳。

达格利什说：“我来接。是基廷医生的。我告诉他尸检报告一完成就给我来电话。”

两分钟之后，他回到马丁身边。这个报告很简短。达格利什说：“没有令人惊讶的消息。她是个健康的女人。先被打晕，然后心脏被捅，我们也看出来了，而且没有值得怀疑的理由。你那里发现了什么？”

“是她的相册，先生。大部分是女童子军营地的照片。看来她每年都和姑娘们出去。”

达格利什心想，也许那就是她一年一度的休假。他尊重那些自动放弃假日与别人的孩子在一起的人，这就像是个奇迹。他并不喜欢孩子，与大多数男孩子在一起，不消片刻，他就发现自己无法忍受。他从马丁手里接过相册。这些照片很小，摄影技巧一般，是小型厢式相机拍的。它们都很仔细地贴在相册上，每张照片上都有清晰的白色印记。照片上，女童子军徒步行进，在汽化煤油炉上做饭，支帐篷，用毯子围着篝火，进行装具检查。许多照片上都有她们的队长(一个体态丰满、像母亲的女人)在微笑。很难把这个丰满、愉快而又外向的女人和档案室地板上的那具可怜的尸体联系在一起——也很难把她和斯蒂恩诊所工作人员所描述的那个有强迫症的、大权在握的行政主管联系在一起。这些可怜的照片下面有一些愉快的记忆：

“‘燕子’队在分菜。雪利在注意那个有雀斑的小家伙。”

“从幼年童子军‘飞来’的瓦莱利。”

“‘翠鸟’队在洗碗。苏珊抓拍。”

“队长帮助洗刷!简拍摄。”

最后一张照片上，博勒姆小姐滚圆的肩膀钻出海浪，有五六个女童围绕着她。她披下的头发像海草般湿漉漉的，垂在她笑盈盈的面颊两旁。两个侦探看着这张照片，一阵沉默。然后达格利什说：“我们还没有见到什么人为她流泪，是吧？只有她堂妹，与其说感到悲痛，不如说是感到震惊。不知道‘燕子’和‘翠鸟’们会不会为她流泪？”

他们合上相册，继续搜索。最后只有一样东西令他们感兴趣，而且的确非常耐人寻味。那是博勒姆小姐死的前一天写给她律师的信件复印件。她要约见她的律师，事关“我遗嘱的修改，我们昨天晚上曾经在电话上简短地交谈过”。

调查了巴兰坦公寓之后，调查出现了空当期。这是不可避免的耽搁，可是达格利什发现它难以接受。他的办事效率历来比较高。他的名气不仅靠办案的成功率，也依靠办案的速度。他从未仔细想过处理这种工作的复杂。知道一点就够了：这样的耽搁对他的刺激比对其他大多数人都大。

也许这样的耽搁本在意料之中。指望伦敦的律师于星期六下午来自己办公室几乎是不可能的。巴布考克与霍尼维尔律师事务所的巴布考克先生，星期五下午和妻子飞往日内瓦去参加朋友的葬礼了，要下周二才能回伦敦。从电话上得知这个消息，他觉得十分扫兴。霍尼维尔此刻不在事务所，不过如果巴布考克手下的主管能帮得上忙，他将于星期一上午去他的办公室。说这些话的人是值班员。达格利什不知道这位主管能帮上多少忙。他还是特别想见巴布考克先生。这位律师有可能提供博勒姆小姐的财务状况及家庭状况的信息，不过他在提供这些信息的时候，至少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乐意，达格利什需要施展一些智谋。先去见巴布考克先生的雇员是极不明智的行为，对达格利什的成功不利。

在获得遗嘱的细节之前，达格利什没有必要再去见玛丽安护士。他为没能立即执行自己的计划而焦虑。在没有马丁陪伴的情况下，他独自驱车去了内格尔家。他没有明确的计划，不过也不担心。他会很好地利用这段时间。他可以在嫌犯家中边谈，边听，边看，边研究。他的一些最有用的工作都是在这种没有计划、几乎随意的过程中完成的。他能从不经意流露的信息中了解一个人(即受害者)的人格信息。对于任何谋杀案而言，这都非常重要。

内格尔住在埃克莱斯顿广场附近的平里科，住在一幢高大的白色维多利亚式大楼的五楼。达格利什大约三年前来过这条大街。这幢房子已经年久失修。可是现在潮流变了。在伦敦无端风行的时髦和流行的浪潮有时候会忽视一个地区，而横扫另一个地区，在洗刷了一条宽阔的大街之后，又恢复了它的秩序和繁华。从房产代理商牌子的数量上就可以看出，房地产投机者像往常一样嗅出了潮流在回归，并且收获了预期的利益。拐角的那幢房子看来是新近油漆的。沉重的前门敞开着，门里面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承租人的姓名，不过没有门铃。达格利什推断，这些单元房都是自成一家，管理房子的人肯定住在附近，而且整幢大楼在夜间上锁之后，如果有人按门铃，他就会来开门。他没有看见升降梯，所以径直走上五楼去找内格尔的住房。

那是一栋明亮、通风的公寓，非常安静。到了四楼也没有发现生活的痕迹，只听见有人在弹钢琴，而且弹得很好。也许是个职业音乐人在练习。高音像瀑布一样落在达格利什头上。在接近五楼的时候，他耳中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在五楼有一扇带铜制大叩门器的普通木门，上面的牌子上写着“内格尔”。他才叩了一下，就听见内格尔高声回应“来了”。

这套公寓令人称奇。达格利什几乎不知道自己要期待什么，但肯定不是这间极为宽大、通风良好、令人难忘的工作室。它占据了这套房子的整边，北面的大窗户没有拉上窗帘，可以看见被扭曲的烟囱盖和不规则的倾斜屋面。屋子里不止内格尔一个人。他双膝分开坐在一张狭窄的床上。那床搁在屋子右侧一座凸起的平台上。在他的对面蜷缩着穿睡衣的珍妮·普里迪。他们正在用两只蓝色大杯子喝饮料。他们身边的小桌子上有一个托盘，上面有茶壶和牛奶。屋子中间的画架上放着内格尔最近还在画的一幅画。

看见达格利什，这个姑娘并不觉得害羞，不过她把腿从床上放下去，冲他笑了笑。这笑容显然是高兴的，几乎可以说是在欢迎他，当然，也是没有礼貌的。

“喝点茶吗？”她问道。

内格尔说：“警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什么都不喝，包括茶。最好把衣服穿上，孩子。我们不想让警司感到惊讶。”

这个姑娘笑了笑，一只手臂夹着衣服，另一只手上端着茶盘，消失在工作室另一端的一扇门里。从这个自信、性感的人身上，达格利什很难看到在斯蒂恩诊所第一次见到的那个泪流满面、完全不同的小孩子。他看着她走过去。除了内格尔的睡袍，她几乎是光着的；她的胸部从薄薄的羊毛内衣中凸起。在达格利什看来，他们曾经做过爱。她从视线中消失之后，他转向内格尔，从他的眼睛中看出了短暂、愉快的期待目光。不过他们都没有说话。

达格利什在工作室内到处走动，床上的内格尔用眼睛看着他。这间房子并不杂乱无章，它显得很整洁。这使他想起了伊妮德·博勒姆的公寓，当然，除此以外，它们在其他方面没有共同之处。平台上是张简易木床、椅子和小桌子，显然是用作卧室的。工作室的其他地方都是画家的半成品，没有不守规矩的胡乱涂画，但也没有与艺术家生活有关联的。南边的墙上有十几张大油画，达格利什很惊讶地发现它们蕴含着冲击力。这里不是业余画家放纵自己才华的小天地。珍妮小姐显然是内格尔唯一的模特。她具有胸部丰满的少女身材，摆出各种造型看着他，这儿故意短一点，那儿有趣地长一点，好像画家的才华都融化在他的技巧之中。最近的一张画仍然在画架上，画上的这个姑娘两腿分开，坐在一张小圆凳上，两只孩子般的手自然地放在大腿两侧，两只乳房向前凸出。在这样的技巧中有几点非常突出，那就是绿色和淡紫色的大胆运用，以及细腻的色调关系，这勾起了达格利什的回忆。

“是谁教的你？”他问道，“萨格？”

“是的。”内格尔并不感到意外，“你知道他的作品？”

“我有一张他早期的作品。裸体画。”

“你投资投对了，暂且不要出手。”

“我正是这么想的，”达格利什小声说，“我很喜欢那张画。你和他在一起的时间长吗？”

“两年。当然是在业余时间。再过三年，我就能教他了，当然，如果他还能学的话。他老了，沉湎于自己的套路。”

“你似乎是在模仿它们。”达格利什说。

“你这么看？有意思，”内格尔似乎没有受到冒犯，“这就是我最好还是离开的原因。最晚到这个月底，我就要到巴黎去了。我申请到了贝林格奖学金。老人家替我美言了几句。上个星期，我接到一封回信，说这机会是我的了。”

他尽管试图克制自己，可仍未能掩饰声音中胜利的情绪。在他那冷漠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一丝喜悦。他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贝林格奖学金不是普通的奖学金。达格利什知道，这意味着这个学生可以在欧洲的任何城市居住两年，既有一笔丰厚的津贴，又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贝林格信托基金是由一个专利药品制造商建立的。他死的时候非常富有，而且非常成功，但是并不满足。他的钱来自粉状胃药，但是他的内心很痛苦。他的才能很一般，从他捐赠给当地绘画博物馆的绘画收藏品就能看出，他的品位和他的表现一样。但是贝林格奖学金能确保艺术家对他感恩戴德。贝林格认为，在贫困中是不可能有艺术繁荣的，冷阁楼和空肚皮不能激发艺术家格外努力。他在贫困中度过年轻时代，没有欣赏到艺术和生活。他上年纪之后，游历很广，并幸福地生活在国外。贝林格奖学金使有前途的年轻艺术家享受后者而不经受前者，是值得拥有的奖学金。如果内格尔得到这笔奖学金，他就不会再经历像斯特恩诊所的这些麻烦事情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达格利什问道。

“我想去的时候。不管怎么说，这个月末吧。不过我也可能早点去，而且不打招呼。没有必要惊动什么人。”

他歪着头朝远处那扇门看了一眼说：“这就是这项谋杀令人厌恶的原因。恐怕它会是个阻碍。毕竟，那是我的凿子。这还不是把我拖下水的唯一动作。我在办公室等邮件的时候，有人打电话要我到下面去收待洗衣物。电话好像是个女人打的。当时我把外套穿上，正要出门，所以我说我回来之后再去取。”

“所以你送完邮件后要去见玛丽安护士，问待洗衣物准备好没有？”

“对的。”

“当时你为什么没有把电话的事也告诉她？”

“我不知道。好像没有必要。我不想在麦角酸诊室前面徘徊。这些病人的呻吟和低声耳语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玛丽安护士说还没准备好，我还以为是博勒姆小姐打的电话，现在这么说已经没有用了。她对护士责任方面的事管得有点多，或者说他们是这么看的。反正关于这通电话的事，我是什么也没说。我本可以说，但是没有。”

“第一次找你谈话的时候，这两点你都没有告诉我。”

“又对了。实际情况是，我觉得整件事情有点蹊跷，我需要时间来考虑考虑。呃，我考虑好了，有必要让你知道这件事情。你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随你的便。这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如果你真认为有人想把你拖进这场谋杀，你怎么这么处之泰然呢？”

“我并不担心。首先，他们没有成功；还有，我恰恰认为，在这个国家要判一个清白无辜的人犯谋杀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你应当发现这是句恭维话。另外，就算有陪审团体制，罪犯逃脱的机会还是很高。所以我认为，你破不了这起谋杀案。它有太多的方面，太多的可能性。”

“我们等着瞧吧。再说说那通电话吧。你什么时候接到那通电话的？”

“我记不得了。我想是在肖特豪斯走进总务处办公室前大约五分钟。也有可能还要早一点。珍妮有可能记得。”

“她回来的时候我问问她。那个声音究竟说了些什么？”

“就是‘待洗衣物准备好了，你现在是不是来拿一下’。我以为是玛丽安护士打的。我说我正要出去发信件，回来之后我去拿。然后没等她再说什么，我就挂断了电话。”

“你可以肯定说话的是玛丽安护士吗？”

“我肯定不了。当时我这么想很自然，因为玛丽安护士平常就是这么打电话的。实际上，那个女人的声音很柔和，听不出是谁。”

“但那是个女人的声音？”

“哦，是的。是女人的声音，没错。”

“总之，那是个假消息，因为我们都知道，事实上，衣物还没有整理好。”

“是的。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如果这是想把我引到地下室去，然后嫁祸于我，那么如果我走错了地方，凶手就有暴露的危险。比方说，如果玛丽安护士打算在档案室谋杀她的堂姐，她就不会让我到现场去找待洗物品。即使打电话的时候，博勒姆已经死亡，这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假如我到处找，并且发现了那具尸体呢？凶手不会希望这件事这么快就被发现吧？反正我是先去发邮件，然后才下去的。所幸我在外面。邮筒就在街对面，不过我通常都要到比弗斯泰克大街去买《旗帜报》。那个卖报纸的人应当记得我。”

在他说最后几个词的时候，珍妮·普里迪回来了。她换了一件很普通的毛料裙，一边扎腰带一边说：“报纸上登的一行字把可怜的老卡利吓得不轻。当时他说要看一下报纸，你完全可以让给他看看，亲爱的。他只是在关心自己赌的马。”

内格尔毫无怨气地说：“吝啬的老家伙。他千方百计要节省三个便士。他偶尔也可以自己买嘛。我刚进门，他就伸手要。”

“你对他的态度还是这么不好，亲爱的。你自己并不想要那份报纸。我们在楼下的时候只是瞄了一眼，然后就用它来包蒂格尔的猫食了。你知道卡利是什么样的人，一点小事不顺心就能引起他的肚子疼。”

内格尔对卡利的肚子疼发表了强有力的独到见解。珍妮小姐看了达格利什一眼，好像是让他对这个天才的奇妙见解表示惊讶与羡慕。她小声说：“彼得，真的，亲爱的，你真讨厌!”

这个小女人说话有点娇气，还带点温和的批评。达格利什看着内格尔，想看看他如何忍受，可是他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们。他现在虽然穿着棕色的亚麻布裤子、厚厚的蓝色毛衣和拖鞋，看起来却很整洁、正规，就像穿着保安制服一样。他那双温和的眼睛没有丝毫的担心，那双又长又壮的手臂非常放松。

他用眼睛看着她。她在工作室里不安地走动，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用手抚摸着一幅画的边框，继而又去摸窗户的窗台，把大丽花的花盆从一个窗台移到另一个上。她好像要把女性的阴柔之美强加于男性井然有序的工作室，表明这是她的家，是她天生的家。她看着自己那些裸体画，一点儿也不感到害羞。她很可能从不同的造型中获得了满足感。

突然，达格利什问道：“珍妮小姐，你还记得内格尔先生和你一起在办公室的时候，是不是有人给他打过电话吗？”

这个姑娘看来吃了一惊，却漫不经心地对内格尔说：“玛丽安护士打电话说了待洗衣物的事情，是不是？我从档案室那边过来，我只去了一小会儿，但听见了你说你刚准备出去，回来之后就下去。”她笑了笑，“你把话筒放下来的时候，说了一句不太得体的话，说那些护士希望你招之即来。还记得吗？”

“记得。”内格尔的回答很简短。他转身面对达格利什：“还有问题吗，警司？珍妮很快就回去了，我通常都要送她一程，她的父母不知道她来我这里。”

“还有一两个问题。你们还记得博勒姆小姐为什么让集团秘书过来吗？”

珍妮小姐摇了摇头。内格尔说：“反正这和我们没关系。她不知道珍妮是为我摆造型的。即使发现，她也不会派人去请劳德的。她不是傻瓜。她知道他不会关心工作人员在业余时间的事情。毕竟，她发现了巴古雷医生和萨克森小姐的风流韵事，但是她不会愚蠢到向劳德报告的地步。”

达格利什没有问博勒姆小姐告诉了谁。他说：“很显然，那跟诊所的管理有关系。最近发生了什么反常的事没有？”

“没有，只有那桩尽人皆知的入室盗窃案，少了15英镑。不过这些你都是知道的。”

“那件事和彼得没有关系，”这姑娘马上为内格尔辩解，“这15英镑到账的时候，彼得根本就不在诊所。”她转身对着内格尔，“你还记得吗，亲爱的？那天早上你被困在地铁里，这笔钱的事你一无所知!”

她显然说错了什么。在那双棕色的大眼睛里，达格利什看到了因受刺激而产生的瞬间闪光。一阵停顿之后，内格尔开始说话，他的嗓音控制得很好。

“我很快就知道了。我们都知道了那是谁送的，也知道围绕着由谁来使用它发生了争吵，结果怎么样呢？肯定整个该死的团体都无人不晓了。”他看了达格利什一眼。

“就这些？”

“不。你知道谁杀了博勒姆小姐吗？”

“我很高兴地说我不知道。我想，总不会是某个心理学家吧。我知道这些人有强大的理论，会保持理智。但是我看他们没有人真敢杀人。他们没这个胆子。”

有个不相干的人说过类似的话。

达格利什到门口之后停了停，回过头看着内格尔。他和那个姑娘一起坐在床边上，就像他刚来的时候一样，谁也没有起来送他，不过珍妮还是冲他高兴地笑了笑。

达格利什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失窃那天晚上，你为什么和卡利一起去喝酒？”

“卡利让我去的。”

“这是不是很不正常？”

“很不正常。我出于好奇跟他去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有什么事吗？”

“其实没事。卡利让我借给他1个英镑，我没答应。有人破门而入，可是诊所无人值守。我想卡利并没想到这一点。也许他想到了，但反正我看不出这和谋杀案有什么关系。”

从表面上来看，达格利什也看不出来。在往楼下走的时候，他想到时间在流逝，想到被浪费的时间，想到星期一上班之前这慢悠悠的几个小时，觉得很恼火。星期一，诊所会重新开门，他所怀疑的人会重新在那里集结，他们有可能变得不堪一击。刚才的四十分钟就用得不错。尽管这桩案子千头万绪，他已经开始追踪到它的主要线索。从四楼走过的时候，他听见有个人在演奏巴赫的钢琴曲。达格利什停下来听了听。他真的很喜欢这种复调音乐，可是弹钢琴的人突然停下来，在琴键上胡乱敲击了几下，接着就没有声音了。达格利什默默往下走，看也没有看那幢悄无声息的房子。

巴古雷医生到达诊所，准备参加医委会会议的时候，为医生保留的车位都被占了。埃瑟里奇的宾利就停在斯坦纳医生的劳斯莱斯旁边。另一侧是那辆破旧的沃克斯豪尔，它说明艾伯廷·马多克斯也决定参加这次会议。

二楼会议室的窗帘已经拉上，窗外是10月深蓝的天空。在中间的红木桌上摆了一盆玫瑰。巴古雷记得，博勒姆小姐总喜欢在医委会的会议上摆盆花。这种做法得到了沿用。这些玫瑰花枝干上无刺，是秋天家养的那种，比较僵硬，也没有香气。再过一两天它们才会开，花期很短，而且沉闷无趣。再过不到一个星期，它们就枯萎了。巴古雷心想，这尽管奢侈，令人兴奋，但与这次会议格格不入。不过空花盆无疑也很令人尴尬。

“谁提供的玫瑰？”他问道。

“我想是博斯托克太太吧，”英格拉姆医生说，“我到的时候，她在这里忙着收拾房间。”

“了不起。”埃瑟里奇医生说。他伸出手指轻轻地摸了摸其中一个花蕾，那枝干纹丝未动。巴古雷医生心想，不知他这个评论是针对玫瑰花的质量，还是针对博斯托克太太摆花的睿智？

“博勒姆小姐非常喜欢花，非常喜欢。”医务主任说。他环顾四周，仿佛是在等着同事们表达不同意见。

“好吧，”他说，“我们开始吧。”

作为荣誉秘书，巴古雷医生坐在埃瑟里奇医生左侧。斯坦纳医生坐在他右边的位子上。马多克斯医生坐在斯坦纳医生的右侧。没有其他咨询医生出席。麦克贝恩医生和梅森-贾尔斯医生都去美国参加会议了。其余的医护人员又是觉得好奇，又是不愿意让周末受到干扰，显然都决定耐心地等待星期一。埃瑟里奇医生原来想打电话给所有的人，让大家知道有这次会议。他正式向他们道了歉，他们也都严肃地接受了。

艾伯廷·马多克斯在成为合格的心理咨询医生前是名成功的外科医生。正是由于她的同事们对此专业的一知半解，马多克斯医生的双料合格证才提高了她在他们眼中的地位。她是诊所在集团医疗顾问委员会的代表，反对聪明和活跃的内科或外科医生打黑枪，捍卫斯蒂恩诊所的声誉，也受到别人的尊敬和忌惮。在巴古雷看来，她在诊所里既不支持弗洛伊德派，也不支持电击派，而且对两派都非常严苛。她的病人很喜欢她，但这不能为她赢得同僚的好感。他们也受到自己病人的喜爱，并且已经习以为常。他们只注意到艾伯廷处理强势转化的能力很强。她体形丰满，头发花白，就像表面看起来一样平淡无奇，是个在家里享福的老太太。她有五个孩子，唯一的儿子既有学问也有钱，几个女儿也都嫁给了好人家。她的丈夫相貌平平。丈夫和儿女们都对她很有耐心，而且有点滑稽的关心，这一直使斯蒂恩诊所的同事感到惊讶，认为她有了不起的人格。现在，她和她的小哈巴狗赫克特坐在一起，那小狗不怀好意地蹲在她的大腿上，像郊区家庭妇女在马提尼酒会上一样，舒服地期待着什么。

斯坦纳医生生气地问道：“真的，马多克斯，你需要带赫克特来吗？我不想对它太无情，但是它身上气味很难闻。你应该把它弄死。”

“谢谢你，保罗，”马多克斯医生以非常到位的低沉、调解的声音跟着说，“你刚才说得非常婉转。赫克特觉得无聊的时候，就会下去。我觉得它还没有到这个状态。我不会因为它们身上有些令人不快的特征，或者说它们变得有些讨嫌，就结束它们的生活乐趣，这不是我的习惯。”

埃瑟里奇医生很快说道：“你今天晚上能抽时间来，真是太好了，马多克斯。通知的时间太急了，真对不起。”

即使他跟他的同事们一样强烈地意识到，马多克斯医生难得会参加一次委员会的会议，话语中却没有讽刺意味。这连她自己也毫不遮掩，因为她和地区委员会的合同中没有规定她要参加每月的例会。这种会很无聊，还会有一些哗众取宠的蠢话。每次多一个心理医生就会使赫克特感到不舒服。最后这句话已得到多次验证，毋庸置疑了。

“我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亨利，”马多克斯医生彬彬有礼地回答，“我没有什么理由不参加吧？”

她看了英格拉姆医生一眼，这意味着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权利。玛丽·英格拉姆的丈夫是郊区的片区医生，她每星期到斯蒂恩诊所来两次，在夜间门诊治疗室当麻醉师。她既不是心理治疗医生，也不是咨询医生，通常不参加医委会会议。埃瑟里奇医生正确地解读了她这一瞥，不由分说地道：“英格拉姆医生今晚能应邀参加这个会议，非常好。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自然和博勒姆小姐被害一案有关，英格拉姆医生星期五晚上也在诊所。”

“但她不是嫌犯，这是我的理解，”马多克斯医生回答说，“我祝贺她。有个医务人员能令人满意地拿出不在现场的证据，这着实令人欣慰。”

她目光冷峻地看着英格拉姆医生，言下之意就是，她的不在场证据本身就比较可疑。三名最老的成员都拿不出不在场证据，更年轻的医护人员也就更不可能了。谁也没有问马多克斯医生是怎么会知道关于不在场证据的事。可想而知，她跟安布罗斯护士长通过气。

斯坦纳医生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谈不在场证据很可笑，好像警方非常怀疑我们当中的某个人一样!在我看来，所发生的事情一目了然。凶手躲在地下室里等她，这我们都知道。他可能在那里等了几个小时，兴许头一天就在那里了。他可能是和病人一起混进来的，或者假装是病人家属，或者假冒医院车辆的助理人员，这样，老卡利就没有发现他。他甚至可能是夜间破门而入的。毕竟这都是已经知道的情况。一旦进了地下室，就有很多时间来找档案室的钥匙，而且有充足的时间来选择凶器。那座雕塑和那柄凿子都没有藏起来。”

“那么你认为这个未知凶手是怎么离开这幢大楼的？”巴古雷医生问道，“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搜查很彻底，那时候警察还没有来。他们又查了一遍。地下室和二楼的房间都是从里面上了插销的，还记得吧。”

“抓住滑轮的绳子，从升降梯井往上爬，然后从通向防火通道的窗户爬出来，”斯坦纳医生回答说，他打出了自己的王牌，还带有某种派头，“我检查过升降梯，这是完全可能的。只要个子不高，或者是女人，都可以从升降梯箱的顶部钻出来，然后进入升降梯井。那些绳子很粗，足以支撑相当大的重量。如果身手灵活，是不难爬出来的。当然，凶手还要比较苗条。”他看着自己圆滚滚的腰身，得意扬扬地说。

“这个推理令人满意啊，”巴古雷医生说，“遗憾的是，所有对着防火通道的门窗都是从内部闩上的。”

“对于一个铤而走险、经验丰富的人来说，现有的建筑没有他进出不了的，”斯坦纳医生说，好像他就有丰富的经验，“他可能会从二楼窗户出去，沿着窗台走到一个通向防火通道的立足点。我的意思是，凶手未必是昨天晚上在岗的工作人员。”

“比方说，有可能就是我。”马多克斯医生说。

斯坦纳医生没有被吓住：“这当然是胡说八道，马多克斯。我不是在指控别人。我只想指出，这个嫌疑人的圈子比警方设想的要小。他们应当去调查博勒姆小姐的私人生活。显然她是有仇人的。”

马多克斯医生不为所动。

“我很幸运，”她大声说道，“昨天晚上我在巴赫音乐会，在皇家节日大厅，和我丈夫在一起，之前我们还一起用了餐。即便阿拉斯代尔为我所做的证言遭到怀疑，和我在一起的还有我的小叔子。他是那个地方的主教，一个高级教堂的主教。”她很得意地补充了一句，好像香火和十字褡裢就可以为圣公会的道德和诚实打上标记似的。

埃瑟里奇医生微微笑道：“哪怕找个助理福音牧师，能证明我昨晚6点15分到7点在什么地方，我就谢天谢地了。不过这样的推理是不是浪费时间啊？警方还在办这起案件，所以我们必须让他们去破案。我们主要关心此案对诊所工作意味着什么，而且特别是主席及集团秘书的建议：由博斯托克太太暂时担任代理行政主管。我们最好按部就班。上次会议的纪要由我来签署，这下你们高兴了吧？”

这个问题引起了通常那种不太热情的嘟哝，其实也是默认。医务主任把会议纪要拉到自己面前签字。马多克斯医生突然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指的是警司。”

至目前为止还没说话的英格拉姆医生突然回答说：“我觉得他四十岁上下，又高又黑。我喜欢他的嗓音，他那双手很漂亮。”接着她的脸唰的一下红了。她想起在心理医生面前，最无辜的话都可能令人尴尬地透露出一些秘密。说出这句“手很漂亮”的评论也许会是个错误。斯坦纳医生没有去理会达格利什的体貌特征，对警司进行了心理评估，他的同僚都是专家，非常客气地关注他的推理。达格利什如果在场，会感到惊讶，也会对斯坦纳医生诊断的准确性和感知力很感兴趣。

医务主任说：“我也认为他有点强迫症，也很聪明。但这也意味着他会犯聪明人的错误，而这种错误也是最危险的。希望他没犯，这对我们都好。谋杀案和不可躲避的公众关注，必定会对病人和诊所的工作产生影响。正好，我们现在可以谈谈博斯托克小姐的事。”

“我一直比较喜欢博勒姆，而不是博斯托克，”马多克斯医生说，“若是我们失去了一位不称职的行政主管——无论这有多么遗憾或者多么意外——结果又来一个不称职的，会很让人难以接受。”

“我同意，”巴古雷医生说，“这两个人中，我一直比较喜欢博勒姆。不过显然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安排。这项工作迟早要登广告招聘。在这段时间里，总要有个人来接手。博斯托克太太对这项工作至少还有点了解。”

埃瑟里奇医生说：“劳德说得很清楚，在警方完成调查任务之前，尽管他们能找到愿意来的外来者，医委会也不会聘用。我们不想再有额外的风波。我们要应付的麻烦太多。我要谈谈报纸的问题。劳德提议，我也同意，所有的调查都交由集团总部处理，这里的人都不要发表意见。这似乎是最好的计划。这很重要，也很符合病人的利益，我们不能让新闻记者到诊所里来乱跑乱转，否则治疗工作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我能不能得到委员会的正式许可？”

他得到了。谁也没有表现出与媒体周旋的热情。大家都小声表示同意，斯坦纳医生也没说什么。他还在想博勒姆小姐的继任者问题，没好气地说：“我不理解，为什么马多克斯医生和巴古雷医生对博斯托克太太这么不友好。我以前就注意到了。将博勒姆小姐和她相比是很荒唐的。这两人谁更好，谁更适合当行政主管，简直毋庸置疑。博斯托克太太非常聪明，心理稳健，工作效率高，而且真正喜欢我们这里的工作。在这方面，谁也说不出博勒姆小姐的好话。她对病人的态度有时候非常不好。”

“我不知道她和病人有过什么接触，”巴古雷医生说，“总之，我的病人中还没有人抱怨过她。”

“有时候她也约见病人，而且是自己花交通费。我相信你的病人没有说过她的态度问题。可是我的病人处在一个不一样的阶层。他们对这样的事非常敏感。比方说，伯奇先生就跟我说起这种事。”

马多克斯医生不怀好意地笑着说：“哦，伯奇!他现在还来吗？他的新作品好像12月会出版。斯坦纳，我有点感兴趣，你的治疗会不会使他的诗作有所改进？如果有，也许能说明公众的钱使用得当了。”

斯坦纳医生突然痛苦地解释起来。他治疗的是几个作家和艺术家，有些人是罗莎那里的常客，正寻求小规模的自由治疗方式。虽然他对艺术敏感，但他的敏锐洞察力并没有完全用在病人所关注的地方。他听不得别人对他病人的批评，永远希望病人们伟大的天赋最终能得到承认，而且会很快地站在病人们的立场上为他们辩解，表达愤怒。巴古雷医生认为，这是斯坦纳医生比较可爱的素质之一。在许多方面，斯坦纳医生的天真令人感动，现在他正不顾一切地为他病人的特征和诗作风格进行辩护，最后他说：“伯奇先生是一个很有天分，而且非常敏感的人，对于自己不能维系理想的性关系，特别是跟自己的几任妻子的关系，他感到非常痛苦。”

这句不幸而失礼的话有可能激怒马多克斯医生，使她更不友善。巴古雷医生心想，今晚她肯定是赞成对代理行政主管一职的安排的了。

埃瑟里奇医生温和地说：“我们能不能暂时忘记我们的职业差异，集中讨论眼前这件事？斯坦纳医生，在接受博斯托克太太为代理行政主管这件事上，你有没有反对意见？”

斯坦纳医生带着怨气说：“这是个纯学术问题。如果集团秘书希望她得到任命，那她就将得到任命。这种假装和我们商量的闹剧很荒唐。我们没有权力，既不能同意也不能不同意。关于调动博勒姆的事，上个月我找劳德的时候，他已经跟我讲清楚了。”

“我不知道你上个月找过他。”埃瑟里奇医生说。

“委员会9月会议之后我就找过他。那只不过是个倾向性的建议。”

“当然是被泼了一盆冷水，”巴古雷说，“你要是聪明些，就会什么都不说。”

“或者把问题拿到委员会上来。”埃瑟里奇说。

“有什么结果呢？”斯坦纳医生提高了嗓门儿，“上一回我给博勒姆提了几条意见，有什么结果？没有!你们都承认她是个不称职的人选，不适合当行政主管。你们都同意，呃，你们大多数人都同意，认为博斯托克比较合适，或即使是一个外来者也比她更好。可是到了行动的时候，你们谁也不准备在给医管会的信上签字。你们都知道为什么!你们都很怕那个女人。是的，很怕!”

在一片气急败坏的否定声中，马多克斯医生说：“她身上有些东西令人害怕。有可能是她那强大的、主动的诚实。保罗，你也像大家一样，会受到影响。”

“有可能会。可是我想做一些事情来改变她。我跟劳德说过。”

“我也跟他说过，”埃瑟里奇平静地说，“而且可能更有效。我说得很清楚，这个委员会意识到，我们无法控制行政官员，不过我说过，我觉得从气质上来说，博勒姆小姐不适合她的工作，我是以心理咨询医生和医管会主任的身份说这番话的。我提出把她调走对她有好处。我们不可能对她的工作效率提出批评，我也没有提。当然，劳德不置可否，不过他很清楚我有权提出这一点。我认为他认可了。”

马多克斯医生说；“就算他天生很小心，就算他对心理医生心有怀疑，而且通常管理决策速度很慢，我认为我们也应当能在未来两年中把博勒姆小姐调走。当然，有人把这件事情的速度加快了。”

突然，英格拉姆医生开了口。她那粉红色的、傻乎乎的脸不自然地红起来。她笔直僵硬地坐在那里，颤抖的双手紧紧抓住自己前面的桌子。

“我认为你不能这么说。这……这么说是不对的。博勒姆小姐已经死了，是被人残忍杀害的。你们坐在这里，你们所有的人，大谈特谈，好像你们根本就无所谓似的!我知道她不大好相处，可是她死了，我觉得现在不是说她坏话的时候。”

马多克斯医生看着英格拉姆医生，显得既有兴趣，又好奇，好像面前这个非常愚钝的儿童莫明其妙地说了一句很聪明的话。

马多克斯医生说：“你好像很迷信，认为绝对不应该说死人的坏话。我一直很好奇这种陈词滥调的根源是什么，以后我们可以谈谈这个话题。我很想听听你的见解。”

英格拉姆医生满脸通红，非常难堪，几乎都要哭了，好像她提出的话题是她很愿意放弃的一个特权。埃瑟里奇医生说：“对她不礼貌？想到这里有人在假装好人，我应当感到遗憾。当然，有些事情是不需要说的。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听到博勒姆小姐横遭惨死的事，没有不觉得恐怖的，但也不希望她再来与我们共事。无论她在管理方面究竟有什么缺点，结论都不会变。”

这种假慈悲明眼人一看便知。埃瑟里奇医生好像对他们的惊讶和不愉快早就有所认识，随后向上看了一眼，挑战似的说：“呃，不是吗？不是吗？”

“当然是这样。”斯坦纳医生说。他的言语流畅，但他那对锐利的小眼睛向边上一扫，正好看见巴古雷医生。斯坦纳眼中有几分尴尬，但是巴古雷也意识到其中还有刻意挑衅似的微笑。医务主任的表现并不聪明。刚才他放任艾伯廷·马多克斯的发言失控了，对委员会的控制也不像以前那么让人放心。巴古雷心想，令人遗憾伤感的问题是，埃瑟里奇是出于真心。他说的每句话都不是戏言。他和大家一样，都认为令人真正恐惧的正是这种暴力。他是个具有同情心的人，看到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被人残害致死，会感到震惊和悲痛。可是他的话像是言不由衷。他用形式做掩护，故意想降低这场会议的感情色彩，把它变成一次普通的会议，却只是成功地延续了这种虚情假意。

英格拉姆医生的一席话似乎使会议失去了中心。埃瑟里奇医生几度想控制会议，可是会议所谈的内容索然无味，令人疲乏，从一个主题到另一个主题，可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回到谋杀案上来。这让人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医委会应当拿出个共同的观点。这次会议推理、争论、摸索了一遍遍，最后还是接受了斯坦纳医生的建议。凶手显然是当天早些时候进入诊所的，当时还没有实行人员出入登记。他偷偷进入地下室，不慌不忙地选择了凶器，从墙上的电话机旁的卡片上找到了博勒姆的分机号码，把她骗到地下室。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楼上，从某个窗口脱身后，再设法把窗户从里面关好，然后沿窗台悄悄进入防火通道。这一过程需要相当的运气，还需要异乎寻常的敏捷身手，这毫不夸张。在斯坦纳医生的引领下，这个推理被理顺了。博勒姆小姐给集团秘书的电话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她显然是希望反映一些鸡毛蒜皮的不当行为。不管这些情况是真是假，都和她随后的死亡没有关系。至于凶手会抓住升降梯井滑轮的看法，大家认为有点牵强附会。马多克斯医生指出，一个人在窗台上很难既保持平衡，又能关上那么重的窗户，然后还荡了大约五英尺，够到防火通道。恐怕他连发现升降梯井也很难做到。

在编造这个神奇凶手的过程中，巴古雷医生对自己的角色感到厌倦了，就半闭起眼睛，从低垂的眼睑下看着那一盆玫瑰。在温暖的房间里，几乎可以看见玫瑰花瓣轻轻地舒展。有红色、绿色，还有粉色，成了无序的色彩组合。随着目光的移动，这些色彩映在光亮的桌面上。突然，他完全睁开双眼，看见埃瑟里奇医生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巴古雷医生心想，他那敏锐、分析的目光中包含着某种关心，还有某种怜悯。

医务主任说：“我们有些成员已经说了很多。我想我也说了不少。如果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要提，我宣布这次会议结束。”

巴古雷医生心想，他和医务主任发现自己在这里很孤立，这绝非偶然。他最后一个离开房间，检查了几扇窗户，看它们是否锁住了。这时埃瑟里奇医生说：“我说，詹姆斯，你是不是决定了要接替我医务主任的位置？”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这项工作登了广告，那我是否接替这个职位，取决于是否会有人提出申请，不是吗？”巴古雷又问：“梅森—贾尔斯或者麦克贝恩怎么样？”

“梅森—贾尔斯不感兴趣。当然这是全员会议，他不愿意放弃自己与医院有关系的教学。麦克贝恩与新的地区关心未成年人组织有密切联系。”

医务主任有时候很不敏感，总要先试试别人，而且不想对这样的事轻描淡写。巴古雷心想，他这是在摸我的底。

“斯坦纳医生呢？”他问道，“我想他会提出申请的。”

医务主任笑了笑：“哦，我想地区委员会是不会任命斯坦纳医生的。这是一家多科室诊所。我们须有位能够把这地方整合在一起的人。这里很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你知道我的观点。如果能把心理咨询和一般医疗更密切地结合起来，这套房子就可能因多数人的利益而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们应当有病床。斯蒂恩诊所可以作为普通医院的门诊部，找到自己的地位。我不是说这很有可能。但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原来这就是委员会考虑的方式？埃瑟里奇医生在仔细地听取意见。在计划者看来，一家小门诊，只要没有登记制度，没有训练功能，与普通医院没有联系，就完全可能落伍。巴古雷医生说：“我不在乎在什么地方诊治，只要给我一个平静、安宁的环境和一定程度的宽容，不要有太多的行政干预，也不要有太多的浆洗衣物就行了。普通医院只要给我们提供所需要的人员和空间，我们就能办好心理咨询机构。我太累了，无法继续作战了。”

他看了看医务主任。

“其实，我大体上已经决定不申请了。昨天晚上我给您的房间打过电话，是从医疗人员办公室打的，想问您，下班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就此谈一谈。”

“真的？什么时间？”

“在晚上6点20分或者6点25分。可是没有人接。当然，后来我们又有了其他要考虑的事情。”

医务主任说：“我肯定在图书馆。如果这意味着你还有时间重新考虑你的决定，我真的为我当时在图书馆而感到高兴。我希望你会重新考虑，巴古雷。”

他把灯关了。他们一起下楼。医务主任在楼梯下面停了停，转身对巴古雷医生说：“你在晚上6点20分左右给我打电话了？这很有趣，真的很有趣。”

“呃，我想大概是吧。”

巴古雷医生又气恼又惊讶地发现，觉得负疚与尴尬的好像不是医务主任，而是他自己。他强烈地想要走出这个诊所，想要逃离这审视的蓝色目光，因为这道目光使他处于不利的境地。不过还有一些事情要说清楚。在门口，他强迫自己停下来面对埃瑟里奇医生。尽管他想表现得漫不经心，但他的声音很不自然，甚至有些不友好：“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应当为玛丽安护士做点儿什么。”

“以什么方式？”医务主任轻声问道。对方还没有回答，他就接着说：“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们随时都可以要求见我。可是我不希望他们说悄悄话。这是凶杀案的调查，巴古雷，不归我管。根本不归我管。我想你很聪明，也会采取这个态度的。晚安。”

第六章

这星期一是达格利什妻子的周年忌日。清晨，他去斯特兰德大街后面的小天主教堂，为她点了一支蜡烛。他妻子生前是天主教徒。他不信妻子的宗教。妻子死前，他并不理解这对她意味着什么，也不理解他们之间这一根本差别对婚姻有什么重要影响。她死的那天，他点燃了第一根蜡烛，因为他想正式表达那无可挽回的悲痛，也许是像孩子那样希望能给她的灵魂以某种安慰。这是第十四根蜡烛。他认为在他那超然和秘密的生活中，这纯粹属于个人行为，不是迷信或虔诚，而是习惯，一种尽管他希望改变，却已无法改变的习惯。他很少梦见妻子，但是一旦梦见，她的容貌都很清晰。醒着的时候，他已无法准确回忆她的面容了。他把那枚硬币投入投币口，把蜡烛芯对准在潮湿支架上即将熄灭的火焰。蜡烛立刻点燃，火焰变得明亮起来。这对他来说十分重要，因为烛芯理应马上点燃。他凝视着火焰，没有产生任何感觉，甚至连怒气也没有。接着，他就转身离开了。

教堂里几乎空无一人，给了他一种强烈而平静的氛围，他可以感觉到，却不能分享。他朝门口走去时，认出了一个女人。她穿着红色外套，头上有一条墨绿色的围巾。她停下脚步，用手指蘸了一下圣水。这个女人是弗里德里卡·萨克森，斯蒂恩诊所的资深医生。他们一起走到外层的大门。他为她把门推开，一阵秋风扑面而来。她冲他笑了笑，非常友好，也非常得体。

“您好。我以前从来没在这里见过您。”

“我一年只来一次。”达格利什回答说。他没有解释，她也没有追问。

萨克森说：“我想见您。我认为有些事应当让您知道。您不上班吧？如果是，那就劳驾您到咖啡店去，和一名嫌犯谈谈。我不想去你们办公室，而在诊所又不便要求与您单独谈。反正我要喝咖啡。我有点冷。”

“我记得去年在拐角处有一家，”达格利什说，“咖啡还可以，而且很安静。”

一年之中，这家咖啡店发生了变化。达格利什记得这里很干净，但是缺乏情趣，只有几张桌子，上面铺了塑料布，还有一张长长的吧台，摆着一个茶壶和一层层实惠的三明治，上面罩了几个圆玻璃罩。如今它已今非昔比了。墙上装了仿老橡木的墙板，上面挂了几柄长剑，还有真假难辨的老手枪和短剑。里面的服务生看起来很前卫，像初入社交圈的女子，靠的是吃青春饭。里面光线非常暗淡，简直可以说是阴暗。她走在前面，领他到远处拐角的一张桌边。

“只要咖啡？”达格利什问道。

“只要咖啡。”

等咖啡端上来之后，她说道：“是关于巴古雷医生的事。”

“我想也是。”

“我想您肯定听说了一些事情。我想跟您说说这件事，而不是等着被问。我想让您听我说，而不是听艾米·肖特豪斯说。”

她说的话既没有敌意，也没有令人尴尬。达格利什回答说：“我没有问起这件事，因为它似乎与本案毫不相干，但是如果你想告诉我，也许会很有帮助。”

“我不想让您产生错误的印象，仅此而已。您很可能认为我们与博勒姆小姐过不去。您得知道我们没有。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非常感谢她。”

达格利什没有必要问她所说的“我们”是谁。

对他们的谈话毫无兴趣的服务生端来了咖啡，那咖啡在半透明的杯子里还冒着白沫。萨克森小姐脱下身上的外套，解下头上的围巾。他们都用手捧着热杯子。她往杯子里放了很多糖，然后把塑料碗推到达格利什面前。她没有感到紧张和不安，反倒像个学生在约朋友喝咖啡，没有任何做作。达格利什发现，和她在一起时，自己异常平静，也许是因为他对她的外貌不感兴趣。不过他很喜欢她。很难相信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而且把他们聚在一起的是一桩谋杀案。

她吹开咖啡的泡沫，看也没有看他一眼就说：“詹姆斯·巴古雷和我相爱将近三年。这件事没有引发大的道德风波。我们没有刻意邀请爱，但是当爱来临，我们也没有拒绝。毕竟，如果你不是个受虐狂或圣人，你就不会主动放弃幸福，而我们两者都不是。我知道巴古雷的妻子很神经质，我不想打听关于她的事情，而他也不想多谈。我们都认为她需要他，离婚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我们并没有给她造成任何伤害，而且永远不会让她知道。巴古雷以前总是说，喜欢我反而给他们的婚姻增添了幸福。当然，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比较容易做到仁爱和有耐心。他也许是正确的，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理性化的，成千上万的情侣必须应用的原则。

“我们不能经常见面，但是我有自己的公寓，而且我们通常都能做到每个星期在那里待两个晚上。有一次海伦，也就是他的妻子，到她姐姐家去，于是我们整个夜晚都在一起。当然，我们在诊所里必须小心谨慎，但是我们在那里见面的机会不多。”

“博勒姆小姐是怎么发现这件事的呢？”达格利什问道。

“其实说来也很傻。我们在一家剧院看希腊悲剧《阿努什》，她就坐在我们后面一排的座位上。不管怎么说，谁能想到博勒姆会去看《阿努什》呢？我想她是弄到了一张赠票。那是我们相爱两周年，在看整场戏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手拉着手。我们可能有点微醉，离开剧场的时候依然是手拉着手。诊所里的每一个人，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看见我们。我们当时粗心大意了，肯定迟早会被人发现的。博勒姆看见我们完全是出于偶然。其他人也许只关心他们自己的事情。”

“而博勒姆向巴古雷太太告了一状？这种行为似乎有些多管闲事，而且很残酷。”

“其实不是这样的。博勒姆不会那样看问题。总有些非常难得而且幸运的人，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自己的是非观，而她就是其中之一。她缺乏想象力，所以不可能推己及人，揣测他人的感情。如果她是个妻子，她的丈夫对她不忠，我敢肯定，她会希望别人告诉她。还有什么比蒙在鼓里更糟糕的吗？她有这种力量来品味一下争斗。我认为，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告诉海伦。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海伦来看自己的丈夫，博勒姆小姐把她请到行政主管办公室，将这件事告诉了她。我一直想知道她究竟说了些什么。我想她说我们‘出轨了’。她可能把话说得很难听。”

“她这是在冒险，是不是？”达格利什说，“她没有办法证明，当然也没有证据。”

萨克森小姐笑了。

“你说话确实像个警察。她有充分的证据。即使是博勒姆，看见爱情也是能识别的。再说了，我们没有结婚证就在一起偷情，这就是不忠实的明证。”

这些话是不好听，却听不出任何不满和讽刺。很明显，她在满意地呷着咖啡。达格利什心想，她也许可以这样来谈诊所里某个病号，以超然的态度和温和的职业兴趣，探讨人性的种种奇特表现。但是她认为，她本人并不水性杨花，她的情感并不肤浅。他问她巴古雷太太的反应如何。

“这件事很奇怪，至少在当时看是如此。她处之泰然。回过头来看，我想我们三个人是不是都疯了，竟然生活在想象的世界之中。稍加理性思考就能想到，我们这种关系是无法存在的。海伦可以有一系列的生活态度，不过她决定做一个勇敢而善解人意的妻子。她坚持要离婚。那是好聚好散的分手。我认为，如果人们已经不再相互喜欢，从来没有喜欢过或者根本就不喜欢，那就只能分手。我们将要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分手。我们有过很多的讨论。每个人的幸福都要得到保护。海伦将去开一家服装店。她这几年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我们三个人对这件事都很感兴趣，而且一直想找个合适的地点。现在看来真是可怜，我们实际上是在欺骗自己，好像什么都会好起来似的。所以我才说詹姆斯和我都感激伊妮德·博勒姆。诊所的人渐渐地都知道了詹姆斯要离婚的事，而且海伦提到了是因为我。但这些都是坦率、诚恳的反应，没有人对我们说三道四。博勒姆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离婚的事。她不是长舌妇，也不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不知怎的，她在整起事件中的角色，像这些事情一样传开了。我认为海伦有可能告诉了某些人，但是博勒姆小姐和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谈起过。

“接着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海伦开始崩溃。巴古雷让她住在萨里的别墅里，他和我一起在公寓里生活。他经常去看看她。起初他很少说什么，但是我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她病了，当然，我俩也都知道了。她扮演病人的角色和毫无怨言的妻子的角色，根据小说和电影，她的丈夫到目前为止应当回到她的身边。可是巴古雷没有。他没有告诉过我大部分情况，但是我知道那些场景、眼泪、哀求，还有那些自杀的威胁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她一会儿提出要离婚，接着又说永远不给他自由。当然，她做不到。我现在已经明白了，给不给巴古雷自由不是她说了算。把丈夫说成好像关在后院用链子拴着的狗是不道德的。这种情况不断地发生，我越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有些事的进展很缓慢，需要好几年才会暴露。谈论或者解释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和你的调查没有关系，是吧？九个月前，我开始接受教导，希望能成为天主教徒。这件事发生后，海伦撤回了她的诉状，詹姆斯回到她的身边。我想，他已经不关心自己会怎么样或者到哪里去了。不过您能够看出来了，是不是？他没有恨博勒姆的理由。我才是他的仇家。”

达格利什认为他们之间不会有什么斗争。从她那红润健康的脸、高耸的大鼻子、愉悦的大嘴巴来看，她不是一个适合演悲剧的人物。他在回想，在博勒姆小姐台灯灯光的照射下，巴古雷的相貌是怎样的。想根据他脸上的皱纹或眼神来评估他的痛苦是愚蠢而不适当的。萨克森小姐的头脑也许和她的身体一样坚硬而有弹性，但并不意味着她可以承受更多的压力，所以痛苦就少些。但是他深深地为巴古雷感到惋惜，在即将面临的大审判中，他将被自己的情人抛弃，因为这种个人的幸福是他无法分享，也无法理解的。也许谁也无法完全了解这种背叛有多大的力量。达格利什并没有假装理解萨克森小姐。不难想象，诊所里有些人会怎么大做文章。他很快就想到了一些温和的解释。但是他无法相信弗里德里卡·萨克森竟会去寻求宗教的庇护，会不再关心自己的性问题，甚至拒绝面对现实。

他想起了她说的关于伊妮德·博勒姆的事情。

“谁能想到博勒姆会去看《阿努什》呢？我想她是弄到了一张赠票……即使是博勒姆，看见爱情也是能识别的……她可能把话说得很难听。”人们不会因为自己信了宗教就会立即变得仁爱起来。不过她的话语中也没有切实的恶意。她只是表达了自己自然的想法，对于自己的动机也同样表现得不偏不倚。她也许是诊所里最好的人格评判员。突然，达格利什以挑战权威般的语气问道：“你认为是谁杀了她，萨克森小姐？”

“只从个性和犯罪性质考虑，丝毫不考虑地下室的神秘电话，升降梯的吱呀声，还有那些明显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只考虑个性和犯罪性质。”

她的回答毫不犹豫，没有明显的闪烁其词。

“我会说是彼得·内格尔。”

达格利什觉得很失望，认为她实际上知道些什么实在是毫无根据。

“为什么是内格尔？”他问道。

“部分原因是，我认为这是男人犯的罪。戳杀的行为值得注意。我认为一个女人是不会这样杀人的。面对一个昏迷的受害者，我认为一个女人会把她掐死。还有那把凿子，凶手用得这么得心应手，表明凶手是凶器的主人。不然为什么要用它？他完全可以用那个雕塑多次猛击她。”

“太麻烦，声音大，而且没把握。”达格利什说。

“可是只有会用的人才有用那把凿子杀死人的把握，这个人真的‘很有两下子’。比方说，我就很难想象斯坦纳医生会用这种方法去杀人。要他钉钉子他都可能砸着手。”

达格利什基本上同意，认为斯坦纳医生是清白的。诊所里不少人说他用起工具来笨手笨脚的。应当承认，他说不知道凿子放在哪里是在说谎，但达格利什的判断是，他这么做是由于害怕，而不是出于犯罪心理。他满面羞愧地承认他在等伯奇先生的时候睡着了，这是事实。

达格利什说：“那把凿子肯定是内格尔的，我觉得我们是在怀疑他，你是这个意思吗？”

“哦，不!我认为他不可能这样做。我只是回答您的问题。我刚才是根据个性和这起案件的性质来判断的。”

现在咖啡喝完了，达格利什认为她要走了。可是她似乎并不着急。又停了一会儿，她才说：“我想说一件事。实际上我是代表卡利说的。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不过您也应当知道。我答应要把这件事告诉您。可怜的老卡利魂不守舍，而且即使在状态最好的时候，他的头脑里也没有多少智慧。”

“我知道他在某件事情上说了谎，”达格利什说，“我想，他看见了有人穿过大厅。”

“哦，不，不是那么有用的信息。是艺术疗法部丢失橡皮围裙的事。我想您可能认为是凶手穿走了。其实呢，是上星期一卡利从艺术疗法部借走的，因为他要用乳胶漆粉刷厨房。您知道油漆会造成什么后果。他没有问博勒姆小姐可不可以拿，因为他知道会得到什么回答。他也没有问鲍姆加滕太太，因为她病了，人不在。他原本想星期五把它还回来，可是护士长和您的警员在检查库存的时候，问他是不是见过，他昏了头，说‘没有’。他这个人头脑不大灵，而且有些害怕，怕这件东西在他手上的话，你们会怀疑是他杀了人。”

达格利什问卡利是什么时候告诉她的。

“我知道围裙在他那里，因为他拿的时候正好被我看见了。我想他是因为某种需要，所以昨天早晨我去问了他。他一担心，肚子又不舒服了，所以我想最好有个人盯着他。”

“那条围裙现在在哪里？”达格利什问道。

萨克森小姐哈哈一笑。

“如果还没有被倒掉，应该在伦敦的五六个垃圾箱里。可怜的老卡利不敢把它放在自己的垃圾箱里，因为他怕被警察搜查出来，而且也不能烧，因为他住的地方是政府提供的公寓，里面只有电热取暖，没有火炉。所以他等他老婆入睡后，又坐到晚上11点钟，用厨房的剪刀把它剪成碎片，又把碎片分别放进几只口袋里，再把这些口袋放进一个大包，然后坐上36路公交车，沿着哈罗路向北，到了离自己家比较远的地方，他才把这些口袋分别放进他见到的一些垃圾箱里，然后把金属扣子放进排水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可怜的老头儿没赶上最后一班车，好不容易到了家里，又怕又累，肚子疼的毛病又犯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去找他的时候，他的状态不太好。不过我确实说服了他，我说这不是生与死的事，尤其涉及不到死。我告诉他我要把这个情况告诉您。”

“谢谢你，”达格利什一本正经地说，“我想你没有其他什么要说的了吧？你把一个不幸的心理患者的事向司法部门告发，你的良心有没有反对过这样的做法？”

她笑起来，穿上外衣，然后把围巾扎在有弹性的黑发上。

“哦，没有!如果知道谁干的，我就会告诉您。我讨厌谋杀，我奉公守法，真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谈的是司法问题。那是您的用语。就像《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一样，我觉得在司法过程中，我们谁也看不见救赎。谢谢您，我的咖啡钱我来付。”

达格利什心想，她不愿意觉得我收买了她，哪怕这条信息只值一个先令。他想说咖啡可以从他的开销中支出，但却没有说出口，他不知道这种因她而起的讥讽冲动结果会是什么。他喜欢萨克森小姐，但是她自信和自满的态度使他恼火。也许是他因此感到了嫉妒。

他们离开咖啡馆的时候，他问她是不是要去斯蒂恩诊所。

“今天不去。星期一早晨我没有病人，不过我明天要去。”

对与她一起喝咖啡的事，她正式向达格利什表示感谢，然后跟他道别。他往东去斯蒂恩诊所，而她则前往斯特兰德大街的方向。他看着她苗条、灰暗的身影逐渐消失，脑子里出现了卡利在黑夜中的身影，似乎看见他偷偷摸摸地拿着那个可怜的包，简直像个逃难的人。这个老保安对弗里德里卡·萨克森的信任使他感到惊讶。如果他处在卡利的地位，他也许也会这么做。达格利什心想，她提供了很多有趣的信息，但没能给她自己或巴古雷医生一个不在现场的证据。

博斯托克太太把速记本准备好，在埃瑟里奇医生的座椅边坐下。她修长的双腿在膝部交叉放着，抬起那火烈鸟似的头，克服着重力作用，准备接受医务主任的指示。

“达格利什警司来电话说他一会儿过来，他想再见一见某些工作人员，并希望在午饭前与我见面。”

“主任，您午饭前恐怕无法安排会面，”博斯托克太太有些为难，“下午2点30分专业人员委员会开会，您连看日程安排的时间都没有。美国来的塔尔马奇医生的预约时间是12点30分。从上午11点开始，我这里还有个听录。”

“听录的事可以缓一缓。恐怕警司会占用很大一部分时间，他对诊所的运作还有些问题要问。”

“主任，我没太明白。您是说他对一般行政安排感兴趣？”博斯托克太太语气缓和，却夹杂着惊讶与异议。

“看来是这样，”埃瑟里奇医生说，“他提到了预约登记、诊断记录、收发信件的记录安排，还有医疗档案系统。你最好亲自与他打交道。如果要听录，就找珍妮小姐来做。”

“我自然会尽力而为，”博斯托克太太说，“遗憾的是，他竟然选择了我们最忙的早晨。如果我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为他安排一个计划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想我们都想知道，”医务主任回答说，“我也会尽量完整地回答他的问题。请告诉卡利，警司一来就给我打电话。”

“是，主任。”博斯托克太太说。她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于是就离开了。

楼下的夜间门诊治疗室里，玛丽安护士在帮助巴古雷医生套上白大褂。

“像往常一样，金太太星期三来接受麦角酸治疗。我认为最好能安排在四楼的心理治疗社会工作者的房间。凯特尔小姐星期三晚上不来，对吧？跟她说一下。作为替代，我们可以使用卡林斯基太太的房间或者在后面找一间用作约见的小房间。”

玛丽安护士说：“这对您来说不太方便，医生。这也意味着我要爬两段楼梯去打电话。”

“这还累不死我。我可能看起来有点老，但两条腿还管用。”

“还有病床问题，医生。我想我们可以把夜间门诊治疗室的担架支一个起来。”

“这件事就交给内格尔。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待在地下室。”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真的，巴古雷医生。”

巴古雷医生勃然大怒：“护士啊，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动动脑子。你理应很害怕!在这间诊所里，有个杀人凶手还没抓到，除了他，谁也不会喜欢在地下室单独待上很长时间。如果你真的不害怕，那就行行好，不要表现出来，特别是不要让警方知道。护士长到哪里去啦？在总务办公室吗？”

他抓起电话，颤颤悠悠地拨了一个号码。

“护士长吗？我是巴古雷。我刚才跟玛丽安护士说，我这个星期不是很想用地下室的房间进行麦角酸治疗。”

安布罗斯护士长回话的声音非常清晰：“当然了，随你的便，医生。但是如果地下室比较方便，而我们可以为夜间门诊治疗室从普通医院请一名代班护士，我很乐意待在楼下，和玛丽安护士在一起。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对金太太进行特别护理。”

巴古雷医生说得很简短：“我要求你像往常一样在夜间门诊治疗室，护士长。那个麦角酸病人要到楼上去。我希望您最终能理解这一点。”

两小时后，在医务主任办公室里，达格利什在埃瑟里奇的办公桌上放了三只黑色金属盒子，里面放着褐色卡片，卡片的两个短边上都打了小圆孔。这是诊所的诊断记录索引。达格利什说：“博斯托克太太对我解释过。如果我理解正确，那么每张卡片都代表一个病人。病历上的信息用的是代码，病人代码是打在卡上的。卡上有偶数排的小孔，两孔之间的空白处有一个数字。用手动打孔机可以在任何数字上打孔。我把相邻小孔间的空白处切除，就形成了一个长条形的缝隙。如果这个金属棒从盒子外标着第20号的孔插进去，然后直接向里推，那么这个盒子就能旋转。在这个号码上打过洞的卡片就会凸出来。实际上，这是市场上许多简单的打卡系统之一。”

“是的。我们主要把它运用在诊断检索和研究方面。”听到达格利什对打卡系统流露出的兴趣，医务主任即使感到惊讶，也丝毫不露声色。警司继续说：“博斯托克太太告诉我，病人完成治疗之前，是不会根据病历档案编码的，而且这个系统是1952年开始启用的。1952年之前的病人不在此列。这就是说，目前正在治疗的病人还没有建卡，当然了，除非他们之前也在这里接受过治疗。”

“是的。我们想把以前的病历都收进来，但人员和工时上都有问题。编码和打孔很费时间，这样工作就积压下来了。我们现在正在为1962年2月出院的病人进行编码录入。所以说我们还有些落后。”

“一旦病人的卡片打孔之后，你就可以随意选取病人的诊断结果或类别了。”

“是的，确实如此。”医务主任慢吞吞地笑着说，“我还不能说我们能立刻找出所有本地、婚生、祖母是蓝眼珠的精神病患者，因为我们没有对这些条件进行编码。可是任何编了码的，都很容易提取。”

达格利什把一个很薄的牛皮纸信封放在桌子上。

“博斯托克太太告诉了我编码指令。我发现你们的编码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行政区划地址、诊断结论、病人的治疗医师、首次及随后的治疗，还有病情、治疗进展等大量细节。你们还把社会阶级也编了码。我发现这很有意思。”

“当然，这很了不起，”埃瑟里奇回答说，“我认为，主要因为这是纯粹主观的评估。但是我们需要它，因为它在研究领域有时候很有用。正如您所看到的，我们所用的登记分级比较模糊，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它们已经足够了。”

达格利什在用手指摆弄那根小金属棒。

“例如，这样我就可以选出一级病人的卡片，他们接受治疗的时间是八到十年前，已婚，有家庭，比方说患性功能障碍、偷窃狂，或者其他社会不接受的人格疾病。”

“您可以，”医务主任平静地承认，“但是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讹诈呀，主任。我想，我们这里有个很好的工具，可以进行受害者预选。你把这根金属棒插进去，这些卡片就会冒出来。你们的卡片右上角有编码。在地下室的病历档案室里，医疗档案是分类编排的，随时可以调用。”

医务主任说道：“这只不过是猜测，没有丝毫的证据。”

“当然，还没有证据，但很合理，很有可能。考虑一下实际情况。星期三下午医委会开过会之后，博勒姆小姐见了集团秘书，告诉他诊所一切正常。星期五12点15分她又打电话给他，说有急事求见，因为‘这里出了一件事，他应当知道一下’。这件事很严重，还在继续，她来之前就发生了，也就是说在三年之前，它就发生了。”

“不管是什么事，我们都没有根据说这件事和她的死有关。”

“是啊。”

“实际上，如果凶手不想让博勒姆小姐看见劳德，他就下手得太晚了。下午1点之后，集团秘书随时都可能来这里，而且是无法阻挡的。”

达格利什说：“她在电话中得到的答复是，劳德先生要在晚上联合咨询委员会会议结束后才能过来。因此，我们要问问谁有可能听到这个电话。卡利正在交换台上值班，但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他的身体都不舒服，有时候还要其他人来代班，有时候连几分钟都要找人代。内格尔、博斯托克太太、珍妮小姐，甚至肖特豪斯太太，都说他们在交换台上帮过忙。内格尔觉得他中午前后有很短一段时间也接过手，但是他说自己没有把握。卡利也说没有。谁都说没有转接过这个特殊的电话。”

“他们也许不知道他们是否接转过，”埃瑟里奇回答说，“我们要求操作人员不要听电话内容。毕竟这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原则。博勒姆小姐可能只是要接通集团办公室。她除了给集团秘书打过电话，还经常给财务和供给部门打。转接电话的人可能不知道这通电话有什么特别之处。她甚至可能有一条外线，自己拨通了电话。当然，可能用的是专用自动交换系统。”

“但是这仍然可能被在交换台上的人听到。”

“如果插上插头，我想是可以听见的。”

达格利什说：“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博勒姆小姐曾经告诉卡利，她在等劳德先生，她也许还和其他人说过这件事，而我们不知道。除了卡利，谁也不会承认博勒姆小姐说过这件事。而在这种情况下看，这就不奇怪了。目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多少进展。我现在必须做的，就是要弄清博勒姆小姐想跟劳德说什么。在这个地方，需要优先考虑的可能性肯定是讹诈。天知道这是不是还在继续，而且是不是很严重。”

医务主任一阵沉默。达格利什猜测，他是不是在等待进一步的建议，以选择适当的词语，来表明自己的关注或者疑惑。接着医务主任平静地说：“当然很严重。现在浪费时间来讨论严重程度是没有意思的。很显然，您既然想出这样的推理，那就必须继续调查。其他任何行动方案对我的工作人员来说都将是不公平的。您想让我干什么？”

“帮我挑一名受害者。也许现在不急，以便打几个电话。”

“您知道吧，警司，这些病历档案是秘密的。”

“我不是说我要看具体的病历档案。但是如果我看了，我想你和病人也都没有必要担心。开始吧？我们可以从一级病人中找。你可以帮我把代码找出来吗？”

斯蒂恩诊所的一级病人数量很大。达格利什心想：“仅为上流阶层精神病患者服务。”他看了看这个类别之后说：“如果我是讹诈者，会选男的还是选女的？这大概取决于我自己的性别。女人也许会选中女人。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涉及一个正常收入的男人，那么选男人也许比较好。下一步，我们要把男性挑出来。我想我们的受害者是住在伦敦郊外的。选一个很容易就能突然到诊所来，把情况告诉你的病人风险太大。我认为我要选一个小城镇或乡村的病人。”

医务主任说：“如果这个地址不在伦敦市内，我们只会把它归类到乡村。伦敦患者是按区划分的。我们最好把伦敦的地址都排除，看看还留下了什么。”

这项工作完成了，仍然要审查的卡片只剩下几十张。斯蒂恩诊所的大部分病人，正如所预想的那样，都来自伦敦郊区。

达格利什说：“已婚的还是单身的？谁比较容易受到伤害？这个问题很难确定。我们姑且不做结论，从诊断开始。这是我需要你特别提供帮助的地方，主任。我意识到这些都是非常秘密的信息。我建议你读出卡片上的诊断或病情的代码，这可能是讹诈者的兴趣所在。我不要细节。”

医务主任再度停了一下。达格利什耐心地等待着，把金属短棒拿在手里，医务主任静静地坐着，把编码书打开放在面前。他似乎对此视而不见。过了一分钟，他才回过神来，把目光集中在书页上。他平静地说：“看看第23、68、69和71号。”

现在只剩下十一张卡片。每张卡右上角都有病历号。达格利什记下这几个号码，然后说：“根据诊断索引，目前我们只有这些。我想，我们现在必须做我们的讹诈者所做的事，看一看病案记录，然后进一步了解我们潜在的受害者。我们是不是得到地下室去？”

医务主任二话不说就站了起来。下楼的时候，他们遇见了正在上楼的凯特尔小姐。她向医务主任点点头，不解地瞄了达格利什一眼，好像在琢磨在哪里见过这个人，而且自己应该认识他。大厅里，巴古雷医生和安布罗斯护士长正在交谈。在埃瑟里奇和达格利什走向地下室楼梯的时候，他们分开了，而且都板着脸，凝重地看着他们。透过接待室小房子的玻璃，可以看见大厅那边头发花白的卡利。卡利没有回头。达格利什心想，卡利正专注于前门，没有听见他们在说什么。

病历档案室上了锁，但封条已经揭去，保安休息室里，内格尔穿上了外套，显然是准备到外面吃顿早午餐。医务主任从钩子上取下档案室钥匙的时候，内格尔不动声色，但灰褐色的温和目光中闪过一丝感兴趣的眼神。这没有逃脱达格利什的眼睛。这双眼睛一直受到达格利什的关注。到了下午早些时候，诊所里每个人都知道他和医务主任一起检查了诊断索引，然后去了病历档案室。其中会有一个人对此特别感兴趣。达格利什希望凶手会因此而恐惧与绝望，但同时，他也担心凶手会变得更加危险。

埃瑟里奇医生打开档案室的灯。荧光灯管闪了闪，先是黄光，而后变成白色灯光。房间里很亮堂。达格利什再度闻到房间里那股特别的气味，是霉味、旧纸味和强烈的热金属味的混合。医务主任把门反锁，然后把钥匙放进自己的口袋，达格利什看在眼里，脸上却没有露出任何表情。

现在这间屋子中已经没有凶杀现场的任何蛛丝马迹。撕毁的档案已经被修复，并且放回到架子上。椅子和桌子都放回了原处。

每十份病历档案用绳子捆在一起。有些档案放置时间长了，已经出现了粘连的现象。绳子勒进了鼓起的牛皮纸信封。信封顶上都有一片薄薄的防尘纸。

达格利什说：“因为这些档案早就被清理出来，储存在这里，我们应该可以很方便地分辨出哪几捆档案被拆过。其中有些档案多年无人问津，而有几捆档案的绳子明显被拆过。一些档案被拿出来的目的可能是完全和案件无关的，但我们不妨从这几捆明显被拆过的档案入手，它们被拆的时间应该在最近一年左右。最初的两个号码在编号8000以内，好像在顶层架子上。我们有梯子吗？”

医务主任消失在第一排架子后面，好不容易从狭窄的过道里搬来一架小梯子。他抬头看着爬上梯子的达格利什说：“告诉我，警司，这种感人的信任是不是意味着您已经把我从嫌犯名单中排除了？如果是，我很想知道您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根据什么排除程序。我不能自欺欺人，说您相信我不会去杀人。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任何侦探都不会相信任何人的。”

“大概任何心理医生也一样，”达格利什说，“我不会问自己，一个人会不会杀人。我会问的是，他在这桩凶案中会不会杀人。我觉得你不会是个小讹诈者，也没理由知道劳德来医院的目的。我怀疑你没有力量和技术去执行这起谋杀。最后的一点是，我认为博勒姆小姐最忌讳让你干等着。即便是我错了，你也不会拒绝合作，对不对？”

他故意只说了三言两语。那双亮晶晶的蓝眼睛依然盯着他的眼睛，期盼得到一个信任的目光，警司虽然不愿给，却又很难拒绝。医务主任继续说：“我只见过三个凶手，其中两个都已经被埋在石灰里了。一个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另一个则不知道怎么停手。对于这样的结果你满意了吗，警司？”

达格利什回答说：“正常人是不会满意的。但是我觉得这不会影响我想做的事，即在他或者她再度作案之前将其抓获。”

医务主任没有再说什么。他们把找出的十一份病历拿到楼上埃瑟里奇的房间。如果医务主任在下一步调查过程中还要出难题，达格利什会感到极其惊讶。他暗示了凶手也许不会因为有了一个受害者就收手，这戳中了他的痛处。达格利什已经解释了自己需要什么，医务主任没有反对。

达格利什说：“我不问这些病人的姓名，也对他们的病不感兴趣。我只要你给他们每个人打个电话，并且巧妙地问他们近期，也许在星期五上午，有没有打电话到诊所来。你可以解释说有个人打来电话，这个电话比较重要，要跟踪。如果其中有一个病人真的打了电话，我就要他的姓名和地址。不要诊断内容，只要姓名和地址。”

“我必须先征得病人同意，然后才会给出这条信息。”

“如果你必须这样做，”达格利什说，“我把这个权力给你。我所要的只是那条信息。”

医务主任的事先约定只是一种形式，这一点他俩都心知肚明。这十一份病历都放在办公桌上。如果达格利什想要这些地址，那么除了强力，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他坐在离埃瑟里奇医生不远的宽大皮椅子上，准备带着职业兴趣观看他这个不同寻常的合作者是如何工作的。医务主任抓起电话要了个外线。病人的电话号码都记在病历档案上。头两个电话立即将十一个可能性变成了九个。这两个病人自从到这里来过之后，就改变了家庭住址。埃瑟里奇对该号码的新用户表示歉意，随即开始打第三个电话。这个电话有人接，医务主任说请科德科特先生说话。另一端出现了长时间的噼噼啪啪声，埃瑟里奇医生作出了适当的回应。

“不，他没有听说。非常可惜。真的吗？不是，没什么要紧事。只是一个老相识，恰巧驱车路过威尔特郡，希望见见科德科特先生。不，不用告诉科德科特太太了。他不想使她感到痛苦。”

“死了？”话筒放下来的时候，达格利什问道。

“是的。三年前，显然是癌，可怜的家伙。我必须在他的病历档案上注明一下。”

达格利什等他把这个做完。

下一个号码很难打，和交换台费了很大的口舌。最终等对方的电话响起来的时候，却没有人接。

“我们好像很不成功，警司。您的推理很有意思，但它只有独创性，没有真实性。”

“还要试七个。”达格利什小声说。医务主任低声说了些关于塔尔马奇医生的什么话，可还是指着下面一份档案，又拨了一个号码。这一次病人在家，不过他对斯蒂恩诊所医务主任的话显然并不感到意外。他说了一通自己目前的心理状况，埃瑟里奇医生耐心地听他说，表现出同情，并作出了适当的回答。达格利什很感兴趣，而且很欣赏他打电话时说话的技巧。但是这个病人最近没有给诊所打电话。医务主任放下电话，用了点时间把病人跟他反映的情况做了记录。

“我们的一次成功，显而易见。接到我的电话，他丝毫不感到惊讶。非常感人的是，病人把医生对他们福祉的巨大关怀视为理所当然，白天和晚上，不管什么时间，医生都十分挂念他们。不过他没有打过电话。他没有说谎，我向您保证。这很费时间，警司，不过我想我们必须继续。”

“是的，请继续。很对不起，但是我们必须继续。”

不过下一个电话是成功的。起初听起来像是又一次失败。从电话的对话中，达格利什知道，病人最近被送进了医院，接电话的是他妻子。接着他注意到医务主任的面部表情发生了变化，而且听见他说：“你打过？我们知道有人打过电话，我们想跟踪这个电话。我想您已经听说了我们那场最近发生的、令人绝望的悲剧。是的，这件事与此有关。”他等待着，对方说了一阵子。他后来放下听筒，在办公桌的纸上简单做了记录。达格利什没有说话。医务主任抬头看着他，脸上露出惊喜的神情。

“是芬东上校的妻子，家住肯特郡的斯普利格绿地。星期五，大约中午时分，她给博勒姆小姐打过电话，说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她不想和您在电话上说，我想最好不要给她施加压力。她希望尽快见到您。我把地址记下来了。”

“谢谢你，主任。”达格利什说罢拿起那张纸。他既没有表示惊讶，也没有感到松了口气，但是他的内心在歌唱。医务主任摇摇头，好像对这些都不理解，说：“听声音，她是一个令人敬畏的老女人，非常重视正统。她说如果您能和她一起喝下午茶，她将不胜荣幸。”

刚过下午4点，达格利什就驱车缓缓进入斯普利格绿地。这所没有名气的别墅位于梅德斯通和坎特伯雷大道之间。他记得以前没有来过此地。周围的人很少。达格利什认为，这里离伦敦太远，对上下班的乘车族没有吸引力，对于退休夫妇、艺术家或者作家而言，这里又缺少四季美景，没有平静乡村生活的魅力。很明显，这里大多数别墅住的是农场工人，他们前花园种的是白菜和甘蓝，上面还有最近采摘的痕迹。为了抵御英格兰多变的秋季，他们的窗户都关得很紧。达格利什路过教堂，发现它由片石和石块砌的低矮塔楼与明亮的玻璃窗若明若暗地掩映在栗子树的枝叶之间。教堂的院子并不整洁，不过也不惹人讨厌。墓地之间的草坪是修剪过的，卵石的路面也有人清理过。

教区牧师的住所由一道高高的月桂树篱与教堂的院子隔开。它是一栋光线昏暗的维多利亚式房子，是供那个时代一家人居住的。达格利什路过一片绿意，一方草坪被一排久经风雨的农舍包围。对面有座奇丑无比的现代酒吧和加油站。在“国王之首”的招牌后边有一座钢筋水泥的汽车候车棚，几个女人在惴惴不安地等车。达格利什路过时，她们毫无兴趣地看了他一眼。无疑，春天一到，周围的樱桃园会把自己的魅力拓展到斯普利格绿地。可眼下，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寒气，四周的田野好像永远是湿漉漉的，一些垂头丧气的牛被人赶着，慢吞吞地去挤晚上的奶，把路的边缘踩成了泥浆。达格利什驱车从它们身边驶过，车子慢得像爬行。他观察着斯普利格的土地，不想问路。

他很快就找到了那幢房子。它离道路还有一段距离，而且被一道六英尺高的白桦树篱挡住了视线。光线逐渐暗淡，树篱呈现出金色。好像没有车道通向那里，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库珀·布里斯托沿着草坪边缘慢慢停好，走进白色的花园大门。眼前这幢房子上爬满了蔓生植物，不仅低矮，还有茅草覆盖着屋顶，看起来简单又舒适。就在他转身关上大门的时候，他身后有个女人从拐角出来，走到路上来迎接他。她的身材十分小巧，使达格利什颇为吃惊。在他头脑里，她应该是个身材矮胖、腰里系着紧身褡的上校夫人，认为见他不仅是屈尊俯就，而且还必须在她提出的时间和地点。现实中的她非但没那么可怕，而且一副饶有兴致的样子。她沿小路朝他走来，步态中能看出英勇，也能看出悲伤。她穿着厚厚的裙子以及花格呢外套，没有戴帽子。她那浓密的白发在傍晚的微风中轻轻地飘动。她手上戴着干活时用的手套有大得很不协调的护套，使她拿着的毛巾像小孩的玩具一般。他们见面的时候，她摘下右手的手套，向他伸出手来，用焦虑的目光打量着他。她觉得松了口气，眼睛几乎难以觉察地变亮了。可是他没想到，她一开口说话，语气竟然那么坚定。

“下午好。您一定是达格利什警司。我叫路易丝·芬东。您是开车来的吗？我想我听见了车的声音。”

达格利什解释了他把车停在那里，说他希望不会挡别人的路。

“哦，没有!根本没有。一路上辛苦了。其实您可以坐火车来，很简单，坐到马登，我可以让人过去接您。我们自己没有汽车。我们都不喜欢汽车。真对不起，让您一个人从伦敦赶过来。”

“这种方式最快，”达格利什说，真不知道要不要因为生活在20世纪而道歉，“我想尽快见到您。”

他非常注意自己的语气，没有流露任何着急的感觉，但可以看出她的双肩突然一阵紧张。

“是啊，是啊，当然。您是不是先看看花园，然后再进去？光线是开始暗淡了，可是我们依然有时间嘛。”

让他看看花园的事显然是预料之中的。达格利什默认了。将近傍晚，原本轻柔的东风增强了，吹得他的脖子和脚踝很不舒服。他从来都不匆匆忙忙地与人进行谈话。这次谈话对芬东太太来说肯定有压力，所以她完全可以慢慢来。尽管他在极力掩饰，可是他还是怀疑自己是否显得没有耐心。过去两天，他一直为悲剧和失败的预兆所困扰，他觉得这件事让自己很闹心，因为它不合理智。案件的调查才刚刚开始。凭他的智慧，他知道自己正在取得进展。即使在此刻，他依然紧紧抓住了作案动机不放，他知道案情的症结就在于此。他在苏格兰场还不曾有过失败的记录，眼下这个案件疑犯数量有限，谋划非常仔细，不会成为他的首次失败。可是他依然担心时间来不及，这种莫名的恐惧对他还很有影响。也许是因为这是秋季；也许是因为他很疲劳。他把外衣领子竖起来，使自己显得既有兴趣又有鉴赏能力。

他们一起穿过房子旁边的那扇铸铁大门，进入主花园。芬东太太说：“我很喜欢这座花园，可是不会摆弄。在我手上，这些东西长不好。我丈夫比较会弄这些花花草草。现在他在梅德斯通医院做疝气手术。我很高兴地告诉您，手术很成功。您打理花园吗，警司？”

达格利什解释说，他住在伦敦市中心泰晤士河边的公寓里，而且最近把萨塞克斯的别墅给卖了。

“我其实对养花种草的事知之甚少。”他说。

“那您会喜欢看我们的花园的。”芬东太太说。她的话很温和，但是有点牵强。

即使是光线趋暗的秋日傍晚，这里还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看。上校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营造了一个典雅别致、不受拘束、丰富多彩的环境，以此来弥补他一生大量刻板的军旅生活之不足。一片小草坪包围着鱼池，草坪还镶着一圈迷人的小径。一系列拱形棚架把精心打理的一块块地方连在一起。一座带日晷的小玫瑰园中，光秃秃的枝条上还有最后几朵白色玫瑰。一排排菊花以山毛榉、紫杉木、山楂树篱作为金色和绿色的背景。花园尽头有一条小溪，溪流上每隔十码就有一座木桥。如果这不代表上校的品位，那也象征着他的勤劳。当尝到乐趣后，胃口就会越来越大。成功地在小溪上建桥之后，上校欲罢不能，还要进行进一步努力。他们在其中一座小桥上站了片刻。由于落叶塞住了水道，溪流奏出悲哀的乐曲。达格利什看见小桥的木扶手上刻着上校姓名的首字母。

突然，芬东太太说：“这么说是有人杀了她。我知道，无论她做了什么，我都应当可怜她。但是我做不到。至少现在不会。我早就应当意识到，马修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这些人从来不会因为有了一个受害者而收手，对不对？我琢磨着是有人忍无可忍，才想出了这么一招。这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我可以理解。您知道吧，在医务主任打电话之前，我就在报上看到了。您知道吗？警司，当时我高兴了一阵。说这种话很可怕，但这是真的。她死了，我很高兴。我想现在马修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达格利什温和地说：“我们认为，讹诈您丈夫的不是博勒姆小姐。她有可能是，但是不大像。我们认为她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她发现了这件事情，而且想阻止它。所以我急需和您谈一谈。”

芬东太太的指关节都白了。她那双抓住桥栏的手开始颤抖。她说：“恐怕我是太愚蠢了。我不能再浪费您的时间了。外面越来越冷了，是吧？我们进屋去吧。”

他们转身朝屋子那边走去，一路上谁都没有说话。达格利什减慢步速，以适应身边这位正直、瘦弱的老太太。他焦虑地看了她一眼，见她脸色苍白。他觉得自己看见她的嘴唇在默默移动，但她的步履非常坚定。她不会有事的。他告诉自己不能急于加快速度。再有不到半小时，也许更短的时间，他就能把作案动机的事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就像一颗炸弹，会把整起案件炸开，使之变得一清二楚。但他必须有耐心。他再次被难以言明的不安所触动，好像即使胜利就在眼前，他的心里肯定知道还有可能会失败。黑暗正在他们身边降临。一团篝火在某处燃烧，他闻到了一股酸酸的烟火味，而脚下的草坪却像是一块潮湿的海绵。

家里的环境很温馨，暖洋洋的，隐约有股烤面包的香味。芬东太太走到大厅尽头的那扇门口，把头伸进去。他猜想她是在叫人备茶。接着她把他领进舒适的客厅。客厅里是用木柴取暖的，那堆火把巨大的阴影投在印花棉布椅子、沙发和褪色的地毯上。她拧亮壁炉旁的大落地灯，把窗帘拉上，将秋日的荒芜与腐烂都关在窗外。系着围裙的女佣端上茶水，把托盘放在低矮的小桌子上，她跟她主人的年纪相仿，做事非常小心，看也不看达格利什一眼。下午茶是精心准备的。达格利什觉得他到这里来太麻烦主人了，他不是感到舒服，而是备感同情。眼前有刚烤的小饼、两种三明治、自家制作的糕点，还有冰镇果冻。每样东西都很多，仿佛学校孩子的下午茶。这两个女人似乎面临着一个未知世界和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客人。她们在寻求从不确定中解脱，所以才拿出这份令人尴尬的自由大餐。芬东太太似乎也对眼前的品种感到惊讶。她像个热心但没有经验的女主人那样，把托盘内的杯子拿出来，把茶和三明治递到达格利什手上，然后才再次说起这件谋杀：“大约十年前，我丈夫到斯蒂恩诊所去看病，大概有四个月时间，当时他刚退伍离开部队，住在伦敦，我在内罗毕，和儿媳妇住在一起，因为她快生第一个孩子了。直到一个星期之前，我丈夫才把他去治疗的情况告诉我。”

她稍事停顿，这时候达格利什说：“当然，现在我要说的是，我们对芬东先生的病情不感兴趣。那是医疗方面的秘密，不是警方所关心的。我也没有向埃瑟里奇医生打听过这方面的信息，而且即使我问他，他也不会告诉我。您丈夫被讹诈的事情可能会走漏风声，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去诊所就诊的理由和他接受治疗的细节则属于他和您之间的秘密，跟其他人都不相干。”

芬东太太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放在托盘上。她的眼睛看着那堆火说：“其实，我也觉得那跟我不相干。他没有告诉我，我也不生气。我会理解，也会尽量提供帮助。现在说说很简单，不过我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那样做。我想，他不说是明智的。关于婚姻双方要绝对忠诚的事，人们过于小题大做了。不过如果你将一些令人忧伤的事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则是没有理智的表现，除非你真的想伤人的心。当然，我希望马修把遭到讹诈的事告诉我。那时候他真的需要帮助。两个人一起，我相信总能想出办法的。”

达格利什问这件事情是怎么开始的。

“马修说是两年之前，他接到一个电话。那个声音提到了他在斯蒂恩诊所的治疗，而且引述了很多马修告诉心理医生的隐私。接着那个声音说，她是想帮助其他试图战胜同样疾病的患者。对方说了很多，说如果治不好会带来可怕的社会后果。这些话说得非常巧妙，非常聪明，但其目的是明显的。马修问对方想要他干什么，对方让他每个月的第一天寄15英镑到诊所，要纸币，而且要通过第一班邮件。如果碰上1号是星期六或星期天，那么信件必须在星期一寄到诊所。信封的地址要用绿色墨水写，写给行政秘书，把钱夹在信里，同时附一张条子，说这是一名甚为感激的病人的捐款。那个声音说，她可以保证把钱用在最有用的地方。”

“这个计划够聪明的，”达格利什说，“很难证明这是讹诈，数目也经过精心计算。我想，如果要求太过分，您丈夫会被迫采取别的行动。”

“哦，他会的!马修不会让我们破产的。可是您看，其实这个数目非常小。我不是说每月损失15英镑钱会使我们负担不起，但是马修要精打细算才能不引起我的怀疑。这个数目没有提高，事情奇怪就奇怪在这里。马修说他一直认为讹诈者是不会满足的，总要不断加码，直到受害者无法支付为止。可是根本不是这回事。马修把下月1号的钱寄出之后，收到了另一个电话。那个声音谢谢他慷慨解囊，而且明确地说不要超过15英镑，不要超过这个数字。那个声音还说要公平共享这笔钱之类的话。马修说他基本上可以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大约六个月前，他决定那个月不寄钱，看看会发生什么。接着发生的事情令人很不愉快。又来了个电话，威胁的话不言而喻。那个声音说，那是出于挽救病人以防被社会排斥的需要，并且说斯普利格绿地的人听到他不肯解囊的时候，会感到很遗憾的。我丈夫决定继续下去。如果人们真的知道了这件事，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家族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两百年，而且我们都喜欢这个地方。如果离开他的花园，马修会伤心死的。此外还有这座别墅。当然，你还没有见到它最美的时候，不过我们很喜欢这里。我丈夫是管理教堂的。我们的小儿子在一起交通事故中死了，就埋在这里。人到古稀，故土难离呀。”

确实是故土难离啊。对于一旦被发现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离开的假定，达格利什没有追问。如果是比较年轻、比较厉害、比较有心计的夫妇，无疑会躲避媒体，忽视含沙射影的暗示，接受朋友们尴尬的同情，因为他们深知，凡事不可能一成不变，别墅区的生活中，没有比去年的丑闻更遭人忽视的事。但别人的同情令人难以忍受。也许正是因为害怕别人的同情，大多数受害者才被迫退却。达格利什问她这件事究竟是因何爆发的。

芬东太太说：“其实有两件事情。一件是我们需要用钱。一个月之前，我丈夫的弟弟突然死亡，留下一个手头拮据的遗孀。她是个病人，也许只能再活一两年，不过她很高兴地在诺利奇的一间养老院安定了下来，而且愿意在那里待下去。这就产生了费用问题。她每周要多用5英镑钱。开始时，我不理解为什么马修好像特别着急。这意味着要精打细算，但是我想我们应当能够做得到。当然啦，他知道，如果非要每月给斯蒂恩诊所15英镑，我们就做不到了。接着就是他的手术。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大手术，但对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来说，任何手术都是一场冒险。他担心他可能会丢了性命，害怕事情败露了，他还无法进行解释，所以告诉了我。我很高兴他能告诉我。他很高兴地去了医院，而且手术非常成功，真的非常成功。我要不要再给您续一点茶，警司？”

达格利什把自己的杯子递给她，同时问她决定采取什么行动。现在他们已经触及了事情的关键部分。他很小心，既不催促她，也不能显得过于着急。他的评论和提问都要像平时诚恳而有礼貌地与女主人谈话的其他客人一样。她是个老太太，心里一直很紧张，而且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他略微猜想到了，让她对一个陌生人袒露心扉有多困难。正式表达同情是一种傲慢，但他至少可以帮助她，不仅得用自己的耐心，而且要感同身受。

“我决定怎么办？这个嘛，当然是个问题。我决定要制止这场讹诈，但是如果有可能，我俩都不要牵扯进去。我不是非常聪明的女人，但是我考虑得非常仔细。您不用摇头，如果换成我，这起谋杀案就不会发生。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斯蒂恩诊所，见见他们的负责人。我可以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不提我的姓名，要求他们进行调查，以结束这样的讹诈。毕竟，他们知道我的丈夫，所以我不会把他的秘密告诉任何不相干的人。诊所方面也会像我一样，特别要避免被公开报道。如果这件事情曝光，对诊所不会有任何好处，是不是？他们也许会发现罪魁祸首是谁，而且不会有很大的困难。毕竟心理咨询医生应当理解人们的性格特征。肯定是诊所里的某个人，他曾经治疗过我的丈夫。那么，如果是个女人，范围就缩小了。”

“您是说这个讹诈者是个女性？”达格利什颇为惊讶地问。

“哦，是的!至少电话上的是个女人的声音，这是我丈夫说的。”

“他对这一点是不是很有把握？”

“在我看来，他毫不怀疑。不仅是声音，您知道，还有她所说的一些事情。她说过不仅像我丈夫这样的男人当中有人有这种毛病，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毛病会给女性带来什么不幸，等等。有比较肯定的证据证明她是女人。那次电话的内容，我丈夫记得清清楚楚，他也许能告诉您具体是一些什么话。我希望您能尽快见见他，好不好？”

达格利什被她语气中明显的焦虑所打动，说：“如果芬东上校的医生认为他身体比较好，可以和我进行一次简短的对话，那我今天晚上回到伦敦之后就顺便去见见他。我有一两个问题，比如讹诈者的性别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只有他才能帮助我。若非必要，我是不会为难他的。”

“我相信他是可以见您的。他有一间单独的小病房，他们管它叫舒适床位。他恢复得很好。我会告诉他您今天要来，所以他见到您后不会感到奇怪的。我想，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不去了。我觉得他愿意单独见您。我写个条子，您拿着。”

达格利什先表示了谢意，然后说：“有意思的是，您丈夫竟然说那是个女人。当然，他有可能是对的，但也有可能是讹诈者非常聪明的欺骗行为，很难说。有些男人可以模仿女人的声音，模仿得像真的一样。故意漫不经心地提到一些性别上的事比伪装声音更加有效。如果上校决定起诉，就要到法庭去解决这起事件。如果没有非常有力的证据，就很难给一个人定罪。我个人觉得这种证据基本不存在。我想我们在确定讹诈者性别的时候，头脑要非常开放。对不起，打扰您了。”

“这个问题很重要，必须确定下来，是不是？我希望我丈夫可以帮您解决。呃，我刚才说了，我认为最好去一趟诊所。上星期五早晨，我坐早班车去了伦敦。我要去见手足病医生。马修也有一两件事要去医院。我决定先去买东西。当然，我当时直接去诊所就好了。这是另一个错误。其实我就是胆小，真的。我并不见得非要去，想装成好像这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是随便访问。我想把去诊所的时间安排在购物和看病之间，而最后，我根本就没有去，只是打了个电话。您看，我告诉过您我这个人不是很聪明。”

达格利什问她为什么改变自己的计划。

“是牛津大街。我知道这听起来似乎很愚蠢，可是事实上就是这样。我有很长时间没有一个人去伦敦了，我忘记了那个地方现在是多么可怕。我做姑娘的时候很喜欢伦敦。当时它似乎是个了不起的城市。现在那里的天际线已经改变，满大街都是怪胎和外国人。我知道，我们不应该对他们抱有偏见，我指的是外国人。只不过，我觉得自己倒像个外国人了。还有汽车。我想在牛津街过马路，却被汽车困在路中央的一座岛上。当然，并不是说汽车轧死人或者撞倒人了。它们不能，它们甚至无法动弹。但是它们的气味很难闻，我只好用手绢捂住鼻子。我感觉头晕，浑身不舒服。过了马路，我走进一家商店，去找女子休息室。它在六楼，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去那个地方的升降梯。人太多了，升降梯里，我们挤在一起。到了休息室，我发现所有的座位上都有人。我只好靠墙站着，心想我是不是还有力气排队买中饭。这时，我看见一排电话亭，突然意识到我可以给诊所打电话，免得跑一趟，也不用面对面地讲述我那件令人不快的事。我真笨啊，现在我明白了，可是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在电话上，我比较容易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我觉得自己应当能够把事情说得更清楚。如果对话变得太困难，我还可以把电话挂了，于是我心里越想越觉得舒服。您看，我真的胆小如鼠，我唯一的借口就是我很累，比我想象的还要累。我想您会说我应当直接去找警察，到苏格兰场去。但那是我把侦探故事和谋杀案联系起来的地方。这样的地方竟然真的存在，实在是难以想象。你居然可以打电话给他们，把你的事情说出来。还有，我还是比较焦虑的，不想把事情公开。我想警方不会欢迎一个想得到帮助，但又不准备跟警方合作的人，因为我不想把事情和盘托出，也不准备起诉。您看，我只想制止这个搞讹诈的人。我不是个有公共精神的人，对不对？”

“我完全可以理解，”达格利什回答说，“我想，您打电话给博勒姆小姐，对她提出了告诫。您还记得跟她说了什么吗？”

“恐怕记不清了。我找出4个便士准备打电话，用了几分钟从电话簿上找到了号码，而且确定了要说些什么。接电话的声音是个男人。我说我要找行政主管，而后就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我就是’。我没有想到是个女人，脑子里突然想到我是在跟讹诈者说话。毕竟，为什么不能呢？我说诊所里有个人，也许就是她，一直在讹诈我丈夫。我打电话来是想说，从现在起她不会再得到1个便士，如果再接到电话，我们就直接报警。这些话都是匆忙之中说的。我当时身上抖得很厉害，不得不靠在那面有一排电话的墙上支撑自己。我说话时肯定有点歇斯底里。待到有机会说话的时候，她问了我是不是以前的病人，问谁是我的治疗医师，还说让相关医生跟我谈谈。我想，她肯定以为我是疯了。我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在那家诊所治疗过，再说上帝也不让我生那种病，如果需要治疗，我也不会到一个把病人的不当言行和不幸当成讹诈机会的地方去。我想，结束的时候我说，有一个女人介入其中，而且说她在这个诊所工作已有十年，还说，如果行政主管不是我说的涉案人员，我希望她把这件事当作她的职责，把这个人查出来。她想让我留下姓名或者去找她，可是我把电话挂了。”

“您把讹诈方式的细节跟她说了吗？”

“我告诉她，我丈夫每个月都寄15英镑过去，信封是用绿色墨水写的。这时候她突然变得非常焦急，说我应当到诊所去，或者至少把我的姓名留下。我当时很粗鲁，没有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可是我突然莫名地害怕起来。我明明说了我想说的话，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害怕。当时休息室里空出了一张椅子，我就坐了半小时，等感觉比较好了，我才站起来。后来我就直接到了查令十字街，在一家自助餐厅喝了杯咖啡，吃了点三明治，等着坐火车回去。星期六我看到报上登了谋杀案的消息，所以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另一个受害者，因为肯定会有其他受害者，肯定也是采用这样的方式。我没有把这起案件和我的电话联系起来，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后来我开始怀疑自己有没有责任把先前发生在那个鬼地方的事跟警方说。昨天，我和我丈夫谈了这个问题，我们决定先不忙着说。我们心想，最好还是等一等，看我们是不是会再接到讹诈者的电话。对于我们的沉默，我并不心安理得。报上关于这起谋杀没有多少具体细节，所以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我确实意识到，讹诈在某种程度上和这起谋杀案有关，而且警方是希望了解情况的。我还在犹豫不定的时候，埃瑟里奇医生的电话来了。其余的情况您都知道了。我也不知道您是用什么办法追踪到我的。”

“我们找到您的方法，就是讹诈者找到芬东上校的方法，是从诊所的诊断索引和医疗档案中找到的。您不要以为他们不关心斯蒂恩诊所档案的保密工作，他们可关心了。埃瑟里奇医生对讹诈的事确实感到很遗憾。任何系统都无法完全阻挡心存不良的邪恶之徒。”

“您会找到她的，是吧？”她问道，“您会找到她的吧？”

“谢谢你，我想我会的。”达格利什回答说。他伸出手来和她告别的时候，她突然问道：“她长什么样子，警司？我是说被害的这个女人。把博勒姆小姐的事情跟我说说。”

达格利什说：“她四十一岁，未婚。我没有见过她活着的样子。她有棕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身材结实，眉宇较宽，嘴唇很薄。她是个独生女，父母已故。她的生活很孤独，她的教堂对她来说很重要。她是女童子军的队长。她喜欢孩子，喜欢花草。她工作很自觉，办事效率高，但不太善解人意。别人有麻烦的时候，她很有同情心，可是他们觉得她做事太呆板，没有幽默感，而且挑剔。我认为他们也许是对的。但是她有强烈的责任感。”

“我对她的死负有责任。我必须接受这一点。”

达格利什语气温和地说：“这是瞎说，您知道。只有一个人要为此负责。谢谢您，我们会抓住他的。”

她摇了摇头。

“如果我先来找您，或者有勇气去诊所，而不是只打个电话，她现在也许还是活生生的呢。”

达格利什思忖，要使路易丝·芬东平静下来，不应该用轻松的谎言，而应该更好地对待她。因为谎言不能给她带来任何安慰。所以他回答说：“我认为那倒可能是真的。可事到如今，‘如果’太多了。如果她的集团秘书取消那次会议而赶到诊所去，如果她自己立刻去见他，如果老保安没有肚子疼，她现在可能还活着。您做了您认为正确的事，谁也没能比您做得更多。”

“还有她，可怜的女人，”芬东太太回答说，“看这把她领到哪里去了。”

她轻轻拍了拍达格利什的肩膀，好像需要他的安慰和鼓励。

“我本不想麻烦您，请您原谅我。您非常耐心，非常亲切。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您刚才说谢谢我，说您会抓住这个凶手的，那您现在知道凶手是谁了？”

“是的，”达格利什说，“我想我现在知道是谁了。”

第七章

两小时后，达格利什回到苏格兰场的办公室，把卷宗打开，放在面前的办公桌上，和马丁警官一起研究这起案子。

“长官，芬东太太所说的情况得到了验证？”

“哦，是的。上校为人很直爽，现在他从双重痛苦中康复了。是他的手术以及他对妻子的坦白，对这两重经历，他看得很淡。他甚至认为，勒索者要钱的原因可能是真的，而且是合理的。我不得不向他指出，在他面对现实之前，一个女人已经被杀害。于是，他跟我说了所有情况。这和芬东太太跟我说的一致，当然，他多说了个有趣的情节。我给你三次机会猜。”

“该不会是关于那次失窃？我想那是芬东上校干的？”

“好你个马丁，以后你可以独当一面了，说不定还会一鸣惊人啊。是的，是我们这位上校。不过他没有拿走这15英镑。即使他拿走了，我也不会怪他，毕竟这笔钱是他的。他承认如果他看见这笔钱，是会把它拿走的。当然，他没有拿到。他到那里去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把那份病历档案拿走。在很多方面，他都城府不深，但是他也能意识到这份病历档案能够说明他曾经是斯蒂恩诊所的病人，这是触发此类勒索案件的真正原因。对于自己的盗窃行为，他说尽管他在自家的花房里进行过切割玻璃的试验，可是这次破门行窃依然做得一塌糊涂。他听见内格尔和卡利走过来，就赶紧溜走了，根本没有找到自己所要的病历。他以为这份病历在总务办公室的卷宗里，所以把那些柜子都撬开了。在他看清这些病历都有编号时，才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他早就忘记了自己的病历号。我想他痊愈之后，早就把号码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呃，不管怎么说，诊所给了他帮助。”

“我可以告诉你，他可不承认。我认为对心理疾病的病人来说，这种情况司空见惯。但对医生来说，那肯定很让人失望。毕竟，你也不能让外科说，如果有机会，有些手术他们自己也能做。不过，上校并不特别感激斯蒂恩诊所，也不想因疾病好转而说它多少好话。我认为他可能是对的。在我看来，埃瑟里奇医生不会认为自己在芬东上校接受治疗的短短四个月里为他做了大量工作。他的治愈，如果你可以说那是治愈的话，也许与离开部队有关。现在很难判断他是喜欢退伍还是讨厌退伍。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别去当业余心理咨询医生了。”

“上校是什么样的人，长官？”

“个子不高。也许因为是病号，看上去块头比较小。有着浅棕色的头发和浓密的眉毛。像个从自己的洞穴里向外张望的凶猛小动物。要我说，从个性上来看，尽管他的妻子看上去比较柔弱，但实际上他才是更软弱的一方。必须承认，当他躺在医院病床上，穿着条纹病号服，边上站着一个块头很大的护士，告诫他要乖巧一点，说话时间不要太长时，要他把自己的最好一面表现出来是很困难的。关于电话中的那个声音，他提供不了多少帮助。他说那声音像女人，也从来没有想到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当我说这个声音可能是伪装的时，他并不感到惊讶。不过他很坦诚，显然他已不能提供更多的信息了，不过，也确实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了。我们还是面临着作案动机的问题。这种情况十分罕见，因为现在只要知道了为什么，就能知道是谁干的了。”

“你申请逮捕证了吗？”

“不忙，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如果我们现在不小心些，整起案件的侦破就可能会在我们的手里泡汤。”

他再次产生了大难临头的预感。他发现自己在分析这起案件的时候，好像已经失败了。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他从医务主任办公室公开拿走诊断索引的时候，已经向凶手亮明了自己的底牌。这个消息在诊所里会不胫而走，不过这也是他所希望的。有时候，吓一下对手还是很有用的。可是凶手会被吓得露出马脚吗？这个公开的举动会不会是一个错误判断呢？突然，马丁那张普通、诚实的脸上露出了激动的神情，他束手无策地站在那里，等待达格利什下达指示。

“我想你去过珍妮小姐那儿了。好吧，说说她那里的情况吧。我想，那个姑娘是结了婚的。”

“这毫无疑问，长官。今天晚上早些时候，我在那里和她父母亲谈过了。好在珍妮小姐外出买晚上吃的鱼和炸薯条了。他们的各种条件都非常糟糕。”

“这些问题和案件毫不相干。不过，继续说。”

“没有太多的情况要汇报。他们住的是排屋，不远处就是克拉普汉姆的南方铁路线。物品摆放有序，非常整洁，但没有电视机之类的东西。我想是他们的信仰与此相悖。我觉得普里迪夫妇都已年过花甲。珍妮·普里迪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她母亲生她的时候肯定有四十多了。这场婚姻很平常。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很吃惊，他们则不以为然。珍妮小姐的丈夫在仓库工作，他俩曾经是同事，然后珍妮就怀了这个孩子，于是他们就只好结婚了。”

“可悲的是，这种事情很普通。你想想，他们这一代人认为他们知道关于性问题的所有答案，但实际上连几个基础事实都不清楚。这种小失误在当时谁也不当回事。”

达格利什也很惊讶，自己居然说了这番愤愤的话。他在想，对这种小悲剧有必要说这种刻薄的话吗？他究竟怎么了？

马丁冷冷地说：“他们让像普里迪夫妇这样的人多担心啊。这些孩子经常惹上麻烦，但是出面应付的往往是被人看不起的老一代人。珍妮的父母尽了最大的努力，让孩子们结了婚。房子不够住，他们就把二楼让出来，隔成小公寓住房，给年轻的夫妇居住。这间住房改得很好。他们让我看了。”

达格利什心想，他很不喜欢“年轻夫妇”这种表达方式。它的言下之意是，这种泪汪汪的家庭温馨只能反映幻想的破灭。

“在短暂的访问中，你似乎颇有斩获。”他说。

“我喜欢他们，长官。他们是好人。当然这场婚姻没有维持多长时间。我认为他们现在在怀疑，当时强迫促成这场婚姻是对还是不对。两年前，那家伙离开了克拉普汉姆，他们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们把他的姓名告诉了我，还让我看了他的照片。他和斯蒂恩诊所的事完全无关，长官。”

“我认为他与此案没有关系。我们也没指望发现珍妮·普里迪就是亨利·埃瑟里奇的夫人。她的父母和丈夫与本案都没有关系。”

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的生活就像短暂接触死亡的圆后迅速远离的切线。

每一桩谋杀案中都有这样的人。达格利什曾经坐在各式各样的客厅、卧室、酒吧和警局里，和接触过凶杀案的人进行哪怕是很简短的交谈，至于谈过多少次，他自己也记不得了。暴死是对抑郁最好的解脱，就像用脚胡乱一踢，就可能把许多蚁巢的顶部踢飞一样。在工作中，他可以欺骗自己，说不介入是自己的责任。但是，他的工作使他能够窥视男男女女的秘密生活，而他可能在结案以后再也见不到这些人了，最多是在伦敦的人群里隐隐约约地记得一两张似曾相识的面孔。有时候，他会看不起自己的个人形象：一个耐心、冷漠、无孔不入地调查他人痛苦与过失的人。他暗自思忖，自己能在多长时间里保持中立，随后就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那个孩子怎么了？”他突然问道。

“她流产了，长官。”马丁回答说。

“当然，”达格利什心想，“她会这样做的。”对于普里迪一家来说，幸运从未降临。今晚，他认为自己也算倒了大霉。他问马丁对博勒姆小姐有多少了解。

“没有多少东西是我们不了解的了。普里迪一家和她去同一个教堂，而且珍妮·普里迪曾经是博勒姆的女童子军。两位老人在谈到博勒姆的时候，都对她尊敬有加。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博勒姆对他们的帮助很大。我的印象是，他们的住房改造是博勒姆出的钱。这场婚姻失败后，她提议让珍妮小姐到斯蒂恩诊所去工作。我想老人很高兴，因为有人还能关照珍妮小姐。他们没有跟我说太多博勒姆小姐私人生活方面的事，至少没有我们不知道的。不过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它发生在珍妮小姐把晚饭拿回来之后。普里迪太太要我留下来和他们一起吃饭，但是我说我最好还是回去。你知道吃炸鱼薯条的情况，他们买的数量有限，多一个人吃就不够了。不管怎么说，他们把珍妮小姐喊出来和我说了声‘再见’。她从厨房出来的时候，脸色像死灰一样难看。她只露了一两秒钟面，两位老人似乎没有注意到，但是我注意到了。这个孩子肯定遇上了非常可怕的事情。”

“也许是因为看见了你。她可能认为你会提到她和内格尔的关系。”

“我认为不是这件事情，长官。她刚从商店回来，朝起居室看的时候，一点也不紧张，还说了声‘晚上好’。我解释说我只是和她父母谈谈，因为他们与博勒姆小姐的关系不错，也可能会说一些博勒姆私人生活方面的事。她听了并不紧张。可是大约五分钟后，她走出来的时候却很紧张，而且显得怪怪的。”

“这段时间内，屋子里没来过外人，也没有人打过电话？”

“没有，反正我什么也没听见。他们没有打电话。我想可能是她一个人在厨房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又不方便问她。我当时正往外走，也没有机会插嘴。我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想起一些可能对我们有帮助的事，就立刻告诉我们。”

“当然，我们要再见她一次，而且越快越好。凶手不在现场的证据必须被推翻，而她是唯一可以做到的人。我想这个姑娘不是有意在撒谎，或者在故意隐瞒证据。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要说实话。”

“她对我也没说实话，长官，后来我们谈到了动机问题。你现在想干什么？让他先出点冷汗？”

“我可不敢，马丁。那样太危险了，我们要继续调查。我想我们应该现在就找内格尔谈谈。”

二十分钟后，他们到达平里科公寓，发现公寓门上了锁，一张折叠的字条插在叩门环的下面。达格利什把它摊开大声读起来：“亲爱的，很遗憾没见到你，我必须和你谈谈。若今晚见不到你，我就早点去诊所。爱你，珍妮·普里迪。”

“在这里等他吗，长官？”

“不必了。我想我能猜到他在哪里。今天早晨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卡利在交换台上。但是我确信内格尔——也许还有诊所里的其他人——知道我对病历档案很感兴趣。我要求埃瑟里奇在我走后把它们放回原处。内格尔每周到斯蒂恩诊所去一到两个晚上，以检查锅炉和关掉艺术治疗部的暖炉。我想他今晚就在诊所，他会趁机看看哪份档案被动过。反正我们要去看看。”

汽车向北，朝那条河的方向开去。马丁问：“不难看出他需要现金。靠保安的工资是租不起那间公寓的。他绘画用的那套东西也很贵。”

“是的。那间工作室颇为气派，真想让你亲自看一看。还有萨格的课程。那些东西内格尔还有可能廉价买到，但是萨格的教学可不便宜。我并不认为这种讹诈油水很足，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也许他有不止一个受害者。每一笔的数额都经过他精心计算。即使他一个月只得到15至30英镑，免税，这就够他用的，直到他赢得贝林格奖学金或者出了名为止。”

“他有那么厉害吗？”马丁问道。在有些问题上，他从来不表达自己的看法，因为他毫不怀疑自己的顶头上司是个专家。

“贝林格信托的成员显然是这么想的。”

“没有多大的疑问吧，长官？”马丁指的不是内格尔的绘画才能。

达格利什不高兴地说：“当然有疑问。调查到了这个阶段，疑问总是免不了的，考虑一下我们所知道的情况。讹诈者要求把现金放进用特定方式书写的信封里，于是他不必拆开信件就可以把它找出来。内格尔是第一个到诊所的，而且负责分拣和分发邮件。他要芬东上校在每个月1号把钱寄到。虽然他生病了，可5月1日他依然来了诊所，后来他们把他送回了家。我认为他不是因为公爵的到访而产生焦虑。只有一次，他没有第一个来上班，那是因为他被困在地铁里了。而就在这一天，博勒姆小姐收到了一个表达感恩的匿名病人寄来的15英镑。

“现在我们来谈这起谋杀，用推理来代替现实。那天上午，卡利肚子疼，内格尔在交换台上帮忙。他偷听了芬东太太的电话，知道博勒姆小姐会有什么反应。毫无疑问，她要求给她接集团办公室的电话。他再次偷听，知道劳德先生在开完联合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之后，要到斯蒂恩诊所来。在他到来之前，博勒姆小姐就必须死。可是怎么死？他不能指望诱使她离开斯蒂恩诊所。他用什么借口，怎么提供自己的不在现场的证据？不行，谋杀只能在诊所内解决。也许这个计划并不蹩脚。行政主管的人缘不好，如果运气好，会有很多对象遭到怀疑，够警方忙上一阵子的。有不少人巴不得博勒姆小姐死掉。所以他制订了自己的计划。当然，打给博勒姆小姐的电话显然未必是从地下室打的。几乎所有办公室都有电话。如果谋杀者不在病历档案室等她，怎么才能确保博勒姆小姐在那儿待到他下地下室呢？为此，内格尔把档案丢得满地都是。他很了解博勒姆小姐，知道她看不下去，一定会把它们收拾起来的。巴古雷医生认为，她的第一反应也许是打电话叫内格尔帮忙。当然，她没有，因为她以为他随时都可能出现，所以先动手收拾起来，给了他所需的两到三分钟时间。

“我觉得这就是所发生的情况。大约6点10分的时候，他来到保安休息室，穿上外套。他打开档案室的门，把文件扔在地板上，让灯亮着，并把门带上，但是没有锁。随后，他打开后门的插销，走进总务办公室收集待发邮件。珍妮小姐在那里，不过她当时在隔壁的档案室。他只需要花半分钟给博勒姆小姐打个电话，让她到地下室的档案室去，说他要给她看一样重要的东西。我们知道她对此信息会有什么反应。内格尔还没挂断电话，珍妮·普里迪就回来了。他的头脑很清醒，按住挂电话的支架，假装和玛丽安护士说待洗衣物的事。这时，他没浪费一点时间，拿着邮件就走了。他只要把邮件投进马路对面的邮箱就行。投完邮件后，他疾步走向马厩，通过打开的后门进入地下室，偷偷把凿子放在口袋里，拿上蒂皮特的雕塑，而后走进病历档案室。如同他所期待的那样，博勒姆小姐正跪在地上捡撕毁和散落的文件。她抬起头看着他，无疑是想问他去哪里了。可是她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动手了。她失去知觉后，他可以不慌不忙地把凿子扎进去。整套计划不容许他出任何差错，而且确实也没有出。内格尔是画裸体画的，他的解剖知识不亚于大多数心理医师。他用起那把凿子也得心应手。对这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他选择了一件非常熟悉的工具，而且知道该怎么用。”

马丁问道：“如果他走到比弗斯泰克大街拐角去买《旗帜报》，就不可能及时进入地下室。可是卖报纸的人赌咒发誓说他没有看见内格尔。可他回诊所的时候却拿着一张报纸。他不会是在吃午饭的时候去买了报纸，又一直把它放在口袋里的吧？”

“我想他就是这么干的，”达格利什说，“这就是卡利要看比赛结果的时候，内格尔不让他看的原因。卡利一眼就能看出那是中午版的《旗帜报》。内格尔把报纸拿到楼下，后来又用它去包猫食，继而又在锅炉里把它烧掉了。当然，他在地下室待的时间并不长。珍妮·普里迪不久就跟过来了。不过他仍然有时间去插上后门，然后去找玛丽安护士，问她是不是要把洗干净的衣物拿到楼上去。如果珍妮没有下去，内格尔会去总务办公室见她。他会很小心，做到在地下室待的时间不超过一分钟。杀人的时间要确定在他出去发邮件的时候。”

马丁说：“我知道他在行凶后为什么不打开地下室门的门闩，而是仿佛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了。毕竟，如果外面来的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人们很快就会想到‘内格尔也可以’。他肯定是在芬东上校破门而入的情况发生之后，才拿走那15英镑钱的。当地警察肯定感到奇怪，窃贼怎么会知道放钱的地方。我想内格尔认为他有权得到这笔钱。”

“更有可能是他想扰乱视听，让人弄不清破门行窃的原因，使它看起来像一桩普通的失窃案。警方会觉得不对劲，开始怀疑一个陌生的入侵者为什么要染指医疗档案，而盗窃那15英镑的事——只有内格尔有作案机会——却使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当然还有那台升降梯的问题，这一招用得很妙。他溜出地下室之前，只要一分钟就可以把升降梯送到三楼，人们就有可能听到升降梯的声音并记住这件事。”

马丁警官认为事情都联系起来了，但只有魔鬼才能证明并说清楚。

“所以我昨天才在诊所卖了个破绽。我们必须让他有所动作。这也是今晚我们有必要再去斯蒂恩诊所看一下的原因。如果他在那儿，我们就再施加一点压力。至少，我们现在知道方向了。”

在达格利什和马丁去平里科公寓之前半小时，彼得·内格尔从前门进入斯蒂恩诊所，然后把门反锁上。他没有开灯，而是靠大电筒的光径直走到地下室。他没有多少事情要做，只要把窑火关掉，再看一下锅炉就行。然后他就可以去处理自己的一点小事。这意味着他要进入档案室。他并不害怕那个暖和的、使人想起死亡的地方。死了的人已经死了，如此而已，毫无力量，永远安静了。在一个越来越让人无法把握的世界上，这一点却还是肯定的。一个人虽然有胆量去杀人，却还是有很多他有理由感到害怕的东西。但是他并不害怕死人。

就在这时候，他听见前门的门铃声。按门铃的人在犹豫，在试探。但是它的响声非同一般，尤其是在诊所这么安静的环境下。他打开大门，珍妮一闪而入，动作很快，苗条的身影从暗夜的薄雾中钻出来，像幽灵似的从他身边闪过。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对不起亲爱的，我必须见你。你不在工作室，我想你也许在这儿。”

“有人在工作室看见你了吗？”他问道。他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却不知道为什么。

她惊讶地抬起头看着他。

“没有。房子似乎空荡荡的，我没有看见任何人。怎么啦？”

“没什么，没有关系的。到楼下去吧，我来把煤气炉点上。你在发抖。”

他们一起走到地下室。这幢房子笼罩在一片怪异、不祥的安静之中，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在回荡。可是明天，它又将在充满人声、动作和无休止、有目的的活动中苏醒过来。她开始踮着脚走路，说话的声音也近乎耳语。在楼梯顶端，她摸到了他的手。他感觉她在发抖。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一阵微弱的响声，她一下怔住了。

“什么声音？那是什么声音？”

“没什么。我想是蒂格尔在玩罐头的声音。”

到了休息室之后，他先点上火，然后躺在沙发椅上，抬头冲她微微一笑。她竟然在这个时候到这里来，真是讨厌极了，不过，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生气。如果运气好，他可以很快让她离开。晚上10点前，说什么都要让她离开诊所。

“怎么说？”他问道。

突然，她站在他身边的小地毯上，抓住他的大腿。她那双苍白的眼睛热情地盯着他。

“亲爱的，我必须知道!我不介意你做了什么，但你要告诉我。我爱你，我想帮助你。亲爱的，你必须告诉我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这比他担心的事还要糟糕。她好像知道了什么情况。可是，她是怎么知道的，又知道什么呢？

他若无其事地问道：“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什么麻烦呀？好像接下去你就会说是我杀了博勒姆似的。”

“哦，彼得，请不要开玩笑!我都担心死了。我知道你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钱的问题啊？那15英镑是你拿的吗？”

内格尔如释重负，真想哈哈大笑。他情绪激动起来，一把搂住她，把她拉向自己，并埋在她的头发中嘟囔着说：“你这个小傻瓜。如果我想偷，随时都能弄得到这点钱。究竟是什么使你这么胡说八道的啊？”

“我也是这么对自己说的。你怎么会拿呢？哦，亲爱的，不要生我的气。我太担心了。你看，是报纸。”

“看在上帝的分上，什么报纸啊？”他能做的只有努力不把她摇得太厉害。他高兴的是，她看不见他的脸。只要不是看着她的眼睛，他就可以忍住自己的怒气，忍住那致命、危险的恐惧。她究竟想说什么呢？

“那份《旗帜报》。那个警官今天晚上来找了我们。当时我买鱼和薯条去了。我在厨房拆这包东西的时候，发现他们是用这张报纸包的。星期五的《旗帜报》，上面有那场空难的大幅照片，占了整整第一版。这时候，我记得我们用你的《旗帜报》包过蒂格尔的猫食，而第一版是不同的。之前我没有看见过那张照片。”

他紧紧地搂着她，平静地说：“你跟警方说过这件事情没有？”

“亲爱的，我当然没有。我想这会让他们对你产生怀疑!我跟谁都没有说，但我要见你。我并不关心那15英镑的事。如果你真在地下室遇见了她，我也不在乎。我知道你没有杀她，我只要你相信我。我爱你，而且想帮助你。如果你有事瞒着我，那我可受不了。”

他们都这么说，可是一百万人里头，也没有一个人真的想知道一个男人的真实情况。一时之下，他真的想告诉她，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当面告诉她，看看怜悯和爱意是怎样从那张傻乎乎的、充满哀求的脸上突然消失的。她兴许能承受博勒姆的事。但她承受不了的是，他搞讹诈不是为了她，他这么做不是要维护他们的爱情。没什么爱情要维护的，而且从来就没有过。当然，他不得不与她结婚。他知道这可能是必需的，只有她才能证明他有罪。有个方法能让她闭嘴，但是时间太紧了。他打算这个周末去巴黎。现在看来，他不能一个人走了。他的脑子飞快地思索着，把她身体的重量移至椅子扶手上，但手臂依然搂着她，把脸贴在她的面颊上轻声说道：“听我说，亲爱的。有些事你必须知道。我之前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让你担心。我的确拿了那15英镑。该死的，这么做的确太愚蠢了，但是现在担心这种事已经没有意义了。我认为博勒姆小姐也许已经猜到了。我不知道，她没有跟我说过任何事情。我也没有给她打过电话。她被杀害之后，我来到了地下室。我没有关后门，也是从后门回来的。我讨厌卡利那个老东西对我的进出进行登记，好像我是个傻乎乎的病人，而且我一回来他就跟我要报纸。他为什么自己不买呢？老吝啬鬼。我想，这一次我要作弄他一下。我进地下室的时候，看见档案室里有灯光，门是虚掩着的，所以就过去看了一下，发现了她的尸体。我可不敢在这里被人发现，万一他们发现了那15英镑就更糟了。所以我什么都没说就从后门走了，像以往一样从前门进来。从那之后，我就一直保持沉默。我必须这样，亲爱的。这个周末，我必须拿到贝林格奖学金。警方如果开始怀疑我，就不会放我走。我如果不马上走，今生今世就再没有那样的机会了。”

至少这一点是真的。现在他不得不走了。这已经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这不仅是钱、自由、阳光和色彩的问题。这是对他在多年的惨淡岁月中奋斗和忍耐的最终证明。他必须拿到贝林格奖学金。别的画家可以不靠这项奖学金取得最后的成功，但他不能。

即使是现在，他也可能失败。他的说法经不起推敲。他说话的时候，连自己都感觉到其中有前后不一致和不可能的地方。但他必须这样说，只是这样而已。他看不出她有什么能耐证明这是假的，而且她也不会去尝试。可是她的反应使他非常吃惊。

“到这个周末!你是说你马上就要去巴黎。那诊所怎么办……你的工作呢？”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珍妮，这有什么关系吗？我将不辞而别，他们可以另外找人。没有我，他们照样可以。”

“那我呢？”

“你当然跟我走。我一直认为你应当跟我走。你肯定是知道的。”

“不，”她说道。他听出她似乎有极大的哀怨。“不，我根本不知道。”

他想表现出自己的信任，而且带有轻微的责备。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我们是不需要说的。我知道时间是很短，但是你不必老待在家里等，这样要简单一些。否则，他们只会感到怀疑。你有本护照，是不是？上次复活节的时候，你不是跟童子军一起去了法国吗？我的意思是，我们尽快用特别结婚证结婚，毕竟我们现在有钱了。我们到巴黎之后，你就给父母写信。珍妮，你是愿意去的，对吧？”

突然，她在他怀中颤抖起来。他感觉到她温暖的泪水沾湿了他的脸。

“我原来以为你不会带我去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可你什么都没有对我说。我当然愿意去。只要我们在一起，天塌下来我也不在乎。但是我们不能结婚。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因为我害怕你会生气。有关我的事情，你从来也没有问过我。我不能结婚，因为我早就结过婚了。”

汽车拐进福克斯霍尔桥路后，交通开始拥挤，警探们的车速被迫减慢。达格利什靠在座椅上，好像还要忙一整天似的。其实他的内心非常焦躁不安，而他找不到这种不耐烦的适当理由。到斯蒂恩诊所去只是一种碰运气的做法。如果内格尔真的去了诊所，他也可能在他们到达之前就离开了。也许他现在正在平里科的某个酒吧喝啤酒呢。拐弯之后，他们碰上了红灯，车停了下来。这已经是一百码之内的第三次停车了。

突然，马丁说：“即使杀了博勒姆，他也不可能长期逍遥法外。早晚，芬东太太或者其他受害者也会找去斯蒂恩诊所的。”

达格利什回答说：“他完全可以负罪潜逃很长时间，并拿到贝林格奖学金。即便讹诈的事情在他离开之前公开，我们又能证明什么？你倒是说说看，我们现在能证明什么？博勒姆死了，哪个陪审团能够肯定，或者丝毫不怀疑她就不是讹诈者呢？内格尔只要说他记得看见过这个奇怪的信封，是用绿色墨水写的，而且他把它与行政主管的信件放在一起了。芬东上校会作证说，他认为电话是一个女人打的。讹诈者有时候结局会很惨的。芬东太太打过电话之后，内格尔也许会就此收手。即便这有助于本案，那又怎么样？博勒姆死了，讹诈也停止了。哦，我知道所有对本案不利的论点!但是，有谁能证明真相呢？”

马丁坚定不移地说：“他想做得天衣无缝。犯罪者总是这样。当然了，那个姑娘被他玩得团团转，可怜的小坏蛋。如果她硬说他单独待的时间不长，没法打那个电话……”

“她怕是肯定会硬这么说，警官。”

“我敢肯定他不知道她有丈夫。就算她是危险因素，他只要和她结婚，就能以此堵住她的嘴。”

达格利什心平气和地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他拖住，让他发现他走不成。”

在斯蒂恩诊所的保安室里，内格尔正在写一封信。他落笔流畅，那些油腔滑调的谎言如行云流水般展现在他的笔端。一想到若是有谁看见了这些充满激情的谎言，而且一看就知道是他的手笔，他就觉得如果把这封信寄出，还不如去死。他觉得无法忍受。但是除了珍妮，谁也不会看到它。再过三十分钟，它就会被投进锅炉，那时候，他写信的目的已经达到，而这些花言巧语都成了不愉快的记忆而已。与此同时，他不妨把它写得更有说服力些。不难猜出珍妮希望他说什么。

他把纸翻过来继续写道：“等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法国。我知道这会给你们造成很大的不愉快。但是，请你们相信我，我们的生活里不能没有对方。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自由，会结婚。到那一天，珍妮就能够安心地和我在一起，我将用我的生命来使她快乐。请求你们的理解和原谅。”

他心想，这个结尾不错。总之，这正中珍妮的下怀，而其他人是看不见这封信的。他把她喊过来，将这张纸从桌子上推过去。

“这样行吗？”

她默默地把它读完。

“我想就这样吧。”

“见鬼了，宝贝，有什么不对的吗？”他觉得一阵怒气油然而生，他的精心努力竟然落得这个评价。他原来以为，而且非常肯定，她会喜出望外，会无比感激。

她轻声说道：“没有什么不对的。”

“你最好把你那部分也写下来，不要写在末尾，再拿一张纸吧。”

他隔着桌子把纸推到她面前，但是没有看她的眼睛。这得花上一阵子，而他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

“最好短一点。”他说。

她拿起笔，但是没有写。

“我不知道说什么。”

“你不需要说很多，我全都说了。”

“是的，”她很忧伤地说，“你全都说了。”

他按捺住自己越来越大的火气，告诉她说：“就写你很遗憾，给他们带来了不愉快，但是你难以自控。诸如此类的话。真他妈见鬼，你不是去世界末日。这取决于他们。如果他们想见你，我不会阻拦。这种痛苦的话不要写太多。我到楼上去修一下萨克森小姐门上的那把锁。我下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庆祝一下。只有啤酒，但是今天晚上，我亲爱的，你要喝啤酒，你会喜欢的。”

他从工具箱里拿起一把螺丝刀，没等她开口就很快出去了。他瞥了一眼，见她满脸恐惧地看着他，但是没有喊他回来。

上楼之后，他迅速戴上橡皮手套，撬开了放危险药品的柜子。柜子发出可怕的咔咔声，一时间，他站在原地纹丝不动，以为会听到她的叫喊声。但是鸦雀无声。他清楚地记得六个月之前的场面，当时巴古雷医生的一个病人变得非常暴力，神经错乱。内格尔曾帮助控制他，当时巴古雷医生打电话让护士长去拿麻醉药三聚乙醛。内格尔想起了他说的话：“我们把它放进啤酒里。这玩意儿很恶心，但是放进啤酒里几乎尝不出来，真是怪事。两打兰就行了，护士长，两个毫升。”

珍妮不喜欢喝啤酒，甚至尝都不会尝。

很快他就把螺丝刀和一个盛三聚乙醛的蓝色小瓶子放进了上衣口袋，打着手电筒溜了出来。诊所的窗帘都是拉上的，但还是尽量不要弄出亮光为好。他至少还需要半小时，并期望不要有人打扰。

发现他这么快就回来了，珍妮·普里迪惊讶地抬起头。他走到她身边，亲了亲她的后脖子。

“对不起，亲爱的，我不该离开你。我忘了你可能会紧张。不管怎么说，那把锁可以等等再修。信写得怎么样啦？”

她把它推到他面前。他故意转过身去，不急不慢地仔细读了这几行用铅笔写的字。他很走运。信写得很工整，令人信服，就像验尸官在法庭上读到的自杀绝笔一样。即使由他口授听录也不可能比这更好。他感到一阵冲动和激动，就像他作画进展顺利时的感觉一样。现在他的计划已经无懈可击。

珍妮写的是：“我不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遗憾。我没有任何选择。我感到非常幸福。若你们不会为我感到难过，一切都将完美无缺。这对我来说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选择。请你们理解，我非常爱你们。珍妮。”

他把信放回桌子上，然后去倒啤酒。他的动作被打开的橱门挡住了。上帝啊，这东西确实很黏。很快，他把麻药加进了起沫的啤酒，大声对她说：“你幸福吗？”

“你知道我很幸福。”

“那就让我们干一杯。为我们，亲爱的。”

“为我们。”

嘴唇接触到液体之后，她露出一脸苦相。他哈哈大笑。

“你好像在喝毒药似的。一饮而尽吧，姑娘。像这样!”

他张开嘴喝干了杯中的酒。她也哈哈一笑，颤颤巍巍地把酒一饮而尽。他从她手上接过空杯子，然后把她搂在怀里。她紧紧地抱着他，双手像冰冷的打包机似的搂着他的脖子背后。为了减轻负担，他把她放在身边的扶手椅上。接着，他们搂在一起慢慢地躺下，躺在煤气炉前的小地毯上。他把灯关掉，在红红的炉火映衬下，她的面色显得异常红润，好像躺在阳光之下。四下一片静谧，只能听见煤气的嘶嘶声。

内格尔从扶手椅上拿起一只靠垫，把它塞在她的头下面。他只拿了一只，另一只他还有用，可以放在煤气炉底下。如果他让珍妮躺得比较舒服，她在最后这短暂的意识模糊至死亡的途中，就不大可能苏醒过来。他用左手臂搂着她，默默地抱着她躺下。突然，她把脸转过来对着他，他觉得她的舌头潮湿、润滑，就像一条鱼，在他的牙齿之间移动。她的大眼睛充满欲望，瞳孔在煤气火焰照耀下显得乌黑。“亲爱的，”她的声音很低，“亲爱的。”他心里在想，天哪，不能这样。他现在不能和她卿卿我我。这会使她安静下来，但他不能这么做。已经没时间了，而且警方的病理学家可以查出近期在女人身上发生这种事的确切时间。他第一次想到了安全解决她的强迫症的方法，于是小声说：“我们不能啊，我身上什么也没带。我们现在不能冒这个险。”

她轻轻地表示默认，并不断地往他身上拱，还用左腿压住他的大腿。她的大腿很重，一动不动，但是他不敢移动分毫，也不敢说话，以防中断她进入无意识状态的进程。现在她的呼吸更加深沉，热烘烘的呼吸恼人地灌进他的左耳。上帝啊，还要多长时间啊？他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突然，她像只心满意足的动物般微微打起鼾来。他意识到在他的臂膀下，她的呼吸节奏在变化，身体在放松，紧张的情绪也几乎得到缓解。她睡着了。

最好再给她几分钟，他暗自思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是他不敢匆忙行事。重要的是，她身上没有伤痕，而且他知道自己不可能面对一场搏斗。现在局势已经无法逆转。万一她苏醒过来进行反抗，那他也只好拼死一搏了。

所以，内格尔在等待。他们一动不动地躺着，就像两具正在僵硬的尸体，进行最终殉情的拥抱。过了不久，他小心地用右胳膊把自己支撑起来，看了看珍妮。只见她面色红润，嘴唇微张，露出婴儿般的皓齿，短短的上唇微微弯曲。他可以闻到她呼吸中三聚乙醛的气味。他端详着她，注意到她面颊上跳动的脉搏、上挑的眉毛和宽颧骨下方的阴影。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画过她的脸。不过，现在想到这个已为时晚矣。

他边嘟囔着，边将她轻轻地抱起，穿过房间，走到煤气炉的黑色大口旁。

“没事的，亲爱的珍妮，是我。我会使你很舒服的。没事的，亲爱的。”

不过这是他自己在安慰自己。

尽管垫了一只垫子，这个老式大煤气炉中还有很大的空间。炉子底部离地面只有几英寸。他摸到她的锁骨，把她往前移了移。那块垫子支撑着她头部的重量，他看了看以确保煤气气流不受阻碍。她的头稍微偏向一侧，嘴巴微张并耷拉着，湿漉漉的，像弱不禁风的婴儿，但她显得镇定自若，随时准备吸进死亡。他把双手从她身体下面抽出来之后，她轻轻地发出一声叹息，好像终于舒服了。

他最后看了她一眼，似乎对自己的杰作非常满意。

现在他要抓紧时间了。他从口袋里摸出橡皮手套，用极快的速度轻手轻脚地前进。他的气息有点儿喘，简直让他自己无法容忍。那张自杀字条就放在桌子上。他拿起凿子，用她的右手轻轻地握住它，用整个手掌抱住那个发亮的手柄，右手指放在凿子背上。她会这样握吗？差不多吧。接着他又把凿子放在自杀字条的上面。

他洗干净自己用过的杯子，把它放回橱柜里，把擦碗布在煤气炉前放了一会儿，等潮湿痕迹蒸发，然后关掉煤气炉里的火。没有必要担心这儿的指纹。没有什么可以表明上次点火的时间。这时，他想到了三聚乙醛的小瓶子以及珍妮的酒杯，但是决定把它们留在桌子上，与字条和凿子放在一起。珍妮坐在桌子边上喝药，在感觉要发困的情况下移动到火炉旁边是很自然的。他擦去酒瓶上自己的指纹，再用她的左手握住酒瓶，用她的右手食指和拇指在瓶塞子上压了压。他很怕再触碰到她，可是她现在已经深深地睡去。她的手摸上去那么温暖，那么放松，好像没有骨头似的。这软弱无力的触摸使他反感，因为现在的她既不能交流，也没有欲望可言。他感到高兴的是，他能采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啤酒杯和酒瓶。现在，他只要最后抚摸她一下。

最后，他拿起自己写给普里迪父母的信以及那副手套，把它们扔进了锅炉。现在只差打开煤气开关了。那开关就在炉子右侧，她那柔弱的右臂很容易就能够到。他抬起那只手臂，用她的食指和拇指压住开关，把它拧开。泄漏的煤气发出嘶嘶的声音。他心想，不知这要多长时间。肯定不用多久，也许只是几分钟的事情。他关了灯，退出来，然后关上身后的门。

这时候，内格尔想起前门的钥匙。这钥匙必须在她身上。他的心往下一沉，因为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又打着手电，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他把钥匙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来，屏住气，把它放在她的左手。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听见了蒂格尔的喵喵声。他知道那只猫刚才肯定在橱柜下面睡觉。它现在正慢慢围绕珍妮的身体打转，用爪子试探性地碰了碰她的右脚。内格尔发现它已不忍心再度靠近她。

“过来，蒂格尔，”他小声说，“来，小乖乖。”

那猫的琥珀色大眼睛转过来对着他，似乎是在考虑什么，不过既没有感情，也不显得匆忙。它慢条斯理地走到门口。内格尔用左脚钩住它软绵绵的肚皮，一脚把它从里面钩了出来。

“出来吧，你这个该死的笨蛋。你准备一次就丢九条命吗？那个东西是致命的呀。”

他关上门之后，那猫突然活跃起来，一溜烟地蹿进黑暗之中。

内格尔摸黑走到后门，摸到门闩后，走了出去。他稍事停顿，背对着门，确定马厩里空无一人。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才有时间注意到自己的紧张样子。他前额和双手都是湿漉漉的汗水，感到呼吸都有困难。他大口吸着尽管潮湿，却比较凉爽的空气。雾气不太浓，顶多算较浓的薄雾。暗夜中，透过薄雾，马厩尽头的街灯发出黄兮兮的光。这盏街灯在四十码开外，但它代表着安全。可是它突然似乎虚无缥缈起来。他就像在巢穴里的动物，既恐惧又好奇地看着这危险的灯光，迫使自己向前迈步。但是他的两条腿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蹲在黑暗中，借助门廊的阴影，背靠木门，与内心的恐惧斗争。毕竟，现在不用太着急了。很快他就要离开这个骗人的诊所，离开这个马厩。接着他要从另一侧重新进入广场，等有人路过并目击他敲门无人回应的情况。就连要说什么他也都想好了。“是我女友。我认为她在里面，可是她就是不肯开门。今天晚上早些时候她还和我在一起，她走了之后，我发现钥匙不见了。她的状态有点怪，最好能帮我找个警察，我要砸这个窗户了。”

接着就是砸碎玻璃的声音，就是冲向地下室，抢在跟着他的人之前锁上后门。最糟糕的事情已经过去。从这时候起，一切都很简单了。到10点，尸体就可以运走，这样诊所就空了。很快他就可以采取最后的行动。可是还不行啊，现在时间还没有到。

沿河一线，车辆几乎在爬行。萨瓦酒店那边肯定有重要宴会。达格利什突然说：“这会儿诊所里面没有保安，是吧？”

“没有，长官。早晨我问您要不要留个人，您说不用。”

“我记得。”

“长官，毕竟当时看来毫无必要。我们彻底检查过，再说也派不出人来。”

“我知道，马丁，”达格利什不耐烦地说，“奇怪的是，这些居然是我做决定的理由。”汽车再度停下，他把头探出窗外，“这会儿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我认为他正在全力应付，长官。”

“这也是我非常担心的。来吧，警官。出去!其余的事情我们只有靠两条腿了。我也许就是该死的傻瓜。我们一到诊所，就把两个出路都堵住，你绕到后门去。”

马丁即使觉得惊讶，凭他的个性，也不会显露在脸上。这个老警官似乎有了什么想法。内格尔很可能会回到自己的公寓，诊所是锁着的，里面没有人。他俩会像傻瓜似的悄悄地溜进空无一人的大楼。总之，他们很快就会知道的。他竭尽全力紧跟警司。

内格尔不知道自己在门口等了多久。他弯着腰，像牲口似的喘着粗气。但不久他就恢复了平静，两条腿也可以支配了。他蹑手蹑脚向前，跨过后面的护栏走进马厩。他的步子非常机械，双手僵硬地放在两侧，眼睛闭着。突然他听见了脚步声。他睁开眼睛，看见路灯下有个熟悉的粗壮人影正慢慢地穿过薄雾，无情地向他走来。他的心在胸腔里怦怦乱跳，不过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节奏。这心跳使他的身体开始发抖。他觉得两条腿像死了一般，又沉又冷，阻止了他企图逃跑的最初冲动。至少他的头脑还在活动。只要还能思维，他就有希望。他比他们聪明。但愿他们不会想到要进入诊所。他们为什么要进呢？现在她肯定已经死了!只要珍妮一死，他们想怎么怀疑就怎么怀疑吧。他们什么也证明不了。

电筒光直接照在他脸上。一个缓慢平和的声音说：“晚上好啊，小伙子。我们很希望见到你。你这是进还是出啊？”

内格尔没有回答。他动了动嘴，想做出微笑的模样。他只能猜想在强光之下自己是个什么模样：一个死人的头，惊恐地张着嘴，瞪着眼。

这时候，他觉得他的腿被有意蹭了一下。那个警察弯下腰，一把抱起那只猫，把它举起来放在他们两人中间。它立刻开始呼噜起来。经那只温暖的大手一摸，它立即满意地动起来。

“原来蒂格尔在这儿。是你放它出来的，是吧？你和猫一起出来的吧？”

这时他们都意识到一个问题，眼睛不约而同地对视着。从这只猫温暖的皮毛散发出的热气中，他们都闻到了隐隐约约，但绝不会被弄错的煤气味。

在随后的半小时里，内格尔是在混乱的声音旋涡和强烈的灯光照射下度过的。灯光中，他看见了几个生动的活人造型，其清晰度异乎寻常，而且会印在他脑子里，使他终生难忘。他记不清马丁把他拖过护栏的情景，只记得那只铁钳般的手死死地抓着他，使他的手臂发麻，还有马丁呼出的热气喷在他耳朵上。有人踢开了保安室的窗户。猛然踢出的一脚后，传来了玻璃破碎声、警笛尖锐的鸣叫声、诊所楼梯上混乱的奔跑声和那刺得他双眼疼痛的灯光。他还看见了一个人影：达格利什蹲在那个姑娘的身边，嘴巴张得像怪兽造型的滴水嘴，紧紧裹着她的嘴，把嘴里的空气强行吹进她的肺里。两个人似乎在扭打，紧紧地抱在一起，又像是在对死人不敬。内格尔没有说话。此刻，他已无法正常思考，但是直觉警告他什么也不能说。他的身体被强有力的手臂紧紧地按在墙上。他惊奇地盯着达格利什不断起伏的肩膀，觉得自己的眼泪流了出来。伊妮德·博勒姆死了，珍妮也死了。他现在很疲劳，非常疲劳。他并不想杀死珍妮，是博勒姆迫使他成了凶手，把他卷入了这些麻烦和危险。面对她和珍妮，他没有别的选择，而且他已经失去了珍妮。珍妮死了。这样的暴行，这样的不公，都是他们逼着他干的。自怜的眼泪在他的脸上像温暖的小溪一样往下流淌，对此，他丝毫不感到奇怪。

这个房间立刻来了许多人，其中穿制服的较多。有一个身材结实得像亨利八世的画师霍尔拜因，眼睛像猪，动作缓慢。嘶嘶的氧气声和低低的咨询声充斥耳际。然后，他们用有经验的双手把什么东西轻轻地放在担架上面，担架抬起后，一张红色毯状物滚向一侧。他们的动作怎么这么小心翼翼？她已经感觉不到任何颠簸了。

达格利什没有说话。珍妮被抬走后，他没有看内格尔，只说了一句话：“好吧，警官，把他带到警局里去，我们可以到那里再听他说。”

内格尔的嘴巴动了动。他此刻口干舌燥，好像还听见嘴唇开裂的声音。憋了几秒，他才听见自己嘴巴里蹦出来的话，接着就止不住了。这段精心准备的话像闸门似的打开了，恬不知耻的程度令人无法相信：“没有什么可说的。她到我的公寓来找我，整个晚上我们都在一起。我不得不告诉她我要走了，而且不带她一起走。她听了之后心情很不好。她走之后，我发现诊所的钥匙不见了。我知道她的状态不好，所以我想最好陪陪她。那里桌上有一张字条，我能看出她已经死了。我回天乏术，所以就离开了。我要为贝林格奖学金考虑，不想把自己卷进去。与一次自杀事件搅和在一起不是什么好事。”

达格利什说：“现在，你最好什么也别说。你等会儿会比现在表现得更好。你看，她可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桌上那张字条也不是她留下的唯一东西。”

他故意慢吞吞地从上衣前袋中掏出一张折叠的字条，把它拿到充满好奇与惊恐的内格尔眼前：“如果今天晚上你们一起在你的公寓里，那你怎么解释这张字条？这是我们在你的叩门器下发现的。”

这时候，内格尔极度绝望地意识到，这个死人尽管现在已经无能为力，而且已经变得遭人反感，却可以留下对他不利的证据。他本能地去拿这张字条，接着又把手放下。达格利什把字条放回口袋，死死地盯着内格尔说：“所以你晚上赶过来是因为你担心她的安全？真令人感动!这么说，我要让你放心了，她会活下来的。”

“她死了，”内格尔无精打采地说，“她自杀了。”

“我们抢救之后，她又呼吸了。明天，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她就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不仅是今晚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将问一些关于博勒姆小姐被杀的问题。”

内格尔突然哈哈大笑：“博勒姆被人杀了!你永远也栽不到我的头上!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们这些可怜的笨蛋。因为我没有杀她!如果你们想当傻瓜，那就请便。用不着我来阻止你们。不过我要警告你们，如果我因博勒姆谋杀案遭到逮捕，将使得你们的恶名出现在这个国家所有的报纸上。”

他把两只手腕伸给达格利什。

“来吧，警司!继续指控我。是什么在阻止你？你非常聪明，煞费苦心，不是吗？其实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你这个目空一切的臭警察!”

“我不是在指控你，”达格利什说，“我是请你到我们的总部去一趟，去回答几个问题，做个笔录。如果你希望有律师在场，你有这个权利。”

“我有个律师当然好，不过此刻还不要。我不着急，警司。你看，我在等一个客人。我们约好10点在这里见面，现在就要到了。我必须说明，我们原计划在这里见面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所以我想我的客人见到你不会特别高兴。不过如果你想见到杀博勒姆小姐的人，最好待在附近，这不会用太长时间。我期待的客人受过训练，是会准时到达的。”

突然，他似乎把所有恐惧都一扫而光。那双棕色大眼睛又变得毫无表情，浑浊不堪，只有黑色的瞳仁还有一丝生气。马丁还抓着内格尔的手臂，他可以感觉到对方的肌肉在动，信心在回归。他们谁也没来得及说什么，就同时听见了脚步声。有人从地下室的门进来了，正悄悄沿着通道走过来。

达格利什悄悄地大步走到门口，紧紧地贴在门上。那个胆小、犹豫的脚步停在门外。三双眼睛都看见门把在转动，先向右，然后向左。一个声音轻声说：“内格尔!你在吗？内格尔!

开门。”

达格利什闪身躲到一边，哗啦一声把门拉开。日光灯灯光下，一个瘦瘦的人影不由自主地向前走去。她那灰色的大眼睛睁得很大，目光从一张脸移动到另一张脸。这俨然是一双不明事理的儿童的眼睛。她呜咽起来，突然把手提包放在胸前，做了个保护性的动作，好像在保护一个婴儿。内格尔挣脱马丁的手，把手提包从她那里抢过来，扔给了达格利什。那只手提包重重地落在达格利什手里，他的手指接触到了温热的廉价塑料。内格尔想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和一些，却因为激动和胜利而显得有些沙哑。

“看看包里的东西吧，警司，都在那里。我告诉你里面是什么。一份签了字的杀害伊妮德·博勒姆的自白书，还有100英镑纸币，这是让我闭嘴的第一笔封口费。”

他转向自己的客人：“对不起了，孩子。我没有做这样的安排。对于当时看到的情况，我很愿意保持沉默，但是从星期五晚上开始，事情就起了变化。现在我自己也有麻烦事要应对，任何人都别想把谋杀的罪名栽在我身上。我们这份小小的协议结束了。”

但玛丽安·博勒姆早就晕了过去。

两个月之后，地方法庭根据博勒姆小姐被谋杀的指控对玛丽安·格雷斯·博勒姆开庭审理。反复无常的秋天已经进入了冬季。昏暗的天空因为下雪而显得格外阴沉。达格利什一个人步行返回总部。湿漉漉的雪花飘然落下，在他的脸上慢慢融化。在局长办公室里，灯全开着，窗帘是拉上的，把波光粼粼的河流关在窗外，也把沿岸这条闪光的项链以及冬季下午的寒冷都关在了窗外。达格利什做了简短的汇报。局长静静地听着，然后问道：“我想他们想用减轻刑事责任这一条。那女孩现在怎么样？”

“非常镇静，像个小孩子，知道自己之前太调皮，现在表现很好，希望大人能原谅。我怀疑她并不感到特别内疚，只因为被人发现了，才像通常女性那样有了一种负疚感。”

“这是一起很简单的案件，”局长说，“明显的疑犯，明显的动机。”

“显然，对我来说这太明显了，”达格利什苦涩地说，“如果这起案子还不能让我改掉骄傲的毛病，其他的就更不行了。如果我当时注意到这么明显的事情，也许会问玛丽安·博勒姆为什么晚上11点以后才回雷廷杰大街，因为当时电视节目已经要结束了。当然，她一直和内格尔在一起，安排这次讹诈的付款问题。他们见面的地点显然是圣詹姆斯公园。他走进病历档案室的时候，正好看见她在弯腰杀害她的堂姐，于是他发现机会来了。她听见动静之前，他肯定已经看见了她。他以通常的效率很快掌握了局面。当然，把那座雕塑非常细心地放在尸体上的人是他。这个细节也误导了我。总之，我不觉得是玛丽安·博勒姆最后做出了那么为人不齿的事。这是明显的犯罪，是吧？她几乎没有试图隐瞒什么。她把戴过的橡皮手套又塞进了自己的制服口袋，选择的凶器几乎每个人都能拿得到，没有想陷害别人，甚至没有装小聪明。大约下午6点20分，她给总务处打电话，让内格尔先不要下来取待洗衣物；在这通电话的问题上，他还是说了谎。顺便说一句，这通电话给了我另一次机会，使我的调查更细致一些。接着，她给她的堂姐打了电话。她无法完全肯定博勒姆会不会一个人下来，因为她的借口必须可信，所以才把医疗档案胡乱地扔在地上。然后，她手执雕塑，把凿子放在制服口袋里，在病历档案室等候她的受害者。对她来说不幸的是，拿着邮件出去的内格尔又回到了诊所。他无意中听见了博勒姆小姐给集团秘书打电话，说要过问芬东先生病历档案的事情。看来，他觉得在地下室的炉子里把证据处理掉比较保险。这场谋杀案迫使他改变了计划。一旦尸体被发现，他就不会再有机会了，而且档案室也将封闭。当然，玛丽安护士在时间上没有选择。星期三晚上，她发现伊妮德·博勒姆想改变自己的遗嘱。星期五晚上的麦角酸治疗是离得最近的一次，而且地下室只有她一个人。她不可能提早行动，也不敢推迟行动。”

“这场谋杀对于内格尔来说是次极其便利的机会，”他的上司说，“你不能怪自己把精力集中在他身上。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沉浸在自我怜悯之中，那我也不会坏你的好事。”

“便利，也许，但也未必，”达格利什回答说，“他为什么要杀博勒姆呢？除了轻松地捞点钱，他的目标是拿到贝林格奖学金，然后名正言顺地去欧洲，不引起别人的大惊小怪。即使集团秘书决定让警方介入，他也胸有成竹，知道他们很难把芬东受到讹诈的事落实在他的头上。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来指控他。可是杀人案就另当别论了。只要与谋杀沾边，他的如意算盘就会泡汤。即使清白无辜，他也无法轻易洗掉这个污点。杀博勒姆只能增加他的危险，但是要杀珍妮就不同了。单凭这一招，他就切实地有了不在场证据，不但除掉了一个累赘，而且能与一个拥有将近3万英镑的继承人结婚。他知道，如果玛丽安·博勒姆知道珍妮·普里迪是他的女友，那么他和她结婚的机会就非常渺茫。她可不是平白无故就成了伊妮德·博勒姆的堂妹的。”

局长说：“在这个事实基础上，至少他作为从犯被我们抓住了。这将使他在大牢里蹲相当长的时间。芬东夫妇免去了出庭作证的痛苦，我感到很高兴。如果珍妮不改变自己的想法，内格尔企图谋杀她的罪名也许就不能成立。如果她一定要支持他的说法，我们就将一事无成。”

“她是不会改变想法的，长官，”达格利什无可奈何地说，“内格尔不想见她，这很自然，但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了。她只想等他出狱，与他一起生活。他出来之后，愿上帝保佑她吧。”

坐在椅子上的局长不安地挪动着庞大的身躯。他合上卷宗，把它从桌子上推到达格利什面前说：“在这件事情上，你也好，任何其他人也好，都已经无能为力。这个女人是自寻毁灭。顺便说一句，那个叫萨格的艺术家找到了我。这些人对司法程序的想法实在离奇!我告诉他说，内格尔现在已经不由我们负责了，让他去找适当的部门。他想支付内格尔的辩护费用，天啊!他还说如果我们出了差错，这个世界将失去一位了不起的天才。”

“无论如何都要失去的。”达格利什回答说。他又自言自语地补充说：“我不明白一个艺术家要有多优秀，才能在犯了内格尔这样的罪之后，还有人想让他逍遥法外。米开朗琪罗、贝拉斯克斯，还是伦勃朗那样？”

“呃，”局长轻松地说，“如果我们到了不得不用这个问题来问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警察了。”

达格利什回到自己办公室的时候，马丁警探正准备把文件存放起来。他看见自己的长官后，只说了一句“再见，长官”就离开了。有时候，他比较单纯，觉得离开的做法比较谨慎。他身后的门还没有关上，电话又响了。是肖特豪斯太太。

“喂!”她大声说道，“是你吗？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今天我在法庭上见到你了。不过，我想你没有注意到我。你好吗？”

“还好，谢谢你，肖特豪斯太太。”

“我想我们不会再见面了，所以还是给你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并且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吧。可以说诊所里发生了很多事。第一件是萨克森小姐要离开了。她将去北方一所罗马天主教主办的残疾儿童之家去工作。真想不到她会离开这里去女修道院!斯蒂恩诊所还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

达格利什说他完全可以相信。

“珍妮小姐被调到集团下属的胸科诊所工作。劳德先生认为这种改变对她有好处。她和家里的人大吵了一番，现在一个人住在基尔本的卧室兼起居室里。不过这些你无疑都知道了。玛丽安·博勒姆的母亲老博勒姆太太搬到沃辛附近一家便宜的老人之家去了，当然用的都是她所得到的伊妮德的钱。可怜的人。我很奇怪，她居然好意思去碰那笔钱。”

达格利什并不觉得奇怪，但是嘴上没有说。

肖特豪斯太太继续说道：“还有斯坦纳医生。他就要和他的妻子结婚了。”

“你说什么呀，肖特豪斯太太？”

“呃，重新结婚。他们的复婚太突然了。他们先是离婚，现在又要复婚。你对此怎么看？”

达格利什说，这是斯坦纳医生对此怎么看的问题。

“哦，他像拴在新皮带上的狗一样高兴。要我说，我觉得他就要有一根皮带拴住。有谣言说，地区委员会可能会关闭这家诊所，把人员调往一家医院的门诊部。呃，你不要感到奇怪!先是一起凶杀，后来是煤气毒杀，现在又是谋杀案庭审，真不吉利。埃瑟里奇医生说，这对病人来说是很大的干扰，不过，要我说，我还没有发现这一点。自从10月以来，病人数量就没有上升过。这本来会使博勒姆小姐很高兴的。她总是担心人数问题。不瞒你说，有人认为，如果你先询问的人员挑选适当，就不会出现内格尔和珍妮的麻烦事。这太玄乎了。不过，我要说，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再说了，这件事也谈不上什么伤害。”

谈不上什么伤害!达格利什放下电话的时候，心中五味杂陈，他想，这些都是伴随失败而出现的共生现象。用不着局长的教诲、马丁的机智、肖特豪斯太太的安慰，只要品尝到这酸楚、苦涩的自怜就够了。如果要摆脱这个笼罩在他身边的阴霾，他就要放下工作，离开犯罪和死亡的气氛，在傍晚来一场散步，走出讹诈和凶杀的阴影。他思忖，他要和黛博拉·里斯科一起吃顿饭。他固执地认为，这将是一次很大的变化。他把手放在电话上，停顿了一下。通常的小心翼翼和各种不确定性是使他犹豫的原因。他甚至不知道她是否希望在办公室接电话。在赫恩和伊林沃思出版社，她究竟是什么职务？接着，他想起上次见面时她的样子，拿起了电话。不需要这种预备性的、病态的自我分析，他无疑愿意跟一个漂亮女人一起吃饭。关于这次邀请，需要考虑的无非就是如何确保她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而且得由他来付款。毕竟，一个人肯定有权打电话给自己的出版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