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与治学

郑也夫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第一讲 读社会学有什么用

第二讲 怎么读书

第三讲 学术与日常生活

第四讲 选题的智慧

第五讲 叙事与理论

第六讲 深度访谈

第七讲 文献搜索

第八讲 论文体例

后记

附录一 深圳演讲后答同学问

附录二 三校论文选编前言及相关文献

附录三 文史哲是学习社会科学的基础

版权页

第一讲　读社会学有什么用

大家好，走进本科同学的教室，和大家对话，非常高兴。说过这句话后，特别别扭，觉得这句话大概不能令同学们信服。这学期刚开始，这是第一周，我们上过的课都是第一节，可能上节课的那位老师开场白也是：非常高兴来给同学们上课。可能下节课老师还是这么说。这成了一句套话。我想说，我不是在说套话，我是由衷的，但即使这么说仍然觉得苍白无趣。于是我发现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论证这是我的真实想法？这是个不小的困难，我想同学们日后要做的很多工作，都是通过论证让人家信服。你怎么表述、怎么论证？我先试试，大家听仔细了，看看我怎么论证我前面说过的话：我来这里给本科生上课心里特别高兴。

德国有一个大社会学家叫卡尔·曼海姆。曼海姆在概括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别（当然这种概括好多大社会学家都做过了）时说，传统社会的特征是确信，准确地说，传统社会的精神领域里的特征是确信。而近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怀疑精神的崛起，人们不像过去那么确信了。不是说近现代社会的人们不再确信他的父辈曾经确信的某种学说、某种思想、某个信念，而是说，干脆，确信这样一个特征从我们的精神领地当中日益衰减。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很难确信了，相反我们滋长了很重的怀疑精神。那么怀疑精神给怀疑者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使怀疑者们的精神处于一种悬置的状态，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其实这个滋味不算太好受。但无可奈何，我们很难再像父辈那样，执着地确信某种东西了。我们觉得一个个学说怎么着都有点毛病呢。我们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曼海姆接着说，多数人一生当中，总有一个时段，其精神处于悬置状态。哪个时段呢？青春期。那时其精神处于狂飙期，他不愿意领受父辈告诉他的很多道理。他要去发问，他问这事情怎么这样啊？怎么如此不公道？如此荒诞？这和他的前途可能有关系也可能没关系，但是这些疑问使少年的内心变得很不安定。他怀疑父辈对他的很多教导，他要重新审视。曼海姆说，这是人生一个阶段的特征。当青春期度过以后，当他们找到了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以后，他们就走出了那个悬置的状态。可能成了一个体面的白领，过循规蹈矩的生活，思想不再像以前那么疯狂，那么好怀疑。那一段岁月对他们有什么用呢？那段精神狂飙期，拓宽了他们认知的视野。尽管以后会循规蹈矩，但那段精神上不安分的岁月，帮助他们吸收了很多异质性的知识营养，对他们一生好处莫大。但多数人一生只悬置这一段时间。只有少数人，很稀少的人，终生在精神上处于悬置状态，不太是滋味，但没办法。这一小撮人是怪物，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很不幸，敝人就是这一小撮怪物中的一员。终生处于这样一种悬置状态，很难踏实地依附在某个观念之上，和它结成一体，虔诚地笃信某种观念，终生不渝。那么对于我们这样的人，生活的最佳地点在哪儿？最好的社区在哪儿？就在这里。为什么？我们置身在社会的任何其他角落，人家会说我们有病：这事和你利益不相干，你这么兴奋干什么？你关心这些事情做甚？对于我们，只有此地才是最好的场所。为什么呢？因为，在座的诸位精神上同样处于悬置状态。上天赋予你们这段时期，你们不太容易相信，愿意重新思考一些事情。我们是一些怪物，终生这样。我们把我们的一生放这里，跟你们的一个时段相契合。你们走了，你们日后变得越来越安分。又来了一拨不安分的新生，年龄使然。这样，一个不安分的老少年跟一群不安分的少年凑到一块儿了。你们成了我的保护带，在这儿我不会遭到耻笑，被怀疑有精神病：怎么老大不小了，总关心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在这里不会，不但不会遭到耻笑，偶尔还能赢得一些掌声，实在令我亢奋不已。我到这儿来，不是工作，到这儿来像游戏一样高兴。

同学们根据学历的不同、年龄的不同，分为三段：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为什么说今天特别高兴呢？硕博们，随年龄的增长，城府越来越深，童言无忌在他们身上消磨得越来越厉害，求知的天真也贬值得很厉害。我听说，美国很多大牌教授，最愿意给本科生上课。现在从教委到我校都在提倡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像我这样的人不用提倡，我高兴来上课。我非常理解国外那些大牌教授为什么特别愿意给本科生上课。你们身上带着一种天赋，这段年龄求知欲最旺盛，最富怀疑精神，这段年龄最没有禁区，勇于指着老师鼻子去争论，还没学会客套。

以上是我的开场白。我为到这儿来在本科生的课堂里讲课而高兴。这不是客套话，我高兴的缘由可能和别的老师不完全一样，我为自己做了一个特别的论证。

下面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北京市出生的，但祖籍不是这儿，祖籍已经不可考了。因为祖父很小就父母双亡，只知道其父母从山东来到东北，具体的籍贯不清楚。祖父幼年在东北盲流。我1950年出生，在本市念小学念中学，念到初中三年级的时候遭遇“文化大革命”，在学校又滞留了两年，共度过了五年，却只是初中毕业。以后去黑龙江农场，1968年去，1977年回来。后考学，读过三所学校，获得过两个学位。1977年高考，考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了一年半，中途考研究生，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系，获哲学硕士。毕业后开始干社会学。中途又出国一趟，去美国丹佛大学读了一年半。学校给我的是博士奖学金，读了一半我不想读了，学校给了我一个硕士学位，这是1985、1986两年的事。从事社会学以来，待过四个单位，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最后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游击队员。北大是不是我最后的归宿呢？人算不如天算。反正我的血管里流动的是一个老游击队员的血液。

为什么要讲这门课？打听了一下，我们系没有这门课。而我在人大讲过这门课。人大除我以外，也没有人讲这门课。我认为这门课非常之必要。我觉得大学，特别是文科的大学，主要教同学们三样东西：读书，思考，写作。当然除此之外，理工科还要学习做实验。我们还要学习搞社会调查。但是不管任何院系，这三件事大约是最大的三件事。这三样东西当然有各自的独立性，但是应该说，论文的写作是最综合的。也就是说，论文水准的高下实际上也能够折射出你的书读得怎么样，也能够反映出你的思考怎么样，有没有深度，有没有独到的地方。换句话说，如果把写论文抓好了，其他两项也会提高的。反过来说呢，如果书读得不好，书读得不多，思考得不深入，那论文也写不好的。这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事情。我在人大讲这门课的时候，没讲这么长。一个学分，16节课，我讲8次。我原本还想这么讲，但我校在这方面规定得比较死板。最短的课程就是一周两节，16周32节课，那就扩大吧。扩大以后，其实题目就变了。我说文科学生学三件事嘛。我这门课以讲写论文为主，除此之外，还想谈谈怎么读书，怎么思考。所以，课程题目也变换一下：“论文与治学”。我们这一学期的课，是8+8。我要讲8周16节课。然后你们每人报一个论文题目。我们用其余的时间，将每个同学的题目讨论一遍。

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一讲：学习社会学有什么用？

一、喜欢和有用

首先讲这样一对概念：喜欢和有用。喜欢和有用是不同的，为什么可以放在一块儿说，是因为喜欢和有用与一件东西结合到一起了。什么东西？喜欢和有用往往可以成为某种行为的动力。你为什么这么努力学习？可能是因为你喜欢。也可能是你觉得它对你找个饭碗有用，这是小而言之；大而言之，你觉得学这个东西可以经世济民，你有很大的抱负。喜欢和有用实际上差别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一个人特别喜欢干一件事情的话，会变得很盲目，有用没用这事我也要干，有用没用这书我也要读。一个特别喜欢的人绝对不管这事是有用没用的。我经常嘲笑那些电视台的记者们，他们在采访中常会问人家：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件事？这话不通，不能这么问，喜欢是没有为什么的。这么问实际上是接近于一种愚昧。就像我问你：听说你挺喜欢吃苹果的，为什么喜欢吃苹果？我怎么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吃苹果？我身不由己。对不对啊？我就是爱吃苹果，没办法啊。就像你问一个小伙子，你怎么老爱看人家漂亮姑娘啊，为什么？我怎么知道为什么？痴迷一件事情，是没有为什么可问的。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道理？相反，你怎样得到苹果，你怎样源源不断地拥有苹果，这样的事情是可以问的。而至于为什么喜欢，说不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根本把握不了我自己。喜欢了某一种行动，喜欢了某本书，喜欢学习某项手艺，痴迷于某项手艺，这样的人都容易陷入一个盲点，就是不打听有没有用。小孩就愿意踢足球，踢足球有什么用？不知道，那太理性了，没想这个事。当你给他编织出一番道理，说有这个用处，你编织得不见得对。你说健身，他踢球当中骨折了。你看敝人这副样子，我小时候就愿意上跑道和人家去拼。遭遇困难时期，却练中长跑，成了年级冠军。实际上那时候还没吃饱饭呢，锻炼身体还不如不练呢。不练能比现在个儿高一些，能比现在身体更好一些。有些事你不是为了有用。大人告诉你有什么什么用，胡说八道，当事者做这件事不是因为有用，是因为喜好。不错，我们可以深入地分析有什么用处，可能是有用的。其实最愿意执着地追问的人，或者是不喜欢的人，或者是局外人。局外人很冷静。

咱们学社会学干什么呀？这问题问得很认真。这问题绝对要理论，他所以这么执着地要问，可能是因为他不喜欢。因为不喜欢，发现了一个问题。喜欢的人不问。那我首先要跟你说的是，这件事如果有用，但是你不喜欢，那它对你不合适。我说的有用既包括经世济民，又包括日后可以成为你的饭碗。假设学这个挺容易，日后还挺赚钱，但你仔细想想，如果你不喜欢，我劝你如果还有别的出路，去找一个你喜欢的，把那个作为你的饭碗，你做起来很愉快，也就容易做出点样子来。相反，某个行当说起来还挺有用，可是自己想来想去还是不喜欢，能不干尽量不干。换句话说，喜欢才能做好，不喜欢就转行吧，有行可转，别在这儿委屈了。

喜欢还可不可以问有用没用呢？当然可以。不能说盲目就好。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明白学。老盲目行吗？不行。你再喜欢，也可以理论理论这件事有没有用。还是不喜欢的人帮助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二、社会学有什么用

下面谈一谈社会学有什么用。毫无疑问，在座的各位日后会分流，一批人日后会以社会学为饭碗，另一批人日后会告别社会学。这两种人是什么样的比例呢？依学校的不同而有别。水准低一点的学校，可能学社会学的大批学生以后不会做社会学研究，会到政府机关、媒体、企业等等，五花八门。相反比较优秀的院校里面，社会学系的学生日后从事专业社会学研究的人的比重比较大。大到多少呢？我不知道。我想这个调查可以作为一个本科生乃至硕士生论文的题目。谁能说得清楚？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搞清楚这事实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怎么没有意义，绝对有意义。搞清楚并不难。比如说，搞清我校从办社会学系以来，各届本科生、硕士生的流向，多少人干社会学，多少人不干社会学了，不干社会学里面还有哪些分流。其实除了社会学以外，别的学科也一样，学这玩意儿不见得干这玩意儿。这些都是尚未搞清楚的基础事实，绝对值得做一个调查，做一篇论文的。这是一个小话题，关于选题的一个小话题。

我们接着说。两种人关于有用没用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对于以后还要干社会学的人，社会学有没有用，这实际上等于在问这样一个问题：这项工作对社会有什么用？这项工作如何经世济民？对另外一部分人呢？他们四年学业结束后，可能进政府，可能进媒体，可能进企业。对这些人来说，这四年，要学也得学，不学也得学，反正上了贼船。对他们来说，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这对日后干别的工作、对增长工作能力有什么帮助呢？对日后找一个非社会学的饭碗，有什么帮助啊？这些是我要给你解答的。也就是说，我们把前面那个有用没用的问题转化成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学对社会有什么用处？另一个是，学习社会学对扮演别的社会角色，比如企业家、官员、新闻人，有什么帮助？

我想说，学习社会学是在学习一种思考方式，分析问题的方法。我前面说过，曼海姆说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确信，近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怀疑精神，而且这个基本特征越来越突出，不确信了，和传统社会告别了。为什么传统社会发育出了这样一种特征？因为那个社会是个静态的社会，变迁很小。在一个变迁很小的社会里面，父辈的经验大致上说可以指导你的生活，因为你所生活的社会和你的父辈生活的社会没什么大的变化，没什么大的差别。就像一台戏，戏词不变，演员越老戏词越熟。戏词老变，老演员就没什么优势可言。

有句俗语早就走入学术界了，特别是经济学家很爱说：“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这句话放在传统社会里面正确的程度更大一些，放在近现代社会里面，就不再是这么回事了。我们在阳光底下越来越遭遇到一些新鲜事，真的是太新鲜了，比如说同性恋可以结婚。同性恋也不是什么阳光底下的新鲜事，以前就有。有人说这是一种生理现象，但是过去同性恋不可以结婚的吧？可能再过不久就克隆出我们的兄弟姐妹来了。这是新鲜事吧？绝对是。同学们动脑筋想一想，能想出一些新鲜程度非常大的事情。阳光底下有新鲜事。正因为阳光底下有新鲜事，所以呢，传统社会中父辈的一些教导不能完全地指导我们的生活。于是我们不得不对他们的教导产生怀疑，不是他们的教导错了，而是社会变了。剧变的社会导致人们的思想方式、价值观念发生变化。

社会学捕捉和认识这种变化，强化了一个概念叫反思。反思是现代社会的特征，现代社会为什么要反思呢？现代社会为什么不能牢记一些教条，在其指导下去生活呢？因为父辈的很多教条指导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而我们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不知道该怎么走。那么怎么办呢？走几步回头看一下，反思一下走对了没有。要是走错了赶紧换路。我们不得不往前迈三步回头张望一下，再盘算盘算，乃至坐下来讨论讨论：走对了没走对？这就是反思。反思是因为没有现成道路可走了。要是有现成道路可走，是不要反思的，反思干什么？也没有太多可讨论的。有太多可讨论的是因为有疑问，社会剧变造成了太大的疑问，这些疑问从祖宗的书里找不到解答。所以现代社会的剧变产生了反思，产生了讨论。讨论非常必要。我写过一篇杂文《为争论辩护——驳王蒙“不争论的智慧”》。我这个杂文写出来以后，好多老朋友，很久不联系了，打来电话，说写得好。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这篇文章读读。讨论是必要的，为什么是必要的？说到根本，这个社会没有一个定论告诉我们前面的路该怎么走。我们不得不张望、徘徊、议论，乃至争吵。

社会学是一门帮助我们解释周围的事情的学问。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名言，且不说后一半，后一半是马克思的一种雄心和抱负，其实前一半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世界，社会学家的工作同样是解释世界，解释这个社会。古典时期，哲学是万流归宗、包打天下的。哲学家通通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是到了近代，学科划分越来越细。我们社会学家特别要解释一些社会问题，而像思维这些东西，就已经不是我们的专长，可能是哲学家、心理学家的事情了。脑子里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观念的人，特别明白建设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他们不大明白解释有什么用处。我不是说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社会学有什么用处吗？我说社会学的一个用处就是解释这个社会。解释这个社会有什么用啊？你要说解释有什么用，你应该先了解人类精神世界的特征。我要告诉你，人是需要对周围这些事情进行解释的。人要是对周围的事情丝毫不做出解释，会精神分裂的。耸人听闻吧？不至于精神分裂吧？差别只是程度，一点解释都不要是不可能的。你绝对要求很多解释，这些解释能够使外部社会在你的脑子里有了秩序，不再是混沌的。外部世界，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际关系，如果在你的脑子里是混沌的，你非精神分裂不可。你一定要做出一定的解释。如果这个人有哲学家的癖好，他需要的解释就太多了。而那些和哲学距离非常遥远的人、非常务实的人也不是一点解释不要。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需要解释。我们去医院看病，大夫用听诊器听、量体温、化验，然后再写方子开药，拿药之前，你多半还要问大夫：我怎么了？你问什么？吃药就是了。提问不就是让大夫给解释解释吗？你听他解释干什么呀？解释能治你的病吗？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你治病。因为要是没有这个解释，你不安心，你要弄个明白。你觉得弄明白了，才不枉做了一个21世纪的人。我这么高学历，怎么看了病以后什么都不知道就走了？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也没什么。但是不成，你还很执着地问人家，甚至大夫回答后，你还问：大夫，我还没明白，您说的那个词什么意思啊？我们说很多好大夫——当然庸医更多了——都懒得给你做这个解释，不知道解释对人是何等的重要，不懂得人性。人有病不是光靠吃药的，还需要解释。药物和解释一起，作用于你。这样务实的一件事情——看病，你都要讨得一个解释。除此之外，你的一些社会遭遇，你受到不公正待遇，你遇上一个案子，有人坑害你，有人婚变，等等，遇到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人们都是要讨得一份解释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也就是说人类有这种需求。我们说，有一种需求就会有一种供应。人们关于社会问题要讨得解释，谁是供应者啊？我们是干这个专业的。批发还是零售，这儿都有。这里提供大的解释给你，这里的解释可以让你高屋建瓴，这里的解释可以让你醍醐灌顶，这里专门干这个的，这里有深入的研究。你别去听那些，那些人都是业余爱好者，是江湖人，他们只有三言两语。我们这儿可以是从根到梢、从头到尾地来给你解释。有的时候，人们对很多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给出一些说法来了，那我们和他们的差别是什么呢？我们是学院派，我们跟他们的差别是我们不光要给说法，我们的说法要有更多的根据，我们要提供一些更扎实、有根据的说法。

我们执着地给人家拿根据，执着到已经有学究气了。我的开场白是个玩笑。日常生活还不至于这样较真，但是我们是要拿出根据的。为什么我来这里讲课特别高兴？得说出一些道理来。你小时候参加中学入学考试，考算术，出一道应用题让你算。你把数说对了给你分吗？不给，要看你的计算过程，如何得到这个数，要有中间的过程。如果中间过程对了，最后一步算错了，10分仍然给你七八分；把这个数蒙出来了，中间没有论证，一分没有。要学会论证。要有参照系，看待社会现象，要有很多参照系。比如说离婚问题，今年离婚率高还是低？何以见得？今年离婚率和20世纪70年代离婚率比，跟50年代离婚率比，跟美国离婚率比，跟韩国离婚率比，跟我们同血脉的台湾、香港的离婚率来比，这样一比，不说别的话，你就获得了一定的认识。就是说我们这些学科要教你去解释周围的事情，帮助别人提供解释，还要有根据，有论证，还帮你建立很多参照系，去对照。我最终要说的是，对于一个日后不干社会学专业的人来说，学这些东西也不失为一种收获。你学了四年之后去干别的，那里的人大多数不是出自社会学，而你出自社会学，你吸收了一些和你日后主业并不直接相关的学科的知识。这些知识在你漫长的一生当中，可能有相当大的好处。

我们有一些同学可能会转行，去学别的学科，或是不再做学问，做实际工作，很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因为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特长是不一样的。每个人要认识自己。刚才我上课之前，和去年一个选了我课的本科生聊天，那是一个很出色的本科生。学那门课时，他是少数得分最高的人之一，一个艺术系的孩子。他四年级，他说他不想学这个学科，对这个学科毫无兴趣。考大学就是误会，他本来想学理科，但给老师劝到文科去了，最后进了艺术学院。很多人巴不得，求之不得，但他不愿意学。我问，今后怎么办呀？不知道。我说你慢慢来吧，这事苦思苦想也想不出来，最好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有一天不知不觉地豁然开朗了，看到了喜欢的东西。认识自己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要慢慢地认识自己。他很迷茫，下一步是工作还是保研，也不清楚。他说他可能上大西北去支教一年，然后回来再说吧。支教一年的经历也可能让他不知不觉地确定了自己的兴趣爱好。认识自己是一件挺要紧的事，认识自己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认识自己，凭的不是智力，凭的是什么东西？说不清楚。

学习社会学有什么用？社会学是一门视野比较宽阔的学科。我们近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分工越来越细致，到了画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的程度。它给我们带来的收获是很大的。亚当·斯密说要做一个扣针有多种分工，自然提高了效率。可是最终造成人们眼光的短浅，这个弊病也是很大的。而我们这个学科，遭遇这种病症的程度比较低。你学了几年，是不是有这样的体会？因为我们学科的特征是比较宽阔的，你进入社会生活后会术有专攻，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学得比较宽的话，其实是有好处的。我们有个刊物叫《社会学家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我一个朋友王焱是这个杂志的执行主编。他在最新一期上写了发刊词《暧昧的社会学》，社会学这个学科真的有这个特征。同样是社会学研究者，做的工作可以说天差地别。比如说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潘绥铭教授做的研究跟我做的研究，表面上看几乎是两个学科的。但是潘老师指导学生搞调查，自己的调查更不用说了，是一流的，非常深入。调查的本领是社会学的看家本事。这个学科里面有共性，一脉相传。将潘老师的东西和别的优秀的经验调查相比，你会看到有一种神似。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当中，差异像社会学这么大的，可能就是心理学了。除了心理学，我还想不出来一个学科能像社会学内部的差异这么大。差异这么大，可以说这个学科不成熟，姑且可以这么说。但我同时也觉得差异大对于学科中人来说，不失为一种好处，没有很大的约束。如果走到经济学的程度，不上数学公式就别想评教授，因为根本就进入不了经济学的核心刊物。我们学科的专业化没这么强，门槛没那么高。我们这个学科给我们的自由度非常大，给我们思想的自由度非常大，给我们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自由度非常大。有些东西被机械地搞成数学公式，反正你唬别人唬不了我。我这个人是悬置的，终生悬置着，不太容易被忽悠。在美国，我跟经济学中搞得不错的华裔学者交流。我说，你们小菜做得挺精致的，但对于大问题，怎么变得越来越淡漠了。他们无言以对，他们要应对美国学术界，要生存。于是学术走到那一步，非常之精致，非常之窄小。我们现在置身这样的学科，而不是那样一个学科，在相当程度上不失为一种福音。

对于今后不做社会学专业研究的同学，学习社会学有什么用处？这个学科还教你做一些社会调查，这是看家的本领。这个本领今后可以服务于多种工作，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对社会调查的需求越来越大，原因还是前面说的，社会处于剧变中。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这是我们的家园，可是这里面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可能你有兴趣了解，每个人都有好奇心。他们能挣多少钱？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呀？他们在做着什么样的勾当？你不知道。所以，整个社会有一种旺盛的需求，搞明白我们社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商家要搞明白，商家要做商情调查，商家对社会调查不是特别在行，统计学是一门学问。而统计学必须跟对社会有深刻理解的人结合，如果对社会没有很深刻的理解，统计学连需要调查的条款都不知道。商家有这样的需求，政府有这样的需求。公民，媒体，都有这样的需求。我们的媒体做的工作差得远。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大批的学过社会学的人才进入媒体，把社会调查搞得更像样。所以说，日后你不做社会学的话，学这学科也还有这样的用处。

三、学进去，就是改行也有收获

你现在在这里学习，以后当然可以改行，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有很多观念陈旧的人认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非常不好。其实，你去统计一下发达社会，有很多人学了以后不做。学了以后不做，对该人的成才未必就没有帮助。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不易分析的事情。但我想原因之一是，从不同的学科中学到了一些共同的东西。所谓共同的东西就是它教会了你读书，教会了你思考，教会了你写作。尽管读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是你读书的能力强了。原来读一本没有学习过的很厚的书，要读两个月，后来读一本没有接触过的书一个月就够了。你读书的能力提高了。你思考的能力也提高了，原来学这个，后来改行了，但是你的思考能力并没有衰减。比如原来你是受物理学训练的，后来搞化学了，假设你和另一个人一同进入化学领域，受过物理学训练的这个人和没有受过物理学也没有受过化学训练的人相比较，可能前者的优势是很大的。为什么优势很大呢？因为所有学科的人不知不觉地锻炼了一些共同的能力，阅读、思考、写作、实验，尽管实验跟实验不一样，但做过此一实验然后再做彼一实验，上手来得快一些。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改行不是一件太要紧的事情。而这个代价，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必然的。我们要认识人性，因为每一个个体认识自己的兴趣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不是一上来就能认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只要是在一个有规模的人群里，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代价不是很大，因为毕竟学了读书、思考、写作，乃至你学会了自己找书读，像这样的一些能力都是很要紧的。

四、为无用之学辩护

我要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讲有用和没用的关系。对一个太信奉实用主义价值观的人来说，肯定认为我们的学科没什么用。认为学经济，乃至于学广告、学会计，更有用，或者学工程，那才是更有用的。所以有必要和大家一起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记得有一年“五四青年节”，好像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那时候我还不是北大的教师，北大学生会把我请来，参加一个座谈会。我记得站出来一个学生，慷慨陈词，说学校应该为社会服务，学校学的东西应该是直接服务于社会的，学的东西要有用处，我们有很多没用的课程学它干什么？因此学校要改革。我有些听不下去，就接着他发了言。我说，要是照着这个同学的话，清点一下北大，是不是好多院系应该撤掉呢？学梵文干什么？学考古干什么？算来算去，我们学校好多院校可以取缔。好多你以为有用的院系，仔细看看，还是没用，很多数学成果不知道怎么应用，500年以后才能用上呢。数学学科今天的前沿成果，500年以后才能应用呢，做它干什么？我们的人民还没吃好饭呢。这个同学提的，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荒诞之处在于，在这个校园里居然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个校园里这个问题居然没解决。我们如果只搞立竿见影的学问，我们的知识，我们整个的文化积累，将是何等的狭窄。我们上不了天，入不了地，不通古今，就知道眼下身前。我们大学是干这个的吗？大学不是干这个的。所以说，最后一个观点，有用没用要和大家深说一下，进一步把前面所讲的东西总结一下。

诸位，科学研究的动力是什么？科学家走入科学殿堂的动力是什么？我说不是追求有用，乃至于不是为了经世济民，是受他的好奇心驱使。他没有办法，只有去从事这样的工作，不然自己无法解脱。为什么说不是为了有用？他不能告诉我们用处在什么地方。还不像我，今天可能一定程度上告诉你社会学有什么用了，你听了以后，觉得还有一点道理。有些人牌头比我大多了，成果比我高多了，你问他那些成果有什么用啊？一问一个准，说不出来。你问爱因斯坦，相对论有什么用？说不出来。你问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有什么用啊？说不出来。像这样比较过硬的例子还不能帮你说明这个问题吗？他们进入科学领域，不是为了有用，不是为了追求有用，是受兴趣和好奇心所驱使。

是有用的东西对人类的用处大，还是无用的东西对人类用处大呢？你会说：老师，你这话有语病，无用的东西还怎么有用？问题就在这儿呢！眼下无用的东西日后可能有大用。眼下有用的东西，对我们充其量是个小用。庄子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他说，你老说有用没用，你脚下踩的一块地方是对你最有用的地方，你把你脚下没踩的地方都去掉，怎么样？你就像站在山头上一样，寸步难行了。如果我们把很多无用的知识都扔掉，我们就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不久前去世的一位华裔大数学家陈省身，曾做过一个演讲，非常生动。他在演讲开场白中讲，欧几里得在两千多年前，提出这样一个说法，说空间中只存在着5种正多面体，多一种也没有，就这5种。大家知道这5种都是什么样的吗？第一个是正四面体，就是三角底面；第二个是正六面体，就是正方体；第三个是正八面体，四面的等边三角形，上面一个、下面一个接在一块儿；第四个是正十二面体，五边形组成的；最后一个呢，正二十面体，20个三角形组成的。陈省身说，欧几里得在两千多年前，就说有一种正二十面体，可以给你画出来，可以给你捏出来，你看，真漂亮。我看见这篇演讲后，重温了一下少年时代的几何学习，拿纸在家里拼成这5个正多面体，现在还挂在我屋里。陈省身说，在大自然当中，两千年来一直没有看到一个自然的，或者是矿物质的结晶，或者一种生物，它的形状是正二十面体。这意味着什么呢？正二十面体只存在于人的思维当中，不存在于真实的自然界当中。但是到了两千多年以后，我们终于在真实的世界里面看到了正二十面体，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存在的这个正二十面体和欧翁脑子里、概念里的那个正二十面体遭遇了。至少我们就可以说，欧翁当年那个大脑里构思出来的这个正二十面体，未必对人类现实生活没有用途，只是长时间以来一直没有派上用场。大家知道在真实的世界里存在的这个正二十面体是什么东西吗？SARS，一种病毒，这种病毒非常非常小，它就是一个正二十面体。就是骚扰中国社会、令无数人病倒的那个SARS，它又有了一定的变异，冠状正二十面体，就是每一个面上还长出了一个小的冠状。前沿的数学成果，要在多少年后走向应用，造福于社会呢？通常是三五百年吧。有些几乎永远不能走入实用。这样的例子很多，哥德巴赫猜想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造福于人类。那么直接做这个事干吗呢？直接做这个事服务于科学系统，服务于数学系统，使数学宝库里面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数学体系越来越严整。但是这个武器暂时和大家的吃喝没关系，乃至于和航天都没关系，和我们最高级的一种应用没关系。它太领先了。

反过来说，最实用的东西也意味着最常规的东西。一亩地多产几斤粮食，多实用啊。中国有个水稻专家袁隆平，他培养的良种每亩产一千多斤，太伟大了。但是如果人类只有农业文明，没有任何别的文明形态，行吗？换句话说，如果人类眼睛只盯着农业，那就连农业自身都发展不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尚且依赖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所以说，实际上对我们最有用的东西对我们只有小用处。我们开发了很多很多暂时看起来无用的东西，这些东西最后可能转化成一个个副产品，这些副产品将极大地造福于人类。谁能否认文字的功效？文字原来是干什么的？文字原来是个很滑稽的东西。知识分子的前身是什么？知识分子的前身是巫。什么是巫呢？巫是搞预卜的。部落要打仗，打仗风险太大了。打不打呀？该不该打呀？你来给算一卦，于是在篝火边上烤起了牛的肩胛骨，或龟甲，烤完以后看看那个裂纹，预言一下，然后把它记录下来。记录的那东西叫什么呢？后来叫甲骨文。占卜有什么用处？打胜仗和它有什么关系啊？打胜仗不是取决于膂力过人吗？不是取决于刀刃坚硬吗？它不取决于这些侏儒。算卜有什么用处？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它是当时的无用之学，但又肯定不是一点用处没有。马林诺夫斯基告诉我们，当水手们遇到风浪的时候，巫术使大家信心倍增，从而有助于他们战胜暴风雨。没有信心，可能很早就溃败了。所以你不能说巫术没有用。同样，占卜可以鼓舞士气。已经占卜过了，我们是天命所在，这股劲儿便陡然增长。共产党军队战胜国民党军队时，士气没有很大的作用吗？士气为何物？几千年前，士气很可能就被这个“天命所在”鼓舞了。你能说那事情都是胡说八道吗？要过后来看，以往的意识形态都有荒诞之处，但在当时有实在的功能。下面我要说的是，占卜过后，要煞有介事地记下一些符号。那些符号当时不过是服务于占卜的，但最后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变成了文字。可以说，文字产生于一种无用之学。如果当年的部落首领都是高度实用，那就没有巫的出现，就没有甲骨文，也就没有日后的文字。文字出台时用处狭窄，后来才发扬光大。我如果精力和创造力还行的话，日后会努力写一本专著，叫作《副产品》。如果没这么大创造力的话，日后会写一篇长论文，或是做一次演讲，讲副产品。人类的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副产品”造就的，不是有直接用途的那些东西造就的。有些东西看起来没有直接的用途，其演绎出来的副产品不得了。

我有很多例子来说明副产品。比如说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最初的石碑，立起来干吗呀？为了以正视听，减少口耳相传的谬误。立一个石碑，人们就不远千里跑来，记住碑文。但又担心，告诉别人时口说无凭，他们不信怎么办？把这碑文拓下来。当初不是为了制作副本。是拓片启发了人，哎哟，这东西还能印刷呢。于是有了雕版印刷。最后为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往往都是副产品，而不是产品，不是直接的目的。

我希望我的观点，我的想法，能够使一部分同学摆脱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我相信在座的有些人，深深地陷入实用主义价值观，一直以为学的东西虚了一点，不如学工程，盖起大楼多实在啊。事实上，人类文化宝库里的大多数东西，没有实际用处。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要比有直接实际用处的东西的知识含量大得多。无用之学最后才有大用处。光看着粮食和土地不行。何况粮食就是再多，它是人类文明未来的方向吗？那太小瞧人类了。我们可以从这里举一反三。

“非典”的时候我在人大做过一次演讲，结束的时候说：我半生所学都是无用之学，我愿意为无用之学论证，无用之学才有最大的用处。我说得太多了，大家提些问题，我希望看到我所说的本科生们的年龄优势。

第二讲　怎么读书

大家和我一起考虑一个问题，要写一篇好论文，需要具备若干项素质，你觉得哪一项素质最重要？我的看法，最重要的素质是你有强烈的愿望要写一篇好论文。我觉得对于写一篇好论文来说，这素质比别的素质更重要，甚至可以说最重要。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种愿望的话，再具备多少素质也是没有用的。其实这个道理可以推论到很多事情上面。比如说想发财，什么素质最重要？就是他特别想发财。就这么简单。要升官，什么样的素质最能使他升官？就是有极其强烈的升官愿望。除此之外，你翻来覆去看一个人，他真有发财的素质啊，精于算计，关键时刻有决断的勇气，善于合作，能够制造一些阴谋诡计。你怎么看他怎么行，但他就是发不了财。为什么发不了财？一项因素极大地制约着他，他没这么强烈的愿望。

前三联书店社长、前《读书》杂志总编沈昌文先生，当着我、当着别的朋友的面感叹，也夫，你怎么不做生意啊？我觉得你做生意能发大财啊！你有这么多好点子，有的卖给电视台，有的卖给出版社什么的，你能发财啊。他不知道我根本发不了财。我不能发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不怎么想发财。我是一个不怎么消费的人，我不知道我把钱都挣来干什么。所以这一个因素就注定了我距离发财最远。当然其实钱赚多了，不是为了花的。钱赚这么多，怎么花啊？比尔·盖茨，还有好多大亨，赚了很多钱，实际上是在做什么呢？做一个游戏，发财是成功的象征。而我不关心这个游戏，就比如说乔丹的素质要是跳高，没准能够破世界纪录，但是乔丹自己不在乎，他没看上这个游戏，跳过两米四十多又怎么样？不如做球王，这么多人看，是吧。大家的追求不一样，取向不一样。这东西是最关键的。跟大家辨析这些道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道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要能做好一件事情，最大的愿望就是强烈地想做好这件事。我这么说好像是同语重复，没有任何信息一样，其实这里面绝对有信息。就是说动力是最重要的。上一讲我说过，能支撑我们学习的有两种动机。第一，你喜欢；第二，你觉得它有用。一个是爱好，一个是功利。我希望我能促进大家有更充沛的动力。动力越多越好，两个三个，越多越有非常旺盛的推动力，越容易促进这个行动。你的爱好我是很难去决定的，或许我能启发一下，但说到底我帮不了什么大忙。另一方面，如果你觉得从功利上看社会学很有用，也可以增加你的学习动力，能间接地帮你把论文写好。

下面就转入第二讲，怎么读书。

一、读书兴趣之开发

要讲怎么读书，说来古怪，我先要讲的是为什么有的人不爱读书。我估计，在外国的课堂上也有教授会讲这门课——怎么写论文。有教授也会讲到这个小题目——怎么读书。但是我想，国外的教授不会在这个讲题下，先讲为什么很多人不爱读书，厌学。换句话说，我认为厌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特色。特别是一个名牌大学里面的学生都厌学，这是中国现象。这是中国初中、高中教育种下的恶果，因为我们的科举太残酷了，很多人学得厌烦了。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接近于一种犯罪。所以，我要讲这个事情，分析这个事情。

人和人有很大差别，这是人类的多样性使然。不是人人都爱读书的，当然如此。社会中有很多不同的角色。有的人适合做活动家，有的人适合做推销员。当然，活动家、推销员里面也有业余爱好读书的人。但就角色而言，做好活动家、做好推销员不是一定非要读多少书。而多数的活动家、多数的推销员可能是不怎么喜欢读书的。无所谓，这对他们很好地完成其社会角色，没有任何影响。我要讨论的不爱读书，是指一个著名学府里的学生居然不爱读书。经过千辛万苦的科举竞争获得胜利了，进入高校以后，我们面临的事情就是读书，但是他不爱读书了。而且这不是个别的现象，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这是个大问题。

就我个人教学生涯里的感受，多数同学读书的热情不大。我是1950年生人，我屡屡看到，同学们读书的热情、干劲还没有我大，读书还读不过我，这是说不通的。你们的精力、智力，都好过我很多。我读大学很晚，因为时代的原因，上山下乡很多年。我1978年进大学，1979年进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是我的导师。我读书的时候，他的学力当然要比我深厚多了，但他读书根本不要想跟我们比。因为我们有本钱，年轻，精力好，有锐气，有强烈的读书欲望。他根本不可能读过我们，他老了，精力什么都不成，还有很多俗事打扰。我们很单纯，不受什么打扰，我们读书是他的2倍、3倍、5倍。

那么反过来，到了今天我也不再年轻了，我怎么看不到周围哪个同学读起书来咄咄逼人呢？我教了这么多同学，就遇到了一个同学。他考我的博士，我这个人是很开放的，哪好去哪念，他考我的博士，同期联系美国、联系香港，我给他写推荐信。后来他被香港科技大学录取了。我教一门课叫“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我自己酷爱生物学，读了一百多本生物学著作。上这门课的同学都觉得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见了一个新的天地，都很兴奋。但是兴奋归兴奋，最后在这个领域中读书读过我了，让我感到后生可畏、咄咄逼人的，只此一人。我们常常交换书目，他经常传给我一些国外杂志上的相关文章。我教的别的课程上也没有看到哪个同学在该课程的范围中，读书超过我。我觉得我应该读不过很多同学，但居然这样的事没有发生。这件事真的太怪诞了。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酷爱读书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我们是什么样的学校？怎么能有这种现象？年纪轻轻的学生读书读不过一个老头子，这太荒诞了。什么原因呢？这原因肯定不在于同学们。你们曾经是一张白纸，是初等、中等教育把你们造就成今天的状态。问题出在我们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里面。教育应该达到怎样的效果？应该开发出一个人的读书兴趣，而不是摧毁一个人的读书兴趣。如此说来，同学们无罪，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它非但没有开发出我们的学习兴趣，反而是摧毁了我们的读书兴趣。厌学是怎么产生的？不爱读书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的中等教育，不尊重个性，不尊重个人的兴趣。它一味地要我们去侍奉一个功利的目标，要我们全身心地侍奉一个目标：考名牌大学。在中学的时候是这样。到了大学以后呢，过早地、过度地走向专业化，要我们去侍奉专业化这个目标，过于重视成功，过于重视结果，轻视了当事人的兴趣。

兴趣应该怎么开发？当然了，你的兴趣开发有时候也需要缘分，有一个老师、有一个朋友在某一个领域启发了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呢，开发兴趣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给同学们宽阔的选择空间，最后会不期然地，很多人开发出了某种兴趣。关键就是宽阔的选择空间。空间是什么意思？就像你走进北大的食堂，你的选择空间挺大的，因为有这么多菜搁着呢，不管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你总能找到适合你口味的。再比如作为一个年轻人，周围有很多同龄的优秀的异性青年，你有很大的空间去找对象。有时候，不是人人都有这么大空间的，都有丰富的选择对象的。比如说，我有个朋友是写足球评论的，叫金汕，因为出身不好，“文革”前一年高中毕业，他学习很好，但考不上大学，就做工人了。没想到他下面的几届中学毕业生都上山下乡了。老金置身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时空里，他下面的六届毕业生统统上山下乡。这是极端的情形。通常，空间是这样的，只要你周围放着许多类型的书，很多类型的知识，只要有货真价实的东西在这儿放着，就是你的选择空间。

什么是选择？选择就是可以自己决定。可不可以我自己决定我爱读什么书啊？只要这么多好的异性存在着，这么多好书在这儿放着，同时你又有时间，有自由意志可以去选择，多数人可以找到对象的。这些书是迷人的，这些好书就像妙龄异性似的，很有魅力。你的求知欲很旺盛，怎么能找不到阅读对象呢？不可能的。

兴趣应该这样开发。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外部压力不可以太大。外部压力要是太大了，你就受到干扰了。结果是你没有选择空间。你被人控制，被人强迫，只读专一的、少数的那几本书。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此前就是这种状况。还有另外一种力量，内部的驱动力。内部的驱动力大了，不要紧的。有时候事情的表面好像一样，这个学生真用功，一个可能是外部压力造成的，一个可能是内因造成的。当然，内因造成的结果，可能是读一些课外书，杂书，闲书。但是也不尽然，有时候内部驱动力造成的也是读某个专一科目中的书。那么我们看到的表象就可能完全一样。但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两种行为是貌合神离的，形同实异的。我曾经跟中国的大数学家杨乐有过对话。杨乐坚决反对奥校、奥林匹克数学班。杨乐说搞数学是个马拉松，不要在少年时代搞填鸭。我为了激发他阐明自己的观点，提出挑战性的问题，因为我知道他的履历。杨乐在读中学的时候就被报纸宣传过。我就问他，您不让现在的这些孩子努力学数学，您当时也没闲着啊，您上高中时做了几百道、上千道数学题。他愣了一下神，说，不一样，没人逼着我，我自愿，我热爱。一个被迫，一个热爱。我们看过去，他们的行为好像是一样的，其实大不一样。这个被强迫的，短期成果可能还不错，但他过后很可能会厌学。自愿的那位，动力与日俱增。

去年北大社会学系硕士生口试。一个小伙子，在北大读本科，是理科的，因为好几门课考试不及格，都是数学类的，被开除了。跌了大跟斗。他不服气，自学考社会学研究生。我对数学的才能历来非常重视，认为数学是基础智力。他因为数学被开除，在智力的某些方面是不是有欠缺呢？口试中我就问他，你数学不及格，是不是中学的时候数学就不太灵光？他只说了一句，中学我是奥林匹克数学优胜。一个当年奥校的数学尖子，因为厌学，在数学上栽了跟头，何等悲哀啊。庆幸的是这个孩子还能翻过身来。

我们接着分析，中学课堂上学的东西和大学专业内学的东西，能不能激发同学们的兴趣？有这个可能性。杨乐就是首先被课堂上的数学激发了，课余继续投入。大学专业内的知识怎么不能激发很多同学的兴趣？有很多老师循循善诱，有这个可能性。但我想，如果仅靠中学课堂上的知识，仅靠大学专业内的知识，来激发同学们的兴趣，成功的比例不会太大。要想大比例地激发同学们的兴趣，我看除了课堂上，除了专业内，在中学期间还要靠课外读物，大学里还要靠专业外的读物。为什么？因为人是多样的，课堂和专业是狭窄的、局限的。这样有限的内容，有可能激发你所面对的全部同学吗？我怀疑。所以说，实际上我们要想真正地调动起一个同学的兴趣，就应该给他宽阔的空间，更多的选择对象，更多的选择机会。

兴趣的早期开发非常重要，读书兴趣的早期开发也是这样。可以做一个类比，大家对各种不同的食物的适应、喜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早期的开发。早期如果没开发出来，大了以后再接触这种食物不见得爱吃，未必受用。举一个例子，牛奶。我们中国人，特别像我这一代人，有相当大比例的人不能够多喝牛奶，喝多了消化不良，会拉稀或胀肚。营养学家告诉我们，牛奶营养非常丰富，价格也不高。我们每人要是每天喝一斤牛奶，多好啊。可惜国人里就一小撮人能行。而老外可以，老外们都没什么问题，并且喝凉牛奶，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喝。什么造成的差距？生理学家告诉我们，这不完全是天生的，还取决于幼儿期的开发。一个人如果在幼儿期喝牛奶，就适应了，成年后可以一直保持，喝很多牛奶。如果幼年的时候没怎么接触牛奶，大了以后就不成了。肠胃里面有很多很多种酶，你幼年的时候如果喝牛奶，就会在胃里面产生一种酶，这种酶能帮助你去化解牛奶。到了成人，那个酶就保持在你身体里。如果幼年没有开发，牛奶再好，与你无缘。或者只能稍微喝一点，多了不成。要做个美食家，小时候周围要有一个广谱的饮食环境，要能接触多种食物，小时候好多食物没有接触，大了再接触这些食物，会觉得味道古怪。别人说是美食，你觉得一点儿也不好吃。岁数大了再开发，开发不出来了。

广博的读书兴趣要从小开发，大了就开发不出来了。其实现在跟同学们谈这个问题，已经有一点亡羊补牢的味道了。兴趣开发要在少年时代，你们都是青年了。那时候是开发的黄金时期，我们却被科举鞭子抽赶，没有自由的时间去接触课外读物。是不是说你们处的少年时代非常不好，我的少年时代非常好呢？不是那回事！我的少年时代处于另一个极端。你们是外部压力太大，逼着你在一个极狭窄的范围里重复劳动。我是处于什么环境？我的遭遇是失学，不仅学校不办了，书都烧了，周围能看到的书很少。同学们在中学时代因为外部压力太大，相对说，你们内部不需要再有太旺盛的动力。再有太旺盛的内部动力，内外夹攻，你岂不是累死了吗？你们甚至经常要找机会歇一会儿，看看电视，偷偷懒。我们那时候学校不办了，一部分青少年激发起了一种内部的驱动力，想找书看。其实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跟大家一样，人同此心，有时候也想偷懒。但是当学校不办了的时候，我才发现念书真不错啊，自己找书去。我们把“破四旧”藏在一个地方的书偷出来。逮着什么看什么。结果呢，在这样一个稀奇古怪的时期，我读了很多古怪的书。有的书好是好，但如果在正常年代，人们走常规道路，是读不到这样的书的。何况你那个岁数了，你又不干这个专业，读这书干什么？比如说，我读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里面的一两卷，在座的谁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俄国大戏剧学家、大导演，世界戏剧有几大系统，他建立了一个系统。他书中的有些情节我还历历在目。我在长途车上给人讲，听的人都很兴奋，说，老郑你哪儿读的这些东西？我读过《阿里斯托芬喜剧集》，谁知道他？别客气啊，博学是一种光荣。他是古希腊的戏剧家。这本书我没读完，没读完被人偷走了。这书我也是偷来的，但我不是偷私人的东西，我是从“破四旧”柜子里偷来的。《鲁迅全集》，我零零碎碎地好像基本上看全了，翻译的除外。我读过好多卷普列汉诺夫选集，雨果的小说还有杰克·伦敦的小说，我大多数都读过。

我认为读书要读得好，凭两点。第一点，天赋条件，这孩子博闻强记，没办法，爹妈给的，有的时候甚至都不是爹妈给的，爹也没他这么好的记性，娘也没他这么好的记性，是基因的一种很好的组合。桨手理论说，不是基因好就行，还要有基因之间的恰当的搭配。第二点就是热爱。读书读得好要凭这两点，两相比较，第二点更重要。只具备一点，其实都读不了太好。但要比较而言，如果兴趣没有建立，智力再好，不爱读书啊，浪费了这份资源，没用。

这样的人我见多了。中学时代有很多孩子，天赋非常之好，没开发出读书的兴趣。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无论是中学、大学，读课堂上这点东西，他事半功倍，不得了，老师都惊叹。但是没开发出读书的兴趣。课程结束，就不再读了。相反，智力较好的人如果兴趣极大，可以读出来。因为他们没完没了，锲而不舍。杨乐当年就跟我说，数学是一个马拉松，前一公里领先没用。读书也是这样。能成为一个饱学之士，第一支撑点是你酷爱读书，有旺盛的读书的兴趣。而这一支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后天开发出来的。有了这个支点，你智力较好就能读得很不错。记忆力超强，那就是陈寅恪了。相反，你有陈寅恪一样的智力，如果早年没有开发出读书的兴趣，这资源就白白糟蹋了。

我们这里，学历越高的同学，似乎越是在忙学历，热爱的成分越低。美国不是这样的，在美国学历越高的人，对读书越热爱。我所接触的美国的博士候选人，没有一个不热爱读书的，都读了很多很多书。这一点和我们形成鲜明的对照。

二、偏重与搭配

读书没有兴趣是不行的，但是你再有兴趣，有的时候也得凭意志。比如这门课，好多同学说有冲突，原来系里说最好都来学，本科三年级的好多同学说有冲突，不愿意学。那好，绝对不要强迫同学们。强迫别人违背我教学的原则，我希望我这一辈子永远只开选修课，不开必修课，不强迫任何一个人到我的课堂上来。来的人都有缘分，愿意学。尽管如此，从下一节课开始，你给我签到。有纪律在这儿搁着。你既然自愿上贼船，这贼船也有它的规矩。你有兴趣读书，同样还是需要意志力的。做一个专业读书的人，读着读着总有烦的时候。要有意志力，没有意志力不成的。这样说起来很辩证，没有兴趣是读不好的，没有兴趣把分数考得很高很高，假的。没有用，因为你马上画上句号，再也不干了，等着遗忘。但是有兴趣，没有一点意志力也是不成的。意志力所起的作用再一次说明了，要做成一件事光靠智力是不行的，不要迷信智力。兴趣和意志力都是智力之外的因素。我们中国的教育，有时候不注意开发智力和知识之外的因素，像兴趣、意志力。所以最后培养成的人，都有点发育不健全。搞过体育的人一般意志力非常好，体育和智育虽然不一样，但是都要求非常专注。体育其实是锻炼一种控制力。体育上的一些操练，会有助于你全面人格的发育。以后你把这种能力移植到智力生活当中，也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不重视，我们就片面地以学分为标准。

读书的主攻方向，要以自己的兴趣为转移，也就是说符合兴趣的多读，认真读，不断扩展书目。不符合兴趣，怎么办呢？不符合兴趣，达到老师的要求就行了。你对这个没兴趣，但是既然老师说社会学这个是必学的，他有他的道理，要达到他的底线，基本掌握。我要告诫你的是什么呢？你不喜欢，就不要在此追求高分，别被太强的虚荣心驱使，其实以后注定要和这个类别的书籍说拜拜的。“但是现在我总不能丢人啊，我从来都是好学生啊。”你不喜欢，要达到底线，就完了。谁的精力都不是无限的，要善待自己的精力、时间，把你的时间投入到你最喜欢的书上，去读。我们总要被迫地复习，总要背很多东西。我为什么后来在美国读了个硕士就不读了？为学历读，总要被迫读很多书，有的自己不愿意读，有的我读过了，比如说很多马克思的书也得读，中文都读过了，然后换成英文再读，还得应付考核，要重复做大量的工作。我那时年岁已经比较大了，三十六岁。我愿意享有更自由的阅读，愿意读什么就读什么，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就和学校拜拜了。学校认为这个人学习不错，大多数课都能读A，劝告我说美国高等教育认为培养一个博士生才叫培养出一个人才呢，本校也给你花了一些钱了，你接着读下去好不好？不读了，拜拜。

平常读书，要搭配。什么叫搭配？有兴趣的和没兴趣的，要搭配。不能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读老师要求的、我无兴趣的书。这样能把你的精神状态读得非常沉闷，效率就非常低了。读书的时候，要处于一种兴奋值比较高的状态，吸收才比较好。但是有些书你又不能不读，虽然你不喜欢，也要达到要求啊。你自己好好搭配。绝对不要在一周内读的都是自己很不愿意读的书，读得昏昏欲睡。要很好地搭配。这搭配由你自己来进行。

三、博与专

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国经济学领域的学者要比社会学多十倍，几十倍。这是一门显学。但是老实说，读中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我很少读得有兴味。我觉得他们的大多数著作写得无趣。但反过来说，我们中国社会学家写的著作就令人恭维吗？我也仍然觉得大部分著作写得没有趣味。我这么说，实际上是和一些国外的大经济学家、大社会学家的著作相比。特别是经济学领域，这个现象最突出。读国外大经济学家的很多著作，你会觉得非常好玩儿。而中国这样的经济学著作几乎没有。我们社会学界，五十步笑百步，也强不了太多。其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对国内的经济学家乃至社会学家来说，写书是工作，不是游戏。书写得那么枯燥，我想写的时候也不是一种享受。枯燥的过程中是不可能做出趣味来的，绝对不可能。再往前推，他们作为一个学者，他们读书读出趣味了吗？他们读书如果真的读出很大的趣味来了，他们的书不可能写得那么没有趣味。我觉得他们是工人，做出了特殊的产品，这个产品是一页一页翻的。我觉得他们的东西不是艺术品，他们的产品辱没了书籍。国外那些大师非常之博学，讲述一个东西，或者一路写下去，左右逢源，有无数个闪光点，无数个激动人心的观点，无数个美妙的想法。

我们的情况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的严格的分工制，学科的分工造成的。学科的划分是人为的，没有必然的道理。为什么这些学问属于经济学，那些学问叫社会学？是人为的划分，没有当然的道理。而社会问题，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社会问题当然是人造成的，但是它是独立和超越学科划分的。你能说这个社会问题专属伦理学，那个专属经济学？很难这么说。我觉得，真正的学者要从问题出发，不要画地为牢，将自己卖给某个学科。我们都是干社会科学的，要从我们的生存中所感受到的刺激出发，去努力发现一些问题，分析一些问题。我们是由此出发的，而不是从自己学科中的一亩三分地出发的，这是我的地方，别的我不管。而这些现实的社会问题很可能是跨学科的，甚至是超越学科的。不是两个学科的，是几个学科的。当你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求你有宽阔的知识面。相反，如果没有很宽阔的知识面，是不能深入解答这个问题的。

那同学可能会问了，你说这是学科划分造成的，那国外的专业分工走得更细致，学院派中的野狐禅更少啊，都是术有专攻。不错，是这样。但你看它教育的过程可不一样，它的教育过程培养出了很多博学之士，那教育过程不让你吃偏食。你像我在美国受教的那个学校，不是名牌大学，是一个私立学校，该州的一个贵族学校。在我记忆里，要得到一个硕士学位的话，是需要40多个学分。一门大课是5个学分，也就是说大概需要9门课的样子。这9门课里面只有3门课是必须学的，除了这3门课以外，你愿意学经济学课程、政治学课程，随便。国外的很多学者没有像我们接受了这样狭窄的教育，如此偏食。

自然科学的事情，我没什么发言权。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窄了根本不行。我说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里面，几乎所有的门类，窄了都不行。咱们抬抬杠，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会计学，窄了行不行？也不行。会计学窄了，学成一个书呆子，社会上造假账的特别多，你要是学太窄了的话，第一你当不了好会计，你不会造假账，老板不高兴；第二，要去做审计之类的工作，你更不行，你不会查假账。所以学得太窄了，无论做哪个角色，你都不成。假账完全是社会中的博弈行为，要有很宽的社会知识，了解很多社会信息，才能不断地推陈出新，那也是魔道斗法，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嘛。而我们社会学，尤其需要比较宽阔的知识面。我甚至觉得，在社会科学的殿堂里，社会学要求最宽阔的知识面。

根据我治学的经验，每个人在治学和读书上至少要有两个兴奋点。一个兴奋点是根本不行的。至少要有两个兴奋点。你想啊，我让你站直了，把一条腿抬起来，我给你看钟点儿，看你能站多长时间。站不长时间的。两个支点才牢靠。三个支点就更好了。要有几个兴奋点做你知识的来源。不是为了成为一个饱学之士，仅仅是为了把社会学做好，也必须博学一些。文史哲、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生物学，都要学一点。我大概一方面一方面地给大家说一说。

文史哲，所谓人文学科，是人类最古典的、最古老的学问了，都是看家的本事。任何一个学社会科学的人，没有很好的文史哲基础，简直开玩笑。

文学是宽阔的。往窄了说，就是小说，你要读一些。要读一些名著。不读一些不像话，不可能做一个社会学家。我给我的研究生开过一些小说书目让他们读。我随便说一些，看你读过没有？读过雨果的《九三年》没有？通过它可以感受那场大革命，很感性地理解人道主义，知道一个贵族的尊严。要读点昆德拉的东西，不读昆德拉的东西，你就不知道整个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普通臣民们，在俄国高压之下的感受。在文学层次上降低一个档次，要读读阿瑟·黑利的小说，阿瑟·黑利写了这么大一堆书，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写。汽车制造业、酒店业、银行业、药厂、航空港，写了好多。在每个领域，他深入下去一两年，搞明白其中的勾当，才开始下笔。读了他的小说以后，你知道发达国家很多领域是怎样运转的。你还知道一个写虚构的人都那么认真地去调查，去体验，我们不是干虚构的，就更需要深入调查。读读汪曾祺的小说。我们说“灯下黑”。历史地看，什么叫“灯下黑”呢？就是你父母出生的那个年代，对你来说最陌生。这陌生怎么讲啊？所谓陌生，是要比较而言的，是要跟你周围别的人去比较的。唐朝的事，你知道的多寡跟你父母差不多。你跟前代人，你跟你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差距最大的是什么呀？差距最大的就是民国时代、共和国初期的那些事。那是他们最熟悉的，你最陌生的。而知道那些事比知道唐朝，对你来说其实更要紧。读汪曾祺的小说，你能明白那时候的民俗、人物，何等的可爱。有读过的吗？举一下手。真的没有一个人？

要读历史，要读一点近现代史，《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最好都浏览过。你受过历史教育，但你看看别人怎么写我们家的历史。

要读点哲学，学业这么紧张，我给你的建议是放长线。找空读一读。孔孟老庄，都得读一点。柏拉图读一点，读了柏拉图也就知道了苏格拉底。轴心时代的这些人物，确实不同凡响。

读一点大经济学家的东西，大经济学家本身跟社会学家是一回事。比如说斯密，斯密是近代经济学家的鼻祖，斯密同时是个社会学家。斯密写过《国富论》，还写过《道德情操论》，后一本书可以充分说明他是社会学家。马克思是经济学家，马克思也是社会学家。现当代的最有社会学家味道的经济学家，而且完全可以说是社会学家的是熊彼特。翻翻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看看一个经济学家论述民主是何等的精彩，看看他怎么评价马克思。读读保守经济学家吉尔德的书《财富与贫困》。读读弗兰克的书，他在美国出版过两本畅销书，都翻译成中文了。一本叫作《赢家通吃的社会》，一本叫《奢侈病》。《赢家通吃的社会》更畅销。那两本书都可以说是标准的社会学著作。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当代社会的特征，没有几个人真正抓到，而他抓到了一些。看这本书的时候，我非常之感慨。我和我系刘世定老师交换意见，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像弗兰克一样，写一本书，没有参考书，没有注，不掉书袋，全是真知灼见，人家又绝对不说你这本书没有水准。刘老师回答，那比写带注的难多了。弗兰克一本大书《微观经济学》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七八百页。我觉得，弗兰克是当代的大师，但还没有被当代学界充分认识到。

读点心理学，别光读什么社会心理学啊，读点真正的心理学，但这类书最难选。汉译本几乎就没译过什么心理学前沿的东西。为什么要读点心理学呢？它对于理解人的动机、人的性格，有格外的帮助。而我们社会学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研究人的行为，对人的性格、动机这些东西没有很好的把握的话，是不好下手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比较相似，就是内部的离散性最大，内部最不同质。唯其如此，这两个学科特别有生命力。但同时，糟粕、过时的东西也是很多的。你不好选。要读进化心理学的东西，比如平克（Pink）的东西，有意思。

读点生物学。一本帮你入门的就是我的小册子《阅读生物学札记》。为什么要读点生物学？这个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人家的东西不仅是靠生物学的技术实践影响你，还靠思想方法。任何一个伟大的学科都靠两个方面作用于社会，一个方面是转化成一种物质力量，改造这个星球，改造这个世界。另一方面，就是这个学科的方法论极大地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方法。物理学曾经产生过这样两方面的影响，今天的生物学也一样会产生这样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通过它的基因工程，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以及人体。一个是它的思想方法。我们是研究行为的，我们见到过多少种行为？动物的行为不是行为吗？我们是研究社会的，动物也组成了社会。它们的千万种行为、千万种社会，可以给我们观察行为、观察社会提供很多参照。我们跟它们不是没有关系的。研究显示，黑猩猩和人类基因相似性达到96%。你愣是声称我们跟它们根本不是一回事，你是什么？是神仙？我们的很多基础动力，比如说炫耀的动机，跟猩猩别无二致。别美化自己。生物学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揭下这神圣的外衣，别以为自己是神。

我希望我们这个学科的教师能够为大家开发出更宽的食谱，给大家的胃里开发出更多的酶。不要像我们这一辈，写的书让人味同嚼蜡。现在看起来呢，因为我们的毛病，有其父必有其子，所以你们一定会存在若干的问题，有先天的短缺，所以我们一起努力去扭转。学科特征的关系，我们应该比别的社会科学领域的人更博学一些。经济学的规模非常之大，社会学是很小的。但我们社会学做得比较好的一些中年人，和经济学做得比较好的一些中年人交流的时候，聊起天来，吹起牛来，我觉得我们比他们博学。原因可能是他们门槛更高，要学数学之类的，就把人累得够呛，所以就博不了了。所以我想，你们应该比别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生，读书的面更宽，更博学。但现在没看到这种势头。一个例证就是我亲身的感受。去年我开了“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这门课，30多个人选课，但生源的学科覆盖非常宽，理科的占一半，生命科学学院的人最多，化学系的、数学系的也来了，还有新闻学院的，经济学院的。这30多个人覆盖得有十几个系。我是社会学系的教授，社会学系选课的人数是零。每次下课了走不了，好多一二年级的孩子，还要继续跟我理论。他要和我讲他读过的一本书，问我读过没有。他给我讲那本书怎么怎么好，然后和我讨论。我觉得非常欣慰，就是课程激发了他们极大的学习兴趣。要知道一个学生的想法是不容易的，特别是要知道一些对你不太好的看法。我特别找生命科学学院的同学单个谈话。我问他，有些生物学方面的知识你们知道的比我还要多，跟我说实话，学这门课有没有收益？我要问他这个问题。当然我同时更不容易获得的一个信息就是，社会学系为什么没有人选这门课。后来我找机会问过一个本科生。那个同学想了想说，我们考大学考的都是文科，这个课我们怕听不懂。这就像我有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要问一个同行真实的态度其实不太容易。这人要非常坦率，我才能问出他真实的态度来。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我是一个社会学系教授，十几个系的同学选这个课，社会学系选的人是零。如果社会学系的同学来了，我不信他不爱听这个课。问题是你们的兴趣和选择为什么这么窄？

现在在整个社会科学界，能讨论生物学著作的朋友也没有几个，但凡是能讨论的人都是发烧友。比如说我自己，没有想到到这个年龄了，能有这么一个狂热的读书期，一本一本，手不释卷。这不是工作，这是游戏。非常之兴奋，我阅读的结果是，认定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有生物学这么大的创造力。不是指基因工程，是指思想上的创造力。不然我不会有这么大的热情去追踪人家，追着人家屁股走。他们思想的创造力，他们洞悉行为、洞悉生命、洞悉社会的力量太厉害了。那门课里给同学们说了很多很多本书，给他们的作业就是两本书评。很多人在书评中说，多年没有读过这么好的书了。这在我意料之中。随便给大家说一本书吧，《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在中国的销量是大概一两万册吧，在美国上了百万册了。在美国的学术界，这本书名声太大了。关键是这本书太迷人了。

四、主客观的结合

读书，你当然要力争正确理解，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同一本书，特别是有深度的书，大家的理解一定是不同的。其实在读的时候，你要争取的是两个收获：一个是努力把握作者思想的框架，作者核心的观点；另一方面你要产生自己的心得。一个客观，一个主观。误读在所难免，何况你说你没有误读，那别的读者怎么跟你的理解不一样呢？要么你们俩有一个误读了，要么你们俩说的那事，作者没有完全说出来，是你们的推论，推论得不一样。但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非常可贵的。误读也不要紧，所以有一句话叫创造性误读嘛。如果一本好书拥有了亿万读者，这些读者都能把它背下来，那我们的文明就不能推进了。一个好的著作最大的成果就是，它问世后，引起了纷繁的争论，在它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很多新的东西。有反驳的，也有支持的。那么这书的影响就是最大的了。在主客观结合这里，我要重申的一点就是，要遵循主观的兴趣去扩展自己的阅读范围。你的生长只有以你的兴趣为基础，没有第二个基础，以第二种东西为基础的生长注定是没有太大生命力的。所以读书的时候，一个是理解它的东西，一个是产生心得。

五、两种笔记

学院派读书和非学院派读书的一大差别就是，要做笔记，要有自己的学术档案。这笔记怎么做？笔记基本上就记两个东西，第一个是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关于它的一些核心观点的索引，你做这个东西是给自己做，别人看不懂不要紧，以后这本书可以远离你，但是你的笔记总在你身边。你看到自己的笔记，大概就可以把握那本书。有的时候笔记是带页码的，那观点在哪里，把那书拿来就能翻到，引用时方便。第二个是你的心得。上这门课的时候，教学秘书让我给同学们开一些参考书。我基本没开，我说这门课听听就行了，但多少还是要开一点。这里就说一本，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我建议在座的每一个人读一遍这本书的附录。原书挺好的，但原书看得挺费劲的，可以不读。这本书的附录叫作《治学之道》。米尔斯是美国社会学家里面的一个天才，但英年早逝，要不然的话，会给我们社会学领域增加很多财富的。这个人是异类，到古巴见卡斯特罗。鄙人也是异端，特别喜欢异端的学说，觉得异端像罂粟一样美丽。那本书里头，米尔斯告诉我们，读书要做笔记，建立自己的学术档案。自己做了这么多年学问做得稀里糊涂的。以前是不怎么记笔记的人，上课从来不记笔记，是因为记不下来。我们刚念大学的时候，好多人忠实记笔记。很多女孩可以一字不落记下来，真厉害。我记不下来。我很主观，老爱走神。如果你讲得不怎么好，我就走神了，记笔记是个苦役。我读书原来也是不记笔记，书中精彩的地方画一个杠，如此而已。后来，看米尔斯的东西才知道要记笔记。早年读了那么多，都没记，耽误大了，后来我就开始记。你看，上学期我讲的“消费社会学”，这是我备课时读的45本书的笔记。你们有电脑了，一定要用电脑记笔记，不要用手写。为什么呢？因为电脑可以清楚地打印出来，比较密集，电脑的一页有两千多字，手写呢一千字都没有。这样你看得快，复习的时候浏览一下笔记就行了。所以大家读书的时候一定要记笔记。笔记是给自己记的，记得非常浓缩，帮你记忆，帮你寻找。

不记绝对不行。我去年眼睛坏了，不能用电脑，勉强能看书，看了几本书就没记笔记。过后写东西，想引用一个观点，无论如何找不着出处了。所以说，不要太自信，到时候你会记不清的。当然还要记心得。可是我这个人不记心得。我不记心得不是说我这个人比较客观，光记作者的想法。我是有选择地记作者的想法。我记作者的想法往往是我非常赞同的想法、观点；要不然就是我非常讨厌这个观点，但这个观点很有深度，不好反驳。所以我这个笔记实际上是很主观的。可是我不记心得。不记心得不是好事，不值得学习，我最钟情于他这些观点，我就记下来。记笔记跟读书一样，你不热爱它，就会忘记它。看书要看你热爱的，记笔记要记住你最钟爱的观点，你是由此发育的。一个人跟一个人为什么想法不一样？一个人跟一个人做学问为什么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的爱好就不一样，我们的爱好不可能完全一致，就像我们的相貌不可能完全一样。你的兴趣是你发育的基础，你只能从这里发育，没有第二个基础。

米尔斯告诉我们，要记两种笔记，一种是读书笔记，一种是观察生活的笔记。就是你从生活当中产生的一些感悟，发现的一些道理，你就把它记下来。这二者还有一个互相的印证。有过社会经历的人读社会科学，要比没有社会经历的人对书本的理解更深刻。因为他有生活经历去支撑他，他有生活的感受。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遵循米尔斯的教导，做两个笔记。一个是你生活中的感悟的笔记，我下节课还要讲我们怎么思考。还有一个就是读书的笔记。两个笔记互相印证，能促使你思想水平不断提高。

最后一点，读书以后要多和同学交流，多讲，多向同学卖弄你的学问，卖弄你读的书。能找到一群廉价的听众，是幸运的，讲完之后你记得深刻，记得清楚。不是你一个人占了便宜，他听你讲也受启发，有时候你也要当听众的。要珍惜校园生活里同龄的优秀青年的云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如果换一个地方的话，就不行了。讲也没人爱听，没有听众了。这里面因为密集嘛，所以有最廉价的听众。你自己有时候也是廉价的听众。要多交流，要多讲，要相互卖弄学问。卖弄也是一种刺激，增加学习的动力。别人老卖，你总没的卖，不是没面子吗？于是你也要卖一卖，要卖一卖就得读书。这是一种良性的刺激。

第三讲　学术与日常生活

一、发现问题

搞社会学研究，首先要能发现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思考、深究，乃至从中产生你们的作业，你们的作品。从什么地方发现社会问题？我认为，同学们以及非专业的调查者，只能从两个地方发现问题，一处是媒体，一处是自己的日常生活。媒体指报纸、广播、电视，那里面报道了一些社会问题，一些我们自己无法直接了解的社会事实、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还有一类媒体就是很专门化的理论著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和报纸、广播、电视对待社会问题的不同方式，它要去解释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发生，乃至上升到一种理论的高度，探讨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另一处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从中也可以发现一些社会问题。如果你是专业的调查者，你可以通过你的调查发现一些社会问题，那既不是你的日常生活，也不是媒体的报道。但你们不是专业的调查者，是学生或者普通的人，你们大概只能从媒体和日常生活接触社会。

两方面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和问题。从报纸上或理论著作中看到的学者和记者对社会问题的描述和分析，你能够理解吗？如果他们所说的社会问题和你有过的经历距离很远，你能够很好地理解吗？很好理解的可能性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第一，你有良好的想象力。第二，你有过一些生活经历，你的那些生活经历和你从媒体上看到的那些人的遭遇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你的那些社会经历帮助你去理解他们。我做一个不恰当的比拟，有人在火灾中被烧，你听说后很难过，你被烧过吗？没有。那你为什么感同身受呢？因为你体验过别的伤痛，要是你根本就没有体验过任何疼痛的话，你就很难体会他们。实际上你的痛感是帮你理解别人别样的痛感的根据。我们由此类推，我们对和我们生活差距很大的困境中人们的理解，需要我们具有一定的社会经历，这些社会经历和那些人的遭遇可能差别不小，但是依然是帮助我们理解他人的遭遇必不可少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社会经历更多一点，就更能帮助我们去理解他人的遭遇。但是肯定不能无限多下去，有最多社会经验的人是实践者，不是研究者，要你的经验和实践者们等量齐观是不可能的。但有的时候经历稍多一点是有利于你理解他人的。

二、个人问题与社会问题

自己生活中的问题是社会问题吗？是公共话题吗？有些的确是比较纯粹的个人问题，例如某人失恋了，这是社会问题吗？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日常生活中个人所遭遇的一些东西上升不到社会问题的层面，它是比较纯粹的私人问题，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我们要讨论的是从个人日常生活发现社会问题。那么就是说个人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问题，它看起来似乎是个人的问题，但是可以关联社会问题。有些问题本身就是社会问题，比如你因为家庭贫困，考的分数再高也上不了大学，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相当数量的同学面临这种问题。可能这是你的问题，但也是社会问题。就是说，你已经遭遇了一个社会问题。还有一些个人问题，里面包含着社会的因素。比如说你要离婚，这毫无疑问是你个人的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吗？传统社会大多处在静态中，没有遭遇变迁，这个时点之前之后鲜有变化发生，如果离婚率一直很低，离婚便是个别问题，不是什么社会问题。可是你遭遇离婚，同时发现上个时代离婚很少，当代社会中离婚很多，那么这问题实际上就牵扯社会因素，牵扯人们普遍价值观念的变化，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某个个体的婚姻，离婚和这些因素是有关联的。

总结我上面说的，个人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些直接就是社会问题，有些包含着社会的因素。有的个人的问题也可以成为社会学、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任何问题都不是绝对偶然的，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可以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但是它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问题，不是我们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而那些个人直接经历的问题，如果带有社会因素，或者虽然是个人问题但实际上它也是社会问题，它们都可以由你个人的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在你努力解决个人失恋的问题时，你要调整自己的心理，或努力把失去的对象重新找回来。但当个人遭遇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你还有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做出很好的思考。比如说矿难，当你的亲戚遭遇矿难，直接想到的是怎么赔偿和救助，但同时也可以把它上升到一个社会问题来考虑。也就是说前者是可以转化为后者的，个人问题可以转化为社会问题，并且对于包含社会因素的个人问题的理解和思考，往往是日后对一些社会问题理解和思考的基础。从书本中看到的很多社会问题，其实不是我们社会中的问题，可能是外国社会中的问题，可能是祖辈社会的问题。而日常生活中的经历，有时也难以帮助你对周围的事情做出深刻的理解，因为你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当事人，有的当事人文化层次不高，更谈不上受到理论的熏陶，所以说单凭一些社会经验也难以帮助你对社会生活有深刻的理解。总之，应该是生活经验加上书本学习，才能发现和提出真正的、有质量的问题，这两点必须很好地结合。

三、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

学习社会学要求我们学会发现社会问题，学会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怎么去开发这种能力呢？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从日常生活出发，不放过我们自己生活中及周围出现的问题。我们发现问题以及思考问题的能力应该从这里开始锻炼。当你从这里慢慢地获得了思考能力，而后你再从媒体上听说一些远离你的社会问题，从理论著作中知道学者们是怎样解决那些和你很有些距离的问题，这时候你的理解就不一样了。下面我就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怎样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

家庭中的一些事情、事件都可以进入我们的思考。比如说父母的谋生之道是什么，你一直靠父母养育，你父母靠什么赚钱，怎样营生，怎样收支，有的下岗了，有的在生计上遭遇挫折，你固然不是直接去赚钱的人，但你其实是近距离的观察者，只是过去你是消极地接受养育，没有去积极地帮助他们工作，连积极的观察都没有做过。你以后还要帮老师做比较大的题目，可是你去观察过你最近的亲戚的谋生之道吗？仔细观察思考一番，你的思想会有很大的长进，你就明白了很多问题，这是最便利的窗口。你再想想你自己家庭的消费，想想你家庭消费二十年的变迁，你二十岁出头了，年纪太小时没有记忆，但能记忆的有十五年，你仔细回忆你家里这十五年来消费上的变迁。在消费上你家里有什么大事件，你一样一样记下来，修房子、买房子、买彩电、内装修，家里新的生活习惯的形成。

农村的故事更多。在这方面，一个农村子弟比城市里的孩子更幸运，对日后做社会学来说从小的经历更丰富。相对来说，城市里一个孩子看到的事情比较单一，比较贫乏。一个农村孩子可以看到村内成员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打工、赚钱方式。还可以看到分家，看到家庭纠纷，看到邻里纠纷，看到很多故事，非常有趣的事情。你可以看到人们对政治权力的看法，对正式与非正式权力的争夺，什么是政治？那就是政治。后来进了课堂屡屡说到政治这个大字眼，政治学是研究什么的？研究权力的。一个村庄也有村庄的权力，那是一个城市里面出生的同龄人绝对看不到的，因为城市里的孩子看不到他父亲的单位，而农村孩子有幸看到村庄政治，甚至听到父母在议论村庄政治，只是当时你没有也没那个必要去认真想想是怎么回事。

你说离开那个村庄不少年了，那已经不是我的日常生活了。但你现在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密切注视，可以从中发现问题，锻炼你的思考能力。现在，也就是大学当中仍然有很多故事，从中绝对可以发现问题，主要是看你是不是有心人了，是不是特别肯思考，肯观察。比如我们说手机，这个屋子里差不多人人都有，没有手机的可能只有我。你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吗，买手机是为了什么？实用，便利，还是时尚？没有手机就很不便利吗？买了手机你所获得的那个便利有多么的重要？我没有你觉得怎么着，你比我忙很多？没它不好办了？没有手机的时代不能过了？宿舍有电话啊，还不够便利？我读大学时宿舍没电话。你还可以想想买了手机之后在做什么，有多大比例是解决一些急需解决的事，不然就不行了。你算算账，人都会被自己的行为蒙蔽的，因为自己要为自己的行动找一个坚实的借口，促进自己去做，而且要说服掏钱的人。这很可能是自欺欺人。要自己算账，买了已经一年或是半年了，如果半年的开销想不起来了，算下一周的，这一周你用手机都干什么了？都是很必要干的事情吗？假设不是，为什么要买？是社会风气的影响，无形中加入了一种时尚，还是确实要解决实际需要，这是绝对值得自己思考的。

再举个例子，电脑。像手机一样，我们在座的同学可能都有自己的电脑，虽然系里面有一些电脑可以供同学们使用，但是同学们可能都有自己的电脑。还是上面的问题，买电脑是纯粹的必要，还是裹挟了时尚，和别人攀比？这可以从电脑的质量、档次上来观察。我觉得最必要的其实是打字，第二个必要可能是电子信件的传递，其他的更高级点的功能我觉得不算太重要。特别要考虑我们有些同学的家庭并不很富有。我曾经想给我的学生一台电脑，这台电脑质量很低只能打字，他拉回去以后又还给我了。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先想自己，再想周围同学，还可以有些小对话。去想一想，我们通常为自己的行为想出了很多理由，它们是否成立，还是我们陷入时尚潮流之中？我举了两个例子，动用你的智力去思考，你就会发现我们周围的一些话语是不实之辞。在你动用脑子思考之前，你也不知不觉地加入这种话语之中：大学生是需要手机的，是需要电脑的，等等。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消费的形成来自时尚的作用。我不想跟你争论，但是我想你至少应该同意，这些事情是值得琢磨的，道理至少不是一边倒的，有思考的空间。

还有你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咱们就举吸烟的例子。校园里不乏吸烟的人，耐人寻味的是很多吸烟的人不是来大学之前就吸烟的，那么就值得探讨，你怎么在这里学会了吸烟？今天这个社会应该是东风压倒西风，吸烟的人越来越被动，在公共场所不让吸烟，社会潮流如此，很多人在戒烟，然而你在这里学会了吸烟。这是挺值得追问、值得琢磨的事情，把它说清楚不容易。我插队时为什么不吸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省钱。我跟史铁生是很好的朋友，聊天中我们讨论过很多问题，史铁生对他那时为什么抽烟的解答是什么呢？为了省钱，当时找不到一个比吸烟更廉价的娱乐方式了，几个人晚上一边抽烟一边聊天。我俩都不是不善于思考的人，但两个人的说法完全不同。今天对于同学们来说更值得深入思考了，因为现在的风气不一样了，可是在这样的风气下，好多人依然在开始学吸烟。还有一个问题，今天很多场合都禁止吸烟了，就有一个宽容问题。你的宿舍里有没有人抽烟？不抽烟的人容许别人抽烟吗？在公共场合，饭厅、自习室、图书馆里头有没有抽烟发生？当抽烟发生时有没有冲突产生？通常情况下人们是被动地接受，还是反对和制止？还有一个宽容和性别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男生抽起烟来容易被人制止，还是女生容易被人制止？为什么会是这样？是不是制止一个男生你觉得风险比较大，因为他看着也来者不善。是不是一个女子更弱小，你更有勇气去制止？还有在人际交往中关于吸烟的宽容问题。我们同学当中有很多谈恋爱的，假设两个人中只有一方抽烟，你去打听一下，如果是男生抽烟，一般女生的宽容程度如何？如果是女生抽烟，男生不抽烟，宽容程度又是如何？都做个小统计，你会发现想象不到的事情。这种想象不到的事情是思考的根据、思考的对象。

我问同学们一个问题，我自己真的不知道：同学间的荣誉、声望来自什么？这在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学习好，体育好，文艺好，还是什么东西？你们在中学和大学期间有什么变化？这个变化是社会风尚变了，还是年龄变了？十几岁的时候有的同学因为什么声誉高，到了二十岁可能就不一样了。时代变得太快，中国变得太快，风尚变得太快。

北大的生源是什么样，城乡各多少，大中小城市各多少，生源当中父母的职业，同学们毕业以后的去向，我觉得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足够我们去思考，甚至是需要一定思考深度的问题。人大有一个学生学经济，后来要读我的博士，最终我把他推荐到香港读社会学去了，他在人大的报纸上写了一篇小文章，题目叫“人大人的性格”，他说人大同学的性格就是非常的务实。务实怎么讲，可以有很多种定义，他说的务实就是非常的现实，不冒风险，只做胜算很高的事情。他举例说明，他问过很多人大同学高考的分数，都很高，报哪里都能录取。人大当然不乏这样的同学。他又问这些高分的同学：你觉得人大是最好的学校吗？都断然回答不是，北京有两大牛校。继续追问，你明明知道还有两个学校更好，你又能考这么高的分数，为什么要报人大呢？回答是不想冒险，追求保险。人大同学的务实性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到，这种务实性是哪儿来的？来源于务实的人、不冒风险的人，扎堆到了一块儿。这些人互相影响，彼此都越来越务实，不做非分之想，不冒险。我很欣赏这篇文章，我看重的是他从身边去寻找思考对象，就这个问题我没有看别人说过，这是独立发现问题的能力，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要强调的是可以从周围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如此提出问题和解释问题不是从概念出发，是从日常事情出发。我们要努力使自己变得敏感。敏感不是天生的吗？有天生的因素。但是因为你重视这一点，老是瞪大了眼睛，你也会变得比过去更敏感。我们要去领受生活中的好多事情，好多小细节的刺激和启示，不让它轻易溜走。我们要做认真的观察者和执着的思考者。我们系里经常给大家提供实习的机会，挺好的，实习机会可以让你身处一个你自己不容易走到的时空里面。但实际上你天天都可以实习，给你安排一次实习是一件稀缺的事情，安排一次也不见得安排第二次。最廉价的、最大量的资源就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四、学习写社会杂文

大家可以试着写一点社会杂文，写你自己发现的小问题，或者是从媒体上发现的问题，对此你有自己的见解。如果你迫使自己开始这样的习作，你也就迫使自己去思考了。当你下笔去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必然整理了自己的思路，深化了自己的思想。原来你可能觉得，哎，我是有点想法的，当你准备写在纸上的时候，发现想法还很有限。原来你以为自己的想法挺清楚的，当你写到纸上的时候，你会觉得逻辑上还得进一步梳理。写作，反过来就进一步锻炼了你去发现问题，去解释问题的能力，当然毫无疑问也锻炼了你的写作能力。我在这门课上特别推荐一本书《社会学的想象力》，只看它的附录就行了。这附录里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对于同学们来说写作是每一周都要进行的事情。我没看到太多的社会学系的同学有很好的文笔。北大社会学系同学的东西我翻了翻，无论是硕士生还是本科生，文笔比人大社会学系稍好一些。但是总的说，文笔好的同学比例不大。

选我课的人很杂，其他系的同学更多。有的同学很自负，认为自己的文笔非常好，从中学一路获奖，获全国奖。我给他们改文章的时候她对我说：“哎，老师，你的语感真好啊。”我的语感确实还可以，一篇文章拿起来两分钟就可以判断出文字功夫。在人大时看到一篇文章文字非常好，是新闻学院的同学，我把这个同学叫到办公室来，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中学作文得过奖吗？得过。得过什么奖啊？得过全国一等奖。拿着她的文章一看就知道，不是偶然写成的，文字老到，果然是有来头。我所教过的学生当中文笔好的多数是新闻学院的，他们的文笔显然高于社会学系的同学。应该如此，要不然人家为什么报考新闻学院，当然是觉得写作是自己的长处。但是我们不管入学前的事了，你入校后锻炼比人家要少得多。你们多少天写一篇东西？大师说了，一礼拜写一篇东西，假使你坚持一礼拜写一篇东西，肯定就不是今天这个水准了。有人过去这么告诉你，这么要求你吗？你缺乏锻炼啊。这不是今天我主要要说的事情，我今天主要想说的是，从自己周围发现问题，发现不明白的事情努力去解释；而当你用这个习惯迫使自己一段时间写一点杂文，写作反过来更迫使你自己瞪大眼睛去发现问题，同时帮助你梳理自己的思路，做更深入的思考。

我们要老老实实承认，有的人写作的天分好极了，大多数人在这方面是普通的，要锻炼，要下大力气锻炼。有了那样的本领一生受用无穷，到任何地方都会被人重视。当你在起步阶段，我指的是大学毕业开始进入社会，就比别人领先一步，很可能就锁定了这样的一个差距。这话怎么讲？就是说，如果你的长官看到几个毕业生刚刚报到，派你们分头写篇报告，看了报告后就说：小赵，来一趟。以后一写报告就找小赵，小李不找了。为什么不找了？因为他不如小赵。小赵在起步的时候只比别人高那么一小块，却因此屡屡得到锻炼，久而久之，小赵和小李就差距更大了。这是小人物，那么大人物呢？你看毛泽东多厉害，但是有几个人有毛泽东的锻炼机会啊？有几个人在那个位置上？不在那个位置上，就没有一次次做决策的机会。换句话说，早年的微小差距，极可能锁定两人间的差距，以后的差距日益扩大，因为其中一位拥有更多的锻炼机会。所以现在你一定要把你的写作能力提上去，这样当你毕业的时候，开始真正的竞争了，比如说跑百米你比别人快两米，你的长官或老板，就把无数个机会给了你，以后别人在能力上就不能再跟你相比了。有人说我口才好，其实看得未必准确。说话和写文章都是思想和措辞结合在一起的，难分彼此，我认为我出卖的主要是思想，我想不出一些新点子是不肯开口的，其实我的口才一般，靠的是思想制胜，不是措辞。我还是承认我的口才较好，但绝不是尖子。有人说我的口才是天生的，更是胡诌。你做过多少次演讲，我做过多少次演讲？你开过多少会，我开过多少次会？我做过的演讲，不客气地说，在人大社会学系是普通教授的10倍。为什么我有这么多机会？就是起步的时候我表现欲强，敢张口，领先别人一小步，以后机会就比别人多了10倍。真正天分非常高的人是少数，无论是数学天分、写作天分，还是口才。我也不在此列。

五、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

说到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的关系，我要介绍《社会学的想象力》里面的一些观点。作者米尔斯说，多数学者割裂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而大思想家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我想，有些平庸的学者写的东西人们不爱看，是因为他在讲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内心没有激情，当然理论探讨是理性的东西，但是写作是要有冲动的。两个作者，一个写作的时候有强烈的情绪支撑着他，另一个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是判然有别的。那个饱满的情感，更多的是产生于生存体验。一个不注重从生存中挖掘感受并提出问题的人，只是冷冰冰地从别人的书本中发现问题，比较两者，显然是前者情感充沛。情感不充沛，写出来的东西想要感动别人就很难。用米尔斯的话说，就是大思想家没有割裂思想与生活。

米尔斯的第二个观点就是，对于学者来说，学术研究应该成为他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他的工作，治学应该成为他生活的核心，整个治学过程应该极大地改变他的性格，使他将生活和工作融于一体，这样他就会利用一切机会去发现问题，获得信息，学会并且习惯于将生活经验融于学术。

米尔斯的第三个观点是，要善于利用边缘信息，要利用街谈巷议，要利用目睹的、听说的小事件。

米尔斯说的第四个观点，现代的社会结构，现代的分工，使得现代人的生活经验比前人要少，要珍惜它。我们当然要借助媒体，靠着媒体来获得大量的信息，这媒体包括理论著作，由此知道别人是怎么解答这些问题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如果不拓宽自己生活的触角，那我们在领受别人提出的一些问题及别人的解答的时候，都会有较大的隔膜。

再讲下一点，我们要拓宽自己的视野，要关注形形色色的问题，不要画地为牢，把自己卖给社会学。应该说解释社会问题可以释放一个社会学家心中的困顿。你是学社会学的，日后可能会做社会学者，你当然会非常关注社会问题，发现社会问题，并努力去思考它。但同时，别的类型的问题也应该在治学的早年就进入你的头脑中，乃至渐渐养成一种习惯。比如说对一些哲学、历史学问题的思考，可能那些思考与你现在的作业、日后的作品，以及职业，都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它可以安顿一个思想者的内心，如果那些东西无解，而你又是一个敏感的人、全面的人，不是现代分工造就的狭隘的匠人，那你有解答这些问题从而安顿自己的需要。如果这些哲学问题、历史问题从来没有进过你的头脑，那就怪了。如果进入了你的头脑，那就要珍惜它，要努力地去思考，要找点相关的东西读读，这就磨砺了你的思想能力。历史学、哲学其实跟社会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一个思想家做过一个非常好的比喻，说哲学家、美学家、科学家，在攀一个金字塔，每个人从金字塔的一个侧面向其顶峰攀登，攀登得越高的人彼此距离越近，层次越低彼此距离越远。你要做一个好学者，要从思想下功夫，要从思想做起，提高思想能力是关键。为什么要专门用一节来讲“学会思想”呢？这是关键的关键。比读书还要关键。如果我们阅历多了就会见到很多一肚子知识的人，他们是俗话说的“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原因是他们缺少一条线将散落的很多知识串起来。这条线就是思想能力，最终对一个学者的判定，是他的见地，他的分析能力，不是看了多少本书。看了那么多本书原本是要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的，没提高就开玩笑了。两个练武功的人谁的武功好，取决于实战。说我练的套数很多啊，武当、少林、太极，练过十几套，你才练过一两套，你不成。练这些套路是为什么？是为了转变成我自己的一种攻防能力。干我们这行要读很多书，读它是为了看别人怎么思考，怎么提出问题，他的问题与你的社会问题可能相关，也可能相关很弱，那还有用处吗？当然有用处。去看他怎么解题，看他解得多高明。如果你学到家了，换一道题的话，你就会有办法面对，也许他的问题有的时候会和你的问题有一点相关，但主要是帮助你提高思考能力。

六、观察日常生活的心得笔记

再要说的一点就是要做笔记。我说过读书要做笔记，这次我要说的是你要发现问题，对此你还要做笔记，这是我读《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最大的收获。我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私下观察的周围的人和事，还要记心得笔记。要珍惜自己一点一滴的思想，把它记下来，米尔斯管这叫学术档案。学术档案可以分为两路，一路是读书笔记，要点加上心得。另一路就是观察日常生活，发现问题，将自己的思考记下来。两路笔记，两个路径上的进展，会相互影响，书读多了观察周围会有新的眼光。阅历多了，观察多了，读书会更有心得，读到高手的著作，著作好在什么地方会心领神会。相反，不善于观察周围，不善于思考的人，书中的精妙之处往往读不出来。

我在第一讲的时候非常强调动力，没有动力就不好办了，有了动力事情都好办。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要养成习惯，勤于观察周围的事情，日常生活，周边人等，提出问题，做出解答，要经历此一过程，渐渐激发你的好奇心。我认为支撑学者成功的是两个动力，有了两个动力就好办了，只有一个动力要弱一些。一个动力就是知识与智力上的纯正的好奇心，另一个是对社会公正的关怀，少了任何一个都是有欠缺的。只关注社会公正，这样的人视野是狭窄的，那些与公正问题没有什么关联的事情引不起他的好奇心，引不起他的关注，他容易政治化，成为政治动物。成为政治动物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他容易丢失掉很多学术营养、思想营养。光有智力上的好奇心，没有对社会公正的关怀，也是不好的，研究社会问题容易动力不足。假如说两个都有的话，动力就非常充沛了。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对社会公正非常关注的学者，写出的东西激情四溢，但就是觉得味道不够，之所以不够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纯正的学者，没有一种超越政治的更博大的智力关怀。同学们要争取在智力发育期培育出这两种动力来。

用两句话来概括今天讲的内容。第一句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就很像读书了，思就是今天所讲的东西。这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第二句话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你不要只朝一个路径发展，光读书，那不成，特别是干我们这一行，学社会学的。要勤于从你的周围、你的亲人、你自己的经历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答问题，这里面有很深的学问和路数，你懵懂地走过，以为都清楚了，其实不是，这里面有相当多的对象、材料、空间，可以开拓你的思想。

课堂问答：

问：个人觉得，北大社会学系有一个传统就是重视韦伯，重视对生活中的行为意义的理解，重视理解式的解释。另外一种传统，而且是更加流行的，是实证主义，数理统计，它更加受科学的影响。那我们怎么样在写文章的时候或者是看社会问题的时候，能将二者联系起来？

答：我的倾向是，思想能力是一切学术的基础，任何不同的学术风格都要以思想能力为基础。比如说有些人很善于做数理统计，我就举吸烟的例子来说明。吸烟牵扯到宽容，在几个人的场合，为什么你抽烟我们宽容你了，宽容与性别的相关性，公共场合中的宽容与性别，择偶当中的宽容与性别，等等。像这些，我告诉一个人替我去调查和统计，谁都能做。但是谁能在吸烟问题上想到这些，从这些变量下手，就不是统计学能教授的了，它是一种社会学的思考能力。我把这样的思路叫作思想能力，不叫统计能力，有这样的思想才知道要寻找和验证这种相关性。看一本本统计年鉴，统计的条款越来越多。思想者的工作就是告诉统计局，还有哪个事项和关系需要统计。如果没有思想者创造性的工作，就没有新的、关键性条款的设立。所以我说，思想能力是基础。

问：思想框架影响问卷设计，影响收集数据，我们怎么样保证思维是完整的，逻辑是完整的，类型是完整的，抽样是完整的？比如说这次我们参加一个问卷调查，他设计的就很不好，调查的前提有一个类型的假设……

答：你说的事我不了解，试着从一般意义上来回答你的问题。我看到的很多数量化的研究，不仅是同学们的而且是学者们的，我觉得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去应对一个没有难度、没有深度、没有疑问的所谓问题。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我觉得他的思想非常苍白。还回到我前面的那个说法，统计学能力必须放在思想能力的基础上，配合起来才会如虎添翼。如果没有统计学的能力，思想还是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揭示和分析一些事实，当然有时可能欠缺一点。而如果没有思想能力，有统计能力，你能做什么？你会不知道该干什么。现在世界社会学的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美国带动的，它一直影响中国社会学的教学。但是我们受到的影响是片面的，因为美国的社会是一个多样性的社会，那个社会成熟到可以保护少数派，我们后发社会学习它的时候受它的主流影响更大，但是我们少数派的状况可能还赶不上美国少数派的状况，在我们这里数量派的影响可能大于美国，尽管这个潮流是被美国带动起来的。我愿意为思想辩护。我们可以检点优秀的社会学著作，有多少是数量化研究，有多少是以思想为主的、定性的。我觉得出现了一种剪刀差，今天的潮流似乎是数量研究占上风，但是三年、五年、十年以来，最优秀的作品，数量风格占上风吗？我真的不觉得它占了上风。这还是不谈古典。有些同学以后要以数量风格做自己的主导方向，好啊，我支持你，并告诫你，把数量方法学好，同时也提高你的思想能力，那对你的好处是莫大的。能帮助你今后在和同样做数量研究的同行的竞争中占上风，也许你们的数量处理能力差不多，但是你有思想上的优势，你能发现问题，知道该统计什么。

我们看看当今最伟大的社会学家，点10个、20个看看，有多少个是搞数量的？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我有时候给人这么解释，一点数量不搞，纯靠抽象的理论思维，对于很多智力中等的学者来说，干不来，非要干就必然平庸。相反，调查这样的实打实的工作，能帮助那些中等水准的人，给他们一个饭碗。但是他们很多人的饭碗没有端好。有些人通过统计来表述，而不是通过统计来发现，这就等而下之了。有的事情，既然已经发现了，很清楚，再统计一下重新表述，没意思。统计是及时帮助我们去发现的，不是仅仅帮助我们做表述的。我说统计可以帮助很多中等偏上的人来做脚踏实地的工作。思想家他们是做不了的，思想家是很少数的人了。统计为社会揭示出事实来，对全社会都很有好处。可惜很多统计是为常识做注脚，这太遗憾了，没有对社会做很实在的工作，没有发现更多的事实，条分缕析，这是非常滑稽的事情。而且我们缺少宏观批判，不是指社会问题，而是学科内部方法论上的批评。我们这个小学科中欠缺这类学术批评。

第四讲　选题的智慧

今天要讲的内容进入了这门课的腹地，论文写作的关键：选题。

一、命题与选题

我们从命题与选题的差别来破题。这差别不用细说，大家都明白。命题作文就是老师出题目，你在这个题目下写作。当然是能分出高下来的。有的写得花团锦簇，而且紧扣题目，当然跑题也是不允许的。选题作文，就是题目自己任选。一般说考试不能任选，那样可以事先准备好，也就考不成了。考试只能是命题，没办法。命题作文和选题作文的差别，大家毫无疑问都很清楚。

我想要说的是，命题作文和选题作文的差距其实就是中学和大学的差别的缩影。在中学的时候，不仅作文，其他很多的课程也是在命题之下进行的。给你数学题让你去做，而不是让你自己去选个什么方向去琢磨。老师不仅给出方向，而且给出题目让你去琢磨。中学正是这样的一种教学方式。到了大学呢，方式全变了。这是个关键点，我要在这个维度上点拨你们，别的老师未必重视这一点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进了大学以后，你应该有很多自主权，很多的选择空间。你要是没意识到，学习已经不是在命题下操作了，就太糊涂了。到了大学以后，在相当程度上要自己选择自己的方向。中学阶段没有太多自由去选择自己的方向，充其量就是上文科还是理科。就这么一个分别，在高一高二完成。到了大学就不然了。在院系下面你仍然还有很丰富的选择空间，因为任何一个系，覆盖的范畴都挺大的。社会学、经济学、文学、史学，都是这样，你选择一个系学习，下面还有一个更专的方向供你选择：搞古代史还是近代史，搞中国史还是外国史，古代是搞秦汉，还是搞隋唐、明清，你还有选择。社会学领域中，你是主要研究城市还是农村，研究组织状况还是研究消费，等等，有很多方向的。在方向选择上没人给你指令。这些都是中学没有的事情。

你要自己去选择，去完成。除了你的方向以外，你读的书中有一部分也需要你自己去选择。中学绝大多数书都是老师指定的，就是课本嘛。因为高考的竞争，吞噬掉了同学业余自主读书的时间，所读甚少。就是说你们大多数书都是被指定的。到了大学就不一样了。你要完成老师要求你学的这些书。但除此之外，你还要自己选很多书，选一些他没有给你指定的书。这应该成为大学读书的一大特征。要自己选，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兴趣方向，要自己选一些自己爱读的书。

那么除了这两个选择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边所说的，要作选题作文而不是命题作文了。你学完一门课后要做个作业，老师没有给你指定一个题目，要你自己选个题目写篇东西。这四年当中你一直在学习如何选题。毕业论文就更是一种选题。就是说，我们不仅学习如何写论文，而且首先要学习如何选题。今后如果做研究工作，再不会有中学时代老师那样的指令，告诉你做什么题目。一个研究者，第一步首先应该选个适合自己的题目。也就是说要自己发现问题，而后自己解答这个问题。我们的中学时代是高度中国特色的。换一个空间肯定不是这样，换成外国肯定不是这样了。换了时间呢，就是我读中学的时候和你读中学的时候也不一样。现在中学的特点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同学们学习上用力过猛。本来中学应该有一点余力留给自己。比如说读书，有一部分书是你自己选择的，读课外书。我觉得在中学的时候，同学们应该有“东张西望”的空间和时间。实际上很多成才的人，其后一生的选择就得益于在中学时的东张西望。应该有余力东张西望，这一东张西望不要紧，就找到了自己的乐趣，终生的乐趣。可是事情并非这样，实际上发生的是同学们用力过猛。在国外中学和大学虽然也有差别，但不像我们这样，中学、大学之间有一道鸿沟，中学就是完全的命题作文，在命题下操练。到了大学后实际上变了，自己选题，自己找书读。在国外，大学和中学之间是慢慢地过渡的。比如，有人课余看看柏拉图，还有人课余看生物学，等等，课外差异比较大。中学就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到了大学享有更多的自由权的时候，比较适应。

而同学们中学时用力过猛，到了大学，这个惯性迟迟停不下来，还等着一个什么样的命题去做。还觉得给一个命题自己能做得不错，这样你发育的是命题下的操作能力，而我们希望你发育另一种能力。用力过猛形成的惯性让你掉不过头来。我们毕业以后，回头张望一下就会发现，实际上中国很多中学时代的好学生进入高校并且进了名校，但最后不行，变得平庸。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中学时代用力过猛，形成了一个惯性，大学还没有扭转，还是照着命题作文的路子走，他从来没有开发出自己选题、自己找问题的能力。这个能力如果开发不出来，你就废了，你不可能做一个好的研究者，好的学者，好的思想者，不可能。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

二、选题的重要性

选题太重要了。选题甚至可以决定成败。这个选题如果不行，没有高人告诉你，闷头就开始做起来了，那么失败从选题的时候就开始了。这题目必败无疑。胡适曾经做了一个考据，花了挺大的力量，做完了之后还有几分得意，把这个论文给陈寅恪看，陈寅恪看了之后说，还行，但你这个问题，清朝人已经解决了，比你还多几个证据，也就是说这个选题白做了。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失败了。这本来是选题当中要解决的事情，选题不要跟人重复嘛。

选题选错了，不光是重复了别人的研究，还有种种问题。比如，选的题目是个假问题还是真问题。题目选得太大了，做起来必然是空洞的。选的题目难度太大了，同学根本做不动的，时间也不允许。其实也就是说，选题的时候就注定了你将失败。所以说选题太重要了，选题可以决定失败。

选题能不能决定成功呢？当然不能。但是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选题是一种智慧，我希望大家能理解这种说法。不要以为能力都体现在写论文上面，不是的。选，看来也没动手脚，就动动脑子。但是选，是很见功力、很见才智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开发自己的这样一种能力。会选题，会做题，不尽然是同样的一种能力。同样一个社会学的题目，两个人做出来肯定会不一样。但我觉得选题，有的时候更能体现一个人的眼光，更能体现个性，一种独到的东西。其实做也可以体现出独到的个性。所以，艺术家罗丹说，我雕刻、绘画的对象是什么不重要，什么对象我都可以画得跟你不一样。一棵老树、一个妓女、一片树叶、一块树皮，都不要紧，我都可以表现出我所要表达的一种力度，一种沧桑。都不会像有些人画得很漂亮。这话说得有点枝蔓了，跑题了，说远也不要紧，跑题也不要紧，只要能开发同学的智慧就好。就说余秋雨，很多人老爱问我，怎么看待余秋雨，有没有才能？怎么没有才能呢？绝对是江南才子，但我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写文章，还是追求优美，我就不大理解了。你问问周氏兄弟，周树人，周作人，他们追求优美吗？追求优美那应该是年轻人的做法。到了相当的年龄，就不再追求优美，应该追求一种味道了。这说远了。这是刚才说到罗丹时我所想到的。罗丹一直在追求力度。你看罗丹这样的人，他可以在命题作文下表现得与众不同，就是说你给我什么都可以。其实更大的与众不同，是在选题上体现的，不是在命题上体现的。罗丹他太超一流了。一般情况下，别人出同一个命题，你们做出来会比较接近的。而各自选题，就天差地别了。

在这里，我要跟同学们重温一下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我们应该好好地思考一下这句话。这句话真的非常深刻，一个人选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题目，有质量的问题，他解答不了，但是他找到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多少人都跟着下手，多少人都在朝这个方向走。这是他想出来的。他看到了大家司空见惯、认为很和谐的事物中有矛盾。这很可能推动一种科学范式的变化。那是因为他想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当初想到这个问题的人比给出解答的人贡献更大。和同学们谈论文选题，讲到爱因斯坦的崇高追求，我也感觉有点离谱，社会学学子怎么可能效仿他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过是想从另一个角度证明选题的重要。选题是一种智慧，对同学们是这样，对前沿的科学家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注意开发自己的选题能力。

三、同学们选题中的问题

我来讲这门课前，把我们系上一届的本科生的毕业论文都过了一遍手。还把他们过去参加各种竞赛的论文都过了一遍。有些竞赛论文比毕业论文受重视程度高，可能质量也更好一点。我本来想拿一些好的论文作为样板给大家看，和大家讨论。最后放弃了。

我首先觉得同学们选题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题目比较扎堆儿。好多好多届同学选某一个或几个题目。为什么会这样？我的分析是，你们盯着学者们的题目，亦步亦趋，找个机会在某个地方重新调查一下。比如，村庄选举，不知道做过多少篇了。我觉得我们这个阶段，应该注意的是开发自己选题的眼光，不是开发自己的模仿能力，不是开发自己观察和模仿别人的选题。照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优势，是敏感，别人有些麻木、看不到的问题，我们可能看到了，所以我们可能也应该想出一些非常别致的题目。

我想跟同学们说呢，眼光是开发出来的、锻炼出来的。老模仿别人，就坏了，你就想不出一个别致的题目来，你的创造力就没有了。一个人是这样，作为一个学科也是这样。老扎堆儿，做的方式又接近，就变得风格单一。风格单一是很令人悲哀的，即使做的水平不坏也不行。一个学科如果做得风格单一，那是很没有生气的表现。多样需要追求吗？多样原本是不需要刻意追求的，多样是一种自然的状态，树木长起来，花草长起来，它们怎么可能不多样呢？怎么可能像机器制造的螺丝钉一样呢？多样本来就是自然的产物。相反呢，单一是人为的产物。单一是人为的制造。我们把做学问变得像用模子做螺丝钉一样了。不然的话，如果给大家自由的空间，开发每个人的个性，选题怎么会扎堆儿呢？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举我们学校里的例子来说明。我不是北大老师的时候，被多次邀请到北大，做各式各样的竞赛的评委。有一次是一个演讲比赛的决赛，让我当评委。大礼堂里满满登登的。第一个讲完，我的感觉是讲得真好，别的学校本科生可能没有这么好的能力。第二个讲完，感觉还是这么好。讲到第三个，觉得只有北大学生中能有这么多优秀的演讲人才。再听第四个、第五个，坏了，觉得风格怎么都这么接近啊，越听越倒胃口。都挺好，可惜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而且大部分是中文系的。都听完了之后，可以说悲从中来。还算不错，里头有一位异类是数学系的。人家没受到中文系这一套训练，风格迥异。最后评委讨论的时候，有同感，这些人都很好，好得都一样，咱们就把这个优胜给那个数学系的学生吧，数学系的演讲者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完了就是推举三个人来做总结发言。倒数第三是谢冕老师，倒数第二是我，倒数第一是白岩松。我听了学生的安排后，觉得悲哀，简直岂有此理，这什么地方啊？大学。大学怎么能让一个媒体的人来做压轴发言呢。就凭谢老师的年龄，又是本校的一位名师，也应该压轴呀。真是礼崩乐坏，同学们连这个分寸都不懂，连本校的一位大牌教授和一个媒体记者的差异都不知道。这是当晚的第二个悲哀。我还记得当时我的发言，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些话：第一个讲得真好啊，第二个还是挺好，第三个一样好，但是你们几乎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幸亏有个数学系的演讲者，挽救了这台演讲比赛，帮我们平衡了一个世界。我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大不是这个样子，它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因为它的老师就不是这个样子，它的老师多样而不单一。

我想给同学们挑几篇论文的时候，我看那些本科生中的优秀论文，看第一篇，写得不错，再一看，也还是真不错。老师们给我推荐的论文，还真都可以。我拿在手里头过了一遍，就跟演讲比赛一样，看到第三篇、第四篇就倒胃口了。从选题到写法都非常八股，看得我也不想推荐了。我觉得写论文的同学都像小大人一样。总体看，题目窄，看不出你们生命这个时段的那种敏锐。我看到你们要紧跑着去追上成年学者，显示出你们跟他们的差距不大，而看不到你们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独属于你们的那种敏锐。什么是敏锐？就是你能看到的别人看不到，在别人看来这不是题目，在你看来是题目；在别人看来这挺公正，在你看来这不公正。从这些论文中，我看不到那种敏锐，老天独赋予这个年龄段的那种敏锐。

四、什么是好论文？

什么是好的选题？什么是好的论文？这主要是对同学们而言，因为我是要跟同学们讲怎么写论文。当然我讲的什么是好的论文，也未必完全不适合于学者。

这个问题可以从多方面来回答。因为这样，所以这是个好的题目、好的论文。同样也可以说，因为那样，所以那是个好选题、好论文。所以一个人的解释不能排斥另一个人的解释，谁也垄断不了这个解答。我只是想从我自己的角度，从我格外想告诫同学们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一篇好的论文应该是言人所不知。

言人所不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实现。一个方面是你能讲出人所不知的道理，另一个方面呢是你能讲出人所不知的事实。可以从这两个途径上去实现，言人所不知。

而这两个方面又可以从更细的方面来讲。先说道理，可以讲出一些人所不知的大道理，也可以讲出一些人所不知的小道理。能讲出一些人所不知的小道理也很好，也是很不容易的。

就事实来说呢，可以讲出一些人所不知的表层的事实，还可以讲出一些人所不知的深层事实。

在同学们的这个阶段，我鼓励大家，在选题时的追求是讲出一些人所不知的深层的事实，从中能提炼出一些人所不知的小道理。只努力去发现一些人所不知的表层事实，立意低了一点。这个工作通常是好记者做的，我们学院派的社会学者，立意应该比这高一点，能挖掘一些表层事实下的深层事实。表层事实和深层事实各是什么样子，是个什么关系？我的研究生选我的“城市社会学”，作业的要求是每个同学都要搞个调查。有两个同学合作要去调查卖花儿童。卖花儿童这个事已经被记者报道过多次了，孩子们这么小，六七岁，像个童工一样，受剥削。这两位同学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说，你要只访孩子，这个题目就不用做了，你一定要访到孩子后面的大人，他对你张口，配合你的调查，这个题目就做成了。他俩在那转悠好几天，带孩子来城里的大人跟孩子们都交代过，不要把他暴露给别人。你问孩子“叔叔在哪儿”，孩子不理你。后来，他俩就天天晚上坐到马路边上陪着小孩聊天，还带着小孩跳绳。小孩子还不好糊弄吗？过几天那小孩带着他俩找大人去了。大人虽然不愿意见别人，但见了也就见了。一天他俩兴冲冲地告诉我，找到大人了；我问接受采访了吗，他俩说接受了。论文成功了，没有问题。深层的事实是什么呢？深层的事实就是卖花的各成员合作得很好。孩子的父母跟那个大人是在一个村，拜托叔叔带小孩出来，并告诉小孩要听话；大人给小孩买服装，还要给小孩们做饭。他们就是一个共生的群体，他们合作得很好。那个大人说：你可怜她上不起学，那你给她学费、生活费啊，我马上带她回村，干吗要让她在这儿受罪呢？所以我给那篇文章写的评论就是：实际上，铲除卖花童只是解决一个首善之区的面子问题，深层次的问题我们解决得了吗？让农村的穷孩子们都念上书，不再帮助父母打工、挣钱，我们解决得了吗？这说远了，我所要说的呢，就是找到个大人，搞明白深层事实。我们最起码要做到这一点，但我们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挺不错的。一拨拨记者都报道这个事情，他们报道了这个深层次的东西了吗？那种深层次的东西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了的，那是他们的微观的合作关系：大人干什么，小孩干什么，大人给小孩解决什么。我们社会中有很多很多的新生事物，有很多很多的新生角色，包括城市里的卖花儿童。人们想知道，但不知道。怎么知道？要费多大力气啊！如果有人搞明白了，人们很愿意阅读。不要小瞧这个，这是一个贡献，从这里面可以提升出一两点小道理。

有的道理其实也不算太小。我指导另一个同学做的作业：去调查一个公园里的舞会，就是普通的市民在公园里办的一个舞会，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中老年人，放个录音机就在那跳交际舞。她选了这个题目，战战兢兢的，怀疑这个题目能否通过，我说这个题目好，可以去做。这个女生做得非常认真、细致。做完了以后呢，我比她还满意。她就问我：老师你老说这文章好，这文章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啊？它搞到事实了。哪怕她自己上不了纲，上不了线，那不要紧，有人能读懂。我给她讲怎么好，她把我的话都抄在结尾，我说你不用抄得这么仔细，说得含蓄一点就行了，别人能看懂。它好在什么地方呢？首先讲出了一些正在发生的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就是这个舞会是怎么运作的。这些事实包含着一个道理。这个事实帮助我们透视今天社会的状态，就是市民社会在发育。这不仅在于市民有经济上的经营权了，可以做小贩、做商人了，可以去发财了，也不仅在于市民可以提一些不同意见了，还在于从一些平时不被我们重视的维度上，我们看到了市民社会的萌芽，就是我们可以自己组织去搞一些娱乐活动，我们可以自组织了。“自组织”，这是个很大的词。我们过去都是被组织，生产被组织，经营被组织，政治参与被组织。我们过去的生活方式、过去的娱乐，也是被组织的。公园里跳舞的这些人都不是一个单位的，他们能在公园张罗起来，还每人交一点钱来解决买录音带、电源的问题，这是市民社会的萌芽，可以从这个高度来认识。而你又不是空说，你把小的案例说得清清楚楚。美国民间有更大的组织能力，能组织一场奥运会。我们要想组织一个自治小区，一个业主委员会都组织不了，会打得不可开交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市民社会历史太短了。我们长期被组织，到了真正需要独立成立、组织一些自愿团体来保护自身利益的时候，我们不会。从舞会这里产生了中国社会的民间组织人，这是不能小瞧的事情，它必然只能从这些小角色中开始发育。美国组织奥运会的那个尤伯罗斯，我们中国一上来就能出现这样的大角色？怎么可能啊？

我的一个学生作业的题目是“小公共”，现在北京没有这种小公共了。那时候大公共不太发达，一些人自己投资经营小公共。政府愿意借此缓解一下大公共的紧张和不足。小公共比较乱，售票员不断吆喝：“上哪儿？快上啊！”这个学生老坐小公共，看出一个名堂来，乱哄哄当中有一个行规。什么行规呢？我的车这个站停着呢，你从后面开过来，我们是同一路的，你不许开到我前面，必须在后面待着，要不然你就开过去，一直跑到下一站。这是规矩。你如果在我的车的前面停下来，人家看你在前面，当然是上你的车。他们是各自独立的，不是一个公司的，毫无疑问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但他们之间竟然能弄出一个行规来，没有一辆车不遵守。为什么？用黑社会的话说，就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今天使坏，我明天使坏，这点把戏谁不会啊？所以久而久之就建立了一个基本的秩序。这个同学首先把一个小故事讲清楚了，讲细致了，有细节。而后从这里还可以用几句话提升出一个道理来。别以为秩序都是长官制定的，假以时日，自发的经济当中，乱哄哄里面能产生秩序。资本主义秩序就是这么来的。恶棍竞争为什么要秩序？谁也不要杀了谁，你杀了我对你有何意义？要挣钱，而且天天挣钱，只有双赢才能稳定平衡。小公共是多生动的一个案例啊。

五、做经验研究，不做理论题目

我们学习了很多理论，为什么不提倡写纯理论性的论文？纯理论性的题目就是从概念和文本出发，比如说讨论一下什么是价值中立，价值中立在研究中的作用与可能性；或者说研究一下杜尔凯姆的理论。我不鼓励大家去做这样的研究。我进大学任教很晚。我从1998年进人大社会学系起，就鼓吹硕士毕业论文以下级别的论文做经验研究，那时候有压倒性优势的是做纯理论性的题目。学生刚开始还有点抵触，后来慢慢地开始接受，现在经验型的研究占压倒性优势了，只有少数学生还做纯理论。北大社会学系的本科生多数也是做经验性的论文。

我跟大家说一说其中的道理，为什么学了那么多理论不让写理论？因为你写不了。你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纯理论性的题目，都被很多人做过，你不能重复，这个东西要有价值必然不是重复。你说重复可以练练手嘛，同样可以锻炼自己，何况事先我又不知道别人做过。不错，或许可以锻炼你的某些能力，但不能锻炼你的另一种能力，就是去发现一个别人没做过的题目。你一定要提升这种判断力。你如果没有这种判断力，到了做一个学者的时候，你就会犯胡适当年犯的错误。你一定要高度警觉：不能做别人做过的，除非在借鉴别人的成果的基础上超越别人。超不过别人，就只有跟别人有所不同才成。但在眼下这个阶段，我们读的书太少。我们没有时间和能力去读完有关一个纯理论性题目比如韦伯理性观的得失的全部书籍和论文。比如做这个论文，你要读完韦伯关于理性的全部论述，你光看韦伯的理论还不成，因为还有很多前辈研究过韦伯的理性观。你不知道这些东西，就开始评价的话，很可能重复别人，甚至是低水平地重复，人家说得比你好。要读过足够多的书，去为这篇论文做准备。这样，加在一块，文献数量大得不得了。因此博士论文可以做纯理论的，而硕士以下的论文不适合。

如果非要做的话，必然是低水平的。对社会而言，没有意义。前人已经做过了，做得比你好多了，对社会还有什么意义啊？那么，做经验性的研究就能对社会有意义吗？能。当然能做出些东西对社会有意义。能做出谁也没做过的东西。比如像刚才我给大家讲的那几个例子，它们可能看起来不起眼儿，但是它实质上要比你去做一个韦伯理性观的研究更有意义，更有望成功。那个“小公共”做好了是个东西，对谁而言都是个好东西。对大学者来说，也能给他提供些信息，帮助他从这个窗口、这个案例去认识今天社会的某些方面。

我们学了很多理论，但写论文不能写纯理论。理论是干什么的？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社会生活的，帮助我们认识社会问题的。我们还面临提高自己理论水平的问题，怎么提高啊？不写纯理论的论文同样可以锻炼自己的理论水平，促进理论水平的提高，那就是从学习分析社会生活中的案例开始，去锻炼、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你分析调查的案例吧，从分析当中就可以看到你的理论水平怎么样。提高理论水平的方法不是复述别人的理论，而是学习深入地分析问题，不是调查之后用韦伯的理论来解释它。这种贴标签的方式太简单了。很多人以这种方式代替自己的分析，掩盖自己分析力的不足。

六、不做批判，不谈应该，努力发现

经验研究不是去批评什么，而是去发现些什么。学术能缺少了批评吗？缺少不了的。但是那批判是在学者之间的，比如甲学者批判乙学者的某个观点、某个命题。也可以批驳某学者的某项调查，遗漏了什么，失误在哪里等，但是我们不提倡批判调查对象。你要做的是努力从被调查对象的行为中发现些东西，发现此前人们没有看到的东西，而不是批判他的行为。为什么？如果他的行为不当，该受批判呢？不是批评不对，而是批评不是你的角色。人人都可以那么做，并且很多人都在这么做着。既然谁都能做，学院派就应该将之留给他人，自己拣选更艰难的事情，别人做不来的事情。就是搞明这些勾当的来龙去脉，细致地描述其运转方式，认识其情境的复杂性。

我们是研究社会的。我们的论文却不是要讨论被调查的事物应该如何，而是致力于搞清事实如何，揭示被调查的事物是如何运转的。为什么“谈论应该如何”不是我们的角色？“应该”是一种社会成见，是一种“政治正确”。被调查研究的对象越是值得调查研究，“应该”在那里就越是不大起作用。那里面深藏着一些冲突、一些奥秘，使得“应该”不能实现，不能贯彻。学术虽然不谈“应该”，但并非和“应该”毫无关联。当我们揭示出该事物深层不被人知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否定了过去习以为常的“应该”，同时也为探讨新的“应该”建立了基础。但是说到根本，“应该”是社会管理者的事情。社会学家从基础上帮助他们深入理解该事物，间接地帮助他们重建“应该”，而不是越俎代庖，自己大谈“应该”。科学无禁区，学者的智力探讨中没有“政治正确”。你的追求也不是浅层次上的“应该”。我们都是双重人格，一方面是普通公民，另一方面是个怪物——社会学家。你想谈应该的时候，是普通公民的性格占了上风。而当你进入角色，从事调查研究的时候，追求的是搞明白该事物如何运转。人的行为是深奥的，众人间的博弈更扑朔迷离。当解析它们占据了你的心思和兴趣，常人性情躲到边缘时，你才是称职的学者。你的研究和论文才上了轨道。

七、题目选得小一些

为什么要选得小一些？题目大一些，要想凑合着完成，其实是最容易的，但是不可能写出好的论文来。道理很简单，一个题目非常小，边界非常明确，要你讲一万字，不许重复，容易吗？要讲一万字的话，你得知道它的方方面面，它的全过程，它的每一个枝节、末梢，它的背景、它的潜台词，它的深层事实。这就会迫使你深入地调查和考虑这个问题，即使有人曾涉及这个问题，也还值得做，他不过是以一个记者的方式，而你深入得多了。你从一个尺寸之地深入下去，能打一口井，能出水的；你要选择足球场这么大的地方，最表面、最潦草地跑一遍，足迹还没有踏遍每一平方米呢，题目之下的内容还没有覆盖完呢，一万多字就出去了。所以题目大了不行，大了就会非常肤浅。小了就能促使、逼迫自己下功夫调查，要不然连字数都达不到。换句话说，小了，你要能真正完成这个字数，已经不简单了。这么个小题目，你要说两三万字，当然得有东西了，那就得调查很多的微观事实，就必须在事实层面穷尽它，要不然你不可能有这么多话说。这跟讲课一样，说陈寅恪学问大，陈寅恪讲《长恨歌》能一首诗能讲一个学期。别人怎么讲啊？我们通常一学期的课是唐诗概论，一首诗讲两节课就没的说了。《长恨歌》要讲一个学期，一定要有大学问在后头支撑。第三句“杨家有女初长成”，他能从这开始，讨论杨玉环是不是处女。钱锺书以为这太无聊，他可不是一个无聊的人，从这入口，他要揭示初唐社会的风俗。那是个胡汉交融的社会。汉人重视贞操，胡人不拿那当回事。而且只有以陈寅恪的学问，才能够下手来讨论杨玉环是不是处女。他要明白唐朝的风尚，而社会风尚不是一个小问题。而能够下手去谈一千多年前的风尚，那就一定要知道无数的事情，才敢接触这个题目，才能够跟同学们讲，不然就没的话说。

所以，选题和操作，都有无穷无尽的人在干着，学者和学生一拨一拨的。但是其实这里边有独属于你的空间，否则咱们不都是在炒冷饭，在重复劳动，制造垃圾吗？题目想得小一些，逼使你做得深一些。选题本身就很别致，然后有一个很好的结构，有一个很好的入口，一定能做得很好，一定能成功。

我们的理想目标是以小见大。可不可以以大见大？可以。但那不是我们现阶段的事情。比如汤因比、斯宾格勒可以，那不是我们现阶段的事情，我们现阶段要从那里下手的话，就是好高骛远，得不偿失，做无用功，浪费时间，既没有开发出自己选题的能力，也没有开发出做题的能力。那就成了圈地运动，就是跑马圈地，实际上什么都做不了，不可能有深入的思考。但我又不是说，最后就是从小到小，我们要争取以小见大，以一些事实透视出一些道理，那些道理其实挺要紧的，那些道理和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大变迁息息相关。由我们所叙述的这些小段子里头，能够认识社会结构的变化，认识社会趋势，也就是说，从我们选题的时候，我们心里已经明确了这个题目的位置和意义，这种位置和意义不必挂在嘴上，可以不行诸文字，但是在我们心里是有把握的。我们感觉到这一点，所以才要选这个题目。唯其不把它挂在嘴上，才更显出制作结构上的一种美感。

八、考虑可行性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选题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可行性。要考虑主客观条件的约束，自己的能力、时间、财力，题目的难度，等等。要考虑种种约束，要在这些约束当中力争选取一个不错的题目。你现在受到的约束是最多的，以后情况会越来越好，成为教师后，能力、时间、财力都会提升或宽裕。在严格的约束下选择题目，像走钢丝，打梅花桩。有了这番锻炼，日后走平地，还不容易？

第五讲　叙事与理论

一、论文流行范式中的问题

现在同学们做的论文大致是按照这样一个范式，这个范式当然也是我们教师这些年来有意无意慢慢形成的共识。这大约还是局限在国内一些比较好的社会学院系，其他一些学校可能还没有形成这样的范式。

怎样一个范式呢？简单说，是要你们讲一个好故事，找一个理论去解释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当然不是让你虚构，而是要你去搞一个调查，将调查到的东西描述出来，然后找一个合适的理论去解释它。

应该说，教师们让你们按照这种范式去做，用意是很好的。从社会学教学这十几年来的实践看，形成这种范式也是一种进步。教师们企图通过这一范式迫使同学们不完全从书本、从概念出发，而是关注社会。另一方面呢，又要求你们不要把调查做得像一些搞实际工作的人做的那样、像一个非学院派的人做的那样，完全没有理论色彩，看不到你所受到的学科训练。希望这种范式在这两方面能促进你们：一方面不要脱离社会，另一方面要学习理论，并且能贯彻到你的课题研究、论文写作当中去。

在这种范式下，大家做得怎样呢？我的判断是——这是我的主观判断，其他社会学系的老师能不能同意还很难说——只有少数同学做得比较成功，多数同学并不成功。而在这少数比较成功的论文中，也仍然看到和多数同学一样的毛病，只是他们的程度轻一些。普遍的毛病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这个经验性的调查与寻找到的理论，结合得不好，勉强、生硬，油水不相融。用有些人的话来说就是“两张皮”，我明白这个意思，可我觉得这个表述挺别扭的。每个动物都只有一张皮，没有两张皮，什么是两张皮？我觉得说这个话很难受。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油水不相融”。文章的两部分不能成为一个整体，整合不到一块儿去。你做的是一项调查，你搬出一个理论和这个调查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觉得你有吓唬人之嫌。实际上在吓唬人的过程中，你放弃了你自己本来可以进行的深入分析。对你那项调查的结果，对你的描述，你本来可以做深入的分析，而你没有做，却搬来一个大家伙来吓唬大家。少数人做得比较成功，也就是说他找的那个理论和他所做的经验调查的分析比较对路。多数都是不成功的。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其实这么多年来，同学们也是有意无意地走成这样一个范式，老师也没有开门见山地说：要讲一个故事，然后找一个理论来解释它，怎么大家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个范式了呢？我觉得是你们感到了一种压力，你们感到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么做着。你们认识到，做一个调查是肯定的啦，不要脱离实际，不要从概念出发，不要从书本出发，因为读的书还不够多，完全从概念出发、从书本出发的纯理论论文做不好。做了调查后你感觉到的是什么呢？你感觉如果你不拉一个大的理论来辅佐你的经验调查，就会显得论文理论水平太低。怕被人看成没有理论，所以就一定要拉一个大的理论来。但是，实际上最不能体现理论水平的就是“贴标签”。为什么最不能体现理论水平呢？因为这样做最简单，这样做不需要自己的思考。

二、侍奉问题，而非理论

实际上，从选题到写作，从调查到对之做出分析，都可以体现理论水平。你应该走出那种刻板的范式。我觉得，做个比喻，你可以“不傍大款”，用不着狐假虎威。当然，这么做你觉得有压力，是吧？我先从理论上支撑你走出那种很刻板的范式。我们写论文，应该是从问题出发，不是从某家理论出发。我们所侍奉的应该是问题，不是侍奉某家大理论。我们的毕业论文毫无疑问要求有文献综述，那个文献综述要求你跟踪有关这个问题的前人的研究，你看他们研究到什么程度了，你的研究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要做重复的研究。如果你觉得研究已经没有余地了，换题目。如果你觉得他们的研究并没有穷尽继续研究的余地，那么你就在前人文献的基础上展开你的调查、你的思考。要重视前人对这个题目做出的种种分析，提出的种种观点，乃至形成的种种理论。要重视围绕你所要做的那个题目的形形色色的研究，不管那项研究是社会学还是我们的姊妹学科。它既然是针对那个问题，就要进入你的视野，乃至于即使不是学院派学者，即使是围绕那个问题的一些政策性研究，也应该引起你的注意。对有价值的前人研究要竭泽而渔。当然这里面有个筛选，所谓筛选，就是筛掉那些不像样的研究，那些不够格的文章不应该进入你的文献综述，你看了但你认为那是垃圾，不必进入你的文献综述。到答辩会的时候，人家问你还有某个文献啊，你可以回答说：看过了，不认为有价值。你毫无疑问要做这样的筛选。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刚巧有一支理论并且只有一支理论，可以用来分析这项经验性调查？我认为这个概率太小了。如果你做了一项调查研究，刚巧有一支理论像一把钥匙一样打开你的问题，我觉得，多半你不是从问题出发，很大程度上你是要侍奉一个理论，不是从企图解决的那个问题出发的。要不然就是狐假虎威，“傍大款”。一个微观的小问题，傍一个大款，傍得越大越显得滑稽。我曾经看过一个研究生的论文，老实说那个调查做得很不错，他非要用帕森斯的理论来解释，非常之滑稽。我很为他惋惜，我说要是能花点时间，重新分析，那篇论文还是不错的。

三、理论与叙事

叙事和理论应该属于一个横轴上的两极。理论是什么呢？理论就是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叙事就不用讲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说出一个故事来。当然，叙事又可以分为宏大叙事、局部叙事、地方叙事。有时候学者在叙事的时候也不是很严格，有时候说他搞宏大叙事，其实可能他理论倾向挺重的。但当我们把理论和叙事当作二元的东西来分析的时候，理论和叙事是完全不一样的，叙事是具体的，理论是抽象的。我上一讲中说同学们的论文不要做纯理论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论文整体风格上是叙事。我想，多数同学更适合的可能是局部叙事。宏大叙事对我们来说难度太大了一些，时间上也不太允许。局部叙事有什么优势呢？如果你的调查下了一定功夫的话，局部叙事可能背离事实较少。误读一点事实是很难避免的，所以我说能较少地背离事实。如果你不“傍大款”，如果你做了深入调查，做完后去思考，去分析，很可能你会从中产生一些新的想法、新的观点，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多数同学应该说是有这个才能的，如果路子走得对，如果不一下手就急于找只老虎来吓唬人，你本来可以自己想出一点名堂来的。但你看别人都找一只老虎，你也这么干，你就一点自己的东西也发现不了，一点自己的思想也产生不了。我说局部的叙事可能更合适，中型的叙事也是我们可以采取的论文风格。中型的叙事，比如说白沟这个市场的来龙去脉，你把它勾勒出来，那就不是一个太微观的事情了。再比如，你要勾勒出中国摇滚乐手们这10年来的情况，应该也算一个中型的叙事了。但我觉得，或许有些更小的事情，如果你把它的来龙去脉叙述得非常清晰，你把它的背景交代得非常清楚，它是什么背景下的产物，什么背景下的运作，实际上也就是把一个小题做得很有深度，这个事情也不是一个太小的事情。这两者可能都是适合同学们做的。相反，为自己的叙事拉一个大理论，结果是自己的调查成为那个大理论的注脚，丧失了自己的创造力。满足于符合那个糟糕的范式，满足于找一只老虎来吓唬人，不重视从自己的调查中得到一些独到的小发现，也就不会有所发现。

理论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挺不好说的。因为要说的是理论是什么，不是说理论包括些什么。比如说社会学理论，它包括结构功能论、冲突论等等，我不是要说这个，我是说从一般意义上说，理论是什么，这其实是不太好说的。我们所能说出的太简单了，简单到比较乏味，我们所能说的嘛，就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理论应该是人类把握外界（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的一种方式，求知的一种方式，理解外界的一种方式，思想的一种方式。当你做一个小的个案，你不要企图找到一些大的抽象的东西来帮你的忙。所以我前面说了，你那个文献综述就应该忠实地将前人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研究拣出来，做你的研究的前提和基础。那些大的理论对于展开我们的思想活动，有没有意义呢？毫无疑问是有意义的，要没有意义的话，那些人都在干什么呢？这些基础理论能够帮助我们对社会生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给我们提出一个框架，但是框架只是框架，那个框架不会对我们的微观研究提供直接的帮助。这就像我们的城市交通，我们有高速公路，高速公路能够不要吗？肯定不能。但是高速公路能到你家门口吗？到不了。高速公路太好了，但是它到不了你家，要到你家，还要有别的路径依赖，还要从高速公路下来，下来还要跑一段呢。要到你家，要解决你所调查的那个事情、那个问题，要做出独到的理解、独到的分析，要靠你自己，高速公路是靠不成的。你自己走，自己分析。在我们这个阶段，我们可望做到的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是一个局部叙事，或者中型叙事，最可望有收获。因为这样的风格我们驾驭得了。换一个成年学者又怎样？如果我们做得成功，他做也不过如此，何况少年人有自己的眼光、自己的优势。做一个纯理论题目，我们和一个合格的成年学者的差距就会很大。

我们要做的题目不能是一个伪问题或者一个伪研究，明知道这是一个低级重复，那就不要做了，这么做了就把手做坏了，以后再上手什么事都做不好，因为从一开始做就不能养成做低级重复的坏习惯。要避开低级重复，避开没有意义的劳动，同学们目前的水平决定了现在做的只能是这种中小型的叙事风格的东西。除了有可能做出不错的成果外，我们现在需要以这样的叙事体的东西来锻炼自己，就像美术系的学生有个阶段要写生，不管日后你画什么，但有一个阶段要练写生。

除此还有一个意义，叙事体最容易走进大众，最容易被外行人阅读和理解。学院派那些纯理论，外行人是看不懂的、不愿看的。当然不是说外行人不愿看的东西就没有意义了，那些东西是为什么而写？为少数人写的，那些东西有的时候是为学科写的。那么学科跟社会有没有关系？如果学科跟社会没关系，只为学科做的，那就荒诞了。这些人做的研究是为这个学科中其他人做的，其他人很可能跟社会发生直接关联。这个问题的思考很重要，这个问题的思考关系到你要想明白我们是干什么的。人家做了一些实际的劳动，生产出粮食，造出鞋子，盖出大楼，直接地作用于社会，都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你这劳动只是为学科自身服务的，为学科自身服务又是干什么的？一定在你的学科中还有一些人把你的东西通俗化地输出，去作用社会，而你不是那样直接地作用社会，你是为学科服务的人。我们都学过一点历史，虽然我们不是历史专业的。我们知道有很多历史学的精深研究，大众是看不了的，只是为学科内部服务的，这些成果主要体现于论文。相反，通史是通俗的，当然，通俗跟通俗比也有质量的高下之分，但通俗本身是这个性质，是为学科之外的整个社会服务的。那么就是说，有一部分人做了考据，搞明白此前不清楚的一些历史事实，在这方面有了新的进展，写出了很专业的文章，这些东西可以被史学界的其他同事吸收，他们吸收以后就可以把通史水平更新提高。1990年完成了一部通史，经过我们的深入研究，推翻了一些东西，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产生新水准的2000年的通史。专业研究不断深入，通俗读物也会不断更新。与之类似，我们社会学有一些基础理论，它不会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基础理论为少数人、专业人士或者对理论有癖好的爱好者，提供了一个思想框架，帮助他们去理解社会。社会学界还有一些人做出另一种类型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作用于社会，而这些作用于社会的成果通常不是纯理论的风格，叙事体是其一种。

大家一定不要小瞧了叙事这种风格，古代轴心时代各个民族文化的奠基人，他们的言论几乎都是以叙事体的方式出现的，比如说《论语》《圣经》。古代的理论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阴阳五行，那就是古代的理论了。叙事与理论有高下之分吗？理论就高过叙事一头？没有这回事，这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同一种文体可以直接比较，不同的文体没有太直接的可比性。叙事可以表达很丰富的东西，理论当然也可以帮我们很好地去透视、去把握对象，两者是不同的东西。实际上，叙事还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地方，就是叙事有的时候会更有助于读者去参与，因为叙事大多都留着思考的空间呢。不是说理论本身没有留空间，但理论做得越严密，越细致，就越是没有留下很大的思考空间。留下很大的思考空间，这是顶尖高手的作品，一般的人把道理说得逻辑缜密、推理细致，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推导，干净利索，看完了以后觉得雄辩，就是很好的东西了。但你看古代大师的东西，里面有巨大的讨论空间在那搁着呢，那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事情。我自己写得比较满意的东西，就是论述得比较严密，比较干净，我写不出那种留出很大空间的东西，能吸引人们来参与、讨论、争辩，那是另一种境界，一种很高的境界。

四、叙事：文学、新闻报道与社会学

接下来还要说，搞叙事体的东西不要自惭形秽，这样的东西是拿得出手的。有人说，搞单纯的叙事不成文学了吗？不错，文学也是一种叙事体，但我们的叙事和文学是有差别的，差别就在于文学是虚构。你要进入西方的图书馆，第一大划分是：虚构和非虚构。文学是虚构，我们是发现和讲述事实。二者只是在叙述的风格上相似。还有，文学不太讲逻辑，而我们讲究逻辑推理。我认为后现代理论有很大贡献，其中的好多质疑我都在一定程度上赞同，但是有一点我是不太赞同的，就是有一些文章不讲逻辑，这是我全然不能接受的。毫无疑问，后现代理论的有些风格是文学化的，我觉得社会科学与文学的一大差别是我们要讲逻辑，如果学术作品文学化到不太讲逻辑了，那是我无法接受的。法国有些社会学家的东西，文学化且不太讲逻辑，我个人不太好接受。我还是认为，我们与文学的再一个差别就是非理性和理性。有些小说的风格是非理性的，《百年孤独》这样的小说有一些成分是非理性的。我们这里不成，我们要遵循理性。我们跟经济学的差别之一是经济学认为经济人是高度理性的，而我们认为那样的经济人只存在于假设，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现实中的个人，生活中现实个人的动机有理性的成分，也有非理性的成分。我们是这样看待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我们不愿狭窄地把我们的研究对象假定为理性人。我觉得以理性人为前提的研究虽然不失为一种研究，但是实在是很狭窄的，因为和现实的背离太大了，以至于其解释的有效性是很小的。但这不是说我们的研究是非理性的。我们的研究对象的动机包括非理性成分，但是我们的研究绝对是遵循理性的，我们要靠理性去推导他的非理性行为、非理性动机。更准确地说，我们充分承认人的非理性，但是作为研究主体，我们的研究方式是理性的。事实与理性就是我们这种叙事体和文学的差别。

还有一些朋友问：单纯的叙事不成新闻报道了吗？我指导学生做的一些城市调查，结成了一本很厚的书，叫《都市的角落》，就引起过这样的争论。有人问我：这跟记者做的事情有什么差别？当然这本书也赢得了大范围的好评，我所说的大范围主要指的还是学术界。很多国外的学者，读过这本书后非常感兴趣，只是这本书稍微浅了一点，因为这都是学生的作业，连学生的论文都不是，受时间的限制，但是同学们发现了很多微观的事实，所以他们给予较高的评价。但那个问题也是我必须面对的：这和记者做的东西有什么差别？我觉得我们与记者的差别在于二者的眼光。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某报社要招聘人，很多毕业生去谋职，当然其中很多是新闻学院毕业的。可是报社的领导说了，新闻学院的学生当然好，但这次我们不要都招新闻学院的人，招几个社会学的毕业生。不是要做记者吗？那为什么要来几个社会学的学生？报社领导认为，受过社会学的训练，和受了四年新闻学训练的人有一种不同的眼光。换句话说，我不做社会学教授了，去做一个普通记者，搞一些调查，做一些报道，你说我做的报道跟忠实于记者风格的人做的报道能够完全一样吗？你们大概也看过我写的一些社会学杂文，它跟记者、文人的东西不会完全一样的。为什么不会完全一样呢？这是眼光上的差别。你所受到的训练给了你很多理论营养，这些理论营养将影响你的观察，影响你的调查。

五、理论与观察

关于理论能不能影响观察，是个很有深度的问题，引起过许多纯学院派人士的争论。有些人认为，观察从来都是受观察者的理论的影响的，举一个例子，布拉赫论证地心说，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他俩看到的对象有什么差别吗？没什么差别，二人所建构的理论是不一样的，在各自理论指导下分别去找到一些观察材料。不是观察影响了理论，而是理论影响了观察。这是认为理论能够影响观察的一个例子，还有好多例子。还有人提出，理论影响不了观察，观察是独立的感觉范畴，一个感觉的精神领地。也举了若干例子来说明。有过这么一个例子，就是下面的穆勒–奈尔图像。你认为图像中哪条线段更长？

这两条线段一样长。怎么会呢？真的一样长，向内和向外的箭头欺骗了你的视觉。我告诉你原因所在，你再看看，视觉变了吗？视觉没变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吗？学者们因此推断，视觉系统存在着独立性和自主性，不受理论影响。你看，这一派观点还有一些根据的，不止这一个根据。就是说，人的感觉是独立的，是不受理论影响的，人的观察是不受理论影响的。

我首先要说，对这个问题的基础认识将是一个持久的争论，不是这里能说得清的；但是我想从另一个维度说，我还想强调前者，理论将影响观察。我不从认识的基础说起，我是从其他地方论证，理论会影响观察的。

我认为理论首先影响选题，受过社会学训练的人和没受过社会学训练的记者在选题上是有差别的。我们选10个题目，他们选10个题目，我们就会看到在选题上的差别。换句话说，什么样的选题更有价值，在这个认识上社会学家和记者是不一样的。

其次，就是进入同样一个选题，在筛选事实上也是有差别的，二者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有人认为这个事实是最要紧的，而另一些人认为那个事实是最要紧的，这种差别受个体的影响，但同时也与此前二人所受到的不同的训练有关系。

观察完了，调查完了，最终每人要开始他的叙事。进入叙事也受每个人原有的理论的影响。所谓叙事，实际上需要完成的是把你调查得到的事实串起来，获得连贯性和可读性，成为一种结构。理论有结构，叙事毫无疑问也有结构。没有结构，别人不愿意听，听了之后也不能把握，没有结构连叙事者自己都把握不了。以什么方式串起来？社会学家和一个典型的新闻人去串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我提出的理由就是观察还是受理论影响的。观察都是负载着理论的。

再举个例子来说，有个人类学家叫阎云翔，在美国人类学界有一席之地。我不知道大家读过他的作品没有，他的一篇论文《麦当劳在北京：美国文化的地方化》，典型的叙事体。你说他研究麦当劳和一个记者研究麦当劳能一样吗？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文章你要读中文版的可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这本书里读到。我始终发愁给同学们提供一些范本，供同学们写论文的时候去借鉴。本来想从同学的范文里选，距离小一点的可能最好模仿，但是我没有找到。后来我发现，《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里的几篇文章，可能是很好的范文。这里面有华裔美国学者，还有非华裔的美国白人学者写的。我觉得华裔们写得更好一点。华裔的几篇写得都不错。关于保龄球的，关于上海舞场的文章，写得都很不错。这样的叙事体是我们所能够模仿的，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同学们的功力与这些教授比要差一些，但是这种风格是我们能够跟随的。

说到根本，我们都是写叙事体，跟记者的差别是什么呢？记者重视的是事件的脉络。而社会学家在做一个同样的经验研究，然后用叙事体表达出来的时候，他除了把事情说出来，还要解释这些人为什么要做，也就是说要解释这事件中行为者自己心中的那个意义。这个教育，我们可能受得不是一天半天的了。也就是meaning（意义），韦伯的理论。我来这个系的时间还不如同学们长呢，我来这个系才两年，同学们来了有三四年了。有的同学不是说，我们这个系非常重视韦伯的理论吗？重视韦伯的理论就是重视行为人、当事者的那个意义。我们做一项调查的时候，觉得找到这个东西了，在学术追求上就算是找到依托了。不然就会觉得不踏实。记者不是那样的，记者找到事件的脉络就可以了，就对得起读者了。我希望通过我的这些说法，能够增加同学们做经验研究的自信心，去完成叙事体的论文。我不是反对你利用一些理论来解释你的调查，我是说绝对不可以做得太勉强、太生硬。那实在是糟蹋了你认真完成的那个调查。要有信心自己下手去分析那个调查、那个对象。你可以分析得很不错的，不用“傍大款”。要把你此前所学到的那些理论融化到你的脑子里，然后按照你自己的思路走出来。这就是今天所要说的主要的思想。这个主要的思想是针对我们目前同学们的论文中的主要毛病有的放矢的一些看法。

六、小道理与杂学问

再找一点根据来增加同学们这么做的信心。就是抬出齐美尔来说话。古典大师当中我最佩服的就是齐美尔。马克思是个例外了，马克思是无与伦比的了。马克思除了学者以外，兼扮其他角色。熊彼特其实是非常钦佩马克思的，用熊彼特的话说，马克思是披着科学外衣的巫师。他的思想穿透力是比不了的。不谈马克思，马克思实在是一个太大的异数，跟别人没有什么可比性。在其他的西方社会学思想家里，我最佩服的是齐美尔。北京文化界有个名人叫王焱，他述而不作，但是肚子里的学问非常渊博，现在是《社会学家茶座》的执行主编。我们有一次聊天，王焱说，也夫最喜欢也是中国学者里最像齐美尔的。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我说你是目光如炬，我最佩服的人就是齐美尔，但要说我像，实在是愧不敢当。齐美尔那是高山仰止的人物。但我真的从来没有对人讲过，却被他一眼看中。我当时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褒扬。齐美尔是不得了的一个人，韦伯不行。你看看身后的影响就知道了。四大古典理论——结构功能、冲突、交换、符号互动，后面三支的源头都是齐美尔的思想。冲突理论的一个代表人物刘易斯·科塞的博士论文，开始就是要做齐美尔的理论，然后跟老师切磋，老师要求他还是找齐美尔的一个分支做，做的就是齐美尔的冲突理论，论文完成了，他自己成了冲突学派的代表人物了。交换论、符号互动论，通通都可以看到齐美尔的影子。我搞信任理论，发现最先搞信任理论的社会学家还是齐美尔。但是在这里我所要讲的是，齐美尔不是光搞理论，齐美尔在理论上下的功夫比别人下的功夫少多了，齐美尔一半以上的力量做小问题，写社会学杂文。齐美尔是小叙事的大师。在古典社会学家里，只此一位，没有第二人。现在后现代理论又出场了，后现代理论就是说要扭转此前的理论偏向，他们要高扬叙事。他们高扬叙事的时候，只能找到一个古典前辈，就是齐美尔。齐美尔是一个非常卓越的随笔作家，齐美尔的这些小话题不计其数，这里隆重向大家推荐一篇论文，大家一定要看，就是齐美尔的《论时尚》。《论时尚》这篇文章写得太精彩了。他还讨论过吃饭问题、饭局，讨论过城市风格，举不胜举，讨论的都是一些小话题。当然齐美尔有些东西是理论探讨，不是纯正的叙事体，有的是介于叙事与理论之间的，比如《论时尚》就不是一个经验研究。大家要学习齐美尔的路数，分析中提出小道理。

对大家的再一个告诫就是要融会多家理论。我觉得好的社会学必须是跨学科的。这话说得比较极端了，但我坚持这么认为。为什么？这就牵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社会学？恐怕你也想过，也听别人说过，我们这个学科挺难界定的。有人说得大而不当。我觉得有两个解释是最流行的。第一个解释好像很俗，似乎很贬低我们，就是社会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还没被别人分走的，就是社会学。经济研究非常热门，被别人分走了变成经济学；权力研究也是比较热门的东西，被分走了变成政治学。一个一个分走了以后，还剩下那些没被别人分走的东西，就叫社会学了。再一个说法，似乎很抬高我们。说社会学的理论是最基本的、最整体的。但是社会科学之内我们和别的学科的差别是什么？为什么诸学科都属于社会科学，我们把“科”字给去了，叫社会学？我们跟别人什么差别啊？美其名曰，我们是研究更基本的、更整体的，他们的研究比较片面。经济行为、政治行为不是社会行为吗？经济行为、政治行为不是人的行为吗？你既然研究社会行为，研究人的行为，那你跑到我这来了，我是如来佛，你没跳出我的掌心。我研究的是社会行为，是人的行为，我通吃。你是在我之中的，属于我，我不属于你。我是更整体、更基础的。人的行为的基本道理搞清了，自然就间接地影响人的经济行为，人的权力行为。我倒觉得这两个比较朴素的说法更容易让我们捕捉到咱们跟别人的差别。在这两点上呢，第一个俗了一点，第二个自吹了一点。但这两个要结合一下，倒可以帮我们理解一下我们自己的学科。二者一结合，你就会推论出：要做好社会学的研究，就必须跨学科。为什么呢？既然此前大块的领地已经让人分走了，而自己仍然是最基本的、最整体的，分走了以后你还如何获得整体性和基本性呢？让人家分走了大块江山，剩下的这一块能完成别人所做不到的整体和基本？其实是有矛盾的。第一，这是人家剩余的，第二，却是要完成那么高大的目标。怎么办呢？完成这个目标，眼睛就必须看着别人的研究，要东张西望。如果经济学家没有格外地关注社会学，而你格外地关注了经济学，那么你当然就比他更整体了。这是一个前提，要不然各自画地为牢，你凭什么比他更高明呢？剩的这些东西比拿走的东西更丰富？人家还会说你比人家更鸡零狗碎呢。我们也愿意接过这句话来，你们更单纯，你们是社会主导的领地，比如说经济领地，而我们更鸡零狗碎，在鸡零狗碎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成了一个杂家。成了杂家之后，我们还要扩大，你的领域我们也要看一看，我们就更杂了，更丰富了。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去胜任这个更基础、更整体的理论追求。我不信一个没有跨学科追求的人能把社会学做好。直观地看，他们的研究是没有味道的，没有美感的。他们的文章充其量就只能给那些功利心重的专业人士看，给行外人是看不了的，要给行外人看的话就必须吸收多方面的营养。你读一读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你就能明白什么是大师。其学术营养是多方面的。经济学不用说了，人家是经济学家，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通通囊括无疑。所以熊彼特当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

七、走自己的路

希望我讲的东西对大家是有意义的。能不能有意义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我所提倡的那种追求在当今社会学界肯定是少数派，是极少的少数派。而其实我是抱着对大家很高的期许才提出和鼓吹这样一种治学方式。功利之徒不要遵循我说的这个路数，当然人家也肯定不会。我真的以为要做一个大学者、一个大思想家必须这么走。你别看社会学界有这么多教授、副教授，有些实在不像话。你的潜力比他好，关键是路不要走歪。

关于这个讲题，叙事与理论，给大家介绍三本读物，有工夫可以读一读。一本读物是我们系的谢立中老师翻译的、瑞泽尔写的《后现代社会理论》这本书的第一章。还有一本书是塞德曼写的《有争议的知识》这本书的绪言和结论。再有一本书，哲学家陈嘉映写的《无法还原的象》里的一篇文章《何为理论》。我前边说“什么是理论”，不太好说清楚。我始终有一个学术上的或者教学上的小抱负，我说以后开一门课，给大家讲“什么是理论”，把它说清楚。说清楚了可以杜绝一些肤浅的坏毛病，比如说“傍大款”、狐假虎威，引用好多大话，实际是拿自己的调查给人家的理论做注脚，而且做得很蹩脚，因为你那个调查跟那个理论之间隔得很远。我就告诉你，这样做不叫理论，这跟理论南辕北辙。相反，如果你对你的调查能做一点深入的分析，很有见地，那你挺有理论素养的。我只是从这样的表层，痛感我应该给大家讲讲什么叫理论，什么不叫理论。不是掉书袋，引用别人的理论就说明你有理论水平了，完全不是。我就这种感触跟社会学界一些好朋友讨论，比如说我跟沈原先生经常讨论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太高深了，真的不好讲，他也不认为现在国内哪个社会学家能把这个问题讲好。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抱负，不知什么时候能给大家讲这个课。很多人学过哲学，但大哲学家在给哲学下定义的时候非常犯愁。罗素给哲学下定义说，在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叫作哲学。与其说他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哲学，不如说告诉了我们这定义真的不好下。

我不知道你们听我的课有没有几分认同。即使有了认同，还有难题。你这样做一个论文，没有傍一个“大款”，我行我素，把自己此前学到的十八般武艺按自己的消化融合，对被调查对象做出分析。人家上来就会问你：理论在哪呢？我想说：开口问出这样话的人就是没理论。为什么上来要给自己脑门儿上贴个东西：少林派来了。拳打到相当的火候，还需要质疑我有没有来路吗？我指导的两篇硕士论文，都是没有“傍大款”的，有一篇收在我现在主编的《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文集当中，这个同学才能中上，不是最高的，现在上香港读书去了。他写的是《管庄农村的土地流转》。今年的这篇硕士论文写的是他们村的小学教育，这个同学现在考到北大读博士了。他写这篇论文的时候，问我两三次，说这论文行吗？里面没有什么社会学理论啊，没找到一个大师在后头站着，行吗？我说，找一个大的理论，前面写一个花团锦簇、与研究对象勉强挂钩的述评，这事容易。要你自己深入分析，这个难。就像《管庄的土地流转》，人大很多社会学教师看不上这篇论文，看不上这篇论文不是因为和我私人关系不好，是真心地看不上这篇论文，这些话辗转传到我耳朵里。这篇论文好在什么地方？当然见仁见智。这篇论文被边燕杰老师高度评价，他说，这本论文集里这篇论文最好。边燕杰到北京后说，这孩子在哪儿，他想见见这孩子。见了之后问他，愿不愿意到香港去念书。他托福考得非常差，500多分，结果还是要他了，就靠这篇论文。这本论文他下了很大功夫。大家可以看看这篇论文，没有什么特别的光彩，写得很实在，地道的叙事体。我就是要推动这样一种东西。但我所要说的是，你这么干，别的老师能不能承认，这事难说。过几年，我的这种言论成了点气候，可能会好办一点。但你现在这么走能不能赢得叔叔、大爷们的认可，以至于能不能帮助你获得好评，我真的说不好。我的核心思想是，展开你的分析，能借鉴大师的思想就借鉴，千万别硬来，硬来在我眼里水准太低了。我的思想和潮流肯定是不合的，你看对你能有什么帮助，综合地去考虑你的行事方式、你的论文方式，别耽误你的前程。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个异类，就按自己的路数走；如果你想更实惠一点，更稳健一些，我的话能给你点营养就可以，你自己去想你的路数。但在此一阶段，我的观点是鲜明的，大家写叙事体，练出好文笔，在叙事里面渗透出你的理论涵养。

第六讲　深度访谈

我鼓励大家做经验研究，经验研究又可分为定性和定量。定性研究主要就是依赖深度访谈来获取第一手材料。我要强调的是，其实对定量研究来说，深度访谈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定量研究大多要设计问卷，而深度访谈是问卷设计的基础，没有深度访谈，问卷设计从何而来呢？如果仅根据一般常识就搞出一个设计来，必然太一般化，缺少目的性。设计问卷时必须对该问题有相当的了解，这了解源于两个途径。一个是自己在生活经历中对此有切身的体会、感受，因此知道从哪儿下手，知道要通过问卷来区分出哪种差别，那些东西是从反省生活经历中提出的，通过问卷来分解。如果你没有切身的生活经历，那设计问卷之前就必须对相关人做深度访谈，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设计问卷。不然的话，设计会流于表面。问卷设计不到位、不细致、不精妙，调查必然质量低下。常搞调查的人设计问卷都很慎重，如履薄冰。因为实际上每次调查都会留下遗憾。但如果我们具备了相关的知识，掌握了这些原则，就可以极大地减少遗憾。

一、赢得机会

首先谈赢得机会，赢得与你要调查的对象接触的机会。

赢得机会不外乎靠两点：一个是利用你的关系，一个是没关系可找了，打“遭遇战”。干我们这一行，尤其矢志今后还要做下去的人，要培育出一种职业癖好。这职业癖好就是能够感知、洞察你所关心的那些材料在哪儿，千方百计地通过访谈将它们搞出来，经常注意把耳朵竖起来。说句市井俗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你要是老惦记着它，就有望把那个东西搞到。你老不惦记着，做个贼也不专业，不会有大的收获。你要能感觉到他那个钱包是鼓的还是扁的，要是他钱包很鼓，就要琢磨他，跟他接触上，跟他称兄道弟。有这样的癖好，你就可望成为一个出色的调查者，可以搞到很多东西。熟人、生人那儿都要下手。比如，听说现在旅游团的勾当很精妙，很多导游是无偿劳动，旅游公司不给他们开工资的，导游的生财之道，是把一车一车的人带到商店去，比如拉到药店来看中药，拉到卖宝石的公司，商店给导游开钱。当然你要知道有这样的公共话题，这是不公正地对待旅游者，是侵占人家的旅游时间，人家到这儿不是来买东西的。你要有心，要经常注意，发现这个题目可做，但有没有信息渠道呢？你就必须认识一些导游把这个事情搞明白，那就要看你的熟人里头是否有这样的人脉。你的熟人里关于社会信息的种种资源，你都要注意。因为有熟人介绍，比你自己去找一个陌生人套近乎，要容易得多。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很多事情只要稍微有个人介绍，就容易多了、融洽多了。平时要敏锐地、有意无意地注意你的朋友，有什么人际资源可供你利用。中国人没有什么不可更改的原则。很多事没个关系就搞不出来，有关系就搞出来了。我有个同学写一篇硕士论文，写的是监狱的管理，主要是监狱的收支问题。国家给监狱的钱不多。监狱的人也不甘于收入太低，监狱的资源就是有大批劳动力。监狱经济上的收支如何？监狱是怎么创收的？这门槛比较高，一般人做不了，他有个叔叔是监狱的领导，什么材料都可以搞到。这个论文就完成了。所以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发育这种意识。金矿在哪儿呢？你和商人一样，和“包打听”一样，现在就开始发育这个意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你一直惦记，就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调查者。

和生人就要打“遭遇战”了。我很强调的是要形成职业癖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起步阶段就培养出这样的癖好。这不是纯粹智力问题。从考试中看不出来。说到癖好，我给大家讲个段子。我偶然认识了一个望诊大师，中医的诊断手法是“望、闻、问、切”，他主要的诊病手段是望，不切脉，而是看你的面孔、五官、舌苔等等。他是望诊大师，他一望就告诉你有什么病，说得非常准。他是怎么练出来的呢？当然有人给过他指点。他曾经常年泡在大医院门诊室的门口，过往的病人，他都仔细端详。病人在医院里做了种种的化验、影像检查等，病人一出来，他就跟上去问什么病呀，他很热心，病人一般也很愿意跟他人倾诉。人家的面貌特征已经被他牢记，然后就跟病人聊，验证原来的判断对不对，一次一次地验证。他在医院门口待了好多年，眼光很厉害了，这个能力的发育就在于他有这种癖好。这种癖好为他赢得了这样的锻炼机会，用试错法，一次一次地验证。

说到赢得机会，我们的调查肯定会涉及各阶层的人。一般情况下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底层的人，特别是一些异类、脱离常轨的人不好采访，门槛高。比如说乞丐，你看他的身形就有些奇怪，有的仅有一条腿，或者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和常人不一样。你心里多少有一点恐惧，望而生畏，不太敢跟他接触，以致最后形成顽固的印象：这样的人不好采访。我要告诉你，这样的人都不难接触。说实在的，做底层的人的研究，也是个好题目。因为多数人都觉得门槛较高，因而变得稀缺。其实我告诉你，和这样的人深度访谈的门槛不高。而因为多数人自己就把这个题目给枪毙了，所以你做就会有意外的收获。要是太容易的话，你的调查还有什么稀缺性？还有什么独到之处？他觉得望而生畏，正是你下手的时候。你应该记住这堂课我给你的告诫，就是选这样的题目其实是比较容易得手的。

相反，比较难得手的是上层的人。上层的人你真的是围不上摊儿。地位很高的人，人家家门口有高墙、电网、警卫，你是绝对围不上摊儿的。要是入户采访，你敲敲门，一个局长理你吗？不要说再高的，比如副部长、政治局委员。就是一个局长，你敲门，说我来调查一下住房问题，调查一下收入问题，调查什么生活习惯问题，他根本、绝对不理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走远点，快走。其实上层人和底层人都是少数，中间的普通人比较多。普通人应该是最容易接触的，上层跟下层比起来，下层要容易得多，上层是最难的。为什么个别的人比较不愿意接受呢？因为个别的人知道自己比较个别。跟人都一样了，张嘴说什么都无所顾忌；跟人不一样了，说话有点忌讳。而上层人跟下层人在这一点上都深知自己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们在这一点是一致的。比起上层人，下层人更好接近，无论是有形的还是心理的防线，下层人都没有上层人那么强。加上上层人更有条件将你拒之门外，下层人没有这样的能力和条件。心里像贼一样惦记着，今天不成明天，琢磨他不成，琢磨他弟弟、他身边的人，就一定能得逞。所以我们看到，好多优秀的社会学研究都是做底层社会的。其实底层社会相对容易一点，它比普通人要难一些，比上层人要容易。所以你要有机会能跟上层套近乎，有什么关系之类的，可别放过。

二、学会聊天

下面进入这堂课要讲的主要内容，访谈技巧。这有点纸上谈兵，因为我不是一个做过大量社会调查的人。只是阅读过关于采访技巧、口述史的著作，通过自己的思考，加上自己不多的几次采访和社会经验，给大家提供一点知识。同学们往深处走，很快就会超越我这点不足道的知识。

讲访谈技巧，我觉得最要紧的是要学会聊天。学会聊天是一个你可以受用无穷的本事，不光在职业的访谈中会受益，实际生活中也可以受益。你因此可以有更多的朋友，生活因此会增加很多乐趣。找乐子的方法很多，打球，唱歌，唱戏，聊天本身也是非常有乐子的一件事情。聊天其实是非常有普适性的找乐子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这样，但也有很多人不擅长，有很多人没有开发出来。就像你看他们打球，多高兴啊，你不会玩。你不会玩就是你从小没有开发出来。同样，有人聊天很有乐子，有人聊天没什么乐子，因为没有开发出来。

这是生活、工作、调查中，最要紧的一件事情，什么小技巧都无所谓，最要紧的是要有聊天的本领，非常会聊天。这个事其实也同学习、锻炼有很大关系。要是没有人去提示你，你觉得这是个能力吗？你会觉得能力是会外语，是会计算机，是学过统计学，是会用SPSS（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聊天算什么能力呀？其实，聊天是很大的能力。聊天能力与善于阅读、写作是一样的，是很要紧的东西。有的人谈话非常有意思，非常风趣，有的人做不到。你要锻炼这个能力，这是调查能力的基础。除此之外，既然干了这行，太内向了不成。原来内向就要开发得外向一些、场面一些，善于和五行八作的陌生人说话、沟通、聊天。

除了开发性格之外，还要注意心灵，和陌生人接触的时候总能拿出朋友的姿态，所取的姿态不要高人一头。这不是教你做戏，而是说从内心做起，尊重人。我们现在世俗所认为的很多差别有些纯属偶然，跟机遇有很大关系，并不是说他们从本质上就低你一头，有的时候是你幸运。一定要学会和人平等相处。如果说你是一个本色演员，你内心就能跟人家平等相处，那你再有点技巧，和人接触就很好办，别人也很愿意跟你配合，愿意和你聊天。比如说我自己，我有很清高的一面。这个清高的一面特别体现在行内，比如说外地来了个同行，请我吃饭不容易。但在火车上，我不会对任何一个底层人表现出一丝高傲。相反，坐在一个硬座车厢里，一看都是底层人，问我干什么的，我会编一个假话，我耻于，说“耻”不准确，我要遮盖，就是说我不愿告诉人家我是大学教授。我不愿意。我一张嘴说出来，就和人家有了距离，没有距离才好，大家可以聊天。也不为什么，就是这样比较自在。这可能跟早年的成长有关。早年我也是一个内心有几分狂妄的少年，屡屡受到歧视。在农场干活，领导绝对不让我开拖拉机的。人家认为这个人思想不太好，去干力气活吧，去清扫厕所。我在农场干活，扛麻袋，队里的会计来了，假装参加劳动，穿着挺白的衬衫。我就拣个最脏的袋子举起来让她扛，非把她的衬衫弄脏不可，这是我当时的心态。少年时代遭遇了不平等，特别善于体察底层人的心理，因为我曾经是底层人。曾经在生产队里，跟一些摘了帽的“反革命”在一个班组。原来就是“反革命”收拾厕所，后来“反革命”都摘帽了，那就是“前反革命”去收拾厕所，而我就在这样的班组里面。所以我对阶层和不平等心理上极其敏感。心灵变得高尚后，按众生平等的理念去行事，事情就好办多了。

你要有两个长处，一个是在心灵上能够和他们沟通，没有摆出高于他们的姿态。同时，你又非常会和人聊天，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比如我的好朋友周孝正老师，是社会学界的一个异类，他是个述而不作的人。但就调查能力而言，他无与伦比。就因为他具备两个优势，甭谈什么技巧，法无法。他有卓越的聊天本领，他是心灵、心态都非常好的一个人。比如说去大红门的浙江村，他到了一个服装摊，往前一凑，与摊主本来相互不认识，该保持一米的距离，他凑到一尺的距离，大脑袋往前一凑，满脸笑容，极其诚恳，提的问题都是刺到别人的不该问的领地。可人家看这老哥这么诚恳，就聊开了，没几句话他就问：“做生意要本钱，你的本钱哪来的？”上来就问人家实质问题，人家看他极其诚恳，一愣就告诉他了：“我借不来，是我爸借的。”“那你爸怎么弄来的？”就谈开了。我跟史铁生关系非常好，那年跟孝正兄一块儿去铁生家，我也算是慕名而来。家里有老父亲，到吃饭的钟点我们该告退了。他不走，我就捅他一下说：“老周，咱们该走了，12点半了。”他说你这人层次怎么这么低呢，这怕什么呢，大家不都挺高兴的吗？又聊了一会儿，他就跟人家说：“铁生，我到外边买点面包、香肠，在你们家一起吃一口，成吗？”人家就说：“你们要不计较的话，挂面我们管够，咱们就吃炸酱面吧。”一会儿就吃上面条了。如果像我这么拘谨，这次交往肯定不深，日后我们大约不会成为铁哥们儿。就是因为他不按常规出牌，你11点钟到人家，到12点半，一小时刚寒暄完，就该告辞了。可他不走，吃上饭了就不一样了，甭管掏没掏钱。吃完饭，又聊了两个钟头，相互极为投机。以后，我们半年看铁生一趟，成了哥们儿。后来再去看见他的墙上贴着一张纸，说会客人只谈一刻钟，铁生见我们看见纸条，就马上说这跟你们无关。周孝正能找来一个小妓女，坐下来跟她聊，听她讲她的妓女生涯。他跟她说，工作时间不能耽误你挣钱，钱给你，占用你时间，但今天来的不是嫖客，来的是教师，然后就先介绍自己：我以前不是教师，以前是农民啊什么的，介绍自己的家底，说我们原来都是底层人，咱们都一样。我们不怎么了解你们，你们也很不容易的，我们就这个意图，想知道知道。你说究竟是哪句话让人家打开了封闭的心门，说不清楚。是综合力量，往大点说就是人格魅力，其实就是心灵好。

说话有趣也是一种本领，需要很多学问，三教九流都要知道一点。你可别小看说话有趣。我现在搞消费研究，消费是为什么呢？不就是为找乐子吗？找乐子不是光砸钱就行的，不是一掷千金就能找来乐子的。很多游戏能带来乐子，就像我刚才说的什么唱戏呀、打球呀、玩牌呀，还有很多，这需要锻炼的，不是一上来就会，就喜欢。聊天也是一个找乐子的来源，聊天可以聊得极风趣，但聊天也是锻炼出来的。法国咖啡馆是干什么的？不是喝咖啡的地方。咖啡是媒介。法国咖啡馆里通常是陌生人在聊天，大家到这就是聊天的，所以一点不忌讳。法国咖啡馆的咖啡跟美国咖啡馆的咖啡的价钱完全不一样。美国咖啡馆的一杯咖啡量大，这么一大杯，完全是解渴的。法国咖啡馆是干吗的？是人们借贵方宝地来聊天的。美国咖啡馆最无耻的举动，这是美国社会学家说的，就是写一个公告：“鉴于本咖啡馆座位有限，请您抓紧时间。”这放到法国、英国，不可思议。咖啡馆全仗人气，我们来干吗的？你敢撵我们走？有同学会问：人都不走，老板怎么赚钱呢？法国咖啡馆也不能赔钱，经营者就把这杯子做小，咖啡一杯比美国量小，比美国贵。到咖啡馆不是解渴的，到这里是来聊天的。去法国咖啡馆的人频次能多高？有人搞过调查，说一定比例的人一天一趟，还有一个礼拜去五次的，去四次的，比重越来越大。聊天是法国人的一个乐子。过去老北京也是一样，有茶馆，这是一种乐子，现在没有了。还想恢复茶馆？恢复不了，人变了，没有那样一群泡茶馆的人了。聊天可不简单，你到咖啡馆里聊天，那是三教九流，你不是想跟人家聊天吗？你得有聊天资本。人家聊足球你懂吗？说歌星你懂吗？你得什么人都能应对。你到这来就是找乐子了。你为什么喜欢这里？因为你也愿意聊天。

三、正式与非正式谈话

访谈技巧要谈的第二点就是，访谈的展开，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的访谈，一类是非正式的访谈。正式访谈，开宗明义：打扰您，我想占用您一点时间，就某个问题向您请教，请您帮助。这是正式的。还有非正式的，跟人随便聊天，就把一些东西得到了，非正式的既可以在熟人中展开，也可以在生人中展开。熟人也是这样，比如调查本村的计划生育的实施情况，调查本村的土地流转情况，都可以通过非正式的调查了解很多事情。正式的跟非正式的，互见短长，互有利弊。非正式的可以得到正式的访谈得不到的一些东西，但你不跟人家开门见山，有些东西也得不到。并且，你虽然能得到很多东西，你付出的时间成本也比较大。因为这种聊天漫无边际，只能在只言片语中发现一些东西。它的优势在于说的事情真实性可能比较大，因为不是你问人家，人家说的时候不会琢磨你要干什么，人家无意识就说出来了，非常宝贵。但有些东西你不正式问，人家也不会说及。正式的好处就是效率比较高，但正式访谈，需要通过一次、两次不同时间的采访，以及对不同对象的采访，相互对照，判断有些话是不是不实之词，也就说正式采访有这个问题要警惕。非正式的相对好一点，但非正式的也不排除有的人爱吹牛什么的，但他至少没有因为你问而歪曲。正式访谈，他有可能故意歪曲。

四、访谈前的准备

下面谈调查前的准备。调查前，要做文献搜索，要通过文献对你所要调查的问题尽可能地多一点了解。做点案头工作，能为你的调查带来很多便利，能够让你少走弯路。而且通过文献，你也会看到别人做过的研究或记者对此做过的报道，会在你脑子里形成一些问题，这样在调查时，你就有了一点方向，当然这个方向在调查当中还会不断地调整。在初始阶段有了一点方向，你就不会像没头苍蝇似的。

访谈前，要通过文献以及其他办法，能够对这个人群、这桩事情有大致的了解，准备出质量比较高的问题。能掌握一些术语和行话更好，这样利于沟通，还能赢得尊重。其实“尊重”是一个含义非常宽的词。在社会生活中有很多手段和原因能赢得他人的尊重。你要跟人家聊某个行业的事，你知道一点，人家就挺尊重你，觉得你懂行。当然这像滚雪球，你会知道得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你跟人说话不是因为地位高赢得别人尊重，是因为你会说话，说话风趣，因为你尊重人，还因为对人家的事情你知道得挺多，人家就高看你了。那个事情可以跟你聊起来了，用四川话说是龙门阵摆起来了，东北话就是唠嗑，唠起来了。要好好准备。聊天这事可不像写文章能改，是要张嘴就把话说出来，比如你准备了一些问题，那些问题你要反复想，牢牢记住，到时候这个问题谈完，下个问题你能够脱口而出，显得不生硬，不拖沓，把一个个问题融入聊天中，很自然地就出来了。不像正儿八经地提问，你也是问了，但不是那么生硬。相反，说着说着，掏出提纲看看，就不好了。你要准备的是腹稿，事先一直在温习，然后找人家谈，尽量像聊天一样，一掏提纲就出了隔阂，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那样。

五、提问的技巧

再下面谈谈提问。问题都要精心准备。该怎样准备问题？怎么提问？我自己觉得问题要简短，不要很长。老长的问题，是提给人家，还是自己表述？提问题，要考虑听者，让人家一听就明白。最怕的就是在问答中形成这种模式：长问题，短回答，你这里啰啰唆唆问了半天，人家两个字就答复了。我是觉得要尽你所能，通过语言的组织，把问题说得简短清楚、干净利索。有的问题短，但是回答得很长，那不要紧。回答长，回去后慢慢琢磨。再有就是问题要准确。比如就说刚才提的咖啡馆、茶馆。假如你问“您经常去咖啡馆吗”，就是一个很糟糕的问题。什么叫经常？两个礼拜一回是不是经常？挺经常的啊，完全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也可以认为两个礼拜一回太不经常了，这是根本无法度量的事情。你可能心里有个概念，三天一回叫经常，人家怎么知道？凭什么知道？为什么不换一种方式表达？为什么不问一个可以用量化方式回答的问题？多少天去一次？一个礼拜去几次啊？这样的问题没几个字。我还记得以前学英语的时候，教材好像是《新概念英语》。有一册里面讲有一个记者写了个报道，老板看后训了他一顿。那记者说那个台阶很长。老板说，什么很长？多少级台阶啊？你告诉我多少级，用不着你说长短，读者自己会判断台阶到底长不长。那样的记者就很拙劣，不专业，没师傅。侯宝林特别爱说“没师傅”这句话。很多年轻演员侯宝林是看不上的，他没说什么毛病，就说一句话，没师傅。能犯这样的毛病，说明没人管教你，你没师傅。我们都是学院派，有很多的老师，很细致地训练我们，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以发生。包括问卷中的措辞。如出生年，别问多大岁数，多大岁数有的算阴历——比如农村，有的算阳历，差出一截。这是一些小节。问得准确些并不浪费时间。还有，提问题绝对避免提示答案，这样的提问方式在电视中经常看到，愚不可及。他们经常提出一个问题，人家稍微沉默了一会儿，他就给人提供一个答案，说是因为这个吧，你这么一说，人家就往往说是，天晓得你不说这句话人家回答的跟你提示的一样不一样。你与被采访者角色是不同的。对于你来说这是职业，是饭碗，对于人家来说是帮你一次忙，人家没像你这么投入，人家有几分应付，你都这样说了，好，那就算是这样吧。所以我们提完问题以后，一定不要对回答做出诱导。在提出开放式问题还是选择式问题的时候，要慎重考虑，这次是问“是否”，还是“为什么”。根据所要获得的答案的性质，考虑所提问题是开放的还是选择的，多样的选择，还是是否的选择，自己要考虑清楚。要争取能够顺着这个问题的逻辑提出下一个问题。这样，谈话就显得紧凑，形成了一个谈话的结构，有了一定的起承转合，这样，双方就组成了一个有结构的对话，就不是非常松散的谈话，有助于被采访者的投入。松散的谈话，容易使人感到乏味、沉闷。虽然说这是你的事，不是人家的事，但你谈话风趣，人家也觉得有乐子。你谈话有一种内部结构，顺着这个问题往前递进，或者转折一下，人家就能感到谈话本身的乐趣和魅力。两个问题比较关联，为什么非把它扯开。除非你有意为之，要判断一下看是否说得不够真实。有这种意图另说，没有的话，你要把相似的问题、有逻辑关系的搁在一起，组成谈话的结构。就像是大家一起说一桩事情，聊一个故事，这样的谈话是有趣的。

访谈的时候要学会倾听。有的时候，沉默一会儿不要紧，有时他沉默一会儿，你不要急不可待地诱导。有时候无声胜有声，有时候无声可以给他一点压力。稍微停几秒不要紧。你问完，他在琢磨着，或者是犯难——说还是不说，你等一会儿不要紧，尽量让他多说，少打断，对多数被采访对象，应该取这种姿态来与之对话。少数人例外，一般你和他谈三五分钟就能判断，这人话极多，或是啰唆，或是太能聊，说着说着就谈到别的地方去了，离题万里，讲他爱说的事，与采访毫无关系。你迅速做出一个判断，如果他是这样的人，就要与前面多数人采取不同的办法。他太能侃了，谈话不会冷场的。所以你要常常打断，把他拽回来，回到正题。有时候开个玩笑就把他拽回来了，迫使他继续在你所关心的范畴内展开你们的谈话。

要善于追问。前面刚谈了倾听，现在又说追问，不矛盾吗？一点也不矛盾，而是说二者要有一个平衡，该听则听，当问则问。该听的时候乱问不好，该问的时候不问更不好。大致地说，追问有两种。一种是有不懂的地方，一定要问。不要不好意思说，不懂就要让他解释。我说过，经过你的准备尽量不要让人觉得你一无所知，但另一方面不要顾忌，你要让他给你解释。不懂就必须追问，不要觉得插话和追问会干扰你们的谈话。有时候你说不明白，其实给人一种高位，自己取低姿态，对他心理上是有好处的。人都有一种好为人师的心理，只是程度不同，这给了他为人师的机会。另一种追问，是倾听的过程中，你的嗅觉告诉你这正是你感兴趣且有价值的地方，可以不断地在细部上发问，将谈话在这一维度上向深入推进。一个采访者和另一个采访者是不同的，一个记者和一个社会学家去采访是不同的，一个高水平的采访者和初学者是不同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在采访的提问中，特别是在追问中。追问反映出判断能力和学科特征。要给被采访人一个解释的空间，不光是关于事实的解释空间，还包括关于行为心理的解释空间，要不断营造这样的对话空间。采访中对话的质量，往往已经决定了论文的质量。很多初学者在采访过程中嗅觉失灵，找不到方向，不能将被采访者推向你所关注的某一重点，采访浮在表面。这既和认识能力相关，也和采访能力相关。

接下来评价一下录音的利弊。录音可用可不用，要善用，不要迷信录音。有一个基本事实自己必须清楚，整理录音很耗时，如果你的采访量非常大，如果你的录音有30个小时，整理的时间恐怕要50个小时以上。当然，你要是不完全依靠录音，录音是防备脑子记不太清楚，但基本依靠脑子，那样的话录音当作另外的用途，就不会太浪费时间。现在钢笔录音机普及了，好办一点，搁在兜里别人不知道。原来都是很大的录音机，想让人不知道也不大可能，带子完了，啪的一响。你要是告诉人家，会形成障碍。有时候人家说行，录就录吧，但是对于普通人、不经常接受采访的人，录音机一搁，说话就不自然了。但现在变了，现在产生的是一个伦理问题，不征求人家同意的话行不行？先不讨论伦理问题，即使只讨论技术问题的话，也还是要重视用脑子记住。但你脑子再好使，一定要切记：采访完了立即整理，有价值的细节都要写出来，如果当时还有别的事，当天晚上务必要整理。绝对不要耽搁时间，因为信息的丢失与时间的流逝是成正比的。我还建议大家不仅要整理出来，最好还要打印出来，因为你要根据整理出来的东西来考虑下一步的采访，提出新的问题，你已经从开始采访时的无知或少知变成有知，知道得多了就可以在此基础上问出新的问题，向深入进展。实际上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回答来思考。打印的东西自己看得比较舒服，看得效率高，同样一页纸上如果是手写的，字数比较少，看着也没有打印的清楚。所以，打印出来的东西对你思考、设计问题效果好得多，稍微多花一点打印费。

六、保持联系，顺藤摸瓜

最后一点，采访结束时要为再次采访做铺垫。留下联系方法、通信方式，跟他保持友好的关系。有可能当时你觉得采访得很充分，没有空缺，过后发现有东西要补充，要深入问。所以，要为自己的再次采访做好铺垫。我在人大讲关于采访的课程的时候，叫了几个采访做得比较好的同学，他们的调查报告我非常满意，觉得他们挖出了很多东西。我叫他们到前台来讲，讲的效果挺好的，和我说的不一样，他们是实践者，我是纸上谈兵。

我记得有几件事说得大家哄堂大笑。有个女孩调查新东方门口卖盗版新东方教材的问题。她找一小伙子，岁数相仿，谈了好几次，那个小伙子很配合，知道她是人大的研究生，社会地位比他高多了。那位女生很有独立工作能力，老是约他，什么时间有空啊，找个什么地方谈谈。尽管原来不认识人家，但她善于采访陌生人，善于套近乎，跟陌生人谈得非常融洽。我说的几个原则她都做到了，第一她心灵好，跟人家平等相待，第二跟人家能唠起来。结束时她向人家表示感谢，那男孩提出一个要求，说你约我谈了好多次了，哪天我约你谈一次行不行？我约你就不谈这些事了，你了解我这行也了解得足够了，我也想知道一下你们研究生的情况，行不行？她很爽快地答应了，后来还真跟他约会了一次，就在公园门口。这是非常成功的。

有一个同学调查乞丐的，我说底层比上层的门槛要低多了，但终归是有门槛的。人家出卖尊严，一般不愿与外人道。他刚开始就没谈成，人家凭什么理你啊？再说你也不能耽误人家的工作啊。你要找一个合适的时间，远远地观察，到五六点钟了，乞丐也得找个地方吃饭。你趁这个空隙，赶紧套近乎，看人家能不能接受。当然即使是这样，通常人家还是不理他，不接受采访。后来他就编了个假话，就对上话了。其实只要人家跟你一对上话，说句假话就都无所谓了，原来心理上的距离就拉近了。这个同学说：“求您帮个忙，我有个表哥在北京跟你们干同行，他老不回家，也不给家里个信，找不着了，家里让我来找他，麻烦您帮忙注意，看没看见这么个人。”这就等于给对方一个高位，一般都是乞丐求他人帮助，现在有人求一个乞丐帮忙，他很愿意接这个高位。就说你给我讲讲，他是哪里人，多高个儿，不光我呢，我们这里还有好多兄弟，可以帮你找找，你说吧。聊天就展开了。这个同学问“您贵姓”，就不像原来人家在乞讨，你上去问人家贵姓，人家不理你。我多次告诫同学，找底层人采访，不要靠小恩小惠。你会误导他，因为钱一出场，他就会想怎样才能拿到更多的钱，就会以这样的方式跟你博弈，就会跟你说一些谎话。所以，钱不能轻易出动，要靠别的东西。接着刚才说的，这样他跟一个乞丐搭上腔了，问人家贵姓，然后以平等的方式、关心的方式，多问上几句。照着这样的方式聊起来，对方不会拒绝了，以后就好办多了。他找到不止一个乞丐，因为这个乞丐叫张三，下面找到别的乞丐的时候，张嘴就说我是张三的朋友。开始找人搭腔的时候，人家表情比较僵硬，但你报出张三，人家一看你衣冠整洁，诧异你怎么认识张三，你说张三怎么怎么着，李四一看来人所言不虚，就聊上天了。这样一访就访了好几个乞丐，知道了好多事情。说到根本，底层人是好接触的。

第七讲　文献搜索

一、找图书像滚雪球

搜集文献其实就是搜集情报。说搞情报就有特务之嫌了。英文里面情报与信息其实是一个词，information，挺中性的。二者确有相同之处。一方面，即使是专业搞情报的人，比如大使馆工作人员，其情报来源大部分是合法的。另一方面，学者也确实要有特工人员的精神，才能胜任搜索资料的工作。善于找资料的人都有“瘾头”。我前面的课讲兴趣的重要性，没有兴趣，研究做不好。有了兴趣和“瘾头”，你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包打听”，你就能找到各种人、各种信息、各种书籍论文。要有“瘾头”。我去找相关的书的时候，“瘾头”极大，信心十足，总是相信能找到别人找不着的一些东西。

现在信息越来越发达，信息量越来越大，找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多。但是再多，还是要利用图书馆，图书馆的系统虽然也同电脑结合，但是实际上，基础还是三大检索系统：书名，作者，分类。要利用这三大检索系统去穿插、滚动。滚动怎么讲呢，就是滚雪球，由小到大，从少到多。从你找到与你研究的题目对路的第一本好书，滚动就开始了。

你可以从三个方向去扩大战果。第一个方向就是，看一下这个作者的名字，记下来，比如说叫施坚雅，到电脑上搜寻，各图书馆、书店中有没有他的其他著作。不要死守着一个图书馆，要搜索各个图书馆。很可能关于这个题目他不只写过这一部著作。即使关于这个题目只写过这一部专著，也要看看他的其他著作。既然他的兴趣曾经在这里，那么他别的书里面的部分情节可能与此相关。别怕费劲，到图书馆翻一翻，打开他的其他著作，翻翻索引，可能有所发现。假如刚找到的这本书问世晚于你看过的该作者的那本专著，那么他很可能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认识，增加了新的观点、材料，那你就有了收获。

扩大书目的第二个办法是追踪这一类别，就是进入索书号指示的那个类别。比如我研究过城市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在国图的图书分类号是C912.81。这书号是社会学（图书号为C912）中的一个子类：城市社会学。而城市学是一门非常综合的学科，研究城市学的大部分书籍，不归在建筑学，不归在经济学，而归在城市社会学类别中。这种分类及相关书号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它说明，国外城市研究的最大的群体是社会学家，所以城市研究的书籍都归在我们这里。有时候，你要找同某个题目相关的书籍，它们可能分属几个类别，你最好搞明白都是哪几个类别。

还有一个滚动方法，就是书名。查找与这个书名相类似的书，就是按照关键词来搜索。因为关于这个题目，有的书起这个名，有的书起那个名。原来你可能不知道另外的几个关键词也涉及这个问题。而如果你已经遵循类别搜索过，且找到了几本相关的书，那么你能从同一题目下的不同书名中受到启发，了解了另外几个关键词。你可以敲击这些不同的关键词从网络上搜索。滚动就是这样进行的。

相关书籍扩大到了三本，你就可以从三个作者姓名去进一步追逐，可以从三个书名中的关键词去追寻，还可以从三本书分别所在的类别去追踪，如果它们的类别不同的话。不仅如此。学术著作后面通常都附有参考书目。你找到了三本相关的书，就找到了三份参考书目。通过甄别和筛选这三份参考书目，你就获得了更多的目标和线索，就占有了更多的关键词、作者姓名，乃至图书类别。

首先当然可以从电脑上搜索，但是不要迷信电脑。要去图书馆，特别是那些开架图书馆。到相关类别的书架前，认真地翻看搜寻。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搜寻下去，滚动就越来越大，从“近连接”到“远连接”。刚开始可能找到的文献和你的题目直接相关，找遍直接相关的书籍之后，就是间接相关的书籍了。你要是能从直接相关搜索到间接相关，你在找文献上就挺厉害了。你对问题的理解也胜于其他同学了。

找资料受思想能力的影响，这个思想能力就是我所说的“远连接”的能力。远连接往往是大部分人很难完成的，它首先取决于研究主体的思想能力、想象力。有的人看不到某位学者写的东西和你研究的课题有什么相关，而你能发现它们是相关的。这虽然主要取决于你的思想能力，但也要求你具备找资料的能力，与之匹配。找到合适资料的时候是兴奋的，特别是发现了一个远连接。我在图书馆找到一个和我正在研究的问题存在着远连接的材料时，总是异常兴奋，因为我知道使用这个资料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很可能其他人发现不了，想不到，因为在图书馆的分类上它们相隔很远，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居然有相关的书。比如说我在研究“信任”的时候，看到一本外文生物书中的最后一章“信任”，我立刻意识到我找到了一个矿藏，它会给我一个特异的视角。那本书的名字叫“The Origins of Virtue”，我很可能是华语世界最早读这本书的人，我当时写了将近一万字的笔记。那是一本纯粹的生物学的书，但是在结尾处他讨论了信任。你看我的《信任论》（2001年出版）的参考书目中就有这本书。不仅这本书中的思想给我一定的启发，重要的是由这样几本“远连接”的书做媒，我开始阅读生物学，一连读了几十本，乃至最终生物学思想在《信任论》中留下深深的印记。2003年该书的中译本问世，叫《美德的起源》。

二、刊物、辞书和年鉴

搜寻学术刊物中和你的题目相关的论文。如果刊物办得比较规范，你从每年的最后一期就可以看到全年的目录。如果刊物办得不太规范，那么你就要一本一本地翻，很麻烦，但是也没辙。希望办刊物的人都能够在最后一期给一个全年的目录。找到和你相关的文章后，你就又可以滚动了。按作者，按类别，按关键词，继续搜索。要注意不要只在单一的几本对口学科的刊物上“吊死”，我们不是那样的学科。就算是那样的学科，搞微观经济学的人，看看心理学、社会学的书，对他也未必没有帮助。何况是我们社会学这样一个庞杂的学科，你研究任何问题都不能只看社会学的杂志，还要看其他的杂志，比如你研究农村土地流转，那就不只是社会学的问题了，还有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刊物，还有经济学的刊物。像《经济研究》这样顶尖的经济学刊物里，也未必没有土地流转的文章。这样的话，你就必须知道，有可能和你这个问题相关的学术刊物都有哪些。准备做一些无谓的劳动，去大海捞针，翻到一个相关的杂志就是一个好的矿藏，再翻看它十年、二十年来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不客气地说是要竭泽而渔的。比如我教城市社会学的时候，对同学们说：城市研究是一个“五马分尸”的研究。研究城市的学科至少有五个，建筑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还有社会学。大家一定要注意，中国城市史学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发达的领域。我一直关注这方面的文献。城市地理学对城市研究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为了搜寻地理学家对城市学的论述，把几个刊物二十多年的文章都翻了一遍。国图不方便，那里过期刊物不开架。那时候我在人大，人大没有地理系，所以没有地理学刊物。我找到首师大，他们有地理系，那里有我的老同学。我在地理系的资料室里坐了半天，二十年的地理杂志就全过手了，相关的研究我全都复印了。其实只有几篇，远连接不会有太多的东西，但是有启发。搞社会学的人在社会学领域下手，那谁不会啊，要是光看中文的更容易了。但是便宜没好货。我们一定要扩大视角，找矿藏。不要惜力，不要懒惰，你会越干越顺，游刃有余。

找资料非常重要。你们俩人都说自己做菜手艺好，比试比试吧。他做菜要有那么多材料，你只有这么点，你怎么办？发愁啊。所以说，我们不是简单地出卖烹调技艺，我们得自己备料。你看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做得多好。你知道吗，他用的那些石头都是他一块一块亲自到采石场挑来的。他是什么样的雕塑家，他知道自己的作品将矗立一千年，石头差了成吗？你那材料要自己下手。当你把材料都准备好了，你回去打听打听，问问另一位厨师有什么料，明天要跟他进行一次烹调比赛。探明了他的原材料，你就说了：歇着去吧，你根本不可能比过我。

再说辞书的使用。辞书，包括百科全书。比如说有一部国外的《社会科学百科》，在国图，我经常翻阅，红皮的，多卷本，每卷厚度都不一样。当然现在可能有更新的了。这些书的质量非常之高。还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都是非常好的。这些书对于我们理解社会科学的一些主要概念，很有帮助。每个词条，都是大牌社会科学家写的。它不是单给你一个解释，词条后面还开出了一些参考书目。这样的东西对我们很有帮助。

互联网现在当然红火，我不讲了，因为这事大家比我本领好，能力没有大家强还谈什么呢？但是我要告诫你们的是，不要迷信互联网，不要一棵树上吊死。互联网是挺厉害的，互联网的局限也是巨大的。要在使用互联网的同时，应用传统的方式。翻期刊，泡图书馆，在开架阅览室转悠。还是要用这种古老的方式，还是要打开一本本书。

接下来谈统计年鉴。统计年鉴对我们这行来说非常要紧。我可以这样说，年鉴的种类现在已经不计其数。不管你做哪项研究，大概你都可以参考几种年鉴，或者是非常直接的，或者有间接关系的。比如说你现在做旅游社会学研究，通过旅游年鉴你就可以知道每年旅游的规模，以及增长的趋势。你可以知道中国的旅馆有多少个，你可以知道旅游每年的收入，你可以知道好多好多事情。你想深入一个点，而统计资料可以给你很多相关事情的一个概观。这些概观毫无疑问可以帮助你深入了解你关心的那个点。各类统计年鉴可以给你一些很硬的事实。年鉴可以帮助我们展开很多有思想含量的话题。

课堂问答：

前几天一个同学下了很大功夫，写了这么多页，给我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非常高兴。这个同学对于我提倡的“以小见大”不太赞同，他说了这样一句尖锐的话，“以小见大只是一种文学的浪漫，而不是思考的方式”。我向大家宣扬“以小见大”，是不是小一定能够见大呢？不一定的，有时候，以小见小也是有贡献的。搞明白了一个小事物，它跟我们以前想的不一样，因为我们社会在变迁，事情变了，别人没发现，你的发现对于我们认识这个小事物，认识与它相关的事情以及社会整体，都是有帮助的。它是以小见小，但是有意义。“以小见大”是理想，不是每每都能实现的。另一方面，以小见大也是一个思想过程。论文的方式是从小题目写起，思想也是从小的方面去深入思考。从另一个层次上说，我觉得以小见大也可以是一种思想方式。分三个层次，首先是论文的风格上追求以小见大，在思想过程上有很多时候是从小走到大的，我认为它还是一种思想方式。

这番话为什么放到统计年鉴这一节上说呢？因为我认为可能确实不是所有时候都是以小见大的。可以以小见大，以大见小，还可以以大见大。那么以大见大能不能做到，怎么以大见大？比如说我让你了解了解中国，你怎么下手？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看统计年鉴，因为统计年鉴上很多是全中国的事啊。但是统计年鉴上都是很表面的东西，统计年鉴上都是事实，没有解释。统计年鉴上可能只有今年多少人旅游，赚了多少钱。我们说，事实不只是大家吃了多少个馒头，不只是今年中国消耗了多少小麦，社会制度、流行观念、时尚也是事实。但是这些事实在统计年鉴里都不好找，找不到。统计年鉴有很大的局限性。不错，统计年鉴给我们一个微观加宏观的事实，看全国的统计年鉴，河北省的统计年鉴，国外的统计年鉴，进行比较，这也是很开眼界的，但是它是非常肤浅的。

第二个以大见大的方式就是，看人家关于大问题的著作，看讨论中西对比的著作，看讨论全球化的著作，看“人类两千年文明史”这样宏观的著作。它产生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那个作者他怎么就“见大”了？是以大见大的吗？我觉得就方法论而言，只能以小见大，以大见大是不可能的。很多优秀的作者，进行了许多非常成功的以小见小的研究，在其基础上才产生了一些宏观的理论家，他们不仅能够借鉴，而且能够融会小问题的研究，然后才在不同时代，产生了一些大人物，马克思、斯宾格勒、汤因比、韦伯。就历史学来说要有断代史，断代史做得非常好，其中的一篇篇论文将小的事情弄得非常清楚，才能有文明史研究，它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的。这是对于作者来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判断它？有几百部大的作品呢。为什么你相信这部大书里的东西而不相信那部呢？为什么你接受汤因比而不接受斯宾格勒呢？你的尺度是哪里来的呢？你的尺度，你从出生以来慢慢建立起的很多尺度，是建立在你的经验之上的，它不可能彻底脱离你的生活经验。一定是以你的感知，你的痛苦快乐，你对别人遭遇的观察，逐渐地产生很多感受，很多想法，由此形成一个理性的判断，一个感情的判断。你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思想渐渐定型了，可以判断大一点的事情了。但是实际上你还是很小的。与人类漫长的文明历史，跟全世界的文化和社会比较，你当然是很小的。而认识外界实际上是由你这里到它那里的，是一种主客关联。

历史学和社会学有很多近似处，二者跟自然科学构成了很大的差异。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简约的，简约到可以概括出非常普遍的真理，水在零度结冰，固体在一定温度下膨胀。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们这个领域是另外一种价值，从另一个方面给人类提供帮助。有时不是以简约的方式，而是以个案参照的方式，使人们变得更明智。它显示行为的可能性。米兰·昆德拉说过一句非常出色的话：“小说是干什么的？小说是告诉你人类生活的可能性的。”但是小说中的这种可能性是作者想象出来的。而人类学和社会学告诉你的可能性是真实发生的一种东西。就是说，不仅是可能性，而且是一个真正发生的事情。真的发生过，同时它也告诉你一种可能性，换一个时空可能发生，因为它已经发生过了嘛。历史学和社会学是一样的，它可以给你提供非常丰富的行为的可能性，而不是自然科学那种零度结冰、地心引力，那种光秃秃的东西。你要是完全遵循那种方式，你就丢掉了我们学科可能反馈给社会的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毛泽东，我们说他在权力上是一个一二百年才能出现一位的绝顶高手。毛泽东熟读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对于运作权力有没有帮助呢？是二十四史对于运作权力的帮助大，还是学一些抽象的谋略定理对于运作权力的帮助大？也许二者都不能偏废，但是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前者对于运作权力也有相当大的帮助。并且从前者那里无法归纳出牛顿“三大定律”一样的三大权谋定律，靠着它走遍天下都不怕。能做到吗？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这跟物理学不是一回事。为什么不是一回事？对不起同学们，这道理说着太累，并且我也不一定能说清楚。我只是开了个头，大家可以继续想。我只是从一个维度上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异是极大的。

而不管是历史学还是社会学，我们的一个贡献就是，拿出了人类行为的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拿出一个个小的东西，没价值的涤荡掉了，有价值的就留下来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许多小的东西。我们研究小的东西，一般也看着大的，也有宏观的思考，也想着小的东西之间的一些关联啊。如果没有这些小的东西就无所谓见大，比如我让你认识中国试试看。这不就是盲人摸象嘛，你怎么摸啊，怎么下手啊？你可以摸个局部，然后告诉别人，我摸到了两根毛。但是已经有上万人摸过了，有些人告诉你是这个，有些是那个，如果你自己没有摸过，人家告诉你都不行，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摸过的话，你知道什么叫皮，什么叫毛吗？你自己要有一个感性认识，知道什么是皮，什么是毛。然后你看书，知道有人摸过象牙了，有人摸过象尾巴了，有人摸到脚了。又经过认真的融会，并且你还真有这个才能，久而久之，也可能提出一个较大一点的宏观的对中国的判断了。总之，以小见大，由小及大，不能说只是一种文学的浪漫。

为什么此时提倡大家以小见大呢？如果你看前辈的著作就企图以大见大，并实践于论文写作，是不现实的。在这阶段你的书读不过来。那些大人物写的著作数量挺大的。相关的重要著作还没读完，就写论文，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达不到一种高度，很可能是重复劳动，并且是一种拙劣的重复。因为你不是把它们都了解了，然后发酵，提出一些新的东西来。所以此时，以小见大对大家来说是一种合适的方式。但是我们完全不否认有些大学者以大见大，高来高去。像帕森斯，这位“扶手椅上的学者”，当然“扶手椅上的学者”不只帕森斯一人，他们也是有成就的。只是说此时对你来说不合适，此时指导你写一篇论文的话，还是经验性小题目更明智。

还有一个小道理要说，就是，我不希望我的这番话约束了你们，当然我的话可能也没有这么大影响力。不论是我对你们的期望，还是系里对你们的要求，其实都应该是略有弹性的。即使提倡以小见大，甚至以小见小，提倡经验性研究，也有少数异类我行我素。不要紧的。只是我提醒你，这样做的话，失败的可能性很大。我倾向于宽容异类。但是必须把话说透。我们是教师，不能看着同学们盲人骑瞎马，我们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第八讲　论文体例

一、文体

我鼓励大家做论文走经验研究的路子。如果这一阶段不搞纯理论的论文，也就不要取抽象、思辨的风格。以叙事体为主，结尾可以有些讨论，中间可以有些议论，但文字主体是叙事，语言上力求平实。因为我们论文的主要追求是发现一些事实，陈述事实的最好文字风格是平实。除了追求事实的发现，我们还希望在分析这些事实时能发现一些道理。但这些道理是在事实的基础上的，因此明智的选择是，在相当程度上要让事实说话。评论可以有，也必不可少，但要少而精。大段的事实叙述，索性可以用当事人的口吻讲出，节选采访记录就可。如果是大段的当事者的陈述，最好字体上有区别，论文作者的叙述用宋体，凡较长的引言，无论是被采访者的话，还是文献，都用仿宋体。

文字上的另一追求是干净利索。这看似要求不高，其实是很深的一种功夫，既是思维上的功夫，又是文字上的功夫。被调查的事物往往头绪多条，甚至一团乱麻。要不丧失重要信息，又清晰地整理出来，首先当然考验的是思维的功夫。想三遍想不干净，就想五遍。想清楚了，也就容易写得干净利索。但事实上，想和写，在很多时候是融于一体的。当然是先想后写，但而后又是看着初稿再想。从思想，到写作，再到思想，要一遍遍梳理，最终达到干净利索。内容简单，干净利索容易。内容丰富，乃至芜杂，文字上能达到干净利索，便获得了一种张力，一种均衡，达到了一种境界。这是我们的追求。

文章的层次要清楚。干净利索不仅要体现在字句上，而且要体现在层次和段落上。因此要分章，分节，各有标题。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标题等级不要太多。我看有三级标题就够了：一是论文题目，二是每章的题目，三是章的下面分节，每节有题目。题目层次不宜更多，更多会将文字切割过碎，伤害叙事，破坏可读性。题目层次不要太多，不是说文章不需要有较多的层次。文章的更多的层次，可以在段落转换中解决，换一个自然段就行了。眼睛是很敏感和挑剔的。换一个自然段，既跳跃，又保持紧凑。换一节，乃至设置一个标题，就是一道沟坎了。因此，为保持文章的紧凑，就要保持较长的、没有隔断的叙述，这样标题的等级就不可太多。

二、论文格式：参考书目与注释

格式是形式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当然不是最重要。它比较容易达到，但也必须达到，这是对专业人士的要求，是学院派必备的风格和规范。北大的师生当然是学院派了，中国一流大学嘛。别跟我说世界一流，羞死我了，我们差得远。但矬子里拔将军，中国一流当之无愧。既然做了中国一流，就要和世界接轨，论文格式就要规范。

多了不讲，就讲书目和注释的格式。这二者是不同的。标明出处的——该观点、该引文出自哪篇论文、哪部著作，放在参考书目中。做其他说明的，放在注释中。学术论文有可能没有注释，作者将要说明的大小事情都放在正文里面了，这不新鲜。但书目不可能没有。参考书目放在正文的后面。注释可以放在页下，所谓页下注，也可以放在正文后面。正文后面既有注释，又有参考书目的，也常见到。只要二者区分开了。

注释的格式问题不大，不规范主要发生在书目中。口说无凭，别人也很难理解我说的是什么。下面是我过去写过的学术著作中的一个片段，内容可忽略不计，要你细看的是书目方式。

以洛克、霍布斯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和以韦伯、杜尔凯姆为代表的古典社会学家们，兴趣广博，视野宽阔，他们的研究自然关联到信任问题，甚至提到信任这一概念，但他们几乎都没有对此做过专门的论述。我们不必奢望从那里找到信任的“富矿”。

但齐美尔是个例外。齐美尔说：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Simmel1978：178–179）。他说：

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或更为强有力，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靠着信任的功能）个体的、起伏不定的内部生活现实地采取了固定的、牢靠之特征的关系方式。现代生活在远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诚实的信任之上。（Simmel 1950：326，386，313）

齐美尔不仅论述了一般意义上的信任，在其1900年出版的《货币哲学》中从信任的视角对金钱——这种制度化象征物做出深刻的透视。他说，金钱是一种对交换能够兑现的许诺。

金钱的占有所给予个人的安全感是对社会—政治组织和秩序的信任的最集中和直接的形式和体现。（Simmel 1950：179）

齐美尔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隔代影响。

自齐美尔去世后，信任的研究几乎被遗忘，半个世纪后才猛然苏醒。这一视角被多个学科重新发现。

心理学家多依奇（M.Deutsch）是第一个将囚徒困境方法投入实验研究的学者，也是较早地从探讨冲突的解决中开始思考信任问题的人。他执着于心理学的微观实验的方法，可惜未能产生理论上的影响。他说（1958）：

一个人对某件事的发生具有信任是指，他期待这件事的出现，并且相应地采取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的结果与他的预期相反时带来的负面心理影响大于与预期相符时所带来的正面心理影响。（转引自彭泗清，杨中芳1995）

此后，一批心理学家在研究信任。赖兹曼说：

信任是个体特有的对他人的诚意、善意及可信性的普遍可靠性的信念。（同上书）

罗特说：

信任是个体对另一个人的言辞、承诺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之可靠性的一般性的期望。（同上书）

萨波尔说：

信任是交往双方对于两人都不会利用对方的易受攻击性的相互信心。（同上书）

经济学家阿罗认为，信任是经济交换的有效的润滑剂。（Arrow 1974）他说：

世界上很多经济落后可以通过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Arrow 1975：24）

经济学家赫希认为，信任是很多经济交易所必需的公共品德（public good）。（Hirsch，1978）这些无疑是由经济学家为主体的理性选择学派的思想。他们努力以这种思想方法解答一切现象，自然也包括信任。社会学家科曼也在充实着理性选择理论。他认为，信任是致力于在风险中追求最大化功利的有目的的行为；信任是社会资本形式，可减少监督与惩罚的成本。（Coleman 1990，306-310）

甚至哲学家也开始讨论信任。维特根斯坦以他特有的智慧谈论着信任和确定性。

既定同样的证据，一个人完全相信，一个人却不能。我们并不以无力解释和判定而将其中一个排除在社会之外。如果我信任他，我的心智能进入他的思想中吗？如果我不信任他，我说，我不知道他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信任他，我不能说我知道他的想法。（Wittgenstein 1980：115-116，104）

我们的问题和我们的怀疑依赖于一些不受怀疑的命题，它们像枢纽一样，其他的东西围绕它们转动。（Wittgenstein 1969：44）

社会学家们终于捡起了齐美尔的话头。以色列社会学家爱森斯塔德在其《保护人、被保护人与朋友》（1984）中说：

社会学创建大师们强烈地感到社会分工组织与权力合法性调节及其与信任结构和意义结构的巨大冲突，对这一冲突的强调或许是古典社会学理论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遗产。（Eisenstadt and L.Roniger 1984：21）

谈到现代社会，他说：

扩展信任，将之与更广阔的工具权力以及更广阔的意义结合起来，变得至关重要。（同上书：32）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在《信任与权力》中提出，信任是简化复杂性的机制之一。（Luhmann 1979）这一见解对信任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吉丁斯则将信任定义为“对其他人的连续性的相信以及对客观世界的相信，它产生于儿童的早期经验”。“信任作为基本的‘保护壳’而在自我与日常现实的应对中提供自我保护。”（吉登斯1991：272）

时至世纪末叶，信任的研究一下子成了显学。专著层出不穷，论文难以计数。笔者无意，自然也无力勾勒信任研究的历史，只求在对其中的主要学者及其信任观的追溯和思考中找到自己的信任定义的支点。

参考书目：

吉登斯1991/1998：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

彭泗清、杨中芳1995：“中国人人际信任的初步探讨”（会议论文）。

Arrow 1974: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New York:Norton.

———1975:"Grifts and Exchanges"in Phelps,de.,Altruism.

Coleman，J.S.1990: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isenstadt and L.Roniger 1984:Patrons,Cilents and Friend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irsch，F.1978:Social Limits to Growth.Harvard Yniverstiy Press.

Luhmann，N.1979:Trust and Power.Chichester:John Wiley&Sons.

Simmel，G.1978:The Philosophy of Money.London:Routledge.

—————1950:The Sociology of Simmel.ed.by K.Wolff.New York:Free Press.

Wittgenstein 1980:Remarks on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Volume 2.Ed.by G.vo Wright.Chicage: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69:On Certainty.Ed.by G.vo Wright.New York:J.&J.Happer Editions.

大家看过了样本。这就是西方学术界流行的书目方式。我们先分析他们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格式，好在什么地方。虽然盲目照搬也行，但明白这格式的用意所在、优势所在，效仿起来才更踏实。然后再谈谈时下常见方式的毛病所在。

参考书目放在正文后面，是为了不干扰读者阅读正文，不然引用了哪本书，就将作者、书名、出版社，直截了当地接在引言后面不就行了吗？过去中国学者的引用说明方式是，用阿拉伯数字标出号码，关心出处的读者按照号码寻找，或在页下，或在每章后面，也有放在全文最后面的。

西方当代书目标明方式和中国传统方式，优劣对比如下。

按照中国传统方式，即阿拉伯序号标明出处的方式，如果用页下注，则该文章缺少一个总书目，显然对读者不够方便。如果放在全文后面，虽然书目集中在一起，但序号是按正文叙述顺序走的，没有内在规律可循，并且重复严重——有些书引用过多次，读者查找起来还是不方便。

按照西方当代的方式，正文后有一个总书目。不管一本书被引用多少次，反映在总书目中，没有任何重复。书目中每个条款按照作者姓氏的拼音顺序排列。注意，是姓，不是名。姓氏相同，才比较名字的拼音顺序。这样的书目干净、清爽，易查找。

还有一个差别是，按中国传统的方式，正文中引语后有一个阿拉伯数字做序号。

西方当代的方式则是正文中引语后面有个括号，如果引用的是论文，括号中是作者姓名、年代，如果引用的是著作，括号中是作者姓名、年代、（引文在该书的）页码。

看起来，似乎中国传统的方式在正文中更省地方，更干净。但是西方当代的方式，虽在正文中多占了一点空间，却增加了两个信息，其一引文作者是谁，其二那个观点产生于何时。无疑，了解这两点对读者当下的阅读是有帮助的。因此占据一点空间，绝不浪费。

西方当代的书目方式接近完美。

时下同学们的论文书目方式，有以下不当之处。当然学者们一样了，不然同学们的方式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第一，文章后书目中常常标上阿拉伯数字做序号。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既不能方便查找，也没有必要告诉读者书名中总共有多少文献，没有读者关心这个。

第二，常常有人在书目中标明作者的国别。其实没有必要。该条目已经显示这个文献是何种文字，这就够了。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学者流动性很大。很多作者是双重或多重国籍。我们不可能标明其全部国籍，以及变化的轨迹，也不清楚作者的哪个身份更重要。读者要关心该作者更多的信息可以自己去寻找。

第三，常有人在书目中标明出版城市，其实只标明出版社或出版公司就够了。

第四，常有人在总书目中标上页码。正文中已经有了页码，且书目中的某些书在正文中引用多次。这样没有必要，且破坏了书目的干净清爽。

第五，常有人在书目中每条目的起首处空两格，该条目如果不止一行，其后各行顶格。这样不好。多数条目不长，很多条目本来一行就够，却因为左边空了两格，要占两行了，不经济。更重要的是，这种设计是按作者姓名排列的，姓名顶头看着才清爽。正确的格式是，每条目首行起头处左边顶格。如果该条目不止一行，其后各行左边空两格。

第六，最频繁发生的错误是，很多人排列外文文献时，搞不清姓和名的差别，常常以名字来排列。务必以姓氏排列，最好姓氏放在前面，名字放在其后，中间加一个逗号，比如：Weber，Max。同学们的这种错误得不到纠正，是因为很多教师也搞错。我系一位教师将参评教授的代表作送给我，参考书目中竟屡屡出现这种错误。不误人子弟也难。

关于书目格式，我有两点心得，因此对此格式有小小的改善，也告诉大家，希望被更多的同人效仿，最终成为规范。毋庸置疑，当今学术上是西风压倒东风。西方的学术水平高，我们很多参考书目是西方著作的中译本。中译本存在两个年份，原作出版年，译作出版年。人们通常的方式，正文括号内标明的是中译本出版年份。我以为，如此就失去了此种方式的一个优势——阅读时极为便利地了解了这个观点产生的年代。我的处理方式是，查出原作年份，正文中写的是原作年份。参考书目中做如下处理，比如：“吉登斯1991/1998：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1是原作出版年份，1998是译作出版年份。这样就兼顾了两个信息，且干净利索，不多占空间。

第二点是我发现，国外学者的多数著作中正文和参考书目中都是：作者姓名，逗号，年代，比如：“吉登斯，1991/1998”。只有少数是：作者姓名+空格+年代，比如：“吉登斯1991/1998”。我觉得这一方式更好，既然空格可以完成，何必要逗号呢？简洁是美。干净利索能带来好心情。我看到有些港台学术书参考书目中的书籍名称不带书名号，我觉得非常干净。正文中书名号有必要，不然就同其他文字混淆了。参考书目中没有多余的文字，混淆不了，要书名号做甚？论文名称带引号，这样书名同论文名也混淆不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洁癖追求，还未被多数人接受，也不强求你。

世间是物质的，功利的，充满缺憾。学术是精神王国，是一桩企图追求完美的游戏。格式当体现其完美之追求。艺术家可以蓬头垢面，但其手中的活计必是精雕细琢。我在这里讲课一向便装，但我的论文及格式一丝不苟。因为衣履乃世俗之勾当，论文则是一个真正学人心智之结晶。

后记

这本书是我的讲课实录。

这门课讲过两遍。第一次在人大，大约是2003年，为2000级和2001级社会学系两届本科生合开的课程。第二次在北大，大约是2005年，为2002级和2003级社会学系本科生合开的课程。关于时间有些惶惑，说得未必准确，但学生的年级，来的人数，乃至姓名，都清清楚楚。因为有案可查。

我上课规矩大，正式选课的同学每次必须签到。我的博士生劝我，签到会影响同学的选课心理。我不以为然。或许签到体现了我的作风——苛刻，好在我律己之严超过待人。我的性格是少年时代，在对领袖和父亲的双重逆反中形成的。父亲是双重标准，对家人苛刻，对自身宽容。饱受压制中我暗下决心，今生绝不做这样的人。我其实也是双重标准，对己近乎自虐，与之相比，待人简直就是宽容了，虽然不逮时下多数教师那般随和放任。这些年来我课上的一份份签名录，都珍藏在一个牛皮纸口袋中。这是一份特殊的纪念，也寄托着我对自己走过的教学生涯的眷恋。

人大87位同学选学那门课程。课的名称叫“怎么写论文”，是一个学分的课程，共上8周，每次两节课，共16课时。我好像是讲了四五周。另外的三四周用来点评每个同学报上的论文题目。87个题目啊。平均每个题目也就是三四分钟。当然时间不是均摊，一番道理可以统摄一些题目，所以点评绝不草率。我很胜任这种大课，享受大课中对同学选题的点评，且做过很多次，颇受同学们欢迎，他们觉得特别受益，比听我讲课还过瘾。说实在话，我很怀念人大的课堂。名校之间，互见短长。普遍来说，北大的学生要比人大的学生学习上更投入。但人大上我课的同学绝对投入。我依稀记得这课上的一些情节。一个同学选的题目是“少年滑板群体”，我非常看重，向同学们解析这题目好在什么地方，要采访哪些事情，下课后讨论还持续很久。一个姓孙的女生，提出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那问题问得巧妙，微观且深入。问题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却还记得那位善于思考的同学，可惜不久我就离开了人大，不能帮助她在学术上前行。选材其实比培养更重要，而人才往往发现于点滴之中。当然，这课上发现了多位有潜力的学生。郭茂灿被我推荐到香港科技大学，现就读哈佛。石长慧去了清华。还有一位很有才能的同学，做了书商，仍与我保持联系，我不迷信读书，自认为能向各路英才提供广泛的指导。

我在人大共开过五门课：信任研究，城市社会学，消费研究，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怎么写论文。在北大也开过五门，不再讲“信任研究”，新开了“幸福导论”。在两校共计开过六门课。

“怎么写论文”是我在北大开的第四门课。本来没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发现很多本科生同学轻视论文，很晚才定题目，系里一直没有这门课，我才毛遂自荐的。我从来不上必修课。如有例外，就是在人大讲“怎么写论文”——是选修还是必修，实在记不清了。因觉得这课必要，且北大社会学系没有别的教师教，我向主管领导建议设为必修课。答复是必修课增加不了，但可以用其他方式促使同学们选课。并说，学校没有1个学分的课，至少2学分，须上32课时，16周。这是规定，没商量。关于论文我没那么多说的，只好扩充相关内容。于是，一半讲论文写作，另一半谈治学之道，冠名曰“论文与治学”。我当时计划，两个年级一同上，我每两年上一次，保证每个同学听到这门课。不知道系里是怎么运作的。最终四年级8人选课，三年级5人选课，共13人。我好像授课10周，另外6周是点评同学们的选题。12节课点评13人的大约20个题目（被枪毙要重选）。因时间极为充裕，不再是我一人点评，而是同学们参与讨论。讨论热闹，好玩，开发心智。一个四年级的李丁，一个三年级的徐晓锋，活跃异常，将课堂搅得有声有色。李丁有很好的分析能力。徐晓锋则可以指着我鼻子说：你说得不对。私下别的同学告诉我，社会学系老师中他最佩服我。也可能不佩服就不批判了，我算幸运。这样的批评家，对活跃本系空气多好啊，遗憾的是，徐同学去了清华。另一位从此一直追踪我的其他课程的是余前广同学，录音全部是他帮助整理，在此致谢。

北大的授课过程虽也愉快，但“怎样写论文”，以及适应本校规则更名的“论文与治学”，原本就不是阳春白雪，是希望面对更多同学的课程。只来了这么少的同学，我是很失望的。好在录了音。

整理录音，成书出版，我有过两次。一次是《城市社会学》（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另一次是《阅读生物学札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两书整理的都是我第三轮授课的录音。我一向觉得，第三轮最好。前两轮欠成熟，再往后不兴奋。我也极少有哪门课讲过五轮以上。这次超前，第二轮授课就整理成文。自然有过润色和加工。

我相信这门课对同学们大有裨益，但我是不打算开了。需要的同学，自己读这本书好了。授课的好处是有对话，激发思考，加快互动。这次课上和同学的很多对话，对同学提出的很多疑问的解答，都忘了录音。想来不胜惋惜，那一番番话语，换了场景是讲不出来的。出版的好处是传播广。我即使有机会到其他院校授课，选择的题目也会是“信任研究”、“消费研究”、“城市社会学”之类，轮不到“怎么写论文”。而眼下空缺这一课程的好像不仅是人大、北大两校。索性终结这门课，放飞这部书。由它来代我寻觅听众和知音。

郑也夫

2007年7月24日

附录一　深圳演讲后答同学问

问：有人说，要少读书多思考，您认为跟您的思想有冲突吗？

答：圣人不是早就告诉过我们了嘛。“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大概要读多少本书，我前面已经告诉你了。我自己的感觉是你们读书没有进入高度亢奋的状态，我觉得你们读书少，如果你读书已经痴迷了，可能才谈得到不要读过了头，读与想要匹配，还是孔子那句话：“思而不学则殆。”我们读书离饱和程度差得远。但读书有没有一个最佳数量，我觉得是有的。比如说我是属于中等程度的一个人，我读起书来是很疯狂的，比如我在这儿待了一个月，读书已经超过30本了，我现在每天去图书馆，一次借两三本。这30天过手了一遍《史记》，过手了半部《汉书》。但我始终觉得我不适合读太多的书，比如说要是我读了陈寅恪先生读的那么多书，我可能就傻了。你得看自己记忆的容量，但我觉得同学们中多数人根本就不是那个问题。你什么时候一个月读了30多本书？我在这就没碰到几个同学跟我交流书，比如关于消费课程方面的书。没有，见不到这样的同学。

问：您分析了中国人不喜欢读书的原因，但分析原因没有多大启发性。如果读书是快乐的，我觉得您的重点应该是说读书有哪些快乐？引导人认识他原来认为不快乐的读书事实上是快乐的。

答：这个事我没有必要鼓吹，没有必要做广告。毛泽东说过，你要知道梨子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而过去光让你吃苹果了，我说的是你要有选择自由，先要摆出另一些品种的水果。喜欢是一种感受，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状态，是一种吸引与被吸引。我向你讲半天梨子也很好吃，描述那滋味，有用吗？

问：您强调读书的数量，但未详细说到读书的结构，即博与专的问题、兴趣与专业的问题、精读与细读的问题。还有，书指什么？包括报纸杂志、网络文章吗？

答：不包括。问题问得很好。我前面说了，我们专业化走得太早了。国外的教育不是这样的，国外教育中跳槽、换专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认识自己的兴趣事实上是有过程的，特别是我们的中学教育已经形成这样一种风格，那时候同学们没有东张西望的余力，没有慢慢发现自己兴趣的空间，而后就盲目地进入了专业，而这个专业又过于强化。另外还有我们社会的功利思想的影响。早期的阅读是应该博杂，而后“专”是没有问题的。日后你要以这个专业为饭碗，名缰利锁之下，你岂能不专？你不要评职称吗？你不要在专业里发文章被同行承认吗？所以专的事情是不用发愁的事情。没有绝对真理，任何一种观点都是在一定时空下发生的，我这种观点就是在今天这种时空下产生的。在今天这种时空下还用提倡“专”？

问：您觉得做学术不是一件最奢侈的事情吗？您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您身边学生的生存状况吗？

答：做学术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觉得对国家、个人来说这是两件事情。在很多硕士阶段的同学犹豫要不要读博士的时候，我都会综合考虑他的家庭状况。我不希望一个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的同学去读博士读得那么苦，很多年也不能独立生活、赚钱。一个人的选择是很综合的事情，不应该自私，不考虑赡养自己的父母。对个人而言，中学毕业分流一次，你上大学了，有人没上；大学时候分流了一次，有些人工作了，你读研究生了；而我们现在研究生的奖学金又这样的微不足道，跟没有差不多，那样读来读去的话，你跟老同学比是最贫困的，心态就不好了。所以对个体来说，做学问毫无疑问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而真正做得好的学术又是绝对需要的，我们本来的学术界应该是小而精的，不应该这么大规模。这么大规模在干什么？其中很多人在忙生存，在骗钱。金圣叹曾写过一个对子，上联是：“真读书人天下少。”学术是一种奢侈，社会养不起太多的学术，必须少而精。

问：近几年，人们对一些经济学家要么成为“御用学者”，要么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有很多看法。您认为一个社会学者如何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和学术的自由呢？

答：你从经济学家开始问，我就从经济学家开始回答你。近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一本书，严复翻译的是古文，《国富论》，经济学家是研究一个国家怎么富裕的，不是研究私人如何富裕的。我们很多经济学家只帮助企业和自己致富，这是辱没了经济学家这个称号。

问：现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很流行，您能评价这样一种现象吗？这种现象是否会影响学术的纯洁性？

答：我们每个人都是多种角色的结合体。比如你现在是个学生，也是一个家庭中的儿子，还是某些人的朋友。就我来说，有些人说我是个社会学家，有些人说我不是一个社会学家。说什么都不要紧，学科划分都是件人为的事情，而问题是自然的，不是拿单一学科的知识可以透视的。我算个学者吧。除了学者，我还是个公民。我吃着学者的饭，但我同时还是个公民。我和别人一样在社会上生活，我有和别的公民一样的喜怒哀乐，我有和别的公民一样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想法。我刚才不是说要从对日常生活的投入中去增长你的思考能力吗？公共事务与学术是天然结合在一起的。当然有的人的研究与公共事务相距很远，但并不是没有关联的。远不要紧，还是有关联的，对于社会的良性影响实际上是存在的。

问：您说，学术只是解释世界，它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那么，是什么能够支持一个学者将其一生投入其中？学者精神上的满足难道仅仅止于单纯的读书兴趣，如果不能成功地参与世界的改造，一个学者的价值在哪里？

答：是两个动机支撑着我做学术的。我想如果只存在任何一个动机的话，都是容易动摇的。比如你说你做学术是为了经世济民，经世济民要有实际成果，如果你忙了几十年也没有实现经世济民，你不觉得自己的选择荒诞吗？而经世济民是要有条件的，建议、方案，要被采纳才有效果。你不是实践者，你不是掌权者，如果你的建议被采纳的概率很小，你当初还愿不愿意进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位同学说经世济民应该是学者的最主要动力，我要给你泼冷水，你要是抱持这样一个动机，并且是强烈而单一的动机的话，很可能你最不容易持续下去。如果智力足够的话，你应该看到学术研究能够经世济民的概率很小，那你还要不要做？而我说，实际上还要有一个支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智力游戏，是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贡献实现不实现到社会层面上都可以。思想领域的人为社会思想库提供一点东西，这个思想库会在明天或者遥远的未来反馈给社会。你的思想被加入到文化库、思想库里面，跟别的因子一起发酵，然后反馈给社会。一个人如果只为学术而学术，不关注养育你的社会，那是没有良心，但如果仅为经世济民做学术，这人大约弱智，根本看不到如何实现，还干什么呀？我觉得有上述两个动机，才能持久下去。只是经世济民，学术将是单薄的。只有关心非功利的学术，兴趣才是广博的，视角才是宽阔的。有些东西好像没什么用，然而在你关心了以后，你的本领不知不觉大了，你解释社会的能力强了。就说此前刚刚去世的我们社会学界的老权威费孝通，至今为止我对他没有过一句话的评论。他刚去世的时候，我接到《南方周末》的电话，想让我说几句话。我说：我不说，我现在说是不厚道，人刚去世，我对他发微词不好。我觉得他是悲剧人物，极其遗憾。改革开放以后没有什么成就，此前在知识界，他是一个受到良好的教育、非常有见识的人，睿智的人，但是以后的成果让人实在不敢恭维了。一方面是后来当了很大的官，被约束了。但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只有一个经世济民的动机，他没有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的情怀。这是很遗憾的。他跟马林诺夫斯基的另一个学生、他的同学利奇争论过，他说他的旨趣不在于认识文化的普遍规律，只在于中国，在于寻找中国的富裕之路。他自己说，有一段时间他是一个被打垮的人，哀莫大于心死，他早就放弃社会学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研究不允许做了。而如果是热爱，为学术而学术的话，不允许做、没有用途，仍然可能喜欢做，不是为社会做，仍然会为自己做。在为学术而学术上，他比不了潘光旦。

问：当读某一本经典著作时，由于读者的理解能力有限而产生诸多困难，甚至第一章就难以理解，您有何建议？

答：循序渐进。先从能看懂的开始看，这书要是一点都看不懂就先放下。没别的好办法。

问：您知道在日本地铁上人们读的是什么书吗？

答：不知道。但我知道西方人在交通方面比中国人要明智，很多人自己先开车，然后换乘火车、地铁。因为他们知道每天要在车上度过几十分钟，所以他们通常是有备而来，不是偶然地读书，偶然地读报。有备而来跟偶尔为之就大不一样。

问：英国有句谚语：“有学问无阅历，不如有阅历无学问。”老师怎么看？

答：这谚语从中国语言里可以找到许多近似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孔子还说过一句话，跟这句话更相似：“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从来没有轻视过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我对这样的人非常尊重。我不是很看得起对世事没有什么感觉的书呆子。但是，个人是极其有限的，一个人只能亲历一段时间，而如果读过书就可以了解其他时空中发生的事情，这种经历跟你亲身经历有很大的不同。亲身经历是深刻的、直接的、全方位感受的，但是非常有限的，而读书，虽然不是直接的、亲身的，但如果你对上下五千年有一定的了解，并能与你切身的一小段深刻理解结合起来的话，你就挺厉害了。如果二者相背的话，或许你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者，你在你有限的时空里，游刃有余，你活得可以说有血有肉，对得起你的父母亲朋，但是我们人类不是生活在短暂的瞬间，而是一种有历史的动物，我们因为有历史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感觉，我们因为有历史、有文化积累而变得格外地智慧。所以你要完全离开了这些东西，离开了书，大概很遗憾。

问：您对学术界打假怎么看？

答：这些活动挺好的，但在我看来这些事情对于改善学术界、净化学术界，是小打小闹、杯水车薪，没什么用。根本大问题没有解决，打假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中国的假冒商品能靠王海来解决吗？根本不行。虽然不行，但是这些个体的行为是道德的、正义的。

问：您对大学的事情怎么看？

答：学术界的事情，走到今天已经令我失望到极点，已经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比如我曾经认为应该教授治校、学术民主化，现在我放弃了这个主张。十年前这么做还可以，十年后很多学校——我们学校还算好的——教授团已经污七八糟了，过半的人根本不可以当教授；还有拉帮结派的现象，一个系半数教师是首领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能谈什么教授治校了。如果一个系已经被大量不称职的人占据，你问我这个系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多院系都是已经无药可救了。中国的事情不能细看，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情况，他们见林不见木，我们也可能犯见木不见林的错误吧。不能细看，包括教师，也包括同学们。同学们是最无辜的，不管你们犯了多么严重的过错，比如在我们的课堂上，我的课上经常有三四个人迟到，这是我在北大、人大都没有遇到过的。这事也不全是同学们的错，对不对？你们都长这么大了，怎么这样啊？还不是一些教师给惯出来的？比如说，于老师不在，说点于老师的坏话，是吧？于老师那天跟我说，北大毕业的一个天才少年，正在香港读书。我前几天来看他，于老师就跟我说这孩子上他的课呀，一次都没来过，然后考试不知道怎么的，考了个第四名，真有天分。他一次不来，你还给他分啊？我早就叫他滚蛋了。他不来上课就是教师们惯出来的。我这个课迟到还算好呢，我在美国念书，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现象。这堂课过了30分钟一个同学刚来，下堂课还是这样，讲过几次没用，下次还这样。你是在侮辱你自己，还是在侮辱我呀？所以我说细处不能看，细处真的不能看。我们是干什么不吆喝什么，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没有神圣感。我在这里待了50多年，我看到了我们社会的若干细部，就这样我们能在世界民族之林里获得领先地位？当然这不影响我们看到自己有起色的地方，是吧？可能外面的人更能看到，因为外面人能跟你以前比。但是内部人看到很多细节是无药可救的，是悲哀的，有什么办法呀。

附录二　三校论文选编前言及相关文献

立一标杆（2002—2003）

这部文集包含的是从北大、清华、人大三校社会学系2002年和2003年的大约100篇硕士论文中挑选出来的8篇论文。

我们为什么要选编这样一部文集？

为了给社会学系的学生们和姊妹学科中关注社会学的同学们留下一份记录，提供一点参照，树立一支标杆，注入一种激励，举起一面可供讨论和批判的靶子。

前不久与北京大学地理学家唐先生交谈，说起中外社会中敬业精神上的巨大差距。唐先生说：在美国读博士就是下地狱，必须一本一本地、扎扎实实地阅读大批的书籍，容不得半点含糊；经历此番炼狱的人大多终生保持着认真严谨的作风。我以为此言是点睛之笔。一个社会中众生不求实、不敬业，必然是它的精英率先告别了求实和敬业。只要一个社会中精英们的精神还在，不信东风唤不回。换言之，要改造一个社会的作风，首先要从它的精英开始。不然就是伪善，就是奴隶主的哲学，就是注定不会得逞的痴人说梦。现代社会是分工的社会，其精英也在分流。政治精英和企业精英属于其他范畴，而学术领域则是我们的分内之事，未来的学术精英是从我们这里产生的，我们对那一群体的优劣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除此，未来其他领域中的多数精英都将拥有较高的学位，我们应该在大学的炼狱中为他们打上一记难以磨灭的烙印。

认真，学好手艺，做出好活，就是我们在自己的领地中企图推动的事情。

挑选论文是个老大难。尤其是在中国社会中。择优通常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制度与人格。我们避重就轻，甚至可说逆潮流而动，选择了后者。我们以自己的人格做了抵押，准备挨骂，准备接受公共舆论火焰的烧烤。筛选的大概程序是：我们四位（孙立平、林彬、刘世定和笔者）从各自的学校中挑选出一些论文做候选，共17篇，共同讨论后确定了8篇。

我们希望这是开始，不是终结。希望明年这个时候，能够拿出更好的一册三校硕士论文集。希望这个工作能一年一册地持续下去。开端的这一册选用了两年中的论文，是为了质量更好一点，以壮声威，振奋师生。当然，事实上也可能是暴露得更充分，最终更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02—2003》前言）

造就小气候（2004）

这本文集是山东人民出版社去年出版的同名文集的继续。

去年的文集选自2002年和2003年两个年头。今年的选自一年。去年的8篇论文是从三系大约100篇硕士论文中挑选出来的。今年的虽然出自一年，但因招生扩大了，仔细数了一下，是从101篇中选出的。其中人大53篇，北大41篇，清华7篇。

编委有了较大变动。我已经从人大调到北大，索性就承担起北大的工作，不必麻烦别人了。人大的工作转交给人大同人中我最钦佩的潘绥铭先生。孙立平先生退役，由一直关心并支持这一工作的沈原先生接替。我和立平是老朋友，多年前有过一同办刊的愉快合作。立平坚持退出的原因是，现在学生的学习态度令他失望，他没有保持住文集质量的信心。我基本上认同这一事实。我今年大约阅读了三校的三十余篇论文，质量都是属于上游的，多数依然不令人满意。好在挑出的8篇似乎还可以。不能说“今年花胜去年红”，还算不逊色于去年。其实正是论文大面积的“低质”（说不上“滑坡”，因为我们不曾拥有过一个“高峰”），才使我们萌生了“立一标杆”的愿望。因此可以说，孙君不做的理由，正是我要做的理由。我们是老朋友，有诸多共识。在这事情上的做与不做，纯属性情所致。

今年挑选的程序依旧。沈原、潘绥铭和我，分别从各自系中挑选出一些：清华3篇，人大6篇，北大5篇。三人一同讨论，从这14篇中确定了最终的8篇。从各系中初选的程序不是民主的，而是以人格为基础的，以我们三人的人格做抵押的。最终的评选亦没有配额的原则，因为我们无意贯彻平均主义。如果说清华选入的比例高（7篇论文中选中了两篇），那不是前定的配额，而是比较的结果。如果说在去年和今年的文集中，三系的比重还算平衡，也不是刻意而为。我们的工作还将继续，以后的文集会证明这一点。

去年的文集问世后，引来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称赞。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人类学家阎云翔教授说：“这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一本好书。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它鲜有时下学界颇为流行的空话、套话、玄而又玄的废话，以及曾经在别处不知说过多少次的二手话，该书的几乎每一页都含有新的信息。《社会学家茶座》执行主编王焱先生说：“有明一代，学风空疏浮荡。大儒顾炎武对此曾痛下针砭说，古人采铜于山自铸铜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这些青年学子都能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之下，自出机杼，走扎扎实实的‘自铸铜钱’的学术路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大都力图避免以往社会学理论研究过于思辨空灵，和经验研究囿于实证而缺乏理论思考的缺陷，努力实现两者的相容兼顾。在我看来，这就把握住了社会学的精义。”北京大学王汉生教授说：“期待一年一册的《选编》成为精品，成为社会学成长发展的永远的一个窗口。”

这令我们欣慰：“立一标杆”的目标初步达到了，重要的是继续。老实说，在全民腐败和外物诱惑的大形势下，中国学术正处在低谷。多数学人已不做学问。但正如中国人普遍身材不高，仍有姚明出现，这是人口基数所使然。中国现在有51个社会学系，124个社会工作系，至少5000名以上在校研究生。这个基数应当可以孕育出社会学界的“姚明”。北大、清华、人大三校位于中国高校的塔尖。我们占有了中国最出色的生源，也就负担了义不容辞的责任：推出“姚明”，将他输送给中国学术界，以他激励其后的莘莘学子。

我们自知，本书不会成为畅销书。它的适用范围是社会学同人和爱好者，以及高校中社会学姊妹学科的师生们。本书的出版和销售正处在艰苦奋斗中。但这毕竟是第二年了。我们相信，只要能走过第三年，我们就几乎会永远做下去。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们不是“愚公”，没有“感动上帝——人民大众”的福气。我们只想为本书赢得一个“小众”，造就一种小气候，促进一个小学科的渐进前行。

谢谢每一位购买本书的读者。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04》前言）

警惕新八股（2005）

这本文集年满三岁了。

规模依旧，内含8篇论文。前两集都是从大约百篇论文中选出的。第一集选自2002—2003两届毕业生，第二集虽只选自2004年的毕业论文，但人大因改制（硕士生由三年制变两年制），该年两届毕业生同时毕业。本集没有这些因素，所以被选对象相对瘦身，只有84篇论文。

编委依旧：沈原、潘绥铭和我。

程序依旧。沈原从清华的10篇论文中选出4篇。潘绥铭从人大的33篇论文中选出5篇。我从北大的41篇论文中选出5篇。我们经阅读、商讨，从这14篇论文中选出本书中的8篇。

这本文集的质量，依我看，比前两集要稍好一点。这足令编者欣慰。但不要乐观地以为，这是三系发展的势头和规律，明年就一定好于今年。除了今年的文集略好于去年的文集外，我还有另一判断：今年三系论文的总体水平并不好于去年的总体水平。

北大去年还有数篇论文与被选中的三篇相差无几，令我们颇费斟酌。今年要容易挑选一些。

清华从10篇论文中产生了3篇，说明了这个系在起飞。但是该系的其他论文与这3篇论文有明显的差距。

人大的情况特殊一些。其毕业生是清一色两年制的。多学一年岂是儿戏？且实际上，两年制比三年制相差的应该不是三分之一。目前学生们在择业、考博上投入甚大，几乎要花费将近一年的时间。减去这段消耗，两年制比三年制在学习的有效时间上少了几乎一半。反映在这本文集上的是，人大在8篇论文中只占两篇。

一句话，今年的总体水平并不怎么好。套用NBA的话，“板凳深度不够”，也就是说，优秀论文的真正候选者数量不足。

除了改制，还有什么原因影响硕士论文的质量呢？我以为，择其要者，有三。

其一，是态度问题。相当数量的同学对硕士论文重视程度严重不足。如果我们以某种制度或感召力使得同学们重视毕业论文的写作，我以为，一个30人的年级中会有10人，我们三系共27、28人的论文达到或超过这8篇论文的水平。

其二，怎样安排时间，减少择业和考博的消耗，怎样将授课与论文写作结合起来，是我们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毕竟，论文是一项重要的锻炼。也毕竟，最终走上两年制的不会只是人大。

其三，我们在教学上，或曰学术上，遭遇了一个障碍，那就是一个“新八股”。回想十余年前的社会学毕业论文，述评西方理论的占了大多数。以后大家相约转向，开始了对自己社会的经验研究。而我们不可能不努力区别于未受过学院派社会学训练的那种社会调查，便要求同学们显示出理论训练和文献功夫，教育同学们以某些理论指导其对经验现象的分析。学生们生怕被扣上缺乏理论的帽子。于是我们看到了相当数量的论文，油水不相融。论文前一部分的理论综述花团锦簇，但是同后面的经验调查，好一些的缺乏有机的、深入的关联，糟糕的关系生硬、勉强，多数同学们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深入思考调查结果，这对同学们来说是一种伤害。

这样，什么是理论便成了施教者与受教者需要共同思考的东西。不管理论是什么，它都绝不是标签。我们教了这么多理论，绝不是要教你们贴标签，找护身符，而是要增长你们的分析能力。就如同你学过少林、武当等等，完全不是要你在遭遇实战时能摆出一个少林的招式，而是要你通过学习少林武功增长攻防腾挪的本领，实战时发挥自身，不可拘泥。韦伯的理论刚好能帮助你解释一个微观问题的可能性是万分之一，而韦伯的理论能帮助你看他老人家怎样分析他的问题，有所裨益是确定无疑的。我最害怕看到同学们贴大标签，比如韦伯和帕森斯的理论。贴小标签还好一些，说明你知道的理论挺多，它和你的调查有关联的可能性也大一些。

我以为一篇硕士阶段的优秀论文，应该是经验研究，同时又能显示出理论修养。显示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不应该是刻板的、束缚的。其实，你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所以重视这些细节，就显示出了理论修养之高下，不必贴标签。我对同学们的期望是保守的。我不奢望你们有理论发现。只希望你们因理论训练而善于观察并有所发现。理论同武器不一样。好的武器常常就是好的武器（当然也有高射炮打蚊子的问题），好的理论必须适合于被解释的对象才是好的理论。所以，我们不能在同学们的思想中强化一种意识，比比你们谁的武器更好；而是要强化另一种意识，在某一事件和问题中，努力发现一点别人没有发现的、有意义的事实和细节。

我说的事情好像同这本文集没有关系。实际上，这些想法完全是产生于阅读同学们的大量的论文，比较成功的和不成功的。不成功的远比成功的多。而即使在比较成功的论文中，上述的“油水不相融”的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古人说：一山放过一山拦。恰恰是比较好的同学眼下面临着跨过“新八股”这一障碍。迈过它，你将拥有独立的思考。那不是不学无术的独立，而是穿越了诸多理论后仍然保有的独立，那是弥足珍贵的。

为了向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也为了给三系师生一种纪念，本书刊出了今年三系的全部硕士论文题目和毕业生姓名。由此，也从另一个角度呈现出上述问题。多数题目是“两段式”：理论与经验。理论与经验的结合是再好不过了，但是二者的结合不必这样表面。如此表面的拼接，导致题目冗长。当年费孝通的论文：《江村经济》，何等简洁。内容也不应该啰唆，而题目是必须简洁的。这一点意见也供同学们参考。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05》前言）

论文的小年（2006）

果树的产量不是恒定的。用果农们的话说，有“大年”，有“小年”。那原因不是门外汉说得清的。以门外汉的眼光看，果树的“小年”颇可谅解：去年产量高，消耗大，还能不让歇歇，哪有连续高产的好事？

教师们常常觉得，他们送走的一届届学生的质量竟像果树一般，也分大小年。自然，那是很不相同的事情。果树的大小年指的是同一棵树，或同一座果园，在不同年份中的产量比。学生中的大小年则指不同年级的同学，在不同年份中所续接出的波峰和波谷。单个与多个主体的差别，决定了后者的原因要另外寻找。寻找那原因一定是有趣味也有意义的。或许是同学间的互动起了较大的作用：一两个天才少年，或性格异常活跃的少年，激活了全班同学。或许“桨手理论”起了作用：有些人捆绑在一起互不往来，死气沉沉，换个组合就会沟通和双赢，即有些班级占了组合优势的光。这话茬儿且供有心者慢慢琢磨，我们无暇深论。

这里要说的是学生们的论文。论文也有大小年。论文大小年的原因又不同了。这茬学生潜力好，照说应该毕业论文也好。但是未必。一些匪夷所思的原因竟会影响某届学生的论文质量。什么原因？有心的教师应该能看到。学生们当然个个心知肚明。

春江水暖鸭先知。是否也可说秋江水寒鸭先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没有人比毕业生们更了解就业形势了，而今年的就业形势，寒似秋水。学生们早就明白了，何况这感觉是传染的，是聚合裂变的。对多数学生而言，论文哪有择业要紧？于是多数学生为择业投入了大量时间，在极大程度上损伤和牺牲了论文。

今年的论文是个小年。这么说，别影响您小瞧了这本论文集。这是我们三校论文的第四集了。本书质量同前几本相仿佛。为什么“小年”对论文集影响还不算大？因为我们这三系的毕业生数量大，且其中有相当比例的学生保送读博，考研读博，或是申请出国留学，他们未入择业大军，不受就业形势的影响，尚可专心读书撰文。借用NBA的术语，尽管今年的“首发阵容”还行，但是缺乏“板凳深度”，可供挑选的基础极其狭小。以往的挑选更费神，因为总有一些篇什和中选的论文相差无几。今年不同，好论文少得厉害。本书之外，除少数几篇，水准陡然下降。具体地说，今年三系共有94篇硕士毕业论文，其中清华9篇，人大42篇，北大43篇。沈原、潘绥铭和我，分别从各自院系选出3、5、5篇候选论文。我们共同研究，从这13篇论文中挑出8篇，组成本书。

为什么要说大环境？中选论文的作者不是较少受到外部严峻形势的影响吗？其一，这套论文集将保留和呈现三系同学的学术轨迹。知道那些深浅不一的脚印所履践的道路之状况、路旁之情形，会为理解这些轨迹，提供立体多维的背景。

其二，我们编辑本文集的目的，既在历史，更在当下。我们希望它有助于全国高校社会学的教学和论文写作。因此，正在且日益对同学们的论文写作发生重大影响的外部环境，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成为我们的议题，即使不及深入研讨，也要郑重提出。其实，择业影响论文写作，早就不是新鲜事情了。是其今天之陡然加剧，使我们警觉到这件早该注意的事情。

论文写作是高度综合而浓缩的东西。对指导教师而言是综合性教学，对学生而言是综合性智力活动——综合了选题、文献、调查和写作，就判定学生水平来说是最综合的尺度，是考试远远比不了的。如果因为外部环境的干扰，学生们轻视了论文写作，将是教学全过程中最大的遗憾，将是学生们最大的损失。这不仅指硕士论文，同样包括学士和博士论文。而长期以来，在教师们与就业市场的博弈，在教师与轻视毕业论文写作的学生的博弈中，我们一直是输家。败绩的关键是，我们的制度不行，它不能迫使学生们拿出全身心的力量去做论文。

积数年之思考，我想到的制度化措施是，要求学生在最后一个寒假前完成论文。这样，教授们在筛选保送生的时候，就不是仅仅依据学习成绩，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依据论文质量。这无疑可以推动相当一批学生写好论文。找工作的同学反正在最后一个学期是不可能专心学习的，以上安排可以省出了一个学期，避免了论文写作与找工作的冲突。这期间，读博的同学，乃至准备工作的同学，都可以继续读书，因为读书不需要写作论文那样的整块时间。甚至最后一个学期还可以安排课程。因为写作论文的时间是学生自由的时间，在用人方的压力下，同学们会牺牲论文去参加择业单位的实习和考察。课程如果严格点名制度，可以和用人单位抗衡。但这样选择之前，学校和教授们要想好：我们能否打过外部势力，否则学生压力太大，教师不给出路是否恰当。硕士三年制，做以上调整，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两年制中写作论文似乎只剩下半年（前一年授课），但是我认为，及早选择题目，半年时间专心致志，调查和写作是可以完成的，且胜过多方搅扰和切割下的一年时间。这方案无疑不是最好的，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已经不可能在静态的环境中思考教学制度了，必须在与诸多对手的博弈中安排我们的制度。

我深信，当80%的学生都开始认真写作论文的时候，中国的高等教育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我们的论文集也肯定不是今天的水准。

请几位教授一同议论如何提高论文水平是去年就产生了的愿望，今年终于实现。本书附录了座谈会纪要。从中可以看到教授们对目前论文的总体评价，以及促进论文提高的制度上的考虑。希望这篇纪要能引起同人们对这一问题深入广泛的思考。

关于本书中看到的问题，我只捡一个最小的说，就是论文题目。这8篇论文的水准当然高于硕士论文的平均水平。但是“起名”的水平一点不比平均水平强，其风格和多数学生们的论文题目一样，统统是三段式或者两段式。我不懂得这种结构复杂的命名方式是怎样在学生中产生和流行的。前辈的经典似乎没有提供这种范式与暗示——《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礼物》《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街角社会》和《江村经济》。题目既要反映内容，又要便于记忆和流传。要全面、充分反映研究对象、方法、观点，题目势必冗长。而题目太长显然不好，读者记不住。两个目标妥协下来，题目能反映出研究对象就不错了，你所珍爱的那些独到的方法和观点没有反映到题目上怕什么呢？不是正好构成了题目和解题、谜面和谜底的呼应吗？文集中的好多题目我都看不下去，向其中一些同学建议，改成了现在的样子。我都不用提醒是哪几篇，一眼就可以看出两种风格。论文中更多的问题，我们日后再议。

希望更多的朋友读我们的文集，加入这一话题。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06》前言）

制定“枪毙”指标，每年至少一个——七教授论文质量座谈会记述

座谈会7月19日开。东道主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教授。三校社会学系的七位教授出席：清华沈原、郭于华，人大潘绥铭、林克雷，北大杨善华、刘世定、郑也夫。

本想录音后整理成文。不料，一谈起来，大家情绪高昂，加上彼此关系太近，谈话极为随意，相互频繁穿插，亢奋时语速极快，间不容发，有时为情感驱使还会拘泥于一些细部。会上大家投入了很大的情感和智力，但最后承担善后工作的沈原与郑也夫的判断是，极难整理成文。只好由郑也夫执笔，追记座谈中的要点，减少未能成文的遗憾。因观点提出者已难细辨，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下文中以叙述观点为主，多数情况不涉姓名。

三系论文今年的滑坡，是大家的共识。人大还未走出改制（变三年为两年）的颠簸和论文的低谷。北大过去论文水平较高，挑选优秀论文时颇费斟酌，今年骤然下跌，候选论文很容易挑选。郭于华教授坦言，清华今年的论文惨不忍睹。别人乍听以为是自谦或幽默性夸张，因为他们起步时学生论文的成功率令人惊讶，便追问：你们学生少（今年9名硕士毕业生），小灶开得好，还不行？她摇头叹息：“惨不忍睹。”郑也夫教授曾在人大、北大两系任过教，为编辑三校论文集这两年过手的论文较多，他认为，现在一半以上的学生对毕业论文不投入、不认真，敷衍成篇。沈原教授说：“如果三系的论文全面滑坡，人们对整个中国社会学教育的印象将大打折扣。”大家对此认同。或许是我们三系的教授自负了一些，但这确实是既含骄傲又含悲哀的我们的真实想法，也是不避酷暑聚首清华的原因。

我们觉得，社会学的论文在难度上高于其他学科。我们的学生要读理论文献，和前辈做理论对话，又要做调查，做经验性研究。有的学科只做前者就够了，比如哲学，还有的只做后者就可以了。而我们要兼括二者。我们还觉得，在相当一段时间中，我们学生的毕业论文优于经济学等学科的毕业论文。但是问题是怎样保持和提高，今年发生的事情是我们论文的总体质量在滑坡。

为什么滑坡？如何抑制？讨论先是从学生说起，很多学生最后一学期几乎都在找工作。但也有几位教授认为主要问题不在学生，而在教师：教师的敬业与否、能力高低，对论文质量影响极大；特别是教师的不敬业，才是学生论文水平下滑的根本原因。大家议论了一番，可否教师间在辅导论文上有个互助小组，但最终没有想出良策来避免带来的副作用，只是提出了问题。因职业道德与素质是殊难深究和改善的，所以在与会者势必缺少不了的情绪化议论后，话题还是转向了制度安排。

激励和促进学生论文写作的制度首先是把好出口关，就是所谓“严出”。环顾三系近年的情形，均是百分之百地通过，一票不同意的都属于非常稀少的情况。人大近三四年来，几乎每年都向学生通报，答辩会要严格进行，绝无宽大。但最后每每心慈手软，全部过关。大家明白如此“吓唬”将越来越无效。但当七位教授真的议论到“枪毙”几个时，还是为难，甚至担心“有跳楼的怎么办”。于是关于“严出”的讨论很快转向了另一制度安排。

今年论文下滑的直接原因是毕业生增加，就业艰难，找工作耗时巨大，用人单位动辄要求学生实习两三个月，与论文写作严重冲突。估计此种状况几年内不会扭转。因此，一项制度上的设想是：我们可否要求学生在最后一个学期开学前完成论文，开学后答辩，最后一个学期反正我们也很难抗争过学生与用人单位合谋的“逃学”。七教授对这一设想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几位教授提出，论文选题时间应该大大提前。有的说，最后一个学期白白给了用人单位，太便宜了他们，损失了我们的教学时间；尚有一个对策是，说服校方将政治课从第一学期挪到最后一个学期，这样一方面可以将两门专业课补政治课的空缺提前进行，为论文写作完成专业上的准备。另一方面，步入社会前进行政治教育，此其时也。写论文是学生的自由时间，很容易被用人单位剥夺，上课时间如果坚持点名制，则可以和用人单位抗衡。所以还可以安排一门专业课在最后一学期，如此调换都是为了“倒出空来”提前写论文。因为最后一个学期毕竟不是天天有课，到用人单位去实习还可适当进行，也算给学生留了活路。

其实论文提前写作还有一个好处。教师们都知道，考试的效度有限，光靠考试选拔研究生有很大的片面性。这些年保送的比例在增长，如果在筛选保送者的时候有了毕业论文（哪怕是初稿）做依据，其判断就要可靠得多。特别是来自外校的保送生，缺少论文实在是根据不足。因为不诚实与不信任，推荐信在中国发挥不了作用。这也是本科生和硕士生的论文提前一个学期完成的一项积极功能。如果我们三系提出保硕、保博都要看论文，外校申请通过保送方式进入三系的学生就会自动提前完成他的论文。久而久之，论文提前一个学期就会成为制度。很可能，论文提前进行利大于弊。

大家虽然在“论文提前”上有较大共识，讨论颇富建设性，但很快就离开了这一议题，不约而同地又回到了刚才没有结果的“枪毙”不合格的论文上面。或许是因为虽然难办，但这个问题占据大家头脑的时间太久了，现状又太离谱了，潜意识中都希望有所突破。一个新的建议被提出来：一个系每年硕士生答辩，起码要“枪毙”一个，即“枪毙”的人数要“大于或等于一”。从严格的道理上看，这似乎不合理，这不是像反右运动一样，按名额而不尊重现实吗？今年的论文都合格，为什么要枪毙一个？明年五个不合格，为什么只“枪毙”一两个？原因在于，也是七教授所共识的，现在一个系里每年不可能一个不合格的论文都没有，此其一。其二，捅破这层窗户纸太难了，如果我们的原则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判定论文通过与否，结果必是全体通过，要能真的“枪毙”一个不合格的论文，几乎必须将规矩预先定下来：至少要“枪毙”一个，这是不更改的规定。七教授怀着极大的热情讨论这一设想，越讨论，共识越大，论据越多。有人说：要事先，乃至一进这个系就告诉学生们有这个规定，你好自为之，这样老师和导师日后对学生都好交代；同时，学生有了心理准备，休克的可能性减少。当然，其实不是“枪毙”，是修改论文，半年后重答辩，半年是不合格者必须付出的代价，当然也不排除半年后仍不能通过，但大多数人通过的可能极大。还有教授说：这个规定有助于导师管束和劝告学生自动推迟半年，免得通不过。其他教授则立即补充：自动推迟可以，但决不能占据了“枪毙”名额，解放了其他所有同学，换句话说，规定的是参加答辩者中“枪毙”人数大于等于一。不然很可能退出者比不退出而通过答辩者的水平还强。“枪毙”者如何产生？大家讨论的结果是，一个系有几个答辩组，每个组报上一个人，比如四个组，共报上四个被“枪毙”候选人，系里组成终审委员会，从四人中选出大于等于一的被“枪毙”者，以此解决公正问题。甚至还可以请外系教授参加终审。当然这样的话，各系答辩会的分组方式也要与之匹配。七教授还认为，如果三系一同这么做，阻力会小一些，外部有了参照，便于内部说服大家。

这个座谈会中虽有三系中的副主任参加，但会议性质上是自发的、探讨性的。但七位教授相约，向各系学术委员会建议实施以上方案。

大家还讨论了时下论文中的主要问题，特别是理论和调查的脱节，前者成为后者的标签的问题。但因为时间关系，未能深入讨论。大家还有一个共识，应该为学生开设“怎样写论文”的系列讲座，乃至课程。也可由三系联合搞。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06》附录）

就七教授座谈会答网友

《制定“枪毙”指标，每年至少一个——提高社会学毕业论文质量座谈会记述》一文在我的博客上挂出后引起网友们广泛深入的讨论。这几乎是我的博客上曾经拥有过的最清洁、有成效的讨论。我对网友的发言做过多次答复。现将它们整理到一起，供关心的网友阅读，也愿意在这个平台上，和大家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

非常高兴听到同学们的真实想法。我知道同学们对学校和教师都有很多看法，我常对同学们说，你们有意见要表达，不然吃亏的是你们自己。但是多数同学显然在提意见方面是消极的。我希望同学们能对教师的工作提出意见，具体的意见，具体的批评。网络也是一个平台，匿名在此是利大于弊的。我当然不会认为同学提的都对，重要的是通过对话，提高双方的认识，进而提高互动的效率和教学的质量。

国外大学论文通不过的很多，不是新鲜事。在中国论文通不过却成了天大的事情。对比国外，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荒诞、离谱、背逆常识。我们希望理顺关系。学生通不过不能说和老师有直接关系。“连坐”的方法其实也还是有些人挖空心思，想出一些手段，抵制“枪毙”，争取维持长期以来的“全部通过”。大家一团和气，就是放弃任何标准。学生们很艰苦是一回事，能不能、该不该全部通过是另一回事，怎样提高质量、减少“枪毙”又是一回事。

不合格就不能通过，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怪就怪在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不能实行。人大社会学系吓唬多少年了，没人怕了，都知道答辩会上硬着头皮听骂，反正能通过。只要动真的，同学们是有很大潜力的。便宜没好货，容易拿到的学位必然是含金量不高。麻省当年资格考试就枪毙一半，结果是麻省的毕业生没有找不到工作的。声誉靠质量建立，质量靠制度保证。

是不是猛药另说，这可不是我一个人下的，这是七位教授不约而同的共识。同学们由此可以认识一些教师对学生的现状的想法。师生相互认识。在我们这里说“猛药”也可，但在国外大学这可是“常用药”，甚至算不得“药”。这不耐人寻味吗？

老师的水平是个现实，同学们必须接受。不能因为老师水平低，同学的论文就不要及格标准了。甚至标准可以低一点，但是以它裁定，我们现在最差的论文肯定还是不能通过。中国的怪事很多，成百上千，但不能因此说答辩永远全体通过就不是怪事。每个人首先面对而不是视而不见的，应该是自己领域的怪事。

我们早就感觉，但是“思秋”再次提醒我们，很多硕士生根本就不热爱社会学研究，考进来就是为了日后找工作。老实说，教师面对这样的同学是比较尴尬的。硕士生两年制还是三年制的争论一直在持续。如果这样的学生的比重越来越大，两年制可能更适合，喜欢研究的人继续读博，想找工作的完全没必要三年。坚持三年制的老师认为，两年硕士教育的质量是成问题的，学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论文。我自己对年制比较开放。我认为对不打算搞研究的学生，可以降低一些理论要求。让他们多搞社会调查，对他们的论文也该这样要求。因为社会调查能力，以及对社会的了解，对他们日后的工作（当然会比较多样）应该比多读一些理论更有帮助。

“ABC”有些问题问得很好，比如：“给一份税后6000元的月工资或读研究生的机会，同学们会挑选哪个？”“扩招是不是错了？”我猜想，多数学生会选这份工作，税前5000元就足够有吸引力。我是反对研究生扩招的。扩招导致动机不纯的人占的比重过大。

你要是真的特别有兴趣，就该尽最大努力将学术变成你的职业。建立不起兴趣，最好毕业后选择务实的工作。在校读书努力开阔眼界，拓宽阅读领域，提高写作能力，增长对社会的了解，学会了解社会的方式。这样也是两不耽误。

“思秋”同学关于分流的想法挺有意思。我们现在过多的对学术无兴趣的同学进入了社会学的研究生行列，稀释和影响了这个行列中的很多人对学术的兴趣。因为反正无兴趣的人为了找工作必然进入，“思秋”的说法似乎有理。分开应该有一定的好处。还有，务实的人应该明白，学点“虚”的东西是没坏处的。与日后的工作需要丝丝入扣的若干课程，几乎不存在，或者极少。要认识到，这种学习与工作的“分裂”一定存在，且有很多积极功能，对每个人的能力其实有好处。完全贴合的必然是非常简单的工作，比如做鞋。

我觉得教师的最大失误是不能吸引同学们关注学术或社会问题。至于教师投入的时间，乃至于带领同学做课题，都不是重要的东西。同学要学会自学，单打独斗。要寻找志同道合的同学，相互砥砺，交流思想。

教育是开发智能，不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勾当。后者属于中等技术学校。连高中都不是这样。教育中肯定是虚比实多。同学的方向，主要是自己确定。跟着别人，无论是盲目还是被迫，都不好。长期找不到研究方向的人，不适合读研究生。

教师不够格怎么办？这个问题当然极其重要，解决的难度也极大。讨论是必要和急需的。且需要社会，包括学生们，施加压力。但是我以为教师不够格的问题和学生不合格的问题，不必裹挟在一起。

同学们总是说自己很难。请说得细致一些。经济上的困难，择业的竞争，我们都可以想象。说“学校”的压力，我不清楚是什么意思。说得细致些，增进相互了解。坦率地说，我一直认为，中国中学生的用功程度太过分了，当然暂时也没办法。而大学生和研究生的用功程度和美国学校差得很远。不知同学们怎么看自己。

我们当然要支持同学找工作，所以我建议最后一个学期找工作，之前完成论文。我们七教授是面对三校社会学系谈我们的看法。我们这三所学校的学生择业其实没有想的那么艰难。很多困难是自己假想的，自己吓唬自己。将自己的综合能力提升上去，不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的。

同学们经济困难，我同意薛涌的看法，要增加奖学金，但这不是不用功的理由。读不下去，就先去打工，日后有条件了再读。或者争取到有奖学金的地方去读。唯独不用功是无理由的。

写于2006年10月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07）

三校论文集的选编过程是，沈原、潘绥铭和我互换各自从本系挑出的论文，阅读后碰头商议。自然，交流从碰面前的电话中已经开始。

我电话里问沈原：“今年贵系论文如何？”他说：“两篇不错，不幸都是我的学生。都选恐不妥。”我们早有约定，论文集的质量压倒一切，其他考虑均在其次；但如果不是明显高于其他论文，一位老师指导的论文不上两篇。所以我说：“都让我和潘爷看看吧，为保险起见，多拿出几篇。”这样，清华今年一共才8篇硕士论文，送上了5篇。电话里我也托付沈原：“我给你5篇北大的论文。其中童素娟的论文是我指导的，您看仔细了，帮忙把关。不上童文，是帮我解惑——我看得遍数太多，已经没有分辨力了，千万别让人戳我脊梁骨。”

我们碰面了。我说，清华的5篇论文，沈原指导的3篇分列前三名，明显高于后两篇。个人洁癖小事，论文集质量大事，择沈原指导的两篇入选。潘绥铭赞同。我们从人大的4篇中选出两篇，三人均无异议。沈原从北大5篇中提出4篇。我再次郑重提出：“童素娟的论文你确实觉得够格吗？我有洁癖，你最清楚。”沈原正言，童文应当入选。潘绥铭对童文提出了小的意见，但在我重申严格把关后，依然同意入选。

我相信我对清华论文的评价不会走眼，也相信和接受了沈、潘二位的判断。我的信任基于，我们是君子之交。语言的学问太大，如果语义上较真儿的话，不能说君子之交的当事者都是君子，这话还可以理解为君子式的交往。而我的信任基于：我们是君子之交，且我们是君子。这不是有自吹自擂之嫌吗？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彼时自吹自擂的话，在此时可能已成自谦自嘲。就像今天你夸一个人老实，人家会满心以为你骂他。君子在今天还有名声可言？两年前，我们三人电话商议碰头地点。我说：找个地点居中的餐馆，我们10点钟碰面，那时餐馆还清静，讨论完吃个饭。沈原坚持不肯：“什么时候了，在餐馆里摊开论文，一本正经地讨论，太傻了。也夫，咱丢不起这个人。还是二位辛苦点，先到我们办公室，完事了出去我请客。”

这是一点内幕，我未经他们允准，擅自披露了。都是边缘人的小故事，没人关心，不起波澜，只为三两同人聊备谈资。

言归正传。今年的论文，北大66篇，清华8篇，人大48篇，共122篇。文集中依旧是8篇。三所名校，十五挑一。文集的质量您就放心吧。

太多的好论文，比如15篇，还真的挑不出来。因为形势依旧不乐观，认真写论文的只是少部分同学，平庸的论文是多数。就是说，名校的氛围也不尽如人意。成才居然还要靠小氛围。几年论文编下来，感想总有一点。我觉得，有些教师，总能指导出好论文，想来不是偶然的。北大杨善华、王汉生老师，人大的郭星华老师，指导的优秀论文颇多。应该谈出其中的经验，用当年的话说，传经送宝。从未请教过老杨，但老杨的办公室在我隔壁，总能听到里面师生的热烈讨论，后来的成果说明这些交锋颇有斩获。我和沈原联系多。电话一过去，那边就会说：正和学生谈事呢，一会儿给您打过去。以至于现在我一通话就问：现在能说话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教授的投入，是优秀论文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大而化之不行，重要的是当事者从细节谈起。

我们三人论文讨论完毕，开始吹牛，沈原发了牢骚：同学的论文不能让他们自己选题。我是清华社会学系出名的暴君，题目我定，不能让学生定。这些学生老变，他今天选这个题目，我跟着读了一些书，明天变了，我又要跟着重新读书，受得了吗？还有，今天的学生都是经残酷科举上来的，哪有自己的兴趣？他不会选题。对这番高论我不是完全认可，但也赞同几分，便随口帮了一句腔：当今的学生中绝对没有曹禺，一个也没有。当然，沈原成功经验之关键，须另论，但下了这么大功夫，不可能不成功。

我的绝非成功的经验完全不同。我的硕士生绝大多数是农村背景。我都是让他们给我讲他们村庄中的故事，有趣的勾当和精妙的博弈。然后为他们敲定。当然，如此也是因为我没有课题经费，搞家乡的问题最便宜。

我觉得，师生对论文频繁深入的讨论，是论文成功不可或缺的环节。这讨论可以是师生对坐，也可以在同门中，在师父、师兄师弟之间。不少教授为其学生组织读书小组。更有一些教师有项目，需要同学参与调查，有些同学的论文就产生于其中。但时下有课题的教师如过江之鲫，为什么成功的教师和学生少之又少？大半是课题都为稻粱谋，可以不论。少数努力的，也未准都能成功。成功的要素之一：项目过程中师生的讨论质量高，且参与课题的同学们在其中的讨论质量也很高。良好的小氛围哺育滋养了同学，造就了优秀论文。我从来没有课题。我的学生的读书小组我每两回出席一次，不是偷懒，是觉得每次都出席并不好。今年我的两个硕士生的论文初稿，都经过了我们读书小组中其他五位同学的切磋研讨。童文的一些观点是大家讨论中产生的，我必须承认，且极为欣慰，讨论中几个同学想到了我这个老师没有想到的东西。

我们几位还有一个共识，写出优秀论文的同学不一定是最聪明同学，但多半是最努力的同学。以童素娟为例，她绝不是最聪明的同学。她的采访整理出几十万字，论文写了四遍，局部修改不计其数。我相信，这篇论文会令同学们对她刮目相看。前几年中选本文集的一位清华硕士生，沈原多次对我们讲他糊涂，说他被孙立平老师接二连三的批评说怕了、吓傻了。想来那也不是一位天才少年，但是他们的论文都成功了。这些案例不断地提醒师生们，态度决定一切。当然一切事情都有前提。我们说的是三校的学生。这批科举的佼佼者兼幸运儿中，不乏自甘平庸者，自作聪明者，自欺欺人者。如此世风，不这样倒令人费解了。

于是关键的问题是，热爱学术的教师，须潜心经营自己的小环境。社会的氛围，学校的制度，都不是我们管得了的。我们对它不存奢望，它不过分干扰我们就该庆幸。成功的小环境该如何打造，是绝大的、成败攸关的问题。或许热爱学术的学者在今天的学界并非多数，但它毕竟还够得上一个群体。共议营造小环境，应该是我们共享的大话题。它可以是理念上的思考，制度上的设计，但各自的经验绝不可以轻视和忽略。这些经验，谦谦君子或许以为不足道，但对莘莘学子乃至他们的老师却弥足珍贵。

一篇前言，不能负载这样的讨论。只是提个话头，邀集同道，找个平台，各叙彼此经验。不亦悦乎？必有我师焉。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07》前言）

优秀硕士论文的最短用时（2008）

本书是这部论文集的第六编。自2003年开始选编这本论文集，五个年头过去，先后七届学生与我们作别。

新出的这卷，篇幅依旧，8份论文。我们没有扩大的想法，三系硕士论文的普遍水准也不允许抱有这样的念头。尽管“分母”越来越大，我们招收的硕士生与年俱增，供本书挑选的论文越来越多——四年来三系硕士毕业生的增长势头如下：2005年84名，2006年94名，2007年122名，2008年129名——但是质量并没有随着数量的扩大而提升。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今年入选论文的水准并不比往年高。靠着122篇论文的巨大数量做基础，入选论文的质量在我们三位编者看来，还算勉强。当然，它们和前五卷中的40篇论文一同覆盖了颇为多样的题目，这是最令我们欣慰的。理应达到的更上一层楼，“今年花胜去年红”（我还记得这是我在2004编前言中引用过的诗句），是我们尚未实现的期望。甚至于，今年能呈现给大家这样的8篇论文已属不易。

沈原和潘绥铭二君，要我在前言中向三系师生和社会学界同人传递我们的判断：三系论文的整体水准每况愈下。“每况愈下”——是他们二位唠叨了三五遍的关键词，鄙人战战兢兢在此端出，断然不敢贪污分毫。当然我也在一同牢骚，因为我们三系同病相怜。对今年北大破天荒地入选了5篇，我不想说什么，它丝毫不说明北大社会学系的硕士论文整体上没有滑坡。今年我系硕士毕业生71名之多。我第一次放弃了过手一遍的惯例。我只读了其中二十余篇论文——答辩会上获得优秀评语的全部15篇论文，评语含糊不清的一二篇论文，有教师或同学反映不错的二三篇论文。这些名列前三分之一的论文中，尚不乏令我看不下去的。我问过一位参加了二十余场答辩会的性格温和的同事，他的评价是“惨不忍睹”。他比我更有资格这么说，因为他比我看过更多的低端作品。我问一位论文入选本书的同学：“就你所知论文最草率的同学花费多少时间？”他脱口而出：“一个星期。”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后会无期，他说的或许小有出入，却没有诓骗我的道理。而我知道，如果自己参加答辩会，十之八九不会放行这等粗制滥造者。我一共只参加了两场答辩会（其中一场还是我的学生的），我怀疑是不少师生在刻意躲避这位不合时宜的人。混到这步田地真五味交集，但我无愧无悔，决意固持自己冥顽不灵的无知无畏。

学生们内心与学术诀别及其导致的论文水准急剧滑坡的第一原因，是社会大环境存在的高度腐败，它水银泻地般渗透学府。大家（包括同学们的学长和老师）都在十万、百万地捞钱，身处最敏感年龄段的天才少年们岂能不察？千辛万苦考进帝都，岂能再回边城？而帝都的住房已成天价。女友的父母又岂能容忍自己娇养的千金嫁给一个无房汉，在今日世俗的词典中租房汉就是无房汉。于是他们中多数人的唯一选择就是竞争高薪职业，其他事情便很难上心了。

此地小环境的定义已经缩小到一个有良知的导师个人魅力所及、威权所慑的十来名学生。恶化的大环境岂止社会，而且校园，乃至校方的大政方针。期末我刚刚听到校方的精神：硕士生的论文普遍放低一些标准，硕士生的论文中除日后读博的不必严格要求。我以为校方有所不知。其一，放低标准和降低质量还需要提倡吗？你们以为多数师生还在努力写作论文？其二，筛选博士生的根据是什么？有比毕业论文更有效的依据吗？我们应该单一地信赖考试？其三，论文写作对不读博的学生没有锻炼价值吗？日后做公务员、当记者、开公司，就不需要调查、分析和写报告的能力？我以为，写论文是最最综合的、必不可少的锻炼和考察。就如同学徒木工，最终要打家具。你只拉过锯子、用过刨子，敢说自己会干木工活？我们那个时代的东北知青大部分会干木工活。以社会学界为例。李强、周孝正和我都不是职业木工，但都做过家具。李的手艺比我高，除天赋外，他同宿舍的哥儿们是木工高手，他有师承。周至今保存着全套工具，光是锯子就有五六把，仅从工具就可以看出他的标准和规范。我没师傅，工具也简陋，但毕竟用心干过。我们都独自完成了多件家具。活干得怎样另说，如果一件活没干过，请问你学的是哪家木工？光说会拉锯子，能成？同理，如果一篇像样的论文都没写过，能自称文科硕士？光说读过书考过试，能成？

大环境已经一塌糊涂。校园内外的氛围都不配合同学们写好论文。编辑这本文集，意在“反熵”，抵抗大环境。“留下一份记录，提供一点参照，树立一支标杆”，是我在论文集第一编前言中自白的初衷。但假使论文太糟，即便“记录”和“参照”的意义依然存在，我们也会断然终止三校文集的编选和出版。因为如果大家都没有了向学之心，我们还要一份记录做甚？今番的8篇论文毕竟还过得去。明年的事情不知道。

好的论文为什么能写成？它的基础条件是什么？对于所有敬业的教师来说，这根本就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态度，基础的保证是时间，除了不足百分之一的天才少年，教师的悉心指教必不可少。但我还是愿意和同学们讲述这番白开水一样浅显的道理。就从这8位入选的同学说起。我极少搞问卷，但这次愿意用问卷来说话。我对他们做了一个不能再小的问卷，如下。

各位同学：

以下问卷是针对你们8位入选者的，帮助填一下。不要有顾虑，我会在前言中显示问卷结果，但绝不会显示或暗示姓名，只显示匿名的统计状况。务必忠实填写，不要因为花的时间少而不好意思。

问题：

1.你的论文实际上共花费了多长时间（包括调查、写作，以及和论文“直接相关”的文献阅读。请扣除开始调查或写作后插入其他活动所占时间，比如准备公务员考试、到求职单位实习等）？回答以月份为单位，比如6个月、14个月等。

2.你的论文共写过几稿（不算入选三校文集后的这次修改）？

3.你的导师阅读和指导过几稿？

得到的8份答复，按照耗时多少排列如下：

由以上统计可以得出下面的认识。论文花费的全部时间除一人外全部超过6个月，平均耗时也超过6个月。这基本上可以说明，写作一篇较好的论文通常用时6个月以上。大家还须记取，我们统计的是“纯耗时”，这期间如果（也往往会）穿插其他活动，比如求职或准备公务员考试，论文历时就绝不止6个月，通常不低于9个月。除两人外，写作都在4稿以上，平均也接近4稿。根据我的经验，一篇好的硕士生论文，一般要经过4—5稿，起码3稿。经3稿能达到优秀的是少数。道理很简单，文章是改出来的，况初学飞翔之菜鸟们。由本次统计看出，导师大多是跟随到底的。监督与辅导是产生优秀论文的基本保证。

本统计中耐人寻味的是，有一篇论文耗时仅3个月，只写了1稿。我特别和他通信，获知他从一年前开始接触被调查对象，感觉和思路早就开始聚集。耗时3个月完成一篇优秀论文的我见到过几次。我的学生陈心想在美国学有所成，他在人大时的硕士论文就是纯耗时3个月，过后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短时间成功的共同特征是，题目边界清晰，调查事项心中有数，正式调查前对被调查对象已有相当的了解。如果不是这样，3个月做出的论文肯定夹生。陈心想补充我的观点：短时间写出好论文必定是“曾经对这个研究对象和问题很关注，长时间地思考过，这样才会‘对被调查对象已有相当的了解’。调查和写作的时间往往还没有思考的时间长呢。而思考的时间可能在候车室，也可能在静卧时，还可能在与人谈天的时候触发了思考。思考是漫长的，写作是比较快的。所以，如果纯粹算我硕士论文调查和写作的时间，也就3个月。但如果是进入一个全新事物或者课题，3个月是不可能的”。本书中3月完稿的这位学生与其导师写作前有频繁深入的交流，所以才会一稿就是较好的文章。但我仍然以为不足为训，一稿就挑不出毛病的论文是没有的。当年陈心想3个月完成了一篇较好的论文，毕竟写了3稿，我修改了两次。我觉得时间和次数都不能再少了。

以上的小调查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完成优秀论文的时间底线。我自己都觉得挺滑稽的。和有志者用得着啰唆这些吗？与无心者说它又有何益？

我们曾经自负地以为，三系执中国社会学教育之牛耳。文集首卷前言中所说“树立一支标杆”，含蓄地透露了我们的雄心。看到三系论文的持续滑坡，我们渐感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沈原兄说南方的几个社会学系办得越来越有章法。我很希望，南方的同人们也办一份硕士论文选编。假使沪上的同人觉得本邦的好论文数量不足，可以宁沪合流。如是一定会给京城三系一个挑战、一种激励。对流，对小气候的形成，善莫大焉。愿南风北上，佑吾道不孤。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08》前言）

一篇就一篇（2009）

今年三系完成硕士论文共计131篇。招生数量逐年攀高，毕业论文随之递增。每年5、6月份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且慢，以上措辞有欠准确。忙是真的，惜乎“乐”事不多矣。

本文集包含7篇论文。北大5篇，清华1篇，人大1篇。挑选唯质是从。但是无论如何，拿出这样的“配比”，令三位编者踌躇再三。没有挑战的工作是乏味的，但不曾料到我们今番面对的是这样的挑战。商讨了好一阵，我们还是接受了这一挑战：一篇就一篇。前几卷的前言都是一人撰写并署名。这次决定：共同撰文签名，一绳三蚂蚱，谁也跑不了。

清华社会学是小系，今年才7位硕士毕业生。1篇似乎不离谱。但今年清华的论文几乎没有和入选者比肩的，足以说明论文的滑坡。

人大59篇论文，才选出1篇，实为地震。三系中只有人大是两年制，应该说不无关系。但两年制非自今年始，今年的问题格外严重，肯定还有其他因素。

古人云：敬惜纸字。文字一经印刷便不胫而走，出山门前端赖老师傅严格把关，不敢降格以求。我们三位约定：若某年三系中任何一方没有够格入选的论文，本论文集便告终结。做这种事情，求欣然莫寻苦恼，是励志篇非安慰剂，属自愿上阵不是非做不可。说实在话，这活挺辛苦。倘若水准尚可持续，当勉力为之。假使基础不复存在，又何苦支撑？

论文集已是七龄童。其特征被同人概括为：讲故事。这帽子丝毫不令我们汗颜。我们鼓励的论文就是：讲个故事，说个理儿。原因无他：今日之中国盛产“故事”——大量新生事物等待着有志者去观察，诸多微妙事理期待着慧心人来洞悉。讲出事实，说透事理，已经蛮好了。提炼出理论是何等伟大，而粘贴标签则无聊至极。因此我们鼓励同学们做实在的、力所能及的事情。

一直以来，定量的研究成果较少入选文集，很多同人曾不吝指教。我们的答复是：请具体指出好的论文，我们对定量绝无成见，可惜没有看到。而我们以为硕士论文中优秀的定量成果稀少的原因是，优秀的定量研究者需兼备定量操作能力和对社会问题的良好感觉。两者集于一身，实属不易。很多搞定量的学生，数字模型能力好，社会问题感知弱。如此是难出优秀成果的。今年选入了一篇定量研究的论文。原因很简单，它在人大的5篇候选中赫然高于其他。

我们直率地表露自己的倾向，企图凭借论文集鼓励同学们走经验研究的路子，但不是对其他风格的好论文一点不宽容。这本文集中的一篇文章给了我们绝好的机会。他述评的是加芬克尔的理论，刚巧加芬克尔提倡经验研究。是作者成全了编者。

某日在一家小馆歇脚，那碗拉面上得奇快。惊问跑堂的，答曰：师傅今天心情很好。有读者问：这篇前言何以如此短小？三位老师傅奉告：今日心情欠佳，待明年心情好了，唱诵长文。

临了，要感谢经济学家石小敏先生，他慨然解囊帮助我们为本书作者支付稿费。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09》前言）

早点惦记着（2010）

这是本论文集第八卷。

今年三系共完成硕士论文124篇。入选本集8篇。其中北大4篇，清华2篇，人大2篇。

选编这部文集的时候，心中很是感慨。一晃八年过去，我们送走了多少同学啊。今年为同学送行的晚宴上，好几位同学醉了。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且醉一回吧。有个老师提议，我们先撤，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一会儿他们会哭的，我们在这里他们拘束。

是的，今晚乃至三四年来，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常常和同学们说：文科教育三件事——读书、思考、写作。社会学要特别加上一件：社会调查。四大件中，写作和其他三件很不同，就是写作最为综合。它既提升又反映着四大素质。离开了读书、思考、社会调查，怎么可能写好论文呢？所以说，论文是关键，是能力的最大锻炼，是能力的集中体现。

但是从编辑论文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论文写作远未获得应有的重视，其中既包括导师，也包括学生。对教师而言，忽视了毕业论文的写作，就是忽视了执教的核心手段。对学生，问题就更复杂了。肯定有很多同学会想，我日后不准备搞学术，花这么大力气写论文做甚？全世界所有名牌大学的多数毕业生，不例外地会选择学术之外的工作。不待见这样的学生，就是歧视，就是偏执的“学术主义”。但是即使是对于一毕业就跳离象牙塔的学生来说，论文写作仍然是我能想象到的在校期间的最好锻炼。写作论文的过程，会迫使你读书，但不是沉溺于读书，而是既懂得了积累的意义，又明白了吸收的紧要；会促进你放开想象的双翼，不然论文是不会有新意的，但同时又必须精密推敲，严谨措辞，不然就是杂文散文，绝非论文。一个真正认真写过论文的同学，无论日后做官还是下海，都和没有认真做过论文的人有极大的不同。那是一种全面的、难于一言蔽之的锻炼，他的思维变得清晰、缜密、深入了。同学们常常未能将毕业论文放在适当位置的主要原因是时间。学习课程时，论文选题未提到日程，课程一完，就发现择业的压力迫近了，很快就陷入求职的氛围而不能自拔。我出个主意。就是将论文选题的时间大大提前。进校不久，就要想着这件事。意识的功能其实有限，很多绝妙的想法是有意无意间邂逅和萌生的。早早地将选题的念头放在潜意识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早点开始惦记，必有所获。

论文的地位要大家一同去提升。将荣誉、敲门砖、吹牛的资本，都建立在论文的质量上。我们搞这部文集的用心，其实也在这里。八年跋涉，孤掌难鸣；疑东风唤不回，觉南音耳边生。刚刚听到，南方几个大学的社会学系也在筹划搞“社会学硕士论文选”，切望此事成真。提升社会学的品质，要从学生做起；提升学生的品质，要从毕业论文做起。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10》前言）

说个理儿——与沈原老师之异同（2011）

特别高兴，潘、沈两位老师写了两篇前言，当然也算鄙人绑架有功。

他们到了今天这把年龄，学问做到而今这步田地，端出的当然不是勾兑物，也不是当年的高粱酒，而是陈年佳酿。

指导论文两大路径，批改姑且不算。其一，阐明路数；其二，提供样板。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写论文的道数可以说一车话，我很同意，且一直在传播沈老师的那句口头禅：讲个故事，说个理儿。其精妙之处在于将论文的成功放在了两个支点上：将一个复杂的勾当说明白，且讲出个理儿，若只放在前一支点上怕是成了新闻稿，若只放在后一支点上恐同学们理论素养不逮，所以我们不提倡写纯理论的论文。我虽高度认同沈老师的口头禅，但若再往细说，我们似乎也小有一点分歧，就是他说的“理儿”比我说的“理儿”要高一筹。他的“理儿”就是理论的京味称谓。我则觉得，“理儿”还可作“事理”解。对硕士论文，我更愿意提倡，讲个故事，说出事理，即说出这现象、这勾当何以如此，当事人为什么着了道。我不敢奢望硕士生们能从他们讲述的“故事”中抽绎出“理论”。若我们如此提倡，压力之下，他们常常贴金包银，结果理论不是深刻地解释故事，而是生硬地包装故事。今日，此种风格已是颇成气候的一种八股。沈老师说的一点不错。只是我觉得，为将就同学们的水平，更现实可行的要求有可能是说出一番事理，而不是理论。

接着说指导论文的第二路径，提供样板。好的样板当然不缺乏，但一等的论文同学们还学不来，眼下保持在“心向往之”的状态就挺好。同龄人的好文章尚有疵瑕，但对他们有特殊的功效。照着老虎，你难画出像样的老虎。照着齐白石老先生大写意的对虾、菜蔬等等，他们还是画不来。但是无论是照着真实的还是写生的葫芦，他们都可以画出像模像样的一个“瓢”来。

拿出可以效仿的样板是指导论文的路径之一，但是拿出来并不容易，要寻觅挑选。这也正是本文集的目的所在。这已经是第九集了。不尽如人意之处肯定大大地有，有我们的原因，也有三系全体师生的责任，社会风气的因素。我们自信，遗漏掉的更好的论文应该不多。

我们遭逢的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假冒伪劣，风行社会；本分敬业，已成稀缺。走过这段低谷，或许会有学术繁荣的到来。微观而言，我们只能维护自己的小环境，拼力使它不被社会“尽数”吞噬，吞噬掉大部分似乎在所难免。宏观而言，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立于学术高峰的才能与幸运，传递香火是卑微似我者高尚的天职。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11》前言）

愿它是不死鸟（2012）

这是本论文集第十卷。

它是一份历史记录。这么说的时候笔者心里是踏实的，总要留些记录给学科后人。而这是学科的一份特殊的记录，别的记录不可替代它。

它是提供给当下同学们的一个参照，一种激励。它不可能是大众的，但其发行的渠道和规模，足以承担“参照和激励”的功能。每年它折价直销到社会学院系2000本以上。如此十年，应该是走进社会学师生心中了。

它应该是社会学界的保留曲目，有同人这样对我们说。虽然寿终正寝的念头真的在我脑子里出现过，但干了十年，还是不希望它轻易死去。我们三位，特别是鄙人，已经是行将告退的“老狗”。去年我们三位聚首筛选文章时，潘爷说，退休后咱们组织一个“丧家狗”俱乐部。沈爷兴奋坏了。我说，骂过人的老狗才有加入的资格。够狠吧，先把门槛建起来。温良恭俭让是太好的美德，无奈要针砭社会科学界腐败浮华之风，它是派不上用场的。跑题了，也漏题了。潘、沈二位非骂我不可，一个好点子，怎么就给透露出去了，人家抢先注册了怎么办。恶名也有人抢？那就拱手相让，怕你名实不符。书归正传。这文集要不要存活，该怎么存活，是当下我们三位念兹在兹的事情。

一愿得到大家的意见。二愿这本文集是不死鸟。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12》前言）

附录三　文史哲是学习社会科学的基础

当今教师有两种授课方式，多数人用多媒体，我属于少数派。我崇尚古典演说家，从来不用多媒体，能不用稿子最好。要用，稿子也非常简单，就这么一张纸。教学设备毫无疑问应该兼顾这两种教师，可惜我们没有把这个细节做好。在重视细节的国家，比如日本、德国，这种事情绝无可能发生。细节决定胜负，我们这个民族在对待细节上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我对上课前的插曲（因服务于多媒体的设备不适合敝人，我们自己去调整，险些与管理人员发生冲突）做的点评。

很高兴能面对大家。这是真心话。我已经有四年多没在北大授课了。我身体很好，我想如果做俯卧撑，在座的男生有一半人不见得能比得过我。我热爱讲课。但是没办法，学校的规章就是这样，你不能再讲了，必须退休。我不明白是什么道理，非常荒诞。因为一个偶然机会，我系安排，我再讲一次课。这次课是特意给大家准备的，说得上是量身定制。虽然没有量你们的身体，问你们的期待，但是我想象你们会有一种需求，别的老师可能没有注意到，我来弥补一下。

文史哲是学习社会科学的基础。讲这样一个题目，可以从多个方面来入手。我是从这里来破题的：我想到一个顶级学者，甚至可以说是顶级中的顶级，王国维。此公1927年投湖自杀，离世89年了。他是我心目中近现代中国学者中的第一人，无出其右。这当然是我的主观判断，但是应该不大离谱。王国维刚刚去世的时候，有国内外学者评价他是第一人。遗憾的是过去89年了，在我看来仍然是第一位。不是指知识积累的多少，而是指对学术的贡献，仍然无出其右。他的著作我远远没有通读，我只读了一些，非常惊叹。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中西文化开始碰撞，我们接受西学没多少年就出现这么一个高峰，后人难以望其项背，王公何以成就如此高度？

想来想去，我觉得王国维在文史哲这三个方面是全才，没有一个短板。金字塔成就了他的高度。底座太大了，底下三个最要紧的支点，伸展开去支撑起来，不得了。他16岁中秀才，能中秀才国学应该是不错的。以后又开始学习西学，英文、日文。他最高成就是史学，但是说起来有意思，他最开始接触的西学是哲学，学习康德、叔本华、尼采。他应该是整个中国学术界最早接触、介绍西方哲学的人。大家应该能知道他文学上的一些成就，比如《人间词话》，还有大家不太知道的《宋元戏曲考》，更是开山之作。他这时候还没有专门做史学。

辛亥革命后，清朝皇帝退位。1911年，他和罗振玉一起到了日本。受到日本和西方学者甲骨学、敦煌学领先中国的刺激，再加上罗振玉鼓动他：我们中国人研究自己历史大大落后于人家了，我这有材料，有甲骨，你干这个事吧。这样开始短短几年他就获得了极高的成就。我觉得，他之所以有这样的高度，是因为金字塔的效益，底座太宽了。我找不到一个近现代的学者，在文史哲这三个方面这么宽阔，基础如此雄厚。他的文字非常好。你想，能写《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他的文字修养当然不用说了。他的文字具有文学意义上的美感，不滥情，条理清晰，措辞精致。

王国维为什么有如此高度？我从这里破题，跟大家谈文、史、哲。

我们先谈文学。为什么要跟大家谈文学？因为有些感受。我教学这些年，带过不少硕士生、博士生，也指导过本科生的论文。这么和大家说吧，我所亲自指导过的学生中有多大的比例文字上还算过关？大概十分之一。你们听后有什么感想？作为中国的顶级大学，这个比例是不是太低了？我修改他们的论文时，不说别的方面的欠缺，仅就文字也能改得满篇红。而且有的时候第三稿还是让我不满意。因为文字如果太烂的话，一遍我都改不出来，我改完以后你再按我的指示改好，然后誊清，如此两遍下来文字上还是不行。可能你很受挫，我也很不解，文字怎么这么烂？虽然多数被我斧正文字的是研究生，但是我想直接的原因还不是本科教育，应该是中学教育。你们都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人，连文字都没过关，这个教育问题就大了去了。为什么12年教育还把它搞成这个样子呢？就是12年教育当中，你眼睛看的是老师批卷的那支笔，从来不在意什么是真正的好文章。你可能把分数伺候到了，但是你不热爱写作，从来没有认真思考如何真正地把文章写好。

你科举成功了，进了大学。大学也有写作课呀，比如自然科学论文写作、经济学论文写作等等。毫无疑问它对你有帮助，其特点是：对你的帮助是直接的，也是有限的。而我现在要给你指一下方向，我对你的帮助是间接的，但可能是无限的。你们居然没有嘲笑我：您口气太大了。专业写作课帮助你伺候某种八股，帮助你符合规格。而我希望你对文字有追求，希望你热爱美文，你只有热爱美文，对文字有了真正的自己的追求，你才能不在意分数，而在意写作能力的不断长进。我们每个学科当然有每个学科的写作规范，但是我们要提升文字的基础能力，毫无疑问地要从文学中吸收营养。我讲的文学是广义的文学，包括但不限于狭义的文学。文学这个字眼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是不大出现的。这个字眼我没有仔细考证过，我估计有可能是近代从日本文化反哺过来的。

现在我们一说文学，大家马上想到的就是小说、戏剧，其实这些在古代是不被高看的。为什么叫小说不叫大说？在古代被高看的是诗，所谓诗言志，小说不登大雅之堂。诗词、文章、元代兴起的杂曲，以后明清的小说，它们共同汇成文学宝库。宝库里的东西，是今人提升自己文字水准必须吸收的营养。但我所要说的这个文学，其实不限于这个。我给大家讲两个小段子。我认为，中国社会学界，两位先哲文字最好：潘光旦，费孝通。大家有兴趣可以读读《冯小青考·余论》。23岁的本科生潘光旦的这篇论文震动了梁启超，梁启超说：吾弟文章，思维之清澈可以做科学家，感情之充沛可以做文学家。如果其思维之清澈没有高超品质的文字托举，不可能受到梁启超这样高的评价。他的文字太好了，堪称社会学界第一人。

费孝通先生在晚年回忆，他读中学时，就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一些东西。老爹看见了，大不以为然，带他去见一个老先生，见面后要他鞠躬。好像他爸爸跟老先生早就商量好了，老先生上来就看着他爸爸说，要不这样，先去圈一遍《史记》吧。什么叫圈一遍，就是让你读没有标点的本子，你去标点。读完一遍，老先生问喜欢吗？费孝通回忆说，我不是因父命师训制约，这书一打开，太好看了。老先生说：既然喜欢，慢慢地再读吧。费孝通回忆说：我父亲叫我去找这个老先生，老先生叫我去读《史记》，不是叫我学史，是叫我学文。按中国古代文论，《史记》毫无疑问是最好的文字。

所以我讲文学不是讲今天狭义的文学，更不是什么图书馆分类里面的虚构类，我讲文学就是那些“精致的文字”。你们要热爱精致的文字，从精致的文字当中吸收营养，只有当你们热爱精致的文字时，你们才有强烈的愿望，希望自己也能写出精致的文字。

为什么说写作课和中小学的教育对你们的帮助是有限的，就是它有一个上限。我得了100分，还要怎么着？我的文章写得符合规范了。这叫什么标准，太低下了吧。要能把自己的文章写得很好，就一定要热爱广义的文学，热爱精致的文字，自己下决心掌握这门手艺。

提高文字功力的方法，有三条。第一，你要对好的文字有兴趣，此一点至关重要。第二，要阅读，要吸取。第一条和第二条，有机关联。中学时候没少阅读，为什么没有提升文字水平呢？你不是因为热爱而阅读的。费年轻的时候不是因为父命师训才认真读阅读《史记》，是因为热爱，因热爱而阅读就能够吸收和提升。如果不是因为热爱，是为了提高分数，为了达标，达标后就完事了呗。

其实你有了热爱就有了一大半了，文字提升是热爱的副产品。我写一本书《文明是副产品》，同学们有兴趣可以翻翻，很多东西都是副产品，你要是直接去追求，可能得不到；相反你追求另一种东西，它可能产生副产品，就达到这个目的了。比如说你身体不太好，别人说应该锻炼身体，可是你对锻炼兴致不高，可能过一段就中断了。我是怎么锻炼身体的呢？我不是为了健康锻炼身体，是热爱，好玩，去锻炼的。这么好玩我怎么能中断呢？我一直在锻炼，我身体挺好是我喜欢体育的副产品。你要是想为了提高健康，你有可能坚持不下去。你要是因为热爱，就可以一直走下去，即使别的事情打扰，你还会挤出时间，还要去玩，去跑步、游泳、打球。同样，你的文字如果最后水平提高了，它应该是你热爱精致文字的副产品。

第三，文章是改出来的。在座的有二年级的同学，你们上大学后也写过一些文章了。交上去的文章你改过几遍？你读过我的文章没有？你有什么感想，你觉得此人的文字看得过去吗？你给我打打分？费和潘我望尘莫及，但我觉得今天中国社会学界的同人，文字比我强的，我没看出有多少位。我写文章一般要改5遍，包括写小文章。你应该知道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吧。《边城》是他文学创作的巅峰。沈从文的一个表侄叫黄永玉，大画家，博学多才。黄永玉问沈从文，《边城》您改过多少遍？沈说：100多遍吧。你有文章改过10遍吗？你凭什么能把文章写好？你是天才？世上真有天才，王勃，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潘光旦，但你不是，我也不是。我们的文章，要靠改出来。文字能力在修改的过程中提升。要是每次都改5遍的话，一年以后，你出手就是你当初二稿的水准。再过一年，你出手就是你当初三稿的水准。你的手眼都提升了。这是经验之谈。以我为例，以沈从文为例，希望这些话能进入你心中。

你说我不热爱，那没有什么办法，我的话说多了无聊。但你如果热爱了手段上怎么办呢？多改文章。这个路越早走越好，越晚越不好办。

下面我们转向哲学。什么叫哲学？简单说就是明白学。不明白能行吗？不行。何为明白？思想要有条理，有逻辑。哲学的学习能帮你提升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还不要紧吗？我们从下面这几个范畴来给大家来讲这个事儿，一个是概念，一个是逻辑，再有一个就是逻辑上的可能性。

第一，概念。我这个人没有八股气息，听我讲课你会听出这一点，看我的书也可以看出来，跟我系别的教师有差别。八股是要学一点，不然没有规范。这正是微妙之处，学多了写出来的都是八股文，太无意思。我并不主张你们写文章的时候，每个关键词都要先定义一下，有时需要定义，有时不必定义，从你的字里行间，大家就能琢磨出你使用这个词的意思，不用这么拘泥。但是虽然没有定义，这个词是什么概念你要清楚，要明白，不能混淆。不然你在这个地方说这个词是一个意思，换了一个自然段是另一个意思，人家没法读懂，你想问题也想不明白，想不透彻。举个例子吧，空说的话，你们可能有点云里雾里。我读研究生是在1979年，那时我读了美国哲学泰斗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里面有这么一个段子。有一天詹姆斯跟着一些人去远足，走到一个林子里，前面一些人走到一棵树底下，看见树上有一只松鼠，这个松鼠看见人就躲着。人在树这边，松鼠就跑到树干的那一边，人跑到那边，松鼠就转到这边。大家就争论起来：我们是不是在围着松鼠转？有人说我们当然是一直围着松鼠转。也有人说我们其实一直跟它面对面的，没有围着它转。争论不可开交的时候，有人说：咱们别争论了，这儿有哲学家，请他来给大家评评理。詹姆斯听后说：好，我们先得说清什么叫“围着转”。如果“围着转”是指从它的东面走到南面走到西面走到北边，诸位，刚才我们就围着它转。如果是指从它的左边走到后边、右边、前面，则我们刚才没有围着它转。接着又说，中世纪哲学大师奥卡姆说：遇到矛盾，找出差别。在概念上自己一定要想清楚。

当你有了这样一种追求的时候，在提升逻辑能力上你上道了。写说理的文章，概念是砖石。砖石没有棱角，盖出房子不像样子。砖石一定有棱有角。当然要盖好房子，后面的工作还有很多挑战，但是首先概念要清晰。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

下面我们要说的是逻辑。要提升逻辑能力，是不是首先要读一本《逻辑学》？扯淡。这是中国式教学的误区，所以我要说句糙话，给个棒喝。逻辑学教材，也可以读一本，开卷有益，但真正提升你的逻辑能力的，可不是靠这本书。为什么这么说，它不是知识，是能力。提升它最好的手段就是论辩。在论辩中，你抓别人不合逻辑的地方，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听对手哪里不合逻辑；你也经受别人的挑战，别人挑你的毛病，唉哟，我怎么这么论证，糊涂了一点。如果你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不停地去这么切磋的话，久了以后，你在逻辑上会变得非常敏感，对不合逻辑的一眼就能看见。你再论证的时候，就会较少犯错误。要如此提升。遗憾的是，我们的中学时代遇到了应试教育，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没有锻炼。我们的古人同样不大有这种锻炼，为什么？因为中国自隋唐就开始搞科举了，我们都是给人家交文章。当然八股文也有它的文脉，它的逻辑。但是我们在逻辑的维度上很少跟人家争论。争论是活的，常常立见高下；文章是死的，不经受别人挑战。你光告诉我结论不行，为什么是这样，你要给我几个论据。这个论据我不能同意，你还要再次阐述，几个回合下来，你有没有破绽马上就能看出来。文章是定格的东西，其中流行的定式会掩盖你的逻辑缺陷。跟人家去交换意见，去论辩，就容易发现毛病，这个过程会帮助你提升。这一点，应该是中国古代文明与希腊古代文明的重要差别。

你到图书馆找一本柏拉图的书，他的书基本上是在叙述苏格拉底的言行。苏格拉底就是在不停地争论，给学生一个命题：你觉得这样对吗？学生说对。我怎么看着不对呢？就开始跟学生辩论起来了。你觉得说谎好吗？说谎不好。说谎是在一切场合都不对吗？在一切场合都不对。那么，一个人病了，他不愿意吃药，太苦，我们把药放进做的饭里头，骗他吃了药；有时候说谎不是也有意义吗？苏格拉底讨论任何事情，都是不停地在跟学生论辩。不是告诉你一个命题，记住它，以后答卷的时候就这么答，这是唯一答案。我不是要告诉你很多答案，美其名曰知识。我是要提升你的一种能力，你跟我争论吧。这样的风气，在古希腊走到极端，形成了一个诡辩学派。诡辩学派是有它的功能的。苏格拉底保持着诡辩学派的积极一面，同时又克服了诡辩学派这些人的没有理想追求，为辩论而辩论。所以苏格拉底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苏格拉底教学法从来是这样的。这个教学法跟我们的读经的方法构成两个极端。我也不是一味地反对读经，我乐观其成，因为当下中国教育搞得这么糟，可以尝试古人的一些教学法，希望看到他们能有什么成果。但是对读经要不断地观察和反省，并且要有另外的参照。看看人家古希腊人为什么开辟了逻辑的大道。

你有空还可以读读穆勒的《自由论》。一个真理，不是把它背下来了，你就掌握了。你需要不断和人交锋、论辩，以加深对某个思想的理解。不仅逻辑，文字也是这样。我们不是要增加知识，是要提升能力，提升逻辑和文字的能力。

我们学习哲学，不是要做哲学家，不是要调换院系去学哲学，而是要通过学习哲学提升自己。我说了概念，说了逻辑，下面说发现逻辑上的可能性。有好多事情，逻辑上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就像下棋一样，他走了这步棋，下面你的选择有好几种可能性。很多事情不仅是一步步往前推，你首先应该能发现逻辑上有多少种可能性。有的逻辑上的可能性在现实中不存在。但是你首先要发现从逻辑上到底有多少可能性。你要有个交代，要充分看到逻辑上的可能性。这就要考验你的认识和分析能力了。只有当你看到了逻辑上的多种可能性，你的选择是在一个比较广泛的基础上的时候，而不是认为只有这一个，你才能找到好的答案。这是一个挑战。在你展开你丰富想象的时候，与此同时，仍然能严格地合乎逻辑，这时候你就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力量。

王国维的文章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就是因为他沐浴了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同时，又沐浴了西方的哲学，所以他写出的文章没有滥情。我看到很多研究文学的人，谈论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不靠谱。就连风格，我们看起来都觉得很不舒服。为什么这样呢？他们太滥情了，太不会说理了，思考问题太不合逻辑了。他们的概念都模棱两可，不清晰。他没有受过哲学的洗礼。

什么是文学，文学是在遣词造句上下了最大功夫的一门手艺。通过学习文学，久而久之，你在遣词造句上变得游刃有余，取舍从容。而如果与此同时你又受到哲学的洗礼，你的思想是清澈的、合乎逻辑的。有了这两个支点，就和仅仅受到文学的洗礼很不一样了。

我们还要谈第三点，历史。其实各个学科中，和社会学最相似的是历史学。可以这么说，历史学就是研究过去事情的社会学，社会学就是研究今天事情的历史学。既然是非常之相似，就应该在更大程度上相互借鉴。这件事情在西方做得非常到位。当然是相互的，但是互动中，谁向谁学习更多呢？我的直觉是，在西方历史学家学习社会学更多。为什么？因为社会学家提出了更多的理论，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不计其数的人在理论上有巨大的建树。西方现当代史学家，非常注意从社会学吸收理论和方法论的营养。历史研究的很多方法，也被社会学家借鉴。所以现在你几乎看不到哪个理论和方法，只被一个学科垄断。但是我想说的是，历史学的方法或曰表达方式中，最主要的形式还是叙事。社会学可以有不同风格的作品，没有数字，文章就不精确，而没有文字，文章就不深刻。但我还是认为，叙事法也是社会学的首要的表述方式。叙事法是一种古老的表达方式，历史学使用得最久，著述最多。因此我们要向历史学作品学习。我们其实都是在努力讲出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我们跟虚构的差别，但实际上我们最终也是在营造一个故事，都要寻找和筛选材料，没有料，你还说什么呢？

有个优秀出版家，江湖绰号老六，编辑《读库》。老六判断好文章的口头禅是：有料，有种，有趣。有料，是历史学和社会学有别于哲学的特质。社会学中也有走抽象的路子、做纯理论的人。一方面这不可能是社会学的主流。另一方面，在同学们这个阶段，要走“经验研究”的路子。我从来不说“实证研究”，它是自然科学的路子，我们高攀不上。成功的社会学作品依赖两个支点：理论发现和事实发现。后者比较容易达到。前者对职业学者都是难乎其难，遑论同学们所处的这个阶段。这也是为什么实验物理学家比理论物理学家多得多的原因。后者的地位更高，但那条路很难走通。有种，就是有性格，具备一些有冲击力的、反主流的思想。有趣，你写东西没趣的话，谁来看？不幸的是大批的学者，特别是中国的学者，写出了大批极其无趣的东西。他们为什么写出这么多这么无趣的东西？他们在写作品的时候，自己一点乐趣都没有。鄙人不管写哪个东西，不管是大书还是小文，都是乐在其中的。伟大的作品的创作过程，一定有趣。如果无趣，就肯定写不出有趣的东西。世间最伟大的创作是什么？是人的制造，人口的生产。造人的过程当中没趣吗？造人的过程最有趣，所以完成了最伟大的作品。大家一点反应都没有，听着无趣？

学历史学，还有一个非常要紧的收益，就是获得历史感。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经济学界有句老话，叫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儿，这是一个准真理的命题。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其实阳光底下还是有的。原子弹爆炸，阿波罗登月，人的克隆，这些事不是新鲜事儿？但是博弈场中很多伎俩，还有人类社会中的制度，其实就这么多方式和内容。更多的新东西发生在科学领域。但是这句话还是有相当的道理。阳光底下既然少有新鲜事，那么今天你要分析一个事件，你要有开阔的视角，还要追踪脉络，看它的前身后世，除了之前的类似事件，还要看前人对当时的事件的分析评判。这样，你在展开分析的时候，就不单薄，有后盾，有多个参照。你是两个眼睛看东西，一下能把这杯子抓住。一个眼睛看事物的话，可能一伸手没抓到，因为没有纵深感、位置感。

哪怕你做一个小题目，你要看这个小题目的时间、现象、背景、人物，以及在社会环境中的位置。你的文章可以不过多地讲述背景，但是写这个文章时你脑子里一定要有背景。因为只有你脑子里有了“景深”，你对事件、对人物才会有较好的把握。明白了背景，你的分寸才可能对头。你才不是孤立地看待这个事件、这个人、这场博弈，你知道来龙去脉。

我们看到，很多历史学家是不太有历史感的。很多哲学家反倒有历史感，马克思、雅斯贝尔斯这样的人，更有历史感，当然他们的历史学知识也非常之渊博。但我们去学习历史，不是专业干历史。专业干历史容易见木不见林。吃专业饭，东西要做得精一点。历史学是很难学的东西，很多题目前人做过了，我要再写，那当然要写得更精细了。这样转来转去，最后变得见木不见林，没有历史感。不过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你要真见木不见林的话，你历史学学得够深的了。眼下你做一个业余爱好者，学不了那么深，所以你不大容易犯人家的职业病。今天的很多社会现象、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等，你主要是关心这个。而回过头来，你去读一些历史学著作，能帮你提升历史感。历史感是一个非常要害的素养，有了历史感，你看这事情就有纵深了，就不单薄，不孤立了。我们要有一种关怀，有认识很多事物、制度的演变的愿望，这样无论在理解还是在表述上，你都会有很大提升。

以上非常纲要地讲述了，文史哲是我们学习社会科学的基础。准备这个演讲时我也在反省。从骨子里说，我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我是一个怀疑论者，一个不可知论者。这样的人，要是搞科学比较占便宜，但是可惜我也没干科学。设计好了给大家讲的这个提纲以后我就在想，我给大家说这番话的意义何在？要跟大家谈一个和大家密切相关的事情，成才之路。大家来到这，当然都很希望自己成才。这是个问题了，如何成才？科学的问题常常有唯一解，我给大家的是唯一的解吗？我想不是，不管我怎么拔高，说这非常重要，我给你们指出的路非常重要，但是反过来必须怀疑自己说的东西，我是个怀疑论者。

我说的东西是真理吗？成才就这一条道？有很多专家兴趣很窄，最后做得挺不错的。比如说大家可能知道有个数学家陈景润，人家不关心文、史、哲。钱钟书当年数学不及格。需要那么广博的基础吗？我无言以对。就是窄了，也不是不能成才。你就是讲了你的道理，你也不要那么偏颇，不要那么狭隘，就认为这道理都在你手里头。我承认，有的专家很窄，也成才了，也做了很大贡献，条条大道通罗马。

我只是向大家讲述这样一条道路。王国维，太伟大的一个学人，他是靠金字塔形模式，靠将根基伸展开。其实除了文史哲，我们还要注意吸收更多学科的营养。我给大家一个学科的主观排序。主观也不光是个人兴趣，也是理解，但是理解跟兴趣也是交织在一起的。我的排序是这样的。

生物学。你们是21世纪的人，你们人格的塑造、知识结构的塑造，都是在21世纪完成的。我的重心是在20世纪。20世纪结束的时候，我已经五十岁，我的知识吸纳器已经不是海绵了。我的人格，我的世界观，都在20世纪形成。但是就像我这样一个人，还在疯狂地阅读生物学。我写了一本书，是我的三四本比较满意的著作中的一本。其实这本书不是我的著作，是我的读书札记，这本书原来的名字就叫《阅读生物学札记》。后来出修订版，更名《神似祖先》。我的这门课“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在北大一直非常叫座，一直是限定上课名额。我个人的习惯，一门课我讲三四轮就不讲了，因为在讲三四轮的时候教学相长，我就会写出一本书来。以后这门课就画句号，就不上了。书都有了，你自个儿读去吧，没必要再上。但是这门课不是，一直在上，欲罢不能。

你们一定要吸收点生物学思想。有人说，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还有人说21世纪是脑科学的世纪。这些话都不离谱，你们怎么能不学这个呢？面对生物学，你们的兄长们壁垒分明。有人痴迷，上这课的同学提问非常踊跃。但还有一拨人坚决拒斥：咱们不是学习社会科学吗，人是文化的产物，不是动物。我认为不接触就拒斥，是不可思议的。并且人不是机器，不是天使，人就是动物，扎扎实实地是个动物，你有文化就能把动物性抹掉吗？怎么不从动物的这个视角去理解一下自身呢？对不对？如果把这个视角都剥夺了的话，就无法理解人类了。这是个非常要紧的学科。现在21世纪最有解释力的是什么呢？就是达尔文开创的进化论。我五十多岁的时候侥幸阅读了生物学。我写《信任论》的时候在国家图书馆，翻到一本生物学著作，最后一章谈信任。怎么生物学著作也谈信任？我借回家一读，就走火入魔了，一直到今天。十几年中，阅读生物学的数量都是高于阅读社会科学，我家现在藏有生物学的书将近200本，我读完了其中的150本。各位，生物学是一定要读的。

还有心理学。我不是随便给大家说的，是排序的。生物学，心理学，下面是政治学。中国没有独立于政治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再下面是经济学，不幸，经济学才排在第四，你不要那么高看经济学，经济学不是那么要紧的学科。

再下面说科学史。我是力主中学就应该开科学史这样一门课。科学史应该是文科、理科都要学的。文科的学生，从中掌握科学演进的脉络，理科学生把它当作一门文科课程来学，因为理科学生最终要到某一个学科当中，但是整个科学史对你们来说，就像历史学一样，增加一种整体感。

我前面讲过文史哲，然后又跟大家说，还要拓宽自己，把这个基础做大。其实我这么讲的时候，脑子时刻在想专家与通才、学者与实用人才。我们当中更大比例的人，以后不管是本科毕业还是研究生毕业，都会去做实际工作，做公务员，公司的经营，媒体的记者编辑。但是你就是去做实际工作，我在这里还要强调，要打下一定的文史哲基础。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些看家本领：你能写出很精致的文字，看问题更透彻，你的概念是经过缜密思考的，看到了多种逻辑可能性，你还有历史感，不孤立地看事情。这些能力是安身立命的东西。

下面再给自己论证一下，我同意专家也是人才，但是为什么我还要给大家鼓吹这个？因为你现在有宽阔的选择，而日后你的选择将越来越窄。

关于人类的定义有很多很多了，有人说人是使用工具的动物，后来改成人是会发明工具的动物，人是使用语言的动物。还有一个定义很精彩：人是具有可能性的动物。动物的可能性极小，你是老虎的儿子，你的可能性就是那样。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有巨大的可能性，我们原来不就是走兽里的一支吗？后来我们会下水了，后来我们能上天了，你看我们有多大的可能性。但是作为一个个体，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可能性是很大很大的，而且你要知道，你越是一个天才少年，可能性越大。我有时候恭维一个年轻人会说这样的话，你身上有巨大可能。当然这巨大的可能性有时也挺危险的。

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可能性，与时俱退。再过五年、十年，你们还有现在这么大的可能性吗？所以我鼓励，现在读书的范围要宽一些。中国人到了美国，人家都说，哎，多喝牛奶，这东西非常好，也非常便宜。但是对大多数中国人，你就是一天一杯牛奶，你不能再多喝。人家可以喝好几杯，你再多喝，就要拉稀。其实还真的不是人种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如果小时候就大量地喝的话就没问题了，如果你较大年岁才开始这么喝就不成了。大了，再怎么锻炼，也锻炼不出来了。为什么呢？胃里有很多很多种酶，必须小时候开发，如果小时候不开发就开发不出来了。

文化学习上是一样的，你从来没有涉猎过哲学著作，你从来没有涉猎过生物学著作，到了30岁以后才尝试阅读这些东西，味同嚼蜡，事倍功半。而相反，如果说现在你涉猎过，开发出一点兴趣，未必要读太多本，你到35岁以后可以续上。

捎带说一说选题。大家少不了要写文章，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没少写作文，但是中学和大学的一个本质区别是什么呢？中学的时候是命题作文，解题是人家甩给你的习题。现在的这个学习方式，跟中学学习方式完全不同，你早点认识到这个转变，早点转换学习方式。你要是还按中学的路径走，那你智商再高，也没有前途，只能越学越傻。因为现在我们开始学的就不再是写命题作文了，我们的绝大多数作业，我们的毕业论文，通通都是自己选题。

我们要学会选题，选题是一种智慧，做某个题目是一个智慧，选题是更大的一种智慧。说到钱钟书。其实这个学者在我心目中不是位置特别高，但是我觉得《围城》是一部很好的小说。书名起得也好，非常富有哲理。里面的人想出来，外头的人想进去。其实这个想进去、想出来不仅是一个空间，也是一种时间。岁数大的人愿意装嫩，年轻人愿意装老成。辛弃疾词：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都是这样。我跟大家说，不要装，你装老成干什么呀，结果你什么也不是。你慢慢会老成的，你还怕它不来吗？你千万不要装，你要珍惜现在的自己。一个人如果在北京住了二三十年了，一些老生活方式、老习惯里边的一些问题，他看不见。但是如果外省人来了，马上就看见，眼光新鲜。老北京人看不出来了，熟视无睹了。你们就相当于一个外省来的人，你们不仅从一个不同的空间来到这里，你们还是地道的新人。你们开始学习社会学，看到诸多的社会现象。你们是带着新鲜眼光来的。但是你们中的一些人偏要装老成：前辈他们都写什么课题，我们也跟着写。为什么要这样？不要写命题作文。要忠实于自己的天赋，自己既然是个新鲜的人，什么东西对你有刺激，赶紧想这个事儿，抓住它分析。它可能成为你的一个习作的题目。你现在有多少优势？你读书上不能跟我比，你没有优势。你有一点优势，就是眼光非常新鲜、敏感。我相对迟钝了，我见怪不怪了，你见怪就怪。这就很好，你必须抓住它，这是你的本钱。不要用成年学者的见解，代替自己的感受。

第二点跟大家说的，要非常重视思考、分析、解释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世界。每个人有自己一段生活史，每个人成长的环境都有程度不同的差别。像我们这样一个班级，学生来自多少个省市，要有30多个。每个人走到今天的轨迹都不一样，要非常珍惜自己曾经走过的轨迹。现在学这个学科，我们的阅历不够丰富，但是我们也有一段阅历，要非常重视拿我们学到的方法和理论，来观察你们所熟悉的东西。这样便利，这样用不着去跟着老师加入一个课题组。你有你熟悉的东西，分析它，第一便利，第二深入，还没有开始调查呢，就已经知道这桩事情的一半了。放假回老家，如果再补充点调查，就齐全了，事半功倍，能理解得深入。如果要你了解一些不太熟悉的场景、人物，调查了几个月，你所了解的情况，可能还达不到你对家乡的一些人物、事件未做专门调查的那种程度。那么熟悉的事情自己都不能给出一个像样的解释，凭什么接触一个新鲜事儿还没几天，就能给一个很好的解释。

这是个试金石。其实你们进入这个学校开始学习，也会不断反省。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道自己不容易。我适合学社会学吗，我适合做学者吗，日后是读研还是去做实际工作，要不断审视自己有没有做研究的眼光，有没有分析力。拿什么去审视？对自己最熟悉的东西的分析和研究。我教过的两门课选学的人最多，一个是“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还有一门课就是“教育社会学”。后一门课上，我在追求一个副产品，因此上的轮数比较多。就是汇集同学们的优秀作业，编成了一本书《科场现形记》。这门课上，我讲我的理论，我对教育的看法，成就了一本书《吾国教育病理》。同时呢，要求每个上我课的同学去深入地调查一个个案，调查某种教育现象，写出一篇报告。在我的指引下，很多同学写出很好的作业。你现在18岁、19岁，你大段的日子在做什么？受教育。工厂里的事，部队里的事，官场里的事，你不知道。教育对你来说却是亲身经历，是你知道最多的，你形不成一点看法？你学了这么多理论，这么多方法，你对自己的教育经历形不成一点看法，做不出一定的分析，这是说不过去的。要通过它来锻炼自己和判断自己。

这是我在选题上对大家的期望。这点和好多老师也不一样，很多老师巴不得让学生很快就成小大人，一味注意追踪学者们做什么题目，然后跟他们靠拢。靠来靠去，完全没有了自我。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题目。不做小大人，珍惜一个少年的敏感。

（2016年11月7日在北大社会学系的演讲）

论文与治学

郑也夫　著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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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8年5月第1版

字 数：154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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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8664-6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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