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倔强：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 (峡谷中的激流•中国近代史丛书)
Author: 邢超
Date: 2013-06-30T16:00:00+00:00
Publisher: 中国青年出版社

前　言
一个倔强的时代

如果让我选择一个词来形容晚清那个时代的话，我首先想到的是：倔强。“倔强”在词典中的意思是：性格刚强不屈，坚持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不为外力所改变。那个时代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都具有这种鲜明的特性。

晚清时代的人们大都是倔强的。曾国藩是倔强的，他的行事名言是“打落牙齿和血吞”，“撑起两根穷骨头，养活一团春意思”。没有一股倔强的劲头，他和他的湘军是到不了南京城下的。李鸿藻也是倔强的，他的母亲去世后，他坚持按照惯例丁忧27个月，不怕为此失去慈禧对他的器重，不怕失去军机大臣的权位。吴可读更是倔强的，他认为慈禧立载湉为帝不合祖制，后来服毒自杀以死相谏。在那个时代，到处都是“认死理”的人。

所以，那个时代也呈现出倔强的气质。整个社会在西方文明袭来的时候，表现出保守、顽固的态度，这是晚清“倔强”的主要表现形式。咸丰帝不允许外国公使驻京，为此不惜和英法两国开战；倭仁、李鸿藻、叶名琛等士大夫，他们排斥西洋器物，反对社会变革，顽固得几乎不可理喻；广大民众对西方事物始终持排斥的态度，“反入城”事件、“教案”、义和团运动接连爆发。当然，这种“倔强”严重阻碍了中国迈向近代化的脚步。

晚清“倔强”的另外一种形式，表现为士人们把儒家学说视为信仰，对中华文明守望、坚持，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这种“倔强”是现在的人们常常忽略的，实际上，它同样改变着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比如，曾国藩等人建立湘军，打败太平军，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场胜利；清帝国（包括重要的属国）每每遭遇外国侵略的时候，士大夫们往往齐声喊打，主张“寸土不让”，只有李鸿章等少数人主张克制。

其实，李鸿章也是一个极其倔强的人。他是一个对洋务充满兴趣的实干家，对他来说，晚清的社会就像是一个泥潭，几乎每做一件事情都要遭遇环境的掣肘，众人的反对。而李鸿章像是一个倔强的斗士，在一个“泥潭”中不避艰难，倾力实干，在中国近代史上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情。

在李鸿章身上，与倔强的性格相伴随的是强烈的担当意识，而担当意识是他将洋务进行到底的内在动力。《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国人皆唾骂他，称之为“汉奸”。当时的李鸿章已是古稀之年，有人劝他，“索性退休算了”。李鸿章说：“事情败了，我要退了，国家靠谁呢？”即使要倒下去了，李鸿章身上的担当意识也没有去除。

在晚清的士大夫中间，这种“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担当意识是普遍存在的，这是儒家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不但在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的身上，甚至在李鸿藻、吴可读、翁同龢等所谓的“顽固派”的身上，这种担当意识是如此鲜明地存在着。中国面临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他们奢望在社会体制不变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脊梁支撑起没落中的清帝国，而支撑他们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人情怀。

很多人或许不会意识到，中国今天仍然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状态，实际是得益于晚清的倔强。从整个的世界历史来看，19世纪是西方势力肆虐的时代，印度、奥斯曼等古老大国要么被征服，要么分崩离析，只有清帝国基本保住了“大一统”的国家形态，留给后人1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蒙古从中国版图中独立出去），这与晚清所表现出的“倔强”是分不开的。

我试图寻找晚清“倔强”的原因。后来，我逐渐发现，晚清的“倔强”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密切相关的。由于特殊的政治地缘、历史、人文等各方面的原因，在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中国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是异常坚固和坚韧的，它通过意识、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方式与绝大多数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正是因为中国曾经经历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有着独特的社会结构，有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中国社会在向近代化、现代化迈进的时候，才充满艰难，命运多舛。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我们应该用平常之心、同情之心去看待晚清那个时代。实际上，在晚清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有迫不得已的困惑，都有难以言表的苦衷，极力挣扎又互为障碍。在充满惯性的历史长河中，每个人都显得毫无力量，但是他们都有所坚守，有所向往。

另外，我们应该看到：晚清时期中国人所表现出的“倔强”没有随着帝制时代的结束而消失，它贯穿于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人们在那个时候拥有的困惑，我们今天同样拥有。比如，如何看待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中华文化，中国应该如何与世界相融合，如何解决进步与稳定的矛盾，如何平稳驶出历史的“三峡区”。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说，我们两只眼睛看晚清，就是两只眼睛看自己！

目录

前　言　一个倔强的时代

第一篇　疼痛与刺激

第一章　一个人的战斗

他是一个倔强敬业的人

为什么被称为“亚罗战争”

他撑起两根硬骨头

第二章　保险丝一样的命运

习惯于用炮舰说话

没有回来的苏武

留在广州城内的巡抚

天津城内，谁的眼泪在飞

第三章　意气用事的皇帝

强盗面前耍心机

把条约看成了废纸

意气用事和不厚道

第四章　真的感到了疼痛

落荒逃走的皇帝

是谁点燃了圆明园

相当于失去了一个新疆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第五章　这个女人不简单

越靠近皇权越凶险

一个女人升上来了

年轻太后的老辣手段

为慈禧找个理由

第六章　倡导洋务的王爷

总理衙门是这样来的

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求“生”若渴的同文馆

“阿思本舰队”事件

第七章　站在大门口的洋人

为什么把海关交给洋人

赫德的成功靠什么

洋人的心思谁来懂

把洋人当作自己人

越来越神气的传教士

第二篇　支撑与下沉

第一章　忧郁的守望者

理想的家园越来越远

以旧文化迎接新世界

令人心胆俱裂的大祸

一个“不信书，信运气”的人

第二章　倔强的裱糊匠

最有权势的汉臣

洋务运动的主将

可贵的担当意识

被众人说得不像样子

陷在泥沼中的牛车

第三章　大清幸有左宗棠

燃起造船的热情

收复新疆的伟业

抬棺入疆，索要伊犁

第四章　“青牛角”的变异

李鸿藻是谁

并不清澈的“清流”

一只“青牛角”

发展才是硬道理

不能忘记张之洞

第五章　绣在屏风上的鸟

官办的江南制造局

官督商办的招商局

事机凑泊，种豆得瓜

第六章　专制社会的重力

斗争无处不在

光绪帝从何而来

政权尽归西宫

越下沉越黑暗

李鸿章的新敌人

第七章　一个先知者的遭遇

一个批判主义者

暗室中的烛光

群起而攻之

如同一只孤雁

没有启蒙，苦难便是代价

第三篇　狼烟四起

第一章　跃跃欲试的恶邻

日本为什么没有说“不”

一个欺软怕硬的家伙

不怀好意的敲门

窥见了对方的虚弱

第二章　北洋海军是怎样建成的

为所受的侵略付出报酬

警觉来得并不迟缓

半路杀出来一个赫德

威风凛凛的舰队

第三章　无法飘扬的龙旗

骑马的水师提督

海军军费到底去哪了

李鸿章送走琅威理

海军是朽木上的花朵

第四章　徒劳无益的战争

摆在慈禧面前的难题

站在马江江畔的书生

终点又回到起点

惊醒了士大夫阶层

第五章　朝鲜升起的风暴

琉球变成了冲绳

给炸药接上了引线

轰然爆发的政变

第四篇　梦醒时分

第一章　迫在眉睫的战争

整个岛国充满敌视

日本海军后来居上

急切地登上东亚大陆

李鸿章息事宁人

第二章　泥潭里的李鸿章

开宗明义第一章

非闹出动静不可

不增兵朝鲜的原因

陷于外交的迷雾

百喙不能自解

难逃被批判的命运

第三章　暴风雨中的北洋

甲午战争的序幕

很不安静的朝堂

糜烂不堪的前方

惨痛的平壤之败

悲壮的黄海大战

第四章　被淹没的帝国

跨过鸭绿江的武士

危局中的翁同龢

山东战场上的“清流”

北洋舰队的沉没

清军到底败在了哪里

第五章　千古梦断在马关

屈辱的乞和之路

薄海惊心的伤痛

不能割舍的京师

轻于一掷的台湾

第六章　甲午之后的风云

战争后的李鸿章

战争后的翁同龢

成为暴发户的日本

甲午后的晚清社会

后　记　在震荡中前行

《致命的倔强》主要参考书目

第一篇　疼痛与刺激

第二次鸦片战争仍然是两种权威的较量：中国皇帝仍然把自己看作是天朝的君主，而欧洲人已经习惯用枪炮解决纷争。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次战争的后果是惨痛的：大片的国土被割让出去，圆明园被烧了，咸丰皇帝死在了热河，再也没有回来。

正是因为经历了这次猛烈的撞击，感觉到疼痛了，王朝才有了一些振作：和西方平等地交流，尝试着和洋人打交道，小心地和外部世界相融合，所谓的“洋务运动”也在几个有权势的人手中逐渐开展起来。

第一章　一个人的战斗

他是一个倔强敬业的人

咸丰帝，即爱新觉罗·奕，是标准的苦命皇帝。首先，他10岁的时候亲生母亲便去世了，此后由静皇贵妃，即奕䜣的亲生母亲抚养。再有，因为幼年时骑马受伤，落下残疾，奕有些轻微的跛脚。应该说，这样的幼年经历对其性格的形成是有影响的。奕和比自己小两岁的弟弟奕䜣一起长大，却远不如奕䜣聪明、机灵、勇敢，在争储方面处于劣势。所以说，奕从小便命苦。

但是，奕有一位好的老师，工部尚书杜受田。杜受田深知道光帝的心思、喜好和看人标准，嘱咐奕不要和弟弟在才干方面争高下，要“藏拙示仁”。据说，道光帝曾经和奕、奕䜣兄弟俩一起打猎，看到奕䜣满载而归，奕詝却两手空空，便向奕询问原因。奕说：“春天是动物繁衍的季节，这时候去猎杀它们，实在是残忍，我不忍下手。”

道光帝是一个老实、本分的皇帝，被奕刻意表现出来的仁爱之心打动了。后来，他便立奕为皇太子。1850年，道光帝驾崩。奕继位，颁布诏书，以第二年（1851年）为咸丰元年，他被后人称为咸丰皇帝。不料，咸丰帝刚刚登基，洪秀全等人在广西举起造反大旗，对北京城里的满族清贵族形成很大的威胁，太平军的北伐军甚至打到了天津。从此，咸丰帝一直处于担惊受怕的境地，直到驾崩的时候，他也没有看到太平天国被平定。

从咸丰帝的一生去看，他在处事方面有两大特点：一是意气用事，二是胸无韬略。对于一个国君来说，有这样两个特点是大忌，会给国家带来大祸。咸丰帝登基之后，对于外国人，马上显示出比他父亲更为强硬的态度。他罢免了一些对外国主“抚”的官员，其中最重要的官员是穆彰阿和耆英。穆彰阿被罢免了首席军机大臣的职务，永不叙用；擅长处理“夷务”的耆英被降为五品顶戴。

太平天国起义很快爆发了，整个朝廷的注意力转到了广西、湖南、长江流域，好在西方人没有趁机滋事。实际上，西方人对清王朝并非没有怨言，只是引而不发。《中英南京条约》订立之后，中英双方的纷争持续不断，甚至因为“反入城事件”发生武装冲突。英国人的不满主要是：中英双方的贸易量受通商口岸的限制；鸦片贸易没有合法化；英国公使不能和清朝中央政府直接往来。

英国人之所以没有马上翻脸发作，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英国人看到中国内乱爆发，担心向清王朝施加压迫，会导致中国局面更加混乱，这对于英国在华贸易是不利的；另外，英国人也在耐心观察整个战局的变化，观察太平天国对于西方的态度，希望在局势明朗之后决定自己的一系列政策。

第二个原因是英国人在等待“修约”的时机，想通过修改条约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实，中英双方并未在已经签订的条约中规定可以对双方的条约进行修改，只是《中美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英双方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其中准许英国人“利益均沾”，英国人便认为自己有了12年后“修约”的权利。《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于1842年，按照这个逻辑，英国人在1854年便可以要求清政府修改条约。

经过初步试探，英、法、美等国公使感觉太平天国对他们的态度并非友好，太平天国未来的形势也不被看好，所以西方国家仍然承认清朝政权，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进入1854年，英国政府要求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4月17日，包令照会清朝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进行“修约”谈判，同时提出准许外国人进入广州、租地等清政府一直未予答复的要求。

叶名琛，湖北汉阳人，1807年出生。1835年中进士，接着被选入翰林院。1838年，叶名琛被外放做官，曾经在湖南、江宁、广东三地任布政使，1848年授广东巡抚，时年只有41岁。1852年，徐广缙赴任湖广总督，叶名琛署理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第二年，改为实授。从这份履历看，叶名琛的仕途非常顺利。

叶名琛是个怎样的人呢？《清史稿》说：“名琛，性木强，勤吏事，属僚惮其威重。初以偕徐广缙拒英人入城被殊眷，因狃于前事，颇自负，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勤奋敬业、倔强自负的人。

叶名琛对待西方人的态度是颇为强硬的，因为皇帝对外国人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了。耆英主“抚”，在咸丰帝登基后失去了原来的职位；他本人追随徐广缙，不向英国人示弱，被加官进爵。看到如此鲜明的对比，谁都能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接到包令的照会，叶名琛拒绝了英国人入城、租地的要求，对“修约”之事不予答复，为了不让英国人乘机进城，他甚至不愿在广州城内接见英国公使。

为什么被称为“亚罗战争”

遭到叶名琛的拒绝，英、法、美三国决定共同采取行动，前往北京，向清廷直接提出“修约”的要求。英、法、美三国之所以走到一起去，能够形成联合阵线，是因为清政府和三国签订条约的时候，本着“一视同仁”的想法，允许他们“利益均沾”。

1854年10月15日，三国代表一起北上，到达天津海河口，在那里向清朝皇帝提出“修约”要求。英国人的要求有18款，主要是：中国内地全面对外开放；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意英国公使进驻北京；重新商定关税则例；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等等。美方代表向清政府提出11项“修约”要求，远远超出“稍有变通”的范围。

咸丰帝态度强硬，只是同意可以就三两个枝节问题双方商量，其余要求全部予以拒绝。在咸丰帝看来，首先不能接受的是外国公使驻京，然后是开放内地，允许洋人入城；至于关税则例等经济方面的问题，甚至是鸦片是否合法化，表示都有商量的余地。

现在的人们大多会感到疑惑，因为以现在的眼光看，外国公使驻京、开放内地、洋人入城等要求是正常的，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危害；而咸丰帝认为可以让步的要求倒是决不能轻易答应的。鸦片的危害不说自明，关税税率则事关朝廷的财政收入，事关民族工商业的竞争能力，是需要仔细斟酌的，不能轻易答应。

咸丰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呢？应该说，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既有现实面临的难题，更有观念陈旧的缘故。在咸丰帝和他的大臣们看来，如果允许外国公使驻京、开放内地、洋人入城，这些行为必然会冲击“天朝上国”的运行体制，冒犯“天朝”的尊严。在晚清的大部分时间里，清朝仍然拥有很多属国，仍然按照天朝体制在运行。允许外国公使驻京，就意味着清朝与其他国家是平等的关系，天朝体制便很难继续维持，因此带来的既得利益便要失去，包括咸丰帝内心的虚荣。对于咸丰帝等人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

咸丰帝不愿意让外国公使驻京，对此感到害怕，怕得要死，其中的缘故更多的是因为观念陈旧、顽固不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公使进入北京，对清朝皇权的冲击远远没有原来想象的严重，咸丰帝的儿子照样坐在紫禁城中的龙椅上，清帝国的属国仍然保有。

咸丰帝是一个脑瓜陈旧的皇帝，他把来到海河口的三国代表拒之门外。三国代表深感无奈，等待了一段时间，只好转头南下。英、法两国并非不想使用武力，只是两国当时正忙于克里米亚战争，无暇东顾；美国人倒是确实不愿对华动武。想到叶名琛态度恶劣，三国代表没有再去广州。三个国家的第一次联合“修约”活动遭到失败。

洋人的离去给了朝廷和叶名琛一个错觉，认为洋人欺软怕硬，伎俩不过如此。咸丰帝、叶名琛等人不懂得国际交往的常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一旦把双方沟通的通道堵死，那么双方的纷争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又一场中外战争向清王朝靠近了。

进入1856年，清政府和英、法等国所面临的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清政府方面仍然看不到彻底平定太平天国的希望，英、法两国却打赢了克里米亚战争，能够从对俄战争中腾出手来，以实现其“修约”的愿望。因此，当美国代表伯驾联络英、法两国公使继续北上，就“修约”事宜进行活动的时候，英国公使包令拒绝同往，认为这是白费力气，不会有任何效果。他给伦敦写信说：“如果要郑重其事地努力扩大和改进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兵舰是绝对必要的。”

7月1日，美国代表伯驾独自北上，继续活动。他在上海逗留了3个月，一事无成，被告知要回到广州和两广总督叶名琛商谈。不过，这一次咸丰帝态度变软，要求叶名琛“可择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通一两条，奏明候旨，以示羁縻。”叶名琛则认为，双方差距难以弥合，没有“稍加变通”的办法，他只能“坚持定约”，设法钳制。

美国代表仍然无法取得和清廷的沟通。当美国代表一筹莫展的时候，英国公使包令再次向伦敦做出战争请求：“一支代表缔约国各自国家的威武舰队，应于明年五、六月会同于北直隶湾（渤海湾）。”战争距离清王朝更近了。

10月8日，中英双方在广州附近再生冲突。这一天，清水师在广州江面上检查了“亚罗”号划艇，从船上带走了12名水手。“亚罗”号划艇是一艘海盗船，12名水手中有3人是众所周知的海盗，这是清水师对“亚罗”号划艇采取行动的原因。

英国领事巴夏礼马上知道了此事。巴夏礼于1828年出生于英国斯塔福德郡，1841年来到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担任璞鼎查的随从。后来，他长期在中国从事翻译等工作。1856年，他被任命为英国驻广州领事。

克里米亚战争是1853-1856年之间，英、法、奥斯曼等国与俄国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争，一般被认为是世界史中的第一场现代化战争。最后的结果是英、法等国取得胜利，俄国大败。

巴夏礼是一个性格容易冲动、过分自信的年轻人，他马上做出反应，以“亚罗”号划艇曾经在香港登记，是英国船只为由，要求清水师释放全部被拘押人员。巴夏礼的要求遭到清朝水师的拒绝。于是，巴夏礼一方面向英国公使包令报告，一方面致信叶名琛，称清朝水师在检查过程中扯下了英国国旗，要求清地方政府赔礼道歉，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并保证此后不发生此类事件。

这本来是一不大的事件，并且通过双方协商可以解决。可是，在中英双方存有积怨的状况下，“亚罗”号事件成为一个敏感的事件。其实，英国公使包令此时已经知道英国没有权利对“亚罗”号划艇进行所谓的保护。10月11日，他在给巴夏礼的信中写道：“经过调查，看来‘亚罗’号是无权悬挂英国国旗的，允许它这样做的执照于9月27日满期，此后它就无权接受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中国近代通史》第2卷）

可是，包令不想把这个事件放过去，认为可以借题发挥，借此挑起事端，“希望能在浑水中摸一些鱼”。10月16日，包令和巴夏礼商量：“我们可否利用这个机会，提出入城问题呢？如果可以，我就准备和全部舰队一齐赶来。我认为我们现在有了一块踏脚石，如果安排得当的话，我们就可以达到重要的结果。”

因为存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当清朝水师释放了9名被拘押的水手之后，包令仍然不答应，拒绝接收这些水手，要求中国方面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并且赔礼道歉。因为赔礼道歉关系国家尊严，叶名琛坚决拒绝了英方的无理要求。10月16日，包令照会叶名琛，提出：“如不速为弥补，自饬本国水师（英国舰队），将和约缺陷补足。”

这里所言“和约缺陷”，即是指英方关于入城、租地等原来的要求。从这份照会中可以看出，包令是在借题发挥，意图昭然若揭。10月21日，巴夏礼致书叶名琛，要求在24小时内做出答复，如不满足英方要求，英方将采取武力行动。

叶名琛坚持原则，却对英方的意图缺乏洞察。10月22日，他做出一定让步，允诺释放所有被拘押水手，但是拒绝向英方道歉。于是，包令向英军舰队司令西马（Michael Seymour）下达命令，要求其进攻广州。“亚罗”战争爆发了。

“亚罗”战争是外国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称呼。中国史学家之所以把这次战争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因为前面有过鸦片战争，顺延下来，如此称谓。

他撑起两根硬骨头

1856年10月23日，西马率领3艘军舰沿广州内河而上，越过虎门，攻打广州附近的清军炮台。闻听这个消息，叶名琛镇定自若。当时，他正在阅看武乡试，只是淡淡地说：“必无事，日暮自走耳。”然后继续观看。

10月24日，叶名琛听着远处的炮声，继续阅看武乡试，嘱咐清军“不可放炮还击”，任凭英国军舰轰击清军炮台，距离广州城越来越近。叶名琛的气定神闲大体来自他对英军行动的判断：“日暮自走耳”。

英军没有自走，而是兵临广州城下。25日，叶名琛下令中断中英贸易，以此回应英军的炮击。27日，西马照会叶名琛，提出入城的要求。叶名琛不予理睬。当天下午，英军炮击两江总督衙署，并且保持每十分钟炮击一次的频率，以此向叶名琛示威。因为遭受炮击，衙署内的清兵衙役四处逃匿，只有叶名琛端坐二堂，凛然自若，不避炮击。这真是一幅令人肃然起敬的画面。

端坐二堂的叶名琛有着怎样一种心态？想必是一身正气。的确，从他的角度看，他没有做错什么。英国人为了达到“修约”的目的，蓄意挑起事端，作为中国的官员理应不卑不亢，据理力争，要敢于面对，不能软弱怕事。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一个士人的要求，所谓“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叶名琛坐在那里，不能简单揣测他毫无畏惧之心，只怕他和曾国藩一样，心中默念一段“挺经”：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叶名琛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咸丰帝对洋人板起面孔，曾经下达谕令给他：“坚守成约，断不容以十二年变通之说，妄有要求。”他只能遵令执行，否则只能走人，耆英就是前车之鉴。作为负责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叶名琛和朝廷是有一套对付洋人的“默契”的：朝廷唱红脸，叶名琛唱黑脸；皇帝和颜悦色，得罪人的事由下面的人去做。这种“默契”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外国人要求派驻公使常驻北京，直接和清廷打交道，不愿面对态度恶劣的叶名琛等人。可是，出于尽忠的考虑，叶名琛等人必须为皇帝扛事，义无反顾地扮演黑脸。扮演黑脸的终极做法是：任凭炮声起，稳坐衙署台，把黑脸做到底！

两广总督叶名琛

叶名琛身高1.8米，肥硕，留着中国式长而薄的胡须，前额缩入，头颅甚大，耳轮圆形，后脑稍涨满，头发稀少，不留长指甲。杏圆眼是他相貌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

另外，叶名琛考虑朝廷的处境，认为“打不还手”是对付洋人的唯一办法。对于叶名琛当时的思想，同时代的薛福成认为是这样的：

默念与洋人角力，必不敌，既恐挫衄以损威，或以首坏和局膺严谴，不如听彼所为，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恋粤繁富，而未尝不惮粤民之悍。彼欲与粤民相安，或不敢纵其力之所至以自绝也，其始终意计殆如此。（中国史学会，《第二次鸦片战争·丛刊》第1册）

叶名琛认为和洋人较量，朝廷肯定会失败的；失败了会损害朝廷的威严，他或者被加以破坏和局的罪名遭谴责，不如随洋人的便，不去理他，把自己的弱点藏起来。叶名琛又认为洋人重贸易，贪恋广东一带的富裕，也害怕广东一带民众的彪悍。他们希望与广东一带的民众相安无事，可能不会让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叶名琛始终是抱着这样的思想处理眼前的事态的。

叶名琛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其根本原因还是清军“必不敌”，不如“藏吾短”。所以，他决定“一个人去战斗”。此刻，咸丰帝被太平天国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再不愿意听到烦心之事，如果叶名琛把洋人挑衅的事情如实汇报上去，大概要收获一顿臭骂，说不定要丢掉权位。既然判定洋人不过如此，叶名琛认为不如自己一个人扛着，等整个事件过去了，再把事情经过“装裱”一番，向上做一汇报，皇帝会体察自己尽忠之心，不但会保住目前官位，加官进爵也有可能。

从叶名琛在整个过程中的表现看，他的思想大体如此。叶名琛的错误之处是过于迂腐，过于自负，认为自己看破洋人的底蕴，洋人的伎俩不过如此，只不过在广州放几炮，“必无事，日暮自走耳”。

今天的人们肯定会看清叶名琛的糊涂之处，而在当时，叶名琛有这样的思想是完全正常的，因为那时的人们实在看不清中外的形势。有这种思想的人不只是叶名琛一人，就连以深思熟虑著称的曾国藩同样持有这种思想。1857年，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中说：

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耳。英夷土固不广，来中国者人数无几，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此次确斗，彼必不能坚守，此后官兵之气日强矣。往时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筠仙归自上海，亦震诧之。鄙意彼（英法联军）蹈“骄兵”、“贪兵”二忌，恐不能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札》）

这段话的意思是：自古以来，国家富强是指地大人多。英国国土面积小，人数不多，无非是虚张声势，吓唬我们天朝上国。……此次战争，他们肯定不能坚守。过去徐继畲著书，夸大英国人的实力，郭嵩焘从上海回来，对英国人的实力也感到惊诧。我认为英法联军犯了“骄兵”、“贪兵”两大忌讳，他们在中国是不会长久的。

连曾国藩这样的人物都出现如此错误的判断，我们也不要过于责怪那个固执的叶名琛。要是认为叶名琛只知道端坐二堂，也是小看了这位钦差大臣。叶名琛领导了1849年的“反入城”事件，取得了对付洋人的经验，认为发动群众是一个极好的办法。从二堂上走下来，他发布公告，动员民众：“英夷攻扰省城，伤害兵民，罪大恶极。但凡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三十大元，解首级赴本署呈验，毋稍观望。”广州民众同样排斥洋人，逐渐聚集起来。

英军持续炮击两广总督衙署，于10月28日将新城城墙轰塌一处，10月29日下午，百余名英军进入新城，对总督衙署实施抢掠。叶名琛因去文庙进香，躲过了这次针对他的军事行动。因为兵力不足，英军无法占领广州，只好于当天从城中撤出。

英军之所以不断炮击总督衙署，甚至到衙署实施抢掠，主要是逼迫叶名琛谈判，迫使其答应入城、租地等要求。可是，包令万万没有想到，不管英军采取怎样的行动，叶名琛不为所动。正如叶名琛所料想的那样，英军兵力不足，不能实施更大的军事行动，所以首先沉不住气的是包令。包令一方面命令英军炮击总督衙署、清军炮台，一方面接连照会叶名琛，提出道歉、入城、租地等要求，希望得到答复。

叶名琛的态度始终如一，坚决拒绝。11月17日，包令实在沉不住气了，乘坐军舰来到广州，要求入城会晤叶名琛，坐下来谈一谈。叶名琛照例拒绝。可以想象，当时的包令是何等无奈和沮丧。

英军对叶名琛无可奈何之际，自己开始陷入麻烦之中。广州的清兵、民众被动员起来，不断袭击英军舰队。12月15日，愤怒的广州民众放火烧毁了英国商馆，“二百余年的洋场，尽成灰烬”。一艘由广州开往香港的邮轮遭到袭击，被洗劫一空。

因为不断被骚扰，1857年1月12日，英军放火烧掉了商馆附近的民房数千间，更是激起民愤，香港的华人纷纷离去，声称断绝和英国人往来，不做买卖，不售食物。西马率领的舰队为了避免遭受袭击，惶惶然退出了广东内河。

叶名琛硬是等来了自己想要的结果，他胜利了。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他上奏皇帝：“防剿英夷水陆获胜，现在夷情穷蹩。”咸丰帝不知内情，闻奏大悦，谕令叶名琛：“如该酋（包令）自知理亏，悔罪求和，并罢议进城，只可俯其所请，以息兵端。不可意存迁就，致该夷故智复萌，肆行要挟。”咸丰帝被蒙在鼓里，声言对英国人不要迁就。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频频出现的荒唐情景又一次再现了，说明“天朝”体内的毒素依然存在。

直到此时，咸丰帝和叶名琛仍然看不清国际间的大势，被虚假的胜利所蒙蔽。他们放松了警惕，浪费掉了大把的备战时间，对可能到来的战争毫不在意。不久，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倏尔来到眼前，那时国家遭遇了灾难，他们把自己的性命也搭了进去。

延伸阅读

叶名琛动员民众的一份布告

英人前贴伪示，系与官理论，与百姓毫无干涉。试思烧毁炮台，轰击城垣，是以理论乎？焚海边一带及新城行店房屋至千余间之多，烧货物估值不啻数百万两，当与百姓毫无干涉乎？

第二章　保险丝一样的命运

习惯于用炮舰说话

“亚罗”战争爆发后，伦敦方面很快知道了消息。这时候，担任英国首相的是巴麦尊，他曾经担任英国外交大臣，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谋。听说中英之间再次爆发武装冲突，按照自己的思维定式，巴麦尊仍旧主张对华使用武力，胁迫清政府答应“修约”的要求。不料，英国内阁的政策遭到了议会下院的否决。根据英国的政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议会下院要被解散，英国重新举行大选。结果，在新的大选中，支持巴麦尊的党派获胜，对华动武的决策在下院获得通过。英国的军舰再次驶向遥远的东方。

1857年3月20日，英国政府委任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特使，前往中国，具体负责对华事务的处置。额尔金，出身英国贵族，1811年出生，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英国驻奥斯曼大使，他本人曾经担任牙买加、加拿大总督。巴麦尊交给额尔金的一项重要使命是：联络法、美等国，共同对华采取军事行动。

法国同样有对华使用武力的意向，起因是“西林教案”。1856年2月29日，一名到广西西林县传教的法国神父马赖（马奥斯丁）被清朝当地官员处死了，罪名是擅自结社，勾结乱党。法国向来以天主教徒的护佑者自居，因为此事对清政府大为不满。法国不想单独发动战争，看到英国跃跃欲试，要对清朝动武，加上“利益均沾”的缘由，法国便有意和英国联合，想共同从东方捞取更多的好处。1857年4月20日，法国政府委任葛罗为特使，率领一支舰队前往中国。

虽然美国代表伯驾一再怂恿本国政府出兵中国，美国政府坚持中立政策，最终决定不参加英、法联合军事行动，只是在外交上予以配合。为此，美国政府委任列卫廉为全权公使，接替伯驾，继续履行在华使命。

出人意料的是，一向与英、法为敌的俄国人四处活动，参与了此次西方对华联合行动。英、美等国主要想从清朝攫取商业利益，俄国对清朝广阔的领土垂涎欲滴。在对华侵略中，英、法等国家相信炮舰的威力，而俄国采用的手段则更为阴险。

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俄国政府致信北京，强调英、法等国即将对华动武，为了中俄共同利益，派遣特使普提雅廷前去斡旋，“如迟疑不从美意，必致别生事端”。清廷对俄国怀有戒心，拒绝了俄国人的“美意”。

普提雅廷没有能够进入北京，只好于1857年11月南下，到达香港，在英、法、美三国公使中间进行穿梭外交。他对美国公使说，他可以调解中美关系，帮助达成“修约”的目的；他对英、法公使说，和清政府打交道必须动用武力，最好把炮舰开到天津海口，清政府必然不得不屈服，到那时俄国将配合英、法行动。英、法等国不希望俄国站到清朝一边去，欢迎俄国加入他们的阵营。

普提雅廷（1803-1883）：俄国人，参加过高加索战争，1842年，带领武装外交使团到波斯。1852年，率领舰队到日本，要求日本开放贸易。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派驻伦敦担任俄国海军武官。1857年2月，前往中国。1859年，晋升为海军上将。

这样，英、法、美、俄四个大国组成侵华共同阵营，以英、法为主力，美、俄在后追随、协同，要共同出力，从中国攫取更多的利益。

清朝政府虽然忙于平定全国各地的反叛，对英、法方面的动态并非毫无觉察，叶名琛很早知道了额尔金要来中国的消息。不过，按照固有的思维方式，他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包令肆意在华寻衅，英国政府不满意其行为，中途换马，派额尔金“来粤定议”。出于这种考虑，叶名琛认为英国人不会有更大的行动，决定继续“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

1857年7月2日，额尔金到达了香港。碰巧，1857年5月10日，英印度殖民地发生土兵起义，英国政府调集在亚洲的绝大部分兵力前去镇压，原定在香港附近集结、发动对华战争的英军被调往印度，额尔金跟随着一起去了。这次事件更坚定了叶名琛的判断：面对自己“以静制动”的策略，英国人黔驴技穷。

12月，平定了印度土兵起义，额尔金从印度回到了香港，准备对华发动战争的英、法联军在香港附近集结完毕。英军集结了49艘战舰，舰上载有火炮549门，海军官兵6400人左右，地面部队4000人左右；法国军队集结了12艘战舰，舰上载有火炮216门，作战兵力大约为1000人（茅海建，《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与英、法兵力对比》）。这是英、法两国参加首期作战的兵力。

值得特别说明的一点是：英军参加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舰全部是以风帆为动力的，只有4艘武装轮船是以蒸汽明轮为动力，作为拖船使用。17年过后，英军一半以上的战舰采用蒸汽螺旋桨为动力，只有少数战舰采用风帆为动力。也就是说，相比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军的战舰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强，性能更加优异。

但是，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相比，清军的装备状况却没有明显的提高。所谓水师战船，仍然是以帆和桨为动力的木船，无法和英法军队的战舰相抗衡，有相当数量的战船年久失修，不堪驾驭。沿海各处的炮台仍旧保持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样式，很多地方的炮台“炮架、炮车多有破烂”，“各炮存放炮台，日久飘零并无遮盖，铁炮均已长锈，火门膛口间有伤损，是否可用，必须试演方知实在也”。

清军使用的轻武器，仍然是传统的鸟枪、抬枪、弓箭、大刀和长矛。1860年，清军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检查通州的瑞麟军营，发现绿营兵军备不整，无法和英法联军作战。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

通州驻扎八旗骁骑营官兵一千二百名，八旗汉军官兵八百名，均系弓箭刀矛，火枪甚少，抵此劲敌（指英法联军），难期适用。此项兵丁，拟待山海关马步官兵到齐，一并撤回守城，以节经费。

在这样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清朝和西方国家的第二次战争又将是一个失败的结局。

没有回来的苏武

英法两国的舰队逐渐集结到中国南部沿海地区。一切准备完毕，12月12日，额尔金和葛罗向叶名琛发出照会，提出三项要求：入城；赔偿英国损失，向法国道歉；派“平仪大臣”与英、法特使进行“修约”谈判。

战争迫在眉睫，叶名琛仍然不能做出正确判断。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英国人的虚张声势，他们想敲诈一些钱财，然后求和；法国人这样做，“非出自本心”。基于这样的判断，12月14日，他拒绝了额尔金和葛罗的要求。

12月15日，英法联军进入珠江以南地区，随后，停止了进一步行动。其间，英法联军一再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叶名琛却认为英法联军只是发出通牒，迟迟没有采取武力行动，足以说明洋人不过在恫吓。12月27日，他给咸丰帝上了一道奏折，声称“英夷现已求和，计日准可通商”，“乘此罪恶贯盈之际，适遇技穷力竭之余”，“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计”。他认为英法联军不可怕。

12月28日，英法联军开始攻打广州。炮弹仍然眷顾两江总督衙署，衙署中的兵丁衙役听到炮声，又一哄而散了。叶名琛仍然不走，对人说：“只有此一阵，过去便无事”，一个人淡定自若地收拾散落在地上的文件。

29日，英法联军攻入广州城中，城中的众多大吏见事急，希望由原来的行商从中说和，与洋人谈判讲和。叶名琛坚持“独入城一节断不可许”，不准城中士绅与洋人谈判，劝大家不要惊慌，“过二十五日（指农历）便无事”。

英法联军逐渐控制了广州城，开始疯狂抢掠，藩库中的22万两白银被劫走。英法联军展开搜捕行动，搜寻城中的各个衙署，最终在副督统双喜衙署内找到叶名琛，强行把他带走了。叶名琛尽管被带到了英国军舰上，仍然保持清朝钦差大臣的威仪，要求接见英、法两国特使，和他们谈判。额尔金等人不理睬已经成为囚犯的叶名琛，把他关押起来。叶名琛最后被英国人劫往印度加尔各答，原因是：额尔金等人认为“叶名琛留在广州会使人心不稳，给重新恢复秩序和信心带来困难”。

至于叶名琛后来的命运，《清史稿》这样记述：“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加尔各答），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咸丰）九年，卒，（英人）乃归其尸。”叶名琛最后绝食而死。据他身边的中国仆人说：

迨至九年二月二十日后带去食物已尽，小的们请在彼处添买，主人不允，且云：“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不意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我所带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物？”

屡经翻译官将食物送来，一概杜绝不用，小的们屡劝不从，于二月二十九日得病不食，至三月初七日戌时病故。临绝并无别话，只说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

自从被俘之后，叶名琛的行为举止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所崇尚的气节。后人大都不体谅叶名琛，视其为一个反面角色。对于叶名琛在广州城中的行为，薛福成讥讽地说：“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薛福成的话几乎成为历史对叶名琛的盖棺之论。

的确，叶名琛在整个事件的处置过程中有失误之处，没有及时把广州方面的实情向咸丰帝禀告。有些人笑话叶名琛愚蠢，其实叶名琛“性木强”，并不木讷，一个蠢笨的人是不会28岁中进士，41岁任巡抚的。就客观条件而言，叶名琛当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判断英军的真正意图，他只能依照自己的经验去揣摩，而英国人的若干次行动又令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加上他性格倔强，误判便发生了。

叶名琛之所以向咸丰帝说谎，就像伊里布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所为一样，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是那个时代的惯常做法。只要有专制体制存在，就会有文官粉饰太平、武官谎报军情的事情发生。这种事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没有被杜绝，在37年后的甲午战争中仍然屡屡发生。

关键是，如我们前面分析，叶名琛之所以“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实在是无奈之举，根本原因是清军敌不过英、法等国军队，而朝廷坚决不同意“修约”。而叶名琛又是一个倔强的人，是一个敬业的人，他要把自己的责任扛起来，为咸丰帝分忧，于是悲剧发生了。

当初，三国的公使、代表曾经北上天津，希望见到咸丰帝，协商“修约”，得到的答复是拒绝。很明显，清廷不挨一次打，吃一次亏，是不会同意英、法等国的要求的，而英、法等国非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才肯罢休。这样，夹在清朝皇帝和洋人之间的钦差大臣便普遍具有悲剧性的命运，只是方式不同，比如林则徐，比如琦善，比如耆英……叶名琛代表着钦差大臣的另外一种下场。

被掳到印度之后，叶名琛要求自己效仿苏武，不要丧失气节。他比苏武做得更决绝，结局也更悲惨。苏武牧羊19年，最终回到了祖国，留下了千古美名；而叶名琛不食敌国的粮食，最后绝食而死，留下的却是埋怨和讥讽。

延伸阅读

叶名琛在加尔各答弥留之际写的一首诗：

零丁洋泊叹无家，雁札犹传节度衙。

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远泛使臣槎。

心惊跃虎笳声急，望断慈乌白影斜。

惟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遍木棉花。

留在广州城内的巡抚

广州沦陷后，咸丰帝接到广州将军等人的上奏，知道了实情。咸丰帝大吃一惊，因为他通过叶名琛得到的信息是英法联军“技穷力竭”，为此曾经下达谕令：“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时隔不久，他的钦差大臣居然被洋人掳走了，所以咸丰帝大呼：“览奏实深诧异！”

接下来，咸丰帝马上罢免了叶名琛的职务，两广总督由广东巡抚柏贵署理。之所以罢免叶名琛，是因为叶名琛得罪了洋人，这样可以给洋人一个交代，令洋人失去继续寻衅的理由。这是他的父亲道光帝曾经有过的做法，也是专制的帝王惯常的、冷漠的做法。咸丰帝给柏贵下达谕令，要求他先以情理对英法联军进行开导，“相机筹办，以示羁縻”；如果英法联军不能退出广州，仍然肆意妄为，“唯有调集兵勇与之战斗”。

咸丰帝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圣旨尚未到达广州，他的封疆大吏柏贵已经成为英法联军的傀儡。1858年1月9日，柏贵从观音山（越秀山）上回到巡抚衙署，和英法联军合作，共同治理广州。柏贵名为巡抚，真正权力由英国领事巴夏礼掌握。咸丰帝知道这件事后，束手无策，因为他没有兵力对付英法联军；曾经尝试发动民团，实际难以操作，最终不了了之。广州被英法联军占领，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柏贵，蒙古正黄旗人，1819年中举，担任过河南巡抚，1853年任广东巡抚。据查，1858年的广州巡抚衙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柏贵因为与敌合作备受指责，很多人称之为“汉奸”。可笑的是，在这种情形下，咸丰帝仍然维持柏贵署理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的任命，不知他是否认可了柏贵在广州城内的行为？

如果想一想柏贵当时的处境的话，他也是令人同情的：当广州城里到处是荷枪实弹的英法联军，清军跑得一个不剩的时候，一个老官僚又能怎样？他只有两条路：要不和英法联军合作，要么一头碰死。想必身在广州的柏贵内心中充满着纠结与痛苦，1859年5月21日，他没有等到清军杀回广州，便在广州城中忧郁地死去了。

英法联军虽然占领广州，其“修约”的目的仍然没有达成，于是在1858年2月11日，英、法、美三国上海领事一起照会清廷，要求派钦差大臣前往上海，就“修约”事宜进行谈判。清廷回复说：“上海非办理夷务之地，中国自有办理夷务之人”，要求三国领事前往广州。三国领事不再理睬清廷的这种答复，英法联军离开广州北上。4月20日，英、法、美、俄等国使节陆续赶到天津海河口，要求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前往会谈。

谭廷襄（？-1870）：浙江山阴人，1833年中进士，入翰林院。1856年出任山西巡抚，次年任直隶总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遭僧格林沁弹劾，被革职充军。同治四年（1865年）后，历任工部右侍郎、湖广总督、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

咸丰帝感到左右为难，他不想和洋人谈判，但是形势逼人，“现在中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这里所说的“中原未靖”是讲太平天国运动尚未平定，“海运”是指当时实行的海运漕粮，这两件事都关系大清国的命脉。不得已，他派遣直隶总督谭廷襄前往天津，和各国使节谈判。咸丰帝嘱咐谭廷襄：要对四国使节采取分化策略，设法笼络俄、美使节，劝导法国使节，孤立英国使节。

谭廷襄紧锁眉头赶往海河口，按照咸丰帝的吩咐去做了。谭廷襄这些清朝大员并不懂如何和外国人打交道，在谈判过程中常常出现滑稽的状况。美国公使列卫廉的翻译丁韪良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这样说：

会晤开始的时候，总督（谭廷襄）称呼我们的总统为国王（即属国的君主）。我提醒列卫廉先生对此加以注意。他要求总督要么直接使用“president”（总统）这个词，要么也用“皇帝”来称呼我们的总统。谭延襄磕磕巴巴地哼了一两次“坡-勒-西-添-特”，就嘲弄地使用起“你们的大皇帝”了。（丁韪良，《花甲忆记》）

英、法、美、俄等国已经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谭廷襄的分化工作无法展开。因为谭延襄没有钦差大臣的头衔，英、法特使根本不予接见。咸丰帝只同意酌减关税，其余条款拒不让步，所以谈判陷入僵持之中。谭廷襄曾经向咸丰帝提出一个对策，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对洋人的攻势，其中包括在上海等地停止对外交易，以此给洋人施加压力。咸丰帝不许。谭延襄徒劳地四处游说，陷入局促之中。

5月20日，英、法特使提出最后通牒，限令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否则英法联军发动攻势。清军在大沽炮台附近拥有1万人左右的兵力，原本对英法联军的行动做了应对准备。英法方面的要求遭到拒绝后，英法联军对大沽南北炮台发动攻势，投入炮舰12艘，登陆部队1200人左右。

战斗刚一开始，谭廷襄“坐轿先奔”，天津总兵跟着也跑了。两个小时后，英法联军轻松占领大沽炮台，附近的清军一哄而散。5月26日，英法联军沿海河西进，一路顺畅地进入天津。30日，英、法、美、俄等国使节要求清政府派遣“全权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谈判，如不能满足要求，英法联军将进军北京。

天津城内，谁的眼泪在飞

大沽炮台的炮声强烈地震撼着紫禁城，咸丰帝马上答应了四国使节的要求。6月1日，他把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两位重臣派出，作为“全权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和四国使节谈判。第二天，他启用已经被降为五品顶戴的耆英，要他以侍郎的身份去和洋人交涉。被冷落八年后，曾经风光一时的耆英重见天日。

咸丰帝对耆英报以厚望，原本这样设想：让桂良、花沙纳首先和洋人交涉，“如桂良、花沙纳所许，该夷（英、法等国）犹未满意，著耆英酌量，再行允准几条。或者该夷因耆英于夷务情形熟悉，可消弭进京之请，则更稳妥。”咸丰帝的意思是桂良等人扮白脸，让耆英扮红脸；桂良等人先答应洋人一些条件，如果洋人不满足，耆英出面，再答应洋人几条；耆英熟悉洋务，应该能把洋人挡在北京城外。

以现在的眼光看，咸丰帝真是天真，英法联军即将兵临北京城下，他居然以为用一些小的伎俩即可摆平洋人。揣测其中原因，一是其年轻气盛，缺乏政治韬略，二是“天朝”的观念仍然存在于他的心中，他以为自己仍然是高高在上的“大皇帝”，只需要给“夷邦”一些施舍即可了事。

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英国特使额尔金非常傲慢，他出场时由150名身着猩红色制服的海军护卫队护卫着，有一支乐队作为先导。他大约只接见桂良等人15分钟便起身离去，令桂、花二人感到非常惊愕和惶恐。桂良等人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低三下四地委托俄国、美国的使节从中调和。据美国公使列卫廉的翻译丁韪良后来回忆说，桂良央求列卫廉时言语十分卑下、可怜：

您看，英人如此胡搅蛮缠，而遭陛下坚拒。吾等性命实悬于二者之间，万分危险。若吾等签订此类让步条约，必遭万古唾骂，冠以卖国贼之称。若吾等拒绝，英国则会再度开战，吾等又会因贻误大事而丢掉性命。……吾等走投无路，只能求助于贵方。吾等之希望实全在贵国之身上。（丁韪良，《花甲记忆》）

稍后，他们见到了额尔金的翻译、海关英籍税务司李泰国，急忙趋前，细问事情的原委。李国泰告之：必须允许英国公使进入北京，否则免谈；长江通商、开放全国、内地游历等事宜，清廷也必须答应，没有商量余地。桂良“婉言开导，至再至三”，李泰国不予理会，负气而去。

丁韪良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中国生活了60多年，曾经担任京师大学堂（后来的北京大学）的首任总教习，最后在中国去世。他对中国文化很痴迷，曾经说：“谁能够想象得到，学习中文的过程其实并非像在穿越沙漠或热带丛林，而更像是走在一个到处都能听见奇鸟歌声，都能闻到鲜花芬芳的森林里，人们会不时地为眼前那难以形容的美景而感到心旷神怡。”

桂良，满洲正红旗人，1785年出生。1834年升河南巡抚，1839年擢湖广总督，后相继任闽浙总督、云贵总督。1845年回京，署兵部尚书兼正白旗汉军都统。1848年，其女嫁与皇六子奕䜣为妻。1852年授兵部尚书，1856年底擢东阁大学士。

据与桂良同时代的官员张集馨记述，桂良知识浅薄，“其胸中蕴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属如市井”，依仗是奕䜣的岳父，“椒戚贵族，气势熏灼”，平时飞扬跋扈，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无所顾忌。许多官员必须送上数千两白银，拜于桂良的门下，才能平安无事；“甚至部选人员，虽极苦缺，亦必馈送二三百金，方敢到任”。

桂良已经70多岁，官居大学士，而且是恭亲王奕䜣的岳父，在北京城里飞扬跋扈，作威作福；而李泰国只有20多岁，在这次谈判中的身份只是英国特使额尔金的翻译。在李泰国等洋人面前，桂良必须小心翼翼，忍气吞声，几乎要趴伏在地，遭遇这种场景，桂良内心的凄苦可想而知。

相比于桂良，同样年迈的耆英更加悲惨、屈辱。因为耆英曾经长期担任两广总督、钦差大臣，在和洋人的交往中左右逢源，所以咸丰帝寄希望于他的出场可以“化干戈为玉帛”。谁料，等耆英出现在谈判现场的时候，英、法两国特使都拒绝会晤，只是派出了两名年轻的翻译李泰国、威妥玛予以接见。

两位年轻的翻译没有对老臣的耆英表示出应有的尊重，反而手拿一叠资料，对耆英嬉笑怒骂，任意凌辱。原来，英法联军攻陷两广总督衙署，从中发现了一些档案，其中记载了耆英和洋人打交道的真实用意和做法，李泰国、威妥玛二人认为耆英对洋人“阳为柔顺，实为钳制”，感到非常不满与不屑，于是趁此见面机会痛加嘲讽。

李泰国，1832年出生，其父曾经担任英国驻厦门领事，他的中文非常好。从1855年开始，他担任上海海关税务司，战争爆发后他担任额尔金的翻译。额尔金把天津谈判的主要工作交给了熟悉中国国情的李泰国。李泰国为人骄横，态度跋扈，即使外国人也认为他在谈判中的态度非常过分。美国人马太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说：

……可是李泰国是性情暴躁的，既然作为一个强加战败国以种种条件的战胜国的代言人，他便任情逞性，满口作威作福的腔调，打算就凭着这种凶狠的腔调，而不凭借论辩的力量来打倒中国方面的抗衡。他在整个谈判中，从头到尾都是使用这副腔调。

耆英年近七旬，曾经长期身居高位，不料在天津有如此遭遇，一时羞愧难当。回到驻地后，桂良和耆英相对而泣。两天后，耆英离开天津，返回北京。关于耆英回京，有的说是他自己负气回去的，有的说是桂良等人怕他在天津有碍和局，请他回京的。不管怎样，这次离开天津为耆英召来了杀身之祸。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清方毫无讨价还价的能力，被迫和英、法、美、俄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咸丰帝感到愤怒而又无奈，迁怒于人，6月29日，以“不候旨擅自回京”的罪名令耆英自尽。相比于他的父亲道光帝，咸丰帝实在是残暴的。

我们在《失稳的帝国》一书中说过：在皇权至上的社会，官员们都有着“保险丝”式的命运。他们表面上地位显赫，光鲜亮丽，实际上，却如保险丝一样脆弱。他们自身可能没有出错，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来自外部的冲击来了，他们的命运便完结了。耆英的命运就像是一小段保险丝一样。

第三章　意气用事的皇帝

强盗面前耍心机

应该说，在所有的对华侵略者中，俄国人是最阴险而狡猾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它没有像英、法两国一样派出军队和炮舰，明火执仗地索取和侵略，它却利用各种手段和时机，乘机侵占了中国大量的领土，获取了巨大的利益。

俄国一直是欧洲的一个大国，与西班牙、英国等欧洲国家不同的是，它对外侵略不是通过海洋获取巨额商业利益，而是依靠特殊的地理位置，鲸吞邻国的领土。从17世纪40年代起，俄国开始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遭到清朝军队和当地民众的反击。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规定了双方的边界。那时，清王朝称得上国力强盛，俄国人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

进入19世纪，世界大势发生巨大变化，中俄两国的实力对比也不同于往昔，俄国重新觊觎中国黑龙江领域的领土。1850年，俄国人在黑龙江江口以北地区建立军事据点。1851年，俄国人开始入侵库页岛。至1857年，俄国已经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建立了多个军事据点，将大片中国领土置于其军事控制之下。

清政府对北方领土疏于防守，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清朝国力渐渐衰弱，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二是关内不断爆发内乱，清政府从关外向关内调派军队，驻守关外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三是满族贵族把东北看作是“龙兴之地”，禁止关内百姓向关外移居，整个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下游地区，人烟稀少。

1857年，俄国人看到英、法等国准备对清朝采取军事行动，马上派遣特使普提雅廷参与其中，时刻准备从中渔利。与此同时，俄国沙皇派遣长期在中国领土上活动的军事冒险家穆拉维约夫和清政府谈判，想在清政府无法顾及北方领土的时候趁机实施敲诈，从中国获取巨大好处。

1858年5月，穆拉维约夫率领军队来到瑷珲，和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此奕山便是鸦片战争中的那位“靖逆将军”，那位谎言大师。5月22日，双方的谈判正式开始，俄军在瑷珲城外“鸣枪开炮，势在有意寻衅”，奕山又一次害怕了。5月28日，在俄国的军事恐吓之下，奕山和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同一天，耀武扬威的英法联军进入了天津城中，紫禁城内咸丰帝同样胆战心惊。

穆拉维约夫（1809—1881）：出生于俄国圣彼得堡，俄国军人。参加了多次俄国对外战争，1841年晋升少将。1847年，被任命为伊尔库茨克和东西伯利亚总督。在此期间，在黑龙江流域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探险活动。为了实际占领侵占的领土，他使用流放犯对黑龙江以北各地加以开拓。

《中俄瑷珲条约》是一个对中国危害非常大的条约。此条约共分三款，其中第一款最重要，规定中俄东段边境由外兴安岭改为黑龙江，这一改动令中国失去了大约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此条约还规定，乌苏里江以东大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由中俄双方共管。奕山就像一个顽劣的纨绔子弟，所谓“崽卖爷田不心疼”，他大笔一挥，大片的中国大好河山便成为俄国的领土。

6月10日左右，咸丰帝接到了奕山关于签订《中俄瑷珲条约》的奏折，他把奏折放在案头，没有马上给奕山以答复，表明对这个条约的态度。6月13日，中俄双方在天津又签订了一个新的条约：《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天津条约》规定：清朝开设上海、宁波、广州等七处海口，作为俄方的通商口岸，俄国兵船可以进入通商口岸停泊；俄国有领事裁判权；扩大陆路通商；“利益均沾”原则，“凡有利益之处，毋庸再议，即与俄国一律办理施行”，等等。俄国人轻易获得了英、法等国享有的在华权益。

清朝政府之所以最早和俄国签订条约，主要因为受到英、法两国的压迫，桂良等人希望俄国特使能够从中说合，至少争取俄国人不加入英、法的阵营和清方为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咸丰帝接到关于《中俄瑷珲条约》的奏折时，没有马上驳斥。他要求桂良把中俄双方签订《中俄瑷珲条约》的事情通知俄国特使，希望俄方能够知足，“诸事皆定，理应为中国出力，向英、法二国讲理，杜其不情之请，速了此事，方能对得起中国”。

咸丰帝动用心机，幻想分化西方各国，要用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换了个人情。令人悲哀的是，这份人情其实根本换不来。试想，对于一个强盗来说，哪里来的人情？何况在《中俄天津条约》中，俄方获得了“利益均沾”的权利，这足以让俄国更加靠近英、法等国。想想19世纪的中国，想想咸丰帝和大臣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既为他们遭受欺凌而愤怒，也为他们的愚昧感到悲哀，更为历史进入了那个时代感到无奈。

把条约看成了废纸

6月18日，桂良等人和美国公使列卫廉签署了《中美天津条约》。此条约共有30款，第一款即申明：两国“各皆照前和平友好，毋得或异；更不得互相欺凌，偶因小故而启争端”。接下来的条款重申了美国享有“利益均沾”的权利，增开潮州、台南为通商口岸，并且用相当的篇幅详尽规定了双方如何交往。

和美国公使签订条约之后，桂良等人要面对强硬的英、法特使。6月25日，英方提出和约草案，共56款，特别声明：“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亦不容更易”，“英国绅士”的蛮横溢于言表。依照咸丰帝的旨意，桂良等人极力反对外国公使驻京、向外国人开放内地这两项条款，霸道的李泰国再次威胁说：“现在这样爽爽快快地做，比日后落得京师驻满了外国的军队要好得多。”

咸丰帝听到这个消息，又要意气用事，准备和英法联军开战。不料，桂良等人知道开战的结果是清军必败，便不等咸丰帝同意，于6月26日和英国特使签署了《中英天津条约》，于27日和法国特使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外国公使驻京，参照西方礼仪觐见中国皇帝；增开牛庄、登州、台湾府、淡水、潮州、琼州、镇江、南京为通商口岸，在太平天国运动平定以后，在长江中、下游另开三埠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凭中外双方认可的执照在中国内地进行通商、游历、传教等活动；修改海关税则；赔偿英国400万两白银，赔偿法国200万两白银，等等。各方约定：清朝派大臣到上海参加关于关税则例的谈判，条约批准后一年内在北京互换。

英法方面之所以提出在北京换约，事出有因。英法联军攻入广州之后，在两广总督衙署发现了《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等重要文件。英国人和法国人感到很诧异，他们认为这些文件应该在北京保存，甚至怀疑清朝的皇帝是否亲眼见到过这些重要文本。因此，当他们在天津签署新的条约的时候，特别提出一年后在北京换约。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小的问题引发了新的战争。

和英、法两国签订条约以后，桂良等人才上奏咸丰帝，声言决不能战，对英、法两国“只好姑为应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以全大局”。对于公使驻京一条，咸丰帝原本坚决不答应，桂良进言：

夷人之欲驻京，一欲夸耀外国，二欲求近奏事，并非有深谋诡计于其间。……观其仍肯交出广东，即时退出海口，知无占踞地方之心。……今议一年始来，并不带兵，即数十人亦不过如高丽使臣。……且彼携眷，是仿古人为质者。防范倘严，拘束甚易。……夷人最怕花钱，任其自备资斧，又畏风尘，驻之无益，必将自去……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桂良的意思是：洋人派使节驻京，一是为了夸耀自己的国家，二是为了奏事方便，并非有阴谋诡计。他们的使节驻京，并不带兵，只是携带家眷，即使有数十人，也不过如同（前来朝贡的）高丽使臣。洋人最怕花钱，驻京费用由他们自己支付，且路途遥远，他们的使节在北京不会待很长时间，会自己走的。皇帝不必把刚刚签订的和约当回儿事，我们只是借此让洋人退兵的。将来要想废弃这些和约，只须将我等以办理不善的名义治罪，这些和约就变成废纸了。

看看桂良的这道奏折，真是“满纸荒唐言”。各方兴师动众、大动干戈之后签订的条约，桂良居然认为“即可作为废纸”，“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其实，这也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处世方法，甚至被推崇为一种智谋。

作为一国之君，咸丰帝认可了这种做法，认为距离各方最后换约有一年的时间，仍有挽回余地，对英国人和法国人只好暂时敷衍一下。再者，他也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同意。7月3日，他批准了《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英、法方面的要求得到满足，英法联军于7月8日从天津撤出，于7月17日退出海河口。

7月15日，根据双方约定，咸丰帝任命桂良、花沙纳为钦差大臣，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到上海与英、法等国进行谈判，修订关税则例。各方之所以把上海选为会谈地点，是因为上海地位特殊。咸丰帝认为此地距离北京较远，朝廷会有安全感；上海是中国境内西方势力最集中的地方，英法联军布置于此，英、法等国同样感到心里踏实。

尽管中外各方已经签订了《天津条约》，咸丰帝对于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等款项仍然耿耿于怀，希望通过谈判去除。钦差大臣临行之前，他对桂良等人面授机宜：见到英、法等国特使后，首先宣布中国大皇帝有新的恩施——鸦片开禁，关税全免，洋人会受感动，在此基础上可以商谈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等款项，最终争取取消之。在咸丰帝看来，洋人重利，“鸦片开禁，关税全免”应该是洋人要求的极限，如果达此目的，洋人派公使驻京将失去意义，自己的愿望亦可达成。

何桂清（1816-1862）：云南昆明人。1835年中进士，后任礼部与吏部侍郎等职。1854年任浙江巡抚。1855年，调兵在浙西、皖南抗击太平军。1857年夏，擢升两江总督，驻常州。1860年5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时逃出常州。6月，被清政府革职拿问。1862年12月被处死。

好一个糊涂的咸丰帝！可以说，咸丰帝为了达到不让外国公使驻京的目的，简直什么都不顾了。两江总督何桂清听到咸丰帝这个大胆的设想后，大为惊讶，急忙上奏，认为关税已经成为朝廷的一条重要财路，不能够也没必要全部免除；《天津条约》墨迹未干即谋求修改，必然引起洋人的强烈反应，“必起波澜”。

桂良等人到达上海后，同样感觉不妥，频频上奏，力劝咸丰皇帝。咸丰帝最终同意桂良等人的请求，不提“鸦片开禁，关税全免”的办法，但是要求桂良等人“激发天良，力图补救”，争取把公使驻京等诸项规定一一取消，如果不能，“自问得当何罪”。

中外各方关于关税的谈判进展顺利，至11月24日，桂良等人和英、法、美三方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规定了“值百抽五”的海关税，2.5％的子口税；规定鸦片可以“洋药”的名义合法进入中国，每百斤鸦片需缴纳30两税银。

这里需要专门交代一下：从此以后，鸦片税对清朝财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鸦片进入中国内地后，不但由海关征收关税，另外需要交纳“洋药厘金”，由内地厘卡征收。1887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鸦片的进口税金和厘金统归海关征收，每百斤征收110两。1887年，清朝鸦片税合计为648万两，1894年为740万两，占每年海关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在清政府的整个财政收入中约占10％。因为鸦片税数额巨大，清朝财政不得不严重依赖鸦片税，否则难以正常运转，可见清朝财政被“毒”化的程度。（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

令咸丰帝感到高兴的是，中英双方有关公使驻京的谈判同样取得了进展。桂良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清朝负责办理对外事务的钦差大臣由常驻广州改为常驻上海，外国公使不用驻京，同样常驻上海，有特殊事宜可以进京，中外正常交涉在上海办理即可。英国特使额尔金最后同意了这个方案，却坚持必须在北京换约。

到了这个时候，中外各方的纷争基本得到解决。英国特使额尔金志得意满，乘军舰在长江中、下游巡视一番，然后径自回国。咸丰帝的愿望没有得到完全满足，心中充满不甘，迫于各方形势，只好暂时隐忍。他任命两江总督何桂清代两广总督黄宗汉为钦差大臣，负责办理通商各口事务。

意气用事和不厚道

咸丰九年（1859年）初，英、法、美三国政府通知清政府，声称已经派出新任公使，准备到北京换约。咸丰帝做出让步，允许外国公使进入北京，但是限令公使所带人数不能超过10人，不能坐轿、摆队，不能携带军械，不能在北京久住。

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卜鲁斯是额尔金的弟弟，曾经参与了《天津条约》的谈判过程。和李泰国一样，他也是一个傲慢骄横的人。1859年6月2日，他到达上海，第二天接到桂良的照会，劝其不要径直前往天津，希望就进京事宜会晤协商。桂良之所以做此安排，是因为他知道咸丰帝在大沽口布置了重兵，双方极有可能在那里爆发冲突。

英法联军从大沽口撤走之后，咸丰帝从京师安全考虑，命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兵10000余人进驻大沽炮台，要求守军“勿令（英、法军队）片帆驶入，谋定后战”。应该说，这时候的咸丰帝有了一些不厚道的想法。据当时身在僧格林沁大营中的郭嵩焘记述说：咸丰帝曾经派大臣到大沽炮台告知僧格林沁，在英法联军进入大沽口时“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又在京中传旨，“将夷酋或领事之首级枭其一二，以寒贼胆”。

僧格林沁所率部队是清军中的精锐之师。从种种材料可以看出，咸丰帝对前来换约的卜鲁斯等人持强硬态度，不惧怕双方再战，甚至希望通过一场作战的胜利更改已经签订的条约，消除心中久久不散的阴影。清兵进驻大沽炮台后，修复炮台，训练部队，在海河河道内设置各种障碍，防止英、法军队再次进入海河。

僧格林沁（1811-1865）：蒙古科尔沁旗（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人﹐博尔济吉特氏。他是道光帝姐姐的过继儿子﹐1825年袭科尔沁郡王爵，历任御前大臣、都统等职。对太平军作战有功，进亲王。是晚清有名的战将，在镇压捻军的作战中阵亡。

桂良知道这些情况，不希望看到双方爆发冲突，所以和卜鲁斯协商进京的具体事宜，包括具体的进京线路。卜鲁斯对桂良的照会不予理睬，责怪他借故拖延。6月17日，英军舰队到达了天津大沽口。英军舰队司令何伯见海河航道内设置了障碍，便要求清军在三日内清理航道，以便英国舰队通行。第二天，咸丰帝要求直隶总督恒福告知英方：不能通过大沽口走海河入京；须走北塘，走陆路至北京。

6月20日，英国公使卜鲁斯到达大沽口，法、美两国的公使随后而至。此前，双方并未约定通过何种路径到达北京进行换约，清政府有权要求外国公使按照一定路线进京。但是，卜鲁斯等人依然保持着胜利者的傲慢，坚持英国舰队必须由大沽口驶入，护送他到达天津，然后进京。卜鲁斯命令何伯以武力扫除海河口内的障碍物。

双方马上陷入剑拔弩张的局势中。清政府再次照会各国公使，告知在北塘登陆，并且已经派人在北塘迎接。英方不愿让步，坚持己见。英方不断窥探清军在大沽炮台的状态，只见“营墙不露一人，各炮门俱有炮帘遮挡，白昼不见旗帜，夜间不闻更声”。英方摸不清大沽炮台清军的虚实，却坚决不愿屈从于战败者的意志，决心不惜一战，一定要通过大沽口，不能按照清政府的要求走北塘。

6月25日，英国舰队闯入海河，以武力清除河中的障碍，双方开战。关于双方决裂的原因，史学家郭廷以先生说：“终于不免决裂之故，不全是清廷缺乏诚意，新任英使卜鲁斯的傲慢轻率，实为主因。”战斗从25日上午10时开始，参加作战的英国战舰有13艘，英军官兵有1200人，法国、美国战舰在战斗打响以后参战。

清军早有准备，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作战勇敢，斗志高昂，第一次大炮齐射便击中英军旗舰，击伤何伯腿部。战至日暮，清军大胜，一共击沉英、法炮舰3艘，重创3艘，击伤、击毙英、法官兵484人。英、法舰队败走。

这是清军首次取得对外国军队作战的胜利，此次作战的结果马上引起各方态度的变化。英、法公使离开大沽口之后，分别向本国政府报告，声称遭受莫大侮辱，要求派遣更大规模的军队前来中国，决意实施报复。美国公使华若翰没有随英、法公使南下，而是按照中方的要求在北塘登陆，受到热情接待，然后前往北京。由于华若翰不行跪拜之礼，国书由桂良接收，条约改在北塘互换。

咸丰帝闻听大沽炮台清军获胜，英、法军队败走，心情大好。清政府并不愿意挑起战端，却实在不甘心接受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等款项，这是各方爆发冲突的重要原因。冲突爆发之后，咸丰帝一方面要求何桂清、桂良等人多方奔走，设法弭兵息争，一方面准备凭借此战胜利，推翻令他吞咽不下的《天津条约》。8月1日，咸丰帝谕令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桂清：“所有上年在津条约，作为罢论”，如果英、法方面“悔过求和”，那就要求他们按照惯例，向清政府赔偿军费，重新订立条约，在上海互换。

咸丰帝的想法确实令人精神一振，却明显属于不自量力，看不清形势。对于一个国君来说，这是愚蠢的，也是可怕的，因为他的意气用事会给国家带来灾难。看到咸丰帝信心爆棚，大概他的大臣们也不以为然。苏松太道吴煦私下里与英国方面商讨停战条件：清政府承认《天津条约》，清军从大沽炮台撤防，向英、法方面另外增加赔偿款项。

两江总督何桂清委婉地把这个停战条件向咸丰帝做了汇报，以探听皇帝的口风，不料遭严词拒绝。为了防止英、法方面报复，保证京师的安全，咸丰帝向大沽口地区增兵，天津至山海关一带驻扎清军共29000人左右。

一场新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想想事件的起因后果，我们为侵略者的蛮横而愤怒，也为咸丰帝等人的意气用事和“不厚道”而羞愧。1861年8月25日，对各方形势有一些清醒认识的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

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洋人）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湖南人民出版社，《郭嵩焘日记》）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曾经说，中国人对待洋人，可以明白地和他订立章程，可是我们总是怕；洋人是不能被欺骗的，可我们总是用一些诈术；洋人强大并且强势，我们不能够惹怒他们，我们却总是蛮干；洋人也是可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可是我们总是愚蠢得很。真是无可奈何，没有办法呀！

郭嵩焘的话虽尖刻，确是一味“良药”。

延伸阅读

郭嵩焘规劝僧格林沁

郭筠仙侍郎以编修参僧忠亲王（僧格林沁）军，拒英法联军于天津。王（僧格林沁）密询战守方略，侍郎（郭嵩焘）对以“外人志在通商，但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称名与战。海防无功可言，无效可纪，不如其已”。王默然。

自后凡有建白，无不被斥。（郭嵩焘）上书至十有七次，大致以为今制敌之策，惟在狙击；然欲击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胜，保无后患；即败，亦不至有悔。王（僧格林沁）终不能用。

及北塘溃败，（僧格林沁）乃服侍郎之远识，尝语人曰：“朝官惟郭翰林爱我，能进逆耳之言，我愧无以对之。使早从其言，何至此！”言时辄拊膺涕下。

——徐珂，《清稗类钞》

第四章　真的感到了疼痛

落荒逃走的皇帝

英国政府接到卜鲁斯的报告，决定继续对华用兵，同时规定战区仅限于华北。法国同样积极备战。听到英、法向中国派兵的风声，清政府寻求妥协。1860年3月8日，英国公使卜鲁斯照会清政府，要求在30日内答应以下事项：就“大沽口事件”道歉；公使由海河进入北京，在北京换约，常驻北京；全面履行《天津条约》；增加军费赔偿，交还英军在大沽口冲突中失去的船只炮械。

清政府没有答应卜鲁斯的要求，仍然坚持：不带兵舰，在北塘换约。进入1860年4月，英法联军陆续开抵中国沿海地区。清政府看到形势日益紧张，口风渐渐松弛，声称除了“公使驻京，夷船入江”以外，其余英、法方面提出的要求全部照准，各方可以在上海商议，不得再次北来。英、法方面不予理睬，继续向中国沿海运兵。

进入1860年，清政府内外交困，形势严峻。在长江下游地区，太平军打破“江南”大营，李秀成的部队将苏南大片地区纳入太平天国的版图，然后会攻上海；清绿营兵伤亡极大，张国梁、和春等人战死，湘军自顾不暇，江北只能依靠僧格林沁等人率领的少数部队。很明显，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无法和洋人争一时之长短，必须全力避战。

这时候，咸丰帝仍然不能审时度势，再次像一个孩子一样意气用事，清政府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有鉴于英法联军在上次“大沽口事件”中受挫，英、法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派出了强大的兵力，英军派出军舰79艘，地面部队2万余人，运输船只126艘；法军派出军舰40艘，地面部队7600余人。

至6月下旬，英法联军已经集结完毕，先后占领舟山、大连、芝罘，以上海、舟山为转运基地，以大连、芝罘为驻兵基地，封锁了渤海湾。由于在换约过程中意外出现了“大沽口事件”，卜鲁斯饱受英国国内舆论的非议，英国政府将其调回国内，仍旧派遣额尔金前来中国，作为特使处置一切事宜。6月26日，英、法两国政府对华宣战。

中外开战，上海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按照惯例来说，上海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尚在清政府的管辖之下，应该积极对英、法作战，至少不能让上海成为他们的军事转运基地。但是，驻在上海的清朝官员非常为难，一是上海的绿营兵绝对打不过英法联军；二是太平军已经兵临上海城下，清兵需要借助英法联军才能保卫上海。

这样，上海的清朝官员希望继续维持和洋人的合作关系，清政府则默认了他们的做法。同样，英、法方面也乐于和上海地方官员保持合作关系，因为他们在上海有重大投资，不希望己方的利益因战乱受损。所以，上海出现了“猫鼠同眠”的奇特现象。

8月1日，英法联军避开大沽炮台，开始在清军没有设防的北塘登陆。8月12日，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西北的新河；8月14日，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西侧的塘沽，形成了从侧翼包围僧格林沁部队的局势。

僧格林沁一见大事不好，向咸丰帝请示对策。咸丰帝下达谕令：“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要求僧格林沁“稍有挫失”，马上撤往北京附近驻守。另外，咸丰帝不顾双方已经开战的现实，命令手下大臣前往北塘，“伴送英、法两国使臣，进京换约”。此纯属自欺欺人而又丢人之举。

8月21日，英法联军攻打大沽炮台西侧的石缝炮台，激战两个小时，守军大败，死伤2000多人，指挥作战的直隶提督乐善阵亡。僧格林沁知道无法再守，连夜率部撤走，直奔通州，英法联军轻松占领大沽炮台。英法联军的炮舰沿海河西进，8月23日，再次进入无人防守的天津。

咸丰帝只好再次派出桂良等人前往天津，和洋人谈判。英、法方面提出的要求更加苛刻：承认《天津条约》，增加赔款，公使驻京由英、法自己决定，开设天津为通商口岸。无疑，咸丰帝更加难以接受这些条件，尤其是把天子脚下的天津划为通商口岸，无疑让咸丰帝感觉更加危险。

清政府没有答应英、法方面提出的要求，双方的谈判破裂了，9月8日，英法联军继续向北京开进。听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年轻的咸丰帝开始害怕了，甚至有了逃离北京的想法。作为一个皇帝，逃离京城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首先这个皇帝会被人耻笑，会在历史上留下恶名；更为严重的是，皇帝会因为逃离京城面临丢失皇位的危险。想到这些，咸丰帝左右为难，手足无措。

9月8日，咸丰帝派出怡亲王载垣等人前往通州，和英法联军谈判，希望会有重大转机出现。第二天，他又下发朱谕：“朕今统六军，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大张挞伐。”同时，他又向大臣们下发了僧格林沁所上的请皇帝巡幸木兰的奏折。所谓“巡幸木兰”，就是指皇帝前往位于承德的木兰围场巡视、打猎，这个时候实在是“逃跑”的代用词。

一些精明的大臣已经看出来，慌乱的皇帝开始演戏了。敌我兵力悬殊，清兵毫无取胜可能，皇帝御驾亲征又有什么意义呢？等于把皇帝送到虎口里。皇帝这样做，无非做出一些姿态，他真正的意图是“巡幸木兰”。咸丰帝希望自己的大臣把这场戏接着演下去，自己能在不失威仪的情况下一走了之。

大臣们的议论结果却让咸丰帝失望了。除了肃顺等人支持皇帝“巡幸木兰”以外，大多数大臣对皇帝“巡幸木兰”和御驾亲征都不同意，他的弟弟们，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等人甚至“哭留”，军机大臣文祥“争之尤力”。皇帝到木兰围场“巡幸”去了，国家怎么办？谁来面对气势汹汹的英法联军？

咸丰帝既不能战，也不能走，毫无办法。9月16日，清政府被迫答应了英、法方面提出的所有要求。整个事件到此应该结束了，不料，一个新的事端又在谈判桌上发生了。9月17日，在通州参与谈判的英国领事巴夏礼提出了新的要求：双方换约时公使要向大清皇帝亲递国书。

巴夏礼本来是在广州的，作为广州实际的主宰处理日常事务，可是他的精明才干被额尔金欣赏，在英法联军的第二期军事行动中，把他从南方调来，作为自己的翻译和助手，并且把谈判的具体事宜全部交他办理。

因为年轻气盛，巴夏礼在中英交往中表现活跃，额尔金称赞他“表现了他一向的热情、能力和机智”。巴夏礼以往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是恶劣的，“亚罗”战争由其引发，加上在这次谈判中表现得过分活跃，他被咸丰帝等人当作了是“夷方谋主”。听说巴夏礼提出新的条件，居然要向自己亲自递交国书，咸丰帝无比恼怒之下，再次下达了荒唐的命令：把巴夏礼等谈判人员羁留，“勿令折回”。

9月18日，得到命令的僧格林沁率部拘拿了巴夏礼等39人，随后率领2万骑兵和英法联军先头部队激战于张家湾。英法联军投入作战的兵力在4000人左右。僧格林沁的骑兵密集冲锋，成为英法联军的靶子，“如墙之颓，纷纷由马上颠陨”。清军大败，随即向通州以南的八里桥一带败退。

9月21日，清军大帅胜保率领6000清军赶来增援，参战清军近30000人。英法联军投入作战的兵力大约为5000人。僧格林沁率领清军与英法联军激战于八里桥，清军再次大败，其中新到援军的统帅胜保“红顶黄褂，骋而督战，洋兵丛枪注击，伤颊坠马”。保卫京师的清军失去了战斗力，曾经彪悍的僧格林沁紧急上奏，请求“赶紧议抚”。

咸丰帝再也保持不住自己的威仪了，9月22日，即八里桥大战的第二天，他以“木兰秋狝”的名义仓皇出逃，前往热河，留下他的弟弟恭亲王奕䜣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同时命令桂良和军机大臣文祥具体协办。

咸丰帝出逃的时候很狼狈，当时清人在《庚申英夷入寇大变记略》中这样描述：“圣驾岁于初八日巳刻偷走……銮舆不备，扈从无多……车马寥寥，宫眷后至，洵迫不及待也。是日，上仅咽鸡子两枚。次日上与诸宫眷食小米粥数碗，泣行数下。”走的当天，咸丰帝只吃了两个鸡蛋，第二天喝了几碗小米粥，眼里的泪掉下来了。

军机大臣文祥后来在《自订年谱》中记述了咸丰帝走后清军的状况：“送驾后，与恭邸（奕䜣）布置稍定，酉刻赶即入城。登朝阳门阅示，始知守城兵已数日未领口粮，且守具毫不足恃，势将瓦解。事急不及奏请，只好开仓库，散放钱米。”可见，清兵已经没有守卫京师的能力了。

是谁点燃了圆明园

咸丰帝逃离北京之后，奕䜣致书英国特使额尔金、法国特使葛罗，要求停战、讲和。额尔金、葛罗则首先要求清朝释放巴夏礼等被拘谈判人员。奕䜣要求英法联军先要后撤，“若用兵威迫，不独已成和局可惜，巴夏礼等亦必难保”。额尔金等人则声称，如不放人，停止交涉。9月26日，英法联军进至朝阳门外。10月6日，英法联军在德胜门外再次击败清军，随后闯入圆明园。

圆明园是清朝皇家园林，位于北京西郊，规模宏大，周围约30余里。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年间，雍正、乾隆皇帝在修建、扩建上面下了很大力气，“岁岁营构，日日修华”，建起中西景观100多处，内藏无数珍奇异宝，逐渐成为一座举世无双的东方名园、艺术宝殿，号称“万园之园”。

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之后，开始疯狂抢掠，“万园之园”毁于一旦。据英国《泰晤士报》随军记者报道说：“在场的每个军人都抢掠很多。在进入皇宫的宫殿后，谁也不知该拿什么东西，为了拿金子，而把银子丢了，无价的瓷器和珐琅器，因为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碎。”一位在场的法国贵族吃惊地看到：“在园里，到处都有人群，他们奔向楼阁、奔向宫殿、奔向宝塔，奔向书室……唉，我的天呀！”许多英法联军官兵把抢得的宝物公开拍卖，大部分归于私有。

10月8日，清政府被迫释放了巴夏礼等英法被拘谈判人员。英法方面39名谈判人员在被拘期间遭受虐待，20人（有资料说是21人）死亡，此事引起英法方面的强烈不满，认为中国皇帝残暴之至。10月13日，清军交出了北京安定门，英法联军的一部进入北京城。额尔金随后宣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命令：为了对中国皇帝犯下的欺诈和暴行予以惩罚，焚毁他的皇家园林——圆明园。

10月18日，英法联军执行了额尔金的命令，对圆明园再次实施抢掠之后，在园中纵火。大火烧了三天，北京城里的居民能够看到圆明园上空浓密的黑烟，“万园之园”荡然无存，只剩下败瓦颓垣，一片狼藉。英、法以文明国家自居，以“惩罚”、“报复”为名，做出如此野蛮行径，实为罪不可赦。

法国作家雨果听说圆明园被焚毁的消息后，愤怒地说：“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大肆掠劫，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一场对圆明园的空前洗劫开始了，两个征服者平分赃物。真是丰功伟绩，天赐的横财！两个胜利者一个装满了他的口袋，另一个看见了，就塞满他的箱子。然后，他们手挽着手，哈哈大笑着回到了欧洲。这就是这两个强盗的历史。这两了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

残破、荒凉的圆明园遗址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那里记录着我们曾经饱尝的屈辱。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不应该只是凄楚地抱怨，圆明园里的残垣断壁既记载着侵略者的野蛮，也记载着咸丰帝等人的愚蠢和罪恶。圆明园本可以保留至今，当雨果痛斥法国人为强盗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深思自己做错过什么。

今天，人们查阅各方面的资料，发现咸丰帝在整个事件中犯有很大的错误，是他和额尔金共同点燃了烧毁圆明园的大火。当英法联军占领天津，然后扬言向北京进军的时候，咸丰帝处于极度的慌张和害怕之中，根本看不清形势。实际上，英法联军虽然向北京进军，英法方面却并不希望咸丰帝逃走，实际也没有加害他的意思。英法方面的真实想法是签订新条约，获得赔偿，以后从中国获得更多的权益和利润。

当时，英国外交大臣罗素曾经给额尔金发来训令，在训令中说：“（中国皇帝如果逃走的话，形势对英国不利）造反者会振作起来；（清）帝国的高级军官会认为中央政权难以维持；地方政府可能会无力平息起义。总之，整个（清）帝国可能遭受瓦解的危险。女王陛下会对这种状况感到极大的不安。”

法国方面同样担心出现这种局面，法国特使葛罗曾经给法国政府发去紧急报告，在报告中忧虑地说：“我唯一担心的是，出现皇帝逃到鞑靼（满洲）地区的事件。所以额尔金爵士和我认为：如果我们的军队能像希望的那样抵达天津，那么我们就应该停在天津，在那里威胁北京，而不是进攻它。”

而在关键时刻，咸丰帝没有表现出成熟与镇静，反而尽显他的虚弱与胆小。9月16日，清政府被迫答应了英、法方面提出的所有要求。第二天，巴夏礼提出了向大清皇帝亲递国书的要求。当然，咸丰帝是不愿意接见外国使节的。可是，作为一个皇帝，即使有一百个不愿意，也应该克服内心的恐惧，为了国家做出让步。再退一步讲，即使不答应这个苛刻的要求，也要通过谈判的方式去和洋人周旋，因为英法联军毕竟在向北京开进。

咸丰帝慌不择路，做出了一个令人不齿的决定：逮捕巴夏礼在内的西方谈判人员。这个错误完全是由于咸丰帝的素质低下造成的。对于西方来说，这一举动破坏了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原谅的。退一步讲，咸丰帝等人不懂得西方交往的惯例，难道他不知道中国自古就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规矩吗？即使面对的不是西方人，逮捕或者杀死谈判人员的事情也是遭到舆论谴责的，是背信弃义的事件。

考虑咸丰帝这样做的动机，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他是以巴夏礼等人为人质，以此要挟额尔金等人，希望英法联军退兵，获得有利于自己的解决方案。咸丰帝实在是太愚蠢了。当时，清朝和英法联军的实力完全不对等，咸丰帝等人是没有发言权的，更没有挑衅对方的权力。假设巴夏礼等人对于西方是重要的，那么额尔金等人假装做出一些让步，赚取清朝释放人质，随后再次对北京发动更大的攻势，那该怎么办呢？

所以说，咸丰帝的意气用事和胸无韬略是造成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没有逮捕巴夏礼等人的事件发生，英法联军不再进攻北京，然后退回天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逮捕巴夏礼等人的事件发生之后，双方重新剑拔弩张，再无谈判的余地，英法方面只剩下进军北京这一条路。

进入北京之后，额尔金等人要发泄心中的愤怒，惩罚咸丰帝的残暴和背信弃义。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记述：在讨论惩罚方案的时候，法国特使认为应该破坏北京城内的皇宫，因为那是“最高威权的所在”；额尔金提出烧毁圆明园，因为那里曾经关押过巴夏礼等人，那里是中国皇帝的私家园林，可以以此损害皇帝的个人尊严。

总之，罪恶的大火在圆明园内燃烧，无数文化艺术珍品毁于一旦。我们在痛斥额尔金和咸丰帝的时候，也准备痛打道光帝五十大板，由于他的昏庸，素质低下的咸丰帝得以君临天下。如果道光帝当初选择奕䜣为皇储，从奕䜣后来的政治表现看，他会明智一些。我们也要痛打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五十大板，是它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过多地与一个人的性情、素质牵扯在一起。

相当于失去了一个新疆

奕䜣应允了英、法方面的所有要求，另外向死亡的英法谈判人员支付抚恤金50万两。10月24日，中英双方签订了《中英续增条约》，即《中英北京条约》，互换了《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天，中法双方签订了《中法续增条约》，即《中法北京条约》，互换了《中法天津条约》。在条约签订过程中，“额尔金表情冷酷，葛罗较为温和”。10月28日，远在热河的咸丰帝批准了两个《北京条约》。从11月1日起，英法联军开始从北京撤军。

《中英北京条约》共有9款，其主要内容是：清政府对英赔款增加为800万两；设天津为通商口岸；允许英方招募华工；割让九龙司；公使驻京由英方自决。“九龙司”是指九龙半岛南部地区，早就为英国人所觊觎。

《中法北京条约》共有10款，其主要内容是：清政府对法赔款增加为800万两；增设天津为通商口岸；允许法方招募华工；赔还天主教产。美国方面没有在北京和清政府签订新的条约。

11月14日，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中国人的头上：清政府和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共有15款，其主要内容是：中俄东段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领土划归俄国；中俄两国西部疆界顺山岭的走向、大河的流向以及清军卡伦路线而行；“交界遇有含混相疑之处”，双方派员“秉公查勘”；俄国可以在喀什噶尔、伊犁与塔尔巴哈台设领事馆。因为《中俄北京条约》和后来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条约和文件的签订，中国前后失去了大约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面积大致相当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大小。

1858年5月28日，奕山被迫和俄方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但是，这一条约并未得到清中央政府的承认，此事主要得力于朝中大臣肃顺的精明强干。在肃顺的坚持下，清政府坚持《尼布楚条约》，否决了奕山擅自与俄方签订的《瑷珲条约》，同时，咸丰帝将奕山革职，并且命令他挽回《瑷珲条约》中有关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双方共管的条款。咸丰九年（1859年）六月，肃顺会见俄国外交代表伊格纳切夫，态度依然强硬，宣布《瑷珲条约》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没有效力。

俄国人并不罢休，而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事件给狡猾的俄国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的同时，俄国外交代表伊格纳切夫也来到北京，他向奕䜣等人表示他愿意在中方和英、法之间进行“说合”。这时候，奕䜣等人已是惊弓之鸟，乱了方寸，同意由伊格纳切夫从中斡旋。

伊格纳切夫以“调停者”的身份，一方面向英、法方面提供帮助，一起对清政府进行讹诈，中英、中法顺利地签订《北京条约》；另一方面，他“狐假虎威”，借助英法联军的力量，胁迫清政府答应俄方提出的要求。最终，俄方没有出一兵一卒，通过和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攫取了大片的中国领土，得到的实际利益远远超过英、法两国。

如果说清朝方面只是因为奕䜣等人的慌张和愚蠢而失去了大片的国土，那也不是持平之论，国土不守的根本原因仍然是清朝国力衰弱。1858年5月28日，奕山和俄方签订《瑷珲条约》，虽然北京方面没有予以批准，但是俄方随即展开了实际行动，积极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上建立军事据点，实施有组织的移民。至1858年底，俄方在该地区的兵力达到9000多人，加上军人家属，总人数达2万人之多。

而这时，在这一地区部署的清军大约只有3000人左右。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冬天，俄方已经完成了对这一地区的实际占领。因此说，中俄双方签订《北京条约》，实际也是走走手续，“国力衰弱，旁有恶邻”，在这种情形下不丧失国土，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黑龙江领域的国土不断被沙俄蚕食，这件事对满族贵族是有触动的。1860年9月，署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上疏朝廷，奏请开放呼兰蒙古尔山（今木兰县境内）地区，招民垦荒。清廷允准。从此，清廷对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逐渐得以改变。进入近代之后，中国总是在吃一次大亏之后，才能向前迈一小步。清廷对东北地区全部开禁是从1897年开始的，那是在甲午战争之后。那一次，中国吃了更大的亏。

延伸阅读

晚清时期，清政府所统治的山海关以外地区非常广袤，却人烟稀少，疏于防守。光绪中期，著名文人吴汝纶在日记中写道：

外兴安岭练兵千人，有名无实，兵皆散处山野，自营他业。若聚集操演，必先期半月行文乃可招集……以地图验之，沿边卡伦如星，甚严密也，实乃徒有空房，倒檐破壁，寂无一人。（黄山书社，《吴汝纶全集》第4册）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和第一次鸦片战争相比，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清王朝的打击更大，一是因为战争区域主要集中于京津地区，直接威胁清朝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和统治，导致咸丰帝逃离北京，圆明园被焚毁，统治上层出现动荡；二是因为清王朝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权益，被迫接受了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等诸多条件，满族贵族的统治体制由此发生改变。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最大的损失是领土的损失，北部15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领土和南部的九龙司被割让出去。从经济上讲，中国有所失也有所得。清政府和西方合作，建立了近代化的海关，为清政府增添了一个重要的财政来源。清政府的战争赔款，便是从通商口岸的海关税收入中扣除四成用以缴付的，当时有“四成洋税”之说，到1866年便还清了战争赔款，此后“四成洋税”成为清政府直接控制的财源。由于海关税收和厘金的增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财政收入迅速增加，支持了洋务运动和其他国家重大举措，使得所谓的“同治中兴”成为可能。

中国被迫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同样是有利有弊的。外国资本和商品进入中国，对中国传统经济和商品带来冲击，这是弊端；与此同时，新产品、新技术、新体制进入中国，也促进中国经济走向近代化，中国经济更多地与世界市场相联系，这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有益的。

此次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大，超过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此次战争不但逼迫清政府改变了对外交往的体制，而且改变了以奕䜣为代表的满族皇族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在处置战争残局的过程中，奕䜣等人感受到了疼痛和屈辱，也意识到洋人不是中国历史上的“蛮夷”民族，是可以谋求平等交往的，甚至是可以合作的。正是出于这种意识，清政府改变了对待洋人的态度，洋务运动在奕䜣等人的支持下得以逐渐展开。

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的同时，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也在进行中。太平天国运动造成清王朝的国家权力下移，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大员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国家权力。亲身经历这两次战争，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真切感受到西方装备和技术的先进，内心感受到强大的压力，于是率先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积极开展洋务运动，中国切实迈出了走向近代化的脚步。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同时进行的太平天国运动相互作用，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运行结构和历史走向。

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在中国最终形成了条约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政体和社会制度开始加速解体和改组；按照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中国从此更深地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五章　这个女人不简单

越靠近皇权越凶险

逃离北京之后，咸丰帝最终没有再回到紫禁城中，而是驾崩于热河。进入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帝患病，身体大不如以前，清王朝内外交困是其患病的重要原因。这一年，清军江南大营被打破，咸丰帝对剿灭太平军的前景深感悲观，以至于在祭祀过程中“伏地痛哭”，回到宫里“患咳血”。

半年后，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胆战心惊，一路颠簸逃到热河，身心饱受打击。到热河后，他心灰意冷，索性纵情声色，“以醇酒妇人自戕”，身体更加不支，终于在1861年8月22日驾崩于承德避暑山庄。

咸丰帝只有一个儿子，所以不存在甄选继承人的问题。不过，他的儿子载淳只有六岁，没有执政能力，选择怎样的人辅佐新帝成为一个难题。按照清朝惯例，咸丰帝有两种选择：一是效仿多尔衮辅佐顺治帝，选择自己的弟弟恭亲王奕䜣；二是效仿顺治帝托孤辅政大臣，选择自己信任的肃顺等人。至于太后和贵妃，他应该没有考虑，主要原因是按照清代皇室惯例，后宫不能干预政事。据《清稗类钞》记载：在咸丰帝弥留之际，懿贵妃曾经问及大事如何办理，他闭目不答，只有当她提及幼子载淳时，咸丰帝才开口讲话。

咸丰帝最终选择了肃顺等人。从历史看，咸丰帝和奕䜣虽然一起长大，性格相差很大，相处并不和睦，咸丰帝并不信任自己的弟弟。咸丰帝在登基之前，与奕䜣存在着立储之争，虽然他最后胜出，心中仍然对奕䜣有提防之心。1855年，朝廷发生一件大事，令咸丰帝和奕䜣的关系更加恶化。

1855年8月22日，咸丰帝的养母、奕䜣的生母康慈皇太后去世了。康慈皇太后去世之前，名分是康慈皇太贵妃，非常希望有皇太后的封号，因为只有皇太后死后能够升附太庙，与道光帝合葬于皇陵。在她去世前夕，奕䜣向咸丰帝请示，为母亲请皇太后的封号。因为清朝没有尊先帝妃嫔为皇太后的先例（儿子成为皇帝的妃嫔则例外），咸丰帝并不情愿给自己的养母皇太后的名分，只是不在意地“哦、哦”了两声。奕䜣急忙出去，宣布得到咸丰帝的批准，尊自己的母亲为皇太后。

此事发生后，咸丰帝感到非常恼怒，于1855年9月1日颁发谕旨，称“恭亲王奕䜣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革去了奕䜣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正黄旗都统等官职，令他到上书房读书。此后，咸丰帝与奕䜣之间的嫌隙更大，他更加信任和依赖文庆、肃顺等人。咸丰帝对奕䜣始终心存戒心，因此不愿意把儿子交给自己的弟弟辅佐。

咸丰帝执政后期，对肃顺等人非常信任，君臣合作得非常好，在一起的时间很长，尤其是咸丰帝亡命热河的时期，他更加依赖肃顺等人。或许在他看来，肃顺等人执政能力强于奕䜣，又是宗室远支，将来篡夺皇帝权力的可能性小于恭亲王。所以，在临死的前一天，咸丰帝宣布：著派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赞襄一切政务”，辅佐皇太子继承皇位。

肃顺，出生于1816年，是郑亲王乌尔恭阿的儿子。在偌大的郑亲王府中，肃顺属于庶出，地位不重，父亲的王位被哥哥端华袭了，而他只能悠悠荡荡，算是个闲散宗室子弟。他年轻时游走于街市，到处混吃混喝，也因此对社会有了更广泛、更深刻的了解。他看到八旗子弟到处游手好闲，胡作非为，便十分鄙视满人，说“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唯知要钱耳。国家遇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

在宗室子弟中，肃顺算是个另类人物。他性格张扬，不甘于平庸，有一定的抱负，敢说话，做事雷厉风行，不怕得罪人。咸丰帝登基后，赏识这样的人物，肃顺得到重用。咸丰元年（1851年），他任内阁学士；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他升御前侍卫；四月，又升工部侍郎。咸丰七年（1857年），擢左都御史、理籓院尚书，兼都统。咸丰八年，任礼部尚书，又调户部尚书。到达热河之后，咸丰帝更加倚重肃顺，授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任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肃顺行事的最大特点是强势。《清稗类钞》曾经记载：

戊午科场之狱，置柏大辟，于是朝臣震悚，权势益张矣。肃又借铸钱局一事兴大狱，户部司员皆褫职逮问，京师自搢绅以至商店，被其株累破家者甚多，皆怨肃次骨，肃恃宠而骄。

时周祖培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而肃亦为户部尚书，同坐堂皇判牍。一日，周已画诺，肃佯问曰：“是谁之诺也？”

司员曰：“周中堂之诺也。”

肃骂曰：“唉！若辈愦愦者流，但能多食长安米耳，焉知公事！”

因将司员拟稿尽加红勒帛焉，并加红勒帛于周诺上，累次如此，周弗敢校也。诸大臣受其侵侮，而唯诺维谨，大学士翁心存引疾乞退以避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1858年顺天府乡试出现舞弊案件，在肃顺等人的一再坚持下，朝廷处决了乡试正主考官，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柏葰，朝中大臣被震慑，肃顺等人的权势得到更大的扩张。后来，肃顺又借“户部宝钞案”兴大狱，很多户部司员被免职逮问，京城中从高级官员到普通商人，很多人因为此案家破人亡，他们对肃顺恨之入骨，肃顺则依仗皇帝的信任更加骄横。

当时，周祖培担任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而肃顺也担任户部尚书，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处置公务。有一天，周祖培在一份文件上画诺（表示同意照办），肃顺假装不知，问道：“这是谁画的诺？”

载垣（1816—1861）：爱新觉罗氏，1825年袭封怡亲王。咸丰帝即位后，渐受重用，历任左中正、宗令、领侍卫大臣。1860年，偕兵部尚书穆荫赴通州与英、法议和，谈判旋即破裂，巴夏礼等39人被拘。之后，随咸丰帝逃往热河。

司员说：“是周中堂画的诺。”

肃顺骂道：“唉！这些人都是笨蛋、饭桶，他们怎么知道如何办理公事呢？”随后在司员拟就的文件上用红笔涂改，并且把自己的意见写在周祖培的文字之上。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周祖培不敢说话。大臣们受到肃顺的侵侮，只能低声答应，小心谨慎，大学士翁心存借口身体有病乞求退休，借以避开肃顺。

在咸丰年间的历史上，肃顺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劝告咸丰帝重用汉臣，在“樊燮事件”中保护左宗棠，推荐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对俄国态度强硬，否决了《瑷珲条约》；以铁腕处理“顺天府乡试舞弊案”、“户部宝钞案”，整肃官场政风，“求起积弊于衰靡之世”。当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帝办错了很多事情，这与肃顺也有关系。

咸丰帝死后，皇子载淳改称皇帝，肃顺等人执掌朝政，咸丰帝的皇后被晋封为皇太后，徽号慈安；载淳的生母也被晋封为皇太后，徽号慈禧。两位皇太后各自掌握一枚印章，分别刻有“御赏”、“同道堂”字样，由赞襄政务大臣缮拟的谕旨要由两位皇太后加盖印章后才能下发执行。这是在特殊时期掌握最高权力者相互制约的一种手段。

执掌大权后，以肃顺为中心的赞襄政务大臣认真履行他们的使命，“八位共矢报效，极为和衷，大异以前局面……循此不改，且有蒸蒸日上之势。”得势的肃顺等人意气风发，并不知道他们已经踏上了凶险之路，送他们走上此路的实际是咸丰帝。

自古以来，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其实也是可怕的，除了皇帝，距离它太近的人常常会有灾祸。肃顺等人是代行皇权，处于这种地位的人必须善于平衡各种权力，自己则须韬光养晦，如此才能得以善终，如顺治朝的顾命大臣索尼；另一位顾命大臣鳌拜，就是因为过于张扬，被康熙所杀，丢掉了性命。

肃顺本身是一个做事果敢却飞扬跋扈的人，由他担任赞襄政务大臣，他的悲剧性命运几乎无法逃脱。由于得到咸丰帝的庇护，他在朝廷专权多年，“势焰熏灼，怨毒繁兴”，实际已经得罪了很多大臣，其中就有恭亲王奕䜣。

奕䜣虽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得到咸丰帝的信任，但是他毕竟是皇帝的弟弟，地位显赫。在咸丰帝前往热河的这段时间，他领导在北京的王公大臣，签订《北京条约》，直到英法联军撤出北京，他算是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摆平了洋人，保住了皇城北京。英法联军从北京撤走以后，咸丰帝没有马上回到北京，奕䜣逐渐成为在京政治力量的领袖，声望日隆，有了再次崛起的机会。

因为飞扬跋扈，肃顺等人在北京的时候和奕䜣便有积怨。咸丰帝逃离北京的时候，以奕䜣为首的大部分大臣持反对态度，对于支持咸丰帝远遁的肃顺等人更加怨恨，有人公开扬言要杀掉端华、肃顺。《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奕䜣等人吁请咸丰帝尽快回京，处置朝政，不料咸丰帝在肃顺等人的支持下滞留热河，最终病死在那里，北京和热河的政治力量更加如同水火。咸丰帝死后，朝政处置大权尽入肃顺等人手中，恭亲王奕䜣居然被排斥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北京的政治势力自然不会心甘，双方冲突一触即发。

肃顺等人和慈安、慈禧两位太后也有矛盾，矛盾起自君臣同在热河的艰苦岁月，骄横跋扈的肃顺不经意间便把两个女人得罪了。咸丰帝死后，权力的天平发生严重倾斜，他们之间的矛盾瞬间被放大了。对于慈安、慈禧来说，她们最担心的是皇权旁落，新帝被人挟制，肃顺等人嚣张的行为屡屡触动她们敏感的神经。

为了能对肃顺等人有所牵制，两宫皇太后要求“凡有陈奏折件需下发谕旨者，先由八大臣拟旨，经皇太后、皇帝阅后盖印方为有效”。这实际是剥夺了肃顺等人处置朝政的最终决策权。肃顺等人做出妥协，答应了两宫皇太后的要求。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不是真心愿意让出部分权力，而是从心里看不起两位皇太后，认为她们没有能力对朝政做出处置，一切都是形式而已。肃顺等人大错特错了。

慈安太后性情懦弱，略识字，不想干预朝政；慈禧太后却是一个厉害的角色。慈禧，正黄旗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出生。未进宫以前，她受过一定文化教育，通汉文，阅史书，工于心计。入宫之后，她得到咸丰帝宠幸，生下皇子载淳，地位不断升高，咸丰七年（1857年）被晋封为懿贵妃，仅次于皇后。因为受宠，她时常与咸丰帝议论朝政，甚至以皇帝的名义批阅奏章。因为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最高权力，慈禧具备了处置朝政的能力，知晓了权力运作的方式和手段，心底更升腾起强烈的权力欲望。

在和两宫太后的权力较量中，肃顺等人首先犯错了。因为轻视两宫太后，肃顺等人没有严格按照约定行事，一些人事任命没有经过太后认可而径直以谕旨的形式下发，被慈禧抓住把柄，受到责问。肃顺等人不但没有认错，而且大呼“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甚至以“罢工”相威胁。慈安、慈禧无奈，热河又遍布肃顺等人的势力，两人只能作罢，私下里相对而泣。这件事给了慈禧很大刺激，遂产生去除肃顺等人的想法。欲去除肃顺等人的势力，必须借助另外的政治力量，奕䜣等人成为首选。

一个女人升上来了

1861年9月5日，奕䜣由北京赶至承德，祭奠咸丰帝，并且利用这个机会见到了两宫太后。叔嫂会见的时间有两个小时，“两宫皆涕泣而道三奸（端华、载垣、肃顺）之侵侮，因密商诛三奸之策”。其中，两宫太后“以夷务为问”，奕䜣则保证“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这说明，一场政变已经拉开了序幕，外国人的势力成为一股对政变产生影响的力量，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9月14日，热河再起波澜。这一天，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奏，请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另外安排一两位亲王担任赞襄政务大臣。这道奏折迎合了慈禧的心意，第二天，两宫太后“召见载垣等面谕照行”。肃顺等人坚决不同意，“勃然抗议，以为不可”，双方争执起来，“声震殿宇，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惊吓之下，小皇帝大哭，小便失禁。董元醇的奏折令双方矛盾迅速激化了。

回去之后，肃顺等人马上以皇帝的名义拟就谕旨，声称咸丰帝托孤八大臣“圣心自有深意”，“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严责董元醇“是何诚心”，最后宣布“所奏尤不可行……以上两端，关系甚重，非臣下所得妄议”。两宫太后见到这道谕旨，自然不会同意，决定留中不发。肃顺等人见此，决定“罢工”，以瘫痪朝政相威胁。两宫太后再次屈服，肃顺等人拟就的这道谕旨得以下发。

肃顺等人获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两宫太后则获得广泛的同情。这次事件虽转瞬间得到解决，却把皇室与顾命大臣之间的矛盾公之于众。在北京的大臣大都支持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䜣，掌握朝廷嫡系武装的僧格林沁和胜保鲜明地站到了皇室一边，肃顺等人被孤立了。一场磨刀霍霍的政变在有条不紊地布置中，只等着肃顺等人离开热河。

因为新帝登基大典、咸丰帝安葬仪式都要在北京进行，虽然一拖再拖，在热河的君臣终究要踏上返回北京的路途。根据安排，载垣、端华随同两宫太后和新帝先行，要在北京东华门跪迎咸丰帝的灵柩，肃顺则随同咸丰帝的灵柩后行。史学家大都认为这种安排是导致肃顺等人后来被擒的关键所在。其实不然。从当时的力量对比看，只要肃顺等人离开热河，他们必然要面临凶险的命运。

10月31日，两宫太后到达北京郊区，马上接见了奕䜣。双方再次商议了政变的相关机要，同时就将来的权力分配达成协议。这时候，掌握兵权的胜保受奕䜣策动上了一份奏折，说“非皇太后亲理万机，召见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枝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

两宫太后认可这个奏折，也就是认可了后宫与奕䜣联合执政的权力分配方案。奕䜣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胜保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具有强烈权力欲望的慈禧并不情愿和奕䜣分而治之，她要的是尽掌皇权，眼前做出让步，只是迫于形势。在这个过程中，胜保犯下了武人干政的大忌，后来被杀。

政变开始于11月2日。这一天，两宫太后在宫中召见了奕䜣、桂良、文祥、周祖培等大臣，哭诉肃顺等人的罪行，然后下达上谕，命令“载垣、端华、肃顺著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当天，载垣、端华在北京被擒住，肃顺在密云被拿获。十月初六，慈禧、奕䜣等人罗织罪名，宣布：肃顺立斩，载垣、端华赐令自尽，其他五位大臣或被革职，或被发配。

11月3日，两宫太后以皇上的名义下达谕旨，任命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桂良、文祥、沈兆霖等人为军机大臣。11月11日，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其年号改为同治，第二年（1862年）为同治元年。12月2日，两宫太后在养心殿举行垂帘听政仪式，在同治帝的身后，隔着黄纱屏风，慈安、慈禧并排端坐，接受百官朝贺。从此，慈禧以特殊的身份掌握了清王朝的最高权力，统治中国达47年。

这场政变因为发生在农历辛酉年，被后人称为“辛酉政变”。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变是常常发生的，它的普遍形式是一个人或一些人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另外一个人或一股势力在同样的舞台上崛起。在“辛酉政变”中，沉下去的是肃顺等人，崛起的是慈禧。

可以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肃顺的覆灭有其必然性。肃顺是有大才的，他在掌权的时候为后来的“同光中兴”做了很多铺垫性工作。但是，在专制政治中，一个大臣要想生存下去并有所作为，那是非常困难的，他的政治智慧远比他的才干更重要。带着镣铐跳舞，这是很多政治人物共同的体会，也是专制政治的重要弊端之一。肃顺恃才傲物，飞扬跋扈，不愿意“带着镣铐跳舞”，便难以逃脱栽倒在舞台上的命运。

延伸阅读

肃顺菜市口被斩杀

肃（肃顺）以科场、钞票两案，无辜受害者尤多，都人士闻其将杀，交口称快，其怨家皆驾车载酒，驰赴西市观之。肃身肥面白，以大丧故，白袍布靴，反接置牛车上。过骡马市大街，儿童欢呼曰：“肃顺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砾泥土掷之，顷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云。将行刑，肃肆口大骂，又不肯跪，刽子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

——徐珂，《清稗类钞》

年轻太后的老辣手段

慈禧的崛起是具有很大偶然性的，要是咸丰帝长寿一些，她怕只能深居后宫了。可是造物弄人，一个女人居然掌握一个王朝达半个世纪之久，真是令人难以相信。《清史稿》也说：“综一代之兴亡，系于宫闱，亦一异也！”

首先，慈禧年幼时只是受过不多的文化教育，却具备相当的处置行政事务的能力，这是令人感到惊异的。时人曾经记录道：“西宫（慈禧）优于才，而判阅奏章，裁决庶务，及诏对时咨询利弊，悉中穷会。东宫（慈安）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西宫为诵而讲之。西宫太后秉性机敏，锐于任事，东宫太后悉以权让之。”

这段话是说两宫垂帘时，慈禧能够判阅奏章，裁决行政，是慈安所不能比的，后来属于两个人的权力都归到慈禧一人之手了。在中国古代社会，对于一个君主来说，仅仅具有日常行政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他（她）必须具有相当的驾驭政局的能力，要做到眼到、心到、手到。眼到，是能够看清政治形势；心到，是要有政治谋略；手到，是要有政治手腕。从这三点评论，慈禧的“眼到”可及中等，“心到”可及中上，“手到”可及上上。

“辛酉政变”时慈禧只有26岁，却具有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老辣的政治手腕，并且从执掌权柄的那一天起便显露出来。“辛酉政变”后，奕䜣可谓权倾一时，他本人是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军机处的其他人大都是他的心腹。面对这种形势，慈禧太后没有示弱。在批准处死肃顺等人的第二天，慈禧便发布上谕，借题发挥，敲打了奕䜣几下：“王、公、内外文武大臣均受皇考大行皇帝深恩，特备任使”，“嗣后倘有如载垣等专擅不臣者，尔王、大臣等以及科、道即行参奏”。

慈禧毫不含糊地向奕䜣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君臣关系、主仆关系。奕䜣是个睿智的人，却常常被局外人认为缺乏足够的政治胆略，当时有人评价他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户”。慈禧下发上谕之后的第二天，奕䜣上奏说：“尽心竭力，一秉公忠……而臣得借以多方历练，庶不致有陨越之虞矣。”从而认可了慈禧所说的君臣关系。

慈禧太后对奕䜣打压了一下，随后处置杀掉肃顺等人后乱糟糟的局势。欧阳昱所著《见闻琐录》这样记道：

咸丰末，肃顺当国，内外官争趋炎附势，倚为泰山。甚或进重金，营善地，几不可以数计。即无此诸弊，而书札往来，无人无之。及（肃顺）得罪，籍其家，搜出私书一箱，内惟曾文正（曾国藩）无一字。太后太息，褒为第一正人，于是天下督抚皆命其考察，凭一言以为黜陟。而私书中颇有功臣名，太后谓：“当此威权盛时，通札在所不免。”命尽焚之，以安其心。真天地包涵之德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肃顺当权的时候，朝廷百官都巴结他，与他有书信往来。肃顺死后，他的家被抄，搜出一箱子书信，里面唯独没有曾国藩写的。太后叹息说，曾国藩真是天下第一正直的人。怎么处理这一箱子书信呢？写信的人中有一些是现在的权臣、功臣。慈禧太后说：“那时候肃顺威权正盛，给他写信在所难免。”命人把一箱子信全部烧了，使得百官悬着的心都放下来了。她的心胸真是宽广啊。

对奕䜣一打，对百官一拉，一个26岁的女子在一个纷乱的时刻，居然能做到收放自如，真是令人感到惊奇。在慈禧太后的掌控之下，北京的局势很快稳定下来。在北京城外，太平军尚未得到完全平定，慈禧太后知道湘军对于大清江山的重要性，延续肃顺等人重用汉臣的政策，对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几乎达到“要什么给什么”的程度，尽量给予支持。自湘军攻占安庆之后，清军在东南的局势稳定下来，平定太平军已无大虞。

慈禧太后始终感觉奕䜣的势力太大，对两宫太后把持的皇权构成威胁，总是想尽办法削弱议政王的势力。清军大帅胜保自认为在“辛酉政变”中有功，行为嚣张，与奕䜣交往过密，被慈禧看在眼里。想到政变中胜保曾经以大帅身份干政，慈禧更加担心，决心除去他以求自安。1863年1月3日，慈禧以“骄恣欺罔，讳败为胜，纳贿渔色”的罪名将胜保逮捕。为了能够避开奕䜣的阻挠而杀掉胜保，慈禧采取隐秘、突然的手法，“一日，帘内传旨无事，各直员皆散，恭邸（奕䜣）甫出而赐胜死之旨从中降”。胜保瞬间被杀，奕䜣无力相救，徒唤无奈。

胜保（？-1863）：满洲镶白旗人，1840年中举，后来入翰林院。1853年任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截击太平军北伐。1856年复授副都统衔，赴淮北镇压捻军。1860年，在北京附近与英法联军作战，受炮弹伤。翌年，升兵部侍郎。因屡屡战败，被人称为“败保”。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南京，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基本上被平定，清王朝的心腹大患得以去除。曾国藩自请解散湘军大部，同时令曾国荃开缺回籍，曾氏兄弟对朝廷的威胁得以解除。外部局势安定之后，慈禧太后决心对奕䜣势力实施更大打击，以使他们彻底臣服在自己的脚下。

1865年3月31日，翰林院编修、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连上两道奏折，弹劾奕䜣，指责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要求他辞去所担任的职务，“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拿到奏折，慈禧太后直接召见周祖培、倭仁等大臣，要他们详察；随后便拿出自己亲拟的上谕草稿，要求内阁润色后明发。

在这份上谕中，慈禧太后对奕䜣日常行为予以痛斥：“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勤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妄陈。”依此，慈禧太后做出决定：“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至意。”她罢免了奕䜣的一切职务。

慈禧太后的这道上谕来得非常突兀，满朝大臣被震惊，无异于爆发了又一次政变。奕䜣议政以来，难免盛气凌人，但是在朝政处置方面他确有绩效，尤其在洋务处置中可谓成绩斐然。听说奕䜣突然遭受如此打击，朝野上下反对声一片，惇亲王、醇郡王等人首先上疏力争，不同意罢免奕䜣；曾国藩听说此事，“叹讶良久，惴栗之至，忡忡不能自克”。

面对朝野的反应，慈禧太后开始感到不安。如果事态发展下去，势必出现严重情况：一是皇族宗室面临解体，众亲王将不再支持慈禧；二是朝廷重臣和慈禧太后之间必将产生间隙，这对于慈禧太后的专制统治不利；三是洋人的态度会发生变化，因为“该王（奕䜣）素为中外所仰重，又为夷人所信服，万一夷人以此为请，从之则长其骄肆之心，不从则别启猜疑之渐”。总之，上谕引发的反应令慈禧太后始料不及。

遇到这种紧急情况，慈禧太后再次显露她“善弄权谋”的政治天分。她首先召见王公大臣，明确表示尊重他们的意见，准备恢复奕䜣首席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务；然后，她召见奕䜣，一方面加以训斥，一方面又做出宽大为怀的姿态，令奕䜣“伏地痛哭，无以自容”。

慈禧太后最后决定，免除奕䜣议政王的头衔，“以示裁抑”，恢复其他职位，通过上谕公布全国。遭此打击，曾经意气风发的恭亲王奕䜣威风大减，意志消沉，处置朝政更加谨慎，恭敬地拜伏在慈禧太后的脚下。

为慈禧找个理由

慈禧太后对奕䜣不断打压，维持着自己和儿子的最高权力，后人常常持批评的态度，认为慈禧过于专权，过于狠毒。想一想慈禧当时的处境，她的这些做法实际是可以理解的。她是个年轻的寡妇，她的儿子尚且年幼，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孤儿寡母”，她们手中掌握的君权是非常不牢固的。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必须绞尽脑汁，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天分，去消除各种势力对君权的威胁。在一个传统的社会，必须运用传统的手段。在帝制时代，君主驾驭朝臣的传统办法，便是打压、分化、制衡，不允许有任何政治势力一枝独大。因此，慈禧太后不断敲打奕䜣，避免奕䜣的势力无法控制，导致君权被其侵害。

慈禧太后虽然经常敲打身边的奕䜣等人，对曾国藩、李鸿章等几个封疆大吏却予以重用，尤其是对李鸿章，令其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支撑晚清的柱石，虽屡遭弹劾而不倒，实在与慈禧太后对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如果套用一个计策的话，慈禧太后使用的该是“远交近攻”之计。

印鸾章在《清鉴》一书中说：“（慈禧）听政之初，军事方亟。两宫仍师用肃顺等专任汉人策。内则以文祥、倭仁、沈桂芬等为相，外则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将。自军政吏治，黜陟赏罚，无不咨询，故卒能削平大乱，开一代中兴之局。”慈禧太后经常召见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大员问话，并且问得非常细致、扎实，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国家形势、民间疾苦。慈禧太后和曾国藩曾经有过几次对话：

（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问（慈禧）：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

对（曾国藩）：办完了。

问：勇都撤完了？

对：都撤完了。

问：遣散几多勇？

对：撤的二万人，留的尚三万。

问：何处人多？

对：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人；安徽人极多。

问：撤得安静？

对：安静。

（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问：汝造了几个轮船？

对：造了一个，第二个现在方造未毕。

问：有洋匠不？

对：洋匠不过六七个，中国匠人甚多。

问：洋匠是哪国的？

对：法国的，英国的也有。

（同治八年十月十七日）

问：（练兵的事）也就靠你们替我办一办。

对：臣尽心竭力去办。凡有所知，随时奏明请示。

问：直隶吏治也疲玩久了，你自然也都晓得。

对：一路打听，到京又问人，也就晓得些。属员全无畏惮，臣到任后，不能不多参几人。

问：百姓也苦的很。

对：百姓也甚苦。年岁也不好。

（慈禧过问天津教案）

问：天津百姓现尚刁难好事否？

对：此时百姓业已安谧，均不好事。（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日记》）

作为君主，慈禧太后同样担心大臣们欺蒙她。不过，她是个厉害角色，始终保持着足够的威严，始终给臣下以足够的震慑，一般人不敢对她说假话。在这一点上，她比她的公公道光帝强得多了。据慈禧身边的太监后来回忆说：

慈禧之威严，皆在眼神。平时直如日电，无人敢对其光，声音亦宏亮。每朝见群臣时，霁颜寒暄，令大臣之心情有意外之感激。初见面，必问大臣家中日常之琐事，如妻妾子女等，无不详细动问，乃至姬妾孰贤，子女孰肯读书。对于老臣之饮食起居，亦切切嘱之以珍重，令大臣等几乎忘记是在朝廷之上。

言谈之间，忽然辞锋转变，眼光灼耀，问某一件事情：“你们办的怎么样？”此一问往往令人答之不及，不由汗透衣褂。每大臣觐见退朝时，差不多满头是汗，极道太后之圣明。袁世凯曾说：“余在万军之中，必极坦然。独朝见皇太后时，不知汗从何处来，而如此心怯也。”（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

综观慈禧太后的政治生涯，尤其是在戊戌变法之前，人们很难说她是一个昏庸的君主。慈禧太后不但有老辣的政治手腕，其驾驭政治形势的能力也属中上，在政治生涯的前期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事情。比如，在保守势力强大的情况下，她对洋务运动基本持支持的态度；同治、光绪年间的某些政治改革也得益于她的支持，比如1884年户部的改革。曾经在总理衙门等处任职的李岳瑞后来记述：

文介（阎敬铭）长户部数年，其最有力之改革，即以汉司员管理北档房是也。故事，天下财赋总汇，皆北档房司之。而定例北档房无汉司员行走者，以故二百余年，汉人士大夫，无能知全国财政盈绌之总数者。

文介为户部司员时，夙知其弊。及为尚书，即首建议，谓满员多不谙握算，事权半委胥吏，故吏权日张，而财政愈棼。欲为根本清厘之计，非参用汉员不可。当时满司员尚无所可否，而胥吏皆惧失利权，百计沮之，文介毅然不少动。

幸是时慈圣眷公方殷，竟从其请。邦计出入之赢缩，至是乃大暴于天下，此亦满汉权力消长之一大事也。（李孟符，《春冰室野乘》）

阎敬铭是陕西朝邑县人，晚清大臣，曾经担任山东巡抚、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这段话的意思是：阎敬铭担任户部尚书数年，其最有力的改革措施是用汉族司员管理户部北档房。之前，朝廷的财政、赋税总汇，由北档房掌握。按照定例，北档房中不允许使用汉族司员，所以大清200余年以来，汉族士大夫不知道全国财政的盈亏情况。阎敬铭在户部担任司员时，知道这个定例和它的弊端。等到他担任户部尚书后，首先提出建议，说满族司员大多不懂预算、决算，这些事情多委托给胥吏，因此胥吏的权力很大，财政状况十分混乱；要想厘清财政，非使用汉族司员不可。当时，满族司员尚未坚决反对，而胥吏都怕失去权利，想尽办法抗拒。阎敬铭不为所动。幸好慈禧太后知道阎敬铭为人公正勤勉，支持他的意见。于是，朝廷财政的基本情况为天下人所知，这也是反映满汉官吏权力此消彼长的一件大事。

需要另外交代的是，慈禧太后的儿子同治帝年幼、顽皮，处置政务的能力不足，慈禧垂帘听政是有利于当时朝廷和社会稳定的。作为同治帝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中常常写有同治帝顽皮，不爱学习的文字，比如：“毫无神采，且多嬉笑，直是无可如何！”“嬉笑意气皆全，功课如此，至难着手”。长期担任曾国藩幕宾的赵烈文在1867年（同治六年）7月21日日记中写道：

是日闻竹庄（湘军将领吴坤修）言：今上（同治帝）聪慧而不喜读。一日，与师傅执拗，师傅无可如何，涕下以谏，时御书适读至“君子不器”，上以手掩“器”下二“口”，招之曰：“师傅看此句何解？”盖以为“君子不哭”也。其敏如此。又读“曰若稽古帝尧，曰若稽古帝舜”，“帝”字皆读“屁”字。（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总体上讲，慈禧太后善弄权谋，手段老辣，虽然是一个女人，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政治强人。她驾驭朝政，仍然使用打压、分化、制衡等传统手段，这些手段虽然能够维持一个王朝的暂时稳定，对国家的根本发展却是有害的。在专制社会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因此说，慈禧应该受到指责，专制制度更值得痛恨。

从咸丰帝驾崩直到1908年去世，慈禧太后掌握中国最高权力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掌权的前期，她维持了清王朝的稳定，对奕䜣、李鸿章等人开展的洋务运动基本持支持的态度；在掌权后期，她更加趋向专权、守旧、贪图享乐，阻碍了中国迈向近代化的进程。

延伸阅读

外国人对慈禧的一种评价

如太后之为人，不可以寻常道德之见解观之，若执此以断，既不能得其真评。观于在太后以前及其同时之人物，证以中国百姓之公论，则太后并非一残暴之君。不独此也，即英国近世，以争国家权力之故，其杀人之手段，亦难言乎仁道也。

——濮兰德等，《慈禧外纪》

第六章　倡导洋务的王爷

总理衙门是这样来的

史书记载，恭亲王奕䜣天资聪颖，年幼时为道光帝所喜爱，一度是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历史是无法重来的，人们不能单单因为奕䜣聪明就认定他会成为一位好皇帝。不过，曾经和奕䜣长期共事的英国人赫德说过这样的话：奕䜣“并不很聪明，他对于外国政治或政治经济学还没有十分精通；但是他是具有善良用意的人，只要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并且被准许去做的话，他是急于要做对的事情的。”如果赫德所说的这番话确实的话，那人们真应该为奕䜣没有成为皇帝而感到遗憾。

大臣于总理衙门内议事

总理衙门是对外机构，常有外国人入内，总理衙门每以美酒、水果招待，不管外国使节一天去几次，只要去都会送上水果、酒水。后来，李鸿章入总理衙门，吩咐说：“外宾始至，乃有此礼，再至则无之。”各国使节“皆不欢，然无与争者”。

奕䜣是个怎样的人？纵观其一生，可以这样说：他机敏，睿智，并不是个强人。从慈禧太后不断打压奕䜣的事件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位亲王并不强悍的性格。奕䜣是不是过分懦弱呢？不完全如此，因为后来他多次利用自己的地位敲打慈禧，希望她不要过分专权，最终导致他被彻底罢黜。因此，我们更愿意相信奕䜣之所以表现恭顺是为了维护一套规矩，这套规矩维持着他的祖先打下来的江山。

奕䜣的机敏和睿智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展露得淋漓尽致。奕䜣原本和洋人、“夷务”没有什么接触，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完全得益于和英法联军的交涉。经历这次“与狼共舞”，奕䜣、文祥等人得到一些经验，主要是：第一，西洋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远在清军之上；第二，西洋人有些“傻”，他们不但愿意把武器装备出售给清军，甚至愿意把制造武器的秘密和练兵方法向中方传授；第三，西洋人“尚守信义”。作为战胜者，他们在北京城里本可以为所欲为，却“换约而去，全城无恙，则彼等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出于这些认识，奕䜣、文祥等人以为洋人并非尽是“犬羊之性”，对付他们并非全无办法。

奕䜣的确是机敏的。英法联军撤出北京不久，1861年1月11日，他给躲在热河的咸丰帝上了一道奏折《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提出有六件事需要马上办理：

一、京师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二、南、北口岸请分设大臣，以期易顾；三、新添各口关税，请分饬各省，就近拣派公正廉明之地方官管理，以期裕课；四、各省办理国外事件，请饬该将军督抚互相知照，以免岐误；五、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言语之人，请饬广东、上海各派二人来京差委，以备询问；六、各海口内外商情并各国新闻纸（报纸），请饬按月咨报总理处，以凭核办也。（戴逸，《中国近代史通鉴》）

这是一道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奏折，因为中国由此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开始走向自强的道路，清朝和外国交往的体制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1月20日，意气用事的咸丰帝没有了原先的意气，批准了奕䜣的奏折。

1861年3月11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了，办公地点在东堂子胡同，奕䜣、桂良、文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这一机构最初被称作“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奕䜣认为中外交涉不仅限于通商，为避免洋人滋生疑处，便删去“通商”二字，对外统称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原本是一个临时性机构，是为了处理对外交涉的急务而设立的，后来成为一个常设机构。在当时的形势下，总理衙门的设立实在是必须的，因为清政府已经同意外国公使驻京，朝廷中却没有接洽外国公使的机构。总理衙门设立之后，中外交涉不仅限于外国公使与清朝两广总督之间，能够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可以避免出现外国使节遭遇叶名琛那样的灾难性事件，所以外国方面非常欢迎总理衙门的设立。

总理衙门实际也是奕䜣等人实现政治抱负的重要平台。英法联军撤离北京之后，奕䜣认为清廷面临内忧外患，“发捻（太平军、捻军）交乘，心腹之害；俄国壤地相接，……肘腋之忧；英国志在通商，……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去除内忧外患的根本办法是自强，“窃臣等酌拟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总理衙门设立后，奕䜣、文祥等人马上聘请外国军官在天津训练新军。

欲实现自强，练兵为先，却不仅限于练兵。随着奕䜣成为议政王，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在这场运动中，总理衙门的权力不断膨胀，除了办理外交、通商事务之外，举凡与西洋有关且不属于传统六部管理的事务，比如学堂、关税、铁路、矿务、传教、海防、火器、轮船、电报等等，通归总理衙门处置。奕䜣成为洋务运动的发起者，总理衙门成为洋务运动的领率机构。

总理衙门设立之后，内部结构逐步建立起来。同治三年（1864年），总理衙门分设五股，分别为英国、法国、美国、俄国、海防股；另有司务厅、清档房、电报处、银库等行政机构，辖有同文馆和税务总署两个附属机构。

丁韪良（1827-1916）：美国人，1846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州大学，1849年成为牧师，1850年前往中国宁波传教。作为美方的汉语翻译，参与了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1865年担任北京同文馆教习，1869—1894年为该馆总教习。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被任命为首任总教习。1916年在北京去世。

总理衙门的设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从这时起，中国开始和西方国家平等往来，开始向西方学习，大规模购买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其他商品，并且兴办近代实业。从1861年开始直到甲午战争失败（1895年），这段时间内中国所开展的与洋务有关的活动，历史称之为“洋务运动”，也被称为“自强运动”。

说到洋务运动，不能不提到奕䜣的重要支持者、协助者，军机大臣文祥。文祥是满族人，1818年出生，1845年中进士，后来历任多部的侍郎职务，1858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成为军机大臣后，他在内政外交各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后人对文祥好评如潮。蒋廷黻先生评价文祥说：“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代表……真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清史稿》评价文祥说：

咸、同之间，内忧外患，岌岌不可终日。文庆倡言重用汉臣，俾曾国藩、胡林翼等得展经猷，以建中兴之业，其功甚伟。文祥、宝鋆襄赞恭亲王，和辑邦交，削平寇乱。文祥尤力任艰钜，公而忘私，为中外所倚赖，而朝议未一，犹不能尽其规略；晚年密陈大计，于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咸丰、同治年间，王朝充斥内忧外患。文庆（咸丰朝的军机大臣）提倡重用汉族大臣，其功甚伟。文祥、宝鋆帮助恭亲王奕䜣执政，和洋人交好，平定太平军，国家得以安定。文祥出力更多，公而忘私，被中外人士倚重。但是，朝廷百官各有主张，文祥的战略规划没有完全得到实现。

文祥虽然身居高位，但是勤于政务，廉洁自律，安于清贫，赢得了很多人的赞誉。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后来担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他在回忆录中说：

文祥生于贫亦死于贫，且以此自豪。（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在中国时，给文祥写信，称其大名闻之也久，公务往来也频，渴望前往府邸一见。

这位清朝军机大臣拒绝了，宣称“寒舍不宜接待海外贵宾”，反而前往美利坚公使馆去拜见西华德先生。文祥的理由并非托辞，因为他的屋子是租来的，每月仅付四块半，不会多么堂皇。（丁韪良，《花甲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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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公使眼中的总理衙门

英使威妥玛居我国久，熟谙华事，归国后着一日记，详载闻见。其言总理衙门云：“总理衙门，与欧洲各国之外部迥然不同。凡各国使臣至总理衙门，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一若以饮食为交涉之要务也者。”

又：“中国虽事权不归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每使臣发言，则各人以目相视，大臣视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若王一发言，则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一日，至署，诸人相顾，无敢先发一语，余不能复耐，乃先发言曰：‘今日天气甚好。’而诸人尚不敢言，惟沈某者，似觉不可复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气果好。’于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气果好。’不啻如犬之吠影吠声矣。”

——徐珂，《清稗类钞》

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根据奕䜣“南、北口岸请分设大臣”的主张，清政府在天津设立“办理三口通商大臣”，由奕䜣信任的崇厚担任。此处所说的“三口”是指天津、牛庄、登州三处通商口岸。奕䜣之所以奏请设立“办理三口通商大臣”，是因为《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清朝对西方开设的通商口岸一下子增加很多，“不独呼应不灵，各国亦不愿从。且天津一口，距京甚近，各国在津通商，若无大员驻扎办理，尤恐诸多窒碍”。

“三口通商大臣”后来被通称为“北洋通商大臣”；南方各通商口岸的事务仍由驻在上海的钦差大臣办理，此大臣被通称为“南洋通商大臣”。这就是近代史中“北洋”、“南洋”的来历。奕䜣在南、北口岸分设大臣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总理衙门因此“既可减轻负荷，必要时复可用作缓冲”。如果南、北两位大臣能把棘手的对外交涉处理好了，外国驻京公使“将无事可为，日久或自行退去”，以免让皇帝心烦。

奏折中的另外一项主张是从广东、上海寻找通解外国言语之人，来京差委。后来，奕䜣等人便想到在北京设立一个洋务学堂，培养译员。奕䜣对翻译人员的渴求缘于议和期间他受到的一次刺激。当初巴夏礼被俘获之后，奕䜣曾经要他致信英法联军，联系议和。巴夏礼用中文写了一封信，信的末尾有几行英文。

奕䜣身边没有认识英文的人，不知道其中含义，因此不敢把信发出。后来听说天津有人识得英文，马上调来识看，原来那只是巴夏礼的签名和日期。因为几行英文，巴夏礼的信被延宕多日，差点耽误大事。这件事对奕䜣刺激很大。

奕䜣的照片

这是奕䜣年轻时的一张照片。奕䜣第一次照相是在与英法特使签订《北京条约》的时候，据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回忆说：“在签约仪式中，那位不知疲倦的摄影师毕陀，急于为条约签订拍摄一张好照片，就把他的照相设备搬了进来，把它放在大门正中，用巨大的镜头对准了忧郁的恭亲王的胸口。这位皇弟惊恐地抬起头来，面如死灰……人们急忙向他解释这并没有什么恶意，当他明白这是在给他拍肖像照时，他脸上惊恐的表情顿时转阴为晴。”

1862年6月，一个外文学馆在北京东堂子胡同正式开课，后被定名为“同文馆”。同文馆聘请英人包尔腾教授英语，言明“只学语言文字，不准传教”。第二年，同文馆内另外开设俄文馆和法文馆，和英文馆一样，各有学生10人。同文馆初期招收的学生大都来自八旗子弟，择优录取。

同文馆初期主要教授外国语言，后来设立了天文、算学、化学、格致（物理）、公法及富国策等学科。之所以要突破语言学习的范围增加科目，奕䜣是这样考虑的：“开馆求才，古无成格。惟延揽之方能广，斯聪明之士争来……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裨于实用。”奕䜣的这些思想更具深意。

1867年3月，因为同文馆增设学科、扩大招生，朝堂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许多大臣反对学习西方文化，其中以理学大家、大学士倭仁为代表。倭仁学识渊博，在理学方面曾经是曾国藩的老师，同时又官居大学士，因此在士人阶层威望很高，他所说的话分量很重，影响很大。倭仁上奏说：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

倭仁说：我所知道的立国之道是尚礼义不尚权谋；立国的根本在人心，不在技艺。我们的国家地广人多，如果确实要讲习天文、算学等科目，国内肯定有精通这些科目的人，何必学习外国人的东西，何必向外国人学习？同文馆里的学生都是年轻才俊，是国家培养的并且要为国家所用的，如今跟随外国人走了，正气何在？邪恶的气氛四处弥散，不过数年，非把中国的民众都赶到外国人那边不可。

倭仁说得很严重，认为中国人如果都向“夷人”学习，中国必然“国将不国”。奕䜣看到这份奏折后，感到很生气，针对倭仁的奏折上疏说：

该大学士既以此举（指同文馆增设学科、扩大招生）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后，竭其梼昧，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胃，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

奕䜣说：倭仁大学士认为向外国人学习天文、算学等科目会影响国家自强，他肯定有其他好的办法。如果他真的有妙策，能够令国家与外国相抗衡而不受制于外国，我们这些人肯定追随大学士，按照他所说的办法全力以赴。他如果没有好的办法，认为仅仅依靠忠信礼义这套旧的东西可以解决国家面临的困局，我们实在是不敢相信。

最后，奕䜣以守为攻，要求倭仁拿出一个比设立同文馆更好的办法以救国图强。倭仁虽然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却坚持己见，再次上奏，声言：“奉夷人（洋人）为师”者品行存在瑕疵，“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力报国乎？恐不为夷人用者鲜矣”。向外国人学习的人恐怕都会被外国人利用，潜台词是：他们都会成为汉奸。

倭仁出面说话之后，北京城中针对同文馆的风言风语四处流散。大臣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京师口语藉藉，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奕䜣决心扳倒倭仁，否则同文馆将无法办下去。奕䜣抓住倭仁先前所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这句话，要求他找几个懂天文、算学之人，另外开设一个学馆，以观其成。慈禧答应奕䜣的要求，把倭仁找来，说了奕䜣的办法。

倭仁写奏折的时候义正词严，滔滔不绝，当慈禧要他建一个教授天文、算学的学馆的时候，他一下子懵了，顿时感到大窘，直言自己所说乃想当然，“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

奕䜣没有到此作罢，他要求倭仁到总理衙门实习，体验办理洋务的艰难。慈禧微笑着同意了，特命倭仁到总理衙门行走。倭仁坚辞不去，慈禧不准。倭仁陷入非常窘迫的境地，“颜色憔悴，饮食甚少”，向慈禧提出辞职的要求。辞了几次，慈禧答应“准开一切差使，仍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倭仁才神情沮丧地从这次纷争中脱身出来。

这一事件过后，倭仁便留给了后人顽固、守旧的形象。其实，今天的人们没必要过分指责这个倔强的老者，因为他并非是出于私心而去阻扰中国迈向近代化的脚步，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同文馆事件”过后，倭仁仍然坚持以儒学治国的思想，仍然不断给朝廷上奏折，提建议。1869年，66岁的倭仁上疏朝廷，恳请同治帝举办大婚典礼时一定不要铺张，要以天下百姓为重。

巧的是，皇宫中的武英殿在这一年发生火灾，被烧毁了。倭仁认为这是老天的警示，急忙和徐桐、翁同龢等人一起上疏，再次恳请同治帝勤修圣德，停止修建楼堂馆所，勤俭治国，以此求得老天的宽恕，免除灾变。慈禧太后和同治帝接受了他的恳请。

1871年，倭仁擢升文华殿大学士。倭仁以身体有病为由请求休息，并在这一年6月8日去世。他在弥留之际写下遗疏，嘱咐两宫太后“勿忘庚申之变”，不要忘记国耻；要同治帝“毋以诵读为具文，毋以《诗》《书》为迂阔”，希望他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以德治国，造福百姓。他真是个倔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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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仁持己以敬

倭文端公仁，字艮峰，官至文华殿大学士，隶蒙古正红旗，河南开封之驻防也。居近濂洛，为世名儒。官京师时，时与曾文正公国藩、吴彦甫侍郎廷栋相过从。

（倭仁）尝曰：“吾人居官行政当求所以身体而力行者，而以持己以敬为之本。”故每退直观书，辄陈一编，正襟对案，席不正不坐也。客至，恒肃衣整冠，迓于庭除，及就座，庄容相对，所谈皆身心性命之语，无戏言。

——徐珂，《清稗类钞》

求“生”若渴的同文馆

在“倭仁发难”事件中奕䜣虽然取胜，此事件却对同文馆的招生造成很大打击。总理衙门给朝廷上奏说：“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至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因为同文馆一时难以招到足够数额的学生，奕䜣、文祥等人不得不从其他地方的同文馆中征调学员。辜鸿铭在他所著的《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则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余同乡故友蔡毅若观察，名锡勇，言幼年入广东同文馆肄习英文，嗣经选送京师同文馆肄业。偕同学入都，至馆门首，刚下车卸装，见一长髯老翁，欢喜迎入，慰劳备至。遂带同至馆舍，遍导引观。每至一处，则告之曰：“此斋舍也，此讲堂也，此饭厅也。”指示殆遍，其貌温然，其言蔼然，诸生但知为长者，而不知为何人。

（老翁）后询诸生曰：“午餐未？”诸生答曰：“未餐。”老翁即传呼提调官。旋见一红顶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诸生始知适才所见之老翁，乃今日当朝之宰相文中堂（文祥）也。于此想见我朝前辈温恭恺悌之风度也。余谓文文忠（文祥）风度固不可及，而其远略亦实有过人者。

这段话讲的是：辜鸿铭的同乡好友蔡锡勇幼年进入广东同文馆学习英语，后又被选送到京师同文馆学习。蔡锡勇和同学到达北京同文馆的门口，看见一位老人在迎接他们，百般慰问，并且亲自领着他们参观同文馆的内部结构，态度和蔼。学生们知道这是一位老者，却不知道他的确切身份。

到了吃饭的时候，老人问蔡锡勇等人：“你们吃饭了吗？”学生回答说：“还没有。”老人马上传呼提调官。一会儿，学生们看见一位头戴红顶且配花翎的人（高官）站在老人的身边，态度十分恭顺，才知道这位老人是当朝宰相文祥。辜鸿铭说：“文祥温恭恺悌的风度我们是赶不上的，其远见卓识也非常人能比。”

同文馆的学生在上课

美国人丁韪良被聘为同文馆教习，一段时间后，他因为学生太少提出辞职。户部尚书董恂等人挽留丁韪良，对他说：“你不会永远只教十名学生。还有，你得想一下这些学生的最终前程。……谁知道你的学生会不会被召去教皇帝英语呢？”丁韪良决定留下来。后来，光绪帝学习英语，他的老师是同文馆的毕业生张德彝和沈铎。

这段文字从一个侧面记述了文祥等人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坚持把同文馆办下去的艰难。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学生到同文馆学习，总理衙门订立章程，给同文馆学生以极优的待遇。近代著名戏曲理论家齐如山曾经进入同文馆学习，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一个学生的膏火）初进馆每月三两，学一二年之后，洋文有成绩者，则增至六两，再过一期增为八两，后增为十二两。彼时每月十二两银子，这个数字是很大的，一个翰林，给中堂尚书家教读，每月最多也不过八两银子。”同文馆内，学生们的饮食由朝廷免费供应，而且吃得很好。据齐如山回忆说：

饮食最优，六个人一桌，共四大盘，六大碗，夏天一个大海（碗），还有荷叶粥果藕等等。冬天则无大海，而添一个火锅。盘碗中的菜不必说，单说这个火锅，共分三种，任凭学生点要，一是什锦锅，二是白肉锅，三是羊肉锅，所有各种羊肉片、鱼片、肝片、腰片及鸡蛋、冻豆腐等等，合着一切作料应有尽有，总之跟从前北平正阳楼一样，吃不够再添。这还不算，如果不愿吃，仍可随便要菜，不但此，倘有熟人来亦可留饭，也是随便要菜，不但吃饭一文钱不用花，连赏钱都没有。（中国戏剧出版社，《齐如山回忆录》）

即使待遇如此优厚，同文馆招生依然困难，可见当时社会对西方的文化是怎样的排斥。除了认识、观念方面的原因以外，当时的社会体制同样阻碍人们学习西方文化，比如科举考试仍然是人们取得功名、晋身官场的唯一渠道，但是科举不考试西学，那么在同文馆学习的学生便没有出路。

后来，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曾经游说清朝高级官员，希望在科举考试中增加西学的科目，未获成功。无奈之下，总理衙门只能允许同文馆的学生参加科举考试。本来以学习西学为主的学生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科举考试上，居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有七人考中进士，两人进了翰林院。

虽然办学过程充满波折，京师同文馆仍旧培养了许多人才，其中大部分毕业生就业于外交和涉外部门，在中国对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毕业生中，担任出使大臣或者驻外公使的有七人，陆征祥在民国时期出任过外交总长。

人们或许能够发觉，在这次事件中，慈禧太后是支持奕䜣等人的，她的态度有着决定性作用。其实，在慈禧专政的前二十年，她大体是支持洋务运动的，很难想象没有她的支持，洋务运动会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

此前，慈禧太后与外国并无接触，也很少和外国人直接打交道，而她具有超人的政治天分，能够敏锐地觉察到，早期的洋务运动对于维持满族贵族统治是有好处的，所以大体上给予支持。到了光绪年间，维新运动触动了满族贵族的利益，威胁满族贵族的统治，她便坚决予以打压。是否有利于其个人专权，是否有利于满族贵族的统治，这是慈禧太后处置重大政务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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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文馆上学的“老家伙”

在同文馆建馆初期，招收的学生大多是八旗子弟，年龄参差不齐，有一些有40岁了。很多年龄大的学生很快被淘汰了，只剩下6位比较用功的学生。有一次，教习丁韪良看见其中的一位学生手里牵着一个漂亮的小孩在街上走，便问道：“这是令郎吗？”

“这是我的孙子。”他微笑着回答。

——丁韪良，《花甲忆记》

“阿思本舰队”事件

奕䜣所具有的超前意识还表现在他能够打破成见，重用外国人为清朝做事。奕䜣重用英国人赫德，令其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每年收入大笔关税，洋务运动中很多大的事情都是以关税作为资金来源的。奕䜣重用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任命他担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领使团出使西方各国。（后有详细介绍。）

总之，“恭亲王把握政权之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清王朝的对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不过，清王朝战战兢兢地打开国门，尝试着和西方打交道，其中必然会有曲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在奕䜣和洋人早期合作的事务中，有一些是失败的，最有代表性的是“阿思本舰队”事件。

在鸦片战争以及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中，清军吃够了洋人坚船利炮的亏，也认识到西方武器装备的威力，明白了“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练兵之本，在于制胜之器”。英法联军撤出北京之后，“夷乱”基本平息，清军和太平军之战正在紧要时刻。1862年1月31日，奕䜣以总理衙门的名义，致函江苏巡抚、两广总督、福州将军及署理总税务司赫德，令其用海关税银购买炮舰，用于平定太平军。

赫德得到命令后，通知在英国养病的总税务司李泰国，要求其在英国办理。李泰国虽然为清政府聘请，为中国做事，却骄横跋扈，自以为是。他接到赫德的通知后，和英国政府商量，被允许从英国购买炮艇6艘、供应船1艘、快艇1艘，招募海军官兵600余人，由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担任舰队指挥官。

1863年1月16日，李泰国和阿思本私自签订了一个合同，合同共有13款，主要是：阿思本出任舰队司令；阿思本接受中国皇帝的命令，此命令由李泰国传达，如果命令不便于执行，李泰国有权不传达；舰队所有人员由阿思本选用，李泰国批准；该舰队捕获的一切财物三分之二归舰队人员，等等。

李泰国“反复无常和雄心勃勃的个性，妨碍了他向中国买主放弃对舰队的控制。他既已开始成为海关的沙皇，便十分自负地以为自己能够成功利用这一点去控制清朝海军”。无疑，李泰国和阿思本都太狂妄了，他们把中国购买的舰队完全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完全没有顾忌中国人的权利和自尊。

1863年6月1日，李泰国从英国回到北京，把和阿思本签订的合同拿给奕䜣看。奕䜣感到非常吃惊，同时坚决拒绝这份合同。总理衙门和李泰国展开了多次谈判，最后达成一个《轮船章程》，一共有5款，其主要内容是：清政府向舰队派遣舰队司令，舰队一切事宜由中方司令和阿思本和衷商办；舰队归交战地区清督抚节制；舰队随时允许中方人员上船实习，等等。

清政府购买“阿思本舰队”的直接目的是对太平军作战，因此舰队归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总理衙门和李泰国达成的《轮船章程》传到曾国藩手中的时候，曾国藩马上摇头，表示不能接受。在他看来，“李泰国心术险诈，目前不愿中国专权，即将来不准中国接手”。这样一支由洋人控制的舰队进入他的辖区，无疑会带来不可预计的隐患。

曾国藩致函总理衙门，声称已经为“阿思本”舰队指派了指挥官，该舰队必须听从中方指挥官的指挥；如果阿思本不听从指挥，则坚决拒绝该舰队进入两江地区，并建议把舰队“分赏”各国，“不取原价”，以打击李泰国等人的骄狂之气。

曾国藩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决绝，首先因为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士人，有着极强的气节观念；另外一个原因是，湘军夺取安庆后，对太平军胜局已定，对“阿思本”舰队的渴求程度减弱。曾国荃欲独占攻取南京的战功，也致函总理衙门，表示毋庸“阿思本”舰队参加“会剿”。这样，奕䜣等人和李泰国态度对立，僵持不下。

1863年9月，“阿思本”舰队开至天津附近海面，阿思本进京。见到总理衙门和李泰国签订的《轮船章程》，阿思本同样表示拒绝，要求清政府接受他和李泰国原先签订的合同，否则他不听从中方指挥。10月18日，他致函总理衙门，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中方在两日内答应他的条件，否则他将解散舰队。

奕䜣一时大窘。经过仔细考虑之后，他最终认定“中国兵权不可假手予外人”，遂以总理衙门的名义照会英国公使，要求把“阿思本”舰队退回，变价出售。最后，清政府收回106万两白银，相比于173万两购买价格，损失了67万两白银。这就是同治年间著名的“阿思本舰队”事件。

从大的方面看，“阿思本舰队”事件有两个后果：中方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而中国海军近代化的进程被延迟了。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也是一个引人注意的事件，说明清政府开始尝试和外部世界平等交往、合作；至于一些合作失败了，并非全是中方的问题，外方处于强势位置，不以平等态度对我，也是始终存在的原因。

奕䜣等人在“阿思本舰队”事件中的态度是无可厚非的，即使是英国人，在私下里也认为不应该过分干涉中国的内政。1867年，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

任何民族都不喜欢外国列强干涉其内部事务，不管这种干涉是否出自善意，对此，中国也不例外。相反，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他们自以为比其他一切民族更文明的观念使他们在外国的刺激下特别急躁和倔强。我完全相信：如果让他们独自发展，他们将会进步得更快、更好。（芮玛丽，《同治中兴》）

奕䜣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可谓命运多舛。历史学家对其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大多予以肯定。蒋廷黻先生这样评价说：“奕䜣与文祥绝不转头回看，留恋那已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他们大着胆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后来的史书中有很多对恭亲王正面的评价，少有其贪腐的记录。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这样描写奕䜣用人之公：

光绪癸未春，豫抚李鹤年以王树汶案革职。孝钦（慈禧太后）召见枢臣，谋代者。高阳李文正（李鸿藻）举今相国定兴鹿公（鹿传霖），宝文靖（宝鋆）举觉罗成孚。两人皆藩司，资望相埒，孝钦疑未能决，顾问恭忠王，当与何人。

王对曰：“成孚亦甚好，但满员，恐不谙民间利病。豫省吏治甚颓敝，不可不简授清望之员以矫之，用成不如用鹿。”议遂定。会河督梅启照，亦缘是案罢斥，乃命成孚署河督印务，贤王之立贤无方如此。

这段话说：1883年春，河南巡抚李鹤年被革职，慈禧太后召见大臣，商议接替人选。李鸿藻推荐鹿传霖，宝鋆推荐觉罗（满族贵族的一支）成孚。这两个人都是藩司，资历相差无几，慈禧太后拿不定主意，回头询问恭亲王奕䜣。

阿礼国（1807-1897）：英国人。1846年，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在他主持下，英国在上海获得大面积的租界，执掌清朝海关。1858至1864年，派驻日本，担任领事。1865至1869年回到中国，驻北京。

奕䜣答道：“成孚也是不错的，但是作为满族大臣，恐怕不熟悉民间实情。河南省吏治糟糕，必须派声望好的人前去纠正，用成孚不如用鹿传霖。”河南巡抚的任命最终商定。碰巧河道总督梅启照也遭到罢斥，恭亲王命令成孚署理河道总督职务。恭亲王真是任人唯贤啊！

第七章　站在大门口的洋人

为什么把海关交给洋人

“阿思本舰队”事件对李泰国个人的影响很大，因为这一事件的发生，总理衙门不再信任这个险诈、骄横的英国人，免去了其担任的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另外一个英国人——赫德，从此走上了中国近代史的舞台。

赫德出生于1835年，来自英国北爱尔兰。15岁时进入贝尔法斯特皇后学院学习，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1854年来到中国，担任翻译；1859年参加中国海关工作，任广州关的副税务司；1861年，李泰国离开中国，由他代理总税务司一职。1863年，不到30岁的赫德被总理衙门正式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

赫德

赫德最早是以译员的身份来到中国的。在1854年之前，英国政府除了向清朝派出公使1名，另外派出4名领事、6名副领事、12名各级助理以及多名译员。对于当时的英国人来说，被派往中国也是苦差事，因为两国在气候、风俗等方面差距很大。在1854年之前，居然有4名领事、1名副领事、4名助理在中国死了（《赫德日记1854——1863》）。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赫德被挑选出来，前往中国担任译员，年俸200英镑。

从见到赫德的那一天起，奕䜣便对他充满好感，欣赏他的才干。1861年7月，英国公使卜鲁斯给英国外交大臣罗素写信说：“恭亲王一谈到他（赫德），总是说：‘咱们的赫德’，而碰到任何建议虽然讲起来合情合理，但是做起来有困难的时候，回答一律是：‘如果我们有一百个赫德，我们就采纳。’”

赫德之所以得到奕䜣如此的信任，缘于他具有良好的个人修养、极强的沟通能力和管理能力。奕䜣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赞扬赫德说：他“性情驯顺，语言近理，于中外撮合之处，为力居多”。1863年11月，奕䜣赞扬赫德说：从进入海关的第一天起，他“在所有的场合中，都能和谐地和富有成效地进行工作”，“慎重、机警而有经验”。

奕䜣喜欢赫德的根本原因是：赫德采用西方的行政管理办法，把清朝海关建设成为前所未见的新型机构，为清政府征收到的税银比奕䜣等人梦想的还要多；奕䜣等人相信赫德真心愿意为清政府效劳，而且“是唯一的一位”。

英国人对清朝海关的影响是具有决定性的，从1854年直到清朝灭亡，他们一直把持着这个机构的最高领导权。外国人掌管中国的海关，这对于中国的主权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侵犯，因为海关“系天下事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易假人者也”。然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客观上是由清政府原有体制不能适应海关运转造成的。

1854年之前，中国的海关行政大权完全掌握在清朝政府的手中。清政府掌握的海关使用的还是中古式的税收办法，即每年给户部上缴一笔固定的税款，其余的由海关监督自行支配，大多用于中饱私囊和贿赂。从技术层面看，这时候的海关极度缺乏专业人员，近代海关对职员的要求是知晓外语，掌握现代海关的运转流程，具有一定的职业操守。

像清朝的其他行政机关一样，清朝海关衙门充斥着腐化，效率低下。在广州和上海，漏税、走私行为猖獗，大量海关税银收不上来，“严重地妨碍了正当商人的权益”。据相关材料显示，在1852年的4个月里，只有850匹印花棉布向上海海关申报进口，从上海进入中国的印花棉布的实际数量却是25000匹。出口方面的偷税、漏税同样严重，“有的外国商船先是走私棉布进口，随后又装运茶叶出口，却向海关申报原先进口的棉货，现在又要出口，以此要求海关退还进口税，而这个进口税，他压根就没有交过”。清朝海关官员一是收受外商的贿赂，二是不具备核查能力，对此无能为力。

一次发生在上海的动乱事件改变了清朝海关的运行模式。1853年，上海地区爆发小刀会起义，受此影响，上海海关瘫痪了。此时，英国领事阿礼国的态度是，英国商人仍然应该向清朝政府交税。他做出这样的决定，一是出于已经在西方社会培养起来的根深蒂固的契约意识；二是因为《海关税则》是中英已经签订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因为英国商人拒不交税造成条约失效，那对于英国人来说实在是得不偿失的。阿礼国希望清朝地方当局尽快恢复上海海关设置。

美国驻上海领事同样持有这样的态度。1854年6月29日，英、美、法三国领事和上海道台吴健彰在昆山举行会议，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三国各提名一位税务监督（税务司），由道台任命，“帮办”海关事务。中方同意洋人插手海关事务，实在出于无奈，因为单靠清政府自己的力量无法保证海关正常运行，为了能收到数目可观的海关税银，只好如此。

英、美等国参与中国海关事务，带来了一套西方管理办法，引进了一些西方专业人才，上海海关不但正常运转，并且呈现全新的面貌。新的海关管理办法要求所有海关人员只能领取薪俸，不得私取任何税款，一切税款都要登记上缴。因此，上海海关税银有了大幅度上涨，上海道台等清朝官员感到非常满意。外国人随即提出要求，希望所有通商口岸的海关都能够按照相同模式运转。如果其他的海关不交税或者税率低，上海海关无法单独存在。

1858年，中外各方在上海修改《海关税则》，不但规定了新的海关税率、子口税，还规定所有口岸执行用于征收税款的同一制度，中国任命外国人担任海关监督（税务司）不受外国政府建议和提名的约束。从表面上看，“受雇佣的外国人再也不是由外国领事推荐，税务司已经成为纯粹的中国机构”。

1859年，通商大臣、两江总督何桂清任命英国副领事李泰国担任海关总税务司，凡各通商口岸选募的外国人皆由李泰国负责。由于各通商口岸的海关事务依仗外国人办理，于是，清朝海关的领导和运行都落入外国人也就是英国人的手里。

延伸阅读

赫德的日记

我认为要不是在打仗，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比其他任何民族都优越，他们如果有了我们的知识和基督教，就将远远超过我们。

1864年8月2日

赫德的成功靠什么

外国人把持海关这件事没有引起清政府的强烈反对，主要是外国人的一套办法卓有成效，海关上缴朝廷的税银大大超过人们的预期。19世纪50年代初，清朝海关税收只有300余万两白银，而西方人接受海关后，海关税收总额迅速增长，1863年达到855万两白银，这对于处于严重饥饿状态中的朝廷财政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巨大的馅饼。

奕䜣等人也明白，巨额海关税银的取得离不开李泰国、赫德等洋人。这也就是李泰国在“阿思本舰队”事件中飞扬跋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阿思本舰队”事件中，李泰国的行为无疑触及了奕䜣等人心中的信任洋人的底线，所以他被罢免了总税务司的职务，由赫德接替。和自负的李泰国不同，赫德性格温顺，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

1864年6月21日，赫德以总税务司的名义给各级海关人员下达了一道通令，开头便说：“首先，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经常地牢记：海关税务司署是一个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机构”，其所有的成员都是“中国政府的仆人”，“从而每一个成员对待中国人，包括政府官员和一般老百姓在内，必须尽量避免引起冲突和恶感的因素”。

于是，赫德获得了奕䜣等人的欣赏和信任。从1863年到1908年，他一直是中国海关的最高领导者，管理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而这个机构向清政府提供的税银逐年增多。1878年，海关税收总额超过了1200万两白银；1888年，海关税收总额超过2300万两白银；1903年，海关税收总额超过3000万两白银。

《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19世纪70年代末，为北京所确认的清帝国的总税收，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计6000万两，海关关税占到了其中20％。因为旧税源乃至厘金收入是作为既定的和不能机动的开支，海关关税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因为能够上缴巨额的海关税款，海关成为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赫德地位的重要可想而知。清政府对赫德的重视从给他的荣誉可以看出，这些荣誉包括一品红顶顶戴、一品二等花翎双龙宝星、三代一品封典，死后被追封太子太保衔。

能够在异国担任总税务司长达40多年，单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赫德确是一个极有能力的人。西方社会对于赫德在中国所起的作用赞赏有加，英国授予他大十字勋章，封他为男爵；十几个西方主要国家授予他勋章。赫德死后，他的塑像在上海外滩竖立了30年，塑像上面的中文铭文是：

前清太子太保尚书衔总税务司英男爵赫君德，字鹭宾，生于道光己未，卒于宣统辛亥，享遐龄者七十七年；综关榷者四十八载，创办全国邮政，建设沿海灯楼，资矜式于邦人，备咨询于政府，诚悫谦忍，智果明通，立中华不朽之功，膺世界非常之誉，爰铸铜像，以资不忘。（转引自王宏斌，《赫德爵士传》）

或许正是因为清政府和西方社会如此赞美赫德，清朝被推翻之后，中国的历史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赫德持反面的评价，认为他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清朝反动统治者的帮凶。著名近代史学者郭廷以先生则认为：“赫德的权势确是极大，除了恭亲王、李鸿章，当时无人可与比拟。不过如专就海关本身而言，他的建树终不可泯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界对赫德的评价呈现多元化，正反方面的评价都有。

杨小凯（1948-2004）：经济学家，原籍中国吉林，后加入澳大利亚籍。198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方法方面有突出贡献。曾经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

后来，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专门从经济学角度对晚清时期的海关做了评论：“过去的很多史书都指称清朝卖国的证据是将海关权力让与外人，其实这种指责是不准确的政治宣传。清末海关虽由英国人赫德管理，但他是作为清政府的雇员，行使他的职权。他的管理不但使中国海关迅速现代化，而且使海关成为最有效率、最少贪污的清朝官僚机构。他保证了条约制度对关税率的限制，因而促进了自由贸易及公平税收，他也保证了用有效率的管理和制度为清朝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

赫德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晚清时代的重量级人物，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当然，这与赫德本人的才能和修养是分不开的。另外，人们一定要看到这样一个背景：赫德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英国。赫德在晚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这是英国在世界发挥重要作用的表现形式，在维多利亚时代，在英国之外取得重要成就的英国人比比皆是。“赫德从1859年至1910年担任中国官员，是英国商业帝国这一共同主题的变种。”

正是因为身后有大英帝国的背景，赫德在晚清社会发挥着另外一种隐形的重要作用：成为总理衙门和西方驻京使馆的私人媒介，在中西方发生冲突的时候，赫德在其中发挥缓冲的作用。因此，从1860年至清末，在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几乎都能发现赫德的身影。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方势力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中国社会中。

洋人的心思谁来懂

清政府对于赫德无疑是重用的，要说对他持完全信任的态度，也非尽然。1876年9月6日，慈禧太后召见郭嵩焘，两人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慈禧太后）问：“赫德替中国办事，尚有心腹（私心）否？”（郭嵩焘）答：“赫德是极有心计的人，在中国办事亦是十分出力。然却是英吉利人民，岂能不关顾本国？臣往尝问之：君自问帮中国，抑帮英国？赫德言我于此都不敢偏袒，譬如骑马，偏东偏西都坐不住，我只是两边调停。臣问：无事时可以中立，有事不能中立，将奈何？赫德笑言：我固是英国人也。可见他心事是不能不帮护英国。”（湖南人民出版社，《郭嵩焘日记》）

外国人终归是外国人，这是晚清社会对赫德等人的主流看法，于是对他们始终抱有戒心，这种戒心对中国向西方社会学习、中西方之间更快的融和起到了阻碍的作用。1865年，赫德亲笔书写了一份《局外旁观论》，呈送给总理衙门，对中国当时面临的形势予以分析，然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在赫德看来，清朝社会腐败现象严重，“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服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新的形势，与外部世界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今日之外情，系由前日之内情所致，而日后内情，亦必由外情所变”。中国必须要及早进行政治改革，“只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最后，赫德建议，清政府应该尽快向西方社会学习，修铁路、造轮船、设电线、铸银钱、开矿山，兴办各类实业可实行中外合办的方式。

赫德的“旁观之论”在朝廷一定范围内传阅，朝中大臣中很少有人对赫德的建议持赞同态度，一些人认为“自强之道，不待外求”，中国“毋庸变其法”；另有一些人甚至认为赫德“包藏祸心”，朝廷“断不可从其所请”。

果然，赫德的良苦用心只有现代的中国人才能懂得，他的《局外旁观论》在当时相当于投入水中的一颗石子，激起一些涟漪便沉下去了。清政府没有听从赫德的建议，中国社会仍然前进得非常缓慢，令赫德屡屡叹息。

30多年后，清朝在甲午海战中战败，面临前所未有的危局。赫德对光绪的老师翁同龢说：“（我）四十余年食毛践土，极思助中国自强，前后书数十上，无一准行者，大约疑我不实不公耳。今中国危矣，虽欲言，无可言矣。”

赫德说：我在中国40多年，是中国给了我薪水和荣誉，我非常希望能够帮助中国富强起来；我数十次向朝廷上书，提出自己的建议，没有一件获得准许，没有一件能够施行，大概是朝廷怀疑我是外国人，对中国不忠厚诚实。现在，中国面临危亡的境地，我还想说，却无话可说。赫德说话时的语气极为沉痛！

赫德认为，是因为他的外国人身份，清政府才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其实，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作为大清国的臣民，李鸿章、郭嵩焘等人屡屡向朝廷提出修铁路、开矿山、办教育等建议，同样屡屡遭遇拒绝。晚清的社会就像一辆破旧的、沉重的汽车，要想让它发动起来，快速地奔驰，那是要费很大的力气的。

想帮助中国的外国人并非只有赫德一人，同文馆教习、美国人丁韪良想翻译关于国际法方面的书籍，送给总理衙门，认为这对于中国是有益的。赫德听说后极力表示赞同，向丁韪良保证这本书会被总理衙门接受的。

法国临时代办克士可士吉对丁韪良的工作持反对态度，他对美国公使蒲安臣说：“这个家伙是谁？竟然想让中国人对我们欧洲的国际法了如指掌？杀了他！——掐死他，他会给我们找来无数麻烦的。”

英国公使卜鲁斯支持丁韪良的做法，而且决定力所能及地帮助他。“这本书会有用的，”他说，“可以让中国人看看西方国家也有‘道理’可讲，他们也是按照道理行事的，武力并非是他们的惟一法则。”

丁韪良最终把美国人惠顿所著的《国际法原理》翻译为中文，书名为《万国公法》，于1864年由京师同文馆刊行。此书的出版，对于清政府了解当时的国际准则，尝试按照国际惯例和外国进行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

宝鋆（1807—1891）：满洲镶白旗人。1838年中进士，咸丰年间历任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等职。咸丰帝逃往热河时，命提库银20万两，修葺行宫，宝鋆坚持反对意见。1861年，以户部右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以后，相继担任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等职。1877年，晋武英殿大学士。1884年与奕䜣同遭罢斥。

晚清的社会是急剧变化的，一切都是混乱、失衡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有的是为了掠夺，有的是为了传播文化，有的是为了帮助中国。正因为情况复杂纷乱，晚清的人们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同样是复杂的，不知所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朝上下对洋人仍然是排斥的，而在人们当时的内心之中，傲慢与自卑、信任与防范、亲近与害怕，都交织在一起，表现在群体行为上，好像一切都变了形。

把洋人当作自己人

在《局外旁观论》中，赫德认为清朝皇帝应该接见各国驻京公使，“不见，必藉他端出事”；政府应向外国派出使臣。这几条建议得到奕䜣的认可。1866年，赫德请假回国，奕䜣便指派总税务司文案、63岁的满人斌椿带着他的儿子和3名同文馆的学生，以观光考察的名义随赫德一起出国，游历了欧洲11个国家。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遣官员出国，它终于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斌椿是第一个跨出国门的清朝官员。斌椿一行人的出行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们甚至受到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接见。因为他们不是以正式使节的身份出使欧洲各国，斌椿等人的学识、思想处于十分保守的状况，他们的这次欧洲之行没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中称其“不通外国语言，不明其思想制度，自无深切了解同情之可能性”，“其所著之笔记，偏重于海程、宴会，因无影响于国内”。

总理衙门一直在考虑向外派出正式的使节，可是有两个问题令他们十分头疼。一是人选问题，朝野上下难以找到能够出任使节的人选；二是礼节问题。中国皇帝要求外国公使要行三跪九叩大礼，那么中国使节觐见外国的元首又该如何呢？1867年11月，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离职回国，在总理衙门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对奕䜣说：“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蒲安臣）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

蒲安臣的话令机敏的奕䜣眼前一亮：如果让蒲安臣作为清朝使节出使西方各国，清朝派出使节的两个难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他派人和赫德商量此事的可行性。

赫德后来记述说：“有一次，谭大人（谭廷襄）曾告诉我，在一两星期以内，将有一项决定要通知我。……几天以后，在总理衙门的宴会上，柏卓安（英国使馆翻译）告诉我，总理衙门已经在考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的代表，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即说这种想法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

蒲安臣，1820年出生，是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1862年来到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他对待中国态度友好，“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深得奕䜣等人的信任。这样，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摇身一变，成为清朝的“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这样的事情或许只能发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奕䜣等人身上所具有的开拓精神和变通思想。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一行30人离开上海，前往美国。蒲安臣被朝廷赠予一品红顶，与他一起出任“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还有二品官员、满人志刚和汉人孙家谷。这个使团承载着“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使命，另外承担着一项特殊任务。文祥后来说：“我们给予我们的使节的唯一训令，是不让西洋强迫我们建设铁路和电报，我们只希望这些事情由我们自己来提倡。”

即将率团走出中国，蒲安臣遇到了一个问题：清政府没有自己的国旗。按照国际惯例，使团出使不能没有国旗，所以在出使期间，蒲安臣设计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面国旗。蒲安臣设计的清朝国旗是黄地蓝镶边，中间绘一长龙，长三尺，宽二尺。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之后，“蒲安臣使团”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设宴欢迎来自中国的使团，欢迎“我们的客人，最年轻的一个政府（指美国）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政府（中国）的代表”。蒲安臣充满热情地在美国各处演讲，宣称“这个伟大民族（中国）向西方文明的光辉旗帜伸出它的双手的日子，不久就来临”。

7月28日，蒲安臣代表清政府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这份条约共有八款，主要内容是：保持中国的完整；中国控制自己的内地贸易；在美国各商埠派驻中国领事；相互不得进行宗教迫害；鼓励中国苦力向美国移殖，但禁止包揽移民；两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两国相互准许入学；不干预中国的内政。

对于这份条约的认识，后人分歧较大。梁启超称赞“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也有人认为这份条约仍旧是不平等的，美国意欲从中国获取好处；有极少人则坚持认为蒲安臣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蒲安臣使团”随后出使英国。使团“在英国的成就并不惊人，但比较实际”。英国女王接见了使团成员，英国外交大臣则表示：英国政府“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宁愿和中国中央政府直接接触，不愿同各地官吏交涉”，中国政府需忠实履行各种条约的义务，英国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护生命和财产受到迫切危害”。

“蒲安臣使团”接下来访问了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抵挡不住俄国的严寒，因肺炎去世了。对于蒲安臣，随行的志刚评价说：“（他）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之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志刚接替他的职务，率领使团访问了比利时和意大利，然后回国。

“蒲安臣”使团出使西方各国，这是清朝外交史上的重要一页。对于蒲安臣，我们应该是感激和感动的。马士所写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这样说：“历史对于他（蒲安臣）的记载将是：1868年，他说服了世界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种政策，这种政策最后变成了它们的指导方针；但是，在中国，他的步骤是不成熟的，因此，就当时来说，他失败了。”

马士为什么说蒲安臣失败了？因为蒲安臣走得太快了，总理衙门的大臣们不想如此迅速地和世界融合在一起，他们感到了很大的压力。美国使馆头等参赞卫三畏前往总理衙门交换批准的条约文本时，清朝大臣们普遍流露出担忧的神情，大致重复着文祥此前讲过的话：“你们西方为什么急于推我们走？中国一旦启动，会走得比你们希望的要快。”

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对“蒲安臣使团”在国际上的活动表现出冷漠的态度，看到这种情景，赫德不无懊悔，他告诉丁韪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他以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进步，派出使团是将中国领入世界大家庭的必要步骤。

“蒲安臣使团”回国后，清政府没有趁热打铁，向西方国家派出永久的使团。清政府第一次向西方派出常驻公使是在1876年，距离“蒲安臣使团”出国已经过去8年之久，而且那时主要的任务是向英国赔礼道歉。从“蒲安臣使团”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看，不但是蒲安臣走得太快了，奕䜣的脚步也迈得过快了。

从对赫德和蒲安臣的使用上可以看出，奕䜣等人的思想是开明的，他们不再认为洋人是“夷”，也没有把所有洋人看作是侵略者，趋向于和洋人平等交往、合作，甚至对某些“态度友好、性格驯顺”的外国人放手予以使用。对此，蒋廷黻先生有个观点：“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水可以资灌溉，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灾，要看人怎样对付。”这大体接近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思想。

但是，在那个懵懂的时代，拥有奕䜣、文祥等人这样开明思想的中国人是极少的，整个中国社会对西方世界仍是排斥的，这种心态加上中国所处的弱势的处境，致使中国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和西方社会正常交往，阻碍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现代化。

越来越神气的传教士

第二次鸦片战争过后，外国传教人员在中国的境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再不需要伪装着去传教，他们的行动可以变得堂而皇之，甚至是趾高气扬的。

《中法天津条约》第13款规定：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中国地方官员应该予以厚待保护；对于中国信教民众，中国地方官员要“毫无查禁，皆免惩治”。《中法北京条约》第6款规定：中国人侵害传教人员的财产必须赔还，“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外国传教士终于“翻身做主人”。从此之后，各类传教组织迅速扩大。据《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到1870年，中国大约有250名欧洲天主教神甫；15年后，又上升到488名（包括名35主教），而到1990年达到了866名。新教传教士的发展同样引人注目，1864年，在中国有189名新教传教士；1874年，有436名新教传教士；到1889年达到此数的3倍；1905年则上升到3445名。

传教士来到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让他们成为基督的信徒。当然，基督教是劝人从善的宗教，传教士不会采用强制的手段传教。他们传教的主要方式是：宣教布道，救济灾荒，设立孤儿院，兴办教会学校，提供戒烟所，建立教会医院等等，以慈善的形式去感化人的心灵，吸引人们信仰基督。

我们来看一个实例。1870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到中国，他一方面传教，一方面广泛参与赈灾活动。他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通过救济的方式进行传教的过程：

我向饥民分发救济的经历，对群众而言，颇具说服力。这说明，我的宗教是可靠的。我送给所有的问询者《教义问答》和《赞美诗》，唯一的条件是他们要把这些内容背诵下来。回到家以后，他们会把他们的书讲给自己邻居听。

这样，以这些人为中心又会有许多问询的人。问询者的数量激增，而我又是唯一的外国传教士，于是，我邀请远近不同村庄的领导者，有的来自40里地之外，在固定的时间到青州府来，背诵他们手中的经文，聆听进一步的讲解。

来青州府聚会的信徒首领，最多的一次达60余人，他们在我这儿一待就是几天。……在每一个中心，都会自发地成立周日学校，由基督徒给前来探询的人上课，听他们背诵《教义问答》和《赞美诗》。在那儿，他们也一起举行礼拜活动。

这样，一年之内，就有超过2000名对基督教产生兴趣者在数十个中心定期举行礼拜，遍及青州的东、南、西、北。（天津人民出版社，《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晚清时期，一个外国人和中国民众在一起

在晚清时期，中国人对偶尔出现的外国人充满好奇，常常围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到中国后，常常遭遇这种境地：“我简直寸步难行，左冲右突向山上的寺庙移动，最后达到了那里”。“我抓住这个机会，竭尽所能地向两个院子里的群众发表了一个长长的演讲。听着一个外国人用半生不熟的汉语对他们喋喋不休，他们表现了极大的耐心”。

据《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到1900年，中国有70万天主教徒，其中包括500名左右本地牧师；有近10万受过洗礼的新教教徒。在一些中小国家，这些数字会令传教士们感到高兴的；但是在中国，在一个人口达到数亿的国家里，这些数字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远远没有达到传教士们的期望值。无论传教士付出怎样的努力，他们最大的感受仍然是整个中国社会排斥他们和他们的信仰。

在晚清时期进入中国的外国人主要有三类：商人、外交人员和传教士。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这三类人中，善良的传教士反而引起了最大的恐惧和仇恨。晚清的民众与外国传教士不断发生冲突，“民教冲突之事，自1861年至1870年，十年之间，不下数十起，遍及十余省，几悉与天主教有关”。

行善的传教士为什么会引来仇恨？这个问题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仔细分析其中的原因，人们会发现晚清社会各阶层对传教士怀有恶感的原因各不相同。首先说官僚阶层。清朝官员对所有洋人充满警惕，却最担心传教士。在他们看来，外国商人和外交官态度是强势的，他们的活动目的和行动本身却是简单而明确的；传教士的态度是亲切的，因为他们深入中国社会的内部，他们的活动又是隐秘而无法控制的。

更令晚清的官员感到害怕的是，随着传教士拥有的信徒越来越多，他们在民众之中拥有的号召力会越来越强。如此一来，他们便分化了朝廷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有条件鼓动民众对抗朝廷，也就是说，他们具有了造反的能力。最有说服力的案例是“马赖事件”。法国传教士马赖于1852年进入中国，在广西、贵州等地传教，1856年在广西西林县被当地官员拘捕，后被处死，主要原因便是当地官员怀疑他聚众造反。这一事件被称为“西林教案”，成为法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出兵中国的导火索。

在清朝的基层乡镇，士绅们同样仇视外国传教士。在晚清的士绅们看来，外国的传教士是大逆不道的，是邪恶的，因为他们攻击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诋毁圣人孔子，抨击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是士人的信仰，孔子在士人们心中大体相当于传教士心中的耶稣。《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述了一个名叫艾约瑟的传教士一次传教的经过：

我带着一名传教士会友到龙华。正值一年一度的春节，而有大群大群的人们汇集在那里。

我们尽可能明白地发表演说，劝人们不要搞偶像崇拜；这一席话使法师们非常愤怒……我们到江湾去参加另一次盛大节日。嘈杂声……使得我们几乎无法讲道。因此我们退回到郊区一座古庙……这里立即聚集了大群听众，其中有一些杂耍艺人；他们几乎一动也不动地倾听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告诉他们搞迷信是错误的，他们的儒家学说有很大的缺陷，然后我向他们约略说明了基督教的伟大之处。

因为孔子和耶稣是互相排斥的，传教士和士绅阶层在文化层面上的冲突是最厉害的，西方传教士难以在中国的士人中获得支持。这样，底层百姓成为传教士发展信徒的主要对象。的确，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加入了教会。就像参加秘密教门和会党一样，一些百姓之所以加入教会，其初衷仍然是获得庇护，维持生计。比如，李提摩太在青州发展教徒，首先要发放救济，然后宣传教义。可是，仍然有压倒多数的中国底层百姓对传教士存有深深的恶感，他们把外国传教士看作是神话传说中的妖怪。

底层百姓仇视外国传教士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底层百姓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是非常陌生的，而这种陌生、无知甚至是愚昧，常常引起心理上的恐惧和排斥。比如，在咸丰年间，很多地方开始有这样的传言：基督教“剖心剜目，以遗体为牛羊；饵药采精以儿童为蝼蚁；采妇人之经血，利己损人；饮蒙汗之迷汤，蛊心惑志”。一些西方的科技，比如西方医学等，在普通百姓看来也是怪诞和邪恶的。

普通百姓仇视传教士的第二个原因是：1860年之后，传教士获得强势地位，教会势力对普通百姓形成新的压迫。因为身后有英、法等国的兵舰做后盾，外国传教士不再惧怕中国地方官员，中国教徒受到外国传教士的支持和庇护，地位陡然提高，他们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摩擦进一步加剧了。

1862年，因为地方上发生教案，江西巡抚沈葆桢曾经派人到民间密访，带回了一些普通民众的谈话记录，充分说明了普通民众对教会势力的仇视：

他们（外国传教士）要夺我们本地公建的育婴堂，又要我们赔他许多银子，且叫从教的人来占我们的铺面田地，又说有兵船来挟制我们。我们让他一步，他总是进一步，以后总不能安生，如何不与他拼命？……

官府绅士，总是依他。做官的只图一日无事，骗一日俸薪，到了紧急时候，他就走了，几时顾百姓的身家性命！绅士也与官差不多，他有家当的也会搬走。受罪的都是百姓，与他何干。我们如今都不要他管，我们只做我们自己的事（攻击教会）。（筹办夷务（同治朝）卷十二，转引自《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1870年，天津发生严重的教案，朝廷派曾国藩前去处置。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这样分析教案频发的原因：

惟天一主教，屡滋事端非偏有爱憎也。良由法人之天主教，但求从教之众多，不问教民之善否。其收入也太滥，故从教者良民甚少，莠民居多。词讼之无理者，教民则抗不遵断；赋役之应出者，教民每抗不奉公。……

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以臣所闻，酉阳、贵州教案，皆百姓积不能平所致。虽和约记载，中国人犯罪由中国官治以中国之法，而一为教民，遂若非中国之民也者。（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清末教案·丛刊》第1册）

这段话的意思是：外国传教士招收教民过多过滥，教民中不良分子很多。这些人胡搅蛮缠，不听从县衙的审判；对于赋税和劳役，教民经常抗拒不从。教民中有人犯案，传教士包庇教民，外国领事则包庇传教士。普通民众和教民发生争斗，平民总是遭遇委屈，教民总是占到便宜。教民气焰熏天，平民则郁愤难平，教案便频频发生。中外条约中规定，中国人犯罪应该由中国的官员按照中国的法律处置，而一旦成为教民，地位马上发生变化，俨然不是中国的民众了。

人们也应该看到：外国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很多西方近代事物在中国涌现，对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1900年之前，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教会医院和诊所，属于美国教会系统的医院达多30所，属于英国教会系统的医院达20多所。在教会医院、诊所的带动下，西方医药、西医教育、西医制度得以在中国推广。

从1843年至1860年，西方传教士在香港、上海、广州、宁波、厦门、福州等个城市共出版西方书籍434种，其中纯宗教书籍329种。之后，教会组织在中国出版的西书越来越多，1887年至1900年，仅广学会即出版宗教和西学方面的书籍176种，益智书会出版和审定西学教科书98种。

至1900年，全国教会学校达到2000所，在校学生达到4万人，其中大部分为小学，一些相当于中等教育的“书院”进入20世纪后大多发展为著名的教会大学，比如燕京大学（后并入北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后并入复旦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后并入南京大学）、东吴大学（后并入苏州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后并入华西医科大学）等。

延伸阅读

可怕的传教士

1869年，英国公使阿礼国写道：“他们（中国人）可能讨厌商人，但是对传教士却心存畏惧。因此在前者可以去贸易或和平旅行的地方，后者的布道或定居却遭到了拒绝。在中国人看来，前者在内地还只是作为一位享有治外法权、多少带有入侵意味的生意人出现的，他们可以加以宽容；但是后者却制造了主权中的主权，这对于皇帝的权威是致命的。就此而言，他们的判断能说是全无道理的吗？”（芮玛丽，《同治中兴》）

第二篇　支撑与下沉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四个人长期担任总督，并且是洋务运动的主将，号称“晚清四大名臣”。面临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他们奢望在社会体制不变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脊梁支撑起没落中的清帝国，而支撑他们的是“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士人情怀。

但是，专制社会存在一种无法克服的“重力”，不能进行社会变革，清帝国只能走向深度的专制和腐朽。蓬勃一时的洋务运动，如同绣在屏风上的鸟儿，无法飞翔，只能随着那个时代一起下沉。

第一章　忧郁的守望者

理想的家园越来越远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南京，这象征着太平天国基本被平定。随后，曾国藩作为清朝两江总督进入南京城。随曾家搬入总督衙署的还有几台纺车，那是曾夫人和她的儿媳用来亲自纺线的。曾国藩以“克勤，克俭”为家训，家人始终保持劳动的习惯。婆媳二人每天都要纺棉纱四两，要二更天后才能安歇。

曾国藩在安庆时给幕宾们讲过一个趣事：一天晚上，夫人和儿媳一直在纺线，不觉到了三更天。受到妻子纺线的打扰，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睡不着觉，愤愤然表示要砸碎妻子的纺车。曾国藩在里屋喊道：“最好把你母亲的纺车一起砸掉吧。”曾国藩讲完这段故事，“坐中无不喷饭”。

进入南京城的时候，曾国藩已经54岁了，经过11年的征战，他渐渐显露老态，人生进入暮年。平定了太平军，曾国藩几乎是用一个人的双肩支撑了一个倾颓的王朝，完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足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时的他反而有了些许消极的心绪，因为眼前的世界距离他理想的家园越来越远了。

在与太平军的征战中，曾国藩虽然在为孔孟的名教而战，但是他目之所及，看到的是尸横遍野的战场，是十室九空的田园，那种男耕女织的景象早已不再。当他为眼前的惨景悲伤时，他又听说洋人长驱直入京津地区，朝廷和英、法等国签订了新的条约，“阅之不觉呜咽”，他感觉又一个“五胡乱华”的时期来到了。

进入南京之后，曾国藩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筹备乡试。1864年12月，乡试如期举行；1865年1月12日，乡试揭榜，共取正榜273人，副榜48人。他希望尽快恢复战争以前的秩序。为了繁荣市面，曾国藩开放秦淮河，允许各类画舫、歌姬重开旧业。有一天，江宁知府涂宗瀛晋谒曾国藩，要求禁止此类娱乐活动。

曾国藩笑着对涂宗瀛说：“待我领略其中的趣味，然后禁止未晚也。”傍晚，他便换下官服，邀几个朋友前去秦淮河，一直玩到第二天清晨才回到衙署。他把涂宗瀛传到身边，对他说：“我游玩了一个通宵，只听见歌舞之声，没有发现滋扰之事，而且养活细民不少，似乎没有禁止的必要。”涂宗瀛“唯唯而退”。

曾国藩没有在南京城中闲坐太久，很快他便重新走上战场。南京被攻破以后，太平军余部和长江以北的捻军会合，成为清政府的又一心头之患。捻军是长江以北的另外一支农民起义军，曾经和太平军配合作战。捻军的作战特点是以骑兵为主力，“精骑善走，灵活机动”，“多打几个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朝廷要求曾国藩会同僧格林沁、官文等钦差大臣，全力围剿捻军。

1865年5月18日，以剽悍著称的僧格林沁骑兵在曹州被捻军歼灭，僧格林沁本人战死。清廷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文武官员归其节制，督兵剿办捻军。曾国藩仍然坚持和太平军作战时的战略战术，“但求立脚之坚定”，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此贼（捻军）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他调集2万湘军和6万淮军参加作战，同时要求各级地方查办民圩、坚壁清野，准备逐步歼灭捻军。

曾国藩采用的稳扎稳打的战术不能收效于一时，朝廷中议论纷纷，很多人指责他“督师日久无功”。年老多病的曾国藩如同他手下的湘军一样，在战场上呈现一股“暮气”。他自觉惭愧，奏请派李鸿章到徐州督师。1866年12月7日，朝廷命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继续剿办捻军。

回到两江总督的任上，目睹清王朝残破的景象，曾国藩感到非常痛苦：“吾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者。”面对帝国的衰弱，年老的曾国藩颇觉无能为力，用双肩支撑起的王朝远不是理想中的面貌，不觉产生了一些消极的思绪：“人以极品为乐，吾今实以为苦恼之境。然时事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

1867年7月21日，曾国藩与他的门生赵烈文坐在一起闲谈。曾国藩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赵烈文说：天下统一的时间太久了，势必走向分裂。但是，朝廷一直谋求专制和威权，对地方实施严密控制，要不是朝廷变得衰弱不堪，是不会出现土崩瓦解的局面的。我认为，将来必定是朝廷倒了，地方上各自为政，天下纷乱。估计用不了50年吧。

赵烈文真是个伟大的预言家，45年之后清廷果然倾覆了。当时，听到这些话，曾国藩好久不语，蹙眉凝思，然后说：“朝廷南迁如何？”赵烈文说：“朝廷恐怕要倾覆的，怕是学不了晋朝、宋朝。”曾国藩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赵烈文说：“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在赵烈文看来，满族贵族进入中原伊始，以残酷屠杀的方式取得政权，为后来的统治留下恶果，晚清时期的朝廷仅仅依靠不施暴政是不能保证清朝不倾覆的。

赵烈文（1832—1894）：江苏常州人。1855年进入曾国藩幕府，受到曾国藩的器重，成为他的学生。离开曾国藩以后，赵烈文在直隶州做过两任知州。他的《能静居士日记》是研究太平天国运动、湘淮军及晚清史的重要史料。

曾国藩无法反驳赵烈文，心中闷闷不乐。外部世界无法期待，曾国藩只能抱残守缺，坚守一方精神家园。一日，赵烈文来到曾国藩家中，用餐过后，问道：“到您的家中来了很多次了，见您吃的饭菜中没有鸡鸭，难道你们也不吃火腿吗？”

曾国藩说：“不吃。家里没有啊。原来的时候别人送礼，我们都不收，时间长了便成了风气，好久也没有人馈送了。要是想喝点绍兴酒也要按斤到外面零沽。”赵烈文叹道：“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

考虑到晚清时期总督每年的额外收入一般要有18万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7200万元人民币，曾国藩的确是一个清正廉洁的人，是令人钦佩的。

以旧文化迎接新世界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传统儒家学说在他的心目中有如宗教般神圣。他在北京担任京官的时候，和倭仁等理学大师交往甚密，他们坚信中华文化远远胜于外邦的“奇技淫巧”。与倭仁不同的是，他后来离开了京师，投身到了战火之中，来自西方世界的冲击便迎面而至了。

曾国藩在衡州编练水师，从广东购买火力猛烈的洋炮置于战船之上，他知道湘军多次战场取胜“实赖洋炮之力”。进入安庆，看到“洋船上下长江，几如无日无之”，曾国藩的心中充满忧虑，“四更成眠，五更复醒，念（洋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他不得不感叹：“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

知道洋人器物的厉害，曾国藩自然想到利用、学习。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此次款议（指中外和约）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将来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曾国藩认为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造船制炮。湘军攻占安庆后，曾国藩进驻，稍事安顿，他便在城中开设军械所，制造轮船和大炮，“阴有争雄海上之志”。他“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

曾国藩由此知道，洋人的东西并非能够随便学来、掌握。他不能得其要领，常向幕府中的人说起自己的心思。幕府中的人议论之后向他进言，“请于中国设一西式机器厂，总督（曾国藩）颇首肯”。同治二年（1863年）秋季，正是湘军围攻南京的紧要时刻，曾国藩把当时的“海归”容闳请到幕府中，向他咨询有关设立机器厂的事宜。

容闳来到安庆，向曾国藩等人提出自己的建议：“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机器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机器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殊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予所注意之机器厂，非专为制造枪炮者，乃能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器者也。枪炮之各部，配合至为复杂；而以今日之时势言之，枪炮之于中国，较他物尤为重要。”

曾国藩很快同意了容闳的建议，并决定由容闳前往美国采购各类机器。1863年10月，容闳前往美国采购机器，两年后机器运抵上海。李鸿章同样有在上海建厂的想法，这时候已经花费4万两白银购买了美国商人的企业旗记铁厂，厂址位于虹桥。容闳从美国购进的机器合并进去，加上上海、苏州炮局的设备，1865年9月20日，“江南制造局”建成投产。1867年，江南制造局移往上海高昌庙。

“江南制造局”在中国近代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被人称为“中国第一厂”，为中国的军工、轮船等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一直延续至今。李鸿章在工厂发展过程中同样起了重要作用，然曾国藩在初起阶段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容闳后来在自传中感叹说：“世无文正（曾国藩），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耶？”

洋务运动时期的留美幼童

1881年，大多数留美幼童返回国内。当时，李鸿章等人正在筹备近代海军、海防，于是，有43名留美幼童被分发到新成立的与海军有关的部门工作（几乎占94名回国幼童的一半），包括詹天佑；有20名留美幼童被分配到刚刚兴办的天津电报学堂；有8名留美幼童被分配至开平矿务局路矿学堂；还有多人从事外交、铁路等方面的工作。

如果人们因此便认为曾国藩会放弃对儒家文化的信奉，那就低估了曾国藩骨头的硬度。“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是曾国藩多年自省修身的成果。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到了上海，多次给曾国藩写信，以羡慕的口气告知西方装备的威力，俨然抛弃了中华文明，全然倒向了洋人的器物。

曾国藩虽然承认洋人的武器厉害，却相信那些器物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实在是“末”与“本”的关系。他给李鸿章回信，惊诧地询问其是否中了邪术，教导自己的门生说：“炸弹轮船虽利，然军中制胜究在人而不在器”。用今天的话说，曾国藩认为人的因素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根本因素。

对于长江下游的战事，曾国藩自信地说：“中国之盗寇，其初本中国之赤子；中国之精兵，自足平中国之小丑。”他认为无需借助洋枪洋炮，湘军同样能够平定太平军。正因为这样，他对西方武器的重视远远达不到李鸿章那般崇拜的程度，湘军的武器装备更新缓慢，淮军一跃成为清军中装备最好的部队。

西方世界对曾国藩的冲击并非只来自于看得见的坚船利炮。在当时，清朝人普遍认为洋人是野蛮的，有着“犬羊之性”。渐渐地，曾国藩惊异地发现，“西人素重信义”。首先，英法联军按照签署的协定如期从北京撤军，这件事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一个震动；同治初年，他听说小刀会起义期间，上海的“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多万”，便感叹说：“彼虽商贾之国，而颇有君子之行。”

同治元年（1862年），代理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经过安庆。受奕䜣之嘱，曾国藩予以接待。一番交谈后，赫德给他留下良好的印象，他了解到更多的来自西方的信息。随后，他致函奕䜣：“鄙意求胜于洋，在中国官不要钱，兵不儿戏。不在税饷之盈绌，尤不在体制之崇卑。”他对西方文明有了更深一层的认可和尊重。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认为，和洋人打交道，也应该做到“诚”、“信”、“笃”、“敬”四个字，这是儒家核心价值理念在那个时代的折射。1862年，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

1868年，曾国藩从南京出发，巡视各地。5月31日，他到达上海，视察了江南制造局。在视察过程中，曾国藩表现得饶有兴致，且在日记中详细描写了新造轮船的结构。在参观过程中，容闳“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和外国工程师。文正（曾国藩）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今日制造局之兵工学校，已造就无数机械工程师矣。”

在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的时候，制造局附属的翻译馆正式开馆了。江南制造局建成后，吸引了很多中外学者在其中工作，有徐寿、华蘅芳等人。徐寿等人提出了创设翻译馆的想法，认为“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自增识见，并可刊印播传，以便国人今知”。1868年上半年，徐寿等人翻译了《汽机发轫》等四本书，送曾国藩审阅。拿到译书，曾国藩击节叫好，正式上奏朝廷，请开办翻译馆。他在奏折中说：

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拟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申其说，令勒成书。（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丛刊》第4册）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自设立之后，共翻译200余种书籍，涉及兵学、工艺、兵制、医学、矿学、农学、化学、算学、交涉、史志、船政等各类学科。历史学家王尔敏评说：“当时对西方知识最能发生推广作用的，是翻译西书。江南制造局几乎是一个最早的译书总汇。沪局自同治七年设立翻译学馆起，迄于清末，前后共译成西书凡二百种之多。”

1870年8月22日，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曾国藩卸去直隶总督，回到两江总督任上。回到南京的曾国藩精神疲惫，尽显老态。不过，他还是帮助容闳完成了一件大事：派遣中国幼童赴美留学。应容闳所请，他联合李鸿章上奏朝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向美国派遣留学幼童的方案最终获得朝廷批准。

为了培训赴美学生，容闳在上海设立一所预备学校，曾国藩幕府中的刘开生担任校长。学校容纳30人，这是第一批派送美国学生的定额。容闳计划往美国派遣120名12至14岁的少年，分4批，学习时间以15年为一期。

在那个年代，愿意赴美的学生很难招到，容闳无奈之下，只好赶到香港，从英国政府所设学校中遴选聪颖的学生，所以第一批赴美学生，大多为广东人，其中又以香山人居多。1872年8月11日，首批30名中国学生由上海出发前往美国留学，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国外派出留学生。“中国近代工程之父”詹天佑便是其中一员。

詹天佑的家境并非赤贫，他的父亲不愿他出洋，希望他读圣贤书。他家的一位姓谭的邻居，长期在香港做事，了解一些外面的世界，同时又喜欢年幼聪明的詹天佑，反复劝说詹父允许儿子出去留学。詹父不同意，谭姓邻居只好答应把自己的女儿许配詹天佑，詹天佑才得以成行。

在1872年至1875年之间，清政府先后分4批向美国派出120名留学生。在这些留美幼童中，有多人进入美国大学学习。有22位进入耶鲁大学，其中有詹天佑、蔡绍基（后任北洋大学校长）；有8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有3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其中有唐绍仪（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有1位进入哈佛大学。

留美幼童在美国接受西式教育，逐渐接受西方文化，这令在美监督幼童留学情况的清朝官员感到不安。清廷接到相关报告后，决定将留美幼童撤回国内。从1881年开始，在美的留学幼童逐渐回到国内。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等人向美国派遣留学幼童的计划半路夭折。尽管如此，这次行动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学童中的许多人在美国学到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对于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的作为，时人薛福成评论说：曾国藩“谓自强之道，贵于铢积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校、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轮船，演习洋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为自强之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曾国藩如此一步步走来，大致出于他所信奉的一个“拙”字。

延伸阅读

辜鸿铭笑侃南京衙门之陋

文正公（曾国藩）《日记》内自言曰：“古人有得名望如予者，未有如予之陋也。”或问：于何处可以见曾文正（曾国藩）陋处？余曰：看南京制台衙门规模之笨拙，工料之粗率，大而无当，即可知曾文正公之陋处也。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

令人心胆俱裂的大祸

1868年9月6日，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这年年底，他由南京起行，先往北京。“那时慈禧当权，对曾国藩寄望很殷，要他整理直隶省的营务（军务）和吏治。”到任后，曾国藩勤于吏治，“其在直隶，未及两年，如清积讼，减差徭，筹荒政，皆有实惠及民。前后举劾属吏两疏，尤为众情所翕服”。

慈禧太后交给曾国藩的另一项任务是练兵。太平军、捻军平定之后，湘军、淮军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裁减，留下来的部队由临时编制改为国家常备军。湘军、淮军的战斗力还是强于绿营兵，他们驻守在较大的城市和战略要地，被称为“防军”。

原来的勇营中，曾国藩的湘军被裁减的最多，已经不成气候；因为在西北作战，左宗棠所率老湘军基本被保留下来，至1878年留有80营，分布于直隶、江苏、山东等地；李鸿章的淮军也被裁减不少，甲午战争前夕只剩下3万人左右，分别驻扎在天津、大连湾、旅顺、山海关、威海卫等重要地区。

清廷并没有放弃八旗兵和绿营兵，因为大清江山是不能寄托在“兵归将有”的湘军、淮军的身上的。1862年，崇厚在天津用西方武器装备了一支3000人的旗人部队，称之为“神机营”，由此开始重整八旗兵、绿营兵。绿营兵的整训是1865年开始的，直隶绿营兵中的部分官兵被挑选出来，重新组织，标榜“简器械，勤训练”，故称为“练军”。

接任直隶总督，曾国藩继续推进绿营兵的整训。对于练兵，他认为不外两法：一是“就本管之镇将练本管之弁兵”，二是“调南人之战将，练北人之新兵”。意思是：从湘军、淮军中挑选部分将领训练北方的新兵；担负训练职责的将领将来带兵打仗，以此加深官兵之间相互信任、依存的关系。

在1894年之前，原有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已不堪用，防军和练军的兵力大约有35万人左右（誉田甚八，《日清战史讲授录》）。练军得到重新训练，武器得以更换，部署在全国各地，主要任务是维持各地的稳定。至于对外作战，清廷仍寄希望于李鸿章、左宗棠率领的防军。然而，因为久不征战，晚清社会又是一个腐朽的社会，被保留下来的湘军和淮军逐渐腐化，至1894年，战斗力也远不及创建之初强悍，最终不敌来自日本岛国的武士。曾经进入曾国藩幕府的王闿运写作《湘军志》时说：

是故今之湘军非昔也，况其将帅昔愚而今骄，昔惧而今侈，昔戆拙而今谝柔，虽复用儒生将农人，则所谓儒者不儒，而农者不农，曾国藩之所为咨嗟于暮气者耶！

在直隶总督任内，曾国藩遭遇一件处理起来非常棘手的案件，即“天津教案”。这是1870年发生在天津的一次大规模中外冲突，主要产生于当地民众和法国天主教徒之间。

在天津境内，当时常有幼童失踪的案件发生；而当地教堂从慈善角度出发，经常收留弃婴和孤儿，并对送弃婴和孤儿到教堂的人予以酬谢。当地民众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便得出结论：教会拐骗婴孩，“修女们把他们害死，挖出他们的眼睛和他们的心脏，备作迷魂药和各种奇怪药物之用”。

愤怒的情绪不断堆积，随时有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6月，一种传染病导致教会育婴堂三四十名婴儿死亡，他们的尸体被当地民众发现，教会拐骗、残害婴孩的说法得到了表面上的印证。一场大规模的冲突被引发了：6月21日，天津民众殴毙法国领事丰大业及随从3人，打死西方传教士及民人17人，焚烧了法国领事馆及两处法国教堂、4处美英教堂。“天津教案”爆发后，法国向中国沿海地区派出军舰，新的战争一触即发。

“天津教案”发生后，朝廷责令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在当时的形势下，“天津教案”几乎无法处置。如果法国方面的意愿得不到满足，中外可能重新开战；天津民众的意愿得不到满足，“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难免会有洪、杨之乱。

曾国藩对这一切看得很清楚，认为“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他启程前给他的儿子留下遗书一封，其中说：“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秉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他战战兢兢地前往天津。

尽管很难处理，曾国藩对“天津教案”大致持有这样的态度：“臣但立意不欲与之（法国）开衅，准请酌理，持平结案。”也就是在不引发中法战争的前提下，力求秉持公平的态度。到达天津之后，他拖着病体，多方调查，细致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最后认定：所谓洋人挖眼剖心之说是诬告，于是“出示查拿凶犯，修葺教堂，严禁滋事，并将天津知府、知县撤任”。

曾国藩的处置意见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朝廷中的士大夫对曾国藩口诛笔伐，大骂他“媚外卖国”；在北京的湖南籍举子砸碎他的官爵匾额，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个举子撰写了这么一副对联，以讽刺曾国藩：“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曾国藩的声誉骤然跌落。视名声如生命的曾国藩饱受刺激，自称“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没想到老来遭此大祸，心胆俱裂”。

看到曾国藩陷入窘迫的境地，朝廷急忙诏令李鸿章前往天津，接手“天津教案”。曾国藩问自己的门生如何处置“天津教案”。李鸿章说：“门生也没有什么主意。我想，不管怎样，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是合肥一带的方言，指无赖的腔调，有“不讲道理，应付了事”的意思。

沉吟良久过后，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依我看来，（办外交）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

后来，“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是：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流放黑龙江；18名杀死法国、俄国属民的中国人被处斩，另有25人被判充军；向外方支付46万两白银作为各项赔偿；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作为谢罪专使前往法国，向法国政府道歉。

这个判决大致符合曾国藩的初衷，从大的方面讲，中方做出一定的让步，付出小的代价，力求息事宁人。按照曾国藩的说法：“以今日比之康熙时，则传教一事犹为患之小者，故鄙意不欲过于纠缠，正欲留全力以争持大局耳。”法国方面对此判决不甚满意，却因为专注于普法战争，只能作罢，中法之间没有酿成大的事端。

从今天看，这个判决是符合中方最大利益的。在当时，中国民众和外国传教士爆发冲突的地方并非只有天津一地，在芝罘、扬州、台湾、南京等各地都有教案发生，中国民众的排外情绪非常浓厚，如同一堆干柴，极容易被点燃，形成燎原之势。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天津教案”做如此处置，相当于在干燥的柴堆上洒了一些水，使全国的局势得以控制，避免了类似“义和团运动”那样的大规模排外事件的发生。

延伸阅读

晚清风云人物的姻亲关系

曾国藩三女、四女分别嫁罗泽南次子、郭嵩焘子；郭嵩焘次女嫁李鸿章侄子；曾纪泽娶刘蓉长女；曾纪泽长女嫁李鸿章另一侄子；罗泽南子娶胡林翼之妹；胡林翼娶陶澍之七女；左宗棠女嫁陶澍子；左宗棠侄子娶胡林翼之妹；左宗棠之兄和郭嵩焘是亲家；贺熙龄小女儿嫁左宗棠长子；林则徐次女嫁给沈葆桢；李鸿章三女嫁张佩纶。

——李扬帆，《走出晚清》

一个“不信书，信运气”的人

1870年9月，曾国藩心力交瘁地把直隶总督的职务交给自己的门生李鸿章，自己回到两江总督的任上。此时的曾国藩虽然只有60岁，却身体多病，处于风烛残年的状态。大约一年半之后，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南京病逝。后来，他的幼女在《自订年谱》中记述了他逝世时的情景：

至二月初四日，饭后在内室小坐，余姊妹剖橙以进，公（曾国藩）少尝之，旋至署西花园中散步。花园甚大，而满园已走遍，尚欲登楼，以工程未毕而止。散步久之，忽足屡前蹴，惠敏在旁请曰：“纳履未安耶？”公曰：“吾觉足麻也。”惠敏亟与从行之戈什哈扶掖，渐不能行，即已抽搐，因呼椅至，掖坐椅中，舁以入花厅，家人环集，不复能语，端坐三刻遂薨。（聂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曾国藩逝世后，朝廷追赠“太傅”头衔，谥号“文正”。时人及后人对曾国藩多有极高的评价，左宗棠评论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容闳感叹道：“其身虽逝，而名闻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称旧教之特产人物。”

梁启超则称赞说：“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有意思的是，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他日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通过曾国藩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坚守信念的人，也是一个通达、风趣的人。是的，在晚清出现曾国藩这样一个人，挽救了一个即将倾覆的王朝，做到了“立功、立德、立言”，的确是具有很大偶然性的。曾国藩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也相信，自己信守的理念肯定会流传下去，他对中华文化充满信心。

曾国藩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后人研究他的热潮经久不衰。人们惊叹于他传教士一般的修身自省，人们折服于他清教徒一般的道德恪守，总之，人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中国传统士人的人性光辉，那是在一个民族自尊心屡遭打击的时代里人们对民族文化之根的依恋和崇尚。

曾国藩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坚守儒家传统文化，却不像倭仁等人那样食古不化，没有逆时代大潮而动。他坚守着“诚”、“拙”、“信”、“勤”、“俭”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又在洋务运动中做了很多开拓性的事业，晚清史学者杨国强先生说，“他维护传统又越出了传统，他保守旧物同时却抉破了旧物”。

其实，作为一个儒家文化的信奉者，生活于传统社会即将分崩离析的时代，曾国藩是痛苦的。在去世之前，他常常自叹：“精力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唯乞速死为逾耳。”曾国藩这样痛苦，说明在晚清那样一个剧变的时代里，如果只是遵循传统道德，只是依靠儒家文化，是不能够为民族和国家找到出路的。

既然这样，那么像曾国藩一样热爱传统文化错了吗？古今中外，各个民族都对自己的文化充满热爱，有着很强的自豪感，这是无可非议的。著名华人大提琴家马友友生于法国，生长于美国，他曾经说：

小时候法国人跟我说法国最伟大，父母则说中国最伟大，后来我美国的老师和同学们说美国最伟大。到7岁时，我想获得具体的答案，慢慢开始思考。我们常见一种思维：相信特定的文化会偏心某种价值观。非要我去选择当中国人、法国人或者是美国人，压力都太大了，我的选择是不选。（《南方周末》，2012.3.15）

在晚清，人们以儒家文化为自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儒家文化与中国帝制体制长期以来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帝制体制又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当人们不能把儒家文化和帝制体制很好地分开，认为坚持儒家文化就必须坚持专制体制的时候，儒家文化便帮了专制体制的忙，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第二章　倔强的裱糊匠

最有权势的汉臣

对于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一对师生来说，湘军攻陷南京的那一时刻是一道分水岭，曾国藩从此出现“暮气”，而李鸿章作为一股新锐的力量跃上了历史的中心舞台。朝廷同样重视李鸿章，一方面是因为李鸿章身上有着一股新锐之气，另一方面是为了以淮军牵制湘军，避免出现湘军集团“一家独大”的局面。

清廷调曾国藩平定捻军的时候，便让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的职务。当曾国藩“督师日久无功”的时候，朝廷便把李鸿章推向前台，任命其为钦差大臣，督师作战，平定捻军。李鸿章到徐州与曾国藩交换关防，后进驻周家口。他认可自己老师“稳扎稳打”的战略，从战术上则认为“剿流寇，当驱之于必困之途，取之于垂死之日”，对捻军采取驱赶的办法，姿态上更趋于主动。

进入同治六年（1867年），捻军“匪势甚炽，瞬息千里，不能制”，由湖北转战至河南，直趋山东。李鸿章非常被动，率军赶往齐鲁。不过，他也发现了一个契机，“欲蹙之（捻军）于登、莱海隅，然后在胶、莱咽喉，设法遏逼，使北不得窜入畿疆，南不得蔓延淮南”。李鸿章要把捻军困于山东境内，认为如此可灭捻军。不过，山东巡抚丁宝桢急于把捻军赶出山东境地，因此与李鸿章发生冲突。李鸿章不改初衷。

李鸿章的战术最终收到效果。1867年12月7日，刘铭传等率部在山东寿光一带歼灭捻军3万余人，东捻军基本覆灭。原太平军遵王赖文光带领数百人冲过六塘河南下，到扬州被俘。至此，东捻军被平定，朝廷加赏李鸿章一骑都尉世职。

听说东捻军在山东被困，转战陕甘地带的西捻军急于救援，于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进入直隶。朝廷再次令李鸿章率领淮军前往堵截。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湘军把西捻军限制在减河以南、运河以东、黄河以北的狭窄地带，西捻军重蹈东捻军的覆辙。1868年8月16日，西捻军基本覆灭，张宗禹等18骑冲到茌平，“穿秫凫水，不知所终”。

捻军被平定，清王朝没有了大的祸患，李鸿章在朝廷中的地位陡然而升。8月27日，朝廷赏李鸿章“太子太保”衔，晋升为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10月5日，朝廷召李鸿章入觐，赐紫禁城骑马。在平定叛乱中立下赫赫战功，同时掌握一支战斗力强悍的近代化军队——淮军，李鸿章在朝廷的地位由此奠定。

此后，李鸿章一直处于高位。1870年8月29日，他接替年老体弱的曾国藩，任直隶总督。11月12日，兼任北洋大臣。直隶省环绕京畿，“北吞大漠，南亘黄河”，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所以直隶总督一职一向位高权重，重要性居清朝各总督之首。北洋大臣在清朝对外事务中处于显赫地位，晚清时期很多外交事务由李鸿章主持。从1870年至1895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达25年之久，“坐镇北洋，遥指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依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

在晚清时期，李鸿章之所以受到朝廷的重用，还因为他是一个实干者，其本人具有相当的真才实学，像他这样的人实属凤毛麟角。谭嗣同曾经多次引用张之洞的话评价李鸿章：

香帅（张之洞）尝叹曰：无怪乎合肥（李鸿章）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炮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李鸿章），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中华书局，《谭嗣同全集》）

洋务运动的主将

拥有足够的权力，李鸿章得以在洋务运动中长袖善舞，成为洋务运动的主将。自从率领淮军进驻上海，李鸿章对西洋器物一见倾心，由一个中国传统士人瞬间转变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实施者，宛若换了一个人。1864年6月2日，太平天国尚未平定的时候，李鸿章致函奕䜣、文祥等人，信中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

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顾廷龙等，《李鸿章全集》）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认为天下的事情，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就需要变革，只有变革才能找到出路。中国的士大夫埋头于章句小楷，军人则粗心愚笨，大都学非所用。平素没有麻烦的时候，对外国的器物不屑一顾，遇到麻烦的时候则认为西方器物是神奇的，我们是学不来的。他们不知道洋人把火器看作是关于身心性命的学问已经有数百年了。一旦掌握了西方的器物，真是称得上得心应手、随心所欲啊。

我认为中国要自强，一定要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不如寻找制造这些武器的机器，学习他们的方法，不必依靠他们的人员。要找到制造武器的机器和人，可以在科举考试中设立一项科目，以西方知识为考试内容，让精通西学的人同样能得到荣华富贵。如此一来，人才汇集，自强的事业便能成功。

李鸿章的这封信被很多历史学者认为是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李鸿章的态度非常鲜明：中国必须要变革，要向西方学习；不但要学习外国利器，还要寻觅“制器之器”，培养“制器之人”；要变革科举考试制度，要变革中国传统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李鸿章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864年，他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是非常激进的，而改变科举制度的思想可谓石破天惊。当然，他的这些思想是难以被当时的士大夫们接受的。李鸿章没有等待，而是利用自己不断扩大的权势，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大办洋务活动。他倾力实干，成为洋务巨擘。让我们来看一看，从1860年至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1863年，开设外国语学馆（广方言馆）于上海。

1865年，与曾国藩开设江南制造局于上海。

1870年，开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

1870年，筹办通商日本并派员往驻。

1871年，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

1872年，与曾国藩派遣幼童赴美留学。

1872年，开设轮船招商局。

1872年，奏请开设煤铁矿。

1875年，筹办铁甲兵船。

1875年，奏请遣使日本。

1875年，奏请在各省设立洋学局，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1876年，派遣下级军官赴德学习陆军，派遣福建船政学校的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驾船。

1880年，开始购进铁甲船。

1880年，开设水师学堂于天津。

1880年，开设南北洋电报局，请修建铁路。

1881年，开设开平矿务商局。

1881年，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1881年，招商接办各省电报。

1882年，筑旅顺船坞，建设军港。

1882年，开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

1885年，开设武备堂于天津。

1887年，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

1888年，成立北洋海军。

1894年，开设医学堂于天津。（梁启超，《李鸿章传》）

数一数清朝在洋务运动中兴办的大的事业，可以看到，其中一大半的事务是在李鸿章的手中展开的，并且大都具有开创性。《清史稿》称：“（李鸿章）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李鸿章屡开先河，中国的第一座工厂、第一批留学生、第一份电报、第一条铁路、第一支商船队、第一家大型煤矿、第一支近代海军等等，都是因为李鸿章才诞生于中国。

李鸿章所筹办的洋务事务首先与军事有关，如建立兵工厂、购进铁甲船、建立海军、设水师学堂等。之所以先从军事做起，是因为淮军的兴起、壮大得力于西方军事装备和训练，李鸿章看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作用。

李鸿章曾经上奏说：“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摒除一切，国无与立，终无自强之一日矣。”要实现自强首先要从军事入手，要购买西方的坚船利炮，要建立军事工业，这是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上下形成的基本共识，持异议者少，洋务运动从军事入手相对容易。

接下来，李鸿章便从实业、商务入手，在更广的社会层面上推动洋务运动。李鸿章之所以积极创办实业，一是因为某些大型实业项目，比如铁路、矿山等，实在与军事密不可分；二是因为他很早就有“民富才能国强”的思想。1863年年末，太平天国尚未平定，洋务运动刚刚起步，李鸿章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中国未来的问题是“不患弱而患贫”。1882年，李鸿章上疏朝廷，奏请开设机器织布局，在奏折中说：

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顾廷龙等，《李鸿章全集》）

李鸿章说：我曾经研究历朝历代的国势，发现各个朝代都是先富而后强，尤其是百姓富裕之后，国家的根本会更加牢固。西方各国都采用机器生产，和中国手工生产相比，节省数倍的费用；售价一便宜，销路也就越来越广。中国如果不能逐渐设法仿造，自主运销，是无法获得洋人所享有的巨大的权利的。

在晚清时期，李鸿章注重民生、追求民富的思想是非常可贵的。在李鸿章的手中，一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实业得以兴办，比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织布局等。筹办轮船招商局的时候，李鸿章有着更深的用意：“兹欲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因为充分认识到铁路对国防和民生所起的巨大作用，从1872年开始，李鸿章一直倡导、奏请修建铁路。

李鸿章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开设了一些学堂，像上海广方言馆、天津水师学堂、天津医学堂、天津武备学堂。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建立武备学堂，中国近代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由此诞生，中国陆军在近代化进程中迈出重要一步。

李鸿章向欧洲新兴的军事强国——德国学习，聘请多名德国退役军官在天津武备学堂担任教习，讲授近代化的军事理论和知识，以德文讲授，由从同文馆或其他地方调来的译员帮助翻译。学堂初设步、马、炮、工程四科，1890年后增设铁路科。1889年，武备学堂派段祺瑞、商德全等5名学生赴德国留学。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天津武备学堂被毁。在短短的15年时间里，学堂为后来的新军培养了很多军事骨干，这些人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等人皆毕业于这所军官学校，因为他们曾经担任北洋政府总统、总理的职务，有人戏称天津武备学堂为“总统的摇篮”。

延伸阅读

李鸿章是个实干家，有时却过分注重实效。他曾经会见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建议清政府进行教育改革，认为清政府应该每年投入100万两白银。对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清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

李提摩太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需要20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李提摩太回答道。

“噢！”李鸿章回答：“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天津人民出版社，《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可贵的担当意识

为什么李鸿章会在洋务运动中做出如此显著的成绩呢？首先说，李鸿章对于开展洋务的认识是清楚的，决心是坚定的。这从他1864年写给奕䜣等人的那份信函中可以看出来。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李鸿章长期担任直隶总督这样的要职。在晚清，兴办近代实业的客观条件十分薄弱，整个社会对外来事物充满排斥，要开展洋务是困难的。这些困难，只有李鸿章这样的人，运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才能予以破除，这是洋务运动只能在奕䜣、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权势人物手中开展的最主要原因。

但是，李鸿章开办的洋务实在太多了，在洋务运动早期，曾国藩和左宗棠等人和他是远远不能相比的；即使到了洋务运动的后期，张之洞干了几个大项目，其数量和影响力仍然不能和李鸿章相提并论。另外，从1861年至1895年，清朝的督抚大员达数十人，为什么只有李鸿章在洋务方面有如此的建树呢？

我们只能从李鸿章的个人身上找原因。李鸿章率领淮军进入上海的时候，表现出鲜明的性格特征：大胆、务实、趋新，总体上是实干家的特征。而支撑他在艰难中倾力实干的原因是他心中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自强意识、担当意识。可以讲，他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他应该算得上是一个爱国者。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11月，清廷要求各督抚大员筹议海防。12月12日，李鸿章便上了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他在这道奏折中说：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事，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糜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丛刊》第1册）

李鸿章

李鸿章的政治主张可以用“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来概括。李鸿章是主张实行变法实现自强的，他曾经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

这是晚清时期一道非常有名的奏折，李鸿章的一些重要思想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这段话的意思是：在以前的历朝历代，中国的边防多在西北，敌我之间在陆地上对峙，双方还有国界。现在，国家的危险来自东南沿海的万里海疆，在大海上，各个国家的人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难辨敌友）。外国人从海上扩散到京师和各省的腹地，表面上说友好往来，暗地里有侵略中国的野心。一个国家闹事，其他各国呼应，这真是数千年来没有过的变局呀！外国人拥有先进的科技和装备，像轮船、大炮、电报等，这是数千年没有遇到过的强敌呀！

接下来，李鸿章说：近年来，拘谨之人大都以为与洋人打交道只能低三下四，取巧之人大都为了自便省事、不招惹是非而躲避洋务。要不是朝廷力开风气，打破僵化的旧习，追求制胜的实效，今日必然面临危急的局势，难以支持；日后乏才，局势只能更加不堪。像中国这样大，如果不能自强自立，那不但是令人感到忧虑的，更是令人感到耻辱的！

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振聋发聩的判断；“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这是在那个时代少有的发人深省的声音。李鸿章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意识跃然纸上。

综观李鸿章的一生，人们还会发现，他的性格中有着可贵的担当意识。因为热衷洋务，力倡变革，李鸿章饱受批评、讥讽甚至是弹劾。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谈到自己不改初衷的原因：

至谓鄙人喜闻谈洋务之言，以致冒险负谤。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支持耶？（《复刘仲良中丞》《李鸿章全集》）

李鸿章说：人们都说我喜欢谈论洋务，为此人们诽谤我，我顶着很大的风险。在这样的氛围中，我热衷洋务，是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如果所有人都怕谈、厌谈洋务，等到将来危机出现了，不是张皇失措就是鲁莽行事，没有不误国的。你们可以不喜欢谈论洋务，如果我也不热衷于此，国家靠什么得以支撑呢？

详察李鸿章一生的所作所为，不难看出，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始终支持着他，无论在得志之时还是身处逆境。《清史稿》对李鸿章盖棺论定，首先肯定他的担当意识：

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李鸿章的担当意识在国有危难、无人支撑的时候体现得更加鲜明。比如，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遇惨败，李鸿章不计毁誉，前往马关签署屈辱的《马关条约》；从日本回来，国家形势更加惨淡，有人劝他退休，他说：“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坚持留下来支撑危局；即使在辞世的前两个月，他仍然和八国代表苦苦周旋，最后代表清政府在屈辱的《辛丑条约》上签字，送八国联军离开北京。

在历史上，很少有人说李鸿章是一个爱国者。其实，爱国者并非只是出现在抗击外族侵略的战场上；那些在国家危难时刻忍辱负重，设法保全民族利益的人同样是爱国者。爱国并非只有与侵略者拼命这一种形式。近代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曾经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子孙万代的事。我们这一代的人，只能当这一代人的家，哪里能当子孙万代的家？个人还可以‘玉碎’，一个民族，是‘玉碎’不得的。”

但是，像李鸿章这样一个堪称“晚清柱石”的人物，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遭遇人们的非议，可以说“谤满天下”，这又是为什么呢？

被众人说得不像样子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李鸿章是汉族大臣中最有权势者。即使如此，他仍然饱受非议，不断有人弹劾他。人们非议他、弹劾他的原因很多，有的与他个人有关系，有的与他个人没有关系。比如说，他热衷于洋务，常常遭人讥讽，这实在是当时陈旧保守的社会环境造成的，这是改革者的必然处境。这一点连慈禧太后都知道。慈禧太后见到郭嵩焘时曾经说：“总理衙门哪一个不挨骂？一进总理衙门，便招惹许多言语。如今李鸿章在烟台，岂不亏了他，亦被众人说得不像样子。”

李鸿章遭受非议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派系相争、权力相争，这在帝制时代算是一个正常现象。自从担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始终有政敌。因为他不但身居高位，而且掌握有淮军，后来还掌控北洋海军，对于朝廷来说，已呈尾大不掉之势，所以那些御史、翰林便频频攻击李鸿章和他的部下。朝廷为了对李鸿章实施牵制，有意识地纵容人们对李鸿章的攻击，以形成一种政治上的均势。刘体智这样说：

李文忠（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生平持盈保泰，从不敢擅作威福，虽参预密勿，惟恐人知。素与先文庄交善。今观所遗书牍，一再表明其志，可见时人误为宋之贾似道、明之严嵩。

然宋人劾似道，明人劾嵩者，俱有奇祸。今人劾文忠（李鸿章）者，充其极，至御史回原衙门而已；犹可藉此得美名，博取人间富若贵，亦何惮而不为哉！推原其故，文忠虽无不满于人意之处，然李氏族大人众，良莠不齐，与民争利，倚势凌人，恐不能免。其致怨也，或以此之故与！（刘体智，《异辞录》）

这段话的意思是：李鸿章在汉族大臣中是权势最大的，但是他自己很注意，从不敢作威作福，即使这样，他仍然被人误认为是宋朝的贾似道、明朝的严嵩。可是，宋朝人弹劾贾似道、明朝人弹劾严嵩，都会大祸临头；在今天，弹劾李鸿章的人不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充其量被打发回原来的衙门。如此一来，那些人会凭借弹劾李鸿章获得耿直敢言的美名，以后会换来升官发财，何乐而不为呢？想一想其中的原因，虽然李鸿章自身没有让人不满意的地方，但是他的家族势力太大，良莠不齐，难免有一些人仗势欺人，与民争利，招致很多人的怨恨。这可能是人们常常弹劾李鸿章的一个原因吧。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李鸿章虽然身居高位，但也是众矢之的；弹劾他风险小，好处多，慈禧太后等人有意纵容人们弹劾他的迹象非常明显。弹劾李鸿章的人没有招来大祸，这倒是从一个侧面说明李鸿章为官的操守还是不错的，他虽然拥有很大的权势，却最终没有肆意报复，没有成为贾似道、严嵩那样的人物。

李鸿章死后，人们对他的负面评价更是纷纭不断。人们曾经送给他一顶很大的“帽子”：“卖国贼”。历史走到今天，人们大概可以把这顶“帽子”给摘下来了，因为人们不能因为历史上曾经有过几个屈辱的协议，就把责任都归结到签字人的头上，那些沉重的责任实在不是哪个人能够承担得了，那是要整个历史和当时的整个社会来承担的。

后人对李鸿章的批评还集中于这样一点：他没有义理之学，只重事功，不注意传统道德的修行。所谓义理之学，用曾国藩的话说：“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义理之学注重个人品质和行事方式，主张通过自省、自律提高个人修养，曾国藩便是追求义理的楷模。

人们指责李鸿章“好以利禄驱众”，用人原则是“但论功利，不论气节；但论才能，不论人品”。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后来在书牍中说：“合肥（李鸿章）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蒋廷黻后来说：“一看李（鸿章）之全集，只见其做事，不见其为人。”

人们说李鸿章缺乏义理之学也是实情。虽然年轻时即高中进士，师从曾国藩，但是与自己的老师比起来，李鸿章在道德功业、修身自省方面则相差很远。他晚年曾经说：

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受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只好看看《通鉴》，稍知古人成败之迹，与自己生平行事，互相印证，藉以镜其得失，亦尚觉有点意趣。（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人们指责李鸿章只重事功、不重义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他执掌的淮军、北洋海军、开办的实业之中，出现了大量的贪腐现象，最终导致洋务运动没有完成救国救民的重任。那么，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李鸿章像他的老师那样，注重义理，凡事尽量使用读书人，那么是不是可以避免贪腐现象的发生，洋务运动就会成功呢？

我们首先要说的是：在一个社会中，官员的文化程度和个人修养是重要的，但是，决定官僚阶层是否清廉的根本因素是社会体制。比如说，道光帝是重用读书人的，到了道光朝，受到重用的大臣大部分来自进士，翰林的境况明显改善。但是，道光朝的贪腐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整个社会反而更加腐朽、衰弱，直接造成了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再比如，曾国藩用读书人打造湘军，但是，尚未等到攻克南京，这支军队已经变成了“将士贪功，士兵贪财”，一切向钱看，残暴如项羽，连曾国藩也只有闭上眼睛。

因此说，造成整个淮军集团贪腐现象严重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社会体制，而不是李鸿章的用人方式，而李鸿章“好以利禄驱众”，则加剧了整个淮军集团的腐朽。那么，李鸿章为什么没有像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凡事尽量使用注重义理的读书人，而是“喜用小人之有才者”，以利禄驱动他们呢？应该说，这既与他的个性和思想有关，也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有关，因为那些读书人大都反对他开展洋务。

在中法战争爆发（1884年）之前，当时的读书人大都是反对李鸿章等人开展洋务的，倭仁就是一个典型。倭仁不但是读书人，而且是理学大师，即使曾国藩也十分尊重他。当奕䜣等人准备增加同文馆的教学科目时，倭仁带头出来反对，以致和奕䜣发生正面冲突，造成同文馆招生困难。李鸿章开办洋务，遭受的最大掣肘来自于“清流派”的阻挡，而“清流派”主要由御史和翰林组成，大都出身进士，是读书人的代表。

李鸿章无论是壮大淮军，创办海军，还是兴办实业，实际都是和洋人打交道，拿来他们的器物，学习他们的技术；如果用读书人去具体操办，那些固执的读书人本身就是阻碍。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李鸿章是跟随着曾国藩到了上海，那么淮军能否迅速发展、强盛起来呢？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曾国藩不赞成大规模使用洋枪洋炮。

所以，李鸿章只好使用那些不反对他开展洋务的“小人之有才者”，去冲破那些保守的读书人设置的“封锁线”，将洋务进行到底。如何激励那些“小人之有才者”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以利禄驱众”。客观地讲，“以利禄驱众”何尝不是正常的激励方式呢？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当今的中国社会，物质激励是正常的。李鸿章“以利禄驱众”饱受指责，恰好说明是晚清的社会存在问题。我认为，李鸿章为了开展洋务，“以利禄驱众”，主要是出于无奈，他表现出了一种“唯才是举，兼容并蓄”的胸怀。

李鸿章走上洋务这条路，以一种毅然决然的态度。因为受到的非议和掣肘太多，李鸿章甚至对那些守旧的朝中“大人”们持一种轻视、仇视的态度，曾经愤愤地说：“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

李鸿章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我却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这样的话，在当时人看来，实在是数典忘祖、大逆不道；今天的人也会称之为“大胆”。当然，李鸿章不是轻薄之人，他说出这样的话，只表明自己在洋务这条路上一往无前、绝不回头的决心。

延伸阅读

安维峻劾李文忠

御史安维峻在都，有殿上苍鹰之目，尝列款纠参李文忠公鸿章，留中不发。李久在天津，未尝识安面，一日陛见，在朝房小憩，适安从容入，李私问苏拉曰：“此何人？”安闻之遽曰：“我即参君二十款之安维峻也。”李唯唯。

——徐珂，《清稗类钞》

陷在泥沼中的牛车

在晚清的社会里，做一个实干家是最难的，一是要承担各种意想不到的风险，其中包括身家性命；二是要面对朝议的掣肘，“局内创一事而群相阻挠，制一械而群讥靡费”。对于李鸿章来说，那个时代的中国简直像是一辆陷在泥沼中的牛车，拉拽不动，这从他奏请修建铁路一事可以看出来。

1825年，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建成通车，世界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修建铁路，火车这个庞然大物给英、美、法等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鸦片战争之后，“火车”、“铁路”作为一种概念进入中国，但是中国人仍然把铁路看作是外国的“奇技淫巧”，予以排斥。

1863年，英、法、美三国领事向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提出建议，要求修建由上海通往苏州的铁路。当时，李鸿章对洋枪、洋炮充满兴趣，对铁路却不甚了解，洋人的建议反而引起了他的戒心：“三国所觊觎者，在苏州未通商地方，竟以开路为主，其用意似有深浅之殊，其关系亦有轻重之别。”他担心洋人利用铁路深入中国内地，“包藏祸心”。李鸿章拒绝了洋人的建议。

此后，中国人在很长时期内把火车视作洪水猛兽，认为铁路会破坏风水、惊动陵寝、“变易山河”，坚决予以排斥。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修了长约1华里的铁路，火车在上面行驶，被“京人视为妖物”，步军统领衙门以“观者骇怪”为由予以紧急拆除。1876年，英国商人以瞒天过海的手法修建了上海至吴淞口的铁路，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条投入运营的铁路。不想投入运营一个多月后，火车轧死了一名行人，引起轩然大波。两江总督沈葆桢以28.5万两白银的价格买下这段铁路，于次年拆毁。

与朝中顽固的士大夫不同，李鸿章很快意识到铁路于国防、民生的巨大作用，萌生了自主修建铁路的想法。1872年，李鸿章致信丁日昌，明确提出：“俄人坚拒伊犁，我军万难远役，非开设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这是李鸿章第一次提出修建铁路的想法。李鸿章修建铁路的想法遭到了朝中士大夫的嘲笑，“闻此言者，鲜不咋舌”。

1874年，日军侵犯台湾，中国东南沿海的形势紧张起来。李鸿章给朝廷上《筹议海防折》，再次提出修建铁路的要求：“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施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致误事。”奏折传到朝中大臣手中，召来一片嘲笑和反对之声。反对李鸿章的士大夫在朝中居压倒性多数，一向支持洋务运动的军机大臣文祥只好把李鸿章的奏折“目笑存之”。

李鸿章并不气馁，他把希望寄托在慈禧太后身上。1875年春天，李鸿章面见恭亲王奕䜣，“极陈铁路利益”，奕䜣“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李鸿章）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奕䜣）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因为朝廷中士大夫的反对，两宫太后对于是否修建铁路同样拿不定主意，可见当时保守势力是多么强大。

朝廷中士大夫的议论和抨击，人们称之为“清议”。杨国强先生说：“两千多年来，清议曾长久地代表了士大夫的公论，其内核在于以儒学的义理为通例来度量天下的人物和事理。因此，清议不讲利害，只论是非。”显然，晚清士大夫的是非观念大都以传统社会理念为标准，他们看不懂外面的世界。

屡遭打压，李鸿章发誓再也不提修建铁路之事。但是，形势逼人，清朝再不修建铁路必将错过发展时机，必将被日本等国远远抛下。作为一个实干家，李鸿章终究在椅子上坐不住了。1880年12月3日，在他的怂恿下，淮军将领刘铭传给朝廷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提出：“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

慈禧太后接到刘铭传的奏折后，下发各位督抚，要他们商议。不料，反对声纷至沓来，12月22日，内阁学士张家骧抢先上疏，声言铁路有三弊：“恐洋人深入内地，借端生事；恐民不乐从，徒滋纷扰；恐虚糜帑项，赔累无穷。”张家骧说：修建铁路的三大弊端是，洋人会借机深入中国内地，产生事端；百姓更不喜欢，平添纷扰；白白浪费国家钱财，朝廷会受其所累。这道奏折下发后，附和者大有人在。

看到张家骧的奏折，李鸿章给朝廷上《妥筹铁路事宜折》，据理力争，支持修建铁路，断言铁路之大利约有九端，“而国计、军谋两事，尤属富强切要之图”，建议成立铁路公司，由刘铭传督办。

对于铁路与普通道路交叉这样的细节问题，李鸿章也给出了解决办法：搭建“旱桥”，即今天的立交桥；在两路交叉处设立栅门，火车通过时暂停行人行走。铁路在中国修通之后，这两个办法都得以施行，可见李鸿章真是个复合型人才。

反对派并不罢休，反而指责修建铁路的建议“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李鸿章等人顿时成为“疑似汉奸”。一番争论之后，因为保守派势力过大，1881年2月14日，朝廷下谕：“铁路断不宜开……刘铭传所奏，著无庸议。”李鸿章再次遭遇挫折。

李鸿章下定了修建铁路的决心，他只能采取迂回的办法。1881年，他在自己的辖区悄悄修建了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全场9.7公里，以运输开平矿务局生产的原煤。因为这段铁路距离东陵较近，为了避免刺激朝廷，装载煤炭的车厢不用火车牵引，而用骡马拖拉，唐胥铁路成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马拉铁路”。

1888年，慈禧太后收到了李鸿章送来的一个“小玩意儿”，那是由法国商人赞助修建的一段小铁路，建在皇室居住的北中南海内，长约3里，上面载有6节车厢。慈禧太后乘坐之后，除了因为要面对司机的屁股而表示出一些不快之外，对小火车的快捷、安稳、舒适等性能大加赞赏。

即使慈禧太后对修建铁路表示出了赞赏的态度，北中南海内的小铁路仍然在士大夫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1889年1月，几个御史上书，反对修建铁路，认为铁路一成，中国境内险要尽失，洋人可凭借铁路在中国境内纵横驰骋；通州紧邻北京，天津至通州的铁路尤其不能修建。巧合的是，皇宫的一处宫门当时发生火灾，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天意示警”，警示不应该修建铁路。朝中重臣翁同龢、孙家鼐、孙毓汶等人持相同意见，坚决不同意李鸿章的铁路修建计划。

1881年，中国内陆的第一条铁路——唐山至胥各庄路段修通

参加唐山至胥各庄铁路修通庆典，李鸿章的脸上没有喜悦的气色，反而充满忧虑。在当时绝大部分士大夫看来，假如中国国内建成了铁路，洋人会更加便利地进入中国内地，这无异于开门揖盗。实际上，这种消极防御的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军队在战争中的运输、机动。假如中国建成纵贯南北的铁路线，中国南部的军队能够很快地调往北方，甲午战争的结局会有很多变数。

眼看自己一番心血又要付之东流，李鸿章非常愤慨。他在给醇亲王奕譞的信中谴责翁同龢等人说：

办天下事，贵实心，尤贵虚心，非真知灼见，不能办事，亦不能论事，贵耳贱目，最是误事。……所愿当路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实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议驳京僚阻铁路各奏》《李鸿章全集》）

李鸿章说：为国家办事，一定要有实心，更要保持虚心。一个人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他是不能办事的，更不要在一旁空发议论。只重所闻，不重所见，最是误事。希望那些执掌朝政的大人们，务必引导皇上去洞悉天下中外的实际情形，千万不要贪图虚名而不顾实际，拘泥于常识而没有远见。

1889年5月7日，慈禧太后终于做出决断，下发谕旨说：修筑铁路“为自强要策”，“但冀有利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毋庸筑室道谋”。这是清政府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文件，而这一年距离李鸿章首次提出修建铁路已经过去了17年，而在这17年期间，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日本，其国内的铁路已经四通八达，国力更加强大，正在对清王朝磨刀霍霍。

从李鸿章争取修建铁路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要做成一件具有开拓性的、利国利民的事业是不容易的。而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可以想见他遭遇了怎样的困难，摆脱了多少牵制。

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人，曾经担任普鲁士宰相兼外交大臣。在任内，发动多次战争，逐步实现德国统一，被人称为“铁血宰相”。德意志帝国成立后，出任首相。李鸿章游历欧洲时专门与之相见。

1896年，李鸿章游历欧洲，见到德国首相俾斯麦，居然问道：“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这可以理解为他在向一个可能理解自己的人诉苦。晚年的李鸿章回想往事，发牢骚说：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实能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讲述李鸿章遭遇的掣肘，并非想掩饰他身上所具有的缺陷和局限，只是想说：帝国崩溃不是哪个人的原因，是那个时代的问题；在晚清那个时代，夸夸其谈者多，挺身实干者少，这也是其中的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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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评价李鸿章

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吾著此书，而感不绝于余心矣。

——梁启超，《李鸿章传》

第三章　大清幸有左宗棠

燃起造船的热情

左宗棠个性自负，为人耿直，性格暴烈，说话做事常常锋芒毕露，即使是湘军领袖曾国藩也常常遭到他的抨击，尽管他的升迁曾经得力于曾国藩的举荐。他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外也带有传统知识分子“一根筋”的特质。如果长年居于庙堂之上，只怕在那帮士大夫中他也是领军人物。

好在曾、左二人都不是小人心胸，虽然嘴皮子“官司”不断，却始终相互认知，相互敬重。曾国藩虽然常常遭受左宗棠的非议，最后还是这样评价左宗棠：“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细细梳理左宗棠对大清王朝做出的贡献，可以知道曾国藩此言不虚。

湘军攻破南京的时候，浙江只有湖州一地被太平军占领。1864年8月28日，湖州被清军攻破，左宗棠收复了浙江全境，朝廷赏他一等伯爵。随后，左宗棠以闽浙总督身份督师福建、广东，与太平军余部交战。至同治四年（1865年）年底，在福建、江西、广东活动的太平军被左宗棠率领的清军彻底镇压。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左宗棠回到了位于福州的闽浙总督衙署。

在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左宗棠认识到西方新式轮船的重要性，“轮舟为海战利器，岛人（洋人）每以此傲我，将来必须仿制，为防洋缉盗之用”。1864年，他在杭州仿造了一艘小轮船，并在西湖上试航。据在场的外国人评价，试航的小轮船和西洋同样大小的轮船比较“大体不差”。因忙于军务，左宗棠暂时把造船的事情放下了。

1866年回到福州，左宗棠重新燃起仿造轮船的热情。6月25日，他上奏朝廷，提出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请求。他在奏折中说：

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左宗棠全集》）

左宗棠的意思是：面对大海，要想收利防害，非要制造轮船、整理水师不可。我们和外国人在大海上争利，外国人尽占优势。比如渡河，人家操作舟船而我们乘坐木筏；比如驾驭，人家骑跨骏马而我们骑着驴子，这样能行吗？

左宗棠的请求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正当他积极筹备船政局开办事宜的时候，10月14日，他接到了朝廷任命其为陕甘总督的谕令。左宗棠感到很为难，认为“轮船一事，势在必行，岂可以去闽在迩，忽为搁置？”他希望能“稍留两三旬”，寻找接办之人，“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

左宗棠选择林则徐的女婿、丁忧在家的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作为船政大臣，前来福州主持大局。沈葆桢出生于1820年，福建福州人，1847年中进士。因为曾国藩举荐，1862年出任江西巡抚，对太平军作战。他性格耿直，为官清廉，声誉很好。

经过“三次造庐商请”，沈葆桢答应到福州来总理船政。对于船政，“中国无一人曾身历其事者，不得不问之洋将”。左宗棠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作为船政局的正、副监督，聘请另外37个法国人作为“员匠”。

难能可贵的是，左宗棠要求日意格、德克碑两人与其他外方人员签订了人员使用“合同规约”。此合同规定：合同有效期为5年，在此期限内，船政局要造成大、小轮船16艘，外方员匠要教会中国员匠按图自造轮船、自行驾驶轮船。十月，福州船政局在马尾山下买民田200余亩作为厂址。

12月16日，“轮船局务俱有眉目”，左宗棠离开福州，西行赴任。在沈葆桢和日意格等人的领导下，至同治七年（1868年）底，福州船政局基本建成，局内设有铁厂、船厂、轮机厂、模厂、钟表厂等16个分厂，工人人数达到2500人，福州船政局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型近代造船厂。

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年底，福州船政局共建成轮船15艘，其中150匹马力轮船9艘、250匹马力轮船1艘、80匹马力轮船5艘。双方认定250匹马力轮船可以抵两艘150匹马力轮船，所以日意格等洋人员匠的任务如期完成。在15艘轮船中，8艘轮船的轮机由船政局自造。

出于“船政根本，在于学堂”这样的认识，船政局内设有船政学堂，传授轮船制造和驾驶技艺，就学人员达300多人。船政学堂分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培养造船人才，使用法语教课；后学堂教授轮船驾驶技术，用英语授课。

船政学堂第一次所招学生大都是福建人，其中有罗丰禄、蒋超英、刘步蟾、方伯谦、林同书、林泰曾、李达璋、严复、邱宝仁、陈毓淞、林永升等人。第一次招生后，学堂又从广东招来一些有英语基础的学生，如邓世昌、叶富、吕瀚、李和、张成、李田、黎家本、林国祥、梁梓芳、卓关略等人。

经过学习和实践，船政学堂的学员基本能够胜任轮船制造和驾驶任务。1875年，船政学堂向英、法等国派出少数留学生，观摩、学习船政。1877年，38名学生再次被派往英、法等国，学习轮船驾驶、制造等专业。日后，清朝海军的重要将领多出自于这些留学生，如刘步蟾、方伯谦，晚清著名翻译家严复也是其中一员。

日意格（1835—1886年）：法国人。曾经是法国海军的上尉，1857年随英法联军来到中国，参加作战。后来参与组建“常捷军”，帮助左宗棠和太平军作战，双方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他对福州船政局贡献很大，清政府于金钱酬劳外，给他诸如赏一品提督衔、花翎、穿黄马褂、一等男爵、一等宝星等荣誉。

福州船政局刚刚建成的时候，左宗棠兴奋地说：“不越十年，海上气象一新，鸦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他实在是过于乐观了。福州船政局虽然建成，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可是造船水平距离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和西方当时的造船水平相比，船政局制造的轮船速度慢，消耗高，并且仍然使用木制船壳和单横梁机，“按照当时的欧洲标准来看，确实属于被淘汰之列”。船政局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排水量是1370吨，而在同一时期，英国已经能够制造万吨巨轮。

当然，刚刚起步的中国近代造船业是不能和世界最高水平相比的，所幸中国人毕竟起步了。令人感到难过的是，那些在法国人指导下生产的舰船，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大部分被法国的炮舰击沉了，福州船政局遭到极大破坏。

收复新疆的伟业

1866年，朝廷调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主要为了平定陕甘地区的捻军和回民起义。陕甘地区的回民起义始于1862年，由于当地清军兵力薄弱，起义军发展很快，曾经长时间围困西安和潼关。1866年，张宗禹等人率领的捻军进入陕西，联络当地的回民起义军，与之协同作战，被称为“西捻军”。

到达陕甘地区之后，左宗棠制定了平定捻军和回军的战略，其核心是“先捻后回”、“先秦后陇”，“不令捻、回合势”。双方交战中，西捻军曾经给左宗棠率领的湘军以重创。因东捻军失利，西捻军急于救援，由陕西渡黄河进入直隶。1868年8月，左宗棠率领的湘军联合李鸿章率领的淮军，最终把西捻军全部击溃，捻军被彻底平定了。朝廷论功行赏，着加左宗棠太子太保衔。

平定捻军之后，左宗棠率部投入镇压回民起义军的作战。清军对回民起义军的作战是艰苦而长久的，直到1873年10月6日，左宗棠指挥的部队闯进肃州（今酒泉），“诸军入城纵火，枪轰矛刺，计土回五千四百余名，除拔出老弱妇女九百余口外，尽付焚如，肃州以平”。清军对起义民众的杀戮非常残酷。至此，活跃了十几年的陕甘回民起义被清军镇压下去了，朝廷赏封左宗棠为协办大学士。

清政府在内地忙于平定叛乱的时候，新疆局势出现重大变故。1865年初，来自新疆西部浩罕汗国的一支武装力量在头领阿古柏的率领下侵入新疆。浩罕汗国是一个中亚古国，版图包括今日的哈萨克斯坦南部、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领土。这股侵略势力先后攻占新疆的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等地，悍然宣布建立“哲德沙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侵略势力又攻占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新疆大部被其占领。

阿古柏侵入新疆期间，俄国侵入浩罕汗国，并于1871年7月1日出兵占领新疆伊犁，同时准备出兵乌鲁木齐。俄国人很狡猾，他们对外宣称无久占伊犁之意，只是“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清政府）”。另外，英国趁机插手新疆事务，无视清政府对新疆地区的主权，承认阿古柏势力成立的“哲德沙尔汗国”，并于1874年2月2日与阿古柏势力签订《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短短的十年间，天山南北几乎要沦为异域。

此时，左宗棠已经年过花甲，且身体多病，新疆局势却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按照权力划分，新疆事务与他所担任的陕甘总督无关，由朝廷派往新疆的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等人负责。但是，新疆形势危急，左宗棠认为自己不能“置身事外”，应该引“边荒艰巨为己任”。1873年初，他致函总理衙门，认为俄国人有乘机窃踞新疆之意，明确表示：新疆领土“尺寸不能让人”，并提出了收复新疆的用兵方略。

清政府不愿失去新疆，准备对新疆用兵，要求左宗棠督办粮饷转运。左宗棠等人正准备用兵西北的时候，东南海疆爆发事端。1874年5月，日本进犯台湾。这一事件虽然没有导致战争爆发，却在朝野上下引起强烈震动，总理衙门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加强海防的措施，朝廷命令相关大臣讨论。

左宗棠赞成加强海防的措施，却担心“沿海各省因筹办海防急于自顾”，妨碍正在筹备的西北用兵。大大出乎左宗棠预料的是，李鸿章在12月12日上了《筹议海防折》，在奏折中公然提出放弃新疆的主张。李鸿章认为：清朝乾隆年间统一新疆“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他建议撤回准备征西的军队，“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左宗棠坚决反对李鸿章的主张，坚持收复新疆。1875年4月12日，他上呈奏折，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主张，认为“停兵节饷，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指新疆）”。

李、左二人谁的主张正确，现在看去一清二楚。但是，不能因此认定李鸿章卖国。在当时，要做出正确的判断确实不容易，因为当时的国力有限，清政府的确难以东西兼顾。蒋廷黻先生是这样评论的：“左宗棠的言论比较动听，李鸿章的比较合理，左是高调，李是低调。士大夫阶级一贯的尚感情，唱高调，当然拥护左宗棠。”

李鸿章又成了少数派，左宗棠得到了朝廷士大夫的广泛支持，朝廷也最终支持了他的主张。1875年5月3日，朝廷发布上谕，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予他关外用兵、粮饷转运等各项权力，要求他择日起兵，剑指天山。

左宗棠走上了以武力收复新疆的道路，这是一条“任天下之至重，处天下之至难”的道路。后来说到准备西征时的艰难，左宗棠说：

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出此！而事顾有万不容己者：乌鲁木齐各城不克，无总要之处可以安兵；乌鲁木齐各城纵克，重兵巨饷，费将安出？……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阿古柏势力）所踞，事平后应如何布置，尚费绸缪。（《左宗棠全集》）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已经六十五岁了，仍然把收复新疆这样艰巨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任务，虽说是自不量力，也实在是我的本分。我面临许多困难：不攻克乌鲁木齐则没有前进基地；即使攻克乌鲁木齐，所需要的兵饷物资又从哪里来呢？……伊犁被俄国人占领了，喀什噶尔被安集延占据了，这些事情处置起来实在是麻烦呀。

经过近一年的准备，1876年4月7日，左宗棠率领西征大军抵达肃州，准备收复新疆。左宗棠留在肃州坐镇指挥，湘军将领刘锦堂率领6万大军进入新疆。根据左宗棠制定的“先北疆后南疆”的战略，西征大军首先进取北路。8月11日，西征大军克复黄田，首战告捷；8月17日，攻克古牧地，歼敌五六千人。10月16日，西征大军克复乌鲁木齐；11月6日，克复玛纳斯城。

阿古柏（1820-1877）：本名穆罕默德·雅霍甫，出生于塔什干，塔吉克族。年轻时在浩罕汗国从军，骁勇善战，约1860年晋升为阿克麦吉特（今纳罗夫斯基）伯克，成为拥有自己势力的一方诸侯。1864年新疆发生民乱，许多地方建立地方政权。阿古柏趁机进入新疆，占据新疆大部，成立“哲德沙尔汗国”，后被清军击败。时称“新疆回乱”。

1877年春天，西征大军进军南疆，仍然坚持左宗棠所制定的“缓进急战”的战术。4月19日，刘锦堂率军攻破达坂城；4月26日，西征大军攻破托克逊、吐鲁番。5月1日，侵略军头目阿古柏在库尔勒“饮药自毙”。至10月26日，西征大军分别克复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乌什。至1878年1月4日，西征大军克复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至此，清军光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所有新疆领土。

率领清军收复新疆，左宗棠完成了其一生中最伟大的壮举。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撑他完成这项艰巨的使命？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此而幸能至之者，无忌嫉之心，无私利之见，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耳。”这不禁令人想起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清政府封左宗棠二等侯爵，予以奖赏。

左宗棠之所以能够收复新疆，充分的财力支持是重要的原因。《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述：“在从1875年到新疆战役基本上大功告成的1877年底这三年时间里，左宗棠共收到2670万两，平均每年收到890万两。1878年，清廷批准左宗棠续借350万两，其中半数借自汇丰银行，半数借自中国商人。为了支持打完这场战争，左宗棠又在1878—1881年的四年时间内得到协饷共2560万两，即平均每年640万两。”《左宗棠评传》则认为，左宗棠在新疆用兵，大体耗费4000万两白银。

抬棺入疆，索要伊犁

清政府接下来所要做的事情是通过谈判向俄国索要被其占领的伊犁地区。清军收复新疆大大出乎俄国人的意料，按照他们的判断，清政府没有能力进行数千里的远征，那样的话，他们便可以逐步将新疆据为己有。可是，清军收复了新疆，那么按照俄国人自己的说法，他们应该把“代为收复”的伊犁地区交还清政府。吃到嘴里的肉怎么能轻易吐出去呢？俄国人拒不交还伊犁。

1878年8月19日，清政府决定派遣盛京将军崇厚作为钦差大臣出使俄国，希望通过谈判从俄国人手中要回伊犁。1879年10月2日，崇厚在俄国克里米亚半岛擅自与俄国签订《里瓦基亚条约》。按照这个条约，俄国人把伊犁城交还给清政府，但是割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特克斯河流域、穆扎尔山口等大片地区，失去了这些地区，伊犁“已成弹丸孤注，控守弥难”的残破空城了。

消息传来，京师一片哗然。朝中的士大夫们齐声指责崇厚丧权辱国，主张“诛崇厚，毁俄约”，甚至“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左宗棠更是气愤，决定“明春解冻后，亲率驻肃亲军，增调马步各队，出屯哈密，就南北两路适中之地驻扎，督饬诸军”，以武力做后盾，“坚不可撼”，坚决向俄国人要回伊犁。

清廷再次顺应朝中士大夫们的意见，首先将回到国内的崇厚革职拿问，判为“斩监候”，准备秋后问斩，然后任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前往俄国和俄方谈判，以改定《里瓦基亚条约》。为了给曾纪泽以必要的支持，并做好谈判失败的准备，清廷要求左宗棠率军进驻新疆。

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率领一支清军离开肃州，向新疆挺进。此时的左宗棠已经68岁，皓首苍颜，深知“千里赴戎机”的艰险。他命令士兵为他准备了一口棺材，随军而行，表达了誓死收复伊犁的决心。6月15日，左宗棠率部抵达哈密，把西征军分为三路，随时准备以军事手段收复伊犁。

中方采取强硬态度的时候，俄方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进行军事讹诈。俄方声称，首先增兵伊犁和中俄边境地区，然后调集20余艘军舰前往中国沿海，威逼京津地带，准备和清朝开战。而实际上，俄国刚刚和土耳其在欧洲进行了一场大战，国力疲敝，根本无力因为伊犁地区和清朝再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

俄国人的态度仍然引起了许多人的担忧，其中包括李鸿章。在天津，李鸿章向前“常胜军”统领、英国人戈登征询意见。戈登说：“如果你要作战，就当把北京的近郊焚毁，把政府档案和皇帝都从北京迁到中心地带去，并且准备作战五年。”

李鸿章深知以当时清兵的状态断不能和外国开战，遂上奏朝廷，内称：“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著。”

清廷再次陷入左右彷徨之中，态度逐渐向主和的方面偏移。8月11日，清廷下达谕旨，将左宗棠从新疆调至北京，后来任命他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并管理兵部事务。左宗棠依然主战，离开新疆之前，他在给刘锦堂的信中说：“俄事非决战不可，连日通盘筹划，无论胜负云何，似非将其侵占康熙朝地段收回不可。”11月15日，他离开哈密入关，新疆军务交由刘锦堂督办。

驻俄公使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自幼接受严格教育，通经史，精算术，习英语，学贯中西。1878年，他被派往国外，担任清政府驻英、法公使。曾纪泽接受与俄国方面谈判的任务后，认为改动已经签署的条约非常困难，好比“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事之难成，已可逆赌”。

不过，为了国家的利益，曾纪泽仍然带病赶往俄国首都圣彼得堡，“与俄外部及驻华公使布策等前后谈判历时十阅月，正式会谈辩论，有记录可稽者五十一次，反复争辩达数十万言。”关键时刻，曾纪泽顶住来自俄方的压力，对其声明：如果俄方再以割地赔款相威逼，中国宁肯“将前约全行废弃，伊犁地方暂时仍不索取”。看到中方态度强硬，俄方态度趋向缓和。

1881年2月24日，中俄终于达成《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同此前的《里瓦基亚条约》相比，《中俄伊犁条约》为中国索回了特克斯河流域、穆扎尔山口等要地，霍尔果斯河以西仍然被俄方割去，中方向俄方赔款900万卢布，约合500万两白银。不过，这已经是晚清外交史上中国少有的胜利了，英国驻俄国公使惊叹道：“凭外交从俄国取回已经占领之土地，曾侯（曾纪泽）实为第一人！”

左宗棠用兵新疆期间留下许多佳话。左宗棠注重当地民生，但凡大军经过地方，都令士兵修筑道路，在路旁植树，自泾州向西直至玉门关，“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后人称之为“左公柳”，并在沿途置碑，上书“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牧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公所植。”

左宗棠在担任陕甘总督、督办新疆军务期间，兴办洋务，把近代机器生产引入西北地区，创办了西安机器局、兰州机器局、兰州织呢局，古老的西北地区终于感受到了一些近代化的气息。有一次，他见到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高兴地给他看毛纺厂生产的样品。左宗棠对于自己在西北创办的这些实业感到很自豪，因为在晚清那个时代，将机器运到西北内地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

为“长治久安计”，左宗棠多次奏请朝廷于新疆置行省，设郡县。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于1884年11月17日在新疆正式设省，任命刘锦堂为首任巡抚。从此，新疆更紧密地和内地联系在一起。

心忧天下

道光十六年（1836年），左宗棠作联语自勉，展示出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情怀。联语写道：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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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新疆与陕西赈灾

光绪丁丑（1877年）秋，秦、豫、晋大旱，赤地数千里，死者枕藉。朝廷颁内帑，截留南漕米至百万，以振晋、豫饥民，宜派大臣督办。朝邑阎文介公督山西振事，尤峻整，至斩吞噬赈款者吉州牧段鼎耀以警婪吏，官绅肃然，无敢相比周以侵官帑，故全活甚众，惟秦（陕西）独向隅。

先是，丙子夏，渭北诸郡县小麦已歉收，仅二三成，秋禾亦未种，民固苦已饥矣。及秋而雨泽又甚歉，渭南诸郡县亦被其害，麦皆草草下种，有甫茁苗而已槁者。丁丑夏秋，遂不及二成，民有掘草根剥榆皮以口者。自四月至九月，未得点滴雨，禾麦悉未种，大祲遂成。时抚陕者为湘人某也（指谭钟麟，湖南茶陵人，谭延之父），左文襄（左宗棠）方锐意恢复新疆，转饷庀械，日不暇给。

李文忠（李鸿章）独深忧之，尝贻书力争，谓：“西北连年荒歉，民食犹苦不足，何忍更夺之以充兵饷？万一如明末造酿成流寇之变，惟尸其咎！”文襄得书，怫然不悦，遂恶人言陕灾旱事。陕抚，其两湖之乡人也，则一意附和之，禁属吏毋得以灾情上闻。

有旨询陕旱情形，巡抚覆奏，犹言全省麦田仅有三成未播种者，余皆连得透雨，一律下种，虽有偏灾，不至成巨祲也。陕人柏子俊、刘古愚约诸绅上书陕抚，请以灾状上闻，且设局省城，派官绅会办赈务，陕抚不省。

众始别议致书京中言路，乞援手。于时陕人官西台者称极盛，南郑王炳、朝邑刘锡金、清涧王宪曾、平利余上华、三原梁经先，凡五人。梁于咸丰时为礼部郎，庚申之变，弃官潜逃回籍，乡人皆薄之，及是，公函遍致四人而不及梁。

上华者，其先固鄂人，与巡抚论乡谊，交颇昵，得书则语诸人曰：“绅士与大吏讧，言官更劾大吏，是愈激之怒也。万一击之不中，彼将更肆虐，如之何？宁少缓焉，吾先以私书为之调停，苟彼知惧而悔，又何必深责乎。”众韪其言，从之，而不知上华之别有阴谋也。上华既以言慰诸人，则亟驰书陕抚，并钞寄陕绅原函。

陕抚得书，疏参疏绅把持公事，胁制官吏，移熟作荒，阴图冒赈。疏奏，陕民大哗，几暴动。陕抚亦惧，檄防营兵三千卫抚署，夜二鼓，即禁署前行人往来，日伏居内室，不敢出宅门一步，然梁经先参劾陕抚之折已上矣。

初，经先闻陕绅之遍贻书言路而不及己也，则大惭。自念为六十余老人，而为乡里所不齿，将来退归林下，何以自安，乃谋所以晚盖者。因抗疏劾巡抚骄蹇暴戾状，罗列多款，皆实有证据，且微及余上华事。

疏上之次日，陕抚疏亦至，廷议以经先疏中有上华潜通消息语，而陕抚疏适与符合，且微知陕灾之巨也。两疏皆留中不下，廷寄询灾状甚悉。会丰润张幼樵庶子佩纶闻其事，勃然曰：“陕灾如是，而巡抚尚沮绅民呼吁，是真欲剿绝陕民矣！”亟上疏，严劾陕抚，并详及上华事。宫廷得此疏，始具知陕灾，乃寄谕申饬陕，令明白回奏。

陕抚奉谕大恐，立撤退环署卫兵，饬各州县同时办赈，且自知已不为陕人所容也。赈事毕，旋移疾调他省以去。

——徐珂，《清稗类钞》

第四章　“青牛角”的变异

李鸿藻是谁

李鸿章开办洋务，屡屡遭受士大夫的掣肘，而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过程中却得力于士大夫的支持，那么这些在朝堂上吵吵嚷嚷的士大夫们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呢？

历代王朝的朝堂上都不清净，因为皇权统治需要大臣们互相监督和制约，需要有人及时指出皇帝所犯的错误。大多数王朝在官僚体制中专门设置了官位，承担这些责任的官员被称为“言官”。言官的存在，大臣之间的相互监督、弹劾，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需要。

“辛酉政变”之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奕䜣成为议政王，总揽朝政。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不能容忍奕䜣的权势过大，处心积虑从各方面对奕䜣进行制约。同治四年（1865年），慈禧太后把同治帝的老师、内阁学士李鸿藻调入军机处，使得军机处这一重要权力部门不再为奕䜣势力完全控制。

慈禧太后的手段确实是老辣的。李鸿藻进入军机处以后，与奕䜣的支持者逐渐产生嫌隙，与军机大臣沈桂芬的矛盾尤为激烈。为了与沈桂芬等人相抗衡，李鸿藻利用皇帝老师的身份，把众多士大夫结纳在自己身边，形成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时人记载说：“李鸿藻好收时誉，诸名士皆因之而起，光绪初年，台谏、词垣、弹章迭上，号为清流，实皆鸿藻主之。”这就是晚清重要政治派别“清流派”的来历。

要想了解“清流派”，那么先来了解一下李鸿藻。李鸿藻生于1820年，直隶高阳（河北保定）人。1852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曾经“典山西乡试，督河南学政”。1861年，受诏为大阿哥（同治帝）老师。后来升至内阁学士，署理户部左侍郎。之后，便入值军机。

慈禧太后之所以重用李鸿藻，是因为李鸿藻在朝廷大臣中颇有威望。他崇尚义理，性格耿直，做事认真，以孝著称，廉洁勤俭。这时的李鸿藻与当初在北京城里的曾国藩很是相像。作为同治帝的老师，李鸿藻兢兢业业。据说有一天，小皇帝学习写字，一时淘气，写得随便，他走过去，捧着小皇帝的手说：“皇上心不静，请少息。”小皇帝随即向他认错，专心习书。

李鸿藻是一个认理不认人、固执得要死的人。进入军机处之后不久，他的母亲去世了，他非常难过，要求回老家丁忧守制。按照清朝的惯例，官员丁忧的时间为“以闻丧月日为始，不计闰二十七个月，服满起复”。李鸿藻要求回家丁忧27个月。慈禧太后不准，要求他守孝百日，然后回京，继续教授皇帝，参与军机。慈禧太后的举动说明她对李鸿藻是重视和重用的，但是李鸿藻不为所动，再三恳请按照惯例丁忧。太后不允。李鸿藻委托大臣倭仁代为求情，太后仍然不许，且委托奕䜣向李鸿藻传谕慰勉，要求他“移孝作忠，勿以守礼固辞”。李鸿藻不改初衷，连连上疏，索性称身体有病，不能继续工作。最后，他终于获得允许，回家丁忧。27个月后，他回到北京。

李鸿藻的性格是耿直、倔强的，在有些时候即使得罪慈禧太后他也不会退让。1873年，同治帝亲政，重修圆明园。其实，这本是慈禧太后的意思。因为重修圆明园的费用相当巨大，奕䜣、文祥等人同起力争，请求停止。无奈之下，同治帝说出了修复圆明园实际是太后主意的实情。

听说是慈禧本人要重修圆明园，有些大臣不再言语。李鸿藻不退缩，直接上奏太后，在奏折中说：“粤、捻初平，回氛方炽，宜培养元气，以固根本。不应虚糜帑糈，为此不急之务”，要求停止圆明园修复工程。慈禧无奈，只好暂停修园工程。

李鸿藻的倔强表现在思想上是守旧，表现在政治上便是保守，他反对奕䜣、李鸿章等人开展的洋务运动。其实，正是因为李鸿藻在政见上与奕䜣、李鸿章等人严重对立，慈禧太后才把他调入军机处，对奕䜣等“洋务派”形成牵制。

李鸿藻在思想守旧方面可与倭仁相比，他同样认为西方的器物是“奇技淫巧”，读书人应该“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严义利之分”。在朝中大臣中，像李鸿藻这样思想守旧的人占有相当的比例，他们看到李鸿藻受到太后的重用，身处高位，并且思想正统，便逐渐围拢到他的身边，一起向“洋务派”发动攻势。在这些人中，李鸿藻俨然成为领军人物。

《清史稿》说：“其（李鸿藻）在枢府，独守正持大体。所荐引多端士。朝列有清望者，率倚以为重，然亦不免被劫持云。”这段话的意思是：在朝廷中，李鸿藻坚守正统，他所推荐的人大多是品行端正的人。朝廷中那些有着清流名声的人，大都以李鸿藻为重心，但是，他们也难免以李鸿藻的意志为转移，大都秉持守旧的主张。

知道了李鸿藻，人们大体可以了解“清流派”的总体特征。首先，人们不能因为他们思想守旧便给他们一概戴上“坏人”的帽子，相反，他们比大多数“洋务派”人士更注重个人品行，藐视物质利益。他们坚持儒家传统价值理念，“只论是非，不论利害”。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是中国传统政治势力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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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藻是同治、光绪年间的重臣，1865年成为军机大臣，在1884年随奕䜣一起遭遇罢黜。1894年，再次成为军机大臣。1897年，因病乞假。慈禧及光绪帝对其病情很关心，派人送药，派御医前去诊治。1897年7月24日，李鸿藻去世，谥号“文正”，与曾国藩相同。在整个清朝，获此谥号者只有8人。

并不清澈的“清流”

在同治、光绪年间，“清流派”的势力是很大的。大到怎样的程度？《清末实录》这样评述说：

同、光之间，清流党之势最盛，实有左右朝野舆论之权。一时尊王攘夷之论，凡稍谈外交识敌情者，咸斥之为汉奸大佞，痛诋之不遗余力。党势既盛，遇事则挟鸱张虚骄之气，以鼓动多数无识之徒，为之后盾。朝廷于战和大计，往往为所劫持，实数十年外交失败之原因……

李文忠（李鸿章）之督畿辅也，凡有造船购械之举，政府必多方阻挠，或再四请，仅十准一二，动辄以帑绌为言。其甚者，或且谓文忠（李鸿章）受外人愚，重价购窳败之船械而不之察。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同治、光绪年间，清流党的势力最盛，他们能够左右朝野的舆论。他们坚持“尊王攘夷”的理论，对于那些和洋人打交道的人，一律斥之为“汉奸”，不遗余力地诋毁他们。清流党人数众多，甚嚣尘上，朝廷在决定对外策略是“战”是“和”的时候，常常受到他们的左右，这实在是清朝外交失败的原因。

文章接着说：因为受到清流党的掣肘，李鸿章担任北洋大臣期间，凡是有购买、制造船械的事情，朝廷必定多方阻挠，需要再三申请，动不动以财政拮据为理由，批准其中很少的部分。更有甚者，他们议论李鸿章受了外国人的愚弄，用重金买了一些破败的船械，自己还不知道。

这段话大体描述了“清流派”和李鸿章等人的矛盾和斗争。实际上，“清流派”之所以如此得势，是与慈禧太后有很大关系的。慈禧太后非常熟悉历代君王驾驭朝政的手段，玩弄“以清议维持大局”的权术，令“清流派”和“洋务派”相互争斗，自己则居高临下，左右平衡，自己的最高权力便得以巩固。

当然，今天的人们或许对慈禧太后的权术嗤之以鼻。但是，要站在慈禧太后的角度去考虑，又会认为她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因为李鸿章等人的势力实在是太大了。太平天国起义被平定后，整个王朝的权力下移，来自湘军集团、淮军集团的人物担任各地督抚，掌握了很多的政权。

单说李鸿章，他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剽悍的淮军忠诚于他，帝国最强大的海军听他调遣，如果没有其他的力量对他实施牵制，那么大清王朝实在是危险的，慈禧太后母子有可能扮演汉献帝那样的角色。但是，大清王朝又离不了李鸿章这样的强人作为支撑，慈禧太后便使出了传统的手段。总之，只要是帝制时代，只要是专制社会，就会有这些“老把戏”存在。

问题是，李鸿章一辈子都没有想过要造反，那么“清流派”对他的作用便只剩下掣肘了。面对来自“清流派”的非议和弹劾，李鸿章不胜其扰，感到既厌烦又轻视，说道：“不当事之徒草率妄言，仆（我）不胜其扰……彼等轻议政事，继之臧否人物，大多言语欺凌不堪。”

所谓“清流”，实际并不清澈。在“清流派”中，有一些人洁身自好，只是出于信念的不同，对自己认为不对的人或事大加鞭挞；有更多的人是出于争权夺利之心，刻意诋毁他人，打击他们。曾纪泽把“清流派”分为三种：

硁硁上焉者，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余绪，发为虚悬无薄之庄言，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以忌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就三种评之，此其下矣。（岳麓书社，《曾纪泽日记》）

在曾纪泽看来，那些所谓“清流派”成分十分复杂：泥古不化而无私心者算是好的；为了博取名声混入其中者算是“中”的；其中更有许多小人，为了谋取个人私利，以诋毁、打击他人为能事。

“清流派”成分复杂，作用纷乱。他们的大多数人针砭时弊，要求肃正纲纪，尤其主张抵抗外来侵略。但是，他们轻言好战，不识时务，又极大地阻碍了中国迈向近代化的步伐。该如何去认识这些所谓“言官”或者是“清流派”呢？其实，言官制度是帝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至于“清流派”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那只能说明一点：中国古代社会的运行体制是不能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的，它需要变革，甚至是革命。

“清流派”为什么不知利害，空发高论呢？这实在是由他们的经历和位置决定的。这些人从小埋头只读圣贤书，并不了解社会真实状况，如李鸿章说，“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

正是因为这样，一些“清流派”人士接触到严酷的社会现实后，态度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李鸿章说：“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

李鸿章所说的这些言官之中，肯定包括张之洞。

一只“青牛角”

“清流派”中有两个重要人物，“尤为李鸿藻所器重”，被称为“青牛角”，这便是张之洞、张佩纶。所谓“青牛”，是“清流”的谐音；所谓“青牛角”，意思是冲撞在前，犀利无比，“清流派”的骨干是也。

张之洞出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直隶南皮人，出身官宦家庭，自幼聪颖且好学，于同治二年（1863年）中进士，参加殿试时被慈禧太后拔置一甲第三，即高中“探花”，随后授翰林院编修。张之洞参加科举考试过程中有一个小故事，《清稗类钞》中这样记载：

张文襄（张之洞）少时，文章丰采，声誉藉甚，惟性落拓。耽曲蘗，醉后好为狂言险语，闻者却走；有时醉甚，则和衣而卧，笠屐之属往往发见于枕隅。

某年，其族兄文达公之万（张之万）以第一人及第，张（张之洞）大恚，慨然曰：“时不我待矣！”自此遂戒酒不饮，一改其旧日行径，不数年，亦以第三人及第。然犹以不获作第一人，终逊文达一筹，至暮年恒引为憾事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张之洞年少的时候，文采飞扬，声名远播，只是性格放荡不羁，平时喜爱喝酒，酒后常常狂言乱语，听者往往避走。有时候，他喝醉了，便和衣而卧，枕头旁边常常有斗笠、木屐之类的东西。某一年，他的族兄张之万高中状元（1847年），张之洞深受刺激，深感羞愤，感慨地说：“时不待我啊！”从此戒酒，改掉不良习惯，没过多少年，也高中“探花”。可是，张之洞终究没有中得状元，内心里始终觉得逊于张之万一筹，即使至暮年也深以为憾。

张之洞素有大志，高中“探花”之后却长时间过着平淡的生活，“在京则官翰林，外放则点学政”。翰林和学官都不是“肥缺”，加上张之洞克己自爱，他的家庭生活很拮据，据他讲：40岁时，离任四川学政，“余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国势日衰，家境潦倒，张之洞心中“独衔幽愤”，便一头扎入“清流”之中。

既入“清流”，就需仗义执言，敢于直谏，张之洞在很多事件中做到了这一点。1875年，四川东乡发生一件大案。当地百姓无法忍受东乡知县滥加税赋，聚集县衙，请求减征。知县孙定扬以“民叛”为由，请署理四川总督的文格予以弹压。文格命令提督李有恒前往东乡，“将一村一寨不分善恶男妇老幼而尽杀之”，造成400多人冤死的特大惨案。东乡民众多次上访伸冤，皆不了了之。

张之洞

张之洞是晚清重臣，他洁身自好，有传统士大夫风范；他兴办洋务，时人对其有“好大喜功”的评价。《清史稿·张之洞列传》这样评价他：“之洞短身巨髯，风仪峻整，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容，名流文士争趋之。任疆寄数十年，家不增一亩云。”

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内对东乡冤案有所了解，决定秉公上书，为民请命。1879年6月30日，他一日内连上三道奏折，指出“此案之查办由于滥杀，滥杀由于诬叛请剿，诬叛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敛”，“无数无辜之老弱妇孺而屠戮之，此不得不为四川百姓痛哭流涕而诉之于天地父母者也”。刑部不得不重审此案，后判定东乡百姓聚众并非叛乱，孙定扬、李有恒被判极刑，文格等其他相关人员遭不同程度惩处。东乡特大冤案得以昭雪，张之洞名声大振。

崇厚擅自签订《里瓦基亚条约》，在朝廷中引发一场争论。李鸿章主张接受条约，不要引起和俄国人的战事；许多士大夫义愤填膺，坚决主张予以拒绝，为此不惜一战，张之洞便是冲在最前面的“青牛角”。他一共上书19次，指斥李鸿章等人拥兵畏战，反复陈说：

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惟深观世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榷政，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篱，而待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张之洞全集》第1册）

张之洞大声疾呼：我不是迂论高谈，只是因为国家面临的形势越来越艰难，如果朝廷只是一味忍让，最后的结果又是怎样呢？如果不把敌人阻挡在边境地区，等到敌人势力侵入中国纵深内地，我们后悔都晚了。

在士大夫的声浪中，清廷挺了挺腰杆，曾纪泽付出巨大努力，终于改定了《里瓦基亚条约》，中国在伊犁地区的大部分权益得到收回。当然，人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简单地指责李鸿章，赞扬张之洞等人。站在今天的视角去看，清政府当初对俄采取强硬态度确是一步险棋，如果俄国人孤注一掷，集中陆军、海军和清军大打出手，结局又会怎样，实在无法预料。这次在偶然中获得的胜利成就了张之洞等人，却为后来的历史留下了隐患，因为士大夫们以此为本钱，越来越敢于言战了。

张之洞虽是一只敢于向前顶的“青牛角”，却是一个非常机敏、能看清形势的人，这是很多“清流派”成员难以做到的。同治帝死后，慈禧为了继续以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把持朝政，没有为同治帝立嗣，而是让与同治帝同辈的载湉坐上皇位，遭到许多大臣的非议。吏部主事吴可读更是自备棺材，以死相谏。

慈禧太后的做法明显带有瑕疵，张之洞却没有像往常一样显露“青牛角”本色，而是上疏称：“皇帝生有皇子，即继承穆宗为嗣”，立载湉为帝“出于两宫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本乎圣意，合乎家法”。在关键时刻，张之洞坚定支持了慈禧太后，也进一步博得了慈禧太后的“恩宠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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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眼中的张之洞与曾国藩

或问余曰：“张文襄（张之洞）比曾文正（曾国藩），何如？”余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

发展才是硬道理

1882年1月3日，张之洞所扮演的“青牛角”的角色谢幕了，他被朝廷任命为山西巡抚，成为一名封疆大吏。从此开始，张之洞脱离京师的“清流”，逐渐站到了时代的潮头，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开始了浓墨重彩的演出。

在进入山西的途中，张之洞看到“民生重困，吏事积疲，贫弱交乘”，“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气象，犹如鬼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1876年到1879年，在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地接连发生特大灾荒，至少1000万人饿死，其中尤其以1877年、1878年的灾情最重，史称“丁戊奇荒”。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当时在山西从事传教、赈灾等活动，在1878年2月2日的日记中记下了灾荒发生时的惨状：

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他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

在洪洞县城的北门，并排躺着三个死人，一个是男孩，另外两个显然是他的父亲和爷爷。前一天的夜里下了一场大雪。雪地里有两个男人争斗的痕迹，血迹斑斑，表明单身旅行是非常不安全的，尽管在旁边的两棵树上挂着两个篮子，每个篮子盛着一颗人头，作为对作恶者的警告。（《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看到山西到处是败落的景象，张之洞深受刺激，下定了激浊扬清、济世救民的决心。到任半年后，张之洞向朝廷上《整饬治理折》，提出了治理山西的方略，其中主要是：整肃吏治、清理财政、禁戒烟毒、休养生息、固本图强。

张之洞上任初期的举措都属“儒术经常之规，绝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他没有学李鸿章等人，开展洋务运动。但是，在治理过程中，他发现“事事皆牵连相因，欲整顿一事，不能不百废俱举，劳顿殊甚”，“积习如此，岂一朝一夕之故哉？”用常规的手段难以达到振兴山西的目的。张之洞不得不跳出原有的思路，寻找新的办法。这时候，一个外国人出现了，他把张之洞推到了洋务运动的道路上。

这个人就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于1870年来到中国。他来到中国之后，一方面从事传教、赈灾等活动，一方面游历各地，频繁接触清廷官员，“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在会见张之洞之前，他曾经会见了李鸿章、左宗棠、前任山西巡抚曾国荃等一些清朝官员。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人，先后就学于斯温西师范学校和哈佛孚德神学院。1870年来到中国，在山东传教，从事赈灾活动。1877年底前往山西赈灾、传教。1886年移居北京，1891年担任广学会总干事，主持出版了大量书籍。在中国期间结交了很多上层人物。1916年回国。

在会见曾国荃的时候，李提摩太提出了“以工代赈”的建议，认为可以修铁路、开矿山、兴实业、办学堂，采用近代化的方式，从根本上振兴山西经济，消灭贫穷。曾国荃是个保守的官僚，对外国人心存疑惧，认为他们有着一颗“盗窃中国人的心”，没有接受李提摩太提出的“以工代赈”的建议。

在太原府的衙门旧档里，张之洞发现了李提摩太当年提出的各项建议，眼前豁然开朗，认为找到了振兴山西经济的办法。应该说，这些观点对张之洞来说并非十分突兀，截止到张之洞上任山西巡抚，奕䜣、李鸿章等人倡导洋务运动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张之洞作为“青牛角”抨击李鸿章等人的时候，大多指责其对外软弱的态度，对他们开展的洋务运动并不是坚决排斥。

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京城里做翰林的时候，张之洞无法深入接触社会，更不担责任，也就不能感受洋务在地方实务中的作用；当他陷入地方实务中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便马上认识到洋务的作用，似乎为一位病重的人找到了一味良药，自己便从“清流”中跳出来，加入了洋务派的行列。

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说：张之洞马上派了一个三人小组前去见他，希望他能放弃传教，参与中国政务，被他拒绝了。后来，他们还是见面了，“他（张之洞）还请我帮他考察适合开采矿山的机械，我遵命照办了。”

1883年，张之洞在太原省垣东门内一处新买的房屋内设立洋务局，开始了在山西的洋务运动。洋务局首先招揽熟悉洋务的人才，“延访习知西事，通达体用诸人……但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或则众美兼备，或则一艺名家，果肯闻风而来，无不量材委用”。除了广募人才，张之洞还要求洋务局“试造新式机器，不得吝惜工料”，同时准备冶炼钢铁、发展交通、编练新军。

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正要大干一番的时候，1884年5月22日，他接到署理两广总督的任命。清廷调张之洞南下，主要是为了应对中法在越南的战事。因为法国侵略越南，中法在越南、台湾、福建沿海地区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两国宣战。1885年3月24日，清军取得镇南关大捷。6月9日，中法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双方停战。在此过程中，作为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督办军务，筹措军需，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为直接参与中法战争，张之洞愈发明白国势艰难，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非洋务不能救国”。常居张之洞幕府的辜鸿铭曾经说：

当时济济清流……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洎甲申（1884年）马江（中法战争）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张之洞）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

辜鸿铭说：当时的众多清流派人士，是以维护儒家文化、名教思想为己任的。1884年，中国遭遇马江之败，天下形势大变，张之洞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认为非向西方学习不可，否则中国不保；中国保不住，儒家的思想文化也保不住。张之洞之所以开展洋务，是以挽救名教为根本目的。

所以，张之洞决心步李鸿章的后尘，坚定地走洋务的道路。在两广总督任内，他兴办的洋务大都与军事有关。镇南关之战结束后不久，张之洞即下令修复黄埔船坞，制造兵舰，加强水师。1885年，他命令总兵李先义招募2500名新兵，配置德国克虏伯行军炮和后膛炮，以新式方法训练，编练“广胜军”。

1887年，张之洞在广州城北创立枪弹厂，生产火药、炮弹；同年，在广州城南开设广东水陆师学堂，聘请外国教习，教授近代军事知识；次年8月，又筹建枪炮厂。另外，张之洞积极筹备兴办织布局和炼铁厂，后来因其转任湖广总督，织布局和炼铁厂的项目最终落户在湖北。

1889年8月8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非常幸运的是，他担任这一官职达17年之久。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张之洞大干一番，付出多年努力之后，一个包括冶金、矿业、军工、纺织等诸多门类的近代工业体系在荆襄大地赫然建立起来。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还强调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在广州的时候便筹建炼铁厂，且订购了设备。他调任湖广总督，接任两广总督的李翰章不愿接手炼铁厂等实业项目，张之洞索性要求把设备运往湖北，在自己的辖区建设炼铁厂。光绪十七年（1891年）元月，张之洞在武昌对面的汉阳大别山下选择一处“宽绰有余”的地方开始建厂，两年后，在当时亚洲首屈一指的汉阳炼铁厂便建成了。

汉阳炼铁厂规模之大、设备之先进，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美国驻汉口领事查尔德赞叹道：“这企业是迄今为止，中国以制造武器、钢轨、机器为目的的最进步的运动，因为这个工厂是完善无疵的，而且规模宏大，所以就是走马观花地参观一下，也要几个钟头。”汉阳炼铁厂起点高，规模大，但是在兴办过程中饱经磨难，投入生产后也遇到很多问题，不得已由官办转为“官督商办”，后来和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共同组成“汉冶萍”公司，成为纯粹的商办企业。

在广州即开始筹议的枪炮厂项目也跟随张之洞来到了武汉。湖北枪炮厂于1892年动工，两年后建成投产。枪炮厂能够生产“七九”式步枪、陆路快炮、过山快炮，这都是在近代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尤其是“汉阳造”步枪，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仍然充当中国战场上的主要步兵武器。枪炮厂内分厂林立，“枪炮厂”的名称不能概括经营实况，后来便更名为“湖北兵工厂”。

在湖广总督任内，张之洞先后建立了湖北织布官局、湖北纺纱官局、湖北缫丝局、湖北制麻局，以机器从事大规模纺织生产，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近代纺织工业体系，武汉一跃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

在湖广总督任内，张之洞的另外一大功绩是主持修筑了京汉铁路。他特别重视铁路的作用，认为铁路对于国家有如气脉之于人身，“气脉畅通而后有运动”。为了解决铁路建设经费问题，他提出“萃四方之商力，注芦（芦沟桥）汉（武汉）一路”，建议广泛募集资金。1898年6月25日，清政府与比利时签订协议，借款修造芦汉铁路。

1905年，全长1200公里的芦汉铁路全线贯通，后改称京汉铁路。京汉铁路是中国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动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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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在的勾心斗角

钢铁工业原本是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时着手筹办的，不料他很快迁任湖广总督，两广总督的继任者是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建设钢铁厂的设备运到广州后，李鸿章建议他的哥哥不要接手，因为他深知创建钢铁工业绝非易事，一旦失败对主持者的仕途影响很大。

再有，他与张之洞的私交不好，甚至是政敌，他也想看张之洞的笑话。他在给李瀚章的信中，便披露了这种深意：“香（张之洞）复海署，抑扬铺张，欲结邸欢。即准拨部款，恐难交卷，终要泻底。枢廷皆知其大言无实也。”

第五章　绣在屏风上的鸟

官办的江南制造局

在奕䜣、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倡导和主持下，洋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他们把富民强国的希望寄托在练兵、制器之上。洋务运动到底取得了怎样的效果呢？我们从洋务运动中的几个著名实例中看一下。

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起初所办洋务大都为官办。之所以官办，客观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尚处于自然经济状态，民间缺乏兴办洋务的意识、人才、技术等条件。出于自强的考虑，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于1865年创办了江南制造局，这算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企业。其创办资金由曾国藩、李鸿章二人利用官方身份筹集，后来的经营资金主要来自于淮军军费和上海关税，因此，江南制造局完全属于官办。

按照曾国藩、容闳的最初设想，江南制造局是要生产“制器之器”的。因为平定捻军作战的需要，制造局很快转向了武器弹药的生产。但是，因为缺乏相应的人才和技术，制造局生产轻武器的努力旷日持久，耗费巨大，产品质量低劣，李鸿章不得已购买国外的轻武器，并且设立金陵制造局等其他军工企业。

1867—1868年冬，制造局建造船坞，购买设备，开始建造轮船。到1875年，制造局共生产7艘大型海军兵舰，这些兵舰在技术上取得很大进步，建造成本却远远超过了国外的购买价格。因为东南海防形势严峻，清政府急于建立海军，1875年，李鸿章叫停了制造局的造船项目，转而从国外购买军舰，建立北洋海军。

不得已，江南制造局再次转产。1875年以后，制造局引进西方的技术和人员，生产英国阿姆斯特朗式海防重炮，取得成功。但是，与当时西方国家生产的新型大炮相比，制造局生产的重炮已经过时，主要体现在火力不足、过于笨重等方面。

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之后，尤其是1880年以后，江南制造局渐渐脱离了李鸿章的影响，被湘军集团的官员所控制。一大堆的问题接踵而来：首先，除了海防重炮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的海疆，制造局生产的轻武器和弹药不再被李鸿章控制的淮军大规模采用；再者，制造局长期依赖国外的人员、技术和设备，费用巨大；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采用旧的官僚管理体系，任人唯亲、人浮于事、贪污腐化等现象在制造局中层出不穷。所有问题造成的后果是：江南制造局管理混乱，支出巨大，效率低下，成本高昂。

郭嵩焘曾经出使英国，中途被撤换，在回国的轮船上和长期在江南制造局工作的英国人傅兰雅交谈，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

金陵机器局仿制的蒙蒂格尼多管枪

李鸿章等人在创办各类近代实业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很多条件并不具备，比如：人才十分缺乏。在金陵机器局，李鸿章聘请英国人马格里主持生产、研发，而马格里实际是个医生。尽管马格里工作很努力，金陵机器局生产的大炮仍然质量低劣，1875年1月5日，金陵机器局制造的两门海防大炮在大沽炮台爆炸，造成几名中国炮手伤亡。

一日，（傅兰雅）至铸枪厂，见用开通内膛机器，一童子司之，惟用车口机器，长二寸许，轮转不息。因诘童子：“此当开通内膛，舍长用短，是不求通也”。童子窘不能对，因曰：“吾每月工食三元，仅够用此机器。”问何意，曰：“不过挨延岁月而已，横直总办不能知，莫吾诘也。”此又一事也。（湖南人民出版社，《郭嵩焘日记》）

傅兰雅讲的是：有一天，他来到铸枪车间，看到一个童工用一个短的工具开通长枪的内膛，便提醒他：这样操作根本无法开通长枪的内膛（长枪是无法使用的）。这个童工很窘迫，抱怨工资太少，自己是在混日子，反正上面的人也不会知道。江南制造局管理混乱的状况可想而知。

在江南制造局，工作人员虚报费用，从中牟利的现象司空见惯。光绪初年，有人说：“外洋工料尤易浮冒，报价每至四五倍之多。……故人谓，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这样一来，制造成本必然居高不下。

江南制造局在中国民族工业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但是，由于清政府仍然用原有的官僚体系进行管理，制造局在发展的道路上步履蹒跚，导致产品落后、成本高昂、质量不稳定，无法和国外同类产品竞争，在晚清政府急需要先进军事装备抵抗外来侵略的时候，它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在洋务运动中，纯粹由官办的项目占了压倒性多数，主要原因是清帝国出于统治的需要，希望把重大项目操之在手，不愿意让民间兴办。郭嵩焘回国以后，看到这样的情景：“在官来往上下，必以轮船，湘人仕外者亦然，而独严禁绅民制造。……今言富强者（指‘洋务派’），一视为国家本计；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傅兰雅（1839-1928）：英国人，圣公会教徒。1861年前往香港圣保罗书院教书，1863年到北京同文馆任教习。造局翻译馆任译员，一干就是28年。在制造局，他口译的著作达113种之多，将大量的西方书籍介绍到中国，为中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做出了重大贡献。1868年，受李鸿章邀请，前往江南制1896年前往美国。后来，他捐资在上海开办了上海盲童学堂，由他的幼子傅步兰担任校长。

用官僚体系去管理近代工业企业，必然会造成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等致命缺陷。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施行的政策与清王朝截然相反，他们不但允许民间企业经营近代工业项目，而且全力扶持重点私营企业发展，这是日本在近代实现腾飞的重要原因。

1875年9月，日本政府发布了“第一号及第二号命令书”，开始全力扶植“三菱”公司，支持它与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对抗，以垄断日本通往上海的航线。日本政府先是把委托给“三菱”使用的13只官船无偿地交给“三菱”使用，接着又无偿地将旧邮政轮船公司所拥有的24只船交给“三菱”。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答应每年给“三菱”25万日元的补助金，另外用81万美元收买了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在上海航线上航行的船只和陆上设备，租借给“三菱”使用。“三菱”公司由此发展起来。

从明治维新开始一直到188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各种政策，把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全部出售给民间，不与民争利，使日本资本主义走上了正式的轨道。

官督商办的招商局

李鸿章很早便有“富民”的思想，他也是在洋务运动中第一个利用民间资本的人，而利用民间资本的尝试是从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始的。

鸦片战争后，外国多家洋行在中国从事轮船运输业务，新型轮船往来于中国沿海，“中国旧式船运几全失其利”，“各口生意，洋商占十之九，沿海沿江人民生计壅阻，国家税饷尤损失不赀”。洋人几乎垄断了中国沿海的船运业务。李鸿章酝酿开办轮船招商局，首先着眼于打破洋人在船运方面的垄断，意在“分洋人之利”。

李鸿章开办轮船招商局的第二个原因是海运漕粮的需要。到了1870年左右，相对于用大型轮船海运漕粮，河运漕粮的弊端一目了然，肯定要被淘汰掉。不过，要把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交由外国人操办，实在是令人担心的，唯一办法是自备轮船。有一支自备船队，平时从事商用，战时可以用来运兵，这是李鸿章的另外一层考虑。

之所以要在轮船招商局中引入民间资本，首先是因为李鸿章意识到了官办企业的弊端：投入巨大，效率低下。再者，上海附近民间资本相对充裕，却都投向了外商，这令李鸿章心有不甘。当时的著名买办郑观应曾经说：“现在（约1871—1872年）上海长江轮船多至十七八只，计其本已有一二百万，皆华商之资，附洋行而贸易者十居其九。”华商之资之所以投向外国洋行，是因为“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李鸿章组织华商开办轮船招商局，也是与洋人争华商之资本，以为我用。

1872年12月，李鸿章上书总理衙门，奏请设立轮船招商局：“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招商局“官督商办”的形式由此确定下来。

所谓“官督商办”，顾名思义，是官方主持、督导，由民间商人筹集民间资本、负责具体运作的经营模式。在当时，李鸿章采取这种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实际是迫不得已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官方的扶持，大型的企业是难以在民间成立起来的，也难以和英美等国的洋行相竞争。

因此说，在晚清时期，在中国工商业的起步阶段，官督商办是一种可取的过渡办法，也是李鸿章的本意。在给署理两江总督张树生的信中，他说出了自己筹办轮船招商局的更深一层用意：“兹欲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

1873年1月，轮船招商局正式在上海设立。为了防止轮船招商局被外国资本控制，《轮船招商局条规》规定：“凡有股份者，如欲将股份单转售别人，必须先赴本局告明……惟只准售予华商。”为了吸引华商投资，扶持招商局，李鸿章奏请总理衙门“必准其兼运漕粮，方有专门生意，不至为洋商排挤”。这一奏请获准。

也就是说，轮船招商局在成立之初便垄断了海运漕粮的生意。即使如此，招商局仍然难以获得华商的青睐。至1873年4月，华商认股超过10万，招商局只收到现款1万元。无奈之下，李鸿章把个人的5万元交由招商局使用，另外以7％的利息把淮军的军饷13.5万两白银借给招商局，这才解了招商局的燃眉之急。至1873年秋季，招商局实缴资本达到47.6万两白银。

轮船招商局开办以后，随即展开了和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确实达到了“分洋商利权”的目的。招商局开始营运以后，轮船运输市场的运费逐步降低，1873—1876年间，华商支付外国轮船公司的运费大约减少1300万两，这对于整个中国商界是有利的。另外，轮船招商局逐年向海关缴纳税款，支持了政府财政；在不同时期将清军输送至朝鲜、山海关、台湾等地，在战争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晚清时期的重要人物。秀才出身，1870年入李鸿章幕府，协助李鸿章办洋务。在实业方面，成就突出：创办轮船招商局、建立电报局、创办华盛纺织厂、合并成立汉冶萍公司、督办铁路建设、开办通商银行，等等。开办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的前身）。广泛参与慈善事业，在天津创立广仁堂，在上海开创万国红十字会。历任山东登莱青道兼烟台海关监督、天津海关道、大理寺少卿、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待郎、邮传部尚书和邮传部大臣等职，是晚清政府的重要官员。

轮船招商局在开办初期亏损严重，经营困难，正是因为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扶持才得以生存、发展。在1882年以前，招商局中官款总额远远超过实缴资本总额；政府在不同时期存入招商局的官款共达190余万两。正是由于有了来自官方的支持，1877年，轮船招商局以220万两白银的价格收购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所有资产，一跃成为中国海运市场上最大的轮船公司。

所谓“得其利必受其害”，“官督商办”对于轮船招商局也是如此。虽然李鸿章一直维护招商局处于商办的形式，而招商局实际上始终处于官方的控制之下，大多数时间处于李鸿章本人的掌握之中。招商局的日常决策权力掌握在官方派出的总办、会办手里，而这些人是由李鸿章委派的。所以，招商局的经营管理处于私营商办与官僚主义相混杂的状态中，官僚主义处于强势地位。

于是，晚清腐朽的官僚体制逐渐腐蚀了轮船招商局的正常运行机制。受到官僚主义的影响，轮船招商局中腐化、舞弊现象层出不穷。1885年，朝廷派马良调查招商局的经营状况，马良在调查报告中说：

用人之弊，失之太滥。各局船栈，人浮于事，视太怡行不啻三倍，而得用者无多；甚至首领要缺，委之庖代，如北栈管总、广州局总、各船之“总”，皆不在其事，但挂名分肥而已。又，局中司董均无保单，故挂欠水脚，挪用银两，无从追缴。推其不用保单之故，因系总办亲友可靠，而不知舞弊则亲友更甚。……

账目之弊，失之太浑。不外四柱，有账无实，而每年结账又徒务虚名，纷然画抵，究难取信。患在公私混乱，挪欠自如。唐总办欠六七万，徐欠二万余，各司董所欠不等，殊与初定章程“凡有挪欠者立即撤退”之意相左。此特其净欠者耳，更有以烂贱股票押取局银至三十余万之多者！（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6册）

这段话的意思是：轮船招商局人浮于事，下面各机构的职员人数是太怡洋行的3倍，其中称职的员工很少。各机构的首领大都不在任上，只是挂名分肥而已。局中很多担任重要职务的员工没有保单，他们借用、挪用的银两无从追缴，因为这些人是总办的亲友，总以为可靠，其实这些人在贪赃舞弊方面更加厉害。

马良在报告接着说：轮船招商局的账目非常混乱，账面数字与实际严重不符。最大的问题是高层人员公私不分，随意挪欠。唐总办欠六七万两，徐总办欠两万多两，其他人所欠不等，这完全不符合章程中“凡有挪欠者立即撤退”的规定。更有甚者，有人以烂贱股票作为抵押，从招商局挪走白银30万两！

除了轮船招商局自身管理不善以外，官方对招商局的侵害也非常严重。由于招商局始终处于官方的控制之下，它自然成为朝廷征收大员的猎取对象，不断受到勒索，大量资金被用于报效朝廷，影响了招商局的正常发展。收购旗昌洋行，招商局的经营达到鼎盛，此后便长期处于停滞甚至是萎缩的状态。而在同一时期，在华的外国轮船公司发展迅猛，轮船招商局又处于落后的状态下。

其他“官督商办”的企业大体都有轮船招商局的遭遇。怎样评说“官督商办”呢？“官督商办”的运营方式是李鸿章等人在洋务运动中引入民间资本的尝试，是晚清时期民间资本和官僚专制相妥协的产物。相比于纯粹官办企业，它具有活力和优势；和国外的民办企业相比，它们遭受到官僚体制的严重侵害，效率低下，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缺乏不断向前跃进的动力和能力。

事机凑泊，种豆得瓜

李鸿章等人在洋务运动中兴办的军工企业、实业公司大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产品落后，成本高昂，质量不稳定。因为这些原因，李鸿章等人一边投入巨资兴办洋务，一边花费巨资向外国公司购买轮船、枪炮、弹药。也就是说，李鸿章等人在洋务运动中兴办的这些企业没有起到预朝的作用。

客观地讲，刚刚起步的中国近代工业是不可能具有超过英美等国企业的竞争力的，但是，我们分析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等案例，会发现腐朽的官僚体制严重地制约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也就是说，一个近代化的企业要在一个已经近代化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快速发展。晚清著名外交人士薛福成对这个问题也持相同的看法。他曾经赴欧洲考察，对中外公司做了一番对比之后，写成了一篇文章《论公司不举之病》，探讨中国公司不能兴盛的原因。他在文章中写道：

迩者中外通商，颇仿西洋纠股之法。其经理获效者，则有轮船招商局，有水陆电报局，有开平煤矿局，有漠河金矿局。然较外洋公司之大者，不过什百之一耳。……夫外洋公司之所以无一不举者，众志齐、章程密、禁约严、筹划精也；中国公司所以无一举者，众志漓，章程舛，禁约弛，筹划疏也。四者俱不如人，由于风气之不开，风气不开；由于朝廷上之精神不注。……是故风气不变，则公司不举；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上海人民出版社，《薛福成选集》）

薛福成说：李鸿章等人模仿西方成立股份公司的办法，建立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局等企业，而这些企业在规模上是无法和外国的大公司相比的。外国公司之所以兴盛，是因为股东目标一致、章程制定缜密、禁约执行严格、筹划精密细致。中国企业在这些方面都不如西方的企业。中国企业之所以在这四个方面做得不够，是因为中国没有有利于企业发展的风气；风气之所以不开，是因为朝廷没有向下宣扬、灌输近代化的理念。这样，工商业不能兴盛发展，中国终究不能富裕、强盛。

薛福成所说的“风气”，是指社会中保障、促进企业成长的内、外部条件。以现在的观点看，市场经济要想得到健康的发展，需要整个社会普遍存有平等理念、契约精神、规则意识；政治上要有相应的法律和法规，保护公司不受非法侵害，尤其是不受来自官方的任意勒索和敲诈。

薛福成（1838-1894）：江苏无锡人，晚清思想家。早年广览博学，不屑八股。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对时局见解独到，尤其对李鸿章有很大影响。1879年写出著名的《筹洋刍议》﹐主张变法。1889年被派为出使英、法、意、比等国大臣。1894年离任回国，在上海病逝。

在晚清时期，清王朝常常侵害企业的权益，商人的权利对于官方来说如同案板上的肉，如果想要，既可以巧取也可以豪夺。曾经担任买办、也曾经在轮船招商局工作过的郑观应这样记述当时“官欺商”的危害：“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其视商人之赢绌也，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私囊虽充，利源己塞。此弊之在上者也。”

晚清社会没有公司成长所必需的“风气”，所以李鸿章等人兴办的企业是无法充分发展的。有人形容说，这如同把马拉到河边却不给它水喝。面对这样的状况，我想起张爱玲在小说《茉莉香片》中的一段话：

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如何评说李鸿章等人在洋务运动中的努力呢？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遭受惨败，人们曾经断言，这是洋务运动的破产。其实，中国迈向近代化的脚步是非常艰难的，洋务运动是其中必然要走的几步。洋务运动初步创设了中国近代军事、造船、机器、冶炼、航运、电讯、采矿等工业门类，使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的轨道。这就是像李鸿章这样的实干家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应该说，李鸿章等人开展的洋务运动为中国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打下了基础。到1894年时，洋务派所创办和支持的民用产业已涉及航运、采矿、电信、铁路、纺织、冶金等部门，民用产业的实存资本总额达3961万元，加上军用产业实存资本总额1071万元，合计达5032万元，占当时中国产业实存资本总数6749万元的74％以上，成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主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中国近代通史》第3卷）

没有洋务运动的尝试，便没有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甚至不会产生辛亥革命。近代教育家张继煦在《张文襄公治鄂记》中写有这样一段文字：

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张之洞）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赈，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视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何晓明等，《张之洞评传》）

这段话的意思是：武汉之所以成为中南重镇，实在是张之洞二十年缔造的功劳呀。那时候，武汉工厂林立，殷实富裕，为中外所关注。武汉有官钱局、铸币厂，起义不愁没有资金支持；有枪炮厂，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枪弹；有新军，官兵掌握新的知识、思想，胸怀革命的志向。无论在精神上、物质上，武汉比其他地方条件要好，所以造成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张之洞所想不到的，真是机缘巧合，种豆得瓜呀。

武昌起义军炮兵

第六章　专制社会的重力

斗争无处不在

薛福成认为，造成晚清企业无法兴盛的原因是风气不开；“风气不开，由于朝廷上之精神不注”。这实际就是说，近代化企业的发展需要有近代化的政治体制与之相适应，要不企业是无法独善其身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王朝的运行体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比如，改变了和西方国家交往的方式，开始向西方学习，部分政权向汉族士绅手中转移。但是，这距离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所要求的“风气”还有很大的差距。

单从政治体制看，从慈禧、奕䜣联合执政的方式确立之后，清王朝不但没有做出大的改革，反而愈发走向专制，这突出地表现为慈禧个人愈发专权。究其原因，是因为专制社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重力”：在没有实施政治变革的时候，政治运行体制必然走向更大程度的专制、专权，而表现形式一般为权力斗争，社会会进一步走向腐朽。

在中国传统社会，对于最高权力的争夺是激烈而残酷的，其结果对历史进程影响很大。晚清同样如此。慈禧太后的权力欲望极强，且拥有超卓的政治天分。“辛酉政变”后，她与奕䜣开始联合执政，也就从那一天起，他们两个人的权力斗争也拉开了序幕，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需要首先说明的是：综观奕䜣的一生，应该说，他是一个充满睿智的人，但决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强人，也不像慈禧太后一样有着强烈的专权欲望。他之所以与慈禧太后时常爆发冲突，主要是为了限制慈禧太后过分的权力膨胀，是为了维护帝制时代的皇权运行体制，在大多数的时候，他是处于被动的地位的。

同治八年（1869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做了一件掀天揭地的事情：他把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安德海杀了！安德海出生于1844年，是直隶青县人，14岁时入宫，聪明伶俐，为人狡狯，深得慈禧太后的宠爱和信任，因此平日里行事嚣张，甚至对恭亲王奕䜣也不尊重，气得奕䜣对亲信说：“非杀安，不足以对祖宗、振朝纲也！”

得势的安德海不知检点，居然在宫外购置宅院，甚至花钱买了一个老婆，引得一些人暗地里愤恨。同治八年四月，山东巡抚丁宝桢对薛福成感叹道：

方今两宫垂帘，朝政清明，内外大臣，各司其职，中兴之隆，轶唐迈宋。惟太监安德海稍稍用事，往岁恭亲王去议政权，颇为所中。近日士大夫渐有凑其门者，当奈何？（上海人民出版社，《薛福成选集》）

丁宝桢说：“几年前恭亲王被撤去议政王头衔，一个重要原因是安德海在慈禧面前恶意中伤恭亲王。近年来，有一些士大夫渐渐投奔到安德海的门前（安德海的势力大起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他的内心里充满忧虑。时隔不久，历史给了丁宝桢一次机会，令他亲手平息了心头的怒火，为清王朝去除了一大隐患。

丁宝桢（1820—1886）：贵州平远人。1853年中进士，入翰林院。1863年任山东布政使，镇压捻军。1867年，任山东巡抚。1869年秋，斩出京太监安德海。治理黄河有功，创设山东机器制造局。1876年10月调任四川总督，改革都江堰水利设施，创办四川机器局。

1869年8月，安德海率领几十人离开北京，出宫南下，说是为皇帝大婚到苏州采办龙袍，一路上非常招摇。8月27日，安德海一行人进入山东境内。按照清朝的规定，太监是不能擅出皇城的，违者杀无赦。山东巡抚丁宝桢早就对嚣张的安德海心怀愤恨，于是布置天罗地网，将安德海擒住，然后上奏朝廷，等待处置意见。丁宝桢等来的谕令是：“祖制，太监不得出都门，擅出者死无赦。”于是，安德海人头落地，“支党死者二十余人”。

这道杀死安德海的谕令是谁下达的呢？慈禧太后是否知道呢？有些人认为这道谕令是慈安太后和奕䜣下达的，没有让慈禧太后知晓。其实，在当时垂帘听政的体制下，瞒着慈禧降旨杀死安德海是不可能的，这道谕旨肯定征得了慈禧太后的同意。《清稗类钞》是这样记载这件事的：

及丁（丁宝桢）疏既上，孝贞（慈安）、孝钦（慈禧）两后召军机内务府大臣议之，皆力请就地正法。留中两日，未下，醇亲王复诤之。同治己巳七月某日，奉上谕：“……着山东、江苏、直隶各督抚迅派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拏。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

慈禧太后亲自批准了诛杀安德海的谕旨。亲自批准诛杀安德海的谕旨，充分说明慈禧太后在政治上的老辣：尽管杀掉了一个非常宠爱的太监，她却获得了严守祖制、公正无私的名声，自己的声望得到提升。

丁宝桢的所为给许多人出了一口恶气。曾国藩听说此事，对周围人说：“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丁宝桢的字），豪杰士也。”李鸿章知道此事，“矍然起，传示幕客”，大声说：“稚璜成名矣！”从这件不大不小的事件可以看出，慈禧太后虽然专制，但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廷的权威已经跌落，权力已经下移，汉族大臣既支撑了大清的江山，也滋生了一些敢于平视朝廷的雄心。

尽管表面上同意诛杀安德海，慈禧太后的心中肯定是不好受的，有史料说她为此大病一场。这件事表面上没有掀起大的波澜，但实质上是最高权力斗争的结果，说明慈禧太后的专制仍然受到一些牵制，而这些牵制主要来自于慈安太后和奕䜣。“辛酉政变”以来，奕䜣虽然屡受慈禧的打击，对慈禧太后却并非言听计从，“常据祖制以折太后之势焰”。同治十一年（1872年），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同治朝，大婚之后，慈禧太后面谕军机大臣云：“吾姊妹（两宫太后）辛苦久，今距归政不远，欲择日遍召大学士、御前大臣、六部、九卿，谕以宏济艰难之道，惟养心殿太迫窄……”言至此，恭亲王遽对曰：“着，慈宁宫是太后地方。”太后遂止不语，后亦不遍谕大臣，盖后意欲御乾清宫，恭邸（恭亲王）窥其意，而先为几谏也。其机警如此。（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

乾清宫是皇帝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同治帝大婚之后便可马上亲政，奕䜣说“慈宁宫是太后地方”是提醒慈禧太后不要干预皇帝亲政。慈禧太后长久掌握最高权力的梦想受到干扰，她对奕䜣更添恨意。慈禧太后居高临下，掌握着报复奕䜣的主动权。

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帝亲政，慈禧太后却不愿放弃权柄，事事予以牵制。同时，为了自己享乐，她要求同治帝修复圆明园。同治帝为了换取慈禧太后的欢心，避免其长期干政，毅然决定在圆明园中大兴土木。

其实，当时清朝国库空虚，已经没有财力修复圆明园。开工之后，工程中又屡屡出现贪污、诈骗的事件，于是，奕䜣、醇郡王奕等人联名上疏，请求停止修复工程。因为修建颐和园实际另有打算，同治帝对奕䜣等人的阻挠非常反感，坚决不从。有一次，奕䜣等人再次劝谏，同治帝一气之下说出了要让出皇位的话来，奕䜣等人大惊，文祥更是伏地大恸，差点昏厥过去。无奈之下，同治帝说出了修复圆明园实际是太后主意的实情。李鸿藻显示“清流”本色，直接上奏慈禧太后，要求停止圆明园修复工程。

修复工程受阻，同治帝摆脱慈禧太后干预的企图落空，小皇帝对奕䜣等人的怨恨可想而知。停止园工的圣旨刚刚下发，制裁奕䜣等人的谕旨跟着就下来了。同治帝降奕䜣为郡王，将奕、文祥、李鸿藻等10人一律革职，准备治其图谋不轨之罪。小皇帝意气用事，朝堂上一片大乱。

这时候，慈禧太后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现了。她和慈安太后赶赴弘德殿，撤消了惩治奕䜣、奕等人的圣旨，召见奕䜣等人以示安抚。据吴汝纶在《桐城吴先生日记》记述：“两宫垂涕于上，皇上长跪于下，（慈禧太后）谓十年以来，无恭邸（恭亲王）何以有今日？皇上少不更事，昨谕著即撤销云云。”

随后，慈禧太后下达圣旨，以同治帝的名义讲述了事件起因经过，指责奕䜣等人犯有言辞失仪之咎。一场朝堂闹剧平息下来，同治帝大出其丑，奕䜣遭受打击，慈禧太后卓然而立，再次确立大清江山主宰者的身份。

光绪帝从何而来

1875年1月12日，年仅19岁的同治帝因患恶疾，不治身死。在同治帝驾崩的当天晚上，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一起召见各位大臣，首先提出：“此后垂帘如何？”大臣们无人敢于反对。慈禧太后接着对众人说：“文宗（咸丰帝）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既定，永无更移，我二人（两宫太后）同一心，汝等敬听。”随后便宣布立醇郡王奕之子载湉为嗣皇帝。

小光绪在皇家护卫的照看下骑马

年幼的光绪帝登基之后，孤单、寂寞，说话、行事皆不自由，有时甚至吃不饱。跟随他的太监出宫后回忆说：光绪帝“十岁上下，每至太监房中，先翻吃食，拿起就跑。及至太监追上，跪地哀求，小皇帝之馍馍，已入肚一半矣。小皇帝如此饥饿，实为祖法的约束，真令人无法”。

奕是道光帝的第七子，是咸丰帝同父异母的兄弟，他的大福晋是慈禧太后的妹妹，载湉是他的第二子。慈禧太后立载湉为帝的决定打破了清王朝皇帝承继的正常秩序。如果皇帝在没有亲生儿子的情况下驾崩了，清室正统的解决办法是：从皇室近支中寻找一个孩童过继给死去的皇帝，立这个孩童为皇帝。按照这个规矩，道光帝长子之孙溥伦在排列正序中最为靠前，最有资格成为皇帝。

但是，溥伦是同治帝的晚辈，登基后慈禧便成为太皇太后，没有了垂帘听政的资格。慈禧如果要保持太后身份的话，需要立同治帝的同辈为帝。在皇室近支中，奕䜣之子载徵的年龄最长，并且与同治帝同辈，也有资格成为皇帝。可是，载徵的年龄与同治帝相仿，登基后即可亲政，慈禧太后没有垂帘的机会。另外，载徵的父亲是奕䜣，奕䜣本来就制约着慈禧太后专权，所以载徵是万万不能立为皇帝的。

慈禧太后最终决定打破正常秩序，将载湉过继给咸丰帝为次子，按照“兄死弟继”的办法，立载湉为新帝。载湉只有4岁，且为慈禧太后的妹妹所生，立他为帝，慈禧太后便可以太后的身份继续垂帘执政。所以说，载湉之所以能够成为皇帝，完全是慈禧太后为了满足自己的专权欲望所为。

慈禧太后的这个决定在朝中大臣中引起骚动，因为这毕竟不合祖制。大部分人害怕慈禧太后的权势，不敢提出反对意见；有少数人以不同方式提出不同意见，其中以吴可读最为激烈。吴可读是甘肃兰州人，出生于1812年，1835年中举，1850年考中进士。后来，他担任吏部郎中，转河南道监察御史。

吴可读是一个倔强耿直的人，多次上疏言事，震动朝野，有时言辞激烈，甚至招来杀身之祸。1870年，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在肃州（今酒泉）枉杀平民200余人，其中有若干生员、秀才，还有私塾中的学童10余人。因为成禄是满洲贵族，朝廷的判决是斩监候，也就是死缓。但是，这项罪名在晚清远没有今天这么严重，大体是遮挡一下人们的耳目，随后便可以重新启用了，就像道光帝对待奕经、奕山一样。

吴可读认为这个处置结果太轻，坚决要求对成禄斩立决。他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给同治帝上疏：“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之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藁街是汉朝时的一条街名，在当时的长安城内。

当时，同治帝尚且年幼，看到自己的决定遭遇大臣抵制，“大怒，谓吴可读欺我，大哭……非要吴的脑袋不可”。最后，多亏了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坚持不在判决书上落笔，吴可读才保住了性命，但是丢了御史的职位，被降三级使用，后来应陕甘总督左宗棠之聘，回到兰州主讲兰山书院。

1876年，吴可读被启用，任吏部主事。看到慈禧太后打破规矩，立载湉为新帝，吴可读耿直的性情再次发作，决心以尸谏的形式抗议慈禧太后立载湉为帝。1879年4月25日，在同治帝后奉安典礼举行之后，吴可读在蓟州服毒身死，留下遗折，在其中说：

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窃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咸丰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同治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

在今天的人们读来，吴可读的这段话就像是绕口令一般。总之，吴可读就是在争一个死理，认为慈禧立载湉为皇帝是不对的；即使载湉做了皇帝，他将来的儿子只有过继给同治帝，才有资格继续做皇帝。

面对吴可读的尸谏，慈禧太后的反应非常快。她没有对吴可读的行为做出惩处，反而赞扬他“孤忠可悯”，以此安慰人心，接着颁布懿旨，认可吴可读“嗣后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的意见。之后，年幼的载湉仍然坐在皇帝位上，慈禧太后仍然垂帘听政，大清王朝的权力更加牢固地掌握在这个女人手里。

政权尽归西宫

1881年4月8日，宫廷内又一件重大意外事件发生了：慈安太后突然暴崩。慈安太后原是咸丰帝的“正位中宫”，名分上居于慈禧之前，虽然个性软弱，遇事谦让，但也是牵制慈禧专权的重要力量。因此，有人猜想，慈安太后之死与慈禧太后有直接关系，现在尚无充分材料证明这点。不过，慈安太后之死在客观上造成了“政权尽归西宫”的事实，慈禧太后从此“唯己独尊”。

慈安太后死后，恭亲王奕䜣面临的形势更加不利。首先，有慈安太后在，奕䜣和慈禧太后之间的纷争尚有人调处，慈禧太后不能无缘无故对奕䜣予以打击；再者，在慈禧太后的扶植下，醇亲王奕的势力日渐兴起，奕䜣的势力渐处弱势。

奕䜣和奕二人虽是兄弟，但是政见不同，平时“不甚合”。相比于奕䜣，奕的思想陈旧保守，不满于奕䜣的主张，多次与之发生冲突。“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奕对最终的处置结果很不满意，认为奕䜣、曾国藩等人示弱卖国，曾经愤怒地质问奕䜣，并愤而辞去御前大臣等职务，表示不屑与之同朝共事。

光绪帝登基之后，奕䜣和奕之间的形势陡然间发生变化，因为奕是光绪帝的亲生父亲，处于“太上之尊”。另外，为了打压奕䜣，慈禧太后有意支持奕，奕得以“树用私人，结党相倾，恭王（奕䜣）之势渐孤”。

慈禧太后之所以极力打压奕䜣，主要是因为奕䜣当政不利于慈禧太后专权。奕䜣有政治主见，倡导洋务，和洋务派大员们互有唱和，多有支持，已经形成一股大的政治势力。无论这股势力对国家、对民族有利与否，在慈禧太后看来，它足以对自己的专权构成威胁；奕䜣掌握军机处，对于慈禧太后专权来说便如骨骾在喉，须要时时防备。奕当政则非常有利于慈禧太后专权，一是因为奕是其妹夫，二者更亲近；二是因为奕不但思想保守，政治能力也一般，需仰仗慈禧太后的背后支撑才能在朝堂站立。

慈禧太后在耐心地等待一个时机。1884年3月，清军在中法越南战争中屡屡失利，慈禧太后以此为缘由，于4月8日突然罢免了以奕䜣为首席的全体军机大臣，对权力中枢进行了大规模改组。在以光绪帝名义下达的谕旨中，奕䜣饱受责难：“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䜣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举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闭，或弹其萎靡，或谓簠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

最后，谕旨宣布：奕䜣被“开去一切差事”，“家居养疾”；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日，慈禧太后再次发布谕旨，“军机处遇有紧急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谕旨”，军机处实际交由奕譞总揽一切。

奕䜣被罢黜后，他在总理衙门的位置由庆郡王奕劻代替。奕劻，出生于1838年，宗室子弟，“幼颇艰难，由辅国将军渐次递升……在当时满人贵胄中颇以明干见称，然宦术甚深，遇事多敷衍趋避，不肯担当，亦惟事揣摩太后意旨以自固禄位而已”。

礼亲王世铎，爱新觉罗氏，1843年出生，1850年袭礼亲王，同治年间授内大臣。民国时的黄浚评价说：世铎“秉性庸弱”，“一物不知，唯利是图，无论何人均可拜门，以千金寿，辄畀荐牍，向当道干谒，刺刺不休”。

额勒和布，满洲镶蓝旗人，曾经担任奉天府府尹、乌里雅苏台将军、热河都统、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等官职。黄浚评价他说：“木讷寡言，伴食而已”。

阎敬铭，1817年出生，陕西朝邑人，1845年中进士，曾经署理湖北布政使，任山东巡抚、户部尚书。理财有道，受慈禧太后器重，后人对他评价较高。

张之万，1811年出生，直隶南皮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状元，后历任礼部侍郎、漕运总督、江苏巡抚、闽浙总督、兵部尚书等职。擅长书画，无突出政绩，黄浚评价他“以书画音乐自娱”。

孙毓汶，1833年出生，山东济州人，咸丰六年（1856年）中进士，曾经担任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深受慈禧太后信任。对于孙毓汶，近代史学者樊百川评价为：“他品性龌龊，除了弄权贪黩、倾害异己以外，实无执政之才。”

这次大规模的权力改组发生在农历甲申年，以后被称作“甲申易枢”。此次改组之后，慈禧太后真正实现了专权统治，朝廷中再无一股政治势力可以对其实施牵制、制约。但是，从此之后，朝廷中枢重新归于沉寂，整个国家在黑暗的海洋中加速下沉。

奕劻（1838-1917）：满洲镶蓝旗，爱新觉罗氏。1850年袭辅国将军。1860年进贝勒，1872年加郡王衔，授御前大臣。1884年，任总理衙门大臣，封庆郡王。1894年，封庆亲王。一生庸碌，多贪腐。

后来，人们常常对慈禧太后的此次中枢改组大加诟病，有人甚至认为此次事件是一个节点，在此之前，国家还有些振作的样子；在此之后，国家加速走向衰败，清帝国最后也就崩溃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状元、清末民初著名社会活动家张謇这样说：

自恭王去，醇王执政，孙毓汶擅权，贿赂公行，风气日坏，朝政益不可闻。由是而有甲午朝局之变，由甲午而有戊戌政局之变，由戊戌而有庚子拳匪之变，由庚子而有辛亥革命之变。因果相乘，昭然明白。

延伸阅读

慈禧看戏

慈禧太后喜欢看京戏。有一次，宫里演《翠屏山》，台上正在演着，慈禧太后突然叫停，并且把管事的大骂一顿，原来唱词中有一句“最狠不过妇人心”，犯了大忌讳。还有一次，净角麻穆子唱《双钉记》，他按祖宗传下的本子唱了句“最毒莫过妇人心”，令慈禧太后勃然大怒，屁股马上挨了八十大板。

越下沉越黑暗

光绪元年（1875年），光绪帝还是个5岁的孩子。李鸿章对停滞不前的社会状况充满担心，对光绪帝将来的执政抱有希望。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颇为担心地说：“……但冀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嗣皇（光绪帝）亲政，不知能否支持不生他变。焦悚莫名！”

光绪帝一天天长大，而李鸿章心中的希望一天天变小。看到自己的亲生儿子逐渐长大，醇亲王奕的心中既有喜悦又充满恐惧，因为他知道慈禧太后的权力欲望极强，长大后的光绪帝势必要和她发生冲突。

1885年，光绪帝15岁。在这一年，奕譞决定重新启动颐和园修复工程。与同治帝一样，奕修园，用心良苦，一方面是迎合慈禧太后的心意，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光绪帝）亲政。奕知道，大规模修建园林必然遭遇谏阻，且没有资金来源，便利用自己海军衙门大臣的身份，打起了海军的主意。

1886年，奕以在昆明湖畔创建水操学堂的名义奏请动用白银760万两（宓汝成等，《清代全史》），重修颐和园。后来，修建颐和园所用的巨额资金大多是海军衙门以筹建海军的名义从各处筹来的，“内府不足，下之各府，各府不足，取之各路，于是行省掘地尽矣。江南之不能供老湘营，其一端也”。

7月11日，慈禧太后召见奕和世铎，宣布第二年为光绪帝举行亲政典礼。这件事令奕感到忐忑不安，认为慈禧太后是在考验他对于光绪帝亲政的态度，如果自己略微表现出热衷此事的态度，势必会大祸临头。

醇亲王奕

醇亲王奕的福晋是慈禧太后的妹妹，也是光绪帝的母亲。但性格内敛，与人无争。《清稗类钞》记道：“醇贤亲王福晋为承恩公惠征女，孝钦后（慈禧太后）胞妹也。光绪间，曾奉懿旨赐坐杏黄轿。福晋秉性谦冲，至内廷，仍不用也。”

五天之后，奕上了奏折，带头吁恳慈禧太后再训政数年，并且提出：光绪帝亲政后，“必须永照现有规制，一切事情，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这样的话，即使光绪帝亲政之后，朝政大权仍然操于慈禧太后手中。

慈禧太后略作推辞之后，接受了奕的提议。之后，慈禧太后继续训政，奕譞继续修建颐和园。实际上，奕主张修建颐和园，实在是无奈之举，心中有不少苦衷。光绪帝老师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1886年11月19日，奕见到庆亲王奕劻，“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翁同龢等人），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易渤海，万寿山易滦阳也”。

这里所说的“昆明”是指昆明湖，“渤海”代指海军，“万寿山”代指颐和园，“滦阳”指避暑山庄。奕譞也知道，他是用海军换来了供慈禧个人享乐的颐和园，这对于国家是不利的。三天后，他见到翁同龢，“深谈时局，极耿耿也”。

修建颐和园是需要巨额资金的，户部银库拮据，奕等人只好以海军建设的名义到地方上搜刮。1888年，各地督抚筹集的“海军巨款”即有260万两白银之多，1886年至1888年发行“海防捐”收到的白银有157.7万两。这些钱款都划归海军衙门使用，用于颐和园的修建。海军衙门俨然成为新内务府，把主要精力用在颐和园修建工程上，只把紧迫的海军建设放在李鸿章一个人肩上。

1889年，奕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效。2月26日，光绪帝大婚典礼举行，皇后是慈禧太后的侄女。既然光绪帝已经成婚，慈禧太后没有理由继续训政，只好宣布“撤帘归政”，退居颐和园。3月4日，光绪帝亲政大典正式举行。

光绪帝表面上亲政了，朝政大权实际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1888年12月12日，军机处提出了慈禧太后参预朝政的两个方案：一个是“事前奏明”制度，即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军机处向皇帝请旨裁定后，皇上奏明皇太后，次日再降谕旨；一个是“事后上报”制度，即光绪帝和军机处要把重要的朱批、口谕、电旨、折件等文件及时向慈禧太后上报，时间不迟于第二天。从这一天起直到1898年戊戌政变，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通过这样的制度，慈禧太后牢牢控制着光绪皇帝。

“甲申易枢”之后，奕所领导的军机处远不如奕䜣所领导的军机处勤政、进取，按赫德等人的说法，“中国又睡着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九月，“樊燮事件”中樊燮的儿子樊增祥已经高中进士，且投到了张之洞的门下。在给老师的一封信函中，樊增祥这样描述了自己在京城的所见：

都门近事，江河日下，枢府惟以观剧为乐，酒醴笙簧，月必数数相会。南城士大夫，借一题目，即音尊召客，自枢王以下，相率赴饮。长夜将半，则趁筵次入朝。贿赂公行，不知纪极。投金暮夜，亦有等差。

近有一人，引见到京，馈“大圣”（孙毓汶）六百（“大圣”见面，不道谢），“相王”（礼亲王世铎）半之（道谢，不见面），洨长（许庚身）二百，（见面，道谢），北池（张之万）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额勒和布），则了不过问矣。然近来政府仍推相王（世铎）为政，大圣（孙毓汶）则左右赞襄之，其余唯诺而已。……（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

这段话的意思是：近期京城中的形势可谓江河日下，朝中的权臣们常常聚在一起，寻欢作乐，乃至通宵达旦。官员之间公然行贿，毫无顾忌。最近有一个人来到北京，被引见给那些重要人物，分别向他们馈送银两：孙毓汶600两，世铎300两，许庚身200两，张之万100两，额勒和布没有过问。近来，朝廷仍然委派世铎当政，令孙毓汶具体辅佐他，其他的人唯唯诺诺，听命而已。

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看到清廷黑暗政治的一角。1894年之后，原来那些趾高气昂的“清流派”人士饱受打击，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主战，而中国在中法战争中惨败于马江，并且失去了对越南的宗主权（后有详述）；另一方面与慈禧太后的专权有直接关系，因为“甲申之后，太后所倡导之奢侈贿赂，宴游逸乐作风，实有日益格不相入之势，而清流之好为高论以品评时政，则尤为牢不可破之风气。孙毓汶辈之排斥清流，使朝士缄口，庙堂寂静”。（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慈禧专权，清流派闭口，朝廷政事每况愈下。清人李岳瑞所著《春冰室野乘》记载：

政界之变相，始于光绪辛卯、壬辰间，此后遂如丸石走阪，不及平地不止矣。先是辇金鬻官者，必资望稍近，始敢为之。至是乃弛纲解弢，乳臭之子，汛扫之夫，但有兼金，俨然方面，群小之侧目于先帝，亦至是而愈甚。

孙毓汶（1833—1899）：山东济宁人，1856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60年，在籍办团练时抗捐，被劾革职遣戍，后以输饷复原官。1881年，任工部右侍郎。1882年，任左侍郎兼署仓场侍郎。1884年，兼署刑部尚书，后入值军机处。为西太后“最得意信任之人，且与李莲英结兰谱，得以侦探内宫消息，视皇上（光绪）如虚器焉”。

光绪辛卯年是1891年，壬辰年是1892年。李岳瑞说：从1891年左右开始，朝中政局的变化更大了，急速下沉，不可遏制。原来的时候，只有资望较高的官员才敢买官鬻爵，到了1891年左右，随着朝政废弛，随便什么人，只要手里有钱，都可买官进爵，朝中群臣根本不把光绪帝放在眼里，这种情形愈演愈烈。

李岳瑞举了两个实例。有一个叫玉铭的人，原来在北京城内的一个大木厂做管事，不通文墨，居然花钱做了四川盐茶道。不料，在谢恩召见时光绪帝发觉他的无能，把他的官职免了。玉铭回到木厂后，承揽了醇亲王府上的工程，不但大肆贪污，而且把醇亲王府上的珍宝偷出来，卖给西方各国使馆。后来事发，他便剃发为僧，遁入西山佛寺。

还有一个人，名叫鲁伯阳，花了70多万两白银，得到苏松太道的官职。当时的两江总督知道这件事，借故不让他到任，后来找了个借口，弹劾他，把他开走了。鲁伯阳花巨资谋了一个官职，可是一天都没有到任，愤怒异常，于是进入深山，做了一名道士。京城里的人说起玉铭和鲁伯阳两人，“戏谓之一僧一道也”。

腐朽的政局是后来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重要原因，因为北洋海军是“朽木上的花朵”。我们设想：如果慈禧太后没有罢黜奕䜣的职务，奕䜣仍然执掌军机处，那么清朝的政局是否能够像同治年间一样，保持一种进取、图治的气象？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专制社会中存在着“重力”，如果没有受到刺激，没有实施变革，政治总的趋势是不断走向专制，社会越来越腐朽，一个奕䜣是挡不住的这种趋势的。

李鸿章的新敌人

光绪帝虽然亲政，但是朝政决策大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中，他每个月要到颐和园“请安”两次，有时甚至多达六七次。重要的奏折，必须由慈禧太后御览后才能颁布施行。这样，朝廷上便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一个是光绪帝，一个是慈禧太后。他们身边各自聚拢了一帮人，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分别被人称为“帝党”和“后党”。

帝党的核心人物是光绪帝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翁同龢，江苏常熟人，1830年出生于官宦之家。他的父亲翁心存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担任过上书房总师傅。翁同龢禀性好学，咸丰六年（1856年）高中状元。因为学识渊博，同治四年（1865年）翁同龢奉旨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幼年的同治帝。他的讲授深得同治帝和太后的好评，也曾经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

光绪元年（1875年），翁同龢奉旨在毓庆宫行走，成为光绪帝的老师。他给年幼的光绪帝讲课，非常用心，不但讲授儒家文化，也传授自己所了解的西学；不但在学业上教育光绪帝，而且在生活上照顾他，使得从小体弱多病且又孤单的小皇帝得到了很多温暖。师生两人在一起25年，积累了深厚的感情。《清稗类钞》记载：

德宗冲龄典学，昵就翁同龢，或捋其髯，或以手入怀抚其乳，故常熟在书房二十五年，最为上所亲。尝乞假回虞山省墓，上雅不愿其去，不得已，始允假一月。陛辞日，坚与约曰：“下月今日，朕与师傅相见于此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光绪帝幼年继位，同时接受教育。在各位老师中，他和翁同龢十分亲昵，有时候会用小手捋翁同龢的胡子，有时候会把手伸到翁同龢的怀里抚摸他的前胸，因此，翁同龢在上书房25年，光绪帝和他最亲近。有一次，翁同龢请假回虞山省墓，光绪帝舍不得他离开，不得已，准给老师一个月的假。翁同龢向他辞别的时候，光绪帝与老师约定：“下月今日，朕必须要在这里见到老师。”

翁同龢不但担任皇帝的老师，在朝中也担任重要职务，历任刑部侍郎、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工部尚书等官职，1886年至1898年期间担任户部尚书。光绪八年（1882年），他入值军机处，进入清廷最高权力部门。两年后，因中法战争失利，罢值军机。1894年，他再次担任军机大臣。光绪帝亲政后，处置政务对翁同龢十分依赖，《清史稿·翁同龢列传》记载道：“同龢善伺上意，得遇事进言。上亲政久，英爽非复常度，剖决精当。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

翁同龢不但学识渊博，是皇帝的老师，而且为官清廉，在朝中有着很高的威望。1884年中法战争后，原来的“清流派”人士遭到打压，而新的“清流派”又纷纷冒出来，因为古代中国的朝堂上永远不缺针砭时弊、仗义执言的人士。新的“清流派”包括文廷式、志锐、张謇、盛昱、沈曾植、王仁堪、黄绍箕、丁立钧、李文田等人。他们要找一个领袖，翁同龢便是最好的人选了。

“前清流”和“后清流”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李鸿章。翁同龢与李鸿章是晚清政坛上的一对“冤家”，两个人冲突不断，给中国近代史造成重大影响。人们谈论起这段历史的时候大都会提到他们的个人恩怨，而他们的个人恩怨起源于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被贬一事。

平定太平天国期间，翁同书曾经担任安徽巡抚一职。在此期间，安徽境内发生乡绅、团练相争事件，两江总督曾国藩上奏弹劾，言翁同书“定远失守时弃城走寿州，复不能妥办，致绅练有仇杀之事”。由此，清廷将翁同书下狱候斩，后流放新疆。这件事导致翁同龢的父亲病重而逝，他的哥哥再也没有从西北回来，翁家遭遇了最大的劫难。一些人认为，为曾国藩起草弹劾奏折的是李鸿章。

因此，人们认定翁、李两家结下了深仇大恨。翁同龢长期担任户部尚书，后又两度出任军机大臣，会不会官报私仇，以手中权力处处给李鸿章以挟制呢？不得而知。从历史上看，翁同龢也是一个有政治操守的人。他有学者风度，注重修身自律，受人尊敬，被当时的洋人称为“一位守旧的中国政治家最优美的典型”。一个像曾国藩一样时刻自省的人，难道会把个人恩怨长期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对此我是有怀疑的。

暂且放下可能存在的个人恩怨不论，翁、李二人在政见上是有很大分歧的。作为“后清流”的领袖，翁同龢有着和“前清流”相同的特点：只论是非，不知利害。他看不清天下大势，不知道清帝国已经处于非常危急的形势中，却认定李鸿章个人拥有的势力过大，对于清廷已经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必须给予削弱和打压。这应该是翁、李二人尖锐对立，不断爆发冲突的主要原因。

说到翁、李二人的纷争，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历史学者石泉认为：翁同龢“其对洋务，自无由同情赞助，而海防工作之重要性与迫切性，尤无从体认。已用之款，犹嫌其靡费。欲其更加增筹，自无可能。盖户部之筹饷，又实为守旧势力牵掣洋务运动之一重要武器也”。石泉同样认为翁同龢对于当时海防工作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认识不足，所以不愿意给北洋海军拨款；作为守旧势力的代表，他利用手中掌握的财权对李鸿章实施牵制。

其实一切都不足为怪，因为不同门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是中国历朝历代庙堂上的主旋律。可是，翁、李二人的斗争造成了严重后果，影响了北洋海军的建设，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受惨败的重要原因。当然，从中国帝制时代的运行体制去看，即使翁同龢不和李鸿章成为冤家，也会有另外的人站出来，对李鸿章进行掣肘，李鸿章永远会有敌人。

翁同龢为人处事的主要弊端是：固执己见，行事专断，不能容人。《清史稿》评论翁同龢说：“同龢久侍讲帏，参机务，遇事专断。与左右时有争执，群责怙权。晚遭谗沮，几获不测，遂斥逐以终。”他经常与身边的人发生争执，大家责怪他专权。要命的是，他不仅对朝中大臣如此，对他的学生光绪帝也常常表现出强势的态度，时常在年轻皇帝面前坚持己见。光绪帝长大后，势必会厌烦自己的老师以强势的态度管教自己。这些都是导致翁同龢晚年凄凉的重要原因。

因为翁同龢是帝党，因为翁、李二人是冤家，人们便把李鸿章划入后党。想一想李鸿章在1875年给朋友的信函中所说的话，想一想他当时对光绪帝亲政抱有的希望，人们会感到一切都似是而非。李鸿章是不是后党呢？戊戌政变之后，有人又弹劾李鸿章，说他是康党，是康有为的人。慈禧太后把李鸿章召去，两人曾经有过一番对话，十分精彩：

太后以弹章示之曰：“有人污尔为康党。”合肥（李鸿章）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然。（孙宝瑄，《日益斋日记》）

这段话的意思是：太后拿着弹劾李鸿章的奏章给他看，对他说：“有人诬陷你是康党。”李鸿章说：“我其实就是康党。关于六部废与立的事情我不知道内情，而六部实在是应该废除的。如果旧的体制能够使中国富强，中国早就强盛了，怎么会等到今日？如果主张变法的人就被认定为康党，我不能逃脱，我就是康党。”太后沉默不说话。

在当时，怕只有李鸿章才敢于在慈禧太后面前这样讲话。慈禧太后之所以默然，或许因为她也明白：清王朝走到内忧外患、大厦将倾的地步，这与她长期的专权统治有着直接的关系，她要为那个轰然下沉的时代承担责任。

延伸阅读

慈禧太后的日常饮食

孝钦后（慈禧太后）用膳无定所，惟每饭必有上铺白布之三大桌，其及时陈设也。太监立于院中，持多数食盒以进，盒黄色，中可置二大碗四小碗，碗皆黄底绿龙或寿字，约一百五十品，列成长式，大碗小碟相间排列。别有二几置果盘，皆糖莲子、瓜子、核桃等干鲜果品，为餐后随意啜食之用。至茗饮时，辄置金银花于茶器中。

肴之最多者为猪羊鸡鸭野菜，即以肉丸论，亦有红白二色，此外尚有清汤鱼翅、蒸鸡鸭、锅烧鸡鸭（鸡上覆以松柏之枝）、鸡蛋饼、香肉、白菜煨肉、萝卜煨肉、樱桃烧肉、葱烩肉片、竹笋炒肉丝之属。

孝钦喜食烧烤与酱及麦类，饼为炕饼、蒸饼、椒盐饼、甜饼，亦有以肉为馅者，其式为龙形、蝶形、花形，又有大米小米粥、绿豆糕、花生糕带甜汤，凡此种种，皆常膳所必备者也。米饭以玉田稻米为之，长及寸，有胭脂、碧粳诸名。常膳必备粥，至五十余种之多，稻粱菽麦无所不有。故每餐所耗辄需百金。

御厨供膳，小菜俱盛以碟，如腌西瓜皮之类，亦灿然大备，其味精绝，闻别有泡制之方。大梨切为块，以蜜渍之，尤为隽味，诸王大臣时蒙撤赐。孝钦晚年，时患咳，故以此代滋润之品焉。水皆于玉泉山汲之，清洌异常，非泥沙俱下者所能比也。

太后用膳毕，辄命皇后、宫妃等食之，然不得坐，惟立而餐之，且不敢言语。

——徐珂，《清稗类钞》

第七章　一个先知者的遭遇

一个批判主义者

1875年2月，中英两国之间又生纠纷。英国驻北京使馆翻译马嘉里一行由缅甸八莫出发，进入中国云南，“并不先通知地方官，遽行入境”，与当地景颇族民众发生冲突。2月21日，马嘉里开枪打死中国民众多人，他本人也被杀死。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马嘉里事件”，也被称为“滇案”。

事件发生之后，英国提出赔款、道歉、惩凶、抚恤等要求，且要求清政府进一步扩大英方在中国的权益。9月13日，双方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了结“滇案”。条约规定，清政府要派遣钦差大臣前往英国“道歉”。

总理衙门认为，“遣使一节，本系必应举行之事，这同中国政府在海外建立常驻使馆的意图正相适合”，于是在文祥的举荐下，候补侍郎郭嵩焘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奉命出使英国。到达英国之后，郭嵩焘“始补颁国书充驻英公使”，成为晚清向外国正式派遣的第一位常驻公使。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1818年出生于当地有名的富室，其祖父、父亲经营借贷，据说湘阴县令曾经向他的祖父“贷重金”，以至于无力偿还。他自幼读书，18岁考中秀才，19岁进入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等人相识、相知。他20岁中举，30岁中进士。他刚刚踏上仕途，双亲却不幸病故，依照定制他只能回家居丧。他在家丁忧的时候，太平军杀到了湖南，他力促曾国藩、左宗棠走出山野，建功立业。应该说，曾、左二人走上兵家之路，在乱世中建立一番大的功业，郭嵩焘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最初，郭嵩焘在曾国藩营中参赞军务，1856年年末，他前往北京担任翰林院编修，在京城中受到权臣肃顺的赏识。1859年，他被派到天津僧格林沁军中帮办防务，与僧格林沁不和，一年后回到北京，接着黯然回乡，赋闲两年。1862年，郭嵩焘受到李鸿章邀请，担任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1863年署理广东巡抚。在广东巡抚任上，他与两任两广总督关系不和，甚至与进入广东剿灭太平军的左宗棠也生龃龉。1866年，他遭到解任，再次回家赋闲，长达8年之久，直到1875年授福建布政使，接着出使英国。

郭嵩焘在科举的道路上顺风顺水，在仕途上却起伏不定，被曾国藩等人落下了很大的距离。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郭嵩焘的性格卓立不群，是一个批判主义者，实在不适合在官场上混。好友曾国藩曾经这样评价说：“筠公（郭嵩焘）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芬芳悱恻”是用来形容屈原辞赋的用辞，多是指一个人多愁善感；“繁剧”是指繁重的事务。曾国藩认为郭嵩焘有独到的思想，却不是一个苦干、实干的人。

郭嵩焘

郭嵩焘一生喜谈洋务，但是，作为一名爱国的士大夫，他满怀忧患意识，对外国侵略充满警惕。晚年的时候，他曾经对翰林文廷式说：“洋人敦朴有古风，然窥伺中国实未尝一日忘之。如有内乱及水旱盗贼之变，恐各国将乘机裂我土地，事当在二十年内云。”甲午战争后的历史不幸被其言中。

曾国藩看人还是很准确的，郭嵩焘大体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太平军起义爆发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以主角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郭嵩焘大多时候是以幕僚的身份在其间跑跑龙套。而正是因为是一个旁观者，没有身陷局中，他对时局看得更清楚。1856年，曾国藩等人为了拯救清王朝拼命打仗的时候，郭嵩焘却认为，造成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不是太平军，而是贪官污吏。他在日记中说：

唐文宗之言，（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予亦曰：肃清江路易，肃清官（吏）之路难。未有官吏之路不清，而能勘定乱离者也。……今致乱之原，官耳，吏耳。不此之治，又附益之，而曰：“吾能弥乱”，吾不信也。（湖南人民出版社，《郭嵩焘日记》）

郭嵩焘说：平定太平军容易，肃清贪官污吏则很难。社会动荡的源头是贪官污吏，不整治吏治，是无法稳定社会局势的。有些人不去肃清贪官污吏，反而依靠不良官吏去解决社会问题，说“我能弥乱”，我才不信呢！

大清帝国的大门被外国的大炮打开之后，郭嵩焘同样被来自海外的文明震动。他自称“年二十二，即办洋务”。最初，他同李鸿章等人一样，看到“彼国有人”，感到洋人“兵精而器利，此可虑也”。不过，在李鸿章等人发动洋务运动，追逐兵器、实业、学馆的时候，“旁观者”郭嵩焘却越过李鸿章等人的视界，往东、西方社会更深处审视。

难道“船坚炮利”真是西洋各国强盛的根本原因吗？郭嵩焘开始怀疑。光绪元年（1875年），他在写给总理衙门的《条议海防事宜》一文中说：“诚使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防海口，遂可以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亦何惮而不为之？……（如此）果足恃乎？此所不敢知也。”

郭嵩焘说：假如举全国之力，制造一些铁甲船和军舰，把它们分布在各个海口，便能够稳操胜券，使海外各国不能侵略我们，那为什么不这么干呢？问题是，这样真的能行吗？我是不敢相信这种说法的。

那么，如何才能使得国家强盛起来？郭嵩焘认为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应该大力发展民间商业（市场经济）。在《条议海防事宜》一文中，他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

嵩焘前署广东巡抚，与英领事罗伯逊筹商制造轮船之方。罗伯逊言：西洋机器，惟舟车外轮机器最巨，各国多者不过数具；国主不能备，则富商备之；国主兵船，亦多借商人机器用焉。丁韪良（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亦言：英人铁路通至缅甸，俄人铁路通至伊犁，皆商人为之。……（岳麓书社，《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经过这件事，郭嵩焘知道了在西方国家中民间商人的重要作用，明白了“民富才能国强”的道理。实际上，郭嵩焘的父辈从事资本借贷行业，本身属于商人，他对商人有着更清醒的认识。比如，他认为民间商人在洋务运动中有着独特的优势：“有计较利害之心，有保全身家之计，因而有考览洋人所以为得失之资”。也就是说，他认识到商人的“利己之心”在经济活动中是不可缺少的，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与亚当·斯密所宣扬的“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动的推动力”的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

怎样才能让民间商业发展起来呢？郭嵩焘不断思考这个问题，他逐渐意识到：令西洋各国强盛的根本原因是西洋各国所具有的“法”和“学”，即制度和文化：“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由此，他得出结论：“洋务派”要依靠练兵、制器、造船而图自强，实在是本末倒置之举；强国根本在于“政教、用人”，即社会制度。郭嵩焘这样说：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以中国之大，土田之广，因地之制，皆可使富也；用民之力，皆可使强也；即吾所谓“自治”也。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之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岳麓书社，《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这段话的意思是：分析西方各国的立国举措，会发现它们之间是有本末区别的。其中立国的根本是国家的政治、教育，商人和商业制度属于末节；而生产武器装备、制造舰船，对于国家的强盛只是起辅助作用，属于末节中的一节。中国地大物博，如果发挥民众的力量，国家完全可以富强，这个办法就是我所说的“自治”。放弃令国家富强起来的根本措施，只是贪图快速，寻找捷径，一味地造船、制器，不考虑其他的根本举措，认为朝夕之间可以令国家变得富强，恐怕没有这个道理。

郭嵩焘这里所说的“自治”，实质就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他的这段话不但在他的那个时代是超前的，即使在今天，仍然能够给人启发。在一个过于落后、保守的时代里，一个先知的境遇是悲惨的，比如布鲁诺、伽利略。郭嵩焘的遭遇也是如此，《条议海防事宜》递上去之后，他被京城中人疑为怪物，引来无数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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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欺我也

余（辜鸿铭）昔年至西洋，见各国都城，皆有大戏园，其规模之壮丽，装饰之辉煌，固不必说，但每演一剧，座客几万人，肃然无声。今日中国所创开各文明新舞台，固欲规仿西制也。然每见园中观剧座客举止嚣张，语言庞杂，虽有佳剧妙音，几为之夺。由此观之，中国比西洋各国之有教无教，即可概见。

尝闻昔年郭筠仙侍郎，名篙焘（郭篙焘），出使西洋，见各国风俗之齐整，回国语人日：“孔孟欺我也。”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

暗室中的烛光

递上《条议海防事宜》后不久，郭嵩焘接到了出使英国的“苦差事”。郭嵩焘接受了这份使命。郭嵩焘的此举遭到许多人的攻击，其中以湖南籍人士的反应更为激烈，认为郭嵩焘为所有湖南人的脸上抹黑。湘军中重要人物、两广总督刘坤一指责郭嵩焘说：“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参加乡试的湖南籍考生共同集会，群情激奋，准备捣毁郭嵩焘在湖南的家宅。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讥讽郭嵩焘：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今天的人们或许难以理解，在当初郭嵩焘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出使英国的，因为在那个社会，出使“夷邦”是遭万人鄙弃的事情。许多友人找到郭嵩焘，反复劝说他辞去使英使命。郭嵩焘坚持己见，“意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理”。

郭嵩焘毅然赴英，隐藏着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要“通察洋清”，验证并发展自己“立国本末”的思想。面见慈禧太后的时候，他说：“英国无多事可办，专在考求一切，此是最要紧事。”看他执意前往“夷国”，多数友人摇头叹息，只有李鸿章认可郭嵩焘的行为，称“七万里之行，似尚慨慷”。

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在使馆中

从郭嵩焘担任驻英公使后，清政府逐渐向海外各国派出公使。1878年，陈兰彬成为中国第一任驻美公使。陈兰彬曾经担任中国留美幼童留学监督。1896年，伍廷芳被任命为驻美公使。伍廷芳祖籍广东新会，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法学博士。

临行前，慈禧太后召见郭嵩焘，言语间充满理解和安慰：“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你须是为国家任此一番艰难。”从这番言语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对朝廷上下洞察犀利的慈禧。

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离开上海，前往英国，1877年1月21日抵达伦敦。确如郭嵩焘自己所说，身在异域的他并无多少外交事务可办，他在大多数时间里广泛考察英国社会生活，和许多英国政界人士进行交流。1877年11月10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与郭嵩焘交谈，这样说道：

但论中国，能内修，虽有强敌何害？其不能内修，东西两洋皆敌国也。中国地利尽丰，人力尽足，要须从国政上实力考求，而后地利、人才得能为我用，以收其利益。购买西洋几尊大炮、几支小枪，修造几处炮台，请问有何益处？近年稍知讲求交接矣，而于百姓身上仍是一切不管，西洋以此知其不能自立。土耳其可为殷鉴。（湖南人民出版社，《郭嵩焘日记》）

这些话对于郭嵩焘无疑是有触动的，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下来。他利用在国外的特殊时机，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方面探究英国繁荣兴盛的原因。他特别关注英国“巴力门”（议会）和“买阿尔”（民选市长）在英国政治中的作用。1877年12月22日，他在日记中记道：

计英国之强，始自国朝……其初国政，亦甚乖乱。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

而“巴力门”君民争政，互相残杀，数百年久而后定，“买阿尔”独相安无事。亦可知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戢，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湖南人民出版社，《郭嵩焘日记》）

这段话的意思是：英国是经过很长时期的纷乱才确定目前的体制的。这种体制一旦确立便十分牢固，国家因此强盛起来。仔细研究这种体制，发现议会承担着决定国是的责任，而民选市长则体现民众的意愿。二者互相支撑，君主和民众的意愿都能够得到体现，国家则久盛不衰。在此基础上，人才和科学充分发挥作用，这就是英国的立国之本。

郭嵩焘接着说：在英国，君主和民众争夺政权，经过了长时间的残杀才最终确定君主立宪制度，而民选制度却一直没有引起纷争。由此可见，君主的意志一般难以收敛，而民众的意志一般容易满足。从秦汉以来，中国历朝历代总是尽力去满足君王的欲望，而不是以民众的意愿为施政的出发点，（国家便不能强盛，）能看清这一点的人太少了。

郭嵩焘在这里所表达的思想在当时是足够骇人的，在一个人人自称“奴才”的社会里，他说中国两千多年的道路走反了，社会因为帝王专制才变得动荡，只有顺从民意才能安稳。1878年1月20日，郭嵩焘又在日记中记道：

……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臣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

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辩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期间迭起以争胜。……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久矣！世安有无政治教化而能成风俗者哉？西洋一隅为天地之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湖南人民出版社，《郭嵩焘日记》）

郭嵩焘在这里说：中国的历朝历代中，连续三代君主都有贤德，这种事几乎从未听说。西洋的君主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不把国家看成是自己的，而是看作是与臣民共有的，因此他们任用官吏时必须考虑阶级、资格，必须要用有才能的人。君主不能为所欲为，因为臣民一有不满，君主的座位便不安稳了。

王韬（1828—1897）：江苏苏州人，晚清思想家。1845年考取秀才，1848年，进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主持的墨海书馆工作，从事翻译和印刷。1862年，因为与太平军联系被通缉，前往香港。1867年，应英华书院院长、汉学家理雅各的邀请，前往欧洲游历。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是世界上第一份华资中文报纸。1875年，发表多篇政论，提出“变法”的主张。1884年回到上海。

郭嵩焘接着写道：英国自从设立议会以来，分成两个党派，互相辩论，确定谁是谁非，执政者必须得到议会多数派的支持。议员们畅所欲言，百姓的疑问能够得到及时答复。英国形成这种风气已经很久了。一个社会如果不进行政治方面的教育，怎么能够形成良好的风气呢？天下的英才都汇聚到英国来，是有原因的啊。

在这里，郭嵩焘深刻地揭示了“西洋一隅为天地之精英所聚”的原因是平等的理念和制约的机制。回到中国后，他曾经在日记中感慨道：“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所以制国之大经，惟悬一法以劫制天下，使俯而就吾之范围，悉天下亿万生民皆受约束而无敢逞。”郭嵩焘认为，中国帝制时代的实质是用强权的方式，令亿万臣民屈服于皇权专制之下。真是一语道破专制统治的罪恶。

郭嵩焘在英国注意到了邻国日本的新近动态，“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者二百余人……而学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日本大小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泰西言者皆服其求进之勇”。看到日本专注于“治国之本”，想到清王朝固步自封，不求进取，他心中充满忧虑。

郭嵩焘曾经把自己的见解通过书信的方式告知李鸿章等人，劝说朝中大员不要迷信坚船利炮，希望派出的留学生不要尽学兵法。李鸿章给他回信，说筑路、开矿等事务的筹办遭遇种种阻挠，“无人敢主持”，自己已经“绝口不谈了”；“鄙人职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叹息说“数百年积弊，未易一日更新”。

李鸿章对郭嵩焘表达了同情，对中国的国情大叹无奈：大多数洋务“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如捕风。而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中国人心真有万不可解者矣……”李鸿章同样感到无比苦恼。

群起而攻之

郭嵩焘在海外孜孜以求立国之本的时候，国内对他的抨击越来越厉害了。郭嵩焘到达英国之后，把上海至伦敦的旅途中所写的50多天的日记整理出来，寄给总理衙门，希望以《使西纪程》为书名刻板印行。在京城里的士大夫看来，这本书“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英国）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总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

1877年7月21日，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上疏弹劾郭嵩焘，称其“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朝廷便下诏申斥郭嵩焘，传令毁弃《使西纪程》一书的模板。这件事对郭嵩焘打击很大，曾经说：“初议至西洋，每月当成日记一册，呈达总署，可以讨论西洋事宜，竭所知为之；得何金寿一参，一切蠲弃，不复编录。”

于是，本来可以给晚清社会的思想观念带来很大冲击的郭嵩焘日记，也可以说是一本思想狂飙的记录，直到大清王朝灭亡也没有面世。郭嵩焘的日记面世后又会怎样？它会永远放射光芒，可是在一个潮湿、冰冷、没有可燃物的暗室里，是不会燃起一场燎原大火的。

到达伦敦之后，一个叫刘锡鸿的人向郭嵩焘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刘锡鸿是清政府驻英副使，跟随在郭嵩焘身边。派遣刘锡鸿随同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是军机大臣、“清流派”首领李鸿藻。据说刘锡鸿“在京师受命李兰生（李鸿藻），令相攻讦（郭嵩焘）；其出京一切皆未携备，惟携备折件（弹劾用的稿纸），亦出李兰生之意。”刘锡鸿是作为一个监督者跟随郭嵩焘出使英国的，郭嵩焘的命运可想而知。

何金寿奏参郭嵩焘之后，刘锡鸿随即发起攻击。刘锡鸿在使馆中扬言：郭嵩焘“终日怨谤”朝廷，实属汉奸行径。他铺好已经备好的折件，书写奏章，弹劾郭嵩焘，指数其有三大罪：

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应披。

二、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三、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

郭嵩焘上疏辩解，反遭朝廷指斥，上谕责备他“所见殊属偏狭”，“固执任性”。朝廷中的士大夫更是群起攻之，声称继续使用郭嵩焘将“特损国体”，强烈要求将其撤职。总理衙门顺应士大夫的呼声，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李鸿章从中力争，郭嵩焘得以幸免。郭嵩焘出使海外不到两年，总理衙门将其撤职，公使一职由曾纪泽接任。

1878年9月24日，两宫皇太后召见即将接替郭嵩焘担任英国公使的曾纪泽，他们之间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

旨（太后）：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毁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

对（曾纪泽）：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云南马嘉里一事，致太后、皇上宵旰勤劳。

旨：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说的话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对：是。

旨：这些人明白这理的人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

……

对：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系忠贞之臣。

旨：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

对：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偏急，是其短处。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

旨：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对：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拼了声名也值得。

旨：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都知道。（岳麓书社，《曾纪泽日记》）

1879年1月25日，曾纪泽到达伦敦，郭嵩焘向英国首相辞行。英国《泰晤士报》在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写道：“郭去曾继，吾人深为惋惜。郭氏已获经验与良好之意见，此种更调实无必要，对于其国家将为一大损失。”2月11日，郭嵩焘从意大利那不勒斯上船，踏上了回国的旅程。3月27日，抵达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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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篙焘开展“夫人外交”

在西方社会，有公使夫人举办茶会的惯例。郭篙焘曾经参加过其他国家公使夫人举办的茶会，理应回请。1878年6月19日，他和如夫人梁氏举办茶会，邀请的客人有英国外交部的官员，还有其他国家驻英使节及夫人、随员，还有伦敦及外地的英国名流、富商、公爵、学者，一共790多人。

盛会的次日，《泰晤士报》报道：“此为天朝使者初次在欧洲举行盛会……郭公使与夫人依欧俗于客堂延见来宾，女夫人服饰按其本国品级，尤堪注意者，为一中国贵妇首度出现于男女宾客俱在之公众场合之事。”在郭篙焘的安排下，他的如夫人梁氏成为走向国际社会的第一位中国女性。

如同一只孤雁

郭嵩焘回到国内，请求回到故里稍事休息，5月5日抵达长沙。他再次遭遇冷遇，家乡士绅指责他“勾通洋人”，阻其回到湘阴；地方官员“自巡抚以下，傲不为礼”。家乡的空气中充满了排斥洋人的气息，家人嘱咐他少谈洋务。郭嵩焘不以为然，仍然畅谈自己的“立国之本”见解。在5月22日的日记中，他记下了自己这样做的原因：

小垣嘱（吾）见人不谈洋务。吾谓（吾）并不见人，然固不可不谈洋务。所以谈者，欲使人稍知其节要，以保国有余。苟坐听其昏顽而已，不动兵则坐削；一旦用兵，必折而为印度。此何等关系，而可不言乎？世俗之说，但谓不知言之人不可与言。此为无关系言之，苟有关系，忍坐视乎？……

传曰：“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以能使魑魅魍魉莫能逢之。”夫惟其知之也，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予于此亦有所不敢辞，于区区世俗之毁誉奚校哉！（湖南人民出版社，《郭嵩焘日记》）

郭嵩焘说：小垣（可能是家人）嘱咐我不要谈洋务。我说，我可以不见外人，可是不能不谈洋务。之所以谈洋务，是为了让别人知道一些其中的概要，将来保全国家。如果什么事不管，坐看这个社会浑噩下去，国家会逐渐衰弱的；一旦战争起来，中国必然像印度一样惨败。事关国家兴亡，我能闭口不说吗？我能坐视国家面临凶险的命运吗？先知先觉者有责任启迪尚未觉悟者，这个责任我是不敢推辞的，世俗间的这点毁誉算得了什么？

“忍坐视乎”！“有所不敢辞”！在这些言辞之间，人们可以感受到：在这位先知先觉者的内心深处激荡的仍然是那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人情怀。这不禁令人想到李鸿章所说“公等可不喜谈，鄙人亦如不谈，天下赖何术支持耶？”令人想到林则徐、左宗棠等人所言“苟利国家，生死以之”。

可是，即使与郭嵩焘怀有同样抱负的左宗棠对郭嵩焘的思想也不认可，《南亭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述：

当时明达如左文襄（左宗棠），亦不满意，于稠人广众中尝丑诋其短，致曾纪泽书云：“筠仙奉使回国后，心醉欧美政治，渠意诚有所难忍，而小不忍转足以招大辱。”闻筠仙还乡时，由鄂乘白云轮船入境，官绅轰动苦阻，集议于上林寺，几欲焚其寓所。噫！士大夫不讲彼中富强之原因，倾心服善，而徒虚张此等士气，有何足贵焉？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当时的左宗棠应该属于明达人士，对于郭嵩焘大谈欧美政治也不满意，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攻击郭嵩焘。在给曾纪泽的信中，左宗棠说：“郭嵩焘出使回国之后，醉心欧美政治。他或许是有感而发，知无不言，但是，他管不住嘴巴会给自己招来很大的耻辱。”听说郭嵩焘回家的时候，从湖北坐轮船进入湖南，湖南的官绅们相互鼓动，阻挠他回到家乡；他们在上林寺集会，几乎要焚烧郭嵩焘在湖南的寓所。

因为先知先觉，郭嵩焘和他所在的士大夫阶层之间早已有了裂痕，自己如同一只孤雁，游离于雁阵之外却不停地鸣叫。郭嵩焘在冷眼嘲讽中度过了余生，再未被朝廷启用。那位曾经表示“横直总知道你的心事”的慈禧太后没有再为郭嵩焘说话，任其沦落乡间，“归来万事都零落，惟有残编伴病翁”。郭嵩焘坚信自己的思想是正确的，晚年自题道：“流芳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去世。当时，王先谦等人具呈，李鸿章代奏，称其“廉洁自矢，任运司时裁汰规费；出使三年，开报公款仅薪水、房租二事，其他皆自支销；归后家无余赀，惟以书院修脯自给；文章学问为后进所宗，生平撰述甚富，所著《礼记质疑》四十九卷，业已成书，为海内通儒推重……”希望朝廷能为郭嵩焘立传赐谥。

朝廷不准，在上谕中说：“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朝廷此举实际是对郭嵩焘的否定。

没有启蒙，苦难便是代价

郭嵩焘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启蒙者，在民族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不幸最终归于沉寂。这不仅是郭嵩焘个人的悲剧，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因为我们醒不过来，就只能处于蒙昧和落后之中。郭嵩焘为什么会成为一只孤雁？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晚清变革的阻力到底在哪？

整体性的社会变革在实施的时候大体都会遭遇障碍，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观念和利益。郭嵩焘的思想在士人阶层中遭遇冷遇和抵制，观念和利益这两个因素都在起作用，我认为，其中占主导作用的是观念的问题。

为什么说是观念的因素在其中起主要的作用呢？我们可以去设想：郭嵩焘出使英国，对于参加乡试的湖南考生来说，无论如何是不会与他们眼前的利益产生冲突的，发生冲突的只能是观念。在当时大多数士人的头脑中，“天朝”的官员是不能朝觐异国君主的，郭嵩焘出使英国是没有气节的表现，是给大清帝国丢人的。士人们保持着一种虚妄的傲气，不但认为郭嵩焘出使英国是令人不齿的，当郭嵩焘说几句话赞扬英国时，士人们也会产生满腔的怒火。梁启超曾经说：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指《使西纪程》），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两千年的文明。嗳呀，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

晚清士人的这股虚妄之气维持到1895年清朝甲午战争战败，中间遭遇一次打击，那是在1894年，中法战争爆发，清朝经历马江之败。经历了甲午战争的薄海惊心之痛，很多晚清的士人观念大变，不但不再反对清朝官员出使外国，能够接受英美等国在政治、科技等方面强于中国的事实，而且要求变法，向外国学习。甲午战争时期在京城做官，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出版人的张元济回忆说：

五十年前（作者言此时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因为朝鲜的事件，中国和日本开战，这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结果我们被打败，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丙申年（1896年）前后，我们一部分同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共有数十人。（翦伯赞等，《戊戌变法·丛刊》）

当时，要求变法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正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观念大变，才有了后来的戊戌变法。从郭嵩焘出使英国到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时间过去了大约20年，而士人对于变法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是什么带来了这种变化？应该说，主要是观念因素的作用。20年来，新思想的逐渐渗透，尤其是像甲午战败这样的民族灾难发生后，士人们的观念终于发生了改变。

如果从既得利益的角度去看，甲午战争结束的时候，士人阶层在晚清仍然属于社会上层，他们仍然享有巨大的既得利益，他们不会希望社会体制发生改变。但是，中国传统士人普遍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救世情怀，当他们意识到国家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会置自身利益于不顾，投身到社会变革的潮流中。戊戌变法中出现了谭嗣同等人的身影，辛亥革命中抛头颅、洒热血的读书人比比皆是。大革命期间，地主家庭出身的共产党人澎湃更是散尽家产闹革命。

所以说，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郭嵩焘的思想在士人阶层中遭遇冷遇和抵制，主要是士人头脑中观念的问题。说起郭嵩焘因为出使英国而遭众人唾骂，今天的人们可能会感到难以理解，但是这的确是当时的真实情况，这也是颇让人感到无奈的。说起晚清时期的保守人物，李鸿藻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他不断对有变革意识的李鸿章、郭嵩焘等人进行掣肘、打击，实际上，其主要动机并不是个人利益，历史对李鸿藻的评价是品行端正，他反对变革的主要原因是思想守旧、性格倔强。

既然观念是主要因素，为什么到了1875年前后，晚清社会士人的思想仍然整体上处于十分守旧的状态？鸦片战争过去35年了，为什么士人头脑中的“天朝意识”迟迟不能消除？这里面的原因是很多的，是很复杂的。这里我特别想说两点：一点是思想进步过程中世界各国的共性，一点是思想进步过程中中国社会的特性。

首先说，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其社会结构的改变和国民思想的进步，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世界绝大多数地方都是这样的，更不用说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袤的大国。即使在欧洲，其公民社会的建立，思想启蒙近于完成，也并非是经过一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就实现了；实际上，从13世纪开始，直到17世纪，欧洲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进，最终才建立了超越近东和亚洲的文明体系。所以，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的陈乐民先生说：

根据康德的理念，我们所说的欧洲启蒙的重要性，体现在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是结果是成功的，特别是在社会性和教育培训方面：相对于国家、教会、等级和行会的理性的解放；独立和自由的理性在政治、社会、科学、技术和教育法等领域的思想和实践。……这个过程从中世纪开始持续了至少四个世纪。

欧洲的“启蒙”不是“运动”。在英、法、德文中，“启蒙”因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习用大写（第一个字母），并无“运动”之意。译成“启蒙运动”，便可能在一般中国人当中引起习惯性的误解，中国人根据自身经验可能把“运动”理解为“运”而“动”之，是有领导、有组织，并有某种要达到的预设目标的“运动”。西方的“启蒙”不是这样的。它是自然、自发、在日常进行的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久远历史价值的精神和心智活动。（陈乐民，《对话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启蒙在中国》）

欧洲启蒙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开创性。到了19世纪，在西方近代文明已经建立并且表现出了领先态势的情况下，晚清社会仍然保持着特别“倔强”的气质。为什么会这样？其中的原因是很多的。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晚清社会仍然是一个专制社会。我们多次讲过：专制体制的一大特征是压制体制内新成分的产生和生长，其中包括与专制体制发生冲突的新思想。

在晚清时期，如果实行变法，清朝贵族的利益必然受损，而清朝贵族掌握政权，他们必然会动用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力量去压制变法思想的传播，这从客观上造成晚清社会新思想、新观念的窒息，士人们难以接触新观念。

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人，晚清思想家、实业家。1858年，童子试未中，远赴上海，进入外国洋行工作，后成为买办。从1878年开始，受李鸿章邀请，相继出任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1894年，完成《盛世危言》一书，提出君主立宪、商战等主张和理论。1896年后，相继在汉阳铁厂、粤汉铁路等处任职。民国成立后倾力教育。

清廷对待郭嵩焘的态度能充分说明这一点。作为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对郭嵩焘有一定的认识，曾经说：“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但是清廷仍然对郭嵩焘持不认可和打压的态度。比如：《使西纪程》一书得不到出版，郭嵩焘在出使过程中被撤换，回国后被闲置，去世后得不到认可。正如郭嵩焘本人所说：“世安有无政治教化而能成风俗者哉？”朝廷压制新思想的传播，新思想在社会中的传播会非常艰难、缓慢，在这种条件下，郭嵩焘的思想怎么能够得到传播呢？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真正属于思想启蒙的时间是很短的，主要原因是新思想始终受到社会体制的压制。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是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思想得到启蒙；社会成员的思想得不到启蒙，即使社会体制在表面上实施了某些变革，整个社会也难以完成真正的进步，仍然会出现“回落支撑现象”（见本系列书之《失稳的帝国》一书）。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思想启蒙的时期，中国社会的进步进行得非常艰难，常常出现停顿甚至是后退的现象，每每以整个民族品尝苦难为代价。

第三篇　狼烟四起

在残酷的自然界，羚羊只有跑得比狮子快，它才是安全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晚清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只是受专制体制的制约，进步得不够快，于是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赶超了，并成为日本眼中的猎物。

琉球、朝鲜、越南曾经都是清帝国的属国，日本和法国对其觊觎已久。清帝国艰难地保护属国和自身的利益。于是，四周边境，狼烟四起。

第一章　跃跃欲试的恶邻

日本为什么没有说“不”

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四艘美国军舰进入日本东京湾，在横须贺港口抛锚。佩里此次来到日本，是奉美国总统的命令，要求封闭的日本开港通商的。这位美国将军十分自负，他对前来交涉的日本官员说：“你们最好不要抵抗。如果抵抗，结局只有一个，日本必败。”佩里要求日本方面第二年给予答复，一个星期后扬长而去。

四艘美国军舰给了日本民众相当强烈的震撼。庞大的军舰舰体为黑色，舰上的蒸汽机不断喷出黑烟，发出骇人的轰鸣声。惊恐的日本人把美国军舰称为“黑船”，这次美国军舰来访事件便被称为“黑船事件”。

1854年2月，佩里率领一支更大规模的舰队重新来到东京湾。在更多“黑船”的威逼下，日本政府和美国代表佩里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此条约规定：日本向美国船只开放下田、箱馆两个港口，用于美国人停泊船只和购买物品；日本有义务援救遭遇海难的美国船只及人员并将他们护送回国；日本同意美国在开放港口设置领事，日本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等。两个月后，日美之间追加了《下田条约》，规定日、美两国货币的同类同量交换以及领事裁判权、领事旅行权等事宜。

按照双方签订的条约，汤森·哈里斯作为第一任美国领事被派往日本。1858年，哈里森与日本当局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这个条约规定：日本再开放四个通商口岸；互派公使、领事；允许自由贸易；双方协商关税；允许外国人进入日本游览；承认领事裁判权；禁止鸦片贸易，等等。之后，日本又相继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以上五个通商条约统称为《安政五国条约》。

与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相类似，日本与西方诸国签订的条约也是不平等条约，甚至一些具体条款是相似的。在“黑船事件”发生以前的200年里，日本同样施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为什么日本人轻易忍受了屈辱，向西方敞开了国门，而没有像大清帝国一样做出强烈的排斥反应呢？

纵观世界历史，人们会发现，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和日本都是少有的个例。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脚步如此沉重，而日本的脚步却出奇的轻灵，轻轻一转身便成为亚洲的强国。在很长的时期内，日本以中国为师，儒家文化对日本社会影响很大，日本和中国的状况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仔细研究1853年前夕的日本和中国，人们会发现两国在各个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首先，日本是一个狭长的岛国，岛与岛之间是分割的，岛上多山区，这种地理环境加强了日本的氏族传统和地区独立主义，日本没有形成像中国那样的以“大一统”为特征的社会结构。而中国则完全不一样，它是个内陆国家，面积广袤，腹地深厚。

日本的文化传统与中国也不一样。有些学者把日本的文化结构比喻成“洋葱头”，认为日本文化是由很多部分组成的，每每剥开其中一瓣，都能发现上面有外来文化的印记，剥到最后，却发现中间是空的。从日本的历史看，日本民族有着很强的学习、模仿能力。所以，当日本人接触到一种新的文明的时候，他们会产生强烈的学习意识，学习的冲动大于传统社会本身具有的排斥反应。

佩里将军率领“黑船”进入东京湾的时候，在一天晚上，居然有两个年轻人冒着杀头的危险，偷偷爬上了美国军舰，请求佩里带领他们到美国去看一看，去学习新的科学和文化。佩里大为感动，感慨地说：“这两个青年的求学精神令我感动。如果每个日本人都像这两个青年一样，日本很快会像美国一样强大。”

再有，在1853年前夕，日本闭关锁国的状况远没有清朝那样严重，那时的日本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状况。比如，长崎一直向中国和荷兰开放，荷兰人把西方的文化源源不断地带入日本，荷兰人的语言和生活习俗受到很多日本人的追捧，以至于日本社会逐渐兴起一种新的文化——兰学。

当时，日本的科学技术达到怎样的水平呢？据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全球通史》记述：“当时，（日本）总的知识水平已经达到了下列程度：在自然科学方面，物理学已从化学中分离出来；在医学方面，学生们在诸如外科学、儿科学、产科学和内科学之类的专门领域里受到培养。在长崎海军学校里，只有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基础打牢之后，才开始教授航海和射击课程。”这怕是中国20世纪初科学技术的水平。

从书籍的翻译情况也可以看出日本当时的开放程度。袁伟时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一书中说：“1744—1852年的108年间，日本翻译西方书籍的学者共117人，译书约500部。这相当于中国在戊戌维新前翻译西书的总数，时间却晚了近半个世纪；而就从事翻译工作的知识分子说来，加上外国在中国的传教士也远远达不到日本的水平。”

最后，我们看一下1853年前夕日本的政治形势。按照日本的宗教，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后裔，是日本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但是，在1868年以前，天皇只是虚位君主，国家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将军手中，幕府下面是200多个领主（大名），大名拥有个人武装（武士），掌握基层政权。

从1603年开始，日本政权由德川幕府掌握。到1853年，德川幕府的统治经历了250年，已经处于非常衰弱的状况。日本面临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各种“倒幕”势力涌动，德川幕府的政权统治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德川幕府是没有力量以战争的形式阻挡外来势力的侵入的，只能向美、英、法等国屈服。

因此说，在1853年前夕，中国和日本的社会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导致了两个国家面对西方文明侵入时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

延伸阅读

佩里将军率领的四艘“黑船”带给日本人的震撼与兴奋，从日本后来的一首诗歌中可以看出来：

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

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

蒸汽机的日文谐音是“上喜选”。后来，日本人在佩里当年登陆的地方设立纪念碑，并且常常举行仪式，以纪念“黑船事件”，伊藤博文在纪念碑上书写“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培理上陆纪念碑”。

一个欺软怕硬的家伙

“黑船事件”发生以后，德川幕府不得已和西方签订了多份不平等条约，由此承受了相当大的社会压力。社会上的“倒幕”势力利用了“黑船开国”一系列政治事件，首先发动了“尊王攘夷”运动，接着发动了“倒幕”运动，逼迫德川幕府于1867年把日本大政交还天皇。

接过日本大政的是明治天皇，1867年登基时只有15岁，他的支持者是打垮德川幕府的革新势力。掌握政权的明治天皇和革新势力如何振兴日本呢？他们决心向西方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清王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遭遇为日本提供了警示作用。从隋唐时期开始，中国就是日本的老师，当西方的炮舰袭来的时候，中国居然一败涂地。很明显，在雄心勃勃的明治天皇和革新势力看来，日本到了更换老师的时候了。

1868年4月，明治天皇发布具有纲领性的《五条誓文》；6月，公布《政体书》；9月，“江户”改称“东京”；10月，改年号为“明治”。随后，日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全面向西方学习。这就是影响巨大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方面，“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方面，“殖产兴业”，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发展近代工业；在军事方面，改革旧有军制，建立崇尚“武士道”精神的近代化军队；在文化方面，向西方派出留学生，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在社会方面，采取“改历”、“易服”、“剪发”等措施，学习西方的风俗习惯，改变社会风气；在思想方面，吸收西方近代思想，打破原有的等级身份制度，保留并强化原有的“忠君爱国”思想。

与英、美等国由下而上、逐步实现近代化的过程不一样，日本实现近代化是由国家主导的，以“从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日本的新领导人仅仅对那些能够增强民族力量的（西方文明）组成部分感兴趣”。也就是说，日本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性过强，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取我所需，为我所用，西方近代进步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没有在日本得到充分启蒙。从一定意义上讲，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清朝的“自强运动”一样，都是“以自己为体，以西学为用”，只是日本学习得更宽泛、更用心，所取得的成效更大。

岩仓使节团的主要成员：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自左至右）

岩仓使节团到达德国的时候，受到了“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接见。俾斯麦给他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对他们的思想影响很大：“方今世界各国，皆以亲睦礼仪交往，然而皆属表面现象，实际乃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谓公理，谓之保全列国权利之准则，然大国争夺利益之时，若与己有利，则依据公法，毫不更动；若与己不利，则幡然诉诸武力，固无常守之事。……强权即真理。”后来，德国和日本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1871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对外派遣“欧美使节团”，去探究西方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12月23日，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正使的使节团离开横滨前往美国。这次出访是规模空前的，使节团共走访了12个欧美国家，历时1年零9个月，当时日本新政权内的主要成员几乎全体出动，包括官员51名。

这次出访令日本新政权的主要成员开拓了眼界，而且找到了日本社会的具体发展方向。日本的出访官员发现，新兴的欧洲强国——德国，对日本的发展更具有学习的价值。于是，日本人更相信国家主义，更相信充斥铁与火的战争。

日本向西方学习的直接目的是实现民富国强，而且抱着急迫的心情。日本施行“明治维新”之后不久，刚刚迈出走向近代化的脚步，便学习当时英、法等国的做法，把对外扩张当做实现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

当时，日本的对外政策明显具有“欺软怕硬”的色彩。“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国力迅速增强，但是相对于欧美各国，仍然处于弱势。“黑船事件”之后，在日本与西方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中，日本丧失了很多的权益，后来日本和西方各国展开谈判，希望修改条约。不过，在一系列改约谈判中，日本总体保持妥协、退让的态度。

日本对待亚洲各国的态度则截然相反，是蛮横的，是具有扩张性的。一些革新势力的代表人物认为，日本不但要“开拓虾夷（北海道），收取琉球”，而且要“取朝鲜、掠满洲、压中国、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也就是说，日本人希望在亚洲扩张，把在西方各国丧失的权益从亚洲补偿回来。

日本要对外扩张，首先要面对自己先前的老师、曾经是日本人眼中“巨无霸”的大清帝国。时过境迁，此时的大清俨然成为一只“病虎”，在西方列强的进逼下步步后退；日本，像一只成长中的饿狼，胆怯而又急切地伸出了前爪，要像西方国家那样从大清帝国身上获取利益。

延伸阅读

1868年4月6日，继承皇位刚刚一年的明治天皇颁布“五条誓文”，作为自己的施政纲领。“五条誓文”的主要内容是：

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议；

2．上下一心，盛行经论；

3．文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

4．破除从来之陋习，一秉天地之公道；

5．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吴廷璆，《日本史》）

“五条誓文”的主要意思是：稳定日本社会中的大名、公卿，以便建立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政府；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废除封建等级身份制度；与外国平等交往；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

不怀好意的敲门

1870年9月，日本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等人来到天津，面见李鸿章等人，要求两国订立条约，“通情好，结和亲”。日本之所以要和中国通好，其意实在朝鲜。日本曾经派代表前往朝鲜，要求朝鲜开港通商。当时，朝鲜是中国的属国，朝鲜要求日本先同中国缔结通商条约，朝鲜才能随后和日本订约。

总理衙门接到日本的文书后，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双方可以通好、通商，无需订立条约，以“大信不约”四个字谢绝了日本人的请求。柳原不肯罢休，再三恳请订立条约，他对李鸿章说：“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于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推拒之。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柳原言谈中把日本放于弱者的地位上，言辞恳切。

李鸿章被柳原的言语打动了，认为和日本签订一个通好条约并不是坏事。在他看来，双方订约之后，能把日本“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日本）为外府”；对日本“推诚相待，纵不能倚作外援，亦可以稍事联络”。李鸿章把自己的意见反映给了总理衙门。总理衙门认真考虑了李鸿章的意见，“深以李鸿章的意见为然”，答应日本第二年派遣外务官员到中国来，双方“会议章程，明定条约，以垂久远而固邦交”。

1871年7月，日本大藏卿伊达宗成、柳原前光等一行来到中国，要和中国签订条约。到达天津之后，柳原前光致函中方，巧妙地提出，要按照西方各国与中国签订条约的范例，把对于中国不平等的条文签入中日条约中。他在信中说：

条规章程断断不可轻重之于西例。欲重之也，西人妒而分之；欲轻之也，西人侮而诋之。……贵国于西人事，以不治而治，阅历已久，自有老谋深识，明烛其故，何待他人喋喋而论？当今之计，惟有互相切磋琢磨，内求富强，外御其侮而已。诚能心照意援，如其条规章程，不若姑从西人痕迹，无事更张，不露声色，以隐其心之为愈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之间的协议一定要按照你们和西方各国协议的模式签订，要不的话，西方人或者嫉妒，或者诋毁，会平添纷扰的。你们和西方人打交道，阅历已久，深谋远虑，不用理睬他人的议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内求富强，外抗侵略。因此，我们签订协议，要和西方人一样，不要让西方人看出我们真正的想法，这样最好。

柳原前光这个人真是狡猾得很，他在写给中方的这封信中充满恭维和哄骗。他们第二次来到中国，中日之间所谓的“通好条约”尚未签订，日方祸害中国的思想便显露出来。实际上，日本要求按照西例和清政府订约的时候，它正在谋求和西方各国重新订约，以去除其中不平等款项。

中方主持订约的是李鸿章。和洋人的交往多了，吃的亏多了，李鸿章终于长了一些见识。他识破了日方的意图，拒绝了日方的要求。在给日方的回函中，中方谈判人员应宝时等人言辞坚决，甚至说：“贵国特派大臣前来，原为通两国之好，若以迹类连横，虑招西人之忌，则伊大臣（伊达宗成）不来中国，痕迹全无，更可周旋西人，岂非上策？”这段话说得真是好：你们说怕招惹西方人忌恨，那么你们的使团不来中国，我们不签订条约，什么痕迹都没有，这样更有利于和西方人打交道，岂不更好？

经过两个月的谈判，中日双方签订了《通好条约》和《通商章程》。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两份文件是难得的平等条约，虽然其中包含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允许军舰驶入对方通商口岸等不合现代国际惯例的内容，但是李鸿章坚持双方对等，没有让诸如“一体均沾”这样的条文写入条约。

双方订约之后，伊达宗成等一行回国。日本政府以为条约中有不妥之处，于1872年春天派柳原前光重新回到中国，要求修改一些条文。李鸿章不同意修改已经签订的正约。日本无奈，一年之后，派外务卿副岛种臣到中国来，双方换约。

窥见了对方的虚弱

1873年春天，副岛种臣的中国之行并非只为换约，他带有另外两项任务：“一为转向朝鲜敲门，二为进攻台湾做准备”。

1871年12月，有一艘遭遇飓风的琉球船只漂至台湾，船上人员和台湾高山族人发生冲突，54名琉球人被杀死。事件发生后，一些日本人，尤其是武士阶层，极力鼓噪政府，要求以此事为缘由，请求出兵“讨伐”台湾。

其实，日本人没有什么理由对清朝兴师问罪，因为从明朝开始，琉球便是中华帝国的属国。琉球和台湾地区的居民发生冲突，完全与日本无关。日本之所以借机挑事，是因为日本觊觎琉球群岛和台湾已久，国内对外扩张的欲望已经按捺不住。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反复考虑，认为自己的国力不足以发动和中国的战争，只好暂时把“讨伐”台湾的想法搁置起来，却始终不曾忘记。1873年春，副岛种臣到中国换约，同时带有试探中国、为以后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的任务。

副岛种臣（1828-1905）：九州佐贺人，日本政治家、汉学家。早年从事“尊王攘夷”运动，明治维新后在外务省任职，后任外务卿。对汉学有研究，1876至1878年间在中国南北各地活动，号称“中国通”，积极鼓吹“征韩”，发动对华战争。1884年授伯爵。1892年任内务大臣。

换约之后，副岛种臣曾经拜见李鸿章，就台湾冲突事件提出交涉。李鸿章态度坚决，认为此事根本与日本无关。副岛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随后，副岛一行人进入北京，会见清朝官员，要求觐见同治帝。

柳原前光前往总理衙门，再次就台湾冲突事件质问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毛、董二人起初态度强硬，回答说：“夫二岛（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柳原力争琉球为日本属国，质问中方为什么不惩办杀人的台湾土著。毛、董二人感觉很不耐烦，敷衍道：“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于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

毛、董二人所说的“生蕃”，是指没有完全置于大陆清政权管辖的台湾土著，他们尚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柳原窃喜，认为从“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于化外”一句中找到了出兵台湾的理由。他没有说破日本准备出兵台湾，只是含混地说：“‘生蕃’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是以我邦将查办岛人，为盟好故，特先告之。”

日本使团最大的收获来自于觐见事宜的交涉。副岛种臣等人到达北京的时候，总理衙门正和各国公使因为觐见事宜僵持着。清政府因为觐见礼仪问题始终不同意皇帝接见各国使节，过去以皇帝年幼为理由搪塞。1873年，同治帝已经亲政，清政府无法自圆其说，又不肯让同治帝以西方礼仪接受各国使节的觐见，觐见一事始终得不到圆满解决。

副岛到达北京之后，主张行三鞠躬礼，又以自己是外务卿，比公使的级别高为由要求单独觐见。起初，总理衙门拒绝了日方的要求，副岛执意坚持，双方不欢而散。6月7日，清廷做出让步，允许副岛行三鞠躬礼，也答应单独觐见的要求，为了避免引起其他国家使节的不满，要求暂时对这种安排保密，关于日本使节觐见的具体程序，允诺觐见的时候相机处置。但是，这一消息还是不慎走漏出去，有一、两国公使为此提出抗议。

6月16日，清廷通知日方使团，觐见时以各国公使为第一班，日本使节为第二班。清廷这样安排意在寻求平衡。副岛希望第一班觐见清朝皇帝，对清廷的安排再次表现出不妥协，向清廷提出质问。清廷方面支支吾吾，答复不得要领。副岛摆出决绝的态度，声称谢绝觐见，准备回国。6月21日，副岛以战争相威胁。6月23日，副岛故作姿态，命令部分使团人员先赴天津，似乎即可要起身回国。

面对副岛灼灼逼人的姿态，奕䜣等人屈服了。清廷完全答应了日方的要求，允许他们行三鞠躬礼，并且是单独觐见，率先觐见。6月29日，副岛觐见了同治帝。他非常得意，在给日本政府的报告中说：“奉职以来，欣然之至”。

副岛之所以得意，表面上是因为他的要求得到完全满足，而实际的原因是：他通过觐见纷争看到了清廷的虚弱和妥协，而清廷的这种特性是急于动手、又存有胆怯心理的日本最希望知道的！

第二章　北洋海军是怎样建成的

为所受的侵略付出报酬

副岛使团回到日本国内的时候，正值日本国内政局动荡。日本激进扩张势力强烈要求侵略朝鲜，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政治势力则主张缓进，他们认为日本的国力尚不够强大，无法出兵朝鲜，无法和中国作战。最终，“征韩论”被压制下去。激进势力并不甘心，不断在日本国内制造事端，1874年1月14日，岩仓具视遭遇未遂刺杀；2月，激进势力在佐贺发动叛乱（史称“佐贺之乱”），被迅速平定下去。

副岛使团回到日本国内后，日本政府知晓清政府态度软弱。反复斟酌之后，日本政府决定出兵台湾，以此转移不断激化的国内矛盾。1874年4月，日本设立“台湾蕃地事务局”，任命参议大隗重信为长官，任命西乡从道中将为都督，率领3600名左右的日本陆海军侵略台湾。5月22日，日军开始进攻台湾的高山族部落，遭遇顽强抵抗。

日本出兵台湾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总理衙门向日方提出质问和抗议。5月29日，清廷任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命令福建布政使潘霨帮办台湾事宜，率领兵舰巡视台湾，处置日本侵略台湾一事。

6月22日，沈葆桢等人赴日本兵营会晤西乡从道。西乡最初称病不见，后来不得已接见清朝官员，坚称台湾“生蕃”不属于清朝管辖。潘霨拿出《台湾府志》，证明台湾“生蕃”属于清朝管辖；另外出示高山族部落“不再劫杀外人”的具结，要求日本退兵。西乡只是表示不再往台湾添兵，没有答应退兵，并且提出了“补贴兵费”的要求。根据台湾的形势，清廷谕准从南、北洋调集6500兵力，紧急派往台湾，以防事态进一步恶化。

日本探知清政府即将向台湾派兵，感到很惶恐，他们不知道双方开战的最终结局会是怎样。日本政府派柳原前光再次赴华，从事外交活动。7月24日，柳原在天津谒见李鸿章。李鸿章责怪说：“你去年才换和约，今年就起兵来，如此反复，当初何必立约？我以君子相待，方请准和约，如何却与我丢脸？可谓不够朋友。”李鸿章虽然措辞强硬，内心里不希望中日爆发战争，仍希望息事宁人，日本撤兵了事。

日本政府同样希望尽快了解此次事件，只是“须两国均可下场”，希望勒索一些“兵费”。因此，柳原在李鸿章面前支支吾吾，又坚持到总理衙门理论，希望达到目的。在北京，中日双方谈判多次，始终没有结果，因为“兵费一层，在中国无可给之理，而该使臣（柳原）亦觉有难措之词”。于是，日本政府马上派遣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作为全权办理大臣，到中国谈判。

大久保利通和总理衙门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辩论经月，始露真意”，提出“必须得有名目，方可退兵”，索要500万两白银，后降为200万两。中方谈判代表，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坚持不给一钱。大久保利通等人再次摆出决裂的姿态，声言回国。总理衙门不予理睬。这时，英国公使威妥玛来到了总理衙门，从中说合，对文祥等人说：“谓日本所欲200万两，数并不多，非此不能了局”。

大久保利通（1830-1878）：出身武士家庭，明治维新前是改革派中坚人物，1866年成为“倒幕派”领导人。明治新政府成立后，成为政府主要领导人，领导了资产阶级改革。1871年12月任岩仓使节团副使赴欧美考察，1873年回国。11月任参议兼内务卿。1878年5月14日在东京被士族岛田一郎等人刺死。

因为威妥玛的说合，奕䜣等人的态度出现了反复，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臣等权衡利害轻重，揣其情势迫切，若不稍予转机，不独日本铤而走险，事在意中；在我武备未有把握，随在堪虞，且令威妥玛无颜而去，转足坚彼之援，益我之敌。”

奕䜣等人的意思是：我们权衡利弊，认为形势迫切，如果双方僵持下去，日本可能铤而走险；我们在军事方面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如果威妥玛这次失了颜面，英国人转而和日本人站在一起，对我们更加不利。

奕䜣等人做出让步，答应不提“赔偿”词语，支付日方抚恤金10万两，日方在台湾所有修道、建房等物件留为中国之用，给银40万两。日本方面同样担心“有战争朝夕可至之势”，遂答应中方的提议。

10月31日，中日双方议定台湾事件专约三条：清廷承认日本此次出兵“原为保民义举”；以抚恤等名义支付日方50万两白银；有关此事的一切来往公文全部注销，永为罢论，清方设法约束台湾“生蕃”，使之不再伤害外人。

签约次日，大久保利通率团回国，回国后受到天皇的奖励。其实，日本从清朝获得的50万两白银远远不能补偿日本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的军费支出。大久保利通之所以受到嘉奖，是因为这份议定专约让日本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哪怕这种滋味只有那么一点点，甚至是得不偿失的。

在这次事件中，清廷的最终处置方式饱受历史的诟病，因为“这种处理办法真正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这无异是公告世界各国说：这里有一个只准备赔款而不准备应战的富足的帝国”。当时任驻日英国公使的巴夏礼嘲讽道：“中国甘心情愿对它所受的侵略付出报酬。”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这一点：看到清政府软弱可欺，日本相继向朝鲜和琉球伸出了黑手，最终吞并了琉球，侵略了朝鲜。

如果把自己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笔者倒认为奕䜣等人的处置并非难以理解。清朝表面上维持着一个大国的地位，实际上内部是虚弱的，是不能支持大规模对外战争的，这一点或许只有当事者奕䜣、李鸿章等人才能深切感受到。

10月31日，即中日双方签订“台湾专约”的当天，奕䜣给皇帝呈上奏折，解释这样做的缘由：

伏查此案实由日本背盟兴师，如果各海疆武备均有足恃，事无待于论辩，势无虞乎决裂。今则明知彼之理屈，而苦于我之备虚。自台事起，屡经购买铁甲舰，尚无成局。沈葆桢所谓兵端未开，宜防而未宜阻。李鸿章谓闽省设防，非必欲与用武，亦皆为统筹目前大局，不能不姑示羁縻。（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认为这一事件是由日本违约引起的。如果我国的海军实力足够强大，此事无需辩论，也无需担心双方决裂。日本入侵台湾后，我们多次考虑购买铁甲舰，尚未完全确定。沈葆桢和李鸿章都认为目前不能轻易动武，还是应该从大局着眼，加强军备，所以不得不以和平手段处理此事。

奕䜣和李鸿章一样，抱有“外须和戎”、息事宁人的态度，希望以小的代价换取充分准备的时间。在这种情形下，奕䜣等人的处置是无可厚非的。对于中国来说，难道真的是这份“台湾专约”带来了后来甲午战争的失败吗？如果不签订这份“台湾专约”，中国能否压制住日本的扩张和侵略？非也。决定甲午战争结局的因素，是中日两国在以后15年的时间里国力增长和军事准备的状况。

警觉来得并不迟缓

11月5日，即中日之间就台湾事件达成最终处置意见以后的第六天，奕䜣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呈上一份奏折，陈述了清朝海防所面临的严峻局面，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须紧急办理事宜。他在奏折中说：

（清朝之所以不与日本开战）实以一经决裂，滨海沿江、各口之防难恃，不得不慎于发端。虽累经奉旨严饬各疆臣实力筹备，而自问殊无把握。今日而始言备，诚病其已迟；今日而再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溯自庚申之衅（指英法联军进军北京），创巨痛深。当时姑事羁縻，在我可亟图振作。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

……现在日本之寻衅生蕃，其患之已见者也。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倘遇一朝而猝发，而弭救更何所凭？及今亟事绸缪，已属补苴之计；至此仍虚准备，更无求艾之期。惟有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艰苦贞定，且历之永久一心。人人皆洞悉底蕴，力事讲求，为实在可以自立之计，为实在御外患之计，庶几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昔人云：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此人所共知，而今日大局之万不可缓者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奕䜣在奏折中说：这一次台湾事发，中国之所以不和日本动武，实在是因为军事准备不足的缘故。今日如果再不整军修备，后果不堪设想。当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给我们造成巨大伤痛，现在的人们几乎忘掉了。此次日本寻衅闹事，祸患已见端倪，中国再不振作，将来必然难以应付，因此，举国上下必须上下一心，自始至终，以求自强自立。这样的话，来自境外的祸患才能消于无形。古人说，能守才能战，能战才能和，因此，加紧军事准备是万万不可延缓的事情。

从奕䜣如此快速地上呈这份奏折来看，奕䜣等人对小小的日本并不缺乏警觉，日本这个“蕞尔小国”敢于向大清帝国寻衅对奕䜣等人的刺激是很大的。清廷接到奏折后，要求李鸿章、李宗羲、沈葆桢等大臣详细筹议，限一个月内复奏。12月10日，李鸿章便上了著名的《筹议海防折》，对奕䜣等人的主张大加赞同。他认为新疆可以暂时不顾，要迅速加强中国东部海防建设：“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守，则心腹之大患愈棘”。

在朝廷收到的奏折中，有在籍守制的前江苏巡抚丁日昌所写的《海洋水师章程》。丁日昌在此章程中提出：清廷可以组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洋水师，由北向南分区守卫东南海疆；大型战舰在海战中起着决定胜负的作用，“海上交锋，纵有百号艇船，不敌一号大兵轮船”，每支水师需配备新式巨型军舰6艘，根驳轮船10艘，等等。在这份奏折中，丁日昌十分详细地规划了清朝海军的建设蓝图。

丁日昌（1823-1882）：广东丰顺人，20岁中秀才，以后屡试不中。1861年进入曾国藩幕府，1862年5月被派往广东，督办厘金，从事火器的研制和生产。1864年夏，任苏淞太道，督办江南制造局，后调任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1868年任江苏巡抚，1875年9月任福州船政大臣，次年署理福建巡抚。

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建立海洋水师的主张遭到了部分士大夫的反对，丁日昌被人抨击为“矫饬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加上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海防”、“塞防”孰轻孰重之争，朝廷上再次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大讨论。

1875年5月30日，这场争论尘埃落定，清廷发布上谕，确定建立南洋、北洋两支海军，“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通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至于铁甲舰，要求先购一二，以后根据具体情况再行续办。

清廷计划用于海军建设的资金为每年400万两白银，这笔资金是巨大的，但相对于建立两支近代化的海军来说又是不足的。如何使用有限的资金呢？这时的沈葆桢以大局为重，表现出君子风度，认为“外海水师以先尽北洋创办为宜，分之则难免实力薄而成功缓”，待北洋水师实力雄厚之后，“以一化三，变为三洋水师”。这样，李鸿章督办的北洋水师得以优先发展。

半路杀出来一个赫德

在清廷发布组建海军的上谕之前，李鸿章已经在思考组建近代化海军的事宜，而作为一个实干家，他的行动非常快。在1875年春天，当是否建立海军尚处于争论中的时候，李鸿章便和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商议订购外国军舰的事宜。在赫德的推荐下，他决定购买4艘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生产的“伦道尔”式小型军舰。

“伦道尔”式小型军舰船体小，排水量不大（320吨、420吨），上面却安装了11英寸、12.5英寸重炮，外形很像一只向前伸着刺针的大蚊子，因此被人戏称为“蚊子船”。“蚊子船”最大的好处是火炮威力大，能够对大型巡洋舰、战列舰构成威胁。1877年11月，北洋水师订购的4艘“蚊子船”全部来到中国，引起了沈葆桢和福建巡抚丁日昌的羡慕，南洋水师同样订购了4艘“蚊子船”。

李鸿章的眼光是高于一般人的，他很快发现了“蚊子船”的缺陷：行驶缓慢（航速只有9节），大炮不能随意转向，不适合在大洋中作战，只能适合作为“水面炮台”使用。但是，他没有说破，反而对外宣称：“蚊子船防守海岸最为得力，赫德所购，尤为各国罕有之新式”，鼓励广东、台湾、烟台、宁波等海口继续购买。

李鸿章之所以这样做，一是掩饰自己决策的错误；二是希望各海口以拥有“蚊子船”为满足，因此便可以节约大笔资金，李鸿章可以挪用，为北洋水师购买大型巡洋舰、铁甲舰。在李鸿章的忽悠下，清朝又购买了3艘“蚊子船”。清政府一共购买了11艘“蚊子船”，共耗费白银150万两左右，这在当时是一笔巨资。后来，这些军舰在战争中没有发挥多大作用，李鸿章应该为此承担主要责任。

李鸿章怂恿别人购买“蚊子船”的时候，他自己则拿定主意，要为北洋水师购进排水量更大、火力更猛的军舰。仍然通过赫德，李鸿章向英国船厂订购了“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这两艘军舰的排水量为1350吨，马力2400匹，航速为15节，配备口径为10英寸的主炮。相比于“蚊子船”，巡洋舰无疑是更加威猛的，左宗棠便紧跟着在德国为南洋水师订购了两艘巡洋舰。

当国内的人们对巡洋舰趋之若鹜的时候，李鸿章开始心仪铁甲舰。所谓“铁甲舰”，是指出现于19世纪后期的以蒸汽为动力的战列舰。这种战舰排水量大，一般为七八千吨，甚至可以超过万吨；航速快，可以达到十四五节；舰体以装甲包裹，可以抵御猛烈炮火的打击；舰上配置各类火炮，主炮口径可达16英寸，火力极其猛烈。当时，铁甲舰在海军中的地位相当于今天的航空母舰，具有强大的威慑力，是一个国家海军综合实力的体现。

李鸿章狂热地追逐先进武器装备，这种狂热终其一生。但是，当他和赫德商量要购买铁甲舰的时候，却受到了赫德的阻碍。赫德认为，中国不需要铁甲舰，南、北洋水师只需要各购买两艘巡洋舰、8艘“蚊子船”即可成军。

李鸿章不同意赫德的建设海军的思想，而赫德关于海军领导权的想法更令李鸿章感到害怕。赫德认为，清朝海军可以仿照清朝海关的管理模式，聘用外国教习，而赫德本人可以担任“总海防司”，像管理海关一样管理海军。赫德与恭亲王奕䜣关系极好，他把这个计划上报给总理衙门，自认为极有可能得到朝廷的批准。

1879年9月4日，赫德在给自己下属（英国人金登干）的信函中谈到了自己领导清朝海军的计划：

可能组成两支舰队，每队由一位中国高级官员协同一位海防司（正如一位海关税务司协同一位道台一样）领导。这两位海防司就是那两艘海防舰的舰长，他们在我所管辖的一个新衙门当差，这个大概将要设置的新衙门称做海防总署，我的官衔简称为总海防司。我的上司是总理衙门和负责海防务的总督（两位）。这项计划现已上奏皇上和交军机处审议，非常可能获得批准。

一开始，我或许就将需要上述的12个人。我不希望签任何聘约，是否留用要取决于：1.计划的继续实施；2.受雇人员的本领。……这些人员如果派出，将在我手下当差，类似海关工作人员那样。请悄悄地物色一下，不要提起我或我的计划，看你能否物色到合适的人选。（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

赫德的计划惊出了李鸿章一身冷汗。一旦赫德的计划获准，李鸿章不但不能购买铁甲舰，而且他将丧失对未来北洋水师的控制。中国的海军由一个外国人控制，没有比这样的局面更加可怕的了，李鸿章决不答应，但是考虑到赫德在中国的重要地位，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说得很含蓄：

诚如尊谕，（赫德）不免揽权，而欲令办事似不能不稍假以权也。……谨就鄙见所及，于可稍迁就处概不置议，以免掣肘；于必须参酌申明之处，粘签呈核应否酌量增改，再行具奏。

李鸿章说：如果按照赫德的意思去办，赫德会大权独揽；可是要让赫德为我们做事，或许应该授予他一定的权力。我的意思是，一些能迁就他的地方就放手让他做；不能迁就的地方必须令其及时上报请示。

私下里，李鸿章马上命令自己的幕僚薛福成写就《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由自己亲自交给总理衙门。在这封书信中，薛福成写道：赫德“为人阴骘而专利，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人。彼既总司江海各关税务，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若复授为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数年之后，恐赫德不复如今日之可驭也。”

威风凛凛的舰队

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坚决反对，赫德成为清朝“总海防司”的梦想破碎。1880年，李鸿章派人到欧洲考察，订购铁甲舰。12月2日，李鸿章的代表选择德国伏耳铿船厂，订造了第一艘铁甲舰——“定远”号，第二年夏天于同厂订造了第二艘铁甲舰——“镇远”号，总花费约为340万两白银。

赫德掌握中国近代海军的打算落空了，他感到非常失望。1881年10月5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说道：

我们这里正面临着一次危机，中国的水师几乎肯定要交给李（李鸿章）来管辖，而他发现在战时不能依靠英国官员支持他并帮他打仗，因此他正在慎重考虑。他可能任命美国水师提督薛斐尔任总司令，再在他下面混杂安排一些德国人和美国人。

假如我们政府的政策允许我们单独去碰运气，我们英国人本来是可以获得有利地位的。可是，像现在这样，我们在中国虽拥有最大的利益，而对它的影响即将减到最小的程度。而且，当我们最小可能滥用我们的影响或用它来反对别国时，我们却必须甘心看着我们的权力和威信转入他手中，这些人的手肯定会滥用权力，并同样肯定会用它来反对我们，而在所有的来华人员中我们是唯一仍处于能被这种指向我们的权力所损害的民族。（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

定远舰

1885年10月，德国伏耳铿公司将2艘铁甲舰交付中国，船上升起清朝海军的军旗——龙旗，“定远”号铁甲舰成为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镇远”号铁甲舰的主要技术参数如下：标准排水量7144吨，满载排水量7335吨；马力6000匹（定远），7200匹（镇远）；航速14.5节（定远），15.4节（镇远）；配置主炮为“克虏伯”305毫米巨炮。这两艘军舰被当时的人称为“遍地球第一等之铁甲舰”，在当时的世界上虽不是最先进的，在亚洲却是第一巨舰。

北洋水师只是清朝海军的组成部分，而李鸿章无疑十分偏心于它，在它身上大把花钱，毫不吝啬，就像一个充满私心的家长。1883年，李鸿章再次从德国订购“济远”号装甲甲板巡洋舰，用以装备北洋海军。这艘军舰排水量为2300吨，马力2800匹，航速16.5节，装备有210毫米和150毫米主炮。

1885年，李鸿章打着为福建购买军舰的幌子，四处挪用资金，为北洋水师再次购入4艘巡洋舰，分别为“致远”号、“经远”号、“靖远”号、“来远”号。其中，“致远”号、“靖远”号巡洋舰的排水量为2300吨，装备有210毫米主炮，航速可以达到18.5节，是北洋水师中航速最快的军舰。

随着李鸿章等人建造、购买的军舰越来越多，清朝海军的实力越来越强大，清朝迫切需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海军领导机构。从1881年开始，不断有人提出建立海军衙门。经过长期酝酿，1885年10月12日，慈禧太后就成立海军衙门事宜发布懿旨：

著派醇亲王奕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即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其应行创设筹划各事宜，统由该王大臣等详慎规划，拟立章程，奏明次第兴办。

随后，“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成立。海军衙门的成立，标志着海军成为清朝的一个独立军种。衙门成立之初，大多数官职由旗人担任，而这些旗员不仅不懂海军，也不懂一般的军事知识，只知道在衙门里混日子。作为海军衙门大臣，奕利用海军衙门，忙着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海军衙门人浮于事，日益腐败，没有起到领导全国海军事务的作用，建设海军的担子主要还是由李鸿章担着。

北洋水师迅速壮大起来，截止到1888年初，共拥有各类舰艇50多艘，排水量达到4万多吨。1888年12月17日，北洋海军正式宣告成立，提督驻地为威海刘公岛。拥有了威风凛凛的北洋海军，再加上南洋海军和广东等各地的军舰，清朝海军的装备一下子跃居世界第7位，在亚洲则首屈一指。

为了建立牢固的海防体系，北洋海军在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建立了永久炮台群，使之成为坚固的要塞。李鸿章坚持“水陆相依”的海防理念，他认为：“水师以船为用，以炮台为体，若有兵船而无炮台庇护，则兵船弹药、煤、水耗尽，必为敌所夺。有池、坞、厂、栈而无后炮台，亦必为敌所夺。故炮台极宜并举。”

为建立三处海防要塞，北洋海军投入了巨额资金，炮台装备的海岸炮大多是德国克虏伯后膛填弹钢炮，威力很大，重型炮配备机械辅助填弹装置。要塞内另外建有船坞修理所、栈桥、鱼雷制造局等设施，专门为北洋军舰服务。

第三章　无法飘扬的龙旗

骑马的水师提督

1878年初，淮军将领丁汝昌前来拜谒李鸿章。丁汝昌出生于1836年，安徽庐江人，自幼贫苦。1853年，加入太平军程学启部，后又跟随程学启投降了清军，1862年改隶淮军。丁汝昌骁勇善战，在刘铭传军中统帅马队，“大小百数十战，无役不从，摧坚陷阵，常为军锋”。太平军和捻军被平定以后，他官至总兵加提督衔。1874年，清廷为节饷而裁兵，丁汝昌手下部分马队被裁撤，他因此与刘铭传发生冲突，被迫回到老家闲居几年。1877年，丁汝昌重获差使，被遣往甘肃。西北贫瘠，丁汝昌不愿前往，便来到李鸿章门下，希望谋求更好的出路。

丁汝昌来得很是时候，李鸿章正在物色未来北洋水师提督的人选。李鸿章原是要将这一职务交给熟悉洋务的道员许钤身，尚未完全拿定主意。许钤身性格张扬、桀骜不驯，对李鸿章缺乏足够的忠诚，这一切令李鸿章始终放心不下。丁汝昌的到来让李鸿章眼前一亮，因为他熟悉他的这位老部下。

在李鸿章的眼里，丁汝昌作战勇敢，对自己忠诚，执行能力强；只是性格内向，办事有些庸懦，且完全不懂海军。李鸿章踌躇一阵，最终还是决定把北洋水师交给丁汝昌率领，因为只有如此，自己才能直接掌控北洋水师。至于业务能力，他认为是可以依靠后天的努力去学习的。

综观李鸿章的一生，人们会发现，其在用人方面存有很多弊端。梁启超曾经说：“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机偾事，贻误大局”。重用丁汝昌，让一个马队的统领去执掌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舰队即是其中大误之一。

不过，人们一定要看到：之所以造成如此局面，固然有李鸿章个人的原因，而决定性的原因是晚清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结构，在一个人治、专制的社会里，任人唯亲等弊端是无法避免的。站在李鸿章的角度去想，从执行力等技术层面去看，在一个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社会里，不用忠诚于自己的人能行得通吗？仍然是社会和制度的问题。所以人们看到，从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蒋介石，没有哪个真正做到任人唯贤。

丁汝昌以“伤病复发”为由不去西北报到，留在了李鸿章的身边。有了北洋海军将来的领军人物，李鸿章还要为北洋海军的驾驶、指挥、作战人员进行筹划。当时，清朝专门培养近代海军学员的学校是福州船政局船政学堂，有一批少年在里面系统地学习。1875年，刘步蟾、陈季同等少数几名学生被派往英、法等国参观、学习。

也就在1875年，清廷批准沈葆桢、李鸿章组建南、北洋水师。李鸿章对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兴趣大增，因为他所需要的船政人员只能来自那里。但是，李鸿章的眼界颇高，他认为没有走出国门的船政学堂的学生是无法满足他的要求的，尤其是他看到英国军舰上有日本青年军官在接受训练的时候，他更坚定了把船政学堂学生派出国外的决心。

1877年3月31日，33名留学生（包括随员、文案、翻译各1名，他们也参加了海外学习）跟随留学监督李凤苞等人离开福州，前往英、法等国。这些人中有刘步蟾、严复、方伯谦、萨镇冰等，后来都成为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留学预算为30万两白银，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可以看出李鸿章派出留学生的决心之大。这年年底，船政学堂又派出5名艺徒前往法国学习。1879年，船政学堂第二批10名学员被派往国外留学。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人，1867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1877年赴英国学习海军，与郭嵩焘相识。1879年，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回国后任教于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甲午战争后主张变法。他翻译了《天演论》《原富》《法意》等西方学术名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开启民智的代表人物。

几十名留学生被派出学习，这仍然不能满足李鸿章对近代海军专业人员的渴求。1879年冬天，因为“北洋现筹添购快碰、铁甲等船，需人甚众”，李鸿章开始筹备在天津开办水师学堂。1881年8月，天津水师学堂开始招生。教习人员中既有洋人，也有中国人，严复曾经长期担任总教习。至1894年，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学生147名。

由于李鸿章的重视，天津水师学堂的办学质量提高很快，后来超过了福州船政学堂。从水师学堂毕业的学生共有200余人，都被吸收进入北洋海军，其中著名的人物有民国时期的大总统黎元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

刘步蟾、邓世昌、方伯谦等来自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后来成为北洋海军的主要将领，比如，刘步蟾任“定远”舰管带，邓世昌任“致远”舰管带，林泰曾任“镇远”舰管带，方伯谦任“济远”舰管带。这些人都来自福建和广东，是师兄弟关系，并且掌握了近代海军知识，对于出身马队统领的丁汝昌颇为轻视，他们形成一股势力，首要人物是刘步蟾。因此，丁汝昌虽然身为提督，却远不能对北洋海军的将领们指挥自如。

延伸阅读

1882年，天津水师学堂以李鸿章的名义发布招生告示，答应给学员以优厚的待遇

本大臣前因北洋兵船陆续添置，驾驶、管轮两项，需才甚亟。……今本大臣将该堂（天津水师学堂）原订章程“学生月给赡银一两”改为“月给四两”，俾一经入选，八口有资，庶寒峻之家咸知感奋。……此间学生若果卓有成就，本大臣定当从优奏奖，破格录用。

海军军费到底去哪了

在建立北洋水师过程中，真正令李鸿章头疼的事情是资金问题。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军是需要花费巨资的，没有充足的资金供应是根本不行的，所以李鸿章紧紧盯着清廷答应下拨的每年400万两白银的海军经费。令他气恼的是，这笔资金无法足额到达他的手中，常常被克扣、挪用，而购买军舰、建设军港、日常开支等项目都需要大笔的银子，具体办事的人跑到他的身边，焦头烂额，嗷嗷待哺。李鸿章叹息道：“凡事非财不行，而北洋三省财力最窘，无别可筹之款……适当兹经费支拙之地，彷徨无措，展布何从？”

讲到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的艰难，史籍大都要提到李鸿章和翁同龢的权力斗争和个人恩怨。翁同龢长期担任户部尚书，财政大权掌握在他的手里。不管翁、李二人争斗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翁同龢克扣北洋海军军费的事实是存在的。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之战已经爆发，翁同龢急赴天津向李鸿章询问对策：

同龢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对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同龢语塞，归乃不敢言战。（胡思敬，《国闻备乘》）

“撙节”的意思是节约、节制。李鸿章质问翁同龢：“北洋海军平时申请款项你总是驳回，如今你来问北洋海军的情况，军舰真的可以依靠吗？”翁同龢说：“我的职责就是节约开支，当时情况真的紧急，你为什么不接着申请呢？”李鸿章说：“朝廷中不断有人诋毁我，弹劾我，我如果继续多说话，今日还有我吗？”

这段文字不但表明翁、李二人在海军军费方面的冲突，而且从侧面描述了李鸿章建设北洋海军的过程中受到的猜疑。1886年1月，兵部侍郎黄体芳上奏，反对李鸿章执掌海军大权。他在奏折中放肆地说：“是水师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而自重则有余。”如此言语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清廷稍有猜忌，李鸿章便可获罪。

北洋海军军费不足是否是翁同龢一人造成的呢？要说翁同龢完全是出于私怨和党争而故意挟制李鸿章，那并非是实情，因为他掌握的大清国户部实在是缺银子，而向翁同龢伸手要银子的人却不计其数。

北洋水师筹备之初，清朝发动了收复新疆的战争，大约花费四千万两白银；1884年，中法又突然爆发了战争，《清史稿》说：“中法之役用三千余万两”。对于一直入不敷出的清廷户部来说，应付这两场战争已经令他们焦头烂额了。关于户部银库拮据的状况，《清稗类钞》有这样的记载：

光绪中，度支竭蹶，户部当时不过存银二百万两。每月须放八旗兵饷四十八万两，虎神营等一百余万两，而所存之银，仅足发三月兵饷，司计之臣，时时仰屋兴嗟。庚子联军入京时，顿有五百万，盖彼时以军需紧急，各省饷银一时凑集故也。

大清国库中的银子只够发3个月的兵饷，作为户部尚书，翁同龢难为无米之炊。清廷计划拨给李鸿章等人400万两海军经费，原打算是由海关关银和各地厘金凑起来的，由于清廷政治权威下移，一些地方大员对上面阳奉阴违，许多银子户部根本收不上来。南、北洋水师筹备阶段，李鸿章曾经对沈葆桢说：“户部所拨海防额款，本为搪塞之计。各关四成，惟粤海、浙海可稍匀而为数无几，其余各有紧饷。各省厘金，惟江西、浙江可稍匀拨，亦断不能如数，其余皆无指望。统计每年实解不过数十万。”银子不能如数收到户部中来，翁同龢只能徒唤无奈。

清廷的财政入不敷出，计划中的400万两海军经费便十分显眼，成为挤占、挪用的目标。比如，1877年，河南、山西大旱，一些赈灾款便从海军经费中支出；“滇案恤款”、“惠陵工程款”、西征饷银等，部分由海军经费中支出。

说到北洋海军的军费，后来的史书大都要说到奕等人为慈禧修建颐和园的事儿，认为修园工程挪用了大量的海军经费，这是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覆没的主要原因。颐和园工程到底有没有挪用海军经费？挪用了多少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是不是导致北洋海军在甲午海战中惨败的罪魁祸首？

修建颐和园到底花了多少钱，这些钱都来自于哪里，在当时就是一笔糊涂账，今日更无法详细核实、计算。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颐和园工程挪用了海军经费。《清代全史》第9册记道：直接挪用海军经费是筹措颐和园工程款项的一个途径，“宣布兴建颐和园两个月后，海军衙门即奏准将45万两‘闲款’拨给颐和园工程使用，该款相当于北洋舰队中‘定远’等7艘主力舰所有官员薪粮、公费及练船修费的总和。次年又挪银30万两拨给工程处使用，此后每年都名正言顺地从海军经费中拨30万两给颐和园工程”。

另外，海军衙门以建设海军的名义从各地搜刮钱财，用于颐和园修建工程。比如，1888年，各地督抚筹集的“海军巨款”即有260万两白银之多，1886年至1888年发行“海防捐”收到的白银有157.7万两。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款项不属于海军经费。其中，260万两“海军巨款”被存入天津的外国银行，以所得利息贴补颐和园工程。甲午战争爆发后，慈禧太后下达懿旨，要求将此款提出，用于购买军火，但是对战局已是于事无补了。

根据现有史料保守地估算，修建颐和园的费用至少在1000万两白银以上，而这些资金至少可以购买“定远”号级别的铁甲舰6艘。如果添加6艘铁甲舰，北洋舰队无疑实力大增，可能会在甲午海战中战胜日本海军，所以很多人把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当作北洋海军覆没的主要原因。

其实，造成北洋海军覆没的根本原因是腐朽的帝制，正是由于这种体制存在，才会出现慈禧太后不顾国防的安危，图个人享乐而修建颐和园。另外，即使慈禧太后当初不修颐和园，如果那种腐朽的体制依然存在，大清的国力、军力仍然不会有根本的起色，如同威妥玛当初对郭嵩焘所言：“（如果只是）购买西洋几尊大炮、几支小枪，修造几处炮台，请问有何益处？”

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能够说明：即使清朝没有修建颐和园，把1000万两银子全部用于购买铁甲舰，清朝恐怕仍然难以抵御日本的攻击，只是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会推迟。日俄战争爆发以前，俄国海军拥有战舰200余艘，其太平洋分舰队拥有60余艘战舰，排水量达19.2万吨；停泊在旅顺港内的俄国战列舰有7艘，排水量都在万吨以上，另有装甲巡洋舰1艘，排水量达7900吨，相当于北洋海军的“定远”舰；停泊在海参崴港内的3艘俄国装甲巡洋舰，排水量也都在万吨以上。（《日俄战争史》）拥有这样强大的海军力量，俄国仍然败于日本。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北洋海军的经费始终没有得到保证，十分紧张。据《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一书记载：从1875年至1880年，北洋水师每年收入海防经费为80万两；1881年、1882年平均每年有114万两；1883年、1884年平均只有65.6万两，李鸿章只得提用淮军协拨和长芦运银库116万两弥缝额缺；1885年收入73.3万两，李鸿章又动用直隶海防捐输112.8万两维持开支。“每每陷入捉襟见肘、焦头烂额的境地。”由于经费紧张，在甲午战争爆发以前近十年的时间里，北洋水师没有添置新的战舰，清朝的海军实力被日本赶超。

后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翁同龢因为曾经不断驳回北洋海军的军费申请而成为替罪羊。李鸿章的心腹周馥曾经在《自订年谱》中记述了下面的情节：

部臣（指翁同龢）惜费，局外造谣，余益知时事难为矣。一日，余密告相国（李鸿章）曰：“……不如趁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相国曰：“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行，奈何？”余复力言之，相国嗟叹而已。

后中日事起（指甲午战争），我军屡败，兵舰尽毁，人皆谓北洋所误。逾数年，余起病召见，太后问及前败军之故。余将户部掯费、言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并将前密告李相国（李鸿章）之言亦奏及。且谓李鸿章明知北洋一隅，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第彼时非北洋所能主持。李鸿章若言不能战，则众唾交集矣。任事之难如此。太后、皇上长叹曰：“不料某（指翁同龢）在户部竟如此。”（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

人们很难甄别这样的情节是否真实，即使这件事真的发生了，李鸿章、周馥等人也有向外推托、洗清自己的嫌疑。在甲午战争中，淮军集团应该承担的责任也不少。归根到底，北洋海军的军费之所以不足，一是因为清帝国当时的国库并不富裕，二是因为腐朽的专制体制的存在，各方势力互相争斗、离心离德，整个国家没有把全部力量用于整军备战之上。总之，一个腐朽的体制是不能支撑起抵御外族侵略这种大的事业的。

尽管费尽周折，一支庞大的舰队还是在李鸿章的手里建立起来。看到几十艘军舰扬威于浩瀚的大海上，李鸿章颇有成就感。1891年，在巡阅了声势浩大的北洋水师之后，他胸有成竹地说：“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李鸿章送走琅威理

李鸿章对于北洋水师是非常重视，甚至是偏爱的，这从朝廷给北洋海军官兵的待遇可以看出来。《北洋海军章程》载明：“兵船将士终年涉历风涛，异常劳苦，与绿营水陆情形迥不相同，不能不格外体恤，通盘筹计。”所以，北洋海军的官兵享受高薪。

作为提督，丁汝昌一年的薪俸收入为8400两白银（相当于2011年的330万元人民币），为绿营提督的3.2倍；海军千总的年收入为720两白银，为绿营千总的4.3倍。另外，海军中的年轻军官一般能够得到快速的晋升，邓世昌、刘步蟾、方伯谦等人从船政学堂出来，在毫无战功的情况下，短短十多年的时间便升至总兵、副将，相当于今天的将军，这在绿营中是罕见的。

李鸿章对于北洋水师的日常训练也是用心的，专门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进行规范、要求。相比于绿营兵，北洋水师的训练更趋向于近代化。在引进西方先进舰艇装备的同时，北洋水师聘请了一些外籍人员担任顾问、教习，指导官兵的日常训练。1882年9月，李鸿章聘请英国海军中校琅威理担任北洋水师总查（总督察），副提督衔，相当于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副手。

丁汝昌对海军事务并不熟悉，北洋水师的日常训练多由琅威理主持。琅威理作风认真，治军严格，“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语传令。”官兵们对琅威理很是敬畏，水师中流传着“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1886年，醇亲王奕视察北洋海军，对海军训练感到满意，授予琅威理二等第三宝星并赏给提督衔。后来，李鸿章在给琅威理的文电中，也常以“提督”头衔称之。他后来说：“中国海军称琅（威理）为提督，乃客气用语。”

1890年2月，北洋水师南下香港。3月6日，丁汝昌离舰上岸，“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命令水兵降下“提督”旗，升起“总兵”旗，表明自己成为舰上的最高长官。琅威理感到很生气，质问刘步蟾：“丁提督离舰，我尚在，为何降下提督旗？”刘步蟾答复说：“按照海军惯例应该如此。”

琅威理认为自己受到了轻视，遂致电李鸿章，质问自己在北洋水师中的地位。接到电报后，李鸿章认为：“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当时，北洋水师提督的旗是五色的，总兵旗是三色，以示地位高低。李鸿章考虑为琅威理制四色旗，一方面明确丁汝昌在北洋水师中的至高地位，一方面明确琅威理的地位在刘步蟾等总兵之上。

6月底，北洋水师回到威海。琅威理专门到天津向李鸿章交涉“撤旗事件”，李鸿章则明确表明刘步蟾的做法是对的。琅威理不能接受，当即提出辞职，李鸿章很生气，一怒之下接受了他的请求。琅威理不久后回国。

“琅威理事件”产生了很大影响。英国方面认为英国人在华受到了侮辱，专门向李鸿章提出质询。11月4日，英方拒绝了清政府另外聘请英国海军军官以代替琅威理的请求，并召回了在旅顺军港担任顾问的英国人诺加，也宣布不再接纳中国海军留学生。

试航中的“致远”号巡洋舰

“致远”号巡洋舰的管带是民族英雄邓世昌。邓世昌出生于广东番禹，性格刚烈，治军严格，行事卓尔不群，在闽系军官占主导地位的北洋舰队中，是一位孤独的外来者。他“不饮（饮酒）博（赌博），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益嫉视之”。因为不贪财，很多官兵私下里称他为“半吊子”。

琅威理走后，北洋水师没有再聘请外国海军军官扮演琅威理的角色。不受欢迎的琅威理走了，北洋水师的日常训练也跟着松懈下来。丁汝昌本是马队统领，不习海军，北洋水师的训练便逐渐没了章法。李鸿章的亲信周馥说：“余订《海军章程》，赏罚各有条例。而将官多不遵行。相国（李鸿章）阅操亦示宽大，谓此武夫，难拘绳墨。”也就是说，李鸿章也迁就于现实，得过且过。赫德半是可惜半是怨恨地说：“琅威理走后，中国人自己把海军搞得一团糟。琅威理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没有能好好利用他。”

对于“琅威理事件”造成的影响，晚清时期的人们已经有清醒的认识。《异辞录》记述了这件事，并认为这是北洋海军后来战败的征兆：

海部成立，福建船厂学生位至提镇，多有妻妾，筑室刘公岛上，平时自为嬉乐。琅威里治事严，无论旦夕，一闻令，师船齐集，将帅士卒同甘苦，行则舰长司机，泅则兵官下海，军中苦之。

南巡之役，琅威里在旗舰定远，海军提督丁汝昌在镇远，至香港。当是时，中国海军等次，列世界第六。琅威里上岸，方以提督之荣，炫于其乡人。暮归，帅旗移于镇远。问其故，部众拒不受命，怒而辞去。海军之败兆于此。

李鸿章为什么会意气用事，断然准予琅威理辞职？李鸿章后来在给薛福成的电报中说：“琅威理要请放实缺提督未允，即自辞退。向不能受此要挟。外部等或未深知，望转达。似与邦交无涉。”从这里看，应该是李鸿章的民族自尊心在起作用，就如我们前面所说，他一方面追逐西方器物，一方面对外国人充满防范。

海军是朽木上的花朵

北洋海军本是清朝军队的一部分，非常容易被陆军及整个社会中的腐朽成分所侵袭。当琅威理离去之后，李鸿章等人也放松了管束，好像是四周的围墙一下子倒了，新成立的北洋海军便被腐朽的社会迅速侵蚀了。

平时，海军官兵们对日常训练敷衍了事，一心想着升官发财；按照章程，总兵以下官兵只准在船上生活，而大部分海军官兵不予理会，夜晚照常到岸上玩乐、安歇；而提督丁汝昌，则在刘公岛上大肆置办房产，出租赚钱；到了冬天，北洋海军到香港一带避冬，官兵们每日沉浸于赌博、嫖娼、玩乐。

官兵疏于训练，北洋水师的装备和弹药也存在严重问题。据在“镇远”舰参加过甲午之战的美国军官麦吉芬说：

华舰亦有诸病，炮虽精于陆军，各炮弹中亦实储火药，不若陆军储弹或实以沙泥，然配储不甚多。且药线铁管（每弹必有一药线储以铁管，轰发时量敌之远近，以为药线之长短，弹入敌军，药线之活力恰到，弹遂炸裂）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皆必败之道也。（中华书局，《严复集》）

麦吉芬说：清朝陆军的炮弹里装满泥沙，而不是火药；北洋海军的情况要好很多，炮弹中装满火药，可是这种炮弹配储不多。在这些炮弹里，不少的药线铁管内仅仅装有煤灰，没有药线，即使击中敌舰也不会爆炸。这些问题都会导致北洋海军走向失败。

关于旅顺、威海炮台，当时的《泰晤士报》这样报道：“旅顺、威海既造炮台，其安置于台上之炮竟有不堪一放者，其经售炮械之人，固俨然显官也。只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为利。假如一炮也，报销千金，经手者侵蚀二三百金，售主则以但值五六百金之炮应命，皆不问其为可用否也。”

因此说，北洋水师表面上威风凛凛，似乎不可一世，而实际上外强中干，内部虚弱，作战能力大打折扣。对于北洋水师的状况，当时有少数人看在眼里，颇为担心。1894年，郑观应这样说：“水军成矣，水营立矣，而士卒未习；士卒习矣，而将领未得其人，是以军与营资敌也。”将领、士卒没有战斗力，再好的战舰也无济于事，作战时等于拱手送给敌人。甲午战败，残存下来的北洋战舰便大多落入了日本人之手。

北洋海军这样一支近代化军队之所以不断走向衰败的，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是包围它的腐朽的社会环境。著名翻译家严复曾经说起这样一件事：

（予）曾与总税务司赫德谈言，赫（德）告予曰：“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

严复说：我曾经和赫德闲谈，赫德对我说：“海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像是树上的花朵，必须是气候适宜，整棵树枝繁叶茂，花朵才能盛开；花朵再转化为果实，树的生命得以延续。现在的清朝海军，我等感到不满意的地方太多了。可是，必须从根本上寻找问题所在，只是苛求于海军，是徒劳无益的。

李鸿章对北洋水师内部的状况有所认识，但是他像是一个溺爱自家孩子的家长，对内不能痛加责罚，只是迁就；对外百般掩饰，企图保持颜面。大战来临的时候，他才感到无力回天，这是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尽量避战的重要原因。

李鸿章为什么会对北洋海军姑息迁就呢？从李鸿章任命丁汝昌为海军提督，一气之下准予琅威理辞职等事件看，李鸿章并不真正懂得如何去领导一支近代化的海军，他只是懂得些皮毛。另外，清廷对下面的大臣也是要考核政绩的，如果北洋海军不断传出丑闻，李鸿章必然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其领导权被剥夺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从自己的利益考虑，李鸿章对内迁就，对外掩饰，就像今天的某些官员一样，只报喜不报忧。

日本方面密切注视着北洋海军的一举一动，因为北洋海军是他们未来的敌人。1891年，日本方面曾经对北洋海军做出评估，这段文字见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保存的日本海军情报书籍《清国北洋海军实况一斑》：

（北洋海军）军纪、训练全部学习英国……从舰上官兵的活动观察，纪律极为严肃，武器保养、舰内配置非常到位……舰队内号令皆用英语，舰内的部署表、日程表等文件都是中、英双文，舰上的各种训练虽然难免喧嘈杂扰，但极为迅速活泼，从持枪练习来看，姿势标准、动作敏捷。北洋舰队跨国远航活动不多，但在本国沿海的航行非常频繁，却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1889年旅顺演习时，舰队出港动作迅速，运动中阵形保持良好，这绝对不是可以轻侮的进步。（陈悦，《沉没的甲午》）

应该说，日本方面对北洋海军的评价还算不低。综合各方面因素去评价北洋海军，应该说，在李鸿章等人的苦心经营下，北洋海军的训练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训练的最大弊端，是缺乏实战训练，注重形式，虚应敷衍。当时担任“来远”舰帮带的张哲溁曾经说：“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军兴，同无把握。虽职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

日本国内的一些人因为北洋海军的建立而感到忧虑，担心向亚洲大陆的扩张会受到遏制。1873年出使中国的副岛种臣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汉学家，对中国非常了解。这时候，他站出来，说了这样一番话：

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指中法战争），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名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

副岛说：说中国海军令人担忧的人实在是不了解中国。中国人的习惯是，说归说，做归做。今日看来，中国海军的建设已经完备了，其实他们只重形式，不求实效，更没有与我们日本在东海上一争高下的雄心。

于是，日本人再次鼓足扩张的野心，扩充军备，加紧训练，时刻准备挺进梦想中的亚洲大陆。

延伸阅读

李莲英随醇王校阅海军

光绪甲申以后，兴练海军，李鸿章实主其事。海军成，奏请钦派大臣校阅，孝钦后（慈禧太后）命醇亲王至天津阅之。醇以孝钦后颇猜忌之也，恒自危，奏请以李莲英自随，盖不啻自请监军也。

李（李鸿章）为之设行台，王（醇亲王）与莲英居处，一切无轩轾，惟阅兵时，王坐于前，莲英立于后而已。于是丁汝昌、卫汝贵、卫汝成、叶志超、赵桂林、龚照屿诸人，皆奉厚贽莲英门下，称受业（拜为老师）。

——徐珂，《清稗类钞》

第四章　徒劳无益的战争

摆在慈禧面前的难题

清廷之所以组建南、北洋海军，还是充分意识到了来自日本的威胁。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正式拉开了挑战大清帝国的序幕，随后吞并琉球，进入朝鲜，不断挑起事端。李鸿章等人密切注视着东海上空不断堆积的阴云，却不料另一场风暴骤然而至。这场“风暴”起于清帝国的西南，然后在东南沿海肆虐，再次袭击了表面安稳的清帝国。

1882年3月，法国军舰进犯越南北部，越南国王向清王朝发出紧急请援要求。这一事件马上把清朝推向了战争的边缘，因为当时的越南是清朝的属国，清朝有义务保护越南不受他国的侵犯。再有，保护周围属国的安全对于清朝自身的安全是有重要意义的，中国自古就有“天子得道，守在四夷”的说法。出兵越南即意味着和法国发生战争，清帝国的国力和军力实在难以支撑，清廷顿时陷入强烈的矛盾之中。

早在1882年以前，法国就发动了对越南的侵略。1858年，法国军队与英国军队联合打到天津，回撤的时候便联合西班牙军队发动了对越南的进攻。1866年，法国完全占领了越南南部六省。1873年，法国军队继续向北进犯，相继攻陷了河内、宁平、海阳等地。越南国王向驻扎在中越边境地区保胜的“黑旗军”求援。

“黑旗军”是当时的一支农民起义军，1868年，在清军的攻击下被迫进入越南，头领是刘永福。刘永福率领“黑旗军”攻打法军，英勇作战，法军大败。看到军事不能取胜，法国便胁迫越南阮氏王朝签署了所谓的《和平同盟条约》，条约认定越南是独立的，否认清朝对越南的宗主权，并进一步要求在中国云南通商。

法国方面把《和平同盟条约》的内容告知了清朝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当即声明不予承认。越南问题不仅事关越南一地以及中国西南的安全，所谓“唇亡齿寒”，更关乎整个帝国的统治结构，因此，清朝驻法公使曾纪泽预言说：清朝失去越南，“行见中华帝国及其附属国的情况完全改变”。直到1881年初，曾纪泽依然对法国方面表示：“法国与越南订约，认为自主之国，不能与中国无干。”

在朝廷中，与曾纪泽持相同观点的人很多，“清流派”自不必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张树声、山西巡抚张之洞等人同样态度强硬，主张出兵越南。张之洞一天之内连上三道奏折，极力主战：“今日法越之局，惟有一战……夫鄙远徼利而不止者兵必败；始祸怒邻而不悔者国必亡。彼曲我直，彼先发我后应，天道人心可以一战。”

张之洞认为：法国在道义上完全站不住脚，天道人心我方占尽，可以一战。他所依据的仍然是儒家的人心至上的传统理论，根本看不清中法双方的利害形势。另外有少数人，如奕䜣、李鸿章等人，认为渤海地带是京师门户，日本是中国真正的威胁，“即失云贵，不可失朝鲜”，主张避免和法国失和，不能在西南再开边衅。

这样，法国军队1882年的军事行动令清廷左右为难。清廷一方面以“剿匪”的名义向越南派出军队，并且暗地里接济“黑旗军”；一方面又再三告诫统兵将领“衅端不可自我而开”。因此，双方在1882年没有发生正面冲突。这年年底，李鸿章派人和法国公使在天津议妥三条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其中有：中国从越南撤兵；中国开放保胜为通商口岸；中法分巡红河南北等内容。

1883年，法方因为政府更迭的缘故忽然变计，重新开始在越南北部的军事行动。5月19日，法军和“黑旗军”激战于河内附近的纸桥，法军大败，其主帅李威利以下30名军官阵亡，士兵伤亡200余人。法军决心报复，不断增兵，一方面派兵牵制“黑旗军”，一方面派兵由海防攻入越南首都顺化，逼迫越南国王签订和约，将越南置于法国的“保护”下，并准备驱逐“黑旗军”等清朝军队出越南。

面对这种形势，清廷感到左右为难，犹疑不定。法国却决心扩大战事，一举将清军赶出越南。12月13日，法军攻打清军驻地山西（越南红河南岸地区），中法发生正面军事冲突。清朝绿营兵仓皇溃败，“黑旗军”抵抗多日后弹尽退走，山西失守。1884年3月8日，法军进犯越南北宁，清军毫无斗志。3月，清军驻守的北宁、太原（越南境内）相继失守；4月，兴化失守。

清军在越南境内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甲申易枢”，奕䜣及其他军机大臣遭到罢免。因为军事失利，清廷密谕李鸿章和法国方面谈判，筹划和局。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签订《中法简明条约》，主要内容是：法国不侵入中国南界；中国军队撤出越南，中国对法、越之间已经签订和未定条约概不过问；法国不向中国索取赔款，中国允许中越边境通商；法、越订约不得有碍中国体面；等等。

签订这份条约，清朝等于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李鸿章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定清朝没有能力保护越南，不如主动放弃，以避免和法国扩大冲突。1883年，他在一封信中这样说：“法之图越已数十年，中朝向置不问。至上半年，形象大著，始与力争，其何能及！”李鸿章还说道：“越王老悖无后，无可久存之理。河内以南断非我力所能图存。将来能照实议划存北圻近边一带，已为幸事。滇商不得不通，究之通商非病，通商而办理不得人，则祸机潜伏也。”

刘永福（1837—1917）：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早年当过水手，1857年加入农民起义军，1865年率部加入黑旗军。1868年率黑旗军300多人进入越南，逐渐发展至2000余人。刘永福不但在中法战争中抵抗法国的侵略，而且于1895年领导台湾民众武装抗击日军占领，是一位民族英雄。

可是，李鸿章的所为如同戳了马蜂窝，朝廷上下对他群起而攻之，弹劾他的奏折多达47份，他再次背上“卖国”的罪名。是战是和，这是摆在慈禧太后眼前的一道难题。她急忙召见新近掌管军机的奕商量，哭着说：“不愿再经咸丰故事，但亦不愿大清江山由我而失，由我示弱。”

慈禧在这里所说的“咸丰故事”，是指第二次鸦片战争，当时中外开战，咸丰帝被迫逃亡热河。可以看出，当朝廷面临战争的时候，作为最后的决策者，慈禧太后有着相当大的压力。奕的主张是“可以打”，于是慈禧太后说：“打就打到底。”

在随后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说：“和亦后悔，不和亦后悔。和就示弱，不和会割地赔款而且损伤不少，或许引起内乱而且亦赔不起。”左宗棠站起来疾呼道：“中国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赔款，不如拿赔款作战费。”

群情激奋之下，清廷受到感染，态度重新趋向强硬。清廷派遣“清流派”骨干陈宝琛、张佩纶、吴大徵等人前往南洋、北洋、福建，参与其中事务；同时要求李鸿章不可固执己见，须采纳众人意见。

清廷的态度实际是否定了李鸿章签订的《中法简明条约》，因此，当法国代表要求李鸿章确实订立清军撤出越南的日期的时候，李鸿章没有答应。

站在马江江畔的书生

清廷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越南战场上的形势深受其累。6月，法军继续向北推进，逐渐靠近谅山观音桥附近的清军阵地。23日，法军向清军交涉，认定双方已经签订条约，清军应该马上移交防地；清军却声称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不肯将防地交予法军。法军强行接防，冲突随之发生，法军被打死22人。“观音桥冲突”爆发以后，法国方面指责中方违背条约，须承担责任，向法方赔款。

7月12日，法国方面提出自己的要求：赔偿法方2.5亿法郎（合1200万两白银），履行《中法简明条约》，限一周内答复。法军已经做好了出兵中国东南沿海的准备。7月14日，法国舰队进入福建闽江，实行威吓，以便勒索。

看到战争即将扩大到中国的东南沿海，清廷的态度又转向妥协。7月19日，清廷任命两江总督曾国荃为钦差大臣，在上海与法国代表谈判。谈判中，曾国荃拒绝了法方的无理要求，只答应以抚恤的名义给银50万两。法方拒不接受。奇怪的是，在谈判过程中，清廷的态度忽而变得强硬起来，对曾国荃在谈判中做出的微小让步予以申斥，拒绝以任何名义向法方支付赔偿。

后来，曾国荃知道，美国公使曾经答应总理衙门，可以请美国总统在中法之间进行斡旋，清廷认为这时候不能示弱，遂完全拒绝了法方的要求。法国人不甘心毫无收获，决心向中方实施报复，进行勒索。在法国人看来，“在所有的担保中，台湾是最良好的，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的，”所以法国军队决定攻打台湾。

在台湾岛上指挥清军作战的是淮军著名将领刘铭传，他被清廷授福建巡抚，加兵部尚书衔，督办台湾事务。8月5日，法国军舰炮击台湾基隆港。清军不能抵抗法国炮舰的火力，放弃炮台后撤。第二天，登陆的法军向基隆市街推进，遭遇清军反击，不得已从岛上退回到军舰上。之后，法国舰队封锁台湾海面和闽江江口。

因为法国侵略中国，总理衙门向法方提出强烈抗议。交涉中，法方将勒索的金额减至8000万法郎（约合400万两白银），遭到中方的拒绝。法国人在海面上飘荡着，想着如何打痛清政府，以实现占领越南、勒索清政府的目的。当他们攻打台湾不得手的时候，便想到打击近在眼前的清福建水师。福建水师驻守在马江之内，清朝最大的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建在马尾，在法国人眼里，这些都可以成为实施报复的目标。

早在7月14日，数艘法国的军舰即驶入闽江，直接面对着福建水师的军舰。清廷派往福建水师会办机要的是“清流派”重要人物张佩纶，那一只在朝堂上言辞激扬、积极主战的“青牛角”。张佩纶，字幼樵，出生于1848年，直隶丰润人，1870年中举，1871年中进士，后来授翰林院编修，1882年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张佩纶23岁中进士，在晚清可以称得上少年得志；他不但取得了功名，而且满腹才华。袁世凯曾说：“天下翰林真能通的，我眼里只有三个半，张幼樵、徐菊人、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算半个。”与张佩纶并列的徐菊人，是后来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只相当于半个张佩纶的张季直便是清末状元张謇。

如果一个人年少得志，又满腹才华，有些张扬甚至张狂都是难免的。来到朝廷之上，张佩纶“慷慨好论天下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下子成为“清流派”主将，与张之洞并称“青牛角”。越南战事爆发后，张佩纶积极主战，顶在最前面。

但是，令张佩纶没有想到的是，慈禧太后任命他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兼署船政大臣，把他一个书生派往东南。张佩纶走出京城的时候，他所感受到的强大的压力让他明白：作为“主战祸首，建言党魁”，他这个书生即将接受命运的惩罚。

对于张佩纶来说，事情的确有些不妙。慈禧太后将张佩纶、陈宝琛等人派往各地，参与军机，实际是藏有很深的心机的。从表面上看，慈禧太后这样做，是支持了“清流派”人士主战的主张，并且赋予他们实际操纵的权力，给了他们建功立业的时机。而实际上，慈禧太后还有另外一种用意：“使书生典戎，以速其败”。也就是说，慈禧让张佩纶等人参与军机，一旦清军打了败仗，便可以让吵吵嚷嚷的“清流派”承担战败的责任，打击“清流派”过于嚣张的气势。

不管怎样，张佩纶等人毕竟是一些书生，他们到前线上去，会不会耽误国家大事呢？后来的事实证明，张佩纶等人在战场上的确是无能的。因此说，不管慈禧太后有多么深的心机，有多么巧妙的用意，帝制社会那套权谋、用人的方式仍然是不智的，甚至是罪恶的，它是以内耗、低效为代价的，最后把整个国家牺牲掉了。

到了福州，张佩纶发现具体实务的处置非常麻烦，远非朝堂议事、上奏折那样简单。看到闽江上的法国军舰越来越多，张佩纶感到非常着急，他不知道打还是不打。他急忙请示朝廷，而朝廷给张佩纶的指示是：既不能首先下手，也不能让法国军舰再出闽江口。清廷之所以持这样的态度，是因为下不定“战”还是“和”的决心，既不想打又不想服输，倾向于和谈解决问题。

不战不和，中法军舰在闽江上对峙了40天左右。在这40天里，张佩纶度日如年。他在给侄子张人骏的信中这样写道：

株守遂已一月。请先发，不可；请互援，不可。机会屡失，朝令暮改。枢泽勇怯无常，曾（国荃）李（鸿章）置身事外。敌在肘腋，尤且如此，国事可知。……合肥（李鸿章）不知何以胆怯如此？然内谋不决，酿至法大举入犯，则沿海各督抚舍香老（张之洞）外，无一有天良者。将奈之何？吾不忧敌而忧政也！（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

张佩纶说：我守在这里已经有一个月了。请求先发制敌，不允许；请求互相支援，不允许。战机屡屡失去，朝令夕改。福建水师的将领不能依赖，曾国荃、李鸿章置身事外。敌人打到家门口了，他们尚且如此，国家的形势可想而知。……李鸿章为什么会如此胆怯呢？朝廷不能当机立断，造成法军大举入侵。沿海的督抚之中，除了张之洞，其他人等皆没有天良。我怎么办呢？我所担心的不是法军，我忧虑的是朝政啊。

张佩纶曾经向南、北洋水师等各处请求支援，只有张之洞派出“飞云”号军舰来到福建，所以张佩纶大呼“舍香老（张之洞）外，无一有天良者”。李鸿章之所以不派北洋海军前来支援，是因为他不愿意让北洋海军在这场战争中遭受损失，这是他的私心。两江总督曾国荃之所以不派南洋水师前来支援，是因为他认为中方必败。《异辞录》记载：

法、越事起，政府以曾忠襄（曾国荃）督两江，特召入觐。人人心目中，以为忠襄久于行间，娴习营务，应变之才，或非所长也。及见张幼樵（张佩纶）副宪论兵事，曰：“吾兄文正公盈满是惧，吾亦成功而不居。不然，金陵既克，我师七八万，皆百胜之卒，先打捻子，后打回子，再打鬼子，宁待今日！”

见周小棠（周家楣）通政，有旧，稍作深谈，曰：“我师今与西师战，有十六字秘诀，曰：‘先去先败，后去后败，同去同败，不去不败。’”

值边情日急，副宪、通宪常相见，述及，讶曰：“奈何于彼此之不同也？”翌日，会于译署，恭邸问曰：“事将奈何？”时副宪、通宪及诸大臣皆在侧，颇觉答语措词之难。忠襄曰：“吾犹炮耳，诸公犹炮手，全权在握。诸公命勿动，炮之为物，静物也，待命则已。诸公一拨机括，则弹丸立出。”当时闻者，四面均有照应。及去，佥服其应答之妙。

法国巡洋舰“伏尔达”号贴近攻击福建水师

“伏尔达”号巡洋舰排水量只有1300吨，却充当了法国舰队进攻福建水师的急先锋，在马江之战中率先发动攻击。福建水师的“扬武”舰随即向“伏尔达”号施射，炸死引水员汤姆斯和5名水手。后来，排水量为4127吨的法国装甲巡洋舰“凯旋”号赶到，“伏尔达”号趁机贴近“扬武”舰，不断进行炮击，“扬武”舰沉没。

这段描述十分精彩。曾国荃见到“青牛角”张佩纶的时候，情绪激昂，说：“当初，我们湘军攻破南京，士气正旺，要是先打捻子，后打回子，再打鬼子，哪至于有今天这些纷扰！”给人的感觉是信心满满。

见到通政周家楣的时候，因为他们有旧交，曾国荃谈得深入一些，说：“我军与西方军队交战，有十六字秘诀，曰：‘先去先败，后去后败，同去同败，不去不败。’”这说明在曾国荃看来，清军是根本打不赢法军的。

后来奕䜣向曾国荃询问时局，张佩纶和周家楣都在场，他们以为曾国荃前后矛盾，不好回答。曾国荃说：“我像是一门大炮，诸位像是炮手。你们说不要射击，我就原地待命，是一个静物；你们要是扣动扳机，弹丸会立即射出。”在场的人听来，曾国荃的话四面都有照应，人们都佩服他应答的巧妙。相比于这种老于世故的官僚，李鸿章的固执己见应该赢得后世的褒扬。

截止到8月21日，停泊在闽江上的法国军舰共有9艘，总吨位达10387吨，拥有火炮72门；与之对峙的福建水师的军舰有11艘，总吨位达9900吨，拥有火炮50门。（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从表面上，双方实力差距不大；实际上，无论是炮火威力还是战舰防护能力，双方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8月20日左右，法国军队已经做好攻击福建水师的准备，福建水师却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23日，福州船政总监魏翰听说外国的领事、商人登上了各自国家的军舰，观看即将发生的战事，便报告船政大臣何如璋：“今日必有战事。”何如璋说：“昨得李相（李鸿章）电，尚言和议大有进步，所云必系谣传。”

8月23日中午时分，法国领事向闽浙总督何璟下了宣战书，声言4个小时后开战。下午1点45分，法国军舰以大炮和水雷猛烈攻击福建水师。福建水师仓促应战，非常被动。双方军舰的炮战持续了40分钟便结束了，福建水师的11艘军舰中有9艘被击沉、击毁，另外两艘军舰“伏波”号、“艺新”号负伤后向上游逃脱，到达林浦后自沉以塞航道。福建水师共阵亡官兵700余人。法国军舰被击伤3艘，死6人，伤27人。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惨痛的“马江之战”。（马江是闽江从乌龙山与南台江会合处到入海口这一段的别称。）

24日，法国军舰以猛烈的炮火轰击福州船政局。这座由法国人帮助建起的清朝最大的造船厂被摧毁，马尾港内的19艘商船被击沉。25日，法国军舰轰击闽江两岸的清军炮台，同时向闽江口驶去。28日，金牌、长门炮台被法国军舰摧毁。29日，法国军舰驶出闽江口，向台湾方向驶去。

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张佩纶、张兆栋（巡抚）、何璟、何如璋等人只是目瞪口呆地观望，然后悄然遁走，毫无办法。所以当时有人把他们四人讽刺为“两个是傅粉何郎，两个是画眉张敞”。张敞是汉朝的大臣，传说他回家后给夫人画眉，遭后人耻笑。众人把张佩纶等人比作张敞，是笑话他们的无用。

事后，水师营务处张成被判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何璟和张兆栋被革职；张佩纶、何如璋被发往军台效力。令人颇感讽刺的是，“青牛角”张佩纶经过短暂流放之后，进入了李鸿章的幕府，后来还成为李鸿章的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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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名狼藉的张佩纶

丰润（张佩纶）赦归，娶李文忠（李鸿章）之女公子，时人又有三联。一云：“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以丰润赐环，先就莲花书院馆席，既而入赘也。

二云：“后先判若两人，南海何骄，北洋何谄；督抚平分半子，朱家无婿，张氏无儿。”言丰润先娶仁和朱修伯京卿女，次娶边宝泉中丞女，后娶文忠（李鸿章）女。

三云：“中堂爱婿张丰润，外国忠臣李合肥。”当时浮议，更迁怒于文忠（李鸿章）。然观文忠尺牍，盖于丰润再断弦后，与有婚约，而不虞其战败受谴之至于斯也。

丰润败后，自称“贱子”，乃用杜甫“贱子因阵败”句也。梁星海有句云“篑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抑何可笑。

——刘体智，《异辞录》

终点又回到起点

8月26日，清廷下达诏书，要求各部对法作战。诏书中说：“越南为我封贡之国，二百余年，载在典册……（法国）戮其人民，利其土地”，后又侵犯大清本土，因此必须应战。随后，清廷启用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任命杨昌浚为闽浙总督；授“黑旗军”头领刘永福为记名提督，调岑毓英、潘鼎新等部急赴前线。

清廷宣战以后，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感到自危，以为会受到法国军舰的攻击。从闽江口撤出以后，法国舰队仍然把攻击目标锁定为台湾。10月1日，法国舰队同时攻打基隆、淡水。因为兵力不足，刘铭传主动放弃基隆，率部全力守卫淡水。法军攻击淡水时，遭遇清军的顽强阻击，双方短兵相接，法军不支，只好退却。法国舰队司令孤拔承认：“我们的损失严重……因此我放弃占领淡水埠口。”

法军不再谋求占领台湾，转而继续封锁台湾海面。清廷要求南、北洋水师支援台湾，并将部分淮军调入台湾，增强了台湾清军的兵力。北洋水师派出“超勇”号、“扬威”号两艘军舰前往台湾海域，因为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中途撤回。南洋水师派出5艘战舰，行至浙江海面时遭遇法国舰队，有两艘军舰被击沉，另外3艘避入镇海。

法军试图进攻镇海，遭遇大峡江两岸炮台的射击，法国军舰被击伤。法国军舰在镇海海面游弋，数次尝试偷袭镇海，皆未获成功。法军无力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中国东南沿海与清军形成相持。1885年3月11日，法国舰队占领澎湖列岛。6月11日，法国舰队司令孤拔染病死亡。

清廷对法宣战之后，法国加强了在越南的兵力，击败了岑毓英、潘鼎新率领的清军，一度占领镇南关。关键时刻，两广总督张之洞和钦差大臣彭玉麟启用老将冯子材，令其前往镇南关，统帅各军，对法作战。

冯子材，广东钦州人，出生于1818年，行伍出身，先后担任过广西、贵州提督。张之洞之所以启用冯子材，是因为“冯虽老，闻未衰；旧部多，成军易；由钦往，到越速；在越久，水土习；用土人，补遣便；将才难得，节取用之”。

到达镇南关之后，冯子材命令士卒在关前据险筑起一道长墙，然后挖深沟，布置炮位，做好抵御法军的充分准备。夜间，他命令清军突袭法军营地，袭击法军占据的文渊城，重新振作士兵的士气。1885年3月23日，法军对镇南关发起攻击。双方的战斗非常激烈，关前东西岭阵地几度易手。

第二天，法军攻势更猛，“炮声震天”，“炮弹积地盈寸”。法军逼近长墙的时候，冯子材对身边人说：“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然后，“以帕裹首，赤足草履，持矛大呼跃出”，率领两个儿子冲入敌阵，和法军展开肉搏。清军士气大振，奋勇杀敌，法军大败。清军趁势追击，镇南关外一时肃清。在这次战斗中，法军被歼灭1000余人（此为中方的记录；法方的记录是74人阵亡，213人负伤），中国历史称这次战斗为“镇南关大捷”。29日，清军收复谅山。31日，清军收复谷松、屯梅等地。

镇南关之战

镇南关之战给法军以沉重打击，法国军官威狄埃事后心有余悸地记道：“在我们的脚下，敌人从地上的一切缝隙中出来，手持短戟，开始了可怕的混战。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十倍、二十倍。他们从我们的四周一齐跃出。所有的士兵、军官都被围住、俘虏，敌人由各方面射杀他们，然后割去他们的头。”

“镇南关大捷”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取得的少有的胜利之一，越南战场形势出现转机。这时候，清军是应该乘胜打下去还是见好就收呢？3月30日，曾纪泽致电清廷：“谅山克，茹相革（指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刻下若能和，中国极体面。虽稍让亦合算，似宜趁法新执政初升时速办。”4月1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

清廷对法宣战以后，双方的谈判并未停止。越南形势出现转机，清廷思虑再三，转向议和。4月4日，中法双方签订停战草约。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主要内容有：清政府承认法国有权“保护”越南；中越边境开放两处通商口岸；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法国由陆路向云南、广西贸易免税；法军撤出基隆和澎湖，等等。

清朝没有向法国支付赔款，法国勒索的目的没有达到。双方打了一年的仗，重新回到了李鸿章和法国代表当初签订的《中法简明条约》上来。对于这样一个结局，今日的一些人似乎心有不甘，认为中国在取得镇南关大捷的情况下做出重大让步，是“不败而败”，而法国是“不胜而胜”。

对于这个问题，近代海军史专家姜鸣有另一番解读，他认为在镇南关大捷之后，清军是无法乘胜追击的，也没有能力在越南打垮法军，清政府在有利的形势下和法国签署条约是一种可取的选项。他在《龙旗飘扬的舰队》一书中说：

事实上，法军从镇南关后撤百里，迅速在郎甲地区完成新的集结。……到（1885年）4月下旬，北圻的法军已达25000人，加上越南冲锋兵共达37000多人，还加强了炮兵、骑兵、炮艇的配置。而南下追击的清军，总数不超过15000人，数量和武器装备都处于劣势。如果战线向南展开，后勤补给将产生更大困难。

再有一个原因是，在停战之前，越南的绝大部分领土和主要城市都被法军控制，越南阮氏王朝已经倒向法国方面，清朝继续支援越南抗法作战没有实际意义。于是，清政府急忙和法国签订条约，从南方战场拔出腿来，全力应付来自日本的挑战。

惊醒了士大夫阶层

至此，中法之间因越南引起的战争结束。因为这场战争主要发生于甲申年（1884年），史籍常称之为“甲申之役”。历史对这次战争的评说相当纷乱，比如：战争以前该主“战”还是该主“和”？马江之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镇南关大捷”后签订条约是否应该？历史学家们的看法大相径庭。

以今天的眼光和资料去分析那段历史，笔者认为，李鸿章的主张还是务实和理智的，因为清王朝实在是无力保护它的属国了。单从海军的力量看，1882年，法国拥有38艘装甲舰，9艘岸防装甲舰，50艘巡洋舰、炮舰和60艘鱼雷艇，总吨位为50余万吨，（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是清朝海军总吨位的8倍左右，这还不论双方战舰在具体性能方面存在着很大差距。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清廷始终处于两难的境地，不能下定“战”还是“和”的决心。这是导致马江之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当时的形势下，无论清廷决心“战”还是“和”，都会产生不利的后果。如果一味“战”，极有可能遭受失败，结局将是不但“丧失”越南，而且要接受对方的勒索；如果坚持“和”，结局是“丧失”越南，“藩篱顿开”，中国西南本土会受到列强的直接威胁。一个国家在国力弱小的时候，必然面临左右为难、局促不安的境地，这是无法避免的，根本之路在自强。在自强的过程中，适当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作为一场风暴，中法战争再次打击了清王朝，对晚清的历史产生了影响。首先，这场战争极大地损耗了清王朝的国力。清王朝在战争中付出了3000万两白银，搭上了一个福建水师，毁掉了福州船政局。这一惨痛代价直接影响了当时中日之间的军备竞赛，清朝海军建设停滞，10年后在甲午战争中失败。

再有，此次战争的过程和结果都向外界表明：清帝国已经无力保护它的属国。对于永远“吃不饱”的西方列强来说，这是他们所乐于看到的。中法战争结束后不久，1885年冬天，英国出兵完全占领缅甸。对于磨刀霍霍的日本来说，清帝国的示弱更加刺激了它的胆气，日本更加坚定了夺取朝鲜的决心。

“甲申之役”对清朝内部的影响是：“清流派”等士大夫们遭遇沉重打击，残酷的事实告诉他们，空谈误国，不能再一味排斥“洋务”了。张佩纶、陈宝琛、吴大徵等人在战争中颜面扫地，张之洞更是彻底加入了“洋务派”，并逐渐成为其领袖人物。醇亲王奕譞事后这样说：“臣奕向亦习闻陈言，尝持偏论。自经前岁战事（中法战争），复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济判然两途。”最后一句可谓肺腑之言。

经过这场战争，士大夫阶层终于认识到洋务运动的重要性；10年后，经过甲午战争的失败，部分士大夫进一步认识到，洋务也不能救国，变法才能救国。中国的近代史就是在不断的撞击中，伴随着惨痛的代价逐渐向前延伸的。

在中法战争中，台湾的战略位置再次引起了清廷的注意。1885年10月12日，清廷正式发表上谕，在台湾设省，任命刘铭传为台湾首任巡抚。上任之后，刘铭传决心“以一岛基国之富强，奉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在台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发建设，“造铁路以通之，行邮船以辅之，振殖业以裕之，辟财源以养之，改内政以新之，设教育以明之，使民能知义，国无患贫，而兵乃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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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诸臣应诏直言

光绪戊寅（1878年），晋、豫亢旱，下诏罪己，有“天降鞠凶，何不移于宫廷”之语，因下诏求直言。侍讲张佩纶请杀四川提督张有恒，又与司业宝廷、编修何金寿请训责枢臣；学士黄体芳参尚书董恂；洗马廖寿恒参大学士李鸿章侈泰因循，左右无一正人。

朝臣台谏，封奏联翩，多所采纳。其后，孝钦后（慈禧太后）亦厌倦之。比甲申之役，张佩纶等并得罪谴去，当时清流党大受掊击，几于尽绝。朝臣皆以言事为戒，相与酒食征逐，其上者为诗文金石之玩而已。

——徐珂，《清稗类钞》

第五章　朝鲜升起的风暴

琉球变成了冲绳

中法在南方战场上大动干戈的时候，李鸿章并不感到紧张，因为他知道法国人要什么。他真正担心的是来自东北海面上的威胁，时刻关注着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他曾经派遣北洋水师的军舰前去东南海域作战，在听到朝鲜发生政变，日本在那里兴风作浪的时候，他急忙把军舰撤回，全力应付可能在朝鲜卷起的风暴。

李鸿章等人为什么对朝鲜的局势如此在意，远远胜过对越南的关注呢？因为朝鲜与中国东北相连，日本一旦控制朝鲜，便可跨过鸭绿江，进入辽东半岛，随后直下北京。满族贵族即是兴起于东北，然后进入山海关，灭亡了明王朝。清廷对这段历史自然十分熟稔，更不愿这样的历史在自己身上重演，所以时刻关注朝鲜方面的风云变幻，“日本图谋朝鲜益急，中国防范益力”。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是注定要走向对外扩张之路的，这是由日本当时的社会结构、社会状况以及当时的世界形势决定的，其中清帝国的不断衰弱是一个重要因素。日本在1874年侵犯台湾，看到清王朝以软弱的态度处置此次事件，顿时壮大了吞并琉球的野心。1875年，日本方面宣布，禁止琉球向清王朝进贡，禁止琉球奉清朝为正朔，改以日本为正朔。同年，日本向琉球派出军队。

日本要占领琉球的野心昭然若揭，琉球国王尚泰秘密向清朝求助。清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向日方交涉，日方置之不理。何如璋则致书总理衙门及李鸿章等人，认为清朝应该就此向日本“问罪”，如果纵容日本的行为，日本“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台、澎之间将来求一夕之安不可得”。

清朝没有采取实质行动阻止日本吞并琉球，只是提出了强烈抗议。1879年3月25日，日本出兵琉球那霸；4月4日，日本正式宣布琉球为日本的冲绳县；5月23日，日本掳走琉球国王尚泰。

清廷再次面临选择，是选择出兵还是选择隐忍？这一次，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意见难得一致，他们都不赞成出兵。左宗棠在一份奏折中说：日本和琉球“岛屿相连，地势相迫”，被日本吞并属意料之中；琉球国小，且极贫弱，它的归属“似无足轻重”，清廷“可置之不论”。李鸿章则认为，为琉球而兴师动众是“小题大做，转涉张皇”。

李鸿章等人之所以持如此态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朝海军正在筹建中，清朝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海战。沈葆桢临终时向清廷进言说：“日本君臣，早作夜思，其意安在？若我海军，全无能力，冒昧一战，后悔方长。”

所以，清廷为琉球一事纠结过一段时间，甚至也请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从中调停，最终因为实力不济，且为伊犁收复等其他事务所困扰，便任由日本完全将琉球据为己有。

给炸药接上了引线

日本吞并琉球的同时，对朝鲜一直存有非分之想。对于日本来说，朝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两国只隔着窄窄的一条海峡，而日本要想向大陆扩张，必须首先踏上朝鲜。由于朝鲜在当时是清朝的属国，所以日本不敢轻举妄动，要时刻观察清廷的态度。

早在1870年，日本国内便兴起“征韩论”，至1873年，“征韩论”更是高涨，甚至引发了日本国内不同政治势力的冲突。后来，“征韩论”被暂时压制下去。1875年，日本军舰在朝鲜江华岛附近与朝鲜军队发生冲突，日军摧毁江华岛炮台，攻陷永宗城。

“江华岛”事件发生后，日本激进势力再次高喊“出兵朝鲜”。日本出兵朝鲜，最大的障碍在清朝，所以在1876年1月，日本方面派遣外务省大辅森有礼到中国来，交涉朝鲜问题。总理衙门给日方的答复是：“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

日方根据这一答复，照会总理衙门，认定朝鲜是一个“独立之国”。总理衙门对日方意图有所觉察，再次照会日方代表，称朝鲜是中国属国，日本不能侵越。双方反复交涉。森有礼曾经拜访李鸿章，李鸿章劝日方不要与朝鲜发生冲突，并写下“徒伤和气，毫无利益”八个字，留给森有礼。李鸿章仍然是“息事宁人”的态度，不希望中日之间因为朝鲜问题发生冲突。总理衙门也持有这样的想法，遂劝告朝鲜方面“忍小愤”，能够以礼接待日方，双方不要产生大的冲突。

自从“江华岛”事件爆发后，日方一直在和朝鲜方面交涉。1876年2月26日，朝鲜与日本签订《朝日江华条约》。根据条约，朝鲜向日本开放两个口岸，日本认定朝鲜是“自主之邦”，且把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的内容写入其中。《朝日江华条约》为日本进一步侵略朝鲜开启了大门。

事后，朝鲜将《朝日江华条约》签订过程告知清朝，表示仍然遵守属国制度，遇有大事仍要向清廷请示。对于日本进入朝鲜这一事件，清廷颇费思量。1879年6月，休养中的丁日昌上奏朝廷，认为日本“三五年不南攻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朝鲜）”；为了防止日本吞并朝鲜，应该劝说朝鲜与西方各国普遍通商。

同年8月26日，李鸿章致函朝鲜丞相李裕云，提醒他说：日本“疆宇相望之处，北则贵国，南则中国之台湾，尤所注意”，希望朝鲜“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在李鸿章等人的劝告下，朝鲜相继与西方各国签订通商条约。

打开国门后，长期闭关自守的朝鲜社会遭遇外部世界的冲击，其权力阶层逐渐分化为新、旧两党。旧党以大院君李罡应为首，李罡应是朝鲜国王李熙的父亲；新党则以王妃闵氏家族为首。两党相争，新党得势。新党亲近日本，用日本军官训练士兵，建立新军。

1882年7月23日，汉城（今首尔）附近发生兵变。这次兵变正是因为朝鲜新党训练新军引起的，新军的待遇好，而被缩编和裁减的朝鲜旧式军队长时间领不到军饷，所以发动兵变。参与兵变的士兵摧毁了王妃闵氏的家族势力，王妃化妆后逃出王宫；兵变士兵杀死日本教官13人，焚烧了日本使馆，日本公使逃回国内。兵变中，李罡应重新掌握政权，被封为“国太公”。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壬午兵变”。

兵变发生后，日本随即向朝鲜派兵。8月12日，1500名左右的日本士兵乘军舰在济物浦（今仁川）登陆，日本公使进入汉城，向朝鲜国王提出7项要求，包括赔偿、在汉城驻军等苛刻内容。朝鲜国王拒绝了日方的要求，并准备对日作战。

“壬午兵变”的消息传到中国，清廷感到事态严重。如果不向朝鲜派出军队，朝鲜可能要面临琉球的命运，被日本吞并或者控制。这时，朝鲜方面向清朝求救，署理直隶总督的张树声急忙派道员马建忠和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部分士兵乘3艘军舰前往朝鲜。8月20日，淮军将领吴长庆率领6营（3000人）清兵到达朝鲜南阳。

朝鲜明成皇后，通称闵妃

进入汉城之后，吴长庆等人认为李罡应是“壬午兵变”的主谋，威胁朝鲜国王的王权，于是采取果断措施，诱捕了李罡应，并将他解往天津。随后，王妃闵氏被迎回，新党重新掌握朝鲜政权。因为清廷出兵迅速，且兵力超过日方在朝兵力，日本方面没有妄动，而是和朝鲜签订条约，规定朝鲜向日本赔款55万元，惩办凶手，日本在驻朝公使馆附近驻兵，如果朝鲜能“守律一年”，日本方可撤军。

“壬午兵变”以及清朝向朝鲜派兵对日本方面刺激很大，日本学者藤村道生在其所著的《日清战争》一书中写道：

壬午兵乱表明，获得对朝鲜的统治权是以对清战争为前提的。陆军长老山县有朋在兵乱以后的8月15日所提出的意见书中断定：“欧洲各国和我相互隔离，痛痒之感并不急迫”。他说，应该作为日本假想敌人的是“在直接的近处”，并说，若不针对清国充实军备，那么“我帝国还同谁一齐维持独立，又与谁共谈富强？”煽动了一种危机感。于是，陆军把作战目标改为在大陆平原作战的运动战，并把镇台制改为师团编制。

右大臣岩仓具视对在朝鲜事件上苦于派不出足够的军舰一事进行了指摘，他要求大规模扩充海军，于是海军当局则把每年建造军舰3艘的计划倍增为6艘。

中日双方在朝鲜都驻扎军队，这给中日双方爆发更大冲突埋下了隐患，如同把一根引线接到了炸药包上。“壬午兵变”过后，中日双方为了掌控朝鲜政局暗中较劲。为了维持朝鲜政局稳定，清廷命令吴长庆率部留镇汉城。在朝期间，吴长庆等人帮助朝鲜训练新军，购买机器，兴办洋务，且选派朝鲜学生到北洋机器局学习。因为清朝名义上是朝鲜的宗主国，所以在表面上足以对朝鲜政局施加影响。

日本则暗中发力，试图削弱清朝对朝鲜的影响。日本的主要手段是表面上向朝鲜示好，暗地里培植亲日本的政治势力。“壬午兵变”以后，朝鲜国王派朴泳孝前往日本谢罪，日本方面乘机做了很多工作，比如退还朝鲜赔款40余万元，表示减少驻朝日军。朴泳孝深受感动，纠合留日考察、学习的朝鲜贵族子弟金玉均、洪英植等人，组成亲日的“开化党”，广泛活动，试图在日本的帮助下掌握朝鲜政局，进行政治改革。

在平定“壬午兵变”过程中，清军中有一位年轻的军官表现勇敢，后来以“帮办朝鲜军务”的身份留驻朝鲜，此人便是袁世凯。袁世凯出生于1859年，河南项城人。其叔祖父袁甲三是淮军重要将领，累官至漕运总督。其叔父袁保庆也是淮军将领，官至江南盐巡道，而袁世凯自幼便过继给了袁保庆。袁保庆和吴长庆是结拜兄弟，于是在两次乡试未中的情况下，袁世凯便弃文从武，来到吴长庆营中。吴长庆自然看重袁世凯，悉心培植，“壬午兵变”发生后便把他带到了朝鲜。

轰然爆发的政变

时光悄然而逝，而朝鲜表面平静的政局却暗流涌动。1883年底，中法在越南爆发正面冲突，清廷高度紧张，于1884年5月，调吴长庆与三个营的清军离开朝鲜，驻守金州，委派袁世凯会办朝鲜防务。驻朝清军力量的减弱让日本方面和朝鲜“开化党”看到了机会，一场血腥的政变又要在朝鲜爆发。

“开化党”要实施政变，首先担心驻朝清军的干预，因此决定清除清军力量。9月末，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率领部分日军在朝鲜换防，准备支持“开化党”采取行动。朝鲜邮政总监洪英植曾经邀请袁世凯夜宴，准备伏击袁世凯，又担心袁的随从很多，未敢动手。“开化党”也曾计划冲击清军兵营，看到清军营防守严密，只好作罢。

恰好，朝鲜邮政新厦落成，这给“开化党”提供了又一个时机。12月4日，洪英植邀请朝鲜官员、清驻朝官员、各国公使于晚间到邮局赴宴，准备将朝鲜的守旧大臣以及袁世凯等人一网打尽。当晚，日本公使竹添进一称病未去，袁世凯觉察形势不好，也没有前往。宴会进行中，邮局隔壁起火，朝鲜禁卫大将军闵泳翊离席查看。他刚走到门口，被“开化党”布置的人刺伤。闵泳翊往回跑，扑倒在宴会厅中。参加宴会的人大惊失色，一哄而散。

朝鲜官员跑了，“开化党”设计的“鸿门宴”没有成功。政变已经挑起，只能进行下去。深夜，驻朝日军出动，占领景佑宫。景佑宫是供奉朝鲜先王画像的地方。“开化党”领袖金玉均等人则直入国王寝殿，诈称“中国兵变”，要求国王移居景佑宫，召日本军人前来护卫。随后，竹添进一带领日军进入王宫，将国王等王室成员幽禁于景佑宫，禁绝出入。第二天早晨，“开化党”矫王诏把朝鲜7位大臣及多人杀死，自己重新组织内阁，公布《革新策》，实施新政。

政变的消息传出，尤其是听到国王被幽禁，汉城内的朝鲜民众群情激奋，欲进宫解救国王。6日，朝鲜户曹参判南廷哲、右议政沈舜泽等人到清兵营痛哭求援。在兵营中主持军务的清军将领有提督吴兆有、总兵张光前、袁世凯等人。清兵是否介入朝鲜的政局会对各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众人对此犹豫不决，倾向于等待北洋方面的命令。关键时刻，袁世凯认为事态紧急，间不容发，必须对当前政局实施紧急干预。

袁世凯的提议最终被众人接受。吴兆有、袁世凯等人首先致书日本公使竹添进一，告知清军将要进入朝鲜王宫，一是保护国王，二是“援护”日军。几个小时过后，清军方面没有得到日本公使的回应，便会同部分朝鲜军队冲击王宫。王宫中的日军和“开化党”指挥的朝军向清军射击，不能阻其前进。清军等部队攻入王宫，日军逃散，“开化党”指挥的朝军纷纷归正。

夜半，朝鲜国王被清军救出，后被转移到袁世凯营中。乱战中，洪英植等9名“开化党”人被杀死，日军死亡33人。7日午后，日本公使竹添进一率领日军以及金玉均等“开化党”人逃亡仁川，沿途遭朝鲜百姓袭击。

以上所述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甲申政变”。事后，清廷向朝鲜增调军舰和步兵，以防日军报复。日本方面认为大规模出兵朝鲜的时机未到，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各方矛盾；清廷同样密令李鸿章“切勿与日人生衅”。1885年1月1日，清廷派遣吴大澄、续昌为代表前往汉城，与日方谈判，以解决双方冲突。

同一天，日方全权代表井上馨抵达仁川港。因为吴大澄、续昌二人未被清廷授予全权，井上馨不与会谈，直接与朝鲜方面交涉，双方签署了一份条约，主要内容是：朝鲜谢罪；支付抚恤金；查拿凶手；重建日本使馆；在使馆附近驻军。

竹添进一等人逃回国内，日本军人重新叫嚣使用武力，向清朝示威。日本的文官多不主张动武，认为日本的实力不足以打败清军。1885年春天，日本政府派遣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西乡从道为副使，前来中国进行交涉。伊藤博文出生于1841年，年轻时积极投身明治维新，后来逐渐掌握国家权力，在1884年被授予“伯爵”爵位，成为日本政界头号人物。1885年12月，日本内阁成立，伊藤博文担任内阁总理大臣。

进京递交国书后，伊藤博文来到天津，和李鸿章进行交涉，“一为以前之事，二为将来之事”。4月3日，双方进行第一次谈判，先谈到“将来之事”，即双方从朝鲜撤兵问题，李鸿章没有答应。

李鸿章表面上强硬，内心深处则希望双方罢手，不要让朝鲜局势激化为战争。在伊藤博文到来之前，李鸿章已有从朝鲜撤兵之意，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说：“如果日兵允即尽撤，我军亦未尝不可暂撤”。4月5日，在第二次谈判中，李鸿章便暗示清朝可以从朝鲜撤兵。同时，李鸿章也放出狠话：“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有预备打仗耳。”

4月18日，中日签订《天津条约》三款，主要内容是：自条约画押盖印之日起，4个月内，双方从朝鲜撤兵；将来朝鲜若遇变乱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欲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应即撤回，不再留防，等等。在这份条约中，中、日取相互对等，清朝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几尽丧失。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结束谈判之后，两位政治强人对对方都有了切身了解，对身边的人谈到了对将来两国形势的判断。李鸿章说：“伊藤实有治国之才。……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李鸿章认为日本十年左右便可富强起来，成为中国的劲敌。

回到国内，伊藤博文说：“现当法事（中法战争）甫定之后，（清朝）似乎奋发有为，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方人所说，中国又睡觉矣。”伊藤博文认为中国的振作只是一时而已。不幸的是，后来的历史都被二人言中了。

史籍大都认为，李鸿章在和伊藤博文的谈判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失误：给了日本出兵朝鲜的借口。1885年4月10日，李鸿章对伊藤说：“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若中国有侵犯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皆当派兵救护。”《天津条约》也载有类似的文字。

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而实际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谈话对后来的历史影响不大，因为日本是注定要登上亚洲大陆的，不管有没有借口；没有借口，可以制造借口。后来，日本侵略朝鲜，发动“九一八”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制造了无数借口。

第四篇　梦醒时分

日本是执意要登上亚洲大陆的，蓄谋已久，磨刀霍霍。甲午之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借机寻衅，中日爆发大战，中国惨败。清政府被迫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遭遇薄海惊心之痛。甲午之战深刻影响了中国、日本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遭此巨痛，中国从四千年之大梦中醒来，有了后来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日本获得巨大的权益，迅速崛起，却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最终招致“二战”中的惨败。所谓“祸福相倚”，历史也是如此。

第一章　迫在眉睫的战争

整个岛国充满敌视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国力越来越强盛，对外扩张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1885年3月，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在他主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主张日本应该向西方列强看齐，而清朝和朝鲜两国，“依吾之见，以西方文明猛击东方之势，此两国诚不能存活矣。……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

所谓“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就是侵略和掠夺。1885年10月，一本名为《佳人之奇遇》的小说在日本国内出版，随即成为畅销书。这本书渲染日本社会的危机感，认为“日本固有之国权为欧人所夺，吾人幸福之利为外商所削弱”，“现今外人包藏祸心藐视神州（日本）”，日本国民不应该“模拟欧美，白白地偏重理论而不致力于实业，以致抗拒政令，耽误了自由之伸张，蛮不讲理，唯夸民权之朋党”，日本最有效的策略是“方今燃眉之急务，不再伸十尺自由于内，而在伸一尺国权于外（对外扩张）”。

依靠对外扩张实现富民强国，这早就在日本政府内达成共识，后来逐渐成为一项政策，而这项政策迅速得到日本民众的支持。对于曾经在日本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武士阶层来说，扩充军队、发动对外战争是他们所渴望的，只有凭借战争，他们才能重新获得原有的地位和尊重；对于日本国内刚刚成长起来的资本家来说，他们期待着日本能够控制东亚大陆，以保证他们获取更大的利润。《日清战争》一书记载：

（对于日本纺织工业来说）获得原料方面，才是最迫切的问题。大阪纺织公司的山边丈夫，早在《联合纺织月报》创刊号（1889年5月）上就说：“必须向我国西部邻国——中国去寻找原棉”。纺织联合会理事井上甚太郎也在其著作《棉业论》中指出，原棉的问题是日本纺织业的致命弱点，他预料，将来在中国和朝鲜市场上凌驾于英美各国的时候，英美两国为了同日本竞争，有可能限制原料的供应，或者“对棉花出口征收重税”。

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支持对外扩张的政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国家制度由封建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日本社会逐渐进入近代化的社会，广大民众在更大程度上获得了平等和自由，他们的国民意识得到极大增强，民族主义空前高涨。所谓国民意识，就是对自己的国家有着强烈的认知、认同和情感；所谓民族主义，就是把自我民族的利益置于至高、至尊的位置。

普通民众支持政府对外扩充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社会中仍保留着一些封建时代的思想残留，比如忠君思想、武士道精神等，这些东西与国民意识、民族主义相互作用，使得日本普通民众狂热地追随天皇的意志，使得日本社会呈现一种病态。在狂热、病态的社会氛围中，军国主义逐渐形成了。

总之，整个日本笼罩着对清朝的强烈敌视，急欲向大陆扩张。在这种情况下，真正能够阻止日本扩张野心的只有清帝国的军力和国力，短时间强大起来的北洋海军暂时遏制了日本动武的冲动。1885年，日本的军事力量没有战胜清军的绝对把握，所以，伊藤博文从中国回到日本国内后，日本全力准备对华作战。1886年，日本政府发行1700万元海军公债，用于海军军备扩充。没有强大的海军，日本军队跨不过那道窄窄的海峡。

1886年8月，清朝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济远”等4艘军舰驶入了日本长崎港，进行大修。7000吨级的“定远”号、“镇远”号战舰是庞然大物，它们停靠在日本的港口，引来很多日本民众的观望。如果是美国的军舰驶入长崎，那里的民众或许只有震惊和艳羡，而清朝的铁甲巨舰进入日本的港口，长崎的民众心中另外涌起了愤懑的情绪。

8月13日，清朝水兵到岸上活动，与日本当地警察发生冲突。冲突的真实原因无从知晓，据当地报纸报道，有一名日本警察被刺伤，肇事的清朝水兵被拘捕。15日，清朝水兵放假，数百名官兵再次上岸，一场更大的冲突爆发了。数百名日本警察将各条街道口堵住，和清朝水兵发生混战。因为未带武器，清朝水兵被打死5名、失踪5名、重伤6名、轻伤38名；日本警察被打死1名，伤30多名。

这次骚乱事件的发生，说明日本国内存在浓重的对清朝敌对、仇视的情绪。后来，这一事件得到了妥善处理，中、日双方相互向对方支付了抚恤金。清朝铁甲巨舰的到来很大地影响了日本官方和民众的心理。当时担任海军少将的伊东佑亨曾经参观了来访的清朝舰队，他不得不表示：“如果现在和清国开战，日本没有胜利的可能，只要‘定远’和‘镇远’两舰就能把日本全部常备舰队送到海底。”

因为被震慑，日本暂时收敛了向朝鲜出兵和清朝作战的想法，中日之间的战争被延后了8年；因为被刺激，日本再次加快了针对清朝的军事扩充。后来，“一定要打败‘定远’！”成为在日本海军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日本孩童的游戏中也多了捕捉“定远”、“镇远”军舰的内容。

日本海军后来居上

为了尽快扩充海军力量，日本上下纷纷行动起来。1887年3月，日本天皇从内库中拨出30万日元，皇后甚至变卖了自己的部分首饰，用以购买军舰。日本各界纷纷捐款，至1887年9月，捐款金额达到103万日元，这些资金全部用于日本海军建设。

1889年至1891年之间，日本订制的3艘排水量为4278吨的军舰“严岛”号、“松岛”号、“桥立”号先后下水。为了能够打败“定远”号、“镇远”铁甲舰，这3艘军舰上都装有320毫米巨炮，航速也高出“定远”号、“镇远”舰1.5节。

在1888年、1890年，日本海军大臣分别提出海军扩张案，认为在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清朝发展海军的背景下，日本必须继续扩充海军。由此，日本又建造和购买了“千代田”号、“吉野”号、“秋津洲”号巡洋舰和“八重山”号通报舰。其中，“吉野”号巡洋舰是由英国建造的，航速为23节，在当时是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另外，“吉野”舰上的4门150毫米口径火炮、8门120毫米口径火炮都是最新式的速射炮，可以实现密集射击，威力很大，能够对北洋水师的铁甲舰形成很大威慑。

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共拥有主力军舰31艘，其中二等铁甲舰3艘，巡洋舰11艘，炮舰17艘，总吨位数接近6万吨。虽然在舰队总吨位数上日本海军没有超过清朝海军，但是大多数日本军舰的性能超过了清朝海军的军舰。应该说，在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已经超过了中国海军。

日本海军的日常训练也是卓有成效的。有趣的是，日本人同样聘请了英国海军军官训练他们的海军官兵，英格斯上校担任总教练，相当于琅威理在北洋水师中的角色。与琅威理相比，英格斯则幸运得多，他不但有优厚的待遇，而且被封为贵族，在日本海军中拥有足够的权力和地位，以督导日本海军的演练。日本人学得非常快，以至于英国人很快发现他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英国人走后，日本海军“坚持走着他们在英国的指导下踏上的道路，他们不仅使舰队保持着英格斯离开时的面貌，而且更趋完善了”。

1891年，北洋水师的军舰再次访问日本。7月5日，6艘军舰抵达横滨港。和5年前相比，清朝海军官兵的形象有了很大改观，但是，日本海军军官还是在清朝铁甲舰上找到了战胜他们的自信：军舰上的大炮没有擦拭干净，大炮上、大炮之间晾晒着北洋海军官兵的衣服。日本水兵闻到了北洋海军透过厚厚的甲板散发出来的霉味。

北洋海军的军官们也在仔细观察日本海军的状况，壮大了的日本海军令右翼总兵刘步蟾等人吃惊不小。刘步蟾向丁汝昌汇报：日本海军已经赶上来了，北洋水师需要尽快添置新的军舰和大炮，否则会在将来的海战中吃亏。回国后，丁汝昌向海军衙门提出购置新舰和新炮的要求，被挡回。户部以资金紧缺为由，要求北洋海军两年内停购外洋舰炮。

到了1894年，即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北洋舰队历经高强度的使用，已经出现机器（尤其是锅炉）老化、武器陈旧、弹药不足等问题，俨然是一支残破之师。3月31日，李鸿章再次上奏折，请求为北洋水师紧急购置新式装备：

窃据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文称：“镇远”、“定远”两铁舰原设大小炮位，均系旧式；“济远”钢快船仅配大炮三尊，炮力单薄；“经远”、“来远”钢、快二船尚缺船尾炮位。“镇”、“定”两舰应各添“克虏伯”新式十二生特（厘米）快炮六尊，“济远”、“经远”、“来远”三舰应各添“克虏伯”新式十二生特（厘米）快放炮二尊，共十八尊，并子药器具。又“威远”练船前桅后原设“阿摩士庄”旧式前膛炮不甚灵动，拟换配“克虏伯”十生特（厘米）半磨盘座新式后膛炮三尊，并子药等件。均系海防必不可少之要需。

臣查德厂新式快放炮每六分钟时可放至六十出之多，其力可贯铁数寸，实为海上制胜利器，各国师船争先购换。北洋海军铁甲、快、练各船原设炮位当时虽称新式，但较现时快炮实觉相形见绌。且海军以“定”、“镇”、“经”、“来”铁、快等船为巨擘，船坚尤须炮利。若炮位不多，单薄过甚，遇有缓急，固不足恃，亦无以壮声威，亟宜逐渐添购，以资战守。（顾廷龙，《李鸿章全集》）

李鸿章递上这份奏折的时候，距离甲午战争爆发的时间已经不远了，但是他得到的是光绪帝“该衙门（海军衙门）知道”五个字的朱批，然后再无下文。清政府有限的备战时间就这样一点点地被浪费了。

急切地登上东亚大陆

日本拼命扩张军备，是以清政府为主要假想敌的，却不是以清政府为唯一敌人。在日本政府眼里，俄国和英国都可能成为他们将来的敌人，因为日本要登上亚洲大陆，要在亚洲称霸，要攫取更大的利益，必然要和诸多列强发生冲突，而冲突点首先在朝鲜。

在东亚地区，朝鲜的战略位置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它与日本隔海相望，它与中、俄两个大国接壤。朝鲜对于日本和中国的重要性自不必说，对于俄国来讲，朝鲜也是它一直希望控制的地区。控制住朝鲜，俄国可以阻挡住日本登陆亚洲大陆的脚步，避免这个野心勃勃的国家和自己争夺东北亚的权益，同时能够给中国和日本带来更大的威慑。

因为朝鲜战略位置重要，当时的“日不落”帝国——英国也把朝鲜看在眼里。在欧洲大陆，英国和俄国是宿敌，曾经爆发战争。到了19世纪80年代，双方又因为阿富汗问题呈剑拔弩张之势。所以，英国竭力要遏制俄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扩张趋势，防止俄国海军由远东南下。英国人盯上了朝鲜。

1885年4月，英国出动兵舰，占领了朝鲜巨文岛。巨文岛位于朝鲜济州海峡中，“当济州海峡的要路，为对马岛的门户”。4月24日，英国政府照会朝鲜政府，声称“暂借”巨文岛。英国的“暂借”行为引来中、日、俄三方的不满，尤其是俄国。因为朝鲜是清朝的属国，俄国向清朝总理衙门声言：“若中国政府承认英国占领巨文岛，则俄国认为有占领其他岛屿或朝鲜王国一部之必要。”

于是，清政府向英国交涉，英国则说：“以是中国若保证不使任何国占领该岛，则英国可安心撤兵。”清政府向俄国交涉，俄国则说：俄国无意占据朝鲜国土，但是中、俄两国有责任共同维护朝鲜的现状和平静。俄国干涉朝鲜政局的意图非常明显。

1887年，英国军人从巨文岛撤走了。这就是“巨文岛事件”，一颗并没有在历史长河中激起多少浪花的“石子”。不过，这件事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忧虑和紧张，它担心俄国或者其他国家踏上朝鲜的领土，挡住了它吞噬亚洲大陆的进程。1888年，日本海军大臣提出新的海军扩张案，便是以俄国修建西伯利亚铁路为借口。

山县有朋（1838—1922）：出生于日本山口县，下级武士出身。早年参加“尊王攘夷”的军事活动，为建立明治维新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曾经赴英、法、德等国考察军事，后历任陆军卿、参军、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农商大臣，是日本军界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有“日本近代陆军之父”之称。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拟订《清国征讨方策》，制定了将来侵略中国的作战战略。这份计划书规定：日中开战时间应该在清朝实现军事改革、欧美各国拥有足够干预能力之前；日本准备在战争开始阶段即以日军主力（6个师团）进攻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希望以此迅速迫使清朝投降；“并要求，（日本）要吞并盖平以南的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府、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以及长江两岸十里左右的地方。其中还说，因为旅顺半岛是控制清国北部、压制朝鲜的要害地区，所以应趁俄国忙于经营中央亚细亚的时候加以占领”。（藤村道生，《日清战争》）

随着日本国力、军力的逐渐强大，日本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叫嚣出兵作战。1890年，武士出身的山县有朋出任首相。在施政演说中，山县有朋指出：朝鲜、中国东北、台湾都在日本“保护利益线”之内。1893年，担任枢密院议长的山县有朋再次提出《军备意见书》，他在这份文件中指出：如果日本和俄国不免一战的话，日本必须首先夺取朝鲜，然后寻找机会对清政府作战，以夺取东亚盟主的地位，为对俄作战创造有利态势。

对于日本人的野心，清政府中的一些人是有警觉的。晚清著名外交家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说：

（日本）大开互市，宗尚西法，甚至改正朔，易服色，建置铁路、电线、机器之属，不遗余力，国债至两万万以外，近又购铁甲船于英国。西人啧啧称许，而彼之气焰益张。夫彼之所以不惜重费经营如此其勤者，必曰有所取偿也。

……数年之中，（日本）一入台湾，再议朝鲜，三废琉球，今其兵船且游历至福建，隐有耀武之意。盖彼自谓富强之术，远胜中国，故欲迫中国以所难堪，使我怒而启衅，而彼乃得一试其技。幸而获胜，彼固可任其取求；万一不胜，彼恃西人为排解，决无亏损于其国：其为谋亦狡矣。（上海人民出版社，《薛福成选集》）

薛福成说：日本励精图治，扩充军力，不遗余力。西方人不断称赞日本，日本人的气焰愈加嚣张。他们如此作为，必有所图。……大概是日本人认为在治国方面远胜中国，所以逼迫中国难堪，寻衅闹事，借机展示国力、军力。日本如果获胜，可以任意索取；日本万一不胜，可以依靠西方人调解，是不会有损失的。他们是很狡猾的。

的确，日本方面的战略设想大体也是这样的：如果日本海军在战争中能够歼灭清朝北洋海军，日本军队将攻入中国本土，在华北平原和清军决战，迫使清政府投降，日本攫取巨大利益；如果日本海军不能歼灭北洋水师，日本军队和清军相持不下，日本争取占据朝鲜；如果海战失败，日本军队不能在朝鲜久留，日本军队将退回本土，抵御清军的攻击。

李鸿章息事宁人

对于日本侵略朝鲜甚至要侵略中国的野心，清廷和李鸿章等人是有所觉察的。清廷建立北洋海军，主要是为了应付日本可能发动的对朝鲜和中国本土的侵略。表面上强大起来的北洋水师在客观上延缓了日本踏上亚洲大陆的进程。1884年之后，随着英国、俄国加入对朝鲜的争夺，朝鲜地区的形势波谲云诡。

因为清朝国力、军力上处于弱势，李鸿章在对朝政策上基本处于守势。但是，朝鲜的战略位置是如此重要，清廷又不愿放弃自己在朝鲜的既有权益，希望仍然能够对朝鲜实施强有力的影响。1885年9月6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要求派遣袁世凯前往朝鲜，作为商务代表负责处置朝鲜相关事务。

袁世凯之所以获得李鸿章的信赖，主要得益于他在“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中的强势表现。在给朝鲜国王的信函中，李鸿章说：“袁丞（袁世凯）才识英敏，少年老成。前在贵国，捍卫有功，与政府气谊相投，情形亦均熟悉，可资指臂之功。”

袁世凯是一个强权人物，看到朝鲜形势错综复杂，他建议清廷对朝鲜政局实施有力的干涉，几次要求出兵朝鲜，“如有五百兵，必可废王，擒群小”。李鸿章担心清廷出兵朝鲜会引起重大变故，坚持“朝无事，尤勿派兵，为要”。

袁世凯和李鸿章一样，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并且是由于李鸿章的重用才逐渐发迹。然而，两个人很快出现不和，甲午战争前夕两人对朝策略的不同便是开端。袁世凯在朝鲜期间，始终坚持“对朝强势干预、对日强硬对抗”的政策。他曾经比喻说：“韩（朝鲜）若华（中国）妻，被人强辱，妻急呼本夫，（夫）争无力，坐视情何以堪！”而李鸿章采取的是息事宁人的策略。

为了阻止日本侵占朝鲜，李鸿章一方面寄希望于清朝军力、国力的迅速强大，一方面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希望借助俄国人的力量制衡日本。1886年9月15日，李鸿章在给海军大臣、醇亲王奕的信中说：“目下时局艰难，须先自治而后治人。韩（朝鲜）虽可虑，有俄在旁，日断不遽生心。我当一意联络俄人，使不侵占韩地，则日亦必缩手。似只有练兵储饷，见症治症，未便轻举妄动，以致一发难收。”

李鸿章的态度是软弱还是明智呢？今天的历史学者们众说纷纭。因为日本是决心要踏上亚洲大陆，不管李鸿章的态度如何，中日难免一战。决定两国命运的是战争爆发之前两国国力、军力的消长，那是一场在寂静之中的较量。不幸的是，在这场较量中，中国越跑越慢，最终被日本赶超。看到日本海军不断壮大，李鸿章的心里充满忧虑。1894年5月，他校阅北洋海军后，在给朝廷的奏折写道：

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新月异。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犹胜。即日本蕞尔小邦，亦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顾廷龙，《李鸿章全集》）

李鸿章的内心充满忧虑，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写就这份奏折的时候，朝鲜“东学党”起义已经爆发。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国家来说，一场巨大的灾难即将来临，汹涌的海啸即将淹没帝国的大门。

延伸阅读

（甲午战争后）恭亲王一日问合肥（李鸿章）云：“吾闻此次兵衅（甲午战争），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合肥（李鸿章）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亲王嘿然而罢。

——王伯恭，《蜷庐随笔》

第二章　泥潭里的李鸿章

开宗明义第一章

1894年2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而“东学党”起义直接引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后来说：“将来如有人编写中日两国间当时的外交史，当必以东学党之乱为开宗明义第一章。”正是利用此次事件，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意图征服东亚大陆的战争。

“东学党”是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朝鲜民间组织，由崔济愚在1860年创立。1894年之前，“东学党”虽然屡屡遭受朝鲜政府镇压，在民间仍然发展迅速。1892年，官吏赵秉甲担任全罗道古阜郡郡守，对当地百姓横征暴敛，引起民众的强烈愤慨。1894年2月15日，在“东学党”古阜郡首领全琫准的领导下，“东学党”信徒和当地民众袭击郡衙，开仓放粮，发动起义。起义军的势力不断壮大，6月1日，占领朝鲜重镇全州。

陆奥宗光（1844-1897）：生于日本和歌山县。14岁时赴江户学习，结识伊藤博文、木户孝允、坂本龙马等人。明治维新时，在伊藤博文的推荐下进入政府工作，1877年因为参加反政府活动被捕入狱。1883年出狱，前往欧洲考察、学习。1886年进入日本外务省，1892年出任外务大臣。

“东学党”起义引起了朝鲜政府的恐慌，6月3日，朝鲜国王向清政府乞兵求助。李鸿章得到袁世凯关于出兵援朝的报告后，饬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派遣“济远”、“扬威”两艘军舰前往朝鲜，随后调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总兵夏青云，带领2400余名清军前往朝鲜。6月6日，根据中日《天津条约》，清驻日公使汪凤藻就清政府向朝鲜出兵一事照会日本政府。

日本方面终于等来了清朝出兵朝鲜的消息。“东学党”起义爆发后，日本密切关注朝鲜形势的发展，认为这是日本重新登上朝鲜半岛的难得良机，切不可失之交臂。因为从外交角度讲，既然日本认为朝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没有朝鲜的请求，日本是不能向朝鲜派兵的；它等待着清政府向朝鲜派出军队，自己准备伺机而动，浑水摸鱼。

日本之所以等清朝向朝鲜派出军队，自己接着向朝鲜出兵，其依据其实是对日朝签订的《济物浦条约》和1885年中日签署的《天津条约》断章取义。早在5月22日，日本驻朝鲜代理公使杉村便向本国政府报告说：“此次叛乱，韩国政府无力平定，必然导致请求清国出兵。因此，希望我政府对上述情况，制定相应计划。”

6月2日，杉村派遣公使馆书记生郑永邦到清朝驻朝鲜商务代表袁世凯处探访。袁世凯对郑永邦说：“（中朝双方）已经达成内定意向，公文尚未到手。公文一旦取得，待命部队即可出兵。贵国对出兵朝鲜有何见解？”

美国杂志上的朝鲜百姓

在日本登上朝鲜半岛之前，朝鲜一直是一个安静的、不为外界所了解的国家，一些西方国家甚至称之为“隐士的国度”。因为地缘的关系，朝鲜一直是清帝国最重要的属国，其实在朝鲜政局平稳的时候，清帝国一般不会对朝鲜社会实施干预，两国关系是融洽的。

郑永邦回答说：“日本政府对朝鲜从无他意。”他回到日本驻朝鲜公使馆，立即把袁世凯所说向杉村做了汇报。焦急的杉村马上向日本政府发出急电，告知：“朝鲜政府有请求清国派遣军队的意向。”

“东学党”起义爆发后，日本参谋本部一直积极准备出兵朝鲜，并向内阁建议：“我国也有出兵之必要”。6月2日，伊藤博文召开内阁会议，在确知朝鲜向清政府求援的情况下，决定向朝鲜派出军队。当天晚上，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外务次官林董、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商议日本出兵朝鲜的计划，决定首先向朝鲜派出1个混成旅团的陆军，做好派出1个师团的准备。

6月5日，日本按照战时条例，正式成立大本营。这是一个非常的举动，说明日本进入了战时状态。当天下午，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领300水兵和20名警察，乘坐“八重山”号巡洋舰迅速前往朝鲜。

与此同时，日本海军中将伊东佑亨率领部分军舰前往朝鲜仁川。6月9日，日本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的混成旅团开始向朝鲜输送。至6月16日，日本在朝鲜仁川共集结了8艘军舰、约4000名陆军官兵和500余名海军陆战队官兵，兵力约是驻朝清军的2倍。

非闹出动静不可

日本向朝鲜出兵的同时，将出兵朝鲜一事照会清政府。清政府反对日本大规模出兵朝鲜，声称“贵国出兵，既非出于朝鲜请求，望勿进入朝鲜内地，以免惹起惊疑”。在日本向朝鲜输送兵力期间，“东学党”起义军与朝鲜政府达成和解，签订《全州和约》，6月12日，在全琫准的率领下，起义军撤出全州，朝鲜形势已经趋向平静。

日本意在挑起战争，所以根本无视清政府的反对和朝鲜形势的好转，毫无撤兵之意。日本驻华公使照会总理衙门：“帝国派遣军队多寡，由帝国政府自行裁决，其进退行止，毫无受他人掣肘之理。”其口气非常强硬。6月10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领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420人，携带野炮4门，强行进入汉城。

看到日本向朝鲜派出众多军队，朝鲜政府深感恐惧。6月13日，朝鲜政府致函袁世凯，请求中国撤兵，以消除日军出兵朝鲜的借口。李鸿章不希望和日本在朝鲜发生冲突，欲竭力维持和局，认可朝鲜政府的用意，遂电令直隶提督叶志超，准备将驻朝清军撤退回国。清政府照会日方，告知中国即将从朝鲜撤军，要求日方同时从朝鲜撤出军队。

清政府的举动令日本方面在外交上陷入被动。根据中日《天津条约》，中方如果从朝鲜撤军，日军同样应该从朝鲜撤军。但是，日本此次出兵朝鲜，目的是向清政府发难，想趁机占领朝鲜，因此决不愿意从朝鲜撤出军队。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后来在其所著的《蹇蹇录》一书中说：“情况虽然如此，但目前既无迫切的原因，又无表面上的适当借口，双方还不可能开战。因此，要想使这种内外形势发生变化，除去实施一种外交策略使局势改观以外，实在没有其他办法。”

日本实施的外交策略是千方百计激化与清政府的矛盾。6月16日，陆奥宗光约见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第二天，日本政府照会清政府，提出详细计划：双方派出若干常设委员，驻扎朝鲜，共同调查朝鲜政府的财政状况；淘汰朝鲜京官及地方官吏；使朝鲜政府设置所需兵备，以保国安。

日本提出的这个方案，明目张胆地干涉了朝鲜的内政。6月21日，总理衙门明确拒绝了日方提出的方案，指出：“善后办法，用意虽美，只可有朝鲜自行厘革。中国尚不干涉其内政，日本素认朝鲜自主，尤无干预其内政之权。”中方坚持双方“乱定撤兵”。

叶志超（1838-1899）：安徽合肥人，早年随张树声加入淮军，参加对太平军、捻军作战，为李鸿章器重。1875年，署理直隶正定镇总兵，率新式练军守天津新城，拱卫海防，后来移防山海关。1889年，升直隶提督。

日本的用意是以此挑起双方的纷争，因此对中方的态度毫不理会。6月22日，陆奥宗光照会清政府，表示决不撤兵，且口气强硬：“即我政府之不肯轻容撤兵之议者，非止遵照天津约款之旨而然，亦系善后预防之计也。本大臣既经披沥意衷如是，设若有与贵政府所见相违，我政府断不能饬撤现驻朝鲜我国之兵也。”

陆奥宗光把这份照会看作是“对中国的第一次绝交书”。他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决绝，据陆奥宗光自己说，“总之，想利用这一问题使阴霾笼罩的天气，或者一变而为暴风骤雨，或者成为明朗晴天，像风雨表那样表现出来”。可见，日本方面借题发挥、寻衅滋事的意图非常明确，甲午战争完全是由日本蓄意挑起的。

不增兵朝鲜的原因

日本明确表示不会从朝鲜撤兵，清政府感到朝鲜形势骤然严重。6月22日，御史褚成博奏请清廷饬令李鸿章增兵朝鲜：

（朝鲜）今若为日本所蚕食，不特藩篱尽撤，有唇亡齿寒之虞，且俄罗斯沉几观衅，久欲肆其东讨，万一为彼所乘，后患更不堪设想。相应请飞饬李鸿章酌派威重晓事之统将，添带师、船速往镇抚，切勿为彼族所愚弄，致悔噬脐。至于军情，瞬息百变，并请谕饬该大臣，将一切布置细情随时电奏。（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6月25日，清廷密寄上谕给李鸿章，认为“现倭（日本）已多兵赴汉（城），势甚急迫，设协议已成，权或归于彼，再图挽救，更落后着”，要求李鸿章“即妥筹办法，迅即具奏”。清廷要求李鸿章赶快拿出对策。

这时候，掌握北洋水师和淮军的李鸿章却坚持不向朝鲜继续派出军队。在此之前，6月17日、18日，李鸿章已经接到了汪凤藻和袁世凯的电报，请求迅速增兵朝鲜，“似应先调南、北洋水师迅来严备，续备陆军”。李鸿章没有接受二人的请求，他在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解释说：

鸿思倭兵分驻汉（城）、仁（川），已占先着。我分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叶（志超）驻牙山，距汉（城）二百余里，陆续添拨已两千五百，足可自固兼灭贼。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焉？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册）

李鸿章认为：中国向朝鲜继续派兵，日本必然变本加厉，结局只能是战争的爆发，还是看以后的形势再说吧。李鸿章之所以坚持不向朝鲜继续派出军队，是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中日纷争最后以战争收场；他之所以不想对日作战，一是因为他一直有“外须和戎”的思想，二是因为北洋方面军力不济。

7月4日，李鸿章上《复陈海陆兵数》一折，向清廷详细汇报了北洋方面的军备情况。李鸿章认为，北洋水师真正能对敌作战的军舰只有“定远”、“镇远”、“济远”等8艘战舰，“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

李鸿章认定北洋海军实力不济。也就在李鸿章上这道奏折的当天，丁汝昌致电李鸿章，申请率领北洋舰队前往汉江洋面，给日军以威慑。李鸿章回电阻止，说道：“此不过摆架子耳。……人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

至于陆军，李鸿章认为北洋方面兵力不足，使用中捉襟见肘，无法抽调足够的兵力前往朝鲜，和日军一战。他在奏折中说：

沿海陆军，除胶州台工，经始未成外，山东威海卫则绥巩军八营、护军两营；奉天大连湾则铭军十营，旅顺口则四川提臣宋庆毅军八营，又亲庆军六营；山东烟台则嵩武军四营；直隶北塘口仁字两营，大沽口炮队六百七十名。臣前折所谓分布直隶、东、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合计二万人者，指此。其分驻天津青县之盛军马步十六营，军粮城之铭军马队两营，芦台之武毅两营，皆填扎后路，以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

至绿营兵丁，疲弱已久，自前督臣曾国藩及臣创办练军较收实用。无如直隶地面辽阔，与东、奉、晋、豫接壤，北界多伦、围场，皆盗贼出没之区，经年扼要巡防，备多力分，断难抽调远役。

……现在倭兵被备调者，实有五万，必须力足相埒，至少亦须二、三十营，若移缓就急，调出一营，即须添募一营以补其缺，方免空虚无备，为敌所乘。（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李鸿章说：无论是淮军还是绿营兵，都是兵力分散，且“一个萝卜一个坑”，实在难以抽调。要想和日本陆军相抗衡，至少需要集结二三十营的军队，困难很大。这是不是李鸿章在故意强调困难呢？从其他资料分析，李鸿章所说兵力难以抽调一事确是实情。稍后，北洋方面向朝鲜增兵2000，区区2000人还是多方抽调的。7月21日，盛宣怀致函直隶提督叶志超，叙述了抽调赴朝援兵的困难：

贵部孤悬牙口，力薄势单。前议于山海关抽拨一营，以恐该处空虚，仅拨二百人，合之吴乐山所统共二千二百人，仍不见厚，帅意向绥、巩商调两营，孝侯观察（戴宗骞）亦未见允。只得先令渡海，计二千余人，爱仁、高升两轮足可分装。

……至目下则防军已属空虚，无可添拨。贾致堂招八营，吴瑞生招五营，均备填扎。卞吉云添五百人，新兵一时不能到，且未经训练，亦不能战也。（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上册）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北洋方面平时疏于备战，临战时手忙脚乱的窘状。再者，太平天国被平定已经有30多年，李鸿章建立起来的淮军已经暮气沉沉，逐渐腐朽，他当年所依靠的将军们大多凋零，李鸿章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事感到忧心忡忡。

早在1874年，在给大哥李瀚章的一封信中，李翰章就表露出对起家军队的担心：“昨过盛军，问将领皆四十以外人，不觉老将至矣。再遇艰巨，未知尚堪磨焠否？大抵欲官者多官气重，则朴风渐离，如何？如何？”至于淮军内部，当时的情况更加糟糕：“每人月不得一金，士心嗟怨，逃者纷纷，每哨仅十余人，将弁利其虚伍，以为干没。”

李鸿章看到的是：淮军将领大都四十开外，久疏战阵，逐渐腐化；士兵缺乏饷银，纷纷逃离，各营严重缺员，军官趁机冒领军饷。仅仅十年，他一手创建的虎狼之师变得腐朽不堪，这不能不让令李鸿章大呼：“如何？如何？”

后来，李鸿章曾经对淮军进行德国式训练，效果并不显著。成立北洋水师后，李鸿章在淮军身上倾注的心血少了，在他看来，有了强大的海军，外族将不能从海上进入中国境内，陆军的重要性会随之下降。到了1894年，淮军的状况令人堪忧：“以武器而言，有枪的士兵，仅十之六七，枪的式样，多至十余种”，“淮军宿将劲兵，十去六七，今之所用，皆新进未经战阵之人”。

所以，对于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和主战派的分歧，《清史稿》说：“至是，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

陷于外交的迷雾

李鸿章力主和局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中方在这场纷争中占有公理，中方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制服日本。出于这种考虑，他认为继续增兵朝鲜会“积疑生衅，致坏大局”，不利于外交调解。交战之前，他致电叶志超：“与日相逼，日转有词。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仍望静守勿动。”

李鸿章没有看透日本扩张的野心和决心，显然高估了正义在两国冲突中的作用。在这方面，他甚至没有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认识得清楚。赫德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日本是根本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除非借口代别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捡便宜也可以算作正义。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拿一根筷子不能吃饭那样，我们必须有第二根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中华书局，《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

看到朝鲜形势越来越严重，李鸿章寄希望于俄国、英国的外交干预，仍然是“以夷制夷”的手法。6月20日，李鸿章会晤俄国驻华公使，请求俄国政府出面干涉。因为俄国在朝鲜半岛同样有重大利益，6月25日，俄国驻日公使会见陆奥宗光，向日本政府提出劝告。

在会见中，陆奥宗光态度强硬。他先是污蔑清政府“一向以阴险手段，干涉朝鲜内政”，随后提出日本撤军条件：“（清政府）同意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不拘任何理由，如中国政府不愿与日本共同承担改革朝鲜内政，日本政府则以独力实行之。”陆奥宗光向俄国驻日公使保证：“将来中国政府不论采取如何举动，日本政府绝不做进攻性之挑战，万一不幸中日两国间不得不交战时，日本必立于防御地位。”

陆奥宗光的话语中充满了谎言。后来，日本方面以婉转的外交辞令拒绝了俄国的调停。由于西伯利亚铁路工程尚未完成，俄国方面认为在远东地区打一场战争有不少困难，并且认为“英国显然正在等待时机，而一旦我国以任何方式表示援助中国时，英国很可能站在日本一边”，于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知难而退，没有更深地介入中日之间的冲突。李鸿章“以俄制日”的策略失败了。

应清政府的请求，英国方面也曾经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英国的立场不同于俄国，其远东政策的出发点是遏制传统敌人沙俄的势力，它与日本走得更近，希望借助日本在东北亚不断扩大的势力阻挡住俄国南下太平洋的势头，所以暗中帮助日本，只是逼迫清政府，所谓“调停”自然不会有效果。

在战争即将到来的时候，日本和英国方面做了“交易”。为了取得英国的支持，日本做出一定的让步，7月16日，双方于伦敦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条约签订后，英国外交大臣金伯理勋爵对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清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方面表示不再干预日方挑起的战事，只是要求日本“今后中日两国若发生战事，中国的上海，为英国利益的中心，希望取得日本政府不在该地及其附近作战的保证。”日本答应了英方的要求。

时间在一天天逝去，被李鸿章等人寄予厚望的调停始终在进行中。在这个过程中，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多次为日本即将发动战争掩饰，直到日本海军在丰岛附近袭击北洋水师的当天，他仍然到总理衙门声称：“现在英、俄之外，又约德、法、意三国同办此事，合力逼着日本讲理，谅（日本）亦不敢不从。”听到欧格讷的这番话，即使主战的翁同龢也认为：“失此机会可惜，其言确凿可凭。”

延伸阅读

赫德对列强参与调停中日争端的看法

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好大一场无趣。……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了和平是不对的，……它们所以同情中国，只是因为战争会使它们自己遭受损失而已。

——中华书局，《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

百喙不能自解

李鸿章等人眼巴巴地等待着西方列强调停的结果，而日本人则一方面在外交上与各方虚与委蛇，一方面加紧战争准备。6月21日，日本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向朝鲜派出第二批部队，撇开清政府而单独胁迫朝鲜进行“内政改革”。日本第五师团的其他部队源源不断地向朝鲜输送，6月29日左右，第二批日军在朝鲜登陆，驻朝日军达到10000多人。

日本驻华公使与总理衙门进行了几番毫无诚意的谈判，7月14日，照会总理衙门，提出了日方所谓的“第二次绝交书”。此照会中说：“清国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于我政府之意毫无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开，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等因前来。”清政府的步步退让被污蔑为“有意滋事”，日本制造一切借口对华作战。

日方发出这一强硬的照会之后，李鸿章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李鸿章受到的压力不但来自日方的压迫，同时来自朝廷的指责和压迫。自日方发出“对中国的第一次绝交书”，朝廷中主战的气氛日益浓厚，尤其是清流人物，纷纷慷慨陈词，力主战议。时人吴汝纶在《复陈右铭书》中记述说：“倭事初起，廷议决议一战，李相（李鸿章）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想入。”

李鸿章和“清流派”呈水火之势，主要是因为清流人物“只讲是非，不论利害”，而李鸿章却深知中日爆发战事的利害所在。士大夫们不论“利害”，是因为他们不知“利害”，不知北洋水师的真实实力。这种状况的出现，也可以说是李鸿章一手造成的。

晚清的社会充满倾轧和蒙蔽，作为北洋海军和淮军的“大家长”，李鸿章在和平时期“只报喜，不报忧”，袒护手下人，到了战时再强调北洋水师军力不济，便难以自圆其说了。7月4日，御史褚成博在奏折中就这样说：

再日本蕞尔岛国，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十年，创设海军亦七八年，恭读本年四月上谕：李鸿章调集南、北洋轮船合操，并将水陆各营校阅，技术纯熟，行阵整齐，各海口炮台船坞，亦一律坚固，办理渐著成效。李鸿章督率有方，著交部议叙，等因钦此。伏读之下，方欣武备修举，可恃以镇靖海氛，乃区区一日本，而亦退避不遑，且欲求助他国，然则前奏之粉饰欺妄，百喙何以自解？（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褚成博说：日本国小，实力不会强到哪里去，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国讲求海防已经有三十年了，成立海军也有七八年了，皇上在今年四月的谕令中称赞李鸿章督率北洋海军取得很大成绩，准备予以嘉奖。看到这些，我们都以为北洋海军镇守本国海疆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面对一个小小的日本，李鸿章却不敢应战，还要求助他国。对照他早先在奏折中所说的大话，他该做出怎样的解释呢？

褚成博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李鸿章的确无法自解。于是，李鸿章成为士大夫们指责的对象，“在主战派之心目中，李鸿章遂全无是处矣”。7月14日，日本发出“第二次绝交书”，态度强硬、蛮横，清廷上下群情激昂，力主战议。

日本“第一次绝交书”发出之后，慈禧太后的态度并不明朗。后来，“主战派”的态度日益坚定，气势日益喧嚣，光绪帝倾向主战。日本“第二次绝交书”发出后，慈禧太后受到刺激，转而主战。翁同龢在日记中记道：“是日（7月16日）军机见起，上（光绪帝）意一力主战，传懿旨（慈禧太后）亦主战，不准借洋债。传知翁同龢、李鸿藻：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整顿云。”

第二天，慈禧太后下发懿旨，要求对日“不准有示弱语”。同一天，清廷下达谕旨，严厉斥责李鸿章：

现在日韩情势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但有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一切进兵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早在7月4日，李鸿章已经上奏折，说明北洋方面军力不济。在这种情形下，为什么清廷“一力主战”呢？大体有三个原因：一是形势所迫，中日已经决裂，不能不战；二是士大夫们的激动与无知；三是朝廷中权力相争，相互倾轧。李鸿章和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之间相互争斗已经非止一日，双方积怨已深，“清流派”对李鸿章拥兵北洋的状况非常不满，担心难以控制却又无可奈何，欲借中日战事打击之。

翁同龢的得意门生王伯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情：翁同龢极力主战的时候，王伯恭与他辩论，进言道：“知己知彼，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翁同龢后来也承认其不了解中日实力状况，但是他抛下这样一句话：“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也就是说，翁同龢是要借中日战事检验北洋军力的成色，以寻找借口对其整顿，借以打击李鸿章的淮军集团势力。

这段文字是翁同龢的门生记的，应该是真实的。翁同龢等人倒是检验了北洋军力，但同时，大清国也跌入深渊。

难逃被批判的命运

中日决裂，光绪帝一力主战，在这种情形下，李鸿章决定向朝鲜增派军队，清军分路向朝鲜输送。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不宣而战，在丰岛附近袭击中国军舰，击沉运载清军的英国商船，甲午战争随之爆发了。

因为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饱受后人的诟病，尤其是他在战前实行的策略。的确，李鸿章在那个关键时期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在觉察到日本对朝鲜怀有“侵夺之谋”的情况下，没有在军事上做充分的准备，只是寄希望于外交上的折冲樽俎，对日本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悍然挑起战事抱有侥幸心理。

当两国发生重大冲突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冲突双方在谈判桌上的较量是要依靠军事实力做支撑的，和局不是依靠妥协、退让能够换来的。当年，清政府向俄国人索还伊犁，之所以最终在谈判桌上达成目的，左宗棠抬棺入疆，陈兵哈密，充足的军事准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单纯从谈判的技术层面分析，在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不做充分的军事准备，不造成一种誓死捍卫朝鲜的声势，助长了日本方面侵略朝鲜、和清军决战的嚣张气焰。

假设一下，如果李鸿章在战前做了军事准备又会怎样？此时的日本不是彼时的俄国，战争终究不能避免，因为国力、军力薄弱，中国仍然难逃一败，或许付出的代价要小一些。只要是中国战败，李鸿章仍然难以逃脱被批判的命运。1894年7月，李鸿章迫于压力，向朝鲜增派军队，后来也招致批评。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说：

然北洋海陆全军，缓急足恃与否？渤海门户，深固不摇与否？公（李鸿章）于事前似未尽知。不然，观常熟《日记》，未开战先，常熟曾至津，督促宣战，公当以去就争之。何至轻于一掷，情见势绌，底里毕露，百患皆作陵夷，至于土崩瓦解，不可收拾，酿为他日神州陆沉之祸。春秋责备贤者，公不得辞其罪矣。

刘体智说：北洋的海军、陆军足以依赖吗？恐怕在战争爆发前，李鸿章也不能清楚知道。我后来看翁同龢的日记知道，翁同龢在战争前夕曾经到达天津，督促李鸿章宣战。如果李鸿章清楚地知道北洋军力薄弱，不足以战胜日本，他就应该愤然离去，执意相争。他不应该轻易做出出兵的决定，导致形势一步步走向危急，最后土崩瓦解，酿成大祸。李鸿章是逃不脱罪责的啊！

对于李鸿章来说，真是“不战”是罪，“战”也是罪，因为清帝国最终会战败的。站在李鸿章的角度，细细审视他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种种表现，人们会发现那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深陷泥潭的人。

说李鸿章“孤独”，是因为在清廷重要当事者中，他是仅有的知道战争利害的人。面对日本人强横的压迫，他又是窘迫的，他的这种窘状是由当时中日两国的社会体制和军力决定的。到了甲午之年，李鸿章已经无能为力，如同陷入泥潭。他尽量避免战事，形势又不允许他避战，因此他左右不是，百喙不能自解。

一个下沉的帝国，把所有的人拖入泥潭！

延伸阅读

1895年2月3日，看到清军在甲午战争中节节败退，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讲了这样一番话，表达了对清帝国的失望、无奈之情。

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而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它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它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蒙地睡着了。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

第三章　暴风雨中的北洋

甲午战争的序幕

7月14日，日本“第二次绝交书”发出后，李鸿章深感朝鲜形势危急。接到增兵朝鲜的上谕之后，他急忙做出布置。16日，李鸿章上奏，声称已经“派总兵卫汝贵统盛军马步六千人进平壤，宋庆所部提督马玉崑统毅军二千进义州”。

发出“第二次绝交书”后，日本加紧了挑起战争的步伐。7月17日，日本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对中国开战。7月19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提出4项强硬要求，其中包括：日本自行架设汉城、釜山之间的军用电线；朝鲜政府速为日军修建必要之兵营；驱逐驻朝清军；废除中朝所签订的条约。7月23日，大鸟圭介率领日军包围朝鲜王宫，劫持朝鲜国王李熙，令大院君李罡应主持国事，实际由日本公使操纵朝鲜内政与外交事务。

阿瑟·B．布朗为《东京新闻》提供的版画，描述“浪速”号击沉“高升”号的场面。

李鸿章租借英国轮船公司的商船“高升”号运兵，意图借英国商船的身份保证运兵的安全，不料“高升”号同样遭遇日本军舰的攻击。事件发生之后，英国政府从自身政治利益出发，没有追究日本击沉“高升”号的责任，反倒是轮船招商局出钱，向英国轮船公司赔偿了“高升”号被击沉带来的损失。

7月19日，日本大本营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任命海军中将伊东佑亨为联合舰队司令官，同时命令：“贵司令官当率领联合舰队，控制朝鲜西面海面，在丰岛或安眠岛附近的方便地区，占领临时根据地。”20日，日本大本营接到了在华间谍发出的北洋舰队即赴牙山的情报，随即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伺机袭击北洋舰队的命令。

7月23日，北洋海军副将、“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领“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送运兵船抵达朝鲜牙山。25日凌晨，“济远”、“广乙”两舰由牙山返航。7时20分，北洋二舰在牙山湾外丰岛附近海域遭遇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7时45分，“济远”舰遭到日本“吉野”舰的炮击，随即还击，甲午战争拉开序幕。

丰岛海战持续到25日下午2时左右结束，中方失败。“济远”舰与日舰激战，不敌，后脱离战场，遭日军“吉野”舰追击。12时40分左右，“济远”舰连发四炮，击伤“吉野”舰，迫其停止追击，“济远”舰驶向威海卫。“广乙”舰稍后参战，激战中伤亡很大，不得已脱离战场，后来在朝鲜西海岸搁浅，“凿锅炉，渡残卒登岸，遗火火药仓自焚”。

失去战舰的保护，丰岛海面上的两艘清军运兵船成为日本海军的猎物。北洋运输舰“操江”号被日军虏获，船上83人成为战俘。“高升”号货轮是英国怡和轮船公司的商船，被清政府租用，上面载有清军1116人。在日军炮舰的威胁下，“高升”号上所有清军官兵拒不投降，以步枪向日本军舰射击，轮船遭日军炮火射击，逐渐倾斜、下沉。日军援救落水的外国人，对落水清兵实施射击，871名清军官兵殉国，另外245人漂泊海上，后来遇救。

伊东佑亨（1843-1914）：自幼对航海感兴趣，早年在神戸海军操练所学习，明治维新后加入日本海军，先后担任多艘军舰的舰长。1886年晋升海军少将，就任海军省第一局长兼海军大学校校长。1892年升海军中将，横须贺镇守府长官。1894年，日本组建联合舰队，伊东佑亨为首任司令长官。

25日，日本海军攻击北洋海军的同时，日军大岛混成旅团由龙山出发，进犯驻扎牙山的清军。知道“和谈破裂，速备战守”的消息后，清军主力离开牙山，移驻成欢驿。29日凌晨，日军在成欢驿以北的安城渡附近遭遇清军的伏击，伤亡较大。清军撤退后，双方在成欢驿激战，清军寡不敌众，突围后向平壤撤退。成欢之战，日军伤亡87人，清军损失100余人。这是中日双方军队的第一次交战，虽然规模不大，而“开战后第一冲突之胜败，关系尔后两军志气者极大”。

据藤村道生所著《日清战争》记述，7月25日，大岛旅团由汉城向牙山方向进发，“没有得到朝鲜政府的委托”。朝鲜官民对日军采取敌视的态度，拒绝向日军提供食物、马匹和其他服务，造成日军后勤补给陷入窘境，为此一名日军少佐自杀。日本公使大鸟不得不为此伪造了一份朝鲜政府委托的公文。为此，明治天皇提出严厉的批评。

藤村道生写道：“向日清战争发展的不是根据天皇的统率力，它是由参谋本部计划的，客观上看，整个政府是在参谋本部所铺设的道路上行进的。……据林董外务次长官作证说，连伊藤首相在开战后给陆奥外相的信中也说：‘和你一样，不知不觉就乘船出洋了。’以亲政为最高理想的天皇似乎对于这种状况特别感到焦虑，据说在开战后曾表示不满地说：‘这次战争是大臣的战争而不是我的战争。’”

很不安静的朝堂

7月28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明确表示出对日决绝的态度，同时加紧向朝鲜输送兵力。从北路向朝鲜输送的有盛军、毅军、奉军、奉天和吉林的练军，即所谓的“四大军”，共32营，合计仅有13500余人。

中日开战之后，李鸿章从前方得到战报，战报声称清军获得大胜：“廿三叶军与倭开仗，倭兵三千死一千余，我兵伤亡百余。倭兵已往北退。闻叶军要往水原府。”很明显，这是一份虚假的战报，而李鸿章通过电报上报给总理衙门。

8月1日，李鸿章再次把他所得到的虚假的战报上报给总理衙门：“仁川英领事致斐税司函：‘西历七月念七、八日，叶（叶志超）军屡胜，倭（日本）死两千余人，叶兵死二百余人。叶军现离汉城八十余里。’”听到这个消息，中枢大臣们大喜，主战气氛更浓。是日，光绪帝下发宣战谕旨。同一天，日本天皇下发宣战诏书。

李鸿章得到的这些误报对战争结局起了怎样的作用不得而知。如果清廷得到的是真实的战场信息，是否还会对日宣战呢？鸦片战争中频频出现的谎报、蒙蔽等状况在40多年后仍然不断出现，不禁令人叹息。中日宣战以后，清军在平壤附近集结，取守势；日军集结兵力、粮弹，做攻击平壤的准备，双方没有马上爆发新的军事冲突。

清兵向平壤方向败退之后，日本得以单独控制朝鲜政权。8月20日，日本和朝鲜签订《暂定合同条款》，将朝鲜置于它的保护之下。8月26日，日本又逼迫朝鲜签订《大日本和大朝鲜两国盟约》，规定：“日本国担任对清国的攻守战争；朝鲜国给予日军进退及粮食准备上的方便”，为日本在朝鲜对清军作战寻找借口。陆奥宗光后来说，这两个条约是“把朝鲜拴在日本手中，使之永远不能有所他顾”的一种政策。

日本方面积极准备更大规模的攻势，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清廷内部的派系倾轧却愈发厉害。以翁同龢、李鸿藻为首的“清流派”积极主战，日益活跃，一方面大肆攻击李鸿章及其属下，一方面联络湘军势力，以压迫、牵制李鸿章的北洋势力。这时候，湘军集团的代表人物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他能够调动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留下来的湘军。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首先遭受攻击和弹劾。因为李鸿章与“清流派”之间的冲突，早在7月初，即中日之间的战事尚未爆发的时候，丁汝昌便被牵扯到这场权力斗争中。7月12日，翰林院侍读文廷式在奏折中尖锐地说：“臣闻丁汝昌本一庸才，法越之役，避敌畏惧，至于流涕。”文廷式声称丁汝昌在中法战争中害怕打仗，居然吓哭了。之后，群臣对丁汝昌的攻击铺天盖地。

“清流派”攻击丁汝昌，主要是冲着李鸿章去的，有令李鸿章交出北洋海军的意图。7月24日，丰岛海战爆发的前一天，“清流派”新锐势力、状元张謇在给自己的老师翁同龢的信中说：“丁（汝昌）须即拔……似亦可免淮人复据海军”。

张謇（1853—1926）：祖籍江苏常熟，出生于江苏海门。1876年入吴长庆幕府，1894年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受翁同龢赏识，成为“翁门”弟子。从1896年起涉足实业，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轻工业，主张“实业救国”。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实业总长。1913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

8月3日，清廷下达谕令，要李鸿章查丁汝昌“有无畏葸纵敌情事”，“如必须更换，并将接统之员妥筹具奏”，要李鸿章解除丁汝昌的北洋海军职务。李鸿章当然要保护自己的老部下，他复电，以海军“绝非未学者所可胜任，且临敌易将，古人所忌”为由，为丁汝昌遮挡。随后，“清流派”去除丁汝昌的声势越来越高涨，声称“我军之所以怯，非水师尽无用也，提督不得其人”。8月26日，光绪帝下达谕旨，革除丁汝昌北洋海军提督职务。

8月29日，李鸿章上奏折，全力为丁汝昌辩护，同时提出：北洋水师当时的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惟不必定与（日本海军）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日本）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这就是李鸿章“保船制敌”的策略。31日，清廷撤销革除丁汝昌职务的谕令。

屡屡被攻击、弹劾，丁汝昌感受到相当的压力，情绪不免愤懑。8月7日，他在给旅顺船坞工程总办龚照玙的信中说：

谕旨严厉，官官相弹，昌固早料有此一段公案……数战之后，船若有一须修，复力单而无补。存煤及军械本不丰，再冀筹添，立待断难应手。后顾无据，伊谁知之！事已至此，惟有驱此一旅，搜与痛战，敢曰图功先塞群谤，利钝之机听天默运而已。（陈悦，《沉没的甲午》）

丁汝昌说：在一道道谕旨中，对我的责备非常严厉。唉，因为官僚之间总是有无休止的斗争，我早就预料到会有今天。如今，北洋海军不但兵力单薄，而且需要整修。存煤、装备、弹药本来就不充裕，另外补充便是奢望。这样窘迫的情形，谁能知道？事已至此，我只有指挥北洋海军，搜寻日军，与之作战，先堵住那些诽谤我的人的嘴再说；至于胜败后果，那只有听天由命了！

大敌当前，北洋海军提督的内心被意气和怨恨所充斥。

糜烂不堪的前方

朝廷中争斗不已，前方诸事也没有安顿下来。叶志超率领的清军和后至的“四大军”进入平壤之后，各军亟需统一指挥，而任命前敌统帅一事迟迟不能解决。

在“四大军”中，最先入朝的是卫汝贵率领的盛军和马玉崑率领的毅军。卫汝贵出生于1836年，是安徽合肥人，早年加入淮军，在与太平军、捻军的作战中建立战功，逐渐为李鸿章器重，后来升至记名提督、宁夏镇总兵，统领盛军驻扎天津小站。所谓“盛军”，是指李鸿章建立淮军时由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率领的部队，一直保留下来，是淮军的一大支。在甲午战争前夕，盛军有18营官兵，是淮军中最大的一支。入朝作战的盛军共13营，约有6000人，分三批进入朝鲜。

马玉崑出生于1838年，虽然是安徽蒙城人，他率领的毅军却并不属李鸿章的淮军序列，“毅军”是四川提督宋庆的部队。宋庆生于1820年，山东蓬莱人，因与太平军、捻军作战有功，1861年晋升记名总兵，赐“毅勇巴图鲁”勇号。1862年，安徽巡抚唐训方裁整淮军，以3营归宋庆统帅，这支部队被称为“毅军”。从1882年起，宋庆率领毅军驻守旅顺12年，共有8营，入朝作战的毅军约有4营2000人。

“四大军”中的第三支部队是左宝贵率领的奉军。早在同治年间，朝廷从外省调一些客军进入奉天镇压“马贼”，这些军队的营制、饷章不一。1879年，盛京将军岐元把本地部队和外省客军进行整编，厘定营制，正式编为“奉”军。左宝贵出生于1837年，山东费城人，镇压太平军、捻军起家，后来晋升记名提督、高州镇总兵。入朝作战的奉军约有4000人。

“四大军”中的最后一支部队是副都统丰升阿统领的奉天练军盛字营和吉林练军，约有1500人。丰升阿是满洲正白旗人，早年从军，一路升迁，后升任副都统，赏头品顶戴，并赏穿黄马褂。

入朝作战的“四大军”共有13500人左右，其中约有9500人进入平壤，他们分属四大系统，由四位总兵、副都统率领，加上叶志超率领的淮军，平壤城内令出多头，非常混乱，急需一位统帅。最初，李鸿章认为刘铭传可以担此重任，但是刘铭传有病不出，于是他考虑再三，认为“派赴平壤卫汝贵、马玉崑、左宝贵各军，皆系鸿章旧部……现平壤以北，电线可通，鸿（李鸿章）随事往复指示，尚能周详，似暂无需令派主帅。”

8月14日，庆亲王奕劻致电李鸿章，建议派遣一名三品大员前往朝鲜帮办军务为好。李鸿章派自己的心腹、直隶按察使周馥前往。周馥最初坚辞不去，后来才考虑赴任。周馥后来中记述了此事的经过：

迨日韩之衅起，日本击我赴牙山之兵舰，乃复力陈于文忠曰：“日本蓄谋久矣！北洋之力，能抗彼一国耶？必筹足兵饷三年，而与之持，或稍有济……”文忠曰：“我安忍使国家负重债耶？且刘省三不愿出，我亦不强其出，有人举尔为副帅者，我欲派尔总理前敌营务，可乎？”

予曰：“是必败。中堂一生勋业，从此堕矣，当思曲终奏雅。”文忠怫然。予遂辞不往。数日，当轴请上宣战，文忠无如之何，予自是共生死矣。遂奉奏派总理前敌营务处之札，出山海关后，奉特旨派办前敌转运。（周馥，《玉山文集》）

这段话讲的是：中日战事爆发后，周馥对李鸿章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蓄谋已久的，北洋的军力是无法与之抗衡的。一定要筹足三年的兵饷，与之持久作战，或许能够战胜它……”李鸿章说：“我怎么忍心让国家再次背上债务的重负呢？刘铭传不愿意复出督师，我也不想勉强他，有人举荐你担任副帅，我想派你到前方去总理营务，行吗？”

周馥回答说：“中方必定会战败的，您一生建立的功业将付之东流，您应该当退则退啊。”李鸿章听后很不高兴，周馥没有接受新的任命。几天后，朝中的大臣们请皇上对日宣战，李鸿章没有办法了，周馥认为自己应该与他共生死，便接受了任命，持任命书，出山海关，前往前线总理营务。

清廷对周馥的任命是在8月22日下达的。因为前方形势紧急，周馥在短时间内不能赶到朝鲜前线，8月25日，清廷下发上谕，命叶志超总统前方各军。叶志超“所虑者，诸军皆多年驻防，未经战事，且将各一心，超（叶志超）资望浅薄，未识能否驾驭”，所以力辞。李鸿章随后去电，命令他接受任命。

周馥（1837-1921）：安徽建德人，早年多次应试不中，1862年进入李鸿章幕府，后追随李鸿章，参与军机、办理洋务达30多年，甲午战争前历任永定河道、津海关道、天津兵备道、直隶按察使等职。1902年后历任山东巡抚、署理两江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等职。

叶志超虽然接受了任命，仍然顾虑重重，9月6日，他致电李鸿章，请求派遣其子李经方前往朝鲜督战，以震慑各将。李鸿章拒绝此事，回电说：“方儿向未亲行阵，吾更难内举不避亲。弟（自称）惟一力担承，勉为联络，求于事有济而已。”

李鸿章自认为可以遥控前方，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李鸿章对平壤守军的要求是“坚扎营垒”、“先定守局”，而作为前方主帅，叶志超对坚守平壤不抱信心。他曾经召集各将领会商，道：“敌人乘胜大至，锋芒正锐，我军弹药不齐，地势不熟，不如各整队伍，暂退叆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

奉军统领、高州镇总兵左宝贵坚决反对叶志超放弃平壤，进言道：“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哉？大丈夫建业立功，在此一举！至成败利钝，不遑计也。”面对高调的左宝贵，叶志超不敢再言放弃平壤，但始终心怀忐忑。

前方迟迟不能落实主帅，各军混乱不堪，粮弹补给缓慢，军队纪律恶劣。李鸿章从各种途径听说前方军纪糜烂，专门致电卫汝贵等将领，要求其究办严惩。8月29日，李鸿章再次致电平壤前线各将领，强调军纪：

顷据委员禀报：由义州至平壤数百里间，商民均逃避，竟有官亦匿避。问其缘由，因前大军过境，被兵扰害异常，竟有烧屋强奸情事，定州烧屋几及半里，沿途锅损碗碎各情，闻之发指。查由义（州）至平（壤），各军转运不绝，若官匿民逃，不但夫驮难觅，且中途饭铺皆无，将有无穷之苦。后路转运为行军命脉根本，倘竟阻碍，何堪设想。除密饬大员，破除情面，前往密查，严行整顿，并抚恤各民苦状，以安民心。

再将沿途民牛数千条，究落于何军何营？查交地方官，饬还于民，以便沿途按站换拨转运。并严饬各将领速整营规，勿稍扰民。我军前进，兵民声气相通，不致另生枝节，关系至巨，各将领亦各自顾名声，收拾人心，谨防后患，是为至要。（戚其章，《中日战争》第5册）

惨痛的平壤之败

一个多月很快过去，军心不稳、士气不振、缺粮少弹的驻朝清军迎来了日军更大规模的进攻。至9月中旬，输送到朝鲜的日军达19600余人，用于攻打平壤的兵力有16000人左右，而驻守平壤的清军有13000人左右（“四大军”大部、叶志超所部），清军处于劣势。9月12日，中日双方在大同江两岸激战。14日夜，日军完成对平壤的包围。15日凌晨，日军对平壤发起攻击。

中日平壤之战只进行了大约一天的时间，清军整体上表现英勇。凌晨4点多，日军向船桥里的清军堡垒进逼，清军开枪射击，平壤之战首先在平壤南战场打响。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击，2200名清军“拼死防战，弹丸乱飞，不可向迩”。至下午2时半，日军仓皇撤离战场。据日方记载，船桥里之战，日军“将校以下死者约140名，伤者约290名”，大岛义昌少将受伤，可谓伤亡惨重。

在平壤西战场，清军坚守普通江，抵御5400余名日军的攻击。部分清军骑兵从城中奔出，冲向敌阵，遭遇日军射击，伤亡较大。后来，守军依靠堡垒抵御日军的攻击，日军不敢过普通江，只好休战，等待第二天重新发动攻势。

在平壤北战场，2900余名清军抵御7800余名日军的攻击。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平壤城北的四座堡垒和箕子陵阵地先后落入日军的手里。随后，日军分兵三路，合击平壤城北角的牡丹台，并于8时30分攻破。日军将山炮队移上牡丹台，攻击玄武门。

甲午战争中的朝鲜兵士和清军俘虏

在甲午战争中，很多清军官兵在朝鲜阵亡。1894年7月25日，左宝贵率领部分奉军离开奉天，前往朝鲜。临行前，他与城中好友话别，神情悲壮地说：“这次战争与剿胡匪不同，我怕是不会回来的了。”

在玄武门上督战的清军将领是奉军统领、高州镇总兵左宝贵。左宝贵见牡丹台陷落，知道大势已去，决意死战。他戴上饰有花翎的官帽，穿上御赐的黄马褂，指挥作战。有人劝他不要穿着得这样显眼，以免引起敌人的注意。左宝贵说：“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庶竟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惧乎？”在他的率领下，清军奋力抵抗，“日军三突之，清军三退之”。在激战中，左宝贵“先中两枪，仍在炮台指挥，复被炮中胸前，登时阵亡”。日军一时难于攻进平壤内城，只好撤至城北高地，静观动静。

在一天的激战中，清军抵挡住了日军的猛烈进攻，并给日军造成很大伤亡。但是，作为各军总统的叶志超失去了固守平壤的信心，召集各位将领商量说：“北门咽喉既失，弹药不齐，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若敌人连夜攻击，何以御之？不若暂弃平壤，令彼骄心，养我锐志，再图大举，一气成功也。”诸将领中除了马玉崑反对弃城，别人都表示同意叶志超的主张。于是，各军统领便考虑出城的办法。

15日下午4时许，叶志超派人往日军营中递诈降书，且在各个城门悬挂白旗。日军很快觉察叶志超等人的意图，知道清军会在夜间突围，便做了相应的准备。当天晚上8时，清军从平壤多个城门中拥出，趁夜突围，遭遇日军伏击。时天降大雨，清军伤亡极重。经历这次突围的盛军军官栾述善回忆说：

阴云密布，大雨倾盆。兵勇冒雨西行，恍似惊弓之鸟，不问路径，结队直冲。而敌兵忽闻人马奔腾，疑为劫寨，各施枪炮，拦路截杀。各山口把守严密，势如地罗天网，数次横冲，无隙可入。且前军遇敌击，只好回头向后，而后兵欲逃身命，只顾奔前。进退往来，颇形拥挤。黑夜昏暗，南北不分。

如是，彼来兵，不问前面是敌人抑是己军，放枪持刀，混乱相杀，深可怜悯。前行士卒，既遭敌枪，又中己炮，自相践踏，冤屈谁知？当此之时，寻父觅子，呼兄唤弟，鬼哭神号，震动田野。人地稍熟者，觅朝鲜土人引路，均已脱网。惊惧无措，非投水自溺，则引刃自戕，甚至觅石碣碰头，入树林悬颈。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惨目伤心，不堪言状。（戚其章，《中日战争》第6册）

在这一夜中，清军被日军击毙者达1500余人，另有683人被俘，其他官兵仓皇北逃。平壤之战后，清军中最精锐的淮军成为惊弓之鸟，其他清军更是士气低落，一蹶不振；得胜的日军则士气大振，气焰更加嚣张，野心更为扩散。可以说，平壤之战和接下来的黄海大战决定了整个甲午战争的胜败，对中日双方都具有重大影响。

叶志超从平壤逃脱后，同样谎报军情，捏造战功。后来，平壤兵败的真相被人揭发，叶志超受到查办，“械送京师，定斩监候”。因为平壤之战，盛军统领卫汝贵被判处决，于1895年1月16日执行。

现在有很多资料表明，在这次战争中，卫汝贵是有战功的，他的被杀是清廷的一个严重错误，是“清流派”与李鸿章斗争的牺牲品。宣统年间，说起被冤杀的卫汝贵，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回忆说：

甲午之役，吾身在军中，闻溃卒言：汝贵持刀立阵前，督军力战，日人颇失利；未几，援军大至，势不可当。其败也，譬如机器，以引擎、锅炉、马达速率之不敌，出货固宜不若。仅归咎于货出之一部，谁任其咎？以余观之，朝廷赏罚之公，虽汝贵亦应赐恤，遑论乎汝昌（丁汝昌）！（刘体智，《异辞录》）

袁世凯说：甲午战争时期，我身在军中，听溃散的士兵说，卫汝贵作战时持刀站在阵前，督率官兵作战，日军没有占到便宜。不久，日本援军赶来，势不可当。清军的失败，就像是一台机器，引擎、锅炉、马达等各部分皆不如对方，最后生产的产品肯定不好。仅仅把责任归咎到产品身上，它能够承担起这个责任吗？依我看来，朝廷应该赏罚公平，即使是卫汝贵也应该抚恤，更不用说丁汝昌了！

袁世凯的这席话说得公道且深刻，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根本上是清帝国这台腐朽的机器的失败。

延伸阅读

盛军军官栾述善记述在平壤之战被俘后的遭遇

死既不能，生更犹死，两手背缚，发用绳联。十八日申刻，始发给饭团一握，舌为匕箸，膝作杯盘，俯首就餐。忽尘埃上坠，泥沙兼半，口难下咽。渴极频呼，仅给臭水一滴。如是者二十余日，忽称送往伊国。足无整履，身少完衣，由中和至黄州，奔波百余里之遥，不容喘息。九月初八，在江口上船，如入陷阱。坐卧不出百步，便溺均在一仓，秽气熏蒸，时欲呕吐。

十六日至日本广岛下船，狂奔十余里，立毙数人，始登火车。十七日至大阪府，住南御堂厂舍。鸟正飞而入笼，蛙欲怒而在井。一日三餐，入口者无非霉烂萝卜。数月遍身尽是腌脏衣服。似僧而有发，如道而无冠。月暗风凄，频洒思家之泪；物换星移，常兴思路之悲。

——戚其章，《中日战争》第6册

悲壮的黄海大战

平壤之战后的第三天，9月17日，中日双方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海面上爆发了大规模海战。16日，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大小舰艇18艘，护送载有清兵的运兵船前往大东沟。17日早晨，完成护航任务的北洋舰队返航。上午11时许，北洋舰队发现西南海域出现日本海军舰队。这支日本海军舰队是由日本海军中将伊东佑亨率领的日本联合舰队主力，由12艘军舰组成。

12时20分左右，丁汝昌命令北洋舰队变换为窄长型“人”字阵，冲击日军舰队。12时50分左右，“定远”舰首先发炮，中日之间的海上大战开始了。开战之初，参战的中国军舰有10艘，总吨位为31366吨；日本军舰有12艘，总吨位为40849吨。

开战后不久，丁汝昌因为舰身猛烈颠簸，“抛堕舱面”，身受重伤，“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代为督战。至下午2时30分，双方各有损失，北洋海军的两艘弱舰“扬威”、“超勇”或沉或毁，日本军舰“比睿”、“赤城”遭受重创，脱离战场。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日本舰队“以快船为利器，而吉野为其全军前锋”，采取分队夹击的战术攻击北洋舰队，形势对北洋舰队骤然不利。下午3时，“定远”舰忽然中弹起火，遭遇日本数艘军舰攻击。“致远”舰为掩护“定远”，驶在前面，中弹累累。“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义愤填膺，决心用己舰撞沉日本主力战舰“吉野”，不料遭日舰连连轰击，“致远”舰不幸沉没。邓世昌“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自沉身死。

“致远”舰沉没后，“经远”舰受到数艘日舰的围攻，毫无畏惧，坚持作战，后在烈焰中沉没，管带林永升“突中敌弹，脑裂阵亡”。与“致远”、“经远”舰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济远”、“广甲”两舰在作战中逃离战场。“济远”舰先是“挂本舰已受重伤之旗”，后“茫茫如丧家之犬”。因为临战脱逃，“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于9月24日被处斩。9月19日，逃离战场的“广甲”舰因搁浅被日本军舰开炮击毁。

黄海海战中的“吉野”号

9月17日上午，中日两国海军舰队在大东沟附近海域相遇。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从望远镜中看见：中国军舰上“头上盘着发辫，两臂赤裸而呈浅黑色的壮士，一伙一伙地伫立在大炮旁，正准备着这场你死我活的决战”，他下达了第一个命令：“吃饭”。看到北洋舰队阵势严整，担心日本官兵临阵畏惧，他特别下令：“随意吸烟，以安定心神”。

邓世昌（1849-1894）：广东番禺人，出身富裕家庭。1868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1871年被派到“建威”舰练习驾驶，后来随船巡历南洋各岛。1874年被任命为“琛海”兵船大副，以后历任“海东云”舰、“振威”舰、“飞霆”舰、“致远”舰管带。

至17日下午3时20分，北洋舰队只有“定远”、“镇远”、“靖远”、“来远”四艘军舰，面对九艘日舰，坚持作战。虽然形势险恶，但是北洋四舰英勇搏斗，死战不退，尤其是“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虽常为敌弹所掠，但两舰水兵迄未屈挠，奋斗到底”，重创数艘敌舰，令日本舰队无力再战。下午5时30分，伊东佑亨命令日本舰队停止战斗，退出战场。至此，历时4小时40分的黄海海战结束。

虽然重创了日本军队，北洋舰队却在黄海海战中损失了四艘战舰，牺牲了600多名官兵，可谓损失严重。北洋海军战败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个很大的课题。曾经参加过此次大战的“镇远”舰大副、美国人马吉芬后来说道：

事实上，我们几乎没有取胜的机会。日本人在几乎所有方面胜过我们。他们有更多的船，大部分的火炮都能在我们打一炮时打上五到六炮。他们的船速度也更快，我们有几次想实施撞击战术，但是在他们能开十七节，而我们只能开十二节的时候，这还有任何可能吗？

但是，暂且不论这些缺点，假如每艘军舰都能像“定远”和“镇远”那样奋勇作战的话，我们还是能够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的。日本人也承认，我们两艘船——两艘铁甲舰——自始至终保持着我们的阵位，而且“镇远”号以其坚韧不拔和精湛的炮术挽救了整个舰队未遭歼灭。（译自《河岸》（Strand）杂志1895年7-12月刊第10号，张黎源译。）

北洋舰队的将领们后来认真检讨过此次海战，发现导致失败的原因非常多。首先是武器装备方面的问题，北洋海军所使用的弹药质量太差。“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说：“中国所制之弹，有大小不合炮膛者；有铁质不佳，弹面皆孔，难保其未出口不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临阵之时，一遇此等军火，则为害实非浅鲜，故不可不慎之于平日。”

再有，北洋海军的舰船装备已经陈旧，不能抵御日本舰队的攻击。“定远”舰炮务二副高承锡认为北洋海军军舰的速度太慢：“战船贵快，快则变阵容易，易于取胜。如大东沟之战，初则两军，彼鱼贯，我雁行。战至半时之久，彼即分作两队，变为双行鱼贯，顷刻列成左右夹攻。我船迟缓，变化艰难，所以受敌致败。”

“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荣认为日本军舰上的速射炮胜于中国铁甲舰上的巨炮：“我开巨炮一，敌可施快炮五；如不命中，受敌已多，我又无快炮以抵”。“镇远”舰鱼雷大副曹嘉祥和守备饶鸣衢则指出：“致（远）、靖（远）两船请换截堵水门之橡皮，年久破烂，而不能修整，故该船中炮，不多时立即沉没。经（远）、来（远）两船非细小船只，但每船仅有四尊大炮。若一傍迎敌，只有三尊可用，岂能御之？”

第三，北洋海军平时的训练只重形式，实战练习不够。沈寿堃认为，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开始以“犄角雁行”队阵应敌是对的，可是后来没有及时“开队分击”，造成很大被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他说：“平日操演船阵，阵势总须临时应变，不可先期预定。预定则各管驾只须默记应操数式，其余则可置之。……此皆平时操练未经讲求，所以临时胸无把握耳。”

第四，一些北洋海军将领认为，丰岛之战后，朝廷赏罚不明，造成北洋将士人心不齐，也是导致黄海海战失败的原因。沈寿堃说：大东沟之战，“非兵士不出力，乃将领勇怯之不同也。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此阵之所以不齐，队之所以不振也。”

其他零零碎碎的问题还有很多，而这些问题都是北洋舰队在战时表现出来的外在原因；至于深层原因，还是如袁世凯所说：“其败也，譬如机器，以引擎、锅炉、马达速率之不敌，出货固宜不若。仅归咎于货出之一部，谁任其咎？”

黄海海战失利后，北洋舰队更加不敌日本海军。李鸿章不得已采取“避战保船”的策略，命令北洋海军藏匿于威海卫，将黄海、渤海的制海权拱手相让，丁汝昌等人和残破的北洋海军只能坐困愁城。

实际上，甲午战争至此已经决出胜负，清朝败局已定。甲午战争是一场近代战争，双方首先争夺的是制海权。日本掌握了制海权，可以把本国的军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朝鲜或者中国沿海地区，并且能够决定投放兵力的地点和时间，清朝陆军必然会陷入疲于应付、疲于奔命的境地。

第四章　被淹没的帝国

跨过鸭绿江的武士

平壤战败的消息传来，李鸿章马上成为众矢之的，李鸿藻和翁同龢主张惩治他，为此和其他大臣发生争执。9月17日，翁同龢在日记中记道：

辰初，上（光绪帝）至书房，发看昨日三电，戌刻一电，则平壤告不能守。……旋至枢曹会看事件，高阳（李鸿藻）抗论，谓合肥（李鸿章）有心贻误，南皮（军机大臣张之万）与争，他人皆不谓然。余左右其间曰：“高阳正论，合肥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乃定议两层：一严议，一拔三眼花翎，褫黄马褂，恭候择定。写奏片。（中华书局，《翁同龢日记》）

当天，光绪帝下达谕令，对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薄惩”。9月19日，李鸿章上《据实陈奏军情折》，为自己申辩：“惟衰病之躯，智力短浅，精神困惫，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日本）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

9月21日，慈禧太后降旨，为李鸿章说话：“日人构衅以来，办理军务为难情节，早在深宫洞悉之中。北洋门户，最关紧要，该大臣布置有素，筹备自臻严密。……近闻该大臣（李鸿章）因军事劳瘁，体气不甚如常，著随时加意调摄，毋负朝廷委任至意，勉之！”由此，李鸿章压力减轻，其自请严议的要求得以宽免。

慈禧太后的庇护并不能平息人们对李鸿章的抨击，翰林院有35名翰林联名弹劾李鸿章，人们把心中的怒火全部发泄到这个尚且在位的朝廷重臣身上。10月5日，新科状元张謇凭一股新锐之气，再次呈上奏折，弹劾李鸿章败战败和，其中说：

直隶总督李鸿章，自任北洋大臣以来，凡遇外洋侵辱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天下之人，以是集其诟病，以为李鸿章主和误国，而窃综其前后心迹观之，则二十年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戚其章，《中日战争》第1册）

张謇认为，李鸿章不但破坏对外抗战，而且破坏对外和平。面对这样的言辞，不知道李鸿章心中作何感想？他一方面忍受着来自朝中群臣的抨击，一方面全力应对清军在朝鲜的败局，而他的淮军已经成为惊弓之鸟，溃败之师。

从平壤逃出的清军狂奔180里，在安州集结。这时，叶志超手下的兵力大约有1万人左右，仍可一战。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曾经对他说：“即请出令收散队，扼守安州，深沟固垒以待。”叶志超早已被日军吓破胆，弃朝鲜的安州、定州不守，率领散乱的清兵，如惊弓之鸟，狂奔500里，直抵中朝边境城市——义州。

1895年，甲午战争中的三个日本兵

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军队是非常残暴的，在多处实施了屠杀。1895年3月4日夜间，日军攻打牛庄，“因停止炮击，执剑挨户搜查，杀人无算”。一些日本记者在通讯中记述了这样的惨景：“路旁伏尸相枕”，一些民房门前“尸积如山，尸山之间流出几条浑浊的血河”，“走进院里，见院内也堆满了尸体”。据日方后来调查，被杀者中有三分之一是牛庄的平民。

清廷对于朝鲜境内作战同样失去信心，9月21日，下发上谕，要求李鸿章：“与其株守孤城（义州），不若全军渡回（鸭绿）江西，于九连城一带合力严防。”22日，叶志超致电李鸿章，叙述义州城中清军的惨状：“现在各军退回带伤及足踵难行者，十有八九；带有枪回者，不过十之六七；所有枪子每枪不过数颗；锅、帐、炮位等件遗失殆尽；整顿养息非月余不可”，希望撤过鸭绿江。李鸿章便命令叶志超率军“分起过江，择地驻扎”。至26日，清军全部撤离朝鲜国境。

为了阻挡日军进入中国本土，清廷向鸭绿江畔调集兵力，至10月中旬，鸭绿江防线共集结清兵30400人左右。9月21日，清廷命令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除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领的军队外，鸭绿江防线所有清军归宋庆节制。10月9日，清廷要求宋庆直接可以电奏，毋庸由北洋转电。这样，李鸿章在军事指挥中的作用大为削减，其主导的北洋势力开始急剧减弱。

在鸭绿江两岸防御的清兵虽然有3万之众，却出自不同系统，人事摩擦严重，极难指挥如一，实则是乌合之众。原来准备总理前敌营务的周馥这样说：

……时鸭绿江两岸上游百里，为伊将军（依克唐阿）旗兵防守，而旗兵又有别树一帜者；西岸下游，则淮军、奉天军、山东军、山西军，后又添湘军及各省军，仓猝调集，且不归宋祝帅（宋庆）统辖。自来军纪之散漫无纪，莫过于此也。

平壤兵败之后，慈禧太后开始积极问政。9月27日，她召见中枢大臣时开始吐露谋和的意图，并派翁同龢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商议。同日，侍郎李文田领衔上奏，痛斥各位军机大臣和李鸿章，建议启用恭亲王奕䜣。9月29日，慈禧太后召见奕䜣，随后下发懿旨，命令奕䜣“在内廷行走”，派管总理衙门和海军衙门，并会同办理军务。在乱世之秋，花甲之年的奕䜣得以复出。

当时的某外国通讯社评论说：复出的奕䜣负有“将现任枢臣们粉碎了的杯子修补完整”的责任。奕䜣的“修补”之术是议和。10月6日，奕䜣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呼吁西方各国对中日争端予以调解。因为各国的利害关系不同，奕䜣的呼吁没有得到各国的认同。11月1日，清廷成立督办军务处，委派奕䜣为督办。奕䜣取得了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最高权力，但是奕䜣把主要精力置于议和之上，多方寻求外交途径，以解决中日冲突。

日本方面不接受第三方调解，执意进入中国本土作战。日本大本营的最初计划是日军首先占领朝鲜，然后“乘势直进入满洲，以经略辽东，向山海关，拔奉天”，其最终目的是“深入中国境内，攻占其首府，以迫使中国签订城下之盟”。占领平壤之后，由第5师团和第3师团组成的日本第1军继续向北进发，总兵力达3万人左右。10月22日，日本第1军主力在义州集结完毕。

10月24日，在第1军司令官山县有朋的指挥下，日军开始横渡鸭绿江，进犯中国本土。清军沿江防御，兵力分散。25日，日军攻占中国境内的虎山。九连城、安东城中的清军连夜遁逃，26日，日军轻松进入两座城中。27日，驻扎大东沟的两营清军退走。至此，3万重兵防守的清军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日军缴获大量军用物资。10月28日，清军留少量兵力断后，大部撤出凤凰城，31日，日军进入凤凰城中。11月17日，宽甸失守。因为清军陆续撤退，18日，日军轻松占领盛京省南方重镇岫岩。

这时候，严寒的冬季已经到来，日本大本营做出了冬季宿营的命令，要求第1军在第二年春季继续发动攻势，这与第1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冬季作战的思想发生冲突，日本大本营将山县有朋调回国内，任命第5师团师团长野津贯道为第1军司令官。

日军没有在冬季停止作战，而是分路向辽东半岛的纵深地带发动攻势。在辽阳东路方向，以第10旅团为主力的日军向前攻击。从凤凰城、岫岩等地撤退后，清军利用摩天岭的险要地势，在辽阳东路构筑了新的防线。双方的辽阳东路争夺战持续了两个多月，因为聂士成指挥淮军防御得力，日军受阻于摩天岭，被迫放弃攻势。

在辽阳南路方向，日军首先欲夺取海城，认为夺取海城后，“拔辽阳、奉天，逼山海关，亦非难也”。防守海城及附近地区的清军有28营，分由4位统领率领，其中聂桂林率领的奉军和丰升阿率领的盛字练军“闻风即溃，骚扰不堪”，“此军有不如无”。

12月11日，日军向析木城南的清军发起攻击。下午3时半，聂桂林和丰升阿率领的清军全面撤退。12日上午，日军占领清军弃守的析木城。13日，日军攻打海城，清军稍作抵抗即退往辽阳，日军于上午11时完全占领海城。

延伸阅读

宋庆，旅顺守将也。刘盛休，大连守将也。庆（宋庆）调赴边，御敌于鸭绿江岸。盛休调赴平壤前敌。乃以赵怀业新募六营守旅顺，徐邦道新募四营守大连。倭师过鸭绿江，中朝震荡，几于手足无措，不啻驱市民而战之，安得不败。

——刘体智，《异辞录》

危局中的翁同龢

为了迅速征服中国，1894年9月21日，日本大本营组建第2军，派往中国作战。新组建的第2军由第1师团和混成第12旅团组成，大约有25000人，陆军大臣大山岩大将被任命为司令官。10月24日，即日本第1军横渡鸭绿江的同时，日本第2军在辽东半岛东侧的花园口登陆。因为实力大减，且执行“避战保船”的命令，北洋舰队没有在海面上阻击日本运兵船。日本第2军不慌不忙地登陆，清军“海陆军无过问者”。

清军在金州方向的防守兵力薄弱，11月6日，日本第2军攻陷金州，在城中洗劫滥杀。一名日军的随军记者这样记道：“（金州）市街上到处可见兵士和市民的尸体，死猪、死狗杂陈，军旗遗弃在地，衣服、家具散乱各处，光景极为荒凉惨淡。”

清军在大连湾炮台一带驻守有3300人的兵力，相对于进犯的日军仍是寡不敌众。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提出“宁肯失（大连）湾，断不失旅（顺）”的方案，造成驻守大连湾的清军纷纷撤走。因为清军弃守，11月7日，日军轻松占领大连湾炮台，北洋早先置备的大量军械、弹药全归日军所有。“大连湾有海军码头，倭人据之，其大小军资从此得登岸地转输前敌，而辽东之祸愈烈也。”

日本第2军随后攻打渤海要塞旅顺口。“旅顺者，我北洋重镇，与山东之威海相望，为畿疆门户。”防守旅顺的清军大约有14700人，而这些清军由7位将领统领，像平壤之战时的清军一样“有将无帅”，“诸军皆观望坐视”。

11月17日，日军开始向旅顺进犯。正定镇总兵徐邦道所率领的拱卫军曾经在土城子奋力防御，给日军造成一定伤亡，日军死12人，伤43人。但是，后续援军不至，（徐邦道）“事急，痛哭求援于诸军，无一应者”，“遂弃险而不守，仍退归”。

11月20日凌晨，2万多日军对旅顺发起攻击。日军采用“集中兵力、逐个击破”的战术，对每个清军炮台都形成绝对的火力、兵力优势，所以清军无法抵挡日军的攻势。据参战的日军军官记述说：

敌军（清军）炮弹虽为12、15、24厘米的巨弹，但一个也不是霰弹，落在地上也不会爆炸，多是空弹掠空而过。反之，我军精良的山炮，特别是野炮发射的炮弹，都在敌阵上开花，全部命中，恰如雷电之闪、流星之陨。

21日，号称“东亚第一要塞”的旅顺口陷落。“旅顺之防，经营凡十有六年，靡巨金数千万，船坞、炮台、军储冠北洋，乃不能一日守。门户洞开，竟以资敌。自是畿甸震惊，陪都撼扰，而复（州）、盖（平）以南遂便罹锋镝已。”

日军占领旅顺后，滥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日军在旅顺的屠杀持续4天，遭到屠杀的中国人达2万余人。英国法学权威胡兰德在《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一文中说：“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旅顺）全市内仅三十有六人耳，然此三十有六之华人，为供埋葬其同胞之死尸而被救残留者，其帽子上粘有‘此人不可杀戮’之标记，才得免死”。

为了支援孤守海城的日军，12月，大山岩以驻守金州的步兵第1旅团为基础，组建混成旅团，进军盖平。1895年1月10日凌晨5时半，日军开始攻打盖平城。清军奋力作战，不能抵挡，上午9时40分，日军完全占领盖平。日军“陷盖平，与海城倭相倚，而辽东兵事愈棘矣”。

为了扭转辽东战场的颓势，1895年1月17日至2月21日，清军先后四次反攻海城，因炮火不力、战术落后，最后以失败告终。

当日军在辽东半岛肆虐的时候，北京城中的清朝大臣们正在隆重地操办一件大事，即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典礼。光绪帝的老师、军机大臣翁同龢一方面为前方战事焦虑，一方面要应付各种祝寿事务，苦不堪言。11月6日，日军攻陷金州，在城中大肆杀掠。翁同龢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初九日：午初二刻，诣宁寿宫听戏。入座六叩，谢皇太后御笔久寿一幅、大小荷包一对，即退饭。饭罢出，至方略馆小憩，遂至巡防处，二邸在焉。是日稍发议论，略办数事。上召对枢臣时，垂谕极急，并云：“不可早散”。又云：“听戏三日，诸事延阁，尽可不到也。”是日，得季仕周电，旅湾万急，请速调东军，并以汉纳根带海军赴援。二事皆请于邸，即可分办，明日再奏闻。（中华书局，《翁同龢日记》）

在这一天，翁同龢和其他大臣去宁寿宫听戏，为慈禧太后祝寿。光绪帝嘱咐他们：听戏祝寿这件事很重要，不能早散，其他事情必须为这件事让路，往后延搁。翁同龢得到前方电报，知道大连湾、旅顺一带军情紧急，需要急派援军。

第二天，11月7日，日军占领大连湾炮台。这一天是农历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太后的诞辰，翁同龢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道：

初十日：寅正二入讲，卯出见起，臣奏电信极多，章京书写忙迫，而枢臣转不得寓目，请择要先写，而寻常者后递，又两分中先递一分，递慈宁者可稍迟，蒙允准。

同诣皇极门外敬俟，第一层皇极门，第二层宁寿门，王公在宁寿门下，皇上于慈宁门门外。巳初，驾至，步行由西门入，折东阶，皇太后御皇极殿，先宣表，上捧表入宁寿门，授内侍，退出门，率群臣三跪九叩，退至新盖他达换衣。巳正二刻，入座听戏，刻许遂退。憩方略馆，饭罢赴督办处，热甚，待二邸不来。申初入署，酉初还家。

立玉夫代办贡物：绸缎282两，如意220两，花费22两，共524两。大连告警，宋军南趋复（州）、金（州）。（中华书局，《翁同龢日记》）

这一天早晨，翁同龢先到光绪帝那里，看到来自各地的电信很多，中枢大臣们忙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帝和翁同龢等人舍弃政务，前去参加慈禧太后的祝寿仪式，去听戏，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如此耗去。饭后，翁同龢到督办军务处办公，发现两位决策人物恭亲王奕䜣和庆亲王奕劻都没有到场。而此时，来自大连湾炮台的告急电报传来，翁同龢毫无办法，只是知道宋庆已经领军前往复州（今瓦房店一带）、金州一带救援。身在北京的翁同龢并不知道，金州和大连湾炮台此时已经落入日军的手中。

11月8日，日军休整，准备攻取旅顺。翁同龢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初十一日：大风，晴，不甚凉。子正，有叩门者，荣金吾送信，为之惊起，盖旅顺警电也。遂不寐，照常入，一刻；见起，二刻。电报猝至，金州已失矣。予令章京抄夜间之电，请派唐仁廉赴旅顺，许之。唐以只身蹈海，何济于事哉！巳正，入座听戏，叩头毕，即退，实坐不能安也。

方略馆饭，再诣听戏处，适盘赏下，谢赏三叩而出。诣巡防处，见北洋丑刻电，南关岭已失，徐邦道败退，旅顺仅半月之粮，此绝证也。仍发电，令合肥速援，毋坐视。议密事，直至黄昏。（中华书局，《翁同龢日记》）

这一天，翁同龢接到金州沦陷的电报，大惊失色。他奏请广东提督唐仁廉前往旅顺督率各部作战，又知道如此无济于事。随后，他仍然要去听戏、领赏，参加祝寿活动，内心感到万分焦虑，坐立不安。待祝寿活动结束后，他来到巡防处，得知前线失利、败退的消息，急忙电令李鸿章紧急救援，不能坐视不管。

11月24日，翁同龢接到电报，知道旅顺沦陷，“为之惊悸”。他邀请奕䜣、奕劻商量对策，大家毫无办法。夜间，翁同龢睡不着觉，“愤虑填膺，恨不速死，同侪中尚有谈笑自若者，噫！”

在国家处于万分危急时刻，慈禧太后仍然穷奢极欲，大办六十大寿的庆典，这是屡屡被后世所诟病的。慈禧太后的贪图享乐已经为后世所公认，不过，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会出现慈禧大办寿辰这样的事情，一方面是由慈禧太后的本性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皇权至上的政治体制造成的。在中国古代社会，每逢皇帝以及其他皇室重要成员举行大婚、庆贺寿辰这样的大事，朝廷都是要花费巨资筹办盛大典礼的，只有这样，才能向社会展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尊贵威严，这是一种政治的需要。

大山岩（1842-1916）：日本军人、政治家。出身武士之家，年轻时学习军事，明治维新后赴欧洲考察、留学。1877年参加西南战争，指挥军队平定武士叛乱。1878年任参谋本部次长，1880年任陆军卿，1882年任参议兼参谋本部长。1885年，成为日本第一任陆军大臣，1891年晋升陆军大将。

据《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一书记载：1872年同治帝大婚，户部拨银450万两，各地织造及海关拨银500余万两，总开支超过1000万两；1888年，光绪帝大婚，户部拨银350万两，外省筹款200余万两，这还不包括内务府的开销。慈禧太后建颐和园的花费不少于1000万两，寿诞庆典的花费大约是541万两（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清稗类钞》记载：“醇亲王薨，修祠、造坟诸费，皆由部拨，约共享五百万”。与北洋舰队花费170万两白银购买一艘铁甲舰相比而言，朝廷用在皇帝大婚、太后大寿方面的银子实在是太多、太靡费了。

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与甲午战争“撞车”，在万难时期，她也曾下达懿旨，要求节约，将内府库银拨付部分由户部支配，用于战事。《光绪朝东华录》记载：1894年9月21日，慈禧太后下发懿旨：“著由宫中节省项下，发出内帑（指皇室内府的库银）银300万两，交由户部陆续拨用，以收士饱马腾之效。”9月25日，慈禧又发懿旨：“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

《翁同龢日记》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比如，慈禧曾发懿旨：一切点景俱暂停办，工程已立架油饰的不再添彩绸。

山东战场上的“清流”

在向辽东半岛派出军队的同时，日本大本营积极准备威海卫作战，意图彻底摧毁北洋舰队。为此，日本大本营重新组建第2军，作为“山东作战军”。新编第2军由日本第2师团和第6师团组成，大约有34600人，仍以大山岩为司令官。1895年1月16日，新编第2军首先在大连湾集结完毕，随后，在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掩护下向山东半岛荣成湾输送。

1月20日，大批日军开始在荣成湾龙须岛登陆。清军在当地防守薄弱，见日军登陆随即退走。至25日，在漫天大雪中，34600名日军和3800匹战马全部登陆。登陆的当天，日军轻松占领荣成县，无一人伤亡。随后，日军向威海卫进犯。

清军在威海卫和山东半岛的防御力量分属多头：驻守威海卫的北洋海军由提督丁汝昌指挥，驻守威海卫的陆军是戴宗骞指挥的绥军（淮军的一支），威海卫以外地域的清军由山东巡抚李秉衡指挥。

李秉衡出生于1830年，奉天庄河人。早年靠捐资获县丞，后迁知县。1879年任冀州知州，1884年任广西按察使。中法战争爆发后，他受两广总督张之洞赏识，全权负责清军后勤调度，与冯子材分任战守，取得谅山大捷，彭玉麟在奏折中说：“两臣（李秉衡与冯子材）忠直，同得民心，亦同功最盛。”

李秉衡为官清廉，时有“北直廉吏第一”的名声，与张之洞、翁同龢等“清流派”人士志同道合，对以李鸿章为首的北洋势力抱有成见。正是因为受到翁同龢、张之洞等人的器重，1894年8月，他被紧急调任山东巡抚，以应付那里可能出现的战事。9月11日，李秉衡抵达济南，正式视事。10月29日，他坐镇烟台，筹备海防。

李秉衡到任后，积极编练新兵，增募营饷，加强山东防务。不过，作为一个文官，他不擅长军务，把两万多清兵分别驻防于威海后路300里之遥的地段上，使得每一处的防御力量都显得十分薄弱。另外，他认为“山东海防，以威海、登州（蓬莱）为最吃重，烟台次之，胶澳又次之”，忽略了对于荣成湾至威海卫地段的防御。威海卫后路防御力量非常空虚，北洋舰队的命运可想而知。

进入山东，李秉衡与丁汝昌站到了同一战壕里，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可是，他胸中抱有对北洋势力深刻的成见，此时仍然不能释怀。1894年12月，李秉衡一边布置山东地区的防务，一边对刘公岛上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痛加弹劾，要求将其处死。大敌当前，难以想象这样的两位官员能够协同合作，共守山东。12月12日，李秉衡再次上书朝廷，弹劾丁汝昌：

提督丁汝昌为海军统帅，牙山之败，以“致远”船冲锋独进，不为救援，督率无方，已难辞咎。朝廷不加谴责，冀其自知愧奋，以赎前愆。乃丁汝昌骄玩成性，不知敬惧，闻貔子窝、大连湾一带为敌锋所指，将兵舰带至威海，以为藏身之固。……

伏乞皇上立赐睿断，降旨将丁汝昌、龚照玙、卫汝成、卫汝贵各照贻误军机律，明正典刑……（《李秉哼集》，转引自《沉没的甲午》）

细查李秉衡的履历，并未发现他与李鸿章、丁汝昌等人有什么个人恩怨，他如此仇视北洋势力，欲置丁汝昌、卫汝贵等人于死地，实际是缘于发自内心深处的正义感，他认为北洋将领怯战、避战、临阵脱逃，给朝廷带来危险的局面，理当该杀。

正是因为李秉衡仇视丁汝昌等北洋将领，后来的一些学者认为李秉衡故意不派军队支援北洋海军，由此造成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仔细翻看相关的史料，会发现这种观点站不住脚。首先说，清廷始终重视京畿地区的防御，轻视山东一带的守护，这是山东一带疏于防范的首要原因。戚其章先生在《甲午战争史》一书中说：日军在荣成登陆时，驻守于莱州、登州、烟台等地的清军大约有16000人左右，完全可以抽调其中的20余营军队赶赴东路迎敌，同时调本省他处和外省的驻军继续增援。“然而，清廷始终不愿改变重京畿轻山东的战略部署，多次驳回了一些官员关于抽调近畿劲旅东援的请求。”

至于李秉衡，作为一个文官，他并不懂得如何对日军进行防御作战，在兵力布置上平均使用兵力，造成处处防御薄弱。日军在荣成登陆后，他先是“电饬威海西面后路各营，各抽五成驰应”，又担心日军会从西面海岸登陆，造成西路防御全空，这样，调往东路支援的清军只有10营，根本不能阻挡日军对威海卫的进犯。在这种情形下，李秉衡命令荣成附近的清军“视敌所趋，并力堵截”，且警告说：“何营不前，即惟何营是问。”可是，那星星点点的清军在数万日军面前很快溃散了。

甲午战败，清廷不得已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李秉衡知道后“忧愤填膺”，上疏光绪帝，请求“乾纲独断，如彼族要挟过甚，则绝其和议，勿为虚声所恫喝，勿为浮议所摇惑，”主张坚持抵抗，并表示：“臣虽老怠，愿提一旅之师，以伸积愤，即捐糜顶踵亦所不惜。”

在担任山东巡抚期间，李秉衡依然思想保守，但是清正廉洁，勤于政务，赢得了很好的名声。1896年5月15日，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评论说：“他（李秉衡）似乎是一个完全诚实的人，反对官衙中的一切欺骗和渎职行为，渴望尽其所能给山东带来清廉的政治。”1897年，朝廷擢升他为四川总督，至于给他升官的原因，翁同龢说：“李抚台历办河工，岁省百十万；又为户部筹款，岁亦十余万，不得谓非无力，所以升官。”

但是，在李秉衡即将离开山东的时候，“巨野教案”发生了，以此为借口，德国军舰侵入胶州湾。在这次中外冲突过程中，李秉衡认为“土地不可自我而失”，对德态度强硬，与清廷处置此次冲突的政策不符，因此遭到罢黜。

1900年，李秉衡担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恰在这一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一带，李秉衡极力主战，受慈禧太后召见，然后领兵出战，在杨村兵溃，他退至通州后服毒自杀。

北洋舰队的沉没

1月25日，3万多日军分左、右两路向威海卫进犯。日军一路上没有遇到实质性的阻击，29日，便逼近了威海南帮炮台，并形成包围之势。在威海卫的防御策略上，海军提督丁汝昌和陆军统领戴宗骞出现了严重分歧。

戴宗骞，生于1842年，安徽寿州人。1861年进入李鸿章幕府，参与镇压捻军。曾经率领淮军治理运河水利，成稻田6万余亩。李鸿章在威海卫建立北洋海军基地，派戴宗骞率领淮军中的绥军、巩军担负防护，兵力大约有5000人。

关于如何防御威海卫，丁汝昌认为，5000多陆军应该“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戴宗骞则认为，应抽调炮台上的兵力主动出击，截击来犯的日军。两个人各持己见，争执不下。接到他们的请示电报，远在天津的李鸿章同样失去了主张，也感到异常的愤怒，在给他们的电文中说：

……吾令戴（宗骞）与丁（汝昌）面商妥办，乃来电负气相争，毫无和衷筹商万全之意，殊失厚望。吾为汝等忧之，恐复蹈旅顺覆辙，只有与汝等拼老命而已。（顾廷龙等，《李鸿章全集》）

5000名清军与34600名日军作战，胜败已呈定局。1月30日拂晓，日军对威海南帮炮台发动攻势。在摩天岭一带，清军顽强抗击日军，在北洋海军炮火的支援下，击毙日军第11旅团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当天，威海南帮炮台陷落。2月1日上午，日军进入威海卫城，随后攻击北帮炮台。防守北帮炮台的清军四处溃散，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北帮炮台。战败的戴宗骞被丁汝昌接往刘公岛，心情极度低落。北洋水兵陈学海后来回忆说：

正月初七下午，丁统领（丁汝昌）派人去毁北帮炮台，把戴统领从北帮祭祀台接进刘公岛。当时正轮着荣成城厢人王玉清和荣成俚岛人杨宝山两个人在铁码头站岗，把戴统领从船上搀扶下来。他俩后来告诉我，戴统领身穿一件青面羊皮袄，上面抹得很脏，头戴一顶瓜皮帽，还缠着一条手巾，面色很难看，对王、杨俩说：“老弟，谢谢你们啦。”接着长叹一口气，自言自语说：“我的事算完了，单看丁军门的啦！”（陈悦，《沉没的甲午》）

2月1日晚，戴宗骞在刘公岛吞金自杀。威海卫失守后，威海港口中的北洋舰队在日军水陆夹击下，陷入绝境。从1月30日起，日本联合舰队封锁威海港口，从海面上发动了对北洋舰队的攻击。从2月3日起，日军利用威海南帮炮台由陆上轰击北洋舰队，“北洋舰队实已陷入重围之中，而丁汝昌以下毫无惧色，努力防战”。

2月5日，“定远”舰遭日军鱼雷艇袭击，受伤过重，在沙滩上搁浅。2月6日，“来远”舰遭遇日军鱼雷袭击，沉入海中。2月7日，15艘北洋舰队的鱼雷艇从港口中冲出，向西逃逸，遭日军军舰追击，不是搁浅、触礁，就是被日军俘获。同日，日岛炮台遭日军猛烈进攻，驻守其上的北洋水兵被迫撤回刘公岛。

从2月8日起，日军从陆、海两面继续向刘公岛和北洋舰队猛烈轰击，北洋海军的官兵面临绝境。“（鱼）雷艇既逃，军心更乱，纷纷直向丁统领（丁汝昌）求生路。统领恐军心有变，只得温言慰之，但告各军粮草已绝，炮弹垂尽，进无以战，退无以守。”丁汝昌多次派人送出求援信件，援军遥遥无期。这时候，丁汝昌的面前放着伊东佑亨送来的劝降书。伊东佑亨在其中说：

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

阁下苟来日本，仆能保我天皇陛下大度优容。……今者，非其本国之臣民，而显有威名赫赫之人，其优待之隆，自必更胜数倍耳。第今日阁下之所宜决者，厥有二端：任夫贵国依然不悟，墨守常经，以跻于至否之极，而同归于尽乎？抑或蓄留余力，以为他日之计乎？（王芸生，《立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清帝国之所以有今日之败，并非是一人之罪，实在是整个国家墨守成规、不知变通造成的。选拔官员必须通过科举考试，考试的内容必须是文学艺术。文艺成为获取荣华富贵的阶梯，却不能增强国家实力。中国的今日，仍然像古代社会，不能说不美，可是清帝国能够这样孤独地走下去吗？……你要是来到日本，我能保证天皇陛下会给你优厚的待遇。今日，阁下有两种选择：要么与执迷不悟的清帝国同归于尽；要么投降，保留生命，在将来的岁月再作打算。

面对伊东佑亨的劝降书，丁汝昌坚决拒绝，对左右说道：“汝等可杀我，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投降）。”2月9日上午，丁汝昌继续登舰抵抗。下午，为了不使北洋巨舰落入敌手，他下令炸沉“靖远”、“定远”舰。当晚，“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自杀身死，实践其生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誓言。

2月11日，又有“水陆兵民万余人哀求活命”，丁汝昌叹道：“吾誓以身殉，救此岛民耳。”当晚饮下鸦片，至12日晨7时身死。11日夜间，北洋海军中的部分洋员和中国军官商议投降事宜，以丁汝昌的名义起草投降书。12日凌晨，“广丙”舰管带程壁光将投降书送至日本舰队旗舰“松岛”号上。2月17日，日军占领刘公岛并俘获北洋舰队全部舰船。至此，曾经负担抵御外侮重任的北洋海军覆灭。

事后，清廷认为丁汝昌是投降后自杀，下令褫夺其职务，籍没其家产。光绪末年，300多威海绅士商民和一些原来的北洋海军将领联名为丁汝昌伸冤，当时的北洋大臣袁世凯认为：“其（丁汝昌）始终艰难委屈之情，亦为天下中外所共谅。”

1910年，清廷为丁汝昌开复原官原衔，算是给后世一个交代。对于丁汝昌之死，晚清的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评论道：

丁汝昌夙将骑兵，以统海师，朝廷用人，自为失当。汝昌屡受督责，欲战，自知不敌，惟求一死塞责。大东沟之役（黄海之战），仓卒应敌。不知学理，立定远望台之上，致被震仆；反谓日炮击毁，倾覆受伤。朝臣不知机械之学，无从指驳。外人见之，无不匿笑。然汝昌见危授命，较之临阵脱逃之方伯谦、服毒呼救之刘步蟾，高之奚止一等，于以知旧道德，犹胜于新知识。

刘体仁说：丁汝昌原来是骑兵将领，后来统帅海军，朝廷如此用人是有失误的。战争中，丁汝昌屡屡遭受攻击、弹劾。他希望尽快和日本海军进行一场大战，知道不能取胜，只求用自己的一死去堵住那些攻击他的人们的嘴。在黄海海战中，他指挥北洋舰队仓促应战。他不懂海军作战的常识，站在“定远”舰的瞭望台上，导致被震落下来，身体受伤；反而说瞭望台被日军炮弹击毁，他因倾覆受伤。朝中大臣不知机械原理，没有去指责他，外国人看见了，都暗地里笑话他。但是，丁汝昌临危受命，（至死不降），比起临阵脱逃的方伯谦和服毒后呼救的刘步蟾，要强很多呀。从这里可以知道：谨守传统道德的人，胜过那些仅仅掌握新知识的人啊。

丁汝昌是怎样从“定远”舰瞭望台上跌落下来的，后来的说法很多，刘体仁所言只是其中一种。戚其章先生所著《甲午战争史》是这样讲述的：

12时53分，“松岛”驶至距“定远”3500公尺时，开始发炮。于是，双方展开了猛烈的炮击。“战阵甫合，炸弹遽来，正中“定远”之桅。桅顶铁瞭楼中，有七人焉，弹力猛炸，与桅同堕海底。又有一实心弹至，击中汽管，幸而未断。”丁汝昌正在飞桥上督战，因舰身“猛簸”，“抛堕舱面”，身受重伤。

淮军惨败，海军覆灭，李鸿章的北洋势力在甲午战争中被雨打风吹去，而支撑清帝国的一根巨柱轰然倒塌。

延伸阅读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李鸿章致电丁汝昌等人，激励他们死战勿退。其中，也表达出李鸿章对自己长期经营的淮军的失望。

汝等但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且新炮能击四面，敌虽满山谷，断不敢近。多储粮药、多埋地雷、多掘山沟为要。

半载以来，淮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

——顾廷龙等，《李鸿章全集》

清军到底败在了哪里

北洋舰队沉没的同时，日本3万多陆军占领山东威海卫，另外3个师团和1个混成旅团继续在辽东半岛狂飙突进，可以说，清军败局已定。在前面，我们更多地关注了北洋海军失败的原因，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双方陆军之间的差距。

战争前夕，日本陆军拥有6个师团和1个近卫师团，兵力总数为123047人，战马总数为38009匹（宗泽亚，《清日战争》）。清军的陆军总数在100万左右，占有绝对的优势。不过，清军中八旗兵和绿营兵已不堪用，练军和防军的战斗力要好一些，有35万人左右（《日清战史讲授录》），但是这部分军队分布于全国各地，难以快速集中起来，而部署在北洋沿线的清军（淮军、部分练军）有53281人（陈悦，《沉没的甲午》），这部分兵力是对日作战的主力。后来，日本投入中国本土作战的兵力达9万人左右。从这里看，对日作战的清军在兵力上处于劣势。

清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参差不齐，以淮军的装备最好。部分淮军装备了从国外引进的毛瑟枪，种类和规格却不统一，弹药的质量没有保证。晚清的兵器工业已经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仍然不能为清军提供统一制式的枪械。当时的顺天府尹、最早在小站编练新军的胡燏棻认为枪械制式不统一对军队的战斗力影响很大，后来总结说：

今中国无著名之厂，件件购自外洋。承平之日，部臣以款绌为难，先事未能预备。及变起仓猝，疆臣各办乃事，但以购得军火为责，未能讲求，以致同属诸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满数；德制粤制，并作一家。所由一旦临阵，号令不能画一，施放不能取准，此又一病也。（《上变法自强条陈疏》《晚清文选》）

日本的情况则与清朝有很大不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兵器工业发展很快，陆军普遍配备了国内生产的“村田13”式、“村田18”式步枪。这种步枪是参考法国和荷兰的步枪研制的，口径为11毫米，射距为2400米，性能优异。

日本火炮制造工业发展很快，同样实现了国产化。1881年，日本军部着手引进意大利的火炮制造技术，至1886年，日本完成了野战炮兵部队的装备更新。在作战中，日军采用野炮和山炮混用方案，兼顾了火炮的机动和火力。日军炮弹多采用榴霰弹，能够在清军阵地的上空爆炸，有很大的杀伤力，同时有极大的威慑力。

客观地讲，1865年至1894年之间，清军并非没有变化，但是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武器装备的更新上，其体制性的根本变化则很小。随着日本逐步进入近代化社会，日本军队逐步成为一支近代化军队，而清军则远远没有实现近代化。

写作《日清战争》一书的日本学者藤村道生曾经这样说：“北洋陆军（淮军）装备毛瑟枪和克虏伯炮，所以，它比使用村田步枪和青铜山炮的日本军队优越。但它不过是内战用的、示威用的军队。它完全没有近代战争所必须的给养、运输机构和兵站设备。因此，它不能把兵力集中到一个地方，并且机动能力太低，部队转移时总是会发生很大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进行运动战，退守防卫就成了它作战的中心。”

藤村道生所说的“兵站”是近代陆军中出现的后勤补给系统，辎重部队作为一个重要的兵种出现在近代陆军中。在甲午战争中，日军的兵站不但使用骡马、大车等平常运输手段，而且统筹运用船舶、铁路、通讯网络、设备器材等近代化手段，向前线作战部队投放物资，能够做到快速、有力。在战争期间，日本从美国进口了大量罐头供应海军、陆军，并且逐步在国内生产，开发出许多适合日本人口味的新品种，面包、饼干等新型军用食品也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去。

清军没有建立类似于兵站的近代化后勤补给系统，作战部队的行动受制于粮弹的供应。例如：作战部队到达作战地点的时候，粮弹却常常不能及时供应；一旦粮食供应不上，军队会出现哗变；部队实施撤离的时候，作战物资又常常得不到及时转移，便只好遗留给敌军，成为敌军的战略物资。

因为没有建立近代化后勤补给系统，清军在甲午战争中吃亏不少。战争期间，辽东半岛地区灾害频发，清军粮食的供应出现困难，官兵只好就地解决，入朝清军之所以军纪糜烂，与糟糕的后勤供应是有很大关系的。战争初期，清军之所以放弃平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弹药几乎耗尽，陈悦先生经过考证，在《沉没的甲午》一书中说：经过一天的激战，守卫平壤的清军所拥有的弹药不足以支撑像9月15日那样一天的战斗，清军在平壤兵败后勤。清军撤离大连湾的时候，几乎把原来积存的战略物资全部留给了日军。

另外，日军在战场情报的搜集、处理方面做得细致、完善，科技手段远比清军先进。在战争前夕，日本外务省电信科成功破译了清朝电报通信密码，清朝的军事计划和部署不再是秘密，日军根据这些情报从容布置。后来，在中日马关谈判中，因为日本破译了清朝的电报通信密码，李鸿章等人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清朝付出惨重代价。

再有，中日军队在官兵素质、野战通信、战地医疗、战俘安置等方面同样有着很大的差距。日本官兵接受近代军事培训的状况远远好于清朝军队，日本传统的尚武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对于提升日本军队的战斗力有着重要的作用。总之，中日两军的作战，实际是一支古代军队和一支近代军队的作战。

后来的史学家对甲午战争中清朝陆军的表现进行了更多的指责，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惯常的表现就是溃逃。仔细审视甲午战争的过程，我们会发现，清朝陆军整体上呈现不堪一击的状况，有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存在，那就是：无论是在朝鲜战场还是在本土战场，清陆军始终处于绝对的劣势。

1894年9月15日，平壤保卫战打响，兵力上处于劣势的清军曾经英勇作战，奋力抵挡日军的攻击，给日军造成很大的伤亡。然而，他们接着所面临的局面是：平壤被包围，弹药不能支持，援军难至。这是清军当夜溃逃的重要客观原因。

1894年10月24日，日本两支大军共55000人左右，同时从鸭绿江和大连湾方向向辽东半岛发动强大攻势，清军顿时陷入混乱之中。在辽东半岛的清军分属多个系统，慌乱中被调来调去，难以集结。在绝大多数的局部战场，无论是火力还是兵力，清军处于绝对劣势的位置，难以抵挡日军的进攻势在必然。

1895年1月20日，日军34600人在山东半岛登陆，从陆地上攻击北洋舰队。在山东的清军无法判断日军的登陆地点，担心日军在多个城市附近登陆，难以集结，阻挡日军向威海卫行进的清军只有10个营，在威海卫担任防御任务的淮军也只有5000人，因此说，清军在山东战败也是必然发生的事情。

清军为什么难以迅速集结，以优势兵力与日军作战呢？李鸿章的美国顾问毕德格曾经评论说：“中国素不以与外国战争为事，其兵皆散布各省，由督抚主政，兵部堂官并无高度会合之权。兵散则力分，故不能与外国争锋。日本改用西法，陆军、海军皆归部臣节制，故能通力合作，积健为雄。此中、东所以异也。”

另外，在对日作战期间，朝廷不能把绝大部分兵力调到环渤海地带，因为朝廷对国内的稳定充满防范之心，慈禧等人害怕再有太平天国起义这样的事件发生。再者，李鸿章与翁同龢等人的权力斗争也严重影响清军的决策、指挥系统。

总之，中日两国军队之所以是分属两个时代的军队，是因为晚清和日本是两个不同时代的社会。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中，社会体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1895年，因为早一步挤进了近代化国家行列中，国土狭小的日本打败了庞大的清帝国；10年后，日本又打败了幅员更加辽阔的沙俄帝国。

第五章　千古梦断在马关

屈辱的乞和之路

早在1894年11月，中日之间便开始接触，尝试和谈。12月20日，清廷任命户部左侍郎张萌桓、署理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与日方代表会商和议。当时，日本方面不愿意休战，便摆出傲慢的姿态，百般刁难中方代表，蓄意破坏和谈。1895年2月17日，日军占领刘公岛的当天，日本方面要求清政府派出全权代表，双方重开和谈，且点名要求恭亲王奕䜣或者李鸿章作为谈判代表。

为形势所迫，清廷顾不得严惩遭受“清流派”百般攻击的李鸿章，反而“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令其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他一直担任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职务由云贵总督王文韶署理。于是，李鸿章离开天津，2月22日到达北京，准备迈向屈辱的乞和之路。

前往日本的和谈之路必是艰难的，这是李鸿章与朝廷中大臣们的共识。大家猜测日本人的和谈条件，认为非割地、赔款不可。李鸿章备感艰难，上奏说：“割地之说，（我）不敢担承；假若（日军）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

作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态度坚决，坚持宁肯多赔款亦绝不割地。李鸿章对翁同龢这种不务实的书生意气颇为不满和不屑，便在传心殿议事的时候，怂恿翁同龢一起前往日本议和。翁同龢慌张地说：“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正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李鸿章假意说：“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孙毓汶、徐用仪等中枢大臣认为不割地恐难成和局，“诸人相对默默”，都没了办法。

2月26日，翁同龢见慈禧太后。奕䜣、李鸿章等人认为非割地不能议和，慈禧太后对此感到很生气，却又拿不出其他办法，索性对翁同龢说：“任汝为之，毋以启予矣。”（任凭你们怎么办都行，不用跟我说了。）整个清廷毫无主张。

2月28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奕䜣答外国记者问。奕䜣说：“我们知道自己在军事力量上比较薄弱，因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寻求和平是清国唯一的选择。假如日本人的要求过于苛刻，那我们只好继续战斗。”

有的外国记者暗示中国将再次战败，奕䜣这样说：“难道日本人能侵占我们所有的省份吗？他们这样做，苍天会答应吗？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会坐视不管吗？”他最后说：“假如大清国真的错了，他愿意承受苦难。”

日方大本营得知清朝方面将派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日本马关进行议和谈判，为了能够在谈判中攫取更大利益，要求侵华日军继续在辽河下游地区发动猛烈攻势，以此给清政府施加更大压力。

3月4日，日本第1军主力12000人左右发动了对牛庄的进攻。防守牛庄的是魏光焘率领的武威军和李光久率领的老湘军，一共有6000人左右。这两支清军拼死作战，奋勇搏杀，即使日本人也称赞他们“直前搏战，兵已陷入死地，无不以一当百”，“其能久与日军交锋者为武威军，奋死决战，力守至一昼夜，实清军中所罕睹也”。当天晚上，牛庄失守，日军伤亡389人，清军阵亡1000人左右，伤近700人，另有约700人被俘。

3月6日，日军第1师团进攻营口。防御营口的清军大约有4000人，看到日军皆望风而逃，日军进入营口城中时已不见清军一兵一卒。日军向营口西海岸炮台前进时遭遇地雷，两名日军士兵死亡。第二天拂晓，日军进入炮台，“四处搜索，不见一人踪影”。这样，日军只“损兵二名，毫不费力便占领营口”。

王文韶（1830-1908）：浙江仁和人，1852年中进士，1867年任湖北按察使，1872年授湖南巡抚。1878年后，历任户部左侍郎、署户部尚书、兵部左侍郎。1889年任云贵总督。甲午战争爆发后，朝廷召其觐见，帮办北洋事务。后接替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日军占领营口后，马上发动田庄台作战。田庄台位于营口以北，是营口通往山海关的必经之路，集结于此的清军大约有2万人左右。为了确保作战胜利，日军投入3个师团，大约2万人的兵力，集中各类火炮109门，是清军火炮的4倍。3月9日凌晨，日军对田庄台的清军发起总攻。清军不能支持，大败。上午10时30分左右，日军占领田庄台，随后将千余间民宅付之一炬。

在田庄台大战中，日军伤亡160人左右，清军伤亡2000人左右。时人分析说：日军占领田庄台之后，“自田庄台沿辽河而东，自鞍山站而西，皆为倭据。辽阳、锦州声援梗阻，必出石山站绕奉天会城，崎岖始达。于是辽阳斗绝，根本动摇，海陆交乘，畿疆危遇，而议款益亟已！”

这段话的意思是：从田庄台沿着辽河向东，从鞍山站往西，这些地区都被日本人占领了。辽阳和锦州之间的相互声援被阻挡住了，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往来必须出石山站，绕过奉天省城，经过崎岖的道路才能到达。于是，辽阳孤悬在外，辽东形势大变，日本人通过陆路和海路威胁京畿地区，对于朝廷来说，这是多么危急啊，议和便迫在眉睫了。

面对这样危急的形势，恭亲王奕䜣对光绪皇帝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请给鸿章以商让割地主权。”光绪帝只好答应。得知这一消息，3月2日，李鸿章上奏折说：

1895年，在牛庄的清军卫队

在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军队无论在士兵素质、火力装备还是整体作战能力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多次战斗中，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的作战，仍然难以战胜日军，且伤亡很大。在牛庄战斗中，6000武威军和老湘军浴血奋战，仍然以失败告终。清军伤亡1700余人，有700余人被俘；日军伤亡389人，其中死亡仅70人。

顷军机大臣恭亲王等，传奉圣主面谕，予臣以商让国土之权。闻命之余，曷胜悚惧！……伏念此行，本系万不得已之举……臣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苟有利于国家，何暇更避怨谤？惟是事机之迫，关系之重，转圜之难，均在朝廷洞鉴之中，臣自应竭心力以图之，倘彼要挟过甚，固不能曲为迁就，以贻后日之忧；亦不敢稍有游移，以速目前之祸。（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李鸿章说：听说皇上给我以商让国土的权力，我感到惊悚（因为会招致诽谤和骂名）。可是，这又是万不得已的办法。我深受皇恩，具有天良，只要对国家有利，我怎么能躲避那些诽谤和骂名呢？我尽力去做，倘若日本人要挟过甚，我不会过分迁就，以免为以后留下祸患；我也不敢在谈判时犹疑不定，加剧目前的危急局势。

3月4日，清廷发下全权敕书，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国所派全权大臣会同商议，便宜行事，定立和约条款，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所定条款，朕亲加查阅，果为妥善，便行批准。特饬。”

综观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令人钦佩之处在其极具担当意识。虽然知道前途艰难，也知道签署城下之约会遭人唾骂，李鸿章仍然挺起瘦长、老迈的身躯，前往日本。3月14日，李鸿章一行人坐船从天津出发，于19日抵达日本马关，第二天便与日方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举行第一次谈判。

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马关谈判是充满艰难和屈辱的。谈判的开始阶段，李鸿章尚能镇定自若，高谈阔论，在陆奥宗光看来，“其目的是想借此引起我国的同情，间用冷嘲热讽以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尽管他是狡猾的，却也令人可爱，可以说到底不愧为中国当代的一个人物”。

可是，伊藤博文等人随后便提出了苛刻的停战条件：日军应该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等中国城池、堡垒，这些地方的清军要把一切军需、军器交由日军暂管；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交由日军管理；清政府支付停战期间日军军费。伊藤博文等人态度强硬，毫不松口，李鸿章便陷入了尴尬和乞求的境地。

为了能够侵占中国的台湾，同时给李鸿章等人施加压力，3月23日，日军发动了对澎湖的作战。24日，日军占领澎湖各岛。同一天，在日本马关的中日代表进行了第三次谈判，李鸿章不能接受日方的停战条件，将停战之议搁起。下午，李鸿章从谈判地春帆楼返回住地的途中，忽然遭遇日本人小山风太郎的袭击，被击中左颊骨，血流不止。

李鸿章被刺事件引起了日方的惊惧，因为他们怕李鸿章因此中途回国，西方列强乘机干涉，日本无法达到勒索的目的。伊藤博文等人商量后，决定放弃原来的条件，先与李鸿章等人达成停战协议，以便双方谈判到底。

李鸿章并不了解日本方面的真实意图，当他从住所的窗口望去，看到日军源源不断被装入船中，准备向中国输送时，反而为不能迅速达成和局而忧虑。医生要为他割开创口，取出子弹的时候，李鸿章拒绝了：“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死生由命，我宁死无割。”

薄海惊心的伤痛

3月30日，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4月1日下午，日本方面提出和约底稿，主要内容是：承认朝鲜独立；中国把台湾、澎湖、盛京省南部地区（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赔偿军费3亿两白银；中国增开顺天府、沙市、湘潭等七处为通商口岸，日本进入中国货物减税，免除厘金，并得在中国境内制造一切货物。

面对日本人如此苛酷的条件，李鸿章深感愕然。他一方面致电清廷，请示旨意；一方面拟一说帖，对“割地”、“赔款”、“通商权利”三项进行驳斥。接到李鸿章的电文，清廷内部争论不休，意见相持不下。翁同龢言辞激昂，坚持不弃台湾；慈禧太后也曾传出懿旨：“两地（台湾、辽东半岛）皆不可弃，即使撤使再战，亦不恤也。”

可是，所有人都拿不出应付日军进犯的办法，害怕继续打下去，将来的局势更加不可收拾。所以，清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文中语意含糊：“纵敌意太奢，不能尽拒，该大臣但须将何处必不能允，何处万难不允，直抒己见，详切敷陈，不得退避不言，以割地一节归之中旨也。”清廷把难题重新推到了李鸿章面前。

日本方面从谈判一开始便破解了中方的电文密码，所以对清政府在谈判中的应对策略、底线掌握得非常清楚，伊藤博文等人的态度非常决绝。4月10日，伊藤博文面对带伤谈判的李鸿章，毫不留情地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辩？”伊藤博文回答：“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李鸿章苦苦哀求，伊藤博文始终坚拒。

为了令李鸿章等人尽快签署和约，伊藤博文等人不断实行外交讹诈，多次扬言：“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此岂吾人尚可悠悠迁延会商时日之时期乎？”

清廷上下唯恐京师不保，所以在日本方面的施压下，4月14日、15日，清廷给李鸿章连发两电，内容相同：“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订约。”清廷答应全面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

只是苦了谈判桌前的李鸿章。在谈判的最后时刻，年迈的李鸿章几乎是在乞求伊藤博文：“我并非不定约，不过请略减（赔款数额）。如能少减，即可定约。此亦贵大臣留别之情，将来回国，我可时常记及。”伊藤博文终不松口。

4月17日，中日全权大臣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中日讲和条约》，又称《中日马关条约》。此条约的主要内容有：承认朝鲜独立；中国把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地区割让给日本；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中国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处为商埠；日本人可以在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日本在威海卫驻军，中国贴补驻军费用，等等。

中日之间签署《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出，国际、中国国内一片震动。考虑到日本占据辽东半岛威胁到列强在远东既有和未来的利益，俄、德、法三国结成联盟，一致要求日本政府放弃“确实领有辽东半岛一事”，且以武力相威胁。面对三国的干涉，日本曾经拉拢英、美等国予以对抗，未获成功。

5月5日，日本政府致电俄、德、法三国公使，“约定放弃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同时，日本政府向清政府索取辽东半岛赎金。几番讨价还价，日本所要的辽东半岛赎金定为3000万两白银。11月8日，中日双方签订《辽南条约》，确定此事。

其实，俄、德、法三国暗藏祸害中国的心思。不久，三国向清政府索要此次还辽的酬谢，乘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延伸阅读

甲午战争期间北京城内的联语

是役都中诗词联语甚多，兹录五联。一曰：“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覆没，割地求和。”二曰：“台奉二百兆，一分薄礼；翁孙十八子，三代同堂。”谓常熟（翁同龢）、济宁（孙毓汶）、合肥（李鸿章）也。三曰：“送台湾，翁孙双定计；使日本，父子两全权。”四曰：“相国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五曰：“卫达三呼冤赴菜市；刘坤一挣命出榆关。”

——刘体智，《异辞录》

不能割舍的京师

《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在中国国内引起的震动非常大，反对的声音纷然而起。从4月下旬至5月中旬，各种反对批准《马关条约》的奏折如雪花般递到清廷。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认为：“若照倭索逐条，更是自困自危之道”，应该联合英、俄、德等国，“优与利益，订立密约，恳其实力相助，问其所欲，许以重酬，绝不吝惜”。

张之洞认为，可以把新疆、西藏的一些地方分别让予俄国、英国，以联合西方列强对日作战。张之洞也是病急乱投医，所谓“以夷制夷”的办法无非是饮鸩止渴。后来，李鸿章也采用了这样的办法，尤其是想利用俄国制衡日本，其结果是给中国造成了更大的祸患，中国迅速地被列强瓜分了。

前方将领刘坤一、宋庆，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等人纷纷上疏，痛斥《马关条约》的苛酷，认为清军可以与日军再战，坚决要求废约。刘坤一在奏折中说：“近得探报，倭新卒多以老弱充数，饷亦不继，在我只须坚忍苦战，否则高垒深沟，严为防御，倭人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尽势穷，彼将自为转圜之计。况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着。”

刘坤一是湘军集团的重要人物，原任两江总督。在“清流派”和李鸿章的斗争中，他是翁同龢等人制衡李鸿章的重要力量。1894年12月28日，清廷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诸军，等于解除了李鸿章的前敌统帅职务，由刘坤一代替。在后来的作战中，刘坤一也没有拿出有力的办法阻止日军的攻势，但是他却找到了一个对付日本侵略的战略性办法：“‘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着。”

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细看甲午战争，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单一的战役中，清军是无法和日军相抗衡的。要想从战略上打败日本侵略军，“持久战”是行之有效的、或许是唯一的办法。在甲午战争的后期，虽然日本方面不断叫嚣要继续向中国增兵，要占领北京，实际上日本也处于消耗极大，几乎不能再战的境地。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说：在战争后期，日本陆军的精锐全部开往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联合舰队被派往澎湖，日本国内“几成空虚，而且从去年（1894年）以来经过长期战斗的舰队以及人员、军需等均告疲劳缺乏”，“内外形势，已至不许继续交战的时机”。

刘坤一（1830-1902）：湖南新宁人，1855年参加湘军，属刘长佑领导的“老湘军”。1862年，因战功升广西布政使，1864年任江西巡抚。1875年9月，授两广总督，1876年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1891年，受命“帮办海军事务”。甲午战事起，淮军、海军战败，被命为钦差大臣，督关内外防剿诸军。

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如果和侵入中国的日军进行持久战，需要举全国之力，需要全民族做出牺牲，包括皇室在内的统治集团，而采取的重大行动首先应该是迁都。当时的主战派，如翁同龢等，曾经私下里提出迁都之议，但是无人敢在朝堂上正式进言。对于当时的情形，曾经是光绪翰林的文廷式后来记述道：

……至甲午之役，张孝达（张之洞）制军，李芍农（李文田）侍郎，皆主西狩之议，余亦以为不顾恋京师，则倭人无所挟持，俄主保罗之败法主拿破仑第一，空都城以予之，是良法也。沈子培（沈曾植）员外、蒯礼卿检讨，皆主暂避襄阳。

而内城旗人凶惧，尚书孙燮臣（孙家鼐）致书李芍农云：勿奏请迁都，若倡迁议，必有奇祸。盖李是时方考历代迁避之得失，欲有所论也，得是函而止。

既而寇愈迫，翁尚书（翁同龢）亦主迁，孙尚书（孙毓汶）则主乞和。两人争于传心殿，孙之言（孙毓汶）曰：“岂有弃宗庙社稷之理？”翁亦不敢尽其辞……（文廷式，《闻尘偶记》）

这段话的意思是：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李文田都主张皇室迁出北京，我也认为朝廷如果不再顾恋北京，日本人便没有什么可以要挟的，如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把一座空空的莫斯科城让给拿破仑，这是个好办法。沈曾植等人主张朝廷暂时到襄阳躲避。可是，北京城内的旗人令人畏惧，孙家鼐给李文田写信说：不要奏请迁都，否则必有奇祸。李文田当时正在考证历代迁都的得失，想发表一番看法，大概得到这封信便停止了。

文廷式接着写道：日军越来越迫近京师，翁同龢也主张迁都，孙毓汶主张乞和，两个人在传心殿争执不下，孙毓汶便说道：“难道有舍弃宗庙社稷的道理吗？”听到这句话，翁同龢便不再说什么了……

为什么“若倡迁议，必有奇祸”？因为京师是清王朝皇室和整个统治集团安身立命之所在，是皇室权威的象征。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个王朝如果迁都，从大处看，整个王朝的统治会受到削弱；从小处着眼，皇室和大臣们安稳、奢华的生活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朝廷上下始终以京师为最重，日本方面始终以攻占京师相威胁。

这时候，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更不愿意离开北京皇城，因为甲午战争期间正逢她的六十大寿，她时刻不忘好好地享受一番。从《翁同龢日记》中可以看到，即使在甲午战争期间，“虽军事万急，国将不国，慈禧仍大举祝寿。并且公开传旨，要群臣贡献，大事聚敛，最为不堪。”因为祝寿的事情，慈禧太后曾经对群臣说了这样一句话：“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清廷上下无人敢言迁都，即使光绪帝昭告天下，解释自己批准《马关条约》的苦衷时也强调：“陪都（指沈阳）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二十年来慈闱（指慈禧太后）颐养，备极尊崇，设一朝徒御有惊，则藐躬何以自问？”一语道破真相！迁都会令慈禧太后受到惊扰，因此不能迁都。不迁都便无法和日本侵略者实施持久战，便无法抵御日军的军事行动，只能签订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约，把整个民族拖入灾难的深渊。这便是帝制、王朝的罪恶之一！

与这次中日战争（国外历史学者称“第一次中日战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抗日战争（国外历史学者称“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中国方面迁都抗战，坚持持久战和消耗战，最终拖垮日本，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也让在甲午战争中被割让出去的台湾、澎湖等地重新回到了中国的版图中。

轻于一掷的台湾

面对甲午战败和一纸《马关条约》，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等人并非无动于衷。慈禧后来对刘坤一说：“（甲午战争中）我每闻军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战事进行中，直隶总督王文韶奉诏进宫，看到光绪帝“词气尚能镇定”，慈禧则“忧愤形于辞色”。应该说，面对战败的事实，慈禧和光绪帝同样是感到痛苦的。

李鸿章在日本签署《马关条约》，是否予以批准，慈禧和光绪帝同样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尤其是光绪帝，其内心深处是相当痛苦的。当孙毓汶等人请光绪帝用印，以示同意批准《马关条约》的时候，光绪帝悲愤地说：“条约要割台湾，而台湾一割，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但是，他也没有与日本继续交战的决心，只能提出“应先请太后懿旨，再作定夺”。

慈禧太后没有马上表态，她让内监传旨：“今日偶感冒，不能见，一切请皇帝旨办理。”第二天，她再次传旨：“和战重大，二者皆有弊，不能断。令枢臣妥商一策以闻。”不能迁都再战，只能接受城下之约，大臣们议来议去，没有结果，光绪帝只能决定批准《马关条约》。他召见军机大臣后回到书房毓庆宫，见到了自己的老师翁同龢，两个人“战栗哽咽”，“相顾挥涕”，都有痛不欲生的感觉。

一阵喧闹之后，清廷还是批准了《马关条约》，1895年5月8日下午，中日双方代表在烟台顺德饭店换约。5月17日，光绪帝在公告全国臣民的诏书中，这样陈述了他批准《马关条约》的“苦衷”：

自去岁仓猝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纭招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至今日而关内外情势更迫，北则竟逼辽沈，南则直犯京畿，皆现前意中之事。

陪都（沈阳）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二十年来慈闱（慈禧太后）颐养，备极尊崇，设一朝徒御有惊，则藐躬何以自问？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沿海防营，多被冲没，战守更难措手；用是宵旰彷徨，临朝痛哭，将一战一和，两害熟权，而后幡然定计。此中万分为难情事，乃言者奏章所未详，而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中华书局，《清实录》）

光绪帝说：自从去年中日仓促开战以来，朝廷征兵调饷，不遗余力。可是，因为缺兵少将，只好临时招集，好似乌合之众，以致海战、陆战，战无一胜。今日，关内外形势更加危急，日军向北可以逼迫辽阳、沈阳，向南可以进攻京畿地区，这都在意想之中。沈阳是大清皇室祖先陵寝所在之地，北京更关乎宗室社稷；何况20年以来（从光绪帝登基算起），太后在北京颐养天年，备受尊崇，要是哪一天她受了惊吓，我扪心何以自问？最近海啸成灾，这就是老天在给我以警示。在痛苦中我权衡利弊，最终决定批准《马关条约》，其中有许多为难的情事，希望天下人能够谅解。

光绪帝在这份诏书中所说的“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是指1895年5月5日发生在天津附近地区的一场自然灾害。据翁同龢日记称：“初四五，天津大风雨。初五寅卯海啸，新河上下各营被冲，水深四五尺，淹毙甚多，计六十余营被其害。北自秦王岛，南至埕子口，皆然。此时值此奇变，岂非天哉？见起三刻，上意幡然有批准之谕。”甲午战争其实是一场人祸，光绪帝等人却以自然界中的一场灾害为其掩饰。

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台湾，尤其听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台湾民众感到无比惊讶和愤慨，“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许多人给朝廷上书，坚决反对割让台湾。台湾举人汪春源等人在书中说：

睹此全台惨痛情形，岂有不上廑圣虑？但以议者必谓统筹大局，则京畿为重，海疆为轻故耳。不知弃此数千百万生灵于仇敌之手，则天下人心必将瓦解，此后谁肯为皇上出力乎！大局必有不可问者，不止京畿已也。（戚其章，《甲午战争史》）

汪春源等人说：是啊，我们知道大局为重，京畿远比海疆地区重要；可是，朝廷舍弃千百万百姓，把他们送入民族仇敌之手，天下人心必将瓦解，将来谁肯为皇上出力呢？整个国家大局必然因此出现变化，其危害不止在京畿啊。

此时的朝廷仍然只是考虑京畿地区的安危，决心放弃台湾。4月19日，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接到总理衙门的电报，称：“割台系万不得已之举，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交割台湾，限两月，余限二十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

清政府割让台湾一事已经无可挽回，台湾民众只好自主拒日保台。5月25日，士绅丘逢甲率领台北民众拥至巡抚衙门前，宣告成立“台湾民主国”，拥立唐景崧担任总统。至于成立“台湾民主国”的缘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而是如布告中所言：“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其实是一种特殊形势下的权宜之计。

唐景崧担任“总统”之后，改布政使司为内务衙门，改筹防局为外务衙门，改全台营务处为军务衙门。在三个衙门之外设立议院。同时，唐景崧把台湾境内的清军和义军整合在一起，准备抵抗日军的入侵。

台湾抗日武装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台湾知府黎景嵩领导的新楚军和乡勇，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台湾民众自发组织的义军。这些武装统一由刘永福指挥。他们团结奋战，不向日军屈服，坚持战斗了接近5个月的时间。

6月2日，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代表清政府在台湾海面和日本官员匆匆完成台湾交割手续。而早在5月29日，日本军舰在基隆附近发动攻势，日军开始登陆，武装占领台湾。台湾军民奋起抵抗，以武力抵御日本对台湾的占领。

从5月29日直到10月21日，台湾军民对日本军队的武力占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日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接近5个月的作战中，侵台日军被打死、打伤5000余人，是甲午战争中日军伤亡人数的2倍。（《清代全史》）作战期间，日本近卫师团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亲王、第2旅团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皆因伤、因病死亡。同时，侵台日军中有两万多人因病被送回国内。

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实施了残酷的殖民统治。藤村道生在《日清战争》一书中写道：“就民政而言，（日本）采取的是向（日本）内地伸延的方针，不顾（台湾）居民的生活习惯和以前的行政组织，不承认居民的基本人权，更不给予参政权。因此，当地抗日意识强烈，并不断发生反乱。日本（在台湾）当局公开承认，在1898年至1902年的5年中，判刑或杀害了12000名‘叛徒’”。

第六章　甲午之后的风云

战争后的李鸿章

在甲午战争中，淮军和北洋海军一败涂地，李鸿章随之从晚清权力舞台上一下子跌落下来。作为晚清历史上的重量级人物，李鸿章的跌落不仅令这位古稀老人感到辛酸和痛苦，同时使得晚清历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清军在平壤战败，李鸿章便遭受到朝中百官的猛烈抨击。1894年9月17日，他受到了光绪帝“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惩处。在关键时刻，多亏了慈禧太后给他撑腰，他才没有倒下去。不过，随着前方的兵权逐渐转移到宋庆、刘坤一等人的手中，李鸿章手中的权力于无形中大为削减。

清军从朝鲜败走，战场转移到中国本土之内。因为日军在辽东半岛南部登陆，旅顺很快陷落，李鸿章遭遇了更大的抨击。光绪帝本来要革除他的职务，此时又是慈禧太后出面，保住了这位老臣；而慈禧之所以保住李鸿章，是因为李鸿章与淮军的关系。1894年11月28日，翁同龢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

午初三刻传太后见起，午正二刻入见于仪鸾殿，论兵事，斥李相贻误，而深虑淮军难驭，以为暂不可动，礼邸（礼亲王世铎）、高阳（李鸿藻）颇赞此论。

慈禧太后召见翁同龢等人的时候，在他们的面前把李鸿章斥责一番，认为是他贻误战局；考虑到淮军难于驾驭，所以决定暂时维持李鸿章的职务。同时，清廷已经做好了“换马”的准备。1895年初，云贵总督王文韶被任命为“帮办北洋事务大臣”，李鸿章的处境更是糟糕。他的女婿张佩纶在《涧于日记》中写道：“闻王文韶派帮办北洋大臣，上（光绪帝）之疑合肥（李鸿章）深矣，处此地位，诚亦进退维谷也。”

北洋海军在威海卫覆没之后，本来李鸿章难逃被治罪的厄运，可是因为日本方面指名要其前往日本议和谈判，他被“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令其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他担任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由王文韶署理。

李鸿章摇摇晃晃，没有倒下去，属于他所领导的淮军集团里的其他人却纷纷倒下。在此期间，李鸿章的哥哥、两广总督李瀚章被免职；李鸿章的老部下、四川总督刘秉璋被免职。另有许多淮军集团的官员、将领被治罪，甚至被杀：卫汝贵、叶志超、丁汝昌、龚照玙、赵怀业、卫汝成、张士珩、刘盛休等人纷纷获罪。

李鸿章的全家福

甲午战争之后，尽管李鸿章失去了往日的权势，陷入了落寞的境地，日本的报纸仍然予以足够的尊重：“彼（李鸿章）自退出总理衙门后，或任治河而远出于山东，或任商务而僻驻于两广，直至义和团事起，乃复任直隶总督，与庆王同任议和全权。事方定而溘然长逝，此实可称悲惨之末路，而不可谓耻辱之末路也。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尽也。”

李鸿章治下的淮军原来是精锐之旅的代名词，不料在甲午战争中纷纷溃败，不但被雨打风吹去，而且在社会上留下恶名。张之洞派人到广东募集粤勇的时候，一再嘱咐手下人：“一切照湘军营制，不可言照淮军。淮军屡战不利，朝廷深不喜之。此系粤勇，万勿袭淮军之名，切切！”对淮军，唯恐避之不及。

精锐的淮军和北洋海军是李鸿章得以在晚清政坛立足的支撑，如今这些军队没有了，李鸿章变得不再重要，可有可无，处境更加凄楚。李鸿章在日本马关遭枪击受伤，条约签订后回国，在天津养伤，料理和谈未竟事宜。因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约，李鸿章遭受更大规模的抨击和弹劾，甚至被人称呼为“汉奸”。朝中许多大臣请求将李鸿章治罪，尤其反对他回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

鉴于李鸿章处境险恶，他的女婿张佩纶给军机大臣李鸿藻写信，希望他能够出面帮忙，设法保全李鸿章：

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晚节若此，爱莫能助，夫复何言？惟综其生平而论，以功覆过，略迹原心，七十老翁，何所求乎？议约竣（此约如何能议得惬人意耶？），能容其退归，以全恩礼，在朝廷亦是厚德。公笃故交，求曲保全之。（上海古籍出版社，《涧于集》）

张佩纶说：李鸿章平素是仁厚的，只是喜欢用一些有才的小人，晚年的时候被贪诈的人利用，七颠八倒，一误再误。他晚节不保，实在没有办法呀，如今也没有话说。总起来看他的一生，他的功劳还是大于过错的，他的本意用心还是好的，只要能肯定这一点，对于他这个七十老翁来说，还求什么呢？《马关条约》是肯定不能让国人满意的，处理完和议的未竟事宜，能够让他正常退休、回家，朝廷也是有仁厚之德。你和李鸿章是老朋友了，请求您设法保全他吧！

张佩纶完全是用一种卑下、乞求的口气为李鸿章说话。一年之前，李鸿章还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汉族大臣中最有权势者，不把李鸿藻、翁同龢等人看在眼里，曾经放言：“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如今，李鸿章的地位一落千丈，处境险恶，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前后对比，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1895年8月28日，李鸿章进京陛见。这一天，他面对的是光绪帝和朝中大臣对他的怨恨，他最终被解除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翁同龢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李鸿章在朝堂上的窘状：

是日，李鸿章到京请安，与枢臣同起召见。上（光绪帝）先慰问：“受伤愈否？”旋诘责以：“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词甚峻厉，鸿章亦引咎唯唯，即命先退。翰林院代递六十八人连衔折，劾李鸿章。……有旨，李鸿章留京，入阁办事，王文韶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中华书局，《翁同龢日记》）

清廷命李鸿章入阁办事，给他保留了一定的脸面，实际是将他闲置起来。好在他在外国人眼中还是个人物，1896年春天，他作为清政府头等使臣前往俄国，出席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同时与俄国订立密约。之后，他由俄国前往德国、英国、美国访问。1896年10月，朝廷命李鸿章在总理衙门行走。1898年10月，李鸿章被派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1899年夏天，在天津设立医学堂，后充任商务大臣，到南北洋各埠考察。1900年初，署理两广总督，前往广东。

相比于1862年至1894年那段光辉岁月，对于李鸿章来说，甲午战争后的几年是落寞的时光。这时候，他早已过了古稀之年，进入了人生的最后岁月，按理说，他正好可以辞官回家，颐养天年，但是，他始终未退。至于其中原因，史书中有多种解释。《清史稿》是这样描述的：

（李鸿章）自壮及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或劝之归。鸿章则言：“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

《清史稿》说：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后回到国内，抨击他的声音始终不断，有人劝他辞官回家算了。李鸿章说：“对于国家来说，我实在不能袖手旁观。今日国家的事情败了，我请求离开，那么国家依靠谁呢？”

从这段文字，人们可以看到李鸿章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担当意识。当然，李鸿章是一个老官僚，他的所作所为必然包含他的政治智慧。1896年1月27日，他的老部下吴汝纶给他写信，为他的进退出谋划策：

某愚见，为函丈熟筹，以为不如养安京辇，师长百僚，平时虚与委蛇，追东山绿野遗躅；一遇险难，群公错愕相顾之会，犹可时出绪余，解纷排患，自效其忠荩，为国之素。此公私两益之策也。

吴汝纶给李鸿章出的主意是：待在北京，作为百官的前辈，平时应付他们一下，大多数时间里悠然自得。国家遇到艰难的时候，百官没有办法，你可以指点一二，以消除国家的祸患，也是为国尽忠。这是对公、对私都有好处的办法。

不知李鸿章是否听从了吴汝纶的计策，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大体合乎吴汝纶的办法。当然，人们不要忘了李鸿章身上固有的“痞子气”特质，以及他阅尽风雨后所具有的旷达胸怀，他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艰难的政治时期。他不管别人怎么抨击、谩骂，一脸无所谓的神态，对人说：“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他还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书房里自我解嘲，联曰：“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这大概受益于他的老师，曾国藩的“挺经”，曾国藩曾经说：“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1900年，李鸿章担任两广总督。任职未久，北京爆发庚子事变。7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麻烦事来了，慈禧太后再次想到了李鸿章。清廷下达谕令，要求李鸿章迅速北上，处置时局，随后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想到将再次面临马关之辱，启程时心情灰暗，黯然说道：“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随后，眼泪一连串地落下来。

李鸿章乘船北上，曾经在上海停留，有人劝他以马关议和为鉴，不要再做招致骂名的事情。但是，北京的局势无法处置，慈禧太后不停催促，李鸿章只能北上。到了北京，满眼尽是遭遇浩劫的景象，李鸿章的内心充满悲伤。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跑了，中南海里住进了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李鸿章前去见他。进入中南海的大门，李鸿章下轿步行。身边的人问：“为什么不乘轿呢？”李鸿章说：“朝廷虽然流亡，这里仍然是君门，我怎么忍心忘记呢？”说罢，再次留下热泪。

1901年7月25日，李鸿章在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上签字。签约后，他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写道：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和议会同画押折》，《李鸿章全集》）

李鸿章说：臣等检讨过去，然后知道，近几十年以来，每一次和外国发生战争，必然多一次吃亏。发生在去年的庚子事变尤其仓促，所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现在中外已经议和，局势大体稳定下来，仍然希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国家的形势也许会逐渐出现转机。国家好比是一个多病的人，应该好好地调养，千万不要伤了元气；如果再要好勇斗狠，必然会有生命之忧啊！

李鸿章言真意切，这可以说是一位老臣的最后遗言。两个月之后，他背着“汉奸”的骂名寂寞地死去，临终之际仍然死不瞑目。在场的周馥这样记道：

比至，相国已着殓衣，呼之犹应，不能语，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我抚之哭曰：“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余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遂瞑，须臾气绝。余哭之久，不能具疏稿。（周馥，《自订年谱》）

周馥说：等我赶到的时候，李鸿章已经穿上了殓衣，我呼唤他，他还能回应，只是不能说话，一直到第二天正午，他仍然睁着眼睛，不能闭上。我抚摸着他哭着说：“老先生，你还有什么心思放不下，不忍离去吗？您曾经手却没有办完的事情，我们这些人会继续办完，请您放心走吧。”他的眼睛忽然动了一下，眼泪流下来；嘴也动了一下，好像要说话。我用手抹下他的眼睑，大声对他说话，他才闭上眼睛，一会儿便没了气息。我哭了很久，以至于无法给朝廷书写奏折。

听到李鸿章去世的消息，慈禧太后的眼泪当场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朝廷追赠李鸿章“太傅”，追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5000两治丧，准许在京师及全国建祠10处，以为纪念。

应该说，李鸿章的一生虽然饱经风雨，最终得以善终。他年少进京时曾有“三千里外觅封侯”的大志，大体也得以实现。

延伸阅读

李二先生是汉奸

及甲午之败，文忠（李鸿章）有所借口，而政府犹不悟也。时朝中士无不右翁而左李，无不以李为浪费，动辄以可使制梃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以棍棒抵挡坚甲利兵）为言，顽固乖谬，不达时务，众口一词，亦不可解。至因优伶杨三之死，而为联语云：“杨三已死无苏丑（杨三，昆丑也），李二先生（李鸿章）是汉奸”。昌言（没有遮拦地说话）无忌，不辨是非如此。

——佚名，《清末实录》

战争后的翁同龢

甲午战争过后，李鸿章的北洋势力被雨打风吹去，翁同龢等人达到了检验北洋军力成色的目的。李鸿章掌握的军队已经不成气候，翁同龢等人眼中的钉子被拔去，朝廷去除了尾大不掉之势，那么翁同龢等人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虽然被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仍然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名义上相当于宰相之职，他与翁同龢的战争还在继续。翁同龢仍然会抓住他细小的失误弹劾他，而他也想尽办法不让翁同龢感到丝毫的痛快。据《庚子西狩丛谈》一书记载，李鸿章在北京时住在贤良寺，有一天，袁世凯前来拜见他，对他说：

中堂再造元勋，功高汗马。而现在朝廷待遇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迹同旅寄，殊未免过于不合。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鼓鼙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老成声价耳。（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袁世凯表面上为李鸿章的遭遇鸣不平，劝他暂时告退，等到将来发生重大事端，朝廷会以隆重的仪式请他重新出山，到那时李鸿章的重要性便会体现出来。李鸿章是怎样的人，早已从他的说话中听出他的来意，随即以严厉的口气对袁世凯说：

止，止，慰廷（袁世凯的字）！尔乃来为翁叔平（翁同龢）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大学士），我开了缺，以此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

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也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袁世凯只好悻悻地离去了。据《庚子西狩丛谈》一书记载，李鸿章此后仍然给过袁世凯难堪，不过在他去世前写给朝廷的遗折中，他仍然推荐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可见李鸿章在最后时刻仍然能以国家为重。尽管李鸿章没有奏请开缺，为翁同龢让路，翁同龢最终还是担任了协办大学士的职务，那是在1897年，因为李鸿藻去世了，翁同龢补了他的缺。

甲午战争后，因为李鸿章的跌落，翁同龢的权势显得更重了，翁同龢好似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其实，朝堂上的形势总是波谲云诡，暗流涌动。人们在唾骂李鸿章的时候，也看到了翁同龢在战争中所起的负面作用，许多人把矛头指向了他。战后崛起的权臣，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荣禄在给陕西巡抚鹿传霖的密函中说：

常熟（翁同龢）奸猾成性，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南（即孙毓汶），与合肥（即李鸿章）可并论也。合肥甘为小人，常熟则仍做伪君子。刻与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中国史学会，《中日战争》第4册）

灾祸正一点点向翁同龢靠近。造成这种状况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翁同龢与李鸿章的身份正发生悄然的变化，李鸿章被闲置，而翁同龢需要处置的事务逐渐增多，他开始变成一位实干者。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需要向日本支付巨额的赔款，赔款的筹集是艰难的，清朝不得不向外国借款，不得不再次丧失权益。作为军机大臣和户部尚书，翁同龢主持了这一艰巨的工作，像原来的李鸿章一样，他也招致了诘责和骂声。

这个时候，翁同龢需要韬光养晦，收敛锋芒。然而，他不知道灾祸已经悄然来临，仍然保持着自负的性格和刚愎自用的做派。清末民初的金梁在《四朝佚闻》中说：

翁（同龢）好延揽而必求为己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沈、李、王、阎，初皆交好，终致参差。即与潘祖荫同直，亦不免意见。至于礼、庆、荣、刚，更久为所轻，故遇变乃争下石焉。

金梁说：翁同龢喜欢罗致众人，目的是为己所用；他广泛地结交招纳，却不能容忍异己的存在。他与沈桂芬、李鸿藻、王文韶、阎敬铭在交往的开始阶段，关系都不错，后来逐渐不和。他与潘祖荫一起入值军机，彼此也产生了不少意见。至于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荣禄、刚毅等人，更是被他看不起，对他心生怨气。因此，当他遇到变故的时候，大家纷纷落井下石。

其实，在中国古代的朝堂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永远存在的是争斗和攻讦，那些做事多的人往往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时候，做事最多，他便是那“木”，翁同龢是“风”；李鸿章下去了，翁同龢便成了“木”，其他人成了“风”。

甲午战争后，翁同龢不只是角色有所转换，其政治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逐渐支持变法。甲午战争给清帝国带来薄海惊心的伤痛，翁同龢同样深受刺激，终于意识到“旧法实不足恃”，变法势在必行。1895年7月1日，他接见了主张变法的康有为。康有为在京城中筹办强学会，翁同龢热心支持。康有为曾经说：“强学会之创，京朝诸公，欲合天下之力，同上下之气，讲经新之治。……翁、孙两师傅咸主之，翁师傅（翁同龢）拨机器一副，孙师傅（孙家鼐）租房子。”

1897年11月，“巨野教案”发生，德国兵舰抢占了中国的胶州湾。作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参与此次事件的处置。在交涉过程中，德国方面提出了很多苛刻、无理的要求，不时以武力相威胁，翁同龢等人处境凄惨，内心充满屈辱。11月22日，他在日记中记道：

薄暮总办送信，一海使（海靖）照会，妄谓章镇（登州镇总兵章高元）不退，今拿获。一北洋电，廿六日德提督携炮入胶州，一宿乃去。阅之发指。夜不眠。（中华书局，《翁同龢日记》）

得知德国人炫耀武力，翁同龢愤怒到了极点，几乎一宿未睡。受时局刺激，翁同龢的心绪极差。12月11日，农历十一月十八日，天气晴，非常寒冷。这天上午，翁同龢是这样度过的：

早入，外折一，见起三刻，明发，一李秉衡开缺，自请却未提；一裕禄授川督，裕长等调任。

论胶事，上述慈谕看照会稿甚屈，以责诸臣不能整饬，坐致此侮。臣愧悔无地，因陈各国合谋图我，德今日所允，后日即翻，此非口舌所能了也。词多愤激，同列讶之。余实不敢不倾吐也。

散时尚早，小憩出城，赴总署发罗使电，令洞察德、英合谋状。（中华书局，《翁同龢日记》）

翁同龢说：“早晨入见皇上，谈起胶州湾事件。皇上说，太后看了中德之间的照会稿，感觉中方让步太多，于是责怪诸位大臣没有尽职，无故招致侮辱。我听皇上这样说，感到非常羞愧，也感到特别委屈，于是向皇帝陈述我们谈判中的困难：列强合伙谋害于我，德国方面今日答应的事情第二天就会推翻，这不是仅用口舌就能解决的事情。我的言辞中充满激愤，令一旁的大臣们感到惊讶。我实在是忍不住了，不能不说出来。散朝的时候还早，我稍微休息了一会儿便出城了。到总理衙门给罗公使发了一份电报，让他查清德国、英国合谋的真实情况。”

后来的研究者查看《翁同龢日记》手稿本，发现翁同龢后来改动了12月11日的日记，他隐匿了一些真实的行动。种种史料证实，翁同龢“小憩出城”，是去了宣武门南的南海会馆，去接见了康有为，去劝说他留下来，参与变法。翁同龢越来越倾向变法，以收拾时局。1898年1月16日，翁同龢在日记中记道：

早入，外折多而无见面。见起，上（光绪帝）颇诘问时事所宜先，并以变法为急。恭邸默然。（我）谓从内政根本起。臣（指自己）颇有敷对，诸臣亦默然也。（中华书局，《翁同龢日记》）

这一天，光绪帝诘问军机大臣如何应对危局，他认为应该赶紧变法。恭亲王奕䜣默然不说话。翁同龢赞同皇帝的主张，认为应该从变革内政等根本着手，并且做了系统的阐述。其他大臣不置可否。

1898年1月24日，翁同龢、李鸿章、荣禄等人在总理衙门西花厅约见了康有为，康有为阐述了自己的变法纲领。随后，康有为不断上书光绪帝，恳请变法。在他的鼓动下，光绪帝逐渐下定了变法的决心，终于在6月11日下发《明定国是诏》，发动了戊戌变法。在这个过程中，翁同龢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1898年五六月份，翁同龢身上出现了反常的现象：他再次表露出倔强的性格，不断与光绪帝发生抵牾。5月13日，德国亲王亨利到达北京，访问中国。在接待过程中，翁同龢持守旧的态度，这令光绪帝感到非常不满。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有出使外国的经历，具体参与了整个接待过程。后来，他与日本驻京公使矢野文雄有过一番密谈，其中谈到光绪帝与翁同龢在接待亨利亲王过程中的一些冲突：

关于近期德国亨利亲王谒见一节，翁（同龢）坚拒皇帝与之进行握手之礼。而皇帝采纳其他革新派的意见，当日果然行之。于是，翁对皇帝大放怨言。另外，当外使来访之际，大臣等应该陪食飨宴，而翁又拒不出席。翁对诸事之意见都被排斥，其（光绪帝）愤怒之心，显诸行迹。（孔祥吉等，《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

张荫桓说：“翁同龢不同意光绪帝与亨利亲王行握手礼，光绪帝不从。翁同龢大放怨言，并且拒不出席接待外使的宴会。翁同龢的态度令光绪帝感到愤怒，受此影响，他的话很难得到皇帝的认可。”

5月25日，亨利亲王离开了北京。第二天，光绪帝与翁同龢再次发生不快，此次不快是因为康有为引发的，倔强的翁同龢把他对康有为的不满表现在皇帝面前。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道：

上（光绪帝）命臣（翁同龢）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翁同龢）对以：“此人居心叵测。”（皇上）曰：“前此何以不说？”（翁同龢）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中华书局，《翁同龢日记》）

光绪帝要求翁同龢通知康有为，希望康有为能将原先上呈的条陈、译书重写，然后递进。光绪帝没有想到，原先支持变法并且向他引荐康有为的翁同龢态度大变，翁同龢态度冷淡地说：“我与康有为不往来。”翁同龢反常的态度令光绪帝感到不解，甚至是愤怒。

5月27日，光绪帝仍然惦记让康有为进书的事情，再次让翁同龢去办。翁同龢的态度仍然执拗，这不仅令光绪帝大怒。翁同龢在日记中记道：

上（皇上）又问康书，臣（翁同龢）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上仍不允。

退，乃传知张君，张正在园（颐和园）寓也。（中华书局，《翁同龢日记》）

翁同龢仍然表示不愿和康有为来往，光绪帝发怒了，大声诘责他。翁同龢顶撞说：“皇上可以通过总理衙门令康有为进书。”皇帝不允，命令他必须到张荫桓那里，让张荫桓传知康有为。翁同龢再次顶撞光绪帝，说：“张荫桓日日进见，你为什么不当面下达谕令？”光绪帝盛怒之下，坚持要翁同龢前去张荫桓那里传达谕旨，翁同龢只好照办。

6月11日，光绪帝召见军机大臣翁同龢，命令他拟写圣旨，明白宣示：“今宜专讲西学”，马上举办京师大学堂。翁同龢随即对皇帝说：“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光绪帝点头同意。翁同龢退出，拟写两道圣谕，由内阁明发。翁同龢起草的圣旨便是著名的《明定国是诏》。

6月12日，即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的第二天，翁同龢与光绪帝再次发生抵牾。翁同龢在日记中记道：

是日见起，上欲于宫内见外使，臣以为不可，颇被诘责。又以张荫桓被劾，疑臣与彼有隙，欲臣推重力保之。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三刻退。（中华书局，《翁同龢日记》）

光绪帝希望能够按照西方的礼节，在宫中接见外国使节，翁同龢认为不可，出面劝阻，光绪帝非常生气，将他狠狠指责一番。因为这段时间里，张荫桓常常被众人弹劾，光绪帝认为这是翁同龢与张荫桓不和所致，要求他“推重力保之”。翁同龢认为张荫桓遭弹劾与自己无关，自己受了委屈，在皇帝面前据理力陈，激动之下，说了很多话。

6月13日，翁同龢与光绪帝之间又发生了不快。他后来在《自编年谱》中说：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折，保举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为“通达时务人材”，光绪皇帝求贤若渴，要即日召见，翁同龢又站出来，对皇上说，“宜稍缓”。

在1898年5、6月份，翁同龢为什么会不断与光绪帝发生抵牾？其中原因纷繁复杂，拙作《自救与变法》有较为详尽的解读。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其一生看，翁同龢总体上算是守旧人物，在1897年底、1898年春天，他的行动中出现了要求变法的强烈冲动，这更多的是由当时的环境逼迫造成的，这种冲动会随着环境的逐渐平静而趋于消失，他也会重新回归倔强与保守。

从翁同龢的日记看，6月14日，翁同龢正常入朝，没有和光绪帝再发生冲撞。6月15日清晨，天空中飘着细雨，连绵不绝，翁同龢内心感到很高兴，因此起得很早。他仍旧入朝，进见皇上时却一个人被挡在了外面。他正独坐看雨，忽然接到光绪帝的朱谕，听到了自己被罢免所有职务的决定。上谕说：

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任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中华书局，《翁同龢日记》）

这道上谕的意思是：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适当，众人议论纷纷，屡屡参奏他。皇上常常召见他，向他询问事情的原委，他的回答很不认真，喜怒于色，渐渐露出大权独揽、悖逆皇上的情状，如此是断断不能担当重任的。本来应该认真追查，重重惩办，姑且考虑他担任皇帝老师多年，不忍心严厉地谴责他，命令他辞去所有职务，回到原籍家中。皇帝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保全他。

翁同龢被罢官是近代史中的一桩公案。翁同龢到底是因为什么被罢黜？这是光绪帝本人的意愿还是慈禧太后的意志？后来的人们议论纷纷。被罢官后，为了躲避来自朝廷的加害，翁同龢删改过自己的日记，更令这桩历史公案迷雾缭绕。

6月16日，翁同龢前去拜别曾经与自己情同父子的光绪帝。他这样记道：“午正二驾出，余急趋赴宫门，在道右磕头。上（光绪帝）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遂行。”光绪帝没有和翁同龢话别，翁同龢黯然神伤，离开了北京城，回到自己的家乡常熟。

从以后的各种史料看，翁同龢遭到罢黜，这首先是光绪帝意志的体现，慈禧太后也认可了光绪帝的决定。光绪帝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因为翁同龢在变法前后屡次与光绪帝发生冲突，令光绪帝感到愤怒。在变法前夕，翁同龢对康有为的一些做法深为不满，不赞同光绪帝某些激进的改革方式。翁同龢在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没有控制好自己的倔脾气。

离开了北京，翁同龢并没有躲得了灾祸。戊戌政变发生后，愤怒的慈禧太后仍然迁怒于光绪帝的老师，1898年12月4日，以光绪帝的名义下发朱谕：

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罪无可逭。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在自己的家乡，翁同龢的生活并不平静、快乐，他时刻提心吊胆，害怕突然来了圣旨，赐他自杀。他索性躲进虞山，过起了隐居生活。他做官多年，十分廉洁，没有什么积蓄，一家生计多依赖门生故旧的“分俸见赠”。

1904年7月4日，74岁的翁同龢满怀抑郁和凄凉离开人世。临终前，他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他把满腔心血倾注到光绪帝身上，他或许还在想念那位孱弱的小皇帝。翁同龢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光绪帝的态度非常冷漠，据当时的礼部主事王照说：“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上（光绪帝）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

不知盛怒的光绪帝是否会想起这样的情景：孤单的小光绪坐在翁同龢的怀里，享受老师的关爱和温暖。正是在翁同龢的关心和教育下，小光绪一天天长大；而在光绪帝一生大部分时间里，是翁同龢在陪伴他，在指导他，在辅佐他。在专制社会的政治中，到处充满着变幻莫测，到处充满着世态炎凉。

宣统元年（1909年），慈禧太后、光绪帝死后，朝廷认为翁同龢晚年遭遇不公，“诏复原官，后追谥文恭”。

延伸阅读

翁同龢的廉俭

常熟翁叔平（翁同龢）相国柄政时，借某国款，有司以回扣进。翁怒，却之，翌晨奏闻。德宗（光绪帝）大怒，命密查分此回扣诸人之姓名。越日，翁入直，上曰：“昨日之事不必究矣。”言讫长叹，盖孝钦后（慈禧太后）于此亦有所受也。

翁叔平（翁同龢）被斥，荣文忠公禄（荣禄）知其贫也，赆以千金。翁不受，荣遂以翁为与有隙，而悻悻矣，实则翁欲自示以廉也。

——徐珂，《清稗类钞》

成为暴发户的日本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获取了巨大的利益，一跃成为亚洲甚至是世界的强国。从长远看，这次战争的胜利不仅带给日本巨额利益，也给日本社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为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埋下了伏因。

日本从甲午战争中的获益无疑是巨大的。单是战争赔款和“赎辽费”，日本便从中国勒索白银2.3亿两，日军还向清朝勒索威海卫驻兵“贴补费”150万两白银，这些勒索相加起来达到3.4725亿日元。要知道，当时日本全年的财政收入才有8000万日元。因此，日本全国上下都有发了横财的惊喜感。日本前外务大臣井上馨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加上日本从中国掠夺的1.2亿日元的所谓“战利品”，日本顿时成了暴发户。

有了这笔“横财”，日本做了什么？日本首先扩充军备。日本把陆军的常备师团由6个（不包括近卫师团）扩建为12个，并且扩充、加强了炮兵和骑兵的建设。日本海军的扩充规模更大，以“可以对付两个欧洲最强国家在远东的海军力量”为目标，日本投入巨额资金，在短时间内建成了两支有强大作战能力的舰队，每支舰队拥有6艘一万吨级的装甲巡洋舰，这就是所谓的“六六舰队”。

因为有充足的资金流入日本，日本把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实行的银本位改为金本位，“拿到了参加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的通行证”。因为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日本采用了金本位制，并且能够从中国得到廉价、充足的原料，然后把制成品销往广大中国市场，获取巨额利润，日本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戚其章先生在《甲午战争史》中记载：

1892年，日本全国有工厂2767家，其中使用动力的工厂987家，共有（动力）31916马力；而到1896年，工厂数便增到7640家，其中使用动力的工厂发展到3037家，共有64429马力，翻了一番还多。经济力量也大为增强了。1893年，日本全国共有703家银行，资本约1亿1000万日元；而到1898年，便增到1752家，资本3亿8000万日元，差不多翻了两番。

甲午战争后，日本占领了台湾，从中得到巨大的利益。日本占领台湾，获得了南下的立脚点，不仅可以威胁中国的东南沿海，而且可以威胁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南洋群岛，日本的势力可以影响世界更多的地区。另外，日本当局残酷压榨台湾民众，掠夺资源，利润最大的樟脑业、制糖业被日本垄断。

日本进行甲午战争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是向中国输出资本，“尽量遏制清国制造工业的发展，趁此期间大大发展日本的制造工业”。为了获取最大的在华权益，日本以推迟从威海撤军相威胁，和清政府签订协议，在上海、天津、汉口、苏州等8个城市设立专管租界，一下子超过了英国（拥有5处租界），成为拥有在华租界最多的国家。以这些租界做支撑，日本的各类资本迅速涌入中国，以纺织业为代表的日本制造业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日本在中国各地建立工厂，倾销商品，掠夺资源，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日本的国力得到增强，军力得到扩张。

日本从甲午战争中获得如此巨大的好处，尝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甜头，整个国家逐渐走向军国主义。甲午战争胜利后，日本整个社会的热情一下子转移到军队和战争上面。日本小说《酒中日记》记述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日清战争，连战连捷，军人万岁。……如果没有军人，简直天都不会亮了。……凡是家里有女儿的父母，不论他们是华族、富商、官吏还是商人，都有一种共同的热望：要找一个军人作女婿。”

甲午战争后，日本没有如愿独霸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因为俄国的势力渗透到了东北亚，不但逼迫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地区的占领，而且对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形成威胁。日本的死敌出现了。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日本更是加紧军备扩张，时刻准备对俄国动武。1904年，日俄战争终于爆发了。经过一年多的厮杀，日本战胜了世界军事强国——俄国。

获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把俄国的势力逐出了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自己成为朝鲜的保护国，后来干脆吞并了朝鲜。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富饶的东北三省给日本带来更多的利益。

因为不断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军人在日本社会获得了至高的地位，逐渐左右政局。日本垂涎于中国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称霸亚洲甚至世界的野心越发难以遏制，最终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成为第二次大战的策源地，也最终导致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惨败收场。

甲午后的晚清社会

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署《马关条约》，标志着持续时间近9个月的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了。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对中国社会震动之大，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甲午战争对晚清社会的打击可谓是创巨痛深，简直是毁灭性的。首先，台湾及澎湖地区割让给日本，台湾及附近地区的人民遭日本残酷的殖民统治达50年之久，这段历史对两岸民众的民族心理造成影响，这一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日本得到台湾后，获得了南下作战的基地，对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形成极大的威胁。

甲午战争后，朝鲜不再是中国的属国，成为日本和俄国争夺的地区。1904年，日俄之间爆发战争，日本最终获胜，取得了对朝鲜的控制。这样，日本获得了从朝鲜侵略中国的路径，并时刻准备发动新的战争，由此成为近代中国最凶恶的敌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后来日本发动的对华战争，包括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都是甲午战争的延续，中国在以后半个世纪之中始终受到日本的压制。

在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国力和军力遭受重创。李鸿章殚精竭虑、国家花费数千万两白银建立的北洋海军灰飞烟灭，威海卫、旅顺等军事要塞毁于一旦，包括淮军在内的清朝陆军被严重削弱，只有刘坤一率领的湘军尚可一用。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从中国掠走的战利品价值1．2亿日元（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相当于8000万两白银。清朝在战争期间所耗费的军费也是惊人的，周育民先生在《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一书中说：“有案可稽的支出即达6000万两……我认为实际支出当不下亿两。”

为了偿付巨额的战争赔款，清政府只好大举向外国借款。据《甲午战争史》记载：清政府先后分三次向英、法、德、俄四国借款，总计3亿两白银，连本带息共计6亿两。这是一笔非常巨大的债务，并且附加了苛刻的政治条件。从此，中国背负了极其沉重的经济负担，长期遭受列强的盘剥压榨，国力越发衰弱，难以自拔。

因为清朝国力、军力急剧衰弱，世界列强乘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战后短短数年的时间里，俄国获得租借旅大、在东北修建铁路的权利，将东北地区变为它的势力范围；德国出兵胶州湾，山东成为它的势力范围；英国与清政府签订条约，租借香港新界99年，把长江中下游地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法国则控制了广西、云南、广东等地；日军则在鼓浪屿登陆，把福建、浙江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处为商埠；日本人可以在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由此，世界上资本主义强国，尤其是日本的商品和资本更大规模地进入中国腹地，刚刚萌芽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和农村手工业遭遇打压，民族工商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更加步履蹒跚。

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从权力的高位上跌落下来，洋务运动便失去了它的主将，遭遇重大打击。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遇惨败，很多人认识到洋务运动是无法救国的，这也是洋务运动遭遇挫折的重要原因。另外，清朝的国力急剧衰弱，另外需要向日本支付巨额战争赔款，银库里的银子少之又少，这也造成了洋务运动的停滞。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了筹措资金，把一些洋务运动中兴办的企业变卖了。

甲午战争对清朝社会最大的冲击，是它重挫了自以为是的民族心理，在更大范围内改变了人们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认识。在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是从来不把日本放在眼里的，因为日本国土面积狭小，文化落后，跟在中华帝国后面做学生已经达上千年之久，所以中国人常常称其为“蕞尔小国”，甚至蔑称为“倭”。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中国人从来看不起的小国，在甲午战争中把清帝国打败了，让清帝国拜倒在自己的面前，提出了苛酷的议和条件，给了清帝国以前所未有的羞辱。这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现实。经历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国人的内心虽然屡遭打击，却始终没有从“天朝上国”的大梦中醒来，至少认为自己还是东方的“老大”；甲午战争过后，中国人终于意识到，“天朝上国”真的是一个大梦了。梁启超后来这样描述甲午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冲击：

故非受巨创负深痛，固不足以震动之。昔日本当安政间，受浦贺米舰一言之挫辱，而国民蜂起，遂成维新。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圆明园之变，再经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学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债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此亦事之无如何者也。

梁启超得出结论：不经受巨大的打击，不承受巨大的伤痛，绝大部分国民是不会受到震动的。当年，日本民众受“黑船事件”的刺激，纷纷行动起来，于是有了明治维新。我们的民众则迟钝得多，经过了鸦片战争，经过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经历了中法战争中的马江之败，仍然不知痛痒，没有改变顽固、嚣张的习性。直到台湾被割让出去，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酣睡的民众才逐渐被惊醒，他们再也睡不着了。

确实如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从甲午战争起，存在于中国人头脑中千年之久的“天朝上国”的迷梦算是醒了。但是，这一重大事件带给晚清各阶层的冲击是不一样的。对于北京城里的清廷贵族来说，他们的统治权威再次遭遇重大打击，变得更加虚弱，甚至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可以说，从甲午战争战败之日起，清王朝正式进入了崩溃倒台的倒计时。

在一些有实力的汉族大臣眼里，朝廷已经变得不再神圣、威严，甚至它的谕令可以不听。最明显的一个事例是“东南互保”事件。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慈禧太后发布宣战诏书，要求地方筹款调兵，勤王抗敌。她没有想到的是，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拒不服从她的懿旨，私自与洋人达成了“互保”的协议。

对于士绅阶层来说，甲午战争的刺激尤其猛烈。清朝惨败之后，像倭仁、李鸿藻那样顽固的守旧派基本被扫除，士人们有了基本的共识：必须向西方学习。可是，如何向西方学习，人们的看法又是不一样的。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大部分士人认为，中国应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坚持不改变中国传统的政治运行体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部分士人则认为，只有变法，即在保留皇权的前提下进行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他们的观点影响了光绪帝、翁同龢等人，直接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发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少数读书人更为激进，萌生了革命的念头，主张彻底改变帝制统治方式，建立共和国，并逐渐积蓄力量，后来领导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

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来说，甲午战争带给他们的冲击，更多的表现为旧有生活方式被打破，其切身利益受到更大压榨，生活越发艰难，感觉到来自外部世界更大的压迫，因此，排外情绪越发浓烈。在直隶、山东一带，农民聚在一起，以更激烈的方式反对传教士以及与外国与关的一切事物，最终导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遭此重创，民族的心理状态由原来的自大迅速转化为自卑；从某种意义上讲，直到今天，自卑的印记仍然没有从民族的心理中完全去除。所谓“大难兴邦”，正是因为遭受重创，中华民族知耻后勇，加快了迈向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步伐。

1912年，即甲午战争结束17年之后，中华民国成立，古老而腐朽的帝制时代在中国寿终正寝，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华民族坚决抵抗外族侵略，尤其是面对凶残的日本军国主义，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收回了在甲午战争中失去的台湾及澎湖地区，洗刷了甲午战争带给整个民族的巨大屈辱，从此以世界大国的身份走向世界舞台。

后　记　在震荡中前行

中国近代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历史。在这一时期，中国整体上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但是，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始终在求索，奋争，这一时期的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不断进步的历史。这是我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认识。但是，我也分明看到：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不是于波澜不惊中完成的，这个过程充斥着惊涛骇浪，受外部环境影响很大，总体呈现震荡前行的特征。本书所描述的1860年至1895年的晚清历史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1860年，中国处于剧烈的动荡中，清王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在北方，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城，烧毁了圆明园，咸丰帝逃亡承德；在南方，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攻城夺地，毫无被平定的气象。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让了巨大的权利，英法联军撤出北京；而湘军攻破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则是四年之后的事情了，清王朝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太平天国被镇压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在30年的时间里，大清王朝的统治还是有起色的。对内，清政府镇压了捻军和陕甘地区回民起义，国内形势总体稳定；对外，清政府从外国势力手中收复了新疆，中法战争也没有出现战败赔款的结局。奕䜣、李鸿章等人主持的洋务运动贯穿这一时期。洋务运动之所以产生，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对清王朝的冲击有着直接的关系。

说到洋务运动的作用，人们大都会说“洋务运动失败了”。人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奕䜣、李鸿章等人开展洋务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自强”，而洋务运动也常被称为“自强运动”，可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遇惨败，人们寄予在洋务运动身上的愿望落空了。理所当然，人们认为洋务运动失败了。

我不认可“洋务运动失败了”这种说法。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奕䜣、李鸿章等人希望通过兴办洋务以实现清帝国的强盛，能够与列强竞争，这实际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在本书中探讨过，洋务运动是朽木上的花朵，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是拉到河边却不给水喝的一匹马，洋务运动是不能从根本上给中国社会带来活力的。尽管如此，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仍然产生了重大的作用，有着重要意义：它是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它孕育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它带动了社会思想的转变，促进了社会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洋务运动部分完成了“自强”的任务，我们不能说“洋务运动失败了”。

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后，清王朝有了30年的平稳统治时期，没想到又迎来了甲午战败，遭遇了薄海惊心的伤痛。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但是，它也带给中国社会强烈的冲击，“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随后有了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变。

审视中国近代历史，总的说，中国社会是在强烈的震荡中不断向前迈进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皇权专制的社会结构异常坚固，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想要依靠自身力量，以渐进的方式实现近现代化是非常艰难的。另一方面，进入近代以后，中国整体上处于落后的境地，外部环境非常凶险，时刻面对着列强的竞争和侵略。外部环境的凶险使得中国社会难以获得足够的启蒙，难以从容实施社会变革；同时，来自外部的冲击又给中国社会带来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又部分转化为社会变革的动力。

剧烈的震荡往往给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在震荡中前行让中国为前行付出沉重的代价。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成败得失，对今天的我们如何平稳地推进社会变革这一重大社会课题具有借鉴意义。

《致命的倔强》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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