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大爆炸

[美]约翰·朱迪斯 著

马霖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 什么是民粹主义？它为什么重要？

第1章 美国民粹主义的逻辑

第2章 新自由主义及其敌人

第3章 沉默的大多数和政治革命

第4章 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

第5章 左翼民粹主义的局限性

第6章 发展中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

结论 民粹主义的过去与未来

致谢

延伸阅读

献给

乔恩·科恩

理查·贾斯特

以及乔什·马歇尔

前言

什么是民粹主义？它为什么重要？

在美国和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及其候选人相继出手。唐纳德·特朗普赢得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伯尼·桑德斯在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中紧随希拉里·克林顿，同样势不可当。这一波美国总统提名候选人的出现，其背景是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风起云涌。在欧洲，法国、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奥地利、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的民粹主义政党，要么竞相参与对权力的争夺，要么已经是政府的一部分了。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缩写为FN）在2015年12月的地区选举中位居第一，赢得27.73%的选票，却因在决定性选举中遭民主党和社会党联合对抗，失去地区总统候选席位。在丹麦，人民党（Dansk Folkeparti，DF）在2015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位居第二。在奥地利，自由党（Fleiheitliche Partei Östelreichs，FPÖ）候选人诺伯特·霍费尔（Norbert Hofer）在2016年4月首轮总统大选中遥遥领先。

在瑞士，瑞士人民党（Schweizerische Volkspartei，缩写为SVP）以29.4%的得票率在议会选举中拔得头筹，票数几乎是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票数总和的两倍。在挪威，进步党（Framstegspartiet，FrP）早在2013年就进入政府执政联盟了。在荷兰，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领导的荷兰第三大党自由党（Partij voor Vrijheid，缩写为PVV）在2017年议会选举民调中排名领先。英国的英国独立党（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UKIP）经历2015年议会选举失利后逆势反弹，在地区选举中取代威尔士工党，该党还着力推动了英国的脱欧运动。

欧洲的民粹主义政党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呈现出崛起的态势。在意大利，喜剧演员贝珀·格里奥（Beppe Grillo）发起的五星运动党（Five Star Movement）在2013年众议院的选举中赢得了最多的席位。在2016年6月的市政选举当中，五星运动候选人弗吉尼亚·拉吉（Virginia Raggi）以赢得67%选票的绝对优势当选罗马市市长。在西班牙，成立于2014年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 Party）在2015年12月和2016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两度位列第三。在希腊，成立了十年的激进左翼联盟党（Syriza Party）在2015年的两次议会选举中均居首位，成为政府执政党。本书要讨论的就是这些民粹主义候选人和民粹主义运动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在经济大衰退 [1] 的余波下，他们为何能够如此成功地动员民众并博得支持。

什么是民粹主义

当政治学者就民粹主义著书立说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去定义什么是民粹主义，他们似乎将民粹主义当作“熵”或“光合作用”这样的科学术语。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这世上并不存在这么一套专门用以定义运动、党派，以及被称之为“民粹主义”的描述——从俄国民粹派（Russian Narodniks）到休伊·朗（Huey Long），从法国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到已故前国会议员杰克·康普（Jack Kemp），情况都是如此。被冠以“民粹”二字的人群和党派之间，确实具有家族联系一般的相似性，人们可以用普通的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能够用普通的政治语言形容他们，但的确不存在一套仅体现在这个群体上的特征。

不过，一种起源于19世纪美国的民粹主义政治于20世纪和21世纪再次出现，20世纪70年代时还登上了西欧的政治舞台。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时不时会尝试颠覆民主争夺权力的方式，而美国和西欧的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却选择拥抱这一方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和西欧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彼此之间交换其需求和忧虑，在经济大衰退的余波下，他们重出江湖。这就是本书的主题：我想向读者们介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粹主义政治，为何特朗普、桑德斯、法国国民阵线和西班牙我们可以党都被囊括其中。

首先需要知道的是，这种民粹主义是贯穿于美国历史，后被移植入欧洲土壤的，我们不能以右、左或中间对其概括定义。不过，右翼、左翼和中间派民粹主义政党是存在的。民粹主义并非某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逻辑——一种用来对政治进行思考的方式。在以美国民粹主义为主题的《民粹主义的说服力》一书中，其作者、历史学家迈克尔·卡钦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写道，民粹主义“是一门语言，讲这门语言的人将普通人视为一个高尚的群体，但该群体深受其自身阶层的限制；民粹主义认为其精英对手们是自私自利和非民主的；民粹主义者寻求方法，动员前者，抵抗后者。”

这一观点给这本书开了个好头。虽然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等人有时被称作“民粹主义者”，但这本书并未描述他们这样的人。不过，本书的确指明了民粹主义党派和运动的逻辑，也涵盖了从1892年美国人民党候选人到2016年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的各色人物。不过，我想要比卡钦的刻画更进一步，我想在桑德斯和我们可以党的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这些左翼民粹主义者，与特朗普和国民阵线的勒庞这样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做出区分。左翼民粹主义者动员人民反抗精英和建制派。他们垂直地区分政治人群——团结中下层去对抗上层精英。右翼民粹主义者则动员人民反抗那些“宠溺”第三群体的精英，第三群体包括诸如移民、伊斯兰激进分子，以及非洲裔美籍激进分子等。左翼民粹主义者的视野中有两派人，而右翼民粹主义者的视野中有三派人。右翼民粹主义者不仅眼观上方权贵，还紧盯下方的外部群体。

在历史上，左翼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运动是两回事，左翼民粹主义没有阶级冲突这样的政治逻辑，它不寻求废除资本主义；同时，左翼民粹主义也与试图调和对立阶层及群体之间利益矛盾的那些或激进或民主的政治派别不同。在左翼民粹主义的政治逻辑中，人民及精英之间存在一种基础性的对立。而右翼民粹主义则与保守主义不同，保守主义者认同其商业阶层，反对其下面的批评者和反对者。同时，美国和西欧版本的民粹主义与意欲颠覆民主的威权保守主义不同，美国和西欧版本的民粹主义存在并活动于一种民主的语境下。

正如不存在用以定义民粹主义的共通意识形态，事实上也不存在任何一个可被称为“人民”的选民群体。人民可以是蓝领工人、小企业主，或者身背贷款的学生；人民也可以是穷人或中产阶层。同样地，也不存在对于“建制派”的共同定义。建制派可以是老民粹主义者们所谴责的“金钱权力”（money power），是乔治·华莱士所说的“削尖脑袋的知识分子”（pointy-headed intellectuals），也可以指西班牙我们可以党所讨伐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享有者”。这些囊括于“人民”和“精英”当中的具体人群都无法定义民粹主义；能够定义民粹主义的是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冲突关系（在右翼民粹主义眼中是三方之间的冲突关系）。

冲突本身代表着民粹主义者对精英阶层发出的一系列要求。民粹主义者认为，其对精英阶层的要求并不是通过快速谈判就能够获得满足的普通要求。民粹主义者认为，其要求具有价值和合理性，但他们并不认为建制派会心甘情愿满足他们。桑德斯想要“全民医保”和15美元的最低时薪。如果桑德斯想要的只是“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或者提升最低时薪至7.75美元，那这就不是人民和建制派之间的冲突了。如果特朗普的要求是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增加警卫数量，如果丹麦人民党要求减少庇护难民数量，那么人民和精英之间的鸿沟就不是那么深了。然而，保证建起一座由墨西哥政府买单的墙，承诺禁止移民进入美国，这样的做法确实堪称民粹主义发展的新高度。

民粹主义的需求，决定了人民和建制派之间的冲突。这些需求是像1896年民主派听从人民党对“自由银币” [2] 的要求那样，全部或部分得到了满足，还是被一概抛弃？后一种情况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要求就希腊债务重新谈判，后来该民粹主义运动的初衷不再，沦为普通政党及候选身份。从这个层面讲，美国与西欧的民粹主义政党兴起时，往往将自身置于建制派的对立面，而当它们最终走入政府后，有时则需要承受自我身份认知的考验。

民粹主义为什么重要？

前述民粹主义党派及其运动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它们通常具有替政治危机发出预警信号的作用。美国民粹主义运动的崛起具有其独特的时机。在欧洲，因多党制度允许弱小对手的存在，所以民粹主义政党时而得以在政治舞台的边缘徘徊；然而美国的民粹主义者只有在特定的时机下，才能获得成功。所谓的特定时机是，当民粹主义者发现美国的主要机构所执行、保护和捍卫的主流政治原则与其自身的希望产生冲突，引发恐惧和担忧的时候。民粹主义者表达被忽视的诉求，将其置于某种政治语境下，挑起人民对拒不妥协的精英们的敌视。通过这种做法，民粹主义者成了政治风向变化的催化剂。

大西洋两岸的主流党派都希望进一步增加移民数量，但美国选民对非法移民、欧洲选民对成为犯罪及近期恐怖主义活动温床的移民群体都非常不满。民粹主义候选人及政党给了这些选民发声的机会。欧洲大陆的主要政党拥抱共同货币，然而在经济大衰退期间，共同货币开始招致诟病。在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领导人都支持“自由贸易”，然而许多民众对此类贸易协定并不买账。

民粹主义运动本身并非总能达到目的，其实他们往往最后无法提供全民医保，或保护工人免受来自全球资本主义及欧盟的冲击。他们的诉求，要么进入主流政党的视野，在主流政党的裹挟拉拢下得到部分满足，要么被全盘否定。不过，民粹主义者的确能够把水搅浑，并发出信号：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已不再起作用，应尽快修补，而通行的标准世界观也在坍塌。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和桑德斯之于美国，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之于欧洲具有重要意义。在接下来的篇章当中，我将介绍民粹主义的逻辑，以及为什么北大西洋两岸近期掀起了相似的民粹主义抗议浪潮。

[1] 经济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指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海啸及其后续影响。——译者注

[2] 自由银币运动（Free Silver Movement），倡导无限制地发行银币，将银币作为与金币互补的流通货币。提倡发行银币者相信，作为通胀措施的自由的银币可增加货币供给、提高物价，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萧条愈发增强了对自由银币的推动。——译者注

第1章

美国民粹主义的逻辑

从人民党到乔治·华莱士

没人能预料到唐纳德·特朗普最终成为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就连特朗普本人也不例外。同样地，包括伯尼·桑德斯本人在内，没人预料到直至六月加利福尼亚州举行初选，这位来自佛蒙特州的参议员依然在与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的成功最初得益于其表演型人格和名人身份。不过随着他赢得一次又一次初选，政治专家们发现，特朗普在美国底层白人中打出了种族主义牌——这与巴拉克·奥巴马的政治主张背道而驰，他甚至利用了民众内心潜流着的法西斯主义认同感。桑德斯的成功所招致的疑虑则少得多，但评论家们大多将桑德斯看作乌托邦论者，认为他关注的只是千禧年一代年轻选民空泛的理想。如果这些不足以解释桑德斯的成功，那么评论家们又会接着强调领先者希拉里·克林顿的劣势。然而实际上，将特朗普和桑德斯的成功理解为美国民粹主义历史的最新篇章更为恰当。

民粹主义是美国制造，其后传至拉丁美洲和欧洲。虽然美国的民粹主义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杰克逊总统战胜美国银行”事件 [1] 发生时期已经暗潮涌动，但19世纪90年代人民党的出现，才是美国民粹主义的滥觞。那时，民粹主义运动首次出现，后来这种运动开始转化为定期事件。与欧洲的情况不同，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往往突如其来，令人始料未及，虽然短命，但影响力巨大。虽然在运动发生之时看似不寻常，但实际上是美国政治肌理的自然组成部分。

政治事件的两种形式

虽然美国的政治历史充满冲突和斗争——奴隶制、禁酒、托拉斯、关税、堕胎、干涉他国事务——但长期以来，主导美国政治的依然是社会普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与处理海外事务上所扮演角色的基础共识。如果某一共识在实际中并不总是能够将各党派群体团结起来，就会导致政治冲突的出现。1935年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在美国社会的讨论当中，时常出现有关累进制个人所得税优缺点的讨论。但美国的国家政策反映了人们对这种税收方式的基本认同。累进税制本身是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这一覆盖面更广的价值观的一部分。它代替了强调政府在经济中只应扮演有限角色的观念。

共同价值观举足轻重，这是美国及欧洲政治的特点，也是以共识而非武力与威慑为治理前提的所有国家的特点。比如，在英国，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关系密切的自由资本主义（laissez-faire capitalism）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都颇为盛行，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它就被凯恩斯派经济学取代了。

美国政治的建构支持普遍通行的主流价值观。其赢家通吃、票数最多者当选的单名选区制度鼓励的是两党制。第三党的候选人通常被视为“搅局者”。而且，在决定初选代表提名人的过程中，选民和党内要人都会将提名人成为总统的可能性作为考虑要素，在大选过程中，候选人总体上会支持主流观点，避免被贴上“偏激、极端”的标签。美国的政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与当时多数党的普遍共识相比过于极端的候选人——比如民主党人弗雷德·哈里斯（Fred Harris）或杰西·杰克森（Jesse Jackson），以及共和党人汤姆·坦克雷多（Tom Tancredo）和帕特·罗伯特森（Pat Robertson）。

两党制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制度，这使得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举行总统大选时，政治家们在社会经济根本问题上尖锐的理念差异被低估，甚至被忽视。人们通常会为没那么严峻的社会问题进行政治活动，比如戒酒、堕胎，或最低工资和赤字等。但是，当面对社会和经济的剧烈变化或事关美国在世界的位置时，选民们会突然间开始响应政客们及各种运动就多数党小看和忽视的问题所发起的号召。这类情况可概括为两类。

第一类是政治学家们所说的政党选民重组选举（realigning elections）。在政党选民重组选举中，一个党派或一位总统候选人对普遍价值观的挑战会引起巨大的社会骚动，这样的社会骚动会重构现存政府的状态，产生新的多数党。富兰克林·罗斯福1932年及1936年的总统大选，以及罗纳德·里根1980年的总统大选都是如此。此类大选是比较罕见的，它们通常发生于经济萧条期或战争之后，在此期间通常伴随着一系列对普遍价值观构成挑战、但又不会替代普遍价值观的政治冲突。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中，这类冲突往往以民粹主义候选人和民粹主义运动的形式出现。

这些扮演催化剂角色的民粹主义者们用“我们对抗你们”（us vs. them）的方式定义政治。其逻辑是，人民就建制派所回避的问题和需求与其斗争。人民党的崛起就是对自由资本主义价值观发起的首次大规模抗议。休伊·朗的分享财富运动（Share Our Wealth） [2] 呼应了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选举，促使罗斯福政府发展新的政治理念，维持其多数党地位。此类运动奠定了形容自己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及进步主义者的伯尼·桑德斯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活动中所采用的民粹主义框架。

20世纪50年代的自由主义评论者们指出，人民党内部具有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特别是排华——特质，但这充其量也只是人民党的次要特质。在人民党的运动逐渐瓦解之前，原汁原味的人民党首先是一个左翼政党。右翼民粹主义最初主要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查理·考夫林神父（Father Charles Coughlin）时期及20世纪60年代乔治·华莱士竞选总统时期。是华莱士终结了新政派的多数党地位，为1980年里根改组政府铺平道路。围绕着华莱士，产生了一批支持者及民粹主义的右翼变体，社会学家唐纳德·沃伦（Donald Warren）将这一派称为“美国中产阶级激进主义”（middle American radicalism）。后来，华莱士的遗产渗入共和党，成为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挑战共和党正统观念的基础。

人民党

有关民粹主义一词的来历，有这么一段故事。

1891年5月，堪萨斯农场主联盟（Kansas Farmers Alliance）的几位成员从辛辛那提举办的国家大会上策马返家，创造出“民粹主义者”（populist）一词，用以描述他们及美国西部与南部多个联盟团体正在致力于发展的政治观点。第二年，联盟团体与劳动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联手组成人民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们挑战了华盛顿的共和党人及民主党人所追寻的基本观念。人民党的历史诚然短暂，但其存在为美国和欧洲的民粹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粹主义者们齐聚辛辛那提之时，领导美国的共和党人及民主党人正沉浸于美国工业和金融业的繁荣发展之中。他们相信市场能够自我调节，是创造财富与个人机会的重要工具，并认为政府的角色应该最小化。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曾于1884年至1888年及1892年至1896年两度担任美国总统，他谴责政府“家长制”。他在第二任任期开始之前的就职演说上称，公共部门干涉市场会扼杀真正的美国精神；政府的“职能”“不包括吸引人民党支持”，其首要任务是通过维持金本位制来保证“健全而稳定的货币”。虽然克利夫兰及其对手们就关税，以及民主党是否是“朗姆酒徒、罗马天主教与反叛者” [3] 的政党而展开唇枪舌战，不过在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上，他们有共识。

然而，就在这几年，美国南方及大平原的农民们承受着农产品价格的显著下滑。自1870年至1890年，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农产品价格下降了2/3。19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大平原曾享受到繁荣的发展。

然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后期，大平原遭到一场旱灾的毁灭性冲击。冷酷的铁路公司仗其市场垄断地位，提高了农作物的运输成本。南部及大平原的许多农民几乎入不敷出。小型家庭农场让位于公司麾下的大型农场，这些公司的总部大多在美国东部。大量低成本移民从中国、日本、葡萄牙和意大利涌入，威胁着美国当地农民的收入来源。还在维持农业耕种的农民们债务缠身。在堪萨斯，45%的土地都被收归银行所有。

19世纪70年代，美国北部及南部的许多农民联盟发动了农民起义。这些联盟创立之初均为男性组成的社会团体，他们模仿共济会，用神秘的握手礼维系成员关系。南部联盟出现在得克萨斯，后跨越南部一路向东发展。在美国北部，农民联盟发轫于纽约，经历了短暂的消亡，后于19世纪80年代在大平原地区再获发展。农民联盟组成合作社以控制农产品价格，在距离较远的市场上，农产品价格趋于稳定；农民联盟还就铁路运费的管控向立法委员施压。随着农民联盟越来越深地介入政治事务，他们开始与劳动骑士团联手。劳动骑士团成立于1869年，至19世纪80年代早期已成为美国主要工人团体。1885年，得克萨斯的农民联盟发布决议，表示其正在与工人骑士团谋求“完美的联合行动”。

美国南北战争后不久，农民组织“格兰奇”（the Grange）成立。该组织的成立是其后全国农民联盟（National Farmers Union）等利益团体成立的前奏。格兰奇的成员们认为，他们能够代表包括农民和蓝领工人在内的“人民”去对抗“金钱权力”和“富豪统治”。这种想法反映在该组织的早期计划中，包括要求加入工会并获得认可，要求加强铁路监管，结束土地投机行为，发放低息贷款（通过替代或补充金本位制）以缓解农民身负的贷款重压。除了少数分散在各处的民粹主义领导者，大部分民粹主义者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改革，而非废除资本主义；他们身后并非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而是定义松散的“人民”。当时美国主要社会主义党派社会主义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领袖丹尼尔·德莱昂（Daniel DeLeon）就用“资产阶级”（bourgeois）一词批评民粹主义者。

部分联盟成员支持绿币党（Greenback Party）参加1880年和188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但更多联盟成员更愿意寻求其他方式去影响所在地区的主流政党。南部联盟想要改革民主党，大平原地区联盟则意欲改变共和党。1889年12月，各大农民联盟就一项覆盖全美的倡议开始了一系列的会议筹划。除了货币和土地改革之外，联盟成员们的计划还涉及铁路国有化、累进制个人所得税、政治改革（包括匿名投票和参议员直选），以及允许农民向联邦政府借款储存粮食，直到粮价升至有利可图的水平。

农民联盟向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要求后者为该倡议背书。然而对主要政党来说，这些要求过于激进，他们表示难以满足农民联盟的要求。在大平原地区，共和党人批评这份联盟倡议是乌托邦式的道德观。“在政治选举中不存在《摩西十诫》和金科玉律。”堪萨斯共和党参议员约翰·J.因加尔斯（John J. Ingalls）写道。在美国南部，一些民主党州政府候选人支持联盟倡议，但他们一旦掌权，又转而拒绝支持。联盟领导者们总结，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被富豪统治牢牢掌控，民粹主义者需要成立自己的政党。堪萨斯联盟的成员们于1890年组织了州范围内的人民党，在当年选举中表现出色。其后的1892年，农民联盟、工人骑士团和其他一些团体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人民党，推选前绿币党总统候选人詹姆斯·K.韦弗（James K.Weaver）为人民党党主席。

2月，人民党大会在圣路易斯召开。明尼苏达州的民粹主义者伊格内修斯·唐纳里（Ignatius Donnelly）为人民党撰写的党纲序文受到广泛赞誉，该文后成为人民党的对外宣言——民粹主义者称之为美国的“第二独立宣言”。唐纳里曾是共和党国会议员及铁路业说客，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他逐渐趋向左翼；作为作家和演说家，他成就斐然。在这篇宣言中，唐纳里控诉道：“千万人的血汗果实被公然窃取，只化为少数人的巨额财富。”政府和主要党派在这场偷盗中沆瀣一气。“掌权者牢牢把控两党实权，将可怕的事实看在眼里，却任其发展，未曾采取任何阻止或限制措施。”唐纳里写道。

唐纳里的宣言内容呼应了杰克逊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的主题。“我们要将握在共和党手中的政府送还给人民，政府本诞生于人民之中。”他写道。不过，虽然杰克逊派民主党想要去除经济中的政府作用，恢复人民民主，唐纳里及民粹主义者却想要政府积极参与经济事务，解决经济不公问题，这挑战了放任市场自由的普遍价值观。“我们相信，应该扩大政府的力量，换句话说，扩大的同样也是人民的力量……只要聪明人的良知和经验的教诲得到伸张，压迫、不公和贫穷终将在这片土地上消亡。”

在圣路易斯大会上，唐纳里的人民党得到了佐治亚州民主党人汤姆·沃特森（Tom Watson）的热情背书。沃特森于1890年当选国会议员，此前他就一直支持这一农工联盟。“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民主党与富豪统治在选举中相抗衡的局面。”沃特森表示，“你是愿意与人民站在一起……与这个国家及其财富的创造者站在一起……还是愿意与他们相对而立，站在富豪统治阶级一边，为老朽的政党及趋于瓦解、行将就木的专制政策继续投出自己的一票？”

民粹主义运动当中总会潜藏着一股更保守的势力。在南方，一些联盟成员与有色人种农民联盟（Colored Farmers’Alliance）合作，其他联盟成员并不愿与其合作，种族问题通常会将大平原和南部民粹主义者分成两派。同时，民粹主义者也选择支持驱逐中国华工，这些华工由企业征召前往美国，成为美国西部农场和铁路的廉价劳动力。选择支持驱逐移民虽然可以理解，但这也染上了一层种族主义色彩。堪萨斯的民粹主义领袖玛丽·E·里斯（Mary E. Lease）就“蒙古潮”（大量蒙古人涌入）发出警告。沃森的人民党党报“指责华工是道德上与社会中的毒药”。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及19世纪90年代早期，民粹主义政治的首要目标还是与富豪政治对抗。如历史学家罗伯特·麦克马斯（Robert McMath）所述，民粹主义者被反复诟病为“莫莉马贵 [4] 、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

在1892年的大选当中，人民党表现出色。人民党候选人获得的竞选资金少得可怜，却获得了8%的投票和五个州的支持。1893年，克利夫兰上任后，经济萧条来袭，1/4美国人失去工作，上万农民破产。克利夫兰再次肯定金本位制，试图替农民申请政府补助，但克利夫兰的农业部长尤利乌斯·斯特尔灵·莫尔顿（Julius Sterling Morton）是这么回答的：“聪明、成功、讲求实际的农民不需要拿政府补助；无知、懒惰、不切实际的农民没资格拿政府补助。”

在1894年的大选中，人民党的众议院候选人赢得了10%的投票，该党获选4名国会议员、4名参议员、21名州长，以及465名州立法议员。鉴于人民党的大本营在南部和西部，克利夫兰又极其不受欢迎，人民党似已蓄势待发，以第二大党的身份挑战民主党了。然而，1894年的大选却成了该党的告别演出。

民粹主义者是被两党制搞垮的。在大平原各州，对克利夫兰的愤怒使选民们将选票投向更值得被选的共和党；在南部各州，民主党人合起来压制人民党候选人，对一些民粹主义者在黑人群体中争取选票的行为，民主党以恶毒的种族迫害来应对。就人民党遭到的反对，沃森是这么说的：“在南部，对独立政治运动的争论可以用一个词概括：黑人。”

1894年年初，卡罗莱纳州参议员、外号“甘草叉”的本·提尔曼（Ben Tillman）等南部民主党人将民粹主义者提出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与白人至上主义联系在了一起。（提尔曼的外号源于1984年他曾承诺，如果当选，他将前往华盛顿，“把甘草叉插进格罗弗·克利夫兰又老又厚的肋骨里”。）沃森和得克萨斯州的詹姆斯·“旋风”·戴维斯 [5] 虽然继续支持民粹主义经济，后来却成为3K党 [6] 同盟。

然而，人民党在全国范围内遭受了最大打击。1896年，民主党人提名内布拉斯加州的威廉·简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为候选人，采纳了包括银币货币化（自由银币）、铁路及大公司监管，以及限制“外籍贫困劳工”在内的民粹主义者核心政策主张。在党的大会上，人民党选择为布莱恩背书，而不是推选自己的候选人。在1896年的大选中，原先支持民粹主义者的选票转向了主要政党。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工人骑士团解散，被利益集团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取代，至此，民粹主义者也失去了蓝领工人的支持。人民党变得寸步难行。1908年，沃森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大选，只拿到0.19%的选票，人民党彻底垮台。

然而，在1885年至1894年的鼎盛时期，民粹主义者联盟和人民党对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的拉丁美洲和欧洲政治也深受其影响。美国民粹主义发展出了民粹主义逻辑——“人民”与拒绝提供必要改革的精英对立。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中，民粹主义者的出现最先提示了两党制政府与经济的局限性。

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而民粹主义者是最早号召政府管理各个产业，甚至对某些产业（如铁路）施行国有化的人群；他们希望政府能减少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不公平；他们想要减弱商业对政治选举结果所具有的影响力。民粹主义对布莱恩等进步民主党人，甚至对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 Follette）的政治理念都有直接影响。最后，大部分民粹主义者的诉求——从累进制个人所得税到国库分库计划——最终都囊括进了罗斯福新政，并体现在新政自由主义理念当中。

休伊·朗与分享财富运动

20世纪20年代，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并不稳定，部分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百废待兴，以黄金为基础的财政也是影响因素。同时期的美国经济却享受着一波繁荣。共和党的商业振兴主义（business boosterism）与坚定的个人主义主导了美国政治。然而，1929年股市崩溃，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摧毁了公众对自由市场和共和党执政策略的信心，新的民主党多数派应运而生。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及民主党人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1932年的总统大选。但是，罗斯福当选依靠的并不是抨击共和党的总体执政及经济策略。在竞选中，罗斯福批评在任共和党人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政府开支过度，他保证上任后会削减35%的官僚开支，平衡预算。上任后，罗斯福通过政府经济计划（Government Economy Act）履行参选时的承诺。通过该计划，罗斯福削减了超过5亿美元的政府预算，削减来源主要是老兵福利和政府公务员工资。

罗斯福在上任之初的两年大幅改革银行业，通过新政府项目提供就业机会。他成立了全国复兴总署（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旨在解决企业与劳动力之间的统合主义安排、遏制残酷竞争。不过，罗斯福并未直接就经济不平等对症下药。经济不平等问题在共和党多数派时期愈加严峻，许多进步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不平等是彼时美国股市崩溃及经济大萧条发生的核心原因。罗斯福没有直面经济不平等问题，因此也受到了来自外界，尤其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政治家休伊·朗的压力。休伊·朗发起了一场民粹主义运动，在民主党人看来，这场运动有可能威胁到罗斯福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机会，甚至会威胁到民主党自身的安全。

休伊·朗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叫作温（Winn）的贫穷农业小镇长大，许多支持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都来自那里。休伊·朗也沿袭了这个地方的民粹主义传统，以“每个人都是皇帝，但没有人头戴皇冠”的口号竞选州长，并谴责石油公司和金钱权力。1928年休伊·朗当选州长后，为路易斯安那州的公路、医保系统及学校提供资金，他还免除了低收入人群的缴税义务，同时建议向石油公司征收开采税（该提案最终获得通过）。他并没有抨击种族主义，但也没有积极鼓励种族主义行为。“不要说我是在为黑人工作，因为我没有这样做。我是为穷人工作的——为所有穷人工作。”休伊·朗声明了自己的立场。他独断专行、浑身散发着感召力，是民粹主义者当中能够联合各方力量，团结“人民”的典范。曾有记者这样描写休伊·朗的选民：“甚至连他踏过的路，他们也会膜拜。”

1930年，休伊·朗进入参议院。1932年，他支持罗斯福竞选总统。然而，罗斯福上台后不久，休伊·朗就与他决裂。休伊·朗公开表示反对政府的经济计划，称该计划出自“摩根先生和洛克菲勒先生”（Mr. Morgan and Mr. Rockefeller）。1934年2月，休伊·朗在广播上宣布将发起“分享财富”运动。运动的核心内容是一份建议：向财富超过500万美元及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征收所得税，税收用于为每个家庭提供足够一个家庭置办“一处房产、一辆汽车、一个收音机，以及日常家庭用品”的“家庭资产”，“保证一个家庭生活舒适”的最低年收入，以及一份养老保险。

休伊·朗提出的征税税率非常严苛，但即使这样，税收也无法覆盖其所承诺的投入。罗斯福的支持者在媒体上嘲笑休伊·朗的提议。《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 ）给休伊·朗寄去一份内容模拟调查问卷，就该建议的细节发问，“您的结论是基于哪些经济学研究数据？”然而，休伊·朗这份计划的铺张本身就象征着个人与政府、企业上层掌权者之间巨大的政治鸿沟，这个鸿沟是不容易消弭的。就像此前的自由银币、国库分库计划，以及铁路国有化定义了人民党一样，这份建议也定义了该运动的激进性质。

翌年二月，休伊·朗及27 000多人成立了多家分享财富俱乐部。该俱乐部系统不仅作为各个地方的政治组织运作，也相当于一个新政党的大本营。这些俱乐部的运营方大多是教堂和学校。除此以外，休伊·朗也以一份超过750万人的邮寄名单为傲。正如人民党及其民粹主义运动所显示的，休伊·朗最活跃的支持者同样不是生活最穷苦的人，而是担心自己会因经济大萧条落入社会底层的中产阶级。历史学家艾伦·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如此形容休伊·朗的追随者们：

休伊·朗在中产阶层的世界里获得了尊重。这个阶层的人可能坠入他们所认为的谷底，在这个谷底，他们将失去自我力量，凡事只能依靠乞讨。是这种恐慌让中产阶层比那些真正无所依附、贫弱困苦的人群更容易组成政治上的活跃群体。

罗斯福和民主党人对休伊·朗竞选总统感到畏惧。1935年，民主党秘密地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如果休伊·朗以第三党的身份参加1936年的大选，与罗斯福对抗，那么他获得的选票数量将在300万至400万之间，届时大选的获胜方将是共和党。这一担心是当年罗斯福与其他民主党人联合各方力量，推出第二阶段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原因。与第一次不同，这一次，新政直击休伊·朗屡次提出的经济不平等问题。

6月19日，参议院通过了确保提供老年退休金和失业补贴的社会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就在同一天，罗斯福再次带给国会惊喜，他提出了一项鼓励“更广泛地分配财富”的税改措施。罗斯福向大企业征税，并向富有人群及拥有大量遗产的人征收更高的税。休伊·朗用软弱二字批评罗斯福的新政措施，但其新政却被广泛形容为“向富人开刀”。在同年的总统竞选中，罗斯福还将民粹主义者的一贯表达融入自己的竞选宣言中，代表“普通人”的利益，向“手握经济特权的人”发起抗议。

事实证明，罗斯福根本不需要担心休伊·朗参选。1935年9月，休伊·朗在巴吞鲁日（Baton Rouge）遇刺。1936年，罗斯福再次获得压倒性胜利。然而，休伊·朗对罗斯福新政和美国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休伊·朗及其发起的运动，推动了国会发起的改革，成为其后40年美国政治的发展支柱。在休伊·朗的影响下，罗斯福新政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众对财富及权力不平等的深层担忧。

乔治·华莱士

20世纪60年代被视为一个左倾的骚动年代。欧洲有1968年发生在法国的“五月风暴” [7] 及1969年发生在意大利的“火热的秋天” [8] ；美国有争取民权和黑人权利的运动，有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女权运动及环保主义运动。同一时期，右翼民粹主义者乔治·华莱士发起运动，反对当时美国的公民权利裁决与立法，在新政自由主义为美国政治撑起的保护伞上捅开了一个大洞。

美国南部的保守民主党人拒绝挑战宣称白人至上权利的立法，而新政的实施基于自由的民主党与南部保守的民主党之间秘而不宣的结盟。结果是，包括社会保障法案和最低工资法案在内的核心新政法案，在制定之初就排除了南部黑人享有同等待遇的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冷战意识形态斗争、布朗诉教育局案 [9] ，以及一次力量更大的民权运动的驱动下，北部民主党人终于接受了黑人民权斗争事业。

作为“拥有”亚伯拉罕·林肯的政党，共和党传统上是承认黑人公民权利的，国会的共和党领袖也支持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于1964年和1965年分别颁布的公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案。巴里·戈德华特 [10] （Barry Goldwater）是早期的持异见者，但在1964年的总统大选上，约翰逊轻松地击败了他。约翰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他就公民权利所颁布的法案获得了广泛支持，事实上，当他通过了投票权法案，并开始“向贫穷开战”（War on Poverty）之后，反对约翰逊的声音渐渐出现。华莱士将这场抨击转化为了一场来自民粹主义者的讨伐。

华莱士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一个乡村小镇长大。他的父亲和爷爷也曾涉足政治。他们支持罗斯福，是新政民主党人。华莱士后来以种族隔离支持者的身份广为人知，但最初，他是一个与休伊·朗相似的民粹主义民主党人，种族对他来说只是次要问题。1948年，华莱士成为民主党全国大会代表，他并未加入由南部民主党人及其追随者就反对该党组建民权平台发起的罢工。最初，华莱士作为新政民主党人参加过1958年的州长选举，后输给了3K党支持的候选人。在这之后，华莱士宣布：“我再也不会在黑人问题上输掉选举。”

1962年，华莱士再次参选。这一次，他因支持“今天实行种族隔离，明天实行种族隔离，永远实行种族隔离”（“segregation now, segregation tomorrow, segregation forever”）这样的言论而获胜。1963年，他因试图阻止两名黑人学生在亚拉巴马大学注册而身获恶名。1964年，在威斯康星州、印第安纳州和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初选中，华莱士的竞争对手是约翰逊的代理人，他获得了大约三分之一的选票——在马里兰州更获得了43%的高票数，并拿下23县中的15县。1968年，华莱士以独立党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对手是尼克松和汉弗莱。十月上旬，华莱士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于汉弗莱，但最后仅获得13.5%的票数和南部的五个州。1972年，华莱士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本有机会获得提名，却在5月马里兰的初选中遇刺瘫痪。

华莱士强调自己对种族融合的反对，但他采用的是保护普通美国白人，对抗华盛顿官僚暴政的一套说辞。彼时，大政府的触角正伸向普通百姓的生活。1967年，华莱士出现在《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 ）节目中，他这样总结自己的参选：

在我们的国家，大家已经开始抵制政府膨胀的权力。这是一场人民运动……我认为，如果有政治家胆敢加以阻碍，那么他在路上一定会被某个普通人撞倒在地——这个人来自纺织厂，来自铸铁厂，来自理发馆，可能是美容师、巡逻警察……也可能是商人。

华莱士反对用校车跨区接送学生、平衡各学校不同种族学生比例。1971年最高法院判定这种政策为破除种族隔离的方法后，这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华莱士认为该政策破坏了中产阶层的居住环境，他攻击支持用校车跨区接送学生的白人自由主义者，批评这些白人虚伪，因为他们拒绝让自己的孩子遭受其他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孩子所遭受的经历。“他们在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上架起桥梁，好让所有白人自由主义者逃到弗吉尼亚去。” [11] 华莱士公开表示。

然而，华莱士并不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在不涉及种族问题的国内事务上，华莱士的表现颇有新政民主党的做派。在1968年的竞选小册子中，华莱士自豪地表示，在亚拉巴马州，他增加了教育、福利、道路和农业支出。1967年，被问及如果当选会提名谁进入内阁时，华莱士说他会考虑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的乔治·米尼（George Meany）或者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负责人莱昂纳多·伍德考克（Leonard Woodcock）。华莱士还在人民和富豪权贵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在佛罗里达州进行竞选演说时，他表示：“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受够了税收对普通人的盘剥，而洛克菲勒家族、福特家族、梅隆家族和卡耐基家族的亿万富翁们却不需要缴纳任何税款。”与休伊·朗一样，华莱士时常被称作法西斯主义者，他是右翼民粹主义者，沿袭了1896年后汤姆·沃森的民粹主义传统。当反对者批评他是法西斯时，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华莱士如此回应：“我消灭法西斯的时候，你们这帮朋克还穿着尿布呢。”

正如华莱士本人的立场，他的支持者中既有左翼，又有右翼。1976年，社会学家唐纳德·沃伦（Donald Warren）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主题是“美国中产阶级中的激进派”，简称MARs（Middle American Radicals）。沃伦在1971年至1972年及1975年，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他发现了这样一个政治群体，他们既非左翼，也非右翼，既非民主派，也非保守派。沃伦写道，美国中产阶层中的激进派“认为中产阶层被彻底忽略了”，他们认为“政府只关注富人和穷人”。

沃伦所称的美国中产阶级激进派在贫困问题和种族问题上态度保守。他们反对校车接送有色人种孩童上学，抨击社会福利部门的存在是典型的“富人接济穷人，买单的却是中产阶层收入者”。他们憎恶政府，同时也认为大公司“把持了过多权力”，“体量太大”。他们希望政府保障每个人都有饭碗。许多民主活动中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支持价格管控（除了工资）、医疗保障，以及某些国民健康保险、联邦教育补助，以及社会保障。

沃伦发现，美国中产阶层激进派代表了大约1/4的选民，男性多于女性，高中毕业，未受过大学教育，收入位于中产阶级中的中下层，一般从事技术性、半技术性蓝领工作，或者秘书、销售类白领工作。沃伦也按照收入和教育将其他人群分为几类：低收入人群、平均中等收入人群、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层，以及富裕阶层。他发现中产阶层激进派是最倾向于在1972年的大选中投票给乔治·华莱士的人群。1968年盖洛普的一项研究调查了1968年华莱士支持者的人群结构。调查结果显示，华莱士的选民与沃伦所研究的美国中产阶级激进派是重合的。

换句话说，华莱士的选民基础来自那些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即美国人所称的“人民”——认为自己困在上层人群与下层人群的斗争之中的人。正如华莱士一样，其选民的许多观点都符合新政自由主义，但话题一旦涉及种族和法律秩序，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坚决反对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及许多自由民主党人支持的社会福利、校车跨区接送有色人种，以及各项平权政策。他们的政治旅途历经民主党、自由党和共和党，终于在1994年的国会选举中宣告落幕。

和休伊·朗一样，华莱士的一生就是一部生动的政治运动史。华莱士遇袭后被迫退出总统选举，也结束了改变美国的政治野心。1976年，华莱士再次参加总统竞选，但是这一次，在来自南部的政治家吉米·卡特（Jimmy Carter）面前，他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保守派试图保留华莱士创立的美国独立党，最终以失败告终。华莱士后来再次当选州长，就曾经反对种族融合道歉。后来，他以最初进入政坛时的新政民主党这一身份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华莱士及其追随者对两党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华莱士的运动成为南部政党自我调整的契机。共和党后来吸收了华莱士在大政府、社会福利、校车跨区接送，以及平权政策上的立场。尼克松的执政也受其影响。正如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在1969年出版的先见之书《新兴的共和党多数派》（The Emerging Republican Majority ）中所理解的，华莱士的选民后来转而为共和党投票。1972年，在与麦戈文的竞争中，尼克松所获选票的百分比接近1968年尼克松和华莱士二人在50州的45个中所获得的票数总额百分比。在14个州中，尼克松所获票数百分比与1968年尼克松和华莱士二人所获票数百分比几乎相等。

华莱士1968年参选美国总统与麦戈文1972年参选美国总统之后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其支持者具有显著区别。从1932年至1960年，两党的支持者可以按照收入和教育水平用一个金字塔形来表示：代表“普通人”的民主党拥有来自这个金字塔从下至上三分之二的支持者，这是民主党赢得大多数选举的原因。

1972年，处于该金字塔中低部分的白人选民逐渐转为支持共和党；而许多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专业人士——护士、教师、工程师和建筑师等——受到20世纪60年代新左翼运动的影响，加之在自己的工作中并未获得原先预期的独立性和满足感，逐渐转而支持民主党。他们批评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这些人的后继者就是今天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民主党人的支持者既包括少数族裔穷人，也包括中上阶层白人。如今，已经不存在这样一条用收入和受教育水平来划分党派支持者的清晰界限了。

水门事件拖延了美国党派联盟的转变。直到1980年，甚至1994年共和党拿下国会参众两院时，这一转变才得以完成。追随华莱士的民粹主义候选人推动了这一过程的发展，其人数远远超过追随巴里·戈德华特的候选人。共和党后来采取了华莱士在政府和国家权力上的立场，有时也视情况模仿华莱士的民粹主义和反精英主义政治（他们反对的主要是“华盛顿”）。后来的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在1992年和1996年参加竞选，以及特朗普在2016年参加竞选，两人以他们各自的民粹思想成功吸引了难以驾驭的华莱士一派美国中产阶层激进者的支持，动员他们站出来反对其他更传统的共和党支持者。

[1] 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曾于第二个任期内发起与美国银行的斗争。杰克逊认为，美国银行的势力过于强大，他敦促国会不要再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同时停止了美国银行使用联邦资金的特权，并把联邦资金转入各州银行。——译者注

[2] 分享财富运动，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发起人休伊·朗认为，经济大萧条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因而他提出了一系列财富限制与再分配计划。——译者注

[3] “朗姆酒徒、罗马天主教与反叛者”（“Rum, Romanism, and Rebellion”），1884年出自共和党某教士之口，意在贬损爱尔兰裔美国人为不可相信的天主教醉汉，反叛者指被共和党视为“南北战争中的反叛者”的民主党人。这一说法及其后续影响也是导致共和党在当年总统大选中败北的原因之一。——译者注

[4] 莫莉马贵（Molly Maguires），爱尔兰人秘密团体，19世纪时活跃于爱尔兰、英国利物浦及美国东部，因在宾夕法尼亚州矿区武力反抗矿主剥削、胁迫及谋杀而为世人所知。——译者注

[5] 詹姆斯·“旋风”·戴维斯，因其易怒的演讲表现被戏称为“旋风”，他后来作为民主党党员在国会继任了一个任期。——译者注

[6] 3K党（Ku Klux Klan），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美国民间组织，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译者注

[7] 五月风暴：，1968年5月至6月法国爆发的一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抗议运动，起因为抗议政府逮捕抛掷炸弹的反越战学生。——译者注

[8] 火热的秋天（Hot Autumn），是1969年至1970年爆发于意大利北部的一系列工厂及工业区罢工事件，因工人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和待遇而起。——译者注

[9] 布朗诉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是美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诉讼案，该案的判决终止了美国社会中存在已久的白人和黑人必须分别就读于不同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现象，为日后废除其他种族隔离措施铺平道路，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一大进展。——译者注

[10] 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被誉为美国的“保守派先生”。——译者注

[11] 许多反对跨校区接送学生的白人选择搬至郊区生活，或送孩子去私立学校上学。——译者注

第2章

新自由主义及其敌人

佩罗、布坎南、茶党及占领华尔街运动

新政自由主义 [1] 盛行于1932年至1968年。新政并非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代表了对资本主义的否认和抛弃；在共和党政府的放任自由主义亲商政策将美国带向金融崩溃和大萧条之后，新政的目的事实上是挽救资本主义，给资本主义带来改革。新政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利用政府制衡资本主义易导致失业、不平等、垄断和环境污染的倾向，新政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社会繁荣做出了贡献。

乔治·华莱士的民粹主义讨伐削弱了依靠南部各州支持的民主党多数派地位，但新政自由主义价值观下政府和经济信誉并未受损。毕竟，华莱士自己就曾是新政自由主义者。新政自由主义价值观招致怀疑，是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的，那时，美国面临新的经济形势，政府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亟待重新定义。商业社会引领了政经关系新概念。共和党内许多成员曾极不情愿地支持新政。比如，广为人知的一件事是，戈德华特曾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预算方案为“打了折扣的新政政策”——现在，他们终于可以拥抱新的价值观了。

民主党人一开始反对所谓的新概念。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某些事情上，民主党渐渐意识到这一新概念的核心；而在另一些事情上，他们则是被强大的共和党竞争对手逼迫着接受了这一概念。这一处理政治－经济关系的新概念被称为“供给侧经济”（supply-side economics），但“供给侧经济”这个名字只是部分符合这一概念的内涵。左翼政治学家也称之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并将其与相似的欧洲政治做对比。“新自由主义”这个说法有些含糊不清。虽然一般提到美国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指的就是新政自由主义，但是在欧洲，自由主义指的是经典的自由市场经济。鉴于这两种情况的结果是等效的，所以我采用了“自由主义”一词。

在美国，新自由主义指对新政自由主义的修补，而非全盘舍弃——支持新政所提供的社会福利系统，但是，优先的依旧是市场规则。然而，在欧洲，新自由主义指的是，在部分理念上回归旧式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美国尚处于由新自由主义世界观支配的时期，但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罗斯·佩罗（Ross Perot）、帕特·布坎南，到21世纪头十年的茶党（Tea Party）和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正在遭受民粹主义政治家及其运动的攻击。

新自由主义的胜利

新自由主义的来源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商业面临的全球挑战。那时，西欧和日本重建工厂，已经具备了与美国制造商充分竞争的实力。1971年，当美国进入贸易赤字时，这一事实首次得到验证。发展中国家兴建钢铁厂、纺织厂，美国制造商在钢铁、制鞋、纺织、造船、化学、电视机、汽车和冰箱等各个核心行业都面临着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接下来的几年里，面临全球产能过剩问题的行业还在不断增加。）来自竞争加剧和全球产能过剩两方面的冲击，是美国制造商利润率下滑的重要原因。根据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给出的数据，1965年至1973年，制造业利润率下滑40.9%，非制造业利润率下滑23.1%。

在战后几十年的繁荣期，企业默许了工资的稳步上涨，这一点在工会力量强大的行业体现得尤为明显。企业之所以能给员工涨工资，是因为物价、生产力和销售额能够负担得起。然而，20世纪70年代早期，上涨的薪资已经威胁到企业自身的利润率，企业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从1965年至1973年，一波工人运动浪潮席卷美国，其间工人罢工的次数几乎是上一个十年的两倍。除此之外，企业也越来越担心工会与新左翼激进分子结成联盟。20世纪70年代《商业周刊》出了一期特刊，专门就“黑人、工会和年轻人”对“企业及中高层收入人群”构成挑战这一现实表达了担心和忧虑。

美国企业采取了强硬对阵工会组织，甚至有时以侵犯劳动法的方式回应其所面对的威胁。他们将工厂迁至保障自由工作权 [2] 的州，甚至迁至海外；为了争取调低企业税、撤销或弱化政府管制，他们在华盛顿组建了广泛的游说网络，包括亲商智囊、政策团队，以及新近成立的由企业CEO（首席执行官）组成的商业圆桌组织 [3] ；企业为贸易谈判四处游说，不仅消除了美国的出口关税壁垒，还通过保护美国企业不受征用 [4] 而缓和了海外投资热。

商业发展并非1965年颁布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的主要推动力，但商业的确能够从中获益。在该法案的支持下，新移民以家庭团聚的身份大批进入美国，其中包括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缺乏技能的劳动力。到美国后，他们通常为综合农业、食品处理、肉类加工、建筑、酒店、餐饮，以及其他服务行业打工。当中许多人都没有做过身份登记，或者并不符合获得公民身份的资格。企业通过雇用这一人群来压低工资，抵抗并削弱工会的影响力。但同时，企业也需要处理对其雇用非法移民的所有指控。

以中西部肉类加工工厂遇到的情况为例。根据 《纽约时报》2001年的报道，“15至20年前，美国肉类加工工厂的员工都来自工会，享受着调整通胀因素后时薪18美元的不菲收入。如今，加工及包装工厂的员工主要是来自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非工会成员、低收入人群，许多人刚进入工厂时，时薪仅6美元。”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截至2005年，这些工厂中20%至25%的工人都没有合法工作文件。这些措施并未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1965年出台的移民法案不受欢迎，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各州相继投票通过对非法移民不利的政策，这些政策同时对合法移民的身份也暗暗提出质疑。公众对贸易协议也多有指责，反对美国公司将工厂迁至海外。笔者参加过保守福音派组织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召开的一次联盟大会。该组织的创办者是亲商共和党人帕特·罗伯森（Pat Robertson）和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罗伯森和里德让基督教联盟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背书，然而，我与该组织的普通员工聊天时才得知，原来他们所有人都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3年11月盖洛普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38%的人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46%的人反对该协定；皮尤经济中心1999年1月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则显示，32%的民众表示支持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54%的民众表示反对。

尽管饱受民众诟病，但商业发展依旧是共和党的施政重心——这后来也成为民主党的施政重心。传统上的共和党商人阶层、小商贩及农民，以及因民主党开始支持民权、女权和世俗反主流文化而放弃它的白人工薪阶层组成了多数党的支持者。主要商业游说团体与共和党党内反对派默默达成一致，用堕胎权、枪支管制和平权法案换取工薪阶层对放松管控和减税的支持。

在削减社会支出上，共和党商人阶层与新加入的共和党白人阶层双方都能够毫无条件表示赞同。通常，企业对任何能够减少自己及其股东税收压力的开支削减措施都会表示赞成。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也有一定的理由认为，是他们支付了大部分税款为少数群体和穷人提供福利，而他们本身并未从中受益。在此可以笼统地将反对社会支出（及反对任何可能增加社会支出的增税措施）的行为理解为“反华盛顿”和“反大政府”。

许多民主党人起初反对新自由主义纲领。然而，在卡特政府执政的最初两年里，他们加强劳动法和消费者管控、促进累进税制及金融改革的努力受到了共和党及各个商业游说团体的钳制。除此以外，民主党政策制定者还发现，自己已深陷失业率和通胀率双双增长（通胀由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导致）的困境。“滞涨”（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不符合凯恩斯主义祭出的需求侧良方，同时，有关广泛实施价格管制的提议也得不到支持。20世纪70年代后期，卡特政府同意，从供给侧入手，为企业减税，同时采取货币学派的策略，利用高利率和高失业率抑制通胀。

在接下来的12年中，由“新民主党人”带领的民主党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其他核心纲领，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放缓外来投资的贸易政策，以及减轻金融管控、容纳低技能及后来的高技能外来务工人员的移民政策。民主党也继续在社会支出、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继承税改革方面与共和党较量。1994年共和党赢得国会选举之后，民主党虽然不服气，但也只能暂时妥协。复兴劳动立法的努力付诸东流。选战几乎没有涉及新自由主义的核心部分，而是将讨论重点放在堕胎和枪支管制等社会政策，以及社会支出和税收方面的微小分歧上。

新自由主义纲领的核心论点是，旧有的新政自由主义将重心放在提高消费者需求和降低不平等上，这会遏制经济增长，拉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而新自由主义和供给侧纲领并不选择直面经济不平等，而是从刺激经济增长入手，从而使所有美国人都能从中获益。正如罗纳德·里根从约翰·肯尼迪那里借鉴而来，并于1980年大选中所述，“涨潮的海水将托起所有船只”。在欧洲，一定程度上受英国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启发，中间派“第三条道路”（Third Way）也发起过相似的争论。

然而，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现实依旧未表现出所谓的普遍繁荣。20世纪80年代，增长和就业甚至落后于之前的几十年。里根执政时期，经济形势开始变化。里根和布什政府无视出台工业政策保护和扩大美国制造业的呼声。相反，由于高利率和美元被高估，在里根时代，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加速下滑，金融及金融服务行业迅猛增长。

80年代末，大批美国国内产业，如消费电子、机床、纺织等消失了。这些行业的工作被收入较低的服务行业及由专业人群构成的高收入行业（例如信息技术行业）工作替代，这一现象使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两边上凸、中间下凹态势，加剧了经济的不平等。经济历史学家彼得·特明（Peter Temin）认为，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催生了“二元经济”，“二元经济”由两方构成——高收入FTE（金融、科技和电子）产业，以及由半技术、非技术工人组成的低收入产业，被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夹在中间的则是收入不断缩水的制造业从业者及白领等中等收入人群。

经济学家史蒂芬·罗斯（Stephen Rose）向我们展示了，收入与财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不仅发生在上层的1%与剩下的99%之间，它还发生在上层的30%——包括正在增长的中上阶层——与剩下的70%之间。金融进一步放松监管、被高估的美元，以及累退税政策加剧了这些趋势，激起了中产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的不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感到，在经济愈发向金融和金融服务行业倾斜的后工业时代，自己就是被遗弃的那群人中的一员。（西欧也出现了这种现象，我将在本书其他部分详细介绍。）

1991年，第一场可见的危机发生了。美国陷入了一场奇特的经济衰退，经济衰退的影响又持续了四年，在这四年里，失业率上升，工资水平停滞不前。让美国人深受其扰的是，美国的制造业工作不断被日本和西欧夺去，而在美国本土，西南部的非法移民人数快速上涨，美国人进一步失去工作。舆论研究专家丹尼尔·扬克洛维奇（Daniel Yankelovich）写道：“虽然人们无法确切指出问题出在哪里，但他们的确担心——美国经济是不是从根本上出了问题。”

执政党的领导者曾经许下诺言：自由贸易协议不会减少工作，反而会带来更多工作机会；移民政策将阻止非法移民涌入美国；放松金融监管没有副作用。他们的承诺在现实的检验中并未兑现，这必然激起民粹主义者对这些普遍共识发起挑战。在1992年和1996年的选举中，得克萨斯商人罗斯·佩罗、尼克松及里根前副手帕特·布坎南分别发起了这样的挑战。佩罗代表了左翼及中间偏左的民粹主义，布坎南代表了右翼民粹主义。不过，正如美国其他民粹主义者，他们并没有代表传统上民主党与共和党、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他们的崛起恰恰是因为执政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忽视了美国大众对制造业、移民政策，以及华盛顿游说状况的担忧。

罗斯·佩罗

佩罗在得克萨斯州东部的农业小镇特克萨卡纳长大。东得克萨斯州曾是人民党活跃分子的栖居地。佩罗的父亲是一位棉花经纪人，曾在大萧条期间艰难求生。在特克萨卡纳初级学院读了两年书后，佩罗说服附近阿肯萨斯州一位即将卸任的参议员任命他进入海军学院。毕业后，佩罗在海上待了两年，后为进入商界，他提前结束了海上服役。

佩罗以销售IBM大型计算机并提供相关服务起家。1962年，他创办了自己的数据处理公司——美国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s）。在佩罗的运作下，该公司市值高达几十亿美元。1985年，佩罗将公司卖给通用汽车。佩罗的想法是，自己携电子数据系统公司进入通用汽车便能在彼时摇摇欲坠的通用汽车获得领导层地位。然而，通用汽车的管理层并没有将佩罗放在眼里，这使他决定离开通用汽车，创立佩罗系统公司（Perot Systems）。这段经历使得佩罗后来敢于站出来，坦率明确地批判美国大型企业，以及纵容这些企业的共和党、民主党政治家。

佩罗一直是活跃的共和党人。1968年，他号召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员工支持尼克松的竞选。佩罗的政治态度相对温和。在得克萨斯，他投身于改善该州学校系统的活动，尤其关注那些为少数族裔学生设立的学校。佩罗支持堕胎合法化、同性恋权利和枪支管制。不像某些强硬的保守派，佩罗并不那么反对政府干涉经济。在通用汽车那段不愉快的经历之后，佩罗相信，政府应该采取更强势、更有效的手段，引导经济运行。这一立场将佩罗置于布什政府的对立面——布什政府谴责国家制定的所谓“工业政策”。1992年春，佩罗的支持者推举他参加当年的总统竞选。佩罗自成一派，独立参选。

佩罗将自己塑造为人民的公仆，对抗政府腐败和拖累企业发展的等级制度。他表示，通用汽车的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等美国企业的CEO和政治家群体眼光狭隘，CEO们只关注企业的季度收益，而政治家们只看民意调查。白宫和国会牢牢掌控在说客手里，许多说客代表外国公司及政府的利益，他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对华盛顿颐指气使。佩罗承诺，他将重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我们拥有这个国家”（We own this country）。1992年3月，佩罗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这样宣称：

政府应当从我们当中诞生。可是如今，我们却眼看着华盛顿的政府沦为就连希特勒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 [5] 都会嫉妒的宣传机器。我们必须将这个国家还给它真正的所有者。是时候在得克萨斯来一场明白的讲话了，是时候趁一切变得太迟之前打扫仓库，清理垃圾了。

正如支持里根主义的共和党人，佩罗想要平衡预算，阻止企业将就业机会转移至海外，他也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白宫人士对美国与墨西哥的新贸易协定交口称赞，这个协定将会把高收入蓝领工作从美国迁到墨西哥。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就业形势的变化将给我们的税基带来沉重打击。企业必须在美国而不是墨西哥制造产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保全这个国家的税基。”佩罗对媒体俱乐部的成员们说道。佩罗保证，他将恢复美国制造业的工作机会，消费者会再次在商店的货架上看到美国制造的产品：“如果我们希望保持超级大国的优势，那么我们就需要将工作留在美国本土，我们必须在美国本土生产产品。我们不能继续将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向海外转移了，我们应该让‘美国制造’再次成为优质产品的世界标准。”

佩罗严厉指责布什政府对外进行武力干涉、将伊拉克驱逐出科威特的决定。他认为美国应当与其欧洲和亚洲盟友共担责任，将更多精力放在重建本土经济上。他表示：“我们的最高外交政策应放在优先解决自家内务，让美国再次良好地运转起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认为美国的公共投资应当效仿日本通商产业省（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前身），以“未来工业”的发展为目标。他是这样反驳来自自由市场倡导者的反对声音的：“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生物遗传工业正是因为有来自联邦政府给大学及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才得以发展的吗？”

为了将华盛顿交还给人民，佩罗表示应提高官员卸任后转为说客的限制条件，通过收紧捐款来改革大选支出，缩短大选选季的时间，让投票更容易（“为什么大选的投票日偏偏是周二？工作的人没法儿去啊！”），并在网络上建立“电子市政厅”，这样所有人都能够了解选战议题，并参与辩论。佩罗承诺将打破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的“僵局”（即“gridlock”，是佩罗让这个词成为流行词）。他保证，人民将成为“老板”，而自己是人民的“公仆”。然而，佩罗对国会和政党的蔑视以及对电子投票的倡导，将他自己放在了超级总统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佩罗与美国民众之间直接产生联系。包括给佩罗投票的选民在内，许多人都认为如休伊·朗一样，佩罗所提出的是一套“独裁者”的想法。

佩罗很快就在公众民调中跃居首位。5月，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与《时代周刊》联合发起的民意调查显示，佩罗的支持率为33%，布什的支持率为28%，克林顿则得到了24%的支持率。然而，佩罗却没有为之后来自媒体的高强度质询做好准备。而佩罗自己身上的某些未解之谜也拖累了他后来的选战之路。佩罗无法证实黑豹党确实曾听从越南共产党，试图闯入他家 [6] 。到了7月，佩罗的支持率开始下滑，在其竞选经理辞职之后，他宣布放弃选举。10月1日，佩罗再次宣布参选，然而他的古怪一早就预示了，他赢得大选的机会渺茫。虽然如此，佩罗在辩论中的绝佳表现——在10月15日的辩论中，佩罗发出令后人印象深刻的警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咂巴着嘴，发出巨大的咀嚼声，吃掉美国的就业机会——还是将他留到了选战的最后一刻。佩罗最后获得了19%的选票，在9个州中获得了25%的选票。在大选日投票后的民意调查中，40%的投票者表示，早知道佩罗有希望赢得大选，就把票投给他了。

佩罗的民主党支持者与共和党支持者数量相当。弗兰克·伦茨（Frank Luntz）在为佩罗组织的焦点小组讨论中发现，“佩罗的支持者没有一次将自身或者佩罗看作自由派或保守派。”11月大选后的民意调查显示，给佩罗投票的大多是“温和派”和“独立派”。民意调查者斯坦利·格林贝格（Stanley Greenberg）将给佩罗投票的人形容为“激进的中间人士——在保守派和自由／温和派两方所占人数相当”。为佩罗投票最多的是那些认为自己的金融状况“比1988年时更糟糕了”的人。佩罗基本沿袭了包括休伊·朗在内的最早一批民粹主义者的传统，而其支持者却显现出了华莱士的右翼风格。在大选之后的调研中，格林伯格发现，为佩罗投票的选民中，大部分人认为“商业集团”没有“在盈利和服务民众之间取得平衡”，但他们也支持“是中产阶层，而非底层穷人，遭受了不公待遇”的说法。（为佩罗投票的选民中，有三分之二在1994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支持共和党。最终，被称为“老大党”的共和党夺得了大部分席位。）

在最初的竞选演讲中，佩罗攻击的是财政赤字问题，但是后来，他转而攻击贸易协议、搬离美国的工厂，以及K街 [7] 说客。这一转变引发了选民的共鸣。根据11月的大选后民意调查，当被问及“总体上讲，你认为美国与他国的贸易合作是给美国带来了更多工作机会，还是剥夺了美国的工作机会，或者对美国的工作机会并无影响”时，给佩罗投票的选民中，49%的人认为对外贸易剥夺了美国人的工作，35%的人不这么认为。根据瑞·泰克希拉（Ruy Teixeira）与盖伊·莫利纽克斯（Guy Molyneux）在1993年所做的大选研究，“佩罗在电视辩论中——面向演播室现场及在电视机前观看的观众——收获最多支持的是那些果断坚称应限制外国说客的影响力，在美国对外贸易上采取强硬立场的言论。”佩罗及其支持者代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明确否定。

帕特·布坎南

佩罗竞选总统同年，前总统尼克松和里根的讲话稿撰写者帕特·布坎南与乔治·H. W. 布什对垒，就共和党候选人提名发起挑战。布坎南最初以右翼的身份对抗布什，谴责布什总统未能兑现其绝不提高税收的承诺。他也谴责布什的海外政策，认为美国在海外事务上过度扩张和分心，忽视了日本和西欧对美国构成的经济挑战。“我们不能就这么让进口产品堂而皇之地进来，将美国的就业机会洗劫一空。”布坎南在竞选演讲中这样说道。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坎南意外赢得38%的票数，这一情况显然表明共和党对布什不满意。然而，因为布坎南被认为只是以“抗议候选人” [8] 的身份参选，他在接下来的一系列初选中均未能突破先前的好成绩。

布坎南决定参加1996年的总统大选。这一年，他明确了自己的攻击性目标：共和党与民主党共同支持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在选战开始的前夜，布坎南写道：“跨国公司的竞争日趋白热化，第一世界国家的劳动力愈发困于被抛弃的境地……全球竞争为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质量贡献什么了？如果一个经济体不为自己的人民服务，那么它存在的意义何在？”布坎南在报刊专栏中发出警告：“这场关乎未来的竞争并非党派之争，它超乎党派，它是早就抛弃了陈旧无用的民族主义概念的金钱权力的搬运工，与绝不愿生活在罗伯特·鲁宾 [9] 的世界里的民粹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以及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较量。”在竞选中，布坎南抨击美国大公司与华尔街。“再不会有为华尔街银行家利益服务的关贸总协定（GATT）之类的了。”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扬斯敦，布坎南这样承诺。而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说：“你们不能强迫时薪十美元的美国工人与只能拿到时薪一美元的墨西哥工人竞争。”同时，随着移民日渐成为欧洲面临的一大问题，布坎南也是首个提出非法移民问题的主要党总统候选人。事实上，布坎南承诺将在整体上禁止移民进入美国，他宣称：“一个失去了国界控制权的国家将不配被称为一个国家。”

布坎南的一个比喻广为流传，他将自己的参选比喻为呼吁“手握甘草叉的农民”向“建制派”发起的挑战。布坎南一连赢得了阿拉斯加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党内预选，以两个百分点的优势战胜了外界更看好的艾奥瓦州参议员鲍勃·道尔（Bob Dole）。在新罕布什尔州，布坎南还赢得了初选，这些成绩着实震惊了华盛顿的选战专家和政党领导人。然而，新罕布什尔州一战过后，政党领导人和选战专家们通力合作，力挺道尔，布坎南再也没能赢得另一场初选。他的失败，部分原因在于选民还是像1992年时那样，将他看作抗议候选人。布坎南从未就任过任何经选举产生的公职。他昂扬、善辩、风趣，时而下作，时而慷慨，但就是没有总统的样子。

美国的经济状况好转也是布坎南竞选失败的原因。正如1992年时参加总统竞选的佩罗，布坎南一开始受益于低迷的经济形势。甚至到1996年初，美国都未能从“失业式复苏” [10] 和缓慢的工资增长中完全恢复。然而，就在1996年春，失业率降低至5%以下，实际收入开始增长。在11月的大选中，克林顿依靠复苏的经济击败了道尔；更何况早在当年春末，经济形势就已经对布坎南非常不利了。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经济再次迎来繁荣，新自由主义政策似乎起了效果。极富人群与其他人之间的财富差距拉大，合法移民及非法移民人数都急剧上升，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愈发凸显。然而，不论是1996年代表改革党再次参加总统大选的佩罗，还是2000年同样作为改革党候选人参选的布坎南，都没能力挽狂澜。对2001年互联网泡沫带来的经济衰退可能会进一步巩固新自由主义地位的疑虑，也因9·11事件及伊拉克战争的发生而变得暂时没那么重要了。不过，佩罗和布坎南毫无疑问表现出了潜力，二人能够挑起“美国中产阶层激进派”对新自由主义的不满。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们再一次听到了佩罗和布坎南曾经表达过的那种不满。

茶党

正如1929年的股市崩溃引发了大萧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伴随着长期的系统性问题。高科技繁华尽散，全球产能过剩依然拖累制造业的发展，亚洲国家通过贸易顺差赚取的美元外汇又不断进入美国市场，这些美元或直接或间接地刺激了美国的消费信贷，这一点在房地产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房地产业的繁荣维持了一个经济体的需求面，如果楼市下跌，经济形势必然走弱。当2007年房地产泡沫破裂时，成百上千万人失去房产，金融机构危机四伏。经济陡然衰退。房地产市场崩溃之后，新自由主义政治再度获得了发言权。过去，新自由主义曾以卡特、里根、克林顿金融自由化，以及乔治·W.布什放松监管的形式出现，后来其贸易和投资政策导致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享受了大量的美元贸易顺差，而税收政策及反工会商业措施也加大了经济不平等，最后美国只能通过债务累积来刺激消费需求。

2008年9月，随着纽约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告破产，人们终于意识到，一场波及面巨大的金融危机到来了。这场危机帮助了巴拉克·奥巴马赢得总统大选，也使得民主党控制了国会。奥巴马的多数派地位反映出，曾于1972年支持麦戈文的特殊选民群体壮大了民主党的选民力量。这些人当中包括了在全体选民中所占比例不断扩大的少数族裔、单身女性，以及专业人士。当时的状况似乎暗示着，只要奥巴马抓住机会，有力地对抗这场金融危机，那么他将有可能像1933年罗斯福所做的那样，让民主党长期稳坐多数派宝座。然而，真实情况却不是这样。奥巴马和罗斯福的起点有所不同：当年，罗斯福面对的是来自左翼的休伊·朗和工人运动，而奥巴马一上台就感受到了来自右翼新民粹主义运动的压力。

或许，奥巴马对于公众的右倾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罗斯福在上任几个月内就对银行家发起了抨击，而奥巴马的措辞和行动则反映出，他本人是依从于华尔街和自由市场的。在就职演说中，奥巴马表示华尔街和主街 [11] 应就金融危机的爆发负担相同分量的责任。他这样说道：“贪婪和不负责任严重削弱了我们的经济。这既是我们当中部分人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我们未能做出艰难而正确的决定，为这个国家做好迎接新时代的准备。”奥巴马政府下的美国司法部并未指出哪怕一个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也没有对任何应该对这场危机负责的机构或个人提起控告。在上任之初的几个月内，听从财政部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的建议，奥巴马推迟施行某些金融改革措施，因为他们担心这些措施会动摇商业信心。奥巴马选择优先救助大银行，而非帮助资不抵债的房奴们。这一做法后来确实也引起了左翼的讨论，但就在奥巴马上任的头一年，这一做法留下了一个政治真空地带，在那里，右翼们的愤怒已经开始发酵。

右翼对奥巴马上任初年的改革措施尤为不满。首先，奥巴马推出了若干对抗经济衰退的举措，包括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及750亿美元的援助方案，用以援助那些丧失了抵押品赎回权的房主。其次，奥巴马拿出了一个全国医保计划。为了赢得保险及医药公司的支持，奥巴马拼凑出一份复杂的医保法案，要求人人购买医疗保险，即使公司不给个人投保，个人也必须投保。该法案还规定，政府会给予低收入人群用以投保的补助。这是典型的新政民主社会政策，确实能够满足低收入人群的需求，但未给中产阶层——或在此法案的规定下——未给老年人提供相同程度的福利（为了补贴奥巴马医疗，医疗照顾方案 [12] 的增长率将会降低）。

右翼对奥巴马改革方案的不满，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极右茶党运动应运而生提供了土壤。点燃茶党运动的是CNBC新闻台 [13] 评论员里克·桑特里（Rick Santelli）对奥巴马抵押贷款方案的谴责。“这里是美国。”站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交易大厅内的桑特里抗议道，“你们的邻居住在带有超大浴室的房子里，却因为还不起贷款让你买单，你们有谁愿意这么做？”桑特里呼吁建立“芝加哥茶党”，向政府的行政计划发出抗议。桑特里的呼声赢得了大批网络博主、政策专家，以及华盛顿政客的支持。2月，他们代表茶党在30个城市发起抗议活动，4月和9月，他们又发起了多次抗议活动。

茶党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联合性组织。实际上，茶党是由许许多多相互独立的地方群体组合而成的，是社交媒体将这些地方茶党群体联系在了一起。一些全国性的茶党组织利用邮件列表筹资，同时为提名候选人而奔走。两家由公司资助的华盛顿组织——自由事业（Freedom Works）及繁荣美国人（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利用茶党运动推进各自的游说议程。社会学家茜达·斯科克波尔（Theda Skocpol）和凡妮莎·威廉姆森（Vanessa Williamson）估计，2011年，也就是茶党运动顶峰时期，茶党组织成员数量达到了160 000人。这一数字不包括奥巴马第一个总统任期期间，因了解、认同茶党而开始支持茶党的好几百万人。这一情况帮助茶党在2010年期间，提名了20位众议院及参议院候选人。

茶党组织从来都没有一个共同的活动平台，但许多组织都秉持同一观点，用桑特里的话来说就是：美国被好好工作、诚实纳税的“创造者”，以及寄生于他人劳动所得的“索取者”撕裂了。茶党活动家们就是从这一视角解读奥巴马的经济刺激方案和抵押贷款救助计划的。他们认为自己缴纳的高额税款，全部被拿去为其他人支付按揭贷款了，而那些人根本买不起房。茶党的立场可以用这句写在汽车保险杠贴纸上的话总结：“你没资格花我赚的钱。”

茶党认为2010年国会通过平价医疗法案的目的是，迫使本身就在支持保险的人支付更高的保费和共担费用 [14] ，好让其他没有保险的人能享受医疗保险服务。那些受医疗照顾方案保护的、支付了保费的老年人，会发现他们的受益程度降低了，而降低的那部分将被拿去覆盖平价医疗的成本。艾米莉·爱金斯（Emily Ekins）采访了大量茶党成员，她写道，茶党成员“倾向于将平价医疗法案看作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一种转移支付 [15] 项目形式，而他们需要为此负担高昂到不成比例的资金”。茶党看待非法移民的视角也如出一辙。茜达·斯科克波尔和凡妮莎·威廉姆森在采访中如此报道：“茶党的主要担忧是非法移民会不合理地大量占用政府资金和服务。”

许多地方性茶党组织沿袭了美国民粹主义的部分传统，反映出右翼与新自由主义共识分庭抗礼的立场。这些茶党组织反对新政自由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遗留影响，新政自由主义的某些遗产至今在共和党中还备受欢迎。如果要对茶党人士做一个概括，可以这么说，茶党人士带领人们退回了杰克逊式的原始民粹主义时代。茶党成员一分为二地将民众分成“创造者”和“索取者”，这种方式让人不禁联想到杰克逊主义者的“生产主义” [16] ，以及植根于社会生产要素和非生产要素之区别的人民党。银行家、土地投机者及赌徒是典型的非生产要素——民粹主义者认为，目前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手里抢走饭碗的移民也属非生产要素。

最初，茶党人士诟病奥巴马袒护“索取者”。然而，眼看着共和党2010年“一统”国会，却没能满足其不容辩驳的要求——废除奥巴马医疗，茶党进而将火力转向共和党建制派。茶党候选人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纳尔（Mitch McConnell）和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特（Eric Cantor）在竞选中展开竞争，并赢得对埃里克·坎特的选举。麦克康纳尔和坎特的错误在于，他们甚至没能拒绝对两党新自由主义共识的基本理念表示反对，也没能阻止对移民改革的讨论。

坎特的错误还在于，他与华尔街及商业圆桌组织过从甚密。在初选阶段，茶党候选人戴维·布拉特（David Brat）说，“纽约和华盛顿投资银行里的所有家伙都该进监狱。可是他们并没有进监狱，他们的名片被好好收藏在埃里克的名片盒里，他们给埃里克送去大额支票。”支持戴维·布拉特的这部分茶党人士呼应了人民党曾经的想法，但他们是被政治学家和评论家忽视的一群人，甚至特朗普的总统大选让其浮出水面之后，情况依旧如此。

右翼在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期间搅动着社会政治环境，这与罗斯福第一个任期期间右翼的默默无闻形成鲜明对比。20世纪30年代，一支右翼力量曾对新政表示反对，但其影响力远远小于左翼的休伊·朗及工人运动。原因之一是，大萧条和大衰退这两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迥异。在大萧条期间，失业率上升至25%，威胁着中产阶层和下层民众的正常生活。中产阶层选民指望休伊·朗能力挽狂澜，他们担心自己“陷入失去自我的力量、凡事只能乞讨依靠的谷底”。彼时的中产阶层并未指责下层民众，反而感到自己与下层民众同病相怜。

而在大衰退期间，大多数美国人享受着政策和福利的庇护。人们无需担心自己真的会挨饿、无家可归，或遭遇银行破产，账户被洗劫一空。大衰退对中产阶层老年白人的影响（茶党的民众基础来源）比对下层民众的影响要小得多。在大衰退期间，位于收入数据第三四分位数的中产阶层，税前收入确实有所减少，但如果将税后收入和来自转移支付的福利相加，可以看到中产阶层在2007年至2011年的收入并未减少。高中学历及以下人群的失业率远高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这种现象造就了中产阶层最恐惧的噩梦：政府会向自己征收高税额或高医疗保险费，以此补贴下层民众、非法移民及合法新移民。于是，在大衰退和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之下，兴起的不再是左翼，而是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后来左翼民粹主义也做出了回应，但其影响力不如右翼，其选民基础也有别于右翼民粹主义。

占领华尔街运动

2011年2月，因奥巴马未能对华尔街强硬出手，左翼对这位时任美国总统发起了抨击。当月，网站AmpedStatus.com刊登了一篇题目为“经济精英对决美国人民”（The Economic Elite vs.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的文章。其作者戴维·德格劳（David DeGraw）写道：“是时候动员99%的美国民众，改变政治改革的一贯做派了。民众对现状并不满意，他们看出来了，共和党及民主党……已经被组织有序的经济精英收买了，这些经济精英正在一步步破坏我们的生活。”后来AmpedStatus.com网站暂停运营，原因不详，其后黑客组织“匿名者”（Anonymous）帮助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网站，该组织还加入AmpedStatus，成立了名为“A99”的新组织。

A99呼吁民众于6月14日占领华尔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这次抗议集会无果而终。之后，A99的组织者与另一家组织“纽约大会”（New York City General Assembly）联合，抗议城市预算紧缩，并计划于4月组织第二次占领运动。一个月后，加拿大反资本家刊物Adbusters 援引埃及人民在开罗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抗议并取得成功这一事件，在其博客上呼吁民众于9月17日“以搭帐篷、厨房，设立和平路障的方式占领华尔街数个月”。虽然Adbusters 自诩为“反资本家”，但它拒绝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目标定性为“颠覆资本主义”，因为担心“运动可能很快演化为一场迅速被历史遗忘的无足轻重的极左表演”。Adbusters 希望华尔街运动“具备特洛伊木马一般的迷惑性，需求统一，成为不容奥巴马总统忽视的事件”。

然而，组织者们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需求——他们的需求过多，大多数人要求结束新自由主义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后来，在一个新建立的“占领华尔街”网站上，他们展示了一条简明的标语，这条标语是从AmpedStatus网站文章中截取出来的，“我们就是那99%的人，我们再也不愿容忍1%人的贪婪与腐败”。这条标语所用的是典型的民粹主义措辞，它将占领华尔街运动定义为对日益扩大的政治与经济不平等的攻击。9月17日，逾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祖科蒂公园，300人在公园内安营扎寨。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占领华尔街运动及其他示威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人聚集在纽约市内——警察的过度反应也助长了这番盛况。在美国其他许多城市里，新的占领运动也不断涌现。除了占领波士顿、占领芝加哥、占领奥克兰、占领洛杉矶、占领华盛顿以外，还出现了占领图珀洛、占领威奇塔、占领坦帕、占领纳什维尔、占领米苏拉、占领伯明翰、占领埃尔帕索，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城市和村镇。占领华尔街运动吸引了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的首要需求是减少或免除学生贷款），也吸引了不少曾经的反全球化人士，他们的诉求一如1999年在西雅图集会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人们所提出的要求。

占领华尔街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原因之一是它的确牵动了示威者以外的普通民众的神经。这场运动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水涨船高”（lift all boats）主张的错误。在《占领国家》（Occupy Nation ）一书中，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写道：“与至少四分之三个世纪的美国左翼运动不同的是，这场运动一开始就拥有广阔的民众基础……它要求更公正的经济，要求限制富人的权力，这些都深受民众欢迎。”然而，占领华尔街运动拒绝正式的领导层；几个月之后，该运动调转方向，采取了某些令人反感的破坏性策略，对其目标以外的其他人群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因素导致占领华尔街运动最终走向末路。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于11月15日下令清理祖科蒂公园后，相关活动被驱散，除了几个网站以外，作为一支有组织的活动力量，占领华尔街运动寿终正寝。

不过，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象征性影响依然是不可估量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将新自由主义所面临挑战的核心——政治与经济不平等问题——搬到了台面上，并且它的影响力并未局限在美国本土，它对希腊和西班牙的民粹政党也启发颇深。曾推动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的Adbusters 美国高级编辑迈卡·怀特（Micah White）称，这场运动的失败是“建设性的失败”。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奥巴马借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论述抨击共和党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激进主义成分后来也以一种更具有组织性的形式再次得到呈现——2016年，一位佛蒙特州参议员决定参加总统竞选。

[1] 笔者力求避免“新自由主义”一词在使用中存在的争议。见http://coreyrobin.com/tag/neoliberalism/。在美国，“新自由主义”一词至少有三种使用情境：1.《华盛顿月刊》的查尔斯·彼得斯（Charles Peters）倡导的后新政自由主义（post-New Deal liberalism），彼得斯对“大工会”和“大政府”这样的解决方案保持警惕，他更倾向于采用历经全国社会福利项目检验的策略；2.加里·哈特（Gary Hart）1984年至1988年的政策策略——采用支持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工业政策、强调增长而非公平。3.指里根共和主义的主导思想，接受覆盖全社会的保障制度，但寻求途径为企业减税、移除限制规定、开放资本的海外流通、允许移民进入美国。包括比尔·克林顿在内的一些民主党人后来也接受了这一新自由主义版本的精华，正如工党的托尼·布莱尔所打造的新工党接受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的部分做法一样。在本书中，笔者所提及的均为第三种新自由主义。——作者注

[2] 自由工作权（right-to-work）：在美国，保障自由工作权的州禁止工会强制劳动者加入其组织或向其缴纳会费。——译者注

[3] 商业圆桌组织（Business Roundtable）由美国各大企业首席执行官组成，旨在推行亲商的公共政策。——译者注

[4] 在美国指政府为建设公共设施，凭借征用权征用私人土地。——译者注

[5]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德国政治家、演说家，曾担任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被称为“宣传的天才”“纳粹喉舌”，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持第三帝国的体制，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译者注

[6] 根据1992年《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罗斯·佩罗一直坚称，1970年联邦调查局曾告诉他，北越当局及黑豹党在谋划刺杀他和他的家人，并称1970年某日晚，五名持武器者试图闯入家中杀害他，后被警卫狗逐出。前执法及情报机关相关人员表示佩罗的说法不具可信度，而佩罗的批评者及一些朋友曾表示佩罗有坚持古怪的阴谋论、不接受事实的倾向。——译者注

[7] K街（K Street），华盛顿K街是美国著名的“游说一条街”，位于美国国会山和白宫之间，由西向东，横贯华盛顿北部，云集了大批智库、游说集团、公关公司、民间组织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此落户。如果说华尔街是国际金融中心的话，那么K街可谓是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中心。——译者注

[8] 抗议候选人，指为了对抗其他候选人或突出某些在其他情况下没有机会突出的议题而参加竞选的候选人，抗议候选人并不一定以赢得大选作为目标。——译者注

[9] 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比尔·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部长。——作者注

[10] 失业式复苏（jobless recovery），指美国经济在出现复苏和增长势头的同时，失业率却达到历年最高的经济现象，即一方面经济开始好转，但另一方面经济复苏并没有带动就业。——译者注

[11] 在美国的新闻报道及政治家口中，华尔街（Wall Street）代表了企业资本主义和金融家的利益，主街（Main Street）则通常代表实体经济、小企业主和普通百姓的利益。——译者注

[12] 医疗照顾方案（Medicare），是美国联邦政府为年满65周岁及以上的老人和丧失劳动能力两年以上的残疾公民、永久性肾脏病公民建立的一项全国性医疗保险计划。——译者注

[13] CNBC是美国NBC环球集团所持有的全球性财经有线电视卫星新闻台。——译者注

[14] 共担费用（co-payments），美国医疗保险行业的专用名词，指在门诊就医和取药时，由保险受益人分摊的费用。——译者注

[15] 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又称无偿支出，指政府为解决财政失衡而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转移财政资金的活动，是一种补充公共物品、平衡经济发展水平和解决贫富差距的财务方法。——译者注

[16] 生产主义（producerism），一种认为参与有形财富生产的社会成员比继承财富的贵族对社会的贡献更大的意识形态。——译者注

第3章

沉默的大多数和政治革命

唐纳德·特朗普与伯尼·桑德斯

2015年7月，前马里兰州州长马丁·欧马力（Martin O’Malley）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将伯尼·桑德斯称为“抗议候选人”。“我不会以抗议候选人的身份参选，我要做的是美国总统。”欧马力表示。在2月的艾奥瓦州初选中仅获得0.57%的选票后，欧马力退出了选举，而在艾奥瓦与希拉里·克林顿对决的桑德斯则继续征战新罕布什尔州。在那里，他轻松赢得初选，并逐渐让外界认识到，伯尼·桑德斯是此次美国总统竞选提名候选人有力的竞争者。

唐纳德·特朗普在参选过程中也备受嘲弄。在欧马力表示不看好桑德斯的两周后，《赫芬顿邮报》驻华盛顿记者就宣布，他们“不会在邮报的政治版面报道任何有关特朗普的选情”：“我们将在娱乐版对他的参选情况进行报道。原因很简单：特朗普的参选是一次娱乐表演。”六个月之后，特朗普在共和党的民调中遥遥领先，《赫芬顿邮报》共同创始人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a Huffington）又不得不宣布，该报将有关特朗普的消息转回政治版面。许多政治研究专家认为，大选参选人的成功晋级并不依靠其本人的政治理念。《纽约时报》写道，特朗普的支持者们“被其个性，而非其实质吸引”。桑德斯的成功归结于他的“正派”。美国政治新闻媒体Politico曾询问桑德斯的年轻支持者们，为什么他们“如此着迷于桑德斯的正派”。

参选人的部分吸引力的确与其个人风格相关。74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身上散发出的热情和真诚正是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中所缺少的。桑德斯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狂风暴雨，目睹了年轻人如何拒绝接受现状，所以他能够与年轻选民建立情感上的纽带。而特朗普在电视节目中早已游刃有余，他拥有罕见的本领，虽然一次次向不同的观众讲述同一件事，但是在每一次的讲述中，他似乎都能够与观众展开对话。特朗普的姿态与其主要竞争对手、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Jeb Bush）木讷的风格截然不同。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总统竞选者当中不乏表现正派之人，但他们的竞选经历都不如桑德斯那么顺利，民主党一边有艾奥瓦州参议员汤姆·哈金（Tom Harkin）、前佛蒙特州州长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共和党一边则有前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里克·桑托鲁姆（Rick Santorum）、前国会议员杰克·坎普（Jack Kemp）。同样，共和党人帕特·罗伯特森（Pat Robertson）、帕特·布坎南，以及民主党人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在娱乐观众、活跃气氛方面也不输给特朗普。然而，这些人都没有特朗普走得远。

其实，谈特朗普和桑德斯的成功，就不能不谈两人所传达出的政治信息是如何在大批选民之中产生共鸣的。特朗普和桑德斯分别站在右翼和左翼的立场上，以新自由主义共识为攻击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大衰退的背景之下，许多选民内心的激愤之情被点燃了。特朗普和桑德斯延续了佩罗和布坎南的遗产，他们成功地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共识正变得越来越脆弱。

特朗普与新自由主义

特朗普的父亲是纽约皇后区地产开发商。老特朗普通过房地产建造以及向中低收入人群租赁房屋，在当地赚得了一小笔财富。唐纳德·特朗普的野心更大——他的目标是在曼哈顿建楼盘，安家落户，名利双收。特朗普后来通过建造酒店、公寓大楼、赌场和其他房产，打造了一个价值超过十亿美元的地产王国。他也得偿所愿，获得了想要的名气。1981年，《人物》杂志专访了当时年仅35岁的特朗普。他加入各种高级俱乐部，各路体育明星、黑帮老大、财富新贵都是这些俱乐部的常客。20世纪90年代，特朗普在亚特兰大投资的赌场陷入困境，他本人几乎快要破产了，不过随后他挽回了损失，还通过主持真人秀节目《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 ）成为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

要想经营房地产项目，特朗普这样的房地产商需要营业牌照，从各州各市取得合同，还时常需要获得政客的支持。特朗普既讨好民主党，也给共和党资金支持，在最初几十年的经商岁月里，特朗普从未表露过自己的政治意见。1986年，随着罗伊·科恩（Roy Cohn）的离世，共和党人罗杰·斯通（Roger Stone）接替科恩的职位，成为特朗普的顾问。在斯通的影响下，特朗普开始涉足美国政治事务。1987年，特朗普在《纽约时报》及其他主流日报上刊登了全版广告——“美国没有什么外交国防政策问题是一点点决心解决不了的。”当年10月，在新罕布什尔州某共和党人的邀请下（此人想推举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罕布什尔州汉普顿扶轮社的一场午餐会上，就国防、贸易和商业发表了看法。特朗普这次演讲所带来的观众比以往任何一个共和党参选人所吸引的都要多。不过，他并没有接受竞选邀请。

1999年，特朗普积极参与改革党的竞选。改革党是1996年罗斯·佩罗为其第二次总统竞选所创立的参选平台。斯通为特朗普组建了竞选委员会，但特朗普几个月后退出，将提名名额让给了帕特·布坎南。2011年，特朗普再次表示对争取共和党提名候选人有兴趣；米特·罗姆尼竞选失利后，特朗普开始为2016年的竞选做准备；第二年，他多次前往艾奥瓦州，还参加了在华盛顿举办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

要概括特朗普过去20年的观点并不容易。在堕胎权利、同性恋权利及社会支出等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斗争焦点上，特朗普与斯通一样，采取了东部共和党人的温和态度，与前共和党参议员阿尔方瑟·达马托（Alfonse D’Amato），甚至民主党人埃德·科赫（Ed Koch）的态度相似。他支持堕胎权（“我非常支持堕胎合法化”，1999年他曾这样表示），希望社会福利与医疗保险支出免受削减，他甚至支持全民医保的某些形式。“我在很多事情上都是保守派，但是在医疗健康方面，我是一个自由派。”在2000年的竞选宣言“我们值得拥有这样的美国（The America We Deserve）”中，特朗普这样写道。作为房地产开发商，特朗普热情地支持许多保守派共和党人反对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在2016年的选举中，特朗普放弃了自己支持堕胎权的立场，这一行为被视为参加共和党初选的政治需要。但是特朗普保留了其在社会福利与医疗保险上的立场，他甚至说，自己可能会用一个全民医保计划取代平价医疗法案（但并未阐明可行的计划措施）。同时，特朗普也支持将大规模财政支出用于铁路、桥梁和机场的基础设施建设。

倘若特朗普的选战策略依旧围绕温和的共和主义打转，那么他不但可能一张代表人票都拿不到手，还会步霍华德·贝克（Howard Baker）、拉马尔·亚历山大（Lamar Alexander）、乔恩·亨茨曼（Jon Huntsman）和其他温和派候选人的后尘。但实际上，特朗普将一系列保守主义思维与温和的共和主义相结合，其大多数保守主义想法可追溯至20多年前的民粹主义，与佩罗和布坎南的做派近似。这一套保守主义框架挑战了民主党及共和党在外交政策、贸易、投资和移民问题上一贯的理念，是特朗普选战的核心内容：

国防安全 ：冷战结束后，执政的共和党及民主党试图维护冷战时期建立的同盟系统，以此支持美国的对外军事干涉，稳住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1987年，特朗普首次公开表达意见时便坚持声称，美国、沙特阿拉伯及其他同盟国应向美国缴纳费用，换取这些国家从美国这里获得的保护。特朗普写道，美国“不应该继续掏腰包保护某些国家了，因为它们本身有资本保护自己的国家”。特朗普希望美国将自身资源投入本土，帮助“我们的农民、病患及无家可归的人”。在2016年的选举中，特朗普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不少成员国一直躲在美国的庇护下，”特朗普向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但是这不公平。各位，美国没钱继续充当世界警察了，我们现在需要重建自己的国家。”

恰如佩罗和布坎南，特朗普最初坚持“共担责任”，后来转而质疑美国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他同盟组织在冷战中许下的承诺。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特朗普批评北约“已经过时”，且维持北约的存在“成本高昂”。特朗普还反对美国在未对本国构成直接危险的时期对外进行军事干预。佩罗和布坎南都反对乔治·W.布什出兵科威特的决定。特朗普批评小布什入侵伊拉克，他坚信，自己作为生意人拥有的技能有助于改善美国的外交形势。特朗普与2016年面对的选战对手的不同之处是，他并未保证自己将撕毁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此，特朗普的措辞是，他会“摆平这件事”。特朗普还许诺会摧毁伊斯兰国，同时他也表示可与其所欣赏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达成协议，结束叙利亚冲突。总的来看，特朗普的立场正如佩罗，代表的是一种外交政策现实主义，与共和党的新保守主义与民主党的自由干涉主义都有区别。

自由贸易 ：同布坎南与佩罗一样，特朗普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前美国给予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他认为，这些协定引发了贸易赤字，牺牲了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1999年，特朗普曾说：“有些国家不相信，原来与美国打交道这么容易，美国人是出了名的傻。所以我们需要派最好的谈判人员，与日本，还有其他国家交涉。”特朗普保证将会让商业领袖们就这些协议进行商谈。

在2016年的大选中，特朗普表示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缩写为TPP），该协议已由奥巴马政府签署，但国会尚未通过。特朗普还抨击了美国对中国、日本及墨西哥的贸易协议，他对美中贸易的评论引起争议最大。在2015年8月的共和党辩论大会上，特朗普说：“我们的国家正陷入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再是赢家。在贸易中，我们无法超越中国，无法打败日本，来自这些国家的成百上千万的汽车通过贸易进入美国。不论是在边境问题上，还是在贸易问题上，我们同样也赢不过墨西哥。”为了迫使人民币升值，好让中国对美的出口产品更贵，美国对华的出口产品更便宜，特朗普甚至以向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45%的关税相威胁。特朗普一再重申他的承诺，谈判桌上坐的将是商人，而非“政治的仆从”。

生产外包与海外建厂 ：1999年，特朗普对贸易协议的最大不满是，贸易协议允许其他国家在不进口美国产品的情况下，将本国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美国。然而，自2011年出版《是时候强硬起来了》（Time to Get Tough ）一书，表达其政治宣言之后，特朗普开始向佩罗和布坎南看齐，转而谴责美国公司占尽贸易协议的好处，要么将生产外包至墨西哥、中国和日本，要么在这些国家建立工厂，再将产品出口至美国。不论是以哪种方式运营，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都因此被掠夺掉了。在《是时候强硬起来了》一书中，特朗普提议，向所有外包回流的产品征收15%的关税。

在2016年的选举中，特朗普特别点名了几家正在或准备将工厂迁往美国以南及其他地区国家的公司。在2015年7月的演讲中，特朗普指出，福特公司称将在墨西哥建立一家价值25亿美元的汽车及卡车工厂。特朗普说，如果他当选总统，将致电福特公司的总裁，以向每辆过境汽车和卡车征收35%的税来要挟对方。特朗普还指责纳贝斯克公司计划将工厂迁出伊利诺伊州，他在2015年9月于达拉斯发表的演讲中质问：“他们要把工厂搬去墨西哥，为什么？这对我们能有什么帮助？”而在2016年2月的共和党初选辩论中，特朗普批评开利公司正将一间工厂和1400个工作岗位从印第安纳波利斯迁往墨西哥。“过去，他们从纽约搬去了得克萨斯州。”特朗普说道，“如今，为了获得更便宜的劳动力，缴纳更少的税，他们从这个国家搬往另一个国家，他们没有真正地忠于美国。”

正如佩罗，特朗普意图恢复美国的制造业——这是他“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这一承诺的核心。特朗普与佩罗的措辞越来越像。在4月19日初选胜利之后，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各州的工作岗位被夺走，美国的工作岗位被夺走，我们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发生。”自由派评论员兼经济学家们批评特朗普欺骗大众，因为他保证将工作机会夺回美国，但这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批评也许属实，不过，特朗普的目的本来就是向新自由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引发的工作机会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出警告。

特朗普也公开谴责许多公司将总部搬往国外以求避税的行为——即通常所说的“税收倒置”。在几乎每一次演讲当中，他都会批评公司将生产外包出去、在海外建厂，以及税收倒置。这些言论无一不站在新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上。6月，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开始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最后的大选，不断在各种演讲中重申这些主张。在6月22日题为“成败攸关的选举”的演讲中，特朗普邀请伯尼·桑德斯的选民们支持自己：“在一起，我们就能为所有美国人修正现在的系统。重要的是，我们将能够修改所有灾难性的贸易协议。因为现在的情况是，被操纵的并不仅仅是政治系统，还有整个经济。是那些想要压低工资的大金主控制了我们的经济；是想要离开这个国家的大企业控制了我们的经济。他们开除工人，在国外生产产品，然后再卖回美国，自己不受丝毫影响……他们在操纵经济，他们在与你们、与美国的人民作对。”

移民 ：特朗普1999年参加改革党候选人选举时，与当时的参选竞争者布坎南只在两个问题上意见一致——贸易和移民。在竞选书中，特朗普写道：

大批非法移民跨过边境，进入美国，这造成了美国正面临的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困难。我们不能继续吸纳这些人了……大多数合法移民对社会有非常大的贡献，因为他们有专业技能，为我们的国家增添了文化多样性……然而我们也不应该让合法移民这么容易就进入美国。移民方面的制度设计耗时费力、成本高昂，而且难题重重……核心在这一点上：首先，我们得照顾自己的人民。对出生在美国以外的人，我们的政策需要清晰明确：要么合法进入，要么离开。

16年后，特朗普依旧坚持当年的这一立场。在2011年出版的书中，特朗普写道，“非法移民会沉重地打击美国纳税人，华盛顿需要采取强硬的态度，为‘我们的人民’，而非为那些需要廉价劳动力和少数族裔选民团体的特殊利益集团奋斗。”在2016年的大选中，特朗普不仅反对非法移民，还支持将非法移民驱逐出境。特朗普对非法移民的反对一方面出于经济考虑——非法移民拉低工资，增加社会成本；另一方面也出于社会文化考虑——非法移民是犯罪源头之一。特朗普提议由墨西哥从其对美贸易顺差中掏出一笔钱，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建一堵墙，用以阻止非法移民的进入。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观点表现了他对墨西哥裔美国人的仇恨。特朗普称墨西哥是给美国带去“犯罪”“毒品”“强奸犯”的国家。他形容负责特朗普大学一案的法官为“墨西哥人”，尽管这位法官事实上是印第安纳州生人。特朗普还呼吁将这位法官从该案中撤出。他的观点恰似19世纪无知党（Know- Nothing Party）的本土主义者们 [1] ，以及支持遣返中国劳工的人民党。然而，后来人民党针对华人的民族主义论调及仇视态度逐渐让位于其民粹主义主张，而特朗普对墨西哥人——以及穆斯林移民——的态度则愈发成为其政治主张的核心部分。

沉默的大多数

表面上，特朗普不大可能代笔民粹主义参加总统竞选。他是一个好炫耀自我财富的亿万富翁。然而汤姆·沃森也拥有大量地产，罗斯·佩罗同样是腰缠万贯之人。重要的是，正如出生于特克萨卡纳的佩罗，特朗普与上流社会美国人这一身份不甚相符，他还是当年那个在皇后区长大、渴望搬去上东区的男孩，最终成了Studio 54等寻欢作乐的场所而非哈佛俱乐部这类地方的常客。

特朗普对自身社会阶层的看法受了罗杰·斯通的影响。斯通的政治生涯始于为尼克松总统1972年的选战做手脚。和特朗普一样，斯通在堕胎及社会支出等问题上持温和的共和党人态度——斯通和其妻子创立了“共和党人的选择”（Republicans for Choice）组织。然而，在总统竞选中，斯通喜欢使用直白的民粹主义措辞，将“我们人民”放在少数利益集团的对立面上。为特朗普作传的传记作家迈克尔·安东尼奥（Michael D’Antonio）这么形容斯通：

总的来看，斯通使用带有攻击性的民粹主义措辞，是为了说服选民们，老大党虽然传统上代表了大企业和那些拥有乡村俱乐部的有钱人，但事实上，它是真正的反精英政党，代表了工薪阶层的利益。

特朗普在竞选中也使用了这个招数。在《纽约时报》2000年2月的专栏文章中，特朗普解释说，他之所以放弃总统竞选，是因为他不再将改革党看作可行的竞选工具。不过他也说，不能与“布什先生及戈尔先生这两位老牌政治家对决”，他感到很遗憾。“我相信，”特朗普写道，“如果我与这两位常春藤出身的参选者竞争，我的观点——美国正受到其主要贸易伙伴的盘剥，是时候在贸易谈判中强硬起来了——一定会引起共鸣。”（特朗普并未指出，他自己也毕业于一所常春藤大学。）

2016年，特朗普将自己包装成“沉默的大多数”——这个词是从尼克松那里借来的——来反抗“特殊利益集团”及两大政党中“建制派”的代言人。“沉默的大多数”回来了，这一次，我们不再沉默。是时候发起攻击了。”特朗普在达拉斯宣布。在竞选造势过程中，特朗普团队传达了明确的信息，“‘沉默的大多数’与特朗普站在一边。”就在艾奥瓦州初选前的1月，特朗普打出了标题为“价值派”的广告。坐在办公桌后面的特朗普说道：“建制派、媒体、特殊利益集团、说客、政治献金捐赠者，他们都反对我。我花自己的钱竞选总统，我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我只欠美国人民做个好总统的机会。但是，他们全部在阻挠我。”

特朗普的需求反映了他作为商人独特的宣传技能。在《特朗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The Art of the Deal ，又译“交易的艺术”）中，特朗普表示，“一点夸张的手法”就能帮助我们销售更多产品。所以，提议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征收45%的关税，以及让墨西哥出资建堵墙等提议都是其有意讲给大家、引起众人注意的小伎俩，人们不应当真。不过，这些也的确是民粹主义者的一贯提议，它们是特朗普版本的“自由银币”，与休伊·朗提议对富人征收存款税也如出一辙。即使是达成交易无数的商人，也无法兑现这样的诺言，而这一事实恰恰就夸大了“沉默的大多数”的欲求与“建制派”愿做割舍之间的鸿沟。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并不一定相信 [2] ，他能强迫墨西哥出钱建墙或遣返进入美国的所有非法移民。他们在特朗普传达的诉求中，听出了界限的划分，那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和“他们”——国会、墨西哥总统——愿意给的东西之间的那道界限。

特朗普在贸易及工厂撤离美国本土等问题上的诉求，其对说客、大政治金主及特殊利益集团的激烈谴责，都不免让人想起佩罗，不过特朗普显然为自己打造出了与佩罗不尽相同的风格。佩罗颇具学者做派，有时稍显居高临下——人们对佩罗最多且并不公平的批评是，佩罗称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会（NAACP）的观众们为“你们这些人”。但佩罗从来没有对与他意见相左的人采取任何下作行径，也从来没有不公平地让任何群体成为政治斗争的替罪羊。然而，特朗普却非常高调地抨击竞争对手，对不同国籍和宗教的人表现出极度的偏见，甚至贬损女性。（当希拉里·克林顿宣布竞选美国总统后，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称：“如果希拉里·克林顿连自己的丈夫都没法满足，怎么保证她能满足美国民众？”）

特朗普的观点最能够呼应的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华莱士和布坎南，但他的行为举止与此二人全然两样。华莱士尽量避免对黑人表现出偏见，其政治提议多就国家权力或一些抽象原则来措辞。与特朗普不同的是，华莱士是身经百战的职业政治家，他享受在选举中与批评者、抗议者唇枪舌剑的乐趣。特朗普却一再向人们展示了商人的薄脸皮——他在乎自己的声誉。在拉票的过程中，他为对示威者动武的支持者感到高兴，他也试图撺掇其支持者与媒体唱反调。特朗普的行为反映出，他脾气暴躁，在房地产和赌场经营的商战中练就了铁面与卑鄙——1993年，特朗普曾企图通过运作废除一项允许穷困的印第安部落经营赌场的法律——同时，也许是因其自身的商业成功，特朗普相信自己能够在公共场合发表任何自己私下对墨西哥人或女性的看法，且不觉得自己应该承担什么影响。

特朗普斥嘲福克斯新闻评论员梅根·凯利（Megyn Kelly）一事发生后，斯通于2015年8月正式卸任特朗普竞选委员会负责人一职，不过他依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及顾问。依斯通的观点，特朗普的下作之举使其反建制派的论述打了折扣，然而，特朗普的支持率只增未减。他无礼的言辞举措被视为对政治正确原则的公然反抗，与他在贸易、移民、美国工厂撤离等方面的主张一道，吸引了众多共和党人及独立派人士的支持。

特朗普与共和党人

特朗普的成功威胁了保守派共和党人自20世纪70年代起培育起来的选民群体。该群体包括了20世纪60年代放弃民主党、转而支持共和党的商界大佬，以及白人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选民。特朗普的参选打乱了这种构成。特朗普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反对，冒犯了共和党上层的商界领袖、智囊人士、作家、编辑、专栏作者，以及电视广播节目主持人。这些人豪掷几百万，却依然没能阻挡特朗普的总统竞选之路；他们的真正目标是特朗普在经济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立场。特朗普6月以“成败攸关的大选”为主题做演讲，对跨国公司和贸易协议严厉指责，其后共和党的最大金主保罗·辛格（Paul Singer）警告说，如果特朗普当选，将会引发“一场全球性的经济萧条”。事实上，正是特朗普的口无遮拦和偏执自大让批评者们得以在其他方面诟病特朗普，而不必强调他们反对特朗普的最实质原因——对特朗普在外交和国内经济政策看法上的担忧。

特朗普的政治基础是共和党白人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选民——更准确地说，是那些被佩罗和布坎南的思想所吸引，首先投奔华莱士，继而支持尼克松，后来在特朗普身上看到某种气质，相信特朗普能捍卫其利益的选民群体。特朗普成为中产阶层美国激进主义者的发声器，成为那些自认为被全球化和后工业经济转型抛弃的美国白人群体的代言人。针对共和党选民群体，曾有过两份广泛的民调：第一份由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NES）于2016年1月发布，第二份由皮尤研究中心于2016年3月发布。这两份民调对特朗普的支持者给出了相同的结论。

特朗普的支持者年龄稍长，相比其他候选人的选民群体，特朗普的支持者教育程度偏低——这是最显著的阶层信号。1971年，唐纳德·沃伦（Donald Warren）调查了华莱士的选民群体，结果显示，华莱士的选民来自教育水平最高达到高中学历的工薪阶层。截至2016年，这些选民或许已经完成了两年制初级大学或职业学校的学习，并拿到相关学历。以此为标准，美国全国选举研究显示，特朗普的支持者中，70.1%的人都不是大学毕业生，而共和党建制派的宠儿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的支持者中只有45.1%没有大学文凭。就收入来看，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中，一半人的年薪低于50 000美元，而卡西奇的支持者中只有35.3%赚得这么少。特朗普的支持者可以说是60年代离开民主党的白人工薪阶层选民的后继者。 [3] 如今的白人工薪阶层与华盛顿政府关系疏离，而1972年白人工薪阶层所经历的变革已不复再有，这种状态在2016年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看上去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给了白人工薪阶层的经济前景最后的致命一击，而他们又生活在这样一个向中上阶层和大富豪严重倾斜的经济体内。

尽管特朗普的选民并未因经济大衰退而失业，但在所有共和党选民中，他们受大衰退的影响最大，对经济前景的看法最为悲观。根据皮尤经济中心的民调，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中，有48%的人认为美国经济形势糟糕，而在泰德·克鲁兹(Ted Cruz)及卡西奇的支持者中，持这一看法的人数只分别占到31%和28%。

特朗普的支持者与及支持其他共和党人的选民对移民和贸易的看法也泾渭分明。根据皮尤的民调，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中，69%的人认为移民给美国带来的压力大于利益，而卡西奇的支持者中持有这一看法的为40%。根据美国全国选举研究的调查，特朗普的选民中有66.4%反对在美国出生的移民后代拥有出生公民权（birthright citizenship），而持该看法的卡西奇选民为26%。根据皮尤调查，67%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自由贸易协议对美国不利，在卡西奇及科鲁兹的支持者中，持该看法的选民分别占46%和40%。认为在谈论与自身背景相异的人时需要保持敏感的问题上，特朗普选民也占了最大比例，根据美国全国选举研究的调查，75.7%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人们太容易自觉被冒犯，而只有45.9%的卡西奇选民有如此想法。

特朗普的支持者符合美国中产民粹主义者的形象。中产民粹主义者对上层和下层所掌握的权力都抱持怀疑态度。根据皮尤的调查，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中，61%的人认为美国的经济系统是不公平的，因为它对有权有势的人更有利，而卡西奇和科鲁兹的支持者中只有51%和45%是这么认为的。我在选战期间所做的采访显示，特朗普自筹资金参选的行为获得了其支持者的一致好评，人们认为这一行为表明特朗普是独立于特殊利益集团和说客的。与佩罗相同，这一点是特朗普非常关键的吸引力之一。

正如华莱士的支持者一样，特朗普的支持者也支持源于新政的全民社会福利项目，反对平价医疗法案等福利项目。他们认为，这些项目是首先要使少数族群和穷人获益的。根据皮尤的调查，73%的特朗普支持者反对社会公共福利有任何减损。特朗普的支持者是经济上的民粹主义者，他们不像支持增长俱乐部（Club for Growth）或自由事业等组织里富有的赞助人，后者更崇尚自由市场自由主义；他们也不是强硬的社会保守主义者，社会保守主义者首先看重的是候选人在宗教或堕胎问题上的立场，而在商业发展方面，他们愿意听从共和党的主张。

特朗普知道自己有可能失去来自共和党的支持。在接受彭博新闻的采访时，特朗普说：“五年、十年以后，这个党的面貌将焕然一新，它将是一个工人的党，将代表那些在过去18年里实际工资从未上涨过的愤怒的人民。”这真的会发生吗？一个至少自1896年起就代表着大小公司利益的政党，会突然之间抛弃其长期以来打下的选民基础吗？特朗普的直接影响力会因其在总统大选中的行为方式有所折损。正如一个曾成功将新产品推入市场，但拒绝认清市场已经发生变化的商人，6月以后，特朗普继续即兴地攻击对手和媒体，继续着助其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身份的那种无所顾忌和偏执自大。这或许会导致特朗普的失败，使其民粹主义的实质内容暂时落入棺木之内。与休伊·朗、华莱士和佩罗一样，特朗普的长期影响力还受到一个事实的限制，即他是煽动能力极强的民粹主义宣扬者。尽管如此，他的参选的确给新自由主义的苍穹再添裂痕。

桑德斯与亿万富翁阶层

与特朗普一样，来自纽约的桑德斯也非曼哈顿生人。但除了这一条，二人再无共同之处。桑德斯成长于布鲁克林，家境清贫。其父是波兰裔犹太移民，以贩画为生，其母是移民的女儿。桑德斯与鲁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和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上的是同一所高中，在布鲁克林学院就读一年后，转学至芝加哥大学，1964年毕业。桑德斯在以色列某个基布兹 [4] 生活了六个月后，回到纽约，做过不少零工。1968年，桑德斯与妻子响应新左翼的返土归田运动（back-to-the-land movement），搬至佛蒙特州。

桑德斯在布鲁克林生活期间，那里正是左翼政治和文化发展的热土。到芝加哥后，桑德斯加入了年轻社会主义联盟（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这是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社会党（Socialist Party）下面的年轻人分支，还加入了激进的民权组织争取种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桑德斯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及美国社会主义历史，参加民权抗议活动，还曾被逮捕，但他从未像20世纪60年代末民主社会学生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的领导者们那样，转而采取暴力手段。桑德斯追随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的社会主义，同时抱持着多样的反主流文化热情，包括自由性爱、赖希疗法、生态主义、在家分娩及在家上学等。

70年代，桑德斯已育有一子，他一边打零工，一边忙于竞选。身为佛蒙特州左翼第三党自由联盟成员，桑德斯两次竞选参议员，又两次竞选州长，但其支持率从来没有超过6%。失望至极的桑德斯于1977年退出自由联盟。四年后，桑德斯竞选伯灵顿市市长；令该市领导们惊讶的是，他以10票的优势击败了民主党在任市长。在市长职位上，桑德斯做得非常成功。此后他又三度连任，将这个人口只有45 000的城市打造为新英格兰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1990年，桑德斯获得了佛蒙特州在众议院席位，2006年，共和党人吉米·杰福兹（Jim Jeffords）卸任后，桑德斯赢得了参议院席位。

以自由联盟成员身份参加竞选期间，桑德斯提倡社会主义。在1972年专门记录自己参选参议员过程的日志中，桑德斯这样描述竞选活动当中的一站：“我甚至提到了‘社会主义’这个骇人之词，但观众之中无一人昏倒。”桑德斯向感兴趣的人推荐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文章《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Why Socialism）。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写道，唯一能够祛除资本主义之“恶魔”的方式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下，生产资料由社会掌控，并以计划的方式加以利用。”作为市长，桑德斯为自己无法让社会主义普照佛蒙特而焦躁不安。“如果你问我，银行是否应该国有化，我会告诉你，是的。”桑德斯对《巴尔的摩太阳报》说，“但是，我没有能力将伯灵顿市的银行收归国有。”

进入国会后，桑德斯的社会主义观念弱化，并逐步接近社会民主主义。“对我来说，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在一切事情上，无论如何都要实现国有化。”桑德斯1990年11月对美联社表示，“社会主义的意思是，建立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在其中，所有人都保持一定水准的体面生活。”在1997年出版的自传《众议院里的局外人》（Outsider in the House ）中，桑德斯这么写道：“比尔·克林顿是温和的民主党人，我则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不过，在这本书中，桑德斯对自己的身份所用最多的词还是“进步主义者”。成为参议员后，桑德斯清楚地将社会主义概念与斯堪的纳维亚式社会民主相提并论。“我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告诉《华盛顿邮报》，“在挪威，父母有一年的带薪假期来照顾初生婴儿。在芬兰和瑞典，人们有全民医保，免费上大学，政府提供经济适用住房，生活质量非常高。”

桑德斯多年来未曾改变的是他对资本主义的控诉。他依旧认为经济不平等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1971年的竞选中，桑德斯呼吁在“控制全国1/3财富的2%的富人”中进行激进的税制改革。1996年再次参加参议员竞选时，桑德斯向社会的“百分之一”发起攻击。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桑德斯抵制任何政党对新自由主义的拥抱。他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与中国签订的其他贸易协议，反对为企业减税、减少社会支出预算及放松金融监管。桑德斯与奥巴马政府也意见相左。2010年12月，为了阻碍奥巴马政府因担心失去国会支持而与共和党商定延长小布什时期定下的给富人减税的法案，桑德斯模仿1933年休伊·朗反对罗斯福政府经济法案的行为，上演了阻挠议事的一人秀 [5] ，表达对预算和税收法案的不满。

2013年4月，桑德斯开始严肃地考虑竞选美国总统这件事。在伯灵顿，他召集密友和顾问，就自己是否应该参选进行商讨。大家猜测，桑德斯对收入不平等的愤怒应该会引发2016年大选选民的共鸣。他们认为，虽然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已经散尽，但他们曾经指出的问题还在被广泛讨论。此后，桑德斯又花了两年时间来仔细推敲这个想法。2015年4月，他告诉朋友们，自己决定参选。当月，桑德斯接受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主持人瑞秋·麦道（Rachel Maddow）的采访时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奇怪时刻，我们的中产阶层正在消失，如此之多的人挣扎在贫困之中，人们要面对气候变化，要面对收入与财富令人吃惊的不平等。”对此，桑德斯发出质问：

“亿万富翁群体控制了媒体，主导着国会的立法进程，如今公民联合会 [6] 已经准备好收买整个美国国会了。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又如何让这一群体在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上履行应尽的义务？”

随着竞选的进行，桑德斯揭开了其激进改革措施的面纱，这一系列措施将使政府收回对自由市场的控制权。桑德斯提出“全民医保”计划（Medicare for all，计划的施行将去除私立保险作为中间商的角色，让健康保险成为一项公民权）和公立大学学费全免，费用从对华尔街投机交易征收的交易税、旨在减少碳排放的碳税、恢复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7] 及公共竞选资金 [8] 中出。

一些民主党人批评桑德斯的提议过于不切实际，绝不可能在共和党掌控的国会通过。《纽约》杂志的一篇专栏文章以“伯尼·桑德斯不懂美国政治的这些方面”为题撰文。桑德斯对此回应道，为实现这里面任何一项改革，一场激发人民向亿万富翁阶层行使权力的“政治革命”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打算改变美国的现状，”在11月于北拉斯维加斯发表的演说中，桑德斯表示，“我们需要一场政治革命，需要成百上千万的民众站出来，参与到这场革命当中。我们已经有许多年没这么做过了。”

《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社论批评桑德斯“针对革命发出了如此轻率的呼吁”，但实际上，桑德斯所指的“革命”是更积极广泛地参与国家政治进程，而非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结合其对竞选资金改革的呼吁，可以看出，虽然《纽约时报》及其他批评者拒绝承认，但桑德斯的观点足具说服力：为了改变政府与经济之间的现有关系，以桑德斯提出的改革实现根本变化，政治权力的巨大转移及对国家的忠诚是必备要素——恰如1929年至1935年间所发生的情况。

在史蒂芬·柯尔伯特（Stephen Colbert）的采访中，桑德斯表示他更愿意称自己的提案是“进步的”，而非“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的。使用“进步”一词有一定道理，但纵观历史发展进程，美国的进步主义往往是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种替代。当民粹主义因人民和建制派之间的冲突暂时休歇，当社会主义因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偃旗息鼓，进步主义往往扮演了缓解阶层对峙的角色。“‘要么支持劳动者，要么支持资本家’，这种思维代替了其他可能性，成为人们一成不变的正义法则。”西奥多·罗斯福于1904年写道，“不论你选择支持谁，都是阶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必将快速伤害国家的内核。”

桑德斯的政治手段和要求更符合美国人民党、休伊·朗、佩罗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民粹主义传统。他的目的是挑起民众对“亿万富豪阶层”的反抗，他所提出的要求为美国人展现了99%和1%之间那道纵深的政治鸿沟。这一脉民粹主义者界定了冲突为何，但并未给讨论与协商打开一条新路。缺少一场桑德斯所谓的政治革命，保险公司、医药公司不可能允许“全民医保”通过，银行和其他华尔街公司也不可能为了美国人享受免费公立大学教育而允许监管或收紧交易税的征收。正如政治精英们对付休伊·朗和佩罗的方法，批评者们批评桑德斯打出了一手乱牌，说他的要求根本无法得到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通过。

桑德斯与特朗普在贸易协议及外国投资方面的立场一致，他对《纽约每日新闻》说：“与许多经济学家看法不同，我的理解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的永久性正常化贸易关系，以及其他贸易协议剥夺了美国本土成百上千万的工作机会。哪个国家的工资超级低，没有环保规定，或者当地工人无法组建工会，就搬去哪个国家，我认为允许这些做法的贸易政策有问题。”不过，桑德斯是一个左翼，而非右翼民粹主义者。不像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桑德斯并未指责非法移民抢夺美国人的工作，也未提议通过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来消灭恐怖袭击。正如桑德斯对主持人麦道所表示的，他确实将所有精力放在与“亿万富豪阶层”做斗争这件事上了。

桑德斯的选民

在2016年的大选中，桑德斯在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中输给了希拉里，但希拉里所获的支持并未反映出民主党人及亲民主党的独立派人士对桑德斯的政见有多不认同。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的一大关键点在于，非裔美国人及中老年选民大多认为希拉里更适合参加最后的总统角逐，因为她已经在权力中心摸爬多年，身经百战，而74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在竞选中显示出他既无外交政策知识积累，也对这一方面不感兴趣。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桑德斯的核心支持者身上窥出某些重要信息。

就像特朗普的支持者那样，桑德斯的支持者也表现出了大衰退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选民群体的激进程度。在所有选民群体当中，桑德斯的支持者对美国经济体制的批评最为严厉。皮尤经济中心发布的选民调查显示，支持桑德斯的选民中，91%的人认为，“美国的经济体制极度不公平地偏袒有权有势者”。支持希拉里及特朗普的选民群体中，认同该说法的分别是73%和61%。根据皮尤的数据，桑德斯的支持者中，有82%的人认为，公司“赚取了过多的利润”。美国全国选举研究则显示，支持桑德斯的选民中，有90.2%的人认为，如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比20年前更严重了。

桑德斯的选民对自己及美国经济的未来最感到悲观。这一点也佐证了经济大衰退的杀伤力。皮尤调查显示，57%的桑德斯选民认为，勤奋不是成功的保证，这个比例远超任何一个民主党或共和党选民群体中持相同看法的人数比例。美国全国选举研究显示，63.3%的桑德斯支持者认为，普通人没有机会在美国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出人头地。（希拉里·克林顿支持者中该数字是43.2%）

平均来看，桑德斯在年轻人中所获支持最多。根据笔者对选战拉票情况的观察，这些年轻选民中，许多人要么是大学在校生，要么刚从大学毕业。他们事实上是麦戈文一代人的后代——麦戈文一代在后物质主义时代对社会与环境感到担忧，对越南战争及晚近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产生了道德上的愤怒，而金融危机之后，他们认为华尔街和亿万富翁阶层的不负责任是这一场大衰退的问题根源；这一切都导致他们朝民主党靠拢。

桑德斯指出的问题之中，也包括了其支持者在物质层面所感受到的困扰。他们对个人发展和就业机会感到焦虑；他们发现工作给予他们的自主性正在降低；赚的比期望的要低。大衰退之后，这些年轻选民甚至怀疑，以后还会不会有工作等着他们，自己还有没有能力偿还读大学欠下的贷款。也许经济好转之后，桑德斯的支持者会转而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20世纪的几十年中，经济学家曾谈论过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溢价，然而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繁荣期过后，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逐渐缩水。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调查，2015年，调整通胀因素后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工资比2000年下跌2.5%。同时，学生贷款——桑德斯选战的核心议题之一——急速飙升，自2008年至2014年上升84%。除此以外，社区大学及四年制大学的毕业生逐渐意识到一个事实：他们求职的劳动力市场，已经被各类需要专项技能的职位重新划分，这些职位的要求一再应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升级。这或许是心理学家发现大学生人群的焦虑水平不断上升的原因。如果这些趋势继续下去，美国选民当中的激进派将越来越多。

即便桑德斯最终进入总统候选人提名，其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也是一大阻碍。但也有数据表明，在年轻选民中，这一身份具有明显的感召力。2016年1月民意调查机构舆观（YouGov）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18至29岁的年轻选民中有43%对社会主义持支持态度，26%反对，其他表示无意见；民主党选民中42%表示支持社会主义，34%表示反对。就在50年前，甚至20年前，这样的民调结果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此结果，是冷战结束后选民认同欧洲社会民主式社会主义（而非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体现。笔者采访的某些桑德斯支持者，就曾提到欧洲社会主义发展项目。也有追忆19世纪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 Socialist）的桑德斯支持者强调社会主义的合作属性，认为这与资本主义有显著差别。不论是哪种情况，年轻选民对社会主义的着迷，是经济大衰退后资本主义理想不断幻灭的另一面反映。

年轻选民完全能够接受桑德斯以如此高龄参加竞选，也并不在乎他对流行文化的无知。桑德斯成长于骚动的六十年代——那时的年轻人对现状不满，渴望改变——因此对如今的年轻人来说，桑德斯极具亲和力。中老年选民和民主派人士通过自己能否被纳入总统的2018年财政预算来评价桑德斯的计划，年轻选民则更看重“全民医保”和“免费公立大学”等宏伟目标的实现。他们明白，在“被操纵的”现行系统下，这些目标无法实现，一场政治革命是必要条件。相比之下，希拉里的竞选主张缺乏远见，仅局限于一系列渐进式改革措施。

随着桑德斯无缘总统候选人提名，其热情的支持者们计划将桑德斯的选战转为一次政治运动，以使他依然能在2016年的大选中发挥影响力。然而，将政治选举转化为政治运动具有难度。政治运动的产生多围绕具体问题（堕胎、禁欲、公民权、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越南战争或伊拉克战争等），当其与立场相左的政府发生冲突时，运动就会扩大化。例如，乔治·W.布什入侵伊拉克的行为就于2008年激发了一场运动，间接推动了奥巴马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及最终的大选，但这场运动本身最终并未能持续至奥巴马最终当选。桑德斯的竞选几乎不可能激发一场能够持续至11月大选日的运动，如果希拉里最终当选，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如果特朗普当选，情况会有大不同；但可以想见，特朗普当选，不论桑德斯的支持者是否行动，都可以期待左翼这边发起一场运动。) 桑德斯对民主党的影响力最为深刻（与休伊·朗相似）。虽然民主党在无技能、低技能移民及外来务工者方面并未采取任何举措，但他们已经在金融、贸易和资本流动性方面加快了对抗新自由主义正统性的步伐。除了学生这一身份具有某些宣传力度，年轻选民群体在选举中通常并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不过，桑德斯的选战揭示了大衰退使麦戈文一代的大学毕业生和专业人士的继承者愈发激进的程度。这一人群将在未来的许多年中继续影响美国政治——他们是最终将会结束新自由主义正统性的一股重要力量。

[1] 本土主义者（nativists），认为本国人的利益高于移民的利益，政策制定应优先考虑本国人。——译者注

[2] 2016年5月24日的《华盛顿邮报》发表了玛丽·乔丹的文章《弗吉尼亚州中心地带村庄叙利亚告诉你，为什么许多人给特朗普投票》。该文章表示：“一些人认为，紧盯着候选人的竞选纲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很少有候选人上台后真的会履行承诺，特别是在需要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比如，理查兹就不认为（对移民的）禁令会真正施行，正如她清楚，墨西哥大概也不可能自掏腰包建起特朗普所谓的边界高墙。但理查兹表示，从未有过候选人如此说出她的心声：这是一个任何人都能踏上美国土地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应该终结。”——作者注

[3] 一些数据网站声称特朗普的支持者并非“工薪阶层”，因为某些民调显示这些选民的平均收入达72 000美元，高于收入中位数。但实际上，评判一个人是处于工薪阶层还是工薪阶层以上的标准是他的教育水平。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与其自身的教育程度呈逆相关；在高中毕业者及接受过有限的高等教育的人群当中，特朗普的支持率最高。同时，特朗普所获支持程度与选民的年龄正相关，而年收入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这说明，特朗普支持者的收入略高于平均水平的原因在于这些选民的年龄，而非社会阶层。——作者注

[4] 基布兹：Kibbutz，是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过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现也从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基布兹的目标是混合共产主义和锡安主义的思想建立乌托邦社区，社区里的人没有私有财产，工作没有工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免费。外人可以自愿加入基布兹，成员可以自愿退出，退出的时候可领到一笔退出费以回报对社区的贡献。近几十年有些社区进行了私有化，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译者注

[5] 阻挠议事的一人秀（one-man filibuster），又称“冗长演说”，是美国国会一项特殊的议事规则，目的在于通过不停地发表演说，阻止正在审议的议案或人事提名交付表决。这一规则一般由少数派议员采用，是他们的最后一道抵抗程序。——译者注

[6] 公民联合会（Citizens United），美国保守派非营利组织，在其运作下，美国最高法院大幅放松了对大选资金筹集的规范和管理。——译者注

[7]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也称《1933年银行法》，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发生后，美国通过该项立法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地划分开，保证商业银行免遭证券业的风险，后于1999年取消。——译者注

[8] 公共竞选资金（public campaign financing），在美国，大部分竞选资金为私人捐献，但候选人为竞选总统的情况下，也可向政府申请公共竞选资金。——译者注

第4章

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

19世纪下半叶，人民党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表现活跃，而在欧洲，受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社会民主党派风起云涌。其后的70年间，欧洲左、中、右都出现了一系列党派，但直至20世纪70年代，欧洲才出现了与美国民粹主义相似的社会气氛。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社会气氛演化为一股潮流，各个国家都沿袭了其美式名字——在法语中，民粹主义是“populiste”，在德语中，它被称为“populist”。

正如原始的美国人民党，欧洲民粹政党也围绕政治选举这个舞台，发动“人民”对抗“建制”与“精英”。法国国民阵线称其代表“小民”及“被遗忘的人群”，对抗“等级”。芬兰的芬兰人党（Finns Party）寻求“一种基于人民授权，而非社会精英及官僚的民主”。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同样发动人民对抗阶层分化。意大利的贝珀·格里奥抨击“三类破坏力量”——记者、实业家和政客。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的自由党代表“汉克和英格丽” [1] 对抗“政治精英”。

第一批欧洲民粹政党来自右翼。他们指责社会精英纵容共产主义者和领取社会救济的人（包括移民）。这种情况导致“民粹主义者”一词在欧洲受到了左翼及中间派政治家和学术界人士的轻蔑。政治学家卡茨·穆德（Cas Mudde）曾写道：“在公共讨论中，民粹主义通常用以谴责某种形式的政治表达——其内涵煽动性强，领袖往往极具感召力，成员定期集会。”最近某颇具名望的智库发布了一份有关欧洲民粹政党的研究，题目为“揭露煽动者”。但是，在过去十年间，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正在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逐渐崛起，他们反对的是本国建制派或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

美国与欧洲民粹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美国政党及政党运动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一些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则持续存在几十年。这主要是因为欧洲有多党制度，许多国家采用比例代表制，即规模不大的党派即使在大选中仅拥有不到7%的支持率也能存活。（例如，在法国，大选采用多数票制，但基于比例代表制，国民阵线不仅能够赢得地方选举，还能在欧洲议会赢得席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的民粹主义政党没什么大动作，直至90年代，因为与美国社会相似的原因，民粹主义之势才熊熊燃烧。在欧洲，经历了70年代的经济下行，新自由主义代替了社会民主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党及工人党，以及基督教民主党、保守党和自由党拥抱新自由主义，而当这一潮流被证明无法创造经济活跃与社会繁荣时，民粹主义者的春天自然而然就到来了。当主要政党在移民政策上为欧盟成员国民众开绿灯，为北非、中东难民提供庇护等政策与现实发生冲撞后，民粹主义的崛起就更加可以理解了。

繁荣的终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十年里，民粹主义政治在西欧基本处于缺位状态。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党及工人党与基督教民主党、托利党、戴高乐主义者及其他中立、中右党派权力相当。在法国和意大利，甚至共产主义政党也扮演着一个次要角色。党派及其在商业、工人及中产阶层中的支持者们渴望避免20世纪20年代的冲突，他们在扩大社会事业方面进行合作。国家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失业救助、家庭补助和免费大学教育系统。中立及中右党派往往掌握权力。与新政自由主义支配美国（甚至包括了共和党执政时期）的情况相似，改革思维下的社会民主政治及凯恩斯经济主导了西欧。支撑社会民主制的是经济的繁荣发展。西欧从经济学家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所称的“良性循环”中获益良多。

贸易扩张提振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扩大了社保项目、提升了实际工资水平，社保项目和实际工资有了保证，社会随之呈现出一片安定祥和，尽管产出扩张迅速，但通胀维持在较低水平，而产出的快速扩张又带来了高投资率，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增长，为国际贸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一时期，失业率极低。20世纪70年代西德的失业率仅有0.6%，英国为2.2%，法国则是2.5%。在法国，这一时期被称为“les trente glorieuses”，即“辉煌的30年”。

然而，70年代早期，欧洲经济出现了下行，与美国的情况相同，其主要原因是激进的劳工运动导致利润空间被挤压，而纺织及钢铁等战后核心工业出现了全球产能过剩。在西欧，对资本控制的抛弃及美国废除固定且高估的汇率加剧了经济的下行形势。1973年开始的能源价格狂飙突进也严重打击了能源依赖进口的欧洲。增长速度放缓，失业率上升。对比1950年至1973年与1973年至1995年，可以发现法国的平均增长率从5.1%跌至2.7%；德国从6%跌至2.7%；瑞士从4.1%跌至1.5%。20世纪60年代，西欧国家的平均失业率为1.6%，然而到70年代末，该数字蹿升至7%之多。1971年意大利的失业率为3.2%，到了70年代末，该国14——29岁劳动力的失业率已大幅上涨至17.2%。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政府财政收入降低，社会福利开支却陡然激增。1976年，赤字急剧增加，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英国及意大利需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在整个西欧，面对通胀压力，政府试图限制工资增长，却遭到强大的工会力量的极力反对。1969年至1973年，意大利见证了一系列工人罢工及学生抗议事件，政府只好在工资和社会福利上一再妥协。在英国，1974年年初发生的矿工罢工事件导致保守派政府宣布一周工作三天以节约能源。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工资增长可被不断提升的生产力消化掉，然而当经济下行，通胀问题显现，工资居高不下只会导致产品价格高企，威胁贸易平衡。

总的来说，经济下行削弱了社会民主及凯恩斯主义政策，将“良性循环”转为“恶性循环”。随着油价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原本为了刺激经济、降低失业率的财政赤字措施更加剧了通胀，这进一步打击了投资，拉低了就业率。在全球自由市场竞争愈加激烈的背景下，赤字会导致进口需求增加及贸易逆差扩大，威胁着一国的汇率。在英国和法国，人们首先发现，旧有的发展模式陷阱重重，而欧洲版本的新自由主义恰恰也诞生于这两个国家的发展经验之中。

1978年至1979年冬，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的限制工资增长计划遭遇了一股罢工潮，人们用“不满的冬天”（winter of discontent）来形容劳动者的不满。卡拉汉没能控制住英国的通胀和失业问题，这导致他于1979年输给了保守党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抛弃了保守党所忠于的凯恩斯主义，从新自由主义中寻求解决方案。她将重心放在“供给侧”——提升企业利润率——而非需求侧上。通过限制货币供给，她提高了利率，这虽然招致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但缓解了工资、价格压力及进口需求，将落后企业驱逐出市场，为幸存企业利润率的提升注入了力量。

撒切尔还取消了工业和金融业的各项规定限制，为企业和富人减税。她将某些由政府控制的行业私有化，同时缩小其他政府行业的规模。1984年，煤炭企业拒绝大幅裁员，正如罗纳德·里根下令解聘所有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一样，撒切尔在这方面也毫不退让。国家工业虽然丧失了25万个就业岗位，但这项举措提升了工业发展的效率。1984年后，英国经济逐渐好转。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写道：“毫无疑问，经历了1979——1981年的经济衰退后，英国经济的表现在撒切尔时期的确得到了改善。”

不过，正如美国所面临的情况，英国高收入者与中低收入者的差距拉大了，中等收入蓝领工人几乎要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在撒切尔时期（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从60%降低至40%），收入处于最上层1/5的富人，其收入占全民收入的比重从36%增至42%。制造业是许多中等收入工作的来源，撒切尔执政初期，制造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18%，1992年她卸任时，该数字降至15%。经济不平等在其后工党和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持续蔓延。2010年，制造业仅占GDP的10%，不平等问题持续加剧。

在法国，到1981年总统大选时，通货膨胀率飙升至14%，150万人失去工作。这种状况促成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位社会主义政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的上台。密特朗希望发展出一套与撒切尔新自由主义不同的改革方法。1981年，在中右翼政府未能抑制住法国经济衰退势头的情况下，密特朗及其顾问推测，经济下行应该已经见底，需求将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恢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密特朗及其社会党人士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社会支出刺激方案，旨在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提振消费者需求，并推行广泛的国有化，以保证企业所赚得的利润能够得到再投资。如果不将这样的改革称为社会主义式的，那么也可以认为，这是夏尔·戴高乐计划经济的左翼版本。

密特朗的政策的确提振了经济增长。在他执政的最初两年，尽管欧洲大多数经济体仍处于衰退之中，法国经济获得了2%的增长。然而相应地，因为欧洲和美国尚处于衰退之中，从法国进口产品的需求远远跟不上法国消费者对他国进口产品的需求。法国的贸易赤字在密特朗执政第一年几乎翻倍了，这造成了一场国际收支危机。

一般来讲，贸易赤字严重的国家可以选择本币贬值，此举会使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但也会使出口商品价格相应地下降。法国惧怕货币贬值。石油是以美元计价的，如果法国选择本币贬值，其石油账单数额将扶摇直上，抵消掉任何本币贬值可能带来的贸易额。除此之外，因担心浮动的美元会破坏其货币稳定性，1979年，法国同意与西德及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其他四个成员国，联手成立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EMS），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之间的货币汇率保持在一定区间内。

时任密特朗政府工业研究部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Jean-Pierre Chevenement）提议，离开欧洲货币体系，允许法郎贬值。然而深受“强势法郎”这一概念影响的密特朗仍旧认为坚挺的货币是法国强盛的标志，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撒切尔走的那条路。1982年起，密特朗通过削减支出、增加税收、冻结工资 [2] 来降低进口需求。失业率从1981年的7.3%上涨至1985年的10.5%，通胀放缓，贸易账有所改善，一度急转直下的经济增长率又一点点爬了上来。卡拉汉的失败和密特朗的U型复苏表明，围绕社会民主和凯恩斯经济的战后共识宣告终结。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这一信息还不甚明了。

社会党人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是密特朗继任者雅克·勒内·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政府总理。后来，他将密特朗国有化的许多公司私有化，并为富人减税。虽曾对欧盟出台的限制贸易赤字规模的《稳定与增长协定》保持着相当的质疑，若斯潘还是选择尊重这一协定的要求。1999年出任德国总理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eder）见证了当年德国工会和管理层之间达成的工资限制协议。2003年，施罗德力挺备受争议的哈茨法案（Hartz Laws），该法案使公司得以更容易地雇用和开除员工。

1995年，工党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上台，他继续执行撒切尔夫人的金融及商业自由化政策。2002年，撒切尔夫人被问及什么是她最大的政绩，她回答道：“托尼·布莱尔和新工党。因为我们迫使对手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中的某些党派成功组阁，甚至赢得连任，比如布莱尔，然而，因为他们抛弃日益扩大的公共部门和制造业，支持自由贸易、金融自由化和全球资本主义，这相当于他们舍弃了工薪阶层选民对自己的忠诚。随着苏联解体，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瓦解，工薪阶层代言人的位置空了出来。而欧洲移民人数快速增长、工作机会不再充足这一事实则给右翼民粹主义的进入增添了砝码。

移民与伊斯兰教主义者

在经济繁荣的年代，面临严重劳动力短缺的北欧国家开始积极雇用外籍工人。1956年，西德雇用了9.5万名外籍工人，到1966年，这一数字增至130万。

1946年至1970年间，200万名外来工人及他们的69万名家属进入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丹麦和瑞典也实施了相同的劳动力引进计划。在这些国家，雇主开始不依靠政府部门，独立招聘雇员。瑞典等国家向愿意来欧洲工作的移民打开了国界。法国等前殖民强国鼓励曾为殖民地国家的国民来法国工作。20世纪70年代早期，410万外籍工人在德国工作；在瑞士，这一数字是100万；法国则为340万。

在这一时期，西欧几乎没出现过任何反移民情绪。移民并不会与欧洲各国本国国民竞争饭碗，欧洲人也认为，这些外国人只是暂时来此工作，他们总会回国。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改变。彼时，劳动力不仅不再短缺，反而出现了过剩的情况。西欧不再正式雇用外籍工人，甚至提出为外籍工人提供资金补贴，鼓励他们回国。然而，这一措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工人们愿意回国，来自非洲和中东的劳工则留了下来。非洲和中东的经济条件远比遭受经济衰退打击的欧洲糟糕，这些地区的工人不仅留了下来，还利用欧洲法律之便，将家人也带到欧洲，而他们的生育率远远高于欧洲各国的本国国民。结果是，移民人数及来自非欧洲社会的移民占总移民人口的比例双双持续上升。在法国，从1968年至1982年，来自北非西部马格利布地区的移民比例增加了16%。

在80年代和90年代，来自非洲和亚洲的难民人数急剧上升，这些寻求庇护的难民进一步扩大了非欧洲移民人群的比例——从1983年的7.5万人增至1989年的32万人。自此，该数字持续攀升。在丹麦，非欧洲移民人数从1980年至2005年增加了268 902人，增长率为520%。大多数移民初代从事的是制造业的工作，而今天的移民要么失业，要么在酒店、饭馆或建筑工地从事低端工作。他们聚集在下层社区和郊区，巴黎、马赛、安特卫普、布鲁塞尔、鹿特丹和哥本哈根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在移民聚居的社区，犯罪率飙升，这些社区（穆斯林人口比例较大）往往与本国人聚集的社区在文化上处于隔绝状态。

欧洲的民意调查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起，人们已经开始对非欧洲国家移民的涌入感到恐惧和愤怒。1991年欧洲委员会发起的欧盟民意调查显示，欧洲经济共同体12国中，23%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国家不应该接受来自地中海南岸国家的移民。在法国，这个数字是33%；在丹麦，这个数字是25%。56%的法国受访者认为，法国接纳了过多移民，24%认为法国不应为难民提供庇护。自1988年起，调查结果的变化也非常显著。1988年秋天的调查显示，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中18%的受访者希望限制移民权利，到了1991年，这一数字升至33%。

根据2002年第一份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欧洲人对移民的首要抱怨（按照内容排列顺序）是：推高了犯罪率、享受的社会福利高于所缴纳的税款、抢走了本国人的工作。然而，许多欧洲领导者忽视，甚至贬损国民的这些情绪。研究欧洲人对移民态度的欧洲委员会被称作“挑起欧洲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调查委员会”。最初，各个政治党派，特别是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提倡接纳（包括非法进入欧洲的移民在内的）所有外国移民。这给右翼民粹主义党派留下了可填补的政治真空地带。

右翼民粹主义

今天的许多西欧民粹主义组织，其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的反税组织（与同时期兴起于美国的反税运动情况相似），以及与前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分子扯上可疑关系的民族主义组织。人民阵线创始者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的民粹事业始于法国书店店主皮埃尔·普雅德（Pierre Poujade）于20世纪50年代发起反税运动期间。勒庞于1972年创立的国民阵线，囊括了曾支持普雅德店主运动的一批人及法国去殖民地化的诟病者。这当中的许多人回望维希政府（Vichy France）时依旧对其抱持支持态度，同时还弱化希特勒德国的残忍本质。20世纪70年代，极端反共、反税的民族阵线几乎没在民意调查中取得多少票数。1974年，国民阵线在总统大选中所获的支持率仅为0.76%。

丹麦人民党是进步党的分支。进步党由税务律师莫恩斯·格利斯楚普（Mogens Glistrup）于1973年创立。格利斯楚普呼吁废除个人所得税，后因逃税入狱。20世纪70年代，该党表现惊人的出色，然而到了80年代，随着自由党和保守党将反税的声音关进笼子里，进步党逐渐落寞。1995年，进步党的主张因皮娅·柯丝高（Pia Kjærsgaard）脱离该党并创立人民党而再次焕发生机。奥地利自由党脱胎于战后的独立者联盟（League of Independents），后者曾囊括前纳粹分子，鼓吹恢复纳粹德国。1956年，独立者联盟由自由党接管，该党延续了独立者联盟的德国国家主义（但态度更温和），作为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人民党——年轻、顺从的合作者进行活动。正如其他民粹政党，自由党最初也结合了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者的反税经济理念。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期，这些民粹政党、其他更老牌的民粹政党及许多新生民粹政党开始在西欧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国民阵线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选中吸引了10%至15%不等的票数；在2002年的大选中，其总统候选人勒庞在首轮选举中斩获16.8%的票数，后又在选举的关键时刻击败社会党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丹麦人民党于1998年首次参加总统大选，获得7%的票数；2001年11月，该党获得了13%的票数，位列第三。奥地利自由党所获的票数从1990年的16.1%猛增至1999年的26.9%。瑞士人民党所获票数从1991年的11.9%升至1999年的22.5%。挪威进步党所获票数从1985年的3.5%升至1989年的13%，以及1997年的15.3%，最终成为挪威第二大党。

这些党派之所以能够崛起，最直接的原因是它们倾听了民众对非欧洲移民及难民的不满。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当中，这些党派将注意力从共产主义和税收制度转向移民问题。1992年秋，奥地利自由党宣布了“奥地利第一”（Austria First）计划，其中包括通过修改宪法确定奥地利为非移民国家。1995年脱胎于进步党而成立的新丹麦人民党提出了一项包括了十个要点的计划，呼吁遣返难民、废除社会民主党允许移民三年后参加地区选举投票的立法。挪威进步党曾因移民问题产生党内分歧，但在1997年的大选中采取了强硬立场，这一举措将其选民票数从1993年的6.3%提升至当年的15.3%。

克里斯多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在他对欧洲移民政治的研究中将丹麦人民党描述为“对移民问题最为执念的欧洲政党”。与其他西欧国家不同的是，丹麦基本上逃过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在所有欧洲国家中，丹麦的福利政策最慷慨，经济不平等问题也最轻微。人们对移民和难民的抨击多产生于社会文化方面，而并不完全出于经济担忧。丹麦人不担心移民会抢夺他们的工作，他们反感的是，移民不工作，却免费搭乘丹麦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便车。（任举一例，丹麦政府为失业者连续四年无偿支付月薪，金额为其先前月薪的90%。）丹麦人对这一点的担忧有经济考虑，但更多的是出于他们对本国福利制度的理解——丹麦的高福利基于高税收，人们在工作和家庭上分享相同的价值观，相互信任，不会想要占国家慷慨之便宜。而随着越来越多来自中东和北非的穆斯林移民进入丹麦，人们对移民的批评也有所增加，并愈发体现在犯罪率和宗教活动上。

人民党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受路德教派牧师索伦·克拉鲁普（Søren Krarup）的影响。“在格利斯楚普和人民党之间有一道缝隙，”《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 ）专栏作家、曾就克拉鲁普著书的迈克尔·亚尔文（Mikael Jalving）解释道，“而克拉鲁普填补了这道缝隙。”自20世纪80年代起，克拉鲁普就坚持认为，丹麦人秉持着某种深受路德派教义影响的特殊文化，而路德派将伊斯兰教放置在其对立面上。克拉鲁普本人认为伊斯兰教并不单纯是一种宗教，更是一场政治运动。克拉鲁普对丹麦移民政策的讨伐也源于丹麦议会1983年通过的某项《移民法》，《移民法》对那些从两伊战争中逃至欧洲的难民表示欢迎；该法案通过后，每年不再是几百人，而是有成千上万名难民进入丹麦。克拉鲁普谴责该法案允许大量难民“不加控制、不加节制地踏过我们的国界”，这是“法律上的自杀行为”。1997年，克拉鲁普受邀在新组建的人民党党代表大会上演讲；2001年，他代表人民党，通过选举进入议会，成为议会的移民归化委员会负责人。

人民党的选举极具偏见和煽动性。1999年该党的一张选举海报展示了一位身着布卡 [3] 的女性，上面的文字是：“你的丹麦：一个会发生强奸、暴力、团伙犯罪、存在强迫婚姻、女性受到压迫、没有安全感的多种族社会。”主要党派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抨击人民党及其领导者、曾经从事家庭健康护理工作的皮娅·柯丝高。在当年的议会辩论中，社会民主党首相波尔·尼鲁普·拉斯穆森（Poul Nyrup Rasmussen）对柯丝高说：“你不是家养的。”他用的是stuerene一词，这个词通常用来形容那些没有学会在小盒子里小便的动物。

不过，柯丝高是笑到最后的人。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攻击美国后，对穆斯林移民的担忧在欧洲增长蔓延。在11月的大选中，整个大选被移民议题主导了。人民党获得了13%的选票，从社会民主党手中成功夺去了自1924年该党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的占据议会最多席位的纪录。大多数蓝领工作者支持人民党和自由党。

早在20世纪80年代，移民问题在法国社会就已经与穆斯林融合问题密不可分；当时，就穆斯林女孩是否应该戴头巾去学校的问题产生了极大的争议。1995年，某群体在巴黎地铁上引爆炸弹；2002年4月，“9·11”事件的发生加剧了法国社会对穆斯林移民问题的担忧，这种情绪也帮助了让-玛丽·勒庞击败若斯潘（此前若斯潘曾让8万名移民非法进入法国的行为合法化。）

荷兰社会也存在相似的担忧，并引起了一场令人吃惊的大选。荷兰的主要党领导层强烈支持移民及建构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荷兰社会。而持异见的中间民主派领袖汉斯·扬马特（Hans Janmaat）则早在1997年就宣布，“荷兰不是移民国家”，“一旦掌握机会和权力，我们将废除多元文化社会”。后来扬马特因煽动种族仇恨受到指控，并被定罪。2002年，当“9·11”事件的阴影还深深笼罩全世界，曾因反伊斯兰观点被逐出某一政党的公共演说家、杂志专栏作者平·佛图恩（Pim Fortuyn）就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平·佛图恩党（the Pim Fortuyn List），反对伊斯兰教对荷兰的影响。就在距离大选日仅仅九天之时，佛图恩被一个左翼活动家刺杀了，此人反对佛图恩对伊斯兰教的攻击。然而在大选中，平·佛图恩党仍旧获得了17%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二大党。但失去了佛图恩，该党最终分崩离析。2006年，一个非常成功的政党——基尔特·威尔德斯的自由党——继承了平·佛图恩党的主张。

民粹主义与福利国家

随着民粹主义政党对移民政策的态度获得支持，其政治基础也愈加广泛。国民阵线和自由党等第一批民粹主义政党是小布尔乔亚政党，其成员主要是来自乡村小镇的小型业主和小农场主——与美国的民粹主义政治基础重合，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引领了欧洲的右翼势力。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欧洲民粹党派选择通过扩充工薪阶层选民基础来增长壮大，而工薪阶层传统上支持的是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人党和共产党。在法国，勒庞的国民阵线逐渐在北方赢得以蓝领阶层为主的城镇的支持。曾于1988年总统大选期间为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投票的选民中，有1/3在1995年的大选中转而支持勒庞。“我们是工薪阶层的政党”，勒庞骄傲地声称。

这些政党能够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并非仅仅因为其对移民的批判，其他原因还包括，这些曾经代表了小企业主反税、反政府观点的政党正在张开双臂，拥抱社会福利和政府治理方面的部分社会民主主张。在法国，勒庞的国民阵线成为了福利国家的捍卫者。该党不再呼吁废除个人所得税。丹麦的人民党也与上一代人的反税理念说再见，成为丹麦公共部门所施慷慨的拥护者，当然，条件是这些福利仅为丹麦人享用。挪威的进步党在1997年的大选中也采取了相似策略。

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奥地利，曾秉持坚定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自由党，将执政党派对新自由主义的支持纳为己用。为了加入欧盟，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的人民党进行了“广泛的合作”，领导了奥地利囊括各个行业的大范围私有化进程，导致10万份工作在这一进程中丧失。自由党迎合了公众对这一举措的愤怒，扛起福利国家大旗，并大力批判欧盟的经济和全球化政策。这一招非常有效。在1986年的选举中，该党10%的选票来自蓝领工人；到了1999年，这个数字增长至47%。西欧范围内的其他右翼政党也收获了相似的成果。得益于其对移民和新自由主义的态度，曾经的小布尔乔亚如今已经是工薪阶层的代言人了。

欧盟的成立

右翼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崛起，还有最后一个原因——欧盟和欧元区的运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避免另一场大陆间战争的爆发，法国和德国领导人率先采取措施，融合了法、德两大经济体；1951年，法国、西德、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和意大利在发生过两次大战的土地上建立了欧洲煤钢联营（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1957年，六国又建立了一个自由贸易区域——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1992年，在马斯特里赫特，这六国加上希腊、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做出重大决定，成立欧盟（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允许商品和人力在欧盟内部自由流通。除丹麦和英国以外，其他国家也采用统一货币——欧元；欧元于1999年起正式启用。

法国和德国是欧盟背后的主要推动者，其主要动机是将德国纳入一个欧洲的共同体中。不过，欧盟的设计也考虑了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一旦美国抛弃布雷顿森林体系，欧洲的货币开始随价值波动，荷兰等依赖出口的小国就需要采取一些稳定货币的措施。法国前财政部长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形容欧元为“一个帮助我们……抵抗市场非理性变化的工具”。法国人同时（错误地）认为，如果让德意志银行听命于掌管欧元的欧洲央行，那么法国将不用再听命于德国。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等小规模经济体则认为，通过与德、法使用相同的货币，它们将获得更低的利率和更充沛的外国投资。不论是否称得上是智慧之举，欧盟和欧元区的确将新自由主义的规则以制度化的方式确立了下来。

为换取加入欧元区的资格，在德国的要求下，各国签署了《稳定与增长协定》（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协定规定，欧洲央行有权要求各国将其赤字控制在GDP的3%，将其债务控制在GDP的60%。欧元区成员相信，通过限定赤字，他们将同时遏制住国内的通货膨胀，维持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平衡。这一想法随后被证明是错误的，但《稳定与增长协定》及欧元的诞生确实对剔除凯恩斯主义经济思维、恢复经济发展起到了作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思维依靠的是赤字，如果赤字威胁到贸易平衡，国家可利用关税或货币贬值来保护自身的国际收支稳定。然而货币贬值如今是不可能的了，关税也被明令禁止。结果就是，执政的中左和中右政党发现自己正面遭遇经济的下行态势及来自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的重重挑战。

在成立之初，欧盟也采取了成员国之间人力和商业资源自由流通的原则（所谓“开业自由”）。这一方面反映了克服利益冲突、在成员国之间建立共同身份的渴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种商业优先的想法。在欧盟向东扩张的过程中，西欧企业非常推崇这一原则，因为他们能够从东欧吸引低工资劳动力来西欧的餐馆、酒店和建筑工地打工，而不需要走纸上流程；同时高工资水平的西欧还能将工厂迁往低工资水平的东欧，许多企业确实这么做了。

工会对开业自由多有抱怨，右翼民粹主义则以开放国界政策为攻击目标，这项政策削弱了欧盟成员国在控制移民、难民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开放国界意味着，不论是来自北非的合法还是非法移民，抑或难民，都能够从法国迁至意大利、荷兰或丹麦。1998年，丹麦国内就《阿姆斯特丹条约》（Treaty of Amsterdam）的批准展开争论，该条约肯定了欧盟对开放国界政策的支持。在这场争论中持反对态度的丹麦人发起了一场名为“欢迎来到4000万波兰人的天下”的抗议运动。

然而，欧盟的管理全然隔绝于这些抗议声音。欧盟的经济和移民政策由成员国制定评估，但其具体落实方式并不允许普通民众参与其中。欧盟的主要机构中，只有欧洲议会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而其权力仅局限于批准或否决呈递给欧盟委员会的建议书和预算案。欧盟委员会成员由欧盟成员国领导层委任，负责监管欧盟的日常运作，其中包括对其官僚系统的监管。欧洲央行掌握在成员国银行派出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手中。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成员由成员国委任，其作用是发布裁决，但审议过程及建议与意见为保密内容。在以欧盟为主题所写的先见之书中，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写道：“欧盟的核心组织结构有效地将各个议会的公开议程转化为欧盟高层的封闭世界。”

右翼民粹主义的某些领导者最初是支持欧盟的。让-玛丽·勒庞视欧盟为帮助法国统治欧洲大陆的工具及对抗苏联的堡垒。在国民阵线1985年公布的纲领中，勒庞写道：“只要欧盟区还未拥有足够的资源、统一的货币，以及与保卫自身的能力密不可分的政治意志，那么欧盟将一直是我们的乌托邦。”然而后来苏联解体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欧盟有自己的一套意志。勒庞也逐渐对欧盟丧失信心，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4] 与《特鲁瓦条约》相提并论，后者在15世纪时迫使法国将其皇位继承权让与英国。

其他民粹主义政党则反对欧盟的“民主赤字”。丹麦人民党呼吁丹麦退出欧盟。瑞典民主党宣称：“欧洲各国之间的合作是好的，但是，造出一个新的欧洲超级大国可不是什么好事。”不只是民粹政党对欧盟不满，欧盟国家的选民同样有怨言。法国和丹麦就是否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举行了公投。法国仅以51.1%的支持率通过了条约，而丹麦人以类似的票数阻止了条约的通过，直到后来因为得到自愿退出当中若干条款的允许，丹麦人才再一次勉强通过该条约。欧盟邀请挪威加入时，52.2%的挪威民众拒绝了邀请。瑞典民众仅以52.8%的支持率批准自己的国家成为欧盟成员国。2000年9月，53.2%的丹麦人在投票中反对加入欧元区；三年后，56.1%的瑞典人拒绝加入欧元区。

为了应对外界对欧盟组织架构的广泛不满，欧盟领导层采用了经过些许调整的新宪法。然而，2005年，54.9%的法国投票民众及61.5%的荷兰投票民众拒绝该宪法的启用。彼时，欧盟撤回了这一新颁布的宪法，并将其定义为条约，这样就不必受制于民众的批准与否。这一举措引发了对欧盟官僚主义操纵行为的谴责。在欧盟内部，对新宪法的反对主要由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引领，正如反对移民、伊斯兰及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一样，对新宪法的反对也为右翼民粹政党网罗了民众支持；同时，这种主张也为这批与欧洲极权主义有染的政党群体披上了民主的外衣。

[1] 汉克和英格丽（Henk and Ingrid），分别是荷兰常见的男人名字和女人名字。——译者注

[2] 冻结工资（freeze wages），政府以法令宣布将工资标准固定在某一特定日期的水平上，不得任意变动，工人若要求增加工资便是“违法”。——译者注

[3] 布卡，伊斯兰国家妇女穿的蒙面长袍。——译者注

[4] 《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欧共体建立政治联盟和经济与货币联盟确立了目标与步骤，是欧洲联盟成立的基础。——译者注

第5章

左翼民粹主义的局限性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与西班牙我们可以党

2003年至2007年，欧洲似乎进入了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平均增长率维持在2.75%的水平上，这个数字虽然不高，但也不会给欧洲带来灾难性的打击。失业率从9.2%落至7.2%。民粹主义浪潮退去。然而，2008年末，蔓延至欧洲的金融危机，看似与西方对中东、南亚和北非的干涉不无关联的当地内战，以及难民数量激增和伊斯兰国恐怖袭击事件引发了又一波民粹主义抗议。

这一波民粹主义与20世纪90年代的民粹主义不同的是：未受到经济大衰退强烈冲击、难民聚居的北欧由右翼民粹主义主导；而在失业率直逼大萧条时代水平的南欧，一股左翼民粹主义之风悄然崛起于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当中左和中右等主要党派被自己国家的欧元区成员身份捆住手脚、未能恢复国家经济之时，选民已转而开始从民粹主义政党那里寻找现实的解药。

欧元危机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美国金融危机随之浮出水面；年末，危机已经波及大规模投资美国衍生金融产品的欧洲各大银行。信贷干涸，借款人相继违约，投资滞后，失业率上升。2009年之前，欧盟国家的平均失业率是9.6%；2012年，这一数字升至11.4%。南欧的情况更糟糕——西班牙的失业率从2009年的18%飙升至2012年的25.1%。2012年，美国已经逐渐从大衰退的泥淖中挣脱而出，可是在南欧，糟糕的状况依旧持续，引发了外界对欧盟及欧元能否存续下去的疑虑。

在美国，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元凶是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欺诈。在西欧，经济衰退加剧的主因是不当金融管制。自1999年起开始生效的欧元区包括了经济发展程度和模式各异的19个成员国。举例来说，德国和荷兰是出口导向、拥有高科技实力的经济体。在格哈德·施罗德执政时期，德国工会对限制工资上涨的要求表示接受。其结果是，21世纪初，德国的工资水平实际上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这就让德国产品在欧盟内部及全球范围内都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德国的贸易顺差突飞猛进。

西班牙和希腊则是另一种情况。这两个国家的技术水平较低，其经济发展依赖建筑、旅游、金融服务和农业的拉动。加入欧元区之前，这两个经济体曾通过本币贬值在危机到来之时维持住经常账户的平衡。（1992年至1995年，西班牙曾四次对本币进行贬值。）然而，加入欧元区后，这两个国家就丧失了对利率的控制权。不过，这些失去了灵活性的经济体在外国投资者看来，反而体现出某种吸引力。过去，这些国家每遇困境，动辄进行货币贬值，投资者非常担心自己的财富缩水；如今欧元处于欧洲央行的监管之下，这种情况发生在西班牙的概率不会比在德国多。

因此，21世纪初，当西班牙和希腊卷入巨额贸易赤字（欧洲五国的其他成员——葡萄牙、爱尔兰和意大利——也面临相同问题），以德国为主导的外国投资便将本国贸易顺差以银行贷款和债券购买的形式注入这些赤字国家。在21世纪头十年里，这些需求驱动的国家享受了商用、家庭及酒店建筑行业的繁荣；他们有能力发行政府债券；工资水平高于生产力水平；失业率下降。这些国家加入欧元区，似乎已被证明是百利无一害的大好事。

然而，当金融危机突降，全球范围内信贷枯竭，家庭住宅和商用地产购买者开始违约，投资者相继从这些国家撤离。一时之间，为新酒店和住房建设项目提供贷款的西班牙和希腊各银行纷纷发现自己深陷于高达几十上百亿的坏账之中。（直到今天，马德里郊外还残留着许多大型房地产烂尾项目。）西班牙和希腊政府试图救助这些濒临破产的银行，然而这一举动仅仅将私人银行的坏账和债务转向了公共领域，从而引发“主权债务危机”。

债务对这些国家构成了致命的风险。当债务层层累积，债券评级机构下调评级，贷款利率上升，事实上又加重了这些国家的债务压力。让我们再次重复前述逻辑：按道理，这些国家能够通过货币贬值将自身从财政缺口中救出来，然而，只要它们依旧留在欧元区，通往这一选项的大门就是关闭的。因此，留给它们的选择有三。第一，这些国家可以说服以德国为主的债权国免除其债务。这一选项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德国、芬兰和荷兰选民全部对此种救助方式表达了强烈抗议。第二，这些债务国可以退出欧盟，尽情对新本币进行贬值。然而，在这些国家内部，选民拒绝退欧。人们（尤其是中老年人）担心会发生混乱的局面，他们将失去积蓄和固定收益。第三，这些国家可以采取1982年密特朗所采取行动的激进版本——限制支出，提高税率，失业率会变得更高，但进口需求也能得到抑制，最后别忘了降低薪资——此种方法或许可以为出口注入竞争力。

希腊是最先失去偿债能力的国家之一。当控制着政府的中右翼新民主党向被称为“三驾马车”（欧债危机委员会）的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救助时，“三驾马车”要求希腊进行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收紧公共部门支出，降低工资水平，提高税率，将公共资产私有化。面对国内的抗议声，新民主党政府畏缩不前。在新一届大选中，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领导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Panhellenic Socialist Movement，PASOK）胜出。

经济学家、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顾问亚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认为希腊应走债务违约之路，政府领导层驳斥他的想法“过于叛逆”。2010年5月，社会党政府与“三驾马车”签署救援方案——为了获得1 100亿欧元的贷款救助（这笔钱将直接进入最初一批债权人的账户），希腊同意采取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对希腊来说，这看起来是一次赔本交易。紧缩政策包括了高额预算缩减和增值税的大幅提升。这些措施抑制了需求，失业率激增；而企业的破产又推高了财政赤字。“希腊的主权将得到大规模限制。”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骄傲地宣称。

解决了希腊的问题后，“三驾马车”调头转至西班牙。2010年，西班牙同样处于社会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Spanish Socialist Workers’Party, PSOE）的统治之下。为了换取300亿欧元的贷款，西班牙政府同意大幅削减预算，包括结束某项家庭津贴的发放，以及延迟退休年龄、减少养老保险福利。2011年11月，被中右翼人民党击败的社会党退出政府，自此以后，西班牙政府同意进行更加严苛的财政削减，包括大幅提高增值税，以及出台更方便企业主开除员工的劳动法。如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为世人展现的现实经验，财政紧缩政策固然有其效果，但效果的发挥有一个前提——采用财政紧缩政策的国家必须拥有基础稳固的出口工业（当中可以包括金融服务行业），其周围应该围绕着愿意进口其产品和服务、能够向低工资水平行业进行投资的活跃经济体。上述条件，希腊一项都不具备——西班牙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希腊，“三驾马车”的财政紧缩政策让情况变得更糟糕，糟糕的情况催生了更多救助谈判，继而引发更进一步的紧缩措施。这一系列做法也激起了民粹主义者对欧盟错判的繁荣承诺及接受这一系列错判的社会党和中右党的反抗。

激进左翼联盟党的上台

直到1974年希腊军政府在塞浦路斯挑起对土耳其的战争，希腊上校军团被其军政赞助者轰下台后，该国才得以从独裁的阴影中解放出来。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Constantine Karamanlis）及新民主党赢得了翌年的大选。1981年，乔治·帕潘德里欧的父亲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Andreas Papandreou）领导的社会党执掌政府。尽管新民主党也曾上台，但1981年之后将近30年内，政府基本上由社会党把持。

通过建立退休金制度、全民健康服务体系，以及打造与某些欧盟国家规模持平的公共部门（占GDP的16%），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在希腊成功建立了一个低配版本的社会民主系统。该党未能做到的是限制希腊富人及影子经济的大规模逃税行为，也没能改变国内各党将国有部门作为受贿工具的状况。逃税问题加深了希腊的赤字，公共部门官员的腐败使两个主要政党均无法得到民众的信任，这就给左翼提供了挑战其统治权威的路径。

脱胎于独裁统治的希腊共产党分为两支，外部分支一直在海外，完全听命于苏联，国内的“欧洲共产主义”则寻求将希腊纳入欧洲民主社会。1989年，冷战大势已去，希腊共产党的两支联合组建了左翼和进步联盟（Synaspismos），支持苏联共产党的剩余力量最终脱离了联盟。2004年，左翼和进步联盟与女权主义者及环保组织联合组建了由极左人士组成的激进左翼联盟党（Syriza）。激进左翼联盟党最初是一个推举联合候选人的松散组织，一直表现平平。在2004年的大选中，该党只获得了3%的选票；即使到了2009年10月，金融危机的侵袭使社会党以43.9%的优势重新上台之时，该党的得票率也仅为4.6%。

然而，社会党及新民主党对欧盟提出的财政紧缩政策的顺从态度改变了希腊的政治。2010年5月，社会党政府对欧盟的大幅削减预算要求点头之后，成千上万抗议者走上雅典和希腊其他城市的街头。抗议者中很多是学生和失业青年，也不乏罢工工人。2012年6月，土木工程师亚历克西斯·提斯普拉斯（Alexis Tsipras，曾是共产党青年组织成员，后成为左翼和进步联盟下属青年组织秘书）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党对一再妥协于欧盟的社会党发起攻势。激进左翼联盟党承诺将废除与欧盟签署的备忘录，将希腊银行国有化，提高富人的缴税税率，暂停债务偿还直到希腊从经济衰退中恢复。这一次，激进左翼联盟党获得了26.9%的选票，紧随新民主党，位列第二。因为支持紧缩政策，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位列第三，得票率仅为12.3%，其低迷的支持率至今（2016年）未能恢复。

在2012年的大选中，激进左翼联盟党获得了最多年轻人、失业者及城市公共、私营部门就业者的投票；为其投票最少的人群是家庭主妇、老年人及农村选民。虽然激进左翼联盟党在左翼欧洲共产党人中间有根基，但从2012年起，该党的主张中开始出现民粹主义色彩。2009年，提斯普拉斯几乎未提过“人民”一词，而2012年，这个词成为提斯普拉斯演讲中经常出现的字眼——仅在6月的最后一场大选演讲中就出现了51次。在演讲中，提斯普拉斯就接下来的投票宣布：“周日并不仅仅是激进左翼联盟党与签署了备忘录的政治建制派之间的对抗……它将是人民与其生命，与其命运的一次对决……是寡头统治下的希腊与民主希腊之间的斗争。”

在2012年的大选中获得了好成绩的激进左翼联盟党终止了联盟状态，成为了由提斯普拉斯领导的统一政党。为2015年1月的大选做准备时，该党将竞选纲领的重心放在拒绝与“三驾马车”所签署的协议上——其中包括新民主党2012年就更加苛刻的条件所签署的协议。“我们将阻止我们的国家被迫成为债务殖民地。”该党的竞选政纲如此表示。离开了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后成为激进左翼联盟党政府财政部长的瓦鲁法克斯指责道，新民主党政府的做法“就像监狱里的模范囚徒”，一面听从“三驾马车”的指令，一面又恳求施加于自身的政策、条款和条件能合理化。某些激进左翼联盟党成员想停止继续使用欧元，但该党的官方立场是留在欧元区，拒绝接受“三驾马车”强加的某些条件。激进左翼联盟党用民粹主义武装自己以对抗新民主党和“三驾马车”。

在一月的大选中，希腊选民站在激进左翼联盟党这一边，谴责新民主党政府。激进左翼联盟党以36.3%的得票率赢得了议会及大选。（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仅得到4.7%的选票。）在希腊选举法之下，票数最多者赢得选举，因为赢得了独立希腊人党（Independent Greeks Party）这个小党，激进左翼联盟党接管了希腊政府。2015年2月，提斯普拉斯和瓦鲁法克斯开始与“三驾马车”进行谈判，申请贷款延期。

双方激烈交锋。提斯普拉斯宣称：“‘三驾马车’已经成为过去式。”随着谈判的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欧盟及其事务管理主导力量、德国领导的欧盟各国部长态度强硬，仍旧要求希腊以紧缩支出和增税为条件换取新一批贷款，并拒绝希腊免除部分债务的请求。最终，希腊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违约，7月，提斯普拉斯就是否接受“三驾马车”的协议发起公投。在激进左翼联盟党的鼓动下，62%的希腊人投反对票，拒绝接受“三驾马车”的要求。希腊人与“三驾马车”之间的最终对决几乎一触即发。

然而，让希腊选民及许多党内人士感到震惊的是，提斯普拉斯重新回到谈判席上，他同意了“三驾马车”的要求，这些要求甚至比之前所提出的还要严苛：更大幅度地削减支出、增税、压缩养老福利、向国家经济的血液输送系统——中小企业——征收新税，以及出售剩余的国有资产。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用“疯狂”一词来形容这项协议。克鲁格曼如此写道：“我过去一直赞赏和支持这样一项欧洲工程（即通过共享繁荣努力建设的和平与民主），然而这一次，它却遭到了糟糕的甚至致命的打击。不论你怎么看激进左翼联盟党，怎么看希腊，都不能说这一切是希腊人造成的。”

希腊的失业率在2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年轻人的失业率是这一数字的两倍。欧洲经济止步不前。经济学家海涅·弗莱斯贝克（Heiner Flassbeck）和考斯塔斯·拉帕韦特萨斯（Costas Lapavitsas）写道：“照这些趋势推测，希腊的前景非常可怕。这个国家陷入了低增长平衡 [1] ，失业率高得出奇，且并不掌握改变目前困境的经济政策工具。所谓压低工资水平、放松市场管制及公共资产私有化能够带来持续增长的说法根本没有理论和实证基础。”

协议签署后，提斯普拉斯于9月发起了以提振信心为目的的新竞选。在选民投票率降低的情况下，激进左翼联盟党再次以35.5%的得票率战胜得票率为28.1%的新民主党。然而，就在提斯普拉斯和激进左翼联盟党第二任期就要结束时，前景突然暗淡了。加入了新成员“欧洲稳定机制”（the 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的“三驾马车”变成了“四重奏”，“三驾马车”继续负责监管希腊的经济政策，要求希腊实行财务紧缩以换取过桥贷款。提斯普拉斯政府对此类要求表示不满，然而仍以153：147的希腊议会投票结果妥协于“三驾马车”的要求。一月和五月希腊爆发了针对新紧缩措施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其中包括了一次长达三天的总罢工。2015年5月发布的民调显示，激进左翼联盟党在支持率上已经输给了新民主党。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基本上已名存实亡；吊诡的是，激进左翼联盟党以某种方式替代了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在希腊两党垄断中所扮演的中左角色。激进左翼联盟党不再以建制派为敌，像曾经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一样，该党成了建制系统中事实上的中左翼。它不再将人民放置在拒不让步的精英群体的对立面，而是试图应对与“三驾马车”一系列糟糕交易的遗留问题。为激进左翼联盟党提供顾问服务的经济学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思（James Galbraith）认为，该党依旧拥有“一群激进选民……这群人愿意为任何严肃的反对力量振臂高呼——但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这样的反对力量不可能存在。”加尔布雷思承认，激进左翼联盟党“极不情愿地成为了柏林财政部的代理机构”。

政治理论学家斯塔提斯·考夫拉奇斯(Stathis Kouvelakis)曾在激进左翼联盟党中央委员会工作，后因七月该党与“三驾马车”签署协议而辞职。考夫拉奇斯认为，让希腊振作起来的唯一方法是退出欧元区。“在现有的货币同盟框架下，希腊不可能反抗财政紧缩或新自由主义政策，更不可能反抗欧盟；决裂已不可避免。”考夫拉奇斯表示。然而，如果说七月公投后存在决裂的可能性，那么可以说，希腊已经错过了这一时刻。民粹政党激进左翼联盟党曾承诺将反抗强加于希腊的财政紧缩政策，但是它似乎失败了；其结果的影响力也深深波及欧洲大陆的其他左翼民粹组织，尤其是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

我们可以党高呼：我们可以

和希腊的情况类似，“二战”后，西班牙从未像其他许多欧洲国家那样经历过如火如荼的社会民主运动。直到1975年12月，西班牙还被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统治着。佛朗哥去世后，其钦点继承人胡安·卡洛斯国王（King Juan Carlos de Borbon）及佛朗哥政府高级官员阿道弗·苏亚雷斯（Adolfo Suarez）开始为议会转型做准备。他们希望，西班牙能够融入欧洲。西班牙哲学家奥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曾这样写道：“西班牙是问题，而欧洲是答案。”苏亚雷斯所在的民主中间联盟（Union of the Democratic Centre，UCD）赢得了1977年的大选，刚获得合法身份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Spanish Socialist Workers’Party，PSOE）位列第二。1982年，西班牙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是驯服西班牙军队的重要一步。同年，受经济衰退的影响，民主中间联盟在大选中输给了费利佩·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接下来的14年中，西班牙都处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统治之下。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成立于1879年，是西班牙成立时间最久的政党。在佛朗哥掌权时期，该党以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性政党的身份崛起；后来冈萨雷斯说服党内成员，将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内容从党纲中删除，去掉单一工人阶层政党的定位，以代表多阶层的政党取而代之。在1982年的选举中，冈萨雷斯倡导西班牙银行国有化，通过政府支出创造100万就业岗位，脱离北约，但他后来放弃了以上所有承诺。彼时，西班牙国内的失业率高达16.5%，通胀率也达到14.4%。急于让西班牙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冈萨雷斯将法国密特朗总统的选择看在眼里，他采取了撒切尔夫人式的战略——通过收紧货币、提高利率降低通胀。虽然失业率立刻飙升至20%以上，但通胀率确实降了下来。

冈萨雷斯最初以其经济战略赢得了工人运动参与者不甚情愿的支持。到了1986年，西班牙的工会组织愤怒了，它们甚至策划了两次总罢工，这吓坏了冈萨雷斯。他立刻增加政府支出，为最基本的福利国家制度打下一些基础。然而，1992年又发生了一次更严重的经济衰退。低迷的现状，再加上腐败指控不断增加——腐败在委任制政党系统下的西班牙属常见现象——1996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大选中输给了替代民主中间联盟成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头号反对派的中右政党人民党。在接下来的20年中，人民党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像希腊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和新民主党一样交替执政。

2004年，人民党执政八年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兹·萨帕特罗（Jose Luis Rodriguez Zapatero）上台。萨帕特罗扩大了福利支出范围，提高了基本工资；然而，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来自欧洲央行的压力，萨帕特罗于2010年签署了有关增税和削减开支的备忘录，并于同年5月12日宣布将大规模削减开支。萨帕特罗与希腊的帕潘德里欧走了一条相同的路。一年后的5月15日，年轻的示威者们聚集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开始了一场长达一个月，波及整个西班牙的静坐抗议活动。

抗议者们自称“愤怒者”（Indignados），他们抗议萨帕特罗削减开支，抗议银行驱赶付不起抵押贷款的人，抗议高企的失业率，以及两大党内部持续的腐败问题。（抗议者的一句口号是：“民主就是两党独裁。”）抗议人群的领导者不隶属于任何政党，这场活动在有组织的左翼及工人运动群体中引发了强烈共鸣。“我们既非右，也非左，我们来自底层，我们的目标是上层。”一条标语如此写道。抗议活动蔓延至其他57个城市，马德里的抗议者一度达10万人。示威者举行集会，筹备计划书；抗议活动结束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继续不断进行集会抗议活动。在2011年11月的大选中，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惨败于人民党手下，这是该党史上受打击最大的一次败北。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成为西班牙首相。

马德里康普腾斯大学青年左翼政治学家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参加了一档与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的《火线》（Firing Line ）相似的电视辩论节目。节目大受欢迎，扎辫子的伊格莱西亚斯从此家喻户晓。2013年，在欧洲央行的命令下，拉霍伊实施了新一轮开支削减，之后西班牙的失业率上涨至26.3%。伊格莱西亚斯及其在康普腾斯大学的同事们开始商讨建立一个能够抓住愤怒的人民并聚集其力量的政党。

伊格莱西亚斯是西班牙共产党年轻人分支的成员。在后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共产党未能建立起自己的选民群体，后于1986年成立了囊括和平及女权组织的联合政党西班牙左翼联盟党（the United Left）。不过，伊格莱西亚斯脱离了西班牙共产党强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当伊格莱西亚斯向其寻求力量联合时，该党拒绝了伊格莱西亚斯，称他“就像格劳乔·马克斯一样没原则” [2] 。2014年1月，伊格莱西亚斯和大学同事们宣布成立新党派“我们可以党”——党名呼应了奥巴马的大选选举口号 [3] 。

我们可以党的领导层由政治学家及参与过“5·15”集会抗议活动的极右团体领导者组成。大多数人年龄在30岁至40岁之间，有的甚至更年轻。（我采访过该党的几位领导者，他们看起来都非常年轻，如果他们在美国的酒吧要酒，甚至可能会被酒吧要求出示身份证件。）这一新党的组织活动方式与传统政党不同，它充分利用电视和社交媒体聚集人气、传达信息，其政治愿景也与传统的左翼政党极为不同。

伊格莱西亚斯及两个亲密的同党人士、同为政治学家的胡安·卡洛斯·莫尼迪若（Juan Carlos Monedero）、伊尼戈·伊热昂（Iñigo Errejón）是横扫全拉丁美洲的“粉色潮流” [4] 的热情支持者。粉色潮流始于1999年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参选委内瑞拉总统之时，2006年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赢得玻利维亚大选后，粉色潮流继续发展。查韦斯和莫拉莱斯拒绝发动工人阶层反对资产阶层这种经典的社会党战略，他们拥抱民粹主义战略，呼吁“勇敢的人民”反抗寡头和独裁。伊格莱西亚斯和莫尼迪若成了查韦斯的顾问，伊热昂在康普腾斯大学的博士论文就与莫拉莱斯的革命相关。（后来人们才知道，查韦斯曾向莫尼迪若支付可观的酬劳。）

51岁的莫尼迪若是我们可以党党内最年长的领导者，他曾是西班牙左翼联盟党负责人，一个正统的左翼人士，而伊格莱西亚斯和伊热昂的主张则结合了拉美民粹主义，以及执教于埃塞克斯大学的阿根廷人恩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及其比利时裔夫人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等“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如果没有知识界的肯定，没有对拉丁美洲变革过程的学习，没有对言论的作用、共同情绪及霸权的理解，我们是不可能在这个国家获取政治主动权的。”伊热昂后来表示，“这一切都归功于拉克劳的贡献。”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在西班牙，“工人阶层”“社会主义”等旧式的左翼标签已经过时，应该用民粹主义的语境取而代之，也就是呼唤人民反抗精英以创造“激进民主”。民粹党的目标是将多元的族群编入“人民”这一概念之下，而联合“人民”的就是使人民与精英产生意识形态对立的一系列需求。与其他欧洲知识分子不同的是，拉克劳及墨菲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以左右两种方式均能发展的逻辑。伊热昂热情地追随拉克劳及墨菲——2015年，他出版了与墨菲的谈话录，这本书成为了我们可以党成员的“内部圣经”。在我们可以党成立的最初几年，伊格莱西亚斯也支持拉克劳及墨菲的民粹主义观点。

拉克劳、墨菲和伊热昂呼吁人们认识到la gente（人民）与la casta的对立。la casta是一个西班牙词语，其概念借鉴自意大利语，是喜剧演员贝珀·格里奥所使用的一个词，指的是西班牙的主要政治和经济利益享有者，用伊格莱西亚斯在《危机时期的政治》（Politics in a Time of Crisis ）一书中更口语的表达来解释就是“竖立政治框架、从人民手里偷走民主的小偷”。伊格莱西亚斯和伊热昂将冲突划定在人民和精英而非“左”和“右”之间，也许是受到了愤怒的人民及其态度的影响，他们认为西班牙的左翼迟滞钝化，毫无影响力——在近二十年里，西班牙左翼联盟党从未在大选中构成过任何巨大挑战。伊热昂在《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中表示，新成立的我们可以党“将开启新的时代进程，或至少让一条新的政治边界成为可能。这道边界假设，有这样一个人民群体，它不再被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阶层所代表，这道边界将超越左和右的隐喻”。

他们担心，主要执政党会给我们可以党贴上“左翼”的标签，从而使该党边缘化。伊格莱西亚斯警告说，“当我们的对手称呼我们为‘激进左翼’，不断用左的符号定义我们，他们就能够把我们推到某种境地，在那种境地下，他们将轻易获得成功。”在与墨菲的对话中，伊热昂解释道：“精英对左右的划分游刃有余。他们将自己放置在中右或中左，将胆敢违背他们的‘挑战者’推向边缘地带。”

在个人层面上，伊格莱西亚斯和伊热昂是左翼［马德里的我们可以党咖啡厅兼书店里满是《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 ）及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大卫·哈维的作品］，不过，他们追随拉克劳及墨菲，并未将我们可以党的目标定义为社会主义式的目标。伊格莱西亚斯告诉《新左翼评论》：“我们公开承认，我们不反对通过一条道路转型为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更温和，采取的是新凯恩斯主义，就像呼吁扩大投资规模、提升社会福利保障及加强再分配的欧洲左翼一样。”当笔者问我们可以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议会成员塞贡多·冈萨雷斯·加西亚（Segundo González Garcia），他们是否将任何拉丁美洲国家看作发展典范时，他说道：“我们希望自己的国家向北欧国家靠拢。我们的模式更像瑞典和挪威，而非拉丁美洲。我们想建立福利国家制度，提供有保障的收入。”（即使是在削减开支之前，西班牙的福利制度也远没有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强健。）

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一样，我们可以党是一个对抗欧盟规定及西班牙政府对欧盟之妥协的反紧缩政策党。伊格莱西亚斯形容我们可以党的目标为“后新自由主义”。我们可以党成立当年，该党就呼吁建立由政府出资的有保障的年收入体系，审核西班牙的债务并拒绝支付“不合法”的部分，使《稳定与增长协定》更“灵活”并将“全面就业”纳入其目标范围，推进布鲁塞尔民主化（指欧盟决策）并拒绝《里斯本条约》，废除西班牙的平衡预算法案，建立一周35小时工作制。这些要求代表了我们可以党与政府及主要政党，以及西班牙人与布鲁塞尔之间的巨大分歧。

我们可以党的领导者们认为，为了完全摆脱欧债危机，西班牙最终应放弃欧元，但他们知道，曾在欧元体系下获得过繁荣的西班牙选民不愿意考虑脱离欧盟这一提议。经历了佛朗哥政府几十年封闭统治的西班牙选民不可能欢迎西班牙曾经的货币重新回到他们的生活中。伊格莱西亚斯在康普腾斯大学的同事、我们可以党首席经济学家那乔·阿尔瓦乐斯（Nacho Álvarez）告诉笔者：“没有任何进步力量胆敢说出退出欧元区这几个字，因为南部西班牙人对这一想法是听都不愿意听到，而留在欧元区也是唯一一个有益的解决方案，至少是恢复民主与主权的‘最后的’方案。”所以，我们可以党告诉自己不要越界，他们唯一做的事情是威胁欧盟西班牙将拒绝接受自身债务，并要求重新制定《稳定与增长协定》。

2014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将近，仍仅有少数人听说过我们可以党。于是，党内领导人将名气颇大的伊格莱西亚斯的照片放在印刷品上以宣传我们可以党。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将某个领导者定为联合一党的象征这一民粹主义策略。令他们惊讶的是，在一次多党选举中，我们可以党赢得了8%的选票及五个席位。我们可以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成功让该党终于为人所知。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对人民党贪腐的指控层出不穷，我们可以党的民调支持率开始增长。2014年12月至2015年4月，对2015年12月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所做的民调甚至显示，我们可以党的支持率要高于人民党和工人社会党。

最初，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的成功激励了我们可以党。2015年1月，伊格莱西亚斯参加了在雅典举行的最后一场拉票活动，与提斯普拉斯一同登台。两人伴着莱昂纳多·科恩的歌声舞动。“我们拿下曼哈顿，接着拿下柏林”的歌词被改成了“我们拿下雅典，接着拿下马德里”。然而，当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与“三驾马车”之间激烈的对抗在那个冬天不断激化，脱离欧元区的谣言传遍希腊，深知西班牙人仍旧留恋欧洲和欧元区的伊格莱西亚斯，开始将我们可以党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撇清关系。伊格莱西亚斯将一张与提斯普拉斯的合照从推特上删掉。“西班牙不是希腊。”伊格莱西亚斯表示。他明确表示，我们可以党支持改革，但不支持退出欧盟或欧元区。除此以外，我们可以党放弃了审核西班牙债务的要求，而他们本来是有希望让西班牙的几项债务合法化并争取到全民最低工资的。在希腊人起先拒绝，后来激进左翼联盟党又接受“三驾马车”的要求时，我们可以党的民调支持率也跌至10%，低于新中右反腐败党（Ciudadanos），即公民党。

人民党希望连任。虽然在大选之夜，失业率仍高达23.7%，但部分上归功于欧洲央行奇迹般地忽视了中右政府超3%的财政赤字规模（按规定，3%为赤字最高额度），经济已经开始复苏。然而，西班牙的政治系统仍饱受大量贿赂与回扣的腐蚀。随着大选日的临近，40名被指控收受回扣的人民党官员面临法庭审判。最终，人民党获得了28.7%的选票，这是西班牙执政党所获的历史最低票数。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得票率为22%，我们可以党的得票率达到了惊人的20.7%。

我们可以党与桑德斯的选民基础有相似之处，但范围更广。我们可以党赢得了年轻选民及大城市地区选民。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市长都与我们可以党关系甚密。而人民党的选民多为中上阶层选民及老年、乡村及小城镇选民，工人社会党则维持住了传统上的工薪阶层及部分中产阶层选民的支持度。然而，西班牙曾经的两党制已经被多党制打破了。正如12月的大选结果向我们展示的，人民党和工人社会党都未能如愿赢得多数席位。这一未了结局导致各党派之间开始了长达五个月的角逐，其间工人社会党拒绝与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我们可以党也拒绝屈尊于中左联合政府之中。西班牙国王只好宣布，六月底进行新一轮大选。

就在各党为12月的大选结果争论不休时，伊格莱西亚斯与伊热昂之间出现了裂痕。新一轮大选在即，伊格莱西亚斯认为我们可以党需要争取足够的选票和议会席位以超越工人社会党。这样，我们可以党便可以在与工人社会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中占据统治党地位，因为如果工人社会党与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我们可以党将成为主要反对党。伊格莱西亚斯将目光投向了左翼联盟党，该党在12月的大选中获得了3.68%的得票率，加上我们可以党的选票数，总数将超过工人社会党的票数。不顾伊热昂对成为“左翼”的反对，伊格莱西亚斯决定与2013年经历了领导层洗牌的左翼联盟党协商联合。伊格莱西亚斯如愿以偿，组成了参加新一轮大选的联合党派——联盟－我们可以党（Unidos Podemos）。

伊格莱西亚斯和我们可以党获得了左翼联盟党的选民，但未接受该党废除君主制和银行国有化等激进主张。为了尽快摆脱任何极端主义指控，我们可以党为联盟－我们可以党制定了新党纲——该党纲削弱了左的色彩。正如工人社会党，联盟－我们可以党也承诺，西班牙将继续履行欧元区稳定协定，但主张采取“比欧盟委员会的要求更缓慢的新赤字削减计划”。他们坚持认为，西班牙能够通过公共投资，而非减少社会开支达成该赤字削减目标，并要求增加教育和医疗支出。与此同时，他们同意放弃最低年收入保障或一周35小时工作制，不再明确要求免除或削减国家债务，而是呼吁就“重组欧元区债务”召开欧盟大会。

在6月26日大选之前的民调中，联盟－我们可以党的支持率遥遥领先于工人社会党，也大有希望击败人民党。工人社会党和人民党强调我们可以党与拉丁美洲极权民粹主义的关联（以及委内瑞拉石油经济的崩溃），对该党内部的共产党成分予以打击。支持工人社会党的西班牙《国家报》（El Pais ）就左翼联盟党与我们可以党的联合写了一篇以“我们可以党与共产党组织就共同参选达成合作”为标题的文章。面对此类抨击，联盟－我们可以党选择了加大力度弱化自身的这一形象的策略。在大选前最后几周，该联合党发布了一份党纲宣传册，这本册子像极了192页的宜家产品目录，刊登了人们使用厨具的居家照片及394条四平八稳的主张，包括提倡通过动物福利法、加强对情感智力的重视，以及倡导森林保护提案和国民参政等。

6月26日的大选紧随三天前英国的脱欧公投举行，最终联盟－我们可以党的得票率排名第三，这个结果对联合党着实是尴尬的一击。我们可以党与左翼联盟党的联合带来了与12月大选相同数量的议会席位——350中的71个——然而因为12月时为我们可以党贡献大量选票的几个主力地区均出现弃权现象，联合党失去了109万张选票。人民党的表现有所提升，但仍未获得多数席位。工人社会党的得票数也低于12月的水平，但仍旧遥遥领先于联盟－我们可以党。口水战还在继续，另一场大选不是没有可能，然而我们可以党的竞争力却不如从前；一旦多数席位确定下来，我们可以党不大可能在新议会中维持力量平衡。我们可以党企图替代工人社会党成为左翼执政党的野心以失败而告终。

委内瑞拉资金断裂后，胡安·卡洛斯·莫尼迪若离开了我们可以党的正式领导层，但他仍为伊格莱西亚斯提供咨询。莫尼迪若将联盟－我们可以党令人沮丧的大选结果归咎于人民党和工人社会党在大选中制造针对联合党的恐慌气氛，以及联合党并未呈现出足以替代工人社会党的政治视野。莫尼迪若批评由伊热昂主持的竞选活动“总是削弱本党的政治锐气”，其竞选活动也过度依赖集会和电视宣传，同时回避了学生、社会组织及工会的激进街头抗议。莫尼迪若为我们可以党与左翼联盟党的联合辩护，他认为若没有联合力量，我们可以党的表现会“更糟糕”。伊热昂则一再重申自己对我们可以党与左翼联盟党联合的反对态度：“二加二并不等于四。”他说，我们可以党陷入了联合的“陷阱”。“在左－右这个评价体系中，联合政党更难获得多数席位。”伊热昂表示，“在这个体系中，选票已经固化。”

有没有可能，莫尼迪若和伊热昂二人说的都既对又错？在上一次选举中，一些选民支持我们可以党而反对工人社会党的理由是，该党是一个民粹主义反对党。然而，当民调显示联盟－我们可以党有可能赢得大选之后，这些选民重新评估了大选形势并得出结论：我们可以党还不足以成为执政党。正如伊热昂所指出的，与左翼联盟党的联合，以及西班牙大选前英国的脱欧决定可能加剧了人们的恐慌；英国脱欧导致西班牙股市在大选前夜大跌，这也许促使许多选民退回更安全的已知领域——工人社会党和人民党。

莫尼迪若的说法有一定道理。我们可以党削弱了自己的诉求，在诉求和行动上都未能将自身与工人社会党区分开来，而且我们可以党还丢弃了其民粹主义身份，他们转而采取的中左改革策略让该党看上去只不过是又一个普通的政党而已。我们可以党的主张不再代表人民与精英的斗争前沿，不再明确反对精英主导的阶层固化。这或许也是曾经的忠实选民弃票的原因之一——该党所传达的信息及其传达方式都不再能够鼓舞原先支持他们的选民。

面对“三驾马车”的权威，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抛弃了民粹主义立场，成为了推崇渐进改革的中左政党。不过，他们放弃民粹立场时，已经击败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了。我们可以党没有这么幸运。虽然萨帕特罗向“三驾马车”妥协后，西班牙的工人社会党失去了一些支持，但它依旧是西班牙两个主要党中的一个；在6月的大选中，我们可以党未能挤走工人社会党。所以，面对希腊经济的持续下滑，激进左翼联盟党必须就如何治理做出决定，而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则必须再次证明自己有能力脱离政治边缘。

[1] 低增长平衡（low-growth equilibrium），指低国民收入导致储蓄及投资额低下，因而国家整体收入也停留在低水平的经济情形。——译者注

[2] 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1890.10.2——1977.8.19），美国著名电影演员。他的许多电影台词成为了广为流传的经典，其中就包括这句讽刺政客的台词：“这些是我的原则，如果你不喜欢的话……那好吧，我还有其他的。”——译者注

[3] 我们可以党，西班牙语为Podemos，英文翻译为We Can，呼应了奥巴马曾经的总统竞选口号“Yes，we can”。——译者注

[4] 粉色潮流，也被称为“左倾潮流”，用以形容21世纪拉丁美洲民主国家脱离原先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且日趋左翼的情形，这一变化代表了对更激进的经济政策、后殖民主义及直接民主的拥抱。——译者注

第6章

发展中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

在欧债危机中，左翼民粹群体多崛起于南欧，右翼民粹群体多出现于北欧和中欧。这一现象与移民数量的增长有关。2014年，欧洲新增中东及北非移民达28万人；2015年，这个数字增至100万。2000年，丹麦总人口的7.1%是一代或二代移民；2016年，上涨为12.3%。瑞典移民人口为22.2%。2015年英国新增移民人数达到63万人，增长程度相当于同年美国新增320万移民。

移民数量增长的同时，恐怖袭击——尤其在北部欧洲——的次数也增加了。从2010年12月至2016年3月，欧洲发生了九起恶劣的恐怖袭击事件，其中四起都发生在近几年：2015年1月，《查理周刊》恐袭事件夺去了20人的生命；2015年11月，ISIS对巴黎的恐怖袭击致137人遇难；2016年3月，布鲁塞尔发生了超过三次ISIS自杀性炸弹袭击，造成35人死亡；7月的尼斯，一辆卡车于国庆日冲入庆祝人群，85人丧生。在这些事件之外，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难民及移民也卷入了多起性侵事件——最为人所知的是2015年新年前夕发生在科隆的大规模性侵事件。移民的涌入以及恐袭事件、性侵案件的发生，为右翼民粹主义组织长达20年的反移民及反伊斯兰活动增添了理据。

丹麦与奥地利：势头强劲的民粹主义

左翼民粹组织在经济最不繁荣的欧洲经济体中开花结果，右翼民粹主义则在经济更发达的国家找到了土壤；这些国家同时也是移民及寻求庇护者渴望栖身的地方。丹麦是全世界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其人均收入在欧盟国家中位居第二，第一位是卢森堡。2016年，丹麦的失业率仅为4.6%。该国几乎没有受到经济大衰退的影响。人们曾预计丹麦社会民主政府将再次轻松赢得2015年6月的大选；而后，社会民主党的确以创纪录的26.3%赢得大选，老对手自由党的得票率下降7个百分点至19.5%。呼吁国界管控、进一步限制移民进入且对欧盟采取批判态度的丹麦人民党也赢得了21.1%的选票，2011年其得票率仅为12.3%。人民党的选票对赢得多数派地位非常关键，有了人民党的非正式支持，自由党将有可能打败社会民主党，重新组阁。

但人民党并未加入自由党，因为他们并不认同自由党为富人减税的主张。肯尼斯·克里斯滕森·博思（Kenneth Kristensen Berth）自人民党建党之初便已加入人民党，现在是议会成员及人民党发言人。他解释称：“问题在于，自由党认为首相应为最富有的人群减税，我们不会加入一个坚持为富人减税的政府。”和其他右翼民粹主义者一样，人民党强烈支持福利国家制度，前提是这些福利必须为丹麦国民所享受。实际上，博思承认，在这些问题上，人民党与社会民主党的主张更相近；不过，在阻止难民获得丹麦永久居留这件事上，人民党与自由党态度一致，与社会民主党则有分歧。“如果我们不首先解决移民问题，就没有理由着手于其他问题。”博思表示。

为了赢得人民党的非正式支持，自由党采取了人民党在移民、难民及伊斯兰问题上的主张。他们削减了45%的难民及移民福利；要求学校和日托所将猪肉菜肴留在菜单上；要求没收难民手中超过1450美元部分的现金和贵重物品——这一举动令人警觉，因为它让人想起了纳粹是如何没收犹太人贵重物品的。这样严苛的立场背后是显著的民粹主义态度。

2016年1月，某报纸进行的民调显示，70%的丹麦人认为难民是丹麦最亟待解决的问题，37%的丹麦人反对继续向难民发放居住许可。许多丹麦政治专家、政客及记者（其中包括反对人民党的人士）告诉笔者，他们希望人民党能够取得政治上的胜利。著名律师、保守党成员雷内·欧·埃尔森（Rene O Ersen）表示：“我想他们不久就能赢得政府选举。”

奥地利与丹麦一样，也享受着相当程度的经济繁荣，2012年至2016年，奥地利的失业率一直稳定在4.7%至5.8%之间。尽管如此，奥地利国民对难民也颇有怨言。2015年，奥地利收到了9万份难民庇护申请，人均难民申请数在欧盟国家中居第二位。虽然在奥地利境内尚未发生任何恐怖袭击事件，但确实发生了新近移民引起的谋杀和强奸案件。

2013年以来，奥地利由社会民主党及中右翼人民党联合主政，社会民主党人维尔纳·法伊曼（Werner Faymann）任总理。2015年，法伊曼加入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支持的为移民开放边境的计划；然而，当4月的总统大选选前民调显示其支持率落后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后，法伊曼改变了态度。3月，他新增了难民接收最高限额，但为时已晚。

在2015年4月的大选中，自由党候选人诺伯特·霍费尔（Norbert Hofer）获得34%的得票率，社会民主党及人民党候选人都仅获得了11%的得票率。在5月的决胜投票中，曾于第一轮选举中位列第二的绿党候选人亚力山大·范德贝伦（Alexander Van der Bellen）以50.3%比49.7%的微弱优势险胜霍费尔。然而，由于缺席投票的不当计算，奥地利法院做出了2016年10月重新投票的裁决。这次投票让许多右翼民粹组织脱颖而出。霍费尔获得了90%的蓝领工人、大城市外乡村和小城镇选民的支持，绿党候选人则赢得了白领选民及十座主要城市中九座城市的支持。

英国独立党：落后者的反击

英国的失业率自2011年9月起呈下降趋势，目前稳定在5.4%；和丹麦、奥地利的情况类似，英国也是右翼民粹主义生存的肥沃土壤。成功引领了英国脱欧公投的英国独立党，比其他任何民粹主义政党都具备更强大的力量来影响英国政府和欧盟。这次公投促使英国政治和经济形势重新洗牌，也给欧盟的未来发展增添了变数。

英国独立党成立于1993年，此后的20年当中，该党一直是处于政治边缘的单一议题政党 [1] 和压力团体 [2] 。其完整的政治理念就是反税、经济自由主义及社会保守主义。独立党的首要支持力量来自中上阶层各郡的保守派选民。在1995年的议会选举中，独立党的支持率为1%，2005年及2010年的支持率分别为2.2%和3.1%。在200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该党起色颇大，获16.1%的得票率，2009年为16.5%，排在得票率第一的保守党之后。这一情形反映了反欧盟势力的增长。

英国民间的反欧盟力量已经积聚了几十年，其核心观点是，英国加入欧盟就相当于抛弃主权。这一说法会引发英格兰甚至整个英国的国家主义情绪。2009年，反欧盟力量逐渐从支持保守党的城镇蔓延至传统上支持工党的英格兰及东英格兰工薪阶层聚集区——这些地方支持独立党的选民越来越多。罗伯特·福特（Robert Ford）和马修·古德温（Matthew Goodwin）对英国独立党及其支持者进行了广泛研究，他们发现，独立党的支持者人群中出现了大批年纪较大、教育程度较低，且以白人男性为主的工薪阶层。这批年纪较大的工薪阶层人士反对欧盟，在数次选举中都将选票投给了独立党。

许多新近支持独立党的选民聚集在昔日的制造业及采矿业中心，这些小城镇经历了撒切尔夫人时代及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洗礼，演变为一座座工业废墟。地方居民成了“落后者”——英国经济发展落下的一群人。作为金融业及金融、法律服务业的中心，伦敦市里扮演着高科技孵化器角色的大学蓬勃发展。与此同时，英国各老工业区的日子越来越困难。

反欧盟情绪因东欧移民数量的增加而进一步滋长。最大规模的移民增长发生在2004年；彼时，包括波兰、匈牙利及巴尔干半岛国家在内的八个东欧国家加入欧盟。2007年，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加入欧盟。根据欧盟的规定，英国有权颁布七年过渡禁令，在此期间，不得有东欧国家居民移民英国，但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并没有启用这条禁令。2015年底，英国移民增长量攀升至一年上涨60万人。

伦敦人，以及英国其他高科技蓬勃发展地区的居民欢迎新移民，而许多工薪阶层选民则视新移民为进一步压低自己生活质量的威胁因素。在脱欧公投期间，移民对英国土生土长的工薪阶层是否产生了影响及如何产生影响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时任首相卡梅伦的内政大臣、支持英国留欧的特里莎·梅（Theresa May）就这个问题给出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回答，她认为近期的移民涌入给“公共服务、房屋及制造业……带来压力，会导致工资被压低，英国工人失业”。英国政府移民事务咨询委员会的研究显示，移民“拉低了工资分配的最低水平”，在经济增长缓慢或经济下行时期，“处于劳动年龄的移民数量的增加与本国人就业率的降低具有相关性”。

反移民情绪的上涨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文化原因，这一点在土生土长的老年英国人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直到1964年，英国社会98%的选民都还是白人。根据2013年的英国社会态度调查（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survey），65岁及以上的被调查者中，有69%认为应“大量”减少移民数量；66%的人表示会介意“一位血缘关系比较近的亲戚与穆斯林结婚”；61%的人认为，在英国出生这一点对英国人这一身份“至关重要”，还有58%的人认为作为英国人，应有英国祖先“至关重要”。在35岁以下的被调查者中，仅有13%认为拥有英国祖先对英国人这一身份非常重要。

直至2010年，反移民情绪还没有转化为大规模退欧支持。这种转化的发生主要受到了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吉（Nigel Farage）的影响。经过2010年独立党在大选中的糟糕表现之后，法拉吉重新打造独立党的政治方向——反欧盟。法拉吉将具有煽动性的移民问题与欧盟成员国身份结合了起来。独立党采取的立场是，限制移民的方法即退出欧盟。法拉吉也将工薪阶层新选民纳入到独立党的政治发展前景之中（许多工薪阶层先前一直是给工党投票的）。法拉吉放弃了独立党对放任经济的倡导，呼吁英国将每年须向欧盟缴纳的财政款项拿来用在提升国家的医疗健康服务上。

法拉吉用民粹主义词汇包装独立党的反移民、反欧盟情绪。独立党表示，该党正将人民——“落后者”——团结起来，反抗伦敦和布鲁塞尔的精英。2014年的欧盟选举结果展现了法拉吉的成功——独立党以27.49%的得票率位列第一。这次选举清晰地表明，独立党已经将英国的欧盟成员身份问题讨论列入该国的政治议程中。

在保守党内，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需要应付一群同样反对英国留在欧盟的普通议员，这些人多为代表了上层选民的英国国家主义者，而独立党在这一选民群体中也有支持者。为了安抚这群人，2013年卡梅伦做出承诺，如若他在2015年的大选中获得连任，将就是否退欧举行公投。面对毫无特色的工党对手，卡梅伦轻松赢得了2015年的大选。独立党获得了不错的成绩——13%的得票率，其中不少选票来自工党选民。选举过后，卡梅伦将公投定在了2016年6月。

卡梅伦有信心将英国留在欧盟。卡梅伦、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以及英国国内一群顶级的商业领导者和主流报刊反复发出警告，退欧将可能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工党领导人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发动了一场半心半意的留欧运动，结果不仅没能动摇“落后者”支持脱欧者的态度，反而将这些传统上的工党选民越推越远；与此同时，独立党与另外两位知名保守党人士，前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前内阁成员、国会议员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大力支持英国脱欧。

法拉吉以传统的民粹主义方式——鼓动人民反抗建制派——为脱欧公投拉票。在5月20日这天，他对记者们说道：“是建制派、富人、跨国公司、大银行，以及过去几年过得相当舒服的那群人支持留在欧盟，是人民反对留欧。”十天后，法拉吉再次表示：“某政治阶层已经丢弃了这个国家为之奋斗、祖先为之努力及吾辈想要留给子孙后代的一切，人民对此予以反击的机会终于到来。”法拉吉所采取的方式依旧是通过描绘煽动性的画面推动自己的政治目标。一张标题为“崩溃边缘”的独立党海报上画着一群群深色皮肤的中东人涌入斯洛文尼亚，向着目的地英国行进。

在公投中，独立党和保守党异见人士网罗了大批工薪阶层“落后者”及中产阶层中的国家主义支持者，他们是支持脱欧的多数力量。在英格兰，支持留欧派的人群主要来自伦敦、大学城，以及除伯明翰和谢菲尔德以外的其他大城市。脱欧派的支持人群主要来自蓝领城镇，以及传统上反对欧洲国家以欧盟的形式整合、反对英国加入欧元区的中产阶层聚居区。工薪阶层是影响公投结果的关键所在。为脱欧投票的选民大多年纪较大、教育程度较低，许多人来自中位数收入低于4.5万美元的城镇。

英国退欧是独立党的巨大胜利，也是两大建制派政党及其所推崇政治观的重大失败。在这一政治观下，拥有专业及管理技能的人群生活富足，工薪阶层中年龄较大的人群却受到人口和资金全球流动所带来的强烈冲击。公投结束后，托尼·布莱尔向天空新闻台（Sky News）表示：“中左及中右已经失去了政治牵引力，来自左右两方的民粹主义正逐步夺取控制权。”

正如布莱尔所说，独立党的崛起及其退欧决定与新自由主义世界观的失势关系密切。2015年3月，记者戴维·古德哈尔特（David Goodhart）在工党杂志《前景》（Prospect ）中就独立党的高人气表达了相同观点：

主导了所有政党及其理念的当代社会与经济自由主义造成了经济上被抛弃、完全没有机会分享繁荣成果的底层人群的出现，也催生了一个更大规模的群体——这个群体在今天这个家庭稳定性、地域及国家身份受到侵蚀的原子化社会中感到隐约的迷失。独立党选民是被大城市自由主义者忽视、遗弃、嘲笑的人群的集合。那些自由主义者虽然所处党派有别，但共同主导着我们的公共和文化生活。

在“脱欧”公投中，这些选民不仅排斥欧盟，还排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底层哲学。

退欧派取得成功之后，独立党领导人开始商讨如何取代工党成为英国的第二大执政党。公投的确向世人展示了英国政治当中存在一个真空地带，这一真空地带在工党的传统选民群体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然而，公投结果并不一定意味着独立党就是填补真空地带的党派。正如激进左翼联盟党面对“三驾马车”时的遭遇，民粹政党的主张被全盘否定时，有可能遭到打击；同时，也正如美国人民党的遭遇，在其核心诉求得到满足后，民粹政党依旧面临着遭受冲击的可能。

在法拉吉的领导下，独立党摆脱了单一议题政党的身份，但脱欧也是唯一一项能够定义独立党以人民的名义反抗建制派的政治诉求，这一诉求对独立党取得支持至关重要。如今赢得了“脱欧”公投，独立党便面临着要么重新定义自身，要么再次滑入政治边缘的局面；这一次，他们需要在失去法拉吉这位领导人的情况下面对——公投结束后，表示已完成使命的法拉吉宣布卸任独立党领导人一职。

玛丽娜·勒庞与国民阵线

在所有欧盟国家中，法国受移民大幅增长的影响最深，也遭受了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同时，欧洲最重要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在法国。2017年，法国举行总统及议会选举。2016年5月发布的民调显示，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所获支持率高于共和党及社会党候选人。如果勒庞当选法国总统，整个欧洲的政治平衡都将被打破；然而只有克服父亲让-玛丽·勒庞给国民阵线带来的右翼极端主义形象，勒庞才有可能顺利当选。

国民阵线创始人让-玛丽·勒庞是一个经常抛出语言炸弹的人，他语出惊人，所言每每震惊中产阶层。老勒庞巩固了国民阵线的维希政府捍卫者，以及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愤怒逃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黑脚 [3] 群体代言人的形象。老勒庞最为知名的惊人言论是，将“二战”中发生的大屠杀形容为“小细节”。同为国民阵线领导人的布鲁诺·哥尔尼奇（Bruno Gollnisch）与老勒庞如出一辙。哥尔尼奇1986年进入法国国民议会，后于2007年因否认大屠杀获罪。

国民阵线转变了方向——从反共转为反移民，为小业主代言的同时，也替失业的钢铁工人发声。在这个过程中，老勒庞巩固了南方天主教大本营，也扩大了北方工薪阶层选民阵营。选民基础的增长为老勒庞带来了好结果——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老勒庞的得票率惊人地排在第二位，社会党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败北。然而，老勒庞的成功不过是昙花一现。因为担心老勒庞取胜，若斯潘和社会党人鼓动其选民在下一轮投票中支持人气不高的时任总统、中右翼保卫共和联盟（Rally for the Republic）党人雅克·希拉克。在第二轮投票中，希拉克以得票率82%的绝对优势击败了仅拿到18%票数的老勒庞。

老勒庞在第二轮投票中的失败表明，国民阵线的人气不可能无限增长。一提起国民阵线，不少选民就想起臭名昭著的维希政府，也会将其领导者看作反犹极端主义者。老勒庞的女儿玛丽娜·勒庞对此这样形容，有一道国民阵线无法冲破的“玻璃天花板”。2007年的大选再一次证明了这句话。彼时，时任希拉克政府内政部长尼古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作为中右翼人民运动联盟（UMP，Union pour un Mouvement Populaire）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萨科齐对2005年挑起暴动的年轻移民及其他所有移民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萨科齐表示，如果他们“不爱法国”，他们应该“离开法国”；萨科齐也提议削减移民接纳人数。萨科齐看衰老勒庞，而老勒庞也的确在首轮投票中仅得到10.44%的票数，排在第四位。

在当年的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表现更糟，得票率为4.29%，且未获得任何席位。这一情形威胁到了国民阵线的竞选资金，因为能获得多少竞选资金取决于议会席位的数量。2011年1月，82岁的让-玛丽·勒庞决定辞去党主席一职，争夺继任党主席资格的是布鲁诺·哥尔尼奇和玛丽娜·勒庞。

玛丽娜·勒庞生于1968年，是老勒庞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在自传《逆流而行》（Against the Current ）中，勒庞清晰记录了一段童年回忆——八岁那年，有人向她在巴黎的家投掷炸弹，企图置老勒庞于死地。虽然无人受伤，但勒庞写道，这次事件将她带入了一个“缺少同情和怜悯的世界”。翌年，一位富有但没有子嗣的保护人给让-玛丽·勒庞留下了一笔财富，其中包括巴黎郊区的一栋别墅。后来，玛丽娜和姐姐们就生活在这栋别墅里。

获得法学学位后，玛丽娜·勒庞进入私人律师事务所工作。1998年，她接手国民阵线的法律部门事务，后成为北部——加来海峡大区议员。传统上由社会党和共产党控制的北部——加来海峡大区曾是一片矿区，如今已凋敝破败。玛丽娜·勒庞个头儿高、白皮肤、金发，声音极富号召力，思维机智敏捷。她有父亲身上刚硬的一面，勇于承受尖刻的批评并予以反击。她也继承了父亲热切推崇的法国国家主义——老勒庞为大女儿取了与圣女贞德相同的名字 [4] ——及反移民态度，认为移民挑战了法国的价值和文化。不过，她也代表了与父亲及老一辈国民阵线追随者截然不同的一代政治家。

玛丽娜·勒庞离过两次婚，支持堕胎自由，不会因为周遭有同性恋而感到不舒服。她没有继承父亲的反犹态度，对维希政府和法国殖民时期也并无好感。2000年，玛丽娜·勒庞出任勒庞一代（Generations Le Pen）主席，勒庞一代是一个年轻人组织，其部分任务是改变勒庞家族及国民阵线的声誉，全国犹太裔法国人联盟也从属于该组织。

在自传中，玛丽娜·勒庞抨击紧急反种族主义组（SOS Racisme）这样的左翼人权组织妖魔化国民阵线，但她同时也承认，国民阵线自身也的确在不断制造话题点，使得外界加深对该党的讽刺。在这一点上，玛丽娜·勒庞并没有直指自己的父亲，但老勒庞的观点的确符合玛丽娜·勒庞的这一认识。2008年，玛丽娜·勒庞与父亲公开决裂。在接受某法国杂志的采访时，老勒庞再次将纳粹毒气室形容为“一个细节”。“在这些事件上，我的观点不同。”玛丽娜·勒庞对该杂志说道。她同时也批判哥尔尼奇在纳粹毒气室上的言论。

在2011年的党内选举中，因其来自勒庞家族，也因其观点，玛丽娜·勒庞击败哥尔尼奇，以二比一的支持率出任国民阵线主席一职。上任后，玛丽娜·勒庞成为该党2012年总统大选参选人这件事也基本敲定。这时，玛丽娜·勒庞开始着手为国民阵线去妖魔化，将该党从右翼政党推向“与其他政党没什么不同”这个方向。在三个主要方面，玛丽娜·勒庞改变了国民阵线的未来：

就国民阵线曾经的反对犹太人及支持维希政府的态度，玛丽娜·勒庞谴责称“在纳粹集中营中发生的事是登峰造极的野蛮行径”，并表示国民阵线不欢迎反犹主义及种族主义。玛丽娜·勒庞禁止国民阵线内部出现光头党或者有悖于国民阵线的声音。一位国民阵线人士说：“玛丽娜·勒庞警告，一切形态或形式与光头党相近的事物都要被清除出国民阵线。”玛丽娜·勒庞经常引用夏尔·戴高乐说过的话——戴高乐是老勒庞及维希政府拥护者所蔑视的人。她一次次对父亲的反犹太主义言行发起抨击，最终于2015年8月将老勒庞逐出国民阵线。

在对待移民及恐怖主义的态度上，勒庞与父亲同样强硬。她猛烈抨击伊斯兰国发起的恐怖袭击，将恐袭事件的发生归咎于法国松懈的移民政策。2012年3月，一个在阿富汗成为激进主义者的法国籍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后裔，在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夺去了七个人的生命。勒庞就事件发出质问：“每天载着移民进入法国的船只和飞机里有多少穆罕默德·梅拉 [5] ？在那些未被同化的儿童当中又有多少穆罕默德·梅拉？”但勒庞也试图在自己的观点与国民阵线过去的表达之间做出区分。她坚称自己并非反对穆斯林或穆斯林移民，她反对的是利用政治或文化活动在公共领域将自己的宗教强加于他人，侵犯法国的政教分离和世俗化原则的行动。2011年，玛丽娜·勒庞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法国，我们经常会说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但事实上美国并不是。美国是多种族的单一文化社会。我并非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我们的国家。相反，在过去，移民进入法国，也很好地融入了法国社会。他们学习法语和法国传统。然而今天，这个群体却依凭自身的传统和行事方式在法国形成了一股势力。”

经济国家主义

玛丽娜·勒庞与父亲最大的政策分歧体现在经济上。去工业化政策摧毁了法国北部——加来海峡大区的经济，那里的居民感到自己被巴黎的主要政党抛弃了，曾经做过该地区议员的玛丽娜·勒庞被这段经历影响着。玛丽娜·勒庞在经济上的观点也受到了辅助她参加2012年选举的一位顾问的启发。2009年时，玛丽娜·勒庞认识了时年30岁的超级精英学校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弗洛里安·菲利波特（Florian Philippot）。（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雅克·希拉克、弗朗索瓦·奥朗德等数任法国总统都是该校毕业生。）2002年，菲利波特热情支持1969年创办法国社会党的让-皮埃尔·舍韦内芒（Jean-Pierre Chevenement）；1983年，舍韦内芒因时任总统密特朗的U型经济复苏政策辞去内阁职位，他也反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加入欧元区。2002年，在菲利波特的支持下，舍韦内芒曾作为某新左翼民族主义政党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当时的竞争对手是希拉克和奥朗德。

前国民阵线成员让-伊夫·加卢（Jean-Yves Gallou）曾让国民阵线调转方向支持有利于工薪阶层的经济政策，菲利波特也逐渐脱离舍韦内芒的左翼经济国家主义，转而支持国民阵线。2011年，玛丽娜·勒庞聘请菲利波特负责其总统大选事宜并协助制定竞选纲领。除了对福利政策及提升本土法国人就业率的特殊倾斜以外，说菲利波特在经济方面为勒庞制定的竞选纲领出自舍韦内芒之手也不为过。“让-皮埃尔·舍韦内芒的事业由玛丽娜·勒庞继承发扬。”2012年菲利波特对《法国世界报》如此说道。与欧洲大陆上许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及美国的民主党政策相比，菲利波特制定的政策是相当左的。

这一竞选纲领如今仍代表着国民阵线的社会立场。其内容包括：呼吁制定一份“重振工业化的战略布局”，通过关税及配额抵御“不公平竞争”，将商业银行业务从投资银行整体业务中分离出去，对股票购买征收交易税，对陷入困境的银行施行国有化，对信用卡手续费施加上限，反对削减社会开支及公共服务私有化，任何收入级别、任何地区的人都享有平等质量的医疗服务，以及拒绝接受欧盟的财政紧缩要求。纲领中写道，欧盟领导的“国界开放引发了资源重置、失业、市场垄断、公共服务遭受破坏、社会不安全感、贫穷及大规模移民”。该纲领将希腊的债务危机归咎于“那些企图靠喂养今天的牛头怪弥诺陶洛斯来拯救欧元的精英”。国民阵线要求就法国与欧盟的关系进行“重新谈判”，并就是否退出欧元区举行公投。

国民阵线在经济国家主义上的新政策与其反大规模移民态度相似，成为了该党的核心政治吸引力。其全套政治纲领被纳入保卫法国主权这一概念——呼应了舍韦内芒及戴高乐的政治主张，主权主义者成为了新热词。在勒庞的竞选宣传册中，将每年移民人数削减95%的要求写在第七页，紧跟在她就消费者权益、欧元、就业、金融、退休金和社会公正制定的政策之后。这一系列立场将国民阵线所代表的“小人物”与建制派置于对立面，勒庞嘲讽法国两大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UMP） [6] 与社会党（PS）主导政坛的局面，将此两党的名字合二为一，戏称其为“人民运动联盟社会党”（UMPS）。勒庞坚称国民阵线并非“右翼”政党，如其选举海报所称，“非左也非右”——这一说法完全符合民粹主义政党的话术。

国民阵线新政策及作为候选人的勒庞，所经历的首次检验是2012年总统大选。在此次大选中，勒庞以17.9%的得票率位列第三，票数高于老勒庞数次在首轮投票中所获的票数。在这次竞选中，国民阵线在18岁至24岁的选民（26%）、上班族（23%）、蓝领工人（28.6%）及高中学历者（27%）群体中获得了较高支持率，但老年人、专业人士、经理层、高学历者及巴黎人普遍不支持该党。勒庞的表现或也受益于图卢兹枪击事件所引发的公共恐慌，而在接下来的数次考验中，国民阵线支持率的提升不仅来自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也来源于弗朗索瓦·奥朗德与日俱减的民意支持。

社会党的陨落

弗朗索瓦·奥朗德是自密特朗以来法国又一位社会党总统。他于2012年5月履新，彼时法国社会的失业率达9.7%。在首次竞选拉票活动中，奥朗德就承诺将对银行家实施更严厉的限制政策（金融是“我的敌人”，奥朗德如是说），降低法国失业率。奥朗德还承诺，将结束萨科齐与默克尔于2010年达成的“Merkozy”（Merkel与Sarkozy名字的合体）紧缩经济共识，这项共识的严苛程度比欧盟《稳定与增长协定》更胜一筹。然而，当奥朗德发现向富人征收的附加税未能产生可观的财政收入时，他废除了这一税项，就此也放弃了先前在脱离新自由主义正统性上做出的所有承诺。

当法国的失业率升至10%以上，面对欧洲央行要求法国将赤字控制在3%之内的压力，奥朗德开始施行其U型复苏计划。此时奥朗德已不再试图说服默克尔放松对欧盟范围内稳定协定的支持力度。奥朗德宣布，他不是“社会党人”，而是“社会民主党人”。为降低工资占企业收入的比例，提升利润，他提议效仿德国的早期政策，为公司提供宽松的税收减免并降低社会开支。奥朗德称其新政策为政府及雇主之间的责任协议，因为理论上，为换取税收减免，企业应雇用更多员工。

但奥朗德的措施没能缓解失业率，反而动摇了其工薪阶层支持基础。在2014年的市政选举中，社会党失去了113个市镇的支持，先前不支持社会党的市镇中，也没有一个转而支持该党。国民阵线表现良好，该党候选人仅参与了1/6的市镇竞选，却赢得了总票数的8%。国民阵线赢得了几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竞选，包括拿下了传统上由社会党控制的前矿区、北部小镇赫宁·布蒙特（Henin-Beaumont）镇长一职，该镇是玛丽娜·勒庞曾担任议员的北部加来海峡大区的一部分。

市政选举过后，奥朗德推举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 lValls）接替让-马克·艾罗（Jean-Marc Ayrault）成为法国总理，瓦尔斯是奥朗德U型复苏计划的强力支持者。然而到了5月，奥朗德和社会党再遭打击。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勒庞和国民阵线获得了24.85%的得票率，位列第一；人民运动联盟以20.8%的得票率位列第二；奥朗德的社会党位列第三，仅获得了13.98%的票数。国民阵线在曾由社会党和共产党主导的法国北部蓝领地区表现良好。在奥朗德的影响下，社会党逐步失去其蓝领阶层支持基础；与此同时，奥朗德仍继续履行欧洲央行的各项要求，并效仿德国的劳工政策。

2015年3月，奥朗德提出了新的劳工政策，该政策与2003年德国总理施罗德提出的哈茨改革（Hartz reforms）非常相似，包括允许雇主支付更少的加班工资、要求员工工作更长时间等。新的劳工政策使公司更容易开除员工，并限制公司应为不当解雇行为担负的赔偿。该政策也允许公司与工会就某一公司而非某一经济部门的劳工条款讨价还价，如美国联邦快递的经验所示，这对雇主来说是一大利好。面对奥朗德的新政策，超过100万人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及通宵示威活动，堪比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2015年1月和11月，巴黎接连遭受震撼全球的恐怖主义袭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奥朗德开始对肇事者采取强硬手段。他甚至不顾党内多人反对提出议案，要求剥夺具有双重公民身份的恐袭实施者的法国公民权。恐怖袭击事件无疑推高了国民阵线的支持率。政治学家帕斯卡·佩里诺（Pascal Perrineau）写道：“在那些极度担心自身安危，对移民心怀忧虑的法国人中，国民阵线已经蹿升至非常高的地位。”

12月，法国举行地区选举——地区选举基本上等同于美国的议会选举。在选举中，选民再次冷落奥朗德及社会党。在第一轮投票中，勒庞和国民阵线以27.73%的得票率位列第一，共和党以26.65%的得票率排名第二，位居第三的社会党拿到了23.12%的得票。在第二轮投票中，社会党人和共和党人达成共识，将支持两党中任意一位最有希望打败国民阵线的候选人。这一策略起了作用。虽然国民阵线得到了近700万张选票，也赢得了不少非地方席位，但该党未能赢得任何地方主席席位。主导地方政府的社会党失去了15个地方主席席位。

佩里诺援引11月伊斯兰国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广泛的民调结果，表示国民阵线正在不断壮大，其支持者已不再局限于南部小企业主和北部蓝领工人。根据佩里诺的评估，国民阵线的支持者中，35%是自由职业者，41%是公司职员，46%是蓝领工人。此外，国民阵线也揽获了诸多公共部门从业者的支持，这些人先前一直是社会党坚定大后方的一部分。根据佩里诺的调查，30%的公共部门从业者支持国民阵线，“不论是在公立医院，还是其他公立机构，公务员都需要处理大量与移民相关的问题”，公共部门从业者对这一点反应负面。

政治学家劳伦·特布维（Laurent Bouvet）认为，国民阵线的中产阶层支持者规模之所以壮大，是因为这个阶层的人认为，他们正在为移民给法国社会公共服务增添的压力买单。特布维表示：“中产阶层被困在社会的中间部分，他们既要养活失业者，又要养活移民。公共服务、社会保护、医院和大学正在坍塌。中产阶层的开支越来越大，所得却越来越少。同时，在中产阶层的眼中，社会顶尖人群没做出一丁点儿牺牲，有钱人总能让自己的孩子上最好的学校。执政党没有拿出任何修补方案，只是一味地提高税率和减少福利，就业机会不断减少。”

选举过后，奥朗德的支持率跌至历史最低点——15%。2017年春的总统大选即将到来，奥朗德和法国社会党陷入混乱状态。一些社会党人呼吁联合左翼优势力量，即囊括更多左翼小党，从中推选出一位候选人。在社会党内部，左翼和右翼都可能对奥朗德发起挑战。作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Frédéric Martel）为社会党左翼的某位候选人做顾问，他表示：“社会党内已经没有社会主义成分了，其主力支持者是手握终身铁饭碗的公务员、左翼新中产阶层，以及因某些非经济原因如同性婚姻而遭受攻击的人士。”

社会党的忠诚拥护者谴责奥朗德，认为是他的无能导致了社会党的衰败。然而事实上，法国社会党的退败与包括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和英国工党在内的欧洲其他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及工党何其相似。所有这些政党都未能拿出良方，解决欧洲整体形势的低迷及经济大衰退。而在法国，最佳受益者显然是国民阵线。

镇定的法兰西

目前的问题是，玛丽娜·勒庞是否能够赢得2017年的总统大选。 [7] 《费加罗报》保守派专栏作家、畅销书《法兰西的自杀》（Suicide Francais ）的作者埃里克·泽穆尔（Éric Zemmour）表示：“法国精英希望推动法国成为欧洲帝国的一部分，而工薪阶层希望维持法国的国家性；精英希望工薪阶层忘记旧法国，这是一场精英与人民之间的战争。在伊斯兰问题及外国移民问题上，70%的法国人渴望一个解决方案，然而70%的法国人不希望国民阵线上台。”当人们提到国民阵线，泽穆尔解释道，他们所担心的是“内战爆发和民主终结的可能，以及治理能力的低下”。

泽穆尔的数据可能夸大了国民阵线在争取多数席位上所面临的障碍，但12月的地区选举结果确实表明，国民阵线所获的支持力度仍有局限，即使在支持该党移民立场的人群中，情况依然如此。玛丽娜·勒庞及菲利波特带领的顾问团队正在寻求途径，将该党的关注重心从移民问题转到经济和反欧盟及货币整合上。勒庞支持英国“脱欧”，她呼吁法国也举行一次这样的公投。

笔者采访勒庞选战统筹者塞巴斯蒂安·舍尼（Sébastien Chenu）时，他表示，国民阵线的反欧盟态度，以及勒庞对同性婚姻的开放态度吸引了他。采访进行到下半段，他才提及移民及难民问题。当笔者问起国民阵线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时，舍尼表示，国民阵线的态度被外界妖魔化了。“我们并不是要驱逐所有移民。”舍尼说。同时，他拒绝拿唐纳德·特朗普与玛丽娜·勒庞做比较。“我们与他没有相似性，”舍尼表示，“拿掉T和R，你得到的是UMP。” [8]

然而，国民阵线的热心选民支持该党的主要原因，依旧是其反移民态度。2016年2月，笔者参加了国民阵线在赫宁·布蒙特举行的地区大会，采访了当地数位国民阵线领导者及普通党员。当我询问他们加入国民阵线的原因时，几乎所有人都首先提到了国民阵线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市议员安托万·高里奥（Antoine Golliot）表示：“国民阵线的反移民立场是他们吸引我的最主要因素，因为移民是危险的来源。”当被问及国民阵线是否吸引了前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加入时，高里奥回答：“我们吸引了左翼和右翼人士，总体上看，两边都有，而最能够吸引人们加入国民阵线的还是国民阵线对移民的立场。”

在南部，支持国民阵线的小企业主及老年选民认同其老式自由主义反税经济主张，对菲利波特的左翼国家主义则持批判态度。包括勒庞的侄女、议会成员、国民阵线副主席玛丽安·马雷夏尔·勒庞（Marion Maréchal Le Pen）在内的国民阵线南部天主教徒支持者对玛丽娜·勒庞在堕胎和同性婚姻上的开放态度备感不适。勒庞手下的多名顾问，包括菲利波特和塞巴斯蒂安·舍尼等在内，都是同性恋者，这也激起老勒庞对女儿“同性恋游说”的严厉抨击。玛丽安·马雷夏尔·勒庞及其亲信同时也反对菲利波特对经济国家主义的重视。“失业问题排在安全问题和身份问题之后。”玛丽安·马雷夏尔·勒庞说道，“一位父亲担心的是自己的女儿穿布卡，至于女儿是用法郎还是欧元买的，父亲根本不在乎。”

尽管面临来自党内的诸多压力，但勒庞和她的顾问团还是决定柔化其对外形象。1月，国民阵线公布了一张新的竞选海报。海报上的勒庞满眼沉思，身后是一大片乡土背景。海报的标题用大大的白色印刷体字母写成，“La France Apaisee”，可解释为“镇定的法兰西”或“法兰西镇定下来”。这张海报令人回想起1981年那张印着密特朗头像的海报，上面写着“Force Tranquille”，即“镇定的力量”。设计这两张海报的目的都是为了抚慰选民，向选民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海报上的候选人不是威胁民主和公共秩序的极端主义者。

对勒庞来说，这种做法的风险是，国民阵线的民粹主义信息有可能被稀释掉，而她本人与本党支持者基础之间的距离可能越来越远。如果勒庞转变为一个寻常的政治家，那么她将失去自身的有趣部分——打破常规、扰乱体制的能力。不过，随着2017年总统大选的临近，勒庞已经下定决心，让世人眼中的国民阵线成为一个“没什么不同的政党”。

[1] 单一议题政党（single-issue party），政策主张仅涵盖单一领域及立场的政党。——译者注

[2] 压力团体（pressure group），为确保自身利益而与政府或国会抗争或对其施加压力的团体，作用是与执政集团抗衡，对决议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并协调社会秩序。——译者注

[3] 法国黑脚（French Pieds-Noirs），特指曾生活在法国殖民时期的阿尔及利亚的法裔居民，后大批黑脚移民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逃回法国。——译者注

[4] 圣女贞德，即让娜·达尔克（Jeanne d'Arc），法国民族英雄。——译者注

[5] 穆罕默德·梅拉（Mohammed Merah），图卢兹恐袭案件的凶手。——译者注

[6] 2015年5月，人民运动联盟改组为共和党。——译者注

[7] 本书写作于2016年，中文版出版时，艾玛纽尔埃尔·马克龙已在2017年5月的大选中击败勒庞，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编者注

[8] 特朗普名字的英文为Trump，此处舍尼在讽刺人民运动联盟（UMP）与特朗普的相似性。——译者注

结论

民粹主义的过去与未来

“法西斯主义”一词与“民粹主义”一词相似，我们很难找出一系列专门用于形容法西斯主义运动或政党的特征描述。纳粹政党拿犹太人这一外部族群作为替罪羊。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党一开始并未将目标放在某一民族或某一国籍上。但今天的某些民粹主义运动与两次世界大战时的法西斯分子之间的确有相似性：振臂高呼的领导角色；炫耀民主规范；拿某一外部族群作替罪羊。但是，今天美国和西欧的民粹主义与两次大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之间，还是存在着两大历史性的相异之处。

首先，意大利和德国的两个法西斯主义政党诞生于俄国革命之后。彼时，人们普遍相信，社会党和共产党会一路向西推动革命。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的最初目标是其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的目的并非在大选中击败这些政党，而是利用武装力量彻底粉碎对方。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谴责民主，认为民主是推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崛起的原因。虽然一开始某些法西斯分子隐藏了其真实目的，但最后他们还是力图用独裁代替民主。

而如今，西欧民粹主义活动公开透明，且处于民主选举制度的框架下。不论是掌权还是失势，其情形与其他党派并无差别。国民阵线等与法西斯主义有渊源的政党纷纷表示已经与法西斯划清界线。（东欧和希腊的某些右翼政党尚未从欧洲的黑暗过去中抽身而出。）虽然一些政党内部的确拥有极具煽动性的领导者，但这些政党并未授权其领导者独断的国家意志，领导者需经过选举的考验。格里奥甚至从未参加过大选，而与法西斯无甚关联的丹麦人民党更是与其他传统党派一样，最高领导层须定期换届。在美国，特朗普演出的是一场独角戏，他最初的攻击对象是其他共和党人，同时，他也从未围绕自己发起任何形式的运动。特朗普展现出了某些反民主倾向，但这种倾向微乎其微。如果要在欧洲历史中寻找一位与特朗普相像的政治人物，此人并非墨索里尼或希特勒，而是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

第二，最初法西斯运动的兴起不仅是对社会巨变的反应，同时也代表了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彼时，欧洲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加速瓜分殖民地、保护领地、扩大势力范围和影响力）进入强弩之末境地的帝国统治最后的挣扎。伍德罗·威尔逊和弗拉基米尔·列宁曾分别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出总结，他们认为“一战”的发生部分上代表着德国重新分配帝国战利品的企图——当时的德国在工业发展上可与英国匹敌，但在殖民地上则不可同日而语。欧洲法西斯之所以崛起，部分原因在于，战败的德国想要夺回在凡尔赛和约失去的东西，恢复帝国的远征之路；同时，另一帝国势力意大利也感到自身有诸多利益被剥夺，也企图夺回。希特勒的野心是建立千年帝国，墨索里尼渴望重建罗马帝国。在这层意思上，法西斯主义的内核是扩张主义。

而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反对的正是超国家、超民族共同体。右翼民粹主义意图重申本国对货币、财政政策，以及国界的控制权。他们不喜欢用“国家主义者”一词去形容自己的目标，因为这个词暗含了与欧洲灰暗过去的某些关联：曾经，扩张主义正是国家主义的一部分。国民阵线用主权主义者（souveraniste）而非国家主义者（nationaliste）形容自己。丹麦人民党的肯尼斯·克里斯滕森·博思（Kenneth Kristiansen Berth）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国家主义指代的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含义，我们不称自己为国家主义者，而称自己为国民。”西班牙我们可以党用的是爱国者（patriotica）一词，也非国家主义者（nacionalista）。但实际上，如外交政策分析家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所言，这些运动是一种反对帝国主义及全球主义的国家主义。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不同，如今的民粹主义向欧洲及全球政治施加了某种离心力，而非向心力。

特朗普也是国家主义者。他那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承诺并不包括重夺菲律宾或发动战争抢占地盘。相反，特朗普希望美国从那些不直接威胁美国利益的海外争端中抽身而出，利用国家资源重建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他强烈批判新保守主义者，因为后者意欲在中东建立美国霸权下的和平。在国内，特朗普想要竖起一座隔绝非法移民的墙，加强国界控制，而非开疆拓土。

称呼民粹主义政党和政党活动为“法西斯主义”具有显著的政治功效。这一称呼的确突出了民粹主义最具有毒性的部分——拿别国和宗教作替罪羊，鼓励使用各种政治手腕——然而这种称呼无益于理解民粹主义在当代历史中的实际作用。“法西斯主义”这一称号夸大了民粹主义的危险性——民粹主义政党从不鼓吹战争或解散议会。也许未来某一天，随着美国或欧洲时局的变化，这一担忧或将成为现实，但将这样的观念套在现时的民粹主义上是不正确的。如果说民粹主义令人厌恶，其原因也完全在于其所宣称的排他性的国家主义，而非征战全球的野心。

民粹主义是危机的早期警告

就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而产生的火热批判基于不准确的历史对照，这种现实使得我们很难去理解，为什么民粹主义者能够激发大众的共鸣，而民粹主义者又是如何不甚完美地指出了其他主要政党轻视或忽略的实际问题。民粹主义的本质就要求其政党及其运动通过提出当今政治形势不可能满足的需求，指出问题所在。某些右翼民粹主义需求包含了偏执的观点，会挑战民主规范；在其他情况下，民粹主义可能会传达错误信息。但是，民粹主义仍旧能够凸显广为接受的政治智慧之中的裂痕。

人民党将自由银币视为万全良药，为帮助农民，他们推行复杂的国库分库计划，这些做法都不甚正确，但人民党抨击不受管制的金融业和货运业、日益扩大的经济不平等，以及政治系统腐败和民主缺失的做法是正确的。休伊·朗的税收计划虽然不太合理，但他迫使罗斯福政府注意到财富分配不公问题。桑德斯的全民医保计划和免费大学教育虽然不大可能在谨慎吝啬的国会获得通过，其提议本身在诸多方面也有待调整，但桑德斯的主张毫无疑问是值得追求的目标，这些主张反映了许多美国人的生存状况及他们切身感受到的焦虑。

特朗普在长篇大论中威胁称将会对中国及意欲将工厂搬至墨西哥的制造业企业征收巨额关税，甚至想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区，但美国的对华贸易、不受约束的资本流动现状的确有其问题。戴维·奥特尔、戴维·登及戈登·汉森的研究显示，1999年至2011年间，美国对中国进口贸易导致美国本土丧失了240万份工作，其中受波及最严重的是40%收入水平处于下层的人群。新千年以后，美国商务部曾公布报告称，美国的跨国公司削减了290万美国本土劳动力，与此同时，却在海外创造了240万份工作机会。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和西班牙我们可以党最终或许会沦为德国和欧元区的“模范囚徒”，但激进左翼联盟党、我们可以党、国民阵线及五星运动党对欧盟及欧元区运转失灵的批评正中要害。在这一方面，“三驾马车”的成员之一后来也有所警觉，可惜为时已晚。2016年6月，希腊依旧身陷财政泥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期刊《金融与发展》（Finance & Development ）发布了一篇由三位经济学家联合署名的文章，题目为“新经济自由主义被过度吹嘘了吗？”经济学家警告：“新自由主义政策非但没有带来增长，反而加剧了不平等，危害了经济的可持续扩张。”在“社会福利欧洲”网站（Social Europe）上，经济学家安德鲁·瓦特（Andrew Watt）发出评论：“对chutzpah [1] 的一个定义是，一个人先谋杀双亲，再以孤儿的身份要求社会给予其福利；很多人尚未察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如今有关希腊债务负担的辩论中，表现出了相似的厚颜无耻。”

最后，右翼民粹主义组织及其运动的确夹带了种族主义、本土主义或仇外观点，但其控诉往往指向问题的真实所在。乔治·华莱士呼吁推行永久隔离政策，这显然是种族主义的表现，但他指出了用校车跨区接送学生以平衡不同种族学生比例这一做法的陷阱，这一提议后来也的确引发大量白人逃至郊区生活，起了弄巧成拙的反作用。特朗普、布坎南、国民阵线和丹麦人民党在攻击非法及合法移民上蓄意煽动国民情绪，但他们也正确地指出，无技能移民确实拉低了工资，给公共部门带来压力。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写道：“富裕国家的工资水平更大程度上由移民控制情况，而非由包括最低工资立法在内的其他因素决定。那么如何确定最大移民数量？‘自由’劳动力市场一定不是评判标准，因为如果完全以此为评判标准，那么国内80%——90%的工人都将被更便宜且通常更有效率的移民所取代。”

往深了说，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往往需要建立在公共信用之上，但社会底层移民会破坏公共信用。社会民主虽然不以民族单一性为前提，但当民族多元性的来源是底层移民时，本国国民将不乐意乖乖缴税和支持社会福利。同样，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奥利弗·罗伊（Olivier Roy）所警告的，出现在法国等国家的底层移民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这一群体的确可能成为政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滋生源头。右翼民粹主义者固然错误地将伊斯兰教看作极端主义的根源，号召大众压制伊斯兰教，然而右翼民粹至少承认，移民社区的确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在美国，特朗普和桑德斯对新自由主义共识的攻击极大地改变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在经济层面的讨论。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内大会上，人们甚少提到这两个党派的经济政策重心——供给侧疗法。特朗普一直坚持自党内初选以来的立场，希拉里则采纳了桑德斯的不少主张。特朗普和希拉里都没在演讲中提及财政赤字，也没承诺削减新自由主义者口中的“权利”。两位候选人都承诺将重审贸易协定、限制企业搬离美国本土，并规范约束华尔街。在初选中，桑德斯是唯一呼吁重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参选人，但两党的政治纲领均明确表示，应以某种形式恢复该法案。

这场辩论的变化多大程度上会被反映在11月的大选结果当中尚为未知。如果特朗普完全被打败（在笔者写作此书期间，这是一种可能的结果），共和党的国会及商界领袖会将其失败归咎于其民粹主义态度，而非其放纵且业余的竞选表现。巴里·戈德华特1964年败北之时，共和党高层就下过类似结论。然而，在戈德华特之后，共和党内部出现了许多戈德华特的模仿者，他们的表现更得体，最终也改变了该党的面貌。如果特朗普的参选最终也催生出模仿者，共和党将面临白人工薪阶层及商界支持者之间持续的冲突。

即使桑德斯淡出大选舞台，其竞选也将有可能对民主党产生更确凿的影响。在国会，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以及桑德斯协助创建的众议院进步党团都很好地延续着桑德斯的主张。如果希拉里·克林顿赢得总统大选，桑德斯的这群支持者将可能在民主党内部形成一派制衡华尔街和硅谷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力量。这种情形将导致民主党内部的持续冲突。

然而，从短期来看，美国不大可能经历一场颠覆新自由主义、重塑政党的政治地震。美国新自由主义基于一种含蓄的全球安排，在这种安排之中，美国是贸易逆差方（尤其在对亚洲国家的贸易往来中），贸易顺差国家则将他们赚得的美元输送回美国，缓解美国的赤字，提升消费需求。这样的安排可能会招致危机，但它目前尚可维持。劳动机会将继续从中产阶层当中流失，但只要中产阶层仍能谋得工作，那么危机就尚可避免。同时，在控制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移民流入上，美国比欧洲处于更有利的位置。目前所发生的一切的确侵蚀着新自由主义议程，但并未使其瓦解。

然而，用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的话来说，无法永远持续的事情不会永远持续。支持新自由主义的贸易赤字、循环美元 [2] 和私人及公共债务的往复系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当停止、崩溃的那一天到来，人们将做出推断——佩罗、布坎南、桑德斯和特朗普的确准备了一条出路。

欧洲则又是另外一番情景。欧盟和欧元区的成立曾代表了最好的意图，然而许多欧洲人并未得到好处，尤其是生活在欧元区内不太富裕的国家的人们。对欧元的反对并不新鲜。1992年，经济学家韦恩·戈德利（Wynne Godley）就在《伦敦书评》上清晰发表过如下观点：

如果某个完整和谐的国家遭受结构性衰退，将会发生什么？只要该国是主权国家，它就能够贬值其货币。只要其国民接受实际收入的必要削减，该国就能够获得充分的就业和成功的贸易。然而，在一个经济和货币联盟下，这样的方式被剥夺了，如果不能拿出重新分配资源财富的预算措施，这个国家的前景将暗淡无光。

当然，确实没有什么预算措施。财政政策和基于该政策之上的财政收入握于国家之手，令事情更糟糕的是，《稳定与增长协定》及其2012年新版本《稳定协定》，极大地限制了用赤字来缓解失业率的方法。如果欧盟不断走近瓦鲁法克斯和其他左翼经济学家提出的统一集中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那么欧元危机可能会得到缓解，但反对这种做法的力量巨大，尤其是在德国、荷兰和芬兰等富裕的欧洲国家中。这种情形导致了负面的欧元区未来发展状况预判。

伴随着欧元危机的其他现实情况也可能导致欧盟解体——来自中东、北非国家及不甚富裕的欧盟国家的难民和移民涌向富裕欧盟国家。开放边境的部分逻辑是，如果一国国民无法在本国找到工作，通过迁徙他们便能够在其他国家重获机会。富裕欧盟国家在获得经济成功的同时，也只能付出大量移民涌入的代价，而这也是英国退欧的主要原因。移民问题助推了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也激发了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丹麦人民党、荷兰自由党及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等组织对扮演财富重新分配角色的联邦预算措施的坚决反对。

包括牛津大学政治学家詹·齐隆卡（Jan Zielonka）在内的一些欧洲政治问题专家认为，欧盟最终会解体。依笔者个人的能力尚无法做出如此判断。但笔者认为，可以肯定地说，创造欧洲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各项社会压力将继续加重，并可能上升至一定程度，在这一程度上，除英国之外的其他若干国家也将决定脱欧。欧洲曾多次尝试建立欧洲邦联这一远比欧盟激进的组织，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而如果多国脱欧的情况发生，欧盟，这一巴拉克·奥巴马口中的“当代最大成就”，最终将承受与建立欧洲邦联的尝试相同的命运。

[1] chutzpah：指蔑视常识的勇气或指厚颜无耻的行为，在实际应用中可褒可贬。——译者注

[2] 循环美元：即美元的国际循环链条。该循环链条为美国享有国际货币体系资源提供了条件，维持了美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在美元的输出链上，美国的贸易逆差为其国民带来消费品和社会福利；而在美元的回流链上，美国通过发行债券等金融产品收回境外美元，同时吸收各类投资，促使美国源源不断地用虚拟产品而不是实物去交换商品及资源。——译者注

致谢

我要感谢“哥伦比亚全球报道”出版项目，感谢尼克·勒曼、吉米·索和卡米尔·麦克杜菲给予我帮助、意见、支持和鼓励，在他们的努力下，这本书最终得以出版。我也要感谢我的代理人拉菲·萨嘉林，是他建议我与“哥伦比亚全球报道”合作，出版这样一本书。拉里·林恩、阿瑟·古德哈默、托马斯·艾德萨尔、戴维·派克、乔恩·佩德罗·卡拉纳纳、约根·德拉哥斯达尔和詹姆斯·肖奇阅读了该书初稿的全部或部分，并向我指出不畅之处。不用说，他们无须对书中任何错误或误读负责，但若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写作将困难得多。我与迈克尔·林德就诸多观点做了探讨。在美国，克里斯托弗·卡尔德维尔、泰达·斯考克普尔、卡斯·姆德、西德尼·布卢门塔尔和詹姆斯·加尔布雷思也曾在许多观点的展开上帮助过我，并建议我应该阅读什么资料，以及与什么人探讨问题。在法国，弗里德里克·马特尔、安妮·伊丽莎白·莫特、诺娜·梅尔和玛丽安·妮欧丝为我解释了许多政治问题，并向我介绍了许多联系人。在西班牙，戴维·派克和苏珊·马克热情接待了我，戴维为我做了专业的指导和咨询。我也从劳拉·特德斯克、玛丽亚·德尔·瓦尔·戈梅兹、丹尼尔·伊纳拉里提和迈克尔·唐格曼那里获益匪浅。在丹麦，我的老朋友约根·德拉哥斯达尔为我答疑解惑。我也得到了来自马丁·布查斯、安德斯·皮德森和苏斯·梅勒特的帮助。卡特琳·希格斯、基思·哈蒙德和克里斯托弗·拉欧·斯考特为我从华盛顿卡耐基基金会图书馆借出写作所需的参考书籍。我永远感谢我的妻子苏珊·皮尔森，我的女儿埃莉诺和希拉里，感谢她们给予我的建议、鼓励和宽容。

延伸阅读

我在《民粹主义大爆炸》中表明，分别于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美国和欧洲的“民粹主义”是重要的政治分支，它有别于传统上的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也有别于欧洲社会民主和基督教民主。我对民粹主义影响力的分析受到了已故作家恩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作品《论民粹主义的逻辑》（On Populist Reason ）的影响。拉克劳将民粹主义解释为一种能够为左翼和右翼两方所用的逻辑，同时也阐述了民粹主义者与其他政党及候选人政治需求的不同。《民粹主义与民主的镜子》（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也是本有用的书，这部选集由弗朗西斯科·帕尼扎（Francisco Panizza）编辑，集结了拉克劳与尚塔尔·墨菲的文章。在《民粹主义的含义》（Populism: What’s in a Name?）这篇文章中，拉克劳对他的论点做了清晰的总结，墨菲在《“政治的终结”及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The “End of Politic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ght-wing Populism）中对欧洲知识分子及政客对民粹主义一贯的否定态度予以驳斥。

通过对人民党和乔治·华莱士的研究发现，美国历史学家眼中的民粹主义能左能右。迈克尔·卡钦的《民粹主义的劝导》（The Populist Persuasion ）反映了这一理解。卡钦将民粹主义看作一门“语言”，近似于拉克劳将其看作一种“逻辑”。大多数欧洲学者的研究都侧重于右翼民粹主义；部分原因在于民粹主义政党最初发轫于右翼一边，同时，这一认知也源于人们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记忆。许多研究都将西欧民粹主义视为民主的威胁。我认为卡茨·穆德的《欧洲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是部很有用的作品；同时我也很喜欢克里斯多弗·考德威尔的《对欧洲革命的思考；移民、伊斯兰教及西方世界》（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Europe: Immigration, Islam and the West ），以及他发表在《旗帜周刊》上有关欧洲民粹主义的文章。

要了解从乔治·华莱士到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唐纳德·沃伦的《激进中间派：美国中产及疏离的政治》（The Radical Center: Middle Americans and the Politics of Alienation ）是一本关键的著作。沃伦在密歇根奥克兰大学任教，这位社会学家的才华尚未被世人认识。沃伦曾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对支持华莱士的选民进行过广泛调查，他发现了一股集合了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力量，并为其取名“美国中产阶层激进主义”，这一人群后来也成为了特朗普的支持者。在有关美国民粹主义的研究方面，凯文·菲利普斯也贡献诸多，如《共和党多数派的诞生》（The Emerging Republican Majority ），以及《傲慢的资本：华盛顿、华尔街及美国政治的沮丧》（Arrogant Capital: Washington, Wall Street, and the Frustr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就休伊·朗的研究，我得益于艾伦·布林克利的《抗议者的声音：休伊·朗、神父考夫林及大萧条》（Voices of Protest: Huey Long, Father Coughlin,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有关茶党部分的写作得益于，茜达·斯科克波尔和凡妮莎·威廉姆森的《茶党及重塑共和党保守主义》（The Tea Party and the Remaking of Republican Conservatism ），以及艾米莉·伊丽莎白·爱金斯（Emily Elisabeth Ekins）的博士论文《茶党的公平：“相称公正”观念如何解释奥巴马时期的右翼民粹主义》（Tea Party Fairness: How the Idea of Proportional Justice Explains the Right-Wing Populism of the Obama Era，http://escholarship.org/uc/item/3663x343）。

罗伯特·布伦纳的《全球动荡时代的经济》（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影响了我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根源及意识形态的表述。彼得·霍尔在《操纵经济：英法两国的国家干预型政治》（Governing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中讲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弗朗索瓦·密特朗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霍尔近期的作品，特别是2014年8月发表在《西欧政治》（West European Politics ）上的《资本主义的多样及欧元危机》（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the Eurocrisis）这篇文章也影响了我对欧元危机及欧洲经济大衰退的观察和分析。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欧元的采用正将欧洲引入死胡同。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的《再平衡：贸易、冲突及世界经济面前的危险之路》（The Great Rebalancing: Trade, Conflict,and the Perilous Road Ahead for the World Economy ）让我确信，德国的贸易顺差扮演了特殊角色。佩蒂斯发表在博客上的文章《激进左翼联盟党和1871——1873的法国赔偿》（Syriza and the French Indemnity of 1871–1873，http://blog. mpettis.com/2015/02/syriza-and-the-french-indem- nity- of-1871-73/）是关于希腊、西班牙和欧元区危机的，也非常有趣。

在我研究欧盟政治的过程中，以下两个网站不可或缺：社会福利欧洲（socialeurope.eu）和开放民主（opendemocracy.net）。亚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在博客（artgoldhammer.blogspot.com）上发表了有关法国政治的文章，迈克尔·唐格曼（Michael Tangeman）在网站progressivespain.com中发表了与西班牙相关的内容。研究希腊和西班牙左翼民粹主义的最佳资料是《新左翼评论》。该杂志的2015年5——6月刊刊登了对我们可以党领导人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的访谈。我们可以党首席策略家伊尼戈·伊热昂的著作《我们可以党：以人民的名义》（Podemos: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中包括了伊热昂与尚塔尔·墨菲就民粹主义政治进行的对谈。詹姆斯·加尔布雷思在其近期著作《金杯毒酒：希腊的摧毁和欧洲的未来》（Welcome to the Poisoned Chalice: The Destruction of Greece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中对希腊债务危机的分析也使我受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粹主义大爆炸 /（美）约翰·朱迪斯著；马霖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1

书名原文：The Populist Explosion: How the Great Recession Transformed American and European Politics

ISBN 978-7-5086-9202-9

I. ① 民…II. ① 约…② 马…Ⅲ . ①民粹派－研究－美国 Ⅳ . ① D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8251号

The Populist Explosion: How the Great Recession Transformed American and European Politics

by John B. Judis

Copyright ©2016 by John B. Jud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民粹主义大爆炸

著者：［美］约翰·朱迪斯

译者：马霖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27千字

版次：2018年11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8-435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202-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前言 什么是民粹主义？它为什么重要？

第1章 美国民粹主义的逻辑

第2章 新自由主义及其敌人

第3章 沉默的大多数和政治革命

第4章 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

第5章 左翼民粹主义的局限性

第6章 发展中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

结论 民粹主义的过去与未来

致谢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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