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章 有心才能办事

枪壮㞞人胆

“好皇帝”的委屈

众望所归

以德治国

“妙书”竟是淫书

千里马

尚武精神不能丢

奇奇正正，虚虚实实

仿生军事训练

命中克星

陋规

比拼演技

一地鸡毛

洋人地里的泥巴

将鸦片斩草除根

虎门销烟

第二章 命运的傀儡

无知者无畏

骑虎难下

知道了

洋窦娥

能要人命的符咒

只有先谈一谈了

究竟安的什么心

这回真不是装

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非常规战术

皇帝差你干什么来了

你说爽不爽

我与夷人的那点事

心累了

贪官亦是忠臣

打的就是你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

不是一个好兆头

黔驴技穷

第三章 一叶而知秋

乱点鸳鸯谱

虎头人

打不如偷

黑水党

先剿后抚

溃散一空

不一样的八旗

惊叹号

屈服

极品家丁

独闯虎穴

晏子使楚

弦外之音

名不虚传

第四章 天地一沙鸥

嘴皮子上的战争

表演给谁看

茶话会环节

怕什么来什么

又蠢又犟的官

急事岂容缓办

只要能办事就行

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的理由

你要的是什么

糊涂条约

真面目

用错了人

指桑骂槐

最后一份奏折

平衡木

第五章 无比沉重的担子

后果是什么

两全其美的办法

来者不善

辩论赛

入城万不可行

十万长城

来自京城的圣旨

最后一根稻草

选谁不选谁

立储

交班

工作狂

广西出事了

光荣的囚徒

星斗南

第六章 崭新的开始

放虎归山

三个和尚

非常手段

这不是命又是什么

不忠贞怎么叫烈女

镇山之宝

湘军

戚氏练兵法

衙门也是一条食物链

庙小妖风大

惹不起，还躲得起

皇天不负苦心人

第七章 当亡不当亡

江青天

出奇制胜

面对面角逐

救火队长

江天忽报大星沉

悲催搭档

心惊肉跳

所向披靡

来自北京城的紧张空气

殊死一搏

拜将

玉石绵羊

强弩之末

看谁先着急

蒙古骑兵

第八章 华丽转身

高帽子白送了

有教无类

兵家之大忌

西洋镜

大福星兼大贵人

漂亮的伏击

天晴了

飞将军

以猛对猛

第一苦命人

以理学治兵

以静制动

参考文献

第一章 有心才能办事

他的名字叫爱新觉罗·旻宁，是嘉庆帝的第二个儿子，即二阿哥。旻宁有一个长兄，但出生三个月就病死了，所以他实际上可以算作大阿哥。1813年9月15日这一天，嘉庆帝不在京城，阿哥们则聚集于上书房读书，谁也没想到，一场震撼宫廷的大事变就在眼前。当天，一群老百姓竟然持刀弄枪，闯进了戒备森严的皇城！

这不是在演戏，更不是在穿越，参与者当然也不会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是天理教徒，或者说，是一群造反者，首领唤作林清，所以史书又把这次突发事件称为“林清之变”。

金庸《鹿鼎记》中韦小宝进宫的情节并非空穴来风，林清施展“无间道”，把地下工作做到了大内深宫，好多太监都是安插进来的教徒，他们里应外合，使得造反者轻易就混进了紫禁城。

林清原计划调集数百人攻打皇宫，“韦小宝”们说这又不是赶集，里面地方小，容不下那么多人，想想也对，由内应太监做向导，轻车熟路，人多反而眼杂，于是林清就临时挑了两百人作为敢死队。

组织这样的惊天大行动，意外总是少不了，结果真正闯进深宫的只有五十多人，但这五十多人已经足以把宫内搅到天翻地覆。

枪壮㞞人胆

当天负责在上书房值班的官员是礼部侍郎宝兴。他熬了一个通宵，正打着呵欠准备回家，路上正巧就撞见这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一群人舞着刀冲过来，个个犹如从地狱放出的罗刹，而那一把把刀都泛着白光，冷森森令人胆寒。

宝兴是个文官，也没有经历过如此情境下的紧急演练，那颗心哪，真是吓得突突的。好在他的临场表现还能算得上是个半拉老爷们儿，脚下虽然已经打晃，但还能挣扎着踉踉跄跄地往回跑。

附近的一名护军统领闻讯而至。护军是宫内警卫，这位警卫首领倒也不含糊，立即带人上前摆了一个防御造型，但大内高手勇则勇矣，却不智，因为跟在统领后面的没几个人，你武功精湛，人家也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敢死队员，一阵拼杀之后，天理教的人固然倒了一些，几个护军同样也都挂了彩。

眼见得护军已经抵挡不住，一旁的宝侍郎赶紧让人关门。不行了，得向上汇报。

惊闻大变，紫禁城内早就乱了套，人们一个赛一个地狼狈。亲王贝勒爷们固然心虚胆怯，争着要驾车逃命，有的护军统领竟然也想跟在后面溜之乎也。最倒霉的就是如宝兴那样的文官，手无缚鸡之力不说，跑还跑不快，某位翰林院编修就差点吃了刀子，这时多亏他的仆人挺身救主，替他挨了几刀，这才得以虎口脱险。三天后，当搜索队在一个柜子里发现他时，已经饿得不成样子了。

怕吗？很少有人不怕，当然也有例外，二阿哥旻宁大叫一声：“快把我的武器拿出来！”

阿哥们的武器其实是用来围猎的家伙，比如鸟枪、火药罐、腰刀。以往打鸟兽，现在要用来打人。

上书房太监奉命爬上墙垣，登高警戒。不一会儿，就听到他尖着嗓子喊起来：“不好不好，爬墙过来了。”循声望去，果然看到有人上了墙，手里还举着白旗——不是投降的标志，而是进攻的号令。

武器已经取出，旻宁端着鸟枪立于殿下。那一刻，是磨刀霍霍者与一位王子的对垒，墙上墙下，双方的距离如此之近，彼此间的眼睛鼻子眉毛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鸟枪也称鸟铳，因枪筒后的击发扳机形如小鸟，又可击落林中飞鸟，故有此名。据明代戚继光在所著兵书中记载，鸟枪始自倭寇，换句话说，它最早是由倭寇带到中国大陆来的。从明代后期至清，鸟枪一直都是军队的常用火器，宫中亦有少量配备。

鸟枪号称现代步枪的鼻祖，但使用起来却极其烦琐，几个步骤做下来得让你出一身汗，所以一般都要几个人轮流装填弹药和发射。若是一个人单挑，脆弱一点的心灵绝对经受不起。

事实证明，旻宁是条汉子。他的动作很快，而且枪法极准，第一枪就撂倒一个，再一枪又打死一个。就这两枪，把进攻者全都给镇住了，乃至“错愕不敢前”，没人再敢随随便便攀上墙头。

枪壮㞞人胆，鸟枪一响，大家伙儿的胆量和爆发力全都被超水平激发出来，其他皇子也跟着乒乒乓乓放起了枪。

危急关头，旻宁担当起了领导者的角色。他一边下令将紫禁城的四门紧闭，实行严防死守，一边派人发出警报，召集京城禁军入内护卫。

还有一件事不能忘，那就是得派人向他的父皇奏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嘉庆帝接到奏报，已经是第二天的事了，此时他正在丫髻山行宫，距北京城近两百里路程。1813年9月19日，嘉庆急忙起驾回宫，但刚到达京郊，就听说有天理教人马正浩浩荡荡直奔他们而来，据传有三千之众。

随同嘉庆的御林军并不多，从扈从大臣到普通兵丁都被吓得面如土色：看这情形，对方杀进皇宫的过程，倒像是在围点打援，三千精锐，我们怎么干得过人家？

嘉庆到底是扳倒过和坤的皇帝，不是吃干饭的，虽然也免不了心慌意乱，但表面还能强作镇定：“不要怕，等他们真的来了，你们在前面抵御，我一定会督后观战。”潜台词是，我这个皇帝绝不会扔下你们，一个人跑掉。

上上下下紧张了半天，最终才发现是虚惊一场，“有贼三千”纯属谣言。擦完汗，嘉庆一行回到北京，得知“林清之变”已被平定，而在过往惊心动魄的三天里，二阿哥旻宁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第一天，在宫内护卫和京城禁军的内外夹攻下，基本遏制了天理教的正面攻击，但警报并没解除，因为还有很多教徒潜藏于紫禁城内，皇宫不是更安全，而是更危险了。

从第二天起，旻宁宣布戒严，并下令禁军进行大搜索。到了半夜，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雨。

禁军所用武器也是鸟枪，火药受了潮，便无法射击。官兵们全都抱怨，说雷雨早不来晚不来，这时候来，真是招人骂。后来才知道，教徒们聚集一处，已经准备在紫禁城里纵火，听到雷声后大部分人惊溃而去，余下的再想点火，雨一来又把火种给浇灭了。

虽然水浇灭了火，但天理教的暗袭并未停止，同样宫内也不敢放松戒备，旻宁亲率贴身侍卫四处进行巡查。

“好皇帝”的委屈

没有这场雷雨，紫禁城可能会被付之一炬，所以该出口大骂的不是京城禁军，而是天理教徒。这个神奇的雷雨夜似乎是大清国国运尚存的一个标志，当天理教徒火攻不成，试图再次翻越大内宫墙时，闪电把地面变成白昼，完全暴露了他们的身影和行踪。

在无法正常使用鸟枪的情况下，旻宁还有别的武器。这个武器的名字叫弹弓，二阿哥使用弹弓的纪录是，百步之外瞄准飞鸟，百不失一二，基本上是百发百中，完全是一个神枪手的水准。

旻宁挟弓以射，这回手法更快，而且弹无虚发，越墙者无不应弦倒下。在转到乾清宫时，他忽然看到有一个人立于殿脊之上，正手挥令旗，组织新一轮进攻——这些天理教徒堪称民间高手，功夫真是个个了得，想想看紫禁城的宫墙有多高，殿宇又有多高，然而此辈竟能飞檐走壁，如履平地一般。

旻宁一摸口袋，袋里空空如也，弹丸已经告罄。情急之下，他用上了“咬”，当然不是咬人，而是咬纽扣，他把衣服上的几颗金纽扣全咬了下来。

金纽扣就是弹药，旻宁来了个连珠射，殿脊上的指挥者被击个正着，随即摔死于殿下。

雨越下越大，天理教再也无计可施，天明以后，“林清之变”宣告完全失败。

经历这场没有预演的事故，旻宁威望大增，群臣纷纷上奏，有的夸他智勇沉着，有的赞他举措有方。嘉庆帝在回京途中就评价其为“有胆有识、忠孝兼备”，册封智亲王，旻宁所用枪支也成了一把英雄枪，被命名为“威烈”。

作为父亲，嘉庆对儿子的出手并不感到特别诧异，他还清楚地记得旻宁小时候的事。

那一年秋天，皇室例行“木兰秋狝”，也就是组织大家到皇家猎场去围猎。当时乾隆尚在，嘉庆和一班皇子皇孙们随队而行。乾隆对时年八岁的旻宁非常偏爱，在皇子们比试射技时，特意把这位皇孙带在了身边。旻宁初生牛犊不怕虎，看得兴起，等父辈们一结束比赛，他就迈步上前，也拿出了自备的小弓箭，啪啪连射过去，接连中了两靶。

孙子出落得如此有出息，让乾隆又惊又喜，急忙把旻宁喊到身边，摸着他的小脑袋打趣：“你要是能连着射中三靶，我就赏你黄马褂。”

旻宁二话不说，举弓便射，这次竟然又中了靶心。射完之后，他将弓箭往地上一扔，跪倒在乾隆面前。乾隆乐不可支，问他想要什么赏赐，可他就是抿着嘴不回答，也不起来。

乾隆大笑：“我知道了。”

赏黄马褂本来只是一句戏言，但小孩子较真儿，大人不履行诺言还不行。再说君无戏言，过去有人凭一片梧桐树叶，都能分到一个诸侯王当当，一件黄马褂算得什么？

乾隆立即命侍臣去取黄马褂。侍臣挑来选去，所有黄马褂里，只有成人穿的大号，又不可能临时赶制儿童版的小号，没奈何，只好取来一件大的黄马褂给旻宁披上。

旻宁如愿以偿，这才开开心心地谢恩站起。

对于小旻宁来说，那件黄马褂实在太长太大，披在身上，像件长裙子，连路都不能走。于是乾隆下令侍卫抱着他走，一路走过去，观者无不惊羡不已，堪为一时之佳话。

俗话说得好，从小一看，到老一半，乾隆看好他这个孙子，嘉庆也看好他这个儿子，而成年旻宁的神勇表现，也证明赏给他的那件黄马褂已经越来越合身了。

虽然意外地诞生了一位英雄，但“林清之变”还是从心理上给嘉庆留下了沉重的阴影。

丫髻山行宫离乾隆的陵寝已经很近，按照原计划，他还要去给亡父扫墓，然而京城发来的奏报把所有好心情扫得一空。在返京途中，嘉庆便命大臣起草“遇变罪己诏”，不料一番自我检讨下来，嘉庆却发现他不仅没有犯什么大错，甚至还完全够得上一个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好皇帝标准。

我即位十八年了，这十八年来，心里满满当当的都是国事政事天下事，从没有敢懈怠疏忽。现在突然给我来这么一手，“实不可解”，真是不知道老天爷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好皇帝”的委屈都是相同的。就像当年的明朝皇帝崇祯，自怨自艾后，很快就会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大臣，愤恨“诸臣之误朕”，嘉庆也是如此：再三跟你们这些大臣讲，不要因循怠玩，认真一点，你们不听，还是忽悠，结果忽悠来忽悠去，弄出这样的大祸。

在嘉庆看来，“林清之变”简直跟火星坠落差不多，皇帝尚在行宫，老巢就差点让人给抄了，历数汉唐宋明，哪朝哪代有过这样的事？

留京的王公大臣们迎接王驾，跪听嘉庆的“罪己诏”时，个个呜咽失声，哭得稀里哗啦。当然还有那最哈哈最没心没肺的，私下仍在叨叨：我觉得我们已经很尽职了呀，您还说这话，什么意思嘛。

嘉庆是帝国的当家人，不管是抽自己嘴巴，还是打别人屁股，反正都说明一个问题，他是真急了，觉得这个家越来越难以维持。

“我们大清以前是何等强盛啊……”

众望所归

说起来，嘉庆的运气也真是差，父亲乾隆文治武功，看上去完美得不能再完美，偏偏到他上台的时候，犹如《水浒传》中“洪太尉误走妖魔”的开篇，那什么天罡地煞都被放了出来。

先是白莲教哗然而起，酿成大清开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民变，接着政府与民间，你啪嚓我，我啪嚓你，一人一嘴毛，国家由此元气大伤，眼睁睁地看着“康乾盛世”到了头。如此一蹉跎就是九年，刚刚把白莲教给摆平，猛不丁地又来这么一出，确实让人有点晕头转向，不知西东的感觉。

嘉庆烦闷不已，这一年，他甚至连生日都没心情过了。

“林清之变”时，有一支箭射在皇门匾额之上。过后进行清理，箭头被特意予以保留，嘉庆似乎有意用这种方式来告诫子孙：有朝一日，你们要用实际行动把插在额上的那个箭头给拔掉。

这个时候，他自己感到更多的却是一种无力感。

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基本瓦解了天理教，但阴影并未能从当事人的心中完全褪去。直到临终的前一年，嘉庆还不忘跟大臣们聊起这件事：“永不忘十八年之变（即林清之变）！”

1820年7月25日，嘉庆突然驾崩于热河行宫。

老皇帝一死，最紧要的事就是确定帝国的继任者。从嘉庆的爷爷雍正开始，清廷便实行了“秘密立储”制度，老皇帝想让谁做储君，名字写下来，封存于匣中，后人要宣布继承者的时候，就到乾清宫最高的“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去找。

“林清之变”让嘉庆对整个皇宫都失去了安全感，他没有再把匣子托付给“正大光明”，而是带到了热河行宫。可老爷子去得太突然了，随着他一断气，那个要命的匣子究竟在哪里，也成了问题。

如果找不到嘉庆的遗诏，该怎么办？只好活着的人给答案了。

孝和睿皇后力挺二阿哥旻宁。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睿皇后只是旻宁的继母，旻宁的亲生母亲早在其未成年时就去世了。虽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孝和睿皇后对旻宁十分照顾，而旻宁对继母也很孝顺，“林清之变”时，他曾亲自到后宫去安抚皇后，以免她担惊受怕。可以说，这对母子不是亲生，却胜似亲生。

惊悉嘉庆去世，孝和睿皇后既不清楚匣子藏于何处，也从没听丈夫透露过所立皇太子是谁，她只知道一点，旻宁才是未来皇帝的最合适人选。

皇宫之内，从一般妃子到皇太后，可以说没有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的亲生骨肉当皇帝，所以宫心计演了一届又一届，从没有遇冷的时候。孝和睿皇后有两个亲生儿子，如果两个儿子争气，相信皇后也没到超凡脱俗的地步，非要胳膊肘往外拐不可。

可是反复衡量之后，孝和睿皇后认为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当皇帝都不够格：三阿哥一天到晚听戏，是个票友；四阿哥日日迷醉于古籍善本之中，是个书呆子，两个阿哥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旻宁。

皇后是个理智而聪明的女人，在江山社稷和个人私欲之间，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当天，她便发出懿旨，表示如果一时找不到匣子，当立旻宁，“以顺天下臣民之望”。

旻宁早在“林清之变”后便誉满天下，“天下臣民”当然都希望这位智勇兼备的阿哥能够继承大统，但这时忽然又传出消息，匣子找到了。

原先恨不得挖地三尺，当匣子真的出现时，众人反而忐忑起来。从嘉庆生前的言行来看，他最欣赏的皇子无疑应该是旻宁，然而所谓天恩难测，皇帝的心思不能猜，一猜就是错，没准儿他嘴上咧咧两句，真正挑选继承人时又会是另外一种想法呢。

军机大臣奉命开启密匣，打开后发现，在嘉庆留下的传位诏书上，钦定皇太子正是旻宁！

大家都想到一块儿去了，真是众望所归。1820年8月27日，旻宁正式即位于太和殿，第二年改年号为“道光”。

以德治国

在登基的最初那几年，坊间一直流传着关于这位皇帝的种种传说。某县有个“贰尹”，即县令副职，说是副职，却一直在排队等候，要想上岗，就得进京参加吏部组织的公务员考试。

一考下来，分数呱呱叫，名列总分第二。这么好的成绩，“贰尹”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可是很多天过去了，好消息并没有如约而至。本来第一名被选，就要轮到他，但榜单直接跳过，给了第三名，紧接着，第四、第五名，都戴着乌纱帽，心满意足地到各地做官去了。

“贰尹”家里很穷，漂趟北京也没带多少盘缠，时间一长便显得窘迫起来。起初这位仁兄还相信科学，相信政府，以为是吏部的办事人员弄错了，纠正过来后还会给他机会，于是四处借钱，饥一顿饱一顿地待在旅馆里继续坐等喜讯。

你就是把旅馆坐穿，也没你什么事啊！吏部考试不是科举，这里比的是关系和背景，不是分数与能力，而且刷你下去也非常容易，一两句评语就足以把一个高分选手打入十八层地狱。

清醒过来之后，“贰尹”备受煎熬，我的这颗中国心哪！

独处异地，没有一个肩膀能靠一下，大鼻涕也不知蹭谁身上才合适，倒霉的“公务员”绝望至极，真的觉得自己成了世上最“二”的那个人。在神情恍惚中，他一个人走到城外林子里，悬了根带子就要上吊。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得弹弓嗖地响起，弹丸飞过，带子被打断了。

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贰尹”非常惊异，正在东张西望之际，林子深处突然走出一男子，按照他的描述，此人身材高大，潮人装扮，正是刚才的发弹者。

潮人对“贰尹”的行为很生气：堂堂男子汉，傻啦吧唧地玩什么自杀，至于这样吗？

等“贰尹”抽抽噎噎地把前后情形诉说一遍，潮人又笑了：“我当什么事，这有什么难的？”说着，他从身上摸出了一只鼻烟壶，鼻烟壶很常见，但他的鼻烟壶不常见，因为是白玉的。

“明天你就拿着这只鼻烟壶去吏部大堂求职，求不到就不要出来。”

“贰尹”恍惚间也搞不清状况，糊里糊涂地答应下来，第二天真的去了吏部。吏部门卫都是势利眼，见此人衣着寒酸，竟然要直闯吏部大堂，当即认作哪条街上冒出来的疯子：“别进大堂了，还是让我先扭送你去班房再说吧。”

推推搡搡之际，几个大官正好从吏部门口走出，一眼就发现了“贰尹”手里拿着的白玉鼻烟壶。这几个人顿时脸色大变，立刻呵斥门卫：“不许无礼。快请来人里面坐！上茶，上好茶！”

“贰尹”入内后有些不知所措，倒是大官们很快道出了破格礼遇的缘由：“你手里拿的鼻烟壶，是当今皇上的东西，你怎么得到的？”

“贰尹”才知道昨天遇到的那个潮人，竟然是道光皇帝。可是这对他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

这边“贰尹”尚在七上八下之中，那边道光已经询问了入朝的吏部官员：“那个带着我的鼻烟壶去吏部求职的人，他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是道台（副省级）、知府（市级）还是知县（县级）？”

几个吏部官员开始还以为“贰尹”只是无名之辈，没料到背景真的通了天，于是心里也七上八下起来，只好吞吞吐吐地回答：“都不是，只是一个贰尹。”

道光笑了：“那这小子的运气也太差了。难怪会痛苦到要自杀，弄得我在林子里打猎都不安心。你们看他都到这步田地了，可以选一个最好的职位给他吗？”

皇帝在这里虽然用的是疑问句，可哪个官员又敢回以否定句。结果没有任何意外，“贰尹”拿上吏部颁发的官印，开开心心地上任去了。

这个流传于清代野史中的故事疑点颇多，但毫无疑问，它显示的是早期道光的魄力，当皇帝微服走出宫殿，用手中的弹丸击断林中带子时，他收揽到的是一颗颗民心。

嘉庆在把儿子写进他的传位密诏前，对未来的继承人有过各种方式的考察，其中之一便是探询其治国理念。

在回答父亲的询问时，旻宁说他要以“敦崇教化”为治国之源，以“甄别贤愚”为治国之本，概括起来就是要以德治国。后来道光皇帝的施政，说明他并没有自食其言，确实是这么做的。

这个世上，也许最不缺的就是鼓吹道德的人，但太多的“道德家”都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别人，把任性的喇叭朝向自己。道光不是这样。他于古玩珍奇一无所好，对吃喝玩乐也不热衷，从不搞七下江南或者形象工程之类的事，闲下来就是读书作文。在私生活的自律方面，别说他爷爷乾隆那样的风流皇帝不能相及，恐怕嘉庆本人也做不到。

这是在三代里面比，若是伸展开去，在整个清朝皇帝系列中，要论生活俭朴，谁得的票数也不会有道光多。在他继位之初，内府按惯例准备了四十只御用砚，道光说：“我一个人要这么多干什么，浪费嘛。”退又不能退，便分赐大臣，一人捧一只回去。

道光所用的御笔仿制于民间，是极普通的那种，甚至连笔管上镌字都免了，认为浮夸，没必要。皇宫里吃饭，他从不挑食，虽然偶尔也会想起要尝尝某个菜，但一问价钱太贵，马上打住。

宫中的费用于是缩了又缩，减了又减，每年不过二十万两银子，吃穿拉撒和排场全在里面了。

“妙书”竟是淫书

道光自律苛严，但圣人不是天生的，即使皇帝有时也免不了生出八卦之心。有一年他在便殿召见官员，所谓便殿，是皇帝吃饭休闲的地方，所召见的官员又是亲近心腹，大家都很放松，君臣唠起嗑来也就要比平时随意得多。

道光伸了个懒腰：“长昼如年啊，每个白天都是这么难熬，你有什么消遣的法子吗？”

官员回答：“我以为读书最好。”

这是标准答案，但道光还是皱了皱眉头：“读书当然好，可我说的是那种可用于消遣的书。我已经找遍内府藏书，从没见到过啊，不知道外面有没有这样的妙书可以看？”

官员恍然大悟：“哎呀，皇上，外面的妙书可多了去。光我就看过……”

道光长居深宫，对于这些“妙书”别说看，连名字都没听说过，所以表情很是茫然，只好说：“嗯，我记下来了。”

第二天早朝，道光在军机处碰见军机大臣，这位军机大臣状元出身，书香世家，家里多的是书。道光便笑着问他：“听说你家里藏书丰富，像这些书一定买了吧？”

接下来，便是一连串“妙书”的名字。军机大臣不听犹可，一听大惊失色，立刻趴在地上一个劲地磕头。

道光不高兴了，“我不过就是想跟你借来看看而已，你不借也就算了，用得着这么夸张吗？”

军机大臣却早已汗流浃背。能不出汗吗？你听听都是哪些“妙书”：《金瓶梅》《肉蒲团》《品花宝鉴》……

这都是当年如雷贯耳的三级名书啊，作为状元，就算是曾经偷看过，大庭广众之下也不能承认，再说皇帝这么皮笑肉不笑的，算什么意思？

军机大臣一个劲地否认：“这都是淫书，我家里绝不敢买，更不会收藏。不知道皇上是从哪里得知我有这些书的，真是太冤枉了。”

“妙书”竟是淫书，道光当场愣在那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说是要对天下人进行“敦崇教化”，自己却第一个看“淫书”，说出来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回去后，他气呼呼地写了个手谕，把推荐“淫书”的那位官员狠狠骂了一顿。

那些年，道光不光自律甚严，而且广开言路，鼓励御史上条陈发表意见。这些条陈，也就是意见书，由道光亲自批阅后，都要分发军机处及各部处理。条陈里面免不了会由事及人，对军机大臣或各部大臣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是举报。常见的情况是，当事官员不敢不遵从皇帝的旨意，但却会牢牢地记住举报人的名字——哼哼，我可是讲究人，今天你摆我一道，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让你变成死玩意儿！

道光留了个心眼儿，他会把条陈中御史的名字和发表日期都一一裁去，更有甚者，有的条陈从行文风格和语气上，很容易让人看出是谁谁谁，他就索性把前后文也裁掉，只保留中心意思。这么一来，哪怕是心眼儿再窄的大臣也难以打击报复，而御史们要是还不感动，那就等于白活了。

所谓“以德治国”真不是一句口号，它首先体现的是倡导者自身的素质和水准，厚道也是一种。

连精神出轨都不允许，这是道光的道德境界，而这也成为他对手下官员评判优劣、“甄别贤愚”的一个重要标准。

常言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说的是地方上的官吏，一般而言，京城的普通官员都没什么额外油水，小日子也没那么好过。有个翰林家里很穷，薪水不高，又不愿到地方上做官，生活因此陷入窘迫，常常靠跟朋友借钱度日。某天，他又去朋友那里借钱，去了之后当然不能一开口就说这么俗的事，于是两人下棋赋诗，一直玩到傍晚，这就把借钱的事给忘了。

道光听说后，把翰林调到内阁，并且告诉他，没有人保举和推荐你，要提拔你的正是我本人：“为什么要提拔你，因为从借钱的那件事上，我就看出你是一个进退有操守的人！”

千里马

“德”只是一个方面，道光并没有忽略官员的能力。在他刚刚登基称帝的那几年，除了拿自己做榜样，倡导“以德治国”外，还没忘记要虚的实的一起来，曾经大力推行实政。

所谓实政，用道光的话来说，就是要“实心实力办事”，只重效果，不求虚名。在倡办实政的大旗下，道光当起了伯乐。

1824年冬，运河大堤忽然溃决，导致运粮的漕船搁浅，这让执政才四年的道光大为不安。从皇家宫廷，到各级官员，再到驻于北方的八旗军队，其粮食大部分都要依赖于南粮北运，一旦运输卡住，大家都得饿肚子。

道光赶紧召集文武百官商议，有人提出“暂雇海运”，从海上开辟新的运粮通道。当时大部分官员都反对，理由不是说海运不可行，而是说以前没这个先例，因为谁也没见老祖宗从海上运过粮食。

道光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支持漕粮海运，并任命陶澍为江苏巡抚，具体经办此事。

陶澍就是得到道光赏识的那一匹千里马。据清代野史记载，出人头地之前的陶澍曾经非常落魄，家里穷到锅底朝天，只能靠做私塾先生度日。不过穷困潦倒也有穷困潦倒的范儿，只要有俩钱他就拿去喝酒赌博，横竖没个能混出头的气象。

很自然地，陶澍遭到乡邻们的各种嫌弃，没人叫他大名，而是直呼“陶阿二”，即陶二流子之意，体面一些的人家都不愿意搭理这个二流子。

嫌弃到后来，连老婆都忍不住了。陶澍的老婆崔氏带着哭腔对丈夫唠叨，说这破家也太穷了，简直处处戳我的心哪，这样不行，我不能跟你一块儿饿死。

崔氏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要么你把我给卖了换钱，要么直接下一纸休书。

陶澍怎么也不可能下作到把自己老婆给卖了，所以只能“休”，而所谓“休”，说穿了，其实不是陶澍休崔氏，而是崔氏要踹陶澍了。这个女人反客为主，玩的不过是一种主动和被动的关系。

可怜陶先生穷得就只剩下和老婆相依为命了，让崔氏如此一逼，那真的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喝了一瓶二锅头”。

不离不行吗？陶澍只能笑着，当然是强笑着，劝崔氏回心转意：“夫人的见识也太浅了一点吧，我不过是还没交上大运罢了。前不久有算命的先生给我测过，说我日后必将发达，你不要着急，总有机会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

崔氏根本听不进去：你说的交大运得什么时候，让我继续等，等成一具干尸啊！好吧，我相信你是有福之人，自然有女人可以和你同享富贵。我就算了，咱们现在就拜拜，但愿出去后，真能听到关于你的好消息。

在老婆的催逼下，陶澍迫不得已，只得离了婚。很多年后，他进京赶考，得中进士，此后一路升迁，真的做到了朝廷大员，据说他那原来的老婆听到后，把肠子都给悔青了。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传奇。科举纵有千般坏处，但它毕竟可以使一些生活在底层的寂寂无名者实现咸鱼翻生，从而施展其才华。

陶澍不同于范进那样的迂腐之辈，年轻时所传闻的喝酒赌博，也并不能遮掩他那一颗济世之心。早在不得志时，他喜欢读的就是一些经世致用的“野书”，别人看着都为他着急：你赶快看点“正经书”，争取考个状元什么的吧！

陶澍不慌不忙，而且还能洋洋洒洒地给你说出一番道道：“我们读书人的使命是什么，不光是求得荣华富贵，还要转变国运世运，所以我看这些书是有用的。”

如果你还是“陶阿二”，这番高论就只能自说自话，但当陶澍真的做官后，这些曾为大部分士人和官员所轻视的学问，果真令其大放异彩。

古人讲究忠孝节悌，对符合这一要求的“感动帝国人物”，朝廷不仅会下旨表彰，还会按人头下发材料费，用于建造牌坊。各个省的孝顺儿子、乖巧弟弟虽不多，贞女烈妇总是不少，材料费加一块就成了一个不小的数字。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笔钱往往被办事的人所贪污吞没，反过来又狮子大开口，向当事人勒索修牌坊的钱，而材料费也由三十两被无端地提到了百余两之多。

陶澍初任江苏巡抚时，便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想出一个妙招：索性合并同类项，把你们那贞女烈妇啥的凑一块，我统一给你们建一牌坊得了。

第一块牌坊，上面有五百多人；第二块牌坊，三千多人，既为国家省下一大笔钱，又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何乐而不为。

陶澍在自己的辖区内施行后，还怕别的省不知道，特地将这一做法刻印成册，让各省仿照推行。这件事情尽管看上去不大，但却是其他墨守成规的同僚所不愿尝试的，由此也可见陶澍为政之实。

尚武精神不能丢

一开始，推行实政的道光却并不喜欢陶澍。陶澍为官做人不够圆滑，平时爱的就是评点你评点他，尤其身任监察御史时，更是对人丝毫不留情面。说起某人某事，都是一副声色俱厉的样子，乃至于激动到胡子都会当场翘起来。

那时候的道光正鼓励群臣大胆直谏，可作为一个从小接受严格的皇家教育，具备极高涵养的人，他实在看不惯陶澍的有些做派，甚至怀疑此人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纯粹搁人面前显摆来了。

结果私下一查，陶澍言行一致，道光转而对他大加赏识和重用，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尚有良心，肯说几句正经话。”

在陶澍主持海运之前，漕运方面正一筹莫展，乃至于几百万两银子的投资砸下去，连个影子都见不着，这让道光大为恼火，多名官员因此遭到重责。

那些受责官员能够把应试内容倒背如流，也可以写一手漂亮的楷书，他们倒霉就倒霉在对漕运知识一窍不通，说什么什么不懂，乱来。在这方面，陶澍要强多了，也只有他才能胜任如此复杂浩繁且无先例可循的工程：调运和雇用多达千余的粮船，组织水师一路督运护送，监控从兑米到验米的每一个环节。

此次漕粮海运相当成功，属于道光早期办得最为成功的实政之一，对道光和陶澍来说，都称得上是生平的一大政绩。

文治是必要的，但武功更不能少。事实上，从乾隆到嘉庆，他们寄望于道光的，也正是这一点。

在年轻的道光皇帝身上，具备很多乃祖的气质，血脉之中，有辽阔的大漠，有驰骋的骏马，乃至那些习惯和语言。按照清代制度，满蒙官员在殿上跟皇帝谢恩请安，一律都要使用满语。可是满人入主中原已经两百多年，说汉语在很多满人中也逐渐形成了习惯，满语倒反而变得有些陌生。有个满人武官回北京，在给道光谢恩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紧张的缘故，就忘了这条禁忌，从头至尾都用汉语表述。

道光不是听不懂汉语，但他越听越恼火：满语是我们大清立国的根本，老祖宗打江山时就说这个，多神圣的一门语言。可你连偶尔讲两句都不会，这不是忘本吗？真是个败家玩意儿！

得，立命革职。能够进京面见皇帝，差不多是每个地方官的荣耀。那些没运气的或许还得围住这位武官问这问那：说说看，皇宫里咋样儿，带劲不？

可怜遭羡慕的那位已经被吓傻了，脸上的褶子都摞成了一堆，早知道满语这么重要，就该先补习了再上朝。

对于道光来说，满语代表着百年前那个强悍的马上民族，如今虽然从马上到了马下，但尚武精神不能丢，否则就不足以应付类似“林清之变”那样的社会动荡，而呼啸的羽箭也随时可能再次插进皇门的匾额。

挑战终于来了，在道光即位的第六年，爆发了张格尔之乱。

早在乾隆年间，南疆就发生过“大小和卓叛乱”，乾隆多次出兵平叛，有名的“香妃故事”即源自这几次军事行动。在晚年乾隆自夸的“十全武功”中，南疆平叛独占三席，而且最为耀眼。后来的史家认为，“十全武功”多有自吹自擂的成分，唯独这三仗名副其实。

南疆叛乱失败后，始作俑者大小和卓翘了辫子，大和卓的孙子随乳母逃到了国外。张格尔便是大和卓那个长大的孙子，这么多年来，他隔三岔五地就要入境滋事，杀哨兵，抢马匹，烧房子。不过一般都是小规模寻衅，而且只要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嗖的一下跑掉，驻疆官兵也拿他没什么办法。

1826年，张格尔第三次入境，这次他成功地把当地回民煽动起来，呼的一下就掀起了大规模叛乱。当年8月，叛军攻破喀什噶尔（今喀什），参赞大臣庆祥兵败自杀，随后南疆四城全部陷落。西北边陲由此一片混乱，形势之严峻，让人恍然又回到了“大小和卓叛乱”的年代。

道光肩上所要承受的重量，不比当年的乾隆轻多少。在张格尔叛乱中，裹从的回民超过数万，这让他感到十分不解。因为自祖父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中央政府在南疆实施的一直是轻徭薄赋政策，真是没向当地人收多少税，征多少役，新疆回部也“久已习为恭顺”，渐渐地服从中央政府了，怎么他们又突然会被张格尔所利用呢？

道光敏锐地察觉出了蹊跷，他随即下令内阁首席、文华殿大学士长龄负责查访。经过调查，长龄确认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贪横不法，民愤极大，是导致张格尔乘隙作乱的间接诱因。斌静被迅速革职拿问，由刑部按照“激变良民”律处以斩监候，后交宗人府“永远圈禁”，这就是震惊朝野的“斌静案”。

道光宣布，对叛乱分子区别对待，胁从者如果能解甲归降，就予以赦免，各归各家，只对一条道走到黑的予以严惩，这就等于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张格尔。

奇奇正正，虚虚实实

在道光组建的平叛班子中，长龄有统率之才，遂授以扬威将军。帅之外还要配将，将的人选是陕甘总督杨遇春，授以参赞大臣之职，作为长龄身边的左膀右臂。

此次征讨，道光从吉林、黑龙江、四川三省调集兵力达五万之众，为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兵力的两倍多，但他仍无必胜把握。

与大小和卓时期不同，张格尔的叛军属于中外混合部队，除当地的一部分死硬分子外，还包括相当数量的浩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士兵，他们骑着马，挥着刀，嗜血好杀，彪悍善战，非常难以对付。在大军出发之前，道光特地把出征将帅召集到一起，指着地图交代自己的作战方略：“看见这个地方没有，此地名叫阿克苏，乃南疆之要冲，你们的先头部队到达这里后，不要急于冒进，以防中计。”

留在阿克苏干什么？“等！等后续部队全部到达，厚集兵力，才能做到一鼓作气。”

道光的判断是准确的。张格尔在攻克南疆四城后，也把阿克苏视为重中之重，叛军一度距离阿克苏仅四十里之遥，与城池隔河相望。

杨遇春作为先锋官，已先一步到达了阿克苏。作为一个行伍出身的老将，杨遇春一生经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大小数百战，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天理教皆由其一手平定，他长于练兵，别人认为熊包的，到他帐下可能生龙活虎，而他的精锐部卒如果归其他将领指挥，倒不一定好使。

随杨遇春先期到达阿克苏的一共只有五千陕甘兵，又立足未稳，在面对强敌进攻时，一般人都难免会紧张到手足无措。可是杨遇春毫不慌乱，他打过的仗太多了，猝然间遭遇伏击的事也经常发生，有什么了不起。

冲就是，准保能杀叛军个人仰马翻。这个冲，不是让别人冲，是杨遇春自己第一个冲了出去！

行伍出身，就必须从士兵做起，每升一级都得拿军功出来说事，不是猛人，要想完成从士兵到将军的历程，那是比登天还难。杨遇春打仗从不怕死，像这样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几乎是家常便饭。不过说来也怪，战场上冲在最前面的人，往往不一定死得最早，尽管周围全是箭矢、火药，连战袍都多次被毁，杨遇春本人却始终毫发无伤，犹如被金刚附体，因此嘉庆曾赞叹他为“福将”。

在杨遇春的带头冲杀和直接指挥下，官军两面夹击，总共击毙和俘虏叛军千余人，“大河以北，已就肃清”，河北岸的叛军全给解决了。

这一击非常关键。当张格尔尚准备在大河以南整兵再战时，长龄已率后续部队赶到，并按照道光的部署，实行严防死守，使张格尔夺取阿克苏的企图彻底化为泡影。

得知首战告捷，道光忽然改变了他的军事计划。

按照道光最新发出的密旨，长龄一边向张格尔散布假消息，宣称官兵将按原计划继续驻留阿克苏，短时间内不会立刻进剿，一面却暗暗地分出兵力，对喀什噶尔进行突袭。

张格尔吃了败仗，士气不振，如今正是占他便宜的时候，所以道光才会变“静”为“动”，这就是军事上常说的奇奇正正，虚虚实实。

收复喀什噶尔，柯尔坪（今柯坪）为必经之地。张格尔熟知南疆地形，他的眼力也很霸道，你必过，他必守，柯尔坪共有三千叛军用以据守。显然，要啃下这块硬骨头，没副好牙口可不行，长龄和杨遇春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杨芳。

杨芳时任陕西提督，他是杨遇春一手提拔的老部下，也可以说是杨遇春帐下最出色的一员战将。

那还是在与白莲教作战的时候，杨芳奉命进行侦察，发现对方一支军队正在渡河撤退。这是发起强袭的最佳时机，但是他这个骑兵侦察小队，包括他在内，一共才九个人，九匹马，而敌人却密密麻麻，足有数千之众。

回去报告吧，来不及，没准人家早就乘着船跑了。杨芳当机立断，派两名骑兵回去报信，他自己带着余下的骑兵，大喊一声，纵马直冲过去。

白莲教军队虽人多势众，但大家都急着跑路，军心不稳，这一冲便把队伍给冲乱了。当时已有五艘船只离岸，杨芳搭弓引箭，嗖的一声射了过去。这一射的后果，倒不在于能不能射中目标，而在于让对方受惊，受惊之后，船上的人你推我搡，本来就拥挤不堪的船只吃不住重，立马就翻掉了。

杨芳连发五箭，连翻五船。杨遇春随后驱大军赶到，消灭了这支白莲教军队，此役被称为“军中奇捷”，杨芳也由此得到了杨遇春和朝廷的重视。

仿生军事训练

军中关于杨芳的传奇故事还有不少。某次，一支官军因待遇不公而闹哗变。杨遇春督军平变，却吃了败仗，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杨芳对杨遇春说：“这批官军曾是我的部属，大家处得如兄弟一般。现在他们见了我都躲着走，显然仍记着我的好，所以我愿意一个人深入虎穴，去劝回他们。”

说完，杨芳单人独骑去了对方军营。起先，他说道理：你们难得打赢一仗也没什么了不得，该吃亏还得吃亏，如果早点投诚悔过的话，还来得及。

这些人仍然犟着脖子不为所动。见此情景，杨芳又赶紧拿多年的兄弟情说事，而且越说越激动，说得声泪俱下。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还是老上司，众人大为感动，也跟着流下了眼泪，一场兵变奇迹般地被予以化解。

论在朝野间的名气，其时的杨芳不如杨遇春，但他却是最有可能超越杨遇春的人，而南疆平叛给予他的，正是这样的天赐良机。

1826年10月，杨芳奉命突袭柯尔坪，只带了两千多兵卒。他的老本行是侦察兵，因此非常注重侦察，无论行军还是扎营，周围随时都有探马负责察看敌情，即使突袭也不例外。这一招成了他的护身符。在距离营地仅几公里的林丛中潜藏了两千多叛军，为的就是打埋伏，但他们被杨芳的侦察兵提前发现了。一场遭遇战之后，伏击的叛军反而被杀得大败而逃。

第二天，杨芳采取两面夹击的战法，在柯尔坪将叛军牢牢夹住。双方冷热兵器一齐上，真个是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一战，基本将柯尔坪守军予以全部歼灭。

柯尔坪的克复，为直取喀什噶尔创造了先决条件，但此时南疆逐渐进入冬季，大雪封山后，道路崎岖难行，官军被迫暂停进攻。

从各地调集的大军陆续集中于阿克苏，这么一块巴掌大的地方，短时间内一下子集中如此多的人马，吃穿成了最大难题。政府的后勤补给点远在陕甘，往新疆运点粮草不容易，相比之下，乌鲁木齐的屯粮倒是很足。道光马上决定将乌鲁木齐设为新的粮台，并派钦差大臣具体督办，就近采买粮食。

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路途比内地近了一半还不止，平叛大军再不用为粮草不继而发愁，长龄等人转忧为喜。

肚子是吃饱了，但天气还是不好，进攻喀什噶尔非得推到第二年不可，此时就明年究竟如何打，君臣之间展开了争执。

清代皇家时不时就要举行的“木兰秋狝”式围猎，实际上是一次次向祖先致敬的军事大演习，所谓“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亦不可无”。正是在这样不间断的仿生军事训练中，道光知道了要如何“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知道了怎样才能“给馈饷，不绝粮道”，也逐步培养出了“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信心和决心。

自从开战以来，不在第一线的道光，比在第一线的长龄还要忙。为了毕其功于一役，他为来年作战构想了一个出奇制胜的策略，即三路进兵，一正二奇，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从而给张格尔布下天罗地网。

可是道光的这一战策也存在不足。张格尔在喀什噶尔驻军不下数十万，官军加起来才五万，很多还没到达，加上又要分兵留守阿克苏，实际能够进兵喀什噶尔的只有两万两千人，这种情况下，兵分得越多其实越不利。再者，若完全按照他的奇兵路线行军，官军要经过长达数百里的大漠戈壁，沿途的少数民族部落又被张格尔所蛊惑，部队一边走一边还要防，效果将大打折扣。

长龄是一个军事行家，他看出了问题所在，因此在收到道光的密折后，毫不客气地给皇帝打了回票。

对他的抗旨不遵，道光没有动怒：“好了，当地情况你一定比我更了解，我不会再遥控指挥，你觉得该怎么打就怎么打。”

命中克星

春暖雪融，到了全力一击的时候。1827年2月6日，长龄主帅亲征，率队向喀什噶尔大举进军。张格尔闻报，急忙在喀什噶尔外围的村庄筑起防线。这个血管里流淌着“恐怖分子”血液的军事首领，非常懂得在战争中利用地形，他事先挖坑设坎，再引水淹没，使得庄外多出了许多不知深浅的水渠，以此来限制对手的骑兵战术。

骑兵过不去，长龄就组织步兵突击。张格尔则把水渠当成屏障，用俄制的燧发枪进行隔河阻击。在近代武器家谱中，燧发枪和鸟枪同属滑膛枪，但燧发枪比鸟枪又前进了一步，其装填和发射速度明显加快。

持燧发枪的叛军在火力上明显优于持鸟枪的官军。两方对峙之下，长龄还之以连环铳炮，这是清末官军在火器运用中的一种常用打法，实战时，由鸟枪兵和火炮兵一排排上，交替配合，以保持枪炮连续不断。

连环铳炮反过来压制住了单个的燧发枪。在它的密集打击下，临渠防守的叛军纷纷中弹倒毙，尸体重重叠叠地倒压于水渠之中。

就在双方处于胶着之时，长龄派出的骑兵部队从左右两翼发起包抄，叛军阵营大乱，再也支撑不住。官军乘胜追击，1827年2月29日，他们进至喀什噶尔城下。

张格尔图穷匕见，倾巢出动，十余万人临河列阵，黑压压竟长达二十余里。面对着数倍之敌，只能智取，不宜强攻。长龄挑选敢死队，准备实施袭扰战术，以疲惫敌军，但是当晚敢死队出发后，忽然出现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意外状况：平地刮起大风，一时间飞沙走石，别说人，连前面的道路都看不清楚。

看上去这不是好兆头。敌众我寡，假使张格尔借着这阵大风发起反击，官军未必抵挡得住，长龄和杨遇春商量，要不要退营十余里，待风停后再攻。

为什么要退？这不正是老天助官军一臂之力吗？大风一起，张格尔不知道官军有多少兵，又怕官军借机渡河，必然心虚。作为一支客军，打持久战不利，最好的生存方式就是速战速决，杨遇春对长龄说：“我认为，不是退，而是要进，不是用敢死队，而是要大部队！”

到底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有见地，长龄点头赞许。当下他就派出千余名骑兵，打马直奔护城河的下游，虚张声势地做出要从那里渡河的假象，以牵制叛军主力，而杨遇春则亲率主力以夜色为掩护，从上游实施抢渡。

一过河，官军再次发挥连环铳炮的威力，炮声夹着风沙，给张格尔上演了一部声光俱佳的立体大片。叛军有性能较好的燧发枪，但缺乏杀伤力大的火炮，不仅城下连营被冲得稀里哗啦，城池也很快就守不住了。

占领喀什噶尔后，官军已取得明显优势，长龄不再害怕分兵会削弱战斗力，除他自己坐镇喀什噶尔外，杨遇春和杨芳分别出兵，将南疆四城全部予以收复。

仗是打赢了，但道光并不高兴，原因是张格尔跑了，其后尽管下谕旨再三缉拿，仍然到处都没有张格尔的踪迹，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自古擒贼擒王，张格尔乃此次南疆之乱的祸首，天生的捣乱分子，三番五次地来兴风作浪，这个人不除掉，南疆还是得不到真正的安宁。道光很生气：“我以前为什么一再强调要出奇兵，不是为了好玩，为的就是要在正兵从正面出击的同时，以奇兵截断张格尔的归路，如果当时那么做，张格尔还能溜得掉吗？”

长龄无言以对，交不出人来，即使挨骂也得受着。

张格尔到哪里去了呢？都以为他又逃去了浩罕，没承想这厮跟浩罕国王也闹掰了，人家拒绝收留，于是只好暂时钻进了游牧部落的帐篷里。

如果张格尔就这么做了牧民，看看蓝天，放放牛羊什么的，倒可能没事了，毕竟南疆这么大的地方，长龄也就那么点兵，不可能进行地毯式搜索，更不可能长期驻扎。

可是当不了良民的终究还是当不了良民。道光也深知张格尔的赋性，他不仅“瞒天过海”，故意派人四处散布官军已然全部班师的假情报，而且还使出了反间计。

南疆不止一种教派，有对张格尔死心塌地的，自然也有跟他不是一条道的，道光通过积极善后，竭力取得这些教派的支持，并告诉他们：以后你们只要看到张格尔这个到处惹是生非的家伙，千万别客气，记着一棒砸过去就是！

张格尔对道光设下的局深信不疑，而且他的脸一向够大，被扁多少趟也不觉得臊得慌。当年年底，这老兄就按捺不住寂寞，凑了一支五百人的骑兵冒了出来。出来后，确实没看见官军的大部队——杨遇春真的撤回了内地，但却撞见了维吾尔人。

这些维吾尔人就属于跟张格尔不对付的，一瞧，哎呀，是这冤家：就知道你还要出来嘚瑟，受死吧！

见维吾尔老百姓密密麻麻，不是热烈欢迎，而是捕捉猎物的神情，张格尔赶紧打马就走。

在道光的“瞒天过海”之中，杨遇春走人是“正”，还有一个“奇”始终在南疆蹲守，率领奇兵之人称得上张格尔真正的命中克星，他就是杨芳。

在得到张格尔终于再次出现的报告后，杨芳发力猛追，在消灭张格尔所率骑兵后，将其本人一举擒获。1828年1月，道光在紫禁城内获知了这一特大喜讯，当即亲笔题写了两个大字：绥边。

平定张格尔之乱的功臣被绘像于北京紫光阁，其中长龄、杨芳、杨遇春居于首位。

陋规

不管曾有过怎样的精彩，总会有一些生命中的魔咒让人无奈。平定“林清之变”后，嘉庆对当时的旻宁大加褒奖，称其有胆有识。二阿哥回奏，说那时候我也是气血上涌，不知道恐惧，但是事后还是越想越怕。这话并非完全出于谦虚，从一个正常人的反应来看，他说的是实情。

在执政的最初几年，道光也不知道恐惧，他可以微服出宫，可以把一个普通翰林直升内阁，也可以在不动声色中指挥一场又一场可与其祖父相媲美的大战役。

只有当激情散去，仔细打量面前的这副摊子时，才会猛不丁地发现其中的可怕之处。

从嘉庆开始，为了对付各种突如其来的民变，“康乾盛世”留下的国库几乎都被用空了，以致到了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程度，到道光继位，国库仍然是只出不进。

不能不花啊，打仗打的其实就是钱，要平定张格尔，你能不继续往外掏？张格尔一役，经户部核算，军费没个一千万两白银下不来，国库无论如何拿不出这么多，左挪右支，还剩两百万两的缺口。

一分钱都能逼死英雄汉，何况两百万，道光想来想去，只能在自己家里想办法，由内务府拨出这笔钱。内务府大臣一听就急了，宫中用度已经够少了，每年不过二十万，一下子要挪出去两百万，莫非十年之内大家都不吃不喝？

道光倒是有办法：金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

在世人眼中，曾经智勇兼备、英姿飒爽的皇帝，终于彻底蜕变成了一个一毛不拔、毫无风度的铁公鸡。

为此最受伤的还是他身边的那些办事人员。从内务府大臣到太监，这些人从宫外采购物品，多多少少都有回扣，可是由于道光近乎达到极致的“抠门”，他们的隐性收入也大为减少。

说是伺候皇帝，活最苦最累，得到的油水还不如一般王爷，谁会没有怨言。某天，道光想换换口味，弄碗片儿汤尝尝——一碗汤罢了，不算出轨吧？他不知从哪找到一个制作片儿汤的食谱，交给内务府，说你们让御膳房照做就可以。

内务府汇报，做可以，但要另外盖一间厨房，请专门的厨师，这样共需经费六万两，另外还需每年再加一万五千两的维护费。

道光听了吓一大跳：不会吧，一碗片儿汤，又不是金汤银汤，哪要用这么多钱？

他皱着眉说：“我知道前门大街有一家饭馆，能够做这种汤，每碗不过四十文，你们可以每天让太监去买。”

内务府的人嘴上不说，肚子里已装满了晦气：每天买？我们辛辛苦苦跑断腿，可怜是不假的，却连一文回扣都拿不到，虐待狂啊你！

过了几天，内务府向皇帝汇报：“您所说的那家饭馆已经关门了。”道光怅然若失，唯有叹息而已：“我这个人向来不贪嘴，也从不肯浪费国家的一分一厘，可是我作为皇帝，难道吃碗汤都不可以吗？”

道光带头勤俭节约，在吃穿上百般算计，甚至连碗汤都舍不得喝，结果平叛的军费当然是省出来了，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帝国的风气。

说起来，这股风气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较之唐宋，明清的开国皇帝都不失为过于苛刻而精明的老板，薪水能开低决不开多，因此各级官员得到的俸禄非常之少。许多官员十年寒窗，好不容易熬出头，最大的动力之一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从此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结果还落得这般寒碜，哪里能够安之若素。

反正又不像皇帝那样拥有四海，自己家的事儿，还是得自己上上心。从顺治年间开始，朝野上下便流行“陋规”：商民要给普通公务员送礼，普通公务员要给官员送礼，地方官员要给京官送礼。长此以往，导致社会风气逐渐败坏，行贿受贿浮出水面。

在清朝皇帝中，雍正最为务实，他实行高薪养廉，提高了官员待遇，但此时“陋规”已像是被放出闸的洪水，再也遏制不住。到嘉庆交棒于道光时，“陋规”已俨然成为一种谁也离不开且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从下到上，办什么事都要暗中“孝敬”，否则就寸步难行。

道光要“以德治国”，当然也想整顿和清查“陋规”，即位之初曾专门下达过相关谕令，但谕令却遭到了官员群体的一致反对，几乎没有一个赞成的。

面对巨大的反对声浪，以及官场已经出现的混乱迹象，道光只能被迫收回成命，同时做了自我检讨，承认自己刚做皇帝，不懂吏治，做事难免冒失。

等到真的“懂”了，道光更加不敢动这样高难度的外科手术了。事实上，他也的确没有什么办法，历数祖祖辈辈，康熙够伟大了吧，可他又能拿“陋规”怎样？

比拼演技

在道光执政的中后期，实政已经进行不下去了，早期实施的也大多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比如陶澍承办的漕粮海运，当时就那么漂亮了一下，等到河运的状况稍稍好转，海运即被予以废除，东方古国仍与海洋无缘。

除了观念守旧，更主要的还是开辟海运挡了很多人的财路。与陶澍同一时代的清末思想家魏源就曾经说过，至少有三种人对海运不爽：负责收税的税吏；负责收粮的粮官；负责河运的船队。

漕粮河运这个食物链很长，相关的人都需要从中层层谋利，他们上下相通，所掀起的舆论压力也足以使道光望而却步。

以一人敌天下，纵然你是皇上也无能为力，而陋规不除，道光的以身示范，似乎也只能为帝国官场添些笑料。

道光很少为自己添置衣服，最多一个月才换一套。他有件旧的黑狐皮袍，大概算是所有衣服里比较上档次的了，只是衬缎稍微大了一些，他便想改一下，在袍子四周再添些皮子。

内务府报了个账，说需要上千两银子才能搞定。道光毫不意外地迅速抽手，我不添了还不行吗？

第二天，军机大臣值班，把这件事当新闻一样播了出去。文武百官从此都把道光看成怪物一般，以为他有节俭的癖好。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皇帝好这一口，再不跟风而进，拍好这个马屁，那就傻了。

道光“喜欢”旧衣服，大伙也都跟着穿旧衣服，新的不要了，拿到当铺去换旧的穿，俨然刮起了一股时装怀旧风。京城官多，需求量大，争相购买的结果，竟然把旧官袍的价格都托抬起来，一件旧的，比做两件新的还贵。

道光的一条裤子破了，不舍得扔，便让内务府打上补丁，叫作“打掌”。大臣们见了，纷纷仿效，明明裤子没破，也非得在上面打一补丁不可。

道光召见军机大臣，发现他的裤子打了补丁，就问他，怎么你也“打掌”啊？

军机大臣的回答是：“再买一条费钱，所以就打掌了。”

再问：“打一个掌，需要多少钱？”

军机大臣被问住了。衣服上打补丁，不过费一块碎布的事，就是说出花来，能用多少钱。又不能不答，愕然良久，只好往大了讲：“得三钱银子。”

道光满脸羡慕之色：“外面的东西真是太便宜啦，宫中内务府给钉这样一个补丁，足足用去我五两银子呢！”

从三钱到五两，加了十倍还不止，道光当然不甘心，他要省，最好是也能用三钱银子打一补丁，这样的对话其实就是在打听行情。

对这样的问题，不老实回答的话，无疑会有欺君之罪，太老实，又容易得罪内务府。后面那些人尽管拿皇帝没辙，却一定会把你牢牢记在心里，山不转水转，没准你下次让人绊倒头破血流，都不知道是怎么摔的。

所以回答一定得有技巧。比方皇帝问，你家吃鸡蛋，知道一个鸡蛋需要多少银子吗？

说多说少都不好，最佳答案是避实就虚：“我从小就过敏，吃不得鸡蛋，不知道价钱。”

朝臣们公开场合争穿旧衣服，给新裤子打补丁，都是为了应付道光。

皇帝待己对人都那么严苛，他“甄别贤愚”的标准是看你是不是有德，换句话说，就是有没有向他看齐靠拢。谁能做到？大部分人都做不到，那只有比拼演技了。

道光曾经不打招呼地跑到军机处，为的就是检查里面的人是否有迟到早退的现象。有了这次遭遇后，大伙学乖了，每天下班都会留下一人，以应付类似的突然袭击。

皇帝果然又来了，看到天色这么晚，军机处仍有人在办公，很激动：“他们都回家了，你为什么单独留下来？”

被问的人早就准备好了答案：“臣责任重大，哪敢贪图安逸！”

哦了，道光连连点头，当天便给这位会说话的幸运儿送去一块匾额，上书：清正良臣。

一地鸡毛

做得好不如演得好，渐渐成了官员们的红宝书，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更是把这种演技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曹振镛历仕三朝，长期居于高位，号称政界不倒翁，有门生向他请教做官秘诀，此老报之一笑：“能有什么诀窍呢，不过是多磕头少说话罢了。”多磕头，就是要顺着皇上的心思来，他喜欢什么你跟着做什么，哪怕是做到不近情理的地步。

曹振镛每天上朝都是一副标准的乞丐装打扮，上面披一件旧袍，下面套一条“打掌”的裤子。这倒也没什么稀奇，因为文武百官都是如此，乍一看，整个帝国朝廷跟乞丐帮也没什么两样。说曹振镛绝，就绝在他八小时之外还有更为精彩的演出。

下朝之后，众人脱去朝袍，如释重负，该咋样仍咋样。曹振镛也换上了日常装束，但他换完装就挤进菜市场，亲自买菜去了。

曹振镛买菜，跟邻家大婶毫无区别，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常常为了讨价还价，与小贩争到面红耳赤，头破血流。

小贩：看您老人家像个体面人，能多少讲究点不？我的价已经喊到最低了，这一文钱无论如何不能让。

曹某：一定还能便宜，那一文钱，你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

小贩生气了，收起秤杆和菜：我不卖还不行吗？亏本生意，搁谁也不能答应啊。

这时曹振镛就会刷地掏出他的腰牌：我是内阁大学士，明察暗访，专门抓不法商贩，你现在就跟我去衙门吧！

小贩一看腰牌，不像假的，魂都吓飞了，这么大的官，一辈子没见过，人只要凭一句话，就能咔嚓一下，把我给弄折了栽盆里啊，“得，别说区区一文钱，您就是白拿也行。”

曹振镛倒也不会白拿，只要演出成功就开心了。

当他拎着小菜，扬扬得意地打道回府时，有关新闻自然早就上了当天头条。道光一听，我是平民皇帝，你是平民宰相，缘分哪，于是见到曹振镛总是特别亲热，臣君之间的关系如同知己。

史书上记载的曹振镛，的确是个清官，没有明显的劣迹。可一个宰相，除了当清官，更重要的是你还得干实事。曹振镛什么实事也不干，甚至也从不轻易对政事发表意见，这就是他的“少说话”。

那皇上要当场问话怎么办呢，总不能装哑巴吧？曹振镛不敢装哑巴，他装聋子：您问这事该怎么办，嗯，容我想想，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对了，刚才您问什么来着？

曹振镛确有一点耳疾，但并不是听不见，可就这被他当成了护身法宝，谁都拿他没辙，连皇上也无可奈何。

由于演技出神入化，且基本无懈可击，曹振镛遂被外界称为“模棱宰相”。

道光上蹿下跳，忙乎半天，帝国的整体局面仍是一地鸡毛，到处都是这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模棱宰相”和“模棱官员”，你要他们干点实事，他们既可以阳奉阴违，也可以巧言搪塞，反正是总能围绕政策找对策。朝堂之下，马照跑，舞照跳，酒照喝，“以德治国”和实政都刚打开一个缝，就吱呀一声关上了门。

理想的胳膊终究拗不过现实的大腿，道光执政之初的勇健和敢为，也渐渐地被疲惫和保守所取代。

尽管连碗片儿汤都喝不上，但皇帝的工作量却着实不小，每天群臣们送上来需要他批阅的奏折都能堆成山，从早到晚，道光就是在与这些奏折战斗，而且似乎永远看不到有解脱的希望和可能。他悄悄地问计于身边的心腹大臣：你有没有什么好法子，能够让我稍微喘口气的？

对方想了半天，给出了个主意，不过看上去很像馊主意。上朝时，道光就依计把一些奏折给单独拣出来，然后痛斥大臣：我真是高看了你们，瞧瞧你们写的这些奏折，连文章格式都出错，字也写得不端正，歪歪扭扭，别以为这是小问题，这是态度问题，后果很严重！

道光所说的后果，就是要交吏部处分，降级的降级，撤职的撤职。这下子把群臣全给吓傻了。

文章不符合皇帝所谓的“标准格式”，字体用了稍显随意的行书，而非中规中矩的楷书，竟然就得如此上纲上线，要是奏折内容里再出一点格，那还不得抄家杀头灭九族？

上奏折跟发俸禄并不挂钩，换句话说，你就是一个字不写，也不会被扣俸禄，何苦来哉？大臣们的奏折很自然地变少了，内容也变得空泛无物，就算是御史上的条陈中，也基本找不出什么刺。它们越来越像八股，既规范又严谨，但毫不例外都在重复着各种各样的假话、空话和套话。

官场的这股倾向很快蔓延到了考场。一张考卷，考官往往不看考生阐述了些什么，有没有真材实料，只要用词上犯了忌讳，或者写的字不合他的意，甚至哪怕是写错了一个偏旁，那你就等着名落孙山吧。

科举是那个时代选拔人才的最重要的渠道，如此取士，势必导致很多真正优秀的人才无法脱颖而出。浙江杭州进士龚自珍素有才名，他在殿试中针对张格尔叛乱后的南疆治理，大胆提出改革主张，洋洋千言，令阅卷考官都惊叹不已，但结果却因楷书写得一般，只被打了个中等分数，连“优”都没评上。

龚自珍一生不得志，四十八岁那年，他辞官归隐，身后留下了那句著名的慨叹：万马齐喑究可哀！

洋人地里的泥巴

就算不再清理陋规，不再推行实政，乃至于连待办的奏折也人为地减少下来，皇帝仍然忙得气喘吁吁，席不暇暖。

仅一个张格尔叛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无一不需要他为之操心，真是费尽心神。好容易消停了那么几年，紧接着，另一件让他伤透脑筋的事又再次跳了出来，这就是禁烟也就是禁绝鸦片的问题。

说“再次”，是因为大家已不陌生，算是老相识了。

鸦片输入中国并非源自清代，事实上，早在北宋时期，官方药典上就已经有了关于鸦片的记载，只不过当时仅仅作为药用而已。据考证，民间吸食的风气起自明末，算起来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从嘉庆开始，大清国正式宣布完全禁止鸦片输入。道光继任后，再次重申禁令，所以这虽是他第一次禁烟，但对于清帝国而言，却不是第一次。

其时道光对鸦片的态度，主要是把它跟“以德治国”和清理陋规联系起来，认为吸食鸦片不仅败坏社会风气，使人堕落，还会怂恿沿海走私现象，导致官员们内外勾结，偷奸耍滑。

这么坏的东西，当然不能予以容忍，一定得予以取缔。可是按照帝国实情，一般情况下，光发禁令还不行，得皇帝用眼睛紧紧盯着。偏偏当时急着要道光办的大事特多，海运漕粮、张格尔叛乱，哪一件看上去都比禁烟来得紧急，他只好先忙这些去了。

忙完以后，道光已经意兴阑珊，连他自己都没兴趣和热情再去主动干什么实事了，可禁烟是个例外，不干不行，而且在道德纲纪之外，道光又发现了鸦片的更大害处，那就是还拐了他的银子。

中国本身没有大的银矿，早期的钱主要是指铜钱，自明朝以后，全世界的银子才随着贸易大量涌入，使中国俨然成了一个白银国度。道光不一定清楚白银的来源，他只知道如何持家，把每一两白银都尽可能留在国库里，然而根据御史递上的报告，洋人们依靠鸦片贸易，每年都要从中国赚走数百万两白银。一年数百万好像不多，然而如果对比一下帝国窘迫的国库以及皇帝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节俭，这数字就相当可观了。

另外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则更令人火大，说鸦片其实是洋人地里的泥巴——这些洋鬼子竟然就拿这些一钱不值的泥巴，来换我们白花花的银子，世上还有比这更可恶的事情吗？

道光第二次下达禁令。相比于第一次，这一次的范围更广，力度也更大，从东南沿海到全国，从县令到督抚，实行了全民总动员。

不就是鸦片吗？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还敢跟我叫板？对于成功地办理漕粮海运，平定过张格尔叛乱的道光皇帝来说，大风大浪都经历了，确实想不出一块“洋泥巴”会有多大能量。

反馈上来的信息似乎也在验证这一结论，每年年底，在各省送上来的查禁报告中，都是一片报捷之声。到1835年底，连道光自己都确信已经“天下无贼”，至少在帝国境内，再也无人敢于顶风吸食或私栽鸦片了。

三年之后，即1838年，真相逐渐露出了尾巴。道光吃惊地发现，鸦片贸易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且每年都在呈几何级数快速增长。

举个例子，嘉庆末年走私的鸦片每年不过才四千箱。在道光宣布第一次禁烟令期间，首次突破了一万，到第二次发布禁令，已接近两万，似乎是禁令越严，烟民越多，有的官员自己也成了如假包换的“瘾君子”。

鸦片进来，白银当然就要出去。每年两万箱的“洋泥巴”，足足从中国人手里赚走了上千万两银子，就这样，那些御史们还嫌皇帝不够闹心，在奏折中添油加醋，将上千万说成是七八千万，给道光造成的印象就是，即使想明天不破产都不可能了。

穷日子磨出来的琐碎，已经足以把皇帝折腾得苦不堪言。人家平时连碗汤都舍不得喝啊！现在你们还要抢他银子，而且不是一两一两地抢，是千万千万地抢，这无异于在挖心挠肺，用一千把小刀子捅着这个可怜人的心，蹂躏着他的感情。

道光出其愤怒。继两次禁烟失败后，他宣布第三次禁烟，这次不比以往，要动真格的了。1838年9月，两位王爷都受到了削去爵位的严厉处分，其中还包括一位皇室中地位最高的铁帽子王，原因就是吸食鸦片。处分令下，一时震惊朝野。

刚拿皇亲国戚开完刀，道光就接到奏报：在天津查获走私烟土一万余两。

这回倍感震惊的是道光。他这才发现自己仍然错误估计了鸦片的能量，那不是普通的“洋泥巴”，而是威力无比的“洋魔土”。

面对如此顽固和强大的敌人，再按部就班，一点点来，无疑还是在瞎忙一气，最后只能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得出重手，使绝招了，道光相信，只有堵住源头，鸦片贸易才可能完全绝迹。

鸦片走私的源头在哪里？在广东。广东查禁到的鸦片量每年都排在全国第一，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明那里的鸦片贸易有多么猖獗。

这是用得着千里马的时候，必须派得力官员前去主持禁烟。说起道光最喜欢的千里马，当属陶澍无疑，此人办理漕粮海运的气魄和才能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无奈时年六十多岁的陶澍健康状况不佳，已经中风躺倒在床，实在指望不上，于是道光想到了林则徐。

将鸦片斩草除根

林则徐从小家境贫寒，父亲是私塾先生，由于家里人口多，有时还不得不以卖柴为生，不过穷归穷，林则徐从小就显示出了极好的个人品质。某天，他和同学出去玩，看见一位老太掉了串铜钱在路上，两人就帮着一道捡，谁知他同学中途用脚踩住一文铜钱，等老太一走，就偷偷地藏进了自己的衣袋。

林则徐看在眼里，非常不高兴。后来他做两广总督，那个同学也恰好被分配到了广东，本以为林则徐会看在老同学面上，给安排个肥缺，不料久无结果。找人一打听，林则徐很干脆，说你以前那件事我还记得，“儿时心术如此”，连一文铜钱你都要贪，现在当官了，我决不相信你还会保持廉洁。

这个同学碰了钉子，便托关系改分到了别的省，此后果如林则徐所言，让他中箭落马的正是贪污受贿。

林则徐晚年给子孙分家产，三个儿子一人拿到了六千串铜钱。全部铜钱加起来，按银价折算，还没一万两白银。要知道，林则徐任官四十年，仅封疆大吏就做过二十年，到老只能留下这点积蓄，称得上是官场中的奇迹，所以后来连曾国藩都对他弟弟说，大吏能清廉到这种样子，“真不易及”，我们这些人很难做到啊！

自古及今，清官都不是判断好官的唯一标准，林则徐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绝不低于陶澍的实干作风和能力。

陶澍在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后，曾在年轻翰林们中间组织诗社。就是这么一个文学社团，却几乎将道光年间的千里马都一网打尽了，包括龚自珍、魏源都曾加入过诗社。原因是这个诗社不光讨论如何写诗作赋，还研究“实学”，与道光曾倡导的实政可谓相得益彰。

明清一代，科举考试皆以“程朱理学”（也称宋学、新儒学）为正宗，试卷的标准答案都是理学家们所提供的。在高榜得中之前，陶澍这些人也没有一个敢逾越雷池半步，但是等通过考试，步入社会后，他们马上就发现自己学过的大道理亦即所谓“义理”，至多可以用来提高一下自身修养，办事的时候却百无一用。于是这些聪明人便想到把义理中“内圣外王”的含义拓展开来，猛补恶补社会课，从而以“经世致用”的学问来填补“外王”之不足，这就是清末“实学”的最早起源。

在研究实学的诗社里面，陶澍居首，林则徐排老二。林则徐是个有心人。早在他坐船进京赴试时，一路上就向人打听关于漕船的事。别人觉得很奇怪：马上就要考试了，你不多做做复习题，问这些干什么？

当周围投来疑惑的目光，林则徐只是一声叹息：“读书人什么事不要留心呢，怎么可以漠然而视之？”

林则徐和陶澍都想到了一块儿，漕运、河工、盐政被称为帝国“三大政”，“三大政”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国家兴衰，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早期实学乃至实政关注的核心。

有心才能办事。1831年，道光调林则徐治理黄河，这是“河工”中的重点，也是难点。

要跟黄河对峙，最现成的办法就是把秸秆，也就是摘了穗的高粱秆堆成一垛一垛，用以防护大堤，但是每年数不清的钱投下去，就是难以见效。林则徐一语中的，说弊端就出在秸秆上，他亲自检查这些秸秆堆，检查时，不看头几层光鲜的，而是专门从里面几层抽取秸秆，结果发现全都是杂草和秸根。

林则徐剥丝抽茧，顺着秸秆一路追查下去，谁是问题秸秆的提供者，便追究谁的责任。这下子无人再敢造次，只能全都老老实实地把合格秸秆如数送来。

在林则徐之前，奉旨治理黄河的大臣不少，但没有谁能有这样的见识，也没有谁可以做得如此精细，加上出任督抚期间的其他出色政绩，林则徐很快就得到了皇帝的关注和认可。

无论陶澍还是林则徐，对禁烟的态度都很坚决，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缉拿烟贩、收缴烟具方面，更被视为地方上的楷模。当道光就禁烟一事遍询诸臣时，林则徐上书请用重典，并断言：“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这句话第一时间就得到了道光的共鸣，他下令林则徐即刻晋京面圣。

进京之后，道光连续十九次召见林则徐，每次召见，都特准在紫禁城内骑马。在紫禁城内骑马是清代皇帝给予重臣的一个特殊礼遇，其本意确是要让大臣骑马代步，但后来考虑到能得此礼遇的臣僚多数已经一把年纪，光是跨上马背就不容易，同时紫禁城内守卫森严，怕就怕把马给惊了，弄得秩序一团糟，所以实际操作中是大臣坐在一个小椅子上，由两个侍从抬着入朝。

除了把林则徐抬入朝中外，正式交谈时，道光还让人在地面铺上了毡垫。前者从乾隆起即有先例，后者却是大清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不唯一般大臣享受不到，就连曹振镛这样七老八十，走路都要打晃的三朝元老，也只有旁边看看的份儿。

当然待遇跟责任也是相匹配的，给你多高的待遇，你就要准备承担多大的责任。道光此时已把鸦片视为“中国一大患”，他把除患的使命交给了林则徐：“我现在任命你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以便正本清源，将鸦片斩草除根！”

虎门销烟

1839年1月，林则徐抵达广东。履任之后，他就像当年治理黄河那样，一条条对照禁烟令，哪个疑点都不放过，并且谁的人情也不给。这位钦差大臣或许还不知道自己将在世界禁毒史上所留下的分量，他只知道国家需要他守护，鸦片这个大患不除，国家就难以看到明天，所以他决不会轻言放弃。

林则徐致信洋商，要求鸦片贩子们必须在三天内将走私入境的鸦片全部交出，撂下的话是：“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广东不是第一次禁烟，过去也曾是查获鸦片最多的一个省份，但作为鸦片走私的源头和最大集散地，这里的鸦片贸易却一直都没有消停过，而且眼看着是越查越多，其中一个弊病就是洋商会拿银子去衙门开路，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林则徐突然来这么一手，使得潜规则突然失效，鸦片贩子们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

商人重利，怕归怕，这些人还抱着侥幸心理，在磨磨蹭蹭地察看风向。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传令封锁驻广州的英国商馆，同时缉拿商馆内最大的鸦片贩子。

林则徐的雷厉风行，让正在澳门的义律坐不住了。义律的身份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其职责就是保护在华英商的利益，见英商们已成困兽，他赶紧从澳门赶到了广州。

义律要进商馆，但遭到了官军的阻拦，他便拔出一把剑，做出一副要跟人决斗的架势，结果硬是挤进了商馆——倒不是说义律的剑术有多厉害，大家纯粹是不想惹他，毕竟人家也是个洋人的大头目。

直到进入商馆，义律才感觉自己的脑瓜子嗡嗡作响。原来英雄实在不是谁拿柄剑就能冒充的，里面的日子真苦啊：在雇佣的中国仆人撤走后，商馆里三百多号洋人，包括义律在内，只好自己做饭洗衣服，由于水源被切断，到后来他们甚至只能用洗澡水来烧饭。

义律的英雄梦被削得粉碎，他撑不住了，转而劝告那些商人：再不把鸦片交出去的话，咱们都得饿死渴死在这里。

“我们收购鸦片可是花了大价钱的呀，又不是被海关没收，这么白白交出去，岂不是要把老底都给赔光啦？”鸦片贩子们靠走私牟取暴利，虽然明知道政府除派义律前来交涉外，短期内不可能还有其他援救渠道，但他们牢记在心的仍是一个利字。

义律真的后悔跑广州来了。对着这些要钱不要命的家伙，他也只好用谈生意的办法来解决矛盾：“这样吧，你们把鸦片全部交给我，就算是交给了英国政府，然后我再上缴给中国人。”

有了这句话，洋商们乐开了花。在商馆这么多天，大家全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巴不得早点解脱，担忧的仅仅是一个血本无归的问题。现在义律既然以政府的名义出面担保，那还怕什么？

眼看禁烟风头如此之紧，都是早一刀晚一刀的事。交，全交，有人甚至把尚在路上或储存在福建沿海的鸦片也交了上去。

林则徐将收缴到的鸦片集中于广东虎门，亲自进行点验，以防洋人偷梁换柱。检验的结果是，两万余箱鸦片都是真货，钦差大臣的认真和坚持换来了报偿。

确认无误后，林则徐奏请派人解送鸦片进京，道光皇帝的答复是在海滨就地销毁。

1839年6月3日，开始了著名的虎门销烟。如何销毁鸦片在当时就是个技术难题，最简单的办法是用火烧，弊病是烧不完的鸦片渣会渗进泥土，那些“瘾君子”见到渣子都会两眼放光，难保他们不会挖地三尺，把这些渣渣再给刨出来。

林则徐在虎门采用的是水泡法。销烟人员事先在海边凿一大池子，投以石灰，使鸦片得以完全溶入池子的海水里，然后再趁退潮时往大海里冲：你再有瘾，就到海里面去吸吧！

虎门销烟持续了四十多天，伴随着石灰的沸沸扬扬，在蓝色的天空下，所有被缴鸦片全部化为乌有。

第二章 命运的傀儡

虎门销烟尽管销得解气，但它却使中英关系从此走向恶化。

在19世纪早期，鸦片还不是世界公认的毒品。当时认为有四种东西会使人乱性，依次是酒、茶、鸦片、香烟，鸦片只能排在第三，仅仅盖过一个香烟。

你要说有毒，英国人会说茶才有毒。他们还做过试验，找来两头猪，一头喝茶，一头不喝茶，结果一个劲地喝茶的那位八戒兄后来就呜呼了（谁也没想过它是不是水喝得太多胀死的），茶叶因此曾被像海洛因一样，在英国上层社会遭到严禁。直到后来茶叶普及，你喝我喝大家喝，也没见有什么事，这才开禁。

在当时英国人的眼中，鸦片并非毒品，只能算是普通商品。要说他们理亏，实际亏在鸦片属于走私贸易，而走私即使在英国这样的“文明国家”也不合法，所以英国政府在公开场合对此也是羞羞答答，曾经对商人们强调：你们要贩鸦片是你们的事，赚了钱自然归你们，要是被中国海关没收了，对不起，也别来哭着找我们！

可是虎门销烟之后就不一样了，原因是英国政府对被销毁的鸦片已经负有了保管的责任。

无知者无畏

义律上缴鸦片纯属无奈，他没料到林则徐会眉头都不皱一下，就将两万多箱鸦片毁个精光。事后他也只能在洋商面前装聋作哑，但洋商们可不干，他们抱定政府这条大腿不放，非得把损失捞回来不行。

西方国家好坏都在“民主”两个字上，政府得听从舆论。于是这些洋商就托人回国游说，活动经费采取搞摊派的法子，每缴一箱鸦片就摊派一元，两万箱鸦片，一共集资了两万元经费。

所委托的人当然都是有力道有背景的，他回国一讲，果然就把当地舆论给炒了起来。中英这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度，原本就互不了解，最易生出敌意，只要有煽动力的话题一出现，自然不怕没有随之鼓噪的人。

鸦片商们的在华遭遇被无限扩大，包括他们如何在商馆里“无故”失去自由，失去饮食，“野蛮”的中国人还常常威胁要结束他们的生命。偶尔也有人提到走私这桩事，但立刻就会遭到反驳：“走私，那也是没办法！我们是想跟他们正常贸易的，可他们又不允许，合着你能贩我茶叶，我就不能卖你鸦片？”

还有人煞有介事地进行考证，说中国人禁烟是假，其实是那些贪官污吏在耍阴谋诡计，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把英国的鸦片商全部赶走，然后好自己种鸦片做独门生意，用心何其毒也！

英国政府这下再也脱不了干系了，由此伦敦的空气对中国十分不利。

其实林则徐并没有那么蛮不讲理。在收缴并销毁鸦片的同时，据说他还以一箱茶叶换一箱鸦片的方式，给了英国人补偿。问题是中国的陋规实在防不胜防，经办的官吏以次充好，在茶叶里面掺了很多砂石。

彼时的茶叶贸易已不比从前，英国也在印度大量种植茶叶，英国人喝的茶大部分是印度茶，中国茶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印度茶叶的价格也很低，中国茶质量再不行的话，根本就卖不出去，所以英商最后只好自己花钱将茶叶重新寄回中国。他们不仅没能捞回本，还又搭进去不菲的运费，不用说，火更大，嚷嚷得也更凶了。

虎门销烟之后，林则徐发布命令，规定今后洋商如再向中国销售鸦片，主从犯将被分别处以斩首和绞刑，同时要求各国进口商船必须写下保证书，向中方保证“夹带鸦片，船货充公，人即正法”。

葡萄牙和美国都愿意写保证书，唯独英国不干，事情就这样僵持下来。与此同时，由于洋商对广州产生了畏惧心理，其商船经常停泊的地方也换成了香港九龙的尖沙咀一带。

1839年6月20日，水手们到岸上的尖沙咀村去游玩。就像遭查禁的鸦片贩子里，既有英国人，也有美国人一样，这帮水手里面，同样是英美混杂。美国水手喝了酒，跟村民吵起架来，美国水手人少，看看打架也不一定能占便宜，就溜掉了。

溜也没溜远，他们钻进了村里供奉神像的小庙。这帮家伙打不过村民，就拿神撒气，把庙里的一座神龛给捣毁了。这不算，临走时还顺手牵羊，偷走了神像头上的装饰金叶。

村民们发现后非常生气，拔脚就追。没追上美国水手，却碰到了一大群英国水手，而且这些水手也喝得差不多了。

谁也搞不清楚美国人和英国人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蓝眼睛高鼻梁的洋鬼子，又全是一个个酒气熏天，村民便将英国水手错认成美国水手，双方发生了一场拳脚加棍棒兼石块的大冲突。在冲突中，有个叫林维喜的村民被打倒在地，最后不治身亡，这就是“林维喜案”。

骑虎难下

听说出了命案，义律急急忙忙地赶到现场进行处理，他对水手们打赢群架可一点儿都不觉得高兴：销烟案还没处理，又出这种事，真够闹心！

义律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用钱来堵住嘴，他拿出一笔钱，除了赔偿村民和打点底层官吏外，还企图和死者家属“私了”。中国人的命本来就不值钱，村民们也并不难打发，林维喜的儿子写了张字据，证明他父亲纯属死于意外，与洋人无关。

拿到字据后，义律如获至宝，他为此一本正经地贴出悬赏，宣称谁能提供证据指证凶手，将重重有赏。

事情似乎办得天衣无缝，但林则徐那么精细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被轻易骗过。他下令当地知县重新查办，一查下来，原来是英国水手干的，于是当下便向义律提出交涉：交人，至少交一个。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义律同意继续给死者赔钱，但他拒绝将凶手交出，理由就是英国人要由英国人自己来审判，这叫领事裁判权。

义律以为，林则徐什么都不懂，抛些新名词出来，跟玩似的，不料对方竟回以“国际公法”。

林则徐被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诚非浪得虚名。到广州后，由于经常要跟洋人打交道，他也意识到不能老是鸡同鸭讲，必须了解一些国外的法律知识。“林维喜案”一发生，他就让身边担任翻译的幕僚，再加上一位美国传教士，用合译的办法将《万国公法》的相关部分翻译了出来。

搞清楚了，英国在中国并不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的法律只在自己的国家才生效，别说区区一英国水手，就是英国女王来了，也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义律很是狼狈，但又不甘心，他知道按照大清律法，以一命抵一命，交出去的水手难逃一死，于是决定单方面行动。

1839年8月12日，义律在英船上开庭，对五个打人的凶手分别处以罚金和监禁，并送回英国监狱服刑，之后他才通知中国官方。林则徐闻讯大怒，三天后，他下令中止中英贸易，同时派兵进入澳门，将在澳的英国人全部驱逐出境。

英国人想赖着不走，林则徐就仿照围困商馆之例，停水停食，撤走所有中国用人和买办。这个办法最为有效，英国人乖乖地撤出澳门，全挤船上去了。

船上的日子很不好过。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义律也没了退路，何况他手里还拿着一张可以证明其“无辜”的字据呢。1839年9月5日，英方派人与林则徐进行谈判，可是双方的要价实在相差太大，根本就谈不到一块儿去。

谈判未果，中英在九龙打了起来，史书称之为“九龙之战”。作为鸦片战争的前奏，这场战役小到不能再小，但却是两国海上军事力量的首次碰撞和测试。

英国海军船坚炮利，早在17世纪中期就已跃升为世界第一海上强国，曾经的海上霸主西班牙、法国无一不是其手下败将。相比之下，广东水师都不能称为海军，所有舰船几乎就是武装了的民船，不仅吨位小，而且船上也没什么炮。观察家称之为“16世纪与19世纪的冲突”，双方军事力量的差距，竟有三个世纪那么远！

在这样的对垒中，广东水师即使以多打少，也占不到任何上风。仗虽然打得异常难看，但是林则徐接到的战报却是一片飘红，这也导致他在给道光的奏折中，给出了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的描述。

道光看到报告，自然是兴奋得不能自已。他头脑中浮现的，分明就是在南疆擒住张格尔或成功击退浩罕时的情景，亢奋啊！

说八百回了，让这些“英夷”小心点，不听，脑袋瓜跟豆子似的，非要往我枪口上撞，这回尝到苦头了吧！

道光给林则徐的批示是：“不患卿等孟浪，但戒卿等畏葸。”既然打都打了，就不要跟他们客气，我不担心你们冲动，就怕你们胆小。

皇帝把话说到这份儿上，林则徐就算是想“客气”一些也不行了。中英双方至此枪来炮往，冲突不断。1839年11月3日，又发生了“穿鼻之战”。

穿鼻之战和九龙之战并没什么两样，损失的都是广东水师的人船，然而最后放到林则徐和道光案上的仍是捷报。

林则徐是以讲求实学、倡办实政闻名的大吏，做事又十分细致，虚假战报或许可以骗他一次，但绝对骗不了第二次，对前线真实战况不可能一点数没有，只是事情既然开了那么好一个头，不是说改变口吻就能马上改变的，这就叫骑虎难下。

经过权衡，林则徐决定采取分化战术，一方面宣布停止中英贸易，另一方面对答应“改悔”并写下保证书的英商区别对待，准许他们在广州经商，所谓“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可是皇帝批评了他，主要还是批评他“畏葸”：“什么区别对待？不用他们交保证书，全部赶走！”

到这个时候，道光已经完全不把英国放在眼里了，对方真的是“边夷”，瞧这软蛋样儿，分明与张格尔和浩罕还差着一大截子哩。他给出的方案是一刀斩断：“我知道会因此损失一点海关税收，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区区税银，何足计论？倒是英夷（英国人）惨了，他们卖不成鸦片，买不进茶叶，岂不是死路一条？”

接到谕旨，林则徐只好改“畏葸”为“孟浪”。1840年1月5日，他宣布正式封港，完全断绝中英贸易。

这下子，真把英国人给惹急了。

知道了

英国的民主程序很烦琐，可是反应并不慢。早在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就做出决定，为恢复贸易，将派遣完整的海军舰队前去中国海域，“林维喜案”由此成为鸦片战争的直接导火索。

这尚是威慑性的，等到中方封港，内阁议案便被提交国会进行激烈辩论。1840年4月，国会进行正式投票，虽然很多议员都不主张用兵，甚至有人认为销售鸦片乃不义之举，但在维多利亚女王及外相的影响下，最终还是以271票对262票，仅多出9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军事行动案。

英国政府并不把这次出兵称为战争，他们认为仅仅是在用武力进行交涉，交涉的目的是“对中国此前之侵害，要求赔偿，英人在华之安全，要求保证”。不过从后来战争的结果来看，英方的意图远不止于此，多数史家都认为英国其实是在报复，即对中国拒绝向世界打开贸易大门进行报复，正如当时一些殖民主义者所说：“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

6月28日，英军总司令懿律下令封锁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了。

直到穿鼻之战，与广东水师作战的都只是少数英国军舰，林则徐就此认为，这“一小撮”军舰远道而来，兵饷补养都要依赖于商船，我现在封了港，断了贸易，只需再守上几天，到时你必然攻又攻不动，吃又吃不饱，除了打道回府，再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让林则徐料想不到的是，他即将面对的不是义律的“一小撮”，而是懿律的一大批，整整四十多艘军舰呢，对方也并不需要商船提供补给，随船而来的粮草已经足够。

就在广东局势陷入无比紧张之时，又一个意外出现了：懿律没有进攻广州，他除了留下几艘船继续封锁外，主力均随其北上，前往浙江定海。

当时及后来的很多评论，都想当然地做出判断，认为是林则徐防住了懿律，让他无机可乘，又不能干坐着，就去钻别的缝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早在出兵之前，英国内阁给懿律下达的指令就是占领定海，因为觉得定海处于广州与北京的中段，不仅能直接给予中国皇帝以震撼，还能作为继续北上的根据地。

尽管林则徐之前曾通知包括江浙在内的沿海各省，要他们防备英军进攻，但江浙官员承平日久，没人相信火会烧到自家门口。当英国舰队抵达定海时，当地政府还以为来者是被风吹迷了路的商船，其战备状况可想而知。

7月6日，懿律对定海发起进攻。战斗毫无悬念，几个小时之内，定海即告失陷。

道光获知这一消息后既吃惊又纳闷，他不明白那么软蛋的英国人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坚挺，左思右想，得出结论还是浙江官员太熊包了。这些人平时养尊处优，像个木偶人一样，也不做好准备，临到打仗就张皇失措，当然只有挨人揍的份儿：革职，全部革职！

暂时的受挫，并没有能动摇道光的自信心和优越感。

这帮小丑，不过凭借着他们船快，小小得逞了一下，等我的军队开过去，他们还不是该咋的就咋的？

与道光不同，远在广州的林则徐则表现得忧心忡忡。英军攻的是浙江，起源却是广东，说明他事情没有办好，革职的人里面虽然暂时没有他，但并不代表他就没有责任。

在林则徐送往京师的奏折中，他向道光“自请治罪”，并要求把他派往浙江前线，以便戴罪立功。道光的回复只有三个字：“知道了。”

君臣间极其微妙的情感变化，尽在“知道了”三个字中。过去道光曾把林则徐列为最宠信的大臣，他百分之一百地相信这位能吏可以把广东那边的事办好，就在定海沦陷之前，他还下旨要将林则徐调为两江总督，以接替病逝的陶澍。

直到浙江送来报告，道光才知道，事情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林某还是那个天下第一能吏吗？得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一旦在信任上出现问题，态度就完全两样了。林则徐在奏折中曾发出警告，指出英军极有可能再北上天津，提醒皇帝做好防范，但道光却不以为然地笑了：“定海被偷袭一把也就算了，天津是什么所在，那是国都卫城，还能让夷船占到便宜？”

洋窦娥

道光的轻蔑尚未从嘴角消失，对方就来了。1840年8月6日，英国舰队到达大沽口外。

你可以瞧不起“夷船”，但人家的船快却是个硬道理。现在别说收复定海，连防守天津都成了问题，根据直隶总督琦善的报告，天津方面根本还没来得及做好防守准备。

琦善并没说假话，因为他也是个有名的能吏。

如果要给周星驰版《武状元苏乞儿》中的“苏乞儿”找个原型的话，琦善应该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属于含着金钥匙出世的清朝贵族子弟，一生下来连根手指头都不用动，就已经是一等侯爵了。

别人拼着命读书，是为了考取功名，我们的爵爷不用那么累，托老祖宗的洪福，他天生就拥有朝廷赏赐的荫生资格。这个荫生乍一看字面，还以为是“萌生”，而做“萌生”根本不用读书，只要假模假式地考一次试，过一过场，就能做官了，果真是好萌！

琦善得到的官职是刑部员外郎，这一年他才十六岁，在大人的世界里，还是个娃娃。年纪小，又没怎么读过书，毫无疑问是纨绔子弟和不学无术者的代名词。同一个部门里面，好多汉人官员从寒窗苦读开始，胡子熬到了白，都还没能爬到这个位置，你要想让别人心理平衡，几乎是不可能的。老资格的前辈有时就不免借用工作之机，对其暗中奚落几句：“这乳臭未干的小娃娃，除了身上那件大人给披的马甲，什么本事都没有，估计官也做不长。”

你还别说，爵爷的自尊心很强，听到议论后气得不行：要面子要脸，非得做出点名堂让你们瞧瞧不可。

琦善花了三百两银子，用重金从部里请来一个退休老吏，拜其为师，专门学习做官的技巧和本事。两年期满，“尽其技”，把能学到的都学到了。

出师后的琦善果然不同凡响，从员外郎升巡抚，又从巡抚升总督，尤其是直隶总督一职，在清代督抚中最为显赫，乃疆臣之首，连两江总督都要排在它后面，至此前辈们的预言彻底破产。

尽管这样，琦善经常告诉别人的身份，仍是“本大臣爵阁部堂”——请叫我爵爷！

爵爷之所以能飞黄腾达，一方面是由于他善于“阴探上旨”，像韦小宝那样，知道怎么对上司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另一方面也与其敢于任事有很大关联。

与陶澍、林则徐之类的知识型能吏不同，爵爷走的是古灵精怪路线，所谓诡道怪行，脑子里随时可以哗啦哗啦，冒出各种各样新奇的点子，而且常常能歪打正着，把事情给办妥。别的不说，当初漕粮海运的成功，实际就少不了琦善的一份功劳，他自始至终都参与了海运的谋划和运作，连陶澍本人也请教过这位“点子大王”。

史书上因此称琦善“明干有为，政声卓然”，是一个精明强干且有不错政绩的官员，乃至于“宣宗至赏之”，道光皇帝特别赏识他。

在道光时代，尽管“模棱官员”到处都是，但道光看人的眼光并不差，除曹振镛这些需要摆在桌面上给人看的元老外，他真正欣赏和重用的人极少是平庸之辈。

道光知道琦善在天津防务这些大事上不会，也不敢胡说八道，所以心里立刻虚了起来。他不是一个没有军事经验的皇帝，当然清楚在敌方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防务空虚意味着什么。

事到如今，不改变态度都不行了。道光告诉琦善，只要“夷船”不先开枪开炮，我们也不要急着动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双方接触一下再说。这可以算是道光的缓兵之计。因为在此之前，别说皇帝，就连浙江巡抚对英国人都爱搭不理。

琦善奉旨前往大沽口，表面是去拿懿律递交的公文，暗地里也有刺探“英夷”舰队虚实的目的。不看还好，看了心怦怦直跳，英国那“夷船”一看就知道是高吨位的大家伙，其船舱分三层，每层都有百余炮位，军舰首尾还各有一门重炮。在速度上，“夷船”更是了得，按照琦善的形容，它们不管顺水逆水，都能飞奔来去。

琦善的报告就像在给道光放一部文字版的资料片，一直困扰他的一些疑惑顿解：原来英国人的船速和机动能力根本就不是他所能估测的，即便他可以在平定张格尔之役中做到几乎一步不乱；原来英国人“船坚炮利”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难怪守备本来就差劲的定海会在几小时之内就让人给解决掉；早先林则徐曾从广州发来捷报，言称海上作战“七战七捷”，如今可算知道其中有多少猫腻了，还“七捷”，要做到“一捷”都不可能。

天津之战显见得是打不了。再看琦善拿来的英方公文，这实际上是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发来的一份通牒，但你要真这么说，皇上面子往哪里搁？所以爵爷的解释是，它是“英夷”的申冤书，洋人像窦娥那样受了冤屈，连三伏天都下起了大雪，所以才不远万里上访，让您这个“大皇帝”来给他们洗冤昭雪。

洋人提出的条件也并不高，就两样，一是要“雪冤”，也就是处理查禁和没收他们鸦片的林则徐，二是要“乞恩”，请求您能够恢复广州贸易，给他们这些可怜的洋人一点活路。

话得分怎么说，这么一说，道光心里就顺溜多了。

能要人命的符咒

对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效果，道光本来就已相当不满。说的也是，让你查查鸦片，怎么最后弄到大动干戈，让人杀到皇城门口来了？当然最惨的还是，由于来不及准备，一时间似乎还打不过他。这不光是谁赢谁输的问题，还关系到“天朝上国”的体面。

就在道光辗转反侧，考虑要不要扮演清正廉明的大老爷，给“洋窦娥”们一个公道，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的时候，不识相的林则徐偏偏发来密折，上面讨论的仍然是如何跟英国人干到底的事。

道光再也忍不住了，冷淡和不睬也终于变成了无法遏制的冲冠一怒：我这连耍猴都快用上了，就怕再打起来，你在那还要说空话，瞎呛呛，嫌我还不够闹心是不是？

林则徐是个宁折不弯的人，决不会因为外来压力而轻易改变自己的主张。接到道光怒气冲冲的批复，他立即意识到，皇帝在和战策略上正动摇不定，所以紧接着又发来第二道奏折。

“英国人船坚炮利不过是用来吓唬我们的，只要我们拿出银子来打造船炮，制服他们绰绰有余。如果不早点动手，只怕祸患将无穷无尽。”在这道奏折中，林则徐再次重申，禁烟是没有错的，“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就算尧舜那样的圣人穿越到我们大清国，也会力主严禁。

可是这份“主剿”的奏折在道光那里激起的，只是更多更大的愤怒：“我要不要动手，早点还是晚点动手，还用你来教吗？你说英夷在吓唬我，我看，是你学英夷来吓唬我才对吧！”

道光提起笔，唰唰地给了个上联“无理”，下联“可恶”，最后是横批“一片胡言”。至此，林则徐在道光心目中的位置一落千丈，曾经“才略冠时”的光环也黯然失色。

1840年9月28日，道光下旨将林则徐予以革职，罪状为“受人欺蒙，措置失当”。虽然是朝廷内部的处罚，其实也是做给洋人看的，告诉他们，皇上替你们“雪冤”了。

换下林则徐，道光要起用一个更好的能吏，此人就是琦善。

见皇帝如此看重自己，爵爷也来了精神，胸脯一拍，看我的，凭咱这张嘴，就够洋人们喝一壶的了。他首先派人给懿律送去好吃好喝的，什么牛啊羊啊，鸡啊鸭啊，为的就是套近乎。近乎套够了，才跟对方商量：“眼看北方天凉了，要不我们到广州去谈吧？”

英国人没觉得这个提议有什么不合理，当即就同意了，于是海军舰队原路撤回广州。

能够靠嘴上功夫就把巨无霸式的强敌给哄回去，道光认为琦善太有才了，已经堪比诸葛亮那样的神人：“你的片言片纸简直可胜十万之师！”

11月29日，琦善作为新任钦差大臣到达广州，取代了林则徐。

曾几何时，琦善是和林则徐站一排的，都是坚决的禁烟派。在道光宣布第三次禁烟后，他所查获的鸦片数量居于全国第二，成绩超过了林则徐。不过这里必须说明一点的是，琦善禁烟禁得狠，并不表示他跟鸦片有多过不去，这纯粹属于官场技能，就是特能猜皇帝的心思，而且猜得既准又快。

在各方大吏都还大多摸不清风向的时候，琦善便知道道光要对鸦片动真格的，所以大事小情无不使着劲上。等到道光把态度摆明，封疆大吏们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禁烟派，递上来的奏折清一色要痛打落水狗，可这时候已经晚了，因为人爵爷早就凭着禁烟的政绩排第二了。

现在重新站队，林则徐因“主剿”，下课，琦善改了“主抚”，上岗，不能不说，随风而变有时也是官场生存的一大法则。

12月4日，琦善正式接任两广总督一职，中英谈判也在同一天启动，由于懿律已患病回国，英方谈判代表换成了义律。

总督大人跟帝国所有督抚一样，不通洋文，英国人递上来的文件怎么看都像是一堆道士画的符咒。不过等到有人把它们翻译出来时，琦善蒙了：那真是能要人命的符咒啊！

出京时，道光和琦善所定的谈判底线是“雪冤”和“乞恩”，具体一点说，就是惩办林则徐和恢复通商。孰料义律对惩不惩办林则徐毫无兴趣，他要做的是生意：除了通商，还有割地赔款。

这可把琦善给难坏了，他做不了主，只能含含糊糊地向上汇报。谈判随后中止，义律见状马上拿出撒手锏，下令英军向广州发动进攻。

只有先谈一谈了

经过前面几次的较量，即便林则徐可以将错就错，不揭开真相，呈送假战报的广东水师也已有了自知之明，那就是自己的舰船没一艘合用。别看它们平时搞搞海岸巡逻，追追走私船，打打海盗还能凑合，要在海上跟人家正规海军作战，就等同于白给。

在此前提下，连林则徐也不得不承认，与英军“交锋于海洋，未必即有把握”。不过他转而想到，既然海上打不过这些洋鬼子，为什么不“诱擒于陆地”，把他们诱到陆地上来斗呢？

在被革职之前，林则徐采取的是一种“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古老战术，他特意对虎门炮台进行了检查和加固，力图以陆上炮台的优势来克服海上力量不足的弱势。按照林则徐的预计，英军只要敢登陆，有一个削一个，准保让他们鸡飞蛋打，连根毛都捞不着。

虎门是广州之门户，1841年1月，英军向虎门的第一道防线沙角炮台发起了进攻。

中国炮台所使用火炮，大多是明朝时的火绳炮，好一点的是经火绳炮改良的所谓“红夷大炮”，二者都是两三个世纪前的老东西了。这些火炮看上去体量不小，其实笨而无用，既瞄不准又打不远，在双方火炮对射时，根本就是你打对方不着，对方打你却一打一个准。

英军一直在现代战争中厮混，在战术上也已与中国军队拉开了长长的距离。登陆后，他们才不会傻乎乎地往火网里钻，而是直接就从炮台侧背摸了上去。

虎门炮台有一个致命缺陷，即防前不防后，侧背全空着，而且包括林则徐在内，也没人想到英军会出现于侧背。大家都想当然地认为，洋人之所以不会下跪，是因为膝盖不能弯曲。这些只能直着走路的英国鬼子，怎么可能想象他们如猿猴一样攀爬炮台呢？

可是英国兵就那样爬上了炮台，而且动作极其麻利，炮台很快就告失陷。

有人说，沙角之战时，琦善拒绝向虎门增派援兵，是战败的主要原因。其实当时琦善已向虎门调派了足额的兵力，交战时，中国兵勇超过一万人，每座炮台都给塞得满满的，后来者连脚都插不进去了。可是即便数量上占有这样的绝对优势，中国军队仍然遭到惨败，不仅丢掉炮台，而且死伤达七百多人，素以骁勇著称的副将陈连升战死。英军方面却仅有不到四十人挂彩，死亡一个也没有。

这一战让琦善大为惊骇。据清末笔记记载，琦善并不是完全不懂兵法之人，胆子也不小。在他后来被起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完全称得上是一个督师有方的大帅。当太平军优势兵力逼近时，“众咸栗栗”，旁边的人都在发抖，而他仍然指挥若定，毫无慌乱之色，结果那一仗还打赢了。

太平军与清军，虽然也差着级别，但双方还够得着，看得见。英军与清军之间，只一个悬殊了得，琦善踮着脚，仰着头都看不清楚对方，不惊才怪。

既然还是打不过，那只有先谈一谈了。

林则徐在虎门销掉的那些鸦片，如今算是英国政府的财产，这些得赔，义律的开价是两千万两白银，但琦善只肯掏六百万。他可怜巴巴地对义律说：“我赔这些钱给你，不知道要给皇上讲多少好话，没准皇上一不高兴，还会重罪治我，而且我告诉你，其实皇上也拿不出这笔巨款，得靠我自己想法子另外筹措。”

爵爷当年请家庭教师的巨额学费真不是白花的，这么多的宦场生涯也没有白混，在谈判时，他给自己设计的角色定位，一会儿像是义律和道光之间的劝架人，一会儿又像是义律的中国朋友，横竖就不像一个正式的谈判代表。面对义律施加的压力，他始终保持着一副真诚无比、掏心掏肺的表情：“你开高价勒索我不要紧，辜负我一片苦心也没事，就怕我被弄走后，整个天朝上国再也找不到像我这样事事替你们着想的好人了，所以你一定要好好考虑其中的得失轻重才行。”

义律长年累月跟中国官吏打交道，哪个不是高高在上，又哪个不是妄自尊大，如琦善这般低调，而且口口声声替他着想的大吏真不多见，于是终于做出了让步：“六百万就六百万吧！”

谈判犹如做生意，起价高，还价狠，乃正常现象，可是足足三倍的差距，生意又好像不是这么做的，只能说，跟油头滑脑的爵爷在一起，英国绅士还是有些吃不消。

究竟安的什么心

对于琦善来说，菜市场买菜的事情好搞，最让他为难的是割地。义律坚持，葡萄牙有澳门，英国得取香港：“给不给？不给的话，定海和沙角你们也别想要回去，而且我们还会继续进攻，拿更多的地，都不用你给。”

彼时的香港，不过跟澳门一样，是一个偏僻得不能再偏僻的“不毛之地”，定海和沙角要比它重要得多，倘若一定要割个地方给洋人，琦善无疑只会选香港。

可是再偏僻，如果皇帝不点头，琦善也不敢说割就割，毕竟这不是他家的私产。于是爵爷耍了个滑头，他将“割让”改成了“寄居一隅”，英国人择块角落住住可以，但无产权，而且税还得交给中国政府。

这就是“穿鼻草约”，属于谈判草案，不是正式文本。在未得到道光同意之前，琦善一直改来改去，而且以种种借口拖着不肯签字或盖印，其中仅笔墨官司就打了一个多月，双方来来往往的照会发了有十五通之多。

义律也不是一直都有这种耐心，可他一旦喊打喊杀，爵爷马上就会说：“我这就写报告，代为恳奏，好好地劝一劝皇上，你不要着急。”

等到义律真急了，爵爷索性装病躺倒在床：“我病了，而且病情很重，不过你放心，只要一息尚存，我爬也要爬过来给你签字。”

让琦善这么一说，义律不心软都不可能。事实上，“穿鼻草约”即便真的实现，距离英国政府的心理价位也还差着老大一截，这位全权代表之所以会弃政府指令于不顾，很大程度上倒真的是因为爵爷的表演太成功太感人了。

可是有一个人看不懂，不仅不懂，还为此大发雷霆，这个人是道光。他同时收到了两份奏折，一份是关于沙角战败的报告，另一份是琦善的密折。

作为一个主持过重大军事行动的皇帝，道光并不缺乏对战场的基本判断力。他相信，如果中英海战的话，己方可能确实不是英方的对手，但陆战则未必，过去平定张格尔和阻击浩罕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化了他的这种印象及自信心。

海战不行，陆战行，在这一点上，道光与林则徐算是想到一起去了。可是如何解释沙角之败呢，道光认为，这与琦善有关。

琦善在密折中描述了英国陆军力量的凶猛，强调了自己倾向于和谈了局的不得已，这在道光看来，纯属被英国人吓破了胆，有你这样的主帅，难怪打不了胜仗。

至于琦善提到的一些谈判细节，英方的要价，中方的还价，就更让道光来火了。在道光看来，英方的要价中除了“雪冤”和“乞恩”，其他都是非分之想，拣出其中的任何一项，大清立国以来都从无先例，而答应其中的任何一项，自己今后也将注定无脸见列祖列宗。

就这，你还跟他们谈，以至于代敌人索求条件，究竟安的什么心？道光给琦善下了结论：“林则徐是学着英夷来吓唬朕，你琦善是助纣为虐，帮着英夷来诓骗朕，十足的丧心病狂加丧尽天良！”

道光指示琦善，立即跟英方摊牌，关闭谈判的大门，通商也不给了，而且“朕志已定，绝无游移”，我下了最大决心，决不会再动摇。

道光的这道“关门谕旨”以六百里加急的方式发出，半个月后，它到了琦善的手中。

皇帝的脸板到如此可怕的程度，琦善就算远在广州，也能体会到那种不寒而栗兼如临深渊的感觉，但他却并未照皇帝说的办，不仅没有关闭谈判大门，反而更进一步，改变了先前由专使从中间说项的做法，亲自前往虎门，与义律直接会谈。

这已经属于抗旨不遵了，琦善当然知道后果，可他不得不如此，因为负责军事防务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也需要他这么做。

关天培是武秀才出身的将领，胆略过人。当初在办理漕粮海运时，因风险太大，一开始没人敢督运护送，琦善和陶澍为此都十分头疼，关天培以区区参将身份毛遂自荐，主动要求担任了押粮官。当他护送船队到达天津时，百万漕粮完好无缺，由此得到道光的垂青，成为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如海运这种可以建功立业的机会毕竟少，关天培因此老是觉得不得劲。有一年，他出去跟朋友喝酒，喝醉了，忽然提到有人给他算命，说他“生当扬威，死当庙食”，也就是活着的时候可以扬名天下，死了也会受到人们的纪念。关天培认为算命先生根本没算准：“生当扬威，死当庙食，如今我都四十多了，哪里有啊？”

这回真不是装

驻守虎门时，关天培已经六十岁了。

关天培胆大，也不怕死，在战绩虚妄的“七战七捷”中，这位老将军的英雄形象其实并不虚妄。眼见得身边的水师舰船一艘接着一艘沉没，惊恐的水手们纷纷跳水，作为指挥官的他奋然拔出腰刀，大喝一声：“敢退后者立斩！”

在关天培的督率下，已经破损不堪的旗舰仍然连续不断地开火，尽管炮弹根本就够不着对手。在当时的情况下，关天培几无生路，但他这种自杀式的英勇举动，却打动了英方担任指挥的义律，后者挥挥手，让下属不要再开炮，听任关天培突围而去。

如果可以坚持，关天培决不会轻言放弃，他觉得坚持不住，是沙角之战以后的事。沙角沦陷后，英军将上横档岛也围困起来。上横档岛是虎门防御体系中最关键的一道屏障，近半炮台设于此处。让关天培感到格外焦虑的是，上横档岛也有跟沙角一样的软肋，即侧背空虚，只要英军从侧背进行突破，正面的炮台就失去了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琦善喊停，正是关天培最需要的，他需要时间喘息休整，需要时间弥补漏洞，甚至如果可以实现停战，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沙角之战是守军准备最充分，表现也最英勇的一战，但结果很惨烈，使得官兵士气大挫，一部分士兵甚至因此“闹赏”，不增发饷银，就不打仗了。

谈判期间，在琦善的支持下，关天培一方面增发饷银，以鼓舞军心；另一方面，不顾英方的反对，一直在“偷偷摸摸”地对炮台进行补漏。琦善的“公然抗旨”，实质上起到了拖延时间，为关天培打掩护的作用。

如果说以前与义律谈判，还有几分诚意的话，此后由于道光表明了“主剿”的态度，爵爷就只能完全靠说谎来维持了。那段时间，他不停地变换各种能想得到的招数，往往到关键时候，身体就出现这样那样的状况，然后顺势要求会议延期举行。

有一次，两人连谈十二个小时，条文都重新拟好了，义律以为大功即将告成，结果竟然又让琦善忽悠了。

谈判间隙，琦善返回广州，迎接他的是两份文件，一份是道光的最新谕旨，言明会有新的“主剿”将军来广州就任，这表明他遭到罢黜只是时间问题。另一份是义律的照会，告诉他，按照两人的约定，英军已经从定海撤出，所以这次他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签字，否则再也不会客气。

两边的债主气哄哄地都来了，夹在中间的琦善再也支持不住，顺着椅子就滑了下去。这回真不是装，整个人到了天旋地转、心神恍惚的程度。

他还想再拖上两天。“重病缠身”的情况当然需要在第一时间通知义律，不然人家不知道啊，所以琦善让专使给义律送去一个照会：请个假，顺便通知会议延期。

在专使身上，另外还带了一份琦善草拟的文件，这份文件上将“只许香港一隅”，改成了“可许全岛”。琦善叮嘱专使见机行事，说如果义律见了照会后情绪不错，那就把这件“优惠”了的文件给他，继续讨洋人高兴高兴，反之，则不要给。

专使回来时，把“优惠文件”又原样带了回来——看来义律真的挺不开心，也是，一天天就这么跟个“病人”干上火，正常人能开心得了吗？

不开心，就要找别扭。义律算是给足了琦善面子，在限定时间到来后，又多等了三天，三天一过，见不着琦善的影子，他动手了。1841年2月23日，英军舰队向上横档岛进发。

虎门防御体系由关天培亲手设计，称得上是整个大清国最强大的海防工程，其特点就是形成三重门户，由分隔三地的炮台对来敌实行层层堵截，以达到御敌于广州之外的目的。不过这一设计针对的只是像“七战七捷”中出现的少量敌舰，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军舰艇的数量和攻击能力已远远超出了虎门炮台所能承受的限度。

短时间内，漏洞可以想办法修补，整体布局却无法改动。关天培只能吸取教训，争取让自己不重蹈沙角战败的覆辙。趁着琦善谈判休战，他在上横档岛侧后加建了隐蔽式炮台，并增派兵勇，以确保英军无法再抄袭后路。

可是他在补住一个漏洞的同时，另一个漏洞又被对手给紧紧抓住了，英军抢先攻占了关天培未能设防的下横档岛，并以该地为制高点，设立了野战炮兵阵地。战斗开始后，英军部署在下横档岛的野炮居高临下，火力齐开，完全覆盖了关天培主防的上横档岛，打得岛上官兵一片混乱。

中英军事上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武器和兵员素质上，技战术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要知道，在西方的近现代战争中，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建立制高点和凭借野战炮火实施打击，都早已成为一个常识，绝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倘若把背景放到冷兵器时代，关天培绝对出类拔萃，但在横档之战中，他仅仅在军事思维上，就差着人家两到三个世纪。战斗一天就结束了，关天培英勇战死，“身受数十创以殉，天下痛之”。这位老将再次以自己的无畏表现赢得了对手的尊敬，当家人领走他的遗骸时，英舰特地鸣放礼炮致哀。关于他个人命运的预言则分毫不差：“生当扬威，死当庙食！”

与沙角之战相比，横档之战输得更加无话可说，中国军队死伤三百余人，被俘千人，英军仅有五人受伤。

十多天后，琦善被革职并锁拿回京问罪，主要原因不是打了败仗，而是有人上密折，控告他“私许香港”。

曾经的“主剿派”林则徐，后来的“主抚派”琦善，最后的命运竟然都是披头散发地被装入囚车，其间相差不过几个月而已。

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随着虎门炮台的陷落，广州已经无险可守，最近时，英军兵锋距广州仅隔数公里之遥。

在需要英雄的时候，英雄终于出现了。1841年3月5日，杨芳赶到广州。

从沙角到横档，已连输几轮，不过那都可以算作海战，陆战就难说了。道光不是一个锦衣玉食的孱弱天子，虽然不是马上得天下，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起码也算骑马保天下，尤其在经历张格尔之役的重大考验后，他绝不会缺少指挥陆战并一战而胜的勇气和底气。

过去的张格尔不是也猖狂得不行吗？张牙舞爪的样儿，以为谁都拿他没办法，而当时的南疆纵然不算生死存亡，也在危在旦夕之间，形势之紧张，绝不亚于如今的广州，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让我给活捉了。

问题看来还是出在将帅身上。想想就明白了，琦善这小子那么怕死，整天就记着跟英国人谈判，仗能打好吗？关天培倒是不错，但他是水师将领，没有指挥过大规模陆战，输得也不意外。

召唤我的陆战宿将吧！这次出征广州，道光特地组建了一个全新的团队。在这个团队中，杨芳不是一把手，但无疑最为耀眼，也最令皇帝所看重。

当年平定张格尔之乱的“三剑客”，长龄、杨遇春都去世了，只剩下杨芳仍健在。这位生擒张格尔的英雄，其时也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爷爷了，按道理早该回家抱孙子，他自己也多次打报告，以病求退。可是环顾宇内，像杨芳这样战功卓著且经验丰富的战将实在太过珍稀，所以道光又再度起用，直到此次任命他为参赞大臣。

派杨芳出征，其实希望将张格尔一役在广州重新复制一遍，道光对此信心十足。他丝毫不担心杨芳打不了胜仗，他怕的是英国人船快，别一打不过，就要远遁外洋，朝深海里跑，这样过段时间又要卷土重来，他又要再次遣师出征，多麻烦啊！

“杨芳，你要这么干，像平定张格尔之乱那样，先出奇兵断其后路，务使片帆不返，让他一条船都回不去，然后再四面出击，扫荡干净，直至擒住义律，如此才算大功告成。”

在被任命为参赞大臣之前，杨芳官授湖南提督，干的活也是四处扑火，今天哪里兵变，明天哪里骚乱，都得他去招呼。接到谕旨时，他人正在江西，这倒也好，缩短了路程，使他成了新团队中到达前线的第一人。

当杨芳现身广州，立刻赢得一片欢呼，无论老百姓，还是大小官吏，皆“倚为长城”。

到任后，杨芳迅速调兵遣将，组织兵勇扼守各个要点，但他很快发现义律并不是张格尔，而英军也比南疆叛军和浩罕骑兵厉害了不知多少倍。

在张格尔一战中，叛军已经装备了燧发枪，但数量并不是很多，用“连环铳炮”足以应付，英军不同，他们手中拿的全是燧发枪或更高级一点的击发枪。中国军队使用的鸟枪本来就差着级别，就这样，还属于特种武器，只能配到一半，质量也差得要命，有的用了几十年都没更换过，最离谱的竟然用了接近两百年！如此算来，你得多少支鸟枪才及得了人家一支燧发枪啊，所以“连环铳炮”毫无作用。

比枪更有发言权的是炮，不过双方的差距仍可参照枪，也就是说，大家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于是乎，战场之上，大清国的兵勇完全成了对方的活靶子，上多少死多少。久而久之，底下将领们也都泄了气，有的临战前竟暗地派人与英军商量：能不能你不放炮，我不放炮，谁都不要放炮？

后来一想不对，上头知道要杀头的呀，又赶紧觍着脸改口，说要不这样吧，我放几次没有炮弹的炮，算给皇帝留面子，然后马上就走掉……

杨芳傻眼了，以往的那些作战经验毫无用武之地啊。

非常规战术

野史中记载，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杨芳曾派人全城竞购克敌武器，这些所谓的武器既不是枪，也不是炮，而是一只只马桶！

马桶是所谓的不洁之物，在过去的所谓驱邪活动中，它是老法师的必备道具。甭管多么凶猛的魑魅魍魉，都抗不住洁癖，你只要拿马桶之类“秽物”一熏，对方指定遁地而逃。

除了马桶外，还请了法师，建了道场，扎了草人，整个是一天灵灵地灵灵，玉皇大帝来显灵的气魄。

据说，这就是杨芳穷极无聊下想出的非常规战术，更准确一点讲，叫作以非常规对非常规——洋鬼子整得这么吓人捣怪，一定是使用了“邪教善术”，那我也如法炮制，给他来个“以邪制邪”。

类似的段子很是有趣，但把它拿来逗逗闷子可以，却经不住仔细推敲。杨芳怎么说也是见过世面的百战之将，不是一天到晚偷看志怪传奇的书生，再怎么瞎合计，也不至于干出这么没谱的事来。

事实是，杨芳确实收集过桶，不过并不是装大粪的马桶，而是能灌装桐油的木桶。他收集这些木桶的目的，是要置之于广州内河的木排之上，对进犯英军实施火攻。可惜的是，这些来自古典兵书的精妙战策，在近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同样微乎其微。杨芳的苦心孤诣，换来的仅仅是英军受伤八人的回报，而己方却被打得稀里哗啦，一败涂地。

说是两军对垒的生死战场，但那些英军不像在打仗，倒更像在举行一场假日郊外狩猎。

杨芳再也无计可施。或许来广州之前，他对琦善之类的“软骨头”还会诸多不屑，若是两人见了面，没准连搭理一下的兴趣都不会有，可到这个份儿上，他也总算是体会到了滑头爵爷的难处，谁都不容易啊。

1841年3月18日，英军在时隔两年后，重新占领位于广州城外的商馆，并在那里升起了英国国旗。杨芳的努力只是维持了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后，他的英雄形象便土崩瓦解，广州也再次成为危城一座。

这个时候，打已无力的杨芳不能不想到谈，走道，还是得匀称着走。3月20日，他与义律达成停战协定，准许恢复广州通商。

谈和，琦善可以，因为他是钦定的谈判代表，杨芳不行，他是军事统帅，打仗才是他该干的活，停战协定之类完全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不过事到如今，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该怎么跟道光讲，假如猛不丁地照直说出去，岂不要把皇帝和他自个都给活活噎死？

于是杨芳也捡起了文人那一套，写起了粉饰太平的官样文章，经过一番文学加工和“合理想象”，一个又一个败仗摇身一变，全都转变成了鼓舞人心的胜仗。

在派杨芳出征后，道光的日子并不好过。大清国的运兵速度很慢，虽然征调令早已颁下，但先期聚拢广州的绿营兵勇不足三千，这三千人能否在杨芳统率下，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还真让人悬着心。

再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渴望一场货真价实的胜利了，道光“日夜引颈东南”，天天都伸长着脖子，在焦急地等待前方凯旋的佳音。

佳音来了。读完杨芳的“胜利喜报”，皇帝如释重负，心里那个得劲，那个舒服，就别提了。欣喜之下，他对杨芳这位“晓畅军事”的大将尤其爱到不行：“没有我的参赞大臣果勇侯，广州还能保得住吗？”

唯一让皇帝有些不解的是，既然打了这么多胜仗，为什么杨芳不一鼓作气，把英国人全给灭了呢？

杨芳的答复是，不是我不能灭，您不是说过吗，这次一定要予以全歼，所以我使的其实是“羁縻之计”，等后续大部队到齐，再一网兜下去，管教一个都跑不掉。

听了杨芳的解释，道光恍然大悟。征调的军队还未完全集结，这个时候如果太狠，确实有可能把英国人给提前吓跑：看来杨芳你是真懂兵法啊，如果真那么做，是趋小利而误大局。你有眼光，有魄力，有计谋，待功成之日，一定要给你记首功。

道光是个打过很多仗的人，当然知道什么叫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过去平定张格尔，他就给长龄放过权，这次也决定不干扰杨芳的“从权制驭之术”，等大部队到达广州再说。

俗话说得好，丑媳妇总有见公婆的时候。经过前期的铺垫和试探，杨芳开始小心翼翼地触及实质问题，请道光对通商一事予以认可。

道光接到杨芳的这份奏折，已经是广州恢复通商将近一个月以后的事了。尽管杨芳在奏折上仍然依照从前的基调和口吻，把这说成“暂作羁縻”之计，但它骗不了皇帝，道光从梦境中清醒过来，变得勃然大怒。

如果我当时就答应了通商这件事，何必劳驾你老人家去广州，又何必费劲巴拉地调动这么多的军队，更进一步说，我又何必将琦善抓起来？

道光立即下旨将杨芳予以革职，但没像琦善那样押解进京，而是革职留任，概因道光清楚，此时正是前线吃紧之时，派得上用场的军事将领绝对紧俏，所以骂归骂，罚归罚，人还得用。

皇帝差你干什么来了

1841年4月14日，团队总负责人、靖逆将军奕山到达广州。

论出身，琦善已经是上等贵族，奕山还要“贵”，可以说贵不可言，其玄祖是康熙的第十四子、雍正的亲兄弟允禵。

在康熙的众多皇子中，允禵的武功最为显赫，他曾以抚远大将军的身份，亲自挂帅出征，而后一举平定了西藏叛乱，由此声名远播，被外界认为是继承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之一。可康熙一朝又是一个优秀者相互猎杀的时代，康熙的儿子们都非常出色，结局当然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雍正登基后，对骨肉兄弟基本上是一个都不放过，允禵因锋芒太露，自然也难逃厄运，不仅没做成皇帝，还遭到长期监禁。

不过这都是上上辈的事了。在奕山出世时，这些恩恩怨怨早已化为尘世中的一缕青烟，倒是奕山很出息，他似乎继承了玄祖遗风，在家道中落若干年后，再次走上了以武竞雄的道路，从三等侍卫、御前侍卫，一直做到领侍卫内大臣。

领侍卫内大臣相当于御前侍卫总指挥，官衔为正一品，论品级，武官里面已经到了头。有如此争气的玄孙，九泉之下的允禵也应该知足了。要说还有缺憾，就是奕山尚未能够像老祖宗那样，在征讨“边夷”的战事中取得突出业绩。他虽曾参加过平定张格尔一役，但当时只是一个跑龙套的群众演员，观众压根就没能记住过他的脸。

这次不一样，一方面是三军统帅，连杨芳那样的英雄都要随其驱使；另一方面“英夷”嚣张，皇帝忧心，要想延续百年前家族的光荣，恐怕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奕山对杨芳非常倚重，可是他在向对方问计时，得到的答复却是“待机而动，不可浪战取败”，乖乖地在家里守着吧，别出去瞎打，一打指定后悔。

别人说这话，奕山没准会一脸不屑，杨芳是谁，那是活捉过张格尔，连长龄、杨遇春在世时都要另眼相看的百战之将，他说会打败仗，十之八九就要打败仗，绝不会有多少水分掺里面。

听完杨芳的话，奕山倒吸一口凉气，心里影影绰绰就有了不祥的预感。他本来还想让杨芳打打前锋，至此也只好断了念想。

杨芳说的是实话。他这个人一辈子打仗，打的胜仗多，吃的败仗也不少，但是以往不管怎样，即使败也能败中求胜，广州之行却是唯一的例外。他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敌人，一言以蔽之，相当于看到火星人杀入地球，怎么打都打不过，区别只在于败到怎样一种程度，老将军因此再也不敢做任何建功立业的非分之想，他只打算“以通商换和平”。

杨芳以为说动了奕山，然而一个月后，奕山还是下达了进攻命令，杨芳闻讯急得拔剑大叫，说我给你讲了就是不听，这回要惹祸了，局面也将难以收拾，“事且败而局难收”。

其实奕山也很无奈。

当时从各省调派的援军仍未完全到达，奕山在分兵设防广州后，剩下的兵力并不是很多，而这些人马还大部分是陆军，防守城墙可以，要用于主动攻袭对方舰船就显得有些勉为其难了。

杨芳说得也许是对的，此时不宜主动进攻，然而他奕山能一直缩在家里吗？什么允禵之子孙且不表，那些毕竟是虚的，最关键的还是，皇帝差你干什么来了？

加封靖逆将军，位高权重可比当年的允禵，出京后六道谕旨，每道谕旨上都有“一意进剿”“星夜兼程”这样的字眼，道光如此欣赏看重，如此急如星火，可不是让你来广州坐着蹲点的。

自从到达广州，奕山又接连接到道光的两道谕旨。皇帝的思维和感觉仍然停留在张格尔时期，谕旨里左一个“抄袭路径”，右一个“片帆不返”，就怕让任何一个洋人溜掉，还在拿对方当南疆叛军和浩罕骑兵整呢。

不光是道光三令五申，英国人也不是傻的，义律在得知奕山重新布防后，又杀气腾腾地挥师扑了过来。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之下，纵算再难，奕山也势必冒险一攻，不然无法向方方面面交代，可是怎么攻呢？

拼枪炮，连杨芳都说了，指定没戏，使拳脚棍棒吧，奕山出京时倒也带了一批御前侍卫这样的功夫高手，问题是人家能让你近身吗，所以这是比枪炮更不靠谱的事。

剩下来就只有翻《三国演义》，向老祖宗讨教了，而老祖宗传下来的经典战法，又无非两种，一曰水攻，哪座城池一时攻不下来，就引水灌他娘的，比如水淹七军；二曰火攻，见对方势大，便烧他没商量，比如火烧赤壁。前面一招无法用于水战，因为无法以水灌水，后面一招用到水战则是再妥帖不过了，曹军水师“樯橹灰飞烟灭”的佳话传了一代又一代。

继杨芳之后，奕山殊途同归，也想到了火。不过杨芳点火，是为了守，奕山这一把火却是要用于攻，具体来说，就是要乘着黑夜，对驶入广州内河的英国舰船实施火攻。

你说爽不爽

桐油木桶已然不济事了，奕山命人在自己下榻的贡院内日夜打造秘密火器。这里面有射到对方人堆里就能引起大火的火箭，还有相当于现代燃烧型手榴弹的火球火炮，反正是绞尽脑汁，把大清国能搜罗到的各种大小发明都翻腾了出来。除此之外，又在广东佛山装配火船和火筏，它们与秘密火器一起，组成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火攻船队。

以火攻水，一般陆军是玩不转的，因为光火船火筏就驾驭不了，奕山从福建雇募了近两千名水勇参战。

本来奕山在广东福建还招募了五千名水勇，这些人正在路上，此外准备工作也未全部完成，但由于道光越催越急，英军越逼越近，奕山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他在未通知杨芳的情况下，提前发动了广州之战。

1841年5月21日深夜，火攻船队出动。百余只火船从上游冲下，紧随其后的是运兵船，奕山的计划是先用火攻，继而让步兵登舰与英军近距离厮杀。

应该说，这种战法并无不妥之处，奕山的统兵指挥与临场表现也算中规中矩。遗憾的是，英国海军并非一千年前的曹军可比，那些大军舰的速度很快，移动也非常灵活，见火船冲过来，能闪的都闪了，遭到破坏的最多是一些来不及躲避的小艇。

倒是临近的炮台发了威，趁着英国军舰争先恐后地往后闪避，一时顾及不到岸上，他们噼里啪啦发炮，一连击中了三艘大军舰。

大清国炮台的岸炮虽然看上去个个“高大全”，但内囊都是虚的，甭管轰多少下，都轰不沉军舰，顶多在表面搞些小伤疤。不过就这样，已经算是不错的战绩，奕山也乐坏了，他当即以六百里加急的方式，给道光发去报捷奏折。

奕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皇帝身边转悠，你要他不说假话不吹牛皮根本是不可能的，只是多点少点而已。这份奏折也毫不例外，尽得添油加醋之能事，在那上面，击中三艘军舰变成了烧毁六艘，至于英军的死伤，奕山干脆眼睛一闭，用了一个“不计其数”来形容，还说“逆夷号呼之声远闻数里”，英国兵的惨叫声几里之内都能听到，你说爽不爽？

道光没有理由不爽。实际上，自从广州开战以来，他几乎天天都盼着好消息，心情“焦切之至”，已经快急疯了。奕山的那份不知注了多少水分的捷报，如同春风化雨，立刻把可怜的皇帝从不幸中拯救了出来。

按照原来的要求，道光是要奕山一个都不放过，将英军予以全歼的，但人这东西，最受不了失望折磨。在林则徐、琦善、杨芳等“能人”一个接一个让他心碎之后，又等了这么多天，道光已经不知不觉地从全胜退向“能胜”，像这样扎对手几个眼的事情他也能接受了。

道光传旨嘉奖，奕山也以为自己得了手，但是到第三天，即1841年5月23日，风云突变，英军主力到达了广州。

义律的进攻令下得比奕山还早，但是由于此前英军驻于香港，所以迟了几天才在广州附近集结完毕。

在英军发起进攻后，奕山使出浑身解数，也进行了局部的有效抵抗。据英方统计，从5月21日到25日，英军共死伤77人，创造了自鸦片战争开始以来英军伤亡的最高纪录。

可是奕山并没有力量扭转乾坤，像杨芳一样，在传统的古典战争中他们也许可以如鱼得水，但对近现代战争却无一例外地寸步难行。5月25日，义律再次复制虎门战役时侧后包抄和抢占制高点的打法，从侧后攻占了广州城北的四方炮台，随即建立了野战炮兵阵地。

四方炮台可以俯瞰广州全城，只要英军愿意，野炮可以打到城内能看见的任何一个位置。到了这个份儿上，奕山不得不投子认输。5月26日，义律开出停战条件，除中国军队需撤出广州城外，另索要六百万元的赔偿，说白了就是“赎城费”。

撤是没有问题，残余守军本来就没什么作战能力了，主要是钱让谁掏，假如写个奏折给道光，包括奕山在内的好些脑袋就要骨碌骨碌地掉下来了。

还好，广州的本地商人有钱，不就六百万吗？我们给，只要你们不在城里打仗就行。

我与夷人的那点事

都说妥了，中间却插进一个花絮兼意外。由于在等待双方谈判条件，英军实际处于一种既不能打又不能撤的状态，按照军事原则，英军指挥官只能改集中屯兵为分散驻扎，以防御对手随时可能发起的偷袭。

当英军官兵集中行动或作战时，比较容易约束，所以纪律尚可，争吵、酗酒乃至对附近区域进行骚扰的现象也少一些，但分开来就不一样了。尤其是英军从香港出发时，仅仅带了两天的口粮，两天过后吃得差不多了，就得到周边乡村去购买，中间免不了要顺手牵羊，干出点类似于土匪的勾当。更有甚者，还有一些住在庙里的英军，闲着没事干，竟然寻求刺激，玩起“盗墓笔记”，把庙里寄存的棺椁也撬了开来。

“洋土匪”的行径在当地老百姓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5月30日，上万民众和乡勇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在三元里包围了部分英军。当天正好下起大雨，英军的燧发枪失效，只得用刺刀进行作战，这使得广东人的功夫在雨中大显神威。英军被砍死砍伤多达49人，仅次于奕山组织的正规作战，这就是著名的“三元里抗英”。

可是这实际上对整个局面已经影响不大，英军很快派出持有击发枪的部队前去救援。击发枪又叫雷击枪，这种枪械不怕雨淋，一开枪，民众即四散而去。

老天爷不可能每次都帮忙，相信奕山如果与义律一对一贴近肉搏的话，也未必就处于下风，可人家不会给你这机会啊，而且英军明确告知，这种来自民间的攻击若不中止，停战协定便作废，先把广州城给你占领了再说。

虽然在给道光的奏折中，奕山恨不能把“三元里抗英”的功劳也揽自己身上，但他是个聪明人，该服软还是乖乖服软，该交的钱也不敢少一个子。

1841年5月31日，英军拿到了全部的“赎城费”，开始陆续撤退。一周后，海陆军完全退出广州，甚至连虎门炮台都交了出去——以英军这样的机动速度，以中国军队这样的防守能力，他们眨眼之间又可以重新控制广州，哪里用得着捏在手心不放。

杨芳的担忧果然没错，折腾半天，什么效果没起到，反而损兵折将，还多付出去六百万。事情到此还不算完。作为主将，奕山得给皇帝一个理由，一个战败和“赎城”的正当理由。

在随后发出的奏折中，奕山没有否认英军攻占四方炮台的情节，但他说这是“汉奸”作祟，里应外合的结果，并不说明英军有多高明。

不管怎么编排，如此结果总是令人气短，而下面的发展，若是照实说的话，无疑会更令人沮丧——马上要到战败认输的环节了。

恰恰到了这里，奕山显示出了丝毫不输于优秀文学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笔锋一转，端上了一盘比武侠小说还要精彩得多的“文学大餐”，题目或可称之为“我与夷人的那点事”。

据奕山说，即使到这种关头，他仍然临危不惧，下定决心要与广州城共存亡：你们不过占领一个城北，有种攻城啊，我逮谁消灭谁，准保把你们全给从城头上撸下去！

“这个时候，城外有夷人向城内招手，好像是要说点啥。往下一看，几个英军头头站在城外，嘴里叽里咕噜，而且有画面配合声音，他们一会儿指指天，一会儿指指心，总之动作十分古怪。

听不懂啊，找翻译，翻译听了，说英国人是要禀请大将军出面，以便向大将军申冤叫屈。”

这个“大将军”指的当然是奕山。前面是铺垫，下面就轮到这位老兄尽情发挥了。

“要请我出来？知道我奕山是什么人吗？皇上派来的靖逆将军啊，奉命而来，唯知有战，来这里的使命就是代表月亮消灭你们，不见！

我下面的一个总兵就依令站在城头上，把这帮臭不要脸的痛骂一通，说你们敢无耻地再说一遍，大将军是你们见得了的吗？

亲爱的皇上，您都不知道这时候发生了什么情景，英军里面最大的头头忽然脱掉帽子向我们行礼。（请注意奕山文学态度之认真，他连细节都没放过，因为照传统的说法，夷人膝盖不能打弯，所以在他笔下，英军大头头的最高礼节不是下跪，而是脱帽。）

行礼之后，大头头又屏退左右，他把手上的指挥刀一扔，然后便低着头，一声不吭地站在城墙前。

皇上，您是了解我的，照我一向的倔脾气，是绝不愿意搭理这些洋人的，但您也看到了，他们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太麻人，好像搁一万片花椒放嘴里，能麻死你，所以我就派翻译走下城去，问他们，你等究竟有何冤屈。

洋人说了，由于我们不给他们通商，导致他们亏欠无偿，已经卖出去的货也收不回本钱，亏大了。他们占领四方炮台，其实就是觉得离得太远，怕说话听不见嘛，就选了这么一块地方来就近递话。

洋人们没别的奢望，就是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把商欠，也就是欠的那些本钱还他们，然后让他们通商，给个活路，从此再也不敢来滋事了。”

心累了

文学总是那么具有力量，经过奕山功力不凡的再创作，在广州之战中，求和的变成了英国人，“赎城费”变成了合理合法的“商欠”，给道光的印象，好像这一仗还打赢了。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应该说，自林则徐禁烟以来，所有大吏没有一个不说谎，不过总还有个限度，林则徐上报“七战七捷”，有鼓舞军心和让道光支持“主剿”立场的目的，但汇报英军的情况大多没掺假。琦善扯淡，主要是对着义律扯，他对皇帝讲的也基本都是实情。杨芳呢，迫不得已也编过一些无中生有的“胜仗”，可再怎么编，还不敢说英国人会向他“乞和”……

只有奕山，到底是在皇上身边做侍卫的，那真是艺高人胆大，什么都敢吹，什么都吹得出来，给人印象，他就是上嘴唇着天，下嘴唇着地，整个不要脸了。

倒是道光似乎完全被奕山给蒙住了，阅看奏折后，马上传旨嘉奖广州之战的一干“有功之臣”。

奕山可以撒弥天大谎，可是毕竟封不住其他人的嘴，有知道实情的官员，随后就发来密奏，弹劾奕山谎报战况。耐人寻味的是，道光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一跃而起，怒发冲冠。

皇帝超常冷静，冷静得像换了个人：“再派人私下调查，看情况究竟怎样。”

调查的结果，说明奕山大部分说的是谎话。这时候大家以为奕山该倒霉了，孰料还是没有。道光只批复“留览”，说放着看看吧，就烟消云散了。

其实不需密奏，更不需私下调查，道光又不是足不出宫的小孩子，他能真的看不出奕山奏折里的虚假吗？再说他派新班子出征的目的，是绝不允许和英国通商，哪怕是“乞和”，那杨芳巴巴结结半天，还不就是奔着这个去的，要是通商就能止战，早就不用费这老劲了。

道光不是看不出有人说谎，他是心累了。就像从前对付陋规和推行实政一样，一开始都是除恶务尽，非要怎么样怎么样，到了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对方看似不咋的，其实厉害得很，该惊着的也不是它，而是你自己。

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林则徐到奕山，一圈人用过来了，可谓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而且都是帝国官场出类拔萃的人物，可仍然不能像张格尔之役那样完美收官。如果他不乐意，仗就还得继续拖下去，这一拖，消耗的都是白花花的银两，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国库显然已经承受不起了，所以他现在着急的是如何收场，哪怕是平局或略赢，也认了。

奕山明白地告诉道光，只要答应了英国人的“乞和”与通商要求，钱都不用他出，对方就再也不会滋事了。事到如今，道光已经没心思去追究奕山到底有没有说谎。他认为自己的这只股票已经跌得够惨，不亮跌停板就收不住了，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那就这样吧，夷人那种猪狗一样的东西，不值得跟他们计较，何况你在火攻中还惩戒了他们，何况他们还脱了帽子行礼，朕能够体谅你们不得已的苦衷，知道你们也挺难的，通商和商欠这两件事，准了！”

道光急于从奕山给搭的台阶上下来，可他疏忽了一件事，那就是义律与奕山达成的停战协议仅止于广州一地，他想不到的是，战火竟然还将向北方继续蔓延。

贪官亦是忠臣

道光以为战争已经结束，这个错觉说起来还不能全怪他，甚至不能全怪说谎话蒙人的奕山，与义律也有很大关系。

义律的北上军事计划推迟了。本来六月份就要出发，但是军中流行疾病，连海军指挥官都病死了，躺倒在床的超过千人，远远超过虎门、广州之战中的死伤人数。好不容易熬到七月，恢复了一点元气，又刮起台风，停泊在香港的英军舰队遭到重创，包括义律的座船在内，共有六艘军舰沉没，其他舰船也不同程度受到损伤。

等台风过去，义律正要率军北上，却接到命令，他被免职了。义律下课跟杨芳和奕山无关，他其实是被琦善给抱着同归于尽的，出处就在那个从没被认可过的“穿鼻草约”。

当爵爷因为这份“史上最晦气的谈判草案”而被革职问罪的时候，义律也正被自己的政府骂得狗血淋头，外相巴麦尊甚至指责义律简直单纯到不可思议：“我们的海军舰队已经赢得了完全的胜利，可是你看看，你弄来的都是些什么烂条件！穿鼻草约里答应的那点银子，连赔商人的鸦片钱都不够，想不通你这个白痴怎么会坐地就答应。”

英国内阁开会，决定召回义律，命令早下了，只是因为通信原因，相关文件才姗姗来迟。代替义律的是璞鼎查爵士，他的风格与义律完全不同。义律长期跟中国官员打交道，在鸦片战争以前，他就没怎么被中方待见过，所以姿态一直放得很低。璞鼎查是一个军人出身的殖民主义者，相信大炮就是真理，而且义律的下场无疑也给他敲响了警钟：软不得，只能一硬到底。

1841年8月21日，在璞鼎查的指挥下，英军扬帆北进，目标直指福建。福建的最高长官原先是邓廷桢，但邓廷桢因协同林则徐查禁鸦片，所以在处分林则徐的过程中也受到牵连，早已被革职问罪。正是在这个时期，道光碰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即随着林则徐、邓廷桢这些人靠边站，海防前沿一时人才奇缺，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

不管皇帝此前如何挑三拣四，但有一个事实连他也不能不承认，那就是林、邓都属于第一线的能吏，所谓三军易得，一将难求，要找一个后继者，何其难哉。

没有一线，只能找二线，道光调颜伯焘接任邓廷桢的闽浙总督一职。颜伯焘家世显赫，从爷爷到父亲都做过一品大员，但汉人高干家庭不同于满人，没有叼着奶瓶就能当侯爵的道理。颜伯焘是堂堂正正的进士出身，然后从翰林院编修干起，累官升至云贵总督，从而给这个官宦世家又增添了几多荣耀，被称为“一门三世四督抚，五部十省八花翎”。

居官期间，颜伯焘曾让人刻一“官箴”石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上云：“公生明，廉生威”。这是前人句子，并非颜氏首创，但听起来煞是大义凛然。

如果你据此以为颜伯焘是个清官，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非但不“清”，还贪得很，所谓座右铭只是给别人看的。颜伯焘后来被革职还乡，那排场简直惊煞个人。光给他抬东西的杠夫就有六七百人，跟随左右的家属、仆人、杂役粗看一下，则有三千多，吃饭的时候，每天都要摆上四百多桌酒席，几天之内就花掉了上万两银子，简直比大观园的贾府还要奢侈。这还是在免了职的情况下，在任时是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颜伯焘是贪官不假，但退一步说，能做事的贪官总比不做事的庸官要强，而颜伯焘属于前者。史书记载，颜伯焘“娴习吏治，所至有声”，虽然不能跟林则徐相比，却也绝不是一个烂角色，当然更重要的是，林则徐他们曾经站过的位置空了下来，急待添置人手。

作为伯乐，既要识人，也要知道如何把对方的能量完全调动出来。道光一向把德放在首位，对官员摆排场花大钱十分痛恨，但在颜伯焘进京请训时，他对这些一句未提，反而三天之内五次召见，一遍遍地鼓励新任闽浙总督“认真整顿，勉力而行”。

就是简单的这么几句话，差点没把颜伯焘撩扯得当场大哭，那印象真是刻骨铭心啊！

什么叫隆恩？这就叫隆恩！颜伯焘固然很贪，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发誓要做一个忠臣，一个粉身碎骨，也要报答皇帝知遇之恩的忠臣。

在颜伯焘去福建上任的途中，英军还未撤出定海，他听说奉命“主剿”浙江的钦差大臣伊里布迟迟缩缩，不敢进兵，不由大为生气，当即上奏道光，要求重新起用林则徐，与伊里布一起负责“剿办”。

伊里布是颜伯焘过去的老上司，也算对他有恩，颜伯焘这么做摆明是不给对方面子，但他不管这些，因为他现在心里装的全是道光交托给他的使命，谁挡路，拍死他！

闽浙总督的任所在福州，但是颜伯焘没待几天就走了，他要去厦门。原因是广东方面传来消息，说在英国人想要开辟的通商口岸中，厦门已经榜上有名。这让颜伯焘敏锐地感觉到，如果英军要进犯福建的话，这座良港将首当其冲。

在离开福州时，颜伯焘将其他所有事务都一股脑儿移交给了福建巡抚，从此一门心思地投入厦门防务。

打的就是你

鸦片战争之前，厦门的防御工事几乎是一片空白，战争打响之后，邓廷桢在海边紧急督建了一座炮台，但是仅半年光景，就快被海潮给冲散架了。颜伯焘一问，并非邓廷桢从中贪了工程款，而是经费所购材料只够支撑半年。邓廷桢和林则徐一样，都属于比较清廉一些的官员，申请经费也是谨小慎微，能节约尽量节约，在颜伯焘没来之前的一年多里，福建动用的军费全部加起来，也只有五十万两白银。

这怎么能行，颜伯焘做事素来大手大脚，趁着皇帝倚重，他奏请户部拨银，一张口就是一百万。理由也很充分：不能光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了。

道光准奏，只是在旁边加了四个字“核减节省”，知道前线急用，但请你老人家能省还是要尽量省着点花。

户部虽有意见，但皇上都批复了，是不能打回票的，只能打折扣。饶是如此，钱也不算少了，而在这么多银子里面，颜伯焘会不会贪，贪多少，是件说不清楚的事，唯一可以说清楚的是，他没有把厦门工事给修成豆腐渣。

邓廷桢的炮台既然都要散架了，就干脆拆掉，免得留下来反而坏事坑人，颜伯焘要重新修建一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海防长城——“石壁”。

用于建造“石壁”的材料是花岗岩，光听听那句俗语“花岗岩脑袋”，你就知道这种石头有多硬了。颜伯焘相中花岗岩，除了够牢够结实外，还因为比较好找，闽南本身便是花岗岩的主要产区。在“石壁”之外，他又修建了多处炮台，以与“石壁”形成鼎足之势，这样的构架有些像虎门炮台，但无疑比虎门炮台要坚固多了。

就这样，颜伯焘仍然觉得不踏实。他原计划在厦门外围设计一个岛链防守体系，即每座岛上都建有石型炮台，岛与岛之间则通过大型战船来实行联防，这样的话，英军尚未接近厦门，便可能被打得落荒而逃。

设计很是精巧，无奈没有这么多火炮来进行配合。“岛链”加战船，总共需要一千多门炮，一时之间，哪里造得出来，颜伯焘只得放弃。

即便没有岛链，光一个“石壁”，也够洋鬼子喝一壶了。修好“石壁”后，颜伯焘放话出来，说如果英军敢来厦门，便是自寻死路，我一定让他们“片帆不留，一人不活”。

颜伯焘不怕英军来，就怕他们不来，以致使自己错过立功报恩的大好机会。

世上的事，没有比等待更令人心焦的了。偏偏义律还很不给力，迟迟不动身北上，老在广州左一茬右一茬地磨蹭。颜伯焘实在着急，只能竖起耳朵打听，随时捕捉那里发生的风吹草动。

不打听还好，一打听，才知道奕山不仅打了败仗，“赎”了城池，还欺瞒皇上，这下把颜伯焘给气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恨不能把奕山从广州城里提溜出来，好好地揍上一顿。弹劾奕山的那份密折，就是出自颜伯焘的手笔，在这份奏折中，他不避嫌疑，也不怕惹怒皇上，再次保荐林则徐“可当广东之任”。

道光看了之后不置可否。过了不久，发来谕令，说战争已经结束，让颜伯焘减少海防兵力，这样可以省点军费。

颜伯焘的消息比道光灵通，判断也更准确，他可不相信战争结束这种说法。再说了，战争结束，对道光可能是利好，对他颜伯焘而言，几乎就相当于一个坏消息：都不打仗了，他苦心经营的“石壁”给谁看呢？还有他对皇上的耿耿忠心，还有他痛歼英夷的雄心壮志，不都堵一块了吗？

可是另一方面，圣旨颁下，又不能不敷衍一下。颜伯焘是老官僚，做这套可谓游刃有余，他先压，装着没收到或是没来得及办，接着再拖：要下面的官员调查，下面调查完了，他再调查，他调查完了再研究，研究了再请旨。

一套官僚主义流程办下来，好多天过去了，颜伯焘拿出的，不过是一份酌定裁减兵员数量的单子。这份单子还得上报皇帝批准，来来去去，又要许多天，所以自始至终，福建海防其实一兵未减。

颜伯焘的预计与英军攻击的首选目标完全一致，璞鼎查要占领的正是厦门。就在颜伯焘把那份单子发出去的当天晚上，英军舰队开到了厦门。

1841年8月25日，英军穿过外围岛链。岛链里面虽有炮台，但只有很少的几门炮，隔靴搔痒，起不到什么作用。接着就轮到了让颜伯焘引以为豪的“石壁”，大兵压境，他一点都不惊恐，只有兴奋：终于来了，打的就是你！

次日，颜伯焘坐镇厦门岛，亲自指挥，从三面“兜击”英军。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

战事一开，“石壁”首先引起英国人的注意，他们对这种防御工事的防炮能力和坚固程度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名军官夸张地描述说，对着“石壁”放炮，就算放到世界末日，都伤不到里面的守军。

发现正面打不垮“石壁”，英军再次祭起“侧后包抄”这一战术。要说颜伯焘对广东情报是搜罗得很全的，对此早有防备，但要命之处在于，他也在不知不觉中上了广东方面宣传的当。

从沙角之战到横档之战，再到广州之战，英军每次都从侧后发动袭击，但中方的口径从来不说是英军袭击，都说是“汉奸”所为。汉奸能有多少能量呢，适当提防一下就行了。于是颜伯焘虽守了侧后，但是派去的守军不多，也没有添置火炮，当英军主力来袭，只能以鸟枪、刀矛、弓箭甚至石头来匆匆抵挡。

半小时之内，足足耗去颜伯焘半年心血的“石壁”体系便散了架。目睹这一场面的颜伯焘痛彻心扉，禁不住与身边的官员一起大哭起来。

他不能不哭，他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从来没有想到过后退，但仍然被打败了，这个败还不是光荣的败，是毫无尊严和骄傲的败。战后统计，守军减员达三百多人，包括总兵在内的将领就战死了八人，而英方伤亡仅有十七人，连个零头都算不上。

颜伯焘痛骂过奕山的无能无耻，可当败局已定，他也只有仓皇跑路的份儿，因为他的勇气早已被无声吞噬，剩下来的只有惊慌和不知所措。

在这无比现实的世界里，不管你曾经怎样豪情万丈，一旦剥开假面，其实亦不过是命运的傀儡或弃儿罢了。

9月13日，道光收到了厦门失陷的奏折，他这才清醒过来，知道战争并没有结束，而是在继续，遂赶紧谕令其他沿海各省加强防范。

这个时候璞鼎查已经奔着浙江来了，负责浙江军务的是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裕谦和琦善一样，都是满蒙贵胄出身，但他这个家庭实施的是完全汉化的读书教育，这使得裕谦从小就规规矩矩，读书考试一样不少，之后考中进士，更成为上层八旗子弟中值得夸耀的例子。

裕谦在官场中也属于二线人才，比较勤勉，就是天资差了点儿，始终干不出什么值得夸耀的政绩，这导致他一直升得不快，老在知府一级徘徊。

正是鸦片战争的突然爆发，使裕谦得到了命运的垂青，道光将其破格擢升，短时间内连跳几级，以钦差大臣直接署理（也即代理）两江总督。在给裕谦的谕旨上，道光写道：“朕只有早早晚晚地候着，等你报来捷音了。”

脑子不活络的人往往更容易认死理，裕谦就是这种人。他对皇帝的感恩戴德之情，还要超过颜伯焘，那是真打算以一死来报君恩的。

裕谦堪称林则徐的超级粉丝，他对林则徐十分崇拜，不仅和颜伯焘一道，一有机会就为起用林则徐鼓与呼，而且时时处处都向林则徐学习，学他的耿直不阿，学他的强硬立场，几乎形同于林则徐的影子，被公认为自林则徐被撤换后“主剿派”的当然领袖。

“主剿派”的对立面自然就是“主抚派”。同为八旗子弟，裕谦最看不起也最憎恶的人却正是当时在广州“主抚”的琦善。他曾第一个上疏弹劾琦善，并列出了琦善的五大罪状，说琦善自以为得计，其实不过是被英国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一个小丑，这种头号奸臣早就该下课了。

裕谦的奏疏轰动一时，大长“主剿派”的志气，连他的偶像、被革职的林则徐都为之击节赞赏，还对这篇“名疏”予以了亲笔抄录和评点。

一个裕谦，让“主抚派”的官员个个抬不起头来。奕山敢欺瞒皇帝，却不敢得罪裕谦，论地位，他并不比裕谦低，但还是毕恭毕敬地写来亲笔信，信中一再解释自己的苦衷，话语中甚至不惜讨好求饶，就怕这位“大忠臣”来了性子，会抓住他不放，让他也跟琦善一样倒霉。

在裕谦的任职范围内，不需要道光提醒，他从来没有放松过迎击英军的准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精神上的准备。

英军第一次占领定海期间，由于严重水土不服，曾像香港时期一样遭遇大病疫，共病死四百多人，当时大部分做了就地掩埋处理。裕谦上任后，让人全部掘出来，先“鞭尸”，然后或挫骨扬灰，或投入大海。

这是对死的，活的也一个都不放过。抓到“通夷”的汉奸，斩，捉到零星的英国俘虏，杀，不给情面，不留后路。如此狠辣，裕谦就是要让众人知道他有进无退的决心和意志，断了部下们的首鼠两端之念：“我做得这么极端，英夷一定恨死了我们，所以你们别想再玩暧昧，更别企图搞什么谈和，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死战到底！”

不是一个好兆头

获报厦门失陷，裕谦马上集合群臣，在关帝庙举办了拜神仪式。当然免不了要祈求关帝爷显灵，保佑定海这里能转败为胜，但最主要的环节还是带着文武百官发誓。

裕谦的第一句话十分悲壮：“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接着他回忆起了他的曾祖父班弟。班弟在乾隆时曾出征准噶尔，最后一战被围困于伊犁，实在突不出去了，于是选择了自杀殉国。

裕谦说：“我会跟从我的曾祖父。自我以下，凡文武将佐，敢说退守这两个字，或者私自投降英军的，一定明正典刑，让他受到天谴神殛。”说这番话时，裕谦言语慷慨。定海总兵葛云飞等人原先信心不足，时有“张皇摇惑之辞”，见裕谦做出这番表白，也大受震动，不敢再犹疑不定。

除了思想舆论上绷紧弦外，裕谦还亲自部署，在定海建立了空前规模的防卫体系。

自中英爆发军事冲突以来，从最早的九龙之战，到最近的厦门之战，尽管战场逐渐内移，将领也逐渐换成了以陆战见长的将领，但要论战争性质，大部分仍只能算在海战范畴，这给包括道光在内的军事决策者们好歹留下了一份自信，那就是海战纵然不济，陆战还是有机会一决高下的。

有这份自信，人就还不会被逼得无路可走。裕谦在布阵时，基本舍弃了定海城外的岛屿，他将主要兵力全部集中于县城区域，为的就是要转移战场，把他认为“不善陆战”的英军聚歼于陆地之上。

浙东不像闽南那样容易找到坚硬的石头，裕谦没有条件筑“石壁”，他打造出的是一座面积很大的“土城”。所谓“土城”，是把县城前的空旷地带全部用土墙围起来，这种土墙系用泥土和石灰掺合所制，虽比不上花岗岩那样坚不可摧，但也具有相当的牢度。

裕谦显然对中国传统兵法做过研究，非常懂得利用地形。他在“土城”附近的山上都建立了炮城炮台和嘹望哨，以便对进入“土城”的英军进行俯瞰打击，可以说该注意到的地方都注意到了。

在给道光的奏折中，裕谦信心满满，说“形胜已握，人心愈固”，既占有陆战地利之便，军心民气又被鼓了起来，这仗还怕打不赢吗？

1841年9月18日，英军舰队陆续集结于定海。当月26日，英舰在靠拢海岸时，遭到“土城”炮台轰击。此后的五天内，英军曾多次派出水兵分队登岸，守军也果断出击，予以一一击退。

五天的首秀是很让人得劲的，一轰就跑，一打就走，谁看着心里都会觉得舒坦。可是大清国的官兵们并不知道，这五天其实是英军完成火力侦察和部署的五天，真正的总攻并没开始，更糟糕的是，由于“土城”炮台的火炮射程太近，从头到尾也没能对英军造成什么损失，反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被对方瞧了个仔仔细细、明明白白。

裕谦用的是冷兵器时代的传统兵法，璞鼎查掌握的却是以热兵器为主的近代战术。在那五天里，他完全搞清楚了“土城”点线结合的布局，知道土城的要害其实是山上的炮台，换句话说，只要打垮了炮台，则“土城”不攻自溃。

英军有充裕的时间建立更好的火力制高点。他们在内港的山岛上设置了野战炮兵阵地，守军看到了，也曾用炮火进行射击，可惜的是根本够不着，人家完全可以哼着小曲，定定心心地把阵地工事垒起来。

10月1日是英军总攻开始的日子。战斗打响后，英军野战炮兵阵地率先启动，将中方炮台上的火力予以完全压制，紧接着英军大部队登陆，他们绕开“土城”，直接攻向各座土山。

在过去的五天里，定海连降大雨，守军对火力侦察这一套又不明就里，大动干戈的结果是把自己搞得十分疲惫，此时骤遭重击，很快就顶不住了。负责督阵土山炮台的葛云飞等三名主将都先后力战而亡，后来他们被合称为“定海三总兵”，三人至死一步不退，但仍无法挽回败局。

英军在付出伤亡29人的代价后，全部攻占土山，至此“土城”已起不到任何屏障作用，定海县城随即失陷。

定海的一水之隔就是镇海，亲自驻防此地的裕谦眼睁睁地看着悲剧一步步上演，终于认清了一个他始终不愿承认的现实，即以海战见长的英军不是不擅长陆战，而是太擅长陆战了，他们在陆战方面的水平和能力远在中国军队之上，在他们面前，无论“石壁”还是“土城”都一样不堪一击。

如果防守工事起不到作用，裕谦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当他经过读书人聚集的学宫时，忽然对着学宫前的池子发起了愣。池子旁刻了一块石头，上镌“流芳”二字，正是这两个字触动了裕谦的心思。

裕谦叹息着对幕僚说：“我的曾祖父班弟是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殉难的，现在也正好是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如此凑巧，真不是一个好兆头，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命！此地不错，你们以后要记着在池旁替我收尸了。”

黔驴技穷

1841年10月9日，英军舰队进至镇海。早前一天，裕谦遣退了身边的幕僚，让他们先走，并且嘱咐说：“我明天会在镇海城头亲自指挥，你们在离城池数里的地方观战，如果我赢了，就可以给我写捷报。如果败了，不要管我，你们自己逃命去吧。”

幕僚们悲戚不已，裕谦还不忘给大家打气：“东南尚可为，勉之。”不要怕，朝廷很快就会再派大将镇守曹娥江一线，大局还是有希望的，好好努力吧。

10月10日，英军发起登陆行动，裕谦闻讯，立即登上城墙进行指挥。这时由于战事不顺，浙江巡抚余步云登城面见裕谦，请求“暂事羁縻”：实在顶不住了，就服一下软不行吗？

余步云并非一般武将，他曾跟着杨芳参加张格尔之役，立下殊勋，画像还上过紫光阁，在幸存的纯武职官员中，论名气和功绩，杨芳以下就轮到他了。这使得他平时颇有些倚老卖老，对裕谦这位上司也瞧不上眼，但是当大难临头，看似文弱的裕谦又显然要从容镇定得多，余步云的请求被一口回绝。

第二次，余步云又回来了。这次他要求撤退到宁波，理由则冠冕堂皇，声称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镇海百姓遭殃。

此时炮声震天，声音小了对方都听不见，裕谦大声对余步云说：“你如果要撤到宁波，那你到时自行上奏，我不能下这个命令，而且我是不会走的，如果镇海沦陷，我会即刻殉节。”

余步云见裕谦毫不动摇，有些急了，索性把话挑到了明处：“这样打下去，无非死路一条。我死就死了，只可怜了剩下的一家老小。大人你知道吗？我还有一个女儿，正好今天出嫁，我都看不到了！”

裕谦当初连英国俘虏都杀，看上去何等绝情狠辣，但听余步云说到此处，亦不免黯然神伤：“我知道，儿女情长，谁都免不了，可是忠义事大，我们都对着关二爷发过毒誓，谁不遵守自己的诺言，必受惩处。”

余步云发现不可能再让裕谦改变主意，于是回营后就自顾自地跑了。当然他跑不跑，对战局而言关系都不大，只是跟他个人有关——一年后，余步云被问责处斩，成为鸦片战争中唯一被判处极刑的高级官员。

当镇海陷落的那一刻，裕谦来到学宫前的那座池子旁，他先朝着京城的方向磕头，完了纵身一跃，跳入池中。

一旁的随从急忙将他救起，抬出来的时候人已经昏死过去，但还有一口气，接着送往余姚，半路上即气绝身亡。

1841年10月18日，道光收到了裕谦殉难、镇海失陷的奏折，裕谦自杀的细节，让他忍不住落泪，而英军的逢城必拔，则令他“愤恨之至”。

道光随即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并从内陆八省调集一万多兵勇赶赴浙东参战。这完全可以被看成一个复制了的“张格尔模式”：在征讨张格尔一战中，道光就将扬威将军授予长龄，而调兵一万之举，同样可类比于当时大规模的调兵遣将。

你可以说这是在重拾梦境，当然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黔驴技穷。因为道光手里能打的牌实在已没几张了：海战打不过，陆战更够呛；一线的能臣用完了，二线的也基本出尽。

面对“有将不可恃，有兵不可用”的困境，道光只能勉强再搏这一把，至于结果如何，他已不敢去多想了。

作为皇室成员，新任扬威将军奕经比奕山更为显贵，他是雍正帝的四世孙。到雍正立嗣时，皇子们之间的权力争夺已不像康熙时那么激烈了，一方面是前面的骨肉相残，把后面的人都给吓得不行，另一方面则是雍正设计了“秘密立储”制度，大家都不要抢，到时打开匣子就知道谁能当皇帝了。

皇位争不了，众人都变得本分起来，奕经的爷爷就是个很有名的书画家，一辈子跟笔墨丹青打交道，从没有扛过枪拿过刀。到了奕经这一辈，才开始拿刀，不过是拿的小刀，也就是像奕山一样做宫廷侍卫。

奕经虽说曾外放担任过黑龙江将军，还曾跟着长龄出征南疆，但他似乎继承了书画家爷爷的血脉，性格偏软，适合从文而不是从武，对征战杀伐这套学问也始终没能真正领会。

要论兵略，奕经都不如奕山。这么说吧，奕山算是皇室成员中的一线能臣，奕经至多排在二线，皇室成员与满汉大臣在能力方面又差着档次，因此奕经的实际水平只能到三四线外面去找。道光也不是不知道奕经有几斤几两，只是他实在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了。

第三章 一叶而知秋

在奕经上殿面君之时，道光特地交给他一纸诏书：“凡失守各城的逃兵逃将，一律军法从事。”

虽然授予了这么一柄沉甸甸的尚方宝剑，但在前方连战连败的不利境况下，奕经的奉旨出征早已没了奕山挂帅时那股雄赳赳气昂昂的气势，道光本人在“剿”“抚”的态度上也开始出现松动，变得不甚明朗起来。

第一个窥测到这一切的是首席军机大臣兼大学士穆彰阿，他给道光上了一个奏折，请求释放琦善出狱，让他跟着奕经到前线去效力。

琦善此时已成了“主抚派”的象征，若放在过去，穆彰阿是断然不敢上这样一个可能引火烧身的折子的，他敢上，就是抓住了道光的心理变化。果然，道光看过奏折后，很快予以批准。

穆彰阿这道折，有迎合皇帝的意思，但也有意无意地救了琦善一条命。此前琦善已被定为斩监候，秋后就要勾决杀头了。

奕经本来是个天生没主意的人，皇上让带琦善，那就带着这小子去玩玩吧，倒是他的一位幕僚颇有政治眼光，力劝奕经不能这么做：您以扬威将军的名号出征，主要使命是战，而不是抚，让琦善跟着算怎么回事呢？别人肯定说你三心二意，又想战，又想抚，最后可能是两边都不讨好。

奕经一想是这么个理儿，便上奏说我不带琦善了。扬威将军的话很管用，道光听后马上改变了主意，这样一来，爵爷死罪虽免，活罪难逃，奕经不要他，他被押到关外做苦差去了。

乱点鸳鸯谱

奕经的态度是有了，可世上的事，光有态度不行，你还得有能力，恰恰奕经欠缺的就是能力。奕山出征广州还知道要发动火攻，奕经则是一脑袋糨糊，啥也不知道。

为帅的不行，要是底下将佐厉害一些，或者还可以予以弥补，可跟着奕经出京的官员基本全是一些废物。他们这些人平时久居皇城，既无实权，也没油水，愿意出来只是为了到基层打打秋风，哪有一点能打仗会打仗的样子。

奕经着急啊，带着你们这些没用的家伙，要是上了战场可怎么办？还好，因为征集那一万兵勇需要时间，出于“谋定而战”，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道光暂时也没急着催他上战场，

利用这段时间，奕经决定发扬民主，从民间招纳贤才。他在营门外安了一只木柜，说只要对打仗有独特见解的，就可以把建议和自己的名字写成字条，放进木柜，本将军三日后予以接见。

“招贤柜”一出，惹得营外人来人往，跟赶集似的，好不热闹。柜子里的字条倒是塞了很多，但奕经乃无主见之人，字条一多，反而把眼睛给看花了，不知道哪一条是制胜克敌的妙招，又有哪一位真的是“奇才异能之士”。

干脆，乱点鸳鸯谱，抽到谁算谁。在奕经主办的这次招贤活动中，共有四百多人献策，被奕经招纳的“贤才”有一百多个，结果却是所有的“策”没一条能派上用场，“贤才”也大多是鱼目混珠之辈，不比那些京城官员强上多少。

队伍大了，反而更不好带了。从皇城下来的京官自然是一个个心醉神迷，到哪都以“小钦差”自居，俨然奕经一人之下，他万人之上，连地方官员们见了都得长跪不起，口称“大人”。这倒也罢了，那些鱼目混珠的“贤才”竟然也有样学样，跟着作威作福，被称为“小星使”。

“小钦差”和“小星使”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路上都弄得乌烟瘴气，以致奕经的班子还没到前线，周围已经是谤议四起，没有人不骂的。

如此折腾来折腾去，奕经已全无一点离京时的志气。他驻节的地方是被称为人间天堂的苏州，吃喝玩乐，应有尽有，躺在温柔乡里，他哪儿都不想去，更别说上前线打仗了。

主帅迟迟不能现身，可把浙江方面的官员给急坏了，隔三岔五地派人来催，但奕经就是赖着不肯动身：那谁谁丢了城池，就严惩他，我有皇上赐的尚方宝剑哩。反正一句话，你们别打扰老爷我的雅兴就行。

这么一赖皮，年都过去了。到第二年年初，连内陆援军都差不多到齐了，奕经没法再推托，不得不移师赶往曹娥江前线。

裕谦生前企盼的大将终于来了，只是这位大将迷迷瞪瞪，始终找不到取胜的法宝。

自己靠不住，随从京官和“贤才”又都不行，束手无策的奕经天天做梦，企盼着在梦境中得到上苍的指点。你还别说，上苍很够意思，第一时间就给奕经托梦，在梦中，奕经看见穷凶极恶的英军竟然收起摊子，撤出了已占领的东南城池。

这梦很有些不可思议，但显然合上了做梦人的心意。奇怪的是，跟奕经一齐出京的参赞大臣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让你不心跳都难。

不会吧，我还没进攻，洋人怎么就会撤兵呢？奕经对此也有点将信将疑，然而前方传来的消息却不由得他不信，英军真的撤出了已占领的余姚等三座城市。

原来在镇海之战结束后，英军又连夺三城，但这样一来力量有所分散，加上冬季到来，璞鼎查决定收缩兵力，等来年执行新的作战计划，所以才未再组织新的进攻并退出了所占领的城池。

事到如今，连奕经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如此“佳兆昭著”，看来老天爷还真是向着我啊！

虎头人

有了这么一个称心如意的梦之后，奕经自此对“怪力乱神”的一套就特别着迷。在开赴曹蛾江前线前，他专门前往杭州的西湖关帝庙抽了一签，签上批了一句话，叫作“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汝保平安”。

相比于那个一看便懂的梦，签上的这句话就太古怪了，什么意思呢？奕经百思不得其解。三天后，他恍然大悟，而当他恍然大悟的时候，只能被迫用手强压住胸口，因为就怕心脏经受不住刺激，猛不丁地从里面喷出来。

“虎头人”来了，这不是梦！

眼前的不速之客们头戴虎皮帽，屁股后面还拖一条虎尾，加上身材魁梧高大，简直就是一只只活生生的百兽之王。惊喜交集之下，奕经一打听，原来是增援浙东的四川藏兵，因为离得远，所以才刚刚报到。

四川藏兵来自川西阿坝的藏区部落，这些地方的男人个个勇猛矫健，过去他们披着虎皮行头，曾多次协助政府军队参加平定边疆的战役，并且屡建奇功。

奕经开心死了，“虎头人”既已齐集，接下来就是要选一个进攻的良辰吉日。翻完皇历，时辰定了下来，是为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时。这是有讲的，在十二生肖中，寅属虎，因此可理解成虎年虎月虎日虎时，共占四个虎。

“四”当然是不吉利的，奕经又任命一个属虎的总兵为大将，总算凑足了“五虎”，他要用“五虎”来扑“羊”。

羊者，洋人也。以“虎头人”为前锋，以“虎大将”为指挥，五只猛虎共逮一只软沓沓的小绵羊，这还能没胜算吗？

谁说精神的鸦片没有作用，至少它提气啊。此时的奕经一扫之前的颓丧，重新变得神采奕奕且胸有成竹起来。他给道光上了一道长达四千字的奏折，上面列出了一个详细的反攻浙东计划。

虽然隔着千里万里，但奕经的激情明显也感染了皇帝。从前派出去的钦差或将军，汇报的无非是如何守住地盘，这奕经多少天不吭气，突然之间竟然能够组织反攻，还布置得如此妥帖周密，真是应了那句话，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想不到啊想不到，看来冥冥中确有贵人相助。道光举首向天，跟奕经一样，为老天爷的仗义而慨叹，并相信奕经“必能成此大功”。

奕经自己已经忍不住了，战前，他把幕僚们召集起来，组织了一次提前书写捷报的文学大赛。奕经的幕僚打仗不行，写起锦绣文章，吹起老牛来一个比一个棒，不一会儿就交来了三十多篇稿子，放在桌案上堆得像座小山似的。

这使得我们的首席评委奕经大人都为难起来，篇篇佳作，选哪一篇好呢？当然名次还是要有的，奕经忍痛割爱，亲自筛选出了一、二、三名——第三名，语句华丽，不错；第二名，有声有色，鼓掌；第一名，如临其境，过瘾！

虚拟完了，回到现实。1842年3月10日，奕经发动了鸦片战争中唯一一次反攻行动。

奕经抽的签批上至少有一点是预言对了。如果说反攻部队中有一支特别争气的话，那就是“虎头人”，他们在攻打宁波的战役中勇不可当，曾依靠里应外合一举冲入城内。可这个签批又没有全对，藏兵勇则勇矣，但他们的冷兵器无法抗衡英军的热兵器，冲进城的结果是死伤惨重，天一亮又只得退出城外。

当浙东反攻失败的消息传来，奕经大惊失色。连“虎头人”都保不住他的“平安”，扬威将军的意志立马像雪崩一样地溃散下来，他当时就想跑路，好歹被幕僚给劝住，才勉强支撑了一晚。

第二天实在受不了了，奕经铁了心要逃，幕僚拉都拉不住。他连夜西奔，一气逃到杭州，后来还跟道光解释，说自己不是逃跑，而是检查钱塘江防务去了。

浙东兵败的奏折传到京城，道光的心情可想而知，这么长时间的准备，换来的却是“张格尔模式”的彻底破产。

还检查什么防务，净整这些没用的，他在奏折上批了一行字“愤恨何堪，笔难宣述”，气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道光手中再也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出奇制胜的利器了，这场战争差不多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以及财力。自战争开始以来，大清国的国库光军费已用去三千万两白银，足足为张格尔之役的三倍，可迄今为止，连取得一场小胜的迹象都没有。

战争之初，道光还难得地露出了大方模样，沿海各省所需军费，要多少给多少。那是因为他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随着时间的延续，情况越来越不对劲，到颜伯焘失守厦门，户部开始靠挪借银子度日，再到浙东反攻失败，国库存银寥寥无几，整个帝国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越败越要花钱，花了钱败得更快，然后再花钱，再败。

对道光来说，战争正逐渐变成无底洞，往后的日子不知道该如何过下去，这是最让他感到困窘的地方。

打不如偷

尽管道光曾经一度对琦善等人深恶痛绝，但此一时彼一时，道光终于又不得不动用“抚”来收场了。让他难堪的是，这个“抚”已明显不同于以前的“抚”，以前的“抚”属于骗骗边疆的小弟弟们，自己仍然可以高高在上，现在的“抚”则是给逼得没招了，才被迫做出低头姿态，说难听一点，就是求和。

难堪也只好难堪，现实永远都比面子更重要，特别是当你接连不断地被扇耳光的时候。如今的道光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

不过另一方面，道光也非常清楚，在英军“凶焰甚炽”，嚣张得不知道手往哪里放的情况下，一味求和，就等于光着身子跟人家谈判，铁定只有被讹被宰的份儿。

他决定再派钦差大臣前去浙江，临走前授之以“先剿后抚”之计，即多少打一场胜仗，哪怕只是极小的胜利，然后再谈和，以求在谈判桌上能够讨价还价。

新任钦差大臣叫耆英，耆英一到任，奕经立刻从中感受到了对他的威胁。正好英军放弃了宁波，他如获至宝，赶紧拿来当成自己的功绩，向道光报告，说英夷终于被我赶跑了。

每位出征大将都是这样，先咬着牙死磕一下，磕不过再进行文学创作，向上谎报战功。人们奇怪的只是，英军为什么要突然撤出宁波呢？

说起来，这里倒也少不了奕经唱戏，但他并非故事中的真正主角，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串场角色而已。

自从反攻浙东大败后，奕经其实早就没了继续组织反攻的勇气和能力，但他也不能什么都不干：既然不敢出门，那就蹲在家里玩玩捉汉奸的小游戏吧。

某日又抓到一个“汉奸”，准备处死。帐中有一个随军效力的当地知县，一看，哪里是什么汉奸，分明是他认识的一个小偷，大约平时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便被当成汉奸捉了过来。

知县很可怜这小偷，当着面对小偷说：“你偷东西而已，罪不至死，我给你一个求生的机会，可以保你不死。”

他的求生方案是这样，说穿了也是偷，不过是偷人头！知县承诺，如果小偷能把“鬼头”，也就是宁波城里的英军脑袋割下并送过来，不仅可以减免死罪，还会请奕经将军重重赏赐。

杀个人而已，又不是到天上摘星星，能用洋鬼子的头代替自己的头，有什么不愿意的？小偷满口答应，知县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将他放了。

连当官的都认识且亲自为之说情的小偷，一者说明他是惯犯，二则这小偷肯定也非无名之辈，属于那种行走江湖，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人物。果然，这小偷有名有姓，他叫徐保，从小臂力过人兼身轻如燕，在当地民间名闻遐迩，颇类似于后来的京城神偷“燕子李三”。

徐保返回宁波城后，没过多久，果然送来一个英国兵的脑袋。英国人的长相跟中国人完全不同，脑袋没法冒充，所以鉴别都不用鉴别就知道是真货。

奕经见了那个高兴劲，自己费劲巴拉地组织一次反攻，顶多也就干掉几个洋鬼子，看来真是打不如偷啊，赏，重赏！

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别的不出，尽出小偷和强盗，宁波城里光数得着的偷儿就有六七十个，被徐保这么一示范，个个眼红不已，都争先恐后地盯准了这一“新兴产业”。于是，英军据守的宁波城就出了一个怪现象，那就是小偷如云，特别是到傍晚黄昏的时候，“遍府中无非偷者”，钻洞翻墙，出出进进的高手们全是想偷洋鬼子脑袋的人。

英军肤色不一，有英吉利白人，称为“白鬼”，有印度人，称为“黑鬼”，奕经开出的赏格以黑白分出档次，“黑鬼”脑袋的价格最低，“白鬼”翻倍，还有就是，如果能够活捉，则倍上加倍。这就等于把洋鬼子们送上了猪肉摊位，大家伙瞧他们的眼光都是两样的：得计算啊，这个黑的不错，那个白的更好，哇，马上要赚翻了。

某夜，英军晚上巡街，两个兵一前一后，两小子嘻嘻哈哈地说笑，突然后面的没了声音，前面的纳闷，扭头一看，头发立即根根直竖——只一眨眼的工夫，同伴的脑袋竟然没了！

在这部超惊悚的恐怖片面前，没有人能够保持镇定，英国兵吓得连叫都叫不出声，就像根木桩一样地僵立不动了。

呼，一道亮光闪过，他自己的脑袋也不翼而飞。

黑水党

对于英军来说，宁波城中的气氛已经变得越来越诡异了。一天，一位英国兵远远看到有人跟他打招呼，其人完全是他们本国装扮，手里拿着根竹杖，看样子也没什么威胁性，便不假思索地走过去。未料对方不知从哪儿拔出刀来，一刀就把这哥们儿的脑袋给削了。

知道什么叫易容术吗？跟你套近乎不为别的，纯为借尔项上人头一用。

活的更值钱。一般是尾随在后，突然用布扣住单个英国兵的头，让他叫不出声来，然后背口猪一样地背到偏僻的弄堂口，捆好并用口袋装起来，接着再送出城去。

有时正好不远处有个英国兵，见同伴被背走，自然要跟着追，这一追就坏了。偷儿们早就设计好了桥段，你追的时候，另外一个偷儿会从小巷中钻出来，跟在后面取你的脑袋——都是宁波人，地形不比你熟？

城里的士兵们不是脑袋掉了，就是突然失踪，令驻城英军不得不加强防范，或者严格限制进出，或者成群结队巡城，但这并没有难倒热情高涨的猎头者们。

不进城了，就躲在城墙底下，信不信，照样取你脑袋。

城头上有英军往来巡逻，听到下面有喧哗声，忍不住要探头俯视。嗖的一声，藤环飞来，正好套中他的头，再一用力，人立即翻了下去。由于是晚上，其他英军看不清楚，说：“这小子是不是失足掉下城啦？真不小心，有好奇心也得注意安全嘛。且让我瞧瞧，看能不能把他给救上来。”

于是其他人也伸头来看，又是一个猎物。

等城上的英军惊觉开枪时，偷儿们已带着活捉到的英兵呼啸而去，且迅捷如飞，追都追不上。

随着时间的延续，加入“猎头”行列的民间高手越来越多，袭击方式更是五花八门。以上这种袭击守城士兵的手法最为常见，叫作“杀哨”，除此之外，还有放毒的，埋炸药的，甚至有趁黑夜自己驾一火船去烧英军军舰的，“奇策秘术，莫得而详”，你都不知道里面究竟有多少门道。

代表正义的偷儿从此得换名称了，因其多着黑衫黑裤，且出没于东南沿海，所以称为“黑水党”。

奕经在家里坐享其成，觉得士兵脑袋也不稀罕了，便给“黑水党”下达一条命令，说“得群夷百不如得酋一”：抓一百个当兵的及不上抓一个当官的，要是你们能活捉一个英军指挥官回来，少说点，一万两白银，外加封三品官。实在抓不到活的，死的也要。

这样的“金脑袋”谁不想去偷啊，但英军指挥官可不是普通哨兵，他们往往都住在指挥所里，就是出去，也是里三层外三层，周围全是卫兵，而且由于前面搞得动静太大，对方已经有了防备，指挥官一晚上都要换好几个住所，让你飞檐走壁都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以徐保为首的“黑水党”想了很多办法，始终无法得手，只得作罢。尽管如此，“猎头行动”已经令入侵者闻风丧胆，据说仅宁波一地，被擒斩的英军就多达四十多人。

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英军一路上攻城拔寨，可以说轻轻松松，怕就怕来自暗处的袭击。他们实在搞不清楚这股暗杀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盛行的，又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来加以制止，只能在军中发出警告，告诫官兵们平时不要“独自一人在城内游来荡去”。

1842年5月7日，英军撤出宁波和镇海，外界纷纷传闻，是因为英军不堪“黑水党”的袭击，待不下去了，才被迫放弃。

在奕经的表功奏折中，当然不会提及“黑水党”，只说是自己进兵反击，才导致“夷人惶俱”，弃城逃遁。

道光见到的说谎折子多了去了，不过这回奕经言之凿凿，不仅有“鬼头”为证，还抓到了现成的俘虏。

一听还有俘虏，道光信了，这是真正的胜仗，不然怎么可能抓得到俘虏？太好了，凡有功官吏，全部奖赏。

要说奕经还算是厚道之人，虽然没提“黑水党”，但他还是把徐保作为自己的属下报了上去，所以徐保也得了一个五品冠带，“黑水党”也由此名震东南沿海。

奕经因打了“胜仗”而涨了身价，道光的心理也随之又发生了变化，他觉得既然形势不错，“抚”是不是亏啦？

念头一动，道光便下了道旨，准备将耆英给调走。

先剿后抚

奕经又一次因撒谎而得了便宜，然而即便是他也不知道，其实英军撤出宁波和镇海，与“黑水党”的捣乱同样没多大关系。

尽管“猎头行动”多少造成了一些心理恐慌和人员损失，但你要说这就足以影响英军的军事布局，那就太科幻了。想当初，英军第一次占领定海，遭遇病疫袭击后死了四百多人，义律还不肯轻易退出定海，这一点损失又算得了什么？

璞鼎查如此部署，是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发动新的进攻。1842年5月18日，英军出兵攻陷离杭州更近的乍浦，杭州城内由此一片大乱，准备登船逃难的民众把港口都堵塞了。

这时耆英还没收到道光要调走他的旨意，眼见奕经吹破了牛皮，杭州危急，他赶紧祭起既定的“先剿后抚”方略，找英军联系“抚”。

道光和耆英对于“抚”的范围，不过还是以通商换和平的那一套，通商也仅限于广州一地。对于英国人说，等于没讲一样，广州那里都已经通商一年了，你到现在还跟我来扯这个，想消遣我吗？

耆英不“抚”还好，一“抚”之下，璞鼎查气不打一处来，干脆对耆英置之不理。过后，耆英也很快收到了调令，这令“抚”彻底无果而终。

英军对“抚”毫无兴趣，他们要玩儿一票大的，让中国皇帝知道知道他们的实力。5月28日，英军撤离乍浦，将攻击矛头指向吴淞。

吴淞是扼守长江的第一道门户，继裕谦之后的又一位两江总督牛鉴正坐镇于此。

道光本人对牛鉴是很赏识的，早在牛鉴在翰林院当编修时，就曾两次单独召见，而要论外放出仕后的政绩，牛鉴也比裕谦强得多。牛鉴的问题主要出在他自己身上，为人过于直率，有想法就说，为此不知得罪了多少同僚或上级。担任陕西布政使时，他就与陕西巡抚意见不合，上下级关系弄得很僵，牛鉴一气之下称病辞官，回家歇着去了。

道光帝倒是一直想着他，不久又把他召回京城，并且当着面就对他说：“你得了什么病，朕心里是很清楚的，无非就是和巡抚有不同意见嘛，不要紧！从这件事上，朕反而看出你是一个守正不阿、和而不流的人。”

按照道光的本意，是希望由其他朝臣推荐牛鉴复出，那他正好可以来个顺水推舟。没有想到的是，牛鉴“人缘之坏”已闻名官场，道光又暗示又侧击，眼巴巴地等了半天，却始终未能等到这样的举荐奏折。

不管了，道光自己下旨，把牛鉴补授为河南巡抚。河南是黄河水患的重灾区，此前到那里跟黄河打交道的都是林则徐这样的人，由此也可见道光对牛鉴的器重。

在牛鉴赴河南之前，道光六次召见，并且实话实说：“朝中没人肯推荐你，是朕执意要用你。你感谢朕的法子，就是把官当好，不要毁了朕这个伯乐的名声。”

牛鉴执政河南后，果然没有辜负道光的期望，不仅“甚有政声”，而且颇得民心，河南老百姓非常爱戴他。

以道光的眼光来看，牛鉴是完全可以进入一线能吏行列的。他之所以没有把牛鉴调到海防前沿，是因为黄河发大水这样的事，比“剿夷”还来得迫切和危险。

就在道光以为英军已经在广州被终结的那年夏天，暴涨后的黄河忽然决堤，大水来冲龙王庙，哗啦哗啦，把当时的河南省城开封都一股脑儿包围了起来。其间开封面临的险情十分骇人，水一直涨个不停，尤以城北受压最大，城墙已经有十多处地方被冲毁了。

眼看城池难保，一时人心惶惶。牛鉴正在决堤处组织抢堵，闻报立即赶往开封。大水围着进不去，牛鉴就乘上一叶小舟，来到城下后再用绳子绑着吊入城内。在开封被洪水围困的六十多个日夜里，他始终不辞劳苦，白天黑夜都立在城头进行指挥。

牛鉴的举动让百姓大为感动，开封居民全都争先恐后地加入抗洪阵营，有人甚至拒绝接受政府发放的工钱：“父母官为了我们都不要命了，还能拿这钱吗？不要！”

尽管牛鉴采取了“抛砖石成坝”等办法来与洪灾厮斗，但这座危城仍是奇险频出，看上去随时有被冲垮的危险。东河河道总督因此上奏，要求迁移省城，放弃开封。

自黄河决堤以来，大家在开封能坚持得住，其实都是靠人心所向。假如迁移的消息一传出，定然人心崩溃，军民将各自逃生，谁还会主动去抗洪抢险？而且怕就怕迁移还没来得及实施，城内已经大乱，小偷强盗全冒了出来，结果是抗也抗不成，跑也跑不掉，那样的话情况将不堪设想。

在黄河治理方面，河道总督的权威性显然要比主管一省民政的巡抚大，然而自处危地的牛鉴并不领情，他也递上奏折，力言开封决不可弃。他的防洪攻略是“省城可守不可迁，决口可堵不可漫”：根据以往规律，一过白露节气，黄河水势就会减退，只要挺到那时候，同时不断抢堵决堤口，一定可以化险为夷。

道光认为牛鉴说得有道理，遂批复同意。在牛鉴的指挥下，洪水渐退，开封保住了。

溃散一空

裕谦死后，两江总督的位置空了下来，这把交椅可不是谁都能坐的，所要肩负的担子和承受的压力太重了，于是道光又想到了牛鉴。

河南的士绅百姓得知牛鉴要调走，急得不行，立即推举代表上疏朝廷，请求让牛鉴留任。即使在牛鉴动身启程的前一天，还有一千多人守在巡抚官署的门口，哭着求牛鉴不要走，你再劝他们也不肯散去。牛鉴无奈之下只得绕行，然而跪送的百姓仍不绝于途。时人评价说，“百姓于抚军之去，犹婴儿之失慈母矣”，河南人失去牛鉴，简直如同婴儿失去慈母一般。

就任两江总督后，牛鉴延续了身体力行的办事风格，他亲自坐镇宝山县城，并制订和落实了一份具体详尽的迎敌方案。方案上不仅按照通常要求修缮了炮台，增加了炮位，还吸取以往多次战败的教训，在英军可能从侧翼发起绕袭的地方配置了一定数量的正规部队。

前线的作战方案，道光见得多了，但牛鉴的这份还是令他眼前一亮，称赞其“水陆交严，深得以静制动之法”。

不管邻近的浙江怎样败得一塌糊涂，牛鉴仍对在吴淞挡住英军抱有自信，除方案务实外，一定程度上与他手下拥有一位不可多得的大将有关。

这位大将就是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一个与关天培齐名的老将。关天培守虎门时六十岁，陈化成此时已经七十多岁了。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陈化成镇守吴淞，没有人能不信服。整整两年时间里，他都坚持和普通兵勇一起，住在炮台旁的帐篷里。有一年冬天下大雪，雪把帐篷给压坏了，陈化成为此一晚上都被搅得睡不着。早上起来，他不急着给自己修帐篷，而是去基层检查，发现部下们衣着单薄，便马上派人赶制棉衣送来。

又有一次，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水都快要漫到帐篷里来了，部将请陈化成移帐。陈化成说我这是中军大帐，不能轻移，否则会惊扰三军，再说了，我一个人搬到干燥的地方去了，士卒还“卧泥水中”，这怎么可以呢？

其时裕谦担任两江总督，也正驻节宝山。他常听别人说陈化成如何吃苦耐劳，长年“枕戈海上”，还有些不信，以为对方是在作秀。现在看到雨下这么大，想想老爷子定然招架不住，总得移帐了吧，于是专门派了匹快马前去探看。

一看，陈化成稳坐帐中，安然不动，裕谦不由大为叹服。说来也怪，之后雨就停了，军营帐篷也没有被淹，当地百姓尊称陈化成为“陈老佛”。

有完备的方案，有出色的战将，牛鉴怎么会没有信心呢，要知道水漫开封的时候，他的眉头都没有皱过一下。

可是英军的攻击和摧毁能力之强，完全出乎牛鉴的意料之外。他和陈化成固然是把可防能防的地方都防到了，却仍然挡不住对方一拨接一拨的猛烈攻势。

在鸦片战争中，武器和战术的差距固然是战败主因，参战的绿营不得力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绿营兵制沿自明朝，兵卒全部招募自汉人，因以绿旗为标识，有别于八旗，故谓之绿营。由于八旗兵员不足，在乾隆以前，大抵平定内乱用绿营，出征才用八旗，后来随着八旗的战斗力越来越弱，里里外外，方方面面就基本上全都要靠绿营了。

到了嘉道年间，绿营逐渐步八旗之后尘，军中盛行陋规，训练废弛、军纪荡然几乎是普遍现象，他们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也因而相当糟糕。当然官兵又有所区别，具体来说，军官尤其是负主要责任的将官大多不能不勇敢一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逃跑或者战败都是可能要被杀头的。兵卒则不然，常见的现象是一触即溃，英国人的炮一轰过来，就逃得到处都是，肯留下来陪着军官死磕的士兵都是极少数。

陈化成算是做得不错了。由于他身先士卒，且平时视兵卒为子弟，部下们即便心里再恐惧，也不敢轻言后退，然而等到他一战死，余下兵勇失去心理上的依靠和制约，便像以往一样溃散一空。

在战斗打响后，驻守宝山的牛鉴曾亲自率兵增援陈化成，可是半途中他们遭到英舰炮火轰击，被当场炸死十多个人，他们只得又退回宝山。

牛鉴毕竟是文官，开不了枪，舞不了刀，前线就是依靠一个陈化成。陈化成的阵亡和吴淞的失守，让他方寸大乱，当英军来到宝山城下时，已经人去城空。

不一样的八旗

尽管使用了六百里加急，但乍浦、吴淞、宝山失陷的消息，京城的道光都要隔上十天半个月才能知道。

乍浦的失陷，一举粉碎了奕经的“捷报”，把道光再次拖进了痛苦的深渊。那种“忧愤苦衷”和难言的失落，令他五内俱焚。为此，他不得不下令耆英暂缓离开，按照“先剿后抚”的原则专办“羁縻”，但与此同时，他仍对“剿”抱有莫大期望。

从小就熟读史书和圣人严训的道光，当然知道真实的“羁縻”是怎么一回事，说穿了就是为保苟安无事而求和，在历史上，那都是“苟安皇帝”才做的，而他道光从小就得到先父先祖的器重，是一个有过远大目标和作为的勤勉皇帝，他不甘心啊！

可是南方似乎越“剿”越没戏了，乍浦之后是吴淞，都是败，没一个胜，道光被深深激怒了，他再也不愿委曲求全。

在发往南方的上谕中，道光明确要求江浙官员弃“抚”从“剿”，全力抵抗，他自己则白天黑夜地调兵遣将，部署天津防务，以做好与北上英军一决雌雄的准备。

如果说河南时期的牛鉴尚斗志昂扬的话，江苏时期的牛鉴已经斗志全无，在这位新任两江总督身上，也再看不到从前那种闲庭信步的水准和风度了。

陈化成一死，他就知道仗打不下去了。道光说他“守正不阿、和而不流”，倒是真没说错，一般官员很少敢抗旨申辩，唯有牛鉴在接到道光要他“专意剿办”的旨意后，来了个直言上奏。

牛鉴提到了当年乾隆发兵出征缅甸的往事。因为屡战不利，且耗师糜饷，乾隆接受现实，在缅甸答应朝贡的前提下诏令撤军，结束战争。牛鉴的意思是希望道光像他爷爷学习，对英国人同样实行“羁縻之策”。

牛鉴的抗辩，让道光很是不爽，但在两江总督这个位置上，他再也拿不出新的人选来替换牛鉴，只能一遍遍告诫牛鉴“应守则守，应剿则剿”，不要因胡思乱想而动摇军心士气。

就在君臣间打笔墨官司的时候，英军方面又出现了新的移动迹象。按照道光和朝中大臣的判断，他们预计英军可能会北上直奔天津，也因此做了防范。牛鉴同样做如此想法，道光要从浙江派大臣和军队增援江苏，他还客气，说不要了，江苏战事已经结束，黄河水退下去了。

其实他们都想错了，江苏战事不仅没有结束，而且还才刚刚开始。

英军攻击吴淞的行动并非盲目，它是扬子江战役的一部分，而这一军事计划又是由义律所制订的。璞鼎查自从把义律给换下来后，起先并没有完全照着扬子江战役的部署去做，基本上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打到哪儿算哪儿，最后沿海城市倒是打下不少，但并没有能迎来他想要得到的结果。

直到此时，英国政府才开始重新重视义律提出的计划。相对于道光君臣对洋人的无知，长期跟中国人打交道的义律似乎更清楚东方帝国的七寸部位在哪里：一个长江（扬子江），一个黄河，那是命脉所系。

英国内阁训令印度殖民政府，让其尽一切可能把军队调向中国沿海，以参加即将展开的扬子江战役。海上行程是说不准的，援军未能按原计划到达，驻浙江的英军就抢先发动了进攻，算是扬子江战役的演练，这就是前述的乍浦一战。

练练手当然好，但是此次“排练”的难度之高，却令英军指挥官始料未及。乍浦的防御体系一般，火炮也很少，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这里是八旗驻防区。

清军入关以后，相对于面积广大的地域，军队数量显得太少，难以实现直接控制，所以分成了两部分，驻防于京城的八旗兵称为禁旅八旗，驻守各处的称为驻防八旗。驻防八旗的主要使命是监视绿营，再通过绿营来控制全国，从而起到一个以臂使手、以手使指的作用。

按照清代制度，当兵吃粮是下层旗人唯一可从事的职业，如果当不上兵，则还有“铁杆庄稼”，即政府发放的固定钱粮。在渐渐失去农商技能的前提下，许多旗人因此滋生了市井习气，由他们组成的部分禁旅八旗兵也早已不复祖先的勇猛刚健，其训练质量和战斗力甚至远不如同样弊病丛生的绿营。

驻防八旗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八旗驻防区内，官兵都是拖家带口，集中居住，过着亦兵亦民的生活，他们从不轻易出动，只在有重大情况发生时才就近出兵。正是在事实上与外界形成隔离，八旗驻防区受到荒嬉怠惰风气的影响较少，八旗兵的身上仍遗留着一股难得的血性之气。在他们看来，弃家而逃是很可耻的一件事，当英军攻进来时，他们没有像一般绿营那样打不过就跑，而是进行了殊死抵抗。

驻守于乍浦主阵地上的三百八旗兵，在退路已被切断的情况下，仍奋力作战。火药打光了，就用弓箭，弓箭射完了，再用刀矛，总之是绝不后退，最后三百人大部分战死或受伤被俘，没有一个投降者。

一位八旗老军人持刀肉搏，伤重被俘。英军军官见他在担架上淌眼泪，以为他是怕死，就通过翻译告诉他不用担心，英军会优待俘虏，得到的回答是：“我流泪是因为阵地丢了，我愿流尽自己的最后一滴血！”

惊叹号

在乍浦，英军所过之处，几乎每一所房子都会向他们射击，而当人们抵御不住时，这些旗人家庭就出现了全家自杀的惨烈场面。一时间，自杀者的尸体甚至把乍浦河水都给堵住了。

乍浦之战，英军伤亡64人，其中还包括一名官居陆军中校的高级指挥官，为鸦片战争以来所未有，这给参战的英军官兵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这个惊叹号到镇江之战时达到了顶峰。

1842年7月21日，英军进攻镇江。与以往中国军队一般都占有数量优势不同，在镇江一战中，双方的数量优势已经易位，攻方超过了守方。

远道赶来参加扬子江战役的英国援军终于到齐了。为了关键性的这一战，印度政府倾其所有，能派的都派过来了，英军的海陆军总数达到两万，其中陆军在一万两千以上，配有炮兵、工兵等特种部队，兵力如此之强，在英国的海外殖民史上甚为罕见。

在发现英军的企图后，牛鉴也已向镇江城外紧急调拨了增援部队，其中有四川兵、湖北兵、江西兵、河南兵近三千人，但在实战中，所有这些绿营军队几乎都只能打打酱油，真正起作用的还是驻守城内的八旗兵。

和乍浦一样，镇江也是八旗驻防区，领军之人为老将海龄。在历史上，海龄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老头很倔，几乎跟哪个上司都搞不好关系，这使得他老是被降职，降的比升的还快。他本来已经是总兵，不知为什么被同为旗人的琦善参了一本，一下子连降两级，被送到新疆改造去了。

道光怜惜他是个人才，又把他调回来，让其出任京口副都统，并且还亲自写谕旨给他，劝他改改脾气。可海龄依然故我，没多长时间又跟初来江南的牛鉴干上了，于是第二次被参。

这次他的运气不错，前方军事紧张，正值用人之际，所以虽然降了两级，但被给予留任察看的处分，没有一把年纪灰头土脸地再赴新疆。

作为一个思想保守的八旗军官，海龄有满洲为尊的倾向，性格上也暴躁轻率。在英军兵临镇江城下时，他曾下令关闭城门，镇江郡守请他开城，以给城中居民留下活路，但是海龄坚持不肯这么做，说是开门可能带来危险。

百姓要求出城，他就以汉奸罪名予以拘捕，为此还滥杀无辜，这导致他在鸦片战争的一众殉国将领中口碑很差。不过总的说来，此人“大节无亏”，算得上是一条好汉。

驻守镇江的八旗兵共有一千六百人，攻城的英军则有近七千人，无论武器还是人数，对比都很悬殊，可这一千多八旗兵在海龄的率领和指挥下，却能够以弱抗强，与对手一掐到底。

另一方面，英军也犯了错误，他们的错误是没有把镇江和乍浦联系起来，以为乍浦守军只是偶尔坚挺了一下，再加上占有完全压倒性优势，使得他们十分轻敌。在之前的作战中，一般都是海陆军进行配合，唯有此次海军作壁上观，基本未用舰炮对镇江城内进行射击，仅对城外的绿营军队做了象征性轰击——没有任何意外，绿营兵在伤亡几十个人后作鸟兽散。

这一下英国人更不得了：重炮什么的都不需要了，直接端着枪进城吧！

结果是英军反而被八旗兵抱住了一顿痛打。参加镇江之战的八旗兵又分两类，原驻镇江的京口八旗训练水平稍差，相比之下，从南京调来增援的四百青州八旗要厉害得多，这些兵勇也成了守卫镇江城的核心主力。

当天，青州八旗表现十分抢眼，他们奋勇格杀，刀柄上渗满鲜血，滑得拿不住，仍大呼杀贼。

英军企图用长梯从正面登城，但是在八旗兵的顽强阻击下，“坠梯者纷纷”，根本爬不上城，最后选了一个叫十三门的地方，才打开缺口，而十三门那里正好没有青州兵把守！

屈服

眼见英军从十三门蜂拥而入，青州兵挺身上前。有的勇士手持长矛，一家伙先挑了一个，来不及拔出，又挑着尸体刺倒了另一个英国兵，短兵相接处，犹如当年的赵子龙附体。

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仅靠青州兵难以将英军驱出城外，城内英军越来越多。得知城陷已成定局，海龄一把火点燃都统署，然后带着全家人自杀了。

失去指挥的青州兵不肯放弃，他们率领京口兵在城内列阵，与英军展开巷战。面对英军更胜一筹的火力攻击，京口旗兵率先不敌，被迫选择了后撤。

能够坚持到这种程度，京口兵已经相当不易，可青州兵仍然很生气，对之大骂：“你们不敢交锋，难道在我们屁股后面助助威都没胆吗？”

青州兵“悉力死拒”，拼着命作战，到实在力不能支时，才夺门撤退。

鸦片战争以来，从广东到福建，从浙江到江苏，在所有海防重镇中，镇江设防最为薄弱，英军投入的兵力也最多，但这里的抵抗又最为激烈，英军遭到的损失也最大，总计有172人伤亡，其中42人战死或失踪，其伤亡率相当于除乍浦之战外历次战斗的总和。

八旗兵付出了伤亡近五百人的代价，也就是说两三个八旗兵即能拼掉一个英国兵，这份成绩单在近代史中相当瞩目，青州八旗因此一举成名。

道光留恋满语是有道理的。保留着传统的八旗驻防军总算没有给这位满人背景的皇帝丢脸，让他在长久的挫败中好歹也找回了一点自尊。在相关奏折中，道光曾御笔批示：“不愧朕之满洲官兵。”

可是不管八旗兵怎样豁出性命，镇江还是丢了。镇江处于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之间，乃漕运之枢纽，占领和控制这里，也就等于卡住了道光和整个帝国的咽喉，因此从军事角度上来说，镇江沦陷就已经决定了中英之战的胜负归属。

1842年8月2日，英军主力溯江而上，直指长江上的核心城市南京。牛鉴与耆英等人连连上疏，请道光下旨议和，以拯危局。情急之下，牛鉴顾不得忌讳，声称“危迫实不可言”，情况危急到都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了，要皇帝“速速定夺，以拯民命”。

即使在英军兵临南京城下的这一刻，道光仍然在幻想战局出现转机，这样的话才可能保证“先剿后抚”的效果，也才能在谈判中争取到地位。可是牛鉴的话表明，他的想法是有多么的不切实际。

“以拯民命”四个字已经触碰到了道光内心的底线。作为皇帝，他得对整个帝国负起责任，不能破罐子破摔，而在战争看不到一丝一毫取胜希望的前提下，越早结束，损失才会越小，这正是当年他的爷爷乾隆征讨缅甸时留下的教训。

在给耆英的旨意上，道光告诉对方：“两年来，沿海百姓频遭战火蹂躏，朕实在于心不忍，与其兵连祸结，不如息事安民。”

他屈服了，尽管很不情愿。

道光松了口，但让南方官吏纠结的是，英国人却拒绝跟他们谈和。

道光年间，从来没有天生的“主抚派”，都是碰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后才不得已改弦更张。比如耆英就是这样，鸦片战争爆发之初，他在加强海防方面不遗余力，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主和的气味儿。发生思想转变，是到了前线，亲眼见识英国人“船坚炮利”之后才开始的。或许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如果耆英还待在大后方，没准“主剿”的论调仍然喊得比谁都高。

耆英是努尔哈赤的后裔，属于皇室宗亲，他跟琦善一样，都不用读书，全是靠荫生才当了官。不过这个人似乎天生就很会做官，连教师爷都不用请，朝廷的“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门，他做过四个部门的尚书，一个部门的侍郎，前前后后担任了五十多个职务。

大概因为官做得太多太大，什么世面都见过，无形中也把耆英的胆子给弄壮了。在南方主和的官吏中，牛鉴虽然勇于坚持自己的主张，但道光不发话，他还不太敢擅自行动，耆英正好相反，他明里不跟皇帝争论，私下里却我行我素，称得上是胆大包天。

在道光三令五申，要求弃“抚”从“剿”的那些天里，耆英从没有放弃他的“羁縻”努力，一路都追着英军递送书信。在他那里，道光的“主剿”谕旨形同空气，想理就理，想不理就不理。

这么多年官做下来，老官僚自有一套应付上级的办法。英军回复他的照会，他会从里面挑字眼，然后进行包装。在他笔下，英方的强硬态度往往会变成“言词恭顺”“深知感激”，反正是一副软沓沓的孬种样，其做法颇近似于靖逆将军奕山。只不过奕山还是打了败仗，实在没法交代时才走了文学道路，耆英却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文学青年，随时随地都有创作灵感，可以把假的说得比真的还真。

极品家丁

只是道光好哄，英人难骗，璞鼎查不是义律，这个洋鬼子一个劲地耍大牌，耆英的笑脸往往贴了冷屁股，人家就是不理你。

牛鉴则表现得更有意思，在璞鼎查甩臭脸的时候，他还给对方说大道理，讲信义，表示现在进入了谈和期，英军不应再出手动武。璞鼎查连听都不想听：“闭嘴！不唱高调能憋死你吗？要让我暂时不攻南京也可以，先拿三百万两白银出来，作为赎城费。”

南京不是广州，没有那么多富商，牛鉴勉强才凑了六十万两，还要分两次才能付清，而此时的璞鼎查已全然没有一点英国绅士的风度，他根本等不及别人凑钱。1842年8月5日，牛鉴接到英军发出的通牒：不交出三百万两白银，立即进攻南京。

牛鉴急得都快要疯掉了，他派人急赴无锡找耆英，让耆英拿个办法出来。耆英能有什么办法，要有办法，还至于坐在家里无事可干吗？

好在与耆英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个主和大臣、前两江总督伊里布，他说有办法。

伊里布的人生经历跟裕谦相似，有显赫家世，同时又是科班进士出身，不过与裕谦不同的是，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伊里布就以“熟练边务”而闻名。

当时的各省之中，以云南等天高皇帝远的边疆地区为最难治理，朝廷在选择疆臣时，往往都要挑选得力的大臣充任。伊里布执政云南期间，能够宽猛互济，该温和时温和，该铁腕时铁腕，使得云南政通人和，因此受到道光的多次褒奖，并授以协办大学士。道光执政前期，疆吏中能获此殊荣的仅两人而已，除了他，就是琦善。

毫无疑问，伊里布可以位列一线能臣之列，加上清末也常称少数民族为“夷”，一个“边夷”，一个“英夷”，在未搞清楚两种“夷”区别所在之前，一般人都以为“治夷”方法可以互相套用，这使得伊里布理所当然地成为道光所用名单中的热门人选。

义律第一次占领定海之后，伊里布即被委任为钦差大臣，奉命收复定海。一开始，伊里布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上来都是雄心壮志，而他干练果敢的行事风格也得到充分展现，短期内就从周围各省调集了一万多兵勇。在拖拉疲沓的清末官场，这种工作效率甚为少见，足能当得起道光对他的信任。

但是其他人的最后遭遇也同样可以复制到伊里布身上，还没正式开打，伊里布就发现武力收复定海是个难以完成的任务：他有陆军，却没海军，关键的水师战船没有着落，而去定海，就得坐船抢渡，不然插翅膀飞过去啊？

伊里布像琦善一样识趣，他不打了，改为与英军进行谈判，接着便成功地实行了停战，保证英军不再实施进攻。而后由于琦善与义律制定的“穿鼻草约”在先，他又得以从英军手中接收了定海。

假使换个角度，可以说伊里布是不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定海，应该有功才是，然而其时正是“主剿”空气最浓的时候，京城的言官御史，地方上的左邻右舍，递上来的弹劾奏章多得跟雪片似的，让伊里布很快陷入了被声讨的汪洋大海。弹劾他的官员中，既有伊里布以前的下级颜伯焘，也有后来的下级裕谦，称得上是众叛亲离，令伊里布大感苦涩。

最狠的一棒是皇帝敲的，道光下旨革去伊里布的所有职务，发往张家口军台（相当于驿站）做苦差。

随着战争的延续，原先咬牙切齿，发着狠要弹劾伊里布的“主剿派”相继吃了亏，除了已经死掉的，活着的都一个个变成了“主抚派”。立场一变，态度就变，他们不仅觉得伊里布当时没有做错，反过来还眼光独具——您老人家怎么还没打就知道打不过呢，太高明了！

伊里布重新又变成了香饽饽，大家都举荐他再次出山，道光也有此意，便将他释回，随耆英南下，从事“先剿后抚”事宜。

伊里布说有办法，算是着实救了耆英一命，但再听下去，伊里布说的有办法，不是说他有办法，而是说他的一个家丁有办法！

在见多识广的伊里布眼里，他这个家丁可不是普通家丁，而是极品家丁，世之奇才，可以与管仲、乐毅、苏秦、张仪之流相提并论。

家丁的名字很有喜感，唤作张喜。

独闯虎穴

张喜是天津人，祖上曾经富裕过，不过到他这一代已经败落。由于家里实在太穷，张喜没办法走科场道路，只能去别人府上做家丁。

父母给不了张喜钱，却给了他三样千金不易的财富。一是不俗的外表。史载张喜“超姿貌”，身材魁梧挺拔，乃十足的大帅哥。二是聪明的头脑。张喜性格爽直，但做事又十分精明细致，尤其反应非常敏捷。三是好口才。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可以说到铁树开花，枯藤发芽。

难得的是张喜还喜爱读书。因为没有应试这一顾虑，就用不着去死记硬背，生吞活剥，随便一本书拿到手里，有用的看，觉得废话连篇的便丢到一旁，这大大扩展了他的眼界，堪称从民间走出来的实学人才。

张喜刚到伊里布府上的时候，还并不惹眼。伊里布位列名臣，府上的家丁也都非一般粗鄙之辈，那相貌堂堂的，办事麻利的，能说会道的，不在少数，而且同行相嫉，家丁与家丁之间也相互排挤。张喜初来乍到，免不了受挤对，所以一开始默默无闻，平时也只能端个茶，倒个水，公开场合连插句话的资格都没有。

转机开始于伊里布移任江浙。大部分混得好的家丁在云南都有家有业，想想要走那么远，没人情愿，只有少数几个人肯继续跟随伊里布，张喜便是其中之一。

人少了，聒噪之音也就少了，伊里布渐渐地发现张喜这个家丁非同一般，有着惊人的见识。

伊里布奉命收复定海，却发现连海都过不去，当时也像其他大臣那样脑袋一片空白，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张喜说了一句话：“其实我们错了，从一开始就错了。”

伊里布问哪里错了。张喜说，国事就跟下棋一样，布局要布得对，对英夷这样的强敌须采用“当剿用剿，当抚用抚”的策略，也就是说，该打的时候要狠狠地打，不遗余力，一看形势不妙，那就得赶紧见风使舵，就驴下坡，别为了面子在那里死撑。

在张喜看来，朝廷错就错在，当剿的时候用了抚，当抚的时候用了剿，前后颠倒，结果“洋务”越办越糟，窟窿越捅越大。他告诉伊里布，眼下“剿”已经不行了，得用“抚”。

伊里布一听有理，便采用了张喜所用之计。他给道光发去一份奏折，声称要合四省大军，联合收复定海。这实际上是一个拖字诀，四省联合，没个几十天的工夫难以集结得起来，而且伊里布的这份奏折用的还不是“五百里”或“六百里”加急，是最慢的平信方式，道光迟至近一个月后才收到。

道光那时候“剿”的兴头正高，收到奏折，马上看出伊里布是想拖延时间，为此大发脾气：“朕让你单独出兵去收复定海，你跟朕扯什么四省？”

时间只拖了一半，但已经够了。等伊里布接到道光“脾气折”的时候，形势有了转变，在琦善的建议下，道光又由“剿”改“抚”，伊里布自然就用不着干“陆军打海军”这样瞎折腾的事了。

在此期间，由于英军运输船在附近失事，伊里布抓到了一批英军俘虏，其中还有一名叫安突德的英国陆军上尉。裕谦杀俘是为了表明决心，张喜没那么死心眼，他又给伊里布献了一计。

伊里布依计对这些俘虏好吃好喝招待着，然后给懿律送去一照会，很直接很赤裸地提出“以人易地”的原则：我给你俘虏，你还我定海。

英国人在殖民战争中的行径就跟海盗差不多，不然也就不会有“赎城费”一说了，从来都是他们讹别人，没有别人能讹他们的。懿律和义律说什么也不肯答应，懿律更是发着狠，说你们要是不送还俘虏，明天我就打到镇海去。

好说话一些的是义律。他无意中透露了一个口风，那就是因为水土不服，病疫严重，英军已有撤出定海，偃旗息鼓的想法，只是还不太甘心，总觉得不拿点什么就亏了。

伊里布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应该趁热打铁，他决定派人去定海，与英军进行直接谈判。

一圈儿问下来，没有一个僚属愿意去，龙潭虎穴啊，去了要是回不来怎么办？伊里布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找到张喜，后者“慷慨请行”。

家丁身份是上不了谈判桌的，伊里布临时给他加了一个六品顶戴的虚衔，以权充使臣。当这位“家丁使臣”出发时，周围认识他的人都为之捏着一把汗，但张喜平静如常，样子非常从容。

张喜连着两次乘着小船出海登舰，与懿律、义律以及其他英方的高层人物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双方达成一致，即将收复定海、释放俘虏与琦善的广州会谈打包处理，只要那边会谈拿出初步方案，这边就一个还定海，一个放英俘。

懿律和义律平时见到的中国官员，大多神情乖张，极少碰到像张喜这样身处险地，仍能坦然自若、侃侃而谈的“使臣”，一时间也很佩服，当场就以洋酒相敬。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洋人都有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猜疑，比如说酒里放毒之类，但张喜接过洋酒一饮而尽，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疑惧之色。

几天后，义律乘舰前往广州，懿律则发出通告，宣布浙江停战。

晏子使楚

未几，伊里布得到琦善从广州发来的文件，获知英方已同意“以人易地”。消息是好消息，可问题是怎么交，是先交人还是先易地？万一对方不认账怎么办？这个先生鸡还是先生蛋的问题，显然把双方都给难住了，彼此都不愿轻易做出妥协。

伊里布推敲半天，拿出一个方案，即由张喜带部分战俘打前哨，先行到定海“交人”，葛云飞等“定海三总兵”率三千人马，押解“最高级人质”安突德随后，这样一旦有变，还能对英军施加压力。

张喜按计划到达定海，并释放了他所带来的英俘。英军清点了一下，说不对啊，安突德呢，你们不把他交出来，我们就不能“易地”。

张喜早有准备：“我们交一部分人，代表的是诚意，只要你们易地，我们留着那个安突德有什么用，养着他还要白吃饭哩，当然马上就会还你们。”

英国人仍然把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张喜的脸沉了下来：“想耍赖？告诉你们，安突德就被我军押在半路，刀架着脖子呢。你们归还定海便罢，不还的话，我们先砍安突德的脑袋，然后大军开到，把你们杀得片甲不留。”

话犹未了，却出现了一个令张喜既被动又尴尬的场面，安突德驾着小船回到了英军营中。

随后两名中国小校来到张喜这一方，一看，正是负责押解安突德的那两名卫兵，经证实，安突德是被英军发现后半途劫走的。张喜赶紧问从镇海出发的大部队在哪里，回答是还没跟上来。

这真是令人天旋地转的事，摆明英国老外是想背约反悔了，而且他们也有了反悔的条件，不悔白不悔，倒是张喜等人命悬一线，反过来成了对方的人质。

张喜急了，唰地就把身上腰刀拔出来，对英军负责人大喊道：“我们现在已经把俘虏全部交到了你们手上，你们要是再不还城的话，大家只有同归于尽了！”

英军负责人被张喜那怒发冲冠的样子吓了一跳，听翻译一讲，才知道张喜的意思。他本来确实有取巧的想法，但义律已有“一手交人，一手还地”的正式命令给他，如果“中国使臣”真的被激怒，给他破罐子破摔，来个“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之类的，他也很难向义律交代。

这洋鬼子马上“改容谢过”，向张喜道歉，说刚才纯粹是跟你开个玩笑，定海肯定会还给你们。

第二天，英军收缩部队，陆续上船离开。这时候，那三千大军竟然还没现身，临时接收定海的只有四个人，即张喜、随从翻译外加两个小校。张喜负责连夜赶回镇海，向伊里布报信，顺便打听出征人马的下落，其他人则在定海城里到处找熟人，请他们帮忙看守城门和仓库。

伊里布半夜里被张喜叫起来，既喜且惊，喜的是终于接收了定海，惊的是自从“定海三总兵”出发后，便音讯皆无，他们究竟去了哪里呢？

张喜也是一头雾水，只好再次返回定海，这次总算是见到诸位老兄的尊容了。原来他们一路拖拖拉拉，三千人走了三天才到达定海。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听到定海已成为空城后，三个总兵还为谁第一个进入定海而争功，差点因此打起架来。

在浙期间，张喜声名大震，尤其是在接收定海的最后过程中，几乎全仗其一人之力，让人不禁想起春秋时“晏子使楚”的故事——晏子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硬是把楚王仗势欺人的威风给灭了个干净。

伊里布和张喜这一主一仆收复宁海，原本是立了功的，可是被“主剿派”一围攻，却由功臣变成了罪人。道光帝更是一厢情愿，他认为伊里布如果遵旨进兵的话，完全可以把盘踞在定海的“逆夷”一扫而空，现在你还眼睁睁地放他们跑了，是不是脑子不好使啊？

在“主剿派”的归类中，如果说琦善是“主抚派”的老大，伊里布就是老二，等到老大获罪，老二亦在劫难逃，当即被抓回京城受审。

一同被捕的还有张喜。有时候一个人的祸福真是说不准，假使他现在仍然寂寂无名，谁又会来为难一个家丁呢？

弦外之音

在北京，张喜被单独审讯了十余次。负责审讯的刑部官员希望从张喜嘴里套出不利于伊里布的口供，以便向皇帝邀功，但张喜宁死也不愿出卖自己的主人。

有人拿张喜的家丁背景做文章，当面讥讽他说：“你一个卑贱的下人，居然还以使臣的身份去跟英国人谈判，你觉得你配吗？”张喜理直气壮地回答：“当时当地，配去谈判的人自然不乏其人，可他们为什么不去呢，却让我这么一个不配的人舍身冒险，恐怕他们才是真的不配吧！”

刁难张喜的人被驳得张口结舌，转而又想用动刑来进行威慑和逼迫。张喜说：“我渡海去定海谈判前，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还怕区区刑具吗？”

审讯者从张喜身上挖不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只得匆匆结案，释放了张喜。张喜回家后，得知伊里布已经被发往张家口受苦，心里深感不安，于是拜别双亲，一路风餐露宿，赶往张家口。

张家口属于关外，路上风沙走石，很不好走。张喜在路上就得了风寒，已经半身麻木。伊里布见后于心不忍，便说：“现在我这里也没什么事，你还是先回北京养好身体再说吧。”就这么着，张喜又被劝回京城养病。

随着东南局势的逐渐恶化，道光被迫再次起用伊里布。伊里布刚回北京，张喜就去随侍，并一再叮嘱主人：“如果皇上要召见你，请务必将夷情彻底讲清楚，不然的话，我们恐怕又要像以前那样受到掣肘，什么事都办不好。”

张喜之所以这么说，与他对形势的研判有关。到张家口的那段时间，伊里布曾问他，如果英军北上天津，天津能不能守住。张喜很干脆地回答：“恐怕守不住。”

天津的兵力和炮台部署还不如虎门、镇海，虎门、镇海尚不能守，天津这里又怎么可能出现意外的奇迹？当时琦善也在张家口一同服刑，他对张喜的论断深表赞同。

张喜回到北京后，发现道光的“剿抚”态度动摇不定，而且仍以为依靠天津防务就可以将英军阻击于国门之外，便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伊里布一行只会徒劳无功。

果然，道光对伊里布连见都未见，仅仅给了一个七品顶戴，让他跟着耆英办事。伊里布得不到皇帝召见，当然也谈不上汇报什么“夷情”了。

一叶而知秋，张喜意识到道光对“夷情”还没有深刻认识，耆英、伊里布此去，不过是做做陪衬，难以建功。正好他的身体也不好，父母又需照料，于是在伊里布问他是否愿意南下时，张喜即以病相辞，表示自己去不了。

其实耆英也认识张喜这个有名的家丁。事实上，他不仅认识，还一度打过张喜的主意，想借机将他召入自己的麾下。

对带着伊里布玩，耆英兴趣并不大，都是身份地位差不多的同僚，有了功算谁的？并且他还听说，伊里布在浙江能和英国人实现停战，并成功收复定海，全系张喜一人之功。

耆英真正感兴趣的是张喜。他曾把张喜叫到自己府上，问这儿问那儿，一会儿问问“夷情”，一会儿又问问张喜多少岁了，家中有几口人，父母怎么样。

话锋一转，耆英忽然发问：“你为什么不跟伊中堂（指伊里布）？”

张喜莫名其妙：“没有哇，我去过张家口，现在只是中堂让我回来养病的。”

耆英哦了一声，又问张喜：“那你今后还会跟着伊中堂吗？”

张喜不假思索地答道：“那是当然，中堂待我很好。”

旁敲侧击了一会儿，耆英逐渐进入正题：“我看你年轻有为，很可以为国家出点力，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到浙江办理洋务呢？”

终于听出了弦外之音。相比于虽遭赦免，却仍受朝廷和皇上冷落的伊里布，耆英显然是一根高枝，然而张喜并不是那种舍弃故主，嫌贫爱富的人。何况他觉得耆英并不尊重人，面对面说话，手里还拿着鼻烟壶，眼睛也看着别处，分明是仍然把他当成一个下人。

张喜坦然作答：“等伊中堂到京，请将军（指耆英）和伊中堂面商吧。”

耆英听后嘴上说是这个理，是这个理，但脸上明显不悦。那时候的耆英并不像伊里布那样把张喜作为奇才来看待。他认为张喜不过是胆子大了一些，敢跟外国人单独对话罢了，胆大的人到处都是，我耆英要是高兴可以找一大箩筐。

离开京城时，伊里布想让耆英去向道光请道旨，以便动员张喜南下。耆英一撇嘴：“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要让皇上瞧着我们还不如一个家丁，多余养我俩废物吗？”

南下之后，耆英才发现洋务之难，这可不是光胆子大，嘴皮子麻利就能办好的。整整三个月时间里，他别说“抚”了，连与英方沟通都做不到，而在江南一带，上至奕经、牛鉴，下至一般士绅百姓，只要听说过张喜当初作为的，都是“既慕且叹”，均认为张喜不来，局面难以收拾。

现在再次听伊里布提到张喜，已经焦头烂额的耆英真是懊悔之至。早知如此，在北京的时候，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奇才给带过来，如今奈何？

伊里布春风满面：“他已经来了！”

名不虚传

打动张喜的，是伊里布亲笔写的一份秘密家书。在这份家书中，伊里布告诉张喜，“夷事”已“大猖獗”，朝廷终于下定决心“抚”了，但不知道如何“抚”法，无从下手。本来还想一南一北，通过书信跟你商量着办，看情况来不及了，还是需要你亲自来。

伊里布还动情地说：“以前我们在浙江实心办事，却蒙受了不白之冤。现在正是剖白前冤的时候，机遇难得，不可错过。”

这不像是主人给仆人的家书，倒分明是朋友对朋友的一份真情告白。捧着信件，张喜的思想斗争很激烈。他此时跟父母住一起，二老俱已八旬年纪，是需要照料的时候，他是不想再走了，可是伊里布话语恳切，主人的一片知遇之恩难以推却。再者，他早就论证过，天津海防挡不住英军，江浙若不能了局，战火延伸至天津是必然的，到时北方又是一片浩劫，想坐视都不可能。

在征询乡社宗亲的意见时，一位耆老言道：“尽忠即是尽孝。你家中尚有兄弟，可权其轻重。”有了这句话，张喜才拜别双亲，兼程南下。

临近江南，沿途一片萧瑟，张喜曾听说，镇江等战场实地“尸骸枕藉，填塞街巷”，而以他亲眼所见，即如扬州这样英军尚未攻入的城市，绅商百姓也早已逃逸一空，土匪和私盐武装则趁机到处抢掠，乃至昔日之繁华都市，皆作断壁残垣，这令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张喜的到来，对伊里布和耆英都不啻是特大喜讯，尤其是耆英，他是钦差大臣，地位在众人之上，所要承担的责任也最重，对他来说，张喜这个名字已经跟救星的含义差不多了。

耆英立即传见张喜，就他关切的问题一一进行询问。

问起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答：“扬子江乃咽喉之地，天下大局全在于斯。英军如果断我盐漕，绝我商旅，这不是疾癞之疾，而是心腹之患。”

问起如何办洋务，答：“一不致过刚，以免弄出枝节，耽误国家大事，二不致过柔，以免示弱于异邦，给国家丢脸。”

耆英这才知道张喜名不虚传，是个胸藏乾坤，腹有经纬的人，由此他也产生了一个念头，即此人有奇才异能，我招抚他不肯俯就，又如此难请，看来一定有所求，而且胃口还不小。他试探着对张喜说：“你必须参军入伍，我才能给你弄功名。”意思是张喜并非科班出身，要让朝廷授官尤其是大官有难度。

张喜愣了一下，随口答道：“只要把‘夷事’办好就行了，何况我南下不是奔着功名来的。”

回去见伊里布时，张喜忽然想道，他的回答欠妥。耆英是个老官僚，对付洋鬼子没有办法，对付自己人却是一肚子弯弯肠子。他说到功名，纯属问者有心，张喜自己却是答者无意，给耆英留下的疑虑很可能是，你既不为功名，那当然是贪图“夷人”的便宜了。

别说耆英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那个时代但凡与洋人有接触的，都会被认为有“汉奸”嫌疑，是私下收受了对方贿赂的结果。琦善被捕回京，审讯官一个穷根究底的问题便是：“你有没有收了洋人的好处？”

耆英以己及彼，根本就不相信张喜南下，会跟利字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在耆英面前明证自己不是汉奸。张喜对伊里布说：“我绝对没有贪图‘夷人’便宜的一丝念头，再说了，‘夷人’是为便宜而来，眼下他们气焰嚣张，见谁灭谁，又岂肯将便宜白白送与他人？”

伊里布把张喜的话转告耆英，耆英一听，这才稍稍打消了一些疑虑。同时，他也生怕张喜因遭猜忌而不出力，赶紧翻出一件自己的衣服送给张喜。张喜推辞，他不由分说：“我们身高差不多，我给你，你只管穿，不用客气。”

南京的牛鉴告急，耆英和伊里布商量来商量去，只能先派张喜前去。两人问张喜有没有让英军“受抚”的把握。张喜老实作答：“试试看吧，英军风头正劲，如果言语能劝最好。不行的话，我当以一死来报效国家和主人的知遇之恩，除此之外，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最后那句话是耆英最不愿意听到的，张喜能够英勇赴死，他可不想死啊。于是他再也顾不得自己说过的要参军才能有功名的话，在张喜临走前，匆匆忙忙地亲自送来一个五品顶戴，并且对张喜说：“以前你在浙江时给的是虚衔，这个虽然也是虚的，但我一定会奏明皇上，让你名至实归。”

第四章 天地一沙鸥

1842年8月7日，张喜赶到南京，见到了牛鉴。

这时的牛大人，已经由一头活牛变成了死牛。原驻南京的青州八旗被打散了，仓促调来的其他部队又不足恃，官军已无力抵挡英军的入侵，后者要么不攻南京，只要想攻，就没有不破的道理。

当天，璞鼎查宣称攻城的时间已到，收到这一消息，牛鉴宛如被宣告了末日一般。见牛鉴面如土色，张喜连忙说：“你不要急，让我看看皇历，推算一下。”

看完皇历，张喜松了口气，对牛鉴说：“放心，英军今天不会攻城。”

牛鉴很是诧异：“你怎么知道？”

张喜没有装神弄鬼，故意做出一副可以预测天机的样子，他坦率地告诉牛鉴，自己此前特地钻研过一些与西洋有关的书籍，了解西方人信仰基督教。当天按阴历算是初二，换成阳历，正好是星期天，乃基督徒做礼拜的日子，一般情况下英军是不会选这个时候开战的。

对这些东西，牛鉴闻所未闻，因此显得半信半疑：“你这种说法靠得住吗？”

张喜回答：“不敢妄言。”

这一天英军果然并未攻城。次日伊里布也来到南京，即派张喜前往英舰交涉。

嘴皮子上的战争

在此次交涉过程中，张喜所见到的英军舰船规模，较定海时又有不同，其数量和规模，若用《三国演义》中的语言来形容，称得上是遮天蔽日，说是“旌旗十万”，也不会没有人相信。

交涉主要由璞鼎查手下的一批文官先与张喜过招。当首之人是璞鼎查的秘书马儒翰，张喜把带来的照会递给他看。这份照会是伊里布所写，马儒翰看了之后发现上面并没有实质性的让步，马上翻了脸：“这都是空话，能顶什么用？”

接着他又气势汹汹地说：“今日之事非昔日可比，我们这次不光要攻下南京，还要北上天津，攻到你们的北京皇城去！”

怕张喜不信，他取出一张地图，上面标明了英军的进攻路径。张喜感到不能示弱，也立刻对马儒翰进行回击：“你别动不动就打啊打的，你以为北京就那么好攻吗？我可以明白告诉你，京城满蒙八旗及绿营有二十万，这还不包括关外蒙古、东北的八旗劲旅，加起来总有几百万，你们就算有百万大军来袭，也未必就一定能赢。”

马儒翰刚想论证英国的“百万”能不能打赢中国的几百万，张喜又紧接着言道：“退一步说，就算我们守不住，难道皇上不能迁都吗，难道我国人民就会心甘情愿地奉你们为中华之主？”

连珠炮一样的几句话把马儒翰给说得一愣一愣的，中国皇帝会不会迁都他不知道，他们英国人要做“中华之主”这一点，他还真没想那么远。

张喜只要一张嘴，就不会给辩论对手任何一点空隙：“我还可以透露一个小秘密给你，北京皇城坚不可摧，很难攻啊，你别看你们已经攻占了那么多城池，没用。”

皇城在，心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我们只不过是从头再来！这是嘴皮子上的战争，没有任何消耗和损伤，只要敢吹能吹，尽管放开缰绳。张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准确把握分寸，吹到极致就马上收住，回到正题。

吹到末尾，张喜带了一句：“你们得知道我们伊中堂为国为民的一片苦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退一步，我们还是肯跟你们谈的。

因为伊里布在浙江时善待俘虏，与杀俘的裕谦形成鲜明对比，所以英国人对他的印象一直不错，在张喜说到“伊中堂”的时候，马儒翰的脸色已经明显缓和下来。

张喜海阔天空的时候，马儒翰连一句嘴都插不进来，等他歇下来，这才找到说话的机会：“你们的伊里布大人并不是钦差大臣，而且即便是钦差大臣耆英，我们也不认同，只有全权大臣才能与我们谈判交涉。”

事实也是如此，在张喜南下之前，耆英之所以难以与英方沟通，被卡住的一个重要环节就在“全权”两个字上，按照西方的观点，全权大臣才有权谈判。

张喜对此早已有备：“不过是翻译不一样罢了，我国所讲的钦差就是你们英国所说的全权，伊中堂奉旨与耆将军（指耆英）会办，他们都是钦差，都有资格负责谈判。”

给张喜这么一说，英国佬颇有恍然大悟状。既然有资格谈判，那就可以进入正题了，马儒翰把包括“赎城费”在内的谈判条件列了一堆，然后说：“你回去告诉你们大人，答应这些条件便罢，不答应，即刻攻城。”

说到要攻城，张喜硬不起来了，只得回了一句：“何必呢，你们到处攻城，得毁掉多少生命啊。”

马儒翰在前面一直得不到发挥，此刻又变得神气活现起来：“就要攻，就要攻，谁让你们办事反复，一会儿谈一会儿打的，活该。”

马儒翰的话很不入耳，特别是触到了张喜内心的痛处，他一直认为，如果当初朝廷能容许琦善、伊里布谈下去，纵使吃点亏，不至于弄到现在这样的境地，他们主仆为此还受了冤枉，吃了官司，找谁说理去？

我已经够委屈了，你还要添油加醋，张喜腾地来了火：“本人这次来，不是光为送照会，拿回文，还另有目的！”

表演给谁看

听了张喜的话，马儒翰等人都不解其意——另有目的，莫非你想免费参观一下我们的军舰？

张喜说：“第一，我要贺，第二，我要吊。”

马儒翰更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为什么要贺？”

张喜一本正经地说：“我要祝贺你们所向无敌，锋不可当，要祝贺你们深入大江，扬扬得意，要祝贺你们残杀军民，抢掠财物……”

洋人们面面相觑，什么贺，敢情说的都是反话。马儒翰赶紧打住话头：“算了算了，你说说为什么又要吊吧。”

张喜看了马儒翰一眼：“我的吊啊，是吊丧的吊，是痛哭流涕的意思。我来就是为你们痛哭的。”

马儒翰这些人更奇怪了：“有什么要你为我们痛哭的？”

张喜说：我跟你们有一面之交，所以要为你们痛哭。战争开始以来，你们之所以能长驱直入，只是我国没有防范的缘故，而且按照大清国禁令，民间是不能制造武器的，但是如果你们过于肆无忌惮，难保皇上震怒之下不会来个鱼死网破，直至解除禁令，到那时你们面对的将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人民战争”！

张喜洋洋洒洒的这番议论，把一直坐而不言的璞鼎查都给惊动了。璞鼎查问过翻译，让马儒翰转告张喜：“你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可惜了，你们的皇上不会采用你的计策。”

通过登舰后的一番察言观色，张喜看出来了，璞鼎查是拿主意的，其他人不过是个配角，换句话说，得罪其他人都不要紧，而张喜也正需要得罪得罪人。因为他这次来还有一个不可为外人道的用意，就是得表演，不是表演给别人看，是表演给在家里等消息的官员们看，其中有伊里布，有牛鉴，也包括尚未抵达南京的耆英。

在张喜来之前，耆英曾特地关照他不可“孱头”，也就是不能太软的意思。这两个字你可以回家细细琢磨，什么叫太软，不软还要死乞白赖地去跟人家讲和？而且张喜自己都说了，他会刚柔并济，软硬兼施，还用得着你来提醒？说到底，就是不信任罢了。

跟着张喜一同登舰的有好几个人，其中还有一个是耆英的随从。他们虽然都像闷嘴葫芦一样的一句开不了口，但很明显都带有监视的任务。

张喜很清楚，只要不涉及谈判的实质内容，在这些监视他的随从面前，一定要表现得足够强硬，而且越硬越好。他忽然一拍桌子，朝马儒翰等人大喝一声：“你们不要太骄狂，小心上天不容，给你们带来灭亡之祸！”

马儒翰一时没答上来，旁边的翻译罗伯聃插上一句：“你要怪，就怪你们那些惯于说谎的大官吧。他们欺瞒你们的皇上，才导致事情不可收拾，不要责备我们。”

话音刚落，张喜便指着罗伯聃的鼻子训了起来：“都是你们这些幸灾乐祸的家伙唆使，方有今日。”他的指责听上去毫无根据，实有胡乱指控的嫌疑。可是罗伯聃年纪轻，好胜心强，吃不消别人挑逗，最重要的是他摸不清张喜的路数，所以马上站起身反唇相讥：“就算是我们唆使的，你又能拿我们怎么样？”

好，打的就是你，这算是自己撞枪口上来了。张喜来了劲：“怎么样？我如果挂了大将军印，一定会将你等捉住，然后碎尸万段，焚骨扬灰，给被害军民报仇。”

罗伯聃哭笑不得：“好好好，您老要是做了大将军，我们也到不了这里了。”这个年轻的英国翻译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成了对方演戏的友情龙套，还要傻乎乎地较真儿。他拿出一张中方发布的纸片，指着上面对张喜说：“你看看，你们中国人都叫我们什么，逆夷、夷匪、跳梁小丑，请问我们何逆、何匪、何丑之有？”

说你傻还真傻，张喜算是把罗伯聃这二百五给盯死了，他看出这个翻译身份和地位不高，要攻击的话，完全可以再具体深入一点。说时迟，那时快，他嚯地一把将纸片抢过来，撕得粉碎，随后劈面朝罗伯聃掷去，嘴里还忘不了骂骂咧咧：“你们生得不像个人，做事也不像个人，怎么不叫丑？你们到处杀人掳物，行同无赖，怎么不叫匪？你们以小国欺大国，以外夷犯中华，怎么不叫逆？”

几个洋人万万没想到张喜会这样，罗伯聃怒形于色，一张脸涨得通红。舱外的卫兵听到里面动静这么大，还以为发生了什么状况，不仅严阵以待，还撤去了船边的悬梯。

茶话会环节

张喜真是吓人不轻，他那几个随从个个神色惊慌，不知所措：您老人家也强硬得太过分了吧，这要激怒了洋人，真把我们抓起来可怎么办？

张喜当然知道自己都干了什么，以及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一者，他来之前就做好了有去无回的准备，以他这样的家丁身份，事情办糟，只有一死，死在洋人手里，还能落个壮烈千秋的好名声。二者，在英军占尽优势的情况下，他相信对方也没有什么理由非要跟一个送信的使臣过不去。

果然，璞鼎查发话了：“有话慢慢说，大家都不要动气。”

张喜已完全摸准了对方的套路，在料定安全的情况下，他仍要继续拿罗伯聃开涮：“我问你，你们英吉利建国有多少年啦？”

罗伯聃答：“一千八百多年吧。”

张喜又问：“那你知道大清国有多少年？”

罗伯聃不知不觉进入角色，马上做出中国通的样子，抢着回答：“我知道，才两百年。”

张喜啧啧连声：“你看看，英吉利都一千八百年了，熬到这么长时间不容易啊，可是如果不小心被我们二百年的大清国给打败了，那就可惜了。”

张喜说，你别瞅你们现在狂，也不过是乘我们不备偶胜了那么两场，有什么啊，你们能场场都胜吗？就算是你们场场能胜，其他海外国家会不忌妒你们吗，会不和你们争夺吗，船坚炮利又怎么啦，没准儿也会被更狠的给打个一败涂地。

“记住，欺敌者，断无不败之理。”

张喜的这番推论颇富中国传统哲理，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但很多年后也正如张喜所说，见到了他们日落的一幕。只不过当时当地，谁也想不到这么深这么远，众洋人只是憋着笑一个劲地点头，房间里的气氛重又变得轻松起来。

现在这些洋人反而倒有点喜欢对面这个中国使臣了。不是说他的话有多在理，事实上，张喜的这些调调，跟英国人的思维往往都不在一个轨道上，但眼前的这个人至少说话很有趣，不乏味。

听众们听得入神，不由张喜不接着讲下去。张喜又开了一话题：“你们老在我国沿海骚扰，兵戈不息，不觉得烦吗？”

马儒翰接着张喜的话茬答道：“不能不这么干啊，我们英吉利是靠海外殖民吃饭的，因此非得打赢不可，就算败了还得整兵再来，要是不明不白地退回去，被其他国家嘲笑尚是小事，国家立不住才是大事。”他还信誓旦旦地向张喜保证：“看您老先生以诚待我，我才跟您说实话的。”

张喜趁势说：“知道你们想赢，我们不打了，让你们赢，好不好？关键是赔的银子得减下来，这样就好说话了。”

到交涉的后半段，大家的精神已经完全放松下来，开始进入剥瓜子壳的茶话会环节，所以越谈越欢，从早上七点一直侃到晚上七点才结束。

天色既晚，必须回去了。张喜想起来还得要个回文，可是洋人们聊得尽兴，都忘了这档子事。看样子，回文当天是弄不好了，马儒翰就说：“要不你们留一个在这里等？”

马儒翰看着张喜身边的那些随从，可这些人个个缄口不言，没有一点主动性。张喜只好说：“要不我留下来吧。”

轮到马儒翰不好意思了：“这哪成啊，你是使臣，这样显得我们太怠慢了。”

张喜想了想：“这么办吧，我明天亲自来拿。”

马儒翰已经跟张喜热乎起来，连忙说：“明天可以，但用不着您老先生亲自来，无论谁来都可以。”

张喜笑了笑：“看你个洋鬼子一副机灵样，不认识的想来你也不会交给他。”随手一指身旁的一位随从：“你认准了，我明天让他来拿，可以吗？”

马儒翰瞧了瞧：“行，没问题。”

回到自己船上，随从们一个个早已是大汗淋漓，到这个时候，他们也才敢开口说话。有的心有余悸：“我看你辩论中竟有不少怒骂，怕今天回不来了，要把小命留在那里。”

有的佩服之至：“我看今天的局面一开始很紧张，就怕张喜老哥你不会开口或者开了口没有话讲，而路上你又一言不发，很沉默的样子，没想到一张开嘴，竟然口若悬河，随问随答，滔滔不绝，如此机变过人，真是从没见到过。”

更多的则是拍手称快：“骂得好，真令人心中一爽，实千古之快事。从今天的情形就能知道老哥当年在定海独闯虎穴的英武了。”

此时张喜反而沉默了。他的体力已经完全消耗在了舞台之上，但是他知道，刚才的表演算是成功了。

怕什么来什么

江上的初次交涉，让张喜感觉很累，身体累，心更累。

离开英舰前，马儒翰表明了态度，同意暂时不发动进攻，但还要看事情能不能了结，换句话说，要看谈判能否进行下去，如果谈判不能延续，英军仍将随时攻城，除非先把那三百万两“赎城费”交出来。

涉及实质性的谈判，并不是张喜的职权范围，拿主意的是耆英。他所能做的，不过是以一颗敢于赴汤蹈火、不惧生死的心，与“英夷”周旋，并试图以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去打动对方，但是口舌终究是口舌，没有资本和筹码，他可以和对方讨价还价的东西实在有限。

张喜想到了偷袭，晚上回到南京就对伊里布说：“不如我们趁此机会，一面‘羁縻’，一面火攻。”

在路上，张喜已经构思好了整套方案。按照他的设想，可以先将装满石块的沙船沉于入江口，以断英军归路，继而在上游购买船只，有多少搜罗多少，全部顺流而下，燃火焚之。这样，英军在江上进退不得，只能弃舟登岸，到了岸上后，再组织军民进行围击。

虽然张喜说他也没有把握尽歼英军，不过至少可予以重创，反过来迫使其向中方求和。说到此处时，他已是声泪俱下，但伊里布听了，唯叹息不已。

火攻，鸦片战争以来不知用过多少次了，可是谁也没能成功过。退一万步，就算把英军逼到岸上，能围击得了吗？须知英军陆战的能力可一点不比海战差。

伊里布很理解张喜。眼前这位老兄聪明绝顶，以他的智慧，不会不知道打已无用，突然冒出这番心思，且如此激动，多半是被白天的所见所闻给刺激的。

伊里布换了一种说法：“皇上教我们设法‘羁縻’，意在主和，难以言战，我和耆将军都不敢违背圣意啊。”

张喜还想再说什么，伊里布已经闭目不语。

深夜的南京城很凄静，车马俱绝，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深夜的这个家丁很伤感，为他的人微言轻，为他的无力回天。

张喜说要火攻，伊里布也不敢，而除此之外，他和牛鉴又都“皆无定议”，是不是要跟英国人谈，怎么谈，一头雾水，没有一个拿得出主意的。最后达成的解决办法是：伊里布先派人去拿回文，牛鉴则承诺把“赎城费”由六十万升到一百万，反正先拖着呗。

可是奉命去拿回文的人当天并没有返回，直到第二天深更半夜时才丧魂落魄地跑了回来，带来的消息令人心惊肉跳：双方谈崩了，英方似乎察觉中方是在借机拖延，不仅不给回文，还决定天一亮就攻打南京。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官署内顿时慌作一团，大家眼巴巴地又都盯住了张喜。出人意料，张喜对伊里布说他不想再去了，原因是去了也没用。

第一次登舰，是为了向英国人解释，钦差大臣等于是他们的全权大臣，以便双方展开谈判，所以可以多谈几句。这一次去干什么呢？人家等的是钦差大臣或钦差大臣的代表，哪里还会有闲情陪着你一个闲人坐一起嗑瓜子。

形势紧张，其他都顾不得了。在钦差大臣耆英尚未到达南京的情况下，伊里布给自己重新做一名片，无中生有地在自己脑袋上套了一个钦差大臣的帽子，此外又附加一条“道光皇帝已下便宜行事的谕旨”，以进一步证明钦差大臣属于英国人能够认可的全权大臣。

在另外一张照会上，伊里布明确承诺，可以启动谈判。他把这些东西都交给张喜，让张喜与英方接洽停战。

牛鉴担心英军真的攻城，特地委派一名叫徐家槐的官员随张喜一同前往，走之前他嘱咐徐家槐，只要英军不攻城，索性把那三百万“赎城费”也先认下来。

趁着天还没亮，张喜带着徐家槐乘船到达江上。这时他们看到英国军舰上扯起了表示进攻的红旗，而且满江都是登岸用的舢板，部分英军已经登岸，并在做着攻城准备。

璞鼎查听说张喜来了，便派马儒翰登上张喜的船。看到张喜带来的名片和照会，马儒翰立刻意识到，这回中国人是真要谈判了。

旁边的徐家槐说到“赎城费”，正高兴着的马儒翰一扬手：“算了算了，三百万两白银是小事，如能了结大事，三百万就不要了。”

按照原来的预估，英方会把谈判和“赎城费”绑在一起，这不是没可能的，他硬要这么干，你又有什么办法。现在张喜一听，还可以先把“赎城费”免掉，好事啊！

可是徐家槐的脑子转得没这么快，他拉着马儒翰絮絮叨叨，说要马儒翰尽点心，去璞鼎查那里再说说，能不能用三百万把所有事都抹平。

马儒翰很不高兴：“璞鼎查爵士起初要的赎城费是五百万，我给减去了两百万，现在看在你们有开始谈判的诚意，我就免了赎城费，难道我还不尽心吗？”

又蠢又犟的官

徐家槐做官时间长了，浑然忘了自己身处何方，除了继续重复他的要求外，还把牛鉴抬了出来：“我可是牛大人派来的！”

张喜在旁边听了一咧嘴，真是恨不得从船上跳江里去：你以为是在你当官的那一亩三分地里啊，把两江总督的名片一亮，小老百姓都得吓趴下？

果然，马儒翰的脸唰地就拉了下来：“你是牛大人派来的？不好意思，璞鼎查爵士并没有派我跟你搭话。”

眼见气氛有结冰的趋势，没准马儒翰回过头来，又要起“赎城费”也说不定。张喜赶紧起身打圆场：“徐大人对公事一向慎重，没有别的意思。”说完便把话题绕到启动谈判上，开始与马儒翰逐一敲定出席谈判的人员和细节。

张喜已经拼命把话题扭过来了，偏偏那个徐家槐仍然拎不清，竟然自己和马儒翰扯起了三百万两“赎城费”的事，连马儒翰都听得冒了火：“你以为我们大英帝国稀罕你那三百万两吗，哼，我船上有的是银子！”

徐家槐的地位远在张喜之上，碰到这么一个又蠢又犟的官，张喜也是毫无办法。幸好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官员，见此情况，帮着又拉又拽，才算让徐家槐闭了嘴。

当张喜等人起棹回城时，远远看见英舰更换了进攻的号旗，而登岸的英军也陆续回船。

在南京城里，几乎没有人敢入睡，得知英军退去，皆额手称庆，其中就包括刚刚到达的耆英。几个位高权重的大吏早早就在府中坐等，看到张喜，他们均起立相迎：“辛苦辛苦。”

在这些人眼中，那个曾经为之不屑的下人俨然已成了一尊神，不由得他们不敬。

1842年8月12日，按照与英方的约定，耆英、伊里布再派张喜前去英舰谈判，并在照会上正式赋予他谈判之权。这时全南京城的大小官员可以说都指着一个张喜了，使得他这个原本只能跑腿传话的角色，真正上升为两国间的谈判代表。

南京号称火炉，此时又正是炎夏，舰船上十分闷热。英方谈判代表马儒翰提议将谈判地点移至南京城外的镇海寺，张喜随即赶往镇海寺去做准备。

镇海寺是明成祖朱棣为嘉奖郑和航海而建立，遥想当年，郑和七下西洋，曾是何等热闹和风光。未承想几百年后，轮到人家航海过来，反而迫得你低头签约，历史的底牌仿佛永远无法让芸芸众生猜透。

留给张喜准备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小时，但细节上的事本是这个“极品家丁”之所长。他很快就料理好了一切，甚至还考虑到，英国人此来会不会惊扰地方，因此特地派当地“地保”一家家去打招呼，告诉老百姓，高鼻子洋人们是来谈判的，不必惊慌逃难。

马儒翰、罗伯聃等人来了，他们详细出示了谈判条件，包括“割地赔款、五口通商”等诸项。在张喜的权限和能力范围内，他所能争的并不多，拿起笔算了一下，英方索赔共有三千万，就在这里面做做文章吧。

三千万这个数字有三个类别，一是被焚鸦片的赔偿，二是军费赔偿，三是“商欠”，在此之前，英方在广州的贸易都需经过中国的十三行，所谓“商欠”，是指十三行历年拖欠英商的货款。

张喜便从“商欠”着手，表示“商欠”是十三行欠下的债务，现在要政府代还，就成了一笔糊涂账，得查询过之后才能弄清楚。

查询得需要时间啊，英国人耗不起时间，而且西方的强盗逻辑也有它的一套核算标准，并不是完全的漫天要价。马儒翰觉得有必要做些让步。

见对方心有所动，张喜趁机说：“贵国来意，我最明白不过，是来要求经商做生意的，又不是来抢劫。据我所知，贵国素称富饶，决不会为点小钱而大动干戈，现在既然允许通商，彼此和好，那就皆大欢喜了。我看，如果把赔偿鸦片之类全抹掉，你们也不会不高兴吧？”

马儒翰连忙打断他：“鸦片赔偿是政府要还给商人的，商欠是政府得交还商人的，这两类都不能少。若实在不行，只有减免军费赔偿。”

一番杀价之后，三千万改成了两千一百万。谈判临近结束时，双方约定第二天再谈，到时中方要将道光皇帝“便宜行事”的谕旨带来，而英方也会出示维多利亚女王所颁的敕令。

急事岂容缓办

张喜返回南京城后，向耆英、伊里布和牛鉴汇报了谈判过程，同时将记录有首轮谈判结果的文件送呈三大吏，请他们早点定夺。

三大吏一个个轮着传递文件，但他们基本都不看文件内容的。最后一个轮到牛鉴，他随手将文件递给了自己的幕僚。幕僚一扫过去，只看了几行字，便扔到了一边，说是“窒碍难行”，一份那么重要的谈判文件，自此就被随随便便地束之高阁。

着急的是张喜。如果采纳他的建议，一面谈判，一面暗中准备火攻，还有得一说。现在又不敢打，光拖延，这样只会越拖越糟，就怕拖到后面两不靠边，到时候就算你想谈，人家都不干了，岂不惨兮？

张喜耐着性子跟耆英费了半天口舌，对方始终不答一言，仿佛谈判这码子事压根就没有过。

素来是看人挑担不累。张喜的首轮谈判，不但没得到喝彩，还让三大吏又产生了莫名其妙的轻松感，以为跟英国人谈判不过如此。耆英装深沉，伊里布觉得张喜谈判过软，依照他的意思，应该多用“不准”“不许”这样的词汇：你张喜还跟他们商量来商量去，谈生意哪？

张喜也不知道这些大人物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自我感觉如此良好。他给伊里布做客观分析：“据我看来，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英方要求的东西，可以与之谈条件，适当减掉一些。如果一概否决，怕行不通啊！”

可是话到此处，伊里布又来了个闭目不语，谈话戛然而止。

1842年8月13日，张喜再次奉命谈判，但是三大吏未对首轮谈判做出任何正式答复，自然道光的谕旨也不可能交给张喜。原本显得最紧张的牛鉴倒是再三关照：“那个军费赔偿太难听了，你谈判的时候要否决掉，这是最紧要的。”

能不能否决也不是张喜能说了算，无奈之下，他只好一边应承，一边向牛鉴索要首轮谈判的文件，以便还给英方。

孰料牛鉴把文件给了幕僚，而幕僚出去拜客，还没有回来。张喜知道英国人很守时，特别是在这样的关头，若是迟到，难保对方不胡乱猜疑，所以还是决定先空着手前往谈判现场。

这次去参加谈判的人，除了张喜外，还有六名官员，张喜给他们打了预防针，说今天的谈判可能比较困难了。这些人却都不以为然，说：“有什么难的？”言下之意，分明是怪张喜不够尽心尽力，好像他们中谁坐到谈判桌前，都能轻松搞定一样。

置身于这群人的目光之中，张喜那么镇定从容的人，也变得焦灼起来：“刻下南京城危如弹卵，我如果稍微懈怠一些，或不肯尽心，天必殛之！”

众人还是那副漫不经心的表情：“慢慢来好了，急什么急。”

张喜听了一跺脚：“急事岂容缓办。”他终于明白了，这六个活宝根本没经历过这种场合，亦不知办事之难，去了根本帮不了什么忙。

他猜得没错，六人皆为三大吏派出，其中包括一位耆英的亲信、名字叫塔芬布的佐领。他们原本都是小官，平时没有太多的晋升机会，此次跟随张喜，纯粹是为了跟着捞些功劳，以便将来上奏朝廷时能一并保举。

当天的谈判果然异常艰难。马儒翰问：“可将你们皇帝的谕旨带来？”出发时不以为然的六个人现在哑巴了，他们的眼睛都瞧着张喜。张喜硬着头皮编了个理由：“那道谕旨已寄给扬威将军奕经阅看，还没有寄回。”

再问：“所有条件里面，你们答应了几条？”

张喜答不上来。

又问：“文件带来了没有？”

张喜答：“今天没带来。”

马儒翰立刻不高兴了：“开什么玩笑，条件你不答复，要紧的两样东西也都不带来，那我们谈什么呢？”

张喜只好继续搪塞：“对昨天你们开好的条件，钦差大人必须逐条斟酌，商议明白，才能答复。”

这个理由骗鬼还差不多，骗精明无比的洋鬼子那就差远了。参加谈判的英国人脸色都变了，马儒翰说：“看来你们的和谈并非诚心，这是在跟我们耍缓兵之计啊。”

此话让张喜吃了一惊，他先前倒真是想过使缓兵之计，甚至还欲采用火攻，可不是被三大吏给否决了吗？他急忙问道：“何以见得我们是缓兵之计？”

马儒翰言之凿凿：“你们将安徽兵调来南京，分明就是来打仗的。”

张喜愈加迷惑不解：“且不说没有这种事，就算有，你们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马儒翰接着说出来的一番话，让人彻底无语了。

只要能办事就行

原来和谈前，牛鉴为保南京，曾从周围各省紧急调兵，安徽兵就是那时接到的调令。来就来吧，这帮人到了南京江面，还对着英军自报家门，说我们是哪里哪里的兵，并且傻乎乎地问英军：“你们和我们打不打仗，我们过江你们拦不拦？……”

张喜不听则已，一听差点被这些傻兵气到吐血。他好不容易才稳住心神，试图通过“傻”这个字来论证事情的不可能：“跟你们说话的那一定不是官兵，你想啊，是官兵的话，他会傻到跟你们打听消息吗？不用说，肯定是一群冒充的江匪想来造谣惑众，从中渔利。”

听张喜这么一讲，马儒翰也觉得有些道理：“此事真假我们先不要辩论，就说眼下吧，你们既没有和谈诚意，仗就还得继续打下去。”

张喜竭力劝说：“这次谈判达成的和好通商，对我们两国都有益处，要是打仗，彼此胜败难料，何必过急？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坐下来议和，打仗的话以后就不要再提了。”他提议，次日中午再举行第三轮谈判。

可是英国人不答应。战争胜败难料只是张喜单方面的说法，他们可不这样认为。与会列席的军方代表麻恭少校更是很不耐烦，他嫌马儒翰这帮文官对中方过于软弱，因此屡做“恨恨杀人之状”。

会场的气氛一触即发，有随时崩盘的可能，张喜看在眼里，五内欲焚，这不是大家在玩嘴皮子吹牛，一旦和谈破裂，中方要蒙受的损失必然更多更大，而且将更加不可收拾。他继续据理力争：“两国谈判，哪有大事不容商议的呢？我们的孔圣人说过一句话，叫作不教而杀谓之虐。议和期间，你们动不动就喊打喊杀，太过分了吧。”

不知道马儒翰有没有听懂孔子的名言，他答道：“主要还是你们过分了，老是骗人，让我们怎么相信你们的诚意？”

张喜不再看那个气鼓鼓的麻恭，而是紧抓住马儒翰不放：“你是聪明人，不可不体谅我们的一片苦心。我办事以来，从无相欺之处，欺人便是欺天，那是要遭天诛地灭的！”

张喜对马儒翰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攻城，那么我会随伊中堂守城，你的大炮厉害，就先轰死我吧，然后再攻城。

张喜的态度显然让马儒翰有所触动，连说不敢不敢：“你是个不错的人，我不会杀你的。”

马儒翰转过头与麻恭等人商量。麻恭仍然一脸怒气，见马儒翰又要妥协，忍不住愤而退出。走之前，他告诉马儒翰：“如果明天凌晨得不到中方的回音，英国海军将自行开炮轰击……”

马儒翰朝着张喜摊开手：“你都看到了。明天中午不可能，早上吧，再不行，就要开战了。”

张喜见无法挽回，也只能向马儒翰坦白：“我不是什么大官，不过往来传话而已，不能向你做什么保证。以后会另派大员跟你们谈的。”

马儒翰却还是希望能跟张喜谈：“官职不在大小，只要能办事就行。”

打过这么多交道，马儒翰对张喜颇有惺惺相惜之感。其实他一开始就清楚张喜并非显贵，可那又能怎么样呢？他见到过的大清官吏多了，无非尸位素餐，欺上瞒下，没有丝毫贵族气质，和这些人相比，张喜的睿智和诚恳倒显得非常难能可贵。

回到城里，等不到张喜先开口，塔芬布等六个人已经放开喉咙，叽叽喳喳地将谈判面临破裂的情况宣扬了一通。原先觉得妥妥定定的人们这下子又开始慌乱起来。

耆英从塔芬布那里得知，英国人曾问起过皇帝谕旨的下落，而张喜的回答是“寄给了奕经”。耆英一拍大腿：“怎么能这么答呢？很不妥当。”塔芬布也随身附和。

张喜再也忍不住了：“是你们让我告诉英国人有这道谕旨的，可到头来又不肯给他们看，耆将军您事先也没交代过，临时让我如何回答好呢？”说完，他扫了塔芬布等人一眼：“英国人问这句话时，诸位都在，若有更高明的回话，为什么当时不说？”

塔芬布低下头，耆英也无言以对。

皇帝谕旨可以暂时按下不表，关键是情况急迫，英方已下达了最后通牒。三大吏想起这一节，赶紧翻找那份谈判文件，牛鉴问他的幕僚，幕僚竟然一脸茫然，不知所问究竟是什么。

张喜见状，赶紧提醒他：“昨天你说的那份‘窒碍难行’文件，想起来没有？对对，就是那个东西。”

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的理由

三大吏不敢再吊儿郎当，他们决定对英方条件“一概允准”，并派张喜连夜前去递送。

张喜很郁闷，他没有多大权力，尚在第一轮谈判时竭尽所能，把三千万“杀价”杀到了两千一百万。照他看来，既然是谈判，当然还可以继续“杀”，你们平时不是动不动就说国家经费不足吗，怎么千万银子，眼睛眨都不眨就答应下来啦？

当张喜提出这个疑问时，耆英回答：“此乃权宜之计，不得不然。”张喜无奈地叹息一声：“如果尽力攻剿，未必要花这么多钱的。”其实在他发出这声叹息的时候，同样心头没底，只是不甘心这么多银子白白流入外人囊中而已。

三大吏商量了一下，认为既然已经“一概允准”，这件事就有眉目了，上次谈判不是插了六个人吗？这次再多插一些，反正排着队等叙功保举的人多着呢。

眼看再不说点什么又将影响谈判，张喜急忙道：“诸位大人，时间紧迫，就不要浪费时间了。”此语一出，三大吏没一个高兴的。因为如此做法已是官场中通行的陋规，早就见惯不惯了，这个时候不保举身边的亲信左右，以后要“不得人心”的啊。

张喜也不管这些：“我是这样想的，办事的只管办事，保举的只管保举，到时事情办好了，甭管有没有跟我去谈判，全列在单子上好了。”

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话不能这样直白地说出来，尤其是从官僚之口。三大吏全装聋作哑，就像没听到一样，当然他们后来无一例外都照着做了。

在新组的谈判团队中，大部分都是无用的摆设，除了耆英加派的一个叫黄恩彤的官员，他是当天的正式谈判代表。当然，如果不跟着张喜，他也没胆量参加谈判。

1842年8月14日上午，中英双方在镇海寺举行第三轮谈判。这一轮主要由黄恩彤出面与马儒翰会谈。黄恩彤架子不小，从始至终都没招呼张喜坐下，一直站着的张喜自然不敢多言。只是架子并不能代替口才和胆略，黄恩彤的气势被马儒翰完全压住，谈判时，不仅一点便宜占不到，还被反过来多加了几条。

不过谈判总算又能正常起来了。谈判结束，回到城里的张喜便上吐下泻，连站都站不住，连日来的暑热、疲惫、抑郁、苦闷已让他的身体几乎支撑不住了。

心里放不下的还是谈判。耆英派人来询问病情，张喜回答说：“还没好，但可以支持，会参加接下来的几轮谈判。”

可是当张喜强撑着出席完新一轮谈判，回到城里后，却遭到了伊里布的责怪：“你不该出城！”

伊里布一边说脸上还带着怒气，令张喜莫名其妙。更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第二天耆英发下话来，不准张喜再见英国人，就是黄恩彤的谈判，也不让张喜参与和知晓。这等于说，他已被一脚踢出了谈判圈，这里面从此没他什么事了。

直到英军从南京江面上撤走，伊里布才跟张喜解释，说耆英让他退出谈判，是怕他过于强硬，乃至于在谈判中误事。

这当然是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的理由，伊里布本人也不信。要知道耆英曾多次警告张喜不要“孱头”，张喜甚至不得不在初次与英方接触时有所表演。更何况，张喜并非冒失鬼，没有人比他更懂得谈判中所要掌握的轻重火候了。

有一种说法，认为耆英是受了英方的欺骗，因为在重开谈判后，马儒翰让人交给耆英一个照会，上面纠正了“误会”，说：“所谓第二天早上你们不给回音，我们就要开战的说法，恐怕是误传，没有这个事。”有人就此说，耆英受骗后迁怒于张喜，才会勒令他出局。可这也完全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论断，毕竟那一轮谈判还有塔芬布等六人在场，耆英完全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真相，而马儒翰之所以改口，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为接下来的谈判营造一个和缓点的气氛而已。

真实的原因，张喜知道，伊里布也心知肚明，要不然他当时就不会带着怒气说话了。一言以蔽之，耆英觉得可以抛开张喜了。

耆英说过，他对张喜是又爱又怕，爱的是张喜口才过人，思维敏捷，“极品家丁”在这方面的能力，连几个所谓的成名大吏都远远不及。当然，这个“爱”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为我所用，偏偏张喜又不愿抛弃故主，攀龙附凤，所以又有了“怕”。

耆英表面上说，他怕张喜性情过于刚烈，会因此误事，其实不过是怕张喜成功——张喜成功，也就是伊里布成功，伊里布成功，他耆英的位置该往哪里摆？

黄恩彤首次作为代表参加谈判，在耆英看来，似乎并没出现什么差错，英军也没有再威胁动武，他就很果断地选择了让张喜靠边站。

你要的是什么

作为张喜本人来说，早已是饱经世间风霜，很多事他都看淡了，也不会放在心上。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嫉贤妒能到哪里都一样，当年他在云南，借机排斥他的人也是一个接一个。他感到格外愤慨和不平的是，国事也为此受到了牵连，最后几轮的谈判过程和结果“软”得一塌糊涂：黄恩彤在英国人面前除了懦弱就是畏惧，几乎形同泥塑木偶，没有丝毫机变和主动性可言，差不多就是对方说什么，他认可什么。

1842年8月29日，中英在南京江面的英军军舰上达成《南京条约》，内容共八项十三款，包括赔款、五口通商、割让香港等，其中英方做出让步的仅仅赔款减免一条，也就是首轮谈判中张喜力争的那一条。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本为禁烟而起。照理，即便因为战败的原因，中方不得不在《南京条约》的已有条款上做出让步，但仍旧可以在谈判中继续提出禁烟案。

并不是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早在英军总司令懿律率部进抵天津时，时任天津道的陆建瀛就主张通过谈判率先解决禁烟的问题。英国政府发起鸦片战争，归根结底还是想打开中国的通商大门，并非为了强行推销鸦片，如果真的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完全可以用其他条件作为交换，限制甚至禁止鸦片进口。

令人唏嘘的是，正式谈判时，黄恩彤以及他背后的大吏们竟对此只字不提，好像压根就没有这回事一样。此后中国对于禁烟就处于了一种失控状态，即虽然政府并未放任民间种植和吸食的明文，但实际上英商却可以任意向中国倾销鸦片，且不用上缴任何税款。直到十几年后，中英订立《天津条约》，才掩耳盗铃式地将鸦片改换一个名目，称作洋药，同时向其征收关税，这也就等于承认了鸦片销售的合法化。

《南京条约》签订后，道光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一系列赏罚。两江总督牛鉴被解送京城问罪，其职务由钦差大臣耆英替补，伊里布擢升广州将军，以新的钦差大臣身份前往广东办理善后。三大吏所保举的文武官员，包括黄恩彤、塔芬布皆得封赏，而里面并没有谈判的第一功臣张喜。

耆英早就忘记了他曾信誓旦旦对张喜做出的承诺，所谓了不得的大人物，果然都是些得了健忘症且擅长过河拆桥的薄情寡义之辈。

南京事了，伊里布希望张喜随他一起去广东。张喜婉拒：“我的父母双亲年纪都这么大了，我不会再远行。”

伊里布意识到张喜可能是因赏罚不公，心里有气，才做如此说法，便暗示南下广州后，可以由自己做主为张喜讨赏，但他这么一示意，反而让张喜的态度变得更加坚决起来：“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古人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此次南下，非为功名，您难道认为我是一个为区区微名就甘冒大险的人吗？”

伊里布一时语塞。他换了个口气对张喜说：“你即使不愿随我去广东，也应该为自己找一个更好的去处。”

伊里布所说的这个去处是浙江。浙江巡抚刘韵珂对张喜非常器重，想留他在浙江专办洋务，并且表示只要张喜肯去浙江，薪酬开多少都不成问题。

张喜摇了摇头：“刘大人器重我，为的是公事，现在公事已了，就不必去了，而且财禄二字，非我所愿。”

两人谈到这里，连伊里布都有些看不懂面前这个老家丁了：“你不要财禄，又不图功名，那你要的是什么？”

张喜推心置腹地说：“我当初南下，第一是了结洋务，以报国家；第二是保全江浙，以救百姓；第三，是如您所说，洗刷过去在浙江的冤屈，以不负主人的知遇之恩。现在这些心愿都实现了。此外别无所求。”

伊里布显然并不完全相信张喜的这番表白，也或者他根本就不愿意相信张喜有如此境界，便戏谑地说了一句：“莫非你是要学鲁仲连吗？”

鲁仲连是战国末期的辩论家，以为人排难解纷而不索取回报著称。张喜连忙说：“跟先贤相比，我才能实在平庸，也没有那么高尚，只不过我喜欢简简单单罢了。”

张喜劝伊里布也不要去广东。伊里布问为什么。张喜说：“既登彼岸，岂可再投苦海，广东是洋务最复杂的地区，很难弄，老大人你也已年逾古稀，一把年纪了，能退就退吧。”

伊里布听了嘴上不说，其实心里颇不高兴。说到底，他们还是两条道上的人，伊里布岁数再大，也断不了功名利禄之想。

糊涂条约

张喜要走了，主仆二人依依惜别。伊里布问张喜：“这次回去，你是做幕僚还是转业？”

张喜回答：“无论做哪一行，都是以后的事，再说吧。”

伊里布又问道：“那家里生活能过得下去吗？”他知道张喜虽跟随自己多年，但积蓄并不多。

张喜笑了笑：“穷是穷一点，却没有过不下去的道理。”

听了这句话，伊里布闭起眼睛，只是摇头叹息不止。

伊里布送给张喜盘缠一千两，作为他南下的全部酬劳。张喜将其分成三份，一份留作赡养父母之用，一份赠给旧同事、旧相识以及一些老朋友，最后一份在南京买书，并载之以归。

这就够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张喜从此隐居乡里。他一直无儿无女，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五十岁的时候又娶了个妾，结果连生两子。乡人皆道，张喜功高而不得赏，诚为憾事，这是老天爷觉得过意不去，在冥冥中赏赐了他。

与《南京条约》有关的三大吏则各有不同的命运走向。牛鉴被刑部以“贻误封疆”罪判处死刑，但是河南百姓不忘旧恩，不仅为其修造生祠祈祷，还联名写信给朝廷要员，请其代奏皇上以求赦免牛鉴。道光允准释放，仍将牛鉴发回河南效力。

当牛鉴到达河南省境内时，沿途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路上人多到连车子都开不过去，男女老少争着拥上前去，都想亲眼看一看牛鉴长什么样，有的人甚至激动得哭了起来。

伊里布以广州将军兼钦差大臣前往广州，但那里的情况正如张喜所预计，一团糟。一方面是民心不服，粤人对《南京条约》不满，常欲“举义兵复仇”；而另一方面则是“夷情狡横”，洋人更不买账，处于夹缝之中的官委实难当。伊里布时年已经七十一岁，正是颐养天年的时候，却整日处于忧虑惊怕的氛围之中，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经受不起，没几个月便病死了。

三大吏里面，最得意的是耆英。自从签订《南京条约》后，他似乎觉得“洋务”不过如此，竟然有了点驾轻就熟的意思。此后，在他的主持下，又一口气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

后代史家在评论这些条约时都忍不住叹息。如果说《南京条约》是在枪炮的威胁下不得不签的城下之盟的话，后面的一系列条约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签的，基本全属于糊涂条约。近代对中国影响较大的不平等条款，诸如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皆出自“糊涂条约”，等于自己给自己脖子上套了一条条绳索，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南京条约》。

这些条约的具体内容，耆英很少向道光请旨，大部分都是他自作主张，大笔一挥就算通过了，等条约签完了，再斟酌字句，编一套漂亮话上报皇帝。这时的道光也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既然打已无力，前线又必须依靠耆英与“夷人”谈判，他也就只能以糊涂对糊涂。对他来说，能把“夷人”安抚住，不要打仗，就算是最棒了。于是，在耆英所上奏折里面，全都是道光朱批的“所办甚好”或者“办理均合机宜”，其实他可能从来也没有认真看过送上来的条约抄本。

皇帝不细看条约尚可以理解，事情的不可思议之处在于，耆英和参与谈判的官员对条约的内容也不甚了了。他们没有一个人屑于像当年的张喜那样，推敲一下文字，或者跟对方讨价还价，在所有谈判中，甚至连争论两句的镜头都很少能够见到。

耆英之辈对洋务和谈判秉持的原则是，“只可粗枝大叶去画，不必细针密缕去缝”。毫无疑问，对他们来说，“细针密缕”的事只有张喜那样的人才会去做，而如今这位出身或许卑下，但心灵一点也不低微的高士正深处陋巷，斯人寂寞。

耆英有多糊涂，洋人就有多精明，他们谈判前都指定耆英为谈判对象。这使得耆英在国内水涨船高，俨然被捧成了一个“外国通”，连道光也另眼相看，称其“有守有为”。可是到了咸丰当政，耆英又像琦善、伊里布等人一样被归入了“误国秦桧”之列，反过来，英国人也觉得耆英不老实，没有把他们的要求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中国皇帝，因而拒绝再与之进行接触。

所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耆英自己把自己弄得里外不是人，对朝廷而言，他也完全失去了利用价值，最终被咸丰赐令自尽。

生活开了一个多么荒诞的玩笑，最得意的变成了最悲惨的，假如消减了中间的时间过渡，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所以不要过于在乎我们曾受到的不公，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寻常百姓实在很好，独钓江渚，秋月春风，一切都是笑谈，一切亦不过是过眼云烟。

真面目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英国大获全胜而告终，连美国和法国都从中沾了光。英国人如此评价，中国被一个女子征服了，这个女子指的当然是维多利亚女王。

有一段时间，道光非常想揭开对手的真面目。鸦片战争期间，英军两次进犯台湾，均被台湾地方政府官员达洪阿、姚莹指挥守军击退，之后英舰触礁沉没，一批英军官兵因而被俘。得知抓到了俘虏，道光曾专门发去谕旨，让达洪阿对俘虏进行审讯，并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关于维多利亚女王的。

道光了解到英国女王时年才二十二岁，感到非常惊异。二十二岁，他在干什么呢？或者在室内规规矩矩读书，学习圣人经典以及治国理政的方略，或者在室外苦练射术，锻炼骑兵打仗所应具备的技能，直到十多年后，经过种种考验，他才正式走上帝位。

这个异域女孩儿究竟有何德能，如此年轻就能被推为一国之主，她的经验和韬略都是从哪里得来的？为什么竟能把自己打得连招架之功都没有？

置身于中国这个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道光打破脑袋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他怀疑维多利亚女王的背后是不是有一个强大的男人，那个人才是他真正的对手，因此他要求达洪阿设法弄清楚，女王的丈夫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在英吉利担任什么职务。

不知道达洪阿后来有没有审出来，反正随着英军逼近南京，道光已经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再去理会这些了。

过了很多年后，有人从紫禁城的皇家仓库里翻出了一张世界地图，那是道光的高祖父康熙帝让外国传教士给他绘的，上面赫然就有英国。可是即使道光看到这张地图又有什么用呢，反正要打还是打不过，再多说一句，要是康熙当年就重视英吉利，还至于子子孙孙被人家挤对到这个份儿上吗？

耆英就南京谈判发来的奏折，与其说是请旨，不如说是转达英方的威胁更合适，而道光也再不可能像当初对待琦善那样，一拍桌子，说你这浑蛋，还敢灭自家威风，长他人志气，失心疯了你！

退朝之后，道光一个人背着手在便殿的台阶上走来走去。虽然远在京城，但他分明看到，那个垂头丧气地坐在南京城内，低头签字画押的人，正是他自己。

为什么我要承受这样的难堪，为什么要这样逼我？

道光很清楚，批准《南京条约》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不光代表着他败给了一个看起来乳臭未干的女孩儿，还代表着他不再是有道有为的一代明君，他原来也那么平庸，那么普通，那么不值一提。

情绪翻涌处，有一种痛足以让你痛到钻心。他这个皇帝，自即位以来，恨不能省下每一两银子，恨不能把除睡觉吃饭以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公事上，他已竭尽全力，换来的却是这样一种结果。

上半夜，道光独自徘徊于便殿，脚步似乎一直都没停下过。随侍们都不敢近前打扰，但是仍能清晰地听到一声声叹息。

已经五更天了，接近后半夜。随侍忽然听到道光顿足长叹一声，接着便飞快地走入殿中。他坐下草草地写了一封信，随后将其封起来，交给随侍：“等穆彰阿来军机处上班，你就把这个交给他。”

在道光生平写过的无数封信中，这大概是最让他无奈的一封。因为这就是他让军机处转寄耆英的谕旨，在上面，道光用朱笔亲手写下了“各条约准照议办理”几个字。

这几个字毫无疑问代表着屈辱，可他不能不写。否则，战争就不会停，还会继续蔓延，其利害将不仅限于江、浙等省，最终还会关系到“数百万民命”，他必须对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对数百万臣民有个交代。

这一刻，快乐和自信也从此离道光远去。

英军退出长江的消息一传出，道光就即刻下令沿海各省撤军，以节省浩繁的军费，但也同时要求各省尽快修筑海防工事，提高战备能力。

他终于弄明白了。在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国的战事，包括他亲自指挥过的张格尔战役，主要集中在西北内陆，海战海防上可以说一片空白，突然要和世界第一海上强国作战，相当于倒数第一和第一掰手腕，能不吃大亏吗？

事实也是如此，在鸦片战争中，中英军事差距最明显的就是海上攻防，水师战船在英国军舰面前，几乎跟玩具船差不多。

用错了人

赶快提高自己的海战能力吧！奕山在广州仿造了一艘“军舰”，然后向道光奏报，请求停止再造水师战船，说有钱的话，不如都拿来仿造“军舰”。

道光对这个建议很重视，他让奕山把仿造图纸贡献出来，给闽浙苏三省官员做参考，最好能每个省都像广东那样拥有自己的“军舰”。

然而造军舰可不是玩过家家，英国军舰的制造已经进入了近代化工业行列，大清国的小作坊要造军舰，就跟在说个并不好笑的笑话一样。实际操作中，“内地匠役往往不得其法”，奕山自己的仿造的也基本是个四不像，更别说给别人示范了，再加上经费不足等问题，只能不了了之。

造军舰无果，洋枪洋炮怎么样呢？自鸦片战争以来，大家都领教了洋枪洋炮的厉害。耆英成为“外国通”后，对洋人的新玩意儿倒也极有兴趣，有一次曾给道光送来一支击发枪。

击发枪是一种前装滑膛枪，由燧发枪改进而来，其性能比燧发枪还好。道光自己在射击和武器使用方面是行家里手，他亲自试了一下，发现比自家的鸟枪好用了不知多少倍，于是连连称赞“绝顶奇妙，灵便之至”。

可是当谈到是否要仿造一节时，他又想到了仿造“军舰”的失败，于是说这东西我们弄不出来的，到时“必成望洋之叹”，还是省点劲吧，免得气大伤身。

从以前整治陋规的受挫、以德治国的尴尬，再到现在鸦片战争的失败，都让道光觉得自己好像是置身于一所大房子里。这所房子太久太旧了，不是东边倒塌，就是西边剥落，但你想拆掉盖一座新的，一时之间又谈何容易。别说他做不到，即使康熙、乾隆这些英武的祖先也做不到，因为这等于要重建一个帝国，最坏的结果就是，新的没建起来，旧的却已片瓦不存。

改造需要足够的时间、耐心，以及思想和财力上的准备。以当时大清国的财力状况和社会整体思维水准，要想盖出一座新房子，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道光的应对办法是，随时粘补修理，以保持一律整齐，而不听任其遭到破坏。

修理房屋，皇帝只是一个主持者，真正依赖的还是下面所选用的这些官吏。道光用了个典故，叫“曲突徙薪”，它的意思是说，厨房灶旁应该少堆柴火，烟囱也要改建成弯的，这样可以防止火灾的发生。

此后，道光在送官吏赴任地方时经常要提及“曲突徙薪”，用意也很明显，就是提醒官员们防微杜渐：你们发现哪里有问题，就要及早出手，不要等到火光冲天了才来跟我讲，那时候房子早就烧着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在道光看来，鸦片战争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祸患，而这场祸患的发生和蔓延，都是因为当事者处置不当所致。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他无不悔恨交加，谕旨里尽是“愤恨难言”“愤懑之至”的句子。有一次，道光甚至当着大臣的面就“握拳捶心”，握着拳头敲打自己的胸口，一副痛不欲生的表情。

道光言有所指，他认为林则徐对此负有责任，而让他后悔和愤恨的也都是同一件事，即用人不明，在禁烟上错误地重用了林则徐。

道光曾逐一追究鸦片战争中表现不佳的大吏和将帅，除将牛鉴投入大狱外，又将奕山、奕经等人一个不少地送上刑部大堂，而且所判处刑罚都严厉到极点，即斩监候，等于死缓。然而等到心绪平和下来，他又选择了原谅，因为他逐渐明白，这些人并不都是废物渣子，你换一个，其实效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没过多久，牛鉴等人便被一个个地放了出来，而且照旧重用。这里面，也包括最早的“主抚派”琦善和“主剿派”邓廷桢，反正不管你们以前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都知道你们是不得已，也不容易，所以都可以官复原职。

道光对官员的评价也变得客观起来。他说琦善聪明绝顶，出任疆臣多年，什么事都办过，包括这次夷务，经历过也算有经验了，相信以后官会做得更好。

道光唯一不能原谅的就剩下林则徐了。当初，他曾满怀希望地赋予林则徐以重任，可正是由于林则徐的轻率和鲁莽，招致了鸦片战争以及后面连续不断的麻烦，给他的后半生留下了满满当当的失望和创痛，这让人情何以堪。

林则徐一直未能得到释放和起用，道光甚至不想再提这个名字。在召见从伊犁回来的邓廷桢时，他倒是难得想到了同在伊犁的林则徐，不过说的是：“朕用错了人！”

指桑骂槐

相对于道光的恨恨不已，林则徐的声誉却达到了顶点。这一方面缘于虎门销烟在海内外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得不说，与林则徐后期没有正面与英军交锋也有关系。没有交锋，也就没有失败，英雄形象自然就可以长久地维持下去。林则徐对此颇有自知之明，在获悉牛鉴、奕经、奕山等人均被判斩监候，特别是浙江巡抚余步云人头落地后，他连称侥幸，认为自己流放伊犁，天天处于“雪窖冰堂”之中，苦是苦了一些，但比较这些同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外界当然不会这么认为，大多数人只要一提到林则徐，都会理所当然地把他跟当年的岳飞联系起来，认为朝廷若是能对这位民族英雄放手使用，何愁外夷不灭？《南京条约》的屈辱结果，则更助长了这种情绪，在朝野舆论中，也以是否挺林则徐划界，呼吁林则徐复出的，自然是忠臣，对林则徐复出持消极态度的，便是奸臣，一如京剧舞台上的红脸和白脸。

这时曹振镛已死，他死后五年，鸦片战争才打响。“模棱宰相”简直就是个福气宰相，敢情扮萌装傻一辈子，什么苦都没吃过。顶替他的穆彰阿就不一样了，他倒也想在这些事上“模棱”，但做不到啊，起码皇上写好的谕旨，总得经你手发出去吧。

大家不敢编排皇帝的不是，所有的火气都发到了穆彰阿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躺着也得挨枪，所以自从鸦片战争开始后，穆彰阿的名声真是糟透了，“举世皆恶之”，像《南京条约》、林则徐被贬遭流放之类，全都归罪到他一人，几乎就是奸佞中的奸佞，整个一个脸上涂着白粉的大反派。

让穆彰阿最为头疼的，莫过于他在军机处的同事王鼎，由此还酿出了一场惨剧兼闹剧。

王鼎是个非常正直的官吏，其廉洁程度甚至超过林则徐，生平从不肯帮人走后门，也不走别人的后门，死的时候家无余财，这在陋规盛行的清末官场实属罕见。

王鼎和林则徐是挚友，他们属于那种不带有任何私人利益关系的君子之交。就在林则徐被判充军伊犁的前夕，黄河再度决口，殃及河南、安徽各省。王鼎奉命前去实施堵口工程，他知道林则徐熟悉河务，有治理黄河的经验，便乘机上疏将林则徐留下来充作自己的助手。

林则徐协助王鼎，耗时八个月，眼看着黄河就可以胜利合龙了。王鼎因此被晋加太子太师，其余出力人员也都得到了大小不等的奖赏，唯独林则徐被冷落在旁。

王鼎为此一再上书道光，赞许林则徐的功绩，要求给林则徐一个机会，让他将功赎罪，免戍伊犁。朝廷未有答复，王鼎认为已经心中有底，便高高兴兴地请大家吃饭，还特意让林则徐坐在首席。这时圣旨到了，但是来使说，皇上交代过，现在不能宣读，必须在合龙的那一天才能公布。

王鼎更有把握了。他认为这是道光的用意所在，要喜上加喜，将合龙与开释林则徐一道庆祝。第二天，黄河合龙，使者宣读圣旨：“林则徐于合龙后，着仍往伊犁。”

王鼎大惊失色，倒是林则徐本人镇静自若，像没什么事发生过一样。林则徐的态度反而使王鼎更加难过，觉得对不起朋友。当两人道别时，王鼎哭得跟个泪人似的，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不顾一切地为林则徐申冤叫屈。

执意要贬黜林则徐是道光的意思，但王鼎不可能直接对着皇帝发飙，他只能先找穆彰阿算账。

王鼎自己虽然也是军机大臣，然而职权有限，若是穆彰阿能站出来为林则徐说上两句，凭他的首席军机大臣的身份，林则徐的处境无疑要好得多。可是穆彰阿没有这么做，他当然不是与林则徐有什么特别的过节，而是因为他的生存之道就是混，说话办事都要看道光的脸色，道光说不饶林则徐，他只能照办不误。

王鼎恨就恨在这一点上。每次碰到穆彰阿这个“奸臣”，他都要指着对方的鼻子大骂一通。穆彰阿不予争辩，王鼎还追着不放：你嘴里塞袜子了呀，怎么我说话你听不懂吗？

穆彰阿知道王鼎的脾气，只能强装笑脸，敬而远之，见到了都绕着走。某日，道光同时召见两人，这下绕不开了。当着道光的面，王鼎也丝毫不给穆彰阿面子，支起炮架便轰：“林则徐那样一个贤人，你为什么要把他流放到新疆去，我看你简直就是宋朝时的秦桧，明朝时的严嵩！你个大奸臣，王八蛋，我看天下事，都要坏在你手上了。”

穆彰阿默然无语。道光坐不住了，因为谕旨是他下达的，穆彰阿不过是经个手而已：我人不在这里也就算了，我在这里你还这么骂，不是在指桑骂槐吗？

没错，王鼎是有那意思，他一半是讲给道光听的，穆彰阿不过是被他拿来当了块垫脚石。对着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道光也没什么办法。他定了定神，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对王鼎说：“你今天是不是喝酒了，朕看你有些醉了。”不由分说，让内侍将王鼎扶出，其实就是强拉了出去。

最后一份奏折

见道光不敢拿他咋的，王鼎一不做，二不休，第二天，他抛开穆彰阿，在廷上就向道光直谏，要求赦免和重用林则徐。这下道光真的发怒了：敢情你是给脸不要脸啊，给我闭嘴！

见王鼎还在滔滔不绝，道光忍无可忍，站起来一拂袖子，就要起驾回宫。王鼎气血上涌，竟然上前就要拉皇帝的衣服——龙袍当然不是你想拉就能拉的，那些内侍们是干什么吃的？

见皇帝始终是这种态度，王鼎失望了。想到林则徐将永久地在边疆含冤受苦，这个正直的人便无法忍受，他决定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做最后一次努力。

有一天，穆彰阿突然得知，王鼎悬梁自尽了！

他的反应先是一轻松，接着便觉得不对劲：这王鼎是个死心眼的货色，他不是要学古人尸谏吧？

军机章京陈孚恩第一个去王鼎家里探看。他是穆彰阿的死党，回来后，给穆彰阿带来一份王鼎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份奏折，也是遗书，上面果然写着要以一死来弹劾穆彰阿，保举林则徐。

穆彰阿看了一头冷汗：狠人啊，死了都要咬我一口，我招你惹你啦？

穆彰阿别的不怕，就怕道光拿到这封遗书后，会因顶不住外界的压力，把他推出来应付舆论，那他穆彰阿就真成冤大头了。

虽然遗书拿了过来，但是王家人显然已经知道了遗书的内容。穆彰阿想了想，把王鼎的儿子找来，劝他说：“你老爸冲撞了皇上，皇上现在还在发火，你要是把这道遗书送上去，那皇上就更没面子了。到时候朝廷可能连抚恤金都不会发，你作为他的儿子也会跟着倒霉。”

王鼎的儿子胆小怕事，觉得穆彰阿言之有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穆彰阿说：“你不要怕，我给你张罗。”

穆彰阿自己掏了一大笔钱给王家，算是封口费，让他们隐瞒自杀一节，只说王鼎是“暴卒而亡”。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像一些，他还亲自给王鼎写了墓志铭，里面当然是春风化雨，不会涉及一点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知道的看了，还以为他们是相交多年，相知相重的老朋友哩。

遗书还是要送给道光看的，不过已经换了一稿，那是穆彰阿让手下门人写的。这道光也不好糊弄，他觉得奇怪，一个军机大臣怎么说死就死了，怀疑遗书作伪，但在派人去王家看过后，并没找到什么疑点，也就不了了之，该抚恤的抚恤，该嘉勉的嘉勉。

穆彰阿却为此留下了心病。事发后，他让陈孚恩到处宣传，说王鼎乃重病而亡，但小道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有些人免不了窃窃私语，当八卦一样地传来传去。

穆彰阿很着急。有一天，他在军机处问陈孚恩：“王鼎身故那件事，我听人讲还有别的情况，陈兄第一个去王府探看，一定是了解真实情况的，能不能说说看？”

陈孚恩没想到穆彰阿当众有此一问，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在座的其他军机大臣更是相顾愕然，不知道穆彰阿在演什么把戏。

陈孚恩回家后，越想越不对劲，心说这穆彰阿明明知道真相，还要这么来问我，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是怕犯欺君之罪，想杀人灭口啦？

想到这里，陈孚恩冷汗直冒，不知如何应对。你说到道光那里告发穆彰阿吧，王鼎留下的遗书已经被穆彰阿拿去销毁掉了，要告也没证据，而且穆彰阿是首席军机大臣，位高权重，不是他一个章京就能随随便便扳倒的。

要不，也来个自杀，以向穆彰阿表明心迹？可是看看家里面，葡萄美酒夜光杯，老婆孩子一大堆，哪个也舍不得丢下。

正在发愁，忽然听到说朝廷对他打赏。陈孚恩明白这是穆彰阿的功劳，赶紧前往穆府道谢，一进去后就长跪不起。

穆彰阿对他说：“昨天我给你讲那番话，是为了以正视听，制止谣言的散布。可你为什么不回答啊？吓死我了！你要是说了，就可以把众人的嘴给堵住。”

陈孚恩这才恍然大悟：“我以为您是要责怪我呢，所以才吞吞吐吐，其实我也是很愿意为您制止谣言的。”

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笑了起来。原来陈孚恩回家后，穆彰阿同样怕得要死，担心陈孚恩会去向道光告发，所以才急匆匆地去给陈孚恩讨赏。

平衡木

除了王鼎这么一个老愣头青，朝中诸臣都心知肚明，要找林则徐别扭的是道光本人，只要道光不松口，林则徐就必须在新疆继续过他的“雪窖冰堂”生活，所以王鼎究竟是怎么死的，几乎没有一个大臣不知道内幕，但没有人会傻到像王鼎那样自讨苦吃和自找不是，穆彰阿的担心实在很多余。

虽然道光并不知道王鼎是要以自杀来实施尸谏，但舆论对林则徐完全一边倒的支持，不能不对他的思维和决策产生影响。在王鼎死后三年，实际也是鸦片战争结束后三年，道光发出谕旨，宣告结束林则徐的流放生涯。

按照惯例，林则徐需要进京请训，就像邓廷桢他们一样，但是仅仅两个月后，道光就改变主意，命其不必来京，而直接以三品顶戴暂代陕甘总督。从这之后，一直到道光去世，君臣二人都再未见过一面。

或许道光是害怕因此想起鸦片战争前他在京城召见林则徐时的情景，那足以再次触动他内心深处最敏感的神经。

时间的确是一剂良药，然而并不能包治百病。

在很大程度上，道光重新起用林则徐是被舆论所逼，他不会再像从前那样视林则徐为“天下第一能吏”，尤其是跟洋鬼子打交道的广州一带，再不敢派林则徐前去。

尽管签订了《南京条约》，但广州方面的交涉仍是朝廷要面对的最大难题。洋人得了便宜还卖乖，没事老是要过来串门，道光对此是既恨又怕。恨就不要说了，怕的是他既无能力也无把握组织反击——连夷船和洋枪洋炮都仿造不出来，会打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就不要去白白浪费银子了。

现在谁能够在广州办好洋务，把洋人们堵在门外面，谁就毫无疑问是道光心目中的能吏。先是伊里布，去了之后内外交逼，没几个月就给活活累死了。接着再派耆英。耆英吸取伊里布的教训，在广州实行的是“民夷两安”政策，说穿了，就是走平衡木，一方面尽可能安抚内部，另一方面避免与洋人发生争端。为了达到后面这个目的，他除签了一堆“糊涂条约”外，还不忘跟洋人说好话，套近乎，有时甚至做到很肉麻的程度，据说他给英国公使写的私信，语调和用词跟情书差不多。

对“糊涂条约”的严重性，限于文化的隔阂，道光对很多地方不明就里，他只知道自《南京条约》后，他没有再割地赔款，而且局面相对稳定，这就不错了。

1845年3月，时任两广总督的耆英被授以协办大学士，终于到达了一个被道光充分信任和看重的高度。

可是耆英的平衡木也没能玩太久，确切地说，仅仅几年。

鸦片战争前，英商都集体居住澳门，从事进出口贸易都需通过广州的十三行代理，他们自己不能擅自进入广州。鸦片战争后就完全不同了，按照《南京条约》的规定，十三行的垄断特权被予以废除，不仅英商可以自由贸易和自由出入广州，英国政府也有权在广州派驻领事，专理商务事宜。

英国人要进城，广东人不让进城。耆英到广州后，璞鼎查曾要求入城，耆英一看，老百姓闹得太凶，根本不敢答应。之后璞鼎查拿到“糊涂条约”，得到了更多好处，也就没有再强逼下去。

两年之后，英方代表换成了公使德庇时。德庇时旧事重提，耆英仍然一推再推。这次人家不干了，说你既如此不守信用，那我们就一起赖皮，不让我进广州是吧，那好，定海你也别想要了。

耆英无奈之下，只得跟德庇时签了一个“归还定海条约”，明确承认英国人有入城权利。可是德庇时聪明过头，他忘了在条约上加个时间限制，这就给了耆英继续拖下去的借口。

德庇时是个汉学家，研究中国多年，号称“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他深知这个东方国家的弊病所在，没过多长时间，有几名英国人在佛山遭到百姓袭击，他便以此为由，派英军进入虎门炮台，“毁炮枢而塞炮眼”，并且做出了要再攻广州的样子。

眼看着鸦片战争似乎要重演，耆英惊惧万分，被迫向德庇时发出照会，同意在两年后践行条约。

这个照会让耆英从“民夷两安”中清醒过来。两年看似很长，其实一眨眼的工夫也就到了，到时难保粤民不挑事，挑完了事，英人再动武，皇上再怪罪，自己还是得吃不了兜着走。

耆英不是张喜那样可进可退的小老百姓，你让他“富则妻妾成群”可以，要他“穷则独善其身”就免了。倒算着日子，耆英越来越焦虑，他开始让人在京城活动，以便游说道光，好将自己调回北京。

在道光方面，尽管他对耆英的表现总体感到满意，但耆英在广州的一再示弱举动，在他看来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也有把耆英暂时换下来的打算。有人一提议，他也就顺势答应下来。

第五章 无比沉重的担子

耆英在调走之前，让道光伤透脑筋的，除了入城问题外，还有一个“黄竹岐事件”。

早在鸦片战争前，从广州周边经过的英国商人和水手们就经常上岸，权当散心。只不过那时候，这帮人尚知收敛，不敢搞得动静太大，鸦片战争结束后，明显变得趾高气扬，少了很多约束。他们有的驾着小舢板，有的雇用当地人的小艇，看到丛林密集处，便提着枪登岸打麻雀。

一开始，沿途村民并没多大敌意，仅仅觉得好玩，大人小孩儿都在旁边围观，一边看，一边嘴里免不了还要叽叽喳喳说笑几句。这本来也没什么，国人爱瞧热闹一贯如此，何况你在我的地盘里，难道我看两眼也不成？

可是洋人不这么想，他们最烦别人在旁边说三道四，特别是有时枪都瞄准好了，给周围人一起哄，结果放了个空炮，鸟雀飞得无影无踪，好不扫兴。更有甚者，由于双方语言不通，村民的说笑有时还会被洋人误会，认为是在嘲弄他们，于是便要反唇相讥。

这种吵架当然是吵不出什么名堂的，因为只能看到对方的表情，却听不懂语言。洋人一着急，就举起枪对准村民做射击状，村民害怕了，一哄而散。久而久之，大家对这些洋人都非常痛恨，纷纷在村口设置栅栏，不允许他们进入。

后果是什么

黄竹岐村位于广州城西，村外有一座密林，给舰船上的洋人发现了，于是相率登岸，并强行闯入了栅栏。村里的妇女突然看到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不速之客，吓得大叫起来。遇到这种场面，照理得回避，可船上的洋人们没有一个是绅士，全是常年漂泊在外的冒险家，见此情景，一个个都咧开大嘴乐了。

觉得还不过瘾，他们又端起枪，这里指指，那里晃晃，做着种种要开枪的动作。本意是想搞个恶作剧，没想到却因此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随着一声锣响，顷刻间，不仅黄竹岐村的人全部聚集过来，连邻村村民也都呐喊着跑过来进行援助。

几个哥们儿从没有领教过这种阵势，赶紧把枪端好，以为这样可以将围上来的人群吓退，孰料反而更加激怒了村民。众人扑上来，你一拳，我一脚，一会儿工夫便将被围住的六个洋人给揍了个稀巴烂。

打死了人，而且打死的还是洋人，这就出大事了。村民们赶紧把洋人的尸首绑上石头，沉到村外的河里，给它来个毁尸灭迹，但洋人被杀的事还是没逃得过德庇时的耳目。此君一跃而起，要求耆英查明事由。

耆英不敢怠慢，即刻下令巡捕限时破案。巡捕招募有经验的渔民，从村外的河里面把几个死鬼的尸首给捞了出来。耆英本以为自己的高效破案可以让德庇时满意，不料反而给德庇时继续纠缠提供了证据，后者得理不饶人，愈加步步相逼，声言要再次从香港调兵杀入，并将黄竹岐村付之一炬。

这时包括黄竹岐村在内的各个村庄也正闹得沸沸扬扬，有哗然而起之势，可以说两边都不服气，都在顶着牛。耆英焦头烂额，这时正好新任广东巡抚徐广缙到达广州，耆英便把这个烫手活儿移交给了徐广缙。

徐广缙坐堂，以大清律法来审案。他对德庇时说，按照我国法律，杀人者偿命，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必须以一命抵一命，不可滥杀无辜，再说，你们洋人对此也负有责任。之后，徐广缙把黄竹岐村的士绅找来，强调杀人就得接受王命国法。经过讯问，逮捕十九名村民，其中四人为直接杀人者，按律判以死刑。

各村觉得这么做尚在尺寸之中，然而德庇时不肯罢休，还在那里嚷嚷着要把黄竹岐村一把火烧掉，说是不这样做的话，以后水手们上岸就没安全感了。

耆英照徐广缙的方子抓药，他让广东全省知名士绅联名出了一份公约，与各村约定自律，以后不许妄杀洋人。德庇时看了公约，觉得实在也没什么可要挟的了，这才罢休。

“黄竹岐事件”处理结束后，耆英的关系也打通了。道光一纸调令，让他脱离了苦海。1848年2月，耆英接到免职令，道光任命徐广缙为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叶名琛为广东巡抚。

按照约定，耆英答应英人可以进入广州的具体时间应为1849年4月6日，还有一年呢，但德庇时等不及了。在耆英尚未离开广州之前，他就匆匆忙忙地发来照会，提醒中方践行这一承诺。

接到照会时，新官上任的徐广缙正在调查广东民情。他此前有过在福建和江苏任职的经验，对南方民情并不陌生，但来了之后，才发现广东一带与闽、浙、苏都很不相同，主要特征就是这里民风特别剽悍，老百姓普遍性情刚毅，不畏强御。

让徐广缙留下深刻印象的当然还是“黄竹岐事件”。一座小小村落，转眼之间干掉六个洋人，事后如果官府不进行安抚还不肯屈服，他从仕以来，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见到过，也不可想象。

假如把广州城门打开，直接面对洋人的就不只是一座座小村庄，而是一座大城市，以及城市背后数以万计的民众。徐广缙派人访问广州城乡，所到之处，无论男女老少，几乎没有人对英国人入城表示赞同。徐广缙也想过，是不是可以像处理“黄竹岐事件”那样，召集士绅进行说服，但后来很快打消了这一主意。原因很简单，士绅也来自民众，不能违背民意，当着他这个总督的面，对方或许会诺诺连声，回去后照样还得反悔。

就算他徐广缙顶着巨大的内部压力，践行耆英的“两年之约”，洋人们会就此消停吗？这些人进城不是说逛上一圈就回去，他们可能会继续提出要求，比如给地，供其修建办公楼，要不然就是租房子，这是意料之中的，到时候你给不给？不给的话，大概又得把枪掏出来，拿开战之类来吓唬人了。

还可以继续往下推演。随着英国人一再相逼，官府被迫一退再退，广州民众对官府的信任度将会降到零，伴之而起的极可能是揭竿而起，那样一来，官府所面临的后果是什么？是两面不讨好，两面受夹击，最终一崩如斯，垮台完事！

徐广缙一头冷汗，趁着这一切都没发生，他决定重新布局。

两全其美的办法

徐广缙将“两年之约”改成了“无怫百姓以顺夷理，顺民心以行之”，二选一，我宁愿讨好百姓，遵从民意民情，也绝不屈从于英夷。

徐广缙随即找到叶名琛，将他的想法说了一遍。叶名琛极表赞同，两人商定，万一发生变故，就与广州城同生共死，多少也能落下个好名声。

计议已定，徐广缙赶紧利用剩下的一年时间，紧锣密鼓地部署广州防务。

要守广州，自然先要守住炮台。洋枪洋炮既然仿造不了，便只能靠人，而在鸦片战争中，人却是最靠不住的，兵勇溃散的现象遍处皆是。

裕谦督促部卒死战的办法，是让大伙发毒誓，徐广缙则以为，一个人究竟勇敢还是怯弱，都缘自天性，临时硬逼没用。比如定海之战前，余步云还不是在关帝庙信誓旦旦，倒是裕谦自己和“定海三总兵”那三个老将说到做到，没有自食其言。

徐广缙对守城官兵说，炮台就这么几座，我用不了很多人守。你们自己合计一下，如果觉得到时肯定会软蛋，或者顾虑家里有双亲需要奉养，又或者膝下还未有一儿半女，想留着性命传宗接代，那么我现在就给你们开假。

见官兵有疑虑，徐广缙又加以补充：“不要怕我会打击报复，放心，事后如果你们还想来当兵吃粮，我仍然欢迎，决不会怪罪。”

有的人走了，有的人留了下来。对于留下来的勇者，徐广缙还要再挑选一下，凡身体素质好枪炮技术精的，才会获准进入炮台。徐广缙给他们写下保证书，说明立功受奖，战死者由官府负责赡养家属，以安其心，以壮其志。

按照炮台的规定，是一个班负责一门炮，一般情况下这班人被打散了，炮也就废了。徐广缙把人力集中起来，多添了两班人，实行三班轮守，并声明在先：“你们不能像以往那样一触即溃，但是假使三班人都受了伤，溃就溃吧，也不怪你们了。”

与林则徐、裕谦等人相比，同样可以划在“主剿派”之列的徐广缙显然已经吸取经验，变得更为理智和谨慎。在准备的过程中，他既不犹豫，也不张扬，全都是一声不响，秘密推进。

防务部署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除了兵勇调配外，还涉及枪炮添置。在鸦片战争中，虎门等炮台已遭破坏，之后重建，又被德庇时派英军给弄得乱七八糟。如今要恢复炮台的作战能力，就需要重新装备枪炮，但这么多枪炮，仅靠广州一城来不及制造，很多需要从外省运入。从始至终，就连广州省城的百姓都不知道枪炮是什么时候运进来，又是什么时候装在炮台上的，对此毫无察觉。

在组织官军加强防御的同时，徐广缙以缉捕盗匪为名，召集附近宿儒士绅，告知自己的迎敌决心，同时传令他们聚集乡勇以备。大家商定，假使战火一起，乡勇随时听候调遣，官府只需提供口粮，倘若太平无事，则该耕田还是耕田。

自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出于地方治安需要，团练及其乡勇其实并不被官府认可，徐广缙是承认团练的第一位封疆大吏。对于徐广缙来说，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者，可通过“官民合心”，稳定内部，二者，他已经汰劣存精，战争瞬息万变，万一正规军不够用，到时亦可用乡勇进行补充。

值得一提的是，徐广缙召集地方士绅，都是分别接见，被接见者一前一后，彼此互不相识。临走时，徐广缙还千叮咛万嘱咐，要求他们不要互相联系和商量。这些，当然都是为了保密的需要。

直到内外都操持得差不多了，徐广缙才在公开场合露出备战迹象，开始亲临虎门炮台进行检阅。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英国人的注意。此时德庇时已奉召回国，文翰继任。这个老外的中文名字听上去文质彬彬，但并不比德庇时好对付。他一听到消息就觉得不对劲，好端端地检阅什么炮台，是又不想让我们入城了吧？

把英军调过来，当然是最厉害的撒手锏，不过这招无法常用，因为涉及请示汇报等一系列手续，比较麻烦。发照会吧，又显得太软，缺乏足够威慑力。文翰决定使一个既经济又厉害的招数。

这些科举考试出来的中国文官皆为文弱之辈，没怎么见过世面，要是登上我的军舰，一边领略海上“险浪惊心”的风景，一边从旁再吓上两句，仓促间他的脑子里肯定是一片空白，到那时，还不是我说什么，他应什么。

说干就干，文翰向徐广缙发出了登舰做客的邀请。

来者不善

接到邀请，官员们大多反对徐广缙赴约：“海洋上风涛不定，路上非常危险，再说在这敏感时刻，您这一去，犹如置身虎群之中，如果对方予以扣留或加害怎么办？”

徐广缙笑了笑：“你们想错了，他们是不敢把我怎么样的。退一步说，即使真有不测，水师提督不是在吗？怕什么。”

随即，他把水师提督叫过来：“假使我被扣留，你可以组织水师发动进攻，不必投鼠忌器，顾及我的安危。”

说完，徐广缙便带着官员们坐上扁舟，向海上划去。

海洋不比内河，风大浪高，纵然船夫技艺精熟，也足以让这些从未出过海的随行官员们胆战心惊。等到达目的地，众人更傻眼了。

军舰与扁舟，犹如巨人与侏儒，他们必须沿着舱梯才能接近舶楼的会议室，而舱梯足有二十多级，这也太高了吧！

就在众人愣神的时候，徐广缙已经登了上去，并且一会儿就站在了舶楼之上，上去之后，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从容顾盼，旁若无人。

总督大人如此，官员们再没理由原地不动，只好都跟着缘梯而上。这是一个让人一想起来就胆战的经历，梯子固然是晃晃悠悠，再联想到下面就是波涛如怒的大海，进退不得，左右不能，真是连自杀的心都有了。

好不容易“爬”上舶楼，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发现彼此都一个熊样，不是两腿发抖就是面无人色。

文翰已在舶楼迎候，官员们的狼狈相早在他的意料之中，实际上，只要没经过训练，一般人初次登船，都难免要出这样那样的洋相。可他又有些失望，因为他最希望出洋相的那个人偏偏若无其事，这让他心里咯噔一下：来者不善啊！

在将徐广缙请入舱内后，文翰的侍从官即将舱门关闭，跟上来的大清国官员们全被关在了门外面。这可把他们给急坏了，想把门推开，可舱门是有机关的，里面一旦关上，外面根本就打不开来。

徐广缙倒是一点儿不慌，仍然谈笑自若。这时，文翰拿出了一堆文件让他签，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要求，如鸦片开禁、照例纳税，以及租地建房等。按照文翰原来的设计，徐广缙最好是像他的那些随从官员那样，表现得晕晕乎乎，七荤八素，闭着眼睛就一条条一件件地签下来。

可是徐广缙非常清醒，甚至由于前面文翰安排的种种“铺垫”，变得更加敏感。他一边看一边问翻译，这句是什么意思，那句是什么含意，听到有不合理的地方，就会指着相关文字质问文翰，然后拿过笔将其一一删去。

文翰急了，删的地方正是他想要的，那哪成啊，但徐广缙毫不相让，据理力争，驳斥文翰的声音在舱外都能听到。

精心安排今天这个局，文翰的前奏只是作为一个擦边球，既然对手并不糊涂，他也就不得不直奔主题了：“两年前，你们承诺，从今年四月六日起，允许我们自由出入广州。今天请你来，就是要把这个日子正式定下来。”

徐广缙对此早有准备：“所谓两年之约，是耆英大人在任时许诺的，当时我尚未来广东。到任之后，我至今也未接到相关谕旨，不可能马上告诉你具体日期。”

文翰认为徐广缙可以代替耆英敲定，徐广缙则说不然：“中外民情不一，在你们国家，可能没有这种忌讳，但在我们国家不一样。千百年来，广州从不允许外国人入内，这是至今老百姓还在反对的原因所在，想必阁下也是知道的。我作为父母官，必须考虑这一点。”

文翰一听话里的味道不对，脸色开始变了。

徐广缙看了看他，又换了个口气：“不过你放心，耆大人既有诺在先，就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会马上向皇帝请旨，只要旨意一到，有旨必然无条件遵行。”

徐广缙告诉文翰，在耆英已经离职的情况下，你我私下说哪天哪天没有用，得皇帝下旨才可以，“有旨即有期”。

文翰问请旨奏折何时才能到京城，徐广缙用内行教导外行的口气，给他讲了一封信从广东到北京，再从北京返回广东的复杂过程。

文翰听得目瞪口呆：“这也太慢了吧。”他搔搔脑袋，说要不这样，我们有轮船，可以免费跑一趟，代你把奏折送到天津，很快的，用不了那么多天。

徐广缙要的就是慢，谁要快啊，他沉下脸来：“奏折拜发，在我国可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连沿途经过哪些驿站，何时到达，皆有专人专管，岂是好随随便便的。你说这样一份重要的文件，让我交给外国人，那不是存心让我受罚吗？况且，你敢保证代送的路上就不会出现差错？”

文翰哑口无言，也觉得自己这个急出来的主意的确有些欠妥。

没什么好费话的了，乖乖地送人家走吧。

辩论赛

过了几天，文翰耐不住性子，主动来虎门拜访。徐广缙很客气，亲自接待，还安排宴席。

吃饭的时候，文翰嗫嚅半天，看样子还是要问请旨的事。徐广缙很干脆：“不要问了，我也在等呢，说实话比你还急。咱们别说这个，吃菜吃菜……”

文翰也是个体面人，话讲到这个份儿上，就不好意思再喋喋不休了。

不过是多等两天的事嘛，那就再等等吧。可这种等法着实有些折磨人，文翰就像中国人过年一样，朝也盼来暮也想。算算时间，中国皇帝的谕旨该到了，他咬牙又忍了几天，才跑出来“要债”。

文翰学乖了，他没有直接去问徐广缙，而是派人到广州的英国商馆去探听消息。商馆的英国商人比政府还上心，信息渠道也很广，但文翰从中得到的却是凉水一盆：皇帝谕旨是有，三天两头有，不过好像从没提到允许英国人入城这件事！

文翰大失所望，他向徐广缙发去照会，据此进行质问，徐广缙的回复颇有四两拨千斤般的水准：“此事非往来文件所能宣意达情”。嗨，纸上得来终觉浅，文件上一时跟你说不清楚。

见过赖皮的，没见过这么赖皮的。文翰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被忽悠了，只好气咻咻地再次来到虎门见徐广缙。两人见面之后，几乎就是文翰的独家控诉会，一会儿说中国号称信义之邦，做事怎么可以如此反反复复，不讲信义，一会儿又含沙射影，露出不惜用武力相逼的意味。

有控诉的，就有反控诉的，毕竟双方迟早得有坦白的时候。徐广缙针对文翰所说的“信义”，开始侃侃而谈：“《南京条约》签订后，凡是贵国船只经过我们通商口岸的，都听其自由出入，不再像过去那样盘查阻挠，这都是依据条约规定。你说我国不讲信义，不知从何说起。”

说到这里，徐广缙特意加重了语气，“可是……”

“可是贵国是怎么做的呢，乘我们遵守和议，擦枪入库的机会，突然杀入虎门炮台，毁坏了全部炮台设施，使得民众惊骇，瞬间便造出祸端。当时耆英大人着眼和局，不想因此触发两国战争，这才不顾现实条件，许以两年之约，以便使你们的军队可以如愿退出。”

两下对比，徐广缙把皮球踢还给了文翰：“你说说看，究竟是谁先失去信义，该被责备的又是谁？”

这一绕把文翰给绕住了。他忘了从《南京条约》讲起，因为“英人入城说”是从这个条约开始的，倘若立足于此，他还是占理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英鸦片战争，原本就是拿拳头讲道理，谁的拳头厉害听谁的，真的谈不上谁比谁更不讲信义，一定要较真，毫无疑问又是一个鸡先生蛋，还是蛋先生鸡的无厘头问题。

趁文翰张牙舞爪的气势不得不有所收敛，徐广缙展开了他最擅长的推理：“耆大人的两年之约，实在是被逼无奈之下的缓兵之计，并非他心甘情愿。不过你的前任德庇时好像也有问题，试想两年前耆大人既已当面许可，他一抬腿就能进城，那时为什么不进呢，非要把这个难题留到两年之后？”

不涉及这个话题还好，一讲起来，文翰也是一肚子苦水。是啊，这个德庇时也真是，你都动刀动枪了，就直接从虎门杀进广州嘛，拖什么拖，还一拖就是两年，弄得事情越来越复杂。

徐广缙一边观察着文翰的表情变化，一边揭晓答案：“其实啊，我们的这两个前任都太精明了。他们各有算盘，知道这是一个难题，都不肯在自己任内解决，非得拖到两年后让我们这些后继者来给他们擦屁股。”

辩论赛变成了官场生涯一席谈，文翰不能说徐广缙分析得没有道理，做官的诀窍真是在哪儿都一样啊。正在长吁短叹，中国官员紧接着的一句话却让他清醒过来，徐广缙说：“依我看，我们两人都不值得替人受过，管那些烂事干吗，多余的。”

机关枪似的叨叨这么多，原来放着一个陷阱在这里呢。对英国人入城，你当然可以不管，而且还巴不得呢，因为这就是你的政绩。我能不管吗，不管的话，我在远东的工作业绩将乏善可陈。

文翰坚决不上当。徐广缙见这一招难以打动对方，又扯起另一个推理，即英人进城后会怎样：“我了解过，广州百姓对放你们进城的疑虑很大，有切齿之忧。一旦你们进了城，双方会相安无事吗？会不发生暴力冲突吗？这个对你们并无好处。”

徐广缙要表达的意思是，不是我不肯让你们进城，纯粹是替你们英国人的安全着想。

还有，真想不通你们费劲巴拉地非要进城干吗：“试问贵国远涉重洋，到底是为贸易而来的呢，还是为进城而来的呢？进一个城，对贸易究竟有什么好处，不进城，对贸易又有什么坏处？”

入城万不可行

进入广州，跟搞贸易做生意确实没什么直接联系，但英国人认为这是他们的权利，就跟领事裁判权一样。文翰打定主意不再被对方拖到东拖到西，不管对方怎么巧言善辩，老爷我一句话，非进城不可。

“你不要推脱责任。我听说广东团练和乡勇均听从官府调遣，你既然说怕老百姓对我们形成威胁，那为什么不解散团练？我不管这么多，你不让我进城，我就让军队来跟你和你的百姓对话。”

文翰的强硬态度，让徐广缙也压不住火了：“团练是怎么出来的，你知道吗？还不都是给你们逼的。没有你们的水手和军队到处惹是生非，老百姓怎么会想到举戈相向？我是封疆大吏，保民安民本是职分所在，现在不但保不了民，还要进一步弹压，办不到！”

文翰不惜兵戎相见，徐广缙的回答则是：“那就不必费话了，你派兵过来，我在广州大开四门等你。”

眼见得火药味噌噌噌上来，旁边的翻译和随从官员看得惊心动魄，但这就是谈判，该吵时要吵，该闹时要闹，只是别弄到把桌子掀翻就行。

两人从中午谈到下午五点多钟，唇枪舌剑，“辨诘不已”，最后的结果却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看样子，就算是吵到天黑，仍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徐广缙吁了口气，忽然出人意料地又软了下来：“好了好了，你说得也有道理。上次我确实请旨了，可是皇帝没下决心，我也没办法。这次我再请一旨，问一下他的意见，如何？”

长达六七个小时的辩论，早已让文翰精疲力竭。徐广缙的缓和，给了他一个台阶，遂也顺势收场。

徐广缙跟京城的联系当然从没中断过，可先前从没有在奏折上请求皇帝允许英人入城，恰恰相反，他一直在汇报自己在广州的守备部署。

徐广缙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所拟奏折均在官署内部缮写，然后立即交专用邮差发送，里面讲些什么，他从不对身边任何一个人提起，所以外界无从知晓。

文翰固然是被蒙在鼓里，不清楚奏折和谕旨的细节，就连那些“包打听”的英商，他们所了解到的，也只是官方发布的消息。

徐广缙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通过这种虚虚实实的手法，让对方摸不清他和道光的真实意图，反映在文翰身上，就是举棋不定，嘴上嚷嚷着要像德庇时那样进兵广州，却始终下不了决心。

不过这次辩论让徐广缙意识到，文翰不可能被说服。在谈判结束前，他之所以突然软了一下，是因为文翰亮出了底牌：英军将像鸦片战争时那样北上天津或开入长江“阻运截漕”。

“两年之约”越来越近，到时候文翰真的有可能做出狗急跳墙的事来。徐广缙犹豫了，他给道光皇帝发去奏折，第一次在“英人入城”上让了步：“我已经智尽能索，该做能做的都做了，我现在就怕直接拒绝英国人的要求，会激出事端。”

这份奏折让道光几乎又看到了和鸦片战争相同的结局。为了要不要入城，再来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实在不是这个国家所能承受，或他愿意看到的，为此他给徐广缙发来密诏：“既然英国重提进城一说，你就不要再阻止了，再阻止的话，反而伤了你这个封疆大吏的气度。”

让他们入城一次算了，下不为例。

尽管话说得很漂亮，但道光却已难以掩饰他自己的无可奈何，所谓“下不为例”，亦不过是为了顾及脸面，谁都知道，有了第一次，就必然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在等待皇帝回复的那段时间里，徐广缙也在一边算日子，一边紧张地思考着该怎么办，接到道光的密诏的当天，他已经想好了：“入城万不可行！”

阻止英国人入城，后果是惹怒英国人，但内部尚可众志成城，如老虎一样，有爪牙可恃；允许英国人入城，后果是惹怒民众，人心瓦解，那样一来，内外交讧，面对灾祸，自己也就是一只被去掉爪牙的猫。徐广缙得出的结论是，英国人入城，有害无利，千万尝试不得。

徐广缙发出回折的时候，“两年之约”已到，再请示道光显然已不可能，他能做的就是孤注一掷，硬挺到底。

徐广缙不是鲁莽之人，他的所有决定，往往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固然加强了炮台，联络了团练，但是鸦片战争的场景历历在目，跟对方比，你手中那根大棒还是细了一点。

问题是，文翰依恃的那根大棒，真的有他说的那么粗吗？答案也是否定的。

十万长城

鸦片战争前，林则徐曾搜集过外国资料，但当时的中国士大夫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海外夷人”还缺少足够认识，因此重视有限，所得也极为浅显，可以说，从头到尾，基本没起到太大的作用。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徐广缙的认真谨慎不下于林则徐，又有前车之鉴，这导致他在情报战方面格外投入和用心。自从来到广州就任后，他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对英国国内动向以及英军在华兵力进行不间断的侦察。

英方情况与鸦片战争时已有显著不同。从1848年起，英国爆发了流行瘟疫，国内经济也不景气，这使得英吉利连续几年在海外投资上都很乏力。经济是军事的后盾，经济虚弱，军事方面也难以逞强。那一年，就连法国发生大革命，君主制的英国都没能力去干涉，只能承认了事，更别说远东了。

徐广缙所掌握到的情报是，在1848年，驻港英军仅仅只有一千两百五十人，经历一个夏天，又因病疫死了两百余人，眼下兵力不足一千，要像鸦片战争时一样发动一场大战役，甚至北上天津或杀入长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文翰能做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在广州这个范围内逞逞威风，这是徐广缙敢于跟英方撕破脸的重要原因之一。

离“两年之约”到限的时间越来越近，广州局势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徐广缙除增兵虎门等诸炮台要隘，实行严阵以待外，还把文翰要他解散的民众完全发动起来。

他下令向乡勇每人发放一顶竹笠、一支矛、两把剑，另外还配发一些鸟枪，政府定期提供水酒和熟食进行奖励慰劳。在他的激励下，团练迅速壮大，广州附近，大一些的团练有数千人，小一些的也有数百人，几天之内，登记在册的乡勇人数就超过了十万。

这十万长城，徐广缙要借来威慑文翰那不足千人的武装。按照他的部署和安排，乡勇们白天是农民，照样耕田务农，到了晚上，则集体训练出操。训练时，枪炮声十里之外都听得见。

经过这么一鼓噪，广州已是“雷动云合”，不仅乡勇，就连妇女儿童也都参与进来，城内城外到处张贴着反对英人入城的红白字帖。徐广缙由此照会文翰：广东民情剽悍，迥异于他省，你要进城可以，但可能会出不去。

一封照会还不行，徐广缙让广州的知名士绅也写信给文翰，对他说你不要以为入城则荣，不入城则辱，你现在的行为已经招致众怒，是实实足足的求荣反辱，聪明一点儿的人都不会这么干。

徐广缙这么做的意思，就是告诉文翰，反对你的不光是民间的中下层人士，上层的知识分子也不买你的账。

要说文翰这洋人也挺会来事。到了他认定的入城时间，对徐广缙的坐镇炮台置之不理，“十万长城”和士绅的劝告也被他丢到一边，说动武还是动武了。

1849年2月，文翰亲率三艘军舰闯入广州内河。自耆英在任起，出动军队就是英方迫使中方妥协的法宝，这次尽管广州方面已有心理准备，但所面临的压力仍大到了极致。

没有人会不为徐广缙的命运担心。既然上面都松口了，倒不如乖乖地打开城门，还来得及……这位两广总督完全可以遵照道光网开一面的指令行事，而不用负任何责任。

夜深沉，等待黎明的人们忐忑不安。伴随着心跳频率的不断加快，徐广缙必须做出了一个他认为最正确的选择，这个选择便是绝不放弃！

徐广缙计算好了，倘若炮台顶不住，他还有十万乡勇，有牢不可破的民心士气，文翰除了那三艘军舰，还有什么？

果然，三艘军舰之后就没了后续动作，而军舰每深入内河一步，就能看到岸上更多的乡勇和反英字帖，这使文翰开始陷于骑虎难下的境地，他索性把军舰摆在那，自己回香港去了。

徐广缙关心的重点在于，事情会不会恶化。他的情报网络从未停止运作，最新情报表明，英国政府正在裁减香港驻军的军饷。按道理，军舰都进内河了，香港驻军应该全面动员，所以应该是添军饷而不是减军饷。徐广缙立即意识到，文翰的出兵，极可能是虚张声势，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其政府的充分支持。

只有一个情况，让徐广缙有些坐不住了。据负责在香港观察的人报告，虽然在港英军被裁减了军饷，但近期忽然有一艘军舰到港，上面载满了准备上前线打仗的英国军队。

难道他们是赶来参加广州之战的？徐广缙要求再探再报，很快，他便获知了一个更大的秘密。

来自京城的圣旨

原来当时英法两国正在黑海同俄国争夺出海口，为此三家闹得不亦乐乎。到港的这艘英军军舰跟中国完全没关系，它要去的地方是中东，路过香港，仅仅是为了给中国人一个下马威而已。

英国政府这个欲盖弥彰之计，反而使徐广缙的决心更加坚定，他继续利用民间力量对文翰施加压力，其中最厉害的当然还是“十万长城”。

为了把声势搞得更大一些，在徐广缙的暗中支持下，乡勇们晚上倾巢出动，由士绅首领带头，排成一字长龙，拎着灯笼进行示威游行。游行时，广州城头点满火烛，火烛与灯笼相互交映，宛如白日。

如此热闹，广州城外的英国商馆想装不知道都不可能。英国佬架上望远镜，看到镜头里游行人群的灯笼就跟天上的繁星一样，数都数不过来，这让他们瞠目结舌。

老百姓可不是官府，他们不会跟你讲道理，觉得不爽，没准儿立刻就会乘着天黑跑过来把商馆给拆掉。商人们因此惊恐万状，每天黄昏还没到，就急急地催促雇员关门，暂停交易。随着交易量的减少，货物出现积压，都运不出去。英商十分着急，他们联名给文翰写去公函，扬言要英国政府承担损失。

在文翰与徐广缙的较量过程中，双方都在不停地向各自政府进行汇报。与徐广缙的奏折相比，文翰的报告更细，连几个月来购买了多少文具，都没忘记向内阁报个账，这个细节自然也不会漏掉。

他的上司、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开始打退堂鼓了。此前徐广缙在交涉中一再强调，不是中国官方不愿守约，而是广州居民有强烈的反英倾向。“十万乡勇游行示威”，毫无疑问给巴麦尊留下来深刻印象，让他认为徐广缙的警告并非空言恫吓。

另一方面，正如徐广缙所得到的情报所言，在国内矛盾、中东争端等诸多问题的困扰下，英国政府不仅不可能像鸦片战争后期那样从印度大规模抽调兵力，就连对在港军队进行动员都颇费踌躇。

在巴麦尊发给文翰的指令中，终于同意搁置进城问题。

没有上司相逼，文翰算是松了口气，然而冒险的欲望也几乎在他体内同时发酵：我为什么不尝试再逼一下中国人呢，假如成功，那就有得牛皮可吹了。

因为巴麦尊的搁置有一个前提，即中方不再发生明显违约或出现重大外交破绽。假如有后面的情况发生，巴麦尊仍有把握说服内阁向广州出兵。于是，文翰也硬着头皮死撑。

这是一个相互顶牛的过程，文翰等着徐广缙露出破绽，徐广缙则挖空心思，想着怎样才能再将一军，以将对手完全逼退。

1849年4月1日，徐广缙通知文翰，朝廷谕旨已经到达。一直以来，文翰都在苦等这道来自京城的圣旨。文翰清楚，如果中国皇帝决定打开城门，徐广缙作为地方官员是不敢抗命的。

徐广缙大打情报战，文翰也在四处钻营。商馆的情报过于滞后，他又把手伸进总督衙门，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情报网。

徐广缙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当时起草发出的奏报及皇帝的谕旨，的确无人能够从中刺探，但是按照大清国公务制度，所有这些文件过后都要抄录副本存档，时间一长，文翰就从中找到了漏洞。他派人收买衙门内负责保存档案的低级文员，规定只要抄出副本，即给予重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道光先前同意英人入城的圣旨副本到了文翰手中，并已翻译出来。只不过文翰看了半天，仍不敢相信是真的，因为徐广缙曾多次言之凿凿地告诉他，并没有收到最新旨意，若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文翰很难排除“线人”为领赏而弄出假圣旨的嫌疑。

现在，徐广缙说圣旨到了，让他确证了自己的怀疑：如今的“线人”真不厚道啊，为了点钱，连圣旨都敢伪造。

可是这道真圣旨带给文翰的，却是一道晴天霹雳。圣旨上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设城所以卫民，卫民方能保国，民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归。”

建广州城干什么？是用来保卫老百姓。为什么要保卫老百姓？是为了保卫国家，所以老百姓的意愿最重要，绝不能违背民意而顺从外国。结论是，既然广东老百姓都不愿外国人进城，那你（指徐广缙）就不能违背民意，硬性逼迫。

徐广缙拿着圣旨，变得理直气壮：“你看看，我早就说了吧，这种事得请旨才能奉行，要是我同意你入城，就是犯了欺君之罪，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等了这么长时间，等到的竟是如此一个答复，可把文翰给郁闷坏了，但他还不知道，他其实被人骗了，而骗他的人，正是徐广缙。

最后一根稻草

从文翰此前追问圣旨的口吻中，徐广缙已隐隐约约地察觉到，对方可能已探听到了什么，假如他再这样一味拖延，一旦文翰发现真相，必然会为其大举出兵留下口实。

眼看时限已到，徐广缙决定咬牙做最后一搏。他给文翰的那份圣旨，才是真正的假圣旨，起草人即为徐广缙自己。

这是徐广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做出的最大胆也最冒险的一个决定。冒险之处在于，如果英国人不理睬假圣旨而执意要攻打广州，最后不管广州会不会被攻破，只要消息散布出去，他都要落下一个伪造圣旨兼抗旨不遵的罪名。

幸运的是，他冒险成功了。

文翰信以为真，他可怜巴巴地向徐广缙发出质问：“你们这么巨大的一个帝国，难道还怕区区一座城市的老百姓吗？难道这些老百姓不知道我们是在履行两国之间的条约义务吗？”

对文翰这些软弱无力的质问，徐广缙一律建议他再看一下假圣旨，以提高自己的理解能力。

末了，文翰眼珠一转，突然冒出一句：“大清皇帝的拒绝是否意味着正式拒绝履行条约？”

徐广缙何等精明，马上意识到对方想把话题绕到《南京条约》的履行上，那样的话，就可以师出有名了。他马上哼哼啊啊，极其巧妙地避开了这道陷阱。

假圣旨成了压垮文翰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在1849年4月6日，英国人本应高调入城的日子，他发表了一个被认为“温和得可笑”的抗议：“我只能重申对进城要求未获准许的遗憾。对这种无视条约的行为，我将向我的政府报告……”

报告的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没了下文。

当天，道光才刚刚收到徐广缙“进城一事万不可行”的奏折，并表示同意，但北京的回复需要半个月后才能到达广州。4月29日，当徐广缙展阅新谕旨的时候，发生在广州的这场危机已经消弭于无形。

这是19世纪中国取得的首次外交成功，道光心情之愉快亦可想而知。屈指算来，从林则徐“虎门销烟”开始，已有十年光景。这十年来，沿海被英国这个不速之客搅得不得安宁，他糜饷劳师，可是只落得一个战败的结局，把耆英换上去后，倒是消停了一段时间，老百姓却又不高兴了，道光甚至已经感受了内部不稳的迹象。

他道光不想跟英国人好好干一仗吗？想啊，问题是打不过，最后免不了还是要重蹈鸦片战争的覆辙，所以万般无奈，只能隐忍。

忍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徐广缙无疑让道光眼前一亮。在英国人入城这场危机中，徐广缙“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令老百姓满意，让洋人无话可说，这样的能吏才是真正的能吏！

在这一刻，道光或许还会想到十年前的林则徐，如果那时候坐镇广州的是徐广缙，结局会有不同吗？道光对徐广缙说：“这么棘手的事，卿等办起来不动声色，不战而屈人之兵，较之战争中取得军功，更加值得赞赏。”

徐广缙被加封一等子爵，赏戴双眼花翎。广州人给予他极高评价，将其奉为民族英雄，认为正是在他的激励下，广州才得以“众志成城，固若金汤”。

自鸦片战争以来，道光终于难得地高兴了一下，可是他之前所受到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即使是广州反入城的胜利，也不能扭转其精神和身体上的迅速衰弱。

能骑能射的皇帝变得体弱多病，连上朝都不能坚持。以前对奉诏出任地方的官吏，他一般都要亲自召见，现在也不可能了，只能见几个军机大臣，即使如此，见面场所还得放在圆明园，以便到实在支撑不住时，可以随时躺下休息。

眼见得土埋半截，时日无多，在内忧外患如此严重的情况下，道光很早就想到必须为自己提早选定一个合适的继承人，而不能像父亲嘉庆那样，人都死了，传位密匣还不知道放在哪里。

可是尽管有了堪称伟大发明的密匣制度，但挑选继承者仍是一个让人倍感头疼的难题，因为这东西就像在赌博。

年轻的时候，道光曾经最喜欢大阿哥，一有空就亲自找儿子谈心，讲一些自己的人生感悟。也许是太爱了，他对大阿哥的期望也就非常之高，然而事与愿违，一场意外最终结束了他的所有期待。

选谁不选谁

那还是大阿哥在上书房攻读的时候。师傅为了督促他背书，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通诸如好好读书，将来做个好皇帝之类的话，大阿哥越听越心烦。

这些屁话，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耳朵都要听出老茧来了，我偏不听。一时兴起，大阿哥来了一句：“将来我要做皇帝，首先杀了你！”

事情让道光知道了。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他一天到晚给臣子们讲以德治国，不料自己最钟爱的儿子却第一个不留口德，把他给气得七窍生烟。

在召见大阿哥时，道光不由分说，上去便是一脚。道光那时才五十岁，身子骨还好得很，脚上劲够大，又在气头上，这一脚踢过去，伤及大阿哥的重要部位，不久便不治身亡。

这是一个让道光无比懊悔也无比伤痛的经历。孩子毕竟年幼，也只是说话一时不知轻重而已，召见时也认了错，而他这个父亲，竟然就此亲手断送了自己儿子花一样待放的生命。

在此之前，二阿哥、三阿哥死得更早，一个只活了一百天，一个才五十多天。

人到五十而知天命，三个儿子的先后夭亡，让道光苦涩难言：天命天命，何待我如此之薄？

直到皇四子奕的降生，才使道光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

奕的出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吉兆。此后道光喜事连连，隔两年就添一个儿子，到他准备挑选皇储时，一下子有了六个后备人选。当然不是每个儿子都具备遴选资格，其中有三个是因年纪太小而被自动剔除，只有三个年纪大些的才得以进入道光的考察范围。

在这三个阿哥里面，五阿哥奕誴首先被剔出局外。阅了一辈子的人，道光的眼睛是很毒的，他很早就看出奕誴是个不着调的货色，性格乖张，不学无术，就知道整天胡言乱语，别说当皇帝了，做他儿子都觉得不太够格，于是后来索性把奕誴过继给了自己弟弟，身份也降袭为惇郡王。

还剩两个：四阿哥奕和六阿哥奕訢。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奕明显不及弟弟。奕身体瘦弱，武艺方面只有骑术算不错，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年在皇家猎场狩猎时，他不慎坠马，摔伤了大腿，后经医治，仍落下了终身行走不便的毛病。也就是说，奕其实是个跛子！

反观奕訢，真的就是道光年轻时的翻版，不仅人长得帅，还能文能武。早在上书房读书的时代，他就鼓捣出了两套自创武术，名之曰：枪法二十八势和刀法十八势。

道光一度属意奕訢，但是当他向奕訢的生母静贵妃提起，想立奕訢为皇储时，却遭到了对方的婉拒。

宫廷之中，皆以子为贵，谁不愿意自己儿子继承皇位呢，静贵妃的顾虑，恐怕还是她搞不清楚道光的真实态度——你要立奕訢，那就直接立好了，为什么还要来问我，难道是在对我进行试探？

问题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奕的生母在他十岁时就去世了，道光将其交由静贵妃抚养，也就是说，奕、奕訢皆为静贵妃一手带大。

道光一向很计较妃子们的贤德。五阿哥奕誴的生母就是因为过于张狂，把儿子当成未来皇帝的不二人选，才由祥妃降为贵人，从此不得宠幸。

伴君如伴虎，静贵妃不能不时时揣摸道光的心思。皇帝会不会这么想呢，我把奕托付给你，就是要你把他当亲生骨肉一样对待，不能偏心。两个孩子，奕为长，奕訢为幼，你要是一听到自己亲生的小儿子得了皇位，便欣喜若狂，不是和祥妃一样了吗？

静贵妃正在得宠的时候，她可不想落到如祥妃一般的命运。再说了，只要老皇帝活着一天，就可以随时改变决定，包括对皇储的选择，当年康熙的二儿子胤礽被立太子数十年，说废还不是就废了。

静贵妃的谦让，是不想冒险。她要以退为进，尽量在道光面前表现得大度一些，让道光知道她识大体，顾大局，而且她也一定会想到一点：反正最终裁决权都掌握在丈夫一人手中，只要他对我们母子的印象好，儿子奕訢的帝位还会没有着落吗？

事实上，道光也的确正处在犹豫之中。在他看来，奕和奕訢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奕老成持重，然而不够机敏，奕訢才气纵横，又显得不甚稳重，因此尽管奕訢所得分数可能更高一些，但道光的心中总是觉得不踏实。

静贵妃的上佳表现，使道光心中的秤砣又向奕訢那边移了一点点。据野史记载，道光甚至曾经拿起笔，在诏书上写下了奕訢的名字。内侍在阶下侍候，偷眼看去，觉得笔迹很像奕訢，这些内侍也挺八卦的，下来后你传我，我传你，就传成了奕訢将是继位者。

选谁不选谁，是只有皇帝一个人才能掌握的秘密，道光听到外面风吹草动，一生气，又随手搁置起来。

立储

大家都认为，奕訢继位不过是迟早的事，他那个一瘸一拐的哥哥奕注定没戏，这已成为一个难以打破的定局。

看起来奕真是不幸，童年失去母爱，少年造成残疾，等到长大成人，还遭到各种嫌弃和不认同。也许他只有一个幸运，就是拥有一个好的师傅。

要做皇子们的师傅，都得是读书种子才行。奕的师傅杜受田的成绩为殿试二甲第一，一甲是状元、榜眼、探花，能二甲第一，也就相当于全国第四了，杜师傅学问之深，可想而知。

奕从六岁起受知于杜受田，杜受田也把他的全部精力都花费在了这个学生身上，师徒二人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中一起度过。杜受田书读得多，也会讲，他把孔孟哲理与几千年前的三代故事结合起来，深入浅出，既不让奕感到厌倦，又能使其得到启迪，受益良多。

对于丧母的奕来说，杜受田是博学多才的老师，也是贴心的亲人，对方不会用“你要怎样，才能怎样”的句式来逼他，但是一步步都在把他往那个方向上引，而十多年的相处，也使杜受田对学生身上的优缺点了解得十分透彻——

“有人说，你不聪明，讲起时政来，不如六爷（指奕訢），这个我们不要跟人家比。你有你的优势，你谦逊沉稳，宽容平和，这同样是做一个未来君主所必备的素质。只要扬长避短，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就大器！”

在老师孜孜不倦的教诲下，奕越来越具有雍容大度的气质，也越来越引起道光的重视。

鸦片战争后，道光精力衰竭。当着皇子们的面，他叹息着说我老了，身体又经常生病，恐怕不久于位。几个皇子听了这话，都愣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有奕流着眼泪跪在地上，父子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道光很高兴，说皇四子“仁孝”，懂得孝顺，同时作为几个皇子的兄长，也知道怎样给弟弟们带好头。

又有一次，道光下令诸皇子们到皇家苑场去打猎。在围猎过程中，奕只是坐看他人骑射，未发一枪一箭，同时他还约束随从，让这些随从也不要去捕捉鸟兽。

最后检点猎物，奕訢最多，其他皇子有的多，有的少，唯有奕一无所获。道光感到很奇怪，奕的骑射固然不如奕訢，但也不是最差的，起码要超过几个年幼的小弟弟。于是，他把奕找来，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奕答道：“现在是春天，正值鸟兽生育的季节，这个时候不应该伤害生命，否则就不利于鸟兽生长，有违天道，而且我也真不想跟几个弟弟竞争。”

奕的回答让道光既吃惊又欣喜，因为奕所阐述的，正是孔孟之道的精髓之处，这说明奕已具备了一个君主应该具备的气量和远见。

在道光的反复比较和考查中，奕逐渐占据上风。

有人说，奕的这些言行，都是他的师傅杜受田所授，是钻了道光的空子，言下之意，道光颇有上当受骗之嫌，但是实际上，自己的孩子只有自己最了解，道光从小看到大，有没有表演，是不是真诚，他心里不会一点儿数都没有。更何况，随机应变本非奕所长，临时传授，往往还可能弄巧成拙。

或许换个角度更好理解，杜受田的言传身教确实起到了作用，他成功地使自己的学生达到了中国传统帝王所应具备的理想标准。

1846年8月，道光终于下定决心，写下了立储诏书。与众不同的是，这份诏书上面有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奕，立为皇太子，一个是奕訢，封为亲王。

把非皇储的皇子写进立储诏书，以前从来未有过，乃清代皇室家法中绝无仅有的特例。道光这么做，是要提高奕訢的地位：我不立你为皇子，不是因为你不够优秀，而是你的兄长也许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

鸦片战争让道光感受到了时代的诡异。他很清楚，皇帝这个宝座意味着的将不再是享受和荣耀，而更可能是痛苦和忧虑，接班人需要足够宽广的胸襟才能有勇气去面对和承受这一切。

我相信奕可以胜任君主之位，但是奕訢，你要尽可能地去帮助你哥哥渡过难关！

这正是道光想在立储诏书中表达的全部意味。

交班

1850年1月，孝和皇太后去世，这使广州反入城胜利后心情稍感愉悦的道光再受打击。

道光的孝顺是非常有名的。虽然孝和皇太后只是他的继母，但在母子相处的半个多世纪里，道光始终将她当自己的生母来侍奉，他每天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向孝和皇太后请安。

道光由此病情加重，但他仍坚持着批阅公文。此后为了给孝和皇太后操办丧事，道光又亲力亲为，还在旁人的搀扶下逐一行礼，如此一折腾一吃力，病情开始恶化，他本人也终于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

2月24日，道光完全躺倒在床。登基近三十年来，他没有一天停止阅办奏章，但这一次他连看一眼奏章的力气都没有了。次日，他穿戴整齐，在寝宫内紧急召见顾命大臣和奕。

当着道光的面，大臣们打开了神秘的传位密匣，确认奕为皇太子。道光又颤抖着手另外写下一道朱谕，意思是要所有顾命大臣全力辅佐新的君主。

做完这些，道光从御座旁拿出一件褂子，交给奕：“这是我的御衣，你穿上它，可以尽快进入角色，办理公务。”

奕捧着褂子哭了起来。道光在百感交加之余，仍不忘宽慰儿子：“你不要哭，这是喜事啊！”

忘不了的还有那些待阅奏章。道光对奕说：“我病重的这两天，也看不了奏章，你去替我把它们给办掉。”在交班的这一刻，他仍以为自己能通过静养再撑两天，但当天中午就不行了。

道光给儿子留下的，除了皇位，还有一副无比沉重的担子。

1850年3月9日，奕正式登基，第二年改年号为“咸丰”。

师傅杜受田成为新皇帝除父亲之外最值得感谢的人——是他，让我鼓足了生活的勇气，是他，让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是他，让我拥有了得以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

咸丰亲政时，还未满十九岁，也特别需要杜受田这样的忠心老臣从旁辅弼，所以他坐上玉床后，即加杜受田为太子太傅，兼署吏部尚书，以后又调任刑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

从职务上看，杜受田并没有进入象征权力中枢的军机处，但是这没关系，军机处听谁的，还不是要听皇帝的。凡是国家大政方针及大臣的任免，咸丰一定要咨询师傅的意见才会施行，杜受田也实际成了咸丰的首席顾问。

有了这么好的师傅时常耳提面命，咸丰非常注意约束自己，在各方面都力求做到最好，以不辜负师长们的期望。

道光节俭，他更节俭。上书房的门枢坏了，内务府提出要换一个，咸丰说你们净整面子活，完全不值当，换不如修。内务府交给工部修理，修完了，报账“费银五千两”。咸丰勃然大怒：“你们也太狠了，什么门要值五千两？马上查，查了有问题治罪。”

从内务府到工部，自然都是收了回扣，见皇帝认了真，慌忙说数字报错了，不是五千两，是五十两，咸丰这才罢休。

咸丰有一条新的杭纱套裤，有一次不小心烧了个蚕豆瓣大小的窟窿，内侍们说丢了吧，没法穿了。他再三惋惜：“物力艰难，弃之可惜，尽量给补补，要是可以穿，就不要扔掉。”

过后，咸丰已经忘了这件事。不料到了第二年，有人又把这件补好的裤子送了上来。咸丰看了看，虽然已经完好如初，但补缀的痕迹还是找得出来。一问，就补这么一个洞，竟然足足耗去了数百两银子。

真是不着一点铺垫的消费啊！可还怪不得下面的人。因为是高档衣裤，必须用专门的工艺和匠人才能修补，所以它是由内务府发给苏州织造府承办的，先不说工钱，光来回运费就不是一个小数目。

咸丰慨然长叹，说：“你看看，做皇帝就是节俭着过日子都这么费钱，何况骄奢淫逸呢。”之后他再也不敢以此暗示内侍近臣，就唯恐这些人拿着鸡毛当令箭，平白给宫里增加许多费用。

都是艰苦朴素，与父亲道光有所不同的是，道光自己抠，对身边人包括朝中大臣也很刻薄。相对而言，咸丰则较有人情味，不会拿自己的一套去框范和限制别人。

工作狂

清末时的南书房为饱读诗书、学问很高的翰林所入值，他们不参与政务，只是皇帝的学术顾问。陪皇上读书是件非常辛苦的事，伴读的时候你得垂手站立，时间一长会把十个手指头都站到肿，这叫“立得手痛”。此外还要替皇上抄书，抄的时候两腿弯着，结束的时候都酸痛到站不起来，这叫“写得脚痛”。

这么辛苦，收入却很少，所以咸丰很体恤这些人。据说他有一次经过南书房，看到一位入值翰林穿着很寒酸，第二天便送给他一件貂褂。

后来此君奉旨外放云南做学政，也就是主持或参与云南的科举考试。能出京做主考或学政，对于苦哈哈的翰林们来说，不啻一项肥差，主要是能收到一笔可观的“贽敬银”。

“贽敬银”是考生按贫富，多多少少凑份子送给考官的辛苦费，这不算灰色收入，在当时是光明正大的。只是每个省的经济情况不同，“贽敬银”有时相差会很悬殊。比如，在江南那些富裕的大省，期满后可得三四万两银子，再次一些的，可得万两，最苦的是云南、广西、贵州这些地方，只有区区几百两。

显然，这趟差使对改善穷翰林的经济状况助益不大，咸丰觉得很过意不去。你说在北京穷一点也罢了，难得下一次基层，又是那么一个没多大油水的省份，怎么着也应该意思一下，于是在翰林从云南期满回京后，咸丰便特意让他兼代顺天府丞。

顺天府是京城最高行政机关，掌握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刑名钱谷，府丞为顺天府的二把手。咸丰召见这位翰林时就明着告诉对方：“你以后的收入会高一些，聊以补偿你在云南的清苦吧。”

咸丰的自我要求是一定要全面超越道光，从个人修身到待人接物，再到治国理政，他都希望能比自己的父亲做得更好。每天堆成山的几万字奏折，他都要一一阅读、研究和批办。这期间，连军机大臣都插不上手，他就一个字“干”，表现出的完全是一个工作狂才有的特质，如果评他是帝国第一劳模，也一点都不过分。

道光有一段时间曾广开言路，后来就慢慢地销声匿迹，连大臣们上的一般奏折都因工作量太大而弄出了“曲线删减”的法子。到他去世前的五六年里，道光更是惧怕听到洋务或者灾荒、盗贼之类的烦心事，一句话，耳边只要清净，就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强。

因为这个缘故，军机处以穆彰阿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也就投其所好，常常报喜不报忧，拿道光当“大观园里的贾母”侍候着，一天到晚光讲一些好听的给他听，导致言路闭塞，朝廷对很多外面的情况都不了解，积累了不少问题。

咸丰要从这里开刀动手术。1850年3月，他发布上谕，下诏虚心求言，声明“凡用人行政一切事务”，均可据实上书。

皇帝有诚意，臣下们也就有了动力，进言奏折如雪片一样飞到“工作狂”的案头。咸丰从中了解到了此前父皇了解不到，或不愿了解的情况，比如各地官府的陋规弊政，盗贼草寇的蜂起云涌，财政开支的捉襟见肘。除汇报实情外，进言者也往往会相应提出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

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纳谏者的水平和眼光，你如果自己脑袋里就是一团糨糊，没有主见和分析判断能力，看不出问题症结所在和办法的对错，到最后仍然只会是一屁股糊涂账，等于做无用功。比如鸦片战争时的扬威将军奕经，说要人家献计献策，结果收到超过四百条“策”，却没一条“策”派上用场，完全成了一个大笑话。

经过杜受田长达十几年的悉心教诲，咸丰已具备较强的理政能力。他可以从片言只句中看出进言人的思路，从中吸收好的办法，同时也能够针对问题，拿出自己的解决之道，甚至还可以引经据典地对他认为不妥的建议进行驳斥，而被他据理驳斥的人中赫然就有造诣极深的理学大师。

最后，咸丰从所有进言中挑出十多篇上乘之作，其中最为他看重的是礼部侍郎曾国藩的奏折，咸丰大加称赞，特传旨褒奖——从曾国藩日后的作为上，也可以想见咸丰当年的学识水平和功力了。

求言之外还要求贤。咸丰下令从各部到各省，都要积极保举德才兼备的有用之才。对于报来的推荐名单，咸丰一一推敲，从中筛选出他认为符合条件的人选，并传旨接见和起用。

咸丰一手发起的求言求贤运动，一改道光末年政坛死气沉沉的局面，他所推出的种种举措虽说还难以从短时间内厘清弊政，但已经让人看到了希望。

接下来，年轻皇帝马不停蹄，又把矛头指向了大清国的另一最大弊病——“模棱”。

道光时代有两个最大的“模棱宰相”，前期是曹振镛，后期便是穆彰阿。穆彰阿出任首辅十多年，基本以曹振镛为榜样，他每天被皇上召见，但是很少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就是你问上几句，他也一定要察言观色，迎合着你的意思说，有问有答，还不伤人。

穆彰阿因为模棱得有水平，所以得以继曹振镛之后成为政坛不倒翁，道光就把他像曹振镛那样供在朝堂之上，然而到了咸丰一朝，吃不开了。

滑头没变，会看脸色没变，多磕头少说话的原则也没变，主要是听他说话的人变了。咸丰从师傅杜受田那里听到的是真知灼见，从穆彰阿这里却什么也得不到，偶尔交谈那么几句，对方也前言不搭后语，跟在念《三字经》一样。

广西出事了

在求贤运动中，咸丰曾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林则徐。

这个曾令他的父亲恨恨不已的人，早已是名满天下。此前他曾出任云贵总督，不过已因病辞官返乡，这次很多人都推荐和保举他重新出山，其中也包括杜受田。咸丰决定顺应民意，对林则徐予以重新起用，但穆彰阿却说林则徐身体很差，不堪一用。

此时朝廷急需用人，尽管穆彰阿屡次反对，咸丰仍授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择日起行。旨意都发了，穆彰阿犹在一边絮絮叨叨，闪烁其词，说也不知道林则徐究竟能不能动身。

正是这句话惹火了咸丰：我还不知道林则徐健康状况不佳吗？可你倒是给我推荐一个好的呀！身为首席宰相，我需要人手时，你像个闷嘴葫芦，什么都不说，一心只想保你的荣华富贵，等我好不容易起用了一个，你又说三道四，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济。

“模棱宰相”混不下去了，咸丰痛斥他“遇事模棱，缄口不言”，当即予以革职，永不叙用。就这，还是看在对方是三朝老臣的分儿上，才没有痛下杀手。

穆彰阿此前就有了相当于奸臣的恶劣声誉，当咸丰的朱谕颁下，朝野为之轰动，一时“天下称快”。

咸丰如此急于起用林则徐，是因为广西出事了。

鸦片战争前，广州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江南一带茶丝由陆路运至广州，再由十三行转售外商，赖其生活乃至致富者甚多。鸦片战争后，按照《南京条约》中的“五口通商”规定，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同被辟为通商之地，十三行的垄断特权也被废除，货物运输和出口不再仅限于一地，外商可以直接到江浙闽诸省采购丝茶。这直接导致两广地区的生活链发生巨大变化，过去在这个链条上求生存的人们大量失业，就连山区通道上的苦力因无处觅活，也纷纷加入秘密社团，以另谋出路。

广东因有徐广缙坐镇，管制较严，同时那里又是中外矛盾的焦点，官民要协同对付洋人，所以有心造反或欲乱中谋利的人暂时没有混头，都一批批涌入广西，并与当地的秘密社团联成一气，使得广西秩序混乱到了极严重的地步。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从1848年开始，广西连续三年干旱，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其间起义和暴动不断，规模较大的便有十余起之多，也就是说，在道光去世前的那两年，广西内乱已有预兆，可是这一切道光都不知道，他被蒙在了鼓里。

蒙他的便是穆彰阿。在穆彰阿的授意下，广西地方一直隐瞒真相，使得道光到死都还以为广西很太平。为此就苦坏了他那儿子，被捂得紧紧的盖子揭开后，情况之恶劣让咸丰看得触目惊心，直觉告诉他，广西内乱将成为他当政后的第一个重大考验。

广西局面的不可收拾，与当地官员的敷衍塞责和得过且过有很大关联。这些人即使看到危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在我任内不出事就好，等下一任上来，好赖自然由他们担着——其实就是一群猪一样短视的庸吏而已，后来追究责任，除了已老死的以外，无一不受到严惩，想后悔都晚了。

广西巡抚郑祖琛就是这样的迂腐之辈。他信佛，眼看火就要从地面上烧起来了，还念叨什么“以不杀一人为功德”，以致养痈遗患，四周围全是要杀他的人。

咸丰将原广西巡抚、提督全部予以革职充军，他要置换高手强将，重新来过。一开始，他想把徐广缙调去广西，但受广西影响，广东也正动荡不安，徐广缙自顾不暇，难以脱身。这之后，咸丰便想到了林则徐。

如穆彰阿所言，林则徐确已虚弱不堪。

在鸦片战争之前，林则徐就已是官场数一数二的人物，历任七省，政绩方面，别人最多是不错，他却是两个字“卓越”。即使被撤职贬斥，林则徐仍对战争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深刻反思：海战打不过，陆战也打不过，缘于“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这是武器上的巨大差距。原来“夷人”确实是有长技的，不承认不行，不学习更不行。

林则徐把他总结出来的这一理念，连同历来翻译研究西方的资料，都一并交给了自己的好友魏源。魏源据此编出了《海国图志》一书，并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即“师夷长技以制夷”。

可是道光再也不会给林则徐“制夷”的机会了。那次黄河合龙，让林则徐最感伤痛的还不是得不到赦免，而是道光选择宣召的时机，皇帝摆明就是要在黄河合龙的这一天给他以沉重一击。

历来的爱恨情仇都是如此，你给我制造了伤口，我不仅要予以回击，而且还要让你的伤口流血，不仅流血，还要再在上面撒上把盐。

当着王鼎的面，林则徐表情淡定。两人分别时，为宽慰友人，还说了一些诸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类的话，可他的心其实已被完全搅碎，道光报复他的目的达到了。

光荣的囚徒

刚到伊犁的那段日子里，林则徐明显变得消沉起来。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谈到“制夷”，他的回答竟然是“得了且了”，能结束就快点结束吧。

这不应该是林则徐的风格，可是他能够怎么办呢？伊犁将军布彦泰久闻大名，很器重他，然而关照方式也无非是给安排一个相对轻省些的活，把他派在粮饷处当差，此外就是“终日萧闲，无所事事”。

林则徐有过获赦的机会。民间士绅曾自发筹资，准备采取用钱赎罪的方式，把林则徐从新疆接回内地，但被林家父子婉言谢绝。

如果他愿意，还可以变卖不多的家财，罄其所有，亦足以自赎，更不要说去花别人的钱了，后者是林则徐的道德品质所不能允许的。

他不想这样屈辱地回到内地，既然辜负了皇帝和国家的期望，也许就应该活活受罪，他不再寄望于“生入玉关”了。

一天天过去了，边塞“雪窖冰堂”的生活严重摧残了林则徐的健康，以至于他几乎没有哪一天不生病，心情也时时处于抑郁之中。

即使在自己最困顿的日子里，林则徐也没有忘记要造福当地。1844年夏季，他捐资承修了清代伊犁最大的水利灌溉工程阿齐乌苏渠。这条水渠修成后，极大地改善了伊犁的农田灌溉状况，当地称之为“林公渠”。

在伊犁，从伊犁将军到普通百姓，没有人不尊敬这个光荣的囚徒，并皆以能够得到林则徐的书法题咏为荣。有一段时间，人们在伊犁街头争相购买用于写字的绢纸，以便找林则徐求字，最后导致绢纸都断了货，而林则徐的手迹墨宝则传遍“冰天雪海”。

好人有好报，“林公渠”诞生半年后，林则徐的人生转机开始出现了。1845年初，布彦泰鼓足勇气，向道光保举林则徐，没想到道光破天荒地点了头，允许让林则徐负责查勘南疆的垦荒情况。

这是一个可虚可实的活儿，实际上可看作道光宽赦林则徐的一个过渡，布彦泰特地征求林则徐的意见：“你是想远一些，还是近一些？”

林则徐回答是远一些。

远一些，无疑会艰苦一些，但可以更好地了解边远地区百姓的生活情况，解决他们的困难。这一路上，林则徐一边实地勘查地亩，一边到农家访贫问苦。他发现当地回民生活艰难，就提议把三万七千余顷垦田全部交给回民耕种。同时，他还发挥自己精于民生治理的长处，改进和修建了许多新型的坎儿井，又帮助棉花产区的老百姓制造纺车，后来二者被分别冠名为“林公井”和“林公车”。

林则徐行经两万余里，几乎踏遍了南疆的山山水水，使沿途百姓大获其利，并对林则徐感激涕零，称之为神人。

林则徐当然不是什么神人，他只是凡人，但他是一个具有非凡的意志品质和人格的凡人。当他得以再次为这个国家服务时，所有的坎坷、无奈、委屈都成了过往。他只知道，他深爱着这个国家，所以无怨无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重新出山后，林则徐历任陕甘总督（代理）、陕西巡抚、云贵总督，其政绩仍像过往一样显著，被朝廷加以太子太保，赐花翎。

但是林则徐更多的心结，还在“制夷”上面。当时人们都以英吉利为虑，有后辈向林则徐请教方略，没有想到林则徐出语惊人：“英吉利不难对付，以后将成为中国祸患的国家，恐怕是俄罗斯吧？”

大清国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还要追溯到康熙年间的雅克萨之战。那是有清一代，中国对外战争的一次重大胜利，之后俄罗斯就乖乖地缩了回去。这数十年来，从未听说中俄边境有过什么冲突，所以听者很是疑惑。

注意到对方惊讶的表情，林则徐叹了口气：“我老了，可能看不到这一天了，但你们会见到的。”

林则徐的预言不是空穴来风，忧虑也不是无缘无故。

英吉利固然厉害，属于最强之“夷”，但林则徐也看出来了，这个最强之“夷”距离遥远，只能通过水路入侵，而且他们主要是想通商做生意，尚无领土上的直接诉求。俄罗斯却不一样，这个陆上邻国随时可以呼哨一声，从边境线上杀奔过来。特别是在充军伊犁期间，林则徐得以对俄国进行就近观察和研究，这让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俄罗斯军队的实力绝非从前的张格尔叛军或浩罕军队可比，也远超康熙时代，最主要的是这个国家攫取领土的野心很大，而反观己方，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守备力量逐渐向沿海倾斜，已导致新疆守备趋于松弛。

这个时候，林则徐已注意到内乱的不断爆发。他担心，如果朝廷的主力再用于平定内乱，将不会有多余力量防守西北边陲，到时俄罗斯将会乘虚而入，打中国一个冷不防。

林则徐害怕这一天的到来，他多么期望年轻后辈中能产生挽狂澜于既倒的英才啊：“谁能继老夫之志乎？”

星斗南

有人向林则徐推荐，说有一个叫左宗棠的湖南人非常有潜力。林则徐经过湖南时，便让当地知县帮着寻找。

那天天色已经很晚了，县吏寻寻觅觅，最后在江上的一条小舟中把左宗棠给拖了出来。彼时的左宗棠不过是一无名小辈，听到说誉满天下、如雷贯耳的林则徐要见他，脑袋都差点给震蒙了。在与县吏一同登上林则徐的坐船时，他一时紧张，竟失足落水，把衣服鞋子全给打湿了。

人家林大人要找的是贤士，你这么鲁莽狼狈，哪有一点贤士的风度？左宗棠又尴尬又着急，灵机一动，他想到了一个“三熏三沐之礼”为自己掩盖窘态。

所谓“三熏三沐之礼”，是说古代为表示对贤士的尊重，会给予多次沐浴并用香料涂身的礼遇。左宗棠就说，我今天已受过沐浴，就差用香料了。

林则徐笑得差点没喷出来：“年轻人，你别给我酸文假醋地死撑啦。快换衣服，免得着凉。”

林则徐的随和，让左宗棠再无拘束之感。换好衣服后，两人在船上谈了一晚上。林则徐越听，越觉得这个年轻人有见地。他发现左宗棠对地理和兵法非常熟悉，不管说到哪里都能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实在后生可畏。尤其在谈到新疆边防时，左宗棠的思路和对策更是让林则徐眼前一亮。

这一趟不虚此行，我找到了。激动之中，林则徐一拍左宗棠的肩头：“以后能够继承我志向的，非君不可！”

临别时，林则徐在船上手书一联相赠，联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上款书“季高（左宗棠字季高）仁兄先生大人法正。”下款署“愚弟林则徐”。

林则徐不管是年龄还是身份，都要超出左宗棠甚远，他这么写，无非是表达出自己得才心喜的心情以及对左宗棠的无限期望。

左宗棠感动得不知如何才好，一直到他步入晚年，仍将林则徐送给他的这则对联悬挂于书斋正壁之上，并经常对幕僚说，能够得到林则徐的如此青睐和欣赏，是他一生的荣幸。

找到接班人，让林则徐宽慰不少，但现实的困境，又逼得他不得不继续挣扎着去为国家赴汤蹈火。

在咸丰发出谕旨，请林则徐出山时，他已经卧床不起，因此前两次谕旨都被辞掉了。1850年11月1日，咸丰再发谕旨，这使林则徐对年轻皇帝心急如焚的心情和南方形势之紧张有了更深的体会，遂不顾家人劝阻，躺在特制的卧轿里，接旨起行。

可他实在太虚弱了，未等到达广西，在路上就坚持不住了。弥留之际，林则徐用尽全身力气，三次大呼：“星斗南……”

后世学者对林则徐的这句遗言有多种解读，其中一种说法认为这与星象有关。旧时代很多士大夫对玄之又玄的星象学都有兴趣乃至研究，并试图以此来占卜国运。鸦片战争结束后，林则徐在致友人的信件中，就透露他曾多次在野外观察天象，观察的结果使他忧心忡忡，因为他看到闽粤方向的星空中，“先有白气，继有赤星”。

在东方星象学中，白气是所谓兵气，也是杀气。赤星即火星，中古时代的人们称它为凶星，乃流血、死亡甚至是战败的标志，而且此星出现，战事通常会持续很多年。

林则徐就此推断，尽管鸦片战争已经告一段落，但沿海仍危机重重，另一场战争可能随时爆发。在前往广西的路途中，林则徐早早晚晚都躺在卧轿里，会有更多时间用于仰观。据记载，他是在黎明之前去世的，这个时候他可能正好看到了天空中星象发生的异常变化。

林则徐所说的“星斗南”应该是指星宿中的南斗星。在古代典籍中，与南斗星对应的是“百越”，广西正在“百越”之内。南斗星异常，说明包括广西在内的百越之地可能出现一场罕见的大乱，林则徐由此惊骇不已，但对这一切，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还有人研究认为，林则徐真正忧虑的不是南方，而是北方，具体来说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俄罗斯。联系林则徐生前的一些言论，他对国家之患有轻重缓急的区分，即内乱患在一时，洋务患在后世，洋务之中，北方俄罗斯的潜在威胁又要超过西方列国。

林则徐曾预言海疆会再度发生战争，现在广西又现大乱迹象，国家力量有限，必然难以再顾及西北边防，也就相应给俄罗斯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临终这一刻，林则徐的焦虑和忧闷可想而知。

林则徐的死讯一时震动朝野，正期盼他能平乱成功，给自己送来捷报的咸丰也痛心不已，在他为林则徐亲手御制的挽联中，有“六千里出师未捷，空教泪洒英雄”的句子，悲叹和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当时外传林则徐中毒而亡，甚至有人说“星斗南”乃福建话“新豆栏”的谐音，而“新豆栏”是通往广州英国商馆的一个必经区域，以此引证林则徐其实是被洋人毒死的。

大概正是听到了这个传闻，咸丰曾专命御医审看林则徐的临终药方，最后确认医生用药正确无误。林则徐出发时体质本来就很虚弱，路上又着凉感冒，导致吐泻不止，他的死亡并非出于什么仇家报复或洋人陷害。

第六章 崭新的开始

林则徐不在了，必须另择平乱之才。1850年12月15日，咸丰委任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代替林则徐前往广西。

能做到两江总督，当然都非等闲之辈。在还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之前，李星沅是陶澍的幕僚，陶澍很多有分量的奏章皆出自此人手笔。同时，他还接受过大多数能吏必经的考验，即执政于云贵这些最难搞定的地方，其间更以有效地平定回民之乱，而被朝廷予以大力表彰。

广西等着李星沅料理的叛乱有数十起之多，但李星沅还是一眼就看出，出自桂平金田村的一支是“群盗之尤”，强盗中的魁首，非其他旁支可比。

李星沅真有眼光，以后的广西大乱，正是由金田村的这帮人所掀起，领头者为广东籍的洪秀全。

洪秀全也曾经是个读书人，他连续多年参加科举考试，考到三十岁了，却连个秀才都没能考到，这让他愤愤不平。此后洪秀全游荡于广东、湖南两省，主要靠算卦和占卜谋生。就在这期间，他加入了一个叫朱九畴的人所创立的“拜上帝会”，也即“基督教会”。

基督教的传播在中国原先并不合法。嘉庆曾颁令对传教者处以绞刑，鸦片战争前有多位外国传教士因此被处死，那时候也没几个中国人信这个。鸦片战争后情况开始不同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都先后写入了允许传教条款，道光也公开宣布对基督教弛禁，尽管他是被迫的，内心并不情愿。

起初加入上帝会的都是一些底层民众，像洪秀全这样还能识得几个字，又有江湖经验的，很快便得以崭露头角。朱九畴死后，洪秀全即被推为教主。

放虎归山

有一天，洪教主病了，整整七天躺在床上起不来。七天后，他告诉人们，他在冥冥中见到了上帝，上帝预言未来人间将有大难，只有拜上帝的人才能得以豁免。这时候洪秀全的身份也变了，不再单纯是一个民间教会的教主，而成了天上的皇族成员。在他所谓的天上皇宫中，上帝耶和华相当于皇帝，耶稣是大阿哥，他是二阿哥，同时还背负着消灭世上一切鬼怪与偶像，在人间建立“天国”的重大使命。

在民间社会的圈子里，拜上帝会开始有了知名度，教徒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但它的真正走红，还是拜土客之争所赐。

所谓土客之争，即土著与客家的纠纷。客家人是因战乱而从中原迁移至南方的外来户，一直保持着其原有的语言与风俗习惯，在文化上很难与本地土著相融，但生存意识却又使得他们比土著更加搏命，所谓“多野心，好出头”，种田的想做士绅，当学徒的想做老板，还有想当领袖，当皇帝的，不一而足。比如洪秀全和拜上帝会的领导成员几乎清一色都是客家人。

对土著来说，客家人就仿佛是来抢他们饭碗的犹太人。双方经常发生各种规模的族群械斗，这也使得两广民风更加剽悍难制。徐广缙在调查广东民情时就看到这一点，但他手腕高明，善于引导，而广西官吏，从知县到巡抚，不是明哲保身的“模棱官员”，就是毫无治理能力的庸吏，面对着土客双方堆积如山的状纸，只能束手无策，听之任之。

政府不管，便只能自己解决。一开始，敢于拼命的客家人占得上风，把土著打得够呛，但是很快土著就扳回了局面。

按照规定，客家人要在本地落籍二十年以上，才能参加科举考试，所以一般士绅都是土著子弟，他们有条件建立和控制团练，而有组织的团练，显然比零散的客家人更有力量。

客家人仓皇之余，便纷纷寻求以客家人为主体的拜上帝会的庇护，拜上帝会在打败土著团练后，反过来又增强了它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韦昌辉和石达开，两人最初都属于广西客家的富户和大族，韦家还开过典当铺，称得上富甲一方，但若仅仅依靠个人或家族力量，他们都不是土著人的对手。韦昌辉因跟洪秀全一样考不上去，便花钱给他父亲捐了个监生，门口挂了块匾额，意思是我老爸考中了进士。就这点可怜的面子活，还被人检举揭发，官府以“冒充进士”的罪名将韦父逮捕入狱，最后花了几百两银子才保释出来。石达开则更惨，因在“土客之争”中吃了败仗，房屋被焚烧一空，变得无家可归。

韦、石每天都想着要报仇，经冯云山一启发，两人马上就加入了拜上帝会，当时像他们这种情况的人和家族还有很多。拜上帝会由此一炮而红，为后来的不可遏制奠定了基础。

所谓树大招风，经过土著士绅们的不断上诉，拜上帝会终于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桂平知县将洪秀全等人予以诱捕，并搜出了一大批教徒名册。

如果拜上帝会这个时刻就被破坏，也就没后来那么多事了。可是广西省府不重视，仍然以为是一般的民间纠纷，结果竟然把人全给放了，自然更谈不上按照名册对教徒进行搜捕。

这一放不要紧，犹如放虎归山，遭此一劫，洪秀全等人下定了决心要造反，随后便发动了金田起义。因以太平为号，民间称之为太平军。

李星沅一到广西，便认定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军是最大对手，应该集中优势兵力，将其“聚而歼之”。

在任命李星沅的同时，咸丰还专门为他配备了两位搭档。

第一位，代理广西巡抚周天爵。周天爵是王阳明的信徒，属于那种有着强大内心的人，他执法特别严，而且从不在乎别人的闲言碎语，不喜欢的人说他是酷吏，喜欢的人则称道他疾恶如仇，有股良吏之风。

第二位，新任广西提督向荣。向荣给杨遇春当过前锋，道光时期留下的武将，除了在鸦片战争中狼狈不堪的杨芳外，就数他的名气最大，声誉也最好。

咸丰从广西发来的奏折中，已看出当地的动荡规模，要远超云南的“回民之乱”，靠李星沅一人恐怕还有些困难。他构建的李、周、向三人组合，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咸丰就是希望一个好汉三个帮，从而起到相当于林则徐那样的作用和号召力。

可是实际效果让人大跌眼镜。李星沅一人在时，尚能明察秋毫，准确判明目标，等到三人聚齐，却一下子乱了套。周天爵和向荣都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在部署军事时，每每意见相左，互不买账。李星沅想从中进行协调，但他又缺乏林则徐式的威望，周、向都不听他的，李星沅说要齐头并进或分进合击，这两人置若罔闻，仍然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各打各的。

太平军熟悉地形，官军则大多是从邻省临时调集，再加上互相拆台，导致李星沅发动的几次围追堵截都以失败而告终，太平军越打越起劲，在广西境内如入无人之境。

三个和尚

一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李星沅变得无计可施，他只得以事权不一为由，奏请咸丰再派“总统将军”前来督剿。

我让你摆平，你却朝我要人，咸丰很生气，骂李星沅是在故意推诿，此后便将其调往湖南。

即使到湖南后，李星沅也一刻不能歇，为了防止太平军进入湖南境内，他得继续卖力气防堵，几个月后，便活活累死在了军营之中，并留下遗言：“不能替朝廷平乱，谓之不忠；不能给父母送终，谓之不孝。我是个不忠不孝的人，下葬时不要换衣服，以惩罚我的过错。”

李星沅的这份遗嘱令咸丰伤感不已，但他这时自己也陷入焦头烂额之中，因为广西局势恶化的速度之快已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之外。

1851年3月，洪秀全登基称太平天王，建国号太平天国，而咸丰也是在这一年正式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年号，两人就像在互相较劲一样。

把李星沅调走后，咸丰命令周天爵代理广西军务。毕竟等他重新物色人选，这个人选再到广西，中间还有一段时间，需要有人先给撑着。

周天爵其时已年近八旬，然每战必亲临一线，看到临阵退却的官兵，他上去一刀一个，尽显酷吏之风。可他还是节制不了向荣，也照样奈何不了太平军。

两个不齐心的和尚连抬水喝都做不到，水洒得满地都是。幸好利用这段时间，咸丰物色的那个人已经来了。

赛尚阿，出身于蒙古八旗。八旗共分三类，依次是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八旗，到了后来，由于“铁杆庄稼”的压力太大，政府逐渐将部分汉八旗并入绿营，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成了八旗的主要成员。

赛尚阿以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的身份，被咸丰任命为钦差大臣，先赴湖南，然后再与广西李星沅进行对调。

清代自军机处设立后，内阁便失去了实权，但仍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所以有人又把内阁学士称为文宰相。文华殿大学士是学士之首，也可以说是第一文宰相。身为文华殿大学士的赛尚阿从没有出任过省督之类的角色，以他这样的身份和地位督师地方，以往绝少先例。若往前追溯，只有道光时代征讨张格尔时的长龄可算一例，也足见咸丰对广西平乱的重视程度。

“三个和尚”的故事让咸丰心有余悸。为了避免李星沅所说的事权不一的状况，在送别赛尚阿时，咸丰特赐遏必隆刀。

遏必隆是康熙时跟鳌拜排一起的辅政大臣，遏必隆刀乃其平时所佩腰刀，不过这把刀真正出名并非他生前，而是身后。到乾隆时期，遏必隆的孙子奉命出征地方，打了败仗，乾隆派人接替，当时就用此刀将其正法，而后果然一战得胜。

咸丰嘱咐赛尚阿：你到了广西后，谁要是不听你的话或者畏缩不前，就用遏必隆刀砍下他的人头！

赛尚阿到广西后，周天爵和向荣还在闹别扭，他便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解除周天爵兵权，向荣也降三级留任。

但是这个处理又是有区别的，周天爵是真靠边站了，向荣却是明降暗升，成了赛尚阿倚重的大将。

赛尚阿只是个文宰相，“文不知兵”，外界说他能文能武，那都是吹的。他自己对平定广西之乱也并无多少把握，以至于出京时，面对来送别的同僚还流了眼泪。

当然，文臣就不能指挥军队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南宋时候的虞允文还不是挺文弱，但他能把部将使用得当，于是采石一战，便能成功地阻止金军渡江南侵。

赛尚阿要走的正是虞允文路线。应该说他走对了，没了周天爵这颗眼中钉，又得到上司的格外器重，向荣抖擞精神，开始使出浑身解数。

然而赛尚阿来得又太晚了，灭火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赛尚阿无可奈何地看到，太平军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官兵节节失利，顾此失彼，他手里握着一把遏必隆刀，却不知道到底应该砍谁才好。

李星沅果然没有看错，源自金田的这支农民军真的太难对付了。如果听任他们一直钻来钻去，“久蔓将不可制”，必须“聚而歼之”才行。

煎熬了一段时间之后，赛尚阿终于等到了这样的机会，实际也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非常手段

1851年9月25日，太平军攻占永安州（今蒙山县），这是自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攻占的第一座城市。

太平军的主力已聚齐于永安，客观上为赛尚阿“聚而歼之”创造了条件，他严令各路军队全力进攻。在赛尚阿的督促下，其帐下的另一员大将乌兰泰首先攻下要隘，从而对永安形成了合围之势。

此后，向荣从北，乌兰泰从南，把永安围得水泄不通，但让赛尚阿感到困窘的是，几个月过去了，仍然难以攻破这座小小的县城。

城的大小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人，城里的太平军已今非昔比，正一步步走向它的鼎盛期。

在永安，洪秀全实行“永安建制”，分封诸王，同时发布“小天堂”诏告，宣布只要跟着他打江山的“老兄弟”，均可在进入“小天堂”后封官晋爵，最大可以做到“丞相”，最小也能当“军帅”，而且代代世袭。

活着的时候进小天堂，死了还能上大天堂，太平军由此士气大振，守城和作战时个个勇不可当，浑不知死亡为何物。

攻城不下，大家都急了。咸丰拉下脸，将赛尚阿连降四级，并下达死命令：“如果还不能迅速解决问题，拖延时日，唯你赛尚阿是问；如果是防堵不住，让太平军再次逃脱，则唯向荣、乌兰泰是问。”

责任分工明确，咸丰提醒赛尚阿，送给你的那把遏必隆刀不是给你玩玩的，得拿出来亮亮了——只要不遵军纪的，你砍就是。

赛尚阿不敢懈怠，亲自到永安督阵。经过前后长达半年的围攻，他似乎已经看到了攻破城池的一线曙光。

这个时候，偏偏向荣耍小聪明，他给赛尚阿献计，说这些太平军之所以拼死力战，缘于没有退路，现在不如将城北一隅空出来，三面围堵，网开一面，然后“以追为剿”，在运动中将太平军一举歼灭。

赛尚阿依计而行，不料太平军却趁机从城北杀了出去，官军白忙一场，前功尽弃，遏必隆刀再次成为摆设。

这一杀出去不要紧，此后的太平军犹如蛟龙入海，一路摧枯拉朽。1852年6月，太平军冲出广西，进军湖南。咸丰闻讯大惊失色，急召两广总督徐广缙率师赴援。

徐广缙是咸丰轻易舍不得使用的一张王牌，但事到如今，这张王牌也已失效，徐广缙所主持的湖南战场没有丝毫起色，太平军仍是指哪儿打哪儿，所向披靡。

9月，太平军围攻长沙。一年前，太平军还被困在城里，处于守势，一年后，他们已能够把官军围在城中，转为攻势。

咸丰亲政后的所有步骤，都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大乱给搅得乱七八糟。可是噩梦并没有结束，就在太平军围攻长沙的前夕，他得到消息，奉旨北上赈粮的杜受田因劳累过度而病故。

还记得“十七年情怀”，还记得当年书房中亲人般的恳谈教诲，还记得师傅赞襄帷幄、出谋划策的情景。这一切，都化成了流水，抓不住，挽不回。

时局艰难，我却永远失去了你，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咸丰感觉自己也像死了一次一般：“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

咸丰的伤心丝毫没有能够感动上天，南方的太平军继续挺进。在攻长沙不下的情况下，他们杀进湖北。

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昌，随后又放弃这座省城，沿江东下，直取其心目中的“小天堂”南京。

这个时候的太平军就像滚雪球一样，人越滚越多，进入湖南时有五万兵力，到湖北增加一倍，达到十万，离开武昌时已号称五十万，水陆齐全，且拥有水上部队（“水营”）和工兵部队（“土营”），称得上兵多将广，军种齐全。与此同时，咸丰的能耐指数却不断下降，手中可打的牌更是所剩无几。

新任钦差大臣陆建瀛担任过两江总督，颇富治政才干，也能够纸上谈兵地给咸丰贡献一些战守之策，但实际上对军事一窍不通。咸丰实在无人可用，便像拉壮丁一样地把陆建瀛给拉上去了战场，结果仅仅一战，陆钦差的胆就给打破了，吓得带头逃窜，造成长江沿途防线连连崩溃。

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这里从此被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太平天国内部将其改名为天京。

咸丰为了围困南京，不得不开始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他宣布起用向荣和琦善，任命两人为钦差大臣，分别负责组建江南、江北大营。

向荣和琦善，一个本来只是帅下面的将，而且广西作战时就多次受罚，一个是鸦片战争时的“投降派”，素为咸丰不屑，如果还有其他选择，咸丰可能连正眼也不会瞧他们，如此破格重用，实在也是被逼急了的结果。

南方各省可调之兵，除溃散的以外，都集中到了向荣的江南大营，咸丰又从北方军队中拨出一部分给琦善的江北大营，满心希望两大营能够攻克南京，但实际情况是，向荣和琦善连在南京外围立住脚都不容易，更遑论其他。

南北对峙局面就此形成。洪秀全和他的将士们如愿以偿，终于步入了“小天堂”，与此同时，咸丰则跌入了地狱。

这不是命又是什么

咸丰出生于圆明园湛静斋，这座房子后来改了名字，叫基福堂。基福堂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洪范五福”，这四个字的出处来自《尚书·洪范》，而五福则相当于五福临门的意思。本来是再吉利不过的字眼，但等太平军兴起，就连它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而恐怖的阴影。

内侍们私下议论，说基福堂就是洪福堂，乃洪秀全的先兆。这个灾星简直就是跟着皇帝一起出世，来故意与他为难的。你看，咸丰在北京即位，洪秀全也在金田起事，第二年，咸丰改年号，洪秀全建号太平天国……

咸丰自己也渐渐有了命中注定式的悲叹。

他继位时国库存银尚有八百余万两，但还没等他节衣缩食继续往里面攒，广西就出了问题，存银转眼便不见踪影。这还不算，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仅仅为了与太平军作战，就花去了军费近三千万两。

咸丰是人间皇帝，不是天上神仙，没有点金术，他想到的办法只能是跟道光学，从自己的内务府“挖潜”。可道光即便在变成人人厌弃的铁公鸡之后，也只抠出了两百万，而他咸丰面临的缺口还远不止这两百万。

做铁公鸡已经不够了，得做铁扫帚。除了把私房钱全部掏出来以外，咸丰又在内务府四处翻腾，就连宫廷园林中存放的铜瓶、铜炉、铜龟鹤这些小物件都一律没放过，全部搬出来用作军费开支。

内务府不堪其苦，向咸丰报告，说不能再往外抽血了，因为存银一共只剩四万两，除了吃饭，再也无法应付其他任何开支。

就是这样，咸丰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不惜倾家荡产也要打赢一仗。可太平军却越打越多，最后竟取得了半壁江山。这不是命又是什么？

其间，咸丰连发两道“罪己诏”，噼噼啪啪地扇自个儿耳光，祈求上天和百姓能原谅自己的过失，祈求前线传来好消息，但是无济于事。

自从师傅也弃他而去之后，咸丰身边少了一位忠心耿耿且鞠躬尽瘁的老军师，他变得更加忙乱，从此再也顾不得什么求言求贤，厘清弊政了——尽管他花费的精力其实有多无少，但在外人看来，皇帝已经明显没原先那么勤勉了。

咸丰的表现让很多人感到失望，其中一个就是在求言求贤运动中上奏，还得到咸丰表扬的曾国藩。

曾国藩走的是正统的京官之路，他的考试本领很高，首先考中进士，接着又得以在翰林院深造。要知道，翰林院是朝廷储备人才的所在，能进入翰林院的人无不是精英中的精英，尖子中的尖子。即便在这样高手云集的地方，曾国藩也依旧不落下风，他参加翰林院定期组织的考试，每次都在前六名之列。

当然了，翰林再优秀，也不过是新进词臣，要想补授实官，还得靠运气或权贵们的提携。按照野史记载，曾国藩的发迹便完全依赖于“奸臣”穆彰阿的特殊指点。

道光年间，穆彰阿多次在重大的科举考试中出任考官。那个年代很注重考官与考生的关系，只要他担任了你的考官，甭管有没有见过面，都算是你的老师，主考官叫作座师，正好批你卷子的阅卷官叫作房师，而你就算是他们的门生。穆彰阿门生遍天下，也乐于拉拢和提拔年轻有才气的低级别官员，因此还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圈子，时人谓之“穆党”。

穆彰阿是曾国藩考中进士那年的主考官，据说他对曾国藩很是欣赏，认为这个门生以后一定会有前途，曾多次在道光面前进行保荐。道光说既是人才，那就见上一见吧。

曾国藩奉旨入宫，太监把他带进一间屋子，然后就扔下他走了。苦等到中午，皇上也没召见，只让人传旨：“明天再来。”

曾国藩一头雾水，只好去穆府向恩师请教。穆彰阿想了想，问他可曾留意墙壁上悬挂的字画，曾国藩摇了摇头。穆彰阿一拍手：“皇上要考察你是否细心，明天他肯定会问你墙上字画的事。”

知道皇上得意什么吗？就得意这种脑残式的面试方法！

给穆彰阿一说，曾国藩傻了，他捧着个脑袋拼命回忆，可当时既未留意，自然事后什么都回忆不出来。

怎么办呢，穆彰阿眼珠转了转：“不妨，我自有办法。”这老油条派人偷偷地买通太监，连夜把室内字画上的内容抄了过来。

第二天，道光接见曾国藩，不出所料，问的果然都是字画上的东西。曾国藩对答如流，把道光听得连连点头，自此曾国藩便得以官运亨通，不断升迁。

按照类似故事，曾国藩似乎是走了穆彰阿的捷径才得以显达的，但这些都不过是世俗传言。从曾国藩留下的日记来看，他跟穆彰阿之间并无任何特殊关系，按其品行，也绝不会为升官去走捷径。

不过话又说回来，曾国藩自己不主动凑上去，并不表明穆彰阿就不关照他。文人王闿运对曾国藩和湘军历史很有研究，他在和门生作答时，就说穆彰阿对曾国藩非常器重，因为他的尽力帮助，曾国藩才得以官运亨通。

事实上，曾国藩的仕途也确实当得起“官运亨通”这四个字。仅仅十年时间，他就从一个四品的侍讲学士升到了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相当于副部级官员，而那一年他才三十七岁。曾国藩对穆彰阿也非常尊敬，成名后曾多次拜访穆府。

只是知遇归知遇，政见归政见，这是两码事，可以肯定的是，曾国藩至少不是“穆党”。咸丰登基以后，穆彰阿靠边站，曾国藩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他以内阁学士先后兼代礼部、工部、兵部、刑部、吏部侍郎，每天都忙到天昏地暗。

不忠贞怎么叫烈女

清代官员薪俸微薄，地方督抚还好，尚有丰厚的养廉银，京官没有，即便到副部这一级别，也只能靠一年四百两银子过活，而那时候又没有公车私用、公款报销的说法，什么都要自己开销，包括各种各样的应酬。

曾国藩是一个标准的清官，基本没有灰色收入，所以每到年终，他都必须靠借债才能度日。不过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国家大事永远比过日子更重要，第一份建言的成功，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自此以后，曾国藩放开手脚，又上了第二、第三份建言。这时候他却发现皇上已经变了，变得对这些批评和建议不再感兴趣，而他的那些花了很多功夫琢磨出来的“治国良策”也从此石沉大海，无人问津。

曾国藩郁闷了。他不明白咸丰到底怎么了，不是说求贤若渴的吗？

看到广西局势闹得沸沸扬扬，不可收拾，曾国藩憋不住了，他认为是咸丰不肯采纳他这个“忠臣”的直谏所致，性子一上来，便又写了一份折子。这一回非同小可，以前都是批评时政，不痛不痒，此番是举起标枪，直接朝咸丰身上扔了，什么舍本求末，刚愎自用，还有虚荣心强之类，反正都是一些让人受不了的句子。

写这样的折子，曾国藩颇有些死谏的决心，大抵是学着林则徐“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路子去的。没办法，不忠贞怎么叫烈女，我就等着你龙颜大怒，等着你把我打得不成人样了。

其实咸丰正处于无比烦心的时候，他对曾国藩的建议弃而不问，一方面是广西的那堆烂事已把他搅到心神不安，根本顾不上推行自己的新政，另一方面也是时事通行的法则，即说总比做容易，曾国藩叨叨叨地讲上一大通，咸丰落实起来却没这么轻松。

收到曾国藩的奏折，咸丰气得脸色铁青。他把奏折往地上一扔：“军机大臣在哪里？拟旨，朕要好好地办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军机大臣们一听赶紧上前解劝，说曾国藩固然不识好歹，但求言求贤是皇上您亲自发起的，如果因此治罪，只怕会寒了大伙的心。

咸丰想了想也有道理，于是他强压火气，写了一份口气温婉的谕旨，算是把曾国藩给打发掉了。他当时不会料到，就是这么手下一留情，若干年后竟然会换得一个梦寐以求的大礼包。

已经做好杀头进班房准备的曾国藩逃得一劫，但皇帝的谕旨却没有带给他更大希望，而且眼瞅着不治罪已经是高恩厚德，再往枪口上撞那就是给脸不要脸了。

曾国藩只好停止进言，专心做他的学问。当时的在京朝官，分为两种，一种是左右时政的，一种是讲求学问的。曾国藩倒也想左右时政，可事与愿违，如今就只能跟学问死磕了。

在京期间，他曾拜名噪一时的理学大师倭仁为师。倭仁以操守著称，他像穆彰阿一样长期担任科举考试主考官，门生弟子多如牛毛，但从不借此徇私。你要向他请教学问，老夫子会言无不尽，什么都跟你说，就怕你听不懂，如果你要想请他帮你走后门托关系，对不起，还是免开尊口为好。

倭仁的官做得不小，但生活上却是能节俭就节俭。一件冬天穿的狐裘，皮革已破损外露，他都不买新的，仅仅在外面打个补丁，能凑合就凑合。

倭仁也从不收礼送礼。他有一个亲戚在地方上做官，到北京来看他。估计这亲戚捡到的是个肥缺，一出手便送给他一千两银子。倭仁说什么也不肯要，他说，亲戚里道的，礼尚往来本来应该，可你们现在都做着官呢，官有官德，别说一千两，一两也不能收。

亲戚还要坚持。倭仁便说你一定要送我的话，我就拿这些银子以你的名义去开一个粥厂，也好给贫民提供食物，这样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事。

一千两银子拿去做慈善，他亲戚的思想境界还没高到这个份儿上，只好红着脸走了。

倭仁做这些，并非表面功夫，不带有一点表演性质，那都是长期自我修养、自我要求的结果。曾国藩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觉得，身处末世，要改变世风日下的状态，就得有这么一股劲头。

镇山之宝

倭仁为什么能够达到那么高的境界呢？原来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每天写每天记，白天的每一件事甚至是一个念头都不放过，然后再对照理学的道德标准进行自我批评，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要“狠抓自己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

曾国藩照这个方法苦修。可他也是个吃五谷杂粮的凡人，平时也会骄傲，也会冲动，包括看到漂亮女人，也免不了会偷着瞄上几眼，而这些都是事后必须反省的罪过。

曾国藩把日记送交倭仁批阅。倭仁看过之后，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打量着他：“老弟，你要想上个境界，就得脱胎换骨，重换一个人啊！”曾国藩悚然汗下，无地自容。

除倭仁外，曾国藩还曾拜另一位以学问见长的理学大家唐鉴为师。倭仁、唐鉴虽然学问深厚，但事功方面都没有做出什么让人刮目相看的成就，这缘于他们或只注重自我精神修炼，或只专治古学，不问时事。曾国藩则不一样，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虽然暂时无能力左右时政，但始终没有忘记审察大势和研究国计民生。比如唐鉴告诉他，为学有三个门径，曰“义理、考核、文章”，此外还有一个是经济之学，大致相当于陶澍、林则徐、魏源等人研究过的实学。当时实学还被包括在义理里面，算不上一个大门径。曾国藩的创新之处，在于把经济单独列了出来，使实学走向经世实学，成为他继理学精神之外，赖以开创事业的另一镇山之宝。

学术之目的在于致用，至此，曾国藩已经完全具备了能力，只等命运的召唤。

1852年7月，四十二岁的曾国藩被钦点为江西乡试正主考。自离家赴京，他已经十四年没有回去了，于是赶紧向皇帝请假，请求在乡试结束后能让他顺道回老家探望父母。

9月，尚未归家的曾国藩忽然听到了母亲病逝的噩耗，这让他既吃惊又悲痛，急忙穿上孝服，乘小舟溯江西上。

在路上，曾国藩就知道了太平军进入湖南境内，并正在围攻省城长沙的消息。他回家的心情更加迫切，一个月后，他终于风尘仆仆地回到老家湖南湘乡，为母亲举办了丧事。

这时整个湖南的气氛都异常紧张。自大清国建国以来，包括两湖地区的内地已保持了两百多年的和平期，人们从没有看到过这样兵荒马乱的景象，一时谣言四起，恐怖情绪到处蔓延。尽管太平军还未能攻破长沙，湘乡周围也未见到过太平军的影子，但扶老携幼以逃兵灾的人家仍随处可见。

曾国藩哪里也不想去，他要在家好好地给母亲守上一年孝再说（当时惯例，母亲死在父亲前面，守孝期为一年），而坚持不懈的理学修炼功夫，也使他得以在外界一片纷扰的情况下，仍能做到镇静从容，处变不惊。

能在乱世中沉得住气，自然是条汉子，加之曾国藩又是有名的达官学者，仅凭声望就能压得住阵脚，正值湘乡成立团练，当地县令和曾国藩的一些师友便都盛邀他出来进行主持，但被曾国藩婉言谢绝了。

除了一心守孝外，曾国藩对能不能办好团练也没把握。毕竟纸上谈兵和真正的行军作战不是一码事，万一弄砸就不好了。

可是团练这件事似乎盯上了他，第二年，咸丰亲自来招呼了。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接到咸丰谕旨，咸丰任命他为湖南帮练大臣，要求他到长沙协助督办团练，以便“搜查土匪”。

皇帝的谕旨让曾国藩很为难，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离家。当初在听到母亲病逝时，他就自怨自艾，认为是自己修养不够，有虚名而无实学，所以才没能给母亲带来应有的福祉，守孝一年，起码能给内心带来一丝慰藉。现在才两三个月便要脱去孝服，离家远去，于人于己都无法交代。

其时太平军已经离开长沙。曾国藩认为，太平军既然拿不下长沙，要攻打其他城市自然也不容易，或许过不了多久，便能被官军一举剿灭，他曾国藩只是一个文臣，未习兵事，就不要去出洋相了。

尽管在谕旨上，咸丰希望曾国藩一定要尽力，“不负委任”，曾国藩还是写了封上疏，恳请让他继续在家守孝。上疏写好尚未发出，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太平军攻破了武昌！

湘军

原来官军守住长沙不过是个偶然，太平军已经强大到了可以攻城拔寨，见谁灭谁的程度了。曾国藩犹豫起来，守孝固然重要，可如果哪一天让太平军夺得天下，还会让他这个前礼部侍郎优哉游哉地在家里待着吗？到时候，恐怕连给他自己守孝的人都找不到了。

曾国藩踌躇不决，把很多人都给急坏了，其中也包括他的一些至交好友，这些人纷纷上门来对曾国藩进行规劝。曾国藩嗫嚅着说守孝不出是古法，好友们皆不以为然：“古法，那也不必拘泥，而且你素来有澄清天下之志，现在不乘时而出，对得起皇帝的托付吗？”

到底都是读书人，为了打消曾国藩关于不孝的顾虑，他们还翻出典故，指出春秋战国时就有先例，遇到战事危急，人家照样穿着丧服行军打仗，要说古法，这也是古法。

经过整整四天的痛苦取舍，曾国藩终于决定迈出家门，踏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

1853年1月25日，曾国藩来到长沙。不去不知道，去了之后才发现不得了，太平军虽然走了，却把湖南的火给点了起来。在太平军的影响下，长沙周围全是揭竿而起的会党，什么串子、红黑、边钱、香会，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且隐隐然已有燎原之势。

在咸丰的谕旨中，团练的用途只是用来“搜查土匪”，放个哨啊，报个信啊什么的，真正剿匪的主力是驻长沙的绿营官军，可是这些官军根本就不中用。

在太平军撤围北上后，绿营中的精锐已去追击太平军，剩下来的都是一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老兵油子。他们去剿匪，动不动就说打了胜仗，擒斩多少多少人，实际是见了对方就跑，或最多端端花架子，用火炮、鸟枪远远地放那么几下，意思意思，打得着打不着全没人管。

曾国藩调查了一下，在这么多剿匪战事中，竟然从没有短兵相接的例子，也就是说兵勇们根本不敢进行白刃肉搏。

除了缺乏勇气，当然也与兵痞们平时不训练有关，所谓“无胆无艺”。这在绿营中还不是个别现象，周天爵有一次要从广西省城带两百名兵勇去和太平军作战，其中一百人好像到了马嵬坡，赖在地上不肯走，另外一百人如同《石壕吏》的现实版，路上就哇哇大哭起来，恨不得给自己制造一残疾，以便可以免战。

周天爵以为到了真正的战场上会好一些，不料去了之后更让他哭笑不得：一百人有如见到秃鹰的小麻雀，一百人仿佛裹足之羊，反正都被孙行者施了定身法，就没一个敢上去拼杀的。

已近八十高龄的周天爵气炸胸膛，上去用刀砍了两个，又用箭射了两个，还是无人敢跟着他往前冲。老将军无可奈何，只好说了一句：“你们这些熊兵可真厉害，算是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显然，靠老爷兵们难以成事，曾国藩决定改弦更张，独辟蹊径，用勇军来剿匪。

经征得咸丰同意，他从罗泽南所编练的团练中进行挑选，再在湖南各地增募勇丁，着手建立了一支勇军，这就是日后名震天下的湘军，也称湘勇。至1853年7月下旬，其人数已达四千多人，

勇军出自团练，但它是升级版的团练，战斗力方面完全按正规野战部队的标准来要求。在湘军成立之初，曾国藩便亲自在长沙城对其进行了集中训练和管理。

从小到大，曾国藩没有当过一天兵，他之所以能练出一支不同凡响的军队，是因为拜了一个好老师——明朝名将戚继光。

戚继光当然不可能活过来重新授徒，但读书人就这点比别人占有优势，见不到人，他们可以看书，连授课费都省下来了。

戚继光生前留下两本兵书，一为《练兵实纪》，一为《纪效新书》，其中详细记录了他的“戚氏练兵法”。戚老师很实在，他说我不会讲空洞而玄乎的大道理，能做的，就是真金白银，把方法原原本本地教给你们，所以叫“实纪”；至于以前那些兵法，戚老师认为都显得有些老套，他教的是新的，让你看了以后绝对物超所值，所以称为“新书”。

让曾国藩激动不已的是，当年的戚继光也遇到了和他一样的麻烦，说是要统兵打仗，可手下全是一群扶不起的阿斗。于是戚继光只好自己重新选兵，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选兵标准。

比如，孬兵们很多是城市里的游手好闲之辈，他就选用农村里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又比如，孬兵们平时能摆出个花架子，打仗时却一无所能，说明战场之上，胆量比风度更重要，只有够胆，敢往刀枪剑戟中冲，才能称为好兵。

这种标准太对曾国藩的胃口了，他照单全收。

戚氏练兵法

戚老师跟别的老师不同，他不喜欢太聪明的学生，当然也不能太笨了，简单来说，就是你得服从命令听指挥，他说前，你就必须向前，他说后，你就必须向后，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曾国藩还从书上看到，当年戚继光练就的军队开赴边关，曾在入城前遇到一次突如其来的大暴雨。在没有接到入城命令之前，所有官兵全都站在城外，而且笔挺地站了一天！

好，兵就得练成这种样子。

戚继光的实在作风一以贯之，最烦表演花架子，他说过：打仗，是杀人的勾当，不是供别人欣赏的。刀剑舞得天花乱坠，动作摆得光怪陆离，有什么用呢？不过是戏剧套路罢了。

照这种说法，连诸葛亮的八卦阵都得挨批，戚继光也的确不练这个。他讲究的是兵种配合，官兵分工十分明确。一般而言，在他的军队里，动作敏捷的士兵拿藤牌，性格稳重的士兵拿大毛竹制成的狼筅，这两种都是胆子不算大的，是防守兵。胆子大的归入进攻兵，其中有人持长枪，有人挥短刀。总之，谁属什么兵，拿什么武器，就专练哪种作战方式及其武器，哪怕只掌握一招半式，也务必把它发挥到极致。

这一点让曾国藩深受启发，他从此非常注重军队中冷热兵器的搭配比例，尽量使火炮、鸟枪和大刀长矛都能发挥各自的长处。

除了作战兵外，曾国藩还专门设立了一种被称作“长夫”的辎重兵，这一方面提高了部队的供应效率，另一方面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拉夫等扰民现象。

戚老师的课程，也有让曾国藩犯难的地方，不是看不懂，而是难操作。

既要马儿跑，就不能不让马儿去吃草。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没有回报，凭什么要别人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嗷嗷叫着跟着你去拼命？

以明朝为例，普通官军的薪俸很低，因此有理由不拼命，戚家军的薪俸很高，就没有理由不拼命。同理，清末的官军，无论绿营还是八旗，薪俸都很低，有的拖家带口的士兵实在维持不了生计，只能兼点小生意，有的甚至业余去打短工，从这个方面来说，你还真不能对他们要求太高。

曾国藩不是一个书呆子，他照着戚继光的办法，在湘军里实行了厚饷制度。湘军勇丁大多来自于青壮农民，没有家室之累，而他们拿到的饷银则是在家种田的三四倍，生活上自然没有什么问题。

曾国藩犯难的地方在于，湘军作为团练武装，并非正规军，政府不提供军饷，只能由士绅捐募。捐募这玩意，就跟和尚化缘一样，有一搭没一搭，遇到一时化不到可怎么办？

曾国藩绞尽脑汁设计了一招，他先发一半饷银，到被遣散或请假回家时再一起发，当然了，你要是自己跑掉，另一半就没有了。此招一出，除非出手赶，谁也不甘心留下一半饷银就走人。

对戚氏练兵法，曾国藩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入了精神训练。

在绿营八旗中，武官们的收入比士兵高，但又远远比不上文官，于是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在军队里面吃空额、克扣兵饷，在社会上则直接进行勒索和受贿。这一点，就连关天培指挥下的广东水师都概莫能外，鸦片战争前照样接受鸦片商私下送给他们的“陋规”，所以林则徐曾为此再三叹息，说：“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

在曾国藩数年以来所观察过的军营之中，自守备以上的军官，几乎没有一个是清白的，皆“丧尽天良”。曾国藩对此痛恨无比，为了转变这种风气，他搬出了倭仁老师的法宝。

在湘军营官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富有“忠义血性”的湘籍儒生。理学中忠君报国的思想和精神，使得这些人们印象中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爆发出了超常的勇气，在打仗时他们能够奋不顾身，舍生忘死，不打仗时还能在军营中探讨钻研学问，甚至著书立说，让你不佩服都不行。

一般士兵当然领会不了如此深奥的东西。曾国藩的办法是将为人处世的道理和军队纪律浅显化，编成大白话一样的韵文，让士兵们背诵和遵守。

经过戚氏练兵法和精神教育双重武装的湘军逐渐成形。看到训练已初步取得成效，曾国藩便让湘军出马“剿灭土匪”，与此同时，“搜查土匪”的任务则被移交给当地团练负责。

湘军果然比绿营强，他们在对付长沙周边的土匪时表现得绰绰有余。

衙门也是一条食物链

在组建湘军之初，曾国藩就认识到，湖南治安如此恶化，社会如此混乱，在于太平军起到了示范作用。

都知道造反要杀头，谁不怕杀头呢？可是看到造反的太平军不仅没有被杀头，相反还差点攻下长沙，一些蠢蠢欲动的人胆子也就跟着大了起来。另一方面，自从太平军冲击长沙后，从前威风八面的官吏们个个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平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怕在乱世之中惹祸上身，性命不保，因为他们的不作为，法纪逐渐变得废弛不堪。

曾国藩担心的是，一旦省城的“无赖之民”与周边的会党里应外合，将对长沙形成致命威胁。他从书中找到了一句话，叫“乱世用重典”——面对乱局乱世，要么忍，要么残忍，没有第三条道路。

曾国藩随后在长沙城设立审案局，不管你是会党还是盗贼，也不管是想造反还是要劫财，一见就抓，抓住就审，审定就杀，一点不客气的。

从1853年7月起，仅仅几个月时间里，曾国藩所主持的长沙审案局就处死了一百多人，曾国藩也因此被赠送了一顶酷吏的帽子，“曾剃头”“曾屠户”的名号不胫而走。

曾国藩的大开杀戒，对于老实本分的普通百姓来讲，未尝不是件好事，至少以后出门不用再胆战心惊了。加上湘军的反复“剿匪”，不仅已经发动的各类起义被一一扑灭，即便是正在酝酿的也胎死腹中，湖南由此“欣欣乡治”，社会秩序重新趋于稳定。

曾国藩真正得罪的，恰恰是长沙的各级官吏。

审案断案甚至处决人犯，本是按察使的职责，人家才是负责刑名的副省级官员。不管之前他如何明哲保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毕竟属于他的权限范围，朝廷还没说撤职呢，倒让你给架得空空的，算怎么一回事？

衙门也是一条食物链，而且向来比别的食物链更见不得阳光，里面不光是按察使，大小胥吏全指着它收取陋规，曾国藩完全不顾“起码规矩”的做法，自然惹得骂声一片。

原先出面向曾国藩传达咸丰旨意，同时也向他发出邀请函的官员，是湖南巡抚张亮基。他跟曾国藩虽是初次相识，但关系十分融洽，若是他在，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可能从中协调，可惜好景不长，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去湖北收拾残局了。

骆秉章接替湖南巡抚一职，骆巡抚跟曾国藩没有交情，又是个久历官场的老油条。他刚刚到任，会为了一个曾国藩，而不顾及其他官员的情绪吗？再说了，这湖南官场到底谁做主，是你姓曾的，还是我姓骆的？

糟糕的是，曾国藩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危险，他仍在继续得罪人。

当初太平军围攻长沙，朝廷从各省调集数万兵勇，以后除了大部分尾追太平军而去以外，尚留了部分散勇下来。这些兵痞经常三五成群，在湘江上拦截民船，以勒索财物，从来没人敢管，使得湘江之上几乎断了交通。曾国藩闻讯之后，立即出令抓捕，审讯后将其中的三名四川兵斩首示众，一时风纪肃然，江上交通畅行无阻。

散勇属于绿营，这回把丘八也给惹翻了，此类爷爷岂是能随便碰的，双方由此结下了梁子。

一个人顺风顺水惯了，就很可能忘了自己是谁。这话说的是曾大人，曾国藩的自我感觉还好着呢，练湘军的同时还想练绿营。倒不是他对绿营又有了好感，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改变绿营军纪废弛、四处扰民的状态——你们就算不能打，也不要拖后腿。

可这无异于踩了别人的尾巴。如何训练和指挥绿营，该操心的是提督，连巡抚都不予过问，就算绿营再差劲，又碍着你曾某什么事啦？你狗捉耗子多管闲事，手也伸得太长了吧！

庙小妖风大

湘军每天都要进行长达八个小时的军事训练，每个月还要组织两次会操兼精神训话，曾国藩传令绿营就在这两天内与湘军一起出操。

湘军天天都要接受训练，早已习以为常，懒散惯了的绿营兵哪里受得了？他们平时的所谓出操，不过是随随便便地比画几下，走个过场而已，更有甚者连这都觉得烦，宁愿花钱找个人代替，然后自己去睡大觉、下馆子、逛妓院。

会操的那两天偏偏烈日炎炎，大家天不亮就要出操，一天下来汗流浃背，绿营官兵们全都叫苦不迭。

对他们来说，陪着练几下也就算了，最讨厌的是还要聆听训话。曾国藩在上面讲要吃苦耐劳，要遵守军纪，要精忠报国，底下的绿营官兵都恨不得冲上去扇他两耳光：老子们当兵是为了吃粮赚钱，什么国不国的，尽胡说八道。

副将清德带头不听约束。会操时正值他的小妾过生日，清德大发请柬，还命令五十多个士兵给他操办酒席。众人心领神会，便都以病假为由拒绝参加会操。正待大发宏论的曾国藩往底下一瞧，绿营士兵稀稀落落，问明缘由，才知道是清德从中作祟，不由大怒：不把你这股歪风打下去，我的曾字就得倒过来写了！

曾国藩的好处是有直接给皇帝上折子的特权。他一查清德的档案，此人劣迹斑斑，长沙被围时，别人都上了前线，唯有他换了便装，躲在民房里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口，而且他的一大嗜好是养花，出去打仗，军备事务一概不知，如同泥塑木偶一般，但有件事一定忘不了，就是要买花运回家。

证据确凿，曾国藩以“性耽安逸、不理营务”之罪，狠狠参了清德一本。

曾国藩要参劾他的事很快传到清德耳朵里，清德又急又恨，赶紧跑到刚刚回省的提督鲍起豹处喊冤告状：“天气这么热，坐家里都能出一身汗，何况顶着毒辣辣的太阳出操，这是在虐待士卒，不把我们绿营当人看啊。”

鲍起豹哼了一声。清德发现有门，赶紧再敲边鼓：“纵使我体恤士卒有错，我是大人您的副将，他‘曾剃头’有什么权力说参就参呢？”

提督的脸色渐渐变了。清德接下来的一句话终于让他再也按捺不住：“长沙居民只知有帮练大臣曾国藩，不知有提督鲍起豹。”

你不过是个搞搞团练的文官，懂得什么军事？现在竟然庙小妖风大，公然欺负到老爷我头上来了。鲍起豹当下发布命令：“盛夏操练，实为虐待士兵，不仅不参加会操无罪，今后谁要胆敢私自参加，还要军棍伺候！”

鲍起豹的这道命令原本荒谬绝伦，但却在湖南官场赢得一片掌声和喝彩。这里面当然少不了按察使和他手下的大小胥吏，他们正愁没人给他们出头，现在鲍起豹站了出来，双方立即王八看绿豆，对上了眼。

你需要托儿吗？我们来托你。舆论完全站到了鲍起豹一边，与曾国藩成为对立面，说他凶狠残暴，杀人如麻，说他爱出风头，凭着一点老资格，就管东管西，随便插手。

有了舆论支持，绿营官兵变得有恃无恐，会操自然是不去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常常在街上对碰到的湘军兵勇进行袭击辱骂，连曾国藩的弟弟都无缘无故挨了打。

湘军平常也看不惯这些老爷兵，一次看到几个提标兵在喝酒赌博打架，就上前秉公说了几句。所谓提标兵，是提督鲍起豹的亲兵，一向目空一切，别说训他了，就是多看他几眼，没准也能给你舞拳头。双方立即发生了械斗，提标兵吃了亏，回去后搬了一大群救兵，要找和他们打架的湘军算账。

找不到人，他们就围住曾国藩，让他交出“打人凶手”。绿营内斗的热情让曾国藩很是吃惊：有这股劲头，你们为什么不用在“剿匪”或追击太平军上？

想到这样斗来斗去将没完没了，而且绿营的军纪败坏也将影响省城治安，曾国藩就给鲍起豹写了封信，请他抓一抓绿营的军纪。

按照曾国藩的意思，是要鲍起豹在军营内对违纪者进行惩治，鲍起豹却来了个绝的：行，你既然这么惦记他们，我这就给你送过来。

鲍起豹把几个涉事的提标兵绳捆索绑，送到了曾国藩的公馆。这招可太毒了，不仅让曾国藩下不来台，也因而激怒了绿营士兵。这些人向来勇于私斗，怯于外战，一听还有这事，都冲动起来。

太过分了这个“曾剃头”，我们问他要人，他居然还把我们的兄弟给捆了，干掉他！这边曾国藩正不知道该拿捆来的提标兵怎么办才好，正在犹豫不决之时，他的公馆便遭到了绿营的围攻。

惹不起，还躲得起

绿营满城鼓噪的声音，长沙的文武百官其实都听到了，但他们一个个紧闭大门，装聋作哑。曾国藩在长沙的公馆，原先是巡抚官署的一部分，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住所与曾公馆不过一墙之隔，这么大的动静他哪里会听不见，可他就是钻在里面不出来，更不要说制止了。

事到如今，曾国藩也不能“装孙子”，想想绿营士兵胆子再大，也不敢冲进公馆，他便走到堂前，欲派人与包围者进行交涉。可是他想错了，绿营的一大特色就是无组织无纪律，以下犯上之风盛行，这些士兵一冲动起来，哪管你是不是朝廷大员，这里老子说了算。

未等曾国藩开口，兵勇们已经冲进公馆，并且二话不说就动起刀枪。曾国藩的一个亲兵被刺伤，他自己也险些中招，眼见事态已不可收拾，他不得不向邻近的巡抚求救。

听见曾国藩在门外喊救命，骆秉章这才装出一脸惊讶的表情，走出门来替曾国藩解围，他亲自给那几个被捆的提标兵松绑，又说了一大堆赔礼道歉的话。绿营士兵不仅没有受到怪罪或处罚，还得了这么大一个面子，自然得意扬扬地撤兵回营，只苦了一个曾国藩，因为从头到尾，骆秉章都没有上前安慰一句，似乎他曾国藩才是肇事的元凶。

不单是骆秉章，得知消息后的长沙官员，从大到小，没有一个同情曾国藩，全都幸灾乐祸，认为他咎由自取。长沙官场的态度，连曾国藩的部下和幕僚们都看不下去了，纷纷劝他上折告御状。

曾国藩叹了口气：“时势危急，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不能平定内乱，怎么还敢拿这种事去让皇上烦心呢。”

他终于想明白了，因为他破坏了官场的游戏规则，所以早已成为众矢之的，长沙城里的所有官员都和他成了敌人，只要他待在这里一天，就得斗上一天。

当然可以给皇帝写信，可是其他官员难道就不会？起码巡抚总是有上奏权的，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真的打起笔墨官司来，你未必会赢。

惹不起，还躲得起。1853年9月29日，曾国藩率湘军转驻衡阳。衡阳是曾国藩的祖籍，也是他夫人的故乡，此地人文鼎盛，风景不殊。常言说得好，心随境转，对于烦恼而言，远离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曾国藩完全抛开了长沙城里那种郁闷而憋屈的情绪。从此以后，你们腐败也罢，庸碌也罢，妒才也罢，都将与我无关。人生短暂，时间有限，重要的是做好自己。

在衡阳，除继续加强陆师训练外，曾国藩开始重点筹建湘军水师。“剿匪”已经结束，湘军必须和真正的对手太平军进行硬碰硬的较量。太平军的陆师固然狠辣，但这时最让各省官军叫苦不迭的还是太平军的水营。

水营系太平军自广西攻入湖南后所创建，前后拥有万艘由民船改造的战船，所到之处“帆幔蔽江，衔尾数千里”，黑压压都看不到头。有了水营，太平军得以完全控制长江水面。长江沿岸官军所控制的城池成了太平军的案上鱼肉，想吃哪一块就吃哪一块，而守军则猝不及防，毫无抵御的办法。

显然，曾国藩今后要想与太平军分个高下，肃清东南，拥有足以与其抗衡的水师是基本条件，但是这个活起初着实难倒了曾国藩。

以前说建立陆师不容易，现在看来还算简单的。只要像戚继光在书里讲的那样，招一批不怕死的人，再发上鸟枪和刀矛，训练一下就能凑合了。水师不行，这完全是一项庞大的再建工程，涉及技术瓶颈、经费筹措、水勇募练，可以说任何一项都没有先例可循，而任何一项也都足以使主持者烦恼到生不如死，其艰难程度，可以用曾国藩自己的比喻来形容：“像蚊子去背起大山，如虫子去渡过大河。”

可是他没有退路，哪怕是“精卫填海、杜鹃泣血”，也得一桩桩、一件件予以解决。

首先得有战船。真正的战船是什么样，没人见过，在两湖地区，就从来没有战船的影子，也没有一兵一卒曾服役于水师。翻书，书里也没现成答案，自古以来，中国人打仗大多在陆地，除了难得一见的赤壁大战，有关战船的记述很少。

曾国藩的脑子里没有战船的准确概念，一开始他甚至想用木排来予以代替。按照他的想法，木排容易，伐一排木头编一起就行了，而且这东西又轻便又灵巧。太平军的战船高，看不到木排，船炮只能仰射，又打不着木排，多好啊。

可是一试验，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人家船只根本就不用打炮，光挤就能把你给挤没了，更挠头的是，木排很难逆水而上，以后去南京可怎么办？

皇天不负苦心人

战船这个环节没法省略，曾国藩日思夜想，突然找到了灵感。两湖地区有龙舟比赛，节日的时候飞舟竞渡，煞是快捷好看，能不能仿造龙舟制造战船呢？

为了编练水师，曾国藩此前特地向广东地区的能工巧匠发出了征集令。“龙舟版战船”正要动工，工匠们到了，一听就笑了起来，说真正的战船哪是这种样子的。

在广东，共有两类三种战船样式。

第一类，是长龙和快蟹，此为大船类型。它们拥有庞大的船身，往水面一放，威风凛凛，但“快蟹”二字却得拆开来讲，概言之，它们有“蟹”一样的慢慢腾腾，却唯独少一个“快”字。

第二类，是小舢板，此为小船类型。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兵临南京城下所用的登陆舟就是小舢板，特点是个头小，但移动灵活，行动迅速。

戚继光说过，打仗非同儿戏，不是你杀人，就是人杀你，玩花样最后很可能先玩死的就是自己。曾国藩马上放弃了他的“龙舟计划”，让造船工匠按照广东战船样式动工。

皇天不负苦心人，战船终于如愿试造成功了。鉴于两类战船一快一慢，在实际演练和作战中，曾国藩便将它们的优点予以互补，配合起来使用。

有船，没有炮不行。中国是能自行制造火炮的，只是一个鸦片战争，把自产火炮的老底儿完全揭穿。曾国藩要炮，但他不能要这类土炮，得要好炮。当时广东可进口西洋炮，曾国藩就“师夷长技”，花大价钱托叶名琛在广东进行购买。

截至1854年2月，湘军共打造出三百六十一艘战船，其中既有长龙、快蟹和小舢板，也有购买并改造为战船的民船，但令人称羡的是都装配了大量洋炮，其火力不容小觑。

炮船齐了，还得有水勇。衡阳靠近湘江，会水的人很多，要招水勇的一大把，但曾国藩却不敢就近招纳。因为衡阳会党的势力很大，曾国藩最不喜欢这类会党，他生怕招来招去，一个不小心让会党混进来，关键时候对自己反戈一击。

曾国藩决定从老家湘乡招纳水勇。湘乡是山区，好多人都是旱鸭子，熟悉水性的人很少，要做水勇，还得先从游泳抓起。不过曾国藩认为这个不难，一天不会，就一周，一周不会，就一月，人可靠才是关键。

最困难的还是钱。湘军陆师的粮饷，主要靠劝募士绅来维持，但比之于陆师，水师简直是一只吞钱的老虎，仅筹备炮船，招募水勇，就需要十余万两银子。

为了弄到钱，曾国藩到处打听，只要哪里有银子的气味儿，觍着脸也得凑上去闻上一闻。当时的南方各省，尚被政府控制在手里，且有财源的，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广东。曾国藩得知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的十余万两饷银，将经过长沙，赶紧向咸丰打报告，要求截留四万两，作为组建水师专用。

咸丰也知道长江上没有水师之弊，所以马上予以批准，此后又下令给湖南藩库也就是湖南地方财政，要求掏三万出来给曾国藩。有了这七万银子打底，曾国藩再东挪西凑，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到1854年2月，经过近半年的操练，湘军从体量和能力都完成了一个升级，已拥有水陆两师共二十个营，一万七千人。

回过头来，曾国藩禁不住要庆幸离开长沙的选择，甚至要感谢那些什么正经事都做不了，又不肯让别人做正经事的庸官俗吏。正是他们的排挤，成就了一支更高水平的军队。

有时候，主动放弃未必就意味着损失，它很可能将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第七章 当亡不当亡

在曾国藩演练湘军的这一年，外面的世界一天也没有平静过。

咸丰好不容易促成的江南江北两大营，并未能困死甚至攻破南京，反倒是太平天国组织的新一轮进攻，让他再次陷入困境。1853年5月8日，太平军从扬州出发，发动北伐，矛头直指大清国的心腹之地。

咸丰对此当然不敢掉以轻心，他赶快把北方各省所能调动的绿营八旗都拿出来，用于堵截北伐的太平军，但还没等他完全部署好，6月3日，另一股太平军又从南京出发，以保障供给为目的，举行了西征。

咸丰顾此失彼，匆快之下再拨不出多余力量来应付，只得命令南方各省尽力自保。太平军自广西出发，到定都南京，长江沿途省份差不多都已被扫过一遍，所驻官军少得可怜，哪有什么自保能力。仅仅一周之后，西征的太平军便攻克了长江北岸重镇安庆，随后又继续溯江西上。

6月24日，太平军兵临南昌城下。此前几天，驻守南昌的江西巡抚张芾正在焦急地等待一个人，他相信只有这个人才可以拯救自己，挽救这座城池。

江青天

让张巡抚如此期盼的是一个湖南人，叫江忠源。

江忠源的相貌跟三国时的刘备有得一拼，都是身材很高，且“手垂至膝”，不过早期的江忠源不像刘备，倒更像刘邦，“黄赌毒”里面，除了不吸鸦片，他占了两个。

虽然行为不检，然而此人却有一股难得的豪侠之气。中举后他赴京会试，对身体不好的同学非常照顾，常常为之寻医问药，同学病故了，他还买来棺木，当自己亲人一样帮助处理后事。

江忠源在北京三次参加会试，三次负责护送友人灵柩回原籍，不畏千里跋涉，不怕误过考期，没有钱了，就典当衣物，徒步当车。其古道热肠，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湖南学子中，江忠源遂有侠义儒生之美称。

曾国藩也爱扶困济弱，尤其乐于为人撰写挽联。他与江忠源因此被誉为当时京城中最为难得的两个湖南人。人们说，只要京城里死了人，江忠源必会帮忙买棺材，曾国藩则必送挽联。

同为湖南老乡，江忠源有心拜谒曾国藩，可是侠义虽可贵，清白价更高，江忠源既有“黄赌”的恶名，曾国藩这个道学先生就不想接见了。他对门卫交代说，来找我的人“素无赖”，这人是个很流氓的家伙，你替我编两句话给打发了吧。

门卫便把主人的原话给江忠源照说了一遍。听完后，江忠源老实地承认自己确实曾有“黄赌”的嗜好，也知道今天要拜访的是个讲究人，但是他让门卫给曾国藩捎去一句话：“天下岂有拒人改过之曾国藩邪？”

这话让曾国藩很是震惊，出言不俗啊，快让他进来。

见到已为京官的曾国藩，江忠源毫不怯场，天下大事，侃侃而谈，而且说话时声如洪钟，因为过于激动，甚至把茶杯都给弄翻了。

遇到把茶杯打翻这种尴尬事，左宗棠或许还要巧言掩饰一下，江忠源没有那么酸，他就像没看到一样，仍然谈笑风生。

自此两人结为至交。当时大清国仍在承平之际，即便闹腾过一段时间的鸦片战争，也像所有的边境冲突一样，只影响到沿海的几个省份。长期的和平生活足以使人昏昏，江忠源对此却有先见之明，在交往中，他将自己的想法如实告诉了曾国藩：“天下可能将有大乱，有勇气的读书人绝不能袖手旁观，应为平定大乱建功立业。”

旧时凡是出名的士大夫，若不会点旁门左道，似乎就会让人看不起。林则徐钻研过星象，曾国藩则是对相面术情有独钟。他后来对别人说，我这辈子从没见过像江忠源这样的人，太厉害了，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以后一定会扬名天下。不过曾国藩也预言了对方的结局：江忠源性格刚直豪爽，他如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去平定大乱，“终以节烈死”，将会死得很壮烈。

江忠源的心思完全不在老套的道德文章之中，他攻读四书五经，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对书里的教化语言丝毫不感兴趣。大概也因为这个原因，他在京城八年都没能更上一层楼，三次会试都落了榜，失去了成为进士的可能。

当不了进士，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自乾隆年间起，吏部在选用官员时采用了一种新的办法，即每六年从会试不中的举人中进行一次选拔，成绩一等的分发各地做知县，成绩二等的授予教职，俗称“大挑”。

这次江忠源总算挤上了末班车，名列二等，可以凭教职混碗饭吃了。不过这碗饭也不是想吃就马上吃得上，必须先在吏部挂号。“大挑”嘛，顾名思义，等到若干年后，有相应官位腾出来，才可以把你们这些备选的拿出来大大地挑选一下，至于哪一年挑，以及你能不能被挑中，就是未知数了。

江忠源不是靠死读书吃饭的，他靠本事吃饭。回乡后，江忠源便招纳子弟，组织乡勇“剿匪”，这样就不用等了，吏部按其战功将他破格录用为知县。在湖南学界，江忠源也首开了书生从军的先例。

不过七品芝麻官的运气不好，江忠源赴任的地方是浙江舟水，当时正在发大水，随后还爆发了抢米风潮。

按大清律法，抢米就是抢劫犯，一般官员的做法，都是把抢米的人抓起来，按律定罪，但江忠源与众不同。他把全县士绅找来，让大家捐资赈灾，并亲自写匾赠送。

捐得多的，门口挂一匾，曰“乐善好施”，另外墙上张贴一张告示作为护身符，说明这是好人家，不能抢，抢了一律处死。不肯捐或捐得太少的，也有匾相赠，曰“为富不仁”。挂上去后，江忠源派专人巡视，不许随便摘下。

如此一来，江忠源“乐善好施”的匾就成了抢手货，士绅们谁也不愿意捧一块“为富不仁”回来。

士绅乐于捐款的前提，还取于官府不能从中揩油，江忠源将灾民造册，让捐款人按册子直接进行捐助和救济，官府只是履行监督的义务。

等人心安定后，江忠源再对抢米风潮中抓获的人犯进行处理，除将作恶多端的抢劫惯犯予以处决外，其余人等一律释放，江忠源因此被秀水的老百姓称为“江青天”。

出奇制胜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赛尚阿督师广西，有“剿匪”经验的江忠源随军效力。他从跟着自己“剿匪”的乡勇中选出五百人编为一军，因所有勇丁均来自江忠源的家乡湖南新宁，故称新宁勇，这就是湘军中最早的一个支派——楚军，也称楚勇。

在官军序列里，江忠源属乌兰泰指挥，乌兰泰很赏识江忠源，把他作为自己的左右手，但乌兰泰本人与向荣不和，两人经常闹矛盾，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密切配合。江忠源为此不知劝了乌兰泰多少次：别再跟同僚怄气了，大敌当前，这样只会坏事。

乌兰泰却无论如何拗不过这个弯，他认为他的功劳比向荣大，赛尚阿应更重用自己，为什么反而要去偏袒向荣，不公平。

江忠源调解不成，顿感前景不妙：跟太平军作战，本来就没有绝对优势，你们还要窝里斗，能不打败仗吗？

于是江忠源便以母亲生病为由告退回家了。

官军包围永安时，江忠源听说向荣要“以追为剿”，意识到这是个馊得不能再馊的点子，赶紧派人送信给向荣：只要继续深沟高垒，等到太平军一旦粮尽援绝，便可以将其困死在城里。

向荣却偏要摆噱头给赛尚阿和乌兰泰看，弄什么妙计歼敌。结果正如江忠源所言，太平军一旦突围出去便势不可当，他们由守转攻，反过来包围了广西省城桂林。

听到消息，江忠源坐不住了，他又扩招了千名乡勇，率部火速赴援。这时乌兰泰已受伤死于军中，江忠源遂得以独立指挥楚军。

江忠源治军，可以看到他当学子时古道热肠的一面，作为统兵将领，他关心和体恤士兵，能够同甘共苦，当兵的吃什么他也吃什么，从不搞特殊待遇。另一方面，“江青天”时代的机敏务实也随处可见。每次作战前，江忠源都要深入前线，对地理形势进行一番认真观察，之后举着马鞭，告诉部下们，哪里可以诱敌，哪里便于设伏。

在后来的很多次战役中，楚军都并非主力，但由于江忠源善用地形，往往却能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桂林一战，江忠源没有到城里去协防，而是大胆地驻军城外，结果三战三捷，迫使太平军撤围而去，令人叹服不已。

不过真正让江忠源扬名天下的，还是蓑衣渡之战。蓑衣渡是湘江上的渡口，位于湘桂两省交界处，过了蓑衣渡，很快就可进入湖南。江忠源料定太平军要入湖南，则必经蓑衣渡，因此向他的上司提出要在蓑衣渡伏击太平军。

江忠源的上司早就被太平军打成了惊弓之鸟，正面挡都怕挡不住，哪里还敢搞什么伏击，江忠源的方案被一口回绝。

江忠源不甘心，他亲自到蓑衣渡查看地形，发现此时江水暴涨，水流湍急，战机实在不容错过。上司不同意，他就独自率楚军赶到蓑衣渡，砍伐湘江沿岸树木制作木桩，然后钉入河底，以阻断水路。唯一麻烦的是人不够，湘江两岸，楚军只能埋伏在西岸，无法顾及东岸。

几天后，太平军乘坐数百条船到达蓑衣渡，当即被木桩拦住去路。楚军乘机以火炮和火箭攻袭，将太平军压于江中。双方激战两个昼夜，太平军最终找到东岸的空隙，才登岸冲了出去。

蓑衣渡之战，是清军与太平军作战以来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太平军在这一战中损失了全部辎重粮草，数千精锐的广西老兵战死，最惨的当然还是此前已经受伤的南王冯云山中炮身亡。

在拜上帝会的领导人中，冯云山算是天父的三阿哥，也就是说，洪秀全以下就轮到他了。更重要的是，早期教徒大多是靠冯云山发展出来的，“教主”洪秀全不过因人成事而已。更有论者甚至认为，冯云山的死直接关乎后来太平天国的兴衰。

虽然太平军逃离了蓑衣渡，但这一战对其士气打击是如此之大，若不是东王杨秀清坚持己见，洪秀全等人当时就想散伙回家或者转返广西了。

杨秀清说：“我们都已经骑上虎背了，还能下得来吗？唯今之计，就是专攻金陵（南京），以后即使不能完全取得天下，起码据其半总还是有的。”

听他这么一说，众人觉得有道理，遂鼓起勇气，继续向湖南挺进，而且很快就杀到了长沙城下。

面对面角逐

长沙告急的时候，曾国藩还在湘乡守孝，而他当年认为前途无量的江忠源已经赶到了长沙。

此时长沙的攻守战甚是激烈，但江忠源不看这个，他观察的是长沙城外的地形。一看，糟了，作为制高点的天心阁被太平军占领了。

鸦片战争以来，据高建立火炮阵地的打法已渐为人知，当然也有无师自通的。按照江忠源素来的军事理论，地利为第一重要，须寸土必争，桂林之战为什么要驻扎城外，就是要抢一个好地形，而蓑衣渡一战也完全是借了地势的光，否则几千人哪里是几万人的对手。

江忠源立即组织敢死队，与太平军争夺天心阁。

初战虽曾夺得一面大旗，但终究没有能够攻克对方营垒。既然已认准天心阁是固守长沙的关键，江忠源哪里肯舍，他索性挨着太平军扎营。两军大营相距仅数十米，咳嗽一声都听得见，而且还同饮一口水井——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很自觉，没有敢朝井里下毒或吐口唾沫什么的。

靠着人贴人的战术，江忠源一步步进行挤压，终于把太平军的防区挤得越来越小，逐渐变成了背水临城的不利态势。

长沙之战，杨秀清、石达开都参与了指挥。作为太平军前期最出色的将领，他们都很年轻，杨秀清三十一岁，石达开才二十一岁，与赛尚阿、向荣这些六七十岁的老头形成明显反差。战场上的淘汰率是最高的，老头们已经或正在退出舞台，在长沙城外与杨秀清、石达开角逐的是四十岁的江忠源。四十岁，更是一个男人的黄金年龄，经验、能力、动力都近于完美。

面对面角逐，年轻的一代并没有能够战胜成熟的一代。经过三个月的围攻，太平军不仅没有找到入城的空隙，还蒙受了较大伤亡，位于太平天国领导层第四把交椅的西王萧朝贵被火炮炸死。

固守长沙的把握越来越大，但是城中文武百官仍然不敢松懈，只有江忠源语出惊人：“太平军锐气已挫，可能要撤退了。”

他这么说是有依据的。根据江忠源的观察，长沙四面布满官军，只有湘江西岸空虚，现在一部分太平军已经渡江到了西岸，为的就是收割岸上的稻谷，以便补充军粮。

这说明什么，说明太平军所携粮草将尽，倘若再攻不下长沙，就一定会撤退。江忠源的想法是，乘太平军撤退，在他们必经的回龙塘水道设伏，再次复制一个蓑衣渡之战，但鉴于太平军力量大大增强，楚军不可能独当其任，江忠源希望大家一齐上，他当先锋，全军设伏。

方案一拿出来，除了湖南巡抚表示赞同外，底下诸将都变成了缩头乌龟，谁也不敢到城外去与太平军一决雌雄。

巡抚是一方大员，但聚集长沙的多为外省军队，这些军队不愿意去，他也没办法。江忠源见状，决定亲自去湘潭找接替赛尚阿的钦差大臣徐广缙。

徐广缙初来乍到，对前线的情况不了解，何况他也只是个文臣，缺乏江忠源那样的名将眼光，他认为长沙驻军的主力若是出城设伏，风险太大。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战机全给浪费得一干二净，江忠源急得直跺脚，却又无可奈何。

对战场上的风云变幻，江忠源一向算得很准。太平军撤了，而且一丝不差地是沿回龙塘撤走的。长沙诸将闻之愕然，没有敢鼓掌相庆的，他们都被这个官职不大但料事如神的江忠源给比了下去，当战机失去，只有懊悔和沉默的份儿。

事后有人还怀疑这些将领是收了太平军的贿赂，所以故意纵敌，其中一名将领只好红着脸辩解道：“贼（太平军）都不怕我们，人家凭什么要出钱贿赂我们？”

照例，太平军走，官军是要跟着追的。江忠源意冷心灰，打死也不肯再与这些笨蛋同僚为伍，而宁愿留在湖南“剿匪”。

只有赫赫战功和过人的军事才华是遮掩不住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江忠源由知县升知府，由知府升巡抚，成为湖南士子中投笔从戎并崛起于官场的第一人。

江西巡抚张芾久闻其名，对于他来说，只有江忠源把守南昌，才是最让他放心的。江忠源正奉旨到江南大营报到，途经九江，就接到了张芾的告急文书，他立刻星夜兼程赶往南昌。

救火队长

1853年6月23日，江忠源率领千余楚军到达南昌，只比太平军早了一天。看到江忠源这个有名的救火队长赶到，张芾差点哭出声来。他亲手把“王命旗牌”交给江忠源，表示在守卫南昌期间，包括他本人在内，全都服从命令听从江忠源的指挥。

王命旗牌是朝廷颁给地方大员，用于便宜行事的令牌。这个东西一交出来，就等于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了出来，但是这么一交真是值得，因为江忠源名不虚传。

按照防守长沙的经验，江忠源一到南昌，便将城外的民房尽行焚毁，从而使太平军失去了前线隐蔽所。

太平军还没现身，民房就给烧了，南昌的老百姓起初怨言四起，第二天却发现还真的非烧不可。太平军从江上登陆后，找不到靠近城墙的堡垒或制高点，只好顺着较远一些的文孝庙修建堡垒，然后用火炮轰击城池，就这样也杀伤了很多守城官兵，若要靠得再近一些，无疑对守城是一个莫大的威胁。

距离限制了火炮的作用，太平军只好提前投入“土营”。“土营”是太平军继水营之外组建的第二支特种部队，以加入太平军的煤矿工人为骨干，实际上是一支工程兵部队。其任务是实施“穴地攻城法”，即先进行土工作业，挖掘通往对方要塞之下的地道，再用炸药进行爆破，从而为攻坚创造条件。太平军能够攻克武昌、南京，土营厥功至伟，可以这么说，在冷热兵器混杂的近代战争中，土营几乎就是突破高大城墙的唯一金刚钻。

如何对付土营，江忠源当然早有研究。他采用的是“瓮听法”，其法要点是预先在城内紧靠城墙的地方埋一座大瓮，派人坐在里面，专门侦听来自地下的动静。如果有掘土的声音，立刻循声向下对挖，从而破坏对方的地道。

大家都很努力，但总有防不胜防的时候。土营终于得以挖通一条地道，并引爆了炸药，城墙被炸开数十丈的缺口，太平军蜂拥而上。江忠源亲自率部上前格杀，将太平军击退后，用装满泥土的布袋填塞缺口。如是者三，才保得城池不失。

楚军军纪严明，没人敢临阵溜号，但楚军一共也才一千多号人，与之配合的绿营是薄弱环节。江忠源便用楚军来监督绿营，每隔四五个城堞，就安排一名楚军士兵，由这名士兵来监督其他绿营兵，如果有人弃城而逃，可以立即斩首。江忠源自己也以身作则，在最易被攻破的一面日夜巡防督战。

远在天京的东王杨秀清始终关注着南昌的攻守。这是自从围攻长沙后，他与江忠源在战场上的第二次激烈交锋。按照杨秀清的原订计划，在攻取南昌后，太平军就将进入湖南，但是此次战役的结果却与长沙之战没有什么不同，同样是打了三个月，同样是太平军在蒙受较大伤亡的情况下仍不得其门而入。挫败面前，杨秀清唯有下令从南昌撤军，并将西征主将赖汉英予以革职问罪。

这一次对峙，江忠源又赢了，他不仅保住了南昌，还保住了湖南，但是一如长沙之战，杨秀清很快就将转败为胜，因为他撤下了一个不太能打的，换上了一个特别能打的。1853年9月25日，翼王石达开到达安庆，接过了安徽方面的西征军务。

在早期亲临前线的太平军将领中，有很多是李逵似的黑旋风，智勇兼备的较少。石达开是一个例外，他在战场上熏陶和锻炼出了不一般的军事修养，有着极深的谋略。在围攻长沙之战中，就是他率先想到乘虚而入，控制湘江西岸的稻田，从而维持了太平军的军粮补给。

翼王上阵，局面马上不一样了。他不是专攻一城，而是全面开花，并依靠水营的灵活机动和工营的擅于攻坚，一步步把对手逼上绝路。

关键时候，江忠源所统率的楚军也出现了问题。由于军饷有困难，士兵开始闹饷，有人甚至对江忠源兵戈相向。之后，官兵不是未战先溃，就是哗散还乡，曾以作战英勇而闻名的新宁勇终至瓦解。

江忠源对此痛心不已。他自己总结教训，认为原因“不在勇而在带勇之人”，是营官没配好，不像湘军，营官大多是“不爱钱，不怕死”的读书人。

症结是找到了，但长江沿岸的形势，根本容不得他这个救火队长再坐下来从容练兵。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曾国藩身上，然后继续跑东跑西，累到吐血。

江天忽报大星沉

1853年11月中旬，太平军逼近安徽省会庐州（今安徽合肥）。庐州知府胡元炜向江忠源求救，但是此时江忠源正病倒在床，跟着他的残余楚军由于长期得不到休整补充，也越打越少且战斗力锐减。

为了能让江忠源舍命捞自己，胡元炜在信中扯了个谎，说庐州兵力和粮饷充足，光乡勇就有万人：反正是兵强马壮，您老人家来了指定开心，只要动动嘴，想想招，太平军的那几头烂蒜都不够咱爷俩捣的。

江忠源信以为真，遂强撑病体，让人用担架抬着上了路。12月10日，已被任命为安徽巡抚的江忠源进入庐州，去了之后才发现，他被胡元炜给忽悠了。

江忠源把他带去的楚军加一块，全城兵勇一共才三千人，而且庐州城墙低矮，物资也很缺乏，与胡元炜所说的相去甚远。

胡元炜是个肥嘟嘟的胖子，江忠源气恨恨地对他说：“你小子既然肚子里有这么多鬼心眼，应该是用脑过度的瘦猴形象才对，怎么会长一身肥肉出来？”

骂归骂，既然来了，守还是要守。未等江忠源部署完成，大批太平军已经赶到庐州城下。江忠源带病指挥，他明白此一时彼一时，庐州守军势单力薄，必然难以长久支持，因此急忙写信对外请援。

可是太平军早就为他准备了围点打援的战术，赴援的兵马来多少被打掉多少，剩下的噤若寒蝉，纷纷裹足不敢向前。陷于孤城中的江忠源不得不带病指挥，用守南昌的办法来守庐州，如此艰苦忍耐，又坚持了月余。

在攻城过程中，太平军嗅到了城内的紧张空气，他们立刻派人入城打探动静。令人吃惊的是，曾经厚着脸皮把江忠源拖下水的知府胡元炜，竟然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生动摇，他背叛江忠源，把城内的情况跟太平军一五一十地做了交代。太平军由此了解到城中食物将尽，军火也所剩无几，于是攻势变得更为猛烈。

对付“穴地攻城”，江忠源用的是老办法，太平军土营却通过改进，创造了新技术：你不是会破坏地道吗？好，我这次给你来个双黄蛋。

土营掘的是双层地道，破坏了上层，还有下层，而且弯弯曲曲，让守军捉摸不透。1854年1月14日晚，上层地道的炸药炸塌了城墙，江忠源派兵抢堵，但是下层地道再次发生爆炸，守城兵勇非死即伤，乱作一团。太平军乘势如潮涌入。

眼见大势已去，江忠源欲抽刀自刎，被左右拦下。此时天还没亮，又起了大雾，有忠心的部下将已负重伤的江忠源背在肩上，欲借机冲出包围。江忠源不愿拖累别人，劝止不住，突然咬住部下的耳朵，趁对方一松劲，他挣扎出来，径直跳进一口水塘自杀而亡。

江忠源守城时，曾给咸丰上疏，言“誓与此城共存亡”。咸丰寻寻觅觅，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将才兼救火队长，哪里舍得丢弃，因此破天荒地在奏疏上批示：“不必与城共存亡。”

当咸丰的圣旨寄到，庐州已城破两天了。江忠源死后，他的部下冒着风险重新派人潜入庐州打探，最后从水塘的桥下找到了江忠源的尸体。尸体被运回楚军军营时，距其身亡已经有二十二天，竟仍面目如生。楚军部卒见之，无不痛哭失声。

曾国藩又要写挽联了，这回是给他预言会“节烈死”的江忠源：“百战守三城，章贡尤应千世祀；两年跻八座，江天忽报大星沉。”

三战，指江忠源死守过的三座重要城池，即长沙、南昌、庐州。八座，指江忠源按军功所得的官衔，从知县到巡抚依次为八级。

大星江沉，曾国藩失去了一位至交，不久之后，他还将失去一位老师。

曾国藩参加过的考试多，当然老师就多，在那些出名的座师中，除了穆彰阿，尚有吴文镕。

更为巧合的是，吴文镕还曾是“江青天”的上司。吴文镕曾出任浙江巡抚，出任之初，他就对浙江进行了巡视，一圈看下来，他发现一省之内就没几个好官，不是贪污受贿，便是无能渎职。吴文镕一口气弹劾了五个不称职的知县，但仍解决不了问题，新的换旧的，不过是一百步与五十步的差距而已。

秀水知县江忠源的出现，让吴文镕眼前一亮。他从没见过这么优秀的官员，又清廉，又能干，简直无可挑剔。

一个小小知县，吴文镕却待之如国士，浙江境内凡赈灾、治盗和水利等一干大事的处理，皆依赖于江忠源在秀水所取得的经验，吴文镕只是把它们推广开来而已。

后来江忠源的父亲去世，江忠源请辞归家。临行时，吴文镕亲自送行，见他两袖清风，便叹息着说：“像江知县这样贤明的人，怎么可以两手空空地回去给父亲办丧事呢？岂不寒了志士之心。”

吴文镕从自己的养廉银中拿出五百两送给江忠源，同时还在赈灾有功人员名单中，将江忠源列入第一。

吴文镕与江忠源一直有书信往来，清军在永安围住太平军那一仗，吴文镕就曾在信中表示，这一战若不能成功，就会放虎归山，进入湖南的太平军将不可制。

悲催搭档

吴文镕有长远眼光，江忠源有战场谋略，可惜他们都无法让时局的车轮跟着自己转。在吴文镕临时调任湖广总督时，长江沿线战场已经风雨飘摇，太平军更是进逼武昌。

这个时候就如何守城，吴文镕和湖北巡抚崇纶产生了分歧。

清代的督抚制是一个很让人纠结的制度。从名义上来看，总督的权力要大过巡抚，但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巡抚并非总督的下属，大家都只对皇帝一人负责。

这样一来，一把手和二把手的关系就很微妙。合得来当然没问题，可以做到齐心协力、优势互补，比如广州反入城斗争时的徐广缙和叶名琛，可若是合不来，就免不了互相扯皮。

吴文镕和崇纶便是一对很悲催的搭档。崇纶以武昌缺乏军饷且兵力单薄，无法固守为由，主张移营城外进行野战，实际上是想随时找机会开溜。吴文镕则坚持死守待援，与武昌共存亡。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太平军已经逼近，想出去也不可能了。吴文镕指挥守城，武昌居然守住了，太平军撤围而去。

这对崇纶来说可真不是什么好消息。他和庐州知府胡元炜是一样的小人，都是有祸事就躲，有功劳就抢，有能人就妒，吴文镕的成功毫无疑问意味着他崇纶的失败。

“鸡蛋里挑骨头”是小人常用的招数，崇纶也精通这一招。他向咸丰告了吴文镕一状，说吴文镕闭城固守的战术属于守株待兔，不仅没功劳，还因此放跑了太平军。

给崇纶这么一诬陷，吴文镕的守城功绩大为失色，反倒是崇纶似乎有先见之明——要早点照我说的去做，野战于武昌之外，太平军怎么会说溜就溜，肯定能予以一举歼灭啊！

看了崇纶的奏折，咸丰也糊涂了，不知道谁说得对。他只知道一样，这两督抚在一起，不仅不和衷共济，还在相互拆台，那就干脆一拆两半吧：崇纶守城，吴文镕负责去野战。

收到咸丰的旨意，崇纶幸灾乐祸，天天催着吴文镕出城，但吴文镕一直不肯动身。他已经发出信件，陆上征调胡林翼的黔勇，水上邀约曾国藩的水师，请这两路人马赶来助战，到时他再率军从武昌杀出，野战才有胜利的把握。

吴文镕迟迟不动身，就是想抓紧战场上宝贵的暂停时间，继续选拔和训练官兵，同时等待其他水陆两军聚齐。可是他的举动在崇纶看来，就是怯懦：哈哈，不敢去了吧，就知道你会这样。说我无能无胆，你倒是表现一下你的英勇气概呀？

崇纶对吴文镕极尽冷嘲热讽、贬损挖苦之能事，甚至还用“抗旨不遵”来进行威胁和逼迫。吴文镕气愤不已，他说我受到国家厚恩，难道还会怕死吗？我是在等待一个夹击太平军的最佳时机啊，现在你既然这样说我，“今不及待矣”，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吴文镕随即亲率数千清军进驻武昌周边的黄州，与太平军相抗。从出城的那一刻，吴文镕就知道黄州一行意味着失败和死亡，但他只能如此。

自吴文镕出发后，崇纶便暗中掣肘，甚至不按时向黄州运发粮草。加上天气严寒，士气低落，黄州战败不可避免，吴文镕所建十一座兵营被全部烧毁。最后时刻，他选择了和老部下江忠源一样的道路，即投水自尽。消息传来，崇纶还落井下石，报称吴文镕失踪，意思就是并非战死，而更可能是逃跑或投降了。

几个月之后，曾国藩进兵黄州，访问当地老百姓，人们都说吴文镕死得很壮烈，很多人还流了眼泪。为了给老师洗清不白之冤，曾国藩据实上奏，咸丰了解实情后十分震怒，当即要下诏将崇纶逮捕治罪。崇纶闻风服毒自尽，也算给了死者一个交代。

江忠源和吴文镕的相继战败自杀，对曾国藩造成了极大的刺激。

江忠源与曾国藩不仅有十多年的交情，他还利用自己不断跃升的政治地位，进言咸丰，让咸丰支持曾国藩扩充水师。可是当太平军包围庐州，江忠源向曾国藩求救时，曾国藩仅派了一千陆师赴援，而没有派出至关重要的湘军水师前去解围。

心惊肉跳

吴文镕身为曾国藩的座师，也一直是曾国藩背后的有力支持者。早在他第一次固守武昌时，就向曾国藩发出了急速援救的信函。曾国藩不愿意，只是部下踊跃，才勉强答应，但一接到太平军撤围的通报，就马上取消了出发的命令。

第二次吴文镕奉旨与太平军决战，又接连写信给曾国藩，要其尽速派水师赴鄂，可曾国藩仍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出现于黄州。

不论是依据世俗人情，还是对照理学标准，曾国藩都该被打屁股，可他又不得不这么做，原因就是他没有准备好，尤其水师还处在雏形阶段，其中快蟹船只有十艘，连油漆都没干，从广东采购的洋炮还在路上，至于水勇，才刚刚开始招募训练。可想而知，若以这样的水平仓促出战，难免会输得落花流水。

自出走长沙后，曾国藩再次发挥了他咬牙忍耐的硬功夫。在没有把握取胜的情况下，他死也不肯拿水师去冒险，以他这样一个把儒家伦理道德奉之如圭臬的人，可想而知，其间需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

当然更应该让人感到佩服的还是他的老师。吴文镕被曾国藩说服了，认为曾国藩做得对，反过来一再告诫对方在水师完成训练之前，千万不能轻易出兵。

战死前两天，吴文镕给曾国藩写去一封信。在信中，他说我是被逼才来到黄州前线的，没有胜利的希望，所以必死无疑，今后只有靠你在衡阳训练的部队，才有能力跟太平军作战。

吴文镕怕曾国藩念及师生之情，不顾一切地前来援救，因此一再叮嘱曾国藩非有把握不得出战。二者存一，他要保全一个人，不是从人伦的角度，而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按照人伦，学生不救老师乃大逆不道，但按照国家利益，学生比老师更重要，因为以后的东南大局全要靠这个学生来支撑了，倘若曾国藩再有不测，他吴文镕纵使能侥幸活下来也挽不回这一损失。

吴文镕生前留下的这些话让曾国藩痛彻于心，“深忧之”，很长时间都难以自拔。

他要么不出战，出战就必须做到最好，否则他将一无是处。

当南方战事混沌一片时，咸丰正在北方面临一场更猛烈的冲击——较之于西征，北伐无疑更让他心惊肉跳。

北伐军统兵将领为林凤祥和李开芳。林、李都是广西武鸣人，有“武鸣双雄”之称，两人都有一身硬功夫，从拳术到骑马射箭无不擅长，在太平军内被尊为“军锋之冠”，乃军中一等一的悍将。

北伐军共有两万之众，论人数远不及西征军，但从广西到南京，他们一直都是先锋部队。什么样的部队才能做先锋？当然得是精锐才行，尤其这两万人里面还有三千是广西“老兄弟”，这些人大多是拜上帝教的信徒，且身经百战，称得上是精锐中的精锐。有一种说法，认为正是由于他们资格太老，洪秀全和杨秀清怕控制不住，才索性全部派往了北方前线。

将为一流，兵为一流，可以想象北伐军有多猛。出征前，林、李二人得到的指示是不贪图攻城夺地，要速战速决，以便“疾趋燕都”，第一时间到北京给咸丰好看。

咸丰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他不断地下旨，从北方各省调集军队，关外关内，内蒙陕甘，能抠出来的都被他派往了前线。

在南京谈判时，张喜对英国人说，大清国的北方军队加起来可达几百万，那纯粹是拿来蒙老外的。要能养得起这么多军队，道光咸丰父子还用得着天天苦着个脸吗？事实是，即使在鸦片战争前，绿营八旗加一块也只有八十万，而且还是分散驻扎，平时的职能其实就是维持治安，每次要想集中起来打仗，都只能几万几万地凑。

好不容易凑足了人头，咸丰任命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沿黄河防线对太平军进行堵截。

讷尔经额出身于满洲八旗，此前为直隶总督兼文华殿大学士。咸丰派他出马，实际也是延续了大清建国以来的一个惯例，即遇到重大军事活动，即以八旗重臣督师，一如之前南下的赛尚阿。

应该说这并没什么错。比如乾隆时期的阿桂和福康安，都是腹有韬略、战功赫赫的名将。无奈时年不利，一方面是遇到的对手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则是八旗中涌现的军政人才越来越弱，到道光时，只有一个平定张格尔叛乱的长龄够格，其他如奕山、奕经，都快把督师重臣的脸给丢光了。

咸丰不甘心，继续举着旗子上。可是在先残了一个赛尚阿之后，轮到讷尔经额其实也好不了多少。赛尚阿是“文不知兵”，讷尔经额是“素不知兵”，碰上打仗跟玩似的太平军，都一样被耍得团团乱转。

林凤祥和李开芳先准备在黄河下游渡河，讷尔经额急急忙忙地赶到下游防堵，谁知太平军虚晃一枪，又改从黄河中游抢渡，结果在渡过黄河后，包围了怀庆府（今河南沁阳）。

所向披靡

太平军看中怀庆府，是因为他们通过情报，得知怀庆城内居民殷实，而且出产火药兵器，所以志在必夺。不料怀庆知府余炳焘也是个非常厉害的角色，此人虽是文官，但极具胆略。

当时驻怀庆的官军只有三百人，余炳焘另外组织了三千团练兵勇上阵助守。守军借助于城内现成的火药兵器库，在太平军三次轰塌城墙的情况下，三次将其击退。

除固守外，余炳焘还先后采用了敢死队出城冲营、水里投毒等各种能想得出的招数，对太平军进行不停顿的袭扰，反正就是死不投降。

最惊险的一次，太平军集中炮火进行轰击，因此燃起大火，就在这时，风向突变，太平军反而被烧死了好些人，使得这座古城在危急时刻又逃过一劫。

如此强悍的太平军主力，包围怀庆五十六天而竟不能克，称得上是太平军自北伐以来遇到的最大挫折。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城中粮食已尽，饿死的人非常多，但余知府因素得民心，所以仍能保证人心不致涣散。

林凤祥无奈之下，只能改流动速决为持久攻坚，他率部沿城墙挖掘深沟，同时环城筑垒，建成木城和土城，准备继续围困怀庆。对讷尔经额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歼灭对手的天赐良机。就好像当初赛尚阿跟在太平军后面，总也找不到，追不上，直至太平军进占永安，才给他提供了聚而歼之的条件。

增援的各路官军，反过来包围了攻城的太平军，但是条件归条件，有没有能力又是另外一回事。讷尔经额与赛尚阿不同的是，赛尚阿还有大局观，讷尔经额则连这个也没有，他记挂的只是自己任职的直隶省，怕太平军跑去直隶，所以围也只围三面，即南、东、北。

赛尚阿是上了向荣的当，讷尔经额帐下倒没有那样自作聪明的家伙，有人就提醒讷尔经额，应在西面布控，以防太平军漏网。讷尔经额才不管呢，他的想法倒跟赛尚阿、向荣等人类似：若是四面都围得密不透风，把太平军给弄急了，还不得和我死磕啊？

讷尔经额的怯懦和自私，让太平军的突围变得无比顺利。撤退前，林凤祥下达密令，让各军营把捉来的山羊倒悬于鼓边，山羊要挣扎，自然会不停地用脚去踢皮鼓。与此同时，他们又在火灶里焚烧干草，做出鼓声阵阵、炊烟袅袅的假象。

等官军闻讯赶过来，早已是人去营空。直到此时，讷尔经额仍然是头脑昏昏，他给咸丰发了个捷报，说是“贼大溃”，完全没有赛尚阿的那种自悔意识。

有人告诉讷尔经额，太平军往西，必然是要翻越太行，进入山西，所幸太行山上尚有险隘，建议立即调兵驻守。他倒也答得干脆：“山西，那是山西巡抚的事，我是直隶总督，管的是直隶。”他给山西巡抚写信，让后者自行派人去防守。

信还没送到山西，“钦差大臣”已经到了太行山的险隘关口，嚷嚷着要进去。寨门一开，太平军一拥而入——原来是假冒的！

犹如当年永安突围，自翻过八百里太行后，北伐军开足马力，二十天破十余城，所向披靡。1853年9月29日，他们进入直隶境内，火烧到了讷尔经额的家门口。这位真正的钦差大臣惊慌失措，晕头转向，带着随从狼狈逃命，身后关防印信、令箭军书丢得满地都是。

讷尔经额的下场与赛尚阿如出一辙：革职逮捕，判处斩监候，后出狱当苦差。

咸丰撤下讷尔经额，换上了胜保。胜保跟讷尔经额一样，都是满洲八旗，也做过内阁学士。不过在太平军发起北伐之前，两人的境遇却是一上一下，讷尔经额官运亨通，胜保一路下坠。

胜保的毛病在于他管不住自己的嘴，而且胆子比曾国藩都大。曾国藩敢说的他说了，说咸丰励精图治之心不如从前。这还罢了，让人受不了的是，他还喜欢拿新老皇帝做对比，口口声声称咸丰的勤俭之德比不上道光，证据之一是内府正在采办唱戏用的服饰。

这时候的咸丰没有哪一刻神经不是绷得紧紧的，身上要承担的压力和要消耗的脑细胞，绝非一张嘴呱呱的大臣们所能想象——我是人，就不能听听小曲，放松一下吗？

咸丰恨不得把说他风凉话的人脑袋拧下来当夜壶使，但有曾国藩这么一个先例在，就得顾及舆论和欣然纳谏的形象，不能轻易治罪。

无论皇帝也好，老百姓也罢，被人指着鼻子骂的滋味总是不好受的，咸丰治不了罪，就亲自写谕旨，针对胜保的指责逐一为自己辩护。如果胜保就此继续犟下去，咸丰拿他一点辙没有，关键时候这厮却又胆小起来，他自个把奏折撤了回去。

这下好，说明你亏心，平白无故诬赖皇上，咸丰顺势把他由从二品的内阁学士降为四品京堂。受了处分的胜保倒并没有因此气馁，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高调。之后太平军第一次攻克武昌，他又给咸丰献策了，告诉皇帝该怎么做怎么做。

咸丰早已心烦意乱，哪里吃得消这么闹腾，于是干脆下旨将胜保下放，让他帮着琦善去营建江北大营。

应该说，胜保不像有些光说不练的大臣，去了江北后很是卖力，也多次取得过战功。只是他的秉性到哪儿都改不了，包括琦善在内，没人不烦他的一张嘴，到哪都不愿带着他玩儿。

你们嫌我，我偏做给你们看。在北方战场，调来与太平军作战的各路部队大多畏敌如虎，胜保所部是其中最特殊也最为抢眼的一支。作战时，他本人总是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而其统率的部队里面，也是勇敢者多，畏缩者少。

来自北京城的紧张空气

在怀庆对太平军实施包围时，极力劝谏讷尔经额阻住西面的，正是这个胜保，他防守的南面，也对太平军构成了很大压力。太平军由此对胜保的印象极深，撤退前专门在寨营前挂上一块大木牌，谓之“小妖（指胜保）免送”。

接着在山西追击太平军，其他部队也是能拖则拖，能推则推，独有胜保率四千兵勇在后面穷追不舍。

不管追的效果如何，总是肯追敢追的。咸丰觉得又有了盼头，在处罚拖延不前的将领及讷尔经额的同时，他又改授胜保为钦差大臣，可节制北方各路兵马。

怕胜保的权威不够，咸丰还特赐了一把神雀刀。与赐给赛尚阿的遏必隆刀一样，这把神雀刀也很有讲究，追根溯源，其历史比遏必隆刀还要久远。它原为安和亲王岳乐所佩，这个岳乐可不得了，顺治时击溃过张献忠，康熙时又平定了吴三桂和耿精忠发起的叛乱，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前朝名将，他的神雀刀也不知砍下过多少敌手的脑袋。

咸丰把神雀刀交到胜保手里：“凡贻误军情者，副将以下，你可以先取他们的人头。”

皇帝终于肯定自己了，胜保激动得像打了激素一样，发着狠在太平军屁股后面拼命追。可是遏必隆刀做不成的事，神雀刀终究也做不成。太平军行动之飘忽，速度之快疾，战力之强悍，都远远超出了胜保的能力范围。一天天过去，他离太平军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

1853年10月10日，咸丰听到了一个让他震惊不已的消息：太平军攻占定州（今河北定州）。

北京与定州相隔仅三百多里，也就是说太平军两三天工夫就可以杀到北京。这一消息后来被证明是误传，但是依照太平军的进军速度，这只是迟早的事，再看后面那个气喘吁吁的胜保，都不知道被人家甩到什么地方去了，压根就赶不上来。

实际上，太平军也做好了攻打北京的准备。在北京附近，官军缉拿到一个十五人小组，这十五人皆为太平军探马，他们扮成官兵，戴官帽穿袍褂，前有长轿，后有大马，其任务就是探听北京城防的虚实。

当时的形势，外界都认为太平军指日可至北京城下，北京城亦将成为北方的“小天堂”。太平天国在给英国驻上海领事的信件中，就很笃定地说，“灭尽妖清”已没有什么问题。

西方国家同样作如是观，正在伦敦著书立说的马克思得到了一则来自东方的电报，上面言之凿凿，称中国皇帝预料北京即将沦陷，日前发下诏谕，要将皇室财物紧急运往热河。

几乎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来自北京城的紧张空气。在北京，城内居民特别是大户人家纷纷出逃，短时间内就有三万多户共十几万人，携家带口逃出城外。

在前门大街，也就是道光曾点名要喝片儿汤的地方，原先是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如今竟然跟荒郊一样，看不到一个人。最繁忙的所在是车马行，顾客把门槛都挤烂了，人人都想雇到出逃的车马，车资马费也随之一路上扬，是平时的好几倍。

眼前俨然已是一副城破国灭景象。这一年，咸丰二十二岁，才登基三年，正式拥有自己的年号也才两年时间，可他已经遇到了古往今来，任何皇帝都会为之发怵的危机和挑战。

年轻人的承受能力因此到达了极限，这个时候他再次想起了那个不是亲人但胜似亲人的智慧长者。自杜受田走后，咸丰经常思念自己的老师，而且随着局势越趋紧张，这种感念之情越是深刻：如果杜师傅还能常在左右，面对艰难时事，必然能多有补救，就用不着我一个人咬着牙在这里硬撑了！

殊死一搏

看不到老师，能够看到与老师有关的人也是好的。杜受田死后没几个月，他的大儿子杜翰便由湖北学政擢升为工部侍郎。湖北学政只是个地方上的五品官，工部侍郎却是正二品中央大员。不仅如此，杜翰还奉命入值军机处，成为军机大臣，其跃升速度之快，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相比。

杜翰成了杜受田的化身，咸丰会对着他，说出自己不便向外界透露的心声。他对杜翰说：“自太平军发起北伐以来，一路纵横，五个月之内跨越五省，从江苏攻入直隶，现在又即将打到皇城根下。从这个势头看，明朝的故事就要重现了。”

咸丰所说的明朝故事，是指崇祯皇帝上吊煤山的亡国旧事。在谈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咸丰感慨良多。他倒不是说明朝不该亡，明如果不亡，哪会有他们清的兴？咸丰的意思是，明不应该亡于崇祯。

崇祯是从他的哥哥天启手里接过皇位的。天启是位有名的“木匠皇帝”，大明朝的根基就是给这位仁兄一口气全部挖空的，《明史》上说，天启虽然在位仅七年，但已经把国家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崇祯继位后，就如同道光、咸丰一样勤恳尽力。他鸡鸣即起，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处理政务，据说在他执政期间，皇宫里面从来不搞宴乐这类事。

可是大明朝偏偏不亡于天启，而亡于崇祯手中，也就是说天启欠下的债要让崇祯来还。这债务委实太多太沉重，崇祯还不了，结果被债主逼近家门，只得自杀殉国。

“天启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就好像一个懒散成性且成绩一塌糊涂的差生能侥幸升学，而另外一个勤勉自律、天天向上的好学生却要被劝退。历史的不近人情处，足以使所有的励志圣经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咸丰对此伤感不已，他说的是崇祯，其实叹的是自己。自即位以来，他岂不也一样的拼命，一样的夙兴夜寐，可是到头来，竟然就要像崇祯一样“不当亡而亡”了。更令人悲哀的是，崇祯起码还可以怨他的哥哥，怨前面几任皇帝的不着调，他咸丰该怨谁呢，从他父亲道光往上数，可没有哪一个清朝皇帝称得上是昏君。

处于从未有过的时代大变迁，咸丰能够得到的，不可能是令他满意的答案，而只会是一个接一个的痛苦和无奈。

只有在四周无人时，咸丰才会向杜翰这个老师的化身叹苦经，一旦回到朝堂之上，他又必须硬着头皮撑起大局。

马克思得到的东方电报，其实也是一个误传。咸丰从来没有下诏搬运财物，他只是紧急召集了王公大臣会议。会上，众人都被局势给吓坏了，连那些六七十岁，见多识广的大臣们也惊恐失色，在朝廷之上就哭起来，因为一连哭了好几天，哭的时间太长，一个个把眼睛都哭得像樱桃一样又红又肿。

看着眼前这些怯懦的人们，咸丰忽然觉得自己比他们更有勇气和担当，他大喝一声：“哭不足济事，要准备长策！”

随着皇帝一声断喝，小女子一样的抽泣声立刻停止了，大家伙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想办法。有人主张逃，或者回关外东北，或者迁都西安。有人主张战，或者死守北京，或者下诏让各省兴师勤王。

意见很多很杂，最后都等咸丰定调。咸丰思考了一会儿，做出了评判：“不管逃到哪里，都是耻辱的行为。让各省兴师勤王，倒是不错，可是来不及，没准儿各省军队还没到，北京已经被攻破了。”

要不还是把城门关起来，待在北京城里坐井观天，守得一日算一日？咸丰对王公大臣们说：“国君死社稷，礼也。”皇帝为国家社稷而死，乃分内之事，就像崇祯一样，他咸丰也做好了这个准备。

可是，“与其坐而待亡，不若出而剿贼”。咸丰做出了一生中最为果断也最为明智的决定：做殊死一搏！

他要升坛拜将，继续派人督战出征，打赢了最好，打不赢，再深沟高垒，等待勤王之师来援救。

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咸丰的心境跟“国君死社稷”其实也差不多。因为这个决定，崇祯也做过。

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前，崇祯曾拜大学士李建泰为将，出京抵御。一个月后，李建泰就回信：“贼势大，不可敌矣”，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两个月后，李自成兵临城下，一举攻破北京。

都是一样的决策，有没有效，能不能避免崇祯当年的遭遇，早就不取决于决策者的智慧和能力，而只能寄望于难以预测的天命了。

拜将

升坛拜将，都不知是哪个年头的事了。朝廷之上，没一个人知道相关礼仪，只好派人到皇家图书馆去翻寻查找。

礼仪终究是个形式，尚在其次，关键还是拜谁为将。已经到危急存亡的最后一刻，在赛尚阿、讷尔经额这些宰相级的重臣都一一让他失望之后，咸丰想到了自己血浓于水的叔伯兄弟。

第一个人选是他的亲叔叔惠亲王绵愉。到咸丰做皇帝时，几个叔叔伯伯都已辞世，绵愉是咸丰唯一的叔叔。咸丰对这个叔叔很是尊重，除在各种召对宴席活动中免叩拜之礼外，还特许其在紫禁城内乘轿。

第二个人选是他的亲弟弟恭亲王奕訢。由于系同一个母亲抚养，又年龄相仿，所以在诸兄弟中，咸丰和奕訢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两人在上书房读书的时候，就常常凑在一起假模假式地操练武艺。

奕訢研究了一套枪法和刀法，做哥哥的很是欣赏，他还给弟弟的刀枪各起了一个名字，枪叫“棣华协力”，刀叫“宝锷宣威”。起完名字，咸丰又送给奕訢一把被称为白虹刀的宝刀，那时的这对哥俩儿，简直好到能合穿一条裤子。

在未公布皇储名单之前，奕訢的呼声曾经盖过咸丰，但咸丰并没有像外界猜测的那样对奕訢生出什么罅隙。换句话来说，如果咸丰是这样的人，道光恐怕就不会选他继任皇位了。

在道光的立储诏书里，明确将奕訢封为亲王，这一缺乏先例的举措，实际表明了奕訢今后的地位以及他可以在咸丰身边起到的作用。登基之后，咸丰即正式册封奕訢为恭亲王，此后又让奕訢在内廷行走。内廷相对于外廷而言，指皇帝自己家的院子里面。行走不是一个正式官衔，恰如其名，就是这里跑跑，那里走走，传个文件，送份命令的意思。咸丰给奕訢这个职位，就是让他四处看看，多长点见识，以便以后好出来做事。

现在终于到了需要你们搭把手的时候了，咸丰让绵愉在外掌军，奕訢在内理政。

1853年10月11日，咸丰在紫禁城乾清门外举行拜将仪式，拜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第二天，任命奕訢署理领侍卫内大臣，参与办理京城巡防事宜，一个月后，又让奕訢正式入值军机处，接触各种军务政要。

不过，当天的拜将仪式却很不热闹。原因不是仪式不够到位，而是参与度不足。即便咸丰亲自下旨让官员们尽可能地到仪式上来捧个场，人也到不齐。不来的人都请假出京了，给出的请假理由几乎千篇一律：“我父母年纪大，需要照料。”

当然也有没溜号的。这些人里面有很多是翰林之类的穷酸官员，他们没钱雇“高价马车”，只能留在京城里陪着皇帝听天由命。

皇帝还留在京城，官员们却“无不如鸟兽散”，时人遂作一喻，把溜号的人叫作“国乱出孝子”，把穷得逃不去的叫作“家贫出忠臣”。

此情此景，让咸丰看了着实心凉。

在明亡前夕，崇祯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任他再怎么敲，也没能唤来一个大臣。临死前的一刻，他在衣襟上愤然写道：“皆诸臣误朕。”

人的短视和愚蠢有时可以达到惊人的地步。北京城陷后，所有投降或躲藏的大臣太监，或被砍头，或被讹诈，下场都没有比被他们抛弃的皇帝好上多少。

时间在运转，朝代在更替，人间世情百态却永不会改变。咸丰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明朝那位亡国之君的处境和心态。几百年后，他也会去敲响丧钟，也会在树倒猢狲散的凄凉中，孤孤单单地去“死社稷”吗？

皇叔，只有你能救我了！

实际上，论能力和魄力，绵愉远不及咸丰的老爸道光，这位皇叔能被拜为奉命大将军，靠的只是资历。真正可以救咸丰一命的，是参赞大臣僧格林沁。

玉石绵羊

僧格林沁出生于科尔沁草原，从小家境贫寒，七八岁便随父牧羊。九岁时，父亲布和德力格尔为种田去找小舅子借耕畜，这个小舅子跟姐夫开玩笑，说耕畜正好没有了，你要的话，只能自己到牛群中去抓两头闲散的牤牛（成年种公牛）来套犁。

俗话说牛脾气惹不起，牤牛生性野犟，力大无比，要给它套犁可不容易。布和德力格尔花了一天工夫，累得汗水湿透了衣衫，也没能抓住牤牛。无奈之下，他只好喊来僧格林沁帮忙。

僧格林沁手拿羊鞭追赶父亲所指的那两头牤牛。说来也怪，两头牤牛竟然变得跟熟套牛一样，老老实实地听从吆喝，让布和德力格尔将它们套进了犁杖。从此，人们便将僧格林沁抓牤牛种地的坑称为“牤牛坑”，挖的井称为“牤牛井”，至今科尔沁草原仍保留着这两个遗迹。

僧格林沁的远祖为成吉思汗的同母兄弟哈萨尔。史书记载哈萨尔少年英俊，长大后身材高大，膂力过人，不仅刀枪棍棒无一不精，而且箭法也异常出众，能做到百发百中，乃一位不可多得的神射手。

这些特征都可以原封不动地被放到僧格林沁身上，成年后的他更是集超群胆魄与孔武多力于一身，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草原“巴特尔”（巴特尔是蒙古语，意即英雄）。

相传有这样一件事，僧格林沁看到一个小贩气力惊人，能将石狮耍得滴溜溜转，就用两个手指捏住几十文铜钱，让小贩将铜钱从他的手指中拔出去。小贩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等僧格林沁笑着将这几十文铜钱出示给他看时，他才赫然发现铜钱大多已成齑粉！

如同“牤牛坑”“牤牛井”一样，僧格林沁本身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在科尔沁草原上有一个传说，说中原的道光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金銮殿上的柱子直晃悠，眼看就要倒下来了，此时一只山羊把柱子撑住了。醒来后，皇帝传旨挑选属羊的满蒙子弟，最后就选到了僧格林沁。

草原的传说在内地也能找到，不过做梦的人由道光换成了他的母亲孝和皇太后。孝和有一天做梦，梦见东南方风云突变，乌云笼罩整座京城，正在惊恐不安之时，忽见东北方出现亮光一道，立刻驱散了乌云。

孝和高兴啊，便跟着亮光走，走着走着，从亮光上面掉下一个东西，定睛一看，乃是一只玉石绵羊，再细看，突然就惊醒过来。

道光天天要给孝和请安，孝和把自己的梦一说，道光就将钦天监大臣叫来，让他给解一下母亲的梦境。

钦天监在古代中国是一个很神秘的机构。它的主业应是观察天象，里面的人也经常应皇帝的要求，连蒙带猜地预测一些人世兴衰，其中最知名的就数《推背图》的作者李淳风和袁天罡了。

钦天监大臣听道光说完这个稀奇古怪的梦，便说这是大吉之梦：“东南方起乌云，是说东南方恐怕有人造反闹事，东北方现亮光，是说东北方将有贵人来保大清天下。玉石绵羊则显示这位贵人生肖应属羊。”

做梦解梦的当口，正赶上道光要为死去的科尔沁郡王选嗣。按照满蒙联姻的传统，科尔沁郡王娶的是道光的姐姐，郡王生前没有儿子，他一死，就留下了一个谁来继承郡王的问题。

从方位上看，科尔沁就在北京的东北方，道光于是留了个心眼，决定把郡王家族的一班子弟都召到北京，由他亲自来挑选外甥。

僧格林沁时年十五岁，虽然也在备选之列，但他只是科尔沁郡王的族侄，属于非常远的亲戚，一开始谁都没想到他会有入选机会，也就是凑个数而已。

道光注意到僧格林沁，是因为发现这个来自草原的少年“仪表非常”，极有气质，再问，属羊的，还念过两年书，能识汉字说汉语。

就是他了！

不知道是不是母亲的梦起了作用，自僧格林沁入宫后，道光对这位选来的外甥始终爱护提携有加。僧格林沁自十九岁起就被任命为御前大臣、蒙古八旗都统，且“出入禁闱，最被恩眷”。道光临死前，僧格林沁更被列为顾命大臣之一，托孤之意尽显。

那个玄妙无比的梦终于露出了端倪。“玉石绵羊”的使命，是帮道光的儿子，亦即他的表弟去撑起摇摇欲坠的大厦。

僧格林沁领命后，立即率师出征。研究蒙古史的专家说，蒙古军队当初之所以能纵横南北，靠的不是人多势众，而是其擅打聪明仗，战术战法非常灵活。僧格林沁从祖先那里继承了这一传统，在战场上，他兼凶猛彪悍与狡黠灵活于一身，林凤祥和李开芳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强弩之末

从京师出发后，僧格林沁没有像胜保一样急于寻找和追赶太平军，而是驻兵于北京西南的涿州，改攻为守。他不追，自然有人会追，此人就是胜保。因为追赶不及，胜保已被连降两级，咸丰还给他下了死命令：“你要是再玩忽职守，朕一定拿你的身家性命相抵！”

胜保急到恨不能上房揭瓦，有他在南面赶，僧格林沁要做的，也只需在北面堵。

不过太平军的闪转腾挪仍令僧格林沁和胜保有顾此失彼之感，1853年10月27日，太平军攻克天津西南的静海，兵锋直指天津。

在天津组织抵抗的是天津知县谢子澄。谢子澄籍贯四川，“为政有声”，是个难得的好官。他到天津后，发现了这里的一个特产：“天津混混儿”。

天津混混儿们玩打架泼皮个个都是把好手，对地方治安当然就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历任地方官都为之头疼不已。谢子澄上任当天，到牢里面转了一圈，发现关的全是混混儿，都快人满为患了。他叹了口气说：“难道这些人真的不可教化吗？”

谢子澄把混混儿们的名字登记造册，然后全部予以释放。过不了多久，放出来的混混儿们又到街上闹事，完全不把知县大人的苦心当一回事。

这次谢子澄按名捕拿，他不抓小混混儿，只拿大混混儿，而且手段狠辣——我牢里不管饭，先借你的人头使使。

处死了大混混儿，中小混混儿们都给吓坏了，地方上这才安宁下来。

太平军过黄河，别人都不以为然，认为还远着呢，独有谢子澄忧心忡忡，认为不可不防，他按照名册，把当初释放的混混儿们都叫到了公堂之上。

混混儿们摸不着头脑：“最近我们很消停，没犯什么事啊？”

谢子澄不是要砍他们的头，而是要他们加入团练。这位知县还引经据典，讲了番道理，他说你们知不知道以前有个叫周处的人，这人也跟你们一样，年轻时是个混混儿，被父老乡亲视为地方上的一大祸害，可是他后来悔改了，造福乡里，结果成了人人称颂的英雄。“现在天津随时可能被太平军攻下，诸位应该向周处学习，肩负起保卫地方的责任。”

混混儿们与普通老百姓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胆子大，喜欢也敢于惹事，给谢子澄这么一鼓动，全都热闹沸腾，“众皆为用”。

与沧州相比，天津的守备要落后得多，除了由混混儿们组成的团练，就只有几百正规官军，但是谢子澄的运气不错，那几天，天津下起暴雨，小路都被淹没了，太平军要进攻天津，只能走唯一的大道。这使得防守天津变得相对容易，只要集中力量守一个方向就可以了。天津城的另一个好处是有钱的盐商多，由他们出资，在大道上修筑战壕，从而为守军提供了较为坚固的阵地工事。

当天负责进攻天津的是太平军的前锋部队，先锋官人称“开山王”。他发现正面进攻比较困难，就转而计划从水路发动绕袭。水路需要船，正好看到远处有民船，太平军便招手让民船靠岸。

民船越驶越近，距离太平军百米远时，忽听号锣一声，船上鸟枪齐发，岸上的人纷纷倒地。

这也是民船，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民船，即白洋淀上的雁户，乃后来大名鼎鼎的雁翎队的前身。谢子澄早就招募了五百雁户，这些雁户把鸟枪放在船上，用竹席覆盖，外面根本看不出来，为的就是从侧面打太平军一个冷不防。

雁户们祖祖辈辈在白洋淀上打鸟，枪法很准，骤然发作，使得太平军死伤惨重。“开山王”见状急忙挥舞令旗，调整部署。担任正面防守的团练们看到“开山王”，想用鸟枪射他，但这位先锋官作战经验十分丰富，身手也异常矫健，你打上面他卧倒，你打下面他跳起，射了半天，仍然无可奈何。

和团练在一起防守的官军里面，有一些是老兵，老兵遇老兵，都能瞧出对方的套路。有一个老兵与团练进行配合，一上一下，同时射击，开山王躲闪不及，中弹被打死了。

这一天，谢子澄依靠混混儿团练加上雁户，守住了天津城。第二天，当太平军主力压上时，僧格林沁和胜保一前一后已经赶到，太平军攻占天津的最佳机会擦肩而过。

自怀庆撤围，太平军所过之处，“席卷无坚城”，没有哪一座城池可以挡住他们，天津受挫还是第一次，而天津素来被称为北京的门户和卫城，从这个意义上说，谢子澄的功劳又要超过防守怀庆府的余炳焘。

此时的北伐军其实已是强弩之末。

虽然沿途有天地会等加入，使得北伐军最多时达到四万之众，然而他们毕竟以南方人为主体，大部分人习惯于吃稻米，对北方的饮食不适应，麦粟、玉米、高粱米，全都难以下咽。尤其进入冬季后，气温下降，太平军缺少御寒衣物，那真是里面吃不饱，外面穿不暖，就算不打仗，光是行军都会增加很多病号，以往的灵动活跃也渐渐被凝滞沉重所替代。

如果能攻下天津，以天津城之富庶，即可借以补充，喘口气后还能再打北京，但这一战失败后，太平军便失去了继续攻坚的勇气和能力。

只能先就地扎营。林凤祥和李开芳分别占据运河的两岸，一面准备接应天京派来的后续援兵，一面用以对付包围上来的僧格林沁和胜保。

看谁先着急

和以前一样，僧格林沁始终守着不动，攻打太平军最起劲的是胜保。

尽管总也追不上太平军，但胜保真的是用上了吃奶的劲儿。为了做到轻装追击，他甚至放弃了后勤辎重，能扔的全扔了。太平军在前，打下一座城即掠夺一空，跟在后面的胜保什么都捞不着。当他的部队在静海城外驻扎时，附近村庄不是被水淹没，就是被太平军扫荡，十室九空，就算胜保想打劫都不可能，因此人马整整断了三天粮。

即使这样，胜保仍不甘心像僧格林沁一样守着不动，他要立功。已经被降了两级，得表现啊，要不然，咸丰随时可能把他一脚踢掉，将战场的指挥权完全委任于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这位皇亲国戚老是不动弹，十有八九是胆小怕死，对我而言正是机会，你不上，我上。胜保频频实施围攻，并从天津搬来巨型大炮对太平军所据木城进行轰击，但始终无法取得进展。一不留神，他还被太平军打了一次反击，随营效力的谢子澄即死于此役。

谢子澄之死，已令胜保“仰天跌足，痛愤填胸”，但最让他无法接受的，还是满洲骑兵的拙劣表现。这些满洲骑兵都是刚刚从黑龙江和吉林调来的，在历史上，满洲骑兵相当厉害，明末时更有“满万不可敌”的说法，当时明军能与之勉强较量一下的，也只有吴三桂的关宁铁骑。

可是现在的满洲骑兵却让同为满洲旗人的胜保都生出了目不忍睹之感。所谓的关外精锐们，在见到太平军时，全都抖得跟只见到猫的老鼠一样，不是一触即溃，就是望风而逃，身上全无一点战士应有的血性之气。

就在谢子澄战死的那天，谢子澄的身后本有数百满洲骑兵，但一直观望不前，也不上来配合作战，当太平军冲过来时，这帮人竟轰的一声，散了个干净。这里面，有来不及逃掉，然后乖乖下马，跪着挨太平军刀的，有跑得把战马、兵器、鞋子、衣服都丢掉，只得沿路讨饭做乞丐的。总之，穷形尽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胜保愤恨不已，他拔出咸丰赐的神雀刀，一连砍翻了好些畏缩不前的士兵，但这仍不能改变满洲骑兵的萎靡不振之状，面对敌人，他们自己就像待宰的羔羊一样。

胜保发出悲叹之声，他实在想不通曾经声名赫赫的满洲八旗军队，怎么会如此“气懦胆怯”。

仗又打输了，胜保连降四级，窝囊到了家。

要说老练，还得说是僧格林沁。他的固守不出，不是毫无作为，而是出于既定战略。

僧格林沁已经意识到，太平军的最大特长，在于其流动性和灵活性非常强，一旦动起来，你跟在后面是玩不过的，只有把它围堵在一个固定地方，才会有战而胜之的机会和希望。

来到天津附近后，僧格林沁没有像胜保那样急于求战，而是埋首建造营垒，尽可能堵死太平军向外突围的每一条通道。与此同时，他一直派出探马对太平军的动静进行侦察。探马回来报告，称不时有太平军化装成难民、乞丐甚至是官军，偷偷地潜出木城，而且这些人随身都有一只小布袋，里面装的是做干粮的面饼，看样子“急思他窜”，是想借机突围了。

僧格林沁看出了林凤祥和李开芳用兵的真实用意。他们坚守木城并无长远打算，只是为了让进攻一方露出破绽，从而找到“伺隙方出”的机会罢了。也就是说，在等不到天京援兵的情况下，木城内的太平军随时可能进行全军突围。

高手对阵，输赢不在谁的气势大，样子凶，而在于谁露出的破绽少，谁的破绽多谁必输！

太平军“诡谲异常”，让僧格林沁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你不攻，我也不攻，你不急，我也不急。

蒙古骑兵

僧格林沁不急，皇帝急。咸丰原先只想能保住京师就不错了，如今则有了消灭北伐军的念头——夜长梦多啊，说不定这帮人什么时候再杀到京城呢？

再看派出去的两员将，胜保虽说吃了败仗，但总在卖力气进攻，这僧格林沁像个木桩一样地往那里一竖，迟迟没有动静，算怎么一回事？咸丰连发上谕，催促僧格林沁尽快启动，得到的回复总是：“时候还没到，现在进攻没有效果。”

虽然僧格林沁没有发动进攻，但事实上，他每天都在忙，忙于建营，其战术可归结为八个字：“步步为营，密集靠拢。”

在营盘逼近太平军阵地后，他仍旧不肯硬攻，而是在木城对面搭起土山，修筑炮台，用大炮进行反复轰击，使得太平军轻易不敢出营。僧格林沁给胜保送去密函，原样传授了自己的打法秘诀。胜保原先对僧格林沁还不以为然，吃了亏后不得不心悦诚服，老老实实地照着做。

如此一南一北，包围圈一天天紧缩，胜保开始在距离木城仅一里远的地方建造营垒和炮台。林凤祥和李开芳对此都很紧张，白天因为有炮火威胁，他们只能一边晚上派人对胜保的工事进行破坏，一边在土城外扩建自己的防御营垒。

太平军的举动，恰如其分地显示出步步为营战术的极端重要性，胜保如获至宝，当然不肯相让。于是晚上双方常常大打出手，打完了再各回各家，争分夺秒地抢着修筑工事。

太平军要对官军进行夜袭，自然不会点火把，而胜保为了不暴露目标，也不让军队点火，大家都是摸着黑打斗，犹如京剧中的《三岔口》。有时打完了，因为搞不清方向，双方还弄错位置，闹出了我给你修营寨，你给我筑炮台这样的大笑话。

胜保的新炮台终于建成了，炮弹可以直接打进木城，太平军因此被炸死了很多人，连林凤祥也险些中炮，军中的广西老兄弟们虽然久历战阵，然而也心胆俱寒。

软磨硬泡之下，太平军一方率先露出破绽。林凤祥忍受不了这种苦苦相逼，他开始弃守为攻，试图从胜保这边打开缺口，但胜保对此早已有备，所以始终无法突围成功。

在逐步逼近木城的情况下，胜保又采用心理战，用投降不杀来进行阵前煽动。太平军沿路吸收了很多新兵，这些新兵本身没有很强的作战意志，战事顺利自然不用说，一旦出现难以克服的困难，则最易动摇，因此逃跑的人很多。

人一得意，就容易松懈，胜保想不到太平军会再出绝招。1854年2月5日，林凤祥、李开芳决开运河大堤，用水来对付胜保。胜保忙不迭地抢堵分流，一分神，太平军便从木城冲了出去。

胜保的疏漏，让僧格林沁企图在天津近郊歼灭太平军的计划完全破产，如果照从前的情景，太平军又得像鱼入大海，谁也抓不住，找不到了。可是现在不一样，因为太平军背后有一个僧格林沁，他拥有一支蒙古骑兵。

在中世纪，蒙古骑兵曾是无敌的标志，当他们扬名立万的时候，还没满洲骑兵什么事。更为重要的是，满洲骑兵衰弱了，蒙古骑兵却还保留着一股雄风。

在一定程度上，这跟生活环境的改变有很大关系。满人入关之后，除八旗驻防兵等个别特例外，各旗都逐渐脱离了过去的游牧生活，从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要知道，游牧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不间断的军事演练，当打猎的铁弓逐渐变成逛园子的鸟笼，一度强大并值得夸耀的满洲骑兵也就逐渐沦落为一群“有特权的乞丐”。相比之下，蒙古人可以说是“祸矣福所倚”，自元末被赶下台后，他们又退回草原，恢复了马上民族的本色。

僧格林沁虽极少主动进攻，但他一直虎视眈眈地紧盯着木城和太平军，太平军一出木城，他马上率蒙古骑兵追了过去。蒙古骑兵的特色之一就是骑兵们胯下的蒙古马。乍一看，蒙古马其貌不扬，跟人们印象中的千里赤兔、汗血宝马之类相去甚远，但其耐力和速度均非常惊人。

这是一种最适于长途奔袭的战马，即使在北方严寒的气候下，仍能保持高速奔跑，且毫发无伤。据说，在世界上任何一种马都生活不下去的环境里，蒙古马照样可能活蹦乱跳，当年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能称雄欧亚，蒙古马是立了大功的。

蒙古骑兵的追击给太平军带来了极大困扰。那几天连降大雪，在往南突围的路上，到处泥泞一片。林凤祥、李开芳这些高级将领坐在马车里，抱着被子睡觉，尚尝不到行军之艰苦，许多来自南方的士兵还赤着脚，冰天雪地之中，“冻死相望”。此次行军中活下来的人，连脚指头都变黑了，手脚也不能自由弯曲。

连走两天后，天气渐暖，但是冰雪消融后的积水反而增加了行军的困难，脚冻伤的士兵们根本就走不快。这时偏偏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又追了上来，而且越来越近。太平军的将官们怕耽误行军速度，情急之下，只能抽刀砍杀不能行走的士兵，以至于“哭号之声，盈于道路”，其状惨不忍睹。

第八章 华丽转身

按照林凤祥和李开芳的原计划，是想撤往保定，这样还可以再换个方向后，再度对北京发起攻击，但由于僧格林沁追得急，只得改道继续南奔。1854年2月7日，太平军经过河间府，发现这里的束城镇周围树木茂密，村庄密集，比较适于防守，便赶紧就地据为营垒，以凭险对抗始终无法摆脱的蒙古骑兵。

刚刚扎好营，僧格林沁便尾随而至，但他只远远包围，不敢贸然进行攻坚。

胜保开始还稀里糊涂，搞不清楚突围的太平军究竟到哪儿去了，等接到通知后，才气喘吁吁地率领骑兵赶到束城。来了之后，也唯有干看着，原因跟僧格林沁一样，没有带上大炮。

时间变得对固守一方有利了。太平军加紧修筑营垒，虽然在蒙古骑兵的追袭下，他们已死亡了两千余人，逃亡掉队的也不计其数，但撤到束城的部队仍有两万人，加上稳住了阵脚，其防守能力又得以回升。

2月23日，各路官军全部到达，天津的大炮也运来了，他们这才发起大规模进攻，然而接下来互有胜负，这些进攻并未能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

高帽子白送了

京城的危机暂时解除了，可是僧格林沁、胜保及其统率的北方官军，全都被牵制在束城，无法回援南方战场，这让咸丰陷入了新的焦虑。他能做的，只有下旨催曾国藩尽快出省作战。

下这样的旨意早已不是第一次。吴文镕在武昌告急时，咸丰就曾接连三次下旨，命令曾国藩派湘军赴鄂。咸丰当时并不像吴文镕、江忠源一样看重湘军，纯粹是拉一个算一个，拨到碗里便是菜，有总比没有好，而湘军也并非担当主力，只是给同样被征调的湖南绿营打个下手而已。

那一次，因太平军撤围，让曾国藩得到了自动豁免的机会，曾国藩事后对自己逡巡不进的解释也得到了咸丰的谅解。曾国藩说，我的水师还没练成，暂时没办法跟太平军较量，等我把这个难题给攻克了，一定亲自率部出击。

清代自有水师以来，分为内河水师和外海水师，此外还有二者特征兼备的广东、江浙水师。长江水师是个新事物，以前从来没有人提过，这让咸丰眼前一亮，他也已经意识到沿江战场正因为缺乏水师，才导致局面如此被动，所以建立水师是第一要务，的确比配合绿营都来得紧急。

可是接下来咸丰就没办法保持冷静了。

两个月后，太平军水营频频出击，“千里长江，任其横行”，沿岸官军就是看见太平军的战船也不敢主动交战，只能祈求对方不是奔自己来的。

唯一有希望遏制这一趋势的就是湘军水师。于是咸丰再次把目光投向曾国藩，这次不是打下手，而是作为救命稻草一样的主力。他催促曾国藩尽快率水师与江忠源会合，以对来势汹汹的太平军进行水陆夹击。

人的身价不一样，跟他说话的口气都得变。咸丰很少夸人，此番却破例给曾国藩送来了高帽子：“朕知道你向来为人忠诚，且有胆有识，相信你一定能够顾全大局，不辜负朕的重托。”

让咸丰没想到的是，高帽子白送了，曾国藩从始至终也不肯露一面。问他为什么不肯出兵，回答翻来覆去还是那句话：“我这支水师太重要了，与太平军作战，非水师莫能致其死命，不练好是绝不能轻易出征的。”

咸丰差点给气乐了：“你以为你是谁啊，这么人五人六的，好像南方诸省离了你都不行似的，你觉得以你的才力配吗？”

“忘记你做礼部侍郎时写的谏议书了吧？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妥，什么都不放在你眼里，可轮到自己，还不就是一副畏葸的熊样！”咸丰有理由怀疑曾国藩背后的实际能力，认为他之所以推三阻四，很可能是为临场怯懦所找出的借口。

关键还是要用人，而不是骂人，因此在结结实实给了两棒之后，咸丰又用上了幼儿园阿姨哄小朋友的口吻：“朕想，你既然能自担重任，创建水师，肯定非胆小之辈可比，赶紧设法赴援吧，能早一步，就可以得到早一步的好处。”

然而曾国藩似乎铁了心，他软硬不吃，无论是大棒还是胡萝卜。一句话，反正我的水师没有练成，出去也是白给，你说我畏葸就畏葸，胆小就胆小。

他还找到了一条理由，汇报说衡阳一带尚有一股起义会党未扑灭，而这股会党乃“湖南巨患”——你硬要调我走也是可以的，只要你能另外找到“征剿”会党的替代部队。

这条理由狠狠地将了咸丰一军，让他顿时傻了眼。本来指着湘军出省打仗，结果拔出萝卜空出坑，还得再找支部队去擦屁股，那倒还不如让他们一手一脚料理完算了。

咸丰闭起嘴，不再瞎叨叨了。

自吴文镕在黄州战败自杀后，武昌告急，咸丰第三次给曾国藩下达“刻日开行”的圣旨。由于前面连续遭到回绝，让咸丰都有了一种强烈的挫败感，他不知道这回曾国藩给他的会是什么，难道又是一大堆无法拒绝也无法反驳的理由？

“时间过去了这么久，朕想你的水师该早就建成了吧，战船、水勇、洋炮也谅已齐备。”在时间这个潜台词里面，当然还得包括“湖南巨患”应该已经解决了，咸丰想象曾国藩会给他什么借口，预先就给堵住。

皇帝多虑了。就在他发出谕旨的同一天，对方已经倾巢开拔，在战船刚刚赶造下水的情况下。

这仍然是一支仓促成军的部队，但江忠源、吴文镕的接连战死，前线形势的日趋恶化，以及朝廷急如星火的催促，都不会再给曾国藩留下继续打磨的时间，他必须出发了。

有教无类

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率湘军离开衡阳，水陆并进，浩浩荡荡地向北进发。此前，他亲自撰写和发布了一篇著名的檄文，即《讨粤匪檄》。

“粤匪”指的是太平军和太平天国，所以这篇檄文也可以看作是湘军出师前，双方在思想上的一次提前交锋。

纵观整个太平天国运动，其政权从起事起，对满人采取的就是一种极端政策。在武昌、南京等重要城市，只要具备上述身份，皆一个不留，杀光完事，无论官兵还是妇幼老弱。为此，他们还遭遇了激烈反抗，一如鸦片战争后期的乍浦和镇江。

太平天国的反满情绪，在半个世纪后引起了力志排满反清的革命党人的共鸣。后者对太平天国做出了极高评价，孙中山本人更是对洪秀全大力推崇，认为他“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

英雄的对立面就是坏蛋。经过早期革命党人的演绎，曾国藩的形象很是不堪，被视为“汉奸刽子手”，只知道替满人杀自己的汉人同胞。

在曾国藩的时代，虽然这种以满为敌的思潮在主流社会还缺少市场，但作为一支纯汉人武装的领袖，曾国藩也自知有驳斥的必要，否则湘军就会师出无名，还没开打，腰杆子就硬不起来。

古书早就为他找到了依据，这是孔夫子的经典语录“有教无类”，套用现代语言，就是大家不管出自哪个民族，哪个种群，必须有同一价值观。价值观相同，咱们就可以走到一起，成为同志，相反就只能刀兵相见，成为死敌。

林则徐出任云贵总督，在解决汉民和回民械斗纠纷时，所奉行的正是这一思维，即“只分良莠，不分汉回”，只看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不看你是汉民还是回民。

在中国历史上，蒙古人灭了宋，满洲人灭了明，但是满洲人与蒙古人不同的是，自他们入主中原后，就实际成了本土文化的归附者，原有的传统文化也相应得到了延续。曾国藩在檄文中要表达的意思是，作为汉民族士大夫，他不光要保大清国，更主要的是要保传统文化的血脉。

当论题转移，曾国藩成功地抓住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软肋。因为太平天国要摧毁的不仅仅只是清廷，而实际就是传统社会制度本身。自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是走到哪里扫到哪里，文昌、岳飞、关帝等国人的精神偶像被一一推倒，文庙、寺庙、道观无一存留，可以说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儒释道文化全被扫地以净，他们只准人们信奉他们所谓的“上帝”。

另一方面，半个世纪后的革命党人过于功利地进行了想象，以为太平军秋毫无犯，但在不少地方，老百姓对“长毛”的印象其实很不好。

曾国藩在檄文中指责太平天国要消灭“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以及“荼毒生灵”“残忍残酷”，并非没有根据，同时他将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定位为保卫传统文化之战的提法，也在民众特别是两湖学界得到了极大认同。

写文章是曾国藩的长项，那是笔走龙蛇，潇洒得不行，领兵打仗就未必了。

曾国藩并非没有自知之明。他对江忠源期望很大，本来是打算在练兵结束后，将湘军全部交由江忠源指挥的，他自己只负责后勤，办理练兵和筹饷等幕后事宜。可惜他没能等到这一天，江忠源一死，犹如砍去了他的左膀右臂，现在只有硬着头皮亲自上战场了。

咸丰最初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要进入湖北援救武昌，但是形势变化是如此之快，转眼之间，太平天国的西征军已经攻入湖南，并占领了湘北重镇岳州（今湖南岳阳）。

湘军陆师久经训练，此前也曾四处“剿匪”，不过彼“匪”非此“匪”，那些中小股的会党或盗匪，无论规模和战斗力都没法与太平军相提并论，而曾国藩和他的书生营官们又不像江忠源一样经历过大阵仗，所以每个人心里都多少有些忐忑，不知道考下来究竟能拿几分。

结果是：满分！

还没怎么接仗，太平军就早早逃跑了，岳州等于是空城一座，拿下它未费吹灰之力。

给这些人兴奋的，就差举杯庆祝了。

都说太平军如何如何厉害，原来不是我们的菜啊。曾国藩扎营岳州，而且当即点出一千人马，作为前锋继续向武昌进发。

连走两日，沿途还是不见太平军的踪迹。在湘军军营，原先的紧张情绪由此一扫而空，到了晚上都懒得派人巡逻，大家伙睡得那叫一个香。

当天半夜时分，营帐外忽然传来一阵阵类似于松涛般的声音，有人睡眼惺忪地把头探出去一看，差点被吓傻。只见四周到处都是灯笼火把，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太平军成千上万，舞刀弄枪，直奔他们而来。

兵家之大忌

与久经战阵的太平军相比，刚刚出道的湘军还是太嫩了。

组织这次伏击战的太平军将领叫石祥祯。其人作战以勇猛著称，喜欢一对一跟人较量，基本上没有输的纪录，因此得到绰号“铁公鸡”。

应该说石祥祯不算一个智将，但这要分跟谁比，与初出茅庐且两眼一抹黑的湘军比，人家就可称得上是第一智将了。经过侦察，石祥祯发现湘军军容整齐，与其他绿营八旗迥然不同，显见得是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的部队，若是硬碰硬的话，并没有必胜把握。于是他故意制造出怯战的假象，以便诱敌深入，将湘军引入伏击圈。

当设伏的太平军冲杀过来时，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湘军惊慌失措，被打得稀里哗啦，好端端一支部队愣是变成了薄皮馅儿十八个褶。石祥祯乘势掩杀，一直穷追到岳州城下，把曾国藩及湘军包围在了岳州城里。

曾国藩的心情一下子从云端跌入谷底，他这才知道太平军有多能打，自己从古代兵书中偷学来的几招实在太小儿科了。

现在想什么都太晚了，眼瞅着太平军“扑城甚急”，是要瓮中捉鳖。幸好还有水师，曾国藩赶紧将一营水师调到岳州城外，朝岸上的太平军进行连续轰击，这才打开缺口，脱困而去。

虽然依靠水师化险为夷，但湘军这回丢脸丢得够大，共战死和逃散五百多人，光小头目就死了十几个。此外，岳州不仅得而复失，连同长沙周围的靖港、湘潭也被太平军给捎带拿下，从而对长沙形成了钳形攻势。

退到长沙城下，曾国藩都没好意思进去，只得驻扎城外。

连打听都不需要，就能猜到城里那些人的嘴脸，无非是冷嘲热讽和跺脚大骂两种，这些曾国藩都无所谓，反正过去难听话听多了，再来一遭也不见得会有多伤心。让人感到格外憋屈的是，千辛万苦训练出来的这支部队，应该是能够狂揍别人的呀，怎么会落到眼睁睁地被人痛扁的下场呢？

总结一下，恐怕还是输在“虚骄轻敌，冒进贪功”八个字上，这是兵家之大忌啊。

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在衡阳都忍了那么长时间，决不能骤遇挫折就自暴自弃，甚至是破罐子破摔——要以事实告诉世人，湘军可不是一只破罐子。

当务之急，是要收复靖港和湘潭，但是湘军在新败之后实力有限，不可能既攻靖港，又攻湘潭，二者只能任选其一。同样，石祥祯需要分兵驻守，也不可能人数一般多。从探马得到的线索来看，他是将靖港作为后方，湘潭作为前线，其主力均在湘潭。

曾国藩召集军事会议，他选的是先攻靖港，依据是这样可以出其不意，一举端掉石祥祯的大本营，太平军后路一断，自然就垮了。

可是其他营官选的却全是湘潭，而且理由更加充足：只要在湘潭歼灭太平军主力，石祥祯将失去留驻靖港的意义，相反，纵然你占领靖港，却并不能让对方伤筋动骨，太平军仍有战斗到底的资本和能力。

会议最后决定水陆并进，全力进攻湘潭。这是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结论，曾国藩对此并无多大把握，首战失利把他给打怕了，一想到湘潭集中的是太平军主力，就觉得成功的概率不会太大。

可是也只能试试看了。在送走首批出发的水师后，曾国藩准备第二天再派余下的后续部队接力，这时他收到了一份情报。情报是靖港当地团练送来的，说驻扎靖港的太平军实在太少，才不过几百人，而且戒备不严，只要湘军前去发动袭击，必然马到成功。

靖港位于湘江西岸，与长江之间有江相隔。不过靖港团练表示，他们已经做好了浮桥，如果湘军同意出击，到时可以通过浮桥过江。

收到情报，曾国藩纠结起来。浮桥不浮桥倒在其次，问题是大部队已经去了湘潭，不可能再召回来了，而且团练的情报也不知到底是真是假。

犹豫良久，他还是觉得机会不可错过，同时他也考虑到，大部队虽走了，但最有价值的水师还留下一半，共五营，一营五百人，也就是有两千五百人，再加上部分陆师兵勇，去打几百太平军，肯定是十个指头捏田螺，十拿九稳。退一步说，纵然一时取不了靖港，也可以打草惊蛇，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到那时，太平军在湘潭的主力必然得回援，从而增加湘潭之战胜利的可能性，这不比直接增援湘潭更有效吗？

主意已定，曾国藩决定亲率部队袭击靖港。幕僚们都觉得过于冒险，劝他还是老实一点为好，在家里守着，坐等湘潭方面传来好消息。

好消息你不去争取，它能从天下掉下来？别人越劝，曾国藩反而越觉得有豁出去大干一把的必要了。1854年4月28日，他屯兵于靖港上游，派一部分水师顺风而下，在靖港对岸列阵。

西洋镜

靖港团练没有诳骗曾国藩，这里的太平军不多，换个角度想想，如果多的话，也不可能任由团练通风报信，甚至是搭浮桥了。眼看着敌众我寡，但坐镇靖港的石祥祯尽显其一等悍将之本色，浑不把面前的险境当一回事，部署应对，尽在谈笑从容之间。

湘军看着有些蒙，都怀疑团练是不是情报有误，或者石祥祯又设了什么诱敌深入之计，然而左看看，右瞧瞧，也不像是要伏兵四起的样子。

那边团练已经搭好了浮桥，快上吧！

在太平军眼皮子底下搭浮桥，当然不可能做到多么聚精会神，况且团练也不是什么专业的工兵部队，浮桥的质量很差劲，加上过桥的人又紧张，前面一推，后面一挤，桥很快塌了，湘军兵勇纷纷落水。太平军连手指头都没动一下，湘军便淹死了两百多人，士气大受影响。

什么团练，什么浮桥，真是败事有余，成事不足，湘军只得重新使用战船，沿江面直接向太平军发起进攻。

这回石祥祯可不客气了，一声令下，岸上火炮齐发。看到太平军开炮，湘军当然要躲闪或者后退，但战船进时顺风，退则逆风，进易退难，结果很多船只成了送上门的靶子，在凌厉的炮火中或沉或毁，狼狈不堪。

石祥祯紧接着遣出小船对湘军进行围攻，这些小船上都带有火种，只要一靠近，便点火焚烧。与湘军水师的战船相比，太平军小船毫不起眼，但妙就妙在湘军的炮位太高，而太平军的船位低，炮火再猛也打不中，加上湘军只有几十艘船，太平军却有两百余艘，手忙脚乱中，哪里顾得过来，因此又损失了十余艘战船。

至此，战局完全改观，原来攻的变成了逃，原来守的变成了攻。

曾国藩正在上游坐等捷报，传来的消息却是大败。

是不是情报出错，靖港驻扎着太平军主力？一问，情报没有出错，太平军就只有几百人。

曾国藩郁闷到不行，赶紧带着剩下的水陆部队火速赴援，可是湘军并没有因为主帅亲征而提起劲头。

还记得“戚氏练兵法”的精髓吗？士兵没技术不要紧，重要的是要敢于闭着眼睛往上冲，阵形不花哨不要紧，重要的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些都是曾国藩在湘军草创特别是衡阳练兵期间一再灌输的，当时看看没问题，走过来走过去的，都很像那么回事，可是一上真正的战场，西洋镜便被无情地戳穿了。

当初挑选士兵时，当然都是捡胆子大的挑，但战场之下的胆量跟战场上的胆量有时不是一码事。真正的刀口舔血，很容易让人“尿裤子”，而一旦有人做了坏榜样，又往往会影响周围的人，导致有胆也变成了没胆。

说到阵形，更是乱七八糟。陆师毕竟还久经训练，水师因前线需求急迫，合练的时间连一个月都不到，基本上是一营乱，全军乱。

仅仅半顿饭的工夫，两千多兵勇就大部溃散，最惨的便是水师，重金购买的船炮很多被扔在江上，有的船上空空荡荡，连一个人都没有。曾国藩自己的座船还算好，有人——除了他和幕僚之外，还有三个水手。

曾国藩急了，他赶到岸上，插一杆令旗于地，然后抽出随身宝剑大呼：“有过此旗者，立斩无赦！”

官兵们继续狂逃，没人在乎曾国藩的命令。

你不是说从旗下过就要杀头吗？好，我们绕着走，这总行了吧。

曾国藩气得差点吐血，他最看不起的军队是绿营，可是自己耗尽心血打造出来的这支部队，与豆腐一样的绿营又有什么区别？

想到一年来的艰苦忍耐，长沙城里的流言蜚语，再想到江忠源、吴文镕，当然还会想到咸丰，曾国藩真有一种万念俱灰、无脸见人的感觉。

再登上座船，曾国藩自己也只能跟着逃跑了。

这时太平军的小船已经猛追过来，别看人家的身板小，气势可不弱，浑不把曾国藩的大船放在眼里。曾国藩再也忍受不住，趁亲兵不注意，他推开舱门，跳进了江里。

随从们赶紧上前，七手八脚，要将头部即将被淹没的曾国藩拉上来。曾国藩还来了脾气，对随从们破口大骂，并且激动得“须髯翕张”，吹胡子瞪眼的，那意思谁敢拉我上去，我一定把他拖下来，大家一起做个淹死鬼。

就在众人均不知所措之际，有一个叫章寿麟的幕僚忽然从船尾后舱跃出，硬将他拖了上来。曾国藩上船后，湿漉漉地仍不肯罢休，甚至迁怒于救命恩人，他朝章寿麟大叫一声：“你来干什么？”回身又作势要跳到江里去。

章寿麟躲在后舱的时候，就想好了搭救曾国藩的办法，于是马上回答：“我是来给您汇报湘潭方面战况的。”

听到这话，一心求死的曾国藩不动了，周围其他人也都紧盯着章寿麟，只听章寿麟兴高采烈地说：“湘潭大捷，我们把湘潭给收复了！”

如果天上会掉馅饼，这句话就是。此时此刻，最大的心理安慰莫过于打赢一仗，曾国藩这样，众人也都如此。

不跳江了，早点回家洗洗睡吧。

回到家，曾国藩才发现他上了当——章寿麟压根就不知道湘潭方面的事，只是为救曾国藩而情急之下扯了一个谎。

大福星兼大贵人

原来，曾国藩在出兵前的情绪很是亢奋，跟平时的那种镇定从容的气质很不相符。几个幕僚一合计，瞧他这副模样，是非胜不可，要是打了败仗恐怕就要寻死觅活了，得安排个人暗中提防照应着。章寿麟自告奋勇，他偷偷地随军行动，并且藏在座船里，曾国藩对此毫不知情，这才使得他一救得手。

曾国藩哭笑不得，但他并不能因此责怪章寿麟，毕竟人家说的是善意的谎言，道声感激还差不多。

再回长沙城下，日子比先前更加难熬。曾国藩的一败再败，与外界的期望值形成极大反差，素不相识的湖南官场对其群起而攻之，从布政使到按察使，一个接一个地向巡抚进言，要求参劾曾国藩，让他的湘军哪里来的还滚哪儿去。

眼见得从一个苦海陷入了另一个苦海，曾国藩又起自杀之念，为此不仅预先写好了给皇帝的遗折和给家人的遗嘱，还让弟弟曾国葆买来一副棺材，准备随时到棺材里躺着。

在长沙城里，湖南巡抚的脑子还算清醒，没有理睬周围官员们的乱起哄，也幸好他没有理睬，因为半天不到，事情又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湘潭大捷，这回不是编的，是真的！

在曾国藩写的遗折中，他向咸丰推荐了可接替自己的人，其中水师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希望由朝廷派人坐镇，陆师则指明由塔齐布统带。因为在曾国藩眼里，这个塔齐布“忠勇绝伦，深得士卒之心”，舍此再无合适人选。

塔齐布为满洲八旗，出自北京城外神秘的火器营。

当年清军入关，除在全国各地建立驻防区外，其主力都集中于北京内外，以拱卫京都安全。除北京城内的“驻京八旗”（京旗）外，城外还有三支京旗，即俗称的“外三营”，这三支部队类似于驻防八旗，部队和家眷均集中居住，由于与城市相隔绝，在他们身上，同样较好地保留了满人矫健尚武的传统。

在外三营中有一支火器营，这支部队拥有专门的军火库，平时也经常演习骑射及枪炮技术。塔齐布即为火器营军官，他先任鸟枪护军，后擢升为三等侍卫。

清代的各省督抚，可以奏请朝廷从京城分配人员到本省听用，叫作“拣发”。曾国藩在结识塔齐布之前，塔齐布已经被拣发到湖南，不过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绿营军官。曾国藩举办湘军之初，从士兵到营官乃至于他本人，在军事技能和经验方面都是一片空白，为此他专门从长沙绿营中聘请了三名教官，其中一人就是塔齐布。

曾国藩对一般的绿营军官都异常反感和不屑，认为既无能又贪腐，但与塔齐布谈过话之后，他几有惊为天人之感。塔齐布不仅没有上述毛病，而且有胆有识，颇具将才之资。绿营与湘军会操，别的绿营兵大多松松垮垮，不成体统，唯有塔齐布所辖兵勇站有站相，坐有坐姿，一看就知道平时训练十分认真。

两人非常投契，曾国藩发出的会操令也都由塔齐布代为传达，但这样一来，却引起了绿营方面的嫉恨，大到嫉贤妒能的鲍起豹、清德，小到只想偷懒放刁的兵痞，无不欲逐之而后快。

曾国藩知道后给咸丰写奏折，推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还为其拍胸脯，打包票，称将来如果塔齐布作战不力，打了败仗，他愿意一同领罪受罚。

曾国藩同时参劾副将清德。咸丰看过之后，便将清德予以撤职，塔齐布升任副将。

没有清德，还有鲍起豹，经过煽风点火，塔齐布被说得和曾国藩一样坏，几乎就成了湘军安设于绿营中的“头号内奸”。在长沙绿营士兵闹事时，他们第一个要杀的就是塔齐布。塔齐布见势不妙，事先躲到了屋后的草丛中，这才逃得一死，饶是如此，房间仍被砸了个稀巴烂。

曾国藩离开长沙，赴衡阳练兵之前，专门跟湖南方面打招呼，把塔齐布给要到身边，从此塔齐布就成了湘军陆师中的第一猛将。

塔齐布既是曾国藩的得力战将，同时也是他的大福星兼大贵人。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挽救曾国藩性命的，不是把曾国藩打捞上船的章寿麟，而是塔齐布，后者正是湘潭大捷的头号功臣。

漂亮的伏击

塔齐布喜欢在战前进行轻骑侦察，湘潭之战也不例外，但他差点因此丧命。当他在湘潭城外转悠的时候，太平军埋伏在一座狭长的小巷里，待他一出现，便用长矛突刺，幸亏随身亲兵手疾眼快，赶紧趴在塔齐布身上，以一命换一命，才保得塔齐布策马逃出。

冒着差点送命的危险，塔齐布得以掌握了太平军的虚实。

太平军西征作战，以稳扎稳打为基本特点，占领一座城池，并不像以往一样急于流动转移，而是采取以守为战、深筑营垒的战术。这样等到营垒巩固，便能起到反客为主的功效，官军要再想占领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有鉴于此，塔齐布采取了速战策略，第一时间便对湘潭发动猛攻，不给太平军喘息之机。

湘潭战役打响于1854年4月25日，当时曾国藩尚未确定主攻目标，正在湘潭和靖港两个选项前徘徊，但湘潭城外已经是喊杀声一片。塔齐布之勇可谓名不虚传，每次出战均一马当先，绝不让任何一个士兵跑在自己前面。有他作为榜样，士兵们的胆子便都壮了起来。同时，塔齐布也富有作战经验，他给兵勇的命令很简单：“你们听到炮声就趴下来，炮声一停马上前进。”

借助于太平军发炮的间歇，湘军如浪翻卷，层层给对手制造压力。太平军自西征以来，从未看到绿营军队敢于和他们短兵相接，因此相顾惊愕，被一直逼到了湘潭城下。

塔齐布的勇猛善战，在进入湖南的太平军将领中，大约只有“铁公鸡”石祥祯堪于匹敌，但此时石祥祯在靖港，防守湘潭的是时任春官副丞相的林绍璋。

在太平天国领导层中，林绍璋以聪明好学著称，你要问他什么，他样样都懂，是个“百晓通”，但是另一方面，他什么都懂一点，却又什么都不精，可谓内无治政经纬之才，外无统兵御敌之能。不过这些都架不住林绍璋在朝中的超强人缘，往好里说叫喜交朋友，往坏里讲就是结党营私，所以他虽非大将之才，仕途倒一直不错，连东王杨秀清都对之委以重任，其职权也远在石祥祯等诸人之上。

初战失利，林绍璋想想不甘心，第二天他决定集中城中主力出城作战。

诱敌设伏本是太平军的拿手好戏，但这回却被塔齐布活学活用，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

其时的太平军新老参半，从广西过来的老兵被清军称为“长发兵”，新加入的新兵头发还没长出来，只有三四寸的样子，称为“短发兵”。长发兵主要起到督阵作用，出阵时，一般是短发兵居先，其后是童子军，再然后才是长发兵。如果短发兵临阵畏缩，长发兵会立斩其首。

短发兵心理素质不高，突然遭到伏击，尤其是在火炮群发的阵势下，立刻阵脚大乱，往后急退。所谓法不责众，一个两个逃，你可以斩首以慑众，大家全都在逃，连长发老兵也没办法，只能跟着一起逃，结果扔下城外的营垒栅栏，全都缩到了城里。

遇上塔齐布，林绍璋这么一个平庸无能之辈可算是倒了大霉，城外栅栏被塔齐布付之一炬，由此也种下了太平军失败的种子。

此时，曾国藩的军事会议已经结束，首批援助湘潭的湘军水师赶到。林绍璋察觉后，便在半夜时分派人点燃几只大船，又用装满油灯的小船随后，使其顺流而下，准备以此来击退敌军。

在民间的评书演义中，火攻和水淹策名头响亮，似乎一用就有奇效，但其实这两招都是双刃剑，若运用不当，非但伤不了别人，还会伤及自己。湘军水师远远就看到了纵火船，他们马上派出舢板，靠近之后用撑杆将火船撑聚一处——太平军水营的所谓战船，大多改造自民船，体量很小，也很容易使其移动。

大船停住了，后面跟上来的小船一只接一只撞在大船上，火攻瞬间变成了自燃。天亮之后，湘军水师毫发无伤，太平军水营却被烧掉三百余只战船，五百多水营老兵死于江面，“浮尸蔽江”，损失十分惨重。

江上待不住了，太平军水营残部只能弃舟登岸，从陆上返回湘潭。由于塔齐布烧掉城外栅栏，城上的守军不敢大开城门，要进城必须缘梯而入。跟踪追击的湘军兵勇乘势夺梯而上，并打开了城门，塔齐布随即挥师冲入。

湘潭城里的林绍璋毫无反击之力。就在他派出水营进行火攻的时候，太平军陆师竟然还在爆发内讧——盘点白天遭遇伏击的损失，老兵指责新兵是溃退之源，新兵反过来埋怨老兵逃得更快，完全不顾及新兵的安危。双方一言不合，便动起刀枪，光死于自相残杀的就有数百人之多。

林绍璋作为统兵主帅，是可以也能够从中协调的，但他不调解还好，越调解众人越不卖账，结果是最后谁也不听他招呼，导致部队在关键时候出现了指挥失灵。

1854年4月30日，太平军全线溃败，林绍璋从湘潭败走时，身边只带了七个骑兵，数万水陆精锐全部被消灭。

天晴了

湘潭一战被湘军称为“初兴第一奇捷”。之前由于曾国藩败于靖港，整个湖南都大为震动，长沙城更是岌岌可危，没有几个人认为还有守住城池的把握。这一战之后，人心始定，原先争相弹劾曾国藩的湖南官吏们也一个个换了腔调，当着曾国藩的面又致贺又道歉。

湖南巡抚感到庆幸：亏我有先见之明，若要是听了你们这帮家伙的胡乱撺掇，现在见到曾国藩该有多尴尬。

曾国藩也觉得庆幸。在他伤心失望，整天想着如何死法的时候，有人转来了父亲的一封家信。显然，老父也知道了湘军战事不利且儿子屡思轻生的情况，所以在信中专门告诫他：你此次率师出征，是为国家，而不单单是为家乡。胜败乃兵家常事，你今后如果能打出湖南，死了，那是死得其所，但假使没出湖南便死了，对不起，我不会为你流一滴眼泪！

这封信让曾国藩很受震动，遂一心一意等待湘潭的消息，没想到还真让他给等到了。

湘军际遇全面改观，由被各种嫌弃和唾骂包围的窝囊废一跃上升为众皆期待的金字招牌，其中，湘潭大捷的首功之臣塔齐布还因功升为湖南提督。

塔齐布坐的是鲍起豹的位置。鲍起豹被咸丰劈头盖脸一顿大骂，说你身为一方军事大员，就知道蹲在长沙城里写报告，可我光要你的报告干什么用呢？我要你去跟太平军打仗，打胜仗，然后收复失地，“既然你不行，那就早早滚蛋，把职位让给能打的人吧！”

在收到关于湘潭大捷的奏报时，咸丰起初还怀疑曾国藩是因为在靖港吃了败仗，所以才临时胡编获胜的假消息来糊弄他，但随后，他便在一个湘潭籍的翰林院编修口中得到证实，确证了曾国藩没有撒谎。

雨停了，天晴了，一直被失败所折磨的咸丰太激动，太高兴了。所谓悲观起来就颓废，兴奋起来就失控，这时候他都恨不得给这些帮他打了胜仗的人提上一辈，一个提督又算得了什么？

对于塔齐布而言，这次提升则意义非凡，因为仅仅两年前，他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军官，转眼之间竟成了一省军事长官。大家都很惊叹，而从前那些与塔齐布结怨的绿营士兵则除了惊，还有怕——怕塔齐布上任后予以报复。

他们都想错了，塔齐布履任新职后，不仅没给人穿小鞋，还将朝廷赏赐给他个人的财物分赏官兵。即便是鲍起豹过去的亲兵随从也对此心悦诚服，绿营一改鲍起豹在任时的萎靡颓唐，开始像个样子了。

此时的塔齐布甚至在地位上超过了曾国藩。按照规矩，给皇帝联名上折，提督要排在巡抚前，曾国藩的名字尚在巡抚之后，也就是说往塔齐布后面看两格，才能看到曾国藩，但塔齐布并不以此自傲。这个老实厚道的人仍把自己当成曾国藩的部将，平时如果曾国藩不上折，他绝不会单独写奏报。

曾国藩在自请处分后，咸丰按惯例革去了其前礼部侍郎的底缺，但是却额外授予单独奏事之权。这让曾国藩欣慰不已，接下来他要做的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让湘军的强大变得更加货真价实，从而像老父所期望的那样，有到湖南省外去施展身手的资本。

第一个问题，兵究竟是多好，还是少好？

如果是以前，曾国藩也许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多多益善，但在亲身经历几次实战之后，他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兵贵精而不贵多，只有在精的基础上谈多才有意义。

绿营八旗作战，都要从全国各地征调，通常能汇集到一处的都只有几千人，万人以上已经非常可观，而湘军从衡阳出发时，水陆加起来共有一万七千人之多。可是这么多人里面，该败的还是败，该溃的还是溃，真正顶用的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如靖港之战中，水师五营土崩瓦解，擀面杖都被当成了牙签使，但岳州被围，仅靠水师一营便赖以解围，又如湘潭之战这样的重大胜利，参战的也不过是水陆师各两营而已。

过去曾国藩虽一直严明军纪，但下手总多少还留有余地，这使得一些滥竽充数者混杂其中，反而带坏了周围风气。弄明白“兵贵精而不在多”的道理之后，曾国藩下令裁军，凡是在作战中溃逃的，一律裁撤，无论兵勇还是营官。岳州之战中，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也在溃退之列，这次曾国藩就毫不客气地让他回家待着去了。

经过上上下下的裁撤，原有湘军去了三分之二，水陆两师仅剩五千人，但这五千人全是精悍之卒，战斗力不降反升。

飞将军

减法做了，再做加法。曾国藩对水陆兵勇进行扩招增募，但是定下规矩，今后打仗如果是溃散了，就再不录用，换句话说，余下的一半饷银就别指望了。

绿营作战，从来都是溃了再集，集了再溃，也永远都是一副没出息的样儿，曾国藩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在湘军中发生。

此外，曾国藩又分别在衡阳、长沙、湘潭设置造船厂，再造或重修战船，并继续从广东进口洋炮。三个月后，湘军水陆两师达到一万三千余人，重新具备了与太平军抗衡的能力。

1854年7月上旬，曾国藩率部从长沙出发，准备由湖南开赴湖北，但是在此之前，他必须过一道大关，守关之人为太平天国第一悍将曾天养。

十年之后，太平天国的后期名将李秀成在自述中，将湘潭之败归结为重大军事失误，感叹如果当时防守湘潭的是曾天养而不是林绍璋，结局将会完全不同。

他说得没错。曾天养几乎就是太平军中的塔齐布，此人身材高大，眼眶极深，长着一脸络腮胡子，一看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猛将。

曾天养五十多岁才加入拜上帝教，在一众前锋将领中年纪最大，但是打仗时从不倚老卖老，而是会像塔齐布一样冲在最前面，且所向披靡，气势如虹，军中送了一个类似于西汉李广的绰号：飞将军。

石祥祯也很猛，但是“铁公鸡”的猛，很多时候是一种喜欢逞匹夫之勇的猛，“飞将军”不然，人家智勇兼备，完全是另一种境界。

曾国藩的师友可以说都是死于曾天养之手，先是庐州的江忠源，后是黄州的吴文镕，其中黄州一战，堪称曾天养的点睛之作。当时他发现吴文镕在军队士气不振的情况下，又犯了兵家大忌，也就是在三面环水的情况下，扎下十一座连营，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三国时的夷陵之战：刘备连营扎寨，被陆逊以火攻之计杀得大败。

曾天养一般无二地套用了陆逊的打法，乘夜发动袭击，纵火焚营，从而大破黄州守军，吴文镕也被迫投水自尽。

李秀成打破脑袋也想不通，为什么西征湖南，不继续重用曾天养，却让一个没什么大出息的林绍璋领兵。只能说，杨秀清在用人方面的确存在问题。

湘潭惨败，对太平军震动很大，各路军队纷纷退却，只有曾天养仍坚守岳州，且岿然不动。然而这时候形势已有不同，在湖南战场，湘军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声势上都要超过太平军，同时其他增援部队也在源源进入，曾天养势单力孤，在坚持一段时间后，只得放弃岳州城，退守城陵矶。

此前为了增强湘军水师的实力，曾国藩请旨从两广派来援兵，其中以广东水师的援兵最为亮眼，虽然兵勇只有四百，但他们装备精良，除了旌旗鲜明，刀矛如霜雪外，还有所携的一百尊最新式洋炮，让其他部队看了直吐舌头。

随军的广东总兵陈辉龙来到长沙后，专门造了两艘拖罟船，一艘自用，一艘送给曾国藩作为座船。这种拖罟船属于沿海的水师大舰，能装千斤重炮，尽管跟洋鬼子的军舰没法比，但在湘军水师的战船中已属鹤立鸡群。

众人啧啧称羡，陈辉龙脸上有光，人也开始骄傲起来，特别是在得知湘军水师取胜后，他觉得太平军水战不济，要是自己上马，肯定能打得比湘军还要漂亮。

在商议进攻城陵矶时，以陈辉龙为首的官军水师，与原湘军水师的营官们起了争执。

自从在靖港之战中吃了大亏后，原先对水战一窍不通的湘军将领们总算买来一个教训，知道了在水战中，逆风逆水其实是最好的，可进可退嘛，再差一点，是逆风顺水，最糟糕不过的就是顺风顺水，有进无退，万一不利就会被人家往死里揍。

其时南风劲吹，湘军处于上游，绝对的顺风顺水，因此营官们均犹豫不决，主张缓一缓再打。陈辉龙不乐意了，说我陈某演习水战三十年，太平军水师才出道几年？瞧着吧，我一冲过去，准保把他们给冲得稀里哗啦。

陈辉龙一起头，广西水师立即响应，这帮人都以为自己在水战中属于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所以非得在湘军面前耍耍帅不可。

会议就这样定下来，两广水师为主力，湘军水师随后跟进。

以猛对猛

1854年8月9日，两广水师从上游乘风直下，向太平军营寨杀去，一路上他们见到的都是太平军小船，以大打小，极其顺利。

其实这些小船都是曾天养故意放出来的，为的就是把对手诱到下游的港湾里去。一进港湾，官军大船的优点便变成了弱点，它们体大笨重，转个弯，挪个身都很费力，相反，太平军的小战船虽然个头不起眼，但是数量既多又灵活，很快就把大船包围起来。

陈辉龙坐在罟船上，开始还装得满不在乎，直至发现曾天养潜藏在暗处的中型战船也一齐出击时，才大惊失色，这时候因为风向缘故，想退却退不了，只能坐以待毙。

在当天的水战中，广东水师一营被全歼，继后的湘军水师两营被击溃，包括陈辉龙在内的四员大将战死，毁沉战船三十余艘，连陈辉龙所乘的大罟船也被曾天养给缴获了。

损失如此之惨，让曾国藩禁不住“伤心陨涕”，心疼得都流下了眼泪，他对曾天养的能征惯战也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难怪连江忠源和吴文镕都对付不了，此人果真是“剽悍异常，机警有谋”。

有勇无智的人，你可以智取，有智无勇的人，你可以狠斗，只有智勇兼备的人，会使人产生无懈可击的烦恼。

被曾天养这么一击破，湘军水师“皆丧胆”，不敢再放手与太平军一搏，曾国藩又得看陆师的成效了。

说到智勇兼备，曾国藩手下也有一员大将具备这一特质，此人自然就是陆师中的塔齐布，他和曾天养属于同一档次上的高手，现在轮到他们来分输赢，决胜负了。

由于西征军在湘潭损耗过多，曾天养不得不将所余不多的军队集中作用，1854年8月11日，他乘胜率部登岸，准备从水战转入陆战，刚刚上岸，塔齐布已奉命从陆路杀来。

凭借湘潭之战的经验，塔齐布知道兵贵神速，不能给对手以从容部署的时间，另一方面他也明白曾天养的厉害，所以不敢贸然攻击，只是争分夺秒地抢在太平军前面扎营布阵。

一旦塔齐布扎营成功，将可与太平军形成对峙，到那时，塔齐布固然不一定能突破城陵矶之险，但曾天养也未必可以轻易击败塔齐布，而这对曾天养来说是很不利的，因为他还得腾出手来对付随时可能再次出现的水战局面。

曾天养在寻找塔齐布的破绽，以便能够一击即中。这时他发现塔齐布有一点和他很相像，就是都喜欢列于阵前指挥，身边并无大军作为掩护，正是擒贼擒王的好机会。

曾天养突然单人独骑，纵马杀出，闪电般地出现在塔齐布面前。塔齐布猝不及防，他的作战配备，是身背一杆长枪，手拿一把强弓，但电光石火之间，这些都派不上用场。

曾天养一矛刺去，塔齐布的坐骑受伤倒地，把塔齐布摔在了地上。曾天养挺矛再刺，塔齐布已无处闪躲，冒险眼看就要成功了。

可是曾天养忽略了塔齐布身边的两个亲兵。这两个亲兵不是一般的小兵，都是军中精选出来的高手，其中一人持长矛，一人持套马竿，作战时与塔齐布形成一个三人团队组合：中远距离塔齐布用强弓或鸟枪射，到了近距离，如果对方是步兵，由持长矛者迎击，是骑兵，由持套马竿者招呼。

曾天养来得太快，两个亲兵同样有些手忙脚乱，但当他们回过神来时，便立即发动了反击。

曾天养也不是没有看到这两个亲兵，只是凭借他的武艺和勇力，通常情况下别说两个亲兵，就是五六个也不在话下，然而这次他错了。塔齐布的一名亲兵甩出套马竿，套中曾天养的坐骑后只一拉，马身子一歪，曾天养扑通一声摔倒在地，还没等他爬起来，另外一名亲兵已经用长矛刺中了他的胸膛。

有的错误可以纠正，有的错误不仅无法纠正，还能在最短时间内置你于死地。塔齐布身后的士兵闻声上前，“乱矛攒刺”，可怜一世勇将竟死于乱军之中。

曾天养的死，让西征军大为震撼，据说曾为其斋戒六天，以示悼念。自他死后，三军群龙无首，反攻岳州也再次失利，不得不退入湖北，湘事遂不可为。

第一苦命人

就像湘潭之战一样，依靠着塔齐布，湘军反败为胜，士气再次高涨起来，曾国藩挥师直抵武昌。

这是湘军首次跨省出击。作为新式勇军的原型，湘军与团练不同，团练是一种最低级的军事组织形式，一般不脱离本乡本土，勇军却可以离家并且作为固定的机动部队使用。

与此同时，它又避免了官军兵制的缺陷。在近代设立警察之前，官军就是警察，不打仗，需负责维持地方秩序，打仗了才由各地临时抽调，由此所造成的问题，是匆匆赶来的兵跟临时指挥他们的将不熟悉，而这里来的兵跟那里来的兵互相之间也不认识，大家都是陌生人，不仅谈不上配合，还会争抢战功，甚至是败不相救。从鸦片战争到镇压太平天国，如此的恶性循环上演了不知多少轮。相比之下，湘军兵勇全都来自一个地方，彼此之间是乡谊故交，知根知底，越是在异乡作战，反而越能起到一种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般的作用。

此时的武昌久已为太平军所占据，防守上也相当严密，自抵达武昌城郊后，湘军即难以再前进一步。1854年10月10日，曾国藩召集水陆诸将商讨破城之策，罗泽南在会上提出了一个让他首肯的方案。

在湘军将领中，同为湘乡人且比曾国藩大三岁的罗泽南，一直有“第一苦命人”之称。他的命运不是一般的苦，而是太苦，不是一般的惨，而是太惨。

罗泽南幼年丧父，靠爷爷和母亲抚养长大。因生活所迫，十九岁便被迫出外设馆授徒，做私塾老师养家糊口，可是日子并没有变得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坏，罗泽南要么不回家，回家后能听到的几乎全是各种各样的噩耗。

先是辛苦养育他的母亲和爷爷辞世，接着在三个月内，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又先后病亡。

有一年，湖南发生了罕见的旱灾，饿殍遍野，疾病流行。罗泽南在长沙参加完科举考试后，因为没有钱，只能徒步走回家。回到家里时已是夜半时分，而他所听到的消息则令人相当绝望：侄儿病重在床（第二天身亡）；第三个儿子已于两天前去世；由于连着失去三个骨肉，夫人整天恸哭，眼睛哭瞎了，耳朵还重听。

从长沙走到家，近两百里路，未有粒米下肚的罗泽南又饥又累，他顾不得伤悲，赶紧找米做饭，可是打开米缸才发现，里面空空如也，“无一米之存”。

十年之内，罗泽南家中迭遭变故，失去了十一位亲人。在贫困生活的折磨下，他自己的身体也很不好，经常生病。

罗泽南的学问并不在曾国藩之下，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科举之途，但他为人过于实在，不肯媚俗，写的文章重内容轻形式，很不对八股的路子，因此屡试不中，曾七次应童子试而未果，直到三十三岁时才考中秀才。

这个身体瘦弱且貌不惊人的书生承受了常人不能承受之重，他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来仇视社会，发泄不满，然而人与人的不同也正在此处。对于所遭遇的各种人生困境，罗泽南始终处之坦然，因为他有自己的人生乐趣和精神追求，这就是学问，具体一点说是经过发展的理学。

几百年前，周敦颐和张载都是理学的开山鼻祖，一个写出了《爱莲说》，一个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古代，他们是学子们的精神导师，无数读书人拜于其门下，并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只是几百年后，导师们留给后世的真正精髓已被遗忘，理学也成了单纯的科举考试敲门砖，变得越来越功利，也越来越机械，其活力逐渐丧失殆尽。

罗泽南等人重新找到了这门伟大学问的价值。罗泽南“宗周敦颐而著《太极衍义》”“宗张载而著《西铭讲义》”，把无用之学重新推向有用之学。于是，一朵思想奇葩在枯萎很多年后又开花了，并温暖和照亮了包括罗泽南在内的一代学人的心灵，使他们的内心变得异常强大。

罗泽南的半辈子都陷在“苦命”的泥沼里。走出书屋，寒风依旧冷冽，悲情和伤痛依然是一幕接着一幕，但只要心中有理想和追求，哪怕对着世界上最惨淡的人生，他也会报以微笑和宽容。

家庭发生了这么多的变故，罗泽南“不忧门庭多故”，担心的只是“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自己的学问还不够好，尚不能达到周敦颐、张载等先哲的层次，他天天记挂于心的，是“无术以济天下”。

有人说他迂腐，但迂腐再往上走几步，就是境界，正是这种境界，支撑着罗泽南在坎坷而潦倒的生活中得以不断前行。

当时钻研理学且能够融会贯通的学问家很多，前辈中有倭仁、唐鉴，后辈中有曾国藩、罗泽南，罗泽南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还是一个传道授业的老师。

作为教书匠，罗泽南跟其他人不同，别人要么只教人识字开蒙，要么仅传授应试科举之法，罗泽南除了这些，还讲授他在理学上的见解，教学生们如何静心养性，培养气质和修养。

罗泽南的学生众多，就连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曾国华和曾国荃也出自其门下。他虽治学严谨，但对学生爱护有加，师生之间处得有如朋友一般，即使下课后，也经常在寓所内组织辩论和探讨，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并无老师学生的分别。

罗泽南有一个学生叫王錱，王錱身材瘦小，口气却不小，在辩论时滔滔宏论，让罗泽南和其他学生一句嘴也插不上。好不容易等到他停顿的时候，罗泽南才笑着说：“璞山（王錱的字）你稍微休息一下，让我们也开一次口，过过瘾吧。”王錱发觉失态，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罗泽南本人文武兼备，他的课分上下午，上午是文化课，下午是一般塾师绝对不会有的课程：师生一起练习拳棒。

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课程设置，也正是这种全面发展的教学模式，在日后帮助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迅速走上了成功之路。

经过罗泽南的传播和积极倡导，理学盛行于湘中，他本人的人品学识和能力也广为人知，在湖南学界，没有不知道“罗山先生”大名的（罗山为罗泽南的号）。

以理学治兵

曾国藩虽被称为湘军的创始人，但他所指挥的湘军其实最早来自罗泽南。

罗泽南很早就已应湘乡知县所邀，投笔从戎，开始编组团练。他募勇的标准和曾国藩相似，主要也是从左邻右舍的农民中进行挑选。这些农民一开始哪里知道什么军纪不军纪，即使行军，喉咙还是哇哇哇的，跟高音喇叭一样，罗泽南便让他的门下弟子们起带头作用，每天给这些农民士兵示范，什么叫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以及如何进退行止。

湘军初建时有三派，一是江忠源的楚军，二是罗泽南的湘军，三是王錱的楚军。楚军创立最早，曾在湘军中开风气之先，可惜衰弱的也最快。王錱是罗泽南的弟子，但他在建军营制方面不用曾国藩的办法，且不服从曾国藩的调遣，所以只有罗泽南的湘军才是曾国藩建军的基干队伍。很多人认为，湘军实由罗泽南所缔造，这支军队身上也确实有着鲜明的罗泽南印记，所谓“无泽南，无湘军”，说他是湘军之父也不为过。

在把自己编练的湘军交给曾国藩全面掌握后，罗泽南又成为曾国藩的重要助手，他把军队变成了课堂，白天打仗训练，晚上还组织大家读书。

湘军的新兵很多是一字不识的文盲，罗泽南客串老师的角色，从开蒙起步，教他们断文识字。当然不可能让农民们读很深奥的哲学文章，罗泽南只讲最浅显的，比如他会从《四书》《孝经》里择出片断，用来阐述做人处事的道理，以及宣讲精忠报国这些老百姓能够接受和理解的东西。

罗泽南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讲课深入浅出，声情并茂，到动情处时，甚至有听者被打动得潸然泪下。

这就叫以理学治兵。与此同时，罗泽南还主张“以兵卫民”，坚持打仗以不扰民为本。在湘军三派中，曾国藩、罗泽南系的湘军不仅战斗力最强，而且军纪也保持得最好。

罗泽南虽然会拳棒，但毕竟是个读书人，没有实战经验。可以说在湘军创建之初，他和曾国藩对湘军未来究竟能取得多大成就，其实都心中无数。

直到江忠源保卫南昌那一年，曾国藩派罗泽南带着湘军前去援救，实际上也是要试一下水。现实是很惨痛的，由于当地官军没有按约定进行接应，湘军遭到了太平军的伏击，从而受到重创，战死八十人，其中包括四名营管，皆罗泽南一手培养的学生。

这毫无疑问是个败仗，可是却展现了湘军的潜力。他们不像官军一样贪生怕死，即使在遭到伏击且无友军相援的情况下，仍誓死不退。在援救南昌的过程中，虽然湘军战死了八十人，但也同时杀死太平军达两百余人，经过此役，湘军“勇敢之名已大震”，可谓虽败犹荣。曾国藩据此认为湘军“果可用”，更坚定了在衡阳练兵的决心。

曾国藩对罗泽南抱有信心，但有一个人却对罗泽南没信心，这个人就是塔齐布。

作为职业军人，塔齐布从来不认可什么儒将不儒将的说法，他认为罗泽南之辈不过是些在学堂里夸夸其谈的书生而已，不懂得什么打仗，最多也就只能去对付对付会党之类，若要打大阵仗，还得靠他们这些人。

改变塔齐布这一印象的，是岳州之战。

曾天养退守城陵矶后，湘军进入了岳州。在讨论如何防守时，塔齐布说当然是驻军城内，以城设防，罗泽南则提出异议：“岳州四面环水，只有一座大桥可以相通，因此守城不如守桥。”他还愿意亲率湘军两营抢占要隘，扼守大桥。

塔齐布虽不以为然，但罗泽南年纪比曾国藩都大，又肯亲自担纲，他自然也不便加以阻挠。

不久太平军再次对岳州发动反攻，果然首先将大桥作为了攻击焦点。他们在距大桥十里处扎下九座大营，投入进攻的兵力达上万人，而罗泽南用以抵御的湘军不过两营，才一千人，十对一的比率，数量上相差十分悬殊。

这时候连塔齐布都慌了，但在大桥上负责指挥的“儒将”则异常从容镇定。

以静制动

经过南昌之战等大小战斗的尝试，罗泽南终于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战争。战争，初看全是动的画面，但动来自静，并最终将被静所制约，这是罗泽南从理学“主静”中得到的启发。

普通文人大多认为兵事是武人的事，自己作为读书人，是不用过问也没有能力过问的。罗泽南这些湘籍文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的认识中，兵事乃儒学至精，兵学与儒学有着天然联系，二者是可以融为一体的。比如儒学经典《左传》中就有一个著名的战例，叫作“曹刿论战”。曹刿是一个非常有见识的民间军事家，他找出的制胜窍门，是在敌人最疲惫的时候出战，“彼竭我盈”，那样必定能取得胜利。

怎么知道对方什么时候最衰弱呢？曹刿说你听他敲鼓，敲第一通鼓的时候，士气最为旺盛，这时候千万不要招惹他，让他继续敲，第二通鼓就没那么有力了，但还是不要搭理他，到第三通鼓，明显有气无力，揍他没商量！

这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典故。罗泽南把它和理学的“主静”结合起来，从而琢磨出了一种独特战法，叫作以静制动。

罗泽南把由他指挥的一千人马分成两档，一档五百人负责守营，一档五百人负责出击。在太平军向大桥攻来时，任凭对方再怎么鼓噪，五百人也不动声色，只用枪炮进行还击，使太平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逐渐从“一鼓作气”沦落到“三而竭”。

作为进攻一方，太平军当然不会轻易退却，仍然在不断推进，在他们推进到与防守阵地仅一丈距离时，湘军的另外五百人才突然跃出，发起猛烈反击。同时这出击的五百人又分成三路，每路不过一百多人，但有明确分工，谁主攻，谁旁击，谁抄尾，都部署得井井有条。

决定“以静制动”最后成效的，还是勇气。古文中有一句成语叫“胆力沉鸷”，用来形容深沉勇猛的性格。这种性格通常只有塔齐布这样的武将才具备，读书人可能刚听到枪炮声腿就软了。可是史书却明确地把这四个字给了罗泽南，据说他在战场上丝毫不顾生死，“披衣拍胸，以当炮子”，我的胸口就是枪靶，你们有种就朝这里来吧。

按照罗泽南等人的观点，儒家人格的修养也同样与兵事密不可分，当读书人的境界到达一定高度时，在战争中自然能够做到镇静自若、一往无前。江忠源生前曾经说过，在他所认识的湖南士人中，真正有胆量跟太平军单挑的，除了他自己，只有罗泽南和其手下的几个弟子够格，论者皆以为这是罗氏数十年理学修养之功。

有罗泽南这样的带兵之将，湘军官兵当然个个争先，防守的豁出死命“扎硬寨”，出击的也敢于以寡敌众“打硬仗”。岳州一战，罗泽南以千人击退万人，太平军的九座大营被其全部击破。不用说，塔齐布对此十分惊讶，也异常佩服，从此不敢再看低读书人。湘军中遂以塔罗并称，“塔罗齐名”，两人成了湘军陆师的一对双子星座，“儒将”终于在战场上站稳了脚跟。

在岳州之战前，罗泽南之所以一眼就能看到大桥的重要性，从而抓住防守关键，源于他在作战地理当时叫作“舆地”上的造诣。罗泽南曾写过一本地理学专著，名为《皇舆要览会》。他不仅能像江忠源一样观察地理形势，而且还会自己画图。

到攻克武昌时，他的这一功夫又派上了用场。早在曾国藩召集会议前，罗泽南已在山上对武昌周围地形进行了仔细勘察，并绘出了地图。

依据地图，罗泽南指出了攻武昌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出洪山大路”，一条是“沿江出花园”。

太平军主力集中于花园，如果湘军从洪山一路进攻武昌，需要仰攻，难度很大，而且一旦久攻不下，花园的太平军会袭击湘军后路。罗泽南说选择这条线路“非长策”，不是个好办法，他倾向于全力进攻花园，并且愿意独当其任。

方案通过后，罗泽南即率部进击花园。太平军在花园建有三座工事，“深沟重栅”，而且还有火炮。罗泽南指挥部卒匍匐前进，“三伏三起”，一天之内，便将太平军在花园的大营给攻破了。

自湖南战场重用林绍璋以来，杨秀清在用人方面就一直在不断地犯错，被他赋以据守武昌使命的是石凤魁和黄再兴。石凤魁为石达开的族兄，但他并不像石祥祯那样勇敢善战，胆子既小，为人还刚愎自用，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黄再兴则是个纯文官，以前不过是在洪秀全旁边掌掌文书，作作记录而已。

石、黄都不太会打仗，遇到特别会打仗的塔罗组合，那狼狈就别提了。花园一破，两人便傻了眼，只得匆匆弃城逃离。

花园成了湘军攻克武昌的关键，1854年10月14日，湘军完全攻克武昌。罗泽南对此出力最多，其精于谋略、敢于攻坚的特点也在这一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湘军便实现了华丽转身，从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团练一跃成为政府都必须倚重的主力军，而罗泽南等一干儒生的鼎力加盟和表现，更改变了人们对读书人的一些固有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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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戏从对手中来

不阴不阳的一句话

奸臣与忠臣

三顾茅庐

无防护炮战

巨石咽江声

什么叫破绽

取败之道

分飞燕

此消彼长

双面胶

斗兽场

诈降

关键是看时机和成效

将计就计

以诈应诈

第二章 平乱专家

五色鸟

瑚琏之器

精神殊为一变

绊马坑

人品五五开

标本兼治之法

万金油

雕剿法

决不能走

气可鼓不可泄

连升四级

号令不出三十里

一山难容二虎

最难熬的时期

第三章 用时间来熬

谁给谁添堵

血途程征

重新找回了自信

转危为安

再坚持一下

遗书

好钢用在刀刃上

狼来了

御将之术

哪里是轻轻巧巧就能做到的

红单船

以父之名

定时炸弹

人生好比在作秀

天无二日

全城大搜杀

送走神，来了魔

第四章 时间真是一把杀猪刀

财政危机

一摊又一摊

人心都是肉长的

选秀女

皇帝的私生活

大礼包

最佳拍档

谍报与反谍报

迷惑阵

洪兵大起义

暗战

练勇

码头炉

生财有道

使命和责任

第五章 妙计究竟妙在哪里

非得用棍棒不可

一厢情愿

不一样的味道

兵临城下

假痴不癫

恶心死人不偿命

珠江之战

硬碰硬地对攻

超限战

看不见的战斗

顾全大局

十二罪状

另一种搭配

世故这东西

夫人外交

右眼跳，贵人来

第六章 零丁洋泊叹无家

人才蓄水池

接力棒

新一代

水火不容

报复

至关重要的文件

最后一次占卜

怎奈诸君壁上看

六不

阶下囚

海上苏武

唐僧肉

不给也得给

武器制胜

形势比人强

泣血折

第七章 放手一搏

东征

回马枪

陷阱

包营为营

人算不如天算

最惨痛的失败

放手一搏

练兵

与时间竞赛

小菜一碟

霸王硬上弓

激将法

将计就计

大搏杀

战场之狐

第八章 现实与梦境的距离

扎堆而来的伯乐

迈不过去的门槛

小吏就算了

您能袖手旁观吗

老油条才想得到的办法

左三先生

书生何惧长毛

比的是计算

铁打的宝庆

你知道举人左宗棠吗

死路一条

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参考文献

第一章 戏从对手中来

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是咸丰皇帝遭罪的起点。从那以后，为了镇压起义，这位年轻的皇帝白天黑夜地忙，都觉得时间不够。更让他觉得晦气的是，花了这么多力气，成效却越来越低。前线送过来的奏折，不是说这里让人给捅了一刀，就是说那里挨了一棒，久而久之，皇帝的自信心大受打击，都不怎么敢相信自己也能赢了，直到曾国藩的崛起。

湘潭大捷点开了喜庆的炮仗，接着岳州、城陵矶，甚至是武昌克复的捷报都接踵而来，让人几乎有应接不暇之感。那情景，仿佛是倒霉了一千年，眼看着就要转运了。

原来人生也可以充满温暖！

要说在籍官员办理团练的不止一个，包括曾国藩在内，合计共有四十五人之多，然而除了曾国藩，没有一个整出样子，不是半途而废，就是销声匿迹。曾国藩成了当年的主打款，一众官员中，就数他最帅，帅得一塌糊涂，帅得无边无沿。

依稀还记得在京时，这家伙跟打了兴奋剂一样，拼着命往上递意见书的情景，也幸亏当初留了一手，要不然，现在纵使能收到礼包，也得落下一个不会用人的恶名。

显然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得赶紧用，还要重用。尽管曾国藩当初出任时，有言在先，守孝期间不接受奖励或升职，但咸丰仍授他以署理湖北巡抚一职，并赏戴花翎。

署理的原因，就是考虑到曾国藩尚在守孝期间，一旦守孝期满，代理即可转正，然而仅仅七天之后，咸丰又急匆匆地收回了成命。

不阴不阳的一句话

具有戏剧性的转折出现在一次君臣谈话之后。谈话的主角，一个是咸丰，另一个是军机章京彭蕴章。

军机章京不是军机大臣，说穿了只是军机处的文书，专门帮着军机大臣们抄抄写写，比如王鼎案中那个给穆彰阿通风报信的陈孚恩，就是军机章京。由于军机章京实际参与了机要，所以也被称为“小军机”。

彭蕴章的诗文很有名气，一辈子写了很多书，若是一本本码起来，比他人还高哩，不过此人有学问归有学问，却是食古不化，在政务上迂腐得很，是一个“有学无识”的典型。

咸丰跟他聊天，起初只是想抒发一下自己的好心情，没指望从这个木讷的小军机身上能得到什么高见。

咸丰说：“你想不到吧，曾国藩这么一个书生，竟能建成奇功。”

彭蕴章当然也是书生，这话听了足以让他浑身醋味儿乱冒。于是来了一句：“曾国藩不过是前礼部侍郎，一个老百姓罢了。小小老百姓，在乡间竟然能够一呼百应，随者以万人计，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吧。”

就是这么不阴不阳的一句话，让咸丰脸色大变，沉默了很长时间。

很多人将咸丰的防范心理归结于“满汉藩篱”：曾国藩是一个汉臣，一个汉臣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手中又掌握兵权，对满洲皇帝当政的王朝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应该说，有这个因素，但并不能概括全部。清代用汉臣掌兵权并非没有先例，比如横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名将岳钟琪就是一个典型。当时雍正任用岳钟琪，谣言满天飞，仅雍正自己收到的举报信就满满一筐，说他是岳飞的后代，要替祖先报“宋金之仇”云云，雍正根本就没有予以理睬。

其实很多时候，忌谁不忌谁，跟出身没有多大关系。康熙时期的鳌拜（满八旗），雍正时期的年羹尧（汉八旗），谁是纯汉臣？他们的下场可比岳钟琪惨多了。因为是汉臣，就想着要给对方穿小鞋，那是后人太小看这些清代皇帝了。

其实在曾国藩之前，江忠源追根溯源，也是手握兵权的湘军将领，不照样得到咸丰的信任重用，还被授以安徽巡抚？

曾国藩的事应该说是个案，其中彭蕴章的话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抓住了两点，一是咸丰已经被下面的造反造怕了，生怕一不小心再跑出一个什么“秀全”来跟他捣乱，二是咸丰一向非常看重湖北的战略地位，认为它的作用和价值远在广西、湖南、江西诸省之上，潜意识里就不愿将如此重镇轻授予人。

在咸丰眼里，曾国藩与江忠源虽都出自于湘军，但两人并不相同。江忠源的定位主要是武将，任务就是打仗，曾国藩却有号令一方的作用，他创建湘军的时候，虽有个湖南帮练大臣的名义，其实是赤手空拳，凭什么能一下子拉起如此大的一个摊子呢？如果让他长期据守湖北，谁又能担保他不会黄袍加身，成为下一个“曾秀全”？要知道，在这种内乱频仍的情况下，要趁机跳出来自己做皇帝的人不计其数，足以让你防不胜防。

人心之复杂难测，是说不清楚的一件事，从此咸丰就对曾国藩不太放心，而且这种心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消除。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咸丰决定收回成命，改任曾国藩为兵部侍郎，专办军务——反正打仗要紧，就是让你当湖北省的一把手，估计你也没那闲工夫。

可话不是这么说的，咸丰的朝令夕改，不可能不引起曾国藩的疑惑，在从其他渠道得知个中内幕后，他的心顿时就沉了下来：原来是皇帝在猜忌我！

曾国藩的脸色也变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军事上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可以替皇帝分忧解难的时候，换来的竟是对方的不信任。

他曾国藩像岳钟琪一样，毫无疑问是一个忠臣，然而他有什么办法让咸丰知道他是忠臣吗？没有！

这种时候，最好是朝中有人，能帮着说上两句，偏偏朝中无人，当年的座师穆彰阿即使身为首辅之际，也不为咸丰所喜，何况他早就被咸丰赶回家，闭门思过去了。

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曾国藩谈到了东汉时的大吏杨震。关于杨震，有一个极有名的桥段，说有个曾被杨震推荐的官员为表示谢意，晚上给他送钱。杨震拒而不受，并且说：“我们是老朋友，可是怎么回事，我这个老朋友了解你，你却不了解你的老朋友，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送钱者愣了愣，还没回过味来，以为是杨震担心事情暴露会名誉受损，因此赶紧压低声音：“您老别怕，天黑着呢，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的。”

碰到这么不上路的，杨震只好拉下脸来：“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何谓无知！”

一席话说得来人羞惭满面，落荒而走。

奸臣与忠臣

杨震能力出众，又廉洁奉公，出仕二十多年，官衔只升不降，一度位居太尉。东汉时的太尉，可掌全国军事大权，比清代首辅还吃香。

这样一个大人物，没有丝毫把柄握在别人手上，但也就是皇帝身边出了那么几个宵小，一通耳朵咬下来，使皇帝对杨震有了看法，结果罢免了杨震的太尉之职，并下诏遣送其回乡。

杨震气不过，在路上便服毒自杀，死前留言：“以杂木做棺材，以粗布做寿衣，不回祖先墓园，不要设祠祭祀。”

一代名吏的愤慨和无奈，让曾国藩在阅读史书时感同身受，而对方的不幸结局又令他悲从中来。

对于身处前方的曾国藩来说，这种感觉确实很让人难以接受：当你竭尽心力，顽强苦斗的时候，那些既无能又妒贤的家伙却在背后指指点点，弄得你最后极可能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当然，这些都只能是心里面犯嘀咕。若是单纯从论功封赏这个角度看，咸丰其实并没有错待曾国藩：你以前是侍郎，现在没多长时间就让你官复原职了。

再说回去，古来忠臣一个样，曾国藩和杨震记恨的都不是皇帝，他们恨的是专门拆自己人台的彭蕴章之流。曾国藩也不是非当那个湖北巡抚不可，他只是想利用这个职务，好好地经营湖北，进而以两湖为后方基地，逐步逼近南京，这种稳扎稳打战略，倒与安徽的石达开有异曲同工之妙。

湖北巡抚当不当没关系，战略构想最重要，曾国藩上疏咸丰，要求在武昌待上一段时间再说。

咸丰却忍不住了，战事拖得越久，越要消耗银子，他能有多少银子去消耗呢？就此而言，太平军拖得起，他拖不起，而前面赢的那几仗又让他对时局产生了乐观情绪，认为湘军只要再赢几仗，摆平太平军就不是什么难事。

他回复的谕旨让曾国藩无话可说：“既无地方之责，即可专力进剿”——你又不是湖北地方官员，跟太平军作战才是你的本分哪，别废话，快点动身吧。

再拖下去，就有抗旨不遵的嫌疑了，曾国藩只得放弃初衷，率军东下。

要出武昌，就得先闯田家镇。田家镇与对岸的半壁山相对峙，两处所夹江面仅一里多宽，号称天险。无论你是要由东溯江而上，还是由西顺江而下，都得问它答不答应，所以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中日武汉会战，日军要进入武汉，田家镇仍是必过的一关。

武昌失守后，杨秀清将石凤魁和黄再兴拿京问罪，并派燕王秦日纲坐镇田家镇。

秦日纲的才情十分有限，军事上乏善可陈，列举一下他指挥过的战役，也是败多胜少。不过此君无才，却有“忠勇信义”之名，说白了，就是对上级俯首帖耳，你让他干甚就干甚，从不敢有任何不同意见。

在太平天国早期尚存诸王中，秦日纲仅次于翼王石达开，高于任何朝中诸臣，但他把姿态放得比谁都低，让人几乎忽略了他也是个王。

杨秀清对他发号施令，他一点儿折扣不打，恭恭敬敬地服从命令，老实得就像杨秀清手下的一个普通兵丁。等到天京事变，洪秀全下密诏诛杀杨秀清，他也马上翻脸，把杨秀清一家人杀得干干净净。正因如此，无论是杨秀清还是洪秀全当政掌权，秦日纲都能够高枕无忧，吃香喝辣。

很多时候，奸臣与忠臣，奴才与人才，前者总是比后者更得势更讨好，但战场是公平的，杨秀清又用错了人，并将继续为之付出代价。

三顾茅庐

秦日纲到达田家镇后，即全力组织防御。他盯准的是江面，天险嘛，不好好利用，岂不亏啦？

最好的办法是截断航道，不让湘军水师从这里开过去。秦日纲在长江上拉起六道大铁链，每道铁链相距数十丈，在铁链下设置固定的木筏和小船，上面安放火炮，一方面用于拦截，另一方面保护铁链，形成了一道密集火力网。

除此之外，还有杨秀清专门运来的木牌水城，有两岸的土城要塞，再加上铁链前后绵延数十里的水营船队。秦日纲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的江上要塞已是固若金汤，湘军水师再怎么牛，也难以从正面穿破这道防线。

秦日纲的逻辑思路是，以江面防御来确保田家镇，但他疏忽了一个地方，那就是田家镇对面的半壁山。事实上，半壁山是田家镇的天然屏障，半壁山若有闪失，田家镇则无藩可恃，湘军完全可以通过这一制高点，用火炮对田家镇进行覆盖式打击。

曾国藩紧紧抓住了这一漏招。1854年11月20日，罗泽南和塔齐布先后率部聚集于半壁山下，对守山的太平军发动猛攻。

秦日纲事先未能在半壁山周围组织起强有力的防御，加之此时两军士气可谓一升一降，所以守军连战失利，三天后，半壁山即告失守。

犹如做外科手术，曾国藩拿下半壁山后，下一步就是要对江上的铁链动刀，双方的水上特种部队也终于到了面对面决战的时刻。

自衡阳练兵以来，曾国藩就认准水师是重中之重，他把相当多的精力都放在了水师组建和发展上。初期的湘军水师在战船数量上无法与太平军相及，作战经验上也很欠缺，因此多次吃过败仗。无论是靖港水战还是城陵矶水战，都败得极其难看，但曾国藩好就好在能吃一堑长一智，以后他便扬长避短，用陆师来弥补水师的损失，借助陆师赢的空当，迅速对水师进行重新补充，所以他的水师损失得多，恢复得也快。

在战略眼光上，杨秀清和他任用的一干将领都落在了曾国藩后面。太平军水营看上去很庞大，却始终只是“虚胖”，整个水营用的还是改造民船，水勇也没有经过多少专业训练。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不太讲究水陆配合，基本上是各打各的，结果是：水营赢，无关大局，水营输，满盘皆输。

在先前的武昌之役中，由于石凤魁和黄再兴指挥无能，水营的四千艘战船尚未能投入作战，就被湘军焚之一炬。太平军水营虽曾拥有上万艘战船，但再家大业大，也禁不住如此挥霍。眼见船只和水勇越来越少，至田家镇之战，秦日纲统领的水营已是太平军仅存的最后一点家底。

12月2日，湘军水师在彭玉麟的率领下，向太平军水营发起进攻。

湘军水师的两大名将，文为彭玉麟，武为杨岳斌。

彭玉麟的籍贯为湖南衡阳。当初曾国藩一到衡阳练兵，便四处访求贤士，衡阳人说，本地要说贤，谁也贤不过彭玉麟，此人真称得上是人中麒麟。曾国藩听说后，便立即出面邀请彭玉麟。

彭玉麟不肯去，原因跟曾国藩在湘乡时一模一样：母亲病故，只想在家守孝。

相同的遭遇，自然知道怎么去动员，你这时要跟彭玉麟探讨什么事业功名，对方会毫无兴趣，所以曾国藩对彭玉麟说的是——现在天下大乱，父子兄弟且不能相保，你还能指望一个人安安静静在你母亲墓前守孝吗？

经过曾国藩“三顾茅庐”，反复劝说，彭玉麟终于答应出山，但与曾国藩约法三章：功成必身退，且不要官，不要钱。

彭玉麟在湘军水师中担当一个“文”字，并不是说他只会文不会武，事实上彭玉麟曾经像江忠源那样有过“剿匪”经历，是打过仗的，他的文，是说他出身文员。

湘军水师跟陆师不同，陆师给把刀就能上阵，因此即便是儒生也能做营官，水师则相对要求高一些，起码你得懂水性吧。在湘军水师，十个营官，有九个都是新提拔的武员，只剩一个会玩笔杆子的，也就是彭玉麟。

文有文的好处，会思考，能动笔。水师草创之初，规章制度一片空白，若没有彭玉麟从旁襄助，曾国藩的一个脑袋会变成两个。

无防护炮战

自湘潭水战以来，彭玉麟已屡次与太平军水营交锋，被称为“以书从戎，胆气过于宿将”，但他还从未有过田家镇水战这样的体验，具体来说，就是多了那六道横江铁链。

彭玉麟由此将所属进攻部队分成两组。第一组是敢死队，驾二十条快蟹，任务是冲到铁链下面，并弄断它。第二组是掩护队，专管发炮，以吸引太平军水营和来自田家镇岸上的火力。

敢死队在冲锋时沿半壁山一侧，且不发炮，不仰视，只管做准备工作，这样一来，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对方的炮火攻击。全部的炮火几乎都集中在靠近田家镇这边的掩护队身上，炮弹如雨飞来。

早在水师创建之初，彭玉麟就下功夫研究过防炮之法。和曾国藩一样，他也是从古书里面找答案，甚至拜的老师都是同一个，即明朝时的戚继光。

火炮在明朝时叫火铳，与明军作战的倭寇装备了大量火铳。在《纪效新书》中，戚继光记下了他抵御倭寇火铳的方法。一种是将十几层渔网罩在战船左右两侧，通过渔网的坚韧和细密，来拦截弹丸，唤作罟网。另一种是戚继光的独家发明，叫作刚柔牌。简单说来，就是在盾牌外面套一层竹篱笆，中间以生牛皮、水渗湿的棉絮、人的头发依次编制而成。

按照戚继光传授的经验，只要使用这两大法宝，起码在四五十步之外，倭寇的火铳根本无法贯穿，到二三十步距离之内，虽可穿透，但威力已经大减。戚家军不仅以此为掩护，还能举着刚柔牌进行反击。

刚刚看到这几段的时候，彭玉麟别提多高兴了，想想戚老师真够意思，什么都不保留，什么都传授——您老人家怎么就知道几百年后有人还用得着呢。

彭玉麟在当下一一借鉴和试验，可是试验的结果实在让人沮丧：无论罟网还是刚柔牌，一炮就给打穿了。

不是戚老师又藏着或掖着，只要动脑筋想一下就知道了，几百年前火铳的威力，能跟几百年后的火炮比吗？

当然只要防御了，也不是一点效果没有，战船四周围上一道牛皮，多少总能起到一点保护作用，但是又不治本，还容易影响官兵的斗志和作战效率。

彭玉麟一狠心，索性把罟网、刚柔牌、牛皮之类统统撤去，船上无遮无拦，实施无防护炮战，然后他带头脱去上装，赤膊拿一把大刀立于船头，并大呼一声：“炮弹要是有眼，就先把我打死吧。”

主将不怕死，众人立刻胆壮起来，视危险如坦途。有谁低下头来躲避炮弹，还会被众人讥笑为怕死鬼。

没了畏畏缩缩，动作就不会走形，可以踏踏实实放炮，同时战船也不会停顿，然而这种疯狂的打法又必然要付出惨重代价，因为炮弹毕竟不长眼，也不认识你究竟是勇士还是懦夫。

在田家镇水战中，湘军水师相当多的伤亡均来自于掩护队。后来水师将领在向曾国藩汇报，说到“损失如此之惨重”时，忍不住放声大哭。

太平军的护索水营虽不断放炮，但也构不成密不透风的火力网，存活下来的湘军水勇依旧能够猛力反击，结果有的太平军小船还未装上炮弹，就被炸沉了。其他人看到湘军如此悍不畏死，也多半开始胆怯起来，纷纷朝岸边闪避。

依靠掩护队不顾生死的护持，敢死队的快蟹终于冲到了铁链旁。

在江中铁链里面，维系船只的竖链较细，用斧头和钳子便能截断，最难搞定的是连接两岸的横链。

横江铁链古已有之，早在三国后期，东吴便采用了这一防守策略，他们在半壁山上游的西塞山江面拉起铁链，以阻止西晋东进。晋军大将王濬熔断铁链，才得以击破东吴自以为牢不可破的江上防线，这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王濬是怎么熔断铁链的呢？史书中的描述是：制作巨型火炬，长十余丈，宽数十围，中间灌以麻油，当巨型火炬遇到铁链，即可将其熔化。

彭玉麟打造了相仿的火炬，每一艘快蟹上都放一口装满油脂的大锅，下面装有风箱，将油脂烧到滚沸。水勇冒着炙人的高温，将铁链拉到火焰上进行煅烧。等烧到一定程度，再用铁钳将铁链夹出，放在预先准备好的铁墩上，几个人拿起打铁的劲头，手执利斧，猛砍一番，便能将铁链砍断。

不到两个时辰，六道横江铁链被全部砍断。

巨石咽江声

铁链一断，第三组进攻部队“挤而过”，从断开的铁链中间穿行过去。另一个湘军水师的名将、占“武”字的杨岳斌上场了。

杨岳斌原名杨载福，他家从爷爷辈开始，都是绿营武官。绿营讲究资历，杨岳斌其时不过三十二岁，若是继续待在绿营，还不知道要到哪一天才能熬出头。关于这一点，只要拿关天培、陈化成、杨芳、向荣等人的简历出来瞧瞧就明白了，一帮老头儿，最小的六十多岁，最大的七八十岁，人家算算还都是特能干的名将。此情此景，非得让年轻人看了落冰窖里不可。

在加入湘军之前，杨岳斌是营千总，官衔为正六品。仅仅一年之后，因为在湘潭之战中立下大功，便被擢升正五品的守备，同一年，升都司，正四品，接着升游击，从三品。

一年之内，竟连升三级。也就是说，你只要肯拼命，光升迁就能升到眼花缭乱的程度，他杨岳斌有什么理由不拼呢？

杨岳斌也的确敢拼能拼。有一次湘军水师进攻受挫，杨岳斌对彭玉麟说：“敌军有十倍于我的战船，要想取胜，非得出奇不可。”

杨岳斌所说的出奇制胜，就是亲自驾驶一艘小舢板向太平军水营发起突击，彭玉麟亦紧随其后。在他们二人的鼓动下，湘军水师不顾一切地冲向太平军船队，反过来将太平军给冲散了。

不过在田家镇水战中，却出现了让人困惑的一幕：杨岳斌率部闯过铁链后，并未直接向太平军发起攻击，而是顺流冲到下游去了。

这是杨岳斌等湘军将领从城陵矶一城中得到的教训。当时广东总兵陈辉龙要乘风进攻太平军，杨岳斌劝他说，顺风难收队，不能去，陈辉龙不听，结果招致大败。

杨岳斌冲到下游，一方面是要截断太平军水营的归路，另一方面是要逆流而上，从容地对太平军展开攻势。

水军近战，主要战法都是火攻，不是我烧你，就是你烧我。当天的风向也怪，突然就刮起东南风，风向让太平军不仅无法东撤，反而还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作战中战船被毁四千余艘，被夺五百余艘。

太平军在田家镇再也守不住了。1854年12月3日，秦日纲率残部退往九江。

为取得这次胜利，湘军付出了很大代价，共战死八百将士。曾国藩在田家镇建立昭忠祠，并撰写了一副挽联：“巨石咽江声，长鸥今古英雄恨；崇祠彰战绩，永奠湖湘子弟魂。”

对于曾国藩和他的湖湘子弟来说，所付出的代价又是值得的。经过田家镇一役，太平军仅存的一点水上力量损失殆尽，水营基本瓦解。曾国藩水上定乾坤的深远谋略终见成效，湘军自此完全控制了长江上游。

咸丰得报，喜悦之情“莫能言喻”，都说不出来究竟是个啥滋味。

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每一天都拥有一个新的开始。尽管咸丰听了彭蕴章的话，不敢把地方大员的位置再腾出来给曾国藩，但湘军作为一支地方武装出身的军队，能取得如此成就，他这个后台大老板还是舍得给予封赏的。

曾国藩保奏彭玉麟、杨岳斌等八将因功升职，咸丰眉头都不皱一下，便一一照准。此外，还给予曾国藩赏穿黄马褂待遇，黄马褂可不是随随便便赏的，在道光以前更是少之又少。

凡是能赏的东西，咸丰都掏了出来，什么扳指、宝刀、火镰，数数一堆呢。

曾国藩实在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了，剩下的就是再卖把力气，争取能够把奏报写得更漂亮一些。他自己也踌躇满志，告诉咸丰，长江上游已被官军控制，太平天国所需给养起码因此断绝了一半，而他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在潜意识里，这位湘军大帅已经在为他进入南京进行彩排了。可是他忘了，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而在新一轮直播中，他将可悲地沦落为一个票房毒药。

前线的连连挫败，令杨秀清大为震惊，他不得不再次起用军中的超一流高手：翼王石达开。

石达开不仅能征善战，而且颇懂地方治理之术。太平军缺乏一贯的战略设计，往往是只顾前方，不顾后方，只有石达开在安庆建立根据地并使之维持了近十年之久。

石达开才能出众，太平军领导层人人皆知，杨秀清当然也很清楚，但身为实力派王侯，你太能干了，对上面而言未必是好事。在这方面，谁都难以脱俗。

一方面是杨秀清对石达开有所忌讳，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聪明人，石达开同样十分谨慎小心，知道东王心里那么块地儿就是再大，也容不下一个比他更强且可能超越他的人。于是只要战事尚看得过去，石达开就被束之高阁，他本人亦从不嚷嚷着一定要到前线去怎样怎样。

田家镇战后，杨秀清和石达开的利益相关，一个急于用人，一个急于救火，这才放下了各自的小心眼，在共同目标上达到了汇合点。

什么叫破绽

石达开奉命星夜兼程，从安庆赶到湖口。他没去之前就知道局势严重，去了之后才知道不是一般的严重——杨秀清交给他的完全是一个烂摊子，太平军失地千里，军心混乱，加上湘军步步相逼，要想短时间内在九江、湖口建起牢固防线，几如天方夜谭。

他需要足够的时间用于部署防守，否则就算是神仙下界也无济于事。石达开立即命令长江北岸的太平军尽最大可能制造声势，以拖住湘军，使其不能全力东下。

按照湘军在田家镇的那股气势，曾国藩要拿下九江甚至湖口应是水到渠成的事，但被石达开这么一搅和，他不能不派塔齐布和罗泽南率陆师精锐前去北岸应付。

曾国藩出兵以来最讲究水陆并进，这也是他自湘潭之战以来可以做到所向披靡的重要保证。如今缺了陆师的支持，他就不敢派水师单独深入九江和湖口了。

什么叫破绽，这就叫破绽。抓住曾国藩的破绽，石达开得以从容部署，打造出全新的防线。

燕王秦日纲在田家镇败得那么狼狈，缘于他顾此失彼，江心、田家镇、半壁山这三座堡垒构不成整体，被人家各个击破。石达开也设置了三座堡垒，除九江外，还有湖口和梅家洲。

梅家洲是江心的一座大沙洲，由长江泥沙沉积而成，沿江而下的主航道，其北面狭窄，大船无法通行。曾国藩要想“肃清江面，直捣金陵”，非从南面的长江主航道通过不可。

石达开以林启荣守九江，以罗大纲守梅家洲，自守湖口。林启荣和罗大纲都是以防守见长的战将，经过这么一排兵布阵，三座堡垒不仅更为牢固，相互之间还能形成策应，最大限度地弥补了田家镇防线那样的缺陷。

石达开在长江北岸投下的棋子，令曾国藩忙活了将近一个月。1855年1月2日，当他把水陆两师调到九江城下时，发现九江已“屹然坚城，难以遽下矣”。

除城防扎实外，守城之将也不简单，此人便是林启荣，他将为知人善任的翼王带来开门红。

林启荣原本籍籍无名，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前，他还只是杨秀清麾下的一个普通刀牌手，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其他职衔，所谓“郁郁乎行伍”，在军队里面混得很不得意。后来总算进入了军官行列，并随军西征，但也不过是赖汉英、石祥祯等人手下的一名偏将。他的显山露水，是从防守九江开始的。

1月14日，曾国藩将九江予以四面包围，并以塔齐布手下猛将童添云为攻城先锋。

童添云见过世面，曾在鸦片战争时随杨芳出征广东。此人有一把子力气，能拉开“五石弓”，这种弓一般都是用来考武状元的，绝对是大力水手级别的，而且他的箭法还挺准，要么不射，射必命中，加上胆量大，做事认真，所以很快就成了军中的佼佼者。

身为主将，童添云就像他的老上司塔齐布一样，每战必挺着长矛在前面冲杀，即使弹如雨下，都不肯稍有退却。由于他长了一脸麻子，太平军称其为“童麻子”，对方一见旗帜上有“童”字，便相顾失色，说：“不好，童麻子来了！”未战纷纷退却。

这是个擅攻的一流悍将，但是当擅攻之将遇到擅守之将，就没辙了。

当天湘军不仅没能攻入城池，童添云还被城炮击中并重伤而亡。“童麻子”战死，湘军诸将无不愕然，先前攻克武昌，拿下田家镇的劲头也为之一挫。

此后，林启荣白天仍然坚壁不出，且深沟高垒，旌旗林立，让攻城者找不到一点空隙。

想想累了一天，晚上应该松懈了吧。从表面上看也的确如此，只要夜幕降临，城墙之上便一片静寂，连打更击柝的声音都没有。可这是在湘军未打歪念头之前，此后只要他们敢动一动攻城的主意，还没等摸着城墙，城上就会立刻枪炮声大作，杀你个人仰马翻。

没有严明的战场纪律和出色的指挥，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九江城下，连塔齐布和罗泽南都感到无计可施，罗泽南叹息说，九江不过斗城而已，却坚固如此，真是难以想象，“林启荣之善守，吾辈不能及也！”

取败之道

九江一时难下，有人便建议不如越过九江，先进攻九江东面的湖口和梅家洲再说。曾国藩用兵，向来谨慎有余，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是他的基本宗旨，如果要跳过九江，就可能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一般情况下，他不敢如此冒险。

不过这说的只是一般情况，现在情况特殊，除了九江打不下来以外，曾国藩还必须正视一点，那就是石达开正在重建水营。

石达开时年才二十四岁。曾国藩等人原先对这位年轻王爷根本没什么概念，以为不过是个“毫无知识”的“铜臭小儿”，一旦真被拖到军事攻伐这口大缸里面，就算不揿他头，他自个也得吐着泡沫，翻着白眼珠咕嘟咕嘟沉下去。

可是石达开很快就让曾国藩刮目相看了。自湘潭之战起，曾国藩不是每战都赢，但是总能反败为胜，关键在于他抓住了“水”这个核心。反观太平军，虽然也打了不少胜仗，加起来一算，却还是得少于失，要害也全在一个“水”字。

一直以来，太平军吃亏就吃亏在水师方面。那些由民船改造而成的战船，力量微弱的土炮，缺乏训练的水勇，以及粗放型的水上战术，没有一样能与湘军相比。更糟糕的是，他们还缺乏补血能力，眼瞅着有少无多，到最后砸锅卖铁，一无所有。

显然，竞技江上，得水师才能赢天下，石达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局，就必须改变太平军的水上弱势。此前，他在安庆时就建造了一座规模巨大的造船厂，但造船需要时间，实战又急着要用，石达开便想到了“借船”，一到湖口，他便派人奇袭停泊于鄱阳湖内的江西水师。

当初在谕令曾国藩创建水师时，咸丰也下令四川和江西督造战船，组建水师。出发点是好的，多多益善嘛，省得江上只能依赖湘军一家。可惜地方官军太不争气，九十人的奇袭队，愣是吓跑了四千人的江西水师。凭此一役，石达开足足赚来百余艘战船和七百余尊火炮，算是给太平军水营续了香火。

得知这一情况后，曾国藩真恨不得把江西官军全部抓起来，噼噼啪啪，一人先扇一千八百个耳光再说。他曾国藩好不容易熬到田家镇水战，消灭了太平军的万艘战船，从而建立了水上的绝对优势，可给这帮窝囊废一弄，双方的力量又起了变化，让太平军水营拥有了东山再起的本钱。

当时这批被太平军俘获的江西战船尚在鄱阳湖内，曾国藩便召集水师将领商讨究竟该怎么办。有人主张九江之战要紧，不如先将江西战船逼到长江下游，以后再慢慢收拾不迟。彭玉麟则说，要是让这批船出了鄱阳湖口，就会留下无穷后患，再想控制住就难了，不如趁此机会，将其一举歼灭于鄱阳湖内。

开会时，杨岳斌正在后方养病，彭玉麟在水师中的权威最高。大部分水师将领都同意他的意见，曾国藩也觉得未尝不可，不失为一石二鸟之计：既压制了石达开重建水营的可能，又可以断绝九江外援。

两面受敌的问题，曾国藩也考虑了。他将陆师一分为二，塔齐布留于九江城下，继续进行牵制，罗泽南则和水师一起攻击湖口和梅家洲。

面对兵临城下的强敌，石达开给出了自己的推断和结论：从武昌出发后，湘军没有得到过充分休整，不吃力是不可能的，这叫久战必疲；由于连战连捷，这支军队从上到下又都有一股骄悍之气，尤其水师更以江上霸主自居，此谓骄必轻敌。

一个疲，一个骄，均取败之道也。

罗泽南创造过以静制动的经典战术，即等待时机，在对方“三而竭”的时候发动全力一击。石达开接下来设计的套路，几乎就是这一战术的翻版。

他训令三地堡垒，只能坚守，不准出战。在湖口，石达开自己身体力行，不管湘军如何讨敌骂阵，都“不动如山”，让对方不明虚实。

“静者安，动者摇。”敌人最活跃的时候，往往就是破绽暴露最多的时候，石达开重点关注的是湘军水师有没有破绽。

似乎没有。湘军水师此时正处于建军的全盛时期，船坚炮利，一副无懈可击的样子。可是绝对的无懈可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所谓“百密犹有一疏”，即便是传说中的金钟罩铁布衫，也有攻破它的命门关节，只要你冷静观察和思考，就必有收获。

经过几天僵持，石达开终于发现了湘军水师的命门所在。那本来是湘军水师的长处，即大小船配合，长龙、快蟹与舢板取长补短，一个如重型战车，无坚不摧，一个如轻捷小鸟，倏忽来去。

二者合在一起，自然是优势互补，但如果把它们像水陆师一样拆分开，则效果完全不同。有了发散性思维，便没有什么不可能，机宜已定，石达开开始一步步地将对手往自己的陷阱里引。

白天他继续高挂免战牌，守城不出，到了晚上，派兵在江岸之上敲锣打鼓，不停地制造紧张气氛，同时出动船只，将火箭火球接二连三地射到对方船上，湘军一旦警觉或出动追击，又马上隐身，总之一句话，就是不让你睡好觉。

在疲和骄之外，湘军水师又多了一个躁。

分飞燕

1855年1月29日，石达开破天荒地在白天派出船只与湘军交战。不露面还好，一露面差点把曾国藩的牙都给笑掉。太平军用的是一种俗称小划的船，最多跟舢板一个级别，而且仅寥寥几条船，它们在江上晃晃悠悠，似乎连站都站不稳。

这么多天不现身，以为你要放大招，没想到出场就如此寒酸，那还等什么？湘军水师立刻猛扑过去，太平军果然支持不住，几个回合不到就慌忙退却。

湘军多少天无仗可打，好不容易逮着这么一机会，哪里肯舍，当下兜头便追。那架势，恨不得三下五除二，立马把太平军揍到扁，然后像块饼一样摊墙上去。

太平军的小划虽小，移动却很灵活，像长龙、快蟹这样的大块头追赶不及，只有靠舢板。一个在前面逃，一个在后面追，眼见得小划们一晃之下溜进了鄱阳湖，湘军也尾随跟进，因为都知道鄱阳湖内集聚着江西战船，正是将其一举歼灭的良机。

先后进入鄱阳湖的舢板计一百二十艘，水勇两千余人，湘军水师的轻便船只基本一个未漏地全进来了，留于外江的都是笨重的大船。

战斗仍然是一边倒，湘军抓住机会，焚烧太平军船只数十艘，这是湖口开战以来的第一个收获，众人无不欢欣鼓舞，心花怒放，都拼命往前追，没有一个肯背过身，回过头去看的。

湘军的舢板越往湖心划，离入口处越远，渐渐地与外江不通声息。曾国藩等了很长时间，还不见舢板返回，这才着急起来，亲自过来察看。这一看，令他大惊失色。

在鄱阳湖入口处，石达开竟然搭起了浮桥。浮桥下面是凿沉的民船，上面铺着木板，再盖以土石，将所有舢板完全堵死在鄱阳湖内。其行动之迅速，构建之巧妙，显见得是预谋已久的结果，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中计了！石达开修筑的浮桥乃水营得意之作，“关锁牢固，势难冲击”，想攻破非常之难，曾国藩唯有先鸣金收兵。

这天晚上，石达开又派船只出动了，只是不再是隔靴搔痒的袭扰，而是大举进攻。三十多艘小划，却足以搅乱湘军水寨。以往湘军作战，是以长龙快蟹做掩护，以舢板主动出击。在失去舢板护持后，长龙快蟹“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就好像鸟被砍断了翅膀，虫被斩断了四肢。它们不仅没有出击能力，还处处挨打，防不胜防，昔日威风八面的长龙沦落为笨龙，快蟹也差不多成了死蟹。

湖口和梅家洲的太平军陆师也紧密配合，在岸上用火箭、喷筒对着湘军的船只进行射击，同时投掷以火球、火罐。湘军被焚九艘快蟹，七艘长龙，其他杂色大船二十余艘，若不是大船上装有洋炮，使太平军的小划不敢逼得太近，还不知要惨到什么地步。

从前的气焰有多高，如今落得就有多快。突然到来的失败，令湘军官兵不知所措，大家再不肯遵从号令，纷纷挂帆向上游逃窜，连彭玉麟也阻止不住了。

这是战场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湘军水师被截为两半，曾经一快一慢的好搭档，此后变为分飞燕，你成不了我的梁山伯，我也做不了你的祝英台。

水师军心衰弱得厉害，原先归杨岳斌统率，现在由彭玉麟调遣的人马，也不听指挥了。曾国藩没有办法，只能将尚在养病的杨岳斌召回进行节制。

水师吃了亏，陆师也没能找到补。塔齐布屯兵九江南门外，整天仰着脑袋攻，官兵死伤相继，仍拿九江城没什么办法。罗泽南想从岸上克湖口，也是苦哈哈的什么都捞不着。非但如此，由于石达开用兵神出鬼没，罗泽南生怕对方劫营，还得夜夜戒备，有时一整晚都不敢合眼。

曾经勇不可当的两位陆师大佬半斤八两，窘迫如此，闻者无不寒心。曾国藩的心也凉了半截，意识到世上本无捷径可走，绕九江而攻湖口的策略原本就是错的。

此消彼长

还是回头走老路吧。1855年2月11日，曾国藩将原本计划负责进攻湖口的罗泽南调回九江，与塔齐布兵合一处，以加强对九江的攻势。

他想不到的是，当天晚上，石达开竟然又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进攻，参加这次进攻的，除了数百艘小划外，还有安庆船厂刚刚造出的三十艘大船。

与上一次相比，这个晚上更黑，更适于夜袭，曾国藩输得也更惨。太平军水营翻江倒海，湘军水师被打得溃不成军，最后连曾国藩自己乘坐的特大型拖罟船都被惦记上了。

当时拖罟被十几只划子围攻，炮弹却已经打光，太平军一拥而上，上前拦截的亲兵越打越少。曾国藩脸都白了，惊惶之下推开舱门，跳入江内，要自杀了事。这时正好彭玉麟驾小船经过，见有人跳水，看身影有些像曾国藩，便急忙救起，送到岸上的罗泽南营中。

这一仗，湘军水师被焚战船百余艘，拖罟也做了人家的战利品，上面的所有书信文稿连同咸丰赏赐物品，扳指、宝刀、火镰之类，统统送给石达开做了礼物。

拖罟船还是当初广东总兵陈辉龙送给曾国藩的，一共就造了两艘，一艘在城陵矶之战中被曾天养缴获，现在这艘又让石达开拿去玩了，敢情忙乎半天，都是替别人忙的。

上岸后，曾国藩又羞又愤，先写下一封千余字的遗折，然后命人牵过一匹马，就要骑着马去与太平军同归于尽——当然依曾某的个人近战能力，只会他自己“尽”，对方是不可能“同归”的。

罗泽南等人见状，赶紧拉住马缰，并苦苦劝说，好话说了一箩筐，曾国藩才回心转意，冷静下来。

湖口一战，湘军一败涂地。屋漏偏逢连夜雨，1855年2月20日，水师又遭大风袭击，长龙快蟹被撞沉撞伤四十余艘。

人倒霉了，真是喝口凉水都塞牙。曾国藩盘点一番，能保持基本完整的战船只剩下七十余艘。他再也伤不起了，只得让彭玉麟带到湖北去修理。

此消彼长，战场态势和双方的力量对比自此都发生了改变。

曾国藩所犯的错误不止一件。自武昌出师，湘军全师东下，能打一点的部队几乎都被他带到江西去了，相比之下，留守湖北的兵力十分空虚。应该说，这种打法有利有弊，有利之处在于可集中优势力量，尽快取得战果，不利之处在于战事一旦不顺，大军就会被牵制在前线，湖北后方必然危险。

如果看不出对手这个错误，石达开就不成其为石达开。他随即发动的全面大反攻，便是直奔曾国藩的后方湖北而去。

湖北军队维护个治安还凑合，打仗完全不是那块材料，往往还没看到太平军的影子，就杯弓蛇影，自己吓自己，一个人叫一声，则“万众瓦解”，一溃千里。曾国藩闻讯急派胡林翼、彭玉麟率水陆两军回援湖北，但已无力回天。4月3日，太平军第三次攻克武昌，并控制了湖北的大部分地区和长江航道。

仅仅半年时间不到，曾国藩又失去了武昌，“前此战功，竟成空虚”。与先前不同的是，这次还退步了，他最为看重也最为得意的水师支离破碎，完全破了相，再也不值一看。

曾国藩懊丧不已，连写下的文句都哀哀戚戚，不再有往日的大气磅礴：“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

就算皇帝原先对打仗这一套两眼一摸黑，在阅看和分析了这么多战场报告后，现在至少也已经是一个眼光独到的军事评论员了。

湖口战役，曾国藩总结败因，说到舢板闯入鄱阳湖，以致被太平军一切两半。咸丰批道：“诚不免锐进贪功”，确实是你太求胜心切了，淡定一些嘛。

分析武昌为何失守，曾国藩承认是自己的失误，未能在后方预留强一些的军队。咸丰倒是通情达理，说算了，当时你那水陆两师全数东下，还怕兵力过于单薄，如果再分兵设防武汉，那不是更少了吗？这仗还要不要打了？没准儿现在的形势还更加棘手呢。

咸丰的语气能如此宽容平和，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说与北方战场形势的趋于好转有关。

自从北伐的太平军被包围于束城，咸丰就希望能尽快将其歼灭，但事与愿违，双方足足对峙了二十来天，仍然解决不了问题。

问僧格林沁和胜保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两人的答复倒很一致：“太平军依墙施放枪炮，伤亡太大，冲不过去呀。”

咸丰一听，火冒三丈：“你们哇啦哇啦地讲什么梦话呢，以为朕啥都不知道是吧？束城那里都是乡下房子，不过砖土矮墙而已，太平军再怎么折腾，又能弄到多牢多厚，乃至于连你们都攻不破？”

皇帝一发火，两个家伙都被吓住了，赶紧再次组织进攻，但接连两次大进攻都偷鸡不着蚀把米，反过来被太平军打了埋伏，其中一次胜保还被包围在村子里，怎么冲都冲不出去，最后靠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才救了一命。

看来皇帝的话听不得，僧格林沁和胜保又低下了头，跟太平军干耗起来。胜保负责将太平军驻地周边的村庄予以烧毁，树林也全部砍掉，以免被太平军用作伏击。僧格林沁则开挖深壕，一步一个坑地进行挤逼。

双面胶

林凤祥和李开芳不惧硬攻，就怕用巧。在无法坚持的情况下，决定继续找机会突围。

1854年3月7日，清晨，趁大雾迷漫，太平军再次突围南下。僧格林沁的蒙古马耳朵都是竖着的，一步不舍地跟过去，结果又将太平军困于阜城。

这次僧格林沁吸取教训，他不等太平军在城外扎成营垒，便亲率蒙古骑兵进行猛烈冲击。此番冲击对太平军损伤很大，担任战场指挥的平胡侯吉文元中箭落马身亡。

太平天国早期分封的王侯不多，吉文元作为广西老兄弟，他的平胡侯硬是靠一场场战功累积起来的。这样的猛将殒命，对太平军的震动着实不小。

林凤祥急忙将军队收缩进城。为了尽快破城，僧格林沁和胜保各想各的办法，胜保预先设计一招，他从外地征调窑工，在阜城外开挖地道，想用地道来炸城墙。可是太平军有过土营，对挖地道埋地雷这一套最为敏感，有个风吹草动都别想骗过他们的眼睛，胜保本身也没什么经验，只能不了了之。僧格林沁的法子还是挖壕。胜保的地雷没派上用场，他便拿过来，埋在长壕里，就等着太平军来踩雷。

阜城只是座小县城，粮草十分有限，撑到月底太平军就被迫再次进行突围。这时京城传来旨意，让胜保带兵去山东。原来早在一个月前，东王杨秀清已得知北伐军境况不佳，便赶紧派出援军北上进行增援，胜保须奉诏前去对付援军。

合围要的就是人手，胜保一走，城外立刻露出许多空当，林凤祥乘机出城，但是一出城就上了僧格林沁的当，部队在冲过壕沟时踩到地雷，死伤百余人。

僧格林沁的缺陷是人手不够，盯不住，使太平军得以平毁壕沟。之后，他们通过向官军营盘账房投掷火弹，造成僧格林沁后方大乱，终于打开了通道。

太平军突围了，但是让林凤祥和李开芳感到难以接受的是，自从对手一栏中增加僧格林沁这么一个人之后，不管你突围多少次，他就好像双面胶一样，总也甩不掉。

1854年5月5日，在无法摆脱追兵的情况下，太平军只得在连镇紧急布防。还没等弯下腰来喘口气，僧格林沁和他的蒙古骑兵就到了，呼啦一下，三度将太平军予以包围。

连镇横跨运河，分为东西两镇。林凤祥和李开芳商量一下，以运河划界，一人占住一边，成掎角之势，同时在运河上架起浮桥，使运河两边连成一气。

连镇“人口繁盛，蓄积颇丰”，附近村庄也都不是贫瘠之所。太平军从镇到村，将所有财物掠夺一空，作为军队给养。林凤祥另外在东西两镇之外建造木城，设立大小连营七座，以分官军兵力。

在作战方面，僧格林沁是个老手，普通花招在他眼里都不值一提。太平军分兵，他也依照东西两镇的位置，将兵马分为河东和河西各一路，此后便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牢太平军，并不断往前推移。

此时北方连降大雪，太平军虽得到了粮食上的补充，但冬衣不足，而且他们本身也不知道如何防寒保温，因此非战斗减员非常多，光冻死的就有数千人之多。僧格林沁的办法就是熬着耗着，在对付气温这个大敌上，长期生活在同一环境，甚至是更恶劣环境下的蒙古人显然要比太平军能扛得多。

耐不住的是咸丰。在没看战报以前，他总揣着一种一劳永逸的心理，但仔细读下来，却发现僧格林沁不过还是在拿话搪塞自己。

敷衍，敷衍，你就知道敷衍，不赶紧把太平军给摆平，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僧格林沁口口声声地说下雪天冷得不行，非得等到冰雪消融才能有取胜的完全把握，咸丰真是恨不能劈脸扇过去一巴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早点抓住时机，歼灭这股太平军，还会像今天这么费力吗？

他在僧格林沁的奏折上批道：“再不能宽限时日。”

斗兽场

可是事到如今，能不能宽限已不是咸丰说的算了，而是僧格林沁说的算，他只把咸丰的话当耳旁风。

皇帝坐在紫禁城里说的现成便宜话，那是能听的吗？听不得。尽管太平军的境况已大不如前，但仍有近万之众，而且僧格林沁分明看到，太平军照旧悍不畏死，或战或守，均从容不迫，毫无溃乱之状。

这种样子，你要我立马将他们干掉，不是在说天书吗？只有长围久困，才是唯一之法。

僧格林沁的围困，像毒蛇缠颈，使得太平军的日子越来越艰难。这时杨秀清派遣的特使正好潜入连镇，林凤祥才知道天京援军将赶到救急，两人计议后，决定让李开芳率六百轻骑兵南下接应。

增援连镇的太平军尚无法到达，僧格林沁却已不断得到援兵，所统率的兵力增至三万。这不仅弥补了胜保率兵离开后人数不足的缺陷，也使僧格林沁得以采取新的动作。他采取环镇筑垒的方法，挖出三道壕沟，并配以土城，将镇外林凤祥所筑连营也一道困了起来。

随着时间的延续，继缺少冬衣之后，太平军收集起来的粮食也渐渐吃光了，只能以黑豆充饥。林凤祥困窘无计，不知道怎样才能带着这支部队走出不利局面，但是这一天，有人忽然告诉他：“我有办法！”

说有办法的是一个广西老兵。他说有办法，不是说他个人有办法，而是附在他身上的耶稣有办法。

事情发生在军内举行的一次祷告仪式上。大家都在念念有词，就见这个老兵突然昏厥倒地，口吐白沫，醒来之后，老兵便以耶稣的口吻对林凤祥言道：“休要担心，少要害怕，某有的是神奇兵法，定能助你突出重围。”

在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里，耶稣是天兄，即天王洪秀全的哥哥，有耶稣下界助阵，自然无敌。林凤祥很高兴，马上封老兵为军师，并建立军师府，事无巨细，都要请示“军师”后才执行。

“军师哥哥”其实不懂指挥打仗，但他以前在广西的戏班子里跑过龙套，于是便把舞台上的花花绿绿搬了过来，每日操演一些“诛妖阵”“锁妖会”一类的所谓阵法。

一个月过去了，这些阵法对实战毫无作用，林凤祥也渐渐瞧出端倪——“军师”竟然说出了让关羽、黄忠下凡助阵的话，太平军的宗旨是砸烂一切牛鬼蛇神，三国人物自然也在被砸之列。

林凤祥大怒，将“军师”愤而斩之。

对于揭不开锅的前线来说，虚幻的一套犹如画饼充饥，只能暂时起到一点鼓舞军心的作用，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为冲出重围，林凤祥想到了吕公车。

吕公车是自明代起就有的一种大型军事设备，类似于古时候的重型坦克。太平军对其进行了改造，车上不仅可载人，还能装备火炮，北伐以来，多次用于攻城和野战。

可是吕公车仍然难以救急。僧格林沁所修的那些壕沟，深度和宽度都各达六米有余，土城则高达四米，厚近三米，上面安有枪炮。在壕沟后的土城内，每隔三米，便支起一座帐篷，每座帐篷里都各有十名士兵昼夜巡逻。如此复杂的阵地工事，几乎可以和后世的反坦克壕相提并论，哪是吕公车这样的土坦克能够攻破的。

形势越来越恶劣，太平军内再次开始人心动摇，出现了逃兵。僧格林沁也像胜保那样，天天让这些逃兵高举“投诚免死”牌，在太平军营垒外转来转去，展开攻心战。

在太平军内，广西老兄弟，或者叫“老长毛”或“桂籍长毛”，是其中坚力量，战斗力相当强悍，能够让从黑吉调来的满洲骑兵吓到发抖，但有一利必有一弊，他们同时也有目空一切、看不起外省人的一面，一如湘潭之战中的“长发兵”对“短发兵”。

本身不团结的因素，加上饥困交迫，前后出降者达三千多人，竟占去了守军的三分之一。在这些投降分子中，很少有广西籍的，大部分出自于外省，例如湖北籍。

与胜保不同的是，僧格林沁的攻心战已可用恶毒来形容了，他把降兵集中起来，专门编成一支军队，名为“义勇”。僧格林沁立下规矩，义勇必须屯兵包围圈内，不得进入土城，而且不立战功就不能剃发，也就是说仍不被视作自己人。

不转正就成不了正规官军，仍是“伪军”，而由于仍留着长发，对面的太平军也一看便知此辈是叛徒，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前后相逼下，为了取得一张血淋淋的投名状，义勇往往荷尔蒙大爆发，在战场上“舍死搏战”，比官军和太平军加一起还疯狂。结果，包围圈内，昔日的伙伴自相屠杀，死伤枕藉，包围圈外，官军冷眼监视，坐山观虎斗，犹如西方的罗马斗兽场一般。

诈降

原先林凤祥抓到逃兵就杀，但众人特别是非广西籍的官兵，看到投降不仅可以不死，还摇身一变成了官军，想想留下来横竖一死，逃出去没准尚有活路，因此没人会被吓住，逃跑投降之风反而刮得更加猛烈。

眼看着军心收拢不住，林凤祥只得改变策略，抓到逃兵不杀了，而是当着他们的面痛哭流涕，进行自我批评，骂自己无能，又赐给金帛财物，挥挥手说你们要走就走吧，不要管我了。

如此一来，逃兵们中有点义气的，倒良心发现，起誓不走了。见此情景，林凤祥忽然来了主意。

你僧格林沁不是要诱降吗，好，我也跟你玩一个诈降。林凤祥与诈降者约好，让他们进入官军阵营后，便与连镇守军里应外合，从而一举击破僧格林沁的包围。

诈降者的身份也特地进行了挑选，专门挑原先当过官军的。林凤祥认为，这样可以增加僧格林沁的信任感，减少斗兽场式的“考验期”。

谁知在见到这些诈降者后，僧格林沁却是一脸冰冷，说你们跟“老长毛”不一样，“老长毛”不过是些无知愚民，你们拿着朝廷的俸禄，吃着朝廷的口粮，却还要跟着太平军造反，真是太可恶了，对你们这样的人，我是来一个杀一个的，“有杀无赦”。

这一席话，把诈降者说得面面相觑，汗如雨下。僧格林沁随即话锋一转：“不过呢，我这人从不杀俘，这么办吧，你们回去，把林凤祥的脑袋送来，我就允许你们归降。”他把诈降的二十来个人放了回去。

林凤祥当然不可能把自个的脑壳割下来给人当信物。几天后，这些人又来见僧格林沁，手里还拿着几件衣服。僧格林沁问这是什么，回答是：“林凤祥的脑袋拿不到，只偷得他的衣服为证。”

僧格林沁挥挥手：拉倒吧，我要件衣服有什么用？

第二回，衣服变成了人头，但不是林凤祥本人的人头，据他们说是林凤祥亲近手下的人头。这回僧格林沁发火了：“什么亲近手下，我知道林凤祥的部下到底长啥样？你们不是故意来蒙我吗？”

林凤祥被逼得没有办法，第三回时便把自己的印绶取出，让诈降者带去。僧格林沁见到后点点头，说这东西还值点钱。随后，他却忽然问了诈降者们一个问题：“我知道太平军的军纪非常严明，那么请告诉我，你们上次是怎么样拿着人头穿梭来去的呢？”

接下来的疑问当然还有很多。比如在杀了林凤祥的部下后，要再把他的印绶偷出来，几乎是绝无可能的事，要么林凤祥和他的太平军将士都变成了白痴，要么就是在演戏。

僧格林沁将诈降者一律斩首，只留一人回去报告林凤祥：“鬼蜮伎俩，吾尽识破也。”凭你那点小零小碎，还想来糊弄我，省省吧。

诈降之计失败，林凤祥郁闷不已，这时突然有做过义勇的将领求见。

凡是加入义勇的降兵降将，几乎每个人双手都沾满兄弟同僚之血，就恨不得将你生擒活拿，你还敢主动现身？

这位降将倒很镇定，说我做了错事，现在是来补过的。他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李开芳已带着援军来了，正在包围圈外与官军交战。

据降将说，他就是李开芳派来的，李开芳让他来告知林凤祥，赶紧里应外合，好一举击败僧格林沁。这个信息正是林凤祥和被围困在连镇的太平军所苦苦企盼的，不过林凤祥也留了个心眼，他必须看到联络信号才会行动。

当初李开芳南下时，两人曾做出约定，如果仍被官军分隔，彼此以喷火弹为号。林凤祥令降将返回，然后便开始等待。

到了预定时间，果然看到了喷火弹，林凤祥大喜过望，立即率兵出击。他不知道，这其实是僧格林沁布的一个局。正所谓戏从对手中来，你骗我，我套你，无非是看谁的演技更逼真而已。

至于联络信号，林凤祥以为是他和李开芳两个人之间的秘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孰料隔墙有耳，那个降将其实也偷听到了，火弹根本就是官军所施放。

林凤祥没有遇到李开芳和援军，所部却陷入了官军的埋伏之中，被打死四五百人。僧格林沁立马拿出官帽顶戴，赏给引诱太平军的降将——在这个世俗社会里，忠心和义气常常不是卑鄙和背叛的对手。

关键是看时机和成效

中伏不仅让林凤祥受到打击，也断绝了他待援的最后一点希望。不久，连黑豆都没得吃了。林凤祥下令杀骡马，骡马有限，杀完了开始煮皮箱刀鞘，带皮的也煮完了，又从地上挖掘马齿苋、当归这些野菜为食，还有人则剥开榆树，取皮研末，做成面条。等到连这些东西都吃得差不多的时候，甚至俘获的官兵和逃兵也被杀掉，取人肉以食，尽显战场上最黑暗和悲惨的一面。

漫无边际的逃亡开始了。经过这次逃亡，太平军的兵力变得严重不足，只剩下两千多名死也不投降的广西老兵。考虑到兼顾两镇也变成了不可能，林凤祥遂放弃西连镇，率部进入了东连镇。

在此之前，僧格林沁曾经开壕筑堤，为的是蓄积雨水。等到堤坝建成，蓄水已达到房顶那么高，这时便掘堤放水，对太平军阵地进行围灌，之后又用大炮进行连续轰击。

看到太平军阵营出现混乱，僧格林沁才正式发起总攻。林凤祥往来督战，身受两处枪伤，他身边的两千勇者或战死沙场，或投水自杀，再没有一个肯屈膝投降。

1855年3月7日，东连镇被僧格林沁所攻破，林凤祥也在躲藏的地窖内被俘。尽管地窖内还储有可供他一月食用的粮食，可这已经无济于事了。

两天后，也就是3月9日，咸丰收到了僧格林沁从前线发来的捷报。这段时间正是曾国藩在九江和湖口遭遇大败，石达开发起全面反攻的时候，咸丰太需要一个战场上的好消息来冲冲喜了。尽管僧格林沁拖了这么长时间才解决问题，但毕竟是解决了，而且僧格林沁身为皇亲国戚，统率的是八旗官军，不同于曾国藩的湘军。换句话说，僧格林沁才是纯粹的家里人，他赢了，就是在给皇家长脸。

咸丰加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在清代，一般只有皇帝的儿子才能被封为亲王，僧格林沁以一个蒙古郡王，皇帝的表兄（还不是正宗的）就被封亲王，这在当时非常少见。自此以后，僧格林沁的故乡科尔沁左翼后旗就被称为“博多勒噶台亲王旗”，简称“博王旗”，这一称谓一直沿袭至今。

僧格林沁的同伴就没这么好运了。胜保还未到山东之前，天京发来的援兵已被沿路消耗得差不多了，再给他倾力一攻，连山东都立不住脚，只剩得一千余人拼死突围后南返回京。

援兵余部刚走，李开芳来了。李开芳此行本为接应援军，但由于消息滞后，等他到的时候，北援早已失败，他自己也被胜保包围于高唐。不过随后遭到霉运的不是李开芳，而是胜保。由于胜保在损兵折将的情况下，仍迟迟无法攻破高唐，咸丰下令将其逮京问责，攻克高唐的任务也同时移交给僧格林沁。

高唐州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救柴进的地方，似乎天生对造反者有利，对官军不利。到了高唐之后，僧格林沁发现，不是胜保无能，实在是高唐州太难攻了。

高唐以前是存储军火之处，当地盛产制造火药所必需的硝石、硫黄，粮草也很充裕，要打仗，李开芳几乎没一样缺的。他从连镇出发时虽只带了六百轻骑兵，但这六百余人“皆百战精锐”，都是打仗打出来的能战之士。

在此基础上，李开芳在城外挖掘三道深壕，三壕相通，壕内藏有太平军。官军从壕上穿过，不是被长矛挑个对穿过，就是被鸟枪打死，加上城内能够居高临下，以明击暗，所以每次官军都要碰得头破血流，伤亡十余人算是少的，多的时候一次就要损失百余人。

胜保攻城时，十八般武艺全都使上了，参加攻城的骑兵有满洲骑兵、蒙古骑兵，步兵更是五花八门，除了北方官军外，还包括南方来的川勇，可是无一例外地都遭到败绩。

如果僧格林沁也像胜保一样采取大兵强攻的办法，显然效果不会好到哪里去。

高唐很难攻，那么换个地方呢？僧格林沁将胜保的四面包围改为网开一面——网开一面不是说都不对，关键是看时机和成效。

在主动闪出空当的同时，他像在连镇时一样加紧围城，能断的粮道全部断掉。胜保在时，太平军有时晚上还能到城外村庄里去征粮，随着僧格林沁越围越紧，连这种机会也没有了。

眼见得城中粮草不断地少下去，李开芳心里打起了鼓。这时他又得知了连镇太平军覆灭的消息，越发感到高唐非久留之所，于是开始计划突围。

1855年3月17日，李开芳扔掉所有马匹辎重，带着余下的三百人趁夜步行突围。僧格林沁那鹰隼般的眼睛始终紧盯着太平军突围的方向，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将李开芳挡住，把太平军重新堵回高唐州，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

他想要的，恰恰是李开芳正在做的。在北伐以来的所有突围中，高唐州突围可以说是太平军最为失算的一次军事行动，它为李开芳最终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将计就计

在太平军完全脱离高唐州后，僧格林沁才发力猛追，所以李开芳并不能跑多远。确切地说，是在离高唐州四十多里，一个叫冯官屯的地方。

冯官屯在区划上并没离开高唐州，此处皆为富户，有的人家光名下田地就有数千亩，而且都住在土城堡里面，周围砌以砖石墙垣，十分坚固。屯里还有护屯家丁，可家丁哪是太平军这样正规军的对手，三下五下，便被灭了个精光。

就在太平军占据冯官屯的同时，一前一后，蒙古骑兵也滚滚而来，李开芳立即派人用大木头将所有出口堵住，然后排列枪炮，做好防御。

僧格林沁到达冯官屯后，第一个举措是派骑兵将冯官屯围成圈，之后筑堤造楼进行围困。在他的计划里，高唐州终于如愿以偿地变成了冯官屯，可是要攻克这座庄子也并不轻松。

由于无法接近，僧格林沁从高唐州运来大炮，一排排轰过去，“村内房屋，皆被击塌”。李开芳见屋内待不住，就在屯内挖掘可以自由通行的壕沟。沟内建有地窖，既能躲避枪炮，也可以用来住宿，窖外另挖各种小孔，官军来进攻时，可以向上开枪射击。

这是一种足以傲视后世的地道，其开掘时间之短，构造之机巧，均令人叹为观止。凭借地道战，李开芳多次击退官军的进攻，僧格林沁依倚的大炮像拳头打在棉花上，听不到一点动静。

僧格林沁始终攻不破冯官屯。与围困连镇不同，这次他的时间十分紧迫。你想，对付一座小村落，又是不足三百人的守军，若再要耗上个大半年，别说咸丰无法容忍，恐怕他自己都接受不了。

僧格林沁再次想到水淹之策，临时蓄水是来不及了，他上奏朝廷，请求引运河水来灌屯。得到批准后，他便忙开了。在地势上，运河低，冯官屯高，挖渠的工程量很大，因此足足花了一个月时间，才修成一条百里长渠。

对于官军的行动，李开芳看得清清楚楚，他决计迅速组织突围。1855年4月15日，太平军乘夜从早已挖好的地道中潜出，全军扑向官军的炮台。官军毫无防备，被这些突然从地里钻出的“土行孙”给整蒙了圈，顿时死的死，逃的逃。

太平军将炮台上的炮眼封死，接着继续向外冲。僧格林沁闻讯赶来指挥堵截。在激烈的交锋中，他的亲兵被杀，自己的坐骑也被打死，拼了老命，才迫使太平军退回冯官屯。

这次险情让僧格林沁意识到，要灌得赶紧灌，不然一个不小心让太平军溜走，百里长渠就算白修了。

冯官屯比长渠高，僧格林沁就把水车搬来，指挥兵勇连轴儿转，像农民灌田一样把水从低处抽上来，而且“昼夜不息”，一刻也不敢停工。经过十几天的浸灌，加上连降两天大雨，雨水和运河水交相灌入，低洼之处的水深已达一米以上，连地窖里也浸入了水。

冯官屯的情况更趋严重，屯内遍地都是水，仅剩下巴掌大小的干燥地面，除李开芳尚可坐在床上外，其余太平军官兵大多不是陷身泥淖，就是只能跑到楼上。堆在仓库里的火药粮食也都被浸湿，以致无法使用。

僧格林沁一边用水来继续挤压守军的活动空间，一边集中枪炮对太平军群聚的楼房进行射击。他还想了一个毒招，将收购的大量青蛙投放于冯官屯的水中，让官军支着耳朵听声音，哪里青蛙不叫，就说明哪里是太平军的潜藏之处，也便是他的重点打击目标，太平军因此伤亡很大。

冯官屯里的水越涨越凶，低洼处的水已快升至两米，地窖内进水也接近一米，李开芳和余下的太平军被迫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对僧格林沁来说，鱼是早晚要死的，网破就不好了，最乐见的是鱼变成乖宝宝，自动送上门来，那他连网都用不着撒了。

在太平军山穷水尽的情况下，他决定继续采用诱降术。不过李开芳可不是个乖宝宝，连同依旧跟在他身边的太平军官兵，个个都是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也一定会掉头咬你一口的“老广西”，绝不可能成为官军中的“义勇”。

僧格林沁对此心知肚明，他所谓的诱降，其实是假诱降，说穿了不过是哄和骗而已。1855年5月26日，他亲自写了封信，对李开芳说，你这人很有才，我欣赏你，现在只要你在三天之内率部归降，就可以算作投诚免罪。

哄骗能不能奏效，僧格林沁也并无完全把握，他暗地里调来小船，为的是一旦李开芳不上钩，便不惜用水战的方式攻入屯内。

没想到李开芳一收到劝降书，便立马答应下来，只不过他的答应是将计就计——僧格林沁要使假诱降，他则想来一个假投降。

敢情大家都是假的，没一个真的。李开芳所设计的戏路是，先派一部分人去诈降，等诈降者进入官军大营后，他再亲率余下官兵开炮突围。大家约定的信号是炮声，诈降者以炮声为号，立即反戈一击，这样里应外合，即可突出重围。

李开芳和僧格林沁都是俗称的老戏骨，知道如何掌握火候。即便到这种关头，李开芳仍是不急不躁，一天天地倒数着日子。

以诈应诈

一天，两天，到第三天，即5月28日，僧格林沁远远看见一百多名太平军官兵招手出降。

眼睛唰唰地扫过去，僧格林沁就发现这批人不是真的归降，而是诈降，但是他丝毫未露声色。此时的冯官屯已成水城，无舟可渡，他让人拿出两根特粗的绳子，一上一下，两端各系牢在树上，做成一个简易版的水上浮桥：凡归降者，可以脚踩一根绳，手抓一根绳，不用沾水便能过来。

这样的“浮桥”，对一般老百姓来说难度着实不小，但对于常年涉水过河的太平军官兵来说却很简单。大家都觉得这个设计不错，刀枪背在身上，不用害怕受潮。不仅如此，僧格林沁接待得也很周到，每名太平军从绳子上下来，都会有五个官军把他们迎往大营。

眼见僧格林沁“中计”，李开芳马上传令放炮，准备在一片喊杀声中涉水杀出，但让他感到纳闷的是，诈降者并没有随着炮声起而响应。

不是诈降者不响应，而是早就身不由己。在众人进入官军大营后，才走出十步，背上的刀枪就被收掉了，走出三十步，双手也被捆了起来。

官军大营平静如初，李开芳意识到，他的诈降计露馅了，里应外合的行动只能流产。

这一轮的以诈应诈，僧格林沁又赢了，得意是免不了的。可高兴劲儿还没结束，官军大营中就发生了一件让他心惊肉跳的事。

诈降计失败的当晚，诈降的百名太平军便被予以处斩。就在押赴刑场前，有一个负责押送的官军骑兵眼睛突然放起了光，原因是他发现被他押着的一名太平军士兵手里戴着一只金镯。

如果金镯在处斩时被众人发现，就是集体战利品，这名骑兵贪心不足，想独占财物，于是便给被押者说好话：“反正你都是要死的人了，金镯落谁手里不是落啊，看在我陪你这大半天的分儿上，就留给我吧。”

士兵满口答应，但要他先解开绳索，说否则没法把镯子取下来。骑兵想想也对，利令智昏之下，就动手把对方的绳子给解开了。士兵果不食言，把胳膊伸了过去——不是要给金镯，却是要取性命！

说时迟，那时快，骑兵腰里的佩刀已被拔了过去。士兵握着刀反手挥过，将骑兵断为两截，接着他夺过马匹，突围而出，上前阻挡的其他官军兵勇被砍伤了十几个。

僧格林沁闻讯大惊，急忙下令用桌椅堵塞街道，使得马匹不能奔跑，而后通过前后堵截，靠人多优势才把太平军士兵给杀死。

这次意外让僧格林沁对“老广西”作战意志之顽强有了更深体会，他绝对不相信李开芳会真的投降，但问题是他要想攻破太平军防线，乃至启动水战，仍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付出的人员伤亡也少不了。

恰在这时，李开芳却派人游泳过来，给僧格林沁送来一份“降表”，“降表”上说，只要官军能让开一条道，让他逃往南方，以后将永不再犯。

不知道李开芳写“降表”前，是不是受了戏曲的影响，戏曲中经常有这样的桥段：某某打不过了，就说我这就回去，今后再不来招惹你云云。

僧格林沁可不是舞台上矫揉造作的小生，胜券在握的情况下，他才不会理这个茬。李开芳写“降表”只是让他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还可以继续哄和骗。给李开芳的回复是：让路不可能，但只要你肯降，我仍可不杀。

1855年5月31日，李开芳再递降表，宣布投降。当天太平军缴出武器，李开芳亲自到官军大帐中来见僧格林沁。入帐后，他仅向僧格林沁及其几个主要将领弯了弯膝盖，算是敬礼，对其他人则熟视无睹。

都落到这地步了，还敢如此狂傲，帐中将官皆持刀怒视，但李开芳仰面四顾，毫无惧色，尽显悍将本色。他对僧格林沁说：“你们不还要南下吗？要是硬打的话，损失可就大了。这样吧，如果能放了我，我就替你们去做说客，劝他们来降。”

接着，李开芳又说我肚子饿了，得吃点东西。僧格林沁传令上饭，李开芳开怀大嚼，谈笑如常，甚至说他可以到天京去劝降。

僧格林沁在一旁看明白了。江南或者天京的那些天罡地煞，有谁是凭几句话就可以说转过来的，我放你回去，还不是放虎归山？

原来又是演戏，又是诈降。吃完饭，他一刻不敢耽搁，赶紧派数百骑兵，将李开芳押往京师处决。

这一天，标志着北伐军的全军覆没。

第二章 平乱专家

对咸丰而言，历时两年的北伐，几乎就是一个长达两年的噩梦。在这两年中，他时时梦见自己和前朝的末代皇帝一样，蓬头垢面地走上断头台。

“国君死社稷”，口号是不错，可有哪个皇帝真心想走这条路呢？现在噩梦总算结束了，而这些都应该感谢一个叫僧格林沁的人，此君实有再造大清国之功。

不知道咸丰还记不记得另一个梦，那是祖母孝和皇太后所做：玉石绵羊从东北方带来亮光，将作为贵人来保大清天下。

现在这个梦应验了。咸丰立即特许僧格林沁以亲王身份“世袭罔替”。

明代有亲王，清代也有亲王。明代亲王是老子传儿子，儿子再传孙子，子子孙孙传下去，传到后来亲王遍天下，形成了尾大不掉的痼疾。

前车之鉴，后车之覆，清代吸取教训，便搞了一个降袭制度，即每传一次就降一级，这样亲王自然越来越少。唯一的例外就是八位“铁帽子王”，其先辈分别是多尔衮、多铎等人，皆为开国功臣。他们的子孙里面可有一人享受“世袭罔替”，把亲王宝座继承下去。

如今的僧格林沁也挤进了“世袭罔替”的行列，意味着他的地位已相当或接近于“铁帽子王”。

五色鸟

在惠亲王绵愉、僧格林沁班师回朝时，咸丰还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庆典。这是僧格林沁最风光的时候，史书上说他自此“威名震于海内”。的确，其时其地，面对北伐军这样精锐中的精锐，即便换曾国藩过来，也未必就能阻挡其锋，更不必说予以全部歼灭了。这个从草原上一路走来的“玉石绵羊”，毫无疑问就是咸丰必须倚重的最大功臣兼守护神。

不过咸丰还是不能歇下来的。北方虽定，但南方未平，特别是自石达开在长江流域组织大反攻后，武昌至今还控制在太平军手中，他亟须派得力大将去改变南方战局。

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僧格林沁，可是如果太平军再度北上，发起第二次北伐，那时候该依靠谁呢？僧格林沁不能走，得留在京师，只能派他的手下大将。1855年6月14日，西凌阿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南下督办湖北军务。

西凌阿原先并不是僧格林沁的人，他是胜保的部下，胜保被逮京后，归入僧格林沁帐下。此人打仗非常卖力，无论是在胜保手下还是僧格林沁手下，其部都是先锋。

西凌阿一到湖北，便向太平军发起攻势，但是他似乎也就只能给别人做做先锋，一旦单干便现出原形，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以为跟过僧格林沁，可以多少沾上一点“仙气”，没料到竟是这样一副德行。咸丰大失所望，只得将西凌阿革职，另外委任其他人做钦差大臣。

新来的并不比西凌阿强到哪里去，西凌阿率北方得胜之师来战，都一败如斯，他还能再变出什么戏法？

可是戏法还真就让继任者变出来了，当然他实际上是借了胡林翼的光。

曾国藩说过，胡林翼之才要胜他十倍，这并非完全的过谦之词。胡林翼的名字有个来由。说是他母亲怀孕时做过一个梦，梦见一只五色鸟张开双翼，飞到了屋后丛林之中，用嘴去叼啄林中的灵芝仙草，且一边啁啾鸣啭，一边徘徊不去。醒来之后家里人一合计，这梦非常吉利，因此就给他取名为林翼，字咏芝。

这样的梦，跟胡家的背景和期望很是契合。胡林翼的父亲在嘉庆年间考中了一甲第三名，也就是探花，剩下来的事，就是希望能再出一个续香火的文曲星。

与大家期待的完全一致，甚至还更出乎意料，胡林翼很早就显露出了神童的潜质。据说他在四岁时，已经跟同龄人拉开了差距，走路稳稳当当，说话不急不慢，很有未来做大官的气象。再大一些学习认字，更是过目不忘。

当他八岁时，一代名臣陶澍来拜访他的祖父，见到随侍的胡林翼，一时“惊为伟器”，认为这孩子以后的成就将不得了。好机会不容错过，陶澍当即与胡家订下娃娃亲，将女儿许配给了胡林翼。

陶澍不是相面算命的，这个孩子所能打动他的东西，可以从五年后胡林翼听老师讲解《论语》时说的一句话中看出端倪。当时，胡林翼说：“今天下之乱不在盗贼，而在人心！”

说出此言的胡林翼不过才十三岁，他的这句话是很多成年人都说不出也想不到的。胡林翼的老师像陶澍一样感到震惊，在日记中清清楚楚地记录下了这一幕。

一个惊世之才即将冉冉升空，正像他母亲梦中所见，这是只五色鸟，胡林翼身上并非只有一种颜色，概而言之，他的个性太强烈了。

有人说，曾国藩是因圣贤而入豪杰，胡林翼是因豪杰而入圣贤。古往今来，凡豪杰之士，大多有其落拓不羁的一面，与江忠源一样，胡林翼也有过“人不轻狂枉少年”的经历。

没有办法，他的家境实在是好，既然给设置了《红楼梦》中贾宝玉那样的条件和本钱，你要一个真性情的人不轻狂一下，就太委屈自己了。

未应试科举之前，这个纨绔少年“恣意声伎”，一放下书本就往花街柳巷钻，中科举进翰林之后，好的还是这口，即便在京城困难重重。

瑚琏之器

清代跟明代相比，最“存天理灭人欲”的地方，无过于禁止官员狎妓。一如现在的西方国家，老百姓花心一点无人追究，当官的被发现纵情声色可是要被打屁股的，尤其是道光那种正经八百的皇帝当政，他自个连“黄书”都不看，更别说付诸行动了。于是，京城的娱乐业也跟着萧条无聊，所谓“八大胡同”，赛金花都是后来的事。

更有那假道学的“马屁精”，竟然也顺着皇帝的心思来，干脆上道奏折，把唱戏的女旦都给禁了。这下好了，舞台上跳来舞去，一水儿的男演员，没劲到让你都想往台上扔板砖。

有点身份和资历的官员有办法，他们可以缩回自家院子，左一个右一个地娶妾迎小，反正往着不违纪不丢官的区域使劲就是了。可是翰林的官员大多是刚刚科举进来的年轻人，一方面，有着当年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般的豪情壮志，另一方面，又无钱去讨小老婆，青春期的过剩精力无处施展，漂在京城的滋味着实难熬啊！

恨死了这帮假道学、伪君子！明着不行，色胆超过理智的翰林们便私下约好，集体出游——这种事情太需要胆量了，一个人根本不敢独自行动。

此类活动，胡林翼每次都是积极分子。有一天晚上，他与一个叫周寿昌的好友一起去逛妓院。玩得好好的，突然就有负责治安的“坊卒”来检查了。

这真是惊魂一刻，周寿昌为人机灵，闪电般跑进厨房，套了件衣服扮伙夫立着。坊卒进来一看，哦，厨师，就走开了。

胡林翼等人反应没那么快，全给坊卒堵在那里，并且被抓回问讯。审问时，可怜他们还不敢吐露真实身份，只说自己是老百姓。

既然是小老百姓，人家“坊卒”就有得拿你们开心了，自然是什么都问，什么还都得老实交代，脸面丢了，罪也受得不轻。

被释放后，胡林翼看到毫发无损的周寿昌，不由得又羞又愤：“朋友要临难相救，你却临难相弃，算什么朋友，绝交！”

其实还真不能怪人家周寿昌，那种时候都是自顾不暇，总不至于大家伙全钻厨房里，让“坊卒”相信这是妓院里的“厨师特训班”吧。

说是京城，其实忒没劲，有劲的还是南方。

未入翰林之前，胡林翼曾在湖南省城举办的乡试中落榜，没能中举。那时他已迎娶新嫁娘，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就将小夫妻召到南京散心，顺便让女婿跟着自己做做幕僚，长长见识。

胡林翼舒服日子过惯了，花费很大，据说即使他后来加入湘军，仍保留着公子少爷的饮食习惯，一定要吃好的喝好的，且“无三日不小宴”，隔三岔五地都要开个小灶什么的，与曾国藩、罗泽南这样天天粗茶淡饭的苦行僧截然不同。

到了南京，所有额外开销都得由老丈人出，胡林翼毫不忌讳，要钱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而陶澍也是要多少给多少，从不打折扣。大家对此都很惊疑，因为陶澍平时生活俭朴，没有大手大脚的习惯，他对自己如此，对身边的人也是一样。有人问起为什么单单对女婿网开一面，陶澍回答：“这孩子是横海之鳞，一个纵横四海的金鳞啊，出手当然不一样，区区一勺子水，哪里够他办事的。”

花点钱倒也罢了，胡公子又看上了金陵有名的秦淮风月，经常扔下老婆，一个人跑去风流快活。

按照陶澍的规定，幕僚八小时内外都不许离开衙署，更不用说去秦淮了。其他幕僚们看着胡林翼潇洒来去，那个羡慕嫉妒恨，有人便以此为例，希望陶公解除严规。陶澍却说胡林翼去得，你们去不得。为什么呢，因为胡林翼以后要为国操劳，最后是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你们谁能做到？

“都做不到吧，好，那就暂时让他玩乐一下。反正他以后要担当天下事，估计也没空去娱乐了，现在就算提前支取报酬吧。”

众人真是敢怒不敢言。你是大吏，又不是预言家，怎么就知道这小胡今后会为国家操劳累死呢？说得瞎人搞怪的，不过还是偏袒你女婿罢了！

眼看女儿独守空房，陶夫人也不乐意了，埋怨老头子当了一辈子大官，连人都看不准：“（胡林翼）读书读不出，考试考不好，做人又如此差劲，女儿一生都要毁在你手里了。”

陶澍有些招架不住，不过他仍坚信自己当初的选择和判断：“我这个女婿非同常人，他是瑚琏之器，有治国安邦之才。他现在这个样子，只是还不清楚今后的努力方向罢了，给他时间，就一定能走出迷雾。”

精神殊为一变

就在老丈人帮他左支右挡的时候，不知轻重的胡林翼还在金陵花丛中流连忘返哩。

明灭晕眩的灯光下，黑夜在燃烧，舞步在放纵，美酒、丽人，都足以吸引住一个思维活跃且性情洒脱的年轻人。

也许有人会以为陶澍属于骑虎难下，身为大吏，即便看走眼，认错人也不敢承认，只能犟着脖子硬挺，其实他一直在暗暗对胡林翼进行观察。

就在胡林翼来南京之前，这位年仅二十岁的青年已经做了一件足以让陶澍刮目相看的大事。

胡林翼的家乡湖南益阳遭了灾，饥民把道路都给堵住了。正在读书的胡林翼求见知县，提出了一个让富人出钱赈灾的方案。可是十几天过去了，一帮目光短浅、爱钱如命的富人没一个肯出血的。胡林翼急了，就动员自己的老岳丈先捐两千两银子做榜样，有了这个打底，他再挨个前去动员。

要动员富人出钱，比要他们的命还难。陶澍的办法是看人说话，能讲道理则讲道理，有的讲道理不听，只好“恐吓”：饥民没有东西吃，就会变成乱民，你觉得是主动施舍好呢，还是被人家抢爽呢？

还有的人既听不进道理，也不在乎恐吓，他看中实际的，就是得给他个顶戴什么的。胡林翼便投其所好，根据其出钱多少，劝知县按规格赏个虚名。

如此皆大欢喜，最后益阳共筹集到了数万两银子的捐款用于购米赈灾。

有了银子，还得看怎么用，好钢要花在刀刃上。按照胡林翼的方案，益阳知县将遭灾区域划块，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经济能力尚可维持，不享受赈济，中等的提供低价米，只有下等的，实在一无所有了，这才在一个月内免费提供米粮。

为了防止保甲村长这些人从中舞弊，同时也为了确保各地治安，益阳知县又采纳胡林翼的建议，挑选士绅协同办理和监督。

这次赈灾救活了很多灾民，在当地影响很大。就是通过这件事，陶澍看到了胡林翼身上的过人之处：有担当，有气魄，有智慧，有能力。

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胡林翼的前程不可限量，所需要的只是点他一点。陶澍把胡林翼召到南京，就是希望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他不在乎别人对胡林翼的各种非议，看人要看本质，其他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逐渐淡去。

为了让女婿能够像坐禅一样得到顿悟，陶澍可谓费尽心机。每天下班，一定要找时间与胡林翼促膝谈心。

作为道光年间的首席名吏，清末实学最早的领军人物，陶澍不仅学问渊博，而且在数十年宦场生涯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阅历，可以说上下古今，皆能融会贯通。有这样一位青年导师进行辅导，胡林翼进益神速，仿佛自己也在和陶澍一起盘算和权衡兴利除弊的种种措施，乃至“精神殊为一变”。

黑暗隧道中已经透出了光亮，陶澍越来越有信心。有一天，他特地摆了一桌好吃的招待胡林翼，除了翁婿二人，坐无旁客。席间，聊起了曾在修身治国方面可载入史书的前辈，两人越聊越有味道。

犹如心灵感应一般，胡林翼忽然发现自己与前辈们有了交会点，觉得要做这样的人，才不枉此生。自此，他开始“折节读书”，在学业上更加勤勉。

受陶澍的影响，胡林翼在阅读方面非常广泛，除科举考试中不能不攻的课业外，还特别喜欢读《史记》《汉书》《左氏春秋》《资治通鉴》等历史书，同时他对中外地理、军事用兵等“经世之术”也进行过深入的钻研。

虽然胡林翼对八股章句兴趣不大，用功也不多，但他为人聪明，加上博览群书，拥有了开阔的视野，所谓一通百通，寻常考试已成小技，没有什么能难得住和难得倒他了。几年之后，胡林翼即高榜得中，进入翰林院任编修。这时候的胡林翼似乎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花起钱来一样随便，对眠花宿柳的兴趣也始终如一，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因为他的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晰了。

凭借这种状态，让胡林翼进入短跑比赛的前几名根本不在话下，可是老天需要他完成的，不光是短跑，还有长跑，不光是单项优胜，还得是十项全能。

绊马坑

胡林翼自己说，他在三十岁以前，一直都觉得自己才高盖世，而世人皆无才。那时候的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狂生，并且因狂而生傲，变得目中无人。

在最考验耐力和意志的马拉松跑道上，过分狂傲乃为人生之大敌，毫无疑问会限制水平的发挥。不过我们不要着急，因为前方已经准备了一座坑，专门用于对症下药。这座坑，叫作绊马坑。

胡林翼比曾国藩小一岁，但早一届成为进士，而且在翰林院混得也很是得意，和曾国藩一样，他们都是所谓的“红翰林”。

在清代的翰林院中，有红黑说法。黑翰林最可怜，没有外放出差的机会，只能靠一点微薄的收入苦熬日子，红翰林则上可见到皇帝，下可外放学官，后者除能合理合法地得到“贽敬银”，以补贴日常用度外，还可以收到一批门生弟子。

胡林翼奉旨出任江南乡试的副主考，这本来是个人人称羡的好差使，光“贽敬银”得个三四万两就不成问题。可偏偏主考官犯了错误，先是将安徽当成江苏，致使安徽的录取名额多出一个，后又私自带外人进入阅卷房，这在当时都是不得了的事。东窗事发后，胡林翼也因失察之责，被降一级调用（这可真够冤枉的，大概就比因狎妓而挨处分好上那么一点吧）。

祸不单行，胡父因此忧愁病倒。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在科举场上也曾是春风得意，探花嘛，全国第三名，岂是随随便便就能考到的。可是前途一片光明的胡达源，竟然也是跌倒在同一座绊马坑里：他在任科举主考时，因失察而被贬职，从此仕途黯淡。

父子俩的经历竟然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不由人不感慨人生的诡异无常，这就好像家族遗传的致命基因，不管你如何挣扎，都无法摆脱它悲剧的宿命。

胡达源躺倒后就再也没有坐起来。胡林翼侍奉汤药，早晚不离左右，他自恨自悔，但仍期盼着父亲能发生康复的奇迹。

奇迹并没发生，两个月后，父亲便去世了。从这时候起，胡林翼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再不敢狂，傲气亦大大收敛。因为他看到了一座叫作命运的大山，在这座大山面前，再高大的人都显得那么渺小。

接下来，绊马坑的效果却似乎有些矫枉过正了。胡林翼举家扶柩回乡，但即便在三年守孝期满后，他也并没有去京师销假，而是基本上闭门不出，在家里写写画画，聊以自娱。有朋友来了才相携出行，亦无非是看看附近的山水而已。

偶尔碰到天高气爽的季节，胡林翼也会带一个家仆出来散散步，或者跟庙里的和尚谈谈禅，或者与乡间的农民聊聊庄稼，看上去倒也闲适自在。

可是这一切都只是表象。他才三十多岁，正是精力充沛，可以做出一番事业的时候，难道就这样一天天闲荡下去，让曾经的期许一一落空吗？

胡林翼自己暗自嗟叹，为他感到惋惜的人也有不少。座师们纷纷来信促其复出，还有一位不是座师，但名气如雷贯耳，此人就是他岳父的同事兼好友、刚刚从新疆获释起用的林则徐。

除了父辈级的长者，本地乡绅故旧、族人朋友也都劝他，既然“才堪济世”，就不应荒废。见大家都期待着他重新振作起来，胡林翼遂下定决心，打点行装，走出家门。

如果不是遭到意外降级，作为红翰林的胡林翼本来仕途会一帆风顺，有可能飞得比曾国藩还高，但就因为这么一来，仕途又黯淡起来。重回京城，官是有得做的，是他降级后的职务，即内阁中书，一个负责抄抄写写的办事员。在内阁，这样的小京官多的是，有百余名，若要一步步升上去，还不知要熬到哪个年头。况且，清代内阁自军机处出现后，就开始变得无足轻重，别说小官，大官都没什么要紧的事可做，显然这与胡林翼做一番大事业的理想相去甚远，他不想重蹈父亲终生郁郁不得志的覆辙。

另外，父亲去世后，全家人都得靠胡林翼一人养活。内阁中书是个从七品的小京官，待遇方面也就比翰林稍好一点，那点儿俸禄甚至连老母亲都难以赡养，这算做的什么官？

胡林翼思来想去，打起了捐纳的主意。

捐纳实际上是一种买官，但它是一种公开透明的买官，并非暗箱操作，规定也很严格，秀才以上的才有资格。如果还是红翰林，胡林翼绝不屑为，可眼下不是没法子吗？其实就算他愿意屈就内阁中书，因为守孝结束后长时间没有销假，也是要交捐纳的，只是数目相对少，仅需五百两到一千两银子就可以了。那么何不多交一些，去弄一个有实权、能做事的地方官呢？

时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愿意保举胡林翼出任知府，这是捐纳中地方官可达到的最高级别，而且有林则徐的声名作为保障，胡林翼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重视，不必因捐纳而感到羞羞答答。

问题是知府所需捐纳太吓人了，统共需银一万两以上，约为内阁中书的十倍！

胡林翼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消息传出，师友们马上行动，不需胡林翼掏一个子儿，就把这笔巨款给募集齐了。当时曾国藩尚在翰林院，胡林翼的超高人气和超好人缘，也让他啧啧称奇。

人品五五开

按照规定，捐纳人可以自主择地，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一般而言，投入与产出得成比例，其他人都是抢着往富裕一些的地方去，独有“人气王”胡林翼与众不同，他选择的是以偏僻穷困著称的贵州。

朋友不理解，认为他太傻了，即便不挑个肥差使，也不能专挑最瘦的呀。胡林翼说：“我这个官，都是师友们资助的，我又是正途出身，跟靠捐官发财的人完全不同，所以我宁愿到那些老少边穷的地方去，在那些地方，官场陋习会少很多，我只要一门心思做出成绩即可，也就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了。”

胡林翼之所以选择去贵州，还有一个深藏的理由，那就是他的父亲曾任贵州学政。既然父子俩都是在考官这个位置上意外跌下马的，他就有义务在父亲任职过的地方，重新捡拾起家族失落的声誉，以告慰九泉之下的亡父。

赴任贵州之前，胡林翼在父亲坟茔前做了最后一次告别。他郑重发誓，出仕后绝不会取一钱以自肥，要做一个彻彻底底的清官和好官。

自此以后，一切花边新闻皆从胡林翼身边绝迹。正如陶澍所言，他再无精力旁顾，他全部的智慧和能量都将用于事业之中。

贵州，古之所谓夜郎国，在中华版图中属于比较偏僻的省份，但这并不妨碍百年不遇的治乱奇才从这里起步，前朝的例子是王阳明，他在贵州的“龙场悟道”，开启了光耀其一生的基业。

几百年后，又一个巨星驾临，不过他的当务之急，不是悟道，而是剿匪。

胡林翼的官职是安顺知府。安顺地理位置很重要，有“滇之喉、黔之腹”的说法，商业之盛甲于全省。这个地方商旅多，土匪也多，盗匪们甚至有时大白天都在城里进行抢劫，财物一旦到手，便打马出城，等官兵赶到时，盗匪们早已不知去向。

凡为安顺地方官，无不为之头疼，但又全都无计可施，安顺的治安状况因此很成问题。新官上任三把火，众人都眼巴巴地等着林则徐保举的知府出新招。

胡林翼上任后，果然对剿匪很重视，他到处找人唠嗑，唠来唠去，唠的都是盗匪，比如，盗匪的姓名，长什么样子，以及经常在哪里出没，等等。可是他所做的也仅此而已，剿匪没有了下文，从不见他督促着官兵去搜索捕拿。

老百姓很失望，没想到林则徐的招牌也不顶用，这又是一个外表亮堂，内心怯懦，还带着一点婉约的家伙，看来除非林则徐亲自来，否则仍然没戏。

盗匪们打听到后，既高兴又得意。同样出于对新官上任规律的了解，他们本来已经做好准备，要到深山里去躲上几天，以便避避风头。现在既然官府如此窝囊，还怕什么？哥几个愿意怎么兜风就怎么兜风好了。

转眼便是除夕夜，盗匪们辛辛苦苦忙了一年，当然也要出来聚会。特别是经过这段时间的“和平共处”，他们自认为早就把新任知府给看穿了，这家伙不是无能无用，就是捐了官想捞一票走路，完全没有什么威胁性。

与他们设想的完全一样，胡林翼正在府里宴请同僚下属：又是一年春来到，家家户户放鞭炮，开心重要，别的都不必管。

就在大伙吃吃喝喝，其乐融融之际，胡林翼却悄悄地退出宴席，将他早已精心挑选的巡捕集合起来。当夜他便飞马疾驰，率部赶到盗匪们聚集之所，将其一网打尽。

被抓住时，这些盗匪就像在做梦，根本搞不清楚胡林翼是从哪里钻出来，又是如何知道他们的藏身之所的。

不好意思的人变成了胡林翼：请不要用这么迷离的眼光瞪着我，我只不过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老实罢了。

曾经的绊马坑在关键时候发挥了作用，促成了胡林翼能屈能伸、能左能右的权变特性。与曾国藩类的理学家相比，他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其人品五五开——在好人面前就是好人，在坏人面前，他会表现得比坏人更坏，心机权谋这一套你是玩不过他的。

由于父亲的任职经历，胡林翼知道很多关于贵州的风俗人情，他自己也在贵州住过一年多，对这里不算陌生，所以一来就想好了从哪里着手。就在每个人都以为他无所作为的那段时间里，胡林翼已经像在老家那样，穿着短衣麻鞋，去按图索骥，探寻盗匪们的出没之所了。

寻常官员出行，莫不是前呼后拥，胡林翼却是单行独骑，至多身边带一个同样化了装的巡捕，加上他熟悉乡间的各种事物，能够做到对答如流，所以没有人会想到，他是堂堂知府大人。

为什么要这么干？因为盗匪往往在官府都布有眼线，稍有不慎，便会打草惊蛇，把事情搞得如此机密，可以出其不意。胡林翼由此得出的经验是，“与其用捕，不如用民”，巡捕再多也不济事，了解和体察民情才能掌握绝对的主动权。

胡林翼任职一年，前后逮捕巨盗两百余名，整个安顺的治安环境为之一清。

标本兼治之法

安顺这个地方，原先除了盗匪猖獗，民间诉讼也是一大害。

安顺人爱打官司，芝麻绿豆的事情都要拿来争，而且好胜心强，哪怕是弄到倾家荡产，也非把官司打赢不可。知府面前的积案堆到山高，哪里处理得完，因此不胜其烦，大多数都推给底下的差吏。

差吏对案件的是非曲直没有丝毫兴趣，他们只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和“吃完原告吃被告”有兴趣，结果使得案件再次成为悬案，又积压下来。

就是一些能结的案子，也往往让老百姓怨声载道。原因是官差不够用，只能用社会编外人员，叫作“白役”。能够被派作“白役”的，大多是些无赖之徒，属于对社会有害无益的人。一旦奉命办差，便狐假虎威，竭尽吆三喝四、敲诈勒索之能事。

差吏和“白役”，一文一武，导致“一人投状，十家破产”，百姓畏之如蛇蝎一般。胡林翼的解决之道是无论案件多么琐碎，知府都要亲自审案，不给差吏从中插手的机会。

官府中的差吏称得上是“潜规则”中的宠儿，个顶个的是职业人精。知府要亲自审案，那好，我们就另想辙儿。

老百姓胆子小，对案件程序不熟悉，差吏便钻这个漏洞，对原被告收取陋规。这是要玩智商了。胡知府别的没有，有的是智商。他把办案的程序和规则，缩减到最明白，然后一五一十地全写在传票上，执行傻瓜式的一站操作，让想从中渔利的人全喝西北风去。

别的知府见到案子多，心里便发怵，胡林翼的主意用不完，又不能全烂肚子里，摆弄这些案子简直易如反掌。在搞定盗匪的同时，所有积案、现案全部料理清楚，其中仅积案就有三百余起，而“人自以为不冤”，即使输了官司的人也个个心服口服。

胡林翼深悉标本兼治之法。正如他十三岁时说过的，“今天下之乱不在盗贼，而在人心”，社会的风气和道德水准很重要，这是治本之举。他在安顺倡导修建义学十余所，这些义学由乡里集资，用于供贫困家庭的儿童读书。此外，还组织搜集编写节烈与孝行的事迹，汇总表彰的相关人员多达八百人次。

安顺本为化外之地，文教不兴。自明朝戍边置郡以来，两百年了，地方政府从来没人想到过要报告节孝，这是第一次。后来曾国藩就称赞胡林翼为政的最大功劳就是移风易俗，在他看来，这比胡林翼在“荡平疆土”，建立战功方面的业绩还要可贵。

胡林翼在安顺，屁股还没坐热乎，省里一纸调令便来了。要调他走，不是因为他干得不好，而是干得太好了，尤其胡林翼在平定盗匪方面的举重若轻，真是让省府大员们开了眼界。

比安顺更乱，盗匪更多的地方，在贵州有的是，快让他去。

新的去处名为镇远。原镇远知府是个年逾花甲的老头儿，家中还有老母，以及不听话的儿子。他纯粹是为了生计，才不远千里跑到镇远来做个官，可是谁知道一来就掉进了火坑。

安顺明代置郡，与安顺相比，镇远直到清代才真正归于中央政府的统辖之中。由于教育开化得晚，此地的社会治安十分混乱，抢掠、烧杀、拒捕每天都有，可谓是司空见惯。老爷子这么大岁数，哪里承受得了这么重的压力，来了之后没一件案子破得了。上司大怒，便将他给撤了职。

见到胡林翼，老头儿哭哭啼啼，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说撤我是应该的，也不敢有什么怨言，可今后的生活该如何维持呢。胡林翼很同情这位可怜的前任，不过他首先要应付的还是对方留下的一个烂摊子。

对抓捕盗匪，胡林翼早就驾轻就熟，上任半个月，便解决了原来两个月都无法破获的杀人大案。除去大盗，还剩下当地的一些地痞流氓。这些人公然讹诈商户，收取“保护费”，搅得地方上不得安宁。以前的官府差役本身与之就有勾结，自然听之任之。

胡林翼知道被他称为“贪而滑”的差役用不得，他决定独辟蹊径，弃“役”用“士”。

士者，读书人也，也就是镇远的举人秀才。书读得多的人，一般脑筋都轴，爱认死理，不会像差役那么油滑。胡林翼把访查到的痞棍名单，按所在区域不同，分别交给这些读书人，让他们回去联系乡里宗族，设计将痞棍予以诱擒，然后交给官府。

胡林翼还笑眯眯地做出承诺，每抓住一个痞棍，便赏银五两，再发大银牌一面。举人秀才们有些为难，说要是宗族里的族长或乡民不配合，该怎么办呢？胡林翼拉下了脸：“要是他们不起劲，你们就来报告我，我马上将他们全抓起来。理由嘛，包庇罪！”

一边是政府的奖惩，另一边是乡间的除恶，大家的积极性马上被调动起来。尽管让乡民们动手抓这些往常连根手指头也不敢碰的痞棍，多多少少都有些后怕，但胡大人不是说了吗，不把他们送进去，就得治我的罪，那就不如先送他们了。

地痞流氓一批批地被捆着送往官府，原先神气活现的这帮人至此威风扫地，眼见得是“苍孙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万金油

镇远给予胡林翼的真正考验，还是僻远山区里的生苗。

苗人有生苗熟苗的区分，称得上是懂事的比谁都懂事，浑蛋的比谁都浑蛋。所谓熟苗，就是懂事一些的苗人，这拨人由土司管理，懂汉语，纳粮当差一个不少。生苗与之相反，无组织、无纪律、无法令，而且动不动就要出来盗劫一番，对镇远地方的安宁构成了严重威胁。

过去镇远官府曾多次组织入山清剿，但生苗平时居住于深山幽涧，他们行动敏捷，飞梭来去，官军浩浩荡荡开进山里，却只能像猴一样被耍得团团乱转，次数多了，便失去了再次进山的劲头。

省里把胡林翼调到镇远，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寄望于他率安顺绿营过来平乱。可是胡林翼对绿营兵的能力心中有数，安顺绿营与镇远绿营都没什么区别，完全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叫作“悍而惰”。这个悍可不是战斗力强悍的悍，而是骄悍的悍，此辈也就是见到老百姓比较牛，见到稍微强一些的对手，你就是告诉他杀人不犯法，他也下不去手，整个一群豆腐渣子。

兵不可用，胡林翼弃“兵”用“民”，具体来说就是官出钱，民出力，组织团练进山清剿。

有人说，当兵的都不肯进山，老百姓怎么肯去？这是因为双方利益息息相关，生苗下山，剽掠盗劫，苦的都是居于镇远的百姓，有政府号召，又不增加额外负担，当然会挺身而出，这叫“以民卫民”。

生在富裕家庭，胡林翼从小就知道钱的好处，舍得花钱，也会花钱，他的账算得极其精明。比如说，你要用绿营兵的话，每一千个兵，每月耗费不下六千两银子，如果用团练，只需用一千两多一点的银子，而且效果更好，花钱更少，何乐而不为。

打仗的人有了，至于主帅，用不着再花钱请别人，胡林翼自己就行。

胡林翼读书时的兴趣就是研究地理和兵法，这次找到了实践的机会。他并不贸然进兵，而是先用几个月的时间对苗人的情况进行明察暗访，光地图就画了百幅之多。

知己知彼后，便是抓住重点。胡林翼发现即便在生苗里面，也有好些是良民，并不从事盗掠，要打的话，只须拣最刺头的开刀就可以了。确定名单后，他亲自率团练出击，一举击破盗风最烈的一座苗寨。这一仗打赢，打出了团练的自信，也把绿营的脸给打红了。

绿营虽然很㞞，但毕竟是正规军，再这样下去，如何在本地抬头立足，于是纷纷向胡林翼请战。此时与政府和汉人相处融洽的熟苗也凑了过来，他们表示愿意派苗兵参与平乱，以与窝里的这些害群之马划清界限。

胡林翼一一欣然笑纳，人多力量大嘛。他组织团练，绿营兵、苗兵共计三万多人，按照所绘地图，将仍然旧业不改，从事抢掠的苗寨全部包围起来，所有山口要隘一律封堵，使其插翅难逃。

在一个月内，胡林翼连破苗寨十余处，擒获有案底的巨盗近三百人。在杀鸡给猴看的威慑中，六十座生苗苗寨主动投案，表示今后寨中若再有人从事盗掠，即自愿捆献。

至此，困扰镇远地区数十年的匪患得以平息。胡林翼捐纳得来的知府原先只是候补，立此大功，很快得以转正，并授花翎。他终于为自己，也为父亲正名了：我们胡家要么不做官，要做就做好官！

仅仅两年时间，胡林翼已经声名大噪，不仅在西南地区，就连京城的皇上都知道有这么一个超人。早在道光时期，只要是云贵各级官吏、封疆大吏赴京觐见，道光就会提到胡林翼，并且还想从他们身上找到答案：“胡林翼的官声怎么会如此之好？”

到咸丰继位，发起求言求贤运动，要各省大吏推举人才。在云贵督抚的保举名单上，无一例外都有胡林翼的名字。咸丰下旨传胡林翼进京，云贵方面急了，坚决不放胡林翼：“我们老实荐才，却不是要他走，他走了，我们这边的摊子该怎么办？”

胡林翼没能走成，省里又把这个总能出奇效的万金油调到了黎平。

雕剿法

需要胡林翼出现的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没有最乱，只有更乱，总之都是别人摆不平的所在。

黎平的情形跟镇远差不多，但这里生苗的凶悍程度是镇远的许多倍，他们不光抢活人的钱，还盗墓抢死人的钱，不光抢掠偷盗，还玩绑票，总之是花样百出，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黎平与广西交界，此时广西大乱已露出征兆，受此影响，以生苗为主的盗匪更为猖獗。胡林翼继续沿用“镇远经验”，用团练来对付盗匪，同时他将自己“剿匪”的实际经验与史书结合起来，验证了自明代以来就总结出的一个有效战术，即“雕剿法”。

所谓“雕剿”，就是轻易不行动，只有在准确掌握情报之后，才向重点目标发动闪电出击，得手后便马上撤离，如同大雕搏兔一般，以此起到擒贼擒王的效果。

在短短半年时间里，胡林翼捕获巨盗三百余人，生苗及盗匪之患均被一举剪除，开黎平二十年未有之气象。

自太平军发起金田起义后，黎平附近州县一个比一个紧张，盗匪跟着闻风而起，四处乱窜，但再怎么窜，他们都不敢踏进黎平半步。这个离战争动乱如此之近的小县城，一时间却仿佛成了世外桃源。当地百姓感恩戴德，每次胡林翼带队巡查，进入村落时，周围都有数百至上千人自发跪伏于地表示感谢。

在云贵官场，没有人不知道胡林翼是平乱专家、剿匪高手，有他在，大家伙都特有安全感。朝廷将云南巡抚张亮基调为湖南巡抚，以便在湖南堵截太平军，张亮基接到调令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将胡林翼带走。

剩下的布政使、按察使一听不干了：您老人家被调走也就算了，但伤了人心不能再破人财啊，胡林翼不在，我们靠谁去？

新任巡抚一到府衙，便被众人围住。听说胡林翼如此重要，他赶紧把胡林翼拉了回来。

为了胡林翼的去留，前后两任巡抚打起架来，两人都上奏皇帝，申述胡林翼跟着自己的必要性。新巡抚的理由是，如果胡林翼一走，势必“士民失望，关系非轻，事关全省大局”。

在巨大的挽留声浪下，胡林翼又被留了下来。这次省里交给他的不再是一城一地，而是一个广大区域——黔东南六府一厅的防剿，全由其一人总理。

这些地方的治安个个棘手异常，除为盗为匪的生苗以外，胡林翼还碰到了一个新鲜名词：“榔会”。

榔会起自于道光年间出现的“榔约”。西南民间盗贼纷杂，官府要么处理不过来，要么就是不作为，不受理。各个村庄为了防盗，就自行创立了这种榔约，做法是合建村公所，并在村公所前面树一根杆子，上面挂一只硕大的竹篮，竹篮下又悬一木牌，凡村规合约都写在木牌之上。

碰到官府久拖未决的盗窃事件，村民们就齐集于村公所，自行破案。一旦抓住小偷强盗，也不送交官府，而是对照榔约，一看，上面说要沉河，就直接装到竹篮里，沉猪笼！

时间一长，村民都觉得多快好省，既如此，我们干吗要费劲巴拉地跑城里去，还要看人脸色？榔约于是俨然成了民间法律，没人报案，所有事务均自行了结。官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你们自己能够处理，便乐得做个清闲人。

渐渐地，榔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成为能控制榔约的首领，称为“榔首”。有了盗窃或民事纠纷，也不用破案了，榔首一边请巫师“作法降神”，一边让事主光着身子在经文上打滚。用这种办法，竟然就能判断是非曲直，说穿了，不过是由榔首在幕后进行操纵裁断而已。一个乡村自治的临时约定，渐渐地就变成了被人操纵和利用的工具。

道光晚年，湖湘一带连年发生旱灾，全靠从贵州运入粮食，米价于是大涨。当地官府也借此生利，向运粮入湘的农民征收利税。反正米价昂贵，有的是赚头，所以当时大家也不以为意，交就是了。可是市场这东西是在不断变化的，到了道咸之交，湖湘喜获丰收，粮食反输入贵州，造成米价大跌。

跌了你就得把额外利税给取消，然而自从增加这项利税后，官府一个萝卜一个坑，早就有了用途，一个子儿都没能减下来。农民操劳一年，几无所成，自然怨声四起。榔首以此为由，牵头成立榔会，进行抗粮抗官。这样的举动，本来很得一般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但实际上为首者大多居心叵测。

此时太平军已建都南京，民间到处流传着改朝换代的说法，中国人心中固有的皇帝梦一个个都跳了出来。这些胆大包天的榔首与其说是在替老百姓讨公道，倒不如说是在借乱生事，浑水摸鱼更恰当。他们不允许任何一个士民不入会，不入会的话，就把你田地占了，房子烧了。更有甚者，断绝内外交通，围攻朝廷命官，并拒绝交涉。

决不能走

榔会已成事实上的民间帮会，其规模比生苗都吓人，往往聚众上万，远远看去尘土弥漫，同时借助于巫师的“作法”，他们整天狂呼欢饮，一副刀枪不入的样子，哪里把寻常官兵放在眼里。

官员们对此束手无策，就连少数嚷嚷着要举兵“进剿”的，也是嘴上起劲，真要点名让他去，恨不得即刻卸职回家。

料理这些都得靠胡林翼。胡林翼有多年带兵打仗的经验，要击败榔会完全不成问题，但他认为榔会事件的起因，还在于官府怠于职守，且与民争利，如果能解开这个结，便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胡林翼没有首先派兵，而是委托当地秀才举人，拿着自己的名片去见榔首，表明商谈诚意。可是不管商谈中好说歹说，摆事实讲道理，榔首们就是听不进去，胡林翼的名片也被一摔老远，清官好官的名头起不到任何作用。

胡林翼明白了，榔首就是存心要作对，对老百姓有利没利他们不管。看来又得用“雕剿法”了，他立即调集部队，向事发地点开进。

榔会只是起哄有一套，没见识过真刀真枪，猛不丁听到枪炮声，早就惊溃四散。胡林翼除了抓捕并处决了一些仍在蛊惑民众、闹事作乱的榔首外，余皆不问，同时根据实情核减粮税，安定人心。

真正安分守己的老百姓，没有几个愿意跟着榔首一条道走到黑，榔会风波很快就平息了。胡林翼在西南的声望达到顶点，但他本人却有了换个地方做官的想法，原因是他在经济上入不敷出，快维持不下去了。

知府一级的地方官本来是不穷的，每年仅养廉银就有一千多两，加上其他收入，日子应该很好过，然而胡林翼立志做清官，不仅从不拿来路不正的钱，还常常要自己掏腰包。比如，他在担任镇远知府时，用士用民，没有钱是玩不转的，政府财政有限，出现缺口，胡林翼就只得把自己的俸禄倒贴进去，不然没法把账抹平。

胡林翼入黔八年，年年都要如此操作，养廉银几乎全垫了进去。由于没有钱贴补家用，跟着他的家丁啧有烦言，耐不住清贫的率先脚底抹油走人了，就是几个忠厚老实的，也已流露去意。

入黔时，胡林翼把老母带在身边，以便随时照料。老太太年纪大了，还患有白内障，没有人在旁服侍肯定不行。无奈之下，胡林翼只得靠借债度日，但贵州不是京城，熟人朋友很少，也难以借到钱。

胡林翼没有求财之心，可人总得过日子，母亲也必须赡养，与此同时，人一走红，就必然会招惹红眼病。那些什么事也不干，什么事也干不了的家伙，经常在背后叨叨咕咕，指指点点，说胡林翼“贪功擅杀”。虽然上头并不会理睬这些闲言碎语，但是这些官场流言听多了，人心里总不是个滋味。

在平息榔会风波后，胡林翼便咨请进京，以寻求他调。因为当年的求言求贤运动，他早就被列入了赴京名单，只是前几任督抚一直不肯放人，才没有走成。

申请打上去，省府原样退还：决不能走！

你是不是嫌官职和俸禄低？的确是我们欠考虑，这就给你升，由从四品的知府升正四品的贵东道（辖贵州东部府县的主官）。

说实话，如果是太平年月，他姓胡的就算能力再强，水平再高，政绩再突出，也不至于如此炙手可热。只能说是时势造英雄，你不靠胡林翼，难道靠那些酒囊饭袋们去做事吗？所以一定得求着哄着，哪怕是上司反过来拍下属的马屁。

连官都升了，胡林翼就不好意思再提进京的事了。

云贵方面刚刚松了一口气，又有人跟他们抢人才了，这回要人的依旧是两湖地区。太平军发起西征后，两湖频频告急。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曾任云贵总督，对胡林翼印象深刻，上任伊时即奏请朝廷调拨胡林翼援鄂。

这次不比求言求贤时期，咸丰一脑门子都是湖北，扑火要紧，其他都在其次，因此立即准奏。皇上说了话，而且态度坚决，云贵方面就是再舍不得，也只好放人。

离开贵州时，胡林翼带走黔勇六百人，还有他积八年时间汇聚而成的用兵之道，后编成《胡氏兵法》一书。

气可鼓不可泄

胡林翼本来是要到吴文镕帐下效力的，可是他刚到湖北地界，吴文镕就已经战死了。湖北巡抚崇纶是吴文镕政坛上的死敌，胡林翼又是吴文镕要来的，吴文镕一死，胡林翼的处境可想而知，那就是要军火没军火，要粮饷没粮饷。

跟着胡林翼的这六百黔勇远离贵州，在衣食无着、粮弹不继的情况下，纵算胡林翼是战神下凡，也不是数万太平军的对手。

胡林翼进退不得，陷入了窘境之中。无奈之下，他只得向翰林院时的好友曾国藩求救。曾国藩虽比胡林翼大一岁，但胡林翼比他早一年考中进士，见了面，他还得喊胡林翼为前辈。早在京城时，曾国藩就为这位“胡前辈”的人望和才能所折服，两人可谓惺惺相惜，接到信便马上伸出了援手。

此时太平军已经渗入湖南，曾国藩答应解送的军火和粮饷无法北运，胡林翼遂率部撤往湖南，自此便实际归入了湘军，也就是曾国藩的指挥系统。

湘军从衡阳誓师出征后，曾国藩率主力在长沙正面与太平军交战，胡林翼则负责长沙侧翼，在平江进行防卫。虽是侧翼，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比正面还来得紧要，一旦太平军从侧翼打开缺口，不仅可直接兵临长沙，还能抄袭湘军后路。曾国藩派胡林翼防守平江，也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放在了对方手里。

驻守平江的不是正规军，只是平江勇。他们是平江本地的团练，从未经历过大战，听到太平军要来，都不知如何是好，直到胡林翼率黔勇到来，才稍稍稳住军心。

大战将至，胡氏兵法又要派用场了。

太平军也很重视这次侧翼包抄战，来犯兵马分十余股万余人。眼看敌人黑压压地开过来，众人心慌气短，问胡林翼是否要赶紧出击，胡林翼摇摇头，露出了神秘莫测的表情：“不用着急，老天爷会赏饭吃，我预料敌军马上就会后退，到时再追杀不迟。”

官兵们从上至下都半信半疑。依胡林翼的名气，不至于说大话谎话，可是平白无故地，你怎么知道太平军会后退呢，莫非用你那犀利的眼神吓退他们？

可是说来也怪，一个时辰不到，太平军真的退了，而且还是惊慌失措的溃退。跟着胡林翼打仗的平江勇起先都很紧张，不知道即将到来的正面厮杀会有多么凶险，万万没想到需要他们做的，真的只是一场无惊无险的追杀，当下都来了精神，大呼小叫地跃出战壕，向溃退中的太平军冲去。

原来胡林翼早就让黔勇主力抄击太平军后路。他的黔勇人数虽少，但跟随胡林翼在贵州征战多年，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而太平军的出征序列是先锋强，后卫弱，自然吃不消黔勇的突然攻击。后军一乱，前军不知究竟，只会跟着乱，最后导致全军溃退。

胡林翼不让平江勇直接参战，是考虑到气可鼓不可泄，像平江勇这样从未经过历练的团练武装，只能打顺风仗，不能打逆风仗，所以只派他们参与追击战。

经过这一战，平江勇夺得很多旗帜枪炮，由此士气大增，后来成了湘军中极为重要的一支兵源。

在进入湖北之前，胡林翼的任务，或是在湘军的侧翼进行防护，或是在湘军的后方进行平乱，很少出现在正面，但正是因这位后防大将的坐镇，才保证了曾国藩无后顾之忧。

再优秀的后卫，都不可能像前锋那么耀眼。湘军自湘潭一役后，陆师中数得着的是塔齐布、罗泽南，水师中常提到的是彭玉麟、杨岳斌，很少有说到胡林翼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曾国藩兵败江西，石达开对湖北后方发起全面大反攻。

此前胡林翼已被任命为湖北按察使。在出省随曾国藩出征江西之前，他曾忠告湖北巡抚陶恩培：“省城不可守，宜迁治他郡。”武昌是不能守的，还是暂时把省会迁到别的地方去吧。

胡林翼多年平乱，对攻守形势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直觉。武昌虽被官军再次攻占，但这座城市历经兵火，城防早已是残破不堪，而且武昌周边从未能够完全肃清太平军，太平军一转眼工夫就可能杀来回马枪。

不料陶恩培不仅听不进去，还骂了胡林翼几句，认为胡林翼不过是一个副省级官员，迁移省会这样的大事是你能随便插嘴的吗？

陶巡抚如此自以为是，是他没有在西南任职的经历，不知道胡林翼这个平乱专家的名号不是白捡的。

胡林翼说了那句话后没多长时间，他的担忧便得到验证：太平军卷土重来，一直攻到武昌城下，陶恩培守着一座危城，果然是守又守不住，退又退不得。

连升四级

太平军杀到武昌时，城里百姓早就逃散一空，能用于守城的只有千余兵卒。武昌周遭却有十九里路那么长，这一千多人撒开来，平均一个城垛只能勉强安一个兵，就这还不够分配。

陶恩培后悔莫及，可身为巡抚，他有守城之责，没有皇帝的准许，擅自逃走是要被问责乃至杀头的。这时幸好曾国藩已派胡林翼等人回援，然而让胡林翼意想不到的是，等他好不容易，快马加鞭地赶到武昌后，陶恩培却不让他进城。

陶恩培这么做，是因为他发现太平军并没有马上进攻武昌，而只是据武昌对面的汉口、汉阳以守。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没必要让胡林翼进城：你直接进攻太平军吧，此谓“以攻为守”。

胡林翼等人所率援军加一块儿，仅三千余人，武昌城外的太平军接近万人，而且士气旺盛，如何能够轻易击退太平军？更主要的是，陶恩培又一次错误估计了形势，他以为太平军一样在守，其实人家只是蓄势待发而已。

太平军能够不断进行无根据地的流动作战，在于他们可以“打先锋”（或称“打掳”）。所谓“打先锋”，不是军事上的派先锋出来打仗，而是四处征集粮草，夺取船只，包括扩充军队。这是太平军自金田起事后最常用的战略战术，其好处是打到哪里就可以把饭锅端到哪里，这个地方空了，再跑别的地方去，一城一城这样打过来，便不愁没有粮饷。太平军不急于攻取武昌，除了等待后续援军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先锋”。

相比之下，官军很难做到这一点。他们的粮饷主要依赖朝廷和地方政府供给，虽然在缺饷的情况下，很多官军的军纪也一塌糊涂，但带兵官随时可能因此遭到地方官员的参劾，他们也不敢像“打先锋”那样把当地给席卷一空。湘军则更特殊，曾国藩在建军时就以“不扰民”为宗旨，粮饷除由政府调拨一部分外，都由地方上募集劝捐，过着有一搭没一搭的日子，一直比较困难。

胡林翼所部到武昌，既不能进城，又得不到其他方面的补给，兵单饷绝，别说打仗，就是不打仗，肚子还饿得咕咕叫呢。此时的胡林翼已升任湖南布政使一职，湖南布政使负责民政及钱粮赋税，可是战争期间，并没有一毛一厘的钱粮可供他调配或使用，而且布政使也好，按察使也罢，都没有巡抚大，人家是省长，得听他的。

上司再愚蠢，还是上司，不能不服从命令，攻是肯定要攻的，哪怕是注定失败。第一次，胡林翼感到前途茫茫，悲观至极。他在家书中留下了遗言，说自出黔以来，才一年的时间里，自己已由从四品（知府）升正四品（贵东道），又由正四品升正三品（按察使），再从正三品升从二品（布政使）。“我不过是一个迂腐书生，才四十多岁，就得以连升三级，位居大吏，就算死了也够本了，你们不用为我伤心。”

寄出家书，胡林翼操起家伙就向太平军发起进攻。这种进攻跟预料的差不多，属于搔痒类型，根本难以撼动太平军阵营，所幸只是他还留着一条性命。

很快太平军转守为攻，朝他的大营杀了过来，胡林翼顿时只剩招架之力，而太平军之所以可以开始投入进攻，是因为他们的粮饷已经筹足，后续援军也陆续赶到了。

虽然胡林翼拼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守住了自己的大营，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武昌失守，陶恩培也以自杀了局。

协防武昌失去了意义，胡林翼被迫移师武昌以西的金口。谕令传来，他接替陶恩培，署理湖北巡抚一职。胡林翼曾经感慨其职务升迁之快，孰料没有最快，只有更快，转眼之间，不是连升三级，而是连升四级，特别是湖北巡抚一职，那是几个月前曾国藩得而复失的职位，这意味着胡林翼以湘军将领的身份，第一个跨入了封疆大吏的行列。

胡林翼能有如此好运，除了湖北军情紧急，咸丰客观上不能不赋以重任外，与恭亲王奕訢入主军机处也不无关系。

道光给咸丰留下的军机处班底，首辅是穆彰阿，但咸丰基本上不听他的，只听从老师杜受田。在穆彰阿被罢黜后，从未进入军机的杜受田更是在咸丰背后呼风唤雨，成了事实上的首辅。

杜受田虽没有大的才识，但他为人谨慎，机敏好学，尤其是非常爱惜人才，曾上疏荐举林则徐、周天爵，又曾保全向荣，做了不少实事。不幸的是，杜受田没过几年就累死了，在咸丰耳边絮絮叨叨的变成了新首辅祁寯藻。

祁寯藻号称道咸年间的“儒宗”，老夫子学问广博，动辄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兴致来了，有时能讲得忘了时间。每到这个时候，咸丰为了表示敬师重贤之意，都不得不装出精神抖擞，越听越爱听的表情，只苦了那些站立听讲的其他军机大臣，个个叫苦不迭。

祁寯藻有学问倒是有学问，但在处理实务方面却非常迂腐无能。他认为湘军兴起不利于清室，因而时时排挤曾国藩。当初在咸丰面前说曾国藩坏话，导致曾国藩丢掉湖北巡抚，乃至在七八年时间里都有责无权的人，有的史料说是彭蕴章，还有的则说是祁寯藻。反正不管是谁干的，这两人对曾国藩和湘军的态度基本相同，属于一丘之貉，不分彼此。

和道光年间一样，若是和平年代，这类老爷子几乎是众望所归，连皇帝都得把他们抬出来充门面，然而到了战争或者形势复杂的时期，就明显不如原来那么吃香了。

到北伐的太平军即将逼近北京，咸丰可以明显感觉到军机处的不得力，乃至于不得不委任奕訢为军机大臣，帮自己掌管政务。

号令不出三十里

以皇弟来协理朝政，涉及危及皇权这一敏感的话题，所以在清代极少先例，在军机处设立后，也鲜有亲王能入值军机。咸丰不惜逾越常规，既是时势所迫，同时也是出于对奕訢的高度信任。

皇兄信任是好事，但如果你不知轻重，妄自尊大，就叫“给脸不要脸”了。奕訢不是那种没有觉悟的人，加上他资历浅，所以刚进军机处时始终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

彭蕴章在咸丰面前叨咕曾国藩时，奕訢已在军机处，尽管他比祁寯藻、彭蕴章等人要务实得多，也清楚地知道曾国藩和湘军的分量，却还不便插嘴。不过这种情形到一年后就得到了改变。

奕訢一开始没有显山露水，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对军机要务尚不熟悉，等到立住脚后，他那别人无法比拟的特殊光环就不是祁老爷子所能罩得住的了。于是祁寯藻只好称病求退，咸丰连慰留这样的面子活都没高兴做，当即予以批准。

奕訢代替祁寯藻成为首辅，替皇帝哥哥打理各种政务军务，而以他为主的军机处对湘军也少了流言，多了支持，胡林翼正好赶上这趟便车。

不过对于胡林翼来说，这个湖北巡抚的职务又来得实在太迟了一些，在太平军反攻进入武昌后，它的实际职权范围和按察使、布政使差不多，几乎就是一张空白委任状。

在金口，胡林翼的“号令不出三十里”，命令最多在三十里范围内有效，出了这三十里，对不起，就是人家太平军的地盘了。

胡林翼能做的只有赶紧夺回武昌，并把太平军逐出湖北，如此才能真正履行他作为巡抚的职责，也才能重新获得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

他所能实际指挥和调用的军队，仍是湘军，其中包括由湖南赶来的水陆援兵，与原来相比，总计增兵六千多人。打仗当然是人越多越好，然而人多了，所需粮饷和军火也就相应多了。

这时朝廷已经发不出粮饷，前线打仗完全靠自筹，或者各省之间相互调拨。胡林翼在湖北“号令不出三十里”，自然是什么都弄不到，只能寄望于湖南。可是湖南由于久历兵祸，同样清汤寡水，根本拿不出来。胡林翼又请求从川陕等地解运粮饷，但兵荒马乱的，运个粮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样一来，不要说军火，就是必需的口粮都常常出现缺口。如果大家伙都待在营地里不打仗，或许还可以将三顿减为两顿，吃饭改为喝粥，打仗就不行了，卖力气的活，少吃几顿饭，当兵的连刀枪都拿不动。为了让兵勇们不饿肚子，胡林翼不得不四处求援，恨不得上天入地，最后把老家的口粮都运到金口来救急了。

时间对胡林翼来说显得越来越重要，早一日进入武昌，他就能早一日卸掉粮饷不继这个大包袱。

从数量上看，防守武昌的太平军是湘军的好几倍，起先也都是太平军占于上风，但是胡林翼凭借高超的军事指挥能力，很快就扭转了战局。比如，他的陆师吃了败仗，水师却发动登陆战，从太平军的身后冒了出来，结果两相夹击，反而把太平军给杀得大败。又如，他会将陆师也分兵几路，纵使一路吃亏，另一路也会以奇兵的形式，从侧后发动突然袭击，使太平军防不胜防。

胡林翼通常还留有足量的预备队，随时投入作战，这都是即使在现代战争中也不过时的战术原则。几个回合一过，太平军遭到很大损失，守卫武汉的主将韦俊也着实尝到了胡林翼这位平乱专家的厉害。

韦俊是北王韦昌辉的亲弟弟，因为北王的关系，颇受太平天国看重，但他又不是纯粹靠裙带关系上位的人，很有些真材实料。自随兄长参加金田起义后，太平军三次攻克武昌城，韦俊都在前线效力，所以湖北当地有“韦俊三打武昌城”的说法。

曾国藩当初能在短时间内一举攻破武昌，除了投入本钱比较大以外，不得不说，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作为守将的石凤魁、黄再兴的“帮忙”。韦俊可不是这样的笨伯，他深晓用兵之道，在失利后，即马上进行收缩，并且不再轻易出战。

胡林翼不怕与太平军作战，怕的就是太平军不跟他战，因为太平军耗得起，他耗不起，没有粮饷啊。韦俊也看穿了这一点，不管胡林翼在城下如何讨敌骂阵，大白天就是不出来。反正城墙坚固，胡部要硬攻，他就拿火炮招呼，到了晚上再大股出城，迂回到胡部后面实施袭击。

一山难容二虎

几天时间就这样白白地流了过去，原来的粮饷在慢慢少下去，新来的则望眼欲穿也见不到踪影。胡林翼看在眼里，堵在心头，一个劲儿地做噩梦。

既然开不了源，他就只能先节流，把打仗不够卖力的兵勇拣出来，开掉了一千多人。这样虽然节省了粮饷，但兵力也单薄起来，没法形成声势。

一边是可用之兵少了，另一边太平军高挂免战牌，胡林翼碰到了当年孔明对阵司马懿时所遇到的那个著名困局，他得找到破局之法。

孔明的办法，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诱。

太平军白天不出来，但他们晚上会出来。胡林翼将兵力分为六路，三路诱敌深入，三路进行埋伏，几仗下来，歼灭太平军近五千多人，解散胁从千余人，取得了连战连捷。

可是孔明接下来的尴尬，也同样落到了胡林翼身上——仗是打赢了，然而韦俊正因为吃了苦头，得了教训，自此任你再怎么诱，就算是把女人衣服送进城去，他也不予搭理了。

武昌周遭有十九里路长，太平军围城时也得用上万人，湘军就这么可怜巴巴的几千人，还给裁掉了一千多，哪里围得住。若是硬行攻城，伤的又都是精锐，胡林翼由此苦不堪言。

湘军缺粮缺饷，韦俊看得真真的，并且紧紧抓住对手这一软肋不放：你缺粮，我还要再断你的粮。

胡林翼为了接应来自川陕的粮饷，在北岸距汉阳西南七十里处的奓山建立了陆师大营，韦俊便指挥驻汉阳的太平军多次对奓山大营发起主动攻击，以便完全彻底地切断这条粮道。眼见奓山危急，胡林翼被迫调整部署，亲率陆师主力渡江北上。

战事随即移至汉阳。在胡林翼到达之时，正好奓山守军吃了败仗，幸亏主力前来救急，才保住了运粮的命根子。

鉴于汉阳对奓山的威胁，胡林翼决心先夺回汉阳，但是韦俊采取了同样的固守之法，打不过就缩到城里，你攻城我放炮，胡林翼能得到的除了伤亡还是伤亡，双方再次处于僵持阶段。

唯一让胡林翼感到宽慰的是，水师有了不小的进展。

湘军水师自湖口之战被分割后，就一拆为二，困于鄱阳湖内的称为内湖水师，长江上的称为外江水师。外江水师随彭玉麟退到湖北时，能看得过去的战船仅余七十多艘，战斗力大不如前。

彭玉麟在金口建造船厂，一边修复旧船，一边赶造新船，同时从湖南招募水勇，渐渐地开始恢复元气。一个月后，杨岳斌率在湖南重建的水师赶到金口，与彭玉麟合兵一处，整个湘军水师基本达到了湖口战前的规模。

就在胡林翼兵援奓山的同时，水师也奉命配合行动，并在江上取得了胜绩，但他们在返回时却做错了一道选择题。

要回归北岸的水军大营，当时共有两条归途可选，一条近路，但要从武昌和汉阳城下经过，容易遭到城上的炮火攻袭，另一条稍远，不过可以避开太平军的炮火。

大部分水军将领都主张走远路。说是远路，其实也远不了多少，安全第一，为什么一定要往对方枪口上撞呢？杨岳斌却把脖子一梗：“我偏不绕着走，就要从太平军眼皮子底下过，看能把我怎的。”

杨岳斌要硬闯，彭玉麟亦不肯露怯，出发时还走在杨岳斌前面。大家都看出来了，这两人坚持的已全不是意见，中间还带了不少的意气。

在湘军水师中，彭杨组合犹如陆师里的塔罗组合，一文一武，双峰并峙，但正所谓一山难容二虎，双方的隔阂和矛盾早在湖口之战时就已初显端倪——杨岳斌回后方养病，彭玉麟就指挥不动其部属，还非得他老人家自己来带队不可。

这次在湖北，终于又别起了苗头，而且别着别着，就别出了祸。太平军发现对手要闯关，立即以长龙快蟹横截中流，迫使湘军船只只能贴岸行驶，城上则万炮齐发，湘军被击沉多艘战船，战死两三百人。

在炮火声中，彭玉麟的坐船也中了招，桅杆被轰折，船只无法前进。这时他看到杨岳斌的坐船驶近，赶紧招手呼救，但是让彭玉麟心寒的情景出现了，杨岳斌竟然充耳不闻，一转眼的工夫就自顾自地飞驶而去。

万幸的是，随后又驶来一只舢板，彭玉麟纵身跳入，才免于一死。回到军营，大家知道这件事后都很气愤。湘军内部最重情义，比如，哨官如果有了积攒下来的薪水，会存放在营官那里，而不识字的哨官甚至普通士兵，也会请营官帮他们写家信，大家相处得犹如一家人，像这种败不相救的情况以往极为罕见，更不用说是堂堂水军将领了。毕竟，意气跟义气不是一码事，你们再怎么要见高低，上了战场也得像亲兄弟一样团结互助。

彭玉麟的心里虽不好受，但只淡淡地说了一句：“风大水急，很可能他没听见吧。”

反过来杨岳斌为此所要承受的压力也很大。两人由争强好胜变成了暗生芥蒂，尽管仍在一起共事，但自此却如同坐一辆马车的陌生乘客，对彼此的存在视而不见，无论是表情还是语言，都没有任何交流。

最难熬的时期

彭杨不合的消息在军营里传得沸沸扬扬。胡林翼听到后很是着急，他给彭杨分别传话，以会商要事的名义把两人一齐请过来。

彭杨并不知道胡林翼同时请了他们，二人一前一后，杨岳斌先到，来了之后，宾主谈得很是开心。过了一会儿，彭玉麟也来了。杨岳斌一问，说谁来了，彭玉麟？啊，那我要跟您告退了。

胡林翼一把将他拉住：“是彭玉麟，又不是彭老虎，你怕什么？”杨岳斌只好勉强坐下。

彭玉麟进门突然看到杨岳斌在座，愣了一下之后，也转身就要离开。胡林翼又跑上去，连拖带拽地将他留住。

彭杨相对而坐，谁也不说话，场面极其尴尬。胡林翼见状，就令从人摆上酒席，并亲自给二人斟上酒。

接下来的一幕把彭杨都给惊倒了：胡林翼竟然端着酒杯跪在了地上。

敬个酒也不用来这么大的礼啊！彭杨手足无措，不知所以。

胡林翼说：“天下糜烂到这种地步，全靠你们几位协力同心，才能迎来转机，现在你们却又生出罅隙，那么国家的中兴还能有什么盼头呢？”

说到动情处，胡林翼禁不住泪流满面。

他在贵州八年，平了无数的乱，可是与两湖一比，贵州的乱只能叫作“小乱”，两湖才是“大乱”。要对付云诡波谲的“大乱”已不容易，这使他隐隐然已有了才枯力竭的感觉，若再给添上一个“内乱”，确实是要了他的命。

眼看眼泪已经打湿了巡抚的衣衫，彭杨羞惭万分，都对胡林翼说：“我们真是不识大体，辜负了您的期望。如果以后再有参差，上无以对皇上，下无颜再见您。”

在胡林翼的苦心调和下，彭杨终于冰释前嫌，和好如初，一场可能影响全局的风波结束了。

刚刚解决内部矛盾，胡林翼就听到了一个让他顿足的消息：金口大营危急。

在胡林翼转守为攻时，湖北境内的太平军就已向武昌附近大举增援。趁湘军主力渡江北上，韦俊集合援军及武昌守军，对金口大营发起猛攻。

金口与胡部大营不过一水之隔，但胡林翼却不知如何去救。他的兵力本身已极其单薄，统共七千陆师，留了三千在金口，带了四千主力北渡。要再返回去援救的话，这四千人分少了无济于事，分多了就等于全军赴援，北岸又得被太平军所据，前面算是白忙活了。

就是这么一犹豫的工夫，韦俊就占领了金口。失去金口，意味着北岸湘军将腹背受敌，胡林翼审时度势，赶紧从汉阳城下撤军，一直退到奓山，以护住粮道。

这是胡林翼一生中最难熬的时期，守着粮道，可是眼巴巴地就是看不到粮饷在哪里。路途遥远当然是首因，另外一个因素，则是有的饷银早已被沿途官军给提前截去了。

湘军的军饷断了五个月，到退守奓山时，连米缸子都空了，此后整整断了一个月的粮，官兵们吃着上顿没下顿，实在撑不下去了。1855年9月18日，太平军大举进攻奓山。平时就怕太平军窝在家里不出来，现在好歹出来了，胡林翼赶紧下令整兵出击，可是命令传下去就没了声响，面黄肌瘦的兵勇们没人动弹。

胡林翼还没回过味来，又硬拖着把他们给拉出来，但未等正式交锋，众人就大叫着狂奔逃回。

震惊了！自出仕贵州，胡林翼打过数不清的仗，但未战先溃对他来说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刺激。

湖口战败后，作为主帅的曾国藩激愤到要骑着马去做自杀式冲锋，现在胡林翼也想这么做。他牵过一匹战马，就准备单人独骑去与太平军拼命。

马夫见他神色不对，急忙将马旋转了四五圈，然后朝空中挥响马鞭，将马向相反方向赶去。马已经晕头转向，一跑起来就无法停顿，当下嗒嗒嗒地就奔到江边。江边正好有水师战船，听说胡林翼在此，众营官赶紧帮着收拢残部，并用船运来援兵，才总算让他稳住了阵脚。

三天后，从荆州转来的川饷押解来营，标志着胡林翼终于从苦海中得以脱身。

第三章 用时间来熬

自在金口建立大营，并升任巡抚，因为与太平军交战从未落于下风，兼之有“平乱专家”的余威，胡林翼一直保持着不错的自我感觉，即便调和彭杨时流泪，实际上也没真正把韦俊这些人放在眼里，总以为只要再发动一次进攻，就可以把对手彻底摧垮。

奓山溃败是坏事，也是好事，因为它给胡林翼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太平军绝非从前的生苗或者“榔会”可比，如果你想继续一个人单挑下去，在部队已疲困不堪的情况下，只有崩溃一途。

现实迫使胡林翼抛弃了最后一点侥幸和自傲，他决定伸手向远在江西的湘军主力求援。

胡林翼在湖北固然艰难，其实曾国藩在江西的日子也不好过，而且他的很多难处跟胡林翼还差不多。

各人都有各人看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咸丰比较重视湖北，而曾国藩更关注江西，认为此处不仅可作为威慑南京的桥头堡，还能防卫两湖。这也是他在石达开猛攻湖北时，没有全师回援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使曾国藩不能脱离江西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内湖水师仍被困在鄱阳湖内，若无强有力的陆师进行配合，孤掌难鸣尚在其次，被太平军一举歼灭才最为可怕。又如，胡林翼只带了一部分湘军去湖北，却已出现了粮饷不继的危机，若是大部队再开过去，供应无疑会更成问题。

没错，曾国藩肯留在江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当地政府能给他提供给养。可是他没想到的是，江西官场对他的态度，竟然与当初的湖南官场如出一辙。

谁给谁添堵

江西巡抚陈启迈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而且两人还是“同年”，也就是同科录取的进士。在清代的科举制度中，“同年”关系也意味着一种无形的情感纽带，之后两人又同在翰林院供职，私交虽谈不上很好，但亦无个人积怨。

在江西，这对同乡兼同年的矛盾却激化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陈启迈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庸碌之辈，他看到曾国藩既无地方大员的身份，又不是钦差大臣，便有心相欺，用得着的时候就不顾死活地让湘军去拼命，当曾国藩开口要粮饷时却百般刁难。

遇到这样的铁公鸡，曾国藩就算是磕头作揖都没用，而没有粮饷，就什么都干不了，尤其是当时内湖水师新败，如不出钱修理和重新打造战船，很难走出萎靡的状态。

湘军原有的粮饷，主要是依靠士绅捐资。士绅的钱也是钱，不是光靠一个口号，人家就愿意把真金白银给捧出来，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拿了钱，必须按捐资多少奉送一个相应的虚衔。

饶是如此，劝捐仍收效有限。毕竟在兵荒马乱、穷字当头的岁月里，谁兜里的钱都不见多，这是再怎么劝也没用的。早在衡阳练兵时，曾国藩就叫苦连天，慨叹“劝捐之难，难于登天”，为此他甚至不得不改“劝捐”为“勒捐”，也就是向湘中大户进行强制摊派，你不捐也得捐。

在江西，劝捐是完全不好使的，因为湘军开出的虚衔白条，当地官府不承认。官府不认账，多大的官帽都变得一钱不值，久而久之，再也无人肯对湘军进行捐纳。至于勒捐，湘军属于客军，当然也做不出来。

曾国藩只能从湖南得到一点粮饷，但与胡林翼的情况类似，这点接济少得可怜，根本就不够用。

辞职不行，要钱没有，曾国藩就像被吊在半空之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几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直到好友郭嵩焘献厘金之策，才给曾国藩开辟了一条新路。

郭嵩焘随湘军赴援江西，路上遇到贩盐的，便跟他们攀谈起来。在盐贩子那里，郭嵩焘看到一份太平军发给的税单，原来太平军也对商人设卡征税，这使得郭嵩焘受到了很大启发。

战争对农业而言，完全是破坏性的，但它也同时给敢于铤而走险的商人带来了发财机会。特别是盐这种东西，谁都少不了，而由于战争期间交通堵塞，战乱地区的盐可能比黄金还贵。

郭嵩焘因而设计了厘金，厘金相当于一种商业税，税额一般在百分之一，故以此名。对于冒险牟取暴利的商人来说，这点税不过是九牛一毛，肯交也愿意交。

按照郭嵩焘的建议，曾国藩在湖南和江西设立厘局，对过往商人设卡抽税，由此大大缓解了窘境，但如此一来，又得罪了陈启迈。陈启迈认为江西是他的地盘，要设卡也得由他来设，你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把这么肥的活儿给抢去，不是给人心里添堵吗？

陈启迈一面上奏朝廷告御状，一面把替曾国藩维持厘局的江西举人彭寿颐给抓了起来。等曾国藩闻讯施救时，可怜彭寿颐已死在庸官的重刑之下。

彭寿颐曾举办团练，并代替弃城而逃的知县抗击太平军，被曾国藩视为难得的人才，本来是要放在湘军大营中予以重用的，他的死于非命，令曾国藩“深为愤痛”。

曾国藩客居异乡，又有当年避走衡阳的前例，纵使江西官府拒发粮饷，且多次找他别扭，也“雅度无怒容”，拼命克制自己的情绪，但这次再也控制不住了。

什么同乡同年，现在甭说翻脸，我连杀你的心都有！正好曾国藩得知了陈启迈暗中从走私鸦片中获利的事实，便一并上奏咸丰，弹劾陈启迈。

两份状纸先后送到。陈启迈那份等于白告，咸丰自己发不出粮饷，要靠前线将帅自筹，当然不会怪罪于湘军所设的厘金。倒是曾国藩的弹劾有根有据，一下子就摘掉了陈启迈头上的乌纱帽。

血途程征

开掉陈启迈，手上也有了点钱，曾国藩的处境终于有所改善。他在江西建立了火药厂和造船厂，内湖水师也逐渐恢复战斗力。在此后的鄱阳湖战役中，湘军水师一举击败太平军水营，并烧毁太平军船只一百多艘。

曾国藩开心了一下，但很快他就又笑不出来了，因为塔齐布死了。

塔齐布负责进攻九江，然而他在九江鏖战七月之久，始终被阻于城外，心情变得越来越郁闷，有一天返回军营便突然昏倒，不省人事，而后不治身亡，时年四十岁不到。

曾国藩在陆师中依恃的一直是塔罗组合，这是他的左膀右臂，塔齐布一去，便只剩下了罗泽南。

胡林翼向曾国藩请援的时候，正是曾国藩痛失大将，伤心不已的时候，而让胡林翼更想不到的是，在他发出请援奉折之前，罗泽南其实已经走在前往武昌的路上了。

主动回援武昌是罗泽南的主意，他知道胡林翼已经卡在那里了，他要是不去帮忙，就还得继续卡。

曾国藩起初并不愿意放罗泽南走。塔齐布去世后，所辖部队的战斗力也打上了问号，罗泽南及其湘勇成了唯一能让人放心的劲旅，从曾国藩的角度考虑，当然希望将罗泽南留在身边。

但是罗泽南说的，曾国藩又反驳不了。罗泽南说，湘军现在困守江西，就好像坐在瓮罐中一样，天天打仗，还是看不到外面的太阳，抓不到主动权。武昌则不一样，一旦得手，即可坐控江西、安徽两省，并进而切断南京的补给线。

罗泽南的方略是，陆师方面放弃进攻九江，转而集中力量回援武昌，水师方面则合力攻下湖口，以拦截太平军上下的船只。

曾国藩和罗泽南都是有大局观的人。认识到罗泽南言之有理，曾国藩不仅不再强留，还从塔齐布军中抽调精兵强将，与罗泽南原有的湘勇合并，组成了一支拥有五千多精锐的远征兵团。

幕僚劝谏曾国藩，说您赖以转战的主将，一共就塔、罗两个人，现在塔齐布不在了，罗泽南又要远征湖北，江西兵力异常单薄，万一出现差错，将出现无人可用的窘境。

曾国藩点点头：“我当然知道了。可是为东南大局着想，也只能如此。罗泽南说的是对的，假使我们都困守江西的话，长久下去不可能有出路，而只要把武昌攻下来，则天下大势犹可为，那样我虽困犹荣。”

也有人跟罗泽南讲，曾国藩势单力孤，你忍心抛下他这么走掉吗？

罗泽南的回答是：“如果老天不亡本朝，曾公必不会死！”

说虽是这么说，但罗泽南其实也担着很多心思。走之前，他对曾国藩千叮咛万嘱咐，让曾国藩不要贸然进攻，一定要等他攻克武昌，率军东下时再发动反击。

自湖口之战后，太平军到处渗透，湘军在湖北和江西已无法联成一线。罗泽南回援武昌，就必须通过太平军的控制区。在控制区内，集结的太平军有几万人，但都属于地方部队，战斗力一般，而且带兵将领的指挥能力也不强，与能征惯战的罗泽南站一起，马上就嗖嗖地被比了下去。

闻知罗泽南西进，石达开赶紧率三万人马追了过来。这三万人都是常年征战的野战部队，非普通地方军可比，石达开本人的军事才能也与罗泽南不相上下，两人早在湖口时就打得难分难解，当新的较量到来时，自然也是一场血雨腥风。

石达开利用数量优势，不停顿地使用包抄合击等战术，将罗泽南的侧翼部队几百几百地包围起来进行歼灭。湘军虽勇，但面对太平军的精锐，最后也就只能以一当十，没法以一当百，随罗泽南出征的塔齐布部属由于过于突前，首当其冲遭到围困，从战将到士兵几乎全部损失掉了。

继石达开追来后，韦俊也正率大批援军赶来，假使两军会合，将达五万之众，而湘军只有五千，且落败之后，士气大挫。如此一看，西征军不要说到达武昌的机会十分渺茫，就算是想安然撤回江西都变成了没有把握的事。

眼前是血途征程，罗泽南的处境变得异常险恶。关键时候，石达开却突然脱离湖北战场，掉头往江西去了。

重新找回了自信

此前广东爆发了洪兵起义，天地会出身的洪兵正取道江西北上。洪兵跟太平军是一拨的，毫无疑问会成为太平军的重要兵源，石达开去江西就是为了接应洪兵。同时，翼王还有一个计谋，那就是他发现罗泽南的西征军是湘军的主力精锐，短时间内要想予以击败并不容易，但是反过来说，既然主力出来了，留在江西的湘军大本营必然空虚，那我何不乘虚而入，将其一举摧毁？

听上去是不错，可是与对手相比，石达开的计谋只能算是一个中等水平的计谋。他没有看到更高更远的地方，没有好好想一想，思维那么周密的曾国藩为什么肯将主力尽数派出，以至于暴露出这么一个明显的破绽。

因为与江西相比，湖北更重要，与九江相比，武昌更重要！

石达开一走，千载难逢的战机也就此丧失。归根结底，翼王或许是一个完美的战术家，但却不是一个完美的战略家，尽管他的战术无懈可击，可能还略高于罗泽南，但战事犹如博弈，一兵一卒的损伤往往无关紧要，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如何布局。

好像交接班一样，石达开刚走，韦俊就来了。韦俊所率兵马只比石达开少一点，统共两万多人，但是就指挥水平而言，他又比石达开低一个档次，相应地，罗泽南也要比他老到得多。

罗泽南登高观察，发现太平军兵分两路：一路吹号放枪，摇旗呐喊，把声势整得很大；另一路却很淡定，什么动静都没有，只是悄没声息地在山林中穿行。他马上做出判断，大张旗鼓的是“正兵”，闷嘴葫芦一样的是“奇兵”，也就是伏兵。

吸取与石达开遭遇时硬碰硬的教训，罗泽南转而收缩防守，并祭起他的看家绝活：以静制动。

“以静制动”说说简单，真正实践起来并不容易。常见的情况是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就动得乱七八糟——看到敌军乌泱乌泱地扑过来，能不怕吗？

湘勇随罗泽南征战多年，对这一战术早就谙熟于心，能够做到令行禁止，不动如山。在太平军“正兵”逼近时，罗泽南始终不动声色，直到“正兵”与“奇兵”拉开长长的距离，你看不到我，我看不到你时，他才下令猛击。

韦俊用的是诱敌深入、中途设仗之计，给“正兵”设定好的桥段是要见机撤退，但没想到罗泽南出手如此突然，结果反而弄假成真，真的败了下来。

奇正二兵互相隔膜，那边“正兵”已败，这边隐蔽于山林中的“奇兵”还不知道，仍然在兴致勃勃地等对方进入他们的埋伏圈，可是等着等着，自己也被绕道进山的湘军给包围起来。

这一仗，湘军追杀十余里，歼灭太平军近千人。得此一胜，湘军士气大振，罗泽南在韦俊身上重新找回了自信。

紧接着，韦俊卷土重来。双方二度交手，不过就采取的战术而言，几乎就是第一轮的复制：韦俊主动进攻，罗泽南“以静制动”，毙俘太平军两千余人，一名太平军战将重伤而死。

据抓到的太平军俘虏供称，石达开与韦俊曾有约定，不管他们谁出手堵截罗泽南，都要找机会攻入湖南。可事实是，在两人均遭挫败后，这个对湘军来说非常致命的作战计划已被迫流产。

第三方紧接着加入战团：胡林翼。

得到了罗泽南来援的消息，胡林翼当即决定亲自率兵接应。幕僚纷纷劝阻，说我们的兵力太少了，看家都很吃力，眼下不宜提前出击，还是坐等援军为好。

胡林翼当然知道自己兵力单薄，但他更清楚罗泽南一路上可能遇到的困境，无论是石达开还是韦俊，都是硬骨头，怎么放心交给罗泽南一个人去啃呢？“援军是来援助我们的，而我们却装作没事人一样，还有廉耻吗？我一定要去接应，不管是胜是败。”

幕僚们倒没说假话，胡林翼的第一次接应就碰到太平军阻拦，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果然败了，只得撤回来。

几天之后，胡林翼再次集合部众出战。这一次，终于得以从蒲圻旁边穿过，实现了两军会师。

虽然湘军已兵合一处，但北上武汉的道路并未能完全畅通，其中最大一颗钉子正是蒲圻。

蒲圻即今天的湖北省赤壁市。三国赤壁有文赤壁、武赤壁的说法，文赤壁是指湖北黄冈，本来跟三国时的赤壁之战没什么关系，因为东坡先生上去怀了一下古，才声名鹊起。蒲圻才是真正的赤壁古战场，又称武赤壁。

兵家选择战场不是小孩子过家家，随便指定，所择之处基本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一点无论哪朝哪代，没人敢予以忽略。比如，田家镇和半壁山，清末时湘军和太平军争得你死我活，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两军同样是谁都不肯轻易相让。

蒲圻也是如此，它被称为湖北的南大门。韦俊退到这里后，又会集了三万人马，同时在蒲圻外围设置营垒木城，从而断绝了湘军再次从边上溜过去的可能。

要想顺顺当当北进，非得把这道门砸开不可。于是，在“樯橹灰飞烟灭”一千多年后，武赤壁又重燃战火。

转危为安

会师后的湘军已达八千余人，但数量仍远不及太平军，加上太平军防守的地形十分险要，因此正面突破的难度很大。

如果有侧面捷径就好了。

这条捷径是蒲圻当地的一个举人提供的。胡林翼按照他的指引，率兵抄小路进军，出其不意地占据了蒲圻城西北的铁山，使太平军的正面营垒尽失其险。

尽管如此，麻烦并未能完全消除，毕竟蒲圻城仍在韦俊掌握之中。你不打下这座城，仍然无法前行。

罗泽南的看家本领为“以静制动”，其前提条件是对方要来攻，可是韦俊两度战败后，也变乖了，他偏偏就不主动进攻。罗泽南又施诱敌之法，韦俊仍不上当，看到湘军退却，追还是要追的，但没追多远，就会及时收兵回营。

这是胡林翼在武汉就遇到的老大难问题，当哥俩儿碰到一块儿，两个聪明绝顶的脑袋加在一起，仍然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招，最后只能是一个字：攻。

湘军一攻，太平军就掌握了主动。韦俊在蒲圻城下扎有五座营垒、四道木栅。守垒的大多选用“长发兵”，作战经验相当丰富。两军在营垒前反复搏杀，湘军付出很大伤亡，连军官都阵亡多名，还是一座营垒都拿不下来。

罗泽南十分焦虑。他担心如果一直冲不破营垒，太平军固城死守的意志将会更加坚决，而蒲圻也可能变成另一个九江。他决定采用火攻，并召集诸将，动员全军：“蒲圻不下，武汉必不能攻，今天大家一定要死磕下去，不然‘九江故事’便会继续上演。”

“九江故事”对湘军来说是一个惨痛的记忆，因为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像中了霉运一样，不是损兵折将，就是败绩连连。罗泽南统带的部队，皆为荣誉感极强的精锐之师。伤疤一旦揭开，众人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嗷嗷叫着便抱着稻草向太平军营垒扑去。

太平军不断放炮阻击，但湘军不顾伤亡，前仆后继。木栅前的稻草越堆越高，烈焰突起，四道木栅被焚毁一尽，五道营垒也跟着着了火。

罗泽南一举克复蒲圻，太平军被毙俘者达五千余人，几乎是和罗泽南西征军的总数一样多，这一仗也成为官军自失守武昌以来所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蒲圻一战结束后，韦俊退守武昌，而且再也无法阻挡罗泽南的前进。1855年12月25日，罗泽南到达武汉，此前胡林翼已水陆并进，收复了包括金口在内的南岸前沿阵地。

第二年年初，罗泽南和胡林翼分路进兵武昌，并在城下与太平军进行野战。韦俊一败再败，老兵伤亡很大，他的现存部队实际上是个大杂烩，即由少数老兵带领多数未经训练的新兵，所以数量虽众，但其实野战能力极差，只要湘军朝后一包抄，便争相溃退。

经过短兵相接，太平军战死三千余人，湘军却只死伤了十几个，战场之势几乎可以用秋风扫落叶来形容。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武昌外围的太平军据点就被全部扫清。

罗泽南的到来，终于使胡林翼转危为安，从而告别了他生平最为艰难的一段日子。

外围战失利后，韦俊再施故技，开始归拢部众，坚守待援。太平军野战不行，守城还行，一个老兵看住几个新兵，守住城垛绰绰有余。韦俊本身也是防守战高手，城池布防很有一套，经过他的部署，武昌城下插满竹签木桩，城上除密布炮眼外，还堆积有滚木巨石。

罗泽南和胡林翼对此都很头大。胡林翼调来大炮，在山上架炮轰城，但由于相距太远，只够击毁有限的几处地方，远不足以对守军形成威慑。

炮击无效，若是单纯的仰攻，架着长梯登城，伤亡又实在太大，可以说得不偿失。罗胡经过商议，决定改变强攻战术，转而分兵于武汉下游，以截断太平军增援武汉的水陆通道，从而促使城内不战自乱。自此，攻坚便变成了围困。

攻坚的好处是可以速战速决，坏处是伤亡吃不消，围困的好处则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坏处却是时间可能会拖得很长，而时间的延长，对罗泽南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因为他将无法在短期内挥师东下，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兑现当初对曾国藩所做出的承诺。

再坚持一下

自罗泽南走后，曾国藩遵照他的嘱咐，指挥水师发起湖口战役。在石达开缺席的情况下，湘军一举占领湖口，并夺回了曾被太平军缴获的特大型拖罟船。

但湖口战役也有得有失，统领内湖水师的萧捷三被炮弹击中，当即阵亡。一支水师不能没有统兵将领，曾国藩急召在湖南衡阳的彭玉麟。

经过胡林翼的调和，彭玉麟与杨岳斌的关系虽已缓和，但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短期内总是觉得尴尬，于是彭玉麟就以养病为由，选择了请假回家。

接到曾国藩的信函时，湖南到南昌的水陆通道都已被太平军阻断，如果安全起见，就得从广东福建绕路，但这样至少得走一百天才能到达南昌。

一百天，就是三个多月，哪里来得及，彭玉麟便化装易服，“芒鞋徒步”，大着胆子从太平军的封锁线穿越。他整整走了七百里路，竟然得以蒙混过关，安然到达南昌大营。

彭玉麟的仗义相助，让曾国藩的一颗心暂时落了地，但这只是就水上而言，陆上则越来越糟。

塔罗不在，曾国藩靠塔齐布的接班人周凤山打仗。要说曾国藩一向看人都很准，可这回选择周凤山显然是看走了眼。

周凤山出身绿营行伍，对治军条令背得很熟，然而他并非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将才，同时还有着绿营军官通常都有的一个致命缺陷，即平时不像塔齐布那样平易近人，能与士卒打成一片，尤其用人方面喜欢论资排辈，导致真正勇敢善战的人上不去，这样一来，部队的战斗力便大打折扣。

周凤山完全没了塔齐布在时的风采，他很少能打胜仗。仓促之下，曾国藩又没有其他大将可恃，只好伸长脖子，眼巴巴地等罗泽南攻下武昌后赶快回援。

问题是武昌一时半会又攻不下来，曾国藩怕这时候召罗泽南回来会贻误大局，正好湖南方面计划再派六千湘勇到江西，他也就强自忍性，不提这茬了。

可是仅仅一个月过后，曾国藩就再也憋不住了，原因是江西战局已恶化到极其严重的程度，石达开大破周凤山所部，并一度迫近南昌省城。

曾国藩再也顾不得许多，他上奏咸丰请调罗泽南，说我先前让罗泽南回援武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九江迟迟难以攻下，而现在遥遥无期的却变成了武昌。既然武昌也打不下来，那就不如先让罗泽南来挽救垂危中的江西。

曾国藩考虑得倒也周全：“武汉两岸有三万余官军，想想缺一个罗泽南也能凑合。江西不行，他再不来，这边就挺不住了。”

其实就算曾国藩不上奏，鉴于江西局势的岌岌可危，朝廷上下也已议论纷纷，很多朝臣都主张尽快将罗泽南部回调，但咸丰俯瞰全局，认为武昌攻守正进入关键阶段，这个时候不能抽走主力。

在上奏的同时，曾国藩又先后五次派人或去函，敦促罗泽南回师。湘军的这些将帅，是真正有着共同理想和追求的一群人，所谓“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上了战场，也是胜则举酒让功，败则拼死相救。尤其罗泽南和曾国藩之间，更有很深的私人情谊，绝不可能置对方安危于不顾，因此在接到曾国藩的信函后，罗泽南很是为难，但他又实在不甘心功败垂成。

了解到湖南方面又派了四千湘勇去江西，罗泽南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围攻武昌。他告诉曾国藩，今年攻武昌，跟去年攻九江完全不同。去年攻九江时，九江的周边全是太平军，就算是攻下九江，也不过是守着一座空城。今年攻武昌，不仅周边太平军的据点都给扫荡一空，而且武昌城也已被围得跟个铁桶差不多了。

罗泽南预计武昌不久就可攻下，到时他再与曾国藩会师九江，在此之前，他只能勉励对方再坚持一下：“事在人为，你决不可以因为一时的挫折而灰心丧气。”

话说得有多洒脱，人心里就有多难受。罗泽南念及“曾公艰危，义同生死”，几乎每一天都想着要赶紧把武昌打下来，好抽身增援江西。明明围困需要的是时间，他的优势和特长也是“以静制动”，但他又不得不打破这一规律，不断想办法怎样尽快攻城。

遗书

1856年4月5日，罗泽南设计将部分太平军诱出武昌城，然后一路追杀，想乘势冲进城去。他太想抓住这个机会，忘记了自己已经进入太平军枪炮的射程之内。

太平军紧急关住城门后，城头枪炮如雨一样倾泻。一马当先的罗泽南头部中弹，顿时血染衣襟，但他仍坚持力战，直到实在看不到入城的希望才收兵回营。

胡林翼听到罗泽南受重伤的消息后大惊失色，急忙赶来探视。罗泽南当时的官衔是宁绍台道，只比知府高一点，位列正四品，而胡林翼已经是从二品的巡抚，但胡林翼对罗泽南十分尊敬，见了面执弟子礼，言行举止恭恭敬敬，俨然把他当成自己的先生。

胡林翼这么做，不是表面功夫，他确实对罗泽南的学识人品和能力都非常钦佩，即使私下与幕僚谈到罗泽南时，都要称罗山先生（罗山是罗泽南的号）。平时事无巨细，胡林翼均要向罗泽南进行咨询，彼此意见统一后才会施行，因此虽然相处时间并不长，但两人已经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当胡林翼到达时，罗泽南还能坐在营外，跟他商讨作战方略。尽管如此，胡林翼仍清楚地知道对方的伤势有多重，除了延请名医诊治外，还亲自驻其营中，以便日夜看视。

可这次罗泽南中的是致命创伤，伤口深达两寸，子弹无法取出，再好的医生都回天无力了。几天后，罗泽南伤情加重，已不能坐，只能躺，他睁大眼睛，作势索要纸笔，并仰卧床头写下了遗书。

这是非常少见的遗书，一共就两条：一条是“愿天再生几个好人，补偏救弊”。另一条是“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

有人说，罗泽南是一个迂腐的书呆子，即便在军营里也不肯放下书本，一睡醒便谈学问，但他留下的遗书却分明昭示出，这个人有着怎样的赤子之心，又有着怎样融会贯通的真学问。说他迂腐的人，恰恰自己太过精明，而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从古至今都充斥着这样的“精明人”，唯独缺少“迂腐的书呆子”。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罗泽南“神散气喘，汗出如洗”，已经到了弥留一刻。胡林翼见状，痛哭失声。罗泽南握着他的手，挣扎着留下遗言，但仍无一字及私。

罗泽南说，武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军肯定要死守，我们如果不拼命死战的话，不仅武汉保不住，恐怕今后两湖的其他地区也将“均无净土”。

在这最后的时刻，罗泽南还想到了在江西苦苦支撑的曾国藩，他再不能够去会师九江，救朋友危急了。他对胡林翼说：“现在武汉攻不下来，江西又危在旦夕，而我们力薄兵单，没法兼顾。我这个人是不怕死的，感到遗憾的是不能为此做什么了，以后只能靠你和李续宾继续撑持……”

话没说完，一代儒将便停止了呼吸。

从出生直到死亡，罗泽南可以说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命运累加在他身上的伤痛难以计数，但是在他心中，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需要反反复复地不断追问，一个人活着，应该如何求学，如何救世，如何活出真正的人生价值。

罗泽南战死的消息传出，整个南方战场都为之震惊。曾国藩更是痛悔不已，他认为如果不是自己三番五次的催促，罗泽南也不至于铤而走险，而胡林翼除了悲痛之外，还从中得到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对攻城战术的再认识。

改攻坚为围困，本来是胡林翼和罗泽南共同商定的策略，但因为各种原因，两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急于求成的思想，都想乘守军一个不注意，发动登城仰攻，以便一劳永逸。

登城仰攻固然爽快，但太伤元气，对于讲究身先士卒的湘军而言，战死在城下的往往都是军中最勇敢、最精锐的将士。罗泽南的死，让胡林翼猛然醒悟过来：“今后谁也不准提仰攻，谁提我跟谁急！”

胡林翼在“围困”旁边又加两个字“长久”，合起来就是长围久困。他要像僧格林沁对付北伐的太平军那样，慢慢地熬下去，直到用时间来熬出战果。

长围久困，要想围得实，围得紧，关键还是要把所有进出口一个不漏地全部堵住。对于武昌来说，则是要控制江面，以截断太平军的增援水道。

围绕这一条生命线，湘军水师和太平军水营展开了殊死角斗。

太平军水营曾经被打到灰飞烟灭，它的复振，是从翼王石达开执掌前线指挥大权开始的。所有太平军将帅中，石达开是发现水营弊端，并主动矫正其缺陷的第一人。

水营弊端在哪里，首先是船只。太平军多用民船，掳获民船固然省事，一下子就可能弄到成百上千，可是面对湘军的正规战船和洋炮，改造版的民船往往就跟纸糊的一样，一打就破，一破就沉，损失之后又无法补充，即便上万船只也很快就消耗一空。随着船只越来越少，水营的战斗力也就相应越来越弱。

其次是训练。由于原先忽视训练，水营将士的军事素养普遍很差，以至于“水战诸法，茫然不解”。打仗的时候，都是呼啦啦一道上，有一个地方受挫失利，便轰隆隆地全队赶过去，结果常常顾此失彼，被各个击破。

石达开从这两处入手，仿照湘军的模式，在安庆和九江分别督造战船，同时加强水战训练，从而打造出了一支以“湘式”大战船为基干，以改造民船和小划相配合，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新水营。

好钢用在刀刃上

湖口一战，便是新水营的初试啼声。此后，在湘军水师被分割且遭击溃的情况下，水营在长江之上重新取得优势。从九江到武昌，几乎处处都有太平军的战船。胡林翼的号令出不了三十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水上交通断绝的缘故。

石达开重建水营，曾国藩和胡林翼也要再铸水师，双方在造船和训练方面展开了全面竞赛，但是新水营的一招一式其实都是根据湘军模仿而来，有时架子看着是够了，内功却还是不足，所以很快就被湘军水师反超上来。

在前期的江上作战中，太平军水营已多次遭到败绩。为保存实力，韦俊便采取了一种游击战打法，即先将船只收缩到岸边，依托于城上的炮火掩护，使得湘军战船难以靠近，然后再乘隙突出，跟对方绕上个两三圈。

这种捉迷藏的游戏，太平军玩得起，胡林翼玩不起，他把杨岳斌找来，定下了火攻之策。

杨岳斌军人出身，有心眼偏狭的一面，特别在不肯援救彭玉麟这件事上，曾广受诟病，但胡林翼并没有因此对杨岳斌产生看法，而是继续大加重用，并保举他署理湖北提督。

杨岳斌的短处是争胜，长处也是争胜，好钢用在刀刃上，胡林翼就激励他到战场上去获胜。

被胡林翼重用的杨岳斌果然积极性高涨。他采办了五十艘大船用于火攻，船上装满硝黄和芦苇，堆起来高达两丈。

接下来还有两个要素。一是需要江水大涨。太平军为防止湘军战船靠近，在江上打有木桩，如果水面不涨，火船便无法越过。二是需要顺风。跟作战时最好逆风不同，火攻要的是顺风，这样可以缩短时间，因为反正是同归于尽，又不打算原路返回。

1856年5月31日，两个要素都等到了，杨岳斌率敢死队架火船向太平军水营大寨扑去。临行前，他特地告诫众人：“必须靠近大寨才能点火。”

杨岳斌这么做，是要把火攻的效能发挥到极致，以免太平军提前防范，远远避让，但也无形中增加了危险——每只大船只附一只舢板，在火药点起的瞬间，船员必须全部跳上舢板自救。

敢死队在砍断太平军施放的木牌、铁链后，火船也离大寨越来越近，杨岳斌下令点火。此时还是深夜，太平军发现时，火船已经迫近。匆促之下，他们急忙开炮，不料火船上已没有人，而且被炮击后船上的火还烧得更旺了。

当天太平军水营遭受了再建以来从未有过的沉重打击，两百多艘能战之船被焚，其中包括很多长龙快蟹。从这以后，太平军水营便一蹶不振，再难有所作为。

杨岳斌仍不肯善罢甘休，又沿着长江一路捣过去。十天之内，转战千里，九江以上江面被其扫荡一空，从而彻底切断了太平军增援武汉的水上通道。

要说胡林翼已经做得挺不错了，可是咸丰并不满意。这种情绪就跟当初僧格林沁包围连镇时一样，你有耐心他没耐心。

胡林翼报告说打了胜仗，咸丰都不愿意看：“也不知道你说的到底是真是假，朕所知道的，是你至今对攻克武昌都毫无把握！”

他怀疑胡林翼是在“空言搪塞”，实质是“无计可施”，因此要胡林翼限期攻下武昌，否则就要予以治罪。

胡林翼被皇帝给弄急了。自他回援武昌起，为了早点将这座城池攻下，湘军已伤亡了三千余人，光军官就阵亡了百余人，“兵易募而将难求”，如果继续血拼下去，就算拿下武昌，湘军也完蛋了。

最让胡林翼感到痛心的是罗泽南的阵亡。在他看来，那是一位集学识、勇敢与廉正于一身的杰出将才，是今后常胜不败的保证，就这样白白战死，简直太冤枉了。

胡林翼从史书中请出了两个大腕来给自己做说客。这两个大腕，一个是韩信，另一个是韩信的谋士李左车。李左车似乎名气不大，但他的语录几乎人人皆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韩信是智者，不过他也曾经产生过要不计损失、一心攻城的“失”，李左车自谦为愚者，他给韩信贡献的“得”，就是千万不能这么做，因为这样只会越打越没信心。

胡林翼以秦末汉初的这段例子为引喻，直言：野战容易，攻城困难，两千年前就是如此，到现在还是这样，所以皇帝你应该跟韩信学习学习，欣然纳谏才是。

咸丰无语了。胡林翼不是僧格林沁，这是一个满腹经纶、能言善辩的人，再扯下去，不知道还要搬出多少个韩信和李左车来教训你。

算了，那你就继续磨吧。

狼来了

知道胡林翼要长围久困，但韦俊既不敢走，也不敢逃。须知太平军的刑法十分严酷，从前丢了城池的石凤魁、黄再兴归京后，都被杨秀清处以车裂之刑，其状惨不忍睹。

在水路被封死的情况下，要打破胡林翼的长围久困，必须依靠援兵，更准确地说，是陆路援兵。太平天国战将古隆贤奉命从江西出援，他先前与韦俊曾有约在先，某月某日，举火为号，到时武汉的太平军出来接应，以便里应外合，突破湘军的封锁。

孰料由于杨岳斌扫清江面，太平军不敢沿岸行军，只能绕道而行，这样时间便耽搁了。到了约定的日子，韦俊派兵出城，却没见到援军相应，结果又被胡林翼给赶回了城。

胡林翼觉得奇怪，平时诱你们都不露头，这时候出来瞎逛个什么劲？审问俘虏，才知道还有这么一出。他灵机一动，找到了新的诱敌之策。

几天之后，韦俊在城头上观察时，发现湘军大营后忽然人喊马嘶，乱成一团。他意识到，可能是耽误行期的古隆贤到了，并且已经主动向湘军发起攻击。

太好了，这种情况下湘军肯定难以兼顾，正是前后夹击，有枣没枣都先打上一竿子的时候。韦俊派出大队人马，出城后向湘军营垒直扑。

起先营垒附近静悄悄的，给人印象似乎湘军都在后面应付援兵，但当太平军接近时，忽然枪炮声大作，湘军从四面八方涌了出来。

没有什么古隆贤，在营垒里等着韦俊的是胡林翼。韦俊所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胡林翼为了诱敌设伏而编造出来的假象。

此次出城，太平军被歼一千多人。韦俊用于守城的兵力本就已不多，枣没打着，倒磕了自个儿门牙，把他给心疼得够呛。

胡林翼捉弄了一次韦俊后，似乎上了瘾，屡屡冒充援军，要骗韦俊上当。韦俊又不是小孩子，他能上一次当，还会老上当吗？于是以后不管胡林翼装得多像，他都不再出城，即便是古隆贤真的来了。

这是一个类似于“狼来了”的故事，只不过在老故事里面，倒霉的是说谎者，而在新的故事里面，吃亏的却是被谎话紧紧套牢的人。

古隆贤是金田起义时出来的广西老兄弟，仗打得多了，经验很丰富，既然约定日期已经错过，他就不再蒙着头朝武昌急赶，而是在离武昌东南约四十多里的地方选择了一个险要地形，之后掘壕筑垒，构筑野战阵地。

如果韦俊能及时出来接应，湘军可能腹背受敌，但此时此刻，韦俊正被吓得不敢出来，胡林翼就轻松多了，因为这意味着他只需针对一面。

古隆贤所筑营垒被湘军一举击破，太平军溃败二十里，古隆贤本人也中炮负伤，增援以失败告终。

击退援兵后，胡林翼即在武昌城外开挖长壕。这是僧格林沁在北方实施包围战时就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战法，同时也表明了胡林翼将长围久困的策略进行到底的决心。

围困武昌期间，胡林翼见到了从湖南赶来的曾国华。曾国华是曾国藩的二弟，他来武昌，乃奉父命吊唁罗泽南，同时致辞勉励湘军子弟。

一通程序走完了，曾国华才提到此行最重要的一件事。原来曾家已经几个月都收不到曾国藩的信，曾父极其担心儿子的境况，希望胡林翼能够赶快分兵营救。

围城靠的就是人多，分兵必然单薄，但胡林翼能够理解为人父的心情，何况罗泽南临死都忘不了援救江西，他更不能只顾自己建功，而不顾曾国藩和江西的安危。

胡林翼当即从湘军挑选了四千能征善战的精锐，并委任曾国华为援军总指挥，率部向江西攻击前进。

翼王石达开此时已经离开江西，由北王韦昌辉接掌指挥权。尽管从军事才能到威望，韦昌辉都远不及石达开，但因曾国藩已无强有力的陆师部队护佑，所以仍被韦昌辉打得节节后退。

曾国华的率兵回援，不啻救了曾国藩一命。韦昌辉转回头与湖北援军较量，吃了个大败仗，连他的王轿绣伞都成了湘军的战利品，江西形势这才趋于缓和。

御将之术

石达开离开江西，是奉杨秀清之召，以解除江南江北大营对天京的威胁。

咸丰共在江南设立过两座军营，以长江划界，南京城外的叫作江南大营，扬州城外的称为江北大营。两座军营各司其职，分别用于围困城内的太平军。

奉命创建江北大营的钦差大臣是琦善。琦善时年已经六十多岁，小爵爷变成了老爵爷，早年鸦片战争中“主抚”的经历，无疑也给他的人生履历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他恰恰又是那种能在蹉跎中练就一身生存技能的人，年纪一大，则更显老辣。

鉴于琦善没有直接指挥过军事，咸丰特意加派一位叫雷以诚的刑部官员，以帮办军务大臣的名义做琦善的助手。

雷以诚自谓熟读兵书，各种兵法如数家珍，都在肚子里装着。他在扬州城下扎营，军营里彻夜不停地敲梆子，燃火堆，防卫看上去非常严密。

反观琦善的军营，到了晚上静悄悄的，既无声音也无亮光，整个一幅死气沉沉的景象。雷先生乐了，都说这琦大人是连前朝道光皇帝都赏识的重臣，也不过如此嘛，若论军事，简直是个睁眼瞎，一窍不通。

最好跟琦善提个醒，可是限于地位和资历，雷以诚又觉得一时不便开口，也罢，我这里也算树个榜样了，你天天看见总会明白过来的。

琦善大概真的明白过来了。某天，他把雷以诚叫了过去，不过看雷以诚的眼神却跟刀子似的，随后冷不防地就来了一句：“雷将军的军营里挺热闹啊。”

雷以诚以为琦善会夸赞他，可瞧这意思又不像，话里话外，隐约还有点嘲讽和责备他的味道。他嘴上不说，心里自然不会高兴：敢情你这不是在嫉贤妒能吧？

琦善见对方半天不开口，这才把话挑明：“你这么做是不对的。晚上防守，一味乱敲梆子，就听不见敌人的动静，燃起火堆，对方可以把你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看得清清楚楚。若是太平军发起偷袭，岂不是很危险。”

雷以诚听得怔住了。他没想到琦善如此有见的，这都是正经八百的兵书上不会说的，但绝对是用兵打仗的要诀。

自此，他对琦善心服口服，再不敢班门弄斧。

江北大营兵力单薄，但任务并不轻，一边要阻截渡江北上的太平军，一边还要攻取重兵屯集的扬州，而这两方面的太平军又多为其精锐部队，个顶个全是“老长毛”，仗很不好打。

咸丰对前朝曾经“主抚”的大臣素有看法，见扬州迟迟不下，就常常语带讥刺地说琦善“老而无志”，一大把年纪了，已经不知道奋斗这两个字怎么写了。有一次他甚至还扬言，如果琦善再不把扬州城给攻下来，就要用曾赐给赛尚阿的遏必隆刀砍他脑袋。

有人提议，既然扬州城固难攻，不如引湖水以灌，但咸丰又顾虑扬州素为江南名城，水攻的话，可能会毁掉整座城市，所以始终不予批准。

这正是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琦善的压力非常之大。为此，他不惜亲自带兵，多次诱敌设伏，同时着力培养和提携将才，发挥部下的积极性。

琦善的御将之术也与众不同。野史中记载，他手下有个姓赛的将校，职位不高，但很有才气。琦善把他和另一位曾姓将领召到一块儿，各给五百兵丁，分攻两地。布置完了，又问他们带的兵够不够用。

赛某气盛，别说五百，你就给他五个人，他也不肯从嘴巴里冒出一个“不”字来。曾某则觉得不要白不要，要求多给点。琦善点点头，多给了他一倍兵丁。

赛、曾同时出击，赛胜曾败。两人回来复命，自然是大胜的赛某走在前面，灰溜溜的曾某落在后头。

在未入大帐之前，赛某就一路走一路笑，得意之色，溢于眉梢：也不知道琦大帅究竟会如何奖赏自己，反正那画面想起来就特别美。

不料真实的画面十分残酷，琦善见到他后，不由分说，就喝令亲兵拿下，要摁倒打屁股。赛某以为琦善认错了人，把自己当成了曾某，赶紧分辩，说我是谁谁谁。

琦善大喝一声：“我知道你是谁，但恐怕你不知道我是谁，再啰唆，就把你屁股打烂。”

赛某不敢再多言。由于心里气不过，被打时纵使再痛，也忍住不出一声。打完之后，已不能走路，只好让人抬着出去。

曾某还在帐外候着，眼见赛某落此下场，差点被吓死过去：人家赛某都打了胜仗，还要受到如此重罚，我这个败军之将，不是更惨了吗，说不定今天就要人头落地了。

等到召见曾某时，这位差不多是连跪带爬地进去的，进去后就磕头如捣蒜，而且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与刚才的满面怒容不同，琦善还笑了，不过是不屑一顾地笑：“你这老兄还有脸来见我，我倒没脸见你了。”

说完便离座而去，也并未对他做出什么明确处罚。

哪里是轻轻巧巧就能做到的

曾某暗自庆幸逃过一劫。赛某当然是倒了大霉，由于打得很重，好些天都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他满腹怨尤，自认是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情节：人家说赏优罚劣，到我这，怎么就掉了个个？

看来根子还是出在上面对我有了看法，所以不管我怎么起劲儿，横竖都得给我小鞋穿，再高的战功换来的也不过是一顿暴打。

赛某打定主意，等伤一好就马上告退，回家种田，不干了。

这一天，忽然有琦善的亲兵拿着他的名片来到赛某帐外，隔着帐幕便问：“请问赛大人在吗？”

赛某职位低卑，起初听到称“赛大人”，还不敢开口答应。亲兵便干脆指名道姓，告诉他琦善有请。

召变成了请，自己的称谓也变成了“赛大人”，小赛马上意识到其中有戏，赶紧穿好衣服前往。见面后，琦善出示了一叠奏折，赛某一一看过去，上面列举的全是他的战功。原来琦善已多次对其进行保举，并且保奏官衔，朝廷已经批下来了。

这下子，怨气都化成了感激，感激到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琦善还特地留赛某共同进餐。吃饭的时候，琦善忽然笑着问他：“前些天我责罚你的事，老弟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赛某老实承认不知道。

琦善解释说：一个人年少气盛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可以一往无前，建功立业，坏处是容易因功生骄，骄而误事。那天我看你已有骄气，如果我再纵容你，对你并无益处，因此才要“折弟之气”，让老弟你尝一些挫折。

琦善最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只要你今后注意胜不骄，败不馁，以后前程将不可限量。”

赛某这才明白琦善作为一个老前辈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之后他的个人发展果然越来越顺，逐渐成为江北大营中的得力战将。

曾某的遭遇则正好相反。尽管琦善没有当场责罚他，但终其任上，不仅再未予以任用，而且连对方的面都不愿意见——既然已经料定曾某是个废才，这样的人，你就是责罚又有什么用呢？

琦善的努力终于收到成效。在江北大营建立不到一年后，他即迫使扬州的太平军陷入绝境，在北上援军的救助下，这批太平军才得以突围而出。

至此，太平天国在江北的据点仅剩下一个小小瓜洲。

江北大营的捷报，无异于在把江南大营往狭道里逼。江南大营的统帅是向荣。江忠源曾经评价这位名重一时的两朝大将：“心机太过，若不是在广西时卖弄小聪明，网开一面放跑了太平军，怎么会出现后来那种不可收拾的局面？”

因为这个错，向荣背了一辈子的包袱，甚至咸丰都忘不了经常拿这个把柄来敲打他。

咸丰对向荣说：“你要是赶快把金陵打下来，我就给你记天下第一大功，以前犯的错误全部豁免，但要还是拿不下来，对不起，老账新账一起算，我一定会提刀杀了你。”

与已普遍趋向于庸碌的官军将领相比，向荣至少还有一个长处，那就是他比较自觉，不会回避责任，该他做的事，不会躺在地上耍赖，但打下太平天国的都城，哪里是轻轻巧巧就能做到的？

江南大营的兵力比江北大营略多，但也不过万余人，自太平天国发起北伐西征后，先后调出三千余人尾追，加上当时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又得分兵攻剿，剩下来的几千人根本就围不住一座偌大的南京城。

向荣曾一度想把南方战场上的江忠源和北方战场上的胜保调过来，可是江忠源半途被江西巡抚留住，对付西征军去了，而胜保也正跟北伐军来来回回兜着圈子，亦无可能南下。

无奈之下，向荣只好打琦善的主意，提出先从江北大营抽一千人的马队赴援。江北大营还嫌人不够呢，如何能调兵给你？接到向荣的请折，咸丰回了一句话：“你要江北兵是吧？可以，先把你的脑袋寄给朕！”

红单船

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向荣很难从陆上对南京造成威胁，这时候他就想到了从水面发起攻势。

从当初沿江东下，追击太平军起，向荣便饱受缺乏水师之苦，一直计划打造战船，但他出身行伍，除了打仗，所知有限，根本不可能像曾国藩在衡阳时那样办船厂，造战船。

好不容易，朝廷从广东给他调派了五十只“红单船”。

红单船据传是广东顺德人发明的。顺德商人经常到南洋贩货，沿路不仅要经受惊涛骇浪的考验，还得跟穷凶极恶的海盗打交道，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就下功夫独立研发和制造船只。因私人造船需报海关批准，给予红单后才可开工，所以这种船只被外界称为“红单船”。

广东的红单船每艘可装2~30门炮，而在鸦片战争中，即便水师提督关天培坐的旗舰，也不过才装了十多门炮。此外，从船只的牢度、速度，到船员发炮的娴熟程度，一应指标都超过了当时的广东水师。更值得一提的是，红单船上的舵工和水手都是父子兄弟，一家人，作战时他们能够做到攻则合力向前，退则你帮我扶，没有通常水师官兵互相推诿溃散的情况。

得到红单船相助，向荣喜出望外，他赶快将红单船部署于南京附近江面，以切断南京与长江上游的联系。

红单船现身后果然不同凡响，尽管杨秀清使用了沿江设置铁链、派水营出击等各种办法，但无一能够奏效——上铁链，铁链被斩断，出水营，水营被击退。

向荣的这一招等于掐住了太平天国的脖子，时间一长，南京就出现了供给不足的情况，城内粮食也开始匮乏起来。趁此机会，向荣将江南大营不断扩展，占领了太平军在雨花台的各座壁垒，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太平军都不敢出城了。

杨秀清再也无法忽视江南大营的存在，他决心从西征战场上抽调重兵，将江南大营予以彻底摧毁。

首批回援的是原在安徽战场的燕王秦日纲，杨秀清交给他的任务是打通南京与镇江之间的通道。镇江位于长江南岸，是南京的东南屏障，一如鸦片战争时，英军欲占南京，必先攻镇江，但此时向荣已将南京与镇江分隔开来。

为应对太平军的反击，向荣与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分工，向荣负责率江南大营阻击秦日纲东下，吉尔杭阿负责阻击镇江太平军西进。

秦日纲虽然曾在田家镇败于湘军手下，但他的部队长期在安徽一线鏖战，其战斗力十分强劲。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拼杀，秦日纲终于突破防线，到达镇江，之后他马不停蹄，乘夜渡过长江，猛攻江北大营。

曾经统领江北大营的琦善早已病死在扬州。戎马倥偬的生活、高度紧张的环境，显然对他的健康造成了很大伤害，若是他能在京城或哪个安静一些的地方颐养天年，以爵爷的乐天，当不致如此短寿。

如果琦善还在，江北大营是能抵挡一下的，换成别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继任的托明阿有过很多次打仗的经历，但仅仅一个照面，他的江北大营便陷于崩溃，扬州也再度被太平军所占领。

江北大营如此软蛋，是向荣此前想不到的，他被迫抽调主力渡江北援，才稍稍稳住了北岸局面。刚把兵派出去，他就又得到了一个令他胆战心惊的消息，第二批西征军来了，从江西战场回援的翼王石达开即将赶到。

石达开的能力和战绩还远在秦日纲之上，向荣急忙再将北岸的主力撤回，以阻击石达开。左支右绌下，他已经完全失了方寸。

秦日纲得以再次南渡镇江，并趁向荣无暇顾及之际，与镇江守军合兵一处，猛攻城外的清军堡垒。

这些堡垒乃吉尔杭阿所设。吉尔杭阿是满洲八旗出身的官员，在任期间曾攻占上海，并击溃了小刀会，此后就一直卖力气围攻镇江。可是对付小刀会是一码事，和太平军作战又是另外一码事，论战斗力，太平军比小刀会那样还具有会党雏形的武装不知高了几个层次。

吉尔杭阿拿镇江不下，便也准备像胡林翼围武昌那样，来个长围久困，这些堡垒就是专门用来遮蔽镇江守军的粮道。

幕僚们劝吉尔杭阿说：“现在太平军攻势如此旺盛，不如暂避其锋，放弃堡垒。”

吉尔杭阿不同意：“太平军紧盯堡垒不放，就是知道堡垒对他们很致命，再坚持一下，说不定守军的粮食就会断绝，镇江就容易攻了。我们围攻了这么多天，不可轻易放弃。”

说罢，吉尔杭阿便率部进入了堡垒。

吉尔杭阿说得当然有道理，可问题是对镇江长围久困的条件早就不具备了。不光秦日纲已经屡进屡出，镇江还能从北岸的扬州获得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岂是你能困得住的？

秦日纲随即反过来将堡垒紧紧包围。吉尔杭阿激战五昼夜，亲自挥旗指挥，最后中炮而亡。堡垒守将要带着他的尸体冲出去，然而根本冲不出去，随之也血战而亡。

吉尔杭阿的一位八旗副都统侥幸突围，出来后痛哭着说：“我很早起就跟随吉公（指吉尔杭阿）从军作战，现在他死了，连尸体也找不到，我怎么能一个人继续苟活下去呢。”随即投江自杀。

以父之名

吉尔杭阿死后，南京与镇江完全连成一气。向荣独木难支，陷入苦战之中。

1856年6月20日，在杨秀清的亲自指挥下，云集天京郊外的各路太平军发起总攻，一举摧毁了江南大营。

向荣败退丹阳，因疲惫和郁闷而生了重病。惊恐不安的幕僚们劝他继续移营，撤往常州和苏州一带。向荣叹息着说：“我的身体状况不好，再不能亲自去围困金陵，还有什么脸面再向南撤呢？就死在这里吧。”

8月9日，这位道咸时代的名将，杨遇春手下的前锋，病死于丹阳。获知向荣的死讯，天京方面无不举杯相庆。尽管向荣从未有可能攻下天京，但他曾经一直是太平天国都城的肘腋之患，他活着一天，天京城里的天王和东王就睡不好觉。

终于可以做一个好梦了，对太平天国的领导层来说。恍惚之中，大家都变得飘飘然，没有人再去理会腋肘之患的深层含义——它可能在外，更可能在内。

太平天国领导层里有很多让外人摸不透的现象。比如说洪秀全是天王，又是教主，照例是老大，但军政大事却全由老二杨秀清说了算，而且有时老大在老二面前还得服服帖帖。

不是洪秀全喜欢这样，是不得不如此。若追根溯源，可称之为原罪。

作为从广东迁移到广西的客家人，杨秀清是一个孤儿，他读书不多，也识不得几个字，然而雄心和魄力却还在洪秀全等诸人之上。

杨秀清早年以烧炭为生，喜欢接触江湖人士，每次卖完炭，就用得来的钱买酒，回去和江湖朋友们一醉方休。时间一长，对江湖上的各种窍门都知之甚详。

仗着头脑灵活，反应敏捷，杨秀清自己也常常加以试验。某日，他突然告诉别人，说昨天梦见一个地方有金子，并且言之凿凿地说，只要他梦见有金子，就一定会有，如果没有的话就如何如何。

旁人抱着玩笑般的心态去杨秀清所说的地方找了一下，不找还好，一找差点把他给惊倒：那里竟然真的有金子！

当然跟做梦没任何相干，金子根本就是杨秀清事先藏好的。以后他即便偶尔窥见人家的隐私，也一定要公之于众。问他是怎么知道的，答曰：“梦中看到的……”

在拜上帝会的高层中，杨秀清能力出众，吃亏就吃亏在他是后来入会的，而洪秀全已经是教主了，他只能屈居其后。

机会专门提供给有准备的人。在杨秀清加入拜上帝会后，有一段时间，洪秀全和冯云山都惹上了麻烦，足足有一年半无法待在教内，当然也无法主持会务。

这时候杨秀清便“生病”了，在两个月内，他变得不言不语，口哑耳聋，等到身体恢复正常，便被下凡的天父（即上帝）附了体。

通过杨秀清之口，天父说他之所以要从天宫下凡，是因为世人都不听洪秀全的话，本来他是要降瘟疫惩罚大家的，幸好杨秀清不错，“以一己之身，赎众人之病”。

最后天父还说，杨秀清病了两个月，众人都因此得救，这完全是杨秀清的功劳。

杨秀清借天父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他这一套被萧朝贵学到了，于是萧朝贵又成了天兄耶稣的代言人。萧朝贵也是个厉害角色，他是杨秀清的邻居，两人交情不错，他要来分一杯羹，杨秀清也没办法拒绝，只能与之“共享天父天兄”。

光一个萧朝贵也就罢了，问题是后面还有好多。此后，天父天兄便跟活闪婆一样，一会儿蹿你这里，一会儿跑他那里，到处发表宣言，有些言论甚至跟杨秀清和萧朝贵形成对立，摆明就是要另立山头。

洪秀全回来后，众人都找教主评判谁真谁假。洪秀全晕头转向，不明白为什么一下子会冒出这么多天父天兄，但你要说这些全都是假的，天父天兄是不是真的存在也就成了问题。

关系到拜上帝会的信仰根基，无论如何动摇不得，所以不管怎样，天父天兄附体的说法一定得认，但认谁不认谁，凭的不是真假，而是实力。杨秀清有头脑，所谓“谲诈有才”，萧朝贵有蛮力，所谓“性情猛悍”，二人身后还有不少追随者，对金田起义之前的洪秀全而言，利用价值颇高，轻易得罪不起。思量再三，洪秀全给出结论：杨萧为真，其他人为假。

定时炸弹

当洪秀全赋予杨萧“天父天兄代言人”的地位时，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埋下了一颗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

当然，一开始洪秀全尝到的都是甜头。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初，一遇到险境和过不去的坎，杨秀清就以天父的名义出来激励士气，而一听到天父发话，教徒及太平军将士无不豁出性命去打，杨秀清在军中的声望和权威也由此与日俱增。

洪秀全长于宗教（当然特指他所创的宗教），短于军政，很多方面都是因人成事。早期发展会众，靠的是冯云山，后期指挥作战，依赖的是杨秀清。依赖惯了，洪秀全也就索性一懒到底，将所有军政要务均交由杨秀清一手办理。

随着时间的延续，翅膀长硬了的东王逐渐凌驾于众人之上。

古时官员出行要坐所谓八抬大轿，也就是八个人抬的轿子，最多的是十六抬大轿，雇十六人抬。杨秀清坐的是三十二抬大轿，要么不出行，一出行便是前呼后拥，鼓乐齐鸣，光随从便有千人，俨然是一支行军部队。

与派头一道上去的是架子。当初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曾结为异姓兄弟，因凭空弄了一个耶稣做上帝的大儿子，洪秀全便称为老二，依次老三、老四这么排下来，到石达开排老七。六人歃血为盟，今后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有难同当”是实践了，老三冯云山和老五萧朝贵还死在了创业途中，只是“有福同享”出了问题，到享福的时候，杨秀清率先变脸，韦昌辉和石达开在他眼里，不是什么王侯或一同出道的兄弟，而压根儿就是他帐下的两员部将。

石达开的日子还好过一些，毕竟常在前线，可以名正言顺地避开杨秀清，而且他的能力和战绩在那里摆着，打仗少不了他。与之相比，韦昌辉则要难过得多。

在以大老粗为主的太平军将领中，韦昌辉还算是个读书人，与洪秀全、冯云山、石达开基本处于一个档次，因此在冯云山、萧朝贵死后，就很少外出率兵打仗，而是“常居中枢”，犹如宰相一样在天京处理日常事务。韦昌辉一度权力很大，太平天国官员的证书，正面盖东王杨秀清的大印，骑缝处必盖他北王韦昌辉的一半印章。遇到有政事汇报，起初也先要禀报韦昌辉，他觉得可以实行，再报杨秀清，然后转奏洪秀全核准通过。

时间一长，韦昌辉便受到了杨秀清的猜忌，不仅权力被越分越少，立功受奖基本没他的份儿，而且动辄得咎，有一次还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摁倒在地，打了几百下屁股，最后站不起来，只好让人抬着回家。

韦昌辉不是普通将领，众目睽睽之下挨如此重责，痛尚在其处，羞辱更折磨人。可是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兄弟早成过去式，要斗的话，又不是对手，余下便只有曲意逢迎一途了。

知道杨秀清大字不识几个，也不喜欢读书人，韦昌辉每次见到杨秀清，都要说自个“肚肠嫩”，见识浅，总之是变着法作践自己，以讨好对方。

可就这么低姿态，杨秀清也没打算饶过他。韦昌辉的一个族兄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得罪了杨秀清，先是遭到鞭打，接着竟然被处以五马分尸的酷刑。

韦昌辉既恨又怕，连在北王府议事时，也要时常左顾右盼，唯恐一句不慎，被杨秀清抓住把柄，落得个吃不了兜着走的下场。

韦昌辉位居北王，排行老六，尚且如此，其他人像燕王秦日纲之类的，就更不用说了。

人生好比在作秀

对位次排在他下面的兄弟，杨秀清又打又压，对位次在他之上的洪秀全，他也经常不给好脸色，使用的都是同一工具：天父附体。

附体这套把戏，原来属于双簧，杨秀清扮天父，萧朝贵扮天兄。既然是表演，总是需要点天分的，有时分寸很难拿捏到位，比如，萧朝贵有一次就差点演砸。

那还是在永安被围的时候，为了鼓舞军心士气，萧朝贵便来了个“天兄下凡”。当时萧某站在桌上，拿把刀跳来跳去，口里念念有词，说大家不要怕，本天兄已诛杀清妖，斩得赛尚阿人头云云。

就在他舞得正起劲的时候，一个不留神，脚下失了准头，从桌上滑到地上，把脖子给摔伤了。

战无不胜的天兄下凡除妖，却把脖子给摔了，这情节把围观的一众将士都惊得不知所措，本来要用来提精神，结果精神反而萎靡了。

萧朝贵只好自我解嘲，他引用了一句文绉绉的语言，称“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出来混总要经历点风雨，大家一定要相信天兄，天兄这个人就是“越受苦越威风”，管他什么妖魔鬼怪，任凭你再怎么飞怎么变，迟早都逃不脱天兄的手掌心。

与萧朝贵相比，杨秀清对于“天父附体”的演绎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同样是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他可以二话不说，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上，即便被抬到床上也动都不动，而一旦“病愈”，立刻霍然跃起，指挥调度井井有条，跃马战场攻无不破。

渐渐地，萧朝贵明显落于下风，“附体”的次数也就随之越来越少，直到长沙城下他被一炮打死后，“附体”就成了杨秀清一个人独享的专利。

在天京，杨秀清“天父下凡”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为了点琐屑小事，也要让天父不辞劳苦地跑下来指手画脚一番。看着杨秀清在上面张牙舞爪做癫狂状，大家跪在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就怕从他的嘴里冒出天父发怒，要对尔予以惩戒之类的话——韦昌辉被打屁股，他的族兄被五马分尸，无一不是拜天父所赐。

众人之苦，却是一人之乐。人生好比在作秀，杨秀清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种表演，因为在诚惶诚恐的人群中，不仅有诸王大臣，还有“虚君”洪秀全。

洪秀全号称天王，又是拜上帝会的教主，无论真实的人间还是虚拟的天上，都是唯我独尊，可在下凡的天父面前，他也只有俯首帖耳，老老实实听着的份儿。

据说有一次在行军扎营期间，洪秀全正跟一群妻妾卿卿我我，有人忍不住透过营帐偷窥了两眼，被他发现了。洪秀全对自己执行自由主义，对别人则是上纲上线，在太平军内，连夫妻都不能在一起，更不用说偷窥了，当即勃然大怒，要下令处决此人。

杨秀清不高兴了。倒不是说他对偷窥无所谓，这件事情若是发生在他本人身上，也是一百个脑袋都保不住，他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洪秀全在“擅自下令”前没先跟他打招呼。

只见他咣的一声倒地，等众人将他扶起时，听到的已是天父下凡的声音。天父以老子训儿子的口气教训洪秀全：“尔与兄弟打江山，杀人大事，何不与四弟（即杨秀清）商议，此须重罚！”

重罚，就是要像韦昌辉那样，掀倒在地打屁股。洪秀全目瞪口呆，但是又不敢反驳这个虚拟的天父老子，只好跪下乖乖认罚。

其他人见状不好，赶紧苦苦求情。堂堂天王，总是要给他留面子的，杨秀清并不是一定要打洪秀全的屁股，纯粹是为了要像整治韦昌辉一样，树立自己的权威。现在目的既已达到，也便见好就收，放了洪秀全一马。

表演结束，恢复正常的杨秀清居然还故作惊诧，问别人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洪秀全哭笑不得，纵使他知道“杨四弟”在揣着明白装糊涂，可事已至此，“天父代言人”的交椅已经是撤不回来了。

在击破江南江北大营，向荣也一命呜呼后，杨秀清认为皆其一人之功，为人处世更加为所欲为，成天想着要挟制和架空洪秀全。洪秀全身为太平天国的领袖和元首，却老有一种兜里的钱不是自己的，是跟人借的感觉，自然苦不堪言。

自建都天京，洪秀全平时都待在天王府内寻欢作乐，足不出宫，除了东王，一般王侯要见到他都很难。1856年8月22日，杨秀清又假装生病，要洪秀全前去探望。此时洪秀全已听到风声，杨秀清正预谋以“禅位”的方式迫其下台，这使探病变成了一场犹如鸿门宴的局。

去，也许就出不来了，但如果不去，可能马上就会性命攸关，纠结半天，洪秀全还是决定去。

天无二日

进入东王府，果然防卫森严，隐隐然透出一股杀气。可这时候洪秀全想撤步回头已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里走。到了杨秀清的卧室，他正仰卧在床上，由左右四个美女伺候着，对洪秀全不理不睬。

洪秀全低头一看，床边仅有一只小榻，是专门给他坐的。

坐下之后，洪秀全便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无非是听到你东王病了，我多么地担心想念之类的套话。未料杨秀清这个“戏痴”还在装昏迷，而从他口里跑出来的“梦话”则让洪秀全大惊失色，心跳不已：“别人都说天无二日，秦朝时有两日相斗的典故，这是为什么啊？”

传说中的谋权篡位原来是真的！

这是杨秀清早就设计好的套路，主要是在清醒的状态下，“禅位”两个字很难说得出口，倒不如用梦话来试探：我说天无二日，接下来就是人无二主，识相的赶紧把位置让给我，否则今天你就不要想走出东王府。

洪秀全的反应是沉默。你不是在做梦吗，我就当你胡言乱语好了。

杨秀清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他以天父的口吻问洪秀全：“四弟如此大的功劳，怎么才九千岁啊？”

这次再不可能装聋作哑，发现已没有退路，洪秀全赶紧回答：“对，九千岁不合适，应该是万岁。”

“那东王的儿子呢？”

洪秀全不敢怠慢：“也是万岁，东王万岁，东王儿子万岁，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万岁。”

怕杨秀清仍不满意，洪秀全又下令随从官行九叩首的大礼，并且三呼东王万岁。

见此情景，杨秀清反而愣住了，只好顺势来了一句“东王万岁，天王万万岁”，以敷衍场面，随后便开始打呼噜装睡。

洪秀全再也待不住了，趁杨秀清还在装睡，他向赴鸿门宴的刘邦学习，以上厕所为由，找机会溜之大吉。

洪秀全走后，杨秀清突然睁开眼睛，又恢复了正常人的样子，并像煞有介事地问洪秀全去哪儿了。左右据实以告，他得了便宜还卖乖，当着大伙叹息一会儿，意思无非是要表明，他跟“逼封万岁”这件事毫不搭界，一切皆为天父他老人家一手料理安排。

只要是原罪，有一天总会发酵，只要是定时炸弹，在某个时间也一定会引爆。杨秀清的“逼封”其实早有先例可循。

早在金田起义前，杨秀清和萧朝贵联袂搭档，动不动就以天父天兄的名义发号施令，那时两人就表现出了不安分的迹象，不过他们还不敢对洪秀全这个教主叫板，在地位上他们一心想要超越的是冯云山。

在拜上帝会里，冯云山堪称元老，很多骨干教徒包括韦昌辉都是由其一手发展出来的，要压过他就得一步步来。萧朝贵曾借“天兄下凡”，把自己、杨秀清、冯云山都列为洪秀全的军师，其中杨、冯为三星军师，他为二星军师，但在所谓的三星军师中，杨的位置已经排在了冯的前面。

尝到甜头后，在又一次“天兄下凡”中，萧朝贵就用天兄的口吻故意问洪秀全对杨、萧二人的看法。洪秀全干别的不行，在这方面倒是极其机敏，他马上猜出了萧朝贵的用意，遂投其所好：“要打天下，我有杨、萧辅佐，哪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因为这句话，萧朝贵也腾地一下排到了冯云山前头。那是洪秀全第一次受人摆布，但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如果不是在这次遭遇战中吃了哑巴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或许他当天赴“鸿门宴”时就可能中杨秀清的圈套，纵使能够走出东王府，也得灰溜溜地下台让位。

当然，更多的还只能说是侥幸，要是杨秀清完全翻脸不认人，天王也许连上厕所的机会都不会有了。

洪秀全在东王府时还能强作镇定，回到家已是大汗淋漓，同时杨秀清“天无二日”和“逼封万岁”也深深地刺激到了他，让他意识到自己已命悬一刻，必须找人护驾。

在过去的六兄弟中，除已战死的冯云山外，只有韦昌辉和石达开是洪秀全能依靠的对象，这实际上也是他在吃了萧朝贵的暗亏后，提前为自己设好的两步棋。尤其是北王韦昌辉，既与杨秀清积怨很深，在杨秀清要以天父的名义杖击洪秀全时，又曾经声泪俱下，请求代其受罚，让洪秀全很是感动。可以说，在情感上，洪秀全和韦昌辉早已达成了一种默契。

洪秀全一边下令四门紧闭，加强天王府的防卫，一边连夜写下密诏，召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入京勤王。此前，石达开已奉杨秀清之命，再赴湖北救急，所以离得很远。最近的就是韦昌辉和秦日纲。

韦昌辉在天京遭到杨秀清的排挤和打压，不得已来到江西战场指挥作战。他虽是书生，但在早期的太平军中也曾以善战闻名，本指望靠军功东山再起。可惜他的运气不好，刚好赶上曾国华率湘军精锐回援江西，劈面就吃了败仗，连随身的王轿绣伞都丢掉了。

联想到从前在杨秀清那里所受到的羞辱，韦昌辉感到不寒而栗，不知道该如何回京复命，而天王的密诏则好似柳暗花明，给他提供了另一种解决困扰的可能。

老账新账一齐算，不是你杨秀清对我，是我对你杨秀清。

全城大搜杀

1856年9月1日，韦昌辉从江西赶回。他的到来，显然出乎杨秀清意料之外：你打了败仗，我正要打你屁股呢，你还敢自己冒出来？

杨秀清不让开门，要韦昌辉打了胜仗再来见他。韦昌辉只好拉下脸来再三恳求，好说歹说杨秀清才松口放行。

这时候的杨秀清无论如何不会想到韦昌辉要来杀他。在一本清末笔记中，虽然也记载守军最初不让韦昌辉进城，但上面说韦昌辉是以“奉东王密书”为借口混进城的。

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之处在于，天京曾被江南大营围困多年，城防应该极其严密，加上太平军本身军纪严明，如果负责守城的杨秀清不答应或不知晓，很难相信韦昌辉可以靠编谎话过关，况且要是“东王密书”被当场拆穿，韦昌辉就无异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个儿的脚了。

同样是根据这本清末笔记的记述，韦昌辉进城后立刻对东王府发起攻击，最后把躲在水阁下面的杨秀清给生生地拖了出来。

且不论杨秀清身经百战，临场表现是否真的会这么㞞，只说韦昌辉攻击东王府，天京守军特别是遍布全城的所谓“东党”（杨秀清的亲信）不可能等闲视之，一定会群起援救。此类僵持战若打下去，未必对韦昌辉和秦日纲有利。

事实是，虽然进了天京城，但韦昌辉也并不能马上拿杨秀清怎样，尽管他要这么干的心情十分迫切。

在韦昌辉之前，近在江苏战场的秦日纲已经入了城。此君能被洪秀全列入勤王名单，除了也曾受过杨秀清的打骂外，肯听话，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是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他没什么政治头脑，所以洪秀全又不太放心，不敢完全赋以重任。

洪秀全看中的还是韦昌辉，只有这个长期接触官场厚黑面的小文人型将领，才足以完成使命。

韦昌辉先去天王府拜见洪秀全。这是按照规矩来，前线将领回天京莫不如此，杨秀清并不起疑。

当着众人的面，洪秀全将韦昌辉假模假式地大骂了一通，让他赶紧到东王府去向杨秀清请罪，私下里却交给韦昌辉一条他早就想好的计策。

韦昌辉按计而行。在见到杨秀清时，先不说战败的事，而是道喜，祝贺东王成为“万岁”。

洪秀全可说是摸准了杨秀清的脉络。东王本来憋着劲要给韦昌辉一顿板子，但“万岁”正是他的痒处，巴不得别人提起和拥护，何况是韦昌辉这样重量级的王侯。

杨秀清立刻转怒为喜，还留韦昌辉吃饭。席间一个得意忘形，毫无芥蒂，一个正中下怀，居心叵测，喝酒的效果自然大为不同，到酒饭上到一半时，杨秀清已然完全解除了戒备。

见时机已到，韦昌辉出其不意地拔出佩刀，使足力气一刀刺穿了杨秀清的心脏。

杀死杨秀清后，韦昌辉又威吓住惊慌失措并正要上前围攻的王府侍卫：“东王谋反，我受天王之命将其诛杀。”

随即出示洪秀全的密诏。众人一看，果然是天王的旨意，便再也不敢乱说乱动了。

接着，韦昌辉又和秦日纲一起，关闭城门，对“东党”进行全城大搜杀。在“东党”眼里，韦昌辉和秦日纲带来的人马就是“北党”，双方一场混战，“东党”因失去了杨秀清这个主心骨，又缺乏防备，所以在交战中不是“北党”的对手，非亡即逃。

当时的天京城里，还住着一些外国人。第二天拂晓，当他们出门时，发现街上到处都是尸体，其中大部分为杨秀清的部下亲信，甚至是仆役和随从。

“东党”虽然被杀得四散，但其中很多人还是得以逃脱并藏匿起来。不久，他们得到消息，洪秀全只想除去杨秀清一人，因此责怪韦昌辉等人过度滥杀，已下令每人杖责五百，且在天王府公开受刑。与此同时，天王还邀请“东党”前来参观，以示不再殃及他人。

洪秀全的这番话其实正是“东党”们想听到的。杨秀清谋反不管真假，总是他个人的事，而且就这么成天躲躲藏藏也不是个办法，既然天王亲自相召并豁免，岂有不去之理。

去了一看，果然一干人等都被按在天王府的大厅外面，马上板子就要敲下去了。大家放了心，按照规定，把武器放在门外，一批批地在大厅里面落座，准备观看行刑。

他们不知道，即将被行刑的正是他们自己。

送走神，来了魔

在上当的“东党”到齐后，门窗忽然一齐关闭，不管他们如何拼命叫嚷和敲打，都无济于事。第二天凌晨，门窗打开，不是要释放他们，而是为了朝里面扔火药。在人们被炸得东倒西歪之后，全副武装的士兵才冲进来，犹如杀鸡斩鸭一般将“东党”予以全部处决。

一切都是早就策划好的。虽然成功刺杀杨秀清和打垮了“东党”，但逃跑者仍让洪秀全、韦昌辉等人放心不下，就怕除恶不尽，留下后患，而到了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洪秀全的头脑也总是特别好使，他很快就想出了这样一个请君入瓮的“妙计”。

在所谓的天京事变中，包括曾附属于杨秀清的亲信部众，太平天国的大批骨干和精锐损失殆尽，前后死者近三万人，据说秦淮河水都被鲜血给染红了。

1856年9月中旬，从湖北战场匆匆赶回的石达开也到达了天京，眼前的景象令他大为惊骇，显然翼王没有想到杀戮会如此之惨。他对韦昌辉说：“天王的密诏里只是说杨秀清谋逆当诛，杀他一个人也就够了，如果株连过多，恐怕人人自危，动乱将不会停止，这正是我们的敌人所高兴看到的。”

石达开说得当然没错，可问题是韦昌辉已经停不下来了。杀人就是这样，杀一个是杀，杀一万个也是杀，再往后面去，真的跟杀鸡斩鸭没什么区别。尽管韦昌辉已用“请君入瓮”的办法，几乎尽歼“东党”，可保不准还有人会躲在城内的边边角角，所以为了防止对方日后报复，就还得继续杀下去。这就叫作“已蹈虎背，势不能下”。

疯狂的杀戮已令韦昌辉近乎失去理智，他杀红了眼。任何人挡路，或口出怨言，他能回应的就只有一个字：杀！

给予石达开的待遇，也是一样。

因为没有大开杀戒的准备，石达开从湖北返回时，并没有像韦昌辉一样带来大批兵马。韦昌辉要杀他，容易得很。石达开发现韦昌辉已经变成了一个疯子，而且对自己也动了杀机，他连夜用绳子滑下城墙，逃回他的老根据地安庆去了。

见石达开只身逃脱，韦昌辉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冲入翼王府，灭了石家满门。

曾经的同盟者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石达开召集部众，打着“靖难，清君侧”的旗帜准备进军天京。在诸王之中，石达开素以冷静沉着著称，连他都能被惹毛，到这一步，洪秀全也认为韦昌辉做得太过火，忍不住埋怨起来。

韦昌辉根本不予理睬：当初一个劲儿地求我的是你，现在一个劲儿地怪我的也是你，合着我总是做坏人，你总是扮好人，天底下有这样的事吗？

今天的韦昌辉早已不是昨天的韦昌辉，对不入耳的话一句都听不进去，哪怕说话的人是洪秀全。他成了升级残暴版的杨秀清，不仅继续杀人如麻，而且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天京城里的主宰，连进出天王府也是横冲直撞。

要问口令，要通报，要等候吗？我没这闲工夫，一个字，还是杀！洪秀全的几个侍卫都因此死在了韦昌辉的刀下。剩下的侍卫人人自危，都跑到洪秀全面前哭诉，说北王如此残暴，我们自己的小命都快保不住了，如何还能保护天王您？

洪秀全既恨又悔，出现这种送走神却来了魔的局面，是他始料未及的。

不过在关键时候，韦昌辉也犯了和杨秀清一样的错误——你连侍卫都杀了，还留着洪秀全本人，难道是在坐等对方先下手吗？

洪秀全召集数十个侍卫，在夜半时分潜入韦昌辉的住所。此时韦昌辉的卫士们都睡着了，防备不严，这些功夫高手一拥而入，将韦昌辉逮个正着。

接着，洪秀全又逮捕秦日纲，与韦昌辉一同处死，两人的首级都被送到石达开军中，供其验看。

仇家已死，石达开出了一口怨气，太平天国内部的大动乱这才得以收尾。

第四章 时间真是一把杀猪刀

天京事变之前，咸丰正陷入凄风苦雨之中而不能自拔。所谓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刚刚依靠僧格林沁消除太平军北伐的威胁，江南江北大营就被人家攻破了，加上湖北、江西也毫无进展，眼看着整个南方战场千疮百孔，进入了新一轮的混战。

旷日持久的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帝国的元气。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开始，大清国就已面临空前的财政危机，国库用到了空，当年户部的存银不足三十万两，不要说向前线输送粮饷，就连京旗的俸饷都发不出来了。

咸丰遇到了和他曾念叨的那位崇祯皇帝一样的难题。据说李自成即将兵入北京时，明朝户部存银也只剩四十万两，仅比咸丰这里多十万两，根本难以应付战争需要。

崇祯被逼得没法，只好动员皇亲国戚和大臣们捐款，但明末的那些货色正如《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很多皆为不知理想正义为何物，只知疯狂捞钱玩女人的庸碌贪腐之辈，国破如此，犹目光短浅到不肯拔出一毛以救天下。

见下面不动弹，崇祯便派司礼监太监去通知国丈周奎，希望他老人家能起点带头作用。周奎拥有大量田产房宅，还有私家的歌伎班子，钱是肯定有的。不料奉旨太监苦劝半天，周奎竟然是一个子儿都不肯掏出来，而且还一个劲儿地哭诉，说什么我哪有钱捐啊，家里已经穷到只好买发霉的米了。

再劝，周奎仍是不为所动，没有就是没有。

危难时刻，太监比国丈都具又远见，此君愤怒地说：“老皇亲如此吝啬，朝廷该何去何从呢？看来大事必不可为。可是替您老想想，即便坐拥万贯家产，一旦大厦崩塌，还能保得住这一切吗？”

财政危机

周奎的女儿周皇后倒是深明大义，但她长居皇宫，一者对父亲的实际经济状况已然生疏，二者即便知道，也并不能拿老头子怎样。左右为难之中，她只好瞒着崇祯，把自己的五千两积蓄交给周奎，让他拿去捐款。

周奎下作到连女儿的私房钱都要坑，给他五千两，只认捐了三千两，其余两千两都给他一个人吞没了。

崇祯一轮劝下来，只募到二十万两，都不够打一场仗的。

北京城陷后，李自成可不像崇祯这么客气，他采取刑讯逼供的办法，从百官手里一下子搜罗到了多达几千万两的银子，着实捡了一个大漏子。

周奎可以跟女婿耍无赖，却没法跟李自成捉迷藏。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给他上夹棍，周奎哪受得了这个，被逼交出白银七十万两，后起义军又从他家里抄出五十多万两，合计共百万两，此后他便被李自成的另一位大将李岩赶出府第，变得无家可归。老铁公鸡这下算是爽了，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历史一直在不断重复。当北伐军接近北京时，咸丰同样拿不出这笔军费。王公大臣们赶快开会集议，按照家产分配捐额，以为皇帝分忧。

轮到户部尚书孙瑞珍时，大家分摊他捐银三万两，孙尚书脸色都变了，说我跟你们说老实话，我的全部家产合起来，不过七万两。三万两，差不多是家产的一半了，如果都捐出去，一家老小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清末的人比明末的人要脸。孙瑞珍说得也大抵不差，他长期在京城为官，官是做得很大，但对照曾国藩在京城当侍郎时的境况，他所能捞到的油水实在没别人想象得那么足，与崇祯的丈人更是不能相比。可孙瑞珍越是哭穷，众人越是不依，对立双方从口角甚至发展到举拳相向。孙瑞珍被迫脱口而出：“我真不骗你们，若是有半句虚言，便是乌龟王八蛋！”

孙尚书也是堂堂进士出身，儒学之臣，乌龟王八蛋这样的话都能说出来，是真被逼到无路可走了。

幸好还有个僧格林沁，没有让大臣们的募捐打了水漂。孙瑞珍老脸丧尽，见财政这项工作又如此棘手，于是很快就告老还乡，回家歇着去了。

让王公大臣们献爱心毕竟是被逼出来的主意，并非长久之计。明末的时候，崇祯除了动员官员集资外，就是不断地增加赋税，以补充军费所需。百姓不堪其苦，遂按照谐音，把崇祯叫作“重征”。崇祯的措施，咸丰什么都可以跟着学，唯独这一点他却学不得，因为不加赋税，乃是清代的祖制。

在历代皇朝中，清代皇帝是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就勤政而言，这一群体堪为第一。从开国到末代，只要还能让他处理政事的，无不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除了节假日或患病等特殊情况，几乎没有哪一天会辍朝，其敬业程度，可以把明代的“怠政皇帝”“糊涂皇帝”“白痴皇帝”“木匠皇帝”甩几条街。

就是体恤民生方面，清代也数一数二。清代开国以来，赋税本来就不高，遇到灾年必须减免，甚至每逢节庆大典，皇帝还要把拖欠的赋税一笔勾销，算是取悦于老天爷和老百姓。

到康熙和雍正时期，这一做法达到了顶峰。赋税是田赋和人丁税的合称，康熙过六十岁生日时，公布了一项前无古人的旨意，规定今后人丁税按康熙五十年，也就是1711年的总量算，当年有多少人就按多少人收税，对今后再出生的人，永不加征。比如，一户农民家有三口人，后来变成了五口人、七口人乃至更多，但也只按三口人征税。

雍正比他父亲更为激进。执政初期即推行“摊丁入亩”，也就是把人丁税总额全部摊入田赋中一并征收，实际上完全取消了人丁税。在田赋方面，同样宣布“永不加增”，现在税率多少，将来还是多少。

古代中国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农业国家，在厘金出现之前，几乎没有商业税，就是有也很少，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赋税，人丁税消失后，就单靠一个田赋。

朝廷每年收到的田赋总是那么多，所以国库收入也是固定的，大约为四千万两。如果丰年或者太平无事，做皇帝的再节俭精明一点，钱是够用的，有时还能略有盈余，所谓的“康乾盛世”便是如此，但最高时，户部存银也不过七八千万两。

这是好的情况，倘若不巧碰到水灾、旱灾、战争这些不可抗力轮着来，就得抓狂了，以至于把老本倒贴进去都不够。道光和咸丰的运气不好，什么糟心事儿都让他们给赶上了，道光之所以要那么刻薄自己，也实在是情非得已。

咸丰更倒霉，按照清代惯例，新君即位后都要免掉当年未交的赋税，刚上台的咸丰自然也不能破例。这么一免，一大笔可观收入就没了，可是紧接着却是用钱高峰的到来。

退一万步说，即便可以增加田赋，在造反者已经不绝于途的情况下，亦无异于饮鸩止渴——老百姓本来就生活艰难，你再“重征”，若是短时期内没法把各路造反的人马镇压下去，火就可能越燃越旺。明末就是这样，崇祯也实际上是被他自己的“重征”给压死了。

一摊又一摊

钱没法增，便只能减。爆发财政危机的那一年，从文官武将到一般士卒的俸禄饷银都被先后减了两成，以后又陆陆续续地扣减，但清代的俸禄饷银本来就不高，再怎么扣也得有个限度，你总不能让大家都赤条条地给朝廷打工吧？

一个钱字，困住了所有人。当曾国藩和胡林翼等人为此抓耳挠腮的时候，他们的皇帝也正四处寻觅着孔方兄的踪影。

不是没钱吗？那就造钱。咸丰年间的大钱，除了一枚可以当十枚用外，有的还能当百当千。大钱说到底还是金属，多少得消耗点成本，最划算的是户部印制的银票，上面只要印着面值多少就可以了，印一万两就值一万两，印一百万两就值一百万两，印一千万两就值一千万两。咸丰开了窍，干脆发饷银也用银票，京兵们收到的兵饷往往都是一半实银，一半银票。

这样的银票谁要？谁都不肯要！

咸丰开的不是山西票号，没有与银票相匹配的真金白银，大量印制银票的行为无异于是在抢钱，民间理所当然地视之如同废纸一般。

官员们领到银票，不过自认晦气，也就相当于俸禄又被扣减了，而前线不行，都眼巴巴地等米下锅呢，你送来一堆废纸，除了拿来烧火，还能派什么别的用处？

咸丰能想的都想了，实在没辙了，便只好令各省协饷或者自筹。

还好，所谓穷极思变，群众的智慧总是无穷的。早在曾国藩于江西开办厘局前，江北大营就已抽厘助饷，接着江南大营设厘局，湖南湖北也概莫能外，到了后来，几乎没有一家不靠着抽商业税赖以活命了。

这一摊刚刚可以甩手，咸丰又碰到了另一摊，这次的麻烦不是屋外，而是屋内。

咸丰即位后，感念养母静贵妃十年养育之恩，特尊其为康慈皇贵太妃，一切待遇均比照皇太后级别，但对于咸丰的孝顺，太妃显然不是十分领情。

当年太妃曾劝丈夫立咸丰为皇太子，但这并不完全出于她的真意，更多的还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等到咸丰真的继承大统后，她便开始懊悔起来。

要说道光的养母孝和皇太后也曾力挺自己的养子，可两人的情况不同，孝和的两个亲生儿子不成器啊，冷板烂泥扶不上壁，我的儿子奕訢哪一点不比他那个走路一跛一跛的瘸子哥哥强？

在太妃看来，不仅奕訢屈居人下，而且她也受到了牵连。你想，若是她的亲儿子当上皇帝，她现在还不早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后了？“比照皇太后”，毕竟不过是比照，哪能跟真的比。

有没有戴上凤冠，最大的差别不是生前，而是死后——如果是皇太后，可与丈夫合葬皇陵，而且灵牌还能进入太庙供祭祀，倘若不是，管你是贵妃太妃，一律靠边。

越到晚年，太妃的这种情绪和心结就越重，渐渐地就露在了脸上。咸丰天天去请安，渐渐也感觉到了。

其实太妃并不知道，如果当初不是咸丰对奕訢加以保护，她的儿子别说当皇帝，可能连命都没了。那还是咸丰的生母全贵妃在世时候的事，全贵妃发现道光喜欢奕訢，怕奕訢被立为皇太子，竟有了借机毒杀奕訢，以绝后患的念头。

咸丰很快察觉了全贵妃的阴谋，他不忍心谋害弟弟，于是赶紧暗暗地告诉奕訢加以防范，这才使奕訢逃过了一死。那时的咸丰尚年幼，也还没有被太妃收养，如果他也像全贵妃那样一心只有皇位，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根本没看见。

当然咸丰无论如何不可能把这件事告诉太妃。尽管他心里万分委屈，但脸上并没有表示出任何不满，相反，在对待太妃方面还更加殷勤，唯恐有哪一点做得不到位，会引得老太太不高兴。

知道太妃最疼奕訢，咸丰把自己能给的都给了弟弟，除册封恭亲王外，还逐步培养其入主军机处，直至成为军机首辅。按照皇家制度，皇兄皇弟在成人后就不能再住在皇宫里了，而应分开别居，咸丰又另外赐给奕訢两座精美园林，其中一座是当年和珅的宅第，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恭王府。

同样是皇家规矩，亲王们与咸丰之间既是兄弟，更是君臣，如果没有咸丰的谕旨，谁也不能擅入皇宫，但咸丰专门给予奕訢特权，准许他可在不奉谕旨的情况下，早晚入宫给太妃请安。咸丰的兄弟不止一个，除了奕訢，没人能得到如此高的待遇。

道光并没有看错咸丰这个儿子，他的宽容，他的大度，他的平和，乃至于发自内心的“仁孝”都不是装出来的，是本性如此。

人心都是肉长的

就在消灭北伐军的那年夏天，太妃得了重病。咸丰焦虑不已，尽管南方战场仍然混沌不明，一大堆的军务政务需要处理，但他仍然每天抽空去探病，并在床边以皇帝之尊亲自端汤送药。说句实话，亲儿子也不过如此。

给太妃探病的还有奕訢。兄弟俩商量好，轮班互值，上午你，下午他，反正不让太妃的身边缺了亲人。随着病情加剧，太妃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有时连人都认不清楚。有一天当咸丰陪侍在旁边时，太妃忽然握住他的手，絮絮叨叨地说了一段话。

太妃说，我这次的病可能好不了了，想想在宫中享了这么多年的福，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唯一抱恨的事，就是觉得对不起你。

咸丰一愣，接着心里又一动，他想母亲终于被自己感动了。可还没等他回过味儿来，接着泼来的却是兜头一盆冷水。

太妃说：“当年你父亲本来是要立你做皇帝的，可惜我那时候太矫情，为了表现高姿态，当着面推辞了，以致铸成大错，使你现在只能在他人面前低着头做事……”

太妃一边说，一边哭，竟至哽咽。咸丰这才明白。“你”并不是指他咸丰，而是说的奕訢，太妃昏昏沉沉中认错了人，把他当成奕訢了。

再听下去，还不知道太妃要再胡说些什么，咸丰赶紧岔开话题，才避免了更多的尴尬。

过了一会儿，太妃清醒过来，才猛然发觉面前坐着的是咸丰，知道自己刚才说错了话，脸腾地就红了。咸丰则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对待母亲和弟弟一切如常。

只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在那一刻，皇帝的心不可能不疼。

原来再多的付出都没有用，在母亲眼里，我永远是那个“他人”，而不是儿子。可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要让您这么嫌弃我？我这么看重和帮扶弟弟，难道是要他在我面前低头吗？

咸丰不可能去质问太妃，也无法找人排解，他只能一个人闷在肚子里。

太妃又羞又悔，但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收是收不回来了。有一天当亲儿子奕訢陪在身边的时候，太妃感到时日无多，便说出了自己最大的心愿：希望死前能被追封为皇太后。

奕訢除身居军机处首辅外，还是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可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身为朝中重臣，自认在皇帝哥哥面前也有了说话的地位和分量。他当然不知道太妃认错人和说错话的事，只觉得母亲既有这个心愿，做儿子的就有义务和责任帮他实现。

咸丰来探病，两人在门口交接班。咸丰问太妃的病情怎样了，有没有好转一些，奕訢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流着眼泪说：“看来是不行了，她想得到一个封号，如此才可瞑目。”

对奕訢的话，咸丰并没想到深里去，也不知道太妃想要的封号是皇太后，只是就事论事地“哦”“哦”了两声。

回头上朝，礼部却送上来一个奏折，上面请求尊康慈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还说这是遵旨执行。原来那天咸丰“哦”“哦”之后，奕訢就跑到军机处，以皇帝的口吻拟了谕旨，并下令由礼部出面具奏。

咸丰这才发现情况的严重性。他这么多年来之所以只给太妃享受皇太后待遇，不正式加封，不是因为小气，而是不能逾越祖制。

从顺治皇帝开始，所有皇帝都是尊生母为皇太后。当然在生母过世的情况下，也可尊先帝皇后为皇太后，但太妃既非咸丰的生母，又不是前朝皇后，只是一个嫔妃。

如果咸丰知道那天奕訢说的“封号”，是指封皇太后，他是绝不会如此草率点头的。

这个奕訢实在太过分，我不过是哦哦了两声，你就敢拿着鸡毛当令箭，以我的名义决定这么大的事，究竟谁是皇帝，是我还是你？

最令咸丰恼火的地方还在于，他已经被奕訢逼到台上下不来了。若是再驳回礼部的奏折，轻者，人们会说你身为皇帝，金口玉言，却出尔反尔，明明谕旨都下了，还要耍赖。重者会说你不孝，因为不是生母，便另眼看待，相应也就坐实了太妃的话。

甚至咸丰都不能说自己那天的“哦哦”，不是同意封太妃为皇太后的意思，否则奕訢便有矫旨之罪，不杀会被认为是法纪不严，而杀的话，便要伤害兄弟手足之情。老太太正在重病垂危之中，就是奕訢少了一个手指头，也等于提前要了她的命。

咸丰憋屈半天，最后还是很无奈地批准了这封礼部奏折。奕訢母子皆大欢喜，康慈皇贵太妃正式成为了康慈皇太后，一个星期后，她如愿以偿地闭上了眼睛。

选秀女

咸丰对皇太后的葬礼不敢马虎，亲自扶柩送灵，但他总觉得不能逾越祖制，所以在皇太后的谥号中又特地减掉了一个“成”字。

道光的谥号为“成皇帝”，太妃若不是“成皇后”，待遇就要打折扣，不光不能与道光合葬，也不能进入太庙。太妃忙活半天，只不过做了一个徒有虚名的空梦，最主要的是还为此连累了亲生儿子。

对被逼着加封这件事，咸丰越想越恼火，同时奕訢如此不把他这个皇帝哥哥放在眼里，也让他意识到对方翅膀长硬后所造成的威胁，若是再不有所行动，没准儿就要给人架空了。

惩处是一定要惩处的，而且要严惩，关键是罪名，矫旨肯定不行，只能换个名目。在皇太后出殡的次日，咸丰即颁下谕旨，说奕訢在丧仪上不尽心尽力，马马虎虎，因此将其所有职务，从军机大臣到宗人府宗令，乃至满洲都统一并革去。

被一撤到底的奕訢干什么呢？到上书房读书，静心悔过！

这是一份别人猜不透奥妙，只有咸丰、奕訢心知肚明的谕旨。什么叫不尽心尽力，就是奕訢太过尽心尽力，才落此下场。

如果肯将心比心，咸丰实在有够悲哀。事业摇摇欲坠，从来就没有顺当的时候，亲情同样指望不上，太妃一直到死，都将他视同外人，而最友爱的兄弟也因逼封和处罚与之产生了隔阂。

他尽了所有努力去挽回这一切，可是仍然无济于事。没有人会站出来告诉他应该怎么办，他也不能向任何人倾诉自己的苦衷，这个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没有朋友，没有伙伴，甚至没有可以信得过的家人。在这个世界上，他是如此孤独，以至于外界的所有压力，内心的所有苦闷，都只能独自去承受和消磨。

也许他还有一个为人称羡的优势，比如民间所言：皇帝有很多漂亮的女人，如果他有心气的话，可以每天换一个，而且不用花钱，都是朝廷给他养着。

不过这些在普通老百姓眼里不得了的“福利”，咸丰一开始并不热衷。否则的话，想想看，在个人生活上那么严肃的道光又怎么会看好他呢？

清代定例，皇帝的嫔妃不从全国挑选，而必须来自于八旗家庭的子女，这叫选秀女。选出的秀女由于年龄还小，并不是马上就能成为嫔妃，而必须先放在宫内进行观察，到二十五岁以上时，如果皇帝看中，便正式留下做嫔妃，其余全部放出宫去，或给近支宗室作为妻室，或自行婚配。

未即位前咸丰就结了婚，但是夫人没有做皇后的命，早早便死了。即位后，选了一次秀女，后来的两宫皇太后包括叶赫那拉氏就是那时入选的秀女。

挑选秀女每三年进行一次，三年后又组织了一次。在这次选秀中出现了一个很戏剧性的场面。当天一群女孩儿站在宫前排队等候挑选，但是从早上等到中午，仍不见皇帝的身影。这些女孩儿都超不过十六岁年纪，最小的才十三岁，从未进过深宫，离开过父母。饥渴加上惶恐，有人便忍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一人哭，众人哭，整个选秀队伍一片混乱。

负责看管女孩儿的士兵着了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好恐吓说：“不许哭，再哭，小心皇帝来了发火抽你们鞭子。”

女孩儿们更害怕了。纷乱之中，忽然有一个女孩儿从队列中站了出来，对士兵们说了一番让他们目瞪口呆的话：“我们这些女孩子离开父母，远离骨肉，不入选还好，一入选的话，长在深宫，就跟坐牢差不多，这种时候谁能开心得起来！”

女孩儿说的是实话。如同《红楼梦》中的元春，大多数官宦人家并不愿意女儿嫁入皇宫，可这些话私底下讲讲没关系，在公开场合下揭出来，叫皇帝如何下台？士兵们害怕咸丰听见，赶紧对之大加恫吓，可对方却丝毫不感到畏惧，而且还越讲越离谱。

“我不怕死，难道还怕鞭子吗？现在广西太平军已入金陵，天下失了大半，他做皇帝的该选的不是秀女，而是将帅，以保住祖宗基业。如果这样贪恋女色，不顾正业，又算得上什么英明君主呢？”

听到后面这几句时，不光是士兵，就连同来的秀女们也快魂飞魄散了。这几乎是在对皇帝进行人身攻击啊，你还想不想活了？

皇帝的私生活

士兵们一拥而上，将女孩儿绑了起来。正好咸丰来了，士兵们便把被绑女孩儿推到咸丰跟前，让其下跪谢罪。女孩儿跪下后，却打死也不肯认罪。

咸丰感到奇怪，便笑着问怎么回事。女孩儿一五一十，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咸丰听后感到十分惊异，因为他从没见过如此泼辣大胆的小女孩儿。再一询问，女孩出生于八旗军官家庭，从小就很懂事很能干，除精于女红针线外，还识得文字，能靠教别人认字来补贴家用。

“难怪呢，这真是一个奇女子！”咸丰不仅没有治罪，还依照女孩儿所说，将所有待选秀女都放出了宫，自然选秀也只好作废。至于这位勇敢的女孩儿，先被咸丰带去朝见皇后，之后正好一位亲王丧偶，就由咸丰做主，将其指婚给了亲王做王妃。

那时的咸丰一门心思都放在国事天下事上，正为如何对付太平天国绞尽脑汁呢，他的心思完全不在什么选秀女上面，所以才会有这一举动。

即便是对已配好的嫔妃，咸丰也并不上心。他跟嫔妃们的住所相隔两里，最固定的住所是办公室，吃饭睡觉都在里面，除了批阅奏章，接见官员外，就是读书，读前朝皇帝留下的《祖训》和《实录》，以便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经验。

在皇宫里，咸丰就是个大宅男。他几乎是足不出户，最常去的地方是去太妃寝宫请安，或者是在室外主持祭祀活动。

可是自从太妃死后，咸丰的形象忽然变了。请安不用去了，读书没有兴趣，办公室成了最厌恶的地方，业余时间他宁愿跟嫔妃们厮混在一起，然后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在皇帝自我放纵的影响下，原有的禁锢逐渐打开，连京师娱乐业都出现了复兴的迹象，胡林翼他们当初偷偷摸摸的行为如今都已公开化和合法化，君臣真正开始了“与民同乐”。

想到曾经那么勤勉向上的好青年，一变而为终日沉溺于醇酒妇人之中的浪荡子，不由得让人感慨，时间真是一把杀猪刀，它会悄悄改变每一个人的模样。

关于皇帝的私生活，正史中很少记载，所以后人只能翻野史。野史就是八卦的历史，古代的狗仔队也是无孔不入，尤其是对皇帝的绯闻，恨不能予以一网打尽。

在所有的皇帝绯闻中，就数咸丰的最多，当然里面真真假假，亦多有夸大其词之处，但所谓无风不起浪，起码是你有线索或把柄被人家抓住了。

野史所载，到后来，寻常的嫔妃宫女已经勾不起皇帝的兴趣，因为选来选去都是北方旗人，日久天长便没了新鲜感。咸丰如今中意于传说中的南方佳丽，想象着她们的婀娜多姿，想象着她们的燕语莺声，甚至想象着她们的“三寸金莲”，那真是回味无穷。

按照皇室规矩，非旗女不能入宫。有清一代，只有乾隆朝的容妃（即传说中的香妃）属于例外，不过乾隆其实也不是为容妃姿色所迷，说到底，他娶这位维吾尔籍的贵族女子，实际上是出于与新疆上层实行政治联姻的需要。

从前咸丰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为，可一旦放开，也就百无禁忌，什么都不顾了。更何况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朝廷之上忠臣和能吏虽不多，争相献媚的马屁精却是不少。窥探出皇帝的隐秘心思后，都不要他说话，便有人出重金到苏杭繁华之地选购妙龄女子组队来京。

北方旗女是天足大脚，南方汉女都是小脚，一入宫就会露馅儿，但这难不倒咸丰，不能进紫禁城，不是还可以进圆明园吗？

圆明园原先是康熙赐给雍正的花园，经扩建后成为皇帝办公兼避暑的重要会所之一，好处就是可以避人耳目，少去了很多祖制规矩的约束。

居住圆明园的汉女仍不能以宫女的面目出现，她们的正式身份是“打更民妇”，给咸丰夜里打更的。每天晚上，有三个汉女在咸丰的寝宫前轮值打更，只要梆子一响，皇帝犹如听到接头暗号，马上“召幸”。

咸丰的口味十分独特，他喜欢“裙下双钩”，也就是小脚，而且不计汉女的身份出处。在他喜欢的汉女里面，有以前给人做小妾的，有唱戏扮青衣的，有丫鬟，有寡妇，甚至还有还俗的尼姑。

与此同时，咸丰开始酗酒，几乎是每饮必醉。喝醉了以后，很少疾言厉色的皇帝便失去常态，对内侍非打即骂，一旦酒醒，他又懊悔万分，会用加倍的赏赐来补偿自己的过失。只是过一段时间他又会再喝酒，再大醉，再大怒。为此，咸丰不得不关照内侍们，凡是看到他喝醉就躲开些，免得受到伤害。

问题是喝醉了的皇上也还是皇上，让你上来端个茶送个水，你敢不去？内侍们不堪其苦，只得另外想辙。

据说在所有汉女里面，有四位汉女最为受宠，被称为“四春”，其中一个叫“杏花春”的汉女，似乎对咸丰有着特殊的镇静剂作用。只要她在旁边，醉酒后的咸丰就会乖得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再无任何冲动之举。于是“杏花春”就成了内侍们的救星，碰到皇帝酗酒，大家都要请这个姑奶奶出来圆场陪侍。

大礼包

和来自民间的汉女们相处久了，咸丰也学会了很多市井语言，学会了开下里巴人式的玩笑，有时跟大臣们说话时也往往脱口而出。

咸丰是个戏迷，爱看昆曲，也爱捧角。男旦朱莲芬为著名的“同光十三绝”之一，当时年纪还小，但在旦角中已经是艳压群芳，同时他不仅歌喉动人，娇脆无比，还能作小诗，精于楷体书法。咸丰很宠幸他，不时传召。

御史陆懋宗也打着朱莲芬的主意，而且这位御史还很有种，当下便私事当公事干，给咸丰写去谏议书，引经据典，洋洋千言，无非是劝咸丰不要贪恋女色，要做个勤奋节欲的好皇帝，云云。

再强的人也有破绽，陆御史认为自己的这番“讽谏”定能直接击中目标——皇帝要么会恼羞成怒，大发雷霆，要么会不声不响，收摊了事，总之非得闹腾出个结果来不可。

未料，咸丰看完一点也没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说：“陆老爷吃醋了！”随后他在奏折后面批道：“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如果一只狗想啃一根骨头，却半途被人夺去，难道它不会怀恨在心吗？理解，理解。

真是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皇帝我不在乎，你能奈我何？

咸丰无所谓了，他不在乎面子，不在乎声望，甚至不在乎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他已经堕落到和一个大臣争抢男宠。

然而当咸丰在追逐风月，酗酒看戏，甚至是开着各种不着边际的玩笑时，他的心里其实是很苦的。咸丰的御制诗里有一句“一杯冷酒千年泪”，他天天喝的不是美酒，是冷酒，端着酒杯的人有的也不是欢乐，而是滴不尽的眼泪。

咸丰不是一个平庸之人，他很有才华。在清代所有皇帝中，咸丰的文笔是最好的，即便“诗人皇帝”、皇曾祖父乾隆亦在其之下。公务之余，他还擅长画画，尤其擅画马，所画之马神采飞扬，雄壮中又含肃穆之气，据看过的人说，连唐宋名家都不能比拟。军机章京彭蕴章经常陪在咸丰身边，他就常常叹服于皇帝惊人的艺术才华。

可是艺术才华再高，对于一个皇帝来说，也只是“末技”，连师傅杜受田十多年教授的学问，都难以挽救时局，一篇文章写得再花团锦簇，一幅马画得再气宇轩昂，又能顶什么用呢？不但如此，倘若最后咸丰真落个国破家亡的下场，能文擅画还可能被作为一个昏君的罪状之一，这可是不乏先例的。

一边是“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一边是做什么似乎都不能改变，在无法排遣忧闷，又无法摆脱责任的情况下，咸丰便唯有依靠麻醉来寻求解脱，哪怕那是一条通向地狱的不归之途。

他的沉溺酒色，其实是在自杀，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

当人们把有关于咸丰的种种传闻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和谈资的时候，很少有人在意嬉笑声中看到一个男人的彻骨悲凉，以及黑暗角落中那颤抖而又无助的身影。

无论痛苦还是幸福，都只能寄托于一刻的满足，无论清醒还是麻木，到头来你终究得向现实认输！

咸丰的“堕落”主要是指他八小时之外，八小时之内还是该干吗干吗，朝是一天不能辍，公务也是一件都不能不办。

就在他情绪坏到极点的时候，天京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外界其实很早就获知南京发生了内讧，不是从太平天国官方发言人之口，而是通过所见所闻中的蛛丝马迹。从1856年9月初开始，南京城顺江而下不断漂来尸体。他们身着黄衣黄褂，很多还被绳捆索绑，而且眼见的尸体越来越多，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在天京城固若金汤的情况下，这些人显然不是被官军所杀，只可能是自己人所为。

起初咸丰还不太敢相信这是事实，但心里又愿意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所以忍不住拈香祷告。后来随着各地奏报增多，天京事变得到确证，皇帝才难得地又开心起来。

天京事变相当于意外奉送给咸丰的大礼包。此后前线果然出现反馈，趁着太平军的前线将帅或部队不战后撤，从西到东的三大战场都相应获得了转机。

湖北战场，本来石达开已赴援武昌，洪秀全一个密诏又把他唤回了天京，而且他所率的援军大部分由来自两广的洪兵组成，战斗力和凝聚力都不强，主帅一走，便群龙无首，很快被胡林翼击破。

江西战场，太平军整体出现了缺席，韦昌辉回天京时，足足带走三千精锐。如若不然，即便曾国华难得地打了一次胜仗，曾国藩的日子也会很难过。

江南战场，由于秦日纲奉命回撤天京，曾经被打得狼狈不堪的官军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江南江北大营也得以恢复重建。

咸丰的精神又振作起来，他敦促三大战场上的湘军和官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次第削平”所在地区的太平军。

最佳拍档

看来尽快解决这场内乱已为时不远，咸丰快要熬出头了。在“胜利庶几有望”的这一刻，他要由衷地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叫叶名琛。当时的外国观察家称其为除咸丰之外，“帝国的第二号人物”。

在几年前的广州反入城斗争中，徐广缙获得了巨大声誉，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他的搭档。没有叶名琛的全力襄助和支持配合，徐广缙与英国人抗衡交涉的过程将会困难得多。

无论在哪一个省，督抚都最难相处，有的甚至会闹得死去活来。广东的徐叶配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先进典范，一个总督，一个巡抚，堪称最佳拍档。

因为个人特殊的经历，叶名琛曾被西方世界予以近距离观察。在他们眼中，这位大吏不抽鸦片，生活俭朴，身上穿的是一件已经穿了十年的旧袍褂，在私生活方面，是一位“极可敬的中国人”。

性格上，叶名琛给西方人留下的印象也很深，那就是“意志坚强，性情顽梗”，认准了目标，便会咬定青山不放松。

徐叶的合作融洽，正是因为他们都具有以上特点，属于志趣相投的同路人，这才能做到坦诚相见，毫无罅隙。

广州反入城期间，两人不仅在外交策略上达成了高度一致，而且时常一道暗中设计各种应对方案，连下属官员都说“督抚协调如此，实属前所未见”。

当初咸丰发现广西爆发大乱时，考虑平乱的第一人选本来是徐广缙，但当时离广西最近的粤西北也乱了起来，徐广缙只能留下来，和叶名琛一道控制广东局势。

两人轮流值班，今天我出去，你留守，明天你看家，我打仗，仍保持了以前那种密切无间的配合。尽管经常要分居两地，但徐叶每隔两到三天就要通一次信，以交流得失，磋商大计。

作为文臣，用兵作战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全新课题。徐广缙比叶名琛年长，又是总督，所以分工时尽可能亲自指挥规模较大一些的平乱战争，把较小容易对付一些的留给叶名琛，同时也尽可能将自己的实践经验拿出来与同伴分享。

有一次轮到叶名琛外出作战。他给徐广缙写信时，谈到两名部下不得力，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徐广缙回信说，打仗说到底就是如何将将，你要学会给他们临阵打气，这样效果才会好。

徐广缙还特地拟了一段话，手把手地教叶名琛如何“打气”。

对徐广缙毫无保留的指点和帮助，叶名琛很是感动。徐广缙的家人生了病，他本人又正值在外督战，留守广州的叶名琛便两次亲往探视，还把医生开出的药方及家人病情好转的情况，写信告诉徐广缙，以让他宽心。

在所有粤西北的起义军中，数凌十八率领的一支最为厉害，徐广缙征讨一年都无结果，这时偏偏广西形势越加吃紧，咸丰欲以徐广缙替换赛尚阿。旨意下来，徐广缙必须走，只是谁来接替他就成了一个问题。

连徐广缙也奈何不了，可知难度有多高，何况是中途接手，一旦失败，必然会招致名利双失的严重后果。尽管有这么多顾虑和困难，叶名琛仍毅然决然地接过了这副担子，使得徐广缙可以在“莫名感激”中抽身而去。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叶名琛此举，不光是出于义气，还在于他在军事上早非新手，对打仗也有了一定的把握。

叶名琛初次用兵，是为了应对粤北山区刚刚露出雏形的动乱。起初徐叶还以为是普通山贼，但在前去剿捕的队伍损兵折将后，他们才意识到这是与广西境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起义军。

与后来规模越来越大的义军相比，粤北义军体量还不算什么。徐叶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徐广缙留在广州主政，叶名琛亲自到粤北进行指挥。

叶名琛到达粤北后，首先封锁道路，切断了义军与广西方面的联系，然后再派主力部队进山作战。

粤北义军熟悉地形，山区复杂的地形更为他们实施游击战创造了天造地设的条件。十多天过去，官军别说作战，连对方的影子都见不到了。

谍报与反谍报

打仗不同于读书，一切从死记出发是行不通的，叶名琛决定变换战术。某日，粤北义军得到情报，县城防备空虚，正是发动袭击的好时机，于是从山区倾巢而出，但等他们攻城时，才发现守军早有准备，叶名琛的主力就守在附近。

所谓情报，不过是叶名琛放出来的假情报，为的就是把粤北义军诱出来。山区游击战变成了平原阵地战，粤北义军与刚出道时的太平军一样，在阵地战方面还不是这块材料，吃败仗是难免的，而败仗对于士气的打击又最大。一来二去，义军内部便出现了不和，从广西来的一批人认为留在广东没有出路，遂自行脱离大本营，折回广西。此举正中叶名琛下怀，去广西的所有要道都已被事先堵住，他用前堵后追的方式便足以将这股部队击溃。

解决了外地的，再转过头来解决本地的。此时剩余的粤北义军又缩进了山区，叶名琛把原来负责堵路的部队全部撤回来，亲自率兵进行搜山。

在深山作战，原有的难题一个也少不了，首先是地形不利。叶名琛请当地人做向导，画出详细地图，利用这些地图来进行部署，自此官兵便很少迷路或中伏。

其次是粮草运不进来，导致给养困难。好在叶名琛有徐广缙在背后坐镇，钱还是够用的，可以就地购买，不至于使大伙饿肚子。

两个月后，这场角力终以叶名琛的全胜告终：七战七捷，歼灭六千粤北义军，首领无一漏网，叶名琛自己也被咸丰加封太子少保。

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次粤北之役，叶名琛学到了宝贵的作战经验。当然这里面也少不了徐广缙的随时点拨，包括如何用将。在战役接近末尾时，叶名琛高兴地告诉老大哥，说他对打胜仗已经有了更多信心。

在军事上，叶名琛可以入门了，但这只是第一课。在广西内乱特别是太平军的影响下，广东与广西交界的地区不断爆发起义，徐叶应接不暇，不过这倒也给叶名琛提供了一个继续深造的机会，因为需要他打的仗一场接一场，可以学到的东西自然也就越来越多。

在叶名琛需要通过的所有课程中，平定凌十八起义无疑是重头戏。当他接替徐广缙到达前线时，也才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凌十八如此凶猛难克。

凌十八本人就是拜上帝会成员，与洪秀全、冯云山为结拜兄弟。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传令凌十八前去会合，但凌十八进入广西境内后即被官军堵截。见势不好，凌十八急忙派人向洪秀全求救，于是洪秀全也从金田派了一支援兵来接应，可是彼时的太平军还不像后来那么威武，所以同样被官军挡住，没能过得来。

由于会合无望，凌十八便来了一个回马枪，杀回老家粤西的罗镜山区，并在罗镜扎下了大本营。

凌十八的部队不同于一般义军，有相当多的部属是拜上帝会教徒，作战亦如太平军一般顽强。加上罗镜山高势险，凌十八善于布阵防守，他的大本营几乎可以说是坚不可摧。

攻，攻不进；诱，凌十八又不上当，徐广缙鏖战一年，死伤了三千多人，也没能看到凌十八的大本营究竟是什么样。

如果不超越老大哥，就只能继续止步不前，徐广缙原先的指挥部距离罗镜山区较远，叶名琛便将指挥部前移，直接进入罗镜山区，实施就近观察和指挥。

经过观察，罗镜的防守半径约九公里，在这九公里的区域内，遍布堡垒和壕沟，里面都配有火炮且防备森严。唯独没有堡垒和壕沟的区域，是通往大本营的几条羊肠小道，但这些小道上又布满陷阱，陷阱里竹签铁钉一应俱备，掉下去不死也得落个残疾。

凌十八的防守战术是以逸待劳，不跟官军正面相抗，等官军进入炮火射程，或挤进小道时再予以杀伤。

叶名琛还发现，凌十八十分重视情报，他在山上山下到处派出“细作”（也即密探），大打谍报战。官军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出凌十八的视线，这也是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徐广缙始终无法困死他的重要原因。

显然，同样是山区，罗镜与粤北不一样，再想依靠大规模仰攻或搜山取胜是不现实的。换句话说，这里需要的不是苦战，而是巧战。

上上下下都以为叶名琛移到前方就近指挥，是要新官上任三把火，发动更强有力的围攻，可他却一反常态地挂起了免战牌。

表面上，叶名琛只是在利用这段时间休整军队，暗地里他却部署人马，大肆捕捉。在不到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共捉住了两百名细作。

凌十八要给他打谍报战，他回击对方的是反谍报战。通过提讯细作，叶名琛不仅掌握了凌十八的布防方法以及扎寨位置，还获知义军已经严重缺粮，能坚持到现在，主要依赖于山区的秘密补给站。根据这一情报，叶名琛在义军防守半径之外再次组织大搜捕，从而一举切断了凌十八的秘密补给线。

迷惑阵

义军在失去补给后，只得割稗子为食。稗子的样子很像稻谷，但它实际上是一种杂草，一般只能做饲料。不过在过去的很多南方地区，都会做稗子饼，方法是把稗子晒干，炒熟研成粉，煎炸后亦可食用。

稗子的好处是生命力和适应性强，在罗镜山区，漫山遍野到处都是。叶名琛察觉义军在割稗子，立即雇民工进行收割。

最后一点系以维生的粮草也在断绝，在义军军营中开始出现不安情绪，凌十八不得不准备突围。叶名琛不会像向荣那样傻乎乎地搞什么“网开一面”，见时机成熟，即决定抢在对方逃逸之前发起进攻。

凌十八并不为此感到特别突兀。叶名琛来罗境不是为了打酱油，休整好了自然还是要打仗。起初他还如临大敌，但双方鼓捣了一个多星期，却发现叶名琛不过是前任的翻版，雷声大雨点小，也就不太当一回事了。

他没有想到，叶名琛的这类进攻全是佯攻，为的就是在总攻发起前给他制造迷魂阵。

叶名琛已经为总攻配好了人手。鉴于在罗镜苦战一年的前线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叶名琛把用于封锁粤桂边境的六百精兵调回了罗镜。这是一个颇有些冒险的举动，因为假如凌十八能突出罗镜，就很可能再次潜入广西，并与声势日隆的太平军会合。

叶名琛的考虑是，罗镜距离省境较近，到时一旦有事，回救还来得及。同时他又调来佛山雇勇一千五百多人，全部作为总攻中的生力军。

在很大程度上，将比兵更重要。随军征战的镇总兵福兴，是一个与塔齐布相仿的满人勇将。叶名琛就用徐广缙教的办法，对福兴加以重用，除任命其为前敌总指挥外，还与他一起研究总攻中的每一个方案和步骤。

1852年7月28日，总攻如期举行。总攻发起前，福兴集中了所有火炮，将罗镜的堡垒尽可能予以摧毁，另外又以赦免死罪为条件，让原先被捉住的细作当向导，以防止从各个方向进击的部队迷失方向。

得到叶名琛器重的福兴格外卖力，冲锋时身先士卒。在战场上，他曾折断肋骨，口吐鲜血，然而二话不说，爬起来就继续冲。第二天，福兴率部攻破义军大营，凌十八战死（一说为跳井自杀）。

罗境之役意义非凡。凌十八扎营罗境时，就已拥有一万人马，而太平军最初也不过三万人，更主要的是，他们都源自拜上帝会，战斗力几乎一样强，且能相互呼应。

咸丰对此十分忧虑，认为凌十八一日不除，对太平军就是强有力的支援，阻击太平军将变得愈加棘手。因此当罗境大捷的奏报抵京时，咸丰心里的一块石头也就落了地，当即升任叶名琛署理两广总督。

叶名琛在粤西得手后，并没有马上班师回广州，而是马不停蹄地去了粤北，因为粤北又有了新情况。

此前太平军已经攻入湖南，但江忠源的蓑衣渡一战对太平军士气的打击很大。尽管杨秀清力挽狂澜，坚持继续北上，洪秀全也派了萧朝贵为先锋去进攻长沙，可实际上大部分领导人及其太平军主力并没有马上跟进，他们仍在北上还是南下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结。

洪秀全是广东人，大部分太平军将士则是广西人，人在遇到困难，不知如何进退时，思乡情结总是免不了的。洪秀全曾私下向亲信表示，不如打回两广，在广东建立东都，在广西建立西都。

折回广西并不现实。太平军起自广西，广西的官军已有防范，加上广西北部尽为高山峻岭，即便攻回去也得付出很大代价。再说，回广西干什么呢，一个穷省，连补给都很困难，要不然大家伙当初就不用费尽心力地冲出来了。

洪秀全说到西都，多少有安慰将士的目的，在他心目中，回广东才是核心。

就兵略政略而言，在广东建都确实不失为一个理想之选。相对广西，广东算是富省，而且还可以从洋人手里买到洋枪洋炮，若是用于武装部队，岂不是如虎添翼。

相信太平军的诸王将领，只要有点头脑的，都能看出这一步棋的妙处，为此太平军才在粤北边境停留了一百多天。

可是太平军要想进入广东也不是件容易事。叶名琛已在边境上部署了重兵，而且这里与桂北一样地势险要，不是说攻就能攻进来的。凌十八在罗境被全歼，就说明广东官军并不那么好惹。

好在粤北已有一些义军在活动，只是力量都不大，同时也各自为战，形不成大气候。谍报战和渗透战是太平军最常使用的战术，洪秀全决定派细作潜入粤北，在穿针引线的同时，策划和发动新的起义，以便在规模上能够达到里应外合的条件。

通过罗境之役，叶名琛已经摸清了太平军的这种战术打法，一听到对方陈兵湘南，马上下令收紧关卡，不允许放一个细作混入粤北。此后，太平军的细作不管是单独行动还是成群结队，不管是扮商贾还是装旅客，都是黄鹤一去不复返。洪秀全的渗透战失败了。

洪兵大起义

叶名琛到粤北，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向粤北义军进攻，而是继续封锁省境，把通往湖南、江西、广西的道路统统堵住。接着，他在粤北连打五仗，五仗皆捷，将无法外逃的当地义军全部扫空。

其实叶名琛完全可以把粤北义军赶出广东了事，这样他的担子会轻很多，既不用辛辛苦苦打很多仗，也不用害怕受到责罚。他这么做，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邻省受到骚扰，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也说明他有很强的全局观。

江西和广西最受其益。江西巡抚张芾的防守压力大大减轻，为此专门写信给叶名琛表示了感谢和钦佩。

一直寻机进入广东的洪秀全就不那么高兴了。一方面是占领广东变得困难重重，另一方面萧朝贵在长沙城下战死，引发了太平军内部的复仇狂热，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按照杨秀清的提议，下定决心放弃南下，北上直至定都南京。

尽管如此，太平天国领导层从未忽视过广东的战略地位。在他们看来，如果在建都南京的同时，还能以广东作为另外的一个重要基地，其意义和作用无疑还要超过当初“东西都”的设想。因此，定都之后，南京方面即不断派细作潜入广东，联络当地的秘密会党“同时并起”。

叶名琛可以在罗境和粤北捉住太平军细作，但范围放到全省，难度就太大了，而在他由代理转正，正式升任两广总督的1853年，广东又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水侵袭，庄稼几乎颗粒无收，本来性情就很火暴的广东民风自此犹如一点就着的火药桶，太平军细作和秘密会党只需从中起一个点火的作用就行了。

在广东，最具历史传统的秘密会党，无疑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1854年6月17日，由天地会的一个头目首先发起，规模惊人的洪兵大起义开始了。

洪兵之意，当然不是洪秀全的兵。天地会内部取朱元璋年号“洪武”中的“洪”字为社团名，自称洪门或洪帮，洪兵也就是洪门之兵，因其头裹红巾，旗帜也是红色，故又称红巾军或红兵。

天地会本身有鲜明宗旨和政治目标，但洪兵大起义爆发时，所有宗旨和目标却都变成了一个字：抢。

“抢”瞬间成了一种风潮，不抢白不抢，参加洪兵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连广西一带穷山恶水地方的人也跑来参加，很快就如滚雪球一样集结了三十多万人。这还仅是就主力而言，如果把打打擦边球，跟在后面顺手捡个包袱之类的也全部算上，则可达百万之众，其规模之巨远超当年的广西大乱。

7月26日，二十万洪兵推李文茂为首，分三路攻打广州。

这个李文茂很有意思，他出自于粤剧世家，自己也是演粤剧的。起兵造反后，他把粤剧班中的武生全部编成主力，攻城时，这些粤剧演员还经常演出舞台上翻连环跟头的绝活。

可惜叶名琛无心看戏，因为他已处于绝境之中。为了与凌十八作战，广东官军的原有主力丧失了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由福兴率领，被派到外省与太平军作战，剩下的三分之一则驻防粤北，防止太平军进入广东。也就是说，除了死伤的，全都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一支能抽得回来。

咸丰从邻省紧急调拨的部队不仅数量少，而且远水解不了近渴，根本就只能做个样子，连吓人都做不到。

至于广东其他府县，叶名琛能收到的不是援兵，而是一份份告急文书——这些地方还指着他派兵去救呢，又如何能来保护省城。

叶名琛能用于守卫广州的兵力一共是一万五千人。一比二十的悬殊比例，使这座城市完全丧失了安全感，一个亲身经历这一场面的英国人描述道：“广州的百姓已被恐怖所控制！”

负责指挥守城的叶名琛当然也很紧张。只是他不能像一般百姓那样表露出来，相反，还要显得比平常更镇定更沉着。现在，整座城市的安危都维系在他一人身上，他必须靠那微不足道的一点兵力硬撑下去。

暗战

在广州被围之前，叶名琛都是围人家，这次是被人家围，主客置换，形势大为不同，但道理仍是一样，无非一个要掐对方脖子，一个不让掐而已。

洪兵发起总攻之前，暗战首先开始，第一个出场的依旧是谍报战。

刺探情报，太平军和洪兵使用细作，叶名琛则拖住当地士绅。广东士绅跟其他地方的士绅还不一样，在别的地方，士绅一般都是太平绅士，对维护治安有益无害，广东则不然，这里的士绅不但是各自宗族的族长，还是宗族械斗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在对外特别是反入城斗争中，广东士绅可以同仇敌忾，站在官府一边，但是一涉及内争，士绅们便很容易对参加造反的族人进行纵容包庇，反正他们见惯了械斗仇杀，对官府也并不特别惧怕。

不怕，便要弄到你怕。只要发现哪家宗族藏匿洪兵或洪兵首领，叶名琛起先并不派兵去抓，而是要求各族自己交人。

什么，不交？那好，我就革去你的功名，查封你的宗祠。功名和宗祠，对于需要靠威望来领导自己宗族的士绅来说，几乎就是命根子。广东士绅由此被治得服服帖帖，成了叶名琛安插在各处的“义务细作”，随时向他报告各种风吹草动。

正是依靠这个看不见的谍报网，叶名琛发现并钓到了一条超级大鱼。

天地会元老陈松一直隐身幕后，但李文茂等人的很多联合军事行动，均出自此人策划。叶名琛通过广东士绅将其诱捕，使洪兵在关键时候失去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高参。

在谍报战上先拔头筹后，叶名琛又用组织联街团练的办法，防止洪兵细作向广州城内渗透。

广州对全城人口进行登记，然后按照所登记的人口，广州居民每家每户都领到一块小牌，上面标明该户的人数以及各人的年龄相貌。接下来便由团练在各自分管区域沿街巡逻，盘查生人。不是固定居民，没有小牌的，必须持有一种木制的“公签”才能在城内通行，否则的话，各个街道会相互警示，你就是过了这关，也过不了那关，所以称为“联街团练”。

叶名琛给广州城穿上了一层金钟罩，洪兵细作即便潜入进来，也往往被联街团练逮个正着。围城期间，曾有暗中参加天地会的官府衙役密谋接应洪兵，结果被团练逮个正着。

如果谍报战和渗透战都不奏效，要在短期内致广州于死命，洪兵还拥有一个封喉绝招。这个绝招叶名琛并不陌生，那就是他在罗境之役中曾经使用过的切断补给。

风水轮流转，以前是你给别人下药，现在同样可以拿来整你。洪兵在城外设置重重关卡，凡稻米主食、蔬菜甚至是烧饭用的柴火，都一律不准入城。其实就算是不设关卡，由于刚刚受过大灾，农村存粮也很少，根本不可能再供应城里人。

广州城里居民不啻百万，加上一万多守城军队，吃饭是个大问题。如果叶名琛不从城外弄来米，即便洪兵围着不动，不消多长时间，饿也得饿死一大半。

得不到内需，叶名琛想到了进口。

这个世界的气候规律就是冷热不均，你这边旱了，他那边就可能涝，你这边歉收，他那边却可能丰收。叶名琛通过广州商人一打听，东南亚稻米的收成很好，于是决定购买进口米。

广州商人受叶名琛委托，从东南亚收购大米，粮船进入珠江口后，即用英国或其他外国武装船队进行拖运。

洪兵也有水师船队，且比广东水师还要强。广东水师原先在全国处于数一数二的位置，但此时已经大半外调，比如，正在湖南开打的城陵矶水战中，陈辉龙所率船队即为广东水师主力。

广州所剩战船不超过五十艘，同时鉴于守城主要是陆战，叶名琛又从水师战船上把大炮拆下来，安在城墙上用以防守。没有大炮的战船犹如缺了牙齿的老虎，当然更不是洪兵水师的对手。

不过强不强，有多强，还得看跟谁比。跟洋舰一比，基本由民船改造而成的洪兵水师纵使数量再多，也难以称强，所谓执行盘查职能不过是一句空话，一船船大米就这样源源不断地运入广州。

洋人肯冒着危险火线运米，当然不是出于助人为乐的同志关系，官府须出高价雇用。据说有的洋人就此还发了大财，成了百万富翁。

米能运，为什么不顺带捎点别的？

以往广州自身能够生产的火药很有限，比如，在反入城斗争中，徐广缙就是通过外省调剂。如今外省运不进来，同时在遍地烽火的情况下，人家也没多余火药给你，叶名琛就转托广州商人，从香港购置了制造火药的最新设备。有了这只“下蛋的母鸡”，不管再打多长时间，守军都不用为缺乏弹药而发愁了。

洪兵要断广州的粮，但是事与愿违，广州城内的粮草不见其少，只见其多。相反，洪兵自己还不得不派人混进城，以便购买粮食和火药。在联街团练日夜巡查的情况下，购买且运米出城的难度实在不小，这样一来，不是洪兵掐叶名琛脖子，倒像是叶名琛在掐洪兵的脖子了。

练勇

要拿下广州，洪兵只剩下了一项数量优势，这也是他们最后的撒手锏。1854年7月30日，随着李文茂一声令下，洪兵向广州发起了总攻。

二十万人一齐行动，场面骇人之至。广州城内立刻开始出现波动，由于洪兵围城并非严丝合缝，人们争相向城外逃难，开始只是有钱人家，后来一般平民也大量出逃。

其实当时乡下也许比城里更凶险，抢掠烧杀无处不在，但正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乱世之中，老百姓的选择实在很有限。

这时叶名琛再次显示出了他在将将上的能力。骁将福兴走后，他又任命按察使沈棣辉为守城总指挥。

如果说叶名琛是将将之才，那么沈棣辉就是将兵之才。他是个文官出身的将领，最大的长处是赏罚分明，知人善任，后来名噪一时的冯子材便是由其招抚和培养出来的战将。

叶名琛交给沈棣辉的兵只有一万五千人，但人少不是问题，关键是怎么用。沈棣辉从中选出四千精锐，然后把他们放在城内要害位置，其余地方则尽可能多插旗帜，用疑兵的方式来吓唬人。

洪兵四面攻城，但城墙上好像处处都有守军，一时难以找到突破重点，官军却居高临下，火炮射过去，一打一个准儿。

经过几次碰撞，洪兵吃了亏，再不敢轻易接近广州城，大家都趋向于坐等援军。

洪兵所企盼的援军，指的是广东佛山人陈开。

在天地会元老陈松被诱捕后，洪兵内部松散不堪的弊病一览无余，与太平军形成鲜明对比——李文茂无法号令部属，真正肯接受其指挥的，仍是他那支戏班子部队。

李文茂当不成核心的原因，是他在天地会中的名位和辈分并不高，所谓居首，只是因为他的部队比较强一些罢了。

水手出身的陈开称得上是天地会中重量级的首领，他在佛山一起事就招纳到十万之众，其影响力可想而知。如果他能尽快来广州会合，不仅可有效整合各军，而且三十万人扑城，就算广州有铜墙铁壁也挡不住。

能不能阻击陈开，成了广州城可否守住的前提。

叶名琛再也拨不出多余兵力出城作战，但又深知其中厉害，在危急存亡的这一刻，他把团练的能量发挥到了极致。

按功用和活动区域不同，团练可分为募勇和练勇两种。募勇实际上就是雇佣兵，可以外出与正规军并肩作战，甚至直接作为正规军，比如，湘军就是募勇性质。在参加广州守城的一万五千人中，除九千绿营和八旗外，其余六千都是募勇。

与募勇相比，练勇不离乡，也不拿工资，基本就是当地族人或村民。他们定期集合，进行军事训练，故称“练勇”。

寻常练勇，一般都只能打打小股洪兵，或者在洪兵撤退时，起一个原地阻击或追击的作用。叶名琛要对付陈开，需要的不是这种普通练勇，他需要的是“九十六乡练勇”。

在广州与佛山之间，尚武之风盛行，民风极其强悍，这里有一支当时最出名也最厉害的练勇，也即“九十六乡练勇”。早在围城之初，叶名琛就发现了这支民兵的不同寻常之处，不仅亲自召见当地的士绅首领，还专门调拨大炮和弹药，从而使得“九十六乡练勇”在战斗力上又上升了好几个档次。

陈开两度被“九十六乡练勇”击退，这令他既吃惊又恼怒，但直到第三次发动十万大军倾巢而攻，仍无法越过“九十六乡”。

对广州守城之役来说，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三次作战，洪兵欲会师广州城下的计划被迫流产。

陈开来不了广州，本来就不齐心的洪兵首领们更加离心离德。为了争夺物资和利益，各派势力甚至发展到刀兵相见，还有人则对攻城失去信心，索性离开了联军。

在参与围城的洪兵首领中，李文茂与另一位首领陈显良拥兵最多，对广州的威胁也最大。叶名琛和沈棣辉决定，擒贼先擒王，乘对方军心动摇之际，先击破这两股洪兵主力再说。

当下沈棣辉实施偷袭，烧毁洪兵营寨六百多座，把陈显良打得落荒而逃。接着，他又率船队迂回到李文茂军营背后，并且再次获胜。

陈显良、李文茂的先后挫败，令洪兵元气大伤。至1854年12月底，官军将各路洪兵从广州近郊逐退，被围攻达半年之久的广州初步脱离险境。城内居民在被围之初曾经惊恐万分，此时脸上已不见慌张之色。

码头炉

洪兵并不甘心如此落败，除继续指望佛山的陈开外，又以水路补陆路，将两千多艘大小战船开入珠江，试图沿水面杀入广州。

形势又复杂起来。这次感到最紧张的不是广州军民，而是居住在珠江通商口岸的洋人，因为黑压压的战船就在他们面前。英国驻广州领事赶紧写信，从本国要来了一艘军舰。

英国的军舰是为了保护在华洋人，不是与洪兵作战，所以打仗的事还得叶名琛自己操心。他选择兵分两路，一路由沈棣辉统率，在会合“九十六乡练勇”后，争取完全解决陈开，另一路由他亲自部署，在珠江上抵御洪兵水师。

叶名琛指挥作战，必画地图，这是他取胜的法宝。他所绘制的水战地图更为细致，连可能影响船只进退的风向，都要一一标明，以便对战场上的各种变化做到心中有数。

在广州水战中，叶名琛贯彻了以静制动的原则，即先避一着，由着你攻。洪兵水师虽来势汹汹，但改造的民船很是脆弱，一进入广州炮台的火力范围，基本上都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等消磨了对方锐气，便是发起凌厉一击的时候。叶名琛除将原先从战船上拆下的大炮再装上去外，还额外配备了进口洋炮，使得整顿后的广东水师在火力上又超过了对手。

1855年1月，广东水师在珠江上大败洪兵。与此同时，沈棣辉也旗开得胜，顺利收复了佛山。

两个月后，叶名琛发起全面反击，水陆洪兵均被彻底击溃，广州才算完完全全地得到了拯救。

假如洪兵占领广州会怎么样呢？这里可能成为第二个南京，太平天国不仅将拥有一个有力的同盟者，并且还可以从广东得到军火和兵员补充，因此对咸丰来说，守住广州并击败洪兵的叶名琛，其功绩不亚于保卫京城的僧格林沁。

在此时咸丰的心目中，要给得力将帅排名次的话，叶名琛纵使不能与僧格林沁争夺第一，至少也可列第二，至于曾国藩则还得往后面排——这位老兄刚在湖口落败，曾得意过的湘军也正在晦气之时。

叶名琛被授以协办大学士。在此之前，能得到这一殊荣的两广总督只有耆英。

守住广州后，叶名琛才得以腾出手来打理别的地方，到1855年夏基本稳定了广东全境。

尽管大股洪兵多已被击溃，但两广各地仍遍布着各种中小股的洪兵，且蔓延达数年之久，也就是说，大家还得继续打下去。在此非常时期，处决洪兵人犯也成了一种震慑手段。一般而言，在太平年间，杀一个人是比较慎重的，必须经知县层层上报，经刑部核准才能执行。比如，后来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就反反复复折腾了很多年。

可是战争时就不一样了，人命还不如一条狗，反正不是你杀我，就是我杀你，一切程序也都相应成了虚设，普通地方官即有生杀大权。在广东的一个县里，曾报告说处决了八千多洪兵人犯，当时的广东有八十多个县，杀掉的人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叶名琛自己也在广州成立谳局，专门用于审判和处决附近的洪兵。这个从血雨腥风中闯出来的大吏，早已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单纯文官，更不是当初“以诗文鸣一时”的白面书生，杀戮对他而言，亦不过是家常便饭。

清末改革家容闳那时居住在广州，寓所与刑场只隔着几里路。他所见到的刑场之上，无头尸体纵横遍地，而且已经堆成了山。他去刑场时，这些血淋淋的尸首还全部暴露于烈日之下，没有得到任何清理，原因是被处死的人实在太多，一时找不到合适地点掩埋，暂时只能任其暴尸荒野。

时值盛夏，刑场周围完全被毒雾所笼罩。容闳震惊之余，也不免担心，广东人口如此稠密，在毒菌弥漫的情况下，如不对现场进行及时处理，难保不会暴发大瘟疫？

政府当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不久就有人来处理现场了，但也不过是找一个僻远的大沟渠，尸体拖过来就往里面扔，一层叠一层，满了以后往上盖一层土了事。

容闳自小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简易到极致的埋死人方式，这跟屠牛宰羊又有什么分别呢？

在广州，容闳还听说，叶名琛因为资产被源自两广的太平军全部焚毁，所以才迁怒于广东百姓。只要被他抓住的嫌疑犯，口供都不问，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双杀一双，迄今已杀七万五千余人，其中有半数是无辜良民，与太平军并无瓜葛。

坊间流传的说法当然与事实并不完全一致，然而广州当年的那种恐怖气氛却是千真万确。其中的一个依据是，经过血腥杀戮，广州刑场上的黑色泥土已经被血水所渗透，变成赭色，从而变为了红土。有人在原址挖土烧炉子，用这种红土烧制的炉子都特别坚硬，很是耐用，因刑场靠近码头，所烧制出来的炉子便被称为“码头炉”。

很多年后，人们已经忘记了“码头炉”的来历，不知道这个老字号品牌其实蕴藏着一个年代的血泪记忆，但广东民间还是牢牢记住了这一切，叶名琛也因此被冠以“刽子手”的称号，与曾国藩的“曾屠户”算是齐名了。

生财有道

咸丰年间，无论是哪个省，只要在经历兵祸战事，没有一个不被缺钱整得够呛，广东也不例外。

与其他省不同的是，广东还要担负很大一笔协饷。在洪兵大起义爆发前，南方各省所需军饷，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陆续从广东拨解过去的，就连江南大营的向荣，睡醒后一睁眼，首先想到的也是向广东要银子。

一方面是自己在淌血，另一方面还要向外输血，日子过得不是一般的艰难。早在叶名琛打完他的第一大仗粤北之役后，广东省的金库就已经快被掏空了，到了“筹之无可筹，垫之无可垫，挪之无可挪”的地步，叶名琛向军机首辅祁寯藻连连叫苦：“东省亦有立穷之势也。”我快被你弄得一贫如洗了。

如果说这时候的广东财政由富转穷的话，到1854年洪兵大起义爆发前后，则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赤贫。

起义之前，广东遭受了特大水灾。叶名琛看到这与水利不兴有关，于是大力修补堤坝，以保证来年收成，但这是要花钱的。

起义之后，更要花钱，而且得花大钱。当年仅一年的军费就高达一百三十万两，广东两年积存下来的田赋收入不过才二十万两，减去开支，还倒欠一百多万两！

再没钱来填坑，就要破产了。

在叶名琛与徐广缙共同执政广东时，补洞的办法是捐款，两人带头从各自的积蓄中捐出一万两，以后叶名琛担任两广总督，成了一把手，更是开始了官员捐款制度化。

每隔十天，办事人员要向叶名琛送交一份清单，上面标明官员的捐款数，而且分两栏，一栏是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另一栏是五品以下的中低级官员，高的要多捐，中低的可以适当少捐一些。

官员捐款纵使把众人搞得叫苦连天，一年也不过几万两，对于越来越大的窟窿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

要填的是大坑，不是小洞，所以叶名琛也只能豁出去了，在他所使用的所有手段中，就包括不顾一切地打击走私。

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走私和偷税漏税都变得异常猖獗。中国商人这么干，外国商人也这么干，有时大家干脆连成一气。知道官府对洋人投鼠忌器，贩私盐的便在船上雇用外国船员，以冒充洋船，享受所谓治外法权，其他商船运的明明是出口商品，也堂而皇之地伪装成进口货，然后以转口为由，从而逃掉出口税。

出漏洞的地方，古今都差不多，连部位都惊人地一致，只在于你敢不敢，能不能动真格的。叶名琛的态度是绝不留情，举起棍子，乒乒乓乓就是一顿敲砸，哪怕是对待真的洋人走私商，他也毫不客气，船只该扣就扣，货物该没收就没收。

从关税中抠出的银子，单在广州一地，即达一百多万两，等于上年的三倍。

几百万还是不够，于是叶名琛又找到了最重要的生财之道，这就是增收商业税。

对于商业税，以前没人有这种意识，厘金不过是被逼急情况下的剑走偏锋而已。叶名琛进士出身，也并非天生的理财大师，他找到这条路子，其实还是托了洪兵的“福”。

广州被围期间，城内军民每人头上都悬一把剑，自觉性比任何时候都高，不消叶名琛过多动员，商号店铺便每家都捐了一笔钱。

击败洪兵之后，叶名琛需要的钱有多无少，便惦记上了向商家收税，而且他还发现，在商人云集的广东，这么做有绝对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使命和责任

在珠江三角洲的各个贸易中心，叶名琛都设立了捐输局，实行“派捐”。派捐名义上是捐款，其实就是抽税，征税对象为经营生活必需品的商人，比如，卖布匹的、卖棉花的、卖食油的。税率也不低，是商品销售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远超厘金。

叶名琛的理由也很充足，征收之前，他专门进行过调查，对商人的收入情况很了解。这就像在商业繁华地带开店，如果是最热闹市口的店面，你就是把租金定得再高，要租的人还是一样会抢破头，何况作为生活必需品，利润本来就不薄。

在南京条约的“五口通商”中，不包括广东汕头，但因为汕头与广州的通道曾被洪兵截断，在缺乏管束与制约的情况下，汕头曾一跃上升为走私贸易的天堂，贸易额高达几百万两，洋人走私商们也是络绎不绝，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叶名琛没有放过汕头，他的务实之处在于，知道汕头不是通商口岸，但你们如果硬要从这里上岸做生意，我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你们得接受“派捐”，从几百万两贸易额里分出一些银子给我。

“派捐”极大地缓解了广东的财政危机。据统计，当时从广东一个小镇的布店行，就可以收到总计六万两白银。

钱多了之后，叶名琛也不敢挥霍，而是千方百计地节省和削减开支，以确保这些钱能用到“最合适的地方”去。

什么叫“最合适的地方”？江苏、安徽、湖南、湖北、福建……除京城之外，都是兵连祸结，仗一直打不完的地方。

叶名琛代替咸丰成了前线部队的后勤总管，他的作用在当时无可替代——如果没有广东提供的洋炮和船只式样，湘军水师不可能与太平军水营拉开差距；如果没有广东发来的“红单船”，江南大营都不知道如何去封锁南京；更进一步说，如果没有广东的协饷，南方战场就可以直接宣告停摆，甚至于连咸丰的内务府，也得靠叶名琛的钱才能渡过难关。

南方的这些省份，就原来的经济实力而言，广东并非第一。江苏和浙江都比广东富庶，江苏的南京虽被太平军占据，但向荣拥有的苏州、常州这些地方都是财源茂盛之地，不料向荣却还要广东接济，惹得咸丰大为光火，认为向荣只会打仗，在理财方面简直是个糊涂虫，钱就是扔在地上，他都不知道如何去捡。

向荣是个老军人，字也不识几个，不会弄钱情有可原。隔壁的浙江还没怎么受到太平军的侵袭，又是由布政使主抓财政，结果仍因解决不了财政问题，导致布政使悬梁自尽。

叶名琛超常的理财能力得到公认，各省都期盼着这位财神爷能伸手拉自己一把，哪怕是得到两广总督的一封亲笔信，都“令人不食自饱”。

叶名琛至此到达了个人事业的巅峰。他成了大清国的又一个拯救者，如果这时候你再让咸丰排个名单，叶名琛极可能已超过僧格林沁，理由很简单：僧格林沁打赢的只是一场战争，叶名琛支持的却是全国整个战场。

1856年，咸丰拜叶名琛为体仁阁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为正一品大员，能得到这一品衔的人非常少，要好几年才出一个，在咸丰执政期间，包括叶名琛在内，一共才四个人。

叶名琛虽跃身体仁阁大学士，但咸丰并没有调其到京，而仍以两广总督之职留任广东。

他需要这位继林则徐之后声名最为显赫的大吏继续掌控岭南，否则天京事变后的南方战场就可能失去后勤保障。除此之外，按照惯例，两广总督同时兼任通商大臣，叶名琛还必须负责管理包括广州在内的五口通商事务。

使命和责任如此之重，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叶名琛，换其他任何一个人，咸丰都不可能放心。

叶名琛亲身参与了当年的广州反入城斗争，在外交事务上也早已不是新手，他知道跟洋人打交道，哪些是原则，哪些是策略，哪些可以退让，哪些绝不能妥协和示弱。

就广州一地而言，讲得简单直白一些，就是断不能放英国人“入城”，其他则都可商榷。可是世上的事就是如此，你越不让干，对方却可能越感兴趣，也就越想干。南京条约之后，中英吵吵嚷嚷都是为的这个，在广东，徐广缙和文翰曾为此不知打了多少官司，几年后双方易人，但争执不下的还是这个老话题。

第五章 妙计究竟妙在哪里

自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后，英国女王便开始向香港派出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第一任是指挥鸦片战争的璞鼎查，之后依次是德庇时、文翰，包令爵士是第四任。

在这四任公使中，包令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这个人天赋过人，据说能听懂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也正因为能力强，包令一向颇为自得狂妄，虽然身份不过是一个下院议员，但在谁面前都是一副人五人六的样子，有一次还不顾外交礼节，跑到法国总理梯也尔跟前，抓住梯也尔的衣领扯了一把。

包令是要让别人觉得他跟法国总理关系匪浅，不然的话，怎么会亲热到这分儿上，可是此举在上司和同僚们眼里，却只能用一个“丑”字来形容。

犯了错误如果只检讨自己，便不是狂人本色。包令把自己的不受待见，完全归咎于同僚的嫉贤妒能：说一千道一万，还不是怕我超过你们，哼，就得出去拿面锦旗让你们瞧瞧，什么叫能力！

正好包令支持的辉格党（即后来的英国自由党）上台执政，他便近水楼台，得到了一个英国驻广州领事的职位。

非得用棍棒不可

当时到中国担任领事，并不是美差，差不多是属于最无利可图的职位，别人想躲还躲不掉呢。包令这么做，纯粹是不蒸馒头争口气，要在远东干出一番名堂。

看到突然出了这么一个领事，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不惊反喜。他一直觉得现任公使兼港督文翰不太称职，认为这人虽不算老实，却天生胆小，做不了什么大事。

按照巴麦尊的想法，最好能换个犀利一点的角色，正在惦记物色着，没想到最佳人选已经自己来了，于是便私下把包令找去闲谈。

外相给予小小领事如此礼遇，这在英国官场上甚少先例，更不用说包令以前还只是个普通议员。在闲谈的过程中，包令受宠若惊，巴麦尊则是滔滔不绝。在这位野心勃勃的外相看来，中国和西班牙、葡萄牙以及美国，都可以归到一个类型。

巴麦尊的话乍一听，不知道的人没准还会以为是好话，什么时候中国可以跟欧美国家站一排去了，但其实不是。巴麦尊的意思是，以上国家的政府，皆属“半开化的政府”，你得时常教训一下才行。

“半开化”，是巴麦尊的说法，说白了，就是指不按英国人的规则或意图出牌的国家，至于说到能不能被教训，这就复杂了。

美国不消说，刚刚通过独立战争脱离英国的统治，巴麦尊的所谓“教训”不过是帮他自己解解心宽而已，因为他压根儿拿对方没什么办法。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素来为英国人看不起，但也并不好惹。

一众国家里面，就数中国最弱，也最好欺负，它才是巴麦尊真正的矛头所指。讲到这里的时候，老家伙很是来劲。他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就需要每隔八年到十年教训一顿，如此才能服服帖帖。

可是八年到十年的间隔太长，中国人又“心智低下”，这段时间怎么办？包令试探着说：“要不我们警告一下……”

巴麦尊立即打断他的话：“不，警告没什么用，非得用棍棒不可，不但要让中国人看到棍棒，还得使他们体会到棍棒打在肩上的那种感觉。”

包令喜不自胜，中国是个软柿子，好吃又好捏，如今外相又有此意，看来想不建功海外都不可能了。可是他很快又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真是太大了。在广州反入城斗争中，机关算尽的文翰铩羽而归，“两年之约”成了镜花水月，英国人最终连广州城门都没能迈得进去，弄得在旁观阵的包令也泄了气。

包令只能期待巴麦尊赶快挥舞“大棒”，未料这位外相却已被迫下野，他什么都指望不上，在广州又无事可做，只好动用他的天赋，拿中国话学着玩。

有一段时间，文翰离港，包令得以代理文翰的港督一职。这时候他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提出要“严厉敦促”中国，以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但此时辉格党被换了下去，加上英国政府的视线仍集中在中东，包令的建议不仅没被批准，反而被告知：你不要多事，再多事就把你召回国内。

这么大老远跑来，没立着功，升着职不说，还挨了训，包令有苦难言，真有悔不当初的感觉。

英国政坛正如伦敦的气候，局外人只能雾里看花，很快政府更替，包令的靠山做了外交大臣，他也跟着时来运转，得以正式接替文翰之职。

等了这么久，终于露出了事业线。包令热血沸腾，一上任就要求会见叶名琛，以便修订到期的《南京条约》，叶名琛没有拒绝，但要求把见面地点放在城外。

从外交礼仪和程序上来看，叶名琛的回应没有不得体之处。他明确承诺，只要不在广州城内，不管是在华商货栈，还是在虎门炮台，甚至到英国军舰上去谈，都没有问题，英方可任择一处。

问题在于包令对谈判地点不满意。其实《南京条约》本身并没有规定可以修订的条款，协商修订云云不过是个借口而已，说到底，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在乎入城。

包令立即宣布一切全是叶名琛的错，因为对方“拒绝谈判”。

既然你叶名琛不谈，我就直接去找中国皇帝谈，包令两次北上，试图直接谒见咸丰，或让咸丰另派钦差大臣同他谈判。咸丰莫名其妙：大清国的所有谈判事宜都由叶名琛负责，他没说不愿意跟你谈，你们俩靠这么近，跑京城来干什么？

包令两次北上，均徒劳无功，这让他更加恼火不已，并把所有过错都归结到叶名琛身上，认为这位东方官吏“顽冥不化，傲慢无知”。

一厢情愿

洪兵大起义爆发特别是广州被围之后，有一段时间，包令曾经窃喜，甚至把洪兵都视为“争取自由人权利的反抗者”。他的这种心态类似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想到“傲慢”的中国政府要倒霉，可恶的叶名琛将被洪兵揍到鼻青脸肿，他就止不住要乐。

可是很快他就乐不起来了。叶名琛用外国武装船只向城内运送粮草和军火的事，被洪兵发现了。当然，对于这件事，包令也是有苦难言。英国是民主国家，一切要按法律办事，商船高兴帮谁运货就帮谁运货，并不是他一个港督就可以禁止的。

洪兵不知道这些，难以理解港督大人的苦衷，他们只知道都是洋人，没什么区别，既然你英国人帮着官府对付我们，按照“敌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这一定律，当然也不会给你好脸色看。

洪兵向包令下达通牒，要求所有“夷人”必须立即离开广州。包令措手不及，一个劲地说：“我认为这是一件真正无礼的事。”

洪兵可不是官府，没那么多清规戒律或者温良恭俭让，你不走是吧？那我就抢！

广州附近早已被抢掠一空，洪兵本来就无处可抢，供给很成问题，这下正好找到新目标。尤其是洪兵水师大批进入珠江后，他们虽然对武装船只无可奈何，但普通商船却是一个都不放过。半月之内，几乎每天都有英国或美国船遭到抢劫，包令为此大感头疼。

此时到了广州围城的后期，叶名琛给包令写来一封求援信，在信中请包令派英舰协助官军，以共同击退珠江上的洪兵水师。

看了这封信，包令立刻神气起来，他毫不客气地回绝叶名琛，说这是你们中国的内战，英国政府对此的政策是绝对中立，谁也不干涉。

在包令想来，这时候的叶名琛一定是惊恐万状、窘迫异常，不然怎么会“乞援”呢，那就不如先晾晾你，等你实在受不了了，自然会用八抬大轿来请我，到时入城问题也迎刃而解，面子里子都有了，岂不快哉。

他实在是太一厢情愿了。事实是，广州的危急状况已经过去了大半，由于有炮台相阻，洪兵水师对广州构不成太大威胁。叶名琛起初也并不愿意借助英军的力量，他写这封信，其实是为了给广州商人们一个交代。

洪兵水师虽进不了广州，但一直占据珠江，水上贸易大受影响，商人们见省河上有英舰，便联名请叶名琛向英国人求援。广州围城期间，军费全靠商人们的捐款给撑持着，叶名琛不便拂他们的面子，而且更重要的是，以前英国海军也曾向广州政府发出请求，要求协助剿灭海盗，当时叶名琛照办了。他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是两国之间的礼尚往来——我帮过你，现在不过给你一个机会还人情罢了，再说，赶跑了洪兵，你们英国商人也得利不是？

很合情合理，可是包令这洋鬼子的逻辑，你防是防不住的。在接到包令的回复后，叶名琛很是气愤，倒不完全因为包令的拒绝，实际上叶名琛对此并没抱太大希望，英舰固然威武，可也不是缺了它就不行。

叶名琛生气，是气在英国人的外交用词和那种不可一世的殖民者嘴脸：什么叫内战，我这是在“清剿盗匪”，你既然承认我是合法政府，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要是你们英国国内也有人造反，你会如此说吗？

至此，叶名琛不再搭理包令。包令本想看对方的笑话，未料叶名琛真的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了洪兵水师，这下他又后悔起来，慌忙地给叶名琛发来照会，说是可以协商共同出兵的事，把他先前口口声声的“绝对中立”抛到了爪哇国。

洪兵都跑了，还商谈个什么劲？但叶名琛仍以礼相待，回函表示了谢意，为的就是不让对方完全下不来台。

包令的本国同胞可就没这么客气了。在洪兵军势最盛的时候，英国商人们巴巴结结地等包令派兵保护，可是包令只派出了一艘军舰来做做样子，这让他们蒙受了很多无谓损失，想不冒火都不可能。

商人与政府官员之间，没有爱情，只有交情，现在你连交情都不讲，那还能给你留面子吗？广州的英商对包令群起而攻之，说他判断能力很差，又不会谈判，总之是个无能之辈。

不一样的味道

包令到中国，并不图利，一味求名。名气坏了，对他来说比什么都可怕，这家伙因此变得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从哪里能捞根救命稻草出来。

说稻草，稻草就来了。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根据举报，在珠江水面上查获了一艘名为“亚罗”号的英国船只。

所谓英国船，其实是一艘彻头彻尾的中国船。船主是中国人，船员也都是中国人，只不过在香港登记注册，披了一条洋外衣作为保护而已。

“亚罗”号一直暗中从事抢劫走私等非法活动。向广东水师进行举报的，正是以前遭“亚罗”号抢劫的中国商人。广东水师所抓捕的十二名水手中，有两人皆为“圈内”知名的海盗。

得知“亚罗”号被查，署理广州领事巴夏礼一面向包令报告，一面要求叶名琛道歉放人。

巴夏礼参与过南京条约的谈判，但当时他的地位非常低，只能给璞鼎查的秘书马儒翰做随从。当马儒翰等人与张喜唇枪舌剑的时候，他连露脸的资格和机会都没有。

巴夏礼年纪轻，学东西快，中国话说得特别溜。在包令担任广州领事期间，所用的翻译即为巴夏礼，而这小子也和包令一样，天生是惹是生非的料，总是想着如何敲中国人的竹杠，以便加官晋爵。

在“亚罗”号事件发生时，广州领事正好休假，便由巴夏礼署理，正好给他提供了兴风作浪的机会。“亚罗”号是海盗船，巴夏礼心知肚明，他甚至知道另外一个不可向中国人透露的秘密，那就是“亚罗”号在被查获时，执照已经过期十几天了，换句话说，它已不属于英国船，自然也不受香港政府保护。

可如果照直说，那就没他什么事了。巴夏礼不光隐瞒执照过期，还紧紧抓住“亚罗”号船主的一句话，称广东水师扯落了英国国旗。

中国人是不是真的扯落了英国国旗，巴夏礼对此并不关心，他要的是把柄，哪怕无中生有，生造一个出来，他也乐于接受。

包令的兴奋劲丝毫不亚于巴夏礼，如今他的全部理想和使命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在有限的人生中挑起无限的事端。

在写给儿子的私信中，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希望能在浑水中摸到一些鱼。”

与徐广缙一样，叶名琛既是一个内心强大、性格倔强的人，又有着清醒而务实的头脑。一般情况下，即便对待纯粹的洋人走私商，他也毫不客气，但是这次他嗅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察觉到包令和巴夏礼是在有意找碴儿。

在国力孱弱且内忧不止的情况下，即便证据确凿，也不能因小失大，基于这一考虑，叶名琛愿意做出让步。1856年10月10日，也就是事件发生两天后，他应巴夏礼的要求，释放了其中罪行较轻的九名水手。

可是巴夏礼拒收。这还不算，10月16日，包令又给叶名琛发来照会，上面赤裸裸地提出了入城要求，并且说如果不行，他就要派兵动武了。

如果说要求放人还算有些道理，入城与“亚罗”号事件则是风马牛不相及，几乎等同于讹诈。对于这样的原则问题，叶名琛当然不能说答应就答应。

此时在英国有“政坛不倒翁”之称的巴麦尊已经出面组阁，“大棒先生”成了首相。包令特别想在他老人家面前露一手，起码要取得比前任更好的表现，最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让叶名琛乖乖地答应入城。

偏偏叶名琛这边没有反应，想要浑水摸鱼的包令先把脸给急得紫涨起来，一个劲地痛骂叶名琛是老顽固，“不可雕琢的愚顽之辈”，怎么我如此横压竖压，都不为所动呢。

任何新闻都有一个保鲜期，时间一长，“亚罗”号事件就可能再也派不上用场，倒是广州洋商们的牢骚可能传入国内，那岂不是丢脸丢大了。包令决定铤而走险，1856年10月21日，巴夏礼按照他的吩咐，给叶名琛发去最后通牒，限其在二十四小时内满足英方的要求。

叶名琛权衡利弊，做了最大让步，同意将十二名水手全部释放，但有两件事没法做到，一是经过调查，广东水师连碰都没碰一下船上的英国国旗，包令和巴夏礼完全是凭船上人一句话就瞎指控，而且整个事件纯属中国内政，涉及国家颜面，无法道歉，也不知道怎么道歉。二是入城与整个事件毫无关联……

兵临城下

包令已听不进任何解释，满脑子回响的都是巴麦尊式的强盗理论：对待这些“半开化的政府”和“半开化的官员”，再多的警告和通牒都没用，只能用大棒。

既有“大棒先生”在朝中掌舵，我可不能在他面前露出一点畏怯的表情。二十四小时一到，包令就按下了战争按钮。由于它在历史上被看作是鸦片战争的延续，所以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称之为“亚罗”战争。林则徐生前曾预言过的海疆危机，终于在他去世后的第六年爆发了。

1856年10月23日，在西摩（清代译作西马糜各厘）少将的率领下，由三艘军舰组成的英国海军舰队向广州杀来。

广州东郊炮台发现敌情后，立刻进行自卫，但被英国海军强大的火力所压制。当天下午，西摩便占据东郊炮台，打通了通往广州的道路。

自洪兵围城后，广州再陷困境。此时广东巡抚正在北京，整个广州城内能负责敢负责的只有叶名琛一人，这位两江总督正坐在科举考试的现场，观看武秀才们骑马射箭。

下属听到汇报后，脸都吓白了，不知如何是好。叶名琛却非常镇定，他微笑着说：“不会有事的，大家看着吧，英军傍晚就会退走。”

中国有中国特殊的国情，好比舞台上的诸葛亮虽是神话，但很少遭到质疑，相反，几乎每个人都希望在危难之时，身边能有那么一个神机妙算的军师，或者从他手里得到一只如同天授的锦囊。

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和多次化险为夷，让叶名琛在朝野积累了巨大的声望，特别是在外界视为不可能的情况下，解围广州并击溃洪兵后，叶名琛在广州军民的心中，差不多就是一个诸葛亮。

这样的人，他那么肯定地说英军傍晚就会退走，哪怕你心中还有一丝疑惑，起码心情平稳了不少，相信他一定有了克敌制胜的把握。

可是叶名琛并无胜算。相较于两年前的洪兵围城，现在能供叶名琛调遣的军队，加上募勇，仍是一万五千人，再多要就没了。当然全省军队不止这么一点，而且可以说精锐部队也不在这一万五千人里面，但他们都分散在两广的各个府县“清剿”洪兵残部，叶名琛根本没有办法在二十四小时内将这些部队重新调回。

更让他痛心的是，继福兴之后，他又失去了一位大将——沈棣辉被擢升贵州布政使，但还没赴任，就病死在了广州。

对帅来说，将非常重要。诸葛亮再厉害，也不能扔下鹅毛扇，自己到战场上去跃马舞刀吧，得靠赵云、张飞等人去冲锋陷阵。叶名琛要的将，是真正的能战之将，不是庸人或废才，比如，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就是个垃圾货色。

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叶名琛只好事事亲为。早在接到巴夏礼的通牒时，他已经做了最坏打算，加强了广州周边的炮台。

炮台顶不住英军的进攻，叶名琛对此早有所料，但是接下来他所说的一句话却让众人陷入困惑之中。叶名琛说，在省河范围内，广东水师的所有巡逻船只，甚至包括“红单船”，都要收起旗帜后撤，沿途即便看到英舰，也不得开炮射击。

当天傍晚，英舰果然没有进城，但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0月24日，他们又向广州南郊炮台发起了进攻。

这次该好好地打一下了吧。不料，叶名琛给南郊炮台下达的指令竟是向水师学习，一弹不发，撤离炮台。与此同时，他仍继续在广州校场气定神闲地观看骑射。

从下属到幕僚，没有一个人看得懂叶名琛的妙计究竟妙在哪里，困惑自然而然也就变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莫非总督大人要给洋鬼子玩一招空城计？可空城计不是这么个玩法啊，英军总不会像司马懿那样，真的停留在广州城门口不敢进来吧？

城外的炮声已经清晰入耳，有人实在忍不住了，便假装抬头望天，说怎么回事，天刚刚还好好的，忽然起了大风，眼看着马也骑不了，箭也射不准，不如赶快回去吧。

叶名琛一眼看穿了周围人的心思。他点了点头：“好，我们立刻回督署，一起商量一下如何退敌。”

说是这么说，但前线军队从叶名琛处得到的指示，仍与他给南郊炮台的指令如出一辙。

10月25日，英军占领海珠炮台。海珠炮台就在广州城边上，意味着已经兵临城下。

三天，整整三天，只看到英国人在讨敌骂阵，不见叶名琛使出一招，他那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假痴不癫

叶名琛的葫芦，装的不是空城计，而是三十六计中鲜为人知的另外一计。这一计叫作“假痴不癫”。

一个人脸上糊涂，心里清楚，这叫假痴；反之，假如脑子里面真的是一团糨糊，就是假癫。古书中对此的注解是：假痴者胜，假癫者败。

叶名琛心里很清楚，而他的清楚，来自于谍战中的收获。

早在广州反入城斗争中，徐广缙便大量搜集情报并因此获得先机，叶名琛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继承。他重点建立了两个情报网络，一个是依靠广州士绅，这些士绅会时不时地派仆人雇船去港澳，另外一个是依靠驻香港的外贸商人，他们天天跟洋人打交道，信息面也非常之广。两者之中，港商是叶名琛获得情报的主要来源。

在“亚罗”号事件发生后，预见到中英冲突可能无法避免，叶名琛又依据过去的作战经验，将情报战上升为更大规模和范围的谍报战。

通过平定凌十八及洪兵，叶名琛自己也网罗和培养了一批专业的军事谍报人员，他从中精心挑选，组成了一个谍报组，每天侦察珠江上英舰的动态，有时谍报人员还化装成老百姓，潜入香港和澳门，以便搜集相关军事情报。叶名琛每五天跟这个谍报组联系一次，如有最新情况谍报组还可随时汇报。

两大情报网络加一个军事谍报组，他们获得的情报很多时候都是重复的，但叶名琛坚持越多越好，不愿意砍掉其中任何一个环节。

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也曾搜集情报，当时的缺陷就在于情报来源过于单一，导致很多情报都云笼雾罩，搞不清楚它到底是真是假。现在好了，同样一个英方动态，可以根据数十个渠道进行相互验证，以确定真伪。

通过谍战，叶名琛能够准确获知英方动向，虽然足不出广州，但英国海军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出他的视线范围。他说英军傍晚就会退走，并不完全是安定人心或故作镇静，而是来自于对大量情报的掌握和分析。

至于连着三天都不抵抗，则是真正的装糊涂。

东郊炮台一失守，叶名琛就知道守军不可恃，那么他所能恃的，就只有广州的老百姓了。从当初的反入城开始，他和徐广缙千方百计地阻止英国人进城，为的就是争取民众，所谓“无怫百姓以顺夷理，顺民心以行之”。当年徐广缙用“十万长城”来威慑文翰，他今天也只能借用这座民众的长城来击退包令。

广州人既有打架的胆，又有打架的力，要说缺就缺一股气，而如何调动和保护这股气，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

从东郊炮台到南郊炮台，再到海珠炮台，要是逐一抵抗的话，除了蒙受人员损失外，没有一座炮台足以守住。广东水师也是如此，硬碰硬的话，他们都挡不住英军。这一点，从东郊炮台的失守，叶名琛已经瞧得明明白白。

不仅如此，连续失败还会给民众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乃至不敢动手——其实不用说老百姓，就是正规军队，让你一直输，也只会垂头丧气。

叶名琛反过来，我不抵抗了，给民众造成一种印象，就是炮台的失守，不是打不过所致，纯粹是我没打，要是我真的出手打了，效果也许完全不同。

在炮火连天的氛围中，同仇敌忾的战斗激情也在不断升温。1856年10月25日，就在英军攻占海珠炮台的当天，广州的联街团练便组织起来，排成纵队，在街道上进行巡逻。这些练勇其实都是广州店铺里的伙计，在洪兵围城时曾受过军事训练，围城警报解除后，便各回各家，照当他们的伙计，但一旦需要，又能马上编队作战。

这些练勇的老板，也就是广州士绅，则发誓要率领团练奋勇作战，从而让入侵英军“只影不留，根株尽灭”。

10月26日，开战的第四天，叶名琛便宣布关闭海关，中止通商，以迫使英方回到谈判桌上来。这一贸易战的打法，无疑让包令很是难受，他决定加大压力。

从10月27日起，英军连续炮击广州城，并且每隔五分钟到七分钟，就要炮轰叶名琛的总督署一次。火炮的威慑力非普通人所能承受，一转眼的工夫，叶名琛身边的仆佣和卫兵都跑光了，唯独他仍在堂上正襟危坐，且脸上毫无惧色。

当天叶名琛发布檄文，鼓励广州百姓主要是团练，协助正规军杀敌——凡送来一颗英军脑袋，便赏银圆三十元。

恶心死人不偿命

在叶名琛所发布的檄文中，还出现了一段神秘的文字，上面写道：“现在天气晴朗，有大风而无云，我去查了一下老皇历，这预示着有兵杀来，正好跟英军入侵符合。不过请大家放心，皇历上说了，我利彼不利，我们一定胜，入侵的英军必定败。”

清代的顶级名吏，诸如林则徐、曾国藩，学识上都是既专又博，对于东方古老的相术、风水学等“旁门左道”皆有一定的研究和涉猎。不过作为长期接受正统理念的儒学之臣，他们又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子不语怪力乱神”，公开场合很少谈论，更不会因此影响公务。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那就是在军情紧急，需要以此来鼓动或安定人心的时候。

叶名琛也是如此，大概是受笃信道教的老父影响，他会一些风水学和占卜的方法，但很少显露在外，这次当着众人的面，搞起了查皇历这样的迷信活动，也无非是为了坚定广州军民的信心。

英军见没能吓倒叶名琛，就开始加量加价，在1856年10月28日这一天，开始集中炮火轰击广州城南的城墙。到了晚上，一部分城墙被轰毁，为英军进城打开了缺口。

第二天，包令拒绝了叶名琛通过中英商人转交的停战建议，他要活捉这个让他切齿痛恨的“老顽固”。当天下午，一百余名英军攻入广州城内，紧随其后的是西摩和巴夏礼。

官军和联街团练节节抵抗，从墙角和屋顶上不停向英军射击。英军以死伤三十人的代价，占领了总督署，但并没有找到叶名琛。

广州分新城、老城，英军攻入的是新城，叶名琛去了老城，他们扑了个空。

西摩所率英军只是香港驻军。香港驻军一共才一千多人，又要沿途驻守所占领的炮台，到了广州人就更少了。继续深入或长久驻扎广州不是他们能想象的，因此在抢掠搜罗一番后，就退到了城外。

兵力少，在打法上就只有一种选择，即像特别突击队那样，速战速决，速进速出，可是再要想进广州，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中国守军吸取经验教训，知道洋炮火力强劲，一旦被轰了城墙，第一时间就进行修补，使英军再难以找到空隙。

西摩轰了新城轰老城，轰了总督署，又轰巡抚衙门和广州将军衙门，轰来轰去，总是不得要领。

从包令到西摩，都很想知道叶名琛的准确位置，这样才能保证“斩首行动”一击而中。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利用情报，但叶名琛早在与凌十八作战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反谍报经验，篱笆扎得非常之紧。英军派出的密探，来一个捉一个，来一双捉一双。

除此之外，叶名琛还动用他的谍报网，在民间进行侦察，把战争期间受雇于英军的中国人也查出来，然后一个不少地关进牢里。

加上密探，他前后共抓捕了近七十人。这下子西摩不仅无法从广州城获得情报，连在当地找个帮他收购粮食，或在军舰上做杂役的中国人都很难了。

英军束手无策之际，正是叶名琛奋起反击之时。

既然包令拒绝了停战建议，说明这些洋鬼子“非吃一大亏，不肯悔悟”，叶名琛开始逐一推出和实施他的反击计划。

这么多天以来，别说平时就敢打架敢闹事的，就算窝窝囊囊的老实人也被英军给逼急了，大家都巴不得马上去跟对方拼命。叶名琛一声招呼，立刻蜂拥而出。

某天晚上，一艘满载炸药的沙船突然在江边爆炸，而距爆炸现场不远，就是英军居所，里面住着三百名英军。虽然这次行动没有成功，但已把英军给吓得够呛，自此再也不敢在岸上睡觉，都钻进了英舰——哪怕挤一挤，总比半夜三更担惊受怕强。

又一个晚上，四只熊熊燃烧的火筏如幽灵一般，顺水漂到了英舰旁边。这些火筏尽管也不能将英舰齐头儿烧掉，可起到的效果却是一样，就是不让英国兵睡好觉。

西摩对叶名琛的这种打法恨恨不已：有种你派战船来单挑哇，就知道用这种恶心死人不偿命的方式来捣乱。

连对骂都找不到人，西摩只好一边嘴里叨叨咕咕，一边用普通海船在舰队周围筑起一道防卫圈，然而他这一招不仅没有让中国人反抗侵略的火苗熄灭，反而烧得更旺了。

你怕恶心是吗？我偏要恶心你，加量不加价地恶心你，往死里恶心你！火筏冲不进去，就扔火药瓶或者埋水雷。1856年11月12日，一艘防卫船被火药瓶连续击中，引起爆炸而烧毁。第二天，两颗水雷又在英舰旁炸响，只是时间早了一点，未能对英舰造成实质性损伤。

防卫圈一旦出现漏洞，叶名琛便一直避而不战，以保存实力的正规战船适时出来亮亮相。11月15日，半夜，又是大雾，广东水师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防卫圈内，嘭嘭嘭地朝两艘英军炮艇开火。两艘炮艇仓促之下搞不清状况，只能支棱着身子白挨揍，这一揍就是二十多分钟，等英军发现并确定目标时，中国的战船已经提前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为了省点心，西摩只好跟赤壁大战里的曹操学，用粗铁链将外围的防卫船全部加固起来。

珠江之战

在叶名琛发起反击后，英军兵力不足的弱点逐渐暴露无遗。前进的话，抓不住叶名琛，一切等于白搭，而且就算是进入广州也待不住，后退又不甘心，而如果不进不退，等待的就是被恶心。

从西摩，到巴夏礼，再到包令，如今比的不是别的，就是抗恶心系数，看谁顶不住先崩溃。

巴夏礼一直跟在西摩身边当翻译，这小子是个文官，虽然整天把打仗喊得山响，其实并没经历过真正的战斗，晚上这些心惊肉跳的经历才让他对打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明白了少许。

一着急，巴夏礼想出了个馊主意，说咱们不是兵力不足吗，为什么不去组织一支“伪军”？

包令耸了耸肩：“算了吧，我们现在连中国杂役都雇不着，到哪里去组织军队？”

巴夏礼眨巴眨巴小眼睛：“找香港的中国人啊。”

巴夏礼自恃是个中国通，连两广地区的土来之争都知道。他的方案是，从香港招募两百个客家人，组成“伪军”，配合英军作战。

按照巴夏礼的如意算盘，香港已属英国殖民地，当然香港的中国人也算英国臣民，而且客家人与广州本地土著又不对付，如果让他们上阵，没有不心甘情愿的。

包令听后啼笑皆非，作为港督，他比巴夏礼更了解居港的中国人。鸦片战争之前还好，鸦片战争之后，因香港被割，港人对英国人可以用“切齿痛恨”这四个字来形容。

在香港，如果一个英国佬走进中国古董店，平时巴不得招揽生意的店老板一定不想做你这单生意，同时还忘不了冷嘲热讽，会说你想要的那套古董在广州可以买到啊，你为什么不到广州去买？

包令深知这一点，土来之争是人家内部矛盾，恨英国人的心情却都是一样的，别我把这两百客家人武装起来，他们反倒掉过枪头来打我，那岂不是弄巧成拙了。

成立“伪军”不现实，包令想了一下，说要不这样吧，香港有大量的中国苦力，很多人找不到活干，现在既然在广州本地招不到杂役，不如到香港招劳工，这样起码可以减轻一点英军负担，把辎重兵空出来用于作战。

可是他又错了。明知中英正处于战争状态，在港苦力拒绝前往广州，哪怕你开再多的薪水，也没人动一动眉毛。

日子一天天过去，就这么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尴不尬地僵持着，包令几乎每时每刻都要承受不小的心理压力，而战事还在朝着不利于英方的方向继续发展。

1856年11月22日，叶名琛正式下达反攻令。在把英国人恶心得晕头转向以后，他要出真招了。

听到这一消息，包令的五脏六腑都烧了起来。11月29日，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忍不住发出了近乎绝望的悲叹：“我真不知道要用多大的力量才能压倒这位钦差大臣，也许就是把广州城摧毁了也不行。”

都什么时候了，这洋鬼子还想着要压倒人家，浑然忘了以他现有的力量，别说摧毁广州，保住自己都不容易。12月1日，叶名琛发起珠江之战。当天，广东水师奉命攻击英军占据的炮台，西摩闻讯急忙率舰队前来增援，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海上对攻。

根据叶名琛前期的部署，广东水师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不与英国海军交锋，西摩并不了解其真正实力，只知道他们先前连洪兵水师都打不过。

实际上，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相比，广东水师这支国内首屈一指的水上部队，起码在战术上已有了长足进步，打不过洪兵，只是因为在数量上远远不及对方，而当对手换成英国海军，它又重新具备了数量上的优势。

在珠江之战中，广东水师采用的是一种类似于湘军水师的打法，即大小船相结合。作战时，大船因缺乏速度，只能依靠一首一尾的火炮，掉过来掉过去地进行轮流射击，但它最主要的功用，其实不是炮击，而是起到指挥调度以及为小船遮挡风浪的作用。

在大船的指挥下，作为小船的舢板实施群狼战术，往往以十抵一，甚至是以百抵一，环绕在英舰四周，进行火烧枪击。

西摩看到，他的军舰被数以百计的中国舢板所包围和纠缠，几乎脱不开身，以往摧枯拉朽的场面再也看不到了。

硬碰硬地对攻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中国军队水上作战的勇猛主动和相对灵活的战术，让国际社会大为吃惊。当时有一家外国报纸采访参战的英国海军，曾听到他们亲口承认，说中国人打仗，从来没有如此大胆，其战术战法也胜过了以往。

珠江之战迫使英国海军退出战场，并给其造成了较大伤亡。叶名琛安插在香港的情报网就侦察到英方专门派出轮船，以运载死伤人员回香港。

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在外战中取胜，其原因若认真追溯起来，与内乱频仍、战争不断倒有一定关系，仗打多了，水平自然就都上去了。

经此一战，叶名琛取得珠江水面的控制权，并收复了大部分炮台。西摩在广州的据点只剩下两处地方，即一馆一台，馆是英国商馆区，台是广州东南的大黄滘炮台。

虽然叶名琛已下令中止通商，但商馆对英国人来说有着象征意义。为了守住这里，西摩无所不用其极，连商馆周围的中国民房也被他全给烧掉了，以开辟出阔地，这样中国军队如果进攻的话，可以充分发挥英军的火力优势予以阻击。

叶名琛并没傻到用人肉去拼子弹，他用的是火攻。1856年12月14日晚，广州军民在开阔地上放起大火，照样把商馆区给烧着了。

第二天，西摩爬起来一看，差点以为自己进入了异次元空间——偌大的商馆区就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一幢房子！

可是一幢也得守啊，起码造型要做足。由于害怕中国人再放火，西摩就在这座“孤岛”四周挖起了壕沟。

说是要坚定不移地一直守下去，但这种守法，令西摩自己也吃不消，一个月后，他就宣布放弃了“孤岛”。

陆上水上都败了，海军少将还丢不开面子，放不下身段，硬要说这是在调整部署，他的一个部下听了不乐意了。这个部下，是负责守卫大黄滘炮台的贝特上尉。西摩退到了虎门之外，却让贝特带着三百人继续守着大黄滘，并让他见机行事。

贝特认为西摩的“调整部署”不过是败退的另外一种好听的说法而已：“败就败了，你把我留在这里算怎么回事？见机行事？哪有机可以见！”

贝特的牢骚不是无中生有，因为广东水师已将大黄滘团团围困起来。西摩又迟迟不现身，只派出一艘运送给养的轮船，中途还被中方截获了。

大黄滘被围的英军难以得到补给，缺吃的少喝的，天天是上牙磕下牙，日子苦不堪言。贝特从没受过这种苦，沮丧之余，几成怨妇，竟然嚷嚷说他宁愿回国受到军法审判，进监狱坐牢，也不愿意再待在这个鬼地方。

叶名琛决定集中兵力，收复最后一座“孤岛”。鉴于水师战船不足，他又临时招募了六十余艘红单船，将广东水师的大船数扩充到百余艘，随后便向大黄滘炮台发起了总攻。

为援救贝特，西摩也不得不率英国海军再来厮杀。双方连战三天，广东水师被击毁大船近三十艘，但是英军受到的损失也不小，仅人员伤亡率就在百分之十左右，据说这即使在欧洲战场上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西摩的嘴张得老大。可是且慢张嘴，因为接下来还有更激烈的战斗，这就是佛山海战。

在佛山海战中，双方海军硬碰硬地对攻。广东水师的战船，特别是大船接二连三地被击中，前后损失达七八十艘，但英国人受到的打击也不小，在损毁的舰艇中，他们有一艘分舰队司令的座舰沉没，还有一艘有引导舰队的旗舰搁浅。

除舰艇或沉或伤外，英军官兵死伤了近六十人。一名英军士兵乘坐的敞篷汽艇被炮弹打穿，眼看就要沉没了，正在他随着众人，慌慌张张地准备搭上另一艘军舰时，却恰好看到那艘军舰上的军官被炮弹炸成两截，血淋淋的肉块呼地一下就从头顶飞了过去。

这个士兵服役不久，本以为远东的战事轻轻松松，没想到这么恐怖残酷，吓得他战战兢兢，原先神气活现的劲头荡然无存。

如果说珠江初战的印象还不深刻，此后的两战则让西方国家对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有了完全不同以往的评价。

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老兵看得最清楚，他们曾亲眼看见广东水师的不堪一击，但是在这几次战争中，他们都发现广东水师的军事训练水平已有了明显提高，反映在实战中，就是初步具备了在近海与世界第一流海军相抗衡的能力。

除人员素质和战术外，中国军队武器上的改进也引起了观察家很大的兴趣。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相比，进口的洋炮不提，即便土炮也造得更加有模有样，原先的鸟枪已大多被改换成了欧洲通用的燧发枪。

超限战

应该说，西方人在广东看到的，只是中国军备最好的一个部分，或者说一小部分。在其他地方，仍基本保持着鸟枪加土炮加刀矛的配置，即便湘军水师的洋炮，也还是从广州进口过去的，广东水师不过是借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光。

不过这已经足够让人惊艳了。西摩自己也感慨于对手在战场上的灵活和勇气，他在给英国政府发去的报告上说，佛山海战揭开了中国战史上的新纪元。

通过这几次水上的角斗，英军伤得不轻，舰艇损失不算，关键是兵员还得不到补充。包令四处要援兵，向印度政府要，向英国本地要，但就是望穿秋水，迟迟不来。

别看英军每次死伤都超不过百，但它的基数不多，总共才一千来人，哪里经得起如此消耗。究竟是撤还是不撤呢，西摩尚在犹豫，这时他却听说自家院子里已经着了火。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以来，叶名琛下了很多妙棋，他在珠江之战中的最后这一着棋绝对可列为上乘之作，这就是采用非常规的超限战，从香港对英国人发起暗袭。

要做非常之事，必寻非常之人，叶名琛找到的非常之人，就是广东省新安县士绅陈桂藉。

陈桂藉乃道光年间的进士，曾经在户部做过主事。清代主事跟现在的干事差不多，属于寻常小京官，但是等陈桂藉回到老家新安后，就俨然成了大人物，有着一呼百应的效果。

新安（现属深圳宝安区）当时划在广东，离香港最近，也是香港的主要物资供给地之一。在陈桂藉的号召下，新安全县动员，对香港实施禁运，并在新安和通往香港的交通线上设置哨卡，严格盘查过往物资。

这还只是叶名琛没做安排以前的事，在接过总督的重托后，陈桂藉站到前沿，成为超限战的现场总指挥。

陈桂藉在新安也举办团练，叫作新安勇，在珠江一带甚有名气，陈桂藉从中挑选了一批精干之士组成了小分队。小分队经过乔装改扮，潜入香港，到香港后他们伏击了一支英军巡逻队，打得对方屁滚尿流，并在杀死一名英军后，提着脑袋安全撤离。

这一事件轰动港岛，此后小分队又多次进入香港，对英军发起袭击。在他们的示范和带动下，在港华人也争相效仿。一时间，英国人遭到绑架、暗杀的事例层出不穷，甚至还有劫掠英国轮船的。经历过那一时代的英国人说：“就连街上的中国顽童都会想办法戏耍我们，而他们的父母则盘算着这个英国人的脑袋到底能值多少赏银。”

对于英国人而言，香港成了一个既不安全又不舒适的所在，到香港出趟差可绝对不是什么美事，没准儿一落地就会有很多人盯着你的脑袋拨算盘。作为港督的包令对此头疼不已，但由于驻港英军大部分都在广州作战，仅依靠警察和少部分军队，在治安上难免顾此失彼。

就在包令考虑要不要把英军主力调回来的时候，法国人帮了他大忙，法国海军司令主动承诺可以施以援手，并且表示哪里最不安全，法军就在哪里站岗。

有法军撑腰，包令得以腾出力量，在香港及其边境加强巡查，过江龙们一时进不来了。

陈桂藉于是再次变换手法，动员在港华人直接实施暗杀行动。他通过内线，给两名有机会接近香港政府高层的香港人寄去密函，向这两人购买英国官员的人头，并许以重金。

无奈这些大官身边警卫森严，无论是月黑风高的晚上，还是阳光明媚的白天，暗杀者都难以下手。

机会不多，但只要你不放弃，就一定能有所作为。香港有家颇有名气的面包店，叫怡升行，制作的面包专供英国人食用。有一天早上，在吃了怡升行的面包之后，英国人突然变了脸色，全都上吐下泻，显然是中了毒。

食物中毒的英国人多达四百人，经过紧急抢救，总算都救活过来了。包令将毒面包拿去化验，发现其砒霜含量竟已接近百分之一，也幸亏下毒者没有经验，放砒霜跟放糖差不多，才救了这四百个英国人一命——面包一下肚就导致呕吐，所以才能及时抢救。

让包令格外恼火的是，中毒的英国人里面还有他太太，而且不知道是不是他太太特能吃的缘故，别人都吐了，他太太还巴唧巴唧吃得挺香，结果中毒最深。虽然捡了条命，但着实吃足了苦头，再加上受到惊吓，从此体质越来越弱，只能整天卧病在床。

包令远在英国的姑母从信上得知情况后，急得老泪横流，在回信中说如果你们两口子能活着回英国，我就得感谢上帝的恩典了。

看不见的战斗

毒面包案发生后，包令又惊又怒，下令将店里的五十多个工人全部予以拘捕，但是查来查去，什么都没能查得出来，而且在英国人中毒当天，这些工人全部照常上班，照理下了毒，“凶手”肯定要在第一时间逃走才对。

离开现场的也有，就是怡升行的老板，那天早上他们一家人全去澳门扫墓去了。警察将老板带回审问，老板比窦娥还冤：“我带了一块面包，给儿子当早点的，儿子现在也中毒了……”言外之意，你们指控人的时候，拜托走走心好不好，我要想下毒，会把自己儿子也赔进去吗？

要依包令的脾气，非得把这个怡升行的人，从老板到伙计全都枪毙了不可。可英国是讲民主法制的社会，你拿不出证据，别说枪毙，让人蹲班房都不可以。

最后香港政府查封怡升行，并将店老板驱逐出境，但是真正的“凶手”是谁，最终还是没弄清楚。

这就是陈桂藉的杰作，他虽不是直接“凶手”，却是最大的幕后策划者。

毒面包案令在港的英国佬人人自危，连港督夫人都难逃劫数，还有谁的家属能保证安全？为此，他们纷纷把家人疏散到澳门，以避免在这场混战中成为牺牲品。

怡升行被封掉了，可是面包还得吃，这次英国人转到了一个新的面包行，新的面包行令陈桂藉无法下手。

既然我做不了手脚，还要这种店铺干什么，新面包行的结局是被人纵火烧掉了，仓库里的一千包面粉全部化为灰烬。

以后要想再吃面包，麻烦各位洋大人自己在家里做吧！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战斗，包令被迫使出浑身解数来应付。他每天派二十条船在港外巡逻，所有洋商企业的门口都放卫兵，一到下午六点，夜幕还未降临，包令就把全部警察和士兵都赶到街上去执勤。

港岛不过是弹丸之地，为了度过这次风险，香港政府几乎把钱库都掏空了。包令的言语间也已经有了狂躁症的表现，他一直不停地说，我要找船，要搬兵，要成倍地增加警察。

包令还算有种，即便到这种程度，他都没拉下脸来让西摩撤兵回救，但问题是海军少将自己也撑不住了，西摩最终舍弃大黄滘炮台，在摆脱叶名琛的追击后，带着贝特等人灰溜溜地回到了香港。

叶名琛尽管暂时保住了广州，可是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关闭海关，中止贸易，是两国交兵时的通行规律，总不至于双方一边咬牙切齿地大打出手，一边还美滋滋乐呵呵地做着买卖吧。可是贸易战又是一把双刃剑，伤着别人的同时，也必然会割着你自个儿的手指头。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以来，广州就失去了关税收入，商人们做不了生意，赚不了钱，“派捐”自然也无从谈起。特别是西摩火烧中国民房那一次，可以说从根本上伤了广州商界的元气——相当多的中国商栈和货物，都在大火中被付之一炬。

财神爷转眼变成了穷汉，这一点连远在京城的咸丰都感觉到了，因此非常着急，一再催问叶名琛何时可以结束战争。

叶名琛无言以对，这场战争并非他所挑起，而且一旦打起来，岂是他说停就能停的，以广东如此境况，实在是无力再对邻省及南方战场提供任何支援了。

全国后勤总管这一角色不可或缺，当广东的叶名琛自顾不暇时，代之而起的是湖北的胡林翼。

顾全大局

自1856年12月中旬以来，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武昌城内的太平军逐渐陷入绝境，再也难以支撑。

作为镇守武昌的主将，韦俊的坚守决心显得相当重要，但天京事变的发生，尤其是亲哥哥韦昌辉的伏诛，令他方寸大乱，非常担心受到牵连或仇家报复，也早就不想继续死守下去了。

胡林翼的长围久困终于看到了最后的曙光。

由于常年在外征战，胡氏夫妇很少能够相聚在一起，乘着前方战事好转，夫人特地赶了远路来看他，船已经停在江中。这时有个幕僚给胡林翼递了张纸条，上面说，打仗是男人的事，军营中充斥阳刚之气，而女人是“阴”的，恐怕胡夫人来了，会影响军队士气。

话说得很隐晦，其实是部下幕僚们都太紧张了，生怕在这节骨眼儿上出什么差错，以至于疑神疑鬼。胡林翼笑了笑，就让人带着这张纸条去见胡夫人。

胡夫人深明大义，看过之后马上扬帆还乡。千里迢迢，两人竟然连见都没见一下对方，不过对于胡林翼来说，这是值得的。在武昌城下苦战了一年多，眼看胜利就在眼前，确实不能再出任何岔子了。

1856年12月19日，在胡林翼的指挥下，湘军从水陆对武昌发起总攻。太平军兵败如山倒，韦俊率残部突围而去，一夜之间，坚守一年多的城防轰然坍塌。

武昌扼南北上下咽喉，为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对于湘军而言，再次收复武昌，意味着为将来攻占南京扫清了一道重要障碍。战后胡林翼由署理转正，实授湖北巡抚，并得到了头品顶戴。巡抚是从二品，戴正一品的官帽，是一种莫大的精神奖励。

同一天，湖广总督官文亦因攻克汉阳而被赏赐花翎。官文出身于满八旗，原先是宫廷的头等侍卫，后外放湖北任荆州将军。官文的军政才能一般，只是当时除湘军将帅之外，咸丰在湖北范围内实在找不到什么更合适的人选，才把他提拔为湖广总督，之后又接替兵败的西凌阿成为钦差大臣。

有西凌阿的失败在前，咸丰对湖北形势之严峻有了更深的认识，不敢再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某个人。他沿江划界，把湖北战场分成南北两块，具体来说，长江南岸由胡林翼负责攻武昌，长江北岸由官文督师攻汉阳。

对胡林翼来说，这种分工颇有些不公平。官文所领荆襄之地没有受到过多少战争影响，粮饷充沛，胡林翼分管的是武汉以下地区，那里不是被太平军控制，就是已被反复“打先锋”，弄得一粒粮食都找不到。与此相应，胡林翼的任务却又是最重的——太平军主力集中于南岸的武昌，哪个地方更难打，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

一个是吃得好草，走得近路，另一个是吃不到或吃不饱，还得跑远路，胡林翼的幕僚和将吏们对此大多牢骚满腹，“北岸因人成事”的说法也因此不绝于耳。

胡林翼的想法则多少有些复杂。大敌当前，他还是希望大家和衷共济，能够你帮我，我帮你，而不是互相嫌弃。

胡林翼本来只要负责南岸，但一看到北岸空虚，或是汉阳无人围攻，或是奓山粮道缺乏守护，就马上率主力北上，为此不惜失去金口大营，甚至一度落败。可是反过来，官文的做法却很不上路。比如，在武昌围点打援的战役中，无论是阻击古隆贤还是大战石达开，艰难时刻，都是胡林翼自己在那里苦苦支撑，官文从来没想起派一兵一卒来帮忙。倒是战役打赢了，太平军溃退，他老兄才急匆匆地派了一支两三百人的马队来到南岸，无非是想在胜果里面分上一杯羹。

类似的事情很让人不齿，但胡林翼顾全大局，在战报中有意让功，奏称“马队之功允推第一”。若是不明就里的，还以为能击退太平军，就全仗着姗姗来迟的这两三百骑兵哩。

十二罪状

军功全都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胡林翼如此高姿态，无非是想影响和打动官文，使其感动之余，能够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而不是收尾了再来抢功劳。

问题是人和人不一样。官文本来就没什么本事，他要捡点功劳的机会也不多，眼瞅着太平军越来越不济，防守重点又落在武昌，正着急着赶快把防守相对空虚的汉阳拿下来，好向咸丰邀功显能耐，哪里还顾得了胡林翼那一头。

以前官文还派个马队过来，至此连个小兵都不拨了。不仅如此，他平时偷懒，琐碎一些的军政事务大多交由家丁代办。这些人拿着鸡毛当令箭，办起事来往往更加不顾大局，对南岸不予支援不说，还总是一个劲儿地扯皮或与之争抢军饷兵源。

胡林翼的胸襟再宽广，也有性格脾气，久而久之，对这位愚陋小气的顶头上司越来越有看法，情愿敬而远之。

随着时间的延续，胡林翼在朝野间的声望之高，已远远超越了官文，这可不是在文书里面吹几句牛就能代替的。官文逐渐意识到，按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胡林翼迟早会成为两湖地区数一数二的人物，到那时对方完全可以甩开他单干。要知道同居一城，厉害的下属把上司挤对得连立足之处都没有，这种事例层出不穷。更不用说，巡抚其实并不受总督的制约，就好像以前的吴文镕和崇纶，吴文镕是总督，崇纶是巡抚，可崇纶就有办法把吴文镕逼得走投无路。

官文虽然才能平庸，却还有自知之明，他不像陶恩培，明明是晃晃荡荡的半瓶水，却硬要充好汉。他知道自己离不开胡林翼，所以忙不迭地想上来讨好。

照例，官文是胡林翼的顶头上司，胡林翼该先到北岸来拜见他，可是胡林翼迟迟不现身，官文就猜到由于自己此前的不仗义，对方心里可能已经有了疙瘩。

官文的另一个好处，是能放得下架子，不怕被别人说成是幼稚浅薄没身份——既然胡林翼不来看我，那我就去看他！

官文没有想到，他三次亲自拜访胡林翼，三次都不得进门而入，胡林翼根本就不想见他。不仅如此，胡林翼甚至还要参劾他。

作战期间，官文和他府上的家丁没少干贪功诿过的烂事，现在都被一一揭发出来。大家对此议论纷纷，都说官文做事忒不地道，与他的家丁是啥锅配啥盖，没一个好东西。

胡林翼一想，今后两湖地区要由这么一个庸人主政，政事还能好得了吗？他给身边的幕僚和部下一鼓动，性子一来，就写了一封奏疏，上面共参官文十二项罪状。

写完了，他没有急着上奏，而是让人拿着上门去找官文，意思很明白：你改悔吧，若是不改，我一定参你到底。

人要脸树要皮，先是三顾不纳，接着又来这么一个在别人看来明显带有羞辱性质的举动，官文再也憋不住了。他气恨恨地把门一关：“说我一塌糊涂，难道你就是天生仙女？这个世界谁怕谁，上奏告状我也会啊，现在就给你整十二条罪状出来。”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双方都已经下不来台，非得有人相劝不可。

湖南宝庆知府魁联正在武汉随军效力。魁联出自湘军系统，他征募的宝勇，也就是宝庆勇丁，在湘军亦属能战之师。另外，此君还是个能说会道的场面人，经常在南北岸穿梭来去，跟官文混得很熟，私下交情也不错。

见势头不对，魁联赶紧凑上来做和事佬。他先找到官文，晓之以利害：“现在天下大事若是离开湘人，只能一事无成。”

官文当然听得懂里面的弦外之音，所谓湘人，是专指胡林翼。他官文能把湖广总督这把交椅坐稳当，的确全仗着胡林翼，换句话说，都是捡的现成便宜，一旦离开胡林翼，真的只会一事无成。

现实比人强，以牙还牙的想法还是暂时搁一边吧。接着魁联的话更是说到了官文的心坎上：“公为大帅，湘人之功皆公之功，何不交欢？”

你是湖广总督，一把手，胡林翼的功劳，还不就是你的功劳，当然反过来也一样，胡林翼倒霉，你也脱不了干系。那么为什么不跟胡林翼搞好交情呢？

这个道理，官文早就想明白了，都不用别人提醒。他所郁闷的是，姓胡的不给他这个面子啊。

官文叹了口气：“可不是这样说呢，我也想交这个朋友，但也许胡公误听了什么谣言吧，不仅不领情，还故意要给我难堪。”

魁联听到这里，一拍胸脯：“没关系，这个交道我去打。我就不信了，胡公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岂能被人蒙蔽。”

魁联回到南岸，对着胡林翼，他说的又是另外一番道理。第一句话是：“您可能对官文的为人了解得还不够全面。”

胡林翼撇了撇嘴，有什么不了解的，一个没脑子的昏官而已。打仗，打仗不行，只败不胜；办事，白天睡觉，晚上梦醒，我对他已经够了解了。

魁联笑着摇了摇头：“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撇开公事不谈。私底下的官公，其实非常忠厚。”

另一种搭配

魁联的话把胡林翼说得愣住了。官文私底下还忠厚？这一点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此前两人分隔南北两岸，从未谋面，分歧和矛盾也都是因公而起。

魁联的全部论点，都集中在了“忠厚”这两个字上。他说：“我们看人要往好的方面看。官公对人没有弯肠子，而且极重友谊，如果胡公能跟他做好朋友，他绝不会中途给您使绊子，而且正因为他在办事方面不如胡公，所以什么事都会听您的，这样胡公办起事来，就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胡林翼听后未做任何表示，但脸上已经没有了那种不屑的神情。魁联察言观色，见机又跟上一句：“如果胡公咬死了一定要弹劾官文，朝廷可能会换个更能干的来。可是您想想，那位能干的官员还会像官文这么好说话吗？”

就在胡林翼尚对魁联的建议思量权衡之际，官文却已经可怜巴巴地等不及了，但在连吃了三次闭门羹后，你要让他再死乞白赖地上门示好，别说是堂堂的湖广总督，就算是普通人，这个脸也拉不下来。

官文自己找了个人到南岸做说客，希望胡林翼能够主动一些。这位说客对胡林翼说：“我知道胡公您是一个具有长远眼光的人，绝不会犯低级错误。眼下我们虽然收复了武汉，可是并没有能够完全‘削平巨寇’，太平天国还在那里呢。”

接着来人的一句话令胡林翼大受震动：“天下未有督抚不和而能办大事者！”

胡林翼不能不动容，因为这确实有前车之鉴。仅在湖北官场，因督抚不和而导致打败仗的例子就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在胡林翼之前，便有吴文镕与崇纶之争，就是陶恩培，也是与前任湖广总督产生矛盾，才导致最后独守孤城，兵败身死。

说客的意思就是官文的意思，官文已经把话说到软得不能再软，他甚至说只要两人结交，胡林翼就等于是兼任了总督：“督抚二职兼于一人，湖北军政大权由您一手独揽，天底下也没有这样的好事，那太平军还能挡得住我们吗，何愁大事不成？”

说客刚走，魁联又来了，还是劝胡林翼主动与官文结交。其实胡林翼已经不需要再劝，他想通了。

由于南北两岸素有积怨，这时湘军中仍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也有人主张将官文一劾到底，绝不妥协。胡林翼叹了口气：“官文纵有种种不是，但军队要想打胜仗，关键还在于一个和字，再说这是什么时候，岂能意气用事。”

没多久，胡林翼收复武昌，官文也收复了汉阳，南北两岸变得畅通无阻。汉阳是武昌的拱卫之城，汉阳控制不住，武昌纵使收复亦难以稳固。胡林翼于是决定渡江去拜见官文，走之前下令给僚属：“我们督抚即将会面，以前的事一笔勾销，谁也不准再提起。如果还有人议论北岸将吏的是非短长，我就治他一个造谣惑众之罪。”

前面的铺垫做得有多充分，后面的过程进展得就有多圆满。官胡虽是初次见面，但相谈甚欢，所谓“开诚布公，互相钦佩”。

此后，官文果不食言，湖北吏治、财政、军事全由胡林翼一人主持，官文只是跟着签名画诺而已。

但是，湖北的官胡配毕竟不同于广东的徐叶配。徐广缙和叶名琛，在学问、能力、志向上都比较接近，称得上是志同道合。官文却是要学问没学问，要能力没能力，讲志向也没什么远大志向，不过追求功名利禄的一个俗人，与胡林翼完全搭不上腔调。

你要说“开诚布公”或许有那么一点影子，“互相钦佩”？从何谈起。说得难听一点，官胡配更多的是一种利益联盟。官文平常看似老实庸碌，其实城府极深，他才能不济，又不肯在军政实务上多花力气，却知道如何借助别人的力量来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

陶恩培死后，是官文第一个向咸丰建议由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那时的官文自己还只是荆州将军。咸丰看着，认为官文谦虚谨慎，不争官帽，其实他是怕担责任，巴不得把重担交给别人来挑，由胡林翼在前线做他的挡箭牌。

在官胡相处过程中，一般事务全部交由胡林翼处理，面子上官文也一力推让，然而有一点是最大的忌讳，即你绝不能跟他抢功劳。胡林翼深知官文的心思，所以每次上奏，只要是讲到成绩，他都会很自觉地把官文推到前面，自居其后。

曾国藩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一语道破了官胡配的实质：“彼此不过敷衍而已，非诚交也。”

世故这东西

既然不是诚心结交，官胡配的脆弱性就不言自明，一个是虚与委蛇，“容身保位”，另一个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大家都戴着假面在表演，一天两天犹可，一月两月也能勉强忍忍，一年两年就有些憋不住了。

率先憋不住的是胡林翼。没错，官文在一般事务上都能听他安排，从不插手干涉，但是这个人私下很不检点，一方面是驭下不严，对部属乃至家丁过于放纵，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浪吃浪用，花钱如流水——如果银子是从官文自家腰包里掏出来的，无论开销多少，胡林翼都不会有意见，关键官文花的都是公家的钱！

官文极深的城府，胡林翼都能看得出来，而且知道对方心里拨的都是什么算盘。他曾经对身边人说过，一个人沉稳老练是好事，但不应该有太多世故，因为世故太深是容易耽误国事的。

明清之际，有两部小说在民间最为流行，一部是《水浒传》，另一部是《红楼梦》，胡林翼都看过，而且他认为这两部书均为“世故之书”。

《水浒传》中的宋江、晁盖并非穷得活不下去，才被“逼上梁山”的。事实上，宋江是押司，晁盖是地主，说得难听点，都是黑道白道全吃得开的底层“强人”。一部《水浒传》，就是强人之书，看了这部书，大家都有了做强盗的理由和底气。

《红楼梦》里面凡涉及上层官府，全是清一色的官官相护，权钱交易，最经典的就是贾雨村的“葫芦僧判葫芦案”。

胡林翼此时正在整顿湖北吏治，想到官文可能会误自己的大事，暗地里又有了要不顾一切予以弹劾的想法。他深知关系重大，因此特地找来一个叫阎敬铭的官员征求意见。

阎敬铭出语惊人：“确实可能会误事，不过不是官文，而是大人你！”

胡林翼听后大吃一惊，赶紧问为什么。阎敬铭抛出了两个反问句。第一句是：“你要弹劾官文，难道官文就肯吃眼前亏，不反过来也弹劾你？”第二句是：“督抚互相揭短，互相攻击，别说您不一定会赢，就算赢了，咸丰撤掉官文，能保证继任者就胜过官文？”

这都是早在与官文见面之前，魁联就说过的。胡林翼听了没有吱声，在他看来，仅以第二句而言，这种一茬不如一茬的理论，只能说有一半道理，官文已经够贪腐的了，实在想不出还有谁比他更差劲。

胡林翼倒情愿换一个能干些的来，或许他不一定像官文一样事事顺着你的心，但我胡林翼做官，也不是为私，而是为公。只要能给下面做个好榜样，大家商量着办，又有什么不可以？

阎敬铭见胡林翼保持沉默，索性直入主题：“官文是旗人，你如有大事，可以借他的话来达到你的目的啊。”

这句话说得多少还有些隐讳，它真正的含义其实是说官文通着天呢，你胡林翼办不到的事，他官文却可以办到。

阎敬铭跟广东的陈桂藉一样，原先都是户部主事，了解很多京城内幕。他知道咸丰虽然委任胡林翼为湖北巡抚，但对胡林翼并不完全放心。

如果说早先道光、咸丰都充分信任胡林翼，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的胡林翼跟江忠源相仿，或者管的地方不大，或者只是单纯战将，但当胡林翼上任到与曾国藩差不多的地位，成了文武兼备、手握重兵的一方大员时，就值得皇帝多考量考量了。

尤其咸丰是向来极为看重湖北的战略地位，视其为“天下要冲”，他绝不可能让胡林翼在湖北说一不二，官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起一个监控或牵制的作用。换句话说，如果一件事是出自胡林翼之口，咸丰或许要推敲半天，患得患失，若是由官文主动提出，则会一无疑虑，那样办起事来无疑要顺畅多。

再退一步讲，纵使官文帮不上什么忙，只要他愿意，还能扯你后腿不是。要知道官文身为督抚，有密奏之权，他尽可以地在咸丰面前编排你，给他那么一恶心一倒腾，你要想做成任何一件事，都得大费周章。

阎敬铭的提醒，有如醍醐灌顶，让胡林翼有了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

夫人外交

胡林翼本来是和曾国藩一样性格的人，计谋和变通也仅用于军事，做官方面向来刚正不阿，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但是从此之后，在他身上却发生了惊人的蜕变。

世故、城府乃至于权术，固然会耽误国事，可也正因为不能耽误国事，有时候也必须学会并使用它们，关键还在于你的居心如何，以之营私，即为官场小人，以之谋公，同样不失为君子。

胡林翼不仅彻底打消了弹劾官文的念头，而且主动投其所好，额外设立一个账户，指名由官文的督署专款专用。官文爱财，不过碍着胡林翼，以往弄点钱都得藏着掖着，没有想到胡林翼如此知情识趣，不由大喜过望。

对于官文那些不成器的手下和家人，只要做得不算太过分，胡林翼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在看不过去，便到官文府上告状。官文纵容下属，说到底无非是自己不能出面，让手下人帮着捞点外快，现在既然胡林翼把钱都送到家门口来了，而且还是合法收入和支出，有什么理由不树立一下自己的形象呢？

“胡兄不用生气，我让这帮小子立刻、马上、迅速从你眼前消失！”

距离已经拉近，但还需要继续加深感情，而感情这种东西，又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某日，官文告知省城的文武百官，他太太要过生日。

若是官文自己过生日，自然有马屁精惦记着，太太又不一样，你不招呼，人家是不会主动上门的。现在他既然放话出来了，这面子得给，于是到了日子，众人就陆陆续续赶去祝寿。

有个官员来到官文家门口，名片已递上去了，无意中却听门房的人透露，原来过生日的并非官文的正房太太，而是他的一个小妾。

这个世上，每个人身上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弱点。官文固然城府极深，出入官场几乎水火不侵，但他惧内，所谓“内”指的就是这个小妾。

官文对小妾宠爱备至，且十分忌惮。为了给小妾一个惊喜，他不仅为之大办生日宴，还突发奇想，要让百官来贺。

古代妻妾地位相当悬殊，一如《红楼梦》中的王夫人和赵姨娘。要照直说，就没人肯来了，所以官文编个谎，但没想到被下人给捅破了。

那官员不听犹可，一听整个脸都紫涨起来：见过欺负人的，没见过这么欺负人的。你夫人的生日贺一下也就算了，竟然把一个妾也弄了出来，成何体统！

他朝门房一伸手：“我名片呢，还我！”拿过名片，嘴里还骂骂咧咧：“本官好歹也是朝廷大吏，怎么能屈膝于贱妾裙带之下？”说完，拍拍屁股扬长而去。

其他人听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也跟着嚷嚷起来，并且一个接一个地要回名片。因为胡林翼还未到，他们才没立即拔脚走路，不过看情形也只是时间问题，巡抚一到，铁定共同撤退。

不走比走还令人难堪。官文又羞又愧，尴尬万分，几乎想刨个坑埋了自己。他小妾见状，更是颜面大失，恨不得一脑袋把她男人撞翻在地。

过了一会儿，胡林翼来了，这位老兄似乎根本就没听到众人的议论，昂着脖子就走了进去，并向官文的小妾行礼祝寿。

大家都震惊了，什么情况？

有人以为胡林翼可能还不明真相，就上前去提醒他的随从，随从若无其事：“我们巡抚大人早就知道这码子事了。”

众人起先愕然，继之释然：堂堂巡抚都不觉得丢脸，我们装什么大头葱，一道跟着进去吧。

胡林翼为官文夫妇保全了体面，他们自然感激不尽，而通过这件事，胡林翼也找到了一条加深双方关系的捷径。

此时，胡林翼的家眷已搬到了武昌。在他的特地关照下，胡夫人经常邀请官文的小妾来家里做客，胡母亦对之另眼相看。正好官文的小妾也是个会来事的，平时就很擅长言辞。她知道胡林翼是湖北官场上首屈一指的实力派，连丈夫都不得不加以倚重，因此一来便竭力讨好胡母。老太太被她哄得很是开心，于是索性认作义女。

夫人外交旗开得胜，胡林翼成了“胡大哥”，他和官文夫妇如今是一家人，情同骨肉的关系了。

以前官文只把一般事务交由胡林翼主持，但大事他还是不敢掉以轻心，总要上前卡一卡。之后，不消胡林翼去多费口舌，自有他的“义妹”大吹枕边风：“我胡大哥的才识要胜你千倍万倍，你就交给他处理吧，不会有任何闪失，你自己还落个清闲，有什么不好？”

官文再怎么在外面装腔作势，也敌不了屋檐下妇人的只言片语。这大概就是东西方通行的生物链：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

右眼跳，贵人来

官文的表现，让咸丰既纳闷又不解。湖北上一份奏折，无论是署胡林翼的名，还是官文的名，抑或是联合上奏，他根本就分不清究竟是胡林翼的意思，还是官文的主意。

在南方各省之中，咸丰最重湖北，怕的就是这种督抚“团结如一人”的情况，当初不让曾国藩任湖北巡抚，也就是担心以曾国藩的威望，在湖北会成尾大不掉之势。

要不，像对待曾国藩那样，把胡林翼调出湖北？可是过去的这种做法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没有曾国藩的仓促离开，就不会有武昌的失守和湖北战局的一败涂地。花了一年多工夫，好不容易转危为安，咸丰再无脑，也不至于两次掉进同一个坑里去。

调离不行，不调又有隐患，咸丰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旁边有人告诉他：别瞎琢磨了，胡林翼不仅要用，还得重用！

右眼跳，贵人来。胡林翼比曾国藩更走运的地方就在于，关键时候，朝中还有人帮他说话。

祸福相倚是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其实在人们生活过程中，也会经常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有些人在某些时候几乎就是你的“灾星”，但在另外一些时候却又能成为你的“贵人”。

胡林翼这辈子在官场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挫折，是做考官的时候受人牵连，连累他的主考官名叫文庆。

文庆和鸦片战争时的裕谦一样，都是满人子弟中难得的读书郎，虽出身官宦世家，条件优越，但在和汉人同挤一座独木桥时并不落于下风。

与裕谦的一贯本分相比，文庆的特点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安分，不客气地说，此君简直就是个闯祸大王。因为江南科场案出事，道光将他发配新疆，后又重新起用，但时间一长，他那惹祸的毛病又上来了，于是再次罢官。

这两次处罚都还算是大一点的，小一点的处分更是多如牛毛，究竟有多少，恐怕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

道光对文庆打归打，骂归骂，然而打骂过后照样起用，在道光临终前指定的顾命大臣中，文庆赫然在列。

咸丰即位，文庆并没能改掉老毛病，依旧是糗事一箩筐，这使得他始终在革职、起用、再革职、再起用的循环里面不断打转，直至顶替下课的恭亲王奕訢，成为新的军机首辅。

清代在用人方面，早期一直是文多用汉臣，武多倚满臣，一方面确有军权旁落的担心，另一方面倒也符合当时满汉大臣各自的特点，但到道光、咸丰时期，这一“定律”突然就不灵了：前有奕山、奕经，后有赛尚阿、讷尔经额，谁都没能在打仗方面显示出过人天赋，以至于把他们全加起来，还不如一个僧格林沁好使。

在满臣打不了仗的同时，一批本来文质彬彬的汉臣，倒越来越多地显露出了“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潜质和气象。

文庆对咸丰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画地为牢，在满臣这个小圈子里面犯嘀咕呢？既然汉臣行，就重用汉臣好了。”

在军机大臣里面，祁寯藻、彭蕴章之流之所以排斥自己的同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汉臣。奕訢、文庆没有这一顾虑，加之屁股下面坐的又不是龙椅，也不用像咸丰那样瞻前顾后，怕这怕那，因此敢言人之所不敢言。

文庆还能够由浅入深，讲出一番道理。他说：“像我们这样的满人，打小就出生在锦衣玉食的上层社会，耳濡目染的全是高高在上的东西，对国家大计无知得很。曾国藩等人来自乡间，最为了解百姓疾苦，也知道社会上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这大概就是当身处乱世时，他们看上去要比我们要更技高一筹的原因吧！”

文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人，尤其要破除满汉樊篱，不拘资格以用人。”

曾国藩和胡林翼无疑都是汉臣中的佼佼者，文庆也都不忘为二人美言。曾国藩初建湘军时，屡战屡败，朝中嫉恨他的人便乘机说他坏话，只有文庆独言：“国藩在社会上声望高，能杀贼（太平军），终当建非常之功。”时论认为，如无文庆从中维护，曾国藩一定会遭到朝廷排斥。

相对于曾国藩，文庆对胡林翼更是熟悉不过。说起来这还得亏当年一起在江南做考官的经历，他知道胡林翼有能力有本事，在入值军机前就利用各种机会鼎力推荐，胡林翼在湖北能够连升四级，除恭亲王奕訢一度主持军机外，也有文庆的密奏之功。

等到文庆成为军机首辅，俨然就是胡林翼在朝中的“护花使者”，天天在咸丰耳边说着胡林翼的种种好处。对咸丰说必须重用胡林翼的，正是文庆。

一个人在拿不定主意时，身边人的只言片语都会变得举足轻重。想当初，彭蕴章不过是小小的军机章京，在对待曾国藩问题上还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更不用说文庆这样的军机首辅了，不过以前起到的效果是负面，现在则是正面。

有了文庆的力保，咸丰不再对胡林翼横挑鼻子竖挑眼，凡湖北上来的奏折，均大笔一挥予以通过。

对胡林翼来说，前路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阻碍，然而亦非坦途。

第六章 零丁洋泊叹无家

湖北的战略地位，没有人能予以忽视，但也正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才会被反复争夺，其间光省城武昌就三次被太平军所攻破。在胡林翼克复武昌之前，荆楚大地早就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破败得不成样子了，一个好端端的省份几乎被打烂了。

要恢复湖北的元气，等同于白手起家，胡林翼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用人。

清代有任官回避制度，比如，你是湖北省的，一般就不能在湖北做官，于是除了湖北本地人没法任用外，其他只要听到谁有两下子，就算住在天涯海角，胡林翼也会想方设法把人给挖过来。这里面，既有芝麻绿豆的小官，也有蹉跎于功名的读书人，甚至一些说过怪话、发过牢骚、犯过错误的人也有。

人才蓄水池

省城有个官员，早上正要坐轿出门，忽然发现轿子上被人挂了一副对联，其中有一句称“尊姓原来貂不足”。这名官员姓续，有一句成语叫“狗尾续貂”，显然是有人背地里跟续某不对付，故意用“貂不足”来对他进行讽刺。

续某大怒，一状就告到胡林翼那里。胡林翼一听，也说此风不可长，当即亲自立案侦破。

过了几天，续某去拜见胡林翼，还没等他开口，胡林翼便先上前拱手道歉。

你跟我道哪门子歉哪？续某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胡林翼这才道出原委。原来案子已经破了，对联为某某所撰写，可是胡林翼破案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予以处分，而是觉得能写出这副对联的人很有才气，他是直奔“挖角”而去的。

胡林翼对续某说：“让有才的人沉沦底层，只能靠写对联来引人注意，这全是我的不是，所以我要替他向你道歉。”

续某哭笑不得，一问，撰联人已经被胡林翼招去做幕僚，大家以后算是同事了。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本来要打要杀的心也只好暂且收敛起来。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自胡林翼执政湖北以后，这里就成了人才的蓄水池，因此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么多人，怎么安排呢，都得给人家个位置啊。

湖北的现状为解决这一困扰提供了可能。原有官员死的死，逃的逃，逃走的避居外乡，也再不想回来。至于新任官员，一旦得知被派去湖北，等于要了他的命，有的任职书都下了有五六年了，相关职位上仍旧是空空荡荡。这在别的省特别是尚算太平的省份，当然难以想象，但在湖北却是司空见惯，胡林翼一眼扫过去，下面一大片一大片全是空桌位。

有桌位就好，这样我就可以安排你们坐下来了。不过在此之前，还得过一过程序。

任用官员必须吏部批复，这里面有的不成问题，可是有的就比较棘手，像灵机一动写写对联的那位仁兄，就未必拿得出什么过硬的功名或资历，如何过吏部这一关，颇让胡林翼头疼。

胡林翼思量一通后，便给朝廷写去奏疏，说我这里乱得像一锅粥，下面的州县官员要么死了，要么病了，反正一句话，我就是缺人手，所以只能“不拘文法资格”，管他有没有功名，先用了再说。

有文庆在上面说好话，又有官文在下面打马虎眼，奏疏很快得以通过，胡林翼的人才蓄水池想不涨到满都难了。

眼看湖北形势在一天天好转，原来被弃之如敝屣的乌纱帽转眼又吃香起来。想走后门谋差使的不乏其人，然而大家都知道胡林翼是个清官，要走他的后门，银子是不管用的，那亲情如何呢？

出乎众人意料，胡林翼的回答是可以！

胡林翼是凡人，也跟别人一样有三亲六眷七姑八婆，冷面回绝是很伤人感情的，所以胡林翼的做法是来者不拒，而且亲自接待。

在接待来客时，胡林翼说得很诚恳：“我是需要人办事的，请你老实告诉我，你能干什么，我一定把相关的职位授予你，但是假如你不好好干，或者不称职，今天我们还是亲戚朋友，你好我好大家好，明天就是巡抚与下属的关系，我会参劾你没商量。”

胡林翼对待下属的要求非常严格，时时刻刻都要拿着一张考核表予以对照，如果你想整天一杯清茶地在堂上混日子，那绝对是打错了主意，拨错了算盘。

胡林翼的有言在先，把一众想来混事的亲戚都给吓得够呛，就算有人相邀，也忙不迭地摆手回绝。

不光亲戚，凡是有勇气向胡林翼自荐的人，都得有两下子才行，水平次一点的，连门都不敢进。

官员平时看似高高在上，其实最易被手下蒙蔽，而且越往上面去越是如此，但是没有人敢骗胡林翼，这不仅在于他有着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以及一身的凛然正气，还因为他不会装腔作势，什么话都放在明处，让你想蒙他一把都下不去手。时人谓之：“不敢欺，亦不忍欺。”

有个姓孙的知府曾在胡林翼的前任手下做事，此人是个标准的马屁精，自己也贪心很大，外快银子捞了不少，称得上是湖北官场的一害，并曾因此被革职。胡林翼却偏偏把他捞上了岸，看中的也正是他身上与撰联人相仿的优点——有才气，擅理财。

孙知府给胡林翼做了下属以后，就像换了个人，从此大家都知道他是水平极高的理财专家，全然忘记此君过去还是“一害”。

相反的例子，则是胡林翼亲自提拔的一个姓唐的知府。唐知府兴利除弊，打黑除恶，甚至还掏出自己的俸禄贴补地方，曾经是有名的能吏和清官。孰料胡林翼死后，官文主政湖北，他竟然又由清官变成了贪官，俨然就是孙知府过去的形象。

人还是那个人，只是上司换了，官场的生态系统掉了个个儿。唐知府此举也不过是适应环境需要而已，换句话说，只要胡林翼在，他就是个好人，胡林翼不在，好人不得势，你要想继续在官场混下去，当然就只能改行头做坏人了。

省政是由州政、县政组成的，随着好人版的孙知府、唐知府越来越多，一省之内要想不出成绩都难，湖北有了胡林翼，此地从此“弊绝风清”，且“治行为各省之冠”。这个经历惨痛战乱，原本已被甩到末尾的省份，在短时间内就一跃而起，成为全国治理排行榜上的状元。

接力棒

有人气，财气就有了基础。

自出仕贵州以来，胡林翼打了无数的仗，但最让他刻骨铭心的还是奓山溃败。奓山溃败就败在缺乏粮饷上，当时能供应湘军的是川饷，但因为遭遇风雨，耽搁了行程，结果迟了很多天，等到达时，饥寒交迫的军队已经溃败了。

评论战争，看热闹的人仅仅关注如何打仗，懂门道的却知道粮饷有多么重要，在很多时候，它们甚至直接决定了双方的胜负成败。

在这个剧烈动荡的时代，所有聪明人的脑细胞都得到了充分开发，胡林翼也打起了商业税亦即厘金的主意，而湖北的相对太平和治理得法，又使得商人们有生意可做且有钱可赚，政府收到的厘金自然就多，远非战火频仍的江西等省所能比拟。

厘金只是治标，更重要的是治本。由胡林翼一手发起的漕政改革，清理掉大量陋规，不仅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而且筹集到了更多的粮饷。

胡林翼的最终目标，是要把湖北建设成为南方战场的后方基地，所以有了钱粮之后，他不仅用于自足，还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湖北省外的其他部队。对于曾国藩等孤悬在外的客军而言，无疑是解了燃眉之急。

时机总是凑得那么巧，广东的叶名琛刚刚自顾不暇，这边胡林翼就拿过了接力棒，只不过叶名琛还只是充当外省的后勤总管，胡林翼则既是各省的后勤总管，又是统领各省的军事主帅。

胡林翼之所以一肩挑两任，也是情非得已，因为曾国藩缺席了。

陈启迈被参倒之后，新任江西巡抚依旧视湘军为客军，用得着时用，用不着时就扔在一边。更让人难堪的是，这些地方官吏还会看人下菜单。湘军将领以战功累计，很多人都已官至省级，比如，杨岳斌早就是从三品官员了，然而在州县官吏看来，这个从三品的乌纱帽却不值一钱，照样可对之呼来喝去。

曾国藩为解决粮饷，找人募捐。开始还有人踊跃，后来都躲着跑，原因是江西官员说湘军的官印是伪造的，捐了款的人家不仅得不到表彰，还会被抓去审讯，弄得灰头土脸。

曾国藩守着一所名不正言不顺的厘局以及几千残兵度日，攻又攻不了，守也只是勉勉强强，多少次差点就被石达开或韦昌辉给打趴下，那心真是冷到要结冰。

人都有脆弱的一面，哪怕是把理学功夫修炼到一定境界的曾国藩也是如此，尽管“好汉打掉牙和血吞”是他的口头禅，但在一篇诗词中，他仍然忍不住愤然写道：“大冶最憎金踊跃，哪容世界有奇材。”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块金子，所以你们才容我不下！

这个时候他正好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曾国藩的父亲虽然自身天资不高，终其一生也只考到过秀才，但却知书明理，在世时称得上是曾国藩精神上的靠山与支柱。每当曾国藩陷入迷茫和极度困难时，他或是去信激励，或是设法解困。回想一下，若不是曾父以吊唁罗泽南之名，促请胡林翼分兵援救江西，曾国藩也许就只有闭眼等死的份儿了。

曾国藩得到消息之后，二话不说就离开江西，回乡奔丧去了。走之前，他给咸丰上了一折，权当请假，问题是这假请了等于没请——在咸丰批准之前，他就开溜了。

在长久的郁闷之中，曾国藩需要一个心理宣泄口，父亲的死恰恰为他提供了这一机会。

曾国藩这一走，征战江西、安徽的活自然就落到了胡林翼身上。

新一代

此时湖北内部也并不是完全风平浪静，一方面是太平军仍虎视眈眈，时时想重入鄂境，另一方面是很多地方的小会党或义军又蠢蠢欲动。胡林翼把超过一半的精力投于外省，是要冒点风险的，但是他说：“邻省不安，湖北也安全不了，我确保邻省，正是为了确保湖北。”

在胡林翼的军事计划中，收复九江是重中之重。湘军在江西落入困境，其转折点即为九江之役，在这座城下，不仅战死了一代名将塔齐布、童添云，还使湘军士气大挫，以至于曾国藩一度被石达开打乱了方寸和阵脚。

胡林翼和曾国藩这些人，对招纳太平军将领素来都持着谨慎态度，怕的就是他们“抚而复叛”，最后反而养虎成患，难以收拾，比如，明代的熊文灿招抚张献忠就是一个特别失败的例子。

咸丰让曾国藩设法招纳石达开，曾国藩大摇其头，但通过九江攻守战，他却对驻守九江的林启荣有了惜才之情，曾多次给林启荣写去亲笔信进行招抚，信中还尊称林启荣为林先生：“林先生，你打仗太厉害了，为什么不跟着我们一道干呢？”

林启荣的回复是：“壮士看重的是‘忠义’二字，你就不要勉强我了。”

曾国藩无可奈何，一再感慨地说，林启荣的坚忍，在我们湘军里面很难有人比得上，可惜就可惜在他是太平军的人。

曾国藩的感慨还有很多话外音，比如，叱咤风云的塔罗不在了，湘军第一代将星已凋零得不成样子。这位湘军大帅做着梦，都希望眼前能够出现新一代的超一流战将。

水师中杨岳斌、彭玉麟都具备了条件，就看陆师的了，这名战将不说一定超过林启荣，但至少得与他处于同一水准。

胡林翼派来攻打九江的李续宾便是这样的理想角色。李续宾是罗泽南临死前曾提到过的人，罗泽南的得意弟子。在随罗泽南征战的一众学生中，他以武见长，不仅膂力过人，而且骑射精湛。

李续宾打仗的特点，史书称为“沈毅多大略”，也就是有勇有谋。眼看着敌人冲过来，且枪弹如雨，他却能席地而坐，镇静得就像没事人一样，但这只是他认为出击的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他即翻身跃起，跨上马闪电一般冲入敌阵，刀光剑影间“横厉无前”，没人能挡得住他。

在治军方面，李续宾类似于塔齐布，对下级宽和大度，没有架子。他每年节省下来的薪俸都不寄回家，而是留在军中，以备非常之需。

李续宾最可贵的地方，还在于他不仅是湘军“败则相救”的典范，甚至还升华到了一种无私的境界：用兵时，他往往把弱敌留给别人，强敌留给自己；分兵时，又把强兵留给别人，而自率弱兵，等到弱兵变成强兵，再重新带一批新的弱兵。

战场上性命攸关，很少有人肯带弱兵新兵，都想带强兵老兵，这不光是觉悟，还涉及能力，所谓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曾评价说，湘军将领里面肯率领弱兵和临阵救人的，前面只有塔齐布，后面只有李续宾。

李续宾在收复武昌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极受胡林翼的倚重，后者甚至把他与汉代名将周勃相提并论。出征九江，胡林翼点兵点将，第一个就提到了李续宾。

1857年1月4日，李续宾屯兵九江城下。此次李续宾率湘军近万余，又有胡林翼坐镇后方，可谓兵强马壮，粮弹充足，所以一上来就想来个多快好省，一口气将九江给端下来，不料连攻六天，并没能取得比塔罗更好的战绩。

速战速决不行，还是只能用长围久困的老法子。

在长围久困这一战术中，壕沟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从僧格林沁开始就是如此。李续宾发了狠，他在九江城外连挖六道壕沟，而且每道都是僧格林沁所造壕沟的加宽加深版。

长围久困除了耐心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完全铲除所攻城池的外援。林启荣能固守九江这么长时间，应该说，石达开在外围所构筑的九江、湖口和梅家洲的掎角阵形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围困九江的同时，彭玉麟率内湖水师，杨岳斌率外江水师，一里一外向湖口发起强攻，在付出惨重代价后，终于攻占了湖口。

湖口之役使湘军水师在长江上实现会师，当年的鼎盛阶段又回来了，站在湖口的重要据点小孤山上，彭玉麟慷慨赋诗：“十万大军齐奏凯，彭郎取得小姑回。”

从湘军水师会师的一刻起，太平军在梅家洲就待不住了，而湖口、梅家洲的失陷，对于林启荣而言，如同被砍去了左膀右臂，此后九江完全沦为一座孤城，城内储备的粮食也渐渐吃光了。

李续宾以为林启荣这下子该傻眼了，万万没想到，林启荣诚非浪得虚名，他那种连曾国藩都为之叹服的坚韧毅力，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在外无援兵、内乏贮粮的情况下，林启荣就拆屋为田，自己在城里种麦子，这样即使与城外断了联系，也照样饿不了肚子。在防守上，则仍然是从容不迫，你不攻时城里一点动静没有，一旦攻城，马上毫不客气地揍你一顿。

水火不容

李续宾对九江长围久困达一年之久，竟然是毫不见功。换成其他人，这个时候就得放弃了。因为一度被视作攻城唯一法宝的长围久困如今都不灵了，人家手里有粮，心里就不会慌，你攻到什么时候他可以奉陪到什么时候。

可是林启荣遇上的是李续宾。若论毅力和坚忍，两人几乎不相伯仲，李续宾也不知道什么叫放弃。他说过，天下无难事，你以为难，它就难了，如果你不觉得它难，自然有的是克服困难的办法。

既然自家的办法都用尽了，就到对手那里去找。李续宾分析了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的攻城经验，发现太平军使用最多也最为有效的一招，便是使用“穴地攻城法”，即先在城下挖出地道，然后用地雷进行爆破。

太平军能用，为什么我不能用？在湘军中，李续宾第一个尝试“穴地攻城法”，这是战争中互相学习，以人之长克己之短的又一个经典范例。

林启荣当然不会坐视，何况太平军还是这种攻城法的老祖宗，最知其中厉害关节。你会炸，我就能堵，他预备了大桶火药，一旦哪里的城门城墙被炸开缺口，马上就把火药扔进去，一时间砖石飞溅，地道和缺口又被重新堵住了。

尽管多次失败，但李续宾还是从中看到了取胜的希望。此后他便锲而不舍，用“穴地攻城法”反复对九江进行攻坚。

1858年5月19日，九江东南约三百多米的城墙全部被轰塌，湘军冲进了城，林启荣及守城将士全部战死。经过双方的反复搏杀，这座江城几被鲜血所淹没。

攻克九江，使得李续宾一举成名，从此“威望冠诸军”，成为湘军自塔罗之后最负盛名的战将，这也同时标志着湘军中的新一代开始走向成熟。

九江曾是太平天国在长江上游最坚固的堡垒，此城一破，江西局势全面改观，加上有胡林翼坐镇湖北，湘军前后方连成一体，其势头甚至超过了曾国藩刚入江西时期。

太平天国方面则持续低迷。石达开被召进京，以为洪秀全要让他辅政，不料在经历天京事变后，洪秀全看谁都跟看贼似的，更不用说石达开这样的厉害人物了，他把石达开召入天京，不过是想解其兵权而已。

一个天京事变，本已令大家残存的兄弟之情扫地以尽，石达开既不甘心留在天京做傀儡，又怕遭遇毒手，于是潜回安徽，此后便带着旧部留开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另外打江山去了。

杨秀清一死，在太平天国诸王中，论影响力和号召力，石达开是独一份的，除了李秀成和陈玉成等新近崛起并受重用的年轻实力派外，很多老兵都随其出走，使得太平军的整体实力大为下降。

看到国内形势越来越好，咸丰的心情又轻松了许多，但这时另一个更强大的敌人正步步逼近。就在攻克九江的第二天，英、法两国向中国皇帝联合发出了战争的最后通牒。

这一切，还得从广州的失陷说起。

在迫使英军退回香港之前，叶名琛和包令逐一斗法，从贸易战到谍报战再到超限战，从江上到陆上再到海上，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叶名琛对香港发起超限战，在成功击中包令要害的同时，也令双方的恩怨无限蔓延，达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试想一下，让你天天看着中毒致病的妻子躺在床上（包妻一年后去世），心情能好受得了吗，这几乎就是集国仇家恨于一身了。

包令认为吃败仗是兵少的缘故，但他给英国政府发去的请援申请又始终得不到回应，这令他徒呼奈何，叫屈不已。

包令所不知道的是，伦敦为此已吵成了一锅粥，他在中国的表现不但没有博得满堂彩，还受到了很多人的埋怨。

驻港英军对广州发动进攻时，发生在黑海的多国战争才刚刚结束。早在徐广缙反入城斗争期间，这场以英、法、俄三国为主角，被称为克里米亚战争（又称东方战争）的大规模战役就露出了苗头，到“亚罗”号事件发生的前三年，一众国家已经打到不亦乐乎。

克里米亚战争虽然以英法击败俄国告终，但作为胜利者一方的英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正要坐下来喘口气，歇歇脚，偏偏包令又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收到包令的请援申请，英国政府不但一个兵都没派，对包令不满的议员还群起而攻之，讽刺他是“包令博士”“变态领事”，反正就是一个闲着发慌、到处惹是生非的人。就连原先支持包令的人见势不妙，也赶紧反戈一击，谴责包令发动的是一场“非正义战争”，给中国人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可怕的破坏”。

包令名誉扫地，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明知道自己不过是国内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但他把所有怨恨都集中到了叶名琛一人身上。在他看来，正是这个他始终读不懂的东方人，让他失去了前程和家庭，他一定要报复！

报复

当包令陷入困境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在角落里蓄势待发，此人就是位居首相的巴麦尊，与包令相比，他才是一个真正奸猾到家的政坛老手，不然也不会有“政坛不倒翁”之称了。

包令倒霉，他绝不会上去拉上哪怕一把，因为他知道彼时的政治气候不利于出兵，他要拉的话只会引火烧身，这种事情他是绝不会做的，但是包令的报告显然让他倍感兴趣，并牢牢地抓住了其中的两个细节。

一是对叶名琛的评价，包令自然是把这个中国对手说到比世上任何一个坏人都更坏更糟糕，另一个是“亚罗”号事件中的“亵渎英国国旗”。

叶名琛究竟是好是坏，亵渎国旗到底是真是假，这些对巴麦尊来说都无关紧要，它们与包令一样，不过是老家伙手中可以利用的武器而已。

巴麦尊一直在窥测风向，看什么时候出手才会对自己最有利。1857年2月，有议员提出议案，继续对包令等在华官员滥用武力提出指责，该议案随即在议院得以通过。

似乎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但巴麦尊却嗅到了另一股空气，那就是在休整一段时间后，英国人又有了打仗的本钱，殖民主义情绪也重新在国内呈上升趋势。

3月，巴麦尊抓住机会，请求解散议院，重新大选。在这次大选中，他把中国问题作为打击对手，提升己方人气的一个有效手段，包令提供的两个细节更被加量加价，在选民中进行大力抛售。

通过铺天盖地的演讲和宣传，叶名琛成了“集固执、背信弃义和残忍于一身”的“傲慢的野蛮人”，总之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超级恶棍，而“亵渎英国国旗”则变成“亚罗”号事件的代名词，以至于英国老百姓完全忘记了“亚罗”号其实是一艘海盗走私船，纵使在他们国家，也是要予以查禁的对象。

巴麦尊的这种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做法固然很不地道，但在政治运作中却十分有效，选民对此很是买账。大选结果揭晓，巴麦尊的政敌遭到全军覆没，巴麦尊通过扭转英国舆论走向，取得了他个人政治生涯中的空前胜利，此次事件也被称为英国议会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例”。

巴麦尊的大获全胜，并不能挽回包令的声誉，此君在英国已经臭不可闻，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不过是巴麦尊的一个走卒而已，得势的首相根本就没有把他打捞上岸的意思，走卒多的是，这个不行，就再换一个好了。

4月，巴麦尊任命额尔金伯爵为特命全权公使，全面负责对华用兵。

额尔金的父亲曾参与毁坏雅典的帕提侬神庙，并劫走庙里的大理石雕塑，连英国诗人拜伦都称其是“苏格兰强盗”。老强盗抢得多，挥霍得也快，小额尔金出世时，能分到的财产十分可怜，他只好靠自己拼命往上爬，而他爬得也的确够快，才三十五岁就担任了加拿大总督，且表现很是抢眼。

在额尔金父子的身上，都有着打砸抢的强盗基因，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巴麦尊才选他接替了包令。

额尔金对被派去中国并不高兴，觉得自己是帮包令去收拾烂摊子的，一如当年的璞鼎查之于义律。当然更不高兴的是包令，巴麦尊成功上位，他不仅没从中捞到一点好处，还无形中遭到贬黜，驻华公使被额尔金取代后，只给他留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相对次要的港督职务。

回英国无前途，留香港又郁闷，这些自然又得记在叶名琛账上。仇恨让包令已经提前进入了更年期，你现在就是让他演好人都浪费，额尔金还没来，他就急不可待地要施以报复行动了。

在下手之前，包令非常想弄明白的一点，就是叶名琛的虚实到底如何，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它还牵涉另外一个问题——假使对方真有很强的实力，即便英军大部队到达，要攻克广州也可能会变得困难重重。

最好能获取到相关情报，但在英军撤离广州后，叶名琛的反谍报措施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更加严密。他仿照当初对付洪兵围城的办法，下令给广州居民每人发放身份证，无证者一律不得进出城门，这使得包令无孔可入，得不到任何信息。

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叶名琛的反谍报战做得再好，也不可能永远没有一点漏洞。

至关重要的文件

1857年4月，也就是包令丢掉驻华公使的那段时间，英舰袭击了海上的中国战船，并从战船上抢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军事文件。

正是通过这些文件，包令突然发现，原来此时的叶名琛已经山穷水尽，在财政和兵力上都已无法维持正常作战的需要。

首先当然是财政方面的空前危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以及商栈和货物被烧毁，令广州的富商们都变成了瘪三，无论“派捐”还是收税，皆无从着手，叶名琛不但没有钱负担外省，而且连维持本省都很困难。

财气的不济，严重影响到了人气。曾经对守城起过重要作用的联街团练，也因无人捐款维持，实际已经停止。其他诸如练勇、募勇，亦形同虚设，“十万长城”竟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再看防守上的硬件设施。西摩在占领广州炮台时，对炮台进行了破坏，叶名琛收复后本应加以修复，并添置新的重炮，但从文件上看，这些都没有做，显然也只能归结到两个字：没钱。

现在的叶名琛，情况比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之前还要差上很多倍，不仅严重缺血，还缺乏补血能力。当时全国的聚焦点都集中在沿长江的各大战场，其他省既无能力也无可能对广东实施援助，只能听任它自生自灭。

包令看过文件后心花怒放。叶名琛原来如此脆弱，瞧这情形，只要英军增援部队一到达，广州连一天都守不住。

不过在吃够叶名琛抄袭香港后路的亏后，包令已不敢轻易动用驻港兵力去打广州，但在援兵到达之前，不做点什么，他又不甘心。

叶名琛会打超限战，我也会啊。包令没法煽动中国人去暗杀中国人，他就花钱印了两千多本宣传小册子，极力抹黑对手，并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叶名琛。

由于叶名琛也针锋相对，组织了反宣传战，包令的宣传战在当时收效并不大，但在广州陷落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却对叶名琛的个人声誉造成了很大打击。

1857年7月，额尔金抵达香港，屁股后面还跟着一千五百名英军以及各式舰艇。

额尔金是个自大狂，看不起他所遇到的几乎每一个人，他不但不信任包令，连海军少将西摩在他眼里也是一个“十足的流口水的呆子”。

倒是对叶名琛这个未来的对手，额尔金不敢忽视。在从伦敦出发前，他就翻看了中英前期的交战记录，对广州的防守能力暗暗吃惊，不得不承认“自争端开始以来，由于低估了敌人的抵抗能力，我们犯了许多严重错误”。

因为这些“严重错误”，包令从天堂掉进了地狱，西摩也成了“呆子”，他额尔金可不想一上来就惹这个晦气，既然广州比较麻烦，不如直接率兵去北京。

见额尔金要绕着走，包令急了，赶紧拿出抢到的军事文件，极力劝说额尔金先拿下广州，再去北京。额尔金看过文件后，也立刻意识到广州城防已今非昔比，看来这个便宜不占白不占，那就先打广州吧。

正值摩拳擦掌之际，忽然传来消息，印度爆发了士兵起义。如此一来，不仅本应前来增援的印度土著士兵无法及时到达，额尔金还得亲自率兵过去镇压。

这一偶发事件，却让叶名琛出现了敌情判断上的失误。

叶名琛组建的谍报网并没有先进的传媒或通信工具，对西方世界的知识亦了解有限。同时随着双方的谍战与超限战愈演愈烈，包令也变得越来越老练，对机密情报的防备尤其严密，而香港报纸是给港人看的，一般只刊登驻港英军的消息，关于英国及印度政府的，大多语焉不详。

探子们只能通过民间转述的方式，去采集来自国外的各种信息。问题是民间转述这东西往往最容易失真。叶名琛虽有很多种情报渠道和来源，但最后归拢在一起，有时竟然就是以伪证伪，全部都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比如，克里米亚战争，明明是俄国人输了，英法赢了，叶名琛得到的情报却是俄国人赢了，英法为此还付出了高达七百多万的巨额赔款。更有人说，英国人那么固执地要进广州城，就是为了在广州收税，以便支付赔款。

额尔金到印度去镇压起义，这个重要情报叶名琛得到了，而且准确无误，因为香港布满他的探子，连额尔金何时到港，何时赴印度，都能侦察得到。可是额尔金到印度后怎么样，没有人能够跟去印度，所以对那里的情况并不清楚。

叶名琛得到的，其实都是各种道听途说，而且相当一致，说英军在印度损兵折将，人力财力消耗一空，根本无力再发动新的战争。

退一步讲，就算情报是准确的，叶名琛不出现判断失误，他又能怎样呢？

被英军所截获的军事文件中所透露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两广总督如今的处境比这还要不堪。

最后一次占卜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以来，仅为了与英军作战，就花去了五十多万两军费，到1857年1月底，广州财政已不足两万两白银。更要命的是，还有出无进，眼睁睁地看着钱袋子一点点瘪下去。

2月15日，在广州政府的档案中，明确记录叶名琛进行了一次占卜。档案上记载的叶名琛占卜，并不是很多，大概一年也就一两次，而且全都是公事，没有私事，他所要占卜的对象也非常具体，比如，何时进兵有利，何时能平定“贼匪”。自然，这些战争最后都打赢了，也就是说，它们都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当时颇有鼓舞军心的作用。

唯有这一次，占卜的内容有些不一样，是“占天下大势何时清靖”。这是叶名琛最后一次占卜。如同当年林则徐赴广西路上的夜观天象，在自身虚弱不堪的同时，他们都只能仰首向天，在虚无缥缈的星空中寻找一点对于未来的寄托。

档案上没有记录此次占卜的结果，但显然，叶名琛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7月，在额尔金到任之前，叶名琛曾特地委派两名官员赴港，以便找包令洽谈和局，那时他还不知道包令已被免去驻华公使一职，没资格代表英国谈判了。

这次赴港自然只能碰一鼻子灰。其实就算包令不被免职，以他那种气急败坏的架势，加上又窥测到了中方的虚实，也不会再同你进行什么和谈了。

接着，额尔金到任。叶名琛闻讯，又试图和解，可是仍然吃了闭门羹。

这个时候，英军打不了战争的“情报”对叶名琛而言，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心理安慰。在财力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他虽不是诸葛亮，但也能演一出空城计。

空城计的成功，缘于司马懿不知道城里无一兵一卒，如果知道了，十个诸葛亮也挡不住魏兵的进攻。额尔金离港赴印度后，被他称作呆子的西摩随即率领新近赴港的舰艇闯入珠江。经过前期大规模的海战，广东水师厉害一些的战船大多已经损失掉了，后期因财政拮据，不仅无法继续添船造炮，连红单船都撤掉了，所以根本无法再与英国海军抗衡。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开始时，叶名琛曾实施过水上游击战，即将广东水师的战船先行暂避到浅水区，英舰都是大块头，开不过去，之后他再乘其不备，杀英军一个措手不及，但英国人吸取了教训，此次赴港的舰艇中特别增加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研制出来的新式武器。

这是一种配备两门重炮的轻型炮艇，名为“小丑”，这种小艇吃水只有一米深，能进入浅水区，这样一来，广东水师在附近就再也待不住了。

珠江被英国海军完全控制和封锁，广州无法再进口大米，继缺钱之后，叶名琛又开始缺粮。

叶名琛要面对的敌人，并不是只有英军。即便在中英大打出手之际，两广的其他地区仍时有洪兵出没，尽管他们已不可能再对广州形成威胁，但洪兵出没的地方，往往都是粮食产区，只要他们占据哪里，哪里就别想收到粮食。

为了保证广州的粮食供应，叶名琛只有再出下策，从驻守广州的绿营和八旗中抽调部分兵力，出城用以控制粮食产区。

叶名琛越来越弱，对手却越来越强。1857年9月底，额尔金返回香港，此时他的部队仍在印度作战，但英法已经达成了联合作战的协议。

法国出兵的理由，是早先潜入广西传教的一个法国传教士马神父被当地官府给处决了，史称马神父事件。按照中法黄埔条约，法国人传教只能限于通商口岸，所以马神父的传教行为并不合法，但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传个教而已，政府收掉摊子，予以取缔也就可以了，应该罪不至死。

也就是说，在马神父事件上，中法双方其实都有责任，法国是越了界，中国是过了火，而且马神父事件其实还在“亚罗”号事件之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法双方都只是停留在口舌之争上。

法国这个时候跳出来操刀弄枪，是因为当时正处于第二帝国时期，执政的拿破仑三世好远略，急欲在海外“建功”，以博得法国人的拥护，于是他便借口马神父事件，断然与英国结成了对华作战的同盟。

10月15日，法国全权公使葛罗男爵抵达香港，与额尔金一起制订了攻占广州的军事计划。不过在联军全部得以集结之前，英法对这一计划高度保密，香港甚至一度盛传，额尔金有意和平解决与中国的争端。

11月，英国基本控制住了印度局势，兵力可转用于中国。先后集结于香港的英法联军，仅英军一方，海陆军就超过了一万人。

一切已准备齐全，额尔金要动手了。

怎奈诸君壁上看

1857年12月12日，叶名琛突然接到额尔金发来的通牒。

这是一份没有任何预兆的最后通牒，上面要求叶名琛让出广州城及沿江的所有炮台。叶名琛当然不能同意，要不然就等于举手投降了，但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确切地说，只有三天。

12月15日，英法联军向广州炮台发起进攻。这些可怜的炮台大多徒有虚名，不过靠残存小炮苟延残喘而已，在英法联军的进攻下迅速沦陷，有的炮台官兵知道抵抗无益，索性将炮埋起来，以免落入敌手，然后大家各奔东西，四散逃命。

攻下炮台后，额尔金并没有马上进攻广州。因为他注意到，虽然短时间内，叶名琛无法将出城控制产粮区的官兵抽调回来，但广州城仍有相当数量的部队驻守。

广州城内的兵勇已有所增加，增加出来的是募勇，叶名琛此前已经把财政里剩下的最后一点钱拿出来，全部用于招收募勇，以补充防守兵力的不足。

额尔金担心硬攻会出现过多伤亡，决定先用英舰对广州进行炮击，探探路再说。

英法联军动用舰艇上的两百多门火炮，对广州进行了连续炮轰，一时间弹如雨下，然而不管怎么轰，广州城上都没有一炮用以还击，与战争初期截然不同。

联军开始实施炮击时，叶名琛正在校场，就像战争刚开始时那样，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当第一排炮弹打入城内，爆炸声撼动全场，部属人人变色，叶名琛仍神色坦然，且面带微笑。

可是他心里其实很明白，这次广州城真的危险了——不还击，不是不想还击，而是城里没有大炮和炮弹。

由于得不到补充，守军只能从军火库里把陈旧的鸟枪、大刀、长矛都倒腾出来，连沙灰、瓦片和石头都成了作战武器。

两个星期后，额尔金认为时机到了，遂下达总攻击令。1857年12月28日，英法联军实施登陆，进攻广州，这时广州城才开始组织英勇抵抗。

包令观摩了全部作战过程，他扬扬得意地说叶名琛是在以“野蛮时代的兵器”对抗英法联军，其结果如何，是毫无疑问的。

结果的确只有一个，然而过程亦称壮烈，许多中国官兵浴血奋战，英法联军伤亡达一百一十一人（也有学术资料认为应是一百二十八人）。

守军应该可以打得更好，但是关键时候，叶名琛身边缺少如沈棣辉一般的得力将佐，扯后腿的货色倒是有好几个。

广东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本该全力协助叶名琛，但在广州失陷之前，二人就早早地做了软骨头。他们暗中派人与西摩联络，表示愿意上折弹劾叶名琛，并将奏折草稿先行给英国人过了目。

叶名琛虽不知道这两个家伙如此下作，然而他对自己孤身迎敌的处境已非常清楚，后来曾用一首诗来追忆这段经历：“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看。”

“范”指的是北宋的范仲淹。这位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臣，文武兼备，曾是北宋时期的边塞一柱，西夏军队对之最为惧怕，因此才有“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说法。

叶名琛的悲凉和无奈可以从诗中一览无余：即便有范仲淹那样的杰出人才穿越过来，看到这么多人都在旁边当闲客，他也只能束手无策吧。

12月29日，抵抗终于失败，广州失陷了。

当英法联军攻城时，城头上根本看不到穆克德讷的影子，联军入城后，这位将军不是组织抵抗，而是张皇鼠窜，从一个房间逃到另一个房间，最后被法国兵从柜子里给拖了出来。

包令对叶名琛恨之入骨，非擒之或杀之才能后快，他最担心的就是叶名琛会效仿两个软骨头出逃或藏匿。

事实上，叶名琛可以逃走的借口和机会太多了，因为他是一把手，广州城内没有人能制约他。比如，他可以将广州防务扔给下属，然后出巡省内各地，又或者想再跑远一点的话，还可以率兵去广西作战，反正那里有的是洪兵给他“剿”。

叶名琛不是不知道形势有多么危迫，此前他已将家眷送出广州，但他本人始终没离开过广州城半步。

在联军正式向广州城发起进攻时，密集的炮弹像雨点一样落进督署。随从吓得到处乱跑，叶名琛端坐议事厅内，镇静地处理着文件，并且还不忘安慰旁人：“不要怕，炮弹都是一阵子的，过去就好了。”

城陷后，叶名琛仍有逃离的充足时间，家丁也劝其离开，但他却不为所动。

六不

1858年1月5日，闯入广州各衙门的英国兵发现了叶名琛。巴夏礼随后气势汹汹地赶来，要将他押往联军司令部。

叶名琛冷冷地看了巴夏礼一眼：“你是什么人，竟敢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

巴夏礼见识过柏贵的窝囊，看到过穆克德讷的猥琐，绝想不到叶名琛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如此傲气，他这才意识到，对方纵然被俘，但仍是一个他毕生都无法企及的上层人物。

显然，拖或者揪都不行，只能用“请”。被“请”进联军司令部的叶名琛，身穿朝服，顶戴花翎，进门之后即端坐太师椅。被俘的中方官员们见到叶名琛后，全部侍立两旁，仿佛他们仍在堂上议事一样。

高贵的人永远高贵。在洋人面前，叶名琛始终保持着必要的威仪和风度，看上去，他不是阶下囚，倒更像是出面接见外交官的主人。一家香港报纸因此评论说，叶名琛在广东拥有巨大威望，广州人一直为有这样一个勇敢、果断的父母官而骄傲，就算他被俘，老百姓以后也一定会想念他。

有这样的人存在，对联军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接下来他们还面临着如何长期占领广州这个难题，若是广州人老想着叶名琛，那岂不是要了命。

报纸是英国人办的，自然是帮着英国人说话，所以在报纸的末尾，还给联军献上了一计：“必须把叶名琛的名声搞臭！”

实际上联军早就这么干了。

包令在前面发动的一系列宣传战，目的就是要诋毁叶名琛，此后关于叶名琛的流言就不绝于耳，流传很广的“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所谓“六不”，就来源于英国人的策划。

细细推敲硬安在叶名琛身上的这“六不”，真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要不是叶名琛的既战又守，驻港英军怎么可能自觉自愿地退回香港，英法联军又要大动干戈？叶名琛是一直想谈和的，即便在战争爆发后，也多次派人找包令和额尔金，试图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只是他们置之不理罢了。

从战争中的表现来看，叶名琛并非怕死懦弱之人，也从没想到要找借口脱身，他的“不走”和“不死”另有考虑。至于不降，难道反击侵略，誓死守城还成了罪过？

额尔金和包令等人挖空心思，除了大打宣传牌，极尽抹黑之能事外，还通过叶名琛身边的软蛋来断他的后路。

1858年1月7日，被俘的柏贵和穆克德讷串联了一些其他官员，联名给咸丰上奏，除报告广州失陷外，还在皇帝面前落井下石，告了叶名琛的黑状，说他刚愎自用，办事糊涂，反正是把什么责任都推给了自己的上司。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一般朝野舆论都认为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误国秦桧”的过错，在人们看来，如果林则徐当时不被撤换，鸦片战争一定不会战败。咸丰接受了这一观念，他重用徐广缙、叶名琛，就是为了改变“抚夷”的外交政策，而徐、叶在广州采取强硬态度，坚决不让英国人入城，所体现的也正是他的意图。

可惜皇帝给臣下打分，历来都不会只看重过程。咸丰早已被内乱搞得精疲力竭，一听到洋人真的动了刀兵，而且还攻下了广州，整个脑袋都炸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指望他反思自己，想想谁是既定政策的号召者和支持者吗？

咸丰当即下旨申斥叶名琛，说他“刚愎自用，办理乖谬，大负责任”，着即革职，以柏贵代之。

对这些，叶名琛并不知道，在被押上“无畏号”军舰后，他还问船员：“额尔金在哪里？我要会见他。”

英国人这才知道，原来叶名琛一直留在广州城内不走，是为了与额尔金见面，以便通过最后的外交努力来挽救危局。

额尔金以前不会，现在更不会与中方进行谈判，叶名琛的希望落空了。

这时一位随员指了指海水，向叶名琛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建议他投海自尽，以全名节。

如果随员对叶名琛的个性和品德不是充分了解，也不会做出这一举动——投海自尽要是好玩，你自己为什么不试一试？

出乎意料的是，叶名琛没有走这条路，他选择了继续活下去。

阶下囚

在广州政府之前发表的一篇檄文中，一再强调英法联军在广州待不长久，而这篇檄文正是出于叶名琛的授意。

短时间内守不住广州，并不等于无法收复，关键还在于时间。叶名琛的策略是发动民众，实施持久战，一天赶他不走，就一年，一年不行，两年三年，两年三年再不济，哪怕是五年甚至于十年二十年都在所不惜，“务使根株悉拔而后已”，不把侵略者全部赶跑决不罢休。

只要叶名琛活着在广州待上一天，对广东民众而言，就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凝聚力，这一点令英国人十分害怕。

额尔金着急忙慌地要在广州成立傀儡政府，以便恢复秩序，防止周围民众对英军士兵发动袭击，但在与巴夏礼等人进行讨论时，许多人都提到了叶名琛的潜在威胁，认为此人在广州深得人心，有非常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巴夏礼和叶名琛打过交道，对广州民情也比其他人更为了解，他声称叶名琛在广州一日，就会造成当地人心不稳，给“重新恢复秩序和信心”带来极大困难。

听了众人的话后，额尔金心有余悸，也觉得不宜把叶名琛再放在广州乃至中国大陆，而应囚押于海外。

在囚押的具体地点上，凡是有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全给额尔金否定了，包括香港及其他海峡殖民地，就怕叶名琛在当地起到一呼百应的作用。

最后，额尔金选中了加尔各答。这是印度的一座港口城市，没什么华人，应该比较保险。

临时囚押叶名琛的“无畏”号一度停泊在香港，包令闻知消息，立即登舰与叶名琛见面。叶名琛对这次见面并不反感，他早就说过，他愿意与包令和额尔金进行谈判，在除广州城外的任何一个地方。

然而包令并不是来谈判的，他想请叶名琛给他题字。叶名琛拒绝了，他知道包令是什么身份，自己的题字很可能被其用来大做文章——哪怕已为阶下囚，包令终究也没能从老对手身上赚取到什么额外便宜。

在英国社会，因为巴麦尊等人的恶意丑化，叶名琛早就被抹黑得不成样子了。一些可能根本就没见过叶名琛的人，凭着想象任意勾勒着这位中国囚犯的形象，有人还在私人日记中称叶名琛是个“懦弱的无赖”，并煞有介事地说当他扶着叶名琛走上“无畏号”时，叶名琛曾害怕到全身每个关节都在发抖。

然而很多史料都证明，叶名琛其实是一个心胸豁达的人，他对自身的不幸处境毫不介怀。在“无畏”号驶离香港，前往加尔各答之前，叶名琛在这座小小的军舰里已经待了长达一个多月时间，不仅活动空间受到限制，精神上也备受折磨，但他的一举一动始终大方得体。偶尔有人登舰，包括宿敌包令在内，只要对方向叶名琛脱帽致礼，他也一定会欠身还礼，显示出一个东方绅士所特有的庄重和高贵。

军舰上的英国军官，纵使以前有人听过关于叶名琛的种种不利传闻，真正与他本人发生接触后，也无不对之敬重有加。

时光倒转。五百多年前，在珠江口外的零丁洋海面上，有一个人也正被关押在敌船内不得自由。大海迷茫一片，凄风苦雨里，此人吟出的诗句却句句震撼人心：“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这个人就是名垂史册的文天祥。

文天祥是南宋时的右丞相，叶名琛位居体仁阁大学士，一般人亦称其为“叶相”。如今，一个文相，一个叶相，两个沦为阶下囚的末代丞相正处于同样的境遇之中。

真实的历史往往比舞台的演绎更为残酷，站在与前辈差不多的地点，叶名琛感慨系之：“零丁洋泊叹无家！”对他们而言，个人命运已无所谓，只有身后故国山河的飘零破碎，才会让他们感到一阵阵惶恐心惊。

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死很容易，只是眼睛一闭的事，但是在这之前，叶名琛还有自己的计划。

1858年2月23日，“无畏”号驶离香港，前往加尔各答。叶名琛时年已经五十一岁，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海。在如此漫长的航程中，剧烈晕船加上南洋酷热的天气，对于一个知天命的老人而言，无疑是一种痛苦的煎熬，那种感觉甚至于比死更难受。

从关押叶名琛的船舱里，时时传来一阵阵呻吟声，用旁观者的话来形容，就好像是被埋在活火山下的巨人在挣扎，“这位总督像是要把两广都吐出来似的”。

然而一旦走出船舱，除了脸色有异外，叶名琛不会在洋人面前叫一声苦。不仅如此，当配给他的英国翻译阿查礼病倒时，他还时时挂念其病情，经常到阿查礼的舱房去探视。

一个人对痛苦的忍耐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英国人算是领教了，他们不得不承认叶名琛“确有大丈夫的气概”，在这位死敌身上，完全体现出了“中国人的勇气和坚韧”。

海上苏武

在前往加尔各答的途中，叶名琛还有很多反常的举动。表面上，他对所过之地很是漠然，有人要送来一把椅子，以便让他坐在甲板上看看风景，都给他谢绝了。此后，只要船舱里有洋人在，他绝不会向舷窗外看上一眼。

可是当孤身独处时，却又是另一番场景。这个时候，叶名琛会特意坐到船尾的舷窗边上，对沿途进行认真观察。

这正是叶名琛计划的一部分。暂停香港期间，每天都有洋人慕名而来，向叶名琛索求字画。除了将包令拒之门外，叶名琛对其他洋人的要求都尽可能予以满足，因随员劝其不可在书画上自署姓名，他便在落款上题了“海上苏武”四字。

等到离开香港，叶名琛被告知此行将去英国——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说的英国其实是指印度，但他误以为是去英国本土。

叶名琛相信，去英国后他可以见到英国女王，到时他就可以像苏武一样，以使臣而不单单是囚徒的身份，当着面质问她，为什么两国已经订好和约（指《南京条约》），还要无端起衅，这样或许还能用言辞打动对方，以制止战争的继续蔓延。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母国实在应付不了这场战争。

作为计划的唯一执行者，叶名琛认为自己是带着使命出发的，所以他才会无畏无惧，也才能忍受一切比死亡更可怕的痛苦和屈辱。

他在船上的种种奇怪举动，其实也很好解释。他是要在保持“使臣”尊严的同时，尽量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以及风土人情，以便在交涉时能够掌握主动。

1858年3月12日，“无畏”号抵达加尔各答，第二天，叶名琛离舰登岸。

这一天叶名琛依旧官服整齐，在穿戴行止上不肯有一丝马虎。当他走上甲板时，还不忘向船上的人们鞠躬致谢，然后才坐上前来接他登岸的驳艇。

在加尔各答，叶名琛被关在了威廉炮台。他的到来，一时轰动当地，居住此处的英国人纷至沓来，争着要访问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东方大吏。

除了接待访客，叶名琛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阅读加尔各答出版的一份英文报纸。这份英文报纸与港版报纸不同，对英国国内政坛的情况介绍得较为详细，有时还会登载英国议会辩论的消息，这引起了叶名琛的极大兴趣。

叶名琛不识英文，当然无法直接阅读，需要通过阿查礼翻译才行。阿查礼是一个年轻的英国小伙子，喜欢到处乱跑，要他耐下性子来读几个小时的报，也是件不容易做到的事。叶名琛深知这一点，所以尽可能在其他方面照顾这位小老弟。比如，英方给叶名琛租用了一辆马车，叶名琛自己从来不用，都交给阿查礼去以车当步，以至于这辆马车几乎成了阿查礼的“专车”。

阿查礼有时拿着报纸一翻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不明白，在他看来味同嚼蜡的信息，为什么叶名琛会听得那么聚精会神。他问叶名琛，要不要停下来歇一会儿。

叶名琛摇摇头：“不，你接着讲下去，报纸上的这些东西，比我以前从香港了解到的，要清楚得多。”

慢慢积累下来，叶名琛对英国政治内幕有了进一步了解，知道了在英国国内，直接主导这场战争的其实是巴麦尊首相和他的内阁，而并非英国女王，他甚至对英国宪法也有了一些朦胧的认识。

原来，在那个遥远的国家，宪法是如此神圣，人们可以根据宪法来罢免首相及其内阁。知晓这个关节后，叶名琛就像一个普通的英国选民一样，恨不得马上用选票将好战的巴麦尊首相给选下去。

有一天，阿查礼读到一则新闻，上面说巴麦尊下台了，德比勋爵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将着手组建新内阁。叶名琛听后十分高兴。

这则新闻还说，德比和巴麦尊不一样，他主张迅速同中国议和。当阿查礼读到此处的时候，叶名琛已经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看来，战争中止有望，他这个“海上苏武”又有了盼头。

唐僧肉

叶名琛的希望很快就落空了，德比上台后，其对华政策与前任政府毫无二致。

这就是西方政党的特性。此前德比所谓的对华议和，不过是保守党与巴麦尊争斗的一种政治策略，一旦成功执政，并且看到可以从古老中国身上获取利益，哪有收兵之理。

另外，赴英交涉也变得遥遥无期，“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叶名琛终于明白，此生再不可能去英国，他将被长期囚禁在加尔各答。

有一天，他对身边的中国随从说：“我出国之前早就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之所以一直忍辱不死，是因为我的生命对国家还有点用，能够像苏武那样出使异邦，解除故国危难，可是现在却被长期淹留此处，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加尔各答，叶名琛吃的都是他从国内带来的粮食。这些粮食再多也有限，眼看快要吃完了，厨师想从当地购买，却遭到了他的断然拒绝。

叶名琛表示他不会再吃一点东西：“正好所带的粮食用完了，我也无颜再食外国之物。”

叶名琛选定了新的人生坐标——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耻食周粟，最终饿死在山上。中国历代对这两位贤士都有着极高评价，其影响甚至远及整个东南亚各国，据说就连日本武士剖腹自杀的行为都与此有关。有些人会说伯夷、叔齐迂腐，但这些人忘记了，所谓道德的至高境界，原本就无法用世俗的价值进行衡量。

看守叶名琛的英国人着急起来，他们虽然不懂什么伯夷、叔齐，但知道叶名琛显然是在绝食，因此专门派阿查礼送来食物。

叶名琛置之不理，直奔其坐标而去，1859年4月9日，他在加尔各答去世。

没有任何病痛，叶名琛是饿死的。临死之前，这位曾经声名显赫的东方大吏对随从说：“我死不瞑目……”

在西方，第二次鸦片战争也被称为修约战争。一般而言，只有商约才涉及修改，政治条约是不能随便加以改动的，《中英南京条约》属于政治条约，也就是所谓的“万年和约”，《虎门条约》虽是商约，但条款上并没有修改年限。

英国从美国的条约上找到了借口。中美《望厦条约》上有一个条款，规定中美双方须定期派代表修订商约。英国便引用最惠国待遇，与美、法联合向中方提出了修约要求。

就《望厦条约》相关条款的原意而言，所谓修约也不过是修改过时的税则。英法美最初提出修约的理由是，原通商章程规定了值百抽五的税率，但这是按鸦片战争前的货价所定，以后货价降低，五口货物滞销，商人利润没那么多了，自然税率也应进行调整。

理由只是理由，实际上英国人的野心远不只于此。就在英法决定实施联合作战前，英国使者曾乘军舰到天津大沽口外，与天津官员见面商谈修约事宜，就在这次商谈过程中，英使提出了十八条要求，其中除广州入城外，还包括驻公使于北京、开天津为商港、鸦片弛禁等，几乎全部超出了原定修订内容和范围。对于这样的要求，清政府自然不能答应，当时就逐条予以了否决。

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不久便兵临大沽口外，在提出赔偿军费的同时，继续强迫清政府接受他们的条件。

中国成了唐僧肉，哪个妖怪看到了都想上来啃一口，大沽口外共停泊了英舰十余艘、法舰六艘、美舰三艘、俄舰一艘——仗着有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的条款，嗅觉灵敏的美国人自然不遑多让，就连刚刚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狠狠揍过的俄国也厚着脸皮凑了过来。

这已是大沽口第二次面临强敌威胁，第一次还是在鸦片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在五千多年的中国文明史里，类似的海上威胁基本上不存在，大沽的作用，只不过类似于原先的虎门炮台，对付一下海盗而已，更何况，哪一股海盗会吃了熊心豹子胆，非跑到京师门口来打劫？

经年累月不打仗的结果，导致大沽在海防上已形同虚设。在鸦片战争之前，大沽南北岸的炮台，全部加起来一共才两座，而且从上到下全是砖砌的，时间一长，早就风吹雨淋得不像个样子了。

炮的境遇跟炮台类似，无论放在炮台上的，还是收在军火库里的，都已锈蚀，支撑火炮的炮架、炮车因为是木质结构，更是破烂不堪。

当年直隶总督琦善对道光说没有做好防守准备，可不是随口说说的，大沽炮台打打海盗这样的小蟊贼或许还凑合，若与世界第一流的海军舰队相抗，就差得太远了。

在用琦善将英军舰队骗回广州后，道光赶紧对大沽炮台进行重建，负责经办此事的是继任直隶总督讷尔经额。

不给也得给

讷尔经额将炮台由两座增加到四座（一座旧炮台废弃不用），同时督造了一批重炮。第一年造了二十门铜炮，最小的五千斤，最大的七千斤，还觉得分量不够，第二年又造八门万斤铜炮，在当时中国所能铸造的火炮中，这些重炮都属于顶尖产品。除此之外，讷尔经额还陆续从直隶京师调来其他大小铜铁炮，使大沽口的火炮总数达到了三百多门。

伴随着炮台的重建，大沽炮台的驻军也得到空前增强。在鸦片战争期间，尤其是吴淞失陷后，道光向天津的海防重地大举调兵，驻守大沽炮台的兵力从原来的两百人巨增到三千人，这还不包括后防应援部队。战后当然不可能驻扎这么多人，但也常年保持在一千六百人的驻军规模。

鸦片战争前，大沽并非海防重镇，但是经过这次大规模建设，它已上升为北方最强大的海防基地，可以与广州的虎门炮台相提并论了。

尽管大沽海防得到增强，但面对英法联军的威慑，包括皇帝在内，朝中仍然没有人敢拍着胸脯担保其固若金汤。

在没即位或刚刚登基时，咸丰多多少少也是个愤青，这从他对待穆彰阿、耆英以及林则徐的不同态度上就可见一斑，然而在经历过这么多的挫折之后，他已经变得务实和清醒了许多。

如同广州的叶名琛一样，咸丰也知道在内患已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不能轻易冒跟外国开战的风险，而且他还必须考虑到，自太平军占领南京后，运河漕运已被截断，江浙两省的漕粮都只能转为海运，即从上海出发，经大沽运入京津。一旦大沽陷落，京津将连粮食都无法保障。

咸丰如今的首选只能是“柔远之方，羁縻之计”，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怎么把洋人给哄住，能不打他是决不想打的，至少不能由己方第一个出手。

获知英法联军兵发大沽口，咸丰急忙派户部侍郎崇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乌尔棍泰驰赴天津，协同直隶总督谭廷襄与各国进行谈判。

英国听说来的是部省级官员，便以谈判代表非相臣，不足当全权之任为由，概辞不见。法国看英国的脸色行事，英国不谈，也不愿谈。只有美俄本来是捡便宜来的，抱着能捡多少是多少的心态，还肯与中方往来。

实际上英法自发动战争以来，所遵循的一直是英国首相巴麦尊的指示，即“不但要让中国人看到棍棒，还得使他们体会到棍棒打在肩上的那种感觉”。攻陷广州更使英法从中尝到了甜头，这两伙人如今早就不是与你商谈的口气了，是你给得给，不给也得给！

英法随时可能攻占大沽，咸丰对此并不是没有防备，他一边派官员赴津谈判，一边也调去了援军。天津守军由此增至九千人，直接参与大沽口炮台防守的则接近两千人，与此同时，咸丰还授命谭廷襄严加防范。

谭廷襄能做到直隶总督，无疑是文臣中的佼佼者，但他的缺点也和前任讷尔经额类似，没有打过仗，缺乏必要的军事经验，对什么时候可以开炮心里都没有数，还得请示咸丰。

谭廷襄起初以为既有如此多的兵勇和重炮，大沽还怕守不住吗？咸丰为此专门发出警告，要他不得逞强先启兵端，只有英法联军先开了火，这边才可以进行还击，总之，“衅端勿自我开”。

常言说得好，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咸丰君臣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但从大沽口的独特地形来看，他们确有进行自卫反击的条件。

大沽的内河是海河（又称沽河），在其出海口有一道拦江沙，系上游泥沙淤积而成，为所有船只进入海河的必经之地。不涨潮时，拦江沙水面深度不足一米，涨潮时虽近三米，但涨潮的时间很短，一会儿就过去了。

联军的大型舰艇无法通过拦江沙，非得用小舢板才能进入大沽口，而在海河之上，用重炮打击小舢板，这肯定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而且时间上也完全来得及。

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军队两个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

大沽乃平津门户，怎么可能说交就交？两个小时后，在要求未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早已准备就绪的英法联军正式向大沽发起进攻，此役共投入二十六艘舰艇，参加登陆战的英法官兵总计有一千一百七十八人。

武器制胜

英法进攻大沽乃是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

当英法美俄四国使者投递照会时，谭廷襄曾派遣武官驾小舟为他们做向导。英法自此便以汽艇和小舢板探水，对如何突破拦江沙进行研究。谭廷襄没有在军营待过，不知道其中的奥妙，既不禁止，也未加以必要的防范。

英法联军很快就在熟悉地形的基础上，找到了突破之法。谭廷襄以为联军过拦江沙必须换小舢板，没想到他们乘坐的是一种浅水炮艇，乃在广州试过身手的“小丑”炮艇的升级版。这种炮艇不用风帆，用蒸汽动力，所以多浅的内河都能应付，而且所装重炮也由两门增加到了三门至六门，火力更加强劲。

中国军队只盯着大型舰艇，没留意浅水炮艇已越过拦江沙进入海河。之后，谭廷襄仍依照咸丰的指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联军炮艇丝毫不管这一套。他们早在探水过程中，就已通过望远镜观察，弄清了大沽炮台的虚实。实战中，一排炮弹甩过来，便把大沽炮台给轰塌了小半边，炮墙无不破裂。

谭廷襄急忙下令迎击，守军非常英勇，炮台上的一个炮手倒下后，立即有新的炮手上去接替，仅仅一门火炮，就有多达二十九名炮手战死在岗位上。

但这个时候光勇敢没有用，火炮的优劣与否才是关键。

假如现在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巨无霸”火炮对来敌还是很有威胁的，只可惜十多年过去，英法在武器上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两个欧洲国家能够战胜俄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武器制胜：俄军用木制帆舰，英法联军用蒸汽铁舰，谁更吃得消炮打，一看便知。

当炮台上的炮弹打到炮艇甲板上时，不过是炸出一两个孔洞，远远达不到将其击沉的目的。炮艇就不一样了，它两面齐放，打得又准又狠，让你躲都没地方躲。

到当天中午，南北岸的四座炮台摧毁的摧毁，失守的失守，炮台指挥官也有多人阵亡，英法联军成功登陆。

英法联军登陆后，对战争胜负起决定性的因素也仍是技术优势，这同样可参照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场面：俄军用滑膛枪炮，没有膛线，命中率很低，英法联军已经装备了线膛枪炮，一打一个准儿。

论工艺质量，中国军队的枪炮尚不及俄国枪炮的一个零头，连英法联军的军医都知道，中国兵所用的鸟枪杀伤力很小，不仅打不准，往往还无法形成致命伤。这种情况下，仗能打成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在令人惊魂的枪炮攻击下，守军死伤惨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溃退场面，在后督战的谭廷襄虽于阵前连斩两人，但仍无法遏制颓势，只得率残部撤往天津。

大沽口之战（又称第一次大沽口之战），英法联军死伤数为一百零九人，其中因为炮台火药库突然爆炸等原因，法军死伤的比例又较多一些，光军官就死了四人。仅就数字而言，英法联军的伤亡尚比不上第二次广州之战，而后者已经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最后一击了。

中国军队一方，伤亡统计为四百六十一人，官军实力尚存，但士气已遭到极大挫伤。

大沽口失守时，北运漕粮才运了一半，仅靠运进来的这一半粮食，京津一带难以维持。同时，大沽是天津门户，大沽一失，天津极可能不保，而天津又是北京门户，也就是说京城本身亦面临着被攻击的危险。

1858年5月21日，咸丰急忙将僧格林沁调往通州，以防卫北京，他的叔叔、惠亲王绵愉也被搬出来救急，负责主持刚刚成立的五城围防局（清代把京城分为中、东、西、南、北五城）。

五年前，咸丰为了抵御太平军北伐，曾登台拜将做了类似的部署。当时僧格林沁和绵愉不辱使命，一举化解了危机，但这次就不一样了，毕竟英法联军的实力跟太平军不是一个档次，这点常识，咸丰还拎得清。更何况，此时前方刚刚吃了大败仗，士气严重不振，这时候就算把能打仗的僧格林沁请出来，匆促之间，要想靠他来转败为胜也异常困难。

5月26日，英法联军进逼天津，距北京近在咫尺。咸丰迫于形势，只得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天津谈判。

桂良作为大学士，自然符合英国对于谈判代表必须为相的条件，但他和花沙纳都是初次参加对外谈判，外交方面两眼一抹黑。为此，绵愉、大学士彭蕴章等人保荐已革大学士耆英，认为耆英熟悉外交，请咸丰弃瑕录用。

形势比人强

耆英在外交方面其实吃的也是夹生饭，但由于参加过《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所以才有人以为他是行家，也因此耆英在道光晚年颇受重用。

咸丰执政初期，对琦善、伊里布、耆英等所谓的主和派颇有看法，一次召对时便有意在耆英的话中挑刺，传旨训了他一通。耆英一向自我感觉良好，又是先帝老臣，觉得下不来台，便屡屡称病，连朝也不上了。

不久，咸丰终于抓住了耆英的把柄，那就是他与英国人立下的“两年之约”。当时广东方面与朝廷都已被“两年之约”弄得难以收场，咸丰遂写下手诏，说：“耆英在广东压制民众，奉承英夷，随随便便就答应他们入城，几乎造成不测之变。”

他将耆英与穆彰阿并列，说两人都犯下了贻害国家之罪，区别仅在于穆彰阿隐藏得比较深，表面很难看出来，耆英的罪行却是显而易见。

耆英被革去文渊阁大学士，降为部属，不久又补为工部员外郎。就这，还是念及他当年立“两年之约”毕竟也是为形势所迫，所以予以从宽处理的结果。

耆英的儿子庆锡在绿营当总兵，太平军实行北伐后，庆锡便奏请父子同赴军前。咸丰正在用人之际，就答应了庆锡的请求，命耆英随惠亲王绵愉效力。

耆英父子本来以为可借此咸鱼翻生，不料庆锡自己不争气，犯了向下属借贷之罪——不了解内情的人可能会以为只是借钱而已，怎么会是犯罪呢？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腐败行为，属于明借暗贿，为清代律法所严禁。

儿子东窗事发，遭到大臣的弹劾，耆英自然急着利用老关系为其脱罪。咸丰发现后，干脆将其一抹到底，予以革职圈禁。

咸丰对耆英如此不留情面，是因为他想改变父亲晚年的主抚政策，无奈形势比人强，到头来又不得不重走老路了。绵愉等人保荐耆英，也正是看出了咸丰的这点小心思。

咸丰马上接受了绵愉等人的建议，下诏赏耆英侍郎衔，以方便他赴津谈判，同时在密室里召见耆英，询问其想法。

耆英很清楚，他能否再次获得新君的信任和重用，就看这次机会能不能抓住了，因此在被召见时摆出了一副诚惶诚恐且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样子，说：“当此时势，唯有独任其难！”

确认耆英有此决心后，咸丰给予密旨，让耆英赴津后自行谋划，而不必附和桂良。他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耆英继续扮演鸽派，桂良、花沙纳扮演鹰派，鹰派先在谈判中拒绝英方的某些不合理要求，再由耆英从中转圜，这样就可以起到有进有退、有张有弛的效果了。

咸丰有咸丰的心机，耆英却也有耆英的套路。他从前搞外交的办法，就是对洋人提出的条件随便答应，同时给皇帝打马虎眼，能瞒则瞒，能敷衍则敷衍，等到出了问题，便扔给后任一跑了之。这次他又想故技重施，但始料不及的是，英国人首先不买账了。

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从两广总督衙门的库房中抢夺了一批档案，其中有耆英的奏章。经翻译，英国人发现耆英原来弄虚作假，对于他们先前提的一些条件，明明答应了，却并未向朝廷报告。

当时中国并没有专门的外交机关，西洋各国的一切交涉均由两广总督办理，英方认为耆英必然会将所有交涉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中央，哪里能想到他居然敢这么干。额尔金由此对耆英十分厌恶，得知他又要来天津谈判，根本就不想搭理他。

桂良得知后害怕谈判破裂，便请求召回耆英，但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咸丰仍寄望于他的进退策略能发挥作用，因此不同意召回耆英，同时严令途中的耆英必须尽快赴津。

此时耆英也已了解英方对他的态度，怕去天津后英国人找他算账，竟然不顾朝廷严令，掉转身径直逃往京城。

绵愉既是耆英复出的主要保荐人，又是耆英擅自回京的最早知情者，闻讯大惊。为了避免牵连到自己，在与其他宗室大臣商议后，他赶紧请求咸丰下达命令给僧格林沁，要求将耆英立即正法于军前。

咸丰急盼耆英到津，没想到送来的却是这个消息，不禁大失所望，同时十分恼怒。

耆英被罢官圈禁时，咸丰曾给他下了一个无才无能的评语。耆英当时不服气，回家后手书一联并悬挂于客厅正中：“先皇奖励有为有守，今上申斥无才无能。”

圈禁相当于软禁，时刻有人监视着，咸丰知道后对耆英更加厌恶，只是蓄而未发罢了。

给机会你不要，偏要自己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咸丰不假思索地写下一条上谕：“耆英畏葸无能，大局未定，不候特旨，撤自回京，不但辜负朕恩，又有什么脸面对天下人？”

按照咸丰的命令，僧格林沁派员将耆英锁拿进京，由绵愉等王公大臣会同宗人府、刑部严讯。不久，咸丰即传旨宗人府，赐令耆英自尽。

泣血折

其实就算耆英的把戏不被戳穿，英国人还待见他，他去天津谈判对中方也不会有什么助益——身为文臣的桂良、花沙纳哪里敢扮演什么鹰派，两人都是带着“抚”的想法去天津的，和耆英并无二致，咸丰的所谓进退策略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自说自话。

连天津百姓的胆子都比来自京城的官吏大。五年前，太平军兵抵达天津，那时他们就已见识过大阵仗，敢斗也乐于斗，见四国军舰停泊于海口，一些人甚至想集结盐枭海盗抢劫军舰。桂良一到天津，路边就有许多绅民争相谒见，请求率团练帮助官兵抵抗英法联军。

桂良哪敢碰抵抗二字，急忙用哄骗的办法把这些绅民给打发掉了。

1858年6月15日，桂良、花沙纳分别与四国代表进行正式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仅英国就提出了五十六项要求，是战前所谓修约要求的三倍多，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自由传教、内地通商等一大批新的条款。

桂良当然也想斟酌轻重缓急，能驳的驳，能否的否，可是英国谈判代表、为英法联军充当翻译的李泰国态度异常骄狠，非但不肯留下商量的余地，而且一个字都不让改。

桂良等人在外交方面都是门外汉，身边也没有熟谙世界大势或长于政经商务的人才，导致对所涉条款毫无研究和认识，加上缺乏实力后盾，谈判时的那种窘迫和煎熬之状就别提了。

勉强撑持了二十多天，桂良等人毫无所得。在给朝廷写去的报告中，他们说自己即便谈到舌敝唇焦也无济于事，只好建议对各国提出的条件“姑为应允”，以便能促使英法联军尽快退兵。

报告在朝廷之上也掀起了轩然大波。恭亲王奕訢、僧格林沁等人都递上折子，要求撤回谈判代表，同时调用全国之兵，动用倾国之粮，与英法联军决一死战。这其中又以僧格林沁的态度最为坚决，语气也最为激愤。

以前耆英曾几次当着咸丰的面奏陈英军可畏，应该多与之周旋，也就是委曲求全，被咸丰评价为贪生怕死，只想保住自己的官位。僧格林沁认为桂良等人亦如此，左右都是尸位素餐之辈，谋求议和无非是全身家、保妻子，却忘了要以华夏的社稷和生灵为重，真是可恨可叹可笑可怜。

作为道光临终前指定的顾命大臣，僧格林沁也没给道光、咸丰父子留面子。他说道光生前就是误听谗言，才导致英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哪里料到皇上你又听谗言，以致隐忧社稷，遗祸子孙。皇上你这么做，日后还有什么脸去见先皇呢”？

在折子的最后，僧格林沁用了四个字“泣血上奏”，这就是著名的“泣血折”。

写的人洋洋洒洒，慷慨激昂，全然忘了读的人会是什么心理感受。对咸丰来说，这些文句足以让他五味杂陈，难受到钻心。倘若此折是别人写的，有十颗脑袋也不够摘的，但它出自僧格林沁的手笔，是自家人，对于这位赤胆忠心、曾帮助他挽救国运的表弟，咸丰的感情完全两样。

事实上，咸丰自己也深感四国在天津谈判中的要求严重损害了大清帝国的尊严和利益，“万难允准”。他在桂良等人所上的折子中批道：“览此折不觉愤懑，尤堪痛恨，看来你们此行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谈判结果反而还不如原约（指《南京条约》）了！”

可是不答应又怎么办呢？僧格林沁在“泣血折”中主动要求率军出征，其实即使他不这么说，咸丰也早已倚之为对外的御敌主将，问题是前方刚刚打了败仗，炮台尚未修好，海防还未整顿，怎么跟人家打？

这次第，正如桂良所言，中方处于进既不可战、退又不可守的困境，所谓“天时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除两害相权取其轻外，别无他法。咸丰最终被迫同意桂良等人与四方签约，同时他对僧格林沁和其他主战派的奏折都“留中不发”，当私信自己看看算了，既不公布于众，也不以此定罪。

1858年6月下旬，中国与英法美俄四国在海光寺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就是五十六项要求的照搬，与法国所定条约的内容大同小异。美俄两约虽然有所区别，但根据利益均沾的条款，它们也可同时享有英法条约里的利益，总之一句话，全都赚得盆满钵满，就没有一个不在背后偷偷乐的。

第七章 放手一搏

咸丰正在为吞下《天津条约》的苦果而烦心，本已趋向好转的南方战场又现危机。

1858年8月，太平军攻陷安徽省会庐州（今合肥），继西征之后，皖中再次成为太平军的势力范围，并直接威胁湖北。

指挥这次战役的是陈玉成，他和李秀成同为广西藤县人，两人称得上是后期太平军将领中的“双子星座”。

经历天京事变，太平天国领导层犹如被重新洗了一次牌，老一代战将渐行渐远。应该说，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因为这样一来，青年一辈就有了脱颖而出的机会和条件。

与早期基本由杨秀清一人独揽前线指挥权不同，陈玉成和李秀成从资历到地位都相差不远，所以他们不存在谁指挥谁的问题，而是各有各的作战领域和分工，陈玉成主要负责长江上游战场，李秀成主要负责守卫天京及开拓江南战场。

太平军中有一个很特殊的编制，叫作童子兵，挑选的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儿。这些孩子年纪虽小，作战技艺也不精熟，但打仗却很勇敢，比如在攻打武昌城时，负责充当第一波敢死队的便是童子兵，陈玉成也曾是其中的一员，时年仅十四岁。

很多孩子早早就战死在战场之上，陈玉成是极少数的幸存者之一。他身材不高，两眼下有痣，远远望去就好像有四只眼睛一样，所以对手送给他一个颇为不敬的绰号——“四眼狗”。

东征

你不敬，战场上给你颜色看。从死人堆里一路爬过来，陈玉成可以说是为战争而生，为战争而活，他的世界完全被这两个字所占据和主宰，打仗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对于他来说却不过是一种本能。

安徽曾是石达开的大本营，自石达开出走后，安徽境内的太平军精锐和老兵也被带走大半。这曾让继之而起的陈玉成在兵力上捉襟见肘，但是这一年，安徽爆发的蝗灾帮了他大忙。

随着乌云一样的蝗虫自天际掠过，各地庄稼无不遭到毁灭性摧残，大部分地区颗粒无收，不顾一切的灾民由此会集成了太平军新的兵源，陈玉成麾下兵马很快骤增至数十万人。

只要有兵，陈玉成就能在战场上呼风唤雨，攻克庐州便是明证，而他的横空出世，也预示着太平军的新一代战将已逐渐崭露头角。

在另一头，作为湘军新一代的代表人物，李续宾也正按照胡林翼所制订的东征计划，向皖中大步推进。

咸丰本来计划让李续宾去浙江追击石达开，这也是朝中大多数人的意见，但是从胡林翼到李续宾本人，都认为决战皖中比追击石达开更为重要，如今正可抓住九江克复的机遇再接再厉，不宜轻离安徽战场。

在胡林翼等人的力荐下，咸丰改变主意，把浙江的活派给了曾国藩。

曾国藩回乡奔丧，在程序上没有做到位，等于朝廷还没批准，他就撂挑子跑了，此举在仕林之中颇遭非议和攻击。听到各种风言风语，曾国藩心里当然很不好受，所以在多次接到咸丰让他“夺情”的旨意后，终于还是选择了二次出山。

复出后的曾国藩看到，在他守孝期间，湘军已基本控制住了湖北和江西。在长江上游的省份中，太平军声势较大的，只剩下了安徽一省，一旦湘军再进占安徽，南京不过是孤城一座。

在战略思想上，曾国藩与胡林翼高度一致，都认为安徽得失才是整盘棋局的精髓，谁掌控了它，谁就能决定最终的胜败。

曾国藩人去浙江，心在安徽，事实上，湘军的能战之师也都集中在李续宾营中，这是他和胡林翼共同的希望所在。

攻克九江之后，李续宾曾想找时间回湖南去探望父母，但因为出征皖中，只得暂行搁置。在湖北百官为李续宾及东征军举行饯行仪式上，李续宾忽然握着胡林翼的手说：“我恐怕没有机会再见父母了！”说完便痛哭失声，胡林翼也跟着大哭起来，这一情景几乎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给惊呆了。

这时的李续宾声名正如日中天，自九江一战成名后，他俨然已成为战神级别的人物，因此大家对此次出征普遍抱以乐观态度，现在看到这一将一帅犹如在生离死别，在深感诧异的同时，也多少觉得有些不太吉利。

虽然同样是哭，其实两人哭的意味大有不同。

李续宾是一个非常实诚的人，既然外界给他如此大的荣誉和期望，他就一心想着要予以回报，哪怕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这一去他是打算一战到死的，死他倒不怕，唯有想到可能再无机会赡养父母，则心如刀绞。

胡林翼的哭，正是知道李续宾有这样的性格特点。战场的生存概率不高，一个过勇之将的生存概率更低，他和李续宾名为上下级，其实情同兄弟，听到李续宾说出这样的话，心中肯定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不安。

随李续宾出征的虽为湘军精锐，但人数不多，只有区区八千人。安徽战场的太平军有数十万人，东征军必须要做到以一敌十，甚至是以一敌几十，才有取胜的可能，加上又是孤军深入，即便是在打了无数仗的胡林翼看来，这也是一项非常艰险的任务。

自李续宾走后，每次战前，坐镇湖北的胡林翼都会对李续宾提出告诫，让他宁可慢些，也不得恃勇突进。

李续宾在进兵之初，战事异常顺利，基本上是攻无不克，三四万人屯守的重镇都能被他一击即破，足可用“扫荡”两个字来形容。

不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还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受李秀成之邀，陈玉成已经去了江南。

回马枪

“双子星座”的作战方式，比杨秀清、石达开时代更加灵活高效，两人虽然各有主要作战区域，但又常常应形势的需要实行联合作战。此番合兵一处，就是为了解天京之围。

围攻天京的是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乘着太平天国内部发生内讧，两大营在得到休整的同时，又重新具备了进攻能力，它们进行分工合作：江北大营屯兵浦口，在长江北岸封住天京的供应路线；江南大营在天京周围挖掘深壕，这一深壕长达一百多里，称为“长城”，用以对天京实施长围久困。

主持天京防守的李秀成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据说他只念了两年书，但却熟读过《东周列国志》和《三国演义》。李秀成极重谋略，讲究以智取胜，在他的用兵之法中，也处处可见那些民间军事教科书的烙印。

见形势危迫，李秀成采取了由外向内解困的方式。他首先率部冲出包围圈，在皖苏边境与陈玉成会合，接着以浦口为突破方向，两军联合向江北大营发起进攻。

在江北大营之中，最引人注目的部队是来自东三省的满洲骑兵。在僧格林沁和胜保对付北伐军时，远道而来的满洲骑兵曾一度表现得很丢脸，但经过战场上的反复历练和筛选，能够留下来的已多是能打仗的勇者。

在骑兵再次奉调来到南方后，由于环境与北方有异，一开始很不适应，僧格林沁的部下西凌阿初到湖北时，差不多吃的也是这个亏。不过到这个时候为止，江北大营里的满洲骑兵总体上对南方战场已不陌生。

在长江北岸，太平军对这些汹汹而来的大队骑兵往往都会存有畏惧心理，这使得满洲骑兵又滑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作战时逐渐变得骄矜起来。陈玉成牢牢抓住了对手的这一弱点，他意识到，要攻破江北大营，关键还是要先击溃满洲骑兵。

步兵打骑兵，在一直面临北方游牧民族挑战的中国，曾是一个被长期研究的课题，成功经验可谓不胜枚举，比如，岳飞的大破“拐子马”。

所谓“拐子马”乃是金军的重装甲骑兵部队，三匹马一组，人人都穿着厚厚的铠甲，当他们呼啦啦地冲过来时，由于势大力沉，以步战为主的宋军根本就抵挡不住。

看上去“拐子马”似乎刀枪不入，但岳飞看出，马脚正是其软肋。于是他设计用步兵砍马脚，只要一匹马倒下，另两匹马也就跟着一起遭殃，“拐子马”遂被岳家军所击败。

这些东西都不用到正经的历史书里去找，评书演义里多的是，作为出自民间的军事高手——陈玉成哪儿会不知其详。

在与满洲骑兵对阵时，陈玉成假装不敌，稍微接触便撤军后退。对这种场面，满洲骑兵显然已经司空见惯，他们也像当年的“拐子马”一样，毫无顾忌地在后面猛追。

追着追着，陈玉成预伏的刀牌手突然从路边一跃而起，他们用盾牌护身，刀削马足，骑兵队伍立即乱作一团。

除了刀牌手，陈玉成还有一个绝招，谓之回马枪。回马枪最早指的是他的枪法，后来陈玉成将其融会贯通，移用到了战术之中，而且使起来更加出神入化。在交战时，他往往会在日暮时收队，你以为他回营了，其实不是，他是在杀回马枪——偷偷地截断你的后路。

官军不管是骑兵还是步兵，都最怕被抄袭后路。打个比方，有三万官军在行军，即便他们听到只有三千太平军攻其尾翼，也马上就会慌乱起来，哪个指挥官都压不住阵脚。当初向荣用江南大营将天京团团包围，太平军就是用这招破了他的大营，向荣自己也落得个兵败身死的下场。

在满洲骑兵被“回马枪”先行搅乱之后，陈玉成立刻率太平军主力返身掩杀，通常一个回合便能将对手挑落马下。

骑兵一败，江北大营顿时成了没脚蟹。1858年9月26日，陈玉成和李秀成前后夹攻，一举攻下浦口，并将江北大营予以摧毁，包括满洲骑兵在内，大营所驻的一万多官军损失殆尽。咸丰被迫从此撤销了江北大营，江北官军也改由江南大营统辖。

浦口战役的胜利，使长江上游对天京的供应变得畅通无阻，江南大营好不容易挖出来的“长城”至此成了虚设。与此同时，陈玉成移师江南，也令太平军在安徽战场上缺少了重量级的大将，李续宾进军皖中，才一个多月的时间，便攻克了四座重镇。

知道李续宾来了，庐州附近的残余官军都巴不得这位“战神”早点来救命，李续宾一个月攻四座城，他们都觉得太慢，一个劲儿地给咸丰上折，要求东征军能够加快进度。

于是咸丰发出密诏，催促李续宾进军庐州，十天之内，李续宾竟然收到了七道圣旨。

陷阱

其实这时的东征军自身也已经疲弱不堪。攻的城越多，对李续宾来说就越是负担，因为每占一城，他都得分兵驻守，否则的话，攻城就失去了意义。如此一分，八千人去了三千人，加上连续苦战，得不到休整，东征军已不满五千人，且伤兵满营。

胡林翼的老母正好在这时候病故，胡林翼已扶柩还乡葬母。胡林翼很清楚，庐州集结的都是太平军的精锐部队，假设他仍在主持东征，无论如何不会再让李续宾往前推进。

胡林翼还乡后，其巡抚一职由官文兼代。李续宾打仗吃不吃力，对官文来说无关痛痒，他还巴不得李续宾早点报捷，以便给自己的功劳簿上再添一笔呢。

另外一个能劝止住李续宾的人是曾国藩，然而曾国藩远在东南战场，纵然知道此事，也已鞭长莫及。

李续宾只能靠自己来做出决策了。作为久战之将，他当然明白疲师不能力战这个道理，但咸丰的重托又让他责无旁贷，反复思量之后，他仍下不了决心，于是便请幕僚和部将们前来商议。

幕僚们都说：“我们现在与后援已失去联络，若是继续进军的话，难保不腹背受敌，倒不如赶紧返回，与后续部队会师，等屯足力量后，才有必胜的把握。”

部将中有很多人持相同看法，认为东征军实已成强弩之末，只要被太平军截断粮道，不仅取胜无望，已占领的四座城池也会丢失。

李续宾何尝不知道收起拳头再打去会更有力量，可如此一来，东征岂不变成了东撤？好不容易鼓起来的士气将遭到挫伤不说，也很可能失去最佳的作战机遇——陈玉成不在庐州，眼下正是攻其不备的时候。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此时也正随军参谋，他主张继续前进。有人提到粮道可能被截，他不以为然地说：“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只胜不败，太平军已经丧胆，丧胆之师怎么敢出来堵别人粮道呢？”

曾国华的意见正中李续宾的下怀。退一步说，就算被太平军截了粮道又怎么样，只要正面取得突破，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曾国华不是没有打过仗的白面书生，当初胡林翼派兵援救江西，曾国华即为主帅，他所率的援军也不过四千人，却击败韦昌辉，从而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

想想看，要是那时候曾国华有一丝怯懦，前怕狼后怕虎，湘军还能深入江西吗？打仗，要的就是出奇制胜，李续宾计议已定，他决定两头兼顾，即一边向庐州挺进，一边向后方催要援军。按照他的计算，如果能在太平军的援兵到达之前，迅速攻下庐州，就能大获全胜，即便战事不利，但只要己方援军能及时到达，亦可立于不败之地。

欲攻庐州，必过三河。三河是一座小镇，位于庐州以南约九十里处，太平军在此建立了一座卫城和九座营垒。

太平军有土营作为基础，在营垒构筑上非常讲究。九座营垒大多配备带纵深的障碍区，障碍区先有土墙，继有壕沟，接着再土墙，再壕沟，另外还有木桩及竹签。

这样布置周密的营垒，加上又是凭河设险，自然很难攻破。1858年11月3日，李续宾进攻三河，三河守军早有防备，枪炮齐击，湘军因此伤亡惨重，李续宾只得暂且收兵。

吸取教训，李续宾决定将单向进攻改为三路进攻，以此分散营垒的防守力量，降低攻克的难度。11月7日，他再次发起猛击，当天，三河营垒全部被攻破，太平军被歼和俘七千多人。与此同时，湘军的伤亡累计也逾千人，李续宾手下的能战之兵只剩四千人，与曾国华赴援江西时期的部队一样多了。

对于李续宾而言，三河越来越像是一个诱他入瓮的陷阱，因为陈玉成已经赶到。

早在李续宾对三河发起进攻时，三河守将就向陈玉成发出了告急文书。天京之围既然解除，陈玉成变得一身轻松，他一面请调李秀成赴援，一面率十万太平军先行抵达三河。

陈玉成到达三河后，没有马上与李续宾照面，而是首先驻军于三河以南，以切断湘军退路。他所率的十万人马，又以“三十六路回马枪劲旅”为核心，这三十六路皆为精兵，乃打破江北大营的主力。

在发现陈玉成现身，且拥有如此之强的兵力后，李续宾吃惊不小，其幕僚和部属也不安起来，大家都主张在对方合围之前，赶快撤退，但李续宾却突然产生了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

他原来是要铆足劲收复庐州的，但庐州即便攻下，也还面临着陈玉成的威胁，现在陈玉成率领主力精锐来了，为什么不趁此机会，通过野战将其一举歼灭呢？

换句话说，现在的东征军就是一块磁铁，李续宾要用自己来吸引住陈玉成，然后等外围援军到达后，再对其实施反包围。假如取胜，今后安徽就是湘军的天下，庐州也将成为囊中之物。

包营为营

战场之上，真正的顶尖佳作都是在这种险中求胜、逆境得活的反向思维中取得的，更何况，自接掌湘军指挥大权以来，各种各样的险情和被动局面，李续宾已经见得太多了，以少敌众，以弱胜强，对于他来说已成了家常便饭。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既然大家费了牛劲才能聚到一块儿，那就让我们在三河痛痛快快地打一仗吧！

这是一种高手即将对决前的亢奋和激越，用李续宾的话说，就是敌人“愈多愈佳，将聚而歼之”。他继续屯兵三河，除之前已向官文求援外，又向包括九江在内的周围各路湘军发出了会战调令。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一个星期过去了，李续宾连援军的影子都没能见到。他这才知道，附近靠得近一些的湘军，多为小部队，在要道被陈玉成封住后，根本就过不来。

湖北方面的大部队呢，要知道李续宾很早以前就写信过去了，答案是根本没来。

官文收到李续宾求援的信件后，笑了：“这个李九（李续宾排行第九），入皖以来所向无敌，现在正是他最强的时候，我就不相信还有什么他攻不破的敌军，应该用不着我们再去画蛇添足了吧。”

不是官文故意想给李续宾小鞋穿，是李续宾在众人心目中早就成了战场上的一尊神，加上他在信件中也没有把形势说得有多么困难，导致其他官员得知后，也都认为无须派兵增援。

了解李续宾性格的，只有胡林翼，只有他才知道，这是一个轻易不肯说难字的人，假如李续宾提出要援兵，那一定是非援不可，但是胡林翼恰恰不在。

李续宾等来的不是战机，而是重重危机。同样都是沙场上战神级别的超一流高手，你这边即便稍稍松懈一下，也可能给对手创造必杀的机会，何况耽搁了一周，它足以要了李续宾的命。

太平军在近代军事上有很多新的创造。比如，在此之前，攻一座城往往靠的都是云梯加人海，从春秋战国到清末，五千多年了，一直如此，太平军的“穴地攻城法”可以说是首创，绝对具备申请专利的资格。陈玉成将这种工程兵战术又做了进一步拓展延伸，营垒一词在他手中被用活了。

在传统兵学理论中，营垒通常是跟防御战联系在一起的，“止则为营，行则为阵”，对大军起一个防护作用。可是陈玉成独辟蹊径，将其大量运用于进攻战领域，从到达三河之日起，他就开始反客为主，不断建造营垒，对湘军进行围困。

当李续宾重新正视战场形势时，他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三河地形呈“人”字形状，三面环河，在一时无法攻克三河城的情况下，湘军只有一条长堤可通往后方，而陈玉成一夜之间建起的几十座营垒都集中在这条路上。

李续宾对陈玉成并不陌生，但当亲眼见到这一切时，他也有了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这是能够站在同一水平线的对手，再加上即将赶来增援的李秀成，看来此番真是凶多吉少了。

等待援军已不现实，也就是说，举行反包围的大会战成了泡影，如今只能趁锐气尚在，靠自己的力量冲出包围圈了。

在研究突围方案时，有部将提出，不如在五更天，也就是后半夜启动，但是李续宾考虑到，陈玉成率领的是精锐之卒，加上三河地形复杂，到处都是分汊河港，天黑时看不清道路，此时作战，于己方不利。

突围也是突袭，一旦形成僵持局面，突袭战变成持久战，再想突围就没机会了。倒不如黎明时开战，既看得清楚，同时也能起到突袭效果。

1858年11月14日深夜，李续宾派出两千多生力军，进行十五里强行军，在指定时间内到达前沿，随即发起猛攻。

陈玉成围困的关键要诀还不是围，而是放。事实上，那条长堤是故意留出来的，当湘军试图通过时，周边的所有营垒都会缠住不放，直至将其绞杀在路上。

这就是“包营为营”。在过去的征战中，陈玉成已不止一次实施这种独门绝招，对手一旦被他筑垒包裹，就必然全军覆没，在安徽战场上，很多人都从中尝到过苦头，听到陈玉成的名字，就没有不胆战心惊的。

可是李续宾部队的冲击力之强，绝非一般部队可比，哪怕是“三十六路回马枪劲旅”也多有不及，同时李续宾如此快就决定反守为攻，也超出陈玉成的预计——大多数情况下，守军都是被围得实在受不了，才会寻道突围。

两千多湘军，硬是在阵前打掉了差不多同等数量的太平军，此后他们越战越勇，眼看就可以冲垮太平军的营垒了。事后李秀成以一个军事行家的眼光，点评说如果当时不出现异常情况，陈玉成已必输无疑。

人算不如天算

这个异常情况是作战双方都没有想到的：三河地区忽然起了大雾，“数尺之外，一望茫然”，周围全都变成了盲区。

湘军顿时陷入混乱之中，进攻找不到目标，后退又寻不着归路。突围前，李续宾怕的就是天黑难以辨识，不料避开五更，大雾却还在黎明时分等着他，而如果按照部将的建议去打，倒是很有可能撕开包围圈，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对陈玉成来说，这场神秘的大雾来得正是时候，几乎就是天赐。这种战机再抓不住，是要折寿的。“包营为营”的另一个要点，是在用营垒裹杀的同时，还设有两支以上的精锐伏兵。先前由于湘军攻得过猛，这些伏兵没能找到出击的空隙，现在正好利用浓雾进行包抄。

太平军在穿插，湘军光听声音看不到人，急得团团乱转。等到雾散了，他们骤然发现，前后左右竟然全是如鬼魅一般冒出来的太平军，而且还在如潮涌来，大家在心理上就先怯了阵，此后便乱上加乱，完全失去了章法。

李续宾正在大营焦急地等待前方战报，然而传来的消息是，天降大雾，连送饭的人都不知道战场究竟在哪里，只是说前线到处能听到湘军和太平军的鼓角声、呐喊声，可就是分不出究竟谁是谁。

再接着，就得知雾虽散开，部队却遭到了包抄围困，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也进不去。李续宾心知不妙，赶紧率留守部队前去接应，但此时太平军士气大振，人也越聚越多，身穿黄衣服的官兵重重叠叠，层层环绕，队伍绵亘开去足有二三十里长。

李续宾连续发起数十次冲击，都无法进入已然像个铁桶一样的包围圈，湘军士卒则饥疲交加，死伤相藉。眼见自己也将陷进去，他只得率残部撤回大营，而包围圈中的两千多湘军也在差不多时间全军覆灭。

这时援兵赶到了，不过不是李续宾期盼的援兵，而是早已到达三河，但与陈玉成分营驻扎的李秀成。

除陈玉成和李秀成双剑合璧外，原屯守三河城的守军也杀了出来，三路人马全部加起来，有数十万之多。借助人数和心理优势，太平军一连击破湘军大营的七座营垒，将李续宾紧紧围困在了一个逼仄的三角形地带。

从湘军大营再往外面看，包围圈已经密布了几十层，不是一个铁桶，是连续不断很多个铁桶。

大势已去，纵使你再不情愿，这趟旅途也面临着结束。可如果不是该死的大雾，也许早就冲出去了，李续宾仰天长叹：“是老天要让我们败啊，这些莫非都是天意不成？”

在反包围计划泡汤后，整军突围也失败了，唯一的求生之路就是分散突围。1858年11月15日，李续宾传令，只要晚上月亮一照地，就马上分开行动。

月亮出来了，李续宾却感到了一种羞辱。从军以来，他不止一次看到其他部队溃散，那真是将不顾兵，兵不管将，情形狼狈不堪，导致军威大损，难道他李续宾也要走这条路吗？

一个将军可以打败仗，但绝不能丢掉荣誉。李续宾告诉部下幕僚：“我要死战报国，不想以屈辱的方式逃命。你们可各谋生路，自行分散突围。”

曾国华等人都说：“公（指李续宾）义不负国，我等岂可负公”？大家当然是要同生共死，谁也不能偷生苟活。

李续宾不再坚持。他们这些人不是师友，便是同好，一起探讨学问，一起征战沙场，如果能够携手走向另外一个世界，确实也是一种幸运。

当晚二更，营中所有谕旨和奏折都被搬出来，并置于火中。看着文件全部烧尽，李续宾又朝北面朝廷的方向拜了两拜，然后才跃马出营，带着众人以整军方式向太平军冲去。

李续宾骑着战马“往来奋击”，在他的指挥和示范下，士卒把所有斗志都焕发了出来。太平军的防线终于出现松动，有一部分官兵趁势冲出了太平军的第一层包围圈。

就在这时，太平军掘开大堤，汹涌的河水将已走到河堤旁的湘军席卷而去，突围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最惨痛的失败

李续宾死在了这场突围战之中，一同战死的还有曾国华，但是关于李续宾死亡的具体情形，一直众说纷纭，几乎成了史学界的一个谜。

按照李秀成在自述中所言，李续宾系回营上吊自杀，但是联系当时的实情和他的职业军人气质来看，似乎不大可能。太平军后来并没有能在第一时间找到李续宾的尸体，所谓自缢而亡也多半来自于猜测。

据湘军幸存官兵回忆，在激战过程中，李续宾看见远处有一面黄旗，认定旗下必有大将指挥，是陈玉成和李秀成其中之一也说不准，随即抱定同归于尽的决心，单人独骑朝黄旗位置杀了过去。

之后再无目击者。有人认为李续宾是力竭阵亡，证据是他的身体和面部均遍布长矛伤口，这些伤口足以致命。也有人认为李续宾是在伤重情况下，又见突围无望才投水而亡的，这种说法主要来自当地民间。

李续宾死的地方叫作胡同大圩，当地人称李续宾为“李九大人”，又盛传，九通“酒”，胡通“壶”，酒进了酒壶，是出不来的，所以那里必定是他的绝命之所。

有资料记载，胡同大圩一直保存着淹死李续宾的水塘，塘边存有悼念碑文。如果李续宾投水而亡为真，他的结局就与六年前死于庐州的江忠源一模一样了，命运就是如此诡异，两人同属军界巨擘，不仅死于相邻的地点，甚至连死亡的方式都差不多。

李续宾的死，之所以受到如此大的关注，缘于当时的朝野舆论对李续宾评价非常之高。闻知大将折戟，人们无不为之痛惜，他的尸体也是附近居民自发找到，并不远千里背去后方的。

李续宾死后，残部继续固守大营，在火药和水米皆尽的情况下，苦守四昼夜后，大部战死，只有极少数人趁半夜游过河去，捡了条性命。

居家守孝的胡林翼一直牵挂着李续宾和东征军。三河失利的消息让他如遭雷击，每日每夜“彷徨惊惧”，但他一度还寄望于损兵不要折将。照胡林翼的看法，只要李续宾能够突围生还，纵使东征军损失大半，也只需两三个月便能恢复元气。

倒是曾国藩更为明智清醒一些，他按照李续宾和曾国华的个性，判断两人生还的概率都很低。李续宾性格慷慨激烈，在如此困境下，是断然不会只身逃命的，就算你当着面苦口婆心地告诉他，突围后还可以重整旗鼓之类，都很难改变他的决心。至于弟弟曾国华，与李续宾誓同生死，也一定不肯舍之而去。

话虽是这么说，其实曾国藩也和胡林翼一样，心里面都在祈求着能够发生奇迹。

有史料记载，胡林翼在恍惚中做了一个梦，梦见李续宾飘然而至，两人还在一起切磋了一会诗词学问，但等他惊醒，噩耗传来，李续宾已战殁于三河。胡林翼当即大口吐血，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曾国藩在确证消息后，亦泪流不止，好几天都吃不下饭。传闻李续宾阵亡前，天上曾有彗星闪过，他因此在给李续宾的挽联上写道：“八月妖星，半壁东南摧上将。九重温诏，再生申甫佐中兴。”

三河之役成为湘军重振以来经历的最惨痛的失败，在湘南湘乡一带，很多人家都有子弟死在三河，以致出现了“处处招魂，家家怨别”的景象。

自江西受挫以来，历四年时间才积聚而成的湘军精锐至此毁于一旦，包括李续宾、曾国华在内，文武官员战死者即达数百人之多，战后遗落的红蓝顶戴遍地都是，太平军打扫战场时足足装了八大箩筐。三河之役后，湘军虽然总体上还余有几万人，但这几万人已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再轻举妄动。

对湘军来说是大败，对太平军而言，就是大捷。陈玉成和李秀成以死伤三四万人的代价，打掉了湘军的主力及其带标志性的人物，从而挫败了胡林翼的东征计划，也一举扭转了天京事变以来的被动局面。

这标志着“双子星座”已经完全取代甚至超过当年石达开所能起到的作用，太平军中的新一代实现了成功崛起。

咸丰对曾国藩和胡林翼这样的军事统帅多多少少都会存有一些猜忌之心，但对江忠源、李续宾类的将星则是器重和欣赏有加，这两人的死讯都让他既痛又悔。

痛的是，如此大勇之将，今后再不易得。悔的是，无论是江忠源还是李续宾，其实都是在不停地帮他赶场，纵使不战死，也得累死。可以说，没有他所颁下的那七道犹如催命符似的圣旨，向来处事并不莽撞的李续宾绝不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走上不归之途。

咸丰一边读着李续宾的事迹，一边流下了眼泪。他的痛和悔都是真心的，又都是出于不得已，换句话说，如果让他重来一遍，还是只能那样做，因为他别无选择。

这真是一个多事之秋。九江的攻克，石达开的出走，曾令咸丰以为国内战场的形势从此将呈现全面好转，可是三河惨败又令他再次进入了困顿不堪的循环。

眼前的情景都再熟悉不过，好像已经看到终点，但马上又会被打回原点，咸丰对此几乎已经有些麻木了。

不过按照以往的规律，要是运气好的话，一败之后还有一胜。这次咸丰的运气就不错，他将取得一次难得的胜利，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取胜的竟然不是内战，而是外战。

放手一搏

1859年初，英国公使额尔金离任。当额尔金以英雄形象回国路过上海时，受到了居沪英商的齐声欢呼。这些英商还集体向额尔金送交了一份请愿书，上面除为英国发动战争喝彩外，一如既往地秉持了对中国的蔑视。

出乎英商们的意料，额尔金摇了摇头，说：“我们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面对的并非想象当中野蛮愚昧的国家。这里有非常古老的文明，它有许多方面确实是衰败和有缺陷的，但在其他方面足以赢得我们的赞许和尊重。”

额尔金的意思不是说他不主张动武，照他的话说，如果不用“手枪正对准喉咙”，中国政府怎么肯答应签订《天津条约》呢？这位伯爵之所以显得比狭隘的商人们更有见地，只是与他所见所闻有关，在叶名琛和战死于大沽口炮台的中国炮手们身上，额尔金确实看到了很多值得他敬畏的东西。

新一任英国公使是额尔金的弟弟卜鲁斯。卜鲁斯也参加了天津谈判，继任乃兄之职算是英国政府给予的奖赏。卜鲁斯一上任，就向中方提出要进京换约，即用刚刚签订好的《天津条约》置换旧约。

咸丰已经窝囊到要死，当然不愿再看到洋鬼子趾高气扬地跑到京城来，所以他起初怎么也不肯答应，说大家就在上海换好了，何必舍近求远，跑到京城来呢？

按照咸丰的旨意，大学士桂良提前来到上海，以等待英使的到来。谁知卜鲁斯到上海后不仅拒绝与桂良见面，而且还责备桂良为什么不早日回京，做好预备接待的事宜。

接到桂良的奏折，咸丰被逼无奈，只好同意进京换约，但是要求在随行人数、仪仗上有所限制，以保存东方帝国最起码的脸面。

传话过去，洋人才不理这一套。卜鲁斯已经接到了外相的训令，外相指示他：“外国使节入北京，清政府常怀厌恶之心，经常假借各种理由拖延时间。你此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必须果断处置，带上卫队，不得已也可乘军舰赴天津。”

卜鲁斯性情急躁，外相说是不得已才能动用军舰，他就当正常情况用，马上命令海军司令何伯少将率舰队随其前往天津。根据英法协议，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乘着军舰，带着卫队赶了过来。

这个场面，咸丰不是没有预料。实际上，他肯答应谈判并签订《天津条约》，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缓兵之计，为的就是能有充足时间进行重新布防。在此之前，他早就做好准备，拿出了他一直不肯动用的最大王牌：皇家将星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在“泣血折”中，既有让咸丰坐立不安的指责，也有令人动心动容的承诺。他写道：“臣请率部御敌。兵不足，臣请以倾国之兵报效，粮不足，臣请以倾国之粮报效皇上。至于胜败军家常事，胜不足以喜，败不足以惧，人心非不可以兴奋，天命非不可以挽回！”

僧格林沁不仅没有因此受罚，咸丰反而对他更加信任和倚重。天津谈判结束后，英法联军前脚刚刚离津南下，咸丰后脚就将僧格林沁召到京城，当面谈了自己在防守天津及大沽口方面的一些设想。

主战派有了机会，僧格林沁终于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放手一搏了，他随即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直奔天津。

视察天津沿海防线是此行的重点。不出僧格林沁的意料，大沽口炮台早已成为废墟一片，除在战争中被炸掉的以外，剩余炮台都已被英法联军拆毁，原有驻军也死的死，逃的逃，溃散一空。

僧格林沁决定再去看一下北塘，那里是除大沽口外的另一防守重点，由于没有直接遭到攻击，驻守部队仍基本维持着原状。

北塘总兵前来报到，僧格林沁问他手下有多少兵，得到的回答是，除调出去的外，尚有三百多人。僧格林沁长年治军，非常注重细节，他没有就此打住，而是传令集合部队，他要亲自点验。

从早上七点到下午七点，僧格林沁坐在帐中一动也不动，就等着官兵集合，一天下来，总共才来了四五十人。他勃然大怒：“军纪如此废弛，还能打好仗吗？指挥官究竟是干什么吃的？”

渎职的北塘总兵立即被予以撤职，并交吏部追加处分。

练兵

当官的要打屁股，不是说当兵的自身就一点问题没有，要跟洋人作战，没有一支精锐之师是不行的。在击败北伐军后，原先归僧格林沁统率的旧部，大多已被西凌阿带去南方，只剩下回归蒙古的骑兵，于是僧格林沁又把他们召到了前线。

蒙古铁骑虽然厉害，但毕竟是骑兵，你要一个骑惯马的人到地面开枪鸣炮，显然不能发挥所长。在僧格林沁所掌握的部队中，还有驻扎于北京城内外的京旗，其中就包括培养过塔齐布的火器营。京旗兵经常操练枪炮技术，用他们来守天津，当然再好不过，但京旗同时肩负卫戍北京的重任，只能调很少一部分过来。

显然，不能单纯依赖骑兵或京旗，僧格林沁决定在天津重新征招部队，但他很快就发现新招士兵素质很差，这些人多半是因为在社会上没有一技之长，谋生困难，才跑到军营里来混饭吃的，他们缺乏职业军人的必备技能和操守。

把不成器的新兵练成精兵，成了僧格林沁在天津的主要使命之一。他想到的办法是，从京旗中抽出一部分精锐，调到大沽做防守骨干，同时让这些老兵与新兵进行混编训练，以提高新兵的技术素养和能力。

有老兵带，并不等于新兵就一定能成为精兵，僧格林沁在军营中制定了层层奖励激励制度。

学会鸣放鸟枪和耍弄刀枪是基本功，只有过了这一关，应召之人才能留下来当兵。之后，如果又学会了放炮，恭喜，涨五钱饷。

这还不算完，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和干劲，还可以继续给你涨饷——

陆勇，长矛腰刀舞起来锐不可当，以一当十，涨五钱。

水勇，水性不错，能像浪里白条一样潜伏水底，涨五钱。

炮手，开炮动作纯熟，成了神射手之类的角色，涨五钱。

……

以此类推，只要士兵能够学会一样绝活，就给涨一次军饷，每次虽然不多，但加起来就多了。

这是对自觉的，对不自觉的，僧格林沁也毫不客气。他曾让一批水勇完成海上浮渡训练，百余水勇竟无人敢上前一试。

连浮渡都不敢，还叫水勇？僧格林沁二话不说，下令撤掉水勇的口粮，什么时候敢游能游了，再允许吃饭。

所有兵勇里面，僧格林沁最看重的是炮手，但炮手的情况也最不乐观。在僧格林沁亲自主持的一次火炮射击抽查中，大小火炮共发射实弹五十二发，正中靶船的是十八发炮弹，仅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命中率。

海防是天津防守的关键，而海防又全靠炮台，连炮都打不准打不好，怎么防？僧格林沁对炮手提出要求，不光是要打中靶船，还得打中旗杆。

那时即便是从国外进口的洋炮，也多为没有膛线的滑膛炮，更不用说土炮了，中国炮手又不可能像西方人一样，从数学和弹道原理的角度来研究射击技术。炮打得准打不准，全凭经验和感觉，这种情况下要打中一根旗杆，可想而知，该有多难。

炮手们起先都叫苦连天，而且谁都打不准，无论怎么练都是一副趔趔趄趄的样子。僧格林沁不听任何理由，他实行“末名淘汰制”，从打得最豁边的人开始，直接淘汰，由此逼得炮手们都不得不拼着命加强训练，一点点地去提高射击技能。

僧格林沁的严，不仅体现在训练上，也包括军风军纪。

在太平军和后来兴起的捻军心目中，僧格林沁始终是他们在北方的最大劲敌。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对僧格林沁切齿痛恨，在一篇“捻军歌谣”中，几乎把僧格林沁描写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混世魔王：“不怕蚂蚱吃，不怕黄水淹，就怕僧王住一天。”

真实的僧格林沁并非如此。据说他每到一地，发布的第一条命令，就是要保护当地百姓。按照他的说法，“预知军旅之盛衰，必访百姓之褒贬”，军队以后能不能闯出名堂，全靠民间口碑，因此他经常微服查访，去听一听驻地附近的老百姓有什么意见。

由于缺粮缺饷等问题，战乱年代的官军确实有很多在军纪上糟糕至极，官军过处，“奸淫焚掠，十室九空”的场景也并不少见。见到向他鸣冤叫屈的百姓，僧格林沁对这些害群之马很是痛恨，曾发出“民之恨兵，甚于恨贼”的慨叹。有鉴于此，他在管束自家军队特别是蒙古骑兵方面格外严苛，除三令五申外，还请朝廷派御史进行调查，以便从外部进行监督。

史称，僧格林沁督师十余年，“瓜果下无戎马迹”，所部基本上是秋毫无犯，在军风军纪上是可以与南方的湘军相比较的。

与时间竞赛

约束军纪，表面上看只要下个命令就行，但主将的示范作用其实相当重要，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垮下来。

僧格林沁出身贫寒，年少时因生活艰难放过羊，以此养成了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即便后来发达，成了“僧王”，仍不改初衷。驻节天津期间，他帐中的高级幕僚一个月只能拿到十四两薪俸，与其他地方的幕僚相比，显得异常寒酸。这些幕僚肯继续待下去的理由，一是慕名而来，冲的是僧格林沁的声望，并没想从中发大财，二是僧格林沁自奉更薄，他一个月才领十二两薪俸。

不打仗时，僧格林沁只穿一身青布马褂，完全看不出是什么皇室贵胄，碰到部下士卒有“过奢”的举动，他也一定要加以劝止。

所谓“过奢”，依照的仍是僧格林沁自己的标准。有人买了一件青呢马褂，上前一问，要花去两千四百个铜钱，僧格林沁连连咂嘴，说一件衣服要用去相当于十天的口粮，太浪费了，不过是一件衣服嘛，你看我也就是穿件青布马褂，以后绝不能这个样子。

某次僧格林沁查看军营，在一座帐外看到了丢弃的白菜叶。他立即把当事人叫出来，让其捡起洗净：“我告诉你，白菜叶用盐腌一下，味道好得很，丢掉是暴殄天物。”

严格并不等于一天到晚要对部下板着冷面孔。和所有优秀将领一样，僧格林沁与官兵相处不分彼此，即便进行责备，也都面带笑容。他巡营很少骑马，都是步行，而且看到什么讲什么，就像一个见多识广的老兵。跟着他的大小官员，从将军都统开始，见僧王如此，也都只好跟着走来走去，没一个敢摆官威。

僧格林沁在吃的方面并不讲究，一日三餐就是两个小菜，再佐以馒头和小米粥，平时连吃大米都觉得过于奢侈。只有到一个新的地方扎营时，他才会特地让伙夫蒸一只小猪，然后坐在帐外，一个人边喝酒边吃肉。

所部的骑兵步兵闻到香味，都跑过来要尝一尝鲜，僧格林沁便用刀将猪肉一片片割下来给他们。往往是这一群刚走，另一群又来，转眼之间，一只蒸熟的小猪就被分光了，僧格林沁本人倒没吃着多少，但他只是笑笑，从不介意。

仅仅半年之内，僧格林沁的训练和治军就收到效果。1859年3月底，大沽炮台接连三次进行实弹演习，最后一次光打中旗杆的就有六炮之多，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这支短时间编练的部队，人数达到一万，其中有四千驻于炮台，而且官兵从精神面貌到战术水平都焕然一新，足以称得上精锐之师。

在火力防御方面，僧格林沁也不敢掉以轻心。他在大沽重建了六座炮台，并再铸大型铜铁炮，这次一铸就是八千斤以上级别的炮，最大的甚至超过了万斤。

通过南方战场的实践，大家都掌握了购买洋炮这一门径。可是由于广州失守，已经不可能再从海外购进了。这时正好有一个福建商人，知道僧格林沁在寻觅好炮，就主动把先前买来用于护船的洋炮捐了出来，加上从其他渠道或购或捐的，大沽炮台一下子拥有了二十多门洋炮，形成了土洋炮相结合的火力体系。

重建大沽口炮台期间，僧格林沁就住在附近村子的兵房里，一大早就赶去炮台督工，很晚才能休息。此时正值冬季，大雪纷飞，海风凛冽，冻得人上牙齿碰下牙齿，咯咯作响，苦寒之状，连一些年轻士兵都受不了，更何况僧格林沁已是年近五十之人。幕僚和部下都劝他不用如此辛苦，事事亲力亲为，僧格林沁则忧心忡忡地望着远处的海面：“眼看就快要解冻了，又不知道夷船什么时候来，不能不抓紧啊。”

在这场与时间角逐的竞赛中，僧格林沁终于跑到了前面。至1859年4月，大沽防御体系基本完成，僧格林沁自己也松了口气，在给咸丰的奏折中，他如释重负地报告说：“大沽海口布置均已周密。”

两个月后，也就是1859年6月17日，英国海军司令何伯率舰队到达大沽口外，这时他发现海河内有很多障碍物。落潮之后，他用望远镜仔细观察，辨别出障碍物原来是复杂的拦河设施。

阻塞河道的常用工具是铁链和木筏（木排），比如，湘军和太平军在长江上斗法，翻来覆去离不开这两样东西。僧格林沁开始用的也是木筏，后来他觉得木筏对英舰威胁不大，就又设计了铁戗。

铁戗由三根铁脚所组成，其顶端削尖，可浮于水面，对舰艇底部有明显的破坏作用。僧格林沁用两根大铁链和一根缆绳将它们绑起来，在海河上每隔六米就排成一行，看上去颇有一种让人心惊肉跳的感觉。

何伯立即做出结论，不摧毁或拆除这些拦河设施，就连浅水炮艇也无法顺利登岸。

小菜一碟

英法公使尚落在联军后面，在他们到达之前，何伯一面派炮艇越过拦江沙，鸣枪放炮，进行军事威慑，一面派了一个翻译，乘小舢板到大沽去察看动静。

翻译到了大沽后，却没有看到一门炮和一个兵，远远望去，炮台上甚至连个旗帜都没有，好不容易才找到两个接待的人，自我介绍是本地团练。

大沽守军呢？“团练”一摊手：“哪里还有什么守军，大沽就剩我们团练在维持了。”

翻译以命令的口气对“团练”说：“三天之内，必须将海河内的拦河设施全部撤掉，以便载运公使的炮艇从此通过。”

“团练”可怜巴巴地回答说，他们不过是负责看个门报个信而已，没有任何权限，撤除拦河设施的事，须报请天津官府才能答复。

翻译耸耸肩，便掉转身回军舰汇报去了。何伯听到后心花怒放，他早就预计到大沽炮台已在战争中被彻底摧毁，果不其然，到如今都没能恢复，那还怕什么？

他当然想错了。这些所谓的“团练”其实就是大沽守军，他们按照僧格林沁的吩咐，特地化了装，目的就是施疑兵之计，以麻痹何伯。

还在对第一次大沽口之战进行总结时，僧格林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失败原因是出手太慢，正式交战时联军已经扑到面前，脸对着脸了，他的枪还会打不中你的咽喉吗？

可这并不是说联军一露面就要开炮，关键在于一个尺度。僧格林沁的意思是，假使只有一两艘英舰停在大沽口外，大沽守军决不能轻举妄动，此时只需由天津官府出面与英方接洽商谈，但若有三五艘以上蜂拥而至，就得留心了。

僧格林沁为此专门画了一条线，即以拦江沙内的鸡心滩为界。联军舰艇一过鸡心滩，就进入了海河设障区，则入侵之势已成，那守军便可以随时随地予以重击，而不必再等什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了。

英法联军到达大沽口外后，何伯已派九艘浅水炮艇直接进入鸡心滩，拦江沙外的大型军舰同样虎视眈眈。虽然联军尚未越界，但僧格林沁已时刻做好开战准备。

翻译上岸所见，恰恰是僧格林沁备战的一部分。他已把炮台的旗帜全部收了起来，各门火炮均用炮帘遮挡，官兵躲在军营里，连脑袋都不许探出炮台营墙。这是白天，晚上则取消更鼓，给外界造成炮台守军早已撤离一空的印象。

与此同时，僧格林沁派出暗哨四处瞭望，对海上的英法联军进行严密监视，对方的一举一动皆在他的监视范围之内，“团练”便是针对何伯量身定做的设计。

当初僧格林沁和林凤祥、李开芳斗智斗勇，种种诈术使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程度，那真是你骗我，我骗你，如今用来骗骗洋鬼子，亦不过小菜一碟。

僧格林沁积极备战，却并不主动寻战，因为这件事太重大了，而且鉴于双方实力上的悬殊，一旦交火，最后胜负如何，他也没有绝对的把握。

一番思忖之后，僧格林沁当天奏请咸丰，提出让外国公使转道北塘，由陆路进京，这样可以不破坏海河上的拦河设施，继续确保大沽防御上的完整性。

1859年6月18日，咸丰批复同意，并传下谕令，等具体负责谈判的桂良回京后，英方即可自北塘入京，但在此期间，只要英方愿意，也可以先将船开到北塘海面等候，反正两不耽误。

你说两不耽误，人家可不这样想。6月20日，何伯自行规定的“三天期限”到了，得知还要他绕北塘，立刻火冒三丈，又派翻译上岸威胁了一通。

僧格林沁一面向咸丰报告，一面以天津官府的名义，照会卜鲁斯，告以天津为沿海重地，恐有盗匪骚扰，不能无所防备，请英方予以体谅，且直隶总督桓福已驰赴北塘，准备招待来使。

中国要求转道的照会，完全符合国际法理和外交规则。因为海河确为军事禁区，中国政府又声明在先，外国使团就应该主动避开，这道理，就跟其他国家舰队不能硬闯英国的泰晤士河一样。

可是卜鲁斯收到照会后却根本没当一回事。他可不像他哥哥那样对中国还抱有起码的敬畏之心，不客气地说，其觉悟基本跟英商人们差不多，反正中国人做任何事，在他眼里都可以被归结到“野蛮愚昧”上去。

你拿北京是伦敦，海河是泰晤士？狗屁！我愿意从哪儿走就从哪儿走，用不着听你们的。卜鲁斯对何伯说：“还跟这些中国人费什么事，我们自己动手把拦河设施拆掉不就得了？”

霸王硬上弓

对卜鲁斯而言，如此做法还有另外一层不可向外人透露的意图，那就是他知道新的防御体系出自僧格林沁的手笔，而这位蒙古亲王又是朝廷主战派的领袖，对咸丰的决策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

《天津条约》签约前，在得知僧格林沁对签约持否定态度时，卜鲁斯就曾公然声称，僧格林沁是“和平的障碍”，如果不将其赶出政治舞台，英方很难得到满意的条件。

卜鲁斯相信，一旦将拦河设施全部铲掉，也就相应宣告了僧格林沁的失败，中方主战派将无话可说，以后跟中国打交道就容易多了。

大沽口外除了英国公使卜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外，还有美国公使华若翰。法国因为正跟奥地利较劲，所以这次出动的军队规模很小，一共才两艘舰艇，六十个官兵，美国更妙，此行完全是奔着蹭便宜和瞧热闹而来，布尔布隆和华若翰都无一例外地撺掇着英军带头动武。

给他们一架，何伯云里雾里，一张毛脸喝了酒一样通红通红，且呈兴奋状：事不宜迟，霸王硬上弓，搞它一下！

在得知卜鲁斯将进京换约后，老谋深算的额尔金曾带信给何伯，嘱咐他要多加小心，以免卜鲁斯在路上出现闪失，但让额尔金没想到的是，正是有了这些“护驾的雄厚军力”，何伯和他那个宝贝弟弟反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

说是要强行通过，何伯随后的举动却很令人费解。1859年6月23日，他派了一名翻译到大沽，告诉中方：“我的炮艇今天将退到拦江沙外。”

中方的一众官员和将领皆不知其意，洋鬼子这是在玩什么把戏，难道他们已经改变主意，准备去北塘了？只有僧格林沁一眼看穿了对手的用心：“故作缓计耳。”他们恐怕是在使诈，诱使我们在防守上出现松懈的同时，以退为进，继续深入海河。

僧格林沁猜得没错，何伯正是这么想的。

英舰一开始就进入拦江沙，为的是进行威慑，做给炮台守军看，现在既然炮台上空无一人，自然就用不着如此显摆了，剩下来的就是如何对付中国的水上工兵。

这些水上工兵也就是僧格林沁所训练的水勇，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护拦河设施。何伯估计，只要一破坏拦河设施，工兵很快就会乘船来修，很麻烦，不如来个调虎离山。此外，进入拦江沙的炮艇位置过于靠前，如果要硬性进攻的话，也缺少冲击力度。

6月24日晚，在确证水上工兵撤走后，英军炮艇贼兮兮地再次闯入了拦江沙内的鸡心滩。以夜色为掩护，炮艇放下了一只舢板。在舢板靠近拦河设施后，上面所载的英国兵随即进行作业，用炸药桶对维系拦河铁戗的大铁链实施爆破。

由于僧格林沁预作防范，水上工兵其实并没有远离。听到爆炸声后，他们在第一时间便驾船赶到，驱走舢板并迅速对铁链予以连接加固。

英军炮艇本想在爆破后跟进，但看到铁戗铁链依旧，只得放弃了当晚冲进海河的计划。

既然已经露馅，也就没什么好藏着掖着了。第二天早上，何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炮艇一个不落地全部开进了拦江沙，联军的所有舰艇也无一例外地升起表明进入战争状态的红旗。

上午九点，卜鲁斯收到咸丰授意的最新照会。在这份照会上，咸丰再做让步，称如果英方不高兴等谈判代表，可直接从北塘上岸，到天津驻足。

中方既做让步，卜鲁斯也有充足时间下令舰队暂时中止前进，然而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按照中国皇帝的意思，还得去北塘绕一下，有那个必要吗？

不是说多走两步路的问题，是因为卜鲁斯居心叵测，坚持从大沽登岸不过是个幌子，他的根本目的还在于打击僧格林沁及其主战派。此后，卜鲁斯就当没收到咸丰照会。事后有人追究这件事，他的解释是来不及了。

海河上的形势，似乎也表明卜鲁斯根本没必要去理会中国政府。此前，英法联军内部有人担心大沽守军发炮阻击，而要解除这一顾虑，抢先对大沽炮台进行火力打击是最佳选择。

激将法

按照英国人的测算，上午十点二十分左右，是海河潮汐的最高潮，之后会越来越低，到下午五点十分的时候，进入最低潮，二者水位相差有两米之多。由于大沽炮台位置相对较高，如果能乘潮汐高潮时发起攻击，显然对进攻方是有利的。

何伯根本就没拿大沽炮台当一回事，更没有急于进攻。不仅如此，他还一脸神秘地预言道：“放心吧，我保证不会有一枪一弹打到你们身上。”

开始尚有人不信，免不了要左顾右盼，奇怪的是，大沽炮台那边还真的没有一点声响，睡着了一般，双方好像达成了一种默契，你干你的，我睡我的。

英军观测兵爬上桅杆，用望远镜对炮台进行观察，仍未发现中国士兵和火炮的踪影，甚至于连原先的水上工兵也看不到了——后面这个倒不用多解释，炮艇可不是舢板，看到这么多炮艇直接开过来，他们还不得撒丫子赶快逃命吗？

众人不得不佩服何伯：“您老人家真是神机妙算啊！”

受到大家恭维的何伯一脸得意，如沐春风，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岁，那丑态就好像一本古典小说中的句子：吐气如兰，胸脯微微起伏……

其实大沽守军都在严阵以待，只不过没有僧格林沁的命令，谁都不敢动一动。炮台上不见一个士兵，射孔和炮位用草席盖得严严实实，从远处看，连一个炮口都看不见。

炮台守军乃僧格林沁新组建而成，人人都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和气势，英军肆无忌惮的清障行动，对他们而言，无疑也是个极大刺激。可大家不明白的是，洋人都欺负到鼻子上来了，怎么僧王仍不下令阻击？

僧格林沁虽是主战派领袖，却并不是那种开口闭口喊打喊杀，实际连战场什么样都没见过的无脑愤青。他非常清楚，只要大沽口一开炮，就意味着天津谈判以来所形成的和局将被打破，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掂量其中轻重。

他的隐忍不发，在军事上也有一讲。相似例子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夷陵之战。当时蜀军连番挑衅，到最后，刘备甚至派了一些疲弱之卒坐在城下叫骂，什么难听的话都甩出去了，但守城的陆逊就是无动于衷。

陆逊的部下在城头上听不下去，纷纷入帐请战，陆逊把佩剑一拔，说谁敢再提出战的话，别怪我的宝剑不认人。将士们只得退下，但一口气始终憋在心里。

坚忍多日后，陆逊见时机已经成熟，便乘蜀军懈怠之际，突然发起总攻，这个时候，三军都不用动员，就嗷嗷叫着杀了出去，从而大获全胜。

僧格林沁用的计策跟陆逊相仿，就是在继续麻痹敌军的同时，“蓄我军之怒”，说白了，就是一种激将法。

下午两点，英军的十一艘浅水炮艇全部开进拦江沙，并完成了布阵。其中，七艘监视大沽南岸炮台，一艘监视北岸炮台，三艘负责清理河障。无法进入拦江沙的大型军舰也没有纯当看客，而是组织登陆部队，搭乘小艇作为后援。

按照何伯的命令，三艘炮艇在其余炮艇的掩护下，开始准备清障。当然，所谓掩护也不过是流水规程而已。因为大沽炮台上依旧是一片死寂，按照一名英国兵所见，海河当时的氛围，就好像大雷雨前一样，给人一种静止和沉闷的感觉。

僧格林沁依旧没有下令开火，他派了一名官员，拿着照会，乘着小船去向何伯进行交涉。

交涉被何伯拒绝了，英军对之根本不予理睬。不过何伯后来提供的说法却截然相反，他说他确实看到有中国的船划过来，但只划到一半时，就原路折返回去了。

其实就算何伯接见了中方官员，他会停止清障和前进吗？要停还不早就停了，哪里用得着如此大动干戈。重要的是，僧格林沁此举让他愈加骄狂，以为中国人根本就不敢开战，只想求和，当然在另一边，大沽炮台的中国将士也更为激愤。

下午三点，一艘清障炮艇从远处加速，对铁链进行撞击。在铁链被撞毁后，紧跟而上的另外两艘炮艇加紧清理铁戗。在军官的指挥下，几名水手跳下炮艇，用缆绳的一头系住铁戗，另一头绑在炮艇尾部，开足马力进行拖曳。

当天天气晴朗，阳光和煦，从事作业任务的联军官兵精神头十足，干活干得那个投入，即便蚱蜢或蛐蛐在岸上叫两声，都会被视为干扰。

干着干着，他们还高兴地唱起歌来。知道的，是拆除拦河设施，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些洋人在一边撒网捕鱼，一边哼“拉网小调”：志气高啊胆量壮，乘风破浪！

将计就计

两艘炮艇轮流作业，很快就拉倒了十余排铁戗。在拆除第一片障碍区后，联军船只蜂拥而上，又如法炮制地用炮艇撞击第二片障碍区上的铁链。

此次撞击的效果不如先前理想，没有马上撞开，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一次不行就两次，就没有撞不开的道理。

令联军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惊悚画面就在这一瞬间，突然插了进来。

随着僧格林沁一声令下，大沽炮台上用来遮掩大炮的席子被全部掀开，齐整整的大炮如同变魔术一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未等联军回过神来，炮弹便带着中国军人的愤怒，向入侵者倾泻而来。

僧格林沁久经沙场，他所设计和督修的炮台处处考虑了实战需要，其炮位都正对着海河入海方向，且南北两岸炮台火力能实现交叉重叠，在前面负责拖曳铁戗的两艘炮艇因为刚刚抛锚，来不及后退，成了遭到轰击的主要目标。一会儿工夫，两艘炮艇的甲板上就已堆满了尸体和受伤快要咽气的官兵。

何伯大惊失色，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僧格林沁的当，早知如此，就应该先进攻炮台才对。

英军舰艇上备了很多药，唯独没有后悔药，何伯现在骑虎难下，况且己方还没开炮，就死了一堆人，他们英军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

何伯身居东印度及中国舰队司令，后来还被授以海军元帅，自然具备丰富的海战经验和应变能力，很快他就发现对手在火力上有着先天的劣势。

大沽炮台上的火炮，按其最大射程可达到一千米，但精度不高，实际有效射程只有两百米左右，也就是说，只要不在这两百米的范围之内，炮艇中弹的概率是很低的。相反，联军却可以在两百米以外，准确命中大沽炮台。

何伯立即下令所有炮艇开炮还击，他要像第一次大沽口之战那样对炮台守军予以摧毁式杀伤。

幸好僧格林沁对此早有防范。第一次大沽口之战结束后，中国人很是郁闷，想想土造重炮再如何不济，给敌军造成的伤亡也不至于那么低。后来中方官员在登上英舰进行谈判时，便有意进行观察，由此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发现。

原来英军有一种很特别的防御炮击的方法，他们在战前用棉被盖住炮艇内侧，以防止炮弹击中后船板碎片爆裂伤人，同时还用消防龙头不停地进行喷水，这样就可以把伤亡降到最低。

僧格林沁听闻后，马上将这一思路运用到了新炮台的构建上。旧炮台是砖石结构，一个炮弹落下来，砖石碎片往往溅得到处都是，光这个就可以杀伤周围好多士兵，僧格林沁转而改用了三合土加高修筑。

三合土相当于古代的水泥，除了比较牢以外，被炮弹击中后，不会碎片四溅是它的一个显著优点。由于这个缘故，联军的炮火并没有达到他们想象中那样摧枯拉朽的效果。

战斗中，将领们身先士卒，也是炮台处危不乱的重要保证。僧格林沁分别任用了史荣椿、龙汝元为南北岸炮台指挥。自与太平军作战起，史龙二人就鞍前马后地跟随僧格林沁征伐，皆为打过很多硬仗的勇将。在联军开炮时，他们始终在炮台督战，眼瞅着炮弹就从旁边飞过去，两位前敌指挥看也不看，丝毫不把危险当一回事。

尽管大沽炮台并未在炮击中伤筋动骨，但何伯却误认为已严重削弱了守军的作战能力，遂指挥炮艇继续前扑。

第二片障碍区的铁链也被撞开了。在何伯的授命下，联军炮艇实施分工，一部分负责将铁戗拖开，其余炮艇由何伯率领，开足马力，准备一举冲过两百米的射击范围，直接向炮台发起攻击。

见联军炮艇发起冲锋，史荣椿和龙汝元亲自点燃巨炮，对敌艇进行轰击。有人劝他们回帐休息一下，二将眼睛一瞪：“什么时候了，正是将计就计，挖坑把这些洋鬼子埋了的时候，还要歇什么歇？”

所谓“将计就计”，是说洋鬼子太傻了，明明两百米之外打不着他们，偏偏还要一头闯进两百米之内来送死。此时随着潮汐进入低潮，海河水位不断下降，炮台既居高临下，双方距离又如此之近，打得那个欢畅——在南北炮台连续重叠的轰击下，炮艇上的洋炮手们被炸成了一堆堆碎肉，其火炮优势完全丧失。

何伯严重低估了炮台的作战能力和中国炮手的射击水平，两百米冲锋区域成了联军的死亡集结地。所有冲进来的船只无一能够幸免，就连何伯乘坐的旗艇都被炮弹打中了，旗艇艇长中弹阵亡，炮艇甲板上堆满了血肉模糊的死伤人员。

炮弹不长眼，身为舰队司令的何伯自己也受了伤，他的腰部被弹片击中，白色长裤上沾满鲜血。紧接着，已负数弹的旗艇开始下沉，负伤的何伯只好临时转移到别的炮艇上去。

下午四点，包括旗艇在内，共有四艘联军炮艇被击沉，其中有被击中后直接冒着泡沉入水底的，也有像旗艇那样，受损了不能移动，然后这里漏那里漏，慢慢沉下去的。

当天进入拦江沙的联军炮艇共有十二艘，除了这四艘呜呼外，其余也都伤痕累累。何伯见势不好，赶紧下令将红旗换成白旗，旗号由进攻变为投降。

这实际上是诈降，联军一边打一边逃，绕到了受损相对最为严重的炮艇后面，同时也没忘记乘隙向炮台进行偷袭。

大搏杀

在战斗刚打响时，大沽口外的洋人们像何伯一样吃了一惊，他们都没料到守军会开炮阻止。美国人不在联军之列，也没有参加军事行动，但他们好奇心强，最爱看热闹，偏偏在大沽口外踮着脚也看不真切，急得个个抓耳挠腮。

有个美军军官实在等不及，想坐小舢板划过去，但他很快就知难而退了。自然的力量不能不让人叹服，眼见得退潮的海水不断从拦江沙涌出，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小舢板划进海河，估计划船的水兵骨头都得散架，还有什么力气看热闹？

起初，大家都以为联军会稳操胜券，然而陆续传出的战报却令他们大跌眼镜：竟然有四艘炮艇被中国人打沉了，天哪，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英法在大沽口外只剩下了大型军舰，显得束手无策，卜鲁斯和布尔布隆赶紧向美国公使华若翰求援。美国人本为蹭便宜而来，不料搞成这种局面，就算想尽快脱身都做不到了，众目睽睽之下，华若翰也只得答应上前拉英法一把。

按照华若翰的指令，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达底那准将率炮艇进入海河实施了援救行动。在美军的庇护下，陷于困境的英法炮艇才得以抽身而出。

进入海河后，战场的惨烈程度远远超出了达底那的意料，那真的可以用天昏地暗来形容。他唯恐时间待长了会吃亏，帮着英法联军收拾完残局，就着急忙慌地要打道回府。不料因为靠得太前，他乘坐的旗艇也中了炮，副艇长被当场炸死。

逃出炮台射程范围的达底那仍心有余悸，认为这下英国人惨了，恐怕“已经无法逃脱并退出这场绝望的战斗”。

美国将军的预计还真准，何伯已经出来了，但他杀红了眼，能退也不想退了。在调整部署后，英法联军使用新的火箭爆炸弹，向炮台进行猛烈射击。

火箭爆炸弹顾名思义，是在火箭上安装爆破弹头，射出时如流星一般，落地时与爆竹相仿，无论是声响效果还是实际的破坏力，都要超过普通炮弹。幸而僧格林沁在炮台前建有用九层三合土夯成的围墙，尚能挡上一把，不过这也使守军的作战效率受到限制，炮击的速度也放慢下来。

尽管暂时压住了炮台的势头，但何伯明白，光靠炮战，短时间内难以打垮对手，也无法直接占领炮台，现在只能采用新的战术。

何伯了解中国火炮的弱点所在，除了精度和射程不高外，由于没有转台，火炮无法自由移动，这样射击盲区必然就大，也就是说，在很多地方，炮台是无能为力的。他的设想是，只要派海军陆战队进入任一盲区，便可以用枪对无法自卫的炮手进行射击，以此攻陷炮台。

下午五点，何伯下达了登陆命令。鉴于何伯已经受伤，这场登陆战改由勒蒙上校直接指挥，在炮艇火力的掩护下，海军陆战队分乘二十多只舢板，气势汹汹地在南岸寻机登陆。

何伯什么都算到了，却没有算算时辰。联军登岸时，正好是下午五点十分，海河潮汐的最低点！

在海水大规模后撤后，沙滩变成了遍布淤泥的滩涂，这些淤泥一直没到人的膝盖，有的甚至可达腰部，使得陆战队叫苦不迭。从炮台上，僧格林沁可以俯瞰整个滩涂，联军的登陆行动尽收眼底，他把陆勇中的火器营调过来，用鸟枪和抬枪进行连续射击，一下子打倒了十几人，更增加了海军陆战队行动的难度。

僧格林沁所建炮台，除了有围墙作为掩护外，围墙前还挖有三道蓄水壕沟，这也是他在与太平军作战中练就出来的本事。一千多英国兵登陆，只有一百多人到达预定地点，也就是三道水壕前。

又经过枪林弹雨，一百多人中只有一部分得以越过三道水壕，而且多数人的枪内还塞满了泥浆，没法开火，枪支弹药能保持干燥可用的只有二十来人。

再往前看，竟然还有遍布竹签的障碍区在等着他们，可是二十来个英国兵已再无勇气往前爬了。

何伯在炮艇上远远看到陆战队受挫，急得直跺脚，下令舰队提高舰炮的打击力度，帮助陆战队分解压力。这一轮炮火异常猛烈，在炮台上操旗督战的史荣椿、龙汝元因目标明显，先后中弹身亡。

有舰炮撑腰，已经几乎泄了气的勒蒙上校又一跃而起，率军向炮台发起冲锋。

战场之狐

眼看情况万分危急，僧格林沁拿出了他的看家绝活。早已在后方待命的一千名蒙古勇士呼啸一声，打马赶到大沽南岸炮台听命，僧格林沁将其一分为二，几百骑兵改步兵，保护后方营垒，以防止联军迂回，剩下的骑兵就地展开堵截。

在短兵相接的情况下，“步不胜骑”是近代战争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尤其当密密麻麻的一大群高速奔跑的蒙古马突然出现在眼前时，缺乏思想准备的陆战队吓得连肝都颤了。

至此，何伯攻取炮台的念头全消，他只想着如何把陷于死亡边缘的陆战队给救回来。联军舰队奉命转移炮口，瞄准蒙古骑兵进行射击，但骑兵们运动的速度非常快，且无规律，而舰队此前又未进行过相关训练，炮弹往往落地还没爆炸，战马已经嗖地一下跑另外一个地方去了，结果炮弹炸不着骑兵不说，还误伤了自己人。

由于被水壕隔断，陆战队自身也无法后退和组织齐射弹幕，在马踢刀砍之下顿时溃不成军。难以形容的恐惧迅速蔓延，有人一边逃一边大声叫喊：“这是有规则的屠杀，我们难道跑进羊圈了吗？就这样任人宰割！”

这个喊叫的家伙虽然话不多，却代表了当时陆战队员的共同心声。此次骑兵突袭也给英国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或者说是“创伤”，英国的《泰晤士报》甚至把蒙古骑兵比喻成“吃人的妖魔”，说僧格林沁的这种打法是“不可饶恕的恶作剧”。

曾经冲在前面的陆战队士兵大多被蒙古骑兵们给干掉了，反而是落在后面的捡了一条性命，登船逃回海上。

开头看似很美好，过程却是一片惨淡，何伯不甘心如此收场，晚上又组织了一次抢滩登陆。这次英国人是想乘僧格林沁因大胜失去戒心，从滩头上的芦苇丛里组织匍匐进攻，但僧格林沁几乎就是一个“战场之狐”，他机警得很，既没有安安心心回家睡大觉，也没有急着大摆庆功宴，而是紧紧地盯着前沿的动静。

僧格林沁见英军陆战队进入芦苇丛，马上下令发射照明弹。照明弹把陆战队的藏身之处照得透亮，兵勇们随之施放枪炮，何伯智穷力竭，不得不狼狈收兵。

经过一昼夜激战，联军伤亡惨重，弹药也已耗尽，被迫撤往南方。在这场被称为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的战役中，英军沉没四艘炮艇，两艇受重创，英法联军总计伤亡四百四十八人，被当场打死九十三人，而中方一共仅阵亡了三十二人。

几乎是一夜之间，何伯便由威风凛凛的少将，沦落为一个眼神忧郁、胡须蓬乱的可怜虫。刻薄的英国人将他揶揄为“老实巴交的海军司令”，就连普通水手也嘲笑他只知道“像头西北的水牛”一样直冲大沽炮台，结果却使许多士兵糊里糊涂地牺牲了生命。

毫无疑问，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军事上所取得的最重大胜利。僧格林沁的红旗捷报传至京城，朝野为之沸然，人人奔走相告，都说这是“二十余年未有之快事”，中国不利的外交局面或将自此赢得转机。咸丰更是对僧格林沁及其所部大加赞赏：“此次夷人受大创，全军覆没，我军士奋勇异常，遂操全胜之算。”

打了胜仗，大家的胆子都大了起来。王公大臣们纷纷请奏，提出乘势废除《中英天津条约》，咸丰看到后，起初还有些踌躇不定，在朱批中写了一句：“但不知能办到此地步否？”继而才颁下上谕：“该夷狂悖无礼，此次痛加剿杀，应知中国兵威，未可轻犯。”他宣布废除《中英天津条约》，让英国派人到上海重议。

英国人吃了亏还算计着如何找补回来呢，如何能够接受这样的结果？首相巴麦尊立即推动国会通过了出兵案，随后，额尔金便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全权公使。法国政府一向是跟着英国转的，于是也同时任命葛罗为公使。1859年冬，额尔金、葛罗及其英法联军由印度等地会于中国海岸，开始进行远征京津的准备。

第八章 现实与梦境的距离

即使是在英法进京换约期间，咸丰的主要关注点，仍集中在国内的南方战场。

对官军而言，南方战场上最具威胁的一共有三个人，除了因三河之役而新近崛起的陈玉成和李秀成以外，就是另立门户的石达开。

用来对付石达开的是曾国藩。石达开沿途裹挟，去的省份多，招的人也多，最多时号称三十万大军，而当初太平军初兴，刚到湖北时也才不过十万人，但尾追于后的曾国藩却对石达开越来越轻视。

石达开早已不是湖口之战时那个年少老成、稳扎稳打的年轻主帅，他越来越急功近利。曾国藩一语道破石达开如今的弊病所在：“他已经与北方的捻军一样，成了流寇，算不上能做大事业的人了。”

曾国藩虽然在战术和临场指挥上难言出色，但他不愧为一个极其优秀的战略家，他能看到的东西你看不到，你就被他比了下去，双方已经不能站在同一个层次弈棋论道了。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曾国藩所部不过才一万人，而且皆为湘军中的二三流部队，可石达开反过来还被追得到处跑。当然，曾国藩要想马上消灭石达开，也是件很难办到的事。

扎堆而来的伯乐

作为“流寇”，其最大优点就在于能跑，而且一跑起来就很难追得上。比如捻军，论综合实力还远在太平军之下，但人家的大旗足足打了十六年，乃至于太平天国都亡了，他们还在跟官军捉迷藏。

与此同时，由于孤悬东南，与在江西时相比，湘军在人员和给养补充上并未有根本好转，曾国藩在征战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多他自身难以克服和解决的困难。

长此下去终究不是办法，曾国藩向咸丰建议，“流寇”没有后方根据地，攻打城池是其获取给养的主要来源，就是不去追，他也一定会来，所以只要守着城池就行了。

照这么说，你也准备就地在浙江固守城池？曾国藩说不，我不守城池，我去安徽，因为“金陵给养，全靠安徽提供，安徽乃太平军必争必救之地”。

显然，曾国藩从未忘记什么地方是最重要的。咸丰认为他言之有理，便批准曾国藩与胡林翼一道征战安徽战场。

就像是已经被预先算好命一样，石达开的进军路线，完全朝着曾国藩所设定的“流寇路线”在走。自出走安徽后，他先去浙江，接着进入福建，中间还曾现身于江西，但是到哪里都待不长，也立不住脚。

石达开如今奉行的不再是精兵主义，而是“人多主义”。每至一地，他都要大量招兵，可是由于未进行过系统训练，导致新兵大多缺乏作战经验和技能，连与官军正面作战都不敢，所谓三十万其实是个含有大量泡沫的数字。

人是要吃饭的，人多了吃饭的嘴自然也就多了，石达开无心经营地方，大多是吃光一地，再腾窝更换另一家，这也是他一直跑来跑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串“大户”吃下来，石达开转道湖南。不过在湖南，他将与一个军政奇才狭路相逢，这个人就是被林则徐生前视为衣钵传人的左宗棠。

俗话说得好，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但具体到左宗棠身上，伯乐几乎就是组着团扎堆而来。道光年间显山露水的名人，包括林则徐在内，贺长龄、贺熙龄、陶澍等无不对之器重有加。

贺长龄为“实学”健将，出任过云贵总督，他见到左宗棠时，左宗棠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然而贺长龄却称这位少年为“国士”，并且千叮咛万嘱咐，说现在天下人才异常匮乏，你以后千万不要捡着一个小官就去当，那样只会埋没你的才华。

贺熙龄是贺长龄的弟弟，清末的知名学者，经贺长龄介绍，他成了左宗棠的老师。与其兄一样，贺熙龄对左宗棠的期望值也出奇地高，曾以“万里江山眼底横”一句相赠。

最具传奇色彩的还是左宗棠与陶澍的交往故事。陶澍回老家扫墓，当地知县为迎接这位家乡名人，专门在居室里做了一番布置，其中新挂的一副对联引起了陶澍的关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对联不但气势磅礴，倜傥豪放，而且恰到好处地将“印心石”嵌入了进去。原来陶澍老家门前有一条江名唤资水，水中央有一块正方形的石头，酷似一方印章，当地人称之为印心石，陶澍小时候读书的书房也因此被取名为印心石屋。有一次陶澍入朝进见道光，道光不仅问到印心石屋，还亲笔写下“印心石屋”四字赠予陶澍。这是陶澍生平引以为豪的一件事，如今看到家乡人以此典故来迎接自己，自然激动不已。

别看对联字数少，但却极可能是一个人学养的综合体现。胡林翼可不就是通过一副类似于打油诗的对联发现了人才吗？陶澍一见倾心，认为对联的作者必非凡夫。

找来知县一问，原来对联正是出自于左宗棠的手笔，陶澍于是亲自登门拜访左宗棠，之后越谈越觉得对方了不得。

得知左宗棠有一个五岁的长女，与自己小儿子年龄正好相仿，陶澍便主动提出要跟左宗棠定娃娃亲。

左宗棠和胡林翼的情形不一样，胡林翼出身官宦，做陶澍的女婿至少是门当户对。左宗棠家境很差，此时亦不过是个教书先生，而陶澍却是名满天下的两江总督，又是长辈，二人要成为亲家，即便在自我期许极高的左宗棠看来，也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

见左宗棠推辞，陶澍不由分说：“你不要以为是高攀了我，你以后所能取得的功业，必在老夫之上。”

陶澍担心自己一旦不在人世，家庭将无人照料，因此他不仅要与左宗棠联姻，并且还托之以家事。对陶澍的托付，左宗棠既感动又吃惊，但他当时根本不敢答应，所有这一切还是在陶澍死后才实现的。

陶澍只有一个儿子，年纪尚幼，他一死，等于倒掉了顶梁柱，孤儿寡母顿失倚靠，周围的族人邻里全都盯住了他们家那点财产。身为女婿的胡林翼又常年在外，不可能事事照顾得到，全凭左宗棠一人帮着料理，陶家才保无恙。

陶澍的见识和勇气得到了回报，他没有看错左宗棠，从才能到为人。

迈不过去的门槛

对旧时代的读书人来说，取得功业的唯一捷径就是走科举之路。在这方面，管你心高气傲还是才高八斗，最初的心理，跟想中举想疯了的范进都相差无几。

左宗棠少有大志，读书时在门上手书对联，或“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或“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又有一众知名伯乐的捧场和提携，感觉自然是好到不能再好，但面对科举这个门槛，也只有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的份儿。

左宗棠的哥哥左宗植比他大九岁，左宗植几次折戟于考场，于是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弟弟身上，平时训导督促起来比老师都严格。

某次，左氏兄弟同赴长沙赶试，考完后便回到寓所等待公布成绩。晚上大门忽然被敲得咚咚直响，原来是中榜捷报来了。

隔着门，兄弟俩就听见左宗棠中了榜。左宗棠喜不自禁，赤着脚去开门，下地时才发现脚上只套了一只袜子，另外一只不知道在哪里，匆促间又遍寻不着，直至官差走后才在枕头边找到。

左宗植对弟弟的失态很不满意，说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不就是中了个举人吗，讲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话。

左宗棠听后满脸通红，赶紧爬上床继续睡觉。

天亮后寓所外再传捷报，这次是哥哥的。左宗植不仅中榜，而且被录为解元，即乡试第一！

这正是喜上加喜。左宗棠连忙向哥哥道贺，却发现已经乐晕的左宗植脚上也仅穿了一只袜。另外一只袜在哪里呢？地上没有，枕头边也没有，结果发现仍在左宗植的脚上套着——他一只脚上有两只袜！

不管当时的情景有多么尴尬，对左氏兄弟而言，那都是一段难忘而舒心的日子。此后他们在考场上的运气就没这么好了，左宗棠三次进京赶考，都仅落得个名落孙山的结局。

第三次几乎就要中了。对左宗棠的卷子，考官极力推荐，主考官也甚为欣赏，录为湖南省的第十五名，正好是湖南录取名额的最后一位。可是完了一查，说是弄错了，湖南多了一位，湖北少了一位，如此一来，就把左宗棠的名额给牺牲掉了。

这是左宗棠最后一次赴京赶考。后来有一段时间，京城曾盛传左宗棠将来京参加考试，当时的他早已是声名远播，连紫禁城的皇帝都听到耳熟，考官们压力剧增，想想这次无论如何得录取左宗棠，否则就显得我们这批人太没眼光了。

会试的所有卷子都是密封好的，看不到名字，所以只能凭文笔和风格来进行揣度，而这种揣度在某种程度上又只能靠运气。考官们在批卷子时，心里都在念叨着：“让我批到左宗棠，让我批到左宗棠……”

左宗棠作文向来有一股大刀阔斧高屋建瓴的气势，比如“大江流日夜”那种，这是寻找左宗棠文章的唯一线索。皇天不负苦心人，有个考官终于在湖南考区找到一篇“奇特雄伟”的好文章。

听到有此发现，其他考官也都围过来一道研究，品评来品评去，一致觉得八九不离十，遂予以录取。

等把试卷封条全部拆掉后，众人全傻了眼，此考生不是左宗棠，而是湖南的另一位举子。

不过考官们也不用自责，因为左宗棠根本就没有来京。

在左宗棠的个人履历上，功名一栏，始终填的都是举人，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和心病。

人的心理，对得不到的东西，往往会故意贬低。在古代，考进士称为甲榜，考举人称为乙榜，甲榜的地位自然要高于乙榜，但左宗棠功成名就出任督抚后，却是反过来，重乙榜而轻甲榜。一有机会，他总要对进士翰林出身的官员冷嘲热讽两句，倒是对举人出身的会另眼相看。

据说他有一次路过九江，对前来谒见的大多数官员都不待见，只对一个姓王的小官青睐有加。左宗棠甚至说，你们九江这些多官员，就数这位王某最优秀了。

小吏就算了

在谒见左宗棠前，官员们无不是做足准备，打了一肚子腹案，可是却连句中听的话都没捞到，大家不知道这位王某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问过之后才知道事出有因。原来左宗棠翻过官员档案，发现功名多为进士，他为此很不开心，正好王某求见，一查履历是举人，就先预存了三分好感。

宾主落座后，左宗棠给王某提了个问题：“你说究竟是进士好还是举人好？”

王某官职虽小，为人倒是十分机灵，马上说举人好。

左宗棠听着耳顺，好感又多了三分，接着问为什么举人好。

王某见左宗棠面露喜色，便知道刚才说的话到了位，赶紧为此搬出一番高论：“中进士之后，如果进翰林院，不过是在象牙塔里写些小文章，那些进不了翰林院，只能分配到地方做知县的，每天忙公事还忙得顾不过来哩，请问他们究竟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实学？”

接着，他又话锋一转：“举人则不然，他们绝对可以专心致志地探讨实学，加上闲暇之时可以游览名山大川和郡邑形胜，无论是学问还是见识，哪一点都比进士强。”

左宗棠一边听一边含笑点头：“你的话简直就是道出了我的心声啊！”

左宗棠能够高坐公堂之上，贬进士，褒举人，那都是后来的事，彼时的科举门槛可把他给折腾坏了。

举人其实就有了做官的资格，比如，江忠源也是三次会试三次失败，但好歹衙门里也给他预留了位置。左宗棠如果想做官的话，是肯定有得做的，只是小一些罢了，关键还是左宗棠和他的那些伯乐都把目标值定得太高，不知不觉中，左宗棠已到了宝塔尖的位置，他恨不能立马就进内阁军机处呢，怎么肯如此委屈自己。

胡林翼本身是个奇才，他对左宗棠惺惺相惜，赞不绝口，谓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在用人方面，他又向来是内举不避亲，为此也曾多次推荐左宗棠出来做官。然而就算胡林翼推荐，也得先从基层干起，左宗棠一口予以回绝：“我做大官可以，小吏就算了，用别人可以，被别人用就免了。”

直到最后一次赴京赶考，左宗棠仍然气势逼人。那次乘舟北上，经过洞庭湖时，他上岸游览了洞庭君祠。这是一座专门用来祭祀洞庭君的寺庙，据说洞庭君掌握着八百里洞庭湖。对着这位湖神，左宗棠也毫不谦让，信笔题一对联：“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

船到汉口，左宗棠碰到了一位名叫欧阳兆熊的同乡。欧阳兆熊也要进京赶考，他比左宗棠大五岁，但中举却迟了整整四年，因此左宗棠在他面前自我感觉很是良好，还特地把对联拿出来给对方看。欧阳兆熊看后自然是佩服不已，连夸对联写得“意态雄杰”——您都跟湖神平起平坐了，以后前程真不可限量啊。

欧阳兆熊是个老实人，以为吹牛吹到这个境界已经算是大得没谱了，殊不料这还只是开始。

两人继续结伴北上。某日，欧阳兆熊见左宗棠伏案写一个东西，就问写些什么，得知是一封写给妻子的家信。

过了一会儿，船只靠岸，左宗棠独自上岸观光去了，把家信扔在了案几之上。本来别人的家信是不该看的，但欧阳兆熊年轻好奇，见信稿也没装进信封，就随便瞄了两眼。

这不看犹可，一看眼睛就离不开了，不是因为里面有什么隐私，而是其中一段读来着实惊心动魄。

以下是左宗棠的记述：

“那天深夜，船只停泊在一个偏僻无人处，我正在仓中休息，突然仓门口伸进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刀。我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一伙打家劫舍的水盗。若是寻常旅客，这时多半只能跪地求饶，或在角落抖成一团了。可我，你的丈夫是什么？是剑客，身上带着佩剑呢！

“一个剑客不是凭嘴上说的，是用生命换的！我当即大呼而起，拔剑刺去。船舱里的水盗越涌越多，足足有十几个，手里拿着的全是明晃晃的刀，双方打成一团。

“我的水平你是知道的，别说十几个小蟊贼，几十个又如何？水盗平时何等威风，此时也成了银样镴枪头，被我打得顾头难顾屁股，一个个逃出仓外。

“我一边大叫一边追击，众水盗力不能支，纷纷跳入水中。

“逃就行了吗？这么大老远跑来跟我瞎起哄。不过可惜的是，我不会游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逃走了。”

您能袖手旁观吗

一个人打十几个水盗，还逼得对方跳水而逃，欧阳书生简直要对眼前的这位大侠顶礼膜拜了。

问题是，这可能吗？

欧阳兆熊思来想去，他和左宗棠同舟而行也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十几天了，要真有这样的事，自己怎么会一点都不知情呢？可看家信中的口气，说得正经八百，没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要不然，就是发生在两人相遇之前？欧阳兆熊把左宗棠的书童叫来，书童比他还惊讶和疑惑。再找船夫，船夫更是莫名其妙，说这一路平安得很，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水盗。

这时左宗棠散着步回来了。欧阳兆熊急忙问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左宗棠搔了搔头，情知牛皮已被揭穿，当着真人，混是混不过去了，只好说：“嘿，不是水盗。昨天晚上有人弄错了，误拉了我的被子，我以为是水盗呢，便大叫而起。你听听，我现在的喉咙还沙哑着呢。”

欧阳兆熊听后啼笑皆非：“原来是你做的梦啊！可为什么你在家信中的口气，倒好像真事一样呢？”

左宗棠说昨天晚上他读《汉记》中的刘秀传，正好读到刘秀指挥昆阳大战那一节：“睡觉时正好就做了这个梦，醒来一想，历史书中记述的战事恐怕很多也是梦境吧”。

真实的历史跟你做梦是一码事？欧阳兆熊刚要辩驳，左宗棠紧跟一句：“你怎么知道昆阳大战不是刘秀做的梦呢？反正大家都是做梦，又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天下事本来如此。”

说到这里，欧阳兆熊深感无语，两人一起大笑起来。

其实从内心来讲，左宗棠是很希望美梦成真的。对于他来说，做大侠，赶跑区区十几个水盗都太小了，只有封侯拜相、匡扶天下才是最终目标。

可现实与梦境的距离实在过于遥远，左宗棠那次进京是三次会试赶考中的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的一次：本来已在录取名单之上，却又活生生地被踢了出去，倒是同来的欧阳兆熊高榜得中，成了进士。

期盼越高，跌得越重，在左宗棠的生命中，已没有精彩，唯有遗憾，所以他只能对理想说再见了。

左宗棠决定隐居做农民，所谓“长为农夫以没世”，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别号，谓之“湘上农人”。

这当然不是他的真实愿望。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小官不愿干，大官不让干，只好暂时在山里面窝着了。

湖南士林大多奉诸葛孔明为偶像，以诸葛自况或被人称为诸葛的人一抓一大把，其中名气最大的是“三亮”：老亮、小亮、今亮。“老亮”是指罗泽南，“小亮”是指刘蓉，“今亮”是指左宗棠。三亮里面，就以“今亮”左宗棠最为高调，就连给朋友写信，信尾也不忘署个“亮”字。

乱世之中，真正有才的人反而不会被埋没。太平天国运动一起，草根版诸葛亮顿时炙手可热，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第一个跑来求贤。

张亮基此前任云南巡抚，是胡林翼的上司。他听说太平军已兵抵长沙，便要把有平乱专家之名的胡林翼带走，无奈云贵方面死活不肯放人。最后胡林翼感其知遇，就主动向他推荐说，湖南有一个叫左宗棠的人，此人精明强干，必然能成为你的得力助手。

张亮基一听大喜，刚入职湖南，就派人带着礼物来延请左宗棠相助。左宗棠开始还不乐意，他的哥哥左宗植倒是说了句实在话：“一省之长肯低姿态来请一个落第举人，这种事古代或许有过，现在可不怎么多见。既然人家如此礼贤下士，你就不能太端着了。”

左宗棠的夫人周诒端与寻常家庭妇女不同，有着很高的文化水准和见识，她也写下一首诗送给左宗棠：“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渔樵了此生。”（我知道你一直都有报国之心，既然有这样的报国机会，你就不应该再归隐山林，平淡地过完这一生了。）

就在家人都劝其出山的时候，胡林翼派人送银子过来，让他用以安排家小，其实就是催促他尽快前往省城。与银子一道送来的还有一封信，胡林翼在信中写道：“张中丞（张亮基）赤胆忠心，是林文忠公（林则徐）一样的人物。您平时最佩服文忠公，怎么就不愿辅佐与他一样的张中丞呢？”

知道左宗棠素来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胡林翼又推心置腹地对他说：“我不会劝您去危险的地方，但目前形势危急，您能袖手旁观吗？如果湖南全境都被贼（太平军）攻陷，您所住的柳家庄、梓木洞还保得住吗？”

在众人的劝说下，左宗棠终于放弃隐居避世的念头，来到长沙城襄助张亮基。

张亮基对左宗棠一见倾心，在他的幕府里，左宗棠也绝不是一个普通幕僚。湖南的军事吏治，表面由张亮基主持，幕后皆为左宗棠所策划筹谋，张亮基能守住长沙，并确保湖南的一方安宁，靠的也正是左宗棠、江忠源这里外两大高手。

老油条才想得到的办法

因保卫长沙之功，左宗棠被授以同知的虚衔。同知是知府的副职，在左宗棠眼中也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官衔，根本就没当一回事，于是在张亮基调任山东后，他重新回到了梓木洞。

说到底，当幕僚为人所用并非左宗棠的志愿，可是他做幕僚又实在做得太出色了，即便再不情愿，还是被大员们紧盯着。这不，张巡抚刚走，骆巡抚又来了。

这个骆巡抚就是骆秉章。骆秉章出任湖南巡抚没多久，太平军就从湖北重新杀了过来，湖南局势因此万分紧张。

在前线与太平军直接对阵的是曾国藩和湘军，但骆秉章与曾国藩的私人关系不好，这时候他就想到必须再找一个高水平的幕僚来辅佐自己。

能想到的人就是左宗棠，不过这个人可不好请，骆秉章又写信，又送礼，就差磕头作揖了，左宗棠仍是不为所动。幸好骆秉章不愧官场老油条，他很快就想出了一个老油条才想得到的办法。

此时湘军在前线征战，急需军饷，仅军队要吃的粮食就至少要开销八万两银子，曾国藩愁得要命，便不惜将“劝捐”改为“勒捐”，搞强行摊派，逼湖南境内的富户掏腰包，陶家也在名单之列。

曾国藩把陶澍的幼公子，也就是左宗棠的女婿陶桄叫去，问他可以捐多少银子。陶桄硬着头皮表示可以认捐一万两，曾国藩摇摇头，认为一万两太少，至少得三万两才行。

陶桄差点没哭出来，说就我认捐的这一万两，一次性还拿不出来，得分期付给你呢！

曾国藩虽然长期担任要职，但做的都是京官，若单凭合法收入的话，不仅没有存款，甚至还得靠借债度日。地方官则不一样，一个督抚一年仅养廉银就有一万到两万，把全部俸禄加在一起，每年少说三万两银子打底总是没问题的。

除此之外，熟悉官场的曾国藩还了解一些其他内幕。他对着陶桄一一列举，说哪一年哪一年，我在京城的时候，看到你父亲送给某京官几万两银子，又哪一年哪一年，见到你父亲催缴盐务款的公函，涉及数万两银子，催得那么急，自然好处也是少不了的。

这两件事在当时都是官场常态，没什么可特别指责的。曾国藩的言外之意是，就算陶澍是清官，二十几年督抚做下来，收入也相当可观，何况陶澍还远远不能被纳入清官之列。

曾国藩铁板着脸，对陶公子说：“你父亲留下来多少钱，一本账清楚得很，再怎么分辩，都难掩天下人之口，所以你今天也别想一毛不拔。”

陶澍生前与曾国藩虽无特别交情，但毕竟是一代名臣，女婿胡林翼和曾国藩还曾是翰林院的同事，照理曾国藩不该如此尖酸刻薄，咄咄逼人。只是彼时的曾国藩还不是后来的曾国藩，那时候的他几乎可以用老愣头青来形容，做起事来完全不顾任何情面，要不然也就不会与骆秉章及湖南官场闹得水火不容了。

与曾国藩相比，骆秉章就要滑头许多，他劝曾国藩不看僧面看佛面，用不着这么顶真。曾国藩横竖听不进去：“陶家之富，难道只有我知道？谁不知道呢。”他说，虽然陶澍已经辞世，但预估所留下的田产，每年光田租就收入不菲，要是把一年的田租都拿出来资助军饷，想来也不会伤了他家元气。

不管骆秉章怎么劝，曾国藩都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如果连对陶家都无办法，又怎么去动员其他富户？在这件事上，你得理解我，要不是军饷如此窘迫，我肯如此结怨于人吗？”

说到这里的时候，骆秉章不言语了。因为曾国藩话里有话——我不“勒捐”也可以啊，你能全额负担湘军的军饷是再好不过了。

湖南迭经战乱，已经穷得揭不开锅，骆秉章实在也拍不了这个胸脯。

对榆木脑袋的“曾剃头”，骆秉章还真拿他没办法，不过退下堂来，他忽然想到陶家与一个人有密切关系，何不如此如此。

某日，左宗棠突然听到消息，说女婿被抓起来了，现在就关在长沙，罪名是“抗捐”。

什么抗捐？你们究竟算是官军还是强盗？左宗棠又气愤又郁闷，他连夜赶到长沙，找骆秉章要人。

骆秉章听说左宗棠来了，马上迎出门外，并且拍着手说：“哪里会有陶澍的公子、左宗棠的女婿可以被抓起的道理，放心，我早就把陶桄放回去了。”

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骆秉章大笑道：“不如此，怎么能邀诸葛先生大驾呢？”

左宗棠这才明白，原来所谓女婿被抓，是骆秉章故意放出来的风声，为的就是把他“诓”到长沙。

左三先生

虽然骆秉章的事情做得有些不伦不类，但你想想看，堂堂一省之长、封疆大吏，为了求贤，竟不顾身份出此下策，能不让你感动吗？左宗棠是性情中人，他很感动，于是便留下来，进入了骆秉章幕府。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骆秉章肯放过陶桄，曾国藩却始终不愿手下留情。

左宗棠便让女婿陶桄把陶家的所有房契地契都拿出来，当着骆秉章和曾国藩的面进行清产核资。

一算下来，全部资产总计不到五万两，根本没有外界想象得那么富有。尽管陶澍还没有清廉到林则徐的程度，但二十多年的督抚，仅这一点积蓄，距离两袖清风的标准也不远了。

既有实物为证，曾国藩也不好再为难陶家，只是要求认捐的那一万两无论如何不能拖延，须一次性缴清。

陶家所核算出来的不到五万两的资产还包括固定资产，实际存银并没有这么多，何况上上下下还要生活开销。左宗棠无奈之下，只好另外想办法凑银两，最后总算替女婿渡过了难关，但他与曾国藩的芥蒂，也就在此时埋下了种子。

骆秉章的幕府并非只有一个左宗棠，里面还有很多其他高手。骆秉章对左宗棠也不是一开始就放手，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察，在确认左宗棠的能力和人品后，他才将军政大权完全交给左宗棠，自己仅仅是签字画诺而已。

这么说吧，如果说张亮基对左宗棠的态度是从谏如流，骆秉章就是全盘托付，张亮基尚表面主持，骆秉章干脆将所有事务都一股脑儿推给了左宗棠。

左宗棠是个气魄雄伟、不拘小节的人，骆秉章敢放手，他就敢接手，湖南省内大大小小的事务，几乎全由幕府拍板，实际也就是由左宗棠一人说了算。

骆秉章有时也去幕府看看，左宗棠不主动跟他打招呼，他就静静地坐在一旁，听左宗棠和一班幕友高谈阔论，中间从不随便插嘴，临走时也不会发表什么重要指示，抬抬腿就走了。

倒是左宗棠常有一种文人的神经质。有时半夜里爬格子，写出一篇很得意的奏稿，他就会跑到骆府门口，叩门大叫，非把骆秉章从美梦中叫醒不可。

这骆巡抚倒也配合，铁定会从温暖的被窝中爬出，乖乖地给左师爷捧场。读完妙文除击掌叫好外，还会让下人拿出酒来，两人花间对饮，一醉方休。

在湖南官场，大家渐渐都明白了，若有事，得找“左三先生”（左宗棠在家排行老三），他说行就行。左宗棠俨然成了全国绝无仅有的第一师爷，长沙人甚至可以不知道骆秉章是谁，但对左师爷或左三先生之大名却是无人不晓。

骆秉章有个小舅子，花钱捐了个助理小官，但一直得不到实缺。骆秉章的太太让男人给自己弟弟安排一下，骆秉章面有难色，说现在所有事务均由左师爷主持，我没法跟他开这个口啊。

到底什么风都敌不过枕边风，经不住太太再三再四的央求，骆秉章只得答应趁左宗棠高兴时，自己措措辞，试着讲一下，没准对方应了也说不准。

某日，骆秉章去左宗棠的房间，双方相谈甚欢，骆秉章觉得时机到了，便说有一个这样的人，来省城的时间也很长了，应该给他一个职位。

左宗棠听后沉默不语。骆秉章赶紧点明此人的身份：“实不相瞒，他是我小舅子。”接着又大念苦经，说太太已经朝我絮叨了很久，我都不敢跟您提，现在是被逼得实在受不了，才冒昧提及。

为了说动左宗棠，骆秉章还把小舅子给夸了一通：“他说没才呢，也有点小才，做事也比较谨慎。排队等候实缺的助理小官里面，像他这样的，都早就得到差使了。”

左宗棠听着听着笑起来：“我今天特别高兴，咱们一道喝杯酒吧。”

这是不是表示师爷已经答应下来了？骆秉章比左宗棠还高兴，连忙让人上酒，并且亲自给左宗棠把酒杯斟满。

左宗棠接过酒杯一饮而尽。骆秉章连斟三次，左宗棠连干三杯。喝完之后，他拱手给骆秉章行了个礼：“喝过三杯离别酒，左某从此告别。”随后，他便让随从装备行装，真的要告辞而去了。

骆秉章为之惊愕不已，上前一把拉住，说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好好的就要走呢。左宗棠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何必多言。”

书生何惧长毛

绝交？骆秉章心里咯噔一下，马上想到是为小舅子求职的事激怒了左宗棠，忙一个劲儿地道歉：“我刚刚所说的那些，你就当我放了个屁好了，千万不要因一时误会就萌生去意。我可以向你保证，今后骆某再不会干涉你的事务。”说完，他让随从把行李放下，重新亲自给左宗棠上酒。

见骆秉章如此恳切真诚，左宗棠这才肯坐下来，对骆秉章解释，说我其实早就注意到了你那小舅子，而且确如你所言，他有些小才，为人也谨慎。可是骆大人你要想一想，这是什么时候，兵荒马乱啊，现在我们要维系人心，就要整顿吏治，要整顿吏治，就不得徇私。

左宗棠侃侃而谈：“如果我给你小舅子派个差使，人家不会说这人怎样怎样胜任，只会说他是走了你的后门。这个风声一传出去，众人都会争着来开后门，干吏能人也会因此灰心丧气，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得成呢？”

骆秉章心悦诚服，回去后就劝小舅子如果实在等不及，就到别的省排队，反正在湖南是不行了——左师爷说得没错，我得避嫌啊！

骆秉章的雅量和谦让，在左宗棠身上得到了巨大回报。左宗棠入幕六年，协助骆秉章把各项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湖南的财政收入原来在全国只能居于中下水平，但从此除自足外还有了富余。这在当时实属不易，赢得朝野一致赞誉，有人甚至认为就算诸葛亮治蜀，也不过如此。

当时很多内陆省份都只求自保，甚至以邻为壑，唯左宗棠说欲保湘必须兼顾五省（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主张力所能及地对五省进行支援，即所谓“内清四境，外援五省”。

这种迥异于一般大吏的保障政策，成为湘军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可以说，如果湖南没有左宗棠在协调，无论是曾国藩治军还是胡林翼抚鄂，能否持续不断地得到湖南支援，都将成为一个大问题。曾国藩也深有感触地说：“湖南吾根本，不可无左公。”两人因陶家被“勒捐”而生出来的罅隙也因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

湖南的稳定局面维持了很长时间，直到石达开的突然出现。1859年2月，石达开率三十万大军自江西开入湖南，由于军队人数太多，仅过境就走了六天六夜。消息传到长沙，整个湖南官场为之惊骇不已。

在湘军主力随曾国藩出征后，湖南其余部队也相继出省作战或增援。与李续宾在安徽的情形相仿，这些部队每打下一个地方，就需全部或部分留下协助防守，否则就跟没打一个样。至石达开入湘，湖南在驻军上已经跟个空心萝卜相仿，面对大兵压境，至多只能唱唱空城计了。

骆秉章急忙向邻省求援，可是他事先也没打招呼，打仗的省是自顾尚且不暇，不打仗的省是根本就没有这么多常备部队，能够驰援湖南的寥寥无几。

前方危如累卵，后方援兵不继，骆秉章忧心如焚，左宗棠见状急忙上前安慰，说你别看太平军势大，“借勇五千，书生何惧长毛十万”。他的意思是要骆秉章坐镇长沙，由他亲率五千兵勇，到前线去跟石达开单挑。

骆秉章哪里肯放左宗棠走：“你哪也不要去，就地指挥全局，湖南军事指挥权可由你一手掌握！”

紧急时刻，还得看师爷的。左宗棠对地理学和军事学有着很深的造诣，自入幕后，又常年参与军机，运筹帷幄和指挥打仗对于他来说已成家常便饭，只是如此险境，他也还是第一次遇到。

石达开不是司马懿，跟他玩空城计是行不通的，手中必须掌握部队，左宗棠决定开发一项湖南的独特资源：退伍兵。

湘军各营，大多由所属营官从家乡招募，所招募的一营人马也基本全是老乡，其优点是作战时能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缺点是营官一旦易人，外来将领很难统带原班人马。与此同时，曾国藩又吸取了江忠源“新宁勇”及胡林翼黔勇失败的教训，认为不管多好的兵，日子一长，也有失去朝气和沦为兵油子的可能，因此要常换常新。

如此，就造成了湘军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及惯例，即只要战事一缓和，曾国藩便会将军纪不良或战斗力下降的部队予以遣散，然后再派将领还乡进行重新招募和组建。

经过屡次遣散，湖南境内积累了很多退伍兵。不管他们身上有多少问题，但至少有一样是左宗棠急需的，那就是具备作战技能和经验，拿过来便能用。

左宗棠招纳退伍兵和新兵，组建了一支四万人的新湘军，其中以退伍兵为基础的近一万兵勇是其主力。

比的是计算

湖南地方这么大，若是全都设防，四万人马撒下去，极可能每个区域才几百几千人，所以部署上得有重点。左宗棠判断，石达开的进攻路线应与过去太平军北上时一致，先取衡阳，再攻长沙，然后入湖北。根据这一判断，他除抽兵调防长沙外，将大部分人马都派到衡阳进行防御。

衡阳城下很快就发生了战斗，但蹊跷的是，其他地方也有战火。在前线送来太平军的战俘后，左宗棠立即进行审讯，审讯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原来石达开接受了部下的建议，认为“中原不容易谋取，不如入川做刘备”，他既不是要打湖南，也不是要入湖北，真正的目的地其实是当年诸葛亮苦心经营的蜀地四川。

按照石达开的部署，进攻衡阳的太平军只是其偏师，主力尚在衡阳以西的永州，换句话说，他使用的是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

战略判断失误有时是致命的，不过左宗棠仍来得及着手进行补救。1859年4月6日，他将湘军精锐从衡阳等地抽出，分路对永州进行增援。当派出的第一路援兵赶到永州时，永州已被石达开三面包围，援兵只得暂时扎营于城外，与太平军对峙。

两天后，第二路增援部队赶到，两路并一路，与太平军在城外展开鏖战。

左宗棠能派出的这两路援军，加一起才三千五百人，太平军却有整整八万之众，二者兵力数量之比是二十五比一。看上去似乎石达开必赢无疑，但他没想到对手还有一招更厉害的。

左宗棠派出的第三路援兵到了。这一路兵也不多，但左宗棠选择出击的位置十分刁钻，他打击的是石达开的后方。自古任何军队都怕后路出问题，闻听后方被抄袭，太平军阵脚大乱。

左宗棠在永州一举击败石达开，歼灭其主力近一万人，俘虏并遣散两万多人，并对石达开实施了反包围。这也是左宗棠在军事指挥上取得的第一次大胜。

指挥如弈棋，比的是计算。开始左宗棠没算过石达开，让石达开在不声不响中绕过衡阳进入了永州，但他亡羊补牢，用最快的速度对部署进行了调整，终于挽回局面，重新占据了主动。

5月21日，石达开利用天降暴雨之机，从包围圈中撕开缺口突围而去。

左宗棠需要知道的是，他的对手下一步会去哪里，是直接去四川吗？答案又从对俘虏的审讯中得到的，左宗棠获悉，石达开将去一个地方绕一下，这个地方叫作宝庆。

宝庆（现湖南邵阳）属商业重镇，是个相对比较富裕的地方。石达开既成“流寇”，在缺乏后方根据地的情况上，就必须沿路补充，而宝庆显然是个不错的歇脚所在。

这次再不能犯错了，必须提前调兵遣将。左宗棠将所掌握的机动兵力全部投入宝庆会战，这些部队被分开设防，其中的三万新兵加一部分老兵进入城内防守。

打仗除了得精通地理地形及兵书战策外，还得了解士兵的心理。新兵上阵，最重要的还不是技能不熟，而是缺乏胆量，说直接点就是怕死。如果把他们直接放到城外，骤遇太平军这样的强敌，十有八九会被吓得尿裤子。在城里面打就不一样，毕竟前面有座城墙挡着，不用担心对方立马杀到眼前。

与此同时，左宗棠从老兵中抽出七百人入城作为督战队。守城时，每个老兵管制和监控五十个新兵，以此提高防守能力。实际上，太平军在防守战中也经常使用这一办法，因为退伍老兵与新兵不同，他们或许军纪不好，或许平时打不起精神，但一遇到野战恶战就能看出功底和经验了。

除派少数老兵担任督战队外，八千以退伍兵为基础的精锐老兵驻防城外。左宗棠特地在城外挖掘了数道深壕和工事，这些部队就驻扎其间，相当于将城防往外推进了数里。

铁打的宝庆

当石达开到达宝庆时，发现左宗棠已对宝庆城外实施坚壁清野，这使得太平军不仅无法在城外得到粮草补充，就连靠近城墙都很危险——城外建筑也被同时焚毁，城下一览无余，重炮想打哪儿就打哪儿。

尽管如此，石达开仍有攻下宝庆的资本和可能。与围攻永州时不同，这次所有后续部队都已经赶到，加上湖南境内天地会的加盟，石达开所部达到了三十万人。

当初太平军包围南京，号称百万，但真正能用于作战的也不过几十万人，南京有多大？宝庆又有多大？三十万人围着这么一座小城，几乎可以说是杀鸡用牛刀了。

石达开意识到，要破城首先要击破城外驻军，因此他在围城的同时，也将城外的湘军精锐全部围困起来，并利用数量上的优势进行压制性攻击。

湘军屡次从内往外突，尽管他们也打过胜仗，但兵力上的悬殊差距很快稀释了所取得的战果：太平军有的是人，伤亡再多，亦不过是九牛一毛。

包围圈越缩越紧，连骆秉章和左宗棠的指令都无法送进来了，城内外的湘军同陷困境，然而关键时候，石达开又犯了一个错误。

在没出走天京之前，石达开也敢打狠仗恶仗，比如，在九江与曾国藩对垒时，他基本是豁出去的。可是在出走之后，由于缺乏稳固的后方根据地进行补给，他开始变得谨小慎微起来，最爱打的是巧仗，最畏惧的是硬仗，就怕在战争中蒙受损失。

过去曾国藩在追击时，就发现了石达开的这一缺陷，曾经说过：如今的石达开，你只要挡住他的前三板斧，他就不敢使后三板斧了，这就叫作“钝”。

曾国藩有针对性地使用了新战术，也就是一上来先挡住石达开的前三板斧，使其“钝”。在浙江和福建，曾国藩屡屡得手，弄得石达开无还手之力，这次又轮到了宝庆。

经过前面的苦战，太平军蒙受了一些伤亡，石达开舍不得再血拼下去了，他想效仿湘军的“长围久困”。问题在于，“长围久困”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即必须有后援及其提供补给的基地，而自从成为“流寇”后，这两项条件石达开一项也不具备，换句话说，围得越久，有利的不是他，而是对手。

就在石达开犹豫不决的时候，左宗棠已将新的强力援军调往宝庆，此为胡林翼从湖北派来的李续宜部，共有五千多兵勇，乃湘军的现役主力，另外还有来自吉林的三百满洲骑兵作为配属部队。

拳头有了，问题只在于从哪个方向打过去。位于长沙的指挥部里议论纷纷，大多数将领都主张自东向西，理由是可以在出击的同时，保护身后的省会。轮到左宗棠了，他摇了摇头。

在宝庆尚未被围得水泄不通之前，守军曾送来一张“敌我兵势地图”。左宗棠将这张地图挂在墙上，从早到晚地进行研究。那时他就看出石达开的兵力部署有问题，按道理，石达开应将兵力厚集于宝庆城下，相应形成的势态是西面兵多，东面兵少，但显示于地图上的太平军营垒，却是西面少，东面多。

显然石达开既想攻下宝庆，又怕赔掉老本，不然不会如此布置，而这直接影响到了李续宜的出击方向。左宗棠说，如果只保护省会，干脆让李续宜蹲在长沙不动好了，既要出击，就要击中敌方要害，不能过多考虑其他因素。

哪里是敌方要害？石达开在东面兵力雄厚，北面薄弱，左宗棠认为北面是其要害所在，他主张将李部的出击方向定为由北向南。

李续宜依令出击，果然一战得胜，石达开被迫收缩兵力，改进攻为防御。

石达开部署上的弊病被左宗棠牢牢抓住。接下来，李续宜弃东防线于不顾，专攻太平军兵力薄弱的西防线，并且予以一举摧毁。宝庆战局从此即刻逆转，由石达开围困宝庆，变成了他孤军被湘军包围于宝庆山区。

在遭到湘军反包围的同时，因缺乏基地所带来的其他各种问题也接踵而至，对太平军形成了困扰。那些天，战场上每天都要消耗不少米粮和火药，石达开在米粮和火药方面没有稳定来源，无非是继续消耗营中库存而已。由于粮草告急，即便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石达开也不得不分兵去附近村寨搜罗粮食。至此，宝庆会战鹿死谁手，已是不言自明的事了。

1859年8月12日，在湘军的猛烈进攻下，太平军全面溃退。三十万大军仅余八九万人。更重要的是，自石达开出走天京后就一直跟随其左右的亲兵部队，即“经年老太平军”也损失一空。

在入蜀计划失败后，石达开退往广西，身后留下了一句无奈的浩叹：“真是铁打的宝庆。”

你知道举人左宗棠吗

能够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击退石达开，并取得宝庆一战的胜利，左宗棠可以说是厥功至伟，骆秉章对他也更加信任和倚重。

除左三先生和左师爷外，湖南民间又给左宗棠送了一个新绰号，谓之“左都御史”。骆秉章曾担任过监察御史，相对于右都御史，按照以左为尊的原则，“左都御史”的权力和地位当然还要超过右都御史。

左宗棠在湖南政坛举足轻重的作用越来越为外界所知晓和认可。御史宗稷辰是浙江人，与左宗棠“无一面之缘，一字之交”，但在上疏荐举人才时却将他列为首位，说：“所知湖南有左宗棠，通权达变，为疆吏所倚重，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胡、罗（指胡林翼、罗泽南）。”

湘军以湖南为根本，全部的兵力补充和部分饷械都依赖于湖南，或者说靠左宗棠的幕后主持。曾国藩为此特地上奏朝廷，报告左宗棠接济军饷之功，朝廷遂授左宗棠以兵部郎中，并赏戴花翎。接着，胡林翼也上奏荐左宗棠为将才。这使得左宗棠迅速为朝野所瞩目，咸丰听闻后，便命骆秉章出具切实考语，将左“送部引见”。

骆秉章哪里肯放左宗棠离开自己的幕府，他在复奏中表示：“等湖南军务告一段落，遇会试之年，再送部引见。”

这时郭嵩焘正在翰林院任编修，他籍贯湖南湘阴，和左宗棠是一个县的同乡。有一天咸丰在召见他时，忽然问了一连串关于左宗棠的问题：“你知道举人左宗棠吗？他为什么不愿出来做事？他今年多少岁啦？”

在郭嵩焘一一作答后，咸丰嘱咐他说：“左宗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再过几年精力就会衰竭，应该趁身体尚强健，及时出来为我办贼（即‘剿灭’太平军），不要糟蹋了机会。你一定要劝劝他。”

或许是因为骆秉章在复奏中提到了会试，咸丰又问郭嵩焘，左宗棠是不是还想参加会试。得知左宗棠确实有此想法，他都有些着急了：“左宗棠何必以科名为重？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哪一个收获多？他有这样的才能，也还要出来办事才好。你可以写封信把我的这层意思传达给他！”

咸丰不仅专门了解情况和带话相劝，还加赏左宗棠四品卿衔。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特殊礼遇，也显示皇帝对左宗棠相当器重，已有任用他的打算，众人对此无不既惊讶又羡慕。

然而所谓树大招风，时间一长，不可能不引来猜疑和嫉妒。知道左宗棠为人厉害，又是骆秉章身边的红人，直接攻击的话弄不好要吃不了兜着走，有些人就转换策略，含沙射影地说湖南是“幕友当权，捐班用命”。

左宗棠没有分身法，在事务较多的情况下，他也会安排其他幕僚去经办。这些幕僚中有的在科举场上不得意，是靠捐纳得到的功名，即所谓“捐班”。

含沙射影者的话阴险就阴险在，他们看似说的不是左宗棠，其实都是直奔左宗棠而去。骆秉章大智若愚，耳边吹风的人在打着什么主意，一听就听出来了。大部分时候，他都装着没听见，实在说的人多了，就回过去一句：“幕友们办事，都经过了左宗棠的亲自裁定，并非自作主张，你们不要瞎想乱说。”

至于使用“捐班幕僚”，骆秉章更不放在心上。他说有能力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进士又如何？要是没能力，一样毫无用处。

有骆秉章挡在前面，一般人自然不敢轻易去招惹左宗棠，但也有例外，此人是湖南永州总兵樊燮。

事情缘于樊燮到长沙向上司进行汇报，他先拜见骆秉章，完了骆秉章嘱咐他一定还要去拜一下左宗棠。

樊燮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对此颇不以为然，想想拜巡抚大人是应该的，左宗棠不过一师爷，凭什么要去拜他？可既然骆秉章吩咐在先，那就去敷衍敷衍吧。

见到左宗棠后，樊燮并未请安，也就是没有行礼。

在湖南官场，左宗棠的“影子巡抚”身份众所周知，虽然背后说坏话、造谣言的人很多，但是当了面还是得恭恭敬敬，哪怕那是装出来的。天长日久，左宗棠也形成了习惯，樊燮的举动让他很不开心：“武官见到我，不管大小，都得请安，你为什么如此特殊？”

樊燮并不买账，说你可以查一查大清国制度，看有没有武官见到师爷必须请安的规定或行例：“我樊燮虽只是武官，没有文官那么尊贵，但也是堂堂的二三品官，岂有随随便便向师爷请安之理？”

樊燮一口一个师爷，大大刺激了左宗棠的自尊心，一时又怒又急，上前便一脚踢过去，嘴里还大骂：“王八蛋，给我滚回去！”

这一脚只是做做样子，并没有真的踢到樊燮身上，倒是那句大骂伤人不轻。樊燮气哼哼地退出帐外，两人自此结下了仇怨。

不久，骆秉章上奏朝廷，要求对樊燮进行查办。樊燮得知后，便以左宗棠对他报复为由，一状告到了湖广总督衙门。

其实这事跟左宗棠并无太大关系，纯粹还是樊燮自身的问题。在骆秉章的奏折中，列举了樊燮的诸多过失，比如，挪用军费做零用花销，以及私自役使士兵给他抬轿等。

就左宗棠的品质和经历来看，他极少因私怨而累公事，更不擅于玩阴的。可是樊燮不会这么想，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左宗棠在暗中整他——都把我骂成“王八蛋”了，还不肯罢休，要给我穿小鞋？咱们走着瞧，看究竟谁能扳倒谁！

死路一条

樊燮的状纸递上去后，由湖广总督官文受理。

湖广总督在权限上可遥制湖南，但官文庸才一个，在军事上全靠胡林翼撑持，你要他掌握两湖全局，他不过是哪里请求调兵，就敷衍着派兵到哪里去，自己从来不肯用心，也无任何定见。除此以外，官文也不是个清官，如此种种，都让左宗棠非常瞧不起他。

左宗棠的前任幕主张亮基曾署理湖广总督，左宗棠认为，自张亮基离开湖北后，“湖北无好督”，他在平时的交涉和文件往来中对官文多有冒犯。官文素来城府很深，表面上装得大公无私，无所芥蒂，实则早已积怨于心，就准备等待时机予以报复。

樊燮告状可谓正中官文的下怀：好哇，你不过是一个师爷而已，竟敢欺负二三品武官，你还把我们这些督抚放在眼里吗？

他当即写成奏报，把左宗棠这个“幕客劣绅”如何陷害总兵樊燮一节，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番。

接到官文的奏报，咸丰十分震惊。他难以想象左宗棠是这样一个人，然而奏报上又说得有根有据，有鼻子有眼，不由你不信。

出于慎重起见，咸丰向官文发出密旨，让官文与湖北正考官会办此案，并声明：“如果左宗棠确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接到密旨，官文立即派人入湘捉拿左宗棠。

两湖巡抚，一个是左宗棠的贵人，另一个是亲戚，自然都是胳膊肘往内拐，左宗棠提前就知道了这一消息。左宗棠不怕死，但他忍受不了身陷牢狱的屈辱，无奈之下便想到一招：进京应试。

“进京应试”不过是暂时躲避风头的借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为了搭救左宗棠，骆秉章再次上奏，列举樊燮的种种劣迹，说明他对左宗棠的控告纯属诬陷。湖北方面，胡林翼也在多方努力，但他们从级别和权限上来说，都不能超越湖广总督，而且官文由于在湖南扑了个空，也正在气头上。这个时候如果双方当面硬碰硬，可想而知，对左宗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官文也有眼线，获悉左宗棠已在赴京的路上，他给咸丰发去密折，请求派兵在左宗棠入京时予以捉拿，然后将其押回湖北受审。

一时之间，左宗棠的处境变得凶险万分，看上去无论入京与否，都是死路一条。

救左宗棠一命的还是京城。

古往今来，只要北京城还扮演着首都的角色，它的政治信息就异常发达。此时，为曾国藩设计厘金的郭嵩焘已因功入京出任翰林院编修，他与左宗棠是同乡好友，但起先并不知道左宗棠出事，还是一个熟人把相关情况告诉了他。

这个熟人就是肃顺的门客王闿运。肃顺正受到咸丰的宠信，自然有机会看到密旨的相关内容，退朝后他便透露给了自己的心腹幕僚，幕僚又讲给王闿运听。消息一个个传递过来，连郭嵩焘这样的翰林院小官，也掌握了被认为是国家最高机密的皇帝密旨。

一听到密旨中有“可即就地正法”，郭嵩焘的心便沉了下去。他没有想到事情变得如此严重，照密旨所言，左宗棠可能随时人头落地啊，得赶紧设法搭救。

郭嵩焘官虽不大，但因在南书房值班，所以能经常接近皇帝。只是他与左宗棠的关系众所周知，无法率先为左宗棠说情，于是只能托人求救于肃顺。

肃顺对左宗棠亦惜才爱才，否则不会如此留意，但他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而是捎给郭嵩焘一句话：“你先让别的大臣上疏保荐左宗棠，这样我才方便劝解。”

郭嵩焘觉得很对。正是因为肃顺受咸丰宠幸，才不能冒冒失失进言，特别是在这敏感时刻，难保咸丰不会因此猜疑，那样反而可能把事情搞砸。

要找这样一个大臣，他看上去与左宗棠并没有明显利害关系，位置也不显要，但文章又要写得漂亮，一个奏疏递上去就能让皇帝动心。似乎条件很苛刻，然而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郭嵩焘抬眼一瞧，发现同在南书房值班的潘祖荫再适当不过。

苏州潘家在清末几乎尽人皆知。潘祖荫的爷爷中过状元，父亲的功名稍逊，不过也进了内阁。等到潘祖荫出世，探花随手擒来，说他们几代都是读书种子亦不为过。

文人能引以为豪的就是一支笔杆。潘祖荫其时三十岁不到，正是爱出风头的时候，倘若手中能流出一篇为人叹赏的奏疏，那感觉就跟左宗棠一样，能激动到三更半夜都睡不着觉。

郭嵩焘便鼓动潘祖荫写荐疏，他还将左宗棠的作用着力介绍了一番：“如果左宗棠倒霉，湖南就会垮台，湖南垮台，东南大局也就完了。”

潘祖荫并没有见过左宗棠，但这没有关系，他所要做的，只是如何挥动手中的如花妙笔。

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写东西有写东西的诀窍，与“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相应的，是“天下文章一大吹，看你会吹不会吹”。郭嵩焘把左宗棠与东南大局连在一起，虽是事实，但潘祖荫觉得还不够：要吹就往大了吹，为什么不说全国大局？

潘祖荫在荐疏中强调：“左宗棠不过是一个在籍举人，他对做不做官无所谓，过去也多次隐居，倒是国家不能失去如此重量级的人才。”传诵一时的名句也就此诞生：“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无任何实际官职在身的师爷，至此完全升级为救世英雄。如此一来，作为英雄的对立面，樊燮的定位就尴尬了，按照潘祖荫所说，樊燮完全是在陷害好人，而官文在处理上则失之于轻率。

潘祖荫的荐疏在朝廷内外广为流传，被称为难得一见的佳作，不过咸丰在看完这篇荐疏后却始终没有回应。

不回应并不代表咸丰不心动，因为除荐疏外，他还同时收到了骆秉章和胡林翼发来的奏折。骆秉章的奏折不提，自然是为左宗棠鸣冤叫屈，而胡林翼也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一句，来诠释左宗棠所面临的困境，再三说这人恰恰是太有才了，所以造他谣的人才会满天飞。

所有这些意见，都初步改变了左宗棠在咸丰心目中“劣幕”的印象，他迟迟不决的原因，要想再倾听一个人的意见，此人就是肃顺。

肃顺太了解咸丰的心思了，他等待的就是这样一个水到渠成的机会。如其所料，咸丰召见他时，一上来就对他说：“现在天下多事，如果左宗棠确实在军事上有一手，即便有点小毛病和错误，也应该弃瑕录用。”

肃顺看出皇帝对左宗棠的军事才能还不够肯定，于是他直言告诉咸丰：“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也。”

前面湖南传来那么多捷报，你以为都是骆秉章的功劳？其实全是左宗棠帮他打的啊！

咸丰如梦方醒。照这么说，左宗棠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不仅不能处分，还得重用：“不过朕已经给官文发去了严办的密旨，现在出尔反尔，如何说法”？

肃顺早就想好了办法：“这有何难，皇上您可以再写一道密旨给官文，别的不用多说，把内外保荐左宗棠的奏疏抄上去就行了。至于以后如何，官文是个聪明人，他会知道究竟应该怎么办的。”

官场之上，很多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咸丰的第二道密旨如同丹书铁券，虽然没有明讲，但作为老牌官僚，官文立刻从中读出了奥妙。

现在对左宗棠不是抓不抓的问题，而是再也动不得了。官文赶紧找来幕僚文案，让对方帮他写出奏疏，将“樊燮事件”予以匆匆结案了事。

樊总兵作为原告，告被告不倒，他就有诬告之罪，加上骆秉章要查办的事均已查证为实，樊燮最终落得个被革职回籍的下场。

樊燮为此郁闷不已，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左宗棠，认为自己混到二三品武官不容易，如今竟然被一个师爷给轻轻撂倒，实在是奇耻大辱。

想来想去，还是因为纯武人没有社会地位，以至于像左宗棠这样的区区举人，居然就可以“视武人如犬马”，骂他是“王八蛋”了。看来不读书真是不行啊！

回到家乡，樊燮先出资在街上建了一座楼房，接着宴请父老，席间，他告诉众人，他建的这座楼是学习楼、用功楼，为的是给两个儿子读书。此后，他果然以重金请来名师，除师生三人外，任何人包括他本人都不准上楼。

樊燮督促儿子读书的方式更是令旁人瞠目结舌。两个儿子平时在家，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都穿女装。只有考中秀才，才允许脱去外面的女装，考中举人，才允许脱去里面的女装。到这一步，他们才能凭借男子汉的身份，与左宗棠平起平坐，所谓彼为举人，我亦为举人，谁也不输谁。

樊燮还乡时即做了块木牌，放置于祠堂的祖宗神龛下侧，定期率两个儿子下拜。有人还以为是长生牌位，近前一看，上面却是樊燮亲笔写的六个字：“王八蛋，滚出去。”正是当初左宗棠骂他的话。

樊燮对儿子们说：“你们不光是中举人，还要中进士，入翰林，总之一定要高过左宗棠。否则的话，这块牌将被永远放在这里。”

以后，樊燮的两个儿子果然都考中了进士，“王八蛋牌”随后被樊燮撤除烧毁，积压在他胸口的一口怨气这才得以平息。

据说，在樊家的学习楼墙壁上，曾录有一行刻字：“左宗棠可杀。”左宗棠可杀不可杀尚在其次，樊燮事件发生时，他本人却实在有杀了自己的心。

侧身天地，四顾茫茫，哪里才是我的出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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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柯文. 在中国发现历史［M］. 林同奇. 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5.

目录

第一章 天下兵将只靠湖南

第一勇将

有什么难的呀

多龙鲍虎

笔墨游戏

以上制下

表面文章

唯一劲敌

胡文忠地图

先发制人

兵家所忌

叩一百个头

围城战

神来之笔

破釜沉舟

待机而动

第二章 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

离间计

围魏救赵

大事去矣

崭新的一页

败得十分彻底

大黄旗

宿松之会

三千里外觅封侯

书剑飘零

指南针

未必不可以挽回大局

心结

不能不专用湘军了

哪壶不开提哪壶

第三章 从未见过如此有胆魄的人

黄老可医心病

仅仅只是图景

岂能引狼入室

洋枪队

事实并非如此

风波

第一条也是最好的消息

震惊和困惑

世界上最愚蠢的傻瓜

薄弱点

18世纪的武器

自杀式的勇猛

想不打败仗都难

英勇的中国军人

徒手掷出的炮弹

天不助我

第四章 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

巡幸木兰

撒手锏

绝望的破产者

你们怎么如此贪得无厌

难以穿越的鬼门关

没有一个后退

欲脱虎口，又入狼群

软硬兼施

犒师求和

万园之园

宫殿对所有人敞开大门

开门揖盗

该服还得服

火烧圆明园

十六抬金顶大轿

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

第五章 撑起两根穷骨头

每战必败

救急不如救缓

南方之事

无济于事

严重危机

嵌字联

不用兵就能统一天下

鲍膏

曾铁桶

唯懵懂足以成事

最好消息

楚军

挺经

又向祁门走一回

不知天意如何

第六章 胜天半子

笨人下棋

要不要撤围

功亏一篑

第一悍党

杀人如麻

各怀心思

四两拨千斤

多谋而善战者皆天授

五星连珠

清歌于漏舟之中

师夷长技以制夷

鹿血断饮

出师未捷身先死

英姿飒爽来酣战

第七章 非重用汉人不可

用好此人

段子

汉人是得罪不得的

都不是善茬

钩弋故事

我等你很久了

以退为进

他们究竟安的是什么心

把刀磨到雪亮

多虑了

不是自己找骂吗

你这封信怎么写呢

下象棋

哪里还敢自高

多米诺骨牌效应

第八章 至为关键的几个月

新型洋枪队

今非昔比

惊弓之鸟

担忧是多余的

向化

哭秦庭

舍我其谁

民风

走捷径

站墙子

嫁出去的女儿

必须讲信义

真神技也

用一个字来概括就行

真情流露

第九章 除了拼命就是更拼命

置之死地而后生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国女婿

试枪

我中弹了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一片愁云惨雾

把肠子都悔青了

方寸大乱

如芒在背

极古今之恶战

东巡

炸死了一排排的人

收获远远抵消了损失

革新政策

胜利魔杖

第十章 愤怒而又绝望的嘶喊

外围战

炮战

谈判

受降如受敌

杀降

茫然不解

痞子放赖手段

请一刀杀了我

一切都晚了

甜露

放火烧朕城了矣

激将法

破城

丧尽天良

谶语

参考文献

第一章 天下兵将只靠湖南

1858年11月中旬，湘军遭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挫败，其主力李续宾部在三河全军覆灭。

三河战役令湘军元气大伤，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已是“如车脱一轮，鸟去一翼”。三河战役刚刚结束，陈玉成、李秀成就乘胜分两路南下，其中陈玉成一路在桐城再次大破湘军，湘军仅将领便战死二十多人，所余各部士气低落，风声鹤唳。

太平军既夺桐城，接下来便剑指正在围攻安庆的鄂军。鄂军系胡林翼所部，因步兵兵勇也全部招募自湖南，所以实际仍属湘军，总指挥为荆州将军都兴阿。

都兴阿、西凌阿是兄弟俩，二人曾同率黑龙江骑兵，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与北伐的林凤祥、李开芳大战。事后，弟弟西凌阿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被调到湖北作战，哥哥都兴阿也后脚跟前脚，带着骑兵前往助阵。

西凌阿在南方水土不服，总打败仗，不久便被革职。都兴阿不仅坚持下来，而且还从湖北打到安徽，与李续宾分别担负起了统领安徽战场之责。

李续宾在的时候，形势很好，但随着李续宾部被消灭，都兴阿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按照曾国藩的“主客之道”理论，如果说原先湘鄂军是“主”，一旦陈玉成反打过来，由于湘鄂军在安庆外围已无打援的机动兵力，可就要变成“客”了，这叫主客易位。

发现情形不对，都兴阿急忙下令从安庆撤围，将兵力收缩至宿松一带。陈李联军在解除安庆之围的同时，又搂草打兔子，捎带将安庆周围的潜山、太湖等重镇揽入怀中。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宿松似乎也唾手可得，但与湘军不同，鄂军虽然退却，部队尚完好无损，尤其是李续宾部全军覆灭这一惨痛事实，让他们不敢再存有任何骄兵轻敌的念头。

第一勇将

鄂军开始要铆足劲使绝活了。都兴阿主动撤围、退兵宿松此举，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暗暗符合了“主客之道”的准则。

战场形势千变万化，一转眼的工夫，鄂军已由被动变成了主动。可是陈玉成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他太急于将湘军全部逐出皖境，匆匆忙忙地便调兵对宿松发起了进攻。

都兴阿除了脑子较为清醒外，运气也比弟弟西凌阿好得多，尤其是他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部将，此人名叫多隆阿，被公认为是继塔齐布之后八旗的第一勇将。

多隆阿祖居黑龙江齐齐哈尔城，据考证属于蒙古八旗，也因此从小就像很多蒙古人一样练就了一身骑射的本事。他原先在北方跟着胜保打仗，之后才随都兴阿来到南方。都兴阿领兵出战，多隆阿总是以先锋官的角色在前线一马当先，左冲右突，世人谓之“突将”。

塔齐布固然勇猛绝伦，每战必身先士卒，但他充其量只是一员猛将，用兵没有什么方略。塔齐布每次传令出战，命令上都不说某营应从哪路进兵，某营和某营如何接应，或者怎样进行埋伏，弄得部下们茫然不知所从。向他请示，他也答不出个所以然出来，只说你们跟着我往前冲就好了，实际上他是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多隆阿则不然。他不但部署有方，而且作战时经常可以料敌先机，出其不意。有些捧他的人甚至说韩信、曹操的谋略都不及他。吹自然是吹得过了些，但多隆阿智勇双全，仗打得好是真的。

战将最忌骄傲和急躁，李续宾兵败三河，败在一个“急”字上，如今陈玉成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多隆阿紧紧抓住他急于求战的弱点，明知太平军大兵将至，却故意在营中大摆宴席，通宵达旦地吃饭喝酒。

获知这一情报，陈玉成判断多隆阿没有防备，遂乘夜对其军营进行突袭。谁知多隆阿早已在要隘处预先设下伏兵，太平军一出动就中了埋伏，被杀得大败。多隆阿随后乘胜追击，一口气摧毁太平军营垒三十余座。

作为多隆阿的上司，都兴阿也没闲着。他指挥骑兵击败了陈玉成部将李四福的进袭，陈玉成两面夹击宿松的计划由此完全落空。

陈玉成一心要把湘军挤出安徽，虽然吃了败仗，但并不甘心就此罢手。不久他便回太湖与李秀成商议，希望能与其联手再攻宿松。

李秀成认为湘军刚刚获胜，气势正旺，不可轻易与之交战。无奈陈玉成一再强调自己已定下妙计，反败为胜的把握也极大，李秀成拗不过他，只得表示同意。

陈玉成的妙计是沿太湖二郎河抄袭宿松。计策是不错，但他和李秀成都没有料到，扼守二郎河的鲍超会那么厉害，可以说丝毫不亚于多隆阿。

鲍超是重庆人，自幼丧父，母亲给人家当奶妈，家里穷得那真是底朝天，因为生活所迫，他一直给人做杂工，连私塾都没读过。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那一年，重庆籍的向荣募兵组建“川勇营”，鲍超应募入伍，当了一名担水夫，实际也就是军营里的伙夫。向荣后来尾追太平军去了江南，鲍超没有随军东进，他带着妻子来到长沙，想在长沙城里混口饭吃。无奈他大字都不识几个，谋生岂是易事，没多久夫妇俩就坐吃山空，花光了身上几乎所有的积蓄。

从小就穷，想着长大后总能改变人生，料不到的是壮年之后更穷，鲍超苦闷到简直没法活，他搜遍身上仅有的铜板，到街上买来酒菜，又在酒菜里下了毒，准备和妻子一起做个饱死鬼。

邻居老太太认识在湘军水师中当营官的黄翼升，便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了他。黄翼升一听，赶紧前去敲鲍超家的门，结果发现门闩都已经插上了，而且屋里的人也不愿开门。他救人心切，干脆砸掉大门冲了进去，进去一看，呵，鲍超夫妇对面而坐，正要举筷子呢！

黄翼升问鲍超，老太太所说是否属实。在鲍超承认自己的确是想要自杀后，他劝说道：“我看你也是个壮士，为什么要像庸男俗女那样，动不动就哭哭啼啼地寻死呢？”

鲍超又羞又愧，就把自己的落魄之状说了一遍。黄翼升救人心切，胸脯一拍：“你跟我参加湘军吧，这样不但可以不死，而且说不定还能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湘军采取厚饷养兵制度，普通士兵的军饷便足以养活家人，但湘军同时又施行“兵为将有”，兵都是由将自招，而且招募的主要都是湖南兵。换句话说，如果黄翼升不主动开口，鲍超恐怕连湘军的门槛在哪里都找不到。

鲍超绝处逢生，对黄翼升十分感激，当下就流着眼泪给恩人叩了头。黄翼升说到做到，马上拉着鲍超回到了军营，因为鲍超是中途破例招募的士兵，所以他还专门向曾国藩进行了引荐。

有什么难的呀

据说曾国藩擅长相面之术，连一本《冰鉴》也伪托是他的相面专著，但彼时的曾国藩却绝对“相不出”鲍超日后的成就。真正重视鲍超并把他提拔起来的人其实是胡林翼。

那还是胡林翼及其湘军水师鏖战于武汉的时候。当时太平军跨踞武昌、汉阳两城，他们在江岸边用石头垒起了多如繁星一般的水寨，用来拱卫两城，同时又依托于水寨，跨江建起浮桥。这些浮桥以形同巨臂的铁索组成，远远看去，仿佛是在洪波之中开辟出了一条坦途。

每次湘军整好队伍还没出发，水寨中的太平军就已通过望远镜观察到这一情形，并且提前做好了准备。湘军攻汉阳，武昌的太平军就猛袭其侧背；攻武昌，汉阳的太平军便直冲其腹心，反正两城之间的人马随时可以通过浮桥相互增援，非常便捷。

湘军白天无隙可乘，晚上呢？也不行。太平军在浮桥上点着火炬，把个江面照得通明，而且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守。

胡林翼召集部下幕僚开会，密谋破浮桥的办法，可是一时之间谁都想不出高招，这让他非常着急。

胡林翼平时喜欢穿着便服在军营巡察，借以暗中考察和选用军中的能人异士。一天他闲步从一座营房旁经过，正好看到有人从帐中走出，而且一边走还一边嘀咕着：“有什么难的呀？如果用我鲍超，早就将浮桥毁掉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胡林翼暗暗记住了营房的编号，回到中军帐后即派侍卫前往该营房找人。一名幕僚听后不以为然地笑起来，他对胡林翼说：“那不过就是一个说话不过大脑的笨蛋士兵罢了，能知道些什么？这样的人吃饱了没事干，整天就会信口胡吹，明公（对胡林翼的尊称）日理万机，不值得为此人浪费精力。”

鲍超是不是信口胡吹，胡林翼自有办法辨别，他回答道：“你说得不对，此人既敢夸下海口，必定有特别之处。”

不一会儿，侍卫就带着鲍超来到了中军帐。胡林翼二话不说，单刀直入：“你是不是说过你能毁浮桥，你这话是否当真？”

当着胡林翼的面，鲍超并未怯阵：“说过，当真。”

胡林翼又问：“如果这件事交给你去做，你要用几个人？需要什么工具？”

鲍超首先提到的是随军铁匠。在胡林翼将铁匠召来后，鲍超交给他们一个活，要求打造十二柄特别锋利的钢斧，锋利的程度是一斧头砍下去，必须能将铁索断为两截。

胡林翼问他除了钢斧，还需要什么。鲍超回答说差不多了，人手方面，他自己会在士兵中约集一批壮士，组成敢死队，只要胡林翼将这些人都交由他调用即可：“现在就等铁匠把钢斧铸好，一拿到钢斧我们就出发，到时再向大帅禀报。”

钢斧很快就铸好了。一天黎明，鲍超率队带着钢斧走出军营，其时浓雾锁江，渺不见人，非常适于执行秘密任务。出发前，他依约到中军帐中向胡林翼辞行，并且要求一旦看到敢死队砍断浮桥，后续大军必须立刻进行策应。胡林翼点头答应下来。鲍超等人随即划着几只小渔舟，沿江岸前往浮桥。

虽然隔着浓雾看不清人，但在浮桥上值勤的太平军哨兵还是听到了船桨划水的声音，他们急忙吹起号角，召集队伍准备抵御。鲍超早已有备，他事先在船头放了许多吃的喝的，把渔舟装成酒船。随着渔舟慢慢向浮桥靠近，看清来者只是“酒船”，太平军便放松了警惕，相互吆喝道：“这是酒船，都是些做小买卖的，不是妖（太平军对清军的贬称）。”

打仗也不能不吃东西不喝酒，平常就有许多商贩驾舟在江上往来交易，太平军和湘军也都从他们手里购买食品，所以大家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浮桥上刚刚集结起来的队伍也就散掉了。

在太平军失去防备的情况下，鲍超率队迅速将渔舟泊于浮桥之下，众人拿出藏好的钢斧便朝铁索猛砍。随着铁索被一一砍断，浮桥瞬间崩塌，桥上铺设的白板木片四散坠落，几乎把江面都给遮住了。

浮桥崩塌时，声音大到如同堤坝被洪水冲垮。正在待命的湘军水师大部队一听就知道敢死队已经得手，遂战舰齐上，火箭纷飞，在击退太平军的反击之后，将武昌和汉阳之间的江面完全控制起来。

从毁浮桥一役起，鲍超受到胡林翼的赏识和拔擢，从一个普通士卒逐级晋升为水军准将。私下里，胡林翼也非常喜爱鲍超，鲍超字春亭，胡林翼亲自给他改为春霆，见了面总是亲热地喊他：“春霆大弟（相当于老弟）！”

多龙鲍虎

湘军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有一次胡林翼对鲍超说：“春霆大弟，你真是个将才，如果能带着两营陆军作战，必为出奇制胜之偏师。”

言者或许无意，听者却分外有心。鲍超随即到长沙召募了两营共三千多名兵勇，然后率部来见胡林翼。胡林翼感到有些后悔，因为他并未给鲍超下达募兵令，换句话说，就是这两营人马实际是没编制的，而没编制也就等于军饷方面出现了大缺口。不过既然已经招来了，再遣散是不可能的，胡林翼只能另外设法给他们凑饷。

湘军中凡五百人以上的大营常常以指挥者的名字来称呼，鲍超字春霆，他的部队便被称为霆营，也称霆军。霆军自成立起，其军饷就不稳定，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

没有军饷怎么办？总不能听任部队垮掉。鲍超的办法是每攻克一座城池，便允许部队劫掠三日，三日后再整肃军纪，做出秋毫无犯的样子。

湘军一般来说军纪还都不错，但鲍超的霆军在外面的名声却很差，曾胡能够一直予以容忍，完全是因为霆军特别能打仗，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劲旅。

鲍超练兵颇有一套。有的营排兵布阵时，是以低级武官和新兵驱前，高级将领率强兵督后，鲍超反其道而行之，他把级别高些的营官全都安排在队伍的最前列。太平军老远一看这些人的衣服，就知道他们的身份，于是常常集中力量予以攻击。营官们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必然要挑选和训练精兵随其左右，这样鲍超都不用自己过分操心练兵的事，营官们会自觉自愿地去做。

亲自上阵搏击是鲍超打仗的一贯风格，不过他并不光靠蛮勇取胜。每次与敌人相遇，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哇哇叫着拎两把板斧往前冲，而是深沟高垒，以静制动。在此期间，他四处派出间谍，对敌方将领的情报进行刺探和收集，以便全方位了解其性格为人和行军作战的特点。

收集情报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实地侦察。在战前的两天，鲍超会带着几名营官亲自到前沿，对敌方营垒及其前后左右的地形进行仔细观察，并在回营后将观察结果画成草图。

第三步是开“诸葛亮会”。营官们被全部召集到中军帐，对照着草图商讨战法，讨论时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甚至于唇枪舌剑，互相辩论，总之是碰撞出的智慧火花越多越好。

开完会，定下战策，就进入了执行阶段。鲍超这时的要求是各司其职，不能再有任何异议，谁违反了规定，战后即以军法处置。

因为情报未搜集完整或形势不利于仓促出战，霆军常有与敌人相持长达数十天的情况，但是一旦决定要打，就一定要打到赢打到底，而且必须是歼灭战。有时部队追溃败之敌，一追就要追一两天，在这种情况下，鲍超也不肯舍弃，他就是要打一股灭一股，这一股如果不灭掉，就绝不匆匆忙忙地另开一席。

曾国藩总结湘军的基本战术，谓“结硬寨，打呆仗”，鲍超虽非曾国藩一手提拔，却将湘军的这种战术特点和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二郎河一役中，陈玉成率先败于鲍超之手，营垒被霆军击破，所部死伤达万余人。发现太平军突进二郎河，多隆阿也挥兵杀到，李秀成拼命力战，才勉强保住了六座营垒。

无论鲍超还是多隆阿，在用兵方面都不莽撞。他们知道这两次能打胜仗都只是钻了陈玉成急躁轻进的空子，太平军仍拥有反败为胜的足够实力，因此天黑后就马上收拢部队，以防遭到反噬。乘此机会，陈玉成、李秀成方得以连夜突围。

长江后浪推前浪，过去在湘军大将中塔罗（塔齐布、罗泽南）齐名，如今多隆阿和鲍超已足以取代他们的位置，军中呼为“多龙鲍虎”。陈李联军本有希望借三河大胜之势横扫湘鄂军，但因为多隆阿扼守宿松，鲍超据守二郎河，胜利之师在二人面前又变成了败军，原有计划自然也就无法实现。实际上，陈李联军至此就停留在了太湖一线，未能再往前推进一步。

获悉太平军连胜的势头被遏制，胡林翼断言：“贼（对太平军的贬称）不能乘着我军士气沮丧之机，合力继续进行攻击，单从这一点来看，我就知道他们走不远了。”

话虽是这么说，但经过三河、桐城两战，太平军在安徽曾面临的危机已然解除，与此同时，他们暂时不敢动的也只是湘鄂军，打绿营依然不在话下。

在太平天国后期涌现出的主要统兵将领中，除了陈玉成、李秀成外，尚有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等人。李秀成将重点放在江南，到安徽这边只是应陈玉成之请进行联合作战，所以在曾国藩、胡林翼看来，他的威胁性反而最低，尚排在李世贤等诸人之后。

以在安徽战场上的活跃程度而言，李世贤被认为仅次于陈玉成。就在陈李联军都止步不前的时候，李世贤在安徽宁国连破绿营各部，1858年12月，又击破清军湾沚大营，浙江提督、督办宁国军务的邓绍良阵亡。消息传出，朝野为之震惊。都兴阿上书咸丰，奏请让胡林翼“夺情视师”，居中指挥，同时他还提到在三河战役中，如果有胡林翼在武昌调度，李续宾绝不至于孤军落败，行文措辞颇为激烈。

都兴阿的这份奏折所触及的正好也是咸丰的心病，他当即给胡林翼下达了“夺情视师”的圣旨。

笔墨游戏

三河之败早就令胡林翼坐卧不安，急欲奔赴沙场，现在皇帝既颁下圣旨，“夺情视师”似乎显得更加有理有据，可他同时又是个出名的大孝子，即便接到圣旨，内心也仍处于两难之间。

是曾国藩的来信最终促使胡林翼下定了决心。曾国藩在信中说，湘军在三河阵亡将近六千人，元气大伤，今后能否复振已成未知数，如果“润公”（胡林翼号润芝）再不出山，时局将不可挽救。

1859年1月，胡林翼接受曾国藩的建议，从湖南原籍回到武昌，复任湖北巡抚。在武昌巡抚衙内住了没几天，便渡江驻扎黄州，加以整顿军务。

在胡林翼复任之前，李续宜已先行到达黄州，收容了自三河、桐城两战溃退下来的七千余湘军。胡林翼到黄州后又新征了一批兵卒，加起来不下万人，他把这些部队全部交由李续宜掌握和整训。

李续宜是李续宾的弟弟，兄弟俩多年随老师罗泽南征战，但李续宜的名气一直远不如乃兄。在胡林翼看来，这并不是因为李续宜才能不济，而是李续宾生前的光芒太过耀眼，以至于李续宜“功多为续宾所掩”，若得到合适的机会，必能够脱颖而出。

这时胡林翼还了解到，在他回家服孝期间，湘军的后勤供应不正常，官兵已经有两个月拿不到饷银了，部队士气很受影响。获悉这一情况，他眉头一皱，从案头取出一张白纸，用毛笔唰唰地写上几行字，然后让文书刊印多份并盖上了他的印章。

文件是寄给各路厘局的，胡林翼在上面写的是自己现编的一首打油诗：“开口便要钱，未免讨人厌。官军急收城，处处只说战。性命换口粮，岂能一日骗？”文末他直接提出要求：“恳求各路厘局大财神办厘金三万串。”

文件寄出不到十天，运送军饷的船只便络绎而至。通过看似戏谑的笔墨游戏，一个困扰湘军的难题得以迎刃而解，但胡林翼也知道这并非长久之计，为此他决定让阎敬铭主持武昌粮台。

阎敬铭是陕西人，早年三次参加会试均告落榜。按照科考制度的规定，他这样的落榜生可以像江忠源一样参加“大挑”。“大挑”没有笔试，只有面试，现场由王公大臣负责挑选验看，实际就是看这些王公大臣对士子的印象如何。

阎敬铭身材矮小，两只眼睛一高一低，走起路来还慢腾腾的，不像一个青年士子，倒活脱脱是个乡间老头儿。“大挑”时，他刚刚按次序跪下，连说话的机会都没能得到半句，一位参与面试的亲王就如同看到鬼一样大叫起来：“阎敬铭你赶快离开考场！”

因为颜值的差距，同样是参加“大挑”，江忠源得了教职，阎敬铭什么都没捞到不说，还遭到了当众羞辱。他深以为耻，此后便发愤读书，不但终于考中进士，而且如同曾国藩、胡林翼一样，被选为了翰林院庶吉士，成为进士中的佼佼者。

生活就是这么充满喜剧性，当年“大挑”中的那位亲王以貌取人，没想到却在无意中把一个人的人生推向了更高阶段。

庶吉士在翰林院要学习三年，三年后再进行一次考核，叫作“散馆”。同为庶吉士，三年学成后，大家的水平有高有低，“散馆”中考得好的，比如曾国藩、胡林翼就被会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或检讨，拥有留任翰林的资格，此谓“留馆”。

剩下来的人或被派到各地做官，或到六部任主事、御史。阎敬铭属于这一类，他被分到户部“以主事用”（即干的是主事的活，但还不是正式的主事）。

任何一种官僚制度在诞生之后，随着时间的延续，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弊端，清代部务也是如此。

尚书是部的最高长官，官员能做到这个位置，一般年纪都已经是爷爷外公辈了，精力难以集中。侍郎作为副职，大多直接来自于“留馆”的翰林，身上或多或少还存有书生气，加上初涉部务，并没有多少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司员把拟好的文件送上来，侍郎们常常只会在上面占个位置署个名，时人称之“画黑稿”，如曾国藩那样精明强干的侍郎只是凤毛麟角。

按清代旧例，尚书、侍郎先在工部任职，稍稍对工部的事务熟悉了，就很快要调到兵、刑两部，等到在兵、刑两部也琢磨出点味道来了，却又要再转礼部、户部直至吏部。当年曾国藩就是这么一个个跑过来的，要说“换岗锻炼”也不是没有益处，问题是自吏部以后，官员升迁方向将脱离六部的圈子，到了那时，尚书可升协办大学生，侍郎可升总宪（即都察院左都御史），他们就算已经精通部务，也失去了继续打理部务的机会。

尚书、侍郎既对部务漫不经心，就不得不委权于下属，即郎中及其副职员外郎。后者的情况其实也好不了多少，能干一点的积累十余年资历，刚刚达到熟稔部务的程度，就会在“京察”（即京官考核）中被保为一等。朝廷一看是个人才，马上便派去做道府以上的外官。剩下来的多为鱼目混珠或好逸恶劳之辈，这些人自己干不了或不肯干，就把活全部推给主事等更下属的官员，从而形成了各部实际权力反由主事掌握的奇怪现象，史家称之为“太阿倒持”。

以上制下

太阿剑为古之名剑，很锋利，但你必须顺手持剑柄，如果倒着拿，不是把剑锋朝着自己吗？清末各部中“太阿倒持”的问题很严重，这是导致政事越来越颓废的原因之一。

当然任何事都有利有弊，就阎敬铭而言，“太阿倒持”反倒将他锤炼成了一个理财高手。在他之前，户部左侍郎王庆云亦以擅长理财著称，但除王以外，便再没人能比得上阎敬铭了。

在阎敬铭实任户部主事后，武英殿大学士文庆兼管户部。文庆发现阎敬铭熟稔部务，便经常采用其建议，甚至于某些事务本不在阎敬铭的职权范围内，但在处理前也会先听听他的意见。

文庆乃道咸年间的著名满臣，曾国藩、胡林翼都得其护佑，凡文庆器重的人，大家自然都会对之另眼相看。胡林翼主政湖北之初就听说了阎敬铭，他曾屡次给阎敬铭写信，表达自己的慕才之意，并疏请朝廷予以调用，但一直未能如愿。后来眼看南方形势越来越严峻，咸丰这才松口将阎敬铭派到了武昌。

阎敬铭不仅擅长理财，而且也深谙各种人情世故，之前胡林翼、官文闹矛盾，他是调解人之一。被胡林翼赋予总管军需之责后，阎敬铭首先就武昌粮台的人事结构进行调整，粮台的具体办事人员即所谓“胥吏”被全部以士子所代替。

军需本身是个肥差，最易被胥吏营私舞弊。相比之下，读书人更要脸面，不会那么下作，而且就算他们想浑水摸鱼，也还没有能够完全掌握其间关节。

士子们所缺只是尚不懂得如何办事而已。不过这没关系，跟着干就行！阎敬铭在官署的厅堂放上长桌子，大家团团坐，通过开“圆桌会议”来进行集体办公。

阎敬铭名不虚传，粮饷转运一事很快被他调理得井井有条，原先的漏洞缺陷都统统不见了。胡林翼知道阎敬铭很能干，却也不知道对方这么能干，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盛赞阎敬铭“其貌不扬，而心雄万夫”，实为国家少有的贤才，同时强调阎一专多能，为理财官将“必无欺伪”，做法官则“弄律有准”。

在整顿人马、保障后勤的基础上，胡林翼决定发起安庆战役。

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日起，兵锋所向之地达十七省，按照区划设置，当时内地一共十八省，只有甘肃一省未被太平军染指。太平军攻下的城池虽然不少，但大多不能守，所恃为根据地的，实际仅南京至九江、武汉一线，以及以安庆为中心的皖南北若干州县。针对太平天国的这一弱点，还在湘军创建伊始，胡林翼、曾国藩等人便制定了“以上制下”的战略，主旨是首先攻下武汉，然后以此为大后方，顺江东下，占领九江、安庆，最后攻克南京。

武汉是1856年12月收复的，按照胡林翼的说法，第二年湖北方面就有了谋夺安庆的打算。等到第三年李续宾攻下九江，他们要实现这一目标的愿望就显得更为迫切了。

为什么安庆如此重要？因为安庆不仅和九江一样，是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同时还是天京的西部生命线。胡林翼说得好：“安庆为江表咽喉，不收复安庆，水陆阻塞，湘军便不能直抵金陵。”

应该说，湘军集团谋夺安庆的战略是正确的，也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走，此前胡林翼便曾集中都兴阿、多隆阿、鲍超三部力量围攻安庆，然而三河、桐城之败，使这一战略部署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1859年初，胡林翼旧事重提，得到了曾国藩的积极响应，两人以组织安庆战役为核心，共同制订了三路谋皖的行动计划。按照计划，三路人马将夹长江东进，长江北岸以都兴阿、多隆阿、鲍超为主，长江中流系杨岳斌、彭玉麟率领的水师，长江南岸则是曾国藩亲自统领的湘军。

大战之前必须增兵添将。自三河之役起，太平军大量使用骑兵（当时称为马队），这使原先均为清一色步兵的湘军受到很大威胁，三河落败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被太平军的骑兵冲击所致。以后曾国藩在实战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作为对策，他在像以往一样招募水陆兵勇的同时，还上书朝廷，为湘军增添了骑兵这一新兵种。

胡林翼移驻鄂东上巴河，做好了东进的准备，但就在这时，石达开自江西杀入了湖南。湖南是湘军的后方基地，湘军所要补充的兵勇全部来自于湖南，粮饷也有一部分需从那里拨转，倘若湖南有失，后果不堪设想。为援救湖南，湖北方面先后调拨包括李续宜部在内的水陆兵勇一万多人南下，行动计划因此不得不暂停下来。

安徽是太平天国最早建立地方政权的省份之一，它既是拱卫天京的屏障，又是供给天朝粮秣的谷仓，因此太平军方面同样寸土必争。乘湘鄂军无力东顾之机，陈玉成大破安徽绿营，活捉并处死了前安徽巡抚李孟群，杨辅清等部在安徽与绿营作战也同样是胜多败少，至此，安徽大部分州县都已落入太平军之手。

表面文章

在安徽捷报的反衬下，太平军在江南的形势却更显黯淡。

向荣病死于丹阳后，他的老部下和春接班，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执掌江南大营。和春能力平平，军事方面主要依赖于张国梁。张国梁原名张嘉祥，十八岁即为盗魁，在江湖上以有勇有谋、盗亦有道著称，时人谓之“拯弱锄强张嘉祥”。因为有着做盗魁的“黑历史”，张国梁即便已被官府招安，也总有人看不惯他，想找机会进行暗算。还是代理广西巡抚周天爵爱惜其才，保护备至，这才把他留了下来。

此后张国梁随向荣转战数省，经历了大小数百战，仗越打越多，名气也越打越大。他的军事天分很高，虽然没有读过什么兵书，但排兵布阵每每都与古兵法相合，也经常能够做到以寡敌众，以少胜多。

作为江南大营中不可或缺的大将，张国梁被清军视为“东南半壁，倚如长城”。太平军一向看不起绿营八旗，但唯独不敢小看张国梁，江南大营第一次被太平军击破时，就是靠张国梁护佑，向荣才得以逃到了丹阳。

向荣病死后，新江南大营的主要亮点全都集中在张国梁身上。他先解金坛之围，继而连克镇江、句容，其中镇江已被太平军占领达五年之久。消息传到京城，咸丰大喜，在诏书中嘉奖张国梁“谋勇超群”。

得到皇帝的嘉奖，张国梁更加起劲，在原有基础上，他不断增挖壕沟，扩建土墙，里三层外三层地对天京进行包围和封锁。在天京所面临的几次围困中，以这一次为最严密，威胁也最大。人们看到，大队的清军战船已经从上游封锁了天京的水上交通，旗帜林立的陆上围城部队更是遍布城外的山岗、凹地以及几乎所有村庄。

围困使得天京城内的粮食供给越来越困难，洪秀全只能不断抽调部队增援安徽、江西和长江北岸，以保证粮道，这又使得城内兵力剧减，防守力量捉襟见肘。

为解天京之围，受李秀成之邀，陈玉成紧急自安徽回援，两人再次在江苏区域实施联合作战。与此同时，天京城也迎来了另一位重要人物，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到达天京。

天京事变使洪秀全受到了很大刺激，他时时刻刻都害怕出现第二个杨秀清与韦昌辉，由此对所有外姓大臣都存有猜忌疑惧之心，遂封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让两位王兄共同参与政事，以挟制石达开。洪仁发、洪仁达皆庸碌无能之辈，石达开岂甘于受二人挟制，他之所以出走天京，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在石达开被逼出走后，为了给文武百官一个交代，洪秀全宣称将永不封王，并被迫削去了洪仁发、洪仁达的王爵，但实际仍将朝政委之于自己的“皇亲国戚”。

洪仁玕虽不是洪秀全的近亲，但他是最早信教的洪氏族人，而且早期与洪秀全的关系就较为密切。金田起义后，洪仁玕在香港皈依基督教，还在教会担任职务，对中西学问都有一定研究，自非洪仁发、洪仁达可比。对于他的到来，洪秀全感到满心欢喜，当即便封其为干天福。

按太平天国后期官制，王以下为爵，爵有六等，干天福是第三等。应该说这已经是超规格任用了，但洪秀全觉得不够，仅仅几天后，又封洪仁玕为干天义加护京主将。

干天义是六等爵中的第一等。太平天国实行五军主将制，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李世贤、韦俊分别是前、后、中、左、右五军主将，洪仁玕被封为护京主将，意味着他已和这些戎马多年、屡立战功的高级将领同级。

还没完，5月，洪秀全自食其言，打破永不封王的承诺，再封洪仁玕为干王和开朝精忠军师，主理军国大政。不仅如此，他还将洪仁玕的地位明确为与死去的南王冯云山相当，也就是说即便已经出走的石达开回来，也只能位居洪仁玕之下，更不用说陈玉成、李秀成了。

太平天国是靠马上打天下的政权，一般情况下，将士们的每一步升迁都需要用鲜血乃至生命去置换。洪仁玕初来乍到，一仗未打，没有任何战功，仅仅因为他是天王的族弟，就被授予如此显要官职，自然会惹得众人不满。

当然，洪仁玕如果真的具备与其职位相匹配的才气，时间一长，也能像诸葛亮出山那样，逐渐得到大家的认可，问题是他又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资质。

不错，刚到天京的洪仁玕在见识、学识方面确有过人之处。在他起草的《资政新篇》中，不仅提出要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武器和设备，还主张系统地学习其法规、制度，比如建立法制、创办银行、修建铁路、发行报纸以及废除占卜和溺婴陋习等。

《资政新篇》可谓是开天国风气之先，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素为人称道的《海国图志》。这让它即使在敌方阵营中也赢得了较高评价，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读到《资政新篇》后曾经惊呼：“此文颇有见识，作者对夷情非常熟悉，由此来看，似乎贼（太平军）中也不是没有能人啊！”

《资政新篇》得到洪秀全的亲自批注。在发行报纸、传播信息一条上，他批示道：“因为可能招来妖魔（清军）乘机反间，此策现在还不能实行，等杀绝残妖（残余清军）后，再实施不迟。”除此之外，对其他所有改革措施，天王都表示赞同并允许推广。

可惜的是，《资政新篇》和太平天国的另一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命运相似，都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除了额外增加了几个新潮官衔外，在实践中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推进。对此史家众说纷纭，有人判断是洪秀全并不真正认可，推动不力，有人分析是战争环境使然，内外都没有实现的条件，还有人认为是因为洪仁玕在朝中缺乏权威，尤其是武将们对他不服所致。

应该说这些因素多多少少都存在，但洪仁玕自己也难辞其咎。与洪仁玕打过交道的英国人评价他“志向特高，但赋性特懒”，换言之，他或许能够提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见解，但却缺乏付诸实施的勇气、能力和韧性。

唯一劲敌

改革家容闳在香港时就认识洪仁玕，他曾到天京拜访洪仁玕，其间向对方提供了一套很具体的改革方案，结果洪仁玕说你这个方案不错，可是我不能用。

容闳所能得到的，不过是一枚“义爵”的木头官印而已，人家是真正要干大事业的人，岂会在乎一个空头虚衔？容闳辞别而去，洪仁玕和他的天国也就此与可以帮助他们振兴事业的良机擦肩而过。

洪仁玕理政无成效，军事方面更是一筹莫展。陈玉成、李秀成虽在前一年曾联合击破江北大营，但如今江南大营的力量已大大超过江北大营，要彻底解除天京之围，光凭陈李联军难以做到，非召集各路兵马“勤王”不可，而这就需要主持军政者从中进行指挥协调。

东王杨秀清在世的时候，调兵遣将完全不成问题，石达开倘若不出走，在不遭到挟制的前提下，亦可号令三军。洪仁玕却无此权威，因为太平天国主要靠武将打天下，本身就带有重武轻文的风气，洪仁玕以一个没有多少军事知识的文臣，要想从容驾驭那些身经百战的武将，岂是易事。实际情况是，洪仁玕顶着一个军师的光环，在整整两个月时间里，几乎是一事无成，不但一个兵都调不来，而且也拿不出任何良策来缓解危局。

在太平军的五军主将中，前军主将陈玉成名气最大，所部的战斗力也最强。从早日解除天京之围的全局出发，李秀成请求洪秀全封陈玉成为王，以便他能够节制天京以外诸军。

鉴于洪仁玕确实难以撑持军事大局，同时也为了对功臣进行安抚，洪秀全接受李秀成所请，决定封陈玉成为英王。

李秀成为陈玉成请封的最主要目的是征调援兵，可惜的是陈玉成只能独战，不善将将，在太平军诸将中的号召力一般，被封英王后仍无法调动非嫡系部队。尽管如此，封王这件事无论对陈玉成个人还是其他前线将士都是一个极大的激励，也直接推动了天京外围的战局。

太平军最值得肯定的制度之一，是各级军官的升迁主要凭借战绩，所以陈玉成、李秀成等人才能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从普通士兵擢升至高级将领。陈玉成被封英王后，陈李联军士气高涨，在皖苏边境频频出击，连续击破围困六合、浦口的清军，天京之围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其实湘军方面也同样有理由感到振奋，1859年8月，援湘的李续宜部在宝庆保卫战中取得成功，石达开被迫退入广西休整。这说明经过整顿，曾经溃败于三河、桐城的湘军在实力上已获得稳步回升。

湘军仍是太平军的真正劲敌，也是唯一劲敌，包括八旗绿营在内，其他任何一支官军的战斗力都无法与之相比！胡林翼在居中运筹和筹饷时变得更加底气十足，他给陕西巡抚写信，请求支援湘军军饷，信中写道：“我感到特别安慰的是，湘军虽在三河损失了相当多的人才，战斗力与原来相比，可能也有所逊色，但这支部队仍然保持着朴实严谨的作风和底子，比东南各省的军队要好得多，数月之后，仍可奋发有为。”

毕竟是写给外人看的信，胡林翼在话里尚留了不少余地，当回过头来面对自己人时就直率多了，他告诉李续宜：“天下兵将只靠湖南！”

石达开虽然攻宝庆失败，但其再度入川的意图已显而易见。胡林翼打算让朝廷授曾国藩以四川总督之职，由曾国藩带兵入蜀，以堵防石达开。

自秦汉创立郡县制度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势力常有此消彼长之势。在咸丰以前及其执政初期，中央一直都可以统摄四方，就是在赛尚阿到广西对付太平军的时候，大权也仍操于中央政府之手，这是因为兵部掌握着调动绿营的兵权，而户部掌握着饷银。

随着战争久拖不决，饷权首先出了问题。户部的银子被用得干干净净，再也无法拨付大额军费，只能靠地方自筹。向荣奉旨建立江南大营，军饷就全部依赖于江苏、江西、浙江三省督抚。

在这种情况下，连昔日手握兵符令箭的中央大员都不得不看地方督抚的脸色行事。向荣身为钦差大臣，但苏浙赣三省只要一处有急，督抚发一纸文书，他都必须立即分兵前往救援，否则的话一旦饷源断绝，军队就无法维持，甚至很可能眨眼之间就溃散一空。

不分兵固然不行，可分兵的最终结果，却是向荣不但无法顺利完成围攻南京的使命，还导致江南大营本部空虚，被太平军一击即破。

曾国藩首创湘军，名震朝野，然其境遇与向荣相比，也不过是一百步与五十步的距离。在他征战江西期间，江西巡抚陈启迈及其继任者多方掣肘，始终不肯痛痛快快地拨付饷银，就连湘军用于自筹军饷的厘局都遭到了阻挠。这对湘军在江西的作战有着很大的消极影响，无怪乎曾国藩要以奔父丧为名中途离开前线了。

有鉴于此，胡林翼打算借机给曾国藩谋个川督的职位，以解决一直困扰老朋友的军饷问题。

胡文忠地图

按照胡林翼的授意，官文密奏咸丰，请求皇帝授命曾国藩援川。官文暗负监督上游军事之责，深受朝廷的信任和倚重，胡林翼以为假其之手一定能够如愿，想不到的是，皇帝只准了一半——同意让曾国藩率兵援川，却对川督一事只字不提。

一种说法，是咸丰不愿意曾国藩被地方督抚的职位所限制住，希望朝廷能掌握这样一支机动性的劲旅，以便随时调用。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咸丰依旧像过去一样，始终对曾国藩心存疑忌，不肯让他兼有封疆大吏之权。

湘军在江西是客军，去了四川还是客军，一样都要被地方督抚卡脖子，去那里干吗？接到朝廷命令，曾国藩立即表示他很难从命，拒绝的理由也相当充分：“臣以区区万人入川，不要说主动进攻，就是单纯防守，力量都不足，而且我们作为寄居他乡的客军，遇到伤亡也无法就地补充。”

发现咸丰只令曾国藩入川督军，而不令其督川，胡林翼赶紧又说动官文上奏皇帝，留曾国藩一军合力谋皖。咸丰正好已吃了曾国藩的软钉子在前，便也顺水推舟地重新下旨，让曾部改援安徽。

在此期间，胡林翼重新回顾了让他痛心疾首的三河战役。他发现，李续宾兵败与不熟悉安徽地形也有很大关联，由于地形不熟，湘军只能请当地人做向导，但向导常常故意指错道路。与此同时，惯使“回马枪”的陈玉成却可以沿着偏僻道路，出其不意地抄袭湘军后路，打他们一个冷不防。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胡林翼带着湖北布政使严树森一起做这方面的功课，他们首先绘制出了湖北、江西、安徽三省地图。在新绘的地图上，各种山岭溪流和捷径小道都标注得非常详细具体，包括从某地走到某地需要走几里，从某村绕到某村可以近上几里等等，地图上都有说明。依靠相对翔实的地图，官军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就可以率先抢占要地，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

这一制图经验随后被胡林翼推而广之，用于绘制其他各省乃至藩属国的地图，它们后来被统一称为“胡文忠地图”（文忠是胡林翼的谥号）。因为胡林翼制图的主要目的是方便湘军在长江流域的行军作战，所以“胡文忠地图”里以长江各省的地图为最精细。

在胡林翼看来，地图是棋盘，用兵的谋略也即兵略是棋子。长江流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打过的仗很多，胡林翼让严树森把史书中的有关篇章都找出来，配合着地图，讲清楚古人当时是怎样用兵的，采取了什么兵略，为什么胜，为什么败。

按胡林翼所嘱，严树森花了功夫，基本把清以前的战史都一网打尽，相关内容也被编辑成书，这就是由胡林翼亲自作序的《读史兵略纪要》。

1859年9月，曾国藩与胡林翼在黄州会晤，对进兵安徽进行筹划。胡林翼特地将绘制好的数十张“胡文忠地图”分发给有关人员，用以听取意见。

最终，在原先三路谋皖计划的基础上，曾胡推出了一个四路谋皖的全新方案，但这一方案却遭到了钦差大臣袁甲三等人的反对。

在与太平天国对峙期间，咸丰始终以保证京师安全为基本出发点，为此他除在南京城外建立江南大营外，还在长江以北建立了水陆两个大营，其中，重点预防太平军沿运河水路北上的是江北大营，预防太平军沿陆路北上的是临淮军。

临淮军以安徽临淮为指挥所驻地，故以此名，统领者即为袁甲三。袁甲三身任钦差大臣，军权在握，但他没有地方行政权，所部粮饷不继，仅仅他自己被拖欠的薪俸即达七千余两，这导致临淮军战斗力薄弱，缺乏与太平军、捻军大规模对抗的能力。

湘军如果分四路大举东进，会不会压迫皖北太平军与淮北捻军联合北趋，从而危及河南、山东、直隶直至京师？到时候临淮军可顶不住啊！袁甲三对此非常担心。河南巡抚瑛棨等也有此顾虑，他们联名给朝廷上书，请求从曾胡中抽出一军，取道豫皖两省交界处，以防太平军和捻军向北进攻。为了让曾国藩能够同意抽兵北上，他们还承诺一定筹足北上湘军的军饷，绝不拖欠。

先发制人

咸丰一直偏重北防，而且对太平军北伐造成的危急情形也记忆犹新，他不仅完全赞同袁甲三等人的意见，而且视为首要之事，下旨命曾胡切实照办。

曾胡对此则有自己的通盘考虑。曾国藩把自古以来的起义军分成两类，即所谓的“流贼”与“窃号之贼”，前者主要采取快速流动的作战方式，后者的特征是拥有相对稳定的政权和根据地。

曾国藩认为，对付“流贼”只需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对付“窃号之贼”则必须主动进攻，而且必须剪其枝叶，捣其老巢。在他看来，南京的洪秀全和安庆的陈玉成都是“窃号之贼”，与石达开、捻军等“流贼”不同，只有先发制人，拿下南京、安庆方能一劳永逸。

东进会逼得太平军与捻军联合“北窜”吗？曾国藩的结论是，湘军不东进，太平军倒有可能“北窜”，东进之后反而不会。因为“窃号之贼，没有不豁出命去保卫其基地的”，只要湘军猛攻太平军所必救的安庆、南京，他们就没有能力“北窜”。

曾胡打定主意不分兵北进，但皇帝的面子也不能完全不给，商议下来，两人对原方案中的李续宜一路做了调整，宣布这一路将可能绕至豫皖两省交界处，不过究竟能否成行，还得等李续宜到皖以后再定。

曾胡在官场浸淫多年，他们和左宗棠一起合称“天下奏牍三把手”，各自都有一套用文字跟朝廷周旋的绝活，尤其胡林翼更是一个打马虎眼的老手。援湘的一万多人虽早已撤回湖北，可是带队李续宜仍告假在湖南老家奉母。不仅如此，胡林翼还给李续宜写信，让他在家多住一段时间，等太平军大举增援皖北，再飞函相请。曾胡都很清楚，一旦安庆战役启动，皇帝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过去，那时他在意的必然是战役能不能打赢，安庆能不能拿下，李续宜一路究竟北进与否再不会是其关心的重点了。

东进不能分兵，必须最大程度地集中兵力。想当初李续宾率八千人孤军东进，沿途不断分兵驻守，到三河大战时仅剩五千人，兵少将寡，要不然也不会败得那么惨。这次曾胡吸取教训，除水师之外，他们把能集中的五万步骑精锐全部都调到了皖北。

因兵饷难筹，湘军无法大量招募新兵，所以湘军的兵力一直都很有限，从来达不到如太平军那样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的集结规模，五万精兵被调至前线，使得湖北后方一下子就空虚起来。

假使把湖北看成一个人，他的右臂在江西，左臂便在豫皖两省交界处。经曾国藩率湘军反复征战，太平军在江西已很难搅起大的风浪，唯“左臂”所在仍隐患不小。胡林翼对此有清醒认识，在绘制地图时对该区域地形标注得也特别详尽。

尽管曾胡认为一旦安庆战役打响，太平军必然无暇北上，但太平军和捻军通过豫皖交界处杀入鄂省北岸却是有可能的。从这个角度上说，曾胡进兵皖北的部署其实冒了很大风险。

可是这个风险又完全值得去冒一下。说到底，战争本来就具有一定的冒险性，必须有所取舍，若处处设防，别说湘军仅能凑集五万人马，就算能集结十万之众，这样的打法也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最后的结果极可能是处处都防不住。

胡林翼说：“兵事怕不得许多，算到五六分便须放胆放手。”当然，他和曾国藩对安庆战争筹谋已久，胜算是不止五六分的。

在曾胡所商定的四路进兵计划中，曾国藩军一路，胡林翼一路，多隆阿、鲍超一路，李续宜一路。李续宜路是打援军，胡林翼路驻于皖鄂之界处，主要任务为调度诸军和统筹粮饷转运，也就是兼顾前后方的总预备队。这样算下来，名为四路，实际只有曾国藩和多鲍两路能够起到实际作用。

开动脑筋，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通过总结不断丰富自己的战略战术知识，向来是湘军首领们的特点和长处。在这方面，胡林翼做得最为突出，他在制订安庆战役的作战计划时，反复研究了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湘军所亲历的重大战役，三河溃败之役自然是重点，但像石达开围攻宝庆失败这样的例子也没放过。

李续宾以九江得胜之师进军皖北，一个月内连克四城，后来为什么会惨败？没有安排好援兵，单兵突进，败就败在“急躁冒进”四个字上。石达开集结兵力达三十万，却打不下一个小小的宝庆，虽然具体情况与李续宾有区别，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后援和补充，攻城时间受到了限制。

以此为戒，胡林翼在组织安庆战役时格外强调谨慎从事，谋定后战。在战役正式打响之前，他首先瞄准的不是安庆，而是安庆周围的四个重镇——石牌、太湖、潜山、枞阳。他认为只有先攻克四镇，使安庆守军失去东西两侧的重要支撑点，才能稳稳妥妥地围攻安庆。

兵家所忌

这一期间陈玉成正与李秀成合兵征战江南，尽管他在安庆四镇都派了兵进行驻守，但由于留下的兵力不敷使用，各镇驻守力量均显单薄，石牌守军就只有数千人，这就为湘军攻城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

1859年9月24日，半夜四更天，在鲍超堵截太湖外围太平军的前提下，多隆阿督率各军分扑石牌城东南北各门，并于次日上午攻陷城池。

石牌城上城下均密布炮眼，城外还有六道拱卫木城和三道深壕，若是双方打相持战，多隆阿可能还要费点劲，他能如此轻松得手，说到底还是陈玉成未能亲自在皖北主持战守事宜，守军疏于防范之故。

石牌乃安庆门户，石牌既下，就轮到了太湖、潜山、枞阳。后者大致构成一个半圆，为安庆提供外围屏障，曾胡决心在打破这道屏障后再进图安庆。

得知湘军攻陷石牌，陈玉成颇为震惊。安庆是他的根据地，他的家眷都在安庆城内，岂能不救，当下他赶紧把江南一头交给李秀成，自率大军西上赴援。如同曾胡之前所预料的，这个时候陈玉成根本就顾不上北进——南京、安庆既是太平军立足的根基，但也同时成了他们的两大包袱。

11—12月间，曾国藩、胡林翼先后移师宿松、英山，对即将开始的太湖之战进行指挥。随他们征战皖北的将领官衔都不低，这么多高级将领聚在一起参加同一场战役，如何协调是个大问题。

唐朝安史之乱时，郭子仪率九节度使包围叛军所在的相州，却因内部不团结而反被叛军击溃。这是清以前发生的事，最近的例子也不少：1851年，乌兰泰与向荣不合，致使官军包围永安失败，太平军得以冲出广西；1852年，太平军围攻长沙，赴援的领兵大员包括军机大臣一人，总督两人，巡抚三人，提督三人，总兵十一到十二人，这么多人挤成一堆也没能把太平军怎样，甚至可以说还没有江忠源一个人顶用。

胡林翼怕就怕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湘军身上，他致信曾国藩：“事权不一，兵家所忌。”在写给官文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军事以统一事权为第一要义。”

胡林翼在组织指挥安庆战役期间，对调和将帅、团结内部、统一事权非常在意，他也在其中起到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相对于胡林翼，曾国藩个人性格的棱角则比较分明，为人处世也不够圆润，喜欢谁，不喜欢谁，有时会放在脸上，或者表现在行动中。例如，他不太喜欢某几个湘军小统领，结果却让人家都感觉了出来，于是他就很难再直接调遣那几个统领。

曾国藩摆不平的人事，胡林翼全都能搞定，曾国藩自愧不如，承认：“江楚皖豫诸将帅，唯润帅（胡林翼）能调和一气，联合一家。”

从本质上来讲，参加安庆战役的军队虽然都可以算成湘军，但原来的统属关系并不相同，按照曾国藩的说法，是江楚皖豫都有，号令很不一致。这样的话，就必须任命一个前敌总指挥（当时叫总统），用以更好地统一事权。

让谁当前敌总指挥呢？胡林翼驻于英山后方，还要负责粮饷调运，自然不能直接到前线去厮杀。曾国藩也一样，必须留在大本营运筹帷幄。三河战役后，都兴阿曾临时负责指挥皖北战场，但他因患足疾，经朝廷批准已离开了前线。

剩下来最有资格和能力的大将，非多鲍莫属。都兴阿临走时曾推荐多隆阿代替他的位置，胡林翼也认为多隆阿最合适，遂决定将这一任命奏报朝廷。

曾胡的大营相距两百多里，两人虽不能常见面，但每天都要互通信件，以交流彼此的看法。对胡林翼的提议，曾国藩表示反对。

在胡林翼所提拔的鄂军将领中，多隆阿与鲍超以“多龙鲍虎”并称，然而两人又都是争强好胜的脾气，平时谁也不服谁。得知上面在考虑前敌总指挥的人选，两人一个向胡林翼提出老母有病要省亲，一个告病请假，都拿出了打死也不肯归对方隶制的劲头。曾国藩担心，多隆阿若是担任前敌总指挥，会立刻造成多鲍的决裂，乃至贻害全局。

除此之外，多隆阿爱争权，都兴阿在任时他甚至连这位上司都排挤。有一种说法，都兴阿离开前线并非真的是因为足疾，而是被多隆阿给挤对走的！作为佐证之一，都兴阿不久就又率骑兵到江北打仗去了，确实没看出“足疾”对他带兵打仗有很大的影响。

如此骄横的一个人，若是让他做了前敌总指挥，如何能够服众？曾国藩一天之内给胡林翼写去三四封信，极力言明利害，劝其慎重考虑：“让鲍归多节制，是非常不适宜的。鲍战功卓著，又不肯屈居人下，就算是让他在迪庵（李续宾字迪庵）下面听令，他还不答应，何况多公（多隆阿）？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做，就怕反而激怒他，生出异心。”

为了这件事，胡林翼日夜忧虑，寝食难安，最终经过一番权衡，终于痛下决心：“打仗最重要的是统一指挥，绝不能分权，就选多礼堂（多隆阿字礼堂）了！”

他通过官文奏报朝廷，很快就把任命多隆阿的事情给办了下来。

叩一百个头

胡林翼为什么如此推重多隆阿？因为多鲍虽同以勇猛著称，但就谋略而言，多隆阿还是要更胜一筹，而且他又是奉旨帮办军务，在大将中的地位也最高。

多隆阿有什么毛病，胡林翼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只是他考虑问题的角度和用人方式与曾国藩有所差异，他曾经笑着对幕僚们说：“我知道涤帅（曾国藩）的意思，他是怕多隆阿因骄横而失去众心，实际上我只是拿多隆阿来救急的。”

在胡林翼看来，太湖战事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时候必须用也只能用多隆阿，至于怎么用，以及太湖战事结束后是不是还继续这样用，那还不是他和曾国藩说了算！

接到委任多隆阿为前敌总指挥的旨意，胡林翼马上授予全权，并当着众人的面夸奖多隆阿为“东三省第一名”，要求各军将领都必须服从多隆阿的调度，违者即便有功也要追究责任。

不管战功还是能力，多隆阿在将领中都独占鳌头，又见胡林翼对他如此赏识，多数将领自然都不敢抗命，要说心里还存有疙瘩的，也就是一个鲍超了。

多隆阿善战，鲍超凶悍，是胡林翼安置在安庆战场的两支重要机动兵力。如果两人继续不和下去，或者鲍超来了性子，宁愿挨板子也不听从多隆阿的指挥，势必影响战局的展开，曾国藩先前的担忧绝不是没有道理。

一天，胡林翼把多鲍二将请到大营，先请他们居于上座，然后又让士兵拉着他们的手，不让他们动。多鲍一时大惊失色，正要问这是何意，胡林翼突然大声说道：“林翼奉天子命剿贼（太平军），贼军凶猛，没有两位将军便不可能破贼。可是如今两将军不合，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林翼未能把两将军的关系协调好，这都是林翼之罪！”

没等多鲍完全反应过来，胡林翼又说：“林翼没法将这些话直接告诉天子，今天就在两将军面前叩一百个头。不管有没有用，都请两将军宽恕林翼之罪，体谅林翼的苦衷，同心协力报答天子。”

说完，胡林翼便向多鲍叩起了头，叩的时候还让人在旁边数数。多鲍震惊不已，但因为手都被束缚着，不能制止，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胡林翼叩到了一百方止。

胡林翼此举令多鲍深受感动，至此起码在公开场合，鲍超不敢不遵从多隆阿的号令，多隆阿亦不敢随意给鲍超小鞋穿。

说起来，官军内部闹不合本不是什么稀罕事，当初在湘军水师中，彭玉麟和杨岳斌就曾闹到水火不容，也是经胡林翼调解才得以和好如初。问题是多鲍的情况和彭杨还有所不同，彭玉麟是文人从戎的带兵官，杨岳斌虽出身行伍，但也能诗文，善书法，他们这些人知书达理，只要有人给他们讲清利害关系，便一通百通。多鲍讲穿了都是粗人，鲍超除了自己的名字，多一个字也不会写；多隆阿身为旗人，根本就不识汉字，因此还常有“文官不可亲”的想法。两人都爱使性子，而且还藏不住心事，时间一长，就不免又相互攻击起来。

多隆阿跑到胡林翼面前告鲍超的状。没想到胡林翼马上表示赞同：“鲍超有勇无谋，根本算不上一个上乘的名将，他能有今天的名声和成就，还不是全沾了您的光？”

多隆阿本不属于湘军体系，麾下的主力也一直都是黑龙江骑兵，最担心的就是遭到湘军集团的排斥或胡林翼“拉偏架”。现在一看胡林翼不仅明确站在他这一方，而且话语中一口一个“您”，完全是把他当成了自家兄弟，火慢慢消下去不说，整个人也都变得愉悦起来。

趁着多隆阿浑身轻飘飘之际，胡林翼又接着劝说道：“不过他如今是您的部下，他得了战功，就是您得了战功，所以希望您继续拉他一把，这对您是有利的。”

怎么拉呢？“鲍超粗人一个，他懂什么？您现在是前敌总指挥，是有身份的人，说话可就要注意了。刚刚您说的关于鲍超的那些话，有几句就不够庄重，被人听见了不太好。还有鲍超他们都是您的下属，您不应该过多批评他们的短处，这样不利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啊！”

胡林翼本身是湘军大帅，按照湘军内部的定位，其实只有鲍超才算自己人，多隆阿仍是外人，但也正因为如此，胡林翼在“拉架”时才必须帮着多隆阿，这叫作“屈我以伸人”。

当然了，如果就此把鲍超给气跑，那又不好了。通常情况下，胡林翼这边应付完了多隆阿，那边会立即再找鲍超谈心：“多公（多隆阿）说你有勇无谋啊！这种话反正我是不相信的，但是光我不相信不行，归根到底还是得靠你自己减少失误，多打胜仗，这样别人就没话可说了。好好努力吧！”他还答应鲍超，只要仗打得好就优先扩充霆军。

围城战

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胡林翼的套路或者说是“权术”并不仅仅用在多鲍身上。东征开始后，骑兵副都统舒保被留在湖北看家，为此很有意见。胡林翼就写信给他说：“无论如何，弟（胡林翼）与兄与希庵（李续宜号希庵）三人，永不相离，总是三人生死与共，风雨同舟而已。一切不必生气。”一封信过去，舒保马上消了气。

李续宜是李家最小的儿子，自兄长李续宾死后，他对在乡侍奉父母特别上心。胡林翼虽出于敷衍朝廷的需要，让李续宜尽量在家多住一段日子，可是时间一长，又怕对方以此为由真的不再出山，为此他不仅与李续宜结为兄弟，还将李续宜的父母接到武昌行署，并且早晚请安，简直把李续宜的双亲当成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李续宜感动之余，未尝不知胡林翼的用心。他有一次对曾国藩说：“胡公（胡林翼）待人多血性，然而有时也用权术。”曾国藩承认“胡公有时是用一点权术”，不过他“对你们李家弟兄始终还是一片至诚”。李续宜笑道：“其实这倒没有什么关系，即算胡公不是一片至诚，我也应当为他尽力。”

事实正是如此，从湘军嫡系将领到满蒙出身的官吏将帅，与胡林翼的关系都相当融洽，多鲍均乐于为其所用，多隆阿更是只听胡林翼一人调遣指挥。

在打仗方面，胡林翼是个非常善于动脑的人，他曾对远近发生的两次围城失败的战例进行过对比研究。远的例子，是向荣以江南大营的五万兵马围困南京，围了三年，被击溃。近的例子，是石达开以三十万大军围困宝庆，围了七十天，结果同样被击溃。

“贼（太平军）围我而败，我围贼（太平军）而亦败”，这让胡林翼认识到，原来围城战的失败率竟是如何之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攻城部队四面包围坚城，其注意力必然集中在如何攻城上，很难顾及身后及周边。一旦援敌横击旁扰，部队不仅会被分散兵力，还可能在运动中被援敌消灭，从而使得己方的围城企图完全落空。

打围城战更讨厌的地方，是容易被牵制兵力。打个比方，如果你用一万人围城，那么城池一天不被攻破，这一万人就别想脱身，也就等于减少了整整一万机动兵力。湘军兵力本来就不多，哪里吃得消做如此减法？

胡林翼认为，湘军自创建以来，已苦战近十年，在这近十年时间里，之所以在用兵上始终无法完全做到运转灵活、快速敏捷，追根溯源，就是把精力和兵力都耗费在了围城战上。

看来，包围敌方城池不一定是喜事好事，而更可能是不慎跳入了一个大陷阱，发现这个秘密之后，胡林翼甚至一度发誓“永不围城”。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绝对不围城，尤其对于太湖、安庆、南京这样的重要战略据点，该围还是得围，他是反对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盲目打围城战。

按照胡林翼的定义，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才可以围城，其一是四面无敌，且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其二是围城与打援相结合。第一种条件事实上并不具备普遍意义，毕竟打仗的人很少能够碰到这种好事，所以关键还是要掌握好第二种。

就太湖战役而言，情报显示陈玉成已会同捻军组成粤捻联军来援，对外号称有十万之众，实际也有八万多人。太湖城城墙高，堑壕深，防守严密，硬攻的话短时间难以硬下，若不能做到打援结合，击败来援的粤捻联军，围城战必然还要重蹈向荣、石达开失败的覆辙。

战役未开之前，先要准备好与打援部队，胡林翼将这一经验总结为：“天下兵事，只此一理，有围城之人，须先行另筹打仗之人。”在太湖战役的兵力部署上，他设置了两路打援之师，一路是多隆阿、鲍超部的一万八千人，驻于太湖城外小池驿，从正面阻击援敌，另一路由金国琛统领，驻于天堂寨作为打援的机动力量。围城兵力仅准备集结约万人，由于兵力不足，仅能包围三面，东面空缺，无法形成合围。

不少人可能会觉得奇怪，你再怎么注重打援，也不能弄得围都围不起来啊？其实，胡林翼所谓的围城与打援相结合，是以打援为主，围城为次，换句话说，围城只是用来引诱援敌的手段，打援才是最终目的。

在胡林翼看来，只要消灭了援敌，所围之城自然可得，而若不消灭援敌，即便投入再多的围城部队也难以收效。为此他主张以弱兵、中等之兵围城，以强兵打援，同时强调打援兵力在数量上也要超过围城兵力，大致是一兵围城，三兵打援，太湖战役的兵力部署体现的正是这一思路。

神来之笔

中国古代有多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如官渡大战，曹操以两万人摧毁了袁绍十万大军；再如虎牢关之战，李世民率三千五百精兵，大破窦建德十余万众并生擒窦建德……胡林翼一辈子打了许多仗，不是一个虚骄的人，但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却夸口说即便让曹操、李世民为太湖战役设计战术方案，其机巧程度也绝不会再比自己高出多少，足见他对自己一手推出的作战方案有多么满意。

不料曾国藩泼来的却是一盆冷水。他倒不是反对围城与打援相结合的总体思路，他所不同意的是胡林翼对打援兵力的配备，比如驻兵于天堂寨。

胡林翼对于天堂寨的灵感，最初来自于潜山知县叶兆元。叶兆元是个很不走运的官员，他在三河战役结束后才上任，县太爷的交椅还没坐热乎，潜山就失陷了，他也因此被革职留任。

叶兆元不甘就此沉沦，于是自己编了五营团练，在潜山的天堂寨扼守。天堂寨是大别山区的一部分，可通往潜山、太湖、桐城、舒城，此地地势平坦，但周围山势险峻，四面均有隘可守，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据说明末张献忠就很看重天堂寨的军事价值，屯守天堂寨的时间也最长。

湘军东征部队到达潜山附近后，叶兆元特地将天堂寨的地势绘制成地图，呈送给胡林翼阅览，并告诉他，天堂镇所储存的粮食足够两三千人所用。

胡林翼是制图观察地形的行家，顿时大喜过望，他认为天堂实乃“用奇兵之要道”，只要在山区驻兵三五千人，就可以对潜山等处的太平军起到威慑作用。唯一的不足之处是军火运输不太方便，需从狭窄陡峭的山间小道往里搬运，但只要早做准备，也不存在太大问题。

胡林翼引以为得意的地方，曾国藩恰恰不以为然。曾胡性格不同，用兵方式也有差异。胡林翼战略谨慎，战术上则往往敢于兵行险道，而曾国藩在战略战术两方面都显得相对保守，研究湘军史的王闿运就认为，曾国藩其实是仗打得越多，胆子越小。

胡林翼派驻天堂镇的兵力加起来总计有万人之多。东征的湘军一共才不过五万余人，一下子“闲置”出五分之一，同时又孤悬于山内，若是被太平军发现，处境将十分危险。曾国藩因此反对驻兵天堂寨，并一再劝胡林翼赶紧将这部分兵力从山内撤出。

胡林翼在信中请曾国藩拨出七千余人，与胡所辖的唐训方部合成万余人马来担负围城任务。曾国藩则不愿拨兵，他提出应以鲍超、唐训方二军围攻太湖，至于鲍超在打援方面的空当，完全可以用从天堂寨撤出的山内之军用于填补，这样围城打援的兵力对比仍可维持在四比六，一样足以消灭敌来援的有生力量。

胡林翼自认为设置两重援兵乃是双保险式的战术设计，尤其是天堂寨驻兵更被其视为是神来之笔，哪里肯进行改动。围绕着这一问题，两人书信往返，争执激烈。

胡林翼在制订作战方案时，预计曾国藩在三四天内就会将七千人派至太湖，但一个月过去了，曾国藩方面仍无动静，两人原本亲密无间的关系也因而变得有些尴尬和不愉快了。

就在胡林翼大失所望，已不指望曾国藩再派兵时，曾国藩忽然送来通知，说自己将率七千兵马从宿松拔营，前往太湖。

不管曾国藩有没有真正想通，但最后一刻，他还是选择了尊重胡林翼的意见。胡林翼闻讯，激动得整个人都跳了起来，幕僚们也兴奋不已，手舞足蹈，大家都对曾国藩顾全大局之举感到非常钦佩。

对于当初自己因守孝而未能坐镇前方，从而导致三河之败和李续宾身死，胡林翼一直心怀内疚，郁郁寡欢。在此之后，先后有两件事让他感到特别高兴，除了听说李续宜率部南下解宝庆之围，剩下来的就是得知宿松分兵了。

1860年1月8日，陈玉成指挥粤捻联军自潜山出发，兵分三路援助太湖，同时分股牵制石牌守兵，从而打响了太湖战役。

参加太湖战役的湘军共有步骑兵四万人，粤捻联军有步骑兵八万多人，占有足足两倍的数量优势。1月13日，两军会战，湘军先胜后败，陈玉成在击败多隆阿部后，采用大包裹战法，将鲍超的霆军团团围困于小池驿，断绝了他们与周边湘军的联系。

在小池驿外围，陈玉成筑成绵延达数十里的营垒，用以阻击湘军的援兵。这些营垒依山傍岭，漫山遍野，看上去密密麻麻的几乎没有任何空隙，多隆阿、曾国藩、胡林翼先后调兵前去救援，但都遭到了失败。

战争本身充满未知和变数，尽管在制订作战方案时，胡林翼踌躇满志，得意非凡，可是面对挫败，也会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曾国藩更是如此，他在日记中记载，他在那些天里特别焦灼不安，心老是悬在半空中，几乎每天晚上都彻夜难眠。

破釜沉舟

太平军通宵达旦地对霆军营盘进行围攻，双方阵地间隔越来越小，两边官兵已被迫在同一条河流里喝水。一天，霆军外出砍柴的伙夫兵被太平军袭击，有数十个士兵被活捉了，巡逻兵发现后急忙报至中军大帐。

鲍超得知后并不慌乱，他不仅没有急于向全军通报这一情况，当天傍晚还请全体营官吃饭，并让随军戏班当场表演了节目。

有人将中国戏曲比喻成中国古代的话剧，但其实二者差异较大。话剧有布景，但传统的戏台却没有这些，靠演员用虚拟表演来发展剧情。比如表现骑马，演员只是用一根马鞭模仿马，但却可以让观众觉得好像真的有人在骑马奔驰。

那天在霆军军营的表演也起到了这样的效果。节目内容大多跟古来的英雄名将有关，一时间，鼓声阵阵，声势夺人，其间所演绎出的战场激烈争斗以及凯旋场面，令营官们全都如临其境，心驰神往。

有好戏看，还要有好酒喝。喝到酣处，鲍超越发亢奋，频频端着大酒杯给部下们敬酒。不久，戏班的弦乐声低沉下来，开始改奏清幽之曲。鲍超重新坐下，突然通报了白天的险情：“今天情况已经非常危急，我营伙夫兵被太平军抓去了，以后该怎么办？”

鲍超这一发问，立刻把大家拉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之中。如果后勤渠道被太平军完全掐断，离全军覆灭还会远吗？众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面如死灰。有人叹息这下完蛋了，有人还很不争气地低下头哭了起来。

鲍超早就料到众将会有如此反应：“人固有一死，没什么了不得的，主要是选择如何死法。喝药？上吊？自刎？你们觉得哪一种好？”

有一个叫熊铁生的营官向来很能打仗，他一听鲍超所列举的死法竟然全是窝窝囊囊的自杀，不禁愤然起身道：“假使我果真难逃一死，那么我为什么不拼死向贼（太平军）冲锋呢？很有可能，贼（太平军）死，我还活着呢！”

鲍超等的就是这句话，他立即拊掌笑道：“好男儿！鲍老子和你一起去冲锋。”

戏不是白看的，酒不是白喝的，众将本来也已从中滋生出一股豪气，再被鲍超一激，全都捋胳膊挽袖子准备拼上一场。他们对鲍超说：“我等愿意立下军令状，跟从统领（鲍超）冲出营去破贼（太平军），不管是死是活都不退却，亦不反悔。”

看到部下们激情澎湃，鲍超很高兴：“太好了！不过营中兄弟多，不一定都愿意往外冲。这样吧，愿意拼死突围的，鲍老子就和他一起拼杀，不愿意怕死的，可以就地退伍，鲍老子正好和他告个别。”

营官们应命各自回去传达。这时霆军大营已被太平军围得如同铁桶一般，谁都知道留下必死，所以纷纷要求随大队突围。

霆军一共三千余人，经过统计，全都欲战不欲留。鲍超于是叫来军需官，让他把营中仅存的牛羊酒全部都拿出来犒赐三军。等到三军吃饱喝足，已经是半夜时分，鲍超下令大开寨门，集中力量朝太平军营垒密集处实施冲击。

突围一般都是要向敌军人少的薄弱处使劲，为什么鲍超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因为太平军人多势众，陈玉成掌握着足够的机动兵力。如果霆军冲击其薄弱处，他很快就可以再次组织包围，而鲍超清楚地知道，一旦错过第一次冲击的机会，就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到时全军都将万劫不复。

既然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就不如挑敌密集处进行攻击。密集处往往是太平军的重兵所在，一旦被冲开缺口，必然会使太平军阵脚大乱，到时陈玉成反不容易迅速组织新的包围。

霆军于绝境中求生存，他们众志成城，爆发出极强的战斗力，几乎个个都能做到以一当十甚至当百。相比之下，太平军虽占有人数优势，但由于来自不同的作战单位，反而协同作战能力很差。更主要的是，在对霆军实施一段时间的围困后，官兵们也已经滋生了骄傲懈怠的情绪，对于霆军深更半夜倾巢杀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在震动山谷的喊杀声中，太平军营垒被冲了个稀里哗啦，霆军成功突围。虽然胜利突围，但他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三千余人伤亡了三分之一，身为统领的“鲍老子”两只眼睛都渗出了血。

趁小池驿鏖战正酣，吸引了太平军的注意力，金国琛奉胡林翼之命，率天堂寨的六千精兵向山外运动。此时积雪满山，沿途都结了冰，行军非常困难，他们翻山越岭，走了十天才走出深山。当这支奇兵站在山上俯视平原时，太平军营垒历历在目，一清二楚。

发现十几里外的山中忽然出现大股湘军，且占据着能够拊其背、扼其喉的险要地形，陈玉成急忙分兵与之抢夺制高点。可是当太平军爬到半山腰时，却遭到了金部居高临下的迎头痛击，太平军吃了个大败仗，阵亡达三千余人。

这一战成为太湖战役的转折点，胡林翼在事后的疏陈中言道：“如果不是鲍军坚忍，大家就都坚持不下去。如果不是国琛（金国琛）出奇制胜，战役就不能转危为安。”曾经极力反对屯兵天堂的曾国藩也转忧为喜，对胡林翼的用兵表示心服口服：“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

待机而动

得知金部得手，多隆阿立刻发挥出作为前敌总指挥的职能和作用，他集结鲍超等九千人马，分三路向太平军发起反攻，金国琛也乘机率部下山夹击。

1860年2月17日，湘军借东南风纵火，一时烈焰四起，狂风怒号，粤捻联军的百余座营垒被全部焚毁。从太湖战役打响之日起，粤捻联军已阵亡两万余人，加上腹背受敌，陈玉成只得退出太湖战场。

在援军败退的情况下，太湖城根本无法独守，太湖守军很快也随援军一部弃城而去。

多鲍好强争胜既是缺点，也是优点。胡林翼在要求鲍超必须服从多隆阿调度的同时，一人给一支部队，让他们独当一面，用事实和战功来证明自己。在整个太湖战役中，多鲍全都拿出了平生所能，原先曾国藩所顾虑的问题反而成了他们克敌制胜的一大动力。

鲍超在突围战中固然光彩照人，多隆阿也不示弱，他率部猛追太平军，一直追到了潜山城外。2月19日，太平军欲乘湘军立足未稳出城袭击，不料潜山知县叶兆元早已窥视在侧，在多隆阿的邀约下，立即督率团勇对太平军的后路进行堵截。太平军阵脚大乱，四下溃退，潜山又被多隆阿收入囊中。

正如胡林翼战前所计划和预料的那样，湘军能够一鼓作气，连克二城，其功效都在击破太平军的援兵之上，援兵既破，城池自得。

至此，太湖战役结束。湘军夺取了安庆外围的三个重镇，其主力也得以从容进入预定战场，主动性大大增强，而太平军则损城折兵，优势大减。形势如此之好，何不以得胜之师直捣安庆？

曾国藩原先百般谨慎小心，这时也有了一蹴而就的冲动。可是胡林翼反而又沉静下来，他的意见是抓紧时间进行休整，然后待机而动。

曾胡在决策上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和争执。曾国藩直言：“不乘狗逆（对陈玉成的贬称）踉跄之际进窥安庆、庐州，颇为失策。”他还批评胡林翼“主意不甚坚定”，乃至认为胡在军事上“多谋少断”。

胡林翼能够用来说服曾国藩的，依然还是三河之败的教训：攻克三镇又怎么样，当初李续宾一口气连克四城，还不是一败涂地，前功尽弃？

的确，作为安庆战役的第一阶段，太湖战役虽然取得完胜，但湘军也有较大伤亡，人马由五万变成了四万，而且官兵都很疲惫，在这种情况下若急于扩大战果，难保不步李续宾的后尘。

曾胡在共同指挥安庆战役的过程中虽然常有争论，有时还有些不愉快，但两人都心地坦荡，为公不为私，所以很快就能达成谅解。这次也是如此，一番信使往返，经过充分交流，曾国藩最终听从了胡林翼的意见，不再急于进兵。

胡林翼早已打定主意，接下来要么不打，要打就一定要打赢，为此他提出了能够使己方立于不败之地的三个条件。

首先是要精兵。胡林翼、曾国藩一面“敛兵据险”，继续招募和训练士兵，对部队进行补充，一面下令奖励各级将佐。主要将领也都纷纷得以休息和调整，其中鲍超回四川探亲，多隆阿请假养伤，李续宜、曾国荃迟至三月以后才陆续从湖南来到皖北战场。

其次要做到粮足，胡林翼甚至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筹饷上，以保证湘军主力部队的后勤供应。与此同时，他在皖北战场上实施坚壁清野，尽可能把稻谷粮食都集中在湘军所据守的堡寨，以便使得野无余粮，太平军无法久驻于乡村。

此外，在太湖战役中，潜山知县叶兆元立了大功。如果不是他及时提供相关地图和情报，让胡林翼想到设奇兵于天堂寨，太湖战役恐怕难以实现翻盘，其后他更是带着团练直接加入了攻克潜山的作战。从叶兆元身上，胡林翼看到了这些地方官及其团练的作用，休整期间，除了确保兵精粮足，他还积极与皖鄂豫边的各州县官进行联络，通过县官们组织团练、民兵修筑堡寨，并准备在太平军可能出入的道路上进行骚扰。

胡林翼“言战三条件”实施得极有成效，湘军士气高涨，战斗意志旺盛，这为他们决战下一阶段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章 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

几乎在太湖战役进行的同时，天京攻防的形势渐趋严峻。和春、张国梁从东、西、南三面对天京加强封锁，仅北面的浦口一处尚通粮道，可以从江北运来粮食，以济天京军民之用。

陈玉成走后，李秀成独守浦口，面临着外无援兵、内无饷弹的困境，不仅如此，一封信件还突如其来地将他卷入了是非旋涡之中。

写信的人是太平军叛将李昭寿。李昭寿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他本在河南为盗，后来在捻军、清军中间不停地变换角色，接着又投降了李秀成。因为在捻军里面干过，李昭寿曾自告奋勇地帮助李秀成联络捻军，最终促成了张乐行、龚得树等捻军将领与太平天国进行合作。

石达开自京城出逃后，韦昌辉曾给李秀成发来檄文，要他派兵捉拿石达开。李秀成不肯接受他的命令，韦昌辉恼怒之下便想如同迫害石达开那样，处死李秀成的在京家属。

有人赶紧劝止韦昌辉，说：“你要这么做的话，李秀成必然会背叛太平天国，对你刀兵相向，我们现在一共也没有多少兵力，到时候拿什么去抵挡呢？”

此人把李秀成背叛的后果说得这么可怕，是因为单单和李秀成直接合作的张乐行所部就号称数十万人马（实际也有几万人），若二人联手对付韦昌辉，确实够他喝一壶的。韦昌辉虽然利令智昏，但听了也有些害怕，遂未敢再下毒手。

李昭寿当时就劝李秀成，说韦昌辉既对你磨刀霍霍，不如干脆和张乐行联合，脱离太平天国单干，同样可以西取关中，跨据陇蜀。李秀成一度为之踌躇不决，直到收到自天京寄来的家信，得知父母无恙，他才未被迫走上和石达开相仿的道路。

离间计

李秀成没走，李昭寿走了，由于感到在太平天国不受重用，他不久就投降了清廷，并被赐名李世忠。洪秀全封陈玉成为英王的消息传到清军所占区域后，已为清军将领的李昭寿眼珠一转，便以为李秀成鸣不平为由，写了一封劝降书，派人送往浦口。

信使过去是李秀成身边的护旗兵，李昭寿降清，他也跟着降了清。此人一到太平军营地就被哨兵抓住了，他连忙说：“你们不必捉我，我到李老大人（李秀成）处有要事相商。”

众人在信使身上一搜，搜出了李昭寿写给李秀成的信件。监军莫仕暌巡营正巧路过，就拿着这封劝降书去找李秀成。

莫仕暌的正式职务是太平天国的兵部尚书，实际担负着监视李秀成的使命。等李秀成看完劝降书后，他便试探着问李秀成打算何去何从。

李秀成本人对天国忠心耿耿，之前李昭寿降清，他就特地致信李昭寿，责备其反复无义并劝令速归。更何况，封陈玉成为英王这件事，本来就是他向天王提出的，为的就是尽快解除天京之围，又怎么会心生嫌隙呢？

李秀成很坦然地对莫仕暌说：“忠臣不事二主，就好像烈女不嫁二夫一样。昭寿自己做了不义的事，还想拖别人下水吗？”

莫仕暌一听，完全放下心来：“我知道公（李秀成）乃忠义之人，一定会把情况原原本本地向天王进行奏禀。”

可是还未等莫仕暌入京奏禀洪秀全，天京城里已经流传着关于李秀成可能降清的各种谣言了。洪秀全为此派了六七个侍卫到浦口视察军营，所谓无巧不成书，侍卫又正好看到了尚摆在李秀成案头的劝降书，几个人大惊失色，急忙返京先行禀报。

劝降书似乎是对流言的确证。文武百官们纷纷议论，说李秀成与李昭寿有旧交，上次封王又没封到他，谁能保证他不听信李昭寿之言叛变呢？

洪秀全赶紧下令采取措施，将李秀成在京的父母妻子扣为人质。他的哥哥洪仁发做得还要出格，竟下令将下关船只全部予以封存，同时封锁江面，不准李部人马渡江回京。

李秀成起初尚莫名其妙，不知道天京方面究竟要干什么。莫仕暌自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不由得顿足道：“要是他们这么干，则大事去矣！”

莫仕暌急忙入京，会同其他几位文臣武将一起入宫晋见天王，表示愿以性命担保李秀成忠于天国：“秀成以前待昭寿有恩，现在昭寿听说陈玉成封王，而李秀成未能得封，就故意行此离间计。我们难道还真的中他的计，上他的当，自坏长城不成？”

对李秀成的重要性，莫仕暌看得格外清楚。浦口是天京处于重围之下的生命线，全凭李秀成予以保障，此外换了谁去都不行，而且陈玉成被封英王已经好几个月了，但仍无法调动部队来援，这说明要彻底解天京之围，还是得依赖于李秀成。

洪秀全毕竟不同他的窝囊废哥哥，莫仕暌如此跟他一分析，他便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加上也确实没有发现李秀成有任何异动，便顺势传令解除了针对李秀成的几项防范措施。

莫仕暌等人建议天王下诏对李秀成进行嘉奖勉励，以安其心。洪秀全认为言之有理，当即决定加封李秀成为忠王，并赐予黄缎子一面及尚方剑一把。黄缎子上是他亲自书写的“万古忠义”四个大字，尚方剑则允许李秀成在节制各军时可以便宜行事，主将以下，先斩后奏。

洪秀全的这一册封和授权虽因外因而起，却非常及时有效，对李秀成及其所部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李秀成至此更加效忠于天国和洪秀全，誓言：“主一心用我，我一心实对；主用臣坚，臣力死报。”

李秀成原先主要在江南与绿营八旗作战，但也和湘军打过仗，除鲍超被其视为强敌外，对其余湘军并不惧怕。他认为湘军普遍守强于攻，“守则有余，战则不足”，因此曾叮嘱手下将领，说如果遇到湘军，不用犹豫，一到即可与之交锋。

无独有偶，曾国藩对李秀成的评价是“滑头而不勇悍”，实战能力不但远不如陈玉成，甚至不及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等人。听到曾国荃夸赞李秀成为太平军第一勇将，他把个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

实际上，曾国藩、李秀成对彼此的认识皆有偏颇之处。湘军“结硬寨，打呆仗”，战时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看似过于保守，但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尽可能立于不败之地，也才能在敌方疲惫和暴露出弱点后，抓住机会战而胜之。

同样，李秀成以文武全才、足智多谋著称。他不是不勇猛，也不是不能打硬仗恶仗，只是他的勇区别于陈玉成等诸将，是一种极具智慧的勇，单用“滑头”二字是无法准确加以概括的。

围魏救赵

李秀成原本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广西乡下人，从军后却很爱读书，太平天国禁读孔孟之书，谓之“妖书”，他因偷读这些书曾几乎被杀。

读书和悟性使李秀成迥然不同于太平军的其他将领，他也是唯一一个戴眼镜的太平军高级将领。事实上，在太平天国后期，要论对战场总体局势的洞察和把控能力，可以说无人能与之比肩，即便石达开也和他有着一定差距。

为报答天王的知遇之恩，李秀成绞尽脑汁，苦思良策。考虑到直接打破天京之围比较困难，要在浦口立即击退张国梁亦不现实，他想到了采用围魏救赵之计。

所谓围魏救赵，是会集各路援军，主动攻袭清军兵力薄弱的杭嘉湖地区。那一带枕山负海，物产丰饶，早已成为江南大营与皖南清军的主要粮饷供给地，每年都要提供七十万两白银给军队。李秀成大胆预测，只要能够调集到足够的兵力攻击杭嘉湖，江南大营便不得不进行援救，到时天京之围自然可解。

计议已定，李秀成立即骑马进京，向洪秀全报告自己的设想，并毛遂自荐，请求亲自出京调兵。可是这一请求却未能得到同意，洪秀全反对李秀成出京，要求他继续死守浦口。

如果能派别人承担围魏救赵的使命，当然最好，问题是当下没有合适的人选哪！李秀成很是无奈：“留我镇守浦口，解天京之围该指望何人？”

他当着洪秀全和朝臣们的面，扳着指头，将原来的五军主将一个个地数过来：陈玉成无能力调兵，而且正在皖北与湘军作战，连自己都抽不开身；杨辅清、李世贤与清军胶着在一起，无法移动；韦俊已经降清。

除了五军主将，其余一些将领虽也号称能战，但不过徒有虚名，关键时候很难指望得上。想到天京局势危殆，刻不容缓，李秀成忍不住加重了语气：“京城四门全都被清军包围着，朝内粮食也不多了，现在主（指洪秀全）又不准我离开浦口，谁来救天京之围？我主（洪秀全）到底是怎么想的？”

李秀成的这番话令洪秀全十分不悦，他当场将李秀成给责骂了一番。不过骂过之后，对于到底如何为天京解围，他也依旧想不出什么别的招，只是一味说着靠天父天兄保佑之类的话。

其余朝臣也都苦留李秀成，李秀成的第一次进谏宣告失败。

眼看围魏救赵的计划面临夭折的危险，情急之下，李秀成决定击鼓鸣钟。

中国有一种古老的司法直诉制度，叫作“登闻鼓”，用以让普通民众击鼓鸣冤或向朝廷提出意见。“登闻鼓”在宋以前并不算是个稀罕事，据记载北宋时有个老百姓在京城宫门外击鼓，为的只是自己丢了一头猪，宋太宗不但亲自受理，还诏令对他进行了赔偿。

到了宋以后，皇帝可就没这么好说话了，击“登闻鼓”的条件越来越苛刻，到了清代更已形同虚设，美其名曰“防止无端刁民恶意上访”。

宫门外的鼓都还在，可你要是想击鼓的话，首先得做好被廷杖三十的准备。如果你告状的理由，竟然是想要政府赔你猪这样的“小事”，那不把你的屁股打得像猪头一样肿，估计也不会放你出门。

太平天国移用清制，从天王府到各地方衙署，其大门走廊内都设置有大鼓两面，凡有意见建议或需要申冤投诉的人均可前来击鼓。听到鼓声，天王和地方长官们必须即刻受理。当然它们同样仅仅是用来装点门面的摆设，一般情况下，没人敢冒着被责罚的危险轻易上去击鼓。

李秀成已无路可走，只能选择这种办法。几天后，他再次入京，在天王府的朝堂上击鼓，终于迫使天王不得不重新坐殿听取意见。

当着天王的面，李秀成再次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和决心，表示无论如何一定要出京：“为解天京之围，请主（洪秀全）容许臣（李秀成）便宜行事、长算远略，以期能够扫荡妖穴，永奠磐石之安。”

见李秀成坚决要走，除此之外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为天京解围，洪秀全终于同意了他的计划。

干王洪仁玕后来在一份自述中说围魏救赵是他的计策，而且也是由他向天王奏准施行，然而从这一期间李秀成的活动轨迹来看，在围魏救赵之计制订之初，他应该并不知情。或许在洪秀全批准后，他也参与了一些意见，但毫无疑问，计划中最漂亮的部分仍然只会来自经验丰富的李秀成，并由其亲自负责实施。

获得天王的允准，李秀成立即将浦口军务移交给其他将领，自己乔装改扮，穿着普通士兵的衣帽服饰潜出浦口，动身前往芜湖。

李秀成离开浦口不过三四天时间，浦口城外靠江边的二十余座太平军营垒就全部被张国梁攻破，九洑洲要塞亦随即陷落。九洑洲要塞是保卫天京和浦口两岸交通的关键，也是粮食转运的咽喉，清军占据此处，不仅完全截断了浦口的运粮水道，而且意味着对天京的合围之势已完全形成，如果李秀成再晚一点走，能不能出得去都很难说了。

李秀成一到芜湖，即以忠王的身份召集皖南的太平军将领开会，以具体商讨如何解救天京。

大事去矣

李秀成待人谦虚亲切，慷慨大方，别说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就算是仇家敌人，只要肯坐下来跟他聊两句天的，都会给以厚待。与此同时，他也很关心民间疾苦，看到老百姓遇到困难，甚至会自掏腰包予以救济。这使得他在太平天国拥有着很高的威信和声誉，大小军民人人对他信服，他说的话别人也都乐意听从。

得知忠王出京来皖，杨辅清、李世贤等高级将领尽皆与会，而且都愿意受其节制。就在这次军事会议上，李秀成订下了攻取杭州，以吸引江南大营南救的方案。

1860年2月上旬，除留置部分兵力守城外，李秀成将芜湖的其余太平军分为两路，一路负责侧面掩护，由其堂弟李世贤率领南下；一路是主力部队，由他亲自率领，直奔杭州。

自太平天国起兵以来，浙江一直未被战火波及，军民头脑中关于战争的概念都很淡薄。以后来被攻陷的乍浦为例，风闻有“长毛贼”来攻，不只百姓混乱不堪，官府也不能澄清传闻，安定民心，反而一些黑了心肠的吏员还乘乱私下盗窃财物，然后自己放火烧城逃走。逃跑前，这些黑心吏员们为了逃脱罪责，让人传谣言说有暗通“长毛贼”者在城中放火。谣言一出，城内外顿时乱如鼎沸，无人准备防火灭火，全都争先恐后地各自奔逃。时值南风劲吹，大风延烧至城外，五分之三的房屋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妇女老幼被烧死者达六千余人。太平军闻之立刻袭来，不费一兵，刀不血刃，就攻占了乍浦。

把攻陷乍浦之例放大开来，就是李秀成、李世贤在浙江作战的大致过程，他们一路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

浙江巡抚罗遵殿倒是个清正廉洁的好官，曾在湖北协助胡林翼整顿吏治，被胡林翼倚为心腹，但他莅任浙江的时间不长，对军情不熟，无力挽回大局，最后只得被迫退守杭州城。

杭城的壮年男子大多已经逃走，罗遵殿所能掌握的守军又寥寥无几，他知道自己守不住城，便赶紧飞檄传书，请求支援。

罗遵殿最希望得到的援军是湘军，他率先给曾国藩发去了求救信，但太湖战役正处于紧张缠斗阶段，而且湘军各部距离杭州都较远，鞭长莫及。朝廷认为和春兼督浙江军，离得也近，便让和春从江南大营调兵救援。

江南大营兵多将广，仅用于围困天京的部队即达七万，但和春迟迟疑疑舍不得分兵，等意识到若不救援浙江，自己的饷银也将失去着落时，才派提督张玉良驰援。

就在和春犹豫之际，李秀成已提前率部兵临杭州城下。由于沿路攻下好几座城池，每一座城池又都需留兵驻守，故李秀成带来的人马不过六七千之众，但已足以包围杭州城。

杭州城被围三天三夜，援兵仍未出现。太平军土营便趁着晓雾，挖地道通到清波门下并引爆了炸药，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城墙坍塌，守城士兵被炸得血肉横飞。早已做好准备的太平军先锋营趁势攻入城内，此时守军意志完全崩溃，官兵或逃或降，无一人抵抗。

李秀成用于攻城的主力部队也就是先锋营，其实仅一千三百五十人，若张玉良能提前赶到，李秀成要想拿下杭州是很困难的，连他都没料到这么容易就能破城，事后只能归结为天意，称其并非人力所能为。

罗遵殿悲痛欲绝，他把宝剑扔在地上，流着眼泪长叹一声：“老天就非要这样降祸于我军吗？援兵不至，大事去矣。”当即服毒自杀。

同时死于城中的除了浙江布政司、盐运使、杭州知府、知县等一干官员外，还包括缙绅及妇女八百余人，自杀者的尸体把井沟都填满了，诚为人间之惨剧。

杭州城包括内外城，首先被太平军攻占的是外城，之后杭州将军瑞昌率旗兵退入内城坚守待援。内城是满城，也即满人聚居区，太平军曾对满城实施过屠城政策，这使得满城军民的抵抗一般都较为顽强，李秀成也未能像占据外城那样立刻将其拿下。

1860年3月23日，张玉良才率六万余人的援浙军姗姗来迟。张玉良是随向荣出道的蜀将，打仗也算骁勇，他一到杭州，就立即指挥兵勇对城内的太平军展开进攻。

李秀成以为来援之将是张国梁，他本来就不是一心要拿下杭州，见引诱江南大营分兵的计谋已经初步成功，且满城又未攻下，便于第二天主动撤出了杭州城。

临走时，李秀成将在杭州城新制造的旗帜全部插出来，以作疑兵之计。张玉良果然中计，他以为李秀成拥有强大兵力，根本不敢追击，直到过了一天一夜，太平军已经撤得无影无踪了，才进入杭州城。

官军打仗不济，扰民害民却有余。起先他们放火焚烧城外的民居，想借火势攻城，结果太平军走了，火却没灭掉，于是乍浦惨景又降临到了杭州城：城门数处起火，随风延烧，城内的平房楼宇祠庙衙署尽化为灰烬，侥幸得以保存的民居仅五分之一，军民被烧死六千余人，城内臭气扑鼻，经久不散。

更可气的是，明知太平军退走，官军也不赶快追击。张玉良忙着给朝廷发喜报，报告他收复杭州的“奇功”，部下们则趁火打劫，四处掠夺财物粮食。

崭新的一页

和春一开始不肯迅速分兵救援浙江，以后见杭州、湖州等多座城池陷落，江南大营在浙江的饷源面临被切断的危险，又慌了手脚，不断地增派援兵，包括张玉良部在内，先后调去兵力共十三万人。可惜战机早已错过，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援浙部队疲于奔命，徒劳无功，而大营留守之师也变得单薄空虚，实力剧减。

此时江南大营尚有十万人马，光一个月就需支饷百万两白银，以往这些军饷都取自于苏浙，及至太平军入浙，浙省自顾不暇，来了个扣饷不发，大营的经费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怎么办？和春束手无策，主帅以下即为翼长，江南大营翼长、湖北提督王浚献计，说既然经费不足，不如先暂扣一部分兵饷，如果官兵问起，可以推托等完全收复浙江后再予补给。和春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传谕将士，称今后将每隔四十五天才发一个月的饷。

江南大营集结了当时全国最多的绿营军队，有最精锐官军之称，然而其内部的腐败程度和其他绿营相比并无二致。尤其在认为天京旦夕可破的情况下，官兵更是骄纵自大，不打仗的时候成天酗酒狎妓，挥霍无度，就算是每月发放足饷，他们都不够用，更不用说变相减饷了。

减饷令下，人人无精打采，有的兵勇还私发传单宣泄不满。张国梁察觉后极力劝说和春收回成命，但和春就是不听，结果导致大营军心动荡、兵无斗志的现象越发严重。

接到探子送来的情况，李秀成不由得喜上眉梢。撤离杭州后，他风驰电掣般一路向西，先在广德与从浙江撤出的李世贤军会合，继而占领了军事要冲建平。

在建平，李秀成召开了由杨辅清、李世贤、黄文金等将领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分五路回攻江南大营。一时众人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到太平天国后期，像这样能把将领们聚拢在一起并大干一番的场景早已不多见了。李秀成非常激动，认为是天机所属，证明天国气运尚在，还有振兴的希望。

清代有一部长篇小说，名为《说唐》，它是《隋唐演义》的最初版本。在《说唐》中，起义军为了实现灭隋大业，各路豪杰齐聚浙江四明山开了一次大会。李秀成将建平会议与灭隋的四明山会议相提并论，事实上，它也确实即将开启太平天国军事史上崭新的一页。

建平会议后，向东挺进的太平军可谓势如破竹，先后进占高淳、溧水、溧阳、句容等多座县城。接着李秀成虚晃一枪，假装兵发苏州、常州，和春不知是计，忙调兵至苏常防守，这样一来，天京外围的部队又减了一成。

至1860年4月底，五路大军共十几万人马全部抵达天京外围。因太湖战役已结束，英王陈玉成亦不约而来，此前已收复浦口。得知李秀成、杨辅清、李世贤等都在长江南岸，他也率部渡江加入战团。自天京事变以来，天京勤王解围之兵容还从未有如此之盛。

江南大营内却是内忧外患。减饷事件让部队士气低落，兵勇皆不愿力战。主要将帅方面，和春与张国梁不合，王浚又从中插一脚，更弄得彼此间矛盾重重。

就算是拼部队数量，清军也已落于下风。从杭州到天京，最近的路都有八九百里，中间弯弯曲曲，实际得走千里有余，张玉良听到消息时已回救不及。其他调援、调防苏浙的部队，或被太平军阻隔，或因一路贪掠财物，也都无法火速赶回。

天京外围大决战虽然尚未正式揭幕，但留给人们的悬念其实已经不多了。

败得十分彻底

1860年5月2日，太平军前锋约两万骑兵突破清军防线，对江南大营的中心阵地发起突袭并获胜。天京城内守军也按照预先约定的信号由各门杀出，与城外援军胜利会师。

清军的左右两翼跟被袭的中心阵地较远，加上天色朦胧，雨雾弥漫，无法辨识太平军的行动。听到城内守军冲出，他们便自恃人多势众，以为可以一举击溃软弱疲惫的守军，从而趁机杀入城内。

见清军向城内守军发起攻击，太平军骑兵除分出一队协助城内守军外，主力重新冲回敌中心阵地，再次横扫正在混乱中整队的清军。扫完之后，骑兵分成两路，猛攻清军左右两翼。

左右两翼的清军未想到对方骑兵从旁边杀出，想退回原阵地已来不及了，顿时阵形大乱，纷纷仓皇败逃。

太平军开始发起全面反攻。5月3日，陈玉成部突破清军在西南所筑的长壕。城内守军向清军营内抛掷火罐，火罐正好落入火药库，当即引起剧烈爆炸，又进一步加剧了清军的混乱状态。不到半天工夫，从得胜门至江边的五十余座清军营垒就全部被攻陷了。

两天后，李秀成部击破清军孝陵卫大营，摧毁了东南面的清军防线，清军被紧紧压缩于仅存的大小水关大营。

5月6日，天寒刺骨，雷雨交加，清军大营内一片愁云惨雾。一些兵勇认定必败无疑，便吵闹着到王浚帐下向他索要军饷，要不到钱就干脆拦路抢劫，和春见状竟不敢过问，更不用说责罚了。

这帮人真是怎么挨揍都活该。当晚太平军便攻入了大营，各营火起，王浚部先跑，和春部继之，张国梁见状也只得殿后奔逃。

此战过后，天京城外遍布清军所遗弃的军械、旗帜、火药、粮秣，清军遗尸将他们自己所挖掘的壕沟都填满了，可谓是败得十分彻底。当然更重要的是江南大营垮了！

江南大营始建于1853年，也即咸丰三年，其间经历重建，至再度被攻破，已历八年之久，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难以计数，然而转眼之间便灰飞烟灭。张国梁不由得顿足长叹：“八年心力，不料败于李秀成之手！”

天京之围既解，文臣武将一齐入朝庆贺，同时商议下一步进取目标。朝议时，众人意见不一，英王陈玉成自然主张全力援救安庆，李世贤建议尽快拿下闽浙，而干王洪仁玕则认为应该首先经略长江下游。

长江下游素为富庶区域，但在天京事变前并未被太平天国定为战略控制的目标，太平军发动过西征、北伐，却从未有过东征。这倒不完全是顾忌江南大营的存在，事实上，只要从西征、北伐所用兵力中调一部分过去，是不难完成目标的。

更大的原因是由于要彻底扫荡下游，就不可能不触碰上海。上海既是五口通商所允许的条约港，又是各国使节的驻节地，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英法美公使都曾先后前往南京进行试探，并声明将在清帝国和太平天国之间保持中立。

列强与清帝国有着正式的外交、条约关系，并派驻有外交官，它们说要保持中立，本身就带有倾向性，这对太平天国是很有利的，加上当时天国的给养也很充足，因此以杨秀清为代表的决策层就选择了把长江下游置于次要的战略位置之上。

时过境迁，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今湘军围住安庆，从上游威胁着太平天国，天京的交通和物资供应仍然时时面临着被切断的危险，但要是能率先控制长江下游，并将之作为保护性后方基地，起码暂时不用为缺乏财力物力发愁了。洪仁玕走南闯北，去过香港，看过洋文，其文化水平、见识比一般人要广博得多，而且他自入京执政以来，日日处理要务，军政知识也增加了不少，自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再往大了说，太平天国的西征也好，北伐也罢，最终都是想要统一全国。比如，往西面打，至少要打到川陕，才能把这一面全都解决了。以此类推，北面要一直打到长城，南面要一直打到云贵两广，可是川陕、长城、云贵两广距天京都有五六千里之遥。这么一比较，唯有东面的沪苏杭距离最近，不及千里，一打便能打到底。

洪仁玕认为，以太平天国和太平军的现有条件而言，乘胜攻取长江下游最容易获得成功。他进一步设想，一旦控制住包括上海在内的下游地区，仅仅从上海库房中就可以拿到一百万两库银。用这一百万两银子，足以买到一支有二十艘现代轮船的舰队，这支舰队可载运太平军沿江作战，届时不仅能够成功解除清军水师对天京的水上封锁，还有望重开西战场，夺回被清军占领的沿江重镇，从而使得“长江两岸俱为我有”。

进攻上海会不会遭到列强的抗议和干涉？洪仁玕的态度相当乐观，他相信洋人终究会接受现实。理由是当初英法美公使来天京试探时，天国早已公开申明，除鸦片、酒精、烟叶外，准许与各国通商，各国也声明保持中立，在太平军与清军相争的过程中两不相帮。既然如此，若是太平军将清军逐出上海，洋人为什么要反对呢？不但不会反对，没准大加欢迎还说不定呢！

李秀成与洪仁玕的私下关系并不好，但犹如陈玉成始终将安徽作为根据地一样，他向来更重视江南，所以立即对洪仁玕的提议表示赞成。

天王洪秀全在听取众臣意见后，决定采纳洪仁玕的方案，并命李秀成具体负责实施。

大黄旗

击破江南大营以及解天京之围，皆系李秀成之功，但洪秀全却越发以为是天父天兄保佑着他，才会出现如此“奇迹”，至此便更加不理政事。他对李秀成也仍谈不上特别信任，实际上，最为他垂青的人是已故西王萧朝贵的儿子、幼西王萧有和，其次是他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再是洪仁玕和两个驸马爷，接下来才是英王陈玉成，李秀成尚排在陈玉成之后。

萧有和还是个孩童，别说理政，连议政能力都不具备。洪仁发、洪仁达忌李秀成功高，就撺掇着天王颁下严诏，限李秀成所部在一个月内攻取苏州、常州，至于封赏奖励则一个字都未提及。

李秀成心里虽然不是滋味，但王命不得不从，只好在休整了三天后，就又匆匆整兵出发。

李秀成深知，要取苏常二郡，就绕不过老对手张国梁这一关，他必须先干掉张国梁。此时张国梁已收容了一万两千人，退守至丹阳。李秀成步步为营，直抵丹阳城下。张国梁当即大开南门出城迎战，他本人固然是有勇气再决雌雄，问题是他的部队不行，官兵们一看到李秀成军的旗帜，立刻就慌了手脚。

喜欢和善用旗帜是太平军的一大特点。太平军最低级的军官为两司马，自两司马起就有一面旗帜，往上官位越高旗帜越多。一万多人的队伍，大小黄旗就拥有六百多面，每逢攻克清军城池，城头上便“无数黄旗分门站立”，到了野战，更是“黄旗遍野”。

太平军的旗手均由精壮忠勇之人充任，其任务是举着旗帜走在前面，代表所属军官引导大军作战。他们的地位也相当高，重要统帅的旗手甚至和高级军官的官级相同。

李秀成的大黄旗由其亲选士兵执掌，只要大旗挥动，全军必然踊跃向前，凡临阵脱阵者，会被执刀在手的后排士兵当场斩首。清军最害怕这面大黄旗，江南大营被破之前，很多官兵还没等到大黄旗挥动，往往心里面就怯了三分，更不用说处于如今这种风声鹤唳的境地了。

清军描述太平军发动进攻，常用一个词，叫“如墙而进”。眼看着李军在大小黄旗的引导下，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一排，如同墙壁一样往前推进，张国梁手下的兵勇魂飞魄散，全都争抢着溃退逃散。

张国梁见状大怒，自率亲兵向李军直冲过去，欲与李秀成拼个你死我活。悲哀的是，溃卒塞途，竟然活生生地将他挡在了路上，让他连冲到李军阵前都做不到。

中国古代演义小说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武将单挑”，但这只是出于小说家们的演绎和想象。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李秀成也根本用不着逞什么匹夫之勇，看到张国梁在人堆中急得大吼大叫，他当即派一名力士前去“取上将首级”。

力士混入溃卒之中，乘张国梁不备，用刀猛刺过去。张国梁猝不及防，身被重创，他大叫着骑马跳入尹公桥下，于河中溺亡。

李秀成在占领丹阳后，下令将张国梁的尸首予以礼葬。他对此的解释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各忠其事，生既为敌，死尚可为仇乎？”显然，即便在李秀成的心目中，张国梁亦不失为值得惺惺相惜的一条好汉。

张国梁在绿营中的地位，相当于是湘军中的李续宾。咸丰皇帝闻报十分痛惜，他还寄望于张国梁落水后可能侥幸未死，命军中进行查实，几个月后张国梁已死的消息得以确证，这才下诏优恤。

江南大营被破时，和春、张国梁各走一方，和春去的是常州。江苏巡抚徐有壬向朝廷上奏，称和春在常州迎战太平军时胸口受了枪伤，退至无锡浒墅关后呕血而亡，然而李秀成得到的消息，却是和春在听闻张国梁战死丹阳后即自缢而亡。

不管真相到底如何，事实是张国梁一死，江南战场上便已无任何人能够抗衡李秀成。这时两江总督何桂清因为办理筹饷正驻节常州，他原先就靠和春、张国梁在前方替他打仗，至此便慌了手脚，连忙上疏诈称要回苏州筹饷，准备脚底抹油，逃往苏州。常州绅民见状纷纷跪在道旁，请求他继续留在城中主持，何桂清哪里肯干，竟然命令亲兵向绅民开枪，在当场打死打伤十一人后，很不要脸地溜走了。

徐有壬正坐镇苏州，何桂清对徐有壬曾有提携之恩，他以为对方一定会开门相迎，不料徐有壬认为何某弃常州不守，罪无可赦，不但拒绝让他进城，而且还上疏弹劾他“弃城丧师”等多条罪状。

何桂清走投无路，只得以向英法公使商借洋兵为名，躲进了上海租界。

这时张玉良已率部赶到苏锡常地区，他本来受何桂清之托承担常州防务，但何桂清一跑，他也跟着移师无锡。常州城孤立无援，很快就被李秀成攻破。

张玉良虚名在外，能力和眼光却着实有限。常州城乃无锡、苏州两城之藩篱，藩篱尽撤，其余二城安能独存？李秀成亲自率部向无锡发起进攻，官军大溃而逃，张玉良只好又收拾残卒退往苏州。

张玉良自请守城，徐有壬就让他驻兵于葑门。张部把他们恶劣的军纪从杭州一路带回苏常，到处抢掠财物，胡作非为，百姓怨声载道。1860年6月1日，李秀成进军至苏州阊门，城外百姓都举着“同心杀尽张、和（张国梁、和春）两帅官兵”的标语，挑着酒食前去迎接，人心之向背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张玉良自觉苏州难以固守，连夜便带着部下逃往杭州。

苏州城内除了不满四千的弱兵外，还有不少来自天京、常州、无锡一带的残兵败将，他们看到张玉良未战先逃，就密谋为太平军做内应。第二天，这些兵勇突然开门把太平军放了进来，徐有壬拒不投降，继续率兵与敌死战。

徐有壬是个很有气节的文臣。宋末，临安被元军攻破，徐家远祖徐应镳全家自杀殉国。徐有壬小时候读家谱，正好看到这段往事，他便很激愤地说了一句：“我将来也应该这样！”果然一语成谶，他最终死在了巷战之中。

李秀成在占领苏州的同时，另派将领对张玉良实施衔尾追击，直至攻占嘉兴。到他下令停止追击结束战役时，江南田野上已经堆满了清军尸体，港汊河道竟为之阻塞不通。

宿松之会

在千里之外的宿松，自杭州外城被太平军攻破起，就有了一次极其重要的聚会，史称宿松之会。

宿松既是曾国藩大营的驻扎地，同时也是业已殉职的浙江巡抚罗遵殿的家乡。作为曾与罗遵殿共事的老友，胡林翼对他的死感到十分悲痛，遂约集曾国藩赴罗家吊唁。接到胡林翼的邀约，曾国藩又连忙通知正在其营中的左宗棠到宿松一会。

当初因受樊燮事件所累，左宗棠被迫向骆秉章告辞，转荐刘蓉入幕，自己从长沙启程，准备入京参加会试。后者乃是为预祝咸丰皇帝三十诞辰而开的“恩科”，当然左宗棠不是真正要参加会试，只是为了借此避开是非旋涡，图一清静。

左宗棠途经湖北襄阳时，见到了襄阳道毛鸿宾。毛鸿宾和曾国藩、胡林翼的关系都很好，在和左宗棠见面时，他受胡林翼所嘱，向左宗棠出示了胡林翼的密函。

左宗棠原先只知道被人诽谤诬陷，并不了解更多内幕。看了密函，他才弄清那些要陷害他的人不仅仅是要赶他出湘幕，而且正在想尽办法置其于死地，这其中便包括表面大度、内心阴险的湖广总督官文。胡林翼还告诉左宗棠，有关他的流言蜚语已遍布京城，也就是说去京城的结果很可能是自投罗网。

发现处境竟如此险恶，左宗棠悲愤莫名，深感“厕身天地，四顾茫茫”。

京城不能去了，他思前想后，决意沿江而下，去“涤老”（指曾国藩）大营访问湘军旧友。左宗棠前后已经做了八年幕僚，还从未亲自带兵作战，他设想，如果能在湘军中做个营官，可以弥补这一遗憾，免得别人说自己只会坐于戎幕中夸夸其谈，再者，就算拼死在疆场之上，也总比死在小人之手要好得多。

倘若无法留在军营中呢？访完旧友，马上雇舟回家，从此“稳卧荒村，不复与闻世务”。

打定主意后，左宗棠便改变行程，从襄阳辗转前往英山的胡林翼大营，继而又抵达曾国藩大营，此后一直在和彭玉麟、杨岳斌等人叙旧，直到被曾国藩召至宿松。

除左宗棠外，宿松之会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他就是陪伴在曾国藩身边的李鸿章。

与曾胡左包括大部分湘军将领、幕僚均出自于湖南不同，李鸿章籍贯安徽合肥，他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为同科录取的进士，通过这种“同年”关系，李鸿章在参加科举考试前便得以拜在曾国藩门下，随曾国藩“习制科举之文”，也就是学写应付科举制度的八股文。李鸿章自幼颖慧，再经曾国藩点拨，很快就掌握了其中诀窍。

清代自顺治、康熙开科取士，最初八股文的格式还不像后来那样僵硬死板。江南才子尤侗独辟蹊径，从戏曲《西厢记》的唱词中取题作文，比如《西厢记》中有一句“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他就以“秋波一转”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本来不过只是“杂以谐谑”的游戏之作，没想到皇帝觉得好，顺治、康熙都大为赞赏，“亲加批点”。于是凭着“秋波一转”，不仅尤侗试中“博学鸿词科”，连他的弟子徐元文也考中了状元，这种八股文体由此走红，成为了非正统八股文的一大流派。

在八股文领域，尤侗和明末清初另一位江南才子王广心的文体被并称为“尤王体”。李鸿章乃是精通“尤王体”的八股名家，每一落笔，那句子能漂亮到让你眼花缭乱。他自己对靠用“尤王体”来敲开会试之门也信心十足，曾经说到，有一天晚上在会馆里试写八股文，案桌上突然灯花如斗——灯花不会无缘无故地变大变小，这不是会试告捷的吉祥之兆，又是什么？

不巧的是，会试那几天李鸿章生了病，为了不错过考试，他只能抱病入场，而且直到考试题目发下来，脑袋还昏沉沉的，得旁边的同学告诉他是什么题目。

“灯花如斗”般的吉兆就来自考试题目，李鸿章一听就高兴起来，原来之前有个同学提到过类似的题目，当时他还试写过一篇，如今正好用上。

李鸿章猜中会试题目的故事来自清末笔记，真假未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他考中了！

接下来，李鸿章向上的路径和乃师相仿，先是被点了翰林，以翰林院庶吉士的身份供职京师，之后庶吉士散馆，他又因成绩优异而被改授翰林院编修。

三千里外觅封侯

李鸿章早年与人谈论今后志向，曾经说：“我希望将来能够得到七间玻璃大厅，四周围全是明亮的窗户，能够让我在其中办理公务。”

那个时代，这种条件可不是一般人能享有的，非得当官而且是当大官才行。终李鸿章这一生，他也确实一直把扬名立万、飞黄腾达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正如其在赴试前所作诗句中所言：“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曾国藩一生有两个最得意的弟子，一为李鸿章，一为俞樾。俞樾苦心钻研学术，在苏州曲园著书立说授课，被后人尊为一代朴学大师。李鸿章却是纯粹拿八股制艺当作敲门砖，跳入龙门之后除了有助于仕途的经世学外，学术方面的书连碰都不碰。

李鸿章曾为曲园题写匾额“德清俞太史著书之庐”（俞樾是浙江德清人，太史即翰林），时人评论道：“李少荃（李鸿章号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字荫甫）拼命著书。”

一个拼命做官，一个拼命著书，似乎都只各取了他们老师身上的一面，曾国藩对此也很无奈：“荫甫俞樾虽读书，奈过迂谨；少荃李鸿章英发，又奈不读书。”

虽然并没有能够得到曾国藩的完全认可，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能够给曾国藩的中兴事业帮上大忙的，还是这个“不读书”的李鸿章。

要当官就得会写奏牍，这是引得皇帝赏识和朝野关注的一个重要条件。李鸿章如此热衷功名，自然乐于在奏牍下功夫。刑部左侍郎吕贤基和李家是安徽同乡，与李氏父子也过从甚密，李鸿章便经常代吕贤基草疏言事。

尽管李鸿章自认文笔出众，但要想让所写奏疏立刻起到轰动效应，又谈何容易？况且他还不能在上面署名，即便有了那么一点影响力，别人也都以为出自于吕贤基笔下。

有一天，李鸿章在书肆闲逛，遇到了同乡某君。某君对他说：“你不知道省城（指安庆，时为安徽省会）已经失陷了吗？还在做这种无关紧要的事！”

原来是安庆被太平军攻陷了。李鸿章一来保护家乡心切，二来也想借此机会弄篇名疏出来，于是就怂恿吕贤基上奏朝廷，请求派大军前去安徽镇压。吕贤基听后就让他代写奏疏，并且允许他署名。

李鸿章很是激动，回去后翻检书籍，反复琢磨，使出了浑身解数。奏疏写好时已是深夜，幸好他的住所离吕宅不远，便立刻派人送去，以免耽误第二天早朝的启奏。作为捉刀人，李鸿章也累得不行，奏疏送走后就呼呼大睡，一直睡到中午以后方醒。

按例，在京朝官看不到当天朝报。李鸿章心里一直惦记着，好不容易熬到次日，他等不及吕贤基上门告知，就驾车前往吕宅。

刚到门口，就听到一家子都在哭，好像办丧事一般。走进厅堂，忽见吕贤基失控一样地从内室里跳出来，对他嚷道：“你把我害苦了，皇上命令我去安徽！不过我也害了你，已上奏调你一同回乡。”

李鸿章这才知道，他那篇精心创作的长篇奏疏的确打动了皇帝，但皇帝无兵可调，只能谁提的倡议就安排谁去干事，吕贤基因此被派回安徽原籍任团练大臣。

当时朝中官员均视赴前线办理团练为畏途，吕贤基为翰林编修、御史出身，从无当地方官或处理军务的经验，更是料定即将有去无回。他想到自己系为李鸿章所累，便一报还一报，以李鸿章父子籍隶安徽，熟悉乡情为由，奏请带上他们同去。

李鸿章的名字赫然列名于奏疏之上，对吕贤基的请求，皇帝既无不允之理，李鸿章事后也无法推托，尽管他实际对此毫无心理准备。

当天，咸丰召见吕贤基，做君臣间的最后一次告别。咸丰不是不知道自己的任命是强人所难，几乎等于逼着对方往绝路上走，当着吕贤基的面，不免感到内心愧疚，当场便掉了泪。吕贤基被皇帝所感染，也伏在地上大哭起来。

这段往事同样出自清末笔记，或许其中不乏夸张之辞，但当事人那种毫无胜算乃至有些绝望的心境却完全可以想见。

就这样，李鸿章父子匆匆告别翰苑，随同吕贤基星夜就道，奔赴安徽。

吕贤基出京时，无兵无饷，赤手空拳，同时他虽回安徽原籍，却没有像曾国藩那样，回到皖南旌德老家具体办理家乡团练，而是只能遵旨奔波往来于军情最为严重的皖北皖中地区，在那一带督办团练。身为无地方实职的客官，可以说曾国藩遇到的困难吕贤基全都遇到了，曾国藩所具备的有利条件他却一个都没有，这使他很难形成稳固根基，也没有牢靠的子弟兵能随之作战。

1853年下半年，石达开亲自主持西征，在皖北战场上改守为攻。皖北的官军见到太平军就跑，屡败不振，吕贤基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乡勇又多属乌合之众，打起仗来几乎不堪一击，至于吕贤基自己，说到底不过还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当然更无能力应敌。

太平军很快就攻至吕贤基所驻的舒城。有人劝吕贤基，说你既无守土之责，又不辖一兵，“可退守以图再举”，实际就是劝他赶快弃城逃跑。吕贤基喝斥道：“奉命治乡兵杀贼（太平军），当以死报国，怎么还敢避寇求得幸免呢？”他立即召集部下幕僚商议守城之策，正在舒城的李鸿章也在其中。

若无意外情况发生，李鸿章毫无疑问将和吕贤基一起死在舒城，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老仆主动站起来，救了他的性命。

书剑飘零

老仆名叫刘斗斋，李氏父子出京前他一直在李文安的寓中为佣，此时李文安正在庐州（今合肥）办团练，他就随李鸿章到了舒城。眼看情况紧急，他忙暗暗地把李鸿章拉到偏僻处，对李鸿章说：“他们死就死了，无可避免。公子为什么也要随他们一起死呢？你纵使自己不怕死，难道就不顾念老人倚门而望，焦急企盼儿女归来的心情吗？”

李鸿章一听，也有了悚然心惊之感，忙问他有什么脱身之策。刘斗斋说：“马已备。”他牵出已准备好的马，让李鸿章骑着马连夜逃出了舒城，第二天舒城便被太平军攻陷，吕贤基投水自尽。

李鸿章对刘斗斋感激不尽。他显达之后，在皖鄂间拥有良田百顷，便命刘斗斋的儿子某甲负责给自己收田租，不料某甲负责了十年，居然一文钱都没有收上来。李鸿章把人叫去询问，某甲将账簿呈递上去，他翻开一看，别说收钱了，账上入不敷出，还得再倒贴进三千两白银才能做到出入相抵。

这哪里是家人，简直是家贼啊！李鸿章大怒，一脚便将某甲踢翻在地。不过他所做的也仅此而已，并没有再加罪于某甲，只因为对方是恩人忠仆之子。

逃出舒城后，李鸿章又随父亲在庐州办团练，但是这条路非常不好走，简单说来，就是乡勇易招，饷银难觅。李文安不得不四处募捐，有时还免不了要用上“勒捐”等不得已的法子，乡民们为此向上告状，说李文安“翰林变作绿林”，借办团练之名假公济私，都快变成强盗了。

李文安的精神压力非常大，很快就在忧愁中告别人世。死的时候正值夏季，李文安身体肥胖，却仍然毫无顾忌地大口喝酒，而且还露宿在外，丝毫不在意会生病，所以有人说他其实是自杀的。

与此同时，李鸿章转投新任安徽巡抚福济幕中。福济是李鸿章参加会试的副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他对李鸿章也很器重，但福济与吕贤基相仿，说到底只是一个不懂军事的文官，朝廷命其收复庐州，他在指挥作战时不得其法，导致官军连连受挫。

李鸿章在战场上待的时间长了，已经积累了一些军事知识和经验，见福济一筹莫展，他遂以幕僚的身份主动献计，建议不要再直接进攻庐州，而是应先攻含山、巢县，以切断太平军的援兵及粮饷之路。

经过福济的批准，李鸿章自率所练兵勇出战，在一连夺占了含山、巢县两城后，进逼庐州。石达开急忙派兵驰援庐州，但因为湖北战事所迫，这部分援兵不得不回师援鄂，福济、李鸿章正好趁这个机会将庐州一举拿下。

此次胜利让李鸿章初步博得了善于用兵和打仗的名声，福济立即奏请朝廷，授其福建延津邵道道员衔，并赏顶戴花翎。虽然冒了一下尖，但李鸿章毕竟还没达到能真正独当其任的水平，加上官军内部互相猜忌，他之后就再没打过胜仗，福济部也屡遭失败。

看到太平军声势浩大，各路官军纷纷退避，李鸿章颇觉丧气，他年少气盛，依然想靠主动出击来扳回局面，于是就向前敌总指挥、总兵郑魁士请战。郑魁士说：“叛军（太平军）的实力这么强，你既欲战，愿意立下确保必胜的军令状吗？”

李鸿章听后当场立下军令状，随后带兵出击，向太平军发起反攻，结果大败而归。至此，官军一蹶不振，福济亦被朝廷下令免职。

太平军在皖北的攻势并没有中止，他们漫山遍野杀来，合肥附近的村寨皆被其占领，连李鸿章的祖宅都被陈玉成部焚毁一空。李鸿章所练兵勇在作战中全部溃散，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带着母亲及几个弟弟逃往江苏镇江避难。

李鸿章自随吕贤基回籍办团练起，历时五年，可谓是碰得鼻青脸肿。他备感潦倒失意，自称“书剑飘零旧剑徒”“青衫沦落十年人”，以往的“三千里外觅封侯”也变成了“昨梦封侯今已非”。

即便如此，李鸿章也没有停止扬名立万的理想追求，换句话来说，假如没有这种追求，李鸿章就不是李鸿章了。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也是曾国藩的门生，曾国藩组建湘军之初，即奉调李瀚章负责粮台事务，对他甚为器重。曾国藩移师皖北后，李瀚章便推荐弟弟前去拜见曾国藩，以便能为其所用。

见到故人之子，自己曾经的学生和门生，曾国藩也非常高兴，当即便留他住了下来。可是令李鸿章感到不解的是，这一住就是将近一个月，曾国藩却始终没有明确表示出接纳他的意思，这是怎么回事？

指南针

李鸿章不好直接去问，恰好“同年”、前翰林院庶吉士陈鼐正在曾国藩幕府中，他就托陈鼐前往打探。

陈鼐见到曾国藩后，旁敲侧击不得要领，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少荃（李鸿章）愿侍奉老师，顺便历练一下，积累一些经验。”

得知陈鼐的来意，曾国藩也阐明了没有马上接纳李鸿章的原因：“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这里局面狭窄，恐艨艟巨舰，不是潺潺浅流所能容纳的，他为什么不回京供职呢？”

知生莫如师，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纵横，豪宕不羁，是块好材料，但好料也还需继续打磨，如果对方不愿接受，倒不如先把丑话说在前面。

陈鼐忙道：“少荃经历了许多磨难，非原先可比，老师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试试看呢？”

曾国藩点点头，这才同意让李鸿章入幕。

打磨从李鸿章入幕的第一天就开始了。曾国藩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而且每顿饭必召集幕僚一齐吃。合肥一带的风气白天吃饭较晚，李鸿章也早就养成了贪睡的习惯，就找借口说头疼，想在被窝里再赖一会儿。没想到不一会儿差弁、巡捕都络绎而来，说是曾国藩一定要等所有幕僚到齐才肯动筷，否则宁可不吃。

万不得已，李鸿章只好披上衣服，踉跄着跑去吃饭。饭桌上的气氛很是压抑，因为曾国藩从头到尾一句话也不说，直到众人都吃完了，他才把筷子往桌子一放，然后正颜厉色地对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幕中，我有话要告诉你，我这里所崇尚的仅有一个‘诚’字。”说罢，拂袖而去，李鸿章从未领教过被当众严词训斥的滋味，受到极大震动，以致好半天都没能回过神来。

曾国藩并不是故意要给李鸿章难堪。事实上，他是在用“诚敬”二字打磨李鸿章。所谓诚，是不欺己不欺人，反映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撒谎。所谓敬，是勤慎有恒，反映在现实生活中，是早起床。

不撒谎、早起床看起来似乎是小事，但只有从点滴入微，把这样的小事做好，方能负巨艰，当大难，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我老师实在厉害”，这是李鸿章被曾国藩训斥后的最直接最真实感受。从此，他再也不敢贪睡了，每天一大早就逼着自己从床上爬起来，胡乱盥洗一番后赶紧跑去点卯吃饭。一开始还真有点受不了，不过慢慢地就习以为常，并且渐渐也不觉得苦了。后来他独立办事处处勤勉谨慎，可以说都是曾国藩一手造就出来的。

李鸿章能够及时投奔曾国藩实在是他的幸运。他自己也说，他拜过很多老师，但都不及“此老翁”（指曾国藩）善于教化。

曾国藩平时都和幕僚们一同吃饭，吃完饭大家就围坐在一起，或者谈经论史，或者研究时局，“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甚至于有人给曾国藩送东西，他也会拿来给幕僚们看，问该不该收。大家众说纷坛，有的说该收，有的说不该收，说法不一，各有侧重。等众人发言结束，曾国藩又在不与任何一个人观点“撞车”的情况下，独抒己见，并且说的道理还能折服在场的所有人。要知道，曾氏幕府藏龙卧虎，人才极多，能做到这一点，岂能不令人心服口服？

曾国藩召集幕僚议论，不是他真的对收受礼物拿不定主意，而是如同教导李鸿章要“诚敬”那样，为了要将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潜移默化地灌输给身边的人。

身为统兵大帅，曾国藩同样堪称完美。李鸿章先后跟过吕贤基、福济，但两人在军政方面其实都茫茫然没有什么主意，与之相比，曾国藩仿佛指南针，他会抓住任何一个细节，随时、随地、随事地进行点拨，足以令每一个幕僚和部下获益匪浅。

李鸿章秉性高傲，一生很少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他最佩服曾国藩，开口必称“我老师”，敬如神人一般。很多年后，他还告诉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你太丈人文正公（曾国藩）是我老师，可惜你未曾见着。我老师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

曾国藩一方面着意对李鸿章进行训导磨炼，另一方面也不忘放手使用。李鸿章入幕后，初掌文书，继而又负责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和奏折。他在京时就帮助吕贤基办理此类事务，自然是把好手。曾国藩很满意，当着别人的面夸赞李鸿章：“以少荃的天资，办理公牍是最适合不过的。所拟文稿都远远超过了一般人，将来必定大有作为，甚至可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就更胜于我，这也说不定。”

湘军内部有两个很重要的机关，一个主饷，称为粮台；一个主兵，称为营务处。营务处并非湘军独创，绿营本来也有，其作用与现代社会的参谋处类似，用于辅助主帅，参与平时练兵和战时用兵等军中事务。不过湘军的营务处除此功能外，还实际担负训练将才的作用。

幕僚之中，凡是经过曾国藩亲自考察，认为可以储为将才的，就会被放到营务处学习军务，以为异日出任将领做准备。李鸿章在幕府待了一段时间后，就奉命随曾国荃往前敌办理营务处，其间曾国藩在信中一再叮嘱他对军务务必度德量力，用心一一加以体察。

未必不可以挽回大局

宿松之会时，李鸿章已从前线返回后方，继续留任曾国藩的幕僚，一边从事文案一边参赞军务。他和胡林翼、左宗棠虽是初次相识，且身为幕僚，尚非主角，但曾国藩、胡林翼都没有什么官架子，平时和部下幕僚称兄道弟，无话不谈，左宗棠更是只以访友身份出现，所以他很自然地就得以融入其中，也因而起到了一定作用。

由于胡林翼尚在英山，曾国藩和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先行前往罗家吊唁。让他们备受触动的是，罗遵殿任外吏二十年，一直做到浙江巡抚，却始终两袖清风，老家竟然只有几间又小又破的土房子。大家还听说，罗遵殿自考中进士以来，离家二十五年，前后一共只寄了三百两银子回家，其夫人一辈子都没穿过皮袄。

曾国藩为官算是非常清廉了，见此情景也分外感慨，说罗遵殿“真当世第一清官，可敬也”。

可惜局势之艰难，形势之严峻，已非一两个文弱的好官清官所能维持了，必须要用兵，但兵在哪里呢？

罗遵殿遇难前曾向曾国藩求救，无奈湘军自身实力单薄，而且当时太湖战役正处于胶着状态，成败未定，又哪里有余力伸出援手？何况就算派过去也来不及了。其实江浙本是绿营效力的地方，他们也从江浙两省大量获取军饷，然而绿营的表现实在令人失望。曾国藩气愤地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究竟耗费了多少饷银，哪里算得清楚，可是现在大难乍起，却无兵可用。”

现实情况已经变成了处处要用兵，处处没有兵，如胡林翼曾言：“天下皆须兵之地，然天下无带兵之人。”就在众人嗟叹之际，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江南大营彻底崩溃！

此前太湖战役刚刚结束不久，陈玉成率部赴援天京，湘军则趁机进行休整，皖北战场一度平静下来，但随着杭州之劫尤其是江南大营的溃败，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根本性逆转，这种暂时的平衡状态也被迅速颠覆。

稍加分析即可看出，随着江浙吴会财赋之区落入太平天国之手，太平军的实力将得到极大增强，同时江浙虽还有一些残存的绿营部队，但他们自保尚且困难，更别说对天京构成威胁了。如此，陈玉成、李秀成已无后顾之忧，可倾全力西向，进窥安徽、江西与两湖。

曾国藩一边将相关消息发往英山，传报胡林翼，一边与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紧急商谈时局。几天后，胡林翼赶到宿松，白天吊唁和缅怀老友，晚上便与曾左李彻夜热议，以为大局寻找补救之法。后人谈到中兴豪杰，总是以“曾胡左李”并称，他们四人会聚一堂的机会少之又少，宿松之会当得是一场难得的英雄会。

在对大局的判断上，大家都觉得不容乐观。胡林翼哀叹东南局势难以挽救，国力已竭，天下之祸到了极点，“伤哉！”尽管如此，几个人仍相互勉励：“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曾国藩素以坚忍不拔著称，他更下结论：“此贼（太平军）断然难成正果。我辈如果能同心协力，愈加勤勉，未必不可以挽回大局。”

为什么下游战局会沦落至此？撇开不中用的绿营不谈，仅从战略角度来说，是因为清军近未打破镇江、瓜洲掎角之势，远未肃清长江上游，在这种情况下，光围困南京难以置太平天国于死地，反过来自身实力却不断受到消耗，一旦战术上再出现分兵等错误，就只有被击溃的份了。

过去的战争经验也充分证明，欲平江南之乱，必据上游之势，高层建瓴，才能成功。江南大营正是因未据上游而失败的，胡林翼一针见血地指出：“未扼贼（太平军）之咽喉，金陵难以收复。”四人最终得出结论，必须继续坚持既有战略不动摇，以收拊背扼喉之效。

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左宗棠在江南大营的崩溃中也看到了新的希望，他说：“这是不是天意有转机的征兆呢？”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左宗棠答道：“江南大营兵疲将庸，万万不足以应付贼（太平军）？他们被这么一洗荡，或许正好给后来者以报效朝廷的机会。”

左宗棠不愧自许“今亮”，很有些预测能力。他话音刚落，咸丰的一份特旨就寄到了曾国藩手中，特旨中除认为官文“惑于浮言”，应当为左宗棠进行昭雪外，还问曾国藩今后该如何使用左宗棠，是让他到湖南襄办团练呢，还是放在湘军大营中效力？

曾国藩大喜之余，立即复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是个难得的将才，他同时主张让左宗棠赶快到湖南募勇六千，“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补救于万一”。

正好这时左宗棠得知，他的儿子左孝同因为自己案子的事急出了病，不由得大为忧心，于是便在尚未等到新的谕令之前，以回湘募勇的名义离开宿松，返回长沙。

左宗棠前脚刚走，第二天，属于曾国藩乃至整个湘军集团的另一件大事，也是大好事又接踵而至。

心结

事情是因两江总督何桂清落马而起。何桂清弃城逃往上海，不久被朝廷予以革职逮捕，如此一来，两江总督一职就得另觅他人。

早在江南大营被击破，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京城时，人们感到形势严峻，就开始议论纷纷，要求重用曾国藩的呼声甚高。曾国藩的友人、有“西南巨儒”之称的莫友芝与几位京城名流私下谈论，都认为江督非用曾国藩不可，于是大家决定去找高心夔商量此事。

高心夔是咸丰近臣肃顺的幕僚，他曾在曾国藩幕府参赞军事，后由曾国藩推荐给肃顺，且深为肃顺所倚重，与王闿运等人合称“肃门五君子”。高心夔自然是一心向着湘军，在樊燮事件中，除郭嵩焘相托外，他也曾力劝肃顺救护左宗棠，说：“宗棠以傲倨对樊之骄倨，失之为粗野，但樊以下骄上，失之为纲纪，怎么可以容许？况且朝廷正当用人之际，季高（左宗棠字季高）才名满天下，岂可不为季高一争？”

后来的事实证明，肃顺对高心夔的话很重视。这次也一样，高心夔把莫友芝等人的意见带给肃顺，说得肃顺连连点头。

第二天上朝，得知咸丰初步考虑的人选是胡林翼，肃顺急忙进谏：“胡林翼在湖北，一向处置得法，且武汉为上游重镇，所以胡不能动。倒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就都有德才兼备的人进行掌控了。”

咸丰表示同意，当即谕令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散朝后，肃顺喜滋滋地找到高心夔说：“事情成了！你怎么感谢我这个保人呢？”说完便握着高心夔的手大笑起来，两人饮酒庆祝，尽欢而散。

肃顺为曾国藩出任江督出了力，这是毫无疑问的，王闿运也证明说：“曾侯（曾国藩）大用自肃豫庭（肃顺字豫庭）。”

问题是，咸丰为什么能够这么痛快就接受肃顺的意见？要知道，皇帝对曾国藩的畏忌之心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已经根深蒂固，几乎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回想六年前，曾国藩率湘军攻占武昌，捷报到京，咸丰本来很高兴，打算让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未曾想彭蕴章（也有说是祁寯藻）的几句话把他吓了一跳，不但收回成命，而且对曾国藩倍加防范。

曾国藩在江西督师的那几年，是他从军生涯中极其艰难的一段岁月。因为没有任何实权，很多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江西巡抚陈启迈等人也对他加以刁难和侮辱，筹饷方面更是步履维艰。

曾国藩不堪重负，假都不请就离开江西，匆匆回家奔父丧了。咸丰倒是还要他出力，但除了不断催他重新出山外，却依旧没有任何要授权的表示。曾国藩忍无可忍，终于在给朝廷的奏疏中道出了自己的苦衷：“细细观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的人，决无法治军，纵能治军，也决无法兼及筹饷。”

曾国藩把话说得这么明白透彻，皇帝岂有看不懂的道理，但他就是对曾国藩不放心，所以只能继续装聋作哑，一直熬到浙江军情紧急，曾国藩终于同意复出为止。

湘军出兵东征皖北前也是如此，纵然胡林翼鼓动官文合奏，请诏由曾国藩援蜀，以便让其得到川督职位，咸丰也始终秉持着用归用，但横竖不能把督抚重任交到你手里的态度。

这一切被胡林翼看在眼里，对曾国藩特别同情，说：“此老（曾国藩）有武侯之勋名而尚未得位，有丙吉之阴德而尚未即报，真正令人感叹啊！”

武侯指的是诸葛亮，丙吉也是一位西汉名臣，有暗中保护未来皇帝却不张扬的美德。胡林翼的意思是曾国藩他们一样有德有才，功勋赫赫，可惜却命途多舛，迟迟无法被提拔到他应有的位置上去。

现如今，咸丰的心结终于被解开了，不过真正替他解开心结的，并非肃顺或其他任何人，而只是大势使然。

清代在立国以后即以绿营为国家常备军，它的缺陷之一是军队过于庞大，需要巨额经费予以维持，这对任何一个缺乏资金的政府而言，都是一种巨大的负担。偏偏清帝国就是那种特别缺钱的政府，稳定或者说是盛世的时候还好，一到多事之秋就不行了。

道光碰上了历朝历代都没有遇见过的强大外患，已经是力不从心，咸丰更好，外患、内乱一齐来，债务多到能把人活活逼死。绿营极差的素质和纪律此时也暴露无遗，并且给这个王朝的螺旋型衰弱趋势又增加了下滑势头：军队越糟，镇压太平军所要耗费的时间就越长；耗费的时间越长，花销就越大，政府就越是拮据；政府越是拮据，帝国行政管理的质量就越差，太平军势力扩大的概率也就越高。

绿营不堪一用，江南大营自初立之日起，便已因军纪废弛、软弱疲沓而形同儿戏，并不是等它覆灭才显得不可靠。这些咸丰都未尝不知，可为什么还要执迷不悟地继续使用绿营，而且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两次重建江南大营？

不能不专用湘军了

绿营的许多弊病说到底都来自它本身的制度，比如“官皆选补，兵皆土著”，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种弊病其实正是清初那些雄图大略的帝王所看中的地方！

在绿营制度下，士兵并非将领所自招，国家则拥有士兵的户籍，称为兵籍，兵部要查询谁，一翻兵籍，一目了然。将领也是如此，铨选调补之权均操之于兵部，皇帝和兵部可以多方防范，处处约束，使其不存在擅窃兵权的任何一点余地。

咸丰执政之前，无论八旗绿营，兵权全部直属中央。清初三藩当然是个例外，但也正是因为这个例外，康熙皇帝才耿耿于怀，龙床还没坐热乎，就迫不及待地搬出撤藩动议，并不惜倾全国之力予以讨伐，最终将兵权又收了上去。

它的作用和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康熙晚年，十四阿哥胤禵与胤禛争夺皇位，及至雍正登基，他虽在西北统兵十多万，但雍正诏令他回京，他就不敢不回京师，更不用说提兵造反了。又如雍正一朝，年羹尧平定青海，功震朝野，而且同样手握重兵，驻军西陲，然而当雍正要收他的兵权时，他即便明知穷途末路，亦不敢不束手就擒。

经过严格皇家教育的咸丰岂能不知其中奥妙，可以说，但凡他能想出一点办法，都不会允许以“兵为将有”为主旨的湘军存在。已经存在了，也要竭力消弱它的影响力和限制其发展，这与防范曾国藩其实是一个道理。按照咸丰的如意算盘，他是想以湘军出力，以江南大营（也包括覆灭前的江北大营）收功，最后就像用八旗监视绿营一样，通过绿营来控制湘军。

孰料造化弄人，自江南大营第二次被攻破后，绿营已不复成军，崩溃殆尽，其武装十之八九都被太平军击到粉碎，也间接宣告了咸丰原有计划的彻底破产。

至此，他就不能不专用湘军了，而要专用湘军，又不能不把督抚重任交给湘军集团的首脑人物，曾或者胡，非此即彼。这个时候，即便站在咸丰旁边的不是肃顺，是祁寯藻、彭蕴章之流，他也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

曾国藩奉旨署理江督时，宿松之会已经结束，胡林翼回到了英山，但大家仍由衷地为曾国藩乃至湘军的大局感到高兴，尤其胡林翼更是极为兴奋。

曾国藩原先一直以侍郎的虚衔督师，到了后来，甚至有的部下的官级都比他高，他实际只是一个道义上的统帅而已。现在则不同了，两江总督总辖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这意味着曾国藩从此不再是徒有空名的大帅，而是拥有了在下游三省督吏筹饷的实权。

当然咸丰的乌纱帽不是白给的，他在谕令中同时要求曾国藩立即率部前去援救苏州，“以保全东南大局”。

皇帝远在京城，根据奏报得到的信息往往大大落后于实情，曾国藩在谕令上加注道：“查苏、常业已失守，救援不及。”接到曾国藩的回复，也知道了苏常已经易手，但咸丰仍不死心。他在新的谕旨中指示说，如果收复安庆指日可待，湘军自然要先攻取安庆再东援，否则就应保浙复苏，“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显然，在他看来，保浙复苏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

与之相反，曾国藩认为上游为立足的根本，攻守安庆又是争夺上游的关键之战，“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虽然攻下安庆并不容易，但如果弃安庆不围而援苏常，不仅将重蹈江南大营失败的覆辙，还会打乱皖北部署，导致全局受到影响。

这实际上是湘军集团在宿松之会上就已达成的共识。接着，曾国藩又根据所缴获到的太平军文件，进一步分析了不能马上东援的理由：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常后，即将举行西征，争夺上游，因此湘军必须在五到六月这两个月内做好准备，以迎战东征的太平军。

经过一番争论，咸丰终于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分析的有道理，批准他按原有方略行事。

尽管如此，曾国藩的内心亦不免忐忑。因为如果严格按照先争上游、再清下游的战略实施，即便乐观估计，一两年内也无法收复苏常，时间一长，容易给朝廷留下桀骜不驯、我行我素的印象——果然将帅自招的军队靠不住啊，看看，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多随便！

左右为难之下，他只好给胡林翼写信求教，请对方给自己拿主意。

哪壶不开提哪壶

收到来信，胡林翼经过反复思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原有的三路谋皖行动计划仅适用于安徽，他建议将这三路视为中路，另起两路，分别以李元度、李鸿章统领，一出杭州，一出扬州，与中路互为掎角，这样就可以二者兼顾，既保上游根本，又照顾了朝廷的面子。

调整进兵方略后，兵肯定不够用，怎么办？胡林翼的办法是加大募兵力度，再增四万兵勇，“倾湘中农夫以为兵”，湖南农民能当兵的全都可以招来当兵。

以往受制于军饷困难，湘军募勇很慎重，能少募必不敢多募。如今不一样了，曾国藩已为两江总督，以后筹饷再不用像原来那样发愁，足可以放胆放手募兵了。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古来如此。在主张大量募兵的基础上，胡林翼又与曾国藩相约，共同奏请朝廷重用一批将才。他判断，由于苏浙沦陷，官员或死或逃，朝廷手里已经多出了不少实缺，而且又正是依赖湘军的时候，一定会答应下来。

对胡林翼所提建议，曾国藩是一部分接受，一部分不接受：胡提议同时出兵杭州、扬州，曾认为并不具备条件，倾向于只出杭州；继左宗棠回湘募兵后，曾奏请派李元度回湘再募湘勇三千，但仍坚持量力而行，不盲目扩招；胡一口气保举十六名将才，曾则谨慎得多，尤其不愿意给朝廷留下培植私人势力的印象。

曾国藩最终形成的方案，是在不撤安庆之围的前提下，率部移师皖南，之后兵分三路，自率其中一路进驻祁门，另外两路，一路到池州，与江上的杨岳斌、彭玉麟水师联络，一路到衢州，与杭州的张玉良、王有龄军联络。

由于湘军主力大多需用于安庆战场，所以即便压缩了出兵规模，曾国藩的兵仍不够用，于是便向胡林翼借兵八千，包括鲍超的霆军六千，多隆阿的礼营两千。

曾胡部队本为一家，乃不分彼此的关系，自然是曾国藩要多少，胡林翼就尽量抽出多少。胡部有很大一部分是当初罗泽南回援武汉时带过去的，胡林翼因此玩笑说，他和曾国藩开的都是皮匠店，只不过曾是老店，他是老店派出去开的分店，分店的本钱出自于老店，所以只要老店有要求，分店哪怕影响生意也要予以满足。

胡林翼这一借兵不要紧，可把荆州将军都兴阿给眼红坏了。在曾国藩署理江督前，他已受命督办江北军务，不过他有骑兵而无步兵，遂向胡林翼请调昌营的三千人马。

昌营是胡林翼亲自招练的鄂军，被用于屯守湖北后方，哪里肯给都兴阿？见胡林翼不给，都兴阿就赖着不走，可胡林翼仍然不为所动，都兴阿没办法，就把屁股一拍，说我不管了，你自己负责回奏朝廷吧。

这句话把胡林翼惹火了，他生气地对官文说：“要弟作奏，弟也不是无词可答！”

不错，都兴阿握有朝廷旨意，但在朝廷面前说话，他显然还没有身为湖广总督的官文好使。官文与胡林翼利益相关，胡林翼打了胜仗，他跟着沾光，胡林翼失败，他跟着倒霉，更何况胡林翼集中兵力于皖北，湖北后方确实相当空虚，他当然只会帮着胡林翼。

不久，听到胡林翼把霆军、礼营都拨给了曾国藩，而且比他所要人马还多出两倍多，都兴阿的心理更加不平衡，向胡林翼催要得也更急了。

胡林翼调兵给曾国藩，既出于湘军内部互相支持扶掖的特殊关系，也是因为他和曾国藩有着共同的战略目标。实际上他自己抽出这么多兵马，力量已显真空，还得另“谋补益之方”，想想从哪里再调些兵到皖北呢。

都兴阿这个时候凑上来缠人，真正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胡林翼气不打一处来，愤愤地对僚属说：“霆礼（霆军、礼营）既拨，何厚于涤（曾国藩）！昌字（昌营）不拨，何薄于都（都兴阿）！”

我把霆、礼二营拨给曾国藩，不是因为我俩的私交特别好，同样地，我不拨昌营给他都兴阿，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特别差，全得看实际情况允不允许！

都兴阿拿来吓人的虎皮可以说对胡林翼没有任何效果，他八次奉旨催要昌营，胡林翼就是执意不给，直到后来赴江北，都兴阿还是没能带走昌营的一兵一卒。

第三章 从未见过如此有胆魄的人

1860年7月3日，曾国藩自宿松启程，取道安庆、建德，移师皖南。7月28日，抵达祁门驻营。

之所以要选址祁门作为大营驻地，是因为此处地理位置优越，其西面直通景德镇，便于从江西转运粮饷，东面通往浙江与宁国，为日后进兵江浙的必由之路，西北接建德、东流，可与湘军水师、安庆陆师遥相呼应，倚为后援。

真正到了祁门，一看地形环境，曾国藩更加高兴，只见周围层岩叠嶂，泉甘林茂，最妙的是每个隘口只需放一个哨兵即可坚守，相当节省兵力。

7月10日，咸丰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均归其节制。

朝廷下发的任命书很长，挂上去的官衔拖了一长串，把曾国藩自己都给逗乐了，他遂在任命书上自题一绝：“官儿尽大有何荣，字数太多看不清。减去数行重刻过，留教他日作铭旌（葬礼上用的旗幡）。”

曾国藩此次出征皖南，与过去不同，过去他只是带兵作战，如今身为总督，还兼有地方民政之责，可他又从未做过地方官，一时千头万绪，都不知从何入手，不由得感叹：“做官当从州县做起，才立得住脚。”

好在知人善任素来是曾国藩的强项，再加上向老友胡林翼“借人”，就没有过不去的坎，与此同时，“柔道”也令他大受裨益。

黄老可医心病

二十多年前，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

有一位同学性格偏狭急躁，看到曾国藩的书桌被放在窗前，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户外射来的，你往窗前一坐，光线不是让你遮住了吗？赶快挪开！”

曾国藩语气平和地问他：“你叫我放在什么地方呢？”

“放在床边好了！”

曾国藩一声不吭地照做，果然把书桌移到了床边。

曾国藩学习很刻苦，晚上还要用功。这位同学又嘟囔开了：“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躁人吗？”

曾国藩没办法，只好改为低声默诵。

不久，曾国藩参加湖南乡试，考中了举人。捷报传到，那位同学这个羡慕忌妒恨啊，当即怒气冲冲地对曾国藩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

曾国藩听了没有跟他计较，反倒是旁边的同学不服气了，质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哼了一声，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

如此无理取闹，不可理喻，同学们都替曾国藩打抱不平，但曾国藩仍然毫不在意。这一年，他才二十四岁，其超人气度可见一斑。

走上仕途之后，曾国藩给人的印象却是极其较真儿，许多时候都一码归一码，似乎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但其实在私事和个人荣辱上他一直都相当豁达，有了战功恨不得全部归于同事或部属。这也是他能够仅凭道义来统摄湘军众将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在意和计较的是公事，所谓“直道对官场”。这种在意和计较让他吃了不少苦头，那一年他不顾一切地奔父丧回籍，朝廷自然是有意见，连湖南地方也对他多有诋毁之辞。

在异乡孤立无援，人见人欺也就算了，没想到回家乡还得承受这么多莫须有的攻击，曾国藩内心十分痛苦，因此得了比较严重的失眠症。

好友欧阳兆熊听说曾国藩的情况，便推荐曹耀湘前去治病。曹耀湘懂得医术，同时也是一名学者，在做完初步诊断之后，他告诉曾国藩：“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

岐黄是中医的代称，黄老则泛指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古代士大夫往往儒道互补，在仕途得意时强调儒家的积极进取，失意时便以道家的清静无为来作为精神寄托。曹耀湘看出曾国藩所得的失眠症其实源于心病，是遭到严重挫折后的必然反应，他认为单纯的医药治不了曾国藩的病，学一点道家的人生观，倒或许有用。

曾国藩本来就是个博古通今的聪明人，被曹耀湘点透后，立刻变得豁然开朗，多少原先一直想不通的事一下子都能想通了。在日记中，他这样记述自己的感悟——

细细想来，古今亿万年，没有穷尽，可是人生也就只有几十个寒暑而已；大地数万里，看不到边界，但人生活在大地上，白天不过住一间房子，晚上不过睡一张床罢了；书籍浩如烟海，一个人就光是过一过目，他一辈子所能看过的书，也仅是九牛一毛；人情百态，事变万端，一个人水平再高，力量再大，他一辈子所能办成的事，亦只是沧海一粟。

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不知不觉，曾国藩的境界与之相合了，他真正懂得了什么叫作退一步海阔天空，什么叫作过刚则折，什么叫作能屈能伸。

曾国藩的性格至此发生了重大转变，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在一贯的刚直中掺进了“柔道”，即所谓刚柔并济，内方外圆。

仅仅只是图景

以往曾国藩一心扑在事业上，对迎来送往的一套最为厌烦，有的私信或文件凡认为不重要的，也就先搁在了一边，这当然很容易得罪人。重新出山后，他就和胡林翼一样，很注意改善自己在官场的人际关系，该应酬的应酬，需要交好的交好，同时凡书信必复，凡文件必办。

水至清则无鱼，岂止私事不能计较，处理公事有时也不能太一根筋啊！

这种圆融的处事态度和方法收效明显，从复出之初直至出任江督，曾国藩与江西、湖北各方面官僚之间的关系都处理得不错，没有再发生过大的矛盾和冲突。

建德县有一个名叫李元的团练把总，写了份公文让人送到曾国藩大营。曾国藩一看，公文袋上居然用的是“移封”，这是一种平行公文的格式，只有相同级别的部门进行交涉时才能使用。

写公文的人该有多马虎啊！可是曾国藩不急不恼，他先心平气和地回复完公文，再用公文袋将公文重新封起来，然后提起笔，在公文袋上写了一首小令：“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

李把总你好，你以同级别待遇招呼我，厉害。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想起用移封这种格式的呢？还是你真的认为我俩已经可以平起平坐啦？

曾国藩原本就不是一个不苟言笑的道学先生，性格中有幽默诙谐的一面。运用“柔道”，他只通过区区一首小令，就达到了既批评对方，同时又不让人过于难堪的目的。

种种迹象表明，咸丰皇帝至少已暂时抛下过往的所有猜忌和顾虑，要一心一意倚仗曾国藩了。从此以后，长江三千里，将没有一艘战船不张挂“曾”字旗，与此相应的似乎就是：各处兵将，一呼百诺，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厘金络绎输送，兵多饷足。

这是胡林翼为曾国藩描绘过的图景，然而它还仅仅只是图景，并没有完全成为现实。现实状况是，虽然先后派左宗棠、李元度回湘募勇，但左李两军短则一两个月，长则三四个月才能投入战斗，同时奏调的张运兰军也尚在湖南。退一点说，就算这三支部队全部到位，也仅有一万五千人，加上鲍超等部，不过两万五千人。要执行三路东进计划，这点兵力根本就不够。

其实曾国藩在决定移师皖南，扎营祁门时，就没有马上东进的打算，他真正的用意，一方面是表示尊重朝廷保浙复苏的上谕，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太平军进入江西和皖南西部地区。

皖南现有兵力约万人，如果不守只攻，兵是不算少了，但让曾国藩伤脑筋的是，他帐下缺乏能够独当一面的将才。鲍超回四川探亲还没归队，左宗棠、李元度、张运兰均在湖南，李鸿章虽然已被曾国藩作为将才培养，可他既非湖南人，也没有亲自赴湘招募兵勇，而按照湘军“兵为将有”的特点，他根本指挥不动现有的任何一支部队。

自曾国藩移师皖南起，在将近两三个月之内，皖南湘军实际处于有兵无将的状态，打个比方，就好像一堆铜钱散落于地而没有拿绳子串起来一样。这对部队的战斗力有很大影响，曾国藩自己也说：“无好统将、好营官，虽百炼精勇无益也。”试想一下，倘若此时太平军借击破江南大营之势，全力进兵皖南，曾部是不是很危险？

曾国藩应该感到庆幸，那段时间，是上海牵制住了太平军犀利的攻击矛头。

十年前，上海不过是一座既小又不重要的孤立城市，十年后它已成为五个条约港中最大最重要的港口，相比之下连广州都黯然失色。上海的繁荣不是偶然的，在19世纪中期，长江下游是中国主要的丝绸产地，出口茶叶又多种植于江南丘陵，甚至于如果从上海取道长江销售鸦片，也比经由其他港口便利得多。有“英国官报”之称的上海《北华捷报》由此评论道：“上海是对外贸易的心脏，其他港口则不过是血管。”

对外贸易带来了巨大的财源，尤其是在1854年，上海建立了中外海关管辖区，自此开始，海关每年的进出口税银收入都在一百几十万两左右。在财政危机极为严重的情况下，清帝国也日益依赖于关税，连太平军都通过所搜集的情报了解到，清廷之所以能承受不断增长的军事预算，就是因为增加了两项收入：在内地征收厘金；在上海征收关税。

太平军自然想从清廷手中夺过这项收入为己所用。洪仁玕提出经略下游的方案时，建议购买一支大舰队，所需银两就是要打上海库房的主意。与此同时，太平军如果能够占领和控制上海，除轮船外，要进口其他武器、弹药也将变得极为方便。

作为洪仁玕方案的具体执行者，李秀成要么不攻苏州，要攻苏州也势必连带拿下上海，因为苏州与上海相隔太近，上海的清军对于苏州基地是一种直接的潜在威胁。

岂能引狼入室

在李秀成对下游发动强大攻势后，沿途绿营被打得支离破碎，也无法得到补充。前两江总督何桂清以高出普通绿营兵三倍的薪俸，招募六百人作为亲兵，想用以补充绿营缺额，谁料这批兵勇还没开上战场，其中的一半人就拿着已到手的部分薪俸溜走了。

上海自己募兵也是如此。上海道台组建了一支由五百名宁波人组成的勇军，尽管同样薪俸优厚还配备了新式的西方武器，但他们在与太平军遭遇时仍纷纷逃回上海，而且一路上还不断抢掠。

自己没有兵或兵不行，有人就想到了从上海就近借洋兵。这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先例，名为“借材异地”。明朝天启年间，后金崛起，部臣就提议招请寓居于澳门的洋人，利用其对火器的精通，协助明军与后金作战，但皇帝没有采纳。及至崇祯继位，后金变成了大清，边境形势更为紧急。在明朝政府的邀请下，葡萄牙人陆若汉、公沙的劳率领一些本国人，携带着当时较为先进的火枪火炮到前线效力。他们在宁远、涿州等处与清军作战，曾多次退敌。

就是清军，其实也借过洋兵。清开国初年，在与郑成功部作战时，因缺乏海上力量，便雇佣了荷兰船队与郑部作战。

既然在史书上能找到依据，于是早在1853—1854年间，江苏巡抚杨文定等人即上书咸丰，要求由政府出面，联系外国提供军事援助。

自咸丰即位起，以广州入城矛盾为焦点，中西方敌对趋势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根本性缓和，咸丰本人对外国人极端厌恶，他怎么可能准奏？而且那个时候，别说皇帝，就是很多省级高官都认为借洋兵属于无稽之谈，不值一驳。

待到李秀成占领苏州，江南官场犹如遭遇了一场强烈地震，人人变得丧魂落魄。两名江苏官员向朝廷报告，称“苏省（江苏省）已无一兵一将”，而且“全境空虚，因此无法应付”。

说一兵一将都没有，自然是夸大之辞，但已毫无招架之功却是真的。面对如此绝境，江南所有高官，从江苏的何桂清、徐有壬、薛焕（时任江苏巡抚），上海的吴煦（时任苏松太道），再到浙江的王有龄（时任浙江巡抚），甭管怕死的还是不怕死的，清官还是贪官，都无一例外地倾向于求助外援。

1860年6月末，何桂清、徐有壬向咸丰联合呈递奏疏，除了将江南极为惨淡的军事局势描述一番外，就是提出中国应当答应英法直接带兵进京换约的要求，以换取英法联军参与镇压太平军。

咸丰不看则可，一看大动肝火，他严厉斥责了何、徐的这一想法，强调中国决不能要求外国提供军援，并在上谕上写道：“如果这次借助了夷力，使该夷（英法）轻视中国，所产生的后患将没完没了！”

抛去换约的纠纷，咸丰的这种担心同样可以在古史中找到依据。典型如盛唐时期，内地汉人多不愿到边境从军，唐玄宗大量招募胡人服役，结果使番兵番将成了边防军的主流。按照西方观点，安史之乱的性质实际上就是雇佣军哗变。从咸丰的角度来看，这个时候的西方“蛮夷”比唐朝的番兵番将还要可怕得多，岂能引狼入室？

咸丰不只是不愿意借英法军力对付太平军，他甚至还就怕英法主动掺和进来。中英《天津条约》里有在汉口、九江等地增设商埠，以及允许英国商船在长江各口往来等条款，他为此非常苦恼，曾质问主持谈判的桂良：“条约中允许英夷轮船入江，他们假如来了就不回去，该怎么办？”

咸丰最担心的就是英军派军舰溯江而上，与太平军进行合作。幸好第一次大沽口之战打了胜仗，英法铩羽而归，《天津条约》也就有了作废或重新谈判的可能。在给何桂清、徐有壬的上谕中，他又特别重申了只要条件许可，坚决不让外国人进入长江的观点。

咸丰不会想到的是，地方官员们如同热锅里的蚂蚁，他们在向自己上疏陈情之前，就已经自作主张，通过薛焕向驻上海的英法两国“借兵助剿”（薛焕是江苏巡抚，同时负责上海的外交事务，后来何桂清说他去向英法借兵，不过是为逃进上海所找的借口）。

可是英法联军正准备远征京津，自然不可能那边马上将开打，这边还向你提供军援，而且他们也确实没做好取消中立政策的心理准备。当薛焕向前英国驻华公使、现驻华代表卜鲁斯借兵时，对方打发式地对他说，如果中国政府能够让步，放弃敌对态度，英国倒可以用轮船将僧格林沁运到上海来与太平军作战。

僧格林沁负责北方防卫，就算是咸丰松口，也不可能把他调到上海来，更不用说乘外国轮船了。薛焕讨了个没趣，认为卜鲁斯简直是在跟他开“拙劣的玩笑”。

皇帝坚决反对向英法借兵，英法本身也不愿意借兵，借兵这条线暂时只好断了，但俗话说得好“树挪死，人挪活”，上海本地官员又打起了雇佣兵的主意。

洋枪队

雇佣外国人打仗同样可以从史册中找到依据，康熙时旗兵中就有俄罗斯人。只不过这时的情况有些特殊，咸丰皇帝不提，就是英法美等各国也都反对本国侨民参加中国内战，英国甚至颁布法令，规定任何违反中立政策的英国人，都将被处以五千美元的罚款，外加两年的监禁。

当然，扎得再紧的篱笆墙也不会完全没有缝隙可钻。各国对待佣兵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尤其一些“不承担国际义务”的小国更是如此，比如上海的西班牙领事馆就允许菲律宾人在华从军（菲律宾时为西班牙殖民地）。美国虽然愿意维护它已公开宣布的中立政策，但它在上海连一座监狱都没有，除了少数重犯要借英国的监狱或自家将领的私邸进行拘押外，大部分被判有“较轻的重罪”的美国人都会被予以释放，而美国人在华从军就属于“较轻的重罪”。

自19世纪50年代起，上海码头上每天都停泊着大约三百艘外国船只，菲律宾和美国籍的失业水手、流浪汉、海军逃兵比比皆是，只要条件足够吸引人，招募佣兵几乎唾手可得。事实上，还在太平军席卷东南之前，上海就已经有了一个佣兵组织。

战乱时期，长江和附近海面上的盗匪极其猖獗，一般捕快根本就对付不了，于是上海捕盗局不得不以船捐作为主要经费来源，雇佣了一支名为“缉盗队”的佣兵组织。该组织的头目系美国冒险家、绰号“海军上将”的高夫，原为“孔子”号缉盗船的船长，受雇于衙门后，便带着由菲律宾和华人混合组成的佣兵干起了捕快的活。

“缉盗队”为使用佣兵开了路，但这还只是一个类似于警察的佣兵组织，并非野战部队。苏松太道吴煦、盐运使杨坊在继续雇佣“缉盗队”的基础上，开始谋划建立一支能与太平军作战的佣兵武装。

若按照做官途径区分，江苏巡抚薛焕是所谓正途出身，即通过科考走上仕途，吴、杨则都是所谓异途出身，头上的乌纱帽均来自于捐纳。吴煦是一个典型的胥吏，年纪轻轻就在衙门里混，对办案、理漕、刑讼、交际等关节无所不通。杨坊原先在洋行做买办，他利用这个职务发了财，成为沪上有名的富商，而且懂一点“洋泾浜英语”（上海人说的中国化英语），是吴煦在对外事务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助手。

吴、杨共同的特点是对钱财看得比较重，他们不在乎名节操守，且又很会来事，换句话说，薛焕这种正途出身的人不好意思去做或做不好的事，他们在行。

杨坊名下有一家泰记洋行，这家洋行主要以贩卖鸦片谋利，同时也负责操作一些涉外的半官方事务，“缉盗队”即属此类。得知杨坊仍在继续“寻找富有军事知识的人”，与泰记洋行有着业务往来的英商希尔在高夫的支持下，向他推荐了“孔子号”的大副、美国人华尔。

华尔时年才二十九岁，蓄着一头披肩的长发，看上去更像一个印第安人而不是美国白人。他的性情也确实很像印第安人，从小就异常好动，到了十几岁仍没片刻安静，在职业选择上，除了军人，他对任何一种职业都毫无兴趣。

最初，华尔想报考西点军校，可惜没被录取，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他对于打仗的渴望，之后他便私自离家参加了墨西哥内战，以佣兵身份在墨西哥和尼加拉瓜武装偷渡难民。华尔此举违反了当时美国的中立法，他因此遭到逮捕和拘禁，然而从监狱里一出来，他就又加入法国军队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

战争尚未结束，由于和上司发生争执，华尔辞职离开了军队。重新回到美国后，他曾做过一段时间生意，但实在难以适应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于是便再度出海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

在华尔和杨坊相识时，杨坊被介绍为“一个富甲天下的中国银行家”。当着杨坊的面，华尔建议：“财产与生命受到威胁的上海商人，应组织一支对抗太平天国的私家军队。”同时表示愿意亲自组建和指挥这支军队。

杨坊一听正中下怀，马上同意了他的计划，并答应由中方负责提供军队的粮食和购买武器的资金。

在高夫的帮助下，华尔开始搜罗兵员，最终他招募到了一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菲律宾人，这就是最早洋枪队的雏形，薛焕等中方官员称之为“吕宋夷勇”。

华尔给上海许多华人留下的印象，是一名美国的“被撤职的军官”，但他其实没在美军中待过一天。当然，他也不是什么欺世盗名之辈，多年的佣兵生涯让他积累了一定的军事知识和实战经验，尤其是当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对他帮助很大。那场战争被称为有史以来第一场现代战争，华尔不仅从中了解到世界战争发展的最新动向，也学习了如何组织部队，以及将部队拆开作为散兵使用等各种技能。

洋枪队的问题主要不是华尔，而是士兵。这些人之所以加入洋枪队，纯粹是被冒险的前景、优厚的报酬和战利品所诱惑，队员水平本身参差不齐，有的能力很差，偏偏官府又要应急，在洋枪队尚缺乏充分准备和训练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地把他们派上了战场。

事实并非如此

那个年代殖民主义思想盛行，通商口岸的英法军人尤其如此。一个英国军人在上海街头行走，如果迎面发现有中国人挡道，其习惯做法是“一掌扇掉他的帽子，不然就用伞尖戳他的肋骨”。照英国人的说法，他们这么做还是客气的，因为“法国兵收拾中国人比我们更狠”。

通常情况下，挨了欺负的中国人只能忍气吞声。这使洋人们更加趾高气扬，认为中国人天生胆小，人格低人一等，他们还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一个外国兵在战场上足以抵挡十到十五个中国兵。刚刚组建洋枪队时，华尔的头脑里多多少少也存在这种认识，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1860年6月下旬，吴煦命令洋枪队配合薛焕的勇军进攻太仓和嘉定。这是洋枪队首次作战，结果一上战场，华尔就发现太平军久经沙场，很能打仗，相比之下，他的洋枪队永远秩序混乱，有时队员甚至都醉醺醺的。

华尔只有西方武器这一个优势。太仓和嘉定都是有城墙的城池，他设计的作战方案是依靠火力，先夺取一个没有防备的城门，制造大规模混乱，接着趁守军惊慌失措，尚未能够组织起防御之际，再通过另外一个城门将对方赶出去。

在华尔看来，这是一种再简单不过的战术配合，但就是这样的战术配合，往往也组织不起来，无论洋枪队还是派来协助他的勇军，都无法实现其作战意图。同样，攻城需要连续不断地投入兵力，然而令他感到沮丧的是，不管他怎样望眼欲穿，增援部队总是迟到，乃至根本不到。

1860年6月26日，太平军自动退出太仓和嘉定，让清军白捡了一个“收复”之功，但华尔和洋枪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7月初，华尔奉命率洋枪队前去攻打松江。这时洋枪队断断续续已训练了三周，似乎有了点底气。见白天大炮无法轰开城墙，华尔决定采取突袭战术。

可惜期望越大，失望往往也越大。就在进攻前夜，士兵们喝了一夜的酒，营中人声喧哗。如此涣散的军纪终于让他们在第二天尝到了苦果——进攻队形混乱不堪，漏洞百出。

太平军经验丰富，一个猛烈反击，就将洋枪队打得大败，华尔及其所部仓皇溃退，不少士兵弃尸荒野。

华尔到底是个见过世面的冒险家，战败之后并不胆怯气馁。他回到上海，顶着洋人圈子里的阵阵嘲笑，再次招兵买马。这次募兵，他表现得比以前更有头脑，首先被他招入队中的是菲律宾人马坎纳亚。

马坎纳亚是个有钱人，他腰缠万贯，而且大方豪爽，常常一掷千金，在上海码头上颇得其他菲律宾人的拥戴。有马坎纳亚出面，不需华尔自己多费口舌，就征集到约两百追随者入伍。加上约三十名英美人，洋枪队不但弥补了战损后的兵员缺额，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原有规模。

吸取松江之败的教训，华尔又决定招募教官对部队进行训练，但限于列强的中立政策，自然难以招到正规军官，所以他招募的六名教官多为英国海军逃兵。此外，华尔还为洋枪队添置了火炮，以增强部队的火力。

1860年7月16日，华尔率队重回松江城下，他们于夜间发动突袭并终于攻克了城池。

据住在上海的一名苏州官吏讲，当时松江的太平军驻守部队大部分都不在城里，留在松江的人很少，而且多为老弱病残，这些士兵甚至都忘了关上城门，这才让洋枪队获得了一次难得的胜利。考虑到洋枪队的规模和战斗力实在有限，冲破坚固防线的机会确实微乎其微，苏州官吏所言应该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就算这样，洋枪队在攻城时也费了牛劲，共阵亡六十二人，负伤一百零一人，伤亡不可谓不大。

话又说回来，不管洋枪队有多么不济事，他们比绿营和勇军总还是要强上许多。自江南大营被击破以来，清军在江南战场所取得的胜利实在寥寥可数，江苏巡抚薛焕闻报，赶紧给咸丰写去奏折，说自己亲率“吕宋夷勇”打了胜仗，除此之外，他对洋枪队真正的头目华尔提也没提，之前的败仗更是像完全没发生过一样。

得知收复松江，咸丰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却仍强调中国不需要雇佣“夷勇”，并再三命令薛焕解散洋枪队。

咸丰的心情可以理解，这时中西方主要是中国和英法的关系正在进一步恶化，他当然害怕雇佣“夷勇”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不过皇帝的谕令对薛焕显然并没有影响，因为除了洋枪队，江南确实已没有任何可依靠的军队了。

若硬要说这份谕令有什么作用，或许只是当雇佣“夷勇”遭到不识时务的御史、言官攻击时，朝廷可以拿出来做挡箭牌，证明对此不负直接责任。

风波

在洋枪队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有一些西方人对太平天国持同情乃至赞赏的态度，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便是其中之一。

获知洋枪队的作战消息后，密迪乐断定这支佣兵组织不仅严重违背英国的中立政策，而且还将威胁各国的商业利益和在华人力。他立即给英国驻华代表卜鲁斯写信，强调太平天国虽然希望避免触犯外国人，但却未必能将洋枪队和英国正规军区分开来，结果很可能导致其对一切西方人采取报复行动。

卜鲁斯接到信后深以为然，遂向薛焕提出交涉。薛焕则用中国商人们提出的论据进行抵挡，认为中国雇佣菲律宾人和在华英国人雇佣中国人一样，二者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洋枪队的行动本身也是为了维护上海地区英国的商业利益。

可是卜鲁斯并不理会薛焕这一套说辞，仍然坚持要求取缔洋枪队，气得薛焕在背后一个劲地抱怨洋鬼子“固执”。

你有西洋拳，我有太极功，对于卜鲁斯的交涉，薛焕干脆来了个左边耳朵进，右边耳朵出，置若罔闻，而英国此时最关注的是英法联军远征北京的问题，也没有足够精力对此事进行追踪。

密迪乐在致信卜鲁斯的同时，还给美国、西班牙领事写了信，希望两国共同阻止洋枪队，可是两国领事起初几乎什么都没做，后来发现抗议洋枪队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领事士觅威良才联络吴煦，要求不得让高夫、华尔等美国人从军，以免妨碍美国的中立政策。

吴煦比书生出身的薛焕可油滑多了，他承认确实雇佣了外国人，但他说这只是为了剪灭海盗——我让他们帮着抓抓海盗而已，没有让他们从军啊？怎么可能妨碍贵国的中立政策！

士觅威良哑口无言，因为他手中并无确凿证据证明华尔等美国人参与了作战。

恰在此时，洋枪队的内部发生了一场风波。按照当初杨坊与华尔订下的合同，薪水方面，中方每月支付士兵一百美元，军官六百美元。除了这些固定薪水外，洋枪队每打下一座城池，就可以根据城市大小，得到四万至十三万美元不等的赏金。洋枪队打下松江后，《北华捷报》算了算，说仅华尔个人就可以得到三千五百英磅（约合四千多美元）的赏金。士兵们既然全都是奔着钱来的，在“分赃”问题上当然不会温良恭俭让，大家很快就发生了激烈争执。

虽然因为这场风波，多数人开小差离开了队伍，但华尔并不用为兵员发愁。令人炫目的巨额赏金一开，又听说其间还有机会劫掠财物，更多的新兵开始自发向华尔的军旗下涌来，至于这样做是否会败坏自己的名声，以及违背本国中立政策可能遭到监禁等等，则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事后，士觅威良就写信给吴煦，指控美国轮船“哈特福德号”上有两名逃兵加入洋枪队，“与叛军（指太平军）作战”。

经过补充，洋枪队除菲律宾人继续保持在两百人外，欧美籍官兵也已达到一百人之多。华尔趾高气扬，一再鼓动部下，说以后只要收复“反叛者占领的任何城镇或坚固阵地”，就付给他们“大量但不固定的酬金”。

薛焕、吴煦、杨坊为洋枪队选定的下一个攻略目标是青浦。为了让这些冒险家们卖命，他们开出了更高的赏格，据《北华捷报》透露，如果华尔能够率洋枪队攻下松江以北的青浦，他本人就能得到总计三万六千两的赏银。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1860年7月30日，在约一万勇军的协同下，华尔率洋枪队直扑青浦。

在太平军尤其是李秀成部队中也有以私人资格，自愿为之效力的外国人。他们一般都是退役军人且携有枪支，而且作战时也比较勇敢，太平军给予他们以很高礼遇，称之为“洋大人”“洋兄弟”。青浦城防的指挥者中就有这样一位“洋兄弟”，此人是前英军中尉萨维奇。在萨维奇和太平军将领周文嘉的指挥下，守军隐身于坚固的城墙背后，对洋枪队进行了猛烈抵抗，华尔所发动的三次突袭均以失败告终。

在据城固守的同时，周文嘉向正在苏州的忠王李秀成告急，请求大部队予以增援。

第一条也是最好的消息

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李秀成很早就横扫江南，拿下了苏州，为什么迟迟未向上海大步推进，以致让洋枪队在上海周边兴风作浪呢？

原因还得从太平天国那份经略长江下游的方案说起。在这一方案中，挺进江苏东部只是最初步骤，其战略重点还是上海。洪仁玕和李秀成，一个是方案的制订者，一个是实施者，两人重视上海是一致的，区别只在于洪仁玕主要出于政治动机，而李秀成更多着眼于军事。他们也都意识到，在清廷与西方矛盾加深和相互仇视之际，赢得外国人的好感，使其严守中立，将对己方有利。当然，如果西方各国还能对太平天国表示积极支持，就更加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基于这一考虑，洪李很希望能够在控制上海的问题上与各国谈拢，为此致信驻上海的外交首脑和传教士，邀请他们来苏州面商。

可是各国代表都没有给予什么回复，甚至卜鲁斯还不让密迪乐收信，最后只有五名传教士从上海动身前往苏州。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初，西方各国包括一些观察家一方面出于对清廷的仇视和愤恨，另一方面也为起义军身上所具有的基督色彩所吸引，一度对太平天国表现出了浓厚兴趣，这也是各国主张中立的重要原因。

然而在近距离接触后，各国代表很快发现太平天国的教义与真正的基督教并不是一回事，而且天王洪秀全公然自称“所有国家的主”，视各国为对中央王国的“纳贡者”，其表现居然比清廷还要狂妄自大。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至此，除密迪乐等少数人外，公使领事们都在大失所望之下迅速改变了立场。

有了这样的认识，各国虽然仍持中立政策，但他们却决不会允许太平军接管上海。道理很简单，上海由谁掌管，关系到列强的整个在华权益，清廷再难以沟通，总还承认上海是条约港。若是让比清廷更难打交道的太平军进入上海，他们连这个都不承认，该如何是好？那岂不是连到手的权益都丢掉了吗？

在各国看来，太平军要攻取上海，这是谈都不用谈的事。肯赴苏州一行的传教士无任何官方背景和职责，也明确拒绝接收并携带写给官方的文件，去苏州只是为了试探在太平军辖区传教的可能性而已。

这五名传教士中有两人都是洪仁玕在香港的熟人，一个还是他的朋友。当时还在天京的洪仁玕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但或许是为了抬高自己在天国的身价，他致函李秀成说这五人都是“洋官”，来苏州是为了代表各国和太平天国讲和。

听了洪仁玕的话，李秀成也真的相信是“洋人来降”，便让部队暂停进兵，以便等待洪仁玕来苏州和“洋官”进行谈判。

等到青浦告急，李秀成才察觉情形不对。他不可能分清楚洋枪队与西方正规军的区别，只是理所当然认为外国人已违反中立政策，插手内战和帮助清军了。既然如此，苏州谈判自然不会有结果，于是他急忙率部增援青浦。

1860年8月2日，李秀成部与洋枪队在青浦城外展开大战，双方从早上一直激战到中午。李秀成带来的是太平军主力，通过两次主动出击，就把洋枪队打得丢盔卸甲，狼狈不堪。

华尔的助手法恩尔德参与了这场令他毕生难忘的战役。他的感觉是打着打着，忽然就发现太平军占了上风，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地将他的士兵迅速消灭。他还惊恐地看到，一些军官的头颅已被挑在了太平军的矛尖上，“他们（指太平军）打起仗来心狠手毒，活像恶魔，转瞬之间，我们的人几乎全被消灭了”。

青浦一战，全队官兵共死伤三分之一，华尔自己也身负重伤，所有的大炮、炮船以及一列军火列车丢得一干二净。这是华尔在华军事生涯中所遭遇的最大失败。当他逃回上海欲重组军队时，遇到的全是敌意和谩骂。《北华捷报》幸灾乐祸地评论道：“第一条也是最好的消息是……华尔及其走卒们在青浦遭到惨败。这个臭名昭著的流氓给上海抹了黑。”

华尔仍不服输，他补充了新兵，配备了新的大炮。一周之后，洋枪队由其副将法尔思德、白齐文率领，再次重返青浦。可惜在同一地点，这支倒霉的佣兵部队并没有能够得到咸鱼翻身的机会，他们遭到李秀成的侧翼包围并被击溃，损失非常严重，残部只得退往松江。

李秀成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留给他们，8月12日，又马不停蹄地对松江发动猛攻，洋枪队毫无招架之功，太平军轻轻松松就将松江城拿了下来。

洋枪队败退和华尔受伤的消息，令已经对洋枪队产生依赖的上海官绅受到极大震撼。江苏巡抚薛焕惊呼：“夷军（洋枪队）锐气大挫，上海、松江恐怕要出事了，怎么办？怎么办？华尔受伤，若群夷散去，更不得了。”

上海的外国人同样感到紧张不安。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清军将领在与外国人见面时，都发现对方神情沮丧，这使他们在更为惊惧的同时也不免感到一丝莫名的快意：原来洋人也这么害怕太平军！

震惊和困惑

李秀成下定了进攻上海的决心，1860年8月14日，他正式宣布将攻取上海。

上海城内的空气由此变得分外紧张，各国侨民、商人竞相将行李皮箱搬上船，自愿者则纷纷应征入伍，各种武器也被集中起来准备用于作战。数日之内，约一千五百名英法联军已被部署于租界周围的各个要害阵地以及七座城门之上，“许多事情都以超常速度完成了”。

8月16日，李秀成偕洪仁玕率部自松江前进，占领了上海周边的泗泾镇。卜鲁斯和英国海陆军军官急忙给李秀成写信，申明上海市区本身及租界正被英法军事占领，劝其勿攻上海，否则“会被认为是开始与联军对抗，并将得到相应的制裁”。

李秀成没有能够及时收到这些信件，其部继续由泗泾进至上海西南的七宝、虹桥、法华诸镇。

8月18日，太平军的先锋约三千人直抵上海徐家汇，逼近上海西南两门。这时李秀成显然仍希望列强保持中立，他致书英法美等各国公使，提出太平军攻城时的几个注意事项：洋人最好留在屋内，等到战火平息再出来；洋人之住宅店面，凡挂出黄旗，便可不受干扰；所有洋人教堂也得挂黄旗，以免受军队破坏。

太平军在松江与勇军作战时，勇军中混有四个洋人，由于难以辨别，其中一人被太平军士兵杀死。为了表明对外国人进行保护的诚意，李秀成特意下令处决了那名士兵。

可是不管李秀成怎样再三声明和显示诚意，洋人始终置之不理。因为有大风雨，太平军也没有立即攻城，直到次日才从三面围攻上海，城内的英法联军随即向太平军开火。

战事一开，李秀成大感震惊和困惑。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洋人动了手，事实上，从谈判失败和与洋枪队交手起，他就已经有所预料，他真正感到意外的是英法联军的实力竟然如此之强——枪炮弹密集如雨，且极为准确。

李秀成可能一直把洋枪队错认为是英法联军的一部分，他哪里知道洋枪队不过是临时拼凑的杂牌军，不管是士兵的战斗素质还是武器的精良程度，都无法与真正的西方正规军相比。他的部下同样对此毫无心理准备，当炮弹倾泻到阵地上时，一个个竟然都像石头一样呆立不动，既不知道隐蔽也不回一枪，数百名太平军官兵因此当场丧命。

1860年8月20日，李秀成挥军再攻上海。战斗更趋激烈，黄浦江上的英舰也加入进来，用舰炮对太平军进行猛烈轰击。太平军伤亡惨重，李秀成脸部受伤，只得退至徐家汇。

东线战事一向势如破竹，没想到会在上海吃大败仗，其后加盟太平军的洋将萨维奇也英勇战死。李秀成既痛苦又失望，他致函英美等各国领事，责备各国不守中立，并且说：“我压住数日来的愤慨，宽厚地让出一条通道，以便我们相互交换我们目前的阵地。”

打仗都是靠实力说话，这种信函自然不可能得到任何回音。此时太平军后翼已受到清军威胁，恰好嘉兴被围求救，李秀成便顺势南下浙江，以解嘉兴太平军之围。

进攻上海受挫是太平军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除未能占领上海外，这次战役对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军事和政治利益也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军事方面，李秀成在上海耽搁的这两个月，等于救了曾国藩之急，也因而使他错失了消灭湘军的天赐良机。这还不算，由于与洋兵为敌，英法联军不仅禁止太平军在距上海城五十公里以内布兵，而且禁止洋商逆江而上，向太平军提供补给和武器。政治方面，洪仁玕的外交政策完全失败，他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权力也开始日益衰落。

事后，洪仁玕归咎于李秀成，说他本人已经与来苏州讲和的“洋官”谈妥，是李秀成不肯，执意要打上海，最后“中空城计败回”。这种说法颇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其实连洪仁玕自己都清楚，来苏州的洋人根本不是什么“讲和的洋官”，而仅仅是几个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及其权力使命的传教士罢了。

说到底，上海之败还是因为太平军和清廷一样，对西方根本不了解，亦缺乏正确有效的外交政策和沟通手法，结果便只能是事与愿违，南辕北辙。

在江南官员看来，保住了上海，似乎说明声名狼藉的洋枪队也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吴煦奉薛焕之命，写信给美国领事士觅威良，告诉他：“中国人以前为消灭海盗雇佣的外国人现已全部解雇了。”吴煦在信中还补充说，除外国海关人员外，中国政府没有雇佣任何外国人。

《北华捷报》随后证实了吴煦的说法，确认洋枪队已经全部解散。至于华尔，他在青浦遭遇挫败后就渐渐销声匿迹。有人说这位美国冒险家负伤后，他的“幕后老板”杨坊还以为他已经死了，是曾将华尔推荐给杨坊的英商希尔给了他一间房子，并“守护他，照料他”。还有些报道则说华尔到国外去治疗了，不过对于他的确切行踪，谁都无法提供可靠的消息。

世界上最愚蠢的傻瓜

1860年这一年，南北都爆发了中西之战。与上海战役不同的是，英法对北方的战争蓄势已久，早在前一年冬天，英国就以额尔金为公使，以格兰特为陆海军统帅，率英军及印度士兵一万三千人，外加五千香港驻军前往远东。法国紧随其后，以葛罗为公使，以孟斗班为陆海军统帅，率军七千赴华。

在额尔金出发前，英国外相罗素对他的训示是：“你此次的使命，一是质问中方在海河攻击我使舰的理由，二是索要英法军舰被损坏的赔款，三是确保在北京交换《天津条约》。”显然，这是对第二次大沽口战役失败以及中国宣布废除《天津条约》的回应。

1860年2月，作为前英法公使和第二次大沽口战役的当事人，卜鲁斯、布尔布隆在上海照会时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的何桂清，提出上述条件，并限中方于三十日内予以答复。

第二次大沽口战役获胜后，中国朝野信心倍增，认为本国军队“陆战能胜，骑射可倚”，与外国军队作战未必就会落于下风。同时为防备英法联军卷土重来，咸丰还陆续抽调满蒙骑兵及北方各省步兵数千人，专门用于加强天津大沽一带的防务。

随着防御能力的增强，咸丰的态度趋于强硬。看到何桂清的奏折，他下达上谕，认为之前卜鲁斯单方面带着兵船北上，破坏了海河的防御设施，是英国首先背约。既然责在英方，那么英军损兵折将就属于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原有《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也只能作废。

咸丰在国内还面临着太平天国这一强大的对手，他本质上并无再战之意，废约云云不过是想给对方一个下马威而已，所以在上谕中留了余地，称英方如果“自知悔悟”，仍可在上海重议条约，中方愿意斟酌道光年间曾答应对方的条件，有选择地予以“通融办理”。末了，他又再次强调英国代表不得擅自北上，“再有兵船驶入拦江沙者，必痛加攻剿”。

不管皇帝真实的意图怎样，他的这一态度就等于拒绝了英法的要求，英法岂肯罢休，局势开始向战争方向全面演化。

4月，英法联军进攻舟山，用以建立海军军火库及部队的补给中心。舟山防务薄弱，一看到洋人打过来，当地官府就不战而降。得意万分的联军在事后进行了一场比赛，看谁船上的旗帜飘得更高：先是法国把旗帜升上一个更高的旗杆，接着英国下令把船上一个更高的桅杆当成旗杆，再然后法国又找了一个更高的桅杆……

与普通官兵不同，作为英法联军的首脑，额尔金承受着不小压力，而且越往北去压力越大。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开始，额尔金就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全权公使，负责对华用兵，直到中国政府被迫同意签订《天津条约》才卸任，由其弟弟卜鲁斯接替。可是万没想到卜鲁斯在大沽口马失前蹄，败给了中国人，于是他不得不重新出山，替已被降为对华外交二把手、黔驴技穷的弟弟擦屁股。

为了组织这次远征军，英法把一流的兵员和精良的武器都拿了出来，尤其英军全部采用了最新式的线膛枪炮。正如一名中校所夸耀的：“英格兰发动战争的时候，从未有过这样一支组织良好或者说如此精干的军队。”可是这也同时让额尔金失去了后路，他不光要胜，还得速胜，否则无法向英国国内交代。

另一方面，尽管军人们大多认为以远征军如此雄厚的军事实力，要击败古老中国的防御线乃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但大沽口毕竟不是舟山。尤其在民间，由于中方在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很多中国人乃至英国人都觉得，只要有僧王（僧格林沁）在，天津海防便可高枕无忧，大沽炮台肯定还能再次阻击英法联军。中国棉花行会中的乐观派为此打赌，将五万两白银的赌注存在了东方银行。英国商人知道后不服气，他们也多方筹集赌注，但最终只筹到了一万两白银，可见就算是英国商人都不认为英法联军能够稳操胜券。

额尔金不是第一天打仗，他很清楚战争本身存在很多变数，不是手里握了一把好牌，就一定能把牌打好。与此同时，从英国国内传来的消息也加重了他的忧虑和担心，英国国内纷纷传闻，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所以久拖不决，不是卜鲁斯无能，而纯粹是额尔金对中国人过于安抚所致。更有人在给额尔金的一封密信中直接向他发出警告，说如果他不能在下一次英国议会开始前结束战争，英国政府就会倒台，言外之意，政治倒台就是他额尔金的责任。

额尔金开始后悔从弟弟手中接下这个烫手山芋。舟山以北就是上海，当联军接近上海时，他不断地自怨自艾：“如果我不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傻瓜，我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我活该遭此折磨，毫无疑问我命该如此。”

薄弱点

第二次大沽口战役让西方人知道了僧格林沁的大名。后来帮助太平军作战的英国人呤俐在著述中写道，他在无锡与僧格林沁作战，还缴获了一面僧格林沁的军旗。其实僧格林沁从没有在南方和太平军打过仗。专家考证，呤俐所说的战利品应该是曾国藩部的军旗，他这么写，是因为知道曾国藩的英国人很少，但知道僧格林沁的人很多，将曾国藩改成僧格林沁，可以在英国民众面前提高作者及其作品的地位。

作为一名出色的战将，僧格林沁并不是没有弱点和失误，尤其随着声名播于海内外，他也滋生出了盲目乐观的骄傲轻敌情绪。第二次大沽口战役结束后，在给咸丰的奏折中，他写道：“经此次获胜，大沽防务将越来越稳固，皇上自可宽心。”

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僧格林沁筹备天津海防已达两年之久，但海防建设仍远远称不上部署严密。特别是北塘一线，虽已耗资白银数十万两，然而仅建成南北共三座炮台。中国的炮台都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不像西洋炮可以旋转，要做到向各个方向准确瞄准很困难，换句话说，假使英法联军选定北塘作为突破口，炮台将非常危险。

僧格林沁自然知道北塘是薄弱点，这时有人向他献计，说可以把英法联军放到岸上，继而再用蒙古骑兵进行冲击。在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中，蒙古骑兵确实曾将联军冲得七零八落，僧格林沁因此觉得献计之人说得很对。正好咸丰有冀望于英法知难而退，重新举行谈判的念头，他下旨给僧格林沁，要求将海塘留出来，作为与英法公使议和的地点。于是僧格林沁就干脆撤去海塘防务，将北塘炮台的兵勇和火炮全部撤往海塘以北的营城，以示海塘为纯粹的非军事区。

山西道御史陈鸿翊是海塘人，对海塘地形很熟悉，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也一直通过与家乡亲属的书信来往，密切关注着战事的发展变化。得知僧格林沁撤去海塘防务，转而设防营城，他立此表示反对，并向咸丰呈上了密疏，

在密疏中，陈鸿翊分析说，海塘原本的防务虽然较弱，但毕竟还能御敌，如此一撤了之，万一英法联军由北塘上岸，营城驻守之兵将非常被动，无法前去援救。在这种情况下，英法联军可以直接南下切断大沽北岸炮台的后路，届时大沽炮台将面临前后夹击，“甚为吃重”。

此时僧格林沁在朝中地位显赫，连咸丰都倚之为长城，即便有不以为然者也不敢轻易进言。有人对陈鸿翊说：“你一个小小的御史，怎么能和重权在握的王爷抗衡呢，难道你的脖子是铁的？”陈鸿翊遂有“铁脖子御史”的绰号。

“铁脖子御史”陈鸿翊建议把兵勇和火炮从营城调回北塘。对他的这一意见，朝野上下最初都给予了一定重视。咸丰尽管将海塘指定为谈判地点，但并不是让僧格林沁不设防，为此他传旨僧格林沁，指示对北塘地形仔细侦察，严密防范，切不可大意。

即便皇帝发话，僧格林沁依然固持己见。他奏称，北塘地基狭窄，可供守军施展的空间很小，将兵勇和火炮移至营城，则可与大沽呈虚实相间、互为支撑之势。除此之外，他还曲解陈鸿翊的意见，说陈鸿翊不懂军事，所提建议不过是只想着要保卫其家乡而已。

咸丰自用僧格林沁击败太平军北伐部队以来，就视这位表弟为“奇才异能”之士，而且僧格林沁作为办理海防事宜的前线总指挥，本身也有一定的独断权，因此在僧格林沁上折申辩后，便不再做硬性要求。

敢于对僧格林沁提出异议的人，除陈鸿翊外，还有正在僧幕中的郭嵩焘。郭嵩焘不仅是湘军中难得的谋略之士，而且是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人。第二次大沽口战役前，他奉咸丰之命到天津帮办军务，当时天津人人主战，唯有他劝僧格林沁慎重行事。

郭嵩焘做事的原则是“循理”，他认为对西洋各国也适用这一原则。所谓“循理”，就是讲道理，放到外交领域就是要遵循通行的规则。他对僧格林沁说，打不是不可以，但打之前一定不要破坏外交规则，这样万一仗打胜了，可以让对方心服口报，免除后患，就算打败了，自己也堂堂正正，不会输理。

僧格林沁是坚决的主战派，而且那时正想施计挫败对方，他认为郭嵩焘不过是书生之见，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郭嵩焘明知僧格林沁不待见自己，但仍不厌其烦，竟然先后十七次给僧格林沁写去建议信，一再陈明利害。僧格林沁都已经被他弄毛了，内心对郭嵩焘十分厌恶。

等到第二次大沽口战役打响，郭嵩焘见事已至此，遂不顾前线枪炮如雨，赶到大沽效命，之前天津那些喊打喊杀，口号喊得震天响的人则一个都没出现。僧格林沁对此非常感慨，深觉愧对郭嵩焘，谓其：“见利不趋，见难不避，天下安有此人？”

18世纪的武器

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之后，外交形势果然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趋恶化，郭嵩焘十分忧心，但是一旦木已成舟，他又义无反顾地赶到前线，为作战出谋划策。

郭嵩焘也反对撤除北塘防务。在他看来，北塘本身是御敌的一道坚固藩篱和垣墙，如今不把敌人御于藩篱和垣墙之外，而将其放到厅堂和内室来打，实在失策。

僧格林沁虽然不喜欢郭嵩焘，但也深知对方的人品。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向郭嵩焘解释了将敌军放上岸打的好处：“敌人乘船远道而来，不可能带来太多的骑兵，等到他们登岸，我就用精锐骑兵冲击，可以必胜。”他还颇有些自负地说：“洋兵伎俩，我所深知，有什么可怕的呢？”

总之一句话，我知道你郭嵩焘是个不怕死、敢说话的正直君子，但我对付洋兵自有我的一套，你不用管。

僧格林沁的虚骄和误判，就此为失败埋下了隐患。发现北塘守备空虚，额尔金立即决定从此处登陆。

1860年7月26日，英法联军的船队在北塘附近靠岸。当天，僧格林沁在大沽炮口瞭望，看到在弥漫的烟气中，共有三十余艘悬挂着红旗的轮船驶至北塘河口，而且不久之后，船上的人马就开始登陆并占据村庄。

这一情形并没有出乎僧格林沁的意料，他随即命令蒙古骑兵做好准备，等待时机对敌人进行截击。

实际上最好的战机已经错过。北塘河口原设有木桩，但没有炮台配合便如同虚设一般。法军有一种当时最先进的七十五吨炮船，它既可以载运人马和大炮，其船体又非常小，吃水很浅，完全可以在中国的浅水区行驶。僧格林沁所看到的轮船就是这种炮船，英法联军把炮船派上去，很轻松地就把木桩都一拽而空。

英法联军有两百多艘船舰，整整花了五天时间，才将全部人马和火炮辎重运上岸。那几天下着倾盆大雨，地面一片泥泞，几乎成了泥塘，就算是士兵行走都很困难，长裤被吸在泥里拔都拔不出来。试想一下，若是北塘炮台枪炮齐发，会是什么结果？至少可以狠揍联军一下吧。

当联军到达北塘城门口时，他们才发现这座城池还不仅仅是防备空虚，而根本是毫无防备，里面空无一人，城墙四周架起的“大炮”竟然都是用木头做成的假炮。

僧格林沁在设“空城计”时，又在炮台周围布了地雷。这些地雷每颗都由四颗炸弹组成，为免受潮，用一个马口铁的箱子加以盛放，可谓煞费苦心。同时地雷阵的设计也非常巧妙，地雷被埋得很浅，上面盖着一块板子，板子上铺着泥土，只要在上面稍微施加一点重量，板子就会晃动，然后打着火石。

不幸的是，布雷区没有能够进行完全的保密。联军事先也有所防范，他们的侦察队抓了两个中国人，让两人顶在队伍前面走。正是这两个知晓内情的中国人向联军侦察队供出了实情，联军随即派工兵将地雷标出并予以销毁，僧王的地雷阵最终并未能起到预想的作用。

大沽的侧背为塘沽，二者一河之隔，仅相距八里，此处既是蒙古骑兵的集结地，同时也是大沽口北岸炮台侧后的一道重要屏障。北塘有一条石子路可直通塘沽，8月3日，两千名联军士兵沿着这条石子路向塘沽开进。走了十多里后，他们已经远远地看见塘沽营垒，但突然有几百名骑兵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原来这就是西方人在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中闻之色变的蒙古骑兵。当天僧格林沁大沽炮台观察到联军出动且“枪炮连环，络绎不绝”，便立刻从塘沽派出了一批骑兵前去迎击。

面对突然冒出来的蒙古骑兵，联军士兵开始吓了一大跳，不过仔细打量骑兵们的武器装备，他们又放下心来——这都是些什么啊？除了长矛就是弓箭，火器也有，不过是抬枪！

所谓抬枪是一种重型鸟枪，根据联军的观察，射击时它需要安装在三脚架上，或直接架在一名士兵的肩头，其子弹大如胡桃，有时还能发射圆形的铅弹片。

抬枪与联军士兵手里的来复枪根本无法相比，联军早就知道中国军队装备落后，没想到这么落后，居然用的还是18世纪的武器，他们将眼前的蒙古骑兵称为“名副其实的滑稽部队”。

装备落后归落后，蒙古骑兵之勇却是名不虚传，联军最后依靠野战炮轰击，才勉强迫使对方后退，但眼看着炮弹接二连三地在骑兵队列中爆炸，却并没有能够打乱骑兵的阵脚。此情此景，令联军官兵也不由得感到吃惊，认为“他们远比我们预想的要优秀许多”。

这是英法联军占领北塘后与中方的第一次交锋。由于联军侧翼均为沼泽地带，无法实施侧击，蒙古骑兵决定撤入营垒，联军占不到便宜，便也赶紧撤出了战场。

交锋过程中，蒙古骑兵只受伤三人，马受伤数匹，联军倒有十九人失去战斗力，不过一向诚实的僧格林沁在战报中并没有对此夸大其词，只是说“马步夷匪（联军步骑兵）均有伤毙”。

自杀式的勇猛

尽管击退了英法联军，但获悉对方浩浩荡荡登陆北塘，咸丰仍预感到了大事不好。

自第二次大沽口战役后，迟迟无法镇压下去的太平天国运动使南方形势完全溃烂，已严重威胁到了帝国财政赖以生存的税赋来源，甚至影响到了事关生死的漕粮调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明知英法联军威胁京津，咸丰之前也不得不以举国之力去对付南方战事。

因为把大部分人力财力物力都投入于南方，所以僧军的装备才会那么简陋落后，同时北方兵力也空虚到除僧格林沁、胜保部外，再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抵御英法联军进攻的力量了。

对自己的这点家底，咸丰岂能不清楚，他接连谕令直隶总督桓福，要桓福乘机转圜，而且务必对英法使节心平气和，以礼相待。桓福奉令向英法公使递交照会，请两国停止进兵，从北塘入都换约。

额尔金何其精明刁钻，他马上回复称，必须钦差大臣前来方可议和，而且你的照会中只说入都换约，没说卜鲁斯在上海所提条件能否允准，那“本大臣”为何要中止进兵？继续打！

经过重新策划，联军决定先把塘沽放在一边，转而占领塘沽附近的新河和军粮城。1860年8月12日拂晓，万余联军分成两路扑向新河、军粮城。这一带的蒙古骑兵主要驻于新河，一共不足两千人，但闻知敌人发动了进攻，亦马上分两路迎敌。

僧格林沁在备战时认为英法因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之败，非万不得已不敢轻动，同时他又依据上次作战的老经验，判断联军不可能带来太多骑兵，上岸也不能带大炮，这些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事实上，联军中有相当数量的英军骑兵、阿拉伯骑兵和印度锡克教骑兵，其中的锡克骑兵蓄长须，扎头巾，骑着高大的阿拉伯马，虽然也不过是被殖民地士兵，却个个都狐假虎威，装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大炮方面，联军除火力猛烈的加农炮外，还拥有最新式的阿姆斯特朗炮。后者是一种大型的线膛炮，专门用来驱散大部队，它可以把金属打成碎片，摧毁“用18世纪的武器”装备起来的步骑兵更是不在话下。

新河是联军的攻击重点。英军统帅格兰特指挥了这次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八百联军骑兵绕过挡在路上的中国军队，从其背后发动袭击。与此同时，联军主力则动用三门阿姆斯特朗炮从正面发动攻击。

在到达离蒙古骑兵约三里路的范围时，联军开始发射阿姆斯特朗炮，蒙古骑兵的阵形立刻被炮弹撕裂开来，但是面对异常猛烈的炮火，他们毫不畏惧，幸存者依旧不断向敌人发起冲锋。这种自杀式的勇猛令联军大为震惊。英军的一名少将指挥官惊叹道：“他们在战火里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对世界上任何军队来说，那都是严峻的考验。”

蒙古骑兵已经冲到距离敌人四百多米处。在如此近的范围内，阿姆斯特朗炮可以把威力发挥到最佳，经过长达二十五分钟的狂轰滥炸，勇士们才被迫停止前进，但并没有立刻回头。

这时从背后发起袭击的锡克骑兵跳了出来，并远远地用卡宾枪和手枪施射，蒙古骑兵只能被动地用弓箭长矛进行反击，可是武器精良的锡克骑兵依然拿他们不下。一位英军中校目睹此情，深感敬佩，说他“从未见过如此有胆魄的人”。

这种力量过于悬殊的对垒当然无法坚持长久，蒙古骑兵被迫向后撤退，锡克骑兵紧追其后，但他们不知道这其实是对手的诱击战术。很快，蒙古骑兵一个迂回分割，将其驱赶到了新河东北的沼泽地带，锡克骑兵的阿拉伯战马被陷在泥里，顿时动弹不得。

就在蒙古骑兵准备一鼓作气，将锡克骑兵予以歼灭的时候，格兰特及时变换了队形，派七百名联军步兵赶到阵前，其中枪法较好的狙击手作一字排列，等蒙古骑兵渐近，便用来复枪进行射击。

来复枪也就是线膛枪。在世界兵器史上，来复枪的出现带有转折性的意义，这是因为与过去相比，它使步兵武器的杀伤力陡然提高。有的西方史家甚至认为，即便20世纪出现的高爆弹、飞机、坦克，也不及当时来复枪诞生后产生的影响力。

英法联军长年在欧亚间打来打去，作战经验丰富。在联军所占据的阵地周围，由于连日大雨，遍地积水，骑兵无法进行侧翼抄袭，只能从正面硬冲，这也等于让他们成了狙击手施射的活靶子。一时间，众枪竞发，枪响处，骑兵们纷纷从马上坠落。侥幸躲过弹雨的少数骑兵虽然冲到敌人面前，但因寡不敌众，也很快就全部牺牲了。当天实施冲锋的部队几乎全军覆灭，仅七个人活了下来。

想不打败仗都难

新河一战，蒙古骑兵一共伤亡了近四百人，见已无取胜希望，他们只得实施突围。一度面临灭顶之灾的锡克骑兵来了精神，他们立刻兜后追击，想给对手来个血腥屠杀。幸好一场暴雨忽然倾盆而下，蒙古骑兵余部以此为掩护，才得以退守塘沽。

新河和军粮城随后陷于敌手，这使形势顿时变得极其严峻：英法联军的军舰由北塘开向大沽，用舰炮对准大沽炮台，以扼炮台之前；其步骑据守新河、军粮城，以逼炮台之后。

大沽炮台的炮口所向大部分都朝向海面，一旦英法联军从侧背发起攻击，无法反身施射。“铁脖子御史”陈鸿翊曾担心过的情况赫然出现在眼前，此时僧格林沁才后悔不该纵敌登岸，然而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1860年8月14凌晨，英法联军兵临塘沽。塘沽筑有周长近四里的泥墙，上面设有枪眼、炮洞工事，配备着火炮，具备一定的防守能力。观察形势之后，英军统帅格兰特以部队需要休息为由，提出第二天再打，可是法军统帅孟斗班却希望立即攻城。

英法虽然共同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但无论兵力还是后勤支援，法军都不及英军。另一方面，当时正值法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际，其国内舆论甚至称侵华的英法联军为“法英联军”。作为法军统帅，孟斗班也不愿老让英军出风头，既然英军说要休息，他就决定在没有英军帮助的情况下独自攻城。

没承想这一打就吃了亏。塘沽原有驻兵加上退守的骑兵总计有三千人，他们已接到僧格林沁的命令“扼守壕墙，严加戒备，不准稍有松懈”，看到法军冲上来，立即用火炮进行拦阻。

孟斗班不甘心在英国佬面前丢了面子，仍勒令士兵继续冲锋。只是法军士兵的英勇精神远不如中国军人，很快，这些士兵就败退下来。

格兰特比孟斗班要老奸巨猾得多，他传令休息就是因为发现正面进攻难度较大，孟斗班执意一攻恰好给他蹚了雷，让他验证了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法军的进攻也吸引了守军正面的火力，格兰特抓住机会，指挥英军凫水由苇塘抄袭守军侧背。守军腹背受敌，不得不由塘沽退至大沽口北岸，转而协同防守北岸炮台。

第三次大沽口战役前，僧格林沁曾夸下海口：“即使该夷（英法联军）舍命报复，现在营垒倍厚加高，密布大炮，各营官兵无不奋勇，足资抵御。”如今随着塘沽沦陷，大沽岌岌可危，僧格林沁的保证不攻自破，他本人也备受外界质疑。

有人分析僧格林沁致败之因，说他和古代的屈瑕很像。屈瑕是诗人屈原的祖先，春秋战国时楚国的一员大将。他仗着以石击卵的优势打了一场胜仗，之后便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最终导致全军落败。

论者以为，僧格林沁最初系以击败太平天国北伐军扬名，但那场仗出力最多的其实是胜保。言外之意，僧格林沁和屈瑕一样，不过因人成事，却把自己真当成了武圣关公，骄矜如此，想不打败仗都难。

僧格林沁此次刚愎自用，因骄落败，这一点自然没有错，可要以此否定僧格林沁亦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若论军事才能，僧王实非胜保等其他北方将领所能及，且不说他是击败北伐军一役的首功之臣，胜保不过一配角罢了，仅就保卫京津而言，这一重责也非其莫属。

作为对手，英法联军的评价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他们称僧格林沁所部为“帝国（指清帝国）的最好军队”，说僧格林沁及其所部就算在落败和形势极其不利的情况下，“还想抵抗，并寸步不让地保卫领土”。

咸丰对此心知肚明。闻听大沽炮台处于危急状况，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追究僧格林沁的责任，而是考虑无论如何要保住僧格林沁，避免其走屈瑕的路——屈瑕败北后，自感无面目见君王和父老，乃自尽身亡。

1860年8月15日，也即塘沽沦陷的当天，咸丰给僧格林沁发去上谕：“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相对于大沽，北京的安危更为重要，他要求僧格林沁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退保京师，继续设法截击敌军，而万不可在炮台与敌人拼命。

咸丰深知僧格林沁不畏死亡的刚毅性格，在谕旨中直接给他下达了离营的命令，并且说：“今有朱笔特旨，并非你自己畏葸害怕，有什么可顾忌的？如果你执意不念天下大局，只为自己的名节考虑，那才是有负朕心！”

即便有了皇帝的严令，僧格林沁也未打算照做。咸丰让他选择可靠人员代为防守大沽南北岸炮台，自己离营，僧格林沁却并未离开炮台，他任命直隶提督乐善为北岸炮台总指挥，自己仍驻守于南岸炮台。

乐善是蒙古正白旗人，因在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中立有大功而被提升为直隶提督。僧格林沁告诉他，万一北岸炮台守不住，可以撤出，但乐善却毅然将自己的提督关防大印交与僧格林沁，以示誓死保卫大沽的决心。受其感召，所部有千余人自愿留在炮台与敌人拼死一战。

英勇的中国军人

英法联军在战役中所取得的有利形势，让本来颇为灰心丧气的英国公使额尔金又打起了精神。联军占领塘沽后，他兴冲冲地找到格兰特，说要在塘沽的一座寺庙顶上建立总部，理由是站在上面可以更好地观察攻打炮台的战斗情形。

额尔金不过是格兰特的名义上司，打仗这事还是得格兰特说了算。格兰特听额尔金说，他要邀请《泰晤士报》记者和他一起去寺庙观战，马上明白这位公使先生不过是想获得在英国报纸上露脸的机会而已。鉴于大沽炮台与塘沽只隔着一座白河，中方大炮的射程足以到达额尔金所说的那座寺庙，格兰特毫不客气地驳回了他的要求。

在联军内部，孟斗班之前虽然有意与格兰特争锋，但由于独自进攻塘沽受挫，如今也已不自觉地落于了下风。当商讨如何攻占大沽炮台时，他提出要同时攻打大沽的四个炮台，格兰特则坚持先攻北岸炮台，因为北岸炮台在火力配备上最为虚弱。争论的结果，孟斗班不得不屈从于格兰特，他在日记中酸溜溜地说：“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卸下我的军事责任以及与此相关的政府责任。”

1860年8月21日凌晨，英法联军突然自后路对大沽北岸炮台实施猛攻。战前，格兰特下令将所有的阿姆斯特朗炮都尽可能运至前线实施轰击。阿姆斯特朗炮笨身沉重，加之地面又泥泞不堪，所以每一门炮都须用六匹高头大马予以拖送，然而其威力之大是不容置疑的。中方架在炮台上的大炮根本无法与之抗衡，短时间内多数大炮都被击毁，但守军利用残存的火炮继续轰击，依旧远远地将敌人阻于炮台之外。

按照西方人的记录，意外发生在上午6点半，炮台弹药库不幸被联军的开花弹击中，继而发生爆炸，巨大的爆炸声如同地震一般，令守军手忙脚乱。由于弹药来不及补充，在半个小时之内，大炮无法再对敌人进行射击，联军趁此机会逼近了炮台。

半个小时之后，守军恢复射击，却发现己方大炮的威力已经大减。这是因为中国炮手普遍缺乏数学和弹道原理的知识，技术再熟练的炮手也只能根据经验，朝着固定的方向进行大致瞄准。这使得炮台的攻击距离有着很大局限，一般只有在一千两百米到一千五百米的范围内才能对敌方造成杀伤，随着距离拉近，一旦超出这一范围，炮手们就不知道该如何调整发射的高度了，打出去的炮弹往往都超出目标。

联军前敌指挥官柯利诺见状，立即命令炮兵把来复炮推到阵前。来复炮和阿姆斯特朗炮一样同属线膛炮，虽然火力不及阿姆斯特朗炮，但在轻便性和机动性上更胜一筹——一般情况下，只须四匹矮马就能轻松拉动一门来复炮，炮兵推起来也不觉得特别费劲。

联军将来复炮推到距离炮台六百米的地方，旋即对炮台进行射击。联军炮兵训练有素，在如此近的距离范围内，可以说没有一门大炮会失去准星，相反，中国军队射出的炮弹却只能从联军士兵的头上划过。

经过来复炮的“定点清除”，炮台尚存的大炮多数都哑了火，火力遭到完全压制。柯利诺认为时机已到，下令各部发起冲锋。

当联军士兵冲到距离炮台三十五米处时，炮台上仍有一门也是唯一的一门大炮在施射，可是操纵者却只有一个。该炮手先是把背贴在地上，钻到大炮下面装填炮弹，接着再爬起来开炮，之后又重新开始这一套在联军看来很“古怪”的操作。其间联军不停地向炮台开炮，然而竟没有一颗炮弹击中他。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实际是联军官兵对这名英勇的中国军人肃然起敬，不愿意加以伤害。有人后来说起当时的感受：“不同国家的勇士之间总会惺惺相惜，看着别国的勇士倒下怎么可能不痛心？”

炮台前有连续两道壕沟，里面都注满了水，这构成了联军前进过程中难以逾越的一大障碍。与此同时，除了那门坚强的大炮外，其余守军也在用抬枪、鸟枪乃至弓箭进行顽强抵抗。联军在壕沟边折腾了一刻钟，不仅没能取得任何进展，而且伤亡惨重。

柯利诺急得两眼冒火，为了加快进攻速度和减少联军的损失，他不顾一切地下达命令，逼着从香港招募的中国苦力们跳下壕沟，充当人梯。

徒手掷出的炮弹

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愿意干背叛祖国的勾当，联军所招募到的所谓中国苦力全都是香港底层的小偷、流浪汉或其他社会渣滓。据说自从这些卖国求荣的家伙离开香港来到北方之后，香港的犯罪活动都因此大大减少。

一路北来，苦力对待自己的同胞竟然比锡克教徒还要残忍，连联军都认为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残暴的恶棍”。联军也并不信任他们，平时视之为“负重动物”，给苦力配备的武器不是枪支，而是一些竹棒。

按照柯利诺的指令，苦力们肩顶梯子，站在齐颈的水里一动不动，以便法军可以顺着梯子手脚并用地爬过去。对联军而言，让“负重动物”来从事这样“令人恐怖的劳动”，乃是再合理不过的一件事。倒是格兰特认为苦力们仍有利用价值，事后假惺惺地表示内疚，并给他们额外发了一个月的薪水作为奖赏。

在两道壕沟之间还有一条十米宽的垒道，上面不仅撒满铁蒺藜，而且遍插栅栏。这些栅栏有很长一截插进土里，露在地面的部分很像铁矛，而且本身也确如铁矛一样坚硬。它们不能被连根拔除，只能一根根折断，但即便折断后，联军士兵有时仍会被依旧竖立的栅栏残部绊倒，因而“撕出触目惊心的伤口”。

当联军前锋到达第二道壕沟正面时，部队已经大量减员，一个步兵团的几乎所有军官全都丧失了战斗力，带队军官派人向柯利诺汇报战况，请求调派援兵。

援兵到达后，实力增强的联军继续冲锋，他们在接连翻越两道壕沟后，到达炮台的墙根底下，并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可以躲避枪弹的藏身处。这一情况很快就被守军发现，既然枪炮射不着，大家就干脆举起炮弹向敌人砸去，炮台上下有着五至六米的落差，这一砸下去也够洋鬼子们受的。

在随后联军发起的爬城战中，这些徒手掷出的炮弹同样令联军大吃苦头。一名上尉刚刚登上射击口，人还没进入炮台，一枚炮弹就砸中了他的太阳穴，上尉立即被砸翻在地，血流如注。另一名少校刚想要翻越护墙，中国士兵的长矛就刺了过来，要不是一名联军士兵用刺刀竭力格挡，少校身上还不知道要被捅上几个窟窿！

由于架梯攀爬的打法毫无成效，联军只好把注意力转向炮台正中的栅栏门。中国军队在备战时曾把大堆的泥土吊进炮台内，堆在栅栏门的后面，本来进攻者要想从炮台外推开或是弄倒它都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先前炮击时，联军的一枚空心弹曾击中栅栏门右侧的门框，在上面炸出了一个大洞。

利用这个被炸开的大洞，联军钻入了炮台内部，守军立即上前封堵，双方展开了更加激烈而又残酷的白刃战。中国士兵手持的长矛在防御敌人爬城时很有效，但当用于近战格斗时，由于炮台内部的空间相对狭窄，就不如刺刀那么好使了，官兵成片地被敌人刺倒在地。

即使处于如此绝境之下，乐善仍一步不退，亲自在炮台上与敌人厮杀。他头上的孔雀翎官帽非常显眼，联军一看就知道是“负责这个炮台的北京官员”，他们一开始曾打算活捉乐善，但是由于乐善拒绝投降，一名英军上尉便恶狠狠地拔出手枪打死了他。

上午10点半，北岸炮台完全失守，包括乐善在内，坚守炮台的千余官兵全部壮烈殉国，英法联军在打扫战场时，在炮台内外找到了成千具“鞑靼人（清军）”的尸体。联军在此役中也伤亡惨重，英法两军都各损失了两百人，连前敌指挥官柯利诺本人都中弹受了轻伤，他们不得不承认“敌人的防御很顽强”。

北岸炮台失守的消息给中方造成了极大震动。几个小时后，直隶总督桓福派两名使节到联军营中与其谈判，在联军中担任翻译主任的巴夏礼接待了他们。按照桓福的指示，使节答应巴夏礼，表示将挪去横在白河中的竹子，让联军安全通过，同时表示双方可以在天津继续进行和平谈判。

巴夏礼认为中方所说的挪竹子的话不过是在借机拖延，于是当场就勃然大怒，把桓福让使节带来的信件揉成一团，扔在了其中一名使节的脸上。接着，他咆哮着对使节下达最后通牒，称如果大沽的其余三座炮台不在两个小时内投降，就将落得和北岸炮台一样的下场。

使节回去向桓福复命，桓福急忙找僧格林沁商量。僧格林沁仍想在南炮台指挥防御，但桓福却认为南岸炮台“万难守御”，他还从袖子中抽出咸丰的上谕，说你已经违旨，还能一误再误吗？

僧格林沁万般无奈，不由得顿足长叹：“两年辛苦，费尽心血，一旦弃之，可惜也！”遵照咸丰的旨意，他命令炮台剩余守军及其蒙古骑兵全部撤往天津。随后，桓福在南岸的三座炮台上挂起免战白旗，此时巴夏礼所限定的两个小时最后期限还远远没到。

桓福要将天津作为与英法的谈判地点，所以他认为僧部在天津也“断不能抵御”，于是在1860年8月22日，僧格林沁又只好由天津撤防，率全军退至通州。

次日，英法联军以五艘蒸汽动力炮艇和八十余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先遣队，由格兰特亲自率领，沿白河长驱直入。8月24日，先遣队驶抵天津城郊，后续大部队也紧接着赶来。由于城里已没有守军，他们不费一枪一炮就控制了全城。当天，城墙上被遍插英法两国旗帜，格兰特贴出告示，宣布对天津实行军事管制。

天不助我

前线接连失利使僧格林沁受到了更多的质疑。咸丰不能不对此有所回应，他下达谕旨：“以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办理海防未能周妥，革去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镶蓝旗满洲都统，并拔去三眼花翎，以示薄惩。”

尽管遭到处分，但僧格林沁并不以此为念，仍按原计划继续进行军事部署。他真正感到懊悔的，是不该撤出大沽南岸炮台。

原来在联军完全占领大沽炮台后不久，一场持续数日的狂风暴雨就席卷而来，泛滥的白河河水淹没了炮台周围的地方，使之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如果中国军队不提前撤出南岸炮台，到时联军的阿姆斯特朗等重型大炮都将无法动弹，他们要想发动对炮台的有效正面攻击也几乎不可能，南岸炮台是有望守住的。

当然谁也想不到有这场大暴雨，一名朝廷官员后来对联军谈判代表说：“你们攻下炮台乃是天不助我。”

僧格林沁一边埋怨自己没有在最后时刻坚持住，一边也怪咸丰不该给他下达弃守的谕旨，尤其是那句“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更是显得很无头脑——京师固然是根本，可海口若失，要再保京师，岂是件易事？

正好大学士瑞麟率京旗兵九千人出防，也进驻通州。僧格林沁便问瑞麟：“前在大沽，我为守护津门，乃守南炮台。不知皇上听了何人的话，令我退守，我退一步，敌进一步，如何是好？”

瑞麟答道：“现在顺亲王瑞华、尚书肃顺都主张抚夷，所以皇上召王爷退守。”

僧格林沁这才知道，咸丰让他退守京师，除了要保住他以外，也同时受到了朝中主和派的影响，有退守以谋求和谈的意图。如今天津陷落，咸丰就更倾向于议和了，他一面不准僧格林沁等部“衅自我开”，一面按照英法提出的要求，改派曾参与过《天津条约》相关谈判的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赴津会同桓福向英法议和。

桂良到达天津后，作为胜利的一方，额尔金和葛罗在谈判桌上向他提出了比以往更为苛刻的条件，除继续坚持要入京换约外，又将军费赔偿增加为八百万两，并要求在《天津条约》中增开天津为商港。

消息传到京城，大臣们议论纷纷，多数人以为英法既如此狮子大开口，就不应该再与他们讲和。咸丰受到朝中舆论的影响，又仗着僧格林沁部实力尚存，于是决定不予让步。1860年9月7日，他给军机大臣和王大臣绵愉、瑞华、端华、肃顺等人下达朱谕，流露出欲与英法联军决战之意，并提出决战时机“宜早不宜迟，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长，制彼所短”。僧格林沁、瑞麟同时接到谕令，被授命统一调度通州一带的军事，“厚集兵力，以资攻剿”。

自此以后，咸丰接连给僧格林沁发去两道谕旨，均以督促加紧布置通州防务为内容。饶是如此，他却并没有中止天津和谈，只是让桂良不得擅自答应对方条件。

桂良自然不敢不从命，但额尔金和葛罗也不是好打发的，他们在天津城外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军队，对中方谈判代表施加压力。法国统帅孟斗班甚至给法军士兵设计了一种头巾，说等他们在北京的街道上游行时，就可以戴上这种头巾以示庆祝。

桂良左右为难，尴尬万分，无奈之下他只好耍了一个花招，改口称自己没有全权，无法代表朝廷定案。额尔金这帮人不是第一天跟中国官僚打交道，早已见识过类似的“太极功夫”，对此极为光火。

9月8日，额尔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补给充足，我们的军队正处在最佳状态，而这些愚蠢的人仍旧故意冷落我，我不得不结束这一切。”他立即宣布中止谈判，并通过格兰特知照桂良，称英法联军“明天（9月9日）将向通州进军”。

收到这一杀气腾腾的照会，桂良大惊失色，忙向北京进行紧急奏报。

第四章 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

中国明清两朝均定都于北京不是没有缘由，此地向南可居高临下，俯瞰中原，向北可依据燕山山脉，防御漠北的游牧民族。后者是古代中原王朝的大患，所以在城防设计上，北京历来都更偏重于向北的防御，相比之下，东南方向一马平川，易攻难守，是其防御链中最薄弱的软腹部。

这是冷兵器时代大陆战略思维的必然结果。历朝历代的皇帝，包括康熙、雍正、乾隆这样的雄主，谁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中华帝国最强大、最凶恶的敌人，竟然不是来自北方大漠，而是来自东南海上！

其实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国防中的这一重大缺陷已经暴露无遗，道咸年间的君臣们也不是不知道，但知道是一回事，有能力纠正又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它和清帝国在兵力部署、军事体制、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根本性积弊一样，要在短期内予以改善，其困难程度都超出想象。就比如，你们觉得定都北京不适于防卫，难道迁都？可是北京仅仅作为清帝国的都城就已有两百多年历史，零零碎碎尽在于兹，哪里是说迁就可以迁的！

既然一时改变不了，大家便唯有面对现实。现实情况是谁若取得了大沽和天津，谁就可以随时兵临北京城下——从天津至北京，沿途几乎没有任何地理屏护。

只有明白了这一点，你才会懂得英法联军将向通州进军的消息，在心理上将可能对咸丰君臣造成多大的冲击。

巡幸木兰

在紧急奏报中，桂良认为事到如今，只有答应英法两国的条件，才能阻止英法联军开往京城，为此恳求给予他谈判中的便宜行事之权。

咸丰对于决战的信心本就不足，桂良的奏报让他更加心慌意乱。他忙指示桂良继续和英法谈判，尽力使和谈不致骤然决裂，但对于桂良的请求，他却没有给予允准。

不允准，是还寄望于奇迹发生，但其实就连咸丰自己都知道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他又另外任命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授权二人到通州重开谈判。载、穆临走前，咸丰面授机宜，他将英法提出的条件分成三类：第一类可以答应；第二类用于讨价还价，让载、穆可许则许，不必请旨；第三类属“万难允许之条”，载、穆如果正好碰上，须一面发报，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督兵作战。

9月9日是英法联军声称要向通州进军的日子。咸丰宣布自己将御驾亲征，直抵通州，他在上谕说：“朕看完奏报（即桂良的紧急奏报）真是愤怒极了！朕为了使京城附近的百姓免受荼毒，不得已才勉强同意抚局，不料该夷（英法联军）屡次肆意要挟，如今逼得我们不决战都不行了。”

看样子，似乎咸丰已经做好了背水一战的决心。可是紧接着他又下发了一件僧格林沁送来的密折，令王公大臣们阅看后迅速定议，而就是皇帝对这份密折的态度，暴露出了他真实的内心。

僧格林沁的密折是请咸丰“巡幸木兰”，也就是到远离京城的热河去打猎！

明眼人都能看出，打猎是假，让皇帝早点找个安全的地方猫着才是真。这时通州于京城的关系，犹如大沽炮台于天津，而僧王虽表示将在通州“奋力截击”英法联军，但显然也已不像战争刚开始那样信心十足，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应该是怕身后的皇帝成为自己的心理负担，与其这样，倒不如让皇帝暂避锋芒，以免所部与敌人交战时瞻前顾后、束手束脚。

臣是臣的想法，君却应该有君所持有的立场。试想一下，如果咸丰真的已打算破釜沉舟，又何必画蛇添足似的把密折拿出来？他完全可以像过去对待僧格林沁的“泣血折”那样，“留中不发”，锁到自己的抽屉里去啊！

大家由此都窥破了皇帝的心思，即他既不甘于“抚”，但又不敢战，他不是在战与抚之间犹豫，就是在战与逃之间摇摆不定。所谓御驾亲征，不过是“巡幸木兰”的矫饰之辞，就算是前几天发出的那些慷慨激昂的朱谕，如今也只有用优柔寡断、色厉内荏来加以解释了。

看完密折，除端华、肃顺等少数几个皇帝近臣兼主和派极力赞同，请求明示百官和准备前往热河的御轿御车外，其余王公大臣大多表示反对，他们希望咸丰能即日由圆明园回宫，以安人心，当然他们也同时反对咸丰亲征通州。

就在群臣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之际，侍郎毕道远忽然说道：“从古国君守社稷，断无远出之理！”

众人心里都明白，却不敢当着皇帝的面直接揭开的一层薄纱就这样被捅破了。咸丰让王公大臣们讨论原本也不过是形式主义走过场，但毕道远此言一出，逼着他不得不敞开天窗说亮话：“尔等所言固然有理，然而假使夷匪（英法联军）入城，将置朕于何地？”

包括毕道远在内，全都哑巴了。他们多为文臣，引经据典是拿手好劝，可是又有几个人敢说出“有我在，绝不让一个夷匪入城”之类的豪言呢？

咸丰又问团防大臣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争有什么准备，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再问：“京城兵力及布局足以坚守否？”群臣中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

咸丰的提问无疑是给端华等人撑了腰，他们立即将了反对者一军：“（京城）既已毫无可守，如何请车驾还宫？”

见此情景，原来并不支持咸丰“巡幸木兰”的吏部尚书陈孚恩也附议道：“宜为皇上筹一条路才是。”言下之意，我们既守不住京师，又保不了皇上，难道真让皇上坐在京城里等死？

反对者确实想不出什么能够挽救大局的良策，众人除了一个劲地叹息，就是低着头默默地流眼泪。

咸丰以为已经镇住了大臣，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大臣们居然又卷土重来——大学士贾桢领衔启奏，把反对咸丰亲征和“巡幸木兰”的理由全都明明白白地总结了一遍。

撒手锏

北宋时，辽军兵临澶州（也称澶渊）城下，宰相寇准力排众议，请宋真宗御驾亲征，士气大振的宋军终于守住澶州，挡住了辽军的进攻，时称澶渊之战。贾桢将咸丰的亲征与澶渊之战做对比，认为通州无澶州之险固，此时亦无寇准可恃，所以亲征就算了，“断不可轻于一试”。

至于“巡幸木兰”，贾桢说热河乃是一片旷野之地，打起仗来连个遮蔽物都不易找到，哪里及得上京师警卫森严，拱卫周密？如果京师都不足守，热河不是更守不住吗？

贾桢不但继续举着毕道远的矛枪朝咸丰冲过来，说他是以移驾为名，行逃避之实，甚至话里还含有了讽刺意味：你以为逃到热河就行吗？“夷人”就不能杀到热河去，把你给捉住？

咸丰又羞又愤，干脆也不装模作样地要群臣讨论了，直接下发朱谕：“巡幸之举，朕志已决，此时尚可从缓。”巡幸的事，我想好了，不是可不可以去，是一定要去，不过我也不急，还可以缓一缓再说。

皇帝放话北巡的消息很快就传出了宫廷。有人听到后把大腿一拍，说难怪，自夷人（英法联军）登陆北塘前后起，我就看到荧惑星犯南斗了！

荧惑星即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后看到的“赤星”（火星），由于其荧荧似火，行踪捉摸不定，故又称“荧惑星”。据说，如果荧惑星冲犯了南斗星宿，不但会发生死亡和战乱，而且连皇帝也要倒霉，典型的说法是“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

宫廷传出的消息无疑令占验家的预测得到了某种验证。京城之中顿时乱成一团，不管是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首先想到的是皇上都要跑，为什么我们还不跑，难道留在城中等死不成？

由于车马都被集中起来，准备用于咸丰跑路，大多数人只能步行逃命，其混乱状况比七年前听闻太平军即将打到北京时还要严重。眼见英法联军未到，城中已然乱成了一锅粥，群臣纷纷犯颜直谏，请咸丰收回成命，有的话说得颇为尖刻刺耳，完全可以视为唐突无礼、无视纲常的表现。

如果放在以前，如此不顾忌讳的大臣极有可能人头落地，流放边疆或送到宁古塔为奴都算是轻的。可现在不同了，自从“巡幸木兰”的面纱被无情揭开后，咸丰好像被扒光了衣服一样，里里外外都被别人看得透透的，他确实无话可以反驳，更不用说对直言的大臣追加处分了。

皇帝的威信一落千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装傻充愣，将奏疏全部“留中不报”，但这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大臣们的勇气。1860年9月11日，群臣再次会衔上疏，这次他们使上了撒手锏。

五代十国时期，后唐大将石敬瑭向契丹求援，并在契丹援助下灭掉后唐，自己做了皇帝。到了宋代有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掳掠北上，金人又将张邦昌推到前面做了皇帝。

群臣在上疏中将这些例子举出来，分析说咸丰北巡后，英法需要找到政权满足他们的要求，必然会另立一人做皇帝，就犹如历史上契丹立石敬瑭、金人立张邦昌一样，到时不仅咸丰自己的皇位不保，就是大清帝国两百多年的基业亦将毁于一旦，“皇上何以对列圣在天之灵乎？”

大臣们的这些奏疏不但是讲历史，更是在影射现实。那年咸丰与恭亲王奕訢兄弟失和，奕訢被逐出军机处后遭到闲置，从此郁郁不得志。前往天津谈判的桂良是奕訢的岳父，这些大臣充分发挥想象力，把桂良、奕訢和额尔金联系起来，认为额尔金以咸丰违约失信为由，又乘机将咸丰赶下皇位，令奕訢继之的意图，而奕訢也很可能成为石敬瑭、张邦昌的翻版。

除了会衔上疏外，工部尚书彭蕴章、大理寺少卿潘祖荫分别单衔上奏，语调一个比一个激烈，不是“国君死社稷，上欲何往？”，就是“上何以面对祖宗？何以面对臣民？”，他们还要求咸丰当机立断，将“误国诸臣”予以罢斥。所谓“误国诸臣”，暗指的是载垣、端华、肃顺，三人乃咸丰身边的当红辣子鸡，而且又都是主和派。

咸丰或许并不认为肃顺这些人是“误国诸臣”，但他无法回避自己和奕訢的那种敏感关系，大臣们的奏疏犹如掷出的标枪一样，直击其内心深处最脆弱的那块靶心。

这时京城已成立了由惠亲王绵愉主持的五城团防局，胜保自河南被召回京，负责指挥支援僧格林沁和保卫京师的预备部队。胜保也上疏力谏，劝咸丰不要被身边的“奸臣”所误，从而辜负天下臣民的期望。

就连宫中嫔妃都有人表示了异议，这个提出异议的嫔妃就是咸丰长子的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那拉氏聪明伶俐，且深得咸丰宠爱，有时咸丰感到精力不济，就口授谕旨并让其代笔批阅奏章，其间也允许她发表一些意见，以备自己参考。在北巡这件事上，那拉氏表现得比自己的丈夫更勇敢，她力主咸丰留在京城：“皇上在京，可以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蹈。”那拉氏也懂得一点历史，她引用东周时期周平王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蒙羞”的典故，说咸丰如果要弃京城而去，也会因此承受同样的羞辱。

见身边周围全是一片反对之声，咸丰实在招架不住，只好改口说为鼓励人心，他决定亲率劲旅在京北坐镇，并且还故作轻松地来了一句：“不满万之夷兵，何患不能歼灭耶？”

绝望的破产者

说是要亲率劲旅，可所谓“京北坐镇”，不还是要出京北行吗？至多不过添一个虚晃一招的蒙人环节而已。大臣们长年跟皇帝一起玩文字游戏，一个个眼睛都毒得很，哪里会看不出这是在耍小聪明，同时皇帝这种胆小怕事的想法也令他们很不满意。

1860年9月12日，吏部侍郎文祥等人上疏，说外间有很多议论，认为朱谕中有京北坐镇一语，表明皇上你仍有北巡之意，所以舆论依然汹汹。鉴于这一情况，请皇上赶快在谕旨中把不会出京北行这件事给定下来。

次日，文祥随醇郡王奕譞、惇亲王奕誴等人直接晋见咸丰。见到咸丰后，文祥恳切直谏，说到动情处痛哭流涕，不停地用头撞地，以至于脑袋都撞出了血。

奕譞、奕誴等几个咸丰的亲兄弟也都抱着咸丰的大腿哭了起来，奕譞一边哭一边请求身先士卒，亲率部队与英法联军决一死战。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咸丰不得不重新颁布上谕，煞有介事地言道：“最近因为军务需要，征调了很多车马。朕听到外间有一些没有根据的议论，竟然说朕将巡幸木兰，乘着秋天到北方去打猎，弄得人心惶惶。其实这都是谣言，朕为天下人主，当此时势艰难之际，哪里会有闲情逸致做这样的事情！”

即便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得把样子摆端正。咸丰说如果他真的要巡幸木兰，必定会明降谕旨，预先宣示，绝不会偷偷摸摸地溜走。作出这一表示之后，他让各位王大臣替他传谕各处，将所有征调的备用车马分别发还，接着又从内府拨银二十万两，赏给各处担任防堵和巡防任务的兵丁，以示激励。

经过如此一番澄清和安抚，一度动荡不已的人心才得以稍稍安定下来。

被咸丰任命为钦差大臣的载垣、穆荫在启程之前，额尔金、葛罗已经率军队沿白河直上北京。载、穆急忙照会英法公使，请其折回天津谈判。

可是他们的态度越温和，请求的语气越强烈，越反衬出朝廷的恐惧和不安，英法公使也就越加得意和有恃无恐。额尔金称不到通州绝不停步，葛罗则说在天津谈判不可能，到通州谈判是最后的底线，否则英法联军将直抵京师，至于究竟是在通州谈判还是直抵京师，“贵王大臣”自己看着办。

二选一，载垣、穆荫当然只能同意在通州举行谈判。

1860年9月14日，奉额尔金之命，翻译主任巴夏礼和翻译威妥玛到达通州，与载、穆进行谈判。双方反复辩论了八个小时，至深夜方散。载、穆来通州谈判本就是一种妥协，他们就像绝望的破产者一样，手里没有任何能与对方讨价还价的资本，谈判的结果就是把英法在天津所提的条件全部都应承下来，只等额尔金来通州盖印画押了。

巴夏礼、威妥玛满意地回到联军军营，向额尔金复命。9月17日，巴夏礼再回通州，准备与中方正式签约。这次他随身带了二十六名锡克骑兵作为保镖，除此之外，额尔金还让《泰晤士报》的记者作为巴夏礼的陪同，以便记录下条约的签订过程。

当天巴夏礼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说要由额尔金向咸丰皇帝面呈英国女王的书信，即面呈国书。载垣一听大吃一惊，立即提出四天前的谈判中并无这一条款，此为横生枝节，而且条约文本上会盖皇帝的玉玺，效果与面呈没有什么区别。

巴夏礼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载垣在其余条款上都表现得很柔弱，唯独在这一环节上却打死都不肯松口。

以巴夏礼的见识和身份，当然无法正确揣摩出中国人的心理，也根本认识不到中西方在利益标准上的差异究竟有多大。他不知道，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东方向来居于领导地位，其世界秩序观一直以不平等的封贡制度为基础，也就是所谓的“万国来朝”，可以这样说，别的国家在中国眼里都是朝贡国，西方各国亦不例外。

虽然到了道咸年间，清帝国的军事状况衰落至最低点，在西方国家面前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弱势地位，朝廷也已完全失去了自信，但没了自信尚有自尊，甚至在一种由担心、猜忌、蔑视所交织的复杂情绪中，皇帝和臣民们的自尊意识反而还得到了加强。

我们打仗的能力再差，毕竟也还是“天朝上国”，被迫和你签城下之盟已经丢了脸，如何还能再让你当面羞辱？由此，在西方人看来极为正常的面呈国书，载垣却视同洪水猛兽，他以“事关国体，万难允许”为辞，坚决予以拒绝。

巴夏礼弄不清载垣为什么突然会变得这么倔强，眼看在这一问题上中方至少暂时不会退让，他也就改变主意，同意放到以后再进行讨论。

你们怎么如此贪得无厌

经过整整一天的争吵，巴夏礼关于面呈国书的要求虽然搁浅，但他的另一个要求却得到了满足，载垣同意让联军在通州以外的张家湾安营扎寨。

1860年9月18日，巴夏礼骑马前去与额尔金进行商议，在经过张家湾时，他看到几排玉米堆后面聚集着许多僧格林沁部的骑兵。

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迹象，表明中国人在举行谈判的同时，也在为可能发生的战事做着准备。实际上，僧格林沁的确已在通州一带做了周密的军事部署，他将军营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又在张家湾至八里桥的范围内层层布兵，其中仅张家湾就有一千驻兵。

巴夏礼大怒，他派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奇快马加鞭，赶去向额尔金报告中国军队的动向，随后自己返回通州，态度蛮横地要求中方必须立即撤退张家湾的驻军。

面对巴夏使的兴师问罪，载垣回答说，驻兵可以撤退，但作为交换条件，英方要同意不面呈国书，也就是说，面呈国书这件事即使以后也不再存在讨论的余地。

巴夏礼一听，气呼呼地撂下一句：“不面呈国书，就是中国不愿和好！”然后头也不回地骑着马走了。

咸丰之前曾交代载垣，说如果碰到英法提出“万难允许之条”，必须一面发报，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督兵作战。在载垣看来，面呈国书就属于“万难允许之条”，巴夏礼本已同意暂且不提，可是这次去而复返，却显示出了一定要强加于中方的姿态，这不是说明谈判已经破裂，只能一战了吗？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官民对英法内部的情况向来都是一笔糊涂账，不少人还误以为巴夏礼就是联军总头目。有人对载垣说，巴夏礼“善能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此次来谈判，已被他看清楚了中方布兵的虚实，回去后，他肯定将率领全副武装的联军前来袭击通州。

载垣一想，自古擒贼先擒王，如果先把巴夏礼抓起来，英法联军必然军心慌乱，己方再乘此机会发动进攻，还能没有胜算吗？他赶快通知僧格林沁，请僧格林沁于途中截住巴夏礼。

巴夏礼很容易就被僧格林沁派出的部下截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被巴夏礼派去报信的洛奇。

洛奇在报信途中遇到了格兰特，格兰特已经探听到蒙古骑兵秘密调动的情报，而且已向军队下达了停止前进的命令，这使洛奇报告的价值大为降低。洛奇显然对此很不满足，他和巴夏礼一样，因为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始终碾压着对方，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安全意识，报完信后竟然又单枪匹马地回了头，结果正好自投罗网。

巴夏礼、洛奇很快被押到僧格林沁面前。巴夏礼是第一次见到这位传说中的蒙古王公，用他本人的形容，僧王“刚毅的面容显示出了非同寻常的才干和坚不可摧的意志”。

士兵要巴夏礼等人向僧格林沁磕头。自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节起，磕头与否一直是横亘在中国和西方人之间的一道难题，当时的中国人对磕头习以为常，但许多西方人都认为这是在牺牲他们的个人尊严，二者在观念上的冲突几乎不可调和。第三次大沽口战役期间，就曾发生过因被俘的英军士兵拒绝磕头，被愤怒的蒙古骑兵当场砍头的例子。

尽管早有先例，但在中国人面前骄横惯了的巴夏礼仍然拒绝磕头。士兵也不跟他客气，将他的脑袋按在大理石地面上嘭嘭地连磕了好几次。

在巴夏礼等人跪下后，僧格林沁逐一询问他们的姓名和军阶。当巴夏礼说出自己的名字时，僧格林沁立刻怒形于色，他气愤地对巴夏礼说：“你们赢了两次，而我们只赢了一次（指第三次大沽口之战）。你们两次进犯大沽炮台，你们怎么如此贪得无厌？现在到了教洋人学会尊重（别人）的时候了！”

巴夏礼对中国的蔑视和粗暴态度在华人中尽人皆知。僧格林沁认为巴夏礼不但行为恶劣，而且像他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货色，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应该对所有已发生的争端和不幸承担责任。他朝巴夏礼吼道：“我知道你的名字，是你们煽动手下胡作非为。既然你现在已经被抓到了，就要受尽折磨，以偿其罪！”

巴夏礼自恃有联军撑腰，到了这个时候仍不肯服软，他威胁说一旦联军方面知道自己被捕，必将向通州发动进攻，所以后果非常严重。僧格林沁听后哈哈大笑，随即朝一名随从点了点头，随从心领神会地把巴夏礼的头重新按到了地上。

“写信回国，让他们停止进攻。”僧格林沁说。

巴夏礼气急败坏地答道：“我没有任何办法控制军事行动，我绝不会欺骗亲王阁下。”

正说着，一名信使疾驰而至，很明显是发生了紧急军情。于是僧格林沁策马而去，后面一大批军官紧紧相随，巴夏礼、洛奇和其他被捕洋人则被押往京城，关进了刑部大牢。

难以穿越的鬼门关

原来巴夏礼等人被捕时，联军久候不归，便断定他们已成人质。法方提出立即对僧格林沁设于郭家坟的大营发动进攻，格兰特担心进攻会要了巴夏礼、洛奇的命，表现得犹豫不决。经过商量，联军方面决定在进攻前再做一次外交努力，他们让一群骑兵护卫着威妥玛，举着休战的白旗靠近僧营，威胁说如果僧格林沁不在第一时间释放人质，联军就将向北京进军。

这种威胁没有产生任何效果。1860年9月18日中午，在法方的催促下，格兰特终于下达了攻击令。

僧格林沁在张家湾和通州总共集结了两万人马，其策略是以骑兵构成屏障，阻挡联军对北京的进攻，同时相机对联军实施包围。如果是在冷兵器时代，这种“中世纪战术”无疑是有效的，但当面对拥有先进大炮和枪支的西方军队时，它却变得漏洞百出。特别是僧格林沁为屏障京城，将己方战线拉得过长，这使得联军很容易进行突破和渗透。

作战过程中，联军集中力量，用阿姆斯特朗炮对僧军防线中的薄弱部位进行轰击，僧军骑兵的战马受惊，回头狂奔，又冲击了绿营步兵。如此一来，步骑兵全都无法保持原有阵形，部队一片混乱。

此时一个团的锡克骑兵和阿拉伯骑兵，从左翼对僧军发起进攻。这些敌骑兵每个人都骑着高头大马，配有精良武器，而僧军步骑兵只能用抬枪和鸟枪反击，无论火力还是人员数量（在突破点范围内），都不是其对手。

短时间内，僧格林沁所组织的防线便一触即溃。这一战，中国军队损失高达一千五百人，而联军仅伤亡三十五人，张家湾和通州城也被英法联军占领。

张家湾落败后，僧格林沁率部退守八里桥，他和瑞麟紧急商定，全军分东、西、南三路截击敌军，其中近万名满蒙骑兵被配置在八里桥一带防守。

八里桥是一座横垮运河的石桥，为通州进入北京城的咽喉要地。僧格林沁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构筑了土垒和战壕，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在给咸丰的奏折中，他慨然表示：“倘该夷由通州上犯，奴才等唯有与之以死相拼。”

9月21日，凌晨4点，英法联军由张家湾和通州向八里桥推进。上午7点，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守军发起攻击。

僧格林沁闻讯，首先命令蒙古骑兵利用奔马的冲击力，对主攻西路的英军实施冲锋。因为这次英法两军是分开作战，英军又借了一批骑兵给法军，所以格兰特错把从远处飞驰而来的这群蒙古骑兵当成了借给法军的骑兵，竟然没有下令开火。直到对方靠近，英军才看清楚，急忙使用包括阿姆斯特朗炮在内的野战炮进行近距离轰击。

一部分蒙古骑兵不幸被猛烈的炮火“打得粉碎”，但另一部分骑兵经过勇猛和反复的冲击，“顶住了使他们惨遭伤亡的强压火力”，冲至格兰特的临时指挥部附近，有的距敌仅有四五十米。

对蒙古骑兵来说，就是这四五十米的距离，也是一道难以穿越的鬼门关。一字排开的英军狙击手开始进行轮番射击，骑兵们先冲向右方，发现右方火力炽热，又迅速转向左方进行迂回，然而始终无法冲破敌人密集的弹雨。

看到骑兵冲锋未能生效，僧格林沁亲自出马，指挥骑兵冒着炮火在南路与西路之间进行穿插，试图分割敌人的阵势，但关键时刻，南路部队却率先溃败下来。

南路部队由胜保指挥的五千京旗兵组成。战前胜保派人给主攻南路的法军送信，说如果联军继续进攻，他就要将两名人质给杀掉。

这两个人质一为法国牧师，一为英军上尉，如果是额尔金或者格兰特，肯定要为此犹豫半天。法军统帅孟斗班急于建功，哪里顾及人质死活，他二话不说就下令部队展开了进攻。

胜保素来有点二愣子脾气，一看，你们还真打，当我说话放屁是不是？立即把两名人质拖过来，一刀一个，杀了之后把尸体扔进了运河。接着他骑马跑到阵前，朝着法军大叫：“我是胜保，尔等可曾听过我的名号？”

法军倒是知道僧格林沁，却哪里听过什么胜保，不过见他戴着红顶花翎，骑着马到处跑来跑去，便知道是一员高级指挥官，遂集中火炮朝他进行轰击。胜保当即中弹落马，所部大旗亦被炸断。值得庆幸的是，虽然他的乘马几乎被炸烂了，其左颊、左腿也俱被弹片打穿，然而人居然还没死，仅受重伤。

在北方将领中，胜保的名气仅次于僧格林沁，但他的军事才能其实只是一般，临时归其指挥的京旗兵又久不训练，战斗力很弱，最后法军用仅仅阵亡三人的代价就打通了南路。这一仗令孟斗班得了势，自觉在英国人面前有了资本，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获得消息后，居然也不伦不类地给他授予了一个名为“八里桥伯爵”的爵位。

没有一个后退

南路溃败使僧格林沁分割敌军阵势的计划彻底落空，他只得指挥所部通过八里桥向后撤退。联军为了阻断僧军的退路，立即集中炮火对八里桥实施了轰击。

中国军队主要通过挥动旗帜来传递命令，一名英军翻译注意到，桥头站着一位身材极为高大的蒙古旗手，他手执一面绣有黑字的大黄旗，不时将大旗指向各个方向，其间丝毫不顾子弹、炮弹在自己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

不久，八里桥上就堆满了尸体。这名勇敢的旗手也终于被一枚霰弹击倒在地，大旗向一旁倒去，英军翻译看到，紧随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

战后，很多联军士兵都叹服于对手在战斗中表现出的无畏精神：“中国人和以勇气镇定著称的鞑靼人（此处应特指蒙古步骑兵）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中没有一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

僧军主力撤至八里桥后方后，格兰特经过对战场的观察，决定分兵一部从胜保军退出的南路实施抄袭。幸亏左翼的蒙古骑兵及时发现了英军的企图，经过一番奋力冲击，这才阻滞了敌人的凶猛攻势。

在战况不利的情况下，出于“严防京师”的考虑，僧格林沁率部退往北京城郊的皇木厂。与此同时，迎击东路敌军的瑞麟部队也退至皇木厂，与僧军合兵一处。至此，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关键也最悲壮的一次战役，八里桥之战以中方落败告终。张家湾、通州城、八里桥全部失守，京城门户大开，整个北京真正能够用来防御的，只剩下了一道古老城墙。

锡克骑兵奉命对北京城进行了侦察。根据他们的描述，北京城城高十余米，看上去非常坚实高大，而且城头布满密密麻麻的塔楼，不过城里似乎并没有军队守卫。

格兰特不相信北京没有军队驻守，他担心仅靠随军的火炮无法轰开城墙，使他像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中的何伯那样蒙受丢脸的失败。这时联军的弹药储备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每门随军火炮仅剩下四十多发炮弹，再加上从张家湾之战起，出战的联军就只是其总兵力的一部分，大部队尚在天津，若现在攻城，兵力上也严重不足。

额尔金和葛罗生怕迟了巴夏礼等人质会性命不保，故而向格兰特施压，要求赶快攻城，但格兰特仍然拒绝动兵，非要等后续援兵从天津开来不可，最后两人也只得以格兰特的决定为准。

得知前方兵败，正在圆明园内的咸丰大为惊骇，他深知禁军不足恃，京城不可守，遂决意“巡幸木兰”。1860年9月22日，在事先未通知臣僚，甚至连銮驾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他便匆匆逃往热河。

七年前，咸丰对王公大臣们说：“国君死社稷，礼也。”当时的他面对大兵的进逼，虽然也曾有重蹈前朝覆辙的担忧，也曾恐惧害怕和战战兢兢，但终究还是硬着头皮站出来，以与社稷共存亡的决心接受了挑战。

在而后七年的时间里，内忧外患的不断折磨以及对犬马声色的沉沦，显然已经严重地磨蚀了咸丰的耐力、意志力以及勇气，让他逐渐变得极为胆小怯懦甚至猥琐。作为一国之君，他不仅在朝野最需要他担当的时候放弃责任，当了逃兵，而且还密谕留京的恭亲王奕訢，让弟弟在议和不成、战又不胜的情况下也偷偷逃往热河。

咸丰的这种做法足以让他声誉扫地。知晓内情后，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上意直弃宗社臣民如敝屣。”皇帝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已经可以像对待一双破鞋一样，把祖宗基业和他的臣民全都扔掉了！

由于逃得实在过于匆忙，咸丰出京时所带随从很少，嫔妃仅皇后、懿贵妃等十三人，随行大臣也只有几个王爷、军机大臣以及端华、肃顺等。逃亡的当天，咸丰能够得到的食物仅仅是两个鸡蛋，次日，他和嫔妃们才喝了几碗小米粥，后来有一天甚至连咸丰自己都没能填饱肚子。

正所谓“国家多难，天子蒙尘”，咸丰绝想不到自己有一天真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忍不住伤心地落下泪来。

欲脱虎口，又入狼群

当时外间谣传英国人欲拥戴奕訢为皇帝，咸丰临行前便将载垣、穆荫的钦差大臣职务予以撤免，另授奕訢为全权大臣，留京与英法议和，实际是想用他来缓和局势，挡一挡联军进攻的锋芒。

奕訢原本是主战派，未曾想时势弄人，不但被皇兄弃于险地，还不情不愿地充当了和谈棋子。在给奕訢的密谕中，咸丰于闪烁其词中也尽显对弟弟的猜忌之意：一方面让他议和，另一方面又说和局难成，以后还要他在军营后路督战；一方面要他给英法传递照会，另一方面又让他尽量不要与英法公使直接见面。

其实早在天津失守时，京城中有条件的高官、富户及其家属大多就已经逃走，其余官民也走了十分之三四。等到听闻英法联军兵临城下，城内更是一片风声鹤唳，剩下的人全都雇车争相出逃，倒是便宜车夫乘机涨价，从中狠狠赚了一笔。这尚是雇得起车的，若是穷人之家就只能扶老携幼，牵男抱女，靠着两条腿踏上亡命之途了。

一遇战乱，照例盗匪蜂起。城外土匪极多，出逃官民往往遭到打劫，不少人家被弄得人财俱失，可谓欲脱虎口，又入狼群。那些天，京城内外号哭声不绝，路上行人蓬头垢面，跌跌撞撞，境况甚是凄惨。

1860年9月25日，咸丰出逃的第四天。形势更为紧张，传到城中的各种消息都有，就是缺乏真正确凿的信息。其间土匪故意散布谣言，混淆视听，弄得到处人心惶惶。北京城共有九座城门，白天它们都被关得紧紧的，但就这样也阻止不了出逃的人潮，有人为了能够逃出城外，甚至不惜用重金贿赂门卫。守城者最后只好将其中的两座城门半开，到了下午再把门关上。

至此，城内官民已逃去大半，走在街上都看不到什么人。商铺也关掉了一半，市面上一边是物价飞涨，一边是满目萧然。

北京分为内城、外城。嘉庆十八年发生林清之变时，以为要天下大乱，外城里有的官衙曾悄悄地将门前的招牌摘下来，内城官民见到后还引为笑谈。如今则不但是外城，连内城的衙门也慌不迭地在摘招牌，不但衙门摘招牌，有子弟做官的人家为了避祸，也赶紧取下了以往用以光宗耀祖的科第匾额。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都不用英法联军攻城，一个民变就可能令城池不保。咸丰临走前对此也有所预料，特命文祥署步军统领，负责内城守卫。在文祥的调度和部署下，内城才没有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外城则因有五城团防负责维持秩序，也还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咸丰出逃时瞒过了几乎所有臣僚，仅圆明园的值日官和奕訢、僧格林沁等少数接到他密谕的人知晓此事。大部分人都以为咸丰尚在京城内外的某处，只是不清楚他具体在哪里罢了。直至9月26日收到咸丰在奔逃途中发来的谕令，大家才知道他去了热河。

在新的谕令中，咸丰委任四人为留京办事王大臣，其中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负责外城城防，桂良负责协助奕訢办理“抚局”，也就是进行议和谈判。

奕訢、桂良奉命驻于圆明园内。未几，僧格林沁和瑞麟也将军营移往圆明园所在的海淀，僧格林沁除履行城防任务外，还奉命跟随奕訢办理抚局，凡联军送来的“事机紧要”和照会等文件，均由其军营转递给奕訢。

初次与洋人交涉，奕訢并没有什么经验，一开始他只是一厢情愿地让英法联军先退至天津，然后再举行议和。额尔金和葛罗不但不予理睬，而且提出必须在三天内交还巴夏礼，否则将于9月28日攻城。奕訢见状，又急忙提议联军退至通州，待双方换约后他即将巴夏礼送还。

留京官员中有一个叫恒祺的人，之前曾多次受命接管粤海关税务，后又负责办理海口通商事宜，参与对英法的交涉。恒祺在广州任粤海关监督时与巴夏礼打过交道，有些交情。在发现巴夏礼奇货可居之后，奕訢便决定派他出城向洋人转达自己的提议。

由于京城外城七门紧闭，恒祺只能坐在一只篮筐里，从城头吊下来。翻译威妥玛依约在城墙下等候，两人见面后，恒祺向他讲述了恭王的新提议，但却遭到一口拒绝。

恒祺回城后，向众人讲述了谈判失败的情形，并建议释放包括巴夏礼在内的全部人质。可是其他人都不同意，有的说绝不能放，还有的主张干脆来个痛快的，全部杀掉了事。让人发愁的地方也正在此处，皇帝不在城里，没人敢做决定，就连奕訢也不便在人质的问题上擅自做主。

软硬兼施

既然暂时还不能释放人质，奕訢和恒祺决定先在巴夏礼身上做一做文章。

巴夏礼被捕后，日子一直很不好过，据他说，其间他“不时受到许多粗暴的对待和各种各样的侮辱”。1860年9月26日这一天，恒祺突然来到刑部大牢，并以故人的身份出现在了巴夏礼所在的牢房里。之后巴夏礼便被解除了沉重的镣铐，同时受惠的还有洛奇，按照巴夏礼的要求，洛奇不仅得到了解除镣铐的同等待遇，还破例被和巴夏礼关到了一起。

在看望巴夏礼时，恒祺并没有说出谈判失败的事，甚至于他都没有和巴夏礼、洛奇谈论政事，他们之间所探讨的居然是这样的话题：地球和太阳，究竟哪一个是宇宙的中心？

眼看着联军就要攻城，恒祺怎么会有闲心突然对“宇宙的中心”产生兴趣？不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以消除巴、洛两人的紧张情绪以及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而已。

巴、洛在牢里已经受了不少罪，视恒祺如同救星，而且谈着谈着也确实没原先那么拘束和害怕了。见火候已到，恒祺便开始在谈话中夹杂“私货”，他首先故弄玄虚地说，中国皇帝在蒙古还有一支几十万人的秘密军队。言外之意，如果把我们逼急了，这几十万蒙古军队也够你们洋人喝一壶。

接着，他又对战火不断所带来的灾难表示了一番感慨，用以提醒巴夏礼：“如果（中国军队）全面溃败，皇帝必然要退位，所有（中英）贸易都将中断。”

到这个时候，恒祺才言归正题，说到恭亲王非常希望讲和，所以希望巴夏礼能够给额尔金写封信，让额尔金知道他受到了中方的良好对待，情况很好，很愉快。恒祺还说，如果巴夏礼能在信中写上“亲王是位易于打交道的大好人”“亲王是一位文明的政治家”之类的话，那就更好了，恭亲王本人知道后肯定会觉得满意，他的处境也有望得到进一步改善。

恒祺一露底，却把巴夏礼给点醒了，好哇，说一千道一万，是想骗我拆额尔金的台，当“卖国贼”，当“英奸”啊，没门！他当即拒绝了恒祺要他写信的要求：“鉴于我既不愉快也没有获得良好对待，所以我不能对此说谎。至于亲王，我无缘结识其本人，因此很不幸，我也不能说亲王是阁下所描述的那种人，尽管我毫不怀疑阁下所说的一切都千真万确。”

恒祺连忙告诉他，恭亲王刚刚才知道他受到了不好的对待，马上下令解除镣铐且不得有丝毫延误，也就是说，牢中破例如此，其实是奉了亲王之命。

巴夏礼听了之后虽有所触动，但仍不肯松口。这个洋鬼子早在广州做领事时就以脾气暴躁、性格好斗著称，他说亲王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是最聪明的办法，是立即释放他和洛奇，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被错误监禁的。否则的话，恒祺将不会从他身上得到任何写给额尔金的信件。

是否要立即释放巴夏礼的事已经讨论过了，可不是行不通嘛。恒祺感到很难办，他想了想，便对巴夏礼说：如果你不能写信以确保双方停火，皇上就会在皇太后的催促下处死你！

虽然恒祺是为了软硬兼施，迫使巴夏礼就范才临时编了这句话，但巴夏礼听了也着实心惊。他是个“中国通”，知道“对中国人来说，残酷对待囚犯，甚至要他们的命，并不是什么出格的事”，别说皇帝，没准眼前这个恒祺就有能力处死他。

巴夏礼赶紧哀求恒祺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同时也不忘威胁对方：“你临时杀死几个囚犯并不会给联军带来任何损失……但是你这样做却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见巴夏礼已经感到害怕，恒祺一语双关地向他做出保证：“两三天之内，你们不会有任何危险。”

两三天之内不会有危险，两三天之后呢？起先还装得颇为大义凛然的巴夏礼终于不敢再玩倔强了，他转而对恒祺说，即便亲王不准释放他们，也应该让他们离开监狱并享受适当的膳宿条件。

恒祺答应把他的要求转告给恭亲王，但亲王能不能应允就不知道了：“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可想吧。”

要把巴夏礼移出监狱还真不容易。咸丰将巴夏礼等一干人质当作讨价还价的唯一筹码，奕訢自己也害怕惹上包庇洋人乃至与洋人勾结之类的嫌疑，因此迟迟无法做出决断。

不改善巴夏礼的待遇，他就死活不肯写信，他不写信，联军就逼得更紧更急。奕訢进退不得，只能继续以人质为筹码要求英法从北京退兵，重复声明，只要联军退兵，就可以将包括巴夏礼在内的人质全部予以释放，其间还暗示一旦联军开始进攻北京，人质就将被当众砍头。

犒师求和

9月28日是英法公使声称不交还巴夏礼就攻城的日子，但英法联军并没有在当天发动进攻。真正的原因当然是后续援军尚未抵达，但城中的王公大臣并不知道这一秘密，大家还都以为是恭亲王的恫吓策略生效了。

如此一来，奕訢周围的舆论环境变得宽松了许多，这使巴夏礼退而求其次的那个愿望得到了满足。1860年9月29日，巴夏礼和洛奇被从刑部大牢转移至北京北面的高庙。与以前相比，两人所受到的待遇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翻转。在附近的一家饭馆里，他们被予以好酒好菜招待，而且居然一顿饭就上了四十八道大菜。

巴、洛二人都生着病，身体虚弱，饭菜即使再丰盛也吃不下去，倒是能够洗澡更衣令他们感到很是高兴。这些特意施加的小恩小惠也让巴夏礼转变了态度，他同意给额尔金写信，建议联军停止前进，与中方进行谈判，不过他仍拒绝按照恒祺所授意的内容去说。在信中，巴夏礼写道：“现在中国官员对我和洛奇很好。他们告诉我们，亲王是一个果断智慧的人，可以暂时停止敌对，创造一个谈判的机会。”

收到巴夏礼的信件，确证巴、洛平安无事，额尔金感到十分高兴。巴夏礼的信是用中文写的，在将信件拿给中方前，洛奇特意在信末用印度语加了一句话，强调他们是在中国人的胁迫下才写的信。不过他们显然是多虑了，按照联军的计划，北京城必攻无疑，巴夏礼写不写这封信都与之不搭界，两人自然也不会成为“英奸”。

倒是洛奇的小心机启发了额尔金。中方允许英国人给巴、洛送衣服，他就在衣服里面多放了一块手绢，上面用印度语绣了一段密语，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联军在三天内就要发动进攻。

额尔金的本意应该是安慰巴、洛，让他们不要着急，联军很快就要来拯救他们了，可实际上这段密语却让两人如坠冰窖，陷入了极度的惶恐不安之中。原因是之前在刑部大牢时，负责审讯他们的中方官员曾经向他们发出警告，说联军向京城射击的第一发炮弹就是他们的死讯。

巴、洛欲哭无泪，但又不敢声张。另一方面，因为他们肯写信，中方给予的待遇却越来越好，恭亲王奕訢还特命给巴、洛送来了一种名贵的茶叶。这种茶叶连一般官员平时都喝不上，于是在他们喝茶的时候，有些官员也会走过来要上一点儿。

待遇再好，对于濒死之人来说都没太大意义，反而还可能加剧他们的痛苦。巴、洛就是如此，两人在一块木板上画了一幅双陆棋图，然后一边吃着牢头给的糖果，一边通过下棋来排解心中的恐惧和不安。

三天的期限很快就过了，但由于援兵依旧未露面，所以城外的联军也只能继续通过喊口号来吓人。这次被吓住的是北京城里的商人，包括同仁堂、恒利木厂等几个商家凑到一块，备了千头牛羊还有酒什么的，到联军军营“犒师求和”。

春秋时有个“弦高犒师”的故事，说的是秦国想灭郑国，郑国商人弦高知道后便拿出自己的牛前去犒劳军队。秦军以为郑国已有准备，就放弃偷袭计划回去了。与之不同，商人们的这次“犒师求和”只落得了一个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下场。英军对送去的东西照单全收，却拒绝议和，他们对商人们说：“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商人能管的，你们一定要议和，就让恭王亲自来吧！”

咸丰早有谕令，让恭亲王不要与英法公使直接见面，而且奕訢自己去，会不会也是有去无回？可如果不去，又怎么应付英法联军攻城的叫嚣呢？

恒祺再次建议先释放巴夏礼，但奕訢对此踌躇不决：巴夏礼在手里至少是个筹码，若是放走，谁知道英法联军会不会退兵？要知道洋人可没有做过这样的保证。

就在奕訢不知究竟该何去何从的时候，1860年10月4日，联军终于接收到了从天津开来的援兵，援兵包括步骑炮兵共八千多人，其中还有一支攻城炮队，他们带来的加农炮可直瞄射击，乃攻城的一大利器。

联军刚刚进抵北京城时，额尔金一直催着军队赶快攻城，如今随着攻城的时机成熟，他却又犹豫起来。原因是他本来不知道巴夏礼是死是活，现在知道对方还活着，就不免担心联军的全面进攻会引发中方报复。在日记中，他坦言：“中国人发觉自己手里掌握了一根可以左右我们的杠杆，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利用这个优势。”

在联军内部，打仗的事最终还是得军事统帅说了算。格兰特和孟斗班一致决定非打不可，他们决定从两个方向包围北京，最后在圆明园外面的城墙边会合。

10月6日中午，联军袭击了僧格林沁、瑞麟军营。僧军在八里桥时尚能拼死血战，但自撤退至北京郊区后，战斗意志和士气都已跌至谷底。僧格林沁在战前承认：“现在人心涣散，难以收拾，设有疏失，势将全行溃散。”瑞麟本非军事统帅之才，对部下过宽，更是无法统辖部队。两军皆不战自溃，骑兵“望影而逃”，步兵“闻风而窜”，联军所过之处，如入无人之境。

在僧军溃逃后，英军检查了他们的防御工事，结果在防御工事的内部发现了一道十几米高的副堤。联军方面相信，如果这道副堤掌握在一支精锐部队的手中，将是一条非常坚固的防线，英军的大队人马就没这么容易往前推进了。由此也可见僧格林沁备战时并没有敷衍了事，怎奈所部人心涣散，已经无法再组织起任何像样的战斗了。

万园之园

法军比英军先到圆明园。圆明园原有守军两千余人，但他们的表现同样是一塌糊涂，一会儿工夫便逃散一空。奕訢和桂良等人不敢再留在圆明园，分别寻他处躲避。晚上，奕訢逃到了长辛店，当地条件简陋，连供住宿的房屋都找不到，奕訢一行整整一晚上都只能露宿在外。

大难临头之际，反倒是平时那些不起眼甚至受人歧视的太监更应该值得人们尊敬。住在圆明园的五百名太监一边高喊着“不要亵渎圣物！不要踏进圣殿”，一边竭力拦阻士兵进入圆明园。

在这些太监中，有二十多名是“技勇太监”。所谓“技勇太监”，都是会武功、拥有自卫能力而且容许携带武器的太监，他们在“八品首领”任亮的带领下，“遇难不恐，奋力直前”，用佩刀和鸟枪进行了微弱但又坚决的抵抗。

在搏斗过程中，联军两死两伤，虽然因寡不敌众，二十多名技勇太监最终全部殉难，但他们的行为已足以令那些未战先逃的懦夫为之汗颜。

其余太监多被法军驱散，他们一边走一边仍高声叫骂，诅咒法军将遭天谴，也有许多太监和宫女因不忍目睹朝夕相伴的名园被蹂躏而选择了自杀。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年间，它的名字就是康熙本人命名的，后来雍正将它作为行宫，一年四季都常住在园里。至乾隆继位，圆明园发展到了鼎盛期，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园之园”。

圆明园由圆明、畅春、绮春三园组成，共包括两百多座中西风格的建筑以及园林，其中的许多园林可以与法国凡尔赛宫等欧洲最上乘的园林相媲美，甚至更胜一筹。除此之外，园内还收藏着大量珍贵的书画、古董以及各式各样的宝物。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它的价值难以估量：“世界上前所未有，后世恐怕也难以再现。”

此前从未有欧洲人能够踏进圆明园的门槛。对于这样一个东西方知名的皇家大宝库，英法联军早就垂涎三尺。其实，他们自登陆北塘起就开始了大肆抢掠，额尔金曾在日记中用嘲弄的口吻指责抢劫的法军士兵：“他们在全副武装的敌人，甚至是中国人面前，倒是很谨慎，但是在手无寸铁的村民和食不果腹的妇女面前，则有着不容置疑的勇气。”

法军也反唇相讥，说：“至于英国人，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就抢劫而言）。他们经过之后，你甚至连一片指甲也找不到。”

实际上，在贪婪、残暴和虚伪方面，这两个殖民地国家的德行都差不多，区别只在于英国人倾向于破坏，而法国人更喜欢玩赏。

英法军在出兵后很快就失去了联系，格兰特因此指责法军故意切断与英军的联系，为的就是好独吞圆明园的“战利品”。不过格兰特似乎是有些冤枉孟斗班了，至少孟斗班本人称他还是想等一等英军的，只是他那些急不可耐的部下实在等不及了。

一名法军军官描述他眼中的圆明园：“这简直就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场景，就是仙境，即便是拥有再丰富的想象，我们也无法想象这样的情景，它触手可及。”在无人进行强制性规定和约束的情况下，官兵们内心的贪欲之火瞬间被点燃，他们甚至放弃了平常因为要“玩赏”而舍不得破坏的做法，也搞起了英国人习惯的“打砸抢”。园中一片狼藉，珠宝撒得到处都是。有一名法军军官抢到一条珍珠项链，其中每个珠子都有玻璃弹珠那么大，事后这条项链在香港卖了三千英磅。

孟斗班为了维持一下秩序，限定每名士兵只带一件抢来的东西回家“留作纪念”，但命令也并未能够得到执行。法军的这种无秩序哄抢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当官兵们离开圆明园，回到城墙外的营地时，几乎每个人的口袋都鼓鼓囊囊，塞满了抢劫所得的财物。

宫殿对所有人敞开大门

1860年10月7日，当英军步兵到达预定的会合地点时，他们看到法军帐篷里堆满了各种奇珍异宝，法军士兵不但佩戴着一看便知道价值数百万法郎的珠宝，而且身上和头上还披着显然只有贵妇人才能使用的装饰带和薄头巾。整个法军营地已被丝绸堆满了，乃至连营帐、床铺、被单都换成了丝绸，一位英国随军牧师形容法军帐篷是“完美的丝绸和刺绣发出的光芒”。

见此情景，英军士兵的眼中都要冒出火来，他们不由分说，立刻向圆明园冲去。在此之前，下午2点，格兰特已随骑兵先头部队到达了圆明园，他亲眼见证了法国人的贪婪已到了何种程度：“看到各种东西遭受抢劫的情形，让人心寒。宫殿中没有一间房间没被动过。”

格兰特的“心寒”当然不是说圆明园不该被抢，而是气愤于法军的吃独食和无秩序的哄抢。英国人比法国人保守，一般而言，英军的守纪程度和团队精神也胜过法军，为了在孟斗班面前表现一下，格兰特随后向英军下达了不要擅动圆明园的命令。

令格兰特感到脸红的是，英军在冲进圆明园后，所作所为与法军并无分别，甚至更为疯狂。骑兵以及接着赶来的步兵全都只顾着抢东西，没人愿意执行他的命令。

英军军纪由此涣散到了极点，以致当第二天军营的起床号响起时，只有十分之一的士兵到场集合，其余人大多还在圆明园里抢东西。置身于这一氛围之中，格兰特也和孟斗班一样，不再一个劲地装模作样了，他的部下说：“将军现在完全不反对抢劫……无须通行证，宫殿对所有人敞开大门。”

等到纪律稍稍得以恢复，格兰特下令英军士兵交出赃物，用于公开拍卖。拍卖持续了三天，总共卖了将近十万英镑，在赃物变成赃款后，英军官兵进行了集体瓜分。

法军没有搞拍卖这一套，谁抢到的赃物就算谁的。英军士兵到中国来有额外津贴，法军士兵则没有，英国人比法国人有钱，于是很多法国士兵就向英国士兵出售赃物。一名英军军官回忆那个时候，“只要碰上任何一名法国士兵，问他有没有什么要卖，他很快就会拿出一些金表、几串珠宝、宝石饰品或者毛皮”。

两个殖民地国家的元首也实质性参与了分赃。格兰特对法国人捷足先登耿耿于怀，要求孟斗班和英国平分在圆明园发现的金条。孟斗班被逼不过，只好将法军抢到的一半金子及其宝石权杖送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作为礼物。

剩下的另一半金子，孟斗班送给了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法国皇后和一位皇亲国戚也各拿到了一条珍贵的项链。

圆明园被抢掠和毁坏得如此严重，以至于连额尔金都感到万分震惊。额尔金的父亲老额尔金当年因毁坏雅典的帕提侬神庙，在欧洲臭名昭著，被指责为是“万神殿的破坏分子”。似乎是害怕自己也被冠以相同的恶名，额尔金在日记中此地无银三百两似的写道：“我想要得到宫殿中的许多东西，但我不是个小偷。”

英法联军侵入圆明园后，奕訢等人急忙驰奏朝廷，因地理阻隔，等奏报到达热河时，已经是几天后的事了。看完奏报，咸丰“愤懑已极”，当天连发七道谕旨，调各路勤王之师前来保卫京城和热河。

僧格林沁、瑞麟在张家湾至八里桥之战中的表现，已令咸丰深感失望，此次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大肆抢掠，僧、瑞两军如同泥塑木偶，没有起到一点防护作用，更是被咸丰认为难辞其咎。他随后传旨，对僧格林沁、瑞麟分别予以革去爵职和革职的处分，但由于前方急需用人，所以仍让两人继续留在军营效力。

1860年10月8日，恭亲王奕訢下令立即释放巴夏礼、洛奇。有一种传闻，认为奕訢这么做，是因为恒祺在热河朝廷里安插着探报，他从探报那里得到消息，说咸丰为报复英法联军掠夺圆明园，已下令处死巴、洛，而且相关处决令已在送来京城的途中。

且不说咸丰其实几天后才能够看到奏报，仅就探报传递消息的速度而言，难道会比朝廷的驿递更快？

真实的原因恐怕还是奕訢等人发现随着英法联军的进攻，继续扣留巴、洛的价值已经不大，同时他们也相信，如果让联军攻入京城，而巴夏礼、洛奇又有个三长两短的话，对方必然要进行疯狂报复：轻者会如同巴夏礼曾威胁恒祺的那样，要了包括恒祺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员的命；重者会进行屠城，要了无数京城军民的命。

奕訢的决定让恒祺松了口气，在巴夏礼被释后，他托人带信，希望巴夏礼能陪他去一趟圆明园。由于被囚时得到恒祺的照顾，巴夏礼也很愿意卖他这个人情，就答应了恒祺的要求。

总管圆明园事务大臣文丰是恒祺的好友，恒祺去圆明园不但是要察看一下情况，也是因为担心文丰在无力保护圆明园的情况下会自寻短见。他们在园内找了很久，最后才在圆明园最大的一个湖“福海”中看到了文丰，后者脸朝下沉在湖里，已经死亡多时。

虽然有所预料，但眼前的情景显然还是令恒祺深受打击。他一个人坐在湖边泥泞的岸上，把头埋在双手里，已经再也顾不得身为官员的体面和矜持。巴夏礼看出，恒祺哭了——他虽然试图加以掩饰，可是他那像孩子般抽泣耸动的肩膀却说明了一切。

巴夏礼是个地道的殖民主义者，向来看不起中国人，此次却难得地被打动了。他后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一个死去的中国人感到婉惜。

可怜圆明园的苦难还才刚刚开始，更为惨烈的境遇仍在后面等待着它。

开门揖盗

1860年10月9日，英法联军挖好战壕，用十三门加农炮对准安定门，然后照会中方，限令三日内打开安定门，并将其交给联军把守，否则即行攻城。

此时京城除城内守军外，尚有僧格林沁、瑞麟、胜保统率的军队，以及由内地各省陆续催调的勤王之师（尚未到达），估计总兵力近二十万，而且城墙周围还设置了大小炮位千余座，理论上完全可以一战。只是理论不能代替现实，现实是在圆明园被劫前，僧、瑞军和圆明园守军的不战而溃，已令守城大臣们完全丧失了抵抗的信心。

在商讨过程中，负责城防事宜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说：“既然已经准备和议，彼攻我守，就是失信于人了，不如开门纳之。”其他人也都主张“定期开城，休兵息民”。

10月13日上午，巴夏礼与恒祺进行谈判，要求中方立即开门投降。恒祺自然仍要尽可能找各种借口进行拖延，但巴夏礼根本不给予商量余地：今天中午12点以前开门，不得延迟一分钟！

中午，离指定时间还差一刻钟的时候，安定门先出现了一条缝隙，接着便轰然大开，恒祺从城内走出，表示已同意联军方面的要求，联军入城将不会遇到任何抵抗。

于是，额尔金率领着五百名联军官兵，未发一弹，不损一兵，便以征服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北京外城。联军入城时，沿途“观者如市”，市民竟然也像平时看热闹一样围了里三层外三层。

从来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外夷”会以这样一种方式闯入大清帝国的首都，在实在无法解释的情况下，星象说就又被搬了出来。

两年前，西北天空出现了一个拖着长尾巴的星，开始人们还以为是扫帚星，经过确认才知道是长星。长星亦名“蚩尤旗”，尾巴拖得很长，与扫帚星极其相似。那次长星出没竟达五十天之久，发生这样的异动是件比较罕见的事，如今就被认为是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的预兆。更为吊诡的是，有人算了一下，北京城门从被迫关闭到联军入城，正好就是五十天！

“外夷”可不管这些神秘莫测的所谓“天命”，联军入城后就堂而皇之地在安定门城墙上安设大炮，将炮口对准紫禁城。与此同时，他们还将英国国旗悬挂在城门旁边的一根旗杆上，将法国国旗从城墙上的一个观察孔伸出，已显示对北京的占领。

1860年10月15日，各城门的中国守军完全撤退，巴夏礼甚至以出入方便为由，向中方要去了城门钥匙。

一时间，城中遍布洋兵，外间谣传连紫禁城也被攻破了，有人说京城留守官员们实际上是在“开门揖盗”。官员们心神不安，只得联名请尚在城外的恭亲王奕訢入城，以便速定抚局。

奕訢接到的皇帝密谕，却是说洋人诡计多端，让他择地居住，不要被对方抓住作为人质。皇帝的密谕弄得奕訢进退两难，不仅不敢轻易入城，还得不断地在城外换地方居住。

在英法联军入城前，包括巴夏礼和洛奇在内，共有三十多个英国人和锡克骑兵成为战俘。联军入城后，他们陆续得到释放，但其中的十九人已经死亡，其中包括额尔金的侍卫副官安德森少尉、一名炮兵少校以及一名《泰晤士报》的记者。

联军方面认为除在八里桥被杀死的传教士和上尉外，其余人都是被虐致死。死亡的具体原因包括：用浸了水的绳子进行捆绑，造成全身血液不通，肌肉坏死，例如安德森在临死前因为过紧的捆绑，手指和指甲已经爆裂，露出了白色的腕骨；集体被迫跪在圆明园外面的院子里三天三夜，白天晒晚上冻，而且不给任何吃喝，安德森第二天就陷入间歇性昏迷直至死亡；伤口感染，生出啃噬伤口的蛆虫，可是因为双手被捆，又无法弄走蛆虫，据说一名锡克骑兵在临死的时候，双手已经全部被蛆虫吃掉了……

额尔金暴跳如雷，他首先迁怒于格兰特和孟斗班，认为如果联军能够在第一时间迅速发动进攻，很可能战俘们的性命就保住了，而正是这两个军事首领拖延攻城，才导致了战俘的死亡。

接着，他又决定采取“不流血措施”对中方进行报复和警告。得知额尔金要报复中国，应中方请求，扮演调停角色的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提出建议，说不如捣毁中国的刑部，并且在原址上建一座纪念碑，让中国政府在纪念碑上用中文、英文、法文、蒙古文和满文记录自述失败，从而对中国进行公开的、象征性的羞辱。

这种报复方式在额尔金看来实在是太轻了，难以平息心中的怒火。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把曾经关押英军战俘的圆明园作为报复目标：火烧圆明园！

该服还得服

老额尔金因洗劫艺术品而坏了名声，小额尔金对此一直非常介怀，但他自侵入中国后，用以改变形象的方式却不是洗心革面，而竟然是变本加厉地毁灭艺术品！一位西方学者对此给出了绝妙的评价：额尔金家族的恶行属于隔代遗传，只不过儿子已成为父亲的一个奇特变种。

当然额尔金自有逃避谴责的一套方法和逻辑，他在给本国政府发去的请示报告中写道：“圆明园乃我军战俘被关押过的地方，焚掠该园，是要报复清政府，与其人民无关。”

按照额尔金大言不惭的说法，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玩乐的地方，他烧掉圆明园，既是为了以示惩罚，也是为了治一治清朝皇帝的傲慢心。显然，在他看来，圆明园只是咸丰这个“邪恶皇帝”的私人财产，他烧掉圆明园就是要向中国人表示，他不是把虐俘的责任算在中国人身上，而是算在了皇帝及其亲信身上。

在致英政府的请示报告中，额尔金还具体阐述了焚园的两条理由：其一，战俘在圆明园内被绳捆索绑，且三天不给饮食，此园为战俘们的受困之所；其二，若不焚毁圆明园，就不足以留下永久痕迹，也无法让英国人消除愤恨。

因为媒体的炒作和渲染，英国国内早就充斥着一片报复中国的声音，额尔金关于火烧圆明园的计划立即得到了众口一辞的赞同和支持，英国首相巴麦尊回复说：“我从心里感到高兴，这是绝对必要的。”

在联军内部，提出异议的是法国公使葛罗，但葛罗的目的不是要保护圆明园，而是为了提出一个更加丧心病狂和骇人听闻的方案，那就是烧毁“城里的皇宫”也就是紫禁城，其如意算盘是想借机对紫禁城实施大规模的抢掠。

额尔金没有马上否决葛罗的意见。1860年10月17日，英法公使向中方发出照会，提出于23日签字换约，他们同时以战俘被虐杀为由发出通牒，威胁说如果中方在三日内不答应其要求，就要火烧紫禁城。

这时咸丰已收到了联军入城的奏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一直被动地移走于战、和之间，态度忽上忽下，忽高忽低，但归结到一块则是色厉内荏，基本上是对方不出拳，他便犟一下，打上一两拳，他就软了，最后该服还得服。

得知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咸丰完全没了脾气，给奕訢发来上谕，让他赶快进城与洋人画押盖印，互换和约。正好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也从中担保，说恭亲王入城后，英法两国决不会给他吃眼前亏，奕訢这才入城。

奕訢既已入城，英法的照会自然要送到其手中。奕訢本身拥有皇兄授权，哪里还敢因为耽搁和约而导致皇城可能被毁，于是马上同意了英法关于签字换约的要求。对于照会中所提及的虐俘一事，他表示愿意把参与虐俘的肇事者交给联军处理。

紫禁城毕竟是皇城，英国政府担心劫掠和火烧皇城，会令清政府立马垮台，从而让他们觉得更难打交道的太平天国统治中国，这是他们所不愿面对的，同时奕訢的迅速答复和应承也确实让葛罗的疯狂计划没了借口。

奕訢所说移交肇事者的建议，则被额尔金一口拒绝。额尔金身边有巴夏礼这样的“中国通”作为参谋，知道中国官员极善套路。恭亲王嘴上说要交出所有肇事者，可是到头来很可能交出的只是一些低级卫兵或狱吏，真正在背后授意的上层官员一个都不会拿出来（按照英国人的想法，连恭亲王本人也可能涉嫌虐俘事件），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绕了一圈之后，额尔金依旧向联军下达了火烧圆明园的命令，由于法军拒绝合作，便只能由英军单独实施这一行动。

按照一本清人所写笔记所载，英法公使曾以虐杀战俘为借口，要求中方赔偿抚恤银五十万两，如不许才放火烧园。照会被送到奕訢手中，奕訢也在第一时间照会联军，表示愿意如数赔偿抚恤银。可是派去送照会的一名守备不仅未能送达，而且还私自将照会予以毁弃，过后又另外捏造了一张洋文收条回营交差。联军方面等了三天不见答复，方才纵火烧园。后来真相大白，肇事守备被立即予以正法，然而已于事无补。

奇怪的是，正史和清宫档案中都无相应记述。倒是西方的相关资料显示，额尔金曾在北京城内四处张贴告示：“任何人，无论贵贱，都要因他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的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的报复。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指焚园行动）影响，唯清政府为其负责。”

可以看出，额尔金在烧园前为自己的行为做了辩解，并指明了烧园的时间，其中没有交抚恤银就可进行交换的说法。清人笔记所言，可能更多地只是寄托了一种国人的痛切和惋惜之情而已。

火烧圆明园

1860年10月18日，英军第一师奉命闯入圆明园，“我们进去的时候，这些花园还像神话故事中描述的那样神奇美丽”。

可是很快，所有神奇美丽的事物都遭到了粗暴的毁灭和践踏。英军开始在园中点火，圆明园的建筑多为木质结构，被点着后，大火立呈蔓延之势，连附近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三处的皇室建筑也被殃及，一时间，“烟焰迷天，红光半壁”。

英军士兵们一边在火焰中穿梭纵火，一边肆意盗取在前面的劫掠中被他们遗漏的宝物。一名军官看到，“太阳在浓烟中射下来，每一株花草、每一棵树木都带上了病容，火红的烈焰照在手忙脚乱的士兵脸上，使他们仿佛魔鬼一般”。

随着大火的蔓延，英军突然意识到他们要抢夺的很多东西也被笼罩在了火海之中，于是又拿起原本盗得的丝绸和其他织品去扑灭大火，但是晚了，至大火熄灭时，纵火区域大多已成一片平地。

10月19日，英军离开圆明园。在他们背后，浓浓黑烟遮天蔽日，西北风夹杂着呛人的烟雾飘出去，一直刮过京城的屋顶，像一层黑幕大帐一样覆盖了整个北京城。

一座辉煌的艺术宝库就此化为焦土残垣。圆明园曾经是咸丰逃避现实和朝廷规制的世外桃源，他派人从江南挑选的美女都被安排居住在园内，这些美女不仅拥有姿色，而且擅长歌舞，其中有四个美女最为咸丰所宠幸，她们所居寝院分别被称为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加上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所住的天地一家春，合称圆明园“五春”。

清代定例只有旗人的女儿才能入宫为宫女，但包括除那拉氏外的“四春”在内，圆明园美女多数并非出于旗人家庭，有的来历还很复杂。圆明园被毁后，便有人认为正是因为咸丰破了老祖宗的规矩，方有此浩劫。

咸丰本人直到去世，都再未有勇气看一眼圆明园。他死后，两宫皇太后回京，传旨命户部右侍郎宝鋆前去察看圆明园，重点是希望能把园内供奉的“列祖列宗圣容”（历代皇帝肖像）找回来。

宝鋆到圆明园一看，满地灰烬，寥无一人。内务府有一个专门管理园囿的机构，名为奉宸苑，奉宸苑原本就像部一样，设立卿、郎中、员外郎、苑丞等好多职位，战乱时级别高些的官员都跑光了，仅留苑丞崇礼一人独守，也只有他知道圆明园被毁的前后详细经过。宝鋆就先找到崇礼，向他询问联军如何闯入园中以及烧园的情形。

这种回忆犹如是在将痛苦的感受再重复一遍，崇礼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宝鋆也落下泪来，两人相对而泣，都十分难过。

宝鋆随即将来意告诉了崇礼。两人找来车马和差役，一同到各处寻觅“圣容”。走了十余里路，他们终于找到了散落在地上的“圣容”，只是早已经残破不堪，令人不忍目睹。

崇礼的文化水平较低，不认识几个字，而且身上有很重的旗人习气，平时喜欢讲排场和好逸恶劳，但这个人就像过去的“爵爷”琦善一样，非常聪颖机警。见宝鋆急得不知所措，他赶紧流着眼泪劝宝鋆：“圣容毁坏至此，就算是捡拾起来也不能复原了，拿回去复命只是增加国耻罢了，而且还会令圣上伤心。以苑丞愚见，不如火化掉，较为得体。”

宝鋆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于是就让崇礼找来稻草，两人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将残破的“圣容”予以火化。

作为火烧圆明园的始作俑者，额尔金一再为其罪行抵赖。事隔一年后，他在英国皇家学院发表演讲，仍坚持他所要惩罚的只是无能的中国皇帝及其腐朽的朝廷，“我非常不愿相信，在这种污秽之所（指圆明园）会隐藏着什么圣洁的火花”。

从咸丰的反应及宝鋆寻找“圣容”的过程来看，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因而蒙受了奇耻大辱是可以肯定的，但额尔金忘了或者说他根本意识不到的是，火烧圆明园其实给所有中国人的内心都造成了巨大的创痛，而且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这种民族之痛也从未能够完全愈合。

有清代文人把火烧圆明园比喻为“咸阳一炬”中的火烧阿房宫，但二者显然不能相提并论，清史学家萧一山的概括或许更为准确：“此吾国所受空前之屈辱与最大之损失也！”

十六抬金顶大轿

火烧圆明园后，额尔金并没有忘记索要“抚恤银”。留京王大臣们在户部库房里搜寻半天，发现尚有白银五十万两，计二百五十箱，便只好把它们作为“抚恤银”赔给了英法。

奕訢已经答应了英法签字换约的要求，剩下来需要他做而且必须去做的，就是代表咸丰和清政府参加签约仪式。在那些天里，咸丰曾给奕訢发来多条上谕，说“夷情叵测，万不可亲身往见”，并有“勿蹈虎口”之类的话。

或许咸丰确实顾虑到了奕訢的人身安全，但也不排除他仍有恭亲王可能会被夷人“黄袍加身”的担心。不管皇兄是抱着哪一种想法，事到临头，奕訢都不能不亲自见一见这些让他们既恨又怕的夷人。他在复奏中说：“奴才于皇上，虽是君臣身份，却仍是骨肉情深。捧读朱谕，已足见皇上爱臣之心。可是现在臣若不亲见该夷，该夷必不肯罢休，为一城生灵所系，臣虽死无憾。”

这边奕訢冒死赴约，那边“夷人”却也担心着了中国人的道。签约仪式地点被定为礼部，因为听说见面地点可能布有地雷，一名联军少尉特意将礼部彻底检查了一遍，直到确证没有任何问题。

1860年10月24日，奕訢与留京王大臣们先行来到礼部大堂，在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后，额尔金一行才姗姗来迟，让奕訢等人感到震惊的是，额尔金居然乘坐的是十六抬金顶大轿！

清代在坐轿上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十六抬大轿必须是皇亲国戚才能乘坐，而像奕訢这样的亲王，大轿也仅为银顶。额尔金只是大不列颠派出的一个使节，按照中国的宫廷礼仪，他绝对不能乘坐这样的大轿。可是众目睽睽之下，额尔金却偏偏坐了，这绝不是他不懂中国礼仪，而纯粹是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要对中国皇帝和政府进行羞辱。

六十多年前的1793年，作为英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全权大臣，马戛尔尼前往热河谒见乾隆皇帝。乾隆坚持马戛尔尼必须磕头，马戛尔尼则予以坚决拒绝。接待马戛尔尼的大臣拿他没办法，可是又不好扫乾隆接受来使“朝贡”的雅兴，于是只好搪塞乾隆说，夷人膝盖不会弯曲，所以不能磕头（道咸年间，英国人直至所有洋人只能直着走路的说法正是来源于此处）。

磕头与否看似不过细枝末节，但它和后来的广州入城、入京换约、面呈国书一样，放到中国的政治层面都是了不得的大事。

大清帝国自顺治、康熙朝起，就基本继承了中原王朝的文化和观点，其中就包括以封贡制度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观。按照这一观念，中原王朝才是唯一核心，周边或远或近的所有国家都不过是低己一等的外夷，他们只有向中原王朝纳贡和俯首称臣的分，若是想要平起平坐，就是超越界限，属于大逆不道。

清帝国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曾经历了很长的强盛期，在立国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前两百多年几乎没遇到过任何一个真正的对手，到乾隆朝时仍是如此，如此“文治武功”无疑又进一步增强了其在文化上的优越感。

在马戛尔尼离开中国后，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写了一封信，信中没有表现出丝毫外交上的委婉和客套，一个“天朝上国”的自满与自足跃然纸上：“我们的方式毫无共同之处，你们的公使也无此能力掌握这些礼节（指磕头等），并将其带到你们的蛮夷之地。”

显然，在乾隆眼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洋各国与中国周边的四夷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蛮夷之邦，只配向中国朝拜进贡，而磕头就是朝拜进贡的一种具体表示。

问题在于，按照马戛尔尼的认识，他们大英帝国才是“地球上最骄傲最强大的国家”，凭什么要被你视为蛮夷乃至“朝贡国”，还要下跪？

用现代社会流行的文化冲突论来解释，这是两大文明的冲突，它们中一个是古老文明，一个是新兴文明，但二者都认为自己才是天下文明的精华。

就好像是恒祺去刑部大牢看望巴夏礼时，和巴夏礼探讨的那个似乎纯粹务虚的话题：地球和太阳，究竟哪一个是宇宙的中心？

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

事实上，在马戛尔尼谒见乾隆之际，中国正面临“康乾盛世”的结束，行将衰落。与此同时，英国却已俨然是西方工业革命的火车头，加之民族主义的勃兴，向东方扩张殖民地，寻找倾售商品的市场成为必然。

当然如果双方在乾隆朝就刀兵相见，中国的境遇可能会好很多。如同马戛尔尼所认为的，“（乾隆朝）由一个老迈、疯狂、至高无上的好战分子带领着，幸好有一群精明强干、机智灵敏的官员，想方设法地维持下去”。更重要的是，那时英国尚没有完全摸透中国的实际状况，于是便只得将就着在广州做买卖。

到嘉庆直至道咸年间就不一样了，水旱天灾，官吏贪黩，人口增多，生产减少，政治和社会结构上的种种弱点都完全暴露出来，大清帝国真正进入了衰落期，根本经受不起西方的任何一次冲击。马戛尔尼对此也有极其准确的预测，他认为如果不是乾隆朝的官员来管理中国政府，重新换一拨庸才，这艘政府之舟就将漂泊无依，“直到在岸边撞成碎片”。

如果说马戛尔尼和乾隆的见面是中西之间的第一场冲突或第一颗子弹，前后时间跨度达二十年之久的两次鸦片战争就是其延续。英法等西方国家通过战争，不仅是要打开中国的门户，借以倾销商品，还试图让中国认识到它们是一个平等的贸易国家，而不是什么蛮夷或“朝贡国”。

英法联军攻进北京以及火烧圆明园，在让这场举世瞩目的中西冲突达到顶点的同时，也为它创造了一个新的开始。额尔金如此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甚至不顾主权国家交往中所必须注意的礼节，也就是要把当年马戛尔尼和英王所遭遇到的一切加倍奉还给中国。

很显然，武力强弱是额尔金可以和敢于这么做的前提。额尔金平时在北京城里出行，都有五百名士兵随从，一路浩浩荡荡，耀武扬威，这次前往礼部带去的士兵更是多达两千人，而奕訢等人的随身护卫及善扑营士兵才二十人，二者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当年马戛尔尼代表英王给乾隆带去不少礼物，但却被乾隆仅仅看成是“贡品”，而且说它们毫无价值和用处。这都是一些什么礼物呢？联军闯入圆明园后，在园内发现了它们，其中包括两辆英国造的马车、天文仪器、一把英国造的手枪、两门榴弹炮。联军发现这些东西时，它们全都完好无损，从物品的状态也可以看出，乾隆收下后就束之高阁，根本没有用过。他那时也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这些“毫无价值和用处的贡品”将最终打败他的子孙和帝国。

“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一位国外学者如此描述中英这段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恩怨。

额尔金到达礼部大堂后，奕訢等人上前迎接。额尔金非常傲慢轻蔑地看了奕訢一眼，那态度让随同前往的格兰特都感到，“这肯定让可怜的恭亲王浑身发冷”。

额尔金这么做同样也是故意的，因为他知道咸丰皇帝打死也不可能亲自来谈判现场，亲王就是咸丰的代表，他要通过自己的一举一动，让中国皇帝的代表在他们英国的进逼面前“惊恐战栗”。

仪式开始了，中国官员相互议论了几句，不料额尔金立即朝他们大吼道：“保持绝对安静！”众人噤若寒蝉，无人敢与之交涉。

在场的意大利摄影师贝亚图打算拍下这一场景，但是由于灯光太差，没有能够拍摄成功。当时列强都想看中国人的笑话，英国报纸也已留下版面，准备刊登签约现场的照片，以记录所谓欧洲征服者彻底打败中国的历史，贝亚图的拍摄失败无疑让他们失望了。

奕訢需要签字的文件是中英《北京条约》，这是一份必须签署而不是有待商议的文件。其内容除承认《天津条约》外，还包括：向“伤害英国女王的行为”表示道歉；八百万两赔款；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割让九龙半岛；英公使是否驻京由英国自行决定；等等。

在马戛尔尼半个世纪前的那次谒见中，英国使团关于开放通商口岸、在北京建立公使馆等请求曾一概遭到乾隆的否决，现在全部都得到了满足。甚至于，像当年乾隆一样，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也得到了来自中国的“贡品”。

英军军官从圆明园的废墟中捡到了一只宠物犬，军官给它起名为“北京犬”并献给了女王。女王非常自然地给“北京犬”起了一个新名字“洛蒂”，意为战利品。除此之外，女王还收到了格兰特呈献的金玉手杖、三只镶嵌宝石的大碗，后者均为从圆明园掠夺的赃物。

1860年11月5日，英法联军撤出北京。在此之前，奕訢被迫与法国、俄国也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近代以来中国的所谓条约体制至此初步成形。

第五章 撑起两根穷骨头

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之初，朝野把抵御英法联军的希望几乎都寄托在了僧格林沁一人之上，但正所谓站得越高，跌得越重，战争的失败令僧格林沁备受指责，有人说他不是僧王，是“松王”。

与此同时，胜保却突然受到了莫名的追捧。一些人从各种不同的需要和目的出发，一边竭力贬低僧王，一边力捧胜保。某君在叙述八里桥之战时更是绘声绘色：胜公（指胜保）大喝一声“我是胜保”，兵勇们听后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贼，然后如同一座山一样向敌人压去。

胜保受伤后就被抢运回营，直接导致了南路的溃败。可是在某君笔下，受伤的胜保居然还在带伤血战，全然不顾鲜血已经把胸口都染红了。直到他所乘的战马被炸死，马倒人翻，左臂也被压伤，整个人陷入昏迷，这段勇不可当的画面才算结束。

按照这个套路，胜保自然而然地上升为八里桥之战的英雄，说他和他的部队杀得敌人一片狼藉，联军用整整九艘船才得以把尸首运回天津海口，要不是僧格林沁、瑞麟不肯接应，“定能破敌成功”，云云。甚至还有人搬出阴谋论，说胜保受伤是因为僧格林沁妒忌他的才能和战功，假手于人，进行暗害的结果……

每战必败

说一千道一万，大多数臣民潜意识中仍不愿承认军事失败，为此他们必须找出一个人来作为不败的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什么会输？因为林则徐没上场！第二次鸦片战争又为什么会输？因为胜保已提前下场！

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下，胜保取代僧格林沁原有的地位，对京城守备负起了责任，尽管实际上并没有起到追捧者所希望他起到的作用。

咸丰逃出京城后的第四天，胜保上奏折称已经找到了对“逆夷”战而胜之的办法。据他说，他在打仗的时候，亲眼看到英军联军以火器见长，但除此之外，尚不及太平军和捻军勇猛，最主要的还是洋人腿脚不灵便，就是骑马也骑不利索，自然不擅长肉搏。“用兵之道，贵在以长击短”，如果能够抓住英法联军的这些缺点，找机会贴近了进行白刃格斗，则对联军“非斩即擒，必成大捷”。

为何在英法联军兵临城下时没想到这招呢？胜保说他早就想到了，但是蒙古骑兵和京旗兵勇都不敢接近敌人，所以一直难以取胜。

蒙古骑兵和京旗做不到的事，身手矫健的川、楚勇可以做到，僧格林沁、瑞麟完成不了的任务，他胜保能够完成。在奏疏中，胜保请求咸丰召调川、楚勇数千人北援，由他统一指挥，还夸口说只要他手下有了这批援兵，就能将与敌近战格斗的设想完全付诸实施，到时“刀砍矛刺，直进横冲，既不能杀尽逆夷，亦必大加惩创”。

胜保本属见识短浅之辈，哗啦啦地说了一大段话，就没几句是靠谱的。所谓洋人腿脚不灵便，起自于乾隆年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也曾有此错误认识，然而在时间过去二十年后，一些亲身与洋人打过交道或与其作战的文臣武将都已没这么愚昧了，未料胜保居然仍是如此糊里糊涂，不明事理。

事实是，洋兵的腿能直能弯，能骑马能步行，体格比当时的中国兵还要强壮得多，他们不单是火器好，近战格斗也不输对手。从北塘到八里桥，近战格斗的场面不是没有，但往往少数洋兵端着刺刀就能顶住乃至击垮一大群中国兵。再者，蒙古骑兵的马那么快都接近不了洋兵，川、楚勇都是纯靠两条腿行动的步兵，有多少机会和可能创造出奇迹呢？

咸丰平素对胜保并不是很欣赏，但僧格林沁这棵大树既倒，他抱着病急乱投医的心态，便觉得不妨试一试胜保提出的这个法子，或许真的能治住洋人也说不定呢。

看到胜保奏折的当天，朝廷便颁下勤王诏，命曾国藩、袁甲三各挑选精锐兵勇两三千人，由胜保点名的鲍超、张得胜（袁甲三的部下）带队即日启程赴京，交胜保调遣。

十四天后，曾国藩收到了皇帝专门发给他的廷寄。此时正值太平军发起西征，且连战连捷，直抵祁门之际，鲍超乃皖南湘军的首席大将，若他被抽调北上勤王，则皖南军事将立陷困境。不仅如此，根据方方面面的情况判断，鲍超北上非但难以建功，而且还面临着凶多吉少、徒然送死的后果。

鲍超北上，是胜保点的名。湘军首脑与胜保不是第一天打交道。胜保早年在朝中为官的时候，经常递些让皇帝感到难堪的折子，见皇帝发怒，曾国藩曾上书请求朝廷广开言路，对他从宽处理。那时曾胡还视之为一个敢于直谏的言官，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糟糕的印象其实是从胜保离开京城，带兵打仗开始的。

身为统兵将领，胜保起初还有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尤其在阻击北伐军一役中，确有可圈可点之处，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很快他就露出了原形，战场之上，要么不打仗，打起仗来每战必败。山东是捻军活动的重点区域，山东人也最知胜保的底细，因此干脆把他名字中的“胜”替换成了“败”，称他是“败保”。

“胜保”之所以变成“败保”，不是光军事才能的问题，更在于他的智商和情商实在太低：治军不严，所部纪律松弛，非常散漫；弄虚作假，捏造事实，明明打了败仗，却一律报称凯旋；平时作战“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八里桥一役，他把功劳苦劳全揽到自己身上，责任全推给作为友军的僧格林沁、瑞麟；极度贪财好利，在圆明园被焚和敌军兵临城下的严峻时刻，别人都急得哭了，他居然还做“家贼”偷盗圆明园财物。

对自己的同事和部下，胜保也都表现得非常骄横跋扈，为此胡林翼还和他发生过激烈冲突。

救急不如救缓

两年前，胜保在河南负责与捻军作战，曾向湖北发去公文，抽调骑兵副都统舒保前往助战。在公文中，他以命令的口气要舒保火速赶赴河南，而且说如果晚到一点，就要以故意贻误军机的罪名治罪。

胡林翼不看公文犹可，一看非常生气。舒保和多隆阿经历相似，曾跟着僧格林沁在北方打过恶仗，其人老实忠厚，作战勇猛，威名仅次于多隆阿，是当时的旗籍名将，同时论官职也是二品大员——且不说这样的人才，我未必舍得借给你，就是借给你，哪容得如此糟践！

胡林翼、曾国藩对待部将，素来如同兄弟手足，自然看不惯胜保的这一套。胡林翼当即给咸丰上书，指出胜保对舒保如此不尊重，就算是他把舒保派过去，也是个将帅不和的结局，到时只会贻误兵机。与其这样，还不如责成胜保老老实实地把心思放在研究打仗上，而不是硬从邻省调兵。

胜保在河南作战也是老打败仗，咸丰对他很不爽，于是便同意了胡林翼的意见。胜保调兵失败，由此与胡林翼、曾国藩乃至整个湘军集团都产生了矛盾，后者对他很是鄙视，胡林翼提到胜保直接称他是“败保”。

对胜保借朝廷之手调鲍超北援的真实用意，曾胡看得清清楚楚。胜保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纯粹靠一部分投降清廷的捻军来唬人，他为了进一步扩充实力，就想打湘军的主意，即所谓“挟君命以谋夺楚兵”。

胜保不仅刚愎贪诈，而且“专门折磨好人，收拾良将”，再好的将领到他手里也得饱受摧残折磨。曾胡经过商议，决定不让鲍超北上，当然拒绝的理由不能说得过于直白，只能这么强调：“鲍超虽然号称骁雄之将，但还不是一匹真正的千里马，派他北上的话，兵勇未必乐于跟随，凭他的能力也很难从京城周围筹到军饷。”

不派鲍超是一回事，要不要北援又是另外一回事。国难当头，为臣者必须承担起扶危定倾的责任，更何况咸丰又刚刚授以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的重任，这种时候岂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可是皖南的实际状况又让曾国藩很难弃之不顾，他向正在祁门大营的原皖南军务督办张芾征求意见，张芾的态度都很明确：你如果只是统兵大员，自应立刻遵旨北上勤王，但你现在还兼任两江总督，有守土之责，眼下皖南军情如此紧急，你决不能贸然把部队调出去。

正在左右为难之际，恭亲王奕訢的咨文也到达了祁门。曾国藩这才知道咸丰已经不在京城，去了热河。

皇帝在热河虽暂无大碍，但热河为偏辟之地，缺乏粮饷，京城有个风吹草动，热河的皇家卫队很可能因此哗变或溃散。不过这终究也为北上勤王争取到了一点时间，曾国藩由此想到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救急不如救缓！

从皖南到北京，少说点也有五千余里行程，湘军以步兵为主，没有三个月走不到京城，而据廷寄和咨文来看，英法联军距北京仅数十里。显然，湘军就算现在赶过去也是缓不救急，但如果假设京城守军能与敌相持数月之久，则湘军北援就具有了现实意义和价值。

计议已定，曾国藩即上疏朝廷，在婉拒调派鲍超的同时，请求咸丰在他和胡林翼中间任择一人督师北上，这样他们还可以多带兵卒赴援。

曾国藩在疏中不便说出的另一层意思是，他和胡林翼都是大帅，无论身份地位还是实权均在胜保之上，督师北上后胜保找不到机会染指湘军——包括霆军在内，任何一支湘军都是曾胡用心血培养出来的结晶，岂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人侵吞？

曾国藩收到咸丰的廷寄用了十四天，他的上疏寄到热河，热河方面再回复，差不多又得一个月。有人便认为曾国藩名为急君父之难，其实是敷衍朝廷，根本就不想北上勤王。这种猜测未免有些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味道，曾国藩当然知道来回需要一个月，但他本来就只能救缓而不能救急，多出来的这一个月，一方面可以进行善后布置，与江北鄂皖诸军联络互动，以防被太平军乘虚攻击，另一方面也可以腾出手来，尽可能带万人而不是仅两三千人北上赴援。

在湘军内部，对于曾胡亲自挂帅北援则有着不同声音，曾国荃就反对曾国藩北上，认为此行于事无补，只是徒然送死而已，他劝兄长不要因听信“书生议论”而走出险棋。曾国藩在书信中告诉曾国荃，自己这么做，决不是因为听了别人的什么“书生议论”，而是出于自己的“书生迂腐之见”。因为他认为一旦国家陷入土崩瓦解的无序状态，湘军在南方数省亦无法坚持，再加上臣子应尽的本分和责任，所以他和胡林翼都只能抱着即便不成功也要姑且一试的心态分兵北援。

南方之事

曾国藩自请北上勤王的奏疏寄出后，没想到鲍超却不高兴了。鲍超原为胡林翼一手提拔的部属，自曾国藩移师皖南，才归曾国藩节制。他是个性格粗犷、不拘小节的武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误以为是曾国藩搅黄了他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失望之余免不了口出怨言。

得知鲍超闹起了情绪，胡林翼特地给他写信，明白地揭示了曾国藩为什么要代其北行的原因，并且说，涤帅（曾国藩）待你就和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宁肯自己冒险也不愿让你被人折磨，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啊，你应该思图报效才是，怎么还乱发牢骚呢？

鲍超恍然大悟，这才明白曾国藩的一片苦心，也才知道曾国藩不是要阻挠他立功，而真的是救了他一命。

咸丰收到曾国藩的奏疏时，中国与英法俄的和约已签订多日，英法联军也即将撤出北京，自然用不着勤王了。又过了半个月，一封无须北上的廷寄送至祁门大营。此前曾国藩还在为既要带兵北上，又要在苏皖与太平军相持，有限的兵力该如何分配而伤脑筋，廷寄让他如释重负：“今接奉此旨，可专心办南方之事了。”

“南方之事”确实已令曾国藩陷入了自顾尚且不暇的境地，他发愁要不要分兵北援也绝不是无病呻吟。早在太平军击溃江南大营，占领苏常后，陈玉成、李秀成就决定发起西征（天京事变前已经有过一次西征，故此次西征被称为第二次西征）。按照初步计划，西征军的主力部队由陈玉成、李秀成统带，分别在长江南北平行西进。其间由于李秀成在上海、浙江耽搁了些时日，在他从江南动身出发之前，便由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等部组成南路西征军，先行向皖南发动进攻。

1860年9月15日，李世贤、杨辅清对宁国展开围攻。宁国是湘军今后进军江浙的孔道，战略地位很重要，曾国藩急派刚刚归队的张运兰赴援，但张运兰中途被阻，尚未能够抵达宁国境内，宁国府城已被攻陷。

李世贤拿下宁国后，即剑指徽州。曾国藩让人去徽州了解一下情况，那人回来报告说若不派去两万精兵，徽州城断不能守。曾国藩一时间哪里凑得出这么多精锐部队，恰好其帐下的另一员统领李元度也已经归队，李元度自告奋勇且很有自信地说只需他率本部人马前去，就足以守住徽州。

按照湘军的军事制度，指挥五百人的叫营官，指挥千人的也叫营官，往上就要指挥四五千至两三万人，称作统领。这时曾国藩已建立了比较规范的营制，营官人选或从队哨提拔，或直接物色，二者均可在营制里面慢慢历练打造，可是从营官到统领，却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合适的上升渠道和制度。

一个平常最多只习惯带千人的营官，一旦要他指挥数千人乃至数万人，他怎么可能一下子适应得过来。因为这个缘故，湘军中特别出色的统领，例如塔齐布、罗泽南、杨岳斌、彭玉麟、李续宾、李续宜，本身都可称得上是军事天才，他们也都不是从营官一步步历练上来的。时间一长，曾国藩甚至产生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认识，他认为做统领的都必须是天才才行，光历练是历练不出来的。

问题是世上的天才总是极少数，哪有这么多现成的天才正好供应给你？曾国藩遂有统领乏才之叹，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从幕僚中进行考察，看到谁有成为将才的潜质，就先把他放到营务处学习军务，以后有了机会再让他带兵。李鸿章、李元度都是走的这一模式，只不过李鸿章尚处于学习军务的初级阶段，而李元度已经带了六年兵了。

曾国藩的这套办法其实并没有跳出“选天才”的范畴，它的最大缺陷是带有赌博性质，或者说有点像鉴宝。可是就算是眼光再犀利的古玩专家，时不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仍以二李举例，李鸿章日后掌兵，被证明确实是个将才，但李元度离真正的将才却还差着好大一截。

李元度从军前因长于文采而被冠以才子之名，在曾幕中打理文案时也表现不错，然而打仗毕竟不同于写文章。文人气质较重的李元度短于治军，尤其好宽纵属下，这使得他的部队纪律较为松懈，不仅战斗力不突出，而且扰民。

对李元度的军事指挥能力，曾国藩一直抱有怀疑。之所以没有加以撤换，一方面是李元度多年跟随左右，两人情谊深厚，一时间下不了这个狠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统领的位置缺人，找不到最好的，往往就只能以次一些的人选勉强填充。与此同时，曾国藩对李元度多少还抱有一些侥幸心理，认为只要给予的机会多了，经过一再磨炼，李元度或许仍有大器晚成的可能。

无济于事

李元度是湖南平江人，他的部队多为从平江招募的子弟兵，呼为“平江勇”。自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李元度就奉命回家乡重新招募了一批平江勇。要说起来，曾国藩对使用平江勇还是比较慎重的，先前浙江方面告急，请求湘军派去援兵，本来曾国藩是可以派平江勇的，就是考虑到这批兵勇是新军，新军一般来讲不能马上用于激烈对攻的野战，所以没有答应浙江方面的请求。

新兵胆子小，经验少，在旷野上打野战确实有些难为他们，然而若是派去守城，在有城池掩护的情况下，则不妨一试。再者，李元度的军事才能尽管不被看好，但过去在江西的时候，也有过固守两座城池不失的良好表现。曾国藩这么一琢磨，就同意将李元度派去守徽。

李元度带了八营计四千余人到徽州。徽州本来也有驻军，原皖南军务督办张芾属下就有绿营兵勇九千余人，是平江勇的两倍还多，但绿营向来就不怎么能打仗，张芾本人也因遭到御史弹劾而被撤职调回京城。

张芾在回城前，要先到祁门大营向曾国藩报到，可是他的绿营兵勇却不肯放他走，原因是部队还欠着二十余万军饷未发。李元度有着湘军儒将特有的那种豪气，见张芾被困且颜面扫地，便主动上前解围，表示所有拖欠的军饷由他负责补发，张芾这才得以脱身。

因为要向张芾索讨军饷，本来分驻于徽州外围要隘的绿营兵营纷纷放弃职责，来到了徽州城中。距徽州城北八九十里开外有一座丛山关，为宁国至徽州的必经要道，此处也已弃守。

还要不要派兵守丛山关？曾国藩给李元度的指示是，如果确有把握守住丛山关，可分去两营固守，若没有十足的把握，则应按照新军通常“宜合不宜分”的经验，舍弃丛山关，以集中力量确保徽州城。

曾国藩的意思很明显倾向于后者，但李元度取的是前者。派去的两营尚立足未稳，太平军便乘隙攻来，两营被迅速击溃，丛山关亦告失守。

战报传至祁门大营，曾国藩急得一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平江勇总共四千人，除两营在丛山关被击溃外，还剩下两千人在城里驻守，他担心这两千兵勇根本不足以守城，于是又向徽州加派了四营共两千余援兵。

此时鲍超尚未归队，张运兰在进攻旌德，曾国藩从大营派出的援兵无合适将领统带，属于散兵。在作战能力上，散兵和新兵实际相差无几，为此曾国藩特意对李元度强调，可将援兵派到城外，但其主要作用是保卫徽州的粮道，因而不要轻易出击，以免重蹈兵败丛山关的覆辙，同时他还关照李元度，援兵的扎营区域不要与徽州城距离太远，这样城内外可以互相照应。

孰料左叮嘱右叮嘱，李元度还是没放在心上，援兵赶到徽州后，不待休整，即被派到离城四十里外扎营，而且李元度也不抓紧掘壕筑垒，只将部队散乱地部署于沙洲之上。

曾国藩得知后很是恼火。受限于军饷难筹、带兵官难觅等客观因素，湘军从初兴到全盛，其兵力一直都远远少于太平军，后者在数量上常常数倍乃至十倍于湘军。当初湘军刚出道的时候，就因为与太平军盲目对攻而屡屡被击败，这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攻势防御的用兵原则，即尽可能让自己先处于不败之地，然后才寻找敌方漏洞加以攻击，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

外界称以曾胡为首的湘军将帅为“湘军派”，湘军派所有重要的战术打法，从扎营、拔营到看地势、明主客，其出发点都是“致人而不致于人”。这其中，扎营更被视为第一根本，“凡军行所至，筑垒如城，掘壕如川，坚深无匹”。

曾国藩感到特别郁闷的是，李元度带兵打仗已有六年光阴，就算没有他反复叮嘱，也该明白未战先扎营的道理，加上又有丛山关的教训，怎么实际用兵时还会如此急躁失当？

他赶紧给李元度去信，在斥责的同时要求李元度马上改弦更张，在城外十里范围之内部署援兵扎营。可是李元度却将曾国藩的话当成了耳边风，没有及时修正自己的错误，与此同时，他过于宽纵部下的毛病依旧没变，城内新募的平江勇不卖力，张芾留下的绿营兵更别指望，导致湘军入驻徽州城已经多日，但始终没能构筑起坚固的城防工事，城外可能被敌军利用的民房等制高点也未加以清理。

在太平军优势力量的猛攻下，城外四营援兵再次溃不成军。城内守军也随即失去斗志，不少平江勇、绿营兵都在争相逃窜。为挽回局面，李元度亲自出城督战，结果反而中了埋伏，太平军伏兵四起，对其两翼实施抄袭，逼得他赶紧收兵入城。

太平军对徽州城发起攻击，李元度趴在城头上，指挥剩余兵勇堵击了一昼夜，但到这个时候，他个人的英勇和身先士卒已无济于事。次日，太平军登上城外的民房，向城内射击，守军无法在城头立足，城池遂被攻破。

严重危机

随着徽州城破，李元度部几乎一散而尽，仅千余兵勇回到祁门，李元度本人也下落不明。四天后，李世贤率部再克休宁，进逼祁门。

湘军内部大为震恐，曾国藩六次飞信皖北，向李续宜求救，前三次尤为急切，信中一再强调“皖南局势万分危急，欲求阁下带二三营，即日渡江南下相助”，“速带三营来此”，“速来救援”。

在李续宜应命兼程南下的同时，曾国荃顾虑乃兄的安全，也想加入南援行列。曾国荃身负包围安庆的重任，如果他南下就要撤安庆之围，这意味着曾胡夺取安庆的根本战略方针将无法进行下去，而且由于陈玉成开始在长江北岸活动，那里的局势同样变得紧张起来。胡林翼嘴上不便反对曾国荃南下，但言辞中已颇有些负气：“如涤帅（曾国藩）嫌南岸兵少，可以沅浦（曾国荃字沅浦）万人调去，北岸不须沅浦也。”

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弟曾国葆这时正协助曾国荃包围安庆，通过书信往来，曾家三兄弟围绕相关话题展开了紧急讨论。曾国葆坚决反对撤安庆之围，曾国藩认为他的意见很对，乃“至当之论”。

太平军自二破江南大营后，占据了苏南及浙江大部分地区，在苏北可自由活动，在皖南皖北也都拥有雄厚势力。唯有在安庆周围地区，湘军倾注全力，太平军却主力东调，这样湘军方面才占有优势，但这种优势只是局部优势，若想把局部优势变为全局优势，除了紧紧抓住安庆这一关键战略地带不放，也确实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特别强调：“安庆不宜撤围，这是人人心里都清楚的一件事。现在普天之下贼（太平军）处处占据上风，独安庆一城系贼处于下风，岂能轻易撤退？”

见大哥和曾国葆均持此议，曾国荃这才回心转意，放弃了南下的想法。

曾国荃无法脱身，李续宜在短时间内也是远水难解近渴，所幸皖南湘军中最厉害的战将鲍超已经归队，曾国藩急忙飞檄调他及张运兰至鱼亭，用以阻遏李世贤的兵锋。

鱼亭位于休宁与祁门之间，但鲍超、张运兰能否及时赶到鱼亭却是个问题。因为休宁距祁门不过百里之遥，鲍、张一个在太平，一个在旌德，距祁门的路程均远于休宁，假如三方同时向祁门运动，李世贤将占有极大优势。

祁门大营兵力空虚，仅有亲兵营等三千人马，而且其中还有一半是从未打过仗的新兵，千钧一发之际，李世贤却突然掉头而去，脱离了主战场。

说奇怪也不奇怪，李世贤并非李秀成那样具备谋略和大局观的将帅。在他看来，富庶的杭嘉湖平原是肉，瘠薄多山的皖南只是骨头，吃肉当然比啃骨头更招人喜欢。

李世贤进攻皖南，是按照西征计划对李秀成部进行策应，但李秀成又迟迟未进入皖南。既然前面已连下徽州、休宁，打的都是胜仗，也就是说，对上对下都已交代得过去了，为什么还要在皖南独自啃骨头，而不乘胜吃上两块肉补充补充？李世贤遂选择自徽州开拔，率主力到浙江攻城略地去了。

李世贤折回浙江的第二天，李续宜率四营援兵赶到祁门，紧接着，左宗棠部亦由南昌东进皖南，曾国藩就这样奇迹般地躲过了一次严重危机。

1860年10月19日，刚刚摆脱危机的曾国藩给朝廷上疏，请求在必要时从他和胡林翼中选出一人带兵北上勤王。也就在这一天，他突然接到了李元度的信件，这封信不仅证实李元度还活着，而且显示他在城陷前就已逃出。

曾国藩立刻皱起了眉头，他向来把“忠义血性”视为带兵之人的根本，李元度弃城先逃，身上哪有“忠义血性”的影子？按照大清律法，城未破而将先逃，结果导致城池失守者，守城将领得到的最高处分将是斩首或者斩监候！

让曾国藩更感诧异和恼怒的是，李元度逃出后，居然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回祁门禀告，且至今未返回大营。在信中，他也没有多少悔过的表示，说到兵败的原因，多是归咎于城防设施来不及完备、李世贤部数量多且凶悍等客观因素，对于他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只字不提。

朝廷方面的态度，本是认为李元度一向“谋勇兼优”，徽州兵败很可惜，让曾国藩赶紧查明其下落。如果曾国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情也就过去了，但他为了训诫李元度，以儆效尤，仍然决定予以严参。

嵌字联

李元度幕僚出身，继而才领兵打仗，况且他与曾国藩还是患难知交，当初曾国藩困顿于江西时，能够始终不渝地追随在曾国藩左右的，除了彭玉麟，就只有李元度。曾国藩说弹劾就弹劾，往小了说是处理有些过分，往大了说是伤了其他幕友的感情——有哪个幕友敢说自己能做到比李元度更好呢，曾国藩如此对待李元度，让其他人情何以堪？

一群幕僚都自动站出来，反对曾国藩参劾李元度，其中尤以李鸿章的情绪最为激烈。曾国藩的奏疏多由李鸿章拟稿，他便拿这个示威：“老师若一定要奏劾，门生不敢拟稿！”

在曾国藩看来，私归私，公归公，即便李元度过去有恩于他，但个人的情谊不能代替其犯下的过错，诸葛亮尚且挥泪斩马谡，他能这么轻描淡写地将李元度放过去吗？李鸿章指责他不近人情，他反过来也觉得李鸿章不可理喻，所以毫不相让：“那我自己拟稿好了。”

李鸿章毕竟年轻，给老师一激，竟脱口而出：“要是这样的话，门生也将告辞，不能留在大营了。”双方都在气头上，谁都没打算给对方留面子，曾国藩马上答道：“听君之便。”

见曾国藩不为所动，李鸿章真的收拾行装，离开了祁门。几天后，李鸿章入幕的介绍人陈鼐再次进言，劝曾国藩就是要弹劾李元度，也不宜太重。曾国藩此时怒气略消，于是删掉了奏劾中最严厉的几句话，未再强调弃城先逃等情节，只说李元度刚愎自用，不听调度，提出的处分意见是“请旨将李元度革职拿问，以示惩儆”。

在外逗留了大半个月的李元度终于回到了祁门，但是面对曾国藩的斥责，他依旧很不服气，首先做的不是积极检讨自己，而是向粮台索要欠饷。

虽然幕僚文人们多为李元度打抱不平，然而军队中是很实际的，打了败仗就是打了败仗，更何况徽州溃败不仅令湘军损失惨重，而且还危及了整个战局，在这种情况下，没人觉得主将值得同情和原谅。

有好事者写下一副对联：“士不忘丧其元，公胡为改其度。”它的表面意思是说勇士不怕掉脑袋，你为什么在关键时候不能坚持你的气节呢？对联之上还有一个横批“道旁苦李”。它出自南朝王戎的一个典故，说王戎从小就非常聪明，七岁的时候和小伙伴一道外出游玩，看到路边有几株结满李子的李树。其他小伙伴都兴高采烈地爬到树上去摘李子，唯王戎站着不动，别人问他为什么不摘，他回答说李树长在道旁，结的李子又这么多，可是却没有人摘，只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李子一定是苦的。众人一尝，果然如此。

湘军的好多军官原先都是书生，文化程度不低于幕僚。他们写的其实是一副嵌字联，横批的最后一个字为“李”，两句对联联尾两个字分别是“元”和“度”，合起来就是“李元度”，讥讽意味非常明显。

李元度一看就懂，他忍受不了，就向曾国藩提出要请一天假。曾国藩回复说：你已是奉旨拿问之人，我不得做主，你要留还是走，悉听尊便。

“悉听尊便”和曾国藩对李鸿章所说的“听君之便”一样，都不是肺腑之言，实际上他是告诉李元度，你要在大营听候处理，不能擅自离开。

谁知李元度却以为曾国藩已允许他离开大营，于是在留下一封信后就回湖南去了。及至曾国藩接到上谕“李元度不能坚守待援，着即革职拿问”时，李元度已回到了老家平江。

对照上谕，革职是肯定的，实际李元度在湘军中也早已失去了指挥权，但拿问就未必了。曾国藩再怎么表现得大公无私，碍于和李元度的旧日情谊以及幕僚们的劝说，也不会真把李元度怎样，无非是借此给其一个警告和教训而已，可是李元度却反过来将了他一军，让他很是被动和难堪。

尽管如此，曾国藩对李元度的擅自回乡仍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从内心来说，他是希望李元度能在换个环境之后闭门思过，好好反省一下自己，这样再出来做事才不至于重复酿成大错。只是他没想到对方“思”是“思”了，但是思考的角度和内容与他想象的完全不同，后来还因此把两人的友谊推向了决裂的边缘。

不用兵就能统一天下

1860年10月初，迟迟未在皖南现身的李秀成终于完成为嘉兴太平军解围的任务，回到了苏福省（太平天国将苏南划为一省，以苏州为省会）。不久天王传旨，命他领军“扫北”，也就是趁英法联军进攻津京之机举行北伐。

洪秀全长在深宫，平时不谋远虑，不问政事，更不了解军队实情。在当时的太平军中，最初以信仰从军的“老兄弟”事实上已经所剩无几，部队无论军纪还是战斗力都无法与全盛期相提并论，试想全盛期的北伐尚且归于失败，这个时候的北伐又能有多少成功的把握？

相比于北伐，李秀成认为西征解安庆之围更为迫切。因为安庆一旦失陷，被他视为心腹之患的湘军就将大举东下，到时苏福省亦难自保，所以无论是为履行和陈玉成的约定，还是从他自身的利害关系出发，眼下第一要务都是西征，而不是北伐。

正好江西、湖北有一批当地起义军头领联系李秀成，表示愿意加入太平军，李秀成便奏复天王，称他将先去接收这批起义军，然后再遵诏北伐。可是即便是用了这个理由，洪秀全仍不同意。

到这时为止，安庆已被湘军包围达一年之久，时不我待，李秀成也顾不得天王如何想法，决定亲自西征。在安排部将陈坤书主持苏福省军民事务后，他即率部由苏州动身，前往天京晋见天王。

依靠解天京之围以及击破江南大营，李秀成已成太平天国的擎天一柱。得知他来京，文武百官都纷纷前来府中拜会，大家也非常希望忠王能讲一讲如今的时局走向。

就整体的军事形势而言，太平军的优势和上升趋势都很明显，即便在上游战场，也基本是压着湘军打，甚至弄得曾国藩在皖南几无立足之地，但李秀成的头脑却异常清醒，他认为未来形势不容乐观。

截至二破江南大营前，天京已先后被官军围困了六次，李秀成预计天京如果第七次被围，围困者必湘军无疑。李秀成多次和湘军交手，深知湘军非和春、张国梁系的绿营可比，首脑善谋能断，兵将也和太平军初起时一样勇敢不怕死，要是他们包围天京，解天京之围就相当困难了。

这正是李秀成无论如何要从速西征的根本原因所在。在他看来，自击破江南大营和建立苏福省之后，下游再无可虑，可虑者就是上游，也就是以安庆为核心的安徽。此次假使能够通过西征保住安徽，局势尚不致太过危险，若西征不成功，太平军在安徽的势力难以稳固，则天京将再次被围乃至失陷。

李秀成为此恳切地向众人提出忠告：“众位王兄王弟，凡有金银，切勿存留，全都要拿来买米粮，买得越多越好，切记，切记。”

而后晋见天王，李秀成又将他的这番分析原原本本地做了陈述，谁知天王仍然横竖听不进去。

洪秀全等人当年为了凝聚人心的需要，依托所谓拜上帝教，编出了天父、天兄等各种名目。这本来无可厚非，从古至今，如此做过的人数不胜数，洪某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汉高祖刘邦不是还编过斩白蛇起义的段子，自封为“赤帝子”吗？

都属于迷信，但关键是你不能不把它当一回事，又不能太把它当回事。刘邦自斩白蛇起义后，并没有真把自己当成战无不胜的龙种，用来与项羽逐鹿争天下的依然是手中的三尺剑。洪秀全却迷信过深，弄假成真，竟然误认为有天父天兄保佑，就不必将政事办好了。

受到洪秀全特别信任重用的身边亲信，洪仁发、洪仁达贪鄙无能，洪仁玕在见识、学识上虽有过人之处，但执行力较差，而且说到底也不是一个敢于忠言直谏的人。他们不仅不能纠正洪秀全的一些荒谬想法和言论，反而加以附和，这样一来，洪秀全更加自以为是。李秀成不愿北伐，他便斥责李秀成贪生怕死，而且说：“尔怕死，朕乃天生真命主，不用兵就能统一天下！”

既然不用兵就能统一天下，你还要我“扫北”干什么？李秀成简直无法与之交流，只得默不作声，听任其在那里胡言乱语。直到退出朝堂，他才长叹一声，然后让部下通知留京的文武重臣，务必加强天京城的防务，同时积极购买粮食。

在晋见天王之前，李秀成就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亲自率部西征。他估计此一去不会轻而易举就达成所愿，可能将耗时四百余日也就是一年多，但只要留京大臣们依言做好粮食储备，这段时间即便上游粮道被断，天京也不会为缺粮所困，完全可以支持到他回来。

鲍膏

1860年10月下旬，李秀成出天京经安徽太平府、芜湖、繁昌一路南下，主持南路军的西征。按照他的部署，南路军被分成四路，每路号称七八万人，对皖南湘军实施隔断包抄。

四路人马中，最重要的一路是李世贤一路，李秀成安排其自徽州进逼赣东，以求断绝江西接济湘军的粮道。自古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若粮道被切断，湘军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是支撑不住的，但因为李世贤已去浙江，他这一路并未能起到应有作用，反而太平军所控制的休宁还遭到了鲍超、张运兰的会攻。九天后，李世贤才派部将自浙江回援休宁，可是又被鲍、张用围点打援的战术给杀得大败。

李秀成自带的一路负责由西面抄击祁门大营。就在鲍、张与太平军鏖战于休宁之际，他自芜湖疾驰南下，对黟县北部的重要关隘羊栈岭实施了突袭。防守羊栈岭的湘军抵敌不住，溃败而去，李秀成拿下羊栈岭，继而乘胜攻克了黟县。

黟县距祁门仅六十里，可朝发夕至。这一消息给祁门大营带来的震撼超过当初徽州、休宁的失陷，曾国藩已经写下遗书，同时帐悬佩刀，做了最坏的打算。

给力的还是鲍超，发现李秀成欲抄击祁门大营，他和张运兰即刻回援，在疾驰百余里后，一举收复黟县——回头来看，当初李世贤若不去浙江，或早一点折回皖南，从而牢牢地将鲍、张二军控制在休宁，使之难以及时回援祁门，战局发展就会出现完全不同于现在的模样。

次日，在休宁柏庄岭，鲍、张又与李秀成主力展开了激烈拼杀。这时鲍超的霆军已成为一支步骑合成的兵团，一众将官中，骑兵将领唐仁廉、步兵将领谭必达最为鲍超所喜爱。唐仁廉原本是杨岳斌的部下，后来才改换门庭投入霆军。此人身手敏捷，尤善骑马，在骏马飞驰时，他能从其背后一跃而上，还能稳稳地站立于马鞍之上，乃至“海底捞月”，伸手将地上细小的东西捡起来。谭必达不仅同样身手了得，而且能秉承鲍超的作战意图，对前线部队进行指挥调度，外界将这两员虎将放到一起，合称“唐谭”。

与李秀成主力作战，当然非派上唐、谭不可，同时还要尽可能地把二人的潜力都发挥出来。鲍超用的招数是小池驿之战时使过的那套激将法，他把包括唐、谭在内的众将都召到帐前，故意叹息着说：“贼（太平军）这么强大，该拿他们怎么办呢？我鲍营里面看来找不到能对付他们的战将了，友军里的某某某或许可以，但也不知道他是否真有这个能耐。”

唐、谭一听马上不干了，还没打，你怎么就知道我们不行！二人当即请战，他们请战不是空口说说，而是立下了军令状，这也就意味着双方还没正式开打，霆军的前锋将士就已经激情四射，热血沸腾了。

与湘军中的其他部队不同，霆军的旗帜不绣字，只涂三个黑圆圈，太平军称之为“鲍膏”。霆军即将与敌作战时，旗手会举着大旗立于阵前，敌人未到近前，旗不动，前锋也不动。等敌人冲到近前，大旗挥动，唐、谭就会率领前锋像疯子一样冲上前厮杀，别的不说，就光凭那气势就能把对方吓一哆嗦。

除了驱动两员虎将外，鲍超还善于布阵。冷兵器时代的布阵并没有演义中所谓的七星阵、八卦阵、乾坤阵，实际是一种攻防的组织形势。鲍超布的是“二”字阵，他把部队分成两个层次，波浪式往前推进。推进过程中，他自己站在阵中，手持西洋进口的望远镜左右瞭望，看到某队退下来，就毫不含糊地示意左右持刀上前，砍下该队将官的首级。有时打着打着，看到哪边战局稍显不利，他马上让人到那里传话，说“鲍老子来了”。一听鲍超亲临，官兵们立刻振作起来，敌阵亦应声而破。

这不是李秀成第一次与鲍超对阵，在两年前的二郎河一役中就已经领教了霆军的威力，但他真正被对方打痛打怕，则还是始自于柏庄岭之战。十轮血拼下来，他竟然没有一次不吃败仗，十打十输，所部被杀得面无人色，乃至于士兵一看到黑膏旗就会惊骇涣散，越岭奔逃。

李秀成将霆军的作战特点归纳为“冲锋猛战”，令他十分忌惮。兵败羊栈岭后，他就取道前往江西，实际是放弃了直接抄击祁门大营的方案。湘军方面的解读是，李秀成从此怕了鲍超，不敢再与之较量。

曾铁桶

李秀成主持的南路军攻皖南、江西，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想迫使皖北湘军南援，从而解安庆之围，但自从被曾国藩、曾国葆点醒后，曾国荃就完全明白了包围安庆的极端重要性，因此李秀成在长江南岸攻得越急，他围攻安庆的力度反而就越大。

曾国藩一共兄弟五人，曾国藩是老大，其后依次为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曾国荃虽是老四，但他在曾家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九，所以曾国藩称他九弟，后来从军，便呼为“九帅”。

曾国藩早在京师做翰林时，就曾用一句诗概括四个弟弟的性情才干，其中对他这位九弟的评价甚高：“辰君平，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曾国潢生于庚辰岁，曾国华生于壬午岁，曾国荃字沅甫，曾国藩在诗中分别以“辰君”“午君”“老沅”指代，并且说要论天资，曾国潢仅中等，所谓“平”，曾国华上等，所谓“奇”，曾国荃的天资比曾国华还高，是“真白眉”。

“真白眉”的典故出自于三国马良。马良家也是五个兄弟，五人俱有才华名气，但以马良最为出色。由于五兄弟的字中都有一个“常”（马良字季常），马良又长了白色眉毛，因而乡里编有谚语“马氏五常，白眉最良”。

曾国藩创立湘军后，除资质平平的曾国潢负责照管家务外，其余几个弟弟都先后追随他参加了湘军。不过曾国荃从军较晚，这是因为之前湘军的战事都还比较顺利，曾国藩并不是非要弟弟们都出来襄助不可，曾国荃在从军前也从未去过湘军军营。

后来曾国藩在江西陷入了一段他军事生涯中最为迷茫困顿的时期，曾国荃觉得理应助兄长一臂之力，他打算募勇去江西征战，但又苦于缺乏饷银而无法成行。正好朝廷特诏黄冕为江西吉安府知府，由于吉安府县均控制于太平军之手，所以黄冕得到的其实是个空头衔，他如果想做实任知府，就必须先打下吉安。

黄冕是文官出身，打仗并非其专长，听闻曾国荃有奇才大略，就派人把他请去商讨攻防之策。曾国荃趁机提出，如果黄冕能帮他解决军饷，他愿意自建一军，“以赴国家之急”。

黄冕满口答应，随即向湖南巡抚骆秉章做了汇报，骆秉章同意按此办法实行。这样曾国荃便回乡招募了三千兵勇，所募兵勇多为罗泽南、李续宜旧部，并非新兵，稍作适应就能用于作战。因专为进攻吉安所建，故曾国荃的部队被称为“吉字营”。

众所周知，曾国藩是一个难得的帅才，但单独领兵作战却少有胜绩，曾国荃在这方面远胜乃兄，他和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等人一样，都可称得上是天生的将才。在率吉字营开赴江西后，他连克数县，很快打出了自己的声威。那时在江西各地作战的湘军将近两万，分别集结于吉安等几座城下。吉安也是这种情况，有包括吉字营在内的好几支部队用于进攻吉安，虽然他们之间实际处于平级地位，没有互相隶属的关系，但诸将都对曾国荃心悦诚服，自愿服从其指挥调度。

第二年，因为曾父病故，曾国藩偕曾国华先行还乡丁忧，曾国荃在交代完军事后也奔丧回家，他一走，吉安诸军群龙无首，谁也不服谁。眼看吉安军情紧急，时任江西巡抚耆龄忙召曾国荃赴吉安，并正式赋予他统一指挥吉安各军的权力。

吉安各军虽有多支人马，但每支兵力都不多，仅数千人而已，即便加一块也不足以靠兵员数量围困城池，强行登城仰攻又会蒙受惨重伤亡，为此曾国荃决定采取“长围久困”的战术攻克吉安。后者最早源自于胡林翼的武昌攻坚战，曾国藩获悉后大加赞叹，连夜致信麾下，要将领们加以学习和效法，此后它便成了湘军攻坚的常规战法。

战术都是一个战术，实际效果好不好，则取决于每个主将不同的实战能力。曾国荃因地制宜，他引流经吉安的赣江之水，在吉安城四周开挖出数条长壕深堑，壕外筑有墙垣，以部队列营固守，吉安城内的太平军屡次冲击都归于失败。

太平军又企图从赣江之上寻求突破，但曾国荃在赣江上下江面锁以铁链，而且砍了再放，使得太平军的船根本无法通过。实际上，就算船勉强通过，也难以登岸，因为曾国荃还在江岸边屯扎了名为“遮营”（或叫“长营”）的防守部队。

“长围久困”的缺点是耗时太久，曾国荃围吉安用了将近一年，但它的优点是可以有效切断敌军的接济，接济一断，守军意志就会动摇，伴之而生的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吉安守将李凤雅、翟明海素不相与，压力之下更是相互猜忌，曾国荃掌握到这一情报后便设了一个反间计，李凤雅果然中计，反戈相向，杀掉了翟明海。

当天晚上，李凤雅部乘舟强行突围，被湘军水师逐退，翟明海的余部立马迎上前复仇，其内部混战成一团，湘军乘机攻克了吉安。

吉安是太平军在江西控制的最后一座府城，曾国荃拿下吉安，标志着江西太平军的势力被完全肃清，他本人也在这一攻坚战役中初定奠定了名将的地位，人送大号“曾铁桶”。

唯懵懂足以成事

按照胡林翼的用兵原则和太湖战役中的成功实践，围点打援应以打援为主，围城为次，具体来说，如果你想用一万人围住一座城池，那么就必须留两万余至三万人打援，如此才能确保“满盘棋子皆是活着”。

湘军东征皖北，原计划是以曾国荃部围安庆，多隆阿部围桐城，李续宜、鲍超及金国琛、成大吉等部打援，但是在占领太湖后，胡林翼发现他实际没有这么多兵力用来同时围攻安庆、桐城。事实也是这样，随着曾国藩挥师皖南，鲍超部先从江北前往江南，后来随着皖南形势趋于危急，不仅李续宜部一度加入南援行列，连曾国荃也曾流露出要离开皖北的意图，这使皖北原本相对雄厚的兵力遭到一定削弱。若是当初处处合围，再受到城池牵制，还能留出多少打援兵力？

经过商讨，曾胡决定只围安庆，不围桐城，曾国荃部仍围安庆，多隆阿部则抽出来专用于打援。

曾国荃虽有“曾铁桶”之称，但“铁桶”跟“铁桶”不一样，攻克安庆的难度远非吉安可比，而且组成这批吉字营的万余兵勇都是新募之兵，在皖北湘军各部中属于弱旅，有不少人因此担心曾国荃将难以续写他攻城战得手的历史。

胡林翼本来就是把吉字营当弱兵使的，在他的概念里，打援比围点更重要，强兵要拿去打援，围点当然就只能靠弱兵了。不过他对曾国荃强调的却是另外一套，比如，“围师视剿兵较难”，围点比打援的难度高，围攻安庆非君不能胜任。比如，“自古以来，唯强兵可以力及三面，公（曾国荃）乃力顾四面”，又比如，“非强将如亚夫（指西汉名将周亚夫），断不能如此坚定”。

在胡林翼写给曾国荃的信中，充斥着此类话语，其用意无非是为了给曾国荃加油打气，以增强对方的自信心，但其中有些话不免有过度吹捧之嫌，曾国荃被弄得有点不好意思，连忙说自己不过是弱兵弱将，当不得如此高的评价。胡林翼则说曾国荃太谦虚——人不能太谦虚，过分的谦虚就显得虚伪了！

曾国荃诚然不是弱将，但吉字营是弱兵这一事实却无法遮掩。以弱兵围城，怕就怕外围敌援兵过于强大，连阻援部队都挡不住，结果来个反包围，把他们给困在城下，江南大营两次被太平军击破于南京城下，便足可为前车之鉴。曾国荃在攻城时不可能完全没有这种心理阴影，胡林翼教给他的方法是要学会“懵懂”。

过去有兄弟两人，弟弟迷信，哥哥不迷信。连续几年过去，兄弟俩都没碰上什么倒霉事，弟弟就犯嘀咕，心想既然哥哥不迷信也活得好好的，为什么我不能像他一样，活得洒脱些呢，自此他就不再给神灵上供了。

某日，弟弟忽然在路上碰到了神仙。神仙很生气地责问他为什么对自己不敬，弟弟说：“我是跟我哥哥学的，你们神仙为什么只管我不管我哥哥？”神仙解释道：“你哥哥懵懂，我们仙界怕懵懂，不得不躲着他走。你跟他不一样，你向来头脑清楚，是怕我们的，怎么可以不循常规失了礼数？”

“懵懂”者，迷糊也。胡林翼绘声绘色地给曾国荃讲了这段故事，他的意思是说要做大事不能瞻前顾后，适当迷糊一下是必要的，否则就什么事都干不成，“天下人，唯懵懂足以成事”。

胡林翼借此启发曾国荃，要拿下安庆，必须把所有顾虑抛在脑后，包括可能被敌援兵反包围的后顾之忧，一门心思用于围攻，这样最终他才能大功告成。

胡林翼这么说，曾国荃也就这么做，他在安庆城下开挖内外两条战壕，内壕用于封锁城内守军，外壕用于阻击可能接近安庆的敌援兵，所取战术正是费时较长但又确有成效的“长围久困”。

与此同时，多隆阿率部开赴桐城地区。和鲍超一样，多隆阿是个一天不打仗就手痒痒的人，曾胡让他作为机动兵力，只需负责阻援，他却屡次发起进攻桐城之役，部队多有伤亡。

曾胡闻讯坚决反对。由于多隆阿不是曾国藩的嫡系战将，所以曾国藩只能将他的反对意见写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也警醒弟弟在围城时要保持足够耐心，不要像多隆阿一样盲目攻城。

直接敲打多隆阿的主要是胡林翼。他频频致信多隆阿，明确指示“扒城之议，决不可行”，并且说这是他多年来对战场上失败教训的总结，如果湘军作战时再不改进战术，重复以往犯下的错误，“则贼匪（指太平军、捻军等）终无平定之理”。

经过屡次训诫，多隆阿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下令撤退攻城之兵，并与桐城太平军脱离接触，转而进驻于桐城西南的挂车河一线。

最好消息

挂车河的南面为青草塥，这是当地土特山货的集散和贸易市场，有“小安庆”之誉，曾胡将曾南下救援祁门大营的李续宜部调到青草塥，为的是配合多隆阿监视来援敌军，同时切断安庆与桐城、庐州太平军的联络。

多隆阿原先与鲍超不合，为了调解二人的矛盾，曾胡费尽了心机，如今多、李配合，李续宜在湘军中的地位并不亚于鲍超，他们之间会不会也闹得不可开交？结果证明是多虑了，多、李相处极其融洽，李续宜晚上甚至还住在多隆阿帐中，并不回自己的营房，虽然两部驻地其实离得很近。

究其原因，多、鲍不合，除了争功外，也可能因为他们都是性格耿直的武人，说话做事直来直去，不会绕弯子。李续宜身为儒将，知书达理，明晓是非，该坚持的坚持，该谦让的谦让，反而更容易与多隆阿搞好关系。

不管怎样，多李团结是曾李最希望看到的。胡林翼告诉曾国藩：“希与多之和睦，如一鼻孔出气……亦奇境也。”曾国藩获悉后也十分高兴：“希帅与多公和衷，此最好消息。”

作为第二次西征的主要发起人，陈玉成其实很早就已率领北路军进军皖北，部队的出发时间尚在南路军之前，但由于沿途发生了其他战事，他们在行动上一再迟误，以致未能在南路军进攻皖南时与之形成联动。

1860年11月下旬，北路军到达桐城，和上次太湖战役一样，这支大军仍由粤捻联军组成，浩浩荡荡达十余万人。陈玉成的核心目标当然是解安庆之围，但要免于腹背受敌，就必须首先解决多隆阿，为此他一到桐城，就立即在挂车河等处筑成营垒四十余座。

第二天，多隆阿属下亲兵侦伺到了这一动向。多隆阿闻报，料定太平军大队援兵已到，便抢先在挂车河西岸扎营，陈玉成亦列阵于河东，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

犹如鲍超与李秀成，多隆阿和陈玉成也不是初次交手，在两年前的宿松之战中，陈玉成就败于了多隆阿。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而且此次陈玉成一者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二者来势汹汹，对解安庆之围志在必得，完全存在将多隆阿一把掀翻的可能。

只是多隆阿并不是这么容易被掀翻的。和李元度宽纵部下不同，多隆阿治军严厉，但对部属非常体恤爱护，平时亲自慰问伤员，乃至用自己的马从战场上抢救伤员。他治军多年，所得养廉银分文不取，全部都用于犒赏有功将士和抚恤死伤者。虽然多隆阿部的主体为北方部队，在南方作战面临着生活难以适应等各种问题，但看到多隆阿待他们这么好，军人们也就没有什么怨言了。

挂车河首战，多军极其顽强，陈玉成率部打了整整四个小时，都没法占得上风。这时，多隆阿又突然派出了骑兵。

多隆阿部的老底子是黑龙江骑兵，原先属于僧格林沁所辖蒙古骑兵的一部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蒙古骑兵没能扭转战局，那是缘于英法联军火力过强以及战术运用不当，而当这两个因素得到改观后，其机动性和冲击力便重新拥有了施展的空间。

太平军被中途闯入的骑兵断为几截，顿时阵脚大乱，陈玉成赶紧下令退兵入垒。这一战太平军阵亡兵员就达千余，陈玉成挨了当头一棒。

次战，陈玉成避开多隆阿，对李续宜部发动了突袭。谁知李续宜部为湘军中攻守兼备的一流劲旅，且同样处于以逸待劳、以静制动的主动地位，太平军在他们身上也难找到便宜。多隆阿与李续宜联系紧密，闻报亲率骑兵驰援，两军协力夹击，再次击败了陈玉成。

两战全胜，令多隆阿信心大增，经与李续宜会商，两人决定同时出兵，对太平军进行两面夹击。1860年12月10日，多、李两军倾巢而出，一时间，刀枪飞舞，血流成渠。当天，太平军的四十余座营垒被全部攻破，所部伤亡惨重，出现了大溃败的景象。陈玉成不得已率部退入桐城，捻军亦退入了庐江。

按照陈玉成和李秀成商定的西征计划，直接救援安庆本来也并不是首选，原方案是围魏救赵，进攻湘军后方基地湖北，从而减轻安庆压力乃至迫使湘军撤围。挂车河战役不仅重创了江北太平军的有生力量，也使陈玉成明白了要想直接解安庆之围有多么不易，于是决计执行原方案，进军湖北。

楚军

陈玉成如今和李秀成已有了点同病相怜的意思，两人一度都想走捷径，但都没走成。湘军中有一个说法，陈玉成最怕多隆阿，李秀成最怕鲍超，虽然并不一定是当事者的真实感受，但陈李对多鲍，战场上总是胜少败多，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兵败羊栈岭后，李秀成不再试图抄击祁门大营，而是改道进入江西，实际脱离了皖南的主战场，其原因据分析，可能是为了接应脱离石达开北上的太平军汪海洋部。

与此同时，南路军的其他几路部队并没有放松对祁门的围攻。1860年12月15日，杨辅清、黄文金攻占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曾国荃、多隆阿等部的联系。至月末，黄文金率部攻占江西彭泽，从西面夹击祁门，李世贤则从东面的休宁逼近祁门。通过这一系列组合拳，太平军对祁门形成东、西、北三面围困之势，祁门大营的外围门户仅剩下了南面的景德镇。

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后，在南昌设置总粮台，使江西成为了湘军的又一后勤基地，皖南湘军的粮饷也全部来自于江西。这些粮饷都必须通过景德镇转运祁门，因此景德镇既是祁门大营的门户，同时也是皖南湘军的生命线。

驻守景德镇的是左宗棠。当初左宗棠从宿松动身回湘，主要是为了看望生病的儿子，回湘募勇仅是一个名义，因为当时咸丰虽已为他“昭雪”，但对于如何使用，尚未给出一个较为明确的说法。没想到左宗棠抵达长沙后不过三天，新的谕令就到了，朝廷授其以四品京堂候补，命他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这让左宗棠喜出望外，随即便正式在湖南组建军队。

左宗棠建军的思路独树一帜，与曾国藩的湘军区别开来。过去有两支湘籍武装，外人都统称为湘军，但它们与曾系湘军并不是一码事，这就是江忠源和王錱的楚军。江忠源的楚军早就不存在了，王錱的楚军在王錱生前一直留在湖南，不受曾国藩节制，称为老湘营，左右老湘营的是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后实际是左宗棠。王錱死后，老湘营始归曾国藩节制，比如张运兰就是老湘营出来的一员大将。

左宗棠回湘募勇时，长沙尚留有老湘营旧部一千四百人，左宗棠将他们全部予以收纳，并沿袭老湘营从前的称呼，将自己的部队命名为楚军。

除了老湘营旧部，左宗棠还在湖南全省进行招募，这也与曾系湘军完全不同。曾国藩及其湘乡籍的亲近将领主要只在湘乡募勇，但左宗棠认为湘乡不过一个县，大家都扎堆在一处招兵买马，难免会出现供小于求的现象，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合格勇丁供人挑选。集中于湘乡募勇的另一个弊端，是前方一旦吃了败仗，消息会迅速传开，对士气的影响太大，过去湘军惨败于三河之役，就发生过这样的问题。

左宗棠将募勇范围从湘乡扩展至长沙、郴州、沅州、湘阴等各个府县，依靠他两入湘幕的威望，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选募了三千五百余名勇丁，使楚军总数达到近五千人。

此时石达开正在贵州活动，并有进入四川的动向，朝廷曾打算调左宗棠督办四川军务。胡林翼劝左宗棠，若没有川督之类的实衔在身，楚军入川光军饷就无法解决，难以建功。左宗棠自己也不愿入川作战，他向曾胡表示：“我志在平吴，不在入蜀。”

朝廷随后改派骆秉章入川，左宗棠则率楚军向江西开进。左宗棠虽然早就指挥军事，但亲自带兵打仗还是第一次，又是出省作战，激动之余也不无忐忑，他在家书中说：“我此去要尽平生之心，轰轰烈烈地干一场，但就是不知道最后能否如愿。”

楚军出省时，正值皖南如火如荼之际。左宗棠先入江西，再入皖南，先是驰援祁门大营，接着又奉曾国藩之命驻军景德镇，不仅要全力确保祁门大营后路及粮道的安全，还要兼顾江西，肩上担子不可谓不重。

楚军的训练时间不长，照理一开始的实战表现不会太好，但老湘营的那一部分兵勇本来就是有作战经验的老兵，与此同时，左宗棠又改变了湘军多用儒生、文员带兵的传统，楚军营官多用武人，选择标准是不需要有多高的文化或者功名，只要在战场上敢拼命能打硬仗就行，这使得楚军虽是新军，但具备着一定的战斗力，且完全听命于左宗棠的指挥。

左宗棠驻军景德镇后，曾主动出击，攻占德兴和婺源两地。他本来还想配合祁门湘军夹击徽州，因黄文金连陷江西数县，进逼景德镇，才不得不退回景德镇御敌，这说明楚军在当时已至少能起到张运兰部那样的作用了。

挺经

对于景德镇的战略地位，湘军和太平军都心知肚明。自1861年1月5日起，黄文金率两万余人猛扑景德镇及其北面的浮梁县城，左宗棠压力很大，某次在浮梁苦战时，甚至逼得他把假的“鲍膏”都使了出来。

在皖南湘军被太平军压着打的那段时间里，不少将领都怕与太平军作战，听到太平军逼近，能紧张到两腿发抖。鲍超的霆军不同，三天关在家里不打仗，人人心急火燎，难过到要满屋子打转。明着得不到作战机会，他们有时竟然收起自家的黑膏旗，假借友军旗帜出去打仗。与之对打的太平军只要接战时间稍长，就感到不对劲：怎么不管我们如何施压，对方不仅不撤退，反而越打越强呢？

有人大叫一声：“这还是那个鲍妖军！”于是连忙撤兵逃走了。

发现霆军竟具有如此大的威慑力，其他友军遇到危急情况时，往往都借钟馗打鬼，用假的黑膏旗来吓唬太平军。左宗棠在浮梁用的就是这个办法，而且果真吓退了敌军。

几天后，鲍超奉曾国藩之命增援景德镇。如假包换的真霆军一到景德镇就想大打出手，但由于天气恶劣，雨雪连绵，拖了一个多月，霆军才在楚军的协助下，与太平军会战于洋塘。在洋塘会战中，黄文金部被杀得大败，黄文金本人也受了伤，湘军连夺建德、彭泽，黄文金自此被迫退守芜湖，无法再参与皖南、赣北战事。

鲍超作为皖南湘军大杀四方的主力选手，其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敌方关注。得知鲍超赴援景德镇，祁门大营兵力单薄，太平军刘官芳等部乘虚而入，从北面分两路南下，一度进逼历口。

历口与祁门相距不足一日行程，祁门大营面临着和上次李秀成攻克黟县时几乎一模一样的险境。鲍超显然已经来不及回援，但太平军也低估了祁门湘军的实力，在曾国藩的部署下，他们采取伏击战等方式击退了太平军，祁门再次得以转危为安。

这一时期的形势，如曾国藩所言是“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但曾国藩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镇定。有一天他甚至忽然想到，皖中有很多经学大师，在这样颠沛动荡的岁月里，恐怕生命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于是他派人四处打听，如果大师还活着，便亲自写信，邀请对方暂入自己的幕府，以资保护，如果已经不幸去世，则对遗属进行怃恤，同时寻找和收藏大师的遗著。

曾国藩能够具备这样良好的心理素质，不是天生如此，其实也是不断自我修炼、自我要求的结果。李鸿章曾经说过，曾国藩有一部秘传心法，名为《挺经》，他的老师之所以能挨过其军事生涯中的那些惊涛骇浪，胜利抵达彼岸，靠的就是《挺经》。

有一家人，老翁要请贵客来自己家里吃午饭，一大早就吩咐儿子，让儿子到集市上去买菜蔬果品，可是都快接近中午了，他儿子还没回家。老翁着急了，就亲自跑到村口去看，只见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儿子挑着菜，正在田埂上和一个担夫对峙着，彼此都不肯相让。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见此情景，老翁忙上前替儿子给担夫说好话：“老哥，我家中有客，等着烧菜做饭。能不能请你往水田里暂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

担夫：“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

老翁解释道：“他个子矮，站到水田里就怕担子被浸湿了，食物会坏掉。你老哥个子高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

担夫还是不愿意，说：“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而已，就是浸湿，也还可以将就用。我担中都是来自京广的贵重货物，万一浸水，便一文不值。这担子身份不同，安能叫我避让？”

老翁没法说服担夫，只好挺身上前：“来，来，既然这样，便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说着话，当即俯身解袜脱履。

担夫见老翁这样，反倒过意不去了，一边下田避让，一边说：“老丈既然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你们的担子过去。”

这便是李鸿章日后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的一段有关《挺经》的故事：老翁挺身上前，使得一场纠缠不清的纠纷得以化解。

据李鸿章说，《挺经》共十八条，此为开宗明义的第一条。后世坊间虽有《挺经》的多种版本，但一般都认为是伪书，只有李鸿章闲聊时提及的这一条具备明确出处。

又向祁门走一回

还在东征安徽之前，曾国藩曾在日记中自作一联云：“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说明，对于前方可能遇到的艰难险阻，当事人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然而在真正进入局中之后，“穷”的程度仍然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实际上，以祁门两次遇险为标志，曾国藩所遭遇到的，是他自江西困顿之后最为艰难的一个时期。他在给胡林翼的一封信中这样形容自己的处境：“盖无日无虎尾春冰之惧也”。

每一天，我都像是跟在老虎屁股后面，随时面临着被老虎反噬的危险，又像走在春天即将融化的冰河之上，不知道脚下的薄冰什么时候会裂开，使我溺水而亡。

处于这种巨大的忧患之中，曾国藩能够依仗的精神武器，或许就是《挺经》。挺者，坚忍也，如同故事中那个老翁，不管外界给予的压力有多大，也不管自己内心如何煎熬，他能做和必须做的，都是“竖起骨头，竭力撑持”，咬着牙坚忍地硬挺下去。

曾国藩的坚忍很快又为他换来了报偿。1861年3月19日，祁门湘军与太平军刘官芳等部会战于休宁上溪口，太平军落败，两天后湘军收复了休宁，祁门更得保障。

祁门战场如同走马灯式的局势，也让当地绅民眼花缭乱，当然他们只能是外行看热闹，通过表面现象来解说胜败。比如曾国藩刚刚在祁门扎营的时候，军容雄壮，乡民们就说祥瑞来了，还有的甚至说是“岁星临祁门”。等到徽州失陷，祥瑞马上变成了灾殃，大家都说祁门是凶险之地，根本不能住人。

接着湘军在洋塘、历口、上溪口连续打了三个胜仗（洋塘之战为霆军在景德镇大败黄文金，历口、上溪口之战为祁门湘军击败刘官芳），立刻，在众人口中，祥瑞又回来了，而且仍是“岁星临祁门”。曾国藩忍俊不禁，遂赋打油诗一首：“天上岁星也起霉，掉头一去不归来。忽闻打破上溪口，又向祁门走一回。”

在援救景德镇的洋塘之战中，霆军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不久因皖北形势紧急，鲍超率霆军北援安庆，这使曾国藩失去了手中唯一可震慑敌方的机动兵力。在霆军走后，李世贤乘势杀入皖南，他首先攻占婺源，继而击退了前来援救婺源的楚军。曾国藩闻报，急调陈大富部接防景德镇，但陈部也在李世贤的猛攻下全军覆灭，景德镇随之丢失。

景德镇落入太平军手中，使得江西通往祁门的粮道完全断绝。曾国藩忧心如焚，夜不能寐，与众将商议后，决定攻取徽州，另行开辟一条通往浙江的粮道。

如果湘军能攻占徽州，则祁门、黟县、休宁三县都可得到从浙江运来的饷米补给，如若不然，三县均不能守。曾国藩对徽州之战极其重视，不仅亲赴休宁督战，而且动员了九千湘军参战，可是他没想到的是，湘军出师不利，被徽州守军迎面扇了个大巴掌。

徽州守军这次能够打败湘军，不是如以往一样依靠数量优势或狠劲，而是在军械上做到了更胜一筹。

直到19世纪中叶，“战争依靠的是人而不是武器”的观点仍流行于中国军队，真正认可西方武器的中国军人很少。北京的火器营照例应该最注重火器等特种武器的使用，但连他们对弓箭训练的重视程度也远超枪炮，出自于火器营的湘军名将塔齐布在战场上就基本不用枪，用的都是长矛和强弓。太平军方面同样如此，西方观察家注意到，太平军的士兵常常有“一种对刀剑……的渴望，似乎对枪炮不感兴趣”。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中立政策也实际限制了清军和太平军对西方武器的接受和使用。英法等国不仅禁止武器运往交战双方，而且也阻碍双方获得外籍军事人员与技术援助，这样一来，清军和太平军即便得到武器，也存在不会使用保养或者毁坏后难以修复等难题。

不知天意如何

变化是从太平军一方首先开始的。让太平军改变的不是某个将帅的主观意志，而是战场上的严峻形势，换句话说，一旦他们意识到与敌人势均力敌，无法进行碾压，就会思考战争手段的改进。

装备洋枪洋炮最具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对于长期在东南沿海活动的太平军而言，武器也并不难获得。虽然西方国家限制武器出口，但商人重利，上海、香港等地都有许多与太平军做军火交易的军火商和走私者，有时甚至部分驻华英军因经费不足，也会偷偷将部队的军火与装备卖给太平军。

1859年底，胡林翼向朝廷奏报，太平军杨辅清等部“施放洋枪，子落如雨”。这是太平军在战场上使用洋枪的最早记载，说明太平军已经放弃原有的落后观念，开始逐步装备洋枪，而当曾国藩指挥所部进攻徽州时，驻守徽州的太平军大部分使用的都是新式洋枪。

对付拿着刀箭长矛和鸟枪、抬枪的湘军，新式洋枪优势尽显，湘军两攻徽州均以惨败告终，湘军士气受到沉重打击，太平军则气势大长。

看到短时间内攻克徽州、景德镇无望，粮路不知何时才能打通，大家全都慌了。曾国藩的幕友们多为文人，更是议论纷纷，对曾国藩进言说祁门处于万山丛中，一旦被太平军攻入，实为绝地，不如退至东流。

东流濒临长江，可兼顾南北两岸，换句话说皖南这里顶不住，还可以逃到皖北去。曾国藩却拒绝撤往东流或移营别处：“我初次进兵，倘若遇险即退，以后的事还能寄予希望吗？我可以断定，只要我离开祁门一步，就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他发誓要与祁门共存亡。众人说“涤帅（曾国藩）”你任重道远，决不应该殉身于祁门。曾国藩听了笑道：“何根云（何桂清字根云）去常州时，大约左右亦如此说。”

太平军进军苏常时，与前两江总督何桂清交好的浙江巡抚王有龄曾去信给他，让他不要离开所驻节的常州，因为何桂清身为守土有责的封疆大吏，“一举足则人心瓦解”。可是何桂清贪生怕死，仍然选择弃城而逃，事后不仅弄到身败名裂，也终究未能保住自家性命。

曾国藩话里的弦外之音是：你们非要劝我撤出祁门，莫非是要我走何桂清的老路？

此言一出，众皆默然，无言以对。

这时有人倒羡慕起了李鸿章，瞧瞧人家，走的都是时候！幕友程尚斋有气无力地对曾国藩的老友欧阳兆熊说：“死在一堆如何？”幕友们一听都心领神会，大家暗暗地将行李置于舟中，准备一旦情况危急，就赶紧坐船逃命。

曾国藩对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他依旧神色不变，每天除了处理公务外，还下下棋，写写字，坚定从容的样子简直让部下幕僚们不敢相信。

其实那个时候的曾国藩比谁都更灰心，比谁都更绝望。在听闻徽州兵败的当天晚上，他“浩然长叹，不知天意如何”，第二天白天一件事都干不了，晚上还噩梦连连。

在曾国藩的军事生涯中，有三次经历最让他丧魂落魄，除了湘军刚刚出山时的靖港之战、水师溃败的鄱阳湖之战外，就数这次的祁门之战了，而祁门之战给曾国藩造成的打击，又超过了前面两次。在给曾国潢、曾国荃的信中，他忍不住失声惊呼“万难支持”“旦夕不测”。

在一种绝望心情的支配下，曾国藩给家里寄去了两千余字的遗嘱，遗嘱中自怨自艾：“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岂能办此滔天之贼？”他觉得从军之路太过艰辛凄惨，因此还嘱咐儿子们一心读书，以后不可从军，也不要做官。

另一方面，曾国藩非常清楚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他是一方统帅，在敌军进逼之际，哪怕内心再灰心再绝望，在部下和士卒面前，也必须表现出坚忍和镇定，也必须“打脱牙齿和血吞”。这就是《挺经》的真谛！

一天，曾国藩忽然传下令来：“贼（太平军）势如此，有打算暂时离开的，支给三个月薪水，事平后仍可以来营，我不会介意。”众人心思被点破，不禁既感动又惭愧，谁还好意思再议论逃离的事？祁门大营的人心反而安定下来。

就在曾国藩几乎要坐以待毙的时候，左宗棠卷图重来。左宗棠在指挥军事上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即对军事地理学造诣很深。清初顾祖禹写过一部《读史方舆纪要》，被称为军事地理学上的“千古绝作”，左宗棠十八岁时就读过这部大作，其他地理名著也读了不少，因此他打仗很注重借助地形。景德镇一战后，楚军败退至乐平，乐平城久已坍废，但左宗棠利用此地背山面河的有利地形，不仅使本部在休整中恢复了战力，而且连续多次击败李世贤所属的部队。

正向祁门进军的李世贤战略眼光欠缺，闻听所部败于乐平，他居然放弃了可直捣祁门的大好机会，掉转头向乐平发动全力猛攻。左宗棠依旧在地形上做文章，他在乐平城东南掘外壕十余里，引水塞堰，并设下伏兵。李世贤一来就中了埋伏，李部号称十万，却被六七千人的楚军杀得大败，这是左宗棠自宝庆保卫战后创造的又一经典战例，楚军也由此知名，成为湘军中的一支劲旅。

乐平之战把一度威风凛凛的李世贤给打回了原形，他被迫向东撤退。左宗棠乘势收复景德镇等地，在重新恢复祁门粮道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了祁门后路。曾国藩大喜过望，在家书中说：“凡祁门之后路，一律肃清，余方欣欣有喜色，以为可安枕而卧。”

第六章 胜天半子

自移师皖南以来，祁门大营不仅处于太平军大范围的四面包围之中，而且数次受到直接的严重威胁，这让曾国藩开始认真考虑此地是否适宜作为大本营驻扎地。曾国荃给他写信，认为祁门乃偏隅之地，格局太小，应“出大江规全局”。曾国藩觉得很有道理，遂决定移营东流。

同是移营，危急时移营与局势略定时移营，在意义和价值上是完全不同的。曾国藩称之前不肯移出祁门为“固执之挺经”，如今移营东流，则是“通融之挺经”。一句话，不看周围的人怎么说，就看当时当地，值不值得、需不需要那样去做。事实也是如此，东流位于江岸之上，曾国藩移营东流后，与水师联络，协调南北两岸的作战都变得更为方便了。

曾国藩在皖南如此艰苦撑持，毫无疑问是为了让胡林翼能够集中湘军主力，更好更快地取得安庆战役的胜利，但就在这段时期里，他的老搭档其实也正如坐针毡。

笨人下棋

曾胡在发起东征时，对整个战役计划做了精心部署，并分出了一二线，其中第一线是安庆、桐城及祁门一带，第二线是湘鄂交界的大别山各要隘。不过这一部署存在着一个致命弱点：湘军的主力部队几乎全都被集中到了第一线，湘军本身兵力不多，这样一来，第二线便只剩下了成大吉、余际昌等寥寥几支部队。

据估计，集结于皖北的水陆步骑各军在极盛时超过了六万。很多人事后批评胡林翼得安庆之心过于急切，把重兵都调到了皖北，致使后方空虚，犯了兵家大忌。实际上，胡林翼对这种情况是有心理准备的，可以说是有意为之。按照他的观点，“进兵求战，约不过五六分可靠便应放手放胆”“兵事怕不得许多，算到五六分便须放胆放手，本无万全之策”“若处处设备，即十万兵，无尺寸之效”“处处设备，必致处处无备”。也就说，胡林翼在做出进兵皖北的部署时，就预料到要冒一定风险，可是为了集中兵力，他又认为这个险完全值得一冒。

如果说胡林翼排兵布阵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已经提前预估了风险和收益，大营前移却实实在在是犯了一个冒进的错误。胡林翼的大营本来设在英山，此处距鄂东重镇黄州不足两百里，又为大别山要隘，犹如一面屏障，可以对第二线起到加强和巩固作用。可是在陈玉成西征后，为了支援和指挥第一线的作战，胡林翼临时将大营迁到了太湖，第二线由此变得更加薄弱。

1861年3月6日，陈玉成率部大举西进，守卫安徽霍山的余际昌部进行抵御，但太平军自黑石渡绕迂回至敌后，余部大败，七营人马被歼了四营。

霍山之后是英山，由于胡林翼大营已经前移，英山没有兵勇，太平军不费吹灰之力便予以占领。从英山到武汉，沿途各府县均无兵守卫，不过是在唱空城计而已，太平军如果要攻取它们同样是轻而易举，如同摧枯拉朽般容易。

消息传至胡林翼的太湖大营，胡林翼大惊失色，他万万没有想到陈玉成能够如此迅速果断地奔袭其后方。眼看着风险和收益将严重不成比例，他一边叫苦不迭，痛骂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一边向曾国藩表示，是自己谋划不周，愿负其罪。

奉胡林翼之命，原驻扎于青草塥的李续宜部急忙回援湖北。李续宜出发不到两天，陈玉成却又假冒湘军旗号袭取了黄州府。黄州是湖北重要的财赋之区，地丁糟粮征额几乎达到全省的二分之一，有“黄州钱漕半一省”之称，同时它东距大别山，西至武汉都不过百里，为武汉外围的军事要地。

黄州被攻破，使得整个湖北为之震动。恐慌情绪迅速蔓延于省城，老百姓争相逃避，胡林翼的夫人当时住在省城，也赶紧带上他们夫妇过继的儿子逃难。短时间内，各粮台、军火总局全都人去屋空，总管粮台的阎敬铭号令不灵，愤极之下欲上吊自杀，虽然最后没有死成，但也几乎断气。

城中秩序变得极其混乱，监狱里的囚犯纷纷闹着要出来。一些社会上的人也极力渲染太平军即将入城的消息，试图从中作乱，有的甚至已经开始公开抢劫。幸而湖南布政使唐义渠颇能沉得住气，他带队巡察全城，并亲杀数人，城内秩序这才稍稍稳定下来。

得知武汉已呈瓦解之势，正卧病在床的胡林翼既惊又悔，大口吐血不止，连连哀叹：“临死而得罪一省之官民，何颜复立于人世哉！”其间，他三次向水师救援，一天之内连发四次急信给李续宜，说：“贼（太平军）入黄州，恐日内又假冒官兵，分兵掳船渡江，扰入武汉矣！”

无论湘军水师还是李续宜部，抑或本来就留守湖北的舒保部，都还没能够赶到武昌。汉口没有城墙等防御工事，武汉守军仅有两千余步兵和数百骑兵，防卫力量极其薄弱。太平军只要继续西进，不仅汉口唾手可得，即如武昌、汉阳也不难迅速攻下。

事实上，太平军先头部队已进至距汉口不过四十里的滠口，但陈玉成并未抓住这一大好战机，指挥主力直捣武昌，而是在前锋部队小挫于滠口之后，即游移不前。

按照《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汉口、九江均为中方所增设的对外开放商埠。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沿江察看商埠，行至汉口，得知太平军已攻占黄州，并有进一步攻取武汉的迹象，他忙派参赞巴夏礼前去黄州会见陈玉成。

见到陈玉成后，巴夏礼强调英方在汉口有商业利益，要求太平军不要攻打武汉。陈玉成听后，居然一口答应放弃进攻武汉，接着便分兵攻向湖北腹地的其他府县。

要不要撤围

李秀成在上海战役中吃过英法联军的大亏，导致太平军对洋人普遍有所忌惮，这应该是巴夏礼哄骗和恐吓之术能够得逞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由于李秀成没有及时赶到，使得太平军无法对武汉实施钳形攻势，而陈玉成又缺乏单独进军武汉的足够信心，则是不容忽视的另一个原因。

李秀成是第二次西征计划的主要制订和发起人之一，本应与陈玉成达成高度默契，但他此次入赣，主要着眼于扩充自己的武装，即先接收原石达开旧部和江西当地的起义军，之后再借道江西入鄂，接收湖北的起义军，与陈玉成协同配合反而被放到了次要位置。

孤军深入和部队滚雪球一般地不断扩大，迫切需要李秀成通过一路攻城略地来获得补给。与此同时，为保障皖南湘军的粮道，左宗棠被牢牢牵制于景德镇一带，江西内地各府县力量薄弱，李秀成想打哪儿就打哪儿，肆行无忌，哪里还能够如约进军湖北？否则的话，李陈联手，武昌可能早就拿下了。

李秀成是太平军少有的具备大局观的将领，他违背天王意愿，打着接收赣鄂起义军的由头，执意主持南路军的西征，其实更多的出发点还是要解安庆之围。孰料打着打着，竟真的舍远略就小利，丢了西瓜捡芝麻，与初衷背道而驰，从中亦可见太平军在统一指挥、团结作战方面存在着多么严重的弊端。

既然本身对攻取武汉就没有把握，陈玉成也就乐得答应洋人，送对方一个顺水人情了。可是接下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一决定是个不折不扣的下策，太平军虽然分兵攻取了德安、孝感、随州等地，但只要武昌不丢，对湘军就无法造成足够的震撼，也根本无法再牵制和调动其在安庆的部队。对于这一点，李秀成看得很是真切，他叹息道：“英王错了，这样做只会使安庆之围更加坚固，他（指湘军）有水师可济饷，安肯救此不急之城？”

陈玉成的分兵为湘军回援武汉赢得了足够的时间。先是李续宜的步兵与舒保的骑兵绕道抵达武昌，使省城防务得到大大增强，随后湘军水师彭玉麟部、从援川军中截留来的湘军刘岳昭部四千余人也双双回援到位，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湘军在湖北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陈玉成再不可能像刚入湖北时那样如鱼得水了。

其实退一万步说，就算是陈玉成当时不惜一切代价，舍“不急之城”而攻武昌，甚至顺利地把武昌拿下来，湘军也不会撤去安庆之围。

围绕要不要撤围，曾胡此前已进行了紧急磋商。胡林翼确实有所动摇，但曾国藩的态度异常坚决，在他看来，武汉即算是丢掉，很快就能夺回，可是安庆一旦撤围，以后要想再进行围困就太难了。他还判断，陈玉成奔袭湖北，其意无非是援救安庆，只要湘军死死围住安庆，不管最后武汉守不守得住，陈玉成必定还是要回援安庆。

不出曾国藩所料，1861年4月22日，陈玉成在攻占湖北广济、黄梅后，便就势折回安徽。

归根结底，太平军第二次西征的主要目的是援救安庆，陈玉成突袭湖北，也是为了围魏救赵，牵制湘军和迫使其回援，以解安庆之围。胡林翼被搅得心神不宁，不得不派李续宜紧急回援湖北，说明这次长途奔袭至少已部分实现了既定目标。更重要的是，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正从天京出发，率大批人马西援安庆，陈玉成势必要前往会合，以集中兵力救援安庆。

陈玉成进入安徽境内后，首先受到威胁的就是太湖。太湖乃胡林翼大营所在地，城中只有五百人固守，但胡林翼仍坐镇城中一动不动。左右劝他赶紧转移，他答道：“帅府所在，即官员职责所系。潜山、太湖，百战得之，岂可轻弃？我就是在这里守上一两年都不怕敌军进攻，而且我相信敌军也不敢攻。”

事实上，胡林翼此时正在病中，连日吐血，真要出城行动也很困难，而且他和曾国藩不肯迁出祁门时的心境一样，都担心大营一动，会极大地动摇安庆、桐城两地的军心，所以只能咬着牙硬撑。

所幸陈玉成的心思完全不在攻克太湖之上，在他的率领下，所部一路风驰电掣，兼程并进，经过太湖、宿松时都没有停留，最后取道石牌，直接屯扎于距安庆仅十五里之遥的集贤关。

陈玉成此次回援，一者急于解安庆之围，二者如李秀成在江西一样，也怕粮草不济，所以急切地希望能够速战速决。这些都没有超出曾国藩的预计范围，他认为陈玉成的急躁求战正是己方取胜的一个有利条件，因为部队行军太快，气势太足，必然容易暴露出破绽。

在胡林翼病重的情况下，曾国藩更多地担负起了安庆战场的指挥责任。他致信曾国荃，让曾国荃务必沉住气，先稳住数日，在这数日之内，不主动出战，不随意呐喊，如果隔得较远，枪炮无法准确命中，也不准对太平军乱放一枪一炮。

以静制动，通过“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规律来制服对手，最早是罗泽南琢磨出来的独门功夫，经他和曾国藩等人共同总结推广，早已成为湘军的老战法。曾国藩断定，太平军在数日猛攻而无法得手的情况下，锐气必然会渐渐消退，到时再以多隆阿、鲍超两军实施夹击，此役将至少有六七成胜算。

功亏一篑

安庆地势依山傍水，南濒大江，北倚龙山，东经菱湖。菱湖是一个方圆仅十几里的小湖，有水道与枞阳相通，并可由枞阳进入长江，但枞阳在半年前就已被湘军攻克，所以安庆守军无法经由枞阳入江。

在曾国荃部和湘江水师的围困下，安庆城只有通过菱湖与外界交通，城内守军也经常用小船偷运米粮入城。1861年4月29日，陈玉成在菱湖北岸的中空地带筑垒十三座，安庆守将叶芸来隔湖呼应，在南岸筑垒五座，两边用小船进行联络。

从5月1日起，由陈玉成亲自督军，城外太平军分成十余路猛扑曾部外壕，叶芸来同时对内壕进行突击。曾国荃除依壕坚守外，另请水师将长江中的二十余艘炮船抬入内湖，用以阻遏太平军内外部的联系。

在水勇抬船入湖的过程中，曾国荃派战将萧孚泗出壕护卫。太平军发现后立即对萧部予以包围，幸亏曾国葆拼死援救，才把萧孚泗救出来。此后抬入内湖的炮船开始进行巡弋，太平军的小船不断遭到攻击。

陈玉成在水上没有反击能力，只能在陆上加强攻击，希望能够逐步控制菱湖四围，打破湘军水陆结合的封锁线。之后太平军所筑营垒日益增多，直逼湘军营垒，经与众将商议，曾国荃决定派曾国葆在东路湖边筑垒，以进一步遮护水师。

陈玉成非常清楚湖边筑垒对己方造成的威胁，他对部下说：“清妖（此处指湘军）若于东路筑垒，可制我死命，不可不争。”随即组织敢死队出击，竭力阻挠湘军筑垒。湘军则一边筑垒一边抵抗，最后曾国葆率部用一昼夜的工夫就筑成了湖边营垒。太平军功亏一篑，城内城外无法再顺利通过小船进行联系。

这时陈玉成所企盼的援军已纷纷赶到。就在安庆之战打响的第一天，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抵达桐城，二人会同庐江守将吴如孝，率两万人马自桐城南下。多隆阿闻报，急忙予以阻击。

在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统兵将领，洪仁玕、林绍璋最不受湘军重视。洪仁玕虽贵为天国军师，但缺乏实战经验。林绍璋本非大将之才，早期湘军曾靠着被称为“初兴第一奇捷”的湘潭战役翻身，林绍璋在那场战役中出尽了洋相。

吴如孝倒是一员勇将，然而官阶太低，没有发言权，结果是三个臭皮匠也顶不了一个诸葛亮，多隆阿拿捏起来简直是轻轻巧巧——先以疲劳困乏的兵勇示弱，将太平军诱至桐城南四十多里处的新安渡，然后予以一顿猛击。太平军大败，被迫退回桐城。

两天后，堵王黄文金率七千人自芜湖北渡，会合林绍璋等人及两万捻军，与多隆阿再战于新安渡。黄文金的军事才能跟李世贤、杨辅清是一拨的，在太平军将领中处于中上水平，但连他也不是多隆阿的对手，援兵再次落败。

安庆战役打得如火如荼，多隆阿也已经两度出手，曾国藩却始终没有令鲍超北渡。除了皖南尚未脱离危急状况，需鲍超一军稳定人心外，曾国藩更多的考虑是鲍超要么不北上，一旦北上就要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和效果。

鲍超虽然归曾国藩节制的时间不长，但曾国藩对他的特点已然了如指掌。根据他的观察，鲍超及其霆军固然优点很多，可称得上是皖南湘军的镇山法宝，然而也有沉不住气这一缺点，即所谓“少一静字”。

陈玉成此次急于速战速决，如果提前将鲍超派到安庆，反而更容易激发起陈玉成的斗志，一上来必然是拼命死战，由于太平军锐气尚在，胜负委实难料。可要是晚一点派出鲍超，安庆外围仅有多隆阿，曾国荃又是陈玉成以前没打过交道的，他就可能生出轻敌懈怠之心，便于而后鲍超、多隆阿进行夹击。

原先曾国藩预计曾国荃只需“稳守数日”，因为太平军援兵赶到等突发情况，变成了“坚守半月待援”，但不管安庆战场的局势如何惊心动魄，曾国藩始终没有轻易遣出鲍超。

1861年5月10日，曾国藩将大营自祁门移至东流。当天他认为时机已到，向鲍超发出了北渡赴援安庆的命令。与此同时，胡林翼也将湘军方面的另一援军成大吉部调往安庆。

陈玉成连续猛攻湘军壕堑未果，所部士气已受到很大影响。林绍璋、黄文金等被多隆阿所阻，无法前来会合，加上鲍超、成大吉即将到达安庆，陈玉成的处境变得更加尴尬，为免陷入被动，他只得率主力部队暂时退至集贤关外。

5月16日，陈玉成做了以一己之力，独立硬攻安庆外壕的最后一次尝试。这次尝试仍然归于失败，之后他便自率步骑兵五六千人，在突破多隆阿部的阻挠后，前往桐城接应会集于那里的援军。

第一悍党

集贤关外有一座赤冈岭（据考证实际应为雉冈岭，但因湘军奏报中都写为赤冈岭，故得以沿用）。陈玉成在赤冈岭筑成了四座坚垒，他前往桐城后，赤冈岭由所部主力刘玱琳等率四千人据守，与关内十三垒互为掎角。

陈玉成前脚刚走，鲍超、成大吉及水师杨岳斌部即对赤冈岭发起攻击。这三支人马加起来超过万人，为太平军的三倍，鲍超的霆军更是湘军第一劲旅，可是结果不但没能攻下赤冈岭，还承受了极大损失，伤亡者竟至三千余人之多，为湘军建军以来所未见。

被打得这么惨其实也不冤，除了攻守态势不同外，还因为他们遭遇到的是当时太平军中首屈一指的精锐武装，按曾国藩的说法是“最悍之党”“第一悍党”。

陈玉成把他的基干力量都留在了赤冈岭，四千士兵个个都是参军多年的老兵，贾仁富、李四福、朱孔堂等诸将也都是自金田从军的老将，可以说兵是强兵，将是强将。统领留守部队的刘玱琳既是参加金田起义的元老，也是陈玉成麾下最为骁勇善战的将领，此人顽强敢拼，能打硬仗，每每在大战中充任先锋。作为对手，曾国藩对刘玱琳极为赞赏，私下甚至避开将太平军官兵称为“贼”的习惯，称其为“玱林先生”或“玱翁”。

刘玱琳部坚守四垒，血战到底，杀得湘军尸横遍野，赤冈岭之战也由此成为安庆战役中太平军打得最顽强的一次小战役。这一战役令湘军内部大受震动，其中最为失望的人莫过于曾国藩，他原以为派鲍超北渡即可解决问题，可没想到鲍超上去了，攻击兵力在数量上也前所未有地占有极大优势，最后竟然打成这个样子。

失望沮丧之余，曾国藩连一直坚守的心理防线都守不住了。他敦劝曾国荃考虑“退兵驰围”（即撤安庆之围），说：“若不弛围，而全军又没有后顾之忧，此为上策……若不弛围，但全军又不能免除后顾之忧，则不如弛围，尚可偷安旦夕。”

曾国藩突然退缩，当然有为胞弟安全着想的因素，然而曾国荃对此却并不领情。他不但不撤围，还把“长围久困”扩大开来，再掘长壕，用以围困关内十三垒。

以胡林翼为首的其他将帅也反对撤围，胡林翼在给李续宜的信中透露：“涤帅（曾国藩）欲撤安庆之围……沅浦（曾国荃）不应，厚庵（杨岳斌）恐亦不应。……今湖北江西已吃大亏，忽又撤围，实在是太不值得了。”

曾胡在指挥作战时虽不时产生意见分歧，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团结无间，尤其是两人各有所长，常能发现对方所没有注意到的地方。这回胡林翼就显得比曾国藩要高明，他认为，赤冈岭挫败后应及时改变战术，“断不可太急，急则狗贼（此处泛指陈玉成所部）必遁矣”，应该如同曾国荃压制关内十三垒那样，也用以静制动的战法来对付关外四垒。

胡林翼向鲍超等前敌将领下达明确指示：“官军应四面包裹，不放此狗外窜，只凭垒固守，持重不战，贼必自来求战。待其精疲力竭后可方起而破之，狗可屠也。”

遵照胡林翼的指示，鲍超等人不再对赤冈岭实施强攻，而是予以四面围困，同时还围绕关外四垒修筑了数十座炮台，连日对炮台进行轰击。

杀人如麻

刘玱琳是和鲍超差不多类型的勇将，勇猛有余，智谋不足。其实他最恰当的做法，是在给予湘军以重大杀伤后就弃垒而遁，避敌凶锋，保全实力，以图再战，但他没能想到这一点，犯了和安庆守将叶芸来一样致命的错误。

一旦赤冈岭遭到合围，弥补错误的主动权就不在刘玱琳自己手上了，他只得坚守待援，寄望于援兵能够打开局面。问题在于陈玉成连安庆都接近不了，更遑论解救赤冈岭，至于关内十三垒，在被曾国荃包围后，也根本无法对赤冈岭施以援手。

刘玱琳部本身在人数上就处于劣势，经过长达半个多月的围攻，各垒所储粮食也已断绝，无法再继续支撑。1861年6月8日，在关外四垒的围墙已被湘军轰塌数丈之后，三垒率先投降，仅剩下由刘玱琳驻守的第一垒。次日，鲍超继续猛攻第一垒，鉴于势单力孤，刘玱琳率部半夜突围，但因溪流涨水被阻，最终突围失败，刘玱琳被擒。

随着赤岗四垒的陷落，投降及被擒的太平军除少数短发者被释外，刘玱琳及其属下官兵全部被杀，曾国藩在写给朝廷的奏折中称：“歼除长发老贼至四千名之多，实为从来所未有。”

在湘军将帅中，胡林翼自称是“三如行者”，即爱才如命、杀人如麻、挥金如土，但他常常笑言：“此三如，本行者何曾做到？聊以自娱而已。”另一个爱往“三如”上凑的是曾国荃，左宗棠与之闲谈，问他一生得力何处，曾国荃很坦白地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不过曾国荃其实也没他自己说的这么心狠手辣，当他看到赤岗或俘或降的太平军被杀了这么多，事后也觉得太过分了。

真正杀人不眨眼的是曾国藩，他怕曾国荃在杀俘这件事上动摇，特地在信中劝曾国荃：“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为悔。”

事实上，湘军如此做法正是出自于曾国藩的授意，每次战争结束，湘军对太平军俘虏的政策一贯都是，遣散和释放短发及被迫胁从者，但对“老长毛”决不放过（如果是在太平军的阵地尚未动摇或被攻破前投降，则另当别论，此前陈玉成手下的另一悍将程学启出安庆城投降，就被予以接受）。

曾国藩当然并不是天生杀人狂或者患有嗜杀症。事实上，他统兵十余年，部下将领不管犯下什么过错，他也从未引用军法杀过其中任何一个。他的弟弟曾国潢在乡办团，常借势杀人，曾国藩知道后就用锥扎其大腿，曾国潢呼痛，曾国藩对他说：“你杀人就不痛吗？”

曾国藩之所以对太平军杀得这样狠，乃至不顾“杀降不祥”的古训，乃是出于他一贯的“乱世用重典”思维。当时的一些文人也认为，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社会动荡，人心思变，就连乞丐小偷都敢高揭太平天国的旗帜倡言作乱，若不厉行杀戮，就无法使“暴徒”生畏而重拾积年思乱的人心，所以“国藩以猛振玩，良非得已耳”。

湘军集团内部自然更不会对此有何非议，胡林翼就曾手书一联勉励曾国藩：“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就在赤岗四垒陷落之际，李秀成自江西进入湖北，早与李秀成建立联系的鄂南当地起义军纷纷加入太平军，使李军迅速扩充至数十万人，之后他们又占领了武昌县。这时北路西征军虽有一部分随陈玉成回援安庆，但赖文光等仍坚守于黄州等地，也就是说，太平军对武汉已形成南北夹击的有利态势。

武汉局势再度紧张。湖广总督官文向李续宜告急，说：“（武昌）内外空虚，战守皆不可足恃，惟日夜望眼欲穿，企盼贵军迅速渡江应援。”

李续宜正在黄州、德安与太平军相持，无力大举南援，只得抽出蒋凝学一支人马前往应急。胡林翼闻讯亲率成大吉军十营自太湖出发，沿江西上，往武昌进发，由于仍感兵力不足，他檄令鲍超也同时加入回援阵营。

各怀心思

李秀成自从在羊栈岭败于鲍超之后，就对鲍超心有余悸，见到总是绕着走。听闻鲍超回援，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避战，先前李世贤在乐平、刘官芳在祁门落败的消息，又让他产生了江浙归路可能被切断的担忧，于是不等与隔江相望但音信不通的赖文光取得联系，便下令全军原路东返。

日后李秀成被俘，审问者问道：“你的部队已打到鄂省南境，再进一步就可使武昌动摇，甚至解安庆之围，为什么一听到鲍帅（鲍超）来援，就不战而退呢？”

李秀成是这样回答的：“开始我的确想通过攻打武昌来解安庆之围，但后来知道安庆之围难解，又听说鄂兵（即指鲍超的霆军）太强，所以才不战而退，此乃天意。”

除了李秀成自己承认的闻鲍则退外，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李军占领武昌县后，李秀成的部下曾在武昌县附近截留了一批英国人的丝麻，希望以此与英方交换枪支弹药。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为此登门交涉，将这批货物要了回去。有人推测，金执尔交涉时，可能又重演了数月前巴夏礼哄骗威吓陈玉成的故技，导致李秀成最终放弃了进攻武昌的计划。

安庆战役期间，天王洪秀全曾发布诏旨称“替朕调拨交玉胞，业颁诏旗印四方”，似乎赋予了陈玉成以调拨军队的最高权力，但是这种授权被打了很大折扣，干王洪仁玕和洪秀全的那两个脓包哥哥全都位居陈玉成之上。

退一步说，就算是洪仁玕等人不干涉陈玉成指挥，凭陈玉成一己之力，要想再形成天国早期军事上统一指挥的局面也难如登天。当时天国已封了十多个王，与陈玉成、李秀成封王时起到积极作用不同，自此开始的大封诸王可谓弊端众生，胡林翼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平军封王太滥，诸王各不相下，不受节制，故行军难有统帅；上游仅恃陈玉成，下游仅恃李秀成，非有节钺之尊也。”

缺乏“节钺之尊”，就得像李秀成一样，全凭同事之间的个人关系调度军队，但根据湘军掌握的情报，英王陈玉成除与干王洪仁玕的关系不错外，和其他王包括忠王李秀成在内，全都是貌合神离，各王对陈玉成也是“表面敬畏，内心嫉恨”。

天王的猜忌狭隘，诸王的各怀心思，令陈玉成的指挥权十分有限，每战他都必须与各军首脑协商，一些部队拒绝合作、不听指挥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陈玉成到桐城后，召章王林绍璋前去开会研究作战方略，林绍璋竟以“粮草罄尽，官兵惶恐”为由拒绝与会，还擅自移营鱼塘冈（据考证应为雨坛冈）。陈玉成致信林绍璋，批评他身居王位，却反复不定，导致将官不能用命，而且“殿下之兵，一战未开，即行自退……轻举妄动，自惑军心”。

这封批评口气极其严厉的书信后为湘军所得，曾国藩看了很是高兴，说通过它就知道太平军诸王不合，各自为战，不相上下，湘军胜利有望。

林绍璋是个草包王侯，他的作用与李秀成无法相比。从安庆战役期间湘军缴获的太平军“伪文”（作战命令、通报等文件）来看，陈玉成曾通过天京方面给李秀成下达命令，让他北渡援救安庆，但命令并没有能够得到执行。当然，问题不在于是否一定要李秀成直接过江救援安庆，如果他能在湖北坚持进攻武昌，或在皖南坚持进攻祁门，甚至在江西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牢牢盯住南昌打，也间接具备了为安庆解围的性质。祁门、武昌、南昌，这三个地方，只要痛击一地，或同时痛击其中的二地、三地，必将导致湘军更大规模的分兵，到时解安庆之围还会困难吗？

可惜的是，李秀成和李世贤相似，关键时候私心太重，苏浙是他们的根据地，无论参加西征还是沿途招兵，首要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苏浙根据地：战局顺利或实力增强，就要回去经略浙江，实现他们把苏浙根据地联成一片的计划；战局不顺或北路西征军需要直接支援，往往就畏畏缩缩，保存实力，乃至拒绝施以援手。

李秀成等人的自私和心不在焉，使得湘军在赣鄂两省重新占据了主动，鲍超跟着李秀成一直追到江西，李续宜、刘岳昭等部合力进攻仍坚守于黄州、德安的北路西征军，武汉已经安如磐石，湘军可以一心一意继续围攻安庆了。

自李秀成进攻上海受挫，英法联军即禁止洋商逆江而上向太平军提供武器补给，但粮食并不在此例。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中国向列强开放了内河通商，载运粮食的洋船更可以在长江上畅行无阻。在不少洋商看来，安庆缺粮乃是一个极好的商机，正好可以将他们船上的粮食卖个好价钱，因此不顾官军劝阻，一直与安庆城内互通贸易，向太平军出售粮食。湘军水师虽控制了近城江面，可是也不敢得罪洋人，只得听其交易。这就是为什么安庆被围一年多，城内却依然没有弹尽粮绝的原因。

倘若这种情况继续延续下去，城内接济不断，哪怕再围个一年也不会有什么成效，“安庆永无克复之期”。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曾国藩思考了整整两个月，之后突然开了窍。

四两拨千斤

从前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起义军占据上海县城，官军久攻不下，细究下来，也是洋船向城内接济了粮食。之后，地方官府偷偷送了四万两白银给洋商，洋商即为官军所用，起义军的粮草也随之断绝，官军这才得以攻克上海。

曾国藩虽没有直接和洋人打过交道，但他从这个例子里得出结论，认为洋人有两个特点，“最爱财利，最讲交情”，也就是洋人重商，而且很守信用，若能掌握好这两点，交涉不难。

在曾国藩的授意下，凡有洋船经过安庆附近，湘军水师各营就予以殷勤接待，陪着吃好喝好，完了还有礼相送。曾国藩预先拨付给水师五百两白银，专门用以接待洋船，而且交代不必过于节省，少了再补。

接待洋船时，水师方面的人并不主动谈到安庆战事，为的只是建立感情联系。只有在探明洋船载运粮食的情况下，为提防其将粮食出售给城内守军，才需要与之交涉，交涉的方式是先以好言相劝，如果对方不听，再投其所好，以利诱之：你不是要卖米给城内的太平军吗？那你卖给我们，绝不让你吃亏。

一石米，太平军出价五两银子，湘军也出五两，太平军出价十两，湘军也出十两。洋人为的不过是要做生意赚钱，同样的利润，他们不用冒着风险再钻到安庆城里去，而且又在水师这里吃着喝着，双方还有了一点交情，何乐而不为？

同为南北大帅，有人曾把曾国藩和僧格林沁放在一起比较。平心而论，曾国藩的军事才能未必及得上僧格林沁，但他的政治头脑和文化素养却是僧王所万万无法比拟的。即以对外交涉来说，僧王就是硬碰硬，打不过也要打，而曾国藩却知道中国人还有一种独特的智慧和技巧，叫作四两拨千斤。事实上，如果把时间往回倒，当年参与《南京条约》谈判的家丁张喜就已经具备了这种思维，只是当时的大吏都视张喜为小人物，利用完了就扔，更不会想到他这种思维也有着超前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曾国藩的办法大收其效，安庆城内的粮食军火接济逐渐断绝，贮存物资也行将告罄。在外围援军的调集越来越困难，且都无法接近安庆城的情况下，安庆太平军只能独立对湘军壕堑发动进攻，试图打通水路粮道。

这些尝试都一一失败了。一位偏向于太平军的洋人记述道，湘军“驻扎在城上大炮射程之外的地点，建筑起无数敌人爬不进，他们自己也爬不出的坚固土垒和栅栏”，“他们运用哲学的思维，精密地计算到，当城内粮尽的时候，他们的兵士就可以吃得饱饱的爬上城墙，而不会遇到任何严重的抵抗”。

湘军水师也给予了曾国荃部有力配合，杨岳斌在枞阳修筑大坝，用以加深加宽内湖水面。不久之后，安庆东门外便形成了“一片汪洋”，这样水师便可以从近城江面直接驶入内湖，与太平军作战。

1861年7月初，菱湖北岸太平军乘夜渡船回城，被湘军水师阻截。太平军军心大乱，曾国荃趁机在一天之内，将太平军在菱湖南北岸所建的十八座营垒全部攻陷。

除南北岸营垒外，安庆北门外还尚存有三座石垒，驻守石垒的是太平军的敢死队，极难攻取。曾国荃就让降将程学启上，程学启本为安庆守将，熟悉城内城外防务，又急于取得投名状，自然拼其全力，三座石垒很快就被攻破。至此，安庆屏障尽失，沦为了岌岌可危的孤城一座。

在这种情况下，解安庆之围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但陈玉成仍在调集援军，做挽救安庆的最后努力。之前他曾赴天京请援，欲调李秀成、杨辅清增援安庆，但结果令人失望，为此他不得不亲自南下宁国，用一个“求”字才令杨辅清答应北渡。

8月初，辅王杨辅清率所部十万人自皖南渡江北上，与陈玉成会合后赴援安庆，林绍璋、黄文金、吴如孝（干王洪仁玕已回天京）亦在挂车河等地进行呼应。

首先迎战他们的又是多隆阿，而且多隆阿施的还是伏兵之计。

多谋而善战者皆天授

还在东征开始时，胡林翼即执意要让多隆阿担当前敌总指挥的重任，就是因为知道他具备着鲍超身上所没有的长处，即不但勇猛，而且机智，能够做到“运筹决胜，料敌如神”。

其实多隆阿和鲍超一样不识字（多隆阿是不识汉字），所有公文书信，都得由幕客读给他听，但他听后所提出的意见却往往能够切中肯綮。有时多隆阿喜欢坐于帐中，听人给他读《三国演义》，听到某将领设计一节，还没等读书人再接着读下去，他就已经提前领悟，知道这名将领准备设的是什么计了。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天才，好像一生下来就比别人更懂打仗，所谓“多谋而善战者皆天授”。

为了使对手进入他的伏击圈，多隆阿这回上演的是诈病不出。陈玉成、杨辅清不明真情，还真以为他病了，进攻非常积极，结果一头扎进多军的伏击圈，被杀得大败。林绍璋等人都是配角，主角一败，他们也只得落荒而走。

此后，在桐城附近的一次对决中，陈玉成、杨辅清又再次为多隆阿所败。自陈玉成首率粤捻联军赴援安庆，在挂车河与多隆阿大战起，他已先后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救援行动，从这四次救援行动来看，势不可谓不猛，兵不可谓不多，但居然仍无法突破多隆阿所组织的防线，这使陈玉成几乎感到了绝望。在多隆阿所缴获的太平军物品中，发现有一封他写给天王洪秀全的蜡书，其中写道：“奉命征讨妖孽，所过破巢压卵，无敢撄锋。惟多某老谋善战，用兵如神，臣与对阵，屡为所败，今百万精锐悉遭顿挫，自料力不能敌。”

如果实在无法击败多隆阿，那就只有摆脱他了。计议已定，陈玉成等人重新兵分三路南下，其中陈玉成、杨辅清为一路，自太湖一线绕远路避开多隆阿，取道小池驿、黄泥港赴援安庆；林绍璋、吴如孝为一路，自桐城南下挂车河一线，牵制多隆阿；黄文金为一路，自东路绕援安庆。

多隆阿兵力有限，无法阻止这种多路渗透。1861年8月24日，陈玉成、杨辅清、林绍璋、黄文金会师于集贤关，并筑垒四十余座。这让城内太平军看到了新的希望，叶芸来、吴定彩等列队四门，准备予以接应。

次日，陈玉成、杨辅清等人亲自督军四万人，分十余路猛攻湘军外壕，城内守军亦同时配合出击。曾国荃则采取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的老战法，坚守工事不出，待太平军逼近，才用枪炮进行射击。

太平军被拖入了残酷的攻坚战。为突破湘军防线，太平军每人拿一束稻草，冒着弹雨蜂拥而上，接近壕沟后掷草填壕，顷刻之间目标壕沟便被填满了。其间湘军开炮轰击，一炮过去就是一摊血，打着打着，壕墙上装备的火炮已经来不及装填炮弹了，只能轮流施射，为此曾国荃又增调八百杆鸟枪和抬枪，用以加强火力。一时之间，枪炮轰鸣之声“如连珠不绝”。

尽管伤亡惨重，但太平军将士仍然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前面的人被炸翻打死，后面的人马上踏着尸体继续冲锋。依靠不计代价的人海战术，太平军终于越过壕沟，逼近了曾军营垒。

曾国荃见状，立即率部上前搏杀。曾军以逸待劳，太平军在越壕后却不是伤痕累累，就是精疲力竭，一场近战肉搏下来，数名太平军前锋将领被杀，剩余官兵也被击退。当天，倒在壕沟内外的太平军不可胜数，一眼望去，“积尸如山”。

8月27日，战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陈玉成、杨辅清精选敢死队员，攻破了外壕壕垒，并将湘军往后逼退了一步。曾国荃见壕垒被破，也急忙组织敢死队进行反击。

双方派出的都是各自阵营中最能打和最不怕死的战士，敢死队员们互不相让，手持短兵刃奋力砍杀，直杀得血肉枕藉、日月无光。异常凶猛的白刃战把太平军也往后逼退了一步，趁此机会，曾国荃又亲自督军增修新的壕垒。

大家都明白，阻止湘军筑成新垒，乃是解安庆之围的最后机会，因此安庆城内守军倾巢而出，直扑新垒。陈玉成也在城外全力响应，他亲自击鼓助阵，见有后退者即立杀阵前，气势十分慑人。

曾国荃的性格与曾国藩相比，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之处是曾国荃也有超人的意志和毅力，遇到艰难险阻，能够坚持到底。不同之处是曾国荃在指挥作战时比乃兄更坚决更大胆，颇有一股子悍不畏死的蛮劲。

晚年的曾国荃调任山西巡抚，晋中时值大旱，赤地千里。“曾老九”内着道装，外披袍褂，亲自在太原主持露天祈雨。令人格外震惊的是他还准备了一只香炉，香炉里填着火药，放着导火索，插着香。曾国荃脑袋上顶着这只香炉，长跪于地，嘴里还念念有词：“老天你如果再不施以雨露，干脆就让火药爆炸，炸死我吧！”

所幸雨来得很及时，曾国荃头上的香炉才没有真的爆炸。山西老百姓自然对他感恩戴德，知晓此事的文人官员也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说以曾国荃这样的蛮劲，怕是连老天都要退避三舍呢，何况当年的“发贼”（太平军）？

曾国荃参加安庆战役时，四十岁还不到，身上充满着“胜天半子”式的蛮劲，哪里甘心功败垂成。太平军发狠，他也发狠，率部拼命挡住其攻势，以掩护新垒的增修，太平军猛攻十余次未果，折损达三千人之多。

经过通宵达旦的抢修，新垒终于修成，此时双方尸骸已堆到了田垄之上。陈玉成见连这样的蛮攻都无效，只得收队回营，城内守军怕湘军乘虚入城，也赶快重新入城固守。

安庆城下一战，不但基本锁定了战局，而且也打出了曾国荃和吉字营的名声。从此以后，吉字营凭借“稳练不摇”的特点，得以与“应变善战”的多军、“冲锋猛战”的霆军并列，成为太平军最为忌惮的三支湘军劲旅。

五星连珠

城外太平军即使付出惨重损失，也仍然攻不破湘军防线。安庆城内得不到接济，粮食完全断绝，陈玉成又在菱湖北岸筑垒，试图用小船运粮食进城。曾国荃毫不相让，他派曾国葆在湖岸边筑垒，联手水师进行堵截，于是太平军用小船运粮的办法刚露了个脑袋，就被完全扼杀了。

这时湘军打攻坚战的基本套路是，以自创的“长围久困”为主，辅之以太平军的穴地攻城法。曾国荃在围城的同时，早已命令士卒开挖地道，穴地埋雷。1861年9月5日，安庆城垣北门被轰塌，湘军一拥而入。

因为断粮，安庆城内已出现了人吃人的骇人景象，据说人肉每斤可卖到八十文，守军形近饿殍，虽拼死抵抗，但已无济于事。叶芸来、吴定彩以下一万六千人被斩杀殆尽，其余凫水逃亡者亦多死于湖中。

城外集贤关的太平军各路援兵列队于山岗，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发生，可是却无能为力，陈玉成更是望城恸哭：“安庆已经失陷，我也不知道哪天要死于敌人之手了！”

陈玉成非常清楚，皖北是他的根据地，安庆是他资以保卫皖北乃至天京的屏障，安庆一失，则太平军在皖省的势力已经动摇，今后将很难有立足之地，覆亡只是早晚的事了。

这当然不仅仅是陈玉成个人的悲剧，安庆失陷意味着太平军的第二次西征完全失败，而以全国之力救援安庆，仍不能免于其失守，也说明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重大转折，太平天国大势已去。亲自参与后期救援的干王洪仁玕事后承认：“我军最重大的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

就在湘军攻陷安庆的前一天，曾国藩看到了两个月前钦天监的一份奏折。在奏折上，钦天监报告说八月初一（阳历9月5日）将有异常天象，届时日、月及金、木、水、火、土诸星会“日月合璧，五星连珠”。这是与“荧惑星犯南斗”“蚩尤旗”之类完全不同的祥瑞天象，次日，安庆果然克复，曾国藩大喜过望，认为祥瑞按时应验，是国家前途命运趋向好转的前兆，“国家中兴，可能有希望了”！

只是这个希望，作为皇帝的咸丰再也看不到了。

野史中对于咸丰“近醇酒妇人”，纵欲过度的描述并非空穴来风。英法联军在抢劫圆明园时，一位法军的随军传教士在皇帝龙榻之侧的漆盒里发现了一些春宫图，这令他大吃一惊。更为离奇和荒唐的是，内务府有一名叫锡元庭的满人官员，专门负责给皇家制备衣物。据他说，送进宫里的衣服，清一色都是开裆裤，为的是让宫人穿在身上，好方便皇帝随时随地地临幸。

虽然把咸丰的私生活描述得不堪入目，但野史中也同时指出，咸丰末年天下大乱，咸丰心力交瘁却又无术挽救，这是他“以醇酒妇人自戕”，乃至“早年优美英发之资，一变风流滑稽之态”的重要原因。

确实，自登基以来，晦气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位年轻的皇帝。执政不到一年，如何对付太平天国这个宿敌就占据了他每天的日常，比如某股太平军该责成哪位大臣“剿办”，某事该如何处分，又比如某疆吏有意推诿，必须痛责追究，某将领“剿匪”出力，必须破格奖励，所有大大小小，方方面面，零零碎碎，无一不需要咸丰当机立断，亲自处理酌办。

一边是劳心费神的事太多，另一边却是可资以辅佐的能臣太少。有一次咸丰召朝臣议事，议事的时间稍长，某大学士年老体衰，居然就趴在地上睡着了，而且鼾声大起。咸丰目瞪口呆，可又不好责备，只得让内侍将其搀扶出朝堂。

清代自康熙起有万寿恩科，即皇帝、太上皇、皇太后在庆祝大寿的时候，由皇帝于科举正科之外，颁发谕旨诏书，另行举行乡试、会试。惯例是皇帝五十岁、皇太后六十岁才开科，道光就是这样，但咸丰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就颁诏宣布要在三十岁生辰那年开万寿恩科（左宗棠因樊燮案被迫退出湘幕，准备进京参加的那一期会试，也就是此次恩科）。批评者认为此时天下大乱，兵连祸结，皇帝仍记挂着要过三十岁生日，还将恩科惯例整整提前二十年，他知道愁吗？

其实这恰恰反映了咸丰有多么忧急愁闷。战乱频仍，国势衰败，他需要用好日子来冲一冲晦气，更需要通过广纳人才来帮助他改变国运！

就在这个时候，现实又给了他狠狠一击，咸丰非常看好的能臣叶名琛引来了“英法联军之祸”，造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犹如道光之与林则徐，咸丰也认为是自己误用了叶名琛，但他们都在有意无意中忘记了，其实林则徐、叶名琛执行的正是他们的对外理念及其旨意，也等于是帮他们背了锅）。

对内“剿办”太平天国，咸丰还能从历朝平定内乱的史籍中找到一些策略办法，对外应对西方列强，他就全无主意了，为此，他甚至只好自欺欺人地在宫中意淫。

在圆明园的人造湖上，曾经摆放着分别代表中英双方的微型船只，咸丰让它们进行模拟海战，当然最后总是中方获胜——尽管在虚拟世界之外，英国其实是第一海上强国，拥有着绝对的海上霸权。

一场大火，烧掉了所有用于假海战的假船，也彻底烧掉了皇帝和这个帝国的迷梦。大火过后，负责摆船的人、圆明园总管文丰自沉于湖中，咸丰尽管还苟活着，但他的精神和灵魂已经完全彻底地死掉了。

清歌于漏舟之中

咸丰出逃热河，“巡幸木兰”只是个欲盖弥彰的借口，当然木兰围场本身也是优质狩猎场，咸丰刚去的时候也时常外出打打猎。不久，北京和议结束，英法联军自北京撤退，咸丰又将京城宫廷里的戏曲演员召至热河侍奉。

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原有宫舍二百余所，当时完好的也尚有七十余处，里面收藏着乾嘉时期的服饰器用以及梨园行头，正好可供演员们取用。据宫廷档案记载，行宫内每隔两三天就要演一场戏，有时上午演完，下午还要接着演，每次演什么戏目，都由咸丰用朱笔亲定。

住在热河的咸丰自号“且乐道人”。这位“且乐道人”不仅喜欢看戏，自己对戏曲也有研究，甚至艺人给太监授艺，他也会在旁边观看。一天，艺人陈金崔教唱《闻铃》一戏，戏文里有一句“萧条恁生”，“恁”应作去声，陈金崔读作上声，咸丰听后立即予以纠正。

皇帝与艺人常在一起，大家已经混得很熟了，咸丰的性格又很随和，所以陈金崔没有你说什么就什么，他坚持自己是按旧曲谱唱的，没错。咸丰也急了，竟然不顾皇帝身份，跟陈金崔辩论起来：“旧谱上面本来就是错的啊！”

倘若国泰民安，会画画懂戏曲或许还能锦上添花，给皇帝增加些魅力和风采，可这个时候就只会引来非议了。臣民私下的评论是“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大船已经漏水了，你还在高声欢歌，房子已经着火了，你还在痛饮美酒，你不知道大船马上要沉，房子马上要完吗？

对于咸丰来说，知道不知道恐怕都已经是一回事了。和议一成，恭亲王奕訢及留京王大臣就上疏请他回京，以安人心，但咸丰却以外使亲递国书一节未明言取消，恐英法联军再杀回北京，对他进行要挟为由，拒绝返京。

和议之前，大臣们多数像咸丰一样，表面蔑视洋人，其实内心都很害怕洋人，更不敢与洋人打交道，及至英法联军进京，亲眼看到洋人的样子，这种疑惧才得以消除。他们发现，英法联军虽然兵强马壮，完全有像当年满洲人入关时那样长期占据北京的实力，但其真实用意只是要胁迫中方签约。众人因此得出了和曾国藩相似的结论，即洋人重商图利，“并无利我疆土之志”，只要“示以诚信”“尚易羁縻”。

观念的改变，令奕訢等人觉得咸丰拒绝返京的理由根本不成立：英法既然已经达成了与中国定约的目的，又何至于因为中国皇帝回銮而再来挟制？使臣亲递国书，不过为一种外交上的礼节，你作为皇帝也不过是接见一下，最多再说几句好听的话而已，有什么可担心的？

大臣们纷纷上疏请咸丰依旧返京，连胜保也奏称“仍请年内还京”，但咸丰的态度很坚决，他仅在胜保的奏疏上批了个“阅”字，其他人的奏疏看过之后就往旁边一放，置之不理了。

热河距离京城倒也说不上多远，可咸丰长居热河不归，就犹如是明朝嘉靖皇帝久不上朝一样，会对人心产生极为消极负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他不在京城坐镇，很多急如星火的事情也都无法主持处理，比如：太平天国和捻军久未平定，该如何“议剿”；英法联军几乎是畅通无阻地打进北京，证明京兵不可用，该如何训练；国库空虚，该如何弥补；南运糟粮不继，该如何采买……

所有军政要务和国家大事，咸丰都往京城一扔，听他的戏去。京城士大夫对此既焦急又无奈，他们不敢直接攻击皇帝，只好把气撒在咸丰所信任的载垣、肃顺等人身上：“主上虽然英明，但内臣只顾谋私，粉饰太平，以致大局决裂如此，深堪痛恨！”

在那些日子里，维持朝政的主要是恭亲王奕訢和文祥。奕訢三十岁不到，外国人见过他的印象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人”“一位优雅、绅士般的英俊男人”。这个年轻人最初当然也没有多少新知识，天津交涉时，他曾是长江通商的竭力反对者，甚至扣留巴夏礼和洛奇等人作为人质，他也是提议人之一。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仍不知外交为何物，只知“剿夷与抚夷”，政治家的派别划分不过有的是主剿，有的是主抚，从奕訢原先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来看，他应该属于剿夷派。对奕訢这样一个剿夷派政治家而言，留在京城议和是一个可怕和屈辱的过程。参加签约仪式的一名法军军官观察到，奕訢“非常疲惫，甚至是迟钝，总之，总体的外观表明亲王的身体非常糟糕、虚弱”。

当然洋人们也没有忽略亲王的另一个性格特点，他们从各种渠道了解到，“恭亲王通常被认为非常机智，或者更准确地说，非常精明和狡猾”。这一点在签约仪式上得到了验证，“我们（指参加仪式的英法军官）惊讶于他（奕訢）眼中不时透出的智慧光芒”。

正是这种骨子里的精明能干，让奕訢在和谈期间就有了不同于他人的表现。

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中英签约时，尽管英国公使额尔金很是傲慢无礼，但奕訢仍尽量克制，整个过程中“十分谦恭有礼，看上去温和又不失智慧”。其后中法签约，当仪式结束时，他主动起身走向法国公使葛罗、陆海军统帅孟斗班，并且和二人热情握手。法国人没有想到堂堂亲王、皇帝的弟弟，竟然会主动按照西洋习惯与之握手，都感到既惊讶又高兴。

签完条约，奕訢与两国公使进行互访，其间他不仅“越发和善，竭力向联军表明他的诚意”，还再一次主动邀请法国公使在他带领下参观紫禁城。后者实际上是奕訢所采取的一种分而制之的策略，因为法国代表没有英国代表那样咄咄逼人，而且他知道英法之间存在一定矛盾，所以便在不得罪英国的前提下，故意亲近法国。

英法虽然答应签完条约就将军队撤离北京，但他们可以借故拖延撤退或再横生枝节，奕訢的应对得当，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出现这种意外的可能。

通过这次对外交涉，奕訢得出了一个独特的见解：“驭夷之法，若能与决战，则制其强悍；不能战，则遂其贪婪。”

道咸年间，皇族子弟和士大夫能够洞察天下大势者甚少，同样是面对战败和被迫签约的结局，有的依然虚骄，继续做剿夷派；有的被吓得一蹶不振，成为抚夷派；其他还有非剿非抚或亦剿亦抚的骑墙派、先剿后抚的转化派；等等。奕訢作为和议的主持者，个人蒙受的屈辱比谁都大，但在看清时势后，他却能够迅速从“剿夷与抚夷”的狭隘圈子中跳出，开始用新的眼光来观察世界。

第二次鸦片战争横跨达四年之久，作为这四年战争和交涉的产物，《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条款虽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奕訢等人已经认识到，驻使和通商虽是列强单方面强加的要求，然而对中方而言，它们既可以为祸，也可以为福，全看中方自己是否能够振作。换句话说，如果国家能够实现中兴，则这些条款其实对中西双方都存在有利之处。

奕訢聪颖通达，明辨是非，被称为“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不过他也有着自道光以后爱新觉罗家族子弟几乎共通的毛病，即缺乏作为政治领袖应有的气魄和胆识，在这方面，文祥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

文祥进士出身，曾因京察考核优等，被“记名道府”，也就是有机会到地方任行政长官乃至成为督抚，但因为有老母在堂，不愿远行，所以请求留京任职。他虽然在六部的任职只是侍郎，但实际已为军机大臣兼内阁学士，不然咸丰也不会在出逃热河时特命他署步军统领，负责内城守卫。

自和议期间奉命留京起，文祥就成为了奕訢的得力助手。举行签约仪式时，他也是除奕訢之外洋人所关注的重点，洋人对他的描述是“一个一品老官，留着长胡须，眼神中闪烁出矍铄与睿智”。

文祥办事认真负责，不怕别人的批评，被认为是文庆之后最能干和最有魄力的满臣，有人甚至把他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大政治家范仲淹相提并论。在文祥的支持和鼓动下，奕訢、文祥、桂良等人联名奏请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并由奕訢亲自兼任领班总理大臣。

鸦片战争前，中国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只有理藩院和礼部对周边的藩属国、少数民族进行管理。鸦片战争后尽管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然而既非正式官衔，也无专署，而且所办外交事务仅限广州一口，其他各口均由当地官员直接处理。这种本身就蕴含着重大缺陷的体制非但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引起了更多的中西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南京条约》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第二次鸦片战争即由此而起。

总理衙门只能算是外交部的雏形，本身有着许多遭垢病之处，但它确实提高了外交部门的地位，在避免中外决裂方面更是起到了很大的缓冲作用。此后，中国有三十多年都处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之中，总理衙门功莫大焉。

与此同时，奕訢、文祥等人也在积极谋求中兴之道。如何实现中兴？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的好友魏源提出的杰出思想，令人遗憾的是，真正能够认同这一思想的人极少，更不用说实践了。直到二十年后，它才重新找到了知音，奕訢、文祥等人也因此成为所谓洋务派最早在中央的代表。

史家定评，在咸丰逃奔热河不归期间，若不是奕訢、文祥等人内外维持，“则大局糜烂，早已不可收拾矣”。

鹿血断饮

热河终究不像京城那样热闹繁华，春节时候，咸丰也感到了一丝犹如漂泊于异乡的凄凉。这时英法联军早已从天津乘船回国，最担心的那些事已经不可能发生，这使他终于生起了返京的念头，并且已写下“回銮”的上谕。办事人员知道后急忙置办行装，但咸丰突然又病了。

咸丰的体弱多病既与操劳有关，也与从前的纵情声色脱不开干系，到了后来，他不但整个人面黄肌瘦，而且下体异常怕冷，到了冬天更是如此。咸丰为此经常要吃药，俗话说久病成医，一次，某号称懂医的官员开了个药方，他居然也能指出药方中的药用得对不对。

咸丰年纪尚轻，自己也懂得一些医道，若善加保养，身体是可以好起来的，然而一个人既然一心想“纵欲自戕”，哪里还顾及养生？房事不济，他就乱吃壮阳药，还用貂皮黄绒特制了一个套子，“以温下体”，结果活生生地把自己整成了老病灶。

因为突然生病，咸丰只得推迟回京，以后他的身体一直时好时坏，京中甚至数次谣传他已经病危，回京的事自然也就难以摆上日程。

即便在被传病危的那些日子里，咸丰其实也没有好好静养，该看的戏照看，一点不耽误。他很怕冷，夏天看戏，轻歌曼舞，凉风习习，别人都觉得很惬意，他却受不了，因此还生了病。

这次咸丰病得相当沉重，但身体稍好一些，他又传谕看戏，然后再病再看，病情也更加恶化。等到实在看不动了，咸丰头一天传谕停止演出，次日即晕倒过去，苏醒之后已经奄奄一息。

对于咸丰之死，野史中另外记载了一则“鹿血断饮”的故事。咸丰在京时，太医给他诊断病情时，说可以用饮鹿血来弥补“阳亏”。《本草纲目》中也说鹿血具有“大补虚损，益精血”的药效，咸丰便同意按这个方子治疗，当时圆明园养鹿数十至百头，为的就是可以每天取鹿血供咸丰饮用。

出逃热河前，咸丰本想下令把鹿带走，左右劝他说，英法联军已经逼近京师，逃命还来不及，何必再带着这些累赘？等形势好转，再来把它们带走也不迟。

这样鹿就一头都没带走，结果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园里所养的鹿死的死，逃的逃。热河没有鹿苑，咸丰能够打猎时，尚通过狩鹿取血饮用，其后沉迷于看戏，就忘记了这个方子。及至临终晕厥，再想取鹿血救命，仓促之间已不可得。

不管是不是鹿血断饮的原因，总之咸丰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嘱托后事。他下令召见御前侍臣，传口谕立长子载淳为皇太子，要求载垣、肃顺等八大臣“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随侍诸臣为求慎重起见，希望咸丰能够用笔写下来，但咸丰已不能握笔，故他的遗诏有“承写”字样，表示系由侍臣代为书写。

当天半夜，御膳房接到了随时送冰糖燕窝供皇上食用的谕令，然而太阳才刚刚升起，咸丰就驾崩了，年仅三十一岁。在皇宫御医档案上，他的致命病因被注明为“虚痨”。

咸丰去世时距离《北京条约》签订一年还不到。西方历史学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指出“条约（指《北京条约》）让他万分耻辱……他一直在热河幽居……这位皇帝再也没有回到京城”。

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没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没有英法联军的入侵，没有《北京条约》，咸丰虽不可能长寿，但也不会死得这么早。咸丰的撒手人寰，在给其家人带来创痛的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夷”的愤恨和敌视。

当年给太子载淳授课的老师发现，载淳特别讨厌任何与洋人沾边的物品。一天他看到有人身上佩戴着计时器，就问老师那是什么，得知是洋人发明的计时器，他立即拿来砸碎，并且恨恨地说：“没有这东西，就不能看时间了吗？”

事实上，清朝皇帝从康熙乾隆起就喜欢收藏欧洲的各种工艺品，从计时器到大钟无一不有，载淳从小生活在宫中，不可能没有见过，他是故意问也是故意砸的。

儿童总喜欢玩游戏，太子也玩游戏，但他玩的游戏与众不同，可以说相当暴力和少儿不宜。他经常弄来一些欧洲人的小像，然后把这些小像排成队，用刀依次砍去小像的脑袋，一边砍还一边泄愤般地大喊：“杀尽洋鬼子！”

载淳继位时尚年幼，然而已经从别人的叙述中知道了自己为什么从小就失去了父亲。作为载淳的母亲、咸丰的妻子，一个二十多岁就被迫守寡的寡妇，叶赫那拉氏当然更清楚丈夫的死因，她同样从骨子里仇恨“洋鬼子”，只是因为时势所限，不能发作而已。直到三十年后，手握大权的她才终于爆发出来，并且爆发得惊天动地（《对万国宣战诏书》）。

出师未捷身先死

在咸丰去世半个月后，曾国藩才收到这一消息，这让他悲痛万分。

咸丰是个短命皇帝，也是个苦命皇帝，自登基起就深陷于内忧外患，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即位至今，十有二年，无一日不在忧危之中”，甚至就连他的那点“艳史”也笼罩着浓重的悲剧色彩。如今湘军终于收复了安庆，平息内乱总算出现了一线曙光，可是这位可怜的皇帝却再也看不到了。

清代从开创到末世，都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昏君。咸丰同样不能算一个昏君，他虽然才仅中等，但为政勤勉，待人宽厚，虽然一度怕这怕那，对曾国藩也疑惧、防范、压制过，但就当时帝国所处的困难复杂环境来说，并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更重要的，是他授权曾国藩在湖南创办湘军，最终又予以重用，倚之为干城。曾国藩深受儒家教育，他不能不对咸丰抱有传统士大夫都会有的那种感激、知遇之情。

似乎是嫌曾国藩痛得还不够深不够狠，半个月后，又一个惊人的噩耗传来，胡林翼病逝于武昌。

在湘军集团内部，胡林翼属于超人般的存在，他既有左宗棠的豪迈干练，又有曾国藩的谦恭谨慎。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在很多方面都不及胡林翼：“鄙人虽有联络之志，苦于才短性懒，书问太疏，遂不能合众志以勤王事，合群力以贯金石。至于察吏理财，拙才更逊百倍矣。”

胡林翼因积劳成疾，一年多前就得了痨症（肺结核），但仍通宵达旦地埋首于军务公务，其间时常咳血。有幕僚劝他注意休息，并以“食少事烦”的典故提醒他。

“食少事烦”出自于三国故事，说的是诸葛亮北伐时驻军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峙。司马懿始终高悬免战牌，不肯出战，诸葛亮便遣使送了一套女人的衣服给司马懿，想借此激怒司马懿。

司马懿老奸巨猾，不但不发怒，还反过来问使者，诸葛亮每天吃多少米粮，事务烦不烦忙。得知诸葛亮吃得很少，可是需要处理的事务却非常繁重，即“食少事烦”，他不由得大喜，使者一走就对部下们说：“照这种样子下去，诸葛孔明还能活得久吗？”

显然，胡林翼如果不停止他的工作方式，就会像诸葛亮一样命丧五丈原。他对此也很清楚，只是安庆战役当时正进入关键阶段，稍一懈怠，就可能前功尽弃。

对于当年诸葛亮所处的困境，胡林翼有着感同身受般的体会，他对幕僚凄然说道：“武侯当日鞠躬尽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这名幕僚听了非常感动，以后每次说起这件事都不禁潸然泪下。

胡林翼在率援军回去武昌前，为协调军事，特地和曾国藩相约见了一次面，这也是两人一生之中最后一次相聚。此时两人的身体状况都很糟糕，曾国藩原来就患有的癣症复发，浑身奇痒难耐，弄得他生不如死，胡林翼的病情更是已至晚期，由于吐血不止，整个人已形神委顿，憔悴不堪。

一到武昌，胡林翼的病情就加重了，不但不能指挥赣鄂战事，也无法再顾及安庆战场。曾国藩只得一人独撑大局，可谓举步维艰，此时也更显示出胡林翼对于湘军而言有多么重要，曾国藩深有感触地说：“此公（胡林翼）一身关系全局安危。近日皖北事事呼应不灵，脉络不通，恐误大事。若润帅（胡林翼）不病，纵在湖北境内而皖江两岸犹能处处血脉贯通。”

胡林翼终于也到了鞠躬尽瘁的这一天，他最感遗憾的，恐怕还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因而叹息着对身边的人说：“闻道苦晚，我现在虽然也有了一些真知灼见，可是其中多数都已来不及付诸实践了。”

罗少村是胡林翼的好友、浙江前巡抚罗遵殿之子，罗遵殿殉职于杭州，罗少村因在异地求学，侥幸躲过一劫，此后便追随于胡林翼左右。胡林翼去世的时候，罗少村一直陪侍在身边，看到胡林翼病亡，不由得悲恸欲绝，痛哭失声。

眼看要入殓了，罗少村用手摸了一摸胡林翼的胸口，发现虽然冷却下来，但与已僵硬的四肢不同，过了一会儿，似乎还有心跳。他于是力主暂缓入殓，寄望于胡林翼还能复苏。到了第三天，送奏折到京城的邮差回来了，胡林翼的这份奏折乃生前拟就，系奏请皇帝开缺自己的职务，由李续宜接替。

新皇帝尚年幼，实际主持朝政的为两位太后，她们非常信任倚重胡林翼，接到奏折马上应其所请，朱批上写道：“湖北巡抚著李续宜暂行署理，接统各军。”罗少村知道这是胡林翼生前惦念的一件事，所以便附在胡林翼的耳边，将朱批大声读了一遍。

奇迹发生了，胡林翼忽然张开了眼睛，而且就和平时一样目光如电，仿佛在微微点头赞许，但是不久却又闭上了眼睛。罗少村再摸他的胸口，那里已经比冰铁还要寒冷！

英姿飒爽来酣战

尽管对胡林翼的死，曾国藩在思想上已有所准备，但事到临头，仍感觉难以承受，乃至“惘惘如有所失”。

能够聊以慰藉的是安庆终于拿了下来，而且鲍超又从江西传来了捷报。

与胡林翼不拘一格的选才观不同，曾国藩亲自挑选的将领多数都是书生，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对鲍超的器重和呵护，不然在朝廷拟调鲍超北援时，不会冒着危险请求替其出征。得知真情后，鲍超也知恩图报，在曾国藩面临危急形势和状况时屡屡挺身护主，化解战场险情，曾国藩特地写下一句“英姿飒爽来酣战”用以褒奖。

曾鲍还形成了一种在外人看来未免不可思议，他们之间却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鲍超基本算是个文盲，除了自己的姓名，认不得几个字。有一次霆军被敌围困，需要向大营求援，他让幕僚赶紧写求援公函，可是过了好一会儿公函也没能送上来。鲍超是个急脾气，便亲自前去催促，去了一看，好家伙，幕僚还在握着笔斟词酌句呢。他急得一跺脚：“这都什么时候啦？还搞文绉绉的一套？”当下就让亲兵送来一幅白麻布，自己拿起笔在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鲍”字，再在“鲍”字的四周围画上数十个小圈，然后就把布封好让人送去大营。

众人都弄不清他是什么意思，鲍超却很有把握地说：“你们放心，大帅是看得懂的。”鲍超的这封“公函”送到大营后，首先由曾国藩的幕僚们拆看，幕僚们也不明其意，只得送去给曾国藩过目。曾国藩果然一看就懂，他大笑着说：“老鲍又被围矣。”随即调兵往援，同时向鲍超复书一封：“援军由外杀进，弟可杀出，杀他个片甲不留，看弟显真本领，莫让关云长专美。”

此番鲍超先援武昌，李秀成闻鲍则退，重返江西。之后的李秀成继续施展出他初次入赣时的无敌模式，很快就进逼南昌，使得江西全省为之震动。曾国藩闻讯，忙檄令他的“关云长”自九江南渡，赴援南昌。鲍超挥兵疾进，太平军是真的对“鲍膏”有心理阴影，见到霆军都躲着走，霆军不费吹灰之力便迅速推进至南昌以南的丰城。

李秀成以为自己的堂弟李世贤尚在乐平，不知道李世贤因败给了左宗棠，早已由赣北进入浙西，同时他也没有料到霆军这么快就抵达丰城，所以仍想攻下南昌。具体方案是分三路北进，李秀成的宗弟李恺运、李恺顺为其中两路，李秀成命二人率部用木排渡过赣江，继而沿江前进，他自己率主力部队围攻丰城，最后三路人马在南昌会合。

太平军在到达丰城对岸时，才吃惊地发现黑膏旗已飘扬于城中，他们连交手都不敢，就连忙后撤。归途上有一条小河，本来太平军在河上已经搭了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桥被老百姓撤掉了，部队无桥可过，只得徒涉，因此延误了时间。

霆军追上来，太平军勉强应战，然而力不能支。之后霆军继续穷追猛打，跟着撵了五十余里，太平军损失多达七千人。如果不是连刮大风，逆风之下船只不得前进，导致霆军无法渡河，太平军余部甚至连脱身都很困难。

李秀成经过江西、湖北的招兵，兵力已是霆军的十多倍，却败得如此狼狈，一方面暴露了临时裹胁成军的部队在战斗力及意志方面有多么薄弱，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使是太平军中的老兵也完全没有了早年的锐气，他们已不再是湘军的对手。

丰城之战后，李秀成退居铅山，与脱离石达开北上的太平军汪海洋诸部、原属广东天地会的花旗军会合，重新集结了二十余万人，在军威复振的情况下开始围攻广信府城。鲍超循着动静追踪而来，两军遂再战于铅山。

在铅山，太平军列阵二十余里，看似声势很大，但表壮不如里壮，鲍超一眼看穿其右路的花旗军较弱，于是首先进攻花旗军。花旗军猝不及防，反身急退，霆军趁势掩杀，连破营垒七十余座。

由于在江西无法立足，李秀成只得集合众将败退浙江，随着鲍超解围广信，江西全境得以“肃清”。

趁着在安庆和江西取得大胜之机，湘军继续扩大战果，短时间内，不仅太平军的皖北根据地基本瓦解，而且他们通过西征在湖北、皖南等地所占据的城池也被湘军相继夺回。在此基础上，曾国荃又率部东下，攻克了无为州以及无为东面的运漕镇，无为距南京不过二百余里，兵锋可直接威胁南京，而运漕则是南京的粮秣供给重镇。

与此同时，陈玉成、杨辅清、黄文金、林绍璋等军均遭到沉重打击，其力量的急剧削弱，在湘军发起的城池收复战役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所有被收复的城池，太平军或是自行撤走，或只能守一两天，仅少数坚守的时间略长，需要湘军动用内应才能予以攻克。

参与西征的太平军各部，以陈玉成军所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几乎是毁灭性的，该军除大部被歼外，余部已失去斗志。陈玉成本想到湖北招兵，无奈军心已经涣散，部属都拒绝赴鄂，且连夜自行退往了庐州，陈玉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好暂在庐州栖身。

陈玉成童子兵出身，十九岁便担当大任，二十四岁封王，以勇敢善战、知兵有方闻名，所部战斗力素为太平军之冠。各路清军均视其为心腹大患，即便湘军也把他列为最需重视、最可敬畏的对手。湘军内部平时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如何“屠狗”（陈玉成绰号四眼狗）。

有一年曾国藩觉得围歼陈玉成有望，还开玩笑似的给胡林翼寄去一首诗，诗云：“江南江北阵云连，笑指洪崖一拍肩。我备芳椒君备酱，与君屠狗过新年。”意思是说说今年年景不错，我来准备永丰辣酱，你调好益阳酱油（曾是湘乡人，永丰属湘乡，胡是益阳人），好屠狗过年哩！

只是“屠狗”的目标并没这么容易达成，湘军的年也都一直过不好，但他们并没有放弃，仍步步紧逼，直到逼得陈玉成退守庐州。

困守庐州后的陈玉成继续广招人马，徐图恢复，湘军自然不会留给他休养生息的足够时间和机会。第二年，多隆阿围攻庐州，陈玉成被迫弃城北走，在寿州遭苗沛霖诱捕，随即被害，时年仅二十六岁。

陈玉成之死为曾国藩和湘军除去了一块心病，直接或间接参与“屠狗”行动的湘军将领都视之为自己在军旅生涯中立下的大功。有一年鲍超回乡，在家里挂上曾国藩、胡林翼等湘军将领写的屏条，以示炫耀。屏条还缺副横联，他找来一个姓赵的读书人书写横联，赵某有意讥讽他，遂书一联：“英雄老去惟屠狗，大将生来不读书。”有人看到后赶紧提醒鲍超，鲍超听后却哈哈大笑说：“你不知‘屠狗’二字，刚道着我！当年我随老帅（指曾国藩）围打四眼狗陈玉成……后来还真把四眼狗屠掉了，这副联能说到屠狗，硬是要得！”

以陈玉成之死为标志，西线太平军覆灭殆尽，徐图恢复的希望从此成为镜花水月。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李秀成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作唇亡齿寒，他长叹一声：“吾无助矣！”

第七章 非重用汉人不可

湘军攻克安庆之后，曾国藩将大营迁至安庆，故友弟子纷纷来信祝贺，在这些贺信中，曾国藩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李鸿章。

当初为了李元度的事，这对师生闹到了脸红脖子粗，李鸿章一气之下离开了祁门大营。此时他的哥哥李瀚章出任江西吉南赣宁道道员，正负责襄办江西团练，李鸿章暂时无处可去，就决定先到兄长那里住上一段时间。

途经胡林翼的英山大营时，李鸿章特地去找胡林翼，并把事情的前因经过说了一遍。胡林翼和曾国藩一样，都有一颗求贤若渴的心，在如李鸿章般可造之才面前，他们能以诚相交，而并没有什么我是封疆大吏、湘军首脑，你不过一部下幕僚之类的计较。胡林翼对李鸿章印象不错，曾在写给李瀚章的信中夸赞李鸿章说话“直抒胸臆，声如洪钟”，李鸿章认为胡林翼可能会支持他，但胡林翼听后的第一反应却是劝他慎重：“你以后的前途必然不可限量，然而前提是不能离开涤生（曾国藩），要是离开涤生，何来进身之阶？”

胡林翼是实话实说，全为李鸿章着想，无奈李鸿章正兴奋着呢，哪里听得进去，反过来他还认为胡林翼俗气，不是做大事的人。《孟子》中有言：“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意思是说，凡人都只能眼巴巴地等着周文王一类明君出现，而后才能实现盛世，但真正的豪杰，却要靠自己去争取盛世。李鸿章以此相讥，对胡林翼说：“我开始还以为胡公（胡林翼）您是豪杰之士，不依靠别人而能自己开创一番事业，现在知道弄错了。”说完当即拂袖而去。

用好此人

李鸿章回到寓所后，正要收拾行李出发，胡林翼已派人赶到寓所，邀请他到英山大营再住几天。李鸿章起初还拿腔拿调地不肯，经胡林翼竭力挽留方才答应下来。

胡林翼本想劝李鸿章继续回祁门，但看对方正在兴奋当中，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和李鸿章把酒言欢，两人都不再提及前事，直至尽欢而别。不过等李鸿章一走，胡林翼就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李某（李鸿章）终究会自己明白过来的，到时还是要引导他前进，用好此人，可以增强我军的力量。”

李鸿章前往江西，在兄长任职的地方住了一年，也闲了一年。这闲置下来的一年可把他给愁坏了，说到底，李鸿章的人生理想还是“拼命做官”，哪里是个闲得住的人。

一天，李鸿章兄弟在友人处遇到了一个九华山的和尚。此僧擅长相术，他先见到李瀚章，称李瀚章是贵人，且“不出十年，将为封疆大吏”，继而又见李鸿章，更是预言其未来前程超过乃兄：“贵不可言。令兄能够显贵，也都是由于你啊！”李鸿章回去跟母亲一说，老太太大喜，次日就让李鸿章给和尚送钱，希望能问得更详细一些，但和尚已经走了。

李鸿章晚年任两广总督，被调入京居住于贤良寺。一名九华山寺僧入京迎请藏经，依靠一些九华山老香客的关系寻到李鸿章门下，想请李鸿章为他的庙宇题字。李鸿章尚记得当年那位擅相术的和尚，问此僧认不认识。九华山的庙宇及和尚不知有多少，这僧人哪里认得，但他很会看人脸色和奉承巴结，马上顺着李鸿章的意思说：“您见到的高僧是地藏王菩萨的化身！”

九华山确为地藏菩萨的道场，所以僧人的胡诌也并非毫无依据。李鸿章听了十分高兴，不仅题了字，还命贤良寺住持代为陈说，让九华山寺僧得以早早就领到了藏经。

李鸿章对“地藏王菩萨”的念念不忘，验证了当年他那颗按捺不住的名利之心有多么急切。他终于如同胡林翼所说的那样明白过来，领悟到一旦离开湘军和曾国藩，确实没办法“进身”，所谓“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放到现实之中，不过都是自欺欺人的大话空话而已。

正在犹豫彷徨之中，李鸿章接到郭嵩焘的一封来信。郭嵩焘劝他说，你“崛起草茅”，现在的根基还很浅，必然须由贵人相助。试问今日之天下，舍曾公（曾国藩）之外，你还能依靠谁呢？就算原来与曾公之间有过不愉快，你仍要赖之以立功名，所以还是去投曾公为好。

郭嵩焘的信可谓来得恰逢其时，李鸿章读后怦然心动，于是便趁着湘军收复安庆的这样一个机会，写信向老师致贺。虽然他在贺信中并没有明言想回归湘军大营，但其心情和愿望已是跃然纸上。

说实在的，李鸿章当初离开祁门大营，确实让曾国藩很伤心很失望。那是他最艰难的时候，身边多一个得意门生和幕僚的支持，就意味着多一份力量。以后当听到有人说李鸿章才气无双时，他总是叹息着说：“此君难与共患难耳！”

是胡林翼的及时来信提醒了曾国藩，曾国藩自己也认为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乃未来不可多得的将才。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延续，他的气也慢慢消了下去。毕竟李鸿章主要还是为了替李元度仗义执言，而不是因贪生怕死借故逃离，再者说，李鸿章当时只是一个既无官职在身又无兵权的幕僚，即便没有师生争吵的这件事，老母寄居于邻省，提出辞职回家奉养母亲，难道不行？

曾国藩一向非常珍视与朋友弟子的友情，他不是一个耿耿于怀的人，同时自胡林翼去世之后，他也深知肩上的担子又重了许多，所以更有一种视才如命的紧迫感。看到李鸿章的信后，他即亲自复书一封：“若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李鸿章等的就是曾国藩的这句话，当下便从江西来到安庆，曾国藩不仅重新邀其入幕，而且待他比从前还要好，凡军政要务，都要与他进行筹商。

有人爆料说，其实曾国藩当时是这么回复李鸿章的：“足下的行踪也太让人捉摸不定了，以前祁门危急的时候你走了，现在安庆这么安全，你为什么不来？”这种说法可能符合一般人的心理，即就算让你回来，但抓住机会该挖苦也要挖苦，只是它低估了曾国藩的胸怀，而且从李鸿章见信即行以及曾国藩嗣后对他的态度来看，也显得颇不可信。

没有曾国藩的胸怀雅量、胡林翼的远见卓识，以及李鸿章自己的磅礴才气，李某重新回归湘军这段故事就不可能发生，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湘军为什么能够在那么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屹立不倒，并呈现出越来越不可遏制的强盛势头。

段子

扎营安庆后，曾国藩将家属也接到了位于安庆的两江总督官署。湘乡风气俭仆，曾国藩本人又家风严谨，所以女眷们都有自己纺纱织布的习惯，欧阳氏和大儿媳刘氏每晚都要纺棉纱，两人还有工作标准，必须纺到四两棉纱才罢手。

一般情况下，二更就可以完工，但是这天到了二更还没有能够纺完，拖到了三更。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早已就寝，欧阳氏就对儿子说，干脆你也别睡了，我给你讲一个笑话，保管能够叫醒睡魔。

笑话中说有家人也是婆婆媳妇纺纱纺到深夜，儿子被纺车吱吱嘎嘎的声音弄得忍无可忍，不由得朝媳妇大声怒骂，扬言要将她的纺车给砸碎。父亲在房间里听到了，立刻呼应道：“儿子，如果你能将你母亲的纺车也一起砸掉，那是最妙的了。”原来老头子也正被纺车声搅得难以入眠呢！

第二天和幕僚们一起用早餐时，曾国藩将欧阳氏的笑话转述给众人听，众人无不喷饭。

曾国藩服膺理学，难免给人死板和不拘言笑的印象，其实他并无一般道学家的假正经，反而生性极爱开玩笑。和过去在宿松大营时一样，安庆时期的曾国藩仍和幕僚们一起就餐，吃完饭大家也照例围坐在一起聊天，这时曾国藩总会带头先奉上一个笑话段子。听完他的段子，幕僚们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偏偏他自己还不笑，段子结束便以手捋须，正襟危坐，其他人看了更觉可乐，但这时候想笑又不能笑，不笑又止不住，亲历其境的李鸿章说“这真被他（曾国藩）摆弄苦了”。

李鸿章曾经畏惧的早起习惯也仍然维持着，曾国藩打趣地将其称为“进饭场”，意思是让幕僚们早起吃饭，如同让他们科举入考场一样。曾国藩的老友欧阳兆熊想回趟老家，曾国藩为之饯行，席间欧阳兆熊忽然对他说：“大家不是不能早起，但起得那么早，也吃不下饭啊。我今天要回去了，替大家跟您恳求一下，能不能免去‘进饭场’？”曾国藩听后当场笑着点了点头。

欧阳兆熊回家后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开玩笑说：“（免去‘进饭场’后），从此你们睡也睡得香，吃也吃得饱，怎么报答我？古人在吃饭的时候必然要先供奉恩人，你们每顿饭前是不是也都要感谢我几句啊？”李鸿章在复信中也同样报以戏谑之言：“‘进饭场’确实已经豁免，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只是没了聚餐，尚斋、申甫（程尚斋、李申甫，均为曾府幕僚）都必须自起炉灶了，恐怕他们还得向先生你要饭钱呢！”

谈笑间，湘军大营那种相对轻松愉悦的氛围能够想见，这也可以看作是当时局势转变的一个具体写照。此时湘军已基本肃清上游，且“军威所至，骎骎直指金陵”，同时他们还得到了朝廷越来越多的倚重和支持。

咸丰病死于热河时，继位的载淳才六岁，没有亲政能力，为此他生前留下遗命，让八位辅政大臣赞襄政务，直至儿子成年亲政。八大臣都是咸丰亲近的大臣，其核心是载垣、端华、肃顺。载垣、端华均为亲王，虽位居肃顺之上，但二人才智平庸，性格也优柔寡断，遇事常由肃顺做主，所以实际肃顺才是八大臣的主心骨。

端华与肃顺是兄弟关系，端华是肃顺的哥哥，然而端华贵为郑亲王，肃顺却无王爵在身，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肃顺和端华乃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的父亲郑慎亲王乌尔恭阿娶了一位回族女子为妾，这位回女就是肃顺的母亲。按照清制，妾所生之子只是闲散宗室，所以肃顺才未得封爵，而且成年后即出府另居，家境很一般。

肃顺身材魁梧，还长着一双倒竖眉。在古代卦相中，眉相呈倒八字属于上相，预示此人今后将有机会获得成功。不过最初肃顺在周围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却是个经常骗吃骗喝的无赖，连亲戚朋友都看不起他，见到他都绕着走。只有一个叫墨裕的人觉得肃顺可怜，时常予以接济。

有一年冬天，肃顺头上盘着辫子，身上反披着一件羊皮褂，牵着狗从街头走过，正好遇到了墨裕。墨裕一看他那破罐子破摔的样子就皱起了眉头，问道：“你自己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肃顺倒也知道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答道：“无赖。”

“你觉得做无赖很光荣吗？”

肃顺显得垂头丧气：“因无所赖，故无赖耳。”墨裕对他说：“既然这样，那么我给你找一个事做，让你有所赖，如何？”

肃顺问要给他找什么事，得知是做官，他以为是墨裕在跟他开玩笑，于是扭头就走。不料过后墨裕动用各种关系，居然真的给他在刑部弄到了一个官职。

上任之日，肃顺特地备酒筵感谢墨裕。酒过三巡，他突然长跪在地，举杯向墨裕敬酒，并且说：“没有先生就没有我的今日，如果我再不痛改前非，猪狗不如！”

汉人是得罪不得的

肃顺得友帮助，一步迈入官场的这段故事，见之于野史。野史中总有不少虚构的成分，它的价值在于勾勒出了肃顺的成长轨迹，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肃顺的价值观和做事方式与其他八旗子弟有所不同——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迥异，肃顺没有天然地享受锦衣玉食的权利，他必须靠自己的奋斗去闯出一条新路。

在正史中，肃顺的仕途似乎没有野史中那么离奇，他先在侍卫处任职，以后逐级迁升，直至到达上层，成为一名朝士（即中央官员）。肃顺的记忆力非常强，只要看到别人一眼，就能记住对方的样貌，凡是亲自处理的公事公文，即便若干年后，也仍能列举出其中的字句，为一般同僚所不及，加上又敢作敢为，他能在已普遍庸碌的满臣群体中脱颖而出，并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

自金田起义之后，在京朝士即分为两派，一派喜谈科名，讲求学问，称为科名派；另一派有志于功名，以左右时政为能，称为功业派。科名派由于无补于实际，所以不为皇帝所看重，不过视之为文学侍从之臣而已。在皇帝的亲自示范和影响下，当时京师风气普遍推崇功业派中的贤达人物，比如文庆以及继之而起的肃顺。

肃顺在文庆掌权时便已渐渐崭露头角，不过文庆本身就是个能断大事、气势如虹的能臣，有他在，肃顺的发言权有限，及至文庆病逝，肃顺才有机会成为功业派的领袖、朝中炙手可热的第一权臣。咸丰在热河喝奶茶时，连碗盖都是由陪侍在旁的肃顺所揭，其与皇帝关系之亲密，手中权势之熏灼，不难想见。

祁寯藻、彭蕴章之辈明明自己是汉人，却偏偏排斥提防汉臣同僚。身为满人的肃顺与之相反，他与文庆一样，认定在天下大难的非常时期，非依靠和重用汉人不可，经常说：“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国家遇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在这方面他甚至有些矫枉过正，相传肃顺在执掌部院时，对所属旗籍司官多呼来喝去，待之有如奴隶一般，而对汉员则极为谦恭，他的解释是：“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

咸丰年间，湘军是唯一能够替代绿营的最具战斗力的汉人军队。对于这一点，肃顺自然不会漠然视之。实际上，他的幕僚有不少都与湘军集团有着密切关系，有的甚至原来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比如在著名的“肃门五君子”中，高心夔就曾效力于曾国藩幕府，其他如王闿运等人也或多或少与湘军有着联系。

通过“肃门五君子”的汇报和对其他渠道信息的掌握，在祁寯藻、彭蕴章等人尚糊里糊涂的时候，肃顺就知道官军能战者皆出自于湖南，要战胜太平军，必须扶持湘军。他也打心眼里钦佩曾胡等有能力有战功的汉臣，平时与人谈论，对曾国藩的识见度量、胡林翼的才能谋略皆赞不绝口。

文庆曾极力维护胡林翼，相比之下，肃顺给湘军的帮助更大，其间，他或亲自出马，或通过“肃门五君子”穿针引线，给湘军帮了许多大忙，远者如左宗棠的“昭雪”，近者如曾国藩被授两江总督。甚至曾国藩克复安庆之役也有没离开过肃顺的支持。当时曾国藩在皖南屡战屡败，被困祁门，朝中不少人进行弹劾，眼看就要对曾国藩不利，肃顺大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临敌易帅为兵法大忌（就算觉得曾国藩打得不好），也应该（让他）戴罪立功。”因为肃顺的这句话，曾国藩才得以免除外界干扰，一心一意地专注于指挥军事。

有些不明内情的人以为曾国藩在朝中靠的是他老师倭仁，其实倭仁学问固然很深，但他这类科名派并不受咸丰垂青，真正在朝中能够为湘军出力也愿意出力的还是肃顺。

咸丰生前，肃顺能够说服他授曾国藩以江督，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因为曾国藩曾是咸丰最不信任的汉臣，如果连曾国藩都能够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其他湘军将领继续出任督抚也就不难了。咸丰驾崩后，朝政由肃顺等八大臣执掌，肃顺大权在握，用全面依靠，代替了过去对于汉臣使用、限制的旧有方针。湘将的擢升也由此被推向了一个高潮，在短短两个月内，江忠义（江忠源的族弟）、彭玉麟、李续宜等人相继被破格提拔为巡抚，其中彭玉麟、李续宜原先只是按察使，江忠义更仅为道员，从区区道员到巡抚，中间已超越了数级。

据统计，咸丰朝的实缺除漕督、河督外，共设八个总督、十五个巡抚。在那段时间里，湘军集团竟占去总督缺两个、巡抚缺七个，分别占四分之一、近二分之一，比例之高相当惊人，另外湘军集团还有两名钦差大臣的实缺，尚未计算在内。

如果肃顺一直掌权，对曾国藩和湘军而言显然是有利的，但宫中云谲波诡的权力斗争很快又为其增加了新的变数。

都不是善茬

咸丰驾崩当天，宫中传下旨意，宣布从即日起，所有文件上的皇太子都写“皇上”，皇后写“皇太后”。这位皇太后钮祜禄氏出身于世宦之家，从小就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和民间传说中的庸懦形象不同，钮祜禄氏实际是个狠角色，连咸丰都惧她三分。

有一天晚上，咸丰和侍寝妃子在一起喝酒喝多了些，以致早朝误点。钮祜禄氏当即查问是谁侍寝，查到后便对侍寝妃子进行严厉训斥。咸丰上朝前没看到钮祜禄氏，情知不妙，朝议尚未结束就连忙赶到后宫。去了一看，但见气氛森然，宫女太监都规规矩矩在门口侍立着，问过后得知钮祜禄氏果然在责罚妃子，于是便嘱咐不要通报，自己悄悄地走了进去。

被责罚的妃子正跪在地上挨训，见咸丰进来，仍不敢站起，而钮祜禄氏也不予点破。咸丰找位子坐下，然后明知故问地指着妃子问钮祜禄氏：“这是谁啊？”钮祜禄氏这才跪下奏道：“祖宗在侍寝方面有定法。现在皇上喝醉了，以致过了辰时还不能上朝，外面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奴教导无方，因此我把她叫来，问她为什么要给皇上灌酒。”

咸丰听后叹了口气说：“这是我自己犯下的过失，她又有什么能力阻止我呢？你就饶了她吧。”皇帝的话就是圣旨，钮祜禄氏不能不遵旨，但她马上又将了咸丰一军，恶狠狠地对妃子说：“这是主子饶你的（不是我要饶你），以后无论主子在哪里喝醉，我都会唯你是问。”

此话一出，让咸丰尴尬莫名。钮祜禄氏拥有领导后宫之权，并且话也说得如此振振有词，即便他明知钮祜禄氏是出于妒忌，才故意借祖宗家法打压情敌，但也没有办法予以反驳。

为了给自己和妃子解围，咸丰只好从腰间解下所佩的一枚玉印，赐给钮祜禄氏作为信物，后者方才作罢，而她所得的这枚印章，就是后来的“同道堂”印。

咸丰逃奔热河后郁郁寡欢，曾写下“且乐道人”四个字，让宫人制成匾额悬挂于各殿。钮祜禄氏随行在侧，坚决不同意，说：“天子日理万机，哪有自己把安逸享乐放在嘴边的道理？如今逃亡在外，更加不应该放这样的匾额了。”她也不管咸丰高兴不高兴，亲自监督宫人把匾额全都拿了下来。

钮祜禄氏如此强势，后宫能与之争锋只有叶赫那拉氏。那拉氏系被选秀入宫，赐号兰贵人，也有野史中说她初入宫时，其实未参与妃嫔选拔，身份不过一宫女，住的地方叫作“桐阴深处”，乃后宫打杂婢女的居所。如果那拉氏做过宫女这段只是误传，另一段记载则有一定的可信度，按照它的说法，那拉氏由于随游宦的父亲长期居住于南方，因而善唱南曲。一天咸丰在园林里散步，突然听到有曼妙之音传来，觉得奇怪，便循声而往，结果发现唱曲者正是那拉氏，那拉氏遂得宠幸。

那拉氏入宫那年，是金田起义爆发的第二年。在此后的几年里，战乱波及十六省，疆吏奏报和统兵将帅的加急奏牍如同雪片一般，每天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给，咸丰心烦意乱，疲于奔命，有时甚至被弄得茫茫然全无主意。也就从这时候开始，咸丰逐渐沉迷于昆曲。昆曲分为北曲和南曲，北曲多武打剧目，南曲则侧重文戏，当然那拉氏不会有“同光十三绝”唱得那么好，善唱的也可能只是昆曲小段，但在以北方旗女为主的深宫里，已足够令咸丰惊艳了。

那拉氏先以姿色和才艺吸引咸丰，跻身于圆明园“五春”之一，后又凭借母以子贵的优势，在宫中稳固住了自己的地位，之后就有了恃宠而骄的趋势。据说咸丰对此很不开心，那拉氏也看出来了。于是一天当咸丰想在园中泛舟游玩时，久居南方已学会撑船的那拉氏便自告奋勇，拿起竹篙为其撑船。孰料咸丰还没站稳，她的竹篙就用上了力，船只因此失去平衡，咸丰失足落水，把脚都弄伤了。

事后那拉氏自然会赔罪，但嬉戏游玩本来也是咸丰自己提出的，不好责罚，咸丰白白吃了哑巴亏，自此便知道身边的这个女人乃是个惹不起的狠角色。

总之，钮祜禄氏和叶赫那拉氏都不是善茬儿，丈夫一死，两人就展开了明争暗斗。给咸丰置办丧事的当日，钮祜禄氏抛开那拉氏，带着琳贵太妃等人至灵前奠酒。能不能参加灵前奠酒乃是妃子们地位的体现，那拉氏岂肯罢休，她立即展开了反击。

钮祜禄氏一度领导后宫，那拉氏是新皇帝的生母，心计方面两人也基本可平分秋色，结果双方很快达成妥协。次日，敬事房首领传旨：“储秀宫懿贵妃晋封皇太后。”这是援引了万历年间的例子，那时隆庆皇帝刚死，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即位，便把隆庆皇帝遗下的皇后陈氏和嫡母李氏双双尊为了皇太后。

两宫皇太后能够结盟，一方面是因为她们势均力敌，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另一方面也是缘于有共同的敌人需要对付，这就是以肃顺为灵魂的八大臣。

钩弋故事

两宫皇太后与八大臣尤其肃顺早有矛盾，这种矛盾最早发生于那拉氏与肃顺之间。那拉氏热衷参与政事，而且观点常与肃顺相左，两人曾不止一次当着咸丰的面争吵。典型事例就是英法联军入侵时，肃顺主张抚议及“巡幸木兰”，那拉氏却主战且力阻北逃。事后肃顺不满于后宫干政，而那拉氏也对肃顺辈很是厌恶。

这种政治上的龃龉还延伸到了日常。圆明园有新旧两个园门，新园门离北京城较近，为皇帝专用，臣工进园被要求走旧园门，一般情况下不得因贪捷径而走新园门。一天，咸丰和那拉氏登高望远，忽见一行车骑直趋新园门，一问原来是肃顺所为，咸丰当场发怒，命令侍卫持鞭上前，将肃顺赶出了圆明园。肃顺认为皇帝一向待他优厚，何至于如此不给面子？打听下来，原来当时那拉氏就在咸丰身边，便料定是那拉氏从中挑唆，对其愈加不满。

咸丰逃奔热河时非常仓促，饮食、用具、车马等途中必备之物都未能带全。妃嫔们所乘的车马是肃顺临时从集市上雇来的，骡马瘦弱，车子破旧，在平路上行驶已很困难，进入山路后更是颠簸得令人难以忍受。妃嫔们平时全是娇生惯养，哪里吃过这个苦头。那拉氏正好看到肃顺的骡车从旁边经过，便请求肃顺给她换辆好点的车马。肃顺随口答应，说到前站再说，然而当车队到达前站时，不知他是蓄意报复，还是无意为之，反正当那拉氏派人前去询问时，却被以“无暇顾及”为由推托掉了。

之后那拉氏遇到肃顺时再次提出了换车的要求，肃顺当即拉下脸来，厉声呵斥道：“连中宫（皇后）都乘坐敞车，你又有何不可，难道还要位列中宫之上不成？”那拉氏再不敢多言，但从此却对肃顺更加怀恨在心。

肃顺当然也能感觉得到那拉氏的敌意。咸丰逃到热河后，身体极度虚弱，经常咯血，他想到，一旦咸丰驾崩，必然会由皇长子载淳继位（咸丰有两个儿子，但次子出生当日就死了），那拉氏的地位将直线上升，于己大不利，为此时常在咸丰面前说那拉氏的坏话。咸丰一开始宠信那位氏，甚至允许她参与议论朝政，但在吃了那拉氏的苦头之后，也渐渐地对她厌恶起来。

一天，那拉氏又不按圣旨办事，独断专行，咸丰很生气，便向肃顺诉苦。肃顺趁机建议咸丰，“请用钩弋故事”。钩弋是汉武帝的妃子，被封为“钩弋夫人”。汉武帝晚年想立他与钩弋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弗陵为太子，弗陵正当年幼，与载淳差不多，而钩弋夫人却又与那拉氏相仿，正当青春年少。为了防止太后与外戚专权的局面发生，汉武帝果断选择了赐死钩弋夫人，这就是“钩弋故事”。

问题在于汉武帝就好像是康雍乾一般的雄主，他们所做的事往往只能让后来者抬头仰望，要仿效可就太难了。咸丰属于性格比较仁厚，甚至可以说有些懦弱的皇帝，对那拉氏不满意归不满意，但要他把自己的亲人杀掉，却无论如何干不出来。况且，咸丰早年丧母，对于失去母爱有着切肤之痛，他怎么忍心再让儿子面临同样的悲剧呢？

醇郡王奕譞是咸丰的七弟，其嫡福晋（即嫡妻）是那拉氏的胞妹。奕譞发现咸丰居然有杀那拉氏的念头，不由得大惊失色，连忙与嫡福晋一起以身家力保那拉氏。咸丰本就下不了决心对那拉氏怎样，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件事通过奕譞夫妇之口为那拉氏所知，那拉氏心惊肉跳之余，言行举止收敛了不少，但她同时也多了个心眼，开始暗暗打听谁是咸丰背后的谋主。咸丰见那拉氏害怕，反而失去防范之心，有一次喝醉了酒，借着酒劲朝那拉氏发飙，竟不慎将肃顺建议杀她的事吐露了出来。那拉氏听得咬牙切齿，也迅即滋生了与肃顺势不两立，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的想法。

清代笔记中另有一种记载，说其实是咸丰自己产生了用“钩弋故事”处置那拉氏的主意，接着再告诉肃顺，称他将效法汉武帝，除掉那拉氏。当然即便是这种情况，那拉氏在知晓后，也不会减少对肃顺的半点恨意——肃顺起码是参与了密谋，而且没有表示反对！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其实跟君主的老婆们打交道也是一件极为凶险的事。在后宫，不光那拉氏对肃顺虎视眈眈，必欲除之而后快，其他妃嫔乃至皇后也对肃顺没有任何好感。

我等你很久了

逃亡热河途中，肃顺主掌一切饮食供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他当然要首先安排好咸丰的生活，其他人的供应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因此一路上仅咸丰能得到少许酒肉，嫔妃们只能以豆乳充饥。

刚到热河的那段时间，内务府严重拮据，连皇家卫队的口粮都经常短缺，肃顺不能不有所权衡，所以后妃们的“宫分”（平时穿吃用度的开销）都不能按照定例供给。地方官虽然进呈了猪羊鸡鸭各二十只，可肃顺只顾着咸丰，把这些猪羊鸡鸭全都送到了御膳房，而未分给后宫。据皇宫档案记载，妃嫔们在抵达热河的半个月内都未沾到一点荤腥，众人莫不迁怒于肃顺。

在热河行宫，素来喜欢以贤良皇后形象示人的钮祜禄氏劝咸丰，说既然咱们是逃难出来的，就不应该再保留看席。所谓看席，是边吃喝边看戏，在筵席中穿插戏曲表演。咸丰就乐意这个看席，但钮祜禄氏说话做事，如同她借故责罚妃子一样，都把“正义”的幌子拿在手里，让你无法反驳，咸丰只好说：“你的话很对，我这就吩咐肃六（肃顺在家排第六）办理。”

第二天，咸丰将钮祜禄氏的话告诉了肃顺。肃顺最了解皇帝的心思，知道他舍不得将看席撤掉，于是马上回复咸丰：“内务府确实拮据，可是若突然降低进膳的规格，反倒会令外人惊疑。”

肃顺为皇帝定制的理由正中咸丰之下怀，他回头就照搬给钮祜禄氏：“肃六说了，这样不行。”钮祜禄氏的习惯是要么不出击，出击必中，结果却被肃顺三言两语给打发了，她对肃顺岂能不嫉不恨？

两宫皇太后与肃顺之间原来就芥蒂极深，而咸丰死后的权力之争又加剧了这种矛盾。在给咸丰办完丧事后，两宫皇太后召肃顺等八大臣入议，商量今后该如何处理朝政。肃顺等人最初提出的建议是，由八大臣拟定谕旨，太后只负责盖章，但不准更改谕旨内容，同时各方奏疏也不呈送给太后。

两宫皇太后认为她们应该有阅看和处理奏疏的权力，经过一番争执，八大臣做出让步，同意奏疏仍送其阅览。钮祜禄氏掌握着两枚皇帝生前使用的印章，一枚是咸丰赐予的“御赏”印，乃咸丰鉴赏书画作品所用；另一枚即“同道堂”印，也就是她通过争风吃醋从咸丰手里索取的那枚信物。按照流程，两宫皇太后看过奏疏之后，就上盖“御赏”，下盖“同道堂”，用以代替原先皇帝的朱笔批阅。比如曾国藩上一个奏折，汇报近日军情，两宫太后会先在奏折上盖“御赏”“同道堂”，再由八大臣接着写上：“赞襄政务王大臣奉旨：知道了！”

这种权力运作体制在当时被称为“垂帘、辅政兼而有之”，显然它绝不是两宫太后真心想要的。那拉氏虽没有经过严格的皇家教育，文化基础和书法水平都不好，然而在咸丰的指导下也曾代笔批阅奏章，甚至公开评论政事，如何甘心充当别人的橡皮图章？她极力撺掇钮祜禄氏“垂帘听政”，钮祜禄氏起初因为担心与肃顺等人争斗未必能稳操胜券，所以对此不是很赞同。那拉氏见状，便又将肃顺平日如何“抑制”后宫的那些事翻出来，并且坚持认为，唯有实施“垂帘听政”，她们孤儿寡母才可免为他人之鱼肉。

钮祜禄氏和那拉氏一样，都不是一般的女人，这两个当年仅仅二十多岁年纪的年轻皇太后，均有着把持朝政的强烈欲望。她们能够达成妥协，其实就是要效仿明万历年间的陈氏和李氏，以各自所拥有的资源为砝码，共同瓜分丈夫所留下的政治权力。在与那拉氏反复计议后，钮祜禄氏终于下决心放手一搏。

钮祜禄氏自与那拉氏结盟后，很注意拉拢对方，醇郡王奕譞的嫡福晋既是那拉氏的胞妹，她也就把这位福晋当成自己的妹妹看待，私下关系很好。这天在福晋来宫中看望钮祜禄氏时，钮祜禄氏便当着她的面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我们（被八大臣）欺负到这种地步，难道爱新觉罗家族里就没人了吗？”

听出皇太后的弦外之音，福晋连忙答道：“七爷（奕譞）在此！”钮祜禄氏转忧为喜：“那你让他明天早上来见我。”

次日上午，奕譞来到军机处值班室，称应太后召命，要求入宫晋见。肃顺在军机处值班，他丝毫未打算给醇亲王留面子，斥令其退下，还讥笑道：“太后召你？哪里会有这种事！”奕譞虽是亲王，但职权有限，无奈之下只得退立外阶。

钮祜禄氏急于见到奕譞，命太监到军机处来探看动静，但军机处的人就是不告诉他，奕譞已在等待召见。太监见奕譞不在军机处内，以为还没来，就回宫中去了。第二天，钮祜禄氏打破先召军机处领班的惯例，首先召见醇郡王。可是太监连跑三趟军机处，仍然见不到奕譞的人影，他觉得纳闷，嘴里自言自语：“七爷为什么不来呢？”被阻于外阶的奕譞听到了，立即回应道：“我等你很久了！”太监如释重负，连忙也上前招呼：“我等你很久了！”

奕譞由太监引领入宫，这时肃顺就坐在军机处值班室内，但已不能阻止。奕譞入宫后，钮祜禄氏依旧哭诉一遍，奕譞则早就为两宫太后想好了对策：“此事非恭王来办不可。”

以退为进

奕訢是个能力较为突出的王爷，曾经主政军机处，算得上是肃顺这些人的前辈，他平时待人处事很宽厚，极孚众心，因此外界称为贤王。尤其是在英法联军撤退后，奕訢和文祥在京城主持一切，有安定和调护社稷之功，其声誉之高，更是不同以往，可以说，京城内外，除八大臣及其依附于他们的党羽外，满汉官员大多对恭王表示支持和认可。

可是因为受到皇帝的猜忌，奕訢的作为越大，声誉越高，反而自身的处境越差。咸丰在热河期间，奕訢曾多次奏请前往问安，肃顺等人出于争权等目的，在咸丰的耳边说什么奕訢联合洋人，挟持朝廷，况且权势过大，恐另有图谋，必须提防。其他嫉妒奕訢的王爷也乘机落井下石，咸丰的五弟惇亲王奕誴就无中生有地指责奕訢有反意。咸丰本就将奕訢视为怀疑和防备的对象，周围这些人的谗言无疑更增加了他的疑窦，于是下谕给奕訢，言称：“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

咸丰抱病时，京师人士都以为皇帝一旦驾崩，以恭王之贤，必能以摄政王的身份辅佐幼帝，不料咸丰在遗诏中竟没有一个字提到恭王。肃顺等人辅政，自然也秉承咸丰的意图，视奕訢为政敌，不让他染指权力和前来热河。

醇郡王奕譞深知奕訢的能量以及所处困境，因此建议两宫太后找他作为援手。钮祜禄氏认为奕譞说得很对，随即写下密旨交给侍卫，由侍卫秘密潜入京中，将密旨授予恭亲王奕訢并向其问计。

奕訢看完侍卫送来的密旨，马上意识到热河形势已一触即发，他很清楚，假如八大臣完全掌控朝政，他和两宫太后叔嫂都将在朝廷上失去立足之地，现在太后既在密旨中表明了铲除八大臣的决心，他就必须与之同舟共济，背水一战。

当下奕訢以拜祭咸丰灵柩（称为梓宫）为由，再次请旨前往热河。此时八大臣禁遏在京王公赴热河奔丧，为的其实就是阻止奕訢前来热河，但在两宫太后的力争下，奕訢最终还是得以成行。

奕訢到热河后先赴灵堂，一见灵柩，便伏地痛哭。自咸丰去世后，大家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拜祭者哭得有奕訢这么伤心，那哭得真是撕心裂肺、肝肠寸断，以致旁人也无不落泪。

奕訢的心情不难理解，他和咸丰原本手足情深，是兄弟中关系最亲密的，可就因为自己的亲生母亲晚年太过糊涂，而他自己当年又太不成熟，没有自避嫌疑，导致这段兄弟情从此画上了句号。以后他竭力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弥补这段缝隙，不说回到从前，起码希望重获皇兄的信任，所以咸丰自己躲在热河，把他一个人扔在极其危险的京城谈判，他认了，咸丰对京城不管不问，他也一力承当，可就这样，他居然连最后再见咸丰一面的资格都没有得到。

如果说咸丰对当年的那段往事仍未完全释怀，这个倒还说得通，但总不至于连见一面都不愿意吧？肃顺等人在咸丰耳边捣鬼的事，不可能全都瞒过奕訢，他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正是这几个“奸臣”只顾结党揽权，不顾是非，肆意挑拨他们兄弟间的感情，弄得他与咸丰天人相隔，永无机会和好如初。先前他看了太后密旨，发现肃顺等人弄权堂上，欺负嫂子与侄儿，这种悲愤之情更是难以遏止。

心情有多么悲愤，身上就有多少力量。奕訢素来聪明有余，胆魄不足，但这次他是豁出去了，就等着和两宫太后密谋，如何将八大臣一举拿下。

然而八大臣也不是省油的灯，等到拜祭结束，太后要召见奕訢时，他们似乎提前闻到了危险的气息，杜翰（即咸丰恩师杜受田的长子，八大臣之一）当众发表意见，说咸丰新丧，叔嫂应避嫌疑，而且太后尚在服丧期间，尤其不宜召见亲王。肃顺、载垣等人便把杜翰的一套说辞作为论据，极力反对奕訢受召。

两宫太后对此早有准备，她们数次派太监出宫传旨，两边形成了僵持的局面。奕訢知道八大臣起了疑心，便以退为进，对肃顺说你们要是不放心我的话，那就让端华陪着我一道进宫吧。

端华是个没多少主见的人，听后只是看着肃顺不说话。如果奕訢始终坚持一个人入宫，肃顺是无论如何不肯放手的，现在奕訢肯让人陪着进去，他反倒放松了警惕，认为两宫太后可能真的只是要和亲王小叔聊两句家常，最多也不过是诉几句苦而已，应该翻不出什么花样。于是他解嘲似的笑道：“老六（奕訢）你是与两宫叔嫂谈话，何必要我们陪呢？”

他们究竟安的是什么心

依靠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奕訢终于得以独自入宫。见面之后，两宫太后照旧还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先把八大臣如何欺负压制她们的事复述一遍，接着便问奕訢有何高招。奕訢认为辅政势力遍布热河行宫，非到京难有胜利把握，遂答道：“非还京不可。”

两太后受到咸丰和当时社会舆论的影响，怕还都后被洋人给盯住，而奕訢从迎请咸丰还都起，就已从英法等国使节处得到相应保证，他向两太后承诺：“外国无异议，如有危险，唯奴才是问。”

在得到两太后的同意后，奕訢便先回京做准备。奕訢刚到热河时，在载垣等人面前都刻意做出谦卑的样子，肃顺见了还颇轻视他，嘴里“老六”“老六”地喊个不停，以为奕訢言过其实，能力也就那样，毫不足畏。及至奕訢和太后会面结束，肃顺因为心里没有底，倒又害怕起来，对奕訢的态度也恭敬起来。肃顺越这样，奕訢越担心，他一路上兼程而行，途中都不敢歇宿于州县提供的公馆，就怕肃顺派人行刺。

奕訢抵达京师的前一天，御史董元醇上疏朝廷，以皇帝年幼为由，请求由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同时又建议“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代替辅政大臣来襄理一切朝中事务。这是辅政势力之外的大臣窥测到太后有垂帘听政的意图，专为投机而发的奏疏，其中对太后和恭王奕訢的利益基本全都兼顾到了。

两宫太后虽有意拿董疏做文章，但此时奕訢尚未有所布置，与八大臣摊牌还为时尚早，所以她们起先选择了留中不发。即便这样，八大臣知晓后也奓了毛，他们坚决请求把董疏发下，说要痛加驳斥。

见已惊动了八大臣，两宫太后干脆来了个投石问路，在发下董疏的同时，拟旨表示将就“垂帘听政”一事召集群臣会议，落实董疏的相关建议。

“垂帘听政”意味着“垂帘、辅政兼而有之”的体制结束，八大臣权力尽失，他们岂甘就范，八大臣之一的焦祐瀛立即拟出圣旨，对董疏进行批驳。

焦祐瀛所拟圣旨（焦旨）必须太后盖章才能生效，那拉氏看了焦佑瀛所拟圣旨后，坚决不同意照发。不过为了缓和气氛以及做进一步试探，两宫太后还是决定召见八大臣。

载垣等人上殿后都显得特别气愤，一见到太后就大声嚷嚷起来：“赞襄幼主，不能听命太后，请太后看折，其实也只是多余的事！”意思是他们本来就可以自己做主，赋予太后阅看奏疏的权利，已经是给足了太后面子。

杜翰说得更是露骨：“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其他人也个个语气激烈，声震殿宇。两宫太后气得双手打战，她们抱在怀里的小皇帝不仅被吓得大哭，而且还尿了裤子，把太后的衣服都给弄脏了。

彼此辩论了约半个小时之后，钮祜禄氏不愿再讨论下去，提议：“留着明天再说。”众人遂不欢而散。

次日，载垣等人便选择了“搁车”（意即消极怠工），将所要处理的文件全都搁置在了一边。八大臣均为军机处要臣，他们这么做，等于让朝政陷于瘫痪。两宫太后明知八大臣在向自己示威，气愤至极，说：“他们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已经站在两宫太后一边的醇郡王奕譞也怒不可遏，放出了“等以后进城说话”之类的狠话。惠亲王绵愉是咸丰的叔叔，被宫中称为“老五太爷”，此老久历政治风云，老谋深算，立即喝止奕譞，以免他走漏风声。

面对八大臣的“搁车”，那拉氏坚决不肯让步，钮祜禄氏到底长期领导后宫，在她那个年龄，却已拥有着足以与“老五太爷”媲美的老练沉稳，她虽然也气得不行，但很快就及时转圜，劝那拉氏“姑且将就”。两宫皇太后最终做出妥协，按照八大臣所愿，将焦旨盖章发了下来。八大臣这才照常办事，言笑如初。

宫中的这场争斗可算是未来政变的一场预演，表面上八大臣获胜，其实大谬不然。当时就有人在密札中预言：“此事发生后，不久一定会发生大变，八人断然难以免祸，哪里还用等到返回京城呢？”

此人观察政治形势真可谓是洞若观火。奕譞、绵愉的暗中表态，就已说明辅政势力的过于嚣张和不知收敛，已引起其他派别的侧目，甚至不用两宫皇太后拉拢，他们都会自动地与垂帘势力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没有奕訢入京布置，八大臣也已经很危险了。

另一方面，两宫皇太后要发动政变也是迫不得已，将政变发动到一个什么地步，对八大臣如何处置，都会有事先考虑和权衡。如果八大臣不逼着她们将焦旨发下去，考虑到各种因素，她们对八大臣的事后处置可能会轻得多，但这件事发生之后就完全不同了。

可笑的是，政治形势已经如此紧张，载垣等人却仍然懵懵懂懂，不过是发下一个没什么实际用处的谕旨而已，竟又谈笑自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了，也真是够昏聩的，预言者因此在密札中点评道：“如二四者（指八大臣），可谓浑蛋矣！”

把刀磨到雪亮

“搁车”事件发生不久，两宫皇太后即以小皇帝的名义颁下谕旨，择日护送咸丰的灵柩回京。

当时的北京与热河已实际成为政治上的两大中心，以政治势力的强弱而论，北京占据优势，但就名分而言，由于咸丰的灵柩和小皇帝都在热河，热河尚居于正统之席。在这两大中心里面，两宫皇太后、辅政八大臣、恭亲王奕訢又成鼎足三分之势，假使继续维持现有局面，垂帘势力就算是输，也未必会输得很惨，可如果北京、热河合二为一，辅政势力的所有优势都将清零。

八大臣的三个核心人物，载垣、端华皆庸懦无能之辈，全靠肃顺一人拿主意。肃顺虽有魄力胆识，却又不学无术、心浮气躁，他自以为是咸丰临终前交托的顾命大臣，他人能奈我何，而垂帘听政乃祖制所无，缺乏必要的法理支持，两宫皇太后也不过是自说自话，痴人说梦而已。

其实用顾命大臣辅佐幼君并不是咸丰首创，康熙初年鳌拜不就是受命辅政的吗？鳌拜又是个什么下场？若就对皇权的威胁来说，肃顺和鳌拜一般无二，而且他还未必有鳌拜那么厉害。至于垂帘听政在祖制上有没有规定，这都不重要，须知祖制也是由人定的，最重要的是权柄掌握在谁手上，谁夺取了执政大权，谁就相应拥有了无限的解释权。

与优哉游哉的八大臣相比，已然胜券在握的两宫太后反倒显得有些战战兢兢。在车辆齐备后，她们令妃嫔们先行启程。当妃嫔们前去向她们辞行时，两宫太后甚至流着泪说：“你们这下可以幸运地脱险了，我们母子还不知道能否留得住性命，能不能回到京师，再与你们相见？”

两宫太后如此恐惧，主要还是怕万一政变的消息走漏出去，八大臣图穷匕首现，在路上对她们下手。要知道，八大臣完全可以借故除掉她俩，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点恭亲王奕訢考虑得非常周到，在他的笼络和邀约下，时任兵部侍郎、在京津一带掌握着兵权的胜保来到热河，明为叩谒皇帝灵柩，实质是为两宫太后壮胆。

按道理，八大臣这时总应该有所警惕了，谁知依然故我。原因是自两宫太后被迫发下焦旨，对董疏加以痛驳后，他们便以为其余大臣再不敢生有异议，从此可以一切太平无事，而根本没有料到他们的政敌早已把刀磨到雪亮。

要说八大臣也算是老官僚了，但在关键时候比拼政治权术，却还不及初出茅庐的两宫太后。原先端华除任步兵统领外，还主管火器营、健锐营、銮仪卫（帝、后的车驾仪仗队），那拉氏先授端华以工部尚书，然后说你手里的职务太多，势必忙不过来，为了减轻劳动量，工部尚书以外的职责就都不要再兼了。八大臣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剥夺他们的兵权，居然乐呵呵地就答应了。

接着，钮祜禄氏通过醇郡王奕譞的嫡福晋传话，令奕譞起草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的罪状诏，以用于到京发布。奕譞起草好后，仍由其福晋偷偷带进宫来，钮祜禄氏将罪状诏藏在了自己衣服里面，此事除两宫太后外没有一个人知晓。

1861年10月26日，热河车驾分两路出发，其中肃顺一路奉旨护送咸丰的灵柩前去皇陵，两宫太后与载垣、端华为一路，沿小道兼程返京。

两宫太后一到京城，便密召恭亲王奕訢面询相关事宜。确定京城这边已布置妥帖，钮祜禄氏随即发布了奕譞在热河草就的那份罪状诏，指责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即所谓的“咸丰三奸”），并宣布解除八大臣赞襄政务之任，即日令其退出军机处。

载垣、端华先到了军机处，二人虽然还不完全清楚罪状诏的事，但已有所耳闻。当见到前来宣诏的奕訢时，他们还像以往一样，摆着架子大咧咧地喝令道：“外廷臣子（当时军机处、南书房等重要机构均属内廷，除此以外的机构属外廷），怎敢擅入？”

奕訢立即答以有诏书在手，二人竟然质问奕訢从哪里得来的诏书：“太后不应召见外臣。”

在最初的罪状诏中，垂帘势力对载垣等人尚留有余地，诏书中仅强调解除赞襄政务之任，并未正式治罪。载垣等人的傲慢态度彻底激怒了他们，两宫太后传旨，令将载垣、端华、肃顺革职拿问，交宗人府严行议罪。

奕訢再赴军机处宣诏，载垣、端华仍不肯面对现实，厉声道：“我辈未入，诏从何来？”奕訢也不跟他们废话，命随行侍卫上前擒拿，两人在被捕前还在高喊：“谁敢（抓我）！”

多虑了

肃顺护送咸丰灵柩刚到密云，就被连夜抓捕，也一同押送至宗人府。三人面面相觑，肃顺瞪圆眼睛怒骂载垣、端华：“如果你们早点听我的，何至有今日！”肃顺此言事出有因，原来他早已定下除去那拉氏之计，可惜没有被载垣、端华采纳。

载垣、端华垂头丧气，他们先是异口同声：“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接着载垣也责怪起了端华：“要不是因为听信了你的话，我怎么会蒙受现在这样的罪名？”

其实在这场宫斗大戏中，哥儿仨谁也不见得比谁高明到哪里去。肃顺要除那拉氏，不过是二人积怨最深罢了，并没有高屋建瓴地谋划全局的意识。要知道他们八大臣得罪的可不光是那拉氏，还有钮祜禄氏呢！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太过于轻视对手，倘若他们能够看到恭亲王的作用和能量，提前与之结纳或交好，结局或许完全不同。

1861年11月8日，载垣、端华被赐令自尽，肃顺处斩，杜翰、焦祐瀛等五人发往军台效力。之后政变者又顺藤摸瓜，处理了一批与肃顺关系密切的所谓“肃党”。

因为这一年是辛酉年，所以史书将此次宫廷政变称为“辛酉政变”，政变成功扫清了垂帘听政道路上的一切障碍。11月11日，载淳在北京即位登基。之前他实际上已经称皇帝了，载垣等人还拟了年号，叫作“祺祥”，如今载垣等成了罪人，自然他们拟的年号也就不能用了，遂被改为“同治”。

不久，在同治皇帝的名义下，两宫太后正式实行垂帘听政。原先钮祜禄氏称母后皇太后，那拉氏称圣母皇太后，那拉氏不喜欢这种称号，就与钮祜禄氏商议，分别改为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自此诏书上便以慈安、慈禧并称。因为慈安的居所在东，慈禧的居所在西，俗称东太后、西太后。

两宫太后各有长处。西太后“优于才”，无论是批阅奏章、裁决政务，还是召见臣下谈话，都能抓住要点，切中肯綮。东太后见到大臣就好像不太会说话了，声音低沉而又含混，每次收到奏疏，也都需要西太后给她讲授诵读，看起来她直接理政的能力确实不是很强。不过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东太后“优于德”，善于抓大放小，她有时可能一个月都不会决断一件事，但一旦涉及大诛赏、大举措之类的军国大事以及重要的用人方案，一定会及时果断地予以拍板，而且处理结果往往令人心服口服。当时外界对其评价很高，乃至“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

恭亲王奕訢在辛酉政变中厥功至伟，两宫太后论功行赏，封其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奕訢、文祥与肃顺一样都是能干实事的人，不过他们作为洋务派，更侧重于师夷长技，相比之下，肃顺虽然主张重用曾国藩和湘军，但在洋务方面仍偏于保守，这是他不及奕訢、文祥的地方。

同治初年，两宫太后的相互牵制、优势互补，奕訢、文祥的与时俱进、励精图治，使得中央政府内部不仅迅速趋于稳定，而且还形成了一股积极有效的向上势头，这也是所谓“同治中兴”现象能够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肃顺掌权时，对湘军格外看顾，他一倒台，会不会牵连到曾国藩及其湘军呢？得知京城发生政变，一批与肃顺交好的大吏已被划入“肃党”，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曾国藩在日记中用了“悚畏”两个字来概括自己的心情，说明他本人对此不无担忧和恐惧。

不过事实证明曾国藩是多虑了。肃顺被处决后，为了清查“肃党”，那拉氏下令查抄肃府，从中搜出一箱书信，不过里面并没有找到关于曾国藩的一个字。这表示曾国藩不但不是肃顺的党羽，并且还有意与之疏远。

不得不说，曾国藩与肃顺这类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学而且有术。他熟读史书，深知朝廷对臣下结党有多么忌讳，所以在朝为官多年，遇到这种事都是绕着走。以前穆彰阿曾是跟肃顺地位相仿的权臣，以穆彰阿为中心有一个“穆党”，曾国藩是穆彰阿的门生，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加入“穆党”，结果他没有，也因而避免了一场是非。后来曾国藩做了疆臣，而疆臣若与在朝权臣相互呼应，则更是皇家大忌，所以无论肃顺对曾国藩表示出多少好感，他都是敬而远之，尽量不与其发生私底下的直接联系。

联想到肃顺得势走红时，许多官员主动向其示好或靠拢，那拉氏感叹之余，将曾国藩褒奖为“第一正人”。

不是自己找骂吗

曾国藩虽不敢直接交结肃顺，但他和湘军集团通过肃顺门客的牵线，仍与肃顺有着不少间接或直接的交往，比如说左宗棠“昭雪案”、曾国藩推荐高心夔为肃顺幕僚等，这些在后来的一些私人记载中都可以获得蛛丝马迹。

不过在辛酉政变后，朝廷为稳定政局、争取人心起见，对与肃顺有关系的一般党羽都未予追究，高心夔、王闿运等肃府门客均得以全身而退，未受牵连或审问。与此同时，有关他们在肃顺和湘军之间牵线搭桥的详细资料也都遭到了销毁，以至于当年肃顺与湘军具体的交往细节，后人已无法完全弄清楚了。

换句话说，那拉氏、奕訢等人不是不能深究湘军集团与肃顺的关系，他们是不愿意深究。

以往朝中专与湘军作对的人也有不少，祁寯藻、彭蕴章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两位。这两位京师大佬一向都是自己不做事，专跟在别人后面挑毛病，并以此来获取皇帝的欢心，他们在咸丰朝时曾不断攻击曾国藩和湘军。

政变后，祁寯藻做了同治的老师，彭蕴章则还担任着左都御史。彭蕴章故技重施，又想靠过去的老一套在新主子面前讨巧。他写了一个时事条陈，准备让军机处代奏，条陈的大意是说湘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建议撤除湘军和削去曾国藩的权力。不料军机大臣们不但不肯为他代奏，还讥笑老头子已经糊涂到看不清基本的政治形势，连投机都不知道该怎么投了。

御史就是靠上条陈吃饭的，至此彭蕴章不再能够获得重用，他自己也很无趣，未几即以生病为由辞官回家了。彭蕴章为三朝元老，有名的政治不倒翁，他这一失手，让百官都意识到，曾国藩和湘军在朝廷心目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不是谁都能扳得倒的了。

辛酉政变毕竟只是权力之争，对立两派在许多政见上其实并无根本不同，他们都必须根据实际需要来做出自己的政治判断。就在辛酉政变告一段落的时候，南方的太平军和北方的捻军仍方兴未艾，朝廷曾经亲信的武装力量却已所剩无几：八旗绿营基本被太平军摧毁，僧格林沁军虽尚有一定战斗力，但他们也在上一年的对外战争中遭到沉重打击，尚在恢复过程中。

在各军纷纷溃灭的情况下，湘军可谓一枝独秀，仅仅通过上传的捷报就可以看到，这支军队越战越强，兵力越来越多，控制地区越来越广，声望也越来越高。处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嫡系军事力量严重削弱的环境下，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那拉氏都不能不继续重用曾国藩和湘军。军机大臣们对此岂能不了解，如果他们真的代彭蕴章上那种不合时宜的条陈，不是自己找骂吗？

那拉氏执政后一个月，即命曾国藩在两江总督辖区外，再节制浙江。同治元年元旦，朝廷颁布了几道赏赐殊荣的诏旨，被赏赐的汉员仅曾国藩一人，且旨中有“你是朕的心腹，请辅佐朕来完成大治”等语。十二天后，再发诏旨，称：“每次该大臣（指曾国藩）的奏报送到，朕都会认真披阅，朕对他的一切规划都感到满意，总是言听计从。”

诏旨中的皇帝不过是个名义，背后当然是那拉氏在主事。她在诏旨中说的话也绝非虚饰之辞，事实上，在这段时期内，她不仅在用兵方略上唯曾言是听，就连任命大员，也会听从曾的意见。

朝廷的破格重用与信赖，令一度忧心忡忡的湘军集团欢欣鼓舞，但一贯冷静而又明智的曾国藩并没有因此而志得意满、骄横跋扈，相反表现得更为谦让和谨慎。那拉氏让他节制浙江，他再三辞谢不受，朝廷要他推荐巡抚人选，他更是力陈不可，说：“封疆将帅，乃朝廷举措之大权，岂敢干预。”

曾国藩的低调姿态，让经历政变之后的那拉氏对他极抱好感，专门传旨要他“不要存有避嫌的想法，如果知道有谁能当重任，不妨用密折呈进，以备朝廷选择和录用”。

有了朝廷的这种认可和鼓励，曾国藩才一面恳辞节制四省之任，一面推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

你这封信怎么写呢

早在湘军组织安庆战役时，朝廷就曾令湘军出兵江浙，胡林翼也有派李元度率部出杭州入浙的设想，只是当时上游尚未廓清，湘军的兵力有限，总的出兵条件尚不成熟。

此后曾国藩扎营祁门，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广西提督张玉良建立了联系。王有龄和其前任罗遵殿一样，官声不错，是个清官，但他和何桂清关系密切，且已俨然结成派系。

罗遵殿任浙江巡抚时，何桂清任两江总督，王有龄任江苏藩司，何桂清、王有龄计划撵罗遵殿下台，由王有龄接任其职。李秀成围攻杭州正好给他们造成了这一契机，张玉良军从苏州出发，赶到杭州最多不过三日行程，正常情况下，在李秀成攻克杭州城的前一天，张军就可以抵达杭州，但由于何、王的有意阻滞，张军救援迟缓，直接导致了罗遵殿城破自杀。

罗遵殿自杀后，王有龄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浙江巡抚一职。两人犹不罢休，又在罗遵殿的恤典问题上大做文章，唆使御史奏劾罗遵殿在守杭州时“一筹莫展，贻误生民”，朝廷不知真相，竟然依言撤销了罗遵殿的恤典。曾国藩、胡林翼耳目众多，对此了然于心，悲愤莫名的同时，也对何、王的为人极为不屑。

作为新任浙江巡抚，王有龄同样面临着遭到太平军进攻的威胁，李世贤一边在皖南与湘军作战，一边也没忘记经营浙江。王有龄是个文官，文不知兵，同时驻守浙江各州县的八旗与绿营在战斗力上又都较弱，于是他便派使节赴祁门请援，希望曾国藩能够出兵增援。

从大局着想，曾国藩不会完全无视王有龄的求援，前提是王有龄必须提供足够的军饷，这样曾国藩才能派员回湘招募更多的兵勇。浙江乃富庶之省，原为江南大营的饷源基地，拿出军饷本来是应该做也能够做到的，但王有龄可能是仍被派系斗争的思想所左右，既要湘军为他出力拼命，又不想因而壮大湘军实力，他派出的使节竟然自始至终都不肯提及饷银。

那个时候湘军在皖南处境极其艰难，连曾国藩都数次遇险，王有龄再持这种态度，就等于自己把求援的大门给关死了。曾国藩拒绝派援的理由虽然简单，却也令浙江方面无话可驳：湘军目前尚未能够全部集中，援浙心有余而力不足。

正面求援失败，王有龄没有在认真检讨自己的基础上，与曾国藩重新进行磋商，反而祭起派系斗争的一套，挖起了对方的墙脚。他之前就曾上奏朝廷，要求将李元度交由他差遣委用，并实保李元度为浙江温处道道员，虽然未能完全达到目的，但还是产生了一些效果。徽州城破后，李元度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到祁门大营报到，就是因为他选择了向浙江败窜，倾向王有龄的迹象已很明显。

接着，李元度和曾国藩闹翻，愤然离营回乡。王有龄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又进一步拉拢李元度，他与杭州将军瑞昌联名上奏，请求朝廷撤销对李元度的处分，并升任其为浙江布政使。李元度急于摆脱自身的不利处境，遂就势改换门庭，他回湘募集了八千湘勇，取名“安越军”，之后即应邀入浙。

然而事实证明，李元度确实不是合格将才，“带勇非其所长”。李秀成大军自湖北退入江西，李元度率安越军一路追踪其后，但只是虚报胜仗而已，安越军相继收复的全都是太平军弃守的城池。直到李秀成进逼杭州，该部还被阻遏于浙江龙游一带，而不能前进半步，曾国藩因此参劾李元度，在奏疏中指责他“前既负臣（指曾国藩自己），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

王有龄懊悔莫及，他转而奏请由左宗棠督办浙省军务，后又保荐左宗棠接任其巡抚一职。在保荐折子中，他甚至还赌咒发誓自己这么做完全是出于真心实意：“倘有虚言，有如此日。”可惜他醒悟得太晚了，杭州已被太平军紧紧包围。

得知杭州被围，张玉良自浙江上游来援，但上一轮的江南大败已令他的部队战斗力尽失，打仗的时候官兵都不肯用命，张玉良没办法，只好亲自冲到一线督战，结果中炮阵亡。

在援兵败退后，杭州城外的交通线被全部切断，所有粮道也尽为攻城部队所阻。杭州被困整整两个月，粮秣无继，陷入了绝境。

王有龄与师爷商量，能否写信给李秀成，放杭州军民一条生路。师爷说，你这封信怎么写呢，说人家不好，更令大家受害；说人家好，皇上会饶了你吗？

王有龄无言以对，捶胸而叹：“不必写信了，杭州城终究是保不住了。”他准备坐在大堂上，看看李秀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之后再一死了之。师爷则提醒他，说如果李秀成来了，能不能死，怎么死，就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了。

等太平军攻入杭州外城，李秀成亲自骑马冲入巡抚官署，发现王有龄已在后花园自缢而亡。外城既克，瑞昌率旗兵退入内城作殊死战，满人聚居区的男女老少也都投入战斗，只是上一次守城成功的运气未能再次降临，最后瑞昌自杀，内城亦告陷落。

杭城既下，李秀成将浙江留给李世贤主持和打理，自率大军返回苏州。至此，太平军在江浙复放异彩，他们所横扫过的区域，清军或不加抵抗便望风而逃，或毫无组织地作困兽之斗，根本抵挡不住对方的攻势。

正是这种严峻形势下，朝廷根据曾国藩的奏请和保荐，决定由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三个月后，又委任他为浙江巡抚，命其率部杀入浙江。

下象棋

朝廷最初给左宗棠下达的进兵方案是，先援救被困的衢州，再设法攻取杭州，但左宗棠经过分析，对这一方案予以了否定。

从整个形势上来看，浙江大部分地区已为太平军所占据，清军在浙西仅控制着衢州一城，且已成孤城之势。凭借多年与太平军作战的经验，左宗棠总结出，太平军每次攻打诸如衢州这样较为坚固的城池时，都会采取远势包围的战术，待守军陷入困境再一鼓而下。如果楚军率先进入衢州，不但救不了衢州，自身也将陷入太平军的长围陷阱，成“粮尽援绝之局”。

经过反复斟酌，左宗棠决定暂时弃衢州不救，首先确保婺源一带的安全。因为这些地方位于皖浙边境，既为饷源之地，又是入浙的后路，只有它们得到保障，楚军在入浙时才能做到无后顾之忧。

李世贤也早就在婺源集结了部队，两军展开大战，楚军三战皆捷，在击退太平军后乘胜攻占了开化。开化在婺源和衢州之间，占领开化，不仅保障了婺源一带的安全，巩固了后防，而且对围攻衢州的太平军造成严重威胁，间接为衢州守军解了围。

下一步该怎么走变得很关键。为了阻止楚军由西向东继续进击，李世贤以金华为中心，以严州、处州为掎角，在浙西、浙中集结了二十余万兵力。左宗棠审时度势，认为在楚军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若贸然与李世贤决战于金华，恐怕取胜的希望不大。怎么办？他的考虑是“置子四旁，渐进中央”，即像下象棋一样，把对方的车马炮兵先放到一边，直接“将军”！

这就是“直捣严州，以规省会”，说白了就是走捷径，抛开金华及其他州县，直接从严州进取杭州。李世贤当然也不是好惹的，就在左宗棠准备进兵严州的时候，他突率大军出金华再攻衢州。楚军后路面临被切断的危险，左宗棠不得不把“将军”先搁到一边，集中力量回兵救援。

双方在衢州相持交战达两个多月，打得难分难解。李世贤久攻衢州不下，只得依旧撤回金华，并以龙游、寿昌、兰溪三县为掎角之势。

到衢州战役为止，经过半年多的作战，左宗棠已牢牢地控制住了衢州府绝大部分地区，从而在浙江站稳了脚跟。楚军自身的实力也大为增强，从湖南、江西调来的几支新募部队陆续到达，其中一支部队还在衢州造船添炮，积极筹建水师。原在浙江的李元度等部则归入楚军建制，虽然左宗棠进行了改编，裁汰了其中的大部分人，但留下的兵勇全为精壮，部队战斗力反而提高了。

左宗棠入浙后，只能在浙西同太平军交战，对于浙东沿海鞭长莫及。在此期间，英国海军以保护租界地为名，向占据宁波的太平军发动进攻，攻克了宁波城。接着，英国海军军官乐德克、法国海军军官勒伯勒东仿照华尔的洋枪队，在宁波招募华人兵勇，分别以本国人作为教练，组建了常安军、定胜军以及常捷军。

各洋枪队很快就在“助剿”太平军的过程中担当起了角色，勒伯勒东及其常捷军更是首当其冲。经法国公使同意，勒伯勒东被免去法国海军军职，由中国政府任命他为署理浙江总兵，“听浙江巡抚及宁波道节制”。勒伯勒东等人指挥洋枪队与楚军遥相呼应，先后协助当地清军攻克台州府等地，对太平军形成了东西夹击的有利态势。

面对中外之敌的猛烈进攻，李世贤在战略上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局面。与此同时，其内部也发生了问题，本与太平军协同作战的花旗军不但公开抗拒他的调遣，还与太平军发生了武装冲突。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曾国荃已屯兵南京城下，天王洪秀全不断严令李秀成、李世贤回援，李世贤不得不着手进行准备。种种情况表明，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浙江地区的太平军都只能被动地组织防御，而无法再组织反攻。

哪里还敢自高

在湘军重臣中，左宗棠的自高自傲是出了名的。当初受“樊燮案”所困，他曾表示愿到曾胡手下做一名营官，杀敌以自效，其实那不过是一时的激愤无奈之语而已。在左宗棠的内心里，他连曾胡都瞧不上，尤其认为曾国藩打仗不行，太过“钝拙”。有人把左宗棠和曾国藩、胡林翼相提并论，认为是抬高他，不知道在左宗棠看来，恰恰是让他掉了价。

然而当被派到战场上指挥军事时，左宗棠却绝不敢存有一丝一毫的骄傲麻痹，他自己精心拟订的作战计划，只要发现已不符合实际需要，可以随时推翻。他这样向别人解释：“我过去以一举人的资格欲办天下事，心气不高能行吗？现在朝廷如此倚靠信任和重用我，自然应当放低姿态，认真地为国家谋划，哪里还敢自高呢！”

在成功地解衢州之围后，楚军实力大增，已经有了与太平军主力一拼高下的底气，而情报又显示李世贤在杭州部署的守军其实并不多，兵力仍然集中在金华，这样左宗棠便决心在金华与李世贤决战，“直捣严州，以规省会”的战略也随之被调整为“先金华而后严、处”。

1862年8月11日，左宗棠率部自衢州东向进攻龙游，金华战役的帷幕被徐徐拉开。一个月后，蒋益澧部八千兵勇到达前线，攻城范围又扩展至兰溪、汤溪。左宗棠对军事地理学研究极深，他在奏疏中指出：龙游、汤溪两城为金华要道，必须先攻下两城，廓清后路，而后才可取金华；兰溪通过水路直达严州，必须先攻下兰溪，而后才可取严州。

一开始的战事并不顺利。太平军依靠各城及其城外的防御工事拼命固守，一看到攻城部队扑上来就开炮，导致楚军攻得越猛伤亡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时常发出“攻坚之难如此”的感叹，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停止进攻，收队回营，但他同时又非常清楚攻下龙、兰、汤三城的重要性，所以依然坚持强攻。

恰在此时，曾国荃开始加紧围攻南京，奉洪秀全之命，侍王李世贤率七万余人离浙赴苏北援。金华一带的太平军的兵力大减，在与楚军的对垒中失去了数量优势，但他们仍按照侍王留下的“密嘱”，凭借“龙、兰、汤为犄角，严、处为爪牙”的防御体系，继续进行顽强抵抗。

楚军进展缓慢，伤亡却不断增加，其中龙游一战伤亡近千人，汤溪一战也伤亡了包括一名副将在内的三百余人。就在左宗棠焦灼不安，深恐攻城战旷日持久，会影响和拖累整个战役进行之际，外围突然传来的一份捷报终于改变了这一尴尬处境。

在外围，左宗棠的大将魏喻义负责驻守淳安。魏喻义原本隶属于曾国藩，新近才由湖南调到浙江前线，归左宗棠统辖。他曾率部参加过阻击石达开的宝庆战役，具备一定的作战经验。

按照左宗棠“直捣严州，以规省会”的原计划，楚军主力本来要自淳安出发，进攻严州。计划变动后，主力前去参加大会战，魏喻义部成了孤军，但幸好太平军也把重点放在金华战场，并没有主动前来进攻。

运气这么好，似乎应该躲在淳安城里偷乐才是，但魏喻义的打算竟是趁太平军不防，独自攻取严州。部下们听了都吓一大跳，魏部一共才两千人，守一座淳安城都觉得兵力单薄，去攻打主力也未必拿得下来的严州，会有多大把握？

魏喻义颇有左宗棠式的气魄，他大手一挥：“定全浙必拔要域。”随后拔营起寨，沿着小路一步步向严州移动，最后到达了距严州仅六十里的铜关。

浙东钱塘江上有一个独特的营生，叫作“江山船”，实际就是妓船。魏喻义在侦察严州动静的过程中，认识了“江山船”一名姓王的妓女，又通过王女与当地民团首领林三结识。太平军严州守将与林三有仇怨，准备夜袭林三所据的地盘。林三得到这一情报后，忙派王女向魏喻义报告。

魏喻义正苦于严州守敌势众，硬攻难以得手，获悉严州太平军要倾巢出犯，不由得眼前一亮。他当即挑选出千名兵勇，亲自带领奔袭严州。

与龙、兰、汤不同，严州城的太平军守备相当松懈，城头除了更夫断断续续地敲一下梆子外，篝火等照明设备都一无所有。敢死队员以夜幕为掩护，用梯子登上西门城楼，继而砍断了西门铁锁。魏喻义率部一涌而入，与城内的留守官兵展开巷战，猝不及防之下，太平军毫无斗志，不久就被击溃。

前去夜袭林三的太平军主力因对方已有准备，只得返回严州城，半路上他们望见火光，便知道大事不好，在确证楚军已经入城后，只得不战而逃。

多米诺骨牌效应

当克复严州的捷报传到左宗棠大营时，左宗棠和手下诸将均又惊又喜。惊的是魏喻义以两千兵勇，夺取了由万余太平军驻守的严州，而且伤亡数都没超过两百，堪称奇功。喜的是无意之中夺得严州，不仅提前实现了“直捣严州”的目标，而且扫除了金华北面的屏障，将有助于扭转金华正面战场的僵持局面。

在此之前，楚军的处境极其困难，一方面三城久攻不下，另一方面，各部长期缺饷，且军营内流行传染病，染病至死者高达四千余人。严州的克复宛如给官兵们打了一针强心剂，士气一下子高涨起来。

相比之下，太平军阵营起先的顽强势头却渐渐开始衰竭。三城的危急状况引起了浙江全省太平军的关注，驻扎在湖州、绍兴的太平军诸王率十余万人增援金华。可惜为时已晚，在楚军持久而强大的攻势下，驻守汤溪的太平军战将彭禹兰失去了坚守的信心，主动向楚军密约乞降，并里应外合，帮助楚军攻下了汤溪。

汤溪失陷之后，如同洪水决堤，龙游、兰溪乃至金华守军纷纷弃城东撤，太平军在金华战场上的防御体系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其速度之快，连左宗棠也始料不及。

眼前的情况和多米诺骨牌效应十分相似。左宗棠从投入兵力到完全占据金华府城，总共耗去了半年多时间，可是自太平军撤兵金华起，他在不到一个月内就占据了金华以东六县，而这六个县的守军无一例外都是不战即逃。

与此同时，浙东的太平军也在退却，1863年3月15日，常捷军、常安军协同清军攻占绍兴。时隔三天，楚军攻占杭州上游的桐庐，对杭州形成了半月形大包围圈。左宗棠在给朝廷的上奏中分析指出：“克复绍郡（绍兴），浙东郡县已一律肃清；克复桐庐，杭郡（杭州）上游全为我有。”

形势虽然极为有利，看上去攻克杭州的目标已是近在咫尺，但左宗棠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他不主张全军进攻杭州，同时也力戒各部不得贪功冒进。这是因为当时一部分浙江太平军正向皖南转移，江苏太平军在李鸿章、曾国荃军的压迫下，也可能乘虚往皖南、江西渗透。如果楚军投入全力进攻杭州，皖南、江西至浙江的后路必然兵力空虚，到时就将面临前有坚城强敌，后被严重干扰甚至阻断的危险局面。

4月11日，左宗棠下令楚军开始进攻与杭州相邻，又为其西面要地的富阳。太平军从各城陆续撤退的部队均屯集于富阳，杭州守将汪海洋亲临富阳组织防守，同时李秀成为力保杭州，也从江苏调派陈炳文部驰援富阳。

由于太平军在富阳加强了防守，楚军进攻富阳的行动计划接连受挫，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内毫无进展，战局又进入了类似于金华战役中前期那样的僵局。

左宗棠原先对李鸿章“借师助剿”的主张颇不以为然。朝廷命常捷军头目、“署理浙江总兵”勒伯勒东归其节制，同时让左宗棠以浙江巡抚的名义给勒伯勒东发放统一事权的“札凭片”（即文件凭证）。左宗棠不乐意，以宁波距上海更近为由，把皮球踢给了李鸿章。

战场最能教人认清现实。这边久围富阳不下，那边李鸿章却联合洋枪队搞得风生水起，这让左宗棠迅速改变了不愿洋人“助剿”的态度。此时勒伯勒东已在攻克绍兴一战中受伤毙命，左宗棠便调继任者德克碑率常捷军前来富阳助攻。

常捷军装备有新式洋炮和法国人所训练出的熟练炮手，富阳城外的堡垒很快就被其用大炮轰开。第二天，楚军水陆各部乘胜扩大战果，大举出击，终于攻下了富阳。

攻下富阳后，左宗棠即积极筹划进攻杭州。他认为太平军以杭州为中心，以余杭为犄角，二者均依赖于嘉兴、湖州的支援和接济，而嘉兴、湖州的来杭之路又在余杭，所以他决定兵分两路，分别攻打杭州、余杭，并以余杭为进攻重点。

如同富阳战役一样，五个月内，楚军在杭州、余杭两处都未取得决定性进展，只是攻破了城外的几个要垒而已。不过在五个月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恐慌与失败情绪的影响下，杭州北面各城的太平军守将纷纷归降。杭州外围仅剩西面的余杭一条通道，处境更加危殆，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决计把进攻重点转向杭州。

1864年3月，楚军主力会同德克碑的常捷军对杭州发起连续猛攻。长期围困和猛烈进攻所造成的巨大压力，终于迫使杭州守军发生动摇，其内部先后出现了两起暗中向楚军洽降的事件，杭州守将陈炳文感到无法坚守，遂趁半夜弃城而走，余杭守军也于同一天西撤。

太平军在浙江的最后两个战略要地分别是嘉兴和湖州，至1864年8月，嘉兴由进入浙北的淮军所克，湖州则由楚淮两军联手攻取。经过历时两年多的苦战，左宗棠如愿以偿地夺得了全浙要地。

第八章 至为关键的几个月

以《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也就是近代中国所谓的条约体制初步成形为标志，西方社会的对华舆论开始转向，他们逐渐觉得，阻止和威胁他们在华利益的，其实不是清朝政府，而是太平天国。

对于中国内战，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曾一度秉持中立政策，但在本国舆论的影响下，这种中立政策自然也就缓慢而又不可避免地变得有利于清廷，成了事实上的“不完全中立”。1861年初，一名被关在英国军舰上的囚犯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政策变化，于是决定拼尽全力逃出牢笼，他就是美国冒险家、上海洋枪队的头目华尔。

当初的青浦一战，华尔所率的洋枪队被太平军打得大败，他自己也身负重伤，此后便由他的朋友、英国商人希尔负责照料。那时华尔的运气可算是背到了家，在各种压力下，上海地方政府宣布解散洋枪队，自然也不敢再雇佣他，而上海的外国人更是对他表示出了公开的蔑视。这还不算，因为他曾经怂恿英国水兵开小差加入洋枪队，又引起了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的盛怒。

身体尚未痊愈，华尔就被何伯以违反不介入中国内战的各国宣言为由，下令予以逮捕。在审判他的法庭上，华尔为自己辩护，称中国政府认为他是中立的，所以英军无权逮捕和审判他。何伯毫不理会，依旧将他作为囚犯关押在军舰“切萨斯比克”号上。

眼看在中国干一番事业的抱负就将寿终正寝，华尔如何甘心。发现西方的政策风向发生变化，他马上便设法逃跑。具体过程充满了神秘感，据说他是在半夜里从舷窗里爬出，跳进了一艘接应他的小船，然后大叫“有人落水了”，从而用这种方式逃出了军舰。

新型洋枪队

洋枪队的所谓解散其实不过是不再招收新队员罢了。逃脱后的华尔躲进了松江，洋枪队的残兵败卒都集中在那里，而且很快，他就不用再东躲西藏了，因为何伯主动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俗话说得好，县官不如现管，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向来动摇不定且含混不清，这使得英国驻华官员在处理对华事务时拥有着很大的权力，彼时的何伯就扮演着此类角色。在英法联军击退李秀成部对上海的进攻后，他曾与太平军达成了一项互不干涉协定，上面规定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吴淞的一百里范围之内，但这一协定的有效期只有一年。

1861年夏末，何伯亲自访问太平军营垒，企图在协定期满后继续获得对方不攻击上海的承诺，但遭到了太平军将领的严词拒绝，所给出的理由是：“倘上海吴淞不驻满妖军队，忠王、侍王（李秀成、李世贤）决不进兵攻取。”

上海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太平军就算是一时无能力打下来，也绝不会承诺永远不打。在认清这一现实后，何伯对待太平军的态度和策略发生了变化，他开始确信保证守住上海的最好办法，是“叛军（指太平军）一旦进入我们势力所及的范围，就出击并战胜（他们）……”。

限于本国的中立政策，何伯无法派英法联军实施这种先发制人的主动攻势，于是便想到了利用华尔及其洋枪队。何伯是个打过仗的军人，这是他与看热闹的普通洋人所不同的地方。大家都说华尔和洋枪队不济事，他却能够看出华尔本人确实是有两下子的，为此他不仅赦免了华尔，而且还邀请华尔及其同伴去“切萨斯比克”号军舰开会，鼓励他们放手大干。

组建洋枪队之初，华尔并没有把中国军队当回事，以为依靠所募集的洋兵，三下五除二，就能把太平军给干掉。正是战场上的惨败以及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让他见识了太平军的骁勇善战，也从中看到了中国军人的能力。

只要给予精良的装备，再加上训练有素和指挥有方，中国人就是最可怕的战士！基于这一认识，华尔在会上向何伯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不应该再从逃兵中招募战士，而应把注意力放在招募中国人上，同时用欧洲人当教官。”

若用当时驻沪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华尔的想法简直荒唐可笑，但何伯同意和支持华尔付诸实践，并承诺给予幕后支持。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笔一本万利的生意：既不必担心别人看出英军采取了主动行动，也用不着投入大量英军（或法军），就可以给予太平军以打击。

华尔回到松江，重新招募和训练了八十二名来自各个国家的欧洲军人，组成所谓的“上海洋人团”，专门负责培训中国士兵。这些中国士兵主要从江苏境内就近招募，据华尔手下的一名官员讲，在第一个月内，洋枪队一共招募了一百五十多个中国兵，经过培训，“每个人都能完成正规军生活中的全部日常任务，严格服从命令，军服、装备和训练都以欧洲士兵为模式，达到完美的和谐”。

1861年10月，洋枪队扩充至四百多人。虽然训练时间较短，但新兵们依旧进步神速：学开枪，很快就掌握了全部技术，不仅都成了神枪手，而且懂得怎样维护保养滑膛枪和来复枪；学开炮，开始还有些害怕，通过教官指点，很多人达到了神炮手的级别；军官下命令全部用英语，但士兵学起来亦无太大困难，且完全熟悉号音。

所有这些来自当事人的记述或许不无夸张之处，然而中国士兵对军事技术的领悟能力以及训练的效果，显然没有令华尔失望。

从外观上看，洋枪队装备精良、军容整齐，由于士兵所穿军装颇似英国锡克军人或法国轻步兵的制服，所以不知内情的人往往会以为这些士兵大部分还是菲律宾人，吴煦等中国的上海官员也仍称之为“夷勇”。实际上，洋枪队虽然确实还有一些菲律宾人，但华尔已经将这部分菲律宾人编入了自己的私人卫队，吴煦等人不可能真的不知道这一点，只是因当时朝廷对此的态度尚不明朗，故意装糊涂罢了。

到了当年的秋天，这支新型洋枪队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首次旗开得胜。何伯闻讯欣喜若狂，立即向华尔表示，他将源源不断地向洋枪队提供枪支、弹药和大炮。

华尔的个人境遇发生了转变，从前围绕在他身边的指责和谩骂渐渐烟消云散，他不仅做了包括何伯在内的许多在沪外国人的座上宾，成了一个“被人承认和备受尊敬的明星”，而且又“捧起了清廷的饭碗”，重新得到吴煦、杨坊等人的青睐和财政支持。

今非昔比

1861年年底，李秀成、李世贤在浙江掀起攻城略地的狂潮，作为条约港之一的宁波也被太平军攻克。数日之后，何伯紧急赶往南京，希望直接说服太平天国当局，将互不干涉协定延长一年，结果却未能够如愿。

1862年1月1日，太平天国发出照会，对英方所提的各项要求予以坚决拒绝，其中包括太平军不进入上海、吴淞一百里内，以及进入九江、汉口两处一百里内。照会同时声明，一年前与何伯所订的互不干涉协定行将期满，期满后即行进攻上海。

与此相呼应，李秀成在攻克杭州后的第七天，便宣布太平军将由水陆分五路进攻上海，他还警告上海的洋人最好与太平军两不相扰，倘若“助逆为恶，相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在李秀成传檄进兵的当天，有难民在杭州看到太平军已出发向上海、松江进军，其情形确如李秀成所言，“上中下三塘，水陆并进”，声势浩浩荡荡。

李秀成部借扫荡全浙和攻克杭州之威，兵力雄厚，号称五十万大军（实际约为十二万人）。他们自浙江向北推进时，沿途清军纷纷崩溃，乃至入夜后火光不绝，人人都盘算着如何在太平军到来之前逃命。

奉贤、南汇、川沙等上海周边县城很快就被一一攻陷，最后太平军一直打到浦东，与上海城仅隔十余里。那些天，站在上海城头往四周瞭望，可以看到各处郊区乡村无不燃烧着黑烟，连地平线都被遮蔽了，而数不清的江浙难民则争相涌进城来，躲进外国租界。据统计，当年华人迁居租界者，竟多至四十万人，“很多人突然从优裕的生活一落千丈，坠入严冬的完全贫困与苦难的深渊”。

“大英帝国”号是一艘停泊于上海港内的英舰，水手高华斯顿被命令用四十八小时的时间去查探一下上海城。可是这家伙临时喝醉了酒，错过了出发时间。在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情况下，他心血来潮地带上一个会讲英语的中国人作为翻译，决定去察看一下“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太平军。

高华斯顿只是想远远地窥探，但当他们走到距城防工事仅五六公里处的地方时，突然被一小群太平军战士所包围。这可把他给吓得不轻，连尚存的一点酒意都荡然无存。好在太平军并没拿他怎样，关了几天之后就把他给放了。

据高华斯顿事后估计，光在他被监禁的地方附近，就约有太平军一万五千人，“附近村庄都是他们的人（太平军），每个房间都挤满了”。高华斯顿注意到，太平军的装备似乎已很精良，因为他亲眼看到，很多太平军都配有滑膛枪，有些枪上带有精确瞄准用的“测距仪”，其中有的甚至是当时已经出名的德国军工产品。

太平军里有几个外国人，其中一个会讲英文的阿拉伯人告诉高华斯顿，太平军不光有滑膛枪，也有欧洲最先进的来复枪。除此之外，高华斯顿还发现太平军“伙食充足”“气色很好”。

几天后，英国人兰伯特向英国官员提供了有关太平军军力的更详细情报。兰伯特在一支船队里当督办，这支船队由中国商人出资，拥有四十多条船，挂着法国国旗在内地采买丝绸。随船队航行期间，兰伯特和船队的另一位欧洲同事被太平军俘获，关了三天。三天后，雇主出资两千美元，将两人赎了回去。

兰伯特推测在他被俘的一带约有四千名太平军。按照他的观察，那批太平军装备不足，虽然也有滑膛枪，但可能十个人里面才有一把。不过兰伯特所说的另外一个情况，却令听者有悚然心惊之感：该处太平军已经建立了“一座正规的钢铁铸造厂”，正在浇铸大炮炮筒！

高华斯顿、兰伯特所带回的情报进一步表明，在第一次进攻上海遇挫后，李秀成之所以敢于卷图重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力量和装备都已今非昔比。

惊弓之鸟

西方的个体军火走私者以及从事大规模地下交易的军火商，仍然是太平军获得洋枪洋炮的主渠道。一家美国公司便“以卖军火给叛军（指太平军）而闻名”，这家公司由四个美国人、一个翻译和十一个苦力组成，他们经常开着两条船前往太平天国辖区销售军火，李秀成手下军官还专门为他们签订了水陆均有效的通行证。据统计，该公司在1862年共卖给太平军两千余杆枪支，八百多门大炮，以及大量火药、炮药、子弹、雷管。

上海的西方巡捕及驻军虽然在不断加强对军火走私的查缉，但根本防不胜防。英国巡捕曾在一艘船上发现一百多万枚雷管和近五十杆滑膛枪，它们都是准备装运给太平天国的，无独有偶，法国人截获的另一艘船上，同样装着专供太平军的五千件军火。

兰伯特所说的“钢铁铸造厂”也不是空穴来风，法国在缉私过程中就没收了“一些用于生产军火的工具”。当然这类军火小企业不一定是太平天国在搞，而更可能是一些欧洲人为了节约成本或提高效率，就近在上海附近开办的。上海的一家报纸因此指出，太平军得到的许多武器竟是“在我们眼皮底下，在黄浦江对岸”生产的。

士兵有了武器装备，还必须进行适当训练。如同华尔被地方官府所用一样，在太平天国后期，也有许多外国人效力于天国，并帮助训练太平军乃至直接参与作战，高华斯顿被监禁期间看到的那几个外国人就是其中的一分子。1862年初，英国驻上海副领事福礼赐去了一趟南京，他从南京给已复任为英国驻华公使的卜鲁斯发去一份报告，称太平军已雇佣外国人达一百零四人。

这些被太平军雇佣的外国人效力天国的原因各有不同，有一些也是英法驻华军队中的逃兵，有的则是被优厚的薪酬待遇所诱，但亦不乏为太平天国的宗旨所打动，甘愿为其无私奉献的理想主义者，呤俐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

呤俐原为英国海军的一名下级军官，来华后他辞去海军职务，到一艘小轮船上当了大副。这艘小轮船的性质跟兰伯特的船队相似，名为英国人的产业，实为中国商人所有，目的就是规避风险。兰伯特船队是到内地采买丝绸，他们则是到太平天国统治区去收买蚕丝。

呤俐素来厌恶清政府，同情和支持太平天国。在轮船停泊采购生丝期间，他特地到苏州晋谒了李秀成。李秀成那时候刚在进攻上海的战役中受挫，本人面部也被英国战舰的大炮击伤，但却立即接见了呤俐，并且招待他住在了自己的王府里。呤俐大受感动，从此便决定带着未婚妻和几位友人一起报效太平天国。

呤俐曾冒着生命危险，潜入上海及其他清政府统治区，为太平天国采购军火和粮食，还曾委托代理人与上海一部分同情太平天国的报馆建立通信联系。不过他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是帮助太平军进行军事训练，为此他组织了一支直属李秀成指挥的教练军，用于培训士兵和参加作战。

有人称呤俐是“叛军（指太平军）中颇富特色的军事家”，在这一点上，他确实不比处于敌对阵营的华尔逊色。有一段时间，他和其他洋教官在天京执教，每天教授士兵学习炮术和一种中西参半的阵法。在执教过程中，他也产生了和华尔等人相似的体会，即中国人有着十分惊人的学习本领，可以迅速学会英文和其他各种军事技能，“这种本领实在令人感到惊讶”。

呤俐刚刚参加太平军的时候，太平军连野战炮是什么都不知道，在他的请求下，李秀成为其精锐部队配备了法式野战炮，并由呤俐指挥炮队进行射击。在进攻杭州的战役中，防守内城的旗兵作战极为勇敢顽强，太平军屡被击退。李秀成下令集中八九门大炮轰击内城城垣，但由于这些大炮都架在同一地点，射击的方向和角度也一致，使得当士兵前进时，大炮都不能发挥作用。呤俐发现问题后，立即劝说李秀成调两三门炮到两翼，这样既可以纵射守军的木栅，又能对步兵进行掩护。李秀成采纳了他的办法，实战中果然奏效。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武器装备的改善，呤俐等人的训练和指导，使得李秀成所属的太平军主力部队继江西落败之后，再次跃入其力量的巅峰期。他们对西式打法不再感到陌生和惧怕，驻沪的英法联军要想像第一次上海战役时那样轻易击败和击退他们，也已经变得不太可能了。

高华斯顿在被关押时，太平军曾就上海有无英法军队，驻于何处，人数多少，是否装备重炮等情况，向其进行详细询问。释放的条件之一是他必须给洋人带信：太平军决心占领上海，英法军队必须尽速撤离，太平军可保证不破坏、不抢劫欧洲人的财产。

兰伯特同样被要求将四封信分送英法美荷四国领事，这四封信的措辞和口气更为强硬：“英法若是企图抵抗，（太平军）一旦占领上海，就会把洋人的脑袋全砍掉，且停止茶丝贸易。英法若是不干涉，白人皆可经商，且遍行无阻。”

上海的中国官绅本来就已如同惊弓之鸟，相关信息如同火上浇油，令他们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为防战火蔓延到上海，损害列强与外商的商贸利益，已任英国参赞的巴夏礼出面代表英方，与上海官绅会商共同防务，最终在薛焕的认可下，由中外绅商组成的“会防局”（全称为“中外会防公所”）正式成立。会防局负责筹措洋枪队的军饷，英法联军除粮饷自备外，军火和住房费等费用，主要也由会防局提供。

作为会防局在军事方面的核心成员，何伯等人经过多次筹谋，制订了分区防守上海的计划。他们沿租界区部署了四千兵力，加固了防御工事和炮兵阵地，同时还命令八艘英国军舰起锚联防上海。

就算是这样，仍然不能让中外官绅感到足够安全。英国领事馆举行集会时，有人甚至提议说不如“与太平军首领好言相谈”，把上海拱手让出。虽然这个提议最终没能获得通过，但众人那种胆战心惊的样子已经一览无余。

担忧是多余的

就在大家都相信一场空前血战无可避免的时候，天时无常，从1862年1月26日起，上海突然下起大雪，雪停之后又开始降温，气温从1℃下降至-20℃，《北华捷报》称：“未尝见诸上海的气象记录也。”

整个原野天寒地冻，而且整整持续了二十多天之久。对上海的洋商洋兵来说，这种不期而至的气候简直是“上天佑助”：暴雪和酷寒重创了太平军，由于对此缺乏心理准备，他们没有足够冬衣用以御寒，多数时间无法外出行动，按照李秀成的说法是“我们动弹不得”；河道被冰块阻塞，在河中巡逻的军舰和船只全都行动受阻，但太平军水师也因而行动困难，不能负起配合其陆军行动的职能。

依靠天气帮忙，何伯总算把危机应付了过去，当然他知道这只是暂时应付，天气一旦转暖，太平军仍会继续进攻上海。他于是决定彻底放弃英国政府的中立政策，为了表明这么做有理有据，他宣称：“太平军不单是反对皇帝的暴乱分子，而且还践踏人间与神灵的全部法律，将他们从通商口岸驱逐出去完全正确。”

上海地区的清军包括绿营和勇军，绿营不用说了，早已堕落为乌合之众。上海地方政府自己招募的勇军也并不比绿营更强，英国情报机构汇报说，用来“保卫”上海地区的三万名勇军每个月都要耗费几十万元，可他们不是没有战斗力，就是对政府不忠诚——勇军名义上虽属江苏地方长官指挥，但地方长官其实根本不能予以控制，有人干脆称之为“市井无赖”。

在何伯眼里，清军都是废物点心，根本没有什么用处，自家的英法联军又数量有限，无论防御还是进攻都很吃力，于是洋枪队就成了他唯一能够发掘和利用的军事资源。

至1862年1月，洋枪队达到了一千多人，部队装备齐全，随时处于备战状态，同时在经过几次较小规模的战斗考验后，华尔也信心十足地认为他的部下已能适应进攻性作战。倒是中国的地方官僚受先前老洋枪队惨败的影响，认为新洋枪队再怎么训练，毕竟和受过实战锻炼和检验的英法联军不同，难以承担起主动进攻的责任。苏松太道吴煦就担心华尔过于轻视太平军，贸然出击会削弱上海的防守力量，甚至导致上海被攻陷。他在一封信中质问上海道台，说到那时即使“食华尔肉”，又有什么用呢？

事实证明，吴煦的担忧是多余的。洋枪队首先在吴淞告捷，其所属的一个支队击退了一大批太平军，接着在清军的援助下，洋枪队又于广富林击败太平军数千人。2月上旬，太平军开始重兵集结于松江周围。松江不但是洋枪队的基地和老巢，也是上海的门户，华尔急忙派约五百人出击，在清军的及时援助下，将太平军赶出了其所在营地。

洋枪队的动向终于引起了太平军高层的注意和重视。太平军直接对松江发动了进攻，但这次进攻也遭到挫败。洋枪队最新配备的大炮在此番攻守战中显示出巨大威力，太平军死伤达两千多人。洋枪队在击退太平军后，又追至广富林，俘获七百多人，并夺得大量船只。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天气寒冷，给养不继，太平军只得撤除对松江的包围。

洋枪队在这一系列战事中取得的胜利，令其身价倍增。何伯忙不迭地邀请华尔会谈，希望洋枪队能够与英法联军合作，共同对太平军发动攻势。

昔为阶下囚，今作同盟者。华尔没有忘记当初正是何伯将他变成了囚犯，他在会谈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久郁于心中的一丝愤懑，同时要求何伯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过去抓捕他那样的事件。何伯立即答道：“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现在已步入坦途，并将得到我所能给予你的全部支持。”

华、何一拍即合。1862年2月16日，两人化装成猎人，对位于浦东半岛顶端的高桥进行了侦察。五天后，英法联军出动四百多人，洋枪队出动六百人，对高桥展开会攻。

在高桥战役中，洋枪队扮演了先锋的角色，不仅将据守外围工事的太平军予以击溃，而且攻陷了约有一万人守卫，虽无城墙但工事坚固的太平军前沿阵地。他们在实战中的表现确实非常出色，连对洋枪队一贯持批评态度的上海新闻界也一反常态地表示认可。

在新洋枪队成立后，以江苏巡抚薛焕为首的地方官员一直未敢向朝廷汇报相关情况。这时觉得时机已到，薛焕立即写成奏章，将高桥战役的经过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同时对华尔及其洋枪队给予了很高评价，夸口说只消少数洋枪队就能战胜众多太平军。

薛焕建议：“因洋枪兵勇甚为得力，（所以希望能）取名常胜军。”他的建议得到批准，从此洋枪队获得了中国官方所授予的合法地位，并正式开始使用常胜军这一称号。

向化

除了突出洋枪队在关键时刻的战斗力外，薛焕在奏折中也没有忘记提及华尔对大清帝国的“顺从和忠诚”。

对于借助洋兵“助剿”，那拉氏、奕訢虽已不像咸丰时那样保守固执，但仍非常忌讳。新洋枪队的士兵全部是中国人，且可以不依靠英法联军支持，独立在战斗中取得胜利，对于这一点他们不会有什么不高兴的，所顾虑的主要是华尔等洋人。

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国尽管自古就有雇佣外国军事人才（“番将”）的传统，然而历朝历代留下来的相关经验也同时表明，这些“番将”的忠诚度并不一定可靠。不可靠就容易出乱子，有时还是大乱子，比如唐代安禄山发动的安史之乱，有些史家就认为它不是单纯的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诸侯之间的内战，而是中国人和叛变了的“番将”及“外国”雇佣军之间的争斗。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向来都是以中国为中心，中国之外全都是“外夷”，即便开明如奕訢、文祥，思想意识上也从来没有能够脱离这一窠臼。衡量外夷是否忠实，由来已久的尺度只有一个，那就是文化归顺，中国的文化典籍称之为“向化”“来化”“慕义”。

早在1861年，华尔就向道台府和美国公使馆提出申请，要求“归化”为中国臣民，以及改变“服色”，改穿大清官服。华尔当时这么做，主要是迫于压力，避免因违背中立而再遭逮捕和起诉，同时也让美国政府不能利用其国籍插手洋枪队内部事务。薛焕是个老官僚，中国官员常见的机敏、圆滑、谨慎等特点在他身上一个不缺，他自然不会傻到将这些背景和盘托出，他在奏章中一再强调的，是华尔对朝廷如何“真心实意地忠诚”，以及“抑制他‘向化’的忠诚似不妥”。

朝廷对华尔的主动“向化”显然感到非常满意，在诏令中称赞道：“（华尔）已由钦慕转向华风并怀有忠心，能干而顺从，确实值得敬佩。”按照薛焕的意见，华尔被授予四品顶戴花翎，继续负责训练常胜军，这意味着他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得到皇帝特赐嘉奖的西方人。

高桥战役让何伯和华尔都尝到了甜头。何伯虽然预料这次军事行动最后终将得到上司的支持，但他心里非常清楚，英法联军哪怕是以主动防御为名义对太平军发动进攻，也已经明显破坏了英国政府所公开宣布的中立政策。为此，他在给海军部的报告中特意做了掩饰，竭力说明所派出的数百名联军“并不是认真安排的”。

何伯自己是早就把中立政策扔到爪哇国去了，他仍一心想着如何进一步攻打太平军，“三十英里外围战”由此破炉而出。所谓“三十英里外围战”，是由英法联军和常胜军实施联合作战，对上海城外围三十英里范围的区域实施“清剿”。

1862年2月22日，何伯给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写信，提出了“三十英里外围战”的计划。不过他把计划的发明权戴在了华尔头上，还说明洋枪队将在计划中承担主要作战任务，联军仅提供有限的军事援助。

卜鲁斯早就倾向于清廷，但根据本国外交部的中立政策，仍主张限制英国直接介入清军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他一边有保留地对“三十英里外围战”计划表示同意，一边坚持联合作战期间，所攻克的城市都应由清军来守卫。

在“三十英里外围战”正式开始以前，英法联军、常胜军和当地清军对太平军展开了一系列小规模的攻势，对太平军修有防御工事的的各个前哨阵地发动进攻，目的在于减轻太平军对上海和松江的压力。在这些战事中，联军多数情况下仅担负后备军的角色，以及向联合部队提供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炮火支援，在战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常胜军，他们作为散兵、攻击部队与追击部队，在战场上表现得异常活跃。

华尔毫无疑问是常胜军的灵魂人物，指挥作战时他不穿军装，不佩军阶标志，若用正规军人的标准来衡量，可以说举止极为随便，然而另外一方面，他的衣着打扮又十分讲究和引人注目。

华尔有一件紧身便装军大衣，乃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赐赠，一般情况下，华尔不是穿这件亲王赐赠的军大衣，就是穿一件热带居民所穿的紧身短上衣。除此之外的行头，还有一件厚厚的斗篷、头上所戴的宽边帽，以及嘴里叼着的方头雪茄烟。

华尔手中也从不握刀或武器，只拿一根马鞭聊作手杖，它的作用和其他行头一样，并不光是为了出风头，更有消除士兵的恐惧心理，塑造自己战无不胜形象的目的。

哭秦庭

对常胜军而言，上海周围的战役并不容易打。这一带地形特别复杂，如同迷宫一般，同时太平军也十分擅长情报战，他们四处安插内线人员，用以打探军情。有时常胜军距离太平军明明只有几百码，太平军却能在掌握情报的基础上，利用地形之便巧妙周旋，一旦发现情况不妙，立即沿着河沟壕壑从容撤退。

常胜军士兵的装备笨重，追击时往往会陷入泥淖，从而变得寸步难行。一位前去采访的英国记者哀叹道：“要捉住狡猾、凶残的胆小鬼（指太平军）实在不可能。”

另一名记者用文学语言描述正面战斗的场面：“曙光喜洋洋地洒泄在稻谷之上，法军军乐队吹奏军乐，鼓舞士兵攀爬城墙。”事实上，虽然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常胜军基本都占有绝对的火力和技术优势，但绝不像记者所写的那么轻松。参战双方都在战斗中表现出了空前的残酷性，华尔因为指挥位置靠前，也已多次负伤。

在实战中，华尔确实充分展示出了他的军事才干。针对上海周边的复杂地形和太平军能够利用地形迅速转移的特点，他费尽心机地为常胜军购置了汽船和浮舟，用以增加部队的机动性，并试图以此控制水道。另外，他通过对士兵加强训练，大规模利用能到手的火炮实施攻击等措施，也有效改善了正面作战和追击的效果。比如在一次战斗中，两名中尉指挥野战炮，用葡萄弹和霰弹向太平军进行轰击，当场就打乱了太平军的撤退步骤，使其由撤退变成了溃逃。

从1862年3月初至4月中，联合部队先后占领了萧塘、泗泾等五处城镇。这是至为关键的几个月，在这几个月里，恶劣的天气和常胜军的异军突起，令李秀成处境尴尬，他的部队不仅没能突破上海业已增强的防御工事，而且前哨阵地接连失守。幸好，西方人“所攻克的城市应由清军来守卫”这一条帮了他大忙，当地清军既没有什么战斗力，也缺乏长期驻守的准备，太平军发挥机动灵活的优势，又轻而易举地夺回了大部分失守的据点。

尽管上海城得到了暂时的安全，但上海的中国官绅仍未能从恐怖气氛中摆脱出来。在他们看来，联合部队在1862年年初所取得的胜利，“仅仅是在完全阴暗的画面上投射了一束微光”罢了。吴煦身为苏松太道，居然害怕到要求外国卫队保卫其衙门，就怕哪天一早醒过来，满城到处都是太平军。

官绅们的恐惧不难解释。本地清军如此脓包，英法联军和常胜军又兵力有限，怎么可能让人觉得心里踏实呢？李秀成从浙江打到上海、松江，在突降大雪之前足以称得上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若是气温转暖，使得太平军可以全力以赴，到时上海还能保得住吗？

就在众人担惊受怕的时候，一支从上游开来的部队抵达上海，他们日思夜盼的援军终于来了。

数月之前，由曾在胡林翼手下为官，正在江苏老家丁忧的湖北盐道顾文彬等人倡议于前，薛焕、吴煦等人首肯于后，会防局决定以江浙乡绅的名义，向湘军集团求援。此后，便由吴煦筹银二十万两，雇佣外国轮船，派遣同在家乡丁忧的户部主事钱鼎铭专赴安庆，面见曾国藩。

钱鼎铭的父亲钱宝琛与曾国藩是同年，除了这层关系外，他随行还带去了官绅们共同署名的一封公函。公函的实际执笔者为苏州人、散文家冯桂芬，冯桂芬起草的文章用辞委婉恳切，大意是说江浙共有三个可以利用但已不能持久的有利条件，分别是民团、枪船、内应，同时，共有三个尚能保存但已不能持久的城池，分别是镇江、湖州、上海。

江浙两省人文鼎盛，世家众多，有的甚至历时数百年，然而战乱一起，皆“遗其器物，丧其身家”，很多中产家庭瞬间沦落为家破人亡的难民。钱鼎铭和冯桂芬皆为世家子弟，对此有切肤之痛，当曾国藩接见他时，他便以自己的亲身遭遇，向曾国藩诉说上海如何危如累卵，说着说着，竟至当场号啕大哭。

春秋时有哭秦庭的故事，说的是楚人申包胥向秦国求援，请秦王派兵援救自己的国家。因为秦王起先没有答应，他立在庭墙之下日夜哭泣，乃至七天都没有吃一口饭。曾国藩当时感到钱鼎铭几乎就是现实版的申包胥，“见而悲之”，颇为之动容。

此次上海方面的求援确实非常郑重，除了打感情牌外，他们还承诺每月可募集军饷十万两。湘军虽然已有了多个省份可为之提供军饷，但供饷省份大多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往往两三万都不能及时足额接济。更有朝廷已下了命令，要求该省务必拿出饷银，然而仍数年不见一文者。如果真的像上海方面所承诺的那样，每月都能固定提供十万两军饷，就可以帮助湘军解决大问题了。

曾国藩不能不心动，但这并不说明他能马上行动。需要湘军用兵的地方太多了，江西和安徽兵戈未息，鲍超、多隆阿等人都尚在那一带作战，浙江确定派左宗棠增援，计划派去浙江的部队，除左宗棠本部的楚军外，还需要从湘军中拨出相当大一批人马予以补充，剩下来已没有多少兵力可用了。

稳扎稳打是曾国藩的一个主要军事思想，所以他还必须考虑到，上海同安徽相距较远，一旦有紧急状况发生，没有办法像浙江那样迅速派去援兵。

舍我其谁

曾国藩不答应援助上海，钱鼎铭就住在安庆不走，而且每次见曾国藩，必然哭着哀求，那样子真的跟申包胥哭秦庭一样，反正只要曾国藩不松口，就决不打算还乡。

钱鼎铭的父亲钱宝琛既与曾国藩是同年，自然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是同年。得知李鸿章是曾国藩的亲信幕僚和学生，深得曾国藩的器重，钱鼎铭又亲自登门拜访李鸿章，请求帮助劝说曾国藩。李鸿章答应了他的请求，帮助积极劝说曾国藩立即派兵助守上海。

这一期间，大学士、江苏常熟人翁心存以朝中元老的身份，上疏称：“苏州、常州一带的绅民一边结团自保，一边急切盼望曾国藩来援，其心情就如同盼望自己慈祥的父母前去解救他们一样。”他请求朝廷敦促曾国藩，赶快派出一名擅于跟太平军作战的将领驰援。

朝廷接受了翁心存的意见，随即颁发谕旨，命曾国藩速遣大将东下江南，“以慰民望”和解除政府的南顾之忧。至此，上有朝廷的谕旨，下有官绅的恳请，加上李鸿章等人的劝说，曾国藩开始对东援方案进行重新审视。

自从曾国荃攻下安庆后，攻夺江浙及其南京便已成为湘军亟待解决的迫切任务。由左宗棠入浙起，从西向东一个个依次解决江浙沪，这当然是一种办法，另一种办法则是分兵援沪，在援沪的同时以上海为基地，加强东线的进攻力量，从而造成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分进合击的有利态势。

经过认真考虑，曾国藩终于痛下决心拨兵援沪，钱鼎铭一行这才高高兴兴地回沪报喜。

在大计已定的前提下，派谁领兵援沪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湘军集团当时被公认最能打仗的三员大将，分别是多隆阿、鲍超、曾国荃。多隆阿智勇双全，但唯一能调动他的湘军主帅只有胡林翼。胡林翼死后，多隆阿大有伯乐已去之感，不愿听从曾国藩的调遣，而且他正在皖北与陈玉成部的太平军作战，就算是硬调也调不过来。鲍超倒是肯听从曾国藩，不过江西、皖南战场也缺不了这位宿将坐镇。

三大将中只有曾国荃能用。因为攻克安庆，曾国荃声名大震，连朝廷也把他作为了援沪的最佳人选。此时曾国荃已奉命回湖南增募新营，朝廷因此在谕旨中问道：“贼匪（指太平军）攻陷杭城后，势必将窥伺淞、沪，曾国荃募勇是否已经回营？”

按照朝廷指示，曾国藩须催令曾国荃统带老勇八千人援沪，同时曾国荃的职责不仅是防守上海，也包括乘虚袭进青浦等上海周边县城，从而为进一步克复苏常两郡做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两次致书在湖南募勇的曾国荃，与他商量援沪一事，但曾国荃一心要攻夺南京，并且认为攻南京对援沪乃至克复苏常也非常必要：“金陵为贼（指太平军）根本，急攻金陵，贼必以全力援护，而后苏杭可图。”

见曾国荃志不在此，曾国藩只得另择良将。李鸿章发现机会来了，立即主动请缨。在曾幕之中，李鸿章是抱负最为远大的一个，每次谈及中外形势，均有收拾天下，舍我其谁之概。鉴于他在投入湘军前就有多年征战经历，不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好高骛远的书生，所以曾国藩对他也极有信心，认为李鸿章做事从容不迫，今后定能肩负重任。

在此之前，曾国藩已把李鸿章作为重要的储备将才，通过各种机会和场合予以打磨，如今也确实到了将他推上前台，一试锋芒的时候了。曾国藩笑着对身边的人说：“少荃（李鸿章号少荃）去，我可以高枕无忧了。只是安庆这里少了一个左膀右臂，怎么办？”他两次上疏奏保李鸿章“久历戎行，文武兼资”“才大心细，静气内敛”，请求以之替代曾国荃东援。

朝廷旋即回复照准。胡林翼生前曾建议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后，应大胆地派李元度、李鸿章统兵分别进军江浙，如今除了李元度易人外，这一建议基本都得到了实现。

民风

此次李鸿章受命出征，最大的困难还是没有兵，湘军的规矩是兵为将有，于是曾国藩便派他招募淮勇，用以组建援沪之师。

曾国藩最初创建湘军的思路，很多都取法于戚继光。戚继光练兵用兵有“澄定浑水，再汲新水”一说，浑水指的是旧军，新水指的是新军。按照一般经验，士兵从征的时间一久，都会渐渐染上暮气，秉性善良者思乡心切，凶暴狡诈者甚至会为敌方所诱而另有图谋。戚继光的对策是以新代旧，用重新招募的新军来替代暮气沉沉的旧军。

曾国藩对戚继光的这一策略非常服膺。湘军军制，凡一个军营染上暮气，就必须立即全部遣散，另行招募新军。曾国藩引用北京旧鞋铺里的一句谚语，称之为“抽帮换底，整旧如新”，意思是就好像鞋铺把旧鞋的底子换上新底子，便能够使之焕然一新。

由于需要不断地遣撤旧勇，另建新营，对兵员的需求量就相当之大，据曾国荃统计，仅湖南湘乡一县，前后从军的人便有二十余万之多。

除湖南外，从就近原则出发，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也都曾分别筹划在湖北、四川、江西招募勇丁，并按湘军成法，组建由该省勇丁组成的新营。可惜的是成效都不显著，有的刚刚成立不久就被裁汰了。比如胡林翼抚鄂时，就想招鄂人为兵，选鄂人为将，结果所建的部队根本就不能用，最后他的所谓鄂军其实仍是湘军，从兵到将大部分都是从湖南招募过去的。

为什么湖南人能当兵打仗，几个邻省的人就不行呢？细究起来，这与当地风气大有关联。湖南民风之强悍，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当初太平军进入湖南而湘军尚未建立时，境内民众便立刻自发分化为壁垒分明的两派，一派投入太平军，一派成为结堡自守的民团，这两派立场完全不同，但都毫不迟疑地与对方誓死争斗。这种民风，在当时的湖南各地少有例外。

反观同时期的湖北、江西，太平军一来，民众就赶紧蓄起头发，清军一来，又马上剃头，民风差异，显而易见。四川素为天府之国，有渔盐之富和商贾之利，老百姓生活安逸，民间肯冒兵戈之险从军的人自然更不会多。

安徽的情形则与湖南、湖北、四川、江西都不大相同。安徽除通常以长江划界，分成皖南皖北外，还可以按经济文化水准，大体分出三区，即最南面的皖南地区、最北面的两淮地区以及夹在两区之间的皖中地区。

皖南是三区中最富的，这主要是由于徽商的缘故。太平军攻入皖南时，绅商们曾集巨资献给太平军，试图换取对方不攻夺他们所在的城池。可是太平军作战本有其既定的战略目的，往往都是钱财收了，城池也照攻不误，于是有人就讽刺说：“徽人必有抱金而死者！”显然，皖南民风不过是湖北、江西、四川的翻版，在这里很难招募到敢战能战的武士。

三区中最穷的是两淮地区，包括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在内，都是“十年倒有九年荒”的所在。两淮在嘉庆时就出现动荡，至道光年间日趋严重，在凤阳、颖州两郡，抢劫和杀人放火的事件层出不穷，犯案者甚至敢和官府对抗，公然拒捕。

发现两淮风气刚劲，还在李鸿章初入湘军幕府时，曾国藩就决定由他主持招募淮南勇五百人，组成淮南骑兵，为创建湘军骑兵探路。李鸿章受命后，派人到两淮募勇，但当地士绅却借口团练仅保卫乡里，对前往招募的人员百般阻拦，结果这次试验没能成功。

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淮河两岸地区的士族力量薄弱，士绅集团受理学忠君的思想影响较浅，见清廷和太平天国对峙日久，相持不下，便对形势大多采取了观望和两面应付的态度。

等到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又再度提出了创建淮军的计划。他认为，两淮地区应该不愁招不到合适的勇丁，只是缺乏训练人才而已，倘若能用湘军的制度来训练两淮勇丁，同时严格纪律，并多训练一段时间，不但能练出好兵，还有望从中选拔出一两个日后的名将之才。他乐观地估计，这样一支淮军将成为声望不减于湘军的劲旅。

按照自己的设想，曾国藩上疏朝廷，请求由两淮兵勇组成淮扬水师，以作为创建淮军的前奏和铺垫。曾国藩安排李鸿章帮助湘军水师将领黄翼升经办此事，不料两淮当时已成为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李鸿章暂时无法前往。后来因为替李元度向曾国藩求情，李鸿章一怒之下离开了祁门大营，以淮勇办水师的事也就只能泡汤了。

经历两次失败后，再议创建淮军，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把目光从两淮移向了皖中。皖中在经济文化程度上居于皖南和两淮之间，同时因其北面与两淮接壤，东面的巢湖又是盐枭出没之区，因而民风也较强悍。

相比两淮，皖中的士族力量较大，理学思想影响深。再者，皖中地区有的为太平军巩固的根据地（安庆），有的为拉锯战区（庐州一带），战斗激烈频繁，持续时间长，各县团练头目或有父兄被太平军所杀，或财产被毁，房屋被占，客观上也使他们丧失了妥协观望的余地。

走捷径

最早回籍办团练的吕贤基、李鸿章父子都来自于皖中的士族家庭。李鸿章自随吕贤基回籍，一直到他后来投奔曾国藩，皖中民团与太平军的对抗始终没有终止。通过实战锻炼，团练头目们提高了军事才能，增长了胆识，其中，庐州人张树声筑数十寨自卫，连太平军都不敢接近，是皖中势力最大的民团之一。曾国藩通过李鸿章得知张树声的事迹后，大加赞许：“独立江北，今之祖生（祖生即东晋名将祖逖）！”

虽然如此，这些民团却都难成气候，原因是他们喜欢互争雄长，快意恩仇，通常情况下都是太平军来攻了还能互为声援，太平军一走，彼此之间便打成一团。比如，庐州有一个以解先亮为首的团练，解先亮的部下叶志超身材魁梧，膂力过人，每次打仗都勇冠全军，很受解先亮的重用。叶志超有一天在路上看到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姑娘，眼珠子顿时就不会转了。解先亮看在眼里，便对他说：“你下次作战要是能够再次取胜，我就把她送给你。”

叶志超依言打了胜仗，解先亮果然说到做到，把叶志超心仪的那位姑娘抢来送给了他。后来才知道，这位姑娘竟然是张树声的表妹。即便这样，解先亮、叶志超也没把张树声当回事，更没去向其赔礼道歉，只是相互之间从此不来往而已，反正一句话，大家都凭实力在江湖上生存，你能吃得了我就吃，吃不了就相互提防着。

由于团练头目们互不服气，无法自行团结成整体，因此就需要一个地位高、声望隆，各方非但对他没有私怨，还有好感的人来一体统摄。李氏为皖北望族，李家与团练头目们有着较深的渊源，有的论交情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一代，李鸿章本人既是高官，又被大名鼎鼎的湘军统帅曾国藩所倚重，他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团结众人的合适人选。事实上，在湘军攻下安庆后，头目们就不断与李鸿章联系，希冀着能够通过他与湘军挂上钩。

李鸿章从前曾随父亲在庐州办过团练，但追随他的那些人早已星散。眼看援沪事宜箭在弦上，重起炉灶已不可能，他便决定走捷径，对皖中的旧有团练进行罗致和改编。

想好办法之后，李鸿章没有返回故里，而是坐镇安庆，通过派人传达或通信的方式，与团练头目们进行联络。皖中一带早就已经形成了以李鸿章为群体中心的趋势，李鸿章奉命募勇的消息一出，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吴长庆四位头目马上闻风而动，率所部团勇前来安庆。当然也有例外，解先亮原先是个不识字的农民，不愿意离乡外出作战，正好吴长庆的手下兵勇不多，解先亮就把包括叶志超在内的部属交给了吴长庆。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淮勇陆续抵达安庆北门城外并在城外进行驻扎。这批淮勇共有三千五百人，根据淮勇实力单薄的实际情况和李鸿章本人的请求，曾国藩从湘军中陆续拨出三千人归其统一节制。这三千人里面，有一千人是曾国藩的亲兵，一千人是曾国荃的旧部，均为湘军中最精锐的部队。

1862年3月4日，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曾国藩对各营进行检阅，这标志着淮军的正式建成。

初建时的淮军，共计十三个营，其中只有张、潘、刘、吴四营是纯粹的淮勇，另外三个营虽然营官和弁勇也都是安徽人，但原先都是湘军旧部。除此之外，各营官兵皆为清一色的湖南人，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跟随曾国藩多年。在军制上，淮军的营制、营规、饷章也都沿袭于湘军，没有变化。也就是说，这时候的淮军仍然只是湘军的一个分支，与过去胡林翼手下的鄂军相比，并无多大差异。

3月19日，上海会防局提供的八万军饷解至安庆。对于湘军而言，这是多年来少见的一笔巨款，既足证了上海的财力，又进一步显示出官绅们求援的诚意及其急迫心情。看到军饷，压在曾国藩心头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他在日记中直言：“少荃（李鸿章）启行的军费有着落了，真是快慰之至。”

此时江苏范围内能作为据点的，仅上海、镇江两个城市。镇江守将是江南大营时期的绿营将领冯子材，冯部一直处于孤城被困的境地。指挥江北清军的都兴阿曾派兵救援，但没有能够取得成功。朝廷认为镇江乃南北枢纽，务必确保，所以谕令曾国藩速催李鸿章率水陆军前往应援。

以前胡林翼也觉得镇江比上海更重要，他和曾国藩商量，准备一旦进兵江苏，即留驻镇江，并保举李鸿章、李瀚章兄弟中的一人为两淮盐运使，以便用征收的盐税为湘军提供军饷。

根据朝廷的谕令及与胡林翼商量的结果，曾国藩初步计划以黄翼升指挥的淮扬水师搭配淮军，组成水陆万余人的东援大军，其中淮军由陆路进兵，经巢湖、含山一带前往镇江。

陆路行军路线长达千里，首先遇到的困难是粮饷难以接济，李鸿章就叫苦说：“江北遍地疮痍，人烟寥落，办米、办夫、饷运维艰。”其次，从安庆到上海，沿途多半是太平天国控制区，淮军要穿越其防线，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很有可能部队还没到镇江，就遭到太平军的截击甚至被其消灭。

退一步说，即便淮军能够顺利到达镇江，由于上海正处于太平军的包围之中，由镇江开往上海也不容易。上海会防局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连忙筹措十八万两运费，雇佣英商的七艘轮船，用来将淮军分三批运往上海。

李鸿章与曾国藩经过商议，决定顺应上海绅民之请，“由水路东下，直赴上海”。

站墙子

1862年4月8日，李鸿章率首批两千淮军到达上海。上海人平常所见到的英法联军、洋枪队皆着华丽制服，就连绿营和勇军也都穿得像模像样，唯淮军头上包着布帕，身穿短褂衣，足蹬草鞋，显得土里土气，路人行人见了，都笑指他们为乞丐。

李鸿章对此倒并不是很介意，也不急于用战绩来证明自己。在加入湘军之前，他可不是这样，那时的李鸿章年轻气盛，无论是跟随吕贤基、福济作战，还是在庐州办团练，经常脑子一发热，就会跑出去和人作战，即所谓“专以浪战为能”。

在加入湘幕后，曾国藩特地把他调到曾国荃军的营务处待了一年，以学习军事。这一年让李鸿章取到了真经，他告诉别人：“湘军善战，我原先以为他们是有什么神奇的战略战术，现在才知道其战略战术也无特别之处，就是发现敌人来了，马上去‘站墙子’！”

按照湘军营规，部队是半天走路，半天筑营，官兵们一到宿营地后，就必须立即修建营垒，待营垒修成后方能休息。湘军的营垒为圆形，最外面一圈是鹿砦，中间有内外壕两条壕沟，最里面一圈是土墙，分为内侧的子墙和外侧的正墙。正墙高两米多，子墙的高度只是它的一半，士兵可以站在子墙上，依托正墙顶部挖出的枪炮眼，向外观察和射击，这就叫“站墙子”。

“站墙子”有一套固定的制度和办法。一般在凌晨四点，也就是敌军最容易偷营劫寨的时候，营垒中的官兵要全部起床，其中三分之一的士兵“站墙子”一次。晚上七点以前，再派三分之一的士兵“站墙子”一次。晚上的其余时间，也要派一成士兵“站墙子”唱更，彼此轮换。

在曾国荃营中，李鸿章亲身体验到了“站墙子”的必要性和好处，他认为“半日行路，半日筑营，扎稳脚跟，劳逸结合”，乃湘军很少打败仗的秘密法宝。

其实不光是“站墙子”，稳扎稳打和时时防备的军事思想也早已渗入湘军的血液之中。就在李鸿章临别安庆前夕，曾国藩特别告诫他不要急于求战，而应先练就精兵，站稳脚跟，他还针对李鸿章急躁任性的性格弱点，以“深沉”二字进行戒勉。其他好友如李续宜等人也纷纷以“从容”“勿急”等字相赠。对于师友们的这些劝诫，李鸿章都铭记在心，表示“当奉为枕中秘”。

淮军到上海后，洋人屡屡要求他们出兵“会剿”，与洋兵共同作战，李鸿章都不肯答应。李鸿章的这一态度得到了曾国藩的大力支持，后者在来函中指示：“阁下此次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阁下此时除选将、练兵、筹饷，别无政事；除点名、看操、查墙，别无功夫。”

这时，朝中恭亲王、文祥等人也主张淮军即刻参与“会剿”，借洋兵之力打击太平军。那拉氏难以决断，专门为此征询曾国藩的意见。

在回奏中，曾国藩以科举打了个比方。一个读书人如果具备一点功底，文章也能写出个大概模样来，那么在他报名应试时找别人将自己的文章适当润色一下，虽然是作弊，但还能勉强说得过去。如果他既不能写文章，又不赴试，只是一味找枪手顶替，则无论最后是否会被录取，都会令父兄蒙羞。

曾国藩说淮军就好像是那个报名应试者，而专借洋兵之力，则就相当于单纯地以枪手顶替。他的意见非常明确，在淮军尚未能够练成精兵的情况下，一味想靠“会剿”投机取巧，若不能取胜，必然贻笑外邦，有辱国格；若侥幸取胜，又后患莫测，洋人会以为中国无兵，从而更加轻视中华。

曾国藩同时致信恭亲王等人，进一步说明了现阶段淮军所面临的困难：李鸿章一军，惯战者不过两千人（指编入的湘军精锐），其余都是刚刚才集结起来的士兵，操练未精，胜败难料。

曾国藩认为应分三个阶段使用淮军：第一个阶段是专心训练，等第一个阶段完成，初步具备战而能胜的实力和把握了，才能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出战而不“会剿”，与洋人各“剿”一处，但尽量靠近一些，以进行战略战术的配合；在第二个阶段中，如果淮军表现优异，洋人也发现淮军确实可用，不再嘲笑了，才能自然而然地进入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与之“会剿”。

“先疏而后亲，先分而后合”，曾国藩所思考和归纳出来的这套办法最终得到了朝廷的理解和认同。

嫁出去的女儿

带兵将帅必须同时为地方大吏，否则在领兵筹饷时将步履维艰，这是曾国藩从自己的军事生涯中所总结出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他在向朝廷推荐李鸿章领兵东援时，就请求朝廷“等该员（指李鸿章）到镇江后，请明降谕旨，令其署理江苏巡抚”。

朝廷当时就应允了，因此李鸿章到上海不久，便由道员破格超升为署理江苏巡抚（七个月后，实授江苏巡抚），取代了原先薛焕的位置。李鸿章虽已贵为一省之长，可是他的政令也只在上海这座孤岛才管用，出了上海，就全是太平天国的天下，这使他更深刻地领会到曾国藩要他沉住气，积极“练兵练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李鸿章最初的扩军方式是效法湘军，让湘籍营官们返湘募勇，但淮勇毕竟是淮军的基础部分，所以他很快就改变方式，令张树声、吴长庆等人前往两淮等地，收编两淮团练及其太平军降众，同时大力整编原驻于上海的勇军。

近代史家将恭亲王奕訢、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称为洋务派五大领袖。作为地方洋务派的代表，曾、左、李在很多具体观点上其实并不一致，比如对待西式武器的态度就有很大差异。曾国藩主张“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且向来“不深信洋枪，（洋）火药为利器”，即便在皖南指挥所部进攻徽州，被太平军用洋枪击退后，亦不改初衷。左宗棠同样不是很相信洋枪的功效，他认为洋枪仅仅是重量轻一些而已，要论射程，还不如抬枪。

事实上，洋枪虽然没有抬枪射得远，可是射击速度却要高出后者数倍之多，再加上可以随装随射，不避风雨，火力方面绝非抬枪所能及。至于曾国藩对洋枪的观点，则只能说明当时的多数士大夫都还无法完全摆脱传统文化的片面说教。

李鸿章与曾李的想法都不一样，而这与他的上海之行又有着很大关联。他刚刚抵达上海时，就受何伯之邀，前往英国海军驻地进行参观。一进英军军营，英军大炮的精纯，弹药的细巧，枪支的鲜亮，队伍的整齐，顿时把他弄得眼花缭乱，目眩神迷。

英国海军本身并不以陆战见长，但也拥有用于攻城劫寨的各种武器。令李鸿章备感惊异的是，这些武器他在国内大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即如浮桥、云梯等，虽然中国军队中亦有装备，可其精良的制作和巧妙的设计，仍是中方设备所做不到的。

李鸿章虽奉曾国藩为师，但他是一个极重实效的人，做事往往随实际需要而定，不像曾国藩受传统束缚那么深。再者，他的淮军新建，人数既不多，战斗力也不强，又远离湘军母体，在孤军作战的情况下，若不另辟蹊径，势难自立自强。在发现洋枪确实比他的刀矛加旧式火器更为精利后，李鸿章马上决定予以采用。曾国藩将鸟枪称为小枪，湘军营制中原有刀矛队、小枪队、抬枪队、劈山炮队，李鸿章便在战斗力最强的程学启部率先添设了洋枪小队。

扩充军队和购置西式武器，都需要大笔资金的投入，而此时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曾国藩是两江总督，上海的财赋收入完全为李鸿章和湘军所掌握。上海的海关厘税数额巨大，但由于开支同样惊人，所以仍然入不敷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鸿章决定采取海关厘税分收分用的政策，即以关税支付会防局、常胜军和镇江绿营的费用，以厘金承担湘淮军的军费。

厘金是商业税，李鸿章认为，从商人手中多收点钱，胜过从农民身上收税，在他出任江苏巡抚期间，上海厘金被规定为值百抽一，收取标准是全国最高的。这些厘金除基本解决淮军所需外，还资助了湘军在西线的作战。

那个时期，因江西巡抚沈葆桢截留江西税收和厘金，湘军粮饷出现很大困难。就在曾国藩坐困愁城之际，李鸿章雪中送炭一般地从上海送来七万两银子，令其大喜过望。在给李鸿章的复信中，曾国藩戏言李鸿章如同嫁出去的女儿，自己日子好过了，还没有忘记要时时贴补娘家。

当然，曾国藩为“出嫁女儿”提供的嫁妆也同样极其丰厚，淮军的相当大一部分力量都来自于湘军不说，直接继承于湘军的军制，更令它在初建时就已站在了很高的起点之上。

必须讲信义

直到李元度用兵出问题，湘军军制仍存在将才太少，统领的责任又太大这一缺憾，胡林翼为此进行改革，设立了分统。分统介于统领和营官之间，它的主要作用包括：不打仗时，负责协助统领处理日常事务，统领如有事离营，即以大事归于营务处，小事归之分统；作战时，可按照统领的调度，指挥四到五营人马独立作战。

曾胡以往最头疼的就是统领不好选。有了分统制后，优秀的营官就有了磨炼上进的机会，把他们放在分统的位置上，如果确实能独当一面，便可以在进一步历练后，将其提拔为统领，而不用再赌博式地“选天才”了。反之，若证明难当其任，则分统之上尚有统领，也不会造成李元度兵败那样的事故。

胡林翼先在李续宜军中施行分统制，接着是多隆阿军，最后曾国藩命令曾国荃、鲍超等军也全部照此办理，曾国荃军中的曾国葆就是分统。

湘军军制至此基本臻于完备，从大帅、统领、分统、营官，再到哨官、队长、士兵，环环相扣，犹如现代军制中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士兵，尽管二者差距还比较大，但从当时来看已经是很先进了。

可以说，湘军和太平军之间的争斗，很大程度上就是军事理念及其制度的竞争，谁走在了前面，谁就可能比对手领先一步。在淮军中担任分统的李鹤章、李昭庆乃李鸿章胞弟，和曾国葆一样，他们虽不及乃兄那样出类拔萃，但也全都文武全才，有胆有识，在军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初至上海，让李鸿章最感头疼的不是练兵，而恰恰就是洋务，具体来说就是如何与洋人洋兵相处。在李鸿章看来，之前的本地官员在处理洋务方面都不能算成功。吴煦、杨坊过于谄媚，总是把“洋兵远过中华”放在嘴边，显得毫无民族气节，但因为他们有钱有势，洋人都乐意和二人打交道。薛焕是科举出身的疆吏，比较注重气节，可是在细节方面又总与洋人发生龃龉，洋人也不爱和他交往。

李鸿章赞同薛焕的气节，然而如果洋人看到你都敬而远之，那还如何涉足洋务？他一度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便常常写信向老师请教。

和李鸿章一样，曾国藩所受的只是传统的儒学教育，日常所读之书绝大多数为国学，也没有出过国，对外情的了解可以说极为有限，他的可贵之处，是能够从自己所受的儒学教育中积极汲取思想资源，从而制定对策。

曾国藩承认洋务确实很棘手，但他认为只要将孔子所说的“忠信笃敬”四字贯彻始终，就不难处置。他告诉李鸿章，和洋人打交道最重要的是必须讲信义，果决而不反复，“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在大沽口战役中，郭嵩焘曾力持对外交涉应“循理”，劝僧格林沁不要破坏外交规则，实际和曾国藩的思路是很相似的。两次大沽口战役的先胜后败也从反面证明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弱国与强国交涉，任何一个钻空子的冒失举动，当时看起来似乎占了便宜，但过后一定会遭遇对方更猛烈更疯狂的报复，最终将得不偿失。

1862年3月底，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率领由两千名英军士兵组成的部队抵沪。英法联军数量的急剧增加，使得联合部队作战规模的扩大成为可能，士迪佛立也从何伯手中接过指挥权，为即将开始的“三十英里外围战”着手进行准备。

从这时候起，洋人更是频频要求淮军参与“会剿”。4月22日，一名英军头目的翻译官又来催促李鸿章共同进攻嘉定，被李鸿章拒绝后，翻译官十分恼火，当即拂衣而去。得知李鸿章触怒了洋人，吴煦等会防局官绅赶紧从中转圜，先对英军头目“再三开导”，劝其息怒，然后再来劝李鸿章，说英军建议“会剿”是出于“至诚”，让他多少做出一些让步。

李鸿章被逼无奈，只得提议派薛焕所部勇军作为搪塞，他为此向老师请示，并大叹苦经：“洋情诡秘，究不知其底细也。”曾国藩不同意以勇军搪塞洋人，认为有悖诚信：“明知薛营为洋人所鄙弃，而以此愚弄之，可乎？”与此同时，他继续坚持：“兵勇训练未熟，人数未齐，目下断不宜出战。”

原则问题决不能让步，但跟洋人彻底闹掰也不对。曾国藩说，对待洋人态度一定要谦和，切不可把傲慢无礼当成风骨，要做到“以诚心待之，以婉言谢之”。他还让李鸿章今后再碰到类似问题，尽可以把责任都推给他，就说淮军须由他曾某节制，而他坚决不同意出兵和“会剿”，以此来分担李鸿章身上所承担的压力。

根据曾国藩的意见，李鸿章一方面坚持淮军在短时间内“会防不会剿”，即“会防上海则可，会剿他处则不可”，另一方面，为了不和洋人闹翻，他也没有完全听从老师的话，虽然未派勇军敷衍“会剿”，但还是答应了洋人要他拨兵交其训练的要求，从薛焕的勇军和上海本地练丁中拨出一批人马，分别交给英法进行训练。

真神技也

1862年4月27日，由士迪佛立亲自指挥的“三十英里外围战”正式打响。在战役中，英法联军主要凭借性能优良的火器尤其是火炮取胜，仅在进攻青浦一役中，联军就动用了四十多门大炮，如再加上常胜军和法国一艘浅水军舰的火炮，火炮数量更为可观。如此凶猛的火力，既能大量杀伤太平军，又能轰塌城墙，正如一个参战的英国军官所言：“我们用远程大炮打死了数以百计的太平军，而我们自己却在他们的小炮和简陋火器的射程之外。”

依仗着强大火力，联军形成了一种碾压式的攻势，沿途太平军很难抵抗。在最初的几周内，除英军炮队管带白来渣阵亡外，英法联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损失，“伴随着一种近乎狂欢的气氛”，他们先后攻占了嘉定、青浦。

李鸿章谨守“兵力只能防，不能剿”的宗旨，没有派兵参与联合行动，但他心里明白，淮军若久驻上海而迟迟不出战，时间长了，必定会为洋人所轻视。其实即便是防，淮军也无能力防守上海全城，城北外国租界得靠洋兵，他们仅足以防西南，就这还须借助于常胜军之力。

要想使淮军迅速强大起来，既能防守又能进攻，除了加紧操练和扩军外，就只有仿效洋兵，使用西式武器这一条捷径可走了。在“三十英里外围战”进行期间，李鸿章特意进行了观察，他发现火炮乃洋兵在进攻战中的最大利器，在青浦之战中，“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

洋炮结构复杂，买来之后若无洋人教援，也并不容易掌握。李鸿章原来打算把交给英法训练的勇军编入淮军作战序列，或者等勇军接受训练后，再抽调其中的人员帮助淮军进行训练。他没料到的是，勇军头目皆为吴煦所派，他们到了英法那边之后，完全听从洋人的指挥调度，李鸿章以堂堂江苏巡抚之尊，竟无法约束征调，更不用说从中抽调人员了。

勇军的例子带给李鸿章的教训之一，就是不能把部队交给洋人进行训练，否则很容易失去控制权。由于直接向洋人学习洋枪洋炮的路子行不通，李鸿章便想到能否在洋兵出战时，派淮军将弁随队，以便暗中学习洋兵“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可是跟营官们一说，除程学启羡慕洋炮的威力，表示愿意从命外，其余人的态度都不积极，于是偷师的办法也就只能暂时搁置。

“三十英里外围战”的战报传至京城，朝廷既满意又不满意。满意的是，此次战役改善了江苏东部的军事形势，不满意的是，清军在战役中几乎没有存在感。朝廷随即发布诏谕，要求当地清军务必独立收复太仓。按照这一旨意，被任命为太仓知府的绿营将领李庆琛率部扎营于板桥，伺机攻城。

“三十英里外围战”也惊动了太平天国高层。自进攻上海的计划受挫后，李秀成一直住在天京，对天京的防守进行未雨绸缪式的部署。嘉定、青浦的丢失，使他十分担心自己的苏州基地受到威胁，遂立即返回苏州坐镇。

此时已进入了春暖花开的季节，组织反攻恰逢其时。李秀成下令召回在外省作战的部队，同时抽调在天京外围担任防守任务以及驻扎于邻近城市的各部进行增援。几天之内，苏州便集结了五万精兵。

1862年5月14日，李秀成把全军分成多个纵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春季攻势。一开始，他没有直接进攻由英法联军驻守的嘉定、青浦，而是把目标锁定于李庆琛部。

绿营本是联合部队中最弱的环节，遇到数量和战斗力较占上风的太平军主力部队，战斗结果可想而知，板桥一战，知府李庆琛以下五千余人几乎全军覆灭。

首战告捷之后，李秀成这才率部围攻嘉定。就在板桥大捷的同一天，英法联军和常胜军攻占南桥镇，但联军遭遇到了自外围战发起以来的最大重创，除十余名英法士兵死伤外，法国驻华陆军司令卜罗德也中炮阵亡，联军士气受到很大打击。

得知嘉定被围攻，士迪佛立唯恐上海有失，急忙下令撤出南桥等城镇，向上海回缩。接着，他率兵赶到嘉定南翔，对嘉定进行增援。

在春季攻势中，李秀成不但亲自指挥作战，而且动用了其最核心的部队。这支部队主要由久经战阵的老兵组成，其中包括了金田从军时期的原有骨干，他们在战斗意志和作战经验方面堪比陈玉成属下的刘玱琳部。武器方面，该部亦堪称精良，三分之一的人都配备着洋枪。此外，呤俐还亲自率领一支经过训练的炮兵队，携数门轻型炮助战。

太平军精锐尽出，在对阵英法联军时并不处于绝对劣态，英法联军本身又受到南桥之战的负面影响，打起来缩手缩脚，连重炮都没了以往见谁灭谁的威风，很快便从南翔败走。由于害怕被围被歼，士迪佛立干脆下令连嘉定也予以放弃，一干人马狼狈地逃回了上海。

用一个字来概括就行

占领嘉定后，李秀成设总部于常熟，指挥部队继续往前推进。1862年5月30日，一支有一千多人组成的太平军先锋部队对松江城东北发起奇袭，城内守军尚未在城头上列好，云梯就已架在了城墙边。

由华尔亲自指挥的常胜军和部分英国海军负责防守松江。松江附近有一条小河，英军海军坐着快艇在小河内进行观察。看到常胜军来不及防御，太平军已经快爬上城墙，海军水兵急忙用枪炮进行射击。太平军敢死队员虽英勇过人，但终究不敌背后突如其来的弹雨，为首将领身负重伤，一名参加太平军的法国人阵亡，太平军被迫撤出战场。

次日，堵王黄文金、纳王郜永宽等部赶到松江，将松江城予以紧紧包围。当天士迪佛立致函他在英国陆军部的上司：“我认为，目前形势下我所指挥的部队仅能守住上海本身。”

实际上，士迪佛立自嘉定兵败后就决定将联军行动限定于“直接守卫上海、吴淞和暂取南桥”。这一政策等于是对“三十英里外围战”的否定，引起了何伯的强烈抗议，上海的洋人和中国绅商也都表示不满。

士迪佛立自己解释，他之所以制定限制作战的政策，乃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考虑，是随着夏季的到来，长达数月的酷暑和由此带来的疾病，将给继续作战的英法联军带来重大损失。不过李鸿章等人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士迪佛立改变政策的原因没那么复杂，其实用一个字来概括就行，那就是——㞞！

如果是因为冬季太冷，部队准备不足，必须等待后方送来冬装，那还情有可原，可有谁听说过因为夏天太热也要避战？再者，你怕热，人家太平军可不怕热，他们会照打不误。

李鸿章在“西兵退出嘉定折”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贼（指太平军）兵员浩大，气焰大长，西兵为其所慑，从此不肯出击。”他同时推断，士迪佛立此举将促使太平军加速扑向松江与青浦。

李鸿章的推断无疑是正确的。松江、青浦皆为战略要地，尤其松江还是被太平军称为“假洋鬼子”的常胜军的避难地及老巢，李秀成对此可谓是志在必夺。6月2日，他亲自率部到松江与黄、郜会合，攻城部队的力量得到极大增强。

发现松江城防坚固，守军人数也不少，李秀成决定变攻城为打援。当天，他偕黄、郜部对松江城西北的广富林实施突袭，不仅成功击破清军营寨，而且俘获英国皇家军舰“圣陀号”所属的一艘快艇，外加十二艘满载军火的中国炮艇。

华尔一看急了眼，指挥常胜军和所有英军从城内发动反突袭，将快艇和两三艇炮艇又抢了回去。即便这样，太平军仍缴获洋枪四百支，火药三十六箱，原快艇中的水手及其炮艇中的其余洋人全部被俘。

太平军不但加紧围攻松江、青浦，而且也没有放松夺取上海的计划，其前锋与上海城仅隔二十里，抬眼望去，上海近在咫尺。英法两国驻沪领事惊慌失措，立即要求李鸿章前往领事馆会晤。会晤过程中，洋人们除与之商议如何共同抵抗太平军外，还明确规定了清军在联合作战时所必须投入的兵力。

这时淮军已训练了一个阶段，同时上海日益危迫的局势也容不得他们再坐而观之，李鸿章决定将淮军的力量全部动员起来，以支撑住上海摇摇欲坠的防卫，他下令程学启部对太平军予以坚决阻击。

程学启原是太平军的一个低级将官，曾国荃围攻安庆时，因曾国荃幕客孙云锦的劝说力保，他始归降于曾国葆军营。湘军集团对太平军降将一向都非常提防，曾国荃用长壕围攻安庆，其余各部都以壕墙护卫，唯独把程学启营置于壕外，而且正当太平军进攻之要冲。甚至于，曾国荃还在壕内列炮，将炮口指向程营。

程学启既已投降湘军，公开与太平军为敌，便已无法回头，可是又得不到曾氏兄弟的信任，内心十分痛苦。他白天不敢流露出这种情绪，只有到了晚上睡觉时，才一个人偷偷落泪，甚至一度想要自杀。

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从此一有苦仗恶仗，程学启就主动请缨，如是者数月，曾国荃才对他有所信任。不料胡林翼、曾国藩又都双双给曾国荃写信，让其防止程营生变，与此同时，随着程学启不断建功，周围忌妒他的人也趁机在曾国荃面前说他的坏话，这让曾国荃对程学启重新起了疑心，决计找机会杀掉他。程学启的保人兼老师孙云锦知道后，急忙上书曾国荃，逐一辩明针对程学启的各种不实之词，曾国荃这才作罢。

等到湘军攻占安庆，因程学启立有大功，曾国荃仅给他增添了一营人马，连同原来一营，共两营，称为“开字营”，显然是既要借其死力，又不打算予以重用。在这种情况下，程学启自知在湘军中难以出人头地，不能不产生出另栖高枝的念头，只是未逢时机，不敢声张而已。

真情流露

程学启打仗凶悍，本人为安徽桐城籍，所部开字营亦属淮勇，李鸿章在组建淮军时，便一面极力向曾国藩索借，一面派人私下对程学启进行罗致。

一开始，程学启认为上海是偏隅死地，此去艰险重重，加上怕得罪曾国荃，所以表现得不情不愿。后来见曾国藩已经对曾国荃下达调令，李鸿章也亲自致函恳求，方决定弃曾投李。他对孙云锦说：“某念先生（指孙云锦）言，宁为鸡口，毋为牛后。上海固然是死地，但现在湘军门户太严，大丈夫与其仰人鼻息，不如拼死一战。”私下当着李鸿章派来招致他的人，他更是有感而发：“吾辈皖人入湘军，终难自立。大夫当别成一队，岂可俯仰因人！”

当程学启率部自安庆登船东下时，曾国藩亲自到码头送行，还拍着他的背勉励道：“江南人爱降将张国梁（指张国梁有受官府招安的历史），你去了，又是一个张国梁！”

曾国藩爱屋及乌，因为对李鸿章期许太深，连带让他对降将的成见也减去了不少。其实他和曾国荃如果当时真把程学启视为“张国梁第二”的话，又岂能这么容易就放人？后来曾国荃在南京城下屡陷危局，才想到昔日被他视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程学启，于是几次要将程学启调还，可是李鸿章既强留不放，程学启自己也不愿重回湘军，于是只得作罢。直到这个时候，曾氏兄弟才有后悔莫及之感，曾国藩为此专门向曾国荃致歉：“近年以来我觉得愧对老弟的事，就是拨去了程学启这员名将，有损于阿弟。”

程学启深感李鸿章知遇之恩，加入淮军后，追随李鸿章最紧，也最为卖力。他是淮军中最早响应李鸿章的号召，添设洋枪小队的营官。1862年6月3日，当太平军推进至漕河泾、虹桥时，程学启把开字营所有洋枪小队所装备的来复枪都集中起来，突然向太平军进行射击。太平军猝不及防，被迅速击退。第二天，七宝的太平军前往增援，程学启故技重演，不但再次击败太平军，还趁势攻破了太平军在七宝的营垒。

见漕河泾、虹桥一时难以拿下，李秀成旋即缓攻上海，转而集中兵力专图松江、青浦二城。在松江战区，太平军每天攻城不断，李秀成又督军占领松江城外的土山，在土山上修筑炮台，对城内进行连续轰击。

鉴于英法联军转攻为守和松江城日益危迫的局势，华尔急召正在宁波参与防守的三百常胜军回援。这三百常胜军乘轮船自宁波兼程赶到松江，从城外对太平军发起攻击，并将土山炮台予以摧毁。与此同时，为减轻松江所承受的压力，李鸿章亲督淮军主力进至上海西南的泗泾、新桥，与太平军进行激战。

在进攻松江受阻的情况下，李秀成再次改变计划，在松江一线暂取守势，集中谭绍光、陈炳文等部的精锐进攻青浦。青浦守军多已调往松江，余下的常胜军一部难以支撑，常胜军副领队法尔思德急忙向松江告急。6月8日，华尔与英国军官斯宾塞率领英军、常胜军及汽船两艘，自松江赴援青浦，但在冲入城中后，他们却发觉难以取胜，于是第二天将城中房舍、船只、辎重、粮食全部焚毁，弃城重新退回松江。

青浦原有守军也跟着一道突围，由于太平军的包围并不严密，几乎所有人都突了出去，唯独法尔思德鬼使神差地沦为了太平军的俘虏。

原来在上一次常胜军攻进青浦时，法尔思德抢了不少金条银圆，逃走时因过于慌忙忘了带走。本来忘了就算了，这位财迷心窍的老兄不甘心，竟去而复返。当他浑身装满财物，准备再次逃跑时，被太平军给逮了个正着。

为了赎回法尔思德以及在松江广富林被俘的洋人，英法联军和常胜军方面被迫用大量军火进行交换。次日，在不知道青浦已破的情况下，联军向松江运送枪支弹药的十几艘船只驶近松江城垣，又被太平军全部截获。

至此，太平军已完全取得了上海战役的战场主动权。英法联军行动消极，几乎不愿出战，用李秀成的话来说，“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其即败”。左宗棠在写给曾国藩的信函里，也语带讥讽地写道：“青浦、嘉定二处，一旦发现发贼（指太平军）成群结队地杀来，夷兵就迅速逃遁。原来夷人也跟我们一样畏惧长毛，他们弃城而逃的样子绝不是假装的，那是真情流露！”

左宗棠信里的“我们”，当然不包括湘军自己，他是把英法联军和湘军素来看不起的绿营八旗放一块儿了。

第九章 除了拼命就是更拼命

罗泽南在世时曾建议曾国藩，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以“安天下”为重。什么是“安天下”？就是攻克金陵。因为金陵是太平天国的都城，只有克复金陵，才能最终消灭太平天国。

罗泽南同时指出，虽然古人称金陵为虎踞龙盘的天险，但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金陵的软肋突出，尤其它地居长江下游，“势不足以控西北”，一旦荆州、岳州、武昌、九江等大江要害之处非其所有，便将岌岌可危。

至1861年底，湘军尽取长江上游各要点，对金陵形成高屋建瓴之势，罗泽南当初的构想成为现实。1862年3月15日，曾国荃率新募的六千湘勇自湖南回到安庆，旋即东行，与上年即已进驻无为的部队会合。湘军直接针对天京的新一轮攻势开始了。

按照曾国藩的部署，曾国荃、曾国葆分别沿长江南北岸夹江东下。安徽的太平军此时已成强弩之末，其沿途部队无力抵抗湘军的攻势，节节败退。曾氏兄弟自东下后，十天之内连克名城要隘数十座，渐渐逼近了位于天京外围的金柱关、东西梁山。

置之死地而后生

金柱关、东西梁山均为通往长江下游的要隘，其中东西梁山隔江对峙，形成门户，古时称为天门山，诗仙李白有诗赞叹：“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1862年5月中旬，曾国荃率部自北岸的西梁山渡江，会同彭玉麟的水师、曾国葆的陆师，先后攻克了金柱关、东梁山和芜湖。至此，天京屏障尽失。

曾国藩向来主张不图速效，稳扎稳打，其时曾国荃等水陆军加在一起尚不满两万人，又是孤军深入，所以他感到担心，让曾国荃缓进，以便等候多隆阿进兵九洑洲，两军会攻天京。曾国荃不同意，认为所部士气正旺，如果一下子停顿下来，官兵的斗志也会随之松懈，而且“金陵为贼（太平军）根本，拔其根本则枝叶不披而萎”，如此大的战机绝不能轻易错失。曾国藩拗不过胞弟，只得同意他继续进兵。

5月底，湘军三部合力，对天京形成了围攻之势：曾国荃连夺天京城外秣陵关、大胜关两处重镇，进逼天京城下扎营，距天京城仅隔四里之遥；彭玉麟攻占江心洲，进泊于天京的护城河口；曾国葆在秦淮河入江口的三汊河一带傍水驻垒，以确保湘军的西路粮道。

湘军突然兵临城下，使得自击破江南大营后，已度过两年平静期的天京人心大震，天王洪秀全更是惊惧交加，忙命李秀成、李世贤回援天京。

李秀成于一天之内，连续三次接到天王派人送来的诏书，但此时上海战事正处于关键阶段，所以他并没有马上应命赴援天京。

在淮军出战后，李秀成已经意识到，这支尚隶属湘军的新建之师实力不容小觑，必须全力以赴，首先予以击破。6月17日，他暂时放松对松江的围困，亲率慕王谭绍光、听王陈炳文、纳王郜永宽等部，将程学启部重重围困于新桥。

程学启除了依然组织洋枪小队进行阻击外，还用上了火炮。彼时淮军没有洋炮，他们的火炮是由湘军创制并且也是湘军独有的劈山炮。双方在激战中均死伤枕藉，仅仅一天之内，开字营就伤亡了两百余人，太平军的尸体则已经把淮军所挖的壕沟都填平了，但依旧攻势不减，他们踏着同伴尸体继续越壕猛冲。

此时，“洋人拥兵数千，坐守洋泾滨……作壁上观”，常胜军自顾不暇。只能独立作战的淮军遇到了自组建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考验，胜负与否，决定了他们能否在上海滩立住脚。程学启使出浑身解数，不仅亲自操作劈山炮进行射击，而且率队实施了多达八九次反冲锋，最后自己也在战斗中负了伤。

关键时刻，李鸿章也拿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决意全力出击，率淮军主力分路进援。1862年6月18日，正在苦战的程学启通过望远镜看到援军赶来，连忙跃出阵地，对太平军进行夹攻。淮军和太平军在虹桥、徐家汇、新桥一带展开搏杀，史称虹桥之战。

淮军到沪两个月，未曾痛快地打过一仗，可谓是养精蓄锐，待势而发。相比之下，太平军连战疲乏且扎营未定，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显得非常被动。更重要的是李秀成所部数量虽多，但除核心主力外，其余各部多以江苏、浙江、江西人为主，打仗并不特别勇悍，在阵亡千余人后，即大败溃退。次日，程学启乘胜进克泗泾，李秀成被迫解除对松江的围困，退兵苏州。

虹桥之战是淮军在没有洋兵协助下所取得的第一场大胜仗。战前李鸿章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取胜，只是因为军情危急才不得不“跃马独出”，他本人也“不作生还之想”，准备随时战死沙场。最终的结果令李鸿章喜出望外，在写给曾国藩的报捷信中，他显得踌躇满志：“有此胜仗，我军可以自立，洋人可以慑威，吾师可稍放心，鸿章亦敢于学战。”

李鸿章在信中并没有过分夸大其词。当初淮军刚到上海时，因衣帽粗陋，外表土里土气而曾遭到洋人的讥笑。李鸿章激励部属道：“兵贵能战，岂在华美？等他们亲眼看到我们打胜仗，看法自然会改变。”虹桥之战后，洋人的态度果然大变，洋兵见到淮军士兵时无不礼敬有加，何伯更是亲自到淮军营中拜访李鸿章，并且再无任何居高临下的言辞和神色。

接到李鸿章的报捷信，曾国藩的欣喜之情可想而知。他在回信中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对李鸿章说：“以前我看你写字，就认为你命中必贵。胡文忠（胡林翼）擅长相人之术，他也说你‘君必贵’。现在一看，果不其然！”

一般认为，李秀成在松江的不战而退，乃是因为天王洪秀全催逼之故，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真正退兵其实是在虹桥一战之后，换句话说，如果太平军在这场战役中取胜，他很可能不顾天王的命令，继续坚持进攻松江和上海。

李秀成虽然暂时放弃了对上海的进攻，但在虹桥之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战略方针和主要兵力依旧集中于东部，上海战区的太平军实力也没有被完全削弱。

李秀成对东部的重视可以理解。他的基地是苏福省（苏南），如果苏福省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他将失去立身之本，一如皖北丧失，陈玉成亦无立足之地一样。

不能说在李秀成的心目中，苏福省的重要性胜过天京，但起码对他来说生死攸关，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肯予以放弃。李世贤同样如此，当他接到天王洪秀全要求回援的命令时，也没有第一时间赶回南京，而是强调必须把左宗棠击退或击垮才能动身启程。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海的英法联军在与太平军作战中曾经表现活跃，但在李秀成率主力进兵后，却逐渐选择按兵不动，消极应付。朝廷一度很是惊疑，甚至猜测洋人是不是已经暗地里与太平军达成了某种协议。李鸿章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是洋人既非与太平军私通，也不是要故意坐观成败，而是慑于太平军之兵威，不敢出战。

1862年7月7日，英国公使卜鲁斯收到了外相罗塞尔的训令。这份训令实际上早就从伦敦发出了，只是经过三个月的时间才寄到卜鲁斯手中。当时罗塞尔获悉了太平军攻克宁波并将进攻上海的消息，于是代表英国女王，批准了何伯关于对太平军采取攻势行动，用以武装防守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的计划。

何伯虽然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支持，但英法联军的指挥权已掌握在士迪佛立手中，而士迪佛立又不敢出战。两人在是否要再次出兵进攻太平军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最终谁也拿不出一个令双方信服的方案，结果便造成在1862年的整个夏天，英法联军几乎毫无动静。

在英法联军暂停作战的这段间隙，他们所留下的空缺被淮军和常胜军完全填补。

先前李秀成所发动的春季攻势，其战事主要集中于浦西，但在浦东方面太平军仍占有优势，不过一个叫刘铭传的淮军营官却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率先改变了这一局势。

与湘军将领多为投笔从戎的书生不同，淮军营官中仅李鸿章的门生潘鼎新一人为举人，其余营官，张树声是团练，吴长庆是守备，程学启是降将，刘铭传是盐枭，没有一个是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由于李鸿章所长者为事功而非学术，所以他的择才观也与曾国藩不同，他偏爱的淮军将领，第一当然是程学启，其次便轮到了刘铭传。

其实刘铭传和李鸿章并无旧缘。当年李鸿章在庐州办团练时，刘铭传还在做着私盐生意，直到李鸿章逃离安徽后，他才举办团练，就是后来投身淮军，也是靠了张树声的大力推荐。

最初李鸿章下令潘鼎新和刘铭传共同驻防浦东，从这一安排来看，实为潘主刘辅，即以潘鼎新为主，刘铭传为次，但刘铭传的光芒很快就超过了潘鼎新。

太平军在浦东的重镇包括南汇、川沙、奉贤、金山等，其中南汇城高池深，积粮颇多，就算潘刘要强攻，也很难拿得下来。令人奇怪的是，南汇守军却屡次托人向他们请降。潘鼎新担心对方使诈，搞假投降，不敢答应。刘铭传多了个心眼，他派人到南汇城探听虚实，终于弄清了实情：南汇守将吴建瀛曾遭李秀成养子李容发的凌辱，其他将领的部属又有半数是兵败后投降太平军的勇军和绿营，皆为身在曹营心在汉之辈。

确定吴建瀛等是真心投降，刘铭传毫不迟疑地率军抵达南汇城下。在他的要求下，城内一万多太平军全部剃发，呈缴印鉴及兵器，整个过程没出一点差错。

南汇是淮军在浦东夺取的第一个城池。虹桥之战后，李鸿章乘太平军新败，挥师向浦东发起进攻。在新的战事中，刘铭传同样令李鸿章眼前为之一亮：此人打仗虽然有些天马行空，但“有血性，有狠劲”。

综合刘铭传收降吴建瀛的表现，李鸿章认为他“颇有应变之才”“潘（潘鼎新）之得众尚不如刘，打仗奋勇亦较逊”。刘铭传由此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和重用，在原籍皖中的诸营中，李鸿章待之最厚的便是刘铭传的“铭字营”。

在战争中考查将官的同时，李鸿章自己也遇到过危险。有一天，前线的弹药都快要打光了，阵地上的太平军仍支撑不退，部队陷入了进既不得，退亦不甘的尴尬境地。李鸿章见状，便立马桥头，用望远镜进一步观察敌情。不料此情此景正好被太平军某将看在眼里，于是举枪瞄准，准备将李鸿章射于马下。

李鸿章的坐骑这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了惊，突然向敌阵奔驰而去，用缰绳拉都拉不住。李鸿章身后有一支三百人的卫队，他们为了保护李鸿章，急忙朝敌人猛冲过去。卫队队长手持盾牌率先冲入敌阵，发现某将正朝李鸿章举枪瞄准，立即一跃而起，一刀将其砍翻在地。其他卫队成员也全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搏战高手，一大半人皆能飞檐走壁，一个打对方好几个都不在话下。队伍势如潮涌，竟然一下子就把太平军给击溃了。

事后李鸿章才知道，若不是卫队队长力斩敌将，不但难以将敌人击溃，连自己也差点死在太平军枪下，不禁悚然，连忙对这位队长表示感谢并给他记了一大功。

至1862年7月中旬，淮军先后收复川沙、奉贤、金山，浦东半岛上的太平军势力被全部清除。

中国女婿

在浦东战役中，淮军采取了与常胜军联合作战的方式。常胜军装备精良和战斗力强的特点，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加上又是不同于英法联军的中国军队，李鸿章逐渐视之为自己的左膀右臂，相应地，他与华尔的接触也越来越多。

自重建常胜军以来，依靠战场胜利，曾经被上海洋人扫地出门的华尔声誉日隆。当然，他也知道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拜中国雇主所赐，而他在上海的洋人社区里依然势单力薄，要想继续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进一步证明自己对中国雇主的忠诚，且尽最大力量将自己融入中国的体制之中。

在薛焕、吴煦、杨坊等人的保举下，华尔先是和白齐文一起加入中国籍，仅仅一个月后，他又决定娶杨坊的女儿为妻。婚礼按照中国的习惯操作，华尔身穿大清官袍，骑着马，完全是个中国女婿的打扮。

在那个年代，像华尔这样的涉外婚姻足以惊世骇俗。实际上，华尔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一两句中国话，中国字是一个不识，新娘则对英文一窍不通。换言之，新郎新娘根本无法交流，他们的婚姻当然也不可能是爱情的产物，而不过是华尔希望更紧密地靠拢中国人的一个实际步骤。

华尔的努力没有白费。他顺理成章地得到了很多他想要的东西，比如官赐四品，恩准佩戴花翎，比如军队被赐号“常胜军”，比如官级随之升到三品。他在上海洋人当中的地位也直线上升，以一个不入流的雇佣兵、前大副身份，不仅得以与外国商人、传教士结伴搭帮，还受到了各国驻华公使、领事等高级官员的青睐，在流亡中国的洋人当中，他毫无疑问是一个成功者的典范。

问题在于，华尔毕竟是个外国人，在对中国国情的熟悉和掌握运用方面远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么到位。他以为自己加入中国籍和成为中国女婿，就能够得到中国雇主的完全信任，殊不知中国政府还有另外一套检验其忠诚与否的尺度，那就是文化归顺。华尔因为害怕被其他外国人嘲笑，一直拒绝剃发，平时也不肯穿华服。按照文化归顺的标准，中国政府就有理由对他的忠诚度表示怀疑。

除此以外，华尔傲慢不羁和喜欢夸夸其谈的个性也令中方感到不安。已离任的江苏原巡抚薛焕在提到华尔无可争辩的战功时，总是不忘批评他的不礼貌和不驯顺。实际主持朝廷政务的恭亲王奕訢有一次收到华尔的一份申请，华尔在申请中不但自夸其功，而且竟然要求朝廷授予他随意调遣军队的权力。恭亲王吃惊之余，不得不在批复中对他进行训斥，事后在一份文件中说：“华尔虽为中国出力，究系外国之人，性本不羁，心尤难测。”

常胜军是雇佣军性质，既有军饷也有赏金，二者加起来有时数目很惊人。按照恭亲王的说法：“华尔每收复一地，就要求赏金两万两，而收复青浦后他又额外要求一万两。”

杨坊时任常胜军管带，支出方面主要由他负责管理。如同一位熟悉华尔经历的西方观察家所言，“在华尔领导常胜军时，杨不想扣留军饷，就像他不想跳进黄浦（江）一样。”尽管如此，面对沉重的经济负但，拖欠军饷和赏金的情况也不可避免地会时常发生。每到这个时候，华尔就会朝自己的老丈人大光其火，而杨坊是个不讲究节操的市侩人物，他往往会“在华尔的一声怒吼中扑通跪倒……用头撞他的脚，同时答应一切要求”。

可以想见，类似传闻将令朝廷多么难堪，倘若换成其他人，恭亲王很可能早就向两宫皇太后提出建议，将华尔解职了。就是因为知道华尔能替朝廷打仗，所以恭亲王便只能一边装聋作哑，一边叮嘱李鸿章、左宗棠，要求加强对华尔的控制，并特别指出这是“爱惜将才之道”。

华尔应该感到庆幸的是，他的新上司李鸿章既与其前任薛焕不一样，也没有完全按照恭亲王所说，对他实行严格控制。李鸿章在对华尔的军事才能深表赞赏的同时，对其小节之处毫不介意。他曾告诉曾国藩，华尔既未剃发，自他出任江苏巡抚后，也从未主动前来拜谒，不过“哪里有空与外国人争此小过节耶”？

华尔给李鸿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充沛的精力、过人的军事才华以及战场上的勇敢精神——因为负伤次数太多，即便洋人圈子里都觉得华尔“是一个打不死的家伙”。

李鸿章向朝廷报告：“华尔拱卫松、青（松江、青浦），战功卓著，实为洋人之佼佼者。此夷酋至今留长发，亦不来臣府（指李鸿章的官邸）请安，然臣对夷人之不拘小节并不耿耿于怀。”

试枪

华尔的名望主要局限在中国人包括在华外国人中间，就是对于在华外国人而言，他也不能说是一个权威人物。对于这一点，当时中方并不了解，以李鸿章为代表，人人都以为他对海内外的外国人能产生巨大影响力，李鸿章在奏章中说：“上海夷人均以华尔马首是瞻……近来，臣鸿章竭力与敦和好，以洽众列强之友情。”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他也同样表达了这一意图，即希望以华尔为桥梁，得到来自外国的友谊。

当然，从那时候李鸿章所担当的角色来说，所谓中外交好离他还比较远，比这更实在的应该是华尔在军事上所能提供的帮助。

在虹桥之战中，李鸿章亲眼看到太平军的洋枪配备已具相当规模，每次进攻时都必定有数千支洋枪用以射击，“猛不可当”，加上程学启的洋枪小队又立了大功，这使他对洋枪的作用更加深信不疑，于是命令除“开字营”外的其他各营都必须添练洋枪小队。

要大量购买洋枪，就必须有一个合适的供货渠道，李鸿章找来华尔，华尔表现得很爽快，一口答应帮他代购洋枪。与此同时，华尔也不是没有让李鸿章感到头疼的地方。例如，他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每次卖了力，朝廷都会立即授勋和向他发布表彰诏令，一旦落空，便推断是作为上司的李鸿章蓄意隐瞒或抢了他的功劳。他曾为此给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写信发牢骚，说：“这里的官员卑鄙地……剥夺了一个人最珍重的东西，即当他出生入死时对他的信任——但我认为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他甚至还请求蒲安臣在见到恭亲王时，为他的人“说句话”。

官府经常性拖欠常胜军的军饷和赏金一事，也仍然是华尔要炮轰的重点对象。以前他只对老岳丈杨坊叫板，如今则捎带上了李鸿章及其同僚，他指责后者扣留了本应属于常胜军的三万五千两白银，并且说：“如果我的脚不是在这泥塘里陷得这么深，我就会把它们全都抛弃。”

不过抱怨归抱怨，华尔很清楚他要想功成名就，就不能脱离这位他口中“可恶的巡抚”。至于军费方面，他其实另有办法。他和杨坊翁婿合作做投机生意，每次攻下太平军所据守的城池又都大肆劫掠，这为他积累了颇为可观的财富，因此之故，即便李鸿章、杨坊等人没有补足欠款，对常胜军的后方勤务也没有造成严重影响，华尔依然是李鸿章指到哪儿，他打到哪儿。

对于刚刚在上海滩立住脚的李鸿章来说，听从指挥和敢战、能战是他考查部将优劣的最主要标准。这一标准适用于程学启，也同样适用于华尔，他对华尔的信赖和赞赏，超过了对其他任何洋人。

与华尔自己的想象相反，给朝廷的奏章里，李鸿章多次特别提到华尔的战功，正是由于他的极力保举，华尔被授予了绿营副将。发现有人向总理衙门报告华尔的越轨行为和傲慢态度，李鸿章也连忙上疏替其辩护，以保证他不被来自背后的暗箭所射中。可以说，在当时的清廷高官里，李鸿章几乎称得上是华尔唯一的朋友，同时也是他最坚强的支持者之一。

到1862年夏天，常胜军已扩充至三千人，而且装备了数门重炮，随着事业进入峰巅，华尔开始构思更宏大的作战计划，他通过吴煦向李鸿章传话，表示愿意前去协助攻打天京。

李鸿章虽然考虑到常胜军开去天京后，双方可能会在通信和指挥方面产生问题，然而还是对其表示支持，并向曾国藩进行了报告。曾国藩没有拒绝，不过他建议应先让常胜军攻打青浦、嘉定，“以试试枪”。李鸿章看出曾国藩明显缺乏热情，只得直接致函曾国荃，说明若断然拒绝华尔的“好意”是不太合适的。

这时淮军的后续各营陆师、淮扬水师、马队陆续来沪会合，看到兵力逐渐变得充裕，华尔又跃跃欲试地嚷嚷着要“试枪”，李鸿章便决定在浦西展开夏季攻势。

1862年8月9日，淮军和常胜军联合攻占青浦。常胜军在此战中阵亡了五六十人，受伤者不下百人，但华尔自认为已经“试枪”合格，他再次向李鸿章请求攻打天京，说他可以三天赶到前线，三天修筑堡垒，三天攻下天京，还说攻克天京后，可以与湘军平分财物。

实际上由于常胜军是洋人指挥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曾氏兄弟并不真的想让华尔参与攻打天京，“试枪”只是一个借口，所以华尔越这么夸口，曾氏兄弟反而心里越不乐意，李鸿章也就只好将这件事暂时搁置了起来。

我中弹了

李鸿章发起夏季攻势时，李秀成正在组织增援天京，青浦失陷打乱了这一部署，他赶快派慕王谭绍光进行反攻，欲夺回青浦。

守卫青浦的是程学启，因虹桥大捷中的出色表现，他受到李鸿章的特别青睐，李鸿章特别给“开字营”增添了一个营，使其由两营变成三营，从而打破了当时各个营头都只有一到两营的状况。程学启投桃报李，在淮军攻占青浦后，主动要求与水师一营共同防守这个前敌县城。

青浦易守难攻，太平军又没有重炮，加上水师和常胜军的协助，程学启很快就将谭绍光予以击退。李鸿章非常高兴，特地致函曾国藩：“程将（程学启）智勇皆备，战守可靠。青浦非他不能守，别人也不肯守……安庆分遣此将，实感师门（曾国藩）与沅丈（曾国荃）厚赐。”

谭绍光夺青浦不成，转而把矛头指向北新泾，淮军常字营被围。之后太平军进占法华镇，距上海城仅十余里。李鸿章闻报急忙调兵分三路赴援，其中密令程学启一路前往七宝，用以抄袭敌后。

程学启受命后，率部从小路到达七宝，结果一到七宝就被谭绍光以三万之众围了个水泄不通。

程学启的“开字营”一共只有一千五百人，还担负着守卫青浦之责，为什么李鸿章仍要把他抽出来？这是因为“援击之师亦非程不可，其才实可统四五千人”。程学启也果然不负所托，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硬是经过苦战得以脱险。

虽然北新泾的局面依然没能打开，但程学启已经成功吸引住了对方的注意力，李鸿章决定复制虹桥之战的成功打法。当时太平军沿吴淞江筑垒，监视着淮军的一举一动，要与程部会合，就必须从太平军的眼皮子底下通过。不能不说，打仗确实很能锻炼人，浦东战役时，李鸿章遇到危险尚有心惊肉跳之感，这次他竟然骑着马从太平军的营垒附近疾驰而过，似乎丝毫没有担心太平军会实施截击，将其击落马下。

与程部会合是北新泾战役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后李鸿章和程学启分道对太平军实施了夹击。在交锋时，淮军将劈山炮和洋枪结合起来使用，“以劈山炮护洋枪队而行”，等太平军一靠近，便用劈山炮、洋枪、抬枪、鸟枪齐射，使太平军蒙受很大伤亡，并成功地将其逼退至吴淞江北岸。

此时另外两路赴援部队也陆续加入战团，黄翼升率淮扬水师首先自上游杀来，连破北岸的七个太平军营垒，接着刘铭传又在野鸡墩告捷。谭绍光再也无力抵御，被迫经南翔退回嘉定，上海外围至此得以肃清，淮军声威大振。

从浦东战役到夏季攻势中的克复青浦，直至北新泾战役，英法联军均未参与，连英国观察家也不得不承认，淮军的努力已使得英法的军事行动“不必再扩大”。

对淮军真正起到帮助作用的还是常胜军。淮军在战斗中不仅得益于他们的优势火力，还通过与常胜军士兵的接触，学到了很多西方的实战技能，这使淮军在武器、训练和技战术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至1862年9月，即淮军抵达上海的五个月后，他们已拥有洋枪千杆，所添练的洋枪小队数量虽不多，但已能与湘军营制所规定的火器相配合。

李鸿章与华尔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因为双方都意识到了紧密合作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不过他们之间的合作很快就在一次意外中画上了句号。

1862年9月21日，在浙江指挥攻打慈溪的一场战斗中，站在前沿阵地上的华尔突然用手捂住肚腹，大叫一声：“我中弹了！”他被太平军用滑膛枪击中要害部位，当晚便死在了营中。

华尔死后，吴煦在其遗物中发现了一张天京地图，图上详细列明了一百多处交通要道、重要人物居所的方位，以及它们各自与城垣的距离。谁也不知道这张地图究竟是何人以及在何时绘制，大家只能感叹华尔确实是个“不易动摇的人”。

华尔被打死时刚过而立之年。这位年轻的美国冒险家刚来中国时不过是船上一名无籍籍名的大副，死时却名利双收，不但成为显贵们的座上宾，还成了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华尔的个人遗产总计价值六万英镑），只不过他还没来得及享受这些所谓的成功及其财富，就一命呜呼了。

“可怜的华尔！”一位英国青年军官在访问松江后，写信告诉他远在大洋彼岸的母亲。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曾氏兄弟将华尔和常胜军拒之门外，并不说明湘军在天京外围的境遇乐观。

曾国藩原计划让多隆阿参与攻打天京。多隆阿在攻克庐州，促使陈玉成被杀后，失去了作战目标，完全可以在天京外围承担打援任务，但令曾国藩感到无奈的是，多隆阿依旧不愿听从调遣，他先是选择了按兵不动，而后又自请援陕，在湖广总督官文的举荐下，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径自率部赴陕西督办军务去了。

多隆阿有着极高的军事天赋，但也有其偏狭和俗气的一面。在他看来，自己在安庆战役中之所以出力颇多，可论功行赏时却落在曾国荃之后，乃是曾氏兄弟和湘军故意排挤所致。

你们兄弟令他人出力，自己坐收其功，我在安庆时已经吃了你们一次亏，还会再上当吗？面对曾国藩的一再请求，多隆阿干脆把话挑明：要我来打金陵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不能再屈居于曾国荃等人之下，必须以我为主帅！

虽然明知胞弟亦不肯相让，然而出于大局考虑，曾国藩还是答应一旦多隆阿兵临天京，即以其为统帅，到时“各路无不听命者”。到此双方算是已经谈妥了，不料天意弄人，多隆阿北上后，陕西突然爆发大规模的回民起义，多隆阿一时难以脱身，就算自己想来天京都不可能了。

在湘军的顶尖名将中，除多隆阿外，能够担纲重任的还有鲍超、李续宜。可是鲍超正在皖南对付杨辅清等军，李续宜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用以进攻皖北捻军以及割据一方的苗沛霖，二人暂时也都无法抽身。

由于缺少友军的配合，曾国荃必须同时进行围城和打援，日子比安庆战役时要艰难得多。曾国藩一面竭尽全力为其筹集军火粮饷，一面叮嘱曾国荃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旨，要他在“自固”的前提下，能不出战尽量不要出战。曾国荃言听计从，自扎营天京城下起，便采取“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战法，日日“以挖壕筑垒为能事”。

在曾国荃军营垒初成之际，天京太平军即出动三万之众予以攻击，力图趁曾军立足未稳，将其歼灭或驱逐。曾军虽然兵力数量不及敌方，但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的传统战法使他们占据着有利位置，加之安庆战役以来，因屡获大捷，部队士气十分旺盛，官兵作战时均能以一当十。太平军出师不利，铩羽而归。

首次解围失利后，天王洪秀全急催李秀成赴援，同时令李世贤速还天京。李秀成正与淮军、常胜军相持于淞沪，后顾之忧不除，自然心结难消，而且他不光是为了确保苏福省，更是因为看到曾军营垒坚固，若强攻的话，牺牲巨大却又难以得手。

天京城阔墙坚，当初江南、江北大营以七八万之众，合围天京数年，天京依旧岿然不动，相比之下，曾国荃军人少兵单，要想攻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李秀成之前曾数次成功解除天京之围，以他的经验来看，天京城内只要储备充足的粮草弹药，坚守几年都不成问题。

基于这一考虑，李秀成决定对曾军采取“避其锋锐，击其惰归”的战法。为了争取洪秀全的支持，他上书分析道：“清军之锐，湘军为最。现湘军乘胜下安庆，破芜湖，而围天京，其势正盛，不可与战，须坚守以待其疲，方可一鼓破之。”

洪秀全早就诏令李秀成、李世贤亲自率兵回援，可是始终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楼，内心已经很是不快，李秀成的上书犹如火上浇油，令他勃然大怒，当即下诏加以斥责：“三次下诏要你回救天京，为什么还不启程？你到底想干什么？如果你再不按诏行事，就是公然违抗命令。天国之法俱在，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作为天国领袖，洪秀全不但治国无方，而且驭将无能。关键时候，他那种对于李秀成既要戒备防范，又急于利用的心态都分分秒秒地写在脸上，可以这样说，他连怎么拿好话哄住部下都不会。

李秀成非常郁闷，不由得摇头叹息：“京中五王十将，有众二十万，不能自卫，非要调疲于奔命之师解围，这是自杀！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1862年7月12日，李秀成派对王洪春元引兵数万，自苏州回援天京。洪春元将其部分出二十余队，每队以一个曾军的营垒为目标，对各垒进行牵制，然后用主力猛扑曾军长壕。

曾国荃凭壕据守，等到太平军靠近，便令部将刘连捷实施反击。刘连捷在吉安时期即曾国荃追随左右，是曾军的一员虎将，洪春元作战不利，只得退入天京城中。

其后，洪春元部与来自浙江的援军、天京城内的守军合兵一处，以四万人的规模突击长壕。曾军长壕既宽又深，太平军无法越过长壕，只得隔壕用枪射击。曾国荃瞅准时机，出壕猛击，太平军铩羽而归。

7月中旬，辅王杨辅清、干王洪仁玕被鲍超赶出宁国，避至天京附近。二王集结所部两万人，与天京城内各军一起夜袭曾军军营，但这次攻击又再度宣告失利。

一片愁云惨雾

在多次解围未果的情况下，天王洪秀全以不容置辩的态度，急切要求李秀成自领大军来援，甚至派大员至苏州坐催。

李秀成分析形势，认为曾军营垒很坚固，短期内要想予以攻陷非常困难，同时湘军又主要通过长江运粮饷，太平军无战船之利，要从下游截粮道也不容易。他为此提出不如先取宁国、太平，从上游截断湘军的粮道。可是洪秀全却以这一方案需时过长，而天京缺粮，刻不容缓为由，仍促其直接来援。

李秀成思前想后，决定统筹兼顾，把几个方案和天王的要求放在一起进行处理。1862年8月6日，他召集杨辅清、黄文金等人在苏州开会，会上确定将全军分成三路，其中两路在皖南，一攻宁国，一攻金柱关，其目的在于牵制曾国荃的援军，并相机夺取长江要隘金柱关，从而威胁乃至切断湘军粮道，同时割断曾国荃军与大本营安庆之间的联系。李秀成自领主力部队为第三路，负责围攻曾军，直接为天京解围。

会议结束后，太平军各部便为即将开始的大战做准备。在此期间，江南突然暴发特大疫情，令他们的对手遭受到了比单纯作战更为沉重的打击。

这次疫情并非没有预兆。所谓“大兵之后，必有大疫”，长期而残酷的战争令江南各地已经遍布死尸，江湖溪流甚至井水都受到严重污染，疫病于是便毫不留情地对人类发动了袭击。

在疫病的大面积攻袭之下，湘军各部无一能够幸免。在皖南，霆军染病者达万人，每天都要死数十人，张运兰等军的百分之六七十官兵都病倒了。在浙江，楚军病者过半。在天京，曾军染病者亦逾万人。

曾军军营内一片愁云惨雾。湘军部卒之间大部分是亲戚关系，常见的情形是：哥哥刚刚病倒，弟弟就又染疾；有人早上还笑着和人打招呼，晚上就咽了气；一人暴毙，数人送葬，结果在回来的路上，送葬者竟也有一半人倒毙；因为不断有人病倒病死，十个营帐里面每天都有至少五个不能正常开饭。

湘军在整个江南的军事都陷入了停滞。与此同时，曾国藩希望派去天京助阵的大将仍然没有一个能够成行，鲍超、张运兰、杨岳斌等皆卧病不起，多隆阿继续滞留于陕西，李续宜因母亲去世已丁忧回籍，原部暂归曾国藩节制。唯一能够让人稍感宽慰的，倒是曾国荃本人尚未病倒。

许多天过去了，疫情仍未有消散迹象，湘军官兵互相传染，“死者山积”，而药物已尽，水师不得不将船开到皖鄂诸省去买药。曾国藩忧惧不已，偏偏朝廷还在不断催其进兵，内外压力之大，几乎将其击垮。无奈之下，他逐渐萌生退意，遂上奏告以实情，坦承自己才能不济，无力挽救厄运，请求朝廷另派得力大臣驰赴江南，会办军务。

朝臣中惯于指指点点，评你议他的人不少，但懂军事，能打仗者却是凤毛麟角，更何况湘军岂是局外人能指挥得动的？一见曾国藩有卸责之意，朝廷的态度马上软了下来。那拉氏、奕訢等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下谕曾国藩，表示对他和湘军完全信任，以后战守均由其自主，不会再进行催促。

清廷的用人手段和技巧远在太平天国领袖之上，这封入情入理的谕旨与天王洪秀全的那些气急败坏的诏书一比，可谓高下立判。曾国藩收到后大感宽慰，“读之感激涕零”。

朝廷与曾国藩虽达成了谅解，但并不能使湘军马上摆脱尴尬被动的局面。得知湘军营中疫病大作，有机可乘，李秀成加快了部队集结速度。一俟集结完毕，他便立即下令按苏州会议的决议案展开行动。

在苏州会议上，李秀成曾呼吁诸王团结对敌：“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众心而作一心。”几名具备作战能力的王侯也都以实际行动做出了回应，辅王杨辅清一路进逼宁国，鲍超只得抱病迎战，结果一路连败。与此同时，护王陈坤书一路水陆并进，对金柱关、芜湖一带展开反攻。

这两路都是为了策应天京城下对曾国荃军的攻击。1862年10月13日，李秀成自领的第三路从苏州出发，他亲率十三王计十万人马，号称六十万大军，经溧水、秣陵关，直达天京城下。太平军与湘军的最后一次大会战由此揭开帷幕，加上在外围的杨辅清等部，太平军投入会战的实际兵力达到了三十万人以上。

把肠子都悔青了

一到目的地，李秀成大军便东起方山，西至板桥镇，联营数百，将曾国荃军的营垒严严实实地围了数层。站在曾军营垒之上，往四周围看去，但见旗帜如林，层层排列，景象十分骇人。

当天，李秀成大军与天京守军合力，对曾军军营实施了第一次围攻。在攻击中，太平军使用了洋炮（也称西洋炮），炮弹挟着风声自空而下，声音震天动地。为了挡住对方的猛烈攻势，此次曾军付出的代价超过以往任何一次，阵亡将官中首次出现了一名副将的名字。

经过百般堵截，太平军的围攻未能奏效，但曾军已然身陷重围，而且水陆外援皆被阻断，局面变得极其严峻。

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真是把肠子都悔青了，他后悔自己没能坚持住稳扎稳打的策略，同意曾国荃孤军突进天京。想想当初李续宾也是执意要突入三河，最终导致全军覆灭，差点让湘军给打回起点。这几年好不容易才一步一步地爬上来，难道再次前功尽弃？

曾国藩急得茶饭不思，寝食难安。部将幕僚们也都个个惶恐不安，认为曾国荃可能将步江南大营的执掌者向荣、和春的后尘，大家建议让曾军尽快突围，在水师的掩护下退入芜湖。

曾国藩采纳众人的建议，飞檄传令曾国荃撤围。使者想方设法进入包围圈，把相关命令送到了曾国荃手中。

曾国荃多年与太平军征战，深知太平军运动作战的能力很强。在他看来，向荣、和春之所以一败涂地，就是因为意志不坚，撤得太快。如果他也这么做，太平军一定会在后面穷追猛打，并长驱西上，到时大局尚且倾覆，靠一个芜湖遮护，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太平天国初期，太平军军纪相当严格，对民间的宣传和思想动员也做得较好，反而官军经常骚扰百姓，所以“百姓不甚怨贼（太平军），不甚惧贼（太平军），且有忠心从逆者（即参加或支持太平军）”。可是自天京事变后，太平军的军纪越来越坏，扰民情况十分严重，民众便逐渐倾向于军纪相对更好的湘军，以往官军过境，无物可买，无人愿为之做向导的情况为之大变。

一方面是失去了民众支持，另一方面是其本身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迅速降低，出现了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状况。曾国荃一到江南就觉察到了这种变化，他认为太平军人多势众不假，然而多为没有纪律的乌合之众，又久据江浙，没有吃过大亏，与之对战，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他将兄长的撤围命令弃之一边，对手下将领们说：“我正苦于敌人零零散散，难以逐个打击，如今他们集结一处，正好聚而歼之。这样以后我们就可以集中全力捣其老巢（指天京），击破它将没有任何问题。愿与诸君共努力！”

曾军虽然兵微将寡，更受疫情困扰，但仍然保持着很高的士气，在曾国荃进行激励和动员之后，诸将均表示愿随其死战。

自第一次围攻开始，太平军依仗兵多将广，实行轮流交替，倒班作战，其攻击也因此不分昼夜，不分间隙。面对太平军的日夜围攻，曾国荃将军队一分为三，其中两部用于防止天京城内的太平军趁机偷袭，他亲率一部抵御李秀成大军的进攻。

曾国荃、曾国葆兄弟进逼天京后，认为自身兵力过于单薄，曾向安庆方面提出增募新营以扩充力量，可是因为粮饷筹措困难，都被曾国藩以“兵不在多而在精”为由拒绝了。到李秀成赴援天京时，曾氏兄弟的兵力合起来也才两万多人，其中八千人还是新兵，加上军营内疫病流行，勉强能战斗的人员不足万人。曾国荃把老弱和生病的兵卒留下来守住大营，只挑选精壮一些的用于前线作战，这样一来，兵力便更加有限，根本无法像太平军那样轮替，不但几乎每个人都要以一当十乃至当百，还经常不眠不休地抵御抗击。

1862年10月15日，李秀成督军分东西两路，在猛攻曾军军营的同时，又倾力攻击江边的三汊河。曾国葆部驻垒三汊河，为的是护卫粮道，粮道一绝，则被围的曾军必溃。曾国葆深知三汊河绝对不容失守，他率部一个晚上筑成无数小垒，再将填满泥土的木箱堆在垒上，用于遮挡子弹。太平军亦有攻垒的办法，他们推上洋炮，一颗开花炮弹打过去，工事和木箱便都被炸毁了。

获知天京会战打得如此激烈艰苦，曾国藩忧心如焚，焦灼之情不可言状。为了安慰自己，他特地占了一卦，结果先得否卦，后得涣卦。

在《易经》中，否卦是说隔绝不通，但暗含否极泰来的意思。涣卦代表着风行水上，必须面对狂风骇浪之险，不过也隐喻着可以转危为安，逢凶化吉。

正如卦象所示，那几天天京会战打得惊心动魄，太平军一拨拨冲锋，无论如何不肯退却，曾军损失不小，又战死了一员副将，但曾军军营和三汊河均未失守。

方寸大乱

1862年10月18日，会战开始后的第六个昼夜，曾军发动反击，突破了太平军设于西路板桥的四座营垒。这次对西路的反击成功，是因为李秀成已将兵力相对集中于东路方山。

实际上，从第二天起，李秀成即亲督各军力攻东路。在东路战场，太平军首先用洋枪洋炮进行猛烈射击，其中的洋炮对曾军阵地造成相当大的威胁，开花炮弹四处爆炸，火光冲天。接着，太平军一边齐声呐喊，一边抬着用于填壕的木板、草束和泥土，向曾军阵地发起冲锋。

曾国荃见状，急忙亲自带队策应，指挥各营拼死抵御。几番激战下来，曾军的一名副官中炮阵亡，曾国荃自己也被子弹击中脸颊，血流满面，但为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包扎好伤口之后，他就立即出来巡视各营。

在经历十几个昼夜的血战之后，太平军这才稍稍退却，然而紧接着又开始挖掘通往曾军营垒的地道。曾国荃发现后，屡次率部堵击，并通过掘内壕、修外墙等方式，对太平军的地道进行破坏，终未让对方得到可乘之机。

10月23日，侍王李世贤率三四万浙江太平军赶到天京，该军与李秀成军合兵一处，号称有八十万人马。李世贤的到来，再次带动了太平军的气势，曾国荃连忙集结所有能战之士，整暇以待。

太平军掀起的又一个进攻高潮如期而至，官兵们前仆后继地向前猛进，同时他们还利用地形，用洋枪洋炮对曾军进行射击。曾国荃的现场感受是，这次太平军的进攻规模比安庆战役时要大三倍，洋枪洋炮更是那时的百倍。

曾军不断出现伤亡，加之疫情未退，活着的人已不到七成，生病不能出力的则还有四成之多，如此计算下来，只有三成的人可以继续作战。这一部分人苦守着曾军军营的大部分区域，又经历了长达半个月的昼夜劳苦，个个精疲力竭。所幸曾国葆在确保粮路的前提下，自带七到八哨人马前来增援，才使曾军方面的危机有所缓减。

李世贤回援天京的消息对安庆方面也造成了极大冲击。曾国藩焦灼莫名，接二连三地给李鸿章、左宗棠分别去信，要李鸿章派程学启直接赴援，要左宗棠派兵赴宁国助战，以便可以腾出鲍超的霆军去天京。

李鸿章、左宗棠各有自己的战区和任务，面临的敌情和各自的担负也都不轻，短时间内抽不出力量增援天京或宁国。曾国藩明明知道这些情况，仍不顾一切地向二人求援，说明由于过于着急，这位平时一贯给人稳重印象的湘军大帅已经方寸大乱。

设身处地地说，处于那种境况下，没有谁还能沉得住气，曾国荃素以打仗刚猛坚韧著称，也一样吃不住劲。他连着两天给曾国藩写信告急，称所部“每新营（即新兵营）中此时真能出力者不满八十人，老营不过百六七十人”。

事到如今，曾国荃不得不承认兄长坚持稳扎稳打的策略是对的，让他尽快突围，退入芜湖的命令也没有错，不然如今怎么会深陷危机呢？他请求曾国藩尽快派来援兵，说如果一个月之内没有援兵，则后果不堪设想，“务求老兄大人原谅弟弟从前的错误，而拯救弟弟今日所遇到的困境”。

在太平天国诸将中，以作战能力而论，曾国藩、胡林翼对陈玉成的评价最高，对李秀成的评价略低。曾国荃亲自在前线和李秀成对垒，其看法就与曾胡不同，他认为李秀成智勇兼备，绝不亚于陈玉成。当然他也同时发现李秀成确有其缺点，那就是有时候，智有余而勇不足（“狡有余而悍尚不足”），这也是曾军虽已接近山穷水尽，但仍可继续支撑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独有偶，与李秀成多次交手的李鸿章对李秀成有着几乎相同的评价：“李秀成用兵比狗逆（指陈玉成）更稳一些，然而胆气不足。”李秀成的弱项，正是曾国荃的强项，更何况，已经被逼至墙脚的他也没有别的法宝，除了拼命就是更拼命。1862年10月27日，即发出第二封告急信的次日，曾国荃孤注一掷，率李臣典等分三路跃出壁垒，对西路太平军展开了声势凌厉的反击。

李臣典是曾国荃手下的第一勇将，在搏杀中身负重伤。其他曾军官兵也争先恐后，喊杀声惊天动地，差不多把身上的所有潜能都激发了出来。这次反击共击毁太平军营垒十二座，歼灭其近三千人，经此一战，一度危到极至的局面初步得以扭转。

次日，李秀成、李世贤以牙还牙，围逼东路曾军。就在东路曾军岌岌可危的时候，正好江北及上游援军两千余人赶到，从而大大缓解了曾军兵力不足的窘境，并使东路曾军也具备了组织反击的条件。

曾国荃发出的两封告急信在四天后才到达安庆，曾国藩自然是又急到跳脚，他打算万不得已，从九江雇外国轮船，送原鲍超部将覃联升的升字营赴援天京。此时恰好湘军大胜的消息传来，得知天京形势已逐渐趋于稳定，曾国藩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如芒在背

在李秀成、李世贤联合发起攻势之初，太平军就使用了许多填满泥土的木箱，他们把木箱抬到长壕边，然后堆砌排列开来，明为遮挡枪弹，实际是以此为掩护偷偷地挖掘地道。1862年11月3日，地道已经通到了曾军营墙之下，李秀成、李世贤将所有部队全部集中到东路进行潜伏。

当天，太平军工兵点燃了地道火药，随着霹雳般的数声巨响，烟焰上冲，土石如雨点一样飞入半空之中，曾军有三个营的营墙被轰塌多处。太平军乘势分两路猛扑，从缺口处涌入者每路都各有数千人之多。

对于曾国荃而言，危机不仅并没有就此远去，甚至还出现了更为凶险的迹象，他急忙指挥所部站到墙外，一边投掷火球，一边用洋枪进行射击。

不同于曾国藩主要在后方运筹，曾国荃大部分时间在前线指挥作战，早在围攻安庆时，他就已从对手那里领教了洋枪洋炮的厉害，因此他几乎和李鸿章一样渴望拥有西式武器。在进军天京途中和到达天京后，他一边要曾国藩给他购买洋枪，一边托李鸿章在上海为之代购。至天京大会战开始前，曾军营中已有不少洋枪，换句话说，在整个会战过程中，除了火炮方面不及太平军外（曾军只有劈山炮和短劈山炮，没有洋炮），洋枪火力并不落于下风。

在依靠洋枪齐射挡住敌人的同时，后方人员加紧修补缺口。三个时辰过后，缺口全都得以修复，已经从缺口处冲入的太平军反而陷入包围。

太平军一旦遭到围困，双方战斗力和意志的差距便表现得极为明显。经过一番鏖战，曾军方面虽也战死百余人，受伤三百余人，但包围圈中的太平军死伤了数千人，等于起初从缺口冲进去的人没跑出来多少。

太平军士气大受挫伤，官兵也出现了打不动的情形，李秀成只好取消不分昼夜连续攻击的办法，代以白天休息，晚上轮番实施进攻。进攻之术仍是偷挖地道，准备乘雨夜轰塌曾军营墙。曾国荃已经摸透了李秀成的路数，他一面下令各军赶筑内墙内壕进行防御，一面分兵破坏地道。太平军所挖地道被连破七处，再次通过地道攻击的计划宣告失败，至此，李秀成已经基本无计可施。

参加天京会战的太平军虽然号称数十万，但诸王之间并无明确的统属关系，李秀成只是通过声望和个人关系进行号召，这种指挥关系本身就极其脆弱。事实上，除李秀成、李世贤等少数人外，大多数将领不把心思放在与湘军作战上，他们认为既然以前能够两破江南大营，这次自然也不例外。大家都表现得漫不经心，说是来天京参加会战，给人的感觉却仿佛是逛趟庙会一般。

更为恶劣的是，向来与李秀成关系不睦的干王洪仁玕等人又上疏天王洪秀全，要求防范李秀成。本来就对李秀成很是猜忌的洪秀全听后，便以防止疫病传染为名，下令紧闭城门，不与城外援军相通，在天京会战打得如火如荼之时，也不出一兵一卒相助。参加会战的下级官兵为此义愤填膺，斗志就慢慢地丧失掉了，虽然李秀成、李世贤仍不断组织对曾军发动进攻，但声势和规模都越来越小。

在为天京解围的同时，李秀成并没有忘记身后的苏福省，淮军的进攻令他时有如芒在背之感。

青浦失守后，太平军在上海只剩下了嘉定一座据点。受到淮军、常胜军所取得战绩的激励，英法联军也胆壮起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即将离任，他认为嘉定是在他任期内丢掉的，所以便约李鸿章联合进攻嘉定。

嘉定之战尚未打响，何伯就任满离沪，其职务由固伯接替，但既定目标不变。1862年10月24日，士迪佛立、固伯率两千多英法联军与淮军、常胜军一起开始攻打嘉定。是役，联军动用了十六门大炮，在仅仅几个小时内，就将嘉定的南门城墙轰塌了十余丈，淮军、常胜军趁机冒着浓烟冲入城中，嘉定遂被攻克。

嘉定陷落，使得苏福省失去了最后一块屏障。留守苏州的慕王谭绍光为防止敌军进犯苏州之地，乃调集重兵进行先发制人式的反攻，重点是围攻驻扎在四江口的淮军四营。

极古今之恶战

四江口告急，李鸿章忙令程学启督各营前去解围。先前程学启能战之名早已传遍湘淮各军，适逢曾国荃在天京城下被围，情况危急，曾氏兄弟便拟调程学启带全军雇轮船回援。李鸿章早已视程学启为麾下首席勇将，哪里舍得放人，太平军的反攻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加以拒绝的绝好理由。他对曾国荃说：“程镇（程学启）日夜奋战，对我支持极大。我这里临敌调兵，根本找不到人替代他。他如果被调走，不但青、嘉（青浦、嘉定）必然得而复失，淞沪也将大受震动。”给老师曾国藩的回复则更简单：“此间若无程镇，再有危难，鸿章还能站得住脚吗？”

北新泾战役后，为了留住程学启的心，李鸿章已将他的人马扩充到三四千人，可独当一路。在四江口，经过两天激战，程学启部的营官大多受伤，将弁阵亡十三人，兵勇死伤六七百人，但依旧未能给被围淮军解围。

李鸿章闻报，深恐被围淮军覆灭，遂在常胜军的协同下，亲率程学启、刘铭传等部进行大举反攻。太平军方面除谭绍光外，听王陈炳文、潮王黄子隆也赶来参战，这就是四江口会战。

在北新泾战役中，李鸿章进一步发现李秀成所部不仅洋枪最多，而且作战时专用洋枪，射击距离很远。这使他感到要与李秀成部对抗，也唯有尽可能地多用洋枪。

洋枪引进越多，原有营制势必难以容纳。李鸿章虽然早就在原有营制外添练洋枪小队，但只能是临时措施，而非根本之计，于是他决定对营制进行改革，将原有的小枪队全部改为洋枪队。由于程学启部战斗力最强，其所属的一个营还被专门改成了洋枪队营。

在四江口会战中，这种营制改革被证明颇为有效，洋枪武装下的淮军表现出了丝毫不逊于湘军的战斗力，在他们面前，太平军竭尽全力仍讨不到半点便宜，在折损一万多人后，不得不朝昆山败退。

得知所部大败于四江口，苏昆（苏州、昆山）空虚，李秀成当即抽调兵力回援，显示其继续进攻曾国荃军的决心已大为动摇。在此期间，另外两路的进攻势头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遏制：辅王杨辅清一路虽然多次击败鲍超，还攻下了宁国县城，但却奈何不了核心的宁国府城；在彭玉麟、杨岳斌的指挥下，湘军水陆军肃清了太平军设于金柱关和芜湖之间的营垒，护王陈坤书一路在陆战方面遭遇失败。

退一步来说，就算杨辅清、陈坤书两路能够取得一隅之胜利，在李秀成这一路经营惨淡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再对大局产生多大影响。1862年10月25日，李秀成终于认识到再围攻下去仍然无济于事，只是徒损精锐和元气而已，遂下令撤围，停止进攻。

太平军撤围后，曾国荃派部分兵勇出壕，尝试性地发动了一次攻击，结果发现对方已经军心涣散，斗志全无。于是他下令各营倾巢而出，对东西路太平军发动大反击。这下太平军不光是撤围，连在天京城下都待不住了，李世贤率西路军、李秀成率东路军分别败退，后者绕城而走，退入了天京城内。

天京会战是一场关系双方军事消长的决定性战役。曾国荃军在此役中被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孤军奋战达四十六天之久，其间有一段时间连火药都用完了，只得向湖北、江西紧急求援。湘军自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打过如此漫长而艰苦的战役，郭嵩焘称之为“极古今之恶战”。战役结束时，幸存官兵几乎个个伤痕累累，满面枯槁。

曾国葆在战前本已染疾，并获准回家休养，这一战之后病情加重，很快便死于军营之中。曾国藩也被折腾得够呛，直言：“心已用烂，胆已惊碎，实在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在太平军撤围前，他致信曾国荃，说如果太平军撤围，你当以追为退，不可再长驻天京城下。

曾国荃一度在告急信中表现得可怜兮兮、哀哀戚戚，闯过生死线之后却又重新恢复了他那狠巴巴的性格，他拒绝听从兄长的意见，依旧扎营天京城下，呈虎视姿态。

曾国荃继续待着不走，令李秀成大感头疼。李世贤见状，建议不如暂时舍曾国荃不攻，转而北上进攻扬州、六合。

李世贤分析，江北清军兵力空虚，也不会料到太平军敢于突然渡江，正是北上的好时机。在占领扬州、六合后，除可以得到粮食补给外，还能夹江打击曾国荃，之后再分兵前往安庆进攻曾国藩，从而吸引曾国荃分兵救援，到时“乘虚击之，则必胜矣”。

李秀成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同时考虑到自己与捻军首领张乐行曾有合作，北上后可以与其联合，于是决定采纳这一计策。

在北上构想的基础上，众人又经过一番斟酌，最终形成了“进北攻南”方案。所谓进北，是由洪春元、李秀成先后率部北渡长江，所谓攻南，是李世贤等人在长江南岸进攻金柱关等地，以与北上行动相呼应。

当年安庆失陷时，陈玉成面对湘军的紧逼围攻，派扶王陈得才等人西征，“往河南、陕西等处去打江山”。进北攻南的目的，一方面是接应陈得才西征军和联合张乐行捻军，另一方面是深入湘军后方，威胁安庆直至武汉，以牵制乃至解除湘军对天京的严重威胁。

东巡

1862年12月8日，对王洪春元等人率北路先遣军自天京出发，昼夜北渡，冒着风雪挺进皖北。在多隆阿、李续宜离开后，皖北一带的湘军兵力单薄，对太平军的北上也毫无准备，含山、和州、巢县等湘军新得之城很快就被太平军占领。

曾国藩旋即发现了太平军的意图，他一边命令新募的淮军九营分守无为、庐江等其余皖北城池，一边调湘军驰援。曾国荃闻讯果然也分兵来援，竭力阻止太平军西进。李世贤原建议中促使曾国荃分兵救援的意图初步实现，但太平军却无法做到“乘虚击之”，因为李秀成还是放不下他在苏福省的坛坛罐罐，他没有随先遣军行动，而是径自回到苏州，处理那方面的军政要务去了。

没有李秀成亲自坐镇和参与，北路先遣军的力量有限，至第二年初，湘淮军各支援部队在无为一带成功地堵截了太平军的攻势，双方出现了暂时的相持状态。

来自其他方面的消息对太平军也不利，杨辅清一路在宁国被鲍超打得大败，陈坤书一路准备用于出江作战的两百艘战船则被湘军水师付之一炬。在李秀成天京会战的三路出击方案中，这两路均为外围配合措施，如今双双落败，令天京形势雪上加霜。

尽管如此，湘军中仍有不少人认为，让曾国荃孤军而蹈危地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曾国藩自己也有此顾虑，可是又没法说服弟弟。思量再三，他决计东巡，亲自视察江南前线情况，以搞清楚当下围攻天京的时机究竟是否成熟，还要不要催促乃至强令曾国荃撤围退兵。

自安庆启程后，曾国藩逐一察看了沿江各军营，特别是天京外围的军情形势。到达天京城下后，他直入曾国荃军营，次日又和曾国荃一起检阅四周营垒。

这一番巡视下来，曾国藩收获巨大。他发现，在江南的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到处都是一幅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天国及其军队已鲜能得到民众的支持。

实际上，随着形势的日益恶化，天国内部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天王洪秀全整日沉溺于他的那套宗教迷梦，战略上只知天京安危，不顾大局，而且赏罚不明，任人唯亲，遇事固执，处事粗暴，从而造成内部矛盾加剧，人心涣散。

当年陈玉成失守安庆，洪秀全除了对其大加斥责外，还予以革职，此举已足以令将士寒心。陈玉成死后，旧部悉归李秀成掌管，这又引起了洪秀全的猜忌。李秀成部将陈坤书因为扰民，畏罪逃到常州，洪秀全为了制衡李秀成，竟将其封为护王，其后更对太平军大小将领滥封王爵，以便让他们互相牵制。根据曾国藩得到的情报，太平军已有九十多人被封王，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各争雄长，苦乐不均，败不相救”，其行径已与流寇无异，同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并不服从李秀成直至洪秀全的调度。

曾国藩与太平军打了很多年的仗，对太平军的作战特点相当熟悉。从前太平军长于防守，所到之处，必然“筑垒如城，掘壕如川”，曾国藩对此印象深刻，所以他才会在湘军军制中加入“站墙子”等规定。这次东巡，曾国藩再没有在太平军方面看到如此“坚深无比”的工事，所筑营垒皆极为草率，可见太平军战斗作风的下滑有多么厉害。相比之下，湘军原先就重视修垒挖壕，如今所筑垒的标准和水平又远胜于昔。

曾国藩还了解到，现在太平军投降变节的情况很普遍。即便在天京城下的四十六天大战中，也出现过招之即降的事。曾国葆生前告诉曾国荃，他的人出去放哨探路，一下子就招来了四十个自愿投降的太平军。由于粮饷及管理等问题，他甚至还不愿收降，就怕“此门一开，来者必接踵而至”。

东巡之后，抑制不住兴奋之情的曾国藩立即向朝廷上疏，报告自己此行的观感。他一贯谨慎，自创建湘军以来，从未敢在奏疏中说太平军的势头转衰，此次则断言，太平天国日暮途穷，只要紧扼长江，断其粮道，洪秀全便只有困守待毙一途。

敌有必灭之理，我有必胜之势，抱着这样的信心，曾国藩不仅打消了撤兵撤围的念头，还决定继续增兵围攻天京。

炸死了一排排的人

曾国藩的观察和判断都没错，湘军胜利在望。不过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天国仍拥有一定的实力，而湘军要想扳倒它，也还需要经过一个时期。

据湘军方面统计，曾国荃军在天京会战中伤亡了五千人，如果算上病死者，折损情况就更为严重。在添加援兵后，虽然总兵力增至三万余人，但由于要不断分兵北援，力量就又不够用了，不得不在天京城下停止进攻。

笼罩于重重危机之下，太平天国把所有的解围希望都放在了“进北攻南”之上。1863年2月底至3月中旬，李秀成陆续抽调精兵，由其亲自率领渡江北上。如此一来，太平军同样无法在天京城下进行反攻，这种双方都无力进行大战的状态由此保持了约半年之久。

李秀成军在经过含山、和州、巢县后，先攻下江浦，进而又对有“无为北大门”之称的石涧埠展开围攻。石涧守军以逸待劳，坚守不出，太平军连续攻击数日都无法得手。那几天大雨瓢泼，曾经困扰湘军的疫情也在太平军军营中传播开来，很多官兵一病不起，与此同时，曾国藩调鲍超等部北上增援。眼看形势不妙，李秀成只得从江浦撤军，并将攻击目标转向无为、庐江，但这些城池的防守也很严密，太平军一无所获。

1863年5月10日，李秀成率部围攻六安。他原计划在六安与张乐行和陈得才会合，到了六安才知道，张乐行已经被捕，陈得才则西入陕南，无法与之取得联系。此时鲍超等赶来增援的湘军各部已抵达庐江、无为一带，六安一带又粮食紧缺，在自身所携军粮告急，且前进无望，久留不能的情况下，李秀成只得停止西进，全军东返。

北上时浩浩荡荡，东返时却两手空空，李秀成实在不甘心。“进北攻南”方案的最初灵感来自李世贤之计，他便打算按照此计，在东返过程中，“倒击扬州、六合，然后袭通、泰（南通、泰州）以连苏、杭（苏州、杭州）”。

从扬州到南通、泰州，乃俗称的里下河地区，该地区盛产海盐，漕运发达。李秀成预计，在占领里下河之后，一者有条件征集粮饷，二者慑于太平军的声势，镇江清军将不击自退。镇江既下，就可以通过天京郊外的燕子矶，将外界粮饷源源不断地运入天京城内，而只要粮饷有保障，曾国荃便不足为虑。

5月19日，李秀成下令撤六安之围，准备先往寿州、天长补充军粮，然后再进围六合、扬州。孰料寿州原为皖北割据势力苗沛霖的地盘，苗沛霖多年在此强征谷粮，胡作非为，导致这一带人烟稀疏，一片荒凉。当李秀成军到达寿州时，军粮已经所剩无几，官兵们只能以草根充饥，因此饿死了许多人。之后他们花费了将近半个月时间，才得以通过寿州，到达天长。

太平军进兵皖北，一度分散了曾国荃的兵力。发现李秀成即将挥师东下，进军里下河，曾国荃也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在天京城下发起新的进攻，以迫使李秀成放弃东向，回救天京。

自古守城必守山，攻城必攻山。天京城外的雨花台地势高，且紧邻城墙，太平军在其上修筑石垒，作为对天京城进行协防的一大要塞。江南大营曾围攻雨花台要塞多年，但都没能打下来。这次曾国荃授命李臣典，对要塞采取了乘夜偷袭的方式。

自天京会战结束后，攻守双方已休战数月，要塞守军明显懈怠下来。直到李臣典率部在三更天时架梯登垒，惊醒过来的守军才急忙对外开炮轰击，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李臣典一马当先地攀上城头，拔下太平军军旗，紧随其后的兵勇将火箭射入石垒，彻底打乱了守军的阵脚。

天亮时，雨花台要塞被湘军完全攻克。曾国藩在奏报中为了给弟弟请功，极力渲染战况之激烈，不过据他的幕僚赵烈文透露，实际上整个战斗过程并没有那么惊心动魄，湘军仅死伤了几个人，这一方面归功于偷袭战术的实施，另一方面也得说，太平军的战斗力和作战意志确实早已今不如昔。

除雨花台外，湘军还攻克了聚宝门（即今中华门）外的九座石垒。消息传到江北，李秀成自然无心再进攻里下河，匆匆率军南下以回救天京，成了他的唯一选择。

李军南下时正逢长江水涨，道路被洪水冲毁，无法行走，滞缓了其前进速度。等全军到达江岸，鲍超等部已攻下江浦，他们在长江北岸的后路被截断了。太平军人心慌乱，都希望自己能早一点登船，由于船少兵多，过于拥挤，许多前面的人都被后面的人挤落江中，让江水给卷走了……

造成李军损失惨重的另一个因素，是杨岳斌部湘军水师的攻击。这时天京附近的江面几乎完全掌握在湘军水师之手，太平军只能通过九洑洲要塞炮台等几座江边炮台，对江面进行有限的控制。在李军渡江的过程中，湘军炮船不断朝岸边等待登船及其正在抢渡的太平军施以轰击。英国人呤俐其时正在九洑洲炮台协助李军渡江，他目睹“炮弹不断在这些骨瘦如柴的人们中间隆隆爆炸”“炸死了一排排的人”，感到痛苦莫名，可是又爱莫能助，无能为力。

李军花了整整二十天才完成南渡，就这样，老弱病残人员及其不肯上船的马匹也都被抛于北岸，等于大部分损失掉了。南渡前，李军尚有可作战士兵五万人，最终回到天京城的只有一万五千人。“进北攻南”战略彻底失败，天京不但没能解围，还因雨花台要塞的陷落以及前后数万精兵的损失，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面对此情此景，连李秀成本人都意识到，天国确实已经岌岌可危。

收获远远抵消了损失

1863年6月13日，因抢渡大渡河失败，石达开全军覆灭。其实如果没有江边炮台进行掩护，南渡的李秀成军也极可能遭遇到同样的命运。

太平军在江边的炮台尤其是九洑洲炮台，既是保卫长江两岸交通的关键，也是天京得到外界接济的咽喉。九洑洲炮台由南岸诸垒作为屏障，曾国荃与杨岳斌、彭玉麟经过实地侦察，派兵首先攻占了下关、草鞋峡、燕子矶等处，继而才对北岸的九洑洲等炮台发起猛攻。

6月29日晨，数不清的湘军炮船蔽江而下。这些炮船大小不一，有的仅在船头架一门轻炮，有的则架有四五门重炮，所有炮船一齐朝九洑洲炮台开炮轰击，隆隆之声顿时不绝于耳，炮台完全被笼罩在弥漫的浓烟之中。

以九洑洲炮台为主，各炮台守军立即组织抵抗，总计达到千门之多的大炮一齐轰响，并且片刻不息地向敌船进行射击。白天湘军炮船几乎总是隐蔽在浓烟中，还不太好瞄准，到了晚上，湘军火炮所吐出的火光反而让炮台的射击更为准确，给予湘军的打击也更大。

夜晚的大江上到处都是红光，大炮的雷鸣，子弹的呼啸，火箭的光线，伴随着炮船的偶然爆炸声，响成一片。由于湘军炮船几乎全都拥挤在两岸炮台之间的狭窄江面之上，因此损失格外惨重（“损我精锐，几不可以数计”），到了晚上10点钟时，全部炮船都纷纷停止攻击，向上游和下游撤退。

守卫炮台的太平军欢呼雀跃，认为已经取得了胜利，众人嘲笑“衙门鬼”（指清军）无能，认为后者不可能占领江边的任何要塞。呤俐却嗅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气味，他发现，这次湘军水师的攻击相当顽强，那种坚持不懈的劲头是他先前从未见到过的。

呤俐劝告负责炮台防御的贡王梁凤超，千万不能在夜间疏于防范，可是梁凤超却不以为然地答道：“我防守这些炮台已有十二年了，要是天父不离弃我，我可再防守十二年以上，抵抗这些满妖的攻打。”

太平军很快便为他们的自负和轻敌付出了代价。在水师攻击受挫的情况下，杨岳斌通过情报得知，北岸有一条草木丛生、不太为人所知的堤埂，可直达九洑洲壕外，便与陆师商量，请其沿堤埂突进，与水师会攻九洑洲。

当天深夜至次日凌晨，湘军水师卷土重来，对九洑洲发动突袭。彭玉麟传令后勤部队将饭菜送到前线，声言不破洲不还师。其时西南风大作，湘军乘风向停靠在九洑洲岸边的太平军舟船施放火箭，风烈火猛，连洲上的营房都被烧着了。

太平军猝不及防，炮弹都来不及装填上膛，加之炮身笨重，根本无法在第一时间进行阻击。沿着堤埂突入的湘军陆师抓住这一战机，大叫着跃过壕沟，然后不顾一切地登上了炮台。此时太平军才刚刚压低炮身，勉强装上几发炮弹，面对已经冲到面前的敌人，火力完全失效。

包括九洑洲炮台在内，太平军在江边的炮台全部失陷，守军约两万人被全部歼灭。协助太平军的欧洲志愿军也遭到攻击，呤俐受伤昏迷，他的妻子玛丽和志愿兵埃尔等人均中弹阵亡。

湘军总计伤亡了两千余人，但他们的收获远远抵消了损失。经此一役，天京在大江两岸的要隘无一幸存，湘军拔除了大江中最后也是最大的障碍，从此在大江中畅通无阻，而太平军则再也不能渡江北进或突围了。

攻占雨花台和九洑洲后，曾国荃军直逼聚宝门、方山，曾国藩也调鲍超、萧庆衍两军南渡，扎营于神策门沿江一带，以便合围天京。不料鲍超的霆军军内突然疫疾大作，加上皖南江西再次吃紧，曾国藩不得不再调其西援，合围遂成泡影。

太平军方面，李秀成虽已回到天京，但所部在天京会战和进北攻南战役中折损了十多万，且苏州、杭州同时告急，自然也无力反攻。他只能从苏常等地搬运粮食物资入城，以图长期坚守，天京攻守战因此继续陷入僵持状态。

革新政策

华尔被太平军击毙后，华尔的副手白齐文接管了常胜军的指挥权。白齐文在许多方面与华尔相似，两人都是来自美国的冒险家，刚到中国时同为大副。白齐文作战也很勇猛，曾经几次负伤，后来他又和华尔一同加入中国籍，甚至都娶了一名中国妻子，当了“洋姑爷”。

两人不同的是，华尔深知自己的飞黄腾达全都仰仗于中国人，因此很自觉地接近中国人，白齐文却无此自知之明。除此之外，他缺乏华尔的管理和军事指挥才能，性情也很专横，常常因酗酒、伤口疼痛等原因乱发脾气，弄得与其意见相左者都不免提心吊胆。

这时拖欠常胜军的军费和赏金的情况依旧存在，白齐文和几名部下便跑到上海，当面向杨坊索要饷银。几句话不对付，杨坊就遭到一顿暴打，之后白齐文一行闯进上海官方专为军队所设的“大吉行”，从中抢走了四万余两库银，史称“大吉事件”。

大吉事件一出，各方均为之震惊。士迪佛立急忙派兵前往松江，对白齐文和常胜军进行弹压，同时另派英国军官奥伦接管常胜军。

这一期间，在天京、浙江战线日趋紧张，太平军也无力再进攻上海的前提下，淮军发动了对苏福省太平军根据地的大举反攻。皖籍的常熟守将骆国忠见势不妙，连忙献城投降。

常熟北临长江，南邻苏州，东接太仓，骆国忠的叛降，不仅使太仓处于被东西夹击的地位，而且对苏福省首府苏州的安全也构成了严重威胁。太平军急忙调集大军围攻常熟，李鸿章闻报双管齐下，一面增援常熟，一面会攻太仓，双方在两地展开大战。

常熟方面，太平军夺回了常熟的福山镇，但这还比较好交代，因为太平军在那一面略占优势，何况常熟也没有被攻破。太仓方面却是令人大跌眼镜，李鸿章派去的是程学启部及其常胜军主力，结果仍被人打得丢盔卸甲。

常胜军大失水淮，被认为是太仓惨败的主因，这也是常胜军自重新组建以来打的最糟糕的一仗，情报失误、侦察不准、战术不当、撤退无当等各种毛病都一股脑儿堆到了一起。

鉴于奥伦难以胜任他的新职务，另一名英国军官戈登得以走马上任。当戈登到达松江时，士兵正陷入低迷士气之中，军官们则要求被赶走的白齐文重返部队，整个常胜军已处于哗变边缘。戈登当即向官兵们表示，他不会再因大吉事件和太仓惨败而解雇任何人，只要他们表现良好，他就将“精心维护他们的权益”。在戈登做出这一保证后，官兵们才勉强接纳了他。

戈登是个和华尔一样具有冒险精神的人，但军人世家、英国皇家军官学校毕业生、正规军官的履历，又使他在很多观点上有别于华尔。比如在军队管理上，华尔较注重权术，戈登却更坚持原则，华尔追求名望和财富，戈登更在意他所谓的荣誉和建树。

接手常胜军之初，戈登即按照西方做法，对原先混乱的财政管理制度加以整顿，其中包括：削减军饷，并用成色统一的墨西哥元作为军饷，以阻止军官们盘剥士兵以及滥用资金；取消每半个月发饷一次的惯例，改为每个月发饷一次；取消夺城后的特别赏金。

相应地，戈登也要求中方必须按时发放军饷，不得拖欠。常胜军的士兵和中方对这些措施都能接受，李鸿章向戈登保证，只要是正当要求，他就一定会予以满足。

华尔治军，靠的完全是经验、直觉甚至随心所欲，这是华尔一死，部队便立刻涣散失去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戈登将英国陆军的纪律及其规章制度引入常胜军，下令开除吸鸦片者和其他不良分子，禁止抢劫、酗酒，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宣布吃住自理，除统领的固定薪金外，不再从军队里获取额外奖金。

在贯彻其革新政策后，戈登赢得了各方认可。常胜军士兵对他的态度由勉强接纳转为表示尊重和支持，戈登在家信中写道：“我的军队……士气高涨，可以胜任一切任务。”李鸿章也对戈登大加赞扬，认为他不仅恢复了常胜军的秩序，而且使得军队开销井井有条，有效缓解了政府在这方面的财政压力。

华尔在世时，虽然与李鸿章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但却从未主动前去拜谒这位上司，轮到白齐文上台，那就更是专横高傲得没谱了。戈登不一样，在李鸿章面前，他能够按照英国军队里下级对上级的礼仪行事，身上完全没有华尔、白齐文那种令中方官员不能容忍的高傲姿态，这让李鸿章感到特别舒服和受用。

令李鸿章满意的还不止于此。戈登拥有英国军方背景，他的到任，使得常胜军可以源源不断地从英军手中直接购买武器，相比于华尔时期来说，渠道更稳定，价格更便宜。这样一来，淮军在西式武器的采购方面也因而变得更加便利。

淮军对于洋枪的使用，最初只是停留在闭门效仿的层面上，雇聘的洋人教习极少。经由戈登介绍，淮军各营陆续从常胜军中增雇洋教习，淮军洋教习前后达到了二十余人之多，其中除两名来自法军，一名雇聘较早外，其余全部出自于戈登的介绍。

李鸿章一直发愁的教练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在洋教习们的指导和带领下，淮军士兵不仅学会了如何使用洋枪洋炮，而且全部改用洋式操练法，比如开步走、向右转等，都按照外国军号以及音译的外国军令行动。

原先由于不易买到真正的西洋开花炮，又无人教授，淮军所拥有的火炮既小且少，形不成战斗力（劈山炮的威力只堪与火力较强的洋枪相当，而不能与洋炮相比较）。从1863年春季起，在洋教习的牵引和鉴定下，淮军所购买的洋枪洋炮陡然大增。戈登又将常胜军停用、闲置乃至从太平军手里夺过来的洋炮，转赠给淮军使用，于是淮军各主力大营便都先后建立起了自己的炮队。

胜利魔杖

1863年4月，淮军和常胜军组成联合部队，开始重新对苏福省发起攻击。他们一口气夺回了一度失守的福山，又击破太平军对常熟的包围，显示出与日俱增的战斗力和攻坚能力。

淮军虽然通过引进西洋炮加强了自身火力，但炮位都还很小，所以攻城仍需依赖于常胜军，更确切一点说，是依赖于常胜军的开花炮队。经华尔、戈登等人的先后经营，常胜军建有六百人的整营炮队，拥有三十余门以上的大炮，这些大炮都是当时中国所没有的，其中“开花巨炮”（实际为加农炮和榴弹炮）等重炮就有一二十门。

5月，联合部队再攻太仓，在攻城战中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常胜军的开花炮队。戈登采取的战术是首先向城墙猛轰四个多小时，然后才组织步兵向被炸塌的城墙缺口冲锋，如此反复三次，终于攻破了太仓。自此以后，每当淮军遇到坚城难克的情况，都要调常胜军开花炮队强轰硬炸。

华尔也很重视火力组织，从这个角度来说，戈登并没有完全脱离前任的路数，但确实已更上一层楼，所以有人称戈登是个出色的战术家，在用兵上比华尔更精。

当然，戈登本人也许更愿意别人把他看成是第二个华尔，他甚至还模仿华尔的风格，作战时手里不握枪（在衬衣里藏一把左轮，但从来没用过），只拿一根小手杖，士兵们戏称为“胜利魔杖”。

1863年6月1日，联合部队围攻昆山。在北面的常熟、太仓均已失陷的情况下，昆山守军仅有一条退路和粮道可通往苏州。戈登经过侦察发现，可在昆山城西的正仪镇对此退路予以切断。

昆山周围河道纵横，湖泊甚多，和华尔一样，戈登认为汽船在江南三角洲地带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的汽船具有绝对优势”。他率领常胜军和部分淮军，乘着汽船，在太平军占领区内迂回行进三十多公里，对正仪镇发动了突袭。

多数太平军对汽船都很陌生，也异常害怕，听到汽船尖厉的鸣叫声，士兵们甚至都惊呆了。联合部队以突袭的方式成功占领了正仪，戈登事后颇为得意地总结道：“熟悉地形起了决定性作用，我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地形……”

后路被切断令昆山城内的太平军不攻自乱，继太仓之后，通往昆山的第二座城市也落入淮军手中。

到这个时候为止，淮军和常胜军的配合已经相当默契：淮军有野战优势，主要负责占领阵地，保护常胜军的开花炮队以及掩护其侧翼；常胜军有技术优势，重点通过对大炮和汽船的有效运用，来击破敌方的坚固防线。

过去国内战争的经验表明，湘军长于野战，而拙于攻城，太平军相反，长于守城，拙于野战。长江上游重镇，武汉、九江、安庆，没有哪一个不是湘军经年累月，付出巨大代价才攻下来的。淮军改变了人们的这一习惯看法，由于其本身装备了大量的洋枪洋炮，又有常胜军协助，从而弥补了不善攻坚的缺点，迅速成长为一支野战攻坚兼长的军队。

如果说太仓是苏州的北大门，昆山就是东大门，太仓、昆山既下，苏州的北、东两面完全暴露在联合部队面前。程学启、戈登继续加强进攻，他们在攻占苏州南面的吴江，隔断苏州与浙江太平军的联络之后，开始着手进攻苏州。苏州主将、慕王谭绍光屡屡出师反击，但均未能得胜，不得不派人前往天京，向李秀成频频告急。

自南渡回到天京后，由于天京、苏州的局势同时恶化，李秀成一直在两地的前线奔忙，往往是早上在苏州，晚上就得回天京，两边都需要兼顾，两边又都难以集中精力，其有限的突击部队也无法集结于一处使用。为此，李秀成再三奏请天王洪秀全，要求准许他先出京解苏杭之困，但洪秀全只顾天京一头的安危，始终不肯放行。

1863年9月中旬，刘铭传攻克江阴。此后李鹤章等部向无锡推进，致使无锡、常州的太平军都不敢也无法进援苏州。眼看苏州危在旦夕，李秀成又一次向天王恳切奏请，说：“苏州、杭州一旦失去，天国的粮库就将毁于一旦，天国将永远得不到安宁。我恳求天王让我出京，解救苏州、杭州，这样我死也瞑目。”

见硬留李秀成不住，洪秀全及群臣向他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要资助天京饷银十万，二是只给四十天期限，四十天后必须立刻回京，如果银两不够或逾期不归，将依法予以处理。

李秀成急于解苏杭之困，只好把全家的金银首饰等值钱物品都拿出来，凑够十万两交给洪秀全，并将母亲和儿子留下作为人质，这才得以出京。

第十章 愤怒而又绝望的嘶喊

用兵如弈棋，从江南战场这副棋局来看，太平军除苏常外，已无其他活动余地。李秀成所辖主力尚余一万五千人，他从中拨出八千人，也就是超过一半人马随其援苏。

随着李秀成军的到来，苏州守军增至四万人，其中三分之一都是精壮士卒，其余也都是久经战阵的老兵。对太平军而言，另一个利好消息是，前常胜军统领白齐文率领两百余人，带着一批军火以及从常胜军里偷来的汽船“高桥”号，前来苏州投奔了太平军。

1863年9月28日，程学启、戈登协同新近调来的湘军太湖水师、上海刚成立的中法混合军，攻占了宝带桥。宝带桥位于苏州城东南处，傍京杭大运河，有“水陆要枢，苏垣锁钥”之称。李秀成率部欲夺回宝带桥，在反击过程中，他命令白齐文部用西洋炮进行突轰，联合部队当场被击毙数百人。虽然太平军最终并未能够如愿夺回宝带桥，但太平军火力的增强已令联合部队感到很是不安。

面对敌人的步步进逼，李秀成决定向西路集结部队，通过守住无锡，来确保常州等地的太平军能够增援苏州。李鸿章也早就注意到无锡的重要性，遂敦促李鹤章等部分路向无锡疾进。侍王李世贤在无锡列队数十里，都挡不住湘淮军的攻势，直到李秀成亲自率部赶来，战局才出现了扭转的迹象。

外围战

如同宝带桥之战的情形一样，李秀成所带来的白齐文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的大炮汽船给湘淮军带来了不小压力，仅湘军淮扬水师就被炸毁了二十一只舢板船。不过湘淮军随即发起反击，用火箭焚烧和击沉了“高桥”号，加上淮军援兵大批赶到，李秀成军支撑不住，只得暂时退往苏州外围要地黄埭。

白齐文加盟太平军，曾让李鸿章担心从此会出现一个太平军版的洋枪队，由此大大加强太平军的力量并在心理上给其以激励，白齐文在几次作战中的表现，似乎就是对这种担心的一种验证。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闻讯更是惊恐万状，以至于向英国国内报告说，如果白齐文率领“众多军队”在冬季进军北京，就将获得攻占北京的良机并最终推翻清廷。

事实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白齐文如果还在常胜军，其枪炮和弹药都有充足和稳定的来源，但自投入太平军阵营后，随着联合部队对军火走私的查缉越来越严，这些都成了问题。白齐文为了补充弹药，曾亲自潜入上海，结果不仅没能买到军火，还差点被捕，之后他再不敢如此冒险。因为军火不足等原因，白部对淮军的几次攻袭都未成功，渐渐地，慕王谭绍光便失去了对他的信任。

见失意于慕王，白齐文又向忠王李秀成献计，劝其“弃江浙，北据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使清水师无所用，外人亦不能相助”。可这种时候李秀成哪里需要如此迂阔和不切实际的“计谋”，自然没法采纳。白齐文深感受到冷遇，转而与戈登联络，劝他脱离清军，两个人联合起来独立作战，“组织两万人，进取北京”。戈登听后啼笑皆非，也没当一回事。

白齐文大失所望，于是向谭绍光提出辞行。谭绍光倒也豁达大度，抬抬手就放他和部下走了。白齐文被戈登用船送回上海后，因他正生着病，美国领事便将他遣送到日本横滨治病，并禁止其再来中国。

1863年10月24日，程学启、戈登会同太湖水师，一举攻克苏州外围要地五龙桥。李秀成合谭绍光之军前来救急，但被击退，苏州守军的处境日益窘迫。

为了实施防守反击，李秀成继续把战火引向无锡，他从无锡、溧阳、宜兴等地约集了八九万机动兵力，这些部队出运河口作战，以连营并进的方式对李鹤章等军进行挤压，李秀成自己则率数千精锐扎营于无锡后宅，居中调度。

李鸿章不为所动，一面让李鹤章等军坚守营垒，巩固后路，一面派程学启由苏州横出敌后，对太平军发动攻击。这时的程学启部已扩充至水陆十八个营，成为淮军中唯一也是最大的大枝营头，攻击能力很强。在常胜军的协助下，程学启连下苏州外围的蠡口、黄埭，从太平军身后对其造成了威胁。

李鹤章和曾国葆一样，是由分统提拔成的统领，军事指挥能力丝毫不亚于其他由团练头目出道的淮军将领。看到有机可乘，他立即约集原先固守的诸军主动出击，滚营前进，除李秀成所据营垒无法攻克外，太平军驻于前线的十余座营垒都被他们端了个干净。

在这一轮外围战中，常胜军不仅自己乘汽船作战，也用汽船为湘淮军运兵，从而成功地将苏州外围河流多的劣势转化为了自身的优势。鉴于白齐文带来的“高桥”号已经被毁，李秀成交给呤俐一项重要使命，让他寻机捕获常胜军的汽船，以为己用。

呤俐奉命潜入上海，他侦察到一艘名叫“飞而复来”的汽船从苏州开往上海，当天即开回苏州。于是便在一个星光黯淡的深夜展开行动，与同伴一起夺取了这艘汽船。

对于呤俐这次行动取得成功，李秀成很是高兴，亲自到船上对参与行动的人员进行慰问和奖励，“飞而复来”也被重新命名为“太平”号，悬挂忠王军旗，由呤俐统领。

“太平”号的船头架有一门旋转炮，船尾架有一门榴弹炮，船中装置精良，弹药充足，虽然它无法在湖中与数量众多的敌船抗衡，但在相对狭窄的小河中却占有机动灵活的优势，也因而部分打乱了联合部队进攻苏州的部署。

联合部队的对策是断绝运河，使太平军不得使用“太平”号，同时阻止外地的太平军进援苏州。他们一路由蠡口、黄埭进发，攻克浒墅关及虎邱，进逼苏州阊门街口，一路由五龙桥进发，在接连摧毁太平军营垒后，进逼苏州盘门。

炮战

在苏州外围要点尽失的情况下，谭绍光依托于护城河，在娄、齐、葑、盘四门外，筑成了由十余里长墙和二十余处堡垒组成的栅寨，并集中精兵进行防守。

淮军被阻住了，无法再向前推进。李鸿章见状，亲自来到前线督战。程学启等人向他反映，苏州“城大河宽，虽开花炮亦难攻取”。实际上是淮军各营炮队的炮位太小，尚不具备足够的攻坚能力，这样一来，李鸿章便授令常胜军由助攻上升为主力。

娄门栅寨是苏州东面所有栅寨的锁钥，戈登集合常胜军步兵主力及炮队，下令夜袭娄门。战前，所有士兵都头缠白布，以便于近战肉搏时可与太平军相区别。

1863年11月27日夜，万籁俱寂，当戈登率部下进抵栅寨附近时，栅寨未有任何动静，似乎守军完全没有发现敌人要进攻。众人认为此举定能成功，前卫开始爬入胸墙工事，在后面列队做准备的其余部队也陆续跟进。

就在常胜军参战部队几乎都进入前线后，太平军突然开火，向他们射出葡萄弹、霰弹和步枪子弹，常胜军的步兵立马就被打蒙了，纷纷后退。就在这次战斗中，戈登发现中国士兵“不宜夜战”，虽然他和其他外籍军官们一再督促士兵继续进攻，但始终无法组织起第二次攻势。在他们看来，中国士兵“似乎连见到自己影子都害怕”。

戈登认为唯一的办法只有用大炮把太平军轰出其所在阵地。常胜军的开花炮队奉命对栅寨进行猛烈轰击，炮弹阵雨一般落入太平军的工事之内，栅寨全线火光冲天。慕王谭绍光接到报告，从城内派数千援军支援栅寨，他自己也光着脚前往督战。受此激励，太平军官兵冒着猛烈炮火，继续寸步不退地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

常胜军的炮击一直持续到天亮破晓，但始终无法取得突破。鉴于守军奋力抵抗，城内又开来了援军，戈登只得将部队撤出。这是常胜军战史上所遇到的最激烈血战之一，士兵共伤亡约两百人，三名大尉、一名中尉阵亡，还有数名军官负伤。太平军之所以能够及时发现戈登的夜袭企图并予以重创，部分原因是谭绍光军中容纳了约二十多名欧洲志愿军，常胜军里的洋军官与他们暗中有联系。

就在常胜军夜袭娄门栅寨失败的次日早晨，纳王郜永宽暗遣密使至程学启军营，表示愿献城归降，并要求合作拿下慕王谭绍光。

苏州城内的太平军将领，除主将谭绍光外，尚有四王四天将，其中纳王郜永宽的品级仅次于谭绍光。谭、郜均为李秀成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左右手，谭绍光是广西人，乃参加过金田起义的元老，郜永宽等四王四天将则多为两湖之人（即后来加入太平军的湖南湖北籍将领）。

发现连李秀成都无法解苏州之困，四王四天将便起了投降的念头。他们通过密使与程学启约定，如果淮军和常胜军再去进攻娄门栅寨，他们就设法把谭绍光关在城外。

程学启把这一消息告诉戈登，戈登正为攻城战继续打下去，他的部队将蒙受更为重大的损失而担心和发愁，听后自然非常高兴。就在众人阴谋暗害谭绍光的时候，一直在无锡境内指挥作战李秀成突然率四百卫兵，由小路入城。

当初李秀成离京时，曾说好以四十天为期，如今早已超过了这一期限，后来因为孝陵卫失守，天王洪秀全又催促他还师回救天京。李秀成进退两难，上奏言明自己无法马上回京的苦衷，但并未被天王所接受。纵然如此，他仍不忍放弃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老基地，看到苏州城危势孤，便决定回来与谭绍光共同守城。

李秀成在军中的声望非谭绍光可比，他的出现，打乱了预谋投降者的计划，将谭绍光关闭于城外的意图自然也无法实现了。

此时苏州的外援路线已被完全切断，李鸿章于是敦促各部加紧攻城。1863年11月29日，他调集常胜军、程学启部、淮扬水师、中法混合军，对娄门栅寨进行会攻。会攻仍以常胜军为主，说得更准确一点，是以常胜军开花炮队为主。因为大家都知道，要想攻下坚固城寨，只有戈登的开花炮最有效，就连程学启都将自家炮队扔到一边，一心依赖于“戈炮”。

此次不同于偷袭，双方都做了充分准备。太平军一见到敌方的大炮和步兵接近自己的防线，就立即升起一面表示作战的红旗。戈登将常胜军的所有大炮都推上前线，加上向英军借来的，一共集中了四十六门大炮进行射击。

太平军弹药有限，炮的数量和炮位也和常胜军无法相比，面对面进行炮战，很快落入下风，栅寨内的房屋和船只等不断被炸毁。在戈登的指挥下，常胜军第五联队奉命向栅寨右翼尽头实施冲锋，此处邻近苏州河，是越过壕沟最有利的地方。眼看有些军官已经爬过或正准备爬过胸墙，却遭到了太平军的拼死抵抗，激战十分钟后，第五联队被迫退回。

谈判

常胜军攻城时，李鸿章本人就在后方一座淮军的栅寨内观战。戈登有心在中国上司面前展示自己的才能，第五联队冲锋失败后，他一边下令恢复炮击，一边派第三联队佯攻栅寨左翼尽头，以便把太平军的注意力吸引到左面。

正在娄门督战的慕王谭绍光果然中计，命其精锐部队前去防守左翼。他的精锐部队刚刚一转移，第二联队马上从栅寨右翼冲了上去，而且不等架设浮桥，就越下城壕，泅水而过。

见到这一情况，太平军心慌意乱，争相逃入娄门，城东栅寨全部弃守，被联合部队趁机予以控制。

战后，人们看到栅寨周围的土地就好像被炮弹犁翻过一样，常胜军炮火之猛烈，太平军损失之惨重，可以想见。对于太平军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冒着炮火坚守阵地，连观战的洋人都认为他们“实在令人赞赏”。

攻下栅寨后，淮军从水陆三面兵临苏州城下，城中粮道和援兵入援之路双双断绝。李鸿章急于拿下苏州，一个劲地催促程学启快打猛攻。程部官兵以肉搏战的方式企图登城，致使守城形势极其危急，李秀成、谭绍光冲上城头，亲自挥刀与敌兵格斗，这才稍稍打压了一下淮军的气焰。

看到形势如此危急，以郜永宽为首的四王四天将乞降之念更加强烈和迫切。郜永宽亲自出城，在城北阳澄湖与程学启、戈登进行谈判。

虽然联合部队已控制了城东栅寨，但这并不意味着继续攻城就会取得成功。常胜军在两次攻城战中已经损失巨大，下一步他们还需要冲过六十多米的距离才能到达苏州护城桥的桥头，而只要部队在桥头稍微受挫，就会被太平军击退。出于这一顾虑，戈登竭力主张提供优惠条件，以诱使郜永宽等人投降。

在谈判过程中，程学启代表李鸿章，答应给予四王四天将最高不低于二品的武将官职，代价是杀掉李秀成、谭绍光，然后献城归降。作为信誉保证，程学启与郜永宽换帖结为兄弟，他还当众折箭起誓，并让戈登做了证人。

作为太平军统帅级别的人物，李秀成具有极强的观察力，虽然他并不掌握郜永宽暗中出城谈判的详情，但通过一些细节仍不难察觉到对方态度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他欲调郜永宽等人出战，却未能得到响应。

问题在于，即便李秀成明知彼辈有异心，要想予以阻止也很困难。因为按照太平天国后期的军制，郜永宽等人的部队均由各自进行掌握，而且他们还据守着包括苏州的四个城门。这是四王四天将能够有恃无恐地不断乞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谈判时郜永宽就告诉程学启、戈登，他的军队足以制住忠王和慕王，所以就算出城谈判的事泄露出去，他也不怕。

此外，在苏州和天京均处于内乏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李秀成自己对于前途也非常悲观，他实在拿不出一个足够理由，来说服众人继续为天国拼死拼活。

借着私下闲谈的机会，李秀成对郜永宽等人说：“现在主上（洪秀全）遭遇困境，看来势头不能长久。你们是两湖之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不会加害于你们……现在这样的形势，我也不能再留你们。”

接着，李秀成又说：“我是天国名将，若有他心，有谁能够为我做担保呢！”那意思很明白，如果他李秀成不是名声太大，投降无门，也极有可能走上同样的道路。

众人弄不清李秀成是否在故意试探他们，只得都半真半假地表示：“忠王宽心，我等由忠王提携至今，万万不会忘恩负义，而有他心！若有他心，也不会与忠王共尝甘苦数年。”

李秀成听得出，郜永宽等人在他面前仍没有完全说实话。他想来想去，自己成名皆赖部下之力，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如给这些人留一条活路。可是谭绍光身为苏州主将，为人刚直，又是广西老兄弟，与郜永宽的意见不会一致，若要两全其美，还是让他别走为好。于是，他便当着诸将的面，提议放弃苏州和天京，将全部人马转移至广西。

谁知此议一出，谭绍光极力反对，仍主张坚守到底，其他诸王一心想要投降，也不同意李秀成的意见。

见事不可为，又别无良策，李秀成只得在半夜里从胥门城头上缘绳而下，离开苏州。临行前，他握着谭绍光的手流下了眼泪，说：“事败如此，只好靠老弟一人肩负重任了。”

受降如受敌

李秀成前脚刚走，四王四天将就放弃了对齐门外栅寨的防守。事情做得这么明显，谭绍光就算心再粗，也看出了其中端倪，但四王四天将所拥有的实力和职权，使他明白要想不动刀枪地就拿下对方是不可能的，而内部只要一动刀枪，城还如何能守？

谭绍光只能一厢情愿地认定，只要对郜永宽等人动之以情，晓之以义，仍然能够让他们放弃投降之念，从而团结众人共同守城御敌。1863年12月4日，谭绍光在慕王府召集众人聚会。大家用餐后进入会议厅议事，谭绍光首先发言，既不回避守城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但也表明了自己背水一战的决心。在座的郜永宽等人不再掩盖他们的真实意图，对谭绍光反唇相讥。

随着争论越来越激烈，康王汪安钧站起身脱掉了朝服。谭绍光连忙问他要干什么，汪安钧突然抽出匕首，刺向谭绍光的颈项，谭绍光立即倒在了座位前面的台案上，天将汪有为紧接着赶上前去，将谭绍光的脑袋砍了下来。

在刺杀谭绍光后，郜永宽等人又杀掉了谭绍光的亲信部卒千余人，这才打开齐门迎降。

在当时的西方观察家眼里，清军收复苏州意义非凡，它不仅提高了清帝国的威望和清军的士气，而且大幅度剥夺了太平天国赖以获得收入和给养的能力，对其军事力量造成严重削弱。天国一方亦有很多人持相同观点，干王洪仁玕事后慨叹：“安庆失守危及天京，而当苏州陷落时，我们就几乎无希望脱离危险了。”

从苏州被太平军占领，到淮军克复苏州，在这两年半时间里，朝廷出于心理和实际需要，多次催促湘军予以收复，但都未能如愿。淮军到上海不过一年零八个月，即占领苏州，令朝野为之瞩目，就连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战绩上已经超越了自己（“本非始愿所可及，亦愧谋略之不如”）。

李鸿章彼时正在湖中泛舟小酌，闻报立即下令撤去杯盏，准备在桌案书写奏折，向朝廷报喜兼给诸将请功。有个姓杨的幕僚小楷书法写得好，李鸿章拍拍他的肩膀：“伙计，咱们来啊！”杨某立刻走到案前，按照李鸿章的授意一挥而就。这封奏折从拟稿到拜发，不过弹指一挥之间，其速度之快，在李鸿章所上呈的奏疏中大概也算“之最”了。

李鸿章春风得意的心情自然可以想见，但程学启带来的一个新消息却让他皱起了眉头。原来郜永宽等人不肯迅速接受整编、遣散，其部众依旧集中屯扎于阊、胥、盘、齐四门，而且郜永宽本人也未剃发。四王四天将以此讨价还价，试图争取更多的好处，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割苏州西南半城来安置其部下，同时分东北半城给他们作为官府。按照谈判协议内容，李鸿章、程学启许诺给以最高不低于二品的武将官职，但这只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四王四天将此次除表明希望得到总兵、副将官职外，还直接指明了需到何省任何职。

古语道，受降如受敌，意思是接收来降之敌要像迎战来攻之敌一样，保持高度警惕和戒备，以防其诈。明代刘基在他的传世兵书《百战奇略》中，专门列有“降战”一篇。实际上，明末官军就吃够了降敌的苦头，李自成、张献忠都曾屡次投降明军，但却是降了再反，反了再降，最终养虎遗患，提前颠覆了大明江山。

清军在招降过程中，类似的教训也同样层出不穷。胜保最喜欢招降太平军和捻军，苗沛霖、宋景诗、李昭寿均为其所招降，结果苗沛霖被太平天囯封为奏王，宋景诗成了捻军劲旅，相比之下，李昭寿算是最好的，但也一直骄横跋扈，拥兵自重，且长期盘踞于苏皖交界的滁州等城不肯退出，令政府十分头疼。

吸取这一教训，湘军对于接受太平军归降一事十分谨慎，确实做到了受降如受敌。太平军一旦投降湘军，所部首先就要被整编、遣散，其目的在于压缩投诚者的实力，使之难于反复。比如曾与胡林翼、罗泽南激烈对抗的韦俊，投降湘军后近两万人被整编为三千，他的老部下古隆贤步其后尘，七万人仅编留一千。又如原在李秀成军效力的童容海，在皖南归降鲍超后，六万人被整编为五千。

脱胎于湘军的淮军自然不会不遵循这一原则，先有南汇降将吴建瀛，后有常熟降将骆国忠，一个所部被削至千人，另有一个被削至两千人，而且均被要求退出所在城池。吴、骆不敢不从，以后各自凭战功才混到了副将。

根据淮军方面得到的信息，苏州降敌达二十万之众。二十万云云尽管只是虚饰之辞，但据估计城内实际能够作战的太平军仍有约三万人，数量上比淮军要多得多。郜永宽等人继续保留这样的实力，而且据于苏州省城不退，理所当然被李鸿章、程学启认为是居心叵测，别有所图，他们也不能不为此感到焦虑：重者，郜永宽等人可能反戈一击，对即将入城的程学启部进行反噬；轻者，这些人也会如同苗沛霖、宋景诗、李昭寿一样，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给清廷在苏南的统治造成无穷后患。

就在李鸿章苦思良策的时候，程学启断然建议：杀！

杀降

杀降者不祥，这句警言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受降如受敌。从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出发，人们一直认为杀降属于不仁不义，杀降者也定会受到天道的惩戒。

最广为人知的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名将白起因触怒秦王被逼令自尽。白起开始还叫屈，嚷道：“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老天竟会让我落得如此下场？”不过在匆匆回顾了一下过往的所作所为之后，他终于为自己找到了原因，说：“我确实该死。长平之战，赵军降卒几十万人，我用欺骗的手段把他们全部活埋了，这就足够死罪了！”说完便自杀了。

李鸿章岂能不知杀降者不祥以及白起的故事，因此听了程学启的话后显得很犹豫。见上司持有顾虑，程学启坚决请求：“某极知杀降不祥，然如不杀此八人，苏城终不可得，我宁负贼，不负朝廷。”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比较现实的，自古至今，即便有杀降不祥一说，但在现实政治和战争的博弈传统中，更多讲求的还是所谓的“势”与“术”，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以利益和胜利为最终目的，在此前提下，坚持不杀降者反而会被说成是妇人之仁的宋襄公。

白起坑杀赵国降卒自然广遭非议，但它却将秦国当时的现实利益推向了最大化——赵国的军事力量遭到根本性削弱，这个关东六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迅速走向衰弱，与此同时，其余关东诸国也受到极大震慑。

正因为存在这样巨大的现实利益，所以即便白起被杀也不妨碍后来的仿效者纷起云涌，仅仅到了秦末，项羽就成了第二个白起，他直接把二十万秦军降卒给全部活埋了。

要的是眼下风情万种，谁在乎今后波涛汹涌？程学启本身亦为太平军降将，但为了拿到投名状以及染红自己头上的顶子，他在战场上对付太平军，向来比湘淮军的同僚们都狠。如果不杀四王四天将，他就不敢入城，如此则大功必将付之东流，如何能够甘心？至于结拜、起誓之类，在他看来，也不过是为了招降的需要逢场作戏而已，到了认为必须抛弃的时候，随时可以一抛了之。

程学启的话终于让李鸿章下定了杀降的决心。1863年12月6日，他和程学启故意设局，引诱四王四天将出城参谒。一番虚情假意的寒暄之后，李鸿章命左右取出八具红顶花翎，给八人分别戴上，说：“现在诸位都是我大清的官了，好好一起为大清立功吧。”

戴花翎是为了让八人卸下心理防备，八人被邀请在帐内赴宴，他们的随从则一律被支到了帐外。随后李鸿章借故巡营，离开了大帐。他一走，程学启立即下令关闭营门，同时发炮作为信号。

听到炮声，郜永宽还没醒过味来，吃惊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话音刚落，已经是伏兵四起。郜永宽腰间尚别着小洋枪，他连忙拿着枪找程学启，但程学启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八人中的一人见状顿足大叫：“到了这个时候，（找程学启）还有什么用？我就知道程某不可靠，一定会出卖我们的。”

四王四天将当天全部被杀。完成诱杀计划后，程学启率部入城，宣布八人诈降已经被杀，不再对其余人员问责。蛇无头不行，八人既死，降卒多数噤若寒蝉，只有两千余旧部起而抗争，但很快就被程学启的部队消灭了。

杀降事件迅速在联合部队内部掀起波澜。戈登是郜永宽等人归降的证人，李鸿章在决定杀降时就知道他不会同意，便将他先行调往昆山。从昆山回来后，戈登才知道郜永宽等人被砍了头，这让他愤怒至极，认为自己作为保人，已经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场是非之中，尤其不知情者很可能会以为他也是同谋，从而使他引以为豪的军人荣誉以及英国的脸面受损。

就算淮军里面也有人对此表示不满。作为郜永宽献城归降的牵线人之一，副将郑国魁曾参与阳澄湖谈判，现场见证了程学启折箭起誓的全过程。杀降事件发生后，他哭着连饭都不肯吃，连续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

程学启部的军纪原本很好，但在郜永宽被杀后，他的部队却趁机将纳王府劫掠一空，弄得满城大乱，加上当时又盛传谣言，说郜永宽的党羽并未除尽，仍暗藏于城中，随时准备袭击李鸿章。凡此种种，都令李鸿章烦恼不已，对杀降一事也颇感到有些后悔，便埋怨程学启道：“你也是降人，为什么要做得这么过分呢？”

程学启最怕也最恨别人揭自己的这层伤疤，盛怒之下当即回营，要打点行装离淮军而去。他的部下连忙跑去向李鸿章报告，李鸿章自知失言，忙假借商谈其他事务，前来探望程学启。程学启有了台阶可下，两人的关系才又重新融洽起来。

为了安抚郑国魁及其降卒，李鸿章下令为郜永宽做佛事，并亲自前往祭吊，其间还假惺惺地掉了几滴鳄鱼眼泪。倒是郑国魁动了真情，他叩棺大哭，一边哭一边诉说：“杀你的自有他人，我可没有欺诈你啊！”

茫然不解

别人都还好打发一些，缠着李鸿章不放的是洋人。

按照近代西方社会的观念，战场上主动投降者的生命应该得到保障。纵使投降者罪大恶极，也应先将对方送上战争法庭，对其履行相应的司法程序和进行公正的审判，包括人犯亦拥有为自己辩护和申诉的权利，只有经过这一系列法律程序，判定有罪后，方可施以惩罚。

四王四天将是协议投诚，而且身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已经口头承诺将予以赦免，如此情况下仍被杀害，自然最容易引起西方人的不解和反感。上海英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在华洋人，集体签署了一份决议，对此事表示强烈抗议，同时声称“这件事很可能使西方国家对清帝国事业失去同情，使迄今一直在帮助他们的豪侠军官撤回援助”。

戈登就是“豪侠军官”中的干将。他原本与程学启的合作非常密切，他对程学启也很欣赏和敬重，认为“程将军是改革中国军队的最佳人选”。至于李鸿章，更被戈登描述为“清帝国最先进的实权人物”“我遇到的最睿智的清廷官员”。李鸿章身上所展现出的充沛精力、才干、学识、决断力，以及善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精神，无一不令其赞不绝口。

杀降事件发生后，戈登二话不说，先宣布和程学启断交，接着又盯上了李鸿章。湘淮军中传闻，戈登天天拿着手枪到军营中去见李鸿章，想要杀死他，李鸿章避而不见，于是戈登便率常胜军绝尘而去。还有人说，李鸿章的部下幕僚预先得知戈登要杀他，向李鸿章进行报告并为之筹划，问是否要先发制人，把戈登抓起来。李鸿章长叹一声道：“我自己不修德行，乃至招来了外界的怨尤。洋人刚直豪爽，随他去吧，我不怕。”戈登听到李鸿章的这番话后，隐隐然对其心悦诚服。

传闻虽非事实，但戈登确实给李鸿章制造了不少麻烦。他的第一个举措是计划逮捕李鸿章，发现行不通，就径直携郜永宽的首级及其郜永宽的义子郜胜镳回昆山。走之前留书一封给李鸿章，要求李鸿章立即退出苏州，引咎辞职，否则的话，他将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夺回常胜军所得城镇，再把这几座城镇重新交还太平军，以作为对其背信弃义行为的补偿。

李鸿章倒不怕和常胜军干仗，常胜军除了西洋开花炮特别厉害外，野战能力其实不及淮军，当然他也知道这个时候不能产生内讧，能想方设法把戈登安抚住，乃是解决事情的最佳方案。

令李鸿章感到茫然不解的是，戈登怎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应？这显然已不是一句“刚直豪爽”解释得通的。想来想去，他只能认为戈登是在借题发挥闹情绪。

戈登在对常胜军进行革新时，曾提出取消攻城后的赏金，但常胜军过去拿赏金拿惯了，攻克苏州后，不少官兵重又要求给予赏金。戈登为了稳定队伍，便向李鸿章提出补发两个月军饷。李鸿章开始不同意，后经磋商，改为补发一个月共计一万两白银的军饷。

这是杀降前发生的事。在当时中国官员的习惯性思维中，洋人都是唯利是图，一心钻在钱眼里的角色，李鸿章便猜测戈登是因“索重赏”未得到满足而泄愤。除此之外如果还有原因，就是戈登可能希望获得入城之功，但在入城的关键阶段，他和常胜军却被调回了昆山。

在常胜军的历任统领中，戈登曾经最得李鸿章的欢心。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李鸿章如此评价道：“自戈登掌帅印以来，该洋将老成勤谨，讨逆之志尤坚，窃以为尚能秉承调度，哪怕花四五十万两白银何足惜哉。”

四五十万两都不在乎，多出个几万两又能如何？李鸿章固然很会算细账，但需要投入的时候他也决不会吝惜，在他看来，只要能把戈登劝住，增加赏金的事完全可以再商量。至于战功，他其实也并没忘记戈登，已经在奏疏上为其请功了。

李鸿章把这层意思告诉道员潘曾玮、总兵李恒嵩，让他们向戈登进行传达。与此同时，他又派在淮军中任炮队教习的英国人马格里专赴昆山，对戈登进行解劝。

痞子放赖手段

当马格里来到昆山，进入戈登的住所时，他看到戈登正在哭泣。两人还未讲上一句话，戈登就躬下身子，从床底下掏出一样东西，举在空中，大声叫道：“你看清没有？看清没有？”

窗棂中透进来的光线很暗，马格里起初根本没认出那是一个什么东西。戈登见状，又再次大声说道：“这是纳王的头！完全是卑劣的谋杀！”说完之后，便放声大哭。

经过马格里等人的一番好说歹说，戈登总算答应不再与李鸿章发生直接冲突，但他并没有真正感到解恨。在他的怂恿下，英国新任驻华陆军司令伯郎自上海来到昆山，宣布由他接管常胜军，常胜军今后不再受李鸿章的节制和调遣，也不再参与对太平军的进攻，其作用仅止于防守上海。

接着伯郎来到苏州，怒气冲冲地找李鸿章兴师问罪。当着伯郎的面，李鸿章辩称他不是一个天生爱杀降的人，假如不是郜永宽等人的要求太过分，使形势变得十分特殊和严峻，他是会接受郜永宽等人投降的。

李鸿章所提供的理由并没有能够得到伯郎的认同。伯郎说他代表英国女王与在华官商向李鸿章提出抗议，因为英国遵循不杀俘、不杀降的准则，“不喜杀人”，而李鸿章已经触犯了这一准则，如果他希望事情得到转圜，就必须备文认错。

李鸿章初来上海时，对洋务不熟悉，曾写信向老师请救。曾国藩依照宋儒义理之道，指示他应按“忠信笃敬”四字去和洋人打交道，后来李鸿章自己经过一番实践，认为对待洋人没必要这么实诚。他把老家的“痞子手段”（流氓、无赖手段）掺和进来，从而形成了他所谓的“亲近加痞子放赖手段”，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既要和洋人假装亲近，但又不能真的以心换心，必要时候还得像痞子一样耍耍无赖。

李鸿章连向洋人口头认错都不愿意，更不用说写下文字了。既然与伯郎“亲近”不得，他就把“痞子放赖手段”搬出来，笑着对伯郎说：“这里是中国，不是外国，而且此为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向你认错。”

伯郎的要求虽被毫不客气地堵了回去，但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他就是心里再窝火，看着李鸿章笑嘻嘻的样子也不好怎么发作了，只得悻悻然抛下一句“将转告本国公使与总理衙门交涉”之后，便起身离开了。

李鸿章本质上是个读书人出身的文官，不是真的痞子，厚着脸皮耍无赖也实在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戈登和伯郎如此折腾个不休，让他自觉烦恼不已，心情十分恶劣，对戈登和常胜军的印象也因此有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他忍不住道出了自己的愤懑：“常胜军终无结局，外间不知者以为好帮手，其知者以为磨难星也。”

对于伯郎说要闹到北京去，李鸿章不能不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他向总理衙门发去密奏，详细报告了整件事情的前因经过，同时表示为大局着想，愿意任由朝廷对他进行惩罚。

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果然在北京对清廷施压，而且是直接给同治皇帝发去照会，要求对李鸿章进行调查，但那拉氏接到照会后，对此的评论却是：“洋人不明事理。”随后她就把皮球踢给了总理衙门。

“洋人不明事理”，其实就代表了中国官方的一致态度。以曾国藩为例，他在半个月后才知道此事，“阅本日文件，见李少荃（李鸿章）杀苏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对李鸿章的做法，他表示完全同意，且认为李鸿章出手果断，“殊为眼明手辣”。

总理衙门的恭亲王、文祥也都站在李鸿章一边，自然不可能责备乃至处罚李鸿章。为了让双方都有台阶可下，朝廷遂以克复苏州论功，特授戈登以头等功牌，并给予一万两赏银。可是戈登拒绝接受赏银，还在赏赐诏令的背面写道：“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洋人竟然不要皇帝的赏银，这件事着实令人吃惊，同时也可能会使朝廷很没有面子。李鸿章急忙为之打圆场，解释说戈登是英军指挥官，属于伯郎的下级，此时伯郎正在香港，没法向他请示，而在未征得伯郎同意之前，戈登自然不敢接受中国皇帝的赏赐。

戈登虽然对赏银没兴趣，他却未将头等功牌拒之门外。发现洋人喜欢奖牌一类荣誉，朝廷便又授予他荣誉提督衔以及四套黄马褂。对能够得到这些东西特别是黄马褂，戈登显得和华尔一样受用，他不无炫耀地对别人说：“中国人极力阻挠我获得它，但我说或者给我黄马褂，或者什么也别给。他们终于屈服了。”

常胜军方面更好打发，李鸿章宣布犒赏常胜军七万两白银，相当于一次性加发了七个月的军饷。在拨出这笔巨额赏金的同时，他又让人写了一张文告，声明戈登在归降谈判中确实说过要宽赦郜永宽等人的话，但杀降时他并不在场，事后也对杀降提出了质疑，但“本部堂（指李鸿章自己）与戈总兵（戈登）之用心实有不同而同之处”。

这张文告写得相当高明，既没有脱离事实，也让戈登下了台，戈登后来还特地把它带回了国（后来收藏于大英博物馆）。戈登的面子和里子都有了，从此不再对杀降案进行追究，一场风波终于得以烟消云散。

请一刀杀了我

在淮军进攻苏州的那段时间里，曾国荃采用逐点进攻战术，先后对天京城外的方山等十余处要隘发起猛攻，并悉数加以占领。1863年11月中旬，曾军分兵进扎孝陵卫，至此，除城北的神策、太平两门外，其余各门都已无法再对外联络。

12月15日，曾国荃开挖地道，将神策门城墙轰塌了十余丈，虽然太平军随即就进行紧急抢堵，封住了缺口，但天京处境之危险已毕现无遗。几天后，李秀成赶回天京，眼前的情景顿时令他有了朝不保夕之感。

李秀成曾数次解天京之围，未雨绸缪的思想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三年前，太平军组织最后一次西征，他在离京时就力劝诸王、大臣及军民百姓，让他们把家里的金银都尽量拿出来，用以购买粮食，以备不测。不料当权的信王（原为安王）洪仁发、勇王（原为福王）洪仁达却视之为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他们不准天京居民随意购买粮食，如果要买，必须花钱从他们手中领取买粮许可证和通行证，美其名曰“洪氏帖”。就算有人办齐了所有手续，领到了“洪氏帖”，也找到了出产粮食的地方，运回天京仍需额外征税。结果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天京城内愣是没能存下多余粮食，等到湘军一封锁，城内粮食便坐吃山空，越来越少。

此时浙江大部分区域被楚军攻陷，江苏境内，淮军相继攻占苏州、无锡，李秀成估计丹阳、常州也支撑不了多长时间，而在皖南方面，霆军等部更已占据压倒性优势。凡此种种，都意味着天京周围地区的太平军自顾不暇，既无能力也不情愿增援天京。

其间随着天京形势越来越紧急，干王洪仁玕曾奉命出京，亲自到太湖一带催要救兵和征集粮草，但不管他怎样“对各军力陈赶紧援助天京之重要”，还是无人响应。随着集结于天京周围的湘军不断增多，洪仁玕想回京都回不来了，只能在太湖南边距天京两百里远的湖州驻足观望。

一边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一边是城中老弱妇孺多，不懂军事的文官多，费粮费饷者多，可是有战斗力能打仗的士兵却很少。这使李秀成在苏州时就萌生的念头如今变得更加强烈，回京次日，他便启奏天王洪秀全，提出趁敌军尚未对天京形成合围，放弃天京让城别走。如果天王执意不走，他也愿意护送幼天王先行突围，向江西转移，然后再会合在陕鄂一带活动的陈得才军，徐图振兴。

可是洪秀全对这两项建议都不肯接受，同时还大发雷霆，对李秀成横加指责。万不得已，李秀成只好硬着头皮，跪奏陈情：“如果再不听我的意见，全天京的人都将性命不保！”

一向自命不凡的洪秀全听了这话，愈加暴跳如雷：“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你不用再向朕启奏，政事也不用你来打理，以后你要走就走，要留就留，随你的便。”

随后从他嘴里又冒出了一连串犹如梦游般的呓语：“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你说没有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曾国藩）！你怕死，反而可能死得更快。”

所谓“天兵”，不是宗教或神话传说中的天兵天将，而是指太平天国的士兵。太平天国晚期，洪秀全以向他的天父上帝表示崇敬为名，下旨舍去“太平”二字，仅用“天国”称之。太平天国统治区域的军民也都以“天”冠之，比如老百姓称为天民，官员称为天官，将领称为天将，士兵称为天兵。李秀成等人对此很不习惯，但只要他们的话语中提到“我队我兵”，就立刻会遭到洪秀全的斥责：“你包藏奸心！天国境内都是天兵，哪有你的兵？”

洪秀全认为，所有的“天兵”都为他一人所有。可就算这样，环顾四周，哪还有多少“天兵”？更不用说什么“多过于水”了。

洪秀全还当众宣布说，今后李秀成无权再插手政事，朝中政事由勇王洪仁达执掌，幼西王萧有和颁发命令，谁如果不执行幼西王的命令，就立马处死。

幼西王不过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儿，洪仁达正是天京陷入断粮困境的罪魁祸首。事到如今，见天王仍然执迷不悟，李秀成深感绝望和痛心，他甚至希望第一个被天王处死的人就是自己，这样也免了日后耻辱地死于清军刀下。他悲愤地说：“我作为主（指洪秀全）的臣子，日夜操劳，未有半刻偷闲。我今天是为国事启奏，可是主却如此严责于我，也罢，请一刀杀了我，我愿意死在殿前，以尽我的一片忠心。”

洪秀全虽然放出狠话，但他也知道军事上舍李秀成外无人可以依赖，自然不会真的把对方给杀了，不过另一方面，他又死活不肯采纳李秀成的建议。李秀成一无所获，唯含泪退朝而出。

一切都晚了

由于天王不肯纳谏，李秀成致信驻于溧阳的李世贤，约他一起前往江西。察觉李秀成要走，天王急了，忙授意群臣苦苦挽留，李秀成本身也顾忌老母仍留于城中，只得答应继续在天京主持防守。

1864年1月，李秀成携手李世贤，在天京周边发动了一次大胆突击，试图冲破淮军对常州的包围，重续天京补给线。然而这次突击并没能取得成功，连“太平号”汽船也被焚毁。

一计未成，再生一计，李秀成部署沛王谭星等分路南进江西，以便从江西夺取粮食补给。可惜这些军队只是牵制了部分湘军，既定目标仍未能够达成。

2月27日，李秀成养子李容发自句容护粮入天京，但在到达天京城墙边时遭到截击，超过一万多公斤的粮食全部落入了湘军之手。

在截断陆路粮道的同时，曾国荃军继续向前步步推进，次日他们攻克了钟山上的要塞天堡城，天京四周的制高点尽为其所有。李秀成虽然实施了猛烈反击，但是再未能够收复这些山头。同一天，曾军在神策、太平两门外筑起营垒，从而完成了对天京的合围。

湘军在天京城外的营垒完全依照其固有的军制进行构筑。鹿砦、壕沟、土墙齐备，土墙为双层胸墙，两层胸墙间相隔三百米，胸墙上每隔四百米到八百米都有一座堡垒。这样的堡垒总共有一百二十座之多，而且每座堡垒里面都驻有全副武装的官兵，天京军民如今是插翅难飞了。

曾国荃在天京，左宗棠在浙江，李鸿章在江苏，三路分进合击，令太平军陷入了首脑被困，四肢被制，顾此失彼，坐等宰割的绝境之中。至1864年3月，左宗棠攻克杭州，李鸿章攻克嘉兴、溧阳，并在常熟取得大捷。与此同时，曾国荃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天京的封锁，外界与天京沟通的水陆两路全都被阻住，连城墙和河岸之间的洼地都有人巡逻守卫。

中国商人当然不敢，实际也无渠道与天京进行交易，洋商由于外国领事发布了禁令，一般也不敢火中取栗，只有少数胆子特别大的洋商为了牟取暴利，才敢冒着被官军巡逻队抓获的危险潜入天京。几年前，向天京偷运军火弹药才能大发横财，现在若哪个洋商从汉口或上海出发，往天京输入了大米、食油或煤炭，那他能够获取的利润就可与前者等同。在洋人圈子里，只要听说某艘洋船已自天京运粮返回，这艘船便会立刻成为其他西洋亡命徒的攻击目标，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冲上船，杀死船员，抢走银钱。

通过这样的方式进入天京的粮食少之又少。天京城中家家粮食罄尽，户户米缸见底，一些太平军士兵只好用绳子从城头上吊下来，在官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从城墙底下寻找野菜以及其他可以用来充饥的食物。

李秀成忧惧不已，决定开城放出妇女，用以节省粮食。对于他的用意，湘军方面看得很清楚。曾国藩堂堂一个理学大师，但在战争期间却心硬如铁，甚至可以说是极为残忍，他为了能够拖垮城内守军，争取早日攻下天京，不惜建议曾国荃把城内放出的难民全都堵回去。倒是曾国荃尚存恻隐之心，加上还有西方官员在一旁观察，所以不仅没有照做，还设局招抚难民。

截于三月中旬，天京城内已放出妇女一万多人，但仍不能从根本上缓解粮食奇缺的困境。李秀成启奏天王洪秀全，告之以实情：“城中食物匮乏，饿死的人很多，恳求降旨筹谋，以安众心。”

李秀成的意思还是劝天王突围前往江西。这个时候，天王洪秀全突然做出了极为异常的举动，他握着李秀成的手，抽泣着说道：“朕吃过东杨（指东王杨秀清）的苦头，又被四王（应指幼西王萧有和、信王洪仁发、勇王洪仁达、干王洪仁玕）所惑，所以才会任用你却又不信任你，也才会落到如今这个地步，现在一切都晚了！大厦将倾，就算突围出去又何济于事？朕已与天父约定，誓与此城共存亡！”

或许洪秀全常在深宫，实际早已失去了转战异地或重起炉灶的能力和勇气，也或许，他真的已对前途绝望。不过在这一刻，他总算没有再拿大话诳人或呓语欺人，也总算承认了自己的失误，认识到了谁才是真正的忠臣。这对于同样深陷于绝望之中的李秀成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迟来的安慰。

李秀成悲从中来，当即伏地痛哭，无法仰视。

甜露

《出埃及记》是《圣经·旧约》第二本书，书里面讲到以色列人的先知摩西带领众人穿越荒漠时，曾依赖一种名叫“吗哪”的食物为生。不过“吗哪”究竟是什么，没人能说得清，书中也只记载它“如白霜的小圆物”，而且必须于早晨收集。

洪秀全读过《出埃及记》，他理解的“吗哪”是所谓“甜露”。当李秀成请求他“降旨筹谋”时，他回答道：“全城人都吃甜露，可以养生。”还下令：“取来做好，朕先吃。”

大家都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个“甜露”，无法遵旨办理。洪秀全就自己在宫中开阔地里把各种野草挖出来，制成团块状，然后派人送出宫去，说这个就是“甜露”，并要所有人以此为食。

这不就是灾荒时吃的草粮树皮吗？李秀成只好自己想办法，除了继续放难民出城外，他又下令军民广种小麦。结果到了四月中旬，彭玉麟经过观察发现，天京城中二麦（大麦、小麦）即将成熟，“满地无余土”，而天京军民已开始再次播种，一眼看去，“遍城青秧”。

李秀成所实施的这两项措施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对城内粮食的供应和消耗不无小补，也大大增加了湘军克城的难度。

天京城大，周长近百里。尽管此时曾国荃经过增募和调拨，部队已陆续增至五万多人，可是五万人沿城墙布围，兵力仍显单薄。曾国藩对此也是忧心忡忡，他明言“以数万人围困数十万贼（太平军）”，就好像堵塞黄河一样，合龙固然可喜，但离大功告成还远得很。

为协助胞弟围城，曾国藩增调鲍超部一万六千余人入援。霆军先进驻有天京南大门之称的东坝镇，继而通过攻克句容，肃清了天京外围的太平军营垒，使天京彻底成为孤城一座。

自被合围以后，天京攻守战就进入了后期阶段。与前期重点围绕外围要隘进行争夺不同，后期主要是对于城墙的攻守。1864年3月14日，湘军第一次以云梯攻城，以试探城防的坚固与否。经过这次攻城，曾国荃发现天京城墙既高且厚，仰攻的话，成功的概率很低。经过研究，他决定沿用攻克安庆时的穴地攻城法，将城墙炸开缺口，在此基础上再实施强攻。

三个月前，湘军已经试炸过神策门城墙，此次置换地点，改在南门、朝阳门至钟阜门范围内，以逼城筑垒为掩护开挖地道，同时还专门从别处调来挖煤工进行作业。

即便较大的地道每天也可以往前延伸四米半，所以湘军很快就挖出了总计三十四条地道。其中的许多地道的规模都相当可观，里面的地下走廊用木头支撑加固，达到两米高、一米半宽，且每隔一段就有小孔用来通风，到离城墙二十米的地方还会分出支路。

5月中旬，李鸿章的淮军先后攻破常州、丹阳，守军主将、护王陈坤书在被俘后自陈：“欲保常州以为金陵掎角，奈事不成，只有尽忠！”

虽然湘军尚未大规模硬攻城墙，但地道的挖掘以及常州、丹阳等城池的失陷，都足以加剧天京城内的紧张空气。天王洪秀全为此焦急万分，以至于天天烦躁不安。他下达命令，要求所有城外来的信件，一律要报给他知晓，谁如果私自拆阅信件，将以通敌论罪，予以满门抄斩。举报者封以王位，知情不报者也要处以极刑。

如此严刑峻法，却仍挡不住有人顶风作案。松王陈德风、慰王朱兆英均偷偷地和曾国荃进行联系，企图献城投降，最终并没有成功，陈德风还率先东窗事发，被信王洪仁发抓了起来。幸亏陈德风和李秀成的关系很好，陈母又来央求李秀成，李秀成出银一千八百两，把陈德风担保下来，救了他一命。

此事刚过不久，李秀成的妻舅宋永祺也向李秀成声称，自己已经与曾国荃取得了联络，并劝说李秀成归降。李秀成既不知真假，暂时亦无投降打算，所以没有当场表态。

宋永祺好酒，第二天与朋友喝酒喝得太多了，酒后吐真言，竟然将劝李秀成归降的事泄露给了陈德风。李秀成对陈德风有救命之恩，陈德风不敢造次，同时也有些半信半疑，就写信来问李秀成是否真有此事。

信件送达时，李秀成正在自己的忠王府开会，补王莫仕暌、章王林绍璋等王公大臣都在会上。这时城内信件与城外信件一样，只要被别人看见了，都不得藏私。李秀成尚未反应过来，莫仕暌就顺手一把从信使手中夺过信件，撕开阅看，众人也围拢着一同进行检查。

信的内容令他们大吃一惊。莫仕暌其时执掌刑部，他当即对李秀成说：“你快把你的妻舅宋永祺叫来，我会当面询问，不然的话，我就要先行启奏天王，这恐怕对你多有不便。”

李秀成措手不及，只得听任莫仕暌布置。当天晚上，他把宋永祺叫到王府，莫仕暌乘机将其拿下。之后，宋永祺的同谋郭老四也被抓获。

放火烧朕城了矣

宋永祺案事关重大，直接牵连到李秀成，当然瞒不了天王洪秀全。如果真要依法办事，宋永祺免不了要满门抄斩，就算李秀成也脱不了干系，轻者囚禁审问，重者斩首示众。可是从洪秀全到满朝文武，都知道李秀成对天京防守意味着什么，哪里敢动他分毫。

李秀成牵连宋案的事没人提了，就好像从没发生过一样，对宋永祺的处分也从满门抄斩降为对其个人予以正法。李秀成为了救出宋永祺，暗地拿银两对莫仕暌进行贿赂。莫仕暌遂利用自己的职权免除宋永祺死刑，予以从轻发落。

当年李秀成被天王猜忌，身为监军的莫仕暌曾主动站出来为他仗义执言，也算是天国政权中难得的直臣，如今却也随波逐流，做起了收受贿赂、徇私枉法的事，天国政治之腐败与不可救药于此可见一斑。

莫仕暌徇私的前提，是其实已得到了天王洪秀全的默许，所谓“奏旨轻办”。这个时候的洪秀全既不敢也无心处分李秀成及其亲属，自从传旨“食甜露”之后，他就一直卧病在床，其间病情曾有所好转，但很快又加重了。

洪秀全致病的原因不详，李秀成认为他是吃了有毒的“甜露”也就是野草，且不肯让医生开药方之故，这反映出洪秀全对待眼下困境的态度：好就好，不好就拉倒，反正都已无能为力。

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会后，天国高层有三个人掌握着“通灵”的能力，除洪秀全本人自许为上帝耶和华的儿子、耶稣的弟弟外，杨秀清、萧朝贵分别负责传达天父和天兄的信息。

在天国最初的那些时光里，每逢危难或重要时刻，天父、天兄都会下凡给他的信徒们带来鼓励，信徒们也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即便遇到重重困难甚至牺牲也百折不挠。

永安突围是太平天国战史上的关键性战役，当时太平军后勤不继，士气不高。为了鼓舞士气，萧朝贵假装神灵附身，手执宝剑，跳到桌子上与“妖魔”大战，没想到跳着跳着，一不小心从椅子上摔下，跌伤了颈椎，乃至接连几个月都无法起身。躺在病床上，他仍不忘激励众人，说：“越受苦，越威风。”

可惜的是，后来天父天兄的信息以及神灵附身却被越来越多地用在了争权夺利上。天京事变前，杨秀清之所以被诛，秦日纲、陈承镕起到了重要作用。秦、陈原先都是杨秀清的亲信，但因为抗议杨办事不公，杨秀清便借天父下凡进行报复，以天父的口吻指责他们企图叛变：“秦日纲帮妖，陈承镕帮妖，放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

如此严重的罪名，砍秦日纲、陈承镕的头都是轻的，秦、陈二人走投无路，只得依附于洪秀全和韦昌辉，从而酿成天京血案，杨秀清自己反倒人头落地。

“放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天父这一声愤怒而又绝望的嘶喊，仿佛又回荡在了天王府的上空，只不过即将毁于一旦的，不再是天父的城池，而恰恰就是人间的这座天国之城。

1864年5月30日，洪秀全下发诏令，称：“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事后，这一诏令被解读为他在借宗教安抚人心的同时，已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距诏令下达仅隔两天，洪秀全忽然很感慨地问了左右一个问题：“自古以来，有肯做敌人俘虏的帝王吗？”这个问题其实他并不需要别人回答，因为他自己已经准备好了答案——当天，洪秀全即一命呜呼。

关于洪秀全的死因，流传着两种说法，一为自杀说，依据来自于天王府一位参与掩埋洪秀全尸骸的黄姓宫女，另外李秀成在供状中也隐隐约约地透露了这一信息。一为病故说，干王洪仁玕说洪秀全之死是一次“拖了二十多天的病”，洪秀全长子幼天王洪天贵福则说父亲是“被病拖垮了”。

洪仁玕、洪天贵福均非亲眼看到，所说得自于传闻。事实上，即便他们亲眼看到了洪秀全是自杀，也会讳言为病故（李秀成也是在后来的供状中才加以说明），因为在此危急关头，如果有天王因绝望而自杀的消息传出，无疑将对太平军坚守天京的意志造成毁灭性打击。

天王死后的葬事处理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李秀成等诸王秘不发丧，只派那名黄姓宫女用黄绸尸布将洪秀全的尸骸裹起，安葬于御林苑东边的一座山上。

6月6日，在城内一片喧嚷，传言官军即将入城的情况下，众人才扶幼天王洪天贵福登基。新天王年仅十六岁，毫无治国或从政经验，遂决定由干王洪仁玕掌管朝政，封李秀成为大元帅，执掌兵权。用洪天贵福的话来说：“朝事都是干王掌管，兵权都是忠王掌管，所下诏旨，都是他们做现成了叫我写的。”

由于洪仁玕尚在湖州，所以军政大权基本都掌握于李秀成一人之手，然而不管城内的军政事务究竟由谁主持，都已经无法动摇大局。

激将法

湘军在天京城下所挖的地道虽然均在四米半深的地下，但在开挖时，地道内必然要放置灯火用于照明，烟气上灼，使得上方的植物不是呈微黄色就是枯死，这样很容易就会被城头上的太平军所发现。

穴地攻城法本为太平军首创，太平军自然也精于此道，对如何反制亦不陌生。他们一边据城射击，一边在外城根修筑“月围”。所谓“月围”，就是附城筑垣，用以破坏地道。在“月围”范围内，太平军同样挖沟穿穴，一旦与湘军地道穿通，即灌沸汤毒烟，或近身肉搏，予湘军以杀伤。

获悉湘军的地道挖掘受阻，曾国藩又着急起来，认为“地道轰城，系蛮干之法，无必胜之道”。有“曾铁桶”之称的曾国荃没听哥哥的话，他再次发挥其悍不畏死的蛮劲，命令所部缩小包围圈，争取将拦路的“月围”尽数摧毁。

在曾国荃的指挥下，湘军进一步拉近了环形防御工事与城墙的距离，有些地方离城墙已不到三十米。他们把大炮集结于阵地之上，对“月围”进行猛烈轰炸，轰炸过后，再进行集团式冲锋。

最终，曾国荃用伤亡三千人的代价攻克了“月围”，但是地道仍大多为守军所破，有的虽尚未遭到破坏，但所引爆的火药因药量不足，作用也不大。

战至6月，湘军所挖的三十四条地道一条都没有奏效，伤亡却已增至四千余人，其间所策划的里应外合，献城归降的办法也全都流产。这时距离曾国荃顿兵天京城下已近两年之久，却仍然师老无功，进展缓慢。京城官员们对此议论纷纷，各种怪话纷至沓来，都怀疑曾国荃攻不下天京，只有文祥等少数人尚对其抱有信心。

为了能够早日看到克复天京的捷报，朝廷在加紧对曾国荃进行催责的同时，命曾国藩敦促李鸿章前来参加会攻。收到朝廷旨意，曾国荃急得生了肝病，几乎躺倒不能理事。曾国藩则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深知李鸿章的淮军在攻坚克城方面的能力已经超过湘军，而攻克天京乃“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曾国荃并不愿意与他人分享其功，一旦李鸿章参加会攻后，令曾国荃相形见绌，必然会加重曾国荃的病情。可是另一方面，如果李鸿章不来，曾国荃这边仍是毫无进展的话，也一样会把他这位弟弟弄得急火攻心，更何况，宣李鸿章参战乃朝廷旨意，并无适当理由进行推托。思虑再三，他还是决定请李鸿章带炮队前去天京助战。

李鸿章是个聪明人，哪能体会不到曾氏兄弟的窘迫和尴尬。他当即启奏朝廷，替曾国荃进行辩解，认为曾国荃围攻天京两年，虽然尚未能恪尽全力，但也仅一步之遥。他说他还听曾国荃讲过，围城部队最大的困难不是缺兵而是缺饷，所以暂时不需要添加援兵。

朝廷再催，李鸿章就抛出另一个理由，说所部兵将在久战之后未得休养，官兵均疲乏不堪，况且已经在全力进攻湖州的太平军，无法在近期内赴天京作战。

李鸿章此举可算是给够了曾氏兄弟面子，让曾国藩很是感动。问题是，倘若天京依然是久攻不下，不管李鸿章再怎么推托拖延，最终还是要来的。

曾国荃既愤且急，不惜对将领们用上了激将法：“别人就要来了，我们在这里辛苦了整整两年，难道就要这样把功劳拱手让人了吗？”这些将领自然没有一个甘心，纷纷表示：“愿尽死力！”

重新审视战局，曾国荃发现太平门外的龙膊子和地堡城值得重视。龙膊子乃钟山西麓余脉，地形弯弯曲曲，状似龙的一条脚脖子，因此得名。地堡城和钟山上的天堡城同为太平军所修筑的军事要塞，二者可上下呼应，天堡城早已为湘军所夺，但地堡城仍在太平军手中。

曾国荃一声令下，湘军日夜发炮进行轰击，终于拿下了龙膊子和地堡城。至此，他们控制了城外最后一处制高点，可以俯视城内，居高攻击。

破城

自1864年7月4日起，湘军各营逼近天京城墙根，使用云梯，昼夜不息地轮流发动猛攻。该轮攻势启动后，湘军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总兵陈万胜以下许多将领相继战死。

在实施车轮战法攻城的同时，曾国荃实施了两项措施，一是令兵勇将割下的数万捆柴草往城墙根下码堆，准备等堆到与城墙一样高时就强行登城，二是利用地堡城既紧靠城墙，又居高临下的优势，筑炮台于其上，不停地向城中进行俯射，使得守军在城头上不能立足。

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掩护一个重大的企图：重开地道！

经过十五个日夜的隐蔽作业，7月18日，大功告成。曾国荃亲率李臣典等人到地道口进行指挥，共填充火药六千袋计三万斤。李秀成觉察到情况有异，当天晚上率两队各数百人的敢死队，穿着清军号衣，分别从太平门和朝阳门潜出，对湘军发起突袭。

湘军久战疲惫，太平军抓住机会烧毁了全部的柴草堆，遗憾的是在湘军的拼死反击下，终究未能攻破保护地道口的大垒，从而与守住天京的最后一次机会失之交臂。

次日，五更时分，小天王洪天贵福做了一个令他惊恐不安的梦，他梦见官军把城墙轰塌，冲进了城内。这其实是一个即将成为现实的噩梦，当天，曾国荃站在龙膊子制高点处进行观察，看到城内太平军正四散觅食，城防空虚，于是决定实施总攻。总攻前，他申明军纪，麾下的九名高级将领则一一立下了军令状。

中午时分，随着霹雳一声巨响，湘军引爆了地堡城附近地道的火药，太平门的城墙被炸塌二十余丈，烟尘蔽空，砖石纷飞。湘军官兵从缺口处蜂拥而入，李秀成闻讯急忙赶到太平门，指挥太平军进行堵击。在太平军的猛烈射击下，四百余人的湘军先锋部队即刻毙命，然而随着湘军后续部队不断压上，太平军终于抵御不住，接连向后败退。

亲自到前线坐镇指挥的曾国荃见状，趁机命令其他各门的湘军搭起云梯，强攻而入。除中关门外，各门均被攻破，守军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再无能力将湘军逐出城外。

眼看大局已定，李秀成被迫退回了朝门。此时洪天贵福和他的两个弟弟光王、明王来到朝门，请求李秀成救他们出去，李秀成没法把他们都带走，只能携洪天贵福一人出逃。出逃时，李秀成传令在天王府和各王府同时放火，对宫殿进行焚烧。在太平军“城中不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的呐喊声中，城中燃起熊熊大火。

赵烈文原为曾国藩的机要幕僚，奉命在曾国荃大营中协调各项事务。他这时尚未入城，从兵营远眺天京，可以看到城内火光烛天，而且天王府也燃起大火，且火光冲入云霄，他估计可能是府中储藏火药的地方被引燃了。

意识到已铁定破城，赵烈文等大营留守人员欢声雷动。下午5点，曾国荃回营，赵烈文忙率众人上前祝贺。曾国荃穿着短布衣，光着脚，早已是汗泪交加，他示意众人先不要急着祝贺，随即便让赵烈文赶快替他写奏折向朝廷报捷。

赵烈文很快就交了稿。晚上六七点钟的时候，他听说各营入城后，官兵贪图抢掠财物，多单独行动，已使部队呈游兵散勇状，接着又见留营兵勇甚至杂役也都争先恐后地进城搜刮，路上肩挑背负的人络绎不绝，顿感不安。

赵烈文无功名在身，他经人引荐刚入曾幕时，曾国藩对他的印象还只是一般，所交授的第一项任务是视察湘军水陆各营。赵烈文视察后向曾国藩报告，说樟树营陆军营制很是松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平素最不喜欢夸夸其谈的书生，连大名鼎鼎、给肃顺做过幕僚的王闿运都被他归入此列，听了赵烈文的话后，立刻流露出了不快的神情。

赵烈文善于察颜观色，见状只好以母病为由辞行，曾国藩也顺水推舟地立刻予以批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十天不到，湘军周凤山部果然在樟树大败。这件事让曾国藩认识到，赵烈文的见识和观察力都高出普通幕僚，于是后来又再次延聘赵烈文入幕，并对他越来越信任和器重。

曾国荃因久攻天京不下，感到帐下缺乏谋略之士，他早知赵烈文之才，多次写信请他前来相助，可是赵烈文并不愿往，曾国荃便又让哥哥出面做工作，赵烈文这才勉强答应。

赵烈文反对纵兵抢掠，认为有损湘军声誉，同时他也担心太平军会乘此机会扭转局势或突围逃逸，因此连忙入帐劝曾国荃亲往弹压。曾国荃此时已疲惫至极，一动都不想动，他瞪着眼问赵烈文：“你想要我去哪里？”赵烈文答道：“听闻缺口（指湘军的包围缺口及缝隙）很大，恐怕需要你亲自去堵御。”曾国荃摇摇头，不再理会赵烈文，赵烈文只得走出帐外。

丧尽天良

晚上8点，赵烈文听到龙膊子至钟山孝陵卫一带传来炮声，知道太平军正在组织突围。鉴于城池虽破，但“逆首”李秀成等人仍不知下落，他于是再度入帐去找曾国荃。

曾国荃已经睡着了，赵烈文把他从床上摇醒，告知详情并请求派骑兵进行堵截。曾国荃却不以为然，在床上躺了好长时间后，才爬起来，掌上灯，但并不是要派兵堵截，而是与赵烈文商量如何修改那份奏折。商量完了，他让人重新缮写新稿，然后又重新睡下了。

曾国荃及其部下的大意懈怠，给突围者带来了机会。赵烈文所听的炮声正是城中的突围信号，趁湘军正热衷于抢掠，太平军一部分缒城外逃，另一部分一千多名步骑兵，在李秀成的率领下，换穿官军服饰，保护小天王洪天贵福伺机冲出。

因为人数较多，李秀成这一部分人马突围起来要困难得多，几次要冲出去都没能找到机会，众人手足无措，唯知惊恐流泪。这样一直拖到凌晨1点过后，李秀成一马当先，率部向太平门城墙被炸塌的缺口处猛冲。湘军有四个营负责守卫缺口，但这四个营的精锐大半在城中未返，留在缺口处的皆为疲惫士卒，根本挡不住对方，太平军仅损失了数十人便得以出城。

冲出城之后，突围部队还要越过层层叠叠的湘军营寨及其所挖的深壕高垒。好在这一方向的萧孚泗等营与缺口守军的情况类似，看到了也不敢上前阻击，只能咋咋唬唬地胡乱放炮。

眼看太平军已经绝尘而去，各营忙派人向大帐进行报告。因为曾国荃还在睡梦之中，报信的人不敢随意惊动，便先行向赵烈文汇报。赵烈文稍加分析，马上断定李秀成等“逆首”就在这支突围部队之中。

赵烈文深知，曾国荃花两年时间才攻破天京，如果再让“逆首”逃脱，不但不能得到大功，反而还将招致朝廷的严厉谴责。他再回头一看，按照曾国荃要求重新缮写奏折的人还没有完工哩，此情此景令他长叹一声，颇有“竖子不足与谋”之感。

赵烈文一溜小跑，赶到大帐，在将曾国荃叫醒后，将太平军突围成功一事以及自己的估计告诉了他。曾国荃这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顿时也是又急又怕。赵烈文赶紧对他说，可以在奏折内增加几句话，以便留下退身步。曾国荃连连称好，并急调骑兵进行追击。

李秀成将部队一分为二，前队保护洪天贵福先逃，后队由他率领，阻挡湘军的追击。洪天贵福随前队逃出，年底在南昌被俘。因为突围时，洪天贵福没有马骑，李秀成便将自己的好马让给他，改骑了一匹普通的马。在方山一带，李秀成与其他人失散，坐骑也失去了行走和奔跑的能力，他被迫步行避入附近的方山。

几天后，方山山民王小二上山砍柴，在庵内发现了饥肠辘辘的李秀成。他一下山就将这一情况向村董陶大兰进行报告。两人合谋将李秀成哄骗下山，捆绑送入萧孚泗军营。

萧孚泗看到李秀成眼睛发亮，立即贪天之功为己有，向曾国荃诳称是自己抓获了李秀成。他还怀疑李秀成尚有财物藏在陶大兰家（实际李秀成随身所带财物吊在一棵树下，且已被另一群山民拾去），于是便派人将陶大兰全家连同邻居都抓到营中进行拷问，逼他们供出财物藏匿之所。陶大兰所在村庄的村民知道后，都吓得跑掉了，以致整座村庄变得空空荡荡。

赵烈文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愤慨，责骂萧孚泗丧尽天良，说他“以后死都不知道要死在哪里”。

萧孚泗干的缺德事远不止这一件。本来李秀成虽下令焚烧天王府和各王府，但可能大家都急于突围和出逃，天王府并没有被烧毁，即便赵烈文看到天王府燃起大火，亦未伤及根本。可是萧孚泗在抢劫天王府后，为了掩盖罪证，却纵火烧掉了天王府。

其他湘军各营在抢劫的时候，也四处放火。江宁城（城破后，自然无人再以天京相称）的大火烧了八天八夜，数十道紫绛色的烟尘如同大山一样，长久地屯结于空中，经久不散。赵烈文估计，城内所烧掉的王府及房屋，只有十分之三是太平军所为，其余都是湘军干的。

至攻破城池，曾国荃军的欠饷已达十七个月之久，官兵甚至一度不得不靠食粥度日，一旦大功告成，曾国荃既无心也无力对其部属进行约束。赵烈文指出萧孚泗在抓获李秀成一事上系欺诳冒功，但曾国荃不肯深究，赵烈文请求他对入城后的湘军下达“止杀令”，他也不同意。

曾国荃的放纵态度直接导致许多无辜居民被害。赵烈文在江宁的大街上行走，看到沿街死尸九成都为老者，即便侥幸未死的人也无不负伤，有的甚至中了十几刀、数十刀，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倒是精壮者因为被兵勇抓去抬运抢劫物品，反而死的不多。

左宗棠说过，他虽然戎马一生，但始终谨守“不重伤，不禽二毛”的古训，决不伤害年长的人。曾国荃军如此滥杀无辜，令赵烈文都看不下去，直斥：“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谶语

1864年7月31日，一名信使骑快马冲进北京城门。他一边策马飞奔，一边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红旗。

红旗是报捷的信号，表示已战胜了国家最危险的敌人。这名信使随身还携带着一份特快公文，上面标有“六百里加急红旗报捷”的字样。“六百里加急”是清帝国官邮最高等级的特急件，凡是这样的特急件，信使都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一刻不停地送达京城。

特急件为两江总督曾国藩、两广总督官文所写，他们在文件中详细描述了金陵城的收复经过以及对太平天国所造成的毁灭性打击。虽然曾国荃亦有单独的奏疏，但只有曾国藩、官文所寄来的这份文件，才能为克复天京，或者说太平天国的灭亡盖上大大的戳印。

收到特急件后，朝廷立即在公报上予以发布，同时对有功之臣大加封赏，其中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曾国荃赏加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伯爵，两人均赏戴双眼花翎。

太平天国运动是除两次鸦片战争之外，对清帝国影响最为深刻的一次事件。同治皇帝在以他名义发布的诏书中，进行了简要概括：“这次叛乱从开始到现在，历时十五年，叛乱者占领江宁达十二年之久，其间他们践踏了十多个省，造成数以百计的城市沦陷。”

年幼的同治皇帝宣布他将亲自到天坛进行祭祀。十二年前，当江宁落入太平军手中时，清帝国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咸丰诚惶诚恐，在禁食斋戒后赶到天坛，忏悔自己可能招致上天愤怒的种种过失，请求上天予以宽恕和帮助。一晃十二年个春秋过去了，作为清帝国的继承者，同治又将前往同一个地点，只不过这次他的心情是轻松和愉悦的，因为他只需替父亲向上天还愿，感谢“苍天的怜悯”，而不用再自贱式地将自己狠批一通了。

清帝国似乎危机已除，但有些明智之士并不这样想。李秀成被俘后，赵烈文特地前去看望，并征询他对今后局势的看法。李秀成直言虽然他已身陷囹圄，但天下不会从此太平。赵烈文问为什么，李秀成说他看过星象，“天上有数星，主夷务不靖，十余年必见”。

赵烈文是懂《易经》和星象的，他问李秀成所观察的那几颗星的星名度数。李秀成不是士大夫一类的文化人，他的星象学只是土法星象学，哪里知道什么正经的星名度数之类，他随后的回答仅被赵烈文认为是“鄙俚俗说”。

李秀成关于夷务之患，十余年必见的预言，成为了同治年间第一个能够得到事实验证的谶语。李秀成死后十年，即1874年，发生琉球事件，日本侵犯台湾。琉球事件虽然只是个引子，却是随后夷务之患的导火索。正是通过琉球事件，日本看到了清帝国的外强中干，于是整军备战二十年，直至发动甲午战争，从而给清帝国造成了重大变故，清帝国走向末落乃至垮台，可以说都离不开甲午战争的影子。

外患终究只是一种挑战。如同太平天国的灭亡一样，所有败亡的种子都深埋于其内部。1867年，即赵烈文、李秀成对话后的第三年，赵烈文与曾国藩又进行了一次极为深入的秘密谈话。

其时不仅太平天国，就连捻军也已遭到彻底镇压，但曾国藩对当时社会的时风日下、民穷财尽感到忧心忡忡，他问赵烈文是否会因此出现重大的社会变动。赵烈文分析说，暂时还不会，但随着时间的推延，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其过程是先“分剖”，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到一定时候再“抽心一烂”，到那时，如果连中央政权都维持不住，土崩瓦解的局面就自然而然形成了。

赵烈文道出了同治年间第二个被事实所验证的谶语，他预测：清帝国将在五十年内灭亡！

曾国藩当时虽然不完全相信赵烈文的预测，但他也知道这一天终将到来。他颇为无奈地对赵烈文说：“我每天都希望自己能快点死掉，免得看到朝廷走向末路。”

有一点却是曾国藩永远设想不到的，那就是清帝国败亡的种子其实就撒在了湘军中间。

攻占江宁后不久，因深感湘军暮气已深且恐遭时谤，曾国藩对湘军进行了遣散。对于很多军人来说，遣散等于失业。他们在花光从军营带回来的金钱后，穷困无聊，便纷纷加入哥老会起兵作乱。从前曾国藩处置会党，实行的是屠杀政策，如今不同了，哥老会的这些人都是共过患难，一起出生入死的袍泽，曾国藩只能代之以从宽办理、孤立首领以安众心的办法，再不敢咬着牙斩草除根了。

曾国藩在世的时候，哥老会虽然在湖南年年起事，但未见大的干戈。曾国藩死后，哥老会的势力从湖南迅速扩展到湖北，两湖成为会党的重要潜伏地。到了光绪末年，哥老会加入革命党，一同掀起反清浪潮，最后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清帝国完全垮台。

辛亥革命爆发于1911年，掐指一算，离赵烈文留下谶语的那一年，相距四十四年，真的没能逃过五十年的宿命。

血，到底不能洗血。曾国藩和湘军用无情杀戮太平军及无辜者，用噍类无遗，用尸山血海，为清帝国延续了四十多年的寿命，不料四十多年后，这个帝国却被他们亲手埋下的种子给推翻了。

谁能说这不是一个奇迹，然而谁又能说这仅仅只是一个奇迹！

（全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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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晚清帝国风云系列·鸦片战争

第一章 有心才能办事

枪壮㞞人胆

“好皇帝”的委屈

众望所归

以德治国

“妙书”竟是淫书

千里马

尚武精神不能丢

奇奇正正，虚虚实实

仿生军事训练

命中克星

陋规

比拼演技

一地鸡毛

洋人地里的泥巴

将鸦片斩草除根

虎门销烟

第二章 命运的傀儡

无知者无畏

骑虎难下

知道了

洋窦娥

能要人命的符咒

只有先谈一谈了

究竟安的什么心

这回真不是装

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非常规战术

皇帝差你干什么来了

你说爽不爽

我与夷人的那点事

心累了

贪官亦是忠臣

打的就是你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

不是一个好兆头

黔驴技穷

第三章 一叶而知秋

乱点鸳鸯谱

虎头人

打不如偷

黑水党

先剿后抚

溃散一空

不一样的八旗

惊叹号

屈服

极品家丁

独闯虎穴

晏子使楚

弦外之音

名不虚传

第四章 天地一沙鸥

嘴皮子上的战争

表演给谁看

茶话会环节

怕什么来什么

又蠢又犟的官

急事岂容缓办

只要能办事就行

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的理由

你要的是什么

糊涂条约

真面目

用错了人

指桑骂槐

最后一份奏折

平衡木

第五章 无比沉重的担子

后果是什么

两全其美的办法

来者不善

辩论赛

入城万不可行

十万长城

来自京城的圣旨

最后一根稻草

选谁不选谁

立储

交班

工作狂

广西出事了

光荣的囚徒

星斗南

第六章 崭新的开始

放虎归山

三个和尚

非常手段

这不是命又是什么

不忠贞怎么叫烈女

镇山之宝

湘军

戚氏练兵法

衙门也是一条食物链

庙小妖风大

惹不起，还躲得起

皇天不负苦心人

第七章 当亡不当亡

江青天

出奇制胜

面对面角逐

救火队长

江天忽报大星沉

悲催搭档

心惊肉跳

所向披靡

来自北京城的紧张空气

殊死一搏

拜将

玉石绵羊

强弩之末

看谁先着急

蒙古骑兵

第八章 华丽转身

高帽子白送了

有教无类

兵家之大忌

西洋镜

大福星兼大贵人

漂亮的伏击

天晴了

飞将军

以猛对猛

第一苦命人

以理学治兵

以静制动

参考文献

晚清帝国风云系列·湘军崛起

第一章 戏从对手中来

不阴不阳的一句话

奸臣与忠臣

三顾茅庐

无防护炮战

巨石咽江声

什么叫破绽

取败之道

分飞燕

此消彼长

双面胶

斗兽场

诈降

关键是看时机和成效

将计就计

以诈应诈

第二章 平乱专家

五色鸟

瑚琏之器

精神殊为一变

绊马坑

人品五五开

标本兼治之法

万金油

雕剿法

决不能走

气可鼓不可泄

连升四级

号令不出三十里

一山难容二虎

最难熬的时期

第三章 用时间来熬

谁给谁添堵

血途程征

重新找回了自信

转危为安

再坚持一下

遗书

好钢用在刀刃上

狼来了

御将之术

哪里是轻轻巧巧就能做到的

红单船

以父之名

定时炸弹

人生好比在作秀

天无二日

全城大搜杀

送走神，来了魔

第四章 时间真是一把杀猪刀

财政危机

一摊又一摊

人心都是肉长的

选秀女

皇帝的私生活

大礼包

最佳拍档

谍报与反谍报

迷惑阵

洪兵大起义

暗战

练勇

码头炉

生财有道

使命和责任

第五章 妙计究竟妙在哪里

非得用棍棒不可

一厢情愿

不一样的味道

兵临城下

假痴不癫

恶心死人不偿命

珠江之战

硬碰硬地对攻

超限战

看不见的战斗

顾全大局

十二罪状

另一种搭配

世故这东西

夫人外交

右眼跳，贵人来

第六章 零丁洋泊叹无家

人才蓄水池

接力棒

新一代

水火不容

报复

至关重要的文件

最后一次占卜

怎奈诸君壁上看

六不

阶下囚

海上苏武

唐僧肉

不给也得给

武器制胜

形势比人强

泣血折

第七章 放手一搏

东征

回马枪

陷阱

包营为营

人算不如天算

最惨痛的失败

放手一搏

练兵

与时间竞赛

小菜一碟

霸王硬上弓

激将法

将计就计

大搏杀

战场之狐

第八章 现实与梦境的距离

扎堆而来的伯乐

迈不过去的门槛

小吏就算了

您能袖手旁观吗

老油条才想得到的办法

左三先生

书生何惧长毛

比的是计算

铁打的宝庆

你知道举人左宗棠吗

死路一条

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参考文献

晚清帝国风云系列·火烧圆明园

第一章 天下兵将只靠湖南

第一勇将

有什么难的呀

多龙鲍虎

笔墨游戏

以上制下

表面文章

唯一劲敌

胡文忠地图

先发制人

兵家所忌

叩一百个头

围城战

神来之笔

破釜沉舟

待机而动

第二章 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

离间计

围魏救赵

大事去矣

崭新的一页

败得十分彻底

大黄旗

宿松之会

三千里外觅封侯

书剑飘零

指南针

未必不可以挽回大局

心结

不能不专用湘军了

哪壶不开提哪壶

第三章 从未见过如此有胆魄的人

黄老可医心病

仅仅只是图景

岂能引狼入室

洋枪队

事实并非如此

风波

第一条也是最好的消息

震惊和困惑

世界上最愚蠢的傻瓜

薄弱点

18世纪的武器

自杀式的勇猛

想不打败仗都难

英勇的中国军人

徒手掷出的炮弹

天不助我

第四章 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

巡幸木兰

撒手锏

绝望的破产者

你们怎么如此贪得无厌

难以穿越的鬼门关

没有一个后退

欲脱虎口，又入狼群

软硬兼施

犒师求和

万园之园

宫殿对所有人敞开大门

开门揖盗

该服还得服

火烧圆明园

十六抬金顶大轿

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

第五章 撑起两根穷骨头

每战必败

救急不如救缓

南方之事

无济于事

严重危机

嵌字联

不用兵就能统一天下

鲍膏

曾铁桶

唯懵懂足以成事

最好消息

楚军

挺经

又向祁门走一回

不知天意如何

第六章 胜天半子

笨人下棋

要不要撤围

功亏一篑

第一悍党

杀人如麻

各怀心思

四两拨千斤

多谋而善战者皆天授

五星连珠

清歌于漏舟之中

师夷长技以制夷

鹿血断饮

出师未捷身先死

英姿飒爽来酣战

第七章 非重用汉人不可

用好此人

段子

汉人是得罪不得的

都不是善茬

钩弋故事

我等你很久了

以退为进

他们究竟安的是什么心

把刀磨到雪亮

多虑了

不是自己找骂吗

你这封信怎么写呢

下象棋

哪里还敢自高

多米诺骨牌效应

第八章 至为关键的几个月

新型洋枪队

今非昔比

惊弓之鸟

担忧是多余的

向化

哭秦庭

舍我其谁

民风

走捷径

站墙子

嫁出去的女儿

必须讲信义

真神技也

用一个字来概括就行

真情流露

第九章 除了拼命就是更拼命

置之死地而后生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国女婿

试枪

我中弹了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一片愁云惨雾

把肠子都悔青了

方寸大乱

如芒在背

极古今之恶战

东巡

炸死了一排排的人

收获远远抵消了损失

革新政策

胜利魔杖

第十章 愤怒而又绝望的嘶喊

外围战

炮战

谈判

受降如受敌

杀降

茫然不解

痞子放赖手段

请一刀杀了我

一切都晚了

甜露

放火烧朕城了矣

激将法

破城

丧尽天良

谶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