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艾伦·塞利格曼、桑尼·梅塔和莉兹·考德尔

一起走过的日子

“伟大的战役大多是在地形图的折痕上打的。”

目录

第一卷

满桌的陌生人

地狱之火

“电梯男孩邪邪的善举”

艾格尼斯大街

贻贝船

困厄

第二卷

遗产

众圣之地

在档案馆里

阿瑟·麦卡什

工作的母亲

夜莺地板

屋顶上的男孩

打野禽

轰炸机之夜

颤动

星形犁

卖小匕首的街

带围墙的花园

致谢

记忆的棱镜

记忆的棱镜

《战时灯火》金句

第一卷

满桌的陌生人

1945年，我们的父母走了，把我们留给两个可能是罪犯的人照看。我们当时住在伦敦一条名叫卢维涅花园的街上。一天早上，要么是母亲，要么是父亲提议全家人早饭后坐下来谈一谈，他们告诉我俩他们要离开我们到新加坡去上一年。算不得太长，他们说，可也不是一趟短暂的旅行。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得到很好的照顾。记得父亲道出这个消息时，坐在某一把那种不太舒服的铁制花园椅上，母亲则穿着夏天的裙子站在他背后，看我们作何反应。过了一会儿，她抓过姐姐蕾切尔的手来抵在腰上，仿佛能给它带来温暖。

我和蕾切尔都没有作声。我们望着父亲，他正在跟我们详述这趟行程的细节，他们要乘的是新式阿弗罗都铎I型飞机，是兰开斯特轰炸机的后裔[1]，巡航速度每小时可以超过三百英里。在到达目的地前，他们必须至少转两次机。他解释说，他升职了，要去接管联合利华设在亚洲的办事处，这对他的事业来说是更上层楼，会给全家人都带来好处。他说得很严肃，母亲听着听着侧过身子去看她那八月的花园了。父亲讲完后，母亲看我一脸迷茫，就来到我身边，用手指梳弄我的头发。

我当时十四岁，蕾切尔快十六了，他们跟我们说，假期里会有一个监护人来照顾我们，母亲用的就是这个词。他们说那人是他们的一个同事。我们已经见过他了——我们一直都管他叫“蛾子”，这名字是我们给起的。我们家里都有起外号的习惯，这表明我们是一个有伪装的家庭。蕾切尔早就告诉过我，她怀疑那人的身份是罪犯。

这样的安排显得有点奇怪，但在战后那段时期，生活依然没有头绪，依然有点乱，所以我们对这样的安排并没感到有什么不寻常。我们接受了这个决定，是孩子都会接受的，也接受了由“蛾子”在父母不在的时候照顾我们。他最近成为了我家三楼的房客，是个低调的人，个子虽然大，但举手投足都带着羞怯，还真有点像蛾子。爸妈肯定认为他是可靠的，至于他们看没看出来蛾子是罪犯，我们说不太准。我猜想，曾经家里也有人努力要让我们的家庭变得其乐融融。父亲隔三岔五会叫我陪他去联合利华的办公室，周末和银行休假日那里通常都没人。他在那儿忙自己的事情，我就在那栋大楼的十二层瞎逛，宛如置身在被遗弃的世界中。我发现，所有办公室抽屉都是锁着的，废纸篓里空空如也，墙上没有画，不过父亲办公室的墙上倒是有一幅大大的立体地图，标出了公司在海外设的点：蒙巴萨、可可群岛、印度尼西亚。离本土稍近点的有的里雅斯特、赫利奥波利斯、班加西、亚历山大港等地中海沿岸城市，我想那些地方都是归父亲管的。他们就在这里掌控着数以百计的船只往来于英国和东方。地图上标出那些城市和港口的小灯珠在周末关着，跟那些遥远的贸易前哨站一样隐没在黑暗中。

到了最后关头，爸妈作出决定，母亲会在夏天的最后几周里留下来，把房客照顾我们的事安排停当，帮我们做好上新寄宿学校的一应准备。父亲孤身飞往那个遥远世界前的星期六，我又一次陪他去了趟位于柯曾街附近的办公室。他建议我们好好走上一段，因为，他说，在接下来几天里他的身体都将会窝在飞机上伸展不得。于是我们搭公共汽车去到自然历史博物馆，然后一路走着穿过海德公园直抵梅费尔。那天父亲显得不同寻常地兴致高昂，边走边唱着“家纺的衣领恋家的心，走遍天涯难舍故园情”，唱了一遍又一遍，几乎到了洋洋自得的地步，仿佛这是一条天经地义的道理。这歌词什么意思呢？我不很明白。记得进入办公室所在的大楼需要几道钥匙，他们公司的办公室占据了那栋楼的整个顶层。我站在那幅灯珠依然没打开的大地图前，努力记着父亲在接下来的几天几夜里会飞经的城市。即便如此我还是喜欢地图。他来到我身后，打开了灯珠，立体地图上的山脉霎时投下了阴影，不过这时我不太注意那些灯珠了，我更注意的是被淡蓝色灯光照亮的港口，和大片没有被照亮的陆地。这已经不再是一幅能一目了然的景象了，我怀疑蕾切尔和我看待父母婚姻的眼光一定与此相仿，有些东西是我们无法意识到的。他们很少跟我们讲起自己的生活。我们习惯了片面的故事。父亲一直沉浸在稍早那场战争的最后阶段中，我认为他并不觉得自己和我们是一路人。

说到他们的离开，大家已经接受了，母亲必须要跟他一起走：她不可能，我们是这么想的，离开了父亲而存在——她是他妻子。与母亲留在卢维涅花园照顾我们相比，把我们留下会对整个家庭少造成一点伤害，会减少一点整个家庭分崩离析的可能。据他们的解释，我们俩的学校都是好不容易才进去的，不能这么一下子说离开就离开。父亲离开前，我们全都和他拥抱，四个人抱作一堆。蛾子在那个周末很知趣地消失了。

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我一时还有点难以置信。我依然难以确定，接下来的日子会毁了我的生活，还是会令它充满活力。这段日子里我会摆脱家庭习惯的条条框框和限制，但随后，作为结果，我会在行事上变得犹豫不决，就仿佛我已经太快地耗光了自由。不管怎样，现在我已经到了能谈论此事的年纪，谈谈我们怎样在陌生人的臂膀保护下成长。这有点像是在弄明白一个童话寓言的含义，这个童话寓言关于我们的父母，关于蕾切尔和我自己，关于蛾子，也关于后来加入我们生活的其他人。我觉得这样的故事都有固定的套路。某人接到一项考验，要他去完成。没人知道谁掌握着真相。人们既不是我们所想的身份，也没有出现在我们认为他们该出现的地方。还有一个人会在不知道的某处旁观一切。我记得母亲很喜欢讲亚瑟王传奇里交给忠勇骑士们的那些令人心情复杂的任务，记得她是怎么跟我们讲那些故事的，这些故事有时候会把场景设定在巴尔干半岛或意大利某个有名有姓的小村子，她声称自己到过那里，还会替我们在地图上找出来。

父亲离去后，母亲的存在感变强了。以前我们无意中听到的父母对话都在讲大人的事情，可现在她开始跟我们讲她自己的故事，讲她在萨福克郡乡村的成长轶事。我们特别喜欢“屋顶之家”的故事。我们的外公外婆住在萨福克郡一个名叫众圣之地的地方，那里生活安静无扰，平日里只闻河水潺湲，间或从邻村飘来一声教堂的钟鸣。但某个月里，有一家人住到了外公外婆家的屋顶上，把东西到处乱扔，相互间大呼小叫，声音响到钻透了天花板，打扰到了母亲家里的生活。那是一个长了一脸大胡子的男人和他的三个儿子，其中最小的那个从不吵吵，很多时候都是他爬梯子把一桶桶的水拎去给屋顶上的那几个。不过每次母亲从屋子里走去鸡窝捡鸡蛋，或是上汽车，都看见那个小儿子在盯着他们看。这一家子是搭茅屋的匠人，干修补屋顶的活计，整天都很忙。到该吃晚饭的时候，他们就放好梯子离开。可后来有一天，一阵强风猛地刮来，把小儿子刮得失去平衡，从屋顶上栽了下来，砸破了欧椴树形成的凉篷，摔在厨房旁边的石板地上。他的两个哥哥把他抬到屋里。那个名叫马什的孩子跌破了髋部，赶过来的医生给他一条腿打上了石膏，跟他家人说不能随便动他。他必须待在厨房后部的一张两用沙发上，直到屋顶上的活儿干完。母亲要做的——她当时八岁——就是给他送饭。偶尔，她也会给他送去一本书，但男孩非常害羞，很少开口说话。那两个星期对他来说一定像一辈子那样漫长，母亲告诉我们。最后，他们的活儿干完了，一家人带上那孩子一起走了。

每当我和姐姐回忆起这个故事，总感觉它像一个我们不很能理解的童话故事的一部分。母亲讲得一点儿都不带戏剧性，男孩从屋顶掉落也一点不可怕，就像听第二遍的故事。我们肯定央求过她再讲一点那个从屋顶掉下来的男孩的故事，可听到的就只有这一个——在那个突然刮起狂风的下午，她听到他砸穿了欧椴树凉篷的枝叶后落到石板路上，发出重重的、湿漉漉的“嘭”的一声。只是母亲生活的朦胧线条中一个片段而已。

蛾子，我们的三楼房客，大多数时间都不在房子里，不过有时候也会回来得挺早，赶上吃晚饭。现在我们会邀请他跟我们一起吃，他总要装模作样地摆手推拒一番才会坐下来，跟我们一桌吃饭。不过大多数晚上，蛾子都会逛到比格斯街上去买一份晚餐。周围这片地区大部分都在德国大空袭的时候给毁了，那儿只有一些临时性的街边小吃摊。我们早就注意到他行踪不定，忽而出现，忽而消失，一直没弄明白他这样子是算不好意思，还是算吊儿郎当。当然，情况是会变的。有时我透过卧室窗口，会发现他正在黑黢黢的花园里跟母亲低声说话，或是一起喝茶。开学前，她花了不少时间想说服他帮我补习数学，此前这门课我在学校里老不及格，而在蛾子好久不给我补课后我又会重新不及格。不过这是后话，当时我对我们这位监护人唯一弄不明白的，还只是他为了让我深入理解几何定理而画的几乎立体的图画。

每次一说到战争的话题，我和姐姐就千方百计要从他那儿套出一些故事来，好知道他当时在哪儿，在干些什么。关于那个时期的回忆真假并存，蕾切尔和我都很好奇。蛾子和母亲会提到一些自战时起他们都很熟悉的人物。很显然，早在他来和我们同住前母亲就已经认识他了，但他居然也介入过战争让我们很感意外，因为从行为举止来看，他丝毫不像是个与战争有染的人。每回我们知道他在房子里，都是因为从他的收音机里传出宁静的钢琴曲，他现在的职业貌似跟一家管记账发薪水的机构有关。不过在我们几番撺掇后，他们还是透露了一些东西。我们得知，他们俩在战时从事的是“火警瞭望员”的工作，他们管工作的地点叫鸟巢，位置在格罗夫纳屋酒店的屋顶。我们俩穿着睡衣，喝着好立克牛奶，坐听他们俩回忆往事。一段轶事会打破表面，然后便消散了。一天晚上，就在我们不得不各自奔赴新学校前不久，母亲正在起居室的屋角熨烫我们的衬衫，蛾子犹犹豫豫地站在楼梯口，随时要走的样子，仿佛只有半个人在陪着我们。但就在那时，他非但没走，反倒跟我们说起了母亲一次夜间驾驶时的高超技巧。那时在实施宵禁，路上一片漆黑，母亲就要在这一片漆黑中把一批人员送去海岸地区的某个“伯克郡单位”。当时能让她硬撑着不睡过去的“只有几小块巧克力和车窗里吹进来的冷风”。蛾子在那儿不停地讲着，母亲听得好专注，只见她右手把熨斗悬空举着，不让它落到衬衫上把领子烧坏，全然陷入到了蛾子站在阴影中讲述的故事里。

我其实当时就应该知道的。

他们说的话会在无意中泄露出时间。有一次我们听说母亲曾截获过德国人的信息，并从贝德福德郡一个名叫奇克桑兹女修道院的地方把情报发过了英吉利海峡，母亲双耳紧贴着无线电的耳机，听着里面复杂的频率，又是从格罗夫纳屋酒店的顶上，到这时我和蕾切尔已经开始怀疑她干的根本不是什么“火警瞭望”了。我们慢慢意识到，母亲掌握的技能比我们认为的要多。她那美丽白皙的臂膊和纤细灵活的手指有没有带着明确的意图射杀过一个男人呢？从她跑上楼梯的优雅步态中我看出她有运动才能。这可不是我们之前注意到过的东西。在父亲离去后的那个月里，直到我们新学期开学她离去为止，我们渐渐发现了她身上更出乎我们意料却也更让我们感到亲近的一面。她手拿熨斗悬在空中，看着蛾子回忆他们早先岁月的那短暂瞬间，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父亲不在家，我们的房子开始变得更加自由，也更加宽敞了。我们跟母亲待在一起总也没个够。我们听收音机里的惊悚广播剧，家里的灯故意不关，因为想要看看彼此脸上的表情。毫无疑问，她听这些肯定觉得没劲，可当我们听到大雾中吹响的号角、狼嚎般的风声掠过沼泽、罪犯慢慢靠近的脚步声或是玻璃窗碎裂的声音时，都非要她陪着不可，这些时候我会想起她在没有路灯的暗夜里开车前往海岸地区的那个讲得有点潦草的故事。不过说到收听电台节目，她更感惬意的是在星期六下午，瘫坐在躺椅上，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博物学家时间》，把手上拿着的书撇在一边。她说那档节目让她想起萨福克。我们无意中会听到收音机里的男人不停地讲着河流、昆虫，以及他去钓过鱼的白垩溪[2]。这些东西听在耳朵里就像是一个微小而又遥远的世界，尤其是我和蕾切尔那会儿正趴在地毯上玩拼图游戏，把一块块小碎片拼到一起，拼成一片蓝色的天空。

有一次我们三个从利物浦街乘火车去母亲童年时在萨福克郡的家。那年早些时候，外公外婆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所以我们当时默不作声地看着母亲在房中漫步。记得我们总是得小心翼翼地贴着前厅的墙根走，要不然那已有百年历史的木地板就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这是一块会唱歌的夜莺地板，”外婆曾这样告诉过我们，“夜里要是有贼它会发出警告。”我和蕾切尔每次都会跳上去，故意弄出声响来。

不过我们最高兴的，还是和母亲一起待在伦敦自家的地板上。我们想得到她那种随意的、带点朦胧睡意的亲情，比我们之前得到过的更多。这就仿佛她回复成了更早前的自己。在父亲离开前，她就是个雷厉风行、行事干练的母亲，我们出门上学她就去上班，她下班回家则通常能赶上和我们一起吃晚饭。这个新的她的出现，难道是因为摆脱了丈夫的束缚吗？或者想得更多点的话，这是不是她在为离开我们而作准备，现在的她是她希望自己被记住的样子呢？她帮我补习法语和我要读的《恺撒之高卢战记》——她的拉丁语和法语好到令人惊奇——帮我准备上寄宿学校的东西。尤其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我们这个冷冷清清的家里，她居然鼓励各种戏剧表演，我们可以装扮成神父，或是踮起脚学水手和恶棍的样子走路。

其他的母亲也会这样吗？她们会背上插着把飞刀倒吸一口凉气跌倒在沙发上吗？蛾子在的话她当然绝不会这样做，但为什么她好歹这样做过呢？是她厌倦了日复一日用一成不变的方式来照顾我们？还是把戏服换上换下能让她变成另外一个人，不只是我们的母亲？而最棒的是，当第一缕晨光悄悄洒进我们的房间，我们会像犹犹豫豫的两只小狗那样进到她的房间，凝视着她没有化妆的脸，闭着的双眼，而她那白皙的臂膀却已经伸了出来，将我们揽入怀中。因为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去，她总是醒着的，总是在等着我们了。我们从来都没能惊到过她。“过来，斯蒂奇。过来，瑞恩。”她会轻轻道出私下里给我们起的小名。我想，每当此时，我和蕾切尔才会觉得我们是有妈的孩子。

九月头上，大皮箱从地下室里拿了出来，我们在一旁看着，母亲往里装连衣裙、皮鞋、项链、英文小说、地图，还有各种她觉得东方不会有的物品和用具，甚至看着根本用不上的毛料衣物，因为她跟我们说过，新加坡的夜晚经常是“清凉的”。她让蕾切尔照着一本旅行指南大声读出那里的地形和公交线路，还有当地话里的“够了!”“再来点”和“有多远？”。我们大声背诵着那些词语，用的是我们想当然的东方人的腔调。

也许她认为，目睹收拾大箱子的细节，和她收拾时的平静，可以让我们平静地接受她的旅程，而不是感受到更多的离别之苦。这几乎就好像我们在期待着她会爬进那种黑色的木头箱子(皮箱角的包铜让它真的很像一口棺材)，然后从我们身边被遣送走。装箱花了几天时间，让人觉得其中的活动缓慢而又命运攸关，仿佛一个老也讲不完的鬼故事。母亲就要发生变化了。她将要演变成某种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也许蕾切尔对此的感觉会有所不同。她比我大一岁多。这在她眼里也许颇有戏剧性。但对我来说，不停地考虑来考虑去，装好了再拿出来，然后再装进去，这一行为意味着永久性的消失。从母亲离去前开始，这所房子就成了我们与世隔绝的洞穴。只有寥寥几次，我们曾沿着堤岸到河边走过一走。母亲说，接下来的几周，旅行会是她只嫌太多的东西。

然后突然间，她就必须得动身了，出于某种原因比预期的时间提早了。姐姐跑到盥洗室里，给自己涂了张大白脸，然后就戴着那张没有表情的脸跪在楼梯顶上，胳膊箍着栏杆，怎么也不肯撒手。在前门边我加入了母亲和蕾切尔的争吵，都想把她劝下楼来。整件事仿佛是母亲刻意的安排，为的是不出现含泪告别的场面。

我有一张母亲的照片，面目几乎全被挡住了。我只是从姿态，即某种肢体上的姿势认出她来，尽管这张照片拍在我出生前。上面的她十七八岁，是她父母在家乡萨福克河的河岸上抓拍的。她之前在河里游泳，拍照时已经换好了衣服，正单脚站立，另一条腿朝旁边弯着在穿鞋。她的头朝下倾斜，因此一头金发挡住了她的脸。这张照片是母亲离去几年后我在空下来的卧室里找到的，那里还有寥寥几件她决定留着不扔的东西，照片就在其中。直到现在我都还留着。照片上的这个人几乎看不出任何特征，她笨拙地保持着平衡，守护着自己的安全。已然失去了身份。

***

九月中我们来到各自的学校。之前我们一直走读，所以对寄宿学校的生活颇不习惯，那里的每一个人早就知道，他们基本上已经被抛弃了。我们可忍受不了这个，刚到没一天就通过一个新加坡的代转邮箱地址给父母写信，求他们放我们出去。我算了算，我们的信先得搭一辆小货车到南安普顿的码头，然后一路坐船，到达并离开沿途的一个个港口，一点儿也没有着急的意思。等过了六星期，走了那么长的距离后，我已经知道我们这张抱怨的清单会显得毫无意义了。就说说我晚上得摸黑往下走三段楼梯才能找到厕所上这件事吧。大多数老寄宿生通常就尿在我们这层一个挑定的盥洗槽里，旁边就是别人刷牙漱口的地方。这已经是好几代学生形成的传统了——几十年尿下来，那个搪瓷脸盆已经蚀出了一条清晰的尿路。不过一天晚上，正当我睡眼惺忪地对着脸盆畅快时，舍监正好溜达到这里，把我在干的事觑了个正着。第二天的全体大会上，他针对自己撞见的这一卑劣行径发表了一番义愤填膺的演讲，还称即便在他参战的四年里也从来没目睹过如此下流的勾当。大厅里的男孩们震惊得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不过他们震惊的其实是舍监居然能对这样一个传统装作不知道，这可是自打薛克顿和P. G.伍德豪斯[3]成为学校里的大人物起就有的传统(尽管他们之中一个据传被开除了，而另一个在经历了许多争议后被册封了爵士)。我也满心希望能被开除，不料有个级长笑得停不下来，结果坏了我的好事。不管怎么说，我是没指望能从父母那里得到深思熟虑的答复，即便我在匆匆写就的第二封信的附言里加进了我的罪行。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读寄宿学校更多是父亲的意思，而不是母亲的，那样她或许能成为我们获得解脱的机会所在。

姐姐和我的学校相距半英里，要想有联络只能借上一辆自行车，在两校之间的公共草地上碰头。蕾切尔和我决定凡事都要同进共退。于是在第二周周中，也就是我们的恳求信还没到欧洲大陆的时候，我们在最后一节课下课后混在那些走读的学生里溜了出来，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逛到晚上，想着蛾子也该到家了，这才回到卢维涅花园。我们都知道，蛾子是唯一一个会像母亲那样听得进我们说话的大人。

“这么说，你们连周末都等不到了，对吧？”他就说了这么一句。家里面有个瘦子坐在我父亲平时一直坐的扶手椅里。

“这位是诺曼·马歇尔先生，他曾经是泰晤士河以北最棒的次中量级拳击手，都管他叫‘皮姆利科镖手’。你们听说过吗？”

我们摇了摇头。我们更在意的是蛾子把个我们不认识的人请到了父母家中。我们从来没想过这样的可能性。我们还为逃离寄宿学校的事感到紧张，不知道我们这位尚未经受过考验的监护人会怎样看待此事。不过不知怎的，我们的周中逃亡并没有让蛾子感到担忧。

“你们肯定饿了，我给你们热点烤豆子吧。你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火车，再转公车。”

“很好。”说着他走进厨房去了，把我们留给了皮姆利科镖手。

“你是他朋友吗？”蕾切尔问。

“不是。”

“那你怎么会在这儿？”

“那是我父亲的椅子。”我说。

他根本没理我，转向了蕾切尔：“是他要我来的，宝贝儿，他计划本周末在怀特查普尔搞一场赛狗。去过那儿吗？”

蕾切尔没作声，就好像人家不是在跟她说话一样。他甚至连我们房客的朋友都算不上。“叫猫叼了舌头了？”他朝姐姐问了句，接着就把浅蓝色的眼睛望向了我。“看过赛狗吗？”我摇了摇头，这时蛾子回来了。

“喏，两盘豆子。”

“他们从来没去过赛狗，沃尔特。”

沃尔特？

“周六我会带他们去的。比赛是几点？”

“奥米拉杯一直都是下午三点。”

“这些孩子有时候能在周末出来，如果我写个条子的话。”

“其实……”蕾切尔开口道。蛾子转向她，等着听她的下文。

“我们不想回去了。”

“沃尔特，我走了，看来你有麻烦事了。”

“哦，没什么麻烦的。”蛾子轻松地说道，“我们能搞定的。别忘了那个信号，我可不想把钱投到一条没用的狗上。”

“好的，好的……”镖手站起身来，手上做着“请放心”的动作，却相当奇怪地落到了我姐姐的肩膀上，然后就离开了。

我们吃着豆子，我们的监护人在旁边看着，丝毫没有要批评我们的意思。

“我会给学校打电话，叫他们不用担心。他们这会儿肯定都已经手忙脚乱了。”

“我明天一早应该有一场数学考试的。”我老老实实地交代道。

“他朝盥洗盆里撒尿，差点给开除了!”蕾切尔说。

我不知道蛾子能有多大面子，反正他马上开始施展手腕加以运用了。第二天一早，他陪着我们回到学校，找到了校长。校长是个个子矮小、令人生畏的家伙，平日里总是穿着绉纱底的鞋子在楼厅里无声地走来走去。蛾子跟他一聊就聊了三十分钟。我看到那个经常在比格斯街吃路边摊的家伙居然有这么大的面子，真是给震到了。不管怎样，那天早上我回到班里的时候已经是走读生了，而蛾子则带着蕾切尔继续顺路而下，去她学校谈判解决另一半问题。就这样，第二个星期我们就重新变回了走读生。我们甚至没想过，我俩的生活出现如此剧烈的重新调整，父母知道了会作何感想。

在蛾子的照顾下，我们开始大多数晚餐都改吃路边摊了。自大规模空袭以来，比格斯街就成了一条没人去走的街道。早几年，在我和蕾切尔被疏散到萨福克去和外公外婆一起住之后，一颗也许意在普特尼桥的炸弹落到了大马路上，就在离卢维涅花园才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黑与白”奶品铺和灰姑娘舞蹈俱乐部给炸毁了，差不多有一百个人被炸死。那个晚上有外婆说的“轰炸机月亮”——城镇和乡村都实施了灯火管制，但地面却在月光中清晰可见。哪怕是在战争结束我们回到卢维涅花园后，我们这片儿的许多街道依然有部分是碎石瓦砾。当时沿着比格斯街有三四辆装着吃食的手推车，食物是从市中心拉过来的——都是西区的旅馆饭店用不完的。把富余的部分农产品给拉到泰晤士河南边来这件事儿，据传还多少跟蛾子有些干系。

我们俩之前从来没吃过路边摊，不过现在这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了——我们的监护人没兴趣做饭，甚至连别人做给他吃也不感兴趣。他喜欢的是，按他的说法，“一唿噜就得的生活”。所以几乎每个晚上，我们都是跟他一起站着吃晚饭的，他身边要么是一位歌剧女歌手，要么是本地的裁缝和搞室内装潢的，裤腰带上还挂着皮尺，边吃还边就当天的新闻聊着，吵着。蛾子一到街头就浑身充满活力，身边的一切都逃不过他镜片后的那双眼睛。比格斯街就像是他真正的家，是他可以任意施展的舞台，他一到那儿就如蛟龙入海，而姐姐和我则像是走错了地方。

虽说露天吃饭的时候能跟周围的人打成一片，可蛾子其实还是个内向的人。他很少向我们袒露感情。除了偶尔问些奇怪的问题外——他一直轻描淡写地跟我打听我们学校画廊的事儿，还问我能不能给他画个平面图——他对自己的战时经历和兴趣爱好都只字不提。他在跟小孩子说话的时候其实也会有点小紧张。“听这个……”他的眼睛倏地从摊开在我们餐厅桌上的报纸上抬起来，“有人曾听到拉提根先生[4]说过，‘英国人的毛病不在于鸡奸或鞭挞，而在于他们无法表达感情。’”他停了下来，等着我们给点反应。

青春期的孩子总会有点自以为是，所以我们觉得像蛾子这样的，肯定不会招女人喜欢。姐姐曾把他的特征列了一张表：两道平展展的又浓又黑的眉毛；大大的、不过看着很友好的肚子；大鼻子。对于一个不爱搭理别人、喜欢古典音乐、在屋子里走动时大都轻手轻脚的人来说，他却能打出惊天大喷嚏。气流似乎并不仅仅是从他脸上喷薄而出，而是源自他那大而友好的肚子的深处。一个喷嚏过后，还会有三四个随后就到，轰然落地。夜阑人静之时，他的喷嚏从他待的阁楼一路向下，清楚囫囵地落到我们耳朵里，就仿佛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演员，连舞台上的轻声絮语都能直抵最远的一排。

许多个夜晚，他都坐在那里，像羊吃草那般悠闲地啃他的《乡村生活》[5]，凝视着那些宏伟阔气的乡村豪宅，嘴巴一直从一个顶针箍一样的蓝色矮杯里啜饮看着像牛奶的东西。别看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每每在言语中颇多不忿，可他对贵族那套玩意儿却有着烈焰熊熊的好奇心。他最感好奇的地方是奥尔巴尼，从皮卡迪利大街岔出来，经过一个幽僻的庭院就能进入了。有一次他自言自语道：“真想去那儿转转啊。”他一般很少会像这样袒露自己心中的犯罪欲望。

每天太阳一出来，他往往就离开我们跑没影儿了，一直到傍晚才回来。节礼日那天，他知道我无事可做，就带着我一起去皮卡迪利广场。早上七点的时候，我和他一起走在了标准剧院[6]宴会厅铺着厚厚地毯的大堂里。他在这儿负责监督主要由外国移民构成的员工们工作。随着战争的结束，兴起了一波庆祝的热潮。不到半个小时，蛾子已经为员工们派好了各自的活儿——给走廊吸尘，用肥皂水擦洗台阶上的地毯并弄干，给楼梯扶手上清漆，把一百条用过的桌布换下来送到设在地下室的洗衣间去洗。然后根据那天晚上将举办的宴会的规模——为一位新当选的上议院议员举办的招待会，一场成人礼庆祝仪式，一场元媛舞会[7]，或者某位贵族遗孀有生之年里的最后一场生日派对——他设计编排着那些员工把一个个空旷的宴会厅一点点地改变着，直到最后放进了一百张桌子和六百把椅子，为夜晚的欢宴做好了准备。

有时候蛾子不得不在晚间的那些活动中到场，在金碧辉煌的宴会厅那明暗参半的边缘，像蛾子一般站在暗影里。不过看得出来，他更喜欢清早的时光，那些晚上的宾客永远都看不到的员工们在大宴会厅里像大型壁画一般工作着，只见三十码长[8]的房间里人头济济，巨大的吸尘器发出愤怒的咆哮，有人站在梯子上拿着三十英尺长[9]的掸子从枝形大吊灯上往下掸蛛网，擦亮木器的人在遮盖着隔夜的气味。没有比这里更不像父亲那些被荒弃的办公室了。这里更像一个火车站，每个乘客都有着明确的目的。我爬到一段窄窄的金属楼梯上，那里挂着灯泡构成的拱门，等着到跳舞的时候打开，我从那里俯瞰下面，可以看到房间里所有的人。在这片巨大的人海中，蛾子独自坐在一百张圆餐桌中某一张的旁边，被混乱带来的欢乐包围着，填写着工作表。在这栋五层楼的建筑里，他总有办法知道每个人在哪儿，或应该在哪儿。整个上午，他组织起人去擦银器，去给蛋糕裱花，去给手推车的轮子和电梯的门上油，去清除棉球和呕吐物，去更换每个盥洗脸盆上的肥皂，去更换小便池里的樟脑球，去拿水管给大门外边的人行道浇水，叫那些外国来的移民把他们从来没有拼过的英国名字裱到生日蛋糕上，把洋葱切成丁，用可怕的刀具把猪劈开，或者准备好任何十二个小时之后在伊沃·诺韦洛厅[10]或米盖尔·因弗尼奥厅会有人想要的东西。

那天下午一到三点，我们就溜出了那栋建筑。蛾子转头就不见了，我自己一个人回家。有时候他会在晚上回到标准剧院，去处理突发事件，不过不管我的监护人从下午三点到回卢维涅花园之间做了什么，他是不会让人知道的。他是个有许多扇门的人。他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职业瞒着我们呢，哪怕只干上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是某种高尚的慈善之举，还是某种颠覆秩序之举？我们遇到的一个人向我们暗示说，一周有两个下午他在和闪族人和激进的国际裁缝、机工和技工联盟一起工作。不过那很可能纯属虚构，就像他战争时在地方志愿军干火警瞭望员一样。格罗夫纳屋酒店的屋顶，我后来发现，只是一个向欧洲敌后盟军队伍发送清晰的无线电广播的最佳场所。那里是蛾子第一次跟母亲一起工作的地方。我们曾经有一次揪着他们俩战时那些一鳞半爪的故事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过是在母亲离去之后，然而蛾子缩了回去，再也不随便跟我们讲这些轶事了。

地狱之火

那之后第一个冬天结束，就是我们跟蛾子住在一起的时候，蕾切尔硬要我跟着她一起下到地下室里。那里，在她推开的几只盒子和一块防水帆布下面，居然放着母亲那只旅行大皮箱。它根本没去新加坡，而是在这儿。这看着像一场魔术表演，就好像皮箱在经历了旅程之后又回到了房子里。我什么话也没说。我沿着楼梯走出了地下室。我想，我是害怕我们会在箱子里发现她的尸体，紧紧地压着所有那些仔细叠好放进箱子里的衣服。蕾切尔离开房子的时候，“砰”地摔上了门。

蛾子很晚回来的时候我在自己房间里。他说那天标准饭店度过了一个危机重重的夜晚。通常我们要是在房间里的话，他是不会来搭理我们的，可这次他敲了敲门，走了进来。

“你没吃晚饭。”

“吃了。”我说。

“你没吃。一点都看不出来。我来给你做点。”

“不用，谢谢。”

“我来……”

“不用，谢谢。”

我不想朝他看。他待在原地，什么也没说。后来，“纳撒尼尔，”他平静地喊了我一声，就不说下去了。又过了一会儿，“蕾切尔上哪儿去了？”

“不知道。我们找到她的箱子了。”

“啊，”他答得很平静，“就在这儿，是吧，纳撒尼尔。”我记得他当时的原话，重复了一下我的名字。接着是更长的沉默。我的耳朵也许对任何声音都聋了，哪怕有什么声音出现过的话。我保持着弯腰弓背的姿势。后来不知道又过了多久，他把我给弄到楼下，我们走进地下室，蛾子开始动手打开皮箱。

箱子里，紧紧叠在一起，仿如经历了永恒的，是所有那些我们看着她如此富有戏剧性地放进去的衣物，每一件都讲出过一番道理，为什么她会需要这一条及小腿的裙子或是那条披肩。她必须带上那条披肩，她说过，因为那是我们送她的生日礼物。那个茶叶罐，她在那儿会用得着的。还有那些便鞋。每一样东西都有其目的和用处。而每一样东西都留在了这里。

“如果她不在那儿，那他也不在那儿吗？”

“他在那儿。”

“如果她不在那儿，他为什么在那儿呢？”

沉默。

“她在哪儿？”

“不知道。”

“你肯定知道。学校的事都是你们搞定的。”

“那是我自己搞定的。”

“你跟她有联系。你说过。”

“对，我是说过。可我也不知道她这会儿在哪儿。”

在冰冷的地下室里他一直抓着我的手，后来我甩开了他，回到楼上，坐在了没有开灯的客厅里，煤气暖炉的旁边。我听到他的脚步声上来了，到了我的房门口也没停，径直走上阁楼去了。每当我回想自己的青春，如果你要我马上只回想起一件事，那就是那天晚上蕾切尔消失之后我独自坐在黑漆漆的房子里。以后当我碰到那个奇怪的词——“地狱之火”，我一下子觉得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标签，可以贴到那个时刻上面，那时我和蛾子一起留在房子里，凑在煤气暖炉跟前，几乎一动不动。

他想劝我跟他一起吃点，在我拒绝后，他开了两听沙丁鱼罐头。两个盘子——他一个，我一个。我们坐在暖炉边上。他跟我一起坐到了黑暗里，屋子里只有暖炉发出的一小团红光。我记得当时我们说的话有点乱，前言不搭后语的。那感觉就像是他想解释，或者揭破某样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父亲在哪儿？”

“我跟他没联系。”

“可我母亲是要去跟他会合的。”

“不是。”他停了一会儿，思忖着该如何继续，“你得相信我，她没跟他在一起。”

“可她是他妻子。”

“这我知道，纳撒尼尔。”

“她死了吗？”

“没。”

“她有危险吗？蕾切尔去哪儿了？”

“我会去找她的，这会儿先不管她。”

“我觉得不安全。”

“我在这儿陪着你呢。”

“一直到母亲回来吗？”

“对。”

沉默。我想起身走开。

“你记得那只猫吗？”

“不记得。”

“你以前有过一只猫。”

“不，我没有过。”

“你有过。”

我不出声了，出于礼貌。我从来没有过猫。我不喜欢猫。

“我见了猫就躲。”我说。

“我知道。”蛾子说，“为什么会这样，你想过没有？见了猫就躲？”

煤气暖炉发出噼啪的声响，蛾子跪到地上，朝煤气表里塞了枚硬币，煤气又续上了。暖炉的火焰照亮了他左侧脸颊。他待在原地，仿佛他知道，只要朝后一靠，他又会陷入到黑暗中，仿佛他想要让我看到他，好让我们的交流保持亲密。

“你有过一只猫，”他又开口说话了，“你很喜欢它。那是你小孩子时唯一养过的宠物。它很小，会等着你回家。人不会每样事情都记得的。你记得自己上过的第一所学校吗？在你搬到卢维涅花园来之前？”我摇了摇头，望着他的眼睛。“你很喜欢那只猫。到了晚上，等你睡着后，它好像就会唱歌给自己听。不过那其实就是猫叫，不是什么悦耳的声音，可它就是喜欢叫。这让你父亲很生气。他睡觉睡得很浅。在刚结束的那场战争里他染上了一种毛病，非常害怕突然冒出来的吵闹声。你那只猫的叫声让他抓狂。你们当时都住在伦敦的近郊。塔尔斯山，我记得是，就在那附近。”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就好像没听见我说话一样。

“对，塔尔斯山。那是什么意思？塔尔斯？你父亲警告过你。你还记得吗？他会跑进你房间，你的房间在父亲和母亲的房间当中，把猫抱走，放到外面，直到第二天天亮。但是这样一来事情更糟糕了。那猫反倒唱得更响了。你父亲当然不觉得它是在唱歌。只有你那么觉得。你就是那么跟他说的。问题是，那只猫还非得等到你睡着了之后才开始叫，就像你开始入睡时它不想打搅你一样。所以有天晚上你父亲把它给杀了。”

我没有把眼睛从炉火上移开。蛾子往炉火的光亮里又凑近了一些，叫我不可能看不见他的脸。这的确是人的脸，尽管看上去好像在燃烧一样。

“到了第二天早上，你找不到猫了，他就把事情告诉了你。他说他很抱歉，不过他实在受不了猫叫。”

“我干什么了？”

“你从家里跑掉了。”

“去哪里？我跑去哪里了？”

“你去了父母的一个朋友那儿。你跟那位朋友说你想要住到他那里去。”

沉默。

“他是个很出色的人，你父亲，不过他不稳定。你必须要理解，战争对他造成了很严重的伤害。他还不只是害怕突然响起的声音。他身上有要守的秘密，他必须得一个人待着。你母亲是知道的。也许她应该告诉你。战争可不是什么美好的事。”

“这一切你怎么都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有人告诉我的。”他说。

“谁告诉你的？谁……”说到这里我突然打住了。

“我就是你跑来住到一起的那个人。你告诉我的。”

我们两个都不说话了。蛾子站起身来，从炉火跟前退开，直到我几乎看不到他黑暗中的脸为止。于是谈话变得放松些了。

“我跟你在一起住了多久？”

“不算很久。最后我只好把你送回家。记得吗？”

“不记得了。”

“你有一段时间不肯说话。你觉得那样安全一些。”

姐姐那天晚上很晚才回来，都过了半夜好久了。露面的时候一副漠然的样子，见了我们爱理不理的。蛾子没有因为离家的事情跟她发生争吵，只是问了她是不是在喝酒。她耸了耸肩，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胳膊和腿上都很脏。自这天晚上之后，蛾子会有意对她多亲近些。但我的感觉却是，她已经渡过了一条河，现在离我更远了，置身在了别处。毕竟她是那个发现箱子的人，那口母亲登上飞机展开前往新加坡的两天半旅程时就那么“忘了拿”的箱子。没有披肩，没有茶叶罐，没有及小腿的裙子可以让她在某块跳舞的地板上旋转着打开，在一场下午的舞会，和我们的父亲，或者随便她跟谁，随便她在哪里。但蕾切尔拒绝说起此事。

马勒[11]曾在音乐总谱的某些段落旁边写下“schwer”一词，意思是“艰难的”“沉重的”。我们是在某个时候从蛾子那里听说此事的，他告诉我们的时候隐隐然带着些警告的意味。他说人生中难保不发生突然事件，需要我们控制自我，不迷失心智，我们需要为这样的时刻做好准备，才能在它万一出现时有效地加以应对。他又说，那样的时刻每个人都会遇到，就像没有哪本乐谱只有一个音高，交响乐团里的乐手们也不会只按一种强度来演奏。有时候无声也能胜有声。这可真是一种奇怪的警告，它要我们接受的是，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安全的了。“‘schwer’”，他会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比着引号的动作，然后我们有口无心地跟着说一遍，然后再说出这个词的英语意思，或者索性只是疲惫地点点头，表示我们知道。姐姐和我后来都渐渐习惯了一个人先说一遍，另一个人就机械地重复一遍——“schwer”。

***

经过了这几年，在我把所有这些事都写下来的时候，有几次竟生出了自己像是在烛光下写的感觉。就好像除了这支铅笔在移动，周围的一切都处在黑暗之中，我看不见在那里发生的事情。这些感觉像是没有上下文的凌乱瞬间。我听说，毕加索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只在烛光下画画，为的是让影子能瞬息万变。但我在孩子的时候，喜欢坐在书桌边，画能四面八方通向世界其他地方的很详细的地图。所有的孩子都画地图，但我在画的时候会竭尽精准之能事：我们那马蹄形的街道、下里奇蒙德街上的店铺、泰晤士河边的人行小径，普特尼桥的确切长度(七百英尺)，布朗普顿公墓砖墙的高度(二十英尺)，最后是富勒姆路拐角的高蒙电影院。我每周都要画一幅，确保任何新的变化能得到反映，仿佛没有被记录下来的东西会危在旦夕。我需要一个安全的区域。我知道，如果我把两幅这种手绘的地图并排摆在一起，会很像报纸上的那种小考题，就是让你找出两幅看上去一模一样的画面中有哪十处不同——钟面上的时间，夹克上没扣好的纽扣，这边有只猫，那边没有猫。

有些夜晚，当我置身带围墙的自家花园，遭遇十月的大风，会在黑暗中感觉到围墙在颤动，那是因为它们抵挡着来自东海岸的风，将它引到我头顶的空中。在这片相对更温暖的黑暗中，我感到没有任何东西能侵入或打破我在此间找到的幽静。仿佛我受到了保护，可以不再接触过去，那里有我依旧害怕唤起的回忆：炉火映照着蛾子的脸，我一个接一个地问着问题，想要用力把一扇未知的门打开一条缝来；又抑或是怕无意间唤醒一位懵懂青春中曾经爱慕过的人，即便那段岁月是我很少造访的地方。

以前有段时间，建筑师不仅管造房子，也管疏浚河道的事儿。克里斯托弗·雷恩不仅修建了圣保罗大教堂，也改变了弗利特湖下游的走向，拓宽了水道，使其能用于运煤。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弗利特湖结束了其排污通道的生涯。等到那些地下污水管道也干涸之后，那些宏伟的雷恩风格的穹顶和拱廊就成了城市下面的非法聚会场所。人们到了晚间会聚集在早已不再有水的水道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永存。即便是文学或艺术的声名也无法保全得了我们身边的世俗之物。画家康斯塔布尔画过的湖水干涸了，被汉普斯特德荒原给掩埋。靠近赫恩山的一条细细的埃弗拉河支流曾被拉斯金描述为“一条蝌蚪满布的清渠”，景色在他的素描中显得十分清丽，而它现如今可能只存在于故纸堆中某幅存档的图画之上。古老的泰伯恩行刑场不见了，甚至在地理学家和史学家那里也未留下踪迹。因而我相信，我费尽心思记录下来的下里奇蒙德路两边的建筑也大有可能危在旦夕，以大致相仿的方式湮灭，就像战争期间失去的那些伟大建筑，就像我们许多人失去了母亲和父亲。

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对父母不在了这件事能显得如此无动于衷呢？父亲，我们亲眼看到他登上了飞往新加坡的阿弗罗都铎飞机，我不太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母亲到底去哪儿了？我曾经坐到一辆懒洋洋开着的双层巴士的上层，一路俯瞰空荡荡的街道。城市的某些地方一个人都见不到，只有寥寥几个小孩子，孤零零地走着，了无生气，像是些小幽灵。那是战争的幽魂尚未散尽的年代，那些没有灯火的灰色建筑，即便到了晚间，其破碎的窗户在原先是玻璃的地方依然覆着黑色的东西。城市依然感受到伤痛，彷徨无依，城中的人自然也就不理会规矩和法度。能发生的事都已经发生过了，不是吗？

我得承认，有时候我觉得蛾子很危险。他总是让人难以捉摸。倒不是他对我们有哪里不好，不过他是个单身汉，不知道该怎样向孩子们说出真相——经常的感觉是，蛾子打破了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原本应当安全地存在于我们房子之中的。如果一个孩子听到了只该讲给大人听的笑话，你就能看到这种感觉。这个我们原先以为安静而又害羞的男人，现在却因为身上的秘密而显得危险起来。所以，即便我不愿相信那天晚上他在煤气暖炉边讲到的东西，也还是把那些信息收藏进了自己的口袋。

母亲走后我们与蛾子单独相处的最初几周里，家里只有过两位访客，一位是皮姆利科镖手，还有一位是来自比格斯街的歌剧演员。从学校回到家里后，我有几次注意到她和蛾子一起坐在我家的餐桌边，翻着活页乐谱，用铅笔勾勒出乐曲的主旋律。不过那是在我们家变得熙熙攘攘之前。圣诞假期过后，我家的房子里就塞满了蛾子认识的人，他们之中大多数都会待到很晚，我们睡觉时说话声还能传到卧室里来。半夜的时候我会看见楼梯井和客厅里灯火通明。就算是到了那个点儿，谈话的内容也从来没变得随便。话题始终让人紧张，是急切需要得到建议的咨询。“给赛狗打什么药是最检测不出来的？”这是我有一次听到的一个问题。出于某种原因，姐姐和我觉得这样的谈话也没什么不正常的。它们听着耳熟，就像蛾子和母亲有一次谈起过的他们在战争年代做的事情。

可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在战争中跟蛾子一起工作过的人吗？那个讲话啰里吧唆的养蜂人弗洛伦斯先生就明显很可疑，应该在过去犯下过某些难以启齿的罪行。我们曾经无意中听到他说起，自己是如何在意大利战役期间学到了那套可疑的麻醉本事。镖手说，现在的泰晤士河上有那么多非法的声呐活动，格林尼治市议会都怀疑有一条鲸鱼顺着河口游了进来。可以明显看出的是，蛾子那班朋友的政治立场都比新的工党还要左一点——左了有约摸三英里吧。我们家有父母住着的时候是那么秩序井然，显得那么空阔，现在来了这么些个忙忙碌碌、吵吵嚷嚷的家伙，顿时像蜂巢般充满了活力。这些家伙在战时曾一度合法地跨越了某种边界，到了和平时期却突然被告知再也不能越界了。

就拿一个“裁缝师”来说吧，他的名字从来没听谁提过，只知道外号叫“香茅”。他最早做男装，事业非常成功，战时却摇身一变，成了为政府工作的间谍。现在他解甲归田，重新操起了裁缝的营生，专门伺候那些不太重要的王室成员。我们放学回家，坐在煤气暖炉旁边烤着小圆烤饼，一点儿都弄不明白这些人凑在蛾子身边到底在干些什么。这一屋子人似乎都是和外面的世界不对付的。

那些夜晚会以所有人突然同时离去而告终，接着便是安静。如果蕾切尔和我还醒着，我们到这时就能知道蛾子准备要做什么。我们有几次看见他用手指优雅地拿着张唱片，先把浮尘吹去，再用袖子轻轻拂拭。随后一阵渐渐响起的声音开始填满楼下的空间。这已经不再是母亲还在的时候我们曾经听到过的，自他房间里传出的那种平和的音乐。现在的这种感觉更暴力，更摒弃了秩序，不再彬彬有礼。他选择晚上在我们父母的留声机上播放的，更像是一场风暴，是某种东西从很高的高度崩塌而下，发出巨响。只有等到那种不祥的音乐放完以后蛾子才会换上另一张唱片——一个恬静的声音在独自吟唱——放了一分多钟后我几乎想象出有一个女人加入了进来，某个我确信是我母亲的女人。那是我期盼已久的，就在那时我堕入了梦乡。

期中假前，蛾子向我提出，如果我想要挣点儿小钱，他也许可以在接下来的假期中帮我安排一份工作。我小心翼翼地点头答应了。

“电梯男孩邪邪的善举”

标准饭店的地下室里，九个巨大的洗衣筒漫无止尽地旋转着。这里是一个灰色的宇宙，没有窗子，不见天日。我跟汤姆·康福德和一个叫托尔罗伊的人搭档，把桌布扔进去，等机器停下后，把那些桌布拽出来，走到房间另一头，放到其他的机器上，那些机器会用蒸汽把桌布一下下地拍平。无论我们穿什么，到头来都会湿答答地粘在身上，等到要把那些烫过的桌布放上推车，一路推去宴会厅之前，我们总要先脱个光溜溜，把衣服放到绞水机里拧干。

第一天来上工，我想着回家以后要把工作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说给蕾切尔听。可到最后我全都憋在了肚子里——刚开始的时候那只不过是我为肩膀和双腿的酸痛而感到的尴尬，以及我从给晚上准备的甜点推车上偷吃了一块蛋糕而涌起的窃喜。回家后我所做的只是把自己还没干的衣服晾到栏杆上，随后便爬上了床。现在我的生活就像一只天天累到精疲力竭的井底之蛙，连我的监护人也难得见到了，因为他是在一千根辐条汇集的枢纽之处忙碌的人。在家里，我哪怕只有一点点想抱怨的苗头他都拒绝听下去。我在上班的时候干得怎么样，受到了怎样的对待，他一点都不关心。

有人来问我，要不要加份晚班，拿一点五倍的工资，我欣然接受了。我成了电梯操作员，无趣至极，隐形在天鹅绒衬里的轿厢内，隔天晚上我又换上白色外套来到盥洗室，假装自己对客人们很重要，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用我帮什么忙。小费当然多多益善，可我当班那几晚什么小费也没挣到，回到家总得过半夜了，接着还得六点起来。不，我更喜欢洗衣间的活儿。有一次，午夜都已经过了，某个派对结束后，有人告诉我，要我去帮忙从地窖往外搬艺术品。重要的雕塑和画作显然在战时都搬出了伦敦，藏到了威尔士的页岩矿里。略逊一筹的作品则藏在旅馆饭店的地下室里，暂时被人们遗忘了，不过现在正陆陆续续地拿出来重见天日。

我们当中没有谁真正知道标准剧院下面的隧道究竟延伸到多远，它们有可能绕遍了整个皮卡迪利广场，不过那下面热得令人难以忍受，晚班员工跑来干活儿的几乎全都脱光了，然后费力把那些一样脱得光光的雕像从黑暗中搬出去。我的工作是手动操作电梯，把那些男男女女的雕像——有的缺了胳膊少了腿，有的很庄严地躺着，脚边趴着几条狗，有的正在和牡鹿搏斗——从地下隧道的迷宫里往上运到前厅。有那么一阵，整个大堂看着就像客人抵达高峰时一样。蒙着灰尘的圣徒们，有的腋下还挎着箭盒，彬彬有礼地排成一长队，就像是在等着登记入住。我挨着一位女神伸手去转动铜把手，好让我们能往上一层，由于货梯空间有限，移动不便，都轻轻顶到了她的上腹部。然后我拉开电梯的格栅，它们全都上了滑道，散开到大厅中去了。居然有那么多圣徒和英雄是我从来都不知道的。拂晓之际，它们各自踏上旅程，去往伦敦城中各家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之所。

那个短暂的假期过后，我在学校的盥洗室镜子前仔细打量自己，想看看有没有变化，或是学到了什么东西。随后，我就回去上课，继续学我的数学和巴西地理去了。

蕾切尔和我常常会比赛，看谁学镖手学得像。比如说他走路有点鬼鬼祟祟，好像在为接下来的某一刻积蓄力量(也许他在等待“schwer”，蕾切尔说)。姐姐总是学得比我像，她能演得就像踩着小碎步在躲避探照灯一样。镖手跟蛾子不一样，他是能快就快的。在有限的空间里他特别如鱼得水。毕竟，他年纪轻轻就取得了成功，为自己赢得了皮姆利科镖手的名号，习惯了在小小一方拳击台上屈膝低头的姿态。我们都认为(这有点不公平)，他在生活中的某个阶段在一个同样有限的、九英尺乘六英尺的空间中待过几个月——监狱的牢房。

我们对监狱怀有浓厚的好奇。母亲离开前的一两个星期，蕾切尔和我学着《最后的莫西干人》[12]中的追踪者的样子，决定要尾随她去伦敦城的另一头。我们换了两次巴士，然后惊恐万分地看到母亲和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说了几句，那人握着她的手肘，引着她进入了温华德·斯克监狱[13]的高墙内。我们俩灰溜溜地回到家里，想着再也不能见到她了，便坐在空落落的客厅里，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好。结果等母亲踩着点儿回家做晚饭的时候，我们俩简直更发蒙了。其实在那只箱子被发现后，我心里隐隐约约地觉得，母亲根本就没有去远东，而是老老实实地回到了那些监狱的大门里，为自己曾犯下的某种罪行，去服她推迟了的刑期。不管怎么说，要是我们的母亲都能进监狱的话，那么样子明显更无法无天的镖手就怎么着也得是蹲过大牢的。我们觉得他是那种可以轻轻松松地从让人幽闭恐怖的隧道中越狱成功的人。

在下一个假期我在标准剧院又找到了一份活儿，洗盘子。这次，我的身边有了许多伙伴，最棒的是能听到很多很多讲出来或编出来的故事。有个人讲他怎么搭一艘波兰船，跟鸡待在一起偷渡进了英国，然后又怎么身上粘满鸡毛，跳进了南安普顿那儿的海里；又有个人讲他是一位英国板球选手的私生子，这名板球手在安提瓜和西班牙港[14]超越了边界，把他母亲给弄上了床[15]——所有这些自白都是以很戏剧性的方式大声喊出来的，讲的时候身边三百六十度都被盘子叉子相互碰撞的声音和自来水像时间一样从龙头里流出来的声音给包围着。我现在十五岁了，很喜欢这个。

在彼此错开的午饭休息时间，洗碗声停了下来，这里也就换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氛围。一两个人坐在一张硬椅子上享用三十分钟的午餐，其他的人就席地而坐。这时候关于性的趣闻轶事就登场了，会用到“屄”之类的字眼——有涉及姐妹之间的，有兄弟之间的，有最好朋友的母亲如何诱惑和调教少男少女，其出手大方和事后毫不纠缠都是大部分听故事的人在真实生活中见都没见过的。这其中要说谁能把性交这事儿讲得长久，讲得仔细，讲出各种花样，那还得数恩科玛先生。恩科玛先生脸颊上有一道疤，这让他颇引人注目。只要是他一开讲，就能占据整个午餐休息的时间。在休息结束后继续洗盘子洗锅的整个下午，我都依然被听到的故事弄得心旌荡漾，久久不能平复。要是运气好，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恩科玛先生就在我旁边的一号洗碗槽洗碗，那么他的故事——像是关于我这位新朋友青春时代的一部漫长而又错综复杂的连续剧——就会继续下去，又冒出充满情色的一集来。他的故事营造了一个魅力无比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的是时间，丈夫似乎总是不在家，也不会有孩子来搅局。年轻时的恩科玛先生曾经从一位拉弗蒂太太那儿学过钢琴课，仿佛要为他所有那些貌似虚构的故事添加一个高潮，某天下午当我们十二三个人正在为晚上要搞的活动装饰某个宴会厅中的舞台时，恩科玛先生拖过一把椅子来在钢琴前坐下，接着就当着各自忙活的我们，弹了一首很华丽的曲子。一曲弹罢用了十分钟，我们全都呆立当堂。他没有跟着唱，只是用训练有素的双手拂弄着琴键，姿态那样煽情，那样充满智慧，由不得我们不充满震惊地发现，之前以为是他编出来的那些故事居然全都是真的。弹完之后，他在钢琴前面又坐了半分钟，这才轻轻地合上琴盖，仿佛这行为本身才是故事的结尾，故事的真相或证明真相的证据，证明了在距离皮卡迪利广场四千英里之遥的蒂罗歇小镇上那位拉弗蒂太太教会过他的东西。

那短短一段讲故事的时光对我当时这么一个孩子造成了什么影响呢？每当我想到那一段段故事，脑子里浮现的并不是脸上带着伤疤的四十六岁的恩科玛先生，而是哈利·恩科玛，一个孩子，跟我听故事时一样大，就是那时拉弗蒂太太给了他一大杯刺果番荔枝，叫他坐下，问了他一些很平常的问题，问他这辈子想做什么。我相信，如果有什么东西是编出来的，就只能是他随便向那一小撮午餐时间听众加以生动描述的和性有关的段落，有了点年纪的人总是会把从后半段生活中得来的知识覆盖到相对更纯真的年轻时代上去。要看真相得看那个男孩，脸上长着疤或者也许当时还没疤，跟另两个送货的男孩一起来到拉弗蒂太太家那会儿。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她问他：“你跟我儿子上的是同一所学校，对吧？”哈利·恩科玛说：“是的，夫人。”

“你这辈子想做什么呢？”他当时眼睛看着窗外，没在认真听她说话。“我想进乐队，打鼓。”

“哦，”她说，“打鼓谁都会。不，你应该学钢琴。”

“她是那么美。”我依然记得恩科玛如此说道，他用小说般的技巧向我们大家描述了她彩色的裙子，她纤细的裸足，她有点黑瘦的脚趾，和那些脚趾上涂着的淡彩。这么多年以后他依然记得她手臂上清晰的肌肉线条。因此，就像哈利·恩科玛一样，我不加任何怀疑就爱上了这个女人，她就是懂得该如何跟一个少年说话，愿意花时间听他说，认真考虑他说的话；又或者，根据哈利长大以后的讲述，她接下来要讲的话，她的停顿，她从冰箱里拿来一些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为后来将发生的那些关于性的故事作准备。我们坐在标准剧院的洗碗槽边的地板上，恩科玛先生高高地坐在仅有的两把椅子中的一把，跟我们讲起这些故事，我们之中既没有人能想象这样的故事，也没有人做好听这种故事的思想准备。

他说，她的双手像树叶一般落到他身上。在他进入她的身体后——这奇妙而又令人惊奇的魔法——她的手掌将他的头发从脸那里开始轻轻向后抚摸，直到他的心跳不再加速。这种感觉就像每一根神经都终于安静了下来。他渐渐意识到她大部分衣物都还穿在身上。到最后感觉变得急促起来，既没有不安，也没有痛苦。然后她慢慢地脱去了衣服，斜向一边侧过身子，把他的最后一滴也从他身上舔走。他们在一个室外的龙头下洗澡。她把三四桶水替他兜头浇下，清水顺流而下，他的身体突然有种惶惶然的感觉。她又把水桶举起来，清水沿着她的身体流下，她的手顺着水流轻柔地滑下，洁净着自己。“你可以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开音乐会，”后来，她在另一个下午如是对他说道，“你想这样吗？”

“想。”

“那就让我来教你。”

我静静地坐在地板上，倾听着这种美好的分享。我心中早已知道，这份美好不存在于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它只能发生在梦中。

厨房和升往宴会层的员工专用电梯之间是一个摆放手推车的大厅，我们会在这里进行一种名为抓挠球的游戏。无论关于性的逸闻趣事讲到了什么程度，也无论员工们有多累，午餐休息时段的最后十分钟都是用来玩抓挠球的。我们分成两队，每队各五个人，在六英尺宽、没有铺地毯的长方形水泥地上互相朝着对方发起冲锋。抓挠球的技巧倒不怎么在于传球或跑位，而是在于平衡和蛮力。玩的时候你得用力把你们队的阵线向前推进，由于这样做的时候大家都不出声，所以心中的怒火就显得更加狂暴。没有出声的咒骂，哼哼哈哈的叫喊，或是痛苦的叫唤来泄露正在手推车大厅里发生的无政府状态，一切都仿佛是一场旧时默片中的骚乱。只有鞋子与地面摩擦的吱嘎声和身体倒地的声音能泄露出我们正在无法无天地胡闹。之后，我们躺卧在地面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喘了一会儿就起身回去工作了。恩科玛先生和我回到大洗碗槽边，把易碎的杯子伸进旋转着的鬃毛刷里，半秒钟之后再漫不经心地把它们扔进开水里，等它们从水里弹上来的时候负责擦干的人就顺手抄起，把它们堆成堆。十五分钟里可以洗掉一百多只玻璃杯。盘子和刀叉花的时间要长些，但眼下有别人在干，这里只有哈利·恩科玛和我，我们最近对午餐时间故事的热度有所减退，有点像是需要睡觉了，这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我们耳朵里只有厨房的巨大噪声，龙头里汩汩地淌着水，湿漉漉的大刷子在我们面前嗡嗡地鸣叫。

为什么我到现在还记得标准剧院的那些日日夜夜呢——一个男孩青春岁月中的春日碎片，一段看似不那么重要的时光？我在卢维涅花园遇到的男男女女相对要更劲爆，在我的生命旅程中会变得更重要。也许因为那是男孩唯一孤独的一段时光，一堆陌生人中的一个陌生人，在那些和他一起在洗碗槽边工作或是在同一个队里玩抓挠球的人当中，他可以自己选择盟友或敌手。在我不小心打破了蒂姆·康福德鼻子的时候，他需要对自己的伤加以掩饰，这样他下午才能继续工作，不会失去他的工资。他在那儿晕晕乎乎地坐了一会儿，站起身来，到水龙头下面把衬衫上的血渍搓掉，然后再回去把碎木地板清洗干净，好让它在宾客们到来时变干。到晚上六点，大多数在一层工作的员工会离开大楼，就像真正的主人回来之前，小鞋匠必须消失。

到现在为止，蛾子一直都对我怎样适应工作和我惹上什么样的麻烦丝毫不感兴趣，这让我很高兴。我隐瞒了自己学到的东西，不仅瞒着他，也瞒着姐姐，之前我跟她一直都是分享一切的。哈利·恩科玛的性故事到此为止了，但和拉弗蒂太太度过的那些下午会留存下去，和哈利也会有一段短暂的、试探性的交往。我记得我们在两三次一起去看的足球赛上大呼小叫，或者在让人精疲力竭的一天终结时互相比较被开水烫过的手和手指上皮肉的褶子——甚至是在那些能把钢琴弹到令人吃惊，能把一房间的标准剧院工人给变得鸦雀无声的灵活手指上。他那身弹钢琴的本事最后不知怎样了？他如今已届中年了。就我所知，哈利还会把别人带到角落里讲他的故事。可拉弗蒂太太许诺给他的未来去了哪里？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我跟他断了联系。我们俩曾经一起走着去巴士车站，如果我们同时收工的话。我回家只要三十分钟不到。他要换两路车，花上一个半小时。当时我们俩谁都没想到过要去对方那里玩玩。

***

时不时地，会有人管蛾子叫“沃尔特”，但我和蕾切尔觉得我们替他起的名字有一种模糊的特质，对他更合适。我们对他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印象。他真的在保护我们吗？我肯定期望能得到一些真相和安全感，就像一个六岁大的男孩曾跑去他那里，想要逃脱自己危险的父亲。

举个例子来说吧，塞满我们家房子的一个个人，蛾子究竟是按照什么标准选来的呢？对于他们的存在，蕾切尔和我怀有幸灾乐祸的兴奋，尽管我们知道这样不对。如果母亲能想到从她所在之处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毫无疑问会对她小心翼翼地编谎，说家里一切都好，不会跟她去提那会儿正好挤到家里来的那拨陌生人。现在这一屋子人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正常的家庭，哪怕连海滩边的瑞士人罗宾逊一家[16]都不像。整座房子倒更像一所夜间动物园，里面的鼹鼠、寒鸦和各种蹒跚而行的野兽碰巧成为了下象棋的人、一个园丁、一个或许是专偷灰狗的贼和一个行动迟缓的歌剧演员。如果我现在尝试回忆他们之中某一两个人的活动，浮现在我脑子里的会是超现实的、不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个个瞬间。一想起弗洛伦斯先生，随便举个例子，我就仿佛看到他在用送烟器，他通常用那玩意儿让他养的蜜蜂变得平静和迟钝，朝着达利奇画廊警卫的脸上喷烟，让他吸进由柴火和一种催眠木炭混合产生的烟。这一幕发生时，穿着制服的警卫双手绑在椅背后，喷了一会儿后，警卫的脑袋耷拉了下来，像睡着的蜜蜂一样平静。于是，当我们走出画廊时，就能带走两三幅水彩画，而弗洛伦斯先生则对着那张已经没有知觉的脸喷了最后一口烟。“得嘞!”他平静地叫了声，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仿佛自己画了一根毫无瑕疵的直线，然后把热乎乎的送烟器递给我，叫我替他收好。我脑子里收藏了很多这类不完整又带点罪恶感的瞬间，毫无意义，一如母亲行李箱里那些没派上用场的物件。事件的时间顺序已然散乱，出于不知何种的防备心理。

每天我和蕾切尔先坐巴士，再从维多利亚站坐火车前往各自的学校。在上课铃响十五分钟前，我快步融入其他男孩，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头天晚上播出的广播剧，《迷案时间》或者那种基本都是靠重复股市术语来当梗的半小时一集的喜剧。不过我现在已经很少听那些节目了，就算想听，也总是会被顺路来看蛾子的访客们打断，要么他会带我们到城里去兜风，等回到家里早就没了力气，提不起兴趣来听《迷案时间》了。我敢肯定蕾切尔和我一样，从来都没有点破过我们的家庭生活其实变成了什么样子——镖手的出现，养蜂人依然处于云山雾罩中的往日劣迹，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父母已经“离开”了。我怀疑她和我一样，装出一副听过这些广播节目的样子，跟着别人一起点头一起笑，号称被根本没听过的惊悚广播剧吓得不轻。

蛾子有时候会出去个两三天，事先往往不打招呼。我们自己吃晚饭，第二天一早一路奔波去上学。他会在事后提到，说镖手开着车来巡视过，以确保这儿“没有变成一片火海”，所以我们是完全安全的，尽管想到镖手那些晚上就在我们附近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其他一些晚上我们也听到过他的声音，在午夜时分放下我们的监护人时，他把他那辆莫里斯牌汽车的发动机折腾得直突突——那是他同时踩下了变速器和刹车，而当他驾车扬长而去，我们能听出他那带着醉意的笑声飘满了整条街。

爱听音乐的蛾子似乎对镖手身上明显的无法无天的气质视而不见。这位前拳击手做的每件事都显露出危险的倾向，有马上就要失控的感觉。最糟糕的是和他一起在塞得满满的车里坐车的经历。前排总是他和蛾子，而我和蕾切尔，有时候外加三条比赛用的灰狗吵吵嚷嚷地挤在后排，一路朝着怀特查普尔奔去。我们甚至不确定那三条狗是不是属于他。镖手很少叫它们名字，它们肌肉紧绷地坐在那里，身体微微颤抖，膝盖骨顶着我们的大腿。曾经有过一条狗喜欢懒洋洋地趴在我的脖子上，用它温暖的肚子顶着我，像给我戴了条围巾。有一次，车子开到克拉彭附近，它不知是害怕还是憋急了，居然尿了起来，尿在了我的衬衫上。我本来等那天赛完狗还想去一个学校里的朋友家的，这么一来可就尴尬了。我刚一抱怨，镖手就大笑起来，止也止不住，后来好一番手忙脚乱，左躲右闪，才算没撞到交通指示柱上。不，在他身边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安全。很明显看得出来，他也只是勉强将就地带着我们，如果有的选，他更愿意我们待在“沃尔特的家里”，他就是这么叫我们父母家的。他开的车是他的吗？对此我有点疑问，因为我注意到那辆蓝色莫里斯上面的号码牌频繁变换。不过蛾子倒是很乐意由着他去。性情羞怯的人会出于伪装的目的被这样类型的人吸引。不管怎么说，每次蛾子离家时我们感受到紧张，倒不是因为我们的监护人不在了，而是因为我们知道镖手得了允许来照看我们，而他对此又是很不情愿，一点都不上心的。

有一天，我因为一本书不见了跟蕾切尔打了起来。她不承认拿过，可我随即就在她房间里找到了那本书。她张开双臂就朝我脸上打来，我也掐住了她的脖子。正厮打着，她突然不动了，朝后倒了下去，开始浑身发抖，脑袋和脚后跟嘭嘭地砸着地板。接着她发出猫一般的一声叫，瞳孔滑向旁边，翻出了白眼，手臂依然在空中挥舞着。就在这时门开了，楼底下喧闹的人声顿时涌入，随后镖手走了进来。他一定是正从蕾切尔的房门口经过。“走开!”我吼道。他没搭理我，随手关上门，跪到地上，拿过我的书，被偷的那本《燕子号与亚马逊人》[17]，趁着蕾切尔张嘴吸气的当口一把塞到她嘴里。他从旁边的床上扯过一条毯子来给她盖上，然后躺到她边上，用双臂箍住她。就这么一直箍着，直到房间里只剩下她平静的呼吸声。

“她偷我的书。”我紧张地小声说道。

“拿一些冷水来。用冷水擦脸，给她降温。”我照做了。二十分钟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平静地躺在地板上，耳畔可以听到楼下蛾子那些熟人的说话声。

“以前发生过吗？”

“没有。”

“我以前有条狗——”他随随便便地说道，“也有癫痫。时不时地就会像爆竹一样炸开。”镖手靠在床沿上，朝我眨了眨眼睛，然后给自己点了根烟。他知道蕾切尔讨厌自己在她身边抽烟，可这会儿她只是一声不吭地看着他。“这书就是坨狗屎。”他一边用手指摩挲着封面上蕾切尔的咬痕，一边带点郑重地说道，“你要照顾好你姐姐，纳撒尼尔。我以后会教你该怎么做的。”

这可真是太让人吃惊了，皮姆利科镖手居然也有展现出另一面的时候。那天晚上他表现得那么善良，而蛾子的派对依然在楼下进行着。

在那时候，人们对癫痫的影响还有着更多的恐惧，还认为频繁发作会伤害人的记忆力。蕾切尔在图书馆读了相关资料后跟我提起过这些有限的见识。我想，我们总是选择最能给自己带来安全感的生活，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遥远的村庄，一个用围墙围起来的花园。但蕾切尔把这些顾虑都给抛到了一边。“生活就是‘schwer’(困厄)。”她会这样对我说，一边用手指做出表示引号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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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常跟镖手一起外出的女人开始会溜达到我家来了，要么陪着他来，要么是在约定好的时间来跟他碰头。她第一次来的时候，镖手到得太晚，没能赶上跟我们介绍她是谁。姐姐和我当时刚从学校回到家，因为他不在，只好跟她作了自我介绍。这意味着我们把她给看了个够。我们讲话都很当心，没有跟她提镖手之前带到这里来过的几个女人，这让我们回答她关于镖手的提问时显得很傻，就好像我们不仅记不太清楚他平时的交往，甚至连他平时做些什么、也许会去的地方都不记得了。我们知道，他心里有什么，喜欢自己向对方坦白。

不过，奥利弗·劳伦斯，也就是那个姑娘，还是让我们感到有点意外。镖手是个对于女人应该在世界上扮演何种角色抱有挺强偏见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选择约会对象时似乎有一种自杀式的倾向，那就是，他总喜欢挑选性格极其独立的女人。交往不久，他就会对她们加以考验，那就是带她们去诸如怀特查普尔或温布利大球场这样人多、声音嘈杂的地方去看体育赛事。那种地方说不了悄悄话。这种带有三重功能的考验在镖手看来能给她们带来足够刺激。再说，也没有什么别的公共场所能让镖手有兴趣前往了。他一辈子都没进过戏院。一想到要去看别人以假当真，或是在舞台上说出事先写好的对白，他就觉得这事儿很不靠谱。他是一个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人，所以他需要听到耳朵里的东西让他觉得可靠才行。只有电影对他有点吸引力，不知什么原因他相信电影里演出来的东西还是有点真实性的。不过能把他给迷住的女人似乎一点都不是那种谦卑恭顺的，或是三言两语就能糊弄住，会开开心心照着他画下的道道来行事的无知少女。之前有一个是画壁画的，另外一个，在奥利弗·劳伦斯跟他分手以后找的，是个言辞咄咄逼人的俄国女人。

奥利弗·劳伦斯，就是第一次下午独自来到我们家，害得我们三个只能自我介绍的那个，是个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据她告诉我们，她经常在赫布里底群岛[18]记录风海流，其他时候则在远东独自一人旅行。这些职业妇女的身上都存在着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表明，在她们和镖手的关系中不是镖手选择了她们，而是她们选择了镖手。就仿佛是奥利弗·劳伦斯这个研究遥远文化的专家突然偶遇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让她想起了一个几乎已经灭绝了的中世纪族群，一个对于在过去几百年中引入世上的主要礼仪一无所知的人。她面对的是一个从来没听说过世上有人只吃素食或者要为女士开门让女士先于他们进入房子的人。这个男人似乎在时间的长河中被冻结了，又或许他是从某个最近刚被发现的部族里跑出来的，现在却在她自己的家乡奇迹般地引起了注意，试问还有什么样的人能比他更让奥利弗·劳伦斯这样的人着迷呢？然而女人们在如何与镖手开始交往上似乎没有多少选择。游戏规则都是他定的。

在奥利弗·劳伦斯为了等待自己的新情郎而跟我们一起度过的那段时间里，她以一种大感奇妙的语气跟我们讲述了他们第一次共进晚餐的经历。他在蛾子的朋友堆里找到她，然后就把她带去了一家希腊餐馆。那餐馆形状狭长，只有五张桌子，灯光像潜艇里一样昏暗。镖手向她提议，通过分享一顿山羊大餐和一瓶红酒来敲定他们刚刚建立起的亲密关系(其实还没有，但很快会有的)。当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念头闪过她的脑际，某种类似大风警报的东西？不过她默许了。

“把做熟的羊头端上来。”他向侍者要求道。那个黑暗的、可怕的句子他说得云淡风轻，仿佛他要的只是一枝茴香。她一听羊头脸唰地就白了，旁边的顾客开始放慢用餐的速度，想要看看即将发生的这场情人之间的竞赛。镖手或许不喜欢戏剧，但接下来的是一场斯特林堡[19]式的演出，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观众总共有五六对儿。我们都知道镖手是个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的人，每次我们在赛狗季跟他一起坐车，他会一边开着他的莫里斯，一边敲开两三只生鸡蛋，吃完就把蛋壳朝后排座上一扔。不过在这家名为阿吉罗普洛斯之星的餐馆里，他吃得不慌不忙，异常笃定。奥利弗·劳伦斯坐在我们面前的一把硬背餐椅上，把当时的情形重演了一遍，描述了她吃羊时的各种心理活动，每一丝的坚持和拒绝。当时摆在她面前的，她敢肯定，是在帕丁顿附近某人家地下室里宰杀的一头羊的尸体，而她不得不让自己经劝说，经强迫，也有可能是经施法后——她不敢肯定是哪种，她已经不知道了，这些就像一场噩梦般让她茫然无绪——去吃掉它。

再回来说羊头。

最终获胜的是镖手，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他所期待的亲密关系的确于几小时后在他的公寓里发生了。两瓶红酒起了作用，她跟我们说起此事的时候依旧有点意气消沉。或许是因为他那么信心满满地相信自己是对的，自信到他无须为了吃羊头和她不得不恨恨地吞下去的一只羊眼睛而多费口舌。那只眼睛吃起来就像鼻涕。她真的用了这个词。而羊头吃起来就像……就像……像什么来着，她不知道。她吃了，因为她看得出来他相信她会吃的。这是让她永远也难以释怀的事情。

等到镖手来到我们家，说了一堆不太可信的迟到理由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心里认定了我们喜欢她。

她跟我们说到过亚洲和地球的南北极，那口气就好像是在讲伦敦的偏远市镇，很容易到达似的。她说起这些地方时用的声音不同于她描述自己那顿希腊餐时用的，当时她那种声音给人一种深陷重围的感觉。我们问她从事什么职业，她很精确地给出了她的研究对象。“Eth-nog-ra-phy.(人种学)”她把一个个音节慢慢地说出来，仿佛我们会一截一截地听写下来。她提到了自己的旅行之乐，告诉我们她曾在南印度的三角洲地区，乘着一艘只装着最小的二冲程发动机的小舟，漂流在犹如盘肠般的河流之上。她跟我们描述了季风的瞬息万变——刚才还浑身透湿，可五分钟后衣服就被大太阳给烤干了。她提到过有一个被灯光映成粉红色的帐篷，里面放了一尊一位不太重要的神的小雕像，雕像的阴影里凉爽宜人，而外面的世界却酷热难当。她给我们描述的这些东西正是母亲或许会写信告知的。她曾经去到过安哥拉的奇洛安果河流域，那里的人们对祖先有着超乎寻常的崇拜，乃至他们用鬼魂取代了神祇。她说的话全都闪耀着活力与才智。

和镖手一样，她也是又高又瘦，一头蓬乱的头发引人注目。我敢肯定，这是由她经历过的各种风霜雪雨给反复塑造出来的发型。绝对是个特立独行的人。我怀疑，如果有哪头羊是她亲手在某片土耳其草原上宰杀的话，她一准儿是能把它吃下去的。伦敦的室内世界肯定令她精力无处发泄。现在回头看看，也许正是她和镖手之间的极端差异使得两人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了我们的预期。然而不管他对她存在着怎样的吸引力，她似乎也同样按捺不住要重新上路的冲动。也许她当时正好想要休息一下，需要留在伦敦写报告，写完之后就又要离开了。那个粉色帐篷中的小小神祇在诱引着她再度拜访，而这意味着把所有的情感羁绊和与家庭生活有关的坛坛罐罐都抛到脑后。

不过最让我们感到奇妙的还是蛾子和她的关系。奥利弗·劳伦斯和镖手在几乎每件事上都意见相左，他们发生冲突通常是在我家客厅，有时候更糟，就发生在镖手那说话都带着回响的狭小汽车里。蛾子夹在他们两个中间，总是保持中立，拒绝站队。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明显在职业方面需要镖手的帮忙，然而尽管我们都知道她很可能只是短暂的过客，蛾子却对她颇有好奇心。我们很喜欢待在他们三个旁边，看他们三个斗嘴。此时的镖手已经比我们初见他时显得更加复杂，更有城府了，尽管他身上有着这么样一个致命伤，那就是偏偏喜欢能和他对着干的女人。不过这可不是说他会改变自己的想法。我们喜欢看蛾子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喜欢看他在镖手和奥利弗·劳伦斯呛出真火来的时候左右为难。突然之间，他看上去就像个服务生领班，除了把打碎的玻璃杯收拾掉之外无能为力。

到我们家来过的人中间，奥利弗是唯一头脑清醒，能作出明确判断的人。她对镖手的看法一直都没变过。她承认他有凌厉而又独特的魅力，也知道他有令人讨厌的地方。她告诉我们，在看到位于鹈鹕大台阶的他那套乱得一塌糊涂的公寓后，对其所展现的纯爷们儿的品位实在是既大感惊骇，又为之深深吸引。我也看到她对蛾子的犹疑，一直都吃不准他到底是一股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力量。他对镖手，她现在的、暂时的情人到底具有怎样的影响力？对于她结识的这一对孤儿似的少男少女，他算是一个善良的监护人吗？她总是对性格的可能性感兴趣。她对别人的性格细细估量，能够从细微的小事，甚至是模棱两可的沉默中，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来。

“城市生活有一半是发生在夜晚的，”奥利弗·劳伦斯曾经这样提醒我们，“道德到了夜间会变得更不稳定。晚上会有出于需要而食肉的人出现——他们或许会吃小鸟，吃小狗。”奥利弗·劳伦斯说这话时更像是心里对自己思想的翻检，从知识的阴影中传出的一段独白，某个她自己还不是很肯定的想法。有天晚上，她非要我们和她一起坐巴士去斯特里特姆公地，然后沿着那里缓缓的上坡一直走去鲁克里。蕾切尔面对那片黑暗的开阔地心中有些忐忑，就借口说天气有点冷想要回家。但我们仨还是坚持一路走了下去，最后走进了树林。城市就此在我们身后突然消失。

从周遭传来了各种无可名状的声响，有的是飞行的声音，有的是串串的脚步声。我可以听到蕾切尔的呼吸，但从奥利弗·劳伦斯那里没有任何声音传来。随后，她在黑暗中开始说话，为我们辨析那些几乎细不可闻的声音。“今晚天气温暖……那些蟋蟀鸣叫的音高是D……它们的叫声甜美而又平静，不过那其实是翅膀摩擦发出的，不是通过呼吸，它们如此频繁地应和说明一会儿要下雨。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天色这么黑，云叫月亮给挡住了。听。”我们看到她那颜色稍浅的手指着我们旁边靠左的地方。“那边像刮擦一样的声音是只獾，那不是在挖掘，是爪子在地面移动。真的，那听上去会更轻柔一些。也许是刚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吧，在它的脑袋里还留着小小的、凹凸不平的噩梦残片。我们都有噩梦。对你来说，亲爱的蕾切尔，那或许是想象发病时的可怕。但在梦里其实无须害怕，就像我们在树底下走就不用担心下雨一样。这个月份很少会有闪电，我们很安全。咱们接着走吧。蟋蟀也许会跟着我们一起走的，树枝上，灌木丛里，到处都是它们，到处都是高音C和D。等到了夏天快结束它们产卵的时候，叫声还能达到高音F呢。那些叫声像是从高处向你落下来的，是不是？看来这对它们来说是个重要的夜晚呢。请记住这点。你自己的故事只是一个故事，或许还不是重要的那个。自我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在我还是个男孩时，我觉得她的声音是我听到过最平静的。那里面没有任何争辩的意思，只有仿佛触手可及的好奇心，好奇于所有让她感兴趣的东西，而那份平静会让人不由得跟她亲近起来。白天她总是会在说话或倾听时望着你的眼睛，全心全意地跟你在一起，就像那天晚上她跟我们两个在一起时那样。她想让我们记住那个夜晚，我也的确记住了。蕾切尔和我，如果身边没别人的话，本来是不可能走出那片黑暗树林的。可是我们都相信，奥利弗·劳伦斯能在她的头脑中捕捉到来自远处的一点微光，或是风速的细微改变，让她准确地得知自己身处何方，又该往何处前行。

不过也有些时候，她会落入一种别人不会有的轻松状态，然后无忧无虑地在卢维涅花园我父亲的那张皮椅上睡去，双手枕在身下，浑不顾房间里满是蛾子的朋友。此时她脸上依然一副专心致志的表情，仿佛还在接受着信息。她是我见到过的第一个女人，其实连男人都算进去她也是第一个，会当着别人的面这样随随便便地睡觉，不觉得有任何不好意思。半小时之后，当其他人开始倦意袭来，她神清气爽地苏醒，拒绝了镖手略显缺乏诚意的开车送她回家的建议，大步走进黑夜——仿佛此刻她头脑里装了新的想法，正盼着要独自步行穿过这个城市。我会跑上楼去，从卧室窗口往下看，看她走进又走出一泓泓街灯的光晕。我能听见她轻轻吹着口哨，仿佛是在回忆某个调子，某段我所陌生的旋律。

虽然我们一起有过几次夜晚同游的经历，但我知道奥利弗的职业通常是在白天工作的，在海岸线上测量大自然的影响。她在还只有十几岁，战争刚处于最初阶段的时候，就显然已经在为海军部工作，研究洋流和潮汐了(关于这点，她只是在几乎被蛾子朋友圈中的某人道破时，才谦逊地承认了下来)。她肚子里装的都是她所领略过的风景和地形。她能读懂树林中的天籁，也曾沿着巴特西大桥旁的堤岸测算过潮浪的节奏。我一直感到纳闷，为什么蕾切尔和我从来没有尝试要去过她那样的生活，去学习她这么一个独立人格的鲜活榜样，去像她那样对身边的一切感同身受。不过你们可别忘了，我们和奥利弗·劳伦斯相识，根本也是没多久的事。尽管那些共同经历的夜间漫步——在陪伴她一起走过那大轰炸后才涌现出来的港口住宅区，或是走进那回声嗡嗡的格林威治人行隧道时，我们三个一起唱着她当时教我们的一首歌。“在冬日的寒星下，在八月的月光下……”——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她个子高高。灵活轻巧。她肯定灵活轻巧，我想，至少当她和镖手在一起，在那段短暂的、不被看好的关系中当他情人的时候应该是灵活轻巧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一个小孩子知道什么呢？我在那段时间里见到的她一直都特立独行，比方说当她在我家那个已经可以算得上人头济济的客厅里睡觉的时候，都显得跟其他所有人那么的不是一路人。这难道是属于年轻人的挑剔眼光和世故练达吗？看见她拥抱一只狗我会觉得更自在些，她跟那狗挨在一起躺在地板上，狗的脑袋压在了她的喉咙上，她连呼吸都有点不太方便，可还是乐于让它就躺在那里，就那样躺着。可要是有个男人借着跳舞朝她靠近呢？我会想象她做出幽闭恐惧症的反应。开阔的空间和暴风雨的夜里会令她无比兴奋，仿佛在那里她永远都不会被困住，不会赤裸裸地暴露。然而在所有进出卢维涅花园这所房子的熟人和陌生人中，她是最不同寻常的。她好像是一场意外，一个坐到我们桌边的局外人，镖手在父母的房子里发现了她，更令人吃惊的是居然还跟她好上了，于是不久以后人们就管她叫“镖手的妞”了。

“我会给你们俩寄明信片的。”奥利弗·劳伦斯在终于要离开伦敦之际这样跟我们说。然后她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但在黑海边界的某处或是亚历山大港附近的某个小村庄，她真的会给我们寄来一封关于山区云系的柏拉图式的情书，那其中所展示的是一个另类的世界，她的另一种生活。那些明信片成了我们的珍宝，特别是我们得知她当时已经和镖手没有联络了。她已经走出了他的生活，连一个回眸都没有留下。想想，一个女人为了满足对两个远方孩子的承诺，给他们寄去了一张明信片，这说明她心胸开阔，也说明她有孤独感，在她心中有一种隐藏的需要。这表明的是两种非常不同的状态。又也许未必如此。当年的那个孩子能知道什么呢……

在我写下关于奥利弗·劳伦斯的这些想法后，曾有几次差点都觉得是在创作一个可能的自己母亲的形象，而在现实中她离开了，在做些什么我一无所知。这两个女人都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不过，当然了，从其每一个所在之地亲切地、超出其职责地给我们寄来明信片的，只有奥利弗·劳伦斯。

我和这两个女人分别构成的三角形还有第三个角，这一点我现在也有考虑了。那就是蕾切尔，她在那段时间需要和一位母亲有亲密的关系，那人能以母亲的方式来保护她。那天晚上，她走在奥利弗和我中间，我们沿着缓缓的山坡向上走进斯特里特姆树林，某人告诉她，当她跟我们一起置身黑暗中时，那黑暗里不会有危险，甚至在梦中或在她发病时的骚乱中也不会有危险。只有蟋蟀在我们的头上鸣唱，只有一只獾在心绪转宁的过程中发出刮擦，只有沉寂和随后突然响起的雨声沙沙。

我们的母亲有想过她不在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事吗？她曾经带我们到西区去看过一出当时流行的戏，《令人钦佩的克里奇顿》，那是我们看过的第一出戏——戏里面有一个管家(我想，照我家的情形，那个角色对应的应该是蛾子)，在遭遇船难后的荒岛上这样一个有点完全颠覆过来的世界里，是他令一个贵族家庭保持了规矩，从而获得了安全。母亲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生活会和这出戏一样？她难道真的认为保护我们世界的那层壳不会破碎吗？

有时候，在他当时正在喝的不管什么东西的影响下，他会兴奋到令我们不解，虽然他看起来好像还很明白自己正在说些什么——但其实已经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了。一天晚上，蕾切尔有点睡不着，他就从母亲的书架上抽出一本名为《金钵记》的书[20]给我们念了起来。书中那些段落展开的方式，即那些句子沿着迷宫般的路径漫游至意义消失，在我们俩听来，像极了蛾子喝醉之后教训人时的说话。就仿佛语言以一种礼貌的方式和他的身体相互分离了。在其他某些晚上，他也会出现行为怪诞的情况。一天晚上，收音机里播了条有关某人之疯狂行径的消息。此君在萨沃伊酒店门口把一辆希尔曼·明克斯牌汽车上的乘客全给拽了下来，然后放火烧了车子。蛾子是一小时之前刚回来的，他专心地听着，然后惊呼了一声：“哦，上帝啊，真希望那个人不是我!”说着他还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好像那上面还有石蜡残留的痕迹似的。在看到我们一脸紧张后，他眨了眨眼睛，宣告了此事的不可能。很显然，我们没能理解他开的玩笑。镖手则跟他正相反，他虽说比蛾子更能扯谎，却和所有干灰色营生的人一样，没有幽默感。

蛾子依然难得动感情，这几乎让人觉得他可靠。也许他终究还能算得上是我们的令人钦佩的克里奇顿，即便是他把那种浑浊的液体倒进小小的蓝色玻璃杯，那杯子以前是用来装洗眼水的，可现在他喝下装在其中的液体后，却露出喝了雪莉酒的表情。我们不在乎他有这样的习惯，因为每次喝了以后，他都会平静地满足我们的愿望，而蕾切尔总是趁着这样的机会提出要求，说服他带我们去这个城市中他似乎特别了解的那些地方。蛾子对那些荒弃的建筑特别有兴趣，比如位于南华克区的一所十九世纪的医院，那家医院生意好的时候麻醉药都还没发明出来呢。他不知怎的就带着我们进了那地方，弄亮了墙上的钠灯，灯光在黑暗的手术室里忽明忽暗。他知道伦敦城里许多已经荒弃的地方，点着十九世纪的灯，暗影憧憧，阴森可怖。我在想，蕾切尔后来投身了戏剧事业，不知是否和那些灯火幽明的夜晚有关。她肯定发现了怎样让生活中不开心的事和危险的事可以暗淡下去、变得隐形或至少变得遥远的方法。我想她最终那些在聚光灯下和虚假雷声中进行表演的技巧会让她自己搞清楚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安全，哪些不安全。

到了这时候，镖手已经在跟俄国姑娘一起外出约会了。那姑娘是个火暴脾气，不过镖手在她发现自己的地址之前就已经从这段关系中脱身了。这当然意味着她也会在奇怪的点儿出现在卢维涅花园来找他，在空气中仔细嗅闻，搜索他的气息。他于是变得非常小心，从来不把车子停在我们那条街上。

镖手各种女朋友的出现，令我突然对除了母亲和姐姐之外的女人有了比以前更近的接触。我上的学校只收男生，那时候我应该只能和我那些男同学交朋友，想法也应该是和他们一样的。但是奥利弗·劳伦斯那平易而又亲切的谈话，她直言不讳地谈论自己愿望的方式，甚至是她的欲望，把我带进了一个离我以前所到过的任何地方都那么不同的宇宙。我被自己的世界之外的女人给迷住了，这其中没有任何血气或是性的动机。这样的友谊不由我掌控，而且短暂即逝。它取代了我尚能远远保留着的家庭生活，这是我的错。不过我喜欢那些我从陌生人身上学到的真相。即便是在镖手跟那个最终给甩了的俄国女朋友交往的、充满戏剧性的几周里，我都会超出正常需要地逗留在家里，或是从学校急急赶回家，为的就是能看到她带着那种哀怨的表情在我家客厅里来回踱步。我会从她身边经过，轻轻拂到她的臂膀，这样我就把那个瞬间给收藏下来了。有一次我自告奋勇要陪她去怀特查普尔的赛狗场，说是要帮她一起去找镖手，但她摆了摆手根本没搭理我，也许是以为我把她带出家去另有图谋吧。其实她没意识到自己当时跟镖手相距有多近，后者当时正躲在我的房间里看《比诺》[21]。不管怎么说，但凡有女人在身边，我心里已经开始能感受到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乐趣了。

艾格尼斯大街

那年夏天我在天涯路一家快节奏的餐厅里找了份工，又回去洗盘子了，偶尔有哪个侍者生病我也会顶一下班。我盼望着能再见到恩科玛先生，那个会弹钢琴又会讲故事的家伙，可我在那里没有碰到一个熟人。员工主要是一群牙尖嘴利的女招待——有从北伦敦来的，也有从乡下来的——我见了她们眼睛就转不开了，为了她们跟老板顶嘴的样子，为了她们大笑的样子，为了她们虽然工作辛苦却依然觉得是一种享受的样子。她们比我们这些在厨房里干的地位要高，所以我们几乎不会成为她们的话题。这倒没关系。我可以远远地看着她们，从她们身上学到东西。我在那里工作，位于生意繁忙、一刻不停的餐厅中心让我还有点放不开，而她们那伶俐的口齿和富有感染力的笑声给我带来了欢乐。她们会端着三个托盘从你身边经过，说出对你的建议，而在你结结巴巴地想要回答点什么的时候，她们已经走远了。她们会卷起袖子来向你展示紧绷的肌肉。她们会一下子很冒昧，然后突然又变得冷淡了。有个脑后扎着绿色发带的女孩子在我午餐休息时在一个角落里遇到我，问能不能从我的三明治里“借用一下”那一小片火腿。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肯定是默默地把火腿给她了。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对我的冒昧露出大吃一惊的表情，跑回去叫了三四个女招待来把我围住，跟着叨叨了好一阵欲望的危险。我即将进入青春期和成年之间那片没有边界的区域了。

几星期后，当我在一所空房子的旧地毯上，当着那位女孩子的面脱光衣服的时候，我发现通向她的路径是看不见的。我所了解的激情依然是一件抽象的东西，上面层层叠叠地覆盖着我还不知道的阻碍和规则。什么是正当的？什么又是不正当的？她躺在我的旁边，一点都没有谦恭与顺从的样子。难道她和我一样紧张吗？而且，这一段的戏剧性不在于我们，而在于我们所处的场景，其中包含了非法进入艾格尼斯大街上的一所房子，用的是她从在房屋中介工作的哥哥那里借来的钥匙。房子外面挂了块“待售”的牌子，里面没有家具，只铺了地毯。当时是黄昏，我只能借助外面的一盏街灯和一串一根接一根点燃的火柴来弄明白她的反应。那些火柴是我们后来在某一片地毯上划燃，用以检查那上面有没有血迹，弄得好像在那里发生过谋杀案似的。这一点都不让我觉得浪漫。奥利弗·劳伦斯的活力与才智让我觉得浪漫，被镖手甩了的那位俄国姑娘，她身上那熊熊燃烧的性的怒火让我觉得浪漫，而且她对镖手的疑心越重，她的美丽就越增添几分。

又一个仲夏之夜。我们在那所艾格尼斯大街的房子里洗了个冷水澡。没有毛巾可以用来擦干身体，就连窗帘都没有一块。她把深色的金发拢到脑后，然后甩了甩头，头发散开，散成了一道光环。

“别人这会儿说不定都正在喝鸡尾酒呢。”她说。

我们在空房间里走来走去，借此晾干身体。自大约六点进入这所房子起，这是我们最亲密的状态。不再有什么关于性的暗心思，或是心心念念的欲望，我们就那样赤裸着，彼此在暗中看不到对方。我借着屋外一掠而过的一道车灯，瞄到了她脸上挂着一丝微笑，显然她也发现了这点。我们之间有了一点小小的共同意识。

“看着。”她说完在黑暗中做了一个手倒立。

“看不见。再来一次，”这个曾经看上去那么不友好的女孩朝着我一个筋斗翻了过来，一边喊了句，“这次抓住我的腿。”然后在我慢慢把她放下来的时候，她说了声“谢谢”。

她坐在地板上。“要是能开扇窗就好了。到街上去跑一跑。”

“我连我们在哪条街上都不记得了。”

“艾格尼斯大街。花园!来——”

在楼下的厅里她推着我让我走快点儿，我转过身来抓住了她的手。我们俩靠着楼梯打闹了起来，谁也看不到对方。她凑过身子来，在我脖子上咬了一下，然后从我的怀抱中挣脱。“来呀!”她逗我道，“我在这儿呢!”随即“嘭”的一声撞到墙上了。此时的情形就好像我们俩什么都没想，只想着要逃离此刻的密闭，而只有我俩间的亲密能帮助我们逃离。我们在地板上，亲吻着任何能摸到的地方。在做的时候她用双手捶打我的肩膀。这称不上是做爱。

“别，别松开!”

“不!”

在挣脱她箍紧我的臂膀时，我的脑袋撞上了什么东西，一堵墙，或是栏杆什么的，然后又重重地回落到她的胸口。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她有多小。在这儿，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彼此的意识，纯粹地发现着身体运动带来的愉悦。有些人从来没发现过，或者再也发现不了了。然后，我们就在黑暗中睡着了。

“喂，我们这是在哪儿啊？”她问。

我转成仰面朝天，把她带着一起转了过来，所以她来到了我上面。她用小手掰开我的双唇。

“空楚瑱下。[22]”我说。

“那再说一遍你叫什么？”她大笑道。

“纳撒尼尔。”

“哦，呸!爱你，纳撒尼尔。”

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衣服穿上。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慢慢地朝前门走去，一路都拉着手，生怕会失去对方似的。

蛾子经常会不在家，但他不在，就跟他在一样，都不算个事儿了。姐姐和我现在已经会四处觅食，自己照顾自己了。蕾切尔到了晚上会消失不见。对于去了哪儿她什么也不说，就像我根本不提我在艾格尼斯街的生活一样。对我们俩来说，学校现在好像已经成了和我们不相干的东西。在和那些我平时觉得应该能算是我朋友的男孩子说话的时候，我从来都不会说起发生在家里的事。那些事归一个口袋，而学校生活归另一个口袋。年轻的时候，我们更有点怕的是别人知道自己的实际情形，怕别人对我们评头论足，但我们自己却很少会为此而感到尴尬。

有天晚上，蕾切尔和我一起去看一场七点钟的电影，我们坐在高蒙电影院的前排。电影演到某一段，男主人公驾驶的飞机朝地面栽下去，而他双脚被飞机的操控装置给卡住了，一时间脱身不得。紧张的音乐响彻整个剧院，伴随着飞机引擎的尖啸。我那会儿看得入神了，没有意识到身边发生的事情。

“你怎么啦？”

我朝右边看去。在说“你怎么啦”的那个人和我之间坐的是蕾切尔，此刻她正全身发抖，发出一声母牛叫般的呻吟。我知道她接下来会越叫越响的。她的身体左右摇摆。我急忙打开挂在她肩上的袋子，拿出木尺，往她牙齿中间塞，然而已经晚了。我必须用手指把她的嘴撬开，而她那两排细小的牙齿则在用力地咬落。我拼命拍她的脸，然后趁她喘气的时候把木尺猛地戳了进去，然后把她拽到了地板上。在我们的上方，那架飞机坠毁到了地面上。

蕾切尔失神的眼睛正望着我，想获得安全，想找到脱离她此刻状态的安全之路。那个男人也俯下身来看着她。

“她是什么人？”

“我姐姐。发病了。她得吃点东西。”

那人把手上拿着的冰激凌递给了我。我拿着冰激凌按到了姐姐的嘴唇上。她先是把头向后一仰，然后弄明白是什么了，就大口吃了起来。我们俩就那样在黑暗中，趴伏在高蒙电影院脏兮兮的地毯上。我试着想把她从地上弄起来，可她已经变得死沉死沉的，于是我只好躺倒在地上，把她抱在怀里，就像镖手做过的那样。她的样子，借着银幕上洒下的光看起来，像是依然在目睹着某件可怕的事情。事实也的确如此，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她都会在事后平静地向我讲述她看到的东西。银幕上的说话声充斥了整个电影院，剧情还在继续，我们就那样在地板上抱着，待了有十分钟。我把外套盖在她身上，让她安心。现在已经发明了药物，可以让身体从这种冲突状态中摆脱出来，但当时还没有。就算有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从一道边门偷偷溜了出去，越过黑暗的帷幕，走进了灯火的世界。我带她进了一家里昂街角餐馆。她浑身绵软无力，我得让她吃点东西。她喝了牛奶。然后我们走回家里。她没有说起刚才发生的事情，仿佛在跨越了鬼门关后，此事已变得不重要了。她总是要等到第二天才会想谈论一下——不是谈心中的尴尬或茫然，而是想还原出在通向崩毁一切的发作之前那震颤变得越来越强的过程。想到这里她再也想不下去了，脑子从那里开始就不记事儿了。可我知道，在高蒙电影院里曾有过短暂的一会儿，在她看到那个飞行员挣扎着要逃脱时，她自己一边在因为发病而颤抖，一边还随着银幕上主角的动作而一起动作。

如果我在这个故事里没有太多提到我姐姐的话，是因为我们俩有着各自独立的记忆。我们都观察到了对方身上露出的线索，但我们都没有跟进。她那支来路不明的口红，有一次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个男孩，她某次跌跌撞撞地一路笑着很晚才回到家，又或者她出人意料地变得喜欢跟蛾子聊天了。我猜想她肯定是把他当成了倾诉对象，不过我的秘密我自己守着，跟谁都保持距离。不管怎么说，蕾切尔关于我们在卢维涅花园那段岁月的故事，或许会在某些方面能跟我的版本安然共适，但讲出来肯定会是不同的调子，侧重的东西也各不相同。从事后看来，我们只有在刚刚都有了双重生活的那段时期才是亲密的。不过现在，经过了这么些年，彼此有了隔膜，我们都是自己在照料自己了。

地毯上有用肉店的厚牛皮纸包着的食物——奶酪和面包、切成小片的火腿、一瓶苹果酒——全是从我们上班的餐馆里偷来的。这次我们是在另一所房子的另一个房间里，这里也没有家具，墙上空空如也。雷声响彻这栋无人居住的建筑。从她哥哥排的日程来看，这所房子还得有些日子才能卖出去。所以，我们已经渐渐习惯了，在一天快要结束，他的客户们不可能光顾之后，到这里来展开我们的野营活动。

“可以开扇窗吗？”

“不行，会忘关的。”

她对于哥哥定下的规矩执行得很严格。他甚至还对我进行了审查，对我上上下下好一番打量，说我瞧着稍微嫩了点。真是一场奇怪的面试。他的名字叫麦克斯。

我们在以前肯定是餐厅的地方做。我的手指触摸到了桌子腿压在地毯上磨出来的痕迹。我们所在的地方应该是在桌子下面，一般情况下应该有一桌饭在我们的头顶进行。我这么说着就抬眼看了看，黑暗中什么东西也没有看到。

“你是个奇怪的人，不是吗？只有你才能在这个时候想这种事情。”

暴风雨在我们的头顶肆虐，砸碎了汤碗，把汤匙砸落到地板上。有一堵被炸弹炸坏了的后墙还没有修复，干脆的雷声嘹亮地钻了进来，令我们的赤裸无处躲藏。我们无助地躺在那里，没有家具，对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甚至找不到一个借口，我们所有的只是充作盘子的厚牛皮纸，和一只给狗喝水用的旧碗。“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正在周末干你，”她说，“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在我们身边。”我还没习惯谈论性。可艾格尼斯——她现在管自己叫这个名儿——喜欢谈，而且说的时候很有魅力。这对她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怎样才是让她到高潮的最佳方式，该触摸她哪个具体的部位，该多轻，该多重。“来，我指给你看，把手给我……”我那无声的反应多少让她感到好笑，我的羞怯惹得她笑面以对。“小伙子，你还有好多年、好多年可以用来慢慢习惯，让自己一点点适应。咱们有的是机会呢。”停了一会儿她又说，“知道吗……你也可以教教我你的事。”

到了这会儿，我们对彼此的喜欢已经跟对彼此的欲望一样多了。她跟我说起了她在性方面的往事。“我问别人借了一条短裙去约会。我喝醉了——这是第一次。我醒过来发现自己在一个房间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裙子也没了。我就穿了一件雨衣走到地铁站，然后回的家。”她停了一会儿，等着我说点什么，“你身上发生过这样的事吗？如果你想的话，可以用法语告诉我。那样会让你觉得好说些吗？”

“我法语没及格。”我撒谎道。

“鬼才信呢。”

除了说的话狂放不羁外，我还喜欢她的声音。她说起话来音调丰富，充满韵律，跟我们学校里那些男孩子说话的方式真是有着天壤之别。我在那年夏天所了解的艾格尼斯不会是她日后所成为的那个艾格尼斯。我在当时就知道这点了。我所想象的那个未来的女人会跟她自己想成为的样子重合吗？是不是就跟她或许也觉得我能走得更远一样？那是一个跟我在生命中的那段时间里所知道的所有人都不一样的形象。在那个年代，十几岁的少年人会被禁锢在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定了的形象中，因此后来也就一直这样了。这是英国人的习惯，当时的时代病。

夏天第一场暴风雨的那个夜晚——我们曾在风雨中疯狂相拥——我在终于回到家后在裤子口袋里发现了一样礼物。那是折起来的一片皱巴巴的厚牛皮纸，就是从之前被我们当盘子用的那张上扯下来的，我打开一看，发现上面画着一幅素描，我们俩仰面躺着，手拉着手，头顶是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乌云重重，电光闪闪，一派暴雨欲来的气象。她喜欢画画儿。在我人生之路的某处，我把那幅画给弄丢了，我原本是想一直留着的。我现在还记得那幅画的内容，时不时地我会留心寻觅，想在某家画廊里找到一幅跟当年那张素描画意相仿的作品。可我一直也未能如愿。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对她的所知仅限于“艾格尼斯大街”，也就是我们一起进入过的第一所房子所在的街。在我们非法进入各式空壳房屋的那些日夜里，她以一种带有自卫意识的幽默坚持以此作为自己的笔名。“Nom de Plume(笔名)，”她一本正经地用法语念道，“什么意思你应该知道的吧？”

我们溜出了那所房子。我们必须赶早去上班。有个男人在巴士车站来回踱着步，在我们靠近的时候盯着我们看，然后又看了看那所房子，仿佛在奇怪我们为什么会从那里出来。他和我们一起上了巴士，坐在我们后面。这只是巧合吗？还是他就是栖居在我们侵入的那所房子里的战时幽灵？我们有点不好意思，倒没有害怕。艾格尼斯担心的是她哥哥的工作。不过在我们起身准备下车的时候，他也站起身来跟在我们后面。巴士停了下来。我们站在下车的地方。等车子重新启动，越开越快的时候，艾格尼斯跳了下去，踉跄了一下，然后跟我挥手告别。我挥手作答，然后回转身来，从那个男人身边经过。后来，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的某处，我从车上跳了下去，他没法抓到我。

贻贝船

我们在泰晤士河上的第一天，蕾切尔和我和镖手一路向西，直到差点出了伦敦城的地界。现在我得靠一份画得很精细的河流图才能指给你们看我们经过或停留过的那些地方了，不过在那些个星期里，我对那些地名都是了然于心的。此外我还非常熟悉那些潮汐信息图，错综复杂的堤道，原来的通行税征税所，我们进出过的拉船的船坞，我们从船上学会辨认的一些建筑工地和人多的场所——船巷、公牛巷、莫特莱克、哈罗兹堆场、几家发电厂，还有二十多条有名没名的运河，这些运河都是一两个世纪前开挖的，像奓开的手指一般从泰晤士河辐射向北方。我曾经躺在床上，复述泰晤士河所有那些衍生出去的分支，为的是能背下来并长久记住。我现在还在这样做。它们听上去跟英国历代国王的名字很像，我听着要比那些足球俱乐部的名字或是乘法口诀表什么的更带劲儿。有时候我们会朝东航行，开过伍尔维奇和巴尔金，就算是在漆黑的夜里，单凭着河流的水声或是潮汐的牵引力，也能知道自己到了哪儿。过了巴尔金之后就是里海码头、厄里斯段、提尔伯里通道、下霍普段、布莱斯沙洲、格雷恩岛、入海口，然后就是大海了。

沿着泰晤士河还有一些更为隐秘的所在，我们在那里逗留，与海船海轮会合，从那上面卸下出人意料的货物，然后牵走那些犹犹豫豫踏上岸来的动物，它们全都用一根长长的绳子给拴在一起。就是以这种方式，它们从加来经历四五个小时的行程来到这里，拉屎拉尿，然后我们把它们哄上贻贝船，继续一段短暂的旅程后，被不同的人们收下，这些人我们只是匆匆一瞥，从来也不知道他们姓什么叫什么。

我和姐姐卷入这些河上勾当的事情还得从某天下午说起。那时候，我和姐姐正在说接下来的周末找点什么事干干，这话被镖手给听去了。他就当蕾切尔和我不在房间里一样，随随便便地问蛾子我们俩是否正好有空，能跟他出去一趟，帮点小忙。

“白天的活儿还是晚上的活儿？”

“也许都有。”

“安全吗？”

这话是蛾子低声说出来的，意思这是我们不该听到的。

“绝对安全。”镖手大声回答道，说着朝我们看过来，挤出一个假笑，手很简慢地一挥，表明安全是毋庸置疑的。合不合法的事从来都不会摆到台面上来讲。

蛾子低声问了句：“你们俩会水吧？”我们点了点头。镖手插进来问道：“他们喜欢狗的吧？”这次是蛾子点了点头，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喜不喜欢。

“真是酷毙了。”镖手在那第一个周末如此赞叹道。说这话的时候他一手搭在舵轮上，另一只手正从口袋里往外掏三明治。他看来并没有把心思都放在驾驶驳船上。一阵冷风在水面上荡开一片扇形，抖抖晃晃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刮来。我想我们跟他在一起是安全的。我对船一无所知，不过我很快就爱上这没有了陆地的味道，水面上的油，咸咸的海水，船尾突突突冒出来的烟气。我渐渐爱上了身边这条河里那许许多多的声响，这些声响让我们安静，恍若置身在包蕴于这个熙攘世界中一个突然陷入沉思的宇宙。这的确是酷毙了。我们差点擦到一座桥的桥拱，镖手在最后一刻把身体拼命往后仰，好像能让船也跟着他一起后仰似的。我们还差点跟四个桨手划着的一艘小船相撞。擦身而过后，他们还兀自在我们荡起的水流中摇晃不止。我们听到了他们怒冲冲的叫喊，看到镖手向他们摆手示意，仿佛是在说这就是命，谁都怪不得。那天下午我们要从靠近教堂渡口阶梯的一艘静悄悄的驳船那里接上二十条灰狗，然后再静悄悄地把它们送到位于下游的另一个地方去。我们之前不知道还有着这样自己会走路的货物，也不知道有严格的法律专门打击把动物非法运进英国的行为。不过镖手似乎什么都知道。

我们之前曾有定论，镖手走起路来有点勾头缩颈，鬼鬼祟祟，谁料在他把我们带上贻贝船后，我们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蕾切尔和我在下滑溜溜的跳板时，都走得战战兢兢，而镖手眼睛根本不往脚底下看，他一边半侧着身子，小心着蕾切尔不要失足滑跤，一边还能随手一扔，把烟头扔到堤岸与轻轻晃动的小船之间那道只有区区四英寸宽的缝隙里。我们觉得危险重重的台阶，对他来说是平坦的舞厅地板，原先走起路来勾头缩颈、鬼鬼祟祟，现在他走在和脚一样宽、沾着雨水和油脂的船舷上缘时从容潇洒，胜似闲庭信步。他后来说，他妈是在河上航行遭遇一场持续了二十四小时的暴风雨时怀上他的。他家的先人有好几代都是驳船夫，所以他的身体天然能适应河上生活，上了岸反倒会有点不自在。他知道特威克南和下霍普尖之间的每一条潮路，能根据气味和装卸货物的声音分辨码头。他吹嘘说他父亲是“河上的荣誉市民”，尽管他也曾说过他父亲是个残酷的人，在他才十几岁的时候就逼着他进了拳击这一行。

镖手还能吹许多种口哨，因为每条驳船，他告诉我们，都有自己的信号。你只要到了一条新的船上工作，就能学会那条船上的口哨。在水上，这是你唯一能运用的信号，用于辨认或示警，每一种口哨都是根据一种鸟叫来的。他曾经碰到过一帮在河上讨生活的人，他说，走在一片位于内陆的树林里，这时，他们突然听到了属于自己驳船的口哨声，而放眼望去，根本连河的影子都没有。原来那是一只茶隼在保护自己的鸟巢时发出的叫声，这种鸟在一百年前肯定在河边住过，它们的叫声就是在那时被一代代驳船上的人借去当信号给学会的。

从那个周末以后，我想继续在运狗的事上给镖手帮忙，而蕾切尔则开始跟蛾子待的时间越来越多。我怀疑她是觉得运狗的事情有点小儿科。不过我倒是愿意穿好了防水外套，等着镖手开车过来捎上我。我们最初在卢维涅花园碰到的那几次，他几乎没怎么把我放在心上，那时候我只是他碰巧登门的房子里的某个孩子。不过现在我发现，镖手在你向他讨教的时候其实是个很随和的人。他不像蛾子那样把你当回事，但会非常精确地告诉你他需要你做什么，也会告诉你什么是他不会跟别人分享的。“把牌拿高点儿，别让人看见，纳撒尼尔，”他会说，“永远要把牌拿高点儿。”从以后的发展来看，他需要的正是我这样的人，多少还算靠得住，帮他每周两三次从静悄悄泊着的欧洲船中的一条上把灰狗给收来。于是他说服我辞掉了餐厅里的工作，专门帮他在黑夜里用贻贝船把灰狗运去其他各处，再由一辆货车把他那些活的货物神秘地送去更远的地方。

我们每跑一趟船大概会收到二十位害羞的旅客，它们一路都坐在甲板上发抖。这样的旅程有时会一直拖到半夜，而且很容易会突然有一艘敞篷摩托艇鬼影般出现在我们身边，随即便传来很响的喊话声，或是有探照灯的光柱朝我们射来。镖手很怕那种他称之为“没事儿也要查一查的人”，这就意味着我必须蹲下身子，蹭到毯子底下的狗堆中去，在群狗发出的恶臭中安抚它们，而河警就从我的身边走过。“他们找的可是比这更危险的东西。”镖手以这样的话来表明他的犯罪行为并不严重。

现在已经渐渐清楚了，我们所运送的这些东西其实并不能保证我们赚大钱。这些动物并不一定能成为赛狗，谁也不知道它们跑得是快是慢。它们全部的价值就在于提供“未知因素”，由于公众不确定它们的价值，所以反而保证了会有“搏一记”式的下注——就是指门外汉光凭狗的外表下注，而不是根据真实的血统来判断究竟是值得看好还是看衰。有“搏一记”式的下注才会有金钱的活跃流动。你把好几镑钞票押在一条没有过往战绩的狗身上，就因为被拴着的那家伙朝你投来貌似会心的一瞥，或是它大腿的线条，或是你耳边刮到几个你以为懂行的家伙在低语，其实他们根本不懂。我们弄来的狗都是没有过往赛绩的废物，要么是从某个城堡里绑架来的，要么是从屠宰场里救下来准备废物利用的。它们就跟公鸡一样籍籍无名。

在没有月光的夜河上，我安抚它们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当它们要叫的时候，我就抬起我十几岁少年人的脑袋，摆出一个严厉的姿势。我觉得我是在让一支管弦乐队安静下来，而这给我带来了美妙的权力初体验。镖手在舵轮室里指引着我们穿透黑夜，嘴巴里哼着《可惜不是给我的》。他唱给自己听的时候旁人听着总觉得是在叹息，他的心思跑到了别处，很少在意自己嘴里在唱什么词儿。而且我知道，他是个很有女人缘的家伙，因此歌里面的那种伤悲跟他的实际情况完全是两码事。我之所以会知道，是因为之前给他提供过好几次不在场证明，或是从公用电话亭传送过假消息，让他某些晚上可以不用去赴约。女人们从来就弄不准他确切的工作时间，更不用说知道他真正在干些什么了。

在那段跑河上的日子里，我开始得窥镖手生活那混沌朦胧的时间表，我发现自己简直就像生活在故事里，故事里有用驳船走私的，有兽医，有造假的人，还有伦敦周围各郡的赛狗场。收受了贿赂的兽医给这些外来狗注射犬瘟热疫苗。有时候我们还会需要临时的托狗所。造假的人伪造出狗的出生证明，证明其主人在格罗斯特郡和多塞特郡，人们就会想当然地认为狗也是在那里生下来的——其实那些狗到那时为止都还连一个英语单词也没听到过呢。

在我生命中那第一个奇妙的夏季，我们在赛狗季的高峰期每周走私的狗超过四十五条。我们从位于莱姆豪斯区附近的一个码头把那些听到发令枪还会害怕的狗接到贻贝船上，然后在夜色中沿河而行，来到位于伦敦市中心的下泰晤士街附近。然后我们再掉头回到下游去。只有这些深夜返程途中——船上已经没有狗了——才是镖手从复杂的日程安排中解脱出来，再也不会受到任何打扰的时刻。我现在对镖手的世界很是好奇。在那些夜航途中，他毫无遮掩地谈论自己，谈论赛狗里面的各种奥妙，偶尔还会向我提出问题。“你很小的时候就认识沃尔特了，对吧？”他曾这样问过我一次。等我吃惊地望向他，他又缩回去了，就像一只太过冒失地摸到别人大腿上的手。“啊，明白了。”他讪讪道。

我跟他打听他是怎么跟奥利弗·劳伦斯好上的，之前我先跟他明说了我喜欢她。“啊，注意到了。”他说。这倒是个意外，因为镖手总是一副对我的反应既不了解也不关心的样子。

“那么，你是怎么遇上她的？”

他指了指无云的天空。“我需要点建议，而她是这方面的专家……地理学家，人种学家(eth-nog-ra-pher)。”他把这个词一截截地说出来，就跟她当年讲的时候一模一样。“谁知道世界上会有那样的人？谁还会通过月亮的盈亏或云的形态来解读天气？不过她对于我在干的事情倒是有用，我喜欢女人比我聪明。请注意，她可是个……嗯，她能让你吃惊。她的脚脖子可真好看!我以为她不会跟我约会的。她是住梅费尔[23]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她喜欢口红，喜欢丝绸。她老爸是个大律师，不过要是我有了麻烦，我可不指望他会来捞我。这个先不说了，她在那儿一个劲儿地跟我讲荚状云啊，砧状云啊，还有从蓝天中怎么看出名堂来。不过我真正喜欢的还是她那对脚脖子。她有我欣赏的那种赛狗的血统，但你永远也赢不了，靠她赢不了。你只能抓住她生活的一个角。我是说，你看，她这会儿在哪儿呢？一点儿音信也没有。不过吃山羊的那个晚上还真是，知道吗，我觉得她其实是喜欢的。她嘴上当然不会承认，但那就像是在吃饭的过程中被迫签下了合约一样。真是个妙人儿……可惜不是给我的。”我喜欢镖手以这种方式说话，就好像我是个能跟他平起平坐的人，能够了解女人那些反复无常的微妙心态。而且，能够听到山羊事件的另一个版本，表明我又进入了这个世界的更深一层。我觉得自己是一条正在变色的毛毛虫，危险地保持着平衡，从一个种类的树叶爬向另一个种类的树叶。

我们继续在幽暗、平静的河水中航行，感觉这河是我们的，直到入海口。我们经过那些工业建筑，它们的灯光悄然无声，微弱得像天上的星星。我们宛如置身于一颗战争年代的时间胶囊，灯火管制和宵禁依然在实施，周遭能看到的只有战时灯火，驳船只有熄灭了所有的灯火才能允许在这片河面上航行。眼前这位次中量级拳击手，我曾经觉得他冷酷无情，充满敌意，可此刻看着他转过头来看着我，柔声地讲述着，寻找着确切的言辞来描述奥利弗·劳伦斯的脚脖子，描述她在蓝绿色气象图和风系方面的知识。我意识到，他记着这些信息或许的确是对他工作的某一方面有用，可这同时也能把他的注意力从她脖子上缓慢跳动的蓝色脉搏上面转移开。

他抓过我的胳膊，放到舵轮上，就走到边上对着泰晤士河撒尿去了。他发出一声畅爽的叫唤。他做什么事情总是会配点音效。我怀疑正是在情浓时刻，奥利弗·劳伦斯脖颈上的脉搏在一层细密的汗珠之下跳动。我回想起了第一次看到镖手撒尿的情景，那是在达利奇画廊踩点的时候，他吹着口哨，右手的手指一边夹着烟一边端着鸡巴，鸡巴对准了小便池的边沿。“把着鸡巴射击吧。”他老喜欢这么说。此时此刻，我驾驶着驳船，可以听到他那例行公事的独白。“我发现云朵是灰色的——它们要比任何的俄国戏——更能保证好天气。”他这话在嘟囔给自己听，身边没有女人陪伴，又当着这深更夜半。

驳船慢了下来。我们紧紧地靠着码头的挡板把船泊好，登上了岸。此时是凌晨一点。我们走到他的莫里斯汽车那里，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歇口气儿，好像是刚摆脱了河中的水，正在把自己跟陆地上的土联系到一起。然后他踩上离合器，钥匙转动，引擎声打碎了寂静。他总是把车开得很快，几乎到了危险的程度，飞驰过纵横交错的、狭窄而又没有灯光的街道。伦敦城的这一片自打战争以来便只是部分有人居住。我们经过街道的废墟，时不时地会有一丛篝火闪现。他点燃香烟，敞着车窗。回家的路从来都不是笔直的，他忽而往左，忽而往右，一定时候会慢下来，突然又会拐进一条从没见过的小巷，仿佛是在预先测试逃跑的路径。还是到了这样一个点儿，他需要这样冒点险来让自己保持清醒？安全吗？我动了动口型，把蛾子的这个问题无声地抛向了窗外。有那么一两次，如果镖手觉得我不是很累，就会故意装出疲惫的样子爬出车子，走到我的副驾驶座上，让我去开车。在我应付着离合器，突突突地开过考宾斯布鲁克桥的时候，他会从旁边瞄上我一眼。随后我们就驶入了近郊，谈话就此终止。

我常常会被有些要跑远路的差事弄得精疲力竭。骨骼和血液的测试需要当场编故事。大伦敦地区赛狗协会的假印戳需要伪造，这样我们那些外来的狗才能进入全国一百五十家赛狗场中的任何一家，就好像它们带着伪造的身份准备要齐集于基督山伯爵的舞会似的。犬类的血统正随着杂交而不再纯正，赛狗业将遭受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奥利弗·劳伦斯在发现了镖手的勾当后，于离去前转了转眼珠问道：“接下来搞什么呢？进口猎狐犬吗？还是进口从波尔多偷来的孩子？”

“当然得是波尔多的。”镖手嘴上一点不饶人。

到现在，我都还喜欢在贻贝船上的那些夜晚。那艘船原先只是一艘普通的帆船，现在配备了现代化的柴油发动机。镖手是从“一位受人尊敬的港区商人”那里借来的，那人一周只需要用到三天；除非，他提醒说，突然宣布有皇家婚礼要举行，这意味着会紧急进口一批烫有王室头像或印记的廉价餐具，这些餐具都是从勒阿弗尔某家罪恶的血汗工厂里运来的。如果有那样的事情发生，运狗的事就必须往后推了。这是一条长长的灰色船，荷兰造的，他说，习惯于在吃水浅的贻贝养殖场航行。它和别的驳船不一样，在泰晤士河上很少能见到。货舱里的压重箱能打开灌满咸咸的海水，所以采集来的贻贝在到达港口之前能够得到贮存和保鲜。但这艘船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好处是它吃水浅，这能让我们在泰晤士河上哪儿都能去，从入海口一直往西到里士满，甚至到特丁顿，泰晤士河到了那里已经浅到绝大部分拖船和驳船都无法航行了。镖手还能驾驶着它出泰晤士河进到那些向北和向东通往牛顿浦和沃尔瑟姆修道院的港汊与运河，来干点别的买卖。

我依然还记得那些地名……厄里斯地区、里海码头，就像我也还记得和镖手一起在大半夜开车进市区时经过的那些街道。又是刚刚结束一趟跌宕起伏的驳船航程，他又在跟我聊他最喜欢的电影情节，为的是不让我睡着。他端起一副贵族腔调跟我模仿起了《天堂的烦恼》[24]里的对白：“还记得那个进去的时候进了君士坦丁堡银行，出来的时候带走了君士坦丁堡银行的人吗？那个人就是我!”汽车飞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他会转过头来讲些我爱听的，比如奥利弗·劳伦斯吵架时的习惯是什么，或者背书一般把我们开过的街道报上一遍——弯哩、西沃德斯通大街，或是我们刚刚经过的一所公墓——说：“用心记着，纳撒尼尔，说不定哪天晚上我会派你单独外出的。”我们把车开得飞快，常常要不了半个小时就能开到市里。偶尔，镖手还会大声哼几句歌，什么“新娘——有个家伙在你身旁”或是“女神——我为你欲火焚身”之类的。他唱得得意洋洋，还会突然挥舞手臂做个手势，好像又想起一首歌，同样说的是激情到头来往往一场空，就像在他身上刚发生过的一样。

赛狗当时已然是一项欣欣向荣的非法行当了。数百万英镑的金钱经赛狗而换手。巨大的人流涌向白城体育场或是富勒姆桥，或是来到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的临时赛狗场。镖手并没有很快就投身这一行业。首先他调查了这个行业的疆域。这项运动的地位相当于贱民，他知道最终政府会出手掌控的。《每日先驱报》上的社论态度严厉地警告公众，赛狗中存在着“由不劳而获的乐趣所带来的道德衰败”。不过镖手可不觉得公众的乐趣是不劳而获的。他曾经去过哈灵盖的赛狗场，在一条三赔一的热门狗被取消了比赛资格后，愤怒的人群把赛狗起跑处的引诱装置一把火给烧了。他也是当时被警察用高压水枪给滋倒的许多人中的一个。他推测不久以后就会发狗牌照，会把狗的血统登记在案，会设终点计时器，甚至会对机械兔的官方速度作出规定。偶然的可能性会变小，投注将会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他需要找到或发明出一条进入这个行业的快而窄的通道，是人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的，在人们想到过却还没有认真考虑过的地方让自己挤进去。镖手在赛狗行业中看到的商机就是很难区分的狗身上那种很难判定的天赋。

我们在卢维涅花园和他相遇的时候，他正在干着把一批品质难定、没有登记过的外国狗进口到英国的营生。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几年在流动帐篷里做黑市买卖的经历。他钻研出一套用药的技巧，不是为了给狗增强力量和耐力，而是用安眠药让它们的速度慢下来。他用的是鲁米诺，一种用于癫痫发作的镇静剂。这其中的关键是要把时间拿捏准确。如果服药的时间太过接近比赛开始，那么狗在起跑门那里就会踉踉跄跄地倒地，只好由一个戴圆顶礼帽的管事来把它弄出去。但如果服药以后隔两小时再让狗比赛的话，狗跑起来就很像那么回事，然后跑到弯道的时候才发晕。拌过鲁米诺的动物肝脏只给专门的一群狗吃——比如有斑点的狗，或者公狗——这样你就不用在它们身上下注了。

其他一些由某人用家庭化学装置发明出来的混合物也得到过试验。赛狗如果服用了从感染性病后的外阴部收集来的液体，会突然因为瘙痒而分心，或是由于不可抑制且不合时宜的勃起而在最后一百码处放慢速度。镖手随后又开始使用氯丁醇片剂[25]，他从一个牙医那里大批量地买来，将其溶入热水。狗喝下之后也能出现催眠般的迷离状态。据镖手说，北美的自然公园护林队一直用它把鳟鱼麻醉以后给它们挂辨识标签。

在镖手的过往岁月中，他是从哪里又是何时学到化学和药物知识的呢？我知道他是一个好学的人，有可能从任何人身上问到这些知识，甚至只是公车上一个坐在他身边的无辜的药剂师。他也是以差不多的方式从奥利弗·劳伦斯那儿学到了关于天气系统的各种详细知识。然而他从来不会轻易吐露自己的事情。这个特点或许是他在皮姆利科做拳手时留下来的，他虽然步法灵活，却少言寡语，自己像个谜，却对别人的肢体语言很感兴趣——一位反击型拳击手，仔细的观察者，善于模仿别人的风格。直到又过了很久，我才把他对药物的熟悉跟他对我姐姐癫痫病的了解给挂起钩来。

等到我开始跟他一起工作了，下药的黄金时期已经快过去了。每年有三千四百万人前去观看赛狗。但现在，赛狗俱乐部陆续设立了唾液和尿液检测，镖手需要找到新办法才能使赛狗赌博不仅仅依赖于逻辑和天赋。于是接下来镖手就想到了用长得像纯种赛狗的冒牌狗，以期把悬念和概率重新带回赛场。我完全卷入了他的计划，只要有空就陪着他登上驳船，在那些夜里借着涨潮进出伦敦，那样的旅程有时想来依然令我神往。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季。我们也并不是一直待在驳船上的。有时候，我们从位于伊林公园花园一个很隐蔽的家庭防空洞里挑上四五条狗，把它们放在后排座上开车出伦敦。这几条狗面无表情地从莫里斯车里凝视着窗外，一派王家风范。在一个小镇的竞技场里，我们让它们跟当地的狗比赛，看着它们像菜粉蝶一样飞过画有标记的场地。开车回伦敦的时候，镖手的口袋里装了比去时更多的钱，那几条狗则摊开四肢精疲力竭地趴在我们后面。它们总是憋了一身劲想跑，却经常朝着四面八方瞎跑。

运进来的这些冒牌货到底是天生的赛狗还是得了犬瘟热的虚货，我们从来就不知道。不过别人也不知道，这就是这桩事的有利可图之处。在驶向萨默赛特郡或柴郡的时候，我们对懒洋洋躺在身后的那些狗所知道的就是，它们是刚从船上下来的。镖手从来不在它们身上押注。它们只是一副牌里没用的那些张，是用来掩护真正看中那张的。业余的赛狗场到处涌现，但凡有点风声我们就跑去看。我会对着一张摊开的当地地图费力瞧上半天，寻找一个小村庄或是一个难民营，就因为听说那里有一家非正式的三流赛狗场。在某些这样的赛狗场里，狗在一片开阔的空地上追逐汽车拖着的、上面绑着一蓬鸽子毛的树枝。而我们去过的另一家赛狗场用的则是机械鼠。

我记得在那样的行程中，镖手只要碰到红灯停下的时候，就会把身子朝后仰，轻轻抚摸那些吓坏了的狗狗。我不相信这是因为他喜欢那些狗。不过他知道，这些狗踏上英国的土地只有一天左右。也许他觉得这样会让它们平静下来，能让它们觉得亏欠了他点什么，好在几小时之后在遥远的赛道上比赛时好好表现。它们只会跟他一起待上很短的时间，到了这天结束，有几条狗就不再会和他一起回伦敦了。有些一比赛就停不下来了，最后消失在了树林里，再也没谁看到过。有一两条他会卖给约维尔的一位教区牧师，或者也许卖给多丁顿公园附近波兰难民营里的谁。镖手对继承或是拥有从来不会多愁善感。他像鄙视人类的血统一样鄙视狗的血统。“出身永远不是问题所在，”他这样宣示道，仿佛是在引用《约伯记》中某句被令人发指地忽略了的名言，“问题出在那些该死的亲戚身上!让他们见鬼去吧!看看到头来谁才是有本事的爹。就得用掉过包的孩子叫那些稀有的血统感到不自在。”镖手从来也没有跟他自己的家庭联系过。毕竟，他们几乎算是在他只有十六岁的时候就把他给卖进了皮姆利科的拳击台。

一天晚上，他抱着一本重重的大书走进卢维涅花园13号，那是他从本地一间邮局里好不容易给弄来的，之前那本书一直都用链子拴在柜台上。那是一本由赛狗协会出版的用来告诫公众警惕“赛场不良行径”的分类手册，书中列出了所有被怀疑有犯罪行径的人。除了嫌犯照片——有些模糊不清，有些毫无用处——书中还列出了一系列的不良行径，从伪造证明到私印赌狗票，还有下药、操纵比赛结果、偷窃，甚至还针对混在人流中意图勾搭引诱的行为向人们提出了警告。镖手叫我和蕾切尔把三百页的罪犯名单一页页翻过去，看看他是不是也位列其中。不过当然，我们没有找到。“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他骄傲地大声说道。

现在，对于在赛狗规则中钻空子他已然是个老手了。有一次，他多少带点赧意地向我们吐露了他第一次触犯规则的经历。当时他把一只活猫在比赛中扔到了赛道上。他押了钱的那只狗——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押注——在第一个拐弯处很意外地跃过一道篱笆跑没影儿了。现在一只猫从天而降，飞落到其他狗狗们的面前，大家的注意力全被吸引到它身上去了，赛场上还在奔跑的就剩下那只机械兔了，它可是由转速达到每秒1500转的两马力马达驱动的。赛事随即宣告无效，那只猫消失不见了，镖手在拿回了自己投注的钱之后也消失不见了。

镖手的那些女性朋友没有一个愿意陪他做这种出城之行，不过我一辈子没养过狗，所以我选择和那些狗一起坐在后排，它们的吻部喜欢朝热的地方凑，所以都伸过来搭在我肩膀上。对于一个孤独的男孩来说，它们是很快就能混熟的、淘气的伙伴。

日近黄昏的时候我们重新回到城区，那些狗狗全都一个挨一个地睡着了。城市耀眼的灯光无法将它们唤醒，镖手半小时前朝背后扔过来的一片三明治上的面包皮也不能。镖手要赴一个晚餐约会，所以他好说歹说让我答应开着他的莫里斯车把那些狗送回伊林公园花园的家庭防空洞。他一辈子都得欠我情了。我把他在某个地铁站放下，让他带着衣服上残留的赛狗气味去会他的新情人。我没有驾照，可我有车。我带着那些狗，把车往城外的米尔山开去。

我要去另一所那种空房子跟艾格尼斯见面。到达后我把车窗摇下来给灰狗们透透气。我朝房子走去，当中回头一看，发现它们好不凄凉地望着我，像一个个失望的幽灵。艾格尼斯打开了门。“稍等。”我说罢跑了回去，把那些狗领进了小小的前花园，这样它们就能放松一会儿。稍后，我正要把它们赶回莫里斯车里去，艾格尼斯说，要不都进去吧。灰狗们一听这话，立马从我身边跑过去，蹦跳着进入了黑洞洞的房子。

我们把钥匙放在前门边，跟着兴奋的狗吠声进了屋。在这栋三层楼的建筑里，灯同样是开不亮的。在我们俩进过的房子里，数这栋最大，而且还完好无损。她哥哥已经升格为负责战后建造的房产的中介。我们在煤气灶蓝色的火苗圈上热了两罐汤，然后留在了二楼，这里可以借着一盏街灯洒进来的光看清彼此并聊天。我们现在已经放松多了，相互之间对于哪些事不会发生、不能发生、不应该发生，早就没那么多压力了。我们喝了汤。灰狗们冲进来，又冲出去。我们有一阵子没见了，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夜晚充满激情，它会的，但不会是以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我不知道艾格尼斯的过去怎样，但就像我说过的，在我小时候，从来就没有狗狗进过我的房间，而此刻在这所借来的房子这些半明不暗的大房间里，我们跟它们一起在地面上打闹，它们长长的嘴热乎乎地贴着我们赤裸的心口。我们从一个房间跑进另一个房间，躲避着有街灯照亮的窗口，彼此用口哨打着信号。有一刻我们发现怀里抱着的是同一条狗。她仰面对着天花板，又穿透了天花板对着月亮嚎叫。那些狗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颇有点像苍白的食蚁兽。我们跟随着它们来到远端的房间，见到它们从楼梯那狭窄而又笔直的黑暗中走下来。

“你在哪儿？”

“在你后面。”

车灯洒进一扇窗，我看见艾格尼斯上身赤裸，腰上挂着一条狗，她正在把它抱到低一点的平台上，我们发现这条狗有点儿怕楼梯：这是我从那时起不分好坏印象最深刻的几段记忆中的一个神圣时刻，我以那种看着像是只完成了一半的方式为它贴上标签，整理归档。艾格尼斯，和狗。与其他的记忆不同，它有具体的场所和日期——那是在那个炎热夏季的最后几天当中——而且我心中有个愿望，很想知道多年以前我那青春期的朋友现在还会不会记得并想起那一系列位于东伦敦和北伦敦的借来的房子，还有米尔山那所三层楼房子，我们在那里曾和一群狗滚成一团，那些狗在汽车后座里局促了几小时，放出来后顿时陷入到昏天黑地的欢乐中，脚爪像高跟鞋一般在没有铺地毯的台阶上上上下下。艾格尼斯和我仿佛放弃了所有的欲望，只想在它们那高亢的吠叫声和毫无意义的雄性气概旁边奔逃。

我们降尊纡贵，成了它们的仆人、管家，为它们端来一碗碗水让它们吃相难看地吧唧吧唧畅饮，或者把我们吃剩下的偷来的三明治扔向半空中，让它们跳到和我们脑袋齐平来抢食。雷声响起时它们无动于衷，可等到雨开始下了，它们倒停了下来，全都拐到大大的窗口前，聆听那意蕴丰富的滴答雨声。“我们在这儿过夜吧。”她说。在灰狗们都蜷起来睡着后，我们也躺倒在它们身边，紧挨着它们，仿佛这就是我们长久向往的生活，它们就是我们所期盼的伴侣。这是那些年里我在伦敦感受到的一个野性的、毫无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未被忘却的、充满人性的时刻。醒来时，一张窄窄的熟睡中的狗脸就在我旁边，它那平静的呼吸与我的相混合，样子看得出来正处于酣梦中。它听到了我因醒来而发生变化的呼吸，也跟着睁开了眼，然后变换了一下睡姿，把爪子轻轻搭上我额头，既有点像展露谨慎的怜悯，又有点像展示优越感。这让人觉得它是有灵性的。“你从哪儿来？”我问它，“从哪个国家？能告诉我吗？”我转头发现艾格尼斯站在我身边，已经穿好了衣服，双手插在口袋里，正看着我们，听我们说话。

天涯路的艾格尼斯。艾格尼斯街的艾格尼斯，她也属于米尔山，属于石灰窑场路，那儿是她弄丢那条短裙的地方。我当时就知道，关于我的这部分生活，我得瞒着镖手和蛾子。他们所在的世界是我父母消失后我所栖身的世界。艾格尼斯的世界是我此刻孤身逃往的世界。

现在已是秋天。赛狗跑道和竞技场渐渐都关门了。但在镖手的世界里，我依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参与者和必不可少的居中跑腿的人，所以他很自然地就想到在开学后要劝我翘课。刚开始我一周只翘两天课，不久我就号称自己得了好多病，从最近刚读到过的腮腺炎到身边正有人在得的任何病症，而且从我的新人脉那里我可以搞到伪造的生病证明。蕾切尔知道其中部分猫腻，特别是我已经发展到每周翘三天课了，不过镖手提醒我别告诉蛾子，用的是一个复杂的挥手手势，那时我已经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不管怎么说，这总比我把时间花在准备学校里的证书考试上要有意思得多。

镖手的贻贝船开始转向干起了新营生。这些天来，他在为那位“受人尊敬的港区商人”运送来自欧洲大陆的瓷器。装箱的货物要比那些灰狗好弄得多，但他号称自己的背不好，非常需要有人帮忙——“因为在黑黢黢的马厩或是死胡同里站着干太多了……”他很精通一点点放饵钓鱼的技巧。于是在他劝说下，蕾切尔周末又回到我们船上来了，来挣一两个先令的外快。这时的我们，已经经常航行在泰晤士河往北的那些运河上，之前我们都根本不知道有这些河。我们的起点和终点一直变换不定。有可能是在坎宁镇的海关楼后门口，或者是漂流在罗瑟希特磨坊旁边的浅溪。现在已经不再费心让二十条狗保持安静了，工作换到了白天，周遭是秋日的宁静。天气变冷了。

跟镖手相处了这么久之后，我跟他在一起已经不紧张了。逢到星期天早上，驳船在树荫下航行时，他会坐在柳条箱上看报，专找那些上流社会的丑闻秘辛，碰到刺激的就大声念出来。“纳撒尼尔——威尔特伯爵因意外导致自己窒息死亡，当时他半裸着身体，把一根绳子的一头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另一头系在了一台大型草坪滚压机上……”他拒绝跟我解释为什么一个贵族会做出这种事来。不管怎么说吧，草坪有缓缓的坡度，这就使得滚压机安静而持续地朝坡下滚去，把伯爵没穿衣服的身体拖了一路，最终勒毙了他。据《世界新闻报》称，该草坪滚压机在伯爵家庭中已经历了三代人。我姐姐性情更庄重些，对这样的报道不屑一顾，在一边认真地背自己在《裘力斯·恺撒》中的台词，她要在那个学期的校园剧中扮演马克·安东尼。到了这时节，我已经满心盼着能在学校的证书考试中考不及格，早就不再想着重读《燕子号和亚马孙人》这本被镖手称作“屎一样的书”了。

偶尔，镖手会手把着舵轮转过头来，想和我聊上几句，关心一下我在学校里混得咋样。“还行。”我会这么回答他。

“那你的数学呢——知道什么是等腰三角形吗？”

“当然知道。”

“真棒。”

年轻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这些话是在表示关心，哪怕只是表面上。可现在，当我回首往事，我感觉到了。

我们驶进了一条渐渐变窄的通道。周围的景色跟之前大不相同了，太阳光从开始泛黄的树叶间投洒下来，河堤发散出湿润泥土的气息。我们是在莱姆豪斯河段[26]把箱子装上的船，镖手说好几个世纪前人们在这里制造生石灰。后来移民们坐着东印度公司的船从这里上岸，他们来到这个新国度的时候相互间还没有共同的语言。我跟镖手说，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过一个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叫《兔唇男人》，就发生在我们那天早上往船上装瓷器的地方。镖手听了很不相信地摇了摇脑袋，仿佛觉得文学这玩意儿应该是和他的世界毫不沾边的。我唯一见他读过的书都是西部牛仔故事和艳情小说，尤其有一本书还涵盖了这两大类型，叫《踢妓关铁骑》。

一天下午，我们需要在罗姆福德运河渐渐变窄的河道上行船，姐姐和我分守在甲板的两侧，把方向喊给掌舵的镖手。这段通道的最后几百码几乎被两岸的杂草给堵上。到底的时候，有一辆卡车在那儿等着，两个人来到船边，一言不发地把箱子卸了下去。镖手几乎跟他们连招呼也没打。然后我们把船倒着开，像一只被逼进了墙角的狗一样，开了四分之一英里后，河道才渐渐宽了起来。

罗姆福德运河只是我们去过的点之一。还有一次我们沿着火药厂运河而行。这里的水面上曾经一度只有吃水浅的火药船和压载驳船在航行，运输军火。表面看着很纯洁无辜的运河被人派这个用场派了差不多有两百年，因为这段运河的尽头是沃尔瑟姆修道院，十二世纪的时候这是一处只有僧侣居住的温良的建筑。到了最近这次战争时，数以千计的人在修道院这块地面上工作，原先存在这里的炸药也通过同样的这些通道和支流给运到了泰晤士河上。从僻静的水路运送军火向来都比从公共的道路上运输要来得安全。有时候装了纤绳的驳船由两边岸上的马来拖拽，有时候则由两队纤夫拉着走。

不过现在，军火厂已经拆了，无人使用的运河渐渐塞满了淤泥，在两边杂草疯长的堤岸间变得越发狭窄。到了周末，蕾切尔和我，镖手的两个小跟班儿，便漂浮在这寂静的水道上，聆听着新一代鸟儿们的鸣唱。我们船上装的东西或许并不危险，但对此我们一直都难以确定。在一直不停地变换路线和目的地后，蕾切尔和我不再完全相信镖手的那套说辞了。他之前说运瓷器就是为了回报那位在赛狗季把驳船借给他的商人。

反正，在天寒地冻之前，我们一直都在那些很少有人用的水道中航行，在渐渐变窄的河流中引领着小船通过。镖手脱去了衬衫，把他那露出肋骨的胸膛袒露在十月的阳光下。姐姐在记着她在《裘力斯·恺撒》当中该何时上下场。开着开着，沃尔瑟姆修道院那棕色的石墙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中。

我们静悄悄地靠岸，再次听到口哨声，再次有人出现，把我们的箱子装上停在附近的卡车。这次，相互间还是没有任何言语。镖手光着膀子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忙活，没跟他们打招呼，甚至连头都没有点一下。他的手搭在我肩膀上，像是他能让我放心，或是我能让他放心，而这让我很有安全感。那些人离开了，卡车在头顶纵横的枝柯之下沿着土路颠簸而去。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在船上，一个埋头在看学校里的功课，另一个头上潇洒地顶着学生帽，这样一副景象只怕任谁看来都是人畜无害的。

我们现在处身的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呢？回头看来，蕾切尔和我在身份不明不白这一点上，跟那些伪造了假文件的灰狗们相比并没有太多不同。跟它们一样，我们突然间获得了自由，要面对规则变少、秩序变少的环境。可我们变成什么样了呢？人在青年时代如果不确定该走哪条路的话，最后会变得不那么压抑，这是可以预见的，但会变得无法无天，会发现自己很容易在世界中陷入隐身状态，得不到别人的承认。现在谁还是斯蒂奇？谁还是瑞恩？我跟艾格尼斯的幽会是不是在我的天性中注入了一种贼的狡猾？还有我逃了学去跟镖手一起混这件事呢？不是因为它带来了什么样的乐趣或烦恼，只怕是因为那种紧张和冒险的刺激吧？在学校的成绩单寄到家里后，我烧了一壶水，用蒸汽烫开了学校的官方信封，看到了我的成绩。老师们对我的评语都充满了鄙视，我实在是没脸拿给蛾子看，父母回来以前成绩单应当交由他保管的。我在煤气炉上把这几张纸给烧了，那里面能透露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旷课的日子数不胜数。类似“平庸”这样的词语触目皆是，简直像是歌曲中反复的吟唱。我把烧下来的灰收好，放到某一格楼梯台阶的地毯下面，好像放回到了信封里一样。在这周剩下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抱怨，为什么蕾切尔的成绩单已经寄到了，而我的到现在还没来。

我在生命中那一段里做下的犯法事情大都不太严重。艾格尼斯一直从她工作的那家餐厅往外偷食品，直到某天晚上下班前，她把厚厚一片冻火腿夹在腋下往外走。由于被一些最后的琐事给拖住，令她脱身不得，导致她体温过低，一头栽倒在了饭店门口，火腿也从衬衫下面滑了出来，掉在了油毡地上。然而老板出于对她的关爱——她的人缘很不错——对这桩罪行采取了视若无睹的态度。

蛾子一直还在提醒我们要想着schwer(困厄)，要为艰难时世做好准备，可我对于那些沉重的或是难以消化的东西总是回避加忽略。非法的世界令我感到的更多是神奇，而不是危险。就算是被镖手介绍给某个诸如莱奇沃思头号伪造专家这样的人物都令我激动不已，艾格尼斯那些摆脱规则的行径也是。

我们的父母离去已久，早已过了说好要回来的一年时间——蕾切尔心中的水平仪，或者随便你管它叫什么吧，已经发生了倾斜。她现在成了一个在夜晚活动的人。蛾子把她推荐给了自己的朋友，就是那个唱歌剧的，为她在科文特花园[27]找了个晚上的兼职。任何与舞台有关的工作都让蕾切尔感到着迷——一大张软软的能制造出雷声效果的金属板、活板门、舞台上的烟雾、白炽灯的蓝色反光。就像我被镖手给改变了一样，蕾切尔现在渐渐融入了戏剧的世界，成为了一个舞台提示员，不是给男高音的意大利语或法语咏叹调提词，而是向道具部门给出提示，迅速地在舞台上布置好布做的河流，或是在六十秒钟的暗场时间里把城墙拆卸掉。所以我们的白天和黑夜在感觉上一点都不像蛾子警告过我们的那种困厄时光。对我们来说，这分明是通向世界的奇妙之门。

一天晚上，在跟艾格尼斯度过了长夜之后，我坐地铁回家。我一路得倒好几次车才能回到市中心，当时已经很困了。我在奥德维奇站下了皮卡迪利线，走进一部电梯，我知道它总是会摇摇晃晃、哐啷哐啷地从地铁站深处往上走三层。那台慢悠悠的电梯在高峰的时候可以装得下五十个上下班的人，此时却空空如也，只有我一个。一盏暗淡的球形灯悬在正中的地方。在我之后进来了一个拿着手杖的男人，他之后又进来一个男人。剪式移动的门关上，电梯开始在黑暗中慢慢地动了起来。每隔十秒钟，经过每一层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都在看着我。其中一个就是几星期前跟着我和艾格尼斯上了巴士的那个男人。只见他挥舞手杖打碎了灯泡，另一个人拉下了紧急制动扳手。警报声响起，制动器刹住了电梯。突然间我们被悬在了半当中，踮着脚尖上下晃动，竭力在黑暗的悬笼中保持平衡。

我在标准剧院开电梯时度过的那些无聊之夜此时救了我。我知道大多数电梯都在与肩平或与脚踝平的地方有一个开关可以松开制动器。不在上面就在下面。那两个男人朝我逼近，我退到笼子的一个角落里，用脚在脚踝的高度找到开关，一脚朝着锁住的制动器踢过去，制动器松开了。红灯在笼子里一闪一闪，电梯重新又动了起来，接着门哗啦啦地在与街面齐平的那层打开。那两个男人退了回去，那个拿手杖的把手杖恨恨地扔到了地板上，我已经跑进了夜的深处。

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吓坏了，脸上的表情分不出是哭还是笑。见到蛾子我跟他讲了我巧妙逃脱的经过——标准剧院的那部电梯还真是教会了我一点东西。他们肯定是觉得我身上有钱，我说。

第二天，一个名叫麦卡什的人偷偷来到了我们房子。蛾子宣布说这是他请来吃晚饭的朋友。此人个子瘦高，戴副眼镜，一头浓密的棕发，一眼就能看出他身上总带着股在校园里读最后一年的大学生的腔调。他的样子有点柔弱，不大适合群体性的运动项目，或许打打软式网球还行。不过我们对他的这第一印象并不准确。我记得在那天晚上的饭桌上，他是唯一能把一个旧的芥末瓶子打开的人。当时他轻轻松松地就把瓶盖转开，放回到桌上。他的袖子卷起着，我看到了他手臂上有力的肌肉线条。

对于阿瑟·麦卡什我们到底真正知道或者发现了些什么？他会说法语，也会说其他的语言，尽管他自己从来不会提起。也许他觉得说出来会被人笑。有一个谣传，或者说是笑话，说他会讲世界语。那是一门意在给全世界人说的语言，其实却没人在说。奥利弗·劳伦斯会说阿拉米语[28]，她或许会欣赏这样的知识，不过她当时已经离开我们了。麦卡什说他近年来一直常驻海外，在黎凡特地区[29]从事农作物的研究。后来有人告诉我，奥利维亚·曼宁的《战争的财富》中西蒙·博尔德斯通这个人物很可能就是以他为原型的。现在回头看看，这话几乎是可信的——他的确看上去属于另一个时代，是那种在沙漠气候中反倒觉得更自在的英国人中的一个。

麦卡什和其他客人不一样，他宁静而又谦逊。每逢有人大声争论，他总是乖乖站到一边——这表示你千万别指望他会来居间调停。他对让人有点笑不出来的笑话也会点点头，尽管他自己从来不讲笑话——只有一天晚上他让大家吃了一惊，许是因为喝了点酒，他乘着酒兴给大家朗诵了一首拿阿尔弗雷德·伦特和诺埃尔·考沃德[30]打趣的五行打油诗，一时震惊了四座。不过这件事即便是在第二天，即便是当时就站在他身边的人也已经不怎么记得了。

阿瑟·麦卡什会让我对蛾子在干些什么犯起糊涂来。他在这么一群人里干些什么？他看上去跟其余那些很有主意的人一点都不像，言谈举止像是个无能而又自卑的人，又或者也许他自视极高，只是不显山不露水而已。他性格内向，不善交际。我直到现在才意识到，他身上或许有一种羞怯，而在这羞怯之下很可能有他隐藏的另一个自我。并不是只有蕾切尔和我才是年轻人。

对于这些占据了我们父母房子的人，我仍然难以判断他们的确切年龄。从年轻人的眼睛里看出去，是不会得到可靠的年龄纪录的，而且我觉得战争更是为我们判断人们的年龄和社会等级增加了难度。蛾子的年龄感觉和我们的父母相当。镖手要小几岁，但这只是因为他显得更犟头倔脑、特立独行的缘故。奥利弗·劳伦斯还要年轻些，她之所以显得年轻，我觉得是因为她总在搜寻能令她进取的东西，能引起她兴趣、改变她生活的东西。她对改变完全是开放的。给她十年时间的话，她会具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幽默感，而镖手虽然时不时地也能让人感到吃惊，却显然是走在一条走熟了的路上，而且已经走了好些年了。他是无法矫正的，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这正是他身上让我们感到安全的地方。

第二天下午我在维多利亚站下了地铁，感到一只手搭上了我的肩膀。“跟我来，纳撒尼尔。一起喝杯茶吧。来，我帮你拿书包，看着挺沉的。”阿瑟·麦卡什接过我的书包，朝着一家车站里的咖啡馆走去。“在看点什么书？”他回过头来问我，脚下却没有停步。到了咖啡馆，他买了冰激凌和茶，我们找位子坐定。他先用餐巾纸擦了擦桌上的油布，然后才把胳膊肘放上去。我还在想着他从我身后走上来，拍我肩膀，拿走我书包的事，这对于一个基本上算是陌生人的人来说，可不算是什么寻常的举动。我们头顶一直播报着火车的讯息，声音虽大，却听不清在说些什么。

“我最喜欢的都是法国作家。”他说，“你会讲法语吗？”

我摇了摇头。“我母亲会讲法语。”我说，“可我不知道她在哪儿。”我诧异于自己居然这么轻易就提起了这件事。

他的眼睛看着手中茶杯的侧面。过了一会儿，他举起杯子，慢慢地喝着热茶，眼睛越过杯沿望着我。我回看着他。他是蛾子的熟人，到我们家来过。

“我得给你几本福尔摩斯的书，”他说，“我想你会喜欢他的。”

“我在收音机里听过他的故事。”

“再看看书吧。”随后他用响亮而又短促的声音，很进入状态地引述起了书中的对话。

“在那里找到你当然会让我吃惊，福尔摩斯。”

“但我找到你却一点儿都不吃惊。”

“我是来找朋友的。”

“我是来找敌人的。”

沉静的麦卡什被自己的表演刺激得像通了电一样，这让这些台词显得有点滑稽。

“听说你在某个地铁站的电梯里有一段惊险的经历……沃尔特告诉我的。”接着他就问起了详情，到底在哪里发生的，那几个人长什么样儿。然后，在略微停顿后他问道，“这事儿说不定跟你母亲有关，你不觉得吗？你那么晚还在外面？”

我盯着他看：“她在哪儿？”

“你母亲走了，去干一些重要的事情。”

“她在哪儿？有危险吗？”

他做了个像是封住自己嘴的动作，然后站了起来。

我心里有点发慌：“我要告诉姐姐吗？”

“我跟蕾切尔说过了，”他说，“你们的母亲没事儿。凡事多小心。”

我目送着他消失在车站的人群中。

这一切简直像是一场渐渐消散的梦。可是第二天，他又来到卢维涅花园，偷偷塞给我一本平装本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我就开始看了。然而尽管我满怀好奇地想寻找我们的生活中究竟在发生些什么的答案，却没有浓雾弥漫的街道或是后巷可以让我找到线索，发现母亲的去向，或者阿瑟·麦卡什来我家干什么。

***

“‘我曾经常常彻夜无眠，盼望着能得到一颗大大的珍珠。’”

我已经快睡着了。“什么？”我问。

“我从书里读来的。某个老人的愿望。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每天晚上都对自己说。”艾格尼斯把头枕在我肩膀上，眼睛在黑暗里盯着我。“跟我说点儿什么吧，”她轻声道，“说点儿你记得的……像那样的。”

“我……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随便什么。你喜欢的人，喜欢的东西。”

“我想那就是我姐姐吧。”

“你喜欢她什么？”

我耸了耸肩，她能感觉得到。“我不知道，现在很少见到她了。我想我们待在一起彼此就会有安全感吧。”

“你是说你觉得不安全，不是常常有安全感？”

“不知道。”

“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安全？别只是耸肩。”

我抬起眼睛，望着我们睡在其中的这间空房间里的黑暗。

“你爸妈怎么样，纳撒尼尔？”

“他们没问题。他在城里工作。”

“也许你可以请我到你家里去？”

“没问题。”

“什么时候？”

“不知道。我觉得你不会喜欢他们的。”

“那就是说他们没问题，但我不会喜欢他们。”

我笑了。“他们只是不怎么有趣。”我说。

“跟我一样？”

“不，你很有趣。”

“哪里有趣？”

“我说不清。”

她不出声了。

我说：“我觉得在你身上什么事情都能发生。”

“我是个上班的女孩子。我有口音。也许你不想让我见你爸妈。”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家现在成了个很奇怪的家。真的很怪。”

“为什么？”

“那儿总是有一堆人。很怪的人。”

“那才对我胃口呢。”又是沉默，是在等我答话，“你能到我家来吗？见见我爸妈？”

“好的。”

“好的？”

“对，这个可以。”

“真是没想到。你不想我去你家，倒愿意来我家。”

我什么也没说。然后：“我喜欢你的声音。”

“操!”她在黑暗中把头移开了。

那晚上我们在哪儿？哪栋房子？在伦敦的哪个角？管他呢。她是我最喜欢能待在身边的人。可与此同时，想到我们的关系有可能要结束，我还是有轻松的感觉。即使我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最放松，她拉着我进进出出那些房子，然后自然而然地问出了那么些个问题，我还是觉得越来越难以向她解释我的双重生活。某种程度上，我喜欢自己对她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她父母的名字。我从来没问过她他们是干什么的。我只对她感兴趣，即便艾格尼斯街不是她的名字，只是我们进的第一所房子的所在地，那是在哪个区我现在已经忘了。有一次我们在餐馆里紧挨着一起干活儿时，她曾经很勉强地告诉了我她的真名。她不喜欢这名字，她说，想要个更好的，尤其是在听到了我的名字之后。她刚开始的时候嘲笑“纳撒尼尔”的优雅范儿，笑它矫情，故意把四个字一字一顿地拖着长音念出来。当着别人的面嘲笑了我的名字后，她有一天在午休的时候遇见了沉默不语的我，然后问我能不能从我的三明治里把那片火腿“借”走。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

我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话。老是她在说，可我知道她也向往着能成为倾听的人，就像她想要拥抱发生在她身边的任何事情一样。就像那天晚上我开着镖手的车出现时，她坚持要让那些赛狗都进到房子里，这样它们才会在她的腿间蹦跃，后来才会在我们相拥而眠时躺在我们旁边，把它们箭一样的脸指向我们的呼吸之声。

我最后真的和她父母一起吃了顿晚饭。之前我不得不跑去她上班的餐馆，又几次跟她走进后厨，这才让她真正相信了我。她肯定觉得我只是想表现出礼貌而已。自从那天晚上她在黑暗中提出此事，我们再也没单独相处过。她家住一套一室半的公营公寓，晚上她得把床垫搬到厅里睡觉。我看着她温柔对待自己安静的父母，看她如何安抚他们，放松跟我一起时的拘束。我在艾格尼斯工作时和在那些房子里约会时见到的那副狂放样子，此时一点都不见了。相反，我开始感受到了她逃离自己那个世界的坚定决心，每天工作八小时，对自己的年龄撒谎以求在有可能的时候上夜班。

她贪婪地吸收着身边的世界。她想要理解每一种技能，理解人们谈论的每一样事物。我的沉默对她或许是一场梦魇。她肯定以为我生来就跟人有距离感，对于自己怕什么遮遮掩掩，对于自己的家庭情况也遮遮掩掩。后来有一天她撞见我跟镖手在一起，我就对她介绍说，这是我父亲。

在出没于卢维涅花园的那堆乱哄哄的人里面，镖手是艾格尼斯唯一见到的一个。我需要营造出一种情境，即我母亲是个整日在外旅行的人。我对她撒谎倒不是为了要蒙骗她，而是为了消除她受伤害的感觉，因为我一直都没把我生活中这种解释不清的情形告诉她——说不定也没跟我自己说过。不过和镖手见面已经足以让艾格尼斯有被接纳的感觉了。现在我让自己的生活在她眼里变得清楚些了，却好像在自己的眼里变得更混乱了。

对于这个突然降临的父亲的新角色，镖手摆出了一副充满关爱的慈祥长者派头。艾格尼斯被他这副样子吓了一跳，还以为他是个搞笑的怪叔叔。他邀请艾格尼斯去看了一场周六举行的赛狗，这终于让她明白了我那天晚上为什么会带着四条灰狗出现在米尔山。“那是我这辈子最棒的一个夜晚。”她轻声对他说。她喜欢跟镖手抬杠。这让我马上明白了为什么奥利弗·劳伦斯觉得跟他在一起那么愉快。要是他故意让自己说了一句有毛病的话，他会让艾格尼斯抓住他脖子，摆出死命掐的样子。我受到邀请，要我跟父亲一起，再到艾格尼斯害羞的父母家去吃晚饭，镖手带了一瓶外国酒过去，想要给他们留下好印象。当时很少有人会这样做。很多人家里甚至连开塞钻都没有，所以他把酒瓶拿到外面的阳台上，顶着栏杆把瓶颈给打掉了。“小心玻璃。”他喜洋洋地大声说道。他不知道这桌人里有谁吃过山羊。“纳撒尼尔的母亲喜欢吃这个。”他又大声说道。他提议把收音机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对内广播换到某档更加活泼的音乐节目，这样他就能跟艾格尼斯的母亲跳上一支舞。后者发出一声惊恐的干笑，双手死死攥住椅子不肯松开。我像听庭审那样认真地听着他那天晚上说的每一句话，确保他没有说错我学校的名字、我母亲的名字，以及其他我们事先编好的说辞——比如说我母亲现在正因为工作原因待在赫布里底群岛上。镖手喜欢这个唠唠叨叨的父亲角色，尽管他实际上总是更喜欢让其他人说话。

他对那夫妻两个只是应付，但他对艾格尼斯是真的喜欢，于是我也渐渐爱上了艾格尼斯。我开始通过镖手的眼睛来认识她的方方面面。他有那种一眼就把人看透的本事。吃过晚饭后，她跟我们一起走下公寓的楼梯，然后又送我们来到车子跟前。“当然是这辆!莫里斯牌的，”她说，“就是送狗来的那辆!”如果说我之前还对偷梁换柱，由镖手假扮我父亲稍微有点紧张的话，那么这会儿也早就消散得无影无踪了。从那以后，艾格尼斯和我一想到我父亲这副彬彬有礼到过分的样子就会大笑不止。所以，当我和姐姐还有这位冒牌父亲乘着借来的驳船航行在利河之上时，几乎真觉得我们有点三口之家的样子了。

有个周末，蛾子一定要带我姐姐去什么地方，于是我就建议让艾格尼斯来顶替她上驳船。镖手犹豫了一下，但觉得让“小手枪”——他就是这么叫她的——跟着倒也不错。她也许一直没怎么弄明白过镖手所从事的行当，不过我们带她去的地方令她目瞪口呆。这不是一个她所了解的英国。我们沿着牛顿浦还没有开出一百码，她就穿着棉布裙从驳船上一个猛子扎到了水里。过了一会儿她从水里费力地爬到岸上，脸色白得像瓷器，身上粘满了河泥。“真是条在笼子里关得太久的灰狗啊!”我听到镖手在我身后轻轻说道。我只是在一边看着。她招手把我们唤了过去，重新回到船上，站在那里，料峭的秋寒在阳光中粘上了她的身，水在她脚下汇成了两汪。“把你的衬衫给我。”她说。等我们在牛顿浦把船泊好后，我们吃了三明治午餐。

还有一张地图也是我当时用心记下，现在依然清晰地保留在记忆里的，在这张图上能分辨出哪些是河，哪些是泰晤士河以北的水道上开出来的运河或通道。还有那三个船闸的所在，到了这里我们必须得停上二十分钟，让河水流进或排出我们被搁在其中的那个黑室，这样才能上升或下降到另一个高度。当身边那个老旧的工业机械吱吱嘎嘎费力运行的时候，艾格尼斯简直充满了敬畏。这对她来说是一个未知的美丽旧世界。这个十七岁少女通常都被一根无形的绳子拴着，社会等级和金钱匮乏令她能接触到的世界不仅很有限，而且也许永难摆脱，她只能悲伤地背诵那个关于珍珠的心愿。那些周末是她对乡村世界的最初探访，我知道她会永远爱着镖手，就因为他把她带到了那条她以为是他自己的船上。她拥抱了我，身子依然在我的衬衫里颤抖着，感谢我邀请她来到这趟河上的旅程。两岸的树木朝中间拱成一个华盖，我们便在这华盖之下航行，它同时也荡漾在我们脚下的水中。我们进到一座窄窄小桥的影子里，顿时收住了声，镖手认定了在经过任何桥下的时候，说话、吹口哨乃至轻叹都会给人带来厄运。类似的规矩还有好几条，比如从梯子底下经过不会有厄运，在大街上捡到一张扑克牌会给人带来大大的好运等，这些规矩跟了我大半辈子，也许在艾格尼斯身上也同样如此。

镖手在看报纸或是赛狗新闻的时候，总是跷着二郎腿，把报纸铺在大腿上，用手托着脑袋，一副慵懒的样子。一直都是这个姿势。在河上度过的某个下午，镖手看周日的报纸看到入迷了，我看见艾格尼斯在给他画素描。我站起身来，从她背后经过，没有停下，只是匆匆瞥了一眼，想看看她画了些什么。当初那个暴风雨之夜后，她给了我一张画在肉铺用纸上的素描。现在这个是自那以后我唯一见到的她的画。可她在画的却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是镖手，而是画的我。只是一个年轻人在望向某样东西或某个人。画的仿佛是我真正应该的样子，也许是我会变成的样子，画上的人并没有在凝神静思，而是被其他的事物所吸引。我当时就觉得这幅画画出了真相。它画出的不是我的形，而是我的神。我当时太害羞了，没有把画要过来大大方方地看上一看，也不知道这幅画现在怎么样了。也许她把画送给了“我父亲”，即便她不觉得自己的天赋有什么特别。她从十四岁开始就有了白天的工作，从来都没有上完学，每周三晚上在一所工艺综合学校里上了门艺术课，这或许为她打开了一扇逃避的小窗。第二天早上，她会带着从另一个世界里补充来的能量去上班。在她各种相互限制的生活方式中，这是唯一一种独立的快乐。我们在那些借来的房子里过夜时，她会突然从熟睡中醒来，看见我在凝望着她，随即露出一丝不好意思的甜美笑容。我想，那是我最钟情于她的时刻。

那年秋天我们的船上之旅肯定令她窥见了她那可望而不可即的童年——跟一位男孩子朋友和他的父亲一起去度周末。“哦，我爱你老爸!你肯定也爱他!”然后她就会又变得对我的母亲好奇起来。镖手从来没见过她，却越来越不厌其烦地描述起她的装束和发型来。等我弄明白他是以奥利弗·劳伦斯为模特来描述我妈时，我就越来越能插得进话，添加进更多的细节。在这些虚假信息的帮助下，我们在驳船上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有家庭气息了。船上虽说什么都少，可家具却比我和艾格尼斯通常约会的地方要多。现在她又和那几个看船闸的混熟了，每次经过的时候都会跟他们挥手打招呼。她买了几本关于树木和池塘生物的小册子，因为到这会儿她还叫不上来它们的名字。另外有一本是关于沃尔瑟姆修道院的，这样她就能跟我们呱啦呱啦地显摆一下这里造出过什么东西的知识——1860年代的火棉，然后是手动枪栓式来复枪、卡宾枪、冲锋枪、信号枪、迫击炮弹，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泰晤士河以北只有几英里的这家修道院里制造的。艾格尼斯吸收起新信息来就像块干海绵，跟我们走了一两趟之后，她对修道院里发生过的事就比我们路上经过时会碰到的那几个看船闸的要懂得多了。她告诉我们，是一个十三世纪的僧侣(僧侣!)写下了火药的构成，不过因为对自己的发现感到害怕，他是用拉丁文写下关于火药的细节的。

曾经有那么几次，我想把我们在泰晤士河以北那些运河与港汊上的那些瞬间放到其他人的手里去，为的是可以理解在我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此前过的几乎都是有庇护的生活。现在，被父母切断了联系，我正在消耗着身边所有的东西。不管我们的母亲正在做什么，也不管她身在何处，我都有一种奇怪的满足感，即便好多事情都瞒着我们。

记得有天晚上在布罗姆利的一家爵士乐俱乐部和艾格尼斯跳舞。白鹿俱乐部。舞池里的人很多，在舞池边缘的某处我觉得自己瞟到了母亲。我朝着那里转过去，可她不见了。那个瞬间我唯一还能抓住的是一张奇怪的、模糊的脸，在看着我。

“怎么啦？怎么啦？”艾格尼斯问我。

“没什么。”

“告诉我。”

“我好像看见了我母亲。”

“我还以为她去了什么地方呢。”

“对，我也是那么认为的。”

我站在起伏着的舞池地板上，一动不动，浑身僵硬。

推断，这难道就是我们发现真相的方式吗？通过把这样一些未经确认的碎片汇拢到一起？不仅是我母亲的，还有艾格尼斯的，蕾切尔的，恩科玛先生的(他现在在哪儿呢)。所有这些对我来说依旧是不完整的和失去的人，当我回首往事时，会不会变得清晰明了呢？否则青春期的我们，没有任何真正的自我意识，却要穿越那四十英里的恶劣地形，又要怎么才能挺过来呢？“自我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这是奥利弗·劳伦斯曾低声对我说过的一句好像带着点智慧的话。

我现在想起那些开来接我们，一声不吭地把那些没有标签的柳条箱拉走的神秘卡车，想起那个看着我跟艾格尼斯一起跳舞的女人，现在回头看来，都觉得是那么奇妙，那么令人感到愉快。还有奥利弗·劳伦斯的离开，阿瑟·麦卡什的到来，蛾子保持沉默的范围……你回到那过去的时光是带着现在去的，不管那个世界是多么黑暗，你都不可能在离去的时候不带走一点光明。你是带着你成年人的自我去的。这不是再把往日的岁月过一遍，而是再次去目睹。当然，除非你想，就跟我姐姐一样，去诅咒所有的人，对他们加以报复。

困厄

快要到圣诞了，蕾切尔和我一起坐在莫里斯的后座上。蛾子正用镖手的车带我们去一个名叫巴克的小剧院。我们说好了跟他在那里会合。蛾子在剧院旁边的一条小巷子里停好了车，这时一个男人打开车门，进到他旁边的位子上，一只手伸到他脑后朝前猛一按，“嘭”地把他的头撞到了方向盘上，然后又朝门上撞了一下，再拽回来后又撞一下，与此同时另一个人进到蕾切尔旁边，用一块布捂住她的脸，任凭她怎样挣扎也没有松开，而蕾切尔则在挣扎时一直都眼巴巴地望着我。“纳撒尼尔·威廉姆斯，对吧？”这就是我跟艾格尼斯一起乘巴士时跟上来的那个男人，也是那天晚上想要在电梯里袭击我的人。蕾切尔的身体瘫软在了他的腿上。他伸手过来抓住了我的头发，把同一块布又捂到了我脸上，一边又问了一遍：“你是纳撒尼尔·威廉姆斯吧？”我已经知道这肯定是氯仿，便屏住呼吸，直到实在憋不住了才吸了一口。困厄，要是我没有失去知觉的话，肯定会想到这个词。

我醒来时发现在一个灯光昏暗的大房间里。可以听见唱歌的声音，像几英里外那么遥远。我想对自己说出“巴士上那个男人”这几个字来帮助自己记住。姐姐在哪儿？然后我肯定又睡了过去。有一只手在黑暗中碰了碰我，又把我给弄醒了。

“喂，斯蒂奇。”

我认出那是母亲的声音。接着我听到她走开了。我抬起头来。我看见她把一把椅子拖过地板。房间的另一头有一张长长的桌子，我看见阿瑟·麦卡什正弯腰驼背地坐在桌边，白衬衫上有血迹。母亲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谁的血？”母亲问他。

“我的。也许还有沃尔特的。我把他接来的时候沾上的。他的脑袋……”

“不是蕾切尔？”

“不是。”

“你肯定？”母亲追问道。

“是我的血，罗斯。”我很吃惊，他居然知道母亲的名字。“蕾切尔很安全，在剧院的某个地方。我看见她被人搬进去的。我们现在弄到了这个男孩。”

母亲回过头来看着躺在沙发上的我。我觉得她不知道我已经醒了。她又回过头去朝着麦卡什，压低了声音道：“要是她有事，我就公开跟你们对着干，你们一个也别想太平。这是你们的责任。这是谈好的。他们怎么会离我的孩子们这么近的？”

麦卡什把夹克衫朝中间拢了拢，像要让自己安全些似的：“我们知道他们在跟踪纳撒尼尔。一个从南斯拉夫来的小组。也许是意大利人。还没确定。”

接着他们谈起了一些我不知道的地方。母亲从脖子上褪下围巾，当绷带一样裹在了他的手腕上。

“还有什么地方？”

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主要是这里。”他说。

她凑近了些。“没事的。哦，没事的……没事的。”她一边不停地说着这几个字，一边打开他的衬衫，从血快要干了的伤口上揭了下来。

她伸手从桌子上拿过一个花瓶来，把插在里面的几枝花扔到一边，把里面的水倒在了他赤裸的胸脯上，以便能看清割伤的伤口。“老是用刀，”她喃喃道，“费伦经常说，那些人会盯着我们不放的。要报仇。如果我们没人活下来，就要报在他们的亲戚、他们的孩子身上。”她擦拭着他肚子上的刀伤。我意识到他肯定是在保护蕾切尔和我的时候受的伤。“人们总是不肯忘记。连孩子都不放过。他们凭什么要……”母亲话里的怨气重了起来。

麦卡什一声不吭。

“沃尔特怎么样了？”

“他或许挺不过去。你得把这孩子跟他姐姐从这儿带走。说不定还会有别的人。”

“对……没事的，没事的……”她走到我身边，弯下腰来，把手放到我脸上，然后在我身边躺了一会儿，“喂。”

“嗯，你去哪儿啦？”

“我回来了。”

“多奇怪的一场梦啊……”我现在记不清是谁说的这句了，是谁在谁的怀抱里说了这么一句。我听到阿瑟站了起来。

“我会找到蕾切尔的。”他从我们身边经过，转身不见了。我后来听说他把那栋狭窄建筑的每一层都爬了个遍，到处寻找我姐姐，她和镖手一起藏在了某个地方。刚开始他没找到。他沿着没有灯的楼道一路走下去，也不清楚楼里是不是还有别的危险的人在。他走进一间间屋子，低声唤着“瑞恩”，那是母亲教他说的。如果哪扇门关着，他会破门而入。他又在流血了。他凝神倾听呼吸的声音，又说了一遍“瑞恩”，像在对暗号，给她时间来相信自己。“瑞恩。”“瑞恩。”一遍又一遍，直到传来一声“是的”，那是她的回答，依然半信半疑。于是他发现了她，蜷在一幅绘制的靠在墙上的舞台风景后面，躲在镖手的怀里。

过了一会儿之后，蕾切尔和我一起从铺着地毯的楼梯上走了下来。一小队人聚集在楼下的大厅里。我们的母亲，六个穿便衣的人，她说是来保护我们的，麦卡什，镖手，两个戴手铐的人躺在地上，旁边还另有一个，毯子盖住了部分身体，脸血糊糊的，认不出来样子，眼睛一直盯着我们。蕾切尔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是谁？”一个警察弯下身来，把毯子拉上来盖住了那人的脸。蕾切尔哭喊了起来。这时有人过来拿衣服盖住了蕾切尔和我的头，这样我们被领到大街上的时候就不会有人认出我们来。在我们被匆匆地分头塞进两辆货车的时候，我能听到蕾切尔被衣服蒙住的哭声。我们将被送往不同的目的地。

我们要去哪儿呢？去往另一种生活。

[1]　英国阿弗罗飞机公司首飞于1945年6月14日的一款活塞式发动机运输机，是英国第一台加压客机。——译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　流经白垩山区后汇入大海的溪流，因为白垩有过滤作用，所以白垩溪溪水呈碱性，水质清澈。

[3]　Ernest Shackleton， 1874—1922， 20世纪英国著名探险家，1909年1月16日带领探险队在南极附近发现了南磁极。P.G.Wodehouse， 1881—1975，英国幽默小说家。两人寄宿生活的交集应为伦敦近郊的达利奇学院。

[4]　Terence Rattigan， 1911—1977，英国二十世纪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之一。

[5]　创刊于1897年的一本英国杂志。

[6]　伦敦一所建成于1874年的剧院，位于皮卡迪利广场，分为多层，还包括餐厅、宴会厅、舞厅等设施。

[7]　专为首次进入社交界的青年女子举行的舞会。

[8]　约二十七米。

[9]　约九米。

[10]　Ivor Novello， 1893—1951，英国作家、作曲家、歌手、演员，现英国有以其名字命名的原创音乐大奖。

[11]　指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杰出的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

[12]　美国作家费尼莫尔·库珀的著名小说，其中有白人霍克伊为了寻回恋人而进入印第安人营地追踪的情节。

[13]　位于伦敦西部的一所监狱，于1875—1891年建成。

[14]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首都。

[15]　这里作者是在暗指一本名为《超越边界》的书，该书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作家C.L.R.詹姆斯于1963年出版，讲述了板球在其家庭历史中所起的作用。

[16]　出自瑞士牧师约翰·戴维·怀斯创作的系列童书《瑞士人罗宾逊一家》，最早出版于1812年。

[17]　英国作家亚瑟·兰塞姆(1884—1967)最初出版于1930年的一套系列探险小说。

[18]　位于英国的苏格兰西部沿海。

[19]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世界现代戏剧之父。其戏剧以细腻的情感刻画和极强的艺术震撼力而著称。

[20]　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讲述了发生在一个家庭中的各种欺骗行为。

[21]　创办于1938年的一本漫画杂志。

[22]　这里是模仿嘴唇被掰着时“公主殿下”四个字的发音。

[23]　伦敦的上流住宅区。

[24]　美国影片，刘别谦执导的一部爱情喜剧，讲述了一对男女骗子合伙骗一位女富豪的故事。

[25]　用于晕车、晕船、恶心、呕吐、失眠及局部疼痛等，也可用作防腐剂。

[26]　Limehouse Reach，莱姆豪斯是伦敦的一个区名，lime的字面意思是石灰，这里过去是华人聚居区。

[27]　位于伦敦中部的蔬菜花卉市场，也是皇家歌剧院的所在地。

[28]　阿拉米人的语言，也是旧约圣经后期书写时所用的语言，与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相近。

[29]　位于地中海东部。

[30]　Alfred Lunt， 1892—1977，美国舞台剧导演、演员；No l Coward， 1899—1973，英国舞台剧剧作家、导演、演员。

第二卷

遗产

1959年11月，我二十八岁，在野了好几年后，我替自己在萨福克郡的一个小村庄买了个家，从伦敦坐火车只要几小时就能到。这是所不起眼的房子，有一个带围墙的花园。我买下这所房子的时候，没有跟房子的主人马拉凯特太太多讨价还价。我不想跟一个因为不得不卖掉自己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而明显无比悲伤的人争。我也不想冒失去那所房子的风险。这正是我所喜欢的房子。

她开门的时候并不记得我是谁。“我是纳撒尼尔。”我提醒她我们的约会。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后，我们走进客厅。我说：“您有一个带围墙的花园。”她一听这话停下了脚步。

“您是怎么知道的？”

她摇了摇头又继续走。或许她一直在准备着，跟实际的房子相比，用小花园的美丽来让我大吃一惊。我破坏了这种意外发现的乐趣。

我连忙告诉她我答应谈好的价钱。还因为我知道她不久要计划搬进养老院，所以我已经做好了安排，会回来跟她一起逛逛花园。她可以向我展示一些一眼看不到的细节，再给我提供一些怎样料理这个地方的建议。

几天以后我回来了，发现她还是不怎么记得我。我带来了一本素描本，跟她解释说我希望她能帮我指出，哪些地方埋下的是哪种植物或蔬菜的种子。她觉得这主意不错。在她看来，这或许是我说过的最聪明的话了。于是我们根据她的记忆，一起制作了一张花园的地图，还在地图上加了一些简要的注解，比如什么植物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出现在哪一片苗圃里等等。我把围绕着暖房和砖墙的蔬菜一一列出。她对此记得十分详细清楚。那是存在于她记忆中遥远过去的部分，所以她依然记得。她也还清楚地记得自从两年前她丈夫马拉凯特先生去世后，她继续打理这个花园。只有最近的一些记忆，因为没人来与她分享，已经开始消散了。

我们走到白漆蜂箱间时，她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楔子，把湿漉漉的肋木撑高，这样我们就能看到蜂箱的下部，里面的蜜蜂也因此受到了阳光的突然袭击。老蜂后被杀死了，她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蜂窝里需要一个新蜂后。我看着她把一块破布塞到烟熏器里点着，把烟雾朝着它们吹下去，没过多久，失去了蜂后的蜜蜂们就在烟雾中颤抖了起来。接着她就对上下两层晕晕乎乎的蜜蜂进行了分类。想到蜜蜂的世界是由这个女人以这样一种上帝般的方式来组织，而这个女人对于她自己的宇宙能记得的却越来越少，就不由得让人生出一种奇怪的感慨来。从她的言行可以清楚地发现，照料花园的诸般细节、那三个蜂箱以及那尖顶暖房的采暖，将会是她最难忘记的事情。

“蜜蜂跑出来后，会跑去哪里呢？”

“哦……”她朝着远处的小山一指，“会跑去那片莎草那儿。就算跑去了黑尔斯沃斯我也不会感到吃惊。”她似乎对这些蜜蜂的口味和熟悉的冲动了然于心。

她的名字叫林内特，今年七十六了。这我知道。

“请您放心，您任何时候都可以回来，马拉凯特太太，回来看看花园，看看蜜蜂……”

她回过脸去，什么也没说，连摇头的动作也没有，这表明我的建议十足荒唐，这地方她跟丈夫一起住了这么多年，想回来还用得着我邀请？我还有许多话可以说，但说出来只怕会给她带来更多伤害。我自己也早就已经太动感情了。

“您是从美国来的吗？”她回敬道。

“我在这儿待过，曾经。不过我是在伦敦长大的。有一段时间我就住在离这个村子很近的地方。”

这话让她听了颇感意外，而且难以置信。

“您是干什么的？”

“我在城里工作。每周工作三天。”

“干哪行？是跟钱打交道的吧，我猜。”

“不，算是给政府工作吧。”

“干点什么？”

“啊，问得好。什么都干……”我欲言又止。我知道自己的话听着很滑稽，便转移话题说，“我一直觉得有围墙的花园能给人安全感，从十几岁那会儿就这么觉得。”我盯着看她脸上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迹象，但唯一能感到的就是我没给她留下好印象，她似乎已经全然不相信我了，这个瞧着不靠谱的人竟然这么随随便便地就把这地方从她手中给买走了。我从灌丛里掐下一枝迷迭香，在指间揉捻着，嗅了嗅，然后放进了衬衫口袋。我看见她在关注着我的动作，仿佛在竭力回忆起什么东西。我手里捏着那张仓促画就的花园示意图，那上面显示了她种植韭葱、雪花莲、紫菀和夹竹桃的地点。围墙的外边是他们种的一大片桑树。

那天下午，阳光洒满了围墙内的花园，建围墙是为了阻挡来自东海岸的信风。我常常会想到这个地方。围墙内的温暖，围墙造成的阴影，我总是能在这里找到的安全感。她一直看着我，仿佛我是她花园中的一个陌生人，但其实我本来可以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对她和她丈夫在这个萨福克郡小村所度过的岁月，我有着许多的了解。我可以轻易地进入并徜徉在他们的婚姻故事里，就像我可以进入到那些在我青春岁月中陪伴在我身边的人的生活中去，他们是我自画像的一部分，这画像便是由他们看我的眼光所绘成的。就像我此刻眼中所反照的马拉凯特太太，站在她精心照料了多年的花园里，度过她还能拥有这花园的最后几天。

我曾经在想，不知道马拉凯特夫妇间是怎样的一番伉俪情笃。毕竟，他们是我在十八九岁那会儿唯一能时常见到的一对夫妻。那是每逢学校放假，我和母亲待在一起的时候。除了他们俩，我就没见过别的夫妻了。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互相满意的基础上的吗？他们是不是也会惹对方生气？对此我从来不敢肯定，因为我通常只跟马拉凯特先生在一起，一起在地里，或是那个曾经得到过优胜的花园里干活儿。他有自己的擅场，对土壤和天气很有把握，一个人干活儿的时候尤其轻松自在、花样百出。我曾经听他跟母亲说过话，和跟别人说话用的不是一种声音。他会积极地向她提议把她那块草地东侧的树篱给去掉，会经常笑她一点不了解自然的世界。而跟马拉凯特太太，他往往只会给出当天的计划，而且最终任由她说了算。

山姆·马拉凯特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真正了解别人的生活，甚至是死亡。我认识一个兽医，她养了两只鹦鹉。那两只鸟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在转到她手上之前就在一起了。它们的羽毛是绿色带点深棕色，我觉得很美丽。我不喜欢鹦鹉，但我喜欢这两只的外表。最后其中一只死了。我送了一封表示哀悼的短笺给兽医。一个星期后我又见到她，问她剩下那只鹦鹉是不是萎靡不振或者至少是神思恍惚。“哦，才不呢，”她回答说，“它简直是大喜过望啊!”

不管怎么说，在马拉凯特先生去世两三年后，我买下并搬进了他们那所小小的、由带围墙的花园保护着的木结构房子。离我当初经常拜访这里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几乎是在踏进房子的同时，一种感觉上已经完全被抹去了的过往又悄然回归了。而且一种对过往的渴望也油然而生，时光倏忽之间便飞驰回了当年。我在镖手的莫里斯车里，时间是夏天，布篷车顶张开和收回去都很慢。我在跟恩科玛先生一起看足球。我在河当中和山姆·马拉凯特一起吃三明治。“听，”山姆·马拉凯特说，“画眉鸟。”艾格尼斯全身赤裸，为了做到彻底一丝不挂，正在把一根绿色的发带从头上扯下来。

啊，那难忘的画眉鸟，那难忘的绿发带。

***

自从在伦敦遇袭后，母亲很快把蕾切尔送去了位于威尔士边境的一家寄宿学校，而我则出于安全的原因被秘密送往一家美国的学校，在那里，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我突然间就被迫远离了我所属的那个世界，那个有镖手、艾格尼斯和一直神秘的蛾子存在过的世界。某种程度而言，我所感受到的失落比母亲离去时还要巨大。我失去了我的青春，变得无可归依。一个月以后，我从那所学校里逃跑了。我并没有任何要去哪里的想法，因为我在那儿几乎谁都不认识。我被找到了，然后用飞机紧急送回另一所学校，这回是在英国的北部，我还是处于相似的与世隔绝状态。春季学期结束时，一个大个子男人到学校来接上我，驱车从诺森伯兰郡向南六小时来到了萨福克郡。一路上我对他保持着不信任的沉默，而他几乎没怎么搭理我。我是被送去跟母亲会合的，她当时正住在白漆屋，就是她父母以前的房子，在一个叫众圣之地的地方。那里是一片光线充足的开阔乡野，离最近的村子也有一英里。那年夏天，我将在那里跟着从学校来接我的大个子男人一起干活儿，他的名字叫马拉凯特。

那段时间母亲和我并不亲密。在她弃我和姐姐而去之前的几星期里那种轻松自在的家庭气氛已经荡然无存。由于她在离去这件事上欺骗了我们，我无法抹去对她的不信任。要到许久之后我才发现，有一次，也可能是两次，在回英国接受新指令的时候，她曾经清空了日程安排，偷偷跑来看我，看我在布罗姆利街一家乱哄哄充满享乐气氛的爵士俱乐部里跟一个她不认识的女孩子跳舞，看她时而跃出时而又投入我的怀抱。

人们说，生活中丢失的片段，是我们心心念念想找到的东西。可在我十八九岁和母亲一起住在白漆屋那会儿，我却一点儿线索也没有发现。直到有一天，我提早收工回家，走进厨房，发现母亲正穿着衬衫在洗碗槽里刷锅。她一定觉得没人会来打扰她。她平时差不多总是穿着一件蓝色的羊毛衫。我觉得这是为了让她不显瘦。现在我看到好几道青紫色的伤疤，就像由某种机械的园艺工具在树皮上留下的那样——那些伤疤从手臂上纵贯而下，在她为免受洗洁精侵蚀而戴的橡皮手套口戛然而止，颇有几分无辜的意味。我不知道她身上还有多少其他的伤疤，至少能看到的是这些赭石红的伤疤横陈在她手臂的柔软肉体之上，这便是那段失踪岁月留下的证据。没什么，她轻声地说，不过是一些小刀划出来的道道……

对于那些伤口怎么来的，她没有再多说什么。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母亲，罗斯·威廉姆斯，在我们遇袭之后已经终止了和情报部门的一切联系。尽管在巴克剧院造成的骚乱很快被当局平息了下去，但报纸上还是简短地、不指名地提到了她的存在，暗示了她在战时所从事的工作。媒体只得到了她的代号——维奥拉。各家报纸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派别，要么称这位身份不明的女性是英国女英雄，要么就称其为战后政府海外阴谋的反面典型。这些报道都没有跟母亲产生真正的联系。她那匿名身份的保险程度从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得出来，在她回到白漆屋后，地方上依然把那所祖屋归在她那曾在英国海军中服过役的已故父亲的名下。不为人知的维奥拉不久便被人忘却了。

母亲去世十年后，我收到了向外交部申请就职的邀请。我会被招募到这样的职位上去打从一开始就让人觉得奇怪。我在第一天参加了几场面试。第一场谈话是跟一个“情报人员征召机构”，另一场是跟一个“情报评估组织”，我被告知这两家机构都是在英国情报部门中位居高端的独立机构。没有人告诉我他们为什么会来接近我，向我提问的人看似态度随便，其实问得很精细很复杂，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原本为自己早些年很烂的学习成绩而担忧，但发现他们其实并不是很介意。我认为裙带关系和血统肯定是进入情报部门可靠的敲门砖，因为这一行就相信血统家世以及有可能遗传的保密能力。此外，我在语言方面的知识也给他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面试期间，他们一点儿也没有提到我母亲，我也没提。

他们给我的工作是复查档案馆中涵盖战时与战后的各种档案。经我研究后发掘出来的任何材料和由此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将保密。我只把发现交给顶头上司，由他来对这些发现作出评估。每个上级的桌子上有两个橡皮图章，一个刻的是“仍需改进”，另一个刻的是“过关”。如果你的工作“过关”了，将送往更高一级。至于更高一级是哪里，我不知道——我工作时能看到的小小风景仅限于海德公园旁边一栋无名建筑中二楼的档案迷宫。

这听着像是份苦差事。不过接受一份包含有检查战争细节的工作，在我想来，说不定正好可以发现母亲在把我们托付给蛾子期间干了些什么。关于她的故事我们只听过她在战争早期从位于格罗夫那屋酒店屋顶上的鸟巢用无线电发送情报，或是在夜间驱车前往海岸，靠巧克力和夜晚的寒气让自己保持清醒。这就是我们知道的全部了。也许现在有机会可以发现她生活中那缺失的一段。这有可能会是一份遗产。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那天下午在马拉凯特太太的花园里语焉不详地提起的政府工作，当时那些蜜蜂正在蜂窝里六神无主地奔忙，而她已经忘了我是谁。

我通读着每天从档案馆里拿来的堆成小山也似的档案。其中主要包含在战争边缘行动着的各色人等写下的报告，关于纵横于欧洲以及后来中东的旅程，以及各种战后的小冲突——尤其是在1945年到1947年初期间。我开始意识到，停战以后，一场未经批准且依然充满暴力的战争仍在继续。那时间，那些规定和谈判都还暧昧不清，战争行为继续在公众的听闻之外发生。在欧洲大陆上，游击队和党派武装从隐身的地方冒了出来，拒绝接受失败。法西斯主义者和德国的支持者们被受了五年或更长时间苦难的人们四下追捕。来来回回的反击与报复行为蹂躏着那些小小的村落，在身后留下更深的悲痛。当时刚获解放的欧洲版图上，有多少个少数族群，便有多少方势力在实施着这样的行为。

除了四五件其他的事情外，我主要负责检查整理遗留下来的档案和卷宗，评估哪些行动成功达成了目的，哪些也许出了岔子，以及哪些需要重新建档，哪些应该彻底终结给出推荐意见。这种行为被称作“无声的纠正”。

我们所处的其实已经是第二波“纠正”了。我发现在战争行将结束之际以及伴随着和平的到来，一场坚决的、几乎是末日审判般的审查行动已经开始了。毕竟，有难以计数的行动是公众永远也不宜与闻的，因此大多数关于妥协与让步的证据已经尽可能迅速地得到了销毁——此事发生在全球各地包括同盟国与轴心国的情报机构总部。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在贝克大街特别行动处办公室发生的撤走时的大火。这类故意的火灾事故在世界各地都有。在英国最终离开德里的时候，那些称呼他们自己为“焚烧官”的人承担了焚烧所有妥协记录的工作，在红堡里日以继夜地放火烧文件。

这种掩盖战争真相的本能并不唯英国所独有。在意大利，纳粹破坏了的里雅斯特圣安息日集中营的大烟囱，在这所由米厂改建成的集中营里，数以千计的犹太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反法西斯的政治犯受到折磨与杀害。同样地，关于的里雅斯特附近山区石灰岩天坑中的万人坑也没有任何记录保存下来，南斯拉夫的党派武装把反对接管的人，或者数以千计从南斯拉夫隔离营里消失的被驱逐者，把他们的尸体都处理在了这里。战争各方都在急急忙忙但又坚决地销毁着证据。在难以计数的手中，任何可能产生问题的东西都被焚烧或切碎了。这样，经过修正的历史才能得以开始。

但真相的碎片还残留在家庭里，或那些几乎从地图上被抹去的村庄里。任何一个巴尔干地区的村庄，我有一次听母亲跟阿瑟·麦卡什说过，都能找到理由报复其邻居——或者任何一个他们确信曾成为过敌人的人——党派武装、法西斯主义者，或我们，同盟国。这些就是和平造成的不良影响。

所以对于我们1950年代这代人来说，要做的工作就是找出会给历史带来麻烦的行动的残留证据，这样的证据依然能在零散的报告和非官方的文件中找到。在这个十二年后的战后世界里，我们埋首于天天送到面前的档案之中，其中有些人觉得，要想能看清谁持有正确的道德立场已经不再可能了。事实上，许多在那个档案迷宫中工作过的人，都在不到一年后就离开了。

众圣之地

我从马拉凯特太太那里买下了房子，在成为其新主人的第一天我穿过田野，朝着白漆屋走去，那里是我母亲长大的地方，现在已经卖给了陌生人。我站在曾是她土地的边缘高起处，远处一条河流在缓缓地蜿蜒流淌。我决定要在此地写下我对她的时代的微末了解，尽管这曾经属于她家里的房子与风景从来都不是她生活的真正地图。那个在萨福克郡的小村边长大的女孩其实有过非常多的游历。

有人跟我说，想写回忆录，你必须得处于一种孤儿的境地。那样的话，你身上所缺失的东西，让你变得越来越谨慎和犹豫的那些东西，会几乎自然而然地向你走来。“回忆录就是失落的遗产。”你意识到，于是这时候你必须要学会如何去看，该朝哪儿看。在由此而来的自我描摹中所有的东西都对上了韵脚，因为所有的东西都经过了深刻的反思。如果某一个动作在过去被忽略了，现在你会发现它是受另一个动作支配的。所以我相信母亲身上的某样东西肯定能跟我对上韵脚。她置身于自己的小小镜厅里，我置身于我的。

***

他们是一个乡村家庭，日子过得朴实而不招摇，在那样一个如今一看战时拍摄的影片就能认得出来的年代。有一段时间，我就是那样想象我的外公外婆和我母亲的，觉得他们也许就是那些电影里拍出来的样子，尽管最近，看到电影里那些女主人公贞静贤淑、压抑性欲的样子，就会令我不由得想起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次在标准剧院的电梯里跟我一起上上下下的那些女神雕像。

我的外公生在一个有好几个姐姐的家庭里，从小就习惯了被一堆女人众星捧月地围着。即便他最后升到了海军上将的军衔，毫无疑问会有一帮男人受到他的严格掌控，在海上对他的命令俯首帖耳、遵从有加，他还是更享受在萨福克度过的时间，在他妻子和女儿的家庭生活习惯中过得悠然自得。我在想，这种“家庭生活”加“在外的生活”的组合是否影响到了我母亲，让她先是接受了自己的生活道路，继而又改变了她的生活道路。因为她自己会最终执著于得到更多，所以她先是嫁人生子，然后又投身了职业生涯，这正对应了她父亲同时栖居的两个世界。

知道自己的青壮年都会在海军中度过，外公在买房子的时候有意买在了萨福克郡，因为那里没有紧靠一条“活跃的河流”。所以我母亲十几岁时学会钓鱼的地方是一条宽阔但却平静的溪流。没有哪股水流急匆匆奔来汇入。水流是从房子边上像草地一样顺着缓坡汇入溪流的。时不时地，人们会听到从远处某所诺曼式教堂传来的钟声，这同样的钟声也曾飞越田野，飘入过之前几代人的耳中。

这个地区是由一群小村落组成的，相互之间间隔了几英里。连通这些村庄的路往往没有名字，这让外来的旅人很是摸不着头脑，想要靠村庄的名字来区别吧，这儿的村名又都很相似——什么圣约翰村啦，圣玛格丽特村啦，圣十字村什么的。其实这里面有两拨圣人——来自南埃尔姆汉姆的众圣，用这些圣人起名的村子有八个，还有来自伊尔克夏尔的众圣，用他们起名的村子有四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一地区任何一块路标牌上面的里程都是胡乱估算的。如果有一块路牌上写着从某个圣人到另一个圣人之间的距离是两英里，那么在走了三英里半之后，某个路人就会掉头往回走，觉得自己肯定是在哪里忘了拐弯了，而实际上他还得再走半英里才能找到那位藏得很巧妙的圣人。众圣之地的一英里感觉比别的地方的要长。凭周围的景物也无法确定方位。即便是在这里长大的人，有时走着走着也会犯迷糊。我小时候在这儿待过几年，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作为一个伦敦娃，我会特别沉迷于画出附近街区的地图以获取安全感。我觉得凡是我无法看到或是无法记录下来的都将不复存在，就像我经常觉得我忘了把母亲或父亲放在众圣之地的哪个村庄里了，那些小村子毫无规律地散布在地面上，有着相似的名字，和彼此之间靠不住的里程。

战争期间，众圣之地由于靠近海岸，采取了更加严格的保密措施。所有的路牌，不管多不精确，全都被拿掉了，以防德国有可能的入侵。整个地区到了晚上没有任何标志。后来其实并没有任何入侵，但被分配到这里最近才建成的皇家空军机场的美国空军却因此在晚上逛完酒吧想回去时常常迷路，人们经常发现他们直到第二天早上还在疯狂地寻找着正确的小机场。坐了大狗渡船来的飞行员们在没有名称的小巷里兜来兜去，结果发现又坐大狗渡船从另一条路回去了，就这样也没能碰上他们该去的机场。在塞特福德，军队创建了一座跟现实比例相等的德国小镇模型，同盟国的军队在这里进行进入德国本土前的包围和攻击训练。这可真是一个奇怪的对照：英国的士兵们在认真记着德国小镇的结构，而德国军队正在准备着要进入一片连一块路牌也没有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萨福克乡野。沿海的城镇都悄悄地从地图上给去掉了。军事区则堂而皇之地消失了。

现在看来很清楚的是，我母亲和其他人所参与的许多和战争相关的工作都是以相仿的隐秘方式进行的，真正的动机被掩盖了，像人们的童年。三十二个小飞机场，再加上迷惑敌人用的假飞机场，几乎一夜之间就在萨福克郡建了起来。这些货真价实的机场绝大多数永远都不会在地图上出现，尽管它们在几首酒吧里传唱的歌曲中有过短暂的亮相。最后，战争打完了，这些小飞机场消失了，四千名空军军人也将以相似的方式离开这一地区，就好像没有任何异常的事情在那里发生过。众圣之地悄然回归到了日常生活之中。

十几岁的时候，马拉凯特先生开车带我沿着那些很久以前曾经的古罗马道路出工收工，我应该在路上听他说过那些暂时从地图上被抹去的城镇，因为他当时正在梅特菲尔德被弃用的机场周围种蔬菜，而正是在那些覆满了荒草的旧跑道上，再一次有人教了我学开车，而这次我已经能合法开车了。马拉凯特家住的村子被称作“感恩村”，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里这个村子没死一个人。这就是我后来回来住的那个村子，那是又过了约莫十年，在母亲去世后，我买下了那所小木房子，房子有一个带围墙的花园，总能给我带来安全感。

在白漆屋住的时候，我曾经醒得很早，起来后就朝村子走去，知道山姆·马拉凯特会把车开到我前面，点起一支烟，看着我爬进车里，坐到他边上。然后我们就出发前往各个镇的广场，比如邦吉镇的黄油十字广场，把他的农产品堆到搁板桌上，然后一直忙到中午。夏天最热的日子，我们会到埃尔林厄姆磨坊去歇晌，那儿的河水很浅，我们站到河当间儿，水刚没过腰，我们吃马拉凯特太太做的三明治——西红柿、奶酪、洋葱，再加上她自家蜜蜂酿的蜜。这种组合我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尝到过。他的妻子那天早上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为我们做了这顿午餐，这给了我有爸妈的感觉。

马拉凯特先生戴着酒瓶底厚的眼镜。他那公牛般的身躯让他与众不同。他有一件长长的低地“獾皮外套”，用几种不同的皮子做成，闻着有凤尾草的味道，有时候又有蚯蚓的味道。他们两口子是我看到的婚姻稳定的例子。他妻子无疑觉得我在他们身边待的时间太多了。她做事极有条理，热衷于整洁，而他则是兔子的野兄弟，所到之处就像一阵会脱衣服的飓风刮过一样。他在身后的地板上撂下了鞋、獾皮外套、烟灰、一条茶巾、关于植物的期刊、小铲子，还把从土豆上洗下来的泥留在了洗涤槽里。凡他遇到的东西都会被吃掉、摔倒、读完、扔掉，而被他丢弃了的东西他便再也不会看见了。无论他妻子怎么说他这个毛病，他就是屡教不改。我怀疑，其实，她在忍受丈夫的天性中还是颇得了一些乐趣的。虽然是夸他，但马拉凯特先生种的地的确完美无瑕。地里没有哪株植物是由着它自己乱长的。他会用水管里细细的水流把小萝卜搓洗得干干净净。周六的市集上，他会把商品在搁板桌上码得整整齐齐。

这样的生活成了我在春天和夏天的固定模式。我挣一份小小的工资，这意味着在我和母亲那看似无法跨越的距离间，我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站到其中一边对峙。这距离在我这边是不信任，在她那边则是隐瞒。所以山姆·马拉凯特倒成了我生活的中心。如果活儿干晚了，我会和他一起吃晚饭。曾经陪伴我生活的蛾子、奥利弗·劳伦斯、一缕烟一般的镖手、我那朝着河里就跳下去的艾格尼斯，已经换成了性情随和、为人可靠的山姆·马拉凯特，用当时人们的话说，他壮得就像一棵橡树。

冬天的那几个月里，马拉凯特的田地进入休眠。他只要每日去看上一眼就行了，地里的有机物只有作为覆盖作物的开着黄花的芥末。冬天对他意味着清静和死气沉沉。等我再回到田地里的时候，那里已经满是瓜果蔬菜了。我们很早就上工，中午吃完饭到他的桑树下小睡片刻，然后再一口气干到七点或八点。我们用五加仑的桶收四季豆，用独轮手推车收甜菜。屋后带围墙的花园里种的李子，马拉凯特太太最终会把它们做成果酱。靠近海边的地方长出来的小番茄吃起来有一股浓重的口味。不久，我就又见识到属于蔬菜种植者们的季节性亚文化了，那就是隔着搁板桌没完没了地谈论凋萎病和今年春天没下够雨。我会静静地坐着，听马拉凯特先生施展本事跟他的顾客们瞎扯。只有我俩的时候，他会问我在读些什么书，问我在大学里是学什么的。他从来没有嘲笑过我的另一半世界。他发现，无论我在学的是什么，都来自于我身上的某种欲望，尽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很少会想起我在课堂里学的那些东西。我希望能成为他宇宙中的一部分。跟他在一起，我小时候画的那些模糊的地图都变得可靠与精确起来。

跟他一起走的每一步都让我心里踏实。路边的每一种草，他都能叫上名来。他会拎着重重的两桶白垩和黏土去一个园子，但我知道他也会留神细听某一种鸟的鸣叫。如果有一只燕子撞到窗子上撞死或撞晕了，他会有半天都不说一句话。那只鸟的世界，它的命运，会一直留在他心里。要是我之后不小心提起了那件事情，我会看到他脸上浮现出阴云。他会在跟我聊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不说话了，我就会失去他，发现自己变成了独自一人，哪怕他就在我身旁，在开着车。他知道这世界上层层叠叠的悲伤，恰如他了解这世界上的快乐。每次经过一丛迷迭香，他都会掐下一枝来，嗅一嗅，收到自己的衬衫口袋里。每次来到河边他都会出神。在炎热的天气里，他会脱掉靴子和衣服，在芦苇间游泳，嘴里的香烟一路都袅袅地朝外冒着烟。他教我哪里能找到那些很少见的太阳伞蘑菇，颜色是小鹿的那种浅黄褐色，下面是浅色的菌褶，得到旷野里去找。“只在旷野里。”山姆·马拉凯特会说，手里端着一杯水，像在说祝酒词。几年以后当我听说他去世了，我端起手中的杯子说：“只在旷野里。”说这话时我在一家餐馆里，独自一人。

他那棵桑树的树荫可真叫大啊。曾经有一段，我们都是在有大太阳的时候干活儿，所以我现在想到的是树荫，而不是那棵树。想到它那充满对称美的黑暗存在，想到它的深邃与静默，正是在那里他跟我一聊就聊半天，谈他以前的岁月，直到得再次回到独轮车和锄头旁去为止。微风越过低矮的山丘，进入我们的这个黑暗房间，在我们身旁发出沙沙的声响。真想永远都待在那里，待在那棵大桑树下。草叶间的蚂蚁在爬着它们的绿色巨塔。

在档案馆里

我每天都在那栋无名的七层楼建筑的一个小角落里工作。那儿我认识的人只有一个，而他还刻意跟我保持距离。一天，我刚进电梯后他也进来了，跟我说了句：“你好，夏洛克!”就好像这名字和这声招呼便足够成为我俩之间的暗语，仿佛他声音中所包含的那个感叹号便足以让他在这样一个地方意外邂逅的人满足了。个子高高，依旧戴着眼镜，还是一样的溜肩膀，脸上和从前一样带点未脱的稚气，这就是阿瑟·麦卡什。电梯到了上面一层，他下去，我随即跟了出去，看他消失在了某间办公室。我知道，这事很少有别人知道，在他的白衬衫下面，他的肚子上有三四道深深的伤疤，永久地斜划过他白色的皮肤。

我坐火车来伦敦上班，周中待在伦敦，住在盖伊医院附近一套租来的一室户公寓里。现在城里不像以前那么乱了，让人觉得人们正在重新建立起生活的秩序。到了周末我回萨福克。我不仅生活在两个世界，也生活在两个时代。在这座城市里，我总隐隐约约地觉得会在哪里蓦地瞥到一辆浅蓝色的莫里斯，就是镖手的那辆。我想起车罩盖上那很有军事气派的顶饰，琥珀色的指示灯跳动着，示意要右转或者左转，然后倒退着开进门洞，那门洞的样子活像灰狗坐飞机时的两只耳朵。还有镖手怎么能够，就像一只敏锐的猫头鹰，找到发动机音色中的那个错音，核心部位的一点噪声，于是在几分钟之内他就会走下车去，打开918CC发动机的阀盖，用一条狭长的砂纸把火花塞的尖端给磨亮。那辆莫里斯，我记得，是他有如命门般的一点嗜好，任何一个由他陪着踏进这辆车的女人都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对这辆车的爱和关心比他能给予她们的要多得多。

不过我不知道镖手是否还拥有着这么一辆车，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到他的踪迹。我曾经忍不住到鹈鹕大台阶他的公寓去找他，可他已经搬走了。唯一跟他熟的人是莱奇沃思的伪造专家，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的线索，可他也消失了。真相是，我把那难忘的一桌陌生人都给弄丢了，他们对蕾切尔和我所造成的改变比我们失踪的父母都要大。艾格尼斯上哪儿去了？哪儿都找不到她。我去她父母住的公寓找，他们不再住那儿了。天涯路的餐厅里没有人记得她了，工艺综合学校里没留她的地址。于是我的眼睛就一直警惕着，期待着能瞥见一辆双门莫里斯那熟悉的蓝色轮廓。

我的工作已经干了有几个月了。我开始意识到，凡是有可能包含和我母亲相关材料的文件是不会让我看到的。那些文件要么已经销毁了，要么就故意拿走了不给我看。似乎有一个黑色的罩子罩在了她的战争生涯上，我依然处于一片黑暗之中。

为了摆脱工作的局限，我开始在晚上到泰晤士河北岸上散步，悄悄地走过镖手曾经关过狗的那个家庭防空洞。但那里面再也听不到狗叫或是狗打架的声音了。我路过过好些个码头，圣凯瑟琳码头、东印度码头和皇家码头。战争已经结束很久了，那些地方早已不再上锁，所以有天晚上我就进去了，在一个船闸的闸门上设了三分钟的定时器，借了一艘小艇，抓住潮水的变化来到了河上。

泰晤士河上船的数量已经大不如昔了。此时是凌晨两三点左右，周围就只有我孤零零的一条船。偶尔会有一条拖船经过，把城里的垃圾运到外面的犬之洲岛上去。我感受到了河底下的隧道所造成的漩涡，所以我必须用力划桨，才能勉强停留在原地，不然就有可能被漩涡吸着漂向拉特克利夫十字码头或是莱姆豪斯码头。有一天晚上我弄到的船上有马达，于是就一直来到了弓溪，又进了那条河北面的两条支流，差点觉得我就要在那些黑暗的支流里找到同盟者了。我把偷来的船泊好，这样改天晚上我还能继续逆流而上，去更远的港汊与运河。然后我走路回到城里，在早上八点半的时候回到办公室，神清气爽。

我又开始了沿着那条我们曾经收狗的河流上下探索的旅程，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在哪里改变了我。有一件事对我来说变得渐渐明白了，那就是不只是母亲的过去被掩埋了、湮没了，我觉得连我自己也已经消失了。我失去了青春。当我出出进进那些熟悉的档案室时，心中有了一件新的想做的事。工作了最初几个月后，我明白了，在我们收集着一场尚未审查完的战争的瓦砾之时，我是被人注视着的。我从来没有说起过母亲。每当她的名字被某个上级官员随口提及的时候，我只是耸耸肩而已。当时我还没有得到信任，可现在我得到了，而且我知道了在哪些具体的时段会单独待在档案馆里。我青年那会儿学到的都是怎么不当老实人，从官方渠道打探消息是我的拿手好戏，无论是偷看学校的成绩单，还是在镖手的指导下偷赛狗的文件。镖手的钱包里有一套细巧的工具，可以用来进出任何地方。我曾经充满好奇地看他使用这套工具，有一次甚至亲眼看到他用一根鸡骨头把捉狗的夹子三两下就给弄开了。在我身上还残留着一点无法无天的气质。不过到眼下为止，我还没法接触到那些经过了审查的双A级档案，那些都放在我这种无关人等见不到的地方。

教我怎么打开档案柜锁的居然是那个兽医，就是继承了两只鹦鹉的那个。她是我好几年前通过镖手认识的，也是唯一一个到现在还叫我给找到了住址的。我回到伦敦后，她就跟我交上了朋友。我把我的问题讲给她听，她向我推荐了一种蹄子和骨头受伤时用的强力麻醉剂，我可以把它抹在锁的周围，直到出现一层白色的冷凝液。冷冻会使锁对侵入的抵抗变得迟钝，这样我就可以实施下一步的攻击。这就是施泰因曼导钉，在更合法的世界里这是为赛狗提供骨骼牵引，保护它们受损骨骼用的。光滑的不锈钢髓内导钉，又小又有效，几乎立刻就取得了成功，只听“啪”的一声，档案柜上的锁几乎毫不停顿就打开了，袒露出了它守护的所有秘密。我开始翻检起那些锁着的档案。稍后，在我独自吃饭用的、通常无人光顾的地图室，我把借来的那些文件从衬衫口袋里拿出来开始阅读。一小时后我又把它们送回了它们上锁的家里。只要我母亲在这栋楼里出现过，我就一定会发现她。

对于我新获得的知识，我对谁也没有提过一个字，只跟蕾切尔打电话告诉了她我的新发现。但她对于重新进入我们的青春没有半点欲望。她以自己的方式抛弃了我们，丝毫不想回到对她来说是一段危险而又不能信任的时光中去。

在她被发现安全地躲在巴克剧院的巨幅布景画后面、镖手的怀中后，母亲被带去看她，当时我没有在场。我身上依然残留着氯仿的后效。但显然当母亲走进那个房间时，蕾切尔并不想离开镖手。她紧紧抱住镖手，把脸别过去不看母亲。在被劫持期间她发了一次病。我不知道详细的情况。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人们绝大部分都瞒着我。也许他们觉得我会感到不安，然而他们的沉默使事情变得更糟糕、更可怕。蕾切尔后来也没说什么，但我恨我母亲!不管怎么说，当镖手抱着她站起身来，想把她递给我母亲时，我姐姐开始哭了起来，好像是在靠近一个恶魔一样。

当然，她当时的精神状态不正常。她心力交瘁了。绑架诱发了癫痫发作，她一直也不清楚当时发生的细节。我后来经常目睹那样的景象，当她发作完后看到我，那眼神仿佛我是个魔鬼。这有点像《仲夏夜之梦》里某种爱情药水所起的作用，只是你醒来后并不是爱上第一眼看到的东西，而是害怕那东西，因为它会将你拖回到几分钟前刚刚经历过的打击中去。

不过这对当时的蕾切尔应该说不通。因为她第一眼看到的是镖手把她抱在怀里，正在安抚她，为了让她进入安全的状态而做着所有该做的事情，跟之前在她卧室里那次一样，当时他还跟我编了一套他有一只犯癫痫的狗的谎话。

还有一件事。不管姐姐在刚发完病之后对我做出怎样的反应，无论是怀疑还是愤怒，几小时后她就会和我一起玩牌或是帮我做数学作业。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在母亲身上。蕾切尔对母亲的粗暴判断永远也不会缓和。蕾切尔对她关上了门。她转而去了另一家她自己不喜欢的寄宿学校，就是为了要躲开母亲。“我恨我母亲。”她后来一直都把话说得这么狠。在我曾经的想象中，母亲的回归会让我们重新投入她的怀抱。可姐姐受到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在巴克剧院的大厅里看到蛾子的尸体时，姐姐转过头去就对着母亲尖叫起来，而且一声接一声，似乎永远也不会有完的时候。我们那原先就已经破裂的家庭再次破裂了。从那时起，姐姐就觉得反而是跟陌生人在一起更安全。毕竟，是陌生人救了她的命。

这就是蛾子最终离开我们的那个晚上。他曾经答应过我，那是在卢维涅花园煤气暖炉的亮光旁，说他会一直待在我身边，直到我母亲回来。他说到做到了。然后，他就在母亲回来的时候，悄然地离开了我们大家。

***

一天，我提早离开了档案馆，去看蕾切尔的一场戏剧表演。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我意识到她在躲着我，而我也不想进入她的生活。我知道她在跟一个小木偶剧团一起演出，听说她跟谁住在一起了，不过她自己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事儿。现在我从她那里收到了一条虽说简短而不置可否，却还算是彬彬有礼的讯息，说她参加了一出戏的演出。她叫我不必勉强去看，这戏会在一家以前的制桶厂里连演三个晚上。她讯息中的那份小心翼翼让我觉得心痛。

观众只占据了所有座位的三分之一，所以剧团里的人在开演前最后一分钟指引着我们往前排坐。我自己向来喜欢坐后面，尤其是戏里有我的亲戚，或者看的是魔术表演，所以我留在原位没有动。我们在黑暗中坐了好一阵，戏开场了。

演出结束后，我等在出口的地方。蕾切尔半天也没出现，所以我就穿过各种各样的门和临时性的幕布，到后台去找她。两个舞台管理人员在一片空地上抽烟，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我提了姐姐的名字，他们朝一扇门一指，我就走了进去。蕾切尔正拿着一面小手镜在照，一边擦拭着脸上的白色油彩。她身边有个小篮子，里面躺着一个婴儿。

“嗨，瑞恩。”我打完招呼就凑上前去俯看那个婴儿，蕾切尔则看着我。这不是她寻常看我的那种眼光，目光中包含了两种或更多的感情，期待着我来说点什么。

“女孩儿？”

“不，是男孩儿。他的名字叫沃尔特。”

我们的目光交汇到一起，互相对望着。这时只怕还是什么都不说更安全些。在成长过程中，省略与沉默一直围绕着我们。没有说出口的东西好像就只能靠猜了，如同我们当年面对满满一箱衣物需要破解其无声的含义一样。她和我早在很久以前就在那些迷惑和沉默中失落了彼此。不过现在，置身于这个小婴儿的旁边，我们之间又有了些许亲密，就像她在发作之后脸上挂着汗珠，我会把她揽在怀中。此时，无声总是胜过有声。

“沃尔特。”我平静地说道。

“对，亲爱的沃尔特。”她说。

我问她当我们置身于蛾子的魔咒之下时她是怎样的感觉，我承认自己在他身边时总是感到没有自信。“魔咒？他关心我们。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当时在发生什么。他正是那个保护我们的人。正是他带我去的医院，一次又一次。你最后才能忘了父母对我们做过的事。”

她开始收拾东西：“我得走了，有人要来接我了。”

我问她戏中某处的音乐是什么曲子，当时只剩下她一个人在舞台上，怀抱着一只大大的木偶。我当时差点感动到落泪。是什么曲子其实并不重要，我有好多话想问姐姐，但我知道那些我真正想问的问题她是不会回答的。她回答的时候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舒曼的《我心困厄不安》，你知道的，纳撒尼尔。那时候我们在家里每周都会听上一两遍，在深夜里听，钢琴在黑暗中不绝如缕。你当时还跟我说好像听到母亲的声音加入了进来。那就是困厄。”

“我们被毁了，纳撒尼尔。承认吧。”她轻轻地把我推到门边，“你从来没跟我说过的那个女孩现在怎么样了？”

我转过身去：“我不知道。”

“你可以去找找。你的名字是纳撒尼尔，不是斯蒂奇。我也不是瑞恩。瑞恩和斯蒂奇被抛弃了。选择你自己的生活吧。就连你朋友镖手都这么跟你说的。”

她抱着宝宝，抓起他的小手，朝我微微摆了摆。她的意思是叫我看看她儿子，别再跟她说话了。我离开了那个小房间，重新置身在了黑暗中。在我随手关掉的门下边，只露出一缕细细的光。

阿瑟·麦卡什

我最先找到的宝是一批关于罗斯在战时担任无线电报务员的早期活动记录，最初以格罗夫纳屋酒店屋顶的火警观察员的名义开始工作，后来又来到了奇克桑兹女修道院，在那里她截获了加密的德国无线电讯号，把它们发往布莱切利园，在名为“伦敦的欺骗者们”的军情六处指挥下进行破译。她还数次前往多佛，借助沿岸那些巨型的天线，辨认出具体某些德国发报员在发送摩斯密码时富有个人特色的节奏——能够辨认出发报员按键方式的绝活是她为人称道的技能之一。

只有到了后来的档案，那些埋藏得更深、更加难以理解的档案中，我才渐渐弄明白，她在战后也曾到海外工作过。举个例子，她的名字突然出现在了对耶路撒冷大卫王旅馆爆炸案的调查中，在其他一些涉及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巴尔干其他地区的报告的片段中也有出现。有一份报告里说，她跟一个小组曾经短时期以那不勒斯附近为据点活动，当时往这个小组里派遣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用该报告直截了当的说法，是要给一个依然在秘密活动的小组“松松线脚”。她的小组有两人被抓或被杀。报告里提到一笔，说小组里可能有人叛变。

但大多数时间里，我能找到的只是她护照上那些模糊的印戳里的城市名，和她使用过的那些化名，日期则有的被抹掉了，有的用笔涂画掉了，本来我想弄清楚她到底去了哪些地方，何时去的，这下也只能作罢了。我意识到，她手臂上那些伤口是我拥有的唯一物证。

我和阿瑟·麦卡什又邂逅了一次。他之前出国去了，在一番谨慎的对话后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他从来不问我在那儿干的什么，我也同样没有问过他此前在哪里就职。现在我对我们楼里的社交礼仪已经谙熟于胸了，知道我们那天在晚餐时说的话得绕过所有敏感的话题。然而在某一个点上，我觉得要说的话应该可以接受，而要提到的信息也无伤大雅，便把心中的想法大声脱口而出了，说不知道蛾子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麦卡什摆摆手表示不予作答。我们所在的餐馆和办公的地方离了好远，然而他还是马上朝四下里巡视了一圈。“我不能谈这个，纳撒尼尔。”

我们提到的那段岁月发生在卢维涅花园，那里离白厅这片政府的地界很远，可麦卡什仍然觉得他不能谈论一个我觉得和政府机密毫无关系的人。可这件事对于蕾切尔和我却有着莫大的关系。我们在那儿一言不发地坐了一会儿。我不想就此放弃或改变话题，心里为我们不得不变成彬彬有礼的陌生人而感到窝火。带着些许的戏弄之意，我问他是不是还记得一个经常到我们家来的养蜂人，弗洛伦斯先生。我说，我需要跟他取得联系。我现在在萨福克也有一群蜜蜂，需要一些建议。你跟他还有联系吗？

沉默。

“他只不过是个养蜜蜂的!我有个蜂后死了，需要换掉。你这样也未免太荒唐了吧!”

“也许吧。”麦卡什耸了耸肩，“我就不该来跟你吃这顿饭，这顿晚餐。”这时侍者来上菜了，他把自己的叉子放到更靠近盘子的地方，不说话了，等看到侍者离去后才重新开始。

“我的确有几句话想要跟你说，纳撒尼尔……你母亲离开机构的时候，她之所以清除掉了所有的痕迹，其实就一个原因。因为这样一来，就再也没有人能追踪到你和蕾切尔了。而且在你身边是有监护人的，一直都有。我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每周到卢维涅花园来两三次，就是为了照看你们。我就是那个带你们的母亲——在她短暂逗留国内期间——来布罗姆利那家俱乐部看你跳舞的人，这样她才能见到你，至少是远远的。而且你必须知道，那些跟她一起共事的人，即使战争说起来算是结束了，那些人，比如费伦和康纳利，都还是我们关键的保护人和帮手。”

阿瑟·麦卡什的手势，我称其为“英国式的紧张”。他说话的时候，我看着他移动水杯、移动叉子、移动空的烟灰缸、移动装黄油的碟子，每样都移动了好几次。这让我了解到，他的脑子动得有多快。很显然，移动这些障碍物能帮助他让自己慢下来。

我什么也没说。我不希望他知道我自己发现的东西。他是一个尽职的官员，讲究公事公办。

“她和你们俩保持距离，是怕你们会和她产生关联，有人会通过她来伤害到你们。事实证明她是对的。她很少待在伦敦，但当时刚刚被召回。”

“我父亲呢？”我平静地问道。

他几乎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只是做了一个暗示着命运的不屑一顾的手势。

他买了单，我们在门口握手作别。他说再见的时候加重了语气，仿佛这是永别，我们俩再也不可能像这样见面了。好几年前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他向我走过来，距离近得都让我有点不自在，还在自助餐馆里给我买了一杯茶。我当时不知道他是我母亲的同事。现在他步履匆匆地离开我，仿佛能摆脱我令他如释重负。我依旧对他的生活一无所知。有很长时间我们都在绕着对方打转转。这个男人对他救了我们的英勇行为心甘情愿地保持沉默，就是那天晚上母亲重新回到了我的生活中，她摸着我的肩膀，用我过去的小名叫我：“喂，斯蒂奇。”然后她快步朝他走去，解开他沾了血的衬衫，问起他血的事。

这是谁的血？

是我的，不是蕾切尔的。

在麦卡什白得晃眼的白衬衫下面永远都会有那几道伤疤，会让人想起他保护我和我姐姐的时候。可现在我知道了，是他一直在跟母亲报告我们的消息，他是母亲设在卢维涅花园的秘密照相机。就像蛾子，如蕾切尔所说的那样，他对我们的照顾比我知道的要多得多。

我回想起有一个周末，蛾子和我站在蜿蜒曲折的水池边，一起看着蕾切尔大步跨进水里，走向某个她想要捞起的东西。她挽起裙子，裸露的双腿紧连着水中倒映的身体。她想捞的是一张纸吗？还是一只折断了翅膀的小鸟？无所谓了。重要的是，当我眼睛扫到蛾子的时候，看到他正在紧紧地盯着蕾切尔，不只是随便看着她这个人，而是带了一种对她的永久关注。我回想起那天下午沃尔特——现在起就让我们叫他沃尔特吧——紧紧盯着任何一个靠近我们的人，好像觉得会有什么安全隐患。肯定有许多日子——所有那些我不跟他们在一起而在跟镖手忙活的时候——蛾子的眼睛都是这样充满保护地盯着蕾切尔。

现在我知道了，阿瑟·麦卡什也是一个监护人，每周过来两三次，来留心我们的情况。在晚餐结束他离我远去时，我对他的感觉还停留在我十五岁时。他依然是那个孤家寡人，刚从牛津大学出来，带着那首声名狼藉的五行打油诗，始终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就算我开口问他上学时的生活，我敢肯定他会跟我说他们学校围巾的颜色，或是他们那也许以某个英国探险家命名的宿舍楼。事实上，有时候卢维涅花园仍然让我觉得像是个业余剧团，一个名叫阿瑟·麦卡什的家伙冒冒失失地冲上台来，说几句尴尬的对白，说完后他就下台走进——走进什么了呢？这个角色就是为他而写的，一个小角色，照着这个剧本演下去他最终就瘫坐在了巴克剧院后台的沙发上，鲜血染红了他的衬衫，也浸透了他的裤腰。这个时刻必须加以保密，不能出现在舞台上。

但是那天晚上的戏剧性画面一直不停复现在我脑海里：母亲朝他走去，将一把椅子拖到身边，房间里唯一的一盏灯发出微弱的光，她美丽的脖颈和脸弯了下来，在他脸颊上短暂地亲吻了一下。

“我能帮你吗，阿瑟？”我听见她说，“有个医生快来了……”

“我没事，罗斯。”她扭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动手解开他的衬衣，把它从裤子里拽了出来，看他身上的刀伤有多严重，把棉布围巾从脖子上扯下来擦拭涌出的血，把手伸向花瓶。

“他没刺我。”

“是砍伤，我看到了。蕾切尔现在在哪儿？”

“她没事，”他说，“她跟诺曼·马歇尔在一起。”

“诺曼·马歇尔是谁？”

“他就是镖手。”我在屋子的另一头说道。她再次回过头来，仿佛诧异于我居然会知道她不知道的东西。

工作的母亲

我追踪着母亲回到英国后很快离开情报部门的踪迹。她切断了所有的联系，然后毫不张扬地搬去了萨福克，蕾切尔和我则在偏远的学校里完成了最后一年的学业。母亲在欧洲工作的时候我们身边没母亲，可现在她回到英国了我们身边还是没母亲，她正在忙着变回一个籍籍无名的老百姓，清除着她的各种假名。

我看到过她离开情报机关后的备忘录，里面警告她维奥拉的名字又在最近的一份文件中突然冒了出来，这很有可能说明那些正在搜寻她的人还没有放弃。她在回复中拒绝了“从伦敦派遣人员”对她进行保护的提议，决定找个她职业圈外的人来照顾安全，但不是她的安全，而是她儿子的安全，当时她把儿子带在了身边。因此，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她说服了当地的蔬菜种植者山姆·马拉凯特到我家来做客并给了我一份工作。没有一个来自我母亲以前世界中的人受邀进入我们身边的环境。

我毫不怀疑，有人依旧在搜寻一个叫罗斯·威廉姆斯的人，我对自己得到的保护一点也没有意识到。直到她死后我才发现，她一直就在自己孩子们的身边——即便是位于遥远的威尔士风景中的蕾切尔——布下了各种担任警戒的猫头鹰。于是阿瑟·麦卡什换成了山姆·马拉凯特，一个从不携带武器的蔬菜种植者，除非你把他的三叉手铲或是修建树篱的工具也看作武器。

我记得曾有一次问起过母亲，是什么让她一开始喜欢上马拉凯特先生的，因为她显然对他很有好感。她当时正跪在花园里侍弄她的旱金莲，一听这话直起了身子，眼睛没有看着我，而是看着远方：“非要我说，那就是他打断了我们正在进行的对话，说了句‘我想我闻到了无烟火药’。也许正是这句话中那个随便的、出乎意料的词让我感到很是快乐。或者说一下来了劲头。这正是我非常熟悉的那部分知识。”

但对我，那个十八九岁的人来说，山姆·马拉凯特能让我想到的只是他生活其中的那个世界。我从来不会想象他跟放火或是无烟火药有半点关联。他是我遇到过的性情最随和、最稳重的人。作为每周三的一项乐子，我们在上工去的路上会买上一份由明特牧师自己私印的四页小报。明特牧师把自己看作是当地的基尔沃特[1]。此公为社区所作的贡献仅限于每周一次向大约二十人的教众进行一次布道。但他还办了这么一份有意思的报纸。他的布道和报纸能把当地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不露痕迹地融进某个带道德意蕴的圣经故事。像什么某人在面包铺里晕过去啦，亚当森路拐角上的电话响个不停啦，糖果店里被人偷走了一盒水果味的软糖啦，收音机里对“干”这个词的不当使用啦[2]——这些事情都有办法进入他的布道演讲，然后又登上《明特观点》，该报总是能将可爱的生活升华到精神上的感悟。

在《明特观点》上，来自火星的进攻之类的重大事件是入不了编者法眼的。这一点即便是在1939年到1945年间也一直是该报的办报方针，当时它记录的大多是当地人的爆料，诸如胜利菜园[3]里出现了兔子等等。周四，凌晨12:01，一位警官在进行晚间的最后一次巡逻时，在雷电交加的大暴雨中突感“情绪激动”。周日，下午4:00，一位女司机被一名扛着梯子的男子挥手拦下。等到了礼拜天布道的时候，未经允许借别人的梯子或是一个小学童拿手电筒晃邻居家的猫，“试图用手电筒的摇晃和转圈将其催眠”，已经被赋予了深远的圣经含义，那只被催了眠的猫很容易就和圣保罗挂上了钩，他就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晃了眼[4]。我们买了《明特观点》小报，用不怀好意的腔调把一小段一小段文字大声读出来，一边若有所悟地点着头，转着眼珠子。马拉凯特先生作为镇上的蔬菜种植者，觉得自己的死肯定会跟喂饱五千个人的事联系到一起[5]。没有人读《明特观点》比我们读得更仔细。只有母亲是例外，这很令人感到奇怪。每次周三马拉凯特先生开车把我送回家，她总是将他请到家里喝茶，吃鱼泥三明治。她从他手里拿过《明特观点》，就走到旁边的桌子自顾自看报去了。她看的时候没有笑声，我现在明白了，母亲寻找的不是荒唐的精神隐喻，而是想看看里面有没有提到周围出现了陌生人。她平时往往只见到马拉凯特先生一个人，或者偶尔还有邮递员。她甚至还坚持家里不能养宠物。其结果就是，屋子外头住着野猫，屋子里头住着老鼠。

经常转学的学校生活不仅让我变得老练圆滑，还让我变得不爱求人，不喜欢跟人直面相对。我躲避困厄。我回避与人争论，就仿佛自己和鸟类以及某些鱼类那样眼睛里长了瞬膜，能让它们静静地、几乎是不失礼貌地和在场的伙伴们分隔开。我和母亲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爱好私密和独处。没有人争吵的房间和没有人坐的桌子对我们两个都很具吸引力。

我们只有在穿衣服的习惯上存在一点不同。经常从一个地方旅行去另一个地方让我对自己的衣着整洁承担起了责任。诸如自己熨衣服这样的事情能让我获得控制感。即便是要跟马拉凯特先生去田里干活儿，我也会把要穿的衣服事先洗干净熨好。而母亲则会把衬衫放到灌丛上晾干，然后直接就往身上穿了。不过就算心里会瞧不上我这么不嫌事儿多，她嘴上也什么都没说，也许她根本就没注意到。不过当我们隔着桌子面对面而坐的时候，我会意识到在她那瘦削的、眼神明亮的脸庞下面，是一件她觉得晚上穿穿已经够好的、没有熨过的衬衣。

她让自己身边布满了安静，很少听收音机，除了是像《可爱的祸根》[6]或《洛莉·魏乐思》[7]等改编的广播剧，这些经典她读起来会像十几岁的少年。她从不听新闻。她从不听政治评论。她生活的世界跟二十年前她父母生活在白漆屋时没什么两样。这种真空般的安静只是更加凸显出了我俩之间的距离。在我跟母亲很少几次毫无顾忌的争吵中的某次，我抱怨我们被抛弃了，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哪里，奥利弗还在你们身边待过一阵呢。她随时都告诉我最新的情况。”

“等等——奥利弗？你认识奥利弗·劳伦斯？”

她缩了回去，仿佛感觉自己无意中说漏了嘴。

“那个人种学家？你认识她？”

“她可不仅仅是个人种学家，斯蒂奇!”

“那她还是什么？”

她什么也没说。

“还有谁？你还认识谁？”

“我跟你们保持着联系。”

“太好了。你保持着联系。为了你自己!我真是太高兴了。你一句话不说就离开了我们。你们俩都是。”

“我有工作要做。我有我的责任。”

“可就是对我们不负责任!蕾切尔恨你恨得甚至都不肯跟我说话了。就因为我在这儿跟你住一起，她连我也恨上了。”

“是啊，我一直都在受到诅咒，被我自己的女儿。”

我抄起面前的盘子，恶狠狠地低手朝着一面墙上扔去，仿佛这能够终结我们的对话，没成想那盘子划了一道向上的弧线，打中了碗橱的边缘后碎了，其中一片碎片朝她溅了过去，划破了她的前额，就在眼睛上面一点点的地方。接下来是碎片落地的声音。我们一时都僵在了那里，血顺着她的脸流了下来。我朝她走去，她伸出手来不让我靠近，仿佛在表示鄙视。她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甚至都没伸手到额头上去摸一下伤口。只是依然伸出手掌来对着我，不让我靠近，不让我试图去照料她，好像这根本算不得什么。还有比这更厉害的。也正是在这同一个厨房，我亲眼目睹过她手臂上那一道道伤口。

“你去了哪儿？好歹跟我说上一点儿啊!”

“那天晚上，我跟你和蕾切尔一起，就在这白漆屋，我们一起听着轰炸机从我们头顶飞过，自从那天晚上起，一切就都改变了。我想要参与其中。为了保护你们。我以为这是为了你们的安全。”

“你跟谁在一起？你是怎么认识奥利弗的？”

“你喜欢她，是吧？算了，反正她不只是一个人种学家。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她跟一组气象学家在一起，乘着分散在英吉利海峡两边的滑翔机。那些科学家一整个星期都在记录风速和气流，奥利弗也在那儿，在天上，预报即将到来的天气情况和降雨概率，以确定或推迟诺曼底登陆的时间。她还参与到了别的事情当中。不过就说这些吧。”

她的手依然举起着，仿佛是在给出证明，有些事她不想做。然后她转过身去，弯下腰，在洗涤槽里把脸上的血洗去。

她开始留书给我看，主要是她在跟父亲结婚前读大学时看过的小说。“哦，他很爱读书……我们或许就是因为这个走到一起的……刚开始的时候。”家里有很多法语版的平装本巴尔扎克小说，我知道这些是她的最爱。对于外面世界的风云诡谲她似乎再也没有兴趣了。只有像巴尔扎克小说中拉斯蒂涅这样的虚构人物才能引起她的兴趣。我觉得我也无法引起她的兴趣，尽管她或许觉得自己应当要对我施加某些影响。我觉得她其实并不怎么需要我的爱。

下象棋是她提议的，我觉得这算是一种隐喻，隐喻我们之间那种暗中较劲的状态，我耸耸肩同意了。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来看，她在制定规则和行棋谨慎方面实在堪称是好得出奇的老师。在没有确定我理解刚刚被教的东西前她不会进入下一阶段。如果我的反应中表现出不耐烦，她就重新开始——点点头假装懂了可蒙不了她。没完没了，简直没劲透了。我想要到外面的田地里去。到了晚上，刚一闭上眼，那些战略啊着法啊就在黑暗中向我涌来，害我睡也睡不着。

学完了最初的课程后我们就开始下了，她赢我赢得毫不留情，赢完还要复盘，把要了我命的那几步重新摆上，告诉我怎样做其实可以躲过威胁的。突然之间，有五十七种方法可以走入一个空间，弄得我好像一只抽搐着耳朵的猫，正在进入一条未知的小巷。我们下棋的时候她一直在说话，要么是为了让我分心，要么是为了说一些关于集中注意力的至关重要的话。她这么做所依从的榜样是发生在1858年的一场著名的胜局，该场比赛被称作“歌剧之战”，因为它的确是发生在一个歌剧院的私人包厢里，当时下面正在演出贝利尼的《诺玛》。音乐正是母亲所喜欢的，而那位传奇式的美国棋手也是一位歌剧爱好者。他时不时地瞄上一眼舞台上的剧情，一边跟一位法国伯爵和一位德国公爵下着棋。这两个人一直大声讨论着应对美国棋手的下法。母亲在这里要突出的是棋手受到的干扰。舞台上，教士们收受了贿赂并被谋杀，几个主要人物最终将被架到火堆上烧死，而与此同时那位美国棋手和歌剧爱好者依然能专注于自己的战略和着法，没有被辉煌的音乐扰乱心智。母亲一说到无与伦比的专注力，就会用这个例子。

有天晚上，一场大雷雨压到了我们山谷的头顶。我俩在暖房里隔桌而坐，气定神闲。身边钠灯一盏。母亲刚把棋子摆好，雷雨就轰隆隆地砸了下来。闪电和雷声轮番肆虐，我们在薄薄的玻璃顶篷下孤苦无助。外面，就如同贝利尼的歌剧；里面，植物的气息令人醺醺欲醉，还有两根电热棒在竭力发散着热量。我们在钠灯那如豆的晕黄中行棋落子。纵然身边有许多分心的东西，我依然与母亲战了个旗鼓相当。她穿着蓝色羊毛衫，抽着烟，几乎不看我一眼。那年八月下了好几场大雷雨，到了第二天早上天光澄澈，清新怡人，宛如新世纪。每当我们坐下来，展开又一局小小的意志的较量，对着头顶暴雨的炮火和怒闪的电光，她总是轻声一句，专注。在闪电划过的那一刹那，我发现她随手走出了一步漏着。此时我看到了一步显而易见该走的棋，但且慢，我又看到一步不该走的错招，或许反倒更妙。我立刻把这步下了出来，她看在了眼里。四周全是声响，可此时我们已经把心思全然放到了倾听上。一道闪电照亮暖房，我看到了她的脸，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惊奇？抑或是欣喜？

终于，母与子。

***

如果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一切都没个定数，那你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便只会过一天算一天，甚而可说是过一刻算一刻的。你不会费心劳神，想着必须或应该记住他们。你能靠的只有你自己。所以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想着要依靠过去，要重建我对过去回忆的解读。我在回忆行为的时候经常前后不一致。我把青春期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平衡不同的印象，好让自己能撑下去。直到十八九岁的时候，这种情况才告终结，也就是罗斯·威廉姆斯坐在人工制热的暖房里，跟她儿子，两个孩子里唯一答应跟她住一起的那个带着恶性竞争的意味下象棋。有时候她穿一件晨衣，露着纤弱的脖颈。有时候她会穿那件蓝色的羊毛衫。她会把领口拉上来遮住半张脸，那样我就只能看到她多疑的双眼、黄褐色的头发。

“防御就是进攻。”她不止一次这样说，“好的军事指挥官首先应该知道撤退的艺术。怎样打进去很重要，接下来就是怎样全身而退。赫拉克勒斯是一位伟大的战士，但他最后穿着一件带毒的衣服惨死在了家里，起因是他之前的一件英雄业绩。[8]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了。就拿你的两只象来说吧，为了保证它们的安全，你甚至牺牲了你的皇后。不——不行!喏，你是那样下的，而我会这么下。再小的错误也会得到来自对手的惩罚。看，只要三步，你就被将死了。”在她要开始跳马之前，她倾过身子来，用手蓬了蓬我的头发。

我都不记得母亲上次触碰我是什么时候了。我参加那些比赛的时候，母亲到底是会对我加以指导，还是粗暴地训上我一顿，我都没有明确的印象了。有时候她看上去有点患得患失，像十几年前的女人，没有三头六臂。这感觉有点像舞台上的场景。那些夜晚中的某样东西让我不由得把注意力都放到了半明半暗中坐在桌子对面的她身上——尽管我知道她就是让我分心的事物。我看见她的双手那么敏捷，而她的双眼又是如何只对我的所思所想感兴趣。对我们俩来说，这世上没有别人了。

那局棋下完，在休息前，我知道她还得再过几小时才会睡，她又在棋盘上摆起了棋。“这是我背下来的第一局棋，纳撒尼尔，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歌剧院里下的那盘棋。”她站在棋盘旁边，两手互下，一手执白，一手执黑。有一两次她停了下来，让我给出下法的建议。“不，得这么下!”她会说，语气中没有对我所选着法的气恼，而是充满着对大师着法的钦佩。“你看，他把象走到了这儿。”她的两只手越动越快，直到最后黑棋被完全击败。

我花了点时间才弄明白一件事，那就是，要想知道母亲是怎样的人和她的真实生活，我就必须得在某种程度上爱她。这很难。比如我注意到，她不喜欢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要是我留在家里，她就尽量不出门，就好像怀疑我一有机会就会把她所有的私人物品给翻个遍似的。这样的人居然是我自己的母亲!我有一次跟她挑明了这点，她显得无比尴尬，于是我不等她为自己辩护就鸣金收兵，跟她道歉了事。我到后来会发现，在战争的舞台上她很擅长演戏，但我觉得她当时的反应绝不是在表演。她唯一一次流露出真性情是在给我看照片的时候，那几张照片是她父母保存在卧室的一个牛皮纸信封里的。有当时十七岁的母亲一脸严肃的学生相站在我们家椴树下的照片，还有几张照片上她跟意志坚强的母亲以及一个高个儿男人在一起，有时那人肩上还蹲了只鹦鹉。此人在好些照片中都有亮相，能让人看到眼熟。在后面他又出现的五六张照片里，他跟年纪稍稍又大了些的我母亲以及外公外婆在维也纳的卡萨诺瓦滑稽剧酒吧——我能看到酒吧的名字印在桌上的大烟灰缸上，旁边有十来只空的玻璃酒杯。不过除此之外，白漆屋里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透露母亲成年后的生活了。如果我是忒勒马科斯[9]，我既找不到母亲作为那位失踪家长的活动的证明，也找不到她在那颜色跟葡萄酒一样深的海洋上漂泊的证据。

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各自悠游度日，彼此不碍对方的眼。每天早上我都乐得出门上工，即便是周六也不想待在家里。后来有一天晚上，吃完我们常吃的清淡晚餐后，我注意到母亲有一点坐立不安。虽然外面一整天都是乌云低垂，眼看着就要下雨的样子，但她显然还是很想出门。

“我说，愿意陪我走走吗？”

我不想去，也能推掉，但想想还是决定去，为此见到了母亲脸上发自内心的笑容。“我再跟你说说歌剧院的那场比赛。”她说，“带上外套吧。要下雨的。我们可不想碰到点雨就回来的。”她锁上了门，我们朝着西面的某座小丘踱去。

她当时是几岁呢？也许是四十吧？我当时十八了。她结婚结得早，这是当时的习惯，也是风尚，尽管她在大学里学的是语言，她有次跟我说过她本来想拿个法律学位的。但她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家里养育两个孩子。她当时三十刚出头，还很年轻，等战争打起来后，她就干起了发报的特工工作。此刻她正穿着黄色的雨衣大步走在我身边。

“他的名字叫保罗·墨菲，那一天是1858年的10月21日……”

“好吧，保罗·墨菲。”我附和道，就好像已经做好了准备，等着她要发过网来的二发[10]。

“好吧。”母亲脸上透出了笑意，“我就只跟你讲这一次。他出生在新奥尔良，一个神童。十二岁那年他打败了一位正好旅行经过匈牙利的大师。父母想要他当律师，他放弃了，投身了国际象棋。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场比赛就是在巴黎的意大利歌剧院里下的那盘，对手是布伦斯维克公爵和伊索阿德伯爵——他们能被人记住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被这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给击败了。”一缕会心的微笑爬上了我的脸。这些个劳什子贵族头衔哪!我还记得艾格尼斯曾给那几条在米尔山吃掉她晚餐的狗当中的一条起名叫“三明治伯爵”。

“但下这盘棋时的情景和地点也是让他们变得如此有名的原因，这有点像是某部奥匈帝国小说或是某部如《斯卡拉穆许》[11]那样的冒险作品的场景。三位棋手坐在布伦斯维克公爵的私人包厢里，位置几乎就在舞台的上方。只要探出身子，他们甚至能亲吻到女主角。当天是贝利尼的《诺玛，或杀婴记》的开演之夜。

“墨菲之前没看过《诺玛》，很想好好看看这场演出，因为他很喜欢音乐。他当时是背对着舞台坐的，所以他把棋下得很快，然后下完一步就掉过头去看向舞台。或许这就是令棋局成为杰作的原因，每一步下得都有如画笔在天空中画就的素描，几乎没有触到过地面上的现实。他的两位对手总是要经过一番相互争论才犹犹豫豫地走上一步。墨菲则在他们走完后扭过头来，瞄一眼棋盘，朝前走一步兵或跳一步马，随即又回身接着看戏。如果当时有能按停的比赛钟，那么他在整盘棋上所花的时间或许连一分钟都不到。神作，至今堪称神作，都觉得是最令人难忘的棋局之一。他执的是白棋[12]。

“所以棋局是以菲利道尔防御开始的，这对黑棋来说是一个被动的开局。墨菲刚开始的时候对吃黑棋不感兴趣，他更想做的是集中子力尽快将军，这样他就能回过头去看歌剧了。在这样的过程中，他的两位对手对理论着法的讨论声音越来越响，吵到了观众和扮演高级女祭司诺玛的女主演罗西娜·彭珂女士，她不停地朝公爵的包厢怒目而视。墨菲把王后和象调动了出来，共同控制住了棋盘的中央，把黑棋逼入了很局促的防守位置。”

母亲在黑暗中转过头来望着我：“你在听棋盘上的内容吗？”

“在听。”我说。

“黑棋很快就有点左支右绌了。这时到了歌剧的幕间休息。所有的一切都在舞台上发生——浪漫的爱情，嫉妒，谋杀的愿望，著名的咏叹调。诺玛被抛弃了，于是决定杀了自己的孩子。与此同时，观众们也一直在看着布伦斯维克公爵的包厢!

“第二幕中情节继续。黑棋的棋子都没能发挥作用，困守在国王的旁边，马也被墨菲的象给看死了。你在听吗？”

“在听，在听。”

“此时，墨菲又把一只车放到中路，投入了进攻。在进行了一番匪夷所思的弃子后，他把黑棋挤压到了更加绝望无助的位置。接下来他又用了最时髦的弃后的着法，就是前几天晚上我给你看过的，这种着法能很快导向将军。等歌剧的高潮到来时，就是执政官和诺玛决定在葬礼的柴堆上一起赴死，墨菲可以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音乐上，让他的对手陷入绝境。”

“哇哦!”我叹了一声。

“请不要说‘哇哦’。你在美国只待了区区几个月而已。”

“这是个很有表现力的词。”

“以菲利道尔防御开局，就好像墨菲在来看歌剧的路上突破了一种伟大的哲学境界。当然，这种事是无法刻意为之的。然而它就在那天晚上发生了。几乎到了一百年以后，那在《诺玛》舞台演出的阴影中走出的一步依然被认为是天才非凡。”

“他后来怎么样了？”

“他从国际象棋上金盆洗手了，成了一名律师，但干得不怎么样，便索性靠着家里的钱悠游度日，直到四十多岁后去世。他后来再也没有下过棋，但他有过了自己的辉煌一刻，还配着杰出的音乐。”

我们相望着，深深沉浸在了这个故事里。刚开始我还能感到天上在下雨，听着听着就忘了。我们站在一片杂树林的入口处，下方的远处是我们亮着灯的白漆屋。我能感受得到，她在这里要比待在那安全的温暖之中更开心。这里，不再有家的束缚后，她的身上焕发出了我很少见到的活力与轻盈。我们行走在林木的寒影中。她一点儿都不想回去，我们在那儿逗留了一阵，几乎什么话都没说，沉浸在各自的心绪中。我想，这肯定就是她在与她共事的人眼中的样子，在她那些无声的战争期间，在那些无人知晓的竞逐中。

***

母亲从马拉凯特先生那里听说，有个陌生人搬进了离白漆屋几英里外的一栋房子，人们问他从哪儿来，是干什么的，却什么也问不出来。

她沿着卢姆伯格树林走了一路，又穿过了圣詹姆斯村西南边那些有绿水围绕的农庄，终于来到了能看得见那人房子的地方。当时刚刚入夜。她等到那房子里所有的灯火都熄灭，然后又等了一小时。最后她摸黑回了家。第二天她又出现在了离那里有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看到那房子里还是没什么动静。一直等到快近黄昏了，那个骨瘦如柴的男人才终于出现。她小心翼翼地跟着他。他绕着那个以前的小飞机场转圈子。他并没有目的地，她看得出来，只是在漫步，可她还是跟着他直到他回家。她再次等候在同一块地里，时间一点点过去直到他房里的灯几乎全都熄灭。她想办法来到离那房子近一点的地方，又改了主意，掉头回家，同样是摸黑走了一路。

第二天她跟邮递员聊天套话：“你给他送邮件的时候跟他聊过天吗？”

“其实没怎么聊。他是个很少见的人。甚至都不到门边来。”

“他拿的什么邮件？多吗？”

“这个啊，他不让我跟旁人说。”

“你还当真啦？”她几乎要笑话他了。

“嗯，经常是书。有一两次是从加勒比寄来的包裹。”

“还有什么吗？”

“好像就是书，其他我吃不准。”

“他养狗吗？”

“没养。”

“有意思。”

“您养吗？”

“不养。”

这场谈话没给她带来多少有用的信息，于是她终止了聊天，把邮递员弄得反倒有点意犹未尽。后来，在官方的协助下，她弄清楚了寄给陌生人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往外寄出的又是什么。同时搞清楚的是此人来自加勒比地区，他的祖父祖母在英国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里当契约劳工。后来发现此人算是个作家，貌似还相当有名，甚至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13]

她学会了陌生人名字的发音后又暗自念了好几遍，仿佛当它是一种稀有的进口花朵。

***

“他来的时候，会是一副英国人的样子……”

罗斯把这样一句话写在她某本备用的日记本上，我是在她死后才发现的。就好像在她家中这样私密的地方，甚至是在一本秘密的笔记本里，她依然需要小心翼翼地才敢把某种可能性给揭示出来。也许她都跟自己像念经一般地叨叨过很多遍。他来的时候，会是一副英国人的样子……

过去——母亲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绝不仅仅停留在过去。所以在那本私密的笔记本里，在她家里，在她自己的国家中，她知道自己依然是个攻击目标。她肯定认为，那是一个决意要报复的人，为了能不受怀疑地深入萨福克来到她身边，而会采取的伪装。对动机进行推测的唯一线索是，他或许来自欧洲的某个地区，她曾在那里工作过，并在那里作出了一些未必正当的战争决定。“你觉得谁会有朝一日来找你？”我要是了解到此事的话，就该早点这样问她，“你做过什么如此可怕的事情？”我想她会说：“我的罪可多着呢。”

她有一次向我坦承说，我们那个影子般的父亲在构筑防备过去的堤坝和防火墙上远胜世上的任何人。

“他现在在哪儿呢？”我问她。

“亚洲，也许吧？”这回答颇为闪烁，“他是个被毁了的人。我们走了不同的道路。”她上下交叠地搓着手，像是在擦桌子。自从很久以前的那个夜晚，父亲登上了那架阿弗罗都铎飞机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一个被偷换了的孩子发现了自己的血脉。所以我对他的了解再也不可能像我对镖手和蛾子那么深了。他们俩就好像是父亲不在的时候我读的一本书，他们才是我学习的人。我渴望和他们一起不停地冒险，或者甚至渴望跟一家餐馆里的一个姑娘谈一场恋爱，那姑娘或许会淡出我的生活，除非我采取行动，坚持到底。因为那就是命运。

有那么几天，我尝试着侵入其他的档案，想发现一些我父亲的存在。但没有他以任何职务存在的证据，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要么是那里没有他的记录，要么是他的身份享有更高的密级。这里是一个越往高处走越厉害的地方，这栋七层建筑里的高层已经渐渐消失进了雾霭，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切断了与日常世界的联系。我隐隐觉得，如果父亲还存在于世界的某处，那么这里就是还能找到他的地方。不是在大英帝国某个遥远的区域，监视着日本军队投降，然后因为酷热、蚊虫以及在亚洲随处可见的战后生活的乱象而陷入疯狂。也许那些全都是掩人耳目的虚构，就像他所谓在远东得到的升职，意在遮掩我想象他在做的事情，那渐渐逼近的真相——那个含糊朦胧、如烟似雾的男人，从未被提及，而且看来甚至不存在于文字之中。

我回忆起父亲在离开前曾有几次让我陪他去城里的办公室，给我看大地图，那上面有他做过生意的各个地点，沿海的各个港口，还有隐秘的海岛帝国。我在想，这些办公室是不是也在战时充当过情报部门的中心。那栋办公楼在哪里呢？他曾在那里跟我解释他的公司如何从各个殖民地进口来茶叶和橡胶，那里还有一幅能开灯照亮的地图，以俯瞰的视角，展示了他的领域内的经济和政治地形。也许就在我唯一所知的这个地方，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曾经发生过相似的秘密活动。在小时候带我去过的那个办公室里他扮演的真正角色是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在这一类的设施里，楼层的高度意味着权力。现在那栋大楼最能让我联想起的就是标准剧院，我们几个就在地下室里的洗衣房和充满蒸汽的厨房里干活儿，从来都不许我们到更高的楼层去，只能在门口和阶梯口像鱼一样被人挑来挑去，确保没人能去往比宴会厅更高的楼层，后来也只有套上了奴性十足的制服才有可能。难道我小时候就已经跟随着父亲进到过那些藏在云中的高层办公室了吗？

有一次，几乎像是个玩笑或是小测试，我把父亲可能的命运列了一张表，寄给了蕾切尔。

在柔佛州[14]被人掐死。

在去苏丹的船上被人掐死。

永久性擅离职守。

永久性卧底，但依然活跃。

退休后住进温布尔登某家医院内，罹患了妄想症，一直被附近一家兽医院里传来的声音弄得狂躁不安。

依旧待在联合利华大楼的顶层办公室里。

我一直也没有收到她的回复。

我的记忆中有那么多没贴标签的碎片。在外公外婆的卧室里，我看到过母亲做学生时的正式照片，而父亲的照片却一张也没有。即便在她去世后，我在白漆屋里匆匆地走来走去，希望能发现一点线索，让我弄明白她的生和死，即便在这过程中，我也没发现父亲的任何照片证据。我所知道的只是，他那一时代的政治地图辽阔而又临海，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是离得我们很近，还是已经永远消失在了某一处远方。随着地图上那些线的延伸，他可能生活在许多地方，也可能死在任何一个地方。

夜莺地板

报纸上没有对母亲去世的报道。罗斯·威廉姆斯的死没有在她曾属于的更广阔的世界里激起多少反响。在简短的讣告里，只说她是一位海军上将的女儿，也没有提到她的葬礼在何处举行。不幸的是，《明特观点》倒是提到了她的死。

蕾切尔没有出席她的葬礼。我在向亲友告知母亲死讯的时候想联系到她，但电报发出后没有收到回音。尽管如此，从小镇外边来参加葬礼的人还是多到惊人，我估计这些人都是早年与母亲共事过的。这么多年来她住址保密，但这些朋友还都在。

她没有葬在旁边的村子里，而是葬在了十五英里之外威弗尼区的贝纳克教区。她的葬礼就是在那里举行的。母亲并不信教，但她喜欢那个教堂办葬礼的简朴，谁在那里办过的肯定知道。

这是一场于下午举办的葬礼。之所以选这个时间，是因为从伦敦来的人可以在利物浦街赶早上九点的火车过来，葬礼结束后又可以坐傍晚的火车回去。我看着聚集在她墓前的那堆人，心里不禁猜测，这一切到底是谁筹划的呢？是谁为她选了墓碑上的那句话：“我在行过危险与黑暗时，没有失却过战士的气概”[15]。我问马拉凯特夫妇，他们说自己并不知情，不过马拉凯特太太觉得葬礼办得简洁高效，回味悠长。人群里没有记者，自己开车来的都把车停在离墓地几百码外的地方，以免惹人注意。我对母亲所能表现出的悲伤肯定让人觉得我们关系冷漠。我是前一天刚在大学里得到的消息，那些不知名的哀悼者肯定觉得站在墓边的那个十八岁大男孩无父无母，漂泊无依。葬礼结束的时候，他们之中的一个真的走到我跟前，无声地握了握我的手，仿佛这样才算是足够的慰问，然后才继续若有所思地慢慢步出了墓园。

我跟谁也没有说话。另外一位先生走到我身边说：“你母亲是一个杰出的人。”我连眼睛都没有抬一下。现在想想这么做很粗鲁，不过他走过来的时候我正在盯着墓穴，看着她那窄窄的棺材很吻合地嵌在大地里。当时我脑子里想的是，那个做棺材的和不管哪个订了棺材的，他们肯定知道罗斯·威廉姆斯究竟瘦到了何等地步。还知道她肯定会喜欢黑樱桃木的棺材，知道葬礼上说的那些话不会吓到她或者在别人耳朵里听来是对她的讽刺，甚至也是那人选了墓碑上布莱克的那句话。所以我那会儿正在端详着脚下三四英尺的地方，脑子里想着这些东西，这时我听到了那个男人平静的甚至带点害羞的声音对我说：“你母亲是一个杰出的人。”等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有点礼貌时，那个高个儿男人却出于对我当时不知为何不想被打扰的状态的尊重，已然走开了，我只看见了他的背影，没来得及向他致谢。

又过了一会儿，教堂墓地里空了下来，只剩下了我和马拉凯特夫妇。前来吊唁的从伦敦来的人和不多的几个村民都走了。马拉凯特夫妇在等我。从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到现在我都没有见过他们，只跟山姆通过电话。我走了过去，他对着我来了这么个举动。他敞开了那件大大的、带着潮气的獾皮外套——双手还插在外套口袋里——然后把我兜到了衣服里，贴着他那温暖的身体，紧靠着他的心口。我认识他以来，他是那种很少会碰我的人。他很少会问我在干些什么，尽管我知道他对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颇感好奇，就好像我依然不谙世事一样。那天晚上我在他们家过夜，从客房的窗户望下去能看到他们家带围墙的花园。第二天他开车送我去白漆屋。我原本想走着去的，但他说他有话要同我讲。就在那时，他跟我讲了母亲是怎么死的。

村子里没别人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他连自己的妻子都没告诉。母亲是在头天晚上死的，马拉凯特先生到了第二天大约中午时分才发现了她。很显然，她是一下子死去的。他抱着罗斯·威廉姆斯——他叫起了她的全名，就好像突然间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荡然无存了——进了客厅。然后他拨了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是她有一次给他的，说如果她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就请他打这个号码。甚至在他打给我之前。

电话线那头的声音问了他姓名，确认了他在哪里。声音请他再次确认她死了。然后告诉他等着。一段时间没声音。声音回来了，叫他什么也不要做，只要离开那里就行了。要他对所发生的事情和他刚才做的事情保持沉默。山姆·马拉凯特把手伸进口袋，把她两年前给他的那张字条递给了我，上面写着要他打的号码。字迹不算正式，却挺认真，没有什么感情，不过我觉得它那清晰和准确中蕴含着一种无声的情绪，甚至是恐惧。他把我送到能俯瞰我家房子的那片丘陵隆起处后把我放了下来。“你可以从这儿走回去。”他说。然后我就朝着母亲的家走去。

我走进屋中的寂静。我放了些食物到屋外给野猫。然后在走进厨房前，先把平底锅“梆”地敲出一声响来，像她以前一直做的那样，以避开那些声名狼藉的老鼠。

有人来过了，这是当然的。沙发上没有马拉凯特先生把她放下的印子。任何能提供线索的东西都被拿走了。我猜想对她的死进行了迅速而高效的调查，如果有过任何政府进行的报复，那么肯定什么也看不到了。没有人会通知我。房子里不会留下任何他们不想被人发现的东西。除非是她偶然间给我留下过什么东西，等着我去发现，再结合她或许某次提到过的只言片语来理解。“马拉凯特先生让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不过马拉凯特先生要更无辜。”她说过这样的话。只是那个词不是“无辜”，而是“善良”。到底是哪个呢？是“善良”吧，我想。不知何故这很重要。这里面是大有不同的。

有一段时间我什么也没做。我在花园里转圈子，几乎像是巧合，我听到一只围着房子飞的杜鹃鸟正在发出中规中矩的鸣叫。我们小的时候，母亲曾经说过，杜鹃从东边来带来的是安慰，从西边来带来的是运气，从北边来带来的是悲伤，从南边来带来的是死亡。我抬头找了一阵，循声而去，走进了暖房，这里应该就是她死去的地方。暖房的嵌板不管之前被砸成了什么样，现在反正都修好了。我努力回忆着，过去母亲很少允许我一个人独自待在家里。她总是会盯着我，看我捡起什么东西，或是对什么感兴趣。现在我已经从她的注视下解脱了，那些房间给了我一种更有力量的感觉。外面的天渐渐暗了下来。我从书架上抽出几本德国的平装书，想看看她有没有在书上面写过名字，但她的脚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不会留下足印的。有一本讲风流浪子卡萨诺瓦过了风华正茂的年纪之后的书，是一个名叫施尼茨勒的作家写的[16]。我把这本书带到楼上，爬上了床。

我做这些事肯定是在晚上八点左右，接下来我很快就被吸引到了卡萨诺瓦试图在中年时重回威尼斯那新奇而又扼要的故事中，所有的行动都发生在几天里，很适合中篇小说的简短篇幅。我聚精会神地读着，心中出人意料却又自然而然地生出对卡萨诺瓦的恻隐之心来。书是用德文写的，我读着读着就忘记了时间。当故事以卡萨诺瓦上床睡觉而结束时，我也睡着了，床头灯开着，那本小书依然在我手上。

我从自己一直睡的那张床上醒来，关掉了床头灯，发现自己置身在凌晨三点的黑暗中。我觉得自己需要换一种思路在屋子里走一走，用施尼茨勒那种更偏向欧洲大陆式的眼光。而且，现在也正是我母亲平时一直都还醒着的时间。

我拿着手电筒慢慢地在每个房间里走着，见到橱柜和梳妆台抽屉都拉开看一下。我首先搜查的是自己的卧室。在她还是个学生的时候，这里是她的卧室，不过现在墙上已经看不到任何那时的东西了。然后我来到外公外婆的卧室，这里停留在了他们的时代里，自从他们在车祸中去世后一直都保持着原样。第三个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那也是她的，床窄窄的，像她的棺材。房间里摆着一张她从外婆那里继承来的摄政时期的胡桃木书桌，她经常半夜里坐在桌前，清除着而不是记录着她的过去。家中很少用到的那部电话也摆放在这里。马拉凯特先生必须进到这个房间里来，才能拨打她给他的那个号码——也许在伦敦，也许在别处。

在那张胡桃木的书桌里，我的确找到了点东西，那是一张带相框的蕾切尔的照片，相框用母亲某件皱巴巴的衬衣包着，那张照片我之前从来没见过。我对着照片研究了一会儿，发现这肯定是在母亲离开我们，不知晓我们动态期间照的。我在想这是谁照的呢？蛾子吗？在我们没有注意到她的时候，她有多关注我们呢？这张照片还有一个更奇怪的地方，蕾切尔的穿着更像个成人，仪态举止也是成人的，而不是她当时所处的十几岁的年纪。我从来没见到过她穿成那个样子。

到结束夜间搜查为止，我没有再找到什么新东西，连忘在我卧室橱柜顶上的东西也没有。我第一次于假期跑来这里住的时候，她显然是在全部洗刷过一遍后才提出让我住这个屋的。我唯一找到的只是我姐姐那张加了相框的、被藏起来的照片，这才意识到我已经有一年没见到她了。此时大约早晨五点，我完全醒了，决定下楼。顺着楼梯我走进了一片冰冷的寂静中，当我踏上楼梯底端的木地板时，那片地板在漆黑中夜莺般响了起来。

无论谁听到突然冒出来的响亮的“吱嘎”声都会被惊醒，一年前我半夜下楼的时候就把母亲给吵醒了。当时我只是饿了，想去找点奶酪和牛奶，踩出惊天大动静后刚转过身来不知如何是好，母亲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楼梯顶端，手里还拿了样我吃不大准是什么的东西。见到是我后，她把手里的东西放到了背后。在接下来的几个片刻中无论我走到哪里——她盯着我，虽然不紧张了但稍稍有点瞧不上的样子——那“吱嘎”“吱嘎”的声音都会揭示出我在黑暗中的位置。那片地板上只有靠边的地方有窄窄的一道踩在上面没有声音。但现在房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就在吱嘎声中穿过走廊，直到进到她那个铺着地毯的带壁炉的小客厅里，夜莺警报才告停止。

我坐了下来。我的思维跳跃得很奇怪，此时想的不是罗斯的去世会令姐姐和我失去什么，我想的是她之前更早的那次离我们而去，反倒是那次令我们感到失去得更多。我想到了她开开心心地给我们重新起名字的事儿。非要管我叫纳撒尼尔的是父亲，但这么一个词对母亲来说太长了，所以我就成了她的“斯蒂奇”，就像蕾切尔变成了“瑞恩”一样。瑞恩到底在哪里呢？即便是对她那些成年人朋友，母亲也很喜欢给他们起更好听的名字，而不叫他们受洗时取的名字。她奉行拿来主义，喜欢把人们的出生地点或者甚至是她初次见到他们的地名拿来给朋友起名字。“那是奇斯威克。”她会这样称呼一个她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操着地方口音的女人。在我们小的时候，她总是会跟我们分享这种零零碎碎、好玩又长知识的小片段。而当她与我们挥手作别，就此消失后，这一切也都被她给带走了。我想到了她坐在书桌前清除自己的过去，而此时，当我第一次独自一人待在白漆屋，才意识到我已经失去了她活生生的声音。她年轻时拥有的机智与聪慧，她后来所踏入并瞒着我们的秘密生活，现在已然消逝了。

她把这所房子删削成了一条嶙峋的通道。她的卧室、厨房、带壁炉的小客厅和两边都是书的通往暖房的过道。这些就是她放置最后几年生命的地方。这个家曾经满是乡村的邻居和绕膝的孙辈，却被砍得只剩下了骨头。所以在葬礼后逗留于此的两天里，我所见到的属于外公外婆的痕迹多过了母亲的。我的确在一个橱柜里见到了几张写过字的纸。一张上面是她对家里那只老鼠的一段奇怪的遐想，那老鼠就像是家里一个赖着不肯走的客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也习惯了。一张上面是她的花园的比例图，也许是马拉凯特先生画的。还有一张是一直在重画的黑海沿岸国家的地图。但大部分的橱柜都是空的，就像有谁清除掉了她生活过的基本证据。

我站在她的书架前，对于一个独自住在乡下，除了马拉凯特提醒说有风暴警报外很少听收音机的人，书架里的书显得有点少。她那时肯定已经厌倦了其他的声音，除了她在小说中发现的那些。那些小说的情节或许会跌宕起伏、信马由缰，但到了最后两三章不知怎的三下五除二就回归到了该有的结尾。在这所精简到极致的寂静的房子里没有会嘀嘀嗒嗒响的钟。她卧室里的电话从来也没响过。唯一明显的因而也是会让人吃一惊的声响源，就是那片夜莺地板。她告诉我，这片地板给她带来安慰，带来安全。除此之外，寂静。放假的时候，我能听到她在隔壁房间里的叹气声，或是合上书的声音。

她有多少次会回到那放平装书的书架前，在那里她可以跟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菲力希·加多和伏脱冷待在一起。“伏脱冷现在在哪儿？”她有一次刚从睡梦中醒来，曾经睡眼惺忪地这样问我，也许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是在跟谁说话。阿瑟·柯南·道尔说他从来不读巴尔扎克，因为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要想确认任何一个主要角色什么时候第一次出场简直太难了。但母亲对《人间喜剧》了如指掌，于是我开始想，不知在哪本书里她会找到自己那未被记录下来的生活的一个版本。她曾对散布在这些小说中的谁的职业生涯进行过追索，直到她对自己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她应该会知道，《苏镇舞会》是《人间喜剧》中拉斯蒂涅唯一没有出场的一篇，但在那本书里他也时时被人提及。一念之下，我从书架上把这本抽了下来，匆匆翻了一遍，然后发现在第122页和第123页之间夹着一张手绘的地图，我看着像是一座白垩山，画在一张六英寸乘八英寸的四开纸上。地图上没有地名。一张或许没有任何意义的纸片。

我重新回到楼上，打开了依旧放在外公外婆房里那个装照片的牛皮纸信封。不过里面的照片比过去少了。没有了之前一个夏天她给我看过的比较戏谑的、天真无邪的几张。我又见到了母亲严肃而又年轻的脸，站在从厨房延伸出来的欧椴树荫下——但那之后的照片，我最喜欢的几张，却不见了。所以那些照片也许并不天真无邪。就是罗斯和外公外婆以及那个从其他照片里看熟的高个儿男人一起照的几张——我尤其记得其中一张，在维也纳有着外国装饰风格的卡萨诺瓦滑稽剧酒吧里，母亲当时十八九岁的样子，坐在缭绕的香烟烟雾中，身边有这几个成年人陪着，一位热情的小提琴演奏者弯着身子凑向她。甚至还有另外几张，好像慢速摄影一样，大约是在一小时后拍的，所有这些人都在出租车的后座上，挤作一团，大笑不已。

“那是我父亲的朋友。他是我们家邻居，他们家是搭茅屋的匠人。”罗斯在给我看那些现在已经不见了的照片时曾这样告诉过我。我当时指着这个外人问她是谁。“他就是那个从屋顶上掉下来的男孩。”

“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记得了。”

不过现在，当然了，我知道他是谁了。

他就是那个出现在母亲的葬礼上，有着害羞的、平静的声音，站在她的墓旁想跟我说话的人。他比当时老了些，但我还是从那些零星的照片上把他给认了出来，他跟照片里一样的身高和仪态。我曾有一两次在我们大楼的走廊里见过他，他是办公室里的一个传奇，等在只有专人能使用的蓝色的电梯里，去往不知具体几层的高层，那里望出去的景色对在大楼里工作的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是只能靠想象的。

我在白漆屋待的最后一晚，也就是葬礼过后的第二晚，我走进母亲的房间，来到她那张没铺床单的窄窄的床上，躺在了黑暗中，像她肯定做过的那样，望着眼前的天花板。“跟我说说他吧。”我说。

“谁？”

“那个你跟我撒了谎的人。那个你说你不记得名字的男人。那个在你的葬礼上跟我说话的男人。”

屋顶上的男孩

每当罗斯家有人从屋子里出来捡鸡下的蛋或上汽车，他都会从呈斜坡的草屋顶向下看。十六岁的马什·费伦会以少年人的身份进入母亲的童年，是因为白漆屋的屋顶需要修补。他和父亲以及两个哥哥整个初夏都栖息在母亲家的屋顶，有时候会被太阳晒晕，有时候会被大风推来搡去。这一家子干起活儿来很有效率，相互间说话从来不带犹疑，彼此间出奇地步调一致。马什是最小的一个，只有听话的份儿。冬天里他一个人在附近的沼泽里干活儿，割下草来堆成垛，这样它们到了春天才会变干，届时他的父兄会把有韧性的柳树枝像发夹一样弯好，戳进草垛里，把它们编成铺屋顶用的长茎草毡。

突然刮来的一阵大风吹得马什下盘不稳，把他掀下了屋顶，他落下时拼命去抓欧椴树凉篷的枝条，想在摔到二十英尺下面的铺路石上前放缓一下速度。其他人在呼呼的风声中下了屋顶，把他平着抬进了厨房。罗斯的母亲铺好了两用沙发。他需要保持静卧，不能移动。所以马什·费伦要在这个给陌生人用的后厨房里当一阵子临时居民了。

这个曲尺形的屋子里只有自然光照明。屋子里还有一口柴炉，一张画着每一条小径与河流的众圣之地地图。在他的哥哥们继续在屋顶干活儿的几个星期里，这里将成为他的世界。日落时分，他能听到哥哥们离去；第二天早上他们蹬梯子上房时持久而又响亮的说话声让他从梦中醒来。最初的几分钟过后，他们的说话声就不大能听见了，他只能听见笑声和生气时的喊叫。两小时后他感觉到屋子里的这家人起身走动了，他们说话的声音是压低着的。世界对他来说是封闭的，却又是遥远的。在屋顶上干活儿的时候，他感到世界伟大而充满活力，虽遥远却正与他擦肩而过。

八岁的小女孩给他端来早餐，随即匆匆离去。他往往只有她这么一个访客。她往往只站在门口。他能看到她身后屋子的更远处。她的名字叫罗斯。他自己家里没有母亲，已经有好些年没出现过女人了。有一次她从家里的图书室给他拿来一本书。他把书看完，又问她再要一本。

“这是什么？”她注意到在她给他的某本书的最后空白页上画着几笔素描。

“哦，对不起……”马什感到很尴尬。他忘了自己在书上画的东西了。

“没关系。画的什么？”

“一只苍蝇。”

“奇怪的苍蝇。你在哪儿见到的？”

“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钓鱼用的假苍蝇。我可以帮你做一个。”

“怎么做？用什么做？”

“也许还会做一只蓝翅膀的小橄榄虫……我要用到线、防水漆。”

“我可以弄到。”她转身欲去。

“不，还得要别的……”他问她要纸，还有能写的东西，“我开一张小单子。”

她看着。

“这是什么字儿？你字儿写得真难看。还是告诉我吧。”

“好吧，要小的鹅毛，红色的铜线，别比人的头发粗太多，就是用在小变压器上——”

“说慢点。”

“——或发电机的。也许你能给我带根针来？再带些银箔来让针变得亮闪闪。”

单子还在继续。还得要软木塞和几片灰。有些他开口要的东西之前他从来没用过。她能给他带一个小笔记本吗？他只是在想象着可能性，就像置身于一个以前没来过的图书馆。她问线的细节、钩子的尺寸。到这时她才注意到，他画的素描跟他写的字不同，那是很注重细节的，像是由另一个人画的。少年觉得这是他好几年里头一次跟人说了这么多话。第二天他听到汽车离开车道的声音，是那小姑娘和她母亲。

一天大多数时间里他坐在阳光照进来的窗户边，手里做着做钓饵的苍蝇，除了颜色外跟他画的一模一样。要么就略有些艰难地站在他们的地图前，找他已经知道的和之前没听说过的地方——两边种着橡树的笔直的古罗马道路是一道清晰的直线，那长长的一道曲线是河流。到了晚上他从床上下来，溜进黑暗，移动一下他那笨拙的身体。他看不见自己，这很重要。要是髋部错位了，他就会倒到墙上或是床上。能动多久他就动多久，然后回到床上，一身大汗。这一切，他自己家里和那女孩子的家里都不知道。

在修补工作的最后一星期，两个哥哥钻进绳套里，身子悬到屋顶外面，用长链刀或长檐刀的刀刃来修剪山墙的顶端。男孩隔着窗子看出去，只看到铁的刀刃扫来扫去，草末像大麦一样簌簌地往下掉。

然后家人抬着他，还是平着，放到他们的大车上，消失了。曾经失去了的安宁重新又填满了房子。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小女孩和她的父母间或会听到费伦一家在遥远村庄帮人修房子的消息，他们就像乌鸦又找了一片新的树林栖息。但是那最小的儿子，马什，只要一得着空，就尝试着要克服他的跛。他会在黑暗中醒来，走过一所所他们铺过茅草的房子，或是在夜色行将消散的时候，走进已然鸟鸣可闻的河谷。马什现在开始在书里寻找对这种天色将曙时刻的描写。每当作者从情节中脱开，凭着对青少年时期印象的回忆，尝试着来一段对那一特殊时刻的描写，马什便如获至宝，心有戚戚。男孩开始每天晚上都读书。这让他在两个哥哥说话的时候可以充耳不闻。虽然他也有盖茅屋的手艺，但他已经离他们渐行渐远了。

充实。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过量的事物？补充？一种完满的状态？一种梦寐以求的东西？那个名叫马什·费伦的人希望能学习并如饥似渴地吸收周围的世界。等到罗斯一家两年后再次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他们一开始几乎都不敢认了。他的眼神中依然有些警惕，但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脸上已然脱了稚气，好奇的已经是更广阔世界里的工作了。罗斯的父母收留了他，就像当初在他是个受伤的孤单少年时做过的那样。意识到了他不凡的智力后，他们准备资助他读大学。从根本上来说，他已经离开自己的家庭了。

***

费伦靠着砖砌的檐口歇了一会儿，便在黑暗中爬上了大学里的塔楼，塔有一百五十英尺高，下临着看不见的四方院子。每周有三个晚上他会坐在被雨水冲刷得光滑的瓦楞上考验自己，直到天光破晓前的一两个小时，房屋和草坪渐渐露出面目来。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赛艇或足球这些公开的考验，只有带伤疤的手指和敏捷的行动透露出他的力量。在一家二手书店里，他找到过一本无政府主义的书，《屋顶攀爬者的三一学院指南》。刚开始，他觉得书中提及的这桩令人痴迷的事是虚构的，是小孩子编的冒险故事，于是他开始攀爬，仿佛是要弄明白这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不靠谱的吹牛。那些晚上他在塔楼屋顶没有见到别人，直到有天晚上他见到了用钉子剐出来的两个名字，旁边还有表示年份的1912。他在回廊的顶上漫步，顺着粗砺的墙壁攀援而上。就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像鬼魂一样。

他开始慢慢见到了其他的夜游者。原来攀登竟是从马什发现的那本私下印制的书里发展起来的一项传统，该书的作者叫温斯洛普·杨，进剑桥前是个攀岩爱好者，他对这般刺激的冒险非常怀念，便把他称之为“人烟稀少而又默默无闻的建筑”变成了学院中的阿尔卑斯山。《屋顶攀爬者的三一学院指南》里面有迷宫一样的插图和对最佳攀爬路线的详尽描述，在之前的二十年里鼓舞着一代代“建筑物外壁攀援爱好者”沿着“蜂巢路线”爬上排水管，然后在巴贝奇大讲堂那很不安全的瓦片屋顶上摇摇晃晃地滑行而过。所以在费伦身边几码远的地方有时会出现其他的攀援者。看到他们的时候他很平静，然后快捷地从旁边过去，不跟他们打招呼。只有一次，那天起了风暴，有个人从他身边跌落，他一把伸出手去抓住了那人的外套，将那人拽到了自己怀里，那张惊魂未定的脸透过能将人推来搡去的大风注视着他，那是一个不认识的一年级学生。费伦把他留在了一道安全的窗台上，又向着更高处爬去。

十二月，在从一座小教堂的塔楼下往下爬的时候，费伦经过了一个女人，女人伸出手来拉住了他的胳膊，非要跟他打招呼。“你好，我是露丝·霍华德。数学系——格顿学院的。”“马什·费伦，”他发现自己如此说道，“语言系的。”她又继续道，“你肯定就是那个抓住了我弟弟的人。真是个神秘人物啊。我以前在上面注意到过你。”他几乎看不清她的脸。“你还在学点什么？”他问。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在黑暗中显得很响。“主要是关于巴尔干的，那儿依旧是一团糟。”她停了下来，眼睛不知看着何处。“我说，我知道你肯定会……有几个屋顶不是单枪匹马能爬上去的。愿意组个队吗？”他用头做了个略显犹豫但最终表示否定的动作。她顾自爬了下去，消失了。

第二年夏天，他依旧在伦敦靠夜间攀爬城区内的建筑物保持身体状况，爬过的楼里包括最近刚盖好的赛弗里奇百货公司扩建的部分。大楼还在往上盖的时候就有人绘制了紧急出口的地图，于是他不论天晴还是下雨都去那里爬。“马什·费伦。”一个女人在叫他，听声音好像意外邂逅一般，可其实当时他正一只手悬吊在一道正慢慢松脱的屋顶天沟上。“请稍等。”“好的。对了，我是露丝·霍华德。”“我知道。几天前的晚上我在东边的墙上见过你，就在杜克街的上面。”“我们去喝点东西吧。”她说。

在斯托克咖啡馆她跟他聊起了城里其他适合攀爬的好去处——几所天主教堂，河边的阿德莱德大厦，她说，这些是最好玩儿的。她又跟他说起更多温斯洛普·杨的事情，他那本《屋顶攀爬者指南》几乎成了她的《新约圣经》。“他不只是一个攀爬者，还赢得了英国诗歌的校长奖章，一战的时候他以拒服兵役者的身份加入了急救员志愿者组织。我父母住得离他很近，认识他。他是我眼中的英雄。”

“你也拒服兵役吗？”他问。

“没有。”

“为什么？”

“三言两语说不清。”

“你在三一学院就读过吗？”他又过了一会儿问她。

“不算是。我只是在那儿寻找合适类型的人。”

“找到谁了？”

“我一直跟着这人，在赛弗里奇百货公司的斜坡屋顶上遇见他。他给我买了杯喝的。”

费伦发现自己脸红了。

“因为我抓住了你弟弟？”

“因为你跟谁也没说起这事。”

“那我算是合适类型的吗？”

“我还不确定，到目前为止。等我知道了，会让你知道的。你是怎么掉下来的？”

“我从来不掉下来。”

“你稍微有点瘸。”

“是孩子的时候摔的。”

“那更糟。意味着更持久。我是指恐惧。你老家是萨福克吧……”

他点了点头。费伦已经不想去猜她是怎么知道自己，知道多少了。

“你说你摔下来，怎么会摔的？”

“我们家是搭茅屋的。”

“有意思。”

他不说了。

“我是指这很浪漫。”

“我把髋部给摔坏了。”

“有意思。”她又用了这个说法，算是拿自己开了开玩笑，接着她说，“对了，我们在东海岸需要个人。离你过去住的地方不远……”

“干什么呢？”

他已经准备好了听她说出任何话来。

“去监视某些人。我们刚打完一场战争，但也许另一场又要来了。”

他研究了她给的东海岸地图，上面标着从卡夫希茨到邓尼奇的所有海滨小镇之间的小路。接着又是更详尽的地图，标出了她开列的名单上那些人所拥有的农场。他们没有做过什么错事，只是怀疑对象。“我们需要在有入侵的时候监视着他们。”她说，“他们的同情心是在德国一边的。你可以偷偷溜进去，别留下痕迹，就像劳伦斯说的，干完就走。你的那种工具……叫什么来着？”

“长链刀。”

“对，好名字。”

此后他再也没见到过这个名叫露丝·霍华德的女人，不过在多年以后的一份秘密的政府报告上他又见到了这个名字，报告说的是发生在欧洲的持续而毫无宽容的动荡，名字出现在一张便签上，署名之上用潦草的笔迹怒气冲冲地写着：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锅“大杂烩”，没有任何东西随着过去而被带走，没有任何伤口随着时间而得到愈合，这里的时间一切都是当下的、没有结束的、充满怨愤的，一切都是相连着共时存在的……

实在是写得一针见血。

露丝·霍华德依然是他步入秘密战争的引路人。在三一学院的高处，她教会了他“消失的屋顶技巧”，她说这是一个从日本艺术中借来的词语，意指一个高处的视角，比如从钟楼或修道院回廊的顶上，能让你的视线越过墙壁，看到通常隐藏起来的远方，仿佛看到了别人的生活和遥远的国度，发现了或许正在那里发生的事情，一种由高度而获得的旁观意识。

露丝·霍华德说得没错，费伦是个神秘人物。很少有人会知道，他是以何种方式，又是在哪里参与到了接下来几十年里余烬不绝的那些冲突中。

打野禽

马什在夜色中把车开到白漆屋，他和狗看着罗斯朝亮着微弱灯光的汽车走来，爬进后排座坐下。费伦掉了个头，朝着海岸开去。开了几乎有一个钟头。罗斯靠在赤褐色的狗身上睡着了。他时不时地会朝他们看上一眼。他的狗。十四岁的女孩。

到了河口，他把狗放了出来，拉好了伪装罩布，从行李箱里拿出装在硬油布箱里的猎枪回到狗站的地方，那里的地面已经悬空了，像是伸出去用力在够着什么东西似的，俯临着满是泥而没有水的河口。依旧是那无人来记录的时段，几乎像是不存在似的，这是费伦最喜欢的时间，潮水刚开始上来，最初只有几英寸深。他能在黑暗中听到。周遭唯一的一团光亮来自汽车壳子里，小姑娘在里面睡着了，身边的门开着，于是那团琥珀色就成了一个标记，一个指示方位的点。他等了一个小时，等潮水进来把河口填满，然后回到车上，握住罗斯的肩膀把她弄醒。她伸了个懒腰，胳膊顶着车顶的毛毡，然后呆坐了一会儿，望着黑乎乎的窗外。他们这是在哪儿呢？费伦的狗又上哪儿去了呢？

他领着罗斯穿过浓密的草丛来到水线边，时间的流逝依然可以从水深的增加中看出。随着天光渐渐亮起，水已经有一英尺深了，周围的景物几乎已清晰可辨。突然间，所有的东西都清醒过来了，鸟儿们陆续离巢，那条猎狗原本规规矩矩地站在水深两英尺的河口边，现在随着水位涨到了两英尺，水花打着旋儿地快速上涌，它也在步步后退。对于陌生人来说，倘或不是个游泳的高手，现在的情形会变得有点危险。有可能会被浪卷走，即便是这浅浅的潮水。而在早些时候，他大可以走在齐腰深的水里，穿过一百码长的布莱斯河口向外的延伸，踏上那暂时形成的小岛。

费伦开了一枪，空弹壳从霰弹枪里跳了出来。一只鸟不发一声地落入水中。猎狗朝外游了出去，跟它搏斗了一会儿，转了个圈，就带着鸟儿回来了。罗斯注意到猎狗是用脚抓着鸟的，这样它就能在游泳的时候呼吸。鸟儿们三五成群凌乱地飞过费伦的头顶，他举枪又射。天色已经又更明澈些了。他抓起另一支霰弹枪，说明着该如何把枪管打开，装上两发子弹。他并不是仔细演示给她看，他只是在说明，说得很平静，一边看她脸上的反应，判断她有没有真正领会。他总是很喜欢她倾听的样子，也相信她听懂了，甚至是在她更小些的时候，还得仰起头来，看着他的嘴。狗听人说话就是那副样子。她拿起枪来随便朝着空中开了一枪。他让她接着开，以习惯枪的声响和后坐力。

有时候他们开车去布莱斯河口，有时候去阿尔德河口。经过那第一夜的旅程后，只要费伦带她去涨潮的海岸打野禽，她就会爬进前排的副驾驶座，一路都保持清醒，哪怕相互间很少说话。她把目光投向黎明前最后的黑暗，那些灰色的树狼奔豕突般朝他们冲来，然后从他们旁边掠过，一副没有被抓到的样子。她的思绪已经跑向了前方，预演起了枪在手里会有多重，握在手里是怎样冷冰冰硬邦邦，枪身怎样在准确的时刻被陡然举到准确的高度，开枪后的后坐力，以及那回荡在河口的寂静中的余响。所以当他们三个在黑暗的汽车中向着目的地飞奔时，她已经演练熟了打猎的整个过程。猎狗靠在两排座位之间，把它那温暖的口鼻搭在她的右肩上，而她也侧过脑袋，和猎狗头顶着头。

***

罗斯那紧绷的身体和脸庞几乎没怎么随着岁月而改变，始终精瘦精瘦的。她身上天然有一种警惕。马什·费伦永远说不准这种警惕是哪儿来的，因为她成长的环境是平静、恬逸的，人们与世无争，过的是慢生活。她那海军上将父亲的身上就显现出这种平静恬逸。对于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他似乎毫无挂碍，但这并不是他完整的形象。马什意识到，这位父亲正像他所做的那样，在城里还有一份更为忙碌、更具官方色彩的生活。这两个男人经常在周日相伴着一起散步，马什平日里向来是个业余的博物学家，因此他会聊到白垩山的形成之谜。“完整的动物群出现又消逝，沧海桑田，而一层层的白垩是由无数生物在几乎无限久的时间里合力建成的”。对于罗斯的父亲来说，萨福克正是这样一个缓慢的、渐变的宇宙，一段宁静的稳定期。他知道，那个真实而又急迫的世界在海上。

被做父亲的和费伦之间那无拘无束的友谊所浸润的是那个小女孩。两个男人在她看来都既不专横也不危险。父亲在被问到政治党派的问题时或许稍微有点一本正经，不过他会让家里养的狗，矮花花，爬上沙发，扑进自己怀里。他的妻子和女儿看着他的这般表现心里很清楚，只要他去到了大海上，就完全不是这副样子了，那里哪怕一截绳索的磨损都是会受到惩罚的。他还会在听音乐的时候动感情，当电波中传来某段曲调，他会让她们都不要发出声音，认真谛听。他若不在，女儿会怀念那种平静的男性气息。母亲规矩严的时候，那是罗斯可以悄悄走过去寻求依靠的温暖。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她逢到父亲不在，便老是会去黏着马什·费伦，听他讲刺猬那锲而不舍的习性，讲母牛会在产下小牛犊后吃掉胞衣以恢复体能，听得连嘴都合不拢。她需要那些属于成人和大自然的复杂的规则。即便在她还是孩子的时候，费伦就一直是拿她当大人一样跟她说话的。

当马什·费伦在海外待了很长时间回到萨福克后，她会重新认识他。不过那时的她已经不再是那个他教她钓鱼、带着一起去打野禽的小姑娘了。她结婚了，有了一个女儿，那就是我姐姐蕾切尔。

费伦看着怀里抱着女儿的罗斯。她把女儿放到草地上，接过钓鱼竿，他的礼物。他知道她的第一反应会是测算一下鱼竿的重量，把它放在手指上保持平衡，然后露出微笑。他离开得太久了。他想要的只是再次看到那微笑。她用张开的手掌摩挲着木质饱满的鱼竿的纹理，然后抱起孩子，走上前来拥抱了费伦，小孩夹在中间有点不是地方。

他现在看罗斯已经换了一种眼光了。她已经不再是那个跟着他学这学那的孩子了，这让他感到失望。而她，一路开车来到父母在萨福克的家，再次看到他，在她心目中他依然是她童年时的那个密友。即便罗斯正处于哺乳期，时时会在凌晨三四点钟的黑暗中醒来，但她心中并没有两人已经今时不同往日的想法。如果说在她的心灵深处偶尔会泛起一些念头的话，那也不会是她过去的老邻居、现在见了面依然觉得很亲切的费伦，而是她一直在追求、现在却被她的婚姻给逐出了生活的职业生涯。她有了一个孩子，又怀上了第二个，所以语言学家的职业生涯看来已经难以企及了。她将会有几年保持年轻母亲的身份。她觉得自己身体的柔韧与灵活已经不如以前。她甚至起了把这事在散步时跟费伦提一提的念头，只有散步时她可以有一个小时不用管孩子。

后来说起了才知道，费伦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伦敦，而她和丈夫就住在离他不远的塔尔斯山，不过他们从来也没有在路上偶遇过。在伦敦他们有各自的生活。费伦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此外还有一些他很少说起的项目。尽管在电台节目中他以让人喜爱的博物学家身份为人们所熟知，但在那个形象的背后有人知道他是个很有女人缘的男人——“花花公子”，罗斯的父亲一直都这么叫他。

因此这天下午，在她父母家白漆屋的草坪上，是她这些年来第一次见到他。他去哪儿了，她在心中问。而且，今天还是她的生日，他出现在了母亲为她举办的午宴上，带着这份鱼竿的礼物，给了她一个惊喜。见面后，他们答应彼此要留出一个小时来给对方，单独和对方散步。“你以前做的那只蓝翅膀的橄榄虫我还留着呢。”她说。这话听着像是在表白。

但她在他眼里已经变得陌生了，那紧绷的形体变了，被永久地绑在了孩子身上了。她不像过去那样拥有内心的秘密，不那么时刻保持警惕了，他不知道这种差别到底是什么，说不确切，但他感到她在某些方面放弃了自己过去的样子。他喜欢她身上有时候会突然蓄势猛扑的样子，现在却已经一点也没有了。就在这时，一条雪松的枝子挡住了她的路，她一把将它拨开，在她做出这一动作时，他认出了她脖子处若隐若现的骨骼线条，顿时，那种他以为已经失落了的往日情感又涌上了心头。

于是他向她提出了工作的想法，他曾经教过这个最聪明的女人各种各样的东西：那按着年代顺序排列的乡间最古老的岩石名单；最适合用来做箭、做鱼竿的木头——在把他的礼物捧到面前的时候，她才从气味中把它给认了出来，这时他见到了她兴奋的笑容。死灰复燃。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需要她的来到。对她成年以后的生活他一无所知，比如她犹豫不决和害羞的时间也许会比正常人的要长，但等她下定了决心，朝着自己想要的东西迈出步伐后，便休想再有任何人能说动她回心转意了——这是她一直都有的习惯，开始犹豫不决，随后便全情投入——就像后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没有什么能把她从费伦的身边拉开，丈夫跟她讲道理没用，甚至她对两个孩子的责任也拽她不走。

到底是费伦选择了她，还是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东西？我们最终成为的，是不是正是我们最初想要的样子？很有可能这根本就不是马什·费伦为她铺就的道路。或许这样的生活正是她一直想要的，是她知道自己到了某一时刻会投身的旅程。

他买下了一栋废弃的茅屋，慢慢地加以重建，让自己和白漆屋成了远远的邻居。不过小茅屋大多数时间里都无人居住，住的时候也只有他一个人。他担任英国广播公司《博物学家时间》的主持人，该节目在周六下午播出，在节目中他独自一人跟大家谈论蝾螈，谈论河中的水流，谈论某道河堤七个可能的名字，谈论罗杰·伍利制作的灰蝇，谈论蜻蜓的各种翼展，此时他所展现的或许是最真实的本性。他在跟罗斯一边聊着天一边穿越田野与河床时也是如此。马什·费伦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会用手指捏起蜥蜴，用手掌捉起蟋蟀再往空中一抛放了它们。童年对他来说是亲切的、和善的。那或许正是他最初想让自己成为的样子，一个业余的自然世界的爱好者，一有可能就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但他现在成了一个“神秘人物”，在某个政府办公室里有个未加命名的职位，往来于欧洲各个不稳定地区，他的故事中会有不为人所知的舞台。有些人总结说费伦的那些谍报工作技巧来自他对动物行为的知识——有个人回忆说，费伦曾让他坐在河岸上，一边自己钓鱼一边向他解释战争之道。“在这些本地的河流中，钓鱼就是一门欺诈的艺术——一切都是一场等待的游戏。”另一次，在小心翼翼地端掉了一个多年的马蜂窝后他总结说：“你不仅需要知道如何打进去，还得知道如何全身而退。战争是不会结束的。它们从来不会停留在过去。‘在塞维利亚受的伤，却死在科尔多瓦。’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有时候他回到众圣之地，看到他的家人正在湿地里砍芦苇，跟他小时候干的一样。两代之前，他们的祖父在沿河的湿地里种下了芦苇，现在他的后人正在收割。他们说起话来还是没个停，不过那些大声说出来的话已经没有他的分享和参与了。他不会听到他们对某桩婚姻的失望，也听不到他们对某个婴儿诞生的喜悦。他曾经跟母亲最是亲近——母亲听力不佳，从而不会被他们没完没了的说话给烦到，马什给她念书听，她同样也听不到。现在两个哥哥跟他保持着距离，正在编织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公共故事，比如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在海岸地区有一个不知其名的茅屋匠，得了一个“长链刀”的名号，据传说德国人要是打进来的话，他就准备杀死那些同情德国的人。这是一个在乡野间口耳相传的神话。已经发生了一起用长链刀的杀人事件，看起来像是随意的，但有人说这样的事在当地会连串发生，这只是开了个头。在一层平房的屋顶上，他的两个哥哥一边望向海岸一边说着此事，一件原本只有茅屋匠使用的工具现在在每个村子突然变得家喻户晓了。

不，马什很久以前就失去他们了，甚至早在他离开众圣之地以前。

但他这个对遥远世界怀有好奇之心的乡下孩子，是怎么会变成他后来变成的样子的呢？他是怎样一路奋斗，变成一个精通战争的上层阶级的？他曾经是这样一个少年：十二岁时他能甩起钓竿，让鱼饵完美地落在河面上，然后左右摆荡，让它穿过水流，漂到有鳟鱼出没的地方；十六岁的时候他能改变自己那难以辨认的字迹，令其可以清晰地记录下钓鱼用的假苍蝇的设计图和编结方法。在自己的这一爱好上他必须做到专注与精确——切割、编织做鱼饵的假苍蝇身上的伪装。这一爱好填补了他那些寂静的日子，到后来他就算蒙上眼睛也能做假灰蝇，就算发着高烧也能做，就算顶着大风也能做。到了二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已经记熟了巴尔干国家的地形地貌，还对遥远时代古战场的地形地貌有着专家级的知识，时不时还亲身前往那些无辜的田野与山谷。无论是让他进门还是把他挡在门外，他都能从对方身上获得一样多的信息。他从女人们身上慢慢获得了一种非正式的知识，对他来说，女人更像是他在孩提时曾短时抱在怀里爱抚过的那些犹犹豫豫的狐狸。等到战争再次在欧洲酝酿的时候，他成为了一个年轻男女的“招募者”和“派出者”，引诱他们去执行无人知晓的政治使命——可他们图的是什么呢？或许是他在他们身上看到的那点无法无天的苗头，或许是他们想实现的独立——在新战争造就的地下世界中这些冲动都可以得到释放。这个小组最终就包括了(在其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罗斯·威廉姆斯，他在萨福克的邻居的女儿，我的母亲。

轰炸机之夜

逢到周末，罗斯便前往萨福克探望自己的孩子，他们跟她母亲住在一起。彼时伦敦被纳粹大轰炸弄得人心惶惶，乡下则依然是一片安全的乐土。在其中一次探望时，在她住的第二夜，他们听到了从北海飞过来的德国轰炸机。好一个漫长的夜。他们全都聚到熄了灯的客厅里，孩子们睡在沙发上，她母亲虽然很累，但被飞机的声响吵得睡不着觉，坐在炉火边。整栋房子，以及房子四周的土地，一直都在不停地颤抖，罗斯想象着所有的小动物、野鼠、虫子，甚至猫头鹰和空中那些更轻盈的小鸟，都被这场来自天空的噪声大雪崩给笼罩住了——甚至连河里边的鱼都难以幸免，因为来自德国的飞机没完没了地从低空飞过，震得河水也不得平静。她意识到自己正在像费伦那样思考。“我需要教你如何保护你自己。”他有一次说过。他一直在看她如何抛鱼钩。“就像一条鱼——如果它能看见你的钓鱼线落下——就会琢磨出这条线是从哪儿来的。它能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可此刻费伦并不在身边，在这个轰炸机之夜，只有她和母亲以及两个孩子待在白漆屋的黑暗中，只有面板发出一点微光的收音机在平静地诉说，说伦敦的某些地方——马里列本，也就是靠近路堤的那一片——已经成为了废墟。一颗炸弹落在了广播大楼附近。伤亡情况难以想象。母亲不知道父亲在哪里。只有两个孩子，蕾切尔和纳撒尼尔，她母亲和她自己，应该算是安全地栖身在这片响声震天的乡下，等待着英国广播公司告诉他们点儿什么，随便什么。她母亲脑袋耷拉着昏昏欲睡，却被更多的飞机陡然惊醒。之前她们说起过，说不知道费伦会在哪里，父亲会在哪里。两个人都在伦敦的某处。不过罗斯知道她母亲想要说的是什么。待飞机的声音安静下来后，她听到母亲说：“你丈夫在哪儿？”

她什么也没说。飞机遁入黑暗，向西飞去了。

“罗斯？我在问——”

“我不知道，上帝呀。他在海外，某个地方。”

“亚洲，对吧？”

“亚洲是一份事业，他们说。”

“你真不该这么早就结婚。读完大学后本来想干什么都可以的。你爱上的是那套制服。”

“跟你一样。我觉得他很棒。当时我不知道他在干的是什么。”

“很棒的男人往往也很要命。”

“费伦也是？”

“不，马什不是。”

“他的确很棒啊。”

“不过他还是马什。他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是个另类，可以同时做，我觉得吧，一百份职业——茅屋匠、博物学家、古战场专家，谁知道他还是什么……”

又是一团重重的沉默从母亲那里袭来。罗斯终于沉不住气，起身向她走去，却在火光中发现她已经平静地睡着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婚姻，她想。在一轮轮雷鸣般的飞机声过去后，她的两个孩子在沙发上睡着了，一副无助的样子。母亲那双苍白细腻的手搭在椅子的扶手上。从他们这儿往东北方向去是洛斯托夫特，往东南方向去是索思沃尔德。沿着整条海岸线，军队在海滩上埋设了地雷以防德军从陆地入侵。他们还征用了房屋、马厩和外围建筑。到了晚上所有人都消失不见，五百磅的炸弹和高爆炸药呼啸着落到人烟稀少的房屋和街道上，让夜晚亮如白昼。各家都睡在地下室里，把家具也搬到了那里。大多数孩子都从沿海地区被疏散走了。德国飞机在返航回欧洲大陆前会丢弃掉剩下的炸弹，于是在防空警报结束后，唯一可以证明这一地区还有人居住的那些居民大大咧咧地跑了出来，站到“剧院的前排座”仰望天空，观看那些飞机离去。

天快亮的时候，蕾切尔挣扎着醒来了。罗斯拉着她的手一起走到外面宁静的田野中，一直走到河边。不管那些轰炸机走的什么路线，它们没有照着这条路线回来。水面平整，没有遭受任何破坏。她们手拉着手，在黑暗里沿河岸而行，然后坐下，等待天光亮起。那种感觉就好像所有东西都藏了起来。“重要的是，我必须要教会你保护你所爱的东西。”她脑子里还留着马什很久前跟她说过的话。早晨的空气越来越暖，她脱掉了毛衣。受过惊吓的河水中没有任何东西在动。她的膀胱中憋满了尿，但她保持着这种状态，令其成为祈祷的一个部分。如果她不蹲下，如果她不把尿尿掉，他们就会安全，在伦敦，在此地。她不知怎的想要参与其中，想要去控制正在她身边发生着的事，在这个没有安全可言的时代。

“一条隐藏在阴影中的鱼已经不再是一条鱼了，它只是周边环境的一个角落，就仿佛它拥有了另一种语言，就像有时候我们想要不为人所知那样。比如，你知道我是这样一个人，但你不知道我还是另外样子的一个人。明白吗？”

“不，不是很明白。”于是费伦又跟她解释了一遍。他很高兴她没有敷衍地跟他说“明白了”。

一小时后，罗斯和蕾切尔一起朝着隐隐现出轮廓的房子走去。她正努力想象着费伦拥有的其他的生活。有时候他给人的感觉是，只有当他怀里抱着某种生物，或是肩膀上蹲着个鹦鹉时，他才是更天真的那个自己。他告诉过她，他的鹦鹉会重复它所听到的一切，所以有它在旁边，他什么重要的话都不会说。

她明白了，她想要加入的正是这个无人知晓又不可言说的世界。

颤动

在机构里面，认识费伦的人在公共场所随口提起他的时候，随便说个什么动物大家就知道是在说他。被选来形容他的动物无奇不有，往往会令人忍俊不禁。新大陆的豪猪、菱形斑纹蛇、马德里加尔黄鼠狼——你当时脑子里想到什么并不重要，反正只是为了起到遮掩的作用。他能被人用这么多生物来加以形容，正说明他这人有多让人摸不透。

所以他可以被人拍下照片，在维也纳的卡萨诺瓦滑稽剧酒吧跟一个美丽的十几岁少女和她父母一起吃饭，而在用出租车把他们送去下榻的旅馆后，又在两小时后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跟一位信使或一个陌生人待在一起。而要是几年以后有人看见他在同一家维也纳的酒吧跟罗斯，也就是那个不再是十几岁少女的同一个漂亮女人在一起，他并不是出于那个貌似显而易见的原因，而是为了另一个目的，和她一样。他们会悄悄地从一种语言切换到另一种语言，要么是因为身边来了什么人，要么是因为越过对方的肩头注意到了什么人。他们的举止像是叔叔和侄女，这话丝毫没有挖苦之意。即便他们自己都觉得这是可信的。因为他需要常常放手让她独自去扮演另一种角色——脱下所有的一切，直至一丝不挂，然后再进入一种或另一种伪装。她或许会在一个欧洲城市和他一起工作，然后休假回到她的两个孩子身边去。她会再与他到另一个城市会合，在那里同盟国的间谍会和敌方的间谍兀然相遇。但对他来说，叔叔和侄女的关系是一种伪装，不仅出于工作的目的，使他得以名正言顺地待在她身边，而且也让他得以延续了对她日益增加的迷恋。

他作为“招募者”的工作意味着要去多少涉及到犯罪的世界里或是专家的圈子里寻找天才——比如一个把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实验室里分析鱼类器官的动物学家，这样的人可以放心让他去制作一颗两盎司重的精密炸弹，以炸毁一个小小的障碍物。只有跟罗斯在一起，看她在某个路边小吃店坐在自己对面吃饭，看她坐在自己身边驾车行驶在黑暗的路上从伦敦前往萨福克，看她在为自己点烟的时候那苍白的双手在速度计的映照下变得金黄，只有跟罗斯在一起，工作的目的才会从他身边溜走。他对她充满着渴望。渴望着她身上的每一英寸。她的嘴，她的耳，她那蓝色的双眼，她大腿的轻微颤抖，她的裙子拎了上来，在腿上堆出一道道褶：这是要取悦他吗？他的手想去往那里。他的脑子里空空如也，只剩下那轻微的颤抖。

他唯一不允许自己做的就是去考虑自己在她眼中必然会是的样子。通常他觉得自己是能够引诱到女人的，凭借着他的智慧、性格，以及任何能从一开始就把女人吸引到身边来的东西。但不是仅仅凭着自己是个男人。他觉得自己老了。只有他那沉思的目光能毫不犹豫地、无需她同意就把她一口吞下。

那她呢？我的母亲？她是怎样的感觉呢？到底是他还是她说服对方参与到了这场冒险中来？我依然不知道。我愿意相信，他们是以老师和学生的身份进入到这个颤抖的宇宙中来的。因为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爱与欲：其中包含着相邻时的技巧和在周边配合工作的各种可能性。在与另一个人断了联系时如何撤退的知识。在火车车厢里该把一件武器藏在哪里才能让另一个人知道这个地方。该把手上或脸上的哪一根骨头打断才能让一个人做出非理性的反应。所有这类东西。在他许愿某个时刻到来的时候她会醒来，就仿佛黑暗之中两人有摩斯密码相通。或者是她也许想被人亲的地方。她翻身俯卧的样子。关于爱情、战争、工作、教育、成长和变老的完整字典。

“拉文纳旁边有一个带城墙的城市，”费伦低声呢喃道，仿佛这个城市的具体方位需要保密似的，“在这个城市里，被狭窄的街道包裹着，有一个小小的十九世纪的剧院，一件温馨可人的珍宝，看上去就仿佛是按照做缩微模型的准则给建造起来的。哪天我们会去看看的。”这话他说过不止一次，但他们从来也没有去过那里。他还知道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从那不勒斯或索菲亚逃跑的路径，1683年对维也纳进行第二次围困前周边的平原上曾驻扎过三支军队，搭起过一千顶帐篷——他曾见过一张围困发生很久后人们根据记忆画出的地图。他解释说，当时的地图绘制者们甚至得到了像布鲁盖尔[17]这样的大艺术家的雇用，以帮助设计出当年那人头济济的场景。还有一些著名的图书馆也值得一看，比如巴黎的马萨林图书馆。“有一天我们会置身其中的。”他又抛出了提议。这是一个更遥不可及的地方，她想。

她所拥有的跟他那些经历相比如何呢？她觉得自己就像是被一个巨人给抱到了空中，很高很高的地方，只有这样方能看到那样的知识。即便已经结了婚，即便是一个精于论辩的语言学家，她还是觉得自己没有像样的眼界，跟一个在烛光旁边穿针引线的普通女孩子没什么两样。

她曾经吃惊地发现，费伦几乎是因为他那绅士般的或略带羞涩的彬彬有礼而显得神秘与高深莫测的。他长于随机应变，而她则更精于思考，这就是为什么她最后被安排负责获取敌方的作战数据——就像她曾经在某家酒店的屋顶小规模从事过的那样，当时协助她的那个怪人就是我和姐姐都认识的蛾子。待战争进行到了第四个年头，她自己也开始从电波中把讯息传送往欧洲。那个曾经对费伦言听计从的她已经不再是小学生了。她更主动地介入到了情报工作中，在一个发报员牺牲后她跳伞进入到低地国家，去了索菲亚、安卡拉以及其他更小一些的位于地中海警戒线上的情报前哨，或是任何有骚乱发生的地方。她发报时的署名维奥拉在电波中广为人知。母亲找到了进入更广阔世界的途径，这跟那位年轻的茅屋匠倒是颇为相似。

星形犁

在我来档案馆工作之前很久，也就是母亲的葬礼刚过，我从她的某个书架上抽出一本平装书，发现了一张画在六英寸乘八英寸的四开纸上的手绘地图，那上面画的像是一座带有低梯度等高线的白垩山。出于某些原因我把这张没有地名的地图给留下了。几年以后，等我进档案馆工作后，我发现这里凡是要写下来或打出来的东西都必须写在或打在相同尺寸和质料的纸的两面，还不能隔行。机构里的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这条规定，无论是外号“克星”的审讯员米尔莫还是来干速记的临时秘书概莫能免。这几乎是每个情报局都遵守的做法，从温华德·斯克监狱——其有些部分曾被用作某情报机关总部，就是这个地方我小时候看到母亲进去还以为她是去服刑——到布莱切利公园。不允许使用其他尺寸和种类的纸。我意识到我拥有的是一幅跟情报机关有联系的地图，这幅地图一直被母亲收藏着。

在我们大楼里有一间中央地图室，那里，巨大的地图都是悬浮在半空中的，要用的时候可以沿着滚筒拉下来，像风景画那样抱起就走。我每天都到那里去，坐在地板上，孤零零地享用午餐，在那个几乎没有风的房间里，头顶的一面面旗帜很少会动。出于某种原因，我在那里很是自在。也许是因为这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和恩科玛先生那些人一起吃午饭，等着听他那些不正经故事的情景。我把那幅地图描到透明纸上后，带着这张纸来到地图室，把它贴到不同的地图上去比对。花了整整两天后，我才找到了能匹配的地图，那上面的等高线跟我那幅原图上的完全吻合。把这幅画着白垩山的手绘图跟一幅有着具体地名的大地图挂起钩来后，我就得到了一个精确的地点。现在我知道了，这里就是我母亲曾经作为基地活动过的地方。后来，就像报告所陈述的那样，派了一个小组进去，给一个战后的游击队组织“松松线脚”。也同样是在这里，游击队组织中一人被杀，两人被抓。

这张手绘的地图透露出亲密，我很好奇，想要发现这亲密来自于谁，因为这张曾经能派用场的图最终被收藏在了母亲最喜欢的一本巴尔扎克平装本里。对于那段天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的岁月，母亲已经把除此之外的一切都丢弃了，彻底毁灭了线脚。在我们的档案迷宫中，经常能碰到这样的案例，那些政治暴力的幸存者们背负起了报复的重任，有时候报复落到了下一代人的身上。“他们有多大？”我隐隐约约地记得，在我们遭绑架的那夜，母亲曾这样问阿瑟·麦卡什。

“人们有时候行为很不光彩。”母亲有一次曾这样跟我说过，当时我和三个五年级的男孩因为从查令十字街的弗耶尔书店里偷书而被暂扣在了学校里。如今，时隔多年以后，我看着这些分明是在其他国家犯下的秘密政治杀戮的零星记载，不仅惊恐于母亲曾经的活动，更惊恐于她居然把我的偷窃行为归入了同等的范畴。她当时对我偷书大感震惊。“人们有时候行为很不光彩!”这是她对我的裁判，却也不啻是对她自己的嘲讽。

“你做过什么如此可怕的事情？”

“我的罪可多着呢。”

***

一天下午有个人敲了敲我小隔间的墙：“会说意大利语，对吧？档案上这么说的。”我点了点头。“跟我来。那个会说意大利语的今天生病了。”

我跟着他上了一段楼梯，来到一个部门，那里都是擅长各种语言的人，从人们的反应中我意识到，不管那人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地位要比我高。

我们进了一个没有窗子的房间，他递给我一副颇有点分量的耳机。“是谁？”我问。

“无所谓，翻译就是了。”他打开了机器。

我听着耳机里意大利语的声音，刚开始忘了翻译，直到他跟我摆了摆手。这是一段审讯的录音，提问的是一个女人。音效不是很好——审讯似乎是在一个类似山洞的地方进行的，全都是回声。而且，那个被讯问的男人不是意大利人，也不配合。录音不停地关掉，再重新打开，因此当中有一段段间隔。审问很显然还处于刚开始阶段。对这一套我现在已经看得多听得多了，知道他们会慢慢地扫清外围，最终把那个男人问个底儿掉的。现在，他只是摆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来保护自己。他的回答东拉西扯，避实就虚，一直在说板球，抱怨《威斯登板球年鉴》里面的记录不准确。审讯的人打断了他的话题，直截了当地问他发生在的里雅斯特附近的一场平民大屠杀以及英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铁托的游击队。

我身体前倾，停下了录音机，转身问我身边的男人：“这人到底是谁？我得知道上下文。”

“你不需要——只要告诉我那个英国男人在说什么就行了。他是我们的人，我们需要知道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泄露了。”

“时间是……？”

“四六年初，战争已经正式结束了，可……”

“这事儿发生在哪儿？”

“这个录音是战后截获的，从一个墨索里尼政府残余分子手里——墨索里尼已经被绞死了，但他的追随者还在。这是在那不勒斯城外某地区发现的。”

他示意我戴上耳机，又播放起磁带来。

渐渐地，在跳过了几段后，那个英国男人开始说话了——不过说的是他在这儿那儿遇到的女人，讲了他们去的酒吧的细节，当时穿的什么衣服。还讲了他们有没有一起过夜。对这些信息他讲得很放松，还提供明显毫不重要的日期：火车是几点几分进的伦敦，等等，等等。我把机器给关了。

“怎么啦？”我那位同事问。

“全是些没用的信息，”我说，“他净在讲些自己的风流韵事。如果他是政治犯的话，那他没有透露任何与政治相关的东西，只是在讲他喜欢什么样的女人。他似乎不喜欢没有经验的。”

“谁会喜欢呢？他这么做很聪明。他是最棒的特工之一。这些东西只有妻子或丈夫会感兴趣。”他重又放起了磁带。

这个英国人讲起了一只在远东被人发现的鹦鹉，它跟一个现在已经灭绝了的部落一起生活了几十年，这个部落所使用的语言也失传了。但是一家动物园得到了这只鹦鹉，后来人们发现这家伙依然会说这门语言。于是那个男人和一位语言学家合作，想要从那只硕果仅存的鹦鹉身上重新把这门语言给创造出来。英国人已经明显很累了，但还在不停地说着，好像只要他不停说就可以推迟回答对方具体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他对审讯者没有产生任何用处。那个女人很明显是在寻找某人、某些身份、某些地名，可以让他们跟一张地图、一个城镇、一场杀戮和一场原本预期会是胜利的失败挂起钩来。不过就在这时，他说起了有个女人的“孤独气质”，而在另一段毫无意义的独白中，他提到了她前臂和脖子上的胎记。突然间我明白过来，这是我小时候看到过的东西，我还曾紧紧贴着它睡觉。

因此，正是在我对一场审讯，一场包含了对可能是杜撰出来的女人的描述，还有鹦鹉的传说——这些都是由那个被捕的男人作为无用的信息给抛出来的——正是在我对这场审讯的翻译中，我听到了对我母亲脖子上面胎记的描述。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但那场审讯却挥之不去。我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听到过那个男人的声音，甚至有那么一会儿觉得那人就是我父亲。除了他还有谁会知道那些明显的印记呢——那团痣的形状，那个男人开玩笑说，很像一种恒星的排列，称作星形犁。

***

每个星期五，我都在利物浦大街站登上六点钟的火车，身心放松，眼睛只盯着快速闪过的景物构成的那条带子。每当这时，我都把一个星期里收集到的所有东西来一番去芜存菁。事实、数据、我官方或非官方的研究被打散后，重新拼凑成一个渐渐成形的故事。这个关于母亲和马什·费伦的故事有一半是我用想象填补的。他们如何最终没有家庭的羁绊走向了对方，他们以情人身份短暂相处后又收手，却依然在彼此间坚守着不同寻常的忠诚。我没有丝毫的线索可以通向他们那小心翼翼的欲望，那些往来于黑暗的机场和码头之间的旅行。我在现实中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阙旧情歌中不算完成的一段，根本称不上什么证据。但我是个儿子，无父无母，带着无父无母的儿子所不知道的东西，我只能踏入到那些故事的碎片中去。

***

这是她父母的葬礼结束后，从萨福克开车回家的那晚。速度计的亮光洒在她的裙子上，裙子遮住了她的膝盖。见鬼。

他们是在天黑时离开的。整个下午，她看着他站在墓边殷勤有礼，在接待处听到他略带羞涩而又温情脉脉地提到她父母。她从小时候就认识的乡下邻居们跑到她面前来吊唁，还问起她此时待在伦敦家里的两个孩子——她不想让他们到葬礼上来。她不得不一遍遍地解释，说自己的丈夫依然在海外。“愿他能平安归来，罗斯。”她点头致意。

后来她看见费伦费劲地把一个盛潘趣酒的大酒碗从一个快要散架的桌子搬到一张更结实的桌子上去，宾客们都在他身边大声地笑着。她不知怎的，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等大家都走了以后，大概是晚上八点，她和费伦动身回伦敦。她不想待在这所空房子里。他们马上驱车驶进了迷雾。

他们摸索着走了有几英里，每到一个路口都会小心翼翼地停一下，然后在铁路道口停了几乎有五分钟，因为她觉得自己听到了火车的鸣笛声。如果真有火车的话，那它也就那样一直远远地鸣着汽笛，这份小心跟他们算是不相上下了。

“马什？”

“嗯？”

“要换我开会儿吗？”她转过来跟他说话时裙子动了。

“开到伦敦才三个小时。我们可以停的。”

她手指轻拨，打开了一盏小灯。

“我会开车。伊尔凯特肖，那地方在地图上哪儿？”

“就在大雾里的某处吧，我想。”

“好吧。”她说。

“什么好吧？”

“咱们停下吧。我可不想在这样的天气开车，更何况老两口儿就是这么死的。”

“明白了。”

“我们可以开回白漆屋去。”

“我想带你去看看我住的房子。你有好久没见过了。”

“哦。”她摇了摇头，但样子显得很好奇。

他把车掉了个头——在被浓雾封锁的窄路上试了三次才成功——然后开去了他很久之前重建过的那所茅屋。

“来吧。”

屋子里很冷。“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呀!”如果这会儿是早晨的话她准会这样说，可现在这里一团漆黑，连一丝光影也没有。这里没有电，只有一个烧饭用的炉子，炉子给整个地方供暖。他开始在炉子里烧木柴。他从一个看不见的房间里拖来了床垫，说那里离着热源太远了。所有这些他在进门五分钟后就完成了。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从旁观看，看费伦会走多远。这个凡事都很小心的男人在对待她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的。对于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她不太能够相信。房间里的暧昧气息已经太多了。她习惯了跟费伦置身在空旷的乡野。

“我是有夫之妇，马什。”

“你一点也不像个有夫之妇。”

“想来你一定知道，作为有夫之妇……”

“对，可他一点儿都没有介入到你的生活中。”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可以睡在火边。我用不着。”

长长的沉默。她在脑海里天人交战。

“我想你现在也许用得着了。”

“我还想能看见你。”

他来到火边，捅开烟道，炉火照亮了房间。

她抬起头来，直直地盯着他：“我也想能看见你。”

“不，我没什么好看的。”

她看见，只有火炉那跃动的光线照着自己，礼服的袖子很长，是葬礼上穿的。感觉怪怪的。她感到自己的理性之下有什么东西在悄然溜走。而这又是一个浓雾之夜，身边的世界看不见了，遁入了无形。

她醒来的时候被搂着。他张开的手掌垫在她的颈下。

“我在哪儿？”

“你就在这儿。”

“对，看来‘我就在这儿’。真是没想到。”

她睡着了，然后又醒了过来。

“你对葬礼是怎么想的？”她问道，头紧贴着他的身体。她知道，在炉火顾不到的地方是很冷的。

“我爱他们。”他说，“跟你一样。”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你跟他们的女儿睡觉了，而且还就在他们的葬礼之后？”

“你觉得他们会在坟墓里辗转反侧吗？”

“是的!而且，现在算怎么回事？我知道你那些女人。父亲管你叫花花公子。”

“你父亲嘴可真碎。”

“我想，过了今晚后，我得离你远点了。你对我太重要了。”

即便是在这个经过去芜存菁的、小心翼翼的关于费伦和罗斯的版本中，对于当时可能发生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也依然存在着一些困惑，甚至是不确定。这一点都不符合他们的故事所应有的节奏和韵律。究竟是谁，或是什么契机，能够引发那天晚上由一只铁炉开始的那段亲密关系？

自那天晚上扮演了情人的角色后，她在很长时间里都再也没有逾矩的行为。她在心里想过，有了那样一晚之后，他会变得怎样呢？是像他说过的一则加洛林王朝的历史轶闻那样，一支小小的军队很有礼貌地、悄无声息地离开一个边境小镇，还是他们身边的每样东西都会被激发出震天的回响？她必须得在那样的事情发生前就离开他，留下一个兵堵住河上的桥，这样无论是她还是他都再也无从跨越，要让彼此都清楚地明白，在这突如其来而又难忘的彼此短窥后，一切都结束了。她还得要回到她的生活中去。

她转过来望着费伦。她很少叫他马什。几乎一直都是叫的费伦。但她喜欢马什这个名字[18]。这名字听上去就好像他一直在跋涉，却很难穿越，很难完全理解，她会把自己的双脚弄湿，带刺的种子和泥浆会粘到她身上。我想就是在那时，在火炉边的那一夜之后，她决定要安全地回归到自己依然拥有的生活当中，跟他就此分开，仿佛受折磨恒久是欲望的一部分。她不能让自己的防备因为他而就此崩塌。不过她会稍稍长久地等待，等到心中的光明完全亮起，等到他从那给人带来快乐的情人再次变为一个陌生人，一个难解的谜。破晓时分她听到了一声蟋蟀。此时是九月。她会记住九月的。

***

在费伦接受意大利女人审问的过程中，曾有一刻那个审问者把晃得他睁不开眼的灯转向了别处，并有短短一瞬闪过了她自己的脸。费伦总是能很快地抓取到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所以他看清楚了她的脸。就像有人曾说过的那样，他具有“漫不经心的目光，却什么都不会漏过”，实在是令人感到奇怪。他还注意到了她皮肤上种牛痘的疤痕，并立刻判断出她不是个美女。

他们是故意要让他注意到审问他的女人吗？他们能不能看出他是个肉欲主义者，可以以戏弄的态度对他来一番小小的挑逗？而对那个女人的短暂揭示——这对他能起什么作用？他的反应是什么？这样做会不会令他先前的戏弄稍稍收敛？是令他变得更温和，还是更加自信？如果他们对他了解得这么多，多到会安排一个女人在弧光灯的另一边，躲在黑暗之中，那么那个转灯的动作到底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为之呢？“历史研究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忘掉生活中那些偶然所起的作用”，这我们都知道。

但其实费伦是不会忘记考虑那些偶然事件的，一只突然出现的蜻蜓或意料之外的性情流露，不管对错，他都会加以利用。他能够包容一切，就跟他在有陌生人陪伴的时候表现得男子气十足、很爱闹腾一样，这些都是对必须保持神秘的一种逃脱。他身上有一种率真与豁达，这是从他那善于发现的青年时代中培养起来的。在他的意志中好奇多过冷酷。所以他需要身边有一个战术执行者，他在罗斯身上发现了这种能力。他知道自己并不是他们要找的人，他们要找的是她——那个从未见到过却久闻其名的维奥拉——那个在电波中对他们捉摸不定的信号加以拦截的女人，那个报告出他们的行动、泄露出他们行踪的声音。

而且，费伦毕竟还像双面镜一样具有伪装性。数以千计的人都听过他的声音，他是《博物学家时间》那温柔和蔼的主持人，不厌其烦地为大家讲述着鹰的重量或是讨论“抽薹莴苣”的出处，就像一个邻居站在齐肩高的篱笆边说话，根本没想过会有别人远在德比郡偷听他说话。对于他们来说，他既是熟悉的，又是隐形的。《广播时代》上没有他的照片，只有他的一幅铅笔素描，画面是一个人在中距离大步行走，远到足以无从辨明五官。时不时地，他会邀请野鼠方面的专家或是某个实用型设计师来到英国广播公司位于地下的演播室，并在这样的时段里竭力当一个谦虚的倾听者。但他的听众们还是更喜欢他做主讲。他们习惯了他那天马行空的风格，他要么冷不丁迸出一句约翰·克莱尔[19]的诗，说“田鸫在呼啸的荆棘间啁啾”，要么在感慨滑铁卢战役中约七十多处战场给原本栖息的小动物带来毁灭时背诵一首托马斯·哈代的诗。

鼹鼠们开掘出来的房间被车轮碾坏，

云雀的蛋四散着，主人已逃去；

刺猬的家被工兵们凿开。

蜗牛迈着惊恐的步履，

然而没用；车轮的边缘将他碾作齑粉。

蚯蚓们询问着头顶为何物，

见此骇然景象只能扭曲着钻向地下深深，

以为或可逃过一劫……

这是他最喜欢的诗。他把这一段念得又慢又柔，仿若置身属于动物的时光。

***

躲在弧光灯夺目光芒背后的女人一直在变换着盘问的线路，想要出其不意攻他的不备。他什么都没有交代，只除了自己在女人方面的诸般不忠和背叛，也许是想着能把她惹火，就此乱了方寸。在对话过程中，他一直带着调侃的语气对付灯光另一侧的她，不过我在想：他们是不是故意派了一个不简单的女人来问他简单的问题——让他以为自己正在用关于个人的细节误导她。但他虚构出来的那些东西会不会被她听出些端倪来呢？她想要探寻的是他们要问的女人的外形描述。有时候她的问题太过明显，两个人都笑了起来，他笑是因为识破了她的诡计，而她的笑则显得更加深思熟虑。大多数时间里，尽管他已精疲力竭，可还是能够识破潜藏在对方问题中的企图。

“维奥拉。”他重复道，仿佛对她初次报出的这个名字感到饶有兴味。因为维奥拉是一个虚构的名字，所以他就帮着审问者编织出一个虚构的形象来。

“维奥拉很谦虚。”他说。

“她是哪儿人？”

“来自农村，我想是的。”

“哪里？”

“不确定。”他想夺回失地，之前也许放弃得有点多了，“伦敦南部吧？”

“可你说的是‘农村’。是埃塞克斯郡，还是威塞克斯郡？”

“哦，你知道哈代的吧……你还读谁的书？”他以问代答。

“我们知道她在电波中的署名风格。但截听到她的声音只有一次，我们觉得她的声音里有海岸地区的口音，具体哪里听不出来。”

“伦敦南部，我想是的。”他重申道。

“不，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有专家。你的口音是什么时候得来的？”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一直都是那种说话方式吗？一个自学成才的人？难道你和维奥拉之间的差异跟阶级有关？因为她说话听起来不像你，对吧？”

“嘿，我几乎不认识那个女人。”

“她美吗？”

他笑了：“我想是吧。她脖子上有几颗痣。”

“她比你小几岁呢，你觉得？”

“我不知道她的年纪。”

“那你知道丹麦山吗？认识一个叫奥利弗·斯特拉齐的人吗？长链刀？”

他不出声了，很是吃惊。

“知道我们的人里有多少叫游击队——你们的新盟友——在的里雅斯特附近的深坑大屠杀里给杀了吗？几百？几千？死在那里——埋在了天坑里……嗯，知道吗？”

他什么也没说。

“或者是发生在我叔叔村子里的那场屠杀？”

很热，他们把所有的灯都暂时关了，这让他很高兴。那个女人继续在黑暗中说话。

“那么你不知道在那里，在那个村子里发生了什么咯？我叔叔的村子。人口有四百。现在只有九十。几乎全都是一夜间被杀的。有个孩子目睹了这一切，她当时醒着，等一天后她说出这件事时，游击队把她拖了出来，也给杀了。”

“我怎么会知道？”

“那个称自己维奥拉的女人是你们的人和游击队之间的无线电联络人。那天晚上就是她跟他们说该去哪儿的。还有另外的地点——拉吉纳·苏玛村和嘉科瓦村。她为他们提供情报，村子离海边有多远，哪些出口给堵住了，怎样能进去。”

“不管她是谁，”他说，“她只是在传递指令。她不会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甚至不知道会不会有事情发生。”

“也许吧，可我们只知道她的名字。既不是将军，也不是军官，只有她的代号，维奥拉。没别的名字了。”

“在那些村子里发生了什么？”费伦在黑暗中问道，尽管他知道答案。

大大的弧光灯打开了。

“知道我们现在管它叫什么吗？‘血腥的秋天。’在你们决定支持游击队来打击德国人后，我们——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就全被你们归入了法西斯，和德国的同情者之列。普通的民众转眼就变成了战犯。我们之中的某些曾经是你们的盟友，现在我们变成敌人了。伦敦的风向一变，几句事关政治的交头接耳过后，一切就都改变了。我们的村庄被夷为了平地。现在连它们存在过的证据也没有了。人们排着队站在万人坑前，用电线捆在一起，跑都没法跑。过往的仇怨现在成了屠杀的借口。其他的村庄也被抹掉了。在锡瓦茨，在阿多扬。游击队总是在的里雅斯特周边活动，直到能把我们赶进城里，那里会有更多的灭绝行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南斯拉夫人。他们全部。我们全部。”

费伦问：“那第一个村子叫什么？你叔叔的那个村子？”

“它再也没有名字了。”

***

罗斯和那个战士正在崎岖不平的平原上快速行进。因为不时要涉过河流，身上早已湿透。他们着急要赶在天黑之前抵达目的地，却连目的地的确切方位也不清楚。再穿过几个山谷就到了，她心中这样想，也这样告诉了那个战士。一切都在随时变化着。他们无法携带短波收音机，只有别人匆忙间为他们制作出来的身份证明文件。她身边的这个男人有一把枪。他们在找一座小山，山脚下有一间小屋。一小时后，他们终于见到了小屋的轮廓。

他们的到来让那里的人大吃一惊。罗斯和战士走进小屋，浑身湿透，不住地打着哆嗦，这时她看到了费伦，一副洁净无瑕的样子，浑身上下都是干的。他愣了一会儿，然后略微有些气恼：“你们都干吗？”

她摆了摆手，仿佛觉得现在不是该问这种问题的时候。她看见了另外的一男一女朝她走来，她认识他们。费伦的脚边有一个工具袋，他用手指了指，示意他们换衣服，但他的那份淡定几乎显得有点滑稽，仿佛他出现在这儿唯一的目的就是来向他们提供衣服。“随便你们用什么办法，”他说，“把自己弄干。”说完就出去了。他们俩分了袋子里的衣服，一件厚重的衬衣归了那战士，她拿了一套睡衣和一件她知道是费伦的哈里斯花呢夹克。在伦敦，她经常看见他穿。

“你们俩都他妈的干吗去了？”等她出来的时候费伦再次有些气恼地问道。

“他们控制了广播频道，我们只能保持无线电静默。没法跟你取得联系。所以我是自己摸过来的。他们一直在追踪我们的联络。他们知道你们在哪儿。派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你得撤离。”

“你到这儿来很不安全，罗斯。”

“你们也没一个是安全的。这就是重点。他们有你们的名字，知道你们要到哪儿去。他们已经抓到了康诺利和雅各布斯。他们还号称知道维奥拉是谁了。”她以第三人称提到自己，仿佛是觉得有人在偷听似的。

“我们在这儿过夜。”他说。

“为什么？就因为这儿有了个女的吗？”

他笑了：“不，因为我们也才刚到。”

他们凑在火堆边吃饭。他们之间的交谈是小心翼翼的，每个人都吃不准别人知道多少。每个人都总是在自己与他人之间营造出壁垒来，这样万一哪个人被抓了，都不会暴露目的地或行动目标。这儿没人知道她是维奥拉。也不知道跟她一路同来的人其实是她的保镖。那个战士很腼腆，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两天旅行中，她几次尝试跟他聊天都没聊起来，甚至问他是在哪儿长大的也不说。他一点儿都不知道她的任务是什么，只知道这是他必须保护的女人。

晚饭后，她和费伦再次走到屋外说话，那个战士也跟了出来，她叫他稍微走开点，让她和费伦说点私话。他走开了，在远远的地方点起了一根烟。每当他吸的时候，她便能越过费伦的肩膀看见那微光的律动。他们能听到其他人在屋里发出阵阵笑声。

“为什么？”费伦说这话的时候发出一声疲惫的叹息，像是在审判。这几乎不是一个问题。“不是非得要你来的。”

“别人的话你听不进。而且你知道得太多了——你要是被抓所有人都有危险。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那些战争公约了。你会以间谍的身份受到审讯，然后就会消失。这些日子我们的地位比恐怖分子好不到哪里去。”她刻薄地说道。

费伦没有吭声，他在寻找一件武器，某种工具，让他能重新回到论辩中去。她伸出手来搭到他肩上，两个人静静地站在黑暗里。在他的肩头有一小团从小屋里透出的篝火的光亮在跃动。一切都似乎那么平静、安宁，一如许久以前在萨福克的一个夜晚。那时会有一只白色的猫头鹰，顶着个大大的脑袋，悄没声儿地俯冲到他们身边的地面上，抓起一只小动物——老鼠？还是鼩鼱？——就像从草坪上捡起一片垃圾，然后重新滑翔回某棵黑黢黢的大树中，整串动作连贯流畅，一气呵成。“如果你能到它们的巢里去看一下，”他当时这样跟她说，“会发现它们什么东西都吃。兔子的脑袋、蝙蝠的残余、草地鹩。它们很有力气。它们的翼展——你刚刚看到的——多少来着——几乎有四英尺吧？然而你要是能抓一只在手里……会发现在那么大的力气后面它们的重量几乎跟没有似的。”

“你怎么能把猫头鹰抓在手里的呢？”

“我的一个哥哥弄到了一只猫头鹰，是给电死的。他把它交到我手里。一身美丽的羽毛，像扇子一样奓着，让它看上去很大。然而分量却简直跟没有似的。他交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的手还呼地朝上抬多了，因为原本觉得该有点分量的……你不冷吧，罗斯？要不咱们进去吧？”这话把她骤然拉回到了现在，她愣了一下才想清楚自己是在哪儿，是在某个靠近那不勒斯的地方，在一座小屋外。

屋子里，篝火快要熄灭了。她把自己裹到毯子里，躺了下来。她能听到其他人在辗转反侧，寻找舒适的位置。她跟费伦提过，说有点搞不清现在的方位，他很快就在随手找来的一片纸上画了一幅草图，标明了他们的位置。因此，她的脑子此刻已经沿着草图上的地形景物飞奔起来，从小屋向四处延展，直到抵达两条预先设定好的脱逃线路，其中之一是一个码头，如果事情出了岔子她必须得到那里去和一个叫卡门的人接头。她从味道里能闻出他们的湿衣服在火边蒸出了热气，费伦的外套穿在身上有点扎。旁边有人在悄声低语。前一年，跟费伦一起工作时，她曾经怀疑他跟哈德威克，也就是小屋里的另一个女人有暧昧。她听到屋角他躺下睡觉的地方有隐约的说话声和窸窸窣窣的声响。她强迫自己把心思放回到地形图上，想象自己将要与保镖一起展开的旅程。待她醒来时，天边露出了第一丝光亮。

早起是她身上残存的另一样从他那儿学来的东西，是从早先一起去打水禽，或是沿河远足去钓鱼时养成的习惯。她坐起身来，朝着小屋较暗的一头望去，看见费伦也正在看她，他的伙伴熟睡在他的身旁。她从毯子里褪出身来，拿起自己的干衣服，跑到外面去找僻静地方换衣服。一分钟后，保镖也小心翼翼地跟着出来了。

回来的时候，费伦已经起来了，其他人也都醒了。她走过来把外套还给他。整个晚上她都能感受到衣服的重量。在匆匆的早餐过程中，他彬彬有礼地对她，仿佛她，而不是他，才是这个小组的最高领导。这种感觉并非此时才开始的，是从他在小屋的那一头望向她，她脑子里还在想着他跟另一个女人的暧昧关系时就开始了。

费伦被抓、被审还要到几天以后，正如她所警告过的那样。

“你已婚了，是吧？”

“是的。”他撒谎道。

“我觉得你很擅长跟女人打交道。她是你的情人吗？”

“我只见过她一次。”

“她结婚了吗？有孩子吗？”

“这我真不知道。”

“她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年轻吗？”

“我怎么知道？”他耸了耸肩，“也许是她的步态吧？”

“什么是‘步态’？”

“就是走路的样子。看步态就能认出一个人来。”

“你喜欢女人的‘步态’？”

“是的，是的，我喜欢。关于她，我确实就只记得这些了。”

“肯定还会有点别的……她的头发呢？”

“红的。”他对自己脱口而出的胡编颇有点得意，不过也许答得有点太快了。

“刚才你提到过‘痣’，我想你是在说它们像什么动物吧？”

“哈!”

“对，你把我给弄迷糊了。那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呢？”

“哦，怎么说呢，有点……有点像是皮肤上的胎记。”

“啊!一处还是两处胎记呢？”

“我没数过。”他平静地说。

“我不相信她是红头发。”意大利女人说。

这会儿罗斯应该已经到那不勒斯了，费伦心想。平安到达。

“而且我觉得她应该很有魅力，”女人笑道，“否则你不会躲躲闪闪不敢承认的。”

他们放他走了，这很出乎他意料。他们要找的不是他，到那会儿他们已经知道了维奥拉的位置，锁定了她的身份。其中有他的一臂之力。

卖小匕首的街

她醒了，脸挨着ACQUEDOTTO这个词，胳膊上火烧火燎地疼，脑子玩了命地在想弄明白自己身在何处，现在是几点。但她记得另一个时间，能听到一只蝉在鸣叫。那是某天晚上的六点，她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草地上，几乎和她现在处于相同的位置，脸颊枕着上臂。她当时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感觉。那次唯一不对劲的是感到很疲劳。她走了许多路进城去会费伦，无奈地等了几个小时，在人行道边找了个小公园睡觉，然后突然醒过来，听到蝉的悲声。但刚开始的时候，和现在有些相似，她也没弄明白自己在那里干什么。那次她是在小公园里等他。

现在让她感到迷糊的是acquedotto这个词，渡槽，一种供水流过的路径，下水道。她把头从窨井盖上抬起。她需要让自己清醒一点，好让自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躺在这里，她需要思考。她看到了自己胳膊上血渍未干的一道道割伤。如果有什么东西在发出悲声的话，那东西一定在她的身体里。她抬起手腕，抹去已经砸坏的手表上的血，玻璃的裂痕有如星光散射，显示的时间是五点或六点，大清早。她望了一眼天空，记忆开始慢慢恢复了。她需要到一处安全屋去。假如她需要帮助的话，她必须去跟一个叫卡门的女人接头。罗斯站了起来，撩起深色裙子的一角，用牙齿叼住，用没有受伤的那只手把裙子下摆撕下一截来，忍着痛把胳膊上的伤处包扎好。干完后她趴了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现在该下山到码头去找卡门了，然后搞一条船。这里总是会有奇迹发生，人们如此说那不勒斯。

在离开了卖小匕首的街后，她重新在脑子里找回了地图。波西利波是人们对该城富人区的称呼，意思是“忘忧”。这是一个希腊词，至今仍在意大利使用。她需要去到斯帕卡纳波利，一条纵贯整个城市的大街。她一边沿着下坡路走，一边在口中重复着这两个名称——斯帕卡纳波利和波西利波。海鸥的喧闹声响了起来，说明已经近水了。找到卡门，然后是码头。现在天空中有亮光了。不过此刻感受得最真切的是她的左臂，那里是疼痛的源头，绷带已经因为浸了血而变重了。现在她记起了他们在她身上用过的小刀。在小组为了以不同的路线撤离国境而分散后，她和那个保镖战士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发现的？有人泄露了什么吗？在她进入那不勒斯的郊区后，他们认出了她，杀死了战士。他还只是个孩子。在某所房子里他们开始审问她，每问一个问题就在她手臂上割开一条口子。一小时后，他们停了手，离开了。她肯定用了什么办法逃出来，爬到了大街上。他们会回来找她的。难道他们就这样放过她了？她一边沿着下坡路走着一边如此思忖道，各种感觉也渐渐恢复了。“忘忧。”“止悲。”Tombiro是什么意思？拐过街角后，她发现自己一不小心走进了一个灯火通明的广场。

原来天空中的光亮一直都是从这儿来的，根本不是黎明的微光。而是许多个家庭以及各色人等围着一家酒吧，在夜晚的露天中吃喝，一个十岁大小的女孩站在他们中间唱歌。这是一首她熟悉的歌，数年前曾用另一种语言唱给自己儿子听过。眼前的这番景象可以是晚上的任何一段，唯独不可能是清早。她的手表肯定是在稍早受审时停的，那上面显示是五点或六点，但那是指傍晚，而不是天亮前。现在肯定还没到午夜。但那些海鸥又是怎么回事？莫非它们纯粹只是被这片喧闹广场上的灯火给吸引来的？

她倚靠着一张桌子，一个陌生人，看着周围的人们说话、大笑，那个小女孩站在一个女人的腿上在唱歌。这种感觉像中世纪，像某个费伦最喜欢说起的大师所创作的油画，指出其隐藏的结构，讲人群是怎样呈放射状散开，布满整张画布，而起点却是如一条面包那样的小东西，那是使整个画面得以定住的锚。这便是世界互动的方式，他会作如是说。此时此地，对她来说，那条面包便是那个正唱得自得其乐的小女孩。她觉得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亦是如此：她原本沿着斯帕卡纳波利大街前往应该能找到卡门的地方，却被小女孩的歌声诱引着，踏入了这场喧闹的聚会。她还能再前进一步，更多地袒露自己，但她只是拉出一张椅子坐下，把受伤的胳膊搁上去，周围的景致如连绵的壁画拥裹着她。她已经有好久没过过这样的生活了，有家庭、有群体。她接受了一个充满神秘的世界，那里涌动的是一种不同的力量，在那里，慷慨的分享是不存在的。

身后的一个女人轻轻地把双手搭上了她的肩头。“这里总是会有奇迹发生。”女人对她说道。

***

几个月后，费伦如先前曾许诺过的那样，和罗斯一起走进了马萨林图书馆。之前他们在古波尔咖啡馆用午餐，悠闲地吃到了下午，相互看着对方吞下牡蛎，用细长的玻璃杯喝香槟，直到以分享可丽饼结束了这丰盛的一餐。她伸手拿叉子的时候，他看到了她手腕上方的伤疤。

“干一杯，”她举杯邀道，“我们的战争结束了。”

费伦没有举杯。“那下一场战争呢？你会回到英国，而我会留在这里。战争永远不会结束的。‘伤在塞维利亚，死在科尔多瓦。’记得吗？”

上了出租车后，略感眩晕的她会靠到他身上。他们这是要去哪里？他们转到了拉斯帕伊大街，然后是孔蒂码头。她心中充满着不确定感，全靠这个男人维系，由他指引。过去几小时发生的事不知为何涌上了二人的脑际。她醒来时独自一人躺在宽阔的大床上，她觉得自己是在一叶筏子上漂荡，就像今天下午在古波尔咖啡馆时，大约一百张空荡荡的桌子横陈在她面前，恍如一个被抛弃的城市。

他把手搭在她肩上，和她一起走进褐色的建筑——著名的马萨林图书馆，他说马萨林是“黎塞留[20]谢世后法国内定的统治者”。她相信，只有费伦会这样在不知不觉间用出“谢世”这种词，而他在十六岁之前还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这个词来自他背的那些不太常用的词汇，他在这上面所花的力气就跟他重新练字的情形一样。她在他小时候的笔记本上见过他写的字，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照着大自然里的样子用素描精准地描绘了贝类和蜥蜴，还在这些素描旁边配了文字，那些字写得可真叫糟糕，可他硬是把那样一笔字给彻底改掉了。这是个自我成就的人，一个一心想着要出人头地的人。因此，这一行里的有些人怎么都不相信他的本事是货真价实的，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进到图书馆里之后，罗斯意识到，怎么说呢，自己有点微醺了。她的脑子从他讲的那些句子上漂浮了起来。大中午刚过就喝下肚的三大杯香槟被九只牡蛎给结结实实地坠住了。现在他们已经有点像进入十五世纪了，有着一千本左右的残本或孤本书籍，或是从修道院里抄没来的，或是由那些被推翻的贵族乖乖奉上的，甚至还有印刷术初创时期的古版书。所有这些书曾一度令人避之唯恐不及，因而隐匿了好几代人的时间，之后都被搜罗到了这里，得到了保护。“这是美妙的来世。”费伦跟她说。

他从比她高的某层俯视着她的剪影靠着明亮的窗子走动，就仿佛有一列灯火通明的火车从她身后经过。然后她站在了一幅标着境内数以千计教堂的法国大地图跟前，跟他曾经想象过她会做的一样，因此这画面带给他的感觉就像一种早前有过的欲望的重现。那些地图总给人一种信仰的压迫感，仿佛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从一处教堂的圣坛走向另一处教堂的圣坛，而不是跨越湛蓝的河水走向远方的朋友。他喜欢更古老的地图，那上面没有城市，只标着等高线，因此即便现在也能用于精确的侦察。

费伦站在一组大理石的学者与哲人雕像边，目光从一座座雕像身上很快地掠过，仿佛他能捕捉到他们的眼神，洞悉他们的思想。他喜欢这些雕像脸上那种永久性的盖棺论定，他们那明显呈现的弱点或是不坦诚。在那不勒斯，他曾站在一位暴君的雕像前，他至今记得那张石头脸上闪烁的眼神，不管他如何从一边走到另一边想要捕捉暴君的目光，暴君都永远也不会与他对视。有几次他觉得自己就变成了那个人。罗斯用手指捅了捅他，他朝她转了过来。他们走过一排古董桌子，每张都散发着琥珀色的原木光泽。有一张上面留有一位圣徒仓促的笔迹，另一张上面的手迹则属于一个年纪轻轻就被处死的人。有一把椅子则有幸被蒙田[21]叠起的外套搭于其上。

罗斯贪婪地吸纳着一切。这一切就像是他们午餐的延续，牡蛎的口味突然就和渗透在空气中书桌上的清漆味和古旧纸张的气味融合到了一起。自从来到这里后她一直没怎么说话。他要是指出了某个细节，她并不做出反应，而只是急切地想要发现这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对这个男人她一辈子都很崇拜，但她却发现自己跟这个古旧的地方存在着冲突。这是美妙的来世。就像她也许是他美妙的来世一样。他一直是用这种眼光来看自己的吗？这个小小的想法让她醉了。

天上下起了小雨，但她没有在意。此刻她独自走在这城市中，摆脱了他拴着她的那根皮带。若是迷了路，她并不着急去问，反倒沉浸在这种不确定的感觉里，在两次经过同一个喷泉时会放声大笑。她想要意外，想要自由。她是为着一场引诱而被带到这个城市中来的。事情会怎样一点点发生，一切都在她的想象之中。他那清晰可见的肋骨，那是她会把头枕上去的地方。她的手会放上他毛茸茸的肚子，那东西会昂然崛起。她的嘴会带着赞许和善意而张开，而他转过身来，进入她的身体。她经过了一座桥。等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时间是凌晨四点。

太阳投进第一缕光芒时她就醒了，起身走进他跟自己相邻的房间。费伦依旧熟睡在他自己挑的那张小一点的床上。他们刚抵达那会儿，他坚持要她睡更大的那个房间。他仰面睡着，眼睛紧闭，双手放在身体两侧，像是在祈祷或是绑在了桅杆上。她拉开了高大、沉重的窗帘，房间里洒满了冬日的阳光，满屋的家具显现了出来，但他依旧没醒。她看着他，意识到他此刻正在另一个世界里，也许正是十几岁时那个犹疑的少年。她从来没见到过他犹疑的样子：她认识他时他已经是一个经过再造的人了。这些年来，他向她展示了她所渴望的了不起的眼界，但她现在觉得，对于展现在眼前的真相，只有那些缺乏坚定的人才看得清楚。

她在装饰着浮雕织锦的旅馆房间里走动着。她的眼睛没有从他身上移开，仿佛他们正在进行着一场以前没有过的无声的对话。长久以来，他们之间的故事一直是相互缠绕，难以剥离的，而她已经不再确定该如何继续和他保持这种同盟关系了。一家巴黎的旅馆。她会永远记住它的名字，又或许该忘掉它才是。她跑进盥洗室洗了把脸，清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她坐在浴缸的边缘。如果说她想象过他对她的追求的话，那她也想象过自己对他的追求。

她回到了他的房间，仔细看着他任何细小的动作，以防他是在装睡。停顿片刻后，她意识到如果此刻离开，那她永远也无法心安。她褪掉鞋子，走上前去，俯身躺到床上，抻直了身体睡在他旁边。我的盟友，她在心中念道。她想起了他们的历史中她永远也无法放手的一些小片段，某些忘记了内容的私密絮语，他的紧握，某次隔着屋子的相认，他在一片田野里和一只动物一起跳舞，他怎样在《博物学家时间》中学会把话说得又慢又清晰，好让他接近耳聋的母亲在那些周六的下午能听得明白，他在完成那只蓝翅膀的小橄榄虫时怎样把细细的尼龙绳打上结并咬断。那时她八岁。那时他十六岁。那只是第一层。往下还有更为私密的深处。他在冰冷、黑暗的小屋里点起炉子。一只蟋蟀几乎弱不可闻的鸣叫。接下来，后来，他在欧洲的一所小屋里，站着，一任哈德威克熟睡在小屋的地上。她手臂上所有那些伤疤他都没有看见。她转过来，侧对着他，端详着他的脸。然后她就要走了。这就是你在的地方，她想。

***

战争结束的时候有那么多东西没有得到掩埋。母亲回到了前一个世纪建造的房子里，它依然矗立在田野中，昭示着自己的存在。这个地方从来就没有被遮掩过。隔着几乎有一英里远，你就能认出它那片白，耳边还能听到阵阵的松涛。但房子本身总是沉默着的，山谷中的一层褶皱保护着它。这是一片幽静的地方，河边的草地顺着坡度缓缓地伸向河流。在此地，若是在礼拜日走到门外，依然可以听到几英里外某所诺曼式教堂飘来的钟声。

我们待在一起的最后几天里，母亲曾有过一番最无足轻重的自白，然而其给人的启示有可能是最多的。这番自白说的是她继承的这所房子。她应该选择一个不同的环境，她说。她想要放弃继承权、想要背井离乡的愿望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表明了，那时她跟自己的父母分开，不让他们知道自己在战争时期所从事的工作，甚至连她自己的孩子都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了。现在她回到白漆屋来，我估计应该是她自己的选择。但这是一栋老房子。她知道客厅每一处微小的倾斜，知道每一处窗框卡住的地方，知道不同的季节里不同的风声。她能够蒙着眼睛穿过各个房间走进花园，等她停下来的时候可以确保离丁香花只有一英寸。她知道每个月的月亮悬挂在何处，也知道从哪扇窗子望出去正好可以看到月亮。这里是她自出生以后的传记，也是记载她成长的生物学书。我想这一点令她感到疯狂。

她接受这栋房子并不只是因为安全和放心，而是因为宿命，甚至那片木地板发出的巨大声响都带有宿命的意味。明白了这一点让我深感震撼。这栋房子是1830年代建造的。只要打开一扇门，她就会发现自己浸润在她母亲的生活中。她可以亲眼看到一代代的女人在分娩，做丈夫的时不时地进来看上一眼，孩子生了一个接着一个，啼哭一声接着一声，木柴添了又添，楼梯扶手一百年摸下来越摸越亮。几年以后我会在一位法国作家的作品中见到相似的意识。“我想了好几个晚上，直想到心都开始隐隐作痛……我看见自己前面有那么多的女性，在相同的卧室里，相同的黄昏。”她看到了自己的母亲扮演着这样的角色，独守空房，父亲在海上，或在伦敦，只有周末才回来。这就是她回来后所继承的遗产，她之前所逃离的生活。她再次回到了一个小小的、不断重复着的宇宙里，这里根本没有几个外人——一个在屋顶工作的茅屋匠家庭，或是带着正在建造的暖房草图前来的马拉凯特先生。

我问母亲——这或许是我问过她的最私人的问题了——“你有没有在我身上多少看到一点你自己？”

“没有。”

“那你有没有觉得我或许会和你有相像之处？”

“这绝对是不一样的一个问题了。”

“我吃不准。也许两个问题是一回事。”

“不，不是一回事。我怀疑我俩之间也许有点相似和关联。我这人不太信任人，不爱敞开心扉。你或许也是这样。现在。”

她走得离我在想的远了太多。我在想的是诸如礼貌或餐桌礼仪之类的事。不过现在的孤独生活并没有让她变得有礼貌。对于别人在做些什么她没什么兴趣，只要他们别来烦她就行。至于餐桌礼仪，她已经把一日三餐精简到了空气动力学级别的少之又少：浅浅的一碟，小小的一杯，六分钟吃完，十秒钟收拾干净桌子。每天在屋子里的走动已然变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习惯，只要没人打断的话，她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走。她偶尔会跟山姆·马拉凯特聊上几句。在我跟她一起工作的时候她会和我散步一直散到山丘那里。她觉得自己在村子里默默无闻，无人认识是对自己的保护，而在房子里则有那片夜莺地板——声响的地雷会昭示出任何踏入她领地的外来人。那便是她栖在梧桐间的夜莺。

但她期待中那位最终的陌生人却从来也没有踏进门来。

“可是，为什么要这么问呢？”现在她倒是要坚持把这场小小的对话继续下去了，“你觉得我们俩之间会有什么共同点呢？”

“没什么，”我脸上泛出一缕笑容，“我觉得也许是餐桌礼仪，或是别的什么能看得出来的习惯？”

她很吃惊：“噢，我父母总是说，所有的父母或许都这样说过，‘有朝一日你会跟国王一起吃饭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吃相’。”

为什么母亲会选择落到那两根细枝上，将其看作自己技能上存在的问题或是自身的缺陷呢？“不太信任人”和“不爱敞开心扉”。现在我明白了，她也许需要学习这些品质以达到在工作中保护自己的目的，在婚姻中她同样需要保护自己，应付那个具有破坏性的、处于消失状态的男人。于是她从自己的蛹里破茧而出，不辞而别地去和马什·费伦一起工作，而费伦则是早在她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她心里播下了诱惑的种子。他所做的一切堪称是招募者的经典范例。他耐心地等待，以他自己被机构吸纳的相同方式将她吸纳进机构，几乎令她毫无觉察。我觉得，那是因为她所想要的，是一个自己能够充分参与其中的世界，哪怕这意味着会令她得不到完全的、安全的爱。就像奥利弗·劳伦斯曾经对蕾切尔和我宣称过的那样：“哦，我可不想只是被人崇拜!”

在经过了一定的阶段后，我们对任何关系的了解便再也不会多过其表层了，这就像那些由无数生物在几乎无限久的时间里合力建成的一层层的白垩。相形之下，罗斯和马什·费伦之间那种反复无常的、不可靠的关系反倒是更容易理解的。而对于母亲和她丈夫，那位她故事中的幽灵，对于他们之间的故事我几乎没什么印象，能想到的只是他坐在那张很不舒服的铁制花园椅上，说着他要离开我们去海外工作的谎话。

我曾经想过要问问她，不知她有没有在我身上看到过父亲的影子，或者她是不是觉得我也许像的是他。

***

那是我和山姆·马拉凯特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季。我们畅快地大笑，他翘起脚尖看着我说：“你可真是变了不少啊，头一年跟我一起干活儿的时候，你还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呢。”

“那时候我害羞。”我说。

“不，你那是安静。”他其实比我自己更清楚我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有一颗安静的心。”

时不时地，母亲会以一种并非真感兴趣的方式问问我跟马拉凯特先生一起干得怎样，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很难？

“嗯，反正都够不上困厄。”我的话一出口，就看到她脸上浮现出一丝含着遗憾的笑意。

“沃尔特。”她低喃道。

如此看来，这肯定是他经常说起的，甚至跟她也说过。我深深地吸了口气。

“沃尔特是怎么回事？”

沉默，稍后，“你说你们俩管他叫什么？”她把正在读的书扔到了桌子上。

“蛾子。”

几秒钟前我在她脸上看到过的扭曲的苦笑不见了。

“我们家以前有过一只猫吗？”我问。

她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是的，沃尔特跟我说过你们之间的谈话。你为什么记不起那只猫了呢？”

“有些东西我会给埋了。沃尔特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天晚上他为了保护你们俩死了，在巴克剧院。你小时候他也是那样保护你的，那次你父亲杀死了你的猫，你离家逃走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在保护我们？”

“你姐姐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对他的死她永远也不肯原谅我。我觉得他就像是她真正的父亲。他也爱她。”

“你是说他爱上蕾切尔了？”

“不，他只是个没孩子的人，喜欢小孩子而已。他希望你们安全。”

“我并不觉得安全。你知道这事儿吗？”

她摇了摇头：“我想蕾切尔跟他在一起是觉得安全的。我知道你小时候跟他在一起有安全感……”

我腾地站了起来：“可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们他在保护我们？”

“罗马的历史，纳撒尼尔，你该读读罗马的历史。那里面的许多皇帝甚至不能告诉自己的孩子什么样的灾祸将要发生，好叫他们能保全自己。有时候沉默是必须的。”

“我就是在你的沉默中长大的……你知道吗？我马上就要离开了，要到圣诞节才能再见到你。这是我们一段时间里的最后一次聊天了。”

“我知道，亲爱的纳撒尼尔。”

九月，大学开学了。别了。别了。

没有拥抱。我知道她每天都会在某个时间爬上山丘，登上某个峰顶，回望自己那安全地夹在峡谷褶皱中的房子。半英里之外应该就是感恩村。她应该处于一个很高的高度上，像费伦教她的那样。一个细长、纤瘦的女人在山丘间疾走。几乎对自己的防御充满了信心。

***

他来的时候，会是一副英国人的样子，她曾经这样写过。但来找罗斯·威廉姆斯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某人的后代。我现在告诉自己，此事发生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的母亲从来也不会到村子里去，但村里人知道罗斯·威廉姆斯住哪儿，于是那个女人就直奔白漆屋而来了。她穿得像个越野赛跑的运动员，没有道具也没有化装。即便那样母亲或许还是能一眼就把她看穿，不过那是一个黑黢黢的十月的夜晚，等她透过暖房窗户上的水汽看清女人那苍白的椭圆脸庞时已经太晚了。她站在那里，静静地。然后她用右胳膊肘打碎了窗玻璃。她是个左撇子，母亲肯定在心中想道。

“你是维奥拉？”

“我的名字叫罗斯，亲爱的。”她说。

“维奥拉？你是维奥拉吗？”

“是的。”

这一定不比她所想象过的，甚至是梦见过的任何一种可能的死亡方式更糟糕。快而致命。仿佛这是对世仇、对一场战争的最终了结。也许还能带来些许的救赎。这是我现在的想法。暖房里潮气很重，窗户打破后有了一缕微风。年轻女人又开了一枪以确保万无一失。然后她像猎兔犬一样飞奔过田野，仿佛她是母亲正离开躯体的灵魂，那样子就像母亲在十八岁时逃离这所房子去大学里学习语言，并在第二年遇见我父亲，放弃了进法学院的想法，生下了两个孩子，然后又从我们身边逃离。

带围墙的花园

一年前我在我们这儿的书店里碰巧看到了一本奥利弗·劳伦斯写的书。那天下午，我在花园里装设发声麻线以驱赶食腐鸟，心里迫不及待地盼着夜晚快些到来，这样我就能不受打扰地看书了。显然，这是即将播出的一部电视纪录片所依据的原本，于是我第二天索性出门去买了一台电视机。这样的东西从来没有进入过我的生活，等货到的时候，它成了马拉凯特家小小客厅里非常突兀的外来客。我觉得自己就像是突然间作出决定，买来了一艘船或是一件泡泡纱的西装。

我看了那个节目，刚一开始简直无法把电视上那个奥利弗·劳伦斯跟我十来岁时认识的那个作比较。她对我来说基本上像是个幽灵般的存在。我记得她的举手投足，记得她没有丝毫花里胡哨的穿着，即便是来到我家，晚上要跟镖手出去约会时也不例外。说到她的脸，现在我看到的在对我说话的那张有着同样的热情，而且这张脸很快就转换成了我早先记忆中的她的脸。此刻的她正在费力地攀登着约旦的一处岩壁，一会儿她又缒着绳索滑降而下，一边依然对着镜头在说话。我再一次从她那里学到了专门的知识，有关于地下水位的，有关于欧洲大陆各地冰雹之不同形态的，还有说南美切叶蚁能够毁灭整座森林的——所有这些信息与资料都通过她那纤小的女性手掌以简单明了的方式传递给我们。我的想法一直都没错，她应该是有能力将我的生活睿智地织补到一起的。当年的我尚不知道在遥远的地方有什么样的对抗在等着我，我又会遭遇怎样的损失，但她不会逃避这样复杂的乱局，会用她的智慧来达成目的，这很大程度上就像她能辨认出一场酝酿中的暴风雨，或是通过某些动作或不露声色的回避就发现蕾切尔患有癫痫。这个人虽然跟我没有亲密的接触，但她那思路清晰的女性见解令我获益良多。在我与她相识的那段短暂的时间里，我相信奥利弗·劳伦斯是站在我这边的。我站在那里，得到了她的理解。

我读她的书，看她的纪录片，在片子里她徒步穿过巴勒斯坦受到战火蹂躏的橄榄园，登上又走下蒙古的火车，弯下腰来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用一只橘子和几颗核桃摆出月亮在天际升起又落下的8字形轨迹。她没有变，身上依然持久地散发出新意。在母亲跟我讲了奥利弗在二战时期的工作后，我读了一些精简扼要的官方报告，讲了科学家们怎样记录风速，为诺曼底登陆作准备，讲她和其他人怎样乘着滑翔机升入业已布满滑翔机的黑暗天空，那些滑翔机在空中不停地颤动，脆弱得就像玻璃杯，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根据风声判断出风的穿透力，寻找预示着无雨的光亮，来决定登陆计划是该推迟还是照常进行。在她给我和姐姐看的气象杂志里，随处可见中世纪的木刻画，描绘着各种各样的冰雹，或是能区分出天空中各种蓝的索绪尔氏天蓝仪的素描，这些东西对她来说从来就不是只存在于理论中的。在天上的那一刻，她和其他人一定感觉自己像魔法师，在脑海中变幻出历代科学知识教会他们的东西。

***

我们齐聚于卢维涅花园的那段时光已差不多被埋葬掉一半了，奥利弗是从那段时光中再次露面的第一人。至于镖手，我至今没有任何线索能知道他住在哪里。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见过他了，甚至连他的真名也记不起来了。他和蛾子等人现在只存在于童年的深壑中了。而我成年后的生活一多半都是在一栋政府大楼里度过的，一直在尝试着探查出母亲所从事的职业。

有时，我能在档案中碰到一些遥远的事件，这些事件中的某些日子和母亲的活动有重叠。由此，我就可以窥探到另一个行动或另一个地点的细节。于是某天下午，跟随着这样一个对她的活动的切入点，我接触到了一些材料，提到了战时的硝化甘油运输。里面提到这种危险品是怎样穿越伦敦进行秘密运输的，又是如何必须在夜间运输以避开公众的耳目。这项工作即便在德国发动大规模空袭时仍在继续，当时只剩下了战时灯火，泰晤士河上一片漆黑，只在桥梁上留了一盏橙色的灯，供河上行驶的船只看出桥拱的高度，在轰炸的时候驳船会着火，水面上弹片横飞，因此这样的一个信号是毫不起眼的，而在灯火管制的道路上这些秘密卡车一晚上要穿越城市三四次。这是一段以沃尔瑟姆修道院为起点的三十英里的旅程，大硝化器在那里制造出硝化甘油，然后运到伦敦市中心某处没有名称的地下场所，后来知道这个地方在下泰晤士街上。

有时候一片地板打开，会在下面现出一条隧道，通向一个熟悉的旧时地点。于是我几乎没有迟疑就赶去悬挂着地图的那个大房间。我拽下各种各样的地图，搜索着硝化甘油卡车可能会走的路线。几乎还没等我的手指开始一路划去，那些难以磨灭的路名就涌到了我的眼前：西沃德斯通大街，考宾斯·布鲁克大桥，然后从墓地向西突然一转，再向南，就一路来到了下泰晤士街。那是我跟镖手一起走过的线路，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战争已经结束。

已被我长久忘记的镖手，那个走私者，那个总干些灰色勾当的家伙，如此说来他倒还有可能是个英雄，因为运输炸药可是件危险的工作。他在战后所干的营生只是和平带来的后果。英国人身上有一种令人感到熟悉的假谦和，时而表现为荒唐的欲言又止，时而又像个不谙世事的专家那般满口陈词滥调，但这些都有点像那些精心绘就的西洋景画片，隐藏起了真相，关起了通向他们真实自我的大门。为这样的假面所掩盖的，在某种程度上堪称是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中最出色的戏剧表演。这样的人除了秘密的特工外，还包括老大妈们，半瓶醋的小说家们，曾在欧洲当过间谍的上流社会的女装裁缝，在泰晤士河上设计和建造假桥的人，正是那些假桥迷惑了德国轰炸机，没有让他们沿着河流直抵伦敦的心脏；还有成为了毒药专家的化学家们，东海岸的乡村佃农，他们手上拿着德国同情者们的名单，一旦德国入侵成为现实，这些同情者就会被杀掉；还有来自伦敦西部克佑区的鸟类学家和养蜂人，还有那些对黎凡特地区非常熟悉并通晓五六门语言、一辈子打光棍儿的人——后来发现阿瑟·麦卡什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大半辈子都在继续为机构效力。所有这些人都对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缄口不言，即便战争已经结束，而且在多年以后，只在讣告中得到一个毫不张扬的评价，称他们“为外交部做出了出色的服务”。

在镖手驾驶着笨重的、装着硝酸甘油的卡车上路时，天地之间几乎总是湿漉漉、黑漆漆的。他驾车驶过带防空洞的花园，左手放在离合器上，在黑暗中变换着挡位，把威力如同一颗导弹的卡车开向伦敦市区的某家仓库。时间是凌晨两点，地图就在他脑子里，所以他才能在夜色中开出快得离谱的速度来。

整个下午我都和这些档案材料待在一起，了解卡车的牌子，每趟行程所运载的硝化甘油的重量，某些街道在夜里是如何用调暗了的蓝灯小心照亮突然的转弯。在镖手的大半生中，其职业生涯都是带着伪装、不为他人所知晓的。在皮姆利科打黑拳，运输赛狗，走私货物，莫不如是。但在他战时的生涯中他是受到监控和彻底了解的。在下泰晤士街他需要签到，让别人把他的脸跟照片比对确认，完事后还要签出。每天晚上的旅程都有记录。在他的生命中，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被“登记在册”。别忘了，对自己没有出现在记录各种赛狗罪犯的百科全书式的手册上，他可是感到无比自豪的。一个晚上从兵工厂出发要跑三个来回，而当时伦敦东区大部分都已陷入了熟睡，根本不知道在夜晚的道路上发生着怎样的事情，具有何等的危险。但总是有记录。于是现在，时隔多年以后，在那个悬挂着地图的房间里，我才能找到那些标注过的路线，才能意识到，这和我们当年那些晚上从东区靠近莱姆豪斯盆地的地方出发驶向市中心的路线是何其相似。

我站在空无一人的地图室里，悬挂着的地图摆荡着，宛若有轻风乍起。我知道在什么地方肯定有一份关于所有司机的档案。在我的记忆中他依然只是皮姆利科的镖手，但在护照大小的照片旁边会有他的真实姓名。在隔壁房间里我拉开橱柜抽屉，翻看着带黑白照片的索引卡片，那上面都是些形容憔悴的年轻人。终于，我找到了一张我还记得的脸，那旁边是一个我不记得的名字。诺曼·马歇尔。我的镖手。“诺曼!”现在我想起来了，蛾子曾在卢维涅花园我家人头济济的客厅里高声叫过这个名字。跟名字相配的是一张只有十五岁的照片，旁边有他更新过的地址，跟照片挨得很近，近到过分。

这就是镖手。

在他拐过那一个个街角的时候，他的左手该有一支点燃的香烟，右肘搭在玻璃摇下的车窗框上，因此他的胳膊是被大雨淋湿的，而他开窗淋雨是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在那些夜里，他没有可以聊天的伙伴，为了不睡着，他无疑在唱着那首老歌，关于一个女人，人们都管她叫火焰。

***

过了一定的年龄后，我们的英雄通常就不会再来教导或指引我们了。相反，他们会选择保护好最后的那片领地，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够找到自我。冒险的想法没有了，代之以几乎无形的需求。之前他们挑战传统，以笑声来表达嘲弄，如今却徒留笑声，嘲弄是一点也无了。这难道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镖手时对他形成的看法吗？在我已经变成大人以后？对此我并不是很确定。现在我有了一个他待过的地址，于是跑去见他了。

但在那次最后的见面中，我不知道他只是对我不感兴趣，还是见到我令他感到伤痛或一丝愤怒。许多年前，我毕竟出其不意地突然离开了他的世界。现在我出现在了他面前，不再是当年那个孩子了。我还在回想着在童年那场迷茫而又鲜活的梦中跟他一起经历的冒险，可镖手并没有如我所愿地提起那段往事。我想着要旧梦重温，他却一直在把我扯回到现在。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我究竟活在哪里？我是否……？所以，在感受到了他在谈话中设置的障碍后，我真正能做的就是跟他解释我的来意。但我同时注意到，他对于厨房里的东西原来摆在哪里和回归原位有一种过分的讲究，要是我拿起了某样东西——比如一只杯子、一个杯托——他记得该把它放回到哪里。

他没有料到我会在那天、那个时候上他的门，其实他根本没料到我会去。所以他公寓里的秩序很明显呈现出他平日的习惯，而根据我对镖手的记忆，虽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夸张，他是一个身边的东西会不见或扔得到处都是的人。但现在这里却出现了一张迎客用的小地毡，客人在进门前还得先把鞋底蹭蹭干净。桌上摆着一条整整齐齐叠好的茶巾，在我们走回厨房把茶壶放到火上准备烧茶喝时，我看见走廊远处的两扇门已经由他小心翼翼地关上了。

我正在过着独居的生活，所以认得独居生活的样子，知道独居的环境中该有的秩序。镖手不是独居，他已经成家了。老婆名叫苏菲，他说，还有个女儿。这让我有些吃惊。我费力猜测是他的哪个情人让他中了圈套或是中了他的圈套。肯定不会是那个善于高谈阔论的俄国女人。可不管是谁，那天下午公寓里只有他一个人，我一直都没有见到苏菲。

他已经结了婚并有了个孩子这件事，跟他愿意谈论过去同样遥远。他拒绝谈论战争，对我笑着问起赛狗交易的事业没有接茬儿。他说过去的事情他都已经快忘干净了。我问他有没有看过奥利弗·劳伦斯为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那个节目。“没有，”他平静地说道，“错过了。”

我不愿相信他说的话。我希望他只是一直在躲闪。如果他并没有忘记，只是把她关在了自己的生活之外，那我可以原谅，可要是他连打开电视都懒得，那我可接受不了。难不成我已经是唯一一个还记得那段时光、那些生活的人了？就这样，他不停地在通向我们过去的路上设置着障碍，让我无法触及，尽管他看得出来我就是冲着那个来的。他似乎也有些紧张——刚开始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他以为我在观察他，看他是混得不错，还是在生活中作出了令人失望的选择。

我看着他把茶倒进我们俩的杯子里。

“我听谁说艾格尼斯日子过得挺艰难，我想找她可就是找不到。”

“我想大家也都各奔前程了。”他说，“我搬到中部的内陆地区住了一段。我在那儿是张生面孔，你知道我的意思。一个没有过去的人。”

“我还记着那些晚上跟你一起在驳船上，还有那些狗。大多数都记得。”

“是吗？你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些？”

“是啊。”

他举起茶杯，带着些调侃的意味，默默地做了个祝酒的动作。他不想再回到那段岁月中去了。“那你在这儿待了有多久了？自己一个人干点什么？”

虽说被连着问了两个问题，可我听得出来，他对此都没什么兴趣。所以我也就马马虎虎地跟他讲了我的地址，在做的工作。讲到蕾切尔的时候我信口胡编了几句。我为什么要撒谎呢？或许只是因为他问问题的样子，就好像什么问题都无关紧要似的。他似乎不想从我身上得到任何东西。“你还在进口东西吗？”我问。他摆了摆手，表示不以为意。“哦，我每个礼拜跑一趟伯明翰。老啦，走不动啦。苏菲在伦敦工作。”话头到这儿就断了。

他用手抚了抚桌布，沉默显得有点长了，我终于只好站起身来。眼前的这个人我刚认识的时候不喜欢他，后来有点怕他，慢慢又一度爱上了与他相处。我自以为，他的各个方面我都经历过了，粗砺的一面，后来是慷慨潇洒的一面。所以现在看到他如此沉静让我很不适应，我起的每个话头，都被他巧妙地聊进死胡同里了。

“我该走了。”

“好吧，纳撒尼尔。”

我向他借洗手间一用，随后便沿着窄窄的过道走到了另一头。

我看着他家镜中我自己的脸，这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在夜半的路上跟他同行的男孩了，他有一次还救过男孩那癫痫发作的姐姐。我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转圈看了看，仿佛那房间有一道尚未破解的封印，这是唯一一个还能稍稍透露多点信息的地方，让我了解一下我往日里那位狂野不羁、行事不靠谱的英雄，我的老师。我试图想象他娶的是何等样的女人。我拿起盥洗盆边缘的三把牙刷，把它们放在手里掂量着。我抚摸着架子上他用的剃须皂，闻着它的香味。我看见三条折叠着的毛巾。苏菲，不管她是何许人，将秩序带进了他的生活。

所有这一切令我感到吃惊。所有这一切令人感伤。他曾经是一个冒险家，现在我站在那里，他的生活令我感到了幽闭恐怖。他的样子是那样平静、那样满足，倒着茶，拂弄着桌布。过去的他总是抓起别人的三明治就吃，吃完急匆匆地赶着去赴某个可疑的约会；在街头或是码头总是会一把抓过别人撂下的扑克，兴高采烈地就打起来；总是把剥下来的香蕉皮朝后一扔，扔到莫里斯车的后座上，完全不顾坐在后座上的蕾切尔、我和那些狗。

我走出盥洗室，来到窄窄的过道上，朝着一块镶在木框里的绣着字句的布端详。我站在那里看着、读着、读完再读，不知过了有多久。我把手指放到那上面摩挲，然后好不容易把自己拽开，很慢很慢地朝厨房走去。就仿佛很肯定，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了。

站在镖手家公寓的门口，行将离去之际，我回转身说道：“谢谢你的茶……”我依然吃不准该叫他什么。我从来没有叫过他的真名。镖手点了点头，报我以一个精准的笑容，刚够让他不显得粗鲁，或看不出为我侵犯了他的隐私而生气，随后就当着我的面关上了门。

直到离开他家数里之遥，置身在回萨福克的火车的嘈杂车厢内之后，我才得以收拾经过午后拜访这道棱镜折射后的我俩的生活。他没有试图要原谅我或惩罚我。比这更糟。在许多年前我匆匆地不告而别后，他一点儿也不希望我以任何形式了解自己当初做下了什么。

我最终得以明白在他的公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全是因为我记得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撒谎家。当他在仓库或博物馆被突然冒出来的警察或警卫吓一跳的时候，他会即兴编一段事先没有构思过的谎话，编得十分复杂，甚至十分荒唐，连他自己都会笑话自己。人们通常不会一边撒谎，一边觉得自己撒的谎好笑，而这正是他的伪装。“永远不要事先构思，”之前某次夜间旅程中他跟我说过，“一边说一边编就行了，这样更可信。”这就是传说中的被动反击。还有他总是把牌贴近胸口，不让人看到。镖手倒茶倒得那么平静，而他的脑子和心里肯定都已经着火了。说话的时候他几乎不抬眼看我。他只看着那股细细的赭红色茶流。

艾格尼斯总是对身边的人很关心。这是我最记得她的一点。她说起话来可以是咋咋呼呼的，但对她父母很是温柔。她能把世界的每个方面都照顾到，但最让人难忘的还是她对别人的关心。在我们一起用餐的那次她为我们画下了那幅小小的画像，然后把那张肉店的厚牛皮纸折了两次，让画面看着像放进了画框里，随后将其塞到我口袋里。这就是她送礼物的方式，哪怕这礼物像那件一样毫无价值，像那件一样堪称无价，她也只是说：“喏，纳撒尼尔，给你的。”而我，彼时仍是个天真幼稚、乳臭未干的十五岁少年，什么话也没说，就收下了，保存着。

十几岁的时候，我们该是有多傻。我们说着错话，不知该如何保持低调，也不知该如何让自己少一点羞赧。我们随随便便地下结论。但我们被赋予了唯一的希望，虽然只有在回顾时才知道，那就是我们会改变。我们学习，我们进化。我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是由当时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事情造成的，不是由我所获得的东西决定，而是由我来到这里的方式所决定。但在我来到这里的一路上我有伤害过谁吗？是谁将我引导向了更好的事物？又是谁引导我接受了寥寥几件我有能力接受的事物？是谁教会了我要笑着撒谎？又是谁让我对蛾子的深信不疑产生了动摇？又是谁让我从只是对这些“人物”感兴趣转移到关注他们会对别人做的事上去？不过首先，最重要的，是我对别人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从镖手家的卫生间出来时，在我前方有一扇关闭着的门。门旁边的墙上，有一块装在木框里的布，上面有一个用蓝色的线绣上去的句子。

我曾经常常

彻夜无眠，

盼望着能得到

一颗大大的珍珠。

在这句话的下面，用不同颜色的线绣着的，是一个出生日期，带着月和年的。那是在十三年前。镖手应该没道理会知道，这么一块绣了字的布会泄露了所有的秘密。这幅作品是“苏菲”，他的妻子，为自己和那个孩子制作的。这是她曾经在睡觉前会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我还记得。她或许根本想不起来曾经有一次跟我提到过这句话，又或许她还依然记得那个晚上，我们在借来的房子里，在黑暗中聊天。我也是直到此刻才重新回想起此事的。此外，她永远也不会想到过，我会在某天下午重新出现，出现在她家里，看到她的愿望如此醒目地挂在墙上。

现在，一个简简单单的、用针线绣出来的句子，造就了一场山崩。我不知该如何是好。她的故事我一直不知道下文。我该如何穿越时间，回到巴特西的艾格尼斯面前，回到石灰窑场路的艾格尼斯面前(就是在那里她弄丢了那条鸡尾酒会上穿的短裙)，回到米尔山珍珠的艾格尼斯面前。

如果伤痛巨大，那它是无法言说的，也几乎无法书写。我知道他们现在住在哪里，在一条没有树的大街上。我要在晚上去到那里，呼唤她的名字，让她听到，她从睡梦中默默睁开眼睛，坐起在暗夜之中。

那是什么？他会对她说。

我听到……

什么？

不知道。

睡吧。

好吧。不，你听，又来了。

我不停地呼唤，等着她的回应。

谁也没有告诉过我什么，但就像姐姐会戏剧虚构，或者像奥利弗·劳伦斯那样，我知道如何从一粒沙或是已发现的真相残片将一个故事填充完整。回首往事的时候，一粒粒的沙子一直都在那里：我以为别人也许告诉过我、但其实没人跟我提起过的关于艾格尼斯的事，镖手在他公寓里对我表现出的那种冷血的沉默现在也完全能够理解了。还有叠起来的毛巾——她毕竟当过女招待，是一个和我一样擅长在各种厨房里清洗东西的人，住在一个小小的政府廉租公寓里，这种地方是一定要讲究整洁的。镖手一定对一个怀了孕的十七岁女孩的这些规矩讲究感到不可思议，没想到她竟如此高效地就把他的坏习惯全都给收拾干净了。

我想象着他们俩在一起的生活——心里是什么滋味？嫉妒？释然？为我直到现在才知道自己该负的责任而感到愧疚？我想象着他们肯定会对我作出怎样的评判。或者我是一个不能碰触的话题，镖手对我的反应就像他听到奥利弗·劳伦斯的电视节目时的反应一样，她的书他也从来都没有看过。我们都被他排斥在外……他现在没有时间了，他得每周跑一趟内陆地区，有一个孩子要养，日子不好过啊。

在艾格尼斯发现自己怀孕几周以后，她没有人可以说这件事，于是她登上一路公共汽车，接着又换另一路，然后在鹈鹕大台阶附近下车，镖手就住在那里。她有一个月没见到我了，以为我就住在那里。正是吃晚饭的时候，敲门没人应，于是她在台阶上坐了下来，一任身边的街道被夜色吞没。待他回家时，她已经睡着了。他把她碰醒，她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接着认出了我的“父亲”。接着两人上楼，她跟他讲了自己的处境。镖手也不知道我在哪里或去了哪里，于是只好跟她坦白了另一真相，他其实是谁，他是怎么认识我的，我有可能去了哪里，或被带走去了哪里。

整个晚上他们都坐在他那狭小的公寓里，凑在煤气炉旁边，气氛像是一场忏悔。在说了几圈车轱辘话以消除她的不信任后，他有没有告诉她自己是干什么的，或者告诉她自己的职业呢？

不久前我在电影院里看了一部重映的老片，电影的主人公，一个无辜的男人蒙受了不白之冤，生活整个儿被毁了。他在服劳役的时候逃跑了，但将就此亡命天涯。在电影的最后一幕中，他见到了自己稍早前爱过的女人。因为知道自己随时有被捕的风险，他只能稍留即走。离别时，他一步步向后退去，即将湮没在夜色中，她叫了起来：“你怎么过日子啊？”由保罗·穆尼[22]扮演的主人公回答道：“我偷。”这句话说完电影就结束了，镜头变暗，终结在了他的脸上。看到这部电影，我想到了艾格尼斯和镖手，不禁在想不知她是何时发现他在从事的非法营生，又是怎样发现的。在他们共同生活后，她知道了自己丈夫这种不稳定的犯罪生活后又该如何面对，因为这毕竟是为了能让他们活下去。所有关于艾格尼斯的记忆我依然对其充满爱意。是她把我从自己年轻的孤僻中拽了出来，让我开始整天想着她。但她也是我所认识的最真诚的人。她和我一起闯进一所所房子，从我们工作的餐馆里偷东西，但我们没有害人之心。她曾就不诚实或不公平的话题辩论过。她是真诚的。你没有伤害别人。她在那个年纪就已经有了那么奇妙的行事准则。

所以我的思绪又回到了艾格尼斯和镖手，镖手是她那么喜欢的人，她一直以为他是我父亲。她是什么时候发现他在做些什么的？又是怎么发现的？有那么多的问题我希望通过某个版本的真相来得到回答。

“你怎么过日子啊？”

“我偷。”

又或者他把那事儿又对她瞒了一段时间，直到他们在另一个夜晚再次相遇在鹈鹕大台阶那个狭小的公寓房间里？一个解决方法，一个决心，在同一次里定了下来。先是这个，再是那个。只有到以后他才会说出什么是他真正愿意做的事，那不再是他对自己哼的那首爱情歌曲里所描述的那种时刻之一，一切都随着快速的因果自然而然地发生，于是人们会在有乐队演奏着浪漫乐曲的海滩边堕入爱河。不再是纯粹的巧合，偶然的意外。我知道，在他们之间是有着很多好感的。这是他们前进的基础，虽然他们年龄悬殊，虽然他们突然进入了不同的角色。可再怎么说，他们彼此再也没有别人可依靠了。

他过去以为，他会一直独立生活，不会把自己关到某扇门里。他觉得他了解女人的复杂难缠。他之前甚至也许跟我说过，他之所以会有无数可疑的职业，正是为了要证实自己的独立，证实自己不善纯心待人。于是现在，当他自发地想安抚她，想让她理解这个不那么纯真、不那么真诚的世界时，他必须以某种方式将她从难以自拔的沉沦中解救出来。在他提出结婚的建议前是不是和她谈了许久？他知道，得先让她知道自己其实是干什么的，这样她才能作出决定。这一定会让她吓一跳——不是因为他可能是在占她的便宜，而是因为某些更令人吃惊的事情。他要为她所在的封闭世界提供一条安全的出路。

她跟他一起搬进了一套小公寓。他们没钱住更大的房子。不，我现在怀疑他们没有想到过我了。也没有评判我或刻意地要忘记我。那纯粹是我隔得远远的自作多情了。他们的日子过得匆忙无比，每一个子儿都得精打细算着花，每一管牙膏都得按定好的价钱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才是真正的故事，而我依然只是存在于我母亲的生活所构成的迷宫里。

他们是在教堂里结的婚。艾格尼斯或者苏菲想要在教堂里结婚。除了她的父母和搞房屋中介的那个哥哥外，出席的有一班朋友——一个她以前同过事的女孩，两三个他干活儿时要用到的“小偷”，莱奇沃思的伪造专家是他的伴郎，拥有驳船的那个码头商人也被请来了。艾格尼斯非要他请的。除了父母，也就六七个人。

她得再找一份工作。跟她一起在餐馆工作的人不知道她已经怀孕了。她买来报纸，仔细搜索分类广告。从镖手一个早先的熟人那里，她在沃尔瑟姆修道院找到了工作，战后那里经过一番改头换面，现在成了一个研究中心。那是曾经给她带来过欢乐的地方。她知道这座修道院的历史，以前我们开着借来的驳船，顶着头上鸟儿的聒噪在运河中无声地航行，或是在船闸内缓缓升起时，她把那些介绍历史的小册子都读过一遍。那些运河建于前一个世纪，把修道院里的军火资源和泰晤士河沿岸位于沃尔里奇和珀弗利特的兵工厂连通了起来。她坐的公车带她经过霍洛威监狱，沿着七姐妹路一路开去，把她在修道院的地界放下。回去时经过的那片乡村风景，跟她当年与镖手和我一起置身的相同。她的生活变成了一个环。

她在东厢A区那些不通气的、山洞一样的房间中某张长条桌边工作，两百个女人只盯着自己眼前的东西，一刻也不得停歇。没有人说话，她们坐在小凳子上，相隔很远，无法交谈。除了手上动作弄出的响声外，周围一片寂静。这对于艾格尼斯意味着什么？她是一个那么喜欢在工作的时候跟人耍笑斗嘴的人。她怀念着以前那些厨房里的喧闹，没有人好说话，只能站起身走到窗口向外望望，然后又被拴到那毫不犹疑地保持着速度的传送带旁边。他们隔日变换工作地点，一天在东厢，下一天就是西厢，总是戴着护目镜，在天平上称量着炸药的盎司数，用小匙将其舀进在传送带上行进的容器中。细小的颗粒嵌到她的指甲缝里，落到她的口袋里，散到她的头发中。西厢的情况更糟，她们干的是黄色的四烷基晶体，将其装到药丸壳子里。黏糊糊的炸药晶体粘在她们手上，把手都染成了黄色。那些干四烷基晶体的于是被叫作了“金丝雀”。

午餐时候倒是允许说话，但餐厅也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她拿起餐盒朝南走到她还记得的那片树林里，坐在河岸边吃三明治。她仰面躺着，让自己的肚子晒太阳，这片天地里只有她和小宝宝两个。她谛听着鸟鸣或微风在灌木中闹出的响动，总算感受到了些许活气儿。稍后她又走回西厢，染黄的双手插在口袋里。

她并不知道自己经过的那些样貌奇特的建筑里在发生着什么，那里的台阶会消失到地下的空调室里，这些空调室用来测试新武器在酷热的沙漠或北极极寒地带的状态。那里从外表上几乎看不出任何人类活动的迹象。在远处的一座小山上盘踞着大硝化器，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硝化甘油一直都是在那里制造的。在旁边的地下，是其附属的巨大的冲洗池。

通过翻检档案馆里的旧档案，我了解了艾格尼斯怀着珀尔的时候会经过的那些半地上半地下的建筑。现在我知道沃尔瑟姆修道院里的这些建筑和地标以前是派什么用场的了。我甚至知道了，艾格尼斯在十七岁时曾一跃而入的那个乍看上去人畜无害的林间水潭，以前那下面设置有水下照相机，用于测量炸药爆炸的威力和效果，这些炸药日后会用于轰炸德国鲁尔山谷中的水坝。那个四十英尺深的水潭是巴恩斯·沃利斯和A. R. 考林斯测试他们研制的弹跳炸弹[23]的地方，正是在那里，艾格尼斯浮出水面，浑身哆嗦，上气不接下气，然后爬到贻贝船上，和镖手分享了一支他自己卷的香烟。

晚上六点的时候，她从沃尔瑟姆修道院的大门里走出来，搭上了一辆回城里的公车。她把头靠在窗上，两眼望着远处的托特纳姆沼泽。公车驶过圣安妮路的桥下时，她的脸变暗了。

她回来了，诺曼·马歇尔在公寓里——她怀着孕的身体精疲力竭，经过他身边时，她没有让他碰自己。

“我觉得自己很脏，让我先洗一下吧。”

她在盥洗盆前弯下腰，用一只碗把水浇到自己头上，把头发里的火药颗粒洗掉，然后拼命地搓自己的双手和到手肘为止的胳膊。用来填装弹药盒的口香糖般的火药和四基烷晶体像树胶一样粘在她身上。艾格尼斯一遍遍地洗着自己的胳膊，和她所能触及的全部身体肌肤。

现在我吃饭的时间跟家中的灰狗同步。

到了晚上，它感觉想要睡了，就会悄无声息地踱到我工作的桌子旁边，把它疲惫的脑袋放低到我的手上，想叫我停止工作。我知道它这是为了寻求安慰，需要一点温暖的、属于人类的东西让它获得安全感，也体现了它对另一个个体的信任。即便我忙着自己的事，没有向它发出召唤，它还是会过来。但其实我也在等待着这一刻。仿佛它会想要跟我说说它那杂乱无章的生活，一段我所不知道的过往。在它心中，定然有着无以言表的酸楚。

于是我让狗待在我身边，它需要我的手来给予安抚。我待在自家有围墙的花园里，一切都保持着当初马拉凯特家花园的原样，只除了间或有些我原本不知道其存在的花儿开出来，报我以惊喜。这是他们夫妇俩生命的延续。亨德尔在最终身体垮下来后，据我热爱歌剧的母亲说，他堪称这种状态下“人类的典范”，保持着尊严，一如既往地爱着他无法再成为其一部分的这个世界，哪怕当时的世界是个战火连绵的所在。

最近我在读一个萨福克邻居写的一篇关于野豌豆的文章，文章讲了战争如何帮助这种植物存活了下来。二战时期人们在海滨埋了许多地雷，以保护国家免遭入侵。由于埋了地雷，这里变得人迹罕至，所以长满了成片绿色的、丰茂的野豌豆，每一棵的叶片都那么健硕、肥大。就这样，本来已濒临灭绝的野豌豆起死回生，成了一种“象征和平、带来欢乐的蔬菜”。我被这出人意料的联想和佛经式的因果所吸引。就像我曾经把一部名为《天堂里的烦恼》的闹剧电影跟战时把硝化甘油秘密运进伦敦市中心联系到一起，又或者是曾目睹一个我认识的姑娘散开头上的发带，跳入林间的一个水潭，而那里居然是研制和试验弹跳炸弹的地方。我们经历了那样一个时代，那些事件看似远在天边，实则近在眼前。就像我依然弄不明白，不知道奥利弗·劳伦斯，那个后来教我和姐姐毫无畏惧地走进黑夜中的树林的人，不知道她是否感到过，她在英吉利海峡的海岸线上度过的那五六个昼夜是她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没有几个人知道她当时所从事的工作，她没有在自己的书中提到过，也没有在我长大后看到的电视纪录片里提及。像她这样对自己战时的技能保持低调、恬然自足的人并不是很多。她可不仅仅是个人种学家，斯蒂奇!母亲曾经满含着对我的不屑怒冲冲地说道，相比她自己在战争时期的所作所为，她更愿意告诉我奥利弗的事迹。

维奥拉？你是维奥拉吗？我曾经这样轻声地问过自己，一边在我工作的大楼二楼慢慢地发掘着母亲的身份。

我们用几乎不可信的故事勾勒出我们生命的顺序。仿佛我们迷失在了一片令人迷茫的地方，收集着看不见和说不出的东西——蕾切尔，那个瑞恩，和我，某个斯蒂奇——为了生存下去而把这些东西拼补到一起，不完整，像战争时期埋了地雷的海滩上那些野豌豆一样被人忽略。

灰狗在我身边。它把沉重而又嶙峋的脑袋搁到我的手上。仿佛我依旧是那个十五岁的男孩。可男孩的姐姐，那个只用她孩子的小手，以木偶般的挥手动作向我间接道别的姐姐，她在哪里呢？还有那个小姑娘，某天我或许会蓦然见到她在街上捡起一张扑克牌，或许会冲过去问她，珀尔？你是珀尔吗？是你爸妈教你这样做的吗？为了交到好运？

我待在白漆屋的最后一天，在山姆·马拉凯特来接我走之前，我洗了一些罗斯的衣服，把它们摊在外面的草地上晾干，有些则摊开在灌木丛上。她被杀时穿的所有衣物都被拿走了。我找出熨衣板来熨她很喜欢穿的一件格子衬衫，中间大片熨好后熨领子，最后熨总是被她卷起的袖口。那件衬衫之前从未见识过如此的高温或压力。然后又熨了其他的衬衫。我在那件她用来让自己不显瘦的羊毛衫上铺了一层薄布，熨的时候轻轻的，温度也调到一半。我把熨好的羊毛衫和衬衫拿到她的房间，挂到壁橱里，然后下了楼。我从夜莺地板上大声走过，关好一道道门，离去。

[1]　这里指的应当是罗伯特·弗朗西斯·基尔沃特(1840—1879)，英国牧师，以其描写英国乡村生活的日记而著名，这些写于1870年代的日记在他死后五十余年才获出版。

[2]　这里提到的词是lay，这个词在俚语里有表示性交的“干”“搞”的意思。

[3]　1943年时，美国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为了实现蔬菜的自给自足，掀掉白宫外面的草坪，开辟了著名的“胜利菜园”，并随即在全国掀起了自己种菜的热潮。这里应该指的就是英国各家自辟的菜园。

[4]　圣经故事中，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突然一道强光出现，令他从受惊的马上摔了下来。他在那个瞬间产生了顿悟，感觉到主在召唤他，他要洗心革面变成另外一个人。

[5]　这里指的是新约中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个人的著名故事。

[6]　德国女作家玛丽·韦伯的爱情小说，出版于1926年。

[7]　英国女作家西尔维娅·汤森德·华纳创作的讽刺幻想小说，出版于1926年。

[8]　赫拉克勒斯打败了俄卡利亚国王欧律托斯，将他的女儿伊俄勒俘虏回家乡，赫拉克勒斯的妻子得伊阿尼拉以为丈夫变心了，就把涅索斯的毒血制成的血膏涂抹在丈夫献祭时要穿的衣服上，以为可以挽回丈夫对自己的爱，不料因此而害死了丈夫，她自己也为了抵罪而拔刀自尽。详见希腊神话。

[9]　忒勒马科斯是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的独子，其名字的意义为“远离战争”。奥德修斯征战未归，当地的无赖们以向其母亲求婚为名上门纠缠，忒勒马科斯劝说无效，遂在雅典娜的建议下出门寻父，在找到阔别多年的父亲后，和父亲一起回乡，射杀了所有的求婚者。下文中“我”是在把母亲比作忒勒马科斯失踪的父亲。

[10]　二发的英语是second serve，是一个网球术语，每个选手在每个球上有两次发球机会，一发不成功才会用到二发，通常因为担心双误，即两次发球都失败而失分，二发的球不如一发那么凶狠。但这个词也有“第二遍上菜”的意思，暗示我觉得母亲可能要把一个讲过的故事再讲一遍。

[11]　源自意大利的一个舞台小丑形象，后来在意大利和法国围绕这个形象衍生出了很多文学和戏剧作品，1952年乔治·西德尼还导演了一部以此为名的经典影片。

[12]　国际象棋的规则是执白先行，先行对进攻略微有利。

[13]　这里指的应当是英国印度裔作家维迪亚达·苏莱普拉萨德·奈保尔，1932—2018，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与石黑一雄和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14]　马来西亚十三个州之一，位于马来西亚西部的最南端。

[15]　语出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给友人的书信。

[16]　这里指的是奥地利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写的《卡萨诺瓦还乡记》。

[17]　1525—1569，法国画家，尼德兰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位大师。

[18]　英文中Marsh有“沼泽”之意。

[19]　1793—1864，英国诗人。

[20]　1585—1642，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宰相及天主教枢机，是将法国改造成现代国家的伟大改革家。

[21]　1533—1592，法国著名思想家、作家、怀疑论者，以其《随笔集》著称于世。

[22]　Paul Municipal， 1895—1967，美国演员，这里提到的影片应为其在1932年主演的《亡命者》(I Am a Fugitive from a Chain Gang)。

[23]　一种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炸弹，能在水面弹跳。

致谢

《战时灯火》虽是一部虚构作品，但在其虚构的框架内用到了某些有史可据的事实和地点。

在文本和出处方面，我曾对下列卓越的书籍进行过研究，在此谨表谢意。这些书包括：辛克莱尔·麦凯的《秘密的谛听者》、马修·斯维特的《西区前线》、克里斯多夫·安德鲁的《保卫领土》、考尔德·沃尔顿的《秘密的帝国》、韦恩·D. 考克罗夫特的《危险的能量》、杰弗瑞·温斯洛普·杨的《三一学院屋顶攀爬者指南》、保罗·陶令的《伦敦那些消失的河流》、儒勒·普莱蒂的《这明亮的海岸》、理查德·托马斯的《皇家火药厂的水道》，以及迪克·费根的《潮流中的人们》。有关大轰炸的信息来自当时的报纸文章、南加州大学所保存的档案、安格斯·考尔德所著的《人民的战争》和戴维·凯纳斯顿的《百废待兴的英国》。对作为二战后果的欧洲动荡的研究有许多资料来源，其中包括发表在《当代历史杂志》上的苏珊娜·C. 尼特尔的《历史的怪异：无力、民族和关于大屠杀记忆的政治》、盖娅·巴拉切蒂的《深坑大屠杀：1943—1945年间威尼斯、朱利亚和伊斯的利亚地区的民族主义、复仇和意识形态》，以及戴维·斯塔福德的《尾声，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消失的最终章》。我还要特别感谢作家亨利·海明就战时的谍报工作所给予我的慷慨又权威的建议。

我还要向克劳迪欧·马格里斯致谢，对其关于战后欧洲骚乱的文章《伊萨卡岛以远》我做了简短的引用。此外我还引用了T. H. 赫胥黎的文章《一片白垩》和罗伯特·加索恩-哈代关于野豌豆的文章——《恶作剧：野豌豆》。珍珠上的诗行来自理查德·波尔森(1759—1808)。书中还用到了A. E. 豪斯曼的诗《自船儿划出的水流……》中的一个对句，托马斯·哈代的诗《君王》中的两小节，加西亚·洛卡的诗《塞维利亚》中的一行，以及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诗《实用性》中的一行和一个创意。同样还需要致谢的有詹姆斯·索特尔在《燃烧岁月》中的两句话，一句是约翰·博格在怀念奥兰多·莱特里尔和C. D. 莱特时说的话，一句是保罗·克拉斯纳谈论亲戚时说的话。我还曾经西蒙·洛夫特斯许可引用了多萝西·洛夫特斯所写的提及1940年战时的索思沃尔德的信，此外还有海伦·迪德发表在《卫报》上讲述诺曼底登陆之准备工作的一篇文章。我还从《纽约时报》“乡村生活”栏目中维尔林·克林肯博格一篇名为《夜间的喧闹》的文章中汲取过灵感，他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罗伯特·萨克斯特伊迪斯对蟋蟀的论述。此外还有许多关于赛狗的资料来源，其中包括来自《赛狗之星》中的档案文章，马克·克莱普森的《一点点紧张》，和诺曼·贝克发表在《运动历史》杂志上的《钱全扔在狗身上了——英国人是怎样恨上赛狗的》。短短一现的几句歌词是由科尔·波特和伊拉·格什温所作，而由霍华德·迪茨所写的两行歌词则在引用时未经允许将其提到了稍前一点的地方。罗伯特·布列松在一次录像采访中说过的一句话被用作了本书扉页上的格言。

我非常感谢西蒙·博福伊，在我对运河、潮汐和驳船上的生活以及其他关于河流的信息进行研究时，他介绍我认识了戈登和伊芙琳·麦卡恩夫妇以及杰伊·菲茨西蒙斯，他们是我极其珍贵的向导。还要感谢维基·霍姆斯，她让我接触到了西印度码头的伦敦码头博物馆中有关战时河流状况的档案。我还要感谢伦敦大都会档案馆，以及2013年4月我前往时在沃尔瑟姆修道院和火药厂工作的人，特别是迈克尔·西摩尔和伊安·麦克法兰。

我还要感谢我在萨福克搞研究时所有帮助过、欢迎过我的人——特别是莉兹·考德尔、露易丝·鲍姆、爱琳·洛夫特斯、约翰和吉纳维芙·克里斯蒂，还有令人难忘的卡罗琳和加索恩·加索恩-哈代。我要特别感谢西蒙·洛夫特斯，他花了好多天带我游历了众圣之地，为我讲述了它那错综复杂的历史，与我分享了他对这一地区堪比百科全书的知识。

我要感谢苏茜·施莱辛格和她的铁皮屋，在我写作此书的几年里它得到了传说中的神牛贝拉米的庇佑。感谢斯基普·迪克森，他在很多年前带我去了位于艾比利尼的一家赛狗博物馆；感谢麦克·艾尔考克许多年前关于一个“女装裁缝”的一封信；感谢戴维·汤普森、杰森·罗根、戴维·杨、格里芬·翁达杰、莱斯利·巴伯、兹比泽克·索莱茨基(他父亲也许从镖手手上买过一条狗)、邓肯·肯沃西、彼得·马丁内利、迈克尔·莫里斯，还有科尔斯和曼宁，我从他们那里借用过想法。还要感谢《雷耶斯之光报》和“机油”加油站。

我对杰斯·拉切的研究工作深表感谢，也感谢艾斯塔·斯伯丁为本书的结构而提出的极具洞察力的建议。还要感谢我的朋友艾伦·莱文、斯蒂文·巴克莱和图林·瓦莱利，这些年来他们在许多方面都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

我还要感谢凯瑟琳·胡里根和莉迪亚·比希勒，她们在此书于克诺夫出版社的制作过程中给予了认真而又亲切的指导，还要感谢卡罗尔·卡森、安娜·贾丁、裴罗奎(音译)、洛瑞恩·海兰德和莱斯利·莱文。还要感谢英国的戴维·米尔纳，多伦多麦克克兰德和斯图亚特公司的玛莎·卡妮亚-福斯特纳；还有金伯利·西萨斯、斯科特·理查德森和贾雷德·布兰德。我有许多的感谢要献给我在凯普出版社的编辑罗宾·罗伯逊，还有我在克诺夫出版社的编辑桑尼·梅塔。

我要把衷心的感谢献给露易丝·丹尼斯，我这位在加拿大的编辑自从两年前初次见到这本书的手稿起就跟我一起打磨这本书，并在每个阶段都给予了我价值非凡的支持。

我还要感谢我在多伦多的朋友圈和作家伙伴们，感恩这些年都有你们相伴。

最最重要的，我要把感谢和爱献给来自红河岸边的琳达。

记忆的棱镜

《战时灯火》译后记

吴刚

人们说，生活中丢失的片段，

是我们心心念念想要找到的东西。

记忆的棱镜

几个月前，当时《战时灯火》的翻译接近尾声，深刻而又琐细的印象如珠子般在脑海中撒了一地，一直也没空把它们串起来。

后来就到了一日，两次约会之间陡然生出了三个小时左右的空白，当时我站在常熟路与长乐路的路口。可以往前，在常熟路上就近找一家咖啡馆坐坐，把这不速之客般的三个小时给打发掉。我犹豫了一下，仿佛受了内心某种莫名的诱引，最终还是拐到了长乐路上，慢悠悠地朝前逛去。

人生的很多决定，往往都是当时的莫名其妙，回顾时的事出有因。

长乐路上看似随意的几步，不久就把我拽入了一种必然，但我当时尚未察觉到。当时的时令是晚冬，上海的冬天向来温柔得怕人，往往待你睁大眼睛细细辨认的时候，已经偷梁换柱成了同样温柔的初春。那天的长乐路一如既往地闹中取静，静到仿佛可以听见上海几十年前的声音。我放纵自己在这午后的寂静中，像个来到陌生之地的孩子，睁开了好奇的眼睛，东看看，西望望。那孩子心中或会有的惶恐在我这里是一点也无，我有的只是痛杀时间的惬意。

走过某个院子，大门上贴了块保护建筑的牌子，我认真地读了，却没有任何收获。那意图要说明什么的牌子，却反倒借着语焉不详，恰到好处地为院子保留下了神秘。隔着铁栏杆朝里望去，实在是朴素得令人失望，别无二致地停了几辆中档的汽车，加上略微遮挡住窥视目光的车棚顶，叫我想起了战场上的迷彩伪装网。

我来到了马路对面，这里是承载着阳光的一侧，心情放松，脑子里不禁浮现出那首爵士名曲的旋律来。走不多远便遇到了一个弄堂口，大铁门敞开着，紧贴着两边的墙，门边是近乎标配的修鞋摊，师傅此时跑开去了，不见踪影。弄堂不是笔直的，而是被两边的老式房子勾勒出一点弧度，恍然便有了幽深不知通向何处的感觉。我盯着那里面望了一会儿，某些没有头尾的印象竟如幽灵般冒了出来。

我继续向前走去，脚步却不似方才那样漫无目的了。

我出生在新疆，十四个月大时被人带到上海，就此便生活在了这个城市里。这句话是我小时候被动回答或主动讲述时都会提到的，可以不用经过大脑脱口而出。如果要追溯我对上海最初的记忆，我会想到的是刚到上海不久后的某天晚上，被家人平抱着在茂名路上散步，从淮海路到长乐路那一小段，店铺门口有着皮卡迪利大街一般的雨廊，我便在这雨廊的不知何处，掉了一只脚上的小拖鞋，家人还为此起了龃龉，成了日后的谈资。我对这段回忆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仿佛能闻到那春风沉醉的晚上，听到身边喁喁的说话声，感受到怀抱的温度和有节奏的步履。

我对这段回忆的印象非常深刻……直到有一天，我的理智克服了重重险阻，向我传达了这样的讯息：不，那是不可能的。一个一岁多点的孩子不可能对当时的情形拥有如此清晰的记忆。

我于是开始正视我对上海这段最初的记忆，构想它的成因。毫无疑问，它最早来自于家人的讲述。他们不会骗我，因为毫无必要，也无法从中获利。我感到震惊的并不是事件的这一面，我震惊的是我接受了他们的讲述，又在岁月中对这段讲述进行了反复的描摹，我补充进去了沉醉的春风、喁喁的话语、怀抱的温度和步履的节奏，直到它完全被包装成了我自己原创的记忆，并笃信不疑。

可问题是，即便知道了这段记忆的真相，我并没有因此而知道该如何面对。

我沿着长乐路继续向前走去，心中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却并没有下定走到那里的决心。

快到陕西南路的时候，一条熟悉的弄堂终于宿命般地出现了。我的心中有两股截然相反的力在同时作用着：一股在引诱着我走下去，去靠近，去面对，去探寻；而另一股则告诉我这样做是麻烦的，是没有必要的，是应当避免的。说实话，当时并没有哪股力占到上风，我便由着自己又朝着弄堂里走了下去。这条其实并不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弄堂，但却是能通向那条弄堂的。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条曾在记忆中如此深刻的路还能再度走通吗？

上海的弄堂以往以四通八达而著称，也因此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童年时一个重要的快乐源泉。小伙伴们最常玩的就是在弄堂间追逐、躲猫猫或是打仗游戏，弄堂与弄堂间的通路给了游戏许多种可能，给了想象无穷的空间。上学的时候，我们往往并不在意多绕一些路，一条条弄堂穿过去，呼朋引伴，从伶仃的一两个身影直到汇出有模有样的一小股队伍来。有些弄堂是由卵石铺就，小伙伴们有节奏的脚步踏上去或是跑过，会激出阵阵“嗡嗡嗡”的回响。声音与气味一样，在脑海中造就的印象远比文字要更长久，更难褪去。在我心中，那便是最典型的上海声音之一。即或只在记忆中响起，也能陡生魔力，将我朝着过往的深处拽去。然而随着岁月的变迁，或许是出于治安的考虑，弄堂与弄堂之间的通路渐渐地都给封死了，每个弄堂只留了一到两个出口。这不由得叫我想起了弗罗斯特那首《补墙》，墙把一些东西貌似放心地圈住，却又总会把更多的东西给挡在了外面。弄堂封掉以后我们更有安全感了吗？或许吧。但我总觉得也有别的东西给连带着一起封死了。

终于走到了与我的“那条弄堂”交会的地方。原本做好了望墙兴叹、悻悻回头的准备，孰料竟然没有墙。

猝不及防。

那条曾经包裹着我的童年，也勾勒出我的童年的弄堂赫然便一览无余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那条弄堂是极大、极宽敞的，最重要的是，那里似乎是一直都有阳光眷顾的。极远极远处的弄堂口外临着陕西南路，但那里似乎只是弄堂的一段自然的延伸，丝毫没有打破弄堂悠然自得的风格。据我后来掌握的知识，当时我的国家正处在一场动乱中，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但当时我所能感受到的却只有静谧与安宁。作为一个小孩，我的视角是受限的。我只记得午后的阳光静静地照在弄堂中间白色的水泥路上，路上多半时间都见不到人，尤其是成年男性。如果出门，我总是跟着我奶奶，见到的也都是跟她年龄相仿的中老年女性。当年我是奶奶的小尾巴，她到哪儿都带着我。我跟她一起参加老太太们的“读报小组”，一屋子大妈大婶，大家都坐在当时很常见的充当凳子用的电线卷轴上。前面有人在读报纸，有时声调铿锵，我一般坐在后面偏角落的地方，被各种各样的毛线活儿包围着。我很享受这种气息，那是女性的气息，也是世俗的气息。读报的声音被妇女们的闲聊干扰着，所以我从来没听清过，但妇女们在聊些什么，也是我当时所无法听明白的。凭着本能，我知道这是两种不同的声音，传递的是两类截然不同的信息。同样凭着本能，我对后一种声音有更多的好感。

到了晚上，天暗下来以后，弄堂看不见了，但渐渐地可以被听到。有邻里间的寒暄，有炒菜时锅勺间的碰击。除了这些日常的声响外，有些偶然飘来的声响反倒给我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那是唱歌的声音，以及有人练习小提琴或小号的声音。大人们很神奇，一听到声响便会脱口报出其来源，“这是XX号X家的老二在唱(或拉，或吹)”，之后尾随的必定是对该家人命运的一番点评。点评我不懂，那歌声或乐声的美妙我却给收到了记忆的画面中。后来看程乃珊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丁香花园》，结尾处历经生活磨难的男女主人公在弄堂里拉起手，说了句，“现在可以唱《冰凉的小手》了”，那一刻一股熟悉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

然而此时一览无余的却不是当年的画面了。

弄堂不知何时变短了，也变窄了，两边的房子矮了许多，两侧别无二致地停着些中档的汽车。弄堂口的马路上比从前喧嚣了许多，声浪放肆地冲了进来，了无阻碍。

午后的阳光还在，却又已经不在了。

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心有不甘。

我掏出手机来，找到了久未联系的当年邻居小姐姐的电话，略微犹豫后拨了过去。人在，我用一番自己听了都有点尴尬的说辞，讨到了上楼去坐坐的邀请。

我家当年住在四楼。从踏进下面的大门口到走上四楼，这一路走得我好辛苦。

每一个台阶，每一处楼梯的转弯，阳光投洒在墙上的每一团花影，都被记忆的幽魂挤得水泄不通。它们从每一个角落里飞奔出来，在每一寸天空中飘来飘去，又在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隔着门向我显现自己。即便躯体还能勉强保持完整，我的思绪却早已被它们撞得凌乱不堪。

当年的小姐姐，如今已经到了当年用毛线活儿包围我的女性们的年纪，在她的引荐下，我去看了自己当年住过的房间。

上面空着的这行写的便是我看到的景象和当时的心情：什么都没有了。

我跟小姐姐一直聊到下一个约会迫在眉睫。虽然都是在回忆，我俩的方向却大相径庭。我有意无意地在维护着我的童年记忆，但小姐姐用一段段平静的、毫不煽情的讲述将它们击了个粉碎：某两家人之间的宿怨，某人初来此地时那不堪回首的过往，某人后来的悲惨命运，还有她自己那躲在我欢乐印象背后的心灵创伤……

我在那个下午遭遇了极大的心灵震荡，在回忆的某些环节中我曾掉下过眼泪，这些眼泪披着同情别人命运的伪装，实在却是为了自己。这些回忆并不涉及什么惊天大秘密，也没有什么人刻意隐瞒过什么。我只是发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世界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我自己其实一直在涂抹着自己的记忆。到了这个下午，我终于不能继续无视这个事实了。

时间的沙从指缝中无奈地漏走，带走了我曾经珍视的一些回忆。过往的印象固然显现出了虚幻，现在的呢，难道就真实吗？是要徒劳地挽留，还是重新开始寻找呢？有的人是从小时候就感受到了真切的痛，在痛苦的印象中负重前行；有的人在欢乐的印象中无知无觉地长大，直到某天碰到钥匙，打开或许是通向痛苦的门。究竟哪种更残酷呢？旧的被打破了，新的能建立起来吗？

我笑着与小姐姐告别，赶着去赴下一个约会。三小时前，当我站在常熟路与长乐路的路口选择朝哪里走时，绝没想到一个偶然的选择竟会引向一个似乎必须要作出的选择。

一个读者如果和我一样细心，便会注意到，在本文的开头我这样写道：

“几个月前，当时《战时灯火》的翻译接近尾声，深刻而又琐细的印象如珠子般在脑海中撒了一地，一直也没空把它们串起来。”

这虽然不是个问题，但是个线头，同样需要作出回应，不然便不能算是一篇合格的文章。那么我对《战时灯火》的印象经过上文所描述的这件事后算是串起来了吗？这个恐怕要等读者朋友们读完了这本小说后自己通过印象来判断。

翻过许多本书，写过许多篇译后记，不少是自以为是的分析，最终自己也厌了。翻译《战时灯火》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被感动的过程，被作者诗意的文字激起了许多共鸣，其间一直就在想着要写一篇与以往都不同的译后记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我是王尔德的粉丝，对他有过一些粗浅的研究，故而选择了用印象式批评的文字写下了这篇译后记。不敢奢望读者朋友们喜欢这篇文字，但衷心希望大家喜欢翁达杰这本关于记忆的美丽的小说。愿大家的记忆美好而又真实。

吴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于上海

《战时灯火》金句

生活就是“schwer”(困厄)。

《战时灯火》第55页

一条隐藏在阴影中的鱼已经不再是一条鱼了，

它只是周边环境的一个角落，

就仿佛它拥有了另一种语言，

就像有时候我们想要不为人所知那样。

比如，你知道我是这样一个人，

但你不知道我还是另外样子的一个人。

《战时灯火》第237页

我们小的时候，母亲曾经说过，

杜鹃从东边来带来的是安慰，

从西边来带来的是运气，

从北边来带来的是悲伤，

从南边来带来的是死亡。

《战时灯火》第204页

诸如自己熨衣服这样的事情能让我获得控制感。

《战时灯火》第180页

到了晚上，它感觉想要睡了，

就会悄无声息地踱到我工作的桌子旁边，

把它疲惫的脑袋放低到我的手上，想叫我停止工作。

我知道它这是为了寻求安慰，

需要一点温暖的、属于人类的东西让它获得安全感。

《战时灯火》第309页

如果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一切都没个定数，

那你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便只会过一天算一天，

甚而可说是过一刻算一刻的。

你不会费心劳神，想着必须或应该记住他们。

你能靠的只有你自己。

《战时灯火》第185页

我从夜莺地板上大声走过，关好一道道门，离去。

《战时灯火》第312页

我曾经常常

彻夜无眠，

盼望着能得到

一颗大大的珍珠。

《战时灯火》第300页

你回到那过去的时光是带着现在去的，

不管那个世界是多么黑暗，

你都不可能在离去的时候不带走一点光明。

你是带着你成年人的自我去的。

这不是再把往日的岁月过一遍，而是再次去目睹。

《战时灯火》第128页

他知道这世界上层层叠叠的悲伤，

恰如他了解这世界上的快乐。

《战时灯火》第157页

如果伤痛巨大，那它是无法言说的，

也几乎无法书写。

《战时灯火》第301页

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锅“大杂烩”，

没有任何东西随着过去而被带走，

没有任何伤口随着时间而得到愈合，

这里的时间一切都是当下的、没有结束的、充满怨愤的，

一切都是相连着共时存在的……

《战时灯火》第222页

可我对于那些沉重的

或是难以消化的东西

总是回避加忽略。

《战时灯火》第110页

你自己的故事只是一个故事，

或许还不是重要的那个。

自我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战时灯火》第63页

不过现在，

经过了这么些年，

彼此有了隔膜，

我们都是自己在照料自己了。

《战时灯火》第78页

没有人真正了解别人的生活，

甚至是死亡。

《战时灯火》第142页

人们说，

生活中丢失的片段，

是我们心心念念想找到的东西。

《战时灯火》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