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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小岗村40年

作者：贾鸿彬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9

ISBN：978-7-5594-1011-5

前言

接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汪修荣的约稿短信，让我来写作《小岗村40年》时，我是很犹豫的。40年前的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的18位农民用按红手印的方式，分地包干，闯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帷幕。其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小岗村农民的举措，契合了时代的要求，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小岗村因而成为具有历史标志意义的村庄，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从1998年9月起，中国共产党的三任总书记先后视察小岗村，这在全国是十分罕见的。把“小岗村”三个字放入“百度”搜索，关于小岗村的新闻和故事铺天盖地。这样一个很多人来过又走了，人人都能说上两句的“第一村”，该怎么写呢？

随着采访的深入和写作的展开，我时常想起韩东的《有关大雁塔》，诗句说：“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可是，大雁塔在想些什么？”是的，有关小岗村，很多人都知道，但人们知道的是什么？4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仅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具体的社会生活来说，何其漫长！一个人呱呱坠地，40年即年届不惑，很多人的人生难有两个40年。当年按下红手印的那些人，当年随着父母讨饭的孩子，伴随着红手印出生的婴儿，他们40年来如何走过？还有那些分地之后出生的新生代，他们的人生又是一种什么状况？还有许多揣着诗意的梦想来到小岗的投资者，有些已经坚持10年之久，他们已经成为小岗村的新村民。就像大雁塔一样，他们在想些什么？这些构成了《小岗村40年》要阐述的主要内容。

地处中部欠发达地区的小岗村，远离城市，没有区位优势，也匮乏自然资源。如今，很多曾经和它类似的村庄，都不可避免地成了空心村，留守的多为老人，连孩子都很少了。村庄呈现的是荒凉、寂寥和破败。而小岗村则不同，因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这些年备受社会方方面面关注，外力提升和内力驱动双管齐下，村庄土地面积较40年前扩大20余倍，人口增长30余倍，由一个传统的村落正在转型为一个具备城镇功能的社区。街道整洁，楼房明丽，市井繁华，丰衣足食，成了国家4A级旅游区，是中国中西部农村的一道具有改革特色的亮丽风景线。它不但影响着中国，而且吸引了世界的目光。2018年6月1日，45个国家和地区的66个政党领导人和代表就走进了小岗村。

40年间的成长与成功，艰难与艰辛，都是和形形色色的小岗人相伴相生的。1年多的时间里，与其说我是一个探访者，不如说我是一个倾听者。100多位生长在这块土地上和与这块土地相关者，用他们嘹亮或者喑哑的声音，向我诉说他们的欣喜和忧伤，困惑和犹疑，挣扎和期盼。我忠实地记录下他们的诉说，借助《史记》的形式，成一家之言，书写小岗村人的“本纪”“世家”和“列传”，还有延展的“散纪”和“新传”，林林总总，独立成篇的有50多人。因而，本书的结构形式表面上看是松散的，人物是相对独立的。但是，细读之后，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人物和故事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经典历史瞬间，都是通过人物的描绘而记叙出来的。除掉小岗村这条明线之外，作品还通过几条暗线交织，来形成有机的统一：一是改革线。小岗村最重要的意义是改革，从40年前的按红手印，到李锦柱的年前年后，改革是一以贯之、首尾呼应的。这期间的人物选择、故事取舍，都是与改革有关的。二是家族线。小岗村作为传统的中国乡村，宗族情结浓重，家族史就是村落史。尤其是“红手印家族”命运40年的起伏跌宕，是小岗村无法分割的历史。三是发展线。小岗村40年是发展的40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人走出去了，活跃在全国各地，反映出小岗在中国；许多人走进来了，和小岗共生共荣，折射出中国在小岗。这使小岗村远远超越了她原本的乡村意义。这三条线，以改革线为统领，相互交织，貌离神合，把小岗村40年的历史展示在了世人面前。

40年的嘹亮时光，不断为小岗精神赋予新的内涵。从“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到“敢于创造、敢于担当、敢于奋斗”，小岗精神在点亮小岗村的同时，也点亮中国。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视察小岗村时说：“希望小岗村继续在深化农村改革中发挥示范作用。”这是小岗村的骄傲。本书力求通过平视的角度、平常的心态、平静的叙述来讲好小岗村的故事，只愿写出的是更加客观生动具有历史标志意义的小岗村，用来见证中国农村40年来改革发展历程，感悟中国社会40年来的历史变迁，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

2018年8月9日于滁州天逸华府桂园

第一章

“大包干”本纪

那个时候它用死抓住了活的边境

用生的中心抓住了人间的最低

不是拯救下的辽阔理想唤醒了血液

而是最悲凉的风吹动了古老的腥味

流出来——他们把脖子伸好了

砍下去——他们把自己守牢了

泥土灰暗的一生给出了最后的力量

故乡老凤阳的星星突然年轻

——刘以林《小岗村》

【内容提要】本章叙述“大包干”的背景、缘起、发生、发展、创新制度。

采访日志

2017年

8月29日上午，合肥市金环大酒店910室，采访陈庭元之子、安徽电视台导演陈新兴。其后，多次电话、微信采访、交流。

10月20日下午，采访“大包干”带头人关友申及其老伴徐善珍。

10月21日上午，小岗村街道水煮鱼餐馆，采访关正银（绰号“勇敢子”）。

10月22日上午，小岗村敬老院，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立学。

11月1日上午，小岗村街道严俊昌家，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前后多次电话采访交流。

11月17日下午，凤阳县文化馆采访原凤阳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王乃蚕。

11月24日下午，凤阳国际大酒店采访陈庭元秘书、原凤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怀仁。

12月8日上午，滁州市文广新局办公室电话采访王郁昭秘书、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

12月16日上午，凤阳县人民医院采访原凤阳县委政研室干部，后任凤阳县委书记、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庭美。

12月18日下午，滁州汪强工作室采访《滁州日报》摄影部原主任汪强。

1．发现

“快！快！勇敢子，快藏起来！干部来了！”

夕阳下，在家后花生地里锄草的徐善珍见陈庭元从吉普车上下来，忙小声地叫道。正在帮着父母锄草的勇敢子扔掉手中的木棍，机警地望了一眼吉普车和下来的人，跳过几垄花生，跳过田埂趴了下来。为了藏得严实，他的小手用力往泥里扣，扣得满头满脸都是汗。2017年10月21日，我在小岗村中水煮鱼餐馆采访勇敢子时，他对这个情节还记忆犹新。勇敢子大名叫关正银，当时读小学四年级，放学后，来到地里帮助锄花生的父母拔草。“快！快！勇敢子，快藏起来！干部来了！”

这一天是1979年4月10日。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秘书的陈怀仁接受我采访时说，他工作日记记载的这一天，是跟随县委书记陈庭元一路从燃灯公社到大溪河公社，再到梨园公社，向公社书记们了解各地贯彻2月20日县委“四干会”精神落实情况。到梨园公社是下午，在即将离开时，公社书记张明楼犹犹豫豫地说：“陈书记，我们发现有个队出了问题。”

陈庭元问：“哪个队？什么问题？”

张明楼说：“是小岗生产队，他们早就把土地分到户干了，我们是最近才发现的。”

“他们是怎么分的？”

“他们把土地、农具、耕牛和上缴国家、集体的任务全部分到户，讲穿了，就是单干。”

陈庭元叹了口气，说：“怎么搞的？怎么允许他们单干呢？你们公社过问了没有？”

张明楼说：“我们也是才知道的，已经派人去叫他们拢起来了。”

陈庭元听说已经派人去要求小岗拢起来，也就没有什么话说，我们就走了。走出了有里把路远，当时是刘明华开车，陈书记说：“小刘，调头。”刘明华问：“上哪去？”陈书记说：“到小岗村看看去。”小岗村就是小岗生产队，一个自然村。小岗多是岗地，陈庭元远远就看到，干活的人都是三三两两的，没有生产队那种大呼隆搞集体生产的。即使是分组干的，一组三五户人家，也应该有将近十个劳力啊。陈庭元说：“乖乖，还真分开了呢！”他一点也不急躁，很平静。

到了离村庄半里路远，有一条干渠，干渠北口有块旱田，有两个人，一男一女，都三十多岁，在干活。4月10日花生出土没有多长时间，正是要锄草松土的时候。陈庭元农村工作经验非常丰富，很会和老百姓打交道。有的干部不会和老百姓谈话，一张口都是让老百姓接不着、答不上来的话。有些时候，干群关系不好，老百姓都不想理你。陈庭元非常在行，有办法，就是让老百姓能搭上话茬子。他张口讲话，叫你好回答。我们往锄花生的两个人那里去。那两个人就停下来，对我们看了下，当时小汽车很少，他们知道来的不是一般的干部。

陈庭元说：“你们锄花生的？”你看这个话可好回答？

“对，锄花生的。”那两个人答。他们好回答，肯定就会回答。

“今年花生长得好啊。”

“长得还不错。”

到了跟前，陈庭元又说：“今年花生长得好，摆棋子一样的，匀匀满满的。种得可多？”

“多！要是让我们像这样干，明年种得还多。”这话里就有话了。像这样干？像什么样干呢？就是包干到户。

陈庭元说：“你们看样子是两口子吧？”

“是两口子。”

“乖乖，看这个架势，你们队里还能分到户干吗？”

那两口子猛吃一惊，显然对这个事情非常敏感，听了这话，连忙说：“不是的，不是的，我们不是分到户的，是分到组干的。”

陈庭元有些疑惑地问：“分到组干的，你们小组怎么就你们两口子干活，其他人呢？”

这一下，这两口子回答不起来了。愣在那里，有些惶恐。但陈庭元心里有数啊，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忙搬梯子给他们下。“哦，我知道了，今天逢集，其他劳动力都赶集去了，就你两口子在这里干活。”

那两口子忙说：“对对，他们都赶集去了，就我们在这里干活。”

那两口子马上轻松了。其实，天都下午了，还赶啥集。你看，陈庭元和老百姓打交道是不是很艺术？他这样既了解了真实情况，又不给群众造成压力。这才是真正心里装着群众。

陈怀仁回忆中的这对夫妻是关友申和徐善珍，就是勇敢子关正银的父母，当时是凤阳县梨园公社严岗大队小岗生产队社员，关友申是当年按下红手印的18个带头人之一。2017年10月21日，在他大儿子关正金的小岗梦菜馆，我采访他时，他已是癌症晚期，身体很虚弱，谈到那一天的情景，老人依然很激动。“看他从车子上下来，知道他是个大官，哪知道他是县委书记呢？他真是个好官，说话仁义，问我们是不是分到户干了，我很害怕，哪敢讲实话？人家没有为难我们，一直都是笑嘻嘻的。他那样子，让人感觉很贴心。”

通过现场的观察，加上和关友申夫妇的交谈，陈庭元发现梨园公社书记张明楼所言不虚。在回去的路上，他在车子里颇有感慨地说：“乖乖，小岗子的人还真把土地分到户了！”

陈怀仁日记，是“红手印”之外最早关于小岗村“大包干”的文字记载。在县级以上的主要领导中，陈庭元是最早发现小岗村实施“大包干”的，对于这件事，他从一开始就是用行动支持的。

2．接外流

陈庭元是1977年12月到凤阳县任县委书记的。1980年1月后，他虽然先后担任滁县地委常委、副书记、行署专员，但依然兼任凤阳县委书记或第一书记，直到1985年4月才正式离开凤阳，目前是凤阳县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县委书记。因而，他直接参与了凤阳农村实行“大包干”的全过程，见证并推动了小岗村的“大包干”。

对于陈庭元在凤阳任职，陈庭元之子、安徽电视台导演陈新兴2017年8月29日在合肥金环大酒店910房间回忆说：

在任凤阳县委书记之前，父亲曾两次来到过凤阳。第一次是在人民公社化初期，身为滁县县长的他，因为向上级反映农村搞浮夸的真实情况被错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调到了凤阳县武店公社山西大队协助整社。第二次是1972年父亲任滁县地区农业局局长时，到凤阳县小溪河公社齐郢大队蹲点，代表滁县地区在那里搞路线教育工作队。1975年暑假，父亲还让我到凤阳农村去体验生活，特地让我到一个地道的贫农家吃了一顿饭。那顿饭不怎么好吃，我到现在还能记得。父亲两次到凤阳共5年时间，亲身体会和目睹了凤阳人民的疾苦，也对凤阳县的实际情况有所了解，为他日后当县委书记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父亲到任不久，1978年的春节很快来临。离过年还有3天，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王光宇同志来县里检查工作，父亲把他带到了梨园公社前王生产队。前王生产队位于凤阳县东部，紧靠京沪铁路，临近小岗村。全队10户人家，住的全是低矮、破旧不堪的茅屋，无饭桌、无板凳、无存水缸的家庭占全队的一半，有4户人家连个篱笆门也没有，不少家庭全部的家具就是1张泥巴床、1个泥巴灶，衣物长年置放在泥巴囤里，一块不大的破布就能把家里全部衣被包起来。“泥巴墙，泥巴床，泥巴囤里没有粮”便是这个村庄的真实写照。父亲带王书记来，就是希望省领导能看到凤阳到底有多么贫困，凤阳人为什么要外出讨饭。

腊月二十七，按照传统习俗应是家家户户杀猪宰鸡，准备喜迎新年的时候。但在这个“家家要饭，人人要饭”的讨饭村，连过年的粮食都没有，不要说看不到猪和鸡，连狗都很少见到，鸡犬不相闻，哪有一点迎新年的喜气呢？一问，大多数人都外出讨饭了。王书记和父亲看到这样的情景，心中满是辛酸。

临走前，王书记嘱咐父亲要想尽办法使社员过年时能吃上饺子。为了实现这一任务，父亲和县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奔波，协调粮食部门、商业部门，终于在年三十这天，让一些特别困难的社员每人分到一斤半面、半斤肉和三斤米。

这个春节，父亲过得很不安宁。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等地的电报接连不断地发来，内容都是一样，要县委立即派人把凤阳外流（逃荒要饭）人员接回来。处理外流人员，是父亲任书记时遇到的第一件棘手事情。凤阳外流人员遍及大半个中国，凤阳实在太穷了，它吃粮靠回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是全国挂上号的“三靠县”。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在1956年至1978年的23年中，凤阳县共向国家交售9.6亿斤粮食，而国家返销凤阳的粮食达13.4亿斤，购销相抵凤阳倒吃国家3.8亿多斤。在23年中，国家向凤阳发放贷款、预购定金、无偿投资、水利投资计人民币1亿3598万元，发给救灾款2838万元，而到1978年，凤阳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总值仅有1879万元。父亲到凤阳县任职时，一些公社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地主家的房子或日本鬼子遗留的炮楼内办公；不少大队一直没有办公的地方，大队干部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办公室；不少生产队既无公共积累，也无集体储备，连仓库都没有，晚上开会时无钱买煤油点灯，要借着月光开。农村集体经济实际上是个空壳。

人员外流问题，其根子就是“穷”字。对父亲最刺心的一件事是1978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四），凤阳一批外出要饭的农民被接回临淮关收容站，父亲清早赶去看望他们，只见一群乡亲衣衫破烂、蓬头垢面，不少人衣服上没有纽扣，用稻草绳系在腰上，见到干部，目光呆滞，不愿理会。父亲找了一个中年汉子，蹲在他面前，递给他一支烟，中年汉子抽上烟，表情和蔼起来。父亲问：“为什么老往外跑呢？”

“唉！谁有粉不知往脸上搽，非往屁股上抹？要是有吃的，谁愿意跑？背井离乡，连狗都不如啊！”

父亲点了点头，强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

3．外流之源

凤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外流要饭的呢？两次到凤阳前后工作过5年多的陈庭元了解一些情况，这些年，凤阳人民充满苦难，大多是“左”倾错误造成的。

就“左”倾错误对农村造成的危害而言，安徽可以说是全国的缩影，而凤阳又是安徽的缩影。1989年12月，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名为《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年）》的书。这本近百万字的专著，是王耕今牵头“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与滁县地委在1981年共同商定的一个科研项目，是凤阳县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录。十几位同志花了3年多时间，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选材范围包括党政机关的档案、典型调查、专题访问、座谈记录，都是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记录了从1949年到1983年34年内，在这个拥有46万人口、140万亩耕地的县发生的大事、小事；记录了农民与干部、社区与政府方方面面关系的演化；也记录了农村多种规章制度的实行与变迁，翔实而系统，为研究新中国农村发展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反映了原汁原味的历史真实。

凤阳县位于淮河中游南岸，居安徽省东北部，东西长74千米，南北宽近50千米，北部是沿淮平原，南部为连绵山区，中部乃起伏的丘陵地带。历史上凤阳县以出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而著名，凤阳这个县名，就是朱元璋亲自取的，意为“凤凰山之阳”。洪武二年（1369年），他曾设想在此建立“中都”，筑城池、盖宫殿、立宗社，过了6年才取消这个打算，至今仍留下明中都城、明皇陵、龙兴寺等遗迹。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中都鼓楼。这是一座城阙式的建筑，分上下两层，上层楼宇曾在战乱中焚毁，仅存基座。前些年，县里又将楼宇恢复重建，极为宏伟。东西两面开三券门洞，正中券门宽5米，高5.5米，汉白玉的门楼上镌刻着“万世根本”四个大字，令人仰视之际不禁引起深长的思索，什么是“万世根本”？是堂堂皇城的辉煌和壮丽？其实，这种辉煌和壮丽之下，是连绵不绝的屈辱和灾难，正如那首《凤阳歌》所唱到的“十年倒有九年荒”。《凤阳县志》称：“人民饥寒困苦，他处人所不能忍者，独能忍之。”直到新中国成立，凤阳人民才翻了身，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之后，第一次过上温饱不愁的日子。

1949—1955年，解放了的凤阳人民，开始用双手医治旧制度和天灾所造成的创伤，并满怀信心地去开拓光辉的未来。到高级社的浪潮席卷之前，这一段日子在凤阳人民的记忆中是最美好的，像金子一般珍贵。让历史感到尴尬的是，充满希望与欢乐的日子，没有几年就重新被失望、痛苦所代替。正如《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中所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凤阳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进行过探索和实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巨大的代价。“左”的错误不仅未能使这些劳动和代价转化为积聚起来的新社会和人民的财富，反而变成一股破坏性力量，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败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大跃进”并没有使凤阳在6个月内建成共产主义，相反，倒是离社会主义更远了；“人民公社化”也没有架起一步登天的“天梯”，而是使凤阳人民重新挎起了讨饭的篮子。

初级农业合作化时期强调要重视农民两个积极性，即集体积极性与个体积极性，土地、牲畜和大农具入社时可以作股分红，总的来说全国情况都比较好，农业生产是发展的。凤阳县也是如此。这个县在1954年出现第一个高级社，1955年以后大批初级社转向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问题就逐渐多了。社员入高级社，规定必须将自有的土地全部入社，由社统一经营，社员只取劳动报酬，不取土地报酬，所有不在册的坟地、荒地均应同时入社。每户按在家常住人口，留给人均土地亩数的1%—5%，称为自留地。过去各乡负担的农业税，转归社里统一缴纳。社员的牲畜，按口齿、肥瘦不同折价入社，统一使用。大农具、运输工具折价入社，小农具社员自备。种子、牛草、饲料按亩平摊，同耕畜折价款一并记入各户名下。

2017年11月1日，我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时，他说：“1955年入互助组，1956年入高级社，都是强制性的。工作组的人来宣传入互助组的好处说：狗咬羊，雨喷场，小孩趴在井栏上。你一家一户干，怎么办？入了互助组狗咬羊有人打狗，雨喷场有人抢场，小孩趴在井栏上有人救小孩，不会淹死。三全其美多好呢？说得我们不明就里，没人愿意入。但到了1956年入高级社你必须入，土地、耕牛、大农具都带进去，最后评价格，一文钱也没有给，全都给集体了。”

像严俊昌说的这种情况很多，有些地方思想工作做得不细，农民顾虑不少。一些生产资料较多、较好的人怕取消土地股后收入减少；一些鳏寡孤独户劳力弱或没劳力，怕入大社后派不到活，生活困难无法解决；少数老人怕入大社全部土地交公，死后没有埋坟地；有的干部怕并成大社当不上干部，或选上也干不了。1956年39200家农户、356674口人、1655678亩耕地，共组织了1268个农业合作社。其中高级社57个，入社户数占全县总户数49.1%，人口占49.3%，均近一半。当年有洪涝灾害，高级社中增产一至三成的14个，占24.6%；保产（持平）的7个，占12.35%；减产一至三成的16个，占28.1%；减产三至五成的16个，占28.1%；减产五成以上的4个，占6.9%。与初级社相差不远。这年冬季掀起高级社高潮，到1957年全县总农户的97.3%、人口的97.5%都入了高级社。名为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实际是强制命令，边动员，边拉牛。有的干部说：“动员入社，像吃西瓜一样，七成熟就成了。要不，嘴唇磨烂了也不行。”

由于规模扩大，干部没有经验，造成高级社管理混乱。生产不民主，分配不合理，账目不公开。干部与社员之间，贫农、下中农与中农、上中农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男女社员之间（同工不同酬），劳力强弱之间，矛盾重重，纠纷不断，至于折价入社的财物，由于账目不清，几经转手，已被变相剥夺殆尽。

1958年8月17日凤阳县开始试办人民公社，到9月底，就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县委规划尚未公布的时候，全县各乡、社纷纷申请，要求办大社。有的要求一乡一个社，有的要求全县办一个社。全县全部申请办公社，要求马上实现工资制的也很多。

公社化实现后很快就于1958年12月24日制订并公布了《凤阳县人民公社（联社）试行章程（草案）》，其中有这样的条款：

本公社的分配原则是，以基层社为单独核算单位，在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社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原则下，在各尽所能的前提下，实行“按需分配”的半供给制和“按劳分配”的半工资制的分配方法。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增加供给部分，在工农业产品极大的丰富的基础上，以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全部代替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

本公社（联社）在劳动组织上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管理民主化。

……

必须经常教育社员热情地、忠诚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劳动，遵守劳动纪律。但必须保证社员的休息时间。在一般情况下，应该做到10小时的劳动，2小时的学习，4小时的吃饭和休息，8小时的睡眠。在农忙时可以劳动12小时。

在公社化过程中，发现有些基层社私分粮食；有些基层社的公共积累已变成一笔空头账；有些基层社男女分住，过集体生活，不许回家。不少干部反映“咱水平低，办法少，管不好，管不了”。劳动与分配、消费都陷入混乱。小溪河乡提出“五不分”：（1）干不干，照吃饭——好坏不分；（2）多劳不能多得——强弱不分；（3）无代价调粮、调牲畜、调农具、调种子、调劳力——穷富不分；（4）有一个人下一个人的米，规定每个人三碗饭——大小不分；（5）小农具、小菜园、鸡鸭集中归队，社员可用——公私不分。“六一样”：吃的一样，穿的一样，用的一样，住的一样，做的一样，照顾一样。诸如此类的做法，后果十分严重。富队思想不通、劳力强的思想不通，助长了懒汉、滑头的依赖思想，造成了瞒产私分，乱吃乱用，不关心集体，不爱护公共财产的现象，从而普遍刮起了“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生活特殊化风，猖獗一时，愈演愈烈。

由于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干部强迫命令搞瞎指挥及生活特殊化日益严重。无偿平调劳动力进行大兵团作战，经常加班加点，随意增加劳动强度。尤其是大办公共食堂，造成的问题更多，进一步助长了某些基层干部的不正之风，多吃多占，肆意压制、剥夺农民，终于实在办不下去而不得不予以解散。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种植面积报大了，产量估高了，不仅不向上承认错误，进行纠正，反而用层层下压的办法卖过头粮。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县正当缺粮、疫病、外流严重的时候，还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于是规定各个公社每天粮食入库数字，每天要报3次：上午报打算，中午报行动，晚上报实绩。不问实际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多卖的表扬，少卖的批评，不卖的指责。逼得卖了种子，卖了口粮。搞不到粮食就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进而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提出要斗得狠，不狠就是“右倾”。县里开大会后，接着公社开，大队开，小队开，年三十晚上也开，一直开了40多天。并且规定，公社散会要经县委批准。散会后，还把所谓惜售余粮的干部留下来反省斗争，干部被斗得没办法，只好带人去逼社员，到处翻箱倒柜，搜查粮食。

至于小岗村，严俊昌说：“1958年嗷嗷叫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白天干活，晚上也不准歇，要不停地打号子。我当时十几岁，已经会犁田了，接连犁地，人受不了，我们只好专门派一个人打号子，让号子声去骗那些工作组的干部，表示我们还在犁地，其他人都在田冲里睡觉。人跃进跃得受不了，机器也要加油加水啊。很多牛也累得趴在田沟里睡觉，没有时间吃草，后来有些牛就累死了。大炼钢铁，搞小高炉，铁锅都砸掉了。我家藏了一个擂钵子，最后也被搜了出来。当年的很多事情都是破坏性的，稻子刚刚黄尖，就抢割了，挑到场上，一打全是浆，打不下稻粒，磙子都打得雪白。花生果还没有成熟，就忙着去拔了，拔起来的都是秧子。”

这样的情形之下，不愿意坐等饿死、折磨死的人，只能通过各种办法，冲破阻拦，去外流乞讨了。

4．短暂的责任田

“左”倾错误，导致农业大幅度减产，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供应极为紧张，人民吃了大苦，不仅生活下降，而且不少地方普遍发生营养不良性疾病、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安徽是这种情况最突出的省份之一。为了扭转这令人痛心疾首的局面，1961年2月14日，省委书记曾希圣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到户”的办法，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会议表示赞成，但又感到有风险，提出应先在小范围内试点，并选定合肥市郊蜀山公社井岗大队仅28户的南新庄生产队为试点单位。为避免被误解为单干，还提出“五个统一”，即“计划统一（生产指标和作物安排），分配统一（包产部分），大农活和技术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强调必须在“五个统一”的基础上分包。基本做法是：包产到户，按大小农活用工比例计算奖赔，称为“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简称“责任田”。

“包产到户”一词，最早出现于《人民日报》何燕凌1956年写的一篇报道，反映的是四川江津和安徽芜湖的事例。浙江温州地区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从中受到启发，针对高级社以来，社员“出工不出力”，劳动生产率低下等问题，在当地“燎原”合作社进行试点，并根据亲身试点和调查研究，写了《“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矛盾的好办法》一文，在1957年1月27日的《浙江日报》上发表，得到了省委一些领导人和广大农民、基层干部的欢迎。此文对“包产到户”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论证了“包产到户”不会使农村产生资本主义，不会使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质。文中还指出：“小农经济的个体生产从大范围来讲，它一无是处，但是个体农民那种‘精打细算’‘主动干活’倒是一个长处。”这种长处“虽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因当时是私有制为基础），但是这种长处一旦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采取，一旦与集体劳动的优越性相结合，就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生产服务。这种积极性就成为集体经济不可缺少的部分”。

“包产到户”在永嘉县及其周围的1000个高级社迅速推广开来，但很快就被批为“一股歪风”，是“带着合法帽子的合法单干”。中共温州地委在8月中旬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对“包产到户”开展了辩论和批判，李云河随即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劳动。“燎原”社的农民对禁止“包产到户”极为不满，打了派下来纠偏的工作组干部，事态随之升级，被称为“燎原事件”。1958年2月21日，永嘉县召开了公判大会，李云河、戴浩天等“包产到户”的倡导者，被宣判为“右派集团”，分别受到不同处分，下放劳动改造。20多名“闹事”的农民被判刑收监，其中徐适存以“破坏合作化”之罪，被判处20年徒刑，后来冤死狱中。5年后，安徽又搞包产到户，从上到下很多人自然是心有余悸的。所以给它起了个新名字——“责任田”。

类似“责任田”的包产到户办法，凤阳在1959年也曾经发生过。当时任凤阳县长的赵从华在殷涧公社青山大队搞试点，但很快被取缔。赵从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尽磨难。

1961年9月4日，中共凤阳县委出台《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方法》，明确指出：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概括起来说，这个办法是：包产到队，定产到田，大农活包工到组，田间管理农活（即小农活）包工到户，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

实行责任田的好处是责任明确，人人争超产。避免了单纯挣工分，不顾质量的现象。社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大为提高，耕畜、农具增加，庄稼种得足，管得细，长得好，一片丰收景象。“责任田”被凤阳农民誉为“救命田”，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农村形势、活跃市场、改善城市供应，起了极为明显的积极作用。实行“责任田”的1961年，全县粮食总产为1.3亿多斤，比1960年增长33%。

1962年12月25日，中共凤阳县委第九次全委会和四级干部扩大会议文件之十二中反映：凤阳县亮岗公社方庄大队夏英歧，6口人，4个劳力，去年超产粮食2000多斤，今年又超3000多斤，家里存粮够吃两年。今年一次在小市场出售200斤。总铺公社倪西生产队社员倪西华3口人，2个劳力，今年包产2304斤，实收3550斤，超产1146斤，平均每人400斤，超产烟叶子200多斤，另外还喂1头母猪，3头糙猪，10多头小猪。城西公社业营大队社员张立山4口人，其中有个中学生在城里读书，包产20亩，今秋包产粮3000斤，实收6000斤，包产烟叶子214斤，实收1100多斤，超产900斤，他家粮食够吃3年。由于这一户在赖石山开了半个山的荒，因此社员都叫他“张半山”，不叫他张立山了。

凤阳农民从心里喜欢“责任田”，他们发出这样的呼喊：“责任田，救命田，多产粮食多产棉，国家多收征购粮，集体多得提留钱。社员有吃又有穿，千万不能变。”

但事与愿违，在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安徽代表揭发了安徽农村中刮“共产风”带来的严重问题，指责推行“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接着，省委改组，曾希圣和曾经积极推行责任田的省委其他负责人都受到批判，撤销或调离了工作。

改组后的新省委多次举行会议，对“责任田”进行严厉批判，并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指出：“安徽的‘责任田’办法，是在农村中从1959以来发生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的情况下搞起来的。当时省委在困难面前惊慌失措，病急乱投医，用普遍推行‘责任田’的办法，来迎合一部分农民的单干倾向。”报告接着指出：“包产到户势必会分田到户，社员把分的包产田都看做私人财产，埋界石、插牌子，各人打各人的算盘，生产计划、农活安排就无法统一。”“至于分配，粮食分户收打，产品归户掌握，生产队要挨户催交，而包产又普遍偏低，有些社员还瞒产少交，结果统一分配也无法保证。总之，包产到户造成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大量矛盾，助长了社员的私心，削弱了集体观念，使集体经济趋于瓦解。”

责任田问题，谁是谁非，时间过去了30多年，历史已做出公正的结论。即使在当时，由于试行了1年的“责任田”迅速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强行改正“责任田”的通知受到抵制，广大干部、社员思想不通。新改组的省委负责人听了下面强烈的呼声，也不得不表示：“改正‘责任田’要慎重，要尊重群众的意见，群众不愿改的不要强扭。”一些正直的干部甘冒风险为“责任田”进行了大胆辩护。

就在安徽省委强行改正责任田的同时，1962年10月，中共太湖县委宣传部长钱让能给毛泽东写了一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钱让能以太湖县推行“责任田”前后的鲜明对比，肯定“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当前农村生产力的必然趋势的”。钱让能列举大量数据，论证了“责任田”在发展生产中的巨大作用。太湖县在特殊困难时期，农村中荒、逃、饿、病、死一项不漏，生产条件极差。1961年在1年之内，而且还在遇到105天干旱以及后来遇到风灾的情况下，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的问题，粮食总产量比1960年增长了1%。“这样的迅速转变，究竟是什么力量呢？拿农民的话说：‘这就是责任田好。’”

他还对“责任田”的优越性做了进一步分析。“在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其关心个人利益，责任田正是完全完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的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最讨厌、最头疼的就是那些复杂麻烦的东西。他们所欢迎的也就是最简单、最通俗易行的东西。”“最简单易行为农民所普遍乐意的，就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只有如此，农民才易于理解他们所做的每一件农活，都是与自己的利益发生直接关系，并且马上就能兑现……”

钱让能的结果可想而知，后来在反右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无情的批判和打击，直到“四人帮”倒台才得以平反。

1962年7月，中共宿县符离区委会也寄信给毛泽东主席，信中列举“责任田”的十大优越性，说：“我们一致认为，责任田是个比较好的办法……不是方向错误，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安徽农村推行“责任田”也引起了中央一些领导人和有关部门的关注。1962年6月，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反映他在“本月16日路经安徽滁县专区嘉山县管店公社，看了车站、邱郢两个生产队部分社员麦收，并同一些农民谈了话。他们说今年麦收比去年好，生活也比去年好了，没有浮肿病和逃荒的人了”，“这两个队土地都已分到户，由户包产，责任到田。问了几个农民，都说实行包产到户好”。

中央办公厅的田家英也派两位同志到安徽无为县了解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调查后认为：“包产到户对于解救已经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的和必要的。”

1962年5月7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两次派人来安徽当涂县和宿县进行调查，也肯定了“责任田”的优越性，并向党中央呈报了一份《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其中写道：“个体生产的危险在于以个体经济作为主要社会制度，从而产生剥削，产生阶级分化，而最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我们能保持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社会制度的主体，加上政权在我们手里，国民经济的骨干如工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企业等都是全民所有制，在这种条件下允许社员在一定范围内经营一些小自由小私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尽管如此，新的安徽省委还是遵照上级指示，正式出《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提出：“我省绝大部分地区实行的‘责任田’办法，与中央六十条关于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这个办法是调动农民的个体积极性，引导农民走向单干，其结果必然是削弱和瓦解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办法在方向上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的，必须坚决地把它改正过来。”

1963年初，凤阳县的“责任田”即被全面“改正”。“左”倾错误继续恶性发展，“四清”“学大寨”“文化大革命”，苦难更深重了。因此，凤阳的人口外流一直没有间断。1967年冬春全县不完全统计，达18000人之多；1969年3月，37%的农户及23%的人口外流；1970年春节，全县有4000人外流未归（平素春节间暂回）；1974年初某大队共1119人，竟有900多人外流乞讨。

5．承包到组的“大包干”

为了解决人口外流等问题，从1977年底至1978年初，凤阳县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如何安排好群众的生活。群众反映较多的是要求把自留地退还给他们。在一次社队干部会上，父亲深情地说：“解放已经快30年了，我们农民的吃饭问题还没解决，群众还要外流要饭，我们当干部的心里好过吗？我们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却没有把人民的生活搞好。这干部当得还有什么意义？群众要求退还自留地，就退还给他们吧。”

1978年春节后，父亲抛开所有杂事，一头扎进农村，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跑，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看，一户人家一户人家地问。面对光秃秃的山冈，摇摇欲坠的茅屋，面黄肌瘦的百姓，他更加明白，要解决千百年来凤阳百姓梦寐以求的温饱问题，绝非易事。但是他坚信，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起，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丰衣足食的，既然解放了全中国，就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就一定能把人民群众从贫困中解放出来。为了发展生产和安排好群众生活，他首先抓加大落实“省委六条”规定的力度。

1977年6月，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1月20日，安徽省委向全省农村颁布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全文有6条内容，搞好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分配要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对收回的自留地，要按照政策规定如数退还给社员。“省委六条”对凤阳农村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1978年元月，县委决定抽调240名机关干部组成工作队下乡推动“六条”的贯彻，工作组春节前后全部下乡到位。这份文件针对当时农村政策方面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拨乱反正，做出新的规定，突破了许多禁区，是清除“文革”极“左”思潮的一个重要成果。现在回头看，这份文件为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提供了政策支持。凤阳“大包干”也正是在这一文件的土壤里萌芽、成长、开花、结果的。

凤阳县农村改革，最初出现的形式是马湖公社的联产计酬。马湖公社位于凤阳县西南边界。地处偏僻，生产落后，因农民的主食是山芋，被称为“芋头乡”，年年靠吃回销粮。1978年3月，在群众的要求下，马湖公社书记詹绍周和路西大队前倪生产队干部一起开会。会议决定，该队实行“分组作业，定产到组，以产记工，超产奖励，减产赔偿，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4月下旬，父亲在武店区组织武店、刘府两区的区社书记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农业生产。会上，他要求大家谈谈凤阳的农业究竟怎样才能搞好。参会的公社书记们一一发言，28日上午，马湖公社书记詹绍周发言，他讲了马湖公社前倪生产队实行“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情况，好处很多：出勤出力，避免“大呼隆”；人人出点子，人人关心生产；以前社员干活只想千分（工）、不想千斤（粮），现在干活先想怎样收千斤（粮）、后想怎样干千分（工），干活既注重数量，也注重质量；小组人少，开会方便，干活灵活，记工省时间，等等。对马湖的办法父亲是支持的，但会上他不好表态，因马湖公社所推行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核心是“以产记工”，不仅违背了中央关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的原则，而且与“省委六条”中所规定的“不许包产到组”“不要搞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也相抵触。

会后，父亲单独找詹绍周谈话，并提出三条意见：“一、这种责任制肯定效果好，你们要先干起来，不要先讲出去；二、不要听别人说这说那，你们要大胆实践，既干了就要干好；三、要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对马湖公社推行联产计酬当时有不少非议，但是县委采取“不宣传、不制止、不推广”的方式支持他们。随后由于马湖公社有一半以上的生产队搞起了联产计酬，詹绍周有些担心。5月底的一天晚上，他来到我家，向父亲汇报联产计酬已经在全公社推广，可能搞得面太大，怕出现负面影响。听后，父亲经认真考虑，对他说：你们已经搞开，那就搞吧，如果错了到秋后再纠正过来。

这年全县自3月份以来没有下过透地雨，到6月全县有70多万亩地受旱，旱情来得早，持续时间长，受旱面积大，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过的。7月，旱情更为严重。月底，父亲专程前往马湖公社检查抗旱抢种情况，詹绍周汇报说：今年虽然大旱，但由于搞了联产责任制，社员小股部队作战，抗旱效果好，生产形势好，计划全年总产450万斤，争取500万斤，如果达到这个产量，比1977年增产80万斤。通过到各生产队检查，对看到的和听到的情况父亲是满意的。年底，因大旱全县粮食大减产，但马湖公社基本上平产，实行联产计酬的生产队，有的平产，有的增产，没有一个减产。

对于马湖公社带头实行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父亲一直是十分关注和支持的。马湖公社在实行联产责任制中，路西大队汪家生产队出现有一户单干的情况，这户社员姓王，两口子带三个小孩。分组作业时，各组都认为他难缠，不要他。最后生产队决定，把他挂名在一个作业组内，然后从组里分出9亩地让他“单干”。公社里把这种形式称为“组中户”。对这种情况，父亲在马湖一次调研中对詹绍周说，没有其他好办法，只好这样叫他干。这户单干的情况可以说是凤阳包干到户的萌芽。

7月19日，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来凤阳检查工作。父亲和县革委会主任吉诏宏同志把马湖公社“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接着省委和中央政策研究部门先后派人来马湖调查，经过详细调查，调查组的同志都对马湖公社的做法给予肯定和支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元月，中共中央下达[1979]4号文件，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简称《六十条》）在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中宣传、学习、试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了纠正分配上平均主义的问题，规定了三个“可以”，即“可以按定额分配记工；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总的来说，这是改革开放精神统领下，前所未有的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文件。即使如此，它仍不能完全摆脱“左”倾思想的历史惯性，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但坚冰已经打破，曙光已经初现，父亲和广大的农村干部、群众渴望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马湖公社所实行的“包产到组、以产记工”，终于被中央文件所承认。凤阳“大包干”的最终形成，正是从马湖公社的联产计酬开始，跨出了关键性的、决定性的一步。

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得到中央文件认可以后，如何在全县大规模推广，成为凤阳县委的主要任务。马湖公社的联产计酬，虽是成功经验，但算账的方法太烦琐，定工要搞几十项，分配要算许多弯弯账。梨园公社石马大队书记金文昌在一次讨论会上提出，他们大队有个小贾生产队，全队分4个作业组，年底分红时，该上交国家的上交国家，该留给集体的留给集体，剩下的归小组分配。也就是由作业组和生产队签订承包合同，保证完成国家粮、油、棉、烟的上交、征购任务和生产队的公共提留，其余收入由作业组自行分配。当地群众把这种责任制称为“大包干”，又称“包干到组”。他们明了而形象地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多少都是自己的。该拿的拿在明处，该得的心中有数，一刀一个血口子，我们越干越有劲。”所以，“大包干”最初的含义是“包干到组”，经过后来小岗的发展，才是“包干到户”的。

县委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认为“大包干（到组）”肯定效果好，也倾向搞，但是最后核算分配这一环节，是放在组里了，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统一核算”的文件规定相违背，不敢擅自决定。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始重新回到党的工作中来，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已经迈出。1979年2月中旬，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凤阳检查工作，父亲和县委的同志一起向他汇报了凤阳要求承包到组，搞“大包干（到组）”的意见。后来王郁昭请示了省委书记万里，同意了凤阳的意见。在一次地委召开的各县县委书记和农办主任会议后，王郁昭告诉父亲：你们就搞吧，可以先搞试验。在凤阳探索实行“大包干”的过程中，王郁昭是一直支持和保护的。2月20日，父亲在县委工作会议上做总结时宣布，可以实行包括“大包干（到组）”在内的几种生产责任制。要求：（1）划分好作业组。本着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的原则，将生产队划分若干个作业组，民主选举产生组长、记账员、保管员，作业组规模一般为五六户；（2）处理好生产资料。耕地、耕牛和农具按一定的分配标准，固定给作业组使用；（3）搞好包干合同。生产队把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农副产品交售任务、公共积累和各项提留，按土地面积合理分配到作业组。作业组承包任务落实后，队组签订合同，一式三份，上报大队、公社监督执行。全县3609个生产队中实行“大包干”的有2554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70.8%。

就在凤阳人为包干到组而欢欣鼓舞的时候，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张浩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这封读者来信被加了编者按，强调：“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这一天，凤阳县正在召开区县干部会，到会干部100多人，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就像油锅撒了一把盐，一下子炸开了！难道很多干部害怕和担心的“路线斗争”“政策多变”的日子又来了？就连一些原来赞成实行“大包干”的同志，有的思想也开始动摇起来。人们盯着父亲，要他代表县委表态。

父亲觉得，此时已是春耕时节，农村的作业组已经划分开了，土地、农具已经分开了，农民筹集的钱款已经换成了化肥和种子，如果强行命令农民重新拢起来，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且“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是今年中央4号文件规定同意的，拢起来不又是出尔反尔吗？但不拢起来，《人民日报》已要求“坚决纠正错误做法”，上面会不会追责？他思考再三，果断地说：“‘大包干’是县委提倡的。不管有多大罪过、责任，秋后犯错误，县委承担一切责任！不能再动了，马上就要播种，就像打烧饼，不能翻来翻去的，再翻就糊了！”

好在万里当天听到新闻广播后，立即以省委名义，向各地、县发出8条紧急电，要求各地不论什么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第二天一早，他就到皖东的全椒、定远、嘉山等县做稳定干部群众情绪的工作。他一再讲：“报纸是‘公共汽车’，发表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靠实践来检验，绝不能看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他强调：“春耕大忙已经开始，政策绝不能变来变去，看准了就定下来干，秋后再总结经验教训。”他还说：“秋后减了产，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吗？”

3月16日省委书记王光宇来到凤阳，当父亲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王光宇时，他当即就说：“老陈，凤阳不要动了，就这样干吧！”当晚，跟随万里在滁县地委检查工作的新华社记者张万舒受命给父亲打来电话：“不要再动了，让实践来检验，要能增产明年还要搞。”地委书记王郁昭也安排打来电话通知，要求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一律不要变。在回答地委的电话中，父亲说：“春耕生产开始了，‘大包干’责任制是不能再动了，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心门朝南啦！”

可能由于各地反应强烈，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安徽辛生、卢家丰两人的来信，并在编者按语中承认上一次的按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表示：“不管用哪种劳动计酬方式和办法，不要轻易变动，以保持生产的稳定局面。”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了，至此，承包到组形式的“大包干”终于稳定下来。

6．前世

梨园公社是凤阳县最穷的公社，小岗村又是穷社中突出的穷村。后来担任过凤阳县委书记、滁州市人大副主任的吴庭美，当年在凤阳县委政策研究室任职，1979年12月20日他受命于陈庭元，入住小岗村做调研，写了《一剂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曾这样描述：

小岗生产队，原是一个自然村，合作化前，全村共有34户，175人，30犋牲畜，耕种1100亩土地。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村同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村一样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有了土地，有了安定的社会环境，摆脱了沉重的封建压迫和剥削，生产积极性高涨，生产发展很快。全村正常年景粮食总产都在十八九万斤左右。好的年成可达20多万斤。下中农成分的严家齐，当时全家6口人，3个劳力，1犋牛，种40多亩地，最多的一年收过30石稻（合6000斤），6石小麦（合1500斤），3石高粱（合600多斤），30石山芋（折粮600斤），2石多豆类（约合500多斤），共9200多斤，平均每人1500多斤。那时全村根本没有人外流。人们把外流讨饭看做是极不光彩的事。

1955年办初级社时，这个村没办起来。1956年直接入了高级社，动员大家入社的干部说，你们是一步跨进了“天堂”。入社的第一年景况还算不错。全队收了165000斤粮食。平均每人600斤口粮，留下种子，其余40000多斤都卖给了国家。这40000多斤粮食是小岗生产队合作化以来第一次，也是以后23年间最后一次向国家做的贡献。

1957年反右派反到了小岗，在“辩论社会主义优越性”时谁要是说个“不”字，不管你是贫农还是佃农都要被大批一通，甚至被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从此，政治上鸦雀无声，上面叫怎么干，就怎么干。那年冬天小岗队就开始吃供应粮了。

1958年在农村出现的各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小岗也都发生过。生产上的瞎指挥相当厉害，搞什么“十里芋峰岭，五里菜花香，千亩水稻方”。结果是：“十里芋峰岭变成大草荒，五里油菜地未打半‘土缸’，千亩水稻方没收多少粮。”20多年前被抛荒的芋峰岭上的山芋垅至今还留在那里。“五风”越刮越大，使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到1960年，小岗队只剩下10户39人，一犋半牛，耕种100多亩土地。据统计，在这3年中纯属饿死的（也叫做非正常死亡）60人，死绝6户。有76人背井离乡，寻找活路。当时全村是满目残垣断壁，处处蒿草丛生。很多人至今回忆起来还不寒而颤，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党取得政权十几年后会出现那种惨状。

“十年内乱”期间小岗生产队的生产非常落后，群众生活十分穷困。尽管如此，还是照批“资本主义”。社员严金昌，全家7口人，1975年在家前屋后种了二三分地生姜，一二分地辣椒、大葱。自家的一二十棵柿子树看管得好，未让小孩乱摘。秋后烘一烘到集上卖了，并喂了2头肥猪。年收入八九百元。得到的这些钱，主要是到小市场买点粮食养家糊口，免得寒冬腊月，拖儿带女，到江浙一带农村去“查户口”（此地把外出讨饭叫“查户口”，也叫数门头）。这种靠自己辛勤劳动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暴发户”，充其量“暴发”到不逃荒要饭的水平。但是，他在小岗这个“户户外流，年年外流”的生产队的确是“冒了尖”。所以在当时那种“富则修，穷光荣”“一切共同”理论的指导下，严金昌被大队、公社批判了三四场，《皖东通讯》还对此事做了报道。严金昌也险些被戴上“暴发户分子”的帽子。他气愤地说：“都喝西北风，就平均了。”对这句话，当时有些人认为严金昌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气焰嚣张”。但它说明“平均主义”在这样穷的地方是十分盛行的。在极“左”路线干扰破坏下，小岗确实达到了“平均”：这就是全队20户，不管大户小户，户户外流过；能跑能蹦的人，一律讨过饭。

小岗生产队没有一户地主、富农。大家又都共同外流讨饭，在阶级关系上应该说没有多大对立。但是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政治运动不断，年年抓“纲”抓“线”，“大批促大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这样乱批乱斗，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11个年头，县、区、社、大队有38人次到这里搞过工作队、宣传队，每年最少的1个人，最多的18人。每期工作队、宣传队都首先大抓一通“阶级斗争”，总是支持一部分人，整另一部分人。总之，不能离“纲”、偏“线”，不能停止斗争，搞得生产队干部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全队17个男劳力，有15人先后当过队长、副队长。20户人家户户都当过干部，“算盘响，换队长”已成了这里的规律。台上的压台下的，台下的捣台上的。斗来斗去，人心斗散了，土地斗荒了，社员斗穷了，集体斗空了。

小岗生产队尽管遭到错误路线如此摧残，但是群众对我们党和政府还是充满感激之情。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凭良心，这些年也亏着政府。”事实也确实如此。从1962年到1978年17年中，全队每年分配的口粮每人只有一二百斤，生产、生活主要靠政府救济支持。从高级社以来，国家给这个队贷款15632.28元，无偿投资2425元；从1966年到1978年13年156个月份中，吃国家供应粮的有87个月，共吃供应粮达228000斤，占这13年总产的65%，占集体分配口粮总数的79%；给生救款、社救款15000多元，占社员分配总额的54%；供应各类种子65000多斤。现有的10头牛，没有一头不是国家给钱买的。过去用的犁耙等主要农具没有一件不是国家花的钱。“农民种田，国家给钱，缺吃少穿，政府支援”，这几句话用在这里是最贴切不过了。群众对政府的救济和支持，始终感恩戴德，念念不忘。但是，他们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又总是感慨不已。不少老社员说：“我们都是庄稼人，种了一辈子地，看到长庄稼的地大片荒着，心里像油煎一样。我们种田人不交一粒公粮，却常年吃着国家供应的粮食，感到有愧。我们也知道怎么干能多收粮食，但是‘政策’不许啊！”这是多么复杂的感情！既有感激又有苦衷。过去的20多年，小岗生产队群众就是在这种矛盾心情中度过的。

7．逻辑起点

正是因为小岗村有这样的前世，刚刚允许他们“联产计酬”，搞“大包干到组”时，他们就偷偷地“包干到户”，把“大包干”彻底包到底！

1978年秋，种麦之前，只有20户、115人的小岗村，根据上面的规定，先是分成两个作业组。麦子刚种齐，各作业组内部又“捣”了起来。队领导无法解决，便请示公社，要求再分组。公社书记张明楼知道农民生活的困苦，更了解这个队难缠，破例同意小岗分成4个组。谁知4个组刚分没几天，各组内部又都闹了起来。其原因是组越小，劳动中谁吃亏、谁占便宜，看得更清楚，利益冲突更直接。十多天后，队里便瞒着公社将全队分成8个作业组，作业组多为“父子组”“兄弟组”，看一看各组的构成就知道了。

一组：严立付、严立华（兄弟俩）

二组：严国昌、严立坤、严立学（父子三家）

三组：严家芝、严金昌、关友江（前面是父子，关为严家的女婿）

四组：关友申、关友章、关友德（兄弟三家）

五组：严宏昌、严付昌（兄弟俩）

六组：严家齐、严俊昌、严美昌（父子三家）

七组：韩国云、严学昌（邻居）

八组：关友坤、严国品（邻居）

但就是这样的父子组、兄弟组，大家还是不能合作共生产，一干活，都是讲自己吃了亏，有的互相不理睬，组内吵闹、打骂现象时常发生。到了10月底，又是“算盘响、换队长”的时候，梨园公社任命严俊昌为生产队长，严宏昌为副队长，严立学为队会计，3人组成新的队领导班子。

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张万舒在1983年《瞭望》试刊号上曾发表《中国，有这样一个村庄》，是这么记录这段历史的：

生产队领导班子的年轻人在焦急地寻找新门路。他们请教从“五风”中幸存下来的三老汉之一的关庭珠，他说：“六一年的救命田很中用，一干就增产。”刚上任的副队长严宏昌黑眼珠子一亮：“对，那叫‘责任田’，同‘大包干’差不多，一竿子包到户。”队长严俊昌说：“咱们就套着包干到组的办法，搞个包干到户不行吗！”关庭珠老汉吧嗒着嘴说：“行是行，就怕上面不准干呀！”身材瘦小，带着一股冲劲的严宏昌，是个初中毕业生，小岗人中唯一的文化人。他满不在乎地说：“咱小岗已经穷的没有门了，只要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为啥不准干？”“你年轻啊，才当干部，不懂上面的规矩啊！”老汉拧着眉毛说。严宏昌闷头吸两口烟，灵机一动：“咳！人家别的公社能走了‘大包干到组’的第一步，咱们为什么不能偷偷走第二步？”这句话提醒了耿直的严俊昌：“这倒是个办法，只要社员一致同意，就偷着干，出了事，咱们几个顶着，撤职、处分都行，只要能增产，总不能开除咱们的社籍吧！”他们就这样拿定了主意。

1978年11月24日晚饭后，黑黢黢的夜刮着黑黢黢的风，因为寒潮来了，风有些刺骨，小岗村全队社员，悄悄地来到严立华家，一家一个户主，除严国昌、关友德外出要饭没有回来外，其余18户，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3户队干部，关廷珠、严立富、严立华、关友申、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严美昌、严付昌、严家齐、严国品15户社员都来了。

严俊昌在社员大会上说：“全县都搞‘大包干到组’，咱们干脆‘大包干到户’，土地、耕牛、大农具是集体的，承包到户，保证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个办法一亮，像一瓢水倒进油锅里，立刻炸响了！会场上一片沸腾：“行！”“干！”

严宏昌站起来说：“大家都同意，我们就这样干！但是要有个协议：第一，我们是‘明组暗户’，偷着干，瞒上不瞒下，不准任何人对外人讲，谁讲谁不是人。第二，每年午秋二季交粮油时，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给集体的给集体，谁也不准装孬种。谁装孬，大家一起上他门上扒，不要让我们干部要。大家同意这两条，我们就立字据，捺手印，分开干！”

大家齐声说：“同意。我们捺手印。”

老农严家芝小声说：“万一被上面发现了，队干部要是去蹲班房了，家中老小怎么办？”

会场里瞬间沉寂下来。

老农关廷珠说：“到时候队干部要真是为这事蹲班房，我们全体社员把他家的农活全包下来，把他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对对对！就这么干！”大家齐声说。

严立华家没有纸，昏暗的油灯下，严宏昌将抽空的“淮北”烟盒拆开，想在上面写。生产队的记工员严立富说：“烟纸太小了，我回家拿纸。”严立付就住在严立华的西边，出了门，一会儿工夫就拿来一张白纸。严宏昌奋笔疾书，在纸上写道：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到18岁。

严宏昌先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上面，下面落款是全体20个户主的名字。严宏昌、严立学、韩国云三人私章是随身带的，就当场在自己的名字上盖上了私章，其他人都是郑重地捺手印。在外要饭的严国昌是由大儿子严立坤代捺的。同样在外要饭的关友德，严宏昌开始请他的亲哥关友章代捺，关友章说：“要是领救济款，我就代他捺了，这可能是要坐牢的事情，我不便代。”当时有些冷场，严宏昌走到关廷珠面前说：“我叔，你代友德捺一下吧。”关廷珠是关友德的亲叔子，什么也没说，蘸了印油，捺了。这份材料现存于国家博物馆，馆藏号为GB54563，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了。

因为当天晚上出席会议的是18个人，这份材料就被称作“十八颗红手印”，被誉为“生死印”。按手印的时间取1978年11月24日晚，是因为严宏昌回忆说，按手印的第三天，他到小溪河去赶集，看见供销社商店里挂着的手撕日历牌子上显示的是11月26日。由此倒推，按手印的时间是11月24日晚。至此，小岗人开始了分田到户的“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当代农村改革的序幕。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中国改革的新进程。小岗村分田到户的“大包干”，契合了历史，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作为一个熠熠生辉的历史闪光点，40年来历久弥新，越来越多地吸引着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

8．博弈与呵护

小岗人包干到户，开始是对外隐瞒的。但他们一出工，别人就看出来了，都是一家一户干活的。不但不要队长吹哨子，而且披星星，戴月亮，老人孩子都一起下地，很明显是分开单干了。公社书记张明楼开始还有点不相信。为了证实这个消息，他把严俊昌、严宏昌叫到公社，严厉地问：“听说你们小岗子分到户干了？”严俊昌、严宏昌连忙否认：“没有。那是犯法的事情，我们哪敢干？我们跟其他队一样，分到组干的。”张明楼没有问到什么，只好作罢。又过了几天，小岗分田单干的事情再次传到公社。第二天一大早，张明楼背着粪箕，一路拾着粪来到小岗，看了看上工的人，看了看已经长出来的庄稼，通过和一些人交谈，又一次把严俊昌、严宏昌叫到公社，大声斥责道：“你们胆子太大了。这是要坐牢的！告诉你们，要逮人，肯定是先逮你们两个。你们知道吗，我也会跟着你们倒霉的！”张明楼举了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老县长赵从华、太湖县委原宣传部部长钱让能等一系列例子，语重心长地说：“他们都被打倒了，教训太深刻了！”

“我们不知道你说的那些，只知道小岗太穷，要多收点粮食，社员能吃饱肚子。”严俊昌说。

“我们这样干，每户和生产队都有合同，和分组跟生产队签订合同没有区别。土地还是集体的嘛，多收粮食还是为国家做贡献！”爱思索的严宏昌说。

“狡辩！你们小岗一家收一个金磙子都不遮我们的眼，我们也不稀罕。我们国家宁愿给你们吃喝，也不能让你们单干，回去后必须并起来！”张明楼下了死命令。几天后，公社召开生产队队长以上的干部会，张明楼在会上再次批评小岗，宣布小岗如果不并起来，不仅要扣除牛草，而且化肥、种子、贷款一律不给。会后，特意把参加会议的严宏昌留下来，推心置腹地对他说：“我也知道，你们这样干能多打粮食。但现在中央还没有这个政策，如果有了这个政策，半夜文件到，我立刻开广播会宣布。我同情你们，你们也要理解我，我不能看着你们犯法，带着我也犯法！回去快点并起来，万一上头追查下来，我好做解释。”

严宏昌回到队里，把张书记的意见向群众做了传达。社员的意见很坚决，绝不同意并起来。公社不给牛草，严宏昌和严立学就通过熟人跑到李二庄公社上李队去借；不给化肥，就大积农家肥，挖塘泥解决；不给贷款，自己想办法，找亲戚朋友借。但是不给种子，就没有办法了。当时种子供应有严格的计划，都在公社粮站里。外面市场上也买不到。没有办法，季节不等人，严宏昌只好天天跑公社，找张明楼书记要种子。

回忆这一段历史，陈怀仁说：“4月10日傍晚，陈庭元亲自到小岗发现分田单干后，心里还是很焦虑的。本来，包干到组这件事，也不是很踏实的。3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张浩来信，明确反对包产到组，已经在全国引起争议，你现在突然又来一个包干到户，你说他心里能不害怕吗？他不是怕自己被追责，是担心上面追起来，连累得包干到组都不让干了。又过了几天，他带着我又来到梨园公社。我们一到公社院子，就听到张明楼在大声教训一位年轻人：‘你们这捅的是大纰漏！赶快给我并起来！’见陈庭元下车，张明楼对年轻人说：‘你走吧，我要向领导汇报。’年轻人看看陈庭元，无奈地离去。陈庭元问：‘小岗队怎么弄啊？’张明楼说：‘我们正在动员，强制性让他们并起来，分田单干是犯法的！’陈庭元说：‘那我们看看去。’”

陈庭元叫上张明楼，一起驱车到小岗。到了村里，从西头到东头走了一阵子。那么多的老百姓，都在看，说陈书记来了。此时，在公社被张明楼批评的年轻人也到了。陈庭元这才知道，他是小岗队的副队长严宏昌。

“你就是严宏昌啊？要稻种的就是你吗？别的点子不想，为什么要分到户呢？现在可没有这个政策啊！”陈庭元询问严宏昌，语气和蔼。

“陈书记，我们队在一起干了近30年，生产从未搞好过，最差的一年午季，每人只吃一斤半小麦，一般的年成也只吃一二百斤粮食，年年吃回销，年年外流。社员都说，如今上面的政策有点松了，我们分到户干，想找个门路，多收点粮食，也减少国家的麻烦。”严宏昌有些激动，一点也不因为面对的是县委书记而怯场。

陈庭元没有说话，严宏昌又说：“我也说实话，我们各家各户年前就分开了，种子、肥料投入，都是各家各户自己的，现在要是并起来，投入不一样，工分也不好评啊。”

陈庭元抽着烟，依然没有说话。不一会儿，他把张明楼拽到一边说：“老张啊，乖乖，他们已经分开干了，投入也不一样，到秋后收庄稼，怎么评工分，怎么算账呢？就叫他们干到秋再说吧，反正种的庄稼也跑不到哪里去。”

张明楼愣了一下子，说：“陈书记，你前天可是训我的，现在周围的不少生产队都知道了，说他们搞资本主义。”

“狗日的！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不过是多收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

“这是犯法的，上面要是追究起来怎么办？”

陈庭元说：“犯法县里给你承担。”

张明楼就讲：“县里承担好，那你写个条子给我。”

陈庭元笑着说：“这种事情只能干，哪能写条子呢？”

张明楼说：“陈书记，那后面你要是调走了，上面追查下来，说我犯法找谁去？我找不到你了。你不写条子，我不敢叫干。”

陈庭元没再说话，因为张明楼说得对啊。以前因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被打倒的人太多了，李云河、钱让能这些人都很悲惨，很多干部都知道。事情僵持在这里，陈庭元就回县里了。

若干年以后，儿子陈新兴问父亲：“你当时为什么不写条子呢？若写了，历史价值也不得了！”他说：“当时的形势下不能写，因为争议太大，还不明朗……但我知道这种办法肯定能干好，支持小岗这么干的决心是坚定的。其实，当时我还有个策略，在没摸清上级领导对包干到户的态度时，有时硬在嘴上，软在心里。表面上讲几句‘不允许到户干’，实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情况是有的。”

第二天，陈庭元又叫几个人一起，哪个呢，县委办公室主任田广顺、县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义贵、板桥区委书记林兴甫一起去作证。这几个人现在都在，我一说，他们都能记得。张明楼这才答应。小岗子包干到户才能往下实施。当然，陈庭元反复交代，这件事情，和马湖经验一样，“不宣传、不制止、不推广”。这样，小岗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总算被保留下来。

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张明楼这个人不能贬低人家。他很可爱，是个老党员，对党十分忠诚，对党的政策是坚决执行的，执行力非常强，是一个好干部。要放在历史中看，不能用今天的眼光看，把历史简单化。

张明楼答应给小岗稻种后，会计严立学当天就找到他，请他给公社粮站站长吴国宝写了一个条子，同意给小岗队种子。吴国宝曾经在小岗队蹲点，前后3年时间。当时严立学是队长，和吴国宝相处得还好。拿到张明楼的条子，严立学叫上几个劳动力，带上笆斗挑子，到公社粮站，把稻种挑了回来。回忆这一天的事情，严立学激动地说：“天关照我们走分田单干这条路，稻种刚挑回来，天就开始下雨了。小岗这地方缺水，大多数时候是种旱稻。旱稻也要在地里浇水，季节早已到了，地早都整好了，就等种子了。那天的雨不小不大，正适合种旱稻。稻种分给各家各户后，大家都忙着往地里种。有耧子的人家就用耧子耩，没有办法耩的，就撒到地里，再用大扫帚扫平，地是各家各户的，大家各显神通。这一夜，基本上没有睡觉的。到了第二天早上，几百亩地的旱稻全都种上了。”

第二天天刚亮，陈庭元又来到了小岗村。见了严立学，他就问：“稻种给你们了吗？”严立学说：“昨天下午，我们已经挑回来了。”陈庭元舒了一口气，说：“这我就放心了。昨天晚上，我一夜没有睡，就怕你们的稻种落实不了。已经是谷雨了，你们还不泡稻种，就来不及了。”严立学说：“我们这里大多是种旱稻，昨天晚上大家都干了一夜，差不多都播下去了。”

陈庭元吃了一惊，说：“这么快？我去看看。”他来到地头，看了几块播下去的旱稻，田平沟直，播撒均匀，不住地称赞道：“好啊！还是包到户的好，这效率，真高！”

根据陈怀仁的工作日记记载，从1979年4月到年底，陈庭元先后10多次前往小岗，观察他们的责任制试行情况，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交谈丰收后的喜悦，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小岗一直作为县委书记陈庭元实行“大包干（到户）”的一枚重要的棋子，在全县大棋盘中谨慎地运行着。在我的采访中，提到陈庭元，“大包干”带头人都是交口称赞，关友江说：“陈庭元是最开明的领导，当时他要是稍微缩缩头，不出来担当，我们也就没有今天了。”严俊昌说：“陈庭元书记真是一个好人，他时常在下面跑。我们队干部不仅要在队里忙，还要下地干活。他下来查看我们家里时，看到家里大人不在，小孩子还饿着肚子，就揭开锅，亲自盛饭给小孩吃，再转到地里告诉我们：你们安心干吧，我已经把孩子喂饱了。那时他给我们一句好话，就让我们踏实。”陈庭元对“大包干”拥护，对大呼隆反对。他对中国国情非常了解，知道农村怎么干才能干好。1956年合作化时期，他担任滁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就主张“入社条件不成熟的，暂时可以不搞”；他看到农民的余粮被征收过多，便在县委提醒同事“有些地方农民的粮食卖过头了”。1958年他反对将农民抽去炼钢铁不搞农业生产，因这些言行，被打成了“老右”。陈怀仁说：“20多年下来，政治上的很多事情他个人也没有办法。他在会上讲话，向来都是严肃的。当时讨论搞包产到组，有些常委会在会上说，包到组能干好，只要能干好，就是包到户也没有什么。类似的话，他会上基本不说。但下到群众中间，他的倾向性就很明显了。事实证明，包干到户这株幼苗，小岗人艰难催生后，是陈庭元一直在智慧地呵护着，给它阳光雨露，才让它长成大树的。”

陈怀仁作为当年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所言极是。包干到户这种责任制形式，是小岗人的创举，小岗人为了这种生产形式不被拍死，进行了不屈的博弈。而帮助他们，呵护他们的，也有许多人，陈庭元应该是最杰出的一个。陈新兴告诉我：“对于支持小岗这件事情，我曾经问过父亲，当时你害怕不害怕呢？父亲说，当然很担心。中央的政策还在那里，1979年1月11日下发的中央4号文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的社会形势毕竟发生重大变化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已经进行了一年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作风正在兴起。我还是相信党中央的。”陈庭元之所以敢呵护“大包干”，是因为他拥有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宏观的发展眼光。

9．补药

包干到户在小岗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关于小岗包干到户后的情况，吴庭美《一剂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是这么说的：

今年全队粮食总产132370斤，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总产35200斤。群众说过去20多年总共也没收到这么多的花生、芝麻。家庭副业也有很大发展。生猪饲养量达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全年的粮食征购超任务2800斤。过去23年一粒未交还年年吃供应，今年向国家交售粮食24995斤，超额7倍多。社员还准备卖5000斤山芋干。油料统购任务300斤。过去统计表上这一栏，从来都是空白。今年卖给国家花生、芝麻共24933斤，超过任务80多倍。还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并可卖肥猪35头。全队还留储备粮1000多斤，留公积金150多元。今年棉花交售任务没有完成。社员们内疚地说：“明年一定补齐。”

由于生产发展，社员收入大大增加。据初步统计，今年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最好的户收入可达五六千元，平均每人可达700多元。最差的户平均每人收入也在250元左右。全队20户，向国家出售农副产品2000元以上的两户，1000元以上的10户。社员严付昌，全家8口人，两个劳力，包地36亩，开荒五六亩：今年共收小麦3600斤，稻谷4200斤，玉米400斤，黄豆300斤，山芋20000斤（折主粮4000斤），杂豆500斤，花生4300斤，芝麻60斤；养肥猪3头，母猪、小猪23头，今年卖猪可得款1100元，禽蛋收入100多元，八口之家共收粮食13000多斤，平均每人1500多斤；农副业总收入5400多元，平均每人700多元。收入最少的关友江，全家7口人，两个劳力，收小麦2500斤，稻谷2700斤，山芋10000多斤（折主粮2000多斤），黄豆2500多斤，高粱200斤，花生600斤，卖薄荷油得款50多元，1头肥猪可卖150多元，共收粮食7650斤，平均每人1000多斤，农副业总收入1700多元，平均每人240多元。

今年的丰收，使小岗的群众对于夺取明年更大的丰收充满了信心。他们说：“有了今年的本钱，明年肯定还会大增产。”因而生产劲头更大。今年秋种时，两个多月没下雨，社员群众男女老少齐上阵，一担担，一桶桶，一盆盆，挑水、拎水、端水，造墒抢种小麦。全队115人已种小麦306亩，出全苗的有250多亩。今年种的小麦一般都是三肥下种，有的四肥下种。不少户不但施足了小麦的底肥，还留足了明年小麦追肥和春种用肥。有的户家有万斤粮，备有千斤肥（商品肥）。据统计，这个队今年秋种前后共买化肥、磷肥、饼肥等各种商品肥77380多斤，花了8200多元，未要国家分文。

农业丰收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的愁云消失了，人人欢天喜地，个个笑逐颜开。“参观”的人去了，他们总是像接待客人一样，把人们引进低矮尚未修复的茅屋，捧出炒熟的花生、瓜子。“今年够吃不够吃？”他们总是指着满满的囤子、圆鼓鼓的草包，自豪地说：“看，这不都是粮食，过去队里的仓库也别想有这么多！”外地讨饭的来了，他们也分外大方，大捧大捧的山芋干，大把大把的玉米、高粱拿给人家，赶到吃饭时，大米饭、白面馍也毫不吝啬。他们说：“往年，我们也是这样，谁有吃的还出来要饭呢？”

过去收割季节，到处防偷窃，看场的看场，看田的看田，还是免不了丢黄豆，少山芋。今年那么多花生都摊在田里，晒在田里，那么多的山芋干都撒在荒野上，从来未发现谁家的东西少了。深秋季节，成片柿园，火红的柿子挂满了枝头。“不怕人摘吗？”群众说：“不稀罕了！”

农业的丰收，给这个备受摧残、十分穷困的生产队带来的喜悦，处处可见，处处可闻。他们对前景充满着希望，一年来的事实充分说明，“包干到户”对小岗确实是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现在，他们不想再让国家为难，伸手要钱要粮。唯一的希望是再让他们这样干下去，干上三五年，对国家做点贡献，个人能积点钱，盖盖房子，添点家具，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

小岗村这样的变化，完全归功于实行了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活生生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包干到户确实就是一剂不可多得的补药。因为非常管用，这剂补药自然产生了强劲的“吸引力”，但这也出现了一些“麻烦”。吴庭美在报告中说：

小岗“包干到户”是群众“偷偷摸摸”地干起来的。一年来谁也没有去总结它，更没有人去宣传它。在县里整理的一些材料中偶尔出现小岗的例子，也都谨慎地被删去了。但是这里的事情却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那些穷困地方很快传播开了。有的把这种传播叫“吸引力”，有的叫“影响”。在梨园公社一些和小岗情况差不多的生产队，已经成为群众议论的中心。他们说：“同是一个政府领导，小岗能干，为什么不叫我们干呢？”尽管公社三令五申，讲得严厉，不准包干到户，可是今年秋种时，有的地方还是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学习小岗了。群众一夜之间就把田划开了，把牛分好了，鸡一叫就下地种麦了。我们问这些地方的群众：“你们这样分，不会闹出意见吗？”他们说：“咳！谁敢明达亮世地干，我们这块穷地方，只要允许那样干，吃亏讨巧不在乎！”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干部埋怨起小岗来了。他们说：都是受小岗的“影响”，没有小岗我们这里屁事没有。小岗在影响着一些地方，这是事实。但是，小岗从来未去宣传自己，更无权向其他地方发号施令。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地方？其他很多地方却“影响”不了小岗？这个问题从小岗过去出现过的一件事上可以得到最好的回答。1974年，公社下决心要改变小岗的落后面貌。公社书记挂帅，人保组长坐镇指挥，一行18人进驻小岗（当时小岗是19户）。一个负责人在开动员会时说：“你们小岗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了。今天我们要左手牵着你们的鼻子，右手拿着无产阶级的刀、无产阶级的枪、无产阶级的鞭子，非把你们赶到无产阶级的道路上去不可！”18个人兴师动众地“赶”了1年，结果小岗的粮食产量在原来很低的基础上，又下降了许多。这是对“大呼隆”“吃大锅饭”的惩罚！小岗生产队过去20多年捆在一起“大呼隆”，穷到那种地步，谁也不敢搞“包干到户”，今年为什么敢搞了呢？这是20多年集体生产反复实践的结果，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像小岗这样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干部轮流当，群众找不到为大家所接受的“领袖人物”，生产上缺牛少耙，大片土地抛荒，群众靠救济讨饭过日子的生产队，硬要搞“一大二公”，势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在这样的条件下，适当调整一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一些与社员物质利益关系更直接、更能为社员群众接受的管理、分配形式，就更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做到人尽其能，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只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一些贫困的地方受小岗影响就很自然了。我们认为，“包干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与“分田单干”是两码事。实行这种办法，生产资料仍归生产队所有，不存在人剥削人的问题，大家都凭自己的辛勤劳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社员又是为三者利益所生产，它并没有偏离社会主义轨道。实行这个办法，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是有利的。

但是，小岗队“包干到户”在目前仍然是“众矢之的”。尽管人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办法在长期低产落后地区比其他责任制更能调动群众积极性，更能增产，但它仍被一些人看成是“禁区”，不敢超越固定框框，因而只好“一律”了。小岗队在“一律”之下，最近又拢成了8个作业组。这一次群众虽没有给各级领导作难，但他们内心并不想拢。不少社员说：“拢起来今后还是搞不好。”

小岗的办法吸引着别人，这使小岗感到自豪。由于吸引着别人反而带来了麻烦，连自己也不能搞了，心里又有难言的苦衷，这使小岗的群众产生了一种新的矛盾心理。

吴庭美这份写于1979年12月20日的调查报告原件现在收藏于国家博物馆。1980年1月上旬，安徽省委在合肥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陈庭元将这份调查报告亲手交给万里。后来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告诉陈庭元：万里接到调查报告后，像读小说那样，一口气连看了两遍，被在小岗所发生的事情感动了。不久，万里亲自来到小岗村查看“包干到户”的成果。

10．补药的产生

凤阳农村改革每遇到关键时刻，都得到了万里的支持和保护。离开万里的支持，凤阳“大包干”很难成长起来。1979年4月初，中共中央批转国家农委党组报送的《关于农村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以中发[1979]31号文件下达全国各省市及有关单位。文件中有如下三点内容：一、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应稳定；二、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三、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而凤阳推广马湖经验搞“大包干（到组）”与上述三点是相违背的。中央31号文件下达后，不少基层干部群众怕“变”，当时下面就流传：“大包干，虽然好，就怕长不了，最多干一年，明年就变了。”针对这种思想，凤阳县委于5月1日下发了《关于认真搞好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意见》，向全县农村干部群众说明“大包干（到组）”仍是集体，不是单干，是符合中央关于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不搞“一刀切”的指示精神的。

1979年6月5日下午，万里到凤阳县检查工作，详细检查和询问了凤阳农村情况。陈庭元向他汇报：凤阳县的许多群众对“大包干（到组）”很赞成，他们编了许多顺口溜，什么“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给干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他听后高兴得笑了起来。他说：那就让他们干三五年。只要把“凤阳花鼓”（指外流讨饭）解决掉，我批准他们干。除了这个办法外，还有什么好办法，县委也批准他们干。不要怕，思想要彻底解放。我们现在是解决吃饭问题，只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不准买卖，不准雇工剥削，单干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万里的这些话，像一阵清风，吹散了凤阳几十万干部群众心中的阴影。

实践证明“大包干（到组）”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责任制。到1979年7月，“大包干（到组）”在凤阳仅经过不到半年的时间，已取得了20多年从未有过的大丰收。全县715000亩小麦总产达17747万斤，比1978年的12158万斤增长46%。社员平均口粮250斤，比1978年增长80多斤。梨园公社是全县最贫困、最落后地区，实行“大包干（到组）”，午季小麦总产170多万斤，加上社会产量40万斤，比1978年增产1倍还多。小岗队1976年午季人均口粮5斤8两，1977年19斤，1978年40斤，而1979年达到150多斤。

为了请上级在文字上而不是口头上给“大包干（到组）”这种责任制报上合法的“户口”，1979年7月1日，凤阳县委以文件的形式，将《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关于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办法的报告》上报地委、省委。

8月8日，《安徽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改革——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办法值得提倡》一文。文章摘自7月1日凤阳县委写给地委和省委的报告。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共安徽省委对包干到组这种“大包干”形式的正式肯定和向全省推广。

包干到组刚刚得到承认，而社员们又要求包干到户，从“大包干到组”过渡到“大包干到户”。这是在中国农村改革中，凤阳农村所独自走过的一段路，也是摆在凤阳县委面前最艰难的一段路。

1979年8月16日至21日，为了交流“大包干（到组）”的情况，统一对“大包干（到组）”的认识，讨论巩固、提高和完善“大包干（到组）”的措施，凤阳县委召开了区委书记会议。会上各区委书记反映社员普遍要求“包干到户”。造成社员普遍要求“包干到户”的原因，主要是“大包干到组”这一生产责任制的自身原因，作业组虽小，但五脏俱全，它仍像一个小生产队，生产“大呼隆”没了，“小呼隆”又出现；分配上“吃大锅饭”消除了，“吃小锅饭”依然存在。另外，受小岗队实行包干到户和零星的包干到户（组中户）的影响，尤其是获得大丰收后，包到户获得的实惠明显摆在那里，没有包到户的不少地方反映强烈。他们说：同是一个政府，为什么他们能干，我们不能干？有的地方公开搞起了包干到户，并宣称小岗合并我们才合并。

由于中国农村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制度的构架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当时仍把“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视为洪水猛兽。1979年中央连续下发的4号、31号文件，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些文件、决定都明文规定：不许（要）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凤阳县委作为一级党组织，对于上面的文件、制度及理论规定，不能不服从；而在县委的下面，则是被贫困折磨得已是遍体鳞伤的几十万农民。陈庭元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地方官，应该不忘初心，解脱本地民众的贫困是自己最大的责任。

陈庭元亲自到农户家中进行了调查：在小岗村，他调查了严宏昌家，全家6口人，两个劳力，包27亩地，开荒9亩，收小麦2500斤，稻子3000斤，玉米100斤，黄豆300斤，山芋干3800斤，总产9700斤，人均生产1610斤，卖给国家3000多斤粮食。离开小岗村，他又到陈圩公社路岗大队已实行包干到户的史明成家。生产队“大包干”分组作业时因他家人多劳力少，各组都不要，他独立成为“组中户”。全家9口人，承包20多亩地，全年人均收粮1300多斤，比实行“大包干”的作业组人均多收400斤。而城南公社岗集大队实行包干到户（组中户）的陈明祥，全家7口人，午季收小麦7000多斤，全年总产13000多斤，人均生产接近吨字粮。

正是在以上这种情况下，1979年秋收以后，包干到户在凤阳县快速发展起来。到11月份，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7160个农户包干到户，约占全县总农户数的7.5%，并出现了许多“发杈”形成的包干到户和“明组暗户”（上面来人检查，社员把耕牛拉在一起，一起去劳动；检查一过，社员就各自分开，搞起“瞒上不瞒下”）。如果不加以限制，要不了两个月，全县90%以上的农户都要实行包干到户，这将危及刚刚获得上级批准试行的包干到组的“大包干”的存在。同时，还要面对“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压力。在这种双重压力的作用下，当年11月27日，凤阳县委向各区、社党委作了电话通知，共有六条，其主要内容是制止、纠正蔓延全县的“单干”。正因为如此，吴庭美在《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中写道：“小岗队在‘一律’之下，最近又拢成了8个作业组。这一次群众虽没有给各级领导作难，但他们内心并不想拢。不少社员说：‘拢起来今后还是搞不好。’”这也是一种应对的策略，表面上说拢了，实际上并没有拢，因为在小岗根本就拢不起来。由于县委在制止过程中“硬在嘴上，软在心上”，行动上反对单干，思想上放任单干，所以全县各地依然有不少农户继续在搞包干到户。更重要的是，在执行“六条规定”的过程中，全县没有一个党员、干部为此受处分，也没有一户“单干”社员的生产资料被收回。

凤阳县委在制止包干到户过程中“硬在嘴上，软在心上”，行动上反对单干，思想上放任单干做法，让一部分思想不解放的人意见很大。11月，面对众多反对小岗村“大包干”的意见，陈庭元有些无奈，只好挥舞起“尚方宝剑”。《中国，有这样一个村庄》中有这样的记载：

11月间，陈庭元叫来严宏昌，当众说：“你们小岗，包干到户，是我批准的。现在，不少人说是开倒车。你说，再并起来，社员愿不愿？”严宏昌乍一听，黑眼珠子火花直冒……果敢地说：“社员绝不愿意，如果强令合并，打击群众的积极性，肯定还不如吃‘大锅饭’！”坐在一旁的一位老同志说：“党的政策，你一眼看不到底啊，我们国家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你们那样搞，就是开倒车嘛。”严宏昌，这一个新一代农民的代表，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当众慷慨陈词：“20多年来，小岗人衣食住行全靠国家，吃了二三十万斤供应粮，花了三四万元救济款。农民种地，国家给钱，缺吃少穿，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就这样干吗？那是穷人路线，懒人政策……”

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哑口无言。陈庭元乘机缓解说：“你不要急嘛，我们可以给你请示。地委有没有答应过你们？”严宏昌突然醒悟了，说：“有，地委王书记说批准干3年。”

陈庭元眯着眼笑了：“地委批准你们干3年，可没有给县委下文件呀！”严宏昌说：“不信，可以打电话问！”

陈庭元当即给地委打了电话。

王郁昭在电话里说：“小岗的形势一定要稳住，不能变。马上到省里开会同你面谈。”

陈庭元放下电话耳机，对严宏昌说：“地委指示小岗不能变，你回去叫社员安心干，我到省里开会，向省委反映。”

一场“抗压戏”巧妙地演完了。此时正是20世纪70年代最后一个冬天，大地却是热烘烘的。

12月中旬，陈庭元又前往梨园公社，张明楼等公社干部又对他说，县委批准小岗包干到户是口头宣布的，没有任何一级文件正式批准，万一县委书记调走了，怕无人能承担这个责任，县委应该下一个文件才好。此时，陈庭元将心比心，完全理解张明楼。他终下决心，不再像春天那样回避了，因为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涉及社会主义方向和国家制度的重大问题。不要说公社书记，就是他这个县委书记，也是扛不住的。包干到户这个全新的娃娃，洋溢着生命的激情，彰显着改革的活力，凸显着人民的创造，它不应该不是一个合法的生灵！必须向上级如实汇报，取得上级的支持，让包干到户取得合法的“户口”。于是，县委派政研室的吴庭美前往小岗调查。吴庭美是小岗生产队东面大严生产队人，和小岗的很多人都熟悉。他在小岗沉下身子一个星期，对每一户人家都认真调查。

陈庭元对于吴庭美进行的调查工作十分关心，中途他陪同安徽省省委副秘书长欧远方同志到小岗视察，特意又找到吴庭美，了解调查报告进展情况。此时，调查报告的初稿已经出来，陈庭元认真地看了一遍，说：“其他的都行，就是写1960年饿死人的内容，是不是就不要说了。”吴庭美说：“这些内容都是真实的，写了，才能更好地反映出小岗人为什么一心要搞包干到户。”欧远方听了说：“如果是事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写的。”这样，陈庭元就同意了。两天后，吴庭美回到县里，上交完整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杜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就是这么产生的。

11．报“户口”

在当时的情况下，给包干到户上“户口”——寻求其政治上的合法化，那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1980年1月3日至11日安徽省委召开的全省农业会议可以说是一次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的大会。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陈庭元将吴庭美倾注心血写出的《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交给了万里。万里在会议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是中国农村改革中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讲话。它的核心是代表省委明确指出：“包干到户是一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应允许同时并存。”它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和发自心底的呼唤。万里的讲话一出，立即受到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也给凤阳的包干到户注入了前进的动力。

1980年1月24日清晨，瑞雪初霁，北风还在凛冽地呼啸，天气干冷。万里不畏严寒，在地委书记王郁昭等陪同下来到小岗生产队视察，陈庭元和县革委会主任吉诏宏、板桥区委书记林兴甫、梨园公社书记张明楼等一同前往。万里一进村就问前来欢迎的群众说：“你们小岗现在是怎么干的？”

“我们是单干的。”群众中有人高声回答。

万里说：“哎哟，这个名字不好听，还是‘包干到户，责任到人’好。”他踏着泥泞挨门挨户地走访。当他来到人口多、劳力差的关友江家，见到竟贮存着数千斤粮食，由衷地赞道：“呵！这回讨饭庄不再饿肚子了！”万里又走进了严宏昌家。严宏昌向万里诉苦道：“有人说我们小岗‘包干到户’是‘拉历史车轮倒转’‘挖社会主义墙脚’。”万里显然被激怒了，神情庄重地回答：“谁这样说，我就问问他：如果他有更好的办法能使农民富裕，就照他的干。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谁要说你‘拉倒车’‘挖墙脚’，不准你们干，这个官司交给我给你打好了。”万里一连看了十几户，最后来到严俊昌家。这时全村的人汇聚到这里来了，连步履蹒跚的老太太也一步一步地赶来了。严俊昌把一箩刚炒熟的花生端上，招待万里一行。万里客气地摇摇头说：“不吃，不吃！”“不要钱！”严俊昌幽默地说。在场的人都笑了。

一位老太太说话了：“万书记，以前想给吃的也没有，现在多了，也不在乎了。”严宏昌的爱人段永霞走进来，她用当年结婚时所戴过的墨绿色方头巾，装满了花生，塞给了万里。万里说：“好吧，我把你们的‘大包干’成果带回去给常委们尝一尝！”后来在省委常委会上，万里果真把绿色方头巾解开，把花生倒出来，请常委们吃花生。

在听取小岗1年来取得的成绩汇报后，万里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有人敢干。地委能批准你们干3年，我也能批准你们干5年吧。”

板桥区委书记林兴甫问：“周围群众都吵着要学小岗，怎么办？”

万里说：“学就学嘛，只要能多打粮食，对国家多做贡献，社员生活能改善，群众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当领导不要学唐僧，给人家念紧箍咒。他们还没有瓦房，还没有盖高楼呢，让社员富起来，家家都住上楼房，那才称心呢！”

在将要离开凤阳前往嘉山县时，万里对陈庭元说：“‘大包干到户’经过1年的实践检验，能调动群众积极性，能增产，是个好办法。你们还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它，只要群众都要求这样干，就这样干下去。”

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包干到户，而且批准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还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他的讲话，很快传遍了梨园，传遍了凤阳各地，强有力地保护了包干到户。1980年2月下旬，万里被调往北京，成为新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的成员之一。他在安徽任上两年半多的时间内，全神贯注地调查农村问题，研究农村政策，创新思维，为农村改革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中国农村改革依然阻力重重，从中央到地方，有不少人对包干到户进行了猛烈抨击。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2期和第3期分别发表了《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和《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文，批判分田单干，导致两极分化；批判包产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实际是退到单干。

接着，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据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纪实》一书记载：会议（对包产到户）争论很大。发言反对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会上，当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以该省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反对搞包产到户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插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两句话成为概括这次会议的名言，当时为新华社记者的吴象，写了一篇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阐述了包产到户出现的必然性和发展的必要性，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广大农民群众热烈欢迎，但一些没有摆脱“左”倾思想桎梏的人强烈反对。有一个省当时正在召开政法工作会议，会上有些人竟指责作者吴象是所谓“教唆犯”，提出应追究其法律责任。长江边有一个大城市分管农业的负责人，竟在干部大会上宣布：“谁要继续搞包产到户，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开除公职。公安局的大门敞开着，不希望你们有人进去，但谁一定要往里钻，那也没有办法。”尽管这些逆流而起的泡沫现在看上去显得荒唐可笑，但却充分显示了农村第一步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作为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安徽，在万里调走后出现了反复。从4月起，安徽省委在几个月内连续召开了蚌埠、芜湖、巢湖会议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在这些会议上，省委主要负责人给包产到户扣上了“经济主义”“机会主义”“工团主义”等大帽子。他说，工团主义只顾眼前利益，主张“运动就是一切，主义是微不足道的，为了一个‘戈比’而斗争。包产到户虽然增产，但这不是方向，县以上领导干部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只顾眼前利益，犯机会主义的错误”。指责包产到户不是方向，包干到户是“两包一脚踢”。甚至威胁说迟早有那么一天，要算他们的账。在上述几次会议的影响下，全省农村改革的形势骤然变冷，搞得人心惶惶，生怕秋后算账。当时凤阳包干到户的面最大，受到的压力也最大，在这个“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似乎已经不成问题的地方，又重新成为问题了。对包产到户不理解、不赞成的主张一度又多起来了。

有的认为，“包产到户的关键是分而不是包，是分田单干，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有的认为，如果包产到户，“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营没有了，基本建设也搞不成了，科学种田也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被破坏了”；有的认为，包产到户“看产量喜人，看方向愁人”，认为“农民只顾眼前利益，要求包产到户是农民自私落后意识，放弃了社会主义方向”。

这一逆境下，父亲倍感压力山大，但他没有退缩，凤阳县依然执行年初召开的全省农业会议的决议，采用“默许”的方式，为包干到户一直开绿灯。

从“大包干到组”过渡到“大包干到户”，凤阳县首先是在东三区开一个小口子。东三区（板桥、小溪河、总铺）长期低产落后，有的地方还很穷，粮食不够吃，群众要求搞包干到户。根据这些具体情况，1980年初，县委常委、县革委会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统一思想。决定：关于责任制问题，西三区（武店、刘府、大庙）以“大包干（到组）”为主；门台区以“一组四定”为主；东三区是长期落后、偏僻地区，经过区委批准，可以有领导地搞包干到户。但在县委接着召开的区委书记碰头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时，未被通过。因为区、社的书记们都清楚知道这样一个现实，只要在生产责任上为包干到户开一个口子，只要允许少部分社队包干到户，那么这种深受干部群众欢迎的责任制，必然如燎原烈火，很快会蔓延到全县各个角落，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为了保护“大包干（到组）”不受包干到户的冲击，会议的结局只能是这样。

随着群众日益高涨的搞包干到户的强烈要求，凤阳县委采取分区开会的办法，2月初，召开板桥区、社书记座谈会。首先为东三区的板桥区的包干到户开了绿灯。从此，板桥区成为东三区和全县实行包干到户的突破口。为了更好总结、宣传和推动包干到户，4月下旬，县委向全县印发了县委政策研究室《关于板桥区实行“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和中共板桥区委会《关于农业生产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几点意见》，对包干到户给予肯定。《关于农业生产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几点意见》可以说是中国农村第一个关于包干到户的管理办法。这两篇材料尽管写得粗糙，很不完善，但这毕竟是在当时反对声浪中，艰难地发出了声音。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与中央负责人《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发表：“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1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这篇谈话一锤定音，如同春风一样，为彻底扫清长期禁锢人们“左”的思想铺平了道路，为凤阳实行包干到户清除了障碍。此时，包干到户在凤阳县的东三区基本上全部实行，在西四区成倍增长。在这种局势下，虽遇各种干扰和阻力，但县委终下决心，于6月23日正式决定，东三区可以搞包干到户，西四区一般只搞包干到组。8月9日，县委又决定，除城西、城南两个公社不搞包干到户外，其余的地方均可实行。随着包干到户在全县绝大部分地区的广泛推行，父亲觉得，与其跟在群众后面让其自发地搞，不如尊重群众的意愿，因势利导，站在群众前面去领导他们干。9月1日，凤阳县委正式颁布了《关于农村生产包干到户的管理办法（初稿）》。从此，包干到户在凤阳县正式落了“户”，并进入不断完善的新阶段。

1980年，凤阳县虽遇各种自然灾害（麦收前后连续两个多月的阴雨天，七八月份发生多年未遇的洪涝灾害，中晚稻又出现严重的虫害等），但仍获得农业丰收。全县粮食总产达50247万斤，比1979年增长14.2%；油料总产2063.8万斤，增长65%；农副业总收入达10310万元，增长14%；人均收入180元以上，增长20%；人均口粮由去年的650斤增长到750斤。实践充分证明了包干到户更能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完善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1981年5月16日，县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的意见》的文件，向全县农村基层下发，指导全县的工作。

1981年春夏之交，杜润生以国家农委名义组织国家农业有关部门成立17个联合调查组，赴全国15个省、区调查包产到户问题。现在担任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三农”问题专家陈锡文，当时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他来到了小岗村，一住就是18天，和在生死状上按红手印的18户农民朝夕相处，了解了实行包干到户以前农民贫穷到什么程度，包干到户为什么受农民的欢迎，农民对于政策反复地担惊受怕等。9月，陈锡文和马苏元撰写了《巨大的变化，深刻的启示——安徽省凤阳县小岗、雁塘生产队包干到户的典型调查》，向国家农委反映了第一手鲜活的包干到户情况，从理论上探讨了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称“大包干”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

这年冬天，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形成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多种形式的责任制，特别是包干到户、包产到户，深受群众欢迎，现在应该进入总结、完善、稳定阶段。所有的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统一制度的实现形式，它不同于过去的单干，更不能当着资本主义去反对。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这个纪要1982年初作为中央1号文件发出。至此，“大包干（到户）”终于有了全国“户口”，昂首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大包干”精神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一路高歌，方兴未艾。

随着1982年中央1号文件的出台，凤阳县委对1980年9月1日制定的《关于农业生产包干到户的管理办法（初稿）》进行修改、完善，重新制定了《关于包干到户的管理办法》。“大包干”在凤阳县从此走上了规范化轨道。

12．“统一了中国”

1983年1月14日至19日，全国第二届人才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全国各地的论文作者，20个省市区的人才研究组织的负责人和代表，新闻单位的同志共154人。中国人才研究会理事长王康同志主持了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照华、劳动人事部副部长李云川、国家体改委顾问荣高棠等领导出席会议。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总干事童大林做了《鼓励与支持社会主义改革者》的发言。他共介绍了9位站在改革与创新前面的人，他们都是当时振兴经济、振兴科学最需要的人才。

第一位是安徽省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第二位叫袁隆平，他是杂交水稻特等奖的主要获奖者，湖南农科院的研究员；第三位是侯学煜，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第四位是首都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周冠五；第五位是常州机械冶金工业公司经理李庭芳；第六位是四平市市委书记黄建勋；第七位是动力学家、工程热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委员吴仲华；第八位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温元凯；第九位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刘静和。在童大林的眼里，这些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难得的人才，是改革的弄潮儿，对他们都有描述，都有评论。对于陈庭元，他是这么说的：

有人说凤阳出了两个了不起的人物。第一个是朱元璋，“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但他统一了中国。最近又出了一个人物，他叫陈庭元，不是凤阳人，但是到凤阳县当县委书记，他用联产承包，即“大包干”责任制，也“统一了中国”。“大包干”使中国的农业出现了奇迹，短短的几年时间，把面临崩溃边缘的中国农村挽救过来了。

陈庭元一直是搞农村工作的……联产计酬责任制保住了，刚刚起来的农民积极性保住了。这项改革给凤阳带来了巨大的变化。4年来年年丰收，由吃粮靠返销，变成出售余粮，4年共卖给国家7亿斤粮食。

为什么要把陈庭元作为我们中国人才研究会应该宣传的第一位人物？就是因为他发现和推广了联产计酬责任制，由此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如果20世纪中国有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一个，该是改变了中国农村面貌这件大事。这应该写到历史上去，8亿农民的中国农村能在短短几年改变面貌是了不起的。像陈庭元这样的改革者，要家喻户晓，使所有的人都知道他。

……这9位同志的事迹，使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寄希望于改革，寄希望于改革者。

童大林后来曾担任过中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等职，是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于童大林对自己的高度评价，陈庭元曾说：“对这个评价我很满足，但不敢当！推动这一历史性农村改革进程的是千千万万贫苦的凤阳农民。正如小平同志所讲：‘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

40年后，回顾当年的“大包干”等一系列改革，回顾童大林所“鼓励与支持”的那些改革者，有很多是历史长河的流星，曾经在夜空中绽放过耀眼的色彩，稍纵即逝了。陈庭元推动扶持起来的小岗“大包干”，作为20世纪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缘起，依然星空朗照，熠熠生辉。正如童大林所言，它将和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20世纪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一道，永载史册。

小岗“大包干”是有着众多的推手的，但陈庭元无疑是第一推手，在凤阳、在小岗，只要提到他，很多老同志都是由衷地赞美。2017年12月16日，在凤阳县人民医院的病房里，和吴庭美谈起当年的老书记，他说：“小岗人搞包干到户时，的确顶着压力。但他们是农民，是自发的行动。你最多不准他干，还能不让他当农民？真正承担巨大压力的是陈庭元。他是一个自觉的改革者，用现在习总书记的话说，就是不忘初心，知道我们共产党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公社书记不同意，你县委书记同意？上面要是真追究，首先是县委书记干不成了，还会被批斗，甚至坐牢！这样被整的人有不少。没有敢于为老百姓担当的精神，是做不到的。作为那场改革的亲历者，我当时见到过不少的反对者。当然，他们很多人是为了执行党的政策，为陈庭元的安全担心。但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如果陈庭元要是稍微软一软，听身旁其他一些领导的话，小岗村的土地肯定就得并起来，那样就不会有凤阳的‘大包干’！”2017年12月29日，我和温跃渊在“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家采访，说到“大包干”，严俊昌说：“没有陈庭元，哪里有‘大包干’呢？他县委书记要是不让干，我小小的生产队长能抗住？”

小岗农民严俊昌、严宏昌等人自发行动，闯破樊篱，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启幕人。陈庭元等许多党的领导干部，顺应民心，勇于担当，创新制度，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自觉引领者。“闯”和“创”，书写了40年前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1985年4月，陈庭元离开凤阳，任滁县地委专职副书记，1986年4月起，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3年3月离休。2007年4月3日，陈庭元带着他对土地的热爱、对农民兄弟的眷念，在合肥辞世。恰逢清明时节，小岗人悲痛不已。12位健在的“大包干”带头人在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的带领下，来到合肥。他们胸佩白花，举着12个人共同签名、写有“老元子，一路好走”的横幅，告别他们心爱的老书记！

第二章

“红手印”世家

我们在黑暗中并肩而行，

走在各自的朝圣路上，

无法知道是否在走向同一个圣地，

因为我们无法向别人甚至向自己

说清心中的圣地究竟是怎样的。

然而，

同样的朝圣热情使我们相信，

也许存在着同一个圣地。

——周国平《灵魂只能独行》

【内容提要】本章叙述健在的10位“大包干”带头人40年，展现其各自的人生烟雨。

采访日志

2017年

6月8日下午，小岗村街道严俊昌家，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

6月23日上午，小岗村街道大包干农家菜馆门前，采访“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

6月23日上午，小岗村敬老院，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立学。

6月23日上午，小岗村街道红手印餐馆，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立华。

6月23日下午，小岗村街道大包干农家菜馆，采访“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

6月23日下午，小岗村街道金昌食府，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

6月29日下午，小岗村街道严国品家门旁，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国品。

6月29日下午，小岗村街道严美昌家，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美昌。

6月29日下午，小岗村农贸市场，采访严家旺。

6月30日上午，小岗村街道严付昌家，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付昌。

6月30日上午，小岗村街道严宏昌家，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

6月30日下午，小岗村街道严学昌家，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学昌。

7月17日下午，小岗村街道严宏昌家，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

8月24日下午，滁州凯迪温德姆大酒店903室，采访原凤阳县委书记、滁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耀才。

10月21日上午，小岗村街道严国品家，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国品。

10月22日上午，小岗村敬老院，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立学、敬老院院长刘洪富。

10月31日下午，小岗村街道严宏昌家，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

11月1日上午，小岗村街道严俊昌家，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

12月18日上午、24日下午，滁州天逸华府听雨斋，电话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

12月29日上午，小岗村街道金昌食府，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

12月29日下午，小岗村街道严俊昌家，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

12月29日晚，小岗村街道红手印餐馆，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立华。

12月30日上午，小岗村街道大包干农家菜馆，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

12月31日上午，小岗村街道严国品家，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国品。

12月31日下午，小岗村街道严宏昌家，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

2018年

1月1日上午，小岗村街道严学昌家，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学昌。

1月2日上午，小岗村街道严付昌家，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付昌。

1月11日上午，小岗村街道吴广德家，采访吴广德。

4月1日上午，小岗村街道关友江家，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

5月13日上午，滁州天逸华府桂园听雨斋，微信采访李锦柱。

1．严俊昌

严俊昌有几分严峻！回忆起当年的苦日子，他国字脸上依然会充满愤怒，这时候严峻感就会更强烈一些。

第一次采访他，是2017年6月8日下午，他的四儿子严德友陪我去的。后来，我又两次去采访他。他是1942年出生的，1978年时，已虚岁37。此前，他曾两次出任生产队副队长，都是因为和上面派来的工作组干部说不到一块去，而自己提出不干。1974年，工作队提出要赛诗，经常下午半天开会，不搞生产。严俊昌说：“赛诗能不能赛出粮食？搞这种表面工作没有用。”而关友申爱人徐善珍肝肿大，严立富的爱人杨家英患心脏病，不能下田劳动。工作组说她们“藏奸躲滑”“贪图享乐”，命令下地干活，每天只给4分工，不干活，每天却罚10分工。严俊昌与工作组论理：“你们应该了解情况，照顾关心病人，不然把病人杀掉算了。”工作组的人说他“拉家族，搞派性”，办他的温水学习班，就是开会批评。这一来工作队就有诗了：“拉家族，搞派性，集体生产不想干，整天围着‘私’字转，头上长毛脚长刺，队里生产不想搞，通过温水学习班，连毛带刺都刮掉，革命重担一肩担。”严俊昌争辩说：“我身上长的是无产阶级的毛，刺是无产阶级的刺！我不干了。”这是他的第二次“下野”。1978年是第三次出任小岗生产队的干部，不同的是正职。“要说为什么搞‘大包干’，搞包干到户？就是一个‘饿’字，能吃饱饭！梨园公社是凤阳县最穷的公社，小岗生产队又是这个穷社中最突出的穷队。1956年高级社以来，小岗一路走下坡：地荒、人穷、集体空，成了‘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的‘三靠’队。当时我家里有8个孩子，5个男孩，3个女孩，就只有1间泥屋，跑风漏雨。没有粮食，能填肚子的都吃，吃野菜，啃树皮，差点就饿死人！”

严俊昌记得很清楚，新中国成立后那几年，人们分到了土地，小岗的光景是非常好的。土还是那方土，水还是那些水，怎么这光景一年不比一年呢？当过三任队干部的他，至今记得当年人们上工时懒散、消极的情景：队长哨子吹破嘴，催人下地跑断腿，喊了半天人半数，到了地里鬼糊鬼。晚上工，早下工，到了地里磨洋工，反正记的一样工。辛辛苦苦干一天，不值一包光明烟。当时的光明烟一包也不过两毛钱，可对于靠种地干活的小岗人来说，买一包那是奢侈的。大呼隆，瞎指挥，穷过渡，干多干少都一样，收不到粮食，没有饭吃，只能去讨饭。“哪里都去，苏州、扬州，浙江，我都去过。”30多岁的壮年庄稼汉，上门乞讨，“数门头”“查户口”，点头哈腰，看人脸色，心里着实憋得慌。

说到1978年，我很好奇地问：“那时您是不是党员？”

“不是，我入党是1988年以后的事了。不是党员也革命啊！”说到这，严俊昌有些骄傲，“那时万里来小岗村，第一句话就问我是不是党员。我说不是。万里就说：‘这么多共产党怎么不敢干，怕丢官！’我们是草木之人，不怕丢什么官，其实生产队长也不是官！要想吃得饱，只有分田搞。我们横下心，就这么干了！1978年冬天的晚上，就在严立华家分了。这些，也不知道多少记者问过我了，你看看他们写的就知道了。”

分地干1年，粮食就丰收。“那年景，家家锅门口都有粮食，直堆到屋笆子，我上报的数字是13.3万斤，那还是保守的说法，事实上都有18万斤，光花生就收了3万斤。那年过年，小岗生产队里杀了19头猪，再没有一个小岗人出去要过饭。生活是不愁了。”

说到那个时候，严俊昌最为兴奋。“大包干”开始时，小岗村到梨园公社，是一条茅草掩映的小路。一年下来，大家要到公社去卖粮，路无法拉板车运输粮食，这就催生了小岗村第一条土路。村民“分段承包”，每户人家各修一段土路，通到梨园公社街道。

1983年《滁州日报》摄影部主任汪强在小岗过春节，大年初一，他记录的小岗和严俊昌是这样的：

“新年好，万事如意，恭喜发财！”我们在队长严俊昌的陪同下挨门串户；孩子们在给老人拜年祝寿，青年人在双双对对嗑着瓜子打着扑克，媳妇们边包水饺边听着音乐，谈天说地。我的手上一会儿塞满糖果瓜子，一会儿递来香烟热茶。所见之处好不眼热，“泰山”（拖拉机）躺在院里，“凤凰”（自行车）停在厅堂，“飞人”（缝纫机）立在闺房，“熊猫”（收音机）响在桌上，“钻石”（手表）戴在腕上，那块块猪肉横在梁上，鸡鸭飞进厨房……处处抬头见喜，家家福禄满门。

忽然间，在队长家门口，一大群推着自行车、身着彩衣、脚蹬高跟鞋、烫着大波浪发式的姑娘们围住我，要我替他们拍几张彩照。我问他们：“你们是来串亲拜年的吧？”回答我的只是一串“咯咯咯”的笑声。队长忙说：“他们都是本庄的姑娘，别看他们打扮得这么时髦，当年谁都跟过我们逃荒要饭下过江南……”

又一阵香甜的笑声把我们吸引到庄南的乡场上。原来，全队的男女老少都在这里，正举办着一场别开生面的拔“富”比赛。两队人马各持一方，一根长绳中间红绸上系着一个“富”字。一声令下，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一跌一仰，个个心花怒放，发自心底的串串笑声传遍了整个小岗。

汪强的这篇报道，让我们见识了“大包干”开始后的几年，小岗人的欢乐心情和饱满精神。

“大包干”后，严俊昌先是担任小岗生产队的队长，后来到严岗村任副村长、村长，一直到1993年。这期间，有不少年，他依然兼任小岗队的队长。在他的记忆里，包干到户的前些年，小岗人的收入还是较快增长的。但1985年以后，由于卖粮难，粮食价格较低而种植成本不断上涨，农民负担加重，小岗人的收入出现徘徊，有的年份，还倒退了。1994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钱江的《在史诗中裂变的小岗村》，将小岗人从1978年到1990年的粮食年产量和人均年收入列了出来。从这个对照表上，我们可以看出，1987年，小岗人的粮食产量为43万斤，比1985年的38万斤多5万斤，但小岗的人均收入只有503元，比1985年的574元减少了71元，这还不算物价上涨带来的货币贬值因素。

1978年到1990年小岗粮食产量和人均收入对照表

到了1992年，小岗的人均收入也只有640元，比1990年只多了10元。

千百年来，小岗人一直是故土难离，当年讨饭，走得再远，到时候也会回来。“大包干”后，没有人讨饭了，大家就都在村子里种地，这里的熟地加上开荒地，人均有5亩多，若是风调雨顺，稻麦两熟的气候条件，小岗人就会觉得很滋润。1994年的小岗依旧是一派田园景象。村民差不多都住上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盖起来的砖瓦房，全村人口从开始“大包干”时的20户115人增加到44户157人。家家有收音机、电视机了，但是彩电不过三四台。洗衣机有了不少，却因自来水没解决大都闲着；种田人隔三岔五地能吃上肉和鱼了，电冰箱却没几个，副食品种显得单调。严俊昌明明白白地对钱江说：“我们仓里的粮食堆满了，可兜里的钱不多，生活质量不高。待有了钱，我想买个电冰箱。”当时以华西村、长江村为代表的苏南地区富足起来的农民正在奋力走进信息时代，但小岗村连电话线也没有拉上。“大包干”带来的欢欣过去之后，20世纪90年代的小岗村人普遍觉得缺了什么。

就农民存款而言，1994年初小岗44户人家的存款只有26万元，其中过2万元的不过两三户而已，有些人家没有一分钱存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1990年后的“万元户”早已不是“大包干”之初的概念，只是温饱生活的代名词了。不必讳言，以粮食种植业为主的小岗人在飞一般闯破集体化的桎梏后，又陷于田野的泥泞中了。

回忆那些年的时光，严俊昌说：“‘大包干’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七八个孩子，全家就1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的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后来都是用拖拉机拉。当时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吃、穿、住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开始几年没有乱收费，村民才富一点，但不久后就开始乱收费了。”

一个部队的师长来小岗参观，他到我家，我问他：“我们这样（单干）能干多少年？”他说：“现在邓小平在，政策不会变，我就怕地方的腐败官员看你们有了，虽然锅里还没多少，他们就你一勺我一勺把锅里给挖空了。”

当时我还不信，后来他的话就变成现实了。

单干后，我家有四五十亩地，那个时候干的收入只够缴费。农业税就不说了，“三提五统”
也不说了，还有名目繁多的说是为群众服务的代收款，比如用于集体抽水的费用，不用水，你也要给“基本水费”，其实那几年根本没抽多少水，剩下的钱也不还给农民，代收到他们自己的口袋去了。再比如“基本建设费”，每个人收二三十元。收上去了什么也没建设。要收费了，我们几个村干部就得打个报告，今年想要为农民干点什么，变相收费。

1990年以后，乱罚款到什么程度了？不交罚款就把你们家门给扒了，罚你多少钱就从你家粮仓扒多少粮食。乡镇干部下村收钱，都带着派出所、司法所的人，村民要是抗拒打架，就会被戴上铐子，抓到派出所。当时我是严岗村村长，全年有1000多元钱的工资收入，就是从上缴款的回扣中领的。

我认为那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村长也带人去扒粮食。不扒不行，任务完不成，没有办法。我心里也挺矛盾的，共产党的路哪能这样走呢，我们当干部一天到晚扒群众粮食怎么行？

我不识字，就请一位学校老师，把我口述的反映乱收费的事情写下来，让人带给王郁昭，请王郁昭带给了万里。那时上面只要来了人，我讲了实话，上面的人就会找县里面。县里面就认为我老严尽说实话，他们就不高兴。有的领导找到我说：老严你一天到晚给群众打官司，群众的收成我们扒去的还不到两圈。我就说，你两圈他两圈，总共有几圈呢？我如果不讲，对不起党，也对不起群众。我们就要说实话，我们政府只有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才有希望，不能净搞弄虚作假。有人说农民种地那么富，人均收入那么多钱，其实没有。实际上只能解决温饱。哪有那许多钱？我们每年人均只能收到七八百、上千元的样子。

我又说，大集体为什么不行？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农民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可我们现在这样单干后生活都过好了，为什么党和群众的距离又拉大了呢？为什么群众瞧不起我们干部呢？现在净搞什么乱摊派、乱罚款，见你种烟、种棉花、种油料，都要收钱，连养猪还要收20元的猪头税。那些费用多的一户有两三千元，我家有一两千元。这种乱收费、乱罚款农民怎么看得过去？我们赚的还不够政府要的，这不是个问题吗？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小岗原是严岗村的一个生产队，用现在的叫法，就是村民组。我原来分田包干是在小岗队开始的。“大包干”几年后我就在严岗村干了，先是副村长，后来当村长。由于改革开放成就越来越大，小岗的影响也越来越大。1993年3月，凤阳撤区并乡，区划调整，县里为了专门扶持、发展小岗村，就把大严生产队和小岗生产队从严岗村分出来单独成立小岗村。这样，我就调回了小岗村当村支书，吴广兴当村长。我当时不同意，这样有什么意思呢？两个小队并成一个村，才100多户，400来人，人少不见得就能干好事。村里人多，才能选出能人来干事。上面说村子人口少，各方面好支持，这样可以让小岗早点富起来，这对小岗的发展有好处。上面领导又来做我的工作，说共产党员要有党性原则，我只能同意。

具有村级意义上的小岗村，就是从1993年开始的。现在你能看到的村西口的牌楼，就是我那时候竖起来的。钱是上面给的，也是我搞的面子工程吧。当时，牌楼下面的道路是砂石路。1994年《人民日报》上的照片可以看到牌楼和砂石路。

我回小岗村来做村支书，也是想着能办点集体经济产业。县里也想要扶持小岗。1993年，在县委工作组的帮助下，小岗村大幅度增加花生种植面积，试种中药材，新栽桑树60亩，还种下了3000棵柿子树，搞多种经营。小岗地处偏僻，道路一直是老大难问题，县里帮着修了一条7千米的标准砂石路，通到了小溪河镇。后来，这条路又铺成柏油路。1993年下半年粮食价格上涨使小岗村人得了益，当年小岗村人均收入1100元，首次突破千元关。

这一年，滁州的扬子集团赠给小岗村1辆25座的小客车，车厢上写着大字“赠给农村改革的先锋”。看着这车，我是打心眼里高兴，但听着人们念那字，我又坐立不安。我们还是先锋吗？为了发挥效益，村里把车交给曾在当年按下红手印的严学昌承包。县里的一位领导开玩笑说：“小岗村有自己的‘第三产业’了。”

这个时期，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全国上下都在进行继续深化改革，严俊昌等人的思想里，商品经济的意识也很强烈了。《人民日报》记者钱江曾记叙了这样一个故事：

记者走进严立学家的堂屋，一群姑娘正围着端坐在八仙桌一头的严立学“报名”。这是当年“大包干”签约人严宏昌、严金昌、严立学合伙搞的“来料加工”，是严宏昌去上海找来的缝制布质垃圾袋。报名的姑娘自带缝纫机，每缝一个袋子得8分钱。

“这活放在南方没人干了。”严立学告诉我，“我们还是要拿过来，为农闲的女劳力找事做。一个手快的姑娘一天可以做100个。”严俊昌在一旁说：“等我们富裕了，再找效益更好的。”

为什么小岗村人没有抓住关键的“效益”呢？

严俊昌说了两条。一是底子薄，“其实这10多年我也挣了10多万元，可我为4个儿子娶媳妇、盖新房，自己就没落下什么”。二是因为小岗村人文化底子差，劳力中高中生才4%，文盲倒有36%。文化低造成了视野窄，缺乏商品经营的意识，直到1992年，小岗村连一个私营小企业也没办成，也几乎没有人“外流”当民工。劳动力不能从土地上转出去，也就谈不上规模经营和效益了。

说到这儿，严俊昌、严立学又回想起了当年按手印“大包干”的事，不由得话语沉重：“我们的头没带好！”他们是说，小岗村人勇敢地迈出了农村改革的第一步，却在迈第二步时慢下来了。

1995年，县里把严俊昌调到小溪河镇当镇农委副主任，他卸下了小岗村书记的担子。他本就是个目不识丁的普通农民，让他去坐农委副主任的位子，工作起来确实有些为难。好在镇里干部也了解情况，工作安排主要是在北夏村蹲点，指导村里的工作。这样，严俊昌还是很胜任的。小岗村纪念馆建立起来后一段时间，严俊昌又回到小岗村担任纪念馆讲解员，给前来参观的人现身说法，讲“大包干”的酝酿、发生、发展。

到了60岁，他自然也就退下来了。对于村里的工作，他还是非常关注的。沈浩到小岗村，要带村干部和“大包干”带头人出去看看，看看那些发达的村是怎么干的，是如何解放思想的。一行人去南街村、大寨、红旗渠、华西村这些地方考察。考察过后，严俊昌认为，好地方必须要有好带头人。学南街，要有南街一样的带头人才行，像华西村的吴仁宝，像长江村的郁全和。郁全和从20多岁干到现在，只有长期的干部才有长期的稳定，才有长期的发展。同时要发展集体经济。

“我所说的集体经济与‘大包干’前的集体经济是两回事，现在的集体经济必须要有村办企业，没有企业光靠种田只能解决温饱。学南街村，小岗必须要有集体企业才能学。有了集体经济，农民有了收入，没有了后顾之忧，自然就把土地让出来了，这样村干部就该加大投入，平整土地。以前100个人干的土地，机械化后只需10个人。农村的生产必须要机械化，但怎么走这条路？要看准了才敢走。要是没有企业，农民没有收入，把土地收上去不出1年，又得要饭。这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必须要有能人带动。”

2006年的一天，严俊昌接到了外省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毫不留情地质问严俊昌：“严老，你们当年搞‘大包干’是好事，让全国农民吃饱了肚子，过了这么多年好日子。现在，你们又要返租承包，把地合起来重走集体道路，是不是吃饱饭撑的？”

严俊昌幽默地回答道：“哪里是吃饱饭撑的，是又吃不饱了。”

此时沈浩在任，他提出了一个发展小岗的新思路：要从以前一家一户的单干转变为发展合作社——统一返租承包，成立凤阳县小岗村发展合作社。资本金为305万元，小岗村、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和滁州市粮食局为三大股东。合作社将以每亩500元的价格租用农民的土地。按照沈浩的设想：村民出租土地，租期暂定5年；5年后，农民可以以土地入股分红，或者重定租金。对于集中起来的土地，一部分用来种植高效饲料玉米，一部分种植有机蔬菜，剩下的种植其他农作物等。

此事发生在别的村可能并不稀罕，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农民求发展中的探索和尝试。然而事情却偏偏发生在“大包干”的起源地小岗，引起了各界的关注，称为小岗“第二次土改”。这个事情同样也引发了全村人的争议。曾经在当年“大包干”时意见一致的严俊昌和严宏昌，却在这次的返租承包中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严俊昌认为应该搞合作社。以他为首的挺“合”派坚持只要能创收效益，把地再次归拢起来也值。而以严宏昌为首的挺“分”派则反对走集体的路子，理由是担心群众再回到大集体时代，没有饭吃。并且他以农民对土地特有的敏感，担心的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作为农民，土地丢掉了，怎么办？小岗没有工业不行，但工业不是说有就有的，一家有那几亩地，农民不愁没饭吃。

统一返租承包，建立合作社，最终因为意见分歧而搁浅。但是这对于小岗来说，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大潮，是一个可贵的尝试。对于农村的发展，严俊昌表示自己有困惑，小岗村也有困惑。其实，作为改革第一村，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困惑也代表着中国农民经历的一切，他们每一次艰辛的探索和尝试都体现着农民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过去有不少年，因为“大包干”带头人的排序问题，严俊昌和严宏昌曾经产生过很深的矛盾，两个家庭也受到影响，沈浩来到村里后，做了大量工作，才使得他们冰释前嫌。2008年3月1日，沈浩在日记中有过这样的记录：

现在的小岗村团结和谐的风气和环境，是近20年来最好的时期。外人能够想象严俊昌请客让严宏昌参加，严余山与严德友坐在一个板凳上在家喝酒的局面吗？然而这确是事实。这一局面的到来，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也凝聚着我的一片心血和大量的付出。

正如严立学所说，小岗村要发展，团结是基础。小岗人能团结，也是各级党和政府及领导所愿。今天的局面领导也非常高兴。昨天在纪念馆门前当着二严的面，向马（书记）、范（县长）、张向远报告严俊昌请客严宏昌参加时，马、范都非常高兴。张向远很吃惊。因为张向远对小岗、对二严的矛盾太了解了。

能有今天的局面，靠的是什么？除去平时注意调解，制造环境促进以外，更关键的是要靠发展，让他们看到小岗村发展的希望，享受发展的成果，自愿投入到发展中来。让他们自觉珍惜发展的机遇，认识到不发展对不起子孙后代。还有就是依法治村，坚决打击不法现象，震慑不法企图。

但愿这一和谐局面能不断巩固和发展。

这段日记的文本是温跃渊提供给我的，他说：“其实，沈浩的这则日记很长，其中还提到一位国家领导同志在安徽工作期间，亲自找二严兄弟谈话，做他俩的团结工作。我也很欣喜地看到了这和谐的场景。我去小岗，严宏昌家是必去的。2008年9月，我与摄影家康诗纬再度去小岗。在严宏昌家里，严俊昌也在他家，于是我和俊昌两人都扒在宏昌的大桌子上聊天，康诗纬还拍下二严微笑的镜头。俊昌原来喊我老哥，宏昌叫我温哥，后来两人都称我‘老大’了。2009年8月，我陪作家梁毅去小岗，在宏昌家又见俊昌在那里聊天。见我进来了，两人说，老大，我俩正合计要到合肥找你呢。在这二三十年间，我看到二严真正出现了兄弟般的情谊，我也由衷地为他们高兴。我去宏昌家时，若未见到俊昌，我就会说，俊昌可在家，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于是，宏昌就会和我一起去看俊昌。”

作为一个农民，一个农民的代表人物，严俊昌对土地的感情无比深厚。他一直坚持着一个观点：“民以食为天，万事根本粮为先。”我们农民靠的就是土地！现在已经明确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承包权是农民的，至于在经营上是“分”还是“合”，并不重要。谁能多收粮食，多挣钱，就让谁干。现在关键的是要教育下一代，把地种好。种地是一种本领，不是谁都能种的，也要学。干哪一行，要像哪一行，都得学。当农民，还要能吃苦。传统中国农民身上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是美好品质，要教育下一代记着，没有天上掉馅饼的那种好事。

正是因为对土地的热爱，严俊昌的6个儿子都在小岗这块美丽的土地上辛勤地耕耘着。

我家老大叫严德宽，前些年在小岗最东边的蘑菇大棚里种双孢菇，现在养牛。2017年养了20多头水牛和黄牛，这一项，全年能挣十几万。他另外还种了20多亩地。二儿子严龙，也种了20多亩地，加上孙子打工，挺不错。三儿子严德来，因为车祸，现在身体不好，困难一些。四儿子在小岗西边的长江村润发集团的葡萄园里，承包葡萄园，自己又流转100多亩土地种葡萄，好的年景收入也可以搞二三十万。老五严德柱，也种葡萄，十几亩，每年也能收入十几万。3个女儿，已经去世1个，另外两个过得都可以。

最小的是老九，也就是六儿子。他是我家属结扎后怀孕生的。当时结过扎了，我们都没有想到会怀孕，小孩多，不想要的，但人流已经不行了。陈庭元来看见我家属肚子大了，问：“俊昌，你怎么回事？计划生育你要带头。”我说：“结扎了，她又怀上了，我找谁？”后来老九出世了，陈庭元开玩笑说：“送给我吧。我给你找一家干部家领养，省得你负担。”我家属听了说：“先前那么多孩子，连饭都没得吃，都养活了，现在粮食吃不掉，哪能送人呢？”老九叫严德九，现在也种葡萄，他种的面积小一些，但他技术好，每年也能收入十多万块钱。

种地一定要会种，不一定就要单种粮食。种葡萄、梨子、蔬菜都行，要能挣钱。

我现在是五世同堂，全家60多口子，算是小岗的大家族。6个儿子都住在小岗街道，家家都是两层小楼，房子加在一起100多间。谁家的生活都没有话说。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农民是满足的。

当年我们按手印搞“大包干”，就是想能吃上一顿饱饭，哪敢想现在的日子？现在农民日子多好啊，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每亩地补百十来元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而且这补助还是逐年增加的，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十九大召开了，习总书记说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我听了很带劲！当天中午多吃了一碗饭，晚上睡得特别踏实。过去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习近平这个火车头又快又好，我们群众的心里话，他全说出来了；我们群众不满的，就是腐败问题，他也全说出来了，反腐败的力度一点不减。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我个人现在的待遇还好吧。原先退休工资只有880元5角，后来涨到1000元。跟其他退休的人比，觉得不对。我和严宏昌一起找县里，找到我们当年任职的文件，重新算，结果宏昌补了8万多元，我补了7万多元。从2018年元旦后，我们就执行新工资标准，每个月2000多元，再加上“大包干”带头人的千把元钱，每个月3000多元，也就可以了。

严俊昌现在和老伴杨梅运住在友谊大道中段路南，3间平房，老两口单住。他每天早晨都起得很早，把村子东西南北都转一遍，看一看，巡视一圈，到八九点钟坐上便车到小溪河农贸市场买买菜，会会老朋友，喝喝茶。午饭后稍稍睡一觉，再去庄前庄后的人家打打麻将，聊聊天，遇到外面的来访者，他依然会表情严峻地讲述当年按手印包干分田的事情。2017年12月29日下午，我和温跃渊去他家，他同样又给我们讲了当年按手印的事情。傍晚离开时，他带我们到西边大儿子的牛圈，看了看里面养着的牛。

2．严宏昌

2017年6月以来的1年多时间里，我数十次走进小岗，十几次走近严宏昌，有方向和没方向地同他聊。他所陈述的40年来，首先追述的是40年前。

一

当年小岗20来户人家，主要由严姓与关姓两个主要姓氏构成。严姓又由不同宗族的两支构成，具体到我们这一支，父亲告诉我的是我们这个“严”世居于此，祖上七辈单传，直到我老太太（凤阳人的称谓，即太爷爷）这一代人丁才开始兴旺，生了3个儿子。其中老二这一支尤其发达，有5个儿子，我父亲严家太是第五子；俊昌的父亲严家齐是第三子。我们是亲堂叔伯兄弟。

小岗另一支严姓从西边的小严队迁移而来，而关姓同样世居于此。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1949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换算公历，是1949年10月30日）出生在小岗。和儿时的很多伙伴比，我很幸运去上学了。我能去上学，是因为父亲严家太心里憋着一股气。父亲也是文盲，我5岁那年，家里遇到好年成，秋收后余粮比往年稍多，村里的干部希望父亲多交一些公粮，帮干部的那部分也给交了。父亲没有答应。干部当着他的面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找乡里的领导。父亲很珍贵地藏好这封信，以为是宝物，去乡里找到书记。书记看过就笑了，问父亲：“你交了公粮没有？”接着给他念了这封信：严家太自私自利，不交公粮，要严肃处理……这一事件让父亲憋屈万分，差点吐了血。他决定，摔锅卖铁吃不成饭，也要让我念书。读完初中，我还想念，父亲就让我再念高中。

在小溪河高中一年级读了一学期，家中实在太穷了，没有饭吃，再也读不下去了，只好出去讨饭。我很不甘心就这么辍学了，打背包时，把课本打在里面，想路上有时间再学习。一路往江南乞讨，到浙江桐乡时，正值中共九大召开，我们被当地巡逻队关了起来。第二天，我们被转送到上海南翔灾民站。在那里，工作人员打开我的背包，发现背包里全是中学课本时，情不自禁地嚷道：“看看，这是学生，连学生都来讨饭了。”一位女工作人员当即流下了眼泪，我自己实在忍不住，大哭起来。太屈人了！

我是1969年底结婚的，妻子段永霞是同县板桥公社的人。我们是自己认识、自由恋爱的，她比我还大两岁，觉得我有文化，很喜欢我。第二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家老大德凤出世，可家里没有粮食吃了。过完年，农历二月初二，我们两口子决定带着孩子去要饭。两边家庭都不太放心，我们毕竟是刚结婚一年多的小夫妻，还带着孩子。我妈就让我妹妹跟上了我，孩子的姥姥与舅舅也与我们同行。这样，5个大人带着出生两个多月的孩子，买了站台票进到车站，一路风尘到了怀远县。

到了一个村子，我找到了一间牛棚，想凑合着住下，看牛人却不允许，他叫来了生产队长。队长看我们实在太穷了，动了恻隐之心，让三个女的带着孩子住进了他家，两个男的住牛棚。连续四天，都是女的出去要饭，孩子姥姥把要来的馍送到牛棚让我吃。我老是想着，我是一个有文化的男人，不该去要饭。所以，一直躲在牛棚里。第五天，段永霞一手拿着馍，一手托着粥，进到牛棚，我躺在牛草上没有起身。她问：吃了吗？我仍然躺着，举起胳膊用手指指牛棚上的梁。几天的馍完整地吊在梁上，因为下雨全霉了。段永霞气得大吼起来。那些馍我原本舍不得吃，想留下来，带回家大家共享的。结果，都霉掉了。我很懊悔没有及时晾晒它们，但嘴上却不服气。也许是读了书的原因，我身上有了一种虚妄的“尊严”，无法心安理得地要饭！

妻子的愤怒与争吵引来了当地的村民，当时大家对我们有些不满：“你们都穷得出来要饭了，还吵什么？”永霞指着我解释：我是生他气，一个初中毕业生竟然也穷得要出来讨饭……虽然永霞没有文化，但她的解释也让怀远人唏嘘。村民们于是问我，愿不愿意去跟他们一道挖塘？一项只管吃饭却没有工钱的工作。“只要不要饭，干什么都可以。”我当然乐意。不料，这竟是一个转折。挖完塘，当地人又问我可愿意去挖藕？每斤1分钱。挖藕是一项技术活，它需要用脚从水底找到藕，水深时要用脚从淤泥里将它勾出来。最深的时候，水面齐胸，稍稍掌握不好平衡，就可能整个身体倒进水中。在小溪河中学读书时，我曾经给同学家挖过藕。

挖塘挖藕，整天在泥里拱。看我能吃苦，干活实在，有人又帮我找到了修铁路挖土方的活。如此反复3年，我很幸运地进了建筑队，开始在铁路各车站建房子。这是完全与小岗生存不同的地方，建筑队里的小工每天的工钱也有1元钱，1个月不休息，能有30元，比干农活高多了。而技术工，三级是每天1.61元，四级是2.02元，五级甚至达到3.27元。40多年了，这些标准我依然记着。我从小工干起，几年下来，干到了五级工。看图纸、做预算、进行简单设计，我都学会了，后来就成为凤阳县里的一个“小包工头”。我当“小包工头”，派活采用的是承包制，一天就那些活，你保质保量地干完，就可以提前下工，所有的人都有工作的热情和效率。到了1977年，我最高时一个月曾往家里拿过200元钱。当时黑市大米的价格2—3角钱每斤，我和永霞都很高兴，肉埋在碗底下吃。

凤阳是“三靠县”，当时的情况是，农村秋收后，自家的粮食能够让农民撑到年底，政府的救济也基本从来年的元月开始提供。但这个“基本原则”对于小岗不合适，这里太穷，基本上每年11月一入冬，政府就必须提供救济粮，持续至次年的夏收季节。每家农户有一个“粮本”，粗粮细粮一起，每人每天供应8两。不唯小岗村，凡持有粮本的农民，惯例是贷点款也借点钱，买回一部分的供应粮，先卖掉，然后才去买粮本上还剩下的另一部分指标粮。因为粮本上的救济粮食每斤价格为7—8分钱，是平价，若把这些粮食拿到黑市上交易，每斤能卖到2—4角钱。这其间的差价既可以还掉贷款与借款，在买回剩下粮食的同时，还稍有盈余。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但农民先期购买那一部分粮食的钱从哪来呢？

首先是干农活挣工分。七八岁的小男孩，如果给村里放牛，差不多每天可算两个工分。40多年前，小岗1天10分的满分工分，好年成大约可折算成7—8分钱，差的时候就只有5分钱。那么那个放牛的孩子折下来，能够每天收获1分多钱。现在你听了，也许是笑话，可当时这就是不可忽视的一笔收入。所以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村里人，多数都是文盲，在当时，1天挣1分钱也不少啊。

当然仅靠工分挣的钱，并不能保证社员能够买回救济粮。政府政策的配套方式是，在11月发放救济粮的同时，配有生活救助款与贷款，从公社一级开始分解给大队、小队。一般情况下，生活救助款是3—5元；贷款则稍多，是7—8元。但这两项分解完成后的指标，每个村都不超过三分之一。两项相加，结果每村仍有接近一半人还是缺乏基本的经济来源。要饭，更准确地说是要钱，就成为获得存活机会的重要条件。讨饭和在集体干生产相比，讨饭收益显然高于工分。

救助款与贷款下来后，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分到的，也不会平均分配。队干部有获得各种款项，特别是生活救助款优先权。救助款是白给的，不要还的，人人想争，得到的大多数是干部。理由很简单，干部要督促农民干活，责任重大。同时，干部的确也都是穷人，给些救助，没有错。为什么20来户的小岗，差不多每家都当过生产队的干部？就是分救助这些优先权经过长期博弈而均衡后的结果。道理很简单，不能什么好事都让你一个人独占。

和父亲在一起生活时，我无须考虑这些事情，一切都有他去应对。但结了婚，分家单过，所有的问题必须自己扛了。我还有3个弟弟，两个大弟弟也已经到结婚的年龄了，父母的压力很大。作为长子，有些问题，我必须分担，在外面当“小包工头”，也要不时接济他们。

生产队原则上要求每个劳力都要在队里干活，在外面干，每个月需要向生产队交15元钱，买工分。队里也需要有人交钱，队长要搞一些公共开支，像吃吃喝喝一类的，免不掉的。这笔钱是队里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我是1978年上半年回来的。为什么回来？是因为蹲点干部反映，说我是“黑包工”，老是在外面干活，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嫌疑，所以生产队要我回来，我不愿意。于是，生产队就要我每月交45元，我愿意交，还是不回来。生产队最后要我每月交100元，那我怎么交得出来，只好回来。小岗人见我在外面干得不错，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希望我来当干部，把他们带出饥饿的境地。我原先没有干过多少天的农活，不懂农业生产，加上村里那么多人都当过生产队的干部，都没有干好，我又不是龙，能干好吗？所以我不愿意干。最后村里年长一点的关庭珠，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让我们每天喝上两顿菜稀饭，我就满足了。”我顿时眼一酸，泪就落下来了。我想，乡亲们要求不高，还没有说要吃三顿饭啊！就这样，我心一横就同意了，后来却只让当了副队长。到了11月24日，在严立华家，我起草了契约，大家按了红手印，把地分了。

二

把地分了，我就在家干农活。小岗人少地多，我家分到的地和开荒地在一起，有30多亩，孩子都小，就我和段永霞两个劳动力，忙得很。我家是3间茅草房，那时是4个孩子，段永霞早就盘算着把它建成瓦房。我前些年在外面当包工头，挣下了3000多元钱。这在当时是不小的一笔钱，足够盖3间瓦房了。但1979年秋庄稼还没有收，我父亲去世了。我家兄弟4个，只有我一个人结婚了，其他兄弟两个大的都到结婚年龄了，还没有娶上媳妇，小弟弟才十几岁，所有费用只能由我来开支。下人对上人，这是必需的。

严宏昌很详细地给我计算了这次丧事的花费：寿材、寿衣之外，到黑市购买粮食是最大一笔开支，而制作大幡与出殡每人头扎的白布，不但要钱，还要布票。严宏昌借的布票，直至布票取消时也没有还完。农村的丧事，是基本上收不到礼钱的，稍好的是来客给5角或1元钱，一般则由来宾自己带来“纸钱”烧掉了事。而丧家却要开流水席来招待客人。他当时的排场震动凤阳东乡。包括严俊昌在内的他们这一支严姓，全部停下手里的事情，给严宏昌家帮忙料理后事。结果，严宏昌挣的3000多元钱全用完了。

到了“五七”，即35天时，按照凤阳的传统，人死了之后的纪念仪式是很有讲究的。刚死的时候是“做七”，就是从刚死的那天算起，每隔七天做一次祭奠，头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断七。之后还有其他的祭祀。这些祭祀之中，五七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据说死了的人会在这一天回家，最后看看他的家人，然后去投胎，或是去阴司居住。为什么选死后的第三十五天呢？据传一开始魂灵浑浑噩噩的，没有离开身体，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等过了一个月，他想起来却发现身体里的骨头都松开了，再也起不来的时候，终于真正意识到自己是真的死了，于是那个魂灵长叹一声，爬出坟墓，来和家人做最后的告别。五七祭奠活动格外隆重，亲友都要前来吊祭，最后还要焚烧亲友为亡者准备的纸人纸马、灵屋花轿、城垣桥池和用火纸做成的“包袱”等物品，据说这样可以使死者在阴间有房可住，这叫做“化库”。

办完隆重的葬礼后，严宏昌却没有钱为父亲办“五七”。村里家家都穷得叮当响，自然是借不到钱，1979年的丰收季节还没有到来。家里值钱的有头小猪，大约70斤，还有的就是严宏昌的一块上海牌手表，只有这两样可以卖掉凑钱。最后，一位远房亲戚借了钱给他们，“五七”总算办了下来。猪和手表都没有卖，但准备盖房子的钱却用完了。事后，严宏昌很后悔，不是为父亲丧事花钱，而是为什么托人买这块全钢的上海牌手表？如果不花125元钱买这块表，用这笔钱去买几头小猪，来年不是能够赚上一笔吗？买了表，钱就“死”在这块表上了。担任包工头的经历，让他早已有了投资意识。

又过了5年，严宏昌家靠农业生产创造的积蓄已经超过1万元，当时物价已经涨了不少，但1万元盖3间瓦房还是能够盖得起来的。可这时，严宏昌却有了意外之举。1984年秋收完毕，严宏昌向段永霞要了3000元钱，说要去买收割机。在村里人看来，他这笔钱纯粹是出去玩了一趟，但严宏昌却说：“吃饭的问题已经解决，农村出现了卖粮难，我从广播里听到江、浙、闽农村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我要去外地看看他们是怎么干的。”

没有目的地，我就是跑一些有名的小镇，以便开眼界。在福建的一个小旅馆，我从电视上看到有中央领导人视察浙江温州瑞安塘下镇，第二天就赶到那里。我惊奇地发现，这里人家家都有14寸的黑白电视机，有的还有彩电。更让我惊讶的是农民竟然抽3元钱每包的阿诗玛、贵烟，而在凤阳是当上县里的官，才可能抽红三环——0.83元每包，带加长过滤嘴的香烟。在安徽2分钱每包的火柴，在这里要卖3分半。我掏出1元钱买1包火柴，结果等了半天对方只找给9角钱，询问起来，小店的店主说：我们这里不用分币了，要不你买3包或者买30包。

我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观光与猎奇，真正打动我的也不是电视机和农民抽如此昂贵的香烟，而是瑞安农民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小工厂。我在一位叫张顺贤的瑞安农民家吃了顿饭，说起自己的收入，在家里搞塑料制品生产的张顺贤实打实地告诉我：“我的收入在这里算一般，大约每年能挣70多万元。”我在小岗差不多算得上“首富”了，听到这话，脑袋嗡嗡响。70万元，这是什么样的概念？是小岗人1年总收入加起来的几倍啊！现在我跟你说这些，心里还纠结万分。这种差距一直让我揪心，改革开放30周年时，也就是2008年，我特意关注了一下，17万人口的塘下镇年财政收入10.98亿元，73万人口的凤阳县年财政收入仅5.01亿元。不能比啊！

在瑞安乡下，我看见挂着安徽、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等省车牌的大卡车，排着队开来。这些车都是来拉化纤袋的。这里的农村家家户户开制品厂，将塑料颗粒加工成膜，再做成编织袋。袋子交给集体时是2角钱每个，但是向外省卖的时候涨到了八九角。需求量真大，提不到货的人就住旅社，有的住上半个月都不一定能拉到货。我暗暗思忖，我们小岗要做这个，不用说卖给外省，只要卖给凤阳县化肥厂、磷肥厂就有得赚了。根据张顺贤家的机器设备情况，我进行了初步预算：机器投入成本、原料购买与加工工艺请师傅，6万元就能搞定，小岗人要是一起凑，是能干起来的。这真是一个挣大钱的机会！接下来的行程，目的已经明确。

三

回到小岗，去地里找到正在干农活的段永霞，严宏昌很兴奋：今天别干了，回家烧饭，中午我要请人商量大事。村里重要的人物都被严宏昌请来家里，严宏昌开始叙述自己的见闻与梦想。可是，他的故事的“真实性”却深受村民们的质疑：“你说他们家家都有电视机，那得要有多少工厂生产？你说那里抽3元钱每包的阿诗玛、贵烟，可是市场上哪有这么贵的烟卖啊！”村民们菜也吃了，酒也喝了，结果却不妙，没人相信严宏昌描绘能赚大钱的编织袋生意。队长严俊昌更是斩钉截铁：农民的钱只可能从地里出，要搞你自己搞，我们不搞。现在的严俊昌自然还记得这事，他还告诉我说，当时严宏昌搞这个东西赚了不少钱。对这事更恼火的是段永霞，当时家里又添新人，小五子严德锦已经4岁，5个孩子挤在茅草屋里已经转不开身，他们夫妻俩只能在土墙上挖出两个洞，搭个小阁楼住。建房子才是她最大的心思，生产编织袋，建房子的钱又不知什么时候才攒得齐。夫妻的争吵逐步升级，但依然改变不了严宏昌。

没有人愿意合作，最后严宏昌只好自己花了1万元，买了两个塑料再生机器自己干。自己家房子太小，他租用了严立华家的房子放机器设备。22天下来，他收回了投资，6个月就赚了几万元。这时村里有人找严宏昌谈话，说他搞资本主义，拖了1年多，愣把动力线给撤掉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全国粮食价格又开始上涨，种粮大户开始出现。严宏昌又发现了一个新商机，他看到很多农民把卖粮食的余钱花在盖瓦房上。他想，办个砖窑厂一定能挣钱！为此，严宏昌特意请来了江苏镇江的工窑师，请师傅鉴定小岗的高岭土能否做砖。答案令他非常满意。但是由于不便说的缘故，项目又泡汤了。

“20世纪90年代，心发慌啊。”原来江浙一带很一般的农村都超过了小岗，特别是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亿元村，如华西村、大邱庄等，让严宏昌和小岗村的干部、村民每天都切身感到被甩在后面的落寞和致富的紧迫。倔强的严宏昌在1993年成立了小岗村农业实业总公司，希望引进项目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在公司运作下，十几个带有“小岗村”名字的公司先后成立，像工艺被厂、电子仪表厂、面粉厂、摩托车镜子厂、铜线厂等等，但是最终都因种种缘故夭折。

这样一次次的尝试，机会又一个一个溜掉。现在回忆起那个时期，严宏昌认为：小岗人的素质不高，需要提高。其次，村里的基础设施不行，应该把村里的水电、通信、道路搞上去，改变投资环境，才能有条件招商引资。

在他看来，农业需要搞规模化农业，生产却不一定要大家集中起来做。

“唉，那时我的心里真是不快活啊！”严宏昌重重地叹出一口气，指着地里泛黄尚未收割的水稻又说：“以稻子为例，我们可以在市场上看哪个品种的稻子价格好、品质高，我们各家各户就用这种种子。大批量地打入市场，无形中就增加了大家的收入。要是把这些优质稻再加工成大米出售，形成优质品牌，价钱能翻几倍。你看，我们自己生产的花生、大豆被福建、广东人买了去，做成花生糖、豆奶粉，价格翻几倍，又回卖给小岗村。我们的资源就这样白白地送给别人赚了大钱，我们汗流浃背却拿了小钱。”说到这，他一脸茫然，“我是‘大包干’的发起人，村子穷，心里不舒服。无工不富，小岗村要发展还是要走工业致富的路子。”直到今天，严宏昌依然念念不忘他的工厂梦，常常显出壮志未酬的无奈。

四

严宏昌的塑编厂虽然夭折，但这个工业项目却让他挣了可观的一笔钱。1989年，严家终于可以实施建房的梦想。当时凤阳农村建房一般升级程度是由茅草房到瓦房，而搞过建筑的严宏昌却是要建钢混结构的楼房，一排六间下的是三层的基础。拥有自己称心如意的房子往往是中国人终其一生的追求，在农村，建房更是农民最大的成就感来源。不少小岗人都说严宏昌房基风水好，关于这一点我曾问他谁看的风水，他的解释颇有几分狡黠：“我这个房子的风水，还是万里给看的呢！”严宏昌的新房建在那3间茅草房的东面，当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来小岗视察，曾指着这块地希望他能盖上大房子，这就是万里看“风水”之解释的事实基础。严家房子一楼西墙很长一段时间曾有两个伸出去的钢筋弯钩，严宏昌告诉记者说，这表示希望未来能够将他家过去的房子也一并连起来。

严宏昌真正的得意不是风水，也不是这个钢混结构房屋的规模及其领先性，而是这个房子曾经接待过江泽民总书记。1998年9月22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小岗村视察，参观过“大包干”20周年纪念展览室、图书阅览室、农民文化科技学校后，来到了严宏昌家，参观了他的房子。在严宏昌家的院子里，江总书记和健在的“大包干”带头人进行了座谈。

建了两年的第一层楼，共花去6万多元钱。一家人在里面住得很宽敞，而后来孩子大了，结婚等住房要增加，就再接着盖第二层、第三层。因为楼梯等事先已经预留了。现在，小岗人家大多数是两层楼房，而严宏昌家却是3层楼房。这3层楼前后盖了近10年，但当年的基础一点没动。当然，这些楼房现在分给了老大严余山和老二严德宝。严宏昌自己住在后面新盖的3间平房里。家家都是大房子是小岗人40年的一贯追求，在严宏昌家，更显著一些。

严宏昌新房建成的第二年，担任小岗队队长的他，却遭遇来自兄弟的挑战。那幢大房子对于严宏昌，不仅是彰显自己的实力，同时也是引领小岗未来住房的一种方向：将来大家都要住这样的房子。除了房子，农村还应该有宽阔的街道。这条街道就是目前横穿小岗东西向的友谊大道，只不过当时严宏昌要建的还只是宽阔的土路。从西到东原是一条狭窄而弯曲的小路，是因为走的人多了形成的。这期间凤阳县下派的驻村干部，从小岗的发展考虑，规划了这条路基。作为队长的严宏昌，完全同意这个规划，他的见识远远超过一般村民：建一条从西到东的宽阔马路，将来大家在街道两边有规律地盖房子，整齐划一，像南方的那些集镇一样。

在村庄里修建笔直宽阔的道路难免要拆迁。二弟严付昌家的猪圈正好挡到了路，必须要拆掉，这大大惹恼了二弟。一些要被拆掉房子的村民，鼓动严付昌去找严宏昌说理，结果严宏昌说：“先拆你的猪圈！”僵持一段时间后，严付昌自己把猪圈拆了。他对人说：“我嫂子（段永霞）跟我说，如果我不拆，就把哥哥一辈子的路都堵了。”

1993年，小岗生产队与大严生产队合并，成立小岗村。严俊昌由严岗村回来，任小岗村支部书记。作为一种承认方式，这一年，严宏昌被选为安徽省人大代表。

因为“大包干”的名望成为安徽省人大代表，而严宏昌却把这一荣誉带来的便利大多投到工业上。交际面一下子扩大了许多，省人大代表的身份，让他更加有利于去招商引资。1993年底，严宏昌引来一个名叫旺兴达的电讯器材有限公司，香港、凤阳县与小岗村3家合资，投资额达到了1000万元，严宏昌任董事长。两年后，这家企业在临淮关投产，严宏昌却成为名誉董事长。这一转变附带的结果是，严宏昌被提升为小溪河镇工经委副主任。与同时离开小岗村升为小溪河镇农委副主任的严俊昌一起，成为“吃财政饭”、名副其实的国家干部。

作为“大包干”带头人，这样的一种身份提升，还是令许多人羡慕的。严宏昌却觉得若有所失，省人大代表让他长了不少见识，结识了不少领导和名人，他为凤阳县的水利建设、为呼吁上级帮扶小岗村的经济发展提过议案，这些毕竟只是写在纸上的，落实要上级和各方面支持。至于镇里的工作，上面有书记、镇长、副书记、副镇长，工经委里还有主任，轮到自己独自过问的事情很少。这时，有一家台资企业要在小溪河镇办石粉厂，需要在金庄村征地，一直征不下来，镇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严宏昌，他上门和老百姓交流，最后把土地征了下来，石粉厂终于开办。

成为省人大代表这一年，严宏昌的大女儿严德凤出嫁。紧接着两年，大儿子、小女儿出去打工，二儿子与小儿子离家读书。家里再没有可以搭把手帮助干农活的孩子了。乡间农活五六月间最忙，先是栽早秧，接着收割油菜、麦子，然后又是栽秧，白天黑夜连轴转。严宏昌家当时机械化程度已大为提高，但由于地块小，加上土地平整度等原因，插秧机使用效果不好，栽秧只能凭人力。这时还需种迟花生、黑豆等，刚收割完的麦子也得及时晾晒，如果碰上下雨便会长芽，损失就大了。关键时刻，农活重点是人力，严家这时却只有4只手可以下地干活，而严宏昌每天要骑着自行车去镇里上班，加上到合肥开人代会、参加人大代表视察等活动，家里的农活压力越来越大。

小岗村年龄大一些的人都知道，和严宏昌一起走路要缓慢一些。这不是因为他现在年近70岁的原因，而是当年受过一次重伤。1995年严宏昌把拖拉机开翻了，他被翻过来的机子压伤了，腿上鲜血直流。当时只有段永霞在场，她被吓得浑身哆嗦，冲过去抱住他的脚，用毛巾扎，血还是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一地。接下来几天，严宏昌只能待在家里养伤，地里的活只能由段永霞一个人干了。有一天段永霞干完活回来，发现严宏昌不在家里，找了屋前屋后，都没有找着，哭着大喊：“严宏昌，你在哪？”“我在楼顶上呢。你上来！”段永霞刚刚释怀，又生出一股怒气。她“腾腾腾”冲上去，却见严宏昌站在楼梯口边，一脸尴尬地说：“我惦记着地里的农活，着急，就爬上房顶想看你干活，结果上来了下不去了。”段永霞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五

1998年下半年，小岗村村民委员会换届。这一次，选举方式是海选，一心牵挂小岗的严宏昌决心竞争一把。初选后，定下来11月26日进行正式海选。因为是小岗，因为第一次海选，从北京到上海，来了很多领导和记者。凤阳县委书记李耀才亲自过问每一个环节，确保程序合法合规，选举圆满成功。收录在记者汪强《瞬间的记忆》一书中的《小岗村里选“村官”目击记》，是记者全程跟踪采访选举过程后，写的一篇通信，记录了11月26日正式选举那一天现场风云际会、一波三折的场景：

1998年11月26日，是凤阳县小岗村民主选举村委会主任的正式海选日子。9天前，这里已经进行过了第一轮初选，产生了两位候选人：一位是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之一严宏昌，一位是青年农民吴广德。初选结果为：严宏昌得票131票，吴广德得票80票。

小岗人自己明白，表面从政治意义上说民主海选村干部，实际上是小岗内部严氏家族兄弟两人的实力较量。一方是以堂哥严俊昌为代表，他在小岗的政治舞台上统领了20年，如今虽年事已高退居二线，仍在扶持一位姓吴的年轻人上台作为接班人参与竞选。另一方是以堂弟严宏昌为代表，其背后是大部分当年参加过“大包干”的老同志在支持他参与竞选。两方实力不相上下，明争暗斗由来已久。兄弟两人的矛盾是为争谁是“大包干”的带头人，多年来两人的矛盾直接影响着小岗村政治经济的发展步伐，无形中使小岗村的村民划分了“两大方阵”。有人说，他俩是小农意识，兄弟相煎，家族内耗。有人说，他俩的矛盾是真伪较量，是非之争。这下全都集中到海选村委会的焦点上来，所有的矛盾全部暴露无遗，双方针锋相对，虎视眈眈，今天更是“好戏连台”。

据说：自9天前的初选结果之后，严宏昌暂时领先，吴广德一方却在日夜运筹，已把在外打工的本村亲朋好友统统招呼了回来补充实力。严宏昌一方也丝毫不敢放松，继续巩固，加紧感情联系。两天前，双方的竞选说客在同一村民家中碰面，因而爆发了一起“夜幕下的乱石之战”。一位村民的头部被砸伤，被拉进了小溪河医院。直到选举前夜，又出现了严宏昌家中的10多只鸡被偷，水井被破坏，引来了镇派出所的公安员现场破案。近两天小岗村里像炸了锅一样，鸡犬不宁。可见，民主进程刚从生产队里起步，就如此地艰难。

26日清晨，镇、县、市、省一级，上海、北京各部门的领导、各家新闻单位的记者，都提前赶到，各种车辆塞满了小岗大道，亲眼目睹，现场报道这一引人注目的直选情况。

8时30分，设在小学校的选举会场一切准备就绪，村广播喇叭里反复通知村民们前来参加民选大会，可到会的人寥寥无几。以严宏昌为代表的一方村民不愿意开会，提出罢选，严宏昌也要求推迟候选，三三两两的村民聚集在严家大院的里里外外，交头接耳，大发牢骚，要求严惩凶手，打击破坏分子，否则不参加选举大会。

这事可急坏了现场的领导，他们像救火队一样前来调解说服村民。最后还是县委书记李耀才有办法，他把严宏昌拉到菜园地里，耐心做了一个小时的思想工作，严宏昌被说服了，表示顾全大局，并通知村民参加选举大会。一场虚惊平息了。

村民们从四面八方扛着板凳，扶老携幼成群结队走进村中央的希望小学会场。早已焦急的记者们乘势迎上去采访，“农民想选什么样的人当村委会主任？”几位村民回答说：“谁能让小岗致富，谁能替村民办事，我们就选谁！你相信我们不会选错人！”……

10时8分，选举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终于开始了。

会议由副镇长兼村党支部书记张从安主持，原“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立学担任监委会主任。当年的“大包干”带头人如今健在的14位老同志应邀坐在前排，以示尊重。全村259名具有选民资格的村民分为两大方阵，拥吴的坐在东面，拥严的坐在西边。

县委书记李耀才告诉大家：我们这次选举村委会干部，全部采用民主直选形式。事先不提名，不划框框，不定调调，所有程序都严格地按照凤阳县第四届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进行。

选举大会显得既庄严又隆重，一切在紧张而有序地进展着。

首先，两位候选人登场分别进行竞选演说。严宏昌的一番施政演说，沉稳老练，有条有理，发展规划鼓舞人心，引起了群众的掌声，不愧为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大角色。与其相比吴广德的演说就显得逊色多了。但最后说道：“我虽然说不好，但主要是看我干得怎么样。”此话实在，同样赢得了大家一片掌声。

“不同意的请举手！”话音刚落，西边方阵中有三位村民举手表示反对。“三票无效，通过！”这是在表决通过监票人的一个小镜头。忽然间，西边方阵中的村民徐从秀和丈夫气呼呼地跑到前台，手里举着户口簿和选民证说：“为什么不发给我选票？”

有人说：“她早几年前就外出打工了，光有个户头挂在小岗，选举时就跑回来了，怎能算数？”

又有人说：“按规定，只要你的户口在哪里，你必须在哪里进行选举，这是政策！”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会场骚动起来。

为此，村民选举委员会进行认真核实后，又经过上级监督部门的当场认可，发现是选举委员会的工作失误，立即补发给了她选票，并向她表示道歉，选举会场这才平静下来。

时间一分一秒紧张地过去，工作人员采用在黑板上写“正”字的形式，唱票公布选举名单。

午时已过，黑板上的“正”字不断增加，越写越多，主要集中在严宏昌和吴广德两人，一会儿严的“正”票多于吴，一会儿吴的“正”票超过严，竞争激烈，扣人心弦。

在两大方阵中，双方头儿严俊昌、严宏昌的身边人群最为集中。一笔一画时时在牵动他们的心。让他们时而焦躁，时而兴奋。站在场外的旁观者和记者们也被选举的气氛感染了，纷纷议论起来。

有人说，小岗村村官应该选年轻人来锻炼，小岗的明天毕竟属于年轻人，严宏昌不该参与。

有人说，小岗村村官理应由严宏昌来干，凭他的知名度和开拓精神，就是小岗的无形资产，他干对小岗的经济发展有利。20年时间，由队长干到村长实在是委屈他了。让他干，是这帮“大包干”穷哥们儿对他的信任。

也有人说，这是一场闹剧，两代人，不是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一个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青年，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大包干”带头人，悬殊太大。严宏昌应该去选乡长、县长、人大代表、政协官员倒差不多。

还有人说，谁选上，并不重要，关键是，海选体现了一种民主参与意识，是村民民主权力的象征。

的确，这场直选的意义完全超越了选举的本身。

整整经过4小时的紧张选举。最终结果：以严宏昌的137票对吴广德的120票领先，当选了小岗村的第四届村委会主任。

下午1点30分，严宏昌从镇长手中接过了红彤彤的当选证书，心中有说不出的酸楚和激动。20年来，他从“大包干”初期的生产队长历经坎坷，如今才赶上个村官，在他的成长史上，未免进步显得太慢太慢，是严宏昌本人的问题，还是组织上关心培养不够，这是后话，另当别论。这次当选完全体现了村民们对他的无限信赖。

他明白这大红证书的分量，更知道日后工作任重而道远。

严宏昌当选了，标志小岗的民主进程向前跨越了一步。

但他如何处理好本村的家族矛盾和人际关系，怎样团结好全村人发展经济，进行二次创业，建设一个富裕美好的新小岗，更为重要。

这是在场的领导和记者们最为关注的。面对严宏昌，人们寄予厚望。

面对小岗村，人们充满信心，明天更好。

从政治层面上看，省人大代表与镇工经委副主任，其层级远远要高于村委会主任，但严宏昌觉得，村委会主任这个位置，能让他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小岗价值”，能把企业搞起来，能圆工厂梦。他考察、洽谈了一系列企业与项目：一个冶炼厂，对黄金白银的废料再加工提炼；一个日本投资的养鸭场；一个ABS项目与尾气排放控制项目；一个汽车配件厂；一个柴油机缸盖厂；一个电梯配件厂……这些都是严宏昌竭尽全力努力过的招商引资项目，但即使包括先前的旺兴达电讯公司，没有一个项目取得成功。

从小岗出发，往北到梨园村再往东，到达小溪河镇，7千米。折返回来从梨园村接着往北再往西，经过板桥镇、临淮镇，大约20多千米，抵达凤阳县城。从小岗往南，绕道总铺镇，到达凤阳，也要20多千米。现在的道路状况，还是沈浩来担任第一书记后，千方百计打通的。作为一个孤零零的村庄，发展工业，首先要有配套的水、电、路、气、通信、下水道等，这些建设的投入很大，在严宏昌执政时代，靠一个村庄自身的滚动发展来实现，几乎不可能。另外小岗村就那么几百人，来一个大一些的企业不要说人才，就是劳动力资源也不充裕。其他还有融资、市场等，都没有优势。对于这些劣势，严宏昌曾经对《三联周刊》记者李鸿谷说：“如果项目发展起来了，现在看起来的区域劣势就不存在了！”200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李鸿谷和他的团队，曾经在严宏昌家住过一个星期，采写过《农民严宏昌的30年》等一系列文章。严宏昌对我叙述的许多故事，10年前，对他们也叙述过。10年的发展，小岗村的交通状况早已今非昔比，2017年4月25日，盼盼集团投资10亿元的小岗盼盼有限公司等大型企业已经进驻小岗工业园区，其后就一直进行厂区建设，现在主体工程已接近完工，到今年底，就会投产。关于“区域劣势”，正如严宏昌所说，因为项目发展了，“就不存在了”。

六

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后，除掉千方百计办工厂之外，严宏昌还号召村里人大力发展养殖业。樱桃鸭生长周期只有40天，见效快；鸭粪是鱼的饲料，一举两得。每户每年若能养1万只鸭子，人均收入就能成倍增长。同时他还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业，在旱地、荒地上种植柿子树、银杏、杜仲等经济林。人均若是达到半亩，几年后这些就是“绿色银行”。同时，还要以小岗的知名度来做文章，把“政治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通过“小岗牌”的名牌效应，与一些企业进行合作，通过品牌输出赚钱。这些设想和行动，今天看来，依然是很有见地的发展行动，但计划和设想很耀眼，遇到骨感的现实，却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发展会改变很多，但也有难以改变的。严宏昌认为，小岗人（包括一些“大包干”带头人）观念中有许多落后的东西，缺乏团队精神，喜欢捣，喜欢斗，为了一己私利能搅得天昏地暗。有些人的价值取向就是：只要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什么都是可以做的；只要是对自己没有利益的，你再美好的事情都不行。为了自己的私利，他们可以联合起来跟村领导或外来投资者斗。不涉及外面人的，就相互之间斗：亲兄弟之间斗，堂兄弟之间斗，表兄弟之间斗，叔侄之间斗。大事不要命，小事不要脸，往往乌烟瘴气。毋庸讳言，这是小岗人性丑陋的一面。电影《第一书记》、电视连续剧《永远的忠诚》里面，对小岗社会环境的表述，虽然是文艺作品的虚构，但氛围把握是准确的。加之有些企业抱着投机心态，之所以愿意来小岗，是因为原以为到小岗这样一个有名的地方来，会得到政策上、资金上的支持，但来了发现并不是这样，多数就选择放弃了，甚至留下烂摊子。

中国的乡村政治和经济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村办企业、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往往是通过“能人经济”实现的。一个村落起步、发展到繁荣，基本上都是因为一开始就有一个能人在带着大伙打拼。能人能有绝对的权威，对外拓疆扩土，勇往直前；对内摧枯拉朽，扫除一切绊脚石。

严宏昌在小岗应该是个能人，包括另一位“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也是小岗村的能人，他们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至今依然是光芒四射的。解决温饱问题，只要本村有土地，每家每户把地耕种好就行了。一次抗争，解决好分田的制度问题，其他就变得简单了。发展企业，追求经济效益，对人的要求，尤其是对领头的“能人”的要求，要复杂得多。需要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创造能力等等，同时还要有奉献精神。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要想带出一支一心一意勇往直前的团队，是不可能的。这一系列客观、主观的因素，导致了小岗能人在“岗人治岗”期间，都没有产生“能人经济”的效应。和吴仁宝、郁全和等人比较，差距是不言而喻的。就严宏昌来说，他有许多想法，也进行过大量的实践，办企业曾经挣过一些钱，改变了自家的面貌。当选村委会主任后，他做过更多的努力，为村里的大小事情，殚精竭虑，3年下来，却没有取得什么成功，他的企业梦也基本全都幻灭。这一点，成为他今生最大的遗憾。现在谈起那3年，严宏昌说：“我接手时，村里除掉欠账，没有1分钱。第一次开村委会，我掏出200元给村会计，让他首先建账，然后给班子成员每人买1个笔记本、1支笔，让大家每次开会做好记录。3年下来，我没有用过村里1根烟钱、1杯茶钱。我当时已经是镇里的干部，每月镇里给我发工资，我不额外报销1分钱。”

七

2001年10月，第三届高新技术产品交易会在深圳举行。严宏昌随滁州代表团一起，到经济特区寻找商机。在深圳，严宏昌作为嘉宾，和著名科学家杨焕明等人一起，走进深圳电视台《我看高交会》栏目，与主持人和观众对话。作为唯一的农民代表，严宏昌一出现，就引起了现场观众的极大兴趣。当主持人手拿江总书记在严宏昌家做客的大幅照片介绍时，全场沸腾，欢呼之手挥动如森林。改革的深圳人以改革的热情向发起“大包干”的改革英雄致敬。在节目现场，严宏昌叙述很多，至今依然让他记忆犹新的是回答观众的提问。

问：小岗的改革和深圳的开放，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不同的是你们是自下而上进行，深圳是自上而下进行，你认为是巧合么？

严宏昌：我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当年小岗村的经济已经崩溃了，我们本能地搞起了“大包干”，是为了吃饱肚子，求生存。深圳当年搞开放，是因为“四人帮”把国家的经济也弄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再不开放就不行了，实际上也是为了求生存。这种时间上的巧合，是邓小平和我们农民想到一块去了。

问：沿海的农村都在搞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土地相对集中起来了，你认为“大包干”还有生命力吗？

严宏昌：客观条件不一样、经济基础不一样、生产条件不一样、市场状况不一样，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民的生产方式。中国这么大，绝大部分农村耕作条件和市场状况，都不能适应集约化经营，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最符合农村现实情况，“大包干”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深圳电视台的节目中，严宏昌还和袁庚进行了对话。袁庚1978年向中央建议设立蛇口工业区，他是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也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的提出者，后任蛇口区委书记，号称“中国开放第一人”。和袁庚的对话中，严宏昌追述了“大包干”红手印契约的产生过程。

袁庚：你们这是很勇敢的行为。按手印不是开玩笑的，要有多大的勇气。要是“四人帮”在台上，跑不了被定为“地富反坏反攻倒算”，要被打得“永世不得翻身”。

严宏昌：我们是为生活所迫，不像袁老您有目的、有思想地忙着中国开放的大事。

袁庚：我只是打打报告而已。你比我做得有勇气，更坚决。

严宏昌告诉袁庚，自己当选村委会主任，有一些反对票。袁庚说：“这很正常。我非常赞赏这样的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严宏昌：有人反对我，我认为不是件坏事。谁对我有意见，就让谁监督我。村里成立了民主理财小组，我请对我意见最大的当理财小组组长。村务、政务、财务都公开了，群众心头的疙瘩就都解开了。

袁庚：人就是人，不是神，是人总有缺点。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监督。“六亿神州尽舜尧”，都是神了，不见得是好事。公开、公平、公正，是社会的进步。社会的事情只有让人民知道，才能真正安定团结。

严宏昌家院子的东南角，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每到傍晚时分鸡上笼时，领头的大公鸡先从外墙的猪圈跳上围墙，再跳到这棵梧桐树上，而后再顺着枝杈一点点跳上5米多高的树枝，开始鸣叫。于是严家那些能飞的鸡们，都一个个张开翅膀，扑棱棱地往树上飞，晚上就在树上过夜。连冬天下雪时也这样。不能飞的小鸡们只能望树兴叹。这样一代一代地往下传，凡能会飞的鸡就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在小岗，严宏昌家里这个奇景是独一份的，而且这个奇妙的镜头还被中央电视台摄入了《小岗过大年》的专题片里了。当年拍摄到镜头里的大公鸡如今早已不在了，但鸡上树过夜的传统依旧，这让回到家中的小儿媳妇郑晓感到很惊奇。

若干年间，严宏昌的儿子女儿都是和他在一起过的，全家22口人一起干活，一起开伙，在小岗是独一份。乡村常例是各家孩子大了，女儿出嫁出去，儿子成家就分家。严宏昌家却与此惯例完全相反，每顿饭女主人段永霞都要准备两桌。这让人们对于他这个带头分地的“大包干”带头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似乎在严宏昌身上，包括他家里的人和事，总是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

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家里的孩子一一离开家乡，这是严家完成田地里农活最困难的一段时光。1995年，出嫁的大女儿严德凤重又回到小岗，她和丈夫袁世强住在自家的田边，使严家生产压力稍有缓解。之后，2000年打工的二女儿严小兰回来了，1年后二儿子严德宝当完兵回来，严家最小的儿媳妇郑晓2003年从海南回到安徽小岗，她丈夫还在外面打拼。2005年大儿子严余山一家也回到小岗，还开回1辆帕萨特轿车。

一大家人重新聚合，每年过年，严宏昌家都会有一个家庭会议。2001年的重要家庭决定是严宏昌不再干村主任，让从部队回来的严德宝去村里当村支部副书记。2016年讨论的问题很重要，这个家是分家还是合着过？结论仍然是合着过。严德宝也不再干村支部副书记，回来持家。严余山回来时，严宏昌想把家政收支权力交给他，他是老大嘛。但他不干，依然由严德宝持家，一切收支权力自然还是归他。严宏昌是要大家团结起来，把严余山的企业搞上去。当时严余山成立了“小岗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能源节约将是整个社会未来的大趋势，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长远战略方针。严余山的小岗节电器产品前景看好。为了支持他，村里把老村部让给严余山做厂房，又给他办了一笔可观的贴息贷款。说到一家的聚合，严宏昌说：“凭孩子们各自的力量，很难做成各自的事业，所以至少这个阶段团结起来很重要。他们只要一心干事就行了。即使他们什么都没有干成，还有我，我家的田地也能养活他们。”严家的农田与严宏昌自己的各项收入，在小岗地界支撑这个大家庭，生活是能够维持的。

严宏昌家的这种聚合如今已经分开，因为孩子们都早已分开居住，女主人段永霞也于2015年去世了。这个勤劳而乐于奉献的乡村主妇无疑是严家的大半边天，严宏昌这些年在外拼搏，说去哪里就去哪里，家里的一切都是段永霞料理。她去世以后，无人再能够承担起操持一大家子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的职责。这样一桩操心、费神、劳力的事情，有心无力不行，有力无能也不行，有能无为还是不行。

回忆起那一段时光，严宏昌觉得温暖而充满眷恋。他认为，那是一个家庭凝聚力的体现，是一种家庭团结的力量。如今他的家庭，子女孝顺，兄弟友善，姑嫂和谐，姊妹情深，大家努力做事，耕读不辍，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2018年高考中，他的大孙女严海月考了563分，超出一本线58分，已经被安徽财经大学法学专业录取。这是最令严宏昌自豪的。严宏昌自豪的不仅是孙女考上一本，还有孙女是小岗学校初中毕业的。这所学校，是经严宏昌、严俊昌、关友江、严金昌等“大包干”带头人多年呼吁后，在原小岗小学基础上建起来的九年一贯制学校，使小岗及其周边的孩子能就近读初中。小岗学校现在的占地面积是22300平方米，建筑面积有5800平方米。2015年6月，小岗学校第一届初中毕业生有40人，严海月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届毕业生中，今年高考考上二本以上的还有宋婷、钱甜甜、梅可、严蒋等一批人。

作家温跃渊在采访严宏昌后曾跟他扳着指头算，他说：“宏昌，你在小岗也算是创下好几个第一了：1983年，你在小岗是第一个买了手扶拖拉机；办小厂你是第一个；现在这私营企业，你家也是第一家；严余山买的小轿车，在小岗村也是第一户；盖两层小楼时，你是第一个，那时我刚好在你家；如今村里开始盖两层楼了，你却第一个盖起了三层楼。我说你要这么多房子干什么？”严宏昌说他家人口多，老少三代连女儿、女婿及外孙们一起有20多口人，房子自然是要多的。除掉友谊大道边上的那片楼房，严家大女儿严德凤、小女儿严小兰、小儿子严德锦都在小岗新区买了商品房。严小兰还在凤阳县城买了房子。

八

和严宏昌接触，我觉得他的语言表达力特别出众，思维清晰，逻辑严密，描述准确，像是一个智者。他已年近古稀，身板挺直，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的确像一个退休的老干部。他现在有退休工资和“大包干”带头人补助等收入，在小岗算是高收入老人。他住在自己的平房内，平房堂屋前后两扇大门对开，炎炎夏日坐在堂屋内的八仙桌旁，穿堂风悠悠，连电风扇都不要开。严宏昌常常在桌旁看书，十九大召开后，习总书记报告的单行本他很快买来，反复看了好几遍。有时，他也和来人喝茶、聊天，谈论小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如今没有了大家庭聚合，除了小五严德锦在广州，他的其他4个孩子都住在小岗，一日三餐，他遇到谁家就在谁家吃，轻松而惬意！

当然，严宏昌也还有遗憾：到现在还不是党员。自从按下红手印的那个夜晚起，40年来，他已经递交了10多次入党申请书，但村支部一直没有发展他入党。2017年12月31日下午，我和温跃渊在他住的3间平房的南门口采访他，谈到这个事情，严宏昌颇感无奈。他的心中，对于没有入党，有着诸多复杂的酸楚。“有一次，村书记崔志强给了我表格和笔，让我填表，我很高兴，很快就填好了。但没几天，崔书记找到我，我当时正在秧田里栽秧，说：宏昌，对不起，你入党的问题我们不能表决了。你把笔给我，表就不要交了。我后来听说，是因为村里某些领导极力阻挠，坚决不同意我入。”他叹息一声，“入党誓词，我到现在都还能记得。”我有些怀疑，正犹豫要不要让他试试，他自己开口了：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一字不差！我非常震撼。温跃渊老师望了望我，也是一脸惊讶的表情。严宏昌这些年苦苦追求入党，这份执着，当下的社会，怕没有几个人能够相比。我不禁问道：“再过一天，就是2018年了，在‘大包干’40周年的时候，你会再递交入党申请书吗？”他说：“老啦，精力跟不上了！”

3．严立学

按红手印分田时，严立学是小岗生产队的会计，应该是“大包干”的三号人物。但他从来不居功，不自傲。现在年龄77岁了，但依然发挥着余热。他住在小岗村敬老院里，给敬老院看大门。

严立学是1963年从临淮中学毕业的，当年是村里少有的几个读过初中的文化人之一。走访他的时候，他正在和几个老人打麻将。他是一位身材魁梧的老人，虽然说话很慢，但思路清晰。他回忆说，他当年是村里少有的考上临淮中学的年轻人，户口都已经迁出了村。但后来因为家贫读不起书，无奈只好又返回村里，先是在严岗大队当会计，后来回小岗当队长或副队长，直至1977年。“后来烦了，这里太复杂，人穷，矛盾多。我坚决拒绝干队长，只当个会计。”

1978年之前，严立学和村里的大多数农民一样，每年都出去讨饭，饱尝艰辛。他说，分田单干的前两年，1976年、1977年都是要饭的，先是到怀远县，后来就到江苏、浙江一带农村去要，人家那里要富些，要米都舍得给，用毛竹筒子舀米，一次多的能给几斤。但要饭终究不是个事。分田单干的事情，严宏昌、严俊昌他们收完秋就捣鼓了，到了1978年底干脆分到户了。分了之后，公社还是知道了，说，小岗不拢起来，牛草、种子、化肥一样都不给你们！对他们进行“经济制裁”。“不给我们也不肯拢。刚好李二庄的李殿军在这儿串门子，他是严宏昌小弟严盛昌的同学，说我们那儿有牛草。宏昌说，一人为私，二人为公，我俩跑一趟。我和严宏昌就到李二庄公社的小李家生产队去借牛草。后来多亏了陈庭元，他帮我们解了围，让公社书记把种子给了我们。要是没有陈庭元，我们几个农民再坚决，包干到户也是搞不成的。小岗‘大包干’，很多领导都是支持的，但第一个支持的就是陈庭元，这是我亲眼所见的。陈庭元要是不顶着，瓤一瓤，同意了张明楼意见，公社书记派人来硬把我们并起来了，王郁昭、万里后面还能来吗？”听了这话，我觉得，他真是一位善于思辨的老人。

1988年作家温跃渊去严立学家采访，他和妻子杜永兰养了2000只鸭子，每只赚1元钱，他那年光这一项的收入就有2000元。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严立学很满意。

作为村里有文化的人，“大包干”以后，严立学依然当着村干部，每年有一些工资补贴，但他还是要靠土地过日子。他明白：单纯靠土地，想富裕不容易；而总想依靠政府扶持也不是办法。多年来，他也很想通过其他途径来走向富裕之门，但他毕竟就是农民，所以他养过鸭，喂过猪，付出过很多努力，但猪、鸭并没有给他带来富裕梦。道理很简单，这种小规模的养殖，挣点零钱，补贴家用可以，但创造财富，太遥远了。

2000年、2001年，温跃渊又先后来小岗好几次。一次他在严宏昌家见到了杜永兰，她说她从合肥刚回来，是去向公安部门反映村上许多事，为啥没人问。那一年，严宏昌当村委会主任，想为村上弄点企业来，但当时的投资环境确实不太好，想来的几家企业，最后都给撵跑了。

2008年，温跃渊又一次来到小岗，他在日记里写道：

这回我再上严立学家，上他的新楼坐坐了。儿子严家奎正在弄水泥，把院子的地坪和小楼台之间做个小坡，好把他的小轿车开到新楼，新楼的一楼就临时做他的车库。

我问家奎：你的车呢？

家奎说，搁小区呢。

家奎是小岗第二代中第二个拥有私家小轿车的，相对要高级一些，北京现代索纳塔。今年7月我来小岗时，我跟他的车去过滁州，临离开小岗时，家奎的索纳塔还送我回合肥。我们一路聊着天，所以对他家的情况还是了解一些的。

小岗村的友谊大道上，路北边开了好几家小超市，有小岗超市、农家乐超市、大包干超市。家奎家也开了一家超市，规模比这几家大，但目前的生意不如他们的好。不过不要紧，马上就会好的。

严立学的老伴杜永兰平时还在小岗学校门口摆一个小推车，是一个微型超市，给娃娃们卖个纸笔文具什么的，每月也有二三百元补贴家用。

小岗由于交通闭塞，很不方便，买个菜什么的都要到十几里外的小溪河镇去。沈浩来到小岗后，就在小岗南面盖了一个不小的农贸市场，还没有正式开业。家奎就在小区里买了小楼，楼上住人，楼下是小超市。父母家里的楼房空着也是空着，因此一楼就让家奎放小车。

家奎以前花了两万元钱买了一台大型耕田机，帮人家代耕。干了两年多，赚是赚了些钱，只是觉得太累，于是就把机器卖了。后来到宁波去打工，给一家企业老板开了四五年车，挣了钱之后，又回到滁州，搞汽车的废旧车检，就是滁州那边的报废车子，家奎把它收回来，在农村用用是不妨事的。现在也不搞这个了，一门心思在小岗干了。干得好，就不想出去了。

我和立学说着话。两人一人一条板凳。不知耳朵有些背还是怎么的，他从自己的板凳上坐到了我这边，同我耳语，小声说：“现在小岗挺好的，比以前好多了，别听个别人瞎说。”

当时，严立学和关正金几个人负责清扫友谊大道。起初做这项工作的有6个人，到2008年就只有3个了。他们每天要从村西入口把友谊大道至大包干纪念馆至少清扫一次。关正金当时住在小溪河镇，他每天早上还要宰猪，然后开着他的马自达来搞卫生。严立学和关正金都是责任心很强的人，他们每天都把小岗清扫得干干净净的，让小岗给外来的每个客人一个清爽的印象。

40年过去了，村里的“大包干”带头人先后已有8位驾鹤西去，严立学和其他带头人也都已经有了孙子辈儿，有的还有了重孙子。孩子们一茬茬生长起来，老人们也就垂垂老矣。不过，大家心情大多是愉快的。在当年一起按手印的那些老农里，严立学如今算是生活比较悠闲省心的。

严立学家里原先有17亩地，2008年前有12亩转包出去了，每年能有6000元固定收入，余下的给了本村的大女儿耕种。那时候他的老伴杜永兰在村小学门口摆摊卖点小食品，能小有收入，补贴家用。严立学也有不愉快的事情，2008年他曾养了两批鸡，共4000只，可惜忙了1年，却赔了7000元，现在说起来，他依然很心疼。

小岗村友谊大道西入口的牌楼上，有费孝通题写的“凤阳县小岗村”6个字。费孝通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一辈子忙着为中国农民找出路，研究中国的穷人主要是农民，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之路。他关心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关心农产品流通和农民增收问题，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先后写下《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著作，影响深远。费老为小岗村写的字没有时间款，我询问了很多人，都说不清。但严立学准确地告诉我：是1993年。那时候，小岗和大严刚刚合并，独立出来，成立新的小岗村，当时他任副村长。费孝通副委员长就是这时候来，并题写小岗“凤阳县小岗村”村名的。

严立学有两女一儿。大女儿严梅，嫁在本村，现在小岗村敬老院做服务员，爱人陈新标在友谊大道边上开新农保超市。他们有4个孩子，老大陈晶晶是女儿，如今和最小的弟弟严及一起在苏州经营玉器生意；老二陈丹丹一家都在桂林做生意；老三陈磊在芜湖工作。二女儿严家秀嫁在石马，现在住在石马小区，目前夫妻两人都在金鹏矿业上班。他们有两个孩子，老大是男孩，在读初中，小的是女儿，在小岗学校上学。

儿子严家奎是老三，1978年出生，是“大包干”的同龄人。他和儿媳妇王学梅早年到宁波打工，因为家奎是函授大专毕业，文化水平不错，比较受老板器重，十几年前月工资就能拿到三四千。但他还是觉得小岗好，在小岗和宁波之间，总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之间，楼房盖起来了，轿车买了，又开了超市。楼上楼下，轿车超市，这让一辈子靠土地生活的严立学很是满足。但严家奎心里总是有些不满足，无论是在小岗，还是在宁波，他都想找到自己发展的点。前些年，他和表弟刘占友曾经在小溪河镇投资，办了一个汽车排气管厂，但努力了两年，没有做起来。2017年2月，严家奎又去了宁波。这一次，是表弟刘占友邀请他，到自己的亿伟排气管有限公司负责采购。这是自由度比较高的一种行业，也是老板充分信任的人才能干的。刘老板每个月开给家奎6000元工资，年终时，还给了他5万元奖金。

严家奎有3个孩子，老大严香是女儿，2016年小岗学校毕业后，曾经到大舅王学汉在北京的三方原创科技有限公司学习装修设计，现在回到小岗，帮助母亲王学梅经营盛虹连锁超市，同时学习考驾照；老二严博是儿子，在滁州丰山学校读初中；小女儿在小岗学校读书。

4．关友江

关友江2014年底就从小岗村村委会主任任上退下了。2017年6月22日我找到他时，他正在二儿子关正景的大包干农家菜馆忙着招呼客人。客人是合肥徽菜产业研究协会的，“七一”前夕，到小岗来参观学习，他们请关友江讲述当年“大包干”情况，询问墙上他们家人和胡锦涛总书记合影照片的来历。这是地地道道的“家珍”，关老自然侃侃道来，客人不住点头赞美。讲解完，客人有要求和关老合影留念，关老一一满足。

等几桌客人坐下来吃饭，关老才分出身来接待我。

在“大包干”这一拨人中，关友江年龄比严宏昌大两岁，都属于相对年轻的。他小时候上过小学，会拉二胡，能大段地演唱京剧《智取威虎山》。1978年，他刚刚31岁，却已经是4个孩子的父亲。当时他家的情况是老大刚刚上学，老二、老三即将上学，一家人根本填不饱肚子。他形容当时小岗村的整体情形是“春紧夏松秋不干，碾子一停就要饭”。每年秋收一过，他就和村里其他人家一样，与妻子严菊昌一起带上小儿子踏上艰辛的讨饭路途。“大包干”到户后，他家6口人分到26.7亩地，分田后他和妻子天还不亮就到田里干活儿了。牛犁田犁不过来，他就自己用人力犁，收庄稼都是用板车拉。不但如此，他和妻子还另外开了3亩荒地，使自家田地变成30亩。辛苦劳作的成果很快显现出来，1979年，他一家人共收获了万把斤粮食，一家人再也不用饿肚子。由于当时“大包干”还是偷偷搞，吃不了的粮他们也不敢卖，家里存了不少余粮。

1980年以后政策明朗了，关友江终于敢把吃不了的余粮拉到市场上卖掉，换成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一家人靠辛苦种粮，过上了衣食不愁的日子。

1987年，关友江买了一辆四轮拖拉机拉粮食用，1993年又买了台小手扶拖拉机用于耕种，终于彻底摆脱了用牛犁田的历史。日子在年复一年的耕种中缓缓流过，关友江的4个孩子相继长成。他的大儿子关正锋结婚后到梨园村定居，前后做了十多年的粮食生意。现在在梨园开了一家超市，平时由妻子打理，正锋自己则跟随一些朋友搞工程。他有一儿一女，儿子部队退伍后招考进凤阳县公安局刑警队当辅警，女儿几年前出嫁。二儿子关正景早年一边种着20亩地，一边还在农闲时到临淮镇的一家镀锡铜线厂打工，2007年时，每月能有900元左右收入。现在，他子承父业，在村里担任村委会委员，同时开着大包干农家菜馆。女儿出嫁到外村，和女婿一起到宁波打工去了。小儿子关正标是关友江的骄傲，是小岗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人，包二代里的精英分子，现在在凤阳县委党校工作，已经是办公室主任了。

关友江1998年开始进入村委班子，那时候严宏昌被选为村民委员会主任，关友江任副主任。此后关友江一直在村委班子里当村官。沈浩在小岗的6年，关友江一直配合沈浩工作。他和张秀华是沈浩的左膀右臂，与沈浩一同走过了风风雨雨而又风风光光的6年。那时候他就和老伴严菊昌单过，住在离小岗村村头不远的一排红砖房子里。那房子原本是湖南一家企业来小岗村投资时所建，占了关友江家的地后，却很快撤资，也没给占地赔偿。后来他和儿子们分开过后，就和老伴儿搬来这里住，也算弥补点损失。关友江的老伴儿在这个大院子里养了几十只母鸡和四五只大公鸡，还养了一大一小两条狗，院子前面种了青菜，院子后面种了1亩地的葡萄，吃喝用度基本能自足。此外，闲不住的老两口还给自己留了3亩地耕种，其中2亩是种一季稻后再种一季麦，1亩种了经济作物黑豆，所产粮食供老两口口粮之余，还能卖些余钱。现在，这处地方已经拆迁，建成了小岗村游客服务中心。关友江和老伴搬到改革大道旁边、大包干农家菜馆对面原先给小儿子关正标盖的两层楼中居住。关正标在凤阳县城已经买了房子，不再回小岗村居住了。

因为是村干部，关友江能有一份固定收入，但他的时间也因此大多用于忙村里的事务，家里、田里的事情基本丢给了老伴儿。我几次在小岗村采访，都是他介绍，他除了陪同参观、采访者在村里走来走去一家家寻访，中途还跑去开会，接待后一波考察团及其他来访者。小岗村是改革第一村，名气大，各路采访、参观、考察者络绎不绝。我前些年到小岗，总是能看到他在村里那条长长的友谊大道上，来来回回走。他说他一天最少也要来回走上四五趟。60多岁的人，总是精神抖擞。

对于小岗村越过温饱线后，如何快速致富，关友江和很多人一样，希望有一批企业进驻小岗。也许因为在村干部的位置上接触外界多了，视野相对开阔，关友江还认为小岗多年来难过富裕关另有一个因素的制约，那就是小岗村太小了：1978年时只有20户，115口人，1993年和大严队合并后，也仅仅是112户，487口人。沈浩来小岗时，对于这一点也有同感：这样小规模的村子，外面企业即便进来也很难搞大，从资源到人力都会有困难。2008年，新的一轮乡镇合并，小岗村迎来机遇，与严岗村、石马村两个行政村合并，成为新的小岗村，辖23个村民组，940户，3970人，村域面积达15平方千米，其中可耕土地面积1.9万多亩。小岗村的发展空间一下子变大了。此时，关友江是健在的“大包干”带头人中唯一的村干了，作家温跃渊在这一年曾经采访过他：

关友江现在忙得很。猴子屁股坐不住。找他的人太多，事无巨细都要问。我想正儿八经地找他聊两句，约了几次都没有成功。老朋友了，我也体谅他。那个星期天下午，我把他堵在他的办公室里。星期天总该没人吧。对不起，嗡嗡叫。他要开村民组长会。我说开会干啥呢？他说落实小麦种植。我说现在农民还管老百姓种啥吗？他说这回不一样，是给村民得实惠的。日产500吨的小岗面粉厂年底就要投产。我们这是从方邱湖农场搞的优良品种“烟农19号”小麦，外面要卖1.5元每斤种子，我们只要七八毛；收购时每斤又要比外面的小麦高7分到1角。这就要一家一户落实，还要签合同。一会儿，又有人来找：老关，树没人下。我们朝外一看，马路上的大载重卡车上有12棵大香樟树，没人下下来。老关得找人去下树。树下下来了，怎么栽？还得老关去找吊车。这边还没完呢，又有人来喊：老关，水塘的水还没放呢。

作为中国十大名村，小岗村的村部而今是个很洋气的徽派建筑，白墙上有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手书的“小岗村”3个大红字。村部门前的文化广场，右边是各种花木，左边是12个花坛，要栽的就是这12棵香樟树。香樟树的左边，是长长的葡萄架，一直延伸到远远的水边。水塘是关友松、关友林等4家共有的。现在要把水放掉，再把塘挖深一点，栽上荷花，就是很好的一景。这文化广场实际上也就成为小岗村一个美丽的小公园了。我在小岗的日子里，天天都看到有本地的也有蚌埠等外地的结婚小青年来这文化广场拍摄婚纱照。

叫老关放水，要给这4家鱼苗补贴费，还要和这4家磋商。

老关更忙的，是要接待媒体。上至中央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下至全国各地各种小报记者，老关都能临危不惧，对答如流，应付自如，很是得体。俗话说：“棒槌靠衙门，三年会讲话。”何况老关已经当了10年的干部。

老关脾气好，开口笑，整天笑嘻嘻的。通常，老关的手机不是别在腰上，而是拿在手里，整天打得叭叭的。我问他手机费可给全报。他说不可能全报，报也能报一点。我说那你能拿多少钱呢？他没听懂。我说你能拿多少工资？他看看身边的副书记张秀华问：可有3000元？我说每月吗？他说：1年。我说那你每个月就二三百元钱，连手机费也不够啊？那你可还有别的收入？

还有就是那500元钱。我说那是18家每户都有的。不算，还有没有别的了？

他愣了一会儿，笑着说，原来还有一个小岗村纪念馆公司的副董事长，每月800元。拿了3年，现在没有了。

我说怎么会突然就没有了呢？公司是开什么会罢免你的呢？公司可是有《公司法》啊！

他笑着说，谁知道呢？

你看你看，就连这样令人生气、令人窝火的事，他都是笑着说的，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呢？

温跃渊当时写的“那500元钱”是沈浩到小岗村后，为“大包干”带头人制定的一项优惠政策，健在的“大包干”带头人，每人每月发500元生活补助费。继任的丁俊书记任期结束时，这项生活补助费涨到800元。到张行宇继任书记后，促成县里出台了一项政策，“大包干”带头人的生活补助费，三年一涨，每次涨幅20%，2015年，变为960元/月。考虑到有些“大包干”带头人的遗属还在，也需要照顾。后来又出台一项政策，每个健在的“大包干”带头人的配偶每月发放1000元的福利费。这些政策的出台，与在村委会任职的关友江密不可分。

关友江家里原先有20亩地，早在2003年起，他就将自己的土地陆续流转出去。其中的10亩地，以每亩地每年500元的价格通过村委会流转给河南花卉苗木公司，而且合同一签就是10年。这样，每年3月15日，他就会拿到一笔固定的租金收入5000元。其间，关友江曾以同样的价格把10亩地租给了上海大龙公司在小岗村投资的养猪场。后来养猪场生意不好，他毅然决然退了出来。“土地流转经营咱有自主权。”说到这，关友江嘿嘿地笑着，厚道的脸上也有几分狡黠。而河南花卉苗木公司在小岗村一共租用了170亩地，主要栽种香樟树、桂花树等苗木，市场销路一直不错，村民们的土地租金也有了保障。

当时，关友江曾为记者算了一笔账：假如小岗村一户农民将自己的5亩地租给农业公司，每亩500元，1年可获得2500元；这样一户农民可以解放两个劳动力，再被农业公司雇佣或外出打工，每月收入按1200元算，每年可收入14400元，总共是16900元。如果让农民自己耕种，每年只能得到大概2000元。通过土地流转，一户农民的收入一下子翻了大约8.5倍！现在的小岗，土地流转费用增加，农民打工的工资也增加了，而农民自己耕种土地的收入，基本上和10年前持平。从这一点来说，关友江还是具有发展眼光的。

2008年9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小岗村考察，曾走进关友江家中和村民们一起座谈过。

小岗村的影响越来越大，旅游开始红火。沈浩号召大家办“农家乐”，助推小岗村旅游。开饭店这件事情，关友江是有基础的。他20岁时就跟随哥哥做厨师，给人家做红白喜事帮忙，后来自己能够独立为人家做大席。50岁前，没有到村里当干部时，每到冬天农闲，他都会到人家里去给做大席。他和儿子关正景商量一下，立刻乘势而上，就在胡总书记视察过的这座院落，开起了菜馆。这是新盖不久的街面房，前面是一排平房，后面两层楼房，中间有一个院子，菜馆的名字就叫“大包干农家菜馆”，十足的小岗村特色。老关明白“名人效应”，让人做了一个牌子：胡锦涛总书记与群众座谈处。挂在门头，还把总书记与群众座谈的照片也悬挂出来。由于价廉美味、干净卫生，关友江家的菜馆被评为“农家乐示范户”，仅仅开张两个多月，就有了1万多元的收入。

2018年年初，我和温跃渊走进大包干农家菜馆时，看到他家厨房里，四五个人正忙碌着准备午饭。灶台上码放着一溜盘碗，上面放着洗好的蘑菇和各色菜肴，十几条炸好的鱼刚刚出锅，放在一个大盆里，冒着浓浓的香气。厨师正在忙着切刚卤好的牛肉。今天，是元旦假期的第一天，会有一些客人前来参观旅游用餐。果然，快中午时，陆续有上海、南京的客人前来用餐。我们离开时，有一个导游带了一个团队过来，30多人，开了3桌，每桌400元。

在18个“大包干”带头人中，关友江是第三个担任小岗村村委会主任的人，也是最后一个。2011年底，他当选为小岗村村委会主任，2012年，当选为安徽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这样一来，关友江肩上的担子更加重了。

对于小岗的进一步发展，关友江深知，必须有群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才行。沈浩来小岗后，小岗人的思想逐渐有所转变，但发展的意识还不够强。担任村主任后，关友江和村两委首先分期组织了“大包干”带头人、村两委干部、村民组长和村民及妇女代表，深入潜山、利辛、丹阳等地考察学习，解放思想，开阔眼界，寻找差距和不足，增强了小岗人发展的热情和紧迫感。二是耐心做群众工作。对于村里友谊大道改造项目、高标准农田整理项目、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发证等重要工作，他和村两委进行广泛宣传和耐心的思想工作，取得了村民的理解和支持，加快了工程进度。三是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对于在土地丈量、安置房分配、原住房拆迁、违章建筑拆除、项目施工建设等多方面出现的矛盾纠纷，他和村两委干部进行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调解了一次次的矛盾纠纷，使各方面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为美好小岗建设提供了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依据《小岗村村庄建设规划》和《小岗村友谊大道两侧居民房改造规划》，关友江任期内先后启动并实施48个建设项目，包括村庄美化、绿化、亮化，两馆建设，道路改扩建，基础设施，小区建设，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方面，1年间完成45个建设任务并全部投入使用，速度惊人。小岗村作为名村，也算是窗口单位，环境问题一直很突出。关友江聚力开展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分别对主要道路沿线、农贸市场、居民新区开展集中清除建筑材料、垃圾及杂物的专项整治活动，全村环境卫生得到明显提升。阶段性的提升只能改变一时，关键的是要建立长效机制，他根据具体任务，增置环卫设备、配强环卫队伍、完善环卫制度，加强奖惩机制建设，如今小岗核心区、石马新区、主要干道和自然村都实现了全天候保洁，垃圾收集实现日产日清。

全国村长论坛，是以全国50多万个行政村、500万村官为主体的年度高端盛事，作为我国农村基层干部相互交流沟通的唯一全国性平台，被称为中国村长的“奥林匹克”盛会。为了进一步宣传小岗，关友江和村两委共同努力，2013年11月30日成功举办了以“弘扬改革精神，建设美丽乡村”为主题的第十三届全国村长论坛。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村长论坛组委会名誉主任杨汝岱，全国村长论坛组委会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郁昭出席；安徽省委书记、时任省委副书记李锦斌，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出席论坛并讲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卫平等出席论坛开幕式。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有影响力的村官和各地有代表性的村官，以及55个少数民族村的村官代表共400余名全国知名村官及劳动模范齐聚小岗村，参加了本届论坛。论坛宣布表彰了2013年十大杰出村官、功勋村官，部分经济发展强村与小岗村举行了合作对话，分享改革开放丰硕成果，探讨新时期美丽乡村建设问题，共同推进中国“三农”改革与发展。通过村长论坛，不仅增进了全国名村之间的交流沟通，同时也展示了小岗村近几年的发展成果，使小岗的名声更加响亮。

面对取得的成绩，面对各路记者，面对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关友江给人的印象是低调而谦虚，他说：“成绩是大家的，而且只能代表过去。我和村两委一班人一定会牢牢把握机遇，以‘大包干’精神和沈浩精神为动力，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克难奋进，努力把小岗村建设得更加美好！”有人说这是套话，关友江说：“这可不是套话，无论谁来干我这个主任，他都要这样做。‘大包干’精神和沈浩精神就是小岗村的动力。”

2013年赴合肥参加安徽省第十二届一次人代会，关友江即提交了《关于建立小岗村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的议案》。

2014年2月11日《安徽日报》发表了桂运安的报道：

“这两年，小岗村变化很大，路更好走了，村容更整洁了，好的企业不断进驻，村民收入也增加了。期待新的一年，小岗村能有更大发展！”2月9日下午5时许，刚刚审议完《政府工作报告》，省人大代表、凤阳县小岗村村委会主任关友江接受了记者采访。

小岗村曾在全国首创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关友江是“大包干”带头人之一。如今，作为省人大代表和小岗村“掌门人”，他更是将小岗村的大事、小事时时放在心上。“人大代表是村民对我的信任，更是一种责任。”关友江说。小岗村黑豆、葡萄、面粉等农产品非常丰富，为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他在去年两会就提交了《关于建立小岗村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的议案》。“这一议案已得到正式回复，预计产业园今年将动工建设。”关友江高兴地告诉记者。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36年前，我们将土地包干到户，一举让小岗村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新形势下，如果再按以前方式做，肯定落后了。”关友江表示，小岗村正在探索新一轮土地改革——将部分土地流转出去。“让土地出价值，才是最关键的。”他说，土地流转出去后，重要的是将这些土地利用好，招进有竞争力的企业，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

担任村委会主任3年，关友江觉得最难处理的事情还是提升人的素质问题。村里有些人，包括个别“大包干”带头人，心态失衡，总是怀疑别人有问题，自己侵占了集体的利益，胡搅蛮缠，死皮赖脸，还阻挠村里公益事业的实施。由于这样个别人的搅和，友谊大道中段的下水道、自来水都没有贯通。因为这些设施的施工、管道铺设，要经过他的门前，他要求给天价经济赔偿，村里无法满足。“这不是钱的问题。村民补偿是同一个标准，你要是满足了他的天价狮子口，那其他人怎么办？将来搞公益事业怎么办？基层干部很难，尤其是作为全国名村的小岗，更加难！”

2014年底，关友江从村委会主任的任上退下来，村里那些烦琐的事物，他不再过问。随着他的退休，当年“大包干”带头人治理小岗的历史使命宣告完结。但是，作为省人大代表，他依然继续尽职履责。2016年，安徽省第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关友江又提交了《关于创立小岗村5A旅游景区的议案》。

现在的关友江很轻松，他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照顾老母亲。老母亲已经93岁了，平时的饮食起居都是关友江夫妇照顾，尽管他们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但在母亲面前，依然是孩子。令关友江得意的是，他的儿女们都很孝顺。他这十来年冬天总是戴着一顶橘红色的毛线帽子，上面翘着一个小角，显得精神。这帽子是大儿媳王学凤十几年前用羊毛线打的，由于用的毛线质量好，到现在依然不走形。2017年12月30日清早，关友江刚刚给母亲梳完头，住在梨园的大儿子关正锋就来了。他提来了一锅肉包子，送到奶奶和父母这边，冬天，能放住，他们想吃时，放到锅上馏馏就行了。

上有高堂老母慈颜白发，下有孙儿绕膝撒欢，关友江尽享天伦之乐。虽然每天来去都要经过村部门口，但关友江基本上不停留。问他现在村里的事情，他说：“我真的不清楚。不干了，就不问了。”

2018年1月12日，大雪初晴，阳光灿烂。我走在友谊大道上，发现大包干农家菜馆对面关友江住的房子的沿街门面又一家店铺开张了。关友江恰好在菜馆门口，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笑着说：“这是凤阳电信公司在小岗村开通的营业部，租用了我现在住房的门面。”

“几号开张的？”

“8号。”

“1年付你多少钱？”

“24000元。”

5．严金昌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小岗村视察时来到了我的农家小院，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他笑着说，咱们见过，你是“沈浩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的成员。在谈及小岗村未来的发展路子时，我对总书记说：“您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小岗村也有小岗梦。”总书记听了非常高兴，说道：“把这些小梦汇聚在一起就能成为一个大梦。”临走前，总书记跟我们全家人说：“农家乐，乐农家。我祝愿你的金昌食府农家乐越做越好！”

我们‘大包干’精神就是敢想敢干。如今，农家乐的生意越来越好，我打算扩建一栋四层小楼，建立一个集餐饮、住宿、娱乐、休闲为一体的消费中心，真正把农家乐做大做好。我相信在我们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小岗村一定能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村民幸福的美丽新小岗。

这是2016年底严金昌对《党建》杂志记者翁淮南等人说的话。在小岗村，严金昌是有幸见到党的总书记次数最多的人。1998年9月22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小岗村，在严宏昌家的院子里和“大包干”带头人座谈时，严金昌参加了。2008年9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小岗村，在关友江家院子里和村民们座谈时，严金昌也参加了。2010年1月13日，沈浩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报告会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会见沈浩同志亲属和报告团全体成员，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证书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证书颁发给沈浩同志亲属。严金昌作为报告团的成员，还同习近平同志合影留念。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来到他家的小院，他又一次见到了总书记。

严金昌年轻时长得清清秀秀，绝对是位帅哥。他1963年毕业于小溪河初中，是“大包干”带头人中“四大知识分子”之一，1973年至1976年间，当过三四年的小岗生产队队长。他对我说，一个农民，不知道季节，你怎么能种好田？但他当队长时才知道，有时你知道季节，知道怎样种田，“上面”却非不叫你那样种，你就没辙了。1975年春上，雨水大，他根据队上有多少水田，就安排多少稻种。收罢夏粮，他就安排该栽秧的栽秧，该种豆的种豆。这时候，雨下得大了，“学大寨”宣传队就勒令严金昌把豆苗砍掉，栽秧，全栽秧。严金昌就软磨，说是没有那么多秧苗了。宣传队说，买。他说队上没钱了。宣传队说，借，贷款。于是，他们就贷了款，到外地去买，到滁县沙河集去买。买回来栽上了，却又天旱，结果既未收到稻子，也未收到豆子。

这一年队里分不到粮食，严金昌家屋前屋后种的两三分地生姜长得不错，秋后他把生姜弄到淮北去换山芋干，1斤生姜能换3斤山芋干，这样再运回来养家糊口。一次，他和严俊昌在固镇县换了128斤山芋干，往家挑，200多里路，两人换着肩，实在挑不动了，就数着电线杆子挪步子。

严金昌也讨饭。小岗讨饭大多是女人去，但严金昌的女人韩秀英就是不去讨饭。没有别的原因，张不开嘴，饿死都不讨。严金昌只好去讨。严金昌讨饭衣服虽然旧、破，但补得整整齐齐，洗得干干净净，连脚上的布鞋也穿得周周正正的。村上人还和他调侃说，金昌，你这是走亲戚呢，还是去“查门楼子”？他当然也背着袋子，拿着碗，这是讨饭的工具和标志。不是饭点时，他都是把碗装在口袋里。这样，拎着袋子，就像是走亲戚、串门了。以至于他到了人家门口，常常有人认为是亲戚来了。有一次在江苏溧阳，严金昌来到一家人门口，里面有6个妇女在做针线活，见他来了，有人说：“你家亲戚来了。”家主人以为真是亲戚，忙站了起来。严金昌忙笑着说：“不是亲就是友，不是友也是邻。我是安徽的，离这不远，家里遭灾了，各位大姐大妹帮帮忙吧。”有人就问他家中人口，问他灾情，严金昌一一回答。结果不但主人给了他1碗米，其余5个人也都回家，每人舀了1碗米来。严立华的姐夫李全如爷仨和严金昌一起讨饭，结果他爷仨搁一起也不如严金昌一个人要得多。和我一同采访的老作家温跃渊开玩笑说：“是人家大姑娘小媳妇看你长得帅气，就自觉不自觉地多给了你点？”严金昌笑道：“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反正我一个人要的饭，比他爷仨合起来要得还多。”

“大包干”后，严金昌的生活大为改观：1983年买拖拉机，一路从凤阳县城开回生产队，3700元每台，连着提斗和犁子，风光无限。1984年严家盖房，4间瓦房8米宽，两头带楼梯。其中一个儿子娶媳妇儿，也盖了楼，花了4000多元。到了2008年，严金昌的5个儿子都在小岗村盖了楼房。其中4个儿子都生的是一男一女，唯有老四先生了1个儿子后，也想再要1个女孩，结果两个都是儿子。这样，老四盖房就要比兄弟们多盖几间。其他有盖4间、5间、6间的，他要盖8间。为啥呢？严金昌说他要为两个小光头预备下将来结婚成家的房子才行。

在小岗村，严金昌是最早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户之一。2004年，他自己的土地除了分给6个孩子外，剩余的都一次性转让给了上海大龙公司。大龙公司原名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1999年11月成立，坐落于金山区新农镇万年村，是一家民营企业，2004年4月由沈浩招商引资落户小岗村。

沈浩和上海大龙公司总经理汤卫平原想在小岗办个50万头“小香猪”养殖基地，尝试让小岗村家家户户养殖特色良种猪而达到精准帮扶、增收致富的目的。沈浩和汤卫平开始制定的增收致富方案，是由上海大龙农业分批送给小岗村每一家农户5头配种怀胎后的生产母猪，按每头母猪年均产仔20头，5头母猪可获得100头育肥猪，每出栏1头猪可获得100元的稳定收入，如此每家农户可轻松实现年增收1万元的养猪收入。当时的设想很简单，实践中才发现事情远比开始设想的复杂。家家户户领到了母猪后，由于缺乏专业的养殖设施和严谨的饲养方法，母猪生育下的众多小猪仔处于散养状态，小猪仔在小岗村内四处乱窜，村内卫生环境与猪舍的防疫防病处于失控状态。会养猪的与不会养猪的农户，对养猪的反映各不相同，有的农户甚至悄悄地卖了母猪。

为改变这种“脏、乱、差”牺牲环境的情况，2005年1月小岗村委会与上海大龙公司共同创建了全国第一家村级科研育种企业“凤阳县小岗村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设立小岗村（科研）种猪场。严金昌被任命为小岗村（科研）种猪场场长。小岗农牧公司科技研发方面理论上依托中国工程院、猪遗传学权威熊远著院士，科研实践方面则由汤卫平和严金昌全面组织实施。

种猪场最多时养了1000多头“小香猪”，严金昌任场长，手下有2名工人，另外1名配种员、1名兽医不定期来。这段担任种猪场场长的历史，作家温跃渊曾在2008年有过这样的描述：

现在，金昌在村里的养猪场干活，带着两个员工，一天到晚为了养猪场的事忙得不歇气。

和严金昌是老熟人了，我就到他的猪场看看。场里养了3条很厉害的狼狗。严金昌喝退狼狗，带我们去猪舍参观。他说，这个猪场是自育自养，每年养两批，每批在1000头左右。我问他：这些猪都销往哪里呢？老严说销往上海，好销，上海人爱吃这种猪。严金昌说他对猪场的前景充满信心。他说：春节时，中央电视台的《小岗过大年》，我对记者说，我希望我的猪场加大投入，1年也能搞它个一两百万元的收入，为小岗的致富出把力。猪娃们好生病，猪场24小时离不开人，他和老伴都吃住在场里。就离开那么一两天，他就想他的猪娃们了，猪场暂时给800元钱工资，原来他们18位“大包干”带头人，在猪场里还有200元顾问费，现在虽然没有了，以后猪场规模大了，还可能会给的。另外，政府还发给他们每月500元的补贴，一个月1000多元。他说，他和老伴两个吃不完，用不完。那天我和金昌在他二儿子开的超市里聊着家常，只见他的几个小孙子绕着他的膝盖，轮番地来找他要钱，买吃的，买喝的，金昌笑着，不住地从腰包里掏钱，乐不可支。

沈浩除了让严金昌担任场长，还经常找他探讨各种问题，他和沈浩交流多，感情深。沈浩去世后，组织上安排他和凤阳县县委书记马占文、小岗村党委副书记赵家龙、沈浩的哥哥沈明儒、安徽省财政厅办公室主任朱长才、《农民日报》驻安徽记者站站长夏树组成报告团，宣讲沈浩精神。严金昌是报告团成员中年龄最大的，也是当年按下红手印的18位带头人中唯一的一位。他宣讲报告的标题是《因为他，我们又按了三回红手印》。2009年11月19日上午，沈浩事迹报告团在滁州举行首场报告。2010年1月13日，报告团走进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700多名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近距离聆听沈浩感人肺腑的事迹。1月25日，报告团走进沈浩的母校铜陵学院，让师生们接受心灵的震撼和洗礼，从沈浩身上找到了追求人生价值理想的激情和动力。3月2日，报告团奔赴驻扎在甘肃省天水市的“钢铁红军师”为广大官兵讲述沈浩先进事迹，激发官兵牢记使命、报效国家、拼搏奉献的力量。5月18日，报告团在湖南省委礼堂为800余名湖南财政系统干部群众做宣讲……此时，严金昌已年近七旬，身体瘦弱，连续的奔波劳累让他极其疲劳和虚弱，有时吃不下饭，但他“轻伤不下火线”，每一场报告会都出席。他在报告中重点讲述了他和小岗村群众为挽留沈浩3次按手印的心路历程：

第一次是3年任期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这些人什么都不怕，坐牢都不怕，在2006年的春天怕了，怕什么呢，怕沈浩走。他怎么能走呢，我们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说什么都要把他留下，大家让我去找沈书记。那天下午，我找到了他，说沈浩你不能走，他先是低着头，烟直接点上，他抽了两口，叹气说我真的想回家，来小岗村3年，我老母亲没有见过几次面，女儿跟我也不亲了，还有我有些工作没有做到家，觉得对不起你们。听他这么一说，我握着他的手说，沈浩你这些年为我们把心都操碎了，可是小岗正在大变样，你要真走我们怎么办？我们都想好了一定要把你留下来。就这样，我们98户当家人按下红手印，向组织上请求，把他留在了小岗村。

这一留又是3年。3年来，沈浩带着我们搞起了规模养殖，引进了GLG等大项目，全村人均收入增长到6600多元，是6年前的近3倍。他还费尽心思，请专家制定了小岗村农村建设规划，为我们描绘了美好的蓝图，全村干部群众精气神提起来了，发展的信心很强，大伙儿都盼着沈书记能带着我们继续奋斗，迈入全国富裕农村的行列。可他第二个3年又要到期了，我们的心里是留也舍不得，放也舍不得，真是左右为难。有一次我试探性地问他，沈浩你给我说个实话，任期要满了，你还愿意再留下来吗？沈浩大咧咧地笑着说，只要你们欢迎我，我愿意一辈子留在小岗。于是，2009年9月22号，我们86个当家人又一次按下了红手印，想要再次留住这位好干部。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几个多月后，我们离不开的沈书记竟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来，就突然地走了。沈浩呀，我的好兄弟，我们的好书记，你不能走啊，我们实在是舍不得你。大伙儿含着悲痛，第三次按下了红手印，亲手把他的骨灰安葬在小岗，把我们的沈书记永远地留在了小岗。

2009年11月8日，严金昌和小岗人流着眼泪把沈浩的骨灰接回了村，那天晚上，在沈浩的墓前，严金昌大哭了一场：“沈浩呀，现在我家每年收入好几万元，生活是越来越好了，我们从心眼里感激你。我家饭店还是你给起的名字，饭店就要开张了，可是你还没有喝上我开业酒，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老天呀，难道我们3年前把你留下来留错了吗？现在我们什么都有了，可是，我们的沈书记却没了。沈浩啊，我对不起你呀，我们没有照顾好你，要不是当初我们大伙儿一起挽留你，也许这时候你正在省城上班，你早已把你的老母亲接回到城里，尽你的孝心，你也能多陪你的爱人，帮她做做家务，你的女儿也不要送回老家上学了。”

对于沈浩，严金昌心中有着无限的思念和崇敬，沈浩对于小岗村的奉献，俯拾皆是，真挚感人。报告团宣讲的任务半年后结束，但宣讲沈浩精神，一直没有结束。后面的这些年，严俊昌先后又到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宣讲。2016年，他讲了25场。2017年，他讲了17场。这还不算游客团队到金昌食府来，他或长或短地给游客的宣讲。

如今的严金昌，在小岗村是大忙人。他和严立华、严立学、关友江等昔日分田到户的先行者，现在都是土地流转的带头人。山东平邑县老板张广清在小岗流转了65亩土地，开办凤阳县广清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种植金银花、石榴，严金昌把自己的12亩土地流转给了他，他则聘请严金昌担任副总经理。张广清只负责全程技术指导和销售，雇佣工人、带工干活、核发工资等活，一股脑儿都交给了严金昌。双方合作几年下来，一直“情好日密”。

严金昌年过古稀，人有些老了，但他身上敢为人先的“大包干”精神却是年轻的。

2014年6月30日，凤阳县消防大队联合县委宣传部、县广播电视台来到小岗村，聘请严金昌为消防志愿者形象大使，让他用公众感染力、社会影响力来为消防做公益宣传。作为中国农村改革发祥地，小岗村每年都接待成千上万的游客，但农民的传统习惯使很多小岗人消防知识匮乏，消防安全意识淡薄，严金昌认为，普及消防知识，提高消防意识非常重要。“现在我们财富多了，家具、家电、轿车，哪家都是全的，要是一把火烧起来，到时候，眼泪是救不了的。所以消防这个头我愿意出！”

此后每到规定时间，严金昌就利用自己在村子的威望，联合小岗村专职消防队队员，走街串巷，深入小学、幼儿园课堂，开展“消防安全进万家”宣传教育活动，让村民们懂得居民住宅火灾的危险性和做好居民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做到会报警、会扑救初起火灾，会应急逃生。村委会和各景点都有宣传栏，严金昌和消防队员书写标语，张贴消防警示标牌，定期将大包干纪念馆所有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灯等消防器材进行维修与更新，确保消防器材能正常使用。他每年还会和凤阳县消防大队领导一起为各旅游景点负责人、导游、保安人员进行消防知识培训，使员工掌握了一定的火灾预防、逃生自救的方法。小岗的员工大多数是本地人，他们掌握了消防安全知识，又将其带入小岗的每家每户，推动小岗村民消防安全意识的提升，小岗已经连续多年没有火灾事故发生。

严金昌关注的不仅仅是身边小岗的每一个人，他还用他的影响，在每年的元旦、春节、“五一”“十一”黄金周等节假日，旅游高峰期时，身披绶带，手拿消防安全宣传册向过往游客发放宣传资料，让观众感受不一样的小岗，同时，普及一下消防安全知识。

2015年7月8日，安徽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首批颁证启动仪式在小岗村举行，严金昌等16位村民代表首先领取新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接着，全村869户的12288.78亩耕地全部完成颁证。从偷按“红手印”到喜领“红证书”，家家户户吃上了“定心丸”。严金昌家的“红证书”清楚地标出了承包地实测面积、四至、地块编码等信息。对于确权颁证，严金昌说：“现在提倡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要想搞好，首先要对土地确权颁证，颁了证，土地就有了‘身份证’，才能变成‘活资产’。”

2016年，严金昌又做了件“冒尖儿”的事，接受土流网创始人伍勇的聘请，担任新成立的土流网小岗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总经理，带头在土流网上发布了土地流转信息，开启了小岗村土地流转的互联网时代。2009年6月25日，以伍勇为代表的一帮“80后”年轻人创办了土流网。7年过去了，土流网网上挂牌流转土地面积达3.4亿亩，成功交易9700万亩，并在全国拥有176家线下连锁土地流转服务中心。2016年6月25日是第26个全国土地日，也是土流网7岁的生日。在土流网主办的“第26个土地日走进小岗村主题活动”中，严金昌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和凤阳县农经局相关领导及专家的见证下，为土流网小岗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揭牌。接着，他在伍勇的指导下用手机APP发布了500亩小岗村的待流转土地信息，一举成为小岗村互联网土地流转第一人。

在严金昌看来，互联网就像土地流转的“红娘”一样，网上发布的小岗村土地流转信息，全国人都能看到。一是省时省力，还能更快流转出去；二是有流转意愿的人多了，就可以适当提高流转价格，让本村土地增值。严金昌在土流网发布首块土地之后，很快有湖北随州一位谌姓土地经纪人与他联系，提出在小岗村租地500—1000亩的需求。芜湖的一对兄弟，看到土流网上的消息，也来和严金昌洽谈。

土流网的办公室设在严金昌的家里，闲暇时，常有村民来向他咨询。有些村民对于政策吃不透，对于“互联网+”这种形式流转土地，感到有些不靠谱。“有什么不放心的？按照习总书记所说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只流转经营权，承包权永远是我们农民的。如果哪天合同到期了，土地可以收回来。土地流转都是为了搞规模化种植，搞集体科学种田，搞现代农业。小块种地、小机械种地不如大机械种地、大块种地。如果土地流转出去，不光有流转收入，解放的劳动力还能去打工赚钱。这个账我会算，你不会算？关键是要解放思想！”严金昌会掰着手指头给现场村民算计。当然，对互联网可能存在的风险，严金昌不是没有思考。他认为，搞土地流转首先是按照中央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土地利用价值。“按照习总书记说的，不管怎么改怎么流转，集体经济不能垮，耕地数量不能减，粮食生产能力不能减弱，农民利益不能受到损害。互联网流转也是要签合同的，你怕什么？合同上要签上土地流转后干什么，只准你搞“三农”，农业就是农业，种植就是种植，养殖就是养殖。”原先那些有顾虑的村民，听着严金昌的解释，心中就释然了。他们下一步和严金昌谈的，往往就是土地流转的价格问题了。

谈到土地流转的价格问题，严金昌口气中常常带着遗憾。出让方和流转方双方提出的条件差距有时候太大了，难以协调。“小岗高山打鼓，有名在外。很多村民胃口大，涉及自身利益，有些人总是喜欢漫天要价。一锹挖个金娃娃，这样肯定会制约小岗发展的。”

遗憾归遗憾，严金昌对于小岗，对于小岗的改革创新，还是充满信心的。他认为小岗改革创新没停歇。小岗，还是那个敢想敢试的小岗！2017年6月接受《安徽日报》记者罗宝采访时，谈论近几年小岗的发展，严金昌说：

我叫严金昌，今年74岁，是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当年，我是“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现在的我，不仅与儿子一起开办了农家乐，还成了土流网小岗村土地流转中心负责人。

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小岗人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一直在想方设法致富奔小康，可农民要发家致富，守着传统农业不肯改变观念是不行的。近些年，小岗村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帮助下，基础设施条件大为改善，并且在土地确权的基础上搞起了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旅游业，这给咱们小岗人带来了很多机会。小岗村还专门制定了“3年提升计划”，从农村改革、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组织建设等方面实施136项具体工作，为的是让小岗从公共配套服务、基础设施到农产品生产加工能力都有很大提升，争创5A级景区。我相信，只要脑子活、人勤快，咱小岗农民都能趁着大提升，走上致富路。

我有7个子女，全家60多亩地全部流转了出去，拿着每亩800元的租金，不耽误创业。如今，除了小女儿嫁到外地，其他子女都在村里开饭店、超市、浴室。最近几年，小岗村环境越来越美、特色产业越来越多，农家乐生意越来越红火。现在到我开的农家乐吃饭得提前预约。子女中排行老五的严德双前几年放弃在外打工，带着媳妇一起回到小岗村，跟我一起开农家乐，挣钱不少还能照顾两个孩子上学。如今游客多了，企业多了，很多小岗人都陆续返乡创业了。

“农家乐，乐农家。”去年总书记来小岗视察时还到我家了，总书记的肯定鼓舞了像我这样开办农家乐的农民，坚定了我们发家致富的信心。咱一定要把农家菜做好，把农家乐办好。咱家的厨房，干净卫生，好多蔬菜都是自家种的，小龙虾、黄鳝、泥鳅都是野生的，吃起来保准香。每逢节假日，我这个农家乐的热闹劲儿就像办喜事一样。我家前面大堂和后面包间里一共十来张桌子经常爆满，全家老小一起忙都忙不过来。我还经常被外地游客围着，问我去年总书记来的情景以及小岗村的发展变化。

其实，我不仅仅开办了农家乐，还是土流网小岗村土地流转中心的总经理呢，向全国推介小岗土地，现在已谈成几笔了。我还帮人管理60多亩的石榴园。现在我家每年有一二十万元的纯收入，算是小岗的致富带头人之一了。

土地流转我是支持的，有利于农业规模化经营，但土地是咱农民的命根子，是土地确权让咱们吃了定心丸，流转出去的是经营权，承包权还是咱们自己的。因此，现在小岗村1.45万亩可耕地中，已流转8800亩左右，由村集体企业小岗创发公司统一对外发包经营，除了省农垦集团、金小岗等大公司外，还有一些外地和本地的大户租赁土地从事养殖，种大棚蔬菜、桃树、石榴、金银花等。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小岗农业，把小岗的农产品优价卖出去，村里还合作成立了凤阳小岗科技有限公司，搭建了“互联网+”农合组织公共服务平台，目前已经和12个省的32家农合组织签订了加盟协议，十几种优质小岗农产品通过平台找到了客户。小岗村生态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也正式进场施工了。去年，小岗实现集体经济收入680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169元。村里在搞“三年大提升”，创5A级景区，我也要创个标准的农家乐。我利用自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在县农商银行抵押办理了10万元贷款，打算在后面空地再起1栋3层的楼房，1楼大厅、2楼包间、3楼住宿。随着盼盼食品加工、华夏幸福特色小镇、小岗干部学院这些项目的陆续建成，小岗村一定会越来越富裕，小岗人的日子也一定会越来越美好。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严金昌心里特别高兴。他对我说：“这一英明决策，对中国‘三农’事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总书记说过，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有了中央这个政策，我对流转土地更加放心了，小岗村发展现代农业、旅游业更加有保障了，一句话，可以甩开膀子搞农家乐，带动大家致富了。”

严金昌的农家乐的确是甩开膀子干了。著名的金昌食府是由老五严德双和妻子蒋华荣在经营，大女儿严德凤和女婿李志在店里帮忙，严金昌自己也有很多时间在这里照应。他的大儿子严德文和妻子关学丽开了家小岗土菜馆，老六严德全开了小岗庄园饭店。他的侄女儿，他弟弟严银昌的女儿严静和爱人周士强也开了一家农家乐。2017年上半年，小岗村街道共有8家农家乐餐馆，严金昌算是有一半了。在这条街上，还有他的二儿子严德武开的小岗超市，三儿子严德彪开的小岗浴室，都是围绕着旅游做起来的服务业。他的老七是女儿，叫严德聪，现在张家港长江村，办了家广告公司。

作为小岗村的名人，严金昌广有人脉，德高望重，常常被人家请去知客。在皖东农村，人们家里办红白喜事，都要请一个“知客”，帮助主家招待宾客，小岗这地方尊称“大老知”。“大老知”在当天的喜事或丧事办理时权力很大，主人把当天的一切事项都交给他掌管，他就是办事人家的总指挥。传统文化中讲究面子，讲究尊卑有序，客人来了该坐哪一桌，坐什么位置，“大老知”必须清楚，必须安排到位。农村办喜事，有些人喜欢拖家带口去吃饭，有的女人能带两三个小孩。坐桌子时，家主人不好说什么，“大老知”就会说：“小孩加碗筷，站在奶奶旁边吃，不要占位子。”桌上的菜很丰盛，肯定是够孩子们和客人吃的，不让孩子占位子，是从节约成本考虑。有时候，一桌十个大人，再加上四五个小孩，能挤得满满的。如何安排带小孩的妇女们的座位，也是对“大老知”智慧的考验。2017年12月底，我和温跃渊老师在小岗采访，遇到严宏昌母亲去世，严家办丧事，“大老知”请的是严金昌。吴广德家的孙子办满月酒，“大老知”请的也是严金昌。2018年元旦过后，“大包干”带头人关友申去世，关正金、关正银兄弟办丧事，“大老知”请的还是严金昌。

严金昌说：“过去的几年，村里相继成立了‘村规民约理事会’‘美好乡村建设理事会’等一系列村民自治组织，探索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村里还组建了村民文化队，开展星级文明户挂牌、村里好人评选等活动，树立乡风文明的标杆。这些活动，我都积极参与。我在‘知客’中，把好传统、好习惯，像春雨润土一样无声地弘扬；把一些陈规陋习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利索荡除。小岗的发展，不仅仅是丰收和富裕，还要有精神和文化。”

给张广清当副总经理，严金昌每月有2000元的工资；担任小岗村土流网的总经理，伍勇每月支付他1500元；加上“大包干”带头人的生活补助，严金昌每月可有近5000元的收入。若是再算上不定期做报告得到的讲课费，严金昌地地道道算是小岗的高收入者了。

说到这，严金昌觉得很满足。但是对于小岗的现状，他不满足。“不说其他的，就跟张家港的长江村比吧，我们能比吗？所以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小岗是需要再上路的。”

6．严立华

严立华今年74岁了，个头不高，瘦瘦的，眼睛里含着精明。“大跃进”“刮五风”之前曾经读过四五年书。当时，他家中有6口人：爷爷、父母、两个弟弟和他自己。到1960年，饿死了5口人，最后只剩下他这个孤儿。现在回忆那段岁月，严立华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初大饥荒袭来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是爷爷严凤伦。

爷爷严凤伦年轻时在凤阳东乡一带赫赫有名，身板好，武艺高强，为人仗义。他在粮行当“斗把子”，负责量米，成千上万的白花花大米，许多年间从他的手指缝中流淌不断，等于是陷在米堆里的人。没想到，“大跃进”时吃食堂，越吃越没有米了，饥饿放倒了他。当少年严立华从食堂里打来“浪打浪”的米汤给他喝时，躺在床上的严凤伦不喝。任凭儿孙们怎么求他，他都不喝。饥饿让他曾经洪亮的声音变得很低，但他神情决绝：“我不喝，能救一个是一个。”他拉着小立华的手，“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爷爷能死得了，你们要好好活下去。”这一年，爷爷73岁，他把死亡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儿孙们。大半生在米堆里滚来滚去的爷爷，就这样硬是活生生地饿死了。

但是爷爷的死，并没有换来儿孙们的生。接着，严立华的父亲严国恩也饿死了，母亲也饿死了，两兄弟也饿死了。村上已经死绝了6户，严国恩家只剩下少年立华，少年立华怎么能逃得脱这个鬼门关？

严立华至今记得村上的工作队队长任青山。任青山看严立华可怜，就叫他专门给大队部送信。大队部里有点豆饼、山芋干，任青山就让严立华烀着吃。当时是三四月份，正是青黄不接的时节，些许豆饼、山芋干让他苟延残喘了两个多月。饥饿依然无时不在。一天，他在一家田里拔了几棵萝卜吃，结果给人家逮住了，就把他关到一个小破屋里，不管不问。严立华扒门，但门锁得很紧。他心想：家败了！这样下去可不要饿死！恰好这时来了一位老人，问他，你是哪个村的？严立华说，我是大严村的（当时小岗属于大严村）。老人说，大严村可有个严凤伦？严立华说，是我爹爹（即爷爷）。你爹爹可好？我爹爹饿死了。老人听了，叹息一声：唉，一辈子在米山上滚来滚去的人，也饿死了。说着，老人打开锁，孩子，快逃命吧。

大地已变得翠绿，严立华和村上村民一样，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东西都往嘴里塞，什么洋槐叶、榆树叶、马兰头统统都吃了，这样才算把一条小命保住了。后来，严立华娶了陈红琴，成了家。

严立华很聪明，琵琶、二胡、笛子诸多乐器无师自通，样样都很精道。“文革”期间，他和关友江、严国品等人组成文艺宣传队，在梨园公社各地吹拉弹唱，有时候也到其他公社，别人会管饭吃，队里还给记工分。他常常表演笛子独奏《北京的金山上》。他也常常京胡伴奏关友江演唱《智取威虎山》中的《打虎上山》，也会用琵琶伴奏严国品演唱泗州戏《拾棉花》唱段。他还会叉墙盖房子。在小岗村18个“大包干”带头人中，会叉墙盖房子的人只有严立华、韩国云、严付昌，而严立华最为精通。小岗人家当年盖草房，没有一家严立华不到场的。叉墙和砌墙不一样。砌墙是砌砖墙，一般是盖瓦房的，是瓦匠活。叉墙是垒的泥巴墙，盖草房，是茅匠活。叉这种墙是用和过的泥巴往上垒，技术要求很高，掌握不了技术的，垒不上去，不是倒了就是歪了。泥巴要先挖出来，浇上水，沤烂，放上稻草或麦草，用老牛在泥塘里不停地转，用牛脚把草踩到泥里，把泥和熟。然后，严立华就一叉一叉地往上垒。垒到一弓子高（1米左右）的时候，就会打住，将两边用叉子从上往下砍，把墙壁削平，让太阳把它晒干。过一些时候再垒。垒到二弓子高时，再停，再削，再晒。墙体一般到三弓子高，就可以用土坯砌山墙，上梁，加檩条，盖顶了。他有这个技术，所以他就盖了前后两进草房。

“文化大革命”后期，两个女儿陆续出生，家里又没有吃的了，只好经常出去讨饭。严立华会弹唱，有时就带着乐器，出去挨门挨户地卖唱，讨一点粮食。有一次讨了百十斤杂面，没钱坐车，硬是背着从水家湖往家走，走了两天两夜才到家，真是累瘫掉了。为了讨饭，他去过淮北，还去过镇江、无锡、苏州一带。在苏南，能够讨到大米，也有一些杂粮，为了减轻分量，有时候也用讨到的杂粮换大米。大米少，来家后一般都是煮给孩子吃。大人煮野菜稀饭时，将一个小布袋子装上一点米，放到野菜稀饭里煮。饭煮好后，把布袋子拎出来，把大米饭倒出，给孩子吃，自己和妻子陈红琴则吃野菜稀饭。

最难忘的是1974年，他和一个邻居一起，各自从大溪河的花园湖买了20多斤毛刀鱼，运到淮北的固镇县，在那里一人换了130斤山芋干。他们把山芋干背在背上，上了火车。因为没有钱买火车票，两人在蚌埠曹老集车站被列车员赶下车。曹老集离家还很远，两人无法走，就在站台上等着。当又一班列车到来时，列车员依然不给上，两人都把山芋干背在背上，在火车启动的瞬间，冲上去，一边一个，脚踏车门的踏板，双手一下死死抱住车门旁的扶手把子，紧贴车厢不放！130斤重的山芋干背在肩头，随着火车的飞驰，绳子往肩头的肉里陷。就这样，一直到了蚌埠车站，才挤进了车厢。当时他两只手，已经冻得麻木了，肩头上有两道血痕。列车员看了，不忍心再赶他们下车了。这样，他们才一直坐到临淮关站。2017年12月29日晚回忆这些，他说：“也不知道当时扒在火车边，是怎么能扒住的。现在我只能记得耳朵里是一片轰轰叫的声音。”

小岗村的那张红手印，是在严立华家的草屋里诞生的。当时的全村20户人家，只有他家有前后两间房子，因为他会叉墙盖房子。分田单干这种事，在当时若是传出去了，不说杀头，坐牢是肯定的。因此一定要保密。就是老婆孩子也得瞒着。知道了他们会担惊受怕，万一传出去就家败了！几个队干部定下要议事时，就选定了严立华家作为会场。他老婆孩子在后面一间房子里睡觉，他们在前面一间房子开会。谁家也没有他家条件好。

说到按手印的那天晚上，严立华说：“严立富是记工员，他从家拿来纸，严宏昌写的契约。大家围着的是一张小破桌子，一盏用墨水瓶做成的小煤油灯，一边按手印一边赌咒发誓：谁都不能往外讲，谁往外讲不是人养的！后来，人家还是知道了。你小岗上工队长不吹哨子了，一大早天不亮人就到地里了。谁也不傻！公社书记张明楼一天早上背着粪箕，转到小岗，看到都是一家一户在干，一下就明白了。要是按照他的意见，就并掉了，幸亏是陈庭元书记，他保护了小岗。不然，哪有小岗‘大包干’？”

严立华只有两女一男，在小岗村子女不算多，因此负担也不是很重。他家的两层楼早已盖好。当年的茅草屋当然是荡然无存了。前些年小岗要搞旅游，要再现当年按手印的茅屋，有人就提出来在严立华家原址再盖一小间草屋，严立华也同意，但这样一来，对友谊大道两边的整体规划有影响，无法实施。当时在路东头的一家人家刚好还有座茅屋，有人提出把它盘下来应当也是“当年农家”。最后还是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对此，严立华也同意。

严立华儿子严家宝今年38岁，初中毕业后曾在合肥电子工程学院念过中专，随后开始打工，2000年后一直辗转江浙一带，曾在宁波余姚的一家工厂里做技术员，干了四五年，发展得不错。2008年因为工作时被木板砸伤回老家养病，当时家里正在盖楼房，他就留在家帮忙了。这一年严立华和老伴儿就住在临街的三间简陋的老房子里，温跃渊去看他，留下的记录是：“左边一间睡觉用，右边一间是凌乱的灶间，中间就是穿堂门。硕大的大门敞开着，冷风可以随意穿过任何一个房间。虽然眼下住得不好，但他的希望就在跟前。新房子就在老房子后面，房子主体已经盖起，差不多春节前就能竣工了。他盖的是村里统一规划中的两层红砖混凝土结构小楼，总共大概需要8万元，村里会补助两万元。其余钱并不是很犯难，但也并不轻松，因为房子盖好后，他也就把多年积蓄花得差不多了。但是他承认：即使村里不补助钱，他也要筹划着盖房子了，因为他唯一的儿子严家宝已经28岁，该娶亲了，总要有房子，总不能就在昏暗的老屋里娶亲。”

2017年12月29日晚，我和温跃渊又来到严立华家，十几年前的平房没有了。他说：“我这一辈子，折腾房子可是折腾了多少次了。1960年后盖了间草房，到了1988年，把草房扒掉盖了瓦房。后来，瓦房扒掉盖平房。过了几年，沈浩在村里干，号召大家都盖楼房，盖起来还给2万元的补助，这能不盖吗？沈浩去世以后，村里又搞‘两年大变样’，把楼房前面的平房统一改造，10年前我住的老房子就改造成了现在的新平房。这样当然好了，和后面的院子、楼房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了。这种格局，不只是我一家，友谊大道两边的大多数人家都是这样。”

如今，严家宝已经不在外面打工，他和妻子翟伟伟一起开了红手印农家菜馆。他儿子严俊浩已经9岁，女儿严俊南6岁，都在小岗学校上学，很方便。严立华和儿子住在一起，力所能及地帮儿子照顾一下菜馆。遇到询问当年按红手印的游客，严立华会指给他们当年按红手印的茅草屋的具体位置，会给他们讲述这些年房子的变化和小岗村的变化。按红手印的原址，是红手印农家菜馆的最大卖点。严家宝和翟伟伟在网上宣传红手印农家菜馆，很多游客都是从网上先了解有这么一家菜馆，然后才找过来的。“前天，灵璧过来的一个团队，有六桌人，就是在网上预订的。”说到这一点，严立华得意之间也有遗憾，“我们菜馆开得有些迟，和旅行社这边联系有些难。现在，小岗在创5A，但愿游客能够越来越多，我们好和旅行社建立更多的联系。”温老问他：“你这个菜馆，2017年能挣多少钱？”严立华精明的眼睛闪了几闪说：“也没有去具体算过，差不多10多万元吧。一家人都在一起忙，热热闹闹、快快活活的，比孩子们出去打工强。”

严立华是小岗村按手印分地的带头人之一，也是土地流转的带头人之一。他身上敢为人先的气魄一直保持着。他的土地2000年就开始流转了，当时给的是张家港的葡萄园，共12.5亩，每亩每年500元。2010年后，又流转了4.5亩给从玉菜业，每亩每年750元。他和老伴每个月的收入还有“大包干”带头人生活补贴、太平洋保险公司保险补助、土地征用社保等2500元左右，他很满足。

严立华的女儿们都已出嫁。大女儿严家芳住红手印农家菜馆的对面，门面、院落、楼房的格局和弟弟严家宝这边的一样。前面的门面租给了保险公司，在办理保险业务。她丈夫吴长章以前是瓦工，现在和朋友们一起搞建筑，严家芳就跟在后面干些零活。二女儿严家云嫁给了黄湾乡的张道辉，一边种田，一边开了一个水泥砖制造厂，经济收入也很好。

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严立华说：“现在的日子，是以前不敢想的，谁能想到每人家里有栋楼？有小汽车？要说现在小岗没有变化，日子不好，那是没有良心！但从电视上看，我也很清楚，我们自家跟自家比，进步是很大，但是和富裕地区农村的农民们比，我们的日子还只是超过了温饱，略有盈余，离富裕还有段距离。”

“村里没有企业，光靠种地那富裕不了！”这是严立华自己总结的经验。这40年间为了致富，他这个聪明人，很长一段时间是进行尝试和摸索的。60岁以前那些年他养过猪，连老母猪算起来养了几十头，但一场猪瘟下来，猪都死了，他只有认亏本。后来猪肉价钱涨了，他家里却只有1头小猪了。2007年他还养过鸡，他花4000块买了2000只小鸡苗，雄心勃勃本以为能赚钱，没想到鸡的行情也不稳，老两口忙忙碌碌整年下来，也只是不亏本而已，用他的话说，根本没搞到钱。

2017年我曾经两次采访严立华，每一次他都要主动提到沈浩。他认为，是沈浩来了，才带动了小岗村的大发展，没有沈浩，小岗村不可能有今天。沈浩来村里不久，组织村干部和“大包干”带头人去华西村、长江村参观，他跟着去了，回来就总琢磨小岗村怎么才能赶上人家。2008年，沈浩号召种蘑菇时，他注意观察着村里那些种蘑菇的人家和那些来小岗村创业种蘑菇的大学生们，他去蘑菇棚参观过，也找机会和他们聊天，了解生产和销售情况。他不是不想试，而是之前的多次失败使他真的有点不敢轻易投入本钱，他就这么密切关注着蘑菇棚的生产状况。后来蘑菇行情有变化，销售有问题，他也就没有再去试了。他认为，沈浩要是还在，小岗村的招商引资、企业入驻，肯定都比现在好。

沈浩这个人干事情，敢干、敢盯、敢闯！有问题找到他，从来不会推卸的。现在的改革大道往北延伸，形成一条小岗村直通省道307线的快速通道，是小岗人多年的梦想，修通后，从小岗到县城就不需要绕行小溪河镇了。但是修这条通道，必须在京沪铁路上建一座高架桥。要跨过繁忙的京沪铁路修一座高架桥谈何容易，更何况是为一个村修公路让火车停下来。那两年，沈浩为这事也不知跑了多少次北京、上海、合肥等地，最后还就让他跑成了。他这个小村官最后终于让大铁路“让路”了一次，把桥架上了。这件事也让企业对他充满信心。原先的一些企业都是奔着他来的，后来他不在了，许多事情就不一样了。

沈浩这个人看着有些大大咧咧、粗拉拉的，其实他心细、心软、心好。2008年元月的一天，雪下得又大又急，那天晚上，我在小严家打麻将回来，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雪依然在下。走到村头广场，看见有个电筒在绕。我问：“谁？干什么的？”

“我。找人的。”

我听出来是沈浩，忙问：“沈书记，你这时候找什么人？”

“那个河南小伙子。”

“你是说小愣子？”这是几天前从外地跑来的一个精神病患者，20多岁，说自己是河南安阳的，小岗人都叫他小愣子。到吃饭的时候，他就挨家要饭。小岗人都可怜他，每天都给他吃得饱饱的。这样，他就不愿意走了。有人给了他一床被子，晚上他就在村头胡乱找一个地方过夜。沈浩让人联系河南安阳看能否把他送回去，但河南方面说不能确定。

“前几天也没顾上问他，这个大雪天在外面住，还不冻死了。”

我一听，当时心里一热。这个时候，他还能想到小愣子，这心太好了，太细了。我忙说：“我陪你一起找。”在外面转了几圈子，最后终于在村部东面的廊檐下找到他了，他靠在一根柱子上，浑身冻得发抖。沈浩把他拉起来，叫醒村里值班的干部，找了一下，村干部史学亮到县城开会没有回来，床空着，就将小愣子安排在那个床上睡下。第二天，他让人联系县民政部门，将小愣子协调送到蚌埠的一家救助站。

沈浩就是这样，心好，仁义！他每次见到你，老远就打招呼，让你感到亲得很！前一阵子，江苏的一些大学生村官来小岗考察学习，和我交流，说要学习“大包干”精神和沈浩精神。我说“大包干”精神好学，沈浩精神难学！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了这一段，他们都觉得沈浩太伟大了，都表示赞同。

听了严立华的这个介绍，温跃渊说：“我一直跟踪采访沈浩。你讲的这个故事，我是第一次听到。”

“我一点也不说假话。送小愣子走，是张秀华书记办的，你可以问他。”

“我相信，绝对相信。”

“沈浩先进事迹陈列馆建好后，开始的时候我去过一次，再也不愿意去了。”

我问：“为什么？”

严立华说：“我去到他那个办公室，一看到那些东西，眼前立刻就出现了活蹦乱跳的他，比我们年轻得多！怎么突然就没了？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所以，我不愿意再去了。”

7．严学昌

严学昌1942年出生，曾经是小岗村的“客车大王”。红火年代，他家里有4辆客车同时运行，3辆跑凤阳，1辆跑合肥。

他家的第一辆客车是承包扬子集团公司赠给小岗村的那辆25座小客车之一，车厢上写着大字“赠给农村改革的先锋”。开始开这辆车的是老大严德奎。回忆当年，严德奎说，当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不久，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开始了，私人客运正处在尝试中，政府部门没有明确的管理政策，有时候给你跑，有时候又抓你，罚款。跑了好一段时间，政策才明朗，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才给批线路，才逐渐规范起来。说起这段历史，严学昌说：“明确同意我们跑运输是1994年下半年，我跑了很多趟凤阳和滁州，到11月，终于向滁州市运输总公司凤阳分公司承包了1辆48座的客车，跑小岗到凤阳。那时候，农民还都在家里忙，很少有到外面打工的，进出县城、赶集的人特别多，一上来生意就很红火。因为有两辆车子，就让老三严德书也来开车了。”

这一时期的历史，1997年12月17日《滁州日报·星期刊》刊发过《“严学昌班车”的故事》，是记者张清林采写的，记载得翔实而鲜明。

严学昌，这个名字皖东人并不陌生。他就是凤阳县小岗村20世纪70年代末率先搞起“大包干”而按下18颗鲜红手印之一的人物。然而，20世纪90年代了，当地干群有口皆碑，传颂着“严学昌班车”的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日前，记者从滁州市运输总公司及所属凤阳公司获悉“严学昌班车”确实做了大量的好人好事。11月9日，严学昌恰好来滁，记者有幸向他本人做了采访。

（一）

1994年底，严学昌向滁州市运输总公司凤阳分公司承包了1辆48座的大半新客车。大客车接回后，全家人皆大欢喜。但是没有放爆竹、忙庆典，而是研究怎么干的问题。车子由谁开？路线怎么跑？方向由谁把握？作为承租者、一家之主的严学昌当然最有发言权。他连夜召开了家庭会议，对车辆管理问题作了“约法三章”：一是安全第一，按承包合同这辆车专跑小岗—凤阳线路，其中小岗—石马—梨园7.5千米的乡村道路，路况较差，行车要当心；二是不能瞎收费，因为这车是带“国”字号的，要为国争光，老人、学生和乡亲们有急事用车，一律不能收费；三是明确分工，车由老大、老三开，票由儿媳、女儿卖，一切收支由他管，晚上车子由他看（睡在车上值班）……

可见，严学昌虽然不是驾驶员，但却将这辆车的“方向盘”牢牢地控在自己的手中。

（二）

严学昌班车投放营运后，由于有“三不收”的优惠政策，对孩子们来说则成了“学生班车”，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来说，成了晚年的“幸福班车”。

梨园有所中学，小岗、石马、严岗等周围村庄大约有30多个学生在该校读书。每天早晨上学，都是分文不掏而上严学昌的班车。村里有人好心地给老严算了一笔账：按老严车的票价，每人每次上车按1元钱计算，学生加老年人，天天得有三四十人上车不买票。仅此一项，老严每年要少收入1万多元啊！

老严的儿女们自然也会算这笔账：“爸，这样干下去不会赔本吗？”“赔本也干！”平时在家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严学昌说：“尊老爱幼是社会美德。过去穷，我想为乡亲们做点事，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有了这个方便车，为啥不能干？！不就少收几个钱吗？钱好还是人好？我看钱是人挣的，人是活宝，人比钱更重要。比如这些上学的孩子将来考上大学，回到家乡来建设，本领可能要比你们大得多，现在不收他们车费，就算我给‘希望工程’捐款吧……”老严这些朴素的家常话，语重心长，深深地印在儿女们的心中。

白发苍苍的八旬老人马学勤有一次乘严学昌班车。那天车上人很多，挤得满满的。卖票的老严女儿眼疾手快，赶忙将老人扶上车，并主动将自己卖票的座位让给老人坐。老人颤抖抖地掏出1元钱要买票，“不用了！您老留着买两个鸡蛋补补身子吧。”多么亲切的语言，多么好的服务态度！马学勤老人深受感动，在班车上指着那些背书包的免费乘车的学生说：“你们这些孩子，托共产党的福能上学，又托老严的福有班车坐。过去我们像你们这么大，哪个不拿过讨饭棍啊！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有出息，可别忘了老严。”

3年来，严家班车就是这样风雨无阻地行驶在乡间的道路上，每天两趟车，始终往返地满载着对乡亲们的一片深情厚谊。村民周庆芝最近在凤阳逢人便说：“严家班车名不虚传，那真是我们小岗的活雷锋，咱们身边的李素丽啊！”

（三）

3年来严家班车究竟做过多少件好事，当地群众说是如同天上的星星数不清的。就连严学昌自己也记不清了。小岗这一带，地处偏僻，远离城镇，谁家遇到有个危急病人，总是要来找严家班车的。

1994年寒冬的一个夜晚，韩赵村民组的韩恒修胃大出血。严家父子得知，连夜将他送到凤阳医院抢救，车子开得既稳又快，一个半小时就赶到凤阳医院了。医生说：“再晚半个小时，韩恒修就难以抢救过来了。”

1995年秋天的一个中午，严家班车开回驻地，全家正在吃午饭。突然严岗村民组杜永顺10岁的女儿赶到严学昌家，说她爸肚子痛得厉害。严家父子二话没说丢下饭碗，用专车将病人送到小溪河镇医院抢救。结果耽误了下午的班车，少收入200多元。

1996年农历二月初一，余家友在小岗村帮助人家盖房子上楼板，不慎从楼上摔下来，头部碰得鲜血直流，后脑勺皮掀下好大一块，已见骨头，当时就不醒人事。严学昌赶到现场，将其抱上车，让小儿子开车，将他火速送到医院抢救。一路上，为了防止车子颠簸导致伤者出血严重，老严一手托着他的背，一手按着他的头部伤口；大儿子将他的整个身体托在自己的双腿上。到了医院，因为病人无亲人在身边，严家父子还花了200元急诊挂号费，才使他得以及时抢救。出院后，余家友逢人便说：“多亏了老严，否则，我就没命了。”

1996年9月的一天，石马村村民刘道功的儿媳与儿子吵架，一气之下喝了烈性农药，深更半夜把严学昌的车门敲开。严学昌跑回家中，叫儿子赶快起床，开车将她送到凤阳医院抢救过来。

今年10月份一天早晨，天下着雨，严家班车照常出车。车刚上路不久，驾驶员严德书发现路边躺着个年轻人，身边倒着1辆摩托车。小严急忙停车下来，只见那小伙子满脸血污，早已不知人事，再细看那辆摩托车牌照，才判断出这出车祸的小伙子就是本村青年吴大九（小名）。小严在旅客的协助下将吴大九抬上车，又动员其他旅客退票下车，将学生们带到梨园中学附近后，又将小吴专程送往医院。待小吴救醒过来后，才知原来是他头天晚上喝多了酒，大约在10点钟开摩托车撞倒在路边的树上。

（四）

俗话说：“善有善报。”记者问老严：“你家班车做了这么好事，有啥回报呢？”

这位心地善良的老农民却爽快地回答悦：“有哇！我们的三儿子、三儿媳因为做好事多了，一下子生出了‘龙凤’双胞胎来。当地人都说我有福气，儿孙满堂，人财两旺，乐得我红鸡蛋散了几箩筐……”当时，参加座谈会的人都笑了。

“记者，这个就别写了。”老严意识到自己说此事是老迷信，于是他又转口说：“我家的班车虽然‘三不收费’，每年是要损失1万多元，但是方圆几十里的群众都愿坐我的车，高峰时，车子挤得满满的。这样，我每月上交公司2800元外，还能净挣几千元。近年来，加上农副业收入，我家每年人均收入由1994年前的不足10000元，现已达到40000元左右。这不是回报吗？”

“还有，”严学昌说，“有好多次，我家的车子在雨雪天陷到烂泥坑里。车上的旅客都下车帮助推，有时推不上来，周围群众都纷纷赶来垫路，让车子好走，激动得我家儿子差点流泪。这不是我车服务态度好，感动了‘上帝’（顾客），‘上帝’反过来对我的回报吗？”

采访结束后不久，记者又获悉：严学昌的先进事迹已在滁州市引起强烈的轰动。11月28日，当地小岗、严岗、石马村委会及受帮助学生的学校梨园中学党支部等向凤阳公司送了旌旗和贺匾。据滁州市汽运总公司工会主席章在忠说，反映老严的事迹已得到该公司的充分认可。召开党、政、工会议，宣扬老严精神，并决定将老严作为典型在全公司推广，还向滁州市交通局推荐老严作为市交通系统首要人选参评全省交通系统“十佳个人”，得到市交通局有关部门的一致赞同。这不也是“上帝”的回报吗？！

这篇通讯里面说的李素丽，现在的年轻人知道的可能不多。她曾是北京市公交总公司公汽一公司第一运营分公司21路公共汽车售票员。她自1981年参加工作后，在平凡的岗位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真诚、热情地为乘客服务，被誉为“老人的拐杖、盲人的眼睛、外地人的向导、病人的护士、群众的贴心人”。她认真学习英语、哑语，并努力钻研心理学、语言学，利用业余时间走访、熟悉不同地理环境，潜心研究各种乘客的心理和要求，有针对性地为不同乘客提供满意周到的服务。她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群众把严学昌看成是“身边的李素丽”，对他由衷地赞赏。透过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沧桑。严学昌多年如一日，学雷锋、做好事，先后被评为县里和滁州市运输系统的“十佳”人物。后来公司吸收他入了党，还要把他“农转非”。“农转非”当年可是香饽饽，是无数农民梦寐以求的。这一点，严学昌当年却觉得无所谓，“农转非”了，不还是依旧跑运输？很有经济头脑的他以为关键的是自己如何把运输跑好。

越跑客流量越大，越跑道路越宽广。二儿子严德根起初在县城的中都商城工作，后来也回家开客车，也是跑凤阳线路。不久，女婿顾宗新也买了1辆车，加入跑凤阳的行列。这样严学昌家就有了4辆客车来回跑了，整个就是一个客车运输公司。这一跑就跑了15年。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这年8月，温跃渊又来到小岗，他采访严学昌后写道：

在我的脑海里，健在的12位老村民中，严学昌算得上是一个英俊的男子汉。红光满面的，梳着个二分头，头发染过了，黑黑的，一丝不乱。“老社员”哪还有染发的？可见他过得很潇洒。衣着也很整洁。

严学昌自己不开车，但他有自己的坐骑“野马”牌摩托车。每天要到小溪河镇上去赶集，串串亲戚，会会朋友。光是摩托车，他已经玩了好几部，“野马”后来又换成了“钱江”，现在骑的是“银豹”，当然要比原先的“野马”厉害得多。

严学昌跷着二郎腿，嘴里叼着香烟，和我叙着话。我瞅着他嘴上的那支香烟，他说话时，那支叼在嘴上的香烟就是不掉，好像那嘴唇上有一片专黏香烟的万能胶，真是堪称一绝。我说学昌，你那香烟不会掉吗？他说不会。我说你不能拿在手里吗？他说不行，习惯了。这样骑摩托车抽烟也不误事，还安全。

学昌说，自打省里派沈浩来当书记后，为村上办了不少实事，我那老三德书头脑灵活，就对我说，大，咱不能跟沈书记说说，让他给咱弄一条跑省城合肥的线路吗？于是我就找沈浩说了。

沈浩听了，也觉得这是件好事，就忙着替严学昌跑小岗村到合肥的客运线路。

可到合肥一谈，对方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一个小小的村子也想在合肥开一条班车线路，那合肥不就成了全省的大停车场啦？不行，不行，不行！

严学昌一听，觉得没有希望了。

但是沈浩并不气馁，他说：“一个村子？小岗村是随便的村吗？是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全中国也找不到第二个！”他仍然拉着严学昌到处跑。严学昌亲眼看见沈浩为了这条班车线路，跑省交通厅，跑市交通局，跑运管处，跑汽车站，跑很多地方，也不知受了别人多少白眼。沈浩还要赔着笑脸请人吃饭喝酒，还不要严学昌掏钱。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年底，小岗村到合肥的客运线路终于开通了。沈浩还给他办了10万元低息贷款买车，总共花了近20万元买了辆“昌河牌”客车。2006年12月20日那天，严学昌大宴宾客，摆了15桌酒席，打电话，下帖子，四面八方的乡亲们都来贺喜。

我说，15桌，你家哪来这大场地啊？

有。大厨带来。如今农村办喜事，请大厨，大厨们有这套设备，带红色塑料棚子来，支在外面，多少桌都行。所有来宾，我1分钱礼都不收。晚上还放烟花，比过大年还热闹。

眼下，整个小岗村家家都在盖小楼，唯独紧靠村部边上的严学昌家还按兵不动。

我说，你这么多孩子，房子怎么不动呢？

他抖动着嘴上的香烟说，要动的。其实，我3个儿子在小岗的新区买了5套：老大两套，老三两套；每套8万元，上下两层小楼，100多平方米；老二买1套，他是带门面的，贵一点。那村上的老房子，我们老两口住，最近也准备盖两层小楼了，两个女儿常回来住住。

我说学昌，在小岗村，你该算是最富的一户了吧。他不肯露富，说，还算不上吧。于是我就和他算账：老大、老二跑凤阳，1部车1年4万元，就8万了；跑合肥的车，1个月1万元，就12万元，光这3部车，1年的毛利润就20万元了。不算你最富算谁？

他听了，也不辩解，只是咧着嘴笑。那支叼在上唇上的烟头，跟着直抖动。如今，严学昌包括他开客车的二女婿在内，已经拥有4辆客车，两辆小轿车，他最大的心愿是想开个小岗运输公司。他自个儿去有关部门跑了两趟，没弄成。另外，如今从省城来的游客多了，严学昌还想增加一个班次，由小岗村和合肥对开。这件事当然也很麻烦。村上人叫他再去找沈书记，他再也不好意思。

2018年元旦，我和温跃渊来到严学昌家。天气有些寒冷，严学昌还没有起床。听说是温老来了，他立马穿上衣服，三下五除二，完成洗漱，就给我们敬烟。我们婉拒后，他自己立刻叼上，点着抽起来。我说：“你不吃饭吗？”他说：“不吃。我早饭基本上都是到小溪河街去吃。每天都去，会会朋友，说说话，花三五元钱，搞定早饭。”

“现在不骑摩托车去了吧？”温老问。

“不骑了，开电动小汽车去了。”

“是停在院子里的这辆白车吗？”

“这辆白车是3年前花38000元买的，被开到树上撞坏了。去年又花了38000元重买了1辆。停在门口的那个红的就是。这车子比白车质量好，动力系统、空调等都好，也省钱。”

这个时候，温老对我说：“你看到了吗，他嘴上的烟。”我注意了一下，果然，香烟黏在严学昌的上嘴唇上了，他不停地讲话，香烟也不掉。严学昌有些得意，说：“我自己也不明白它为什么能黏住不掉。可能是我烟瘾太大。以前我每天要抽3包，还不包括招待客人的。身上要是只有半包烟我是不敢走路的。现在一到冬天，我咳得厉害，但烟还是要抽，不抽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

“抽吧。”温老说，“你比我小1岁，70好几了，没有必要戒了，控制一点，少抽就行了。”严学昌连连点头，却又接上了1支。

自然又要说到客车。现在严学昌家只有1辆跑合肥的客车了，由三儿子严德书开，他妻子跟着卖票。2006年开通的那一年，要熟悉线路，培育客源，完善手续，赚钱很少，2007年到2010年那几年，是红火的时候，每年可以挣四五十万元。到了2011年，汽运公司方面要求跑合肥的车子入股，不合作相关方面就不给年审、不给办准运证等，就只能合作。2011年到2014年4年间的协议，严学昌家的车子占股份是49%。到了2015年又重新签了4年的协议，严家占股变成40%了。“1年能纯赚五六万元，比打工强一点。”严学昌说，“原先每年跑上跑下办相关管理手续、应对消防检查等事项，现在不要自己跑了，落个省心。”

至于原先跑凤阳的3辆车，随着线路使用权限被汽运公司赎买收回，全部处理掉了。现在随着外出打工人员的增多，私家车的不断发展，客流量下降很多，市场行情大不如以前了，营运客车的优势已经不明显了。还有营运安全要求等都比以前规范，检查也更加严格，再去烦神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严德奎现在依然开客车，是小岗学校的校车，跑石马、小殷线路，每天4趟，1个月有3000多元收入，很轻松。他家里还有近20亩地，爱人杨玉珍平时打理，到耕种的关键时节，全家人一起上。他们有4个孩子，3个女儿1个儿子。儿子最小，1991年出生的。那年计划生育要求不准生，严德奎有些担心了，但严学昌说不生孙子，绝不罢休。结果家里挨了处罚，但孙子严姚姚还是出生了。

二儿子严德根不开客车了，在上海给人家打工，开大货车，跑长途。每个月保底工资7000元，每出车1天还补助100元。他的大女儿严德琴也在上海，丈夫杨胜如和严德根一起开车。二女儿严德莉、三女儿严德球都在凤阳当地，都在忙着经营自己的事情。

在老村部、现在的消防队对面，是严学昌的老宅子，2008年温跃渊采访时，他没有翻盖新房子。后来见别人家都盖起来了，严学昌也很快盖起来了。和别人家一样的小岗友谊大道房屋格局，沿街门面、院落、楼房、后院。房子是两套，连在一起，东边的是孙子严姚姚的，西边的是严学昌和老伴孙家云的。楼上简单地装潢了，是留给儿孙们逢年过节回来住的。他一大家子有30多口人，都回来是很挤的。楼下的房子是毛坯，严学昌和老伴平时就住在这里。“我们已经老了，有地方住就行了，不需要讲究什么了。”

说到这辈子与邻居相处，严学昌说：“横的难吃，竖的好咽！人就这样，什么事情，你来找我说出来了，说在明处，我讨巧吃亏无所谓。你要是耍小聪明，甚至耍赖讹我，那肯定不行。我这个人，你越是弱者我越让你，你越是强者我越不怕。”

以前运输公司可以给严学昌办理农转非时，严学昌没有多在意。待快退休时，才发现手续没有完善，农转非没有办好。所以他没有退休工资，现在的待遇，和其他“大包干”带头人一样。“现在还好吧，干了这么些年，手上多少还有点钱，加上“大包干”带头人的生活补贴，够用了。”还有，他前面的门面房，租给电力公司了，每年租金48000元。这也是笔很可观的收入。“我孩子多，有时候难免谁家有个要救急的，办个大事的，真找到我，我能帮的还要帮啊。”

我和温跃渊走时，严学昌就忙着上小溪河了。他说：“我上午去转一下，下午回来就要打麻将了。”

8．严国品

严国品1941年2月出生，是小溪河中学首届毕业生。学校1958年建校，他1961年毕业，全寄宿。恰好是大饥荒年代，吃的是山芋干、麸皮，还有黄面。那黄面他至今搞不清楚是什么面，杂合面不像，豆面也不像，好在有点粮食撑着，没有饿死。毕业后不久，他担任小岗生产队的会计，到了1970年，又代理严岗大队会计。1976年，梨园公社正式批准他担任严岗大队会计。小岗队的会计他就不干了，由严立学干。“大包干”后，严国品依然在严岗大队当会计。1993年，小岗队和大严队从严岗村划出，成立小岗行政村，担任严岗村村长的严俊昌回到小岗担任村支部书记，严国品也回到小岗，继续担任会计，直到1998年。1998年，小岗村村委会换届，严立衡担任小岗村会计。严立衡是严国品的三儿子，在村会计任上前后干了12年，直到2010年沈浩去世后，才离任。

两代人，前后近50年担任村、队会计，说严国品家是小岗的“财政之家”一点也不为过。村会计兼任文书的工作，对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基本上都了解得清楚。2017年12月31日上午，我和温跃渊在严国品家采访，谈到1998年的村委会换届，严国品记得格外清楚，因为这一年他下来了，儿子严立衡上去了。当时是严宏昌、吴广德两人竞选村委会主任，严宏昌自然是有一拨人支持，吴广德很年轻，是严俊昌在后面支持。“我们当年是支持吴广德的。倒不是因为我们不向着严俊昌，是因为我们家二媳妇吴广萍是吴广德的亲妹妹，我们毫无疑问要投吴广德的票。当年我家老大严立彪、老二严立豹、老小严立岩都在张家港打工，他们都委托授权我们投吴广德的票。这种情况在农村选举中很正常，宗族亲情往往是第一位的。吴广德以前没有当过村干部，那次选举后，他再也没有涉足村干部这一块，自己开推土机，干得很好。”

吴广德就住在严国品家的斜对面，我们提出想去采访他，严国品说：“可以。但今天不行，他家孙子过12天，他在忙。我可以给你们先联系，你们以后去找他吧。”

小岗人严姓人家中，严国品现在是辈分最高的。“国”字辈要比“昌”字辈高三辈，这是历史的原因。严国品的老伴马传霞说：“辈分这种东西是没有用的，你辈分再高，要是没有吃的，他也不能给你。”严国品点头同意，谈到宗族之间的关系，他有些叹息：“现在大家看重的往往是利益，不要说是同宗，就是亲兄弟，有些人家也争得不可开交。其实跟以前比，大家过得都不错，有些亲兄弟之间老是闹。你捣他，他捣我，我捣你，清官难断家务事，谁也说不清楚。”

在小岗，严国品的4个儿子都是在外发展的。2008年有个记者采访他，曾经这么写道：

老人共有4个孩子，其中3个都在外打工，只有三儿子在家种着20亩地，兼做村里的文书。严国品现在住在大儿子家，大儿子和大儿媳都在外打工，他和老伴儿帮他们看房子，同时也帮在外打工的孩子们带孙辈儿。我们走访他家时，正赶上他的大儿媳从打工的地方请了假回家盖房，她对我们说，她和丈夫在张家港，一个做服装加工，一个做水电活儿，两人加起来每个月能有将近3000元的收入，所以这次回老家操持盖房子时间很紧张，能少耽误一天就少耽误一天。

种了一辈子地的严国品对土地有很深的感情。尽管他已近70岁，有一只眼睛还因病几乎失明，但还是和老伴留下2亩地种葡萄。从他的老屋向前看，近处是大儿子那正建设中的两层小楼，稍远的地方即是他的葡萄园。老人说，种葡萄弄好了每亩地能赚3000元，但是如果赶上天气不好，葡萄会很快烂掉，那就可能赚不到钱，搞不好还会赔本，去年赶上连阴雨天，他的葡萄就烂掉不少。

和严立华一样，严国品同样认为只单纯种那点地，想富裕很难。他也曾经尝试过各种赚钱致富的方法——养过猪，养过獭兔，虽然没赔本，但也没赚到什么钱。和严立华观点不同的是，虽然严国品也认为小岗要想富，就必须有企业，但他强调小岗村的优势仍然是土地，土地才是农民的根。老人笑眯眯地展望前景：如果有一家有魄力的涉农企业进了小岗村，把土地集中，我们农民以土地入股搞订单农业，搞农产品深加工，那时候我们农民离富裕就不远了。他还给记者打比方，比如我们现在种黑豆都是小贩们来收购，也就是5元钱每斤，如果搞定向生产和收购，我们种田就不盲目，收购价格也高；再比如这个种葡萄，如果规模发展大了，建了冷库，我们就不会眼睁睁看着丰收的葡萄白白烂掉！最后他还指着村头的那些蘑菇棚说，他们种蘑菇就更需要订单在前了，那要卖不出去很快就烂了，但要是能就地深加工，你看赚钱不赚？

尽管眼睛越来越不好，但识文断字的严国品还是很喜欢读书、看报、看电视。从前他常看《参考消息》等报纸，现在实在看得费劲儿，就以看电视为主，主要看新闻，安徽新闻和央视新闻都在他关注之列。

“有比较才知道差距。和30年前比，我的日子是好了很多，可是跟那些富裕村子比，我们还差很多。”严国品望着前方自家那刚打好地基的建房现场，幽幽地说。

2008年这一年，小岗村家家都盖了楼房，大多是白墙红瓦，但严国品家的却是白墙蓝瓦，很是洋气。阳光下，蓝瓦和阳台上的不锈钢扶手都闪闪发光。有一对夫妻作家来看了，对严国品说，老严，你这楼房20年都不落后。楼房盖好后，严国品就住在了小儿子严立岩的房子里了。夏末秋初，温跃渊也来到小岗，看了严国品家新盖的两栋楼房，写了下面的文章：

10年前，我约摄影家康诗纬一起到小岗。我们一家一家地跑。康诗纬说，你只管采访你的，不要管我。于是我就和14位“大包干”带头人（当时按手印的18人已经走了4位）一个一个地聊天，他就在一边抓拍。诗纬有个理念：把人摆布来摆布去的，那叫照相；善于抓住精彩瞬间的才能叫摄影。1998年8月7日《中国艺术报》的头版头条以《聚焦改革第一村》为题，刊发了诗纬的一组摄影作品。其中就有严国品神情自得的镜头，他1只脚跷在板凳上，眯着眼，望着前方说：“这两年我家盖了10间瓦房。我有4个儿子，大的每人3间，两个小的没有结婚，每人给两间。你看，这外墙还没有粉刷呢！”画面的背景，是没有粉刷的裸露砖墙。

那时候，严国品的会计工作不干了，三儿子严立衡却当了小岗村的会计。

如今，严国品家盖了两幢小洋楼。西边的那幢是老大严立彪、老二严立豹的，东边的那栋，是老三严立衡和老四严立岩的。老大、老二、老四都在江苏张家港打工，可能是见的市面多一些，因而他们盖的楼房就会样式别致一些，新颖一些，很是出众。国品说，楼下是10米乘4米，1间就是40平方米了；楼上是9米×4米，1间为36平方米。一家上下为152平方米，1幢楼300平方米出头，两幢就是600多平方米了。当初他们设计的图纸是11.7米×4米，太大了点，说那留有车库。我没同意。

我说还是你把关把得好啊！按我们搞写作的话来说，这是你一生的一部得意之作啊！

国品说，老大、老二都在张家港的长江村水电安装公司上班，老大管水，老二管电。老大年年当先进，还在那入了党。老四年纪小，出去得晚，积蓄也少些。

他家的两栋楼，老大、老二、老三家里我都去过。我说我知道。我说你家样样都漂亮，就是老四的大门还不“冲气”，他们三个的门是高级的，2800元每扇，老四没钱，只凑合用木门，800元每扇。国品听了，微微地笑，显示出一个大队干部的涵养。

国品依旧和我慢吞吞地叙着话。老四在那搞电梯维修，哪里电梯坏了，坐车出去修，干的技术活，不累；小媳妇在一家企业搞计算机，也还好。累一点的是老三严立衡。除了村上的会计，还要种地。弟兄四个的二三十亩地都要他一个人干。他还买了1台大拖拉机，帮人家代耕，1亩地给40元，1年也有万把元钱左右。地里拢共也能收个万把块钱。1年收入两万元左右，也可以了。

我们老两口跟小四子住。我们盖的房子政府一共补助10万元（4套房子每套两万，“大包干”带头人两万元）。村上还叫我们和小四子签的合同，不然说，你“大包干”带头人给了补助，还没有的住，那哪行呢？小四子给了我们一间住房，我们打算把村上补助的两万元钱给小四子。

哦，中国的老人，都传统而本能地呵护着家中最小的一个啊。

看着马长霞在切菜、洗菜，我说，你们自个儿单起伙？

国品说，政府给我每月补助500元，我除去抽烟要100多元，两人生活费也就两百多元，菜也是自家的，够了。几个孩子都说，二老不够，我们掏！

说话间，村上的副书记张秀华和副村长关友江拿着皮尺，带着几个人过来了。我说你们做啥呢？张秀华说，我们量这粉墙的面积，和人家工程队结账。

村上为了美化环境，把各家各户临街的墙壁都粉刷一新。每平方米付给人家22元工程款；门口的地坪让村民自己做，每平方米村上给15元的补贴。家家户户都争着做了。我说量一下这个尺寸，怎么要来好几个人呢？

张秀华说，一人为私，二人为公。

我和国品一人坐着一个小板凳，有一搭没一搭地叙着。我说老品，你这还有10间大瓦房没有算家产呢，这10间搁一起少说也有二三百平方米吧！

老品依旧微微地笑着，微微地点着头。虽然很矜持，但也是掩盖不住一脸的得意。

那穿堂风徐徐吹过来，很是凉爽，很是惬意。马长霞在炒菜，小锅炒得滋啦啦的。马长霞笑着说：老温别走，中午就“搁”这了。

他家在村东，村部食堂在村西，有次中午来不及赶回去，我也就“搁”这了。

我连忙说不了不了，这才知道到了晌午，赶忙站起来，拍拍屁股告辞了。

回顾这一段历史，严国品笑着对温跃渊说：“老温，这样算起来，‘大包干’20周年时，你来了；30周年你也来了；40周年时，你又来了。”

温跃渊忙说：“怎么，嫌我来多了？”

严国品忙说：“哪里？我是希望50周年的时候，你还能来。”

“那就看你邀请不邀请了。你邀请，我就来！”

“但愿我能邀请。但你年轻，我不邀请，其他人也会邀请的。”

“老哥，你真会开玩笑，我俩是同年的，你只比我大几个月。我现在倒是眼不花，耳不聋，50周年，我们先约着吧。”

两位老人的幽默和豁达令我很感慨，也很羡慕，但愿我将来也有一个这样的77岁。不由地说：“你们先约着，50周年时，我们还是这么采访。”

如今严国品家4个儿子的打工格局已经有所变化，现在在外面打工的是老二严立豹、老三严立衡、老四严立岩。前些年，老大严立彪和衡传芹夫妇因为孩子上初中了，需要加强管教，毅然放弃张家港不菲的待遇，回到了小岗。几年后，他们的儿子严家瑞考上了位于芜湖的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进入奇瑞汽车公司工作，月工资6000多元。女儿严松梅考取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幼师专业，毕业后考入凤阳县城幼儿园当了幼师。从儿女发展的状况看，严立彪夫妇的选择十分正确。儿女都工作后，严立彪夫妇没有再去张家港，衡传芹在附近的李二庄打工。而严立彪就在小岗一带干水电安装。他技术好，做事认真，每年也有几万元钱的收入。如今的小岗，专门干水电安装的还有严家旺，他的技术也是一等一的，还代理了海尔电器、太阳雨热水器、帮龙卫生洁具、远东电线、公牛插座等品牌的家装产品在小岗的销售，每年也有20万元的收入。2017年春节前评出的18位新致富带头人，严家旺名列其中。技术方面的事情，他常常会和严立彪在一起切磋。

原先一直在家里当村会计、干农活的严立衡，见哥哥弟弟在外面发展都很好，也横下一条心，走了出去，凭着熟练的驾驶技术，到宜兴给人开货车了。这是辛苦的活，人家管吃管喝，每个月给六七千元钱，感觉也不错。

严国品家现在还有30多亩土地，由于地处友谊大道的中段，几家交叉着，不单独成片，有些人坚决不愿意流转，自己家的土地就流转不出去，到现在都还在自家手里。老大、老二、老三家里分别种了一点水田，收的稻子供口粮。其余的十七八亩都给关正银种了，无偿的。严国品说：“中间这一块，用水困难，种好也不容易。关正银种，比荒着好。”

严国品20年前说的10间瓦房，前几年已经全部扒掉重建了，形成了沿街统一格局的门面。旁边还有他两个侄子的两套。现在，这些房子大多都空着，他们很想租出去。2018年，出租的机会应该是会很多的。

对于这些年来到小岗的村干部，严国品最赞赏的是沈浩，他说：“不管大事小事，你只要找到沈浩，他都会尽心尽力去帮你做。有些事情，他一时做不了，也会想办法。那种真情是装不出来的。现在来到的干部，很多人都不认识。偶尔到老百姓家，连水都不愿喝一口，留下来吃饭更不可能。说得冠冕一些，不占群众一丝一毫利益，其实呢，有的是嫌群众脏，有的是怕带来麻烦。不像沈浩，谁家饭都愿意吃，贫困的人家他也不嫌弃。作为农村的干部，群众留你吃饭，只要不是大吃大喝，有什么不能吃呢？你留下来吃饭，和群众的关系可能会更近，能够听到更多的贴心话。群众反对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但绝不反对真诚相处，亲如一家！百年修得同船渡，来小岗工作，大家就是今生有缘，只要能把群众的事情当成自家的事情，就是好干部！”

严国品是个重诺笃行的人，吴广德那里，他当天就给我们联系了，但因为元旦后我要赶回滁州参加市政协会议，直到2018年1月11日，才和温跃渊一起到他家采访，谈到当年竞选的事情，吴广德说：“当年我28岁，有一股热情，的确想着能为村里干一些事情。”竞选结束后，吴广德就没有再涉足“村级政治”，而是一心一意地发家搞生产了。2003年起，他种植葡萄，先后种了7亩多，现在依然还有4亩多。他加入了严德友的小岗村葡萄合作社，每年有两万多元的效益。他自己开推土机，每年可以挣到6万元左右。他的妻子王如霞在家里销售各种土特产，家里养的土鸡、土鸡蛋，地里收的黑豆、青豆、黑花生，山上采的枸杞、地衣、槐树花，品种丰富，琳琅满目。她买了真空包装机，把很多土特产做成小包装，便于携带，很受游客欢迎。一些游客买回去后，发现土特产很“特”，还通过微信让她追加发货呢。

元旦前开张的农家乐，投资了6万多元，是当兵转业回来的儿子吴斌开的。吴斌到一个战友的饭店学习了3个月，自己亲自掌勺。

9．严付昌

2018年2月9日下午，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门前锣鼓喧天，人头攒动，小岗村集体资产股份经济合作社分红大会隆重举行，严余山发了现场的一组图片到朋友圈里。严德莲在下面议论说：“我爸真显眼。据说县长建议老严别这么穿了，哈哈！”朋友圈里有张图片是凤阳县委书记、县长徐广友给严付昌发红包的。他穿着红蓝白格子图案相间的棉衣，在众多黑、灰色调的“大包干”带头人里，显得很是抢眼。至于县长有没有给他建议，图片中看不出来。

严付昌是严宏昌的亲弟弟，1952年出生，属龙的。他原名叫严富昌，富裕昌盛，和弟弟严盛昌名字的意义相关联。当初为了领救济款、救济粮签名方便，他自己便改名为“付昌”。这样一直沿用下来。

按红手印的时候，大哥严宏昌已经结婚成家，分开单过。父亲严家太和母亲段明华带着其他儿女们一起过。严家太生病了，病得很重，卧床不起，所以1978年11月24日晚上的分田会议，两个弟弟年龄小，一家之主就是严付昌了。他在那份生死契约上按了红手印。在这群按红手印的人中间，严付昌和严美昌是年纪最小的，他比严美昌大几月。土地分下来不久，父亲严家太就去世了。

母亲段明华带着严付昌、严盛昌等兄妹几人在分下来的土地上艰辛劳作，到了秋天，获得了好收成。能吃饱肚子不要饭了不说，余粮还卖了一些钱。这样，严付昌就张罗着新盖起了3间草房，家里变得宽敞起来。

因为穷，严付昌一直没有娶媳妇，这成了母亲最大的心病。1980年秋收后，母亲到处托人，给严付昌说媳妇。他已经28岁了，在当地没有合适的姑娘了。板桥镇吴段家的表弟媳妇是苏北泗洪县上塘镇嫁过来的，表弟媳妇的父亲看了严付昌后，觉得他人不错，就给他介绍了上塘镇的一个姑娘。

这一年，家里的粮食卖了一些钱。严付昌到临淮关镇上买了1辆自行车，现在他记不得是什么牌子的了，反正不是“凤凰”“永久”这一类的名牌，是杂牌子。就是杂牌子自行车也是要票的，没有票，严付昌就多给了人家40元钱，把自行车骑回了小岗。1980年末的小岗，骑着自行车穿过村街，也还是有点牛气的。上塘镇位于泗洪县西南部，地处苏皖两省交界处，距小岗村有200多里。表弟媳妇的父亲给牵了线后，严付昌揣着500元钱，骑着自行车，1天赶到了那里。

严付昌在上塘镇的女方家里拜会了几天，大家都感觉不错。女方父亲觉得，严付昌能有自行车，证明经济实力还是不错的。骑自行车1天跑了那么远的路，身体应该没问题。这件事情就初步定下来。他回到小岗，把情况告诉母亲段明华，母亲特别高兴，让他春节后再去泗洪，要一鼓作气，把人带回来结婚。其后，严付昌又两次来到泗洪，但最后，女方觉得小岗离家太远，又不愿意了。这就是严付昌婚姻史上的“三上泗洪。”

一年又一年，严付昌快30岁了，还是没有结婚。母亲段明华急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听说四川那边通过介绍可以娶到女人，但去了两次并未如愿。回到家里，他有些灰心。家里的牛生病死了，凑凑弄弄，还有六七百元钱。必须要买1头牛，不然无法干生产。母亲说：“你还要去四川。我找人算过命了，你今年去一定能带到人，不然就得3年以后。”

付昌心里一紧，3年后33岁了。真的是很大了。可眼下家里就六七百元钱，不能不干生产啊？“家里还要买牛呢？”他对母亲说。

“这不要你操心！生产上的事有我呢。”母亲很坚定。此时，姑父张万和来了，听说这件事忙说：“付昌，你尽管放心去四川，钱没有，我帮你找亲戚朋友借。带人是大事！”

严付昌又去了四川，这是他“三下四川”。这一次，他没有再去中坝，而是来到了渠县的一个小镇。曾经几次采访过严付昌的温跃渊2008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付昌到了四川渠县，人家介绍了一个姓闫的女子，那女子说，只要没有山，有吃的就行。但有一条，她要来安徽看看，“考察考察”。付昌心想：万一她考察后不愿意了呢？这来回盘缠可不老少。于是，他回掉了人家，继续再找。在镇上碰到一个姓曾的，他介绍了一家叫张良昌的人家，他家有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儿，于是见了面，双方都还满意。付昌说，咱那房子有好有孬，有瓦房的，有草房的，我家是草房。张良昌见他这人还老实，也就同意把女儿许给他，说我这女儿只有18岁，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只是付昌虽然老实，对自己的年龄却也瞒了好几岁，说他只有24岁。这是后来张长淑向我“揭发”的。张长淑当时年龄小，其实连18岁也不到，8岁时，娘就离家出走了，一切凭父亲做主。我后来在小岗见到她时，她依然像她的名字一样，还是个苗条淑女，只是操了一口凤阳话。

2018年1月2日上午，我和温跃渊又来到严付昌家，说起这段历史，严付昌依然记得很清楚，他在镇上碰到的那个介绍人叫曾强正，表示可以帮他介绍人，一直送回安徽老家成亲，要300元钱介绍费。严付昌觉得不贵，满口答应。张良昌是个善良老实的农民，家中很穷，正在拉春荒，只有半箩筐稻子了。他当时对张良昌说：“我们那里现在粮食很多，剩饭都用来喂猪。”这话让张良昌将信将疑。他不放心女儿远嫁，又希望女儿能嫁得好，自己也跟着摆脱贫困，起码是吃饱肚子。所以双方谈妥后，张良昌带着10岁的儿子张长明，护送女儿，和严付昌一起来到了小岗。

当年小岗都是茅草房，是一个恬静而温馨的村庄，鸡犬之声相闻，家家忙碌充实。和张良昌家相比，严付昌家堆满了稻子。家里的剩饭的确用来喂猪，不喂粮食，猪长不快。能每顿都吃到大米饭，10岁的张长明很快乐。张良昌很满意，他让严付昌给曾强正600元钱，表示感谢。

严付昌娶了张长淑。张良昌和张长明也留在了小岗。他们在小岗携手向前，用勤劳的双手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这期间，严付昌付出了诸多艰辛。一些艰辛时刻，温跃渊曾经亲眼见证。2008年的文章里，他写道：

10年前，我和康诗纬来到付昌家，他们一家正在修整房屋。全村都是砖墙瓦房了，付昌家只有3间破草房，而且“啷啷倒”：东山墙要倒了，用个大木棍支撑着，其他几面墙也是大窟窿小眼的，屋顶还漏雨。屋里尽是水，我们也无处坐，就蹲在门口，付昌一边干活一边和我们说着话。康诗纬就在一边拍他们的破房子。

我说付昌，全村都是瓦房了，就剩你一家草房了，将来保存下来，就算是文物了，很值钱的。

张长淑操着一口凤阳话说，可我们现在没的住呀！

严付昌的岳父张良昌很是内疚地用四川话说，付昌是叫我们给拖累了。

这也是一句实话。付昌除去自己一家外，还要照顾老岳父一家。内弟大了，该找媳妇了，付昌就和张长淑一起到江山南口一家姓曹的女方家提亲。女方家提出的彩礼是新“三大件”，冰箱、彩电、摩托车。

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出了村口，张长淑怕付昌负担太重，就小声地说，付昌，人就不“找”了吧。

找！砸锅卖铁也要找！

就是在付昌家修那3间破草屋之后，付昌为张长淑的弟弟张长明，娶了媳妇曹家荣。后来女方家里松了口，说彩礼不要那么多了。但结婚时，付昌还是给小曹买了部摩托车。结了婚就分家，结婚的债务付昌全给包下来了。

后来付昌当着我的面问张长淑：你访访全凤阳，可有我这样对你弟弟好的姐夫。父子分家债务也是平摊的呢。

我说是的。

张长淑给付昌生了一男一女。男孩二虎在宁波“雅戈尔”打工时，认识了山东济宁的女孩小李，后来二人成家了，又生了一个胖嘟嘟的小孙子。

我说付昌，你自个儿娶媳妇是四川人，儿子娶的媳妇是山东人，你这是搞“五湖四海”呀。

付昌这两天在盖楼，忙得很。我几乎天天从他那儿路过看看。现在楼已忙得差不多了，他就要出门忙工作了。为女儿忙，为女儿的学费忙。

最让张长淑称心如意的是他们的宝贝女儿严德莲，前年考上了成都的西南交大，本科生。县电视台播的新闻：小岗村飞出了金凤凰！

这个消息叫县能源办两个主任看到了，说，叫付昌来做沼气池子，给小莲莲补贴点学费。

别看付昌文化不高，可是个能人。他会砌沼气池子，不跑气。小岗村里，他这活做得远近闻名，县能源办信得过。做一个池子260元，一年农闲时做几十个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县能源办给他提供这个机会，让他一年挣几千元钱，对小莲莲的学费也是很好的补贴了。

我问张长淑，回过老家吗？

张长淑说，自打20多年前来到小岗，就没有回过家了。

我说，你来到了安徽，你的小莲莲又回到了四川，她也算带你回去看看了。

张长淑说，我有时候睡在床上想想，这辈子来到小岗，没白来。

如今又是10年下来了，严付昌上大学的女儿严德莲已经毕业，在合肥工作。儿子严二虎和儿媳小李为他添了两个孙子，严财深和严财通。严财通还不到3周岁，张长淑辞掉了工作，专门在家里带他。严二虎和小李则在南京打工，夫妻俩有些时候单个月收入能达到1万元，严付昌说：“比在家里干生产要好得多！”

岳父张良昌已经去世，张长明住在严付昌的西面第四家，也是和严付昌一样的两层小楼和院落。他的大女儿已经出嫁，儿子在上学。他自己做瓦工，搞建筑，妻子曹家荣在小岗干部培训中心上班。张良昌曾经回过一趟四川，老家的变化不大，有些亲戚把他当成财神爷，要钱，让他感到很难受。张长淑、张长明姐弟，就再也没有回去了。

严付昌现在还种田，有21亩多。“大包干”带头人中，只有他一个人还在种，别人家土地大多都流转了。他自己开手扶拖拉机犁地，比请人用旋耕机旋耕要深得多，便于土壤保湿，有很好的墒情。2017年他的土地大多种的是水稻。不下秧苗，直接种旱稻，这样省得再插秧。插秧劳动量太大，自己干不动；找人干，投入又多，划不来。这些年，种旱稻，付昌积累了一些经验，水田的稻子芽成芽，撒稀些，怎么个稀法，要靠自己掌握。旱田就旱种，直接撒稻种。风调雨顺的年头，每亩地也可以收1000多斤。今年旱情严重，用水困难，稻子产量不高，总产达到16000斤左右，可以卖2万多元钱。经济作物有一片桃子，管理跟不上，结的果实只能卖2000多元。原先他也曾种过几亩地的葡萄，但没有工夫管理，到葡萄成熟的季节，卖也困难，就翻掉了。种粮食，省心。

农忙时节，严付昌每天都是天一亮就下地，的确很累。另外，种地的人少了，不仅仅是小岗，其他村种地的人也少了。原先用水，水系很完整，燃灯水库放水能放到底，各级抽水站可以抽上来，但现在不行了，很多沟渠都毁坏了。他最大愿望是把土地流转出去，东西两边的土地都流转出去了，友谊大道中间这一块别人不好用，加上土地承包者思想不统一，一直流转不出去。严付昌寄希望小岗的进一步发展，要是有大企业入住，或者是大的旅游项目落地，把他的地征掉也行。

2017年岁末，严付昌家里摊上了一件大事，91岁高龄的母亲段明华去世了。当然，这也是严宏昌、严盛昌、严久昌等人的大事。母亲生前是在这些弟兄们家里轮流生活的，现在去世，要停在家中几天。弟兄几人商量的结果，是停在严付昌家，因为他家的楼房是当年父亲严家太盖房子的地方，是正宗的老宅基地。

段明华老人家是12月23日去世的，要在家里停6天，28日下葬。那些天，老太太躺着的堂屋地上铺着厚厚的稻草，严二虎和一些兄弟，到梨园街上租了20多床棉被回来，铺在稻草上，晚上严付昌和大哥严宏昌、弟弟严盛昌、严久昌等人都在被褥上半坐半躺，陪伴母亲。外面是两班喇叭，一班是4个儿子雇来的；另一班是严秀昌、严云昌、严秀云3个女儿雇来的。两班喇叭对吹丧乐，使丧事显得喧闹而隆重。27日晚，正式举行开悼仪式，酬宴宾客。请来知客的大老知是严金昌，勇敢子关正银带着他的流动大灶来办席面。晚上一共开了25桌，可谓是高朋满座，热闹非常。

28日一大早，严家的儿女孙男和一些侄男侄女等亲戚，一同把老太太送到殡仪馆火化。火化后，老太太的骨灰盒被装进棺材，由儿孙们送到祖茔地安葬。凤阳的民俗，女儿、孙女等人是不能送老人进祖茔地的。她们从殡仪馆就直接回到严付昌家里了。

老太停灵的堂屋被打扫干净，垫在地下的稻草等都被烧掉。晚上，大家一同到坟地送火。因为老人刚到阴间，没有火照亮，难以度过黑暗。一连送三天。到了第三天晚上，大家就要跪在坟前祷告，让老人留火照亮，后面就不再送火了。

送火回来，还要在老人躺过的地方铺上被子，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孙子、孙女等，一起半坐半躺在那里，焐地窝子，表示对逝者的怀念。讲究的人家会焐三夜，现在大家从简，一般焐一夜也就行了。

10．严美昌

2000年12月，我去小岗时又去了宏昌的家。在这里我见到了美昌。我记得那天他没坐在凳子上，靠着墙根，蹲在那儿，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我说美昌，江泽民总书记那天来，和小岗14位“大包干”带头人照相，怎么唯独就你溜号了呢？

他抽了一口烟，叹了一口气说，唉，谁说不是呢？我那天到小溪河去“起钱”，等我知道了，戒严了，交通管制了，我说我是小岗的，也不管。遗憾！遗憾！

这是温跃渊在《美昌的美事与遗憾》中的一个精彩段落。

严美昌胖胖的，很壮实，是严俊昌的亲兄弟，和严宏昌是同一个爷爷。但他和严宏昌处得多一些。温跃渊和他是老朋友，他告诉我：每次我都是在宏昌家见到美昌的。他俩烟瘾都很大，常常是你一支我一支地互相递着烟，没有停过。严美昌还有个特别之处，他能一支连一支地把烟接上抽，地上不见一个烟头。他说这样既节约又卫生。

我是2017年6月29日下午在凤阳县委宣传部的韩延龙陪同下去见严美昌的，在友谊大道中段路南他家的平房内。天已经热了，他家堂屋内摆着八仙桌，旁边是黑色的硕大落地电风扇，我坐在桌边听他陈述。

在“大包干”18个带头人中，严美昌是年纪比较小的一位。他1951年出生，但具体生日是哪一天，父母没有记住，大概是农历五月的样子。对小岗村的饥饿他记忆特别深刻，1960年的大饥荒，他饿得快要死了，牙关紧咬。他大哥严俊昌找队干部批了三两面，打成糊子，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把美昌救活了。

他的老伴叫徐善英，与关友申老伴徐善珍是姐妹俩。他有3个儿子，1个女儿，5个孙子，1个孙女儿，都在小岗村。大儿子严飞看上去十分忠厚，寡言少语。除去种地，还在村上做保洁，每个月另有1000多元收入。老三严德雨一看就是个机灵的人。他曾经在外面闯荡过，很有经营头脑。他现在也在村上搞保洁，开洒水车，每个月能拿到4000元，同样是保洁，他的工资是他家老大的三四倍。老大在一边说，咱不能跟他比呀，他那个是技术活。

在小岗村，严美昌曾经是非常有名的养猪能手。2008年前后，除去严金昌的养猪场，就算严美昌养的猪最多。他在大儿子严飞那儿砌了8间猪圈，在小儿子严德雨楼后砌了14间，在自个儿的荷塘前还有7间，总共弄了29间猪圈，这些猪圈养满了，能存栏二三百头猪。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他卖了不少猪，也赚了四五万元钱。2008年7月间，温跃渊去看他，他正顶着烈日在猪圈里忙活着。当时，两个人说着猪，温跃渊觉得：今年的猪肯定要为他增加不少收入。

可是谁想才过了1个月，风云突变！8月里，严美昌的大猪、小猪一个接一个地病倒了！他请兽医来打针，一二十元钱一支的药，他咬咬牙，打！还能眼睁睁地看它们死掉啊！可是打针也不管用，结果还是一个一个地倒了下去，再也站不起来了！在严宏昌家，温跃渊问严美昌一共死了多少头猪，他一项一项地报给温听：百十斤的商品猪死了58头；奶猪37头；五六十斤重的小槽头猪死了43头；最亏心的是老母猪死了14头，光这一项就损失4万元钱！严宏昌在一边说：“今年不知是怎么了，凤阳这一带不是美昌一户，大片大片地死猪。”

猪贩子要来买他的病猪、死猪，严美昌坚决不卖！猪贩子说要加钱，严美昌决绝地说：“给再多的钱我也不卖！我不能干那坑人的事！”在这个问题上，严美昌是非常有良知的。温跃渊听了，大声说：“好！美昌，你这是心灵美哩！”

2008年光养猪这一项，严美昌就损失七八万元钱！他说：“人倒霉了喝水也塞牙！那辆三轮摩托车也被偷掉了！”

温跃渊问：“什么时候呢？”

“奥运会闭幕式那天晚上，只顾看闭幕式。”

“可报案了？”

“警察来了。交警的探头也看到偷车人从李二庄的大马路上往北跑了。我卖小猪、买饲料，都指望它呢！又搞掉了七八千元钱。”

形势稳定下来后，严美昌的猪只剩下29头！他对温跃渊说：“我不服气！我要东山再起！”

听了这话，温跃渊眼睛一亮，故意说：“上次你到小溪河‘起钱’，‘起’成个遗憾了。你这回又咋个‘起’法呢？”

严美昌果断地说：“猪我还要养下去。我还有29头，老母猪还有十几头，到冬天还能下一些猪崽；我还要养藕、养虾！”

温跃渊说：“你搁哪养呢，就你门口那片巴掌大的塘吗！”当然也不是巴掌大。7月间温跃渊看到满塘摇曳的荷花，还是挺欣赏的。

“我还有大塘。我小哥知道。”小哥就是严宏昌。

温跃渊望望严宏昌，他点点头。

温跃渊说：“我能去看看吗？”

严美昌说“我欢迎你去，但是你不敢去。”

“为什么？”

“路太难走。没有路，尽是草，一人深的草。”

温跃渊望望严宏昌，严宏昌也说：“路太难走。”

温跃渊牛劲上来了。他才不信这个邪。他想起以前听过的流行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多有情调，多有诗意！他站了起来，拔腿就走！“农村采访我也多着呢！还没有我不敢走的路！再难走，也是走在咱小岗的田野上！”严美昌只好带路。

到了现实中，温跃渊才发现，这真的是自己平生第一次走得最难走的路。没有路，只有草，一人多深的草。一不小心，就歪到水里了，踩到烂泥里了。严美昌说：“你跟着我的脚印走。”可哪有“脚印”呢。温跃渊问：“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草呢？”严美昌说：“过去有牛吃，现在没牛了，它就疯长了。这地是我家的地，也没人走，我们自个儿走走不妨事的。”温跃渊说：“那你走给我看看。”于是严美昌就大步流星地走起来，像个草上飞。温跃渊跟在后面，气喘吁吁。

到了一处大塘，严美昌停住，说：“这是我的塘。十五六亩。你看这黑鱼草长得有多深！我栽的，前两年我就栽下了，明年养虾，笃定赚钱！埂上那些草，明年我用除草剂就能把它们干掉！”

塘埂上，严美昌已砌了一栋几个平方米的看塘的小房子。不是那种小棚子，而是用方方的空心砖砌的，很周正，而且电线杆子也一路埋下了，随时可以通电。右边是他的大塘，左边是他连着几个的藕塘：大儿严飞的5亩；小儿德雨也是5亩；他有两块藕塘，一块2亩，一块6亩，每亩藕至少有3000元收入。另外还有稻子。

看了一圈，温跃渊心里有数了：明年，严美昌是能东山再起的。

这些都是10年前的故事。严美昌还记得，当时温跃渊在田头摔了一跤，好在都是草，没伤着，但全身及头发棵里沾满了“茅狗子”。回到办公室，大学生村官赵玲、汪静静等把他身上和头上的茅刺一个一个地摘下来，共150多个。

温跃渊告诉我，严美昌的脾气有点“拧”。或许从10岁时就这样。那时他刚从死神那里回来，比死神还神气：哼，你阎王老爷不是想叫我去吗？哼，我就不去，看你能把我怎样！他和阎王都敢“拧”，那他和谁不敢拧呢？他的亲侄儿严德友主政时，省里各个厅局支持小岗改造村里的一些设施。比如修下水道、接自来水管。这自来水在农村来说可是大好事啊！那龙头一拧，水就哗哗地直淌，多省事啊！不想严美昌却又拧劲上来了，他不装！就跟你们拧着来。结果，全小岗就他一家不装自来水，至今他还在挑井水吃。快70岁的人了，挑水也是有点吃力。

严美昌对小岗历届的村两委都看不上眼，不怎么买账。甚至包括沈浩。沈浩曾对温跃渊说过，严美昌老婆来说，没钱了，能不能救济？沈浩说，你叫美昌来找我。严美昌不去。拧着劲。我和韩延龙采访他时，他说比较而言沈浩还可以，人已死了，不想贬低他，也不能抬高他。张行宇书记干得最好，人家想干事，没干成事，没人听他的。

对于亲哥哥严俊昌，严美昌也拧着。在家里，严俊昌是老大，严美昌是老二。嫡亲兄弟！何况1960年，硬是严俊昌弄了3两面糊，才把严美昌从死神那里拉回来的啊！但是严美昌不听严俊昌的。有一个时期，他大哥严俊昌不让严宏昌入党，是人所共知的。但严美昌就要和他大哥严俊昌拧着干。

2000年3月15日，在严宏昌家，温跃渊又遇到严美昌，他告诉温跃渊，自己串联了18户带头人家中健在的14人中的11人，为严宏昌入党的事签名。他给了温跃渊一份《为严宏昌入党呼吁书》，上面写道：

严宏昌1978年时是队长，是“大包干”带头人，已成事实，国人皆知，公认他在农业改革上有重大贡献。以“大包干”带头人的身份，严宏昌见过全国电台、电视台记者和名人、国家干部乃至国家主席数万人。严宏昌已是全国知名人士，这并不虚夸。

严宏昌为小岗发展致富奔走，四处求助，招商引资，路费都自掏腰包，还不算清正吗？就凭这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在村委会选举中，以绝对多数的选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这是群众的信任。就这样群众推崇的好人，到现在都不是党员，说起来不成了皖北奇闻吗？是他不愿进步吗？不是。

在梨园乡时向徐学友、周益兵、怀学仁三任党委书记交过入党申请书，向村支书崔志祥交过入党申请书，划为小岗村后又向代支书徐家宝、张从安交了入党申请书，所有这些申请书都石沉大海。1993年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富林视察小岗，当众宣布：严宏昌理应是党员，党龄从“大包干”那天算起。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可至今仍被拒之党外，为此我们死不服气。

我们认为严宏昌艰苦朴素，默默奉献，够入党条件。若有缺点在党内会改得更快，特别应提的是他虚心、诚恳、正派，能很好地为党工作。因此，我们呼吁：尽快吸收严宏昌入党，党龄应按孟富林同志的指示从“大包干”那天算起。

谨呈

呼吁人签名

关友伸　严金昌　严立学　严立坤　严付昌　关友江

严立华　严立付　严美昌　关友章　严学昌

1998年10月1日

温跃渊读了第一段时，停了一下，说：“美昌，不妥不妥，严宏昌接见记者还好说，接见国家主席不能说。应当是国家主席接见他才对。”

严美昌听了，只是咧着嘴直笑。

文的下面还注一行字：

当年“大包干”当事人共18人，已过世4位，还有14位。

严美昌未找他大哥严俊昌签名，还有1人未签。就是说，除去严宏昌自己不便签名外，14人中也就两人未签。

以前，严美昌对于小岗村的很多方面都不满意，土地流转、企业入驻、道路绿化、干部作风等方面，他都有意见。他还实名举报一些村干部。他谈的一些问题，是从自己的角度去扩散开的，他认为非常有道理，证据确凿。作为一个小岗村村民，他有权利表达自己关于小岗村的意见。对于问题的实质，做了全面了解的人，自然会有客观判断的。他不识字，举报材料上面除掉文字，还绘有一口水塘的坐标图。显然，这些都不是他自己的能力能够办到的。温跃渊说：“老美，你这些图不要说你看不懂，画不出来，连我也看不懂，画不出来。”他质问：“你是说，我是被人当枪使了？”温跃渊不语。乡村政治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小岗村就更有其复杂性。

对于小岗学校、医院的建设、卫生状况等，严美昌是满意的；住宿条件的改善、新农村改造等，严美昌大多数认可；不满意就是分了几个小区，住得有些散了，同时他又说，把几个庄子规划在一堆，干生产不方便，距离农田远了，这样下地干活耽误时间。个人待遇方面，和老伴一起，有“大包干”带头人的每月2000多元也是满意的。

严美昌虽然不识字，但会编打油诗，如同是小岗的“李有才板话”。2018年1月，李锦柱担任小岗村第一书记后，作风扎实，敢于担当，春节前后解决了很多问题。他不回避矛盾，一有机会，就和严美昌交流，春节前后，两人长长短短交流了十几次。春节前大雪飞扬时节，李锦柱特地上门，叮嘱严美昌要注意安全，少出门，防止跌倒。特别是大年三十那天，李锦柱和夫人副县长缪传凤一同去他家慰问，还给他送去棉被、牛奶等慰问品。知道他患有糖尿病，询问他血糖如何，告诉他控制血糖应该注意事项，情真意切。这让严美昌很感动。他诗兴大发：

一村雄住小岗头，土地承包顶逆流。施舍头颅为衣食，敢将热血洗穷愁。建成大道留挫迹，绘就蓝图各几秋。全村老少需奋进，明朝更上一层楼。

小岗旧貌换新颜，好日子才四十年。县委关心小岗村，又到二〇一八年。派来三位肖李沈，全村老少很喜欢。有了这些好领导，经济超美不觉难。

第一首诗里的“留挫迹”我不明白；第二首里面的“肖李沈”，是指当时的县委常委、副县长肖继根，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小岗村党委书记沈仁龙。这些诗出来后，严美昌请人用大红纸写出来，贴在自己家堂屋的墙上。来人时，他会指着读一遍。其实，他不识字，凭着的还是自己的记忆背诵的。

2018年春节后，温跃渊在采访严美昌时问他们家目前的打算，严德雨给他看了一份报告：

本人从事多年鱼、虾、泥鳅等水产养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发挥资源优势，扩大养殖规模，经与其他水产养殖户协商一致，申请成立“凤阳县小岗村草塘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温跃渊一问，所谓“其他水产养殖专业户”，就是他爸爸严美昌、大哥严飞、二哥严德云，即严美昌一家成员组成的一个水产养殖合作社。父子几人加在一起有80亩水田，在岗地居多的小岗，算是一大特色了。

春节前的大雪，给小岗村带来了不少降水。而5月上旬的特大暴雨，让小岗的塘塘坝坝全都满了。严美昌家的所有塘坝都是碧波荡漾，随水而生的白条鱼，不时地在水面上跳跃。鹅群在水面上振翅追逐，白毛红掌，清波绿草，满塘欢快。此时再投放上鱼虾，伴随着一岁一枯荣的水草，满地黄花堆积，秋雨梧桐落叶之时，鱼虾定然满塘满坝！

第三章

“包二代”列传

我该怎样为明媚的记忆欢笑

在那青春的日子，我曾俯瞰世界

紫色的葡萄，像夜晚，从西方飘来

垂落在喧闹的大街上，每滴汁液的一颗星

嵌进铜镜，辉映一下我的面容

我的心像黎明时开放的大地和海洋

驼铃、壁画似的帆从我身边出发

到遥远的地方，叩响金币似的太阳

——杨炼《遥远的童话》

【内容提要】本章叙述一部分“大包干”带头人儿女们的人生之路，较之父辈，风景别殊。

采访日志

2017年

6月9日下午、10日上午，小岗村村委会办公室，采访严余山。

6月23日下午，小岗村街道大包干农家菜馆，采访关正景。

6月27日下午，小岗村街道小岗梦菜馆，采访关正金。

6月29日上午，小岗村村委会办公室，采访严余山。

6月29日下午，小岗村街道金昌食府，采访严德双。

10月20日下午，小岗村街道小岗梦菜馆，采访关正金、关友申、徐善珍。

10月21日上午，清晨5时30分陪同关正金前往小溪河镇农贸市场买菜，路途和集市采访、交流。回到小岗梦菜馆，采访其妻陈广荣。

10月21日上午，小岗村街道水煮鱼餐馆，采访关正银、杨文章。

11月1日上午，赴扶贫户家路上采访严余山、赵玲、马学原。

11月3日傍晚，江西上饶采访严立岩。

11月5日上午，江苏昆山采访严德聪、汪飞夫妇。

11月17日下午，凤阳县委党校办公室采访关正标。

11月18日下午，合肥安港大酒店采访严德莲、温跃渊。

12月30日上午，小岗村街道老厨子餐馆门前流动大灶加工现场，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关正银。

12月31日上午，小岗村街道小岗梦菜馆，采访关正金。

12月31日晚，小岗培训中心315房间，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关正银。

2018年

1月1日下午，小岗村农贸市场小区，与温跃渊一同采访盛吉明、严德凤。其后多次电话采访。

1月2日上午，小岗村街道严久昌家，与温跃渊一同采访久盛桃业业主严久昌。

1月10日晚，小岗培训中心315房间，与温跃渊一同采访严德宝。此前此后多次电话采访。

1月11日下午，小岗村农贸市场小区，与温跃渊一同采访严小兰。其后，多次电话采访。

1．传承父辈梦想的严余山

一

严余山是严宏昌长子，1973年出生，兄弟姊妹5人，在兄弟中他是老大。按照家族的辈分，他属于“德”字辈，和严俊昌家的严德宽、严学昌家的严德奎属于同一辈分。他取名严余山，在小岗村也是一个经典的历史瞬间。2008年，《三联生活周刊》主笔朱文轶曾有过这样的描绘：

1973年，本来是严家波澜不惊的一年。四处要饭的生活还没有终结，母亲段永霞除了农忙，其他时间仍然漂泊在外，被公安抓到后遣返回家，过几天就又出去了。这个饱经沧桑的女人说，那段苦难日子里，从滁县到南京铁路线上的城市，无锡、镇江、苏州、常州、昆山，几乎每个城市的灾民站她都住过。

这一年严宏昌刚刚在离家不远的余山公社找到了建筑工的工作，工钱少得可怜，不过多少能给家里捎回一些日用品和粮食，生活的希望多少露出了一点苗头。

大儿子的出生，为这个穷困潦倒的家庭注入了一丝活力……

按照严家的辈分，这一代应该是“德”字辈。段永霞跟严宏昌商量：“生他的时候，你在余山公社干活，就叫他‘严余山’吧。”

严宏昌同意了段永霞的提议。对他而言，余山公社确是个值得纪念的人生驿站。这是他第一份像样点的工作，他把这些生活细小的改观，都跟儿子的出世联系在了一起。当然，还发生了另一件事，严宏昌觉得是个奇怪的兆头，他内心因此更相信，“余山”是他的福星。

这件事发生在余山出生前一个月。那时候因为粮食紧缺，在严宏昌还没到领工钱时，家里十月怀胎的段永霞都快两三个星期没尝过半粒米了。段永霞的怀孕让严家口粮大打折扣，以前她的四处乞讨毕竟是家里上下老小食物的重要来源之一。百般无奈下，严宏昌想到去他的四大爷家借点红薯干。严宏昌是个要面子的人，出门前盘算了半天，借多少才说得出口，斟酌后觉得借“4斤”应该差不多，省点吃能让老婆勉强过完月子。

走到半路，严宏昌突然发现地上有个绿色的发亮的小玩意，捡起来看上面“还包着一小块铁皮”。严宏昌意识到那是个打火机。说来也怪，在那个抽粗烟点火柴的年代，小岗村里的土路上怎么会掉个打火机？可的确就是这离奇的打火机，帮助尚在腹中的严余山渡过了人生的第一个槛。

“路过犁园公社牛棚时，四大爷的儿子严文昌拉我去看附近一桌玩牌九。”严宏昌回忆，“那个院子里围了有十来个人，进去后，有人拿烟给我抽，我当然随手就拿那个打火机点了，结果全场的人都转过头来看我。那时打火机稀罕啊。”“当时牌桌上坐庄的是东庄大队书记，他就问我：‘5角钱把打火机卖我怎么样？’我说：‘不卖。’他想了想说：‘那1元钱呢？’我还是摇头不卖。其实我心里真想卖啊，1元钱能买1斤多肉了，我哪里还用去借红薯干啊。但我也是被‘将’住了，在那个场合，大伙都瞧着，我卖了丢人。”

“那位大队书记一心想要，接着跟我商量，那我们赌把牌九，你赢了我给你1块5毛钱，你输了就把打火机给我。”严宏昌心想，这个买卖自己不吃亏，既然你说打火机能押1块5毛钱，我就分3次下注，输也输3次才能输完呢。“没想到，我就一把都没输，赢得一发不可收拾。一下午，打火机不仅没输掉，还倒赢了几十元钱。这些钱我全部用来买米，买了100来斤。家里有个缸，是老婆陪嫁过来的，最初说是用来装米，可从结婚起就一直空着。那100来斤米就几乎把缸填满了，老婆欢喜得不得了。”

据说这之后，严宏昌逢赌必赢并染上了赌瘾，据说也是许多年后的一次交手失利才让他痛下决心戒了赌。严宏昌显然更津津乐道于打火机的故事，而对其后沉湎赌博的经历矢口否认了。不过，段永霞却隐晦地承认了这一点，她对我说，年轻时为了这个不知跟丈夫吵过多少架，最后她都让步了，因为她心底一直记着丈夫背回家的那袋米的恩，“那米，救了我和余山的命啊。”

这个经典的历史瞬间充满传奇性，听过的人都难以忘怀。

二

1990年，严余山初中毕业就辍学了。他没有补习，继续考高中。家里面有那么多农活，父母和姐姐身上的负担太重了。他是长子，应该挺身而出。“种田是体力活，应该就是男人干的事。”严余山说，“至于学习，知识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学到。”

其实，还在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严余山有大半时间都是在农田里度过的。很多时候，他是在田间搭的临时草棚睡一觉，第二天直接去上学。位于村南严家那个水塘被人叫做“死人塘”，20世纪60年代大饥荒的时候，很多饿死的人被扔在那里，那片田以前几乎就是个乱坟堆。严余山小时候看田，就睡在坟堆上面。有个冬天，田埂裂出很大的裂缝，他蹦跳着去上学的途中一不小心摔了进去，幸亏后来被人及时发现。

“我9岁就会犁田耙地，11岁会开四轮拖拉机。”那些年，严宏昌常在外面跑，地里面常常是母亲段永霞在前面用牛拉犁，严余山就在后面帮扶犁地。放学后，他吃住在地头茅草棚，以便提高劳动效率。劳作之余，他从四叔那里借了全套的高中课本，每天在草棚里刻苦学习，打算将来参加成人高考。一天晚上，劳累的严余山睡着了，碰倒了一旁的油灯，大火迅速燃烧起来，顷刻间毁掉了草棚，也毁掉了他学习的全部课本。好在严余山从茅草棚中滚了出来，四叔的高中课本他已经自学完了。后来严余山顺利地拿到了电大文凭。

16岁时读初二时，严余山曾遇到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铁路部门招聘职工，蚌埠铁路分局给了凤阳县7个报名名额，后来这7个指标又全部分给了小岗，只是重视它的人寥寥无几。这一年是1989年，“大包干”推行第11年，大多数小岗人包括小岗的“包二代”，都仍然把种田当做他们的终生使命和宿命，很少有人愿意出去闯荡。他们认为，漂泊他乡和上一辈人讨饭没有什么区别。另外他们听说，这次招收的就是铁道上的养路工，整天扛着洋镐刨道砟，风吹日晒出苦力，并不比干农活轻松，而且不自由。

但外面的世界对严余山却充满着诱惑，加上父亲的支持，他不假思索就报名了。他到凤阳县城参加了考试，结果在体检中就碰壁了，身体瘦弱的他当时身高不到1.6米，体重不足50千克，走起路来还有明显的罗圈腿。最主要还是他的年龄，让前来招聘的人担心他是否能适应高强度的工作。

这件事对严余山影响很大。从此以后，为了让自己变得强壮，余山坚持每天早上跑10千米，由此他成为严家几个兄弟里身体最好的一个。几年后，他的罗圈腿也奇迹般消失了。

除了在农忙的时候帮父母干农活，农闲的时候严余山也到外地做过生意。他至今不能忘怀的是1990年年底，他跟随当时女友的父亲到江苏的洪泽湖去贩鱼，贩到小溪河镇来卖。这也算是多渠道的发展经济，但成效并不明显。

1991年，严余山去上海学养殖。他能够获得这一机遇，得益于他名声日隆的父亲严宏昌。“随着1978年严宏昌成为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之一，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一事件的政治含义逐渐明朗化，他渐渐被包裹在一连串的光环之中，他跟外面世界接触的机会也随之越来越多。他的知识派上了用场，这让他在18个‘大包干’带头人里脱颖而出。那些农民里识字的不多，初中毕业的寥寥无几，严宏昌成为小岗村跟外界沟通的‘外交代表’，成为介绍1978年小岗村‘大包干’事件的民间发言人。尽管不停地抛头露面后来也带给这个家庭一些麻烦，村里其他家族的忌妒，尤其一直是村长的堂兄严俊昌对这位堂弟的敌视越来越强烈，不过外面世界的大门毕竟向这个家庭打开了。”

“这一年，处于浦东开放背景下的上海召开了一场‘关于恢复上海主人印刷厂改革试点暨城乡合作经济理论和实践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当年席卷全国的姓‘社’姓‘资’大讨论中的一部分。作为这场争议的‘源头’，安徽凤阳小岗村当然在被邀之列，而小岗那位能说会道的农民自然是严宏昌了。

“这个讨论会的级别很高，严宏昌见识了大城市，还见识了另一个世界。这个农民一点都没表现出怯色。据严宏昌自己说，他在这次会上侃侃而谈，把他的想法一倾而出，会下他跟那些官员们都打了招呼。

“有意思的是，严宏昌的第一次上海之行，居然没有带自己的儿子严余山同行，而是带了严俊昌的四儿子严德友。这个有悖情理的决定，充分反映了严宏昌矛盾重重的性格。当时，这个家庭处处被严俊昌家所压制……用段永霞的话说，丈夫的想法是‘我们惹不起，但躲得起’。在严宏昌看来，社会声誉和外部资源是他对付严俊昌的筹码之一，他利用这个优势施以‘小惠’，也许可以换来两家的和平共处。

“为了这件事，严家内部爆发了结婚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段永霞坚决反对丈夫的软弱，在她眼中，严德友和严余山差不多年纪，都正处在人生重要的关口，把自个儿家难得有的机会让给别人，简直就是愚蠢做法。‘我们从来没有吵这么厉害过，后来他看我生气，就不停地跟我讲话、解释。我不理他，一直哭。’但事情却并没有像严宏昌想得那样，小岗这两大家族的关系不仅没有得以平缓，在将来还更为激化了。”

1991年下半年再次去上海，严宏昌就带上了自己的儿子。严宏昌在会上认识了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王振民。王振民告诉他，上海正在搞“菜篮子工程”，这能给严宏昌和小岗带来机遇。他还认识了上海一家校办印刷厂的厂长宋富豪，他在上海期间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借住在宋富豪家里。在上海某旅社住的一个晚上，他又结识了一位来自香港的商人刘玉才，刘玉才告诉他，计划要在东莞投资一个工厂。

严宏昌把严余山引荐给了这些朋友。宋厂长和刘老板都是很重情义的人，他们都希望严宏昌能够发达，由严宏昌介绍的亲戚、朋友，包括严家几个儿媳妇到上海、东莞打工都首先投奔他们，一路绿灯。

上海之行让严宏昌身处一个真实又虚幻的奇妙境地。王振民建议严宏昌可以利用“菜篮子工程”做点事，他说“菜篮子”就是“钱袋子”，上海周边郊县的农产品产量满足不了大上海的需求，要大量从外地引进，小岗地处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县凤阳，空间广阔，完全能够从上海的需求缺口里分一杯羹。但这杯羹怎么分，王振民也没有具体办法。严宏昌的能量显然无法调集整个或者部分凤阳县的资源，“菜篮子致富计划”的美好前景却是那么耀眼，严宏昌和严余山商量后，让严余山留在上海，学习养鸡技术，同时用手里不多的流动资金，托王振民帮忙订购了2500只泰国鸡。他们想通过这些泰国鸡的养殖，分大上海“菜篮子”的一杯羹。

严余山学成归来，泰国鸡鸡苗也运到了。

鸡苗运到了，严家才发现凑不出饲料的钱。他们一开始低估了养鸡的成本，这种肉用的泰国鸡40天到45天就能出笼，但需比一般土鸡多得多的饲料。严余山只是从上海带回了饲料配方，原料全要自己购买。为了救急，段永霞不得不提前把家里5只还没有长膘的猪卖了，去换饲料用的玉米和原料。本就没到出栏的猪，又没赶上好行市，一来一去，价钱大不相同。5只猪统共才卖了1000元钱，严余山还没赚到钱，已经让家里折了一大笔。

不幸的事一件接一件。严家的平房完工1年，家里很多地方都还没时间拾掇，为了给将来加盖二层做准备，严宏昌在一楼预留了楼梯间。楼梯间暂时用不上，就成了存放杂物的地方，农药和农具都堆在里面。不知什么时候，老鼠把纸箱咬破了，农药撒了一地，上千只泰国鸡和土鸡一样四处散养，它们把地上的农药一扫而光，1天内100来只鸡就全倒下了。幸亏段永霞发现及时，才没让灾情扩大。“鸡苗刚送来的时候，我们自家的土鸡闹鸡瘟，我成天担心这上千只鸡要是传染上了可完了。余山说：‘妈，没事，这鸡长肉快不生病。’果然没染鸡瘟，却没想到被自家农药药倒了。”“可惜啊，那些鸡都长到七八斤重一只了。”段永霞说，“我把被药的鸡全杀了，把肠子扒了，洗干净，用家里的大水缸腌起来，满满一缸。那后来大半年，家里几乎天天吃鸡了。”

他们对市场也缺乏估计。严余山在上海期间学的只是饲养技术，对销售基本上一无所知，严宏昌也不在行。他们只知道，“菜篮子”工程有肉鸡的需求，但货主并没有谈妥当。到肉鸡长到40天，政府的采购时间已经结束了，他们在上海根本找不到买方，鸡的销路成了致命问题。肉鸡继续生长，鸡肉会老，鸡会掉价。不巧的是，1991年这一年正好遇上百年一遇的淮河大水，大洪水导致农贸交易萧条，离小岗最近一家规模最大的生鸡收购点——蚌埠屠宰场也关门了。严余山只有发动全家人，主要是母亲和大姐，帮他赶集卖鸡。每天一大早，两个女人担着沉重的鸡筐，辛辛苦苦到凤阳、临淮、门台子、小溪河、大溪河这些村镇去叫卖。在严家，男人是梦想家，女人是实践者，后来严氏父子又养过鸭、开过厂，情形大多如此。

接下来还有些麻烦，严家就更想不到了。由于发大水，当初鸡苗没法从水路运到蚌埠，陆路也走不通，各种支援淮河灾区的物资正源源不断行驶在公路上，很多民用运输都让道了。上海那边的人在电话里告诉严家，有些车在路上堵了三天三夜。上千只鸡苗刚从孵化室提出来，根本不允许路上被耽搁，多一天小鸡都挨不了。最后王振民帮严宏昌疏通了些关系，想办法把鸡苗分成两批，跟着两车“救灾物资”专用车先后发到小岗。

没过几天，村里就开始出现了很多不利于严家的传言。这些传言说，严宏昌家人利用“小岗”这块招牌在外面招摇撞骗，又把骗来的本来给小岗的项目占为己有，从中牟利。有人就拿这些运到严家的鸡说事，说他们亲眼看见，是送给小岗的救灾物资，结果被严家生生给贪污了。很快就有干部找严宏昌去谈话了。这个无头案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事情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上海带给严家的好运和烦恼都还没结束。出售鸡苗的上海松江大江公司为了提供配套售后服务，组织了一些职业技术学校的师生到严宏昌家来指导肉鸡饲养，顺便参观考察。大巴载着成群结队的外地人到小岗来，还唯独只进了严家，让原本刚刚平寂的流言再一次在村里“沉渣泛起”。

作为这家“个体养殖公司”的负责人，严余山代表严家招待了远道而来的客人。这些上海人被在这个联产承包制鼻祖小岗村所看到的贫困触动。眼前的这个普通农民家庭，尽管是修建不久的新房，也是村里屈指可数的砖瓦房，却异常简陋，六间屋子三间用来养鸡了，四处乱窜的鸡和人混杂在一起。另一间屋子里还拥挤着老少三代七口人，据说是大水逃难过来的灾民。

段永霞说：“他们见我们家太困难了，就说回去后，让学生把家里的旧衣服寄过来给我们家小孩子穿。有一个老师说，他们那儿正好有1000套过时的校服，让我们帮代售，收入五五分，算是给我们家一点经济支持。谁知道衣服刚运过来，就又有人去告状了，说这是‘救灾衣服’，为这事宏昌前前后后跑了几天。衣服没卖出几件，堆了半间屋子几年时间。”忍无可忍的段永霞再一次扮演了这个家庭里最“凶悍”的角色，她站在家门口不指名道姓地大骂那个背后使招的人。她深知那6间平房是严家“骄傲”的本钱，是村民大伙看着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就据此反击：“我们家什么都是骗来的，连房子也是骗来的，有本事你也去骗去。”本来就不温不火的养鸡生意在绵绵不绝的争议和口水里又勉强维持了1年，两个严氏家族的梁子越结越深。1993年，严余山的大姐严德凤出嫁了，段永霞一个人要承担田里的农活，严家再也没有人手去四处赶集卖鸡。严余山的初次创业就这样夭折了。

这段历史颇有些悲壮，现在回想，真有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觉。严余山说：“就养鸡来说，我觉得在小岗大规模养殖太不现实，销售的问题太大了。后来有一天在跟我爸聊天的过程中，我爸问我想不想出去。那时候他正在跟香港老板刘玉才谈关于在凤阳县建立一个合资企业的事情。刘老板在广东东莞的电子元件工厂正好开工了，需要工人。我当时想，如果在家里种一辈子地的话，肯定将来也没出息。因为到年底了，也没有什么农活了，我就跟他讲想出去看看，大不了不行了再回来，明年开春还能赶上种地。这一年年底的腊月十六，还有十几天就过春节了，我去了广东。”

三

我是1993年到的东莞，一直到1999年12月份才回小岗。这个电子元件厂是我进的第一家企业，我进去的第一天，就想到了以前在学校老师常教诲我们的话：书到用时方恨少。一切都是全新的，一切都要学习。我业余时间都用到了学习上。在这个企业我一干就是8年，做过保安、车间主任、厂长助理、副厂长。每一个岗位都是我自己推荐自己。因为我有信心，遇到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总是能想办法解决。这样，赢得了老板的信任。这期间，我又考了北京工商学院的工商管理本科（函授），可以说是我人生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刚开始进厂时，老板曾经给我们出考题，为什么要出来打工？我就回答两句话：学习本领，将来好回去建设我的家乡。到1999年12月，我当时提出辞职的时候，老板很诧异。我从1993年进厂时每月140元工资，涨到了年薪20万元，回到小岗，会有这个回报吗？我跟他说，辞职的理由很简单：我到这里来就是想学习的，你现在已经没东西给我学了，我还在这里干什么呢？我将来总有一天要回到小岗村发展。我10年以后回去，是从头开始，今天回去也是从头开始。那我倒不如现在就回去了。

此时已经是小岗村“大包干”20周年了。在过去的20年里，从1978年到1998年，都是我大伯严俊昌他们家在领导小岗村。应该说小岗村除了稳定了农业的基础，其他方面的产业没什么发展。可能跟一些领导方式或者发展模式、个人的思路有很大关系，小岗村的老百姓普遍提出，希望干部能通过民主选举。1998年改革20周年的时候，正好江总书记视察了小岗村，很多人都提出了这种想法。后来通过民主选举，我爸当选为小岗村村委会主任。应该说这是他改革20年以来，第一次真正地进入小岗村领导层。

2000年年底的时候，我通过跟滁州市当地一个朋友合伙，在小岗村为来安碧绿春酒厂做配套，搞了一个酒瓶盖加工厂，专门做一次性防伪塑料酒瓶盖。干了差不多1年，小岗村有十几个村民在里面上班。基本上每个人每个月六七百元钱的工资，还是很正常的。但是后来就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可能在农村还有一种“仇富心理”，农村的土话叫“红眼病”。那时候因为我年龄比较小，社会经验也不是很丰富，当时也没预料到这些，所以很多想法很幼稚，以为在小岗村做事从今以后可以一帆风顺，把事情做大。在外面学习了一些先进的管理知识，在小岗村可以有用武之地。除了这个瓶盖厂，我还和常州宏昱电子有限公司联合，准备在小岗生产预付费电表。到2001年的11月份，瓶盖厂突然被人炸了，正在大张旗鼓地准备预付费电表的厂自然就黄了。

当时回到小岗，我真的是满怀信心的。瓶盖厂建起来后，我心里想，我终于可以为家乡的发展、建设做一点事情了。结果受到这个打击之后，当时就在想，可能小岗村现在还不具备条件，一些环境还不允许。所以我想要再次走出小岗村。

2009年11月23日，在北京发展的严余山接受了网易新闻主持人刘颂杰、夏小兽的采访，谈到再次走出小岗村后的经历和一些想法。

网易新闻：从1978年到你这个酒瓶盖厂被炸，这20多年的时间里面，可能小岗村确实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长期处在停滞的状态，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严余山：过去这些年发展不起来，它有必然的原因，导致了它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包括人的素质、领导干部的素质，一些机制的问题。最关键的就是，一直到今天，可能我这个观点不一定正确，但是我相信不光是在小岗村，在中国农村普遍都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凭个人喜好发展，所以出路就有了局限性。

网易新闻：你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点？

严余山：我所说的凭个人喜好发展，比方说，我是一个地方的领导干部，但是我所掌握的知识层面、我的思维、我的圈子、我的人脉关系就这么大，在这个地方无论干什么东西，就我说了算，这叫凭个人喜好发展，整个这个地方发展的空间就有局限性。说得明确一点，就是还不够民主。

网易新闻：你在1999年回到老家，到2001年这一段时间，对这一点可能体会得比较深，是吗？

严余山：对，当时我回到小岗村真的是满怀信心的，受到这么大的打击，将来怎么办？我想了很长时间。但是中国有句话“墙内开花墙外香”，我说这句话说得太没道理了。往往在任何一个地方，墙内根本都开不了花的。不光是在小岗村，在中国大部分的农村，好多地方都有这种现象。

这句话应该把它改成“墙外开花墙内香”，先从外围突破。包括今天都是，我一直在想，要先在外面做好自己的事情。你想把大家的事情做好，没有这个能力，时机也不成熟，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再说吧，然后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别人，可能会比较有说服力。

网易新闻：1978年的小岗村，因为在政策上的先行获得了发展的动力。后来这种先行的动力就慢慢地缺失了，你直到今天，一直在寻找这个动力，是吗？

严余山：小岗村当年的“大包干”带头人还有12个人健在，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就是，他们现在都很迷茫。现在，小岗村的两委班子基本上没有这帮人，只有1个当年是“大包干”的18人之一。不管村里面做什么样重大的决定，不管将来制订怎样的发展路线和方针，小岗人不知道。大家没有一个共同的思路，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怎么可能统一呢？

网易新闻：2000年从小岗村出来之后，你又到哪儿去了？

严余山：自从我那个瓶盖厂被炸了之后，我在家里待了9个月，到2002年之后我去了合肥，当时是跟深圳的一个朋友再开了一个分公司，专门做城市亮化工程。2003年6月份把合肥这边丢掉了，去了上海，注册了“小岗人工贸公司”，在黄埔江边上租了码头，进行水泥、黄沙、石子这些建筑材料的贸易。那时是整个上海建材非常火爆的阶段，被我赶上了。凭良心说，也赚了一部分钱，确实很赚钱。

网易新闻：你是差不多2006年又再次回到小岗村，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

严余山：因为我2004年开始转行在上海做节电设备，包括高压电力系统控制柜、节能灯具等，我白天跑市场，晚上做研究，个人取得了十几项专利，我做的节能设备有几项技术当时在国内应该说处在前端地位。到了2006年，上海的公司有了一定的基础，技术、市场都非常成熟。

正好这个时候我们小岗村挂职书记沈浩找我谈过很多次。我通过跟他几次接触，说真的，我觉得他能吃苦，比较有干劲儿。因为年龄比较轻，很有想法，我觉得他可能会给小岗村带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后来我就一直关注他。

他是2004年到小岗村的，2006年的时候是他挂职最后一年，在2006年的五六月份他还不断地跟我联系。我每次从上海回到小岗村，他都要找我做工作，希望我回到小岗村来。当时我爸就说，沈书记大力支持，再加上毕竟我是小岗村第二代农民，小岗村一直以农业为主，难得现在沈书记确实在小岗村大力发展工业项目，以工业带动农业。应该说我们一直是以在小岗村发展工业致富作为梦想的，一直想在小岗村把工业做起来，这也是一个机会。所以当时我爸跟我一说，我就答应了沈书记。2006年10月份，我在合肥参加高新技术对接会，沈浩在会上帮我推销产品。当时我们把设备拉到会上参展了，一些同行看到我们的设备，就把他们的设备拉走了。他们的跟我们的没办法比。高新技术对接会结束后，我直接就把设备拉到小岗了。不久，我就注册了“小岗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这是我回乡第二次创业。

网易新闻：你回来以后，发现再走这个工业化的道路，跟从前相比，是更容易了，还是更难了？

严余山：我回到小岗村注册了这个节能科技公司以后，所有的事情办起来应该说都还是挺顺利的，而且我把所有相关的手续，包括一些立项文件什么的全部都办齐了，合同订单也签了400多万元，但是后来跟着就涉及一个非常尖锐的东西，就造成我在小岗村将近3年的时间，没有把这个项目做起来，那就是生产场地的问题。

网易新闻：还是土地的问题？

严余山：土地的问题。当然我在小岗村自己家有很多土地，我也可以在我自己家的土地上建厂房，但是不符合村里面的统一规划，所以不行。虽然我也找县里面的马书记协调过，他当时打电话给国土局，认为只要我需要的这块地不是基本农田，应该可以考虑让我操作这个项目。

但是跟着村里面干部又说不行，因为有其他人看中了这块地，就是小岗村现在的大规模流转土地的其中一个项目，他们要使用这块地。因为他们要的地多，前期第一期就要了2000亩，刚好就把我要的这15亩地也算在里面了。

网易新闻：除了土地的问题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严余山：另外，在小岗村创业，还有一个就是农村的金融问题。比如，我们前期创业，可能遇到一些大规模的投资，资金没办法运转，但是在农村你怎么操作呢？贷款？没办法贷。现在我们都知道首先要质押。农村拿什么去抵押？你又没有什么固定资产。

（2009年）6月16号这一天，我找到我们村里面的党委书记，他很明确地跟我讲了一句话。当然，我认为他可能是一番好意，因为我在小岗村耗了3年了，每天不断地在扔钱，从来没有赚过钱，压力也可想而知，我也想在小岗村把事情做起来的。结果他很明确地告诉了我一句话，我觉得他好像是在提醒我，他说：“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因为你是小岗村的人，你是严宏昌的儿子，你一分地都买不到的。”

这句话我推敲了很长时间，我自己也想不通。但是后来自从我看完《小岗村的故事》这本书以后，我就知道了。因为毕竟我爸在小岗村做了这么多年都没做起来，都做不好任何一件事情。所以我想小岗村目前这种局势之下，可能真的不适合我。

网易新闻：那你会接受这种现实吗？

严余山：我现在不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今天实际上完全抱着一种很无所谓的心态来看这件事情。小岗村不管领导班子怎么样流转土地，怎么发展小岗村，弄好了，当然最好。弄不好，我现在也不想依赖什么东西，我现在走出小岗村，跳出这个怪圈，做好这里的事情。如果实现不了小岗村的人治理小岗村，如果小岗村的干部仍然处在这种“空降”的状态，跟老百姓完全是两码事，那回小岗村干吗呢？

2009年6月21日晚，严余山又一次离开小岗村，开车去了北京。2017年6月9日下午，说起这段经历，他有些心酸。

四

为什么选择去北京呢？因为北京方面有不少人在中央电视台2套看到报道，知道我们在做节能科技产品，他们想和我们一起做。他们给我承诺，办企业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他们都会满足。到了北京，就和他们联合成立了一个公司，我主要是负责提供技术服务。这个公司也符合我们上海总公司在全国的布点需求。干到2012年，上海的公司扩建，我又回到上海，担任总经理。这期间的2011年，小岗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第八届村民委员会，曾经有人动员我回村参加选举。我觉得难以有所作为，就没有回来。

到了2014年，王学军省长调到安徽，第五天就来到小岗村考察。他到我家去看望我爸，和我通了电话。当时我在上海，他在电话里跟我讲，还是要回到小岗村来发展。而且当时安排市里相关领导对接这个事情。我很受感动，觉得作为小岗村的“包二代”，对小岗的发展确实有责任和义务。小岗村这么多年，享受政府很多政策和优惠，但许多事情干得效果不理想。我们作为土生土长的小岗村人，心里也很着急，也希望自己能为小岗村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2014年6月，我把公司的总经理辞掉，交给一个河南的工程师，跟着我们干七八年的，比较可靠，比较踏实，就让他来负责了。

2014年8月28日，村党委换届选举，我被选为村党委委员。按照会议分工，配合党委书记，做好“三农”工作和社会事务工作，分管共青团工作。

按照做企业的思维，首先讲究效率和成效。通过一段时间实践，才发现自己对基层行政不是很了解，只有多历练，把每一个村干部都当成我的老师，多看、多干、多问，现在我干了三年多了，觉得在工作中学到了很多。我给自己规定，对群众工作要三个起来：每天只要有老百姓来找，要站起来、笑起来、动起来，是自己范围内的事情要努力解决，不是自己范围内的要解释清楚。从刚回来，老百姓对我不了解，到现在，被老百姓认可。

原先村里团委没建起来，我认为，青年农民是村里的新鲜血液，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才能形成巨大的动力。我选了一个日子，2014年11月24日，召开青年团员会议，成立共青团小岗村委员会，选举了团委书记，配齐了班子，成立了志愿者团队，关爱留守儿童，关爱五保老人。我为什么选择这个日子呢？这是当年我们父辈按手印的日子。

2014年年底，每天下班后到各村民组跑。小岗村民组1993年前属严岗村。1993年小岗、大严两村民组单独成立小岗村，100多户，300多人。2008年把石马村、严岗村都并过来，全村近900多户，4000人，现在已经1041户，4173人。我在外面21年，对合并后村子里的很多老百姓都不认识。我想要全面了解情况，看有没有贫困户，除了耕种土地，人们还兼做其他什么产业。这也是问政于民，去倾听，听农民怎么说。古人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在平时走访群众的过程中可以了解很多问题。

经过调查了解，我发现小岗村存在很多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必须正视。现在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对于有些棘手问题，主要负责领导可能觉得任职反正就两年，事情能拖就拖，遇到问题绕着走。这样就会造成问题越积累越多了。我们作为地方干部，才进班子，很多事情说了不算。但老百姓不问你是正职还是副职，地方干部还是下挂干部，你都是干部，找你就是要解决问题。这一方面，对我的确还是有些压力的。我认为小岗的有些问题，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尊重历史，有些还是容易解决的。老百姓要求是看到希望，并不是说今天来看到了，让你明天就处理掉。我们这个层面能解决的，就尽快解决；我们这个层面无法解决的，要尽快向上面反映，不能只是捂在手里。我认为，我们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班子，来专门解决小岗村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遗留问题不处理，对小岗村将来无论是“三年大提升”也好，5A创建也好，都是有麻烦的。

对于小岗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班子建设。你不能要求省派、县派干部一辈子扎根在这里。而本村干部有些人的能力有限，不会做群众工作，连计算机都不会操作。班子里面干的干，看的看，很不平衡。未来小岗村班子的新老交替、后备干部培养，要依托小岗成长起来才行。至于我本人，真的很累，春节以后，只有一个星期天休息，基本上五加二、白加黑，天天加班。

“大包干”精神、沈浩精神，是小岗村的宝贵财富，要传承好。“大包干”精神这些年已经成为改革开放的旗帜，这面旗帜在我们手上要是没有打好，是无法对后人交代的。对外要弘扬这面旗帜，继续扩大小岗村对外的影响力。

当下的社会有对小岗村非常不好的桥段，对小岗村影响非常不好，有些负面报道，外界对小岗村不理解。外面人不理解就算了，但小岗人自己要理解，班子成员更要理解，一些外派干部对小岗村要先了解，后理解！

对外界要传递正能量，关于“大包干”带头人对土地的感情是真挚的。有些人说带头人对土地流转有抵触，这是不全面的，带头人对土地流转一是担心农民利益能不能保障，二是土地流转后是干什么？当年的分田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流转是发展生产力，这要解释，要沟通。把这一类问题列出清单，来系统解决。

小岗缺什么？

小岗缺内生动力。

五

2015年后，严余山又分管村里的扶贫工作。

贫困户程玉正是程圩村民组的，今年41岁，家里有4口人，夫妻俩带两个女儿，2012年在外地打工，摔倒后伤及后脑勺，造成残疾，丧失劳动能力，一开始生活自理都难。这家企业不愿意承担责任，被诉讼，结果法院判赔十几万元，但企业很快破产了，程玉正分文也没拿到。治病、打官司、无法干活，种种不幸汇聚到一起，原本不富裕的家庭很快变得一贫如洗。

严余山2014年走访过程中发现程玉正家太困难了，一直记挂在心上。2015年扶贫工作全面启动后，要求每一个干部包保一家贫困户，他自告奋勇帮扶程玉正家。程玉正大女儿程文星梦2002年出生，小女儿程文星雨2004年出生，在读初中、小学。妻子刘占勤除掉持家，还要照顾程玉正，家里的7亩多土地无法耕种，只好出让给别人，换取口粮。

针对程玉正家的情况，严余山觉得首先要把政府的保障政策用足；其次对照凤阳县九大扶贫工程，看能靠到哪一项；再次是根据他家自身的需求，看他们想干什么，帮他找门路来脱贫。程玉正妻子刘占勤是1978年出生的，年龄相对轻，想通过打工来增加收入。在凤阳本地找不到合适的企业，严余山联系了台州的一家企业，刘占勤就带着程玉正到台州打工（程玉正还需要适当照顾）。家里的两个孩子交给刘占勤的父母照顾。刘占勤打工每月2000多元，每年收入两万多元，但除掉两人的吃喝开销和租房子，所剩也就不多了。到了2016年底，他们夫妻从台州回来。2017年，严余山协调小岗培训中心，让刘占勤在那里做服务员，每月工资1800元，虽然没有台州高，但因为离家近，可以照顾程玉正和两个孩子，经济价值远比台州的高。

为了能使程玉正家早日脱贫，2016年，严余山结合政策给他们家申请了二类低保，这样使他们家全年能够有8000多元的固定收入。同时给两个上学的孩子申请了春秋两季的教育精准扶贫补助。程玉正本身有多项残疾，又给他申请了残疾补助。另外还有粮补等。同时，严余山还通过一些个人关系，设法筹集一些捐助。他在凤阳县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中发倡议书，希望每个企业帮扶一个贫困生，小岗学校有13个贫困生，每人给予每月200元资助。有些企业经常会推出一些爱心活动，2017年，康思贝集团在全国招聘100名爱心大使，每位爱心大使可以推荐1名贫困生享受爱心助学金，每年1000元。“4月20日，我立刻应聘，然后就给他们家申请，5月23日1000元下来，5月30日端午节我送到他们家。这是一个小例子，做扶贫，我是能争取到的支持力争争取到。”

“程玉正家虽然贫困，但一直有发展的意愿，总想找事情做，没有等靠要思想，愿意主动作为。2016年，他家被凤阳县委、县政府评为优秀脱贫户。扶贫先扶志，要把扶志放在第一位，不是就光搞钱，要培养贫困户自身发展动力，要精神上先脱贫，要有造血功能，才能真正脱贫。”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扶贫开发针对扶贫对象的总体目标是：“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按照“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程玉正家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住房。

程玉正家原来住在程圩村民组，家里住房环境很差。2016年，梅雨季节一下雨，严余山晚上就到他家去看望，因为房子漏水，要加盖塑料薄膜，防止倒塌。其实，程玉正、刘占勤夫妻在台州心里也不安。程圩村民组这一年在小岗村统一布局、统一规划的拆迁范围，村民统一集中在石马新区安置。对于程玉正家，这是解决住房问题的机遇，但石马新区的房子是两层小楼，带一个院子，程家的拆迁补偿很低，其余的房款交不起。针对这种情况，严余山先是让他家申请了危房改造资金。危房改造资金到位后，房款依然差两万多元。严余山又多次找到施工方，给他家协调，剩下的钱先欠施工方的，以后分期分批还。施工方被严余山的执着感动，同意欠款以后分批分期还。2016年12月15日，程玉正一家终于从程圩摇摇欲坠的房屋里，搬进石马新区的两层小楼。

2017年11月1日上午，我随同严余山及小岗村村委会副主任赵玲、扶贫专干马学原来到程玉正家，程玉正在家里，精神状况良好，他生活已经基本上能够自理。宽敞的两层楼没有装修，显得有些简陋，但程玉正非常满意。“这个房子，下再大的雨，再大的雪，我们也不担心了。对于共产党、对于村干部，除了感激，我还是感激！”

严余山在帮扶程玉正全家的工程中，还经常带着自己的家人到程玉正家去慰问、交流。端午节送些粽子，中秋节送些月饼，春节时送些年货，给些压岁钱。第一次到位于程圩村民组的老家时，严余山的女儿严海月十分震惊，这一家太穷了。程家两个女孩很客气，把仅有的一点零食，用塑料袋装着的碎馓子拿出来给她和弟弟吃。2016年中秋节，程家奶奶拎来十来个鸡蛋，准备鸡蛋炒丝瓜、鸡蛋炒豆角做过节的菜，但到菜园一看，架子上的几个丝瓜还被人偷走了。这一幕很令严海月心酸。严余山说：“让小孩子之间交流，便于让程家姐妹打开心扉，不封闭自己，感受人世间的温情和美好。”

严海月从此把这两个女孩当成妹妹，经常请他们到自己家里玩，帮他们补习功课。程文星梦和程文星雨都在小岗学校上学，离严余山家很近，来往也方便。的确，孩子们的交往，会培植友谊，让人生多一分理解，生活多一分感悟，在彼此成长的道路上，会有所助益。扶贫事业发展经济、增加收入非常重要，但仅仅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是不够的。

2017年底，严余山给我一份总结，截至2017年12月，全村28户47个贫困人口，其中27户41人已于2016年底脱贫；1户1人已于2017年12月份脱贫；剩余周地爽1户5人未脱贫，现已解决一类低保财政兜底申请，2018年脱贫在望；全村所有贫困人口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状态，人均年收入达到4000元以上。

对于贫困户，严余山时刻有一份牵挂。2018年1月4日大雪，严余山打了电话及时询问一些贫困户的情况，尤其是那些住房条件不好的人家。第二天，他又深入到程玉正家，查看他家有没有受灾。

六

严余山是1999年结婚的。他的妻子叫张静，是他幼时的相识。张静进入严家后，给严家带来了兴旺。因为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来访，在严家院子里开座谈会，严家在外的名声更大了。严余山在瓶盖厂爆炸后，再一次走出小岗，在上海卖建材，挣了一些钱。为了谈生意能撑起场面，他用这些钱的大部分买了1辆黑色帕萨特轿车。当他头一回把车从浙江开回小岗时，严家人在村口放鞭炮迎接，60岁的段永霞泪流满面。

2001年和2006年，严余山在外奔波，张静在家为他先后生下一女一男。严余山说老婆生儿子那天他有预感，一定是个儿子，算命先生早就说过严家是“人丁发”。他从上海龙华寺一名高僧那求了两个名字：女儿叫严海月，儿子叫严才顺。严余山自己名字没有辈分，所以坚持在儿子的名字里要带上“才”字辈。

两个小家伙相差5岁，生下来的时候一样重，都是5.8斤。

2014年重新回到小岗后，严余山最纠结的是收入。担任村干部，工资太低了。

回来以后，收入和我在外面的收入是没法比的。我岳父一家都在上海，曾经劝过我，村里工作难干，没有必要再回去了。但我觉得越是有挑战性的事情，越是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不过，生活问题也不能不考虑。沈浩当年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很经典：不要家财万贯，只要日进分文。你每天只要进1分钱，就说明你没有吃老本，也就是要有一个基本稳定的收入。考虑到小岗毕竟是4A级旅游区，很多人家开了农家乐、土特产店，我也开了店，除了卖地方的土特产，主要是结合地方特色文化元素，卖文化创意产品。我一般是白天上班，晚上设计产品，然后找公司加工，开发了10多款工艺品。小岗的游客逢到节假日才多，平时买得少。这样，我同时开了淘宝网店，在网上销售。现在实体店没有在网上卖得好，电商反而壮大了。

小岗特色就是“大包干”精神、沈浩精神，我的特色产品是把两种精神融合进去。比如碳雕包铜旋转笔筒，一边有18个带头人雕塑，一边是红手印契约，都是雕刻在上面的。同时，我把这些文化元素也放到茶杯、烟灰缸、磨砂杯、玻璃摆件上，还有凤阳文化特色的凤画、花鼓等。全国第十三届村长论坛在小岗召开时，我还做了几万支纪念笔，销售也不错。进一步发展农村电商，一直是我的梦想，下一步结合北京恩源在小岗搞电商，和他们老总沟通，也打算找几个贫困户做电商。

我家里房子很多，也很大，二楼三楼几乎都是空的。资产闲置，应该利用起来。从外地回到小岗以后，发现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非常单调，没有娱乐的场地和平台，有些人业余时间在家喝酒、生事、打麻将、赌博。外地游客在小岗村住宿的，除了在友谊大道逛来逛去，吃没有地方吃，玩没有地方玩，我开了一家“农歌汇”歌厅，就装修12个包房，每个包房风格不一样。我跟外人说，我们不同于别人，要错位经营，大家都开餐馆，那就会一起完蛋。别人开餐馆，我们提供游乐的场所，来唱唱歌、喝喝茶。我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每天晚上来玩的人不是开车来的，而是骑摩托车、电动车来的，也就是小岗附近的老百姓。每天下午1点30分开张，到夜里12点打烊。平时一些走累了的游客，需要一个地方小憩，就会上来。节假日时，人很多。就12个包房，不够用了。这两年大年初一，一早上就被人订完了。

这样就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能保证我家里有一份收入，哪怕我在村委会拿不到钱，家里的生活也可以维持，老婆、孩子的吃饭问题也能解决。既然回到了村里工作，我就做好了这个准备，不是我唱高调，做人风格多高，做这个工作就要做好为人民服务的准备，在这里拿的工资跟我在外地比，那完全是没有办法比的。在外面每月怎么也有几万元钱的收入，现在工资七七八八加在一起就1000多元，平时还不够自己应付的，所以家里还是需要一个正常稳定的收入。不然，那只能吃老本了，现在家里不管搞电商，还是搞农歌汇，都是维持稳定收入的一个渠道。我是有土地的，但土地都给弟弟德宝种了，我从来不考虑干农活。其他本村干部下班就走了，他们要回家种地。我不需要，往往就在办公室忙，一直到我老婆打电话来，说饭做好了，我才会回去。

眼下，严余山家的特色产品店又扩大了。2017年8月3日，张静又注册成立了小岗村快递服务中心，代理申通、顺风、圆通等多家快递公司的业务。这个服务中心，能有效地解决农村电商服务最后一千米问题，给小岗村的电商发展以促进。当然，它又能给严余山带来一笔收入。

2．引领农家乐的关正景

关正景，1969年2月2日出生，是“大包干”带头人、老村主任关友江之子，他和严余山两个人在村两委中除了是“包二代”，还是规规矩矩的小岗“官二代”。2014年通过选举进入村委会，现任村委委员，也是“大包干”农家菜馆的老板。小岗人如今都知道，通过开办农家菜馆、销售凤阳特色商品，关正景已成为村里的“有钱人”，有房有车，年收入20多万元。2017年春节前，在小岗村召开的新春座谈会上，小岗评选表彰了新的18位优秀致富带头人，关正景名列其中。

高中毕业后，关正景先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1995年，年轻的关正景觉得像父亲关友江一样，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太委屈人生了，一年下来也挣不到几千元，还累得要死。此时已经有人外出打工，他决定“赶时髦”，出门闯一闯，于是约上同村的五六个伙伴南下去了广州，在东莞旺兴达电讯器材有限公司做了一名保安。

头一次出远门的关正景目睹了广州的繁华，也慢慢体会到勤劳敢为的小岗精神别样体现。当时旺兴达电讯器材有限公司的老板虽然身家过亿元，然而每次送货来厂，都要亲自参与卸货，老板自己的妻子、小孩也都过来帮忙，身为打工仔的关正景感慨不已：“这些老板的钱都是靠辛苦挣出来的啊！”

1年以后，东莞的旺兴达公司挥师北上，在凤阳临淮工业园内投资兴建了安徽旺兴达电讯集团公司。关正景离开东莞，回到家乡，来到临淮的旺兴达厂里上班。他开始做操作工，后来当车间主任。车间主要生产镀锡铜线，关正景指挥工人要完成拉丝、镀锡、酸里面清洗、镀铅锡等多道工序。这些镀锡铜线可生产电子插角、电子引线，可以做很多电子元件配件，三极管、二极管的插角，都是这个做的。十几年间，厂子一直很红火。

1999年，国务院公布了新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决定将春节、“五一”“十一”的休息时间与前后的双休日拼接，从而形成7天的长假，假日旅游热潮席卷全国。这一年，一贯忙于工作的关正景头一次有了国庆的7天假。他借着这个机会把南方的一些大城市好好地跑了跑。这一方面是旅游，另一方面也为了见世面，换脑筋。

到了2007年年初，旺兴达的厂子市场销售疲软，开始走下坡路，关正景回到村里。

此时，关正景家有13亩多土地，他租出去4亩，再种上4亩葡萄，其余的土地种粮食和蔬菜，供自家食用。种葡萄效益很好，就是工夫要投入多。至于种粮食，关正景没有太大兴趣。这一年是关正景的思索年，作为土生土长的小岗“包二代”，关正景认识很清楚，只种粮食，有限的土地，富不起来。外出打工能挣点辛苦钱，一点一点积攒后，也许能过衣食无忧的日子，但要致富，太难了。尽管这样，外出打工还是有诱惑力的。他曾经想过再次走出小岗，继续出去打工，但是后来和妻子一合计，还是决定放弃了。家里3个孩子大了，要上学，需要人照看。要是到了外面，就难以管到孩子了。而且一直漂泊也不是长久之计，根在凤阳，家在小岗，要立在根上，发在家里。他与沈浩交谈，也和父亲交谈，到底干什么好？

小岗村的面貌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在沈浩书记的倡导和促进下，很多人家的两层小楼都盖起来了。关正景和父亲关友江住在一起，他们家的小楼也盖起来了，沿街的平房适合做门面。打工这些年，他手里有些积蓄，小岗的旅游日渐增多，能否开一家农家乐餐馆？

在关正景举棋不定中，时光走进了2008年。这一年是改革开放暨“大包干”30周年，前来小岗村参观的游客、考察的人员络绎不绝。胡锦涛总书记9月30日视察了小岗，在关友江家和群众座谈后，这里更是游人如织。无论是考察人员还是游客，大家一来，都要请关友江回忆总书记亲切接见的情景。关正景看着父亲每天忙着接待，客人每到用餐时间，要到梨园或者小溪河，甚至凤阳县城去吃饭。有时候，错过了用餐时间，关友江就把客人带到家里吃饭。客人临走前直夸“饭菜真香”，还硬要留下伙食费。这不就是商机吗？

关正景和妻子李艳商量，就在自家新建的楼房院落里开一个农家乐饭店吧，自己当老板，做自己的王。“这个宝就这么押了！”关正景将积蓄拿出，添置了农家乐饭店所需餐具、桌椅、空调等用品，将房子做简单装饰，大包干农家菜馆就开张了。能不能干赢，关正景心里没有底，开始投入不多，菜馆只有四五张桌子，规模很小。关正景自己受父亲的影响，能做不少拿手菜，自己下厨，妻子李艳帮忙张罗，打下手，夫妻店像模像样。

一直思索小岗村如何加快发展的沈浩，见小岗村的游客逐渐增多，也在忙着和省旅游部门对接，筹划在小岗发展一批农家乐旅游饭店。关正景大包干农家菜馆的开张，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到了第二年，小岗村有多家饭店开业。8月4日，小岗村农家乐协会宣告成立，关正景成为10名农家乐会员中的一员。

由于10个农户的家庭卫生状况、烹饪技术、服务水平等条件不一，办起来的“农家菜”杂七杂八，顾客也颇不满意。回想那段时光，关正景妻子李艳说：“多亏了县妇联、县旅游局组织村里的10户‘农家乐’示范户代表与宾馆开展结对互动活动，提升我们‘农家乐’服务理念和服务水平。”10户“农家乐”示范户代表参观了宾馆的客服部及宾馆大厅、餐饮部、后堂等，观摩学习了有关接待服务、文明礼仪、客房布置、后堂管理、床铺整理、卫生保洁、农家菜烹饪等方面的现场示范。这样一来，小岗村农家乐餐馆的卫生状况、管理水平普遍得到提高。

做餐饮一定要有特色，特色就是品牌！喜欢琢磨的关正景发现，城里来的游客品尝农家饭菜，越土越好。摸到了这个窍门，关正景的生意就好做多了，他重在“土”字上下工夫，挖掘农家土菜，让客人感受到新农村老农家的气息，感受到自然、纯朴的快乐。每天来就餐的游客一批又一批，菜馆的人气旺了起来。关正景不失时机扩大投入，把院落、后面的楼房全部整理出来，摆上桌子，接待能力在第三年就扩大到现在的规模。他专门聘请了一名厨师，雇了一个服务员，再加上妻子李艳和临时工，接待能力暴涨。“现在，我的菜馆能一次性接待200人。这几年，我最多的一天曾经接待过240人。很多旅行社都喜欢和我们合作。客人来到我们店，很多人是要参观一下这个院落的，因为墙上的照片、院落的布置，和2008年胡总书记来时是一样的。我父亲现在没什么事情，常年给我打工，每天都热情回答游客的提问。即使是这样，菜馆上菜时间也要控制好。从客人进店，到菜饭上桌，不能超过15分钟，否则有些客人就会着急，导游也会着急。有时候，往往是十几桌一起上，前期的准备非常重要。我和李艳每天总是有一个人要一大早到小溪河镇上买菜，回来后清洗、整理，一分钟都不停。要说忙，那也是忙得不可开交的。我在村里上班，工作很忙，店里雇了一个厨师和一个服务员，剩下的就是李艳了。农家乐开好了，肯定是赚钱的，但赚的都是辛苦钱。就像我在东莞看到的旺兴达公司的老板，赚钱都是要辛苦的。”

菜馆是一个平台，它除掉给关正景一家提供挣钱的机遇，也给小岗村不少农民提供机遇。村子里农户种植了蔬菜，养殖了鸡鸭鱼等畜禽产品，菜馆常常就地取材。这样能保持食材的新鲜、地道，也让一些农户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方便了农户销售农产品，提高了收入。

2017年，小岗村接待游客100余万人次。国庆、中秋长假期间，平均每天有两千多人前来小岗村，参观大包干纪念馆、体验“当年农家”。“国庆很忙”已是关正景等人的常态。“国庆是我们生意最好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休假旅游，不过不休假胜似休假。”

大包干农家乐菜馆对面的房子，原先是关正景弟弟关正标的，现在，关友江住着。3年前，关正景就盘算着，要把它发展成农家宾馆，准备投入100万元，再盖栋4层楼房，预计能入住60位旅客，把现在的“农家乐”发展成“农庄”，再盖几间草房、支上几个土灶，跟老人学上几道“忆苦思甜”菜，让游客们能“留”在小岗，真正体验一下“当年农家”的生活情境。但这个设想到现在还没有实现，这里涉及村庄规划，想在友谊大道边新盖房子，与规划不一致不行。作为村干部，关正景太明白了。小岗今后的发展，要不要突破已有的格局，关正景自己说不准。

居住在友谊大道两边，靠近西头几百米，是小岗最核心的区域。这里的住户，多是当年按红手印的18户“大包干”带头人及他们的后代。平均两家1个超市，一半以上开农家乐，节假日，旅客量大的时候，颇显繁华，但每个店面之间，难免出现同质化导致恶性竞争。关正景认为，小岗村发展旅游经济、搞农家乐经营的路子是对的，但应该有更顶层的设计，让大家利益分沾。发展小岗旅游，除了开农家乐、开超市，小岗人还能做什么？作为“包二代”，面对40年走过的匆匆时光，面对各级政府的锐意推进，关正景觉得，小岗人的“内生动力”还显然不够。和满世界行走“捞世界”的温州人比，小岗人身上有闯劲吗？而当年父辈18条汉子的那一闯，是不输给任何温州人的。

“小岗的建设需要规划，更需要人气。广州、深圳、上海、宁波那些地方，有很多小岗人在打工，有些人发展得很好，出差到那边，或者是节假日他们回来，我们一起吃饭喝酒，大家说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要不要回到小岗来？回到小岗来，我能干什么？这里面的一些人不缺乏资金，更不缺乏干劲，他们所希望的是一个更宽广的平台。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村两委，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搭建平台！”谈论小岗的发展，关正景的神态极像他的父亲关友江。

作为小岗村“官二代”和“包二代”兼有的身份，在当选小岗村委会委员后，工作如何开展呢？2017年6月23日，我问关正景：“你工作中得心应手的在什么地方？困惑在什么地方？哪些事情容易推？哪些事情好干？”

“牵涉到老百姓的事情，都不好干。我本来没有到村里来工作时，觉得村里这么一点事情还不好干吗？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什么事情说说弄弄还不行了？但一接触实际就不行了，牵涉方方面面，只要涉及利益，就会有让你想不通的事情。我们看着很简单的事情，比如这一次我们在大严村民组签征地协议，条件都谈好了，他自己也知道很优惠了，但就是不签，有些人把过去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提出来搭车，耿耿于怀，故意刁难，你还不能发火，不能不做，只能一次又一次上门，整天赔着笑脸，反反复复说好话。对于历史遗留问题，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和胡搅蛮缠的，不计较是能过去的；计较了，能拿起来说事。比如有一户，他的问题我不便说，我可以举一个类似的例子：这户人家门前曾有个猪圈，1年前自己拆除，打成水泥地做晒场了。这一次，他不但要补偿晒场的钱，还要补偿猪圈的钱。他说，猪圈也是晒场的成本。按照拆迁规定，同一个地块，不能同时叠加两个建筑物，但他就是要算，不管你什么规定不规定。这要是一算，同一块土地上过去曾经建过什么的，都会提出来，那就没完没了了。他在这僵着，都两个多月了，我怎么讲他都是油盐不进，村里吴夕明书记也上门和他沟通，还是不行。到现在，他的协议依然没有签。那片地涉及八九户，村里是要整体使用的。现在其他人都签了，他处在中间，不签，那地村里就没法用。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做不通？我想不通。”

“这样，你对你们父辈的工作是不是有新的理解？”

“的确。我现在对于基层干部的工作都有了新的理解。看似简单的问题，有时候很复杂。还有一次，也是因为土地置换征地，整个地块，有一片杨树林，四五分地，是张三和他父亲共有的。张三在外打工，他父亲签字同意出让，把钱也领取了。张三回来了，村民组长正带人锯树，他上来就骂。村民组长年纪很大了，是他的长辈。我看不下去，说了他几句，他当时就跟我搞起来了。他们家有人在北京工作，好像位置挺高，说我要把你们村两委连锅端掉！非叫你们都下来。我说，你要是给我们端掉呢，我们谢谢你。你不能说你家有人在上面，就是你随意说了算。你父亲都签过字了，钱也拿去了，又不给锯树了，怎么可能？他冲上来，想动手，我把外套一扔，就要和他干！不说其他的，村民组长多大年龄了，比你父亲都大啊！你凭什么骂？我大不了村干部不干了。旁边人赶快把我拉住。在农村，现在干点事情，有时候真是窝囊，他骂干部，打干部行，但干部要是回了，争起来，错误都是干部的。”

“这事情后来结果怎么处理的呢？”

“僵持了有两天，我们想了一个方法，这个树，我们付过钱了，办过手续了，必须要锯掉，可以由你自己锯。”

“等于说，这个树村里已经付过钱买下来了，现在又给了你，你锯掉就行了。”

“是的。让一些利益吧。这个树是他的，他说我是不愿意让的，就是要让它在田里长，要长成参天巨木的。就像鸡蛋的故事一样，蛋生鸡，鸡又生蛋，鸡鸡蛋蛋，无穷无尽。你把我这个鸡蛋毁了，你要赔偿我多少呵？1个鸡蛋赔1只鸡也远远不够啊？用这种搅理和村干部提要求的每年都会遇到。这一户幸亏他父亲签字了，拿钱了，要不然，你拿他就没有办法。你办公益事业？公益事业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不让你们办，就是故意跟你们找碴。尽管他给我们冷屁股，但我们还是要拿热脸往上蹭啊，还是要恭维他有见识，有主权意识，还是要请他支持、协助。那些树不锯掉，整块地就不能复垦，无法验收。基层农村现在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关正景很重视友谊大道的保洁，这条街道是小岗的核心街道，是小岗的门脸。现在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农机停放问题。住在街道两边的有些人家还种地，有些人家的土地还不少，农机必不可少。这些农机平时都要停放在每家每户门口，加上农机耕作后开回来，总会带来一些泥巴、碎草等，严重影响街道环境。“你不能不准他开回家，放在野地里，要是机械或者是零部件被偷了怎么办？当务之急是要建设农机大院。”

“这要不少土地吧？”

“是的。建农机大院的地方有，就是土地指标难以落实。不批指标，不能建设。卫星天天在天上绕，你建了，它拍到了，就会让你整改。还要追究责任，这些都是矛盾。小岗有人在塘埂上盖鸡圈，一点耕地没有占，被卫星拍到了，还是扒掉了，损失十几万元！”

在村里任职这三四年来，小岗村有哪些亮点？关正景觉得，一是小岗学校的建设发展，这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中考成绩年年上升，影响力越来越大。二是创发公司4300亩土地流转，引进了省农垦集团，经营走向良性循环。三是小岗创5A级国家旅游区建设，成效显著。这是这几年小岗发展的亮点，对于“大包干”40年来说，是值得写上一笔的。

关正景的女儿关倩倩曾就读于湖北师范大学，作为小岗的“包三代”，她的人生理念和生活方式明显不同于“包二代”的父辈。大学期间暑假打工，到了国庆长假，就早早地给自己安排了出游计划。“从小到大我几乎没出过小岗村，上了大学才真正看到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大学期间的几年长假，关倩倩早已把河南、江苏、浙江等地的景点“深度游”了一遍。最后一个暑假，她又约上了几个同学，去上海看一看。通过了解和对比，关倩倩对小岗和小岗人有了很理性的认识。“我们这一代的小岗人是幸运的，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对未来的选择也越来越多。”

关倩倩牢记自己的根在小岗，但她不愿意选择回到小岗。她认为，只有更多的小岗子弟走出小岗了，小岗才是真正发展了。就像有更多的人走进小岗了，小岗才是真正发展了，道理是一样的。3年前大学毕业，她就和同学一起，利用自己学音乐的特长，加盟木色都音乐教育，在凤阳县城开设了一家琴行。木色都加盟店1年将近20万元利润，收入还是可观的。一边开琴行，关倩倩一边参加招聘考试，2017年又考进凤阳县教师编制，成为县实验小学的音乐教师。她的生活里每天都有音乐，到了国庆这样的长假，她还是要出去走走的。

关正景有三个孩子，老二、老三是一对龙凤双胞胎。2017年参加高考，出师不利，后又复读。2018年高考考上了二本。

3．跳出小岗看小岗的关正标

关正标是关正景的弟弟，是关友江的小儿子，1976年12月出生，1997年从凤阳中学考上合肥工业大学，2001年7月毕业，原先打算考研，后来又放弃。他先是在合肥华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到2004年4月份回到凤阳党校，现任党校办公室主任，已结婚，有1个女儿。2017年11月17日下午，在凤阳县委党校行政楼3楼办公室，我采访了他。

我对小岗村的记忆，从记事开始，就是长辈都很繁忙。我只负责一件事，放牛。不上学时，牛就是我的。先是两头牛，两头母的，后来父亲又买了1头公牛。地里的活是干不了的，吃饭多是饥一顿饱一顿，不是没有粮食，而是没有时间做。一到农忙，几乎没有准时吃饭的时候。即使是农闲的时候，也要施肥、拔草。夏天时全是在外面睡觉。夏秋收获季节，我爸是上半夜打场，我妈下半夜翻场。当时家里房子小，在家睡觉还没有在外面睡觉快活。不知是哪一年冬天，我家就盖新房子了，土墙，草顶的那种。房子很大，老房子做了牛棚。我们住在新房子中间，两边堆放粮食。整个房间都堆得满满的，晚上睡觉时仿佛就睡在粮食上，身边会弥漫着一种新鲜的稻香。那种味道我很喜欢，现在到了秋天，我回小岗时，想找，找不到了。

冬天全家都在地里施肥，大人在前面用一个削尖的木棒在麦苗间打洞，小孩子端着化肥跟在后面往洞里丢肥料，叫做穴施化肥。据说这样做，肥力更能让庄稼吸收。不去穴施化肥的时候，我们小孩就扯草喂牛，把用水泡涨的黄豆用稻草包起来，如同包饺子一样——黄豆是陷，稻草是皮，这稻草饺子是为了给牛增加营养，让它在冬天里添膘长肉，到春天后好更有劲儿干活。家里三四头牛，有很多事情要做。每天除了喂草料，还要在清早、中午、傍晚和上半夜等固定时间把牛从牛棚里赶出来，让他们撒尿、拉屎，不然屎尿就会被它们拉在牛棚里，弄脏了地方，要花费力气清理不说，还会让牛铺潮湿，牛睡下去受凉，生病。最让我们小孩子高兴的是饮牛水，因为水塘离家有一段距离，我们就骑在牛背上，用牛绳抽着牛屁股，把它赶到水塘边，让它呼呼地喝水，喝饱了，再把它赶回牛棚。天气晴朗的时候，阳光照着，骑在牛背上暖洋洋的。胆大的乌鸦有时候也会过来，停在牛屁股上，找粘在牛毛中的稻粒，或者虱子，有时候赶都赶不走。

家里还喂十几头猪，过年杀1头猪，特别大，一吃都吃到第二年春天。肉随便吃，也就不熬
了。记忆中一年到头都是吃猪油。很少吃菜籽油。现在我家里很少吃猪油，偶尔吃一下，还是觉得很香。我们家生活相对是不差的，我妈喜欢搞菜园，鸡也养了不少，我爸会烧锅
，有时间他会做上几个菜，家里生活还是让人满足的。最关键的是，我从小到大，家里人都平安、健康。

上学的记忆是自由。最开始的是小岗小学，每个年级六七个人，当时教室3间房子，只有两个小窗子，一到阴天，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就都到门口上课、看书。那时候没有通电，教室里太黑，没地方去。3个年级1个老师，姓张，叫张道华。这个老师我记忆深刻。因为我的名字上学时叫关毛蛋，他说不好听，就给我起名为关振彪。现在的关正标就是从那来的。到了一年级年底，张道华老师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张洪德顶替他来教我们。张洪德是初中毕业，水平更高。张洪德教了1年，又生病了，又来个叫陈本林的老师来教我们。他把我的名字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并在我笔记本上写道：“祝愿你在今后的日子里，把握正确的航向，驶向正确的彼岸。”那个笔记本我一直藏到高中毕业。其实，那时候哪有目标，就是混日子。但当时严宏昌有一个老弟严久昌，是职高毕业，会画画，毕业后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无锡那边让他去上班了，成了我们非常羡慕的人。读书当时对我们是很遥远的事情，家人要我们好好念书，但谁也不知道怎么念书。对长期窝在小岗的我们，严久昌很有影响力。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哪里是学习，就是耍着玩的，玩耍中认得了几个字。三年级时，学校搬到我家新瓦房里去了。1986年，上面补贴2000元，我家盖了4间瓦房。当时没有路，房子离打谷场远，没有去住。此时学校房子倒掉了，老师就跟我爸打一声招呼，搬进去了。我爸一向是厚道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总不能让小孩没有地方上学。从这一点来说，“大包干”后的前十几年，小岗除了名气，和其他生产队没有什么区别。

1年以后，我读四年级时，小岗小学和严岗小学合并了，校址在小严生产队。1个班14个人，教室换的就多了，哪家有空房子就往哪家钻，1年换了四五处，老师叫缪夕连，单身一人，以前读过4年私塾，认得一些字，但数学和其他科目都不行。到了五年级，又是陈本林教了，此时学校盖了新瓦房。总共是8间瓦房，教室两面都有大窗子，前面还有走廊，坐在里面感觉跟以前不一样，很上档次，像个学校了。记得有一天下大雪，没有路了，我个子只有一米二左右，走路怕掉到雪窝里，不敢回家，一直缩在教室里。家里看天黑了，我还没有回来，就让我大哥来，从教室把我背了回去。那种状况下，学习成绩肯定是很差的。当年小岗的孩子小学基础都是很差的。

小学毕业后，1989年考进梨园中学，初一年级共124人，两个班，我是123名，倒数第二。就这样，我们小岗那一年也就两个人考上了初中，另一个是住在东头的严德柱。我们俩一东一西，被村里人当成了标杆。很多人见到就夸，还要其他小孩子向我们学习，这样我就很不好意思了，硬着头皮搞学习了。在梨园中学读了3年，我还是很努力的，但没有考上高中。当年高中升学比例的确低。我不服气，又复读1年，终于考上凤阳中学，是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凤阳中学的感觉非常好，比考上大学还兴奋，梨园中学总共考上两个，大家都觉得肯定能考上大学。到凤阳中学3年就是规规矩矩读书了。1996年，我被滁州师专录取。这个时候对以后的人生已经有些明白了，觉得读师专将来毕业后要到农村教书，没有意思，就没有去读。在凤阳中学又补习1年，才考上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管理学院财税系。算起来，我是小岗村走出来的第一个规规矩矩的大学生。

回过头来看，我读书的过程还是很曲折的，最主要是基础差，没有读书的方法。庆幸的是考上了合工大。

我在党校一直是当教师，从事教学工作。2015年党校这一块转公务员的时候，我没有转。因为我喜欢研究思考一些问题，对于搞行政，我没有兴趣。说真的，我父亲在小岗村当村委会副主任、主任那么多年，做出的奉献很多，沈浩做出的奉献就更多了，但他们都受了很多窝囊气。村民中有不少人就是以利益为中心，他不跟你讲道理，只要触及了他的利益，就跟你没完。当领导，尽管是村里的，你也要有胸怀，要能忍得住，甚至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份涵养，我难以具备。我觉得专心搞教学，我可以超脱一些。

当然教学也不容易。我开始主要从事财税和经济方面的教学，后来基层党校都不开了，就转到党的理论教育方面，这一次评高职评的是政治学。我喜爱这个职业，这些年领导和同事以及历届学员对我评价都还不错。我要继续努力，希望能做得更好。2015年，安徽小岗干部学院成立，县党校要和它合并，两个机构一拨人马。比起县党校，小岗干部学院的牌子更响，平台更宽广。我觉得今后会更有作为。小岗干部学院1期工程占地50亩，建设有教学区和后勤区两个部分，建筑面积7442平方米，自2015年投入使用以来，共完成81批次5800多人的培训任务。现在2期项目建设又在有序推进了。2期工程是小岗村“三年大提升”工作重点项目，总投资约1亿元，建成后小岗干部学院总面积将达到180亩，预计于2018年9月建成使用。为提升小岗干部学院建设管理水平，2期规划设计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依托现有大包干纪念馆、学院1期建筑总体布局，建设学员楼、文体中心、食堂等配套设施，科学设置教学、住宿、餐饮功能区，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将增设250个教室、宿舍，可满足300—400人教学和食宿要求。

小岗干部学院是以“大包干”精神和沈浩精神为主题的全国党员领导干部党性教育培训基地，是安徽省重点建设的3个干部学院之一。深挖小岗红色资源，突出农村改革和农村工作，彰显传统文化，推出《农业“大包干”和“大包干”精神》《学习沈浩精神，做人民群众离不开的好干部》《朱元璋反腐典例对当今的启示》《农村改革现状及对策》等七大特色专题课，同时，还开发了大包干纪念馆、沈浩先进事迹陈列馆、总书记足迹（小岗）、中都城罢建及朱元璋体恤民情对当今的启示（明中都故皇城遗址）、李克强在东陵的工作与学习（大庙东陵）、大王府拓展训练基地（大王府农博园）等20个现场教学点。目前，已形成5—15天的课程设置。还有一些课题开发正在做，和安徽科技学院、蚌埠学院、滁州市委党校一起做。我配合市委党校王永康副校长研究开发的课题任务是如何深化弘扬“大包干”精神。我自己为主做的选题是小岗村发挥党性教育基地作用研究，王永康副校长提供理论支撑等帮助。随着小岗干部学院的发展，做这个研究应该更有意义。

也有领导曾经问我愿不愿意回小岗村去干，锻炼一段时间当书记。我没有同意，我认为自己不是那块料，同时也不想把自己打造成那块料。研究小岗村红色教育基地这一课题，整个凤阳县没有几个人能够做，也没有几个人会舍下身子做。想当小岗村书记的人很多，合适的不一定多，但肯定有。对于小岗我做一个参与者就够了。

读书后回过头来看小岗，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发展不好很正常，如果发展好了，倒是不正常了。它处在那个位置，交通闭塞，到凤阳县城汽车都要跑好几个小时。一个地方发展好，首先要靠自身的资源、禀赋，不可能全靠外力。自身资源没有，资金没有，人才没有，就靠常规农业不可能超常规发展。光靠政治品牌肯定也不行，因为有影响力，上面给一些扶持，带来一些小打小闹的收入，解决不了大问题。小岗的发展我觉得要重新定位，旅游这一块可以做大，干部培训可以做大，观光农业可以做大一些。工业只能适度发展，说白了，就是做大第三产业，一产、二产可以适当地发展一些。这是我个人观点。因为环境保护成本太大，小岗的自我净化的功能太弱，因为是岗子地，丘陵地带，水资源紧张。农业发展都受水的局限，工业若是规模大了，更是要受制约。所以小岗一产、二产要适度。

人力资源匮乏也是一个原因，小岗的很多年轻人都出去了，人才外流很严重。外流原因是人才能量在家不能释放，没有舞台给他，他不能够粉墨登场，唱连轴大戏，不能出形象。他自然就要走，去寻找能出形象的舞台。

区位劣势。这可能是小岗村最大的劣势。即使到现在，小岗村还是郊区农村，离城较远，吸引年轻人较难。凤阳党校马上要整体搬迁到小岗干部学院，年轻人很多都想离开党校，因为生活不方便，单身汉对象都难找。办公室也有人议论说，到那边后，时间稍长，别人就会把我们忘记了。和县城的很多单位长期不接触，人家能不忘记吗？当然，现在小岗毕竟不是过去的小岗，后发优势很明显了，后面会迅速发展起来的。

小岗需要投资，但在小岗投资做什么，需要好好研究，尤其是民营资本。不研究，不看准项目，进去必死，有些即使不死，活起来也困难。要综合研判市场，小岗有什么？靠什么吸引市场？它的特色是什么？

从我记事起，并没有觉得小岗有什么特色，和别的村庄有什么不同。村里人的思想意识大多也是和其他村农民一样。只有严宏昌，不干农活，经常出去跑，想办企业。他曾经养鸡，办小工厂，做了不少尝试，但没有一样成功的。当时，村里没有人理解他，不少人说他“鬼屁”。现在回过头来看，严宏昌是个头脑活络的人，他想用另一种方式改变自己，改变小岗，但太难了。因为当时的大环境在那里，很多人是麻木的，不愿超常做，不敢超常做，不会超常做。

对于小岗这个典型，县里面也一直都是想扶持的。我记得两件事情，都是县里面下派的干部做的。一件是叫小岗村把后面百十亩地都种桃子。那个干部好像姓程，通过自己努力，弄到一批桃树苗，动员村民种，把前景说得很动听。村民也很高兴，都去栽桃树了。桃树栽下去，长得很旺盛，三年下来长了有三四米高，花开得很旺，却没有结多少果实。因为桃树是要管理的，从第一年起就要剪枝、打岔，定主枝、副枝，要考虑如何施肥，挂果后还有一系列的技术管理。这些，小岗人都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小岗人。那位姓程的干部可能也不知道，光送果树，不送技术肯定是不行的。结果，疯长三四年的桃树看起来茫茫苍苍，却没有结出几个桃子，村民只好把它们砍掉了。这一栽一砍，耽误土地三四年。其实，小岗村人要是有人科学引导，是能种好果树的。像严久昌，他现在种的桃树效益非常高。

另一件事情还是种树，种桑树，让小岗村人养蚕致富。这也是一个上级干部拍脑袋的决定。他在一个地方看到别人养蚕能挣钱，就让小岗人来养，以此来改变小岗面貌。养蚕就要栽桑，栽桑树需要在土地上挖沟，筑起垄子，劳动量很大。小岗人因为桃树问题，不愿意再干，这个干部就调动小溪河镇东面村里的人，挖了一冬天，才把沟挖好树栽上。但养蚕光有桑树不行，还要掌握更复杂的技术才行。结果桑树很茂盛，桑树叶子被用来喂猪了，很多桑葚便宜了我们这些放牛的孩子，吃得满嘴乌紫。这大概是1990年前后的事情，那时候，小岗没有现在影响大，关注度不是很高。

小岗村的重大改变是从江苏张家港长江村来，修建了友谊大道，建了一个葡萄园。当时给葡萄园修沟，是义务劳动，全村都去干。沈浩来了之后，对葡萄种植进行推广，很多人家都种葡萄。在长江村人的指导下，葡萄能够找到市场，有销路，让小岗人感觉到，干农活也能挣到钱，有个奔头。不像以前，种粮食一年干到头，只能有个温饱。最重要的，是这个项目不像以前的很多项目，说得天花乱坠，但最后没有效益。我的记忆里，小岗人意识的改变，是从张家港长江村来到以后迅速发生的。种葡萄，很多人跟着干了。由于长江村安排了一些年轻人到长江村打工，很多年轻人也跟着走出去了。这应该是1998年以后，距小岗人按红手印已经20年了。

给小岗带来重大变化的还有毕美家，他在担任滁州市委副书记时非常重视小岗，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建了一个全新的大包干纪念馆，整体提升了小岗的形象，给沈浩到来提供了发展的时间、空间的基础。沈浩一开始来修的那条路，就是修到大包干纪念馆的，让村民一同赚钱，树立了沈浩的威信。村两委的威信也不断提升了。

给小岗带来根本性变化的是沈浩，他的故事你肯定了解很多了。我不需要多说了。你让我说说我父亲，我觉得我父亲的能力比我们强得多，敢做敢当，是一个执着的汉子。他做沈浩的助手，也是沈浩能做出一些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但很正直，很有能力，尤其是不怕困难。像父亲在小岗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既能做到童叟无欺，又能坚持原则。自己家亲戚在征地中想得到一点便宜都不行。这样是要得罪人的，但确实是有意义的。

沈浩在时，我倒没有发现我爸有什么重要，但丁俊来当书记的时候，我爸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他承担的明显增多，只要是村里的，他都主动承担，从不推诿。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小岗很多人会到村委会去无理取闹，尤其是一些“大包干”带头人，有时候还会发生肢体冲突，但我爸绝不退缩。在征地时，有些亲戚胡搅蛮缠，想多得利益，但在我爸这绝对行不通。他就是想把小岗村搞好。有些我家至亲，父亲一辈子看不起他，因为他“利”字太重，“义”字太轻。

父亲对小岗的感情很深，对沈浩感情更深，中宣部刘汉俊组织采访时，父亲带着记者一家一家跑着采访，腿都跑肿了，但一声不吭。后来，刘汉俊发现了，临走时，塞了几百元钱在他枕头下面。他对我哥讲，要父亲注意身体。

我的感觉是，小岗除了个别搅屎棍子，没有不喜欢父亲的。父亲对我们的影响确实很大。规规矩矩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他从来没有教训过我们，从来没有对我们姊妹四个发过火，对于一个农民，很不容易。我小时候只被我二哥揍过。我没有见过他哭，只有我妈见过他哭。他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我大姐没有读书。我考上凤中时，他去庙上放了一挂炮。可见他是很重视教育的，只不过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已。我二哥是他最放心不下的人，身体不好。在村里，忙起来没完没了。他们家现在开饭店主要是二嫂子干，二嫂子李艳很能干。父亲退下来，正好给他们帮忙。我孩子现在1岁多，父亲也很操心。其实，是不需要他操心的。他操心操了一辈子，操过儿子操孙子，操过孙子还要操重孙子。他现在彻底快活了，五代同堂。他和我奶奶在一起过。奶奶94岁了，耳不聋，眼不花，父亲每天晚上去陪她，给她洗脚、梳头，老年人照顾更老年人，非常难得。

父亲年轻时经常和严俊昌吵架，有时候还打架，但对严俊昌很认可。因为严俊昌当村干部时，是重义轻利的。他认为严俊昌是个有基本公心的人，作为“大包干”大头人，功不可没，对于小岗这个品牌，还是真心维护的。他评价人物客观公正，对我们就很有影响，让我们用客观公正的眼光来看待小岗的过去，同时又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当下的事情和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除了党校教研这一块的本职工作，我近一段时间被抽去参加拆迁工作。这个工作的确难做，新闻媒体对待拆迁工作的报道，有时候不客观，很多时候是为了吸引眼球，越是胡搅蛮缠的，他们越是当做宝贝去报，让更多的人来关注。一些公知也是这样，他们做一场报告就是几千元钱，站着讲也不会腰疼，根本体会不到基层干部身上面对发展而具有的压力。很多时候要抢时间，抓机遇，稍微松一松，机遇就失去了，一耽误，又要落后好几年，乃至头10年。我把拆迁当成一种历练，当成了解一下社情民意的途径，为教研增加一些现实材料。说实在的，这种事情真不能参与太多，更不能作为职业。

还有扶贫工作，我也参与了，有具体的任务，现在觉得搞着搞着就成为职业了。扶贫工作不深入进去，我想象不到有些事情的特殊性。有一个智障男人，从路边捡来一个智障女，两人就在一起了。智障女没有户口，两人又生了一个智障孩子，这个家庭怎么能不贫穷呢？从法律的角度说，他们结婚、生子都是违法的，但如何追究？谁来追究？追究了又有什么意义？因为没有户口，智障女和她的智障孩子很多权益都无法保障。她生病也无法治疗，第一次走访，发现她的腿肿得很粗，让她去治疗，效果不好。第二次去，发现她的腿肿得上不去床了，又多方协调给她治疗，但她住院的事情还是无法解决。就这件事情，我还向校长汇报了，一定让她有尊严地躺在病床上。校长很卖力，找了民政、卫生等部门，终于协调好。后来这个智障女还是去世了。但对于我，该做的努力已经做了。

现在做课题研究时间几乎没有，拆迁、扶贫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我一天到晚都是忙忙碌碌的，但做了什么工作，成效多大，真的不好说。倒不是说工作有多累，的确是一个“忙”。今天晚上，我原本要参加一个会议，因为要接待你，我叫个人去代会了，不然又要在会场上泡到现在。他来短信了，说刚刚散会。

这些年来，关注小岗的人很多。《滁州日报》的汪强我很佩服，持续跟踪，在我印象中他每年都去几次小岗，小岗没有不认得他的，人们称他是小岗的“宣传部长”。作为记者，我认为这就是一种敬业的精神。我们现在有不少工作，就是缺乏持之以恒的敬业精神。

我是随着“大包干”长大的，40年来的很多事情，表面上看，我是知道不少的，但实质上的我能说清楚多少，不敢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小岗，我有时候是跳出来看它的，但我是小岗的孩子，和小岗血脉相连，哪里又能真正跳出呢？所以说不清楚也是很正常的。

4．关正金和关正银

2017年10月21日，天刚亮，小岗梦餐馆老板关正金就来到小岗培训中心，让我上了他的客货两用车，陪同他去小溪河镇街买菜。他是小岗村18个带头人之一关友申的大儿子，是2017年小岗村评选出的新的18位优秀致富带头人之一。在“包二代”中，是兄长辈儿的。6月27日下午，在小岗梦餐馆，我曾经采访过他。

已经是深秋时节，天近霜降，是周六，又是农历九月初二，不少人都忙着在这一天举行婚礼。车子拐过梨园，很快就来到小溪河街上。在农贸市场边，关正金停好车，指着一处十字路口的门面房对我说：“这就是我的房子，楼上楼下，现在租给别人了。”

“你儿子他们住在哪里呢？”

“凤阳县城，都给他们买房子了。”

来到农贸市场，天还有些黑。关正金对市场十分熟悉，那些摆摊的商贩不停地和他打招呼，他们的眼里对他流露出渴望的目光。他先来到一处卖土鸡的摊位前，看了看笼子里的土鸡，感到满意，就买了3只。等摊主宰杀完毕，他带我到小吃店，吃了碗特色小吃煮千张。接着，他又挑选了青菜、辣椒、藕、萝卜、肉、鱼等。虽然和摊主都认识，但买这些菜肴时，关正金还是一丝不苟地挑选。“要想菜做得好吃，首先是要保证原材料上乘，所以买菜很有讲究。我的店里每天都是新鲜菜，回去洗好了，放在案板上的菜筐里，鲜嫩水灵。客人来了，看着就喜欢，什么都想点。”

回去的路上，关正金从头开始，给我叙说了他这些年的经历。

我是1962年出生，是家中的老大。分田单干那年，我初中毕业。家里分的地加上开荒地，有百十亩，下面4个弟弟、妹妹都小，我自然就不上学了，和父母一起种地。当时觉得能收到粮食，不用要饭了，很好。1981年，我到公社验兵，验上了，人武部长也觉得我帅气，想让去，我很想去。父亲告诉我，你看，家里这么多土地，你弟妹们都还小，你要是走了，我和你妈忙不过来。我一想也是，就不当兵了。因为父亲是屠户，会杀猪，进入十冬腊月后，我就跟着他学杀猪。分田单干后，农民有了粮食，家家都喂大肥猪，过年时，不杀猪的人家极少。天天跟着干，杀猪的要领很快都掌握了。

1984年，我娶妻结婚后，就来到小溪河镇上，租房子做门面，杀猪卖肉做生意了。杀猪这生意一干就是20多年，很值得。我们杀猪都是头一天下午到农村去买，第二天夜里三四点钟起来杀掉，天亮了挂到肉案子上卖。1头猪税收加杂费要交百十元钱，自己还能赚大几十元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收入是很可观的。20年间，从无到有，在小溪河镇上盖了260平方米的小楼，下面3间是门面，后面还有个院子。我这些年纳了不少税，算起来有100多万元。不过很荣幸，国家也没有亏待我，1993年给我发了“纳税标兵”的荣誉证书，又让我到县城开会，县委书记、县长给我们发证书，还敬我酒。

这些年，我虽然一直在小溪河镇上做生意，但我名下的土地一直没有丢。小岗人少地多，我上午做生意，下午回来干生产，这样又能额外补助一下家里的收入。现在种地又没有什么提留、杂费的，你自己多忙一些，收的都是自己的。你自己勤劳一些，累一些，国家一分不要你的，多好。2004年，沈浩调到小岗村任书记，开始我没在意，2006年才开始接触他。怎么接触的呢？我上午在街上做生意，卖肉，下午回家干点生产，很忙。沈浩召开群众大会，我去参加了两次。沈浩所讲的，和他在村里所行的，我看与以往的书记不一样，对我触动很大。

接近2007年时，合肥有个作家叫温跃渊，也是来写小岗村纪实的。有一次我家属陈光荣从小溪河到小岗来做农活，从小溪河到小岗来没有车，站在路边。沈浩开着车子，看路边站着个人，车子已经开过去了，却又停下来问，你可是去小岗的？陈光荣说是。沈浩忙把车子倒回来，让我家属上车，就带她回小岗。在车上，一聊天，沈浩知道她是我家属，就对她说，关正金这个人不错。他又说了很多小岗该如何发展的事情，我家属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回来都告诉了我，说：“这个书记真是很好！”所以我很受感动。

有一次上午10点多，温跃渊到小溪河街上去找我。请我谈关于沈浩车子带我家属的事情，还有关于沈浩的其他所见所闻，他要写一写沈浩。我说好。温跃渊就在我家拿支笔，在本子上记。我把沈浩主动停车带我家属的事情讲了，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我也对沈浩做了很好的评价。从10点多收摊子，我俩一直聊到将近12点。我就说：“温老师，你就在我这里吃饭吧。”

温老师也很爽快，说：“行，你就简单一点。”此时，他的电话响了，一接通，是沈浩来的。沈浩问他在哪，他说我在小溪河关正金家采访。沈浩说：“我早就听说这个人不错，生意做得也好，你在那，我也过去吧。”温老师问我：“行吗？”我说欢迎。沈浩就开车来了。

我炒了几个小菜，中午我们就边吃边聊。沈浩说：“小岗要发展，要靠大家努力。我能从合肥那么远跑来在小岗做事，你关正金年轻力壮的，为什么不能给小岗做事？你跟我回去，为小岗做一些事情吧。小岗现在需要能做事的人。”

沈浩这么一讲，我回想起来，有一天他接待外面来人，有几辆车子，沈浩车子在前头，从小岗友谊大道上走，当时环境比现在差多了，路边都是手扶机子、破四轮机子，小岗房子边窄得很，机子也没地方搁。沈浩在前面开道，走到老村部门口，路被堵住了，沈浩忙下来推开机子，然后又上车开道。这都是上面来人为小岗办事的，还要书记下来推机子，作为小岗人，我心里有些难过。我想到这里就说：“沈书记你放心，你为小岗那么拼命干，我们小岗人也应该是义无反顾、责无旁贷的。沈书记你说需要我干什么？”

沈浩说：“你要是能回去把小岗村的路面和卫生管起来就好了。现在太混乱了，道路上到处是农机，杂乱无章，很是头疼。”

其实我心里有数，沈浩来小岗村后，整顿村容村貌，规范村子管理，得罪了一些“大包干”带头人，他们不支持他。沈浩需要寻找帮手。我问他：“你要是要我回去干，能不能让我一边做生意，一边在村里干呢？我上午卖肉，清早和下午回去打扫卫生。村里不可能给我多少工资，我还是要靠做生意养家啊。”

沈浩说：“可以。”

结果我下午就回去了，找到“大包干”带头人严立学，商量一下，又找到关友松（关庭珠之子）、严德文（严金昌之子），我们一起干。最后，沈浩把小岗的卫生、道路管理以1年6800元的价钱，包给了我们几个。具体算下来，每人每天4元6角5分钱，钱不多，事情能干。我从那时起，陆陆续续干到今天。前些年，我依然是住在镇里的，每天早晨三四点钟起来，把猪宰了，刮洗干净，挂在肉案子上，然后回村，把严立学、关友松、严德文叫起来，几个人一起上街。严立学拉板车，我跟在后面扫。把街道卫生打扫好后，我再回到小溪河卖肉。农村人赶集，多是8点左右到镇上。我打扫完卫生后回去正好赶上趟。有时候，我上午要是忙，他们就先干，我下午回来再干。

（我插话：说实话，关于小岗的路，关于卫生问题，我不止讲一次了，来一次感到比一次好。现在比以前又好了许多。管得确实很好。）

也得罪人。昨天还跟某位“大包干”带头人大儿子吵了一架，其实我们是规规矩矩的表兄弟，根本不应该这样。这几天，我带领七八个人，把所有巷子里的杂草都清除了。到了他家旁边，他不让干。杂草生着，你个人难看，我们大家也都难看。差点和他打起来了。他说，我高兴，就放在这，让它长。我说你怎么一点素质都没有呢？你不让打扫卫生，什么意思？整个小岗村940户只有你一户是这样，第二户都没有。

人是感情动物。任何人都要知足，任何人都要适可而止，任何人都要向前看。一个人一生几十年，儿子、孙子、重孙子都有了，国家给的优惠够多了，但还老是抱着人上人的态度、人上人的想法，这是胡思乱想。沈浩活着时，很大压力来自一些“大包干”带头人，他们是一个沉重的大包袱。个别人整天想着天上掉馅饼，甚至弄公家的钱财，大家从心里都是看不起这类人的。

2009年沈浩去世后，小岗村的面积也扩大了，村里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任命我为主任，缪夕海任副主任。物业管理的任务比较多，每天花去的时间也多，村里发工资，700元每月。干了两年，屠宰生意就不再做了。2013年以后，村里的物业管理改革和凤阳县城的物业管理一起对外招标，蔡金龙中标，小岗村和县城的物业保洁都由他来做了。蔡老板继续让我牵头管理小岗村的物业保洁，我自然不再担任村聘干部，由蔡老板管理了。2015年蔡老板到期后，物业保洁又重新招标，龙吉顺公司竞标成功。他们把小岗的几个小区、几条道路全部管了起来，面积扩大了很多，最多时雇用了37人，现在保持28人。每人每月1000元工资。我作为管理者，多了几百元。我每天都是天刚亮起来，把家里卫生搞好，去买菜。8点钟上路检查，11点半再上路检查，下午1点钟又检查一遍。现在的卫生状况你看到了，垃圾管理很到位，村容很整洁。时间真是快，从2007年年初开始，到现在已经10年多了。

村容整洁是一个方面，我觉得小岗人的素质比以前提升不少。尤其是小岗学校，学生教育得非常好。我家孙子、孙女手边有一点垃圾都会扔到垃圾箱里，从不乱扔。很多人家的孩子都是这样，拿着纸屑去找垃圾箱，比大人做得还好。

农家乐这一块，小岗的客人一天比一天多。游客慕名而来，要有个吃饭的地方。沈浩活着时就开始搞了。我记得刚开始时有10家，还举行了很大规模的开业庆典。在村委会大门口楼下摆了10桌。后来只有关正景大包干农家菜馆、严德双的金昌食府、严静的小岗人家等人坚持下来，一直开到现在。严立华家的红手印农家菜馆、小岗庄园等都是后来开的。

我家有祖传的厨师手艺，开饭店很容易。开始我没有干，是觉得没有人会来吃饭。眼看着小岗的游客增多了，我必须要干。要干就像样干。我把坐北向南6间门面全装修了，后面小房子里包间和休息间共计12间平房，同时能摆30桌。东面简易房里支4口铜锅，当大厨房。

小岗梦餐馆是2013年10月才开业的。当时是农历八月，原想八月十六开业，因为不想接受亲朋祝贺，就提前一天，在八月十五开了。上午10点来钟，我刚刚把灯笼挂齐，就来了20多个大学生，搞社会调查的，要在这吃饭。真是大吉大利！

我的店以实惠、地方特色为主，菜盘子要大，菜要多。有200元（9菜1汤）、300元（4个大菜，12菜1汤）、400元（5个大菜，14菜1汤）、500元（6个大菜，15菜1汤）不同的标准。客人吃完，一般都赠送果盘。这几年，客人来得很多，吃得都很满意。去年，接待过北京军区的一位军级干部，后面跟着3个人，可能是警卫员，看着炒菜，不准放酱油，要求低盐。我做出来后，将军吃了，很满意。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期间，阴雨较多，但游客没减少，外面下雨，我在屋里炒菜很带劲，一天从11点半到1点半。20多桌，来的都是客，如果不做到嬉笑生财，做生意就没有意思了。

从1984年算起，我做生意30多年了，有不少经验。我始终记得凤阳的一位老领导陈兆钧到小溪河看望我时说的话：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变，人变我专。做饮食生意，卫生方面一定要搞好，让人家一进来就感到清爽，想坐下来休息。你做生意是挣钱的，一定要服务热情。人家到你家是送钱给你用的，不能头昂着，人情生意，人际生意，你一定要把人维持好。

店里忙时雇些临时工，都是本村的，中午来干几个小时，50元、60元不等，实在忙，就100元。她忙一中午，1个月能收入1000—2000元，还不耽误家里干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我家里现在10口人，两个儿子，大儿子关拴住2003年参军，头一年就入党了。2008年退伍，和战友在亳州开公司。大媳妇带两个孙子、孙女在凤阳县城上学。二儿子关拴玉高中毕业后，在大包干纪念馆上班，在大明公司当科长，也兼做辅警、游客中心调度。儿媳妇是“当年农家”的会计，他们家的一儿一女都在小岗学校上小学。

现在的小岗和40年前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了。村子1993年扩大一回，2008年又扩大一回，周边农民都跟着受益。因为要管理村里的卫生保洁，还要开好小岗梦菜馆，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农田就交由妹妹代管了。这样的确也轻松了不少。

小岗村自古存在的问题，明眼人在小岗都能看出来，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某些人的自私肯定是阻挡不了发展的。99%的人都相信小岗会发展更好的。还有少数人，自来水管道经过他家门口，就是不准施工。这是公益事业，管道不通，东边的人家就用不上自来水。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有些人天生懒惰，即使是天上掉馅饼，掉到他面前了，他都懒得弯腰去拿一下。你连弯一下腰捡钱都不愿意，你怎么能富起来？

小岗梦餐馆对面的一栋三层楼是我前两年盖的。面积有1000平方米左右，框架全起来了。外粉和内装潢都还没有做，只能说完成了一半。我是打算将来用这个房子开个小型宾馆的。但现在还不行，因为小岗现在留不住客人，客人来转一圈，最多中午吃顿饭，就走了。我们正在创5A，要是小岗的5A创下来了，一些新景点建好了，旅游项目肯定会增加，到时候有些游客就会选择住下来。那样，我就把对面的楼房粉刷装潢好，招待客人。到时候，我这里是吃住一条龙。

你问我餐馆全年能收入多少，还真没有认真算过。一大家子吃住都在里面，这也是要花钱的。实话实说，一年365天，不开张的日子很少，除了过年那几天，基本上都有客人。一有客人，就有利润。几年下来，我这个店在游客中也有些影响了。旅行社带人来吃了也很满意，这一块也是逐年扩大的。客人满意了，来的人多了，我就赚了。估计，2017年20万元毛收入是有的。2018年，是“大包干”40周年，小岗注定是要热闹空前的，我想，小岗所有人家的餐馆都会更加红火的。

和关正金一道从小溪河镇回来，我遇见了关友申、徐善珍夫妇。关友申已经85岁了，徐善珍77岁。关友申被肺癌折磨3年多了，说话很吃力。关正金、关正银兄弟，为了给父亲治病，两人每人都花掉好几万元钱了。带老人到合肥治病时，关正银还带老人到渡江战役纪念馆参观。老人看不懂说明，关正银逐块展板念给老人听，老人对两个儿子的孝顺非常自豪。入冬以后，老人在家里治疗，孙媳妇戴莲妹每天从小岗医院下班回来都回去给老人打吊针，老人觉得自己很对不住孩子。他对关正银说：“我还有点钱。我给莲妹一点钱吧，太辛苦孩子了。”关正银差点流泪，说：“爷，你看你说的什么话？这不是一家人吗？”

谈到当年按手印搞“大包干”，关友申依然谈兴不减。他说最难忘的是陈庭元，那是一个好官。谈了两句，老人就要喘大气。考虑到老人的身体，我简单聊了一聊，就结束了采访。

关正金家西面的小岗村老厨子餐馆，是关正银开的。关正银是关友申的小儿子，当年陈庭元来询问他父母小岗有没有分田单干时，他躲在田沟里，能听到陈庭元讲话。这在小岗村也是一个经典的历史瞬间。

2008年，温跃渊曾经采访过关正银和他的父亲关友申。

关友申的父亲当年就会杀猪，关友申和两个儿子也学会了这门手艺。“大包干”以后，大儿子关正金凭着一把屠刀到小溪河创家业，在那里站住了脚，盖了楼房，是镇上的纳税标兵。二儿子关正银也会杀猪。大哥走后，小岗一带人家红白喜事要杀猪的，都找关友申、关正银父子俩。

我和诗伟是傍晚时到小岗的，我们在村口文化广场遇到的第一个村民，就是关友申。老人在那里散步，见我们来了，就赞不绝口地夸他们的新村长沈浩。说人家沈浩不简单！家里上有八九十岁老母，下有十几岁女儿，为了我们小岗村，一待就是四五年，硬是把我们村面貌改变过来了！同志你看看，这文化广场，就像城里的公园一样有排场！老人说着，还不断地跷着大拇指。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街上遇见他，他正坐着车到西边去，见到我们，他连忙下车，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看他家勇敢盖的楼房。看看这钢筋，多粗！光是钢铁就花了5万多元！住人能住一二百人！

老人说，盖房的钱，沈书记想方设法给我们每户补助两万元，自个儿再贴一点，早些奔上小康了。

关友申说，而今老了，杀猪也杀不动了，就交班给关正银了，自个儿当当下手。

往年，一到腊月，关正银就挑着烫猪桶，带着杀猪刀，到外村去替村民杀猪了。一家一家排队，1头猪给二三十元钱。前年在村里养猪场，他两天就杀了50多头，1000多元钱，1天就净挣500多元。父亲关友申就去当下手，洗洗下水（猪杂碎）。

关正银现在太忙，没时间串村替人家杀猪了。你家要杀猪吗？那好，请你用拖拉机把猪拖来吧。

关正银现在主要忙于小岗村的另一支柱产业双孢蘑菇。小岗村的这个蘑菇规模不小。从纪念馆往东望去，黑压压的一片大棚。开始是大学生们来创业。大学生创业当然是好事情，是新鲜事物。但大学生们缺乏技术和实践经验，加上这个蘑菇还会受到国际市场行情的控制，价格会有波动，有风险。

但是关正银的蘑菇做得好，去年在价格很低的情况下，关正银还卖出去18万元蘑菇。

现在“大包干”带头人关友申的后代关正银同志也对蘑菇生产搞起了“大包干”了！他新近当选为小岗利民蘑菇合作社理事长了。小岗的179座蘑菇大棚，全部加入了合作社，由关正银统帅，统一管理，统一购料，统一销售。统包起来有很多的好处，比方牛草这一项，农户自买，要1角2分每斤，合作社买，只要8分；比如买煤，他从山西大同调1车50吨的煤，只需要1050元，而农户自己买，则要花到1600元才行。秋天是出茬、采菇的季节，每天清晨，一辆辆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拖拉机，从西边顺着友谊大道，向小岗的最东边奔去，到蘑菇大棚上工去。那里每天要汇集五六百人，给蘑菇加温、上料，第二次发酵。忙时，父亲关友申、母亲徐善珍也去帮忙。关正银杀猪时，母亲是不帮忙的。不是不想帮，她是没法帮。一看到那些猪下水，她就反胃。去帮关正银看料，她行。关正银很勇敢地向他父亲关友申重申合作社的一些注意事项，希望父亲作为“大包干”带头人也能带头遵守。关友申听了，微微点头，表示服从。

嘿，小岗的小“大包干”带头人管住了小岗的老“大包干”带头人了。

我见到关正银时，他正忙着要接1车种子。今天夜里，有1车蘑菇种子要从河南省的鹿邑县运来。种子必须在晚上启程。晚上温度低，30度以上可能就会对种子的质量产生影响。他们估计要到半夜才能到达，因此，勇敢要夜里守候着这批种子了。

我眼前浮现了这样一幅情景：清晨，当朝霞满天、太阳喷薄欲出时，在小岗村的最东方，在小岗的第二代创业者手中，又一批种子在孕育，在发芽，在成长。

在杨文章的水煮鱼餐馆，我见到了关正银。杨文章是关正银的朋友，1974年出生，凤阳大溪河人，此前在上海打工，开过4年多的餐馆，今年夏天和妻子张玲（重庆人）一起回到小岗来开中煮鱼。这是小岗村第一家非小岗人开的餐馆。为什么要回小岗来呢？因为从新闻里看到，2016年4月25日，习总书记视察小岗后，凤阳县开始进行“三年大提升”，就专门从上海回到小岗来考察，看是否能干。通过考察，杨文章觉得人流量还可以，其他人家开的餐馆客流量也还不错，就决定回来。

中煮鱼餐馆的房子面积有80多平方米，是村民吴广新的，毛坯房，每年12000元的租金，签了5年合同，装修花了5万多元。原来的装修设计，外面是有一个门头的，用木头做成乡村传统造型，村里不同意，说影响街道整体风格，就停下来了。内部的墙面原本想用毛竹片来贴墙，让客人一进来就有置身林海竹屋的感觉，门头不让做，里面也只好停下，装成现在的白墙面。也好，清清爽爽。

这个小餐馆的桌子、凳子和小岗其他餐馆不同，都是杨文章特意挑选的。很有特色，既有当年农村桌凳的古拙，又很精致，做工很讲究，客人坐上面很舒服。外面的都是小桌，以散客为主，东面有两个包间，每桌可以坐十几个客人，小的团队也可以接。

开业以来，生意并不是太好，有时候有些冷清。

我到那时，正在吃饭的是小岗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问他们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吃饭，一个员工说：“他们家的环境整齐，看着让人感到舒适。炒饭做得好，小菜免费，物美价廉。”

关正银今年52岁，比关正金小3岁。以前除掉杀猪，也曾到外面打过工。沈浩在世时，让他负责发展小岗村的双孢菇大棚，是他人生的一个精彩瞬间。沈浩去世后，双孢菇市场不畅，小岗人不再种植。关正银流转了150多亩地，种了120多亩水稻，玉米、黑豆、花生各10多亩。今年的产量还可以，旱种稻亩产能达800—1000斤，人工栽插的60多亩，单亩产量能达1500斤。他流转的土地不是成片的，都是外出打工的亲戚和邻居的，共9户，费用不等：旱地1亩低的200元，高的300元；水田400—500元。“这里面有人情在，如果遇到大灾，少给他们一点也行；如果我收多了，多给他们一点也行。”

今年大旱，8月份整个没下雨。多亏了小岗培训中心的钱德林、金谊潮两位老总，他们中心大水塘的水给我随便用。我担心会影响他们的鱼，金总说：“鱼能值几个钱，你们救秧苗要紧！”现在国家政策也好，规模种田100亩以上，还有补贴，今年补贴了我六七千元的肥料。

下一步，我还想流转五六十亩土地，种梨树。梨园公社黄庆昶的梨子今年我看了，结得又大又好。关键是他能销售的时间长，下霜了，飘雪了，还能挂在树上，不会坏。这个品种好，投入一茬，将来能收益多少年，值得干。现在的情形不能想到不敢干。要敢干，前期看准了，不会不成功的。

我家的老厨子餐馆是去年才开张的。主要有我大儿子关赵栓经营，我有时候给他帮帮忙。厨师这一行，我们家是祖传的。新中国成立前，我爷爷官称“关厨子”，在凤阳东乡一带提起来，没有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家人都会炒菜做饭。我二儿子关小栓，在大包干纪念馆上班。他也想当厨师，我觉得没有必要，何必都要挤到一条路上来呢。我一大家子没有分家，忙时大家一起上，赚到的钱，按照贡献大小分配，大家都是满意的。

这一带农村红白喜事喜欢找我去做大厨，需要一条龙服务的人很多。我请人设计制作了1个流动大灶，上面装有4口大锅，哪家办事情，我用三轮车把流动大灶一拉，到他家门口把帐篷一支，就可以办酒席了。锅碗瓢盆、桌椅板凳这些我都有全套的，免费使用。每桌菜550—650元，用的全都是从小溪河集镇上现买的菜肴，新鲜又实惠，在自己家办，便宜不说，还方便了亲朋好友，家里也有热闹劲儿！这项业务，每年也会给我带来可观的收入。

我提出想看一下流动大灶，关正银说：“今天没有这方面的业务，你光看灶，还是不能说明什么。现在农村办事情就要进入旺季了，你后面来，肯定会看到的。”

2017年12月30日，我和温跃渊老师沿友谊大道东行，果然就看到了关正银和他的流动大灶。在老厨子餐馆对面的街边，关正银带着几个人正在忙，流动大灶里炉火熊熊。我们一边和他寒暄，一边走到大灶前。这是一个长方体用厚铁板焊起来的灶台，一排放着四口大锅，下面是一个连通的灶膛。里面燃烧的是大块木柴——一根两米长的木头可以直接塞到里面的，火很旺，四口大锅里煮的肉、鸡等，香气飘满街道。

“为谁家做事情？”

“吴广德家。孙女满月。15桌。”

温跃渊问：“听说宏昌母亲白事也是请的你？”

“是的。他家门户大，人多。40多桌，可把我累得够呛。”

温跃渊笑着说：“钱也不少吧？”

“还可以。总共是23000元，我让了1300元，实收21700元。都是亲戚，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的。”

关正银很忙，从2018年元旦到正月初八，他已经定下来有18户人家要办事情，很多人家是娶媳妇，都是20桌以上的大单。他早早就在筹备了，力求给每一家人都服务好，让大家的事情都办得热热闹闹、体体面面的。

5．舒马克销售经理严立岩

2017年11月3日，早上8点，我和肖家树从滁州天逸华府桂苑出发，前往江西上饶采访严立岩。他是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国品的小儿子，现任中美合资舒马克电梯（张家港）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销售经理。舒马克电梯（张家港）有限公司是张家港长江润发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长江润发集团组建于1994年，是张家港市金港镇长江村的村属企业。长江村占地5.2平方千米，面积只有小岗村的三分之一，辖38个村民小组，总人口近8000人，接近小岗村的两倍。在“大包干”20周年前夕的1997年，长江村在老书记郁全和的带领下，曾经北上小岗村，和小岗村进行战略合作，支持小岗村的发展。

在小岗友谊大道西头有一个面积达80亩的葡萄园，这个葡萄园的大门楼和小岗村村名牌楼相对，但比村名牌楼要高大气派很多。门楼有些旧，却色彩匀称，文字清晰，可以看得出建筑质量上乘。绿色琉璃瓦楼顶下的平板上，写着“江苏长江润发集团”8个橘红色的大字，大字下面是“小岗葡萄示范园”7个蓝色的小字。大字前头，还有一个蓝色logo，应该是长江润发集团的徽标。右边的柱子上写着：“张家港、凤阳县，东西联动，喜结良缘。”左边的柱子上写着：“长江村、小岗村，优势互补，携手并进。”

进到园里，只见门楼背面楼顶下的平板上，写着这样的文字：

江苏长江润发集团小岗葡萄示范园简介

江苏长江润发集团小岗葡萄示范园始建于2001年初，占地面积80亩。建园之前，这里是一片坑洼的土岗，长江润发集团投资150万元，与小岗人民一道，特聘江苏省十大杰出青年农民（葡萄王子），在这片土地上苦战100天，使之成为沟垄成行、桁架如林、蔓延缠绕、极具经济价值的葡萄种植基地，同时建起了为葡萄园配套的猪舍、仓库和来宾招待所。

江苏长江润发集团公司隶属于江苏张家港市长江村，是集机械、电子、造船、港机、建筑、建材、棉纺、服装以及三星级酒店、房地产开发于一体的国家级企业集团，是全国500家最大乡镇企业之一。集团奉行“创业——艰苦奋斗，成功——八方相助，信誉——效益之本，发展——永不自满”的发展宗旨，建此葡萄示范园，正是本着这一宗旨，与小岗村实施东西联动、携手共进，并通过对葡萄的示范栽培，引导小岗人民以农业结构调整为新起点，尽快奔小康，提前达到现代化。

下面的两个门柱上，右面是“携起友谊手”，左面是“共奔致富路”。

春夏时节，葡萄园中是一行行葡萄缠在架子上，枝繁叶茂，一串串纸袋在青枝绿叶间坠着，深藏其中的果实显得有几分神秘，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成熟？这个园区的土地，2001年是小岗村7户农民将自己承包的8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每亩每年500元的价格出租给长江村的润发集团，期限20年，建立的葡萄示范园。是经小岗村农民自愿、有偿流转而兴起的第一片“试验田”。

2002年起，润发集团开始向农户推广葡萄种植。润发集团无私地向小岗村派驻技术员，对村民随时进行指导。

刚刚在小岗村推广葡萄种植的时候，很多村民在葡萄地里套种小麦，影响了葡萄长势，润发集团还特地补贴500元，让村民不要套种小麦了。

在众多项目失败之后，葡萄种植成为小岗村人（指的是2008年3月行政区划调整之前的小岗村，不包括后来与之合并的石马、严岗）广泛参与的致富项目。2005年，小岗村的葡萄种植面积发展到了400多亩。

江苏张家港长江村的合作，这是推动小岗村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友谊大道是小岗村的核心街道，在友谊大道西端南侧，可以看到对着路面有一块“友谊大道”碑，碑的背面镌刻着《友谊大道碑记》，碑文是时任凤阳县委宣传部部长陈怀仁亲自撰写的：

在解放日报社建议下，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和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于1997年11月22日结成东西联动振兴经济友好村，1998年3月12日，由长江村赠建的友谊大道竣工通车。兹立碑为纪。

中共凤阳县委宣传部

中共张家港市委宣传部

1998年3月

陈怀仁曾告诉我，当年因为是《解放日报》牵头，凤阳县委宣传部和张家港市委宣传部就联合做了这一件事情，具体的工作主要是长江村实施。长江村书记郁全和前期随同《解放日报》和张家港市委宣传部领导来到小岗村考察。双方结为友好村后，郁全和又亲自带领几台卡车来到小岗村，拉来了筑路工具和工程技术人员，水泥、沙子等材料在凤阳当地采购。工程涉及的小岗村的一些土地占用赔偿，都由当时的村干部负责处理。道路两边有几十户人家，工作琐碎，更主要的是有些人不配合。村干部遇到有胡搅蛮缠的会亲自上前理论，每每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此举给郁全和张家港的其他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都觉得，小岗是大有希望的。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800米长、26米宽的水泥大道建成，机动车道与人行道之间的隔离带栽有松柏、桂花、冬青等花木。当年大道两边多为砖混结构的平房，两层小楼不多。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栽着不少柿树，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火红的柿子挂满枝头，像一张张婴儿灿烂的笑脸。新修成的大道，让人们在浓郁的农家风情中，能感受到小城镇蓬勃的现代化气息，小岗的村容村貌有了质的飞跃。

如今消防队使用的办公楼，当年是村委会，位于村子的东头，是一幢漂亮的两层小楼。楼上办公，楼下设展览室、农民夜校、文化室、卫生室等。展览室里展示了“大包干”的起源等内容，是当今大包干纪念馆的雏形。说到和张家港的合作，陈怀仁说：“张家港人很重视基础建设，发展思路有整体性，更主要的是理念的先进。郁全和多次和我谈到，小岗一定要有新理念，要全面‘洗脑’。”采访中，陈怀仁又告诉我：“小岗村和长江村的差距，首先是理念上的。很多‘大包干’带头人以为见多识广，世界就是他看到的，目光是短浅的。郁全和总觉得小岗的发展和她的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名气不相符。”

2003年在滁州市召开的“中国‘大包干’25周年理论研讨会”上，说到和小岗村的合作，郁全和说：“我的愿望就是使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富起来。可以说，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如果抓不上去，就代表8亿农民没有搞好。农民发展如何，农村发展如何，农村体制如何，小岗都是一个典型。”对小岗村的帮扶，不仅体现了郁全和这位共产党人的全局意识和党性意识，更是出于那纯朴的农民情节。这一点，小岗村许多人至今对郁全和都非常佩服。

郁全和和小岗村的关系，十几年前一个叫徐伟民的记者，写了一篇《郁全和长江“骄子”》，描述得很到位：

长江村富起来了，长江村的人民富起来了，但郁全和始终没有忘记那些还没有富起来的人。

小岗村位于凤阳县的东部，相比之下，凤阳县小岗村的知名度比长江村叫得更响，但经济相对落后。为响应中央东西联动政策，经《解放日报》牵线搭桥，几经磋商，1997年春天，小岗村和长江村达成了“优势互利、东西联动、共同发展”的合作联盟，但实际上长江村是来支援小岗村发展经济的。

但是先从哪里入手呢？郁全和认真分析了小岗经济滞后的原因有三：首先，制约小岗村经济发展的是人的原因。中国有首民谣：“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背着花鼓走四方。”几百年吃不饱的凤阳人如今吃饱了，无论干部还是群众一直停留在粮食屯前满足于小富即安、固步自封的小农意识，使小岗村始终没有跳出那个怪圈。其次，还是人的原因。惰性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小岗人几百年来难以克服的惰性思维，使他们没能走出去。就拿张家港人来说哪家没有几十万存款，但房前屋后不足1分田也要种上一些瓜菜。但小岗村每人平均6亩田，却买菜吃。以前吃不饱的小岗人一直以漂泊为生的占大多数，一旦吃饱了就不想动了。思想上从未产生过追求过得更好的理念。最后，还是人的原因。过于重视自己的成绩，小岗人风云一时的年代早已过去，但他们还一直躺在包产到户的功劳薄上，等上级给政策，或许哪一天上帝发天威就会掉下包子、馅饼来。是他们自身固步自封的思想意识制约了小岗人的发展。经如此细细把脉，更加明确了帮助小岗的思路，要帮扶小岗不仅要帮助他们致富，更重要的是帮助小岗人“洗脑”。

郁全和对小岗村的扶贫方式与别人不一样，他采取硬件、软件建设双管齐下的办法。先后投资80多万元，帮助小岗村建起了一条长1000多米、宽26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水泥大道。在帮扶过程中，他发现小岗村虽然外部环境是改善了，但这样下去终归还是不能使小岗人彻底迅速脱贫致富。所谓治标先治本，这个问题成了郁全和的心病。通过反复比较论证后，郁全和认为要想快速使小岗富起来，必须变“输血”为“造血”。

他决定选择以发展葡萄生产作为小岗村调整单一粮食生产结构，推进优质农产品规模化经营的突破口，每月到小岗村去一趟，具体指导小岗村的致富计划和落实措施。为了进一步打消村民们的重重疑虑，他先投资150万元，在小岗村的一片荒岗地上建起了80亩葡萄示范园。在建设中，他不仅协助技术人员拉线、打杆，还在连绵的阴雨天穿上胶鞋，与村民们一起挖沟整地，浇水插枝。工夫不负有心人，昔日的荒野变成了沟垄成行、生机盎然的葡萄园。青青葡萄藤结出了累累硕果，也让小岗村农民看到了丰收的希望。在他的带动下，小岗的村民们纷纷要求种植葡萄。在郁全和的精心策划下，“眼红激将法”有效了。至今，又投资120万元使全村90余户村民家家户户都种植了葡萄，总面积达380多亩。不仅种苗、水泥杆等都是长江村无偿提供的，每年对葡萄种植状元户发放的奖金也是老郁自己掏。滔滔长江水，堂堂长江人，在郁全和的帮助下，小岗村正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已走上了一条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每逢春节，郁全和都不辞劳苦，为小岗村60岁以上的老人和贫困户送上一份年礼。无论再忙他都不会忘记这件事。为了让更多农民掌握信息，他给每户人家赠送了1台29寸彩电。这种不计名利得失的真心扶持，只有无私无畏、胸怀宽广的真正共产党人才能做到，一般人是难以达到这种境界的。

什么是富裕？在郁全和的心中有这样一个定义：个人富了不算富，一村富了也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使他始终不移地帮扶小岗致富。

什么是贫穷？在郁全和的心中也有一个定义：没有金钱不算穷，没有房子、票子和车子都不算穷，满足于现状准备一直穷下去的人才是真正的贫穷。

有什么样的村干部，就有什么样的村子；有什么样的村子，就有什么样的村民。

富起来的中国农民不应该忘记小岗人。

关于小岗村落后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小岗老百姓不是落后的，是通情达理的。一段时间，关于村干部与上面的领导，我认为对小岗关心的实在太少太少了，很多人要么去找小岗村麻烦，要么去参观，正儿八经办事的没有。

招商引资经济发达的地方，他可以招商；有困难落后的地方，他也可以招商引资。投资找不到地方的人很多。投资环境好坏，关键是靠当地人的诚信、领导的威信、地方的人文环境。投资环境好坏，谁知道怎么样？“以外引外”至关重要。要一步一步去实施，要引得进、留得住、长得大，得而复失，等于消磨时间。

“十几年前，郁全和非常准确地诊断出了小岗村的毛病，这些毛病，到现在还是有的。对于招商引资，小岗村做过很多努力，但引得进、留得住、长得大的企业太少了。所以，小岗人还要继续‘洗脑’。从干部到村民，都要‘洗脑’，千万不能躺在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村、‘大包干’带头人的功劳簿上沾沾自喜了。”这是又一次谈到长江村时，赵家龙对我说的。他和长江村的郁全和书记也曾有过接触。长江村不但给予小岗村以物质上的援助，促使其理念上更新，而且还创造条件，为小岗村培养人才，增强其内生动力。选一批年轻人到长江村去学习和接受培训，以便为小岗的发展积蓄人才力量。严立岩当年就是这么走进张家港的。

中午，我们到达黄山市，中国徽文化博物馆的章望南馆长，给我们安排了工作餐。饭后，我们又驱车疾行，于下午4点50分赶到位于吉阳中路的瑞成酒店。客房是严立岩帮我们定的，他的公司就在对面的上饶丽城小区中。5点钟，我们在丽城小区门口汇合，跟着他来到上饶丽城小区1栋2单元903室的办公室。坐下来，就开始了采访。

舒马克电梯（张家港）有限公司其前身是成立于1992年的华夏电梯（张家港）有限公司。2002年12月，长江润发集团正式与具有近百年历史的美国舒马克电梯集团公司以及鼎峰贸易公司签署了合资合作协议，成立舒马克电梯（张家港）有限公司，作为舒马克在亚洲地区的唯一生产基地。公司采用先进的电梯生产技术，产品的各项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现有产品包括乘客电梯、别墅电梯、观光电梯、病床电梯、载货电梯、汽车电梯、杂物电梯、无机房电梯、液压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立体停车库等数十个品种，并可以根据客户要求进行个性化设计，最大化地满足用户的需要。张家港公司本部现占地100余亩，厂房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员工400余人。随着公司迅速发展，硬件设施逐渐完善，现已拥有先进的多工位数控冲床、数控折弯机、数控剪板机10余台，具有年生产5000台电扶梯的能力。舒马克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是给予高度重视的，积极鼓励员工参加技术培训，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并长年有美籍工程师担任技术总监。公司引进了舒马克公司的先进管理体系，并推行现场“6S”管理模式。公司积极开拓更广阔的销售渠道，拥有强大的销售团队，销售区域遍布全国。严立岩是舒马克公司自己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也是江西市场的拓荒者。

我是1979年6月8日出生的，可以算是“大包干”的同龄人。小岗村“大包干”40年，我也差不多40岁了。1998年板桥中学高中毕业后，我就来张家港了。当时上海《解放日报》牵头，搞东西联动，张家港长江村和小岗村结成兄弟村。一晃，近20年了。非常快，来日并不方长。

当时，小岗村有20多人到张家港长江村打工。长江村想要在小岗村办一些企业，听说和政府谈的，贷款融资问题没有谈好，最后不了了之了。这20多人去长江村是带着锻炼、培训的目的。20多人分了很多企业，女同志全进了服装厂，男同志有的进了水电安装公司，还有几个进了润发机械厂。我当时进的是华夏电梯张家港有限公司，就是现在这个公司的前身。

一开始在车间里做的，总装车间，干组装。干了五六年，工资不高，普通员工2000多元，比老家高。五六年下来，电梯的每一个硬件都掌握了。技术水平达到了一定高度。所以能从总装到了售后，干维保服务经理，手下带了几个人。主要做维修，质量问题投诉的回复、解决、回访等。这个岗位一直做到2014年底。这期间，从机械到软件，又都熟练掌握了。固定工资，离开这个岗位时，除掉五险一金，能拿到手的每月5000多元。

2014年年底，公司把我调整到江西分公司来任销售经理。因为，销售需要懂全面技术的人。对我本人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启程。从掌握技术，到营销管理。现在快3年了。每月5000多元基本工资，然后拿业绩提成。

现在回想当初，开始一段时间，感觉最难过的是每天要重复枯燥无味的工作，很乏味，差点就没有坚持下来。当初小岗20多人，去电梯公司的人有8个，最后坚持下来的就只有我。其他公司坚持下来的也不多，水电坚持下来的除掉我哥严立豹，还有严德义。男的就3个人留下来了。女的只有严金昌的小女儿严德聪，她嫁给了汪飞，也是我们安徽的。自己和小叔子做了广告公司，他老公在一家酒店做经理，一家子在长江村发展得都可以。

公司里的活不重，在技术上倒没有什么难的，就是生活太乏味。企业在长江村里，离张家港市区有20千米，当时也就是农村，远没有现在繁华。下班后，我基本上就是看看电影、溜溜冰，开始也想家，也想回去。过了3年多，结识了我爱人，感觉才好起来。

我爱人叫张琴，是滁州市南谯区黄泥岗镇人。2001年认识，她当时在长江村的一个棉纺厂。认识她时，她刚到张家港不久。2002年年初我们结婚。结婚的时候张琴已经怀孕，回小岗村老家举行的婚礼。孩子2002年9月8日出生，张琴在小岗村带了1年，后把孩子送到黄泥岗木耳张，交给岳母带，她又回到张家港上班，到保税区的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孩子3岁，能上幼儿园了，我们又带到张家港上幼儿园，公办幼儿园。当时入园松，谁都可以上公立园。等到上小学的时候，就要积分了。积分不够的，只能上民工小学。好在我积分够了。那时候做维保，时间上比较自由，可以接送孩子。

刚开始来张家港时住集体宿舍，结婚以后租房子。2004年到了维修部当经理后，公司给提供了两室一厅的房子。长江村就这样，你有能力，有贡献，它就会给你提供好的待遇。

舒马克公司坚持秉承“精心作业、以质取胜、优质服务”的质量宗旨，以及“强化管理，产品合格率达100%，用户满意率达100%，用户投诉处理率达100%”的质量方针，参与市场竞争，将以客户为导向的经营理念服务于客户，在售前、售中、售后的整个过程中全面建立了完善且高品质的服务体系，并将其作为产品品质和企业形象的一部分去操作、融合、延伸。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舒马克也不忘企业文化、企业品牌的传承和发展，将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灵魂，努力打造企业名牌文化，确保名牌之树常青。因为公司有这样的企业文化和作业追求，我们做工作丝毫都不能马虎。做维修部经理的时候，最难解决的是和客户的沟通。电梯软件上出毛病有些一下子判断不出来，有时候手下的员工维修几次，故障还是不能根除。有些电梯，还会有疑难杂症，经验少的，难以判断。客户不理解，发火，这就要我去。维保合同都是我签的，下面人搞不定，就要你领导来了。你要表态，能不能把问题解决掉。

我的回答都是没有解决不掉的问题。我亲自出马，一次搞定的很多。那种场合，用户往往长舒一口气，赞美声不停，有的还硬要请喝酒，当然我是不会去的，但心里还是舒坦的。这就会激励我要钻研技术，没有事情就琢磨。我也有出师不利的时候，曾有过连修3次修不好的，还被人家投诉，客户说：“不要了，我要把电梯拆掉。”很燥火的。这时候，我不能冒充高手，马上向公司汇报，派工程师带专门的检测工具来做检测。工程师是厂里的技术核心，是权威，他们来了，通过检测，基本上都能够手到病除。有些问题，是客户不规范使用造成的，有的不愿意维护，也会出问题，这些要向客户指出来，要多说好话。我做售后维保服务，从来不会和客户冲突，坚持沟通，把问题解决，最后也确实解决了。当然，难沟通的人还是少数，服务主动，态度谦和，一般都能取得谅解。这样，就不会把客户丢了，下一年的维保合同不至于签不到。在我的手上，维保的量越来越大，尽量保证公司装的电梯维保都由公司来做，业务不丢，也算是守土有责。江西分公司的工作更复杂，压力更大。江西是一个新市场。舒马克原先在这里没有销售过，是一个空白市场。第一年只销售了十几台，好难啊！第二年做了40来台，局面逐渐打开了。今年已经做了60多台了，到年底完成80台销售应该没有问题，有些项目就要签了。目前舒马克在这边就两个人，销售过了，维修、维护是委托给当地的一家公司的，但有问题还是要找我。每年喝酒喝得阑尾炎要犯两三次，医生说要切掉，但因为太忙（销售都是你经手的，别人没有办法搞），每次犯了，只能是挂几瓶水，消消炎、止止痛就行了。2018年春节期间，要是有时间，就做手术，彻底治一下。

这两年跟以前比，累多了，烦多了。销售、工程、收尾款、维保，都要管，公司按业绩考核，压力很大，常感到疲惫。新市场1年做到1000多万，应该业绩不错，但公司的任务是要年年加码的，任何公司都是这样。你不去开拓，就会萎缩。我个人去年挣了20多万元，可是不少累。你要他钱，他要你命，劳动者就是这样，你别无选择。我每天最少1包烟，累了想抽烟，烦了想抽烟。等孩子考上大学，毕业工作了，就不干这个了。天天这么跑，身体吃不消。到老了，肯定要麻烦。

5年前，花了14万多，买了1辆起亚轿车。2015年9月，花了40多万元买了1套100平方米的房子，装修又花掉了十几万，积蓄也差不多用光了。所以不挣钱也不行。按张家港人的说法，我现在是新张家港人了。小岗家里的那套房子，等以后回去养老吧。我是在那里出生长大的，对小岗还是有情结的。

你说我凤阳口音已经没有了，我也没有感觉。可能是出来早吧，将近20年了。张家港话难懂，这么多年了，当地方言，我能听懂，但不会说。上饶也有上饶方言，我这么一说普通话，别人也跟着我这么说，就没有人跟我说方言了。电梯的客户群，大多是说普通话的。

小的时候，对小岗的感觉就是穷。我小时候还穿过补丁衣服，家里弟兄多，衣服老大穿过老二穿，老二穿过老三穿，我很少穿新的。那时候只能说吃饱肚子，吃饭多是咸菜。记得我妈腌咸菜，一吃就吃大半年。1998年之前，小岗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和其他村庄没有什么不同。感觉那时候政府也不重视，也没有扶持。凤阳其他农村是什么样，小岗就是什么样。一朝过了温饱线，20年没迈过富裕门。很贴切，很贴切！

在我的记忆里，1998年小岗开始发生变化。张家港长江村过去，搞合作，修了友谊大道，起码是面貌发生变化了。江泽民总书记去过后，引起了社会关注，各级开始重视了。

小岗村真正快速发生变化的，还是沈浩去了以后。整体的村容村貌，一年一个样。我每年回家，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小岗也成立了创发公司，有几家企业进入了，企业征地，村民口袋里鼓起来了，对小岗发展起推动作用。这个工作是必须的，是有意义的。土地不能光放在那里，要在上面搞经营，才能有效益。小岗为什么那么多年没有变化，沈浩来了就有变化？他带来了经营的理念。长江村比小岗小多了，现在空地很少，也没有人种粮食，但全国农村能比得上长江村的，很少。小岗人对土地有感情我理解，但几十年来一直固守土地，不愿意发挥其他效益，和“大包干”精神就不一致了。小岗村名气比长江村大得多，但需要向长江村学习的太多了。

沈浩，我见过他三次，见人就笑，说话也是笑嘻嘻的，没有领导架子。第一次是过年，村里给我父亲他们发油，我去领的。听他发表讲话，没有什么大道理，觉得很实在。

第二次是到他住的地方，印象特别深，我去找他的，他不认识我，问：“你是哪家的？”我说：“我是严国品家的。”他说：“是老品子家的，你们在外面发展得都可以啊。”领独生子女证，需要盖个章。他很快就盖了，还问我情况，很热情地交谈，问我在长江村怎么看小岗。当时找他的人很多，正在忙，他一点也不烦躁，一般领导可能没有这个兴趣。

第三次也是给我爸发慰问品，送到我家里去的。应该也是过年，不过年我是没有时间回去的。他跟我爸聊天，很投机，问他身体状况，还问子女孝敬情况，说不孝敬的，就拿棍子打。完全是农民的语言，让人感到亲切。

2009年沈浩去世后，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两句话我一直记得：“两任村官鞠躬尽瘁，六年离家两袖清风。”我当时在张家港，以前见过沈浩，对他并不了解。看节目介绍他为小岗所做的，我很震撼，当时就流泪了。有人说出事当天沈浩陪着客商应酬，这不是很正常吗？我现在在外面做业务，非常理解应酬的不容易。在这样的时代，在那样的环境中，要求得到别人的支持，不应酬行吗？什么叫不脱离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喝酒你喝不喝？沈浩的电影我看了三遍，每一遍都很感动。7年下来，他的主任已经做了副厅长了。那个电影桥段，我记忆深刻，副厅长说：“我7年才做了副厅长，嫌慢了。看到你沈浩，真的觉得很惭愧。”

这个国庆节我们一家三口又开车回小岗，老婆说，不是一家三口，是一家四口，还有家中的小宠物狗。这一次回小岗第一感受是父亲老了，感觉很不安心。变化我也是匆匆看一下。真正了解还是从新闻、网络上看到的。小岗我是经常关注的，凤阳县的网站“三年大提升”栏目怎么撤掉了？近期小岗村的网站有1个多月没有更新了，小岗村网站我是收藏在我的收藏夹中的，最后一篇新闻是8月17号。我总希望老家一天一天变好。跟别人聊天一提到小岗村，我很来劲，啰里啰唆能说一大堆。

小岗村“大包干”的发生是一个偶然，就是因为吃不饱，被逼的，这就是必然了。至于小岗精神，是后来宣传起来了，才被塑造出来。我认为是这样的。我们在外面工作，提到小岗村精神，理解的人不多，但我确实是以小岗为骄傲的。

长江村和小岗村最本质的不同，我认为是地域上的差别，内地的农村，土地很多，长江村每个人都想发财，也有路子发财；小岗村光是种地，想发财也没有办法。谁都是有想法的，但你的想法起点就低了，怎么能发展得快？不能说小岗人没有能力，小岗人不缺乏能力，更多的是缺乏发财的理念和环境。这和地域关系很大，整个凤阳，整个安徽都不行，仅仅让小岗村一下子像发达地区那样改变了，不现实的。小岗村的发展，还是要区域共同发展。长江村这一块，还是应该继续合作。

6．喜欢下雨的严德宝

第一次见到严德宝，是我去采访严宏昌的时候。当时，他正在院子里掏瓜蒌的籽。他脸色黝黑，眼睛明亮，说起话来思路清晰。我知道瓜蒌是一种上好的中药材，其果实、果皮、果仁（籽）、根茎均可入药。小时候，在村子里见大人采集过，前几年在琅琊山荆棘丛生的山崖石缝中也见到过，没想到它也能够人工种植。这样，和他谈话便有了共同的话题。向他问了一些瓜蒌种植、销售的情形，以后就陆陆续续接触。

2017年的最后一天，我和温跃渊一起去他家。一个小女孩问：“请问你们找谁？”

“我们找严德宝。”

“哎呀，对不起，他到黄湾去了，不在家。”小女孩一板一眼，字正腔圆，小人精的样子，显得聪慧而可爱。一问，才知道她是严德宝的小女儿严润林，才8岁，小岗学校二年级的学生。2018年1月10日下午，我们才约定严德宝在小岗培训中心315房间畅谈至深夜。

严德宝来到这个世界，多少带着一些意外。他上面有大姐严德凤、大哥严余山、二姐严小兰。当时国家已经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三个孩子，让严宏昌和段永霞感到家庭负担很重，他们决定响应国家号召，不再要孩子了。段永霞是村里头一批去卫生院结扎的人，到了卫生院进行术前检查，她严重贫血，不能进行结扎手术。她被采用上避孕环避孕。上面发给卫生院的避孕环质量很糟，经常掉。段永霞意外怀孕了。1978年2月，严德宝出生，此时距父亲严宏昌他们按红手印分田只有9个月。应该说，严德宝是“大包干”的同龄人。1979年夏季，小岗村的夏粮就获得了好收成，严德宝没有像哥哥和两个姐姐那样，随着父母外出讨饭。

我小时候没有饿着，但5岁开始放猪、放牛，因为家里缺乏劳力，一直到9岁才上学。即使上学了，清早起来摸块饼啃着，喝瓢凉水，踏着露水，放猪、放牛，到太阳升起老高时，再去上学。傍晚放学，从锅里拿块锅巴，抹点酱，一边吃着，一边又去放猪、放牛，有时候还要打猪菜，割牛草。这种情形，我们那时候的小伙伴差不多都是这样。猪比较乖，在田野里找剩的东西吃，不毁人家庄稼就行了。可是牛就没那么听话了，在田里干活的家人好几个被顶过，母亲被顶两次，二姐也被牛角挂过。我12岁那年牵着牛往山上走，牛忽然发了疯，从后背把我挑得飞了起来。幸亏是和大姐一起，很快被抢救回家，屁股到腿上划出了1尺多长的口子，缝了20多针，躺在床上20多天才好。我们这种状态读书，成绩也就一般。初中毕业，我没有考上凤阳中学，考上了凤阳科技学校农经专业中专班，这个班级是专为培养乡村干部而特设的，我在学校入了党。

1999年7月，我中专毕业，除了在家里干农活，就想着后面怎么发展。9月份的一天，我和母亲在田里劳动时，听到了村里广播招收新兵的消息。“德宝，你明天就去报名验兵。”后来回忆这件事，母亲对记者说，“我知道参军可能需要关系，但转头一想，验不上就当检查身体。”当年我很瘦弱，加上小时候放牛时身上被牛划出过大口子，大疤痕在身上很清晰，母亲担心我验不上兵。“验不上也不要紧，打不到粮食口袋在。”体检那天早晨走的时候，母亲这样对他说。

幸运的是，这次体检我一切合格，而且在中专就入党的经历，也给了带兵的同志很好的印象。我们那个中专班是凤阳县专门为培养乡村干部特设的，有些功课叫我们如何和人交流，这使我的谈吐比有些同去验兵的人要沉稳、有见地。很快，我参军的消息传遍了全村，甚至邻村的舅舅家也来了人。在1999年的凤阳县城，参军确实是件光荣的事情。当年整个小溪河镇不到10个兵，参军意味着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多了一种可能性，家家都要摆酒请客。

我家里一共摆了11桌酒。当天早晨，母亲凌晨3点多就起来杀鸡。那些鸡都是自己家里养大的，我亲自喂过它们。本准备春节拿去卖钱的，可是那时候父母顾不上算这种账了。我到现在还认为，那天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气氛很热烈，家人、亲朋都很开心。这种热烈不像乡村婚礼那么俗气，来的客人有些送的不是钱，我的一些同学送的文具等礼品，我中专的同学送了一本写有“严德宝同志留念”的大笔记本，上面有他们各自的签名；还有钢笔、书籍之类，我一直保存到现在。前一段，电影《芳华》热播，我看了，还想到当年参军的这一幕，我觉得那些逝去的时光，是我的“芳华”。

我父亲对我们小孩子的要求一直都是“向上”，我的参军也被村庄里的人视为向上的一条路途。在1999年的安徽农村，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有进城工作的农村小伙要想有所作为，只剩下一条路，就是在村里干出个样子。那时候我虽然已经入党，可是没有显示出特殊的才能，父母都相信，要是能去军队锻炼一下，对我今后回村里发展有很大好处。

火车把我拉到南方的福建某部，我成为专门在海上作业的专业化工程兵一员。别的部队刚开始是学习队列，我们部队刚开始是学游泳。小岗水面不多，但包产到户后，很多人家都有一方用于灌溉的小水塘，尽管父亲不准我们下水游泳，但我们兄弟偷偷下水洗过几次澡，也就会游泳了。但我们在乡下水塘学会的狗刨式只能说会在水上漂，在部队并不适用，部队教的游泳动作都是标准的，我们被要求每天在水中游泳十几个小时，不停地练，练习耐力。

与此同时，还需要在岸上曝晒，让身体肌肉习惯强烈阳光的伤害。有的没晒惯的新战士，晚上睡觉一边哭一边喊，身上全晒破了，完全不能躺下，最后身上一揭就是一大块皮。这一切艰苦的训练，对于我来说都不是重大考验，小时候在田里干活就已经习惯了这些。对于我，新课题是学习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这一方面是我的短项，我们团的副团长是安徽人，我和他见了几次面，说话很投机，但我就是没有让他知道我也是安徽人，不好意思套近乎。

在学开车和军事训练上，我成绩出色，经常被派出去参加军事比赛。团政委很喜欢我，经常来我们班找我们几个新战士聊天，我退伍后他还来小岗找过我。军队真是锻炼人的地方，增强了我的毅力。很多训练的场合，一个人在海里要游上近10小时，中途无处停歇，有毅力，还要有耐力。军队生活没有使我的行政能力增加，却使我成为一个稳重、有恒心、爱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这种习惯持续到今天，现在每天早上起来，我一边干活一边还要听收音机里的新闻实时播报。

我没想到我的退伍会来得那么快。后来母亲说，我的退伍可能来自她与南京军区某位副司令员的偶然见面。那是南京军区的部队领导来小岗村学习考察，副司令员看见了墙上我参军的照片，就问我母亲：“老嫂子，想儿子不想啊？”母亲明明知道让我退伍不是好事，我更好的出路是考上军校，可是她眼泪还是止不住，副司令员一看就明白了。后来她面对《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王恺回忆当时哭泣的场景说：“是我耽误了德宝的前程。”我不这么认为，一个副司令员，哪里能具体过问到我这个小兵？那几年，正好是我们家所有的孩子四处活动、在外谋生的时期，一个孩子都不在母亲身边。半夜里院子里的一点响动，都能让母亲产生幻觉，半夜3点会跑到大门口去开门，觉得是哪个孩子突然回家了，她太想我们了。说起来也是我不够灵光，有好几次机会，我都是可以回来探家的，但我都让给别人了。要不然，母亲也不至于这样。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在副司令员来过我家一个多月后，我就接到退伍的命令。尽管有些舍不得，可是命令下来了，还能怎么样？再说那时候我也很想妈妈，想家。当了两年，就这么回家乡了，想想当初离开时，欢送气氛的热烈，心里很失落。当时，我参加的军队远程进修班的教材刚刚寄到，别人回家都带土特产，我回家带了一箱子书。这点，我至今还觉得很自豪，可是村子里的有些人却觉得有些可笑，他们觉得，我在部队没有混好。

我没有必要和他们一般见识，我只要自己知道，我不是在部队表现不好才走的就行了。部队所给予我的和我对于部队的感情，我会一辈子珍藏的。

严德宝退伍回小岗是2001年秋天，小岗没有本质性的变化，村民的主要经济收入仍然靠农业，严家的收入来源也还是靠土地。此时，大哥严余山也在家中，弟弟严德锦在合肥的省电视台工作，有时间也会回到小岗。此时，严家三兄弟怀揣各自的梦想，他们希望要在他们这辈上实现严家的命运大转折。

2002年春节，三兄弟正式开了一个家庭讨论会，决定各自未来发展方向：老大和老五都继续在土地之外的领域拼搏，德宝来家了，家中的土地就由他负责。在小岗，无论如何，土地不能丢，这是三兄弟一致的信念。当然，德宝还有另外的重要任务，他要进小岗村领导班子，当村干部。父亲严宏昌的逐渐老去，这届村主任干完，就不打算再干，德宝走出来，则是很好的继承。这样，这个家庭在小岗村会继续拥有话语权。2008年夏天，《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王恺采访严德宝后曾这么描述：

“讨论让我们很兴奋。”德宝还记得，讨论范围由振兴家庭到了如何振兴小岗村，那是他成年后第一次喝醉酒，“感觉小岗村未来的振兴就靠我们了。”

三兄弟在除夕开会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2008年春节，讨论的目标还是没有大变化，仍然是大哥发达后回家乡办企业，小弟则负责家乡的形象宣传。不过，此时德宝已经不做干部了，他抛弃了幻想，更关心一些实事，例如家里的具体经济收入。7年了，严家的收入来源并没有大变化，德宝带领着家里的女性们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仍然是这个家庭的支柱。

讨论没有任何实际结果，只是德宝很喜欢自己家开会的感觉，“三兄弟畅谈理想，感觉又回到了部队里，那时候的讨论会也是这样的气氛”。

这点上德宝很像父亲，很注意“气氛”，别人的尊重能带给他很大的满足。2001年，经过严家的努力，德宝当上了村里的副支书。从硬件上看，德宝很符合条件，他刚从部队复员，又有了多年的党龄，可是德宝在软件上也许根本不适合当村干部，父亲发现他和自己完全不同，是个不会在场面上说话的人，“尤其是看不惯的事情，他脱口就说”。这就导致了他不能和一些人相处。

家里人把这解释为德宝的正直和不圆滑，可是村里人不这么看，他们觉得德宝的素质不高，不是当干部的料。作为副支书，德宝没有具体分工，他所干的大多是带领民兵搞劳动等琐事。

他自己的记忆里，他的干部生涯中的突出作为，也不过是某年带领村里的民兵养鸭，“提高了大家的收入”。德宝觉得，干农活要靠脑子，“那年，村里养鸭的人家都发财了”。原来那年市场上鸭的收购价格比较高。但是，这并不能使村里人承认德宝的能力，大家的印象里，他还是那个又黑又瘦、看见上级领导就说不出话来的老实人。

德宝不能和上级派来的干部顺利交流，在他下台这件事情上也有所证明。2006年，因为小岗村的一些矛盾，外派的党支书来到小岗村，德宝和他的同事们被重新分配工作，“有一段时间，去上班就是打扫卫生，村里的新建马路反正没人扫，正好归我们几个”。这件事情被他看做很大的屈辱，“完全不尊重我们本村的干部”。德宝于是从做了几年村副支书的位置上彻底下来了。

村里的干部没什么收入，德宝这些年更多的力气还是放在农活上。18岁离开家乡那年，已经什么农活都会干了，可是，“这两年家里更新换代，又多了一些机器，得从头开始学”。严家的牛早就卖了，又花大价钱投资了一些新的农用机器，他家在这一项上敢于领先投资，德宝成了家里新买的收割机的试用者。“好在在部队的时候学过开车，这些东西一学就会。”他骄傲自己在干活上有天赋。

收割机不仅自家用，还能出租给别人，德宝随机器出租，因为他干得好而快。严家的农业收入随着德宝的归来而迅速增加，德宝开始喜欢自己的农田生活。

天赋并没有带给他轻松的生活，这些年，严家的40多亩土地主要靠他和大姐、大姐夫在支撑，有时候他累得连母亲都看不下去：“收割稻子的那几天，他累得都走不回家。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去看看，他已经在田埂上睡着了。粗看没看出来，一个又黑又瘦的小人的影子在草垛上缩着，身子就像个初中生。”

德宝和他兄弟们的反差，不仅在日常生活上，也在外貌上。大哥西装革履，壮实，也注重修饰，每天都能看见他在简陋的厨房里刮胡子、对着油烟熏黑的镜子洗脸。照片上的五弟被摄影机、西装包装着也很光鲜。可是德宝常常脚都没洗干净就出现在外人面前，标准的农民模样，在地里干活习惯了，除非有重大事情，懒得关心外表。

家里有外人来时，出面接待者一定是父亲和大哥，德宝从不上主桌，他和家里干活的女人们一起，坐在院子里黑暗的小桌子上吃晚饭。他也喜欢这样，觉得自由。我们到的那几天一直如此，尽管大家已经很熟悉。

看见儿子彻底从军人转化成了农民，而且今后也可能放弃了外面的世界，母亲有时候还是难受，她觉得是自己当年想儿子的那一哭，使德宝放弃了可能有出息的未来。她有时候问德宝，后悔了吗？是不是要埋怨妈妈？可是德宝的回答永远都是“不怨”。他说那个时候，“我也想您，想家里”。

在德宝回家1年后，当年部队里比较欣赏德宝的团政委正好来到安徽蚌埠办事，还专程来了严家。当时德宝正好在舅舅家帮忙收割，两人因此没见着面。家里人猜测，他是来动员德宝重新回部队的。从舅舅家回来后，德宝拿着首长留下的电话沉默了两天，两天后才通电话，“团政委已经回福建了，电话里就没有再说什么”。这可能是德宝重回部队的最后一个机会，可是此时，家里面确实已经少不了他了。

事实上，当上村干部的那天起，看着台上台下说话都很本分的德宝，家里人对他的期待就开始降低，甚至对外人也肯承认。和我们一起在饭桌上，大哥在幻想自己企业做大的美好场景，说那时候要家里的人都到自己的企业去，“德宝可以去做基层管理，他不是一个帅才，可是执行能力不错”。

慢慢家人开始给德宝换了定位，不再是风头十足的乡村领导，而是一个老实能干的乡村农民。大家都接受了他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是全家目前经济收入的顶梁柱的事实。

大哥和小弟还在外面的世界晃悠，他们没有给家里的经济带来增长，所以德宝他们在土地上劳作的收入要养活全家，包括哥哥全家和小弟放在家的媳妇和孩子。而家庭日常开支的权力，也从母亲手上逐渐转移到了德宝的手上。

尽管在村干部的职位上走向辉煌的梦想逐渐在破灭，但是生活还要继续。2003年，家里要给德宝说媳妇……现在的老婆舒则玉是他一眼看中的，“她个子小小的，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很天真活泼的样子”。其实那年则玉已经23岁。不过，则玉现在常常开玩笑说，当时并不是看中了他，而是看中了德宝的父母才嫁过来的。

舒则玉比德宝小两岁，家在凤阳的黄湾，那里更靠近淮河，小岗村比他们村富裕且知名度高。则玉家里只有她和哥哥两个孩子，从小养得娇，没怎么下过田，家里担心她出嫁后会被婆家人指责。

而天真的则玉婚前的想法就是，找个公婆厚道的人家就好了，“因为我从小听惯了村里家庭不和的故事，特别害怕和婆婆合不来”。和德宝见面的时候，“觉得他又黑又瘦，特别普通”。而且即使去相亲，德宝也没有特别打扮，“只是比平时干净了些”。可是德宝父母的慈祥、和善让她印象深刻。

婆婆也对她印象很好，觉得她懂道理，至于会不会干活无所谓，“只是觉得她样子很小，头发卷卷的”。那是则玉在浙江打工1年后学来的发型，把头发卷成小卷，再盘起来，“在农村很少见，大家都觉得看上去很小样”。虽然头发上有花样，可是穿着很普通，“我不愿意别人觉得我特别看重相亲”。

双方都同意之后，就准备结婚。结婚是婆家催促的，在2003年的8月，“特别不愿意那么快就出嫁，可是德宝家里着急，他已经25岁了，在农村算是大龄青年”。

结婚那天，舒则玉印象深刻，因为淮河那年发了洪水，他们家到德宝家的路完全都淹没了，来接她的小汽车只能在河堤上小心翼翼地开着。可是慢慢地天又下起大雨来，河堤上也没有路了，男人们只能下来推车，车里只剩下新娘子则玉一个人，穿了租来的婚纱，看着窗外的大雨。不过她很安心，因为她知道，德宝他们不会让车子半路停下。

车窗外的德宝脱掉了西装，卷起裤腿，和大家一起推车前行。则玉这是第一次这么仔细地打量未来的丈夫，她注意到了德宝虽然个子不算高，可是很有力气，这种注视慢慢让她心里高兴起来。

因为怕来的人多，所以德宝的婚礼没有通知父亲外地的一些朋友，不过家里的院子还是坐满了人，这是德宝自参军那天之后最得意的一天，尽管雨水湿透了他新郎的西装。

和严德宝接触，你会感到特别宁静，他身上似乎永远不急不躁、不温不火。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是一个喜欢静思的人，也是一个感情细腻丰富的人。“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古人说的往往都是真理。”显然，德宝是读了一些书的。

我和则玉结婚后，则玉并不用下田干活，她很快就怀上了孩子，并且进了县城的一家化妆品店工作。这个店老板是我爸在北京开会时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在凤阳县城开了个化妆品专卖店，要找人管理，则玉在浙江打过工，用过一些化妆品，见识不少，正好适合这个职位，唯一的缺陷是每月和德宝分开不少时日。

尽管从小岗村到县城包车只要40多分钟，可是家里的农活太忙了，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只去过县城几次。到了那里也觉得无聊，她在货架前忙，我在旁边坐着发呆。我总是觉得，城市生活远不如在农村里干活自由自在，很多事情都受憋屈。我在城里住两天，就想往小岗跑。而则玉对这份工作慢慢也不喜欢。凤阳毕竟是一个小县城，消费能力不强，刚开始时化妆品生意好，可是新鲜劲一过就不行了。

没有顾客来，独自守在店里，很是寂寞无聊，则玉倍感孤独。当年在浙江黄岩打工，虽然收入不错，可是打工生活太孤独，则玉选择了回来，她喜欢有家里人在身边，那样才会觉得日子温馨。所以生了孩子后，则玉彻底放弃了县城的工作，我们都沉浸在快乐中。孩子是严家的第二个孙子，只比五弟的孩子严欣小两个月。孩子长得很快，个子又高又大，长得特别漂亮，全家人都喜欢。可是4个月后，有一次感冒在镇卫生院看病，挂水老是挂也挂不好，整夜整夜地咳嗽，听着很心疼。我和则玉又把孩子带到县城医院。我有个堂嫂在县城医院当医生，堂嫂看了孩子的全面检测报告后，眼睛含着泪水告诉我们：“这个孩子没法要了。”

原来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堂嫂劝说我们放弃这个孩子，因为她在医院里见得很多，这种病既看不好，而且每次生病都会花销巨大，到了一定时候，孩子肯定还是不行的。“这个病的治疗不是你们家能够负担起的。”我们无法放弃，我怎能放弃呢？孩子来到家里，跟我们也是缘分，父子一场，母子一场，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把他养着。

自从那次治疗后，孩子的病几个月就发一次，每次都是复杂的并发症。堂嫂的话很对，孩子的病我们家的确负担不起。在凤阳县城看一次就要几千元，而去蚌埠看一次，就要上万元。家里几年来积蓄起来的钱，很快花掉大半。而每次发病，孩子都痛苦万分。

孩子1岁的时候，我带他在蚌埠市的医院详细检查，原来是因为精子和卵子结合的时候有问题，导致了这种先天性疾病，孩子确实随时处于生命危险中。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培养让自己心肠变硬，随时准备面对孩子的离开。则玉则处于精神紧张中，有时候孩子发病，她也病起来，甚至比孩子还厉害。

有一次去县城看病，眼看着孩子就不行了，要进抢救室，我只有几百元钱，当时家里也没有钱，只能想别的办法。我大哥当时做生意资金紧张，常常看他为欠款发愁，可是此时我也顾不得了，向大哥开了口。上午11点打的电话，下午1点，大哥就给我的卡上打了8000元。我知道大哥在外面很难，但拿这钱，他没说任何话。所以我们家家人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外面人是无法体会的。

2006年冬天，孩子快两岁的时候再次发病，这次病得格外严重。医生说要去上海，我和母亲抱起孩子就往上海跑，跑到蚌埠站买火车票，没有座位，一路站到上海。还没下火车，孩子就一抽一抽地不行了。我抱着孩子跑，母亲在后面跑，直奔第一人民医院。

命运这东西，你有时候真是没有办法。孩子到医院1小时后就死了，都没有来得及上手术台。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唯一庆幸的就是则玉没有看见这一幕，否则她肯定会发疯。因为前些时候孩子不断生病，则玉心情特别不好，此时还在外地散心。

孩子虽然已经死去，可我还是觉得他身上温乎乎的。想到他没发病时在我怀里躺着，脸上微笑着，眼睛亮晶晶的情景，我禁不住又泪流满面。当时是冬天，穿得厚，我一直牢牢抱着孩子，不肯放开。母亲害怕医院要留下尸体，悄悄对我说，我们快抱着孩子走吧。我立刻明白了母亲的意思，止住泪，用大衣裹着孩子往外就走。我哪怕一路走着，一路要饭，也要把孩子带回小岗，绝不能把他丢在喧嚣而陌生的上海。

火车是不敢坐了，怕检查出来我们带着死去的孩子，只能去坐长途汽车，那里检查比较松。平时我和母亲从来是舍不得坐出租车的，这回为了赶时间，一直让出租车给我们送到长途汽车站。到了长途汽车站，好不容易上到长途汽车上，我们并排坐着，强忍着悲痛，直到车子开出上海。母亲再也忍不住，先哭了起来。我冲她摇头，把孩子递给她，我把头埋在衣服里，再也忍不住，低低地哭起来。

这么多年了，说起来，我依然难受！

说到这里，严德宝眼睛红了，忍了忍，还是没有忍住，泪水又出来了。我忙递上纸巾。他擦去泪水，对我笑着说，我说的这些事情，对你的40年有用吗？

我说：“你的40年，和小岗村的40年能分开吗？”

他摇摇头。

“分不开的，都是有用的。”

母亲不愿意向村里人承认自己的孙子死亡的事实，所以村里很多人并不知道我家这个孩子的具体故事。甚至则玉也是很晚才知道，母亲和我告诉她，因为孩子没办法看好了，就在上海把他送到了福利院，那里的医疗条件比较好，说不定可以救孩子一命。这个故事，在一段时间里确实成为则玉的精神寄托。

因为属于夭折，孩子的尸体按照规矩是不能进入严家祖坟的。我舅兄和岳父连夜赶来，把孩子的尸体埋在了远处的山上，具体地点连我也不知道，因为他们怕我知道后会去寻找。现在他应该成为黄土了，和大自然融合成为一体了。

2006年，则玉的哥哥在生了两个女孩后得了1个男孩，因为属于超生，所以干脆给了我们。这个孩子像强大的安慰剂，使失去了孩子的我们有了新的寄托。我给孩子按辈分起名叫“才源”，有了才源，我们家一切都好起来。

2009年，妻子则玉又生下1个女儿，就是前些天告诉你们我去黄湾的那个小女孩严润林。她3岁时，爷爷教她《弟子规》，读上两遍就会背了。她有个好习惯，每天晚上坐在床上都要背几遍书，然后才睡觉。在班级，成绩非常好。

我也曾经外出打工。就是第一个孩子死亡后不久，也想出去散散心。当时四叔严久昌全家在宁波打工，收入很高。我去了，到了四叔打工的车间，里面轰隆隆的机器声让我脑袋疼，我习惯的是小岗村的声音，宁静而甜美。坐在门前抽烟，一会儿有燕子飞来，在屋檐下呢喃几声，再飞向高空。收获季节，拖拉机、收割机的轰鸣虽然也是机器声，但悠长、热烈，不是乱哄哄的炸响。还有租住的房子，太逼仄了，哪有住在小岗宽敞的大屋里好？

在宁波待了1天，我就回来了。

我30岁那年，也就是2008年，战友们有一次在南方聚会，其中有在广州开公司的，有在南方城市做小生意的，都发展得不错。其中有位和我要好的战友又一次动员我去南方发展，可是我还是拒绝了。我就留在小岗村了，哪里也不想去了，就在小岗村耕种家中的近75亩土地。一晃，又是10年了。我没有细算，但和很多外出打工的人相比，我创造出来的财富一点也不比他们少。

对于动手劳作，严德宝拥有一般人没有的悟性。他和严余山现在住的房子的三楼，是2008年夏秋他自己动手盖上去的。他没有学过泥瓦匠，纯粹是看着别人做时，学了一些手艺。当时沈浩出台政策，小岗村居民凡是愿意改建自己家楼房的，都能获得2万元的补助。

三楼的房子运送建材很吃力，严德宝一个人干了三四个月，灰色的水泥四壁是他一遍又一遍刮上去的。他每天清晨6点准时在楼顶盖房子，晚上也不下来，就睡在楼房顶上。他说比睡在田里好得多，晚上风很大，把蚊子全吹走了。一般情况下，都是德宝一个人干，只有在极度劳累，又长时间见不到一个人上来帮忙的时候，他才长叫两声：“唉——”声音很沉闷。只有家里人知道，他这时候是需要帮忙了。楼下的大嫂忙上楼去帮他打小工，送桶和好的水泥。过一会儿，德宝就安静下来了，又自己忙自己的了。就是像这样忙着，这6间房子德宝自己动手，省下了近3万元的工钱。

在村里当干部时，严德宝曾经到外地去考察过一些名村，2006年不当村干部后，他依然每年都要出去，自费到别人的地头看看，聊聊，看别人种什么，怎么赚钱。2010年，他去过河南新乡的耿庄。2012年，第二次去山东寿光。在寿光，他发现油桃很好，就引进栽培了4亩地。因为家里土地多，没有人手管理，德宝的桃园后来给两个姐姐了。此项业务发扬光大的是四叔严久昌，他从宁波打工回来后，见种桃效益高，就试种了2亩地，后来22亩地全部种上了桃子。小岗的久盛桃业就是严久昌的。

这些年，严德宝还先后去过大寨、南街村。2016年，他一个人去了厦门翔安，了解马巷镇郑坂社区的“金包银”工程，他看了后，觉得小岗村与他们差距太大，无法学习。2017年初，他又跟随大哥严余山、周党之、杨玉兵、杨伟等人先后两次跑了怀远、定远、全椒等地。在这些地方，严德宝发现了种瓜蒌商机。瓜蒌果实、果皮、果仁（籽）、根茎均为上好的中药材。1年种植后，可以采摘5年，每亩地每年可以有4000元的收入。但第一年投入成本较高，每亩要投入6000元。考察归来后，其他人都没有种，但德宝种了3亩地。由于大旱，瓜蒌生长状况不太好。“今年肯定要亏损了，就看后面几年吧。”对于新项目，德宝一向是小心的。

2016年土地确权时，严宏昌家的土地都确权到了3个儿子头上，严余山22.5亩，严德宝26.8亩，严德锦25亩。这近75亩土地，确权前和确权后的耕种范围依然不变，严德宝耕种50亩，严德锦的25亩由大姐严德凤耕种。他对种地有一种本能的热爱，这在小岗的“包二代”中，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同龄农村人中，也是为数不多的。他说：“老一辈按手印分田，就是想把田种好的，现在小岗必须要有能把田种好的人。种田需要学习。随着科学和科技的发展，种田越来越要学习。不学习，将来就无法种田，或者说种了也种不出效益。”2017年，由于干旱，他的水稻总产量只有6万斤，效益不是很好。而他在自家田头饲养的500只土鸡，倒是收入了1万多元。加上用收割机、播种机代收、代种得到的收入，他2017年总计有8万多元利润。在小岗种田的人家，这算是高收入了。

严德宝早在2003年就购买了碧浪2000收割机，这台机器直到现在还可以使用。这几年秸秆禁烧，需要把秸秆粉碎还田，碧浪2000没有这个功能，2015年，他又买了福田RG40，收割、脱粒、粉碎一条龙。2014年，他还买了东方红904拖拉机，以及旋耕机、播种机等一系列配套机械。现代农业上使用的，耕地的、耙地的、播种的、插秧的、收割的，他一应俱全。这些农业机械他都会娴熟地操作，一般的小毛病他也都会维修。全套机械，干自家这点活，资源就有些浪费，从2014年起，德宝开始进行代耕、代种、代收。2017年，他已经联合了十几台大型拖拉机和收割机，规模化地从事代耕、代种、代收。这一块全年下来，他收入4万多元，已经超过粮食收入。2018年，他想注册成立小岗农机服务合作社。同时，他还想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建设育秧工厂，使合作社能够提供从耕地、整地、播种、育种、插秧、田间管理、喷药、收割一条龙服务，让小岗农业现代化发展，走出拥有小岗特色的路子。

我们在小岗培训中心畅谈的前几天，就是1月4日夜，暴雪不止，把农贸市场的顶棚压塌了。德宝的RG40收割机停在下面，被塌下的顶棚砸到了，割台、水箱、粮仓三处被砸坏。他说：“小岗的农机停放，也是一个问题。这一下我维修要花掉15000元。”他叹了一口气，“农业其实是很难的，造成灾害的因素太多了。”

尽管家里种了50亩地，舒则玉基本上还是不下地的。插秧是最忙的时候，前几年，德宝还花钱雇人干。现在他就一个人干，每天1亩多，也能来得及。秧田需要打药时，药水管子拖得太长，一个人无法弄，这个时候，则玉才去帮忙，理一下管子。他家的土地都集中在友谊大道南面的“死人塘”周边，德宝把这个塘改名为“私人塘”，塘边有个小屋，劳累或需要看护土鸡的那些夜晚，德宝就住在里面。当然，没有风雨的夏秋夜晚，德宝有时候就在田冲里睡。别人觉得太苦了，他却觉得很惬意。房子里哪有野外畅快？

德宝喜欢下雨。下雨的时候，是德宝最快乐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事情不能做，德宝就拿起鱼竿去钓鱼。他坐在塘边，伸出鱼竿架好，在斗笠下掏出一根香烟点燃，就静静地盯着水面。四周是无边的雨声，鱼儿咬钩了。

7．珍惜品牌名声的严德双

如今的小岗，每天都会有人在金昌食府门口驻足，巨大的宣传牌上挂着习近平总书记与严金昌家人的合影，总书记“农家乐，乐农家”的寄语在饭店LED灯箱上滚动播报着，光彩夺目，第一次来小岗的人，谁不去看看呢？

“是我爸张罗着装修的，他说农村人也要重视宣传。”严德双告诉我。

我说：“这叫政治带动经济，是典型的小岗特色。”

2017年6月29日下午，凤阳县委宣传部韩延龙陪同我采访严德双。走进饭店，只见大堂、走廊、包厢……处处挂着严金昌和总书记的合影。大部分照片是从电视新闻里“淘”下来的，因为印有电视台logo，且像素有限，部分照片只有计算机屏幕大小，唯独大堂的一张相片大得多，足足占了整面墙，严德双颇为骄傲地说，这是我爸找摄影记者要的原图，全村仅此一张。

严德双是严金昌的四儿子，在家里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五，是金昌食府的老板，他出生于1976年，1994年初中毕业。在家里彷徨几个月后，于1995年4月来到广东东莞，在大岭山镇的旺兴达电子有限公司做保安。当时，小岗一带外出打工的男青年都喜欢做保安，觉得能穿上制服，和公安部门靠近，有些威风，同时站站岗，守守门，活得也轻松。至于说将来会发展得如何，严德双当时根本顾不上考虑这些。

那时候，家里还是几间破草房。“我刚刚初中毕业，出去打工的第一个原因是想闯一下，当时家里不富裕，靠农作物，土地翻了又翻，稻谷便宜时候才1毛多钱每斤。而且还要上交三提五统。家里姊妹7个，我排行老五，大哥在家务农，二哥在乡里治安队工作，都没什么钱。父亲在农村算是能人，但绑在土地上，能挣个衣食有余，也挣不到太多的钱。弟妹还在上学，现在回过头来看，真得很穷。”

东莞工厂保安并不轻松，要兼顾很多事情。不过每月工资有六七百元钱，跟在家种田比，1年下来能值3万斤稻谷，效益还是高的。严德双拿了工资就存起来，从不乱花。同时，他也很厚道，厂里加一些小班，帮别人出些力气干些活，都乐意而为。这样，来自湖南道县的妹子蒋华荣看上了严德双，两人恋爱了。当时严德双的父母极力反对他找个外地媳妇，严德双却很拗，顶着。“家里给我介绍了好几个，家庭条件都不错，父母对他们都知根知底，有个女孩子在我家住了几天，等我回来见面，但我坚决不干。父母主要是不了解小蒋，后来接触了，也觉得她很好。”1999年，两人结婚了。

当时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的记者在小岗了解了这件事，忙着赶到东莞的工厂采访严德双和蒋华荣，拍摄了两天，把这桩自由恋爱的婚姻做成了一个美丽的故事。记者的行动使这桩婚姻一下子变得牢靠起来。

婚后，严德双夫妇辞掉东莞的工作，回到了家乡务农。“那时候我刚结婚，兄弟几个也分家了，我手里才几百元钱。在家里待了3年，两个孩子相继出世。还是觉得光靠几亩地翻不了身，又回到了东莞原来的工厂。那时是2003年，工厂的工资每月可以有1000多元了。小岗村在张家港的帮助下，不少人家已经开始种葡萄。”严德双夫妇离开家，把两个孩子都交给了父母照看。

这一次，严德双没有再做保安，而是来到流水线上。工厂的工作是计件的，要想多挣钱，就得迅速地忙，活多的时候，要加班加点。每天10多个小时，厕所都难得上一回，自然辛苦。企业效益好的时候单个月拿一千六七百元，效益不好的月份，只能拿千把元钱。但收入总体算起来了，比起在小岗种地，还是高出好几倍。

2006年年底，严德双夫妇又回到了小岗。主要是家里孩子大了，要上学，需要人照看。爷爷奶奶对孩子肯定好，但是他们觉得教育方法两代人不相同，孩子还是父母管教好。最主要的是，打工能挣一点辛苦钱，但毕竟有限，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命运，实在太难了。还有两个孩子要上学了，不可能带到东莞。东莞虽大，毕竟不是久留之地；小岗虽小，却是自己的根。“回来吧，沈浩书记来小岗后，这里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回来创业，干点事，将来一定会比在外面好的。”

在打工回小岗的间隙，严德双曾在自家的4亩地里种起了葡萄。此时，葡萄已经长大，快要挂果了。正需要加强管理。葡萄管理需要技术，严德双不懂，好在长江村的技术员驻在村里，不懂的可以随时请教。他们手把手地教，我们专心学，见效非常快。2007年，我们的4亩地葡萄卖了8000元，除去人工、肥料、种子、农药成本，纯收入6000元。2008年，纯收入达到了8000元。东莞打工收入虽然比这高，但两个人要租房子，要做饭，每年来回要买车票，除去这些，在东莞工厂打工的收入只能和在小岗种葡萄持平。不过，干农业风险太大。2009年，严德双种植技术掌握更好了，管理也更到位，葡萄长势很好，看势头，收入能够翻番，但是6月份下了一场冰雹，枝头的葡萄被砸烂许多，结果收入只和上一年持平！

正因为如此，种葡萄虽然效益不错，严德双还是不愿意多投资。至于种植常规农作物，他更是不愿多想。随着沈浩的不断努力，小岗村的对外影响越来越大，有不少人慕名前来参观，参观后，这些人要吃饭。隔壁的表哥关正景已经开始经营农家乐菜馆，沈浩号召大家多开农家乐餐馆，助推小岗的旅游。此时，严德双用打工的积蓄，将老房子拆除，盖起了两层小楼，临街有平房，还有个大院子，开个农家乐餐馆，门面条件完全满足。

“有门面，就没有房租。家里自己种的蔬菜、葡萄，养的土鸡，生的鸡蛋，都是绿色无污染的，城市的人不想吃山珍海味，想吃农家菜，想吃土特产，我这里是真正无公害的产品。这些都是开农家乐餐馆的优势啊。”严德双和妻子蒋华荣都是谨慎的人，尽管优势很明显，他们还是很小心，只投入了几百元，买了四张卡座，再加上家里的一张八仙桌，添置一些厨具和碗筷就开张了。开始，取名严家饭店。后来，随着父亲严金昌的名气越来越大，就改名为金昌食府。这也是在著名的小岗村发挥名人效应。当时尽管投资几百元，夫妻俩心里还是很打鼓，要是赔了怎么办？沈浩书记听说了，劝他们说：“就是赔了，你不就投资几百元钱吗？况且有些东西，不开饭店了，家里也能用啊？”听沈浩这么一说，严德双夫妇就释然了。的确，在家里开农家乐饭店，就几百元的投资，赔也赔不到哪里去。

农家乐饭店，不重花样，重实惠；不重形式，重口味。严德双自己亲自掌勺，按照家常菜的做法，精心做给客人，客人都很满意。半年下来，严德双没有赔，小小的农家乐赚了两万多元。这是2009年，有一个记者来采访他，他说：“我看好未来的市场，现在来小岗参观、考察、采访、旅游的人太多了，再加上GLG公司的项目如果搞起来，那就厉害了。这个项目规模很大，投资十几亿元，不像以前的小厂，很不简单的，很有潜力。”

严德双的思维变了，他想扩大投资，苦于没有资金：“把饭店搞大，前面盖上很有特色的草屋，后面是装修好的包间、大厅、空调、地板、厨具，一套厨具要几万元，总投资至少要20万元以上。”那时候，盖房子的程序没有现在严，要是有钱投资，一下子也就盖起来了。

没有大笔的钱投入，严德双只能滚动发展，积攒下一些钱，就用于投入。扩大店面，购买桌椅，添置冰箱、空调，改造厨房灶具。为了买菜方便，严德双先是买了辆三轮车，来去小溪河镇街。现在他早已换成小汽车了。

见老五严德双的农家乐餐馆红火起来，老大严德文利用自己家的房子开起了小岗土菜馆，老六严小六也利用自己家的房子开起了小岗庄园，兄弟三人的农家乐餐馆你追我赶，都很红火。

采访记录

严德双：现在每天客人都不少，我们全是自己在干，的确很累。要是请人干就不划算了。累就是要多搞两个钱。其实也很不容易，你看我身上烫的都是疤。

作者：你是自己掌勺？

严德双：是。

作者：严德文也是自己掌勺？严小六也是自己掌勺？

严德双：都是自己掌勺。

作者：小岗现在的8家，有没有雇厨师的呢？

严德双：有1家。我老表关正景家。一开始，他也是自己干的。现在到村里上班了，时间太紧，无法掌勺，只好雇1个厨师。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生意，也不会做。一下子要是来十几个人，就手忙脚乱的。现在一下子来200人，我们也不紧不慢的。冰箱里储存的有猪、牛、羊肉，水箱里有养的鱼，后面院子里有圈养的土鸡，菜园里还有新鲜的蔬菜，你点了，我很快就会给你上来。干时间长了，技术娴熟了，程序也都掌握了，能够最短时间安排好事情。客人来了，不会等很长时间的。当然现在一次性来得多的客人都是团队，是提前订餐的。我们也是好准备的。发展是硬道理，小岗旅游要是规模再扩大，人流量再增多，我们的生意还会好做。我觉得这生意就是要“做”。

作者：很正常。做生意吗？就是要慢慢做，生意都是“做”出来的。

严德双：一开始开张，我还是跟我姐夫俩在一起合伙干的。怕干不好。

作者：你姐夫现在还干吗？

严德双：后来他出去打工了。我现在把他聘请回来了，给我打工帮忙的。他和我姐都回来了。以前他们都在外面打工的。

作者：你每月开多少钱给他？

严德双：他们两个1年什么都去掉，能尽拿6万元钱回去。

作者：那可以。比在外面挣得多。

严德双：的确。在这里，吃喝什么都是我的。有事就干，没有事就玩。他们回来我要轻松一些。

作者：你姐夫可管掌勺？

严德双：管。都可以。以前他在明光市里面开小饭店。一开始就在我们家做卤菜的，1年也能挣几万元钱。后来，他又不想干了，要出去打工，说打工快活。我姐夫怕烦。你不烦，想快活你挣不到钱，还受人家管。现在在我这，他们就很轻松了。小孩在合肥上大学，大二了。开餐馆希望客人来得多，但人要是真来多了，真的又忙又累。

作者：你和小蒋的恋爱故事上过中央电视台的，在小岗也算是传奇故事了。

严德双：这是一个缘分。我相信缘分，有缘就有分。

作者：小蒋在我们这生活可习惯？让小蒋来。

严德双叫过来蒋华荣：习惯。家中姐妹3人，我是老二。父母现在身体状况都挺好。他们以前都到这里来过，觉得小岗很好。今年放暑假了，还要来。道县和广西交界，靠近广东。我们那里打工都是去广东。湘菜好吃，很辣，跟我们这里的菜味道不一样。

严德双：他们那里都是烧菜，炒菜很少。坐席都是大碗，10大碗。多1碗都没有，就10碗。不像我们家，坐席最少20碗。他们的碗很大，10碗你也吃不完。我去过五六次。

蒋华荣：我姐姐和妹妹都嫁在当地，妹妹就在本村，离父母很近。父母以前就来过，说我在这里过得好，嫁得好，公公婆婆对我也好，很放心。

作者：关键是老公好。

严德双：那当然。以前在东莞打工，大家就说我对她好。小儿子一岁零三个月时，我们又返回东莞打工，人家说模范丈夫又来了。又打了3年工。前后打工10年。挣不到什么钱。多的时候，两个人1年也就余下万把元钱。人在家里面工作，老婆孩子家人都在一起，心态会很轻松，日子过得舒坦。在外面打工，孩子不沾边，想起孩子有时会提心吊胆的，挣钱多少都没意思。开了农家乐以后，没事时，我和我爱人聊聊家常，很舒坦。所以小岗要给自己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作者：金昌食府现在接待规模有多大？

严德双：现在能同时接待200多人，最多接待过210人。我还想扩大。做生意就这样，做顺了，越做越想做大。

作者：你现在怎么扩呢？

严德双：现在的确难，在哪里盖房子都要批。

蒋华荣：眼下只有在现有的房子里想办法。后面楼上原来有一些房间，铺的有床，准备把它们给撤了，摆上桌子，接待客人。当然，要做包厢还要整理，装修。现在客人多，不行，一二月份时客人少，生意淡，可以做。

严德双：我本来想再盖1栋的，但要审批，你不能违反规定。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想盖就盖了，盖上了也就行了。说实在的，小岗人家的宅基地都是大的，除了我们村，其他村的宅基地没有这么大的。这也是特殊年代遗留下的特殊财富吧。客人来吃饭，都会惊讶：“哇，你们家这么大！”友谊大道两边人家都是一样的，每家都有几亩地。跟一般村庄的宅基地比，那是大多了。以前大家老宅子就在这两边，谁家要是盖房子，就沿街盖，盖起来的就盖起来了，就形成现在的格局。以后就不行了，你再随便盖就是违法了，执法大队就要来给你扒掉了。这也能理解。我们都是守法公民。所以现在餐馆要扩大很难，从村到镇，再到县，要层层申报，最后还不见得批给你。

作者：2016年利润能在多少呢？

严德双：十几万元到20万元吧。

作者：你保守了吧？

严德双（憨笑）：毛利润的确比这多。我姐两个人1年要给6万元，水电费，我家是16个空调，8个冰箱，6个电视，8个电扇。不得了的，光电费1年1万多元，1个月最少1000多元，多的时候要两千多元，一个月最高交到2800多元的。这个月，肯定要两千多。交得多也不是坏事，就像我爸说的，你不交那么多钱，你能挣到钱吗？我们家老头心态好。你有投入才有产出，你如果天天空调都不开，那要么是没有人上门，要么是你舍不得。大热天客人来了，不开空调，人家坐不住，来了也会跑的。那你还做什么生意？

扩大接待空间，目前只能靠挖潜力。家里还有空房间，楼上都是空的。原先那些房间都是留给学生住的。暑假，大学生会来小岗进行社会实践，到农家乐来体验生活。开始大学生来，条件艰苦，我都看不下去。就一个风扇，一床草席，铺在房间空地上就睡觉了。后来，就去给他们买垫子、毯子，地上太凉了。这是第一年。第二年，我们就买了床，装了空调，把房间的条件提升一大截，这样大学生们再来，也都很开心。给大学生住的房间有4个，能住十几个人。这些房间平时也可以接待其他客人，一开始也的确接待过。但后来住宿的人越来越少。现在来的客人大多是开车来的，住宿也是要条件的。人家来一般都问，老板，有没有标准间？我们的这些房间，厕所和洗漱都是公用的，的确不方便。七八年前，客人条件大多不高，人家来住宿，只要你被子干净，环境卫生，夏天不热就可以。现在就不行了。社会变化的确很快。现在人家来看房间，厕所不是在房间里的，不方便，就走了。很多人出来都是享受的，要是受罪，还出来旅游干什么？不如待在家里了。就是我们要出去，到外地也是一样的。要是把床和家具拿掉，简单装修一下，能增加40—50人的接待量。

作者：除了你姐姐和姐夫给你帮忙，还有其他人吗？

严德双：有，我二哥、三哥。一个开超市的，一个开浴室的。超市有一个人看着就行，浴室是季节性的，夏天就关了。我这一忙，他们就过来，给我端端菜、洗洗碗。客人要是再多了，就打电话给同学，很多农村同学栽完秧就没有事了，像现在这个天，都没有事了，让他们来帮忙，随叫随到。餐馆要真忙起来，也是不得了的，要十几个人一起上。我今天18桌，昨天20桌，因为“七一”快到了，建党节，来小岗参观学习的人非常多。“七一”过后，天热了，来小岗的人会少些，生意相对会有些淡。天热，出来受罪，能不出来，人家就不出来了。我们在厨房更受罪，客人少些，也轻松些。到9月份，人又会多一些。因为快国庆节了。小岗这一块，旅游和政治联系得很紧密。

作者：你的餐饮是怎么收费的？

严德双：餐标单桌200—600元不等，看客人自己要求。党政机关的人好接待，他们就餐有标准，虽然不高，但也不低，每桌四五百元。旅游团就不一样了，有些单桌就200元，200元我们也要做9菜1汤，要5荤4素，鸡鱼肉都有，基本不赚钱，也就是三四十元钱的手工钱，靠的是量大。1天要是做十几桌，累是累些，也能挣几百元钱。有时只有1桌人，就只能是赚个人气了。当然，这种情况极少。还有一些散客，几十、几百元都行，要看量。有些人到后院专挑大老公鸡，1只差不多就得200元，人跟人不一样的。

作者：做餐饮生意，什么最重要？

严德双：所有的生意，诚实守信最重要，但做餐馆生意，我觉得卫生是最重要的。我们每年都要去做体检。店里的环境我爸天天盯着，有一片纸屑都不行。食监局的人定期来检查，要求很严。我家消毒柜经常开，他们来了就发现上面的标牌卷了。因为经常开，有热量，标牌后面的胶干了，边子就会卷起来。“不用说，你们家经常消毒！”我很佩服他们这些人观察很细致。开业以来，我都已经用坏掉4个消毒柜了，现在的是第五个，这是必需的。今年市长、县委书记他们一行也到我这个店里来品尝过，来体验我的手艺。

作者：金昌食府现在影响力如何？

严德双：我这个店，现在影响力还是有的。两个多月前，滁州市来了个小伙子，要加盟“金昌食府”，在滁州开店。他问加盟费1年要多少，我告诉他，暂时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不熟悉他，他在滁州要是乱搞，搞砸了，那我的“金昌食府”不是名声扫地吗？我不能见钱眼开。我不想把牌子砸了。那小伙子是卖龙虾的，现在在滁州开排挡，想提升。滁州开排挡的人很多，我不知道他的底细。

作者：滁州卖龙虾的人，有的人家只有两三间店面，也就是夏秋二季卖龙虾，有些人一季龙虾卖下来，也能挣几十万元。卖龙虾的人不可小觑。

严德双：今年卖龙虾的应该能赚到钱。今年龙虾便宜。最大的卖不到20元每斤。去年要30—40元。我有个同学就在马家坝养龙虾。

其实，我倒觉得，“金昌食府”可以发展加盟店的。我曾经和严金昌谈过这个问题。1个加盟店，1年品牌使用费要5万—10万元。既有效益，又扩大了知名度。对于小岗来说，这也是品牌输出。

8．开广告公司的严德聪

严德聪是严金昌的小女儿，1980年出生。2017年11月4日，她给我发了她诺凡广告公司的地址定位，第二天，我从昆山赶了过去。

位于张家港黄泗浦西路诺凡广告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平面设计、3D设计、广告制作，策划、代理、发布、喷绘、雕刻，广告灯箱、图文设计制作、办公用品的购销。虽然是星期天，但公司的员工都还在忙碌，她带着我前后看了一下说：“这里有些乱，到我家去吧。”随即，严德聪带着我来到长江润发集团金港湾小区25栋3单元906室，她老公汪飞已经等在家中。

汪飞是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西汤池镇人，1982年出生。1996年初中毕业就到张家港来了，在长江润发建筑公司上班。1997年长江村和小岗村结对合作时，汪飞随着一拨搞建筑设计的人来到小岗，修筑友谊大道。当时是冬天，很冷，待了15天。“我们做的是前期工作，主要是测量规划。具体施工后面就有工程队去做了。”就是在那时候，汪飞和严德聪有了一面之缘。

“友谊大道是1998年修好的。接着，长江村还给每户小岗人家发了大彩电。这些让小岗人看到了长江村的实力。接着长江村到小岗村招工，说是培训，将来长江村要在小岗办厂，我们学好了，回来干。我当时刚刚毕业，就过来了。我们女的共7个人，我、袁媛、韩冬玲、严家秀、关学莲、严娇娇、吴广花，都进了服装厂。这些人中，关学莲是我表姐，严娇娇是我堂妹，是叔叔严银昌家的人。”

服装厂是流水作业，人很多，整日电机轰鸣，工作繁忙而紧张。严德聪她们一行人都很年轻，很快适应了这种工作节奏。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时遇到她们，拍了一张照片，发到了报纸上。一天下班后，严德聪去找同伴玩，在出宿舍的路口，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不是汪飞吗？”他乡遇故知了，严德聪有些激动。

汪飞也感到惊奇：“你怎么到这里了？”

“我来这里上班了。我们一起7个人呢。”严德聪把汪飞带着去找同伴玩，以后就常在一起玩了。服装厂的工作没有什么科技含量，每天将近10个小时，很累，挣的钱也不多，对这些女孩子吸引力不大。远离家乡，远离父母，时不时有飘零之感。到了年底，来张家港的女孩子都回小岗过年了，严德聪也回去了。这些人回去后，就没有再来张家港。对于其他6人现在的情形，严德聪知道一些。袁媛在外地当教师，韩冬玲在小溪河街上当幼儿教师，严家秀在老家，表姐关学莲在家，堂妹严娇娇，还在小岗。吴广花现在在哪里，不清楚，可能是嫁在外地了。相比较，她走出来了，天地还是宽的。

因为其他人都不来张家港了，严德聪也打算不来了。不到张家港，干什么呢？元宵节后，严德聪正在犹豫，家里的电话响了，是找严德聪的。“那时小岗有电话的人家不多，我家是小岗村最早装电话的人家。在农村，我爸爸算是会干的人。在小岗，村长家是第一个有电视机的，我家是第二个有电视机的。就是因为有这个电话，他们才很方便地找到我了。”

电话是汪飞妈妈打来的，她请严德聪继续到张家港来。汪飞的父亲前些年就来张家港了，现在全家都在张家港，收入比在安徽老家高得多。她觉得年轻人还是要出来，在老家难以有所发展。“你要是来了，有什么困难，我们都会帮助你的。”这其中的意思严德聪当然明白。她想了又想，还是来张家港了。因为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要是待在小岗，后面很可能就是找一个人嫁了，还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太没有意义。

第二年来到张家港，汪飞爸爸把严德聪介绍到酒店里做客房部服务，干了半个月，严德聪感觉不习惯，还是服装厂好，就又回到服装厂了。在服装厂断断续续干了十几年。后来身体不好，才不在服装厂干了。2011年底，汪飞的弟弟汪龙龙开广告公司，严德聪跟他一起参股合办，就是诺凡广告公司。广告公司主要是做亮化工程、装修、平面设计、公司企业形象策划等。严德聪在店里负责业务、财务、散户谈价钱等，汪龙龙负责外面工地这一块。2012年业务一般，到2013年以后就逐年好起来了。2016年净利润在70万元。比起在服装厂上班，收入是天壤之别。公司里除掉自己两个人之外，还有5个员工，来自苏北宿迁、淮安、四川等，这5个人是稳定的，工资收入高的时候每个月可以达到6000元。他们业务比较娴熟，拉出去就能用。另外还要找一些临时工，干1天付1天钱的。

汪飞在长江润发集团做建筑工程10年多，6年前转行，做服务业，在长江一号娱乐总汇做总经理，经营游泳馆、KTV、桑拿等。基本工资1万元，另外有持股分红。他开着奔驰上下班，很潇洒。

夫妻俩的职业非常稳定，收入也很可观，是地地道道的张家港新市民了。

他们是2002年结婚的。2003年大女儿出生，2007年儿子出生。刚结婚时，汪飞和严德聪住的是润发公司的人才楼。汪飞当时在公司做项目经理，待遇可以享受两室一厅，这一点是普通打工者无法比拟的。2013年买了现在这套房子，两层半，300多平方米，含装修共花了150多万元。作为张家港新市民，女儿进了张家港市金港初级中学，考试年年第一，每年都能拿到三好学生，奖状一面墙都是。2016年到南京金陵中学参加作文比赛，获得全省第二名。江苏省1000多所学校参加，全市选6个人，女儿第一次参赛。说到这些，严德聪非常骄傲！

汪飞父母早年来张家港，现在都在张家港退休了，就住在张家港。汪飞弟兄两人现在都在这里。汪龙龙的妻子是张家港本地人，有个儿子，两岁了。

汪飞和严德聪经常去小岗，每年得去三四次。以前去得少，有时候两年才回去一次，主要是严德聪在服装厂上班，请假难。现在自己做公司，自由多了。

在长江村，他们还有一座带宅基地的老房子，宅基地有1亩多，1997年买的，当时花了8000多元。要是把这块地上的老房子扒掉，盖栋新楼，那将会是一大笔财富。但现在政府有政策不准随便开发，老房子和宅基地只能放着。他们还在汪飞老家舒城县城买了商铺，当时花了40多万元，还在西汤池镇上买了个门面，近200平方米。

现在的这一切，说起来令人欣喜，听起来也轻松，但其中所经的艰辛、所付出的努力，只有严德聪他们自己知道。汪飞说：“当年我们家才来的时候，帮人家搞卫生，常常干到夜里一两点。非常穷，一家四口每顿饭只有2元钱。”严德聪说：“当年确实穷。我结婚时都没有穿婚纱。”

9．园林景观设计师严德莲

严德莲是严付昌的女儿，2006年考上西南交通大学。在小岗村18位“大包干”带头人家，她是继关正标后第二个考上一本大学的，是小岗飞出的金凤凰。2017年11月18日下午，合肥安港大酒店607房间，我采访了严德莲。

我是1987年11月出生，小时候在严岗小学读书，后来村里成立小岗小学，又回到村里读四年级和五年级，然后到小溪河中学读初中，高中是在凤阳二中读的。读了3年考上西南交大艺术与传播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在严岗小学的时候，上学条件较为艰苦，需要自己带上小凳子，每当放寒假之后需要自己把凳子带回家，遇到下雪天，由于年纪小，搬着凳子在路上滑到积满雪的沟里，在沟底挣扎很久才爬上去。

初中的时候，母亲出去打工，放学回家，见到母亲不在家，家中欠债，感觉很难受，要好好读书，改变家中的状况。我特别要感谢我的中学老师，自己对很多东西没有规划，老师常常主动把一些资料给我，可能是他们感觉我想学习。初中时，老师觉得我一定能考上凤阳中学的，但遇到“非典”，发烧，要隔离，耽误了。当时分班，一开始我是普通班，后来考试好，又调整到好班。最终我还是没有考上凤中，就觉得比较失落，但很快就过去了。我大伯严宏昌出面，帮我找校长，又帮我付了学费，我才进了凤阳二中，就是府城镇中学。

我的理化成绩一直是不错的，但我分科时选择了文科。因为我喜欢画画。我小叔叔严久昌会画画，小时候我经常看他画画，自己也学着画。上初中后，时间紧，不画了。高中时，美术老师在班上画，又激发起我的兴趣，每个周末，都到他的画室去画一次。班主任老师觉得我可以通过单纯学文化课考大学，但我对美术确实有一种热爱，美术老师对我的评价很好，这可能也是一种鼓励，我就坚持了。最后通过美术专业考试，加上文化课，被西南交通大学录取。事实证明，我自己的选择还是正确的。

学美术开销是很大的，高中时跟老师学习的费用很高，我用的颜料都是最差的。到了2006年上大学就不一样了。西南交大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环境，同时还有助学金、奖学金，学校还创造各种条件，让你勤工助学，基本上能解决生活费。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减轻了学习上的经济负担。

2010年大学毕业后，开始是在成都工作，做酒店、办公楼的装饰设计。在成都工作到2013年。父母觉得成都太远了，回家不方便，还是回老家好。我男朋友是安徽人，西南交大的校友，学通信工程，我们就一起回到合肥。其实我们在成都的工作都找好了，因为父母的盼望，还是回合肥了。

回来后，2013年我们结婚了。现在孩子两岁半，男孩。老公就业在安徽省电力公司，我就到了安徽申宇园林规划设计院，做园林景观设计。现在已经4年多了。工作进入了舒适期，觉得很熟悉了，心里反而有些恐慌，觉得工作没有了挑战性。工作容易了，会让人觉得意义不大。创新很重要。创新的过程往往就是挑战的过程。

我生孩子也耽误了一些时间，对于工作的状况，也没有多做考虑。现在孩子大一点了，自己着重思考这个问题。后面想短期内要考一些资格证书，前一段时间想，是不是要读在职研究生，多提升一下自己吧。我老公希望我能做一些轻松的事情，不要做设计了，很忙，但我自己觉得喜欢，就一直坚持。

我参与设计的大多数是市政景观项目，比如舒城的杭北干渠改道段景观工程、安庆菱湖公园、明光城东公园，还有合肥的一些市政、绿地、道路等，我们公司本身还有工程项目，我们配合他们做一些。申宇园林规划设计院也比较年轻，2009年成立，但发展很快，现在是安微唯一的一家民营甲级设计院。

因为外公和舅舅都从四川到小岗来了，所以在四川上学，没有到母亲的老家。母亲说，一些近房的亲戚都不在了，我去了不知道找谁。

我爸开始是让外公和我舅在一个家庭里生活的，对外公和我舅特别亲。我爸话很少，他也没有太多文化。我对我爸特别敬重。我妈就会说我爸不会说话啊，认死理啊。我常常开导我爸，关于村里的一些事，我告诉他，你只有记住一点，凡是对小岗村发展有利的事情，你就不要去反对了。

我外公是得食道癌去世的，家里面人没有告诉我，知道后，我很难过。沈浩书记去世，我还打电话回家问情况。那场景我到现在都能够记得。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沈浩书记对我很照顾的。我上学之前，给了3000元钱的补助，他常常见到我时，还问我说：“莲莲，什么时候请我吃饭？”有时候，沈书记也给我发短信，希望小岗村的人的未来要靠小岗村的人自己。他说，每个人都改变一些，小岗村就会大改变。听说他去世，我感到很难过。回到宿舍，室友问我怎么回事，因为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就告诉他们没有什么。

沈书记在时，他跟老百姓确实走得很近，我每次回家，在路上都能遇到他。他总是笑呵呵的，他的形象在我的记忆里就是穿着一件衬衫，笑。

我现在逢年过节、假期都会回到小岗，我的组织关系、户口都在小岗，一直没有转。今天公司开会，还叫我把组织关系转到公司来。我说，没有时间。心里面还是不想转，还是放在小岗踏实。当然，时间长了，还是要考虑的。

老公家是亳州的，母亲是农民，父亲是小学老师。上面还有几个姐姐。亳州的农村和小岗相比，除了规划不一样外，其他的也差不多。亳州的土地大多数都在种药材，种粮食的人少。现在感觉全国都注重城镇化的发展了，小岗村是政策给予得比较多一些，没有特别拉开层次。小岗村有一些企业，好像不景气，也不知道给当地带来什么影响。我感觉，小岗人的改变，还是要靠到外面打工。

我老公他们村，很多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打工赚钱后，在城里买房子。我们家也一样，我侄子跟着我爸妈在家，我哥、我嫂子出去在南京打工。在做一些产品销售，不是很稳定，挣些钱都很艰难，但肯定比在家里强。保底工资有3000多元钱，要是销得多了，会有提成，高的可以提成到五六千元钱。

小岗村人在合肥的不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还没有多少人。我侄子严姚姚也是做物流的，他们常在群里聊。感觉大家走出来了，每个人都挺忙的，平时很少见到，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在老家才能见面。

我们刚来合肥的时候，老公的父母支持了一些，老公工作挣了一些钱，当时房价不算高，房子就买了，6000元每平方米，高的八九千元。要是当时不买，现在买就买不上了。这两年合肥房价涨得太凶，让人惶恐。收入高的人毕竟不多，上班族现在买房子还是很吃力的。

孩子是婆婆带的。今年她老人家很辛苦。以前我们在芜湖路租房子住，离老公单位很近，家里有什么事，下班很方便，可以照顾家。但现在搬到自己在南二环的房子里了，离老公的单位比较远，同时老公出差多，常常去北京，所以婆婆这一年非常累，她70岁了，也很不容易。

我每个月能拿到五六千元，但每个月房贷4000多，压力也不小的。老公原先在成都签了华为的一个岗，年终奖都有30多万元，还是因为离家远。这边的电力公司愿意等，等了他好几个月，我们还是来这边了。

我从小就想，将来要为小岗做些什么，现在回去，的确不知道能给小岗做什么。现在还是只能希望小岗村以后的发展越来越好。或者说，将来我能发展得好一些，使自己得到提升，站在相对高一点的地方，做一些对小岗村有益的事情。

感觉这些年，自己还是很幸运，小时候常得到帮助，将来能够提供给别人帮助时，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让爱心火炬向下传递。

第四章

新生代列传

你会代替我从异乡醒来

一条长长的马道

一缕不认识的炊烟

一个骑马的汉子

一碗不是味道的酥油面

于我而言　它们都是异乡的主角

它们不在我的生命里

——鲁橹《陌生的油菜花》

【内容提要】本章叙述小岗村与“包二代”相当的其他人在异乡的艰辛和辉煌。

采访日志

2017年

6月28日上午，小岗村村委会办公室，采访崔志林。

7月23日上午，蚌埠创意产业园安徽蓝蒂斯玻璃科技有限公司，采访崔正波。

10月25日下午，浙江宁波东海宾馆，采访周南、张玉、刘庭胜。

10月25日晚，浙江宁波桥头足浴，采访周知之、王红芳。

10月31日晚，小岗村村委会办公室，采访严余山、杨伟。

11月4日下午，江苏昆山亿丰装饰城采访李士彪、李士偏兄弟，其后多次电话采访李士偏。

11月5日傍晚，滁州市实验小学办公楼2楼会议室采访杨文金。

11月18日上午，合肥物流瑶海区金钟物流园采访李帅。

11月24日上午，合肥瑶海区铜陵北路香江生态丽景采访严家亮。

12月30日下午，小岗村村委会办公室，采访马武俊。

2018年

1月11日下午，小岗村村委会办公室，采访马武俊。

3月14—16日，电话、微信采访中山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严艳博士。

4月2日晚，小岗培训中心317室、小岗村街道大包干农家菜馆采访缪传家。

1．做轴承的周南和张玉

2017年10月25日10点46分，我从滁州站乘坐G1961次和谐号列车，下午1点42分到达宁波站。出站后，拖着拉杆箱至北广场，找到380路公交乘车处，两点多一点，坐上380路公交车。公交上人不多，周南在微信上告诉我，一直坐到末站就行。我查了站牌，最后一站是炼油厂。怕不准确，告诉他，我订的是东海宾馆，他随即叫我在后施站下，他在那里等我。

380路开往的地方是镇海区。镇海区是2017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财力雄厚。周南他们打工的地方，行政区划属于蛟川街道。它位于镇海区城西郊，北濒灰鳖洋，由原城关镇划分而来，以镇海口蛟龙出川而得名，辖区总面积40.06平方千米，辖12个行政村，8个社区（其中3个为大工程企业社区），总人口4.17万。外来务工人员8万余人，是当地人口的两倍。这些外来人口靠打工挣得了可观的收入，也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是城乡结合部，但辖区内交通便利，宁镇路、镇骆路贯穿整个区域，驻有镇海炼化股份有限公司、镇海发电厂、中国石化第三建筑公司、金甬腈纶有限公司等全国特大型企业和各部、省、市属重点工程项目。尤其是镇海炼化股份有限公司，它是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是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直属的特大型控股的子公司和骨干企业，前身是始建于1975年的浙江炼油厂，于1994年12月在中国香港联交所上市，成为一家H股公司，创下了国有特大型企业整体改组上市的新模式。在《财富》杂志中文版公布的2004年度“中国上市公司100强”排行榜中，镇海炼化居第13位。据美国《油气杂志》最新统计，镇海炼化居世界最大炼厂第17位，为亚太10大炼厂之一，是中国大陆首家进入世界级大炼厂行列的炼油企业。

背靠大树好乘凉。蛟川街道依靠交通便捷和众多大单位及城区扩大的优势，早已成为镇海经济增长、城区延伸的重要板块和为大工程服务、营造生态环境的重要基地。这里各种配套企业林立，活跃着全国各地前来打工的人群。

下午3点，我到达后施站。周南已经在站台旁边等我。我坐上他的电动车，他带着我，两分钟后即到达东海宾馆。入住8417房间后，我往滁州打了两个电话，把微信上接到的工作事宜做了安排，拿出手提电脑，3点36分，就开始采访。

我家是小岗石马的，生于1989年7月12日，我有个姐姐叫周艳，1987年出生，比我大两岁。2012年我和妻子张玉一起到宁波。之所以能到宁波，是因为姐姐周艳和姐夫刘庭胜在宁波打工。姐夫一开始做的就是轴承行当，比我早来三四年。

我一来就到亿微轴承厂上班，干的是超精工段，是精细活，跟在姐夫后面学。姐夫那时技术非常高，可以带徒弟了。当时工资4000多元每个月。当学徒工，工资2000元左右，够生活的。学了3个月，自己就单独操作了。当然，遇到关键点，姐夫会过来指导。工资能拿到3000多元。技术还是不过关的。质量过不去的不少，退料回来得比较多，要返工。又过了1年，自己对于机床的性能、材料的把握、观察等都提高了。退料就比较少了。在亿微轴承干了差不多有一年半，就离开了。主要是因为当时企业的效益不太好，货不多，和姐夫两个人干同一道工序，有些吃不饱，就出去了。当然，这个时候技术已经完全练出来了，可以独立操作了。

出来后就到建业公司了，一直到现在。在建业，工资收入高的时候有8000多元，低的时候也有4000多元。工资水平还是不错的。在凤阳、滁州，都是难以达到的。

建业共有20多条生产线，而亿微只有5条。这边业务量大多了，整个工序加上机修有13人。还有个机修也是凤阳的。有个宁波本地人，其余的都是外地的，湖南、湖北、四川、安徽等地，安徽有4个人。凤阳机修刘廷祥是工段的负责人，他是刘庭胜的大哥。他的技术在这一带是一流的。他们的技术都是在宁波打工，边干边学的。刘庭祥工资收入平时拿固定工资每月7000元，其余的收入是年终分红，企业效益不错，他的收入应当也是不错的。

张玉刚来时做装配检验，现在搞轴承检验。她换过很多厂，这一块的轴承厂她差不多都跑到过，边干边学。第一个厂是在华杰轴配，还不是完整的轴承厂，给密封盖打包，工艺比较简单。现在干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每个厂她都会积累一些经验，差不多把轴承生产的每一道工序都操作了一遍，把技术要领都学习到了，所以能搞检验。在这个厂，她已经干了3年了，觉得很好。每月收入可以拿到3000多到4000多元。上的是常白班，每个礼拜都休息。

相对来说，我们夫妻二人生活比较稳定。现在租房子居住，20平方米不到。外面搭了个厨房，不上班时，自己做饭吃。厕所是公共厕所，有些不方便。我在家时，基本上是包做饭的。因为上24小时，休24小时，所以做饭基本是两天做1次。房租340元每月，水电夏天开空调得要200多元，现在100多元。吃饭两个人每月要花到两千，每人1辆电瓶车上下班。两个人开销花张玉的钱，我拿的工资可以结余下来。

我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女孩已经上小学了。在老家小岗学校上一年级。平时是父母负责接送，儿子读小岗爱心幼儿园大班，也是父母接送。石马新区有套房子，是父母买的，自己现在还没有买房子。

宁波这一块房子七八千元每平方米的也有，但没有打算在宁波买房。因为小孩都在老家上学，在这边买房也不好办。还是想在凤阳县城买，现在手上的钱太少，还要为这个目标继续奋斗几年再说。

我姐夫刘庭胜夫妇在石马新区也有套房子，空着，没人住。他们老家在小溪河镇大冯家，村里有房子。他们两个孩子大的是儿子，小的是女儿。儿子在小溪河镇小学读书，他爷爷奶奶负责接送。上次因为婆婆心血管做支架手术，我姐姐回家帮忙去了。正好又是农忙，就在家待着了，到现在还没有来。

刘庭祥有40岁左右，夫妻俩都在这里，两个儿子都在这边读书，大儿子读初中，小儿子上幼儿园大班。爱人是定远人，和我在一个工段上班，干24小时，休24小时，两人换着接送小孩。在厂里是丈夫领导老婆，回到家里，生活上丈夫要听老婆的。他们租的是套房，生活很安逸。他们在这里已经有10多年了，习惯了，打算在这里买房子。如果他们要是在这里买房子，小孩就可以参加当地的高考。否则还是要回去的。

因为姐夫、姐姐先来，有他们关照，所以我在这里还是顺利的，也没吃什么苦。现在上班时间长，要整夜上班，熬人，开始很不习惯，到夜里很困。后来习惯了，也就好了。

这样也好，不上班时，白天会有空闲时间，可以做其他事情。有些人还利用这些空闲时间，再打一份工，挣些辛苦钱。我没有，有些时候，看看书，思考一下干的活，怎么样能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这个世界挣钱，不是靠拼力气、能吃苦的，尤其是干轴承，要有技术，像刘廷祥那样，干得轻松，工资高，年底还能分红。

宁波的社会治安挺好的，打架斗殴很少看到。打工挣的钱毕竟是有限的。要想多挣钱，只有靠自己创业，但创业太艰难了。一些打工者有了一定的积蓄，就想自己创业，大多是低端行当。这里做早点、小吃生意的也是外地人居多，开小超市的也有很多外地的。有很多是打工转行的，只能从这些小生意做起。一般的大生意都是本地人。大生意需要资源，外地人是搞不定那些资源的。有时候，打工的老乡们也在一起议论，在浙江这地方，你打工挣一份工资容易，要想自己来创业太难了。现在很多都固化了，创业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张玉家是小溪河盘龙村的，现在搬到镇自来水厂旁边，离小岗村村部很近。她毕业于池州职业技术学院，是学机电专业的。与现在从事的职业关系不大，不过很多机电设备都用轴承，从这个意义上说，也算是专业对口。但到这边来之前，她从没有接触过轴承。她也很纳闷，学校里教的那些东西，为什么专业性不强，兼容性也不强。她开始在这边干时，隔一段时间就跳槽，因为工厂多，不怕找不到事情做。自己总是想多试，多经历一些岗位，一是学习技术，二是要找到自己舒心的岗位。现在她的岗位就很好。镇海这边老乡不多，凤阳人少，小岗人基本上没有。很多老乡都在北仑区小港街道那边。这边我认识的打工者，就没有几个凤阳的。老乡多的地方，经常聚会，喝喝酒，唱唱歌，活动频繁会减少孤独感。老乡少，聚会少，有时候难免觉得孤单，这时候就想去加班。最开心的时候是休息日和张玉的休息日碰到一起，我们会出去转转，周边的普陀山一类的景点很好，还有蒋介石老家，也都值得一看。时间要是短，逛逛超市，买买衣服，也很舒服。

宁波这边人拆迁一下子就会成为富翁。土地贵，不少人家房子能分好几套。这一点小岗村比不上。这边厂里上班的也不少，在管理层居多。他们很多人家都开店，卖电子产品什么的，通过网络销到全国。这里也是全国的轴承生产聚集地，有些人不开厂，专门销售。销售是先提供样品，让你参观，再提交订单。根据订单，找人代加工，检验合格后发货。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首先公司资质就难以办到。

国庆长假厂里也放假，不过不统一，各厂根据自己的效益情况自己定，有长有短。国庆长假我一般不回小岗，今年正好赶到双节，张玉回去了。前后有一个星期。厂里对请假有规定，因为是计件工资，不扣钱，但是要是请多了，保险要自己交。我这些年都是一年回去一次，就是春节的时候。厂里一般在春节前一个星期放假，到初十上班，有近20天时间。

回家后，跟亲戚、朋友、同学聚会比较多，他们中也有在外地打工回去的人，以江浙沪居多。聚会中，听家里人谈家乡的发展，总是希望能发展好，有机会我们好回家发展。在外面，和孩子长期分开，感情上有些疏远。张玉觉得孩子就是跟自己亲，一回到家里，就围着自己转，平时都是他奶奶带，但自己一回去，什么都不让他奶奶碰，越是这样，越是觉得对不起孩子。

暑假的时候孩子每年都会过来，有时候是回去接，有时候是爷爷奶奶一起送过来。孩子过来一般待半个月。因为母亲闲不住，在这里也没有认识的人，待不住，急着要回去。张玉一般国庆节回去一趟，过年回去一趟，一年和孩子见面两次。

这边当地人挣钱很容易，随便盖一点小房子，出租都能挣到钱。我们那里旅游还是红色旅游，但去过一次后，人就不想去了。村里有很多空房子，都是闲置的，没有人住，很可惜。这个国庆节张玉回去，看到有人在建烘干房，建好后能让稻子、小麦在阴雨天很快烘干，不受损失，这办法很好。

我和张玉两人是初中同学。我们特别渴望家乡发展好，这样我们能够回去上班。在外面时间长也不行，老人、孩子都在家，很难到外面来，教育会受影响的。要想在这里买房定居，那也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傍晚时，张玉、刘庭胜下班后，都来到东海宾馆8417房。张玉说：“家乡那边我是很想回去的，但现在要是回去，就业没有工厂，创业没有平台，很尴尬的事情。我想在这边边干边寻找，争取能找到适合小岗的、我们又能投资的项目，不知道要多长时间。”

刘庭胜说：“我们都吃亏在当年没有好好上学。出来后才发现，要是好好上学，工作肯定比现在好。为此在工厂上班就很用心了，凡事都长一个心眼，学起来就快。轴承这个行业需要人引进，更需要你钻，钻进去了，学得就会很快。我觉得做这个产品并不难，投资也不是很大，厂房设备也不复杂，项目落户小岗倒是挺合适的。”

我说：“你可以牵线，把这里的企业引去呀？招商引资小岗一直没停啊。”

“我哪有这个号召力呢？”刘庭胜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这要看机缘。要是这里的老板想扩大规模，建新厂呢？”说着，天已经黑了。我们一起走出门。不远处有家老友公社餐馆，我请他们就在这里小聚了一下。

2．“三皮带”周知之

在蛟川老友公社餐馆吃过晚饭，和周南等人分手后，8点53分，我打车来到北仑区小港街道。这里要比蛟川街道显得繁华而杂乱。北仑区以其境内的深水港——北仑港而得名，位于宁波市境东部。2017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16.96亿元，财政总收入达483.3亿元，综合实力位居宁波市之首。小港位于区境西部，甬江口南岸，陆域面积63.9平方千米，下辖38个行政村和14个社区，人口15.4万，其中外来人口9.2万，到处都是打工者。

周知之、王红芳夫妇开设的桥头足浴位于一座石拱桥旁。这里地处街区的边缘，是一条狭窄的街道，西面是一条三四米宽的水渠，水渠里面长着一蓬一蓬的荷叶，还有菖蒲、水葫芦等。另外有一种叶片肥硕，簇生在水渠中的植物。路东全是门面，路灯有些昏暗，但依然可以看出，门面房大多是沿着原先坐北向南的三四层高的楼房山墙搭建。看来原先这里应是村庄，因为城区的发展，变成了街道。

桥头足浴店有一个灯箱，不停地闪烁。店面不大，店门上有两行竖着的红字：“十元泡脚”“十元拔罐”。门边就是躺床，已经有人斜躺在上面泡脚了。这是一个很小的店面，30多平方米，分割成里外两间，里面的空间小，摆着4张躺床；外面大些，摆着7张，共11张躺床，有些拥挤。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足疗店，没有吧台，没有帮助泡脚的服务员。客人泡脚由周知之亲自服务，1个小木盆，里面敷上1个塑料袋，装着已经下好中药材的热水，端到客人的躺床前，客人需要自己脱掉鞋袜，把脚放到热水里泡，时间为半小时，收费10元。如果有要拔罐的客人，就到里面小间，15分钟10元。

我是1999年从凤阳老家来浙江的。那时候我们和小岗村还没有合并，属于石马村。

开始我是在杭州那边，在一家足浴店当保安，每月800多元钱。干了1年后，老板又要到宁波这边来开足浴店，就叫我到这边来了。你问我和红芳是怎么认识的？就是在足浴店认识的。她从重庆垫江老家到宁波来打工，在足浴店当服务员。她们的按脚技术是老板组织培训学到的。学了两个星期，就上岗了。这个行当，往往伴随着色情服务。当然，愿意不愿意做，看个人。有一天，有个戴着粗链子的客人在红芳给他按脚时，动手动脚的，红芳不愿意，让他放尊重点。粗链子是东北的，大声吼道：“咋了？你还要立牌坊啊！”说着还要动手，我恰好到那边去有事，看见了。说真的，这种事情，我也知道，很多女孩子都干。但那是人家愿意的，人家不愿意，你强行来做，这肯定不行。我就对粗链子说：“先生，对不起，你不能强迫人！”

“咦！谁裤裆炸线了，蹦出一个什么鸟来？”

“你怎么骂人？”

“就你一个小保安，骂你怎么啦？老子还要叫你长记性呢！”说着就拿起茶几上的烟灰缸砸了过来。我急忙闪身，烟灰缸贴着我的耳边飞了过去，“咣当”一声，把我身后木格架子上的花瓶砸烂了。粗链子一看不好，立刻跳起来，“妈的，你们保安还打人啊！”随即扑向我，对着我的脸就是一拳。我躲过了，他的脚又上来了，踢到我的小腹上，我站不住，往后退，被洗脚盆绊住，摔倒在地上。他跳过来，骑到我身上，拳头不停地往我脸上砸，我不停地护着，还是感到鼻子一酸，血流出来了。当时我“噌”的一下，整个人就像是燃烧起来一样。“啊！”我大吼一声，双手一推，身子一挺，就坐起来了。我小时候是练过武术的，上学的时候，就是因为天天想着练武，不想看书，成绩才差下来的。旁边就是个洗脚盆，里面还有半盆水，我单手抓过，举起，对着粗链子脑袋就扣下去。盆扣在他脑袋上，洗脚水淋下来，他就蒙了。我乘机站起来，狠狠地踢了他一脚，他杀猪一般地嚎叫。

脑后有些响动，我本能地往旁边闪，想躲开，但地方太小，都是躺床，只能把头偏到一边，肩膀上重重地挨了一下。原来，是一个臂上纹着龙的小伙，不用说是粗链子的同伴，他在搞偷袭。我纵身一跳，站到了一张躺床上。粗链子也站起来了。他端起一个洗脚盆砸向我，我跳到另一张躺床上，迅速解下腰间的皮带，飞身跳到纹龙小伙身旁，一皮带抽在他的脸上。铜皮带头子打在他脑袋上，当即叫他脑袋开花了。跟着我又是两皮带，都抽到他的头上，他立马倒在地上。粗链子有些慌张，想跑，我冲上前也是三皮带，把他的脑袋也打开了。

当天晚上，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警察询问了差不多3天，才把我放出来。出来后我才知道，原先是要拘留我15天的。但老板找了人，极力为我申辩。粗链子调戏妇女，又砸东西，又先动手打人，我被迫出手，是正当防卫。那两个烂头，老板一人给了他们500块钱医药费，店里的损失也不让他们陪。他们同意不再追究我。不同意也不行，老板后来对我说，他们要是不同意，警察就先拘留他们。我就被放出来了。当天，老板把我请到状元楼酒店，让我喝茅台酒压惊。这是我第一次喝茅台酒，心里真是觉得爽歪歪。

我被任命为保安队队长，同时得到了一个外号：三皮带。

红芳得罪了客人，经理要开除她。因为做泡脚服务员经常被客人骚扰，红芳也不想干这个事。她是一个有心机的人，想跟扬州来的一位大姐学习修脚。扬州大姐不愿意带，红芳小心地来找我，请我帮她跟扬州大姐通融。此时，我“三皮带”在这一带的娱乐业界很有名气，扬州大姐不能不给我面子，但她还是给我出了个难题，“这王红芳是不是你女朋友，要是的，我就带她。”我和红芳此时根本不是男女朋友关系，正要否认，门被推开了，红芳冲了进来。“大姐，我就是他的女朋友。”说着，她抓住我的手臂，摇晃着，“知之，你告诉她，就是的。”我只好点点头。

这样，红芳跟着扬州大姐学习修脚，我也收获了女朋友。

修脚看似简单，其实学问可大呢。就修脚技艺而言，因地域不同和传统习惯的差异，全国大体可分为三大流派，一是以北京修脚为代表的，包括华北、东北地区的河北派；二是以扬州修脚为代表的，涵盖长江下游及广大南方地区的江苏派；三是以济南修脚为中心的山东派。其中扬州修脚派以技艺精湛、健身除病而独享盛誉，驰名海内外。技艺高超的修脚师可以处理脚上的各种问题，包括修脚趾甲、刮脚、捏脚、去死皮等。还可以修脚垫、鸡眼、厚甲、灰甲、嵌甲等，是保护人体健康的一项重要措施。修脚技法变化多样，操作中持刀有“三法”：捏刀、逼刀、长刀；持脚又有“八法”：支、抠、捏、卡、拢、攥、挣、推；修治又有“八法”：抢、断、劈、片、挖、撕、分、刮。各种修脚方法，因病制宜，一般手到病除。修脚能治好一些医院也难治的脚病，被誉为“肉上雕花”。

扬州大姐是那种传统的手艺人，教学徒不爽快，红芳跟在她后面，十来天也没有学到什么。我了解其他人后，知道是因为红芳没有交拜师费，就替红芳给了她两千元钱。这样她才用心教红芳三个月。修脚这种技艺，关键还是实际操作，讲究感觉，让客人舒服。红芳出师后，我是她的第一个客户。她在我脚上实验了一晚上，直到我觉得拿捏得差不多了才停下。

红芳在足浴店当修脚师三个月后，我们结婚了。打工的人结婚很简单，就是住在一起，请几个好朋友吃一顿饭。房子是租的，也没有什么家具，就是几件生活必需品。

1年后，也就是2001年底，我们两人出来了，租下这几间搭建的房子，一共是46平方米。外面的30平方米是一大间，一小间。大间在外，放了7张躺床；小间在里，放了4张躺床。我们现在说话的这间有十四五平方米，我们做饭、睡觉都在这里，另外还有茶水炉、洗衣烘干一体机、消毒柜等，你看看就知道了。茶水炉是烧水的，足浴店这是少不了的；洗衣烘干一体机也是少不了的，床单、毛巾每天都要洗，消毒柜必须要有，不然卫生检疫不会同意你开。

2002年我们刚开这个店，每月房租要1000元。这里很偏，半面街，很多朋友都为我担心，怕亏钱。再说，开足浴房，没有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谁来？我也不和他们争论。还是按照我和红芳原先想好的干。这里打工的人很多，他们的工资收入每月三四千元，十几年前，是很可观的。他们很累，想泡脚，解疲乏，但到那些足浴房去，一次消费好几十元甚至上百元，很多打工者舍不得。我桥头足浴门上写的是“八元泡脚”“八元拔罐”，便宜！红芳的修脚一开始是10元。我们这里的客人定位就是工薪阶层。两个月后，这里就火起来了。

“八元泡脚”，我整整做了8年，到2010年，才改为“十元泡脚”的。这十几年下来，房租已经涨到5000元每个月了。但生意好，效益还是不错的。现在我们每天中午12点开门营业，夜里2点钟关门，1天营业14个小时。每张躺床30分钟1单客人，一般1张躺床能接22—24单客人，也就是说，单泡脚一项，1张躺床1天就能有220到240元的营业额。11张躺床，1天就是2500元上下。拔罐1次是15分钟，我用的罐子是用毛竹做出来的，环保，舒适。1天差不多也会有1000多元钱的营业额。红芳修脚在这一带名气很大，普通修48元1次，有些要捏、刮等高档服务的，七八十元、百十元也是有的，所以她1天营业额都在2000元上下。你算一算，我这个小店，1天也有五六千元的营业额。我们只雇用了1个中年大姐，负责打扫卫生，洗涤床单、毛巾，做做饭，开销还是不大的。

2010年的时候，我们就在这边买房子了。现在两个孩子也都在这边，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我母亲去世得早，石马并入小岗的第二年，父亲也去世了，老家没人了，我就很少回去了。其实，我觉得宁波这边挺好的，红芳却说没有重庆好，她想回那边去，又舍不得这边的生意。

要不是遇上拆迁，我就这么在这里做下去，挺轻松的。可惜要拆了。

一直忙着听他讲话的我，忍不住问：“下一步，你怎么办呢？”

这房子不是我的，拆迁补偿我拿不到。但我和房东签订的合同还有3年才能到期。所以我要求给补偿。社区的人上门说了，补偿只能按照政策来。我们是外地来的，还要继续做生意，还能怎么办，只好同意按照政策来。不过社区开展“党员联户外来，共创和谐家园”活动，通过党员与外来人员结对，帮助外来人员顺利就业、创业。我提出要找门面房，继续做足浴店，他们很支持，已经帮我找到一处门面，是新建小区的2楼，80平方米，原来要350元钱每平方米租金，社区出面，帮着和开发商协调，优惠50元，每月300元每平方米，光是租金就要24000元每个月，1年差不多要30万元。说真的，我压力很大。但不干又不行，这么多年了，我们只会干足浴。红芳倒是信心满满，说还是走低端路线。

从小港回到东海宾馆，已近12点。我整理了一下采访记录，发现由于天黑，桥头足浴的周边环境没有很好地观察。他说的拆迁，我没有感觉到。26日6点不到，我起床后又打车来到桥头足浴。足浴店卷闸门已经放下来，“十元泡脚”“十元拔罐”的广告已经被卷闸门盖上了。路上有不少小车和电动车通过。我没有再去打搅周知之，在店两边看了看，店面的背面有一块空地，长着南瓜和蒿草，对面的几间店面已经搬空了，有的门窗已经被扒掉了，看来拆迁工作已经做了不短时间了。桥头足浴是少数没有搬空的几家，而昨晚昏暗的路灯下，我竟然没有发现。

空气中飘来一股桂花香气，我顺着香气寻找，桂花长在水渠对面。桂花树旁边还有一些垂柳，桂、柳之间，是飘向水面的迎春。迎春叶子很绿，离开花还早着呢。昨天夜里看到的水渠里栽种的荷花、水葫芦、菖蒲依旧，但还有几簇叶片卷翘、肥硕的绿色植物我看了很久还是不认识。掏出手机，拍了两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里，“请教万能的朋友圈，这是什么植物？”

不一会儿，就有不少朋友回复。回复最专业的是原先与我一起工作的南谯区同仁，施集中学夏邦元校长：“这是单子叶植物，水竹芋，拉丁文名：Thaliadealbata。竹芋科，水竹芋属。原产于美国南部和墨西哥，是新引入我国的一种价值极高的观赏性挺水花卉，为纪念德国植物学家约翰尼·赛尔而得此名。她还有一个别名：再力花。”

再力花！周知之、王红芳，你们再发力吧！

3．打工老板杨文金

2017年11月5日午饭后，我从张家港返回，原本打算到南京采访杨文金的。电话联系，他因为滁州这边装潢房子，到滁州了。他的房子在天逸华府杏园，在我居住的桂园隔壁。为了便于采访，我找滁州市实验小学杨华风校长借用行政楼二楼会议室，下午4点50分，开始采访杨文金。

杨文金1972年出生，是石马小杨人。父亲已经去世，有兄弟两人，他是老二。2006年初离家外出打工，那时候石马还没有并到小岗。他家有十几亩地，他觉得太少了不够种，就出来了。杨文金有一手电焊手艺，是1987年在小溪河镇亲戚家学的。2006年没出来之前，他在家也焊过拖拉机拖斗、大门等，给人维修农具等，零零散散的，不成气候。他1991年结婚，2006年出来时，儿子和女儿都已经十几岁了。

正月十六，杨文金从小溪河出发，到了浙江余姚，因为小岗在那边的人多，他想在那边找一个事情做，跟自己电焊手艺有关的。第二天，他找了1天，没有人需要电焊工，他心里有些空落落的。吃完晚饭，他接到南京两个侄子李杨、杨玉喜的电话，说南京这边有做路灯广告牌的，需要电焊工，问他来不来。天一亮，他立刻从余姚返回了南京。侄子是从其他人嘴里得知杨文金出来打工的，得到用工信息，就通知他了。

到了南京，杨文金了解到，做路灯牌的单位在迈皋桥四班村。同一个院子里，还有个稳达照明厂，也需要工人，他爱人章小林正好也可以去。这样夫妻二人都到了南京。杨文金工资每月900元，管饭。爱人那边工资低一些，管午饭。夫妻二人租房子住下了，每天早出晚归，很省心。

在那里杨文金只干了40天，因为做路灯牌的老板出事了。路灯处处长被抓起来了，老板受到牵连，路灯牌就无法做了。他又得重新找工作，跑了一个星期，在迈皋桥一带也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工作。这天傍晚，他在院子里发愣，突然看到有人来拉那些做好的路灯牌，他想路灯处处长被抓起来了，路灯牌子还是要安装的，这个活还要有人接着干啊。他上前帮着人家搬灯箱装车，提示他们如何轻搬，如何轻放。装好车，别人也就知道了，这些路灯牌很多都是他焊的。他乘机问：“你们那要不要人？我的电焊技术还是过硬的。”

拉货的人说：“我们是给他们拉货的，好像听说需要电焊工。你等一下，我们打电话找老板问一下。”电话里，老板说我就是需要电焊工。第二天，杨文金又去上班了。

新老板姓罗，叫罗成良。公司地点在2千米外，是迈皋桥老街。待遇开始谈的和这边是一样的，每月900元，管饭，但到发工资时发了1000元钱。第二个月，端午节，杨文金回家收麦子，前后耽误20天，发工资时老板还是给了1000元，没有扣钱。杨文金心里觉得这老板真好，干活更加卖力，晚上需要赶活，他总是到很晚，什么条件也不提。“我这个人就这样，我走过的路，只会有花，不会有刺。”可惜好景不长，路灯广告牌生意被别人接去了，罗老板没有活了。

好在罗老板跟天保驾校有些关系，把杨文金介绍到里面去干杂活。天保驾校的人和罗老板合股投资在大明路建了东方加气站，承接东方公司出租车油改气业务。油改气业务有用到电焊的。杨文金加入进来，边干电焊，边学装制其他设备。油改气业务分为两块，一块是车前部装置，这一块业务由姓秦的牵头。“我们负责车后部装置，由姓方的牵头。此时加气站开给我们的工资每个月1200元，每改装1辆车还有提成。因为是两块业务，两拨人做，矛盾就来了。姓秦的和天保驾校校长是亲戚，利用管事的人欺负我们，把我们的改装提成压少，我们当然不服气，双方矛盾明显表现出来。我们这一方当然搞不过他们。”

给东方加气站供货的是两家公司，都是河南人。其中有一个老板叫大洪，是开封的。他在开封做过出租车油改气业务，很有实力，当时准备把中北公司的油改气业务拿过来。中北是南京最大的公司，业务肯定要超过东方的。他见杨文金受姓方的压制，就对他们说：“你们都很能干，人也厚道，在这边东方加气站要是不能干，就跟我干。基本工资给你们开1300元，一样拿改装提成。”这时是10月中旬，他跟中北公司的合同还没有签，但只要杨文金他们同意，他就收留他们，先干其他的。其他的就是发传单，他们只干了两天，就不用再发，坐在家里静等了。“每10天，他请我们聚会一次，告诉我们不要急。到了第40天，他请我们吃完饭后，把钱摆到桌子上，每人2600元，是两个月的工资。”他说：“实在不好意思，今年合同签不下来了，只能等明年再说。两个月工资你们拿着，用20天的时间可以先去找其他活。”

这一年，工资收入还不错，但“咯噔”还是比较多的。其后大概一个星期，杨文金天天在家给老婆做饭。前面40天没有干活，他一有时间就去找那些中介吹牛，大家混得很熟。拿到大洪的工资后，快到元旦了，他去找中介介绍事情。开始有一家中介让他跟苏果的车子给苏果商店送货，他没有同意。“天天上货、下货，没有技术含量，这不是我的本行，发挥不了我的专长。”中介又跟他说，有一家通信公司要人，还是在迈皋桥一带，具体的地点在土岗。杨文金知道土岗，他两个侄子住在那。“我自己骑着自行车就找去了。到公司大门跟前一问，门卫把里面管事的副总叫出来。他叫刘发年，叫我进去，跟我谈。这个工作是焊钢筋笼子，做通信基站土建工程。工资待遇50元每天。”

这个活很苦，天天跟钢筋打交道，一天下来，身上都是锈。有时候上工地，要住帐篷。用砖头把木板支起来，铺上被子就是床，夜里难以睡着。“我心里想，这个事情做到年底也就算了。太辛苦了！从进去到过年，一共干了47天，但有加班，工资给了55天的。6个小时加班算1天。这一年就结束了。我虽然只干了47天，但过年发福利时，别人有的我都有。临走时，副总刘发年问：‘明年还来不来？明年要是来，工资肯定会给你涨。’”

2007年春节后，我又去了。工资65元每天，中间涨到70元，过年前涨到75元。在这一年之中，我把所有的钢筋工的活全部学会了，包括看图纸。有图纸我就能做东西。

2008年春节后，工资涨到90元钱每天。到7月份开始，就开始让我带班。这样我就不需要做体力活了，指挥其他工人分组干活。一开始指挥并不顺利。好多木工、瓦工也是很优秀的，在里面都做很多年了，你做了1年多，就来指挥我们，谁服气？

在我前面，刘总是让一个电工上去带班的，分了两个点的任务都没有干好才换我的。刘总找我谈，要我来带班，我开始不愿意，我知道肯定会有人不服气的。我干的时间就在这里，人家都干好几年了，资历老。但刘总非要把担子压到我身上，就是要我干。我只能干！

我们的活主要是建通信基站，每一个基站做好了，有一些提成，木工、瓦工一揽子，谁手艺好，愿意到我这个班组来干，我提成就分给你，我自己可以不要。最终能力强的、手艺好的都过来了。一共3个班组，我的班组力量最强，没有人不服了。

这一年下来收入56000元，比以前高多了。我毕竟是从7月份干的，人家领班拿58000元、60000元，我也很满足。

2009年开始，做IDC机房，就是机房装修。一个单位两个方面的项目，一个是楼顶项目，一个是落地项目。每个项目3个班组，共组建6个班组。我们班组是做落地项目的。这两方面的项目，大家以前都没有做过，要拆掉一部分设备，增加一部分新的设备，当时没有人敢去。没有底，图纸看不懂，当然没底。我把图纸拿回来，认真看了看，这个图纸跟我们原先做的基站图纸不同，我只能看明白六成。我还是决定干。我去了以后，把事情圆满干好了。那两个月时间，连拆加装，又苦又累，但我遇到一个好监理，他已经50岁了，这一类的项目全都做过，都明白，我平时都是虚心向他请教，让他引着我走，但又不能让他察觉我没有完全看懂图纸。在他的引领下，把工程完美收官了。这个人后来一直和我们合作，做监理，我始终都叫他师傅。做这个IDC机房项目，因为以前没有干过，我每一道工序都要亲自在现场带着工人干，生怕有闪失，同时我又要去采购装修材料，刘总要求我必须亲自采购，确保质量。所以那两个月真的像机器人一样，老是不停地跑。

这个机房干下来后，机房这一块全明白了。后面接二连三的机房订单任务都来了。图纸基本上全能看懂了，就是有变化也难不倒我。我初中只读了半年，文化水平很低，很多东西都是现学。

2017年干钢筋工的时候，人家算钢筋量的使用，用计算器算，我只能在地上放大样。木工张爱明是高中毕业，会计算，常常是他用计算器计算，我放大样计算，我们两个得出的数据是一样的。书读得少，只能用笨办法。

2009年年底，我工资结算8.5万多元。所有六个班组，我是最高的一个了。评优，我也是第一。这几年，我每年都是第一，每年都有荣誉证书。以前做的基站，电信、移动、联通的都有，IDC机房就是电信一家，这一年下来，电信的机房管理员对我做的机房很赞赏。还有一个细节，我去报账，老板拿笔就签。别人报账，老板往往一笔一笔审得很细。我的班组1年开销大几十万元，从没有差错，老板非常信任。说个笑话，我们年终聚会的时候，在两个房间，我们这个房间的人开玩笑，叫我端杯白开水过去敬，敬一圈子，没有人问我是酒还是水，顺利回来。而另一个班组长一半水，一半酒，掺在一起，到那边杯子就被叫放下，重新拿了杯子倒酒来敬。

等那个班组长回来，大家一问都笑起来。刘总说，这就是平时做人唉！

2010年工资9万元，评优还是第一。

2011年，这一年我做得特多，3个班组土建一共做了2800万元产值。我这个班组做了1300多万元。而且最少的时候，我只有3个工人。基站大多分布在农村，城市的都是在楼顶做。我做到哪个村庄，就从哪个村庄用人。3个人就放1个人在那带工、管理，最多有7个基站的工地在同时进行。另外一些IDC机房顶上加固，要找平，铁板很难粉刷的。工期又紧，刘总在外面找人，要包给人家，看能否做快一点，晚上还请了小包工头吃饭，我也在。

第二天，小包工头带来了4个人干了半天，不愿意再干，走了。他们包的价格是35元每平方米。我只好自己想办法，基站相继完工后，我陆续把瓦工全部集中到IDC机房来。5个瓦工，还有小工，30元钱每平方米，我自己做的主，从今天中午，干到明天早上，休息半天，三个来回，把事情全部完成。干完后，刘总向老总汇报，杨文金30元钱每平方米，让自己工人干掉了。刘总回来跟我说，给自己工人工资是不是按照加班算钱？我听到这个话，立即让会计给我打钱，提前按照30元钱每平方米的承包价，把工人的钱先付掉。我不能失信于工人。然后再去报账，老总也没有说什么。我想他也不好说什么，包给别人谈好的35元每平方米，人家都没有干，自己的人加班加点30元每平方米做了，应该支持啊！

这一年结束，我拿了10万元。别的班组长拿了9万元到9.5万元。这个工资就不对了。根据原先的结算办法，是要根据产值拿提成的。为了平衡，把我的产值拿出去400万元，另外两个班组每组给了200万元。老板说：“你年年都是第一，我们今年给你搞一个特级第一，把第一让给别人。你出去买手机，随便买多少钱的，回来都给你报销。”我还能说什么呢？

2012年，我只干了3个月，了了2011年的活尾，把尾巴收好。我就去跟老板说了，我把活尾了掉，要走了。

我在2010年做机房的时候，认识一个监理，也就是现在我的老板。从2010年底我们就开始筹措，2011年一整年都在运作，他来搞商务，我来搞施工，我们一起做公司。2012年2月份，我们入围了南京电信。原来的老板听说我要走，说那不行，你怎么能走呢？工资少了，我可以给你加。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2011年没过完的时候，原先接纳我的刘总就走了。其实老板是刘总的侄子，他们在合作中有一些矛盾。

老板说：“我正在和一些股东商量，让你来做副总。”但这边已经筹备好了，我的人生就这一次机会，我不能不把握住。

我们挂靠的是南京一建，入围电信后，我跟李老板三七开投资。他七，我三。他大，我小。做了2012、2013两年，大概赚了800万元，一直没有分成，我感觉不对了。钱不能赚多，当初我俩要是1年赚50万元，什么事都没有。我就提出退出，分开。他表面上说，咱都是兄弟，这不行，你不能分出去。其实我心里明白。要是不分出去，我后面可能什么都没有，商务在人家手里，具体的施工他都明白了，他雇个经理就行了。我把床铺好了，他来睡觉。分红原先算是240万元，中间又出了一个插曲，出来了一个中国铁塔公司，我们原先给电信干的活没有结账，电信转资给铁塔，账由铁塔结。铁塔的利润下调，钱就少了些。最终我说，我再让出40万元，拿200万元结束。这笔钱李老板陆续给我，到了去年春节，这200万元全部给了我。

2014年以后，直到现在，我就给李老板打工了，直到现在。每年有20多万元的收入。当然在施工方面，他还是很信任我的。一年之间，他也不会去现场几次，都是让我负责。我还是尽心尽力。

2012年，他一天见不到我他都不得过，晚上12点都会开车来找我，比热恋中的情人都热乎。到2013年下半年，有时候偶尔就会拌个嘴了。一开始就我一个人，一个工人都没找，用人时，我现场找。有活了，我打电话请人来，干完走人，因为我能找到，不养人，节约了很多开支，公司才能良性发展。到了2012年10月份，公司业务量上来了，就开始租了院子，请人了。开始是四五个人，到2013年有十几个了。这些人都是从我原来老公司出去的人，我把他们一个一个找回来。原来的老板找我两次，喝茶谈事，从没有带走我一个人。我在那边，培养了一批人，但我一个都没有带。做人就应该这样。我要的都是从他那边走出去的，或者是被他赶走的人，才招过来的。

我听原来的同事说，他们议论，老杨一个人出去，把我们这边不要的人招去，都能干那么好，我们这边这么多人，有些事情还干不好，说不过去啊。其实我分出去，也分了土城刘老板的业务，我们常在一起开会，听电信公司给我们提工作要求。电信公司这口锅里就这么多肉。本来是4家，现在变成5家。还是那么多工程，大家成了竞争对手了。原来的几家都很有钱。我原来的老板，两个亿还是有的，他们干得早啊。

我现在的李老板，当时我认得他的时候是2010年，骑着个助力车，现在手里面3000万元是有了。但我目前还是只能给他打工，好在每年有20多万元的收入。我初中只读半年，要是在其他工地上当项目经理，每年只能拿十几万元，20万元不一定能拿到。我还是想自己发展，找项目。只是没有对口人，拿不到项目，没有办法。像我们当地的铁塔公司，我进不去，要是能挂靠一个单位进去，我肯定能干好的。

我说过，我走过的路，只会有花，不会有刺。前天你打电话给我，我正好在鼓楼电信大楼，那里的配电房和油机房改造，油机房很厉害，用的是飞机发动机。这个东西不好做，他们觉得只有我能做好，别人干他们不放心，怕出事。南京电信界都知道南京一建有个杨文金，干事爽，让人放心。从领导到管理员都知道我处理过哪些复杂工程。他们设置苛刻条件，把其他人排除在外，就是为了让我来干，确保质量。

我现在和原来的刘老板工程上有竞争性，但他对我依然很好。他们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一个电话打来，我能帮忙的一定帮忙。当然，我没有混好，没有找到好的合作伙伴，这也没有办法。

在滁州天逸华府，我买了两套房子，竹园的房子70万元，杏园的房子50多万元。孙女儿在实验小学读书，孙子两周岁了。小岗老家那边，在小溪河镇上有房子。这边买两套，一套给儿子，另一套也要看女儿将来是什么情况，她嫁的人要是条件不好的，房子就给她了。都是你小孩，那你怎么办？她要是条件比我好，那我也不会给她。提前做好帮助的准备吧。啊，对呀？小孩安顿好了，自己该干什么，再干！

我爱人以前都是住在南京，儿子、女儿现在开了一个排档，忙得很，还要接孙女，她很多时间要在这边。我那边有时间才能去一下。近期，滁州的房子在装修，她去南京的机会更少了。

小岗我也经常回去，主要是看望老母亲，她老人家不愿意到滁州。家里面亲戚有事，也要回去。自己有1辆车，2013年买的。平时也常回到滁州来，也算是滁州人了。从南京回来很快，基本上就1个小时。现在想给儿子买1辆车，做生意买菜什么的，方便。

作为小岗人，我是很自豪的。敢作敢为，这就是小岗精神。沈浩在的时候，大年三十，他还带着东西到困难户家去慰问，我在老家过年的时候亲眼看到的，很受感动。十九大报告中说的振兴乡村，提到对农民的一些优惠，沈浩在时，我们村早就有了。我们那边看病我是知道的，农保合作医疗报过后，村里还能给你报，个人承担很少。而且农保和医保都是村里面交的。这些都是优惠，让人很高兴。说到底，还是党的政策好。小岗村月亮跟着太阳走，沾光！

小岗老家的地，从2006年起，一直是我哥种。

2018年3月9日清早，我又和杨文金通了电话。他现在依然给李总打工，做经理。2017年，李总给了他25万元的薪水。说给儿子买菜用的车子也买了。春节他们还是回到小岗村，在那里过年的。

4．李帅和他的兄弟们

2017年11月18日，我从凤阳出发，赶到合肥瑶海区金钟物流园，采访港城物流经理李帅。

李帅，1981年1月出生，小岗石马下李村民组人。哥哥叫李瑞，弟弟叫李凯。兄弟三人联合搞了这家物流公司。

爱人张艳，江苏睢宁人，两人在上海认识后结婚。有两个孩子，老大李安苏，今年13岁，儿子李安邦，今年10岁。“我是生了儿子以后，2007年才领结婚证的。先结婚，后领证。当时长期不在家，生了儿子后回家，被小溪河镇计生办知道了，就把我叫去，要我配合调查。沈浩找我谈的，他说为了工作，你要配合。我说既然你来找我了，我会配合的，沈浩这个人还是不错的，有些可惜了。当时镇里要罚我款，我说没有。计生办主任问我，为什么不领证就结婚生孩子，我说家里穷，谁愿意跟我领证结婚呢？他说为什么生了女儿还不来领证。我说因为还没有生儿子。我不生儿子肯定不会罢休的。我要是上海人的话，生了女儿就不会生了。他说为什么呢？我说上海人经济条件好，老了有养老金，我要养儿防老。主任听了直笑。我说，要想把我们这边计划生育搞好，首先是发展经济，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人都有养老金了，谁都不会愿意多生。负担一个小孩还容易吗？结果给了计生办3000元钱。我说一点不罚你们肯定交代不了任务，多了我又没有。那时候小岗村那边计划生育是重点。”

我不到18岁就从小岗出来了，刚开始是到上海，做瓦匠。因为初中都没有毕业，也没有其他技术，主要是和水泥，提灰桶，做小工。做了6个月，又跟在安徽广德的蔡老板后面做木工，支木板架子。做了1年多，工地的工作结束了，没有地方去，旁边的一个安徽老乡是收废品的，阜阳那边的人，看我小，没有地方去就收留我，让我去给他捡捡纸板，打打杂，装装车，管吃，凑合着住，同时找工作。做了1个多月，后来找了个皮鞋厂，进去干了3天就没干了。因为那里面老乡比较多，说老板是骗子，长期不开工资，1个月就400多元钱，觉得没有意思。此时，广德的蔡老板又接到了活，叫我过去，我就过去了，继续干木工，每个月六七百元。我不怕累，只要能多赚钱就行了。

将近1年，蔡老板的工程干完后。南通四建的余老板见我干活实在，肯学，就介绍我到宋老板手下，干水电安装。水电工的工资比木工又高了一些。这个活我干的时间挺长，一边干一边学技术。老板母亲是会计，看我干活好，舍得卖力，就关照我一直在那里干。老板是南通人，跟在他一起的大多数是南通人，他们见我是外地人，干活好，受老板夸奖，有时就欺负我。电工班主任张义是淮安人，看我人实在、勤劳，被他们欺负，就对我偏爱，主动教我电工技术。当时电工师傅干活都要带两个打杂的小工，他们都喜欢带我。张义教我技术，我很感激，就拜他为师。在外面没有技术会被人欺负，有技术，别人欺负不到你。我们干活的地方，是上海汽车齿轮总厂，在嘉定区。跟着张义后面干了3年，学会了全套电工技术。到现在我还是尊他为师傅。这3年对我非常重要，让我有了质的改变。张义开始是代工的，后来升为部门领导，负责分配工时和工序了。

此时有个冷冻机房项目，供中央空调用的，要焊接冷水管道，没有人敢去。他特地请了3个电焊工过来，结果他们只会焊，不会配料，图纸看不懂。又派了几个人看了现场，都不敢做。结果师傅要我去，我当时心里也打鼓，因为做这个机组是要负责任的，做完要签字的。师傅说：“你跟我这么长时间，不会焊，图纸不会看吗？”他鼓励我去干。说实话，我只能看懂部分图纸，管道、管径多粗，管道走向、冷水管、热水管、进水管、出水管，但阀门有几十种，看不懂。白天看图纸，看懂的指挥班组的人干，不懂的晚上再去找师傅。有时师傅正忙，我也要打断他，他骂我，我就厚着脸皮笑着，他只好又教我。这个项目硬是一点一点地被啃下来了。完工后要签字，我有些不敢，师傅说：“活是你一步一步干的，还有什么不敢签的？”我签了，试运行一下子通过。

这期间，我认识了河南的焊工师傅贾进福，他的电焊技术非常好。这个人对我很好，一直到现在，我跟他都有联系，也等于是我师傅。他说：“小李，你图纸能看，管道配料也懂，要是再会电焊，就是精英了。”他就教我焊电焊。为了教我，晚上在冷冻机组房的房顶上，我们拿一些材料在练习。我买一些矿泉水、面包、香烟，让跟在贾师傅后面干活的两个人在下面门口把着，要是厂里安全员来了，就通知我停下。因为安全、消防管得很严，没有正规上岗证操作了，是要罚款的。在这里练习技术，显然是违规的。电焊技术就这样学成了。现在想到那些人，我还从心里感激他们。那时候就是想多学一些手艺，因为当小工，一场活干完后，就没有活了，又要新找，而有手艺，干完后，老板都争着要你。

为了把中央空调机柜安装技术学好，我和师弟卢亚鸿白天跟在张师傅后面干，干完后中午休息时就揣摩，还是不明白的话，晚上下班后，到书店里找这方面的电工书，买来看，慢慢研究，但看不懂。到了夜里，我们两人乘保安不注意，翻墙进到车间里面，把装好的空调控制柜再拆开，我负责拆，师弟拿笔记在纸上，一个一个开关研究。两个人一直到凌晨4点，把拆过的空调控制柜又都重新装上了。

这个控制柜带了6台中央空调，功率大小是不一样的。从外表看，控制开关都是一样的，内部却有10安的、16安的、32安的，当时拆下来时我们没有发现，装的时候有的就装反了。第二天开始调试，一开机，装错的开关就烧掉了。

师傅把柜子打开一看，就知道有人动过。他把我和卢亚鸿两人叫去问：“你们动了我做过的东西了？”我们不敢说话。“你们不应该这么做，不明白可以问。要是出了事故，你们负不了责任！”师傅叹息一声说，“你们要把每台机子都好好看看，每台机子用电量多大，需要多大开关，每一个编号的线能支持多大的功率，你们都要看清楚。6台机子各个不同，16安的装到32安的，一启动，开关怎能不烧掉呢？32安的装到16安上暂时没事，带能带动，但万一机器出现故障了，它跳不掉，就会出事。”

师傅就把这个事情压了下来，让我们去仓库把烧坏的开关重新领来，说：“你们看清楚了，重新换，中午一定要换好，换不好就不要去吃饭！”这一次，我们认真地看了型号，全部匹配好，装上去。下午一调试，果然全好了。这样安装中央空调控制柜我们就学会了。

每个人成长都有每个人的故事。李帅小时候上学可能不明白，没有好好上，现在长大了，竟然苦学、偷学。“在外面没有技术，工作不好找，工资低，还受气。我总是想，不论做哪一行，都要把技术搞好，在外面有技术，永远都吃香。老板总是要用有利用价值的人。你能给他创造价值，他才能给你高待遇。”

控制柜事件后，我就报考上海嘉定区的一所成人技术学院学习，每个星期去两天。3个月后，考到了电工证；又过了两个月，考到了焊工证。后来在上海汽车制动器厂还考了高压操作证。没有这个证配电房是进不了的。来到合肥这边，我还考了叉车工作证。

厂里接下做管道的机房活，师傅就让我做。工资也从每天35元涨到了每天50元。到了年底拿工资的时候，有些师傅就不愿意了，他们都是南通的，有的干了四五年了，工资和我一样，不服气，和老板吵。老板说你们下面干活我也不了解。老板把部门经理和带班的找来，问李帅拿这个工资值不值？老板的母亲出来了说：“我看值。小李天天在这里干什么活，你们干什么活？他干什么都比你们卖力。要是你们不服，明年就安排同样的活，看你们能不能同样完成。我都不要点名了，你们干什么活，你们心里都应该清楚。”

这样一来，我在公司里成为老板信任的人，工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但经过这一件事，第二年再上班，公司里绊脚石就多了。我是外乡人，他们都是南通人，还是不服气。师傅就告诉我：“你不管别人怎么说，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有些人在我干活时做手脚，搞破坏。但老板对我不错，他总是要能干活的人。后来老板安排我带班，我提出带班可以，人必须是我来挑。我带的人干完后你验收，合格后发钱，要是不合格，返工，我不拿返工钱。老板说这个要求可以。老板也知道，他老家来的那帮人的能力，有些还是亲戚，他也没有办法。活不想干，还想多拿钱。

后期有重要的工程，老板都是安排我来做。这样干了4年多，认识了我爱人。

在上海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盖厂房时，领导魏建荣、戴向荣、周国宝看到我技术全面，干活诚实，找我谈了几次，让我留在这个厂里干。当时厂里招工只要本地人。我问领导，我是外地人，行不行？领导说你要是愿意，我跟上面协调，保证让你进去。

我同意后，就留在厂里了。当时和张艳谈恋爱，想稳定。南通四建是全国跑的。张艳就在旁边的自行车厂上班。

厂里维修、厂房维护这一块全部是外包的。为了留我，维修公司中标后，领导指定公司要用我。这样，我就留在厂里做维修和维护了。工资是60元钱每天。在这个企业做了不到1年，我老婆生小孩了，就回到小岗来了。

生小孩期间，我给上海厂领导打电话说，我要自己创业，就辞职了。

我在凤阳开了水暖建材门市部，给人家搞水电安装。当时没有资金，接不了大活。那一年也背，凤阳不准老百姓盖房子，没有人盖房子，哪有水暖建材生意？有一个有实力的人家装修两套房子，我给他做的，他很满意。后来他帮我接到一个大单，我看了一下图纸，要先带资买材料，但我拿不出来钱，还是不能干了。

辞职时，上海厂领导就说，创业是好事，但很艰难，要是干好就不说了，要是干不好，随时欢迎您再回来。没有办法，只好又回到上海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2005年回去，干到2008年年底。领导对我很好，我在里面受到很多优待，工资收入是每月3800元，每个月都有补贴。厂里还给我申请困难户补助，每个月都能给一些补助钱。另外节假日常常安排我加班，这样能够多拿钱。我请假也不扣工资，叫门卫给我打卡。

2009年，我再次跟领导说，我还是要自己创业，因为我哥哥李瑞和我弟弟李凯都做物流了。我哥哥一上班就在滁运物流干，对物流行业比较了解。他先是叫我弟弟买了1辆车，跟在后面干，很快就赚钱了。每月有1万多元的收入，好的时候有两万多元，我就动心了。

我把积蓄拿出来，买了1辆二手小货车，就在南京给人家送货。我哥在滁运当经理，送货可以先调我的车子。这样干两年，觉得还是没有自己干物流赚钱多。我们兄弟三个每天都研究这个事情。2010年底，我们又在一起合计，我哥说，物流肯定能干，我们都想干，就是没有资金，关键是解决资金。最后大家决定：

大哥李瑞照样在滁运上班，我和李凯兄弟俩挣的钱全部交给他。因为钱分散开了，什么都做不了。我老婆他们也都很支持。这样干了1年，到了2011年11月份，弟兄三人就正式开物流公司。大哥依然上班，我弟弟李凯，他在南京，他在南京时间长，熟悉的老板多。我来到合肥。当时我们也就20万元不到。没有车子，车子是雇佣的，卸完货就要付款，还要租仓库，手上的钱很快就投完了。有时候没有周转资金，差点就揭不开锅。好在相关行业的老板见我们人好，都支持我们，没到账期账先给我们结了，这样就又能凑合往前走。第一年下来后的春节，每人只分了5000元钱回家过年，不如一个普通的打工仔。

当时很灰心，都有点不想干了。因为压力大，大年初一我只好在家睡觉，赌场是不敢沾的。回想在上海工厂里的情形，我想不如放弃物流了，继续回上海工厂。那里收入有保障，也轻松。两天后，兄弟三个又到一起，合计后还是要干。因为两个仓库都租了，不干，前期的投入就都打水漂了；这个行当的人，对我们也认可了，常常有老板主动联系我们要发货；上一年虽然没有赚钱，但保本了，基础打下不少。还有三四年下来了，上海那边的工厂我也未必能回得去了。这时，有些老板又来电话，催着要我们给走货。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进，不能退。

合计后，我们又借了一些钱，交交房租，接着又干了。这一年干到年底，缓过气来了，花了6万多元，在南京那边买了1辆叉车。年底每人分了1万多元过年，同时把下一年的房租等开销都预留了下来。

第三年干起来就顺利了。大哥李瑞也从滁运出来，一心一意干自己的物流了。在合肥又买了1辆叉车。我和大哥在小岗村每人买了1套房子，共花了31万元。我们的生意进入良性循环了。

这几年，合肥公司陆续买了3辆叉车，南京公司两辆，业务量大增。李瑞和李凯两人每人在南京买了1套房子，我在合肥买了1套房子。当然都是按揭的。我合肥的房子就是上个月才装修好，搬进去住的。女儿和儿子都在合肥上学了。现在我们弟兄三人每人1辆小车，谈生意、跑项目，比起以前方便多了。

我们的业务是跑南京到合肥间的物流专线，江苏、安徽两省所有的物流业务，能做的我们都做。

目前想把物流规模再做大一点，关键是要有资金实力。物流行业竞争大，要是有资金实力了，我们也会考虑兼做其他行业。作为小岗人，我们就是要敢闯、敢试，“大包干”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是说在嘴上的，而是流在我们的血液中的。

2017年，三兄弟的物流效益超过了100万元。2018年春节，三兄弟和老婆孩子都回到小岗父母处过年，前后十几天，走亲访友，交流创业体会，放松身心。2月25日，李帅在朋友圈里发了1条视频，内容是3辆箱式大货车在卸货的情景。他告诉朋友们，2018年第一天3车货，卸货中，现在就是缺工人了，还要增加几个工人。他的物流业务注定是要扩大的。新的一年，李帅更帅！

5．昆山崛起的李士彪

巴城镇是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已有2500年建镇历史，地处昆山市西北部，距市区11千米。西面靠着盛产大闸蟹的阳澄湖，区域面积157平方千米。从1992年开始，农业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传统分散的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养殖业逐步向基地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特种水产养殖基地、葡萄种植基地、绿化苗木基地、蔬菜种植基地、特种禽养殖基地相继建立。1995年，小学五年级没有读完的李士彪来到昆山，就落脚在巴城。

“我6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弟兄三人拉扯大，所以兄弟三人都没怎么读书。我大哥李士龙比我大两岁，也是小学没有毕业，弟弟李士偏读书多一点，初一读了1年，也就辍学了。我来到昆山，是因为干爸张长保。当年我父亲带我大哥李士龙来昆山，在巴城讨饭，张长保见我大哥可爱，就认作了干儿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人非常好，乐于救助穷人，我和弟弟后来都叫他干爸。大哥长到十几岁，先来到昆山投奔干爸。但大哥不习惯，想家，两年后回凤阳了。这样，我就来到昆山。当时工厂招工，最低要初中毕业，我连小学都没毕业，加上年龄不够，人长得瘦小，没有工厂要。好在干爸家有几处鱼塘，养鱼要人手，我就待在巴城，跟着他养鱼。要说我在昆山的起点，就是巴城。”

李士彪、李士偏兄弟是小岗石马人，李士彪出生于1979年8月14日，李士偏出生于1981年7月21日。他们来到昆山，都已经超过20年，现在都是昆山新市民。

小岗人提起他们时，了解得不是很多，但都知道他们是成功人士。从2015年起，每年春节前，他们都会献上一份爱心，慰问小岗敬老院的那些老人。他们先后给老人们送去过被子、大米、猪肉等，每一年的具体对接，都是由李士偏负责，他和村干部马武俊联系，将慰问品交到敬老院。2018年春节，李士偏又提前回到小岗，通过大哥李士龙和村干部马武俊，给敬老院老人每人发了200元慰问金，以及2袋豆奶粉、4袋白糖。给敬老院里拉去了3头肥猪，让他们给老人加餐。同时他们还慰问了村里贫困户，每户给1份猪肉、1袋大米、1袋面粉、1桶豆油。

我是2017年11月4日清晨告别严立岩，从江西上饶出发的。下午3点20分到达江苏昆山亿丰装饰城，李士偏在楼下等我。上楼后，见到了李士彪。当时在办公室的还有他母亲袁怀金；还有严泽，他是“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的孙子，李士彪大哥李士龙的女婿。小伙子现在跟着李士彪做事情。

亿丰装饰城由经营上海恒大陶瓷建材市场的上海亿丰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和昆山亿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联手组建，是目前昆山独一无二、最具规模、最高层次、设计超前、全封闭式的大型建材装饰城。整个项目占地180亩，首期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拥有9.15—126.64平方米的旺铺500间，仓库4万多平方米。现在商铺和仓库都已经出售完毕，日常的经营管理由昆山亿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实施。负责管理的就是李士彪兄弟，他们在这个公司里占有40%的股份。

“我们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叫王优赛，像这样的城市综合体地产项目，王总手下有十几个。四川彭州、自贡，河南漯河，安徽马鞍山，都有项目。这些项目建设初期，我们也参股投资，销售结束后，再按股份分红。在这个装饰城中，我自己有个欧莱士门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铝合金制品，不怎么大，主要是我老婆负责在做。”

我问李士彪：“你在昆山掘到的第一桶金是什么？”

“我也说不清。在干爸家养了3年鱼后，我弟弟士偏也从老家来了。通过人介绍，我到一家印染厂上班，士偏在捷安特、樱花等公司上班。上班工资太少，我们总是想着能自己做事情。没有背景，也没有资金，开始特别艰难。2002年8月份，我们结识了捷安特有限公司里的一个管理人员，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路子，承包捷安特公司废料回收。这是一家台资企业，规模很大，我们把那些废料收来，分一下类，转手卖出去，赚差价。那时候做得早，很多人不知道废料有那么高的利润。现在不行了，利润空间很小。因为有一个管理人员的关照，里面的协调由他负责。所以，这个项目很顺利，做了4年。每年七八十万元钱，赚了一些钱。期间又到山东单县做了一个建筑工程，跟着董事长王优赛去的，赚了二十几万元。这些，我觉得都不能算是第一桶金。2003年，王总开发亿丰装饰城项目，我们跟着投资，设法筹集了150万元，2005年底全部结束，利润回报1:5，也就是750万元，我认为这才是我的第一桶金。这桶金加上在捷安特赚的钱，自己就有上千万了。以后就陆陆续续投资更多的项目了。我们的资产很多都没有分回来，都在运营中。”

“我们兄弟小时候太苦、太穷。我们这个家庭是凤阳县的五保户。一路走来，很多人帮助过我们。现在我们稍微好一些了。对那些贫苦的人，能做一点贡献就做一点。这不算什么，不值得说，说了，我都不好意思。其实我爱人还资助了一个学生，是和我儿子结对子的，她给那个孩子提供帮助，让我儿子和他通信，两个孩子相互诉说成长的经历，相互帮助，共同成长。真的没有必要说。”

我说：“不是每个有钱人都会这么做。说一说，也是必要的。”

“我总觉得，回老家，越低调越好。”

“你爱人是哪里人？”

“我爱人是陕西人，她叫康飞敏，2003年认识的，当时在这边的厂里上班。2004年底我们结婚。现在有两个男孩。大儿子13岁，上六年级，小儿子3岁，读幼儿园了。前些年昆山房价低，我前后买了3套房子，在这里居住是没有问题了。”

我问李士偏：“你爱人呢？”

李士偏说：“我爱人是河南人，叫卢慧敏。2005年认识，2006年结婚，现在我也有两个孩子，1个女儿，1个儿子。我在这边有两套房子，居住也不成问题。”

李士彪说：“他苏州园区的1套别墅价值1000多万元，比我的房子值钱。”

说到房子，他们又说到大哥李士龙。李士龙在小岗村买了两套房子，1套自己住，1套母亲住。

康飞敏平时负责打理昆山欧莱士门窗科技有限公司，很忙。卢慧敏基本上就是在家里带孩子。她喜欢旅游，有时间就跑出去。她有这个条件，倒也是很好的生活方式。

每年清明、春节，李士彪兄弟必定回小岗。清明回去上坟、祭祖，春节回去过年。

“昆山欧莱士门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自主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大型铝合金门窗公司，产品涵盖平开门、推拉门、铝木复合、阳光房、建筑工程、厂房和幕墙等系列。公司依托百舸集团的大力支持，在型材开模、木纹穿条、产品生产上节省时间，大大缩短了客户交货期。欧莱士人坚持‘质量就是生命，用心创造生活’的企业宗旨，一如既往，引领时尚。”李士彪带着我来到欧莱士生产区，一上楼，我就看到了这个广告牌，不大，很醒目。

康飞敏和工人们正在抓紧生产。由于客商要货紧，康飞敏自己也在忙着干活。“不好意思，活赶得紧。”生产区厂房有1000多个平方米，里面一片切割机的轰鸣声，所有的人都在紧张地忙碌。李士彪告诉我，好几个正在忙碌的工人都是从小岗来的。我找其中一个男的问一下，他姓袁，工资每个月能拿到6000多元；一个女的姓殷，工资每个月也能拿到6000多元。类似他们这样的，公司里面有6个，都干四五年了。“装饰城市场里面，还有3个干保安的，每个月4200元，比这边轻松。这边师傅的活多时可以拿到7000多元。”

欧莱士门窗科技有限公司业务分为两块，一是为当地家装市场做的塑钢门窗等，由康飞敏负责。另外一块是李士彪参与的外地工程业务，算是自己地产项目上的，由李士彪亲自安排。公司场地小，业务多，都排到明年下半年了。就这个小公司，每年产值达3000多万到4000万元，家装的利润达30%，批量工程的不低于15%。“赚多少钱，我基本上不问，多少都是我老婆的。”

加工车间的北面有个样品展示区，主要有中高端铝门窗、重型推拉门、窗纱一体窗、各式阳光房。旁边的一个牌子上写着：承接建筑工程、幕墙栏杆、木制家具、铝制家具。

康飞敏介绍说：“这个展厅里的是我们的专利产品，彩色金刚网的铝合金门窗，它的门料和窗料是共同的，不像有些地方门是门料，窗是窗料。只是在旁边加上一道条子，就宽了。坚固耐用，不容易坏。”

李士彪说：“这个料子有什么好呢？你家装需要什么颜色，我们就给你印什么样颜色的。”

康飞敏说：“和印刷一样，印刷是印在纸上了，这是印在铝上了。我们有很多颜色，这是仿木纹色。这些门窗看起来像木头的，其实是铝合金。1平方米要2000多元，附加值还可以。”

我看了，木头的质感很强烈，如果不用手摸，感觉不出是金属的。

“你问这些要写什么啊？”

“写这本书，把小岗的这些优秀人物都写进去。”

“他优秀什么啊？”

“他要是不优秀，你怎么会嫁给他？”

“当时，他可是穷得很！”

“那证明你有眼力，他是潜力股！”

康飞敏有些羞涩地说：“整天都累死了。”她敲了下样品，“你看看，这是木头的，是铝木结合。当然，这个我们要送出去加工，因为木工这一块，我们没有技术工人，我们只加工铝材。想自己做木工，没有地方。”

李士彪说：“这一块，厂房的确有点小了。现在昆山的厂房太紧，难以扩大。上海清理出了几千家搞加工的小厂，都挤到昆山、太仓来了，厂房供不应求。我们这个厂房是亿丰自己的，不然也很难拿到。现在做外面工程的活，安徽、河南这些远的地方，都是把材料运到现场，在那边加工，放在这里做，根本没办法满足。现在车间里做完都是马上就出货，不然下一批活就没有办法继续。我认识温州做地产项目的老板比较多，大家跟我关系都比较好，都关照我，活就很多。”

我说：“类似的企业要是能到小岗去，该多好。”

“我现在对家乡的情况不了解，不知企业的生存环境怎么样。企业是要有产业链的，我觉得，产业链就是生存环境，没有产业链，单独一家企业，是难以存活的。”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说：“不早了。我们去吃饭吧，到巴城阳澄湖边吃螃蟹。”

“没有必要跑那么远，随便吃一点吧。”

“阳澄湖美，巴城蟹肥。到吃螃蟹的季节了，来到这里，不去巴城，那我就对不住家乡的朋友了。”

康飞敏说：“你们先走，我要跟他们交代一下，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活赶出来，明早有三堂门要出货。”

李士彪的车是辆宾利，什么型号我不清楚。我问他价钱，他说，带各种费用一起380万元。车子里的音响特别棒，独特的立体声环绕系统使人有一种飘飞的感觉。是欢子的歌：情歌怎么越唱越多/这到底为什么/因为失恋的人太多/想找个方式述说/伤心的人越来越多/感情太过脆弱/难过的时候没人安慰我/不如找一首最爱的歌听着度过/伤心的时候可以听情歌/忧伤的旋律可以赶走失落/寂寞的时候可以听情歌/忧郁的歌声可以带来快乐……

华灯已放，路上车子不少，快不起来。音乐声不高，欢子有些撕裂的深情让人遐想无边，李士彪不紧不慢开着车，轻声地说着，似乎回应我的问话，又似乎是在孤独地倾诉。

我和我弟弟工作上各自有所侧重，他负责投资、管理，亿丰装饰城这个市场也要管理，事情多呢。今天是你来了，我推掉了几拨人。我要是出差出个3天回来，那就忙死啦。不出差，每天的事情自己正常做做，一天到晚，也紧紧的。

我们早一点走，是防止堵车，今天是星期六，上海来吃螃蟹的人很多。

我们老板一直想把亿丰这一块地给改掉，就是商业用地，变更为建设房产用地，你知道现在这一块地值多少钱？每亩地拍卖价七八百万元，好一点的地方1000多万元，这块地一直到那个河边，全是仓储，有180亩。现在昆山，还是房地产最赚钱，城东差不多在16000元、17000元，城西都要卖到两万多元。我们董事长有100多亿元，实力很强，但这块地的性质一直改不掉。

“这些土地还有你的股份吗？”

没有。当时土地、房产我投得很少，卖出后连本带利都给了。我只是在市场经营、物业这一块有40%的股份。土地、房产要是有我的40%，那还得了？我在这一块每年能收入几百万元，加上其他的投资分红，每年差不多能收入3000万元吧，也不太准确。

我们还有个公司，还没有成形，在无锡，招商引资过去的。是网络平台，我里面有15%的股份。是我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牵头做的，前期投入我也差不多投了600万元进去，但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效益。以后棉纱、布匹、棉花都在平台上交易，现在正在做，还没有成形，有些急人。他今天去宜兴那里谈了一家，到现在还没有搞好。

“四川那边你投了多少钱呢？”

四川那边我一共投了1800万元，彭州800万元，自贡1000万元，现在本钱已经全部回来了。彭州利润分掉了，自贡的今年年底要分利润。一共在一起，利润差不多也就1800万元吧。按照我们投资来算，连4分的利息都赚不到，时间是3年啊。现在做什么都难。

“你弟弟呢？”

我弟弟1年能赚个1000万元。

李士彪接了一个电话，对我说：“上海一个医院里12个教授、主任来吃螃蟹，本来我是要过去的。下午我告诉他们说老家来了两个人，他们让一起过去，我看人太多了，还是分开吧。晚上唱歌我们再到一起吧。”

我立刻谢绝！请他不要客气，因为晚饭后我还要整理采访记录。

我那个老婆很能干，她把那个厂管理得很好。昆山这边闹工荒，工人非常难招。人手不足，她就自己上，每天晚上都赶活，加班加到10点多，工人也累。我说你干什么啊，没有必要那么累。她说：那么多活在那里，还订了那么多料子，也要拉回来，不把前面的活赶掉，也没有地方。

厂房面积小，我接到外面工地的活，就放到工地去。漯河1期是在工地的，2期明年开工，还是放到工地去。当然，这些业务是不要我老婆问的。

我们出来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挣下现在的这份产业非常不容易。回到老家，也很受家乡父老的抬举。敬老院的那些老人和贫困户都是弱势群体，需要帮助，我非常理解，能帮助一些我们就帮助一些。当然这些年我们做得很微弱，不值得一提。在外面发展不容易，我现在胆子比以前小多了，基本上是不跨大步子的，更多是趋于理性做投资，不至于有什么闪失。

其实，有些项目，我们知道肯定是赚钱的，但我们的实力达不到，不敢跨进去。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市场就是这样，你硬跨进去，步子跨大了，哪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导致被套，或者是崩盘，那时候你无法自救，可能血本无归。这样的状况我看到的太多了。

现在我这边有几个要好的兄弟，4个人，都是安徽老家的，关系非常到位。有两个是定远的，一个是淮南的。其中一个定远的是招亲招到凤阳的，发展得最好，非常牛。我前面说，你们来采访，就采访他。你们要求人要是小岗的，就没有办法了。要是有机会，你们见见他们，也是很好的。滁州现在也很好，发展得不错。在昆山常常能听到有人谈滁州。昨天有个朋友，打电话说有一处不良资产在处理，让我们去看看。听说碧桂园的一个楼盘开盘9000多元每平方米，这价格不低。

我们做的亿丰装饰城的物业和别人不一样，人家物业就是收个物业费。我们这个公司是要自己经营商铺的。所有在我们公司买的商铺，合同规定的回报率是多少，每年每间房子要是3万元，房主租不出去，就租给我们，我们10年包租，保证他的合同规定收益，我们公司再租给别人，赚和赔都是我们的。我们一共有500个商铺，通过商铺经营，特别是需要规模经营的人，都会租我们的，这样我们利润就大得多。光靠物业收费那一点钱，只够维持运行的。现在10年早过了，商铺都被我们盘活了，不然我不会有那么多的分成。我们这个市场算是老市场了，房租价格不高，生意还是很红火的。刚才你看到了，里面商铺全都是满的，没有空闲。

我到昆山20多年了，现在是像个样子了。十几岁时可受罪了。找厂，厂里面都不要你，你还是儿童，哪个要你？幸亏能在干爸家养鱼。我在巴城这一代也是比较出名的。开始就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在社会上混，得有一些兄弟，尤其做资金方面的生意，难免都会有冲突。现在大家都平静了，人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平静的。再说，到了现在这种程度，也没有必要再去搞那些事情了，毕竟是高风险的。

说着到了阳澄湖边了，沿着湖全是餐馆，数量有上百家。“螃蟹季节，阳澄湖就是这样。外地朋友到昆山来了，总要来感受一下。这些船上餐厅全是吃螃蟹的。餐馆的房子，你看着像是在陆地上的，其实是船上的。船身是在水里的，在船身上造的房子。这一条船要好几百万元。”

……

伤心的时候可以听情歌

唯美的节奏可以赶走难过

寂寞的时候可以听情歌

因为这种感觉真得很不错

欢子的歌还在飘着，从哪里飘来的，不知道了。

6．毕业19天开诊所的严家亮

2017年11月24日上午，我来到位于合肥市瑶海区铜陵北路香江生态丽景C区60栋101号，这里是个体诊所华严堂中医养生馆，执业医生叫严家亮。主要开展以下业务：针灸、拔罐、刮痧、推拿、火疗、理疗、脐灸、产后熏蒸、小儿推拿、药物理疗。其中小儿推拿是严家亮正在从事的教学活动。

“这个店是今年6月底开业的，以前那个店租人家的房子，房东去年要涨价，我一气之下把这个房子给买了。现在就不用担心他们再涨价了。”

严家亮是小岗村小严村民组人，1984年2月出生。在严岗小学读书，毕业时个头太小，又留了一级，到石马小学读了一年，1996年到小溪河中学读初中。当时梨园中学离家近，但它只有一个班，教学质量不怎么好。1999年考到临淮中学读高中。后来考到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本硕连读，读了7年，一直学习中医。

上大三时，严家亮就开始临床实习了，先后师从林晓峰、桑希生、王俊志、谢晶日、宋立群、姜德友等教授，在哈尔滨市中医院等轮科实习。大六以后，又先后到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黑龙江省第一医院皮肤科、安徽中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美容科，师从王俊志、柳曦光、张虹亚、侯慧先等教授实习，大五、大六两年的双休日，还到哈尔滨咱百姓大药房当坐堂医生。跟随众多老师实习后，他熟练地掌握了中医的理法方药，并积累了众多老师的经验。作为皮肤科的研究生，从中西医两个方面，对皮肤病的诊断和治疗基本把握。对常见病、多发病的优化诊疗方案很熟练，如银屑病、带状疱疹、湿疹等。在药店当坐堂医生1年多时间里，他也学会了如何和患者沟通，没有发生过任何医疗纠纷。

2011年7月毕业。严家亮也找了一些医院，希望能进去上班，但高不成，低不就，索性自己创业吧。因为合肥离家比较近，就回合肥自己创业了。“就业时，有一些地方要我去的。云南的、山东的都有。我爱人是重庆的，她也曾想让我去重庆。云南的待遇比较好，是一家疗养院，看了我的简历和师从的教授，给我打了很多次电话，说我们就需要你这样有临床经验的医生。但我觉得离家太远了，就没有去。”

当时自己创业开诊所，压力很大，家人、朋友都反对。上了那么多年学，好不容易毕业了，自己来开小个体店，这读书还有什么意义？再说了，你刚毕业，临床经验很少，创什么业？找一家大医院，干几年再说吧。但我自己态度很坚决，如果到医院干几年，人可能就没有闯劲了，现在不干，时机就会错过。

7月6日，我从合肥火车站下车，住下来就忙着找房子。那时候我妹妹在蜀山区的一家医院上班，租有房子，我和他们在一起住。当时什么都不懂。租房子搞不清位置好坏，房租很贵，没有经验，谈不下价格，随意找，找到哪里是哪里，没想那么多。后来环境熟悉了，跟人家的房租比较，发现比人家一个月高五六百元。我7月6日来的，7月25日诊所就开业了。用了19天时间，很仓促。就是在这个小区，西边的那条街上，位置不好。自己感觉房子还行，面积、格局够我开诊所了，就租了。房租贵一点就贵一点吧，多努力就赚回来了。

我这种做事风格，可能是小岗人性格所决定的，就像当年做“大包干”一样，毅然决然就那么干了。也是被逼的吧，没有好的出路了。像我们农村出来的，没背景，没关系，只能靠自己打拼。比起前辈搞“大包干”，我还是轻松的，他们有可能是要坐牢的，这一点对于我是不存在的。往前闯吧，干不好再说。

当时想法也很简单，规划第一个五年计划，店开起来，赚钱买房，结婚，生孩子，一家子，在一起，开开心心地过日子。现在基本上达到了。

此时，有一个女士，姓游，带着孩子来找严医生看病。“我是从经开区打的过来的，打的都要50多元钱。”我问她：“你原先来过？”“没有，是我家姐介绍的。说这里治疗小孩感冒效果很好。我们是从广东来的，没有熟悉的人，一心想找一个好医生给孩子看病。听家姐说严医生医术高明，就来了。”严家亮用听诊器给孩子听了一下，看一看，说：“咳嗽应该不重。我给你弄点川贝，炖梨。”游女士忙说：“他不愿吃梨。”严家亮对孩子说：“吃梨好，吃梨可以不吃药。”游女士忙对孩子说：“医生说了，吃梨可以不吃药，你是吃梨呢，还是吃药呢？”孩子说：“药。”游女士说：“梨子水甜甜的，多喝水，梨子不用吃吧？”严家亮说：“可以，可以。”游女士又问孩子：“喝梨子水，不吃梨，行吧？”孩子同意了。

“我也有点咳嗽，怕是我传给他的，给我开点药吧。”

严家亮看了看游女士的气色，又看了看她的口腔，说：“不用另开了，你和孩子一起喝川贝就行了。”取完川贝包好，交给游女士。游女士说：“一次放多少川贝呢？”

“我写在袋子上了，4粒，要磨碎。”

“你这里能磨吗？”

“你回去自己磨。正宗的川贝，很好磨，用酒瓶、碗边一磨就碎了。”

“还要开其他的药吗？”

“不用了。”

“要是效果好，我们以后就固定到这里来看。在广东那边，我们也是找固定的医生看的。在医院里，今天这个医生，明天那个医生，他不了解。这一年，我们都在二附院看，没有中医。我们楼下有一个诊所，带他去看了两天，辆了两天液。”

“我们中医不会输液。”

游女士忽然想起了什么，“对了，昨天早晨，他胃口不好，吃点东西都吐了。”

严家亮让孩子在一张床上躺下，给孩子摩腹揉脐。他对游女士说：“你就像我这样，每天早晚给他摩腹揉脐，能让他强脾健胃。”游女士学了一会儿就会了。她问孩子：“你感觉舒服吗？”

孩子说：“不难受。”

“对于孩子健身，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推拿手法。我定期开课，你可以过来学习。”

严家亮只收了100元川贝钱。因为游女士说了家姐的名字，严家亮说：“认识，是我同学。熟人介绍的，其他钱就不收了。”

刚开诊所时，我只有27岁，作为中医，别人觉得太年轻，不像一个中医。在人们印象里，中医都是岁数大的，要是有长胡子的就更好了。我就是凭着一个病人一个病人看，来建立患者的信任感，把影响一点一点做出来。

有一个叫桂大杰的小朋友，妈妈叫徐友芳，就是这个小区的。她以前经常到我这买东西，枸杞子啊什么的，不知道我这里能看病。孩子咳嗽1年了，一直不好，一直在做雾化。西医跟他说不能停。她也不敢停，就一直做雾化。有一天，他发现我给其他孩子治病，就说起桂大杰，问该怎么治。我说你一直做雾化也不是事啊，小孩能不能吃下去中药？她说小孩子不愿意吃。我说你要是一直都做雾化的话，孩子的病不容易好，必须吃中药。她也挺担心啊，能不能治好啊，会不会形成哮喘啊？孩子呼吸道中有鞬的声音，我判定是喘息性支气管炎。就说吃中药能好。她说孩子以前不愿意吃，我回去问问他能不能吃。我说你先开一服药回去，看他能不能吃下去。要是能吃下去，就要吃中药。这孩子治疗要3个月。先开了一服，能吃下去，就接着吃中药了。吃了1个星期，也没见有明显改善，但咳得比以前轻了。又问她，才知道雾化没有停，孩子一咳就给他吸地奈德。地奈德是一种激素药，吸完临床症状消失，但一旦不吸，咳嗽症状又出来了。他妈妈在我这里，说起这种状况直流泪。我说这个病就要喝中药，连续3个月，每天喝。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好，但肯定会有效果的。作为医生，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这个孩子坚持不用雾化，只吃中药，半个月后，症状就减轻了。渐渐地，他的症状越来越轻了。3个月后，完全康复了。

这个病例大约已经4年了。我开业第一年病人很少，他们来咨询啊，做个针灸啊，拔罐啊，到这个时候，才好一些。

桂大杰好了以后，我告诉他妈妈，这孩子不要吃刺激性的食物，以后没事。如果感冒了，就用中药治疗，不会产生其他副作用。桂大杰当时上一年级，现在上五年级。后来她妈妈经常到我这来，咨询保健问题，非常感激我们。她说严医生我怎么表达谢意呢，我说不需要。她说我给你送锦旗来吧。我说不需要，送锦旗太俗。我开玩笑道：你就来点实惠的。她说那就给你钱。我说钱也挺俗的。你要是真要感谢，就带点你家乡的土特产吧。她说，我们蒙城老家有牛肉。我给你带。过了1个星期，她真带来了。她说，以后我每年都送点牛肉来给你吃。我说不用不用。我对你们的服务是有偿的。她说，这是两码事，我是真心要表示我的感谢。在哪里看病都是要花钱的，但在你这里，让人舒心，对以后看病，心里也有底。

医患这种关系，你真要是尽心尽力为他治疗的话，他没有不感激的。人都是懂感情的！

我还有个病例。有个福建人，叫吴兰秀。他们福建人对中医很相信。当时我在这边开业的时候，中医中药很少，周围都是西医。她就是想找中医，但去中医学院太远。她有一天来问我，你能不能做中医调理啊？我说可以。她说我女儿刚会走路，有些咳嗽，我不愿意给她打点滴，想弄些中药吃。她把孩子带过来了，我给开了中药，孩子吃了效果比较好。后来我们比较熟了，她告诉我，你们这边中医太少了，当时我看你太年轻，真是不太相信。问了你一些情况，你说的，我也不敢相信。到网上一查，你说的，和网上说的一样。又到中医院找了一些专家问一问，也和你说的一样，才觉得严医生挺有水平的。

孩子感冒咳嗽是常有的，后来孩子一生病，她就来。有时候，她会抓点煲汤的药带回家，弄点山药什么的，南方人养生意识比较强，买点枸杞子等，回家炖汤，一家人都吃。煲个排骨啊，放点党参、沙参，放点山药。煲个鸡，会放点百合，放点当归。孩子生病用中药调理的，对身体损伤小。我也经常给一些朋友普及这些知识。中医治病，不是直接去攻击病，是给你添子弹，加武器，让你更厉害一点，你自己把细菌杀死，把疾病给打倒。你们两者是合作关系。西医治病，把病治了，但把你也打一顿。一种药把细菌杀死了，对你的身体可能也产生了一定的伤害。

1年后，吴兰秀说她想生一个二胎，在省立医院查过后，说她终身不育了，是多囊卵巢综合征。我看了她的相关检查，有这个倾向，但不典型，不是完全符合。我不知道省立医院医生为什么下怀不了二胎的结论。我说，怀二胎，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试一试。给你弄一些中药，调理一下身体吧。因为她月经不正常，多囊卵巢综合征也会出现月经不正常，先调理一下再说。因为她孩子在这里看病1年多了，我们都比较熟了。

调理了1个月后，她回福建过年，在福建，她给我打电话来说怀孕了。现在她的二胎已经两岁多了。我当初也没想到她这么快会怀孕，只是希望她把身体调好。疾病的问题，没有绝对的，我说你去找一下当初说你终身不育的医生去，告诉他以后对病人不能这么绝对。百分之零点零一的希望也是希望。医疗上见证奇迹的事总是有的。一个医生最重要的是要给患者以希望。

吴秀兰是自然怀孕的，不是每一个病人都会遇到这样的奇迹，但每一个病人都不应该放弃。

还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是做生意的，叫熊继文。熊继文女儿大约是12岁，上小学，便秘很多年，在武汉各大医院治不好。他来合肥办事，我朋友就招待他，我也在。吃饭的时候说到这件事，他说严医生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我说便秘怎么会治不好呢，中医治疗是很有优势的。我可以配点中药，你带回去试试。我就给他配了一点药，他带回去一试，效果非常好。他觉得我很了不起。孩子从武汉那边直接坐车过来，让我接着治。孩子好了后，他又介绍好几个武汉的患者到合肥来找我看便秘。我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来开点药，还没有车费贵呢，来回车票三四百元，药费两三百元。如果你看病看得好的话，不论你在哪里，人家都会来找你。他还介绍了一个岳阳的患者，前几天过来看的。咳嗽，老是治不好。中医在治疗这些方面，很有优势。但有的人就跟我抬杠，你们中医出车祸了，止血怎么样啊？我说，那就不是中医擅长的。香蕉和苹果，你进行对比，它俩味道不一样的。但有人喜欢香蕉，有人喜欢苹果。中医在看病的时候，它有它擅长的地方，也有它不擅长的地方，比如做手术、消毒措施，这些都不是中医擅长的。而有些慢性病，就像武汉小孩便秘这样的，西药要么用开塞露啊，要么用一些导泄的成分，才能把便秘解决。我当时给她用的方子主要以润肠通便，以麻子仁丸和五仁丸为基础来加减，加上行气，效果就是很好。

还有一个患者是个女的，到了更年期了，50来岁，在医院差点和医生打起来了。为什么呢？她到医院说，我两肋疼痛。一查，什么病都查不出来。医生说你这是癔症，自己想的，没有什么可治的。她很生气，我这的确是疼痛啊！所以差点和医生打起来了。她的一个朋友介绍来找我，我看了她的检查单据，什么都好。我告诉她，你这个病，在我们中医上很典型，就是肝郁气滞，很容易解决。她说，那能治好吗？我问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啦？她说一个来月。那个医生说我是自己装的，自己想的，你说气人不气人？差点和他打起来了。我说不至于。西医没有这个说法，他可能查心脏没事，查肝胆，拍个片子，都没事。他认为你是精神上、心情上想出来的病。但在我们中医上就很好理解了，两肋胀痛，烦躁，是最经典的肝郁气滞。我们有几个方子，一个是柴胡疏肝散，另一个是四逆散，还有一个是逍遥丸，这几个方子，都是治这个病的。我给你用柴胡疏肝散进行加减治疗。你这个病就跟书上讲的一样，中医讲究辩证，很少有跟书上讲的一模一样的，你这很典型。三服药吃下去，她又来找我了。当时我有些担心，她来找我干什么？因为她性格比较急，是不是找我麻烦？她进来就说，哎，小医生，你那个药很管用。我现在没那么疼了。她又接着吃，两周后就好了。这是我们很经典的一个方子，很经典的一个病，吃了就有效。但西医在治疗这种病时，他就没什么办法。

这个患者很有意思，后来她常常来找我说，中医好厉害啊。我说不是中医厉害，而是你这个病是中医擅长治的。要是有人出个车祸，让我去止血，我真没有办法。

有人说中医慢，其实也不慢。有的小孩咳嗽，吃西药很长时间不管用，但中药两天也能见效。我常常是一服中药就能把烧退了。

这样局面就打开了。患者就找着来，渐渐地都是提前约好过来了。患者对我很信任，有时候人多，他们都耐心地等。我对每个患者，就像孙思邈在《大医精诚》里面说的：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我不是“大医”，但我要做到待患者如亲人，向着“大医”去努力。

严家亮妻子陈艳一开始在滁州卫校当老师，2013年8月份考到合肥，在一家社区医院上班，他们是大学同学。2013年5月1日两人结婚。2013年10月在合肥按揭买了房子，月供1600元，共15年。

2016年底，严家亮的房东找过来，要增加房租。香江生态丽景城这一块的门面房不好租，好多房东都降房租了，他还要加房租。严家亮当初给的房租就不低，现在又要加，更觉得有被宰的感觉。当时他手里只有5万多元，找亲戚朋友又借了47万元，付了首付，买下了C区60栋101号，总价120万元，月供3900元，10年。朋友们有些惊讶，说：“你胆子真大，手上5万元钱，敢买100多万的房子。还是要佩服你，能借到这么多钱。”严家亮开玩笑说：“我身上可是流着小岗人的血，首先就是敢闯。其次是气急了，一急就办傻事了。”朋友说：“这个方法好，众筹买房。”

严家亮这个房子装修开业后，大家来看，都觉得非常好。原先的房子因为是租的，没怎么装修，环境赶不上新门店。

“现在这个中医馆，能够养家糊口了。我的性格比较温和，比较好打交道。有些患者，几次交往后，就成为朋友，有的还成为好哥们儿。他们做生意，有机会，都想着我，跟我合作。我有一个兄弟，叫申意昌，他开了普畅商贸有限公司。开始他困难的时候，我给过他一些小帮助，有时候在一起聊，也给他出谋划策。他分了我10%的股份。别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分文不给，还分你10%的股份。去年的时候，要写到公司章程里面，我没有同意，口头承诺就行了。我相信他到时会兑现的。”

“你现在影响扩大，患者群也跟着扩大吧。”

“是的。但中医馆这一块，我不想太累。因为年轻，我还想着其他方面能否有所发展。现在也有人找我合作，想把中医的技术转化为一种商业的运作。当然，不是行医这一块的商业运作，而是一些创意保健产品。像我自己制作的儿童感冒泡澡包，要是能注册公司来生产，变成商业行为，这样会有更大的回报。我算了一下，这种产品投资也不会太大，搞农家乐，搞小儿洗浴中心，都可以有特色泡澡包，我要寻找合作厂家。”

“这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创意。”

“其实，在我们老家，在小岗村，也可以注册公司，来做儿童泡澡包这一块。小孩子吃药难，感冒了，不吃药，泡几次澡，好了，肯定受欢迎。但愿我能找到合作厂家，让它到小岗去。”

有一个朋友，对严家亮这样评价：你是做中医里面商业思维最敏捷的，做商业里面中医水平最高的。

严家亮觉得：这一切，就是因为我是小岗人。

7．蓝蒂斯老板崔正波

2017年7月23日，天气炎热，气温高达39摄氏度。上午10点，在蚌埠龙子湖区星宇文化创意产业园B区，我见到了安徽蓝蒂斯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老板崔正波，他在办公室接受了我的采访。

我是小岗严岗的，2002年职高毕业后，去广东深圳普朗特电源有限公司打工。它主要是生产铅酸蓄电池的。因为职高学的是市场营销，进入公司后，我主要从事销售业务，最先从业务跟单开始。我在这家公司待了7年。当时这家公司以外贸为主，90%都是出口业务。我进去时，国内市场刚刚开辟。公司有4个股东，我的顶头上司涂晓松就是股东之一，他是从事国内市场开发的。他看中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刚进入社会，用他最直白的一句话，是一张白纸，他教我什么知识，我就能吸收到什么知识。因为这种机缘，我跟着他做了7年。

我进入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每年的出口额是1.2亿元，国内市场不足3000万元。发展到2008年，公司出口达2.5亿元，国内市场1亿元。2008年3月1日，我被抽调到当时重新成立的分公司，叫做深圳市普朗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职位是副总经理。期间的2005年，公司还出资，让我读了深圳大学，学剑桥商务。公司一共只有3个名额，很珍贵的。

普朗特公司的工作是我从学校进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这份工作给我奠定了很多，社会知识也好，职业知识也好，7年间对我个人的成长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我2009年离职，当时离职原因是因为我们家第一个孩子出生。我那时把家安在佛山顺德，离深圳大概140千米的路程，考虑到家庭原因，不得不辞职，孩子太小，要有人照顾。

2010年回到老家，在凤阳县城的县政府对面，开了名烟名酒店。也是机缘巧合的原因，我曾经的老板跟贵州茅台酒厂的总经理是同学，所以他给了我一份授权，让我代理赖茅这个品牌。这个店后来因为其他一些原因，加上我对这种店铺经营没有什么经验，也不是多感兴趣，所以只经营了1年。

年底，我又重新回到广东，开始了我的第二份工作，广日集团广州市广日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当时公司主营是跟日立电梯合营，从事电梯行业，还有太阳能板、中央空调外机等。这家公司是国企，隶属于广州市国资委。我在从化分公司任营业科科长。从化分公司主营钣金加工，为中央空调服务。我们当时的主要客源是约克，美资企业，世界500强，它是我们的主要供应商。我们的二线供应商是美的、格力。我在这公司服务了4年，2015年又回安徽老家。

选择回安徽跟之前的原因接近。这期间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因为广东离安徽1500多千米，一般难以回来，所以每年就回来过个春节。每年过完春节准备回南方上班，走的那几天，家里的气氛都是比较差的。为什么呢？孩子也不想走，因为我家有1个儿子1个女儿，我家女儿是跟着我爸妈长到3岁才去的广东，我家儿子是在广东出生的。孩子每年就觉得家乡好玩，因为家里这些小堂哥小堂姐比较多。加上父母年龄也大了，每年走呢，心情都是比较低沉的状态。

2015年4月20日，深圳有一个礼品展，我陪朋友李玉去参展。他是做玻璃用品的，主要是外贸。当时我们在深圳，就聊了各自的想法。他是蚌埠人，当时在上海发展；我是凤阳人，在广东发展。虽然他是从事玻璃外贸，但当时所有的资源大多数来自我们家乡，就是凤阳和蚌埠，所以他当时也有想法，也想回来。我也跟他聊了我的一些想法，就是我也想回来。他一直在从事的这个职业，跟凤阳、蚌埠这边联系比较密切，因为石英砂原料，凤阳、蚌埠玻璃加工厂很多，所以他做外贸，就是单独的贸易公司，他的订单都是在凤阳、蚌埠当地做。他觉得日用玻璃行业可以做。

玻璃行业对我来讲完全是一个陌生的行业。从出门打工开始，我只涉及过两个行业，一是能源，二是中央空调的后加工。所以对玻璃行业是两眼一抹黑，完全是没有概念，没有认识。当时和李玉见面，更多的是想通过他了解玻璃行业的知识。他也跟我详细讲了玻璃行业的方方面面。当然不入行者，看似都非常简单。

我是2015年的7月正式从广日离职，回到老家。当时李玉的公司在蚌埠万达，叫做安徽好奇猫玻璃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7月到2016年2月，我在好奇猫公司以帮忙的名义来熟悉了解这个行业。因为他做的是外贸，我想从事的是国内销售，所以我们不冲突，只是借他这个平台学习。

2016年的4月8日，我注册了安徽蓝蒂斯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当时公司的注册资金，因为现在都是虚拟资金，所以注册资金额度是500万元，实股验证145万元。这些资金都是我这些年打工的积蓄。截至现在，这家公司总注资股本已接近300万元。资金来源除开以前打工积累的一部分资金以外，我在广东顺德还有套房子，我做了抵押从银行借了贷。

虽然说我有过半年的学习，或者说在我朋友这个平台接触了玻璃行业，但相对来说还算是个新人。2016年8个月全年产品的销售额800万元多一点，具体额度我不记得了。

这个行业的利润点，怎么说呢？我先说我们的经营方式，经营方式有三种，也就是我们的销售途径。第一种，阿里巴巴电子商务，也就是网销；第二种，全国的市场经销商；第三种，订单；还有第四种是辅助性的，但不是作为主要的经营，那就是外加工，这个行业简称组装。

第一种阿里巴巴，就是属于马云现在提出的这种，我们在阿里巴巴以批发为主，一个电子销售平台。网上接单、网上执行、网上交易进行，阿里巴巴平台有3个客服人员，1个设计人员，1个运营人员。阿里巴巴上面的人员组成主要是服务于阿里巴巴这个平台。阿里巴巴制定的年销售额是450万元到600万元之间，网上的销售利润平均值应该是10%—15%之间。

第二种订单是我们通过展会、市场，也就是说所谓跑业务跑来的这些礼品订单，比如说黑妹牙膏、伊利牛奶的订单，还有蒙牛、格力空调等类似这种订单。这种订单从接单、执行、交货，我们是负责一条龙生产完成。这种订单我们有的时候是参与招投标，就是所谓的竞标，有些不参与。我们一线竞标就需要参标，二线就不需要。一线是指我们直接面对礼品公司，二线是指我们从礼品公司的下游企业分得订单。订单利润点平均值跟线上差不多，10%到15%之间，毛利。订单每年的销售数额跟线上订的是一样，就是450万元到600万元之间，但是这只是订单，订单是说不准的，有时一个大的礼品公司单个订单就超过这个数。

第三种市场经销商。我们现在做的叫日用玻璃或者说日化玻璃，我们的主要市场分布在中国的北部城市，如河南、河北、北京、西安及东北三省；我们的市场客户来源主要是在全国各个地方的大市场里选取经销商。公司目前拥有的稳定的代理商还有武汉、成都的。另外，还有长沙。

长沙、武汉、成都这三个地方的代理商都是德力公司的。德力是我们凤阳的支柱产业，公司老板是南通人，叫做安徽德力股份有限公司。它是我们凤阳为数不多的上市公司之一。德力也是我们本地玻璃行业的龙头。这是我们的第三种资源，也就是市场经销商。这一部分的销售模式无非就是经销商订货，以批发分到它各个下游。经销商属于我们的二级，负责向三级、四级、五级做产品批发。这一部分销售额我们制定的是每年800万元，但这部分利润点比较低，毛利在5%—8%。

两年的时间，公司经营到现在，一路走来也算比较艰辛。艰辛的主要原因：一是资金，二是市场的恶意竞争，三就是本行业的利润率低。

我们先说第一难，资金难。玻璃这个产业需要大量的垫资，需要大量的存货。可是对我们而言，土地及工厂都是租赁来的，当地银行并不向我们这种企业进行放贷，所以我们的资金来源只能靠自己名下的一些房产抵押贷款，或者在应急的情况下找一些身边的朋友周转一段时间。我们如果想把企业做好做大，必不可缺的就是要有一个比较完整或者充裕的资金链，但是就本行业或者全国的创业公司来说，这都是面临的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

虽然说国家提出全民创业，对创业者一个最直白的问题，为何创业？为了生存赚钱。可对创业者最难的是什么？没有创业资金。如果口袋存有很多钱了，还需要创业吗？那叫投资了。可是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或者说中国大部分这种创业行业来说，都在面临着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们面临有大的订单，没有资金；有好的市场，没有资金；这是我们企业经营最艰辛的一部分。如果说我们的主要资金全部靠借贷来支撑，这跟我所讲的第三点是相互的，就是公司这个行业本身利润率又比较低。

作者：你说有的大订单做不下来，这样的大订单从你手上流失过吗？

今年5月中旬，北京三元食品的订单，我们就流失了。他们需求一款促销品，品名为八角水具。这款产品总共需要68万套，我们参标中标价13.5元。这份订单最终没有执行。对方开出的垫资条件我接受不了，或者说我承担不了。他们只预付30%的定金，总货款30%，发货前付总货款的50%，发完货后，自开发票之日起30天内结20%。

这份总合同当时价值900多万元，利润率不足10%。我如果要执行这份订单，要垫资20%，也就是说我要垫资180万元，这个订单交付完成需要4个月到5个月时间。180万元，银行贷不到，只有民间拆借，高的月息要1角，我要负担多少利息？忙来忙去，都替人家忙了，所以后来我放弃了。

现在市场行情变化很快。1年以前，也就是2016年以前，我们的包装不需要现金，玻璃器皿的原材料不需要现金，加工不需要现金。可是随着这一年的市场变化，随着外贸行业的快速发展，随着国家环保政策的调整，现在所有的包装比1年前涨了近75%。包装涨价，主要原因是环保。随着环保全国大普查，也让很多玻璃生产厂家停业甚至关门，造就了玻璃器皿价格比1年前增长20%—30%。这两项占我们产品的主要份额近85%。因为国家的环保大普查，这两个行业所有的订单都需要现金支付，无垫资。过去的1年以前，这两项我们基本上都是以月结，30天或45天进行货款结算。

过去我们分文不用付，全部是月结，现在玻璃包装这个环节对方所有的垫资都没有了，也就是说你做100万元订单，需要自己拿100万元出来，减去客户给你的预付款，你也需要拿70%，当客户发货前能给你结清，就不需要垫资。可是遇到大的利润公司最少都是1个月甚至两个月，3个月都有，像我们做伊利的单子就有。当然我们是通过礼品公司接的单子，我们跟礼品公司做现金交付，可是它要跟伊利垫资近3个月的时间，这就是我们企业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最关键的跟资金相匹配的，那就是这个行业的利润点过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恶性竞争，尤其是我们本地的企业恶性竞争。当然，这是在各行各业都会面临的问题。

这就是公司的一些大致情况。公司经营到现在不亏损，微薄盈利，虽然有一个可观的销售额，但是利润点不理想。

作者：你去年做了800万元，那今年上半年做了多少？

今年从3月份开始过完年，到现在有5个月的时间，应该有700万元不到。这个行业每年的6月、7月、8月都属于市场淡季。市场淡季期间，大家都是为了快速消化库存，所以恶性降低产品价格，进行大促销。因为这种不良经营，造成这个行业及整个市场价格比较混乱。

作者：目前情况下，你现在有多少人？自己开发新产品吗？

现在办公人员11个人，连我在内；生产作业人员固定的有近50人。

我们每年都会开发新品。当然，我们的新品思路属于模仿或克隆。

为什么用模仿或克隆两个词呢？因为玻璃器皿的杯型现在已经到了大同小异的境地，如果说你是完全自主创新，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杯型供你进行自主创新，只能是一些模仿或接近的东西，所以我用了模仿和克隆这两个词。就算玻璃厂家开发一个产品，他申请专利，可他的专利按现在的专利法，超出三个不同点就不算侵权，也就是说这款杯型现在是这个样子，我把把手、口径、杯际改了，这个杯型就算我的了，我也不影响你玻璃厂的专利，所以玻璃器皿没有谁说这是我自主创新的，大多是从杯型、杯际、口径、高度方面做了修改。我每年仅有三四十款新品开发，其他的都属于大同小异，每家都在生产的是同等产品或者同样的产品。

作者：这也是因为这个行业竞争大的一个原因吧？

是的。我们这个行业有两句话，不知该如何定义，很多人说我们属于朝阳产业，但也有一部分人说玻璃行业属于夕阳产业。说朝阳产业这部分人认为，就我们当地的玻璃行业来说，是属于一个刚刚起步的行业，所以行业参差不齐，不正规、不规范，或者说一部分人的经营无商业道德。同时有一部分人说这个行业是夕阳产业，是因为玻璃器皿行业近10年来已经在走一个下坡的状态。过去玻璃器皿能够被大多数的市场接受，可如今，玻璃器皿渐渐地陆续被陶瓷及不锈钢的这种产业取代了一大部分。

取代的原因：一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品质越做越差，品质直线下降；二是这个行业的恶性竞争，打价格战；三是过多的人加入这个行业，没有行业规矩。所以说，玻璃不管是从外贸还是内贸，它的销售额都在减少。

我们所希望的是，这个行业可以洗牌。通过洗牌，让那些非正规的，或者家庭式作业的，或者单兵作业的这种，能够被排挤在这个行业的门槛之外，可以让那些思想统一、做事方式统一、遵守行业规矩的人，共同争取凤阳玻璃行业在中国市场及国际市场的市场份额，同时也让这个行业获得一个良好的口碑。现在应该说我们凤阳的玻璃多、品种多，价格乱七八糟，你能卖1元，他就能卖8角，你能卖8角，就有人敢卖7角。

现在公司注册不需要验资，花几百元钱就是个公司，从过去的个人都变成公司，现在个个都是公司。过去你就注册资金100万元，你没有这100万元，需要别人帮你代验资，你还需要出3%的费用。可现在呢，正常注册一家公司所需要的费用就600元钱左右，不用验资，什么都不需要做，也就是说个个都可以从个人变成公司，所有对外的销售打的口号我是什么什么公司，可是他只是家皮包公司，无场地，无人员，无仓储。有些就如我们这行业，夫妻搭档、朋友在一起，单兵作业，也有的就是倒短，从东家买货卖给西家。

这些人的存在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的各项成本都比他们高。我们有办公人员、行管人员，有仓储，有物流，我们还有一些设备，那对我们来说，固定开支要比他们大得多。他们租间办公室1年的费用就2000元钱，我们的人员工资、我们的厂租、我们的间接性的消耗费用，每个月开支近10万元，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相比的地方。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他们这些人的货源大多数是来自我们，因为他没有生产，没有仓储，所以他通过从我们手上买货再卖给市场。所以有这么多不正规或者说生产或经营成本过低的这种企业存在，对这个行业，对一些相对想走正规路线的企业，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因为大家的经营不在一个起跑线。这也是我所谓的市场恶性竞争。我们的市场恶性竞争不是对外，而是在内，我们当地人的内部，我们自己这个本行业的人的恶性竞争。

作者：你把公司设在蚌埠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他们有没有什么优惠的条件？后面如何进行新的发展？

厂房6元钱每平方米，单层面积是1500平方米，整个楼4层，但是我现在4楼没有租，因为电梯的使用不是特别好，只租3层，共4500平方米，优惠条件是租两送一，也就是说我要付的钱，就是3000平方米的钱。其实3楼的使用不多，因为电梯不好用，他这个园区建的就不是那么好。也难怪，因为过去这个地方是以做动漫、游戏机为主，后来国家文化部对游戏机进行了限制，他们才又重新招商引资，招了我们这些企业来，厂房不好用也很正常，因为原先定位跟玻璃完全不相干。

所以我们现在在重新规划。规划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这个门的对面。也同样是这个园区的股东之一，蚌埠人，他们在对面建那种平板的钢构房，1万平方米1栋1层，单层，不再有其他楼层，我们可能进这个园区，目前，我们进园区的15家企业，是比较团结的，我们想统一搬到对面去。统一搬对面后，大家按各自的需求划分，从这1万个平方米划分，如果1万不够，我们就拿两万，比如说你需要3000平方米的，隔一下，你需要2000平方米的，隔一下，保证够用，不浪费。同时，都在同一层，操作、生产、仓储、出货，非常流畅、方便。

目前园区做玻璃器皿后道加工的有4家，春鸣尚品、加颂玻璃、百礼礼品和兰蒂斯。我们准备建综合办公室，4家公司在一起集体办公，节约成本。我们还准备建综合的亮美室，把4家的产品集中展示。大家资源共享，扬长避短，这样1+1+1+1，形成合力，就会大于4，我们小公司可以做大公司的事业。

8．研究越南汉学的女博士严艳

严艳是小岗小严人，1980年6月14日出生，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一直在班级前几名，但是高考考砸了。只考到滁州师专（现滁州学院）。这样的学校，严艳很失望，她不想去读，想去上海打工。前些年，大姑到上海做生意，赚了一些钱，着实让人羡慕。在母亲的带领下，她来到上海，投奔上海的大姑。上海的高楼大厦和灯红酒绿在严艳眼里一闪而过，按照地址，她们来到大姑做生意的地方，是闵行郊区和凤阳县城差别不大的一个地方。大姑他们窝在低矮的出租房内，平时卖油炸鱼和臭干子。很多安徽来的打工者都住在这里，在街边或者建筑工地上，从事繁重或单调的劳动，一分一分地从上海赚些钱币，每天处在喧嚣、混乱和肮脏中，大家活得并不爽气。严艳心里很失望，但既然来了，就得做事。她找了一份卖洗发水的工作，每天扛着一个小箱子四处兜售，买的人很少，她就挣不到什么钱。最让严艳难以忍受的是上厕所，旁边是石棉瓦围成一圈，人蹲下的时候看不见，人一站起来就头露出来了。“你根本不知道那里的生活环境，即使多少年之后回想起来，我依然很清晰地记起，我站在两块木板搭在一个超大缸上面大小便的情形，我每次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每次非常担心自己一个眩晕，会掉到那口装着大半缸粪便的缸里。每次为了不去上厕所，我每天都不喝水，尽量少吃东西。”她也曾试图换个工作，但没有大学学历，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她觉得，自己太渺小，挣钱太难了。还是回校读书吧，尽管是专科，也是大学啊。毕业后，应该是不一样的平台。

走进滁州师专，大学那三年过得有些郁闷。因为郁闷，严艳开始写东西。大学三年在校内外发了不少作品，《雪光下的微笑》等中篇小说就有几部。学校报纸上曾经连载一个中篇小说《大一女生》，大家很喜欢看。后来为此她还登上了文学社社刊封面，成了“封面女郎”。接着又担任社刊总编，成了校报编辑。大学老师和同学都以为严艳会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现在回想起来，严艳说：“我觉得写东西的时候太苦涩，常常我要熬夜才能写。所以大学时候同学们送我外号：大猫。”

2002年7月大学毕业后，严艳回到老家，在小溪河中学当了高中语文老师。

读大学的第二年，学校里有了网络，网络聊天很吸引大学生。严艳自然到网上去聊。她进入了中国科技大学的BBS，聊天，还发表小说，交了很多科大网友。科大是工科，男多女少。见了她这个美貌而有才华的女子，自然欢喜，有几个人就成了好朋友。其中有两个都想把她发展成女朋友。但最后严艳没有和那两个男孩走在一起，却因为天天在一起玩，后来和一个原本是帮她牵线的男孩走到一起。他叫黄鹤翔，来自江西万安农村，比她小3岁，同一届的，之前一直叫她姐姐。她一直觉得他很聪明，因为16岁就上了大学。大学毕业那年，严艳才知道原来他是科大大专班的。“原本想找个科大的男朋友，好几个男孩，从本科到博士都有，最后和我在一起的居然还是大专的，我那时觉得这简直就是命运。但是最主要的我还是选择顺从内心的感觉，还是和这个男孩在一起了。后来也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

有人说婚姻是改变女人的第二条出路。黄鹤翔毕业后，南下广东，在那里就业了。他发出召唤，一直心有不甘的严艳于2003年1月的寒假期间，辞掉小溪河中学的职位，来到广东，在惠州东江职业技术学校当语文老师。到了2005年7月，到旭力电子厂任文秘。这一年，她结婚了。老公黄鹤翔也是家徒四壁的人，这一点，倒是和严艳“门当户对”。到年底，大儿子黄湛博出生。2007年10月，她转到亚美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任业务主任。

辗转拼搏了9年，严艳终于在广州立足，买房买车。她终于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地方，可以平静地放下一张书桌了。沉睡在心底的另一份不甘，此时如沐春雨，又执着地生长出来。内心的声音告诉她，你一直有一个梦想！读书，成就自己的梦想吧！她觉得，应该顺从于内心的声音，让她如歌一般嘹亮地飞出。

2011年，严艳考取暨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14年毕业后又考入同一学校同一专业的博士研究生。2017年7月毕业后，她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做副研究员。考研读博的6年间，她的人生又增添了别样的风景。在她的博士论文的《后记》中，她感慨颇多。

这是一个读博至贫的年代，为什么总有人前仆后继、无怨无悔？至少我就是其中的一员。7年前正值而立，我决定考研读书。从大学毕业来到广东，我一直尝试着各种工作，试图可以某一日得了机遇，虽不能飞黄腾达也能小富即安，我终于达到了自己认为的“小富”。因为终于从当初的一个行李箱可以在广州生根（买房买车）发芽（生子）了。那时，我忽然觉得失去了拼搏方向。外面喧嚣的世界里充满各种欲望，物质上的相对满足却带来内心的虚空。我忽然觉得真正的生活不在于物质上的多寡，这不再是个物质缺乏的年代，而应求其放心。

真正进入校园读书，我才明白做学问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闲云野鹤式的生活，也没有诗情风流的乐趣。做学问是每一天的繁复的文献检索加上艰涩思考，还有体制下的各种考核和压力。有时是让人精疲力竭几至疯魔的工作。到研究生最后一年，我甚至对读书为学的信念产生了动摇，那个时候，我觉得学术界也无非是另一个江湖。你要去计较所付出的时间、成本以及就业前景，你要凭着天赋在学术界占山据林，你要凭着努力奋斗为自己谋得方寸之地，但我既没有天分，也错过了努力奋斗的时间，而文科生的回报更是让人赧颜，我与一直待在学校的同学不同，我下过工厂，进过公司，开过店，做过HR、业务采购，卖过保险，几乎用脚丈量过珠三角各大小工业区，我曾经飞到校外看见外面的天空，我有多重选择，不想也不愿将功利带进心中这方圣土。然手摸书本，心即生安，我又选择继续读下去。

暨大6年时光里，我师从史小军、程国赋两位先生。虽然两位恩师有着不同的文人气质，小军师是性格爽朗的西北汉子，国赋师是温文儒雅的皖南文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治学严谨，对学生学术上严格要求。我尤其感谢国赋师给我读博的机会，又自知愚笨，因而在读博期间一直试图笨鸟先飞，以勤补拙，以期报答国赋师的殷殷之期。因为选题为域外汉学，收集资料的过程非常艰辛。我没有任何资源和人脉，只有笨办法，多次去越南，像老农挖土一样，一点点积攒资料，又因限于语言障碍忙着去外面培训机构学习越南语、法语、日语。有时做学问不仅是时间、精力的付出，还需要真金白银做铺垫。我前后去越南6次，以及围绕着研究四处搜寻文献，这几乎花光暨大读博期间所发的所有补助。

这6年时光里，我一直把心放在书本里。对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上心，我也觉得非常抱歉。当初那个需要站在板凳上炒菜的无知幼童，如今已变成觉得我非常啰唆讨厌的少年；当初那个整天在篮球场激情四射的小伙，现在变成身体总有各种毛病的中年人。因为觉得对家人的亏欠，我顺从他们的意见，选择为家里再添一员。养儿方知父母苦，一边读书一边生娃养娃需要一定的勇气，更需要的是老人的帮助。双方的妈妈，只能担任这个角色。60多岁的老人，她们辛苦养了我们一代，却还要更辛苦帮我们养着下一代，让我情何以堪。尤其是今年得知孩子的奶奶得了肺癌，虽然辗转各大小医院，却依然改变不了她数着日子过最后岁月的命运。我真的非常自责，一个在农村辛苦一辈子的老人，如果当初她没有因为我没有精力照顾孩子来广州，也许不致如此。有人说离群索居者，要么是野兽，要么是神灵。我经常喜欢索居一处，到底是野兽还是神灵？

这6年里也非常感谢众位前辈师友的无私帮助。我不仅能有机会蒙两位恩师在学术、生活上的多方指点，还结识了众多志同道合的友朋。尤其在读博这3年里，我与各位师友因学术而结缘，台湾学者陈益源老师，大陆牛军凯、刘志强、王柏中、黄可兴、郭声波、陈文源等诸位老师，以及越南汉喃院阮俊强院长、丁克逊教授、阮有心教授、阮苏兰博士、阮氏雪等越南朋友。最为怀念与叶绍飞同志在越南结下的“革命友谊”，也非常感谢学弟韩周敬及越南史群的诸多朋友在文献上提供的诸多帮助。当然也少不了程门师兄弟姐妹们几年来的支持相助。

虽然我匆忙之间完成了这篇论文，但必须说明因个人资质有限、时间仓促，论文中还有许多需要修正、打磨的地方，唯待日后完善。我作为一个初步涉及越南研究的中国学习者，在越南汉文学的研究上也有待进一步成长。长路漫漫，唯寄希望于来日。

一个人需要怎样的生活？我想对于一个真正的文人来说，一杯清茶，一本书，足矣。抬头看月，就不能低头捡钱。但对于一个人来讲，还需要家人、亲友和远方，也许人生就像一个圆，转了一圈后发现又回到从前的起点。或许我终究没能在学术领域里有任何建树。

严艳说自己“或许终究没能在学术领域里有任何建树”，不是谦虚，就是自己标杆太高。近5年来她专攻越南使臣汉文文学研究。前后7次前往越南实地调研，历时4个多月时间。现在已经基本掌握越南汉喃文学文献情况，且梳理出越南使臣汉文文学文献72部。在此期间，她凭着扎实的汉语言文学功底，较强的科研能力，曾参与1项省部级课题，2项国家重大招标课程的相关越南文献整理与研究，且持有越南语水平中级证书。并对越南如清使的汉文文学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如以《越南如清使汉文文学研究》为题，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盲评获优，还撰写有关越南使臣及域外汉籍的一系列学术论文，陆续发表在《东南亚研究》《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暨南学报》等CSSCI核心期刊上。

此外，严艳还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历代小说刊印文献汇考与研究”，承担并完成越南藏中国历代小说刊印文献整理与搜集。参与国家社科基金招标项目“海外藏中国宝卷整理与研究”，承担越南藏中国宝卷的文献整理与搜集，已完成部分工作。参与广西高等学校高水平创新团队及卓越学者计划项目“传统·地方·国际交融的岭南与东盟文学交流互动研究”，承担并完成岭南地区与越南文学交流项目。

除掉进行学术研究外，严艳还关注由学术研究而触及的传统历史文化，用自己的努力来唤起社会对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视和保护。2018年1月《佛山日报》发现版推出3篇历史文化专题报道，揭秘佛山清代印刷业的盛况，第一期文章与读者分享了史实：清代的广府地区刻书在全国占有领先地位，书坊数量之多在全国仅次于北京、苏州位居第三。“清代刻书要地”6处，其中两处是广州和佛山。从18世纪中期开始，佛山、广州、潮州成为广东刻印书籍的三大中心，也是广东最重要的商业化木版印刷品集散地之一。清朝中叶，佛山的木版印刷业与广州齐名，也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印刷业中心，现在保留下来的佛山木版年画是清朝佛山印刷业辉煌历史的见证。14日，《佛山日报》刊登了《揭秘佛山印刷业（二）》，是记者黄鹤婷专门采访严艳的文章。

中山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严艳从事越南汉籍整理研究，她从2013年开始关注佛山印刷业，并发现清代佛山印刷的书籍随着水路漂洋过海，现存越南、法国、英国等地。享誉学界的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美国汉学家艾伯华等对佛山印刷业充满好奇，曾在书中提及探访佛山坊刻历史遗迹的记录。而严艳也效仿前辈，多次到佛山探寻，欲解决心中谜团：为何佛山在清代成为广东刻印书籍的中心之一，且印刷书籍广泛流传海外？

国内外学者关注佛山古代印刷业

严艳回忆，为了学术研究，她曾于2015年和2016年到佛山实地考察，与她同行的还有“越南翰林院”下属单位——越南汉喃院的教授阮苏兰，“我们梳理了几十个佛山古代印刷业遗迹，但是到现场一看，有的路名更改了，有的地方变成商铺或者学校，找起来很困难”。

在现实生活中定位清代佛山刻书坊的位置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据古籍记录，佛山经营时间最长的刻书坊同文堂位于十七间，民国前属福德铺，现在的福禄路、锦华路交界处。主要经营印售历书、歌集、粤剧班本等刻书坊芹香阁设于清代走马路，属于丰宁铺，即现在的福宁路……然而记者在今天的福禄路、锦华路和福宁路看到，这里充满现代城市的生活气息，钢筋水泥林立，主路车水马龙，食肆茶楼热闹，古代印刷业在今日的街道上没有留下痕迹，历史的亲历者也难以找寻。

虽然实地探访没有很大进展，但是严艳和阮苏兰不断在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让她们感兴趣的是：众人皆知佛山是历史上的商业中心，但是鲜有人知道佛山还是印刷业重地，佛山刊印的古籍现存大英博物馆、法国博物馆、越南国家图书馆、越南汉喃院等，对世界汉学研究产生影响。为此，20世纪90年代，美国汉学家艾伯华和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就慕名到佛山实地考察，并在著作中留下探访佛山坊刻历史遗迹的记录。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100多年前，一本“汉文或越南喃文”书籍经历这样曲折的漂流足迹：一个越南文人，运用本民族语喃字或是汉字来写作，创作结束后舍近求远，由越南书商将书籍送到佛山镇的书坊里刊印，刊印好的书籍漂洋过海送回越南国内。19世纪中叶后，越南逐渐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的汉学家精选了存于越南的佛山刻本，带回法国，存于博物馆或图书馆。

为何百余年前的越南创作人如此颇费周折在佛山刊刻书籍？严艳在整理越南河内汉喃院留存喃字小说戏曲文本中发现，越南刊刻文本除少数经文人点校出版得较为精美外，大部分作品刊刻较为粗糙。她认为，法国的汉学家在转运书籍时多将佛山坊刻书籍运走，也可从一个侧面说明，佛山坊刻喃文小说戏曲作品相较于越南所刊的同类作品质量更佳。

佛山具有书籍海外传播的地理优势

严艳打开地图，对佛山刊印书籍的传播路径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因为书籍通过水路运输，佛山靠近清朝政府规定的全国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港口黄埔港，具备书籍海外传播的地理位置优势。

据悉，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水路居广州上游而处西江、北江下游，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清朝中后期，广州成为汉唐以来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口岸。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政府进一步规定黄埔为全国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港口。佛山地处西、北两江交汇要冲，三面滨河，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商业发展甚至凌驾于广州之上，“佛岗（山）之汾水旧槟榔街，为最繁盛之区，商贾丛集，圜阅殷厚，冲天招牌，较京师尤大。万家灯火，百货充盈，省垣（广州）不及也”。佛山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津渡码头就有近30个，有定期航船（粤人统称之为“渡”）直达广州及顺德，朝夕可至。

由于越粤水道的便利，两地人员交流频繁，广东地区也成为书籍流入越南的主要区域。越南朝廷派人来粤专门采购书籍。如梁章钜《巧对续录》卷上所载：“咸丰丁已（按，当作巳），越南国陪臣邓廷诚，奉其国王命来粤东采买书籍，余遇之友人座上。”阮绵审在《仓山诗集》中《购书》记载了这一情形：“世俗学干禄，坊书乏佳者。粤东估船至，杂物积巨舸。《节要》与《时文》，束之高阁可。列单寄某某，错买谁能那。”

众所周知，丝绸、瓷器、茶叶等是中国外销的重要商品，书籍是否也是外国商船采购的商品之一？严艳解释，出使中国的外国使节喜欢购书，但是会经过严格检查之后才能带出境，因为书籍的海外传播是有诸多限制的，第一种限制来自于清政府的管理，诸如兵书、历法等书籍不能随意书写和销售，防止重要信息外流。第二，书籍的阅读对读者的语言有一定要求，因此，不会像陶瓷、丝绸等商品一样人人用得到，所以难以广泛传播销售。好在佛山刻书坊有便利之处，那就是刻印通俗读物，例如老百姓用的挂历、年历、通俗文学等，受海外华人华侨欢迎。

工商业发展为出版业发展提供支撑

佛山市图书馆古籍研究专家刘淑萍认为，虽然广东的版刻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由于岭南地处偏南一隅，开发较晚，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几千年里一直未形成文化中心，刻书业也一直停滞不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直到清代才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清的中后期，阮元和张之洞相继督粤，他们大力提倡科举，广设书院，笼络知识分子，为雕版印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商品经济的发达，使以盈利为目的的书坊业特别兴盛。

2016年，严艳在自己的学术论文中分析了佛山为何成为清代广东刻印书籍的中心之一。她认为，作为四大聚的佛山，工商业发展，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顺德马岗当地的女刻工，为出版业提供了劳动力；佛山当地商会云集，徽州商人在佛山经营的墨业，也为书籍刊行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作为中国木版印刷中心之一福建（建阳）的刻印技术，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佛山木版印刷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佛山刻印纸张价格低廉。当时，佛山坊刻纸张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福建商人运来的福建纸。广东毗邻木版印刷强省福建，闽人从明代就大量移民广东。在佛山的外省商人中，福建商人最多，且大都经营和佛山木版印刷有关的纸业。第一所在佛山设立的商业行会会馆便是福建众纸商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设立的福建纸行莲峰会馆。一种是由南北纸行经营的北江纸“制自南雄各属之竹笱，由南安运来，名目颇多，较福建纸质略粗而价则稍廉，销路与福建纸略同，从前北江纸来粤先到佛山”。佛山大量的北江纸促进了当地的刻印业，也令其在图书价格上更有竞争力。

佛山的坊刻在清中后期达到鼎盛，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随着机器印刷业的发展等原因，佛山刻书坊完成使命，退出历史舞台，被人们所淡忘。

严艳一直不间断地寻访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希望以己之力抢救历史遗产。她说：“我们知道1920年佛山还存在刻书坊，但是不到100年就退出历史舞台，如果现代人不关注，那历史就永远灭失了，而且消失的速度非常快。对于佛山来说，古代印刷业的繁荣是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名片，值得今人关注。”

对于自己现在的状况，严艳并不满足。交谈中，她告诉我：“坦白讲，我也很普通。我现在身边的博士、博士后到处都是。你以为自己站到更宽广舞台了，其实只是相对的，高处不胜寒，站得越高越觉得自己吃力。”

作为一个农家女儿，严艳每走一步，付出的都很多。有句话这样说：我奋斗了18年，才终于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这句话，我想当今社会从小岗乃至全国农村走出来的那些农民子弟，都应该体会很深。城市和乡村的差距，家庭和家庭的区别，“让我们比别人晚的不仅是时间，还有眼光和格局”。

严艳庆幸的是有一个人坚定支持她，老公黄鹤翔，这个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研究院经理，是个工科生，始终和妻子一道，顺从于她内心的声音，努力向前。

9．思考转型发展的缪传家

我是1970年出生在原石马村马缪队，家中姊妹兄弟5人。许多人都说，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是老三，上面有兄、姐，下面有弟、妹。我是兄弟姐妹俱全的人。但我也是不幸的，11个月大时，我就被父亲过继给了我的伯父。养父性格暴躁，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可能是我太顽皮，天天被打。我心里有那么多说不出的痛苦，也许是因为天性的亲情缺损吧，所以我从小就很孤独。

养父家在原严岗村西缪队，离马缪不远。兄弟姐妹都很好，唯独我天天挨打，父母心里也不是滋味，但父亲不愿意让我回去，因为怕给抚养费。这样推来推去中，我就长大了。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恰恰是我最大的收获。因为我很懂事，很小的时候我就会做所有的家务，还有农活。应该说，是养父造就了我。30岁之前，我对父亲耿耿于怀，一直不原谅他。兄弟姐妹们也常常为我责备父亲。至于养父，他常常说自己很亏，人家五保户无儿无女不都过得很好吗？因为养我，要给钱让我读书、盖房子、讨老婆，他付出了很多，还不能享受五保。这种状况下，大家的心情自然不会好。过了30岁以后，我经济状况比以前有所好转，养父母也老了，我们之间的亲情渐浓。他们临终前，我都赶回来照顾，然后送终尽责。人的命运都是上天安排好的，我们毕竟母子一场，父子一场，要不是贫穷，我的命运又怎么会是这样呢？

没有实行“大包干”之前，我已经记事了。那时候在生产队，常常饿肚子。有些事情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记得有一年收红薯，早不收，天天开会，一直等到下雨才收。雨下起来没完没了，到天冷了还在下。地里很烂，大人们都赤着脚在地里挖，腿冻得像红薯。红薯受冻了，放在锅里煮不烂，吃起来“咕咋咕咋”的。堆在家里最后全烂掉了，屋内外弥漫着酒糟的气息。

分地过后粮食第一年就够吃了，日子好过多了。初中毕业后，我想去当兵，但养父不让，只准我在家当农民。初中毕业两年，20岁不到，就让我结婚了，妻子叫朱莲芝。养父说，我养你，就要对你负责任。这一点，养父做得的确很不错。1990年，儿子缪凯出生。1992年，女儿缪康利出生。孩子逐渐长大，地里越来越赚不到钱。我到现在都记得，水稻当时才卖0.19元每斤，1斤水稻买不到1斤尿素。种田1年下来，交完农业税和提留，基本上没有钱了。这时候，有人已经外出打工了。我们这里很多人去了宁波。他们回来说，打工挣得钱比种田强多了。这样干了10年农民的我，在28岁那年，也出门了。那一天是1997年3月20日。

第一站来到上海，在一家西饼屋打工。这是个私人小作坊，我打杂，干小工，给的钱算下来，每个月200元不到。这样下去没有前途的。1个月后，我离开了上海，来到宁波小港。在这里做搬运，扛货包，装卸各种杂物。这里工资比西饼屋高一些，但累，干下去显然也没有前途。这两个地方打工，让我意识到，作为打工者，没有文凭、专长，但是要是会一门手艺，也是可以的。因为西饼屋的技师，每个月可以拿到近2000元，就是会制作面包、蛋糕等手艺。我上学的时候，对于画画等有些兴趣，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到江苏丹阳可以学习制作玻璃饰品。但这地方要交学费1500元，才能学习半年。我回到老家，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又把能卖的粮食都卖了，凑到了1300多元。剩下的就找人借。当时一些亲戚不愿意借。

正在我着急时，程夕兵主动借我200元。他是农村的能人，手中有些积蓄。他说，别人怕你，我不怕你。你挣到钱了，就还我。这样，我带着1500元，到江苏丹阳，进入一个职业学校。半年后，我学会了制作玻璃饰品的手艺。1998年初，我又来到宁波，这一下不一样了。一试工，老板同意每个月给1000多元钱了。玻璃饰品这种手艺，除掉原先学的，其他要在干中学，自己要有悟性，才能举一反三，不断开发出新产品。我在这一方面有天赋，上手快，善于推陈出新，老板很满意。

在宁波干了一段时间，有人把我引到东莞。在东莞听说深圳工资高，就到深圳了。我做的玻璃饰品老板拿去参加广交会，很受外国客商欢迎。工资给我开到2000多元。广州那里，有个卖小商品的市场，老板的一些东西，都是批发给那些商业门店的。我做了半年时间不到，把市场销售环节摸清楚后，就离开深圳，来到广州。1998年农历八月十四，我在广州南郊租下1间小房子，自己进了一些原材料，雇了1个人，制作玻璃饰品。每天晚上我都干到3点，干了3个多月，挣了2万多元。这样，我注册成立了小岗玻璃厂。对于小岗这个名字，我一直情有独钟。我小的时候，小岗是属于严岗村的，后来单独分离出去了。我当时就坚信，严岗最后肯定会合并到小岗的。后来不但严岗合并过去，石马也合并过去了。我在外面，说到小岗，总是很骄傲的。所以我的第一个企业，其实是个小作坊，我把小岗名字给注册上了。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小岗村之外，第一个以小岗冠名的企业。

这家玻璃厂我是和别人合办的。合伙人是河南的张伟，他出钱，我出技术。他对外交往比我广泛，我们俩合作，我主要是负责产品设计、生产，主内；他负责协调外面关系，采购原材料、销售，主外。1999年夏天，生产淡季，我对张伟说，想到珠海去，到一家中国台湾人开的玻璃饰品厂去学习新工艺和管理经验。因为我们在销售中，发现这家企业的产品设计理念很新颖，样式也别致。跟销售人员聊，觉得很值得学。我想，我以技术工人的身份进去，在淡季这两个月，学习一下，回来后提升我们的厂。

在珠海，跟老板一试工，老板说你来吧，工资3300元每个月。这个厂每天工作上午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半个小时吃完饭后加夜班，干到夜里12点，半个小时吃夜宵，再干到2点。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特苦。很多打工的人都受不了，干一段时间就走了。我一直坚持，因为想学技术，总是带着快乐做每一件事情。看见操作流程有不合理的地方，我都会主动向老板提出来。干了70天，我的加工技术更加精湛，操作规范、工艺流程等都比以前提升许多。老板很开心，要让我当车间主任，给我加工资。我当然不能留下，我要回去提升我的小岗玻璃厂。我对老板非常感激。突然有一天，老家给我来了一份电报，说家里的房子下雨倒掉了，要我带钱回家修房子。我把电报拿给老板看，老板同意我回去。我干了70天，他一分不少地把我的工资全结算给我了，将近9000元钱。车间负责人说，你是这两年拿到全部工资的唯一的人。

拿到工资，我第二天就回到广州。那份电报，我是请朋友发的，不然我在那家企业无法顺利脱身，至少拿不到全部工资。到了广州，我找到张伟，跟他说，我们的厂该怎么改进。但他听得心不在焉，说改进要不要投入，钱呢？我去珠海之前，张伟给我说好的，他已经准备了一笔钱，现在又说没有了，显然是有其他想法了。很快我就明白。原先张伟之所以愿意跟我合作，是因为他对玻璃饰品生产这一块搞不清。跟我合作一段时间后，尤其是生产中，我把一些手艺都交给工人了，这70天，工人们生产得很好。也就是说，张伟觉得没有我他也能干，不愿意和我一起干了。他是出资人，市场销售这一块都在他手里，我没有办法，只能同意分开。但我说，小岗玻璃这个品牌我不能给你，这是我从老家带来的。他同意，把厂名改成吉祥如意礼品厂。

和张伟分开，只得到很少的一点钱，我想要继续干我的小岗玻璃厂。此时，李二庄老乡张占杰租的一个庭院式房子要转手，转租费才1000元钱，而且还包括里面的一些生活用具。这个房子位于广州市南郊，旁边是竹林和杂草，有些荒凉。当地的一些土痞子不时欺负张占杰，他胆子小，原先要搞加工厂的，不敢干了。我当时并没有想好怎么干，只是觉得转让费便宜，就租下了。租下来后，张占杰立刻搬走了。院子空落落的，我在那个院子里睡了10天，不想动。前一阵子太累了，需要休息。躺下了，觉得前路渺茫，看星空想哭，想回家。思前想后，还是要干。我是小岗人，小岗人是不服输的。我把身边的钱整理一下，按照玻璃饰品加工需求，买了一些必须设备，又备了一些原材料，便开始招工。我需要两个人，不能给高工资，但能够提供住处，这样也好找人。

生产玻璃饰品的原材料要到广州北面一个镇上去进货，去路费要70元，回来也是70元。为了降低路费成本，我和附近打工的李二庄老乡胡龙飞等3个人凑钱进货，每次去1个人，进100公斤的材料，回来后3人平摊路费。大家都不容易，每次去进货，100公斤的货扛在肩上，还要跑很远的路才能到汽车站。来回要倒几趟公共汽车，为了一两元钱的货票，要和售票员反复说好话。广州夏季漫长，很多时候，我都是大汗淋淋扛着货包，别人的嫌弃、白眼每次都能遇到，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什么时候小岗玻璃厂壮大了，我能买辆摩托车，骑着进货，不要自己扛，而且还快捷。

原材料需要钱购买，每一点材料我都充分利用，丝毫也不浪费。同时，每一件饰品我都精心打磨，从来没有一件次品。所以拿到市场上，非常受欢迎。中山灯具城来的王老板、庄老板在市场上看到我的饰品，说可以和灯具组合在一起。中山是全球灯具荟萃的地方，他们找到我，说了他们想要的一些样子，问我有没有兴趣开发，我当然有兴趣。他们让我去了一趟中山市仁和镇，开发、打样。1999年10月，我开始生产灯具玻璃。

王老板、庄老板要的量很大，他们先预付了一部分货款。我还要新添置机器，增加工人，其余的钱都是新结识的朋友徐彦兵借给我的。这样，我的工人增加到20多人，大家按照我的要求，每天起早贪黑地做，做完了，就送到中山市仁和镇去，每天两卡车。货款回来后，我首先是还徐彦兵的钱。还完了，需要用钱了，再借。常常是每个月借钱，还钱；又借钱，又还钱。1年下来，我挣了40多万。花了14万，买了1辆北京切诺基吉普。

这期间，我结识了一位忘年交，退休了的江门市老书记——曾书记。是一天喝早茶，在茶楼里认识的。那天早上，我因为要接待客户，提前订了座，在等。突然，一个60来岁的老年妇女走到我旁边，突然趔趄，要摔倒，我本能地转身，把她扶住了，结果自己一只膝盖跪在了地上，蹭破了皮。她旁边的一位老年男人过来，连声道谢。他就是曾书记。女的是他老伴，姓黎，也退休了，退休前是五一医院的书记。

后来，喝早茶，我常常能遇到他们，大家就成了朋友。1年以后，我租的院落要拆迁，无法再干，一时在广州也找不到地方。黎阿姨就介绍我到江门市荷塘镇三丫村。她本是三丫村人，她的侄子是村文书，在忙着招商引资。这样我就在三丫村先是租了个院子，开灯饰厂，后来又做灯具，又开汽车配件厂。因为有中山仁和镇的供货需求，生意很顺手，越做越大。到后来，自己投资建厂房，先后建了两期。厂区面积现有10亩地，里面一部分厂房现在租给了别人，还有一部分厂房里面有两个厂，我儿子和女儿分别做。

这些年南来北往，见识过很多人，我最佩服的还是读书人。他们有时候一句话，真是胜读十年书。2003年认识上海的一个经理鲁伟，是复旦大学教授下海的，做业务时话不多。他每次来，见我都在车间里，表情很淡漠。后来熟悉了，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就说，小缪，你天天不要这么忙忙碌碌的。你现在做的是一个很有规模的工厂了，车间的管理，具体的施工、操作，不需要你干，要靠经理。你的岗位是客户和市场，开拓业务，开发新产品。

我一听，非常有道理。干企业要能吃苦，但是管理好、经营好一个企业，仅仅靠能吃苦，是远远不够的。要有见识，有知识。平时忙，应酬也多，但交往的时候，我往往愿意听别人说，尤其那些教授、美术师，听他们说多了，自己的水平跟着就提升了。前几天回江门，听说一个大哥的女儿考上研究生了，我特地去祝贺他。这事很有意义，你有再多的钱，都比不上有知识。

事是一件一件地做，但做人是一辈子的。在江门做灯具的，现在依然很好，都是做人靠得住的。2005年，有一个叫周骏骏的设计师要跟我干，我没有同意。因为他是我朋友老陈厂里的设计师，我要是要他了，不是挖朋友墙脚吗？他做的设计，在业界都是很有名的，平时我很尊重他。他没有想到，我丝毫都没有考虑，就拒绝了他。

2006年，周骏骏自己出来注册了公司，叫？焱灯饰。他又来找我，说希望能够合作，生产一款由他设计开发的灯具。他把图样都给我看了，把发光原理、使用材料等都跟我说了。我对灯饰装饰是内行，对于LED管里面的奥妙是不清楚的，对于关键部件的发光长度和控制等，他说技术问题都解决了。我看了，觉得这款灯具市场前景应该会好的。他说他负责技术生产，我负责销售、财会，我们合作一定能干得很好。因为他已经从陈老板厂那出来，自己单独干了，我就投了300万元，与他合作。开始，外面订货很多，但发货后很快问题就来了，因为LED核心配件技术上有一样东西没有过关，灯点亮后没有多久就会灭掉。售后上门也解决不掉，因为技术没有过关，不可能解决。我找内行的人悄悄做了检测，人家告诉我，周骏骏说的技术短时间内不可能过关。我知道，自己太草率了。找周骏骏问，他还是一口咬定没有问题。我知道，这种合作不能再进行了。

到了11月，我请他原先的陈老板过来作证人，进行分手。我没有责怪周骏骏，也没有想拿回一分钱。包括门市押金、仓库剩余材料等，我什么也不分，只是提出了断。大家签署了一个协议，喆焱灯饰的事情，今天我已经完结，300万元投资我分文不收，今后的一切债利、债务与我都没有关系了。陈老板说，这样的分手没有话说。周骏骏的确也没有说什么。这是我这些年来最大的一次闪失。

从那以后，我再投资做事情，就谨慎多了。企业很平稳地上升，效益一年比一年好。

40岁以前，我想做的事情都做成了，所有的目标都实现了。40岁以后我有些迷茫，到底后面该怎么干，不清楚，有点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是一步的味道，企业的规模并没有扩大多少。

两年前，我把企业交给了儿子和女儿。儿子缪凯是玻璃工艺师，他负责打理简叙灯饰厂。女儿缪康利是广东五邑大学毕业的，我想叫她到北京去读研究生，但她不愿意。女婿刘奥，山东大学毕业，曾经担任《中国灯饰报》总编，后来辞职，和女儿一起办厂。他们负责打理汽车配件厂。

据说有人曾经做过测算，中国的所有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出来的产品，能满足全世界人的消费。要是这样，你说别的国家人该怎么办？从这一点上说，我没有必要再去扩大工厂了。我跟着北京的朋友到了庐山西海这边，在江西司马航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一起做事，公司有山庄酒店、水上乐园、北码头等项目，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文化旅游项目。那里山水秀美，游客蜂拥。朋友给了我一些股份，每个月我在那里要干20天。其他的时间，我去江门，处理照明工程等业务。像苗夫公司龙游花海项目的灯光基础照明就是我去做的。另外，我每个月都一定要回小岗村来住两天，陪伴我的父亲。我母亲2013年已经去世，现在我父亲73岁，无论有多忙，我都要抽出时间陪他。若是子欲养，而亲不在，那就太遗憾了。

做文旅开发，少不了和文旅界打交道，这两年时间里，确实积累了一些人脉，包括央企、国企、大的上市公司，我们手头都有资源。正好春节前，李锦柱书记搞了个联谊会，我也参加了，大家一聊取得共鸣了。我也想，小岗是我家，我是4000名村民之一，我一直在外面20年，很多人在十几年前就想把我的户口搞到那边去，包括我入党都是在广东那边入的，但我一直都没舍得我这个家，一直没有走。在联谊会上，我说：

小岗村的发展，靠的是父辈们的担当和沈浩精神，这是他们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但是光有担当和精神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认清我们的不足。这40年来，从沈浩到现在的各级领导，从父辈，到我们这一代以及现在的年轻人，大家从没有懈怠过，一直在努力，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始终没有达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程度。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知才能进步，才能更上一层楼。我认为，小岗村的发展不缺少原动力，不缺少勤劳的人民，缺的是超前的理念、先进的技术，要规划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步骤，规划好产业结构和物流体系，才能吸引社会资本、资源和人才。

过去小岗一直以农为本，是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但面对新机遇，以农为本却是我们最大的资本和优势。过去40年，国家重点发展的是工业，未来振兴乡村将是重点。8亿农民都富裕起来，中国才能真正步入小康社会。所以小岗要重点打造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辅以相关第二产业，生产、生活、生态同步提升，走农业、文化和旅游相融合的发展之路。

促进小岗的发展，凭我个人能力肯定不行，但我可以引进一些资源。像北大青鸟、浙江苗夫等这些公司，我都可以请他们到小岗村来考察。苗夫要在全国打造75万亩的田园综合体。它的龙游花海项目灯光基础照明是我去做的。龙游花海能打造的，小岗村都能打造，但小岗村所拥有的红色文化元素，是它无法具备的，全国其他地方，也很少有具备的。所以小岗村的“大包干”精神、沈浩精神，都是独一无二的。红色旅游这张牌，小岗村一定要打好。我的一些外地朋友过来，了解小岗村很多地方保持原生态，认为这也是最大的资本、最大的优势所在。如果说当初把工业搞得乒乒乓乓的，环境搞坏了，现在还真就不好搞。小岗的发展，一定要超越式发展，小岗人自己要有这个理念。

我和李锦柱书记已经约好了，必要的时候，我会带着一些搞设计的公司来，让他们先拿一个总体的设计方案。不让村里出钱，先是友情赞助，我做出来给你看。若是好，下一步再往下谈。

第五章

英雄年代散纪

如果还有谁

不明白奉献的价值

那就再请他

看一看小岗的今天

如果还有谁

不明白人生的真谛

那就再请他

想一想人民的利益

——何敬平《生命的诠释——致沈浩》

【内容提要】本章叙述的是沈浩小岗村岁月中的“一”，撷取的是沈浩在小岗村的一些小故事，折射沈浩精神。

采访日志

2009年

11月下旬走进小岗村和凤阳县城，先后采访了赵家龙、张秀华、关友江等人。

2017年

6月3日下午，小岗弘浩书院，采访黄庆昶，赵家龙陪同。

11月18日下午，合肥安港大酒店采访严德莲、温跃渊。

11月23日晚，合肥安徽盐业总公司办公室采访马占文。

12月16日上午，凤阳县人民医院病房采访吴庭美。

12月28日—2018年1月2日；1月9—13日；3月30日—4月3日，在小岗培训中心，多次向温跃渊老师了解沈浩，温老师将其30多年来关于小岗村的日记全部发给我。这期间，多次采访张秀华、关友江、严金昌。

12月29日晚，小岗村街道红手印餐馆，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立华。

沈浩精神和“大包干”精神，是小岗文化中的两面旗帜。今天我们说小岗，必然要说沈浩。没有小岗，不可能有沈浩；而没有沈浩，小岗也不可能有当下丰富的文化内涵。只有沈浩，才能锻造出沈浩精神。沈浩来到小岗，给小岗注入新的理念，让小岗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原本一个传统的农业村庄，变成了一个充满现代城镇气息的社区，没有昨天的沈浩，就没有今天的小岗。用当年凤阳县委书记马占文的话说：沈浩是一个英雄。他生活在小岗的6年，是小岗的英雄年代，他创造了小岗的历史。

有句话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这说的是佛学上的一个故事。佛在灵山，众人问法。佛不说话，只拿起一朵花，示之。众弟子不解，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只有他悟出道来了：宇宙间的奥秘，不过在一朵寻常的花中。的确，宇宙的奥秘藏在一花一叶间，而生命的意义却藏在一件一件平凡的小事中。无数的“一”能够连接成生命的“大”。沈浩小岗岁月的6年，留“一”无数，信手拈起个“一”，就能折射出他生命的意义。

1．一顿饭

2004年2月，沈浩从省财政厅来到了小岗村。小岗“偏”，尽管离县城直线距离只有20多千米，但到县城要绕过镇里走上40多千米，路面坑坑洼洼，乘车至少需要1小时；小岗“穷”，因为位于高岗，缺少资源，生产条件恶劣，十年八旱，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2300元；当时的小岗“散”，村庄乱，环境差，没有一个团结的、有战斗力的领导核心。

沈浩坚信：小岗是“中国改革第一村”，这个品牌全国独有，只要找准了一条发展的路子，只要干部群众拧成一股绳，实现小岗的快速发展指日可待！

然而村民们对这位省城选派干部并没有抱太大希望，认为他是来“镀金”的，并不信任他。“他恐怕在小岗待不了两个月。之前下来的干部，有的来这‘镀镀金’，回去就提拔。”村妇女主任韩巧兰和村里人的想法一样。

“我要一家一户吃顿饭。你陪我去关友林家。”在村里刚安顿下来，沈浩就对韩巧兰说。一听说要去关友林家，韩巧兰有些担心地说：“沈书记，他家老婆孩子精神都有问题，吃的像猪食，卫生条件很差。苍蝇嗡嗡叫，床上、锅台上都是，多得像牛毛。村上人都不愿进他家门，我看你就别去了。”沈浩点了点头，随即又用力一摇头，说：“村上人不去他家，我更要去看看到底有多难。”沈浩不但去了关友林家，而且还在苍蝇嗡嗡的环境里，和关友林一家一起吃了一顿饭。

“这书记一来就下农户家，而且一点也不嫌弃关友林家的穷和脏，看来和以往的干部不太一样。”看着沈浩亲切的样子，韩巧兰的想法开始改变。不久，沈浩找来工匠粉刷了关家的3间平房，给地面打了水泥。有关方面为关家办了低保和特困户手续，让他们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

1个多月，沈浩把全村108户跑了两遍，在不少人家吃了“一顿饭”。这“一顿饭”让沈浩摸清了小岗的家底，对“小岗怎么发展、要实现什么目标”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

沈浩把小岗创新发展的路径归纳为“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确立了“三步走”的发展规划，即“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农业，加快设施建设、发展旅游业，跳出小岗求发展、着力办好工业园”。他还紧紧围绕“三步走”的发展规划，设计实施了一些子项目，比如扩大优质葡萄种植面积，兴建大包干纪念馆，引进一些工业企业，等等。第二件事是改善生产、生活等基础设施条件，比如修路、打辐射井、推塘筑坝等。第三件事就是带着村里的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和“大包干”的带头人到大寨、南街、华西等村考察学习，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

2．一条路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所有发达地区的共同经验，小岗人自然知道。村里友谊大道东边2里多泥巴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大伙都盼望着改成水泥路。新官上任的沈浩跑上跑下争取支持，终于得到帮扶资金50万元。

在村委会上，沈浩给大家算了笔账：如果通过招标来修路，需要58万，但政府仅仅拨下来50万的修路资金，资金不够；如果我们村干部带领村民来干，不仅村民可以从中得到实惠，我们还可能会为村里省下一笔活动经费。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表示同意自己带领村民来干，但个别村干部坚决反对这么干，坚持把工程招标，让别人来干。当时有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如果不是大家伙极力劝阻，两人都有可能动粗。

因为沈浩的意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经由村委会表决，友谊大道延伸工程最终还是选择了由村民们自己来做。

2004年8月17日是道路开工的日子，沈浩在日记中写道：“从工地来到房间已是夜里11时了，天漆黑、寂静，还下着小雨。只有从楼板流下的水声相伴。今天小岗村东段1200米大道终于在万难中开工了！由于准备不充分，上午还不算正式开工。到下午搅拌机才开始转动，伴着鞭炮声，算是正式开工了。为了营造气氛、鼓舞干劲，工地上还贴了多幅标语口号，路基两边插了30多面彩旗。如果能有个高音喇叭播放音乐就更好了，可惜没有条件（看能否借到）。开工第一天先是由村干部带头上阵，大家都表现得很卖力。尤其是一位姓唐的四川籍妇女干得特别出色，一位女同志用机油擦板，实在令人感动，如果都能像她那样出力，公路何愁早日铺不好？！谁说小岗人不能干，这位妇女的行为做出了强有力的回答。由于事先灯没有装好，大家摸黑还在干，没有锹，干部们就用手捧，这难道不该表扬吗？收工时已是晚上9点多了，干部们还要留下来研究明天的工作，直至深夜11点。”

因为村务繁忙，沈浩不能时时顶在工地上，为了确保工程能够保质保量地及时完工，他叮嘱村委会副主任关友江和几个村干部不能有丝毫松懈，一定要和群众一起干。而沈浩自己，一有时间就来到工地，和大家一起干。有一次，车子轧到了水泥模板，刚拌好的水泥熟料撒到了地上，一时找不到锹，情急之下沈浩用手把水泥料一下一下捧回到路基。村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谁都不浪费一点材料。

经过全村干部群众两个多月的努力，小岗人顺利地完成了这个道路延伸工程。经过计算，人工加材料总共花了27万元，比招标的方式节省了31万元。村民们也从工程中得到了实惠，参与修路的村民每户都挣了1000多元。

行动往往胜过千言万语。一条路修好了，小岗村的凝聚力加强了，沈浩的形象在村民的眼里变得更加亲切了，大伙的气也顺了许多。

3．一次“捞”人

沈浩挨打，今天说起来，可能没有人会相信。

但沈浩在小岗村，确实挨过打，而且还让人家打得不轻。那是2004年夏天一个漆黑的夜晚，从村民家里走访出来，沈浩一个人返回住处，在村西口被几个人围住了。他有些吃惊，刚想开口说话，脸上就挨了几拳。他一边护着头，一边大声喊：“别打了，我是小岗村新来的书记！”

黑暗中有人冷笑一声，咬牙切齿道：“书记？打的就是你这个新来的书记！”

说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在塘里洗澡的村民勇敢子听到了声音，摸块石头冲上来，才把几个人吓跑了。临走还有人撂下话：“姓沈的你给我听好了：从哪来的，给我滚回到哪里去！”

勇敢子就是关正银，前文说过，他是“大包干”带头人关友申的二儿子，当时任小岗村的治保主任。因为天太黑，到今天我们也无法知道，那天夜里打沈浩的到底是些什么人。

而敢于公开和沈浩叫板的，是另一位“大包干”带头人的儿子，他家开着小饭店，用着村里的自来水，却不愿交水费。沈浩到他门上，要他交水费，不想他跳起来，冲上去，照着沈浩的肚子，飞起来就是一脚。这一脚踹得够狠的，沈浩捂着肚子，蹲在地上，半天没有起来。

当即就有人报了警，等沈浩从医院里检查回来，打他的人已经被派出所带走了。这不是激化矛盾吗？沈浩顾不得休息，赶紧去了派出所，和所长通融，把他给“捞”了出来。

对于沈浩的被打和“捞人”，温跃渊在《人民村官沈浩》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乡村是个人情社会，村干部在处理问题时，光公对公、硬碰硬不行，还需要点人情，需要点智慧，需要点灵活性。更何况小岗的情况特殊，有人说小岗村的某些村民，是“中国最牛村民”，不乏通天的人物。在小岗，任何一件小事，如果处理不当，都会很快传得全国人民都知道。

这可不是吓你，你没见几个当年在生死状上摁手印的“大包干”带头人家里，都赫然挂着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吗？他们到了北京，想见一见某位中央领导，也不是一件多难的事情。你若问都是谁安排的见面？回答的人口气更大：“中央政治局！”

有些话你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中的一位，就曾两进中南海，到过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家，见过温家宝总理，为县上解决过燃灯寺水库灌区的有关问题。“大包干”带头人的身份，为他们带来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便利。小岗村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20多年发展不快、进步不大，这其中肯定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内部的原因。对此，我们无须讳言，更不能回避。

2004年8月27日下午2点左右，有人把电话打到了沈浩的房间，对他进行恐吓。根据日记，当时有严余山和严德宝两个人在场。沈浩特意记下他们的名字，不光是真实记录，也是为了日后万一有什么事情，好让两兄弟做个见证。

沈浩在小岗的6年间，写下十几本日记和工作笔记，有些地方记得很详细，有人物，有场景，有气氛，有对话，为我们还原事情的真相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接到恐吓电话的第二天，2004年8月28日，沈浩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小岗村20多年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就是因为正气压不住邪气！

公有资产（公房、推土机、计算机等）无端被占，村民池塘被人强行养鱼，不让浇田，村民敢怒不敢言。今天我到东头路上去，途中见汽车让别人开出村（严俊昌也看到了，他在修树）。待到了工地，吴广兴等人反映，10袋水泥在没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被强行拉走，说明天还要拉。村民只有议论，不敢当面反对。

但小岗村的绝大多数老百姓还是支持沈浩的，几个月踏踏实实工作，很多群众已经喜欢上了沈浩，群众的支持和理解，让沈浩看到了改变小岗的希望。在2004年8月29日的日记中，沈浩写道：

昨天下午和晚上都有村民来住处与我谈话。有的是当年的带头人。谈小岗20多年没有发展的根本原因，谈个别“村霸”的作恶多端。然而谈得更多的是，让我挺直腰板，要坚持住，小岗村95%以上的村民是支持的。还剩（指当时活着的，作者注）12名“大包干”带头人，有10个人是支持的。说不要让我走，假如回到合肥，还是要把我请回去。说3年后，若我非得回去，一定敲锣打鼓把我送回去。我能听得出，他们说的都是真心话。

在2004年下半年的日记中，曾多次出现“小岗村正气不扬，无以发展”这样的话，可想而知，沈浩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多困难。对沈浩的恐吓最终是否实施，我们无从知道，从日记中我们也看不出，恐吓他的人究竟是哪一个。沈浩没有退缩，他深知只要表现出哪怕一点点胆怯，自己就输给了对手。深谙乡村人情世故的他，清楚地知道要想在小岗站住脚跟，必须有胆有略，有勇有谋，一手软一手硬，有的情况下要和颜悦色，有的情况下则要疾言厉色。他握紧话筒，挺直腰板，义正词严地说：“你来吧，我等着！”

果然，他的凛然辞色，把电话那头的人给镇住了。从1993年起，挂职干部就如走马灯一样，在小岗进进出出，来来去去，上级还派过一个刑警队长来当书记。可是因为“村情”太复杂，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站住脚跟。

所以沈浩刚来的时候，大多数小岗人，才投以怀疑的目光——刑警队长都镇不住，你能镇得住？！

沈浩面皮白净，体态偏瘦，看上去比较文弱。

让小岗人万万想不到的是，看上去文弱书生样的沈浩，非但没有被吓跑，反而站稳了脚跟，在小岗安营扎寨了。他自己受委屈不要紧，对打他的人，自己去把对方“捞”出来，用他的宽容、大度感化你。那些一开始想和他捣蛋的人，或是想看他笑话的人，后来大都成了他的拥护者，包括个别扬言要和他动手的人，最后也都对他口服心服。有些开始对沈浩不够理解的“大包干”带头人，在他第一个3年任期满后，要留他时，也毅然按下了红手印。

老县委书记、《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的作者吴庭美，2017年12月16日在凤阳县人民医院和我谈到沈浩时，认为沈浩对于小岗的贡献，首先是用自己的智慧，“一手硬，一手软”，成功地扭转了小岗村一些人漠视法律，不守规矩的歪风邪气，让正气成为主流。

小岗人看见了一个敢于碰硬的沈浩，也看见了法律的神圣。法制观念开始更多地融入小岗人的生活。在一系列制度的规范下，村两委的素质首先提升，带动的自然是群众。在今天迅猛发展旅游经济的小岗，小岗人的良好素质已经让前来投资和旅游的人深有感受。

4．一天

让小岗村有一个整洁的环境一直是沈浩的心愿。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考察小岗村时也提出了把村庄环境搞整洁的殷切希望。沈浩把这个问题记在了心底，在随后的日子里，沈浩经常向各方面相关的人打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2009年初小岗村被国家旅游局授予4A级景区，更需要保持良好的环境，沈浩更加关心保洁问题。沈浩的诚心打动了各方面的朋友，大家纷纷向沈浩提供建议，最后他得知在黄山市歙县北岸镇有一家生产生活垃圾焚烧炉的厂家。他决定去考察一番。他的故友叶世雄是歙县人，比较熟悉当地情况，他就请叶陪同前往。

2009年4月初，沈浩邀请叶世雄同行，一起去的还有小岗村副书记赵家龙。沈浩从小岗村出发，叶世雄从合肥出发，约好在铜陵会面，但是沈浩把参加全省农村循环经济会议的村党委副书记余谦送到合肥参加会议，路上耽误了时间，最后他们决定在黄山市徽州区的岩寺碰面。

那时已是下午，北岸的厂家告诉他们，歙县的雄村有使用生活垃圾焚烧炉的点，他们便马不停蹄地前往雄村。但好事多磨，雄村的生活垃圾焚烧炉还在安装过程中，并没有投入使用。他们片刻不敢耽搁，再驱车赶往厂家所在地北岸镇，下午4点多钟到了焚烧炉生产企业。经过和厂家的交谈了解，沈浩认为这很有发展前途，提出可以在小岗村建立分厂，并帮助厂家在皖北地区进行销售和推广的建议。不过，由于没有看见使用中的设备，沈浩心里没底，他说一定要看到正在使用的设备，让实际效果说话。

厂家介绍在歙县的武阳乡有一处正在使用中的生活垃圾焚烧炉，并且效果很好，当地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叶世雄知道武阳乡地势复杂，道路很是难走，再说时间已是傍晚时分。正在叶犹豫之际，沈浩斩钉截铁地说：“去，一定要去。不看到使用中的设备，我就是不放心。”

一路颠簸，路边的农家升起了炊烟，辛劳一天的农民，正扛着农具回家，好一派祥和的皖南山居气象。他们来不及欣赏风景，驱车一路向前，扬起阵阵灰尘。谁知去武阳的路正在修，加上山路非常难走，叶世雄又犹豫了，想叫沈浩返回，沈浩说：“我们来的目的没有达到，现在回去不就前功尽弃了吗？走！我车开慢一些。”经过30多里的崎岖山路，他们终于到了武阳乡，来到了垃圾焚烧炉设备地点。沈浩仔细地询问了操作工和当地干部，在焚烧炉旁爬上爬下，观察炉子的使用情况。当看到垃圾集中点、垃圾运送车和村庄优美的生活环境时，沈浩禁不住夸奖：“这个好，这个好呀！我们小岗村也要这样搞。”

回到歙县老城时已是华灯怒放，万家灯火了，面对美丽的歙县山城夜景，沈浩内疚地对同事们说：“多漂亮的山城呀，这次无法欣赏了。让你们和我一起受累了，等小岗村发展好了，我们再来这好好玩玩看看。”叶世雄怕沈浩太辛苦，一再挽留他住下，企业方也已经为他们安排好了食宿，但是因为村里第二天有接待任务，沈浩婉拒了住宿，只是匆匆地在歙县吃了晚饭就返回合肥了。叶世雄站在路旁看着他开着汽车慢慢消失在夜幕中，真替他担心。这一天，沈浩和赵家龙等人赶到合肥已经是次日凌晨1点多了。稍事休息了一阵，早上6点他们就起床赶回小岗村，沈浩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才8点半。

5．一张纸

汪静静是省委组织部第一批选聘生，被分配到小岗村给沈浩当助理。虽然只有短短的1年多，但汪静静却是他生活工作中点点滴滴最真切的见证者。在这短短的400多个日子里，他的一言一行、品格胸襟像春雨一样浸润着汪静静，熏陶着汪静静，启迪着汪静静。

汪静静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和沈浩见面是2008年的8月14日，她初次到小岗村报到的时候。那时沈浩正忙着接待客人，村里的干部就让汪静静在旁边的办公室等一下。之前汪静静就听到有人说沈书记“大大咧咧，心直口快，很容易相处”，也有人说沈书记“很抠门、很严厉，训起人来不留情面”。沈书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汪静静充满了好奇，对未来的工作也充满了忐忑。可是汪静静左等右等，沈书记还是没有谈完，汪静静有点着急了，好不容易等到他送客人出门，汪静静就急忙跟了过去。他只是看了汪静静一眼，便说：“我知道了，你就是新来的大学生。村民找我有事，我要马上过去。你先熟悉情况，有时间我再找你谈。”汪静静一句话也没来得及说，他就转身往村子里走了，汪静静看到的只是他步履匆匆的背影。本以为书记会关照一下自己这个刚到农村的大学生，结果得到的却是几句硬邦邦的话语，所以，当时汪静静就觉得这个书记有点不近人情。

然而，当汪静静真正开始工作了才发现，原来沈书记真的很忙，汪静静看见他的时候他在忙，汪静静看不见他的时候他也在忙；工作时间在忙，吃饭和应该休息的时间还在忙。每天早晨，汪静静都会泡一杯清茶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可是他上班以后经常一口茶也顾不上喝，一天下来，那杯茶还是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他吃饭从来没有准点，有时中午一两点钟才吃上饭，中途可能还会接到五六个电话，饭都凉了，电话却没有打完。他的事情总是忙不完，他忙着走家串户了解群众情况，忙着为村里筹钱修路，忙着制订新区规划，忙着为孤寡老人建一个温暖的家，忙着招待一批又一批来村里洽谈业务的客商……时间在慢慢地推移，汪静静对小岗村的情况渐渐熟悉，对沈书记的了解也在一天天地加深。沈书记的忙碌，汪静静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汪静静逐渐认识到，这是一个真正想为小岗村做点事情、真正想让小岗村的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人，他的忙碌是为了小岗村的发展和小岗人的福祉。

汪静静和沈浩的第一次深谈是在2008年年底的一天。汪静静接待一位给小孩办户口的村民，因为不符合政策，汪静静只能耐心地给他解释。但那位村民性子急、嗓门大，甚至有些蛮不讲理，和汪静静大吵大闹，让汪静静很生气，也觉得很委屈，当时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心想：这样的工作太受气了，以后还怎么干啊？后来汪静静到沈浩那里诉苦，没想到他听了之后，非但没有安慰汪静静，反而乐呵呵地让汪静静坐下，对汪静静说：“这点委屈都受不了，那以后你在小岗村还怎么干下去啊？”听了这句话，汪静静心里更生气，不客气地对他说：“不是受不了委屈，凡事总得讲点儿道理吧？”听了汪静静这些没好气的话，他盯着汪静静沉默了几秒，语重心长地对汪静静说：“汪静静啊！你讲的话我理解，我在小岗这几年，比你了解得清楚。村里有些事情也的确不好做，但是我们到这里不就是帮村里干事、为村民服务的吗？当个村官不容易，要有长期与困难做斗争的准备。尤其像你这样刚走出校门的女孩子，在小岗、在农村工作更要坚强！”看着沈书记睿智而坚定的眼神，此时的汪静静早已没有了先前的怒气与委屈，反而有些惭愧，暗暗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坚强起来！其实，汪静静也知道沈书记刚来的时候，村民们不理解、不支持他，他比汪静静受到的委屈多多了。可是，在这么多日子以来的朝夕相处中，汪静静从来没见他表现出委屈，更没有气馁。汪静静想，即使有委屈，他也一定独自承担；即使他也流泪，但是擦掉眼泪，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还是那样一个乐观坚强的沈书记。

熟悉沈浩的人都觉得他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在沈浩留下的东西中发现了7双沾满泥巴的鞋，沈浩的衣服也都是他爱人帮他买的。他爱人每年都要帮他买很多衣服，但是沈浩不是把衣服送给了村里的困难户，就是压在箱底忘了穿，整天套在身上的就那么几件。他总喜欢穿一件不起眼的土黄色衬衫，汪静静曾经劝他把这件土不拉叽的衬衫换掉，可他毫不在意。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来小岗村视察，沈浩刚刚从北京坐火车连夜赶回，来不及换一件像样的衣服，就穿着这件旧衬衫一路陪同总书记视察了小岗。

沈浩为人随和，给人的感觉有点粗枝大叶，但是相处时间长了汪静静发现，他其实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尤其是他的抠门更是非常有名。一天，汪静静和同事在办公室里打印资料，随手把打印坏的资料揉了揉扔进垃圾篓里。没想到沈浩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他弯腰捡起垃圾篓里的纸团，先把纸团解开，放在桌上摊平，然后，非常严厉地说：“年轻人不知道节约，反面不是还能用吗？”当时汪静静心想：不就一张纸吗？沈书记也太抠门了！可是，沈浩对群众却大方得很，一点也不抠门。有一次，一个村民到办公室复印东西，因为页数比较多，汪静静就没给他复印，结果汪静静又挨了沈浩一顿批评：“你们为什么不给他复印？”汪静静说：“他的材料多，浪费纸。”沈浩正言道：“为群众办事能叫浪费吗？你们以后注意了，凡是群众要办的事，马上就要办，还要尽量办好！”

6．一声诺

小岗面业是来小岗村落户的第一家企业，也是沈浩来小岗以后招来的第一个规模企业。老总张玉奇原本经营着一家日加工250吨粮食的面粉企业，销路和效益都很好，生产出的产品根本不愁卖。200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经人介绍沈浩认识了他。在当天的饭桌上，沈浩就瞅着空子跟他谈自己关于小岗村的未来规划，谈他发展小岗村农业产业化的宏伟蓝图，并诚恳地邀请张玉奇来小岗村投资。后来经过多次洽谈，张玉奇与小岗村达成了以小岗村入股的方式合资建设大型面粉加工企业的协议。协议签订后，沈浩就为小岗面业的早日落户投产奔忙。张总说：“我是被他感动了，小岗面业能最终落户并投产，沈书记出了很大的力。为了小岗面业，沈浩协调解决了20亩的建设用地；从立项、设计到开工建设，县发改委、土地、房管等部门都是他亲自带着我跑，为我一路争取了绿灯：在资金紧张的时候，他前后跑了省财政厅五六趟，为企业争取到四五十万元的扶持资金，钱虽不多，但实在让我感动。”

2009年初，小岗面业的厂房建设及机器安装已经完成，在正式生产前，就等供电部门供电。按照正常程序，为企业供电需要走一系列程序，还要等一段时间，沈浩得知情况后，亲自到供电部门协调，让小岗面业得以提前开工生产。一说到沈浩，张玉奇叹息之余是连声称赞：“沈书记对来小岗的企业非常关心，在企业有困难的时候，只要你提出来，他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从没有打退堂鼓的。在小岗面业建成后，沈书记还多次到省城想为我们把省级龙头企业跑下来。他曾经和我说过，企业是他招来的，当时有过承诺，要搞好服务的。如果因为投资环境或者是服务跟不上而影响了企业在小岗村的发展，他感觉对不起人。”

GLG生命科技集团是世界最大的甜叶菊生产和销售企业。2009年3月20日，总投资达15亿元的“小岗村GLG农产品深加工高科产业园”项目经过洽谈和筹备终于在小岗村落户，这是落户小岗村最大的项目。谈到这个项目，2017年11月23日晚，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马占文在安徽省盐业总公司办公室说：

美国GLG公司，专门生产甜叶菊糖的，最初是到明光市投资的，它在那儿提取的甜叶菊糖是粗糖。负责人叫张永博士，他拥有甜叶菊糖的深加工技术。沈浩希望把这样的现代农业产品生产引到小岗村来。他经过调查，认为小岗土地的禀赋非常适合种植甜叶菊，他的理想的模式是，本地农户利用这个技术来种植甜叶菊，提高经济收入，同时，甜叶菊的深加工再拿到小岗村来。提取到96%以上，变成甜菊糖，是一种零热量的甜味剂。它的口感和蔗糖非常相似，而且非常适合肥胖的人、高血糖的人。

为了吸引住这家公司，沈浩千方百计，不断找各式各样的关系，说服张永博士。甚至还找到当时安徽省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赵树丛，他和张永博士是山东大学校友。最后，在沈浩的努力下，张永博士终于同意到小岗来，建甜菊糖的深加工基地。同时还准备把甜叶菊的种苗繁育基地放到小岗村。种植环节里面，最赚钱的是种苗。加工环节最赚钱的是最终的高端产品。这是小岗有史以来第一个农业产业化项目，也是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实际上是一个工业项目。按当时的规划，这个厂光雇佣小岗村村民，就达两百多人，准备流转的土地要达到上万亩。小岗村周边的村子都要受益。村里面为了支持GLG公司，也流转了500多亩土地。村民们对这个项目能落地小岗村也是欢欣鼓舞，充满激情。

在GLG土地征用过程中，遇到了一件事——祖坟的搬迁问题。农民对于动祖坟这件事非常忌讳。那里面有的祖坟，他们家有人是在外面事业有成的，也是知名人士，怕坏了风水，更不愿意动。沈浩为了让大家支持这个项目，挨家挨户做工作，白天不行，晚上再去。拿着酒，拿着菜去。按照咱们农民方式，在家里喝着酒，和村民聊天。一户一户地喝。同时为了安顿好那些搬迁的坟墓，在村子东头，专门规划了一块墓地，栽上松柏，环境打造得幽美，来安抚村民情绪，引导大家去迁坟。在迁坟的当天，沈浩率领全村干部，到现场，向迁坟的那些农户鞠躬表示感谢。那个场景非常感人，对沈浩来说，他仿佛看到一个未来新小岗正在向他走来。沈浩虽然非常疲惫，但内心充满希望。

GLG集团副总裁、小岗村GLG项目负责人王倩女士，亲身感受到了沈浩在项目落户、开工建设过程中所做的工作。谈起沈浩，让王总难以忘怀的有两件事。

2008年12月25日，沈浩和村两委干部接待了美国GLG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张永博士一行来村考察投资，中午双方的见面会开到下午将近2点，之后沈浩带着村干部们又参加了另一场的投资商讨会，会议一直到晚上6点半才结束。天空飘着雪花，大约7点，王总打电话，约沈浩晚上8点在明光详谈投资问题。平时从凤阳到明光要40多分钟时间，而此时下雪，路滑难行，王总本以为他们会迟到，但沈浩还是准8点到达了王总的接待室。当时王总高兴地说，小岗村领导守时敬业的品格值得我们GLG员工学习！

让王倩总裁难忘的第二件事是GLG动工前的用地迁坟。在谈妥项目之后，GLG前期1000亩建设用地进入整理阶段。当时距离动工不到1个月，时间紧任务重，而沈浩带领小岗人只用了21天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土地的丈量、复核、公示以及补偿金的发放和地面附着物的清理工作。最感人的是迁移祖坟的场面，农村最难的莫过于迁坟，由于沈浩带领村干部工作做得扎实，1000亩土地上的204座坟，小岗人只用3天时间就全部迁完。有的农户一家就有几座祖坟需要动迁，他们不仅请亲友来帮忙，还主动请村里派挖掘机帮助迁坟。王倩总裁看到这种场面流下了眼泪，她深情地说：“我十分佩服沈书记的闯劲！他带领小岗人创造出新的‘小岗速度’，他带领小岗人勇闯国际市场的胆识与气魄值得我们学习！他一诺千金，在小岗村投资我们有信心！”

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一个项目的兴衰，往往就取决于一个人。沈浩去世后，有些项目和企业也随之盛景不再，对于小岗村，这是莫大的遗憾。

7．一座桥

以前，从小岗到凤阳县城要绕过小溪河镇走上40多千米，且道路年久失修很不好走。为解决小岗的“出行难”，沈浩大胆提出修一条北通省道307线、南达国道101线贯穿小岗村的“快速通道”。他先到县里汇报，又到市里汇报。县、市当然都支持。他又找到时任安徽省交通厅厅长，汇报修建“快速通道”的意义。交通厅厅长被他的真诚与执着感动，亲自来到小岗实地考察，认为沈浩提出的建议对于促进小岗的发展非常有意义，同意省交通厅拨款支持。这条路不仅仅是钱的问题，牵涉到要跨京沪铁路修一座桥，这要上海铁路局和铁道部批准。为一个村子修路，架桥时要让繁忙的京沪线列车短暂停运，很多人认为这是天方夜谭。沈浩全然不顾，到上海铁路局、铁道部等一次次地奔走求助，终以诚心赢得支持。

在高架桥合拢的时候，以秒计算的京沪铁路，为小岗村快速通道桥准时对接停运了45分钟。在高架桥合拢那一刻，现场的小岗人民沸腾了，人们涌上高架桥欢呼雀跃。2008年6月底，村民出行比原先缩短20多千米的小岗快速通道正式通车！这也标志着红手印留下的村支书，把小岗带入发展的快车道。如今，这条路被命名为改革大道。

马占文说：“京沪铁路上架桥，是沈浩为改变小岗村道路设施而做的一件超乎寻常的事。这件事做成以后，对小岗村村民起到了很大的震动。感觉到，小岗村是有希望的。这条路是小岗村的希望之路、康庄大道。”

回顾和沈浩在一起并肩战斗的难忘历程，马占文说：“如果对沈浩做评价，我觉得沈浩至少可用四句话来评价。”

沈浩有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福祉，为百姓谋福利。他从省城财政厅环境条件那么好的单位，为什么要到小岗村去，而且主动请缨，他是想干事的，而且他不会不了解小岗村里面多么复杂、多么艰难，历任都没有做好，他敢于请缨到那去，我觉得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

沈浩有为民谋利的真心，人民公仆的真心。沈浩的主要性格特点就是真，从来不掩饰，不做作。他喜欢就喜欢，赞同就赞同，不会遮遮掩掩，敢于坚持己见，光明磊落。我们当代共产党人，面对基层的老百姓，都应该像沈浩那样真诚对待百姓，无私无畏，不计较个人的名利。不可否认，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做作、表演的成分比较多，面对基层的疾苦，不动真感情，不能真正扑下身子，不能真心实意地体谅百姓疾苦，夸夸其谈，甚至沽名钓誉，这些和沈浩的真诚相比，都黯然失色。

沈浩有为民造福的恒心。久久为功。一个小岗村的发展史，也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的缩影。小岗的发展变迁，是需要一代一代人去努力奋斗的，沈浩他其实也知道，小岗的事业他是做不完的，但是在他的任上，他能持之以恒地做这件事情，从基础做起，从改善村庄的基础设施做起，从发展小岗村的现代农业、旅游业做起，而且百折不挠，尽管有失败、有挫折，但都没有阻挡住他不断探索的步伐。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也要有这样一种恒心，浅尝辄止是不行的，敲锣打鼓也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持之以恒，一个钉子一个钉子地钉，才能做成事情，才能成就伟业。

沈浩有海纳百川的虚心。在沈浩身上表现的富于改革创新的精神和包容大气、和谐发展的胸襟都是当今共产党干部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小岗村的矛盾何其多，何其复杂，沈浩怎么能没有个性？怎么能没有冲撞？他对各种各样村民的表现，都能接纳，都能包容。为了谋划推动小岗村的发展，他不遗余力地去求教全国各大名村，虚心请教学习。与社会各界，去沟通交流，去汲取营养，也是我们当代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能力。如果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心胸狭隘，是不可能凝聚小岗村民的思想的，也不可能在复杂的小岗赢得村民的广泛爱戴。

8．一扇门

最先发现沈浩离世的是村民杜永兰。她是2009年11月6日清晨6点多去找沈浩的。杜永兰家人前段时间出了车祸，医药费花了3万多元。老伴长年有病，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买药，那天早晨是找沈浩拿他已经答应的借款。推门进去，1万元钱整整齐齐放在桌子上，但沈浩已经去了。

6年来，只要人在宿舍里，沈浩就不锁门，他的房间，村民们随时可以进去，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和他敞开心扉谈。有村干部看他太辛苦，就让人在他的房门外安装了一扇铁门，想让他多休息一会儿。他看到后很不高兴，说：“我知道农民的难处，他们找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从此，这扇铁门就再也没有锁过。

6年里，沈浩敞开的不是门，而是一颗炽热的爱民之心。

200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已经睡下的沈浩，听到雨下得越来越大，立刻想到徐庆山一家还住在危房里，他爬起来抓起雨伞就往外冲。一路上，天黑路滑，他深一脚浅一脚。鞋子陷到泥里拔不出来，他干脆光着脚，一口气跑到徐庆山家。一进门，看见屋里到处漏雨，房顶上的泥灰一块块往下掉。沈浩跑到床边，急忙把孩子抱在怀里，连声招呼还在发愣的徐庆山两口子：“还不快走！”

安居才能乐业。沈浩决心改变小岗人居住条件落后的状况。他想方设法，四处筹钱，为愿意建新房的村民每家补助2万元，统一样式，上下各两间。2006年春节前，26户村民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居，徐庆山一家也住进了两层楼房。村民韩庆红、郭平先家就是第一批搬进新居的。他们记得沈浩第一次到他们家时，他家4口人还住着两间小平房，漏雨，外面下多大里面下多大。沈浩看了心里难过，临走时，就有意把口袋里的半包黄山烟留下来了。韩庆红追出门外要还他，沈浩充满歉意地对他说：就是留给你抽的。房子盖到一半，郭平先交不起剩余的房款了。沈浩就写个条子给承包商，让他们放心盖房，自己担保房款。直到搬家前，他们才把房款凑齐。现在，这两口子住着楼上楼下，还响应沈浩的号召，办起了“农家乐”旅游。2006年，郭平先代表小溪河镇参加了滁州市新农村“百村十镇”妇女骨干培训班，回村后，担任了村妇女协会会长，领头办起了30多人的妇女腰鼓队。“大包干”带头人关友申说：“我家的房子要垮了，沈浩去我家3趟，动员我盖新房子。”

接着，村里又盖起第二批小区，100多户农民住上了新房。

2006年年底，安徽省第二批选派干部到村任职工作即将结束。3年时间，沈浩向党组织、向小岗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他就要回省城了。按说，任期届满回机关工作很正常，而且从家庭考虑，他也应该尽快回去。他对“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说：“我真的想回家了。来小岗这3年，我与老母亲没有见过几次面，女儿送老家读书了，长什么样都快想不起来了。还有呀，我有些工作没有做到家，觉得对不起群众。”严金昌也对他掏出了心里话：“我知道，这些年，你为我们把心都操碎了。现在小岗正在大变样，你要是真走了，我们怎么办？我们都想好了，一定要把你留下来！”

回忆那段时光，马占文说：“第一个3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沈浩已经开始谋划小岗村如何加快发展的系统思路。一是统一全村的思想，通过两年多的努力，他已经做到了。第二是改善基础设施，修路，改水。第一个3年，小岗村通上自来水了，原来的水不够，经过扩容以后，解决了村民用水的问题。但产业怎么发展，还靠传统的种植业，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当时包括县里面也在共同研究小岗村这地方如何来加快发展。形成了一条比较清晰的思路，就是发展现代农业。这单靠小岗村自身的技术、人力是不够的。急需引进外来资本、人才。这个思路形成以后，又进一步凝聚了小岗人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同时也唤起了大家对未来的向往。因此，他的第一个任期即将到期的时候，很多村民有焦虑感，觉得这么好的带头人，来这3年给小岗村打下这么好的基础，正是大家甩开膀子要加油干的时候，带头人要走了。沈浩那个时候也非常矛盾。我曾经问沈浩：沈浩，你这3年不容易，已经创造了小岗的历史。对未来有什么打算？他说，这3年也就打打基础，如果要真正改变面貌的话，还要再干几年。他对能不能留下来，自己也是矛盾的。”

11月小岗人开始行动了，以他们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孤注一掷的方式，向各级领导机关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叙述了沈浩3年来在小岗村做出的10个方面的贡献，“现在群众听说他将要调离小岗，小岗人舍不得他走，小岗村需要他，也离不开他”。

于是，严宏昌、严金昌等98户农民像当年搞“大包干”那样，按下鲜红的手印，找到省选派干部到村任职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和省财政厅，要求沈浩继续留在小岗村工作，带领大家再干3年。28年前，小岗人按手印，是为了吃饱饭而要地；这次小岗人按手印，是为了致富而留人。面对小岗人庄重而珍贵的红手印，组织上征求沈浩的意见。沈浩十分矛盾，毕竟家里有很多困难，再抛家3年，愧对家人。但是，面对98个鲜红的手印，面对组织的殷切期望，特别是小岗村刚步入加快发展的轨道，他又实在难以割舍，便毅然决定留在小岗。他对村干部说：“在小岗待了3年，习惯了，我留下来和大伙再干几年，小岗未来发展的基础会更扎实！”

正是因为如此，面对沈浩的离世，64岁的杜永兰泣不成声地说：“我现在心里像刀挑了一样！我代表全家7口人向沈书记说声对不起！我们多‘扣’他3年，对不起他一家老小。我60多岁了，没见过他这样的好干部、好书记！他处处为小岗着想，没有他，我们哪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困难户生病了，他自己掏钱帮着治。全村从老到小，没人能说出他一点不好！”

9．一根拐杖

2009年11月15日、16日两天，小岗村风雪交加。

16日这天一大早，雪还在飘着，80多岁的邱世兰老大娘就起来了，她弓着背，弯着腰，拄着拐棍出门了。她要赶早上6点小岗开往合肥的班车，去小溪河镇，买纸、买冥钱、买鞭炮。因为17日是农历十月初一，在凤阳和小岗人的习俗里，这一天，和清明节一样重要，是祭祀的日子，要给亲人上坟、烧纸。

邱大娘的老伴叫关廷珠，是“大包干”生死手印上名字最前面的一个。老伴过世20多年了。大娘的腰不好，整天拄着根拐棍。沈浩常去看她，后来还从合肥给她买了根新的拐杖，他说：“大娘，您那根拐杖‘擗’掉了，不好使了，我给您老带根来，您试试。”大娘拿在手里，往地上捣了捣，笑了：“好！好使着呢。”前年冬天，雪下得大，年三十那天，大娘硬是要沈浩到她那个小房子里去吃个年夜饭。沈浩怕麻烦大娘，不愿去。大娘说：“20多年来，我是头一回请村干部吃饭！”大娘的房子太小，1张大床、1个烧草的大锅台，还有1个小方桌，当然不会有什么卫生间之类，房子里气味不是很好，也局促。这样的家与沈浩在合肥宽敞明亮的房子当然不能相比，但沈浩那顿饭吃得津津有味。大娘原想，今年再请沈浩和她一起过年，但不料他却已经埋骨小岗，再也不能尝她亲手做的菜了。

下午，雪大了，小岗村的街道上不见一个人影，邱大娘坐着三轮车回来了。在小岗采访的老作家温跃渊踏着雪，去她的小屋看她。屋子里很暗。大娘就叫温老师坐在她的床沿上，长吁短叹地和他说着沈浩：“20多天前，我问他啥时调回合肥。他说，大娘我不走，我要给您老养老送终呢。还笑眯眯的。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沈浩是9月20日那天走的，今个整10天了。那天走时，我要去见他最后一面，没见着。我站在桥那块，捣着拐棍咒天：老天爷你不公道！你把沈浩给我留下，把我这无用的老婆子给收了去呀！夜里想想睡不着，今个儿怎么也得上集去给他买挂爆竹放放。我自个儿走不动上不了坟了，叫我二儿子去放。这爆竹长，能从我这门口拖到床边。你拎拎，沉。”

温老师拎了一下，是挺沉。

温老师的心里也忽地沉了一下：45岁的沈浩走了，居然还有年近90高龄的老妈妈这样惦念他、祭奠他。在眼下，这样一种亲密无间、亲如一家的干群关系，实在是太少见了！

10．一桶油

2009年11月17日，是沈浩安葬在小岗的第九天，还有一个来上坟的是小岗村南边石马村民组的殷广勇。他早上摸黑就爬了起来，给两个3岁、7岁的孩子烧了点吃的，就上路了。天寒地冻，北风呼啸，他背上驮着一个，手里牵着一个，另一只手还要拿着纸和爆竹，爷儿仨迎着呼呼的北风往小岗的墓地赶。家里离墓地有7里多地，但殷广勇没歇一口气。

殷广勇家是小岗村当时最为穷困的一户。老婆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生活不能自理；他会手艺活，却一点也脱不开身。收成也不好，口粮不够吃，只好东家要一点，西家要一点。他是小岗唯一的讨饭户。房子也啷啷倒。去年春天石马并到小岗村了，他觉得有一线希望了！早就听说沈书记人好，关心群众疾苦。于是他就找到沈浩，诉说了自己的困难。沈浩当时就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200元钱，说，你先拿去贴补家用吧。你的事我一准放在心上，想办法给你解决。后来沈浩多次到他家里看望他，每次去从不空手，不是给孩子们带点水果，就是捎些点心。有时免不了还会塞给他点钱，包括彩电、电风扇、水壶、被褥、枕头等日用品，虽然不是新的，沈浩几乎都给他配齐了！有一次，殷广勇家断油了，沈浩就给他送去1桶油，感动得殷广勇说不出话来。“连我家里人也想不到这样周全啊！”他家的危房已经列入了新农村规划，沈浩把他的低保提高到最高档，每年有固定2400元钱的收入，每个月油盐钱、零用钱也就够了。就在1个多月前过国庆节时，沈浩又派人给殷广勇和一些困难户送去了米、油、棉被和慰问金。

殷广勇在15号那天就跑到小溪河镇上，花15元钱买了纸和鞭炮。别小看这小小的15元钱啊，对一个去年还在挨门乞讨的人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殷广勇一边烧纸一边流泪，嘴里不住地念叨着：沈书记，你是我的大恩人！你在小岗，谁家穷，你就往谁家去得多，也不怕沾了我们的穷气！像你这样的干部到哪里去找！一年四节，我节节都要来给你放炮、烧纸，我要教我的孩子世代都记住你……

11．一封信

这一封信，是沈浩去世后，他的女儿沈王一写的。

亲爱的爸爸：

我是你的心肝宝贝汪汪。快过年了，汪汪想爸爸了。

过去6年，每到这时候一个念头就在汪汪心头疯长：爸爸在小岗村日夜操劳，除夕夜总该回来陪陪他最疼爱的汪汪了吧？可是，汪汪今年要过一个没有爸爸陪伴的春节了。

爸爸，你离开奶奶、妈妈和汪汪已经整整3个月了。汪汪把你的名片一直放在学校饭卡的胸牌里，捂在心口，想你了，就掏出来看。名片背面，是小岗村的牌楼和地图。果真，牌楼入了我的梦。近来，汪汪老是做小岗村和你的梦，总是从牌楼外向里看，一没看到你就急醒了。醒来后，就睁眼找爸爸、想爸爸……小岗村的牌楼老在眼前晃，你的墓地在村里，你的乡亲在村里，你的抱负在村里，你的灵魂一定也在村里，在那牌楼后面！

整整6年前，也是早春二月，你踏上了小岗的土地，陪你的是汪汪送你的新相框，不到10岁的我以为你去当“大官”了，欢喜地在相片背面歪歪扭扭地写上了那几行字：“我爱你爸爸，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还有，别做贪官。”不知道你一直把汪汪的相片放在桌前陪伴，但知道你很听汪汪的话，做了一个好官。因为没有人照料，汪汪被送到老家寄读，尝到了“大官”女儿的种种“坏处”：周末无法跟父母出去玩儿，一家人不在一起吃饭，最怕的是开家长会……汪汪可能是有点儿自私，可汪汪只是想跟别的小伙伴一样，有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为什么他们有的而我却没有？爸爸，你走后，汪汪读了你的事迹报道，读了你写的日记，才知道你不只是我的爸爸，不只属于汪汪，不只属于奶奶、妈妈和我们这个家。爸爸是党的人，属于小岗村，属于农民叔叔伯伯。

爸爸，我想努力去适应没有你的日子，可一想起小时候的美好时光，汪汪就更加想念爸爸：你开车带我兜风、让我骑在肩膀上一起往前冲、逢人就炫耀“这是我女儿”……去小岗后，这样的时光再也没有了，1年只能见你几次，你没有时间陪我逛街、疯玩了。带我进书店，你只顾看感兴趣的经济类书籍；在博物馆，你一直用手机与客商谈项目，顾不上和我说话。

直到你真的走了，汪汪才知道，你“冷落”了我的那些场景，想起来都是那么珍贵、那么甜蜜蜜的。可如今这一切都是梦想了。我找出了博物馆的门票，当宝贝一样珍藏起来。你是很爱汪汪的，对吧，爸爸？要不你不会费那么大的劲翻跟头逗我开心，要不你不会在小岗村的宿舍里还放着一个包装好的、崭新的、没有来得及送我的生肖狗。

爸爸，汪汪一点一点地回放、回味、放大父爱，你虽然已经走了，但周围还散发着你的气息。每天晚自习放学回家，我好像还能听到楼道里咚咚的脚步声，那是你的声音吗，爸爸？你以前就是这样使劲地跺脚，把声控灯震亮。我每天还给你那盆月季花浇水，花开了，洁白如玉，你说过的——“一天天付出，等到它开花了，该有多么欣慰。”你的目光，是不是能够越过汪汪的肩头，看到那令你欣慰的花儿？那天夜里，下着淅沥沥的小雨，我站在窗口想你，爸爸，四周湿润润的，有股咸味，不像雨，像是汪汪的眼泪。汪汪想，眼泪要酿多咸，才对得起对你无限的思念，才换得回来我的爸爸？

爸爸，你走的那天，你的汪汪都哭疯了。那天，天很冷，你躺在鲜花丛中，一点都不理睬你心爱的汪汪，噘着嘴，像在逗你的汪汪。那么多人来看你、哭你，妈妈看到你真的永远走了，怨你、哭你，像个泪人儿。汪汪不信你走了，捧着你冰凉的脸拼命地亲啊……爸爸呀，你真的舍下你的汪汪走了？……如果说，你的离去是生活给我的无可选择而且残酷的考验，那么结果就是，我突然长大了，我能体会到以前不能体会到的情意了，我变得爱学习了，变坚强了，我甚至可以做妈妈的心理支柱了。

妈妈以前算是个胖人，你走后她很犹豫，没两个月，她就瘦得不成形了，还总恍惚，冥冥中老是说又看到你了，你跟她念叨啥啥啥的。我劝她也不管用，就给她写封信：“爸爸虽然走了，但他的小岗村还在，和他吃过饭的人还在，说过话的人还在，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也在，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妈妈读着我的信，她哭出来了。

爸爸，你看到了吗？你的汪汪真的长大了！以前，我总依赖你、埋怨你，但今天，我要告诉你，我是沈浩的女儿，身上流淌着你的血液……那天，总有人在安慰我，我突然脱口而出：“我会好起来的。等我以后长大了，也要为农村做点事。”爸爸你听到了吗？你很惊喜是不是？你为我骄傲是不是？

过完年，我就快16岁了，爸爸。我感谢我人生的前15年，有你陪我度过。15年，注定了一辈子的缘分，汪汪永远是你的女儿，与你有永世的缘，要不汪汪怎么和爸爸一模一样在左肩和左太阳穴的地方，各长了一颗痣呢？要不怎么大人说汪汪和浩子的相貌、性格都那么相像呢？要不汪汪怎么老是在梦中见到爸爸呢？爸爸，如今家里吃饭，妈妈和汪汪总是先盛一碗给你，然后一勺一勺地替你吃了，像是你吃完的；家里的最后一道门，还在为你留着，等你随时回家，爸爸！

爸爸，今年过年，汪汪不能陪你了，你要好好过啊。你要老是想着你的小狗狗汪汪。如果真有来世，在茫茫人海中，我们还做父女，汪汪还是你的乖女儿……

永远爱你的汪汪　沈王一

2010年2月6日

沈浩去世后，写沈浩的文字非常多，但最真切感人的，是汪汪这封信。每每读起，令人落泪。小岗村的书记可以重新选派，但汪汪却再也没有父亲。这个世界上，失去最多的是汪汪和她的妈妈。当年，她15岁，一下子就长大了。成长需要砥砺，但这种砥砺太坚硬，让一颗心的泣血定格一生。8年多过去了，在妈妈的加倍呵护下，汪汪在忧伤和感奋中读完高中，考上了首都经贸大学，现在大学已经毕业，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入北京的一家国字号媒体工作。她也是小岗村40年一道别样的风景，我曾经试图通过温跃渊老师采访她，温老师说孩子现在不希望被打搅。我能够理解，没有再坚持。她不愧是沈浩的女儿，沈浩在天之灵有知，定会欣慰。

12．一座陈列馆

一滴水能够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片叶子能显现出季节的枯荣。小岗村的六年岁月中，沈浩用无数的“一”，写就了他生命的“大”。今天来到小岗的人，可以走进“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来感受英雄年代的沈浩的“一”和“大”。

这里共分三大展厅。第一展厅是序厅，包括馆名墙和沈浩生平事迹的介绍两方面内容。第二展厅是主展厅，是陈列馆的重点部分。这部分的主题为“村官六年”，分为融入小岗、谋划小岗、发展小岗、情系小岗、奉献小岗、永留小岗等几个部分，用叙事的方式回顾了沈浩在小岗村的工作经历和取得的主要成绩。第三展厅是浩气长存厅，通过“送别沈浩、褒奖沈浩、学习沈浩、再现沈浩”等几个部分来弘扬沈浩精神。此外，沈浩故居和沈浩身前办公室与陈列馆之间有一道回廊连接，成为陈列馆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沈浩故居和沈浩办公室作为对沈浩的永久纪念，保留了沈浩生前工作居住环境原貌，一物一景都能让参观者深深体会到沈浩朴素的生活和奋发的斗志。

“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原为“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室”。温跃渊在2010年3月30日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

马占文从小岗回来直接到我房间，就沈浩铜像、沈浩纪念馆一事达成共识！

铜像他们也想做，但要做好，不差钱，选放在什么位置，等等。辽宁美院的一个学生在滁州做了一个，放在宣传部。

第二，纪念馆的事。我提出应该建一座沈浩纪念馆。听了我的建议后，马占文当场拍板，这个事立即立项。一是请齐康教授设计，二是派人到雷锋纪念馆考察，三是可发动全县党员捐款或以党费来建。

马占文立刻付诸行动。2010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辰89周年之际，“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室”在小岗村建成开放。7月1日这天，滁州市委和凤阳县委联合举行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室揭牌仪式。凤阳县委书记马占文与全县机关、乡镇的200余名党员干部代表，齐举右手，郑重承诺：“值此建党89周年之际，我庄重承诺：学习沈浩事迹，弘扬沈浩精神，以沈浩同志为榜样，对党忠诚、无私奉献，牢记宗旨、一心为民，开拓进取、踏实工作，发挥表率作用，坚持科学发展，奋力创先争优，为推进凤阳跨越式发展而努力奋斗。”

陈列室位于小岗村办公楼北侧，利用沈浩同志生前住所改造而成。由于馆内布展受房屋空间和格局的限制，很快无法满足大批前来参观学习游客的需求。为大力弘扬沈浩精神，凤阳县人民政府决定对其实施扩建改造并更名为“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陈列馆是小岗美好乡村示范村建设32项重点工程之一，2012年10月5日开工，2013年1月15日封顶，占地面积13162平方米，建筑面积1669.26平方米。2013年11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村长论坛”举办之际开馆。据统计，自2010年起，前来“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参观学习的已经超过500万人次。

另外，来到小岗村的人，也会前往位于友谊大道东头的沈浩墓地，或敬献花篮，或上香烧纸，以表达自己的崇敬和哀思！

第六章

新村民列传

我的梦想是池塘的梦想

生存不仅映照天空

让周围的垂柳和紫云英

把我汲取干净吧

缘着树根我走向叶脉

凋谢于我并非伤悲

我表达了自己

我获得了生命

——舒婷《馈赠》

【内容提要】本章叙述的是外来人在小岗的发展或依托于小岗的发展，小岗是他们梦幻的远方，也是温馨家园。

采访日志

2017年

6月2日下午，凤阳县畜牧局办公室，采访赵家龙。

6月3日上午，小岗村大吉梨梨园、石马新村、严岗新村采访黄庆昶，赵家龙陪同。

6月3日中午，小岗培训中心310房间，采访钱海。

6月3日下午，小岗村弘浩书院，采访彭立志夫妇，赵家龙陪同。

6月3日傍晚，小岗村北面梨园街道土菜馆，采访宝迪公司米阳春、吴兆有两位副总，赵家龙陪同。

6月4日下午，安徽小岗宝迪种猪科技有限公司，采访米阳春、张守石，赵家龙陪同。

6月6日下午，小岗村弘浩书院，采访唐西园博士。

6月7日上午，小岗村洪·张健康产业园，采访吴怀龙、缪夕春。

6月7日下午，采访金小岗农林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立昌、副总经理杨百冉。

6月13日上午，小岗村石马小学旧校园4300基地办公室，采访安徽农垦小岗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张磊。

6月27日下午，小岗村洪·张健康产业园，采访刘一明。

6月28日下午，小岗村村委会办公室，采访吴夕明。

6月29日下午，小岗培训中心310室，采访杨越岭。

6月30日上午，小岗村石马小学旧校园，采访张从宇教授。

7月17日上午，小岗村街道弘浩书院，采访黄庆昶、董贵玲。

7月17日中午，小岗村小岗培训中心，采访钱海、钱济民。

8月12日下午，小岗村街道弘浩书院，采访董贵玲。

8月13日上午，宝迪公司刘永旺引领，总铺镇鹿塘村采访王庭对，哑巴店村采访段继成。

8月13日下午，宝迪公司办公室，采访员工邓全巧、贾洪玉、殷传玉。

8月27日上午，凤阳县武店镇彭武建材有限公司，赵家龙陪同，采访彭立志。

10月19日晚，小岗培训中心404室，采访宝迪公司张守石、刘永旺。

10月20日上午，去小溪河镇路上，采访徐家有。黄庆昶梨园采访周群之、黄庆昶。下午刘永旺引领采访周术之。

10月21日下午，小岗村现代生态农业研究所稻鸭共生试验田中，采访张从宇教授。

10月22日上午，采访小岗科技员工李晶晶。

10月22日下午，安徽农垦小岗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采访张磊。

12月30日下午，小岗培训中心313房间，采访小岗科技CEO王辉。

12月30日晚，小岗培训中心313房间，采访宝迪公司刘永旺。

2018年

1月10日晚，小岗培训中心315房间，与温跃渊一道采访黄庆昶。

1月11日晚，小岗培训中心333房间，与温跃渊一道采访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七星分公司副书记谭景光。

1月12日下午，小岗培训中心313房间，采访李飞博士、张勇经理。

3月22日傍晚，滁州市长乐小区，采访訾庆顺。

4月16日上午，微信采访洪·张健康产业园董事长许野岭。

1．三个第一温跃渊

第一个记录小岗人按手印者，是安徽省文联作家温跃渊。出生于1941年的温跃渊是安徽肥东人。15岁当工人，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安徽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等，著作丰硕。喜欢关注社会热点的温跃渊，擅长报告文学的写作。1981年2月，《钟山》杂志主编刘坪，通过原在安徽的南京部队作家江深，约请温跃渊写一部反映凤阳“大包干”的报告文学《凤凰展翅》。刘坪未转业前，曾在滁州的全椒县当人武部政委，见证了滁州地区的“大包干”，对安徽的“大包干”很有感情，与地委书记王郁昭也很熟悉。他看到苏皖交界的一些地方插着“坚决抵制单干风”的大牌子，他就想请人写一下安徽的“大包干”，来推一推江苏的改革。温跃渊从1978年就通过《安徽日报》等媒体关注凤阳了，能去采写反映凤阳改革成就的《凤凰展翅》，正中下怀。

1981年2月13日，温跃渊拿着安徽省作家协会的介绍信，还有好友、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诗人张万舒给陈庭元书记的便条，从合肥来到凤阳。这一天是大年初九，凤阳大地还沉浸在新年的欢乐气氛中。18日，正月十四，在陈庭元的亲自陪同下，温跃渊来到小岗。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记下了在关友江家严金昌等人一边高兴喝酒，一边追述往年讨饭的情景；也记下了严宏昌新婚不久，就带着妻子等外出讨饭的铭心屈辱；还记下了严宏昌两个弟弟严付昌、严盛昌，去年收了两万多斤粮食，腊月十六一个弟弟结婚，正月十六，又一个弟弟也要结婚，正是双喜临门的双重喜悦。

3月2日，江深从合肥赶到凤阳，了解温跃渊的写作情况。两人同住一室，3日晚，就已经完稿的《凤凰展翅》（后发表于《钟山》1981年第2期头条）交换意见后，温跃渊告诉江深，想就小岗村的“大包干”再写一篇报告文学，江深很赞成。3月7日，温跃渊和江深一起来到小岗村，这一天的日记中记载，他们“径直去了严宏昌家，听他谈包干到户的经历和故事，怪动人的。在他家吃的午饭，有咸鸭蒸黄豆，吃得很香。下午接着又聊。他谈当年他们闹‘大包干’时，他们是按了手印的”，接着记录了按手印的酝酿和具体过程。3月14日、15日，温跃渊躲在合肥杏花村的表姐家，完成了报告文学《风雨小岗村》，后来发表在《淮河》文学杂志上。在此之前，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张万舒也写了一篇关于小岗村的长篇通讯《中国，有这样一个村庄》，发表在《瞭望》周刊创刊号上，里面记述了严俊昌、严宏昌发起小岗村包干到户的过程，但没有提到按手印的事情，更没有情节。纵观40年来反映小岗村“大包干”的新闻、通讯和文艺作品，可谓浩如烟海，而第一个描绘“大包干”按下“生死状”情景的作品，就是温跃渊和他的《风雨小岗村》。

《凤凰展翅》和《风雨小岗村》让温跃渊和凤阳，尤其是小岗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目光从1978年零碎的媒体消息，绵延至1981年感同身受的采访，一直绵延不止，山水遮不断，风雨吹不乱。40年来，他的目光一直聚焦在这块土地上。40年来，他的日记中有很多日子记下的都是在小岗的采访和活动，或者是和小岗相关的活动。

（1998年）7月6日　晴　凤阳小岗。

马苏宁将我和康诗纬送来，县文化局于家乐、县文联孟庆国陪同。支书严德友给我们一人一张席子，铺在村部二层小楼的水泥地上，我们与安医大“三下乡”的几个同学一起打地铺。

看来，小岗村的确该有一个哪怕是简易的招待所。否则严德友家也吃不消。我们和县里来帮助小岗的部门以及省里为农民服务的“三下乡”的大学生，一共二十多人在严德友家“搭伙”，一共摆两桌。德友的妻子吴风雪，俊俏而贤淑，只是身材略瘦，每天清晨5点钟就得赶车去十几里远的小溪河买菜，然后汗流浃背地做菜烧饭，实在是太辛苦了。

着重找当年的会计严立学聊了聊，看来小岗也很复杂。

晚上未洗澡，也未洗脸，更未洗脚。9时吃晚饭，10时便躺倒水泥地上。

（1998年）7月8日

昨晚请马苏宁来接我和诗纬。天太热，晚上就铺一张凉席在水泥地上，无枕头，无水洗澡，诗纬敢用冰凉的井水擦身，我不敢。我一受凉气管炎就发作。因此两晚未洗澡，未洗脚，难受至极。若不请小马来接，我们要从小岗到小溪河，再转车到凤阳，再转车到合肥，一路折腾将会使我劳累到吃不消的地步。

车到了定远县张桥水库，我这才洗了脚。

小马说，你这脏脚把人家水库都给污染了。

（2008年）7月3日　晴

省委宣传部陈鹏运下午来电话，宣传部请来一个编剧，编小岗的戏，凡去小岗的人当然看到我的照片，索要第一篇报告文学，晚上请我作陪吃饭。我说吃饭不必了，书有一本。于是我就给了一本《小岗纪事》，文联叫马苏宁送到部里。

（2008年）7月11日凤阳　小岗村

又来凤阳，又来小岗。

省委组织部农村处副处长陈安源与夏树一起陪我到小岗，这次要写一写小岗村的村长沈浩。沈浩是位财政厅的下派干部，萧县人，有北方汉子的豪放，能喝酒。下来4年多了，把个小岗整治得像模像样了。写一篇《小岗的新“村长”》，放到小岗那本书中，就比较全面了。

我在沈浩的房间里支了1张小床。略微休息一下，给老友吴德椿打电话，并问及夏玉润电话，想把他那本书里的照片借来一用，夏玉润很爽快地答应了，我请他买个U盘，给我下载下来，他也答应了。

县委宣传部有位科长吴晓泉，前几年曾去我家，我在小岗村纪念馆里的大照片就是他在我家拍摄的。我请德椿告知他的手机，电话也拨通了，他周一可能去北京，我要抓紧去一趟。

（2008年）7月12日小岗　炎热

昨晚驱车30多千米到凤阳张从安的小岗村饭店吃饭，回来已九时半了。11点才开始与沈浩聊。因为彼此性格近似，一下就一见如故，无话不谈了。

昨天下午去看了一下严宏昌，想写一篇《老友严宏昌》。

（2008年）7月13日小岗　炎热　周日

村里来了不少大学生，来实习、参观，小住几日。有扬州大学、安大等四个大学，清华的也来了，刚走。昨天来的是上海东华大学、江南大学（无锡）。

新盖的村办公楼前正在建一个文化广场，投入150万元。我在广场上看看，晚7时又去宏昌那里取30本《小岗纪事》，书没有了，大约还有三四十本。1000本书，放9年了，都弄哪儿去了呢？他不说，我也不问了。

我问他入党的事，当然还未解决。就严俊昌反对，当然，他反对，他儿子严德友也坚决反对。严俊昌说：“他入党，我就退党！”

于是，党组织就被“吓”住了。当然，宏昌真的入党了，俊昌也不会退党的。一退，他啥都没有了。说说罢了。

我问宏昌写了多少次入党申请，他说记不清了，他说沈浩来，他又写过两次。

我说沈浩打算在他手里解决。

宏昌说，他留下来，是我叫他干的。

我打断他。我说我知道了。

与沈浩昨夜谈了几个小事情，一是徐大山的危房，二是救病危的韩庆江，三是元月大雪连夜赶回，车子出了事，夜里一人回房里喝闷酒，想想后怕，不自觉流泪了。

三件小事还有点人情味。

我下午叫大学生村官赵玲复印了那份红手印。

宏昌也有他的弱点，爱说大话。仿佛沈浩继续留在村里，就是他一人说了算似的。

宏昌带头邀近100位村民给各级写信，要求沈浩继续留下来，说了沈浩3年来做的10件大事。

……

吃罢早饭，我想去看徐大山，沈浩把他从危房中搬出来，后来危房就倒了。

徐大山去小溪河卖葡萄、卖西瓜了。

去严国品家，不在。

去关友申家，打小麻将去了。他的家属徐善珍，我在最早的报告文学《凤凰展翅》中曾提到过她。

……

去严俊昌家，他不在。

去宏昌弟弟付昌家，那四川女人操着纯正的凤阳口音，抱怨银行利息高了。

去宏昌三弟盛昌家，来了不少亲戚，未进去了。

又三去宏昌家，严金昌在。

正说着话，进来一帮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庆国陪省文化厅副厅长张居淮一干人来了。为首的是查明哲，他是国家话剧院副院长，中国话剧界导演的领军人物。

省委宣传部想搞个话剧《命运》，把查明哲搬来了。他是20世纪70年代的合肥文工团演员，还有一位女演员雷国华，在上海当导演，“南雷北查”。查明哲去年率山西话剧院演《立秋》，反响很好。谢幕后还说了一大段很得体、很深情的话。编剧是李宝群，从汶川灾区抽过来的。舞美罗江涛是北京奥运会的舞美。省话老将孟冉的儿子孟祥伦现在是省话院长。他们要把小岗搬上话剧舞台，初步定名《命运》。

我决定每人送1本《小岗纪事》，于是叫宏昌从屋里取书出来。

谈到1点多，回县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庆国邀我也回县里。

午饭吃到下午3时。他们接着参观。4时许我请凤画老友吴德椿过来陪我到夏玉润家。夏玉润是明史专家，玉润非常慷慨地给我下载了100幅照片，分文不取。

这样我便有信心了，即使汪强不给我照片也无所谓了。明天还有吴晓泉呢。

（2008年）7月14日周一　小岗

一早去宣传部找吴晓泉，他从计算机里给我下载了一点照片，找不找汪强也无所谓了。

上午跑到小溪河，见到了小岗的面粉厂高大的厂房，“中国小岗面业”，牌子很牛。

冒酷暑访严国品。

与诗纬看严国品家的两幢新楼，蓝瓦，很显眼，比红瓦、黑瓦好看，一楼装修得也很漂亮，不亚于城里的。

2017年11月18日下午，我在合肥芜湖路上的安港大酒店采访严付昌女儿严德莲，傍晚时，温老也到了。我向他说起了正在写作的《小岗村40年》，也算是对他进行采访。关于小岗，他有说不完的话题。此后，我们经常就小岗的问题通过电话、微信进行交流。12月8日，他将这些年来在小岗采访和有关小岗的日记全部发给了我，以供参考使用。上面撷取的1998年日记，记录的是高温时节他在小岗采访的情形。7月高温之下，没有地方洗脚，更不要说洗澡。他当时也是57岁的人了，长期生活在省城，这种艰辛，谁能受得了？但为了采访，为了写小岗，温跃渊受下了。从另一面也可以看出，“大包干”进行20年后，小岗村还是多么的贫穷、多么的落后。而2008年的日记则可以看出他的执着、他的情怀。又是炎热的夏天，他在沈浩的宿舍内支起了床，两人对榻而眠，侃侃而谈。他们心中都装着小岗，都有着自己的事业追求，所以他们一见如故，肝胆相照，赤诚相谈，成了忘年交，成了亲兄弟。就在这个7月，温跃渊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小岗村的“新村官”》。11月，这部报告文学和《胡总书记来到咱小岗村》《小岗十二家》等报告文学一起，由北京的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小岗村的“新村官”》这部报告文学作品，是沈浩生前出版的描绘沈浩小岗峥嵘岁月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也是唯一的一部。后来成为反映沈浩事迹各种作品的母本。

作为第一个记录小岗人按手印，第一个描绘沈浩小岗峥嵘岁月，温跃渊让自己和小岗人血肉相连，和小岗人心神相映。《小岗纪事》《小岗风云录》《人民村官沈浩》《怀念沈浩》《沈浩故事》等一系列著作令小岗人骄傲，在温跃渊质朴干练的文字间，小岗精神和沈浩精神相得益彰，日月同光。新闻界和文艺界都把温跃渊称为写小岗红手印、写沈浩事迹的中国作家第一人。40年来，小岗已成为温跃渊的“家外家”。2008年12月2日，小岗村村民委员会给温跃渊颁发了《荣誉村民证书》，证书上写着：

温跃渊先生：

鉴于您对小岗村的支持和贡献，特授予您为小岗村荣誉村民。

请常回家看看。

在证书左下角的照片下面，是“NO：001”。

这样，在小岗，温跃渊又有了第三个第一。

作为小岗村改革开放40年的见证者之一，温老对小岗村每家每户、一草一木都很熟悉。为了写好《小岗村40年》，虽然我已经多次深入小岗村采访，但我还是希望能和他一起走进小岗人家，和一些老友新朋再聚首，对40年的历史进行一番新梳理。电话中约定后，2017年12月28日，温老从合肥出发，我从滁州出发，11点20分，我们在小岗村东面的沈浩墓地广场会合。关友江、张秀华两人也同时到达。我们给沈浩敬献了花篮，又给他烧了纸，最后向这位长眠于此8年多的“第一书记”三鞠躬。2018年清明节前，我们又先后走进小岗。

所以，在“新村民”这个章节，我把温跃渊放在了第一个。

2．10年坚守黄庆昶

2008年10月2日的一大早，沈浩刚刚走进村委会，就有人来访。来访者是江苏无锡人黄庆昶。他40多岁，脸上洋溢着几分艺术气息，眼里闪烁着生意人的精明和智慧。

黄庆昶对沈浩说：“过去我是把生意当事业做，现在我想把事业当生意做。”沈浩觉得这个提法很新鲜，让他继续说。“昨天看《新闻联播》，得知胡总书记来小岗视察，我想商机来了。看完《新闻联播》，我马不停蹄连夜往小岗赶，夜里11点半，就到了小溪河镇。在镇里住下睡了几个小时，天不亮就赶到这里了。”

从总书记来小岗视察能看到商机，沈浩佩服这个生意人犀利的目光。

“我最早搞装修，当过无锡市家具商会会长，社会知名度蛮高，社会回报并不多，接着又做房地产开发，搞项目定位和企业策划。从2006年中央1号文件发出后开始，我们就形成了一个‘龙门工程’的团队，和上海、无锡的一些媒体合作搞农村项目开发。先后在利辛搞了个玉器村，在郎溪搞了个山货村，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小岗村。”

“好啊，小岗村现在就需要你这样的人加盟。”虽然是国庆长假，但沈浩的接待任务很重，他特意抽出下午时间，和黄庆昶倾心畅谈。两人就发扬小岗村改革的首创精神达成高度一致：持续改革才能扩大成果，深化改革才有远大前途，创新改革才会有重大突破。黄庆昶毅然决定停掉手上所有生意，来到小岗村，与沈浩书记共寻改革、发展、创新之路。

2009年春天，黄庆昶正式入住小岗。这一次，他带着自己思考的小岗发展的策划文案，还有具体项目的合作协议。

经过几个月的接触，沈浩发现黄庆昶是一个不失赤子情怀的人，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有事业心的人，于是给他下了一纸聘书：聘任黄庆昶为小岗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助理，分管村经贸办和招商引资工作。从那时起，黄庆昶的名片上又多了一个新的头衔，不拿工资的村委会主任助理。这就是他所说的“把事业当生意做”吧。

现在小岗村南面石马新区的最开始的创意，就是黄庆昶向沈浩提出的，在那个地方规划建设具有社区综合功能的村民居住点，让农民集中居住，统一供电、供水、电信信号等，将道路等和现代农业产业区一并建设。用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效益。

2017年6月3日，当时任小岗村委会副书记的赵家龙和黄庆昶带着我来到石马新区，在其中的两栋楼房前停下，“一开始建的两栋，两个四套。”黄庆昶说。

“就这两栋房子，拉开了石马新区的建设序幕。当初要是没有老黄他们策划和代建，要小岗人自己建成是不可能的。现在，周边十几个村庄都搬迁到这里了，住了近500户，成了小岗村3个新建居住区中最大的啦。”赵家龙说，“老黄起了一个很好的开拓作用。”

“我来到小岗之后，和沈浩在一起，确实感到有一种使命感。无锡作为改革开放的第二站，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普遍发展很好。作为‘大包干’改革的发源地，为什么和无锡乡镇这么大的差距，然后就来关注，就来和沈浩探讨。沈浩就谈到这边新农村建设。当时国家提出要搞新农村建设，全国各地农村都在忙着建房子。我感觉到，很多人是把它当作一次敛财的机会，只是想赚点钱，而没有真正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考虑进去，除了建房子，其他文化内涵很少。所以我就一直想，这个石马新区要建，一定要和‘20字方针’结合。石马这边是后来合并到小岗村的，村民有点困惑：我们既然合并到小岗村，我们的房子就应该在小岗村附近，这边这么远，我们就等于没有合到小岗村，没有归属感，不想在这边建他们的安居房；第二个，当初这套图纸是安徽省建设厅送的，不能改动，那么老百姓自己建，按照9万元钱每套建不起来。沈浩说，这个事情怎么弄？我说，我算过了，9万元钱每套能建起来，这边的成本不会比无锡那边大。要做一定要先综合规划，然后按照规划，先盖两套，让老百姓看看。后来我们就按照规划，进行一些优化，动工建设两栋。没有启动资金，我说不就是100万元不到吗，我来筹。那8套房子是我全垫资的，建完后效果很好，单套没有超出9万元。沈浩到现场来看，当时有些村民围过来看，沈浩说，你们好好看看人家南方人盖的房子，多漂亮，9万元钱你们自己怎么盖不出来？”

后来，沈浩去世，石马新区建设的方式有所调整，黄庆昶就退出了。但他的确起了一个拓荒者的作用。

在小岗村主任助理的位置上，黄庆昶还帮助小岗村农民推销过黑豆。

黑豆是高蛋白食品，蛋白含量占36%，易于消化，对满足人体对蛋白质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花青素、卵磷脂、黑色素及卵磷脂等物质，对保持机体功能完整，延缓机体衰老，降低血液黏度，满足大脑对微量物质需求有重要作用，长期食用，好处很多。这种作物是原小溪河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夏广勤1995年引种来的。当时黄豆亩产200斤左右，而黑豆亩产300斤左右；黄豆0.76元/斤，黑豆2元/斤，两相比较，显然黑豆效益高得多。小岗村民竞相种植。2000年，黑豆每斤5元，有一户人家种了30亩，一季黑豆就收入45000多元。后来黑豆价格继续上扬，国内市场价格普遍为12—16元/斤，最高峰时曾卖到17元/斤。韩、日市场上的黑豆价格甚至高达每斤40元人民币。

十几年后的2011年，小岗村及周边地区的种植面积约达5万亩，总产量为1.5万吨。但这一年，黑豆价格大幅度下降，村民张翠华至今记得，当年她家里种了10多亩黑豆，10月份家中一共收获了3000多斤黑豆，因为价钱只有2.3—2.4元每斤，所以直到春节后，她手中的黑豆一斤都还未售出。

“小岗村有万余亩农田，农民有种植黑豆习惯。去年黑豆丰收，但国际外贸市场行情突然变化，黑豆由紧俏货变成了积压货。为保护农民的利益，村合作社按保护价收购，仓库里积压了80吨黑豆。”2012年春节后不久，黄庆昶向《无锡日报》热线求助，希望帮助销售。对于在小岗投资兴业的黄庆昶，无锡的媒体原本关注，面对他的求助，热线记者立即行动帮忙联系锡城相关超市，希望为小岗农民兄弟搭建农超对接的平台，动员锡城热心市民购买这一价廉物美的黑色保健食品。

黄庆昶积极互动，邀请了无锡的一些商家到小岗村进行考察，并对接了无锡的一些超市，希望能够尽早把村民手中的黑豆全部卖出去。他与小岗村党委副书记赵家龙专程去无锡，与朝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杨兴德总经理洽谈销售。杨兴德总经理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安排副食品配供中心的陆经理与记者协商。那几日，锡城连续阴雨，记者顶风冒雨多次在报社与超市间往返，一次次电话沟通，终于就两地联手，共同发起黑豆促销达成一致，天惠超市同意在全市74家门店全面销售这批黑豆。同时，家乐福超市也热烈响应，该超市无锡生鲜采购处负责人决定，家乐福旗下的无锡、常州多家门店也将同时开售“爱心豆”。两家大型超市的相关负责人均表示，他们会为小岗村黑豆等农产品销售开辟绿色通道，并在各门店设立导购牌，引导顾客选购；同时压缩甚至不考虑赢利空间。第一批80吨（共400包）黑豆很快从小岗村运到无锡。

3月27日，无锡天惠超市60多家门店开始集中销售小岗村的黑豆，每斤黑豆价格为5.8元。

到了7月上旬，滞销的1.5万吨小岗黑豆销售一空。为了回馈无锡的消费者，黄庆昶从小岗村带了2万株甜叶菊苗，举行了为期1周的感恩活动。市民只要凭买黑豆的小票，就可以免费领取甜叶菊苗一株。黄庆昶告诉记者，甜叶菊苗也是小岗村的特产之一，在家里种植两盆甜叶菊，可以1年不用买糖。比如泡水喝，可以取2—3片叶子冲泡，或混合其他花草冲泡饮用，效果更好。在烹饪时，甜叶菊可以作为代糖品，烧红烧鱼、排骨等菜肴时放几片甜菊叶，以代替食糖。甜叶菊叶片中含有名叫“甜菊糖甙”的天然甜味剂，目前有20多个国家将甜菊素作为安全代糖品。在国内，甜菊素被核准为食品添加剂。至于甜叶菊的种植，也很方便，一般连续浇水2—3天，浇水以上午9时前为宜，在1周内保持土壤湿润，以利甜叶菊苗成活。需要注意的是，洗碗水等含有油脂的水不能用来浇苗，成活前也要避免阳光暴晒。

黄庆昶在天惠超市天宝店亲自发放，仅1天时间，该超市就送出500多株甜叶菊苗。

浦江人郑濂7代同住，200多年不曾分家。庭门旌表前朝御赐“天下第一家”5个鎏金大字。朱元璋即位，把郑濂召到京都，问道：“你家凭什么称作‘天下第一家’？”

郑濂答：“臣全族合灶共食，至今已有11代了。太守认为可以鼓励，树立好风俗，所以题赐这个匾名。”

朱元璋问：“你家吃饭的有多少人？”

郑濂答：“1000余人。”

朱元璋点头道：“千余人同居，确是天下第一家。”于是就让他退下。

马皇后正巧在屏风后面，听了之后对皇上说：“陛下当初一个人发动起义，就取得了天下。现在郑氏一家千余人，假使发动起义，不是更容易了吗？”

朱元璋听了一惊，让太监再召郑濂入宫，问道：“家大如此，卿何以持？”

郑濂答：“无他，不听妇言耳。”

朱元璋大笑，特赏赐郑濂两只家乡凤阳燃灯乡进贡来的梨子，郑濂拜谢而归。朱元璋暗使御林校尉跟察。郑濂一到家里，就集合全家老少，齐拜谢恩。随后装满两缸清水，切碎贡梨放入水中，全家千口依长幼喝梨水，一人一碗，人人均享受皇恩。朱元璋闻之大悦，感慨郑濂治家有方，欲赐其官，郑濂拜辞。

是年冬，为感皇恩，郑濂率领家丁30人跨江北上，在凤阳府东乡，选风水地种梨树500亩。挂果后，年年精心挑选形好色正的梨进贡朝廷，深得朱元璋赏识。其后，郑家有6人官晋一品。600年岁月变迁，当年成片的进贡梨园早已不在，但梨园的地名却流传了下来，至今沿用。梨园村就在小岗村的北面，当年曾经是梨园公社所在地。小岗人按红手印搞“大包干”时，就属于梨园公社。

听到这个传说，黄庆昶敏锐地意识到，郑濂碎梨的故事里含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忠信孝悌的美德。郑濂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懂得领导家庭，懂得大公无私，也懂得怎样持家才能做到公平。公平，忍心就平，心平之后就和，和谐安乐，其乐融融。这些文化内涵，也都是值得当代人弘扬的。小岗村和梨园相连，曾为梨园公社一村，这是一种机缘，于是他注册了网名“梨园公社，半农中国”，成立了梨园公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他想在郑濂的家风传统中，寻找共享农业发展的新途径。

2010年3月，黄庆昶在小岗村西部的小韩庄流转300多亩土地，协议是15年，和二轮土地承包的年限是一样的。2011年，他在旁边又流转300多亩地，合起来608亩。土地流转费用是每年700斤稻谷折价。连续几年，他付出的费用每年每亩都是749元。2017年，由于稻谷涨价，土地流转费用也跟着涨了。这个地块在小岗村有三个“最”，第一是最偏，在村子的最西边，地的西沿是一块荒坡，原是乱葬岗，以前有人家孩子夭折，都是扔在那里的。越过荒坡，对面就是板桥镇的土地了。第二，地势是最低的，东面整个村子过来的水，都汇聚到这里，易涝。第三是土地最贫瘠。因为没有像样的路，交通不便，没有进行过基本农田改造，田园景观也有许多原始味道。

开始，黄庆昶是想为一些企业培育甜叶菊苗的，但这个业务他没有做下来。在思考土地如何利用时，他听到了郑濂碎梨和梨园的传说，当即决定种梨。要种梨，必须先研究梨。黄庆昶在网上搜，到市场上看，找专家问，选定了一家林科院前些年从韩国引进的新品种，最后注册了自己的“大吉梨”商标，生产小岗大吉梨。

该品种是目前在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水果市场上的畅销品种，在国内种植面积稀少，是国内外公认的中晚熟水果品种的理想选择，也是农村调整种植结构，实现农业产业化的理想品种。小岗大吉梨具有以下4个明显特性：1.丰产性强。大吉梨不分大小年，可确保稳产、丰产。一般管理水平下种植第二年每棵树就可产果15斤以上，第三年可产果50斤以上，第四年亩产可达7000斤左右，盛果期高达10000斤以上。大吉梨成熟期从每年9月中旬开始至12月中旬分4个阶段成熟，便于采摘和调节市场。2.果实大。平均单个重560克，果形扁圆，果实色泽呈金黄色，果皮表面光滑美观。3.味香甜。大吉梨果皮较薄，果肉为白色，肉质细脆，果核小，可溶性固体含量为18%左右，营养丰富，果实质优于其他同类品种，具有奇特的香甜口味。4.树势强。此梨树枝条半张开，粗壮，发芽快，具有较强的抗旱和抗寒能力，耐盐碱土质，好栽培，发育快，易管理。另外，此品种花芽饱满，花粉量大，自花授粉率高，受春寒影响小，盛果期达60年，可作为主栽品种。同时，果实耐贮存达6个月，便于运输。

至于营养价值，大吉梨也是一流的。它富含蛋白质，脂肪、糖、粗纤维、钙、磷、铁等矿物质和多种维生素，具有降低血压、养阴清热的功效，患高血压、心脏病、肝炎、肝硬化的病人，经常吃大有益处；能促进食欲，帮助消化，并有利尿通便和解热作用，可用于高热时补充水分和营养。煮熟的梨有助于肾脏排泄尿酸和预防痛风、风湿病和关节炎。在种植过程中，黄庆昶把一些猪场发酵过的猪粪拉来，埋在梨树下的沟槽中，和其他农家肥一起增加地力，喷洒无毒生物农药，保证了大吉梨的绿色品质。和市场上的其他梨相比较，钙、铁、锌、钾、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及维生素B和C等，大吉梨含量明显居高。

2017年6月在梨园边，我看见一些雇工正在给梨果套袋。而那些梨树栽植较密，不禁问，这些梨树若是长大了，枝条不是打架吗？黄庆昶告诉我，他的梨园是密植矮株模式，梨树都控制在2米以下的高度，不像传统的梨树，长得很高大，树顶离地面有四五米高，采摘时要用梯子架起来才能够摘到。因为梨树的80%养分是靠光合作用，所以矮化密植更利于其生长。进入丰产期的，幼果长出后，要进行疏果，每棵树只留60个果，可产80斤梨。1亩地140棵，产量达1万多斤。

“之前，我没种过地，来到小岗后，学会了梨树栽培，学会了田间管理，学会了病虫害防治……很多都是从零开始。大吉梨种植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困难，最难的是资金问题。栽苗、挂果、丰产，每个环节都需要连续投入。我之前做生意攒下的几百万元很快都投了进去，仍捉襟见肘。为了筹款，我四处奔波，每到年关，看到村民们土地流转款还没着落，就心急如焚。好几个春节，我都独自留在小岗与村民一起过年，希望赢得村民理解。”

在坚守小岗村10年的时间里，黄庆昶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大吉梨园地处偏僻，没有电，没有水，也没有现成的管理房。开始，他们是租小韩庄村民的房子，随着梨树的长大，必须到近前管理。开始在地边，搭的是帐篷。水没有，从1里外的老百姓家井里拉水回来用。后来自己打井。没有电，自己和老百姓协商，拉了600多米的线路，到现在电线还挂在树上。冬天特别寒冷，睡在帐篷里，夜里都不敢伸腿。直到后来4间活动板房建起来了，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用小岗当地的话说，这个地方是很“孤”的，村民走路都不敢走。所以，有些人很奇怪，你们怎么敢住在这个地方？黄庆昶当然没有这些顾忌，他说：“住在这里，也体现了人和自然，人和树的关系，人在哪里哪个地方就好。原来这一块地一直都有虫害，只能看见草，看不见树的。现在这一块都起来了，而且这一块地现在变成最好的一块地。”

道路一直是老大难问题，困扰了黄庆昶好几年。从小韩庄过来，是一条窄窄的土路，一到雨雪天，胶黏的黄泥常常能陷掉鞋，不要说生产资料运不进来，人都难以走进来。“这个地方的土质很奇怪，天晴两天后，土地就会变硬。泥巴团子砸都砸不烂，下过雨后，地上的泥一踩多深，黏住胶靴，要下很大的力气，才能走一步。泥土黏在胶靴上，要用刷子反复刷，才能刷掉。”无边无际的雨声中，黄庆昶如同一个负重的泅渡者，抬眼前方，苦水茫茫，不知何时才是尽头，难道真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梨树也不是包栽包活的，尤其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以前南边、西边的地里缺很多树，都是栽上又死掉的。2013年到2015年，黄庆昶年年都要补种。老百姓不让起垄，不让破埂，不让移坟，很多事情都是不让。黄庆昶总是很有耐心，一点一点试，没事就和田主聊。不让移坟就不让吧。祖坟的事情，中国人一向是万分敬畏的。但起垄和破埂则是必需的，因为涉及促进梨树生长和优化田间管理。村民大多是明理的，心到了，话就容易说了。后来慢慢推，慢慢推，结果垄子也起来了，老埂也破了。其实他们老埂能找到，就是怕你们干不下去了，我好随时分地。小岗的村民，这些年见多了，对投资者信心不足。“我到小岗村来，一直是想，首先，不要去给政府添麻烦，很少去找政府。赵（家龙）书记曾来过两次，有一次是老百姓实在过分，不让我们走路。他来帮我协调的。其他我很少找政府、找村里，以至于赵书记他们，就是沈浩的这一套班子离开以后，我基本上和村里就很少接触了。被边缘化了，甚至说有的老百姓歧视我们。”

2017年初，小岗5A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全面展开，这给黄庆昶的梨园公社带来了发展机遇。黄庆昶提出，要在大吉梨园办梨花节，期间还推出民间歌舞、梨花摄影等多项主题活动。让万名游客走进梨园踏青赏花，体验农耕文化。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创意，“县里的主要领导来看了，感到非常激动和惊讶，这里面还有这么一大片梨园，怎么这条路不给人家修呢？在小岗村按理说这条路是早就修好的，就是一直没修”。

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重视就不难。主要领导发话了，道路立刻开工，3月31日就修通了，紧接着4月5日黄庆昶如期就开始举办梨花节。“要不然就不能搞，车进不来啊。下一步还要把路肩培起来。我认为这条路是现在小岗村最美的一条路了，弯弯曲曲，其他路都是直的了。这个弯恰到好处，有原生态的味道，有美感。这个路也没有必要开快车。你进来，不是赶路的，是来进行乡村体验的。要慢下来！”

望着郁郁葱葱、硕果累累的梨园，我问：“你当初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要搞梨园的？”

“不是，是什么目标都没有，就是在新农村建设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小岗村一定是大有作为的。那时候还没有听说郑濂碎梨，甜叶菊也不知道。到了小岗村以后，才知道有甜叶菊，还可以种梨树。”

中秋节前后，是黄庆昶大吉梨的第一个销售旺季和高峰期，但2017年恰逢连续阴雨天气，缺少了光照时间的大吉梨口感和品质将会大打折扣。为了保持好的口感和品质，他只好放弃了第一个销售期。而作为第二个销售方式的游客田地采摘，也因连续的阴雨天气受到了严重影响。大吉梨虽然还有元旦和春节这第三个销售旺季，存在大棚里的20万斤的大吉梨若等到元旦，时间过长会影响口感和品质，甚至还会烂掉。黄庆昶通过《市场星报》等媒体呼吁，通过无锡一些超市，销售了一部分。其余的，独辟蹊径，熬制了梨膏糖。下一步，如何应对收获季节的连阴雨，是他要寻找的对策。吃一堑，必须要长一智。

小岗10年，黄庆昶深深地感觉到，农村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精英分子都不愿意到农村来，农村缺乏人才的支持，招不到好的人才。小企业用不起、养不起高端人才。在小岗很多文案的设计，都是自己写，自己弄，自己也是外行，只能是边学习边干。“如何建立订单农业和合作农业，我的理解首先是要达到一定的量，没有一定的量，满足不了一定的市场，订单和合作就无从谈起。”在小岗的坚守，心中拥有的，更多的是自己热爱的一种理念。

2018年3月，梨园公社种植专业合作社被安徽省林业厅评定为第五批省级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2017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渠道开展试点示范。凤阳是明代文化的发源地，黄庆昶通过梨园公社这个载体，建设田园综合体。在资金非常短缺的情况下，做这件事很不容易，完全可以放弃掉，但他心里始终有一个信念，这事一定能干成。“去年年底，南京九龙宾馆更新换代，我资金很紧，还是咬着牙，把30套客房家具拿了回来，放在小岗培训中心的教学楼内，主要是为民俗旅游做准备。”

目前小岗村拆迁留下来的小韩庄就在大吉梨园的旁边，非常适合打造田园综合体。那些留下来的空闲农家可以先办家庭旅馆，发展30家民宿，这样1年能形成万余人的接待规模，“万人住农家，休闲看小岗”的田园综合效益才能初显。黄庆昶认为，现在安徽，只要是新农村，就是白墙灰瓦，大多数有马头墙，太多的相似处。“小韩庄水系还是满丰富的，没梳理出来。只要整理出来，沟渠相通，有江南水乡的美感。那些杂树也都很漂亮。因为它很自然。如果让我来做，我想在这边植入江南文化。这是有依据的，当年朱元璋从江南让14万富户移民，把它联系起来，就是从苏、松地区，明初的苏州府、松江府富户移民。这些要结合起来，包括凤阳花鼓，跟苏南是什么关系，想从这个里面发掘一些文化。郑濂是浦江人，也是江南啊。600年前的，包括现在，我们主动来移民，成为小岗的新村民。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结合这些，既有渊源，也是契机。”

3．外企白领董贵玲

第一次遇到董贵玲，是在大吉梨梨园边，赵家龙为我做了介绍，说她是弘浩农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贵玲董事长，黄庆昶的合伙人，负责搞生产管理。原先是无锡市一家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后来辞职来小岗村的。因为匆忙，也没有交谈，加之她戴着草帽、护袖，挎着装着纸袋的篮子，我觉得她不像是管理者，如果不是无锡口音的普通话，就是一个地道的小岗村农家大嫂了。

董贵玲出生于1974年12月，老家是四川资中县的，家中兄妹6人，4个哥哥，1个姐姐，她是老小，从出生到上学，都是在县城。她的父亲是资中县下面的镇党委书记，暑假时，她会到父亲任职的地方去玩，对农村和农业有些了解，但从未干过农活。从资中三中毕业后，董贵玲考入杭州商学院（现浙江工商大学），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1999年毕业在日资企业贵弥功（无锡）有限公司上班。开始几年她是管理制造部，后来转到技术部，一直做高管，前后10余年。2012年5月辞职时，年薪已达到20余万。她老公汪林是无锡一所中学的数学老师，女儿2017年读高二。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想做一些事，网上经常关注项目。一个朋友认识黄总，黄总当时已经入住小岗村，在招商引资。我就上网了解小岗，到小岗考察，感觉黄总是做实事的，就决定一起合作。2009年即开始投资，做甜叶菊育苗，共200万元，双方各占股50%。”

在贵弥功上班的时候，董贵玲先是每半年来小岗1次，了解一下公司的运行情况，查看、整理账目。因为日资公司管理严格，不能随便请假，她每次都来去匆匆。公司这边没有聘请专门的管理人员，里里外外全靠黄庆昶一个人，有些事情计划好了，一直无法落实。随着梨园面积的逐渐扩大，田间管理的事情逐渐多起来。董贵玲要常常过来，小岗、无锡来回跑，很累。黄庆昶一个人忙不过来，管理不到位，问题很多。董贵玲只好辞职，把无锡方面的事情处理告一段落，2013年3月正式入驻小岗村。

黄庆昶原先租住在小岗村农贸市场里面，距离大吉梨园有四五里路。董贵玲来到后，觉得住地离梨园太远，来回耽误时间。同时，梨园里面2011年栽种的部分梨树就要挂果了，果实也需要看管。2013年9月，他们在小韩庄西面大吉梨园边以110元/平方米的造价，建起了4间活动板房。董贵玲和小姑子张英一家住进了地边的板房。

2017年8月12日，说到那4间活动板房，董贵玲对我说：“现在跟以前比不算艰难，毕竟是有水井。电是通了，地面硬化了。还有1个厨房，1个卫生间，有太阳能，以前什么都没有。我就带着矿灯，住在那边。电是快的，1个月后就把它接过去了，因为电你必须要啊，不能借，也不能储存，对吧？然后水呢，开始就是拉吧，就是买的那种大桶拉点用用，确实很麻烦，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办法打了井。地面的硬化呢，因为一开始住进去的时候，东西搬进去就没弄，后来也非常忙，所以就没顾得上去弄那些，其实那个房间里面硬化也花不了多少钱。然后到去年春天，才把那个房间里面稍微弄一下。说创业艰难，那几年，在那个环境下生活，本身就是艰难。”

梨树种植是技术活，董贵玲不懂，黄庆昶从南通聘请了技术员袁邦明。袁邦明做技术指导，董贵玲跟在他后面学到很多。董贵玲还让小姑子张英和她爱人从四川老家过来，帮着干活，有个什么事情，一家人能够相互照顾。早早晚晚的，风里来雨里去的苦活累活，自己带头干，亲戚也可以跟着干，但雇来的民工就不能强求了。

原先，黄庆昶从小岗村聘请了一个叫程大发的人，作为公司的管理人员，负责管理梨园。生资购买、招募工人、出工考勤、锄草剪枝、施肥防病等全权委托给他办理。程大发在小岗当然属于能人，但在管理上责任心不强，也缺乏管理水平和技术，但因为他是当地人，话语权重一些，黄庆昶不便得罪。董贵玲以前也接触过他，来了以后，对他不满意，但又不好意思辞掉他。毕竟都是这附近的人，得罪了，就是一道阻力，对于梨园公社的发展不利。

“因为我的性格还好，遇事情不急，如果要是着急上火的，肯定早就冲突了。我住到这边刚刚1个月，发完工资后，第二天没有村民来上班了。一堆子活在那里，突然之间人都不来了，急死我了。打程大发的电话，他说自己今天有事，不能来，至于其他人没有上班，他不清楚。后来通过其他渠道，我了解到，就是程大发告诉村民们，说我另外找人来了，不需要他们再来了。我一一找到那些村民，他们又都来了。过了两天，程大发又来了。他像无事人一样，我也权当什么都没发生，但我心里确实是很难受。我想，你总归应该有自知之明，会自动离开吧。”

“他自动离开了吗？”

“当时还没有，但明显客气多了。我就自己反思，事情怎么会到这一步？觉得还是怪我们自己，人没用好，管理机制没建起来。我不能怪他们，这是我们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而且我理解他的心情，我进入的角色重在这管理了，他在这里只能出体力了。所以当时技术员袁邦明和张英老公都对我埋怨，就这样的人又不干活，还拿钱，还不让他走。我怎么去跟他们解释呢，跟他们解释也没用，因为他们不能理解啊。只有我知道，用他们那种方法肯定是不对的、不行的。我和村民们渐渐都熟悉后，就带着他们干活，挖沟、砍草、套袋，我什么都干，不就是累一点吗？我一个是带头，让大家明白该怎么干活；另外一个是我要了解一下劳动量，每一种活完成，到底要多长时间，要付出多少努力，这样以后我才好科学合理分配任务。不然，我就没有办法调配好人，管理好人。”

“那程大发干不干呢？”

“嗯，也干，有时候他挺晚了还没来上班，我就要打电话问，开玩笑说，哎，怎么还在睡觉啊？或者要干活了，都在看你呢。他来了，有时候我跟他讲，你看我不叫你来也不行，为什么呢，有工人，真的都在看你，要不然我怎么管理呢？有时候我态度也是严肃的，你看我天天都在地里干活，你不来干呢，好像也说不过去，对吧？你没来，我在这里，工人都在这边，我不叫你一下，好像也说不过去。这没办法，如果你是老板，也是一样的。以前他不来，找个理由，到小溪河去买肥料了，或者买农药什么的，依然算上工的。现在这些空间我不给他了，所以他后来提出我干一天算一天，都没有说我不干。我说可以，反正尊重你的意见。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实在撑不下去，就自己提出不来了。这不是挺好的嘛，对吧，大家现在相见，也是客客气气的。”

董贵玲的这种心境我非常理解，小岗是个4000人的村落，各种层次、心态的人都有，来到这里发展，力求每个人都是推力，而不是阻力。少数人可能成不了你的事情，但他要是横起来，往往能坏你事情。所以成功的企业，是要把每一股力量都变成推力的。“在这一点上，董总确实还是非常有智慧的。”

“也不是智慧，是没办法，我必须要用这种办法，我的个性呢反正就是不生气，然后尽量是有什么问题，平心静气地解决什么问题。那一年还有一个管理员，他中午喝了酒嘛，一起干活的还有其他工人，他可能趁着酒劲骂我的，他说董总你有本事把我开除掉好了。我说我不跟你讲，你喝了酒，我当你说酒话。后来，过后到了晚上或是第二天，他就跟我讲了，董总，不好意思，我那个心情不好，你不要生气啊。我从来都是开开心心跟他们讲话，我说没事的。我还开玩笑，我说我根本就没那个时间生你的气，我生你的气我还能待得住吗？生你的气我还不如做点其他事情呢。给他这么开开玩笑，也就一笑了之了。我对到我这干活的工人都非常好，时间长了，他们都能感觉到，所以到后来有些工人就是固定在我们这了。我后来找的带工的人叫杜永顺，60多岁，他帮助管理，联系工人。我每天跟他安排当天或者这几天让做的活，包括种稻、种麦、种藕，说过了基本上不要去看，不要过问什么的，他们会按照要求和时间，保质保量完成，有几个工人也都非常自觉。”

“这些比较好的工人，你到时候跟我讲一下，我什么时候有时间跟他们聊一聊，或者他们干活的时候也行。”

“可以，我电话跟他们说。”停了一下，她又说，“我觉得，不论做什么，都要对人好。像以前我在外资企业做管理也是一样的，那些工人也都是很尊重我，人都是相互的吧，你对他好，他肯定对你好，毕竟你尊重他，他肯定尊重你。你不要因为他是打工的工人，就低看他。”

大吉梨园是密植矮株模式，春天来到的时候，梨树蓬勃生长，野草也随之泛滥。它们争抢阳光和营养的本领，毫不逊色于梨树。人工除草，费时费力。用化学除草剂除草，又不环保。如何除草？有人告诉他们，可以发展林下养殖。董贵玲跟随黄庆昶先后考察明光、宿迁、定远等地，决定发展林下养殖，饲养鹅、鸡、鸭，既能除草，降低除草费用，又能增加收入。

第一批3000只，在2013年12月份最冷的时候进苗，没有经验，成活率不足80%，地里没草，养到68天的时候就可以卖8.5元每斤。第二批地里草就出来了，很顺利。前三批撞上好市场，盈利2万元。第四批养6000多只，量太大，下了十几天大雨，鹅在果园里一直淋雨，成活率低。到出栏时行销不好，给鹅贩子打电话他们都不来了。“此时我们意识到，养鹅的人没有形成联盟，而鹅贩子倒是形成了联盟，一个人来看过后，定价每斤6元就是6元，一点都不会往上加。你再让其他人来，一个比一个给价低，谁最先看，就是谁收，他们十分默契，而且总是迟几天来。这样一种销售方式，养殖户很少能够赚到钱。长期养殖，弄不好就会亏损。前三批鹅都是销售给鹅贩子的，利润很少。这就促使我们自己想办法，要能直接和市场对接。我从网上查询了一下现在优质农产品的销售方式，黄总又向无锡新闻界的朋友咨询，如何使我们的林下草养殖出的鹅从小岗村的地头，直接走上无锡市民的餐桌。黄总还跟我探讨，鹅贩子都形成联盟了，养殖户为什么不能形成联盟，要是成立养殖合作社，一起面对市场会怎么样呢？”

到了2015年，考虑资源平衡利用，董贵玲每批鹅只养1500—2000只，这样梨园里饲草充足，傍晚时再给鹅喂点玉米就行了。鹅的数量不多，饲养起来轻松，最主要的是饲草充足，鹅的品质好。销售不再依靠鹅贩子，自己对接无锡市场。

黄庆昶通过无锡报业集团建立朋友圈、食客群的方法，通过旅行社旅游团，到小岗来现场看，让他们了解梨园公社的鹅是在什么环境下养殖的，直接加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对接，一下子打开了销路。随着林下养殖鹅的畅销，他们又开始养殖土鸡和麻鸭，品种选择了淮南麻黄鸡和当地土麻鸭。销售方面，又建立了同学群等，在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里面做订单，通过他们再向外面拓展。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董贵玲购买了大型冷柜、真空包装机等设备。按照订单要求，适时屠宰，然后脱酸。整鹅按客户要求剁成几块分装，抽去袋里的空气，放上冰袋，通过快递发货。地地道道的林下产品，口感和农贸市场的就是不一样。有些人是来现场看过的，对于他们中上等的价位也都认可。经销中，董贵玲确保每一份产品的分量充足，比如林下鸡，每只128元，活鸡重量绝对不能低于2斤半。万一有太小的发出去了，客户发来称重图片后先吃，接着，这边会补偿1只标准的发过去。如果没有货了，就全额退款。

林下鸡蛋这种易碎品，如何保证在快递运输中不碎，董贵玲也想了很多办法。她选择了好几种塑料泡沫网套，将鸡蛋一个一个地装套，装箱后里面又用碎泡沫塞实，自己试着装车，开着跑，然后卸车，再装车，再跑，再卸，反复好几次。两天下来，再把几个装鸡蛋的箱子打开，看哪一种包装方式没有破损，终于找到了最有效的包装办法。这样，包装好了，用快递发林下鸡蛋，也就有了保障。对于偶尔出现的破损蛋，或者是因为颠簸等而造成的散黄蛋，客户发来图片后，一是按数量退钱，还有的就是下次补发。或者发去2斤黑豆，或者是其他农产品，给予补偿。这样热忱、周到、诚信的服务，常常令客户感动。现在无锡的客户越来越多，苏南的其他城市，也有人慕名前来购货了。

除掉销售林下养殖的鸡、鸭、鹅，董贵玲现在通过电商渠道，也兼卖其他农产品。600多亩的大吉梨园并没有全部种梨树，这中间还有50亩水稻。他们在其中养鸭，防治病虫害，生产出来的稻子，都是绿色的。无锡的客人来了尝过后都说好。这些稻子加工出的大米，也能做网上销售。还有就是黑豆，2012年黄庆昶推销小岗黑豆时，董贵玲也帮着站台了，天惠超市特卖会首日，董贵玲抱着厚厚一叠“黑豆吃法的介绍”穿梭于人群中，向市民介绍黑豆的营养价值、功效。她认为，黑豆之前在无锡之所以市场不大，是因为很多消费者对黑豆知之甚少。谈起小岗村的黑豆，她如数家珍，让很多人记住了，小岗村的黑豆质地非常优良，是中国品质最好的黑豆之一。所以，她发展电商了，就有人跟着买黑豆了。梨园里的一些空白田，他们种了一些黑豆。秋收后，这些黑豆也都通过快递直接发到无锡人的餐桌上了。

我问她：“你为什么不进一步扩大电商，从老百姓手里收购农产品，专门做销售呢？”

“那样就复杂了。首先，东西不是我们生产的，品质我们把握不住。其次，专门做销售，不是我们现在的努力方向，我们主要还是想种好大吉梨，梨园公社要发展连锁经营，打造360家农庄，林下养殖是副业。当然，以后我们也可以往这方面发展。黑豆直接拿回家，老百姓吃起来也是个麻烦事，我想将来不是直接将黑豆送到餐桌上，而是经过了深加工，把口感更好、消费者食用更方便，不需要他们买回家去自己煮、自己磨的成品直接送到餐桌上，这或许也是未来小岗村黑豆和其他农产品的出路。”

无锡的客人来得多，餐饮除掉小岗本地特色，应该兼顾到无锡客人的口味。留住客人，让客人吃得满意是最重要的。但梨园公社不经营餐饮，这就要借助小岗村其他的力量。2016年12月17日、18日，梨园公社联手小岗村培训中心，联合举办厨艺培训班。梨园公社各加盟农庄、小岗村5家知名农家乐、凤阳县多家单位的近30位厨师参加了培训。

无锡百年老店——聚丰园大酒店原董事长、总经理火昌晶和黄庆昶是朋友，黄庆昶委托他率聚丰园副总经理、特级厨师朱一飞，聚丰园餐饮部经理、特级厨师王卫东和特级厨师孙培坤提前来到小岗，与黄庆昶一起对厨艺培训的细节进一步敲定，以确保活动顺利完成。

17日一大早，董贵玲亲自到自家菜园和小溪河镇集市准备新鲜食材，她要求大厨们一定要立足小岗当地现有食材烹饪美味菜肴，这样做出来的菜肴就是无锡口味、小岗特色的菜肴。

参加培训的学员陆续到达，他们都是厨师，但有些人没有经过正规培训，更没有看过特级厨师做菜。大家都很兴奋。小岗村培训中心厨房里异常热闹而忙碌。几位聚丰园特级大师不厌其烦，一边详细讲解技术要领，一边耐心说清过程窍门，并结合小岗村现有食材条件，现场示范烹制既有无锡特色，又适合当地推广的，且能体现一定烹饪技艺的色香味俱佳的10余道特色菜肴。这项活动，受到了当地农家乐厨师的普遍欢迎。现在，苏南上海一带来小岗村的游客很多，农家乐要适应他们的胃口。

经过培训后，这两年可供无锡来的游客吃饭选择的门店变多了。

4．林下养殖的彭立志

2017年6月2日下午，在凤阳县畜牧局赵家龙局长办公室，我们先是聊黄庆昶。赵家龙说黄庆昶他们从事林下养殖，进行网络销售，还带动了小岗村以外的农户，典型的就是彭立志。

赵家龙说：“彭立志在白云山的几百亩林下养鸡，搞得比较早，10年前就开始搞了。他原来是在武店这边开矿的。开矿让当地经济发展了，但老百姓要忍受着环境破坏带来的恶果。彭立志就看到了原来武店这地方山清水秀，被开矿搞得乌烟瘴气，烧石灰的、搞水泥的、搞石子的，大车不停地进出，小镇里面一天到晚灰蒙蒙的。他觉得看到的现实家乡和过去的家乡越来越不一样，与他想象的、应该成为的家乡越来越不一样。他感觉越来越痛心，就从武店不干矿山，拿开矿挣到的钱，到总铺镇的白云山里面搞林下养殖，在那里潜心搞了3年。从2009年搞到2012年，发展规模最高的时候产蛋的淮南麻黄鸡，就是我们当地的土鸡，达到2万只母鸡，每天都一两万个蛋，规模很大的，但同时就面临着销售的问题，公鸡出来了，母鸡出来了，蛋出来了，都是在这个时间上市，但市场就这么大的空间，价格也低，最后就导致赚不到钱。2012年，我从小岗回到畜牧局干局长，他不认得我，通过科技学院的一个老师找到我。我也熟悉，他也熟悉，这个老师是给他做技术指导的，也就在这个办公室，把他这个企业这几年走过的路跟我讲，讲着讲着就流泪了。

“我当时就觉得一愣，忙问：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解决。他就说我这个产品这么好，为什么我找不到市场，为什么卖不掉。鸡蛋最多的时候，我和弟弟两个人，开着两辆皮卡车，拉着200多箱鸡蛋，从凤阳出发，到南京、常州、苏州、上海，绕道杭州、湖州，最后又回到南京，只在南京一农贸批发市场门口卖掉两箱。他每到一个批发市场门口，立刻就被做鸡蛋、做公鸡生意的贩子们把车围起来了，而且人家客户群都是固定的，不是因为你新来一个人，人家就来买你东西。批发市场又不是零售的，要是零售的，可能会有人试着买，批发面对的往往都是大的固定的客户群，你进去陌生的面孔，没人认你。

“我跟彭立志也讲，你这个东西是好东西，但我们农产品有个特点，想买的买不到，想卖的卖不掉。因为信息不对称，想买的找不到产品在哪，想卖的找不到客户在哪，信息不对称导致路断了，而不是你的产品不好。不是这个概念，我讲一定有去处，产品有去处。当时在办公室我给他引荐了一个人——黄庆昶，来碰撞一些灵感。第二个就是建议你到南京妇产医院去，南京妇产医院每天生孩子的人多，大多是城市妇女生孩子。妇女生过孩子后，除了产妇自己要吃大量的鸡蛋之外，孩子和其他家人也要吃。对你这个品种的鸡蛋认可后，每天都会吃，就会变成一个长期固定的客户群。产品好，信赖你，就会成为你的客户。1个、2个、3个，最终将建立庞大的客户群。我跟他讲过后，一下就提醒了他，他没有到南京去，到蚌埠三院去了。他家有个亲戚在蚌埠三院当医生。通过当医生的亲戚，就和医院妇产科对接上了。他给医院妇产科医生每人送两箱，请他们免费品尝，你们看我的鸡蛋怎么样？现在在城市超市中，地道的农村土鸡蛋很难买到。一些医生吃了，觉得就是小时候吃的农村土鸡蛋，就是好吃。通过这些妇产医生，把彭立志的鸡蛋、母鸡推荐给产妇。结果很快建立一个庞大的客户群，一下子打开了销路。结果到后来，彭立志不但自己的鸡蛋不够卖了，他反而帮助其他土鸡养殖户来卖鸡蛋。”

“黄庆昶是你介绍给彭立志的？”

“是的。过去老黄还没有开始养鸡。我介绍后，老黄他们到他的山上一看，老黄说，这个鸡怎么这么好啊？无锡那边就需要这个鸡，后来他的一席话和建议就改变了彭立志的经营思想。他们建了一个群，经常聊，后来又带动了张红英。他是先出去打工，然后又回来创业的。他们现在都在我们那个群里面，都是好朋友。老黄这边鸡不够了，鹅不够了，其他人可以给供货。当然，是有标准要求的，饲养环境如何，养多大，大家形成一个共同体来面对市场。你要是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话，市场需求来的时候，你量跟不上也不行。他们怎样结合起来呢？一个是你需要的时候，我马上集中量来投给你。第二个就是有不同的市场需求，我们互相通信息，变成了信息共享。单单从这一个角度，这一个小方面来说明，像黄庆昶他们对小岗、对凤阳、对后来这种农业电商的发展，和优质农产品走什么渠道发展，这个思路的改变，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天，在小岗黄庆昶住的木屋，我见到了彭立志。他告诉我，与黄庆昶交谈，首先是增强了他的自信心，自己的产品就是好。其次是鸡蛋要做包装，包装盒要精美，上面要有产品推介。以前他们的土鸡蛋因为量大，都是一筐一筐的，不讲究包装，也没有品牌意识。第三是可以直销和专营。直销用电商的方式，专营就是开专营店。通过这些办法，彭立志的土鸡蛋和淮南麻黄鸡迅速走出销售困境。

“是小岗，吸引来了黄庆昶他们这些人。从因缘上说，也是小岗成就了我。我虽然不是小岗人，但命运和小岗是相连的。”我觉得很有道理，他应该是新时代新小岗中的一个新元素，是小岗外延的延伸，是小岗新村民的扩展。他体现了小岗的辐射力和带动力。2017年8月27日，我们相约后，和赵家龙、黄庆昶等一起，赶到武店，去参观彭立志的公司和林下养殖。

彭立志住在武店镇顺发路，门口挂着“凤阳县白云山生态养殖场”的牌子，他和妻子、儿女都住在这里。后面则是一个院子，里面养着四五百只淮南麻黄鸡。

彭立志：我这边有两个公司，一个是凤阳县白云山生态养殖场，法人代表是我。还有一个是凤阳县武店镇洪武建材有限公司，在下面老街，法人代表是我父亲彭介文，我是股东。我现在就做生态养殖和整合生态农产品资源，原先建材这一块生意，都是我爸在做。

生态养殖我是从2010年10月开始的，养殖基地在凤阳县白云山林场，属于总铺镇，具体位置靠近黄泥铺，在凤阳皇家影视城旁边。没并乡镇的时候是属于黄泥铺乡，跟定远交界。

它和大洪山林场这几个林场都是国营的。我的实际承包面积300亩左右，但是可放养面积大概有五六百亩，因为那个地方就我一个人在那，反正就是松树林里，放养的鸡进去了，反而对它的生态环境有好处，可以带动森林生长。现在你看到栈养的这些鸡，都是从白云山那边逮过来的，方便每天发货。

往城市发，大多数是屠宰加工好的，毕竟全是森林里养的生态鸡，相对来讲这个量不是那么大，每天也就在一两百只。屠宰方式是人工。要是量大了，每天2000—20000只，那个肯定是要上设备，现在主要是人工。相对来讲人工搞得比较细、比较干净。连自己家的人在一起，忙活的有六七个人。

作者：每天都要屠宰？

彭立志：每天都要，现在基本上是订单式销售。我们天天都是凌晨5点钟起来，按头天晚上计算好的，小孩舅舅他们，就开始分级备货。凤阳、蚌埠、怀远的，我们周边的，原先要送鲜活的多数。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有50%以上还是要宰杀。当然，屠宰要是量大的话，就是超过30只往上，就是头天晚上屠宰；如果要的量在30只以内，就是早晨起来屠宰。送货的范围周边主要是凤阳、蚌埠、怀远，还有亳州，那边需要的量小；外边就是上海、苏州、江阴，最远的跑到台州。凡是要我们家鸡的都是我们家这边的人，准确地讲都是凤阳人，都是凤阳人在外地开的农家乐、土菜馆。

作者：还有苏南其他城市吗？

彭立志：目前的话就是上海、江阴、苏州、台州、南京。

作者：目前销售的主要是餐馆，那其他的呢，能不能直接进入老百姓家里？

彭立志：老百姓家里面，我正在忙这些，我跟上海那个“知青网”，还有江阴那边的一家平台搞合作。江阴那边的他跟我讲，叫什么网站，我也不太注意，也是专门做农副产品、旅游这块的。我现在就是跟他们在合作，下一步就是采取网上销售，也是订单式销售。

作者：你现在销售的猪肉，还有鸡这些东西，或者其他禽类，都是别人下订货单订购，然后你就直接去送货是吧？

彭立志：是的是的。昨天我开冷冻车送12头黑猪肉到江阴去，是我跟人家以合作的方式养的，也是在山上。别人负责养，有我的股份，我来负责销售。猪的屠宰主要是委托蚌埠那边，就是蚌埠肉联厂，屠宰手续什么东西都是他那边搞的。现在送货的，肯定都是定好的，指望你现去找，胡乱地找是不行的，肯定销不掉。

作者：那结账怎么结的？

彭立志：结账，目前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现金现货。一些固定的客户，比如像凤阳状元楼、县宾馆，这块是月结，其他的基本上是现金交易，支付宝、微信转账都行。现在根本就不存在我到你那拿钱，就是你那个货是多少钱，他马上转账给你。

作者：我知道，这只是转账的一个方式。账期呢？比如你这12头黑猪就是昨天送到江阴的，结账能不能立即就结？

彭立志：那是大润发超市，是40天的账期。

作者：8月26日，你昨天几点送过去的？

彭立志：昨天，我是中午送的，11点多钟。一般的话，超市给他们结账也是这样，这等于是我跟我朋友他们在一起合作的方式搞的。

作者：现在你跟大润发超市合作多长时间了？

彭立志：从春节后3月份开始。

作者：目前结账过几次？

彭立志：结过八九次，应该是9次。

作者：回款的环节上没多大问题？

彭立志：那没问题。对，就是刚刚往里面进的时候太麻烦，各个环节的人员、关系等方面都得处理。

作者：那你这是怎么打进去的呢？

彭立志：我跟江阴的那个朋友合作的。我跑省级客运，跑合肥到苏州、吴江的时候，结识吴江的一个朋友，本来是在超市这块负责采购的，冷鲜产品采购。

作者：后来你给他供货，前面有没有试销阶段？

彭立志：有，前期做活动，是免费的。一开始送的是土鸡蛋，黑猪肉是用电磁炉烧好，然后就在那品尝，还有老母鸡汤，做了有将近半个月，当时投入了15000元钱左右。

作者：土鸡蛋、黑猪肉、老母鸡汤，还有黄牛肉这四种产品，在那里用电磁炉现场做啊？

彭立志：基本上是早上起来给它烹饪得差不多，然后放到电磁炉上热热烧烧，他们那边的肉要是我们家人去吃，肯定不习惯。他们那个烧法不行，口味太清淡。第二次我到了那里，就按照我们家这样的烧法来做，味道的感觉一下子就上来了。

品尝活动对象主要针对的人群还是中老年人，一般都是这样。他们那边都有个习惯，老年人就是一般在五六十岁的，早晨在超市门口排队，开门了，他就先进去，想买的也是比较新鲜的。那边人闲，老年人更闲。

作者：后来就是得到认可，什么时间开始在江阴用这种方式推销的？

彭立志：3月底4月初的时间。

作者：你现在给他们每天都供货？

彭立志：不是，正常的话，一般在1个星期到10天的样子。

作者：每次从你这一块订购土母鸡、土鸡蛋、黑猪肉、黄牛肉这些货，价钱有多少？

彭立志：每次我这边将近3万元钱货，自己开车送去。

作者：江阴是这样的，苏州是什么模式？

彭立志：苏州主要就是对接那些会所，像苏州黄埔堂、慎之堂，他们都是集菜品、休闲一体化，他们经营的方式跟我们销售一样，也是订单式销售。它是限量版，会所也就是十张八张桌子，中午、晚上也都是满的，全部都是按照订单销售。

作者：他们都是订单采购是吧？

彭立志：对，正常的话，是头天晚上9点钟之前下单，他需要多少只鸡，然后第二天早晨给他屠宰好带过去。

作者：这两个都是凤阳当地人经营的？

彭立志：一个是我们凤阳半塘村的，一个是寿县的。黄埔堂是安徽寿县人经营的。凤阳半塘的那个人是唐总，叫唐思发。晚上9点钟之前下单，然后我就开始抓鸡，因为像我家这种鸡必须晚上抓，你白天抓不到。抓过之后就是晚上或者第二天早晨屠宰，屠宰过之后就用我们这边凤阳跑上海的大巴直接带过去。

作者：这个大巴是你家的大巴？

彭立志：对，就是凤阳至上海，淮南至上海的，总共是6辆大巴，每天正常的话发4班。

作者：你有这个便利条件，是其他人没有的。其他人要一开始干的时候，这物流成本受不了。

彭立志：对，还不方便，关键问题最主要的是不方便。所以一个产业能够延伸出来，那一定要有一个链，由点形成一个链条的，没有一个合理的链条，是难以运转的。我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早晨发货中午到，中午发货晚上到。

作者：这是苏州的，南京的那块怎么发货的？

彭立志：我直接送江阴货的时候，给它带过去，一般不走大巴，但有时候也走。鸡要是急等用的话，我就是给他带过去，就跟带给苏州和上海的一样。南京这个是不定时的，主要做的是土菜馆，以农家乐形式为主，目前是44家，数量上还是可以的。像在栖霞那个地方的凤阳人家，是集休闲、餐饮、垂钓一体化的，因为他有地方放，所以他要鸡，每次至少要100只以上，都是活的。那个开饭店的人，也是我们家这边的。你看我这院子里就放有四五百只鸡，这就是暂养，是为了分级准备，好看的丢下，不好看的屠宰。屠宰是在底下老街我父亲那边，因为这个地方的水不行。底下屠宰的那个地方场地大，水也多，有两口大井，待会儿你们可以去看看。

作者：活禽你怎么给他送货？

彭立志：活禽用冷藏车来送。我家冷藏车后面开有两个小窗户。使用冷藏车好，再冷再热都行，不怕下雨也不怕日晒。夏天热的时候给它定好温度，鸡子怕热不怕冷，下雪都没事，一热就死。前阵子高温我真的被搞怕了，鸡抓好放到那笼子里面，早晨太阳一出来，那一时三刻鸡就不行了。我现在就1辆冷藏车，要是调控好的话，有可能还要再上1辆，再有1辆，我就把活禽和宰杀好的分开送货了。现在正常投资1辆车，要将近20万元，我这辆车是188000多。目前我这个装备可以讲在我们凤阳、蚌埠周边，没有哪个装备能有我这个装备好。我这个车中间还有一道隔离墙，我给它拉下来之后，前面能放杀好的，后面能放活的。

赵家龙：嗯，这车的功能比较多，那黄总的货也可以走你物流走呀。彭立志：可以啊，要是每天弄好了也可以顺带过去。我就是想，要是再上1辆车，有可能要把上海的这个饭店给他弄通。

赵家龙：黄总的货弄好之后好放在那边，你一车子把他的货带到无锡不就行了嘛。

彭立志：对，可以，到时候弄好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运到。

黄庆昶：现在我们都是走快递，成本大。但它的优势是可以送到家，可以送到每一个单个的人手里，打电话到门口收。

彭立志：上海这块，如果他那边要弄好的话，我打算暂时先用我们大巴带，带过去之后他那有同城配送，分内环、中环和外环，不同的距离，不同的价格，论件，每件多少钱。我就是打算这样来做，就是针对鸡这一块。

赵家龙：比如黄总，将货都给包装好，上面也都按照物流的东西搞好，彭总把你一下带到无锡，那地方有同城配送，无锡当地的比如说圆通快递，我交给你，然后你再送，这样的话价格要低一些，而且也快。

黄庆昶：这里面至少有一个保障，能避免野蛮运输。

作者：对，确实是的，你这样子包装不容易损坏，它二次配送的就特别好，它到那边物流园就是快递员，直接就上车配送，应该会好一些。台州货现在怎么样？

彭立志：台州的货暂时也就是上个月才开始，总共送4次了，这个有点远，我也打算这段时间事情忙好了去一次，了解一下情况。

作者：送了4次货，主要是什么？

彭立志：主要是老公鸡，他们那地方真正吃这个鸡的人，还是我们当地在那发展的，像凤阳的、蚌埠的、淮北的、阜阳的。

作者：每次送货的量有多少？

彭立志：每次也就是2000元钱左右。

赵家龙：但这是开始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作者：我觉得你到台州这个地方送鸡，估计有点不行，因为本身人家浙江也有很多山场，我觉得可以投入黑猪肉和黄牛肉，应该会更好。

彭立志：关键要跑，跑也是一个办法，网上宣传也行，但是我感觉还是要跑。你宣传得再好，这个东西全国各地都有，它不尝到不行。就这样要分重点逐个击破，比如餐饮，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怀远三中对面群贤阁酒楼，老板姓李，一个小的酒楼，也就是7个房间，每天他能销售掉我的8只鸡到15只鸡。黑猪肉、黄牛肉他都要，而且还有上升趋势。就这个小小的饭店，他生意就做到这样，认可了，他就推你这个产品。我开始去的时候也就是带着鸡，带了那份黑猪肉。目前，他的黑猪肉和黄牛肉是正常用量。鸡肯定就是人家去吃饭必点的菜。而且他还不是老公鸡，我就供应他七八个月的鸡，他老公鸡卖到268元，七八个月的公鸡卖到198元。

作者：南京、苏州、江阴这些地方，土鸡蛋的销售怎么样？

彭立志：土鸡蛋的销售上不去，主要是现在土鸡蛋市场太乱了。你讲你的产品好，但是不管是餐饮店也好，还是顾客也好，都没有办法辨别。餐饮店肯定是想以最小的成本去购最大的利益，像我这些有特色的东西，如鸡啊、黄牛肉呀、黑猪肉啊，它没有办法去搞假的，顾客一吃，味道就出来了。但是这个土鸡蛋，真真假假，你没有办法搞定。很多土鸡蛋都是用花凤蛋来冒充。目前花凤蛋抵制土鸡蛋，一直到上海，尤其像无锡、江阴，你土鸡蛋没办法生存。还有哪里呢？就是江苏那边有圈养的老母鸡生的蛋，价格也比我们土鸡蛋便宜得多。

赵家龙：它上笼的，特别上笼。

彭立志：它不是上笼，上笼的就是这种花凤鸡。他那种鸡，我之前跟你讲的，在花果山那边我有个客户，他6万只老母鸡存栏，每年要淘汰老母鸡近万只。他的养殖场就那两三亩地，就是圈养，但他的鸡蛋都号称是土鸡蛋。

作者：没有标准，有标准就容易点。这个也主要是口感，可能尝不出来。

彭立志：口感，要看你是怎么来做，与烹饪也有关系。要是分辨土鸡蛋的口感，必须是水煮。要讲炒，我都试过多少次，炒花凤蛋和真正的土鸡蛋，要是我来炒的情况下，你根本就没办法来分别。除非是水煮，水煮瞒不掉，水煮出的花凤蛋，很明显就是让你感觉到下咽困难，真正的土鸡蛋吃到嘴里都香，下咽容易。但是你要是在炒的情况下，这个也在于烹饪的技巧，比方你给它稍微加点水呀什么的，你炒的火候老、嫩啊，这一调整就给它调整过来。

黄庆昶：做烘焙食品还必须要那种花凤鸡蛋。

彭立志：那种鸡蛋和土鸡蛋，它们两个的成本相差就大了。就是目前行情，鸡蛋的行情现在涨得厉害，目前花凤蛋的行情在5角5分钱，将近6角，草鸡蛋你怎么生存？你卖，那也就这样的情况。真正散养的草鸡100只，它1天最多只能生60个蛋。天一热，或者下雪，也影响到鸡的下蛋。那花凤鸡两天甚至1天能生3个蛋。你怎么搞，你跟他怎么比？

作者：你当初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大量的土鸡蛋，现在怎么就没有了？

彭立志：我现在的重点转移了，就是把这个养殖重心给调整成公鸡。

作者：那你这个鸡苗怎么能保证就是公鸡多呢？

彭立志：这个赵局长是知道的。

赵家龙：没出壳的小鸡就可以分辨出来公母，你采购鸡苗的时候就要注意，我们这边公鸡好卖点。母鸡要朝南去，过了南京、马鞍山、芜湖到苏州。

作者：我们当地土母鸡确实炖出来香。我在北京、上海、南京，包括这两年在合肥喝的鸡汤，他们的土鸡汤都比不上我们家的土鸡汤。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饲养产蛋的母鸡转为生产供应公鸡为主的？

彭立志：刚开始的时候，老母鸡这块很难销售，包括土鸡蛋。我心里面就常常深思，为什么这么好的产品居然卖不出去，造成整个产业毁灭性的一个损失。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要想办法找这个突破口。我就从我们老家这边，还有就是通过我跑商场，包括沿途无锡、苏州那边。我们老家有好多的人都在那边做企业，也有搞餐饮的，就是通过这个来看，还是吃公鸡的人多，相对来讲，还是公鸡的销量多一点。后来也慢慢地跟那些老板接触，然后就把自己养殖的重点逐步转移到公鸡上。事实证明，目前在我们凤阳这一带，养殖重点转移到公鸡这一块是对的。

作者：你车辆运输线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确定的？

彭立志：运输线路准确地讲应该是从2008年开始，就是从2008年年底、2009年年初的时候，跑上海到凤阳这一带。当时还没有禽畜这块销售，就是纯粹的跑业务，后期在这一块才有。当时跑上海的线路从1辆增加到4辆，然后跟淮南到上海的车子融资整合，就是9辆，后来又从9辆精简到6辆。跑省际客运确实是一个非常大而难的问题，涉及的部门太多，像交警部门、运管部门，还有一个当地的地方势力，经常为了利益发生争执。

作者：这里面有没有产生什么争执和打斗？

彭立志：打斗倒没有过，争执那是经常有。在起初的那个3年之内，经常发生争执，这也正常吧，结果慢慢在利益点这块协调。建设和谐社会，对吧？能够让大家都有工作，混口饭吃吧。

作者：那你现在自己养多少头黑猪？

彭立志：我的基地在霍山那边，是我们家的亲戚，他们自己家分的山头养的，也是以合作社的形式，每年至少能出栏2000头。我这边的销售量占的比例由原先的五分之一到现在的将近三分之一。我们的黑猪需要养殖周期，必须12个月到15个月之间。这个养殖周期是前提，也是关键，生态环境都是相辅相成的。速生的，肯定不好。

作者：你的这个猪肉到那边市场上一般是什么价格给他们？

彭立志：我们是以直销价方式，半片走货一般都是18—20元，分开来的话，五花肉是五花肉价格，排骨是排骨价格，前胛是前胛价格，不一样。其中，分开来卖价格最高的就是排骨，一般都在28—32元，而且我们走的还是直销价，要不是直销价的话，还会高。因为它的养殖周期是一般猪的2.5倍。

午饭后，彭立志又带着我去了白云山林场，看了那些在林间自由徜徉的鸡。

5．刘永旺的宝迪之路

一

20岁的时候，我在日记上写过一句话：我还未年轻就老了。

我比我哥刘永胜小15岁。我哥还正常的时候，家中父母都勤劳，没有什么顾虑的，生活没有任何忧虑。我哥成绩好，念的是凤阳中学，当时那个年代板桥镇浙塘村念凤阳中学的就我哥一个人。我哥是1969年生人，学习很厉害，我很崇拜他。但是他学习，我不学习，读小学的那几年，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念过来的。在我遇到挫折、懂事之前，一直就是这个想法，我哥去念书、去奋斗、去干大事，我在家陪父母。后来我哥在凤中念高二突然回来的时候，我好像就知道一些事情了，不知是打架还是怎么的，毕竟年龄差距大。后来我哥就精神不好了，听说学校老师都感觉很可惜，说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家里穷，先天性心脏病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我爸经常带着他去看病。这些都是我爸我妈后来跟我讲的。

一个农村家庭出现这样的事情，像天塌了一样。我父亲带着他到处跑，去治疗。后来我哥突然就离家出走了，那一年，我父母就跟疯了一样到处找，家里就我奶奶和我姐带着我。我哥个子高，一米八三，长得又帅。只要听到哪里死人了，不管严寒酷暑，不管路有多远，我爸妈都要去看看。那时我小，一天到晚在家就是磕头，求哥哥和父母能早点回来。

1年后我哥回来了。记得当时是夏天，他突然就回来了，我高兴死了，抱住他的大腿，生怕他又走了。后来我哥就不出去了，一直在家里干活，很孝顺。我们家规矩很严的，我爸不回来，不准吃饭，吃饭时坐桌子是主次分明，不会乱。即使我爸没回来，他的那个位子也是要空在那里的。我哥一直维护着这个规矩。家里日子渐渐又正常了。

我上初二后，知道家里很困难，因为我哥要看病呀，还要借钱，我老爷（和我爸是堂兄弟）帮我家多，我老爷家富裕一点。我大姑家过得更富裕一些，也经常借钱给我家。我老爷经常带我哥去看病，但我哥不认为他自己有病，他力气大，没人能弄过他，我爸也弄不过他，只有我老爷能弄好他。我感觉家里太穷，就不愿念书了，想出去打工。后来我妈就哭，说你不念书我们家就一辈子翻不过身。当时我爸就有点儿消极了，说随便你。但我妈一直就是没放弃。我被我妈劝回学校，念了几天，还是不念了。

到肥西跟人家干瓦工，那时我只有15岁，但我有体力，干农活不在话下。当时是跟着我们庄子里的一个叫小魏的人（现在已经去世了）一起的，37.5元每天，我比别人晚上多1元钱，老板讲我干活爽、体力猛。那时是我人生中最苦的一段。我15岁时150多斤，打工时打得只有130斤了，干得瘦下来我都没感觉到。那里白天干，中午到12点，太阳厉害，热得不得了。晚上加班要到半夜，感觉好黑暗。小魏就跟我讲，大亮（我小名叫大亮）你要别人钱，别人就要你命，这就是生活。那时我天天写日记，后悔以前没有好好念书。

1个多月后，我妈带信说家里有事，让我回来。回来后，才知道她是又要把我送去上学。我心里一下子亮了，把家里之前没念的书两个星期里全部都背掉了。之前上小学就是逃课，没有人管，上小学唯一被老师表扬的那次，都好笑得很，一辈子都忘不了。我数学考73分，被表扬了，因为我从来不学的，天天在教室后面玩呢，突然老师点名，73分在班上排在前10名了，从来没学的人考73分。重新回到教室后，数学跟不上。中午别人回家了，我就到数学课代表桌上，把所有好的数学作业本都看一遍。我每天都看，对照题目思考，做作业，就这样，不知不觉间，我成班里第一名了，大家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后来班主任叫我到办公室，把我训一顿，讲你数学是抄的，我当时不知道考第一名，我问老师考多少分，有没有比我考得多的，结果是第一名，年级并列第一名。我觉得我脑子是够用的。心里就有底气了。数学第一名了，后来其他课目也都不错了，成了学校的一个传奇，从倒数5名到前5名。

人不能穷，一穷就遭罪。我正在专心上学，我妈却从板车上跌下来，家里都没有钱带她去看，疼啊。是收麦子的时候，我天天回家做饭给我妈吃，然后再去上学。从学校到我家有6里路的样子，就这样一路跑，有时跑得都吐血。我当时没有想到要带我妈去医院看病，就是穷，没有钱，没有主心骨，母亲就睡在床上。睡了有两三个月吧，我妈才能起来。妈这样，让我很难过，一考试就紧张，发挥不出来，结果中考没考上。补习了1年，才考上高中。

我当时没考凤中，是临淮中学，成绩是班里的十几名，我的优势课目数学也就考120多分，想考以前那样130、140的，难考了。所以在高中，虽然自己拼命学习，但没考过班里第一名，最好的是第五名。可能跟自己的学习方法，还有智力有关系，确实不是优秀的那种。那时我从来没向家里要过钱，天天带咸菜到学校，我妈弄的花生米炒面很好吃，几个玩得好的同学就喜欢搞我的炒面吃。高中一到假期，就出去挣钱了，打工，干保安。记得还到昆山迪欧咖啡店干过一个暑假。我哥喜欢下象棋，我从7岁开始学象棋，有时假期回家也跟他下棋。2005年高中毕业后，我考入安徽科技学院动物科学学院动物医学专业。

二

到大学了，我眼界大开，意识到自己身上有缺点，内向，不爱跟别人交流，不爱跟女孩子说话，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入大学前，我就定位不考研了，因为家里条件不允许，我大学毕业必须要挣钱。但是大学毕业后，就凭我这样的心理素质，能就什么业呢，哪个也不能要我啊，见人家女孩子就脸红，和人家沟通交流思路就混乱，脑子一片空白，这个状态不行啊。我决心锻炼，强制性锻炼，所有中学同学都没有想到我变成现在这样的心理素质。我强迫自己报名进学校学生会，我也不知道学校里有老乡可以帮助，关照一下能方便进去，就知道自己要好好努力。我去报名，上去做自我介绍，结果介绍得一塌糊涂。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事前想好了，上去了脑子却一片空白，但是我还是坚持讲了。我就讲我的衣服。因为家里穷，学费是贷款的，进了大学我还是穿高中时的校服。我看着我的高中校服，就讲校服，想象着以往的事情，就漫无边际地讲，讲了一通下来了，当然没有进入学生会。

军训期间，我的思想很混乱，感觉高中老师跟大学老师不一样。有个杨老师启迪了我，在军训快结束时，我们要开会，他给我们做报告，我听了后想，还有这样思想的人。之后我就默默地想变成他这样的人。学生会招聘的事没成功，但杨老师在会上讲的话，我知道他是无心的，但我听了就有心了，他学了当时一个小品的口头禅，叫“我是流氓我怕谁”，他的意思是警示凤阳人，不要欺负外地人。我是凤阳的，我告诉自己一定不要欺负外地人，我也放弃在班上竞选班干部。因为军训得了一个优秀学员奖，老师看我不竞选，有点看不明白，就让我干了一个心理指导员，因为班里没人愿意干。

我象棋下得好，动物科学学院一年级没人能下得过。后来我想成立一个象棋协会，因为学校没有象棋协会。具体怎么干呢，我就想，模仿那个社团联合会的组织构架，组织一些同学，成立机构，任命会长、副会长、生活委员，反正是确定了8个岗位。之后就是招人。我家那时正好农忙，我请假回家了，就叫了寝室几个人办，他们棋下得也不错，定位为副会长孙涛，在学生公寓下面摆两个桌子，招人，只要是会下象棋的都招来。有什么事他们打电话给我。那时我买了诺基亚的手机。

我的老式诺基亚手机是我表嫂带我去买的，100多元钱，我非常感激表嫂，到现在我还是用当时的号。当时也不知天高地厚，都以为自己象棋下得好，结果他们打电话说：还有女孩子比我们下得好，你来啊。我干完活就忙着回去了。一个女生跟我下，我很小心，结果她不行。女孩子毕竟是女孩子，跟男生下棋，你只要有章法，她真下不过你。我们招了很多会员，然后就组织比赛。当时没有人管我们，操场地方大，我们就在那里比赛，这样一下子惊动了学校里面的社团联合会。先是我们写了一个申请到校社联去，意思就是我们要名正言顺，加入社联，结果被我们院社联卡了。他们找我们谈话，晚上把我们搞到社联办公室，我一个，副会长孙涛一个，还有一个生活委员，我们几个是下象棋最好的。到那里，那些高年级学生就劈头盖脸凶我们。“你们可知道你们是非法组织？是违法的，是要受到处分的吗？”我坐在那里没吱声，孙涛吓死了。那时我什么都不懂，不知道他们是狐假虎威，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搞，但我就是不吱声。社团联合会会长后来说，这个象棋协会，编入我们社团联合会。你们的领导机构，只留两个人，其他都撤职。我一听，当时火就上来了，我们8个人一起混的，现在老三都在那坐着呢，叫我变成两个人，不是开玩笑吗？我说不管，至少要3个。会长拿腔拿调地思索一会儿，好，就3个。现在回想，真有些可笑。

之后我们组织了全校规模最大的一次象棋比赛。当时是交会费，我让他们收的。下面副会长和那个生活委员统计报名，收会费，我当时定的好像是5元钱。比赛过后就把这个钱部分奖励给前3名，还买奖品奖励其他人。组织活动，钱怎么花的，全公示出来，很规矩的，组织得非常好。结果第一名、第二名我和孙涛都没有资格，干不过人家。学校1万多人里面，还是有高手的，特别是外地的，有个大四的人，棋下得真好。我跟孙涛两个在16进8的时候被淘汰了。因为参赛人多，刚开始就是一局定胜负，一直杀到32进16的时候，才3局2胜，从8进4的时候就是5局3胜，因为越到高手的时候就越不能一局定胜负，风险大呀，我们考虑都很周全的。后来前3名全部给高年级人拿去了，大四的那个人，还有二、三名，大三的拿去了。当时第一名奖励800元钱。那很轰动啊，大一的带大四的玩，就这样名气上来了。

不久，辅导员就叫我当班长了。

我一直感恩我的安徽科技学院。大一下学期我被叫到校团委办公室，进去一看，很多人，直接开会，跟我们讲，你们都很穷——那时我每天伙食费只有3.5元。学校现在有一个给凤阳周边的小孩辅导功课的项目，是教育部出的钱，每小时10元钱，每个人是2000元钱。这对我来说是不小的收入呀，2000元够我1年生活费，我肯定干呀。不过也有人不干的。后来给我分了1个，去公交小学认了个小孩，叫小杰，四年级，我就带他。天天晚上去带，没有课就跑去带，到凤阳体育馆那边，然后学校就补贴了我这个钱。学校还创造机会让我们勤工俭学，要给人家养猪场打工。所以我很感恩母校，没有母校，我不可能走到今天的。

勤工俭学的科技三下乡活动，我是队长。一开始让学生会的一个副主席当队长的，但那孩子不去，可能家里条件比较好，不愿吃那个苦。科技三下乡就是吃苦的事，后来我就当队长，队员有文法学院的、植科院的、生科院的，总共4个人，被派到钱萍家去。钱萍是兴农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号称凤阳县的养猪“女状元”，获得过全国“双学双比”女能手、安徽省劳动模范、安徽省青年“五四”奖章等一大串荣誉。她老公叫王应昌，夫妻俩都很能干。一开始是原队长打电话给钱萍，结果人家说不需要，意思是学生来干不了什么事情。当时是暑假，原队长不干了，学校就安排我对接钱萍。我把号码要过来打电话，死皮赖脸地缠着她，我跟她讲是学校安排我们来的，这是我们的一个任务，如果我们不去，就是没完成学校交给我们的任务。你跟我讲你的地址在哪，哪怕我们到你们大门那里看看，要能进去呢就进去，我们也就把这件事了结了。她听我这样一讲，就同意了。我就带着那3个人去了，当时讲没有地方住，她的意思还是推脱。我讲能进来就行了，住的话我们自己想办法。你到人家门口，人家怎么可能不让你进呢，后来一相处，钱萍这人还是很好的一个人，只是她有意考验我们这些大学生。

当时来1车玉米，就叫我们干活，我认为这是她的一个管理方法。我还怕干活吗，场里工人也在，叫我们一起卸货。还没到吃饭的时候呢，可能就九十点，又热，夏天嘛，那就是干，我带3个人干。当时就吓跑掉1个，生科院的，也不怪人家小看我们。干过之后，钱萍叫我们吃饭，吃过饭之后，植科院的是凤阳城里的，说家里有事，我先回去了。只有那个文法学院的跟我一起干，他也能吃苦，我们一开始扛不了那么大的包，160斤的玉米包呀，我们两个都是抱的，扛不好。上午干完，下午是机料子，要用3天的量。两天后，文法学院的那孩子干不下去了，讲家里弟弟在动手术，要回去。人家也不能留他，人家讲你去，搞好了再来。他私下跟我讲，我实在是睡不好觉，一闭上眼，耳朵就是嗡嗡叫的机器震动声。钱萍当时在饭桌上跟我讲那个回去的人不会来了，我还圆谎说人家是因为弟弟动手术，会回来的。后来我就一直干，干了多长时间我忘掉了。学校原来讲，是1个月的科技三下乡的，后来没到1个月，可能就20多天，有个地方要抗洪抢险，叫我回来参加抗洪抢险，我只好走了。临走时，钱萍跟我讲，你回去搞过了之后还要来，我给你发工资，600元。当时我们下来时，学校讲不让我们收钱的，是义务的，1个月结束，钱萍也知道，学校跟县团委对接的。

抗洪抢险结束后，我也没有意向要留在那。后来她找我，毕竟600元钱啊，学技术啊，是养猪场，我就去干了，从大二到大三，寒暑假就去，帮她干活。那时我很自信，打料子，配料子，我带着钱萍的父亲一起配。猪的料子我都不要上秤的，一拿就知道多少斤。我一人卸过10吨料子，干得我腰都抽筋了。我明白，光立志还不行，必须在毕业前干出来一些模样，才能迅速挣钱，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到大三后，还有1年时间，钱萍给我开条件了，叫我毕业到她那里，年薪5万元，她给场长都没开到这个价。她想叫我干外面的事情。当时我也没答应，我是学生，也不懂谈条件，但也没拒绝她。毕竟那时我才读完大三呀，感觉这事还很遥远。

三

大三末，学校就安排实习了。通过在钱萍那里的锻炼，我成为学校绝对主力，让我当实习队长。我可以到钱萍那里去，但我选择去宣城，到华卫集团去了。这个集团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禽肉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全国家禽标准化生产综合示范区示范单位、全国黄羽肉鸡20强企业，董事长兼总裁叫赵卫平，在业内很有名气，我想到那里长一长见识。学校安排的实习公司还有一个河北省的，在种植这一块是很厉害的，当时实习协议上是有工资的，好像是1200元每个月。我问班里的同学，他们都想去河北。我也想要工资呀，但不能把机会搞到自己手里呀，毕竟是一班之长，我就让我们班的其他人去了。华卫也有一份实习协议，上面没谈实习工资，只是说干得好会有相应的报酬。讲真的，你去实习，是要借助人家的平台锻炼、学习，管吃管住就行了。我带了班里动医的5个，另外还有预科的4个，总共10个人去华卫了。

一开始孙涛他们先去的，我在家帮父母干农活。我确保约定时间报到就行了。孙涛去得早，先去华卫总部，在宣城经济开发区，住宿条件很好，篮球场很漂亮。到那打篮球，他们都喊我老大，在电话中喊老大快来，这里有篮球场，这么漂亮，这里实习好唉。我当时正在家里场上翻场呢，就跟孙涛讲，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实习的。我去后，晚上老板叫我们吃饭了，我们10个人，还有搞行政的副总，管人事的这些，还有老板的驾驶员刘兵。刘兵跟我们年龄相仿。那天晚上我们都没喝酒，刘兵他们喝酒了。孙涛他们早来的，前天晚上就跟刘兵一起打牌，很熟了。我来了，大家饭后又回到宿舍去打牌，打着打着，刘兵就流眼泪了，他讲，兄弟们呀，你们在这享受一晚上，明天就要下去了。我们也不知道下去搞什么，对吧。当时我们听了以后，也没什么感觉，觉得刘兵有点醉了，就早点休息了。

第二天9点钟的样子，1辆大巴车把我们10个人拉出了宣城。10个人里面，有两个女生，在距离宣城近的杨村场，先把她们和另外两个男生放下，后来车子在山里转来转去，转到一个地方停下叫我们6个人下车。一抬头：上海市军天湖监狱。当时我脑袋一蒙，那几个同学就想掉头走。大巴车驾驶员就笑，他叫黄子武，后来也不在那企业干了，他说你们就在这吧，我走了。

方场长来了，给我们做了简单介绍，才知道，这监狱前身是地处福建省的上海市地方国营闽北农场，始建于1958年6月。1962年6月因战备需要迁到现址，定名为上海市地方国营皖南军天湖农场，主要承担劳动、教育、培养劳教人员的任务，共收容劳教人员12000人。1974年4月起开始收押犯人，同时冠名上海市第三劳动改造管教总队。1996年6月改称上海市军天湖监狱。这个地方是原来的第五大队，因为犯人迁走了，华卫租下来办养鸡场了。同时租下来的还有第六大队。

住宿地方是栋十来间连着的空房子，连床都没有，东西就往地上一放，就叫我们干活了。也没发工作服，我记得特别清楚，孙涛，家里有钱啊，他说他这一身1000多元钱。又是阿迪达斯，又是什么名牌，但那也要干。我那时治他们治得狠呐，我们来了，不能给学校丢脸，我讲了，白纸黑字签上的，你就不能不干。不就是50天嘛，一个假期，有什么呢？养鸡要垫锯末，从仓库里往鸡舍里扛，我们上来就干这个。锯末袋子上全是粉尘，倒的时候更是粉尘飞扬，脏，呛人！后来实习结束，回到学校，我对孙涛说，我当时也有想走的心，但我不能表现出来，我是队长呀。我从小到大没见过监狱，你给我搞个军天湖监狱里待着，那学生的心理是受不了的。

方场长要求我们先扛锯末垫鸡舍，再把散放的锯末全堆起来，说完他就走了。我们扛锯末，35摄氏度的高温，一会儿工夫，全身都湿透了，脸上沾上锯末、灰尘都花了。现在我还很感恩老板的嫂子，在那当门卫。她端了一大缸子绿豆茶，给我们喝。那孙涛比谁蹦得都急，说渴渴渴。我们几个人就把一缸子绿豆茶给喝掉了。那么热的天，大仓库里又不通风，以前都没干过这样的活，鼻子里、嘴里都是锯末。凉凉的绿豆茶，那感觉就是幸福啊。

干完了，到中午了，终于有人喊我们吃饭了。吃过饭，一看床来了，我就安床，安好床就想休息一会儿，一个大房子里住六个人，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窗子就是那种钢网子，钉在上面，中午又没有扇子，根本睡不着。他们带了一副扑克，也不睡觉了，几个人找个阴凉地方打牌，打过牌下午又干活。正好老板娘来看我们，我告诉她，没有电风扇，又没有蚊帐，晚上怎么睡觉啊？老板娘就立马叫人买，晚上的问题解决了。后来就叫我们从这个房子搬到一个小一点的房子，那里有个养猪的大爷，在一起睡觉，七个人住同一个房间。我们搞了个大电风扇扇风，中午、晚上也能睡着。实习就那样开始了，天天清晨4点就起来去铲鸡屎了，当时脑子就没有其他的想法，天天就是被叫去干这个干那个，晚上的时候还干。就一直那样干。白纸黑字签协议的，我认这个理。当时就想，只要有人能干下来，我就应该能干下来。

老板娘在五大队也养了点猪，一开始我们没管猪。因为华卫集团是养鸡的，我们就跟着学养鸡。后来老板娘的那个猪生病了，没人会打针。上面来了个兽医，问了才知道，他叫李亚林，也是我们科技学院毕业的老前辈，他不能天天在这打针呀，是上面请过来的，他是饲料场的老总。场里没人会打猪针，于是就找我。小刘，你安排一个人给猪打针。其他人都不会，那我去吧。我有在钱萍那儿的底子，打针算什么呢？我到那去，把针拿过来试试，对着猪一针打下去，李亚林有些吃惊，唉，不错噢，这不错唉，打得怪准的。老板娘也看到了，说你就跟着这个老头给猪打打针，那边的事情干完了，就帮这边搞一下子。这样，我那边带着他们养鸡，这边呢就给猪治疗。

适应了一段时间之后，稳定了，大家的心绪也都稳定了，就给我们分任务了。我们6个人，3人一组。我带着动医的两个人一组，动科3个人一组。结果，我们这一组养的成绩是华卫集团有史以来最好的。另一组有点小插曲，那年正好是办北京奥运会吧，他们晚上去看奥运会去了，没有注意降温，小鸡热死了不少。我们这一组呢，什么都是做得最好的，老板眼光敏锐啊，什么都看在心里。上面一来人视察，就把我们作为标杆，好多人来看。问我什么数据，我回答什么数据，一点儿都不打盹。这里面有不少专家，都很称赞。有一次，我在铲鸡粪，老板娘说，小刘铲鸡粪的时候，这些鸡都不怕小刘，都往小刘身边靠。

这样，赵老板就打算重用我了，在临走的时候找我谈心，叫我回去帮他物色像我这样的人，等大四招聘的时候来带我们。其他人他没看中。那边几个孩子，说真的，我也很生气，我搞不住。后来我给学校刘书记打电话，那边两个女孩不适应，老早就回去了；男孩呢，闹着要工资。我就感觉这个不应该，我想他要在我这个团队里，我就要狠狠治治他。但我这几个人带得好，老老实实的。我们坚持到了实习最后一天，把实验数据全整理了出来。

四

大四快放寒假时，赵总打电话给我了，他那个宣城口音，我也听不清，大致意思是场里有困难，你就一个人过来吧，另外两个人不要了。另外两个人原来是讲好的，招聘时赵总没来，我就另行安排他们到上海源耀公司应聘了。我有个师兄在源耀，他亲自来要我。我当时想去南京天邦，结果我把那两个要好的人弄源耀去了。

我崇拜的杨老师跟我说我不适合做销售，适合搞管理。那时华卫集团承诺学校，让我去干场长的，我实习回来之后，老板就跟刘书记沟通了。杨老师让我去华卫，他们当时考虑的是华卫没有我们学校的人。后来我跟老板沟通了，我讲我从事这个行业，时间上就不自由了，比方讲春节不能回家陪爸妈。我讲这个春节必须陪父母过，后来我就陪父母过了春节，年初六去华卫了。

正是华卫很困难的时候，杨村场得了禽流感，损失很大，然后老板又生病，动手术了。我去了后，叫我干六大队场长，我没有推辞。老板对我不错，工资之外还给我补贴。在我实习期间，钱萍曾找到学校团委，说要把我留到凤阳，到她那去，我都没同意。到现在我都没联系过钱萍，我感觉到伤了人家。我当时对她讲我现在还是学生，还不能去，结果我到外面去了。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毕业了，我要到外面去见识见识，我最终还是要回家的。我当时到华卫集团的时候，跟老板讲的也是干5年。我离不开家，那时我哥还没去世，我的目标就是为我哥。我要跑外面去了，我哥的生活怎么办呢？华卫给我的工资是2500元，暗补我500元，老板给老板娘、儿子买了鞋，都给我买一双，那鞋我记得，是耐克的，当时要值五六百元钱。我跟他大儿子一般大的。他很关心我，问我谈对象了没有，我说没有。他就说对象的事他来安排。我跟老板定了5年协议。我不想骗人，5年以后，我要走。后来我走了，老板心里受不了，跟我发火，叫他儿子来找我，到小岗来找我。我也是有些伤感的。

我当时胆大，天不怕地不怕。六大队那边很乱，地方势力太强了，其中有个姓王的，他哥哥在五大队那边。他们兄弟都是在外面混世的，有一个在监狱关了20年的。我在五大队实习的时候，他哥哥就跟我较劲了，跟我掰手腕。3秒没要我就把他扳下去了，他不服，再来，还是不行；越来越不行。他们干不过我。因为在五大队降住这些人，在六大队才会好干的。后来我干了4个场的场长。我想了一下，不是因为我的专业知识多优秀，而是因为身体原因。我到六大队，姓王的弟弟从外面买了几元钱一斤的肉，直接拿到六大队场门口，30元一斤，50元一斤，不要不行，强买强卖。这些事情是我后来知道的，场长交接时我都不知道的。我来后，这个姓王的开拖拉机跑到场里，横冲直撞地要拉鸡粪，问鸡粪多少钱，问会计，4.5元一包。他装过之后，不给钱，会计被欺负惯了，怕呀。他不给钱，我不让他走，后来他被我逼得给钱。付完钱了，他又往车上装几包。我讲，再上就5.5元。你来场这样搞，场还算场吗？那时场小啊，就十六七个人，没有门卫，我手指他，我讲，你要再装就是5.5元！估计他听他哥讲过我，愣住了，多余的包不敢上了。他心想我以前来拉都不要钱的，却要我给你钱。他回去后找他哥，后来他哥带他到我这儿给我道歉，就相互认识了。我跟老板谈过的，老板把场交给我，那我肯定要对老板负责。

夏天，鸡热得要死，又卖不掉，周围邻居我打电话，给他们送点。后来我在小岗跟张总也讲，干场长要把邻居关系处好，处不好，干不好工作的。那个场很脏很苦，吃的水是从井里打上去到房顶水池里的，水池从来没人洗过，水都是浑的。我在那个场就干半年多，我就找当地的一个姓刘的人，他是专门负责自来水的，我答应他让他老婆来场里干厨师，叫他把自来水接到场里去。工人看到自来水很高兴，说我是他们的恩人。人少，大家就要像跟家人过日子一样。条件那么差的一个场，我干出华卫集团最好的成绩。后来又调我到条件好的场去干场长。4年不到，我干了4个场的场长，成绩都很好。

后来集团的扩繁场出事了，我又去那当场长。那个场人很多，外地人也多，原场长是四川人，管不了。这个场一共有300多亩地，里面有9个单区，还有祖代场，我去之后，上面又建了育雏场，等于是3个场，我开始是做胡文兵场长的搭档，我们有分工的，我分两个场，他分一个场。其实胡文兵是主场长，他是跟老板一起干的，这个人也很有才，我们配合了有一年多，他为人很好，后来他逐渐放手，把担子交给我，就不怎么管了。

扩繁场是非常锻炼人的地方。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心有点飘，因为被迅速提拔嘛，提得太快了，所以培养人确实要有一个过程。我去之后就开会嘛，100多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场面。之前在学校时对着几百个学生演讲的能力是有的，后来到华卫来干，把这个能力丢掉了，不常练就丢掉了，因为在干六大队场长时十六七个人，五大队场长时20多个人，养猪场30—40人。结果扩繁场有100多人，一开会，一餐厅满满都是人。我开会会拿本子拿笔，讲话时手抖，我就给自己下线了。因为我之前飘了，认为自己很牛。那个会让我认识到了本质，认识到了我还要继续努力。

从五大队调到扩繁场的那个时候，2011年，我哥刘永胜去世了，这个对我打击很大。当时我没对老板讲，但心里对老板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呢，这个是注定了我要从宣城回来的一个根本原因。我是6月底的时候，提出我要回家。我哥每年都要去两次医院，就是过年一次，6月一次。老板非说他要去四川引种，叫我等他回来开过会再回去，我们一般都是在6号开会，也就是要在7月6号开会，我要6月30号回家，他没让我回，我想，开会在6号，不还有几天嘛，那我就等开完会之后，再回去。结果开完会的那天晚上，我哥去世了。

因为那个会很大，整个华卫集团的中高层领导都要参加，要开一天，每次开完会后要聚餐。回场后，人就疲劳得很，睡沉了。晚上11点来钟家里打电话给我，我没接，3点的时候我被电话吵醒了。电话里我姐讲我哥快不行了，叫我赶紧回来。我听讲话声音不对，我问我妈呢，就听到我妈在电话里哭，我知道麻烦了。后来我二娘把手机拿过去了，因为我姐说不出来话了，亲人就是这样的。二娘说你回来，家里出事了。我那时就知道是什么事了，人全醒了。我什么都没拿，到门卫那，跟门卫讲我家里有事，要回去了。他看我在淌眼泪，忙说你去吧，去吧。我一路直奔火车站，那个火车站离经济开发区有几十千米呢，我一直跑到那个省道，才想起来打出租车到火车站。在火车上，那时天亮了呀，我给直接管我的吴总发个信息，吴总没回，老板老半天才回。当时我很焦急，毕竟是场长回家了，很多事情他们要协调一下。我在家待了有十几天，把家里事情处理好了才回场。

我哥去世对我打击很大，弄得我找不到方向了。我一直就是为了我哥，什么都敢搞，只要不是违法、违犯道德的，再困难我都不怕。我腰椎间盘突出那么多年都没治，从我十五六岁那时干活累，我都能坚持过去，我感到人生就是在苦难中前行。我的牙在大学打篮球时打坏了，之后去治，里面被医生丢了一个棉团子，一直难受，我都忍着。几年了，直到从小岗宝迪出来干销售，才有时间打点我自己。我去医院一看，医生说你这里面还有一团棉花呢，多少年，大学时2008年时搞的，到2016年了才去拿出来，我都能忍过去，我不会跟人家讲我疼，我要去治，我没有钱，我的钱还有用。只要能站着走路，我就不害怕，我就是这种心理。我现在培养我老婆的承受能力，我害怕我哪天真正把她丢下来了，她受不了。我哥去世半年，我连方向都没有了，都不知道干什么了。

我哥去世之前，我都没找过对象。那时有个小女孩子天天追我。到我哥去世近1年了，我想我可以谈对象了，我爸妈也需要呀。那时也不小啦。

在扩繁场干到2012年6月底。在这期间还有一个我比较亲的人去世了，就是我大姑。当时家里哪个都不敢瞒我，后来我老姨父去世时他们瞒我了，我老姨父生病的时候我回来看过老姨父的，看过之后去世就没跟我讲，他们害怕影响我的工作，但大姑他们没敢，因为我大姑走得突然。后来我大姑火化的时候，我到一个地方一个人哭，我想想就哭，我想我活着是干什么，这么多亲人去世了，然后，就感觉到要回老家来。我妈因为我哥去世了，精神也不好。人一精神不好，听力就会下降，我在那边干场长，一年就回来一次，都是过年才回来。打电话，我妈也听不清楚。加上我大姑去世的打击，那我肯定要回来了。

2012年母亲节第二天，我写了一个辞职报告给老板。老板很惊讶的，老板要提拔我干技术部经理，场里的8088车让我开。他让我父母到宣城去，房子也给我搞好，在宣城市里。我父亲想种什么地，场里那么多地，想种多少种多少，大门随时给他开。我一听吧，这应该行啊，我不就是想跟我家父母在一起，天天能看到他们嘛。老板也跟我讲，他对下面那么多总裁都没给这个条件，唯独你。我要征求我父亲意见，老板给的条件太诱惑人。在宣城买一套房子对我来讲，房子太遥远了，穷得叮当响，场里的车还给我开，还提拔我到技术部干经理啦，那工资又高啦，级别又高了，这多好啊！老板本来想培养我5年之后来干这个岗位的，可能看我这个辞职报告一交，等不得了，要加快节奏。老板有自己培养人的方向和节奏。我跟父母讲了老板的好意。我母亲讲我儿子到哪我就到哪，我母亲是贴着我的，我父亲不干。我父亲讲我哪都不去，我家里这么好，我到哪去。第一次沟通失败了。

第二次，老板给我拖了，本来辞职报告一个月嘛。5月16号交的辞职报告，老板给我拖到6月中旬，找我谈话，讲他要到北京去，搞公司上市的事情，再给我干半个月，就拖到6月底了。就那，我都没跟场里任何人说，我害怕影响场里的人。我当时的手机号尾数是0001，老板娘是0000，老板是0002，后来这个手机要交给老板的，他不要。回家后，这个号码一直没丢，让我姐用了。我走的时候，几个要好的人在一起吃饭，他们都淌眼泪了，我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后来云南的一个小伙从那边找过来，硬要跟我干，差不多5年了，现在还在宝迪场里干。

老板一直拖，一直拖到他回来，还没给我答复。期间父亲给我打电话，那天是父亲节，我不知道。我母亲是家里的弱势群体，我哥去世后，我的注意力就关注到我母亲身上，我父亲是强势群体，不需要我去关心他，所以父亲节我都没考虑到，也没想到还要去安慰他。他电话中说，我不影响你发展，你在外面好好干，我跟你妈两个在家里可以，你妈要想跟你去呢，就叫你妈跟你去。他跟我讲话，语气明显地含有火气在里面，我当时就火了，我说你们不过来，我肯定要回去的，你不要讲了，我要回去！我语气特别强硬，电话挂了。第二天，我才发现是父亲节，我想这老头真厉害，他选这个日子打电话给我讲这个事情，我赶紧回个电话给他，我讲对不起爸，语气重了。因为我也很急呀，我不对，我赶紧给我爸道歉。

从那时起，我总结出一个经验，人与人相处是要用心的，就是父子、母子，你都要用心处。因为我做管理，就习惯总结一些东西，用来反省自己，来教化场里的人。我也跟场里的人讲，要用心地跟别人相处，到一起就是缘分，你不用心，你处不好，就是你父亲，你也处不好。从小，我父亲就讲我哥孝顺，我不孝顺。我经常和他对着干，比如开拖拉机，他说开不过去，我就能开过去。因为以他的眼光，他感觉开不过去，但我能过去。抽水的时候，饿了，他非要回来吃饭，我就要把水弄好了再回来吃饭。我跟我母亲的性格相似，我母亲干事有一种把自身置之事外的那种精神，就是自己有点困难有点苦，都能忍，感觉到无所谓，我感到我这样的人，活不到多大岁数，因为好多苦都憋着。

后来老板只好批准我辞职了。我答应他多干半个月。

五

父亲让我休息半年，他意思是我累了，半年后再找工作。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知道我还是很穷。在华卫写过辞职报告后，我是挂一份简历在网上的，结果好多公司找我，常州的、南京的、蚌埠的。我当时的心狠掉了，就是心硬掉了，我母亲、我爸、我家最重要，以家为中心20千米以内找地方是我的目标，不论什么工作，我认为我什么事都能干。后来才感觉到害怕，因为我干了那么多年的场长，换工作，就不得力了，就是没资历了，技术用不上了，一切要从头再来，也就管人能用上。很多人说太可惜了，都反对我换，因为在那个行业我的确做得很好。我师兄师弟们都知道我，都找我，要我去，科学院的老师都问我去哪，都知道我离职了，可惜了，毕竟在华卫是出成绩的。

我是6月30日到凤阳的，7月1日就到小岗宝迪上班了。安徽小岗宝迪种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公司占地面积600亩，注册资金8000万元，是天津宝迪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现在已经建成为现代化循环型原种猪养殖基地。在写过辞职报告后，我来这边面试过一次，可能是在6月初的时候，那时我母亲身体很差了，瘦得不成样，我特地回来看她。宝迪是张守石总经理面试我的，让我来当总经理助理。当时很多公司给我打电话，我最终选择了宝迪。因为小岗离我爸那里只有19.5千米，如果当时多于20千米，我也不会来这儿的。我那时心都铁了，就20千米。

张守石1982年出生，比我大两岁，张家口农专毕业，河北秦皇岛人。从2003年一毕业就进入天津宝迪公司，从饲养员开始干，养了半年猪。他和普通员工一样，掏猪粪、冲猪圈，什么都干。那时候，猪场的条件很差，猪舍升温、保温都靠烧土炉子，晚上11点多还要进去加煤。天津的猪场旁边是连绵的玉米地，玉米棒子已经掰掉了，但玉米秸秆都还站在地里，冬天的晚上风一刮，“刷刷……刷刷……”的，从宿舍到猪舍，晚上一个人去加煤，心里惶惶的。有一次，一只兔子突然窜出来，吓得他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就这样也不能退缩，还得去加煤。每天加完煤，回到宿舍，都是12点多。第二天早上6点不到又起床，到猪圈扫猪粪、添料、加煤。现在的猪舍和以前的猪舍是天壤之别，很多体力劳动都通过机械来解决了。

小岗宝迪这边，张总是2012年来的。当时宿舍没有建好，租老百姓的房子住。后来宿舍建好了，搬进来住，没有一条硬化的水泥路，整个厂区就是一个荒山头，光秃秃的，一下雨，地上十分泥泞，鞋子常常被陷掉。最初，自来水没有接通，日常都是到下面一个蓄水池里提水上楼洗漱。张总是非常能吃苦的，我以前不大服人，和张总在一起工作，我服了。我来到时，场区的绿化、硬化已经完成，但生产区的员工宿舍都还没有建成。

张总一开始让我去天津，我不干，因为我的目的很明确。我要是能离开家，就不必从宣城回来了。又叫我去江苏，我肯定不愿意，我不跟他讲理由。我没必要把家里的事情跟别人说，我不像有的人在网上搞个捐助什么的，我人生有一本账，一辈子就这样过，我认为人一辈子的滋味都不可能一样。要体会全这个滋味，一辈子就过去了。张总面试我的时候，对我印象比较好，毕竟干过场长，养猪我虽然没有在大企业干过，但在钱萍那实习过。我曾在的华卫集团的4个场，没有出现过任何重大疫情和安全事故，这是我管场的核心，我会把生产安全控制到位，我也会把员工的安全控制到位。每次开会，第一就是员工安全，不但我注意员工安全，而且我教怎么做才会避免意外。因为喊口号，大家都会喊，但你要教人家怎么去做。我认为管理就是教别人怎么做，这是我多年总结的经验。

到小岗宝迪上班后，我头一个月一天假没休。因为我新到这儿来，什么都不懂，张总给我这么好的机会，我要珍惜。当时我都不知道总经理助理是干什么的，认为就相当于秘书一样，不就协助总经理干工作的嘛。天津总公司人力资源部刘黄全给我打电话，跟我讲，恭喜你，刘总。我不太习惯，他说你知道你要干什么吗，我讲张总讲了呀，总经理助理呀。刘黄全讲，这个总经理助理，就是生产经理，场里的二把手，很厉害的。他都没想到能让我干这个，我也没想到会让我干这个。我到岗后，管了好多事情，包括工程科、项目部、外面人资等。

宝迪是非常繁忙的，尤其是刚来的那一段时间，我一直住在公司里，7个月没回家。20千米不到，别人无法想象。我爸妈想我的时候，就来场里找我。我认为能来宝迪，我是从天上掉到馅饼里了，是上天给我的机会。上面来检查工作，我拿大扫把带着工人扫大路，门口到主干道的水泥路。我扫的时候心里是快乐的，因为这是我家乡的路。我扫之后就有荣誉感，我很感恩这个企业。

刚去的前3个月，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因为宝迪的文化太丰富了，宝迪的员工手册就是企业文化的体现。我刚来的时候，自以为很厉害，很快感觉到心里不平衡了，因为换一个行业，隔行如隔山，不懂的东西太多。我先是把公司规章制度看了一遍。很多问题你没人可问，因为你级别很高了。怎么办？每天晚上工作忙完了，就把公司的信箱打开，那里面有公司成立以来反映问题的意见，还有每一条意见的处理和回复。我研究每封邮件，通过1000多个问题和相应的处理意见、处理过程，我把各部门的框架全部研究透了，没用3个月我就研究透了。

3个月后转正了。转正是有些困难的，要举行面试听证会，上面总裁包括小岗宝迪张守石那个级别的都不能参与。面试是通过视频远程听证，专家都在天津那边，我提交转正报告，专家就报告提出问题，我来解答。另外还有3个月来自己处理过的工作，也要进行考量，都很考验人。好在很多问题我都研究过，还有些事情自己亲自处理过，面试如期通过。

那天晚上自己觉得很庆幸，能进到宝迪这样的企业。我充分认识到，什么叫企业，我以前干的企业跟这个企业，简直就是小学生对大学生。还有一个我认识到，大学毕业后一定要去大企业，就是去扫厕所，也要去大企业，不能到小企业干个场长，认为自己不得了了，这样就亏了。不到宝迪，我还认识不到这一步。因为大企业就是知识的海洋，你就跟海绵一样去吸，就要在那里丰富你自己、锻炼自己，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成长。这是捷径，在一个小企业，你永远是干不出大韬略来的。现在学校安排学生到我这儿实习，我就经常跟他们讲这些。

宝迪公司2012年4月29日进猪，从美国引进263头杜洛克种猪。第一头母猪产仔是2012年11月8日，产11头猪仔。之后，母猪就陆续产仔了。到了12月，我就接手管理这一块了。种猪的生产区是隔离起来的，当时生产区的宿舍还没有建好，只能住在车间的栋舍里，和生猪在一起。已经是冬天，饲养员也都住在栋舍。这些栋舍里的母猪大多数是临产状态，需要跟踪守护，一旦产仔了，要及时清理现场，该加温的要及时开启加温设备。不然就有可能造成仔猪死亡或损失。每天夜里，我都要巡视几遍，夜里一两点、三四点的时候，我依然起床去查栋舍的饲养员。3天下来，他们都不敢大意了。我不查，有些人就会偷懒了，结果是仔猪冻死掉了。我经常去查，一查他是睡着的，就搞醒他。有两个人，老是睡觉，我老是让他起来去巡视猪，他后来就不愿意干了，跑回家了。通过这样的严格管理，我们留下来了一批责任心强的员工，仔猪的成活率就高了。到2017年，种猪扩繁基础母猪是建场之初的40倍，成为宝迪集团的核心育种场。宝迪其他8场的种猪都是小岗宝迪提供的。

六

我回来后，我母亲身体很快好了。2014年我找了个对象。以前的对象分手了。本来我就没有过多考虑这些事情，我那时很天真，谈一个对象就要结婚。但后来跟我想象的不一样，那时也没想到人要包容一点，以前的那个对象也很优秀，只是我们这个家庭不适合她，她在宣城那边算富裕家庭，我家这比较穷一点。在宣城时，老板不是说要给房子嘛，谈对象后，就在宣城定居。那时要买房子，我哪有钱买房子？我毕业后，给我哥看病，然后还银行贷款。没有攒下什么钱。有老板的话在那里，房子倒也不愁。

促使我分手的是有一件事让我生气了。我们到她奶奶家去，她奶奶在那做饭，她奶奶年纪大了，她呢，在那吃瓜子，我讲你去帮奶奶做饭呀。她不干。当时在她家，就她奶奶，其他人也不在，就我们三个人。她父母在外面打工。我就去帮她奶奶做饭去了。我到奶奶那陪奶奶做饭聊天，我认为这是我们做晚辈应做的。

我帮着奶奶烧锅。坐在灶门口，我心里想，奶奶在做饭，你都不来帮忙，到我家里，你会做饭吗？你不做饭，我无法忍受，但是我不能这样发火。这些事情连我母亲我都没讲。那个女孩子就跟公主一样，很漂亮的，有一米七的样子，配我是绰绰有余啦。我那时把她当成公主一样，天天哄她，生气了，我一哄就哄好了。自从那件事之后，我就铁了心了，因为我感觉到，我们不是一条道上的。我不会娶个媳妇让她伤母亲心的。现在我老婆回来，一看到我妈在做饭，就立马上去帮忙，我妈高兴地说不让弄不让弄，她俩能一起弄。我感觉这就是过日子嘛，开心才是一家人嘛。后来那个女孩生气了，我就不哄，我坚持原则。我认为万事有先有后，不能为了老婆放弃父母，放弃原则，2012年我们就分手了。

在小岗宝迪稳定半年，家里就催着谈对象呀，厂里人呢也介绍，但我哪有时间来搞这些事情呢？在生产区轻易不能出来。后来也巧，也该我老婆跟我一起遭罪。我一个高中同学张静，她从上海打电话给我，问我可结婚了，我说没有。可谈对象了，我说有人给我介绍对象，大多没有时间去看。前段时间，有个女孩子见面说我年龄大。她讲我给你介绍一个，你别看其他的了，你等我回去啊。我本来就没有时间，当然就等她回来。张静从上海回来后，让我去看，公司又安排我到山东出差，就一直拖着。从山东回来，这个事情拖了有两周多了，张静又打电话给我，我觉得不能再等了，就在一个周末去看了。女孩子叫张银银，很朴实，我觉得是过日子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张静问我怎么样，我说还好唉。她说那你就和我妹妹交往吧。我不由一惊，怎么没意识到张银银是她妹妹呢？她俩长得不像，张银银长得高，有1.68米的样子，张静1.6米都不到。以前高中同学的时候，我们都是前十名的学生，有点交流，但是没有想过什么事情。张静知道我是什么样人，张银银当时没看上我，是张静在她面前极力抬我，她才同意的。

之后我们就交往了，大家相处得很愉快。我父母催着叫我们结婚。具体到办婚礼时，他们觉得结婚是一件大事，千万不能仓促。张银银他们家想两家在一起办。我好说，我爸呢没讲好，非要在我家办。她家没有男孩，平时张银银在家是老二，她家父母喊她二子二子，听起来就像是儿子儿子。我就跟我爸商量，两家在一起办。我手上钱不多，没买房。2014年之前，我哪能挣到多少钱呢，刚刚到宝迪来两年，之前在华卫干的钱要还账，还要给哥哥治病。所以结婚之前就十几万，可能所有的钱全部集到一起，就在13万这个样子了。我姐姐后来也接济一点给我，简单装潢一个房间嘛，其他的都没搞。

买房的事情，我态度很强硬，我讲就这个本钱，结婚的钱我不会让你家出。我以前出人情一向手大，我同学、朋友，一般礼钱都重，礼钱是能回来不少。婚礼过后，可以作为启动资金啊。当然，这是未知数啊，把这道理跟张银银讲，她不干，还坚持要买房。后来他们讲买房可以出12万元的首付就能拿到了。我能理解呀，这个没有问题啊，这12万元首付不给你，那女孩子随便结婚了，假如有个变数，她就什么也没有啊。但我手里就这么点钱，我给你了，我怎么办这个婚礼？后来她姐打电话找我，她要协调啊，首付也就没给她了。我都糊涂到什么程度，说真的，我对不住我老婆。我俩订婚的时候，凤阳有个习俗叫“万里挑一”，就是给女方10001元钱的红包。我不知道，我订婚时没给她钱，因为我手里的钱是预算好的，我老婆到现在就认为我当时是装傻，不时地会提到这件事。我确实是后来才知道。因为是张静介绍的，订婚搞得很简单，原先是同学，好讲话。

后来就拿我手上的钱办婚礼了。婚礼后，我答应张银银以后所有的钱都给她，我一分钱都不要。我感觉，一个女孩子跟我结婚了，什么都没有，确实对不住她。我给她承诺，2015年买房，我虽然这么穷，我个人从没找任何人借过钱，要么就是向银行贷款，那是学费钱。我算过了，2015年我可以在凤阳交首付，完成她一个心愿，我讲，我会把房子的名字写你的。这之前之所以没有买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看其他地方房子都降价，凤阳老是不降，买了会吃亏。对市场，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2015年，在蚌埠，房价降到极点的时候，我就去谈了。我反复地谈，后来谈下来了，好像是五六月份的时候，才3700多元钱每平方米，就是在海南明珠，高铁站旁，98平方米。我老婆高兴得不得了，房有了，而且是她的名字。

张银银原先是想在凤阳买房的，现在在蚌埠买了，她当然高兴。第二个，就是能把房价谈得这么低，因为我有同学和朋友也在海南明珠买房的，他们都是4000多元每平方米，我3700元就谈下来了，张银银感觉我很厉害，会把握时机，这两点她非常高兴。现在那个房子都涨到六七千每平方米了。那个房子买了之后我们没去住，我爸妈在板桥镇浙塘村上塘顾庄，他们不可能去。不过，我后来带他们去海南明珠看了房子，他们都很高兴。她爸妈在凤阳外环置了一套房，他们家没有男孩，张银银又在凤阳上班，老三在合肥上班，张静在蚌埠。所以呢，我们就跟着她父母住在凤阳，张银银上班方便呀。

我一直住在公司，结过婚后，还是管生产，要住在生产区宿舍，隔离状态，平时出不来。我是管生产的领导，要求员工做到的，我必须首先做到。宝迪的行业规范要求是从隔离区出去后，回来就要洗澡、消毒。在外面吃饭的，还要在专门的留置区等两天，等外面吃进的东西消化完了，不会带入病菌了，才允许入内，很麻烦。所以在里面搞生产的，能不回家，尽量不回家。作为一线搞管理的领导，你不带好头，叫下面人给你拼命干，怎么可能呢？特别是我这样的，员工应该天天看见你。你回家了，那些云南的、河南的、湖北的、陕西的员工，他们要休假，能行吗？他们心里不平衡，肯定干不好事。结婚后，我依然是一个月也不休一次假。一段时间休一次，一到两天，是回凤阳好呢，还是回我爸妈那好呢？我不可能不回我爸妈那儿去的，这就很矛盾。我老婆呢要闹离婚，她的确很委屈。这刚结婚就要离婚，我哪能这样呢？就给公司请求调岗了，我讲我调出来搞销售。

宝迪养殖事业部总经理高荣玲不放，她是管全公司养殖的。她讲你可以回家，只要你不往菜市场去，不往养殖的地方去，回家不要吃猪肉，上班不影响就行了。我不知道高总意思是不是给我特殊待遇，让我从家再回来就不要隔离两个晚上再进车间？隔离后再进车间，这是规矩，我一直是守这个规矩的，高总即使为了我要破这个规矩，我能破吗？我肯定不能破。我说这个真不管，我作为现场管理者，我肯定要做表率给员工看。如果我不隔离了，就没法管别人。我是真没法，才要求调岗的。

调岗的事情拖了近半年。2016年春节，张守石总经理说回家跟母亲过个年，因为他从毕业进入养殖企业后就没回家陪家人过过年，十好几年了，就跟我在宣城的时候一样。你干场长，不可能过年回来的。这是我们干养殖行业的一个行规，春节尽量让员工回家，领导能留下来的尽量留。畜禽不过春节，它要生长，一顿不能少吃。春节没有主要领导在岗，容易出事情。我们基本上是过年之后，别人来了，自己再回家过个正月十五。但张总没有走，总公司那边有要求，子公司的总经理春节必须留下。我也没有回去，和他一起在公司管理生产。

春节后，2月份的时候我回了一趟家。回公司后告诉高总、张总，3月份必须把我调了，不调的话，我老婆真要跟我离婚了。因为我们不是自己谈的，结过婚后又长期不回家，感情得不到稳固，就感觉不太真实。高总只好把我调出来干销售。我不再担任总经理助理，转任销售经理。这样，周末我就可以回凤阳了。

七

我管生产3年多的时间，对于整个公司的种猪、仔猪状况都很熟悉。所以干销售也比较容易，我本着一条原则，公平交易，任何客户来，我都到现场介绍情况，带着客户挑选，绝不以次充好，不欺骗任何人。我的真诚和替客户着想赢得了很多回头客。加上2016年行情好，销售业务仔猪和肥猪在一起，一个人完成销售有1万多头。

干了一段时间，高荣玲总经理从天津过来视察，跟我讲，你搞销售相对轻松一些，把放养也给做了吧。放养是宝迪公司这些年探索的一条“宝迪公司+家庭养猪场”的产业化发展模式，按照“八统一”和“四固定”办法，和农民家庭养猪场进行合作，进行大规模的养殖。“八统一”就是统一供猪苗、统一供饲料、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防疫程序、统一回收、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统一全程追溯；“四固定”是指仔猪价格、饲料价格、疫苗价格、回收价格全部固定。这样，农民家庭养猪场就可依托我们提供的从猪苗、饲料、兽药、防疫再到育肥猪回购的全程技术服务，降低了养殖风险和入市交易费用，还能提高产品的品质。

这种方式对养殖户和公司是双赢的，但对于养殖户，公司必须进行前期考察，不是随便一个农户来要求放养，公司就会同意的。我们有一套科学而严格的标准，首先，农户要有合格的圈舍，也就是一个小型的养猪场。养猪场的建设标准要符合宝迪公司的要求，要有全自动喂料机、猪舍地暖、降温水帘、通风机等先进养殖设备，若是有高标准的漏粪地板就更好了。同时，还要有化粪池或者沼气净化设备，以使粪便对周边的环境不会造成污染。这些要求分为卫生防疫、栋舍情况、洗栏消毒、保温设备、栋舍温度、降温通风设备、饲喂设备、环保设施、道路等9个方面，45条具体标准，其中有19条又是必须具备的。凤阳境内的一些农户，以前做过养殖，但因为防疫、市场等诸多问题，亏损的人有不少。我在考察中，对硬件条件的把关开始并不是很严，主要是要考察这个人能不能干，有没有责任心。同时要求每头猪要交100元的风险抵押金，这一点是必需的，不然对农户一点制约都没有。制约才能产生责任心，制约才能让他只能干赢，不能干输。我第一户放养的人家叫马明春，是小溪河上章人。他的圈舍的硬件条件很勉强，周边环境也嘈杂，防污设施等很薄弱。但马明春人很勤劳，不怕吃苦，是干事的人。我了解这种情况后，就大胆地给他放养了。

他家的圈舍容量是320头，按照当时市场的仔猪价格，320头要15万元左右，而他只交了32000元押金，这些猪苗就拉回来了。而且，饲料、兽药、疫苗都是宝迪提供的，不需要他掏钱，等到猪出栏销售时，统一结算就行了。马明春算了一下，要是他自己搞这么大规模的养殖，没有25万元的投资，肯定是做不来的。而现在，准备4万元钱就全部搞定了。5个月后，马明春的300多头猪育肥出栏销售，结算掉饲料、兽药等费用后，每头猪，他得到200元劳务费。半年不到挣了6万多元。马明春紧接着继续饲养，第二批猪，每头猪获得了180元劳务费。2017年，市场行情低落，马明春养的猪，每头还获得了120元的劳务费。

小岗村的周术之，2017年下半年才进入放养，500头猪，春节前结算。由于是第一次养殖，育成率只有92%，加上市场进入低谷，每头猪的劳务费有168元，总劳务费收入79000多元。周术之夫妇对此十分满意。现在尽管生猪行情已经进入这几年来的最低谷，周术之还是信心满满地又运进500头仔猪继续养殖。有宝迪这样负责任的企业，他相信能够抵御市场风险。小岗的其他农户也有想要放养的，但圈舍问题都达不到标准。

2017年，整个凤阳县和我们进行放养合作的农户有29家，育成肥猪近60000头。武店磨山的沈怀信一年出栏4000头；大庙镇的王洪周，一年出栏3000头；总铺镇哑巴店的段继成一年出栏1800多头。放养方式让相当一批农民找到了迅速致富的门路。2018年生猪市场形势十分严峻，凤阳县依然还有23家农户和我们一起进行放养合作。段继成一户就是2000头的规模，他打算全年出栏4000头。有宝迪这个坚强的后盾，他们坚信，没有什么市场风险是抗不过的。

2016年宝迪出栏大小猪9.6万头，2017年出栏11万头。在小岗，宝迪公司起到了很多引领性作用。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猪品种改良。由于杜洛克猪品种优良，现在小岗宝迪每年能生产销售优质种猪15000头以上。种猪产仔使我们周边区域的猪的品种得到了极大改良。杜洛克种猪和当地母猪杂交，产出的猪仔有以下优点：1.种猪的体型有很大改善。当地猪肚子大，屁股尖，卖不上价。而杂交后的猪体形丰满，臀部肌肉发达，让人明显感到瘦肉率高。2.饲料转化率也是有改善的。2.8千克转化为0.5千克，而土猪的料肉比高达3.5:1。3.生长速度快。土猪一般要养1年才能出栏，而杂交猪170天至180天就可以出栏了。

第二，养殖水平提升。一是表现在对于猪生长温度的控制。二是基础设施的变化。农民猪舍的选址、建设、设备的选择，都逐步走向规范化。用锅炉升温，地暖升温，水地暖效果更好。温度低，猪的生长速度就慢，能量都转化为御寒了，且体质差，好生病。夏季用风机、水帘降温，防止猪中暑。

第三，环保意识增强。放养合同里对于环保就有明确的要求，粪便不能随便排放。还有环保补贴。环保设施必须配套，才能同意放养。在养殖过程中，一直跟踪监督，发放环保补贴。环保方式有各种形式。有的是沉淀池，沉淀池的粪便还田。武店、刘府那边用沼气池，都是跟周边的种植户结合。蔬菜大棚、果树、庄稼使用沼渣，不用化肥，对农产品的品质都有所改善。

第四，防疫水平提高。以前防疫不系统，但现在按防疫规程做，就比较全面了。以前养殖户在有问题时重视，不出问题时往往不重视。但一旦出问题就迟了。现在放养的养殖户都按照防疫规程来做了，由公司派出防疫兽医，养殖户配合，定期防疫。

第五，食品安全方面，首先违禁兽药、违禁添加剂严禁使用，休药期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执行。

第六，合作养殖户抗风险能力提升。公司带着他们发展，规避了风险。当然市场行情变化会造成养殖户利润变化。这几年的情形也很明显。2013—2014年，行情低。2015年开始回升，2016年达到高峰。2017年价格又有所回落。5月份生猪降到6元多每斤，中间曾经上升到7元多，后来又降到了6元多。2018年春节后更是降到了4元多，这就使一些小的养殖户无法抗风险，往往会承受不住亏损，最终倒闭。而与宝迪合作，就避免了这种风险。

另外，小岗宝迪生产的饲料，虽然使用的原粮大多是东北玉米。但其他的配料、麸皮是当地的，主要是凤阳、明光、怀远、固镇等地的。每年要使用4000吨，价值接近700万元。米糠、大豆油都是当地的，米糠每年在800吨，价值140万元，大豆油需要400吨，价值260多万元。这其中许多是下脚料，如果不能及时转化为饲料，就会成为废料，基本上没有价值，而宝迪却使它们产生了1000多万元的价值。

宝迪公司现在用工96人，其中近50人是凤阳人，每年支付他们工资达到220万元。而小岗村的就业者有17人，每年能有70万—80万元的收入。加上运输、季节工、锅炉工等，每年的纯收入也要30来万元。每年小岗人从宝迪公司拿到的现金收入也要超过100万元。这些比起出远门打工要方便多了。

对于小岗村，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养殖规划区，让更多的像周术之这样的养殖户走进规划区，通过宝迪的放养合作创造财富。当然，2018年生猪市场的行情很不乐观，但这是暂时的。市场就这样，有波峰，有浪谷，关键是多占据波峰。

6．金小岗訾庆顺

2018年3月22日傍晚，在滁州市长乐小区，采访了金小岗农林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訾庆顺。

你问我为什么来小岗，因为我怀揣着一个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收获的梦想。

我是山东泰安市人，1965年出生，从小生活在城里，最初的工作是泰安市印染厂的技术员，后来在市纺织工业局下属的泰安市时装公司任总经理。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下海了。1997年的时候成立了泰安市财源祥服装公司，之后发展了服装厂和洗衣厂。接着进入房地产。这些企业让我赚了一些钱。进入新世纪以后，受到寿光的影响，我开始关注农业，觉得将来中国农业产业是一块巨大的利益蛋糕。在北京、济南的一些超市，我发现了车厘子，也就是从美国进口的大樱桃，销售特别火爆。通过进一步调查得知，泰安地理气候适宜，自古就有种樱桃的传统。20世纪60年代德国教授沃纳·格仑普等以几种樱桃属植物进行种间杂交，选育出的吉塞拉系列多个优良的大樱桃矮化品种，味道甜美、成熟期早、市场需求量大。1990年以后，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王家喜所长引进种植成功，市场前景看好。2005年，我考察了1年，2006年毅然放弃了经营正红火的服装企业和房地产，以种植大樱桃为起点，全身心投入到发展现代农业的创业之中。

万事开头难。我原先对庄稼活一无所知，为了掌握种植技术，更新经营观念，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学知识、看资料，还东奔西跑拜师求艺。先后利用几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市场考察，到济宁、滨州、青州等十余个苗木基地进行实地学习取经。接着，我直接从德国引进矮化大樱桃良种，引进美国种植技术，实行“高起点建园、高标准育苗”生产，很快建起了400亩地的大樱桃园。园区从第二年就开始产生效益，从德国引进的矮化大樱桃良种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吸引了河南、陕西以及澳大利亚、欧洲水果协会的专家们前来参观，赢得了他们的赞誉。几年的创业下来，我由门外汉变成开发农业的优秀管理者，获得了高级农艺师职称。

2007年6月，我创建了泰安圣田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林果生产、苗木繁育研究推广，这是一家集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化公司，被评为“泰安市第五批农业重点龙头企业”。

现代农业必须注入高科技。科技运用和科学的管理方法让我的创业之路越走越宽，继大樱桃之后，我又发展了蓝莓等多种作物的种植。在园中开辟了60亩的中药材试验园，其中有丹参、四叶参、紫草、何首乌等泰山名贵药材，成为当地发展泰山中药材的试验基地。园中100亩的速生杨九成以上在4.5米以上，实现了当年扦插就达到国家一级苗的标准。我从美国加利弗尼亚州引进7个扁桃新品种，开创了国内平原地带种植扁桃的先例，我的种植园很快扩大到1350亩。

跳出农业看农业，以创新的思维发展现代农业，是我成功的一大秘诀。创建泰安市圣田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后，我制定了“2551”发展思路，即建设两个观光采摘园、五个种植基地、五个研发中心和一条深加工生产线。争取在三年内打造一个集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农业化产业集团，把单纯的农业种植园发展为生态观光园。我的生态观光园一开始就按国际化标准运作，目的是打破陈旧的种植观念，改善原有的种植结构，以品牌化、规模化做大现代高效农业，带富一方百姓。泰山旅游是泰安独特的资源，公司结合泰山大旅游，重点发展了观光生态旅游，让游人游完泰山再来赏樱花、采樱桃、摘蓝莓，成为泰山旅游的又一品牌项目。

在泰安取得初步成功后，我想，泰安只是一个旅游城市，不是农业城市，没有农业的品牌，也没有农业的高地，要做特色农业特色，打出影响不容易。我要找一个高地，有利于发展农业产业的地方。我先后到了延安、韶山、大寨、井冈山，还有华西村，后来还去过河北阜平，那些地方都没有找到适合发展的空间。这种情况下，我才来到小岗村的。2008年大年初三，开车来的。那年正好也下大雪，10年了，2018年又下大雪。那时候沈浩还活着。我找沈浩，沈浩和我握握手，简单聊几句，对我说，他太忙，让关友江接待我。当时，我围着小岗村转了一下，看到了蘑菇大棚，里面种的是双孢菇。在蘑菇大棚里面遇到一个叫苗娟的人，还有她爸爸，说做得不错，村书记沈浩很支持。我觉得小岗村真有想干事的人，一深入了解，苗娟他们还不是小岗村的，能在这里干，觉得这地方是能来的。

那一年很冷，我去的时候，路边水塘里结着冰，地里的小麦青青的。对我们种樱桃来说，只要能够结冰，能种冬小麦，这个气候就行，不能违背自然规律。2008年我前后来了几次，对当地土壤、气候、环境做进一步考察。结果觉得小岗村这地方，第一是天蓝、水碧、云白，土地没有污染，环境好；第二是老百姓朴实而贫穷，渴望致富；第三是季节比山东早5—10天，你看现在柳树开花了，山东还没有。樱桃能够早熟，早熟就能多卖钱。另外，我觉得小岗是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能在这里创业是一种荣耀。

当时小岗村周边没有建设开发，就村东有一些蘑菇大棚，空间广阔。我回到泰安，抓紧办理注册手续，想注册“小岗村”品牌，结果注不上。和朋友们合计了一番，我注册了“金小岗”“银小岗”。通过两年努力，我注册成功。注册完成之后，我又来了一次。那时候胡锦涛总书记来过了，小岗村大变样，建了大棚，一些企业入驻，道路也变宽了，基础设施好了。我一看，好地方都被别人占满了，小岗村没空间了。

我想深入了解小岗村情况，经常在网上搜小岗村新闻，结果搜到了黄庆昶。他是无锡人，来到小岗后，沈浩很欣赏他，让他担任村主任助理。我和他沟通得很愉快。听说我想来投资，黄庆昶就给我介绍了赵家龙。我直到今天也一直认为，赵家龙是非常优秀的人，一是水平高，二是有事业心，三是为人很正直。他是我来小岗结识的第一个好朋友。听我说没有发展空间了，赵家龙说：“怎么可能呢？”他给我一一介绍、分析周边环境，让我看到了村子北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这以后，在赵家龙的帮助下，我来做试验。做了3年。2009年到2011年，在钱海小岗培训中心教学楼后面的地块上，种了大樱桃，种了蓝莓。投资了几百万元下去。不做实验，盲目投资不行啊，这些农作物能不能生长，长得如何，没有底。3年下来，果实产量、味道都不错，觉得可以干。试验完了，我雄心勃勃要过来投资，却遇到了磕磕碰碰的事情。一气之下，我回到泰安，不想再来了。后来是当时的凤阳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王祥，立刻跟着去泰安，请我再来小岗。我被他的诚意打动，2012年春天又来到小岗。

我们首先成立了凤阳金小岗农林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由山东省泰安市圣田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和我个人共同投资1亿元注册，我是法人代表。金小岗公司流转土地2300亩，与小溪河镇政府签订合同拿地。土地由镇政府对接农户，支付他们土地流转费，每亩每年700斤二级粳稻，按照国家粮食收购保护价折算资金，并随着国家保护价的调整而调整。这两年，水稻价格上涨很快，700斤二级粳稻每年的流转费显然很高，公司压力很大。当然，得实惠的是农民，我们奉献多一些，也没有什么关系。5月21日，我们如期举行了金小岗农林科技产业园奠基仪式。

我来小岗，第一个不是为了要钱来的，第二个也不是要项目来的，我就是要按照自己的理念，依靠科技手段，发展现代农业，做好自己的事情。我把公司经营范围定为：花卉、苗木种植批发、零售，园林绿化，园林、花卉、苗木、林果组织培养以及农林产品的技术服务。公司规划建设成集科技研发、工厂化育苗、标准化果树种植、生态化养殖、综合能源转化及旅游观光等“六位一体”的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以“健康行为、健康农业、健康发展”为宗旨，打造科技、健康、高效、安全农业模式，促进现代科技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

2012年开始建设，土地深翻就花了1200多万元。前期基础设施建设、平整、改良、苗木培育、农业设施建设等工作，加上土地流转等费用，第一年我们就投入了3000多万元。第二年，种植美国大樱桃800亩、蓝莓200亩，还有3000多棵樱花、碧桃等。

遗憾的是这一年大旱。旱到什么程度呢？种上的苗子，差不多全旱死了。安徽有好人，谁呢？市政府副秘书长薛玉苍，到我公司一看，葫芦也死了，蓝莓也死了，大樱桃也快死了。这些果树苗木很贵啊，要是全死了，这样下去，四五千万元就白花了。薛玉苍跟金力副市长汇报，金市长立刻安排县里，调了三辆消防车，两辆洒水车，拉水进园区抗旱。这让我很感动。这时候，金力市长到我那去，认识了，后来又认识张市长，就是现在的张书记。那一年感觉很好，他们领导又到山东，上我公司考察，到那一看，哎哟，你的公司在山东这么牛啊。

滁州市委、市政府领导们看我在山东还有些人脉，就让我帮助筹集“滁州市山东招商会”，这个会是在济南举办的。张市长、人大副主任、金力副市长、各部门一二把手、各县市区一二把手，去了六七十人。在泰安，全程我接待的。我把泰安的我的公司，有代表性的种果树的、种蔬菜的、种有机菜的、村级经济很好的村，都带着他们看，外资企业、农业企业都看过了，让他们了解泰安的农业产业化。到了第三天，才在济南开了招商会。走进圣田农林的大棚，犹如步入大型工厂车间，大棚内的光线、温度、湿度、空气均为自动化控制，科技含量非常高。当时张市长说了一句话：“首先感谢訾庆顺，没有訾庆顺，我就不知道我们的科技农业差距这么大，更不会到山东来招商。”那天，安徽省的老乡都来了，都在会场里，大家都觉得这也是对安徽的宣传，参加这会议很好。从那时候起，市委、市政府对我更加关心、支持。我心里感觉很好。

2013年种的很多苗死掉了，2014年又种，却又遇上大涝。2015年再种，先旱后涝，损失很大。这时我们才知道，小岗的气候、土壤和山东区别很大，前几年在培训中心的试验地块范围太小。陆陆续续的，我们才摸索出经验，又花了1000多万元，对区域中的沟渠等进行改造，注意蓄水、排涝，现在园区抗旱排涝的能力大为提高。在我们园区务工的大多数是当地土地流转给我们的农民，高峰期那两年，我们用工量每年400—500人，这两年，每年也有100多人，他们每天工资60—100元，很多人的年收入都在2万元以上。

我把大樱桃、蓝莓都引进到了小岗，还想着把树莓也引进来了。

树莓是一种外形酷似葡萄藤的水果苗木，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将其称为覆盆子，是人体可吸收植物SOD最多的水果，具有美容、抗衰老的作用，不仅是天然的阿司匹林，还是预防癌症的。树莓有“黄金水果”的称号，售价高，国际市场需求巨大，亩产效益在2万元左右，是大田作物的15—30倍，在中国国内栽培面积不断扩大。农业部高度重视树莓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已将其列入国家“948”发展计划。由于树莓不易保存，在树莓的产业结构中，深加工厂是必须具备的，鲜果冷冻厂，果汁厂，树莓果酒厂，果脯、果干等深加工配套企业的建设必不可少，这对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我觉得，小岗及其周边要是大力发展树莓，产业带动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

通过中国树莓生产者联盟执行主席李加虎，我争取到第九届国际树莓大会在小岗村召开。国际树莓大会首创于1998年，每两年举办一届，已先后在智利、美国、匈牙利、澳大利亚、塞尔维亚、波兰、智利、加拿大成功举办八届。在凤阳县小岗村举办第九届国际树莓大会，获得了国际树莓组织（IRO）的特别批复，是中国首次承办国际树莓大会。2014年3月12日植树节，“中国·凤阳第九届国际树莓大会”倒计时启动仪式在小岗村的金小岗公司园区内举行。

启动仪式上，中国树莓生产者联盟执行主席李加虎和我共同为第九届国际树莓大会倒计时牌揭幕，正式宣告第九届国际树莓大会将于60天后在凤阳隆重举办。李加虎还与300多名小岗村村民一起栽种树莓，标志这一高效优质水果新品种正式落户凤阳县及小岗村，树莓将为当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发挥作用。

5月13日上午，第九届国际树莓大会在小岗村金小岗农林科技产业园举行开幕式。国际树莓联盟主席安东尼奥及夫人，秘书长菲尔普斯及夫人，中国树莓产业者联盟主席李加虎，县领导仲卫东、时金发，以及作为第九届国际树莓大会组委会常务主席的我一起出席开幕仪式。国际树莓联盟成员智利、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加拿大、法国、塞尔维亚、美国、匈牙利、英国、波兰、中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各国知名农业研究专家、黑龙江尚志市市长、树莓种植业主、树莓产品深加工企业、树莓销售商代表等参加仪式。县委常委、小岗村第一书记张行宇主持开幕仪式。

仪式上，安东尼奥对为成功举办本届国际树莓大会付出艰辛努力的中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者表示衷心感谢，对本次开幕仪式表示祝贺，并祝愿金小岗农林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好。他指出，树莓是一种比较好的浆果，被誉为“第三代健康水果”，树莓产业的发展前景较为广阔，在中国也必将得到不断发展，壮大规模。

世界树莓大会把全中国搞树莓的人都请来了，还把“中国树莓之都”的荣誉授予凤阳，影响非常大。与会者参观了金小岗的生产设施和工艺流程，公司的组培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方法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认可。

2014年9月1日晚上，我在西北农林大国际交流中心为大学生们做了一场题为“我与农业的不解之缘——欢度西农校庆，共创美好明天”的报告，我从自己从事农业10年的历程和经验，对中国农业的认识和中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当代大学生的期望和要求三个方面说了自己的看法和体会。我谈了自己在山东的创业经历后，重点说了金小岗农林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说了有机大樱桃、蓝莓和树莓三大主导产品。解决中国农业问题，关键是发展农业生产力。一靠政策，二靠科技。政策的架构确定了，就是科技发挥作用了。学农的大学生，前途光明。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农业科技的振兴是一场革命，中国农业门很宽，但是路途遥远，水很深。我也说出了我做人做事的原则，和大学生们共勉。一是要学会感恩，感恩社会、国家、学校、父母，这是做人立业的根本；二是要抓紧时间，努力学习，保持吃苦耐劳的精神；三是遇事先从自身找原因，实事求是，“打铁还要自身硬”；四是理论结合实践，要勇于实践，勤于实践。金小岗已经和园艺学院签订了科技合作框架协议，欢迎广大园艺学子到公司实习实践。

金小岗公司这一块，我们原先预计2015年会产生效益的，但由于旱、涝等原因造成苗木死亡，时间推迟了，所以2016、2017两年，公司的运转还是非常艰难的。2017年，大樱桃、蓝莓、树莓等水果开始销售，收入300多万元，组培苗木销售了1000多万元。附近有不少农民购买了金小岗的大樱桃苗，一些小型的家庭林果农场很快就会产生。

接骨木因在治疗跌打损伤中的特殊疗效而得名，野生品种在我国资源丰富，分布广泛。其实，它还是一种重要的油料树种，油的品质可以和橄榄油媲美，但因在油用接骨木品种选育方面难有实质性突破，所以接骨木现在主要还是用在医药和园林绿化方面。这几年，我们组织科研人员在小岗园区通过对野生接骨木的杂交选育，攻克了野生接骨木产量低、管理难等技术难题，培育出优良油用接骨木——金小岗1号、金小岗2号两个新品种，定植第二年大量挂果，三年丰产，亩产鲜果达到2000千克，是普通接骨木的50多倍。亩产果油140千克，远高于其他油料植物。金小岗系列接骨木具有耐干旱、耐瘠薄、耐高寒等生长特点，适合在我国广大地区栽培。它“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田，不与传统行业争利”，利用丰富的山地资源、沙地资源、黄土高原，可大面积种植。能有效地缓解我国耕地紧张，食用油大多依赖进口的局面。这个成果的取得，是和小岗村密切关联的。

为促进金小岗公司的快速、健康、稳步发展，培育科技农业创新模式，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京农林科学院、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安徽农业大学等农林院校、科研院所密切合作，并不断寻找新的科技、战略合作伙伴。计划建立完善的“五站”“六中心”“一实验室”，即苹果、猕猴桃、油茶、接骨木、樱桃5个省级科技推广示范试验站；苹果、猕猴桃、油茶、接骨木、大樱桃、植物组织培养6大工程技术中心；国家级植物种质资源超低温保存和茎尖超低温脱毒实验室我们依然在努力。目前，珠海的一家公司已经和我们就滁州的舜田农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进行合作，下一步还会有更多的合作伙伴进来。

小岗是改革创新的高地，在乡村振兴的时代，它一定也会成为科技创新的高地。

7．唐西园博士和改革小镇

唐宏站是湖南武冈人，1984年12月生。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管系，系南京师范大学硕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2009年6月起，先后于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任教三年半，兼任中国美院公共艺术研究院乡村文化部主任、浙江国匠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高级顾问，在宁波天海基业、华夏幸福基业等地产企业工作一年半，主持小岗弘浩书院、杭州敬一书院、邵阳湘楚书院及多个大型项目的策划实施，创办湖南大同思想网和杭州布谷乡土文化创意园、厚生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因为仰慕苏东坡，唐宏站博士自号西园，我们都叫他唐西园。“2017年，我的生命历程完全和小岗村联系在了一起，这是莫大的荣耀和幸运。”

我从小生长在湖南西南部的一个小山村，也是电影《那山那人那狗》的实景地，就像央视曾经播出的一段公益广告一样：我问爷爷“山的那边是什么呢”，爷爷告诉我“山的那边还是山”。山区非常落后和贫穷，小学时我和同学需要走1个多小时的山路去上学，穿的衣服、鞋子经常破烂不堪；到县城上中学，几百号学生住的宿舍居然是危房。我目睹了传统乡村的渐次衰落和凋零，即使像我们唐家这样的大家庭，也慢慢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冲击，大家唯利是图不再顾及亲情的底线，村里的乡亲们也许只为一点微薄的利益而互相争斗，我也目睹过两个村平常颇为亲近的人们在“赶场”时为了仅差1分钱的辣椒收购价大打出手。

不论怎样，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乡土中国的孩子。经过12年的刻苦学习，我以全市文科第三名的成绩终于跳出了农门，实现了父母心中的理想。在我到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念大一的时候，我家乡发生了一件耸人听闻的惨案，白田村村委干部在开会时遭到一个村民袭击，造成了三死两伤。2003年的暑假，我约上学新闻的好友一起走了上百里的山路，去白田村调查，也许是因为才过去小半年的缘故，村民们对此事讳莫如深，我们调查的结果是：农村太穷，农民太苦，小农经济面临严重的困境！即使是村里最好的人家，女儿在市里教书，儿子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在武汉当法官，我们看到他们家的房子也是陈旧不堪，院子里堆满了各类柴火和小农具，五六十岁的老夫妇俩辛勤耕作一年，也只有几千元钱的收入。

就在那两年里，中央1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逐步试点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农民收入开始实现恢复性增长；到2006年1月1日，《农业税条例》正式废除，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完全取消，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一大历史功绩，兴奋的农民甚至铸了鼎来纪念这一大事件。也正是在2006年，我完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三农”问题破解途径》，获评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校级优秀毕业论文。

2006年，我投考北大研究生以一名之差和北大擦肩而过，由于热爱古典文化的缘故，选择到南京读研，从此开始了和江南的不解之缘。读研期间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发起了政治学研究会和哲学读书会，开始深入探究乡土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变迁。在“制度决定”抑或是“文化决定”的问题上，我们经常发生激烈的争执。我不想停留在理论层面反复纠结这一问题，决心深入农村和群众中去寻找答案。

2009年硕士毕业后，我先是选择到杭州的高校任教，当时有很多高校可以选择，为了探索职业教育和农村孩子的成长，我以综合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工作。学校的孩子们大多来自农村，虽然文化基础较差，我依然尽全力带着他们创办并组织国学社的经典读书活动，后来在学校邵院长和学工部潘部长的支持下，更进一步发展为明德书院。这些孩子毕业后成长都很快，国学经典的熏陶让他们在为人处世方面毫不逊色甚至优于一般本科毕业生，现在大部分成了大公司的骨干或创业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2011年，因母亲希望我回湘，我辞去杭州的教职考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更大的转折点（正、反两面）。进入岳麓书院后，我于当年12月联合中美5所名校的博士研究生撰写了“乡村文化建设研究院”的创建方案寄给温家宝总理和中宣部、文化部，以及湖南省委宣传部、文化厅和邵阳市市委书记、市委宣传部。到了第二年3月，我收到了国家文化部办公厅的回函，大意“领导已阅，将结合方案建议融入公共文化建设体系规划”云云，省、市部门则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

2012年在发起创办“大同思想网”期间，我坚定了年少时将传统文化植入乡村的想法，这也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所反复强调的民族复兴必须基于文化的“灵根自植”。我不再耽溺于梦想止步于理论的研究，翌年初于《光明日报》发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小论文之后，我开始行动起来寻找民间书院和乡村文化建设的突破口。在攻读梁漱溟、费孝通两位先生的经典作品之后，2014年6月我获得机会重返杭州实际主持西湖孤山上300余年的敬一书院日常运行，且在当年暑假遍访浙东、浙南的城镇和乡村，欣喜于浙江城镇化进程加速的同时，我也目睹了乡村的急剧衰落。

诚然，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乃是人们的天性和基本的权利。我感到忧虑的是民族文化的根正在断裂，在师友们的大力相助下，恢复举行了西湖孤山中断近百年的祭孔典礼，以两个学期时间为敬一书院和明德书院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2016年6月底，我带着20余箱书籍来到了杭州桐庐县江南古村落，开始了艰辛的古村保护活化与乡村文化建设历程。

西园博士在江南古村落荻浦、环溪、深澳诸村，改造土小楼、创办乡村图书馆、建设村文创中心，近两年时光的经历，他领衔探索古村书院与乡村旅游的结合路径，曲径通幽，柳暗花明，成为乡村振兴的经典。

2016年6月，也就是进驻江南古村落1年后，十分偶然的机会，唐西园得以结识华夏幸福苏皖区域的季总。季总为他在荻浦古村的勤恳奉献所感动，邀请他到南京江北滁州地界的汊河和乌衣古镇调研，多次实地考察后他对华夏幸福推动产业新城的使命有了较深的理解。当年10月他应约进入华夏幸福来安区域工作，11月底季总让他熟悉小岗村的文献资料。到了12月8日同赴小岗村，参加产业园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唐西园意识到，一个绝佳的契机已经来临。

12月13日，唐西园携南京事业部委派的司机端木正式进驻小岗村，开始半年的驻村调研，为后续项目的策划规划和落地建设打好前站。驻村前两个月恰逢皖东最寒冷的时节，他和端木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完成了对小岗村周边60平方千米内产业、文化和旅游资源的调研，经反复调整充实，于2017年1月9日正式提交了“小岗村改革小镇项目”调研报告并构思小镇建设的基本框架。

1月中旬，按照华夏幸福新城（小镇）项目运行规范，他们对外发布“小岗改革小镇”规划设计任务书，启动了概念总规的招投标流程。唐西园开始更为紧张忙碌地搜集各方面的资料数据，在掌握了小岗村改革历程、红色文化、经济基础和12家企业的发展现状，并对小岗周边工业园、产业园、明文化遗迹、燃灯水库、汉回民情民俗做了深入了解后，提出“一体两翼三产融合”的整体建设思路。即以现有面积约每平方千米人口聚集约5000人的小岗村核心区为主体，以梨园、燃灯两村为两翼，大力推动三产融合，建设农业生态美、社区环境美、产业园区美、旅游风景美、乡土人情美的“五美小岗”。

小岗特色小镇项目启动后，宜重点打造改革大道、友谊大道风情带，西北延伸改革大道由小岗村门楼直达G36宁洛高速江山枢纽（不再绕省道可节省约2/3路程），东北由大包干纪念馆200米内新修连接线经小溪河镇直达G36新出口（其中小溪河至大溪河道路已开建）；同时，宜延伸友谊大道东南线约5千米直达燃灯湾陈家，连接金桥村洪武故里、燃灯村凤阳花鼓发源地和燃灯水库，西北线约1.5千米至板桥镇边缘，为中长期拓展特色小镇组团（凤阳东部新城）预留空间。

这一构想既基于小岗村的历史与现实，更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4月25日在小岗村调研并主持农村改革座谈会的号召：“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天在这里重温改革，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走工业支持农业的道路。要紧密对接群众要求，让人民群众不断有获得感。要坚定不移地深化农村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快农村发展，坚定不移地维护农村基本稳定。”

从小岗特色小镇建设的视角，结合实地踏访和深入调研，综合市、县、镇、村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唐西园提出如下建议供地方领导、事业部和集团总部决策参考：小岗村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公共设施、规划设计等与开发建设相关的各项工作，是华夏幸福参与其约定区域PPP项目的基础，是小岗村“三年大提升”计划由蓝图转化为现实的基石，是华夏幸福秉承“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遵循“产业聚集，功能完善，环境优美”之宗旨和原则，努力将小岗打造成为产、城、人、文四位一体特色鲜明的改革小镇的基本前提。同时，他还提出在小岗村建设特色小镇的两点原则：

一、宜“跳出小岗村建设新小岗”。小岗特色小镇范围可扩大至板桥、小溪河两镇镇区，远期即为安徽省领导和沈浩提出的“凤阳东部新城”概念，建设以小岗为中心西至板桥凤阳港，东至小溪河燃灯的改革小镇、玻璃小镇、文旅小镇组团。如范围过大，则可集中全力打造小岗改革小镇，以小岗为中心北至梨园东至燃灯，核心区面积3平方千米、总面积约20平方千米、人口聚集可达5万人的“农业科技+文化旅游”特色小镇。

二、宜“统筹城乡优化供给侧”建成小岗特色小镇。小岗在建小严、小岗、石马三大社区，已将所辖23个自然村集中拆迁安置，聚集村内人口4000余人之外，更有近千外来人口在小岗购房。经走访得知：小韩庄刘大哥一户即购房11套（每套150平方米，约900元/平方米），且有邻近的枣巷镇、江山乡等地村民来小岗购房居住。

小岗作为改革开放第一村、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各级政府大力扶持发展的重中之重，小岗学校（九年一贯制）质量较优并设有消防队、派出所，生产生活道路系统和水电燃气网等基础设施良好，因此吸引周边外来人口也在情理之中。目前，只需在大包干南路取直约800米连接友谊大道，沿改革大道、友谊大道、大包干路两侧布局居民小区，小岗特色小镇核心区扩展至3平方千米聚集3万—5万人口并不困难。同时应统筹城乡，将小镇总体规划、产业规划与5A级旅游景区规划融合，保留小韩庄、石马金两个自然村改建旅游度假村，则风景将更美。

这份调研报告和建设构想提交后不久，华夏幸福即委托上海同济大学、红东国际、江苏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3家国内顶尖机构展开“小岗改革小镇项目”总体规划工作。春节过后，前期工作小组和总规中标方江苏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进行了近10次深入研讨，研究院王总规划师也亲自带队到小岗踏访调研，近半年间。唐西园和他们一道撰写、绘图、琢磨、修订，于3月28日、4月25日向凤阳县委县政府先后提交两个版本的小岗改革小镇总体规划（征求意见稿）。之后3个月时间里，华夏幸福总部在产业小镇本部成立的背景下派出了项目总经理，并组织了投资服务、产业招商、规划建设、综合管理等多个部门的人员参与小岗改革小镇决策和筹备工作。7月28日，小岗改革小镇概念规划、产业规划基本定稿，但遗憾的是，项目由于总部和环南京事业部在建设运营上出现重大分歧而中止。

华夏幸福在小岗的项目虽因其诸多内部原因而中止，但它确也做出了一份独特的贡献，在农村改革发展向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迈进的关键时刻，响应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号召，也是为房地产企业向新型城镇化转型提前布局，投入人力、物力来到小岗村扎实地探路，从市场和产业的角度，为小岗村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思路。

产业招商与园区运营管理是产业新城持续稳定发展的内驱动力，是华夏幸福累积15年产业发展经验深耕特色小镇的重要支撑。“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在唐西园走访调研过程中，这是听到小岗村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产业引领发展的关键性作用不言而喻。结合小岗目前的实际情况，参照“一体两翼三产融合”的建设布局和方针，应以现代农业、食品深加工、乡村旅游三大产业为基底，待小岗特色小镇建设较为成熟时，可再重点引入和发展其他产业。

在“一体两翼三产融合”的总体思路中，作为主体的小岗村核心区即是小岗村正在创建的5A旅游景区核心区，两翼中的梨园村为1.5平方千米金小岗农林科技园、5平方千米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所在地。燃灯村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故里、凤阳花鼓发源地、11平方千米燃灯水库所在地，故而小岗的文化旅游实际上已是全域旅游。围绕小岗村（核心区3平方千米）周边延展10—30平方千米打造特色小镇和乡村旅游应着眼于全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力争将小岗打造成为滁州和皖北第一旅游目的地。

2017年，在小岗我多次和唐西园博士聊天，在村东黄庆昶居住的木屋里，有时候一聊就到半夜。对于小岗的发展，尤其是乡村旅游和5A景区的打造，有一点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就是应该设法增加其文化内涵。

小岗村南面的石马金村民组，原先有石人石马，当地有些人说是“于少保墓”。于少保，即于谦，生于1398年，死于1457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土木堡之变”，英宗朱祁镇被瓦剌俘获，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坚持固守北京。朱祁镇弟朱祁钰立为代宗，于谦总督军务，破瓦剌之军。英宗复辟，于谦被杀。因有此一节，凤阳当地传于谦被杀后，家人改姓为金，故有“石马金”名。而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临淮县志》有此墓的记载：

按：《明史》，少保讳谦，字廷益，谥忠肃，浙江钱塘人。在西湖南岸杭人立庙祀焉。今邑东南三十里亦有公墓，岂其生从杭而葬迁临欤？抑公先人之垅丘，故老相传之讹欤？观其神道翁仲，俨然阀阅之旧，似非公不足以当之。何二百年来无人过而吊焉也？或曰：公之先人从宋高宗南渡，其生于杭，葬于杭，无疑矣。

——卷五《古迹》

《临淮县志》对于此墓为于谦墓，是持否定态度的。无独有偶，光绪《凤阳县志》中亦有此墓非于谦墓的记载：

临淮乡东秦村有古墓，石人石马尚存而无碑碣，土人以为于少保墓，窃疑忠肃公不得葬此。明太祖功臣有俞廷玉、俞通海、俞通源、俞通渊父子四人，皆封公侯，其先本濠人，廷玉徙居巢县，此墓盖其祖父所葬，去俞家镇不远，土人误以俞为于耳。

——卷十六《杂志·拾遗》

俞廷玉为巢县人，其祖为濠人，康熙《凤阳府志》卷二十七记载：“俞廷玉，集义旅归明太祖，父子俱著战功。”光绪《凤阳县志》载石马金古墓为俞廷玉祖墓，不是没有道理的。

作为朱元璋手下重臣，俞廷玉与其子俞通海、俞通源、俞通渊有“一门四公侯”之称。据史书记载，俞廷玉曾在元末义军首领韩林儿手下任龙虎上将军、上护国，后在巢湖率俞通海、俞通源、俞通渊及水军投奔朱元璋，战死沙场，死后追封河间郡公。俞通海因军功，官至中书省平章政事（相当于旧时的宰相），38岁时战死沙场，由于俞通海没有子嗣，其弟俞通源承袭官位，所以族谱上称此两位祖先为二相。在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追封俞通海为虢国公，谥忠烈；封俞通源为南安侯。据史料记载，在整个洪武年间31年内朱元璋对俞氏封赐54次，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封俞通渊为越巂侯。

俞氏父子战功卓著，有许多英雄故事，他们身上，值得挖掘的文化内涵很多，这座古墓对于打造小岗5A级景区，彰显其文化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这座古墓，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刘思祥先生曾有这样的记载：“我于2009年9月9日去燃灯金桥，顺便去石马金。目前，该墓已无丘冢，听群众说原神道有8件石雕和1座龟驮碑，已被人偷走4件。我在神道位置看到的石雕确为5件：其中墓碑1件，已经分成两部分，碑底龟座1处，碑身1座，斜躺在稻田边。从地方志资料分析，此碑应无刻字，否则不会弄不清墓主是谁。另外文臣武将各一，侍马者（一马一人为一组合石雕）各一。”

野外文物的保护历来是件难事，由于不法分子偷盗、拆迁、建设等原因，这些年不少野外文物丢失、损坏了。石马金的剩余石雕放在那里很难保障安全，凤阳县文物所为了保护它们，将其移到其他地方安放。将来要是复建这座古墓，那些原汁原味的石雕，又会重放光华的。

人们困于城市

困于亢奋或萎靡的生活

困于漫长又短暂的一生

我困于乡野

困于对自然和艺术的热爱

困于瞬间即永恒的思想

以食物为生的人们

不知食物来自何处

和金钱为伍的人们

慢慢跌落成金钱的奴隶

他们匍匐在神的脚下

却又在背后诋毁神

所有坚固的都瓦解

所有纯净的都污浊

所有清醒的都困惑

老人们慢慢告别这时代

孩童们以游戏以考试为生

我站在田埂上望见未来

这首诗是西园博士在小岗，面对当下中国乡村没落和传统文化的衰微有感而发。他对于小岗有着一种深深的眷恋。2018年1月，李锦柱担任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后，和唐西园博士做了深切交流，希望他能到小岗村来发展。4月初，小岗村党委会议通过决议，聘请唐西园为小岗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要负责产业发展、品牌运营和乡村建设，目前已拟定小岗创发基本思路并推进多个项目。现在，唐博士每周都在小岗，周一到周三固定上班，周四到周日主要在杭州、蚌埠两地为小岗招商引资、发展引智，进行品牌推广、合作交流、项目洽谈等。他已引入中国美术学院公共艺术研究院、安徽财经大学安徽省社区治理研究院作为小岗创发的战略合作伙伴（智库），同时对接了北京绿维文旅、国枫木业、安徽道瑞等多家国内同行业内顶尖的企业和小岗创发进行品牌合作，争取逐步影响和引领全省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活动”，上午，弘浩书院开院仪式在小岗村举行。安徽科技学院院长李震，县委书记徐广友，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连侠，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副县长肖继根，小溪河镇党委书记殷星昌、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等出席活动。弘浩书院是由唐西园和另一位博士李飞，以及黄庆昶和凤阳本土企业家张勇等策划发起的，书院的铭牌是我请安徽省文联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吴雪先生题写的。现在，唐西园担任常务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李飞担任副院长。弘浩书院的治学理念：格物致知，养浩然气。业务有：服务留守儿童和老人们的文化艺术和“非遗”传承项目、“三农”科技和乡创农创公益活动，以小岗村为基地的乡村文化振兴品牌推广等。

弘浩书院日常运营管理“五四三二一体系”：五位（名誉院长讲座、顾问委员茶话、理事会沙龙、学术委员会讲、院务会评议分别对应“仁义礼智信”）；四科（德行科修身、言语科修辞、政事科实践、文学科经典）；三类（乡村类、红色类、传统类）；二事（曰耕、曰读）；一体（书院整体的文化传承和创新，包括讲堂、弘文馆、耕读馆、琴棋书画诗酒茶花香、微信公众平台和官方网站等）。

开院仪式前几天，西园博士给我发来微信，云：

元亨利贞，革故鼎新。一阳来复，三生万物。

君子之德，曰智勇仁。山高水长，先生之风。

耕读传家，诗书继世。养吾浩然，兴吾乡邦。

贾老师，邀请您做小岗弘浩书院顾问，李书记特别嘱咐。

我欣然接受。可惜4月23日这天，我因为参加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的民间文艺之乡工作会议，无法赶回，未能参加开院仪式。遗憾！

8．张永博士和洪·张

张永，1955年出生于山东菏泽，来小岗时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加拿大GLG生命科技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据《商界》记者樊力在《张永的新糖源王朝》中描述，张永的父亲是一位高校教授，祖父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担任菏泽商会会长，张家的药铺也常年免费给穷人看病。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张永顺利考上山东医科大学，这是当年山东省收分最高的一所高校。紧接着，又获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硕士学位。1985年，张永带着50美元奔赴美国，获得范德比尔特大学药理学博士学位。

1987年，赴美两年的张永开始对金融、资本产生兴趣，在攻读药理学博士的同时，他还学习了工商管理课程。同年，进入华尔街开始炒股。聪明的张永抓住了机遇，此时，刚刚创立3年的纳斯达克市场也开始了长达16年的大牛市，指数从237点冲到2000年的5132点，涨幅高达20倍。在美国人的金融堆里，他纵横捭阖，叱咤风云，从股市中抓取了数百万美元，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

20世纪90年代，因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两所大学担任博士后导师，张永在西方医疗界积累了大量人脉。随后，在香港和北京开办公司从事大型医疗器械贸易，几年下来赚了7个亿。有了这些钱，张永决定回国做农业和健康产业。

20世纪末，张永从日本人大杉正那里了解了甜叶菊。甜叶菊原产于巴拉圭阿曼拜山脉，当地原住民曾用来泡茶喝，日本人首先发现了甜叶菊的价值。20世纪70年代，中科院专家将其引进国内试种，但一直未成规模。

这虽是一株不起眼的野草，但用其干叶加工而成的甜叶菊糖热量为0，甜度却是蔗糖的300倍。更重要的是，相比蔗糖等，甜菊糖运用于各个领域可节省成本60%。因为它热量为0，甚至解决了糖尿病人的食糖问题。在当时，国内甜叶菊加工厂不过几十家。一番考察下来，张永决定买下青岛一家初级加工厂，其费用是1400万元港币。

令张永没有想到的是，4年后的2003年3月20日，香港特区食环署突然宣布，全面停止出售并紧急回收香港市场上销售的14种含有甜菊糖的食品，违者最高将判罚5万港元及入狱半年。在此之前，新加坡政府也下令回收6种相关食品。紧接着，国外媒体爆出甜菊糖“致癌”或者“有毒”的言论。此言一出，国内甜菊糖产业瞬间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对于这场劫难的原因和处置，记者樊力说：

彼时，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甜叶菊生产与出口国，每年出口量都在1000吨以上，占据全球市场的80%以上。而致癌消息发出后，全行业被退回或延缓执行的出口订单高达500吨，菊农们不得不把刚刚露芽的甜菊苗从地里铲掉，改种别的作物。而在GLG，原本繁忙的车间开工不足，积压的甜菊叶堆成小山。

那么甜菊糖真的致癌吗？作为一名药理学家，张永入行前早已针对这种纯天然的新型糖源做过周密调研。

既然如此，此轮势如迅雷的风波又从何而来？致癌之争的背后，其实是各大糖业巨头的利益之争。

当时中国虽只有数十家甜菊糖加工企业，却已然代表了世界第三代糖源的新兴力量，而彼时，美国市场大都使用以阿巴斯甜为代表的第二代糖源，欧洲则使用糖精。同是作为高倍甜味剂的甜菊糖，一旦大规模杀入欧美市场，必然直接威胁阿巴斯甜和糖精市场。

威胁到了何种程度？美国孟山都公司旗下的纽特公司，是最早在世界范围内推出阿巴斯甜的企业，其每年全球销量达1万吨以上。但甜菊糖无论甜度系数、口感还是价格都比阿巴斯甜有优势，阿巴斯甜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逐年萎缩便是明证。

于是，阿巴斯甜想要从世界走进中国，甜菊糖想从中国走向世界，新旧势力交锋，那些由跨国巨头组成的利益联盟便难免祭出“毒”招。

理虽如此，但在这场凶猛的行业灾难面前，GLG又将何去何从呢？

放弃是不可能的。从1999年到今天，张永一张张支票砸进甜叶菊产业，累计投资已高达数亿元。而在安徽蚌埠，GLG秘密研发的超级甜叶菊种苗也已进入攻坚阶段，这种超级种苗一旦培育成功，其革命性堪比杂交水稻。

坚守也是不切实际的。自从甜叶菊风波爆发以来，国内几十家甜叶菊加工企业中正常生产的不过十来家。更何况，菊农们眼见甜叶菊卖不出去纷纷改种其他，换言之，加工企业必然在今后一两年内“无米下锅”。

怎么办？2003年，张永做出决定，研发继续，工厂暂时停工，但几十名员工的工资照发不误。“我让他们休假去enjoy（享受生活），好好准备下一场战斗！”

……

大洋彼岸，各类关于甜菊糖的生产提取技术的专利正在紧张申报，与此同时，关于甜菊糖超级种苗的研发也在继续。张永坚信这个行业始终会迎来柳暗花明的一天，这种结论既基于他对甜菊糖这种天然提取物一定会战胜以阿巴斯甜为代表的化学合成品的科学判断，同样也得益于多年来他在资本市场养成的“长线”精神。

他愿意为之一搏。

从植物杂交学的角度讲，甜叶菊的繁殖和水稻繁殖一样，父辈的郎才女貌并不代表下一代就漂亮。袁隆平培养杂交水稻用了20年，要想培育出含糖量高的甜叶菊，至少需要7—10年的时间来对种子后代进行反复种植和实验。2006年，捷报传来，蚌埠基地的超级甜叶菊种苗研发成功，GLG人无不振奋，张永欣然为其命名“惠农1号”。

“惠农1号”的横空出世改变了世界甜叶菊的种植局面：若按亩产250千克甜叶菊干叶、每千克干叶以10%糖苷计算，每亩地可产25千克糖苷，相当于5000千克蔗糖，换言之，每亩甜叶菊产糖量相当于50亩甘蔗、150亩甜菜。

如此一来，将为中国节约多少亩耕地啊？“惠农1号”迅速获得了安徽科技厅颁发的科技成果证书，且申报了国家专利。

与此同时，经过一两年的沉浮，甜叶菊涉癌风波终于水落石出，行业相关产品先后获得了HACCP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犹太认证，甚至在阿巴斯甜的发源地美国，号称全球最权威最公信的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也批准了对甜菊糖的使用。

大潮退去，只是那些提前上岸的泳者再无后悔药可吃了。此时，国内甜菊糖加工企业已为数不多，GLG是其中之一。张永的坚持还在于他与跟进者建立起一道高高的防火墙：首先，对手要想培育“惠农1号”那样的种子至少需要7年；其次，几年来GLG围绕甜菊叶加工，从浸泡到提取一共申请了数十项专利，技术壁垒早已密不透风。

2007年1月，凭借新兴产业科技股的概念，加拿大GLG生命科技集团在加拿大主板上市，管理模式更趋国际化。

2008年，加拿大GLG和美国最大的农业和食品集团嘉吉公司签订了长达22年的全面合作协议，GLG每年的产能有多大，它便包销多少。嘉吉，这家名列世界企业15强的公司其终端客户包括可口可乐、麦当劳等。换言之，GLG最终成为众多食品巨头的糖源提供商。

这样，张永博士在国内迅速投资建厂，生产甜菊糖。小岗的洪·张产业园，就是这个时期建设的。作为一家涉农企业的当家人，张永在一次开会间隙，看了中央台关于小岗的专题报道，决定亲自去小岗看看。

2009年1月5日，往小岗进发。此时安徽普降大雪，回忆当时情形，张永一直记得：“小岗人把车开到县界，在0摄氏度以下的天气里站了两个多小时。一握手，手冰凉。我问，怎么不在车里等？其中一人说，外面站着能显出我们的诚意。”

诚意。说这话的是沈浩。和沈浩接触，考察了3天后，张永有了将GLG第六个甜叶菊项目设在小岗的打算，却遭到董事局几位美国独董的强烈反对。反对是有道理的。“小岗村交通不便，环境闭塞，人才匮乏，甚至连水都得自己打井。”这样的环境能投资吗？

但沈浩的真诚与迫切感动了张永。相比美国人，张永更加明白，在当今中国，有一种东西比赚钱更加重要，那便是赚钱的意义：这个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意义非常的小山村，历经时代浪潮却依旧贫穷。如果它能改变，那么其他中国乡村便都能改变！换言之GLG的涉农模式便具备了可复制性。

无法说服上市公司的独董，却能说服自己的家人，说服老友洪昭光，项目以洪·张健康产业园的名义落户小岗。最终，张永独立投资1个亿。2009年3月28日，小岗项目正式破土动工。为了园区的建设，沈浩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征地、迁坟、协调电力，至今还为人们称道。对于小岗人来说，直到今天，他们称呼这个园区，依然是“GLG”。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这个园区如何呢？因为彼此都很忙，时间上难以重合，我和小岗洪·张的董事长许野岭和总经理刘一明总是失之交臂，没有能够坐下来深谈。2018年4月16日，我在微信上给许野岭董事长发去了10条采访意见。5月2日，他给了我回复：“贾老师您好！实在抱歉拖了这么久，前一阵太忙，我趁‘五一’假期简单整理了一下，发给您，请您看看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吧。”我看了，觉得很好，就照单全收了。

作者：洪·张投资小岗，建设小岗园区的情况。

许野岭：小岗村洪·张健康产业园是由加拿大爱国侨领、美国著名药理学家、博士后导师，加拿大GLG生命科技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洪昭光·张永国际养生中心联合创办人张永博士及其家属于2009年投资兴建的高科技产业园。至今已经累计投入3亿多元人民币，目前园区建筑面积18000平方米，建有保健食品银杏滴丸生产车间、固体饮料生产车间、方便食品生产车间、万吨复配糖生产车间、功能饮料生产车间，刚刚建成即将验收的还有一条银杏、丹参提取物生产线。

作者：园区这些年坚守小岗，艰难运行的情况。

许野岭：这个话题很长，故事太多了，我简单列举一些我掌握的情况，因为我常年不在小岗，所说情况只能是九牛一毛。2009年园区建设阶段，小岗村的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基本不具备工业配套的条件。正如电视剧《永远的忠诚》所表现的那样，没水、没路、没电……因为没水，建筑所用的混凝土无法现场搅拌，所以全部购买商砼，用车运来。缺水的状态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园区投入生产仍会经常停水。2011年央视《对话》在小岗村录制结束后，主创团队之一的黄总多停留了一天，住在园区宿舍，结果次日清晨遭遇停水，直到赶火车前都没有洗脸刷牙。

建设初期的创业团队几乎全是GLG集团从青岛等地调来的骨干力量，没有宿舍，起初借住在老乡家，后来随着人数增加，集体住在大包干纪念馆旁边的平顶房里。冬天寒冷，夏天闷热且蚊虫叮咬。没有条件洗澡，夏天大家就在庄稼地里弄盆水简单洗洗。

供电不足的问题也持续了很多年，无规律停电，停电之前无通知。尤其是夏季遇到雷雨天气，供电所会随时拉闸断电。2011年生产饮料期间，不止一次因此造成在线半成品全部报废。网络通信也是在最近几年逐步趋于改善的，有时会连续断网几天，园区的管理层参加集团的国际网络会议不得不到凤阳县城宾馆住宿。小岗村的交通谈不上便利，至今快递的收发都比较麻烦。无论是园区生产资料的采购，还是职工生活用品的购买，最近的也要到十几千米外的镇上，所以交通成本很高。

小岗村及凤阳县普遍缺少专业人才，且基本都不愿意到小岗村来，所以我们的很多干部都是从外地调来的，直到现在，园区的主要领导仍然都是外派过来的，大家撇家舍业从无怨言。最近园区建设银杏、丹参的提取线，主要人员均是来自青岛，他们披星戴月，废寝忘食，工作精神令人钦佩。

作者：生产饮料开始销售很好，后来为什么失利，对这件事有什么思考？

许野岭：饮料项目非常好！零卡饮料是世界各饮料巨头都趋之若鹜的产品。GLG集团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生产零卡饮料，并且在研发、设备、市场推广和销售等方面都花了很多气力，且投入了巨资，产品铺向了全国各地，包括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及国内主要卫视频道投入电视广告，同时在主要门户网站投入互联网广告等。但是安徽当地有关政府部门一次错误的曝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负面新闻，把本来很好的销售势头打压下去了，全国经销商纷纷退货。

作者：2017年生产状况、税收状况、带动小岗就业状况。

许野岭：2010年至2017年，洪·张产业园各公司实现产值4550万元，上缴利税717万元。其中2017年园区实现产值1240万元，上缴利税145万元。

对于张永博士来说，一生中有两件事最重要：一是吃饱了，二是可以上大学。小岗村解决了全国人民“吃饱饭”的问题，所以张博士是抱着“回报小岗”的决心来小岗村投资的。回报小岗的具体措施之一，就是把农村妇女转化为产业工人。张博士常说：帮助一个男人，只是帮助了一个人；而帮助了一个女人，就是帮助了一个家庭。洪·张产业园把60多名农村妇女转化为产业工人，意味着帮助60多个家庭解决了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问题。

作者：2018年要做哪些事？对于小岗，张博士有什么长远打算？

许野岭：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计划在今年让园区实现新的突破。

张永博士曾说：投资小岗的时候预期70%可能会失败。但这些年过去，并没有失败，而是坚强地活下来了，而且还带动了几十名小岗村民就业。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在今年实现突破。具体有以下措施：

在国际订单上实现突破。

小岗园区拥有世界先进的万吨级复配糖生产线，目前已经有多家国外公司正在进行样品试制，其中美国ADM集团、美国SugarFoods公司等已经通过样品审核，小岗园区将会在年内实现产品出口。出口所必需的各项国际认证及商检审批手续正在加紧推进中。这些国际客户的订单一旦形成，就将是千万级别的。

开拓国内B2C业务。

为了让小岗品牌走向全国，张永博士制定了在国内拓展B2C业务战略方向。传播概念：美好生活滋味！

40年之前，小岗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实行“大包干”，掀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不仅实现了“小岗温饱”，也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

40年之后，植根小岗村的跨国企业推出了由国际顶级科学家研制的MONVIA美御甜，这种从天然植物中提取的糖，不仅给小岗村带来了甜蜜的事业，更将给全国人民带来“美好生活滋味”！

第一批产品主要有以下几大类：

零热量的餐桌糖：以罗汉果糖、甜菊糖作为主要原料的纯天然、零热量的白糖替代品，包括糖尿病人群在内的忌糖人群均可使用。

“每日坚果”：与市场上的多数坚果不同的是，我们的产品外面用甜菊糖和罗汉果糖包衣后烘烤，口感更好却不增加热量。

清口润喉糖：以罗汉果糖和甜菊糖为主要原料，制成糖果健康又不必担心热量和血糖。

粗粮饮料：目前市场上的粗粮饮料普遍含糖量很高，我们打算推出以罗汉果糖和甜菊糖替代白糖的粗粮饮品，所有人群均可以放心饮用。

饼干、燕麦棒等各种以甜菊糖代替白糖的健康食品。

继续做好跨境电商

小岗永和下属全资子公司，注册在杭州空港保税区的杭州昶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拥有独立的电子商务平台www.vsun shine.com，主营通过跨境贸易进口的加拿大温哥华阳光集团出品的系列膳食补充剂。

温哥华阳光生命科技集团（Vancouver Sunshine Life Tech Corporation）（以下简称“温哥华阳光集团”）是一家从事研发、生产销售高品质健康营养保健品的综合公司，总部设在加拿大温哥华。温哥华阳光集团汇集美国、加拿大著名的科学家、医学家、企业家，致力于从纯天然原材料中提取、开发和研制有利于各类人群所需的健康高品质营养产品。包括保肝、健胃、降血糖、助消化、促进睡眠、美容、健脑、补肾、保护前列腺、保护骨关节、补充维生素等共30多种产品。

作者：甜叶菊种植和甜菊糖产业现在如何？小岗还会发展甜叶菊种植吗？

许野岭：甜叶菊种植和甜菊糖产业方兴未艾。目前国际市场上甜菊糖的应用每年都以两位数字的比例增长。

小岗村的土地质量不适合种植甜叶菊，但是如果有需要，不排除小面积作为育苗育种基地，但前提条件是要对土壤进行改良。

作者：银杏滴丸在小岗生产几年了，现在市场认可度和销量如何？

许野岭：为了扶植小岗园区，从2010年起，张永博士就把银杏滴丸的生产从济南转移到了小岗园区。

银杏滴丸已经销售了14年，正是因为银杏滴丸养活了小岗园区，在消费者中拥有良好的口碑。

作者：洪·张园区除了小岗园区，全国还有其他地方吗？洪昭光教授现在是否还参与？他来过小岗吗？对小岗的发展有什么指导性意见？

许野岭：洪·张集团在山东、杭州、济南等地都有分公司。洪·张集团的运营和营销中心在济南。

洪昭光教授和张永博士都是洪·张集团的旗帜和精神领袖，每个月都会通过网络给全国的会员传授健康知识。洪教授曾多次到小岗园区来，在园区奠基及每次项目开业的时候都会亲临小岗园区。洪教授对小岗园区发展寄予厚望。他认为洪·张从事的健康产业是一项利国利民，造福百姓的善事！目前我国高血压和心脑血管人群有3亿人，糖尿病人群有1亿人，健康必须从源头做起。

作者：您个人担任这个园区的董事长有多长时间了？您和刘一明对小岗园区管理是如何分工的？你们二人的发展历程请告我，包括读书、创业、加盟GLG、入主洪·张等。

许野岭：张永博士不仅是小岗产业园的投资人，更是产业园的旗帜和精神领袖，他对“三农”的情怀和报国情结令很多人感动和感慨，所以他和小岗村的产业工人才是产业园的主角。相关的故事在《对话》《商界》杂志《张永的新糖源王朝》中都有详细介绍，请您参阅。

作者：还有其他您认为需要告诉我的吗？

许野岭：其他想要说的，洪·张产业园至今日已经9年，这些年来，虽磕磕绊绊，但至少做到了无负债经营，不仅从未拖欠过员工的工资，而且带动了60多名小岗村民就业，培养出了吴怀龙、缪夕春等中层企业管理者，从未对政府提过任何要求，从没有从政府套过任何补贴款，更没有给政府添过麻烦。我们是小岗村的企业，我们的心已经与小岗村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我们的团队把自己最宝贵的年华留在了小岗村，如此的奉献还有哪家企业能做到？！

十九大期间，滁州市委张祥安书记专程在小岗村会见了张永博士，请张博士继续把洪·张产业园作为国内业务的重点项目来抓。上周张博士亲抵凤阳向徐广友书记汇报了近期的工作进展及几年的发展规划，得到了徐书记的认可和支持。我们希望在最近的一两年内，在滁州张祥安书记、凤阳徐广友书记、小岗村新任第一书记李锦柱书记及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洪·张产业园能够再创辉煌。

9．王辉：小岗科技的犆犈犗

2016年12月27日，注册资本1亿元的凤阳小岗科技有限公司创立。这家公司由凤阳小岗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恩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注册，旨在面向全国范围内的农合组织、涉农企业和农户提供“互联网+”公共服务，加快农村创新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

小岗创发注册于2008年，是沈浩为拓宽“美好乡村示范村”资金建设渠道，充分发挥小岗村现有资产和品牌效益，按照“集体所有、统一经营、民主管理、收益共享”的原则创立，是小岗村村集体所有的新型投融资建设平台，作为法人经营实体组织实施公益性重点项目和经营集体资产等。北京恩源科技有限公司1999年起步于青岛，是国内较早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公司，国内专业的区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及系统集成商，是隶属于工信部的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正式会员。它长期坚持自主创新，致力于用信息技术推动商业文明。2014年被福布斯评为“中国非上市潜力企业100强”。2015年公司获评“中国经济新领军企业”。

小岗科技一成立，它的CEO王辉就带着十来人的专业运营团队入住小岗村。他们的办公地点设在小岗培训中心的教学楼里。王辉出生于1985年，由于长得年轻，面色白净，举止腼腆，让人感到他好像是前来实习的大学生。与之不相称的是，人们又常看见一帮和他差不多年纪，甚至比他还大的年轻人簇拥着他，出出进进，让人感到有几分神秘，同时对这家公司也感到有几分忐忑。

我是2017年春节前见到王辉的，在凤阳县城，当时有领导介绍他是小岗科技的CEO，搞“互联网+”的，由于时间匆忙，没有交谈。6月的一天晚上，在村东黄庆昶住的弘浩书院的木屋里，正和唐西园博士谈小岗的现在和未来，王辉和两个同伴来了。对于小岗科技要做的“互联网+”，我很感兴趣，请他介绍了，还是不明白。在小岗采访期间，我一直是住在培训中心的，之后，方便的时候，我就去找他。通过他的细致讲述，我才清楚，小岗科技现在做的“互联网+”，就是一个农合组织公共服务平台，为全国范围内的农合组织提供专业的行业资讯、电子商务、品牌培育、质量溯源、政策落实、线上及展会推广等全方位服务，培育区域知名品牌，推动契约农业和精细化农业发展。

王辉是山东淄博周村人，父母都是农民，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小时候，他爸爸妈妈在外面开饭店，他跟爷爷奶奶长大。他对爷爷奶奶亲。爷爷是个乡村医生，医术水平高，很敬业。当有病人来时，爷爷如果正在吃饭，就会立即放下饭碗，马上给人看病。半夜有人敲门时，不论风雨交加，还是大雪纷飞，他都会冲进夜幕去出诊。爷爷在那一带口碑很好，很受当地百姓的敬重。王辉就想长大做一个像爷爷那样的医生，做一个受人爱戴的人。

考大学时，王辉想读医学院，但阴差阳错，2002年高考后，他进的学校却是山东管理学院，学的是电子商务。这是一个朝阳行当，老师给他描绘了极其辉煌的前景，王辉很快喜欢上了。小时候，爷爷奶奶说他像个小姑娘，很文静，不像男孩。到了大学里，他文静依旧，很多时候，端坐在那里，静如处子。但他爱打乒乓球，一打起来，球风凌厉，如同鹰击长空，很多人不是对手。同学们催促着，他挑头组织了乒乓球协会，后来还当了学校的社团联合会主席兼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几年下来，文静中，他多了几分刚性，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都随之提升。

毕业后，王辉先是在济南一家公司就业，做展览展会招商。这个工作和他大学学的电子商务还是有些距离的他不满意。2008年3月24号，他来到北京找机会。王辉心中是揣着梦想的，但他知道，任何梦想都要靠脚踏实地来实现。他想先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不再向家里要钱。

北京恩源科技有限公司此时在网上招聘，王辉投了资料，恩源接纳了他做业务员，500元钱基本工资，根据业绩提成。1个月下来，成绩呱呱叫。第二个月，就让他带8个人的小团队了。不久公司把他调到山东寿光的分公司，做业务主管。再后来，又到江苏苏州分公司做经理，然后就调回北京的总公司当副总和董事长助理，一直当了4年。

这期间，北京恩源在滁州的南谯区有个分公司，负责人是刘向阳。刘向阳把触角伸到了小岗，把小岗向恩源老总潘玉军推介。潘玉军敏锐地发现，“小岗”是个熠熠生辉的品牌，它蕴含商机无限。几番洽谈，就有了小岗科技有限公司。

王辉告诉我，小岗科技搭建的中国（小岗）“互联网+”农合组织公共服务平台，以小岗村改革创新精神作为引导，致力于通过创新经营打造农业行业新模式，推动全国农业行业形成稳定的供需一体化；同时公司将打造凤阳本地互联网生态圈，通过本地化互联网服务维持建制稳定。公司还将为凤阳县及其周边县市提供智慧城市、云计算等信息化平台建设，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等业务内容。

这个公共服务平台定位于农业行业全产业链公共服务，一方面提供最新的以客户为中心的互联网销售工具，为每个农合组织搭建电子商务销售平台，完成上下游产业链供需对接，打造全产业链农产品供销体系，另一方面平台为农合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支撑，并将每个参与平台的农合组织发展成为平台合伙人，建立最为广泛的合作运营机制，平台战略方向和实施内容主要包括：（1）打造以契约为核心的农产品社区营销服务体系。（2）打造全国各地农合组织持股分红的运营体系。（3）打造各地优质农产品体验、展示中心。（4）打造全国农产品的权威生产和消费指数。（5）打造全国农村干部、农合组织的培训、交流和创新中心。平台的建设实施，将树立小岗在农业领域的权威服务形象和公信力，带来数百亿元交易额，对小岗打造“互联网+”新领域和新业态具有重要意义。

王辉和他的团队提供的这种服务，在“三农”领域是非常受欢迎的。2017年2月4日，中国（小岗）“互联网+”农合组织公共服务平台项目启动仪式暨代理商签约大会在小岗村隆重举行。北京恩源科技有限公司、凤阳小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及来自山东、广东、江苏、新疆等全国各地的代理商代表参加了活动并签约，中国（小岗）“互联网+”农合组织公共服务平台业务正式全面启动。4月12—13日，公司在德州市主办了地理标志产品订货会，会议得到德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来自全国20多个省共1000多家地理标志产品企业参加了此次活动并入驻平台。4月25日，由小岗科技推动，小岗村与北京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成立“区域互联网+课题组”，推广“互联网+”农合服务新模式，培养行业运营人才。

到了7月，小岗科技完成友谊大道“互联网+大包干”体验中心（凤阳馆）的装修，将凤阳县各个乡镇的特色产品和特色产业进行集中展示和宣传，打造针对有效解决农产品上行的乡愁平台在全国启动并运营推广，目前已在河北滦平、山西垣曲、河北南皮、内蒙古赤峰、山东潍坊等十几个省市落地推广。河南鹤壁、山东泰安、广西来宾、内蒙古赤峰、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等地的相关人员，特地来到小岗，到“互联网+大包干”体验中心考察，洽谈合作意见。安徽省委副书记信长星，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严植婵，中纪委委员、新华社总编辑何平等领导同志也先后到小岗“互联网+大包干”体验中心视察。

8月28日，小岗科技完成“互联网+大包干”乡愁平台APP上线，并开展“互联网+大包干”电子商务进农村全覆盖工作。9月，帮助“凤阳花鼓”“凤阳凤画”“凤阳御膳麻油”“皖东牛”等十几种产品完成国家地理标志申报相关方案，启动“凤阳御膳麻油”国家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的申报工作和芝麻油协会的注册申请工作。

小岗培训中心是农业部确定的农业部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利用这一平台，小岗科技积极组织培训，2017年，先后对湖北省、江西省等地区农场主、农合组织、种粮大户和大学生村官培训讲解“互联网+大包干”服务内容，共计完成720多人次专场培训，并建立服务对接，提供电子商务方面的相关服务。这些受训人中，安徽省宿州市維桥区杨庄乡郑楼村的岳喜梅、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清水平镇野竹坪村的田云等回去后立刻注册了自己的网店，在平台上开展电子商务。

进入11月，小岗科技还完成了滁州市凤阳小岗恩源发展基金会的注册。这个基金会属于非公募基金会，原始数额200万元人民币，宗旨是立足小岗，资助困难群体，扶持大学生等自主创新创业群体，改善困难群众创业和创新环境，积极倡导公益与志愿精神，推动公益事业发展，为发展慈善事业贡献力量。提供扶贫、助学等服务。此外，还完成了《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品牌规划建设草案》，基于“互联网+大包干”项目，启动“全国品牌乡村计划”，以全国乡村村名注册乡村商标，通过乡村商标的运营使用，为乡村的振兴和建设提供必要的品牌支撑。

作为小岗自己的“互联网+”公司，小岗科技还积极对接凤阳县商务局，通过竞标拿到了凤阳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项目。这个中心是凤阳县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政企对接、产业联合协作的公共服务场所，旨在为凤阳县农产品品牌培育、农产品上行、电商企业创业孵化相关企业、涉农企业及农合组织开展电子商务活动提供专业性服务。2018年元旦过后，王辉就将项目进驻位于临淮镇的凤阳县隆盛电子商务产业园，在3号楼三至四层拿下2000平方米的空间，按照项目功能，专修建设了办公室、会议室、电子商务培训中心、电子商务技能实训中心、创业孵化中心、体验中心和运营服务中心等。4月份，中心已开始全面运营。

在农产品品牌培育和营销方面，全年将实现凤阳县所辖乡镇农村特色产品网络销售3款及以上，搭建凤阳县农产品溯源系统，服务农村特色产品不少于20款。在电子商务创业团队孵化方面，全年将组织各类创业活动不少于10场，年孵化各类线上店铺不少于50个，累计孵化创业团队不少于20个。在电子商务人才培训方面，全年组织各种电商培训、实习实践、就业招聘、人才引进等活动，各类培训累计不少于2300人次（理论培训1800人次，上机培训500人次）；建设线上培训平台设置电子商务在线课程培训课程不少于100项。同时，按月进行电子商务资讯发布和数据统计分析工作，全年合计发布频次不低于12次。

2018年，王辉和小岗科技借助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契机，围绕小岗村友谊大道一条街，打算邀请全国50个市县区搭建县域改革成果展示馆。这项活动他2017年10月就开始策划了。现在江苏省阜宁县，四川省会东县、蓬溪县，河南省宝丰县、长垣县、淇县，山东省曲阜市、沂南县，甘肃省天水市，安徽省淮南市、东至县、临泉县、旌德县和铜陵市等纷纷咨询洽谈，希望借此平台进行改革成果展示。

对于小岗科技这样的网上运行公司，我以前从没有关注过，对于它在小岗能否做起来，心里还是有些打鼓的。2018年1月大雪过后，我来到小岗，王辉以欣喜的口气告诉我，小岗科技2017年产值超过1亿元，公司除掉前期付给小岗创发50万元的“小岗”品牌使用费之外，还给创发分红200万元。2017年12月18日，王辉已将所有的钱都打到小岗创发的账户上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些震惊，同时又替小岗感到高兴。今天的小岗，不仅仅是金光闪闪的政治品牌，也是金光闪闪的经济品牌了。对于王辉这个30岁出头的80后，我真是刮目相看。“你们就这么几个人，每天不声不响的，做什么能做1个多亿呢？”

王辉腼腆一笑说：“公司利润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平台技术服务费。对“互联网+”农合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开通源网店铺的农合组织和商家，收取一定的技术服务费。二是平台代运营收入。为农合组织提供专业化的代运营服务，收取的有关代运营基础费以及产品销售佣金。三是农合组织培训收入。为农合组织提供“互联网+”前沿理念培训以及电子商务运营技巧培训。收取有关的专家、课程制作、会议组织等相关费用。2017年，我们是牛刀小试，后面3年，我们想把平台上的农合组织做到3万以上，签约全国100万以上的企业客户，每年平台销售额达到100亿元以上，关联产值达到500亿元以上。争取形成以小岗村为中心的采购消费交易渠道，为后期增加税收奠定基础，进一步加速推进凤阳乃至滁州“互联网+”农业产业的发展。”

对于小岗这个品牌，王辉十分看重。他说：“来到小岗后，我发现小岗人太老实了！全国居然有273家公司注册了‘小岗’这个品牌，80%都叫外省抢注了，一个也未给小岗品牌使用费！要找他们要哇！”

10．“二张”和4300

“二张”是指张磊和张从宇。张磊是安徽农垦小岗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张从宇是安徽科技学院小岗村现代生态农业研究所所长、教授。如今，他们都在小岗最大的土地流转地块4300上发展现代农业。

从外出务工开始，小岗村的土地便出现了流转。最初，小岗村的土地流转以代耕为主，农户之间只有口头协议，既没有正式合同文书，更没有流转的价款。还有的甚至把地撂了荒，村里不得不安排别人耕种，以解决农业税和“三提五统”问题。可随着进城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以及种田机械化水平的提高，2007年后，土地流转开始在小岗乃至整个凤阳县大量涌现。

凤阳县农村经营管理总站曾对当地土地流转做过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包括小岗村在内，最初土地流转十分困难。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户担心丧失土地，宁愿撂荒也不肯流转。许多农户看到田埂被铲除、整理，没有了原先的界限，有的被修成了沟渠等设施，担心流转期过后无法收回。农业规模化生产要求流转连片的土地，可当初农户分得的土地就比较分散，流入方为了机械化耕种，对土地的挑选往往让流出方无法接受。而流转合同不规范，又容易导致纠纷。转包费、租赁费缺乏科学依据，有些没有约定土地收益的增长机制，与农户心理价位逐渐出现差距。同时，流入方希望流转期限较长以摊销水利、土地整理等高额投入，而流出方却希望一年一签。这些因素都曾经制约了土地流转的速度和广度。

小岗村经济转型的思路是从沈浩那一任村委书记延续而来的。沈浩认为，小岗地处中西部地区，本就无法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如果小岗村再不变革土地耕种方式，将完全丧失“大包干”带来的优势、特色。为了充分挖掘土地的价值，沈浩制定出“三步走”的转型策略，发展高效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观光旅游业。2008年3月1日，小岗村和周边的石马、严岗正式合并，一个全新的小岗村诞生了，耕地面积从8713亩猛增到1.9万多亩，人口从400多人增加到4000多人。村子的扩容，给了小岗在土地上更大的腾挪空间，因而有一次流转土地4300亩的壮举。

2012年，小岗全村1.9万亩耕地率先完成了确权。凤阳县采取了卫星遥感测绘，测绘结果须经农户签字确认后并予以公示。此时，广东的一家公司希望来小岗发展现代农业，进行土地规模化经营。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确权的基础上，2013年春，小岗村将分散在12个村民组、329户的4300亩连片土地全部流转出来，统一改造成高标准农田，这是小岗村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土地流转。

为了做好土地流转，村委成立了小岗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投融资平台，村民与该公司签订流转协议，将土地交由小岗创发公司转包，按每亩每年700斤原粮的标准对农户进行补偿，租期到二轮承包期结束，即到2027年。这个改革的动作，在小岗村也是空前的，当年的村主任关友江认为，这一流转模式的好处是避免招商来的企业与农户直接打交道，省去了投资者诸多不便。同时，农户的利益得到了充分保证。他也担心，700斤原粮的流转费可是不低，如何尽快为流转集中的4300亩土地招到投资者，接续土地种植，兑现农民的收益是至关重要的。

广东的那家公司最后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进驻小岗。接下来的时间，安徽长丰的一家公司进来，经营了两年4300，效果也不理想，就退出了。一时间，4300成了小岗村委棘手的难题，小岗创发公司更是压力巨大。对于小岗村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各级领导都很关心，支持小岗，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只有靠发展。

在安徽省政府的倡议下，滁州市政府、凤阳县政府通过与安徽省农垦集团公司沟通对接，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达成垦地合作战略协议。2016年9月，在省农委支持下，在滁州市政府的见证下，省农垦与凤阳县政府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赢发展；创新机制、探索模式、打造品牌；示范引导、分步推进、长期合作”的原则，签署深化合作协议，由省农垦集团下辖省农服公司、方邱湖农场与凤阳县经济发展投资公司共同组建合资公司“安徽农垦小岗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流转经营小岗村4300地块，采取安徽农垦试点探索创新的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331”农服模式，以小岗村村民按自愿参与原则，实行统一管理经营。

张磊就是在那时候入驻小岗的。他告诉我，安徽农服“331”模式概括起来就是：规避3个风险，做好3项服务，建立1支队伍。

规避3个风险：一是用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叠加的办法规避自然风险；二是用职业农民（农工）种植适度规模土地的办法规避经营责任风险；三是用粮食银行、农产品期货的办法规避市场风险。

做好3项服务：一是技术服务，二是资金服务，三是烘干仓储服务。

建立1支队伍：就是要建立1支诚实守信、群众信任、懂技术、善管理、接地气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经纪人队伍。

2016年秋种期间，天气连续阴雨，播种十分困难。张磊带着员工采取各项积极措施，完成小麦种植面积1864亩。2017年5月28日至6月4日历时1周，全面完成午收任务，总产量104.7万斤，平均单产560斤，旱播单产达810斤以上。收割期间，在没有机械、没有仓储库、人员缺乏的情况下，公司克服重重困难，跨区调配收割机7台、运输车7辆，协调方邱湖农场、龙亢雁湖面粉公司，保证小麦抢收后及时押运至仓储点入库。面对重重困难，小岗公司积极应付，实现了午季小麦生产初步目标。

夏种时节，因小岗4300地块存在平整度差、水源供应难度大等问题，公司引进农垦土地平整经验，对项目区土地进行了全面整理，对田埂进行重新修筑，对水源条件弱的田块进行水利改造，同时根据不同茬口和田块条件，选择适宜品种和播种方式：旱稻906和机插秧徽两优3号。从5月25日至7月14日，历时近两个月，全面完成2600余亩水稻种植。其中机插秧面积2200余亩，旱直播400余亩。10月7日—11月12日全面完成秋收工作，累计收获水稻共计1163980公斤，按照国家标准，扣水扣杂后均产为740斤/亩，其中高产田块亩产可达1100斤/亩，创造了近5年来4300地块水稻种植的最高效益。

安徽科技学院小岗村现代生态农业研究所是2016年7月31日下午在小岗村揭牌的。研究所主要以现代生态农业综合技术为支撑，集成生态环境改良、新品种示范、有机食品生产、种养加销一体化、循环经济、优质农产品品牌创制等技术，结合现代企业管理办法，为把小岗村打造成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张从宇教授带来了8位博士、6位研究生，以及一批大学生正式进驻小岗村。张教授从4300地块内选择88亩作为科技示范基地，双方合作建设小岗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科技示范基地。

1年多时间里，张教授带人对地块进行了全面平整，缩小高差60厘米，建成金属围网1000米，新打1口机井，农田物联网建成并运行，新建500平方米养殖棚，500平方米水塘。购置了植保无人机、小区播种机、脱粒机、除草机等试验设备。同时进行了“有机富硒水稻、小麦生产模式”“有机与无机条件下水稻、小麦品种产量及品质差异”“绿肥品种及其土壤改良效果”“稻鸭共生除草防虫”“物理方法诱虫”“农田物联网在作物肥水药精准管理上的应用”等项目的研究。

“有机富硒水稻、小麦生产模式”种植的是黑小麦，黑小麦硒含量丰富，能抗癌、抗氧化，是极受欢迎的有机食品。2017年5月底收获，黑小麦亩产至少在800斤。相比之下，普通农户的小麦亩产只有400斤，产量足足高出了1倍。张教授的众多试验项目中，老百姓最感兴趣的是“稻鸭共生除草防虫”技术，他们认为，这项技术好学，实施起来不难。在示范基地的稻田里，2017年张教授饲养了600只野鸭。为了防止野鸭飞走，他教学生把野鸭一只翅膀上的羽毛拔掉3根，这样，野鸭就无法飞起来，被限制在金属围网内的稻田里生活。“野鸭可以除掉田间的杂草和害虫，同时，野鸭的排泄物也可当做田间肥料。”2017年10月21日下午，张教授在稻田边告诉我。此时大多数野鸭已经销售，只有小部分还在田边的养殖棚里。水稻都已经收割完毕，普通的杂交稻米市场价仅能卖到两三元每斤，张教授他们生产的“稻鸭共生软香米”每斤至少能卖到8元。“因为要养殖野鸭，我们不打除草剂，不用农药，肥料全部替换为生物有机肥，拔高了产品的档次，附加值至少翻了一番。”

种好示范田，不是张从宇团队的终极目标。2017年成立的小岗村优质水稻产业联盟已吸纳了30位种粮大户，很多人跃跃欲试，要种植稻鸭共生稻，生产“稻鸭共生软香米”。村民殷传祥注册的盛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在友谊大道东头流转800亩土地，在张教授团队指导下搞生态农业，主要是有机水稻、小麦种植。他将在800亩稻田里饲养3000只野鸭，鸭苗的信息张教授已经提供。2018年4月14日，张教授告诉我，殷传祥的地块已经整理差不多了，5月1日播种水稻。将来通过产业联盟，小岗村要组建专业的加工、销售团队，“我们不仅干给农民看，更要带着农民干”。

自从小岗村现代生态农业研究所挂牌以来，张从宇大多数时间住在小岗。离科技示范基地不远处是原石马小学，现在空置在那里，张教授就住在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他说：“我是学农学的，也闲不住，来到小岗村也很开心，这里青山绿水，也能将自己的专业知识运用起来，有一种新农人的情怀。”

一段时间后，张磊的办公室也在这栋教学楼内。闲暇的时候，他们也常在一起切磋种田技艺。2017年夏种时，张磊积极与张从宇教授合作开展南粳46优质无公害水稻种植，对稻鸭共生模式的探索，张磊也很感兴趣。他觉得，现代农业的强盛，一定要有科技的支撑。双方在4300这个地块上密切合作，才能生产小岗优质品牌的粮食。秋天，张磊他们成功参加上海国际农交会，展示和推广了小岗品牌大米。

秋收结束及时开展秋种工作，并与方邱湖农场、龙亢农场签订小麦良种育繁协议。共完成小麦播种面积2350亩。秋种以来，天气持续干旱无雨，公司积极组织人员，利用项目区内塘口水源开展喷灌工作，以降低旱情。

自接手4300地块后，农垦小岗公司根据土地实际情况，结合当地单一家庭管理能力，将土地划分成13块适度规模的管理单元，每个单元180—280亩不等，按照农垦“331”模式，实行管理承包联产计酬方式分包给农户管理。公司自2017年2月27日起，先后在小岗村召开村两委、村民组长、村民代表和意向农户6次不同层面的宣传推进会议，将所有土地分包到户，与当地9家农户、农垦职业化4户农工签订了管理承包联产计酬合同。此方式充分调动了合作农户积极性，2017年夏种开始时，公司已正式实施管理承包联产计酬模式。安徽农垦创新探索的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331”模式，在小岗村践行1年来，得到了小岗“大包干”带头人和种粮大户的认可和欢迎。

按照凤阳县提出的小岗村“三年大提升”工作目标，张磊和公司同仁积极谋划安徽农垦小岗生态业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建设。这个项目规划总占地148亩，按照“一园六区”进行统筹规划，包括综合服务区、农机展示区、粮食烘干仓储区、科技农业产学研生产区、现代农业展示区、自动化育秧工厂区等功能区，业务涵盖良种推广与育苗，粮食烘干与仓储，农机耕种服务，农业技术培训，农业物联网服务，休闲农业观光旅游及为农户开展技术、销售服务等多项，预计年直接新增销售收入1400万元。2017年6月，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开工。到2018年春节后，粮食烘干仓储项目基础工程已完工，“三库一楼”等工程已经进入后期施工中，有望在麦收前完工。综合服务中心建成后，可有效保障4300全程社会化服务并辐射周边，展示和提升了小岗省级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区形象。

第七章

新时代新传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我爱这土地》

【内容提要】本章叙述的是小岗人本土致富探索、小岗社会民生的发展和乡村振兴进行时。

采访日志

2017年

6月8日上午，小岗村村委会办公室，采访周群之。

6月9日下午，小岗村村委会调解委员会办公室，采访李学忠、刘洪富。

6月10日上午，小岗村村委会办公室，采访周党之。

6月13日上午，小岗村村委会、街道、4300等地，采访吴小林。

6月13日上午，小岗村学校，采访邱建闯。

6月22日下午，小岗村村委会办公室，采访杨玉兵、程夕兵。

6月23日上午，小岗村医院，采访院长萧玉艳。

6月23日上午，小岗村小殷村民组，采访殷玉荣。

6月28日上午，小岗村小吴村民组养猪场，采访杨玉贵。

6月28日上午，小岗村石马新区下李村民组，采访李士伟。

6月28日下午，小岗村小韩村民组徐家有家，采访徐家有。

6月29日上午，小岗村石马新区，采访李保国。

7月30日上午，凤阳县小溪河镇程夕如家，与邓元龙一道采访程夕如。

10月20日上午，去小溪河镇路上，采访徐家有。

2017年10月21日下午，采访周党之、张从宇；晚上采访杨玉兵、王辉。

2018年

1月1日上午，小岗村委会办公室，采访程夕兵。

1月11日上午，小岗村委会办公室，采访程夕兵。

1月13日下午，小岗村洪·张园区草莓大棚，与温跃渊一道采访杨玉兵、杨伟。

3月31日全天，小岗培训中心315室，采访新任小岗村第一书记李锦柱。其后多次电话、微信采访交流。

4月1日上午，小岗村创先生态蔬菜种植专业股份制合作社园区，采访周党之。

5月7日傍晚，滁州市文联办公室，电话采访程夕兵。

5月8日晚，小岗村培训中心420室，采访程夕兵、赵经武。

1．造电动车的徐家有

我是1986年6月24出生的，上学只到初一，就不读了。因为家庭状况不太好。我老爸年轻的时候好赌钱，后来不赌钱了又生病，老生病，欠的外债比较多，条件不好就没有读书了。14岁那年我跟着父亲到浙江路桥，就是台州市路桥区打工。刚开始年纪小，打工没有什么人要，就做做零工，帮人家建筑工地上面整理整理水泥袋、钢筋，清理建筑垃圾。我父亲会修自行车，后来在那边摆了个摊子，我跟着他学习维修自行车。

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我后来的师傅王杰明，很庆幸我跟着他学了制造电动车这一块，那年我15岁。我师傅是台州路桥本地人，是电动车厂的老板，从事电动车组装、装配这一块。厂不大，几十个人。我跟着他干了4年时间。他生产的是台菱牌电动车。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第一个月工资是800元钱，然后晚上加晚班是15元钱每个晚上。他晚上加班是不固定时间的，吃完饭6点钟开始做，有可能做到12点，也可能做到凌晨一两点，不固定时间的加班，时长时短都只有15元钱每个晚上。后来大概做到了两个半月的样子，我的工资涨到4500元。然后晚上加班的薪水是正常工资的一半，也就是2250元。因为这时我技术熟练了嘛。刚开始学徒，技术也不好，什么也不懂，工资比较低。以后他给的工资就一直这样，持续了4年时间。做了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电动车的方方面面我全明白了，业余下班时间，自己就在外面修修电动车，赚点外快。

4年以后，师傅从电动车行业退出，厂不做了。我就进了双菱集团电动车事业部，一直担任技术总指导和生产厂长。双菱集团的工资是每个月8500元。从进入双菱集团之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因为他们加班时间是按照100元钱每个晚上，加班也是不论时短时长的。这样每个月能收入1万多元钱了。

在双菱集团做了有半年左右时间，我又跳槽到永源集团，在永源集团电动车事业部，担任生产厂长和技术总指导，年薪15万元。这个永源集团加班是不算的，就算年薪，全年就这么多钱，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需要加班你就必须加班。好在加班我只是去看看，指挥一下，不干活。在永源集团干了有两年左右时间，感觉到只打工不行，自己挣的钱还是太少，就想跳出来自己做生意。

说实在的，那段时间在几个厂打工，跟那些老板打交道，觉得自己有能力，不比他们差，就想跳槽出来自己干。路桥有个装饰城，我在里面租了门面，就开了店，主要是卖电动车配件和散件组装批发，干了有3年7个月左右的样子。1年多以后，我又另租了厂房。白天在店里卖电动车配件，晚上就在自己租的厂房帮人家组装、加工电动车，雇用了4个工人。这个厂我干了两年。开组装厂的时候是没怎么赚到钱，电动车配件店赚了一点钱，不多，只有十几万元钱。从经济效益看，自己干比不上给人家打工当技术厂长效益高，但我锻炼了自己，学会了怎么去占有市场，有机会就能发展起来。不然我永远没有机会。

组装厂不能干了，我调整思路，做摩托车后视镜，电动车上面也用。那时好像是2004年3月份的时候，生意好做，出货量很大，赚的钱还比较多，9个月时间赚了有20多万元。很快，做后视镜的人多了，我感觉到利润逐渐在缩水，就退出来，想找其他生意做。找了一段时间，实在也找不到太好的生意做，就又进了永源集团，那时年薪是20万元。做到1年的时间，又跑到上海以然电动车厂，在那里担任的也是生产厂长和技术总指导，加上仓库保管员，年薪是22万元。

2007年3月份，沈浩书记给我打电话。他说，听说你在那边做得不错，想把电动车这一块引回家，在家里面致富。当时我说这一块我考虑一下。2007年5月，具体几号我记不清了，沈书记孤身一人到浙江去找我，说我们家里面现在政策好，希望你们这些在外乡做得好的农民工能返乡，带着家里面人一起致富。他说了小岗村这一块建设工业园，产业化发展的思路，我就赞同他的说法。我这个人比较实干，所以跟沈书记一拍即合，就同意回来了。

2007年7月我从浙江带了120辆电动车组装配件，然后就在家做生意了。

当时我用的是浙江的一个品牌，百帅鸥电动车。回来之后，刚开始就在自己家的小平房里面进行装配安装，没有厂房，那时条件比较差，所有的积蓄都用在电动车上了。沈书记对我这边也比较关心，就说你先做装配，做起来后，我们重点扶持你。他让我自己就在家里面先建小厂房，慢慢地把电动车生产手续给补全了，再把我从家里移出来。

2008年2月23日，我在家门前建成了180平方米的厂房，就是一个加工作坊。建成之后就在家里面做了有一年半的时间，组装电动车。没想到周围人品牌意识比较强，我们这种拼装车辆不太好销售，电动车卖不掉，亏了33万元左右。2008年11月，我就开始转型做电动车配件这一块。那时车子不好卖，但配件好销售，相比较，我的配件质量好，价钱低。这期间陆续接触了好多电动车主，他们都念那些老生意人，我们这种新来家的，年纪又轻，用他们的话说是“嘴上无毛，干事不牢”，整车不愿意跟我们合作。我自己卖配件，和好多不认识的人合作了，联系客户、送货，都是我自己干。凤阳周边所有门市、凤阳乡下各乡镇网点，我都主动上门，坚持了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市场被我做出来了，大家都认可我。

后期又卖电动车电池。结果被一个老板给坑了，坑掉十几万元。电动车电池厂倒闭了，老板跑路了。倒闭之后，所有的售后服务都没有人承担，我只能自己掏钱，请别的厂家来做售后服务。亏就亏在这上面。做人要有血性，该你承担的一定要承担，我觉得小岗人更应该敢承担，不然做不出来生意。

以前家里穷，真穷怕了。没有钱，买盒火柴都得欠账。现在有机会，就要奔着好的方面去发展。亏一点也没关系，从头再来嘛。我不怕吃苦，反正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能挣到钱，我都愿意去干。

坏事也能变成好事，电池售后服务亏了钱，但赢得了信誉。经销商这一块的信任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以前他们说我是“嘴上无毛，干事不牢”，通过这一两年时间，都对我认可和相信了，很多人愿意跟我做生意，感觉我这个人虽然年轻，但是干事情还是脚踏实地的。这样，我又开始组装电动车。我认为这是我的强项，卖配件很多人都能卖，但组装电动车这一带可能就我一个人。眼看着我的电动车销售有起色了，沈浩书记却去世了。沈书记去世后，我那个厂房的事就搁浅了，短时间肯定没有搬出来的希望。2010年7月，我又把厂房扩大了，扩大到现在的600平方米。

厂房扩大之后，我开始进那种弯梁助力摩托车，从无锡那边拉整车回来批发。当然也零售。同时电动车配件还在做。后来做到2011年8月，弯梁助力摩托车也卖不掉了。后来我又跟表兄，另外一个合伙的，叫王永刚做了电动车，主要是两轮电动车，做到2013年2月时不做了。这段时间两轮电动车赚了点钱，大概有三四十万元。那个弯梁摩托车也赚了十来万元。这些钱我跟表兄两个人一人一半就分掉了。调整了一段时间，在2013年3月28日的时候，我又做了电动三轮车，一直干到现在。

电动三轮车我是注册的，2014年注册“雷战”品牌。

刚开始启动资金不太富裕，我自己又去借了钱。原先积蓄的钱，能投到这里的只有十几万元钱，我又去借了37万元，全部是一分五的利息。有好多亲戚朋友都说不要利息，但我是坚持我的原则，就是不欠人情，坚持要付利息，就按照市面一分五的利息来算借的钱。第一年做下来，卖了1200多辆，挣的钱只够还利息的。

第二年的时候，人家都认可我这个电动车，比较有特色，跑得快，有力气。因为农村人买了车子，就想能够代替手扶拖拉机。我的车负重能赶上手扶拖拉机，速度比手扶拖拉机快多了，大家都比较认可。消费者认可了，生意就好做了，那一年总共卖了4000多辆。外县有好多人，五河、明光等周边几个县市一些经销商，看到我这个车做得不错，主动找上门来，要求跟我合作。2015年的时候，由原有的4000辆突破到9300辆车。这一年，是“雷战”车最红火的一年。2016年，一方面是市场占有率太多了，一方面是其他三轮电动车也纷纷涌进来，压价销售比较多，恶性竞争，三轮车的销售量就直线下滑，比2015年的量减少了2/3，只做了3000多辆车子。

我都是以销定产，不会盲目生产的。当然，一般的车型都有库存、有备货，哪些型号好卖、畅销，我就做，不畅销不好卖的我就不做，偶尔有人要，就给定钱，然后专门订货给他。2017年也不行，这都大半年了，也就是1000多辆车，大概在1100辆。因为这一块今年经济不太好，大家都不太好做，整体上市场饱和，加上恶性竞争，导致三轮车业务量持续直线下降。

2015年的时候，我有6个工人。现在只剩1个工人了，没有活干，养不起。剩下的是我妹夫。从2013年回来开始干的时候，我就请我妹夫来帮着干，开始学徒，后来大多数活都会了，一直干到现在，还是他一个人，就跟开国元老一样。

三轮车这一块这几年起起落落，反正也赚点钱，手里头有100多万元。今年2月份，又跟朋友合伙，在凤阳开了一个汽贸公司，从合肥车天集团嫁接一个分公司，叫车脉5S汽车生活馆。以前的大多是4S店，就是整车销售（Sale）、零配件供应（Sparepart）、售后服务（Service）、信息反馈（Survey）四项功能。我们5S店服务的范围更广泛，新增了一项附加功能（Supplement），为前往购车、看车的消费者提供休息用的网吧、大屏幕DVD影院，以及足底按摩、美发厅、遥控模型车的比赛场地等。我自己投80万元进去了，在凤阳九华路128号。另外还有几个朋友，一共是6个人，大家一起投资的。生意场上，该转型时必须转型，不能抱着死猪头啃。

我们主要代理的是奇瑞，是我们本土企业。几个月下来，车卖得是比较好，因为汽车这个行业，未来的3—5年还是热的。国家又出台了新规定，7月1日以后，一个4S店各种品牌都可以销售。这个政策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我那天看到微信上面发的这个消息时，高兴坏了。每个消费者的口味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要买奔驰，有些人要买五菱之光，还有些人要买长安，如果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倒车来卖的话，当地的同行会到我们店里面吵。现在可以多品牌经营，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可以从全国配货来满足消费者要求了。

目前每个月正常的销售在50辆车左右，单辆车正常的利润在5000元钱上下。

每个月能挣20多万元。这个钱都在店里滚动发展，因为我们投资还是显得不足的。有些项目是后续上的。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又上了一些维修设备，汽车保养、美容、装潢这一块，包括洗车，必须一条龙服务。现在我们这个业务量越来越大，生意也越来越好。

前期我们6个人一共投了400万元。店里专门找了会计师事务所，请人家帮我们当会计，代理账目。我们约定，赚来的钱大家都不分，就放在店里面，用于店里建设。5S店里员工一共有14个人，有前台接待、导购员，还有后面维修这一块的，加上总管，发他们的工资也要不少钱。

现在我在汽车店这边问的事情多一些，家里的三轮车厂主要是我妹夫在干。这个厂我不能丢，因为汽车店暂时不分成，我们也不从里面拿工资，家里面日常生活开销，还有小孩念书，开个车来回跑，也都得花钱。钱从哪来？就得用厂里赚的钱来。这个厂毕竟是我之前发家的产业，感情上也无法放弃。

我是深切希望小岗村能够尽快改变的，变成像江浙地区那样的发达村庄。遇到能挣钱的好项目，总会跟我们家里面的亲戚和庄上的人讲讲。有的村民在我讲了之后也动起来了，现在干得还不错。我们家前面那个叫张荣强的人，家里两个儿子在上海，搞挖掘机、压路机工程这一块。他们家有亲戚，在那边搞得也不错，他们原本是在那边帮忙驾驶的。后期回来了，我对他们说你们要自己干，投资买机子。帮别人开，打工没有什么头绪。他们后来都想办法，也贷了款，自己买机子了，在上海那边自己接活，自己干。原来是帮人打工，只拿死工资，但现在，收入一下子就上来了。

有些亲戚，我能帮助的也尽量帮助。我家堂弟徐有马原来是不务正业的人，到这里干到那里干都干不好，还骗人。我回来之后给他投资，在小溪河搞了个店，开了两三年，今年是第三年。做电动车零售，还有铝合金和不锈钢，做防盗门、防盗窗。开业前，他家里面卖几头猪，仅有4500元钱，只够租门面的，剩下所有的都是我给他投的。他店里面的电动三轮车，是我按照这个批发价给他的，放在那卖，赚的利润他拿走。电动两轮车是我去帮他提货，多少钱提来就多少钱给他，赚的钱他自己的，我不赚他钱。还有就是店里面的不锈钢材料和铝合金材料，全部都是我个人掏钱出来垫付帮他做的。小岗这边小区里面的门窗全部都是他做的。因为本身我在小岗干起来了，人家都相信我，我来给他打包票，人家也就相信他了。

有马刚干第一年没有什么生意，后来第二年第三年就多了，干到现在有3年多了，生意越来越好。大概干了1年的时间，他老爸天天讲，有马这都20多岁了，到现在也没有对象，不结婚，怎么办呢？他很愁。我就讲了，这个对象我包了。他爸说，你包？这对象又不是买菜，你上街就能买到。

我在小岗口碑还是比较好的，我给他介绍对象，女方家是信任的。我叔爷家，婶娘有些智障，不能干活，家里是低保户，有马要是不开这个店，一点经济来源都没有。店开了，走上正轨了，而且越来越有影响。在小溪河卖电动车这一块，我们说二绝对没有人敢说一的，因为我们卖得好。我们是自己造的，能比别人便宜点，车子品质也比别的品牌车子要好一点。这都是优势。有马有这样的条件，还有什么说的？

彩礼钱也是我帮他垫付的。结婚的这个酒席钱什么的，全部都是我垫付的。他是去年结婚的，今年4月份的时候，生了大胖小子，一家过得比较开心。我那个叔爷尤其开心。有马也是一个争气的人，我给他垫付的资金，去年的时候全部还了。现在他自己店里面产值也有30多万元了。

我同学他们看到我这样干，也很受影响。我一个同学原来在凤阳县电业局上班的，叫徐园园，铁饭碗。3年的时间，由于天天坐办公室，养了一身肥肉。去年的时候，我们闲谈，我说，你老是在这里面上班，拿个2000多元钱每月，也不行呀，还是出来自己干。现在铁饭碗是不管用了。后来他就在步行街，就是凤阳的花铺廊街，你应该知道开了一个童装店，叫小屁孩童装店。今年过完年的2月份开的，现在每个月也能挣个1万元钱左右。他老婆原来在饭店里面当服务员，2500块钱每个月，看到服装这一块有利润了，也想做。我对他说，你老婆比较时尚，喜欢打扮，如果专门开个时尚服装店，专卖女装，肯定能干赢。很多人会说，现在实体店这块被网购冲击得很厉害，但是有些年纪大的人不会操作，他只能到实体店去买。还有就是网上毕竟不能随意穿试，时装的效果看上去和实际试穿还是有差距的，大多数中年女性喜欢打扮，还是逛实体店。结果他老婆也开了个服装店，也在花铺廊街。现在干得也不错，每个月也能赚个几千元钱。

还有我那个表弟郑开瑞，他原来在搞家电维修这一块，光干挣不到钱。我跟他讲，你在店里头挂个牌子，卖电动三轮车，然后搞维修。电动车这一块多少能挣到一些钱，就算卖车挣不到多少钱，搞维修也能挣到钱，你就再挂个电动车维修牌子。他会修家电，电动车维修上手很快。电动车维修这一块，反正每个月给你搞个几千元钱还是可以的。他现在干得也比较不错，修电动车的话也有五六千元钱。再加上原有维修家电这一块的收入，明显感觉不一样了。

生意是做出来的，钱是一分一分挣来的。有的人你跟他谈做生意，他们会说：你那是有钱人做的，我们没有钱。谈不到一起去，不愿干。这还是一个思路的问题，思路决定出路。就像当年按红手印，搞“大包干”一样。而现在呢？不客气地说，小岗有些人还是缺乏致富思路的。

我这个人文化程度不高，但干事情我胆子大，敢干，我不怕摔跤。这可能也是因为我是小岗人吧。你讲能挣钱，我就去看，看好了，去摸索一番市场，可以干了，我立马就干。我从来都是这样。

我老婆廖春花，老家是四川阆中的。她是大学本科毕业，学电子计算机的。我们在浙江认识，2008年10月3日结婚。现在有两个女儿，大的念二年级了，就在小岗读的；小的还在幼儿园，她们两个差4岁。阆中是座古城，每次去到那，都是匆匆忙忙的。她是阆中市区的。每次到那地方去两天就跑回来，没有时间，她也不喜欢玩。

春花现在在搞互联网，搞淘宝店，干得也比较不错。就拿个手机，代替计算机了，现在手机方便，它响了你就按一下子，不响你就不用按，简单。

她那个淘宝网店叫莎莎零食小店。卖零食，三只松鼠零食店，卖干果啊，还有薯条、薯片这些东西。货源从厂家直接发给客户，她从中间赚取差价，无库存、不积压、不囤货。现在做互联网这一块，要做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太容易。关键问题是货源要选好，供应商也要选对。三只松鼠是大品牌，在淘宝上面零食比较有名气。她做了两年了，好评已经达到30多万。现在单子接得比较多，每天都能做到七八百单。现在爱吃的人比较多，有时候要接到大单子，能一次性买四五千元钱的东西。这样，我们就能赚一两千元。因为这个吃的东西关键是味道好不好，价格没有什么太严的标准。大品牌的东西保障好一点，安全系数要高，毕竟是食品，要把人吃坏掉了，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就做一个品牌的。

接下来，我也跟春花讲了，准备带着家里人都开始做这些东西，家族里面有闲的嫂子呀，弟妹啊，没事叫她们看看，要把家里人都给带起来。当然，做这个也是需要投资的，至少是要准备一笔流动资金。春花做了有一两年的时间，现在的信誉度也好了，我们有时候出货一天要垫资五六万元。账期是25天，所以手里要有一些的流动资金。不过一开始进入，不需要这么多，但你要想做大，就必须要，甚至比这还要多得多。

想当年，沈浩书记叫我回来，希望我能把家里人给带好带富起来。现在我算是带好了几个，还想把庄上人都带富起来，就像我们小韩家，变成小岗最富有的庄子。我最大的本钱就是年轻，其他的也没有什么。我干实体干惯了，有些判断力，我看到能赚钱的生意就会鼓励别人去干，但是不稳定的情况下是不敢让人干的，你让他干了，他亏钱了，他会说：你把我钱搞没有了。所以我还是尽可能去考虑成熟，看透彻了能不能干这个生意，然后介绍给别人去干。没搞懂，没看透彻，绝不敢让人干。帮人挣钱了，人家感谢你，但是亏本了，人家就要抱怨你了。

2．养猪状元殷玉荣

2017年1月20日，“幸福小岗，希望田野”2017年春晚在小岗精彩上演，为喜迎新春的小岗人送上了一道赏心悦目的视听盛宴。晚会上还对小岗新产生的18户致富带头人进行了表彰奖励，殷玉荣作为唯一的女性登上了领奖台。6月23日，在凤阳县委宣传部韩延龙的陪同下，我来到她家位于小殷的养猪场。

殷玉荣出生于1979年，小岗小殷村民组人，梨园中学初中毕业后曾外出打工，在宁波干天天快递。几年后，回到老家到凤阳凤凰水泥厂当工人，干了六七年。2012年回到小岗，投资养猪。

作者：2012年养猪时是什么样的规模，投资多少钱？

殷：那时候投资大概有30万元的样子。

作者：你这个30万元资金，是自己打工积蓄的还是贷款？

殷：那肯定要贷款，然后家里兄弟姐妹借一点，还有自己在水泥厂干活，我老公搞运输也积攒一点。

作者：你老公叫什么名字？

殷：叫王亮。

作者：就是搞卡车货运的。

殷：是的，我们在一个水泥厂上班，他天天就送送水泥。

作者：也就是家里积蓄、贷款和兄弟姐妹的支持。当时30万元建的养猪场猪圈面积有多大？

殷：大概有1200平方米。

作者：当年你养的是肥猪还是母猪？

殷：2012年一开始的时候是从杭州引进的种母猪，是优良品种，原种猪。后来陆陆续续又从宝迪引进一些。

作者：原种猪是什么品种，现在还记得吗？

殷：是那个约克，约克原种猪。

作者：那当时引进多少钱一头？

殷：3000元。

作者：你引进了几头啊？

殷：大概那时候有十几头吧。哦，先引进10头左右，后来又慢慢引进一些。因为一开始又不懂技术，什么也不懂，也不敢一下子就引进那么多。

作者：10头也可以啊，也3万元钱了。

殷：然后又从当地一些散养户找点那个育肥猪，自己慢慢开始干。因为种猪要来效益的话，可能要到1年，8个多月才能见到这个小猪。

作者：这个原种猪好处是什么呢？

殷：长势快，不像过去的土猪，大肚子，长得慢。不但长势快，而且瘦肉率高。

作者：10头原种猪，它产猪仔以后，你是自己喂的还是卖给别人？

殷：约克原种和长白公猪杂交猪产仔以后，母仔全部都可以留作母猪，这些母猪叫二元母猪，就是我们现在主打的母猪。这些二元母猪和杜洛克猪杂交，产仔多，每窝能产10—12只。我们称作外三元商品猪。它生长的速度快，体形好，抗病力强，瘦肉率也高，受市场欢迎。

作者：第一年，就是2012年，你这一块销售有没有外三元商品猪，产下来多少头仔猪，二元母猪留下来多少，有多少育肥猪出栏？

殷：第一年春天开始建场，到10月份左右才有种猪入场，2013年才开始产猪仔。所以2012年全是投入。2013年和2014年，行情都是最差的时候，那时候不敢扩大，也不敢留那么多母猪，只敢挑一点好的，每年留个20头左右。到2015年，有40多头母猪。2015年春天的时候猪价还没上来，行情最低的时候，肥猪才卖4元多每斤。那时候我常常看着那40多头母猪发愣，感觉可能撑不下去了，因为一直亏钱在这里面。

作者：前三年养猪一直亏钱。

殷：是的，就是一直都亏钱。

作者：什么时候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了？

殷：到2015年的下半年，就是在夏季左右，比这个时候稍早一些，应该就在5月份左右吧，猪价就开始回头了，一点点涨一点点涨，肥猪在涨，仔猪也在涨。

作者：你觉得猪价回升到合理价位，可以有利润了的时候是多长时间？

殷：2015年的下半年就有利润了。那时候300元钱每头仔猪，满月以后就能保住本了。后来涨到了600元。600元钱每头，利润很可观。

作者：300元每头可以保本？

殷：嗯对，每头猪仔生出来，成本要200元，然后到断奶，成本应该就在300元钱左右。30斤重的仔猪，300元钱应该就保住本了。

作者：这两年猪价一直都还算不错，是吧？

殷：今年不行。去年好，去年是猪价最高的时候。去年春天的话，仔猪长到了1000多元每头，就30斤重的。现在我们就以30斤重为标准，基本上卖的话就在30斤重，也就是一道杠子。比如30斤重是600元钱，或者30斤重是1000元钱，然后呢，长1斤是多少钱。

作者：2016年就涨到1000多元？

殷：嗯，最高涨到1100元。对，30斤重1100元钱。

作者：2015年你出栏仔猪多少头？

殷：2015年的话，仔猪有500多头吧，少呀！那时候前面都一直贴钱，你喂多少等于贴多少，所以也不敢多喂。

作者：2016年呢？

殷：2016年的话，大概出栏800头仔猪。今年呢，可能多一点。

作者：就是800头这个量，应该也比以前大多了。

殷：对。

作者：肥猪这一块有出栏的吗？

殷：肥猪也有，但是喂得少，就是在高温天的时候，来抓仔猪的人少，可能会丢下来一些，自己来育肥。基本上还是以卖小猪为主。

作者：你2015年出栏育肥猪多少头？

殷：没有多少头，好像100头都不到。2015年之前卖仔猪也少，因为那时候价格那么低，谁也不敢再去喂肥。但是你这个猪产下来以后，没有别人抓，你不喂怎么办呢？大多都是育肥猪。育肥猪就是一直全都在赔钱。

作者：那就是说，2015年仔猪卖得多，2016年基本上没有育肥猪了。

殷：2016年剩不到100头，是高温天丢下来的，然后自己育肥。不过去年要是真正育肥的话，还能赚得更多。因为去年肥猪在9块多10块多每斤，那可能要比仔猪还要多赚一半。

作者：那宝迪去年干到了。

殷：对，宝迪去年干到了。不过宝迪卖仔猪也多，卖肥猪少，因为仔猪那么小，1100元谁不急着卖？他们每天都几车几车往外卖。

作者：那就是讲去年很不错，像今年，半年下来了，怎么样？

殷：今年仔猪现在销售，每头只能赚100多元钱，便宜。30斤重的仔猪就500元。

作者：行情下跌了是吧？

殷：对。有时候甚至都30多斤了，才能卖到500元。一头仔猪好的只能赚到200元钱，有时候都不到。因为行情好了，喂猪的人就太多了。几个月就出栏了，那些养户就开始喂猪了，所以这个行情下跌就快。

作者：去年行情好，你今年是不是继续扩大？

殷：不是，是控制的。因为春节后肉价就会下跌的，我知道不能再盲目地扩大，不能增加母猪的数量，要控制。如果要是再一直跌的话，可能母猪还要再减。预计明年可能猪价要最低，到时候母猪可能还要再减少一点。

作者：你们家平时养殖是谁来负责的？

殷：养殖主要以我为主。

作者：养殖就你一个人负责？

殷：我负责，还有我老公。我老公天天打扫卫生。

作者：你老公现在不开运输车？

殷：他不开了，因为忙不过来。

作者：就是猪场开了以后你老公就不搞运输了？

殷：是从去年开始。去年价格高的时候，高温期的时候他才不开，回来帮忙。以前的话，就是我自己在干。因为猪场一直在赔钱，外面再没有收入，家里面也不行啊。

作者：一个人干，那你怎么能干过来呢？

殷：能干过来，现在都是自动槽投料，因为是仔猪，投料少；还有，水，是自动饮水。

作者：就是自动投料，自动饮水是吧？猪粪怎么处理？

殷：猪粪要自己打扫呀。还有刷圈，产仔母猪和平时吃的不一样，每顿都要自己亲自喂。

作者：你这个猪粪清理和宝迪比，没有他们那个先进是吧？

殷：没有，因为我们就是把那个干粪清理出来以后，就让周边这些农户免费拉去还田。

作者：你这猪圈里面粪便清理，下面有没有漏槽啊？

殷：没有漏槽，就是人工清理，然后刷、冲。要是像那样带漏粪槽的圈，可能再投30万元，总计要60万元，能不能建起来都不敢说。

作者：这个劳动量还是不小的。平时工作是你跟老公承担的，那疾病防疫是怎么搞的？

殷：防疫基本上是我搞的。他主要负责天天打扫卫生，有时候帮我喂喂母猪。

作者：你防疫方面的知识都是从哪里学来的？

殷：就是每天学一点，有时候畜牧局给上课呀。这次3天的课，昨天才听完。或者还有其他各地方的老师来讲课的时候去听听课。

作者：凤阳畜牧局上课每年能举办多少次？

殷：他们在全县各地举办，在我们这每年可能举办两到三次吧。

作者：你去参加过几次培训？

殷：我去参加过两次。其余都是别的兽药公司搞的，都是一些技术老师来讲课，经常有一些。开始那两年，每年可能有时候能听几十次。我手机里存着十多个技术老师电话，来电记录一长串。

作者：噢，兽药公司也来讲课？

殷：他们也聘请技术老师来讲课，他讲得好，你才能用他的药呀。主要就是讲推销，在推销药的同时，也就是搞技术普及和推广。

作者：（指着桌上的兽药）像这些药是拌在食物里边给猪吃，还是专门要打针的？

殷：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猪发烧了、生病了，要打针。进行防疫，也要打针。还有一些药，拌在食物里一起喂就行了。要想搞好防疫，光打针、喂药还不行，还要把环境搞好。卫生是一个方面，通风等硬件条件也是一个方面。去年天热，我花了十几万元购买新风系统设备，所以大小猪都没有因为天气炎热而生病。喂养也很重要。我喂的玉米都是从山东买的，也不直接喂，用机器磨成面粉状，还要配上青饲料，这样仔猪吃了容易消化，又不上火。猪娃跟人娃一样，都是很金贵的。

作者：防疫针是你亲自打，还是请兽医打？

殷：都是我自己打。小猪生下来要打，还有育肥猪也要定期打。小猪生下来要打好多次，防猪瘟、口蹄疫、伪狂、圆环、蓝耳等都要做，还要补铁，算起来，前后要给猪打针十三四次。

作者：技术全都是自己新学的吧？

殷：天天问技术老师。一开始拿针都不敢拿。为防止口蹄疫，第一次给400多斤的种猪打疫苗，猪在圈里乱跑，用断了几个针头才打成功。有时照看生病的小猪，打针、洒药，得要忙到半夜两三点。别人都睡了一觉，我还在猪圈里打，确实累。但既然做了，就得把猪场做好，累也得坚持。后来技术熟练了，轻松多了。

作者：那确实是。你每一批猪都打这么多次防疫针，现在技术的掌握，用药的量等，就等于是一个专门兽医了。

殷：不敢当。我多少懂点技术。其实，那个疫苗上面是有量的，规定一头猪多大打多大的量，而且那些老师也经常讲，有的药可以加量，有的药是不可以加的，很清楚。时间长了，就全都记住了。

作者：你这一块现在和宝迪有没有合作？

殷：没有。有合作意向。上次他们那个米总讲，我这个场也可以跟他们合作，很近嘛。但按照规划，我们这个村民组要拆迁了，现在我不能扩建圈舍，也不能进行大的改造。村里说要搞养殖小区，我们到时候都要到养殖小区去。到那边再建圈舍，肯定是高标准的，环保的，具备和宝迪合作的条件。

作者：小岗准备规划一个养殖区啊？

殷：小岗有养殖区，就在那边石马新区的东头，那边庄子有的还没拆掉。

作者：你要扩大化，就等着进规划新区是吧？目前在这个地方就维持现状了。

殷：因为快要拆了，你又不能再去扩大。再扩大了，就是违建，等于白投入。

作者：你去年，就是2016年行情好的时候，年收入多少？

殷：去年的话，我没有细算，估计挣到50万元左右吧。

作者：那还是很可观的。

殷：像去年那个行情太少了，以后可能就没有了。

作者：没有50万元，能维持在30万元，应该也很不错。

殷：对，30万元钱应该也很不错。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每年有十几万元钱收入，就已经不错了。现在有些人家跟宝迪合作，自己投资十几万元建猪舍，每年也能挣十几万元，忙一些，基本上没有风险。你可以去宝迪问问。

作者：这个庄子就叫小殷家，估计规划是什么时候拆迁？

殷：本来是今年拆的，看来是拆不了了，可能到明年了。

作者：这个庄子还有多少户啊？

殷：有40来户吧。

作者：拆迁补偿现在标准都是透明的。

殷：嗯，都是透明的。

作者：那现在大家对这个庄子，到时候整体能不能拆掉，会不会有不同意的？

殷：应该能拆掉，因为我们庄子就只有两家，现在还买不起房子，就是还没买房子，其余的都在石马新区已经买过房子了。

作者：啊，房子都买过了？

殷：所以要拆迁的话，谁不拆呢？其余的还有那两家可能有点困难，还没买。他们拆迁发了补偿款后才能买。

作者：拆迁之前房子都买了，那证明这个村庄还是很富裕的嘛。房子现在十几万元？

殷：12万元左右。

作者：哦，那还是便宜的。

殷：不知道国家对这一块可有点补助，反正我觉得十二三万元是不多的。外面其他的小区，就是我家老公公建的那个小区，还卖十七八万元呢。

作者：也许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钱，村里面从其他地方搞钱投进来了，不摊到建房成本上。那一块的房子，好像160多平方米吧？

殷：是的。挺大的，还有院子。小岗村对老百姓还是挺照顾的。我们这里通天然气，其他新农村房子哪有天然气呢？天然气用起来便宜，还干净。石马小区那边什么都弄得好，农户大都想上那边住。

作者：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因为农村土地置换、村庄整治，有的地方也还是有阻力的。

殷：有，也只是个别人家……大多数人还是看到了这个集中居住的好处的。

作者：你家几口人啊？

殷：我爸妈现在就跟我们在一起住。还有公公婆婆，不过他们自己过的。我家老公公也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他以前也是一个村干部，现在在搞房屋拆迁啊，盖新农村啊，还有别的什么的。

作者：哦，你老公公叫什么名字？

殷：他是叫王顺之，在武店那边。

作者：你父母还有你老公，有几个小孩呢？

殷：我家三个，两个男孩一个女孩。

作者：你父母跟你住在一起，你这个养殖他们平时能不能帮助做一做？

殷：不能，因为他们现在主要帮我带小孩上学，小孩都在凤阳县城上学的。

作者：就是说你凤阳县城有房子，你父母住在了那儿，帮你带小孩上学。

殷：小孩从上一年级的时候开始，他们就在那边带着上了。

作者：小殷家这一块，养猪的还有没有其他人家？

殷：没有。我一个哥以前养，现在他主要以种地为主，种了几百亩地。南面这几个庄子，除掉我，养猪的还有我同学杨玉贵，金鹏矿业那边还有李士伟。他们都干得不错，我们也常常在一起交流的。

作者：他们好像也都是18个致富带头人里面的。

殷：是的。他们都很能干。

作者：今天非常感谢。以后有什么要问你，我再给你打电话。

殷：行。村里这个表格上有我电话号码。

3．大胆的程夕如

程夕如是小岗石马程圩人，身份证上显示的出生日期是1965年11月6日。年份是对的，但日期是他自己估计的。因为家里孩子多，父母没有记住他的出生日期。后来，老姨告诉他，他出生的时候，天气刚刚变冷，天空中飘着小雪。他推算一下，就选择了11月6日。这些年，他住在小溪河镇上做粮食生意，经销黑豆很有名气。2017年1月，他被评为小岗村18户致富带头人之一。他有1个儿子，1个女儿，儿子已经娶妻，生下了1个孙子和1个孙女。全家一共7口人，两代都是儿女双全，其乐融融。2017年7月30日，我和深圳大学机电与控制工程学院教授邓元龙一起采访了程夕如。

我的故事谈三天三夜也谈不完，开始那些年太难了，什么罪都受过，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要饭了。在凤阳县，一个石马村、一个小岗村是最穷的两个村，根本没有饭吃，尤其是我们生产队，刁华福干队长，他瞎干，种粮食一亩地硬撒百十斤麦种，到最后收的麦子还没有种子多。他瞎搞，最后大家没有吃的。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中午放学到家，把书往桌上一放，就背着书包去要饭，最多要过16块饼，那书包都装满了，最后回来给家里大人喝稀饭就着吃。上学的时候中午在近处要，礼拜天都跑了十几里路去要。在我印象中一天要过16斤芋头干子，背不动走路上就卖掉了。3毛钱每斤，卖了4元8角，高兴坏了。我们念书的时候，根本不上最后一堂课，体育课、唱歌课什么的我是从来不上的。我家就我爸拿工分，我妈身体不好，不能上工，拿不到工分。我们有时间经常就去捡鸡屎、鹅屎来挣工分，那时候上学都带着竹筷子，路上遇到鸡屎就捡起来，礼拜天更要出去。现在说起来很恶心人，当时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捡屎能挣工分呀。我从小就有顾家意识。

分下地后，能吃饱了，但要干活。到上初二的时候，买了自行车，一放学就飞快地骑回家干活。家里有接近50亩地，我母亲不能干重活，两个弟弟小。我22岁那年，母亲去世了，才49岁。现在想想，她老人家才真是苦！我这个人很要强，当时我们是两家合用一头牛，和我大哥家合用，就是我俩同一个奶奶的哥哥，他家先用，我家后用，他家用完以后，都是晚上十一二点了。我不管什么时候，一定要接着用完后我爸回家休息了，我只要看外面有风，就把这个场扬掉，你不扬掉影响第二天干事，在干活这方面我很紧迫。收麦子的时候每天天不亮起来，就跟我大姐两个，早早来到地里，把1亩多地割掉，用板车拉回来，我再去上学。在教室里听课，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你说成绩怎么能好呢？

当时家里是一贫如洗，我却一天到晚想入非非。人家上课，下课了去打球去玩，我从来没玩过，到办公室看报纸，看看这个报纸上可有什么商机，可有招工的，就想进厂。后来滁州扬子冰箱厂招工了，我堂侄去了，我俩一样大。我就没去，家里地太多，我爸不让我去。我也确实不能去，我去了，家里没有办法种地了。

后来我就学手艺，第一样手艺就是学木工，学了7个月出师。干什么都讲究悟性，学手艺尤其如此。跟师傅学习做大桌子的时候，一直让看，不让动。那时候他带3个徒弟，我是老二。做第四个大桌子的时候，做好后，师傅出去喝酒了，我就叫小师弟在门口看着，我把大桌子全部给拆掉，我自己又装了一遍，全会了。不然你怎么学？到现在大桌子多高、多长、多宽，64个榫，64个卯，我都倒背如流。

出师以后，我自己带徒弟干了1年多，后来不干了。在农村溜乡到人家干，也没有人给钱，就是管吃，一些亲戚找你，也不好意思收钱。我小孩舅结婚，整套家具都是我打的。干木匠干不到钱，我就不干了。

我又到蚌埠学做沙发，师傅姓刘，叫刘敏，沙发、刷油漆都是跟他学的，刷油漆后来没干。学了十几天，回家自己搞。到山上去买的木头，买了辆四轮车子。先做了22个沙发，拉到街上去卖，发现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比不过人家温州人的手艺。人家的沙发样式好，价钱也不高，这生意我肯定干不赢。22个沙发在街上卖不掉，我就找庄上人家，这个留点，那个留点，卖得便宜嘛。当时人家做的沙发卖300多元，我200元都卖，你不卖怎么弄，后来150元也卖，100元也卖。剩下的木头都卖给温州人了。剩的海绵和灯芯绒布料，温州人不要。有一天晚上喝酒，无意中我看到了我的自行车坐垫，我想把它们做成坐垫，应该是可以的。我弄一个纤维板，贴在自行车坐垫上画下来，锯出模型，就开始做。我老婆踩缝纫机，照着模型先裁灯芯绒，又加上海绵，试着干了一会儿，就做成功了。后来我俩天天加夜裁，把那些海绵、布料，全部做成自行车坐垫，放在从蚌埠进来的服装一起，赶集去卖。半年下来都卖掉了。

我是怎么会到蚌埠进衣服呢？我有一个老表，他在蚌埠市糖果厂干车间主任，我去到他家走亲戚，回来以后在蚌埠转转，我想看看能进点什么货在家摆个小摊。经过那个搞服装批发的青年街，还有二马路老市场，看到那个衣服太便宜了，但当时没有钱。怎么办呢？我就向表哥借了100元钱进服装。当时我记得进的是童鞋和童装，童装是5角钱每件，童鞋7角每双，就背了一大包。

回来后，小溪河逢集，鞋子是3元每双，衣服是2元钱每件卖的，挣钱啊。那一天，挣了大几十块钱。我记得清清楚楚，卖完后，买了3块钱肉、1块钱豆芽。那时候我都结过婚了，回到家已是中午，我爸在家吃咸菜就饭。我就说，刷锅刷锅，熬肉，熬肉吃，嘿嘿。

从那开始，我后来慢慢就自己弄钱去进货，进个几百元钱货，赶集、赶会。凤阳每年两个会，一个是三月二十日，一个是七月三十日。后来我逢到这两个会，就进个千把元钱服装去卖，一个会3天，3天下来，都能挣个六七百元钱。其他逢集的时候，我用自行车把货带着，在街边摆。

倒腾服装，挣了一些钱，我就收粮食，粮食贸易后来一直没有间断，成了我的主业。收粮食我是从1990年开始的，在我们石马村，我租了几间房子，在那开了一个批发店，代收粮食，主要是收稻子和小麦，销往当地米厂和面粉厂。当时的规模不大，有生意就做。1991年到1994年，这3年冬天我陆续都在种蘑菇。面积不大，那时候有两间房子。在小溪河这一块市场里销售。我种的蘑菇，弄到街上，我的蘑菇不卖了，他们都别想卖，人家都先买我的。因为我的蘑菇是棉籽壳做的，他们都是用锯末和稻草做的，所以他们做出来的菇没有我们做出来的菇好看。

我家做粮食生意，我堂兄也做粮食生意，有些矛盾，我三弟跟他家打架，把堂兄砍倒了，跑了。我就去医院服侍堂兄。前后1个月零3天。这期间还要调解，赔偿医药费，心都操碎了。还没把堂兄这个人搞好。我二弟在芜湖念大学，又跟人打架，出了纰漏，我到芜湖去又搞了1个多月接近两个月，最后通过地方关系，找到芜湖市人民检察院，才把我二弟保释出来。我不在家，家里的店有一晚被人家洗劫一空，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钱、烟酒、那一年收的瓜子，全部被人家偷走了。1995年、1996年我在家睡了两年觉，什么事也不想干了。这样也不行啊，后来就干了1年多的瓦匠给人打零工，到1997年我就到了宁波。

在宁波梅墟，明达针织厂门口，门对门，我在那儿租了两间房子开小吃铺，现在比如炸油条、麻花、馓子，蒸包子，做麻园，做辣汤，我全会。当时出去时我什么都不会，我就请了一个老头，算是我们表姐夫，叫裴银芝，今年去世了。他当时70多岁了，我就带着他出去，他会干什么呢？他会炸馓子、油条、麻花，这样小吃就能干起来了。他干，我打下手，很快都学会了。其他的技术都是我一点一点学的，蒸包子我是跟涡阳人学的，做辣汤是跟宿县的一个女的学。我在那一带找，哪个技术好，我就去学，你教会我的话要钱给你钱，不要钱那就请他吃顿饭，反正人家也无所谓，我们又不是一个地方的，不会抢生意，人家愿意把手艺教给我。

在宁波期间，我每年都回来收打瓜子、黑豆。只要到打瓜子、黑豆收成时，我就回来，所以我的老本行始终没丢。1999年回来收完回宁波后，老板娘看不得我生意好，房子不租给我了，她自己开小吃了。我就和老婆一起打游击，在租的住房里做好，以后到厂子附近卖。当时两个小孩都在家里，是我爸带的。他每天只能烧点饭给他们吃，不会洗弄，搞得浑身都是灰，又黑又臭。再加上我爸本身身体不好，需要照顾，我就想，算了不管挣多少钱，也不能干了，回家吧。所以到宁波就把那一套东西全部都卖掉了。当时我老婆不让我回来，我就说回去不干了，挣再多钱也不干了，这个小孩糟得不像样，赶快回家。

从宁波回来，我们才来到小溪河镇上。这是2000年，开始也是租的房子，就在供电所对面，专心致志地收黑豆了。干了这么多年，我明白了，要干就干那一样，不要乱干，干多了没用，要专一行。在供电所那边做了5年，然后买下燃灯路这边的房子，才搬过来的。我起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钱，手里一点钱都没有，都是借的，借七借八，一步一步，慢慢干起来的。

燃灯路这边房子先买了3间，后来随着生意扩大，把前后左右都买下了。房子不少，但有些乱，不成体系。门面后面的那栋楼是我自己盖的，因为儿子要结婚。另外一栋楼是后买的，有四五年时间了。现在我们全家生活，粮食收购、储存、加工都在这个区域，左面的是3间房子，右面的是4间房子，有多少面积，没有具体算。不算院落，房屋应该有800平方米吧。按照早年镇上做生意人家的格局，还算是前店后厂吧。

我没来镇上的时候就收黑豆，在石马那边收稻子的同时收。稻子卖掉后，专门把黑豆拉到镇上来，卖给镇上的门店。时间长了，我看出一些门道，有韩国人会来收购，就决定到镇上来干。第一年到街上我就跟韩国人打交道，他叫罗向右，2000年的合同我现在都还保留着呢。罗向右上来就提标准，我按照他给的标准收，一点都不马虎。农民卖的黑豆多是大小不一的，我按照罗向右的标准进行筛选，把粒径符合要求的放在一边，小的放在另一边。过了一段时间，罗向右来看货，一下子就看中，立马就签正式合同了。罗向右这一块，我每年能走4个货柜，每个货柜标准是23吨，4个货柜总重量有近百吨。这个稳定的销售渠道让我在黑豆市场上一下子就站稳了脚跟。

得到韩国客商认可后，台湾省的客商也来了。他叫吴尚明，是台湾省某个理事会的会长，今年应该有68岁了，说话很难懂，平时交流都是和他太太通话。他看了我的黑豆，也觉得好，每年也能要100多吨。有了这两大客源，我的生意就好做了。那几年，是我黑豆生意顺风顺水的时候。

这些年，我发往韩国的黑豆每年有400吨上下，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带工方式，货物大多数是发往威海。带工是什么意思？就是用袋子来背货的人。当时的政策，到韩国的人，每人可以背40千克上船进入韩国。比如我是韩国老板，我雇100个人，你们每一个人就背40千克，现在只能背20千克，背多了就扣押了，过去背40公斤可以，你可以带点红小豆或其他东西到韩国去，这就属于带工。组织带工的老板都是韩国人，或者朝鲜族人。他们进入韩国海关，遇到麻烦能搞定。

带工方式让我走了不小的量，我们皖苏这一代通过带工贸易的有十几家，我的量应该说是在前三名，凤阳这个地方我应该数一数二。包括项广琴，她做得早，影响大，但现在她的量根本就没有我的大。这两年我走带工的量减少，以前这种方式知道的人少，没有多少人朝那去，都是我去做得多。现在都去了，都聚到那，我就不去了。我现在朝哪发展，我就朝远的地方，几千千米外的地方，朝云南、贵州、新疆，朝这些地方去，他们摸不到的地方，都摸到的地方，就没利润了。威海那边现在恶性竞争，没利润了。那怎么办？我让你们干，我干点老客户，剩下都让你们干，我再去找客户，再新开辟市场，就是这样。

新开辟的市场，北京这一块，我一年能走个200吨。新疆的乌鲁木齐、黑龙江的哈尔滨这一带每年能走个一两百吨。上海现在也固定有两三个客户，反正基本上全部都给他们发。近的客户包括威海、郑州，现在我都不发了，他们都能摸到，抵你的货，利润太薄。

我走货的总量这几年是1400—1500吨，全家人跟着忙，也是很辛苦的。每年我们要干到11个月时间，最多春节、国庆长假休息个把月时间，其余的全部在收货、加工、发货。因为没有自营出口权，每年我们还要借助别人的公司，往外走三五百吨。

现在发货渠道广泛，汽运、海运、铁路都有，国内远距离的都走铁路，比如四川成都这一块，我每年有百十吨货，都是走铁路。小溪河站不能发了，十几年前取消了，现在临淮关还可以。但我不走临淮，因为临淮离我们近，发的话客户容易丢。我去远一点，到蚌埠，蚌埠那个高师傅，我们两个十几年的关系，他能够严守商业秘密，所以我一直都走蚌埠。

这一带老百姓非常信任我，这是我的优势。你可以到底下村组打听，我们底下的黑豆，就像今年，如果我不收的话，黑豆还会剩很多。当地有些商户都到江苏高邮去调，我不能去调，如果大家都到外地调，那我们当地种的黑豆又卖给谁呢？高邮豆子稍微大一点好一点，他们都去那调。我也去调，但是我调得少，只有要出口的时候才去调。只要是内销我全部销本地的豆子，因为毕竟我是当地小岗村致富带头人，我就是靠老百姓给抬起来的。我一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钱，老百姓就整车拉来赊给我，然后我慢慢干起来，所以说我不能不顾家乡这一块，老百姓的这个黑豆，卖不掉都知道，拉到程夕如家来都包卖掉。我老家是石马的，小岗村严宏昌、严金昌都是我舅爷。我老娘舅也是小岗的，我就做这点生意，不能忘本。

卖黑豆和种黑豆是不一样的。黑豆价钱低，卖黑豆一样能赚钱，因为能低进低出。种黑豆就不行了，价钱低了，农民要赔死的。黑豆2009年时，每斤要卖到13—14元，农民种到地里就是钱，大家积极性都高。这几年一路走低，行情越来越差，2016年是3.5—3.9元，2017年到目前还没上来。

商场如战场。我这几年如果都听儿子话，走得稳一点，那我手头现在应该是有点钱的。你看2009年开始黑豆价格低，我收购很多，挣了200多万元；后来高价格的时候别人不收，我继续收，结果价格下跌，又亏掉了。那一年总共就挣了60万元，还算不错的。到了2011年搞丹波豆，我把整个河南西华的丹波豆100多吨全部拉回家，然后听说哪个地洞里还剩有16吨，又把它拉回家。头100多吨是780元买的，后来那16吨是860元买的，后来我加工成成品，4元多卖的，你说贴掉多少钱，几元钱一斤给贴了，那年贴掉好几十万元。在2012年，我又拿了100多吨丹波豆，后来也没有赚到钱。

不是我自夸，我这个人在地方也算是一个风云人物。我没有钱，本钱小，小溪河街上有很多做粮食生意的，过去都是我供货给他们。我上街以后，十几年下来，他们根本没有人干过我的了。我是一个胆大敢干的人，身上就有小岗的精气神。

我儿子叫程灿，1988年9月14日上午8点10分出生。女儿叫程洁，1990年闰5月22日也是上午8点左右出生，当时我老婆栽秧，栽着栽着肚子疼了，回家生的。我自己不知道是哪天出生的，因为我母亲去世早，那时候也没心思顾这些，后来我一个姨娘还在，就问她，她也不知道我哪天出生的，只知道是下雪天生的，所以我这个生日是估出来的。11月6日，我觉得像。所以我这两个小孩，必须把生日牢牢地记在心里。

从宁波回来后，我加强了对两个孩子的教育。程灿开始一天到晚上网吧，我硬管硬弄后好多了。女儿呢，我看得更紧，高中毕业后考上青岛一个学校，中间念了两年，不愿意念了，要搞个饭店这样那样或到酒店去干，我说那不行，你要想干，就再学1年计算机。她自己学了1年计算机，我花了几万元，回来以后，在涡阳给人家搞会计管理，带3家账，每家每个月1000多元钱，3家是4000多元。搞了两年，我讲你就不要搞了，搞不到钱，回来吧，看看开个店或者做点什么生意，没有钱我给，你不要考虑那么多。后来她就回家来，休息了半年，到了3月份又想出去，我劝她到浙江去转转，也可到广州这样的地方去，到宁波包括义乌这些发达的城市转转，看看有什么商机，需要钱我给你。最后她到义乌去，自己开了网店，在义乌开了两年，在杭州开了1年，几年下来干得不错，自己买了1辆车，在蚌埠市里买了1套房子。手里还有几十万元钱，总体都很好。今年她回到涡阳，她找的对象是涡阳的，现在在涡阳开网店。在网上开网店在哪里其实无所谓，在哪儿开都行。但我觉得在义乌进货方便啊，我是不允许她离开义乌的，但她要回来，我也没办法。

作为父亲，对子女最重要的是引他上正路。小孩子的事情，大人你不引导他怎么行？我女儿不要我多照顾，也不要我操多少心。她没结婚，今年估计他们就要结婚了。女儿跟我一样，就是心高，就想发大财，反正就是想干，跟儿子不一样。儿子不求上进，只求解决温饱，很稳。这也不是坏事。现在我也不一样了，有时候我就故意不干事，他在旁边使唤我干。使唤我干我也不干，我就想法子丢点活叫他自己干。从去年到今年他明显成熟多了，离了我自己也愿意干了。前几年他是不大愿意干的。

我这一块每年雇的人不少，以前全部是人工挑选，每年都用三四十个工人。今年就没那么多，我们上了筛选机，总共就用10个人了。正常情况下，筛豆子是筛豆子的人，还有打包的人。打包的人在我家干十几年了，从来都没换过，叫赵保芝。我家要是没有人，就他在家带着工人干，等于是我家的经理。

家里的人都在干，以前我老婆自己也干，现在是儿子媳妇干，儿子收货，儿媳妇段吉娟主要负责管理。媳妇是比较能干的。儿子程灿除掉负责收货、看机械，包括工人装车、卸车外，现在也谈业务，他自己也走货，今年走的货应该在一半。以前基本上都是我走货。他用手机通过网络开辟新客户，走了不少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现在我们量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有老客户，他有不少新客户。他谈好以后，我去巩固这些关系，儿子渐渐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了。

除了粮食生意，我从2014年开始收，在山东收大蒜，已经连收4年了。2014年、2015年都是赚钱的。2016年收200吨大蒜，挣了大概有40多万元。但搞了500吨洋葱，正好赔40多万元，去年等于是白干。

前一阵子，你打电话，我正在山东收大蒜。共收了878吨，都放在山东金乡大智冷库4号库里呢。现在通过我的手机，就可以监控到。有了网络监控系统，方便多了。

今年的价格还可以，我前400吨，是2.3元每斤，从6月27日开始收的。后面200吨均价是2.46元，再后面270多吨是2.65元，总平均价是2.44元，我这都有，每天记录都有。大蒜可以储存两年。相对来说风险小一些。洋葱就不行了。洋葱每年到阳历年必须卖，到阳历年你如果不卖，它就长叶子，出芽了，所以洋葱不好做。去年我也不懂，就图便宜。当时收是3角钱，一开始收4角多，后来掉到3角多，整个收了500吨，只卖了八九万元钱了，冷库费都十几万元，连冷库费都没卖到，等于是全军覆没。所以讲我这人就是胆子大。

4．杨玉兵和杨伟

2016年7月，英国《金融时报》女记者到小岗村采访，和杨玉兵进行了座谈。后来她在《金融时报》网站发文，在“商业脑袋”的标题下这样描述杨玉兵：

许多小岗村人到沿海工厂打工，杨玉兵就是其中之一。6年后，他“厌倦了打工”，回到了家乡。他展现了中国未来土地整合的一种模式。

除了属于大型国有农场的大片经过开垦的“荒地”以外，农村土地在法律上由村集体所有，实行家庭承包。他们拥有30年使用权，平均拥有6—10亩土地（1—1.5英亩），通常分割为5个或以上的独立地块。

杨玉兵与多个邻居签署协议，购买了后者的土地经营权，种植了28英亩谷物——中国政府在2008年允许土地经营权流转。安徽省近半农地通过这种方式“租了出去”，但杨玉兵表示，要实现机械化耕种就需要有更大规模的农田。他说：“未来，土地有必要整合到少数人手里。”

支持土地所有权的改革人士认为，随着他们的邻居日益年迈而无法劳作，像杨玉兵这样的农民将会逐渐扩大规模。中国科学院（CAS）的农村问题专家黄季焜（应为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注）估计，在全国范围内，5%的农民耕种着20%的土地。

但存在一个问题。杨玉兵相信，种植33英亩以上土地就得雇佣工人和租用设备，但他对土地的控制很弱。他的邻居可能会向其他人出租经营权，或者土地在30年经营权到期时被重新分割。

经营权流转每年只需要花费大约92美元/英亩，因此与买地相比，这种机制允许杨玉兵和他的邻居们用更少的资本整合更多的土地。

这很不错，因为他们没有很多资本。原则上农民可以向农村合作社贷款。最近的改革允许银行以累积的土地权利做抵押放贷。但在实践中，农业企业规模小，而且缺乏正规经营经验，这让银行往往不愿发放贷款。

杨玉兵的确是个有商业头脑的人，他1976年出生，个子不高，皮肤黝黑，一对眼睛特别明亮，闪烁着智慧和机敏。他是石马小杨人，现在是小岗村包组干部。1993年，初中刚毕业，他就去了宁波，在一家台资电子企业生产线上当工人。干了6年，他回到凤阳，娶妻、生子，希望在家乡找到能够赚钱的门路，但现实总是不如意。以后又陆陆续续在宁波、凤阳两地跑，时而种地，时而打工。直到2005年才正式回来，专心在老家发展。

“我家有兄弟姐妹5个，4个都出去打工了，我把他们的地都拿过来，一个人耕种。几十亩地，种起来很轻松，但挣不到多少钱。看到有人养猪挣钱，2006年我把10万元积蓄拿出来，盖了猪圈，投放10头母猪，繁育猪苗，自己育肥。2007年，出栏了近200头肥猪，挣了10多万元，心里别提多美了。当时小岗这一代，养猪没有能够和我比的。但到了2008年，一场猪瘟，大猪小猪死掉70多头。我真是欲哭无泪，手里拿着注射器，恨不得差不多要往自己腿上锥。那时候养猪防疫意识比现在差多了，确实没有经验，同时，畜牧局这一块的服务也没有现在好。”

10头母猪只剩下1头了，还有13头小猪，杨玉兵很快将它们都处理掉。

“2009年，GLG项目入驻小岗，我就开始种甜叶菊了。”

甜叶菊是菊科，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南美洲巴拉圭和巴西交界的高山草地。自1977年被引进中国，在北京、河北、陕西、江苏、安徽、福建、湖南、云南等地均有栽培。叶含菊糖苷6%—12%，精品为白色粉末状，是一种低热量、高甜度的天然甜味剂，是食品及药品工业的原料之一。2010年，杨玉兵牵头成立了小岗村甜叶菊合作社，流转300多亩土地，大规模种植甜叶菊。参加合作社的有十几户农民，杨玉兵占股80%。为了规避风险，合作社跟明光市的一家企业签订了协议，甜叶菊保底收购价是11元/千克。这样，除去人工、化肥、农药和土地租金等费用，按收购价16元/千克算，每亩地的净收益有4000多元。从2010年到2015年，这几年效益一直都很稳定，尤其是2015年，甜叶菊产量最高。12月14日，面对采访他的《安徽日报》记者，他说：“今年甜叶菊产量略高于去年，大约有十几万斤，毛收入将近120万元，合作社人均净收入2万元左右。”他一家四口全年家庭纯收入能达30万元，其中大部分是甜叶菊经营收入的贡献。但到了2016年，甜叶菊的产量却下降很多。杨玉兵找到种植方面的专家，专家调查后告诉他，虽然小岗的甜叶菊种植是按期轮茬的，但由于年数多了，土壤肥力下降，菌源基数增加，需要歇茬几年。2017年，他就没有再种植甜叶菊，80亩土地用来种水稻等常规农作物，同时种了近80亩的丹参、玄参等中药材，以便找到新的创收门路。

为了采访杨玉兵，2017年，我曾找过他几次。第一次是在小岗村村委会，刚刚聊了一会儿，有群众来找他办事，只能中断。10月21日晚，我给他打电话，他告诉我，他在友谊大道最东段三岔路收稻子呢。现在农村已经没有专门的稻场了，农民晾晒粮食，往往在路上，我以为他是收自己家晾晒的稻子。顺着友谊大道走过去，远远地就看见东端汽车、拖拉机来往不断，一片嘈杂，同时又灰蒙蒙的。到了近前，才发现很多汽车、拖拉机都是运粮食来的。它们在旁边的地磅上磅过数量后，杨玉兵在一个本子上把数字记下，稻子就卸到旁边了。一辆铲车正在不停地将稻子往上攒，稻堆子比旁边的土丘高多了。

旁边有个帐篷，里面有个地铺，不用说，他晚上就住在这里。“你收稻子，是往外卖的？”

“对，和一个朋友合作，一边在这里收，一边往外销。赚点差价吧。”

“差价能达到多少？”

“8分到1角。但我们卖到粮库或者米厂，人家往往还要去除杂质，拆掉水分，加上人工成本、运输成本、损耗，每斤能赚到3分就不错了。”

“既然有这个差价，农民自己为什么不去卖呢？”

“自己去，首先要找到收购的地方，还要运去。因为距离远，他不能想去就去，稻子就要放在家里，要储存，要堆放。那样一来，去掉的成本钱就很多。送到我这里来，他在外面晒得差不多，就可以运来了。你看有的人口袋都没有，就是直接装在拖拉机后车厢了，来过了地磅后就卸掉了。这样，他今年的秋收就完了，省事。外面这么做，其实是一种收购服务。所以，农民都知道我们是赚差价的，还是往这送。各算各的账。我们是靠量大赚钱，是辛苦钱。”

“今年能收多少斤稻子呢？”

“几百万斤肯定是有的。到底能收多少，只能是最后看。”

往杨玉兵这里送稻子的人很多，他一会儿要验看，一会儿要记账，一点空闲也没有。聊天只能见缝插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一会儿，我只好离开。

第二天晚上，天气依旧晴朗。吃完晚饭，我从小岗培训中心又走了过去。运粮食的汽车和拖拉机依然很多，杨玉兵正在过地磅，记账。我没有打搅他，见旁边有一个中年汉子在忙着用板锨堆稻子，我问他：“你是和杨玉兵合伙的。”他说：“不是的，我是给他打工的。干一天，他给我一天钱。”

“他每天能给你多少钱？”

“200元。”

“不少啊。”

“天不亮就来了，到现在还不能结束。每天要十几个小时，他们挣得也是辛苦钱。”杨玉兵记完账，空闲了，过来说。“他是家里土地少的，有空闲。那些土地多的人家，你现在就是每天给300元，他也没有时间来。”

“这工钱确实不低。你雇了几个人？”

“看需要。需要几个就叫几个。我给他们钱不低，一般每个人每天都是200元。我随叫他们随到。”说着，又有拖拉机来了，他又忙着去过地磅，记账了。我站过去，他记完后，让那个卖粮的人看看数字，问：“对吧。”那个人看了看说：“对。”很快开着机子走了。

“做这个生意，最重要的是记账。有的人你要是给他记多了，他拿去了就不吱声了；你要是记少了，他准会回来找你。哪一笔款子都几千元、上万元，对不对？这个事情只能我亲自做。”

他说得很对，我招呼一下，就离开了。

2018年1月13日下午，因为是周六，杨玉兵没有在村里上班，我电话联系他，他说在草莓大棚。杨玉兵的草莓大棚在友谊大道东段的洪·张健康产业园中，我和温跃渊、长春出版社编辑孙振波一起过来时，草莓园门前停了好几辆车子，一拨人正在买草莓。卖草莓的是杨玉兵的妻子梅彩红和杨伟的妻子陈敬萍。

杨伟是杨玉兵的堂弟，1987年出生，现任小岗村团委书记，2004年12月前，在小溪河中学读高二，2004年20月至2012年12月在原南京军区31集团军91师273团服役。2013年4月开始干大棚，2014年6月到村里工作。他2011年与陈敬萍认识，2013年2月结婚。他在这个地方有草莓大棚12个。杨玉兵有9个。

从1月3日傍晚开始，整个皖东地区普降大到暴雪，据凤阳县气象局数据显示，截至5日2时（2时雪止），本次降雪过程凤阳县累计降雪量达49.3毫米，积雪深度31厘米，局部40—50厘米。全县很多地方受灾，不少塑料大棚被积雪压倒，损失惨重。

好在1月2日，县气象局就发布了暴雪红色预警。杨玉兵和杨伟看到天气预警后，联合行动，寻找应对雪灾的办法。正常年份，小岗这地方不会有这么大的暴雪，上一次暴雪是2008年。所以，杨玉兵、杨伟都没有现成的经验。但他们都很警醒，因为这些大棚，他们每个棚子投资了2万元，在一起就是40多万元，无论如何是不能让它们被积雪压倒的。“一大意，我俩棚子要全倒掉了，损失就是几十万元资金，农民挣几十万元容易吗？你想那本钱是什么，就是一年二年都爬不起来了。”杨玉兵说这话时，脸上闪着战胜劫难后的庆幸。

他们根据到寿光参观时别人的介绍，又从网上搜索，找到了加温除雪的办法。就是通过在大棚内加温，增加温度，使得雪落到塑料薄膜上很快融化，顺着两边自动滑下去，存不住。如果不能自动滑下去，就用刮子来刮。两人找来长竹竿，在竹竿的一头绑上一个横木板，做成类似汽车雨刷器的形状，以备使用。杨玉兵做了4个，杨伟也做了4个。

准备好刮子已是3日中午，起风了。风有些紧，杨伟先来到小溪河街道，他找到了卖煤炉的人，给杨玉兵打电话，杨玉兵很快也赶了过来。两人算了一下，每个大棚里放两只炉子，杨伟12个棚，要24只。他怕有地方需要多放，又增加1只，共买了25只。杨玉兵按照棚数，买了18只。

买完炉子，他们又去买木炭。因为木炭易点燃，升温快。两人一起买了12箱木炭，每人6箱。卖煤炉的人见了说：“用煤炉烧木炭，着起来快是快，但一会儿工夫就烧完了。雪要是下一夜，你们12箱木炭根本不够用。还是要买一些蜂窝煤，这样几个煤球就能够烧一夜，两个小时换一次煤球就行了。”

两人听了，觉得有道理，就找到卖蜂窝煤的人，让他们立刻往小岗送煤球。杨玉兵要了600只，他的木炭多一些，杨伟要了1500只。有了蜂窝煤，木炭还要不要用呢？杨玉兵果断地说：“要。木炭一点就着，升温快。防止煤炉一时半时温度上不来。还有，雪要是下大了，外面温度下降快，需要再增温，就要靠木炭了。”杨伟连连点头。

木炭放在什么地方烧呢？杨伟想到了中午在旁边饭店里吃的木炭火锅，那木炭是在火锅内燃烧的，要是把那锅敞开，放在大棚内燃烧也行啊。他灵机一动，找到卖小铁锅的人，找来铁丝，拴在锅耳上，拎起来试了试。“把这玩意吊在大棚钢架上，在里面放上木炭，需要点的时候随时点着。”

“可以，赶快买吧。”两人要买几十只小铁锅，一家店不够，他们跑了三家，总算凑齐了。

回小岗的路上，雪花已经开始飘了。傍晚，天空中雪片鹅毛一般，早已将山川大地、村庄房屋都严严地遮盖了。此时，杨玉兵、杨伟和家人一起，已经在每一个大棚里都升起了两只煤炉，在钢架下面，也吊起了小铁锅。铁锅里面都放上了木炭。雪大起来，木炭都点着了。大棚里暖融融的。雪落到棚顶的塑料薄膜上，积得很快，但因棚内的温度传到棚顶上，与塑料薄膜贴着的雪很快就化了。积雪的“根基”立不住了，棚顶又是倾斜的，积雪自然向两边滑落。待在大棚里，接连能听见雪滑下去的“哧哧”声。

升温除雪的办法很有效，4日一天，雪没有停，但杨氏兄弟的大棚上一直没有积雪。蜂窝煤和木炭准备得都很充足，杨伟的父亲也过来了，一起帮着照看，大棚内春意融融。

到了晚上，杨玉兵吃完晚饭来到大棚查看一番，没有问题，对杨伟说：“今晚上你看一下子，我先回去睡一觉，早晨我起得太早了。有事你就打电话。”杨玉兵习惯早起，这两天起得更早。每天都是忙了一段时间再给杨伟打电话的。

杨伟看到1点多，见雪依然能够自动滑落下去，棚子没有问题，就回家睡觉了。他实在太累了，倒到床上就睡着了。突然电话响了。他被惊醒，一看时间，已经3点半了。电话是杨玉兵打来的。“你赶紧来，雪下大喽，棚子上面都积住了要清理，往这跑吧！”

杨伟立刻又赶回大棚。原来，大棚之间的通道有1米多宽，雪不停地从棚顶往两边滑落，很快停止融化，把大棚之间的通道积满了。雪一直往上堆，超出大棚檐口，上面的雪渐渐地滑不下来了。这样一来，就必须进行人工清理了。他们拿起刮子，一个棚顶一个棚顶往下刮。两家的妻子、父母都来了。两家8口人，有的刮雪，有的清理通道，干得热气腾腾。凌晨4点多，安徽电视台驻小岗拍摄节目的郭导、张导带着记者赶到现场，拍摄抗暴雪场景。大雪之中，他们拍摄完镜头后，天差不多已经亮了。

雪一直纷纷扬扬，5日全天都没有停。杨玉兵、杨伟和他们的家人有的在清理通道，有的在刮雪，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小岗村党委委员严余山住在友谊大道的中段，离大棚不太远，先后3次提着开水，带着方便面、大饼等，冒雪前来慰劳他们。积雪深厚，兄弟情感更深厚。凤阳县委常委、副县长肖继根，凤阳县委常委、小岗村第一书记吴小林，凤阳县财政局副局长、“三年大提升”行动办公室主任李锦柱等也都来到现场了解情况，给予问候。累得受不了了，杨玉兵又打电话，请来临近的几个朋友一起帮忙，清理积雪。

5日晚9时，雪终于停了。杨玉兵和杨伟的大棚全部保住了。

谈到这里，温跃渊问：每个棚子全年收入大约多少？

杨玉兵：正常来讲是每棵草莓结1斤，每个棚子大约在2000棵左右，不缺苗的话，大约结2000斤，除掉家里吃一些，能卖3万元钱，但3万元钱呢，总要有损失，有病虫害呀，缺苗损失等，一般每个棚子毛收入在2万元多一点，去掉别的方面的成本，大约挣个好几千元钱。

温跃渊：好几千元不行，二还是九？几不行，你要么五千元、六千元，要么七千元、八千元，你讲好几千元，那怎么算？

作者：你就讲12个棚子，总收入能达到多少。

杨伟：我算我自己的吧，我哥你算吧。

温跃渊：他保守。

杨玉兵：他算的时候就等于是我的。

杨伟：一样的，反正乘以2就行了。我家属天天都会用本子记的，投入多少钱，人工多少钱，她都记着，买苗、买药、用肥、人工，每天收入，都记着。今年我还不好讲，去年我是8个棚子，净利润是接近7万元钱。

孙振波：每个棚子将近1万元钱。

杨玉兵：纯利将近9000元钱。

杨伟：我今年又扩大了，今年我估计没有去年好。

杨玉兵：扩大不如精干，精！棚子要精心，面积大了，有时照顾不过来。

杨伟：对，去年的苗栽过都成活了。今年9月份栽，那时候碰到雨季，忙不过来，苗就受到影响。再加上今年大雪，虽然草莓多，但下雪有影响，这20天我们的果子量会很少的。

杨玉兵：前天晚上有个棚子，花全部冻死了，今年这一茬子，就损失几万元钱。因为快过年了，产量、销量都应该是旺季嘛，但果子跟不上也不行。

温跃渊：花没有了，就没有果了。

杨玉兵：对，所以今年能达到6000元钱每个棚子就相当不错了。今年12个棚子，跟不上去年8个棚子。

孙振波：我可以帮你搁网上宣传宣传，你要是能有快递，直接发货，反正把快递费加上不就完了吗，只要口感好，别人就能买。

杨伟：这怎么讲呢……

温跃渊：草莓是保鲜品。你要寄到吉林，搞个三四天，到那就坏掉了。

孙振波：顺丰快递很快的，第二天就能到。

杨伟：我正在做实验，给一些亲戚朋友发，走的是圆通快递。

孙振波：多少钱一斤？

杨伟：3斤一盒子，88元。今晚就有3份。

孙振波：发到哪里了？

杨伟：滁州1份，宁波2份。

（大家一起看发快递用的箱子）

孙振波：这一箱能装多少？

杨伟：3斤左右，多了也不行啊，就八九十元钱，正好。

孙振波：你是每个草莓都套上这个袋儿？

杨伟：这个叫泡沫套，套上了，放实，免得在里面晃。加泡沫箱，人家搬来搬去，就不怕碰撞了。

孙振波：要是超过1天，质量是不是就不好了？

杨伟：现在温度比较低，两三天没有问题。要是4月份、5月份了，就不行了。

杨玉兵：恒温就更好了。放两天，颜色没有那么光彩。

杨伟：新鲜采摘的和搁两天的草莓光彩肯定不一样。

孙振波：这让不让带上飞机呢？

杨伟：这怎么不让呢。

孙振波：你明天早上帮我装两箱，我带回去。我那边有朋友，直接在你这买就行了。

杨伟：好的。

2017年，杨玉兵80亩水稻收稻谷卖了8万多元，80亩药材还没有销售。贩卖粮食，午季收购麦子50万斤，赚了3万多元。秋天收稻子700多万斤，和合伙人每人挣了10多万元。再加上草莓等收入，也差不多有30万元了。2018年，他利用金小岗的便利，种车厘子，搞3个大棚，还有一些露天的。杨伟则和他分开来，要种葡萄。两年后，他们卖完草莓，就又可以接着卖车厘子或葡萄了。

春节后，我遇到了杨伟，他的葡萄苗已经到家了，正在忙着栽种。

5．蔬菜合作社周党之

2017年6月10日是周六，雨下得很大，小岗村办公楼里终得以宁静下来，严余山帮我约到了周党之。他是小岗村创先生态蔬菜种植专业股份制合作社法人，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小岗时，他曾作为开发性农业代表参加座谈会，在小岗的农业合作社中，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创先蔬菜合作社于2014年底策划，2015年5月成立，到2016年初，拥有冬暖式大棚12个、简易钢构温棚92个，总投入资金200万元。主要种植蔬菜品种有黄瓜、西红柿、辣椒等。合作社从2017年春天进行体制改革，社员以大棚入股，又筹资新建2000平方米连栋大棚，主栽草莓、西瓜、大樱桃、水蜜桃等，用地面积达到150亩，效益和前景都非常好。

周党之1982年高中毕业时，曾经考上大专，是改革人物翁永曦引进到凤阳的一所高校的植物土壤系，专门培养凤阳农村实用人才，简称凤阳二校。那具体是一种什么学校，他现在记不清了。入学不久，他听别人说这个学校读完后不包分配，觉得没有意思，就辍学回家，到蚌埠三建二处去上班，跟人学习工程预算、工程监理等知识。其实二校留下来的人，后来都分配了。沈浩时代在小岗任职的史学亮等人就是那个班的同学。说到这些，周党之感慨良多。

干了几个月，他回到梨园乡砖瓦厂当团总支书记。在这家乡镇企业，他干了4年。因为家里土地少，只有4亩半，所以他工余时间主要忙着养鱼、养猪，每年能挣1万多元。在当年，这可是高收入。在去宁波考察乡镇企业时，他看见那里不少人盖了楼房，心里痒痒的。1986年，他自己设计了一套图纸，在原石马村小吴庄村民组开始盖楼。从下地基、圈梁，到砌墙，周党之全是一个人干，新婚不久的妻子马彩云给打下手，当小工。前前后后差不多干了两年时间，盖起了一座两层半、面积160多平方米的小楼。“那时候砖5分钱每块，整栋楼，院子带绿化，还有一个梅花状水池，共花4万元钱。我也算是敢为天下先了。”整个梨园乡为之轰动，很多人特地到小吴庄来看新鲜。

在乡镇企业干了4年后，石马村领导要求周党之回到村里来，当计划生育专干。那时候，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事，也是天下第一大事。整个安徽的乡村都推行“男专干，女保健”的工作构架，工作压力很大。专干的工资每年1800元，外加镇里的500元补助。这个岗位周党之干了好几年，后来又担任村支部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直到2003年辞职。

“辞职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女儿、儿子都成人了，他们要到宁波余姚去打工。我觉得他们还太小，不放心，就和马彩霞一起陪他们去了。”

周党之一家来到余姚梨洲街道竹山桥。这里位于余姚城郊结合部，四面环河，地理位置优越，离余姚市中心及梨洲街道办事处仅2千米，交通便捷。竹山桥是梨洲街道主要工业村之一，有多个重点企业落户在村内，私营企业发展很快。儿子、女儿都进工厂了，爱人马彩霞也进入一家塑料厂上班。

在余姚的前一两个月，周党之主要是给小孩和老婆买买菜、做做饭，业余时间跑跑看看，了解一下余姚城的情况。环境熟悉了，他就到丽新灯具厂上班，搞灯具抛光，干了半年，又跳槽到五谷公司。

五谷公司是一家金属制品公司，老板叫黄河清，生产制造铝质厨房用品、酒店用具等，产品销往韩国、日本和埃及。周党之的岗位在人工洗白车间，工作是把机器上刚刚压出来的餐具进行洗白。出口的日本锅、韩国锅、埃及餐具等从机器上压出来后，有油污、粉尘等，必须洗白。洗白是在高温加烧碱的液体中先洗，然后用清水冲，再进行烘干。

在这个公司干了1个多月，周党之找到老板娘，要辞职。老板娘问：“是不是工资太低了？”的确，工资每个月才拿1700多元，不高。洗白车间就一条生产线，工人一起在线上劳动，根据工效大家平摊工资。周党之说：“这个工资的确低，这还不是主要的。我最不能忍受的是这里面天天返工，洗出来的东西当晚检验，有一半不干净、不合格，第二天要返工，天天都是如此。累人，更气人。”老板娘知道返工是没有钱的，返工再多，都是无用功，当然工资低了。

见我这么说话，老板娘说，你可有什么好方法不返工？我说我可以试一试。我干了1个月早知道了，原因主要在于洗涤液的温度和浓度上，厚的锅，要加高温，烧碱要加多一些。我们的车间主任姓王，江西人，小矮个子，他当时就是一条线，一个温度，一个浓度，无论什么锅，就这么洗下去，很多锅自然洗不干净。我给姓王的指出来，他非常自负，说我都在这干3年了，你什么也不要说，老板不会听你的。所以说，我不干了。听我这么一说，老板娘就把王主任调到自动化洗白车间去了，让我当人工洗白车间主任。结果我一干就好了，基本上不返工。第二个月，我们工资拿到3700元了。

日本锅很厚的，一个人都抱不动。不同国家、不同品质的锅，你都用一个方法，怎么能洗好呢？当时我的手烧得都是泡子，工业烧碱，加上高温一粘到就起泡。虽然有手套，但并不严实。我当主任后，对厚度大的锅，温度就调高一些，烧碱兑多一些，然后洗薄的东西，我多加点水，不就稀释了吗？温度是电控的，需要降温，我再调低一些。你不能按照一种温度去搞。原先还有不少洗坏的，埃及餐具很薄，烧碱滚开的，下去檐口有的就卷掉了。我控制好温度，一个洗坏的都没有。

我也是考上二校的，大专班没有毕业罢了。干了一天，累得不得了，手都烫的是泡，第二天还要返工半天，拿不到钱，还不气人？他效率低，我肯定不能跟着效率低！两个月下来，厂里就给我拉去旅游了。结果我没跟上旅游车，叫我打的过去。我说我不打的了，就在余姚玩了。老板娘说，那你玩吧，我们在外面玩多少钱，回去就给你多少钱。

我在五谷公司干了好几年，车间主任每个月就多300元钱的补助，其他钱都是和线上工人平分。到2008年的时候，金融危机来了，黄老板的3个厂倒闭两个，只有余姚的这个厂勉强维持生计。工资待遇也低下来。此时石马已经并到小岗了，家里搞石马新区建设，要征地、拆迁、盖房子，这是大事，我必须亲自回来处理，就向老板辞职了。一晃也十来年下来了，真快！听说五谷公司现在还在竹山桥，规模比以前大多了。

到家后，GLG项目征地，我觉得是好事。这些项目要是做起来了，小岗都是工厂，不就和竹山桥一样了吗？我很快就签字。沈浩启动新农村建设，小吴庄要整体搬迁，我是党员，又是老村干部，没有话说。何况我原先的小楼加上附属设施，还补偿我15万多元。我选择自己到石马新区去盖房子，按照规划，用统一的图纸。我的房址等都是沈浩批的。当时我那个地方是个烂泥塘，我把淤泥清掉，代价大了。我说我不能要这个地方。我没有见到沈书记，但沈书记给我传话了，让分管城建的周成之对我说，那块地基总是要有人要的，你是老党员、老干部，你不要，我们也不好给别人。地基深度以下，村里可以出钱，地基到地脚梁以上，还是你自己的。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没想到，我花了3.5万元，把地基深度以下处理好了以后，沈浩去世了。后来找村里后任领导，他们都说没有依据，我只好自己承担了。

我的地大部分被征掉了，现在连老宅基地，就2亩多地了。2亩多地我租给人家搞养殖了，每亩600元钱每年。我觉得行了，你自己种地，单亩能收益多少？现在小岗的土地流转，有一个不好的现象，都是狮子大开口，流转费太高了。前几天我们算了一下，按照每亩700斤原粮计算，今年（2017年）的流转费得940多元每亩，拿地的没办法干了。要是这样，到头来就没有人来流转了，受损失的还是小岗人自己。这个账要算好。省里、市里来调查，我建议土地流转租金要合理确定，虚高的要降下来，党员干部应该带头。

搬迁到石马新区后，村里让我到敬老院干院长。敬老院院长每个月1000元钱，太少了，1年不到，我不干了。后来村里换届选举，有人让我参选村委会主任，组织上做我工作，让我不要参选。因为石马村大，我有群众基础，要是参选，组织提名的同志可能麻烦。我是党员，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后来村里安排我分管石马新区的环卫，每个月给1300元钱。干了不到两年，也不干了。因为太忙，顾不过来。我还要养羊，养了280多只，圈养的。

当时养羊是接任沈浩的丁俊书记叫我养的，畜牧局赵家龙局长和丁俊他们反复看了3次，才选中庞桥的地址建羊圈，但到了第三年末，因为村里要建设4300，我在庞桥的羊圈就拆迁了。他们叫我搬到东面山头上去，此时羊肉掉价了，我觉得市场行情不好，决定不养了。那时候卖仔羊，22元每斤，过年后就掉价了。我卖的时候，才卖20元。总体说那几年效益还可以。第一年挣5万元，第二年挣8万元，第三年全部卖掉了，一共卖了24万元。去掉成本，赚了10多万元。买种羊，盖羊圈，这都是成本。

羊不养了，我就来搞蔬菜合作社，干大棚了。

蔬菜合作社2014年底策划，我们到山东寿光考察两次，2015年春天开始施工，当时是6户人，从村创发公司租地32.8亩，土地是原大周村民组复垦后的老宅基地，是平整过的，好用，手续也好办，排灌都方便，适合种植蔬菜。我们投资72万元建起了6栋冬暖式大棚。第一批棚子建好，很快有效益，又有4人加入，又建了4栋。2016年初，又有2户加入，到现在为止有12个冬暖式大棚。

这些大棚主要种黄瓜、西红柿，效益高。栽种时通过嫁接苗的办法，用南瓜嫁接黄瓜，生命力强，根系发达，产量高。用茄子秧嫁接西红柿，这样可以重茬，保证一年四季生长。随着社员的增多，业务量增大，我们另外还建了92个简易钢构温棚，把土地扩大到150亩。在这些大棚中，我本人有两个冬暖式大棚，12个温棚，投入32万多元。冬暖式大棚年纯收入5万—6万元，温棚每年1万元。2015年，我效益最好，挣了18万多元。2016年有所下降。整个合作社这一块，2016年总产值是120多万元。

我们的合作社原先是松散型的，经2016年运行1年后，发现一家一户经营弊端很多，安排作物不能统一，治虫防病也不统一，有些人还用有害农药，无法保证无公害，销售不诚信，形不成批量，商贩不愿来，影响了销路。今年，我们改制成股份制合作社，统一生产，统一管理，统一销售，春季这一季下来，效果很好。销售市场拓宽，各家不需要自己去销售，目前4家超市大溪河2家，小溪河2家，每天定期前来拿货，再加上县城菜贩每天下午来进货，销售很轻松。人们都喜欢小岗蔬菜的新鲜，而从蚌埠批发的蔬菜不新鲜，总是待小岗蔬菜销完，他们的菜才能销，所以有些商贩尽量不到蚌埠进菜，我们只要了解市场蔬菜批发信息就可以了。

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一是因为管理经营体制改变，二是得益于蔬菜从品相到质量全部提高，新鲜耐看。因为蔬菜种植过程中，我们不用农药，用酵素、沼液来防虫治病。

以前我们没有种过蔬菜，方法一是自己摸索，二是小岗作为安徽科技学院产学研基地，经常有师生来，边实习，边指导。黄瓜、西红柿栽培深度，怎么保证成活率，西红柿怎样打杈，怎样使其高产，枝干、藤蔓如何吊起来？在大棚里吊起来，省去了搭架子，节约成本，而且采摘方便，这些和露天蔬菜种植都是不一样的。

科技学院的张教授告诉我，酵素使用被称为农业技术的第二次革命。长期使用化肥、农药，造成了土壤板结，通透性差，所施化肥农作物只能吸收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二的肥力及作物所需的微量元素被土壤固化，而使用酵素能使土壤疏松，通透性好，形成土壤的团粒结构，保水保肥，抗旱耐涝，增强作物的适应能力，从而使肥效提高，产量增加。使用酵素能形成有益微生物群体优势，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繁殖，减少病虫害发生。

酵素是我们自己制作的。生产中西红柿品相不好的，个头小的就不卖了，用清水洗净，切成片，放在密封桶里加上自来水、红糖，按一定比例，三样在一起发酵，三个月以后用纱网过滤，就可以使用了。原液和水1:1或1:2配比，进行喷洒，防治白粉虱、蜜虫、蚜虫，效果非常好。蔬菜、瓜果病虫害少不说，喷过后蔬菜叶面又黑又亮，口感好，味道正。

除了酵素，我们也使用沼液喷肥。沼液的效果和酵素几乎差不多。沼液从附近门台子、清塘的养猪场拉，是免费的。因为猪场的沼液池满了，它就需要往外拉。这些沼液先送到安徽科技学院检测，符合相关标准，我们才使用。有些猪场的沼液，检测后碱性太强，我们不能使用。大蒜要经常喷洒沼液，没有死叶，叶尖不黄。叶类蔬菜基本上都喷洒，喷洒后第二天，叶面上形成白膜，害虫无法上去。

我们大棚里面一年种两季，夏天高温时歇茬，翻地，在地里喷杀菌药、熏药，盖上薄膜，闷地，气温可以高达80度，能杀死有害病菌和害虫卵。这样，蔬菜种下去时，也会减少病虫害，少用农药。这一点我是特别强调的，我们合作社生产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是绿色环保的。茬口的安排，一般是算好时间，保证冬天尤其是春节前后上市，反季节，销售三四个月，能有好价钱。正常季节蔬菜上来后，我们就歇了。

种蔬菜有一个弊端，六七年就要换地块，所以到山东考察后，我们又种起了大樱桃。果树进入盛果期每年每亩田也能收入4万多元，而且盛果期能够达到60年以上，一劳永逸。

10月21日下午，我又来到周党之的合作社现场，他陪着我看了几栋冬暖式大棚，黄瓜、西红柿都已经挂果了。“再有1个星期，黄瓜就能采摘了。西红柿要到元旦前。今年过年要到2月份，要保证那时候大量上市，价钱高，才能多挣钱。”接着又来到旁边的温棚，里面的辣椒秧子很小，但已经结了一些辣椒，能够采摘了。我问他：“这么小的辣椒秧子就结果了，产量不会高啊？”他说：“这个品种好，很小就挂果，在不断长高、长大的过程中，一直挂果，持续很长时间，所以产量高。”

走到东边已经平整完毕的地边，有人在埋钢架，周党之告诉我，这是正在规划建设的1万平方米的连栋式大棚。这种大棚高大敞亮，机械可以进入作业。这个项目得到了凤阳县现代农业奖补政策的大力支持，总造价112万元，合作社社员个人投入56万元，财政补贴56万元，一对一半。1万平方米连栋式大棚建成投产后，可以增加产值30万元，纯收入15万元。这也是政府对创先生态蔬菜种植专业股份制合作社良好运行的一种奖励吧。

菜地的当中又盖起了一栋礼堂式的建筑，上面用彩钢瓦盖顶，两边的墙全是推拉窗，大厅里显得宽敞明亮。周党之说：“这是要经营农家乐的。准备春节前开业。现在农村人家办事，需要大场地，我们这个农家乐就是为了适应这个需要。”在南头，还有6个房间。他指着说：“这是包间。有些客人是需要用包间的。”工人们正在吊顶，春节前开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创先合作社现在共有16户，其中有4户贫困户。贫困户通过每户申报扶贫专项资金4500元入股，合作社给予其保底分红，每户每年1500元。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合作社利润要是高了，他们的分红还可以增加。其余的12户，股本都高得多，大家风险共担。

4户贫困户情况都很独特，基本上是丧失劳动能力的。陈玉田的老婆是外地的，脑子有些问题，几年前跑了。他已经70岁开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读初一，二儿子读小学。李士青智力有障碍，家属也有轻微智障，一儿一女都在上学。周德之腿残废，无法干活。缪夕跃老婆跑了，小孩智障，他整天要看着这个孩子。这些户2017年已经分了1500元，其他到年底再看。近期扶贫工作又出现一个新举措，每个贫困户可以申请5万元贴息贷款，合作社每年至少要给分红3000元。贷款原则上合作社两年后要还本，如果没脱贫，可以再贷一次。以12带4，任务很艰巨，但社员们没有怨言，周党之就很有信心。

2018年大雪前，周党之为了抗雪，买了1车黄木杠子，在大棚里加固，每隔4米放1根，顶到钢架上，每个棚20多根，所有的棚都顶上了。此时，黄瓜已经采摘出售个把月了，西红柿刚开始采摘，棚里硕果累累。为了防止降温把瓜果冻坏，12栋冬暖式大棚顶上全部放下了帘子，盖上了被子。前一年的大雪前，他就是这么做的，有效地战胜了大雪。没有想到2018年的雪这么强，从1月3日下午开始飘落，就不停了。4日夜里，社员们都来了，一些家庭的妇女和老人也都来了。大家在棚子旁用长木棒绑上横杆，往下刮雪，但不起作用。尤其是冬暖式大棚，上面覆盖的棉被被雪水浸透了，盖得严严的，变得特别沉重。周党之带人进到棚内，见顶在棚里的黄木杠子有的被压得插到地里大半截子，有的被压断了。他想把上面的塑料薄膜划破，放弃里面的果实，保住大棚，但做不到，上面覆盖的被子已经无法卷起。大棚随时有倒塌的可能，他让所有的人都撤了出来。暴雪依旧，大家在不停地刮雪、铲雪，干着干着，一些妇女就干不动了，在风雪中不停地流泪。夜里12点左右，最北面的棚子开始倒塌，随后接二连三有棚子倒塌。周党之让大家停止劳动，把那些妇女和老人劝回家。此时，最重要的是要确保社员们的人身安全了。

12栋冬暖式大棚倒掉9栋。其他的拱棚和在建的连栋式大棚也都倒掉很多，农家乐的彩钢瓦房顶也被压塌，里面装潢的吊顶全部毁坏，已经贴好的地板砖等也被砸坏，损失近200万元。

2018年4月1日，我和温跃渊一起又来到周党之合作社地块，他正在和社员们一起栽种葡萄，衣服上都是泥巴，人比去年10月份见到时要黑瘦一些。他带着我们转了一圈，自然要谈暴雪造成的损失，但更多地谈了现在在干什么。这个150亩的地块，他要打造田园综合体，除掉种植、养殖，还要搞观光、游乐。9栋倒塌掉的冬暖式大棚，已经拆除了7栋，土地已经平整。

过去当地从山东进菜，我们搞大棚，有优势，但现在都从海南进了，海南不要大棚，就是运费钱，菜比山东的便宜得多。我们这一块，冬暖式大棚优势有所下降，种菜效益不如以前。所以利用这个机会，我们要重新转型，在雪灾中站起来。不站起来不行，首先是对不起合作社里的这十几户群众。倒掉的拱棚我全部搭起来了，种水蜜桃、大樱桃、火龙果，搞养殖、搞农家乐。看到那边的挖掘机和运土的翻斗车了吧，那是挖塘的，20亩面积，建成后，不但能确保我们的灌溉，还能搞垂钓。

靠石马新区边的两栋冬暖式大棚空地，我想搞洗浴中心和超市，石马小区2000多人，还有周边的一些村子，没有洗澡的地方，冬天老百姓很不方便。超市可以卖我自己的东西，同时组织货源，服务小区群众。我要寻找一家大超市，进行连锁，它给我供货，卖掉东西结账，这样成本不高。我的蔬菜、水果，可以走批发价。我的菜是在旁边现摘的，你可以看到的，肯定有吸引力。中间这5栋地方，主要搞育苗，瓜果苗。育苗效益也是很高的。我以前买苗都是到山东去买的，每年要花好几万元钱。我们周边还有很多人，都是到山东进苗的。我要把这个业务做起来，有科技学院的教授，技术上不成问题。南面的两栋空地要搞小木屋。准备搞两排，长方形的，四合院，26套。中间修建水池，搞上绿化。房间里有全套厨房设备，可以自己做饭，外面水塘可以垂钓。我这里有蔬菜、瓜果，有鹅、鸡、鱼，地地道道的生态农庄。南京有几十对老人，去年来看了，要到我们这里来住，一次个把月，20天的，他们说，就这样在田园里的屋子，接近大自然，开心。

农家乐这一块，我们原先投资15万元，搞得是简易的。大厅里能摆30桌。春节前，预定宴席的已经有20家了，其中有一家40桌。大雪过后，全辞掉了。这次我们又花了15万元进行维修，同时提高档次，把有些地方重新加固，空调、桌椅等标准全部提高。增加3个立式空调、6个小空调。厨房设备年前已经到货，还没有来得及安装，雪下了。幸亏没有安装，要不然，麻烦大了。这回全部安装到位，还要在南边支一排大土锅，用来炖菜，一次开十几二十桌席，光用小锅炒，是来不及的。

小岗的街区要扩大，不能老是就友谊大道一条街。我已经向新上任的第一书记李锦柱建议了，小岗村门口要树一个导游牌，小岗村境内还有4300、田园综合体，游客可以去观光、游乐。村部应该搬出来，老村部可以搞档案馆和村史馆，让游客参观。友谊大道那一块，打造成红色旅游线，石马这边的4300，可以打造成绿色旅游线。合作社这一块、农垦集团那一块、张从宇教授野鸭稻田那一块，都有看头。

有人说我不知愁，哪里的话？雪灾过后的那几天，我一直睡不着觉。损失太大了，200万元啊，差不多要吐血啊。但后来自己又告诫自己，不能吐血，要是吐血，那真是完蛋了。钱还不是人挣的吗？毛主席他老人家有一句诗，我从年轻时就喜欢：“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除掉从头越，我现在也别无选择啊！

过春节的时候，我自己做了副对联：人老心不老，永不言败；棚倒人不倒，从头再来！

6．“互联网+教育”的邱建闯

邱建闯1987年毕业于滁州师范，一直在小溪河中学任教，后来担任副校长。2012年3月被县教育局抽调到小岗，筹建小岗九年一贯制学校。2013年6月，小岗学校正式成立，邱建闯完成任务，打算回到小溪河中学。“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严金昌两人到县教育局找到局长，说：“邱校长你们别让他走了，要让他走，我们按红手印都要把他留下来。”邱建闯知道后忙说：“你们千万别按红手印，我留下来就留下来，小岗学校的确有很多事情可做。”

之所以要建立小岗九年一贯制学校，是因为周边5千米范围内没有初中，小岗的孩子小学毕业后就得去远处读书，最近的学校是小溪河中学，距离10千米。没有公共交通，学生上下学要么是家长接送，要么自己骑自行车或电动车，前者难以做到，后者危险多多。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孩子们只好住校。小岗的有识之士、“大包干”带头人诸如严宏昌等人多年呼吁，要在小岗设立初中，解决孩子们读初中难的问题。邱建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小岗的。

小岗学校原来就是一所村小，硬件条件差不说，师资也匮乏，一些老民师转正的对新教材、新方法都很难适应。学校只有1台老计算机，还是沈浩在时送给学校的，已经不能使用了。邱建闯需要打份汇报材料，竟然要到村办公室去借计算机。村里的一位副主任把自己的电脑借给邱建闯使用，但对于九年一贯制学校直摇头：“就这几个老师，连小学都办不好，哪里有能力办初中？”

邱建闯对他笑着说：“教师会陆续补充的，教学条件也很快会改善的，学校一定会办好的。”后面的时间，邱建闯多次到教育局，商讨初中教师调入问题。没有好的师资队伍，想办好学校那是空话。他通过各种渠道，用自己在教育系统工作多年的优势，极力宣传小岗。因为他深知，小岗原先毕竟是村子，条件很差，如果来的老师，不是从内心认可小岗，没有一种荣誉感和使命感，不可能有工作积极性。通过宣传，全县的中学老师对小岗学校的现状和未来都有所了解，一些老师申请调入。对于要来的人，邱建闯前期都深入了解，工作责任心不强的，他一律不要。武店中学的张彩艳老师想到小岗学校来，邱建闯了解后，知道她是一个敬业精神强的人，就协商县教育局，把她调过来了。张彩艳来时带着一个两岁的孩子，自己既要带孩子，又要工作，压力非常大。孩子太小，村幼儿园不愿意收，邱建闯出面联系了园长沈艳，要求她一定要收。沈艳是邱建闯的学生，不能不给老师面子，就收下了张彩艳两岁的孩子。张彩艳非常感激，工作特别卖力，教学成绩显著。她的丈夫李玉原是官塘中学教师，语文教学成绩也很不错，邱建闯积极协调，也于2016年秋季调入小岗学校。现在张彩艳成为小岗学校骨干教师、团委书记、凤阳县语文学科专家库成员。

小岗学校2012年有小学毕业生50多名，留下来读初中的只有30多人，其余的十几个都到外地去读了。悠悠万事，教育为大，一些家长对于新建起来的小岗学校初中很怀疑，他们的教学行吗？地误庄稼是一年，教育误人可是一辈子。对此，邱建闯很难过，唯有更加努力地工作、教学，干出成绩来，让村民信服才行。好在严宏昌的孙女、严余山的女儿严海月留了下来，还有30多位同学留了下来。什么也不说，闷头干吧。2015年中考，严海月等5人考进凤阳中学，还有不少人考进了临淮中学，在同级同类学校中是全县第二名。这个暑假，小岗人谈论最多的是小岗学校。原先一些想到外地上初中的学生，纷纷都留在了小岗。

这种良好的态势小岗学校一直保持着，2017年毕业生参加中考38人，6人考上凤阳中学，5人达到临淮中学录取线，在同类学校中又是名列前茅。这一年六年级升初中50人，但七年级招生却达到70人，多出来的20人全是慕名而来的，有梨园小学的，有外省打工回来的。按照教学要求，70人应该开两个班的，但因为师资不足，还是只开一个班。“班额太大，还缺少数学教师。师资问题是最大问题，我正在向教育局积极争取。”

2017年10月20日傍晚，在小岗培训中心404室，邱建闯由衷地说：“我在小岗这几年最大的体会就是做好校长，第一个是用心，第二个是用情。把公家的事当做自己家的事做，把老师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做，剩下来就没有什么难做的事了。人只要心气顺了，什么事都好做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没有教师的成长就没有学校的发展。我做人简单，我对老师的要求也很简单。我说你们只要做好两件事：教书、育人。校长就做好一件事：做好教师的服务。在此基础之上谋好两件事：学校发展和教师福利。”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信息化和现代科技手段已经渐渐融入教育教学领域，未来的学校应是信息化和常规的教育教学相融合的智慧学校，作为乡村学校要发展，邱建闯觉得一定要利用好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要积极争取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在教育信息化方面积极投入。曾任凤阳县委书记的马占文对小岗学校关爱有加，他在担任滁州市教育局局长时，把小岗学校列为首批安徽省信息化建设试点学校，投入70万元，用于信息化改造。利用这些投资，邱建闯2013年上半年开始建设机房和广播系统，建设同步课堂，2013年秋季投入使用。这是滁州市第一批，也是全国最早的同步课堂。2016年学校又投入资金，将以前的老设备重新升级换代，大大提高了同步课堂的应用率，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水平，充分利用了一批名校的优势资源。

2017年5月，小岗学校安装了数字云图书设备，云图书系统以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为基础，是集电子文献、阅览、咨询、检索、共享于一体的现代化多功能阅览器。系统基于海量中小学图书资源进行大数据整合而开发，囊括了24万多册各类电子图书和多媒体资源（分文本类与多媒体类），按照标准中图法进行分类。作为一款专业的数字资源管理类平台，可以向师生提供多种媒体形式的知识类型和优质课件资源，以及更多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方式。实现了数字或电子图书、多媒体、课件等资源的有效管理和高效阅览。老师和同学还可以通过阅读心得、书评、专题活动等进行实时互动，营造了浓郁的阅读氛围，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阅读积极性！8月份，学校又安装了校园网络全覆盖设备，目前在学校的任何角落，都能接收到无线信号，这个系统正好与学校的电子书包相契合，提高了学校的信息化水平，也有利于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和教学改革的推进。

小岗学校少年宫也于2017年正式投入使用。少年宫里建有图书室、美术室、体育器材室、音乐室、多功能会议室、科技活动室。各功能室配套设施齐全，活动开展正常。学校坚持少年宫的公益性和普及性原则，面向全体学生，学校组织了具有凤阳特色的凤阳花鼓队，叉拉机、钱杆子表演队，武术表演队。结合凤阳传统文化的学习，校园文化得以全面开展。

作为一个校长，邱建闯不但有教育情怀，还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小岗学校基础薄弱，在抓好常规教学的基础上，如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从什么地方入手？学校师资力量有限，但学校有信息化手段，有智慧校园系统，有同步课堂。应该用“互联网+教育”的办法来弥补师资力量的缺陷。小岗学校的信息化教育同步课堂系统是苏州阔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的。他的同步课堂项目覆盖了全国，他们了解到天津市红星路小学拥有自己的书法校本课程，推荐给了滁州市教体局，滁州市教体局引荐了小岗。邱建闯原本钟情书法，他认为：“书法不仅是一门艺术，是国粹，同时也是国学的基础，也是我们学习的基础。读好书，我觉得首先从写好字开始。”邱建闯立刻将小岗学校的情况上传给天津市红星路小学，表达了书法教学的强烈需求。

天津市红星路小学是全国书法教育示范学校，同时也被誉为“书法状元校”。该校有着30余年的书法教学经验，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和广博的书法教育资源，探索书法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已自成体系，培养出了诸多书法人才。2018年1月份，通过天津市电化教育馆与红星路小学的共同探讨，红星路小学将通过校际网络同步教学平台与外省学校进行创新常态化的互动教学尝试，将红星路小学优质的书法教学资源传播出去进行共享。

在接到跨省市常态化应用需求后，天津市校际网络同步教学项目服务中心通过同步教学系统所在的全国教育云服务平台，他们发现了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小岗村的小岗学校，这所位于千里之外的乡村学校，是安徽省首批教育信息化试点学校和安徽省智慧学校示范校。近年来，它秉承小岗精神，积极探索教育改革发展之路，借助阔地教育“同步课堂”等现代化教育教学手段，较好地解决了教师年龄和知识老化的问题，在推进教育信息化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和尝试。

在天津市电化教育馆的组织下，项目服务中心迅速牵线搭桥，为两校形成了高效沟通的纽带。红星路小学刘伟校长与小岗学校邱建闯校长，就优质书法资源依托校际网络同步教学平台进行远程网络共享的方式达成了一致，并高度认可。

为保证新学期天津、安徽两地跨省常态化的书法特色教学能够顺利开展，天津市校际网络同步教学项目服务中心前期与两校活动负责人开展了多次沟通、调研工作。一方面，紧锣密鼓地制定适用于跨省市常态互动教学的活动方案；另一方面安排运营工程师、运维工程师、培训讲师两地现场进行软硬件设备运行情况检查，平台模块应用培训。天津市河北区教育管理信息中心负责人宁东，在了解到小岗学校的情况后，也安排人员全力支持并进行了跟踪式网络保障。

书法在书写过程中需要注意单个字的结构是否合理、笔画书写是否准确、整张作品是否干净整洁，这些注意事项在传统的教学中，授课教师现场指导学生即可更正。而本次创新的异地互动教学应用形式，如何让两地的师生有效互动，让学生有融入感地学习书法，是当务之急。

天津市校际网络同步教学项目服务中心在红星路小学项目教室现场，根据书法授课教师教学中的需求和教学流程，结合校际网络同步教学平台的特点和功能，进行了多种教学应用方案尝试，并与小岗学校进行互联，沟通调试应用效果，最终确定了书法教学的应用方案。

1月24日，红星路小学与小岗学校领导、教师通过校际网络同步教学平台进行了首次远程网络会议。会议中，两校除了讨论教学方案、教材缺乏、材料规格筹备等问题外，更着重沟通了教学计划统一、教学课表统一、教学进度统一“三统一”的问题。会议最终确定新学期每周一下午1点15分双方开始书法教学。为保证小岗学校学生能与红星路小学学生同步进行书法学习，红星路小学将向小岗学校提供书法教材。对于需要准备哪些书法文具及其规格型号、相关注意事项等，双方也事无巨细地进行了交流和确认。

3月2日是传统的元宵佳节，也是开学的第一天，“共享书法资源，共传华夏文脉”，红星路小学与小岗学校校际网络同步教学开课典礼，在红星路小学与小岗学校同步顺利举行。两校现场依托校际网络同步教学平台播放了红星路小学和小岗学校专题片，拉近了两校师生之间的距离。随后，红星路小学刘伟校长进行了开课典礼致辞。伴随着现场闹元宵的音乐，红星路小学师生用手中的笔，来了场“笔歌墨舞闹元宵”，书法名师阎金老师现场向小岗学校师生送来了书法祝福，学生代表也将书写的“五福”通过校际网络同步教学平台送给小岗学校师生。徐莉老师通过校际网络同步教学平台，向小岗学校同学教授如何用硬笔书写“福”字。通过徐老师精彩的教学讲解，小岗学校的同学们迅速掌握了书写技巧，并现场展示自己的书写作品，徐老师借助校际网络同步教学平台隔空对同学的作品进行了实时点评。

现场互动教学结束后，邱建闯深情致辞。他说：“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发展五千年来最具有经典标志的民族符号，是中国特有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的表现形式之一。字如其人，书法也成了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塑造优秀品质的一种方式。在‘互联网+教育’新模式的推动下，同步课堂让小岗学校的师生与天津名师零距离沟通学习书法，这必将激发全校广大师生对书法的兴趣，进一步提高书法水平和审美能力，推动学校书法教学活动的开展。”

4月3日，邱建闯专程赶往天津红星路小学，和刘伟校长相见，两人签署了《书法教学校际网络直播协议书》。协议书中确定，红星路小学方面，由徐莉、阎金、马楷明三位书法名师轮流讲课，固定选取该校三年级教学班作为每次直播课堂的学生，进行同步教学。小岗学校这边则确定了王飞主任和王瑞老师具体负责组织学生同步学习。

7．建烘干房的程夕兵

沿改革大道向南前往小岗村，在小岗村培训中心大楼的西南面，矗立着习总书记2016年4月25日视察小岗村的照片，照片上，习总书记正在兴致勃勃地观看已经灌浆的麦子，程夕兵就站在他的右手边。他告诉我，当时，他正在回答总书记自己流转的土地里的麦子生长情况。

程夕兵1963年9月出生，程圩村民组人。妻子马彩霞和他同年，现在在家操持家务。他有3个女儿，1个儿子，3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他是凤阳县小岗村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法人，合作社成员是他的1个弟弟和3个女婿，是地地道道的铁五环联盟。

由于家庭贫穷，初中没有毕业，程夕兵就回家务农了。没有并到小岗村时，曾经是程圩村民组组长。并村后的2008年3月28日，当选为小岗村村委会副主任。后来几届都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干10年多了。他是一个爱动脑子、勤劳肯干的人，算是农村能人。20世纪90年代，他开小四轮车，在附近小殷下李马山铅锌矿拉过几年矿石。后来又养鸭子，每年能挣四五千元钱。第三年，鸭子长到一半大的时候，左脚被玻璃瓶碴子戳了，只能在床上躺着，鸭子雇人放。40多天下来，鸭子死了不少，长得也不行，亏了。

这时，明光浮山有铁矿开采，要运到江山乡这边碾选。程夕兵就筹资买了1台雷沃140卡车，运铁矿石。当时交通运管部门要求不严，他自己将车子在改装厂进行改装，原本只能装10多吨的卡车变成了能装30多吨的大卡车。1年多以后，国家政策趋紧，铁矿不准开采，他只好把卡车卖了。这期间，他总共赚了3万多元钱。当时，还算是一笔钱。

至于担任村委会副主任，纯粹是阴差阳错。他当时在铅锌矿上班，没想到要去村里竞选副主任，但原先许多的石马村民都抬他，要他去参加竞选。他就去了，结果高票当选。

本来程夕兵也不是种田大户，2014年，在庞桥村民组处理一件用水纠纷时，程夕东等人提出，他们不想种田了，希望自己的田流转出去。庞桥土地都是小地块，高低不平，质量不高。群众大多希望能进行土地平整，但项目一时排不到那里。到了午季后，有几户人家收过麦子，就把土地交给程夕兵了。说不要流转费，只要不荒掉就行了。这几户人家的土地有100多亩，程夕兵匆忙间接过来，辛辛苦苦种了几个月。秋天了，水稻金晃晃的，煞是喜人。为了保证秋收，他花了17.3万元，买了1台日本原装进口的洋马牌收割机。开着“洋马”收割，热乎乎的秋风吹着，看着金黄的稻谷从机器肚子里吐出来，程夕兵感到丰收和富裕的快乐。

秋收过后，程夕兵又流转了100多亩土地，加上自己家的，2015年末，他共耕种267.53亩土地，成了地地道道的种粮大户了。没有机械化作业，这么多土地根本是种不下来的。后来他又买了四驱的雷沃904拖拉机，又配备了旋耕机、水泵等全套东西。有了这些机械，作业能力就大大提高了。种和收，他都很顺畅。因为机械能力有余，2017年6月，程夕兵又流转了117亩，他拥有的土地达到380多亩。2017年他还通过劳务承包的模式，从安徽农垦小岗现代农业发展公司承包了214亩。这样2017年他总共耕种的土地近600亩。2015年，在有几十亩地水稻倒伏的情况下，还挣了近20万元。2016年是20万元，2017年是22万元。2018年，他没有再扩大耕种面积，而是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农机综合大院的建设上来了。

程夕兵建设的农机大院是四位一体农业综合服务项目，功能有4种：农机停放全程服务、烘干房、仓储和育秧工厂。其中，农机大院、烘干房、仓储这一块用地是9亩多，全部办理了永久性用地手续。还有5亩多的育秧工厂用地是租赁的。现在法律法规要求严格，作为村干部，他说：“我也许管不住别人，但我自己做的，首先是要求合法合规。”

烘干厂房和仓储是放在一栋库房里的，面积800多平方米，高7.5米，北面的山墙边，已经装上了两台烘干机，每天可以烘干粮食9万斤。程夕兵拥有的土地，每年可以收获35万—40万斤稻谷，如果遇到连阴雨，他4—5天就可以把稻谷全部烘干。烘干机房大门可以开进汽车，烘干的粮食可以直接装到汽车上往外运，也可以通过输送带，送到南面的仓库中。如果市场行情不好，粮食放在仓库中储存三五个月或者是半年一年都没有事情。仓库的容积，储存3000万斤粮食应该是绰绰有余的。烘干房目前能满足程夕兵自己，也能够解决少数种粮大户的燃眉之急。当然，烘干机的东面，还有空余地方，可以再装两台日烘干9万斤的烘干机，程夕兵说：“现在我的资金，包括借的、贷款的，都用到山穷水尽了，等以后有条件再装吧。那样就能给更多的种粮大户提供服务了。”

农机大院的地平早已做了出来，上面原先建起了钢架彩钢瓦大棚，但2018年1月4日晚上被大雪压塌掉不少。那一场大雪，让整个皖东地区损失严重，尤其是农业方面。当时程夕兵正在滁州参加市人代会，他十分担心新盖起的烘干房厂房。烘干厂房刚刚盖起来，上面房顶是彩钢夹芯瓦，能承受多大积雪压力，他没有把握。他打电话到小溪河街上，花600元雇了台吊车，开到厂房跟前。有些路段吊车不能通行，他就让女婿等人开着挖掘机前去拖拽，总算把吊车开到了烘干厂房边。吊车臂杆扬起来，把3个工人送上去除雪。这3个工人是安徽农垦小岗公司的，他们经常爬高，有处理这类问题的经验。他们要1200元钱。程夕兵听了说：“给！但是，一定要他们注意安全，带上保险带。不能有人受到伤害。”3个工人奋战了大半夜，积雪被清除了。后来看到很多被压倒的建筑，程夕兵都有些后怕，幸亏自己处理得及时，要是烘干厂房塌了，自己这后半辈子怕是难以翻过身来了。“所以说，搞农业太不容易了！”

育秧工厂这一块，程夕兵准备得最充分。农机专业合作社投资了9万多元买了一台久保田插秧机，他自己另外投资18万多元，买了两台井关插秧机。他还花了近2万元买了一条育秧流水线。这些设备的使用，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程夕兵以前一直没有接触过。恰巧，凤阳小岗七星农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有技术力量，他们也非常需要使用这些设备，来进行水稻生产，双方就进行合作了。

小岗七星是黑龙江农垦局建三江管局七星农场在凤阳注册的公司。建三江是我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垦区”，位于祖国北部边陲的三江平原腹地，系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汇流的河间地带，总面积1.24万平方千米。区内三江环绕，七河贯通，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因地处祖国最东方，又以盛产绿色优质水稻闻名，故有“东方第一稻”和“中国绿色米都”之誉。七星农场有土地130万亩，水稻种植面积106万亩，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一个农场。他们全部是集约化经营，从事种植的农工，大户有600—700亩的，小户也不低于300亩。他们有一套完整的种植水稻的技术操作规程，生产的建三江牌大米晶莹如玉，色如珍贝，充盈流脂，口感纯正。好看、好吃、好储，在东北和华北市场认可度非常高。

七星农场是在上级领导关心和协调下入驻小岗的，流转了500亩土地，进行产业链延伸。500亩全部种植水稻，意在对在江淮地区种植优质粳稻进行探索，稻谷收下来后，就地加工成大米，进行销售。七星人想打造七星的小岗品牌，建立物联网系统，使小岗村成为七星南下的桥头堡。

2017年12月11日，七星的人来到小岗，和凤阳县有关方面进行洽谈，就合作达成了初步协议。27日正式入驻。小岗这边给七星农场提供的500亩土地，是原从玉菜业流转经营的，地块不具备种植水稻的条件，更不适合大型机械化作业。七星场派来了专业人员进行测绘，根据土地高程，重新调整地块。他们把田埂全部重筑，横平竖直，大的地块15—18亩，一般的5—7亩，都是方正的。为了确保地块水平，他们每一块地都用电子水平仪进行测量，同时从黑龙江场部发来水田平地机，进行地面平整。春节后田埂全部筑好后，燃灯水库的水放了下来，3月17日地块进水，3月21日开始耙地，现在已经完成大多数地块的整平，最难的30亩，到5月10日就能完成。

目前在小岗七星负责的经理叫赵经武，原是七星场技术部的干部，他告诉我：“平整地面除责任心外，方法很重要。地面整平我们在东北有一套成熟的经验。前期整地来的是我们公司水务部的同志，用电子水平仪定高程，通过卫星定位系统，进行平整度测量，非常精准。水田平地机这种设备，你们当地没有，通过液压传动控制，易操作，很灵巧，整地效果好！我们整平过的土地都要达到‘灌水颗颗到，排水处处干’的标准，便于大型机械作业。”

2018年5月9日上午，在育秧工厂车间，赵经武现场给我讲解了育秧流水线的操作以及和程夕兵合作的情况。

我们是5月1日开始进行育秧的。按照我们了解的气候条件，小岗这地方，每年7月中旬到8月上旬，会出现高温热害天气，会让正在扬花的水稻花粉败育，造成稻粒空瘪。要想避开这个高温期，选择必须在5月1日开始育秧。在东北，我们进行的都是棚式育秧，这边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

先进行的是浸种，配上生物药剂，5天时间，用催芽机催芽。这种催芽机容器有进出水管，水温恒定，通过水的循环，不停地把新鲜养分带给种子，让种子提前打破休眠，统一、快速发芽，使种子更加茁壮。催芽后，晾1天芽，去掉多余水分，就上程主任的育秧生产线了。

把育秧硬盘放进生产线，第一个工作流程是把育秧基质均匀播撒在硬盘中，2.5厘米厚，机器用滚动毛刷将盘里的基质刷平，浇水，把基质充分湿润。第二个流程是播种，把晾过后的种子均匀播撒在湿润的基质上。第三个流程是盖土。当然用的还是营养基质，平均覆盖0.5厘米厚，又经过一个滚动毛刷，将其刷平。这时把秧盘取下，放在生产车间里，摞起来，进行一天半到两天的暗化。这段时间不需要见阳光，种子自养，不需要光合作用。

这样做的好处是播种的匀度、精度非常高，秧田将来基本上不需要补苗。

种子出苗了，达到立针状态，把秧盘运到地里，摆在事先整好的苗床上，盖上无纺布，1天后，苗就变绿了。在苗床上生长25—30天，就可以装进插秧机进行栽插。

我们现在使用的装硬盘、暗化育种技术是和中国水稻所联合研制的新技术。这条流水线1天可以生产6000盘，苗成后能插300亩。如果连续生产20天，就能够满足6000亩，潜力还是很大的。关键是要按照规范标准操作，不出次品。

我们和程夕兵是共同交流，互补短板。我们把握育秧技术，机器使用方法，程夕兵根据当地气候条件，结合他的水稻种植经验提供指导。机器操作这一块，他派人跟我们学了，后面他自己育秧就行了。通过程夕兵，我们也是把先进的生产理念和工艺带给了小岗，为小岗的农业生产注入更多的科技含量。一家一户小田块的农业生产方式，是无法进行现代农业生产的。一个小岗村，两万亩土地不到，有五六十户像程夕兵这样的人家种地就可以了。不然，高科技手段很难实施，种地的人也挣不到钱。至于其他的劳动力，还是要设法转移。

在小岗，我们接触到现在，种田科技意识最强的就是程夕兵。我们在生产整地的过程中，当地也有不少农民去看，大多说：费事！而与程夕兵合作，他非常认可科技手段，所以他的农机合作社货真价实，投入得很到位。他有3台插秧机，到时候，我们租用1台，每天可以插40—50亩，工作10多天就可以插完了。有些陷泥田块还需要用步进式插秧机进行补插。农业现代化也要精细化。到收割的时候，程夕兵有日本“洋马”收割机，这对于我们也非常重要。几天就可以完成收割。

作为村干部，程夕兵为人也很好，讲道理，便于沟通，有些事情上很谦让。这样就好合作了。

赵经理又带我来到田间，从黑龙江来的6个农工和当地的2个农民正在将达到立针状态的秧盘摆到整理好的苗床上。程夕兵也在，他对苗床上不铺稻草，上下都铺无纺布很感兴趣，问赵经理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赵经理告诉他，首先是洁净。原先他们也用稻草，苗床上显得乱糟糟的，有时候，稻草里还会有这样那样的病菌，传染给秧苗。其次，无纺布上面夜晚会有一层凝露，自动把气孔堵塞，能起到保温的作用。最后是秧苗的根不会从底层的无纺布上扎下去，便于卷起来，放到插秧机的秧槽里去。

“要是气温高了，苗会不会烧死？”程夕兵问。

赵经理说：“不会的。无纺布是透气的。这个季节，里面不会有高温。”

“这个办法好！”程夕兵由衷地说，“不服不行，在科学种田这方面。我们的确落后人家很多。跟着他们，我算是又学到了不少。”

程夕兵的农机大院还没有配套完善。他告诉我，目前各项投资加在一起，自己已经投入260多万元了。“我投的这些钱，小部分是自己的积蓄，大部分是向亲戚朋友借的，还有55万元的贷款。现在每月要还9400元。今年夏季估计烘干做不了了。因为烘干房这一块还缺16万多元的辅助设备，燃气入户费还要24.9万元。现在要想合规、高效运行，必须再投60万元才行。压力太大了！”

在村里上班，程夕兵分管得很杂，包括家庭纠纷、邻里矛盾、土地整理、村庄置换、水利工程等都管。当下小岗村正在进行全域水系疏通工程，我5月7日晚上打电话找他时，他还在一个农户家，电话里说：“你在办公室没有回家，忙着采访我，我在给农户做工作呢，牵涉占用一些土地，他总想多要一些补偿，但我只能在政策范围内来办理。”

作为市人大代表，程夕兵在今年人代会上就土地流转如何规范价格问题提出了意见。因为他来自土地流转一线，也亲自种地。合理地确定流转价格，让种田大户有利润，流转才能进行下去，不然不切实际地高价流转了，会进行不下去，投资者不可能亏本来干活。这样就会造成后遗症，小岗这方面也是有过教训的。

下一步，程夕兵想建一个米厂，加工小岗有机大米。“小岗村程夕兵大米”这个品牌他已经注册了。前一阵子，他已经联系了隆平粮社，请他们过来一起洽谈合作。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至今没有一个著名的农产品品牌，程夕兵觉得是有些遗憾的。他想从种植有机稻开始，借鉴七星农场的经验，来做一番努力。

8．李锦柱的年前年后

一

我老家在宿州維桥，父亲他们20世纪50年代末期从維桥过来打工，之后就在凤阳成了家。1968年11月份，我出生在凤阳城北乡夫子郢村。在夫子郢小学念到四年级后，转到县实验小学读书，考取凤阳中学。1984年初中毕业，考取了滁县地区财会学校。当时班主任老师来到我家，让我读高中，将来考大学。但眼看着可以转成商品粮户口，毕业后就能分配工作，家里人哪同意呢？在我的人生当中，中专对我影响很大。那时的中专教育还是比较正规化、系统化的，不论是专业课，还是公共课，都教得很扎实。

从小学到初中再到中专，我一直是班干部。中专班长开始不是我，一学期下来后同学们选我当班长。在凤阳中学我也是初中第一批入团的，在学校估计都能找到那个照片，我们在烈士陵园宣誓的嘛。我们那个班当时是地区语文教学试验班，很多同学后来考上大学都很优秀。在财会学校，我们还组织了一个文学社，我记得叫“南风”，那时深圳啊、珠海啊那些特区都已经发展得很好了，我们希望南方的改革之风吹过来。文学社每月都出报纸，是油印的。我们在学校食堂里把内容在钢板上刻出来，晚上印的，手上都油乎乎的。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非常有意义。逻辑思维、语言组织能力、文字水平，文学社对我都有帮助。

毕业分配我第一站是凤阳县楼店乡财政所，现在并到武店镇了。1987年10月份上的班，1988年11月份入党，转正后就被县财政局任命为副所长并主持工作，那时全县45个乡全部都是副所长，没有正所长。财会是我的专业，会计、出纳各个岗位，我都干过。我主动要干，为的是对工作有全面的了解。

楼店是凤阳最边缘的乡，与定远能仁乡交界，民风剽悍。楼店赵拐村，姓赵的，跟那个定远凉亭姓李的，是世仇，一直械斗。当地有俗语，楼子武店后王郢，赵家拐子打凉亭。1990年还干死掉一个小孩子。械斗时就跟电影里一样的，轻壮男人上前线，那里宗族势力很大，我蹲点包的村叫后王郢，姓王的有上万人。在这样的地方工作，根本的核心问题是做人。

做人要真诚。到现在，我做人的原则依然是做透明人。我内心这样想的就这样说，我也不怕别人说我有毛病。我有毛病就有毛病，那可能是我修养不够，能力不强，但这就是我想表达的，就是我的真实意思，表里如一。在那种复杂环境下，那边人说打就打。我们工作不能没有原则，不然完不成任务。我跟村班子打成一片，对所有人都真诚，但该硬的时候就要硬。我有时衣服一甩，来来来，你冲我来。我虽然个子不大，力量还是有一些的。瞅准火候不怕事，才能不出事。我要拿就拿最强的，我要干就干最难的。到年底，多年没完成的任务，我完成了。我经常也跟村干部讲，当干部就要像干部的样子，我们要坐得正，走得正。包括那个喝酒，那时酒风也很盛的，要喝酒，跟我走，到楼店喝酒，不要在村里喝，因为人家会评价我们的。

我调走的时候，你可以到楼店去问，我不敢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起码几十年以来，就乡党委书记、乡长，哪个有我和大家感情深？那些村干部、乡亲们，连续喝了3天不让我走。第三天下午，在前郢村书记王井利家，我是翻墙才跑掉的。我要去李二庄乡报到了。

在楼店，我干了4年。在李二庄，我也干了4年。其中还有1年在淮东村挂职任第一书记。村第一书记这个岗位我20多年前就干了。在李二庄，我经历了1991年的大水，带领群众抗洪，没日没夜的。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两个多月后回家。我妈抱着我就哭了。人晒得不像样，乌黑乌黑的，两个多月一直没回去。那时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可以打电话，父母非常担心。时任板桥区委书记的赵业华曾经在开全县防汛大会的时候做总结发言，讲板桥区任务最重嘛，就讲我，这个堤段只要有李锦柱在，我就放心了。其实我才是财政所副所长，部门干部，但是我是带队的，我发挥的作用比副书记、副乡长丝毫不差。就是一点，自己带头，敢于担当。后来我被地委行署、省财政厅分别表彰为抗洪抢险先进个人，事迹被写成《洪流中的铁汉》，发表在《安徽财会》杂志上。

二

1994年，我提出调动。我在乡里干8年了，年龄也不小了，要谈对象结婚呀。县财政局马局长也是很开明的人，这个人是我一生最敬佩的人，他很有个性，很有才华，我每次跟他交流都有收获。他说，我来给你考虑。后来他跟我讲，你进机关是进不了，那时不是机关办三产吗，他说要不然先到机关三产那边，我们在那成立了一个支部，你当支部书记，反正先进城，我说能进城就行。

干了一段时间三产，就回到局里面，等于是一个过渡。这期间我谈对象，结婚了。妻子叫缪传凤，当时在李二庄乡团委，兼工经委会计，现在是副县长了，比我进步快。在办公室过渡一下，我又到了会计师事务所。当时是财政局下面的一个二级机构，干了4年的所长。这个对我也是很有帮助的，会计师事务所都是一帮注册会计师，那时的注册会计师都是聘的，都是地方干财会的精英，是有威望和影响的人物。按照当时的凤阳民革创始人黄得让黄老讲，你这个是小鸡带老鸡。我搞薪酬改革，这种改革第一要有利于事务所发展，第二要有利于老人家发挥余热，第三个，就是让他们多挣钱，所里多收入。我下了很多功夫，利用财政局的优势，确实把业绩搞出来了，老人们收入增加，都很开心。

后来事务所脱钩改制，推向市场了，我就到了财政局的农财股，现在叫农业股，当股长了。虽然人不多，总共4个人，但农财股在财政局有点特殊的，收农业税，而且有支农项目。业务上讲政策，比其他股室的政策性强一点。我那时就做名片了，名片上我写“三关”：关注农村，关心农业，关爱农民。我印的头衔是凤阳县财政局农业财政工作者。所以第一次跟省里张光荣副厅长交流，我递一个名片，他很诧异，他说小李你还是有点想法的。他虽然是大领导，但后来我们是莫逆之交。那时哪有股长印名片的？我为什么印这个名片，我是为了协调省里面的关系，我要人家记得我，用我的工作、言行去影响，记得我为什么？为了凤阳好，比如有什么项目，他是可选择的，如果他都记不得你，怎么会想到你？在争取项目上，我的确是动一番脑筋，做一些探索的。

2004年，县委组织部组织20个干部到宁波，挂职招商，我主动要求去，能开眼界啊。我被分在鄞州区高桥镇梁祝村，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爱情故事的发源地，村里建有梁祝文化公园，是镇办的。但是人家当时搞得比我们现在的4A景区都强，每年搞主题活动，叫梁祝爱情节。我在那两个月跟着学，达成了凤阳和宁波的文化交流。当年的国庆黄金周，他们搞了一个中意爱情节，和意大利维洛那市，就是罗密欧和朱丽叶故事发生的那个城市。我达成了一个文化交流。第一，给我1个名额，我推荐1对凤阳的夫妇；第二，让我们组织凤阳花鼓团，在那演出的7天，所有费用都是人家出，火火地宣传了一把凤阳。

从宁波回来，我被调到局办公室任主任。干了几个月，组织安排我到信访局，搞局长助理挂职锻炼。那时不是奥运会嘛，县委书记开门大接访。在那一干干了9个月，尤其是奥运会前后，压力确实很大。我在那也学了很多东西，处理一些疑难杂症，也了解了很多民间疾苦。当然和一些上访老户、缠访户，也都熟悉了，学会了如何和他们打交道。所以干部要交流。第一个是组织上要给机会，第二个是他自己也要动脑筋，要放开眼界。

处理信访工作，一是要靠政策，二是要运用方方面面的资源和条件。比如我在财政局，我对涉及财政的信访就比较关注。当时粮补发放一卡通还没全面推广，信用社扣贷款，有的乡镇信用社直接就把欠贷款农户的粮补扣掉了。对于这一类上访，我第一时间跟财政局沟通，要求执行国家政策，钱还是要直接发到农民手中。至于他怎么还贷款，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能把扣罚粮补变成一个手段。信访上不少事情都是基层干部拖拉、不负责造成的，我就督促很快地处理，案子要把它结掉。有时候我直接跟乡镇主要领导打电话，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处理，等于是个交办，处理结果必须要反馈。有些事情不大，群众就是要追求公平公正，我们必须让他得到公平公正。

对一些胡搅蛮缠的人，知道是解决不掉的，那就想办法控制他，既让他知道政策，又要把后果给他指出来，软硬兼施，但也不能把他搞变脸，你要留一点转圜余地啊。还有涉法涉诉的，这也是我们中国的特点，法院判决后，他也上访，他觉得上诉不如上访，这方面政策的执行确实有偏差。这样的，我还是要引导他走法律途径。在信访局什么事都能碰到，比如有一个上访人，要政府给他安排干部待遇，要给他发退休工资。为什么呢？他说淮海战役的时候，他从临淮关火车站偷了1箱国民党部队的子弹，送到淮海前线解放军手中，他说要不是这箱子弹，关键时候淮海战役就失败了。他是立了大功的。你说怎么弄，他不是一年两年，搞了好多年，肯定无法解决，但你又不能逮他打他，他来跟你缠，你要陪着他，一遍又一遍地交代政策。他有时候装疯卖傻，你还要和颜悦色。做好一个基层信访干部，真是要有宰相的胸怀。

信访局挂职结束回到局里几个月以后，2009年9月，我被提拔为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小岗这一块，很多工作我一直是介入的。因为沈浩是从省财政厅下来的，我们是一个系统的，他的很多工作要我帮助，我肯定帮助。沈浩第一笔修路的资金50万元，就是我跟他一起去找张光荣厅长要来的，是扶贫资金。他开工的时候我也来了，他是真想为小岗干事情。丁俊来后，遇到疑难杂症，包括运作一些资金，能帮的，我都会帮。搞两年大变样，活活把我累死掉了。那时主要是财政厅啊，尤其是米县长，每个月最少要去两趟省直机关，那都是我跟着，搞表弄图，报材料，带着个手提电脑，随时写，经常就住在合肥，完不成任务不回。所以我对于小岗的发展，很多年来一直是参与者。

两年大变样，就不说了。后来2014年底，县里搞淮干工程，国家重点项目，又成立了一个组织，徐广友书记当时还是副书记，亲自抓的。淮干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凤阳单体资金量最大的项目，接近20亿元，从一开始的总体方案，到财务管理细则，再到建章立制，前期我承担很重要的角色，一直到今天还没脱掉呢，但我不签字了，原来每笔我都要审核签字的。

三

2016年春节前，组织部长找我了，叫我搞县委改革办的常务副主任。主任是县委副书记兼任的，日常工作就是我来抓。我们考核年年一等奖啊。这项工作很累的。到2016年10月，县里组建小岗“三年大提升”办公室，抽调了5个同志，驻小岗办公，有政府办的、县纪委的、县委组织部的、县委宣传部的，我是日常工作的负责人。这个安排绝对出乎我意料，因为当时财政局就一正一副，就我一个副局长，怎么可能抽到我呀，你看抽的人，也就没有部门的，正常的是县委办的搞个人负责，肯定是没有我的。组织上找我谈，我很诧异，我说财政局脱掉，他讲你没有职务也不行，我想想也对。

“三年大提升”行动是滁州市委要求实施的，特地派了肖继根同志担任县委常委、副县长，来具体落实。站位是高的，是从引领改革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市委提出“抓小岗促全市”的号召，县委积极响应，围绕品牌形象、内生动力、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组织建设5个方面组织实施，以“三年大提升”抓小岗带全县。具体从深化农村改革、推动产业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社会事业和加强组织建设五个方面谋划了136个项目。工作实施以来，我们以深化农村改革为主线、以项目为抓手、以稳定为基础，统筹推进。2016年启动实施88个项目，当年完成57项。去年组织实施82个项目（包括上年度未完成的31个项目），目前正在有序推进。2017年5月13日、12月19日市委专门两次听取小岗“三年大提升”工作汇报，张祥安书记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10月中旬，省市抽调9名工作人员，由4名厅级干部带队，成立高规格调研组入驻小岗村开展调研，集中利用10天时间帮助我们理思路、找问题、提对策等。今年2月2日至3日，省委书记李锦斌一行亲临小岗调研指导并召开座谈会。省市主要领导先后多次做出重要批示，为我们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鼓足了干劲。

具体到小岗村的事情，我感觉县里成立这个办公室，就是要统筹各种资源、各种力量，来支持小岗发展。同时呢，通过在推进工作中的思考，来分析小岗的现状，分析它存在的问题和产生问题的原因，然后为领导出谋划策，为领导决策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这是必要的。再一个是推进督导督查各类项目的实施，有一点前线效能办的味道，所以我认为小岗无小事。小岗的点点滴滴，都是影响小岗的有效因素。不论是我们的公共服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还是我们的企业发展，尤其是企业发展，项目基础设施拿钱就能干的，这没有问题，无非一个是程序，一个是质量，一个是建成后发挥效益。那么对企业这块，应该是我们的主题，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小岗这么多年，进来了一些企业，我始终认为，不论是县政府也好，小岗村也好，还是投资者也好，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县里想让小岗村改变面貌，想让小岗村有产业。老百姓更清楚，包括他们“大包干”带头人都说，不能光输血，还要造血。造血靠什么？靠产业，关键是产业。所以我觉得，企业是发展的主题，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密切关注的。我来没多长时间，下去走访，到小韩庄，刚下过雨，庄子里面路很烂，但车能将就开。后来车开不进去了，有个老百姓开着小四轮拖拉机，我们就坐小四轮拖拉机进去。黄庆昶我老早就知道了，曾经给他配套一个财政支农项目，30万元，他都不知道，是董贵玲去办的，当时我在财政局。但我没有想到他的梨园处在这么差的环境中，这么多年了连一条路都没给人家修，这不伤人家投资者的心嘛。我叫县财政局经建股协调发改委，从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中，解决修路经费。这不仅仅是解决黄庆昶的问题，同时解决了小韩庄老百姓的问题。

去年就这个时候，我和老黄深入交流了一次。我很认可他。这个人心怀梦想，坚持小岗10年了，一直在不断探索，现在只是资金上有些问题。我经常跟村干部讲，黄庆昶能把这个事情做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他心怀梦想，就是他有异于常人的地方，黄庆昶要跟一般人一样，就没有今天。我认为这恰恰是他最优秀的地方，这是我们社会需要的人，我们一定要支持他。

黄庆昶是一个不灭的火种，是难得的星星之火。一个外地人在小岗坚守，初心不改，就是样板啊。人家一片诚心拿着钱到小岗来干，前期投资了几百万元，不断地试验、探索，现在遇到一些困难，我们首先要暖人心，要帮助。要让这个火种变成燎原之火，为小岗的发展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去年秋天，又遇到连阴雨，他的梨子滞销，我都愁死了。我给他卖梨，中秋节以前，我协调一些单位工会买一些，作为职工福利发放。我找银行，凤阳所有银行都买他家梨了，有一家银行买200多箱。其实人家也难呀，人家工会经费也要按照规范来开销。我觉得他的梨滞销了，我们作为政府公职人员有义务有责任去支持他，帮他走市场。同时我还想，他卖了钱，就能把群众的土地留转费付掉。其实我也是担着风险的，我给个体老板推销东西，人家说有事，就是事了，要倒过来举报我，肯定会有事。你看他假公济私，和这个企业肯定有勾当，要不然为什么要帮他卖梨呢？他肯定有好处。但我不怕，只要行得正，我怕什么！看准了我就要干，都不敢担当，工作会在那里转圈子的，转到最后就一塌糊涂，更难收拾了。

600亩的留转费付不出，老百姓找黄庆昶要钱，黄庆昶则找村里要钱。2010年村东的蘑菇地不种双孢菇后，一片杂乱。当时的村委会，让黄庆昶投资建设木板房，发展旅游。木板房建好后，又有南京的大公司要来，说要做更大的项目，结果又让老黄让出。最后南京大公司没来，老黄的项目也无法做了。这过程很复杂。但是黄庆昶投资建了村东木板房，对周围的土地进行了绿化，这都是实事。给予他的资金结算，几任村两委都有研究，资金也有审计，记录都在，但就是没有支付。在“三年大提升”办公室，我就了解这个情况了，我却没有办法解决。我当第一书记了，立刻就着手解决。因为黄庆昶梨子滞销，没有钱支付老百姓的土地流转费用，春节前有可能会造成群体上访；而村里多年欠黄庆昶的钱，一拖再拖，信誉也不好。经过测算，村里和黄庆昶进行洽谈，大家对于资金数量予以认可。春节前，把欠他的钱支付了，他把要付给老百姓的土地流转费也给支付了。从此以后，木屋的产权就是村里的，老黄要是再住，办理租住手续，支付房租。这样产权界定清楚，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双方不再扯这个事了。这个事情，一举三得，解决并不难。只要领导有担当，敢拍板就行了。

四

我是2018年1月12日下午被宣布任命为小岗村第一书记的，同时到任的还有村书记沈仁龙。上任后事务性的东西太多，像解决黄庆昶的事情。我就把年前的几个事讲一下。我上任后第三天，就是1月15日，就组织所有村两委干部党员，还有各支部书记，包括机关单位和驻岗企业的党员代表去沈浩墓地，重温入党誓词。宣誓后我说，虽然沈浩去世8年多了，小岗也有变化了，但沈浩精神不过时，我们到处去学习，而身边就有沈浩这种勤于奉献，勇于探索，密切联系群众、一心为群众工作的好典型，我们上哪找去？这种典型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干好小岗的工作。

然后就是几个工作一起抓。首先是文明创建，因为小岗实现了80%集中居住，又是4A景点，不论是卫生环境，还是言行举止，以及我们的整体氛围，都应该让世人感觉到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确确实实是一个名至实归的“大包干”精神和沈浩精神诞生地，是一个国家4A景区。小岗人对自己不能要求太低。我们当时提出来大干20天，干净过大年。对历年积下的垃圾，乱堆乱放，全给它清理掉，包括小区里面。友谊大道上画了停车线。一手要疏，一手要堵，疏就要给它出路，堵要加强管理。大干20天让村子干净整齐很多，群众很开心，领导也很满意。张祥安书记就讲，如果你们能天天都像这样就好喽。我说给我们一段时间，会做到的。后来李锦斌书记来调研也好，还是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也好，大家对小岗环境都是很满意的，张书记不论是当我面，还是给我发信息，都是很充分肯定的。头两天还发信息讲这个事，充分肯定前期的工作。

文明创建只是一项工作，其他还有很多事情都抓紧做了。把前期省委调研组提出来的确权不到位的问题，清产合资不到位的问题，全部做到位了。

然后在2月2日至3日李锦斌书记来调研，2月7日至8日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在小岗开。

省委工作会议结束后第二天，我们就搞了40年来的第一次分红。9日下午，小岗村集体资产股份经济合作社在大包干纪念馆广场举行了首届分红仪式。县委书记徐广友等领导、小岗村两委干部、小岗村村民代表等参加活动。我亲自主持了分红仪式。2017年小岗村乡村振兴取得新突破，集体收入达到82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106元。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获得分红156.8万元，提取部分收益作为公益公积金后，小岗村股东每人获得分红350元，加上村集体承担的新农合、新农保和政策性农业保险，2017年每个村民从集体经济中收益约600元。

这次分红，是小岗村积极探索推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革试点结果。2016年10月，村里将“小岗”品牌等部分无形资产进行评估登记，并折算成3026万元入股小岗创发公司，确定在小岗创发公司中占49%的股份，并将股份量化为村民个人股，所持股份委托小岗创发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所获分红收益归全体股民和小岗村民的医疗、养老保险及其他社会福利、公益事业。那一天气氛非常热烈，“大包干”带头人都很激动。红利发放的方式，一律是红包。

没有来参加会议的村民的红利，由村干部分片下去，一家一户发红包，不准打卡，花名册造好，一家一千元、两千元的，一家一个信封，写上名字，家主是谁，几口人，多少钱，领钱的人签字。不识字也没有关系，你拿过钱后，按红手印。我对干部讲，你们一个组带一盒印泥，留着按手印。平时都忙，干群交流少，利用这个机会，正好来一次大走访。临近春节，他家是什么状况，过得怎么样，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交流的媒介，否则你上他家去，你无事无故地去了，还不好交流。这个时候是我们干部和老百姓拉近距离的时候。那几天同志们也很辛苦的，150万元现金，天天开车到凤阳去提，一早上几个人一起，回来吃过饭就按名册数，数差不多就下去发。一直发到大年三十，发不了不回家。

10日，我们搞了“走进新时代”春节联欢会，县里面主要领导和小岗村的百姓都参加了。联欢会在舞蹈表演《歌邀天下众乡亲》中拉开帷幕，给喜迎新春的小岗村民送上了一道赏心悦目的视听盛宴，同时还对评选出的11名“好婆婆”、13名“好媳妇”、18名“美德少年”和8户“卫生清洁户”进行了表彰。这些表彰也是精神文明创建的系列活动之一。

这些活动中间，我们穿插搞慰问。慰问包括困难党员、贫困户、各个群体。另外村里第一次慰问了“大包干”带头人，每人发了2000元钱，过去都没搞过的。腊月二十八，2月13日，我搞了一个小岗村迎新春联谊会，也100多人，“大包干”带头人、小岗经营主体代表，尤其是小岗在外发展比较好的，驻岗单位的负责人，还有凤阳所有的银行，县政府的担保公司我全部请来了。有几家银行还顺便搞了宣传活动，搭了台子，有的现场办卡。我选腊月二十八，也是一片苦心，外面工作的人都回来了，我想把这几个群体，“大包干”带头人、新生代的带头人、小岗现在致富带头人，把这些人搞在一块，给他们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第二把金融机构弄来，发展经济，金融是缺不了的，给他们中间搭建一个合作平台。同时我发表一个演讲。

我用演讲来鼓舞人心，来凝聚共识。让“大包干”带头人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局面；让驻岗的单位企业继续致力于小岗的发展；让在外发展很好的小岗人，知道家乡有希望，要吸引他们返乡创业，为家乡做贡献；让我们的金融机构或者涉及金融的机构对小岗有更多的了解，以后更多地参与小岗的建设。而且各个群体我都让他们发言。我首先对每个群体都有一个感谢和祝福，比如“大包干”带头人，就强调他们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时至今日，他们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更是现实的践行者，他们仍然在关注支持小岗的发展。在未来，他们仍然会。我讲他们是历史的功臣，国家的宝贝，更是我们小岗村的宝贝，所以对他们我们要政治上尊重，生活上关心，经济上照顾，工作上通报。对在外面工作的小岗人，我说你们在外打拼，成功背后有辛酸，能有今天的成就，那是你们的努力，国家的政策，同时也离不开小岗的“大包干”精神。家乡目前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更需要在外的家乡人对小岗的关切和关爱，希望你们能有机会为家乡多做点事，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呀！我说徽派建筑怎么来的？徽州文化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徽商成功以后，不忘桑梓，报效家乡形成的。我说对于干部，就讲一句话，大家都知道，我不说，大家很清楚，这一段做的几件大事，领导满意，群众开心，我就说厉害了我的兄弟姐妹们。

这个联谊会是很成功的，很多人以没参加这个联谊会为遗憾，以参加下一届联谊会作为一个小目标。有些人跟我说，我是在洗脑。我说这不叫洗脑，我要用我们的方向、我们的路径、我们的宏伟蓝图来激励一下“大包干”带头人，来影响大家，让大家真正把思想引到发展小岗上来，而不是去搞内耗。他们的内耗，曾让小岗失去很多发展机遇。团结一致，撸起袖子加油干活，这是我想做的。

分红仪式举行前，“大包干”带头人关友申去世。2月9日，我是带着班子和村里的一些党员一起去吊唁的。20多人，各支部书记，村两委干部，所有驻岗单位和企业负责人，我叫他们必须去，负责人不在，必须跟我请假。我们在村委会广场集中，全部步行到关友申家。然后我们集体敬三鞠躬礼，绕棺一周，和每个家属握手，班子成员都跟我后面一一跟他们握手。我高度评价老人家对小岗发展的贡献，感谢关正金兄弟多年以来对村两委的支持。我这么做既是告慰关友申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又要让他的子孙有一种感觉，“大包干”带头人不是普通人。同时我也是给在世的“大包干”带头人看，作为改革的带头人，我永远尊敬他们。而且我还要告诉小岗人，“大包干”带头人就是不一般。关正金也好，勇敢子也好，他们是很感动的。我就是要通过这种崇敬感来感染人的内心，让每个人都能追求自己的崇高。

五

忙到腊月二十九，我回家一趟，洗个澡，换套衣服。我事先跟我家属沟通好的，第二天，大年三十，她陪我，不能再用单位车了，驾驶员也要过年呀。我俩开车，带上从民政局领的几床被子，又去买了两套衣服和牛奶，到小岗来。

第一站是到大明旅游公司，到大包干纪念馆，看望坚守岗位的旅游公司员工。旅游现在是小岗的主导产业，越到节假日他们越忙。我家属你知道，她是副县长，协管旅游的，也代表政府了，我俩一起表示慰问。

第二站，我就到了严美昌家，他正好在，我们进去聊了几分钟，送1套被子给他，拎1箱牛奶。我知道他血糖高，糖尿病嘛，就讲身体保养，问子女怎么过年的，很开心。我担任第一书记以来，他家我去过好几次了，包括下大雪的时候。

第三站，到殷广勇家，他是当年沈浩关心过的贫困户。年前有个企业家两口子来慰问，给殷广勇儿子买了1套衣服，他们不知道，到那一看，殷广勇有两个小子，你给他买1套衣服怎么行呢？我跟我家属讲再给他买1套，同时给殷广勇也买1套。我们去他家，正好他在烧锅呢。我也不瞒你们说，我打开锅盖，心里很刺心，就豆腐。我说没有肉吗，他说有，后来炒个肉丝。我想了一下，车上除了牛奶，还有1只南京桂花鸭嘛，我就给他拿下来了，对他说这给小子们吃。然后给他小孩衣服。他家属光着身子，没穿衣服，躺在床上，我看了心里都难受死了。这一幕，后来好多天都在我心里萦绕。对于这些智障者，怎么能让她生活过好呢？她家属是治不好的，那大儿子也是的，就只会一句话：“哟，大学生嘛。哟，大学生嘛。”这种情形，按照婚姻法，是不允许结婚的，但在农村，他就结了，谁也没有办法。让他们脱贫是最艰巨的任务。殷广勇家门口砌着一个小台阶，搞创建时，分管干部多次让他拆除，他都没有做。他送我出来我就跟他讲，老殷要搞好文明创建呐，砌着半截砖搞什么呢？小岗都搞这么漂亮，你家门口搞成这样干什么呢？他讲好好好，书记我来给它搞掉。

接着到缪夕跃家，也是贫困户，老婆跑掉了。女儿是哑巴，智力也有点问题。

然后我到严俊昌家。过年前，我就跟他讲，我今年陪你过个年，请我爱人也来。他说不干不干。一直到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我在家又给他打电话，他说不用了，小孩子过来，我说那我就不去了，人家一家团聚，我就不需要了呀。他家门是关的，我到门口，他出来了，他从窗户能看到。我拎牛奶、拎棉被，家属跟我一起，到家一看，确实两个孙子，在给他贴门对子。我问他们其他人什么时候回来，他说我都吃过了，那时11点多一点，我说你看你老人家，我们说来陪你过个年，你不愿意。他非常善解人意，你忙了整年了，回去吧，陪陪你老父亲吧。聊着聊着就讲到工资的事情，该补的都补了。我也不知道当初是怎么搞的，他和严宏昌的工资竟然算少了。有文件的，按照文件重新算的。自然又讲到严德友的事情，我说老爷子，你是党员，我们都是有组织的人，党员的义务、责任，谁都要担当，谁都要执行党的决定。县委徐书记还能不知道严德友是你儿子呀？但该处理的，他也不能不处理。我们作为组织人员，作为党员，就应该这样。你有问题找我，小岗村第一书记是我，你有什么要求，写东西给我，我负责汇报上去。

下面一站到严金昌家。为什么去他家呢？因为中央一套在那拍过年的节目。过年了，人家新闻记者还守在小岗，我要去看看人家，和几个编导、记者交流一下，表示感谢。

最后是到关友江家。他家菜都摆上了，要喝酒了。关友江和老伴儿都坐上了。他说在这吃，在这过年。我说不用，我爸妈在家等我们两个呢。我又说，既然你们菜已经上来了，我们也到了，关老妈妈给我们烧一年饭了，我就敬老妈妈一杯酒。他们一家都围过来，相互祝愿，很开心。

从老关家出来，我们又来到村委会。马武俊他们几个还在值班。我问了一下值班安排，交代了春节期间我们要做的接待，主要是新闻媒体。时间的衔接，人员的对接，又都梳理了一遍，才驱车到我父母那里去。

我做的这些事情，不是什么故作姿态，我是发自内心。作为小岗村第一书记，我在关键的节点上，小岗的各类人群，我都要见个面。不论是“大包干”带头人，还是贫困户，在岗的旅游服务公司、村干部，包括电视台的人，人家也是在帮扶我们，我都想跟他们说说话。作为小岗的负责人，我认为要有这个情怀，否则只顾自己，那能干好？

六

过年后，忙着筹划几个出行。出行的第一站是梁家河。

看了一些梁家河资料，我觉得很有意义。作为小岗村党的组织，我认为和梁家河有必要联系起来。梁家河是总书记插队生活7年的地方，是总书记初心不忘的地方。我跟徐广友书记打电话说想请您带队，到梁家河去一下。有部分“大包干”带头人，村两委部分干部，还有一些新生代代表，一些搞企业的。他说好，又带了几个县领导，还有几个局长，正月十六出行的。

梁家河村位于陕北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东南方向5千米处，全村人口126户360人，可耕地面积580亩，人均1.6亩。20世纪，位于革命老区的梁家河是一个贫穷的陕北小山村，交通闭塞、资源贫乏一直是严重制约该村发展的瓶颈。党的十八大以来，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上了自来水，用上了天然气，办起了养殖场，搞起了旅游经济，去年接待游客100多万人次，村民住上了楼房，开上了小汽车，都富裕起来了。到梁家河，看到村里处处留下当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印记，知青居住点，知青开设的铁匠铺、磨面坊、缝纫店，知青带头修筑的雨积坝……每一处都保存了大量实物，凝固了当年的历史，成为游客们流连于那个时代的难忘景点。陪同调研的村支部书记石春阳向我们介绍每一处景点时，如数家珍地讲述当年知青下放时的故事，回忆起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一草一木总关情。这里的一切总书记时刻关注，梁家河村也已成为众多游客选择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当年的实物，品尝陕北美食，村里还安排当时的亲历者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为大家讲述当年的故事。梁家河村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引导游客回顾当年生活的每一处细节，在呈现当年生活情境的各个环节上，充分凸显了陕北的人文风貌，这些都是值得小岗村学习的。

我们又来到陕西咸阳礼泉的袁家村，袁家村原本是一个地处偏远、交通封闭、资源匮乏的贫困村。在村两委坚强有力的领导下，村里走出了一条从传统农业到村办工业，从工业回归农业，从乡村旅游到乡村休闲之路。现在该村又搞起了美食文化一条街以及各种合作社，在大城市做起了袁家村美食产业，主打诚信经营牌，扛起食品安全大旗。如今自有人口300多人的袁家村，吸纳了周边3000多人到村里创业发展，年接待游客从无到有，2017年更达到500万人次，全村收入达到7亿多元。袁家村每一处设计都体现出特点，每一处景点都体现出关中风味。我们仔细参观了每一个景点，每一处角落，思考了袁家村成功的每一个细节。我觉得，袁家村的成功既体现在敢想敢干的改革精神上，也体现在创意上，还体现在科学的管理上。

梁家河村和小岗村都流淌着红色基因，与袁家村都有着敢闯敢试的改革精神。陕西的两个村自然禀赋相似，基本条件相近，两个村发展的成功经验非常值得小岗村借鉴。小岗旅游的最大问题是留不住人。这一问题我们要靠改变环境，发展小岗村的文化旅游产业，丰富小岗村的文化旅游内涵，提升小岗村文化旅游品质，闯出一条属于小岗村的特色文化旅游发展之路。

去梁家河的人本来也安排严俊昌的，他找不到人照顾老伴儿，就没成行。严宏昌和关友江因为严余山、关正景去了，就没去。带头人的代表就是严金昌，老金子，他家的农家乐在小岗规模最大，我想引导他转型。村干部除了余山和正景，还有村主任周群之，“岗人治岗”，他是首推人选，能力也很强，我要让他尽可能多受到历练。另外还有办公室的田萧。在梁家河参观学习后，我们和石春阳书记初步达成结对共建合作意向，现在已经把合作条款发给他们了。准备在4月25日签约，以党建为媒，结对共建，全方位促进两个村的共同发展。

这个年前年后，我反复告诉小岗人，一个不能妄自尊大，我们发展得不够好，我们的发展现状和我们的历史地位不匹配；二个我们绝不妄自菲薄，我们是最重要的村。从梁家河回来后，我叫他们所有去的人，包括严金昌都来开个会，提交考察感悟，分享成果，你到陕西的感受是什么？立足于我们的现状，你应该怎么干？你需要村里提供哪些帮助？包括群之、余山、正景、田萧，他们一一发言，各自围绕各自的侧重点。有的村干部讲，下回书记带我们去还不能随便去了呢，去了还怪累人的，回来还要搞东西。我说那我们到此一游有什么意义，就要在心理上有碰撞，思想上要有思考，最后要转化成我们的行动。

七

关注小岗的人都知道友谊大道、葡萄园，这是张家港长江村20年前帮助小岗的结果。20年前，郁全和就有这种意识，给实实在在帮扶，我一直在内心都很感动。我觉得虽然以前的老书记未谋面，但我感觉到这老人家是有情怀的。当然，围绕和长江村的合作，网上也好，生活中也好，也有一些其他说法，我也接触到一些，包括我们小岗村在那务工的人的一些情况，有负面的东西，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肯定是伤了人家的心。过去我倒没太关注这些东西，我想这一页历史已翻过去了嘛。但在春节前，2017年11月，十九大结束以后，郁霞秋书记带着长江村村委会主任，还有两委班子成员到小岗来走访。那天肖县长、吴小林我们几个都参加了，会议叫我主持，我很有感触。原本觉得这一页已翻过去了，但是，20年了，人家又来了。这20年，人家比小岗发展得更好。那我想想，很多事情，包括我自己对小岗过去的一些理解，我认为当初合作不继责任肯定还是在我们这边。那时我就在想，在这个新时期新时代，如何和长江村再度合作，是摆在小岗面前的一道科研命题。到任以后，我就想，春节前就去回访。为什么要去？来而不往非礼也。要展示我们小岗人的感恩之心，还有不忘本的这种胸怀，而且小岗通过这几年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进步，在新时代，要寻求新的合作契机，双方能不能再结合各自的长处来进行合作？我认为当初长江村给小岗的是一种帮扶，现在我们要真正做的其实就是郁全和当时提出来的东西联动，找准切入点。所以春节前我就一直想去，但事情太多，没能成行。春节后，长江村这个事情就必须摆到日程上了。

所以从西安回来的高铁上，我一直思考这个事情。回访怎么访呢？我跟群之讲这怎么搞：老爷子不缺钱，也不缺名，但是我们要表达一种尊重，带上两幅凤画，郁霞秋是女的，就给她个《百鸟朝凤》，老爷子呢就叫《丹凤朝阳》。这是我们凤阳最传统的艺术品，喻义吉祥。我请书法家马希林给写了一副现成的对联，王勃《滕王阁序》里面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含有“霞秋”二字，送给郁霞秋，应该是合适的吧。但心里还是有点打鼓，因为是“落霞”，怕不懂意境的人会误解。到了那里一加微信，她微信签名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讲这次点到她内心的柔美之处了，我说就用这个。其实我给她准备了两个版本，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把“落霞”改成“霞光”，当然改得不伦不类。后来一谈开，她非常感谢我的良苦用心，我就把两副对联都送给她了。

老爷子郁全和的对联，我就苦思冥想，在高铁上给搞了一副对联，上联是“长风破浪修治全”，所谓修治，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下联是“江花灿烂黎庶和”，黎庶是百姓，老爷子带领长江村百姓，建起了和谐社会嘛。我这人有个毛病，平时低调得很，也是很谦虚的，但是该高调的时候，我是当仁不让。这个联联首嵌了“长江”村名，联尾嵌了老书记“全和”的名字，我还是有些得意的。上款为：请郁老书记全和先生指教。下款为：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恭撰。我写完请马老连夜搞出来，就是一天的准备时间，我们第二天就走。

到张家港自然很开心。下午我们搞了一个座谈会。我告诉他们，我们用最传统的书画表达最真挚的感情。20年前，长江村选择小岗村联动，是有战略眼光的选择。如果长江村不支持小岗村修友谊大道，没有葡萄园，小岗村在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可能就没有看点了。没有看点，还会有领导来吗？如果领导不来，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情况就不好说了。当然我只是假设，只是想说在小岗村发展的过程中，长江村是给过巨大帮助的。当年老书记讲，富起来的中国人不能忘了小岗村。我现在告诉小岗人的是，富起来的小岗人不能忘了郁全和。郁全和听了这话说，李书记你这样讲，我也值了！郁霞秋也讲，我只知道父亲当年和小岗的合作是有意义的，没想到你李书记从这样的高度来肯定，老爷子的确是值了。

那天我们谈得更多的首先是如何以党建为媒，来开展深度合作。我们小岗有“大包干”精神和沈浩精神，你们有先进的发展经验，我们能不能在干部培训、党员培训、致富能手培训、产业升级培训上搞些互动，我们两家就跟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长江村在进军大健康产业，因为郁霞秋本来就是学医的，他们在海南并购了一个保健品企业，我们小岗要健康地实现全面小康，我觉得跟咱们是契合的，小岗的GLG，本身也是搞保健品的。如果长江村的大健康企业在安徽布局的话，我们的小岗可以成为一个支撑点。另外在文化方面，我们也可以搞些互动。比如我们的凤画，是省级“非遗”，我们还有国家级“非遗”，凤阳花鼓，还有花鼓戏、花鼓灯，凤阳“三花”；我们的淮河文化，可以和长江文化互动交流。张家港这边，江南吴侬软语，和凤阳有渊源。当年朱元璋从苏州、松江移民14万多人到凤阳东西乡，这里面没准就有张家港人，说不定我们基因是相通的，文化互动一定会受老百姓欢迎。文化的互动，我们可以纳入田园综合体建设中，让600年前的乡愁得以延续。

实事求是，小岗有了长足进步，跟过去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岗老百姓的幸福感、幸福指数还是很高的，但我们的经济总量还是不够的，发展还是有欠缺的。反过来讲，由于我们过去没有大的工业企业，这反而是我们小岗今天的宝贵财富。那么小岗下一步的定位，就是发展改革创新的特色小镇，打造三产融合的全域田园综合体，能不能在田园综合体项目上，来一个深度合作，从产业链上来合作？我从头到尾都是讲的合作，不存在哪个帮我的，但我们要有足够的感恩之心。最后双方签订结对共建协议，以党建为引领，在产业合作、文化共建、教育培训等方面进行深度互动，协调探索乡村振兴新经验，共绘新时代乡村建设新蓝图。

八

小岗下一步如何振兴，第一个肯定还是以党建作为基础，抓班子带队伍，这是我们的总责任。把小岗村党委这个班子建成领导小岗事业的核心力量，对内，都是动车组，我们每个人都有动力；对外，我们就是小岗发展的火车头。

第二个就是紧紧围绕深化改革这个主旋律抓发展。改革是小岗的基因和底色，要立足于小岗的实际来做。新时代怎么改，我想从农村宅基地和农房的三权分置入手。1月15日，全国国土工作会议以后，我捕捉到这个信息，我就开始谋划这个事了。去年我们就在办农房证了，年前发了200多个。我准备做三方面的探索，第一个就是抵押贷款，国内义乌搞得最早，就是办过证以后，农房可以抵押贷款；第二个就是流转，所谓流转就是出租，长期出租，20年、30年、50年；第三就是转让，对集体组织内的怎么搞，对集体组织外的怎么搞？当然严格遵守国家的大政策，城市人不行，农村人都可以。小岗村具备探索条件：第一，它有农房证；第二，小岗实现了集中居住，环境很好，公共服务很好；第三，小岗旅游有了一定的基础，会吸引更多的人来这里休闲，或者也有可能到这里来创业。因为年前的国务院文件说得很明确了，鼓励农民在自己宅基地内搞一些小加工、小生产，这些政策我们要运用好，这是一个方面。

制约农村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金融问题。当然人才更重要，人才引进要有一个过程。金融可以立竿见影就能做，村里拿200万元钱出来，和农行、县担保公司搞了一个风险保障基金，准备让农行作为承担主体，农行承担30%的风险责任，担保公司承担40%的风险责任，小岗承担30%的风险责任。对小岗村村民全域授信，只要你不是黑名单里的，就根据你的情况进行评级，进行授信。只要你被纳入我的授信，从5000元钱到10万元钱，免抵押。相当于小岗村和担保公司给你背书，去借贷款，利息加担保费总共月息只花到4厘多一点，很便宜的，而且不要抵押。对新型经营主体，干事业的，最高的，请示到省里办手续的话，能达到最高30万元。目前我们正在摸底，就是登记每家的情况，马上登记齐了，审核过以后，来组织授信。

第三个是乡村治理。小岗有自己的特点，一是4A级景区，二是集中居住。我们最迟明年3月就能实现所有小岗人全部集中居住。今年还有4个自然村，6个村民组，现在正在摸底做测绘，1年时间肯定会完成搬迁。人虽然进了小区，家家两层楼，村民的心态却跟不上。过去我们前场后院的，前面弄个草堆子，后面弄个旱厕，左边放个小四轮，右边弄个小架子车。现在我们都是两层洋楼了，大院子，大房子，我们的环境卫生怎么搞？我们的生活习惯怎么变？我们的文化生活怎么丰富？这都是当前要做的。乡村振兴不仅仅是硬件，还有环境和村民素质。改变环境和提高素质，要进行有效治理。既要让群众开心，又要把党的意志、国家政策贯彻到基层来，搞好村民自治。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命题，所以我们近期联系了安徽大学的课题组。县里已经初步敲定，由县民政局安排这个专项，进行试点探索、研究。他们上次来谈过一次，今天又过来摸底了。小岗要在社会治理方面来做点文章，这也是改革。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还要紧紧扭住产业发展的牛鼻子。

产业发展我就想围绕五大平台，第一个平台是第一产业，就是现代农业产业园。结合前期和省农垦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合作，从单纯的种植，到产品的开发、平台的运用。还有安徽科技学院，这段时间我跟张从宇教授他们反复沟通，就是小岗的第一产业要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做出优秀的质量。同时我争取了一个田园综合体项目，是财政扶持的，每年2800万元，加上地方配套，3年上亿元的资金，把小岗所有的土地全部治理成高标准农田。要培育我们的新型经营主体，有愿意返乡创业的，想回来干事的，我也都积极支持。殷传祥的盛发公司，在沈浩墓地边。我前天早上去他那看的，800亩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张从宇教授给他提供科技支持，已经干起来了。这样的产业园，肯定会纳入到农业配套项目中来，我弄财政资金来撬动你投资，只要你干事，我都支持。

第二个平台是第二产业，就是农副产品加工园，支持好福建盼盼集团小岗项目，要跳出小岗发展小岗。要有这种理念，不求所在，但求所有，不占小岗地，为小岗做贡献，这多好呢？工业一定要有园区，有了园区才好配套，才能让更多的大品牌食品企业进入。小岗当下还要做好GLG这些早年入驻企业的服务，要协调好各个方面，让他们回到当初预想的发展轨道，这相当于盘活存量资产。

第三平台是第三产业，就是创5A，我们在4A的基础上，来创5A景区。包括环境的提升，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升，各个环节，我们一样一样来完善。同时要理顺旅游管理体制，已经跟县里主要领导汇报过了，成立小岗村旅游公司，小岗村控股，和村里老百姓的利益联系机制建立起来，要让村民人人都愿做导游。

第四个平台就是教育培训平台。小岗培训中心是农业部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全安徽就一个，全国也为数不多。还有100多家在小岗挂牌的单位和企业，我叫他们设计个课程，要把基地牌子用好，否则给你取消掉。小岗干部学院2期工程正在施工，预计2018年年底投入使用。到时培训场地面积将达到3万平方米，占地200亩，平均每次接待人数有350—500人。干部学院将来会给小岗注入许多新鲜的东西。

第五个平台是村级经济发展。这个平台，就是小岗创发公司。省政府给我们的定位就是村集体资产，和品牌运营的项目建设的主体，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句话，壮大集体经济。小岗振兴方案是从张家港回来后，我们进行“小岗要振兴，我该怎么办”主题大讨论后制定的。3月12日下午，部分“大包干”带头人、小岗村全体工作人员、小岗村党委各支部书记、全体村民组长、驻村单位负责人、驻小岗企业代表、义务调解委员会负责人等都参加了讨论。当时正值全国“两会”期间，我带领大家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小岗村的渊源为何这么深》《习总书记在全国两会山东代表团关于乡村振兴的讲话》《省委书记李锦斌在安徽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后就发扬小岗精神争当改革先锋讲话精神》《滁州市长许继伟在安徽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就农村改革议题的发言》等文章，沈仁龙、周群之、严余山、关正景等两委班子成员和“大包干”带头人代表分享了到陕西梁家河村、袁家村及江苏长江村调研学习心得体会，马武俊宣读了关于开展“小岗要振兴，我该怎么办”主题大讨论的实施方案。方案讨论稿、征求意见表发放到每个与会人员手中，同时广泛征求县直属单位、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建议，真正形成凝聚广泛共识的小岗振兴方案。那一天，大家畅所欲言，气氛热烈，我很受感动，最后情不自禁地朗诵起了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又恰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相信，小岗村风景会更好！

以上是2018年3月31日李锦柱的自述。他的自述充满激情，每每令人感奋。从1978年按下红手印到现在，已经40年了。小岗村光环闪烁，辉映九州，有的人可能志得意满；光辉之下，难免有些阴影，有的人可能疲惫厌倦，还有的人可能会陷在阴影中而看不见前面的路。在乡村振兴的当下，梦想和激情会醍醐灌顶，李锦柱洋溢的澎湃激情会点燃更多的人，诗意和梦想在远方，更在李锦柱引领小岗人的脚下。

进入4月，我又和李锦柱有所联系。其中，他在3月31日自述里面说到的与梁家河村签订合作协议开展结对共建一事，已经于4月25日完成。这一天，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小岗村两周年，小岗村举行乡村振兴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现场签订乡村振兴重点项目13个。作为第一书记，李锦柱宣读了小岗村乡村振兴实施方案，梁家河村副书记贺世平与小岗村书记沈仁龙签订合作协议，两村开展结对共建。小岗村主任周群之与深圳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与北京云起投资公司签订“幸福乡见”田园综合体项目。深圳安徽商会服务中心与小岗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小岗科技有限公司与山东潍坊、内蒙古赤峰、安徽铜陵等5地签订协议，在小岗村友谊大道建设电子商务展示馆。黑龙江农垦与梨园村签订合作协议发展现代农业。凤阳县农发行与县旅游局签订小岗创5A融资合作协议，助推小岗村景区创建。这些项目涉及农村改革、名村合作共建、田园综合体、现代农业、电子商务、旅游景区建设等领域，将有效推动小岗村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除了参加这些签约仪式外，李锦柱还列席了滁州市委在小岗村举行的理论中心组学习会议，重温了习总书记两年前视察小岗村的重要讲话，并做交流发言。接着参加了安徽省委宣传部在小岗村召开的“小岗精神与乡村振兴”理论研讨会，也做了交流发言。参会之外，李锦柱还接待了延安市延川县考察团一行，他们是来与凤阳县签约，双方结为友好县的。

万里同志长子、作家万伯翱这一天也来到小岗村参观考察。陪同万伯翱一同走进小岗村的，还有温元凯。作为40年前的改革者，他和陈庭元共同受到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表彰。40年后又置身小岗，也是一种机缘巧合吧。对于40年前为天下先，闯破樊篱实行“大包干”，得到其父万里支持而燎原中国，创建中国农村改革之路的小岗村，万伯翱心怀崇敬，他向小岗村和大包干纪念馆赠送了画集《万里》和他的著作，并题写了一幅书法赠给小岗村：

敬访中国改革第一村有感：中华大地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后记

《小岗村40年》是我花费力气最大的一部书，从去年3月中旬到现在，整整14个月。这期间我阅读了大量资料，采访了100多个人物，就小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过广泛探讨。书中撷取的50多个人物的生活流程或断面，是40年来流淌在小岗村历史之河的浪涛，有的气势奔涌，有的波光潋滟。至于小岗村40年，是我给予的一种诠释，这种诠释对于小岗村，是不是准确，或者说是不是切合，小岗村人和广大读者去评判吧。

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社会进步最大的时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许多领域已经站在世界的巅峰，洗雪了近代以来100多年的民族屈辱。生为今天的中国人，我们是无比骄傲和自豪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中，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依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从发展体制机制，土地制度，产权改革，农业产业和经营体系，乡村治理等5个方面系统地指明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总要求。报告第一次宣布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集体土地承包期将在2027年到期，距今还有近10年的时间。再延长30年，意味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土地承包期将延长至2057年，这不仅将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有利于稳定农业投资预期，而且对于集体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制度空间，有利于现代农业产业经营体系的构建。这个政策的实施，依然是立足于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基础上的，小岗村作为农村改革第一村，不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样拥有具体的现实意义。小岗村所产生的敢为天下先的“大包干”精神和甘于奉献的沈浩精神，依然是新时代新征程中的两面旗帜，但愿这部作品能在新时代给大家认识小岗、走进小岗、思索小岗、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参考。

本书写作期间，安徽省文联主席吴雪，原安徽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季宇，滁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树，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金力，宣传部副部长周全教、于晓波，市文广新局两任局长杨成志、郝庆孝，市文联副主席徐红，凤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连侠等领导和师友都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凤阳县委宣传部的王启虎、刘莉莉、韩延龙等以及小岗村两委的同志对我的采访积极支持，有时候还抽空陪同。小岗村培训中心的金谊潮、钱德林两位经理和中心员工在我采访期间也给予过许多帮助。友人和同事杨世龙、杨读俊、张道明、陶昌斌、贾松涧等抽出很多时间，帮助我整理采访录音，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还要感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汪修荣总编、张黎主任、查品才编辑，他们1年多时间多次和我沟通，给过许多鼓励，促成了这部作品的早日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