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通鉴载道：司马光传

前言 我的司马光

第一章 金榜题名时

第二章 洞房花烛夜

第三章 初任幕职官

第四章 代父草谏章

第五章 慈孝父子情

第六章 练政在滑州

第七章 法官与校勘

第八章 卫礼在礼院

第九章 出朝随恩师

第十章 谁解升官愁

第十一章 结识王安石

第十二章 分道未扬镳

第十三章 建储立奇功

第十四章 忧在萧墙内

第十五章 谏官的悲哀

第十六章 “濮议”战宰执

第十七章 奉旨开书局

第十八章 没读懂神宗

第十九章 面授御制序

第二十章 朝堂两杆旗

第二十一章 御前论理财

第二十二章 举旗论“体要”

第二十三章 “治人”与“治法”

第二十四章 “惟见此一人”

第二十五章 绝交王安石

第二十六章 愤然离京师

第二十七章 究竟为什么

第二十八章 西京御史台

第二十九章 独乐园之乐

第三十章 书局在洛阳

第三十一章 保守派大营

第三十二章 语涩作《遗表》

第三十三章 直笔著《通鉴》

第三十四章 论道倡“中和”

第三十五章 一朝权在手

第三十六章 舍命废新法

第三十七章 最后十八天

第三十八章 盖棺论未定

第三十九章 巨著耀千秋

附录 司马光年谱

后记

政坛大风：王安石传

前言

第一章 少年高志

第二章 名噪京华

第三章 治鄞干吏

第四章 上万言书

第五章 多事之秋

第六章 锐意变法

第七章 坚韧不拔

第八章 百折不挠

第九章 河湟之捷

第十章 辞去相位

第十一章 东山再起

第十二章 营造半山园

第十三章 晚师瞿聃

第十四章 夕阳不太好

第十五章 最后的岁月

第十六章 荆公新学和诗文

附录 一王安石年表

附录 二参考文献

注释

长歌正气：文天祥传

第一章 廷对宣誓 法天不息

第二章 书香起身 时艰铸魂

第三章 大魁天下 扶丧故里

第四章 万言上书 击奸倡政

第五章 始任京官 再击恶宦

第六章 知行州府 忤恶归隐

第七章 宦海颠仆 山居忧国

第八章 楚观感慨 郁孤北顾

第九章 毁家兴兵 坎坷入卫

第十章 初战受掣 力阻乞降

第十一章 面斥敌酋 陷身虎口

第十二章 历难闯险 镇江走脱

第十三章 磁石丹心 ?九死南寻

第十四章 南剑开府 再举义旗

第十五章 洒血攘袂 江西奏捷

第十六章 空坑突围 人神共助

第十七章 万折必东 南岭被俘

第十八章 痛睹海战 恸哭国殇

第十九章 故国辞行 言志夷齐

第二十章 北地役途 心路故事

第二十一章 金石之性 誓不降元

第二十二章 情天恨海 方寸风云

第二十三章 缘情抒史 长歌正气

第二十四章 成仁取义 柴市赴刑

第二十五章 归骨庐陵 浩气长存

附录一 文天祥年谱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忧乐天下：范仲淹传

序章 这是一个问题

第一章 朱说种种

第二章 范公堤

第三章 兴学与育人

第四章 三次碰撞

第五章 被隐逸者

第六章 书生秋点兵

第七章 闪电庆历

第八章 烈士暮年

尾声 《岳阳楼记》 一曲悲怆的命运之歌

附录一 范仲淹简明年表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通鉴载道：司马光传

前言 我的司马光

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无数颗璀璨的文化巨星。儒学如孔、孟，楚辞如屈、宋，唐诗如李、杜，宋词如苏、辛……星列河汉，看得见，数不清。他们的巨星地位由自己的杰出贡献而奠定，此固然也，但给其作传，为其扬名者，史家也。史笔恰似运载火箭，把卫星发射升空。没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我们将永远无法读懂《离骚》；没有《三国志》，我们就只知道戏台上的曹操……

史学家在为他人定位时，也把自己安放在历史的经纬度内。史学界历来有“两司马”之说，即《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他们是中国史海之旗舰，史林之巨擘。司马迁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成正史编撰之圭臬，其后之《二十四史》无不遵之；司马光登编年体史书之顶峰（发端于《左传》），引发了编年体的写作热，后继者不乏其人，可惜只有望尘之憾。对“两司马”，许多人即使没有读过《史记》，至少也知道司马迁；而对后者，大多数人只知道“司马光砸缸”，至于他的《资治通鉴》，大抵没有走出学者的书斋，一些大官大款的书架上也摆着，附庸风雅而已。司马光先生，对不住了！现在是商品经济时代，互联网时代，快餐文化时代，没时间读您的大书了。况且，您的书能帮我赚钱吗？听到这些，老先生一定会一脸茫然。你对他有多么茫然，他对你就有多么茫然。

不错。司马光时代已远去九个多世纪，一切都不可同日而语了。要认识他，需要有人介绍。写作本书，就是想为介绍司马光尽绵薄之力。在本书动笔前，我曾到山西夏县司马光墓园凭吊。与一些热门旅游景点人头攒动、嘈杂喧嚣的情形不同，这里安静得让人仿佛一下变成了聋子。园外的停车场上，只有送我来的一辆车，园中的访客只有我和陪同我的一个人。我问工作人员，一直这样吗？答曰：放长假时人不少。国家投资重修了司马光墓园，意在传承历史文化，发展人文旅游，却门前冷落车马稀，咋啦？转念一想，倘使一个人连司马光是谁都不知道，他会“到此一游”吗？他也许宁愿去寻访所谓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幽会处，津津有味地听导游带咸味的瞎掰，兴奋地发出哧哧的傻笑，然后一步三回头地离开。我顿时感到，介绍司马光的责任好沉好沉……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进入中国百位历史文化名人殿堂的入场券。这部长达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余万字的史学巨著，自北宋元丰七年（1084）修成，至今已印行七十余版，且形成了专门的通鉴学。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读之入迷，一生通读达十七遍之多，乃至书页残破，且在书中留下不少批语。他曾多次向干部推荐这部书，对书中的史实更是能随手拈来为自己的观点服务。在与历史学家吴晗谈话时，他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1]

《资治通鉴》的主题思想（“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与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可毛泽东却说它写得好，理由是“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一语中的，内行。我们知道，纪传体史书的优长在于写人，但要弄清某一事件的本末，须将多人的纪、传以及表、志反复对照，且因纪、传中往往时间概念模糊，屡有相互矛盾之处，要捋清一件事谈何容易，此其所短。而纪传体之短正是编年体史书之长，它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来龙去脉，一清二楚，但其短处是人物不如纪传体完整。从三家分晋至北宋开国前（前403—959）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纪传体的正史约有三千余万字，而《资治通鉴》用三百余万字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如此精炼，故事完整曲折，人物栩栩如生，难怪毛泽东要赞扬了。浓缩不易，在浓缩中增加信息量更是难能可贵。在《资治通鉴》中，南北朝部分新资料占十分之一，唐以后新资料占到一半，因此它绝非正史的改写版，而是再创作。据通鉴学者统计，除正史以外，司马光所参阅的野史、碑帖、家谱之类超过三百种以上，达三千余万字。而被他引用的书籍，今天大多已亡失。如此旁绍远求，细大不遗，却考证精当，前所未有。司马光是孔子的忠实信徒，而在修史上背弃了孔子“为尊者隐”的《春秋》笔法，对暴君、昏君秉笔直书，对明君如唐太宗的批评也直言不讳。总而言之，《资治通鉴》是一部文字最精炼、史料最丰富、考证最准确、叙事最生动的编年体通史。虽然以帝王为读者对象，但普通人也值得一读。为啥？它能让我们从历史经验中领悟上自国家兴替，下至为人处世的大智慧。大智慧是管小智慧的，没有大智慧的人终难摆脱浮躁与浅薄。

写司马光，自然要写他编撰《资治通鉴》的故事，但他不仅是史学家，还是政治家、思想家。如果不了解政治家、思想家司马光，就读不懂史学家司马光，甚至读不懂他的《资治通鉴》，特别是其中的史论——“臣光曰”。史书固然是写历史，但即使最严谨、最客观的史书，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治史者所处时代的或隐或显的印记。《资治通鉴》的绝大部分撰于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是变法与反变法生死较量的时期，而王安石和司马光分别是变法派和保守派这两个对立营垒的旗手。他俩从能在一起洗澡、能互相调侃的老朋友变成了无事不对立的老冤家，分别主导了王安石变法和清算变法的元祐更化这两大历史事件。司马光的后半生就是与王安石斗争的后半生，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主要活动就是与王安石做斗争。他俩死斗到死，斗到死后，功过是非，争论至今。

他俩都是北宋知识分子的精英。司马光考进士列甲科第六名，王安石礼部试第一（准状元），只因宋仁宗反感其试卷中有“孺子其朋”四字，降到第四名。他们都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少年得志，名声显赫，而生活简朴，私德高尚得近乎圣洁。仅举一例，他们的夫人都曾给他们买过妾，但都被果断拒绝，这在大官妻妾成群的宋代，恐怕神仙也难以做到。他们的性格一样的倔强，一个人称“司马牛”，一个被指“拗相公”。

按现在的说法，他们都是干部子弟，司马光是“官三代”，因父亲司马池官居四品（天章阁待制），可以靠“拼爹”恩荫当官，但恩荫的官因无功名（进士），被人鄙视，所以司马光与许多有志气的干部子弟一样，在恩荫得官后又参加了科举考试。王安石是“官二代”，父亲王益官衔只是从六品（都官员外郎），不够五品以上恩荫子弟的杠，他没法“拼爹”，要当官只能靠科举。在宋代，官员五品和六品虽只差一品，但六品是低级官员，着绿袍，五品是中级官员，着绯袍。这是关键的一级，升为五品标志着进入了特权阶层的行列。因此，司马光和王安石入仕前的生活环境包括家庭的社交圈是大不一样的。入仕后，他们的基层任职履历也差别较大。司马光只代理了几天县令，追随庞籍做过州通判，而王安石当知县政绩突出，不仅做过州通判，而且做过提点刑狱，对下情的了解更多。

司马光是北方人，任职基本在北方；王安石是南方人，入朝前任职一直在南方。宋朝士大夫中的南北矛盾由来已久。因赵氏皇帝起家于北方，加上有视中原政权为正统、而视南方割据政权为僭伪的传统观念，所以北宋官僚集团中北方人占优势，而且在南方人面前有一种征服者的优越感。科举考试中，南北方的录取标准区别很大。太宗时，开始是认分不认人，但中第者大多为南方人。北方河北、河东等五路（太宗时全国分十八路）几乎推了光头，举子因而敲登闻鼓请愿。太宗于是以北方拙于词令为由，令北五路单独再考，后来虽不另设考场，但把录取指标划拨到北五路。如此优待的结果是北五路的录取标准越来越低。熙宁三年（1070），也就是司马光的养子司马康以明经科登第的那年，神宗在殿试中看到第四甲党镈的卷子文句不通，不禁大笑说，这样的人是怎么通过的？考官答曰：五路人按分数取末名通过。五路有专用指标，管你合格不合格，录够指标为止。神宗也不便取消指标，只好将其降到第五甲。这个对北方的优惠政策一直实行到北宋灭亡。南北方的赋税标准也不一样，宋初为稳固窃取来的政权，大幅度减免后周规定的赋税，三亩按一亩征收，而新征服的南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按原割据政权的标准收税，实际上是南北两制，南方推后甚至没有享受到减赋的恩惠。故北方的大地主多，南方的中小地主多。这些对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立场、观点不可能没有影响。

宋朝可以说是精英治国的朝代，知识分子的地位之高空前绝后。赵宋的皇冠强取于后周的孤儿寡母之手，为防止他人仿效，同时鉴于五代实行武人政治，致使兵连祸结的惨痛教训，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文臣知州事等举措，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公开宣布“与士大夫治天下”，而且规定了不杀读书人和言事者的祖训。宋朝大兴科举，不问门第贫富，考取即授官。从太宗赵光义开始，录取率是唐代的数十倍以至百倍以上。“宰相须用读书人”（太祖语），历任宰相都是进士甲科出身。这是一个破天荒的历史性进步。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优养，使历数千载的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涌现了灿若星河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唐宋八大家，六个在北宋，且与司马光同时代。与他同时代的还有被称为道学“北宋五子”的著名思想家周敦颐[2]、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著名教育家胡瑗，著名科学家毕升、沈括，诗词名家更是难以数计，总之是人文荟萃，济济焉，浩瀚焉。从太宗赵光义开始，历任皇帝几乎都是书法家，有的还是诗人、音乐家、画家，文臣与皇帝唱和诗词，交流艺术，歌舞升平，其乐融融。

然而，重文抑武在带来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同时，却让宋朝患了软骨病。自赵光义收复幽州遭高粱河（今北京市内）之败后，宋便一蹶不振，再无国威军威可言。真宗赵恒畏敌如虎，在军事占主动的情况下与辽国签订了“澶渊盟誓”，每年对辽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庆历二年九月，又增岁赐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合计五十万），不久后宋仁宗又承认了由节度使独立的西夏的国家地位，丢失大片土地，“岁赐”银、茶、绢二十五万五千（两、斤、匹）[3]。开始，士大夫除少数佞臣外，普遍都有耻辱感，但随着真宗伪造天书、东封泰山、西祀后土、大兴宫观的闹剧开演后，士大夫从中得到了苟安的“红利”，许多人就反过来为花钱买平安制造理论根据了。时间一长，身在耻中不知耻，形成了一种苟安文化。士大夫在歌舞升平中挥麈清谈，尽情享受。但辽国哼一声，宋就发抖；西夏一挑衅，宋就慌神。可惜危机一过，又复苟安。

苟安文化的基础是苟安的物质利益。真宗写《劝学诗》，公开以“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来诱人读书。读书——当官——发财，是皇上指引的阳关大道。官员特别是高官的俸禄、赏赐优厚。宋代不禁止土地兼并，官员余钱主要投资田产，所以大地主几乎可以与大官画等号，即便本人不是大官，其父辈、祖辈必有大官。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日子太好了，要什么改革？要什么收复失地？到仁宗时，宋朝建国已近百年，沉疴在身，积重难返，最突出的问题是“三冗”：冗官、冗费、冗兵。“三冗”使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寅吃卯粮，国家穷，平民穷，而大官僚地主富得流油。面对危机，范仲淹曾主持“庆历新政”，改革首先从冗官开刀，仅此一举，就激起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抗。仁宗妥协了，新政如昙花一现，刚刚起步便无疾而终。司马光和王安石就是在这期间高中进士，走上政治舞台的。

脱离了这幅北宋风俗画，就读不懂士大夫阶层，也就读不懂司马光和王安石。

他俩都以天下为己任，面对宋廷这个“病人”，都坚信自己是最好的“医生”，坚信只有按自己开的“药方”才能挽救朝廷。但两人开出的“药方”正好相反。

王安石要变法。南宋朱熹说：“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程颢）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王安石）所变更者，东坡（苏轼）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却去攻他。”[4]当时改革是大势所趋，王安石是一颗最耀眼的政治、学术新星，不只是程颢、苏轼，包括后来成为保守派中坚的吕公著、韩维等人开始也是支持变法的，但改革就意味着利益的调整，就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拼死反抗，这一点王安石早有牺牲的思想准备，其他人却没有这个准备。而王安石的新法确实有些超前，如青苗法用金融借贷扶持贫穷农户，市易法用金融借贷扶持中小商户，这些都带有资本主义性质（黄仁宇语），把俗儒们惊得目瞪口呆，但他们很快就发现，王安石是要抑制大地主、大商人的兼并。于是乎，原来拥护变法的也倒向保守派，加入反变法的行列。他们联合宗室、后党向支持王安石的宋神宗施加压力，神宗让步了，变法派分裂了，王安石最后被外放金陵赋闲，但新法大多坚持下来。

按王安石的说法，“始终言新法不便者，司马光一人也”。不可否认，司马光是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但他不是那种靠兼并而富甲一方的豪强地主，而是一个学者。正因为此，他被保守派推到了旗手的地位。他固然是在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更是一个礼治的殉道者。他似乎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变法前，他对社会弊端的抨击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因为现实不符合他礼治理想；而变法开始后，他反对变法又比谁都积极，因为变法与他的礼治理想背道而驰。礼治的核心是等级制。与许多所谓纯儒一样，他企图在维持原有利益格局不变的前提下，靠皇帝和朝臣的道德示范和用君子、贬小人，达到等级有序、上下相安的太平盛世。他打着礼治的大旗，不经意间却为兼并辩护。所以王安石写《兼并》诗说：“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在王安石变法时，他拒绝了神宗任以执政大臣的“收买”，辞掉了枢密副使这个士大夫梦寐以求的职务，最后到洛阳完成了他的《资治通鉴》。神宗逝世，高太后垂帘。奉高太后之召，他一手高举着反变法的旗帜，一手紧握着礼治之剑，杀气腾腾地回朝执政。在高太后的支持下，一年多时间就闪电似的废掉了新法。可惜，他的礼治之剑已锈迹斑斑，本人已病入膏肓，废新法废成了一锅“夹生饭”。

“文革”中“评法批儒”，司马光被作为儒家，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硬是把他们纳入儒法斗争的轨道。其实，他们都是儒家，其分歧不在儒法，而在对儒家经典的不同界定和解读，在如何发展儒学才能使之适应社会需要。王安石崇孟（子），司马光《疑孟》崇扬（雄）；司马光注古本《孝经》，王安石处处质疑。王安石吸收诸子百家的合理成分，完成了“荆公新学”，成为北宋之宋学中最大的学派，而司马光则成为“道学六先生”之一。他们的学术论战不仅与变法反变法的实践相始终，而且先于其前，延于其后，乃至于今。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逝于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晚走四个多月。从表面上看，王安石死在失败的挽歌声中，司马光死在胜利的凯歌声中，其实他们都是在忧愁中带着遗憾走的。王安石之憾自不待言，司马光何忧？“元祐更化”前途未卜也。他们没有一个是赢家，给我们留下两个殉道者的故事，留下一场没有演完的时代悲剧。他俩逝世后仅四十年，北宋灭亡了。

对中晚期的北宋来说，不敢说改革就一定能复兴，而不改革则注定要灭亡，对改革进行反攻倒算必然加速其灭亡。

本书不是第一本写司马光的书，力求写出一个真实的我的司马光，而避免重复他人的司马光。

我的司马光是北宋特殊政治、文化氛围中的司马光。比如，常有人说，宋代士大夫最有气节。不错，但可别忘了，那是因为有“不杀读书人和言事者”的政策兜底。司马光以气节名世，屡与皇帝当面斗气、顶牛，若非北宋，不可想象。他是北宋社会风俗画的一部分，只有在这幅画中他才是“真”的“活”的。

我的司马光是一个以帝师为己任的司马光。“国之治乱，尽在人君”，是他政治观的核心，本着“责君严”和君臣相反相成、以成皇极的为臣之道，他几乎总是在“责君”。他官历四朝，仁宗、英宗、神宗，他都“责”了，唯有哲宗小皇帝和垂帘听政的高太后例外（恰恰是哲宗亲政后否了他的“元祐更化”）。即使在与王安石的搏杀中，也重在劝谏神宗。至于《资治通鉴》则事事着眼于教育皇帝。因此，他即使在著书立说时，也始终处于社会矛盾的冲突之中。

我的司马光是俯视下的司马光。好比一座雕像，仰视只能看到正面而看不到反面，只能看到表面而看不到里面。雕像是经过艺术处理的，有人仰视后自己也当开了化妆师和整容师，于是一个“高、大、全”的司马光出现在神坛上，而真实的司马光远去了。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对历史人物哪怕是明君贤臣也始终是俯视，而且手里拿着一把解剖刀。我写他，当然首先要向他学习。

因此，我的司马光，是一位伟大的顶尖历史学家，一位私德高尚、献身礼治理想的保守思想家，一位鞠躬尽瘁但不及格的政治家（更确切地说，是不及格的宰相）。这也许会让某些人感到不快，但观点可以争论，事实没法改变。司马光逝世后，有人对其高足刘安世说：“三代以下，宰相学术，司马文正一人而已。”刘安世回答说：“学术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图回四海者，未敢以为第一。盖元祐大臣类丰于德，而廉于才智也。先人亦云：‘司马公所谓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谏大夫执法殿中，劝讲经帷，用则前无古人矣。’”[5]事实上，当宰相是司马光人生悲剧的高潮，不仅是因为“廉于才智”吧？

宋代营造了知识分子的“天堂”，而升入“天堂”的人们却亲手毁掉了这座“天堂”。不亦悲乎！

[1]刘志清：《司马光修史独乐园》，远方出版社，2004。

[2]本名惇颐，南宋为避光宗讳，被改为此名。

[3]《长编·卷一五二·庆历四年十月己丑》。具体数目为：岁赐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二万斤。进奉乾之节（宋仁宗生日）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贺正（元旦）贡献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仲冬（冬至）赐时服银五千两、绢五千匹及赐元昊生日礼物银器二千两、细衣著一千匹、杂帛二千匹。

[4]《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本朝四》。

[5]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第二十》。

第一章 金榜题名时

北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三月。首都东京（又曰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

春风抚摸着汴河两岸的隋朝柳，摸出一片翠绿，柳枝软绵绵、娇滴滴、懒洋洋地卖弄着它的婀娜，远远望去，如烟如幻。河湖之畔，城墙内外，草色青青，百花竞放。碧桃红，红得妖；玉兰白，白得娇；连翘黄，黄得俏……各路花仙张开笑脸，敞开心扉，在向你招手；鸟儿双双，在空中追逐，在林间呢喃。喜鹊筑新巢，燕子衔新泥。开封的“市民（坊郭户）”有游春之俗，或坐车坐轿，或骑马骑驴，或安步当车，一团团，一伙伙，涌出城门，涌向郊外，投入春的怀抱。

大自然的春天令人陶醉，但这一年，还有另一个春天更令人神往。

文人的春天

本年是大宋王朝的科考之年，来自全国的数千名举子，此时已经过了礼部试，千余名通过者的名单新鲜出炉。虽然他们还只是准进士，但只要再过一关，即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廷试），就正式成为进士了。

在唐朝、五代和北宋初年，殿试尚未成为定例，礼部试一榜定乾坤，因此，进士把主考官目为座师，官僚中也容易形成以座师为中心的小集团。有鉴于此，宋太祖从开宝五年（972）开始恢复殿试，目的是以此证明进士乃“天子门生”，而非座师学生也。宋代科举分三级：第一为发解试（相当于明、清之乡试），在各州或太学举行；录取者“发解”赴京参加礼部试（又称省试，相当于明清的会试）；录取者最后参加殿试。殿试只考“策”一道，除太祖曾淘汰过两人外，以后再没有一人被淘汰，但皇帝多半会找一个理由将礼部试的头名（省元）降等。总之，状元是要由皇帝钦点的。

本年是宋朝建国第七十八年，本届科考是第三十九届，是仁宗（赵祯）朝的第五次开科。我们的主人公司马光就在这批准进士之中。他二十岁，陕州（今山西夏县）人，今年首次参加科考。与他同时录取的还有范镇、石扬休、庞之道、吴充、孟翔等人。在礼部试与殿试之间，有近一个月的间隔。这段间隔正是游春赏景的大好时光，准进士们岂能放过！

种种原因让司马光、庞之道、范镇和石扬休等凑在一起，到哪里去玩呢？原后周宗室柴宗庆诗曰：“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却梁园总是村。”梁园是开封之代指（另指商丘），意思是与开封相比，其他地方再繁华也是村庄。《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则用“花阵酒池，香山药海”来形容其市井之繁华。当时开封已有“十厢一百二十坊”（厢、坊为行政单位，约分别相当于今之区和街道），常住人口超过一百万，是中国和世界最大的城市，有的是好玩的去处。全城有八大瓦子，在瓦子里，可以召妓陪酒，欣赏“百戏”。宋代妓女有官妓（营妓）、民妓（私妓）之分。民妓档次较低，俗称“猱儿”（猴子名），只可骑驴而不可乘马、坐轿；官妓即“女伎”，是在官府注册了“乐籍”的歌舞演员，俗称“弟子”。“弟子”只为官府服务，但举子们只要发一个邀请函（“仰弟子某某到某处祗直本斋燕集”）就可随叫随到。因文人地位高，靓女傍文人恰似今之傍大款。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弟子”的要价之高，连宰相寇准的爱妾蒨桃也为之咋舌，作诗云：“一曲轻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所以，不掂量口袋里的银子，是不敢给“弟子”发请柬的。状元楼下的朱雀门至保康门一溜都是秦楼楚馆，一般的举子会去那里找“猱儿”。“猱儿”虽然价格便宜，但颇善解人意，很会看客唱曲，自从礼部之后，一阕《鹧鸪天》成为当家节目。词曰：

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绿袍乍著君恩重，黄榜初开御墨鲜。

龙作马，玉为鞭。花如罗绮柳如绵。时人莫讶登科早，自是嫦娥爱少年。

成何体统？司马光对一些举子的放浪形骸而感到脸红。他在笔记《涑水记闻》中批评此年科考“举子多不如仪”。“不如仪”就是不讲规矩，除举子行为不端外，还有跨州“发解”（类似今之高考移民）的，有非举子硬闯考场的。

大相国寺也是文人常去的地方。此寺规模宏大，仁宗时有六十四院。去那里可参禅拜佛，可在幽静的单间品茶饮酒，还可逛全国最大的文化市场。新书出版最先在此上市。寺东“荣六郎印书馆”印书质量上乘，深受文士喜爱。但这里更像老北京的天桥，花鸟虫鱼，卖唱卖艺，卜卦算命，坑蒙拐骗，各色俱全，尤以小偷名冠天下。仁宗曹皇后来寺进香，刚上台阶，挂在脖子上的一串念珠竟不翼而飞。此物价值千缗，仁宗闻讯大怒，将皇后的随行人员全部抓捕，终未能破案。相国寺虽然好玩，但举子们考前去求过神，考上后去谢过神，不必再去了。眼看早发的红杏已开始凋零，落英纷纷，春光不等人，而殿试一过，大家就要各奔东西，这可是大家在一起的最后一个阳春。司马光等人决定去郊外踏青，登古吹台。

赏春古吹台

古吹台位于开封城东南三里处，高广均约十余丈。台为西汉梁孝王刘武（景帝弟）所筑，以延揽天下英才。著名文学家邹阳、枚乘、司马相如等先后投其幕下。这个典故吸引历代文人墨客前来登临怀古，以至有“不上吹台，枉来梁园”之说。

司马光一行出南薰门，由西向东，往吹台而去。前面有民居掩于茂林修竹之中。在一幢民舍的墙上，贴着一张《小儿击瓮图》。孟翔见到后不禁喊道：“诸君请看，君实（司马光字）兄的故事贴在墙上。”这幅画画的是司马光砸缸救友。那是十三年前的事：几个小伙伴一起在院子里游戏，院中有一口装满水的消防大缸，一顽皮小子爬了上去，不慎掉进缸里。其他小朋友都吓跑了，七岁的司马光急中生智，搬起一块石头向缸砸去，于是缸破水泄，小孩得救。有画家据此画成《小儿击瓮图》，聪明的出版商将此图刻板印刷出售。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因此广为流传，把他捧成了人人夸耀的“童星”。司马光说：“击瓮救友，乃情急之中，发乎天性之举，未料却因此而为名所累。”的确，自从《小儿击瓮图》问世以后，但凡与生人交往，他一报姓名，人必惊曰：“击瓮救友之司马光乎？”几个人正说着，突然从村舍中传来读书声，是学生跟着先生在念。读的据说是当今皇上之父、真宗赵恒写的《劝学诗》：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家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是劝学，还是“诱学”？宋代许多人就是在这首《劝学诗》的“引诱”下寒窗苦读，从而金榜题名的。读书能当大官，始于宋朝。

孩子们的读书声渐渐远去，司马光一行来到吹台。对多情善感的文人来说，吹台的历史恰似一副催化剂，能激起胸中的千般情思，万顷波澜。唐代的三位大诗人，李白、杜甫和高适，曾在秋天同登吹台，留下了满腹不平的慷慨悲歌（明人建三贤祠以纪念）。最著名的是李白的《梁园吟》。不知是谁哼起了其中的句子：

……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歌声散绿池，空馀汴水东流海。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

李白在这里用了两个出自梁园的典故，第一个是信陵君广揽人才，善待夷门守侯嬴，后来侯嬴为之策划了窃符救赵的壮举；第二个就是梁孝王延揽枚乘、司马相如（枚马）的故事。可惜，眼下信陵君的坟已成耕地，梁孝王的事迹也随汴水东流入海。重视人才的君王走了，想起来就让人泪湿衣衫，还是花钱买醉吧！

一行人抚今追昔，不禁感慨系之。司马光说，高、李、杜同游吹台，乃惺惺相惜也。时为唐玄宗天宝三年（744）。高四十五岁，李四十四岁，杜三十三岁。三贤尚无功名，皆为布衣。李白辞官云游；杜甫应举落第。此后，高适五十岁方中进士，杜甫则从此不再应举，靠献诗赋以糊口，“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1]，真是满纸心酸事，读来泪沾襟……

司马光说完，石扬休接过话头说，大唐史称盛世，高、李、杜诸公，皆时贤英才，朝廷竟弃之如敝屣。若在唐季，类我者不堪矣！

没错。石扬休是四川眉州人，少年成名，十八岁乡试（考举人）第一；却大器晚成，四十三岁才考中进士。如在唐代，还须经过吏部试和铨选才能授官，他这一辈子也许当不上官了。

科举虽肇始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但在隋唐两代，如无达官贵人推荐，士子是没法参加考试的，而且即使考中进士，还可能被吏部试和铨选挡在官门外。韩愈文章道德天下无双，先后四次参加科考，从十九岁考到二十五岁才考中进士，名列第十三，但九年后才成为命官。其间，他三次参加吏部试，均未通过；三次上书宰相，未得一字回音；三登权贵之门，均吃闭门羹。二十九岁时经董晋推荐任宣武节度使观察判官，但此官属招聘性质，非朝廷任命，他直到三十三岁时才通过吏部试，次年通过铨选，授国子监四门博士。宋与唐相比，科考有了五大显著变化：

第一，无须权贵推荐，不分贫富贵贱，均可参加科考。在本届科考前，已有如李迪、吴育、范仲淹、欧阳修等穷苦出身者高中进士，并位居宰相或执政大臣。

第二，赶考经费，凡“发解”之举子由各州补贴路费，有的州还派船（黄士船）、派车送举子赴京，而唐代完全由个人负担。

第三，进士录取的数量大大增加，唐每次录取数名至三十名，宋从太宗开始，每科录取数百上千。淳化三年（992）一科，参考一万七千三百人，录取一千三百余人，此后屡有超千人者（含诸科、恩科）。录取率高，相对好考。

第四，录取即授官，发给绿袍（九至六品之官服）、官帽、朝靴、笏板（官员上朝所持之长形记事板）。太宗在新科进士赴任时，每人赏钱二十万。王化基上书毛遂自荐，太宗临时开特科，命他与“嘉士”李沆、宋湜一起中书应试。试后各赏钱一百万，听说李沆家贫，又另赏三十万。据欧阳修说，初授官的待遇就超过一个中等地主。

第五，重用进士特别是甲科进士。太祖赵匡胤说“宰相当用读书人”。在司马光中第时，状元当宰相的先后有吕蒙正、王旦、李迪，不久后有宋庠，其中吕蒙正及第后仅十一年即当上了宰相，从他开始，所有宰相都是进士出身。穿绯色官服（四、五品）和紫色官服（三品以上）的文官多是进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宠章殊遇，前所未有”。

因此，许多贫寒学子才有了出头之日，即使如司马光这样的“高干子弟”，也因此才有更光明的前途。宋代沿用了前代恩荫制，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可以“恩荫”，不经考试即可授官。庞之道和司马光十五岁就荫了官，但恩荫官因“无出身”而被人鄙视。唯有考中进士，才算“有出身”，才可飞黄腾达。故司马光诗曰：“男儿努力平生志，肯使功名落草莱。”[2]“功名”者，进士也。

有比较才有鉴别。宋代的士大夫政治与前代相比，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唐代是门阀政治，唐末、五代是军阀政治，飞扬跋扈的藩镇公开叫嚣：“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3]读书人如果不想终老山林，只有投靠在藩镇帐下摇尾乞怜。对读书人来说，唐是人间，五代是地狱，宋是天堂。所以，他们对朝廷有一颗感恩的心。司马光的一首《和孙器之清风楼诗》颇能表现当时的心情。诗曰：

贤侯宴枚马，歌鼓事繁华。晚吹来千里，清商落万家。平原转疏雨，远树隔残霞。宋玉虽能赋，还须念景差。

宋玉呀宋玉，如果你看到了我大宋美“景”，你的赋将是另一种样子啊！有人背出赵匡胤的名言：“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司马光等人登高望远，颇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自豪感。

他们走下吹台，东行数里，来到一湖边，见渔舟牧笛，鸟飞鱼游，野趣盎然。湖畔有村，村中酒旆招展。他们在酒家小憩后，出来坐船游湖。司马光的一阕《阮郎归》，或许是作于此时吧？

渔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闲。绮窗纱幌映朱颜。相逢醉梦间。松露冷，海霞殷。匆匆整棹还。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歌曲艳丽》）

词中的“朱颜”是虚拟的美人还是实在的“弟子”，我们已不得而知。好了，玩够了，该回城了！

御赐琼林宴

范镇是本届礼部试的省元（第一名），但一路上心思重重。为啥？仁宗说了，要降他的等级。

他比司马光大十二岁，成都华阳人，父亲是个小吏，知州薛奎发现他文章写得好，特准他在府衙上学。薛奎调京任御史中丞（御史台之长），携之来京，有人问他从四川带回什么宝物，他说：“唯带一伟人，当以文章名世。”他通过参知政事（副相）韩亿，以门下士的名义将范镇荐入太学，与韩亿的四个儿子一起读书。可本次科考伊始，就有人告御状，说开封府参加“锁厅试”（现任官考进士）的考生陈博古文理不通，必有猫腻，牵扯到韩亿。仁宗密诏，令将陈博古及韩亿四子并门下士范镇的考卷作废。但主考官、翰林学士丁度不干，上疏说：“范镇文章久扬名场屋（学界），非依附权贵博取虚名者。”仁宗让步，说可不取消资格，但录取名次须降等。当时科考已实行糊名制，考官只能看到考卷而见不到考生姓名。主考丁度等人评卷结果，范镇名列第一。这简直有点跟皇帝对着干的味道。范镇有一个强烈的预感，主考官越是让他当第一，殿试后排名就越会往后靠。司马光不知该如何来开导他，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太祖时一年科考，王嗣宗与赵昌言考得都不错，两人在御前争当状元。太祖要他俩徒手搏斗，谁胜给谁。赵昌言秃发，王嗣宗猛地抓下他的幞头（头巾）扔在地上，上奏曰：“臣胜。”太祖大笑，即以王嗣宗为状元，赵昌言为榜眼[4]。

范镇听罢，释然。赵昌言没当上状元，后来却当了副相。司马光是想告诉他，不必把名次看得太重。

三月十七日，宋仁宗亲临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十八日，试诸科；十九日，试特奏名。仁宗时年二十九岁，本当精神焕发，但司马光远远望去，见他倦态明显，仿佛是睡眠不足。二十三日开进士榜，从头到尾唱名，听到唱名后，考生要答“到”，然后站入录取者行列（这个规矩后来有改变，考生无须到场，可派人看榜）。第一名（状元）：“扬州吕溱”（姓名前加户贯，防同名同姓混淆）。唱过头三名，仍无范镇。身边人使劲推他，要他出来声辩。这是有先例可循的。天圣二年（1024）和五年（1027）科考，吴育和欧阳修分别考中“省元”，殿试后公榜，不在头三名中，他们都当场大声抗辩，被排在第四。范镇此刻却如无事一般，只是默默地听着。第六名点到了“陕州司马光”，却没人答“到”，重复三次后，他才站出来。他替范镇焦急，走神了。直至念到第七十九名时，才听到了“成都范镇”。省元被如此降等，前所未有；像范镇这样默不作声，也前所未有。他开了一个先例，此后开榜再无人声辩。司马光由此对范镇尤为敬重，成为终身朋友。

本届科考，进士：甲科（“进士及第”和“进士出身”）录二百名；乙科（“同进士出身”）录一百一十名；诸科：取五百七十九名；恩科（特奏名）九百八十四名[5]。以上共一千八百七十三名，都算金榜题名，但含金量区别大矣。最高的是进士甲科，最低的是恩科。恩科颇似体育比赛中的安慰奖，或因已连续考了十五次，或虽未满十五次但年龄已达六十岁，便自然录取。本届甲科进士，有两人后来当了宰相：吴充、司马光。但当时轮不到他们出风头，风头最劲的是状元吕溱，刚一公榜，御赐的车马、车夫就来了。此例为真宗所开。大中祥符八年（1015）科考，真宗见状元蔡齐一表人才，一时心血来潮，下诏金吾（皇家警卫部队）给他配“驺（车夫）从（随从）传呼（通信员）”，并着为令。现在，吕溱坐着御赐车马出来，引来万众瞩目。宋人田况在《儒林公议》中记载：

尔后状元登第者，不十余年皆望柄用……每殿庭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摩肩不可过……至有登屋而下瞰者……洛阳人尹洙（名臣），意气横跞，好辩人也。尝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

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即使你收复了燕云十六州（儿皇帝石敬瑭割给契丹之地），其荣耀也不抵状元及第。这就是宋朝，重文抑武的宋朝。不过，本届状元吕溱迂腐无能，后来未等发迹就病死了。

按照惯例，放榜后皇帝要在琼林苑设宴招待新科进士，是谓琼林宴，又称闻喜宴。上榜者一律换上绿色官袍，戴上官帽，穿上朝靴赴宴。琼林苑位于顺天门大街西北，与北面的金明池相对。琼林苑崇文，金明池演武，太祖以此彰显文武之道。但在真宗之后，金明池变成了水上表演场所，琼林苑周围被商家店铺所占满，苑内的牡丹园、樱桃园等也都成了酒家。仁宗设琼林宴，只能将桌子露天摆在草坪之上，花木之间。新科进士们或坐轿，或骑马赶往琼林苑，官帽上两根长长的帽翅前后抖动，抖得滋味十足。司马光的母亲本是要雇车送他去的，但他坚辞不坐，步行去了。琼林宴上，仁宗皇帝高坐在楼上，其他按年龄大小排座次（序齿），白胡子“恩科进士”坐在前面，排在最后的是司马光、吴充（不到十八岁），他们只能朦胧地瞅见仁宗的身影。按照司礼太监的号令，每饮酒一巡，则奏乐一段，司马光仔细地听着，有“宾兴贤能之乐”、“於乐辟雍之乐”、“乐且有仪之乐”……

酒过数巡，宴会结束，天子给新科进士赐花。宋人戴花，开风气之先的是赵匡胤，一次他在御花园中玩耍，见牡丹盛开，便赐嫔妃们一人一朵戴上，自己也戴了一朵。宫中呵口气，宫外一阵风。不分男女老幼，每逢节日喜庆，有条件的便都戴起花来。可惜此值三月，牡丹未开，所以赏给进士们的是红色绢花，每人两朵。司马光不喜戴花，有人提醒说，此乃皇上所赐，可不戴乎？他这才戴上了。

新科进士们走出琼林苑，一身锦绣官服，加上刚饮了几杯酒，脸上红扑扑的，更显得气宇轩昂，人见人爱。开封城万人空巷，争睹新贵风采。当然，他们关注的是那些美少年，而不是恩科的白胡子，更有猎头睁大了眼睛，在其中搜寻想要的“猎物”。

[1]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2]《和子渊除夜》。

[3] 《旧五代史·安重荣传》。

[4]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

[5]数据采自《续资治通鉴长编》。

第二章 洞房花烛夜

紧接上章说猎头、猎物。宋人朱彧的《萍洲可谈》记载：“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亦有缗钱，谓之‘系捉钱’。”在他们看来，新科进士是最大的潜力股，“榜下捉婿”是最便捷的控股手段。那么，“榜下捉婿”的是何等贵人呢？

“榜下捉婿”与榜前择婿

京剧《铡美案》家喻户晓，讲陈世美高中状元后不认发妻秦香莲，当了驸马，被包公依法铡了。其实，这是剧作家的虚构。宋代没有点状元召驸马之说。公主一般是嫁给诸如“左卫将军”、“右卫将军”之类的武官，如非将军，则封为驸马都尉。这些所谓将军、都尉其实手下无一兵一卒，官高禄厚却没有实权。他们多是前朝显赫家族的子弟。如投降的吴越王钱俶的后代，至少先后有两人成为驸马。把公主嫁给这些人，既可笼络世家大户，让公主不失荣华富贵，又让前朝遗老遗少无法干政。皇帝不召进士为驸马，进士也不愿当驸马，因为一当就无法干政了。

“榜下捉婿”的参与者是家中有小娘子未曾许配的官宦人家。北宋翁婿同为宰执（宰相、执政大臣）者，当为列朝之冠。上章讲到的赵昌言，在太宗朝任副相，其女婿王旦为真宗朝宰相；王旦四女，全部嫁给进士，均当高官，其中第一、第四女分别嫁韩亿和吕公著，先后为相。李虚己之婿晏殊，晏殊之婿富弼、杨察，富弼之婿冯京，陈尧咨之婿贾昌朝，除李虚己外，皆为宰执。上述女婿多为名臣，我们不能不佩服其丈人择婿的眼光。当然，他们并非都是榜下所“捉”之婿，不少是榜前所择之婿。朝廷重用进士，又出了这么多翁婿宰执，使“榜下捉婿”成为时髦。于是乎，“榜下捉婿”从官宦门第扩展到商贾之家。他们有的是钱却没有社会地位，便用“孔方兄”开路，“系捉钱”诱惑，动辄千缗以上，谈婚论“价”，斯文扫地，闹出了不少笑话。有个已婚进士被“捉”到某商贾家中，后面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人。商人高声宣称：“本府富甲一方，有女及笄，貌似天仙，才气无双，若不嫌弃，愿择你为婿。”谁知进士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如此我求之不得，但得等我回家向妻子禀告一声。”于是一片哄堂大笑。还有更可恶的，竟有借新科进士之“种”者。某些达官贵人妻妾成群却无一人怀孕，便将新科进士诱入深宅大院，让一妾与之苟合，以求怀孕，然后威逼其三缄其口，甚至让其永远消失。被保守派视为奸臣的宰相章惇，中第后就有此遭遇，所幸遇到一好心仆人，给他找来一套仆人服装换上，乘着黎明前的黑暗，混进随从队伍中“虎口”脱险。

司马光本是“榜下捉婿”的热门对象，年轻帅气又名列甲科，但让“猎头”们失望了：第一，他虽是外省人，但父亲在朝为官，不好骗；第二，他在考试前就已经订了婚，榜前择婿者，时任度支副使张存也。

“副部长”的择婿标准

司马光的未婚妻是时任度支副使张存的三女儿。

度支副使是个什么官呢？北宋（神宗元丰改制前）沿袭五代，设置了一个凌驾于户部之上的财政总管机关，名曰三司，即盐铁司（专卖）、户部司（税务）、度支司（财务）之总和。领导编制为三司使一名，盐铁、户部、度支副使各一名，所以张存约相当于今之财政部副部长。张存是河北冀州人，字诚之，进士出身。真宗天禧年间，诏令“以身言书判取士”，“身”，身材容貌；“言”，言论；“书”，书法；“判”，办事能力，结果在全国才选到两人，其中之一就是张存。可见他是一个既有学问又有能力的帅哥。那时他才三十余岁，现在已五十四岁了。他有二子五女，对子女管教严格，近乎刻板。他选婿的标准颇高，长女嫁给了进士李敭，二女嫁给了供备库副使（武官），但他对这两个女婿不甚满意（后来大女婿李敭之弟李教酒后散布妖言，因惧法而自缢，有人说他没死，被张存转移到了贝州。虽查无实据，但仍然降了他的职）。其第三女长得最漂亮，又最懂事，是他最喜欢的，所以多少人上门做媒他均未应允。这天，他约庞籍来府。

庞籍是山东成武县人，字醇之，进士出身，刚升为天章阁待制。他比张存小四岁，两人既非同乡，亦非“同年”，也并未在一个系统任职，但关系非同一般，为啥？都是直言敢谏之士。张存敢说，但说了皇帝不听也就罢了；庞籍则不然，问题不解决硬是不依不饶。仁宗赵祯即位之初，只有十来岁，由章献刘太后（真宗之后，仁宗之“母”，己无出，将李贵妃之子据为己有）垂帘听政。章献太后死时，仁宗已经成年，但她留遗诏让章惠杨太后继续听政。这个遗诏体现了宰相吕夷简的意图，许多官员因此而沉默不语。庞籍当时为殿中侍御史，级别只不过七品，但勇敢地站出来反对，请求把垂帘的仪制烧毁，由仁宗亲政。由于庞籍等人的强烈反对，章惠太后未能垂帘。庞籍因此名声大震。不久，庞籍升为开封府判官，正受仁宗恩宠的尚美人派宦官来传“教旨”，命令免除工匠的“市租”（即劳役）。庞籍愤怒了，说，自祖宗开国以来，未有美人传旨干涉行政者，斗胆将传旨宦官痛打一顿，声言以后凡妄传宫中旨意者一概不饶，且上疏参劾。仁宗严责有关宦官，把心爱的美人也教育了一通。不久，他又参劾了自己的山东老乡、曾经的顶头上司、龙图阁学士范讽。范讽其实是个难得的好官，如在黄泛区划田界，青州遭蝗灾时开仓贷种，申请将宰相王曾家的存粮拿出来救济灾民等等都深得民心。玉清昭应宫失火后，太后大怒，要严惩宫人，重修宫殿，范讽上疏谏止，宫人免遭责罚，宫殿也不再修了。他在为开封尹（开封市市长）时，有人来告状，说儿媳妇才过门三天，宫中有人来传旨，带进宫中，半月音讯全无。范讽问，你如果没说假话，就在这里等我。说罢就紧急上殿，找仁宗要人。他对仁宗说：“陛下不迩声色，中外共知，岂宜有此？况民妇既成礼而强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说：“皇后曾言，近有进一女，姿色颇得，朕犹未见也。”范讽说：“果如此，愿即付臣，勿为近习所欺，而怨谤归陛下也。臣乞于榻前交割此女，归府面授诉者。不然陛下之谤难（不）户晓也。且臣适已许之矣。”于是，仁宗即刻下旨，将那个少妇交给范讽带走了。范讽这件事办得漂亮，有胆有识，有理有节。这么好的官，庞籍干吗要参他？范讽“性旷达豪放，任情不羁”，不像个孔孟之徒，倒像是阮籍再世，士子争先与之交游，在山东形成了所谓“东州逸党”。庞籍弹劾无果，加上暗指仁宗好色，被贬出京城，出京之前继续上疏，说如不惩罚范讽，任其败乱风俗，必将不可收拾。最后，范讽受到处罚，庞籍也因以下犯上而再遭贬谪。半年后，仁宗意解，又将其召回。

说这一段似乎跑题了，其实不然。庞籍是司马光的偶像、恩师，以“庞叔”相称。他的价值取向和做派影响了司马光一生。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可以随时从司马光身上看到庞籍的影子。庞籍与张存和司马家都是密友，这次张存请他来，是要托他做大媒的。寒暄一阵后，张存说到正题：我府中第三女年将及笄（十六岁），不知醇之（庞籍字）心中是否有合适少年，供我作东床之选？庞籍不假思索地回答：和中（司马池字）兄之次子司马光孝悌忠信，饱读诗书，少年老成，吾恐明年春闱（春天举行的科举考试）之后，诚之（张存字）兄再“榜下捉婿”将悔之晚矣！说罢两人一起哈哈大笑。

张存其实早就相中了司马光，只是不便主动说出。在封建社会，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司马光之父司马池时任盐铁副使，张存是度支副使，官位相同，又是“同年”。张存先后向朝廷推荐了上百名干部，没有一个出问题的，也鲜见出类拔萃的，后来让他当吏部尚书，与此有关。他选人的标准是孔子的“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他看来，司马家是循礼之家，司马光是循礼之人。

司马光的祖父司马炫进士出身，当到县令便英年早逝，留下数十万家资，其子司马池将财产全部交给叔伯辈管理，自己专心侍候母亲，闭门读书。真宗景德二年（1005）他进京赶考，顺利通过了礼部试，在殿试当天迈进皇宫之前，却突然感到心口痛，因平时没有这个毛病，预感到也许是母亲病危的心理感应，便问一起赶考的同乡，是否有家书寄到？的确有一封关于他母亲病危的家书，同乡怕影响他考试便私扣下来，想等殿试后再给他。现在，司马池一问，同乡只好如实禀告，司马池一见家书，放声痛哭，回头就往家乡赶，放弃了殿试。这一年他二十七岁了，此时放弃，就得等到三年后的下一届。后来他考中进士，但进入仕途的时间已比同代人晚了。张存比他小五岁，庞籍比他小九岁，不仅与他同级，而且发展前途比他看好。司马池的孝悌让张存佩服，司马光的表现也让张存赞不绝口。

司马池有两个儿子，“恩荫”授官首先给了长子司马旦，第二个指标理所当然应给司马光。但他对父亲说，那么多叔伯兄弟还是“布衣”，何不把指标让给他们？朝廷的“恩荫”原则是先长后幼，先嫡后庶，先直系后旁系，司马光等于给老爸出了个难题。但通过一番周折，他这个愿望实现了。此事足见司马光之“悌”。这颇对张存的胃口，感到此子类己。张存在四川做官回乡时，带回了不少蜀锦，将其摆在桌子上，任凭兄弟们来挑选。或问，何不留给妻妾？答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人而后手足乎？”[1]

司马池喜作诗，在墙上题诗时，司马光就捧着砚台随侍身边。他任利州（今四川广元）转运使时到阆中南崖游览，在崖上题诗一首，末尾特注“君实捧砚”。大概因为此诗写得不怎么样，没能流传，而“君实捧砚”四字却扬名四海（宋人为之修捧砚亭以纪念，现存捧砚亭三字当是后人所写）。子为父捧砚，多有孝心啊！

张存“家居矜庄，子孙非正衣冠不见”[2]。他几次到司马家，见司马光在长辈面前，衣冠整齐，垂手侍立，听从呼唤，长辈不让坐不坐，长辈不让言不言，次次如此，“未尝有倾倚倦怠之色”。好！像我要的女婿。

司马池夫妇也早就看中了张存家的女儿，庞籍的话一传过来，立马应允。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如果儿女不满意，将来也是问题。于是商定由庞籍夫妇搭桥，让司马光与张氏女在庞籍家见面。

礼制下的婚姻

司马光专心准备科考，无意相亲，但父母、“庞叔”的话他是要听的。按约好的日期，司马光与张三小娘子在庞籍家见面。按今天的话说，他俩一个是帅哥，一个是靓妹，可这对青年男女的谈话不可能卿卿我我，只能是正儿八经、索然无味的，因为当时有教养的人必须如此。他们都出生于恪守礼教以至有些古板的家庭，双方都彬彬有礼，一切都中规中矩。张三小娘子说起司马光把“恩荫”让给族兄的事，称赞他孝悌。司马光接过话头说，“治家者必以礼为先”，“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司马光《家范》），且七尺男儿，当自取功名。张三小娘子听着，频频点头，接着说：“听家父言，君所作《铁界方铭》在太学传诵，可否说与听听？”司马光说：“见笑了。时读孙之翰所作之《唐史记》，又看案上终日相伴之砚台，心潮难平，便作此铭。”说着，便摇头晃脑地背诵起来：

质重精刚，端平直方。进退无私，法度攸资。燥湿不渝，寒暑不殊。立身行道，是则是效。

如此这般，两人谈话渐渐自然。司马光问张三小娘子平日居家何干，答曰：平日居家谨遵母教，不出中门，或读《孝经》，或习女红。这个回答其实是标准答案，是封建礼教对未婚女子的要求。在家庭伦理关系中，司马光把男女之别摆到了与父子之别同等的地位。孔子曰：“教令不出于闺门，事在供酒食而已。”[3]司马光则要求“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厕……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男子夜行以烛。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有故出中门，亦必拥蔽其面”[4]。此等酷求，的确出自司马光的笔下。这是他后来写的，当时也不可能对张三小娘子宣讲这一套，但这套礼教在他的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如在今日，此等男人只能打光棍，但古今不同俗，当时的大家闺秀以遵从礼教为荣。

两人见面之后，司马光禀过父母，亲自写了准备送给张家的帖子，时曰“草帖”。“草帖”是竖排的规范性文书，有固定格式。“草帖”曰：

致此冀州张存度支副使大人官宅：

曾祖司马政，乡绅

祖司马炫，进士出身，官知县

父亲司马池，进士出身，官盐铁副使

本宅二舍（第二子，引者注。下同）司马光，真宗天禧三年（1019）十月十八日生

母聂氏

右见议亲次

景祐四年（1037）某月某日

“草帖”应由媒婆送达女方。宋代有类似今天之婚姻介绍所，媒婆是一个法定职业，领有执照，上班要穿“工作服”。上等媒婆专为宗室服务，戴盖头，穿紫色背子（无领之过膝对襟袍，类似睡衣），只有数十人；中等的为官宦人家服务，戴冠子，黄色包髻，穿背子或裙子，手把青凉伞儿，皆两人同行；下等的为普通百姓服务，散在民间。在男女不能自由交往的封建社会，媒婆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固然有像《水浒传》中撮合西门庆与潘金莲的王婆，但上、中等的媒婆是要讲职业道德的，否则就会被吊销执照，丢了饭碗。司马光的朋友庞之道讲的一个故事把媒婆说“神”了：朝议大夫李冠卿扬州老宅的堂前有一棵老杏树，花繁茂但不结果。一媒婆见之，对主人说，来春我让它出嫁。深冬，媒婆抱来一坛酒，说是婚家送来的“撞门酒”，然后给杏树扎上一袭处女裙，奠酒辞祝，煞有介事，人皆笑其装神弄鬼，不料来年此树竟真的硕果累枝。庞之道言之凿凿，司马光却认为此乃“子不语怪力乱神”之属。他的大媒是庞籍夫妇，是否还要按习俗找媒婆呢？司马家没敢贸然，准备在送“草帖”时征求一下张家的意见。未料张存态度非常明确：“不卜不媒”。就是不择日子，不找媒婆。虽然如此，但程序还得走。张家当即回了“草帖”，列出了女方的三代祖先及女之出生年月。这叫“小定”，又曰“文定”。接下来要先后立三道婚书，皆制式文书，然后立《聘定礼物状》，男方按此状约定送彩礼，女方回礼，这叫“大定”，等于签订了正式婚约，只等议定婚期了。司马光因要专心备考，这些事未曾与闻。现已高中进士，婚期在即，许多事就得他自己来办了。他无须为各种礼物操劳，最担心的是婚姻不可“非礼”。

马上要当新郎了，他却在一项一项地考证当时婚俗是否合礼。宋代的婚礼有许多讲究，说来相当繁冗，且不管它，只说司马光的考证，其中一个是“讲拜”（对拜）。按宋俗，新娘子娶回家后，要同拜祖先，然后男女家各出一彩缎绾成同心结，男搭于笏（有官者），女牵在手，男女相向，男倒行引女到新房对拜。如何拜法？司马光考证的结果是，女方的随从布席于新房门槛外，新娘向东立，男方的随从布席于西方，新郎新娘跨过门槛进入新房，新郎立东席，新娘立西席，新娘先拜，新郎答拜，是为古“侠拜”之礼。司马光考证清楚了，却屈从了“乡里旧俗”：女四拜男两拜。后来他在《婚仪·亲迎》中说：“今世俗相见交拜，拜致恭，亦事理之宜，不可废也。”为啥不可废？古礼夫妻各一拜体现的是男女平等，而女四拜男两拜体现的是男尊女卑。此外，古有合卺之礼，就是新婚男女合饮一瓢（卺）酒，而宋朝改成了喝“交杯酒”，不是今天胳膊挽胳膊的“小交”，更非互相勾着脖子的“大交”，而是用彩色丝线将两只酒盏连接，夫妻各饮一盏。显然，合卺体现了亲密无间，而用丝线连盏交杯似乎是说，姻缘一线已牵上，男女有别不可忘。司马光没有要求合卺，而选择了喝“交杯酒”。

司马光的婚礼中规中矩，礼仪程序走完，已近夜半。礼网密密，但没有规定床笫之礼。这对新人，男二十女十六，如何巫山云雨，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从此有了一对按封建礼教堪称模范的夫妻，模范得让你挑不出毛病，但是否幸福，后面将会看到。

[1]《宋史·张存传》。

[2]《宋史·张存传》。

[3]《孔子家语·本命》。

[4]《司马氏书仪·卷四》。

第三章 初任幕职官

一匹官马在陕西华州（今华县）至同州（今大荔县）的官道上飞驰，马背上的年轻官员身着绿袍，两脚紧蹬马镫，绿袍飘起来，像一朵翻滚的绿云。飙马者，司马光也。他要去同州见父母和新婚妻子。

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中第后，授官奉礼郎，八月被任命为华州判官。宋代官制有官、职、差遣之分，官表示级别待遇，职“以待文学之选”，是给文臣的荣誉职务，差遣才是实职。具体到现在的司马光，太常寺奉礼郎是寄禄官，九品上；华州判官是差遣，幕职。

与司马光就任的同时，任盐铁副使的父亲司马池升任天章阁待制，知河中府。未及上任，又改知同州。同州与华州同属永兴军（治所今西安），紧挨着。司马光把新婚妻子放在同州父母身边，自己只身在华州履职。州里的判官不是判案的法官，而是知州的属官，叫你干啥就干啥，不叫你就啥也别干。因此，司马光随时可以请假去同州探亲。

同气相求，自费为颜回后裔出书

无巧不成书。司马光在同州巧遇“同年”石扬休，他正好在司马池手下当推官。京城一别，如在昨天，同州重逢，好不喜欢。

石扬休字昌言，虽与司马光“同年”，但差别大矣。他比司马光大二十三岁，年龄上隔了代；他出身贫寒，孤儿一个，因衣食无着，投靠亲戚十八年，而司马光一直生活在当官的父母身边，童年世界一个地一个天；他十八岁乡试第一，“名震西蜀”，考进士却屡试屡败，直到四十三岁才考中，而司马光少年得志，首次参考就马到成功，一逆一顺，运气迥异。有趣的是他俩始终相处融洽，友谊一直维系到石扬休去世。

宝元二年（1039）的一个春日，两人骑马来到了同州东山的龙兴寺游览。

龙兴，顾名思义，应是出了皇帝。谁？隋文帝杨坚。这里是他的出生地，有他的故居。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国祚不足三十年。司马光和石扬休自然要议论一番。杨坚虽是外戚篡位，但他给西晋以来三百余年的分裂时期画上了句号。他在位二十年，厉行节俭，轻徭薄赋，使国家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可惜他一死，其子隋炀帝杨广就反其道而行之，骄奢淫逸，凶残暴戾，攻伐无休止，劳役不停息，终于激起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造成隋灭唐兴。石扬休说，可叹文帝鸿基伟业，转瞬间毁在孽子之手！但文帝也难辞其咎，废太子杨勇，新立杨广，猜忌过度，必为奸臣所乘。司马光接着说：文帝猜忌苛察，信受谗言，功臣故旧，无始终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敌。隋父子君臣之间，最缺者，乃一诚字。

龙兴寺内有不少碑刻，其中一篇碑文为隋朝历史学家李德林所撰。四百多年过去，碑上的文字已经模糊，难以句读，但这并不影响两人对作者的崇敬。李德林撰写《齐书》，书未终而人已逝，其子李百药继承其遗志，接着撰写，最终完成了父亲遗愿。成书时已是唐季，这就是流传下来的《北齐书》。龙兴寺还有一幅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没有画完的壁画。没有写完的《齐书》，没有画完的画，触动了石扬休敏感的神经，突然吟诵起谢灵运的《岁暮》来，司马光听了不觉一怔，安慰说：昌言兄如日中天，去岁科场名列（司马）光前，长风破浪，此其时也。石扬休长叹一声，说：可惜二十余年大好时光，尽耗在场屋中矣！

这番话让司马光不禁想起琼林宴上那些须发皆白的“恩科进士”。他们当中，有朽木不可雕者，也有如和氏璧而考官不识者。司马光说：“昔日随家父在利州（广元），即闻昌言兄驰骋西蜀场屋之名，何以科场不顺？”一句“扬休不善‘四六’”之后，他倒开了苦水：礼部考试，言必经义，终身死记；文必四六，因文害义。更有混账考官有意为难考生，竟出如此偏题：《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句，孔颖达之《正义》多少字？不问原文之义，也不问注释之义，偏问注释有多少字？说罢，石扬休直摇头。

司马光也恨透了四六，只是为了取得功名，不得不拿起这块“敲门砖”。宋代的读书人无不拥护科举，但是考上考不上都骂考官。出题太偏太怪不说，主要还是不满唐末五代流行下来的“四六”文风。“四六”是骈体文的别称，滥觞于陆机，即所谓“骈四俪六”。第一句话前半句四个字，后半句六个字，第二句话也要如此与之对仗，还要讲究韵律。应该说，如果仅作为一种文体，它是无害的，其中不乏美文，但是如果把它作为文章的不二法门，问题就大了。科考作文要写“四六”，皇帝的诏书、臣下的奏疏要写“四六”，甚至审案的判决书也要写“四六”。司马光忧虑地说，“四六”夷陵文风，埋没人才，非国家之福。两人都知道欧阳修在提倡复古，复兴古文的写作，石扬休说，如欧阳先生当考官，必不以“四六”取人。他说得没错，欧阳修倡导的复古运动终于逼“四六”退下了“王位”。这是后话，回到现场，石扬休邀司马光去看一篇非“四六”的新碑文——《同州题名记》。

《同州题名记》刻在一块碑上，叙述了同州历代风云人物的事迹，文字清新，言之有物；主旨鲜明，弘扬德化。司马光看着连声叫好，见最后署名为颜太初，问：“太初先生安在？昌言兄识否？”石扬休答：“一个真儒者，可惜作古了。不堪回首也。”他与颜太初相识，是那年在京城赶考的时候。两个年轻人，一个来自四川，一个来自山东，互相都很好奇，便互问地方风物和家庭情况。石扬休由此得知他字醇之，乃颜回之后。读圣贤书，此人反对死抠章句，主张重在理解并身体力行。那年科考，颜太初一举登第，石扬休名落孙山，但两人结下的友谊没有中止，时有书信往来。五年前的景祐元年（1034），青州地方官员受龙图阁学士范讽的影响，在青州刮起了一股豪饮清谈、弹铗长啸之风，人称“东州逸党”。庞籍在京城弹劾范讽之后，颜太初在山东对“东州逸党”痛加鞭挞，所作《东州逸党诗》传到京城，流传街衢，“逸党”之首青州知府因而被解职。郓州府的一个县令因得罪知州，被陷害死于牢中，其妻告状无门，找到颜太初。他拟状为县令申冤，并写《哭友人诗》以造舆论。此诗情感天地，朝廷派人办案，知州之罪治，县令之冤申。颜太初名声大彰，小人却目之为寇仇，交相上章，指责他绌于行政，狂傲不群，以下犯上，博取虚名。颜太初官止于县主簿，死时年仅四十岁，留下百余篇诗文。

听了这些，司马光愤愤不已。但斯人已去，不可复生，其诗文犹在，当使之流传。司马光问：太初先生遗稿安在？石扬休说：敝处存其遗诗数十篇，皆其生前所寄。其余还须搜集。司马光说，太初先生真儒也，真儒精神岂可任其湮没，使后世无闻耶？我等应集其遗稿，汇编成书。石扬休自然赞成，但出书是要银子的，银从何来？司马光一拍胸脯：钱由我出！

书稿编成后，司马光写了《颜太初杂文序》，一并付印。这是他编的第一本书，第一次为一本书写序。

在华州和同州与石扬休游，正好一个春秋。这是司马光一生中最愉快的一年时光。父母慈爱、夫妻恩爱、“同年”友爱，他简直是掉在了爱的蜜罐之中，甜丝丝，美滋滋。这段美好时光让他念念不忘，多年后在写给石扬休的诗中说：回想那年的三月，春风卷起绿色的波浪，蛰龙腾空化作云雷。河流中的春水疾如飞矢，我俩在华州和同州同任幕职。瀵泉流入奔腾的渭水，华山巍峨直耸云天。我到同州省亲前都给你写信，你每次都与我开怀畅饮。一起舞文弄墨，芝兰之室充满芬芳，盼着你来，我站在台阶上等待。我们一起品评吴道子未竟的画作，解读已被苔藓浸渍的隋碑。我们一起乘凉树下，快乐的气氛在田野弥漫。（原诗为文言文，作者译成白话。）

初闻边事，始知官场黑暗

司马光的这段日子过得太美了，可惜好景不长。西夏的元昊公开称帝，向宋朝发起了进攻，要准备打仗了！

元昊是谁？是西北党项羌的首领。他本姓拓跋。其先祖在唐安史之乱后，统一了党项羌八姓部落，在陕北地区建立了割据政权。唐朝因要镇压黄巢起义而无力他顾，便封拓跋思恭为夏国公，赐姓李，在陕北设立一个新行政单位——“定难军”，辖夏（今靖边）、绥（今绥德）、银（今米脂）、宥（今靖边东）四州八县。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在位的李继筠死，其弟李继捧袭职，发生内斗。李继捧于七年（982）举家来到开封，主动献出土地。太宗大喜，封他为彰德节度使，留居京师，派汝州团练使曹光实为定难巡检使去接收土地。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反对纳地，率众出逃，在躲过曹光实的追杀后，利用民族矛盾逐渐壮大自己，成了宋朝的死敌。此后太宗用赵普之计，先后采取赐姓赵、以夷制夷、经济封锁、政治收买的策略，均告失败。雍熙二年（985）二月，继迁以诈降诱杀了曹光实，次年向辽称臣求婚，联辽反宋，大败宋军；淳化五年（994），太宗派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继隆率兵进讨，攻下了夏州，而继迁一面纳贡谢罪，一面转攻灵州（今宁夏宁武）；至道二年（996）宋派兵护送粮草四十万接济灵州，被继迁在浦洛河（今吴忠市南）截获，宋军溃散。恼羞成怒的太宗于是亲自部署五路大军讨伐，亲授阵图，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但因其病笃而撤军。在他死前，西北乱局日甚一日。宋真宗继位后，对继迁一味妥协，下令弃守镇戎军（今宁夏固原），任其先后攻占了定州（威远军，今宁夏平罗姚伏镇）、怀远镇（今银川）、保静（今永宁）和永州（今银川市东），在战略要地灵州被围困时，真宗又下令弃守（知州死节）。继迁改灵州为西平府，作为临时都城，并向西进攻河西走廊。景德元年（1004）一月，继迁被潘罗支（藏族部落）一箭射成重伤致死，其子德明继位。宋真宗企图以官爵诱其归还灵州，可结果是寸土未收回，倒赔银帛十几万。景德元年（1004）底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德明看宋真宗窝囊到家，便乘机讹诈。景德三年（1006）九月，双方签署誓约。宋封其为定难节度使、西平王，岁赐银、帛、钱各四万（两、匹、缗），茶二万斤。他把都城从灵州迁到怀远镇（改名兴州，今银川）。至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表面和平维持了二十五年，宋朝以为从此万事大吉了，谁知德明死后，其子元昊即位后不久，公开宣称自己是“青天子”，宋帝是“黄天子”，自立年号为“显道”，下令全国秃发，不从者处死。元昊其实已经称帝，只差一个国号了，但宋仁宗和宰执大臣却无动于衷，照常按誓约一年十几万地进贡。元昊看清了宋朝“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的老底，于宝元元年（1038）十月筑坛受册，称“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改年号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定国号为大夏（史称西夏），所辖共十八州，东据黄河（对岸为山西），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关中北门），北抵大漠。这标志着在中国的版图上从宋、辽对峙变成了辽、宋、夏三足鼎立，一部后三国演义已经拉开了帷幕。而宋朝苟安麻痹，元昊反了的消息，直到十二月，鄜（今富县）延（今延安）路钤辖司才报上来。该怎么办？

从唐到宋，定难军党项羌政权的性质均为藩镇（节度使），属少数民族羁縻军、州，由其民族首领治理，朝廷不收赋税，但必须服从朝廷的命令。在元昊称帝前，宋廷与定难军的关系是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关系，属内政，羁縻地区首领叛乱称帝，对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来说都是不可容忍的。仁宗决定平叛，任命三司使、户部尚书夏竦为奉宁节度使、知永兴军（今西安）兼环（今甘肃环县）庆（今庆阳）路都部署（司令员）；任命资政殿学士、吏部侍郎、知河南府范雍为振武节度使，知延州（今延安）兼鄜延路都部署，任命殿前都虞候刘平为鄜延路副都部署。文官（或者宦官）当司令，武官当副司令，体现了宋朝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

对宋夏关系的这段历史，二十一岁的司马光当时还不甚了了。他的成长期正与宋夏表面和平期重合，不识兵戈。在宋仁宗任命上述三人挂帅后，宋廷大多数人认为重臣出马，消灭元昊易如反掌，只有个别有识之士认为用非其人，凶多吉少。不久，司马光的岳父张存调任陕西都转运使，他的恩师庞籍也调任陕西安抚使。司马光还有着少年书生的天真，跟父亲要求去永兴军（今西安）拜访他们。司马池却双眉紧锁，沉默不语。他有满腹心事，但不知是否该告诉还不知官场险恶的儿子。犹豫再三，他还是忍不住开口了：“你庞叔牵涉到开封府的一件官司，正被弹劾，而凡遭弹劾，应主动请辞，接受调查。”司马光惊讶得瞪大了眼睛，司马池接着说，“你岳父此来，乃为大军筹措粮草，而陕西府库空虚，为不得已扰民而发愁，而且他正和枢密院较着劲，要求换掉刘平。”刘平号称“诗书之将”，在朝廷中声望很高，岳父怎么就觉得他不行呢？见儿子一脸迷茫，司马池说：“不光你岳父说他不行，我也看他不行。离京前，我就上疏说了，刘平夸夸其谈，实为赵括之流。可没人听我们的。”司马池说罢，一声叹息。

司马光见父亲心情沉重，安慰说，刘平虽非良将，但夏竦、范雍二公权高望重，定能节制。司马池摇了摇头，沉默半天才说：吾儿毕竟年轻，未经沧海。相比武臣，此次所用文臣更堪忧也。罢，罢，罢，你不知也罢。司马光不再追问，后来他才明白父亲为啥连说三个罢。

先说夏竦，因是所谓“潜邸从龙之人”，即仁宗当太子时的老师，便恃宠而骄。他为人奸邪，擅长钻营，生活腐化，妻妾成群，蓄养女伎，纸醉金迷。受命之后，不是考虑如何战胜元昊，而首先向皇帝提出预支俸禄，理由是置办行李用度大。仁宗居然同意他先预支一个季度。预支的钱干啥呢？带着成群的妻妾美女去上任。在西安，他像在京城一样，天天曼舞，夜夜笙歌，下部队时也带着美女歌儿，险些激起兵变。他贴出告示：“有得元昊头者，赏钱五百万贯，爵西平王。”元昊派侦察员假装来卖芦席，在一家饭馆吃饭后遗席而去，饭店老板展开席子，见内贴元昊的告示：“有得夏竦头者，赏钱两贯文。”夏竦得报，命令封锁这个消息，可已经在军民中传播开了。在元昊眼里，夏竦就值两串钱，对其何等轻蔑？

再说范雍，在河南虽有政声，但非统御之才，到延州后，外表威严而色厉内荏，平日狂妄，遇事慌张，被讥为“‘菜州’节度使”（意同今之“菜鸟”）。某日宴会，杂剧演员助兴，来了一段脱口秀。甲说，参军梦见一黄瓜，长一丈多，预兆何等好事？乙说，黄瓜有刺，要提黄州刺史啊！甲给乙一巴掌，说，要是梦见帅府中长萝卜，那不就是“‘菜州’节度使”吗？范雍听出这是在讽刺他为萝卜，是人家的一盘菜，把两个演员痛打一顿，但“‘菜州’节度使”的名声不翼而飞。

国难思良将，为什么还用非其人呢？其源在枢密使夏守赟用私人。枢密院是朝廷最高军事机关，负责选帅命将。此前，枢密使本为王德用，是一位有谋略有战功的武将，但遭御史以荒唐的理由弹劾，被贬出朝廷，空位由夏守赟填补。夏守赟也是所谓“潜邸旧人”，便起用同类。

此前司马光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现在一接触窗外事，始知官场黑暗。他的恩师庞籍是受仁宗之命来敦促夏竦拿御敌之策的。经敦促，夏竦陈“御敌十策”，其中第六条为“募土人为兵，号神虎保捷，州各一二千人，以代东兵（从东边调来的禁军）”；第七条为“增置弓手、壮丁、猎户，以备城守”。夏竦十策被仁宗批准，一时间陕西开始到处找弓手，抓壮丁。司马池、司马光所在同州、华州当然也不例外。这时，庞籍因遭弹劾被免了职，司马池因升任知杭州也要离开了。

在离开同州时，司马池对前来送行的司马光说：按朝廷惯例，年老官员可让一子就近任职，以便照顾，我已提出申请。康定元年（1040）春天，司马光被任命为平江军（今苏州）节度判官公事。他要离开陕西了。

第四章 代父草谏章

西京洛阳。北邙山。按堪舆之学，北邙是理想的“上吉阴宅”，故有“生在苏杭，死葬北邙”之说，墓葬之密，竟至“无卧牛之地”。但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昔日帝王将相的豪华陵寝已是野兽出没的荒冢。

司马光从华州调任苏州，最理想的行进路线是：先骑马到洛阳，再坐船即可到达苏州。洛阳瀍河口之西，就是连接汴河（蒗荡古渠）的码头，曾是隋炀帝南巡龙舟的停泊处。康定元年（1040）春天，司马光来到洛阳，等待搭乘官船。

从洛阳到苏州

当年司马池任西京留守司通判，司马光随父在洛阳开蒙读书，留下了击瓮救友的故事。此次故地重游，昔日的黄口稚儿已是朝廷命官，一连几日与一帮发小策马到邙山围猎，暂时忘却了陕西的乱象，又陶醉于桃花春风之中，情之所至，写下了《洛阳少年行》[1]：

铜驼陌上桃花红，洛阳无处无春风。青丝结尾连钱骢，相从射猎北邙东。东鞭纵镝未云毕，青山围围载红日。云分电散无影迹，黄鸡示鸣已复出。

诗中之铜驼陌代指洛阳，因东汉立铜驼于此道而得名。一群少年，骑着快马去北邙山射猎，昨天日落后才回城，今日公鸡还未打鸣，又出发了。司马光也许未曾想到，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无忧无虑地尽情潇洒了。

司马光告别洛阳，坐官船先到睢阳（今商丘南）。这里是北宋的南京应天府，太祖赵匡胤的龙兴之地，春秋时宋国首都，汉代梁孝王的国都。但他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便继续南行，不日来到宿州（今安徽同名市）。“同年”吴充在此为官，他中第时还不到十八岁，但比司马光还要少年老成。吴充之兄吴育，时任右正言、直集贤院，是当时与韩琦、富弼齐名的直臣，对如何处置元昊称帝有独特的见解。两兄弟之间常有书信往来，吴充因此对时政比司马光更了解。他邀请司马光在宿州停留，一是叙旧，二是游览。宿州一马平川，但居江淮之要冲，自古为四战之地，唐末五代更是战乱无虚日，血流成河，白骨累累。进入宋代后，经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建设，已是一幅田园牧歌式的图画。两人“撙罍且为乐，携手登高楼”，谈古论今，煞是投机，然而，当司马光说起陕北前线的情况时，吴充却沉默了。他已经知道，因延州（今延安）统帅范雍懦弱无能，延州危矣。

在元昊宣称进攻延安时，范雍吓得六神无主，毫无办法。为迷惑范雍，元昊派人向宋军诈降，说夏军军心不稳，官兵皆不愿叛宋。范雍一听，又从极端恐惧变成盲目自信，以为元昊不足为虑。延安以北筑有金明寨、塞门寨、安远寨等三十六个寨堡，是抵御西夏的第一线阵地。这些寨堡虽有城池，但孤悬在外，兵力分散，无力互相支援，容易被各个击破。诸寨之中，以金明寨（今安塞东南）最大，寨主李士彬实行全民皆兵，号称“铁壁相公”，西夏多次进犯均被击败。元昊称帝前，曾派人来游说他倒戈，被他杀了。此次元昊派兵来诈降，李士彬为防诈而拒不接纳。元昊于是将部队化装成“边民”来降，李士彬接纳后向范雍建议：为防止“边民”充当敌之内应，应将他们移入内地分散安置。范雍指示说：“讨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要求敞开接收诈降的“边民”，并把他们编入军中。过去夜不解甲的李士彬也放松了警惕，解甲睡觉了。趁范雍、李士彬麻痹之机，元昊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明打保安寨（今志丹县），实攻金明寨，里应外合，一举得逞，李士彬被俘。这样，进攻延安的通道被打开，延安陷入重围。后来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追记了《李士彬被擒》（第三百三十三条）、《李士彬》（第三百五十三条）。

吴充本不想将这些告诉司马光，这里远离前线，而且，小小幕职官，轮不到说话的份儿。说出来只会扫“同年”相聚之兴。果然，司马光听到后马上面露忧色，沉默了。两个未来宰相的相聚结束了。司马光告别吴充，匆匆往苏州而去。

积极征“弓手”，背后有猫腻

司马光到苏州上任后不久，他便急忙请假去杭州看望父母。当时的苏杭还没有后世的“天堂”之誉，但已经相当繁华。特别是杭州，经五代吴越国钱氏政权的建设，在东南已是仅次于金陵（今南京）的大都市。司马光在杭州见到父母，分别半年，自有话说，不提。杭州时为两浙路（相当于省，辖浙江和苏南）首府，是转运使司衙门所在地。司马池不仅是杭州知府，还兼任提举苏杭一路兵甲巡检公事和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省军区司令）。他不想让儿子过多地看到官场的黑暗，对公事一字不提，要他多看看杭州的湖光山色。司马光看了美丽的西湖，看了庄严的广岩寺，看了白浪排空的钱塘潮……写了不少纪游诗，不赘。只说这一天他回到州衙，见父亲面有愠色，连说两声：“岂有此理！”怪了！父亲修养深厚，喜怒不形于色。今天是怎么啦？

由于范雍的昏庸和刘平的轻敌，导致宋军在延州大败。元昊夺取金明寨后，一面用部分兵力对延安展开进攻，一面以主力在宋军援兵的必经之路三川口（今安塞县东）设伏，意在围点打援。范雍不知是计，急令刘平和石元孙两员大将经安塞北之土门赶来救援延安，结果在三川口陷入重围。激战中，监军宦官黄德和率部临阵脱逃，刘平、石元孙受伤被俘，刘平不降骂敌而死。元昊乘胜猛攻延安，因天降大雪，未能攻克，撤围而去，一路攻克宋军多个寨堡，毙伤宋将多名。战败了，范雍把责任推给了刘平，而把保住延安的功劳据为己有，上奏说因他祈祷于嘉岭山神，元昊当夜便见城头有鬼兵参战，于是惊恐而退。仁宗居然信了他的鬼话，下诏封山神为威显公，建庙以祀。监军宦官黄德和临阵脱逃，战后又用威逼利诱的手段让人作伪证，制造了刘平、石元孙降敌冤案，谎称自己孤军奋战，苦战得脱。仁宗轻信其谎言，派兵包围了二将在京宅邸，欲全族收监远流，幸亏有延安军民来京投诉，朝廷才决定派文彦博去查实（查实后黄德和被腰斩）。这段史实，我们应该感谢司马光，是他事后在《涑水记闻》中详细记录了《三川口之战》，使后人得以了解战役经过和上述诸人的表现。

司马光的岳父张存在陕西上疏明确表示，刘平是为国捐躯，应予褒奖；黄德和临阵脱逃，应依法斩首。司马池虽远离前线，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战前他们都认为刘平不堪为将，但在他死节后，又为他说公道话。

延安战败和战后的乱象让人生气，但最让司马池生气的是，战前朝中普遍认为元昊小丑，剿灭易如反掌；而在三川口之败后，又惊慌失措，全国动员。他刚刚接到的朝廷诏书，要求两浙路征发“弓手”，说是维护治安，说不定哪天就调往前线。司马池作为地方官，朝廷有命令，照办就行了，何苦生那么大的气？要弄清个中原因，必须对北宋的兵制有所了解。

北宋承唐末五代之习，军民分途，兵是兵籍，民是民籍，户口登记是绝然分开的。宋军全部是职业兵，脸上刺字，分禁军与厢兵两大类。禁军是主力军，待遇比厢军高，由朝廷直接掌握，一半驻扎在京师，哪里战事紧张就调到哪里；厢军是地方军，由身高、体力、技艺不够禁军标准的人组成，待遇很低，只能担任勤务和生产任务。宋初打仗靠禁军，但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下腐败了，官骄兵惰，纪律涣散，几乎屡战屡败。因此，在与辽国交界的河北、河东（今山西）和与西夏交界的陕、甘，出现了各种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敌土著武装，如乡兵、土兵等。他们熟悉地形，吃苦耐劳，战斗力远胜于禁军，于是前线指挥官请示朝廷批准，将这些人刺字，编入禁军，番号叫“保捷”。同时，又在民间征集壮丁、弓箭手，手臂刺字，编为类似民兵的准部队，名曰“强壮”，按军事编制，派军官指挥训练。明文规定“强壮”、“弓手”不离本土，不刺军，只负维护本地治安之责。但战事一紧，官府就食言了，将这些人也强行脸上刺字，编入“保捷”军。原本有战斗力的乡兵、土兵一旦被刺军，就变得没有战斗力了；由“强壮”、“弓手”强刺之军，更是一群乌合之众。第一是政治原因，这些人是被强迫参军的，而宋代军人地位低下，脸上一刺字，马上就如罪犯一样被人瞧不起，由民籍变军籍，等于降了一个阶级，而且一旦加入军籍，子孙后代都难以脱籍。第二是经济原因，新刺之军，虽名为禁军，但待遇比正牌禁军差得老远，十个新刺之兵的粮饷相当于养一个外来禁军。而军籍之家，全靠兵士的工资养家糊口，工资太少，养不活家人，他还会安心吗？在与辽、夏交界的地区强征“弓手”刺军，尚且于事无补，在内地、在南方强征，结果会如何呢？

这就是司马池最担心的事。见父亲为此生气，司马光说：“父亲何不与同僚一起上奏，请朝廷收回成命？”司马池摇了摇头，说：“你到底年轻啊！我说不能强征，有人却盼着强征。”对这份棘手的诏书，司马池使了一招“太极拳”，在召集官员宣读、说了一通套话后，要求官员们征求民意，然后再研究如何执行，意在用民意堵住某些官员的嘴。他对司马光说，你明天就回苏州，摸清民意后，来杭州告我。

司马光一回到苏州，新结识的朋友李子仪便来拜访。李子仪当时还未考中进士，他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对苏州的民情非常了解。后来司马光向人推荐他时，说，人才难两全，学问深的办事不行，办事行的学问一般，李子仪可谓两全，我没法与他比。两年后，李子仪考中进士，又五年后，与司马光同在太学任教。好了，回到眼前，司马光问他民间对征发“弓手”的意见，他马上回答：“有百害而无一利，万不可行！”

李子仪告诉司马光：两浙路要征发“弓手”的事，民间刚有耳闻，就有不少青壮年因害怕被征而逃进山林湖泊之中，甚至有故意自残的。两浙从吴越王钱镠割据后，大兴水利，发展农桑；在对外关系上，他自诩为孙仲谋，在群雄争霸的夹缝中谋取和平。宋初削除割据政权剿灭诸国，吴越王钱俶审时度势，主动献出所属十四州（军）八十六县，史称“吴越归地”。此举让吴越人民免遭涂炭，钱氏也因此得以保全。从钱镠封王算起，两浙已经一百二十余年不识兵戈了。现在如强行征发“弓手”，必然引起人心浮动。司马光问：既然如此，地方官中为什么有人盼着征发呢？李子仪笑了笑说，君实兄读圣贤书，与君子游，不知世间阴暗、其中奥妙。有人盼着征发，是盼“孔方兄”也。要征你当“弓手”，你不愿意，那好，拿钱来，没有钱的也会借钱拿来，这样官员不就发财了吗？那完不成指标咋办？有办法糊弄，各地的户口其实是两本账，对朝廷的一本小，自己掌握的一本大，平时靠这个吃差额，征发时也可靠这个多勒索。都出了钱，人数还不够，那就谁出的钱少谁去，势必大家比着多出钱。最后征到的是实在拿不出钱的人，还有乞丐、流氓、无赖之类。将这些人集中起来进行训练，学会了舞枪弄棒，恐怕上不了战阵，而民间又多了一害。另外，还有一些为逃避征发而潜入山林的良民，因断了生计，难免被迫为盗寇……司马光听了，茅塞顿开，又通过李子仪征求了一些民间人士的意见。

谏章走红了，父亲降职了

司马光带着调查情况来杭州向父亲复命。司马池告诉他，其他官员调查的结果，大多都说民间反对征发。但有人强调，朝廷诏书不可违，否则就是“抗命”。谁都清楚，一旦摊上“抗命”的罪名，轻则受贬，重则撤职。如之奈何？当着儿子司马光面前，司马池突然站起来，手持笏板，面向北方，高声说：“为人臣者，当直言敢谏；为父母官者，当为民请命。光儿！代父草谏章。”

司马光佩服父亲的胆识，遵命拿起笔来。这是他第一次给皇帝写奏章，虽然是为父代笔，未免有点不知如何下笔，但一想父亲的话，便杂念全无，挥洒自如了。一个晚上，一份《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出来了。奏章说，“臣职忝密近，官备藩方，不敢默默，理须上列”，接着列举了不宜添置弓手的五条理由：

第一，有宋以来，两浙从无调发“弓手”之事，此次消息传出，“群情鼎沸，至欲毁体捐生，窜匿山泽”，“诚恐差点之后，摇动生扰”。

第二，吴越民素不习武，故强盗亦少，征发“弓手”，为逃避征发而匿于山泽者，迫于生计，必然投靠贩卖私盐私茶之犯罪团伙，盗贼会因此增加，“积微至著，渐不可久”。

第三，地方“版籍差异，户口异同”，征发“弓手”，更予贪官污吏敲诈民财之机，这些人为“厚利所诱，死亦冒之”。

第四，农民习耒耜而不识兵戈，征发为兵，“徒烦教调，终无所成”，“虚有烦费而与不添置无异”。

第五，历史上吴人跋扈“乐乱”，经我朝八十年“敦化”，“暴乱之风，移变无迹”，若大规模强征“弓手”，恐“生奸回之心，启祸患之兆”。

五条理由，头四条是近忧，第五条是远虑。司马光写完，做了一个深呼吸。他意识到，从这份奏章开始，他已经卷入到政治的漩涡中了。虽然这份奏章的后果完全由父亲承担，但父子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司马池次日看过奏章，连连点头，高兴地夸奖司马光：“是吾儿也，是吾儿也！”未加修改，即誊写后上奏。他让司马光在杭州好好陪陪母亲，然后回苏州。

司马光的母亲聂氏是秘阁校理聂震之女。聂震学富五车，曾参与《册府元龟》的预修。聂氏受家庭熏陶，“才淑之誉，孝睦之行，著于闺门，而称于乡党焉”。她生了司马旦、司马光两个儿子，现在正盼着光儿给她添孙子，孙子没盼着，自己却被南方潮湿的气候击倒了。自打到杭州之后，她就感到胸闷气短，浑身难受，竟至于食无味，寝难眠，度日如年。有司马光陪着，母亲的心情好了许多，变得有说有笑了。司马光想让妻子来杭州陪伴她，她坚决不肯，她不愿儿子放单。司马光是在母亲高高兴兴的时候回苏州的，想着下次带着妻子一起来看她老人家。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是与母亲的永诀。他回到苏州不久，就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按照宋代的规矩，他必须马上辞官，守孝三年。为母守孝谓“丁内艰”，为父守孝谓“丁外艰”。

司马光辞职“丁内艰”了，扶着母亲的灵柩回到故乡夏县。他还没有从失去母亲的悲痛中走出来，又传来一个坏消息。

九月九日，重阳节。一个尊老敬贤的日子。这一天，杭州府的官员郊游聚会，登高望远，赏菊品茗，向六十二岁的长者、知府司马池祝福。但恰在这天，圣旨来了：天章阁待制司马池降知虢州（今河南灵宝县）。

杭州、虢州都是州，差别大了。对于降职，司马池早有准备，《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上奏之后，在京城传开，庞籍得知是司马光代父起草的之后，夸奖说，写此奏章者有宰相之才。奏章越是走红，司马池就越感危险。果然，他被人弹劾了。弹劾他的人，一个叫江均，一个叫张从革，均为两浙路转运使。转运使比今天的省长权力还大，代表朝廷理财，还代表朝廷考核干部，集财权、人权于一身。他们的官阶比司马池低，但职权比司马池大，行政上是上级。他俩都积极主张征发“弓手”，百分之百地执行朝廷诏令，可司马池一道奏章，朝廷决定两浙路暂缓征发。贪官于是傻眼了。官要贪财，无非两条道，一靠卖官鬻爵，二靠假公济私。假者，假借也。有的贪官有公必济私，没有公也要没事找事，生出一个公来济私。征发“弓手”，绝好的一个假公济私的机会，却被你司马池搅黄了。你断我财路，我断你官路。他们给司马池列了两条罪状，一曰“决事不当”，二曰“稽留德音”。第一条是一顶松紧带做的帽子，可以给任何人戴上，司马池听不懂浙江方言，又不任繁剧，难免有决事不当之处。但这一条还不足以打倒他，关键是第二条“稽留德音”。所谓“德音”，就是皇帝关于特赦罪犯、减免税收的诏令。宋仁宗的“德音”特别多，遇到皇太后、皇帝、皇后的生日，或者日食、月食之类的自然现象，还有遇到地震及水旱灾害，他往往要降“德音”，动不动就“死罪减一等，死罪以下免”。因为他特赦过于频繁，以至于许多惯犯“三进宫”、“四进宫”也毫不在乎，反正坐不了几天牢就会被特赦。对此，朝廷内已有不少异议。司马池在接到“德音”后，有些罪犯没有及时被放出。更要命的是，这些罪犯中，有的人的后台就是现任官员。

司马池被弹劾走了，但弹劾他的人很快就露出了狐狸尾巴。江均手下一吏员偷窃官府银器，被杭州府抓到，供称其为江均管理私厨，说江均生活奢侈，膳食讲究，比规定超支一半。又有越州（今绍兴）通判私运禁物，偷漏税款，案发后供认，此事乃张从革的亲家所托办。这时，司马池还没到虢州上任，很多人劝他乘机反戈一击，弹劾江、张二人公报私仇。司马池说了句“吾不为也”，处之淡然。时人称赞他有长者之风。

司马池在赴虢州上任途中，又被改知晋州（今山西临汾）。

康定元年（1040）对宋朝来说，是一个倒霉的年头，在西北被西夏打得大败。对司马光来说，这一年也是个倒霉的年头，母亲去世了，父亲被降了。他很受伤，但他还不知道，一个新的打击已经在等着他。

[1]《传家集·卷五》。

第五章 慈孝父子情

晋州（临汾）与夏县同属晋南，离得不远，生活习惯包括方言几无区别。司马池到晋州任知州，也算回到了家乡，应该感到故土乡情的温暖，然而他的心情只有孤独与忧愁。丧妻的伤口还未愈合，而儿子要守孝不能来看他，但最让他发愁的是，他不得不干一件他最反对的事——征发“弓手”。在杭州，这件事因他的奏章而免了，可到了晋州，他躲都躲不掉了。

国丧师，家丧父

宋与西夏的战争，主战场在今之陕甘宁交界地区，但山、陕只隔一条黄河，山西负有提供战略支援和西渡黄河配合作战的任务。于是，山西也与陕西一样进入了战时状态。在司马池到晋州上任时，宋朝继康定元年（1040）三川口大败之后，又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吃了一次开战以来最大的败仗，死者一万余名[1]。正史上多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武将任福的轻敌，其实第一责任人应是大名鼎鼎的韩琦。在三川口大败后，宋廷不停地走马换将，最后终于形成了这样的指挥格局：以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总司令），韩琦、范仲淹分别为泾（甘肃泾川）原（宁夏固原）路、鄜（陕西富县）延（延安）路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即分别为甘肃方向和陕北方向的方面军司令员。韩、范可以说是当时宋朝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统帅人才，时二人齐名，但韩琦的军事才能远在范仲淹之下。范仲淹主动要求兼知延州，到延安后发现宋军屡战屡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兵权高度分散，且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是宋朝对将领“事为之防，预为之制”的必然产物。当时诏书规定，部署领一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作战时，就像现在打扑克“斗地主”，先出小牌，谁职务低谁先去。范仲淹大胆行使朝廷授予的临敌机断之权，进行兵制改革，将州兵分为六将（单位名，约相当于今之旅），每将三千人，命一将领之，训练作战合一。起用能战者为将，而把那些职位很高的无能之辈留在司令部赋闲。后来成为名将的狄青就是这样从士兵中选拔出来的。起用人才，满盘皆活。范仲淹指挥部队收复了范雍丢失的金明寨等十二寨，还收复了延安东北一百公里的故宥州，筑城成功，赐名青涧（今清涧县）。延安的防御态势大大改善。西夏官兵相诫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胸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也。”应该说，范仲淹基本找到了把入侵者挤出去的办法，那就是步步为营，筑城一处巩固一地。但仁宗嫌这个办法太慢了，几次派员到西北催促，诏鄜延、泾原会兵进讨，以庆历元年（1041）正月为期。对此，范仲淹连上六道奏章提出异议，而韩琦对范仲淹的意见颇为恼怒，断言我“若大军并出，鼓行而前，乘敌骄惰，破之必矣！”并且说“凡战，必置胜负于度外。”庆历元年（1041）二月，元昊声称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韩琦尽调镇戎军（今甘肃固原）人马，并紧急招募勇士一万八千名，命大将任福带领出击，企图一举消灭元昊，结果在好水川被元昊十万大军包围，被歼一万余人，任福父子及数十将领战死。元昊的狗头军师张元，是陕西华县一个屡试不第而叛逃的举人，看到好水川满是尸体，题诗曰：“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韩琦在回渭州城途中，被数千阵亡烈士遗属包围，他们拿着亲人生前穿过的衣服，撒着纸钱，号啕大哭，焚香招魂：“汝昔从招讨（指韩琦）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亦能从招讨以归乎？”烈属拦着他的马头，他寸步难行。消息传到延安，范仲淹说：“当是时难置胜负于度外也！”韩、范之争竟以万余烈士的生命来做结论，代价太大了，暂且撇下，只说好水川大败后，进一步加大了征发“弓手”的力度，山西也和陕西一样，村村躲抓丁，户户有哭声。

看到征发“弓手”闹得乡村鸡犬不宁，司马池心如刀绞，却又无能为力。晋州不是杭州，紧邻战区，实行战时法令，他不便再谏。宋军紧邻山西的麟（今陕西神木北）、府（今府谷）二州打了胜仗，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胜利，本应该高兴，应该好好奖励有功之臣。可非常遗憾，此役贡献最大的四名功臣，都监王凯、都钤辖张亢，还有两名士兵出身的英雄张岜和王吉，都没有给予重奖。朝野舆论都认为功大赏薄，朝廷却不以为然（北宋官史对张岜和王吉竟无一句记载，多亏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追记了他们的事迹）。前线官兵浴血奋战，“未尝有特恩殊命及之者”，那朝廷在奖赏什么人呢？时任宰相吕夷简上任的头五十天，就有二十名宦官、外戚、医官之类被破格提拔，大则为刺史、防御使、观察使（高级武官），小的也用在要害部门。皇亲国戚和文武高官奏荫子孙弟侄，吕夷简都做好人，即使是稚儿，是痴呆，一概批准，多的一家一二十个，少的也五到七个。他的心思都用到巩固权位，排除异己上了。副相宋庠与吕夷简是对头，在范仲淹的问题上却落入了他的圈套。战前，元昊曾遗书范仲淹，诡言议和，范仲淹复信，要求他废除僭号，俯首称臣，停止侵略。在好水川之战后，元昊派人送来一封二十六页的长信，自称“兀卒”（即单于、可汗），言语狂谬。范仲淹觉得此等狂语不应上达天听，将信烧毁，自做摘录上报。吕夷简对宋庠说：“人臣无外交，希文（范仲淹字）何敢如此？”宋庠未加思考，对仁宗说，“仲淹可斩也”。仁宗大怒，枢密副使杜衍为范仲淹辩护，谏官孙沔等也上疏求情。仁宗问吕夷简怎么办，宋庠万没想到，他反过来支持杜衍了。结果范仲淹被降了一级，宋庠也因被群臣指责为不厚道而被贬知扬州。吕夷简一箭双雕，既警告了范仲淹，又除掉了宋庠。另一位枢密副使任布不依附吕夷简，他竟然唆使其傻儿子任逊上书弹劾其父，许以谏官。结果任布被贬出朝，傻小子也因以子告父被罢。朝廷如此，前线又将如何？

司马池既忧民，又忧君，万般忧愁，又无人诉说，终于在忧愤中倒下，于庆历元年（1041）十一月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母亲去世才一年多，父亲就跟着去了。司马光和兄长司马旦哭成了泪人，立马赶到晋州，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到故乡。

父亲的遗产

宋廷规定，丁内、外艰各需三年，但像司马光这样内、外艰碰到一起的，合并守孝五年，实际守满五十四个月（四年半）后可复职为官，后逝者“大祥”（二十四个月）后方可外出。在这二十四个月中，必须素衣素食，安葬前守灵柩，安葬后守墓园。司马光请庞籍为父亲写了墓志铭，于庆历二年（1042）十一月，将父母合葬于涑水南原之鸣条岗祖茔。双亲入土为安了，他的悲痛才有所缓解，想起父亲的教诲，翻出了自己写的一帖条幅：

光年五六岁，弄青胡桃，女兄欲为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汤脱之。女兄复来，问脱胡桃皮者，光曰：“自脱也。”先公适见，诃之曰：“小子何得谩语！”光自是不敢谩语。

（《邵氏闻见后录》）

怎么回事呢？姐姐为他脱青核桃皮，没脱成，走了，一个丫鬟用开水烫，成功脱皮，姐姐回来问他是谁脱的皮，他说是自己。此事正好被父亲瞅见，呵斥说：“小孩子怎么能说假话！”司马光从此再不敢说一句假话。

在司马光的记忆中，这是父亲对他最严厉的一次训斥。所以，他特地写成条幅，时刻警示自己。

父亲留给他的最大财富，是诚实正直的品德，尊礼简朴的家风。司马光出生在河南光山县县衙里，故取名曰光。父亲任光山知县的时间不长，却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将县衙的井命名为司马井，并修了一座司马亭来纪念他。这些，还有父亲感知祖母病危而放弃殿试（见第二章）的事，是听母亲和叔叔说的。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是父亲严格的家教。男女七岁“不同席，不共食”；“八岁，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以谦让”；“女子不出中门”，只能在内院活动[2]。父亲好客，“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过七行。酒酤于市，果止于梨、栗、枣、柿之类，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瓷漆”[3]。司马光一生简朴得近乎“抠门”，与此家风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眼中父亲的形象从家中扩大到社会。

父亲能从洛阳到京城任群牧司判官，得益于枢密使曹利用的推荐。曹利用是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的谈判代表，靠媾和有功而大红大紫，最后当到了枢密使。父亲到群牧司上任不久，曹利用要求清理拖欠马价。群牧司的马都是军马，但有不少大臣占用，又不愿买单，马价一直欠着。父亲在调查后发现，带头拖欠的就是曹利用自己。这咋办？母亲提醒说，曹枢相是我们的恩人，而且拖欠马价的事，谁都知道但谁也不说，你要出头，人家就会说咱忘恩负义。父亲不为所动，对曹利用说：“拖欠的马价收不上来，是因为上行下效，您欠得最多。”曹利用大惊，说，底下告诉我不欠马价。父亲拿出账本，曹利用看后，补上了欠款。后来，曹利用因事被贬，原来巴结他的人为洗清自己，一个个站出来揭发，甚至不惜诬陷，唯有父亲一人站出来为他辩冤。

章献太后宫里的宦官皇甫继明兼管估马司，仗着有太后当后台，他居然上表虚报政绩，请求升官。为把假话说“真”，他胁迫群牧司官员在他的奏疏上签名附议，有人屈从了，而父亲不仅拒绝，还斥责其欺君之罪，马上尝到了得罪宦官的苦果。仁宗签署了提拔父亲为开封府推官的敕书（任职命令），这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关键岗位，但在敕书下到吏部就要公布时，皇甫继明派人把敕书追了回来，改为知耀州（今陕西耀县）。父亲从此又离开了京城，先后任知耀州、利州路（今四川广元）转运使和知凤翔府（今陕西同名县）。

在凤翔时，父亲接到回朝任知谏院（约相当于参议长）的命令，这是一个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职务，但父亲上表辞让，态度坚决。仁宗皇帝说：“现在，人想升官都成了瘾，而司马池主动退让，难能可贵呀！”于是，给父亲加了一个直史馆的荣誉职务，继续知凤翔府。其间，凤翔府的一个案件被刑部驳回，所涉官员吓得夜不成眠，父亲上表说，因我是一府之长，此案若有问题，责任由我承担。后来，案件厘清，仁宗批示，不再追究。

这就是父亲，公而忘私的父亲，刚正不阿的父亲，宽恕待人的父亲……

父亲第二次进京，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侍御史知杂事（御史台副长官），负有匡正朝廷得失的重任。当时，朝廷任命刘平为镇守陕西的大将。当时众口一词看好这位“诗书之将”，父亲却说：“刘平好自用而少智谋，必误大事。”可惜没人听他的，结果却被他不幸而言中……

夏县县尉孟翔是司马光的“同年”，两人从京城科考后分手，至今已有近四年。见司马光守孝守得形销骨立，便以东道主的身份请他游览家乡风光。司马光一直跟随父亲在外，对祖籍夏县并不熟悉，孟翔虽在夏县任职时间不长，但已经成了“活地图”，山川河流，集镇村落，户口钱粮，无不烂熟于胸。两人走在路上，很多路人都主动与他打招呼，他也能叫出对方的姓名，了解他的籍贯和职业。这让司马光极为佩服，认为如此人才只当一个县尉太屈才了，好比是“激疾风以振鸿毛，委洪波以灭炬火”[4]。涑水司马氏是夏县望族，孟翔当然也很了解。两人一起翻阅县志的有关记载，让司马光对自己的家族史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涑水司马氏与陕西韩城司马氏（司马迁家族）是同一个祖先。在五帝之一的颛顼时代，重黎氏乃司天司地之官。一直世袭到西周初年，重黎休父被封为伯爵，封地为程（今陕西咸阳东），故以封地为姓，称程伯休父。这就是司马光后来以此四字为闲章、自称程秀才的来由。大约到周宣王时，程氏由司天司地之官改作司马（主管军事的大臣），从此以官为姓。到周惠王、周襄王时，发生了子颓和叔带之乱，司马氏家族被卷入，便逃出程地，分散到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其中在韩城的一支因出了著名史家司马迁，人称韩城司马氏。司马光与司马迁不是一个支系，其祖谱中记载的最显赫人物是晋安平献王司马孚。司马孚是司马懿之弟，《晋书》卷三十七有传，不赘。他是个儒者，在与邻国的关系上，他主张要有“怀远之义”，对夷狄“不以诸夏礼责也”，后来司马光的外交思想明显有这位祖先的影子。司马孚之孙司马阳带兵经过今涑水鸣条岗，爱上了这个地方，遗嘱死后葬此。于是乎，其家族便迁居于鸣条岗下的坡底村（今司马村）。这就是涑水司马氏的来历。“八王之乱”后西晋灭，司马氏又从贵族变成了平民。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六百余年中，涑水司马氏湮灭无闻。直到北宋初期，司马光的祖父司马炫考中进士，才门楣重光。到司马光时，已是三代进士出身。

司马光的家史表明，其家族两次由贵族变为平民，均是因为内乱。这对司马光可谓刻骨铭心，对他保守思想的形成不无关系。现在，司马家族第三次回到统治阶级行列，应该何等珍惜啊！

儒生批贾生

孟翔有空就来陪司马光，但有时十天半月也难见一面。孟翔在忙什么呢？征召“弓手”。朝廷明确规定不论贫富等级，“三丁抽一”，弄得老百姓呼天号地。此事之所以越催越紧，是因为前线又打了败仗。

宋军在庆历元年（1041）好水川惨败后，从此对西夏完全陷入被动。将陕西划为鄜延、环庆、泾原、秦风四路，令庞籍知延州（延安），范仲淹知庆州（甘肃庆阳），王沿知渭州（平凉），韩琦知秦州（天水）。四路之中，最弱的是刚经好水川之败的泾原路，而宋廷偏偏用了一个迂腐的《春秋》学家王沿挂帅。其武职副手葛怀敏是真宗朝大将葛霸之子，无寸功而靠“拼爹”居高位，但他“通时事，善侯人意，故多以才荐之”。韩琦、范仲淹都“言其滑懦不知兵”，让他靠边，却被王沿当成宝贝要到泾原。西夏军师张元瞅准了这对软柿子，鼓动元昊集兵十万，于庆历二年（1042）九月分两路钳击镇戎军，王沿令葛怀敏自渭州出兵阻击，闰九月二十一日，在定川砦钻进了元昊的包围圈，战至二十二日黎明，葛怀敏等十六将被杀，官兵九千四百人被歼。元昊得胜后长驱直入，烧杀抢掠，纵横六七百里，听说范仲淹率军从环庆来援，撤走。司马光后来引用张景的口述，在《涑水记闻》中记录了《定川砦之战》（第一百三十条）。

此时，宋军在陕西（含甘、宁）屯兵近四十万，新刺的“保捷”、“宣毅”军二十五万，结果于事无补，还是出现了定川砦惨败。司马光依稀感到，如此一败再败，是否朝廷的战略决策有问题？守丧期间不能干政，他除了应邀为县学讲课外，一头扎进了历史的海洋，写了读书札记《十哲论》《四豪论》和《贾生论》等，标志着他已开始独立思考了。三论都是质疑、批判性的，最有代表性的是《贾生论》[5]。

贾生，即西汉的贾谊。他写给文帝的《治安策》（又名《论政事疏》）是一篇流传千古的政论，历代评论不绝于书。主流观点认为，贾生识见远大，可惜生不逢时，否则，三代可复。司马光却在《贾生论》中批评贾谊虽有才华但学术不纯，是申商之术，若用以治国，非国之祥。贾谊认为“可痛哭者”乃诸侯太强，“一胫之大几如要（小腿几乎粗于腰），一指之大几如股（脚趾粗得像大腿）”认为汉朝当时患了足肿病，如不赶快医治，将来扁鹊再世也没法救了。司马光持相反观点：治国安邦，患政刑不立，而不患诸侯太强。贾谊认为“可流涕者”乃匈奴不服，司马光则认为荒外之国与禽兽无异，“不服无损圣王之德，得之不增圣王之功”。总而言之，“治天下之本，莫先于礼仪；安天下之本，莫大于嗣君”。贾生却“舍国家之纪纲，遗天下之大本，顾切切然以列国（诸侯）外夷（外国）为虑，皆涕泣之，可谓悖本末之统，谬缓急之序，谓之知治体何哉”。

他是在批评贾谊，更像是在批评朝廷，言外之意是对夏战争就不该打。《贾生论》颇有股迂儒气，如果让太祖赵匡胤看到，是肯定会扔到地下的。因为这与宋朝“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相抵牾。“守内虚外”，在外交上，宋朝为内，邻国为外；在内政上，朝廷为内，州郡为外；“强干弱枝”，朝廷为干，州郡为枝。可惜，宋太祖早已死去，其雄才大略早已被他的继任者们抛到脑后，而沉溺于苟安之中，类似于司马光《贾生论》中观点在士大夫中还是很有市场的。当然也有例外，王安石就是一个。当时，司马光和王安石还不认识，甚至还互不知姓名，可对贾生的评价却针锋相对。王安石的《贾生》诗曰：“汉有洛阳子，少年明是非。所论多感慨，自信肯依违？死者若可作，今人谁与归？应须蹈东海，不但涕沾衣。”（《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贾谊若活到今天，谁会听他的？恐怕只有蹈东海而死，而不止是痛哭流涕了。这话简直就像在批司马光的《贾生论》。当时，他们固然不可能看到对方的大作，但思想的分歧从年轻时就存在了。

《贾生论》是司马光二十五岁时的不成熟言论。他在晚年编撰《资治通鉴》时，将贾谊的《治安策》全文照录，而未加评论，也许因为汉初的历史证实了贾谊的预言吧？不过，“治天下之本，莫先于礼仪”的儒家礼治观，他是一以贯之的，追求儒家本本所描绘的礼治社会的美妙理想，他是从未放弃的。他不愧是一个纯儒，追随孔子追寻连孔子本人也没有见到的“圣王”，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培养出一个“圣王”来，孔子的努力失败了，司马光又将如何呢？

[1]司马光在《涑水记闻·卷十二》中的相关记载有《好水川之战》《任福袭取白豹城》《任福》。

[2]《司马氏书仪·卷四》。

[3]《传家集·卷六七·训俭示康》。

[4]《送孟翔宰宜君序》。

[5]《传家集·卷六五》。

第六章 练政在滑州

严格按礼仪守丧是很折磨人的。司马光“执丧累年，毁瘠如礼”。庆历四年（1044）春天，他为双亲守孝已满四十八个月，可以出远门了。恩师庞籍时知延州兼鄜延路马步军都部署，他决定去延安拜访。

延安访庞叔

从夏县去延安，要先到蒲中（今山西永济）过黄河进入陕西，然后向北而行。在北行的路上，司马光沿途碰到南来北往的“保捷”军士兵。“保捷”是将“弓手”刺字后新编成的禁军，无论是开往前线的还是撤回后方的，一个个都面有忧色。司马光一直反对征发“弓手”，父亲又因此抑郁而死，现在看到这一张张忧郁的脸，心里很不是滋味。路上有一座相思亭，建在一架山梁下，两条河流在此汇合。司马光驻足亭上，感物伤情，仿《诗经》“东山采薇之义”，一连赋诗五首：

岭上双流水，犹知会合时。行人过于此，那得不相思？

偃蹇登修阪，高侵云日间。几人征戎客，跋马望家山。

塞下春寒在，东风雪满须。河阳机上妇，知我苦辛无？

柳似妖饶舞，花如烂漫妆。那堪陇头水，呜咽断人肠。

空外游丝转，飘扬似妾心。别来今几日，仿佛近雕阴。

（《传家集·卷七》）

借男女相思来反映民间疾苦，表现反战主题，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之一。这五首诗也许算不上是上品，却是司马光真情实感的流露。

司马光来到延安，庞籍大喜。他对司马光爱之如子，希望他在延安多住些日子，多走走看看。

此时，宋夏战事进入对峙状态，宋方占据了主动。庆历二年（1042）泾原方向定川寨大败后，范仲淹上疏，自请与韩琦一起去收拾残局，仍兼原职，且让鄜延路庞籍兼领环庆，如此则四路连为一体，仁宗于是任命韩、范、庞三人同为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开府泾州（今甘肃泾川），统帅四路。人用对了，边防形势大为改观。民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按范仲淹的计划，三五年间，即可平定西夏之乱。元昊意识到以西夏之国力无法与宋朝长期作战，便通过辽国传话给宋廷，希望和谈，未料宋仁宗比元昊还急，马上密诏在延安的庞籍派人招纳元昊。

庞籍带着司马光游览了延安城，告诉他，原先丢失的堡寨已全部收复，但对和谈之事守口如瓶。因公务繁忙，他安排幕僚何涉全程陪同司马光。何涉是四川南充人，博闻强记，谋略过人，先后为范仲淹和庞籍所赏识，成为他们知延州时的得力助手。他与司马光十分投机，一来二去，向司马光透露了庞籍的苦恼：和谈。

和谈，休战，好啊！何必为此而苦恼？司马光是反战的，对恩师的苦恼不甚理解。何涉问道：“君实可知范（仲淹）经略在延安险些被冤杀？”（见上章）司马光说，略知一二。何涉告诉他，延州是宋夏外交的窗口，来往文书都由延州转呈，双方使节都要在延安停留，等待指示，所以延州统帅同时肩负着外交使命。现在庞大人知延州，时刻都如临深渊。不仅要对付敌方，更害怕朝廷内的陷阱。何涉又给他讲了富弼出使辽国的故事：

在元昊进攻宋朝连连得手后，辽国趁火打劫，扬言出兵收复关南（指涿县瓦桥关以南的十县之地，为周世宗柴荣收复）。仁宗吓破了胆，指示，只要不割土地，其他都可同意。满朝官员谁也不敢去谈判，宰相吕夷简与知制诰富弼有隙，想整垮富弼却抓不到辫子，便派他去谈判，在谈判中，富弼义正词严地驳斥了辽国索要关南地的无理要求，迫使辽国退而求其次，提出两个条件：一、嫁公主给辽皇为妃；二、增加“岁币”。仁宗全部答应了，让富弼持国书再使辽国。富弼走到河北乐寿（今献县），突然想到宰相吕夷简所写的国书没让他看，万一与皇上说的不一样，岂不坏了大事！打开一看，果不其然，不得不返回再换国书。富弼经艰苦谈判，最后和亲之议作罢，谈成岁增银、绢各十万（两、匹）。原来每年给三十万，现在增加二十万，共五十万。那这种送钱的方式叫啥呢？双方在草拟条约时发生争论，富弼说应叫“增”，辽国说应叫“纳”，富弼宁死不从。好，不跟你吵了，由你们朝廷决断。结果呢？富弼的岳丈、枢密使晏殊竟然屈从了辽国，正式《誓书》中写成了“纳”。当年澶渊之盟，岁出银帛三十万，好歹还把辽国坚持要用的“输”、“贡”、“献”等字换成为“助”字，现在人家要“纳”你就“纳”，等于承认辽是宗主国了。辽国为此勒碑纪功。吕夷简想害富弼没害成，但富弼以这次谈判为耻。

讲完以上故事，何涉说，外交甚至比打仗更充满风险。此前，庞经略按照仁宗的密旨，派扣押在延州的西夏官员李文贵回去传话，只要元昊去掉僭号，一切好谈。可元昊却摆开架子说：我“如日方中，止可顺天西行，安可逆天东下？”不削帝号就没法谈，庞籍不敢做主。仁宗下诏让庞籍复书元昊，不设先决条件即可开谈。于是，元昊派使者贺从勗到延州上书，书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称儿而不称臣。“兀卒”即单于、可汗，汉译“青天子”。庞籍说，名位未正，不敢上报。可仁宗派人到延州，让庞籍允许贺从勗来京师。此举遭到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的一致反对，仁宗一概置若罔闻。倒是辽国不干了，原先他支持元昊，只是想把他当一颗与宋朝博弈的棋子，而非让他坐大，在得到新增二十万岁币的渔翁之利后，见元昊又取得定川寨大捷，现在宋仁宗居然无条件与之和谈，等于让他与我大辽平起平坐了。所以，辽国急派使者要求宋朝“请勿纳元昊”。仁宗一下没了主意，礼部郎中吴育分析辽国意图后，建议回书说：“已诏元昊，如能投谢辕门，即听内附；犹若坚拒，当为讨之。”保证把元昊称臣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庞籍这才放西夏使者贺从勗去京师……

老实说，司马光还是第一次了解到朝廷竟如此复杂，才明白庞叔有如此之难。他在延州期间，元昊使者贺从勗在开封没谈成，仁宗派著作佐郎邵良佐代表朝廷经延安去夏州（今陕西靖边北）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宋岁赐西夏绢、银、茶共二十五点五万（匹、两、斤），元昊接受宋朝册封的夏国主称号，即放弃帝号而称臣（这一条元昊没有履行，只在对宋朝的外交文书中称夏国主，在内部仍称帝，使用自己的年号天授礼法延祚）。虽然这又是一个屈辱的条约，但毕竟可以让宋朝喘口气了。作为主和派，司马光是乐见其成的。

何涉见和议已成，要求回家乡任职以便孝敬双亲，被改任为眉州（今四川眉山市）通判。司马光与之相处了四五个月，难舍难分，写诗为之送行。

潇洒似神仙

送走何涉后不久，司马光丁忧期满，庆历四年（1044）深秋，被任命为签书武成军（今河南滑县东）判官公事。这时，“庆历新政”已无疾而终，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离开了朝廷。

“庆历新政”是北宋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王安石变法之前的一次重大改革实践。在庞籍在延安经营与西夏和谈时，仁宗将韩琦、范仲淹召回朝廷任枢密副使，不久又提拔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当时，辽、夏夹攻，外患未已；士兵叛乱，内忧又起。京东沂州（今山东临沂）的虎翼军战士王伦聚集五十余人造反，杀了巡检使朱进，然后转战江淮地区，如入无人之境。所到之处，巡检、县尉不敢抵抗，反而将衣甲器械束手相送。南京（应天府，今商丘）是天子之别都，王伦竟斩关入城，堂皇而出。此外，还有京西、陕西、江南、广西等地的造反队伍，从数十人到六七百人不等，规模虽不大，却可横行州府。朝廷担心国家之患不在夷狄，而起于封城之内。仁宗所以急于求和，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仁宗想太平，当权的吕夷简、晏殊、夏竦这些人便用报喜不报忧的办法粉饰太平。在发现问题后，仁宗不得已起用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希望他们拿出新政，以致太平。范仲淹、富弼针对“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提出了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十项新政，经仁宗批准后实行，是谓“庆历新政”。宋朝的干部升迁制度，文资三年一迁，武资五年一迁，谓之磨勘。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新政改磨勘制为按察制，以政绩选人；对“恩荫”授官的数量、范围、年龄做了限制，以杜绝高官子弟还在襁褓之中，就已当官的怪象；禁止权贵子弟充馆阁之臣，高等第进士亦须先任地方官，等等。这让那些习惯了苟安而尸位素餐的官员恨之入骨，但对新政又没法正面攻击，便使开了阴招。国子监直讲石介曾写《庆历圣德诗》，在赞美范、富等人的同时，不点名地斥责夏竦为大奸。范仲淹当时就对富弼说，事情要毁在这个书呆子手里。果然，夏竦让其女奴模仿石介笔迹，将石介写给富弼的信中之“行伊（尹）、周（公）之事”改为“行伊、霍（光）之事”（因霍光废立皇帝，一字之改，居心险恶），而且伪作了一篇废仁宗而另立新帝的诏书，说是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谣言散布开来，京师沸沸扬扬。仁宗虽然不信，但也不能不疑，范仲淹、富弼不能自安，自请外放了。于是，改革措施全部废止……

范仲淹这样一个文武全才，在西北战场上唯一保持不败纪录的儒将，元昊的多少阴谋诡计都被他识破了，却在官场遭人暗算。朝廷险恶啊！

司马光到滑州（武成军）上任时，已是庆历五年（1045）春天，新政已废，一切照旧。范仲淹和支持新政的人都被贬出朝廷，按御史中丞王拱辰的话说：“吾一举网尽矣。”尽管朝廷中波谲云诡，但滑州却风平浪静。滑州是个小州，又非要地，新政的风还没有吹来就止息了。对新政敏感的是权贵，而对一般官员来说，新政旧政无所谓。滑州本来就公务不多，作为幕职官的司马光就更清闲了。一天早晨，他来到州城外的黄河边散步，不由哼出一首《河边晓望》[1]来：

高浪崩奔卷白沙，悠悠极望入天涯。

谁能脱落尘中意，乘兴东游坐石槎[2]。

与其说他是想超脱凡尘，东流到海当神仙了，还不如说当时滑州官员的日子过得像神仙。先后知滑州的是翰林侍读学士张锡与郭劝，都是文学儒雅之士，处理完不多的公务后，便与属官寓情山水。滑州的名胜古迹都游了个遍，甚至一场瑞雪，一弯冷月，一枝腊梅，都是聚会的由头。这些书生官员在一起饮酒作乐，诗词唱和，物我两忘。一个冬日，他们到白马津览胜。站在河亭之上，远眺太行白雪，近看黄河冰凌，然后豪饮狂啸，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直至日落西山仍不肯罢休。司马光后来追忆此事，写诗曰：

畴昔追清景，狂吟忘苦寒。河冰塞津口，山雪照林端。健笔千篇富，醇醪一醉欢。困犹挥落尘，瞑不顾归鞍。

（《传家集·卷九》）

也许是太清闲了，有个同僚泡上了营妓。一次在寺庙僧舍幽会，被司马光撞上，营妓慌不择路，逾墙而逃。同僚见秘密暴露，对司马光实话实说，请他保密。司马光应允，但赠其打油诗一首，用游戏笔墨予善意告诫：

年来年去来去忙，暂偷闲卧老僧床。惊回一觉游仙梦，又逐流莺过短墙。

（《宋人轶事汇编·卷一一》）

滑州的官员只有一件事是硬指标，那就是黄河防汛。庆历五年（1045）春，滑州遭遇凌汛，河水漫堤，司马光上堤督役抢险，吃住都在堤上。僚友出远差，他也无暇下堤相送。“索居如几日，河草已芳菲”。“遂令枯槁余，稍复苏阳春”。这是他当官以来第一次做实际工作，看来是基本称职的。

“鄙哉陶彭泽”

同年夏，司马光代理韦城县（今滑县东南）县令。恰逢大旱，禾苗枯槁，而县里粮仓空虚。那年头，皇帝和各级官员常用的办法就是敬龙王求雨。司马光上任后，即带领县里的官员、士绅和百姓，抬着牺牲祭品，来到豢龙庙求雨。面对神祇，他抑扬顿挫地朗诵自己精心写作的《祈雨文》[3]：

民实神主，神实民休。百姓不粒，谁供神役。邑长有罪，神当罚之。百姓无辜，神当爱之。天有甘泽，龙实司之。以时宣施，神寔使之。槁者以荣，死者以生，旱气消除，化为丰登。然后自迩及远，粢盛牲酒，以承事神。永永无 ，伏惟尚飨！

这篇《祈雨文》充满了爱民之心，是“越级”献给管龙王的神的，颇似一篇利益交换的文书：神啊！百姓富足了您才能富足，您富足了百姓才能休养生息。现在百姓因干旱没有收成，谁能拿出东西来祭祀您呢？官员有罪，您尽管惩罚，百姓无辜，您应该爱护。龙王管降雨的事，而龙王归您管，您就命令龙王赶紧下雨吧！让枯槁的禾苗返青生长，让死去的庄稼起死回生，旱象解除，五谷丰登。果能如此，自今往后，我们将给您更加丰盛的祭品，并且世世代代，永无悔意。神啊！祭品就摆在这里，您快来享用吧！

这次求雨“灵验”了。二十五年后，司马光路过韦城，回忆此事，赋诗一首：

二十五年南北走，遗爱寂然民记否？昔日婴儿今壮夫，昔日壮夫今老叟。

（《传家集·卷三》）

难怪他对这件事念念不忘，他当代理县令才两个来月，主要就做了这件事，没等到秋收就被调走了。但他是很看重这个职务和这段经历的，写诗曰：

百里有民社，古为子男国。苟有爱物心，稚老皆蒙德。为身不为人，鄙哉陶彭泽……

（《传家集·卷五·和聂之美鸡泽官舍》）

东晋的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只当了五十八天的彭泽县令，便自摘乌纱，归去来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追寻他心中的“桃花源”。其道德文章，历来为人景仰。司马光却批评他“为身不为人”，因而要“鄙哉陶彭泽”。东晋不是北宋，士大夫地位低下，一个县令五斗米，不贪污就维持不了一家人生存。宋人不知晋人苦，朝阳不解夕阳愁。二十七岁的宋人司马光虽已朦胧地看到了官场的黑暗，但仍然踌躇满志，充满理想。

在滑州的这一年多时间，也许是司马光最感惬意的一段人生，他过的是一种典型的北宋士大夫的生活。宋朝分别给辽、夏增加了“岁币”，花钱买到了暂时的平安，另外，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1045），辽夏战争爆发，两国都无暇顾及宋朝。仗不用打了，“庆历新政”不搞了，官员们例行完不多的公事之后，干什么呢？聚会饮酒，赋诗唱和。只要是个官，都会哼几句。业余时间太多了，司马光一头扎进历史的海洋，博览群书，辨别扬弃，写了不少史论。

管仲是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荀子认为“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而管仲为政“未及修礼也”，意即他虽能使齐国强天下，但不能使齐国王天下。司马光赞成荀子的评论，在《管仲论》中，提出治国“必以礼乐正天下，使纲纪文章粲然，有万世之安，岂直一时之功名而已邪？”[4]意思是管仲只不过有一时功名，未能使齐国有万世之安，是因为未以礼乐正天下。这一观点与他守丧期间所写的《贾生论》一样，都是坚持一个信念：以礼治国，天下无敌。

廉颇、蔺相如一将一相，是战国时期赵国的栋梁之臣。司马迁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脍炙人口，万口流传，许多人读后往往发扬蔺抑廉之论。不然！司马光在《廉颇论》中说：“世称蔺优于廉，非通论也。”认为，时强秦不敢侮赵，若无廉颇所率之大军，凭蔺相如的口舌岂能建功？对完璧归赵，他认为和氏璧不过一玩物而已，得之不足为重，失之不足为轻。蔺相如不惜以颈血溅秦王前，是一种可能给赵王带来危险的举动，有失人臣爱君之体。至于逼秦王为赵王击缶，更不值得称道。作为宰相，他应辅佐赵王示弱以使秦骄，忍耻以使赵怒，崇政修德，等待时机，不是没有可能消灭秦国。蔺相如唯一可称道的是胸怀较大，在廉颇与之争高下时主动避让，让廉颇感动而负荆请罪。

管仲、蔺相如都是先秦的名相，用礼治的标准，司马光给他们打的分都不高。他心目中的理想宰相，不是管仲、蔺相如，更不是商鞅，而是制定周礼的周公。周公辅成王，把成王的两个叔叔管、蔡杀了，那不是戮亲吗？司马光在《机权论》中说：“戮亲之嫌小，而倾覆周室之害大，故弃彼而取此也。”根据何在？“取舍去就之间，不离于道，乃所谓权也。然则机者仁之端也，权者义之平也。”二十七岁的他显然已有宰相当如周公的理念，为他后来进行“元祐更化”准备了思想武器。

司马光在滑州的重要篇章还有《邴吉论》《才德论》《史评十八首》等。其中的《才德论》主张，如才德“不能两全，宁舍才而取德”。此论后来经他修改，放在《资治通鉴》卷一周烈王二十三年赵襄子灭智伯之后：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才德论》是司马光的干部选拔标准，与唯才是举的人才观水火不容，与唐太宗“乱世唯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的观点也有很大区别，显然有偏颇之处，且实际操作不好掌握，后来他当宰相时也一度错把蔡京当君子。暂且不说，只说他在滑州的读书写作，为日后编史、从政准备了思想武器。《才德论》中“正直中和谓之德”的定义，是他哲学思想的核心——中和论之滥觞。在他启程入京前，滑州同僚设宴送别，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司马光有诗为证：

空府同来贤大夫，短亭门外即长涂。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

（《传家集·卷九·留别东郡诸僚友》）

虽有离别的惆怅，有宦海险恶之类的告诫，但司马光充满了驾长风破万里浪的豪情：

际日浮空涨海流，虫沙龙蜃各优游。津涯浩荡虽难测，不见惊澜曾覆舟。

（《传家集·卷九·留别东郡诸僚友》）

[1]《传家集·卷七》。

[2]槎即船、筏。

[3]《传家集·卷八》。

[4]《资治通鉴·卷四·周赧王三十二年》。

第七章 法官与校勘

滑州的冬天，朔风呼号，沙尘蔽天。枯草在寒风中抖动。饥饿的羊群在荒野里觅食，厚厚的羊毛不时被吹得翻转过来，但仍然顽强地拱着地皮，啃着草根。偶尔传来一阵乌鸦凄厉的叫声，让人心惊。在滑州至开封的路上，司马光所骑的瘦马举步维艰，一遇疾风就止步不前，牵马的仆人两只手插在袖筒里，机械地迈着步子。“古道，西风，瘦马”，但司马光一点也没有“断肠人在天涯”的伤感，有的是“不见惊澜曾覆舟”的壮志豪情。

司马光赶到京城，兴冲冲地去吏部报到，“等着吧！”迎接他的是一条冷板凳，而且这条冷板凳一坐就坐了半年多。从庆历五年（1045）底到庆历六年（1046）六月，司马光有官而无差遣（岗位），处于“待业”状态。

梅尧臣的“粉丝”

“待业”初期，司马光并未在意，乐得有段空闲，去拜访京师名流。

当时，最有名的诗人是苏舜钦和梅尧臣，并称苏、梅。苏舜钦因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而被除名，告别亲友，远离朝廷，一叶扁舟，划到苏州，修沧浪亭，誓不回朝，司马光无缘得见。梅尧臣（圣俞）没能考中进士，但独步诗坛，连欧阳修也说自己不能及。每逢朝廷举行大的祭祀活动，仁宗便召他当场赋诗。司马光像如今的追星族一样，以能见梅尧臣一面，讨得片纸为荣。他所以成为梅的“粉丝”，是觉得与他心心相通。司马光在杭州代父草谏章，反对征“弓手”，梅尧臣时任襄县令，写了《田家语》一诗，反映征发“弓手”给农民带来的苦难，“搜索稚与艾，唯存跛无目”[1]；“南亩焉可事？买箭卖牛犊”。再次征发，他又写了《汝坟贫女》，序中说：“时再点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陂，僵尸相继。”因为他是大诗人，这两首诗流传甚广。司马光佩服他的诗歌，还有他的诗论。他论诗注重政治内容，同情民间疾苦，艺术上主张“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风格力求平淡，反对靡丽之风。梅家贫，爱饮酒，拜访他的人都要自带酒菜登门，边饮边谈笑，终日不倦。司马光经人介绍前来拜访，两人从下午一直谈到夜晚。跟他来的仆人在外面饥肠辘辘，冻得瑟瑟发抖，待他出来时大发牢骚，但司马光毫不在意，因为他终于得到了梅大诗人写给他的诗。他在《投梅圣俞》[2]一诗中写道：

归来面扬扬，气若饫粱肉。累累数十字，疏淡不满幅。自谓获至珍，呼儿谨藏蓄。

瞧他高兴的，脸上神采飞扬，像刚刚饱食（饫）了酒肉出来一样。

拜访名人、游览名胜的经历是愉快的，但迟迟等不到任命，“待业”的烦恼搅得他寝食难安。庆历六年（1046）的春天来了，仍然没有一点消息。与他的“同年”们相比，因为他守丧五年，职务已经落下了一截。去冬告别滑州同僚时，他是何等的自信啊？“不见惊澜曾覆舟”。现在呢？“久负入关意，空为同舍羞”。大自然的春天来了，我的春天什么时候来呢？“应恨春来晚，烟林已数游”[3]。他的恩师庞籍早他入京，担任枢密副使，是两府重臣，但他不便轻易找庞叔帮忙，只好耐心等待。想到在滑州时的意气飞扬，他情绪低落，又写下了《去岁与东郡幕府诸君同游河亭望太行雪饮酒赋诗今冬罢归京邑怅然有怀》[4]：

多是光阴驶，离群会合难。谁知尘满袖，今日客长安[5]。

苦不堪言的法官

他望眼欲穿，好不容易在庆历六年六月等到了一个差遣——大理评事。

这是一个从八品的官职。在太宗、真宗朝，是进士甲科的初任职位，司马光中第八年后才得到，算是“晚点”了。但这个岗位对培养官员来说至关重要，知县、知州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断案，而大理评事约相当于最高法院的审判员，负责复审底下报上来的疑案大案。在这里学会了断案，当个知县、知州就不成问题了。

大理寺的案件堆积如山，大理评事都得超负荷运转。司马光谈起儒学、谈起历史滔滔不绝，法律审判却是“老外”。他原以为读通了儒家经典，其余如断案、理财之类便可以触类旁通，不足为难，现在却是一声叹息，难矣！吕不韦曾用《春秋》断案，但《春秋》不能代替法律。司马光只能临阵磨枪，边学边干，日以继夜，上班时晨星做伴，下班时灯笼引路。“朝讯狱中囚，暮省案前文”[6]如此日复一日，便感到身心俱疲，厚厚的案卷看得他头昏脑涨，犯人受刑时的惨叫让他于心不忍。“贱生参府僚，勉强逾半岁。终非性所好，出入意如醉。”[7]他终于发现自己根本不是一块当法官的料。

境由心造，心情一烦，看一切都烦。春天来了，他吟出的却是“春风连夜恶，闻道落花多”[8]。好不容易有一天旬休，他擦拭房间里一张蒙满灰尘的藤床。这张藤床是预备读书、工作累了躺上去小憩的，可自从当了大理评事，他还一次也没有沾边。今天终于躺上去了，脑子却没法休息，想起一年前代理韦城县令时，曾经写下了“鄙哉陶彭泽”的句子，现在他也想学陶渊明，去享受“菊畦亲灌浸，茶器自涓涤”的闲适。他在给犯人判刑，突然觉得自己也坐在“牢房”中。一天夜里，他刚要入睡又被蚊子叮醒，睡不成，干脆爬起来，挑灯夜坐，写下《夜坐》一诗：

嗟嗟宦游子，何异鱼入罾。夺其性所乐，强以所不能。人生本不劳，苦被外物绳。坐愁清旦出，文墨来相仍。吏徒纷四集，仆仆如秋蝇。烦中剧沸鼎，入骨真可憎。安得插六翮[9]，适意高飞腾。

他把自己比作是一条落网之鱼，想插上翅膀飞出去，奔向自由。他曾写诗向自己的诗歌偶像梅尧臣倾诉，梅尧臣作《次韵和司马学士虑囚》，劝他不要轻视大理评事的工作，很多因错判的“非罪之人”要靠最后一关来洗清罪名，“愿言保兢慎，切勿厌此役”。但是，司马光做不到了。

真正了解他的是恩师庞籍。似乎应了“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老话，司马池是一个“不任繁剧”的人，其子司马光也不是个能员干吏的坯子。庞籍想帮他跳出“苦海”，推荐他入馆阁，可惜未能成功。

恰在这时，发生了两件相关的冤案。第一件，那个当年狂热拥护新政写《庆历圣德诗》的石介在山东死了，而枢密使夏竦非说他是诈死，硬要开棺验尸。验尸法官和宦官派去了，因一名当地官员以全家性命作保而未竟。恰巧这时徐州有一狂人声言造反，从他家搜出了石介的诗作。夏竦臆断说，石介是为富弼传信，相约同时起兵。朝廷宁可信其有，解除了范仲淹、富弼等新政派在河北的兵权，调任他郡。司马光的岳父张存在河北，也被解除兵权。韩琦说了几句公道话，立即被贬出朝廷。翰林学士欧阳修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奸臣以清“朋党”为名对忠臣的迫害。宰相贾昌朝和枢密使夏竦因而恨之入骨，怂恿曾遭欧阳修弹劾过的权知开封府杨日严借机报仇。正好欧阳家的一件民事案在开封府诉讼：欧阳修的妹夫张龟正死了，无子，仅留下前妻所生一女。欧妹携女改嫁。张女长大，嫁欧阳修侄子，与一奴仆通奸，当休。就这么回事，杨日严却让狱吏做假案，污欧阳修贪图张家财产，用张女的陪嫁买地，田契上写着欧阳氏。一时御史弹劾，朝议沸腾，欧阳修被弄得声名狼藉，有口难辩。仁宗让太常博士、代理户部判官苏安世和入内供奉官王昭明复核此案。两人顶着压力秉公复核，发现所有加给欧阳修的罪名均无证据。但最后朝廷仍将欧阳修贬知滁州（因此才有《醉翁亭记》），两位复核官也被降职外放，理由是他们不经请示就直接调阅案卷、传询证人。

司马光当然没有参加审判此类敏感案件的资格，但如此把办案变成打击政敌的手段，让他愤怒不已，心烦意乱。在他烦到决心辞职时，朝廷任命他兼国子监直讲，即国家大学教授。

亲历郊祭大礼

宋代的国子监和太学是国家最高学府，本是两个机构，国子监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招收七品以下官员子弟。后来著名教育家胡瑗被范仲淹推荐到太学任教，采用先进的分斋教学法，因人施教，太学考进士的录取率大大超过了国子监，于是国子监和太学就逐渐合二为一了。司马光现在可以与胡瑗先生共事了。

不当法官当教授，没权了，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亏大了。但彼时非此时，宋代的国子监直讲虽然清贫，却可以直接给皇帝上疏，参与国家大政的讨论，而且直讲均为饱学之士，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很高。正像司马光的诗句所说“人生无苦乐，适意即为美”。他从大理寺的“罾”中逃出，兴奋地在国子监这片“海洋”里遨游。与他同任直讲的，有他在苏州结识的老朋友李子仪，还有当年名震江南的“神童”邵亢（未经科考，由范仲淹推荐特试入官），大家亲密无间，一起谈文论道，结伴郊游，无拘无束，乐翻了天。在太学期间，司马光写了不少纪游诗，心里一片阳光。某晚，他在太学值班，写下了《和邵兴宗（亢字）秋夜学舍宿直》[10]：

直舍逍遥度清夜，暂投逢掖[11]解儒冠。高楼影背星河转，疏竹气兼风露寒。篱下黄花新蕊乱，门边碧柳旧株残。折腰把板今无有，勿似陶潜遂弃官。

从“鄙哉陶彭泽”到想学陶渊明，再到“勿似陶潜遂弃官”，司马光的心迹袒露无遗。他只是不愿做政务繁剧的官，而想做一个既有官员待遇又能自由做学问的官。这种好事哪有？宋代。

在宋代，冬至是一个可与春节比肩的节日。如逢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皇帝亲祭圜丘大礼，其隆重热闹的程度大大超过春节。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冬至，正逢大礼。司马光虽然级别不高，但也有幸参加。郊祭的繁文缛节难以细说，只说护驾的马步军就有十几万人，不同建制穿不同的衣服，五彩缤纷；乐队乐手多达一千二百七十五人；仪仗威武浩荡，其中还有七头披红挂彩的大象；皇帝的五辂（车）——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全部亮相，另加一辆指南车；从皇帝到官员都按等级着法衣法冠。冬至前三日，皇帝率臣僚数万人夜宿大庆殿，次日五更即起，千乘万骑，出宣德门（皇城南门）到景灵宫、太庙祭祀祖先，夜宿太庙；又次日出南熏门（京城南门）赴“青城”（用青布围起来的野营地，后徽宗建小城）驻跸。冬至日，赴郊坛（高三层七十二级）行圜丘之礼祭天。

这是郊祭的核心内容，但肃穆而不热闹。最热闹的场面在祭祀之后，御道（南熏门至圜丘）、御街（宣德门至南熏门）两旁，人山人海，“万岁”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郊祭队伍在排山倒海的“万岁”声中回城。皇帝和随从登上宣德门城楼，举行大赦仪式。楼前有数面大旗，其中最高的一面叫“盖天旗”，与宣德楼等高；次高的一面叫“次黄旗”，代表皇帝在此；余旗又低于“次黄旗”，各有寓意。音乐起，乐声中树起一根高十几丈的木杆，杆顶有一木盘，盘上有一金鸡，金鸡嘴衔一红锦，上书“皇帝万岁”四字。突然从盘底掉下四条用布拧成的彩色绳索，四个头戴红巾者争先攀索而上，捷足先登者可摘取金鸡嘴中写有“皇帝万岁”的红锦。胜者大声谢恩，众呼“皇帝万岁”。宣德门下临时搭建了一座彩台，有通事舍人立于台上。这时，只见宣德楼上一条红锦索向彩台抛下，锦索头系一只金凤凰，金凤凰嘴里叼着皇帝赦书。通事舍人接书宣读，台下大理寺、开封府所管罪犯穿着黄布衫，一排排跪在地上，狱吏身着新衣，头戴花朵，听赦书宣读完毕，鼓声阵阵响起，狱吏打开罪犯枷锁，罪犯谢恩，如鸟兽散……

司马光在太学读书时曾见过郊祭大礼，但那是站在街边上瞧热闹，此次亲历大礼全过程，特别是看了大赦仪式后，心潮难平，写下了《庆历七年祀南郊礼毕贺赦》[12]：

雷鼓千通破大幽，天开狱钥纵累囚。驿书散出先飞鸟，一日恩流四百州。

但在郊祭中得到最大实惠的不是囚犯，不是百姓，而是官员，因为郊祭之后皇帝要给官员和军队赏赐，中级以上官员赐银、绢、银鞍勒马、袭衣、金带等，以下赐现钱和绢。按等级，最高能得到银、绢、钱八千（两、匹、贯），最低的是军士，赐钱三百文。这是一笔相当巨大的开支，太宗时一次郊祭赏赐为五百余万贯，真宗时超过六百万贯。仁宗庆历年间的大祀赏赐，总数超过真宗时期，而官员所得减少了，因为与西夏的战争使国家财政出现巨大赤字，加上官员数量恶性膨胀（比真宗朝增加了百分之八十），所以赏赐不得不打折，名义上是受赏者主动捐出一部分，实际是强行扣除，原赏银、绢、钱三千至四千的捐一千，赏一千的捐三百，赏三百的捐一百二十，著为令。官员所得虽然少了，但仍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因此，官员赞郊祭，盼大礼，也与自身利益有关。司马光因为级别低，所得赏赐就十来贯。撇开赏钱，作为坚定的“礼治”主义者，他必然要赞颂郊祭大赦，因为祭祀是礼中最重要的内容。

然而，当他吟出“驿书散出先飞鸟，一日恩流四百州”的诗句时，首先惊起飞鸟的不是传递大赦诏书的使臣，而是报告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兵变的驿马。就在冬至这一天，禁军小校王则在贝州称王了。

从教授到校勘

王则本涿州人，因穷困潦倒，辞母出外谋生，母亲在其背上刺一“福”字，以便将来相认。他流浪到贝州，自卖为人牧羊，逢朝廷刺“宣毅”军，他被刺为兵，与州衙吏张峦、卜吉等人混成了哥们儿。他声称其背上“福”字是突然长出来的，怎么回事呢？佛国释迦牟尼失势了，弥勒佛掌权，这个“福”字就是弥勒佛传的信号。佛国都变天了，那人间当然也得变天。在张、卜等人的参谋下，他以诵《五龙滴泪经》为纽带，党徒发展到河北、山东诸州，只待时机成熟便同时起事。只因其信徒潘方净带刀去见北京（大名）留守贾昌朝时被抓，密泄，王则便提前于冬至日行动。知州张得一是个未经科举而靠“拼爹”得官的公子哥儿，当时正领着官属谒天庆观，闻变急逃南关保捷营，叛军焚门而入，将他抓住。王则要“借”其州印，他伏地作揖，老实奉上，对王则一口一个“大王”。贾昌朝派三班奉职马遂进城劝降，密谈时室内仅王、马、张三人，马遂用眼神示意张得一后，猛然掐住了王则的喉咙，掐得他鼻子嘴巴流血，只要张得一出援手，王则必死无疑，但张得一袖手旁观。搏斗惊动门外卫兵，马遂被砍掉一只胳膊，死之。

时夏竦为枢密使，庞籍为副使，得报后立即部署平叛。司马光是太学教授，轮不到发言。但他觉得这是一个报答恩师的机会，连夜给庞籍写下《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13]，提出了平叛的思路：“发近郡之兵，堑环其郛（外城），勿攻勿战，使不得出。而又阴以重赏募人入城，焚其积蓄，坏其所恃，使逃无所出，守无所资。然后命重臣素仁厚为士卒所信爱者，奉明诏以临之。谕以胁从之人，有能捕斩首恶若唱先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赏。其始虽与谋，而能翻然悔过从善者，亦除其罪，待以不死。或为恶不变，敢拒官军者，戮及妻子，无有所赦。如是不过旬月，逆卒之首，必亟致于阙下矣！”

他的建议是否起了作用，不得而知，后来的平叛比他设想的复杂得多。朝廷始令枢密直学士、权知开封府明镐当总指挥。司马光一直关注这件事，在《涑水记闻·卷九》第二百五十四条中对平叛过程记录得相当生动：

（庆历）八年正月丁丑，以（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监诸将讨贝州。时枢密使夏竦恶（明）镐，凡镐所奏请，多从中沮，唯恐其成功。彦博奏：“今在军中，请得便宜从事，不中覆。”上许之。

闰月庚子朔，克贝州，擒王则。初，彦博至贝州，与明镐督诸将筑距 （与城墙等高的塔台）以攻城，旬余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刘炳请穴地（挖地道）以攻城，彦博许之。贝州城南临御河，秀等夜于岸下潜穿穴，弃土于水，昼匿穴中，城上不之见也。久之，穴成，自教场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彦博，选敢死士二百，命指使将之，衔枚自穴入。有帐前虞候杨遂请行，许之。遂曰：“军士中有病咳者数人，此不可去，请易之”，从之。既出穴，登城杀守者，垂 以引城下之人，城中惊扰。贼以火牛突登城者，登城者不能拒，颇引却。杨遂力虎，身被十余创，援枪刺牛，牛却走践贼，贼遂溃。王则、张峦、卜吉与其党突围走，至村舍，官军追围之，则犹着花幞头，军士争趣之，部署王信恐则死无以辨，以身覆其上，遂生擒之……

司马光的这条记录没有注明消息来源，大概是根据风闻所记，记录的时间应在平叛刚结束时。因为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所以他的记录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在文彦博到贝州之前，明镐已筑距供士兵登城，被王则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其间城内有百姓把书信用箭射出，告诉明镐已组织了内应，夜间可把官军用绳子吊上去。官军上去了数百人，领头的想独占功劳，竟砍断绳索，不让后续部队上。登城者因寡不敌众，又用绳索溜了回来。李焘在编《长编》时对照《实录》考证，发现建议挖地道的不是《记闻》所说的牢城卒董秀、刘炳，而是刘遵，且董秀不是牢城卒，而是右班殿直。带敢死队从地道入城的不是杨遂，而是曹竭。刺中火牛鼻子的杨遂是跟随曹竭入城者。另外，挖地道在文彦博到达贝州之前已经开始，而非文彦博的决策。司马光作《记闻》是为编当代史准备素材，素材是要经过考证后才能写入史稿的，所以我们无权因为这条记闻有差错而指责他，不过倒是可以从中发现一个问题，即当时朝廷中的传闻大多是扬文（彦博）抑明（镐）的，把明镐的的事都安到了文彦博头上。因此，才有了司马光的这条记闻，而文彦博传采用了司马光的记闻，与《实录》相悖。

平贝州叛用了六十五天，其中教训很多。但叛平之后，朝廷忙着论功行赏，文彦博升任宰相，明镐升任端明殿学士、给事中，京朝官及选人被提拔者六十人，中级军官以下至士卒立功受赏者八千四百余人，皆大欢喜，就是没人总结经验教训。在龙图阁，仁宗让两府大臣和御史中丞以上官员论朝政得失，并发给纸笔，要他们当场写下上呈，可一个个都推说要回去以后想好再写，不了了之。他们在干什么呢？钩心斗角。不久，副相丁度（司马光榜的主考官）因与陈执中、夏竦势不两立而辞职，由庞籍升任。庞籍再次推荐司马光入馆阁。司马光被召试学士院，顺利通过，被任命为馆阁校勘。

宋代的馆阁是对三馆和三阁的简称。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因均在崇文院内，故总称崇文院）；三阁：秘阁（藏国家秘籍）、龙图阁（藏太宗图籍）、天章阁（藏真宗图籍）。司马光所任之校勘，是馆职中的最低级别，但“一经此职，遂为名流”，进入了皇帝的“储才之地”，被目为“清要之选”。宋代的两府大臣大多是馆职出身，并以终身兼任馆职为荣。馆阁之臣摆脱了官场事务，可以读到外面读不到的书籍和档案，还可以经常与皇帝面对面交流。司马光三十岁就进馆阁，实属罕见，能被破格提拔，全靠恩师庞籍。他深感“倏去蓬蒿，颉颃霄汉。荣耀过分，不寒而栗”，先后写了《谢校勘启》《再谢校勘启》，对庞叔感激涕零，表示“敢不夙夜刻砺，梦寐训辞，进益所长，攻去所短，冀不忝前人之教诲，羞知己之称论，以负明诏之收擢而已，过此以往，不知所为”！

受人之恩，感谢的话要说到位，感谢的事更要做到位。司马光现在要做的，首先是要拿出“硬货”来，以证明自己是货真价实的，而不是靠庞籍“走后门”。一年后，他拿出了《古文〈孝经〉指解》，一炮打红，引起朝野轰动。

他所以选择这个课题，原因是非常现实的。在司马光看来，王则发动贝州兵变，是对礼治的挑战，是对孝道的背叛。母亲在他背上刺“福”字，是期盼福佑我儿，日后相认，有个盼头，他却犯上作乱，最后被斩首示众，让母亲老无所养且丢尽了脸，何其不孝也！宋靠政变窃国，不敢奢谈忠字，而以孝治天下，以为孝子即忠臣，不孝即不忠。《孝经》的地位仅次于《论语》（《孟子》排不上位），是科考必考的科目，属显学。宋代奖励孝子比如今表彰学雷锋典型还要隆重，还要经常，发现孝子是官员一项职责，一旦被推荐为孝子典型，立马名利双收。诏书旌表，通报全国，奖励钱、谷，动辄千、万，一下就成了大地主，且不须科考就直接授官（做官后未见有作为者，而出洋相者很多）。《孝经》是孔子与学生曾参论孝的言论集，秦始皇焚书后失传。宋初流行的是今本《孝经》（十八章本），据说是西汉颜芝之子得到后经儒生用隶书传抄下来的。今本《孝经》流行后，反将在孔府“鲁壁”中发现的古本《孝经》（二十二章本）冷落了，甚至有人视今本为真，古本为伪。司马光的《古文〈孝经〉指解》一书的问世，为古本《孝经》正了名，暂时终结了古本今本的真伪之辩。

此外，他还完成了一本辞书《名苑》，促成了《荀子》与扬雄的《法言》的出版，他在馆阁中的学术地位得以奠定。一晃进馆阁三年多了，已六年没有回乡省亲，皇祐二年（1050）初春，他获准回乡为父母扫墓。

[1]连小孩与老人也不放过，只剩下跛子和瞎子。

[2]《传家集·卷二》。

[3]《传家集·卷七·早春寄东郡旧同僚》。

[4]《传家集·卷九》。

[5]长安代指汴京。

[6]《传家集·卷二·和钱君倚藤床十二韵》。

[7]《传家集·卷二·二月中旬虑问过景灵宫门始见花卉呈钱君倚》。

[8]《传家集·卷八·同僚有独游东园者小诗寄之三首》。

[9]鸟翅膀。

[10]《传家集·卷一一》。

[11]代指官服。

[12]《传家集·卷十一》。

[13]《传家集·卷五八》。

第八章 卫礼在礼院

这天，司马光携夫人张氏出了京城，信马由缰地向家乡而去。扬名京师后衣锦还乡，他情不自禁地吟道：“扬鞭出都门，旷若解徽绋（捆绑）……徐驱款段（缓行）马，放辔不呵咄。与尔同逍遥，红尘免蓬勃。”[1]

司马光一路逍遥，但走到山西境内的车辋谷时，逍遥不成了。这里山高坡陡，羊肠小道贴山临崖，只能下马攀登。往昔过此，他能一口气爬上长七里的盐南坡，而现在没走几步就汗流浃背，爬一段就得坐在石头上休息。想到自己才三十出头，体力便如此不济，未免悲从中来，吟道：“人逾三十只有老，后时过此当如何？云泉佳处须速去，登山筋力行蹉跎。”[2]

回到老家，他发现已经有了十四个侄儿，成了名副其实的长辈。应兄嫂们的要求，他给侄儿们一一起了名和字，特别撰文记述此事，最后一节为：“呜呼！朝夕不离口耳者，名字而已。尔曹苟能言其名，求其义；闻其字，念其道，庶几吾宗其犹不为人后乎！”在为祖先扫墓后，他去汾阴看望了在那里为官的兄长司马旦，然后就回家修房子。新宅建起来了，他将书房命名为“南斋”，一头扎进书房里当了“书虫”，直到初秋。

休假结束，司马光回到京城，不久被升为集贤校理兼史馆检讨，预修日历（参与逐日记载皇帝和朝廷大事）。他一当史馆检讨，就与顶头上司史馆修撰孙抃发生了冲突。在翻阅日历时，司马光发现本朝的两件大事居然没有记录。第一件是元昊称帝，第二件是契丹（辽）求割关南地（见第六章）。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司马光要求将这两件事补上，而孙抃以“国恶不书”为名而拒绝。我们今天能够读到关于这两件事的记录，司马光功不可没，是他记在了笔记《涑水记闻》中，后来李焘引述至《续资治通鉴长编》。这是后话，只说司马光来不及与孙抃在修史观上展开论争，当年（皇祐二年）九月就被升任同知太常礼院。

仁宗用卤簿为宦官治丧

太常礼院是一个负责礼乐、祭祀、爵号、谥号、封袭、继嗣等工作的机关，虽隶太常寺，但可独立呈文。在今天看来，这是个边缘化的清水衙门，但在封建社会，“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太常礼院管“祀”，地位崇高。司马光刚升任，就遇到了一件棘手事。

大宦官麦允言死了。死了就有一个享受何等哀荣的问题。按宋代的规矩，大官死了，一是要赠官，封一个比生前更大的官；二是三品以上的要给谥，以表达对他一生的褒贬；三是葬礼的规格，是否用卤簿（军乐队和仪仗队）送葬，皇帝是否派宦官和臣僚做代表护葬。至于悼词、墓志铭之类，朝廷不管，由家属请人写。麦允言是宦官，不可给谥号，但可赠官。仁宗念其在身边服侍日久，便以感情代替了政策，决定赠其为司徒（三公之一，官阶一品）、安武节度使（武官最高职位），犹嫌不够，特下诏准卤簿送葬。卤簿分大驾和法驾两个规格。仁宗皇祐二年（1050）所定卤簿，法驾用一万一千零八十八人。麦允言当然不可能用皇帝用的法驾，但即使只用十分之一，也是一支一千余人的队伍。

如此礼制安在？司马光气得站了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疾走。仁宗的决定有悖于礼，但朝臣大多装聋作哑。不就是赠个官、用卤簿热闹一下吗？何必为此得罪皇帝？但维护礼制是太常礼院的职责，司马光感到，现在不站出来说话，那就是失职，将来就会有人说你阿谀。他拿起笔来，写下了《论麦允言给卤簿状》[3]。

他首先讲了一个典故，春秋时期，有个叫仲叔于奚的人有功于卫国，卫国公于是允许他繁缨来朝。繁缨又称樊缨，繁通鞶，鞶为马腹带，缨为马颈带。按照《周礼·春官·巾车》之规定，只有诸侯的车辂才可享受繁缨的待遇。也就是说卫国公让仲叔享受了诸侯待遇。对此，孔子评论说：“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封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这是孔子的一段名言，司马光在引用后解释说：“夫爵位尊卑之谓名，车服等威之谓器。二者人主所以保畜其臣而安治其国家，不可忽也。”名是用以标识人之尊卑的爵位，器是与之相应的车马、服饰等方面的待遇。意思是你可以多给他钱和田，不能随便给他名和器。回到麦允言身上，司马光说：“今允言近习之臣（宦官），非有元勋大劳过绝于人，赠以三公之官，给以一品卤簿，其为繁缨，不亦大乎。陛下虽欲宠秩其人，而适足以增其罪累也。何则？三公之官，鼎足承君，上应三台。卤簿者，所以褒赏元功，皆非近习之臣所当得者。陛下念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极其富贵，死又以三事之礼为之送终，鼓吹箫铙，烜赫道路，是则扬僭侈之罪，使天下侧目扼腕而疾之，非所以为荣也。”他希望仁宗记住上述典故和孔子的话，以及唐代的故事，只有为国立大功的人，婚丧时才给卤簿，其余职位再高也不在此列，请仁宗收回成命。

司马光的奏疏是否被采纳，连著《长编》的李焘也不知道，留下一个注：“当考”。估计他是白说了。孤掌难鸣，无人响应，反惹得宰相文彦博、枢密使夏竦非常不悦。仁宗所以要给麦允言卤簿，公开理由是平贝州兵变有功。功在哪里？夏竦提议让内臣监军，他跟着文彦博去走了一趟。而文彦博是一个比夏竦更会利用宦官和外戚的人。仅此一件事，上述三人的利益就联系在一起。所以司马光面对的，不是一个死了的麦允言，也不是仁宗皇帝一个人，而是一群与之利益相关的人。司马光一个人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很快又披挂上阵了。

靠裙带关系高升的权贵

这一次，他惹的是一个正大红大紫的活人。他叫张尧佐，是仁宗最宠的张贵妃的伯父，皇亲国戚也。

好色的仁宗后宠轮流转，这一阵宠上了四川美女张贵妃，先是一下将张尧佐从一个小州知州越级提拔为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引起朝野一片哗然。偏偏他不是块理财的料，上任后民赋加重，国库空虚，日甚一日，怨声鼎沸。仁宗置舆情于不顾，在皇祐二年（1050）闰十一月，又在他原官的基础上加封其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被称为“一日加四使”。加上原官三司使，等于一身兼五使。这五使中，三司使和群牧制置使是实职，另外三个虽非实职，但地位崇高，宣徽使、节度使都是武臣最高官位。而且，宋代不比现在，兼职多少都只拿一份工资，而是每兼一职就多一份俸禄或补贴，兼任越多，待遇越高。张尧佐肥老了！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是包拯，就是戏台上的那个“黑脸包公”，他当时的职务是知谏院。包拯上疏直指“张尧佐凡庸之人”，靠裙带关系“骤阶显列”，乃“是非倒置”。侍御史知杂事何郯也是弹劾者之一，仁宗故意问他：过去有御史为谏诤而碎头者，卿敢碎头吗？何郯机智地说，那是因为他们遇到了暴君，而陛下英明，从谏如流，勿须臣碎头。但他还是被吓住了，以母老为名，请求外放。仁宗乐得批准，新任命一向沉默寡言的王举正为御史中丞，哪知包拯用激将法激得王举正热血沸腾。十五日这天，他带领一群御史、谏官上殿对着御座急谏，非要仁宗给一个答复不可。仁宗大怒，拂袖而去。但王举正等将朝臣堵在朝堂，指出执政（暗指文彦博）与此事也脱不了干系。次日，仁宗传旨：今后御史上殿必须报告宰相批准。这是一条违反宋朝政治制度的圣旨。朝廷设御史、设谏官，就是为了匡正皇帝和执政的得失，御史台和谏院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监督机关，如果御史上殿要经宰相批准，那就等于让被监督者来管监督者。这是仁宗在盛怒之下做出的错误决定，表明了他在张尧佐问题上决不让步的立场，加上已有何郯被外放的先例，朝堂一下沉默了。

司马光本埋头于修订雅乐之中，原以为有包公带头进谏，轮不到他这个小官说话，未料到仁宗不但不省悟，反而把许多人吓得缄口不言了。司马光觉得，越是在大家沉默的时候，自己越是要站出来。他认为包拯进谏失败的原因是不讲策略，让仁宗不好下台；另外同时扯到文彦博，只会促使皇帝与宰相合力对抗御史。虽然他对文彦博与张贵妃的关系有所耳闻，但觉得应该先解决张尧佐的问题。在朝堂一片沉寂的时候，司马光精心写作的《论张尧佐除宣徽使状》[4]呈了上来。

一看又是论张尧佐，仁宗气得差点把他的奏疏扔了，但他还是想看看是谁现在还如此大胆。看着看着，他渐渐觉得这个司马光说得不无道理。当时，开封的天气是雾霾加冻雨。司马光知道，皇帝自诩天子，最怕什么？怕天变，怕老天惩罚，就是孔子说的“畏天命”。自古以来，儒臣利用自然灾害和异常天象来劝谏君王，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手段。所以他的奏章先从天变说起：近日京师及邻近地区“阴雾冥冥，跬步相失，寒冰著木，终日不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臣以为，这是因为阴气太盛，阳明被遮，上下闭塞，滞滞不决。陛下平时虚心纳谏，从善如流，还有很多人因害怕触犯龙颜而不敢出声，像现在这样镇之以威、压之以重，臣下一个个战战兢兢，势必三缄其口，唯恐大祸临头。而听不到臣僚的声音，就会闭目塞听，君臣相隔，要想天下太平，不可能。在讲了这么一通“畏天命”大道理后，司马光接着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有个农夫特别爱自己的瓜秧，在太阳当头的时候也去浇水，结果把瓜秧浇蔫了。农夫本是一片好心，怕太阳晒坏了瓜秧，因为爱的方法不当，反而害了瓜秧。陛下加爱张尧佐，此乃人之常情，但越级提拔，引起公愤，陛下非但不听，反而加授四使，拒绝纳谏，这就与中午浇水的农夫害了瓜秧一样，反会害了张尧佐。最后，他向仁宗指出，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今后遇到比这更大的事，就不会有人给陛下进言了，遗害之大，望陛下三思！

从这篇奏疏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智慧的光芒，看到《战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的影子。那么多人劝赵太后送爱子长安君到齐国为人质，以换取齐国出兵共抗强秦，全被赵太后愤怒斥责，而触龙从爱长安君的角度来劝，获得成功。司马光不着重讲张尧佐的问题，而从爱张尧佐的角度进谏，终于打动了仁宗。张尧佐也主动请求辞去部分官职。最后，仁宗批准他辞去宣徽南院使和景灵宫使，离开京城到外地任职。

张尧佐走了，宰相文彦博的问题慢慢浮出水面。他在知成都时极尽奢华，被人传到仁宗耳朵里，正好御史何圣从要回四川探亲，仁宗让他顺便核实。他尚未出发，文彦博就得到了消息。其一幕下客张少愚与何圣从是同学，文彦博秘密交代一番，让他前去迎接。在汉中的驿站里，张少愚接到了何御史，大摆宴席，让营妓歌舞助兴。一妓善舞，何御史与之调情，问其姓，答曰“姓杨”。何曰，那就是杨台柳了。张少愚见状，马上摘下舞女的头帕，请御史题诗。何御史乘着酒兴，题诗曰：“蜀国佳人号细腰，东台御史惜妖娆。从今唤作杨台柳，舞尽东风万万条。”写毕，让舞女演唱。何御史在张少愚陪同下到了成都，正襟危坐，准备查案。文彦博设宴款待，何御史突然听到有营妓唱他在汉中写的歌词，仔细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就是那位汉中舞女。她是怎么来的？不用说也明白。就这一下，何御史被文彦博镇住了，回京尽讲他的好话。

那么，文彦博是怎么知道仁宗要查他的消息的？有张贵妃做内应也。他所以能当宰相，多亏了张贵妃；张尧佐所以能一日加四使，得益于文彦博的投桃报李。文彦博始知成都时，张美人（尚未升贵妃）之父张尧封是他的门客，美人因而叫文彦博为“伯”。春节前，张美人令成都织异锦以献。这是明显违规的，我们在第二章已见庞籍任开封府判官时，痛打为尚美人传旨的宦官的事，但文彦博不是庞籍，不但不抵制，反而当成机遇，令工人织出了金线灯笼锦绣、莲花锦等，还有一副秋千，一并上贡。张美人穿着用特贡锦所做的衣服，仁宗惊讶地问：“何处有此锦？”答曰：“去年让成都文彦博织来，因他与妾父有旧。但妾哪能支使呢？那是他贡给陛下的。”仁宗喜甚，从此留意文彦博。文彦博从成都回朝，不久就升任参知政事。上章讲到派文彦博去平贝州兵变，其中也有猫腻。在明镐挖地道即将挖通时，夏竦怕明镐得了全功，便向仁宗建议派一个执政去挂帅。仁宗在后宫叹息说，可惜无执政愿为朕分忧！日日上殿也没人说讨贼的事。张美人秘密派人告诉文彦博，让他次日主动请缨。文彦博依计而行，加上夏竦推荐，仁宗于是任命其为统帅。其实他不去叛乱照平，此举完全出于政治投机。他投机成功了，升任宰相。张美人简直就是他平步青云的梯子，他怎能不报答？对张尧佐，那么多朝臣都搬不动，宰相也是一张保护伞。张尧佐出京后，监察御史唐介将文彦博给张贵妃送异锦的事抖搂出来，并且要他在朝堂上当面对质。文彦博还算不错，承认了。仁宗爱莫能助，只好让他守本官出知许州（今许昌）。司马光没有弹劾文彦博，因为他不了解情况。但这件事在他的心中打下了很深烙印，虽然后来文彦博与他站在同一战壕里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们的关系始终谈不上亲密。

文彦博下去了，宰相空缺，由庞籍继任。时为皇祐三年（1051）。

面对恩师的恩人

庞籍是司马光的恩师，而夏竦是庞籍的恩人。

夏竦知蕲州（今湖北蕲春县）时，新科进士庞籍奉派去蕲州任判官。夏竦是个释迦、黄老、巫医、堪舆、考古之学无所不通的人。庞籍参见之后，夏竦为他看手相，看罢，惊讶曰：来日宰相也！有天晚上，州吏突然来报，说庞籍死了。夏竦说，不可能，未来宰相怎么会死？便亲自去看。他用蜡烛照了照庞籍的脸，对医生说：人还没死，这是阳证伤寒，你们不懂，用错了药。他马上亲自开了药方，熬药灌下，庞籍果然复苏。夏竦不但救了庞籍的命，而且庞籍的升迁也与夏竦的大力推荐有关。夏竦非科举出身，因父亲在抵抗契丹的侵略中牺牲，以烈士之子荫了个武职。有天他执勤，宰相李沆路过，他拦住马头，献诗一首，李沆读其诗，爱上了其中的两句：“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问其献诗何意？曰，父死家贫，欲换文职。宋代官员文武两途，但允许换职。不过，因以文换武会失去文官的特权，极少有人愿换，范仲淹初知延州时，才是个员外郎，拟让他换高级武职第二级观察使，他坚决不干。而武职换文职因要经过文化考试，更是十分罕见。夏竦就靠这一首诗达到了目的，换职为金坛县主簿。文职是换成了，但要想高升，非进士出身的他还必须经过制科考试。共考六道策论，五篇通过为合格。他做完试卷，突然一阵大风，把卷子吹得没影了。要一般人早慌了神，他居然从容不迫，从头再来，按时完成考试，获得通过。有一老考官觉得惊奇，拿出一方苏州丝帕，请他题诗为纪，他笔走龙蛇，一挥而就。诗曰：“帘内衮衣明日月，殿前旌旆动龙蛇。纵横落笔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他的诗名日高，真宗每宴会，必派宦者促其作诗助兴，他只须问一下宴会的地点和主旨，便能随口吟来，宦者立等可取。真宗美其才，令为太子（即仁宗）师，夏竦于是成了“从龙之人”。仁宗对他这位老师呵护备至，官爵金钱，各种赏赐，从不吝啬。在地方官的岗位上，他是个能员干吏，也为老百姓做过一些好事，遇到灾荒往往不待批复就开仓放粮，维持治安也很有一套。但是此人性贪鄙，习阴谋，为升官晋爵不择手段，贪财好色无度。他妻妾成群，又不断“扩编”，管理成了问题，便采取分而治之、让她们互相告状的办法来控制。其结发妻子终于忍无可忍，闹上朝堂，大曝其丑闻，成为朝野谈资。

此前，司马光已经知道：他为陕西帅臣，元昊曾出告示曰“有得夏竦头者，赏钱两贯文”（第三章）；他让女奴模仿石介笔迹伪造文书加害范仲淹、富弼（第六章、第七章）。贝州兵变后，司马光进一步看清了他的奸诈。贝州兵变平息不久，十月十八日半夜，发生了皇宫卫士企图谋杀仁宗的事变。崇政殿亲从官顾秀、郭逵、王胜、孙利等四人，趁夜杀了哨兵，闯进仁宗寝宫，砍伤了值班宫女。传说当晚是张美人侍寝（实为曹后，为何移花接木？详情留第十四章再说），听到动静，急令紧闭宫门并让宫女报警，皇城司卫士赶来，杀了其中三人，王胜溜走，第二天在宫中搜了一整天才找到，立马被肢解。因没留一个活口，成了一桩无头案。谁是主使？动机何在？为啥不留活口？全成了谜。事后皇城司的其他官员均被落职外放，独有当夜值班宦官、勾管皇城司的杨怀敏，只被免去入内副都知的官职，仍留宫中差遣。为啥？有夏竦保他。早在夏竦知并州（太原）时，便与杨怀敏拉上了关系。并州历来无走马承受（宦官监军），夏竦却主动请求配走马承受，这正中宦官杨怀敏之下怀，两人从此狼狈为奸。庆历新政失败，夏竦当了枢密使，便让杨怀敏统领河北雄州、高阳关军事。宦官当统帅，又不懂军政，频遭弹劾，那就调回朝廷勾管皇城司。皇城司负责皇宫警卫，属枢密院管，此案要真查，他与杨怀敏都难辞其咎。而案子总得查，关键是谁来查。朝臣要求由御史办案，夏竦却以事涉机密为由，主张由宦官衙门来办，最后仁宗听了他的。夏竦不愧为一个化危机为机遇的高手，听说张美人有护驾之功，马上就揣摩到皇帝的心思。当时，仁宗的最大心病是膝下无子，指望张美人给他生太子。他与宰相文彦博一起，怂恿仁宗升其为贵妃，并加恩其父张尧佐，这就生出了上面所说的张尧佐“一日除四使”的事来。经包拯、司马光领头的两个进谏波冲击，最后张尧佐辞去了其中两使，夏竦似乎是失败了，其实不然，张尧佐的去留一下转移了朝臣的注意力，再也没人提谋杀仁宗的案件了。夏竦不但没受追查，反而因立张贵妃更受恩宠。这就是夏竦，浑身心计，人莫能测。

对夏竦，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态度是客观的。在《涑水记闻》中，就有关于他幼时聪明好学的记载。但按照他《才德论》的观点，夏竦之类有才无德者，危害最大，不若用愚人。尽管夏竦是自己恩师的恩人，他也不能容忍。皇祐四年（1052），夏竦死了。他是一品大员，爵为英国公，职为使相（宰相兼节度使），必须给谥。谥号是盖棺之论，因而最被看重。不过，夏竦教子无方，其子夏子期来京奔丧，居然哭无一声，泪无一滴，也不引导客人到灵堂悼念，却与人谈笑如常，无事一般。他担心的是老爹那么多的财产和妻妾该如何处置，而根本不关心给什么谥号的问题。倒是仁宗念旧，急急忙忙地决定给夏竦谥“文正”。

谥号归太常礼院管，司马光正在为给夏竦什么谥号而发愁。他万万没有想到，皇上竟会钦定给他谥“文正”。宋朝开国至当时，被谥“文正”者只有三人，李昉、王旦、王曾（后有范仲淹、司马光，共五人），都是德高望重的正人君子。按《谥法》，“文正”属最高一等，“道德博闻谓之文，恪尽职守谓之正”。夏竦有才无德，奸邪好色，不配这个谥号。而且仁宗宫中传旨给谥，不合程序。《谥法》规定，三品以上大臣死后，先由熟悉的人写一份《行状》，报考功司审核后，送太常礼院议谥，再报中书省审定，最后经皇帝批准公布。司马光以为是考功司越过太常礼院直接报了中书，便亲自跑去找判考功司（司长）刘敞。刘敞（字原父）与其弟刘攽（字贡父）乃庆历同榜进士，以才学一流扬名于世，后来均为名臣，见司马光怒气冲冲，先已猜到几分，笑问道：“君实面有愠色，莫非为夏英公《行状》而来？”司马光也不客气，说：“正是。可有？”刘敞回答：“然。”司马光紧接着追问：“原父兄何以不送太常礼院？”刘敞回答：“未等考功审定和移送礼院，皇上就下旨了。考功以为礼院不待《行状》，便议定谥号上报中书了。”弄了半天，一场误会。事已至此，如何是好？刘敞主动提出，两人联名上疏，反对给夏竦谥“文正”。司马光想了想，说，考功、礼院不同系统，还是分别上疏为好。于是分头行动。

司马光率礼院同僚上《论夏竦谥状》，首先引用《大戴礼》关于谥的定义：“谥者行之迹也”。行由己出，名由人生。赐谥是为了扬善抑恶，事关社会风化，不可不慎。“文正”二字，谥中至美，虽周公之才，不敢兼取，何况夏竦？其心不正，其行不端，人所共知，谥其“文正”，名实不符，谥行相悖，何以劝天下？天下之人，耳目昭昭，见夏竦受非分之谥，必议朝堂不以国家名器为意，而私夏竦……

刘敞也上疏说，授谥号是有关部门的职责。夏竦的行为不值得后人效法，现在有关部门均坚持原则，陛下违背程序给他赐谥，是“侵臣官”，即干涉臣下行使职权。他打的是程序“官司”。

疏上，不报。司马光进而想到，夏竦的劣迹皇上知道，谥号名不副实皇上知道，此举有悖程序皇上也知道，为什么非要坚持不可呢？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皇上想借此树立一个榜样，传达一个信号，朝廷需要夏竦这样的臣子。果真如是，将会是奸佞小人得志，正人君子靠边。想到这里，他觉得有必要向皇上说明给夏竦“文正”谥号的严重后果，与刘敞沟通后，他上了《论夏竦谥第二状》，刘敞也连续上了两状。在司马光和刘敞的带头下，朝臣上疏日众。仁宗迫于压力，终于让步，改夏竦谥为“文庄”。虽然仁宗只是让了一小步，夏竦仍然名不副实，但这多少是对夏竦式人物的警告，也算是一个不小的胜利。

[1]《传家集·卷二·出都日涂中成》。

[2]《传家集·卷二·重经车辋谷》。

[3]《长编·卷一百六十九》。

[4]《传家集·卷十八》。

第九章 出朝随恩师

为维护礼法，司马光敢于犯颜直谏，不怕得罪权贵，名声大噪。而一旦名气变大，求文的人就找上门来了。秀州（嘉兴）的清辩和尚新修一座真如院，大老远地跑到开封，请司马光写一篇《秀州真如院法堂记》。他写了，文中批判了某些僧侣假佛敛财的丑恶现象，希望真如院能“明佛之道”，“深思于本源而勿放荡于末流”。这篇记比《岳阳楼记》《醉翁亭记》稍晚，基本属同一时代，却湮没无闻。为啥？范仲淹、欧阳修当时都是被贬之人，真情实感，流淌笔端；而司马光虽是晚辈却风头正劲，未免居高临下，有了教师爷的口吻。在馆阁和太常礼院的五年时间，司马光如鱼得水，他概括为两句话：“缣素牣充，率多未见。英豪坌集，叨与并游。”第一句，缣素是记载诏令、奏章的白绢，牣充即充满，意思是汗牛充栋的文献是他过去从未见过的。第二句，坌集即云集，叨在这里做谦词用，意思是英豪云集，我有幸与他们交游。此时的司马光高朋满座，与交游者，非宿儒名流，即青年才俊，是否有点飘了？

然而，一个案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庞籍的良苦用心

待漏院是百官等待上朝的地方，信息集散地。皇祐五年（1053）春，有个布衣硬闯进来，要找宰相庞籍。他叫皇甫渊，齐州（今济南）人，因捕盗有功，依法应受物质奖励。但他不要钱，要官。为能当官，到处找关系。道士赵清贶是庞籍外甥，胡吹可帮忙搞定，与相府一堂吏一起收了贿赂，让他等消息。可他左等右等，杳无音信，上书查询，无人理睬，急了，便闯进待漏院，将前因后果和盘托出。庞籍一直被蒙在鼓里，下令将他勒解回原籍，而相府一小吏证明皇甫渊所说为实，便将赵清贶和堂吏送开封府追查。开封府判二人刺配岭南，赵清贶死于流放路上。谏官韩绛上疏说，赵清贶之死，乃庞籍为杀人灭口，暗示开封府所为。虽言之无据，但庞籍的宰相当不成了。是年七月，庞籍被贬知郓州（山东东平县）兼京东西路安抚使。

庞籍是法律专家，办案能手，却两次因涉案被贬（其实另有政治斗争原因，这里不展开）。第一次是受府中差役参与贩卖妇女案牵连，这一次又受外甥和堂吏牵连。离京前，他点名要司马光为通判。通判，宋人又称州“倅”，意即知州辅佐。其实，宋太祖设立此职的初衷是监督知州。通判的品级远低于知州，但享有与知州同样的权力，可直接给皇帝打报告。

对恩师的召唤，司马光不会犹豫。问题是，司马光发展势头正旺，庞籍怎么会让他跟随自己去贬所呢？姜还是老的辣。“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在一个人扬鞭跃马、纵横驰骋之际，是很难意识到潜伏的危险的。司马光在论张尧佐和夏竦时，已经卷进了政治漩涡。如果不缓一缓，一直这么下去，必然会被人“惦记”。此其一，爱护。

其次，司马光虽然代理了两个月的知县，但对州县工作只知皮毛。将军拔于卒伍，宰相起于州县。如果不补上这一课，对他的发展前途是有影响的。当时，司马光还不能完全了解恩师的良苦用心，但二话不说就跟着走，为报恩也。他接到出发通知时，因老友邵必被贬泉州，他正在欢送宴会上，酒才喝了一半，不得不提前离席，回家收拾行李。

司马光随庞籍在郓州两年差一个月。庞籍因要统领京东西路军政，便把郓州州务委托给司马光。关于处理州务的情形，他在诗中如此描述：

去秋随相车，沿牒来东方。……行行到官下，日积簿领忙。文书拥笔端，胥史森如墙。况当三伏深，沾汗尤淋浪。细蝇绕眉睫，驱赫不可攘。涔涔头目昏，始觉冠带妨。诚知才智微，吏治非所长。惧贻知己羞，敢不益自强。

（《传家集·卷二·和吴冲卿崇文宿直睹壁上题名见寄并寄邵不疑》）

开始，他这个通判当得很狼狈。堆积如山的公文要处理，如狼似虎的胥吏等着你断案。三伏天的深夜还在忙碌，汗流浃背，蝇蚊在身上叮咬，赶也赶不走。累得头昏脑涨，真想脱下这身官服挂冠而去了。这时候，才深知自己的才疏学浅，吏治不是我的强项。但是，知耻而后勇，我当更加发奋图强。

也许在这个时候，司马光才初步理解了恩师的良苦用心。他是要把一个志满意得的司马光，变成一个“惧贻知己羞”的司马光。对少年得志者，这至关重要。在代理韦城县令时恰逢干旱，他一篇《祈雨文》就迎来了一场甘霖。现在，郓州又遇到干旱，他写了若干篇祈雨文，神求了，佛拜了，龙王也祭了，老天就是不下雨，最后竟然求到黄石公，一个先秦的军事理论家，仍然白搭。当时，京东、京西大面积干旱，仁宗也在开封求雨，老天不应，十月又出现日食。司马光觉得，求雨不灵是上天的惩罚，日食出现是皇帝受了蒙蔽，朝政出了问题。

时任宰相陈执中和梁适，都是貌似公正实则奸佞之辈。司马光在笔记中引述了赵抃弹劾陈执中的奏章：“陈相不学亡术，措置颠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雠嫌隙，排斥良善，很愎任情，家声狼藉”，并且每一条下都做了注释[1]。其中“很愎任情，家声狼藉”怎么回事呢？陈颇多内宠，嬖妾张氏，恃宠而骄，竟将侍女银儿鞭挞致死，另一侍女海棠被打后上吊自杀。因她为陈执中生下独子世儒，便护着她，对调查此案的给事中崔峄谎称此婢不守妇道，笞之死，非张氏之过。崔峄就此结案，马上升官。这是司马光当时已经知道的。若干年后，张氏遭到“报应”，这里也顺便一说。陈死后，张氏为避祸出家为尼，其子世儒长大，将其接回。世儒膏粱子弟，离京任太湖县令，感到如下牢狱，为回到京城，竟想出一个先弄死母亲再丁母忧的毒招。他与妻子李氏胁迫婢女给母亲下毒，未毒死，又用钉子钉其头，活活钉死。于是发丧，丁忧，回京。谁知一小婢良心未泯，将此事告发，世儒及妻子被处极刑，弃市。

再说梁适，他是靠巴结宦官耍阴谋挤走庞籍当上宰相的。怕庞籍起死回生，继续追查赵清贶案，将不愿顺从的御史和开封府判官、推官统统贬谪。

离京前，司马光颇以论张尧佐获胜为荣，未想到自己离京才几个月，张尧佐又恢复原职，回到朝廷。

朝中的另一件大事是张贵妃死了。仁宗封其为皇后，在宰相陈执中、梁适，判太常寺王拱辰、王洙迎合下，赐谥温成，要百官为之送葬，且令忌日罢朝悼念，哀荣大大超越前代皇后，严重违背了祖制。在她的葬礼上，仁宗令枢密副使孙沔读悼词。宋朝开国以来，为已故皇后念悼词的是翰林学士、知制诰一级的官员，没有两府大臣念悼词的先例。孙沔抗争说，陛下让孙沔念悼词则可，但让枢密副使念悼词则不可。说罢，放下悼词就走。好，你枢密副使不念，我宰相来念。陈执中主动上去念了……

对此，司马光在笔记中做了详细记录[2]，却没有上疏。这有点不符合他的性格，但通判非言路之官，非奉旨不便议论朝政。

经过近两年的磨练，他基本熟悉了州一级的行政工作，结交了许多下层的朋友。他爱上了郓州，写诗曰：

千岩秀色拥晴川，万顷波光上下天。委地鱼盐随处市，蔽空桑柘不容田。讼庭虚静官曹乐，儒服宽长邑里贤。不为从知方负羽，独乘鱼艇老风烟。

（《传家集·卷九·奉和始平公忆东平二首》之二）

永远的丧子之痛

他爱上了郓州，但是，时事的变化需要他离开了。梁适、陈执中相继遭弹劾罢相，文彦博、富弼同时入相。仁宗想起庞籍，召其入对。庞籍文武全才，在西北与韩琦、范仲淹齐名，罢相后放在郓州，纯属大材小用。而并州（太原）北与辽、西与夏对峙，需一大员坐镇。于是庞籍以昭德节度使知并州兼河东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部署（司令员）。司马光继续追随恩师，改任并州通判。

北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气温偏低的年代，并州是宋的北部边城，苦寒之地。至和二年（1055）冬，司马光带着妻儿从郓州赴并州，把路上和上任初的艰辛，记录在《苦寒行》[3]一诗中。

穷冬北上太行岭，霰雪纠结风峥嵘。熊潜豹伏飞鸟绝，一径仅可通人行。童饥马羸石磴滑，战栗流汗皆成冰。妻愁儿号强相逐，万险历尽方到并。

并州从来号惨烈，今日乃信非虚名。阴烟苦雾朝不散，旭日不复能精明。跨鞍揽辔趋上府，发拳须磔指欲零[4]。炭炉炙砚汤涉笔，重复画字终难成[5]。谁言醇醪能独立，壶腹迸裂无由倾[6]。石脂装火近不热，蓬勃气入头颅腥[7]。仰惭鸿雁得自适，随阳南去何溟溟。又惭鳦鸟[8]识时节，岩穴足以潜微形。

并州如此严寒，让他想学南飞的大雁和藏入岩洞的燕子，但是他不能离开庞籍：

我来盖欲报恩分，契阔[9]非徇利与荣。古人有为知己死，只恐冻骨埋边庭。中朝故人岂念我，重裘厚履飘华缨。传闻此北更寒极，不知彼民何以生。

冬天难熬，春天姗姗来迟。“上国花应烂，边城柳未黄”[10]。三月以后，并州的杏花终于开放。“田家繁杏压枝红，远胜桃夭与李秾”。司马光送别客人，在杏花林下饮酒，高兴之余，突然又伤感起来：“会待重来醉嘉树，只愁风雨不相容”[11]。从他在并州的诗作中，我们只能读到他短暂的欢愉，其他都弥漫着伤感。在他寓所的北窗外，有一株老杏树，树干十围，花却只开一朵，这一奇特景象拨动了他敏感的神经，吟诗两首。

先看《北轩老杏其大十围春色向晚止开一花悯其憔悴作诗嘲之》[12]：

春木争秀发，嗟君独不材。须惭一花少，强逐众芳开。顽艳人谁采，微香蝶不来。直为无用物，空尔费栽培。

这是在嘲杏树，还是在嘲自己？显然他是以老杏自况了。再看下一首《杏解嘲》[13]：

造物本非我，荣枯那足言。但余良干在，何必艳花繁。壮丽华林苑，欢娱梓泽园。芳菲如可采，岂得侍君轩？

如果我繁花似锦，就会待在华林苑和梓泽园，还会在这儿侍候您吗？这不是杏解嘲，而分明是自我解嘲。

联系到《苦寒行》的“中朝故人岂念我”之句，司马光是把京城的故人比作“华林苑”的花朵，而把自己当作了边地老杏。以“同年”好友为例，范镇时任知谏院，已名震京师；石扬休也已从知县调回京城任度支判官。但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他不随庞籍离京，又将如何？接替他任同知太常礼院的吴充可作参照。张贵妃死后，他因为反对给其享受越礼之哀荣，被贬知高邮军（今江苏同名市）。司马光若仍在礼院，下场肯定比他还惨。

因此，司马光理解恩师的苦心，也懂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道理，但他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他的付出是中年丧子，就两个孩子，全没了！

就是在并州，其子司马童、司马唐相继夭折。夭折的原因我们已无从考证，但当与边地的恶劣气候和艰苦条件有关。失去孩子，全家都沉浸在悲痛中，生活也乱套了。下班后，司马光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呆坐到深夜。夫人张氏也变得木讷了。晚上，侍女给她端洗脚水。按老习惯，先倒开水，再添冷水，将水温调好后，再让放脚。这天不知为什么，刚倒进开水，张氏的脚就放了进去，被烫得大声尖叫。侍女正要解释，一记耳光就打了过来。须知，张氏是个对下人特别爱护的人，别说从没打过下人，甚至连一句狠话也不说的，今天这是怎么啦？一切都变得紊乱不堪。侍女吓得跪在地下，流泪求饶，张氏也泪水涟涟，最后原谅了她，还向她道了歉。她满脚燎泡，治了一个多月才好。丧子对司马光的打击终身无法抹去，二十年后梦见稚子，写下了读之令人心酸的诗篇：

穷泉纤骨已成尘，幽草闲花二十春。昔日相逢犹是梦，今宵梦里更非真。

（《传家集·卷八·梦稚子》）

也许是过分的悲痛引起了内分泌紊乱，司马光夫妇当时才三十六七的年龄，却再也没法怀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张氏急了，去找庞夫人。两人商量，决定给司马光纳妾，并报告庞籍。庞籍沉思良久，说，若明说纳妾，他将死拒，得另想办法。商量的结果：找一个初通文墨的十六至十八岁的女子，先以侍女身份服侍他，待他们产生感情，就顺水推舟了。于是依计而行。买来的女子先放在庞籍家调教，然后由张氏领回家中。这天是个假日，张氏如此这般给她交代一番，便与庞夫人一起郊游去了。“侍女”端着茶走进了司马光的书房，司马光见到这么个打扮入时的美人儿，先是一怔，接着厉声问道：“夫人不在，汝来何干？”“侍女”答：“奉夫人之命，来侍候老爷。”司马光说：“我勿须侍候，赶紧出去！”后来她又按张氏授意来到书房，拿一本书走近司马光身旁，问：“老爷！此是何书？”司马光接过书，以书遮面，说“尚书”。张氏想尽了办法，司马光油盐不进，无奈，只好打发她走了。在宋代，官员纳妾是司空见惯的事。司马光恪守一夫一妻制，实属难得。那“无后”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司马光说服兄长司马旦，将其一子司马康过继为养子。

庞籍多次当着僚属盛赞司马光贤。对这个品德高尚的人，他更要刻意培养，决定让他参与军事。

屈野河败绩之羞

沧溟浴日照春台，组练光中玉帐开。汾水腾凌金鼓震，西山宛转旆旌回。逍遥静散晴空雨，叱咤横飞迥野雷。坐镇四夷真汉相，武侯空复道英才。

（《传家集·卷七·从始平公城西大阅》）

朝阳从幽远的天空升起，照亮大地，阳光下，军士的甲胄闪闪发光，统帅升帐，开始检阅。震天的金鼓声把汾河之水也腾起波浪，队伍随着旌旗在西山宛转出没。隐蔽起来如晴天之雨，无影无踪；喊杀之声如虎啸雷鸣，足以让天际的积雪飞扬。坐镇的统帅真乃丞相，诸葛亮也别再称英才了。

这是司马光第一次接触军队。外行看热闹，阅兵让他兴奋不已。到了秋天，边境摩擦不断，宋军分成小股轮番巡逻逐敌。“剑客苍鹰队，将军白虎牙。分兵逻圁水（今陕北秃尾河），纵骑猎鸣沙。”战场的气氛感染了他，激起他的爱国情怀，写出了在他的诗作中难得一见的有唐之遗风的诗句：

未得西羌灭，终为大汉羞。惭非班定远，弃笔取封侯。

（《传家集·卷七·塞上四首》）

西夏不平，终是宋朝的耻辱。他惭愧自己不能像汉代的定远侯班超，投笔从戎，建功边疆。那好，庞籍给了他立功的机会。陕北的麟州（今神木县北）、府州（今府谷）和丰州（今府谷西北）与并州隔黄河相望，是并州的重要屏障，属河东经略安抚司管辖。庆历初，元昊攻麟、府未下，但将丰州夷为平地。嘉祐元年（1056），议复丰州，庞籍派司马光去现地考察。站在丰州故址四望，数十里杳无人烟，只见滚滚沙尘，累累白骨，唯有白榆、红柳在风中顽强挣扎，显示着这方土地还有生机。面对这一片凄凉，司马光忍不住大声质问：丰州至此，谁之罪耶？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重建丰州是不现实的。因此，司马光建议选择可耕之地、险要之处，构筑堡垒，任能员为将，招募人民，发展农耕，待达到一定规模时，再复建丰州。此议为庞籍采纳，也算他为边防建设立了一功。

麟、府二州孤悬河外，人员、物资全靠河东补给，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麟州境内之屈野河（今窟野河）以西有百里沃野，适合农耕，本是宋故有之地，但因仁宗对西夏一味妥协，害怕边境生事，严令不准宋方军民越过屈野河，该地便被西夏逐步蚕食，以至其公开宣称宋夏以屈野河为界。如果再不采取措施，这块土地就将彻底丢失。庞籍请示朝廷后，一面实行经济制裁，关闭和市（边贸），同时派司马光去麟州考察，希望拿出一个解决办法。嘉祐二年（1057）四月，司马光到麟州后，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和勾管麟府军马司（分区司令）郭恩等人向他汇报说，屈野河以西目前处于拉锯状态，我军去巡逻，夏军就抵抗，抵抗不住便撤退，我军一撤回，他便卷土重来。他们认为，夏人之所以敢于蚕食这块土地，因我在河西无常驻兵力，无常驻兵力又因无立足之点，因此要巩固这一地区，最好的办法是筑堡。去年已筑一堡，效果很好，一是情报灵通了，敌军动向可随时报回；二是有堡寨为依托，敌人不敢轻易进攻；三是保护了周围的农耕，可就地解决粮草。那为什么不继续呢？因为今年敌骑遍于河西，经略司指示先停下来。现在，敌骑已经全部撤走，正是恢复建堡寨的大好机会。司马光一听有理，便给庞籍打报告，请求立即在河西再筑两座堡寨。

不过，能提建议、当参谋是一回事，能否把建议落实是另一回事。司马光没有军事经验，也没有到屈野河以西去实地侦察，这份建议中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河西敌骑真的全部撤走了吗？事后证明，敌骑并未全部撤走，而是隐蔽起来了。五月，庞籍收到司马光的报告，上报朝廷，未等批复就命令麟州筑堡。筑堡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在接替范仲淹知延州时，他就用这个办法收复了全部失地。但这一回，他犯经验主义错误了。麟州非延州，此时非彼时。延州的部队是经范仲淹改编成的训战合一的“将”，将领都是由范仲淹考核选拔的能战之将，行动中将领说了算，且有便宜之权；而麟州的部队未经改革，勾管军马司、知州、走马承受（监军宦官）等各带一部分，多头指挥，一盘散沙，又互相牵制。麟州接筑堡令后，勾管军马司郭恩、走马承受黄道元、知州武戡等率领一千余人，带着建筑工具和酒食出发，准备去施工。越过屈野河，走到沙黍浪，发现夏军并未撤走，就在十五里范围内。郭恩和武戡觉得应该先撤回去再说，而走马承受黄道元不干，威胁要以违抗军令论处，于是硬着头皮继续前进。次日凌晨，部队到达忽里堆，陷入敌围，战斗结果，郭恩、黄道元被俘，武戡率小部逃脱。

败讯传到并州时，司马光已接到调令，回朝任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低级官员管理部门）。朝廷派侍御史张伯玉前来查处屈野河案。在御史到来之前，庞籍催司马光快走，并把所有与他有关的文件、信件全部藏匿起来，叮嘱说：“此事与你无关。我是统帅，一切由我承担。”这让司马光想起了已逝的父亲，在知凤翔府时，有案件被刑部驳回，下属吓得寝食不安，父亲说，“我是知府，一切由我承担”。恩师越是爱护自己，司马光心里越是难受。他生平第一次违抗恩师了，说：“问题出在我的那份报告，御史不来我不走。”庞籍发火了：“你犟什么？人家是冲我来的，你搭进去，能救了我吗？”无论庞籍怎么劝，他还是等来了张伯玉，主动向他说明真相，愿意承担首要责任，但诚如庞籍所料，张伯玉对他这只“小虾”毫无兴趣，麟州的事与你并州通判何干？他急于成名，而要成名就要抓庞籍这条“大鱼”，于是猛追其擅自发兵的责任。最后，庞籍被革去节度使，改知青州（今山东同名市）；知麟州武戡以临阵脱逃罪被削职为民；麟州通判夏倚被降为边地税务官。

相关官员都受到处罚，唯司马光例外。这时，他已回到京师，总觉得人们在用异样的眼神看他，在无声指责他卖友自脱。他宁愿受处罚，也不愿被人误解，接连上《论屈野河西修堡状》《论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状》，认为忽里堆之败，是由于郭恩轻敌冒进和宦官黄道元强行干军所致，若朝廷认为修堡有错，那自己是首谋，应该从重治罪。两状均无批复，司马光只好在上朝时向朝臣们逐个解释，“言之切至，口几流血”[14]。最后，他直接跑到中书省和枢密院找执政大臣，要求对自己重则处斩、中则流放、轻则发配边地州县任职，但答复是：御史并未给你定罪，何言降谪？老友石扬休劝他说，再如此下去，恐有沽名之嫌矣。他这才沉默了，但一想到这件事，吃饭时他会扔掉筷子离席，晚上无法入睡，猛拍床板，如疯了一般。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如今虽强颜出入，但见人不敢抬头，深感上累知己，下累朋友。“终身慊慊，不可湔洗。若贮瓦石在于胸中，无时可吐。”[15]

[1]《涑水记闻·卷四》。

[2]《涑水记闻·卷八·第二三一条》。

[3]《传家集·卷五》。

[4]头发冻卷，似乎胡子要冻断、指头要冻掉。

[5]毛笔被冻住，写不了字。

[6]酒也被冻住，酒壶被冻裂，宋无高度酒。

[7]石蜡点不然，尽冒烟。

[8]鳦鸟：燕子。

[9]契阔：聚散。

[10]《传家集·卷七·晋阳三月未有春色》。

[11]《传家集·卷七·和道矩送客汾西村舍杏花盛开置酒其下》。

[12]《传家集·卷七》。

[13]《传家集·卷七》。

[14]《与夏秘丞（倚）书》。

[15]《与夏秘丞（倚）书》。

第十章 谁解升官愁

判吏部南曹是个清闲的差遣，例行公事即可。但是，愁城偏困有闲人。愈是公事清闲，司马光愈是愁眉不展，屈野河之败的阴影像一个鬼魂，死死缠住他不肯离去。

他发愁，白发愁上头。有天下班回家，夫人张氏发现他有了白发，便要为他拔掉。他对镜一看，未免唏嘘，作感怀诗曰：

万物壮必老，性理之自然。我年垂四十，安得无华颠。所悲道业寡，汨没无佗贤。深惧岁月颓，宿心空弃捐。视此足自儆，拔之乃违天。留为鉴中铭，晨夕思乾乾。

（《传家集·卷二·初见白发慨然感怀》）

他发出了“所悲道业寡，汨没无佗贤”的叹息，要留着白发以“自儆”。看来，他已慢慢从屈野河之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想用加倍的努力来弥补对恩师的亏欠。然而，一纸新的升迁命令又让他陷入深深的愧疚之中。

沉重的绯袍

司马光判吏部南曹不到一年，升为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

五品服就是绯色官袍，赐，表示提前给你，即六品官穿五品服。穿上绯袍，标志着从常调官进入了非常调官的行列。北宋元丰以前官员分九品，品分正、从，自正四品以降又分上、下二等。绿、绯、紫三色官服是初、中、高三级官员的标志。六品以下着绿，四、五两品着绯，三品以上着紫。宋朝实行“有事用才，平时用资”的干部路线，只要能熬，熬一身绯袍问题不是太大，但要穿上紫袍，那就非有多次越级晋升不可。开封府推官作为知府的主要助手，约相当于市长助理兼法院院长，几乎没有不升官的。朝中两府大臣大多经历过这个岗位。也就是说，司马光得到了一个极有发展前途的肥缺。

宋代官员升降，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开干部大会宣布命令，对中高级官员（非常调官），都是通进银台司派宦官到官员府邸宣读皇帝敕令，同时在邸报上公布。官员要跪着接旨谢恩。司马光还是第一次享受这一待遇，在宦官宣读完敕令后，他竟然没有谢恩，更不敢接那件绯色官袍，冒出一句“臣不敢受”。宦官只好留下敕令和官袍走了。

升官、发财是士大夫的两大幸事。司马光不是视功名利禄如粪土的“处士”，曾写下“男儿努力平生志，肯使功名落草莱”的诗句。此时，他并非故作清高，而是真的感到受之有愧。屈野河之败，众皆受贬，唯我幸免，亏欠感还未完全消逝，又赐五品服，这是自己现在该得的吗？等于在尚未封闭的心理伤口上又撒下一把盐。他心痛，痛得难以化解。可又有谁能理解呢？从来只有为不升官发愁的，没有为升官发愁的。

他想到了父亲司马池，也许他能理解儿子。他想回到离家乡近些的地方，让他随时有机会去祖茔向父亲倾诉。他连夜写下了《乞虢州第一状》[1]，要求朝廷收回他开封府推官的任命，改命他知虢州（今河南灵宝）或知庆成军（今山西万荣县境）。两地均离夏县很近，而且当年父亲从杭州贬知虢州，未及上任而改知同州，去虢州也算是去替父亲看看这个地方。他列举的第一条理由是守孝结束后的十多年，只请假回去扫过一次墓，到虢州任职，便于“近便洒扫先茔”；其次是“禀赋愚暗，不闲吏事，临繁处剧，实非所长”。这两条理由都很实在，但最主要的理由他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他想通过自我放逐，以减轻内心的愧疚。

天亮了，奏状送走了，一夜未眠的他突然感到一颗病牙摇摇晃晃，疼得厉害，便含着凉水止痛。凉水一冰，疼得好点了，猛地吐水，那颗病牙也被吐了出来，掉在铜盂里“叮当”作响。唉！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他没有去开封府上班，在家里等着仁宗对他奏状的批复。他想起了表弟聂之美，给他写诗。“去岁双毛白，今春一齿零”，双鬓白了，牙齿又掉了一颗。他想逃避，“何当占箕颖，萧散并柴扃”[2]，就是像古代隐士许由那样，到箕山之下，颖水之滨，去过洒扫柴门的日子。然而，这只是痛苦中对亲友的一番倾诉，是为减轻痛苦的一声呻吟。他不可能当许由。

宋代官员升任重要职务后，一般都要真真假假地推辞一番，否则，就会引来物议。仁宗大概认为司马光也随俗套，在《乞虢州第一状》上御批四字：“不许辞免”。司马光只得穿上绯袍到开封府上任。

半年后，他听说知虢州一职出缺，马上又上《乞虢州第二状》[3]，除了重申了第一状中的两条理由外，又加了一条“体素多病，牵强不前”。如果知虢州“或已除人，即乞候主判登闻鼓院、尚书省闲慢司局，有阙日差除一处”。登闻鼓院大约相当于今之信访办，臣民有重大案情要向皇帝申诉，就到朝堂外敲登闻鼓，这种事一年碰不到几次，甚至一次也没有。登闻鼓院，属于尚书省的闲慢司局之一，判院一般安排老弱。司马光想着为心理平衡而自我放逐，仁宗却在为培养后备宰辅而操心。司马光当时还不知道的是，早在五年前的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在逝世前向仁宗推荐宰辅之才，他被名列其中。仁宗虽然有时糊涂，但没有忘记范仲淹的遗言。

第二状又被否决了。一年多后的嘉祐四年（1059），司马光又被提拔为判三司度支勾院。三司被称为“计府”，国家财政总管，度支司管财政预算拨款等，度支勾院管财政监察。这又是一个要职。他立即写了《乞虢州第三状》[4]。他不要升官，要还“债”，要心理平衡。然而，第三状又被驳回。想到被贬到青州的恩师庞籍，想到曾经与自己同为通判被贬到边地监酒税的夏倚，不知他们何日才能翻身，他“求归未能得，朝莫肠百结”[5]。沉重的五品绯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交趾进贡的“麒麟”

司马光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还能干好工作吗？他的自我评价是：“赖依僚友贤，剸裂沛余地。自知虽寄名，不足系轩轾。”[6]僚友把工作都包了，我不过是挂名而已，没法和他们比较。这首诗是写给他尊敬的大教育家胡瑗的，并非自谦。开封府推官管断案，判三司度支勾院管审计，从他的此段生平中，我们没法找到一件与本职工作相关的事迹。倒是在本职之外，他做了一件令人佩服的“大事”。

这件“大事”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当时却事关朝廷脸面，闹得惊天动地。嘉祐三年（1058）六月，交趾（今越南的一部分）给宋朝上贡两头称之为麟的异兽，状似水牛，浑身肉甲，鼻端生一独角，以青草和瓜果为食，但要用木棍打它后才肯吃。这真是传说中的瑞兽麒麟吗？

有人说“是”，理由：四川荣州（今荣县）杨氏家的水牛生了一头异兽，据说是母牛在水中与龙交媾后怀孕而生，此二兽与其形状相似。

这是典型的以讹证讹，母牛与龙交媾没谱，所生异兽是麒麟没谱，拿没谱的东西做标准来比照，只能是更加没谱。

有人认为不是麒麟，理由：《符瑞图》曰，麟，仁兽，獐身牛尾，有一角，角端有肉。而此异兽非獐身，且有甲。这其实也是以讹证讹，编《符瑞图》的人见过麒麟吗？凤凰、麒麟、龙，都是人们想象中的瑞禽瑞兽，谁也没有真见过，自称见过的人不是在梦中就是故意编造神话。

谁也不认识这两头异兽，难坏了管军事和外交的枢密院。枢密使田况翻遍了有关书籍，也没有找到能与之对比的参照物，感到受了交趾的骗，但不是麒麟又是什么？按照外交礼仪，外国使臣带着国书来给你进贡，必须给人家一个答复的诏书。知虔州（今江西赣州）杜植上疏说，在广州曾有外国商人辨认，称其为山犀。因此，他建议回书不要轻易称麒麟，而只称异兽，否则，就会贻笑于交趾。但如果按杜植说的写回书，万一是麒麟而你却称异兽，人家也会嘲笑你不识货。

咋办？仁宗希望它真是瑞兽，但又怕弄错了，下诏让朝廷饱学之士都来辨认。于是，儒家教育将自然科学排除在外的尴尬上演了，满朝读书人，竟无一人能辨。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非沈括莫属，连他也不认识，后来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在《梦溪笔谈》中判定这两头异兽是“天禄”。根据《汉书》记载，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铸天禄、虾蟆于平津门外”。也就是说，“天禄”是一尊动物塑像的名字。二十多年后，沈括到邓州（今河南同名市）实地考察，发现“天禄”是雕刻的石像而非铸像，将石像与异兽图像比较，极其相像，从而判定。但雕像是艺术品而非实物，所以很难说沈括的结论是正确的。如果真有“天禄”，只能说明它早已灭绝了。后话打住，当时朝廷的燃眉之急是如何给交趾使臣写诏书。这时，司马光登场了。

司马光本对异兽不感兴趣，八月二十五日接到圣旨后才去崇政殿观看。他当然也不可能认识，问题是，在不认识的前提下该怎么办？想去想来，与其兴师动众地找人来辨认，不如原物奉还，反而可以变被动为主动。二十七日，他精心写作了一篇《交趾献奇兽赋》[7]。这么严肃的事，为什么写赋呢？仁宗之所以再三请人辨认，因为心里头总希望这两头异兽就是麒麟；而许多拍马屁的朝臣也希望真是麒麟，甚至不惜以假当真，像所谓凤凰来仪一样，通过瑞物来粉饰太平。诗赋作为文学作品呈给皇帝，意在讽喻，即让皇帝从中悟出道理，自己做出正确的决定。在描写了异兽的形状和群臣盲目的追捧之后，赋中的“皇帝”说：

今邦虽康，未能复汉唐之宇；俗虽阜，未能追尧舜之时。况物尚疵疠（灾害疫病）而民犹怨咨，朕何敢以未治而忘乱，未安而忘危，享四方之献，当三灵（天地人）之厘（通“赉”）。且是兽也，生岭峤（五岭）之外，出沮泽之湄，得其来，吾德不为之大；纵其去，吾德不为之亏，奈何贪其琛赆之美，悦其麟介之奇，容其欺绐之语，听其谄谀之辞，以惑远近之望，以为蛮夷之嗤？不若以迎兽之劳，为迎士之用；养兽之费，为养贤之资，使功烈烜赫，声明葳蕤，废耳目一日之玩，为子孙万世之规，岂不美欤！

其实，话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似乎是怕仁宗不重视，又写了《进交趾献奇兽赋表》[8]，于九月三日呈上。表中说，圣人说麒麟是瑞兽，但圣人后再没有人见到。经书上有名无图，传记上虽然有图，但作图时距圣人已十分久远，是否是真，也许只有圣人才能识别。瑞兽之所以瑞，是因王者道盛德至，感动了神灵，所以不召而至，不羁而来。而交趾所贡之奇兽是用铁链锁着，载之囚笼送来的，即使真是麒麟，也不称其为瑞。现在满朝陷入真假麒麟之争，失策之甚。怎么办呢？“不作无益害有益”，马上召见交趾使者，赐予诏书、金帛，谢其好意，而将奇兽退回。然后，选贤明之士，“修政治之实”，让人们安居乐业，国家礼兴乐行，届时瑞兽会不召自来。

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但司马光用中国式思维解决了一个中国式难题。仁宗明白过来，退回了所谓“麒麟”，一个外交难题就此解决。

孤独的咏叹

处理奇兽问题为司马光赢得了声誉，但再大的声誉也无法赶走屈野河之败在他心中的阴影，无法抵消因升官而愈来愈重的愧疚感。寸心能有几人知？在京城，能够听他倾诉的朋友越来越少了。

第一个离他而去的是“同年”好友石扬休（字昌言）。司马光从并州回到京城时，石扬休曾在家中为之设宴接风。关于他俩的友谊，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三章已经见过，他们在一起时亲如家人，不在一起时诗文往来不断。司马光此次进京时，石扬休任祠部员外郎、修起居注，两人不时相聚，互诉衷肠。说来也怪，这两个年龄相差二十三岁、家庭出身和性格迥异的人，竟然能成为终身朋友。石扬休是孤儿，从小受尽富人的欺凌，对社会底层了如指掌。他在任中牟（今河南省同名县）县令时，发现赋税沉重，一查，原来有许多免税户，他们该交的赋税全部转嫁给了守法户。中牟因离京城开封很近，有门道的人纷纷与朝廷衙门挂钩，以讨来一张保护伞，挂靠上了，就不用纳税和服劳役了，仅挂靠太常寺的假“乐户”就有六十余户地主。石扬休上疏揭露，经批准后出重拳打假，追回了税收，减轻了守法户的负担。他恨富人，恨那些只知为富人说话的官员，因此，他几乎没有朋友，而以宠物为伴。他养了许多宠物，如猴子、仙鹤、猫、狗之类，下班后以逗宠物为娱而不接待客人，唯有司马光例外。嘉祐四年（1059）冬天某日，有人来说石扬休得了急病，司马光因前几天刚去看过他，六十四岁的他明明非常健康，便没有马上去探望，不料第二天就传来了他逝世的噩耗。石扬休的遗像下摆着香案，这地方正是他招待司马光时摆宴席的地方，正是他亲自给司马光斟酒的地方。司马光睹物思人，后悔莫及，泪如泉涌，写下了《石昌言哀辞》[9]：

冥冥不可求兮，杳杳不可追。独行过门兮，恍焉自疑。车马不见兮，远行何之？忽思长逝兮，涕下交颐。寒暑回薄兮，宿草离离。哭也有终兮，忘也无时。

送走石扬休半年后，嘉祐五年（1060）四至五月，京城暴发瘟疫，接着发生地震，地震之后，瘟疫更甚。开封城里，纸钱蔽天，哭声动地，死者数以十万计。不到一个月时间，与司马光“平日之游，晨往夕来”的江休复、梅尧臣、韩宗彦相继去世。三人皆当时名流（《宋史》均有传），司马光不能接受这一事实，悲痛地写下了《和吴冲卿三哀诗》[10]，诗中问道：

天生千万人，中有一隽杰。奈何丧三贤，前后才期月？

一千万人中才出一个俊杰之士，怎忍一个月就失去了三个呢？逝者的音容笑貌走马灯似的浮现在他的眼前，先说江休复（字邻几）：

邻几任天资，浮饰耻澡刷。朝市等山林，衣冠同布褐。外无泾渭分，内有淄渑别。逢时敢危言，慷慨谁能夺！

江休复在生活上颇似王安石，不修边幅，不爱洗澡，衣服脏兮兮的也不洗刷，所不同的是，王安石滴酒不沾，而江休复嗜酒如命。他进了京城还像在农村一样，穿着老百姓的布衣。按现在的网络语言，他是一个读书“控”，进京之前官不大，“骑驴之官”而已。他骑在驴背上看书，任凭驴走，屡屡走至迷路，需要家人到处去找。从表面上看，这个人似乎没有是非，泾渭不分，但内心里爱憎分明，淄水、渑水分得很清楚。关键时刻他敢于言人所不敢言，慷慨陈词，无人敢挡。司马光与他是三司的僚友，同时又是诗友。司马光以为，也许是不讲卫生的毛病害了他。再说梅尧臣（字圣俞）：

圣俞诗七千，历历尽精绝。初无追琢勤，气质禀清洁。负兹惊世才，未尝自标揭。鞠躬随众后，侧足畏蹉跌。

我们已经在第七章看到，司马光是梅尧臣的“粉丝”，后来发展成亦师亦友的关系。这里，头四句是对梅诗的评价，七千首诗，篇篇精绝，不事雕琢，发乎自然。后四句是对其人品的评价，有惊世之才，从不自我标榜，谦虚谨慎，乐居人后，置足诗坛，如履薄冰。看来，司马光对梅尧臣的诗品人品是全方位的“粉”。最后忆韩宗彦（字钦圣）：

钦圣渥洼驹，初生已汗血。虽有绝尘踪，不失和鸾节……

韩宗彦是名臣韩亿之孙，韩纲之子，与司马光是三司同僚。他的经历与司马光有相同之处，都是先蒙恩荫，后中进士甲科。他没有什么诗名，与梅尧臣、江休复不可同日而语，而司马光把他比作神马“渥洼驹”（汗血马），说他虽有奔跑如飞的本领，却“不失和鸾节”，即中规中矩，不违驾驭，这是为什么？因仁宗年高无子，在司马光与范镇一起谏立储君（此事留后再说）时，江休复和韩宗彦都给予有力声援。江休复著《神告》，以赵氏祖宗的口吻告诫仁宗立嗣；而韩宗彦的奏疏更是高人一筹，说汉章帝下诏给天下怀孕者赐“养胎谷”，每人三斗，一年为限，著为令。此令下达后，汉章帝先后添了八个儿子。因此，“人君务藩毓（保卫、养育）其民，则天亦昌衍（多繁衍）其子孙也”。按现代科学，这句话没有道理，但在生育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是能让人信的。韩宗彦把立嗣问题自然上升到爱民政策，让司马光自愧弗如。

诵君三哀诗，终篇涕如雪。眉目尚昭晰，笑言犹髣髴。肃然来悲风，四望气萧瑟。

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朋友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司马光“四望气萧瑟”，陷入了空前的孤独。

让他从孤独中走出来的，不是他的尊师故友，而是他日后的最大政敌王安石。

[1]《传家集·卷十九》。

[2]《传家集·卷七·寄聂之美》。

[3]《传家集·卷十九》。

[4]《传家集·卷十九》。

[5]《传家集·卷二·和张仲通追赋陪资政侍郎吴公临虚亭燕集寄呈陕府祖择之学士》。

[6]《传家集·卷二·酬胡侍讲先生（瑗）见寄》。

[7]《传家集·卷一》。

[8]《传家集·卷十七》。

[9]《传家集·卷七十九》。

[10]《传家集·卷三》。

第十一章 结识王安石

嘉祐五年（1060）五月，京师可怕的瘟疫终于走了，王安石终于要来了！

这个消息让士大夫们无比兴奋，无不希望早日目睹王安石的风采。他的名气太大了，大到了读书人几乎无人不知的地步。

先声夺人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祖籍江西抚州临川，出生于金陵（今南京），庆历二年（1042）进士甲科。至今十八年了，自进士及第后他一次也没有到过京城。此番进京，是从提点江东刑狱（衙门设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调任三司度支判官。他长期在州县任职，名气怎么会这样大呢？

第一当然是有学问。他“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1]。宋人王铚的《默记》中记录有他参加科考的轶事：当时晏殊为枢密使，其婿杨察之弟杨寘自诩能当状元，在发榜之前托晏殊打听礼部试排名情况，发现杨寘排在第四。杨寘很不服气，在与朋友的宴会上大骂说：“不知哪个卫子（乡巴佬）夺吾状元矣！”唱名这天，仁宗反复阅读准状元（礼部试第一名）的卷子，见其中有“孺子其朋”四字，心中不悦，说，这句话犯忌（朋党），不可以魁天下。再看第二名王珪，第三名韩绛，因他们已是官员，原则上不可当状元，便将第四名杨寘拔为状元，而将原第一变为第四，此人就是王安石。本是第一，就因一个“朋”字变成了第四，亏不？但王安石把这件事看得很淡，终身不提。场屋美谈只是过眼烟云，而学术成就才是不朽丰碑。北宋的一代文宗欧阳修倡导古文写作，王安石是最早的追随者，对改变不良文风做出贡献，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兴起新儒学，即宋学，一反以章句训诂为特征的汉学，而“以通今学古为高，以救世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苏轼语）。宋史泰斗漆侠先生说：“从宋仁宗嘉祐初（1056）到宋神宗元丰末（1085）的三十年间，是宋学的兴盛时期。”“在这个兴盛时期，先后形成了四个学派，即以王安石为首的荆公学派，以司马光为首的温公学派，以苏洵、苏轼、苏辙为核心的苏蜀学派，以张载、二程（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关、洛学派。在这四个学派中，由于荆公学派在政治上得到变法派支持，称之为官学，自熙丰以来‘独行于世者六十年’。”[2]他的学说成为官学是熙丰时的事，但在嘉祐时，其代表作《淮南杂说》《洪范传》已经粲然出世，在士大夫中有众多“粉丝”。

王安石出名的第二个原因是有政绩，特别是在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东南）县令时，他“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3]。一是兴修水利，二是粮食借贷。这后一件事，实乃他后来在变法中所推行的青苗法之滥觞。就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把粮食借给缺粮户，等秋收后借粮者连本带息还给政府，鄞县的老百姓感到很方便。

第三个原因是屡辞京城美官，甘愿任职基层，满朝赞其澹泊名利。他中第后初任签书淮南判官，按规定任满之后可以献文自荐求试馆职，这是一条升官的终南捷径，但王安石偏不走，被调任鄞县令，再调任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县）通判。宰相文彦博非常欣赏他的低调、“恬退”，建议仁宗破格提拔，以抑制那种削尖脑袋找路子升官的“奔竞之风”。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想让王安石当一个澹泊名利的典型，于是召试馆职，谁知王安石竟不领情，拒不来京。接着，知谏院欧阳修推荐他为谏官，王安石又以祖母年高需要照顾为由拒绝。欧阳修觉得越是澹泊名利的人朝廷越不能让他吃亏，建议授之以群牧判官之职，王安石不愿来京城任职，请改知常州（今江苏同名市），后改任提点江东刑狱。宋代士大夫中，虽不乏为升官而不择手段的无耻之徒，但一般来说比较讲究气节，像王安石这样屡辞美官者被认为是有气节的表现，辞职次数越多，威望也就越高。

京城的士大夫恨不识其面，而王安石千呼万唤始出来。当时，大名鼎鼎的包拯是权三司使，有心网罗天下人才。时俊如司马光、吕公著、韩维之辈都在三司，就等王安石来了，包拯让司马光代表三司去汴河码头迎接。

牡丹宴与《明妃曲》

司马光早闻王安石大名，也听了不少关于他的传说。有的讲得很神，比如说他牛耳虎头，目光如炬，看书的时候，有光射纸上。又如说，王安石皮肤粗糙如蛇皮，其舅家在进贤县，姓饶，饶家人看不起这个蛇皮郎，觉得再怎么用功读书也白搭，挖苦说：“行货亦欲求售耶？”王安石中进士高第后，给舅家寄去一首诗：“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龙鳞衣锦归。传语进贤饶八舅，如今行货正当时。”又如说，王安石皮肤黝黑，常年不洗脸，衣服脏兮兮的。

在汴河码头上，前来迎接王安石的人肩摩毂击，司马光见到了一位紫袍高官，欧阳修也。这个近视眼老头儿爱才如命，苏轼、苏辙兄弟就是他主考录取的，包括司马光在内的许多人才，都得益于他的推荐。王安石更是被他称为“无施不可者”（用到哪里都称职）。司马光赶快迎上前去行礼，问道：欧阳公亲至码头，莫非是为王介甫吗？欧阳修道：正是。你们三司的包公广揽天下人才，王介甫谁也请不动，却被他弄去了。司马光说：那也得益于欧阳公的大力推荐。近日三司衙门内牡丹盛开，包公要开牡丹宴为王介甫接风，先生可否赏光？欧阳修摆摆手，说：老朽就不去了。司马光这才想起来，朝廷有规定，谏官、御史不可与宰相、枢密使、三司使私下往来。他刚才的邀请贸然了。正感懊悔，不知是谁叫道：来了！来了！

王安石乘坐的官船靠岸了。大家都是来迎接王安石的，但没几个人认识王安石。只见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人走向欧阳修行礼，说：晚生来京，岂敢劳欧阳公大驾！欧阳修牵着他的手说，修老矣，就看你们这些青年才俊了！说着，把司马光介绍给他：这位是司马君实，奉包公之命，来迎接你。司马光与王安石相互拱手行礼，他们虽然从未谋面，但互相是知名的，不能说一见如故，但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码头上人多眼杂，两人来不及叙谈，司马光叫衙役把马车赶来，帮助王安石搬运行李，送他们一家上车而去，约好晚上牡丹宴上见。

与王安石分手后，想到那些关于他的传说，司马光不禁哑然失笑。牛耳虎头？全是扯淡。目光如炬，还算靠谱。皮肤黝黑是真，浑身蛇皮是假。不过，此人实在太不讲整洁了，衣服脏得都有臭味。对一贯注重仪表、讲究体面的司马光来说，两人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形同水火。

当晚，包拯在三司衙门举行牡丹宴为王安石接风。园中牡丹怒放，满座天下才俊，包拯兴致很高，喝开了大酒。他连饮三大杯，劝大家开怀畅饮。吕公著、韩维都一饮而尽。司马光不善饮酒，也顾及包公的面子，喝了下去。王安石是今天宴会的主角，却死活不端杯，说不喝就不喝，弄得包拯很没面子，喜气洋洋的场面陷入尴尬。包拯只好说，介甫不饮，我等痛饮。直到席散，王安石始终没有喝一滴酒。司马光后来与邵雍父子谈起这次牡丹宴，说：“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某以此知其不屈。”[4]虽然王安石扫了大家的兴，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

在三司任职期间，王安石屡有诗作问世，新诗一出，往往轰动京城，最著名的是《明妃曲二首》：

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选自《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

诗中的明妃即王嫱王昭君。昭君变成明妃是晋朝的事，避司马昭之讳也。昭君出塞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典故，且不重复。只说王安石一反历代文人把昭君出塞归罪于画家毛延寿的思维定势，在描写了昭君复杂的心情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君王。你平时看都不看她一眼，在她要走的时候，你才发现她的美貌，你才后悔得不能自持，冤杀了画家毛延寿。此诗立意之新，前所未有，体现了王安石的与众不同。但其一的最后四句，即家人安慰昭君的话，特别是其二的“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两句，本是昭君在痛苦中的自我安慰，在南宋却被范冲[5]斥之为“坏天下人心术”，“以胡虏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兽而何？”把和亲女子的自我开解上升为叛国，看来搞无限上纲在中国是有传统的。不过在王安石写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不但没有人给他戴大帽子，而且士大夫争相与之唱和。作《和王介甫〈明妃曲〉》的有欧阳修、曾巩、刘敞等名家，当然还有司马光。司马光的和诗为：

胡雏上马唱胡歌，锦车已驾白橐驼。明妃挥泪辞汉主，汉主伤心知奈何。宫门铜环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见？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万里寒沙草木稀，居延塞外使人归。旧来相识更无物，只有云边秋雁飞。愁坐泠泠调四弦，曲终掩面向胡天。侍儿不解汉家语，指下哀声犹可传。传遍胡人到中土，万一他年流乐府。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

（《传家集·卷五》）

千百年来，“明妃”成了诗人的“传声筒”，借她的口传出自己的声音。客观地说，再伟大的诗人也没法真正反映王昭君的心声。

很显然，司马光与王安石的见解是有很大区别的。王安石诗中的昭君父母和她本人都颇有现代味，父母让她“好在毡城莫相忆”，理由呢？“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与其像阿娇那样在汉宫中守活寡，还不如嫁一个爱你的外国人。这多少还显得有些无奈，而昭君似乎比父母更想得开，“人生乐在相知心”。

司马光笔下的昭君完全不一样了，她虽然被君王冷落进而被抛弃，在胡地受尽思乡之苦，但仍然对君王忠心耿耿，毫无怨言，“妾意终期寤人主”，想通过琵琶奏出的音乐来劝谏君王，不可被谗言所误。点明主题的是最后四句，我与您近在咫尺，您尚且被画家骗了，“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萧太傅即西汉名臣萧望之，被谗言所害，饮鸩自尽。

王安石的诗更接近人性，司马光的诗更强调忠君。但在当时，也许司马光的观点更有市场。北宋的国际环境与西汉有相似之处，外交政策也与西汉的文景时期有相似之处。为换取边境安宁，汉靠和亲，宋靠输银。辽国几次提出联姻要求，均被宋拒绝，宁可多输金帛，也不愿嫁一皇室女子。

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不同见解限制在学术范围，是一种心平气和的你来我往，非但没有交恶，而且加深了友谊。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四人，人称“嘉祐四友”，经常到大相国寺的僧房里闭门饮茶，高谈阔论，终日不散。后来前三位先后成为宰相，后三位均与王安石为政敌。当时他们都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他们是互相推崇的，亲密无间的。其亲密程度，举一例可证。因为王安石不讲卫生，身上长虱子，韩维等朋友便每隔一段时间请他到定力院去洗浴。朋友们轮流带一套新衣服去，在他洗澡时把他的脏衣服收去浣洗，他洗完后见到新衣就穿，也不问从何而来。朋友们以此种方式委婉地规劝他要讲卫生，但收效甚微。他被虱子咬得不行，便脱下衣服捉虱子，然后扔到火盆里烧得“啪啪”作响。作为士大夫，实在有失体面，而王安石毫不在意，竟然写了一首《烘虱》诗。司马光看到后，写下《和王介甫〈烘虱〉》[6]，以调侃的语气对他进行善意的批评：

天生万物名品夥，嗟尔为生至幺么。依人自活反食人，性喜覆藏便垢涴（沾上油污）。晨朝生子暮生孙，不日蕃滋逾万个。透疏缘隙巧百端，通夕爬搔不能卧。我归彼出疲奔命，备北惊南厌搜逻。所擒至少所失多，舍置薰烧无术奈。加之炭上犹晏然，相顾未知亡族祸。大者洋洋迷所适，奔走未停身已堕。细者懦怯但深潜，干死缝中谁复课？黑者抱发亦忧疑，逃入幧头（头巾）默相贺。腥烟腾起远袭人，袖拥鼻端时一唾。初虽快意终自咎，致尔歼夷非尔过。吾家箧笥本自贫，况复为人苦慵惰。体生鳞甲未能浴，衣不离身成脆破。朽缯坏絮为渊薮，如麦如麻浸肥大。虚肠不免须侵人，肯学夷齐甘死饿？醯酸蚋聚理固然，尔辈披攘我当坐。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迩播。

诗中的虱子被描写得非常生动，烧虱的场面令人恶心。只有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才能如此直言不讳。

两个人的“辞职竞赛”

王安石虽然一身臭味，但内在的“香”超过了外在的臭。那时，司马光从心眼里佩服他的道德文章。

司马光在太原时，妻子张氏为他买了一妾，被他拒绝，被传为佳话（见第九章）。无独有偶，王安石的妻子吴氏也为他买了一妾，问曰：“何物女子？”答曰：“夫人令执事。”又问：“汝谁氏？”答：“妾之夫为军将，运米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王安石顿时心情沉重，问：“夫人用钱几何得汝？”答：“九十万。”王安石令人将其丈夫找来，让他们夫妻重聚而去。同样是不近女色，拒绝纳妾，司马光拒绝就完了，而王安石拒绝后还多了一分对下层人民的关怀。所以，司马光说他是“今之德行文辞为人信者”。

他这句话是对死去的堂伯父司马沂说的，应该不是虚套。司马沂不到三十岁就死了，其妻李氏青年守寡，含辛茹苦，将儿子司马及抚养成人，高中进士，还常年照顾瘫痪的姑母。嘉祐五年（1060），李氏去世，与司马沂合葬。司马光写了《故处士赠都官郎中司马君行状》[7]，其中说，请来为之作墓表者，乃“今之德行文辞为人信者”。此人就是王安石。我们知道，有社会地位者请人为逝去的亲人写墓志铭，是不可以像做买卖一样随便用钱交易的，作者不仅要有名气，而且要与主人的关系密切。司马光请王安石为堂伯父作墓志铭，本身就说明了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嘉祐五年（1060）底，王安石、司马光同时接到了新的任命：同修起居注。此官是负责记录朝廷日志的秘书，记录皇帝的言行，群臣的进对与任免，制度的变革，州县的废置，气候的变化，户口、财赋的增减，等等。修起居注相当于隋唐的起居郎、起居舍人，属于中书门下之舍人院，在北宋是所谓清华之选。一般情况下，任满即可升知制诰、翰林学士，然后便可进入执政行列。对这个许多人求之不得的职务，王安石和司马光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请辞，两人无意中展开了一场“辞职竞赛”。

王安石连上奏章请辞，仁宗只好令门使（为皇帝传达命令的官员）将敕告（任职命令）直接送到三司，王安石躲在厕所里，拒不出来接受敕告。门使无奈，干脆将敕告放在三司衙门的书案上，扭头就走。王安石派人追上去，又将敕告还给了门使，接着又上章请辞。他前后上了八九道奏章，最后实在推辞不掉，才接受了任命。

司马光连上三章请辞，在《辞修起居注第三状》[8]中说：

臣虽愚陋，岂不知非常之恩不可轻得，诏命之严不可屡违，所以冒犯雷霆，祈请不已者，诚以人臣之义，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自释褐（脱掉布衣，任官）从仕，佩服斯言，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仕进本末，皆可覆按。乡者承上庠之乏，充文馆之员，补奉常之属，给太史之役，未尝敢以片言避免烦浼朝廷，盖以简摘章句，校雠文字，考寻仪典，编次简牍，苟策励疲驽，庶几可以逃于罪戾，是以闻命之始，即时就职。至于修起居注，自祖宗以来，皆慎择馆阁之士，必得文采闳富，可以润色诏命者，然后为之。臣自幼及长，虽粗能诵习经传，涉猎史籍，至于属文，实非所长，虽欲力自切劘，求及等辈，性有常分，不可强勉。傥不自惟忖，贪冒荣宠，异时驱策有所不称，使四方之人环视讥笑，以为盛明之朝容有窃位之人，其为圣化之累，岂云细哉！如是则虽伏质横分，不足以补塞无状。此臣所以夙夜惶悸，欲止不能者也。

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当官的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如果自己的能力不能胜任某项职务，即使这项职务再荣耀，也应该止步。我做一个史官也许可以，所以任职史馆时没有推辞；而修起居注必须文采闳富，此非我所长，如果勉强为之，将来出了差错，就会贻笑天下，即使把我杀了，也弥补不了朝廷的损失。司马光并非为作秀而故作谦虚，说的是实在话。所谓事不过三，宋代官员上辞呈，一般以三次为度。但司马光听说王安石连上了七八道辞呈，马上又上了第四、第五状。在第四状中，王安石成了他请辞的参照物。“况王安石文辞闳富，当世少伦，四方士大夫素所推服，授以此职，犹恳恻固让，终不肯为，如臣空疏，何足称道，比于安石，相去远甚，乃敢不自愧耻，以当非常之命乎？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之一二，则臣闻命之日，受而不辞。”[9]这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可谓无以复加。意思是，王安石的水平那么高，尚且不敢受命，何况我呢？

两个人比着请辞，结果都是一样，被“逼”着当了修起居注。嘉祐六年（1061），在他俩就任同修起居注不久，王安石被提拔为知制诰，司马光被提拔为知谏院。有意思的是，这次他俩都没有请辞，愉快地接受了。事先没有商量，举动却如此一致，说明两人的性格有相同之处。

[1]《宋史·王安石传》。

[2]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人民出版社，2011第一版，第281页。

[3]《宋史·王安石传》。

[4]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5]参与编撰《资治通鉴》的范祖禹之子。

[6]《传家集·卷三》。

[7]《传家集·卷七十九》。

[8]《传家集·卷十九》。

[9]《传家集·卷一九》。

第十二章 分道未扬镳

王安石刚当知制诰，就把执政大臣和仁宗皇帝给得罪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举动，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

友情依旧，识见各异

嘉祐六年（1061）六月，仁宗下了一道诏书：“令今后舍人院不得请除改文字。”

修起居注、知制诰都属舍人院，是皇帝的近臣。知制诰为朝廷起草诏令（外制），有“封还辞头”或曰“封驳”之权。就是认为朝廷的指示不正确，可以打回去，或建议修改。仁宗的这条诏令剥夺了知制诰的“封驳”之权，王安石于是率领同僚上章“抗议”，矛头直指执政大臣。奏章说，近年来，陛下将天下大事都交给执政大臣，而执政大臣中的“弱者”“专为持禄保位之谋”，“强者”“则挟圣旨造法令，恣行所欲，不择义之是非，而谏官、御史亦无敢忤其意者”，“陛下”却“听其所为而无所问。安有朝廷如此而能旷日持久而无乱者乎？”如果陛下认为我们说得对，那就先废了这道诏令；否则，“当明加贬斥，以惩妄言之罪”，另择高人来代替我们。[1]

司马光赞成王安石的上述观点，不过，他明显地感到，王安石疏中所说的执政指的就是宰相韩琦，他这位朋友又与韩琦较劲了。

韩琦与王安石“议论素不合”。关于他们的关系，司马光在笔记[2]中写道：

韩魏公（琦）知扬州，介甫以新进士签书判官事，韩公虽重其文学，而不以吏事许之。介甫数引古义争公事，其言迂阔，韩公多不从。介甫秩满去，会有上韩公书者，多用古字，韩公笑而谓僚属曰：“惜乎王廷评（安石）不在此，此人颇识难字。”介甫闻之，以韩公为轻己，由是怨之。及介甫知制诰，言事复多为韩公所沮……

其实，两人在扬州一开始就产生了误解。王安石看书常常通宵达旦，天快亮时打打瞌睡，早晨来不及梳洗就慌慌张张地赶去上班。韩琦以为他是纵情夜饮，好心规劝说：你年轻，不要废书，别自己耽误自己。王安石也不解释，私下说，“韩公非知我者”[3]。

本来就不对劲，现在王安石的这道奏疏更让韩琦十分恼火，两人从此成了死对头，暂且不说。只说仁宗看后也相当不悦，因疏中有段话戳到了他的痛处：

自古乱之所生，不必君臣为大恶，但无至诚恻怛求治之心，择厉害不审，辨是非不早，以小失为无伤而不改，以小善为无补而不为，以阿谀顺己为悦而其说用，以直谅逆己为讳而其言废，积事之不当而失人心者众矣，乃所以为乱也。

这段话非常深刻，远超出了舍人院不得除改文字一事。宋代无暴君而不乏庸君、昏君，虽没有大的恶行，但内忧外患，日积月累，国力日戚，国威日降。王安石说“自古乱之所生，不必君臣为大恶”，对苟且偷安、以太平盛世而自居的仁宗不啻一声断喝。

仁宗并非听不得刺耳之言的人，他对王安石没有好感，还缘于其直观印象。那是在皇城的赏花钓鱼宴上。钓鱼宴是有很多讲究的，皇帝不开竿，臣下钓到了鱼也不可先起竿。皇帝钓到后，起鱼用红抄子，其他人用黑抄子，不可逾矩，否则就是不敬。当时，太监用金盘子给每人端来一盘鱼饵，王安石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竟把鱼饵当点心来吃，最后吃得一颗不剩。当时仁宗没说什么，但次日对执政大臣说：“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4]这句话等于给王安石定了性，注定了他在仁宗朝不可能得志。

虽然宰相和仁宗都不喜欢王安石，但司马光与他友情依旧。他们都看到了朝廷的弊端，还有共同语言，但在治国思路上，两个人实际上已经是两股道了。

一个病症，两个“处方”

嘉祐六年（1061），从五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八日，半年多时间，司马光上了至少三十二道奏章（据年谱），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长达近五千字的《进五规状》[5]。哪“五规”？“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他纵论东周至宋仁宗嘉祐年间历代的兴衰史，指出：“由是观之，上下一千七百余年，天下一统者，五百余年而已，其间时时小有祸乱，不可悉数。国家（宋朝）自平河东（北汉）以来，八十余年内外无事，然则三代以来，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而越是在太平盛世，越要防止“泰极则否”。

与此同时，王安石也给仁宗一道《上时政疏》[6]，同样论历史经验，但没有像司马光那样纵论一千七百年，只说了三个皇帝：“臣窃观自古人主享国日久，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自秦已下，享国日久者，有晋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趋过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灾祸而悔无所及。”晋武帝司马炎在位二十六年（265—290），大封同姓诸侯王，偷合苟容，他一死就发生“八王之乱”，西晋灭亡。南朝梁武帝萧衍在位四十八年（502—549），笃信佛教，把政务交给士族，结果被叛臣侯景攻破都城，饥病而死。唐明皇李隆基，在位四十五年（712—756），晚年荒淫无度，苟且偷安，结果爆发安史之乱，亡命四川。到嘉祐六年（1061）时，宋仁宗登基已三十八年，王安石讲上述三帝，特别指出，“夫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侥幸一时，而不可旷日持久”，显然比司马光的泛泛而谈针对性更强。

司马光所论“五规”，头四“规”都讲得比较抽象，第五“规”——“务实”——讲得最尖锐最生动。首先指出：“为国家者，先实而后文也。夫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基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诘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材能，谋功状，审官之实也；询安危，访治乱，纳谏之实也；选勇果，习战斗，治兵之实也。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益也。”这里的“文”非文化之文，而是文过饰非之文，粉饰也。这段话目标直指热衷于搞形式主义的宋仁宗，接着一口气指出了十个方面文而不实的问题：

臣窃见方今远方穷黎转死沟壑，而屡赦有罪，循门散钱，其于仁也，不亦远乎？本根不固，有识寒心，而道宫、佛庙，修广御容，其于孝也，不亦远乎？统纪不明，祭器紊乱，而雕缋文物，修饰容貌，其于礼也，不亦远乎？群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断竹数黍，敲叩古器，其于乐也，不亦远乎？是非错谬，贤不肖混淆，而钩校簿书，访寻比例，其于政也，不亦远乎？奸暴不诛，冤结不理，而拘泥微文，纠摘细过，其于刑也，不亦远乎？行能之士，沉沦草野，而考校文辞，指抉声病，其于求贤，不亦远乎？材任相违，职业废弛，而拣勘出身，比类资序，其于审官，不亦远乎？久大之谋，弃而不省，浅近之言，应时施行，其于纳谏，不亦远乎？将帅不良，士卒不精，而广聚虚数，徒取外观，其于治兵，不亦远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实亡，本失而末在。譬犹胶板为舟，抟土为楫，败布为帆，朽索为维，画以丹青，衣以文绣，使偶人驾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陆，则焕然信可观矣，若以涉江河，犯风涛，岂不危哉！

他把仁宗时期的大宋王朝喻为一艘文而不实的船。这艘船的船体是用胶粘的（胶舟沉楚王之典故），桨是用泥巴做的，帆用的是败布，纤绳用的是朽索，上面画着美丽的图画，蒙着锦缎，由木偶驾驶。坐这艘船，如果是在陆地上，还真是美轮美奂，而一旦入江河，遇风浪，难道不危险吗？

大宋王朝病了，病因在哪？司马光诊断为“文具而实亡，本失而末在”，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形式主义，绣花枕头；而王安石的诊断为“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显然，司马光是对照儒家仁、孝、礼、乐的理论来找差距，有点停留于表象，而王安石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一针见血。

宋仁宗之所以庙号为“仁”，一个主要原因是大肚能容，能臣、庸臣，忠臣、奸臣都能容。有容乃大，好哇！但一旦容到了昏庸的程度，“大”就变成了泡沫。庆历元年（1041），宋军在好水川大败于西夏，损兵万余，折大将任福，边报上来一个月了，仁宗还不知道。有天他去成化殿，听到一个扫地的老兵唉声叹气地说：“可惜任（福）太尉！”仁宗问，何出此言？老兵从怀中取出一封信，说，皇上还不知道任太尉在好水川没了吗？我女婿所在的虎翼军一个营全没了。这封信就是其家人给我的。仁宗赶紧找宰相吕夷简、枢密使晏殊来问，回答说，确有此事。为什么不报告？答曰，怕不确实，想把情况核实后再报告，以让圣上宽心。仁宗不满地说，情况都这样了，还说让我宽心，你们真是忍人啊！讲得很严肃，但一个人也没有处理，因为他“仁”。他不是没有看到朝廷的问题，外有契丹（辽）、西夏的武力压迫，内有几乎年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有虽规模不大但时有发生的兵变、民变，一次宫内的兵变甚至差点把他杀了。冗官、冗兵、冗费让朝廷财政捉襟见肘，以至官员、军士的工资不得不打折，而恶性膨胀的军队几乎逢战必败，等等。他曾经试图改革，起用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然而一遇到阻力，他就反过来支持保守派了，弄得范仲淹等赶紧辞职请外，以求自保。他是一个典型的得过且过、因循苟且之人，贪图安乐而不作为的皇帝（后世有人把他说成是宋朝最好的皇帝，也许正是因为看中了他的不作为）。

大宋王朝病了，病得不轻。司马光与王安石对病根的诊断已不一致，开出的药方更是南辕北辙。

司马光在《进五规状》中说：“夫继体之君，谨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败之以谗谄，则世世相承，无有穷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谗谄以败之，神怒于上，民怨于下，一旦焕然而去之，则虽有仁智恭俭之君，焦心劳力，犹不能救陵夷之运，遂至于颠沛而不振。”这个药方很明白：“谨守祖宗之成法”。

王安石在《上时政疏》说：“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讲求法度。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尚不终于大乱。”这个药方也很明白：大明法度，众建贤才。

司马光和王安石虽然在九年后的熙宁三年（1070）才彻底“拜拜”，但在嘉祐六年（1061）实际上已经是两股道了，分道而未扬镳，因为都想为大宋的长治久安建言献策，而王安石的改革思路还没有具体化，只要不接触具体问题，两个人还不至于各走各的。

对苏辙试卷的相反评判

这一年的八月二十五日，仁宗御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宋代科举分进士、诸科、制科。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属于制科中的一科，意在选拔这方面的优秀人才。参加这次考试的考生总共只有三名，著作左郎王介、福昌县（今河南宜阳县西）主簿苏轼、渑池县（今河南同名县）主簿苏辙。苏轼、苏辙兄弟是欧阳修以古文主考录取的第一批进士，为什么还要来考？因为他俩中的是乙科，而乙科和甲科在仕途上的前景差别是很大的，如不再通过制科考试，也许就难有出头之日。而一旦通过，能马上升官。为防止考官偏袒，试卷分别以一个字作为代号。为叙述方便，我们下面直接用姓名。答卷完毕，初试官三司使蔡襄、翰林学士胡宿把苏轼定为第三等（宋朝开国以来，一、二等一直空缺），王介定为第四等，而对苏辙的取舍发生激烈争论。苏辙的试卷语言尖刻，矛头直指仁宗皇帝。诸如：“自西方解兵（指与西夏签约），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一下揭了仁宗的老疮疤，而且一否就否了二十年。他还毫不留情地指责仁宗好色：“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又说：“宫中赐予无艺（准则），所欲则给，大臣不敢谏，司会（指三司）不敢争。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北狄、西戎之奉（向契丹、西夏输银共近八十万，用“奉”字很伤朝廷面子），海内穷困，而陛下又自为一阱（自己挖了一个陷阱），以耗其遗余。”特别是他引唐穆宗、唐恭宗故事来类比今日，等于置仁宗于昏君行列[7]。蔡襄说，苏辙在试卷中讲道“司会不敢争”，我是三司使，感到羞愧而不敢有怨言，意思是不反对录取。而胡宿坚决主张淘汰，理由是苏辙的试卷文不对题，尤其不该用唐穆宗和恭宗来类比当今盛世。的确，苏辙的类比并非无懈可击。唐穆宗李恒好色，宠信宦官，在一次宫廷游乐中中风而死，仅在位四年，死时才三十岁。唐恭宗李重茂登基才一个月，就被李隆基（唐玄宗）推翻了。初试官的意见交给复试官司马光和范镇，这两个“同年”好友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司马光认为在同科三人中，苏辙“独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收”，建议定为三等，范镇同意录取，但认为试卷中确实有瑕疵，主张定为第四等。然而，这个结论遭到初试官胡宿的强烈反对。因为初试、复试的意见相左，朝廷另派人详定，详定官最后否定了司马光的意见而赞成胡宿，而且得到了执政大臣的支持。

眼看苏辙要被淘汰，司马光急忙给仁宗上《论制策等第状》[8]，中心意思为：某字卷（即苏辙卷）指陈朝廷得失，无所顾虑，如果不予录取，恐怕天下人都会说直言极谏科不过是虚设而已。某字卷以直言被黜，从此四方必以直言为讳，这将损害圣王仁爱宽明的品德。而录取了他，天下人都会说，此人的答卷虽有疏漏，但圣上特谅其切直而录取了他，这将成为天下美谈。

司马光的这道奏章救了苏辙。在执政大臣陈述不取苏辙的理由时，仁宗说：“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于是一锤定音，定苏辙为第四等次。

事情圆满结束了，不料王安石出来打了一横炮。制科入等后，按例要马上授官。朝廷决定授苏轼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事，王介为秘书丞、知静海县，苏辙为商州军事推官。而任职命令即所谓“告身”必须由知制诰来写。知制诰王安石欣然写了苏轼的“告身”，而拒绝为苏辙起草。为啥？他说苏辙是谷永式的人物，尊宰相而专攻皇帝。谷永是汉成帝的光禄大夫，一生上了四十多道奏章，不说别的，专批皇帝的私生活。宰相韩琦笑着说，苏辙的卷子里说“宰相不足用”，要换娄师德[9]、郝处俊[10]那样的人来当，你还怀疑他庇护宰相吗？但王安石就是王安石，说不写就不写。韩琦摇了摇头，只好随他，另找一个叫沈遘的知制诰来写了“告身”。

在这件事上，司马光结了恩，王安石结了怨。“三苏”后来与司马光亲，与王安石疏，苏洵、苏辙甚至视之若仇雠，此乃原因之一。其实，王安石拒绝给苏辙写“告身”，与司马光千方百计要录取苏辙一样，都非针对苏辙个人，而出于各自的政治取向。司马光是为了鼓励犯颜直谏，王安石不反对犯颜直谏，但反对单纯以犯颜而求直名的倾向。应该说，王安石的这一横炮是误打，苏辙制策的主旨其实与他的《上时政疏》一样，都是批评仁宗苟安，将苏辙类比谷永也不恰当。司马光对此大为不满，似乎为了进一步证明苏辙的策论正确，又连上两章。第一章为《乞施行制策劄子》[11]，再次强调苏辙等人的制策关乎国家大体，社稷至计，希望仁宗将正本常置左右，数加省览，以为儆戒（即当座右铭），而将副本送中书省，择其可行者立即施行。第二章为《论燕饮状》[12]，在简述灾害频仍、民有菜色后说：“而道路流言，陛下近日宫中燕饮，微有过差，赏赉之费，动以万计，耗散府库，调敛细民”，要仁宗在此时“悉罢燕饮，安神养气，后宫妃嫔进见有时，左右小臣赏赉有节”。仁宗“嘉纳之”。此章除引用了“道路流言”外，几乎就是苏辙试卷中相关内容的重复。在某种意义上说，司马光的这两道奏章也是写给王安石看的。

两人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王安石兼任纠察在京刑狱，负责纠察开封府、三司、三衙（禁军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所判处徒刑以上的案件，且录问复核死刑犯。嘉祐七年（1062），开封发生了一起因一只鹌鹑而杀人的案件。当时，开封斗鸡、跑狗、斗鹰、斗蟋蟀者无所不有，也有斗鹌鹑的。甲的一只斗鹑，战绩不错，乙想要，甲不肯给，乙仗着平日都是玩伴，不经允许，强行将斗鹑取走。甲追上讨还，乙不还，甲一气之下，飞起一脚误将乙踢死。开封府判处甲死刑。王安石复核认为：“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乃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殴之，是捕盗也。虽死，当勿论。府司失入平民为死罪。”开封府不服，与王安石形成僵持，案件移大理寺、审刑院复核，两家都支持开封府。王安石的意见被大理寺、审刑院否决，是纠错而犯错，应算有罪。仁宗开恩，下诏“放罪”。按规矩，这时王安石应该到殿门谢主隆恩。可他偏不，坚持自己没错，是按律办案。司马光料到了王安石会拒不认错，但没有想到他竟然会拒不谢恩，无奈地摇了摇头。王安石不谢恩，按理将受到严厉处置，但执政大臣看在他名气太大的分上，只免除了他纠察在京刑狱的兼职，而改为兼任同勾当三班院（管理预备军官）。

与王安石的不顺相反，司马光这一段特顺。他们还能坐在一起饮茶吃饭，神侃闲聊。在一次司马光做东的宴会结束后，其他人都告辞了，苏洵留了下来，问司马光：“适坐有囚首丧面者何人？”答曰：“王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闻之乎？”苏洵说：“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使其得志立朝，虽聪明之主，亦将为其诳惑。内翰何为与之游乎？”[13]司马光当时作何反应？当是惊愕。

顺便交代一下，世传苏洵有先见之明，在王安石尚未发迹时就写了《辩奸论》[14]，对王安石极尽诋毁丑化。但此论恐为伪作，时间应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苏洵时已作古。故本书不予采信。

[1]《长编·卷一百九十三·仁宗嘉祐六年六月戊寅》。

[2]《涑水记闻·卷十六》。

[3]《邵氏闻见录·卷九》。

[4]《邵氏闻见录·卷二》。

[5]《长编·卷一百九十四·仁宗嘉祐六年八月丁卯》。

[6]《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

[7]《长编·卷一百九十四·仁宗嘉祐六年八月乙亥》。

[8]《传家集·卷二十二》。

[9]娄师德：名将、唐中宗朝贤相，留下受唾自干的典故。

[10]郝处俊：唐高宗时宰相，阻止高宗让位于武则天。

[11]《传家集·卷二十一》。

[12]《长编·卷一百九十四》。

[13]方勺：《泊宅编（三卷本）·卷上》。

[14]《长编·卷二百八·治平三年六月》。

第十三章 建储立奇功

前面说到，司马光接到任同知谏院的命令后，一点没有推辞便欣然上任。谏官即言官，责在建言献策，匡正得失，这正对他的胃口。正如他在《陈三德上殿劄子》[1]中所说：

臣自幼学先王之道，意欲有益于当时，是以虽在外方为他官，犹愿竭其愚心陈国家之所急，况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为职。陛下仁盛聪明，求谏不倦。群臣虽有狂狷愚妄，触犯忌悔，陛下皆含容宽贷，未尝加罪。诚微臣千载难逢之际，苟不以此时倾输胸腹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纳之意，则不可以自比于人，死有余罪矣。

他是要准备大展身手了，在给知谏院杨畋（杨业之侄孙，字乐道）的诗中写道：

丹心终夜苦，白发诘朝生。恩与乾坤大，身如草木轻。何阶见明主，垂拱视升平。

（《传家集·卷八·秋夕不寐呈谏长乐道龙图》）

在谏院五年，他上了一百七十余道奏章，平均每月接近三章，全面阐述了他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国之治乱，尽在人君”，即人治；而“国家之治本于礼”，即礼治。对这一套，他是相当自信的，可惜当时仁宗正为生儿子而奋斗，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无暇其他；宰相韩琦提拔他同知谏院，也不是想听他的治国之策，而是希望他在建储问题上帮忙。

为立储君，韩琦借重司马光

嘉祐六年（1061），仁宗赵祯五十二岁了，但还没有儿子。他成群的后妃一共为他生了十三个女儿（其中九个早夭），三个儿子（昉、昕、曦），一个没养活。上天似乎故意和他过不去，他越想要儿子却越是生不出儿子。既然生不出儿子，那就得从宗室中找一个侄子来过继，充当储君。可偏偏他是根独苗，其父真宗赵恒六个儿子，活到成年的就他一个。所以，只能从其祖父太宗赵光义的重孙中去选。太宗有九个儿子，重孙子多的是。嘉祐三年（1058），新任宰相韩琦就向仁宗提出立储问题。仁宗笑着说，别急，后宫有人怀孕，不久就将生产。那意思很明白，他盼着让自己的儿子来接班。听了这话，谁也不便再说什么。可是，两年中，宫中先后有五个嫔妃生产，生出来的全是女孩。他已经年过半百了，虽已力不从心，但仍不甘心，把日渐稀少且活力锐减的“种子”无限稀释，企图广种薄收，不仅没有收获，还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健康。韩琦急坏了，如果再不立储君，哪天仁宗驾崩，将会引起朝廷大乱。而他已经提了十几次建议，仁宗不是面露愠色，就是做痛苦状。于是他想借助谏官的力量来完成这件大事。找谁来？司马光。为什么是他？

早在嘉祐元年（至和三年，1056），时任并州通判的司马光就连上了三道请建储君的奏章，给韩琦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年的正月初一，正旦节，仁宗在大庆殿接受百官朝贺，辽国、西夏、高丽等国的使节和各路举人的解首（第一名）也参加。突然，他脑袋一歪，皇冠耷拉下来，面色惨白，牙关紧闭，把满朝文武全吓傻了。匆忙赶来的太医抠开他的嘴，他吐出一摊涎水，才苏醒过来。隆重的元旦朝贺就此草草收场。因为他是在朝会上犯病，所以消息没法封锁，宫中只好发了一个声明，说因天气连续阴雪，皇帝为祈天放晴，深夜赤脚祷告，偶感风寒，现已无大碍。但这个声明显然是忽悠。四天后，正月初五，仁宗在紫宸殿宴请辽国使节，表情木讷。宰相文彦博给他敬酒，他莫名其妙地说了句“不乐耶？”弄得八面玲珑的文彦博也不知如何回答。正月初七，两府（政府、枢府）两制（翰林院、舍人院）大臣进宫问候病情，仁宗大吼大叫，赤脚冲出门外，满地疯跑。他病得不轻，大约是中风了。这一年，仁宗四十六岁。他病了，接班人的问题变得非常迫切。远在并州的庞籍上疏请建储，司马光紧随恩师之后，上《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状》[2]。状中说：“试以前古之事质之，治乱安危之几，何尝不由继嗣哉？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分先定则安，不先定则危。此明白之理，皎如日月，得失之机，间不容发。”最后说明了自己上疏的动因：“臣诚知言责不在臣，言之适足自祸。然而必言者，万一冀陛下采而听之，则臣于国家，譬如蝼蚁，而为陛下建万世无穷之基，救四海生民之命，臣荣多矣。”这几句话不知是否打动了仁宗，但起码是打动了韩琦。

接着，他又上了第二状、第三状，均无音讯。他对此感到愤怒，怀疑根本就没有送到皇帝的案头。宋朝专设言官，谏院、御史台和馆阁之臣是也，逐渐形成了言事者不治事、治事者不言事的格局，所以正史上记录的大多是言官的论奏。司马光时任通判，属于治事者而非言事者，人微言轻，其言论可能会被忽视。因此，他把以上三状的副本寄给时在京师的“同年”范镇，请他代为转呈。他如此执着，虽然没有盼到仁宗的片语朱批，但让时任枢密使的韩琦深以为然。韩琦综合群臣所议，向仁宗建议在宫中设立内学，选宗室中的优秀子弟来读书，从中发现可担大任者立为储君。仁宗采纳了建立内学的意见，却迟迟不立储君。因为他不甘心皇位落入非嫡子之手，随着中风有所好转，又想努力“制造”一个儿子来接班。此事拖到了嘉祐六年（1061），仁宗的身体已经拖得弱不禁风，不能再拖了。要完成建储这件大事，韩琦寄希望于司马光。当年他在边地当通判，无言责，尚且连上三章，现在让他当谏官，他一定会冲锋陷阵。

史家出马，一个典故惊仁宗

果然如此。司马光七月份接受同知谏院的任命，八月就在《进五规状》（见上章）中批评仁宗不孝：“本根不固，有识寒心，而道宫、佛庙，修广御容，其于孝也，不亦远乎？”这里所说的“本根”就是指储君。你不定接班人，而把道观、佛庙修得漂漂亮亮，这与真正的孝道离得太远了！紧接着，他在闰八月上《乞建储上殿劄子》[3]，请求仁宗将他在并州所上的三道奏章拿出来看一看，因为那里面已经把建储的理由讲清楚了。劄子说，那时我非言官，还三建立储之议，现在身为谏官，如果不谈此至大至急之事，那就是奸邪不忠，罪该万死。现在就等皇上一句话，以取进止。大有逼着仁宗马上决定的意味。

司马光在上了劄子后，又上殿向仁宗当面陈述。此时，仁宗的身体已相当虚弱，平日大臣奏事，他没有一句话的指示，如果同意，点头而已。

司马光见仁宗面色黯淡，了无生气，更感建储问题刻不容缓，直截了当地说：请陛下早定继嗣，国家至大至急之务，无急于此。

仁宗半天沉默不语，司马光未免紧张起来。封建王朝家天下，谁继承皇位，那是皇帝的家事，我家的事轮得着你外姓人来管吗？另一方面，建储又是国家大事，关系着政权的平稳过渡，关系着许多大臣的命运。自古以来，在储君问题上，各派政治力量无不打着为皇帝延社稷的旗号，图谋推出自己的代理人，因掺和到建储斗争中而身首异处者不可胜数。

作为历史学家，司马光不会不知道面临的危险。他甚至做好了受死的准备，默默地看着毫无表情的仁宗，良久，仁宗终于慢吞吞地说：“你不是想选宗室为继嗣吗？这是忠臣之言，只不过别人不敢提及罢了。”司马光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说：“臣以为言此必死，未想到陛下竟然容纳。”仁宗瞅了瞅司马光，说：“这有什么关系，此类事古今都有。”是的。古的不说，只说仁宗本人出生之前，其父真宗见五个儿子都死去（最大的一个赵祐活了九岁），便把乃弟元份之子允让接到宫中抚养，准备作为皇储。仁宗出生（排行第六，幺子）后，才把他送回去。如仿效此例，则进退自如，父皇最后不是又得了朕吗？仁宗也许真的想通了，让司马光将奏疏送到政事堂交宰相处理。司马光觉得如此后患难料，说：“此事重大，奏疏给了宰相，宰相也不敢处理。还得陛下直接给宰相交代。”

这天，仁宗与司马光还谈到了江淮盐贼的事，必须向宰相韩琦汇报。说完盐贼的事，韩琦问司马光：“与陛下还谈什么了？”司马光回答：“国家宗庙社稷大事也。”韩琦心领神会，满心欢喜，但不再往下问。韩琦是个老谋深算的人，处处防患于未然。他提拔司马光当谏官，就是想要他在建储问题上打头阵，但他的意图是隐藏着的，绝不会明说。因为他知道，凭司马光的人格、性格，他非出来打头阵不可。现在司马光的头阵打了，韩琦等着仁宗把司马光的奏章批下来，可等了快一个月，动静全无，而宗室之中谣言纷起，后宫、宦官蠢蠢欲动。

韩琦着急了，还得让司马光出马，但又不能直接联系，按宋朝制度，宰相不可与谏官私下来往。怎么办呢？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与司马光是朋友，正好朝廷要论证行户制度，韩琦便推荐了他俩。在明堂举行大享祭祀时，韩琦为主祭，陈洙为监祭，祭祀毕，韩琦悄悄对陈洙说：“听说你与司马光是挚友，司马光前些日子上了关于立储的奏章，可没有送到中书省来，我要说这件事，也找不到由头。论证行户利弊，其实用不着你操心，主要是请你向司马光转达此意。”乖乖！陈洙是个胆小的人，深知此事攸关身家性命，惊愕得伸出了舌头。在韩琦严厉的目光注视下，他点了点头。

陈洙转达了韩琦的话，司马光才知仁宗根本没有把自己的奏章批给中书。他向陈洙简单介绍了事情经过，希望他也能参与进来，助一臂之力。送走陈洙，他马上上《乞建储上殿第二劄子》[4]，说：臣前一段请求陛下早下建储决心，陛下听从了，当时所下的指示，让臣感动，深感是天地神祇保佑皇家，乃万世无疆之福。臣天天等着陛下诏书，让执政大臣施行此事，可等了整整一个月，却没有听到陛下的指示。我不知道是陛下觉得此事重大，一时难以确定人选，还是宫中有人阻扰。当年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龄四十五岁，没有继嗣，便立弟弟的儿子定陶王刘欣为太子。现在陛下即位的时间和年龄都大大超过了汉成帝，怎么能不提前为宗庙社稷着想呢？臣并非让陛下马上立太子，只是想让陛下亲自选择宗室中的仁孝聪明者，接进宫中，给予特殊待遇，天下一看就知道陛下已意有所属，人心就定了。将来如果有了皇子，再把他送出去，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请陛下早下决断。

司马光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但有些不便行诸文字的话，还须当面向仁宗说。仁宗召见，他直截了当地说：“陛下所以犹豫不决，我看一定是有小人在迷惑圣上。他们会说，陛下春秋鼎盛，子孙当有千亿，何必匆匆忙忙地做这种不祥的事呢？这些人甜言蜜语，其实不为社稷着想，而是想着到时候拥立他们自己的人。”有这么严重吗？司马光发挥了他的史家优势，说：“唐代自文宗以后，立嗣都是出自皇帝左右之人的意愿，以至于有所谓‘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说，这样的祸害不可胜言。”此言一出，仁宗一下惊呆了！

时间倒退至一个多世纪前的唐末。唐僖宗李儇驾崩，大宦官杨复恭拥立寿王李晔为帝，是为昭宗。昭宗即位后他独掌禁军，控制朝政，后来令其出朝到凤翔监军，他便投其养子为叛，恨恨地说：“竟然废定策国老，有如此负心的门生天子吗？”最后杨复恭虽被处死，但已让朝廷伤筋动骨，很快走向灭亡。

有时候，反面警示的作用比正面教育的作用更大。对重蹈覆辙的恐惧促使优柔寡断的仁宗早做决断。

仁宗思索良久，突然开口，三个字：“送中书。”

司马光将奏疏送到中书省，见宰相韩琦、曾公亮，副相欧阳修，说：“诸公如果现在不赶紧拿主意，到时候宫中出片纸说立某人为储君，天下就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了。”韩琦等连连点头称是。

再说陈洙在传话之后，自己也写了一份关于早建储君的奏章。在奏章送走之前，他对家人说，我今天要上奏一本，讲的是社稷大计。如果得罪，大则死，小则流放，你们要有思想准备。结果，奏章还没有送达，他就被吓死了（一说饮鸩自尽）。

与此同时，知江州（今九江）吕诲也为立储上疏。

韩琦等见仁宗于垂拱殿，将司马光和吕诲两份奏章读罢，正要开口，仁宗说：“朕早有此意，只是宗室中没有找到合适人选。”接着问，“你们看选谁合适呀？”这可不是一个臣下敢回答的问题，韩琦马上说：“此事非臣等可议，得圣上亲自决定。”稍停，仁宗说：“宫中曾养二子，小的很纯朴，但近乎傻，大的可以。”韩琦请问姓名，仁宗说：“叫宗实，已过三十岁了。”这就等于定了，但韩琦仍怕仁宗反悔，奏道：“此事至大，臣等不敢马上施行，请陛下再熟虑一夜，臣等明日再来取旨。”韩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嘉祐初仁宗中风后，曾经答应建储，可病刚好一点，他就不认账了。第二天，原班君臣，还是在垂拱殿，仁宗说：“已确定无疑了。”于是商议出一个循序渐进的办法。宗实当时官为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正为父亲濮王允让居丧，决定起复其为秦州观察使（武职第二等），知宗正寺。宗正寺是管理宗室即皇族的权力机关，这项任命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此人将成为太子。既已商定，即可执行，而韩琦想到，虽然宗实是曹皇后的亲姨侄女婿，但如果仁宗没与皇后统一意见，将来还会有麻烦，所以他希望仁宗从宫中批出，然后中书执行。仁宗说：“如此至大之事，岂可令妇人知？中书施行即可。”

功在社稷，四十四岁穿紫袍

建储大事终于眉目清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然而，十一月十三日，当任命敕书下达之后，宗实却反复辞让，不肯就职。按规矩，碰到这类好事，辞让三次是必须的。不过，宗实并非虚应故事，而是不敢受命。如前述，其父允让曾被作为储君迎进宫中，仁宗出生后又被送了回来。景祐三年（1036），四岁的他也被接到宫中，庆历七年（1047），因仁宗生了儿子，十二岁的他便被送了出来。父子都有同样的经历，对宫中险恶心知肚明。而且，他正为父守孝，三年未满，宋以孝治天下，这个理由堂而皇之。他连上四表请求终丧，仁宗同意了。到嘉祐七年（1062）初，宗实终丧，可他仍不愿接受任命。仁宗派人将敕书送到他府上，他躲了起来，宦官只好将敕书强行留下。三月，他上疏请求交还敕书，仁宗不准，拖了两个月后，竟自行将敕书退回了大宗正寺。一直到七月二十三日，他不停地写辞职报告，把自己关在府中，不出大门一步，也不接见任何客人。当然他自会有消息来源。自从仁宗任命其为知宗正寺后，宫中就再没有平静过，总有人想着换人。后妃、宦官无不各显其能，以动摇仁宗的决心。宗实越是反复辞职，那些人活动得越厉害。仁宗耳根子软是出了名的，这次也不例外，在枕头风、耳边风面前，又动摇了，而他的动摇更促使宗实坚决辞让。

司马光在去年十一月见大局已定，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便不停地上疏阐述他的治国思想。且按下不表，单说其间还写了九篇辞职报告，是辞知制诰的。知制诰属中书省。王安石当知制诰，处处与韩琦闹别扭，韩琦于是想用自己人，将司马光、吕公著分别召试中书，让他们试写朝廷诏令。司马光赴试合格，立即被任命为知制诰。在按例写了三道辞呈后，准备上任了，得知吕公著根本没去参加考试，便接着写辞呈。这让韩琦大失所望。在司马光连上九道辞呈后，只好准辞。但韩琦没有忘记司马光在建储上的功劳，经仁宗批准，任命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赐三品服，让他提前穿上了三品以上的紫色官袍。

看一看司马光的任职履历，从中进士穿上绿袍到穿绯袍（低级干部到中级干部），二十至四十岁，花了二十年时间（含丁忧五年）；而从穿绯袍到穿紫袍（中级干部到高级干部），四十至四十四岁，只花了四年时间，按现在的话说，简直就是坐直升机了。一再越级提升，贵人相助，个人优秀，都是原因，赐紫袍则缘于推动建储之功。此时，他从韩琦口中始知仁宗在建储问题上又开始动摇，心急如焚，于七月二十七日上《乞召皇侄就职上殿劄子》[5]。

劄子针对仁宗的动摇，阐述了不可动摇的道理。首先指出：陛下亲自选定皇侄宗实为知宗正寺，天下欢欣鼓舞，认为陛下睿智聪明，深谋远虑，是大仁大孝的表现。其次强调，宗实长达十个月的反复辞让，是品质高尚的体现。官位、爵禄，人之所贪，许多人趋之若鹜，不顾廉耻，而宗实受陛下隆恩，却以荣为惧，可见其操行远在常人之上，更证明了陛下的知人之明。最后建议：陛下于宗实，论辈分为父，论尊卑是君。父召子，子不得违抗；君召臣，臣不得推诿。请陛下以手诏促其就任，他当不敢不就。这样，陛下的大仁大孝就进一步昭告天下了。希望陛下守之益坚，行之不倦。

在没有选定宗实之前，因论建储而吓死了一个陈洙，而仁宗在选定宗实之后的犹豫，让群臣人人考虑私利，唯恐见疑获罪，无不哑口不言。敢于出来说话的只有司马光和右正言王陶两个人。

司马光、王陶的谏章促使仁宗再次直面储君问题。他召见宰相韩琦、副相欧阳修，说：“他（宗实）既然反复辞让，是否就这样算了？”这把韩琦吓了一跳，赶紧说：“此事决不可半途而废。愿陛下赐与手诏，他绝不敢不从命。”这句话与司马光说的一样。然而，仁宗的手诏也没有能请动宗实，他躲在府内坚卧不起。韩琦与欧阳修商量，认为宗实不敢就职的原因就是前途的不确定性，害怕弄得不好登不了大位不说，反而掉了脑袋。所以，不如一步到位，先免除其官，然后……这时，仁宗不知怎么又想通了，主动说：“不要再考虑给他什么官，马上立为皇子，现在就在明堂下了结。只要皇位还姓赵就行。”这句话似乎在暗示皇位有落入外姓的危险。韩琦令人将枢密使张昇找来，让仁宗告知原委，然后让翰林学士王珪起草诏书。王珪不敢，要面见仁宗确认，仁宗指着胸口对他说：“此决出自朕怀，非由大臣之言也。不如此，众心不安。卿何疑焉？”

八月初五，立宗实为皇子的诏书公布了；九日，改宗实之名为（赵）曙，群臣称贺。可赵曙依旧不停地辞让。司马光忍不住了，于八月二十七日上《请早令皇子入内劄子》[6]，指出，负责传达诏书的内臣徒劳往返，这是失职，应与惩办。而皇子的名分不是官职，可以辞让。赵曙既为皇子，理应朝夕定省（早晚问候），岂可久处外宅？仁宗看了司马光的劄子后，令宗正寺促其进宫，并在皇宫为他收拾好宫殿，如若不从，便强行用轿子把他抬进来。为宗实写辞呈的是一个叫孟阳的人，每写一道辞呈，得钱一百贯，他一共写了十八道，得钱一千八百贯。在得知司马光的劄子已有对赵曙的责备之意，虽许以重赏，他也不敢再写了。赵曙说，我不愿进宫，不是摆谱，而是避祸。孟阳说，你再推辞，群臣就会另立他人，到时候你的祸能躲过去吗？赵曙这才进宫了。

[1]《传家集·卷二十》。

[2]《传家集·卷十九》。

[3]《传家集·卷二十二》。

[4]《传家集·卷二十二》。

[5]《传家集·卷二十六》。

[6]《传家集·卷二十六》。

第十四章 忧在萧墙内

立赵曙为皇储，司马光冒了风险立了功，颇以尽到了谏官职责为荣。

谏院中有包拯立的三块碑，上面刻着唐代魏征的三篇奏疏。包公在知谏院时得罪了权贵，特立碑以明志。每看到这三块碑，司马光都不禁心潮起伏。宋代以当谏官为荣，历任谏官的签名留在谏院的一块木板上，始于庆历六年（1046）知谏院钱明逸。嘉祐八年（1063）初，司马光觉得木板上的签名难以长久保留，应该立碑刻石，想起三年前王安石写过一篇《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曾轰动一时，他决定亲撰《谏院题名记》[1]，文曰：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常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其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灭，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呜呼！可不惧哉！

这也许是司马光写得最好的一篇散文，被清人收进了《古文观止》。只说他在题名记中对谏官提出的要求，首先要考验他自己了。他满怀希望呼唤出来的储君赵曙，给他打开的是一座失望之门。

老皇帝死了，新皇帝疯了

嘉祐八年（1063）三月，皇子赵曙进宫四个月，仁宗病入膏肓了。

司马光与仁宗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本年科考的殿试上。他与翰林学士范镇同知贡举，主持了进士与诸科的礼部试，他们录取的第一名是孔武仲，还须仁宗亲自主持殿试，才能最后定案。或许是回光返照吧，仁宗在殿试中脸色红润，思维清晰，与一年前在宣德门观看妇人裸戏时的情形相仿。那一次，司马光与仁宗坐得很近，但没有感到幸运，而是感到忧虑。每年的上元节（正月十五），除了放灯外，开封府都要把全市最好的游艺节目集中到宣德门（皇宫南门）城楼下展示，连续十来天观众如潮，热闹非凡。各种游艺节目不必细说，只说有一项名为妇人裸戏，就是女子相扑，年轻女子赤裸着摔跤角力，比今天的三点式还少两点。司马光觉得有伤风化，曾上《论上元游幸劄子》[2]，劝仁宗以龙体为重，不可连日游幸。仁宗没有批复，但在观看妇人裸戏时，他故意对近臣说，有人劝朕不要游幸，朕非游幸，是与民同乐也。这明显是针对司马光的劄子说的，用与民同乐做幌子，为“寡人之疾”打掩护。司马光偏不识趣，又上《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3]，批评妇人裸戏有悖礼法，会为外方所讥，引诱陛下观看的奸佞之臣应受惩处。仁宗照旧没有批复，但在连日游幸后不久，他就病情加重，不能上朝。这一次主持殿试，仁宗兴奋异常，钦点许将为状元。虽然主持殿试与观看裸戏性质截然不同，但司马光同样有一种不祥之感，皇帝亢奋过头，绝非吉兆。果然，就在主持殿试之后，仁宗半夜驾崩了。

四月初一，赵曙即位，是为英宗，时年三十二岁。

赵曙即位的头三天，面对群臣奏事，问得非常详细，答复得有条有理，满朝庆幸立了一位贤明的君主，可第四天（初四）就突然病了。病得语无伦次，分不出张三李四。有个小插曲耐人寻味，仁宗死后，朝廷怪罪于为他治病的几位太医，将他们统统流放。这些医生正在赴流放地的路上，英宗病了，赶紧又派人将他们快马追回。初八日，仁宗大殓，英宗狂呼奔走，疯了，致使礼仪没法举行。宰相韩琦急了，扔掉拐杖，掀开帘子，抱住英宗，按在椅子上，令内侍好生侍候。司马光也许没有想到，自己冒着杀头的风险而呼唤出来的储君，即位后竟是这个样子。

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按照惯例，把皇太后即仁宗曹皇后抬出来垂帘听政，暂代皇帝处理政务。这就出现了一个非正常的上朝形式，群臣先到柔仪殿东阁的西室向正在服药的英宗皇帝问安，报告工作，再到东室向皇太后请示报告。

从上章我们知道，仁宗立宗实为嗣，一直就受到干扰，几度犹豫才最后定下来。在被立嗣前，他是装病，在继位后，他是真病。一个三十出头的人，头三天还好好的，第四天就病得不能临朝，第八天竟然疯了，蹊跷！

英宗继位时，进宫才四个月，对宫中的情形两眼一抹黑，宦官、宫女都是太后的人，他的病与太后的猜忌有关。英宗的原配高氏（四月底立为皇后）之母是曹太后的亲姊，按娘家的辈分，英宗是太后的姨侄女婿；而按皇家的继统，英宗算是太后的“儿子”。说来亲上加亲，但毕竟不是亲生，且权力斗争是不认亲的。曹太后是宋初大将曹彬的孙女，是仁宗的第二任皇后，她没能给仁宗生下一男半女，却能稳稳把持后宫的权位，手段好生了得。仁宗的第一任皇后郭氏，因出言不谨得罪了宰相吕夷简，又因吃醋打尚、杨二美人误打在仁宗额头，被废。也许是汲取了前任教训，曹后在宫中亲自种谷、养蚕，生活节俭，自塑后德典范，表率百宫。前面第八章讲到，庆历八年（1048）十月发生了皇宫卫士企图谋杀仁宗的事变，当时传说是张美人侍寝。其实，当晚真正侍寝的是曹后，听到动静后，仁宗想跑出去，曹后关好门并将他抱住，派宫人驰召入内都知王守忠以兵入卫。她料定叛卒必纵火，让宫人预备好水，果然叛卒以蜡烛点门帘，随即被浇灭。她亲自指挥宦官护驾，亲手给每人剪下头发一撮，说：“贼平加赏，以此为证。”所以一个个拼死战斗，让仁宗化险为夷。这么大的功劳被安在张美人头上，她甘心吗？不但甘心，而且暗喜。为啥？在自己宫中发生惊天事变，绝非光彩之事，怎么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干系，弄得不好，皇帝可能一怒之下，废了她的后位。而故意让仁宗正宠的张美人掠美，仁宗会认为她后德高尚，反而能保住后位。有个叫王贽的谏官打探到事变真相，上疏言及，仁宗找御史何郯来商量对策，何郯说，此乃奸人想废皇后也。王贽从此销声匿迹。张美人无功受赏，升为贵妃，名声大坏而不自知，竟然要借皇后卤簿（军乐队、仪仗队）外出。仁宗要她直接去找曹后，曹后满口答应，她满脸堆笑地报告仁宗，仁宗说，你僭越使用皇后卤簿，外廷将如何看你？否了。有个宫女与卫士通奸，事发，托仁宗所宠之姬求情，仁宗令免其死。曹后正装来见，要求依法处死，说，否则无以正禁掖。仁宗让她坐，她始终站着，一直站了几个时辰，直到仁宗同意。曹后其人，简单地说，我可以给你宠爱的女人让床、让功，但绝不让皇后的位子和权力。

英宗在宫中与这个浑身心计的太后相处，明显处于弱势。司马光觉得有必要给曹太后打打预防针，敲敲警钟了，在十三日即英宗即位的第十三天呈《上皇太后疏》[4]。疏曰，殿下（皇太后）垂帘乃因皇帝（英宗）哀毁成疾，不得已而为之，一旦皇帝康复，殿下必“推而不居”。这是用戴高帽子的办法将皇太后的军。在讲了一通治国御下的大道理后，回忆仁宗即位之初，“章献明肃皇太后保护圣躬，纲纪四方，进贤退奸，镇抚中外，于赵氏实有大功。但以自奉之礼或尊崇太过，外亲鄙猥之人或忝污官职，左右谗谄之臣或窃弄权柄，此所以负谤于天下也。”

这里所说的明肃皇太后是真宗的刘后，即戏剧《狸猫换太子》中的主人公，仁宗本李宸妃所生，她恃宠据为己有。仁宗即位时才十二岁，她垂帘听政，有人劝她效法武则天，被她斥责，所以司马光说她有功于赵氏。她垂帘十一年直至死去，重用宦官、佞臣，封后党数十人，突破皇后尊号不超两字的祖制，变成“章献明肃”四字。这些使之“负谤于天下”。司马光希望曹太后以刘太后为诫：

臣闻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况后妃与国同体，休戚如一。若赵氏安，则百姓皆安，况于曹氏，必世世长享富贵明矣。赵氏不安，则百姓涂地，曹氏虽欲独安，其可得乎？

这段话是点题之笔，潜台词是：如果能辅佐赵氏皇帝，曹氏就世代富贵，而如果想学武则天，曹氏就休想平安。

劝了太后劝皇帝

司马光的忧虑是否多余？非也！三天后，即十六日，英宗康复。翰林学士王珪请皇太后撤帘还政，诏书已经写好，曹太后却不干。她担心一下让出权力，会受英宗迫害。

一个巴掌拍不响。两宫矛盾，皇上也有责任。司马光于二十七日呈《上皇帝疏》[5]，提醒英宗“奉事皇太后孝谨”，应“夙夜匪解，谨终如始”；今年要沿用先帝年号，不要中途改元；子为父守孝三年，君民一样，虽然皇帝以日代月，二十七日可脱孝服（庶人三年守孝期实际执行二十七个月），但希望皇上三年之内禁止宫中一切音乐、游宴、喜庆活动，以尽孝道；“为人后者为人子”，皇上继仁宗之大统，应“承重于大宗”（仁宗一脉），“宜降于小宗”（亲生父亲濮王一脉），“专志于所奉而不敢顾私亲也”。这最后一条英宗很不爱听，后来闹出一场大风波。

司马光劝了太后劝皇上，效果甚微。到六月，英宗又病得厉害了，且拒绝服药。其病因在于“忧疑”，而拒绝服药是怕药中有毒。他对宦官没好脸，宦官都向着太后，说他的坏话。太后在见执政大臣时屡有不平之语，矛盾公开化了。司马光感到，要调停两宫矛盾，有必要把话说得更透彻一些。他在二十三日的《上两宫疏》[6]中说：“先帝属籍之亲（宗室）凡数百人，独以天下之业传之圣明（指英宗），皇太后承顾命之际，镇抚中外，决定大疑，其恩德隆厚，逾于天地，何可胜言！”这是要英宗懂得知恩、感恩。“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无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无以安天下”。两句话，言简意赅，点明了两宫谁也离不开谁的利害关系。

不知这两句话是否打动了皇太后，但肯定给宰相韩琦以极大启发。在太后向执政抱怨皇帝时，韩琦说：“臣等只在外面见得官家（宋人对皇帝的称呼），内中保护，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稳。”曹太后听后大惊失色，说：“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那好！韩琦说：“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矣。”韩琦的这段话史称“危言”，当时在场者都被吓得大气不敢出。其实，他表达的就是司马光奏疏的意思：“皇太后非皇帝无以安天下”。

两宫矛盾被暂时“压制”，但没有缓和。英宗开始临朝，但登极五个多月了，竟没说一句话，如泥塑一般。他不接见来给宋仁宗吊丧的西夏使节，不出席给仁宗招魂的重大典礼——“虞祭”。就是将神主（“虞”，死者的木头雕像）从陵寝迎回太庙，共须进行九次典礼（九“虞”），其中路途五次，抵京后四次。英宗的失礼行为气得太后无可奈何，问宰相韩琦：效昌邑王事如何？昌邑王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汉昭帝的侄子，因昭帝无子，驾崩后被皇太后和宰相霍光拥立为帝。但他荒淫无道，仅在位二十七天即被废，是谓“汉废帝”。显然，曹太后是要韩琦将英宗废了。她还送给韩琦一封信，里面装着英宗在宫中所写的歌词及其种种不是的记录。在见到韩琦等执政大臣时，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英宗，最后说：“老身殆无所容！”（已经没法再容忍了）“请为孀妇做主。”而英宗也有一肚子气，对韩琦等人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不是霍光，宋代不是汉代，要行废立，既无此胆也无此力，所以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继续调和两宫矛盾。但因涉及个人命运，敢于出来调停的人寥寥无几，而司马光是最先站出来且坚持不懈的调停者。

在英宗拒绝参加“虞祭”时，司马光先后上了《言谴奠劄子》《论虞祭劄子》等，指出“虞者孝子之事”，不可让人代替，否则就有亏于孝道。仁宗神主入太庙的最后一次“虞祭”，英宗参加了，但没有哭，美其名曰“卒哭”。“卒哭”就是哭之终止，过去无此一说，算是祭礼上的“新发明”。这让太后怒形于色，几乎当场发作。司马光马上分别呈《上皇太后疏》[7]和《上皇帝疏》[8]，在这两份奏章中讲了同一个故事：“昔（东）汉明德马皇后无子，明帝使养贾贵人之子（刘）炟以为太子，且谓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爱养不至耳。’（皇）后于是尽心抚育，劳悴过于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即位，是为章帝。章帝亦孝性淳笃，恩性天至，母子慈爱，终始无纤介之间，前史载之，以为美谈。”他用这个故事劝太后不可“效常人之家，争语言细故，故有丝毫之隙，以为宗庙社稷之忧”。他希望英宗像汉章帝那样，像孝顺亲生父母一样孝顺太后，亲自到太后处“克己自责，以谢前失，温恭朝夕，侍养左右，先意承志，动无违礼”。在司马光和韩琦、欧阳修的调停下，太后与英宗的关系有所改善。

此后，司马光又给英宗连上四疏专谈对太后的奉养[9]，指出太后对陛下有三德：“先帝立陛下为嗣，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驾之夜，皇太后决定大策，迎立圣明，二也；陛下践 数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众心，惶惑失措，皇太后为陛下摄理万几，镇安中外，以俟痊复，三也。”希望英宗能“以大德灭小怨”，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以大局为重，奉养太后如亲生父母。

司马光为调停两宫关系所上的奏疏有十数道，对于他所作的贡献，副相欧阳修的评价是“于国有功，为不浅矣”。

治平元年（1064）五月，宰相韩琦拿十余件事向英宗取旨，英宗的答复都很妥当。韩琦再向太后汇报，太后连连称善。韩琦于是向太后提出辞职，太后说，相公不可去，倒是我应该居于深宫了。说着便站了起来，韩琦于是大声喊：“撤帘！”帘子撤下了，还能看见太后的背影……

驱除弄权宦官

太后被迫撤帘了，但与英宗的矛盾并没有随撤帘而去。他们的矛盾难以弥合，一个原因是有宦官从中挑拨，为首者乃权宦任守忠。

司马光称宦官为“近习之臣”，对宦官害政高度警惕。从皇祐二年（1050）上《论麦允言给卤簿状》（见第八章）开始，论宦官的奏状就一直没有停。先后被他弹劾的有炙手可热的权宦苏安静和张茂则等，最著名的奏疏有要求取消寄资的《论御药寄资劄子》（寄资即高职低配）和《论臣僚上殿屏人劄子》。后一劄子要求按祖宗规矩，皇上与臣僚谈话时，宦官应退到板障以外，如果发现偷听，应论罪量刑。好了，只说他现在要弹劾的任守忠官居宣政使、入内都知、安静军（治所在今四川梓潼县境）留后。对他的职位，有必要解释一下。宋代宦官分两省，内侍省（简称前省，宫外当差）、入内侍省（后省，宫内当差）。不用说，最有权力的是入内侍省。任守忠所领入内都知是该省的最高职务，就是大内总管；宣政使是宦官的最高品级，正六品；留后全称为节度观察留后，正三品。宣政使已经是宦官最高品级，为什么还给他一个留后呢？这就是所谓的“寄资”，是皇帝对宦官的额外开恩。奴才在身边服侍久了，便有了感情，宦官职位到顶了，便给他挂一个武职继续往上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皇帝身居宫内，孤家寡人，再英明的主子也免不了靠宦官来刺探外情，监督臣下，特别是掌握军队的武臣，于是乎，诸如钤辖、监军以至刺史、观察使等高级武职便落到宦官头上。至于让宦官童贯当枢密使，那是后来宋徽宗干的事，此前尚无。

回到任守忠身上，司马光在调解两宫矛盾时，就已经不点名地指出：“宫省之内，必有谗邪之人，造饰语言，互相间构”[10]，不点任守忠的名是不想激化矛盾。曹太后撤帘后，他觉得应该打开窗子说亮话了。从七月十八日至八月二十二日，司马光三上奏章，弹劾任守忠。

任守忠是“俳优”（演员）出身，因善于讨主子欢心，混到了勾当御药院这个要害职务，但他与教坊使田敏勾结犯罪，被真宗刘太后判杖二十，发配岳州（今岳阳）。经其父任文庆找关系说情，杖刑后免于发配，留在开封做生意。他用金钱买通御药宦官江德明，重入宫中，在仁宗朝一步步当上宦官押班。嘉祐年间，司马光力谏仁宗立宗室子为嗣，仁宗倾向于宗实，任守忠竭力阻扰；仁宗决定立宗实后令其宣召，他躲避而不肯行。仁宗逝世，皇太后垂帘听政，任守忠在太后面前诋毁英宗，使两宫关系愈来愈僵。在讨论太后的出入礼仪时，任守忠竭力主张沿用乾兴之例，即仁宗即位初期刘太后听政所享受的与皇帝一样的礼仪。这不仅是拍太后的马屁，而且包藏着另立新主的祸心。好在曹太后还算清醒，没有完全听他的，出入不鸣鞭，仪卫减半。太后撤帘还政，任守忠看大局已定，便转而巴结英宗高皇后，私拿内藏库价值数万的珠宝以献，自己也从中大捞了一把。在他掌管的内省，宦官只惧任守忠而不知惧皇帝。

七月十八日，司马光上《言任守忠劄子》[11]，历数其上述罪行，请求皇上将其“明正典刑，以示天下”。然而，任守忠是太后的腹心，又拍上了皇后，岂是你司马光一道奏章就能扳倒的？此疏上去，如泥牛入海。司马光接着又上《言任守忠第二劄子》[12]，指出，任守忠久任宫禁，一手遮天，如不早除，必有后患。可惜，此疏又打了水漂。是自己没有讲清他的罪行，还是皇上没有认识到他的危害？不搬掉这个皇宫内的奸宦，司马光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于八月二十二日又上《言任守忠第三劄子》[13]，列举了任守忠的十大罪状，按时间顺序，重点揭露了他阻止立英宗为嗣，以及危害英宗执政的问题，最后说：“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亲见，众人所共知……诚国之大贼，人之巨蠹。伏望陛下尽发守忠之罪，明示四方，斩于都市，以惩奸慝。”这一次，英宗终于下决心，批给中书处理。

宰相韩琦坐在政事堂，拿来一张空白敕书，先让副相欧阳修签字，再让副相赵槩签字。赵槩感到为难，欧阳修说，你尽管签，韩公自有处分。赵槩签字后，韩琦把任守忠叫来，厉声说，你犯的罪当死，特贬你为蕲州（今湖北蕲春县）节度副使，不可擅离安置地。宋代的节度使是最高武职，但节度副使啥也不是，无任何职权，也不给工资，是安置贬官的空头职务。韩琦当着任守忠的面签发了敕书，令人立即将他押解上路。如此处理有悖常规，而之所以如此，实出无奈，如按常规办理，宫中很可能传出新的旨意，那就流放不成了。

此前，谁也不敢得罪任守忠，司马光因扳倒了任守忠而名声大震。

任守忠既逐，英宗当朝宣布：“内臣差遣并一切委之于都知司。”司马光当即出班奏道：“此令不妥。”

怎么回事呢？都知司是宦官管理衙门，都知是其首长。如果大小宦官的任职都由都知说了算，这会形成以都知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如果这一制度不变，扳倒了一个任守忠，还会出现新的任守忠。次日，司马光又上《言内侍上殿差遣劄子》[14]，建议皇帝将高级宦官（都知，副都知，押班，东头、西头供奉官，均为六品）和重要部门（如勾当御药院，供奉龙图阁、天章阁）宦官任免权收回，亲自任命，而都知司只管一般宦官的任命。司马光一片拳拳之心，可惜于事无补，只要封建皇帝存在，就离不开宦官，无论宦官由谁来任命，都摆脱不了宦官干政，只有轻重不同而已。

从立英宗为嗣到驱逐任守忠，司马光与宰相韩琦可以说配合得天衣无缝。韩琦对司马光欣赏有加，司马光也对韩琦敬佩不已。然而，司马光很快发现，作为谏官，自己不过是执政大臣手中的一颗棋子而已。韩琦也发现，司马光并非自己的驯服工具。

[1]《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六》。

[2]《传家集·卷二十三》。

[3]同上。

[4]《长编·卷一百九十八·仁宗嘉祐八年四月甲申》。

[5]《长编·卷一百九十八·仁宗嘉祐八年四月戊戌》。

[6]《长编·卷一百九十八·仁宗嘉祐八年六月癸巳》。

[7]《传家集·卷二十九》。

[8]同上。

[9]见《传家集·卷三十》中《言奉养上殿劄子》至《言奉养上殿第四劄子》。

[10]《传家集·卷三十一·上皇太后疏》。

[11]《传家集·卷三十二》。

[12]同上。

[13]《传家集·卷三十二》。

[14]同上。

第十五章 谏官的悲哀

治平元年（1064）秋，宋英宗亲政还不到半年，西北就传来警报：西夏国王谅祚派兵对宋朝发起进攻，杀戮和掠走的人、畜数以万计。

而此前，陕西都转运使刘述古给朝廷的报告却是“边鄙宁静，不足为虑”。

言边两劄子，无人理睬

刘述古的报告是答复朝廷催问的。西夏派来吊唁仁宗逝世、祝贺英宗登基的使团在国宾馆议论衅边，被接待人员听到，报告了枢密院，故有是问。使节如此，有悖常理，但宋、夏外交一直就没有常理可言。按惯例，夏使来宋先到延州，听候指示，再由延州派引伴使护送至京师。当时没有专职外交官，有事临时指定，往往用非其人。此次西夏使团的团长是吴宗，宋引伴使为指使高宜，两个糊涂，一对呆瓜。一路上，吴宗出言狂谬，贬损宋朝，高宜动怒，与之争吵。吵到开封，要进顺天门，吴宗要求戴佩鱼，用西夏礼仪，这是公然挑衅，高宜劝阻不听，一气之下把他们关进马棚，关了一夜，不给饭吃。吴宗抗议，扬言报复，高宜说，我雄兵百万，捣你贺兰巢穴。使团在开封待了很久英宗才接见，吴宗当面告了高宜。英宗指示，高宜是延州属官，令延州通判审理。

此事在朝廷传开，司马光当即写劄子，要求审判高宜，治其罪以平息纠纷，不报。

延州通判审理此案。吴宗说，高宜讲雄兵百万，捣贺兰巢穴，此话怎讲？通判说，你是否说过你们的国主是少主（谅祚时未成年），太后当家？吴宗唯唯。通判于是判决：因你错在先，高宜才有此言。

吴宗对判决未持异议，但回国之后西夏却以此为借口发动了战争。西夏摸清了宋朝的底细：在仁宗逝世、英宗接班期间，朝廷一片乱象，而边防松弛，将帅无能。陕西转运使刘述古靠“拼爹”当官，文不能安民，武不能上阵，却有一套欺上瞒下的本事。副都部署（副司令）刘几发现他谎报“边鄙宁静”的军情，请他重写，他以报告不可前后不一为由而拒绝，刘几不干，要单独写报告。刘述古恼羞成怒，借故将刘几调到凤翔，脱离前线。刘几刚被调走，西夏便动手了。

宋廷接到警报，决定派文思副使（中级武官）王无忌带着诏书去“诘问”。失策！司马光觉得，战争已经开打了，当务之急是备边，而非遣使诘问。他飞快地写出了《言备边劄子》[1]，开章明义地说：

闻《周书》称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盖言诸侯傲狠不宾则诛讨之，从顺柔服则保全之。不避强，不陵弱，此王者所以为政于天下也。

这段话可视为司马光外交思想的核心。他接着说：去年西夏使团来吊丧，引伴使高宜侮辱人家，我说要治他的罪，朝廷不当回事；现在西夏打上门来，朝廷却派人去“抚谕”，这正好与文王之道相反，是“从顺则侮之，傲狠则畏之”。“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骄惰，将帅乏人，而戎狄犯边，事之可忧，孰大于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无事者，其故何哉？”“臣不胜愤懑。”望皇上召集群臣，讨论救边之策。

对司马光的批评，宰相韩琦视之为书生之见而未曾在意。他资格老，有经验，在派使者去西夏的同时，采取了多项战备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刺义勇”。

义勇约相当于今之民兵，刺就是刺字。宋军士兵脸上刺字，而义勇只刺手臂。为此，韩琦上疏说：“三代、汉、唐以来，皆籍民为兵，故其数虽多而赡养至薄，所以维制万方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为近古，天宝已后，废不能复，因循至于五代，广募长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给。”这里，他简要地回顾了中国兵制从府兵制向募兵制的发展过程，企图回到府兵制上去。但是，府兵制为募兵制所代替，是历史之必然，因为募兵制使军队专业化，战斗力超过了亦民亦兵的府兵。问题不在于专业化，而在于军队如何精干、管用，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宋代以文抑武的根本制度使之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文官、宦官当统帅，对军队一无所知，却自以为是；武官靠恩荫，实为世袭，多是纨绔子；士兵脸上刺字，形同奴隶，一入军籍，世代难脱。士兵成分有四：职业兵痞；刺配的罪犯；因灾荒而流离失所的农民；由弓手、强壮、义勇等民兵而升格的正兵。官兵素质和指挥体制的天然弱点，使宋军几乎逢战必败。相反，倒是边境上的弓手、强壮等民兵性质的部队有点战斗力。韩琦说：“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资产、父母妻子之所系，若稍加简练，亦唐之府兵也。陕西当西事之初，亦尝三丁选一丁为弓手，其后刺为保捷（禁军番号）正军，及夏国纳款，朝廷拣放，至今所存者无几……今若于陕西诸州亦点义勇，止刺手背，知不复刺面，可无惊骇……一时不无小扰，而终成长利。”[2]枢密副使胡宿建议先刺缘边州县，英宗皇帝说，不如一下全刺。于是乎，从十一月十四日开始，陕西除商（商洛）、虢（河南灵宝）二州外均刺义勇。按照三丁刺一的原则，年龄二十至五十岁，共得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名。

司马光连上两劄言边事，都无答复不说，而朝廷却按韩琦的主意刺开了义勇。他震惊了，愤怒了！不仅因为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且因为这与他心目中的王者之政背道而驰。

半月六道疏，面质宰相

刺义勇的事，司马光是在诏令下达八天后才听说的。他义愤填膺，写下了《乞罢陕西义勇劄子》[3]。在回顾了康定、庆历年间陕西刺弓手进而被编入保捷军的历史，指出陕西自西事以来，民力已减耗三分之二，又连年遭灾，今年收成不错，农民指望歇歇肩膀，偏又下诏刺义勇。陕西官军甚多，为何还做这种有害无益之事？

司马光愤怒不已，韩琦却不以为然。他何尝不知道陕西屯兵不下三十万（最多时超过四十万），但夏军视“东兵”（从东边调来的禁军）为绵羊，而对缘边“熟户”（靠拢宋的少数民族）、弓手却畏惧三分。不刺义勇，你又有什么好办法？

有。司马光接着上《乞罢陕西义勇第二上殿劄子》[4]，指出，加强军备不仅是要添屯军队、积蓄粮草，更在择将帅、修军政。如果将帅得人，训练有素，不要说抵御入侵，“则虽欲取银、夏而税其地，擒赵谅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难！”至于怎么选将帅？选谁做将帅？他没有说，而继续描绘当年陕西刺弓手的惨状：“闾阎之间如人人有丧，户户被掠……往往逃避于外，官中絷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卖田园以充购赏。暨刺面之后，人员教头利其家富，百端诛剥，衣粮不足以自赡，须至取于私家；或屯戍在边，则更须千里供送，祖父财产日销月铄，以至于尽。”总之，刺义勇“有害无益，显然明白……伏望陛下轸念生民……早赐寝罢。”

这一次，司马光在上疏的同时当面向英宗陈述，讲得慷慨激昂，英宗似乎为其感动，答复：送中书、枢密院议处。司马光来到中书省和枢密院，接待他的堂后官（高级胥吏）说，刺义勇的工作已全面铺开。要停下来，须皇上下令，且诏令岂可朝令夕改？司马光气得胡子发抖，刺义勇这么大的事，怎能一两个大臣就定了，而不让百官与闻？回到谏院，他马上又上《乞罢刺陕西义勇第三劄子》[5]，提了两项要求，一、收回成命；二、公布朝堂，让百官讨论。

刺义勇是韩琦的主意，必须批倒他的理论，才有可能说服皇帝。于是又上了《乞罢刺陕西义勇第四劄子》[6]《乞罢刺陕西义勇第五上殿劄子》[7]，批判的矛头直指韩琦。

韩琦说，刺义勇“于民无大害，于国有大利”。司马光说，“于民有世世之害，于国无分毫之利”。刺义勇给老百姓增加了负担，要么赶紧分家以逃避三丁刺一，要么卖掉田产而当游民。而刺字之后，还要受头领的剥削。义勇定编后，差额要补齐，等于让三分之一的百姓子子孙孙为兵。太祖、太宗时没有义勇，“一统天下如振槁拾遗”，而后来“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边鄙”，“正军不足，益以乡兵，外府（三司国库）不足，继以内帑（内藏库）”，“而不免含垢忍耻，假以宠名，诱以重赂，仅得无事”。“三路新置乡兵共数十万，何尝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观之，义勇无用，亦可知矣。”

韩琦说，义勇近古之府兵。司马光说：今非昔比，义勇不是府兵，而是儿戏。三代之时，“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车马”，行政编制与军事编制相统一，各级行政官员即为军官，由卿、士、大夫统帅；“唐初府兵，各有营府，不属州县，有将军、郎将、折冲、果毅以相统摄，是以令下之日，数万之众可以立具，无敢逃亡避匿者”。而现在的义勇“虽有军员节级之名，皆其乡党族姻，平居相与拍肩把袂，饮博斗殴之人”，平时操练似乎像回事，而一遇战阵，军员节级带头逃跑，自顾不暇，哪还有一个人为国家御敌？“以臣观之，此正如儿戏而已。”[8]

在第五劄子中，司马光发出血泪呼声：陛下“何忍以十余万无罪之赤子，尽刺以为无用之兵乎？”并且当面与英宗摊牌：如果认为我的意见是“孟浪迂阔，不可施行”，那么，我“更不可久污谏诤之列，……别择贤才而代之”。他不惜以辞职来阻止刺义勇，但没能感动皇帝。英宗答复说：“命令已行，不可更改。”

这是什么话？他连夜写了第六劄子，开头就说，臣“终夕不寐，深痛陛下此言之失”。“自古明圣之君，闻一善言立为之变更号令者多矣，不可悉数。惟近岁大臣自知思虑不熟，号令已失，无以抑夺台谏之言，则云命令已行，难以更改，此乃遂非拒谏之辞。”他把批评的锋芒从皇帝转向以韩琦为首的执政，“今国家凡有大政，惟两府大臣数人相与议论，深严秘密，外廷之臣无一人知者，及诏敕已下，然后台谏之官始得与知。或事有未当，须至论列，又云命令已行，难以更改，则是国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复救也”。这就远远超出了刺义勇这件事本身，批到朝廷议事规程上来了。他再次请求英宗“二选一”：要么收回成命，要么撤他职。

宋朝的制度设计相对来说是比较科学的，“两府”，政府管行政，枢府管军政，但命令要发出去，在皇帝批准后，还必须通过“两制”，即翰林学士和知制诰来起草，他们若认为不合适，可以退回去。除“两府”、“两制”互相制约外，谏官、御史有监督的权力。韩琦也曾经当过谏官，而且是以直谏出的名，然而，一坐上宰相的位置，特别是在册立英宗和太后还政上建功之后，颇有点以周公自居，未免有些专横。不行！在第六劄子没有答复的情况下，司马光决定去政事堂，找韩琦当面理论。

韩琦一见司马光，就明白他是来说刺义勇的事了，所以首先以前辈军事家的口吻说：“君实啊！军事上讲究先声后实，现在谅祚正桀骜不驯，听说陕西一下子增兵二十万，岂不受到震慑？”司马光说：“兵贵先声不错，可惜有虚无实，可以欺敌于一日之间而已。过不了几天，敌人知道了我之实情，就一点不灵了。现在，我们是增加了兵力二十万，问题是不管用，敌人知道后，还会害怕吗？”韩琦跳开这个问题，说：“我知道你是担心又像庆历年间那样，先集乡兵后刺正军，现在已经下达敕令，与民相约，永不充军戍边。”司马光说：“我表示怀疑。”韩琦说：“我在这里，你担心啥？”司马光说：“我还是不信，不仅我不信，恐怕您也不信吧！”韩琦终于忍不住发火了，问道：“你凭什么这样轻视我？”司马光也激动地说：“您如果长期坐在这里也许没问题，但如果换了别人，您的承诺还能算数吗？现成的兵他还会不用吗？”韩琦一下没话说了。司马光悻悻然走了，他的话在十年后得到应验，义勇运粮、戍边成为常事。

连续六请辞，告假回乡

司马光觉得应该重新认识自己曾经非常尊重的韩琦了。想想在谏院近四年，从四十三岁到四十六岁，一时记不清写了多少奏章，真正被采纳的有多少呢？正如他在一篇奏疏中所说：“自陛下践 以来，臣不自知其狂愚，见朝廷政令有未便，差除有未当，屡献瞽言，浼渎天听。陛下未尝为之变一政令，改一差除。”[9]这与其说是生病的英宗不采纳，不如说是掌权的韩琦不同意。仔细想想，他们的默契似乎只在立英宗为嗣和调解两宫矛盾时存在，而一接触到施政的具体问题，司马光就成为多余了。

英宗即位伊始，宣布文武百官每人进官一等，赐新官服一套，优赏诸军，一切如乾兴故事，即按真宗逝世、仁宗继位的乾兴元年（1022）之标准。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共一千一百余万（贯、匹、两）。另外，两府大臣、宗室、近臣、主兵官等，还可以得到大行（逝世）皇帝的遗物，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司马光时为四品官，遗赐的珠宝和金帛价值一千余贯。越往上越多，至两府大臣，何止数万！当时，文彦博、富弼两位原宰相正在守丧，也分到了遗赐。如此大规模地撒钱，是为了表示皇恩浩荡，“浩荡”到了每一个官员，却“扫荡”了老百姓。京城官员的奖赏由国库拨钱，各州、军没有这笔预算，朝廷又不拨给，明文规定向民间借贷。朝廷硬撑着按乾兴标准，可惜已力不从心。乾兴时给殿前司禁军的食物中包着金子，而这次没有，引起部队一片喧哗，险些酿成兵变。司马光看着分给他的珠宝和金帛，心里很不是滋味。国家财政困难，寅吃卯粮，而此次仁宗逝世，加官、赏赐和陵墓等各项开支合计接近两千万贯，平均到每个老百姓头上负担近一贯。如果遇到大面积的灾害，或者遭到外敌的大规模入侵，国家拿什么来救灾和充当军饷？他忧心忡忡，睡不着觉了，怎么也觉得这笔遗赐应该退回去。四月十五日，他上呈《言遗赐劄子》[10]说：

臣伏睹圣恩颁赐群臣以大行皇帝遗留物，如臣所得已近千缗，况名位渐高，必沾赉愈厚，举朝之内，所费何啻巨万！窃以国家用度素窘，复遭大丧，累世所藏，几乎扫地。传闻外州、军（行政区划名）官库无钱之处，或借贷民钱，以供赏给，一朝取办，逼以捶楚（即棰楚，杖刑）。当此之际，群臣何心以当厚赐！

为给官员发赏钱，用打老百姓屁股的办法筹集资金，这样得赏钱，群臣还能忍心吗？司马光这一问，应该让官员们脸红。但有人说，这不过是沿用乾兴故事，你瞎操什么心？

臣诚知乾兴之际，曾有此例，亦恐当时所赐，不至如此之多。况当时帑藏最为富实，今事力耗竭，十无一二，岂可但云旧例，不思损益？况委质为臣，共图国事，股肱耳目，譬犹一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岂待多得金珠，然后输忠尽力？恐非所以遇士大夫之道也。

此时非彼时，不可照搬旧例。士大夫与皇帝安危与共，难道非要得到金珠才输忠尽力吗？因此，司马光倡议：

今天崩地坼，率土哀摧，群臣各迁一官，不隔磨勘，恩泽已厚，诚不忍更受赐物，因公家之祸，为私家之利。伏望圣慈许令侍从之臣，各随其意进奉金帛钱物，以助供山陵之费。如此则君恩下流，臣诚上达，上下相爱，洽于至和，既可以少纾民力，又不至有伤国体。

司马光这一倡议考虑很全面。群臣已凭空官升一级，皇帝对大伙儿够意思了，捐出遗赐等于是对升官的报答。司马光带着谏院的同事来到朝堂，准备在进呈劄子时，带头将遗赐捐出。可答复是：“乾兴无此例，不准。”他以为是太后和皇帝不便恩准，接着上了一则《申堂状》[11]，说，既然“主上谦让，未欲开允”，那么，“伏望参政、侍郎（副部长以上），集贤相公、昭文相公（两馆学士）表率百僚，率先进献”，这样，“天下生民，不胜幸甚”。

宰相韩琦等两府大臣所得赏赐最多，司马光以为他们一定会带头，而事实却让他大失所望，于是再上《言遗赐第二劄子》[12]，质问说：“州县鞭挞平民，逼取钱物，以济一时之急，不知乾兴年中何尝有此例也？”朝廷此举在收买官心，但“士众（普通官员）必曰：‘我辈劳苦，而所得微薄，群臣安坐，而专享厚利。’其心安得不怨？百姓亦曰：‘我辈剥肤椎髓，以供赋敛，而浩浩入群臣之家，如泥沙不惜。’其心安得不怒？近者怨，远者怒，为国计者，可以不深思远虑乎？”如果群臣稍有“廉耻之心”，又“何面目以自安？”他问得义正词严，但没有得到一句话的答复。无奈，他将所得之珠玉捐给谏院作为办公经费，而把金帛送给了舅家。

英宗登基后不久，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各知州（军），都派亲属到京城送贺表，朝廷不问青红皂白，给送贺表者一律封官。这样一下就凭空新增数百名官员。司马光上疏指出：“此盖国初承五代姑息藩镇之弊”，而“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现在，官员比国初多了十倍，如此滥封，冗官更多。他建议朝廷对送贺表者详加甄别，如是五服之内的亲属，可给一官，否则给点金帛以示奖赏即可[13]。他并没有要全部废除这一陋习，只是希望改良一下，但同样是说了白说。

回想自己在写《谏院题名记》时，那是何等的踌躇满志啊！现在他却在问自己：谏官算什么？

他突然发现，自己引以为豪的谏官，在执政大臣需要时被视之为利器，而在不需要时却被弃之如敝屣。他灰心极了，决心辞职。回到家中，他准备写辞职报告，可砚台里的墨汁冻成了冰，他突然双手拍桌，长叹一声，吟起《诗经》中的句子：“式微，式微，胡不归？”心有灵犀一点通，夫人张氏马上给他端来热水，亲手磨好墨，说，写吧！辞了官咱们回老家。夫人的理解让他感到了温暖，他写下了《乞降黜状》。虽然在刺义勇的问题上，他曾两次要求英宗“二选一”，不惜辞职，但这是他的第一份正式辞职报告。报告还没写完，家中的报晓鸡“喔喔”地叫了。他突然觉得自己就是这只笼中的鸡，不禁吟出一首七言诗来：

羽短笼深不得飞，久留宁为稻粱肥？胶胶风雨鸣何苦，满室高眠正掩扉。

你忠于职守按时打鸣，而酣睡的主人却讨厌你打扰了他的好梦！第一份报告送上去，未被批准，他接着写，直写了六份，仍未批准。不准辞职，难道还不准告假吗？从皇祐二年（1050）他守孝期满复出，至今十六年了，其间他只请假回过一次家乡，给父母扫了一次墓，该回去和他们谈谈心了！治平二年（1065）三月，朝廷批准他回乡祭祖。

[1]《传家集·卷三十三》。

[2]《长编·卷二百三·治平元年十一月乙亥》。

[3]《传家集·卷三十四》。

[4]同上。

[5]《传家集·卷三十四》。

[6]同上。

[7]同上。

[8]见《传家集·卷三十四·乞罢刺陕西义勇第四劄子》。

[9]《长编·卷二百四·英宗治平二年正月壬午》。

[10]《传家集·卷二十七》。

[11]《传家集·卷六十三》。

[12]《传家集·卷二十七》。

[13]《长编·卷一百九十九·嘉祐八年七月辛亥》。

第十六章 “濮议”战宰执

“十年一展墓，旬浃复东旋。”司马光此次回乡，仅只停留了十天，本是“顺途歌《式微》”回来的，为什么又匆忙回朝？“岂负襁褓受，横遭章绶（官服）缠。”他在扫墓时所作的这首诗说明了原因。思想是怎么转变的？

白说也要说

在鸣条岗祖茔父亲司马池的墓前，父子进行了一次心灵“对话”。他问父亲，儿身为谏官，每见政令有失，用人不当，便不避斧钺，直言进谏，但几无一言被采纳，如此谏官，不当也罢。他似乎听到了父亲的回答，说一不二的是权臣，顺竿爬的是佞臣，犯颜直谏的是诤臣。为臣当为国尽忠，岂可一言不被采纳，就弃君而去？

他越想越是这个理，可父亲不是也辞过谏官吗？而且正是以此为仁宗所知。不过，父亲辞谏官，是因为认为谏官不适合自己。自己呢？自认为谏官很对胃口，毫不推辞就高高兴兴地上任了。只因遇到了挫折，就心灰意冷了。他对父亲说，儿最恨奸佞小人，见之则痛加搏击，先后弹劾了知寿州张叔鲁，知莱州王逵，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张田，陕西都转运使陈述古，朝廷大臣张方平、程戡、贾黯，边帅施昌言、孙长卿，等等，甚至还包括英宗的藩邸旧人王广渊，至于宦官就更不用说了，小人太多，都弹劾不过来了。坟墓里仿佛传出了父亲的声音：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直言进谏，要讲国家大事；待人处事，要有长者之风。是啊！他想起了父亲在杭州被转运使江均、张从革诬陷而降知虢州，还没离任，江、张贪赃事发，人劝父亲反戈一击，父亲说，乘人之危，吾不为也。人称父亲有长者之风。

父亲有长者之风，恩师庞籍也有长者之风。可惜，两年前他先仁宗而去了。司马光没能去山东向恩师告别，在京师写下了《祭庞颍公文》《太子太保庞公墓志铭》，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二十七前与他一起金榜题名的“同年”好友，已经过世了两个，石扬休与庞之道，自己已四十七岁了，应该像个长者了。

扫墓之后，司马光去了一趟魏云夫山庄。所谓山庄，其实是一座庙宇，据说是宋初一个叫魏云夫的和尚化缘修建的，建在中条山东麓的白云深处。他去山庄，是想求一份暂时的清静。爬上山峰，进得山门，小沙弥将他引进大雄宝殿。只见长老坐在蒲团上，微闭双眼，双手合十，正在念经。司马光不敢打扰，静静地站在一旁，突听长老问道：“施主莫非司马谏院吗？”司马光拱手回答：“正是，涑水司马光。”长老微睁慧眼，也不转身，说道：“施主面藏隐忧，乃为是非所困。”司马光说：“愿赐教。”长老说：“俗人谓是，其实为非，俗人谓非，其实为是。走出三界，便无是非。”司马光知道长老所说之三界，天、地、人也。这涉及到不同的哲学思想，司马光是儒者，但也吸收佛、道之精华，认为“物出于无，复归于无”[1]，“人之生，本于虚……业终，则返于虚”[2]，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死了就走出了三界。但与佛家的“出世”观相反，他是坚定的“入世”派，“天者不为而自成，人者为之然后成”[3]。他没有与长老论争，但长老从他的沉默中已经明白了一切，说道：世俗之人，自有世俗之烦恼。说罢，自顾念经，置司马光于无。

长老说得没错。他因想逃避朝廷中的烦恼而回乡，而回乡后又遇到乡下的烦恼。“青松敝庐在，白首故人稀。”回乡扫墓自然要见亲人和乡亲，两杯浊酒下肚，“白首故人”们向他诉说起民间疾苦。曾几何时，司马氏所居之坡底村还是个富裕的村子。这得益于其堂伯司马浩，他说服县官，在涑水下游筑了一座坝，使乡人尽得灌溉之利。但近几年来，灾害频仍，先是洪水冲垮水坝，接着干旱让涑水断流，再后来蝗虫吃光了庄稼，去年好不容易获得一个好收成，偏偏遇到刺义勇，三丁刺一，没有刺的也要出钱。因刺一丁补贴二千文，上头没拨，全靠老百姓分摊。君实啊！你是朝廷大官，回去得给皇上说说呀，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呢。他们哪里知道，司马光就是因反对刺义勇而气着请假回乡的。他不能给乡亲们讲这些，但为民请命的激情像一把火，烧得他坐卧不宁。在乡间故居里，他写出了《言钱粮上殿劄子》，要求废止给人民的额外负担。尽管他知道这多半也是白说，但白说也要说。他决定尽快回京，回去参加战斗。

挑战欧阳修

司马光回到京城，刺义勇的事情，已经被一件士大夫们认为更大的事所掩盖。一场史称“濮议”的礼法大论战开始了。

所谓“濮议”，即关于英宗的生父濮王赵允让该怎么称呼的争论。从第十三章我们知道，因仁宗无子，便立堂兄濮王之子宗实为皇子，改名赵曙，继承皇位。在今人看来，“濮议”非常无聊，甚至无理。允让是英宗的生父，当然要称父，死后要称“考”。但按封建礼法和春秋大义，英宗是被仁宗立为皇子后才继承皇位的，应称仁宗为父皇，那生父允让该怎么称呼呢？问题就来了。一个是血缘关系上的理，一个是封建礼法中的礼，两相冲突。

司马光早就估计到英宗继位后会追尊生父，在嘉祐八年（1063）四月调解两宫矛盾时，就在《上皇帝疏》中提出了“重于大宗则宜降其小宗”观点。仁宗和濮王允让虽然都是太宗赵光义的孙子，但仁宗为大宗，濮王为小宗。重大宗、降小宗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应称仁宗为父，而不可再称生父允让为父。根据何在？有史为证：“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汉武帝之被废太子、汉宣帝之祖父）、史皇孙（卫太子之子，汉宣帝之父）；（汉）光武上继元帝，亦不追尊钜鹿（钜鹿都尉，刘秀祖父）、南顿君（刘秀生父）。此万世法也。”[4]至于汉代的哀、安、桓、灵四个皇帝，从旁亲入继大统，追尊其祖、父，这不是孝，而是犯义侵礼，是昏君所为。司马光希望英宗深以为鉴。在司马光上疏后，宰相韩琦等也建议：“礼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礼，请下有司议。王及夫人王氏、韩氏、仙游县君任氏（英宗生母）合行典礼，用宜称情。”就是让有关部门拿出一个意见，如何称谓濮王和他的三位夫人，他们应该享受什么待遇。当时，英宗指示，此事要等仁宗“大祥”（死后二十四个月）之后再议。到治平二年（1065）四月，“大祥”日已过，此事被提上议事日程，英宗下诏，让礼官与待制以上讨论，拿出具体意见来。

面对皇帝的诏书，翰林学士王珪等人都吓得不敢吱声，因此事历来敏感，弄得不好，轻则丢官，重则丢命。司马光刚刚从老家扫墓回来，见大家噤若寒蝉，果断拿起笔来，写道：

为人后者（过继给人）为之子，不敢复顾私亲。圣人制礼，尊无二上。若恭爱之心，分施于彼，则不得专壹于此故也。是以秦汉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取讥后世，臣等不敢引以为圣朝法。况前代入继者多宫车晏驾（老皇帝死了）之后，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龄未衰，深惟宗庙之重，袛承天地之意，于宗室众多之中，简拔圣明，授以大业。陛下亲为先帝之子，然后继体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而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浅，不达古今，窃以谓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一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谯国太夫人、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亦改封太国太夫人。考之古今，实为宜称。

（《传家集·卷三五·与翰林学士王珪等议濮安懿王典礼状》）

这里面的要害是“尊无二上”四字。在亲生父母和入继父母之间，只能尊一而不能尊二。

司马光起草后，“两制”（翰林学士、知制诰）和台谏（御史台、谏院）官都愿附议。王珪犹豫了一个多月，终于让人抄录，以二十名“两制”和台谏官名义上呈。就这样，司马光成了台谏派的旗手。韩琦等执政大臣看后，认为此状没有明确回答濮王“当称何亲（称谓），名与不名（是否存其父子关系）”。司马光、王珪等议定：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宜称皇伯而不名”（不存其父子关系）。但是，副相欧阳修作《为后或问》上篇[5]，提出了与司马光“尊无二上”相反的观点——“降而不绝”：

“为人后者不绝其所生之亲，可乎？”曰：“可矣，古之人不绝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于《经》见之。”“何谓降而不绝？”曰：“降者所以不绝，若绝则不待降也。所谓降而不绝者，《礼》‘为人后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为期，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问者曰：“今之议者以谓，为人后者必使视其所生，若未尝生己者，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若于所后父为兄，则以为伯父；为弟，则以为叔父。如此，则如之何？”馀曰：“吾不知其何所稽也……”

欧阳修认为司马光等人的观点没有根据，特别是“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然后引经据典，论证“降而不绝”：“亲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尔，丧服是也。”降丧服即不用穿三年孝服，而在心里守孝三年。之所以要降，是因为已为人后，以表示重大宗。

父子之道，天性也，临之以大义，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于至仁，则不可绝其天性。绝人道而灭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为也。故圣人之于制服也，为降三年以为期，而不没其父母之名，以著于《六经》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以见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没也……

这样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观点。曹太后听说欧阳修提出了“降而不绝”论，派人送来手诏，严厉责问执政大臣：究竟想干什么？太后的介入使这场礼法之争的火药味一下子变浓，等于逼着朝臣必须在太后和英宗之间选边站。英宗不得不下令暂停，让相关部门广泛搜集典故，但争论既已展开就很难停下来了。

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判太常寺范镇、道学先生程颢等参与进来，支持“尊无二上”论。司马光更是觉得这场争论关系到大宋的皇统，绝不可妥协。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英宗之所以能继位，因为他是仁宗立的“皇子”，若无“皇子”身份，而是濮王之子，能继位吗？追尊濮王，那就会影响继位的合法性。因此，他挑头与欧阳修论战。

八月十七日，司马光上《言濮王典礼劄子》[6]，要求英宗采纳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执政大臣意在尊濮王为“皇考”，以“巧饰词说，误惑圣听，不顾先王大典，蔑弃天下公议”。

政府言：《仪礼》、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即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皆称父母。臣按礼法必须指事立文，使人晓解，令欲言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之服，若不谓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谓其皆不识文理也。又言：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故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考，以其与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诛王莽，亲冒矢石以得天下，名为中兴，其实创业。虽立七庙，犹非太过，况但称皇考，其谦损甚矣。今陛下亲为仁宗之子以承大业，《传》曰：“国无二君，家无二尊。”若复尊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乎？……设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万福，当是之时，命陛下为皇子，则不知谓濮王为父为伯？若先帝在则称伯，没则称父，臣计陛下必不为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当称皇伯，又何疑矣……

坦白地说，此奏足以表明司马光维护礼法的赤诚，但不足以驳倒欧阳修的观点，特别是关于汉宣帝和汉光武的史实引用前后说法不一，这是硬伤。欧阳修接着写了《为后或问》下篇：

“子不能绝其所生，见于《经》，见于《通礼》，见于《五服之图》，见于律，见于令，其文则明矣。其所以不绝之意，如之何？”曰：“圣人以人情而制礼者也。”问者曰：“事有不能两得，势有不能两遂，为子于此则不得为子于彼，此岂非人情乎？”曰：“是众人之论也，是不知仁义者也。圣人之于人情也，一本于仁义，故能两得而两遂，此所以异乎众人而为圣人也。所以贵乎圣人而为众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谓天性之至者，仁之道也。为人后者，权也，权而适宜者，义之制也。恩莫重于所生，义莫重于所后，仁与义，二者常相为用而未尝相害也，故人情莫厚于其亲。抑而降其外物者，迫于大义也，降而不绝于其心者，存乎至仁也。抑而降则仁不害乎义，降而不绝则义不害乎仁，此圣人能以仁义而相为用也……”

欧阳修条分缕析，讲得头头是道，但似乎只有他的学生曾巩一个人公开响应。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开封发生了严重的水患，淹死人、畜无数。皇宫内也一片汪洋，洪水冲垮了侍卫部队的营房，死者知姓名者有一千五百八十八人。司马光觉得“灾异应时君之德”[7]，借机上疏说，“大臣专权，甚于先朝”，天下失望，暗示追尊濮王是灾异发生的原因，劝英宗虚怀纳谏，潜心修德。这场天灾带来一阵上疏高潮，无非是借天说事。

输了辩论赢得名

转眼到了治平三年（1066）正月，“濮议”仍然没有结论，最后完全演变成政治斗争。韩琦等人执政太久了，太后垂帘也好，英宗亲政也好，其实是宰执当家。台谏派最担心的正是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宰执为英宗尊崇亲生父母寻找理论根据，是投其所好，意在控制英宗，巩固自己的地位。主张“降而不绝”的是“两府”大臣，才五六个人；而主张“尊无二上”的是“两制”与台谏，二十多人。争到后来，已经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了。司马光打起了“多数”牌，说如果三个人有两种意见，一个人应该听两个人的，少数服从多数。

但执政不比台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必须着眼现实，稳定政局。英宗与太后本已互相猜忌，好不容易太后才被迫撤帘还政，现在如果按司马光所议，剥夺英宗对生身父母称亲的权利，两宫矛盾必将再次激化，以至于不可收拾。韩琦、欧阳修也想赶快结束这场愈来愈情绪化的争论，想出一个主意：先动员太后出手诏，追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显示太后之慈以安慰英宗；然后由英宗降旨谦让，显示英宗之孝以安慰太后。如此这般后，双方各退一步，按欧阳修的“降而不绝”方案处理。在韩琦等秘密游说两宫时，不知怎么风声传了出来。

司马光听到这个“闻诸道路，未知信否”的消息，马上上《论追尊濮安懿王为安懿皇劄子》[8]，质问道：“今臣不知陛下之意，故欲追尊濮王者，欲以为荣邪？以为利邪？以为有益于濮王邪？”他分析说：

第一，于皇上不足为荣。“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继追尊其父为皇者，自汉哀帝为始。其后安帝、桓帝、灵帝亦为之。哀帝追尊其父定陶恭王为恭皇，今若追尊濮安懿王为安懿皇，是正用哀帝之法也。陛下有尧、舜、禹、汤，不以为法，而法汉之昏主，安足以为荣乎？”

第二，于皇上不足为利。“海内之心所以归附陛下者，为亲受仁宗之命为之子也。今陛下既得天下，乃加尊号与濮王，海内闻之，孰不解体，又安足以为利乎？”

第三，于濮王也无益。“陛下不忘濮王之恩，在陛下之中心，不在此外饰虚名也。孝子爱亲，则祭之以礼。今以非礼之虚名，加于濮王而祭之，其于濮王果有何益乎？”

结论：“三者无一可，而陛下行之”，是上了一二执政大臣的当，他们只能自欺，骗不了天下人，希望陛下速罢此议。

韩琦等执政没有理会司马光，仍按原计划行动，最后决定，对濮王和夫人，不受尊号（即不称皇），只称亲（父母亲）；在濮王陵园立庙，封其子赵宗朴为濮国公，负责祭祀；令臣民避濮王名（允让），讳“让”字。

这等于宣布：欧阳修的“降而不绝”论胜，司马光的“尊无二上”论败。

这一“判决”遭到台谏官集体抵制，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带头上缴告敕（委任状），英宗派人送回，吕诲不接，声言与宰执势不两立。欧阳修被台谏官视为“首起邪说”的奸佞，成了“箭靶子”。一看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他对英宗说，台谏既然与辅臣势难两立，若臣等有罪，请陛下出臣等而留台谏，反之，也请降圣旨。

两派都以辞职相威胁，英宗不得不“二选一”，犹豫再三，最后决定留执政而出台谏，吕诲、范纯仁（范仲淹子）、吕大防被外放，谏官赵鼎、赵瞻、傅尧俞出使辽国回来，说曾与吕诲联名上疏，请求同贬，也被外放。

司马光首提“尊无二上”论，输掉了辩论，却赢得了名声。眼下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道德真经论·卷一》。

[2]《潜虚·名图说》。

[3]《扬子法言·卷四·问神》。

[4]《宋史纪事本末·濮议》。

[5]《宋史纪事本末·濮议》。

[6]《传家集·卷三十六》。

[7]《扬子法言·卷一〇·孝至》。

[8]《传家集·卷三十七》。

第十七章 奉旨开书局

司马光在“濮议”中打了败仗，败得很惨，“尊无二上”论没被采纳不说，而且再一次被韩琦“耍”了。

同侪皆贬，旗手独留

话接上章，吕诲、傅尧俞等台谏官相继被贬后，英宗让大臣举荐新的台谏官。治平三年（1066）三月四日，因皇子颖王赵顼（后来之神宗）纳妃，英宗大宴群臣于皇家园林。在宴会上，司马光碰到了知制诰韩维。韩维告诉他，所有举荐新台谏的奏章都被他扣下了，已上奏要求将吕诲等人召回。司马光说，他已上《留吕诲等劄子》[1]，要皇上收回成命。

司马光在劄子中说，“忠直敢言之臣”是“国家之至宝”。现在将吕诲等贬谪，恐怕将来陛下听不到直言了。“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违举朝公议，尊崇濮王过于礼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为仁宗后，志意不专，怅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群辈逐之，臣恐累于圣德，所损不细。闾里之间，腹非窃叹者多矣”，最后要求“令诲等还台供职”。

这个劄子没起作用，司马光又上《留傅尧俞等劄子》[2]，猛攻政府，说，濮议所以闹成这样，贬谪台谏，“盖政府欲闭塞来者，使皆不敢言，然后得专秉大权，逞其胸臆”。陛下“今日独取拒谏之名，受孤恩之谤，违天下之望，失人主之权，止于遂政府数人狠心而已。不知于陛下有何所利而为之”。如果陛下召回傅尧俞等，并下诏对濮王不称亲，则可使天下的诽谤变为讴歌，愤懑变为欢欣。

司马光慷慨激昂，矛头直指执政大臣，而老谋深算的韩琦却在暗暗发笑。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甚至可以说是他“导演”的。英宗以宗室子继位，一开始就存在一个如何对待生父濮王的问题。当时，韩琦征求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随口说，仁宗新逝，不宜议此，应待仁宗大祥之后，讲求典礼，追崇本亲。那好，你就帮我写个报告吧。司马光按上述意见写了。他未曾想到，“追崇本亲”四个字，后来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被动。仁宗大祥后，“濮议”开始，司马光起草的《与翰林学士王珪等议濮安懿王典礼状》主张不可称亲。所以，英宗下手诏指责台谏派“前后之言，自相抵牾”[3]。

司马光被当头敲了一棒。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赞成我的主张，我就走人。司马光于是上《乞与傅尧俞等同责降上殿劄子》、第二劄子、第三劄子[4]。英宗全部留中而不送中书，司马光不领情，自己抄录副本送到了中书，而韩琦看都懒得看。为啥不贬你？因为你已经不是台谏官。

在官场斗争中，司马光根本不是韩琦的对手。在“濮议”如火如荼的治平二年（1065）十月四日，朝廷下了一道告敕：以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这似乎很反常，一个挑头与宰执作对的人反而升了官，而且升的是非常关键的一级。其原官天章阁待制是四品，虽已“赐三品服”，但那是“赐”，官袍“升”了官职依旧；新官龙图阁直学士是从三品，是名副其实的紫袍官。韩琦料定司马光一定会请辞，司马光果然反复上疏请辞，要求外放任知州。好！韩琦顺水推舟，批准他辞去知谏院一职，而保留其他职务。这就是政治的奥妙。在“濮议”中，司马光是台谏派的“领头羊”，所以能领头，知谏院这个职务是关键。一旦他离开这个岗位，他就不能再挑头了，也不便事事发言了。这样，韩琦“巧妙”地达到了削弱台谏派的目的，而且谁也说不出啥来。司马光书生气重，还以为真的是对自己的重用。当侍讲，为皇帝经筵讲课，这是何等荣耀！等他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没有跳出韩琦的手掌心，心里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只好接着写《乞责降第四劄子》[5]，说，是我最先提出“为人后者为人子”，“臣又独为众人手撰奏章。若治其罪，臣当为首”。“今尧俞等六人尽已外补，独臣一人尚留阙下，使天下之人皆谓臣始则倡率众人，共为正论，终则顾惜禄位，苟免刑章，臣虽至愚，粗惜名节，受此指目，何以为人？”最后写到当时的心情：“昼则忘餐，夜则忘寝，入则愧朝廷之士，出则惭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无地。”他感到无地自容了，把自己关在家里，大有不责降就不出来的劲头。

但是，英宗派宦官把他叫到迩英殿，当面谕令他出来供职，他只得从命。韩琦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来。

初为帝师，礼治为纲

韩琦之所以笑，是因为他的目的全部达到了。司马光跟他斗，还嫩了点，不过他始终对司马光是爱护的，爱护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英宗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在处理与太后的关系上时常意气用事，不顾大局，对稳固政局来说，这很危险。英宗因当“皇子”的时间太短，没有时间接受太子应接受的系统教育，需要靠经筵来补课。其他授课者只会子曰诗云，干巴巴地说理，英宗听着打瞌睡，而司马光懂历史，他讲课英宗肯定会爱听。果然，司马光一改以往那种一味解释经义的授课方法，而通过讲历史故事来阐发经义，让英宗听得兴趣盎然。开篇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三家分晋讲起。在讲到周威烈王承认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后，他发了一通宏论。这是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史论总纲，作为思想家的理论基础，作为政治家的施政纲领，是他经过长期思考的结果。后来写在《资治通鉴》的开头，是为全书之总纲。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啥意思？天子的职责莫大于维护礼治，礼就是纲纪；礼的核心莫大于把人分为等级，首先是君臣之分；分等级莫大于标志等级的名，如公、侯、卿、大夫等。简单地说，礼就是等级制，礼治就是用等级制治理国家。司马光在提出了这三个“莫大于”的观点后，接着逐一展开阐述：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从低往高排列），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商纣王弟，贤人）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成汤创立的商朝就会像天一样长久）；以季札而君吴（国），则（开国诸侯）太伯血食矣（永远有人祭祀）。然二子（微子、季札）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身份称谓：包括爵位、名号、谥号等）不著，非器（从宫殿、车马到日常用品包括食具、饮具、寝具、饰物、礼器等直至死后的墓制、冥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城）邑而请繁缨（天子、诸侯辂马的带具上的饰物），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国）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起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机）”，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接下来他简要回顾了春秋时期的历史，认为春秋时期虽“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春秋诸侯称霸，都假借周天子的旗号，不是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抛开周天子，也不是他们有怜悯之心，而是“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现在，晋国三个大夫把晋国瓜分了，周天子既没有力量讨伐，又纵容他们，封他们为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这意思很明显，周天子连最后的一点名分都守不住了，所以礼就一点也不存在了。

有人说，当时周室衰微，天子自身难保，就是想不答应，能做到吗？司马光说：“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齐）桓、（晋）文之君，必奉礼仪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我们不在这里辩论司马光观点的正误，只说英宗听了还是颇以为然的，不过他未必听懂了司马光的弦外之音。当时“濮议”正争得势不两立，司马光是在用历史提醒他，别以为是否追尊濮王是小事，是“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大问题。要当心“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有”的后果。

司马光在辞去谏官后，不像过去那样有“言论自由”了，便用历史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历经仁宗、英宗两朝，他更加明显地感到，明君是千载难逢的，而中等的、平庸的君主要保住江山，是需要贤臣来辅佐和教导的。换句话说，皇帝也是要老师用正道来指引的。经筵是为皇帝上课的好机会，但经筵不常开，天气太热或太冷，皇帝身体欠佳，等等原因都可以成为取消的理由。因此，应该为皇帝编一本教科书，让他懂得兴衰治乱之道。而要如此，最好是通过历史来表达，让皇帝以史为鉴。

官修《通鉴》，书局开张

这天，青年历史学家刘恕来访。他是司马光当考官时录取的进士，两人几句寒暄后就谈到历史上来。

司马光说：“吾儿时读唐人高峻之《高氏小史》，受益匪浅，好一本历史启蒙书。”

刘恕说：“《高氏小史》为少年所著，未免简略。先生若能效《左氏春秋》和荀悦之《汉纪》，修一部通史，实乃功德无量。”

司马光说：“此乃吾之所愿也。吾观正史自司马迁之《史记》至刘昫之《旧唐书》，卷帙浩繁，人毕其一生亦难以遍读，理解尤难，帝王君临天下，最应懂史，却日理万机，无暇遍览，所以应有一部删繁就简，以记录国之兴衰治乱为主的简明通史。”

刘恕问是否从上古写到（宋朝）国初，司马光说：“《春秋》为孔子所著，吾岂敢动一字。准备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写起，写到后周显德六年（前403—959）止，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刘恕说：“从来治史，有所谓才、学、识三长之说，其中尤以史识最难。《左传》有‘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汉书有‘赞’。先生三长兼具，也应有‘曰’。”司马光告诉刘恕，将效“太史公曰”为“臣光曰”，书名暂定为《通志》。真宗时王钦若等人修《册府元龟》（类书）只采正史，而正史并非全可信，杂史并非全不可信。《通志》将广采博取，疑者疑之，信者信之，成一部信史。

大约在这次谈话前后，司马光开始了《通志》的编撰工作。他在经筵上给英宗讲课时，已经完成了从战国至秦朝一百八十余年的编年史，即《通志》的前八卷。他讲课受到欢迎，便决定先将前八卷上呈，其《进〈通志〉表》[6]说：

臣光言：臣闻治乱之原，古今同体，载在方册，不可不思。臣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兹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基绪，留意艺文，开延儒臣，讲求古训，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他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文理迂疏，无足观采，不敢自匿，谨缮写随表上进。

这八卷《通志》，英宗应该是看了的。治平三年（1066）四月十八日，英宗发布诏令：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这表明，英宗所以不批准他与台谏官同贬，要留下他讲课和编书也是原因之一。但是，上述诏令有点令人犯糊涂，搞不清是接着《通志》前八卷续编，还是另外再编一部历代君臣事迹？

因此，司马光上奏说，臣窃不自量力，常想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应该知道的，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例，修一部编年体史书，名曰《通志》，其余多余文字，全部删去不载。希望或听或读都不辛苦，就可以博闻广见。接着他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是续编《通志》还是另起炉灶？第二，如果续编，则私家区区，无力办到，非愚臣所能单独完成。翁源县令、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刘恕，将作监主簿赵君锡，都是公认的历史学家，请调此二人与臣同撰，这样就可以快点成书，且不至于疏略。

司马光的奏章以往多如白云黄鹤，而这个关于修书的请示，英宗批准得迅速痛快，让他大喜过望：第一，是续编《通志》而非另著新书，待书成后，再赐书名。第二，所请调二人，照准。第三，在崇文院设书局，专办此事。

先说调人。刘恕接到调令，便赶回了京城。他是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市）人氏，字道原，时年三十四岁。其父亲刘焕与欧阳修是“同年”，进士及第后官至安徽颍上县令，因不愿屈节侍奉上司，便学陶渊明弃官而去，上庐山隐居。欧阳修佩其高节，为之赋《庐山高》一诗。刘焕穷得家徒四壁，令人羡慕的唯有其“神童”儿子刘恕。他八岁时，听来客说孔子无兄弟，他冷不丁地冒出一句：“以其兄之子妻之。”[7]举座皆惊。十三岁时，他为准备制科考试，向人借阅《汉书》和《唐书》，过目不忘，一个月就还书了。宰相晏殊要考考这位“神童”，把他召到府上，反复诘问，没能难着他，反而被他的“请教”难住了。后来，晏殊专门请他到府上讲解《春秋》。他十八岁（皇祐二年，1050）参加科考，司马光是考官之一。仁宗有诏，将通经义者之名单独奏上。在应诏者中，刘恕名列第一。其诗、赋、论也被列为上等。可在殿试中，他被判为不中格，又令其到国子监试讲，再次被评为第一，这才被赐进士出身。他先任钜鹿主簿，后任和川（今山西安泽县北）县令，颇有政声，但他最擅长的还是史学，上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后周，正史野史，他都烂熟于心，以至司马光后来说，编《资治通鉴》“凡数年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委之道原（刘恕字），光受成而已”。这虽是自谦，但绝非溢美。

刘恕来了，赵君锡却来不了。他父亲逝世，要“丁忧”三年，只好换人。换谁好呢？刘恕提醒司马光：“先生读过《东汉勘误》吧！”此书是刘敞、刘攽、刘奉世（世人称之为“三刘”）叔侄所著，司马光当然读过。“三刘”是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市）人，均是出色史家，但刘敞年龄偏大，刘奉世年资偏浅，刘攽不到四十岁，正好。不过，司马光一本正经，而刘攽诙谐幽默，两人性格迥异。他爱给人取外号，与之同在三馆的孙觉高大肥胖，孙洙羸弱瘦小，因为同姓同官，送信件的小吏常常搞错，刘攽便给孙觉取外号为“大猢狲”，孙洙为“小猢狲”，说这样就不会搞错了。他初任馆职时，骑一匹骒马上下班，有人说他“怪异”，你就不担心那一群公马把你顶翻吗？他说，我自有办法。人问：“什么办法？”他说，我买一块青布做一个兜兜挂在马屁股上。请其详解，他说，我初任馆职，薪俸微薄，柴火费、烤火费什么也没有我的，不得已买这匹廉价的马代步，而众人则说我怪异，我就用这个兜兜堵住他们的嘴。他与王汾同在馆阁，两人常互相取笑。王汾是个官迷，有一天，刘攽突然对他表示祝贺，问何贺之有？刘说，祝贺你要改章服了（换官袍，标志升官）。王说，未见命令。刘说，早晨听到门使传报，要不你去打听一下。王汾真去打听了，结果是：“有旨诸王坟得以红泥涂之。”王汾因此被“王坟”了一回。御史马默弹劾他“玩侮无度”，好，那就先“玩”你一把：“既称马默，何用驴鸣？”随口就是一篇《马默驴鸣赋》，其中有“冀北群空，黔南技止”之句，讽马默为黔驴。刘攽与苏东坡、王安石都是好友，常互相“开涮”。老实说，司马光不喜欢这类没正经的人，但在治汉史上，全国无人望其项背，便将他调到书局，负责汉代部分。

书局在崇文院正式开张了。从此，中国历史上最恢弘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当时暂名《通志》）从私修（前八卷）变成了官修。英宗给了书局最好的待遇。崇文院内有皇家图书馆龙图阁、天章阁；有国家档案馆秘阁和史馆；有国家图书馆昭文馆，所有书籍和文件编撰者都可以借阅。英宗亲自交代，书局待遇与皇宫同，从大内派出一班宦官以供差遣。写书用的是御笔、御墨和御用缯帛；吃的饭菜出自御厨之手，喝的是御酒；饮食起居，送信跑腿，一切杂务，都由宦官侍候。此外，还有一笔供编撰者零花的“御前钱”。这样的待遇，即使是明代修《永乐大典》，清代修《四库全书》的编撰们也不敢奢望。

[1]《传家集·卷三十七》。

[2]《传家集·卷三十七》。

[3]《长编·卷二百七·治平三年三月辛未》。

[4]《传家集·卷三十七》。

[5]《长编·卷二百七·治平三年三月辛酉》。

[6]《传家集·卷十七》。

[7]《论语·公治长》载，孔子将侄女嫁给了南容。

第十八章 没读懂神宗

宋英宗赵曙在位不满四年，其实就干了“濮议”一件事。他胜利了，为自己争取到了称生身父母为“亲”的权利，但建在父王陵寝上的庙宇刚刚完工，他就病倒了。弥留之际，他急召太子颍王赵顼。太子赶到时，他已不能言语，只是一个劲地流泪。他才三十五岁，他不想死，他舍不下皇位，但正如宰相韩琦在召太子时所说，他就是活过来，也只能当太上皇了。治平四年（1067）正月初八，他死了，二十岁的赵顼登基，是为神宗。

四年时间不到，宋朝连死了两个皇帝（仁宗、英宗），财力已经经不起国丧了，赏赐只好从简。不过，许多朝臣更关心的不是帝国的财政，而是权力的再分配。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宰相韩琦、副相欧阳修等已是两朝顾命大臣，三朝元老，也应该让别人干干了，有的人已经等得着急了。

欧阳修离朝前的推荐

自成立书局后，司马光就一头扎在崇文院里编书。另外，他已奉命当本年科考的主考官。一当考官，就得被封闭在礼部的考试院里，不得与外界接触。让他失望的英宗走了，新登基的神宗是个什么样？他不了解，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此时，考试院外一场以扳倒韩琦、欧阳修为目的的倒阁大戏开锣了。

第一个遭到弹劾的是欧阳修。英宗的遗体停在福临殿，群臣丧服吊唁。监察御史刘庠发现，欧阳修的丧服下露出紫衣一角，于是弹劾其犯了“大不敬”罪。在封建社会，“大不敬”属十恶不赦之列，若罪名成立，是要杀头的。欧阳修衣着上的不谨慎，足见其有点飘了。神宗网开一面，未予深究，但御史们岂肯就此罢休？在“濮议”中，欧阳修首倡“降而不绝”论，把台谏派得罪光了，加上他心直口快，往往面折人短，因之积怨甚多。御史中丞彭思永还差一步就可进入执政之列，早就想轰走欧阳修取而代之。“大不敬”罪名没安上，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欧阳修妻子的从弟名叫薛良孺，因犯举官不实（推荐干部弄虚作假）而受停职处分，神宗即位，照例大赦，薛良孺可被赦免而复官。欧阳修说，不能因为我的原因而原谅他，一句话让他复官无望，因此恨得咬牙切齿。他造谣说，欧阳修与儿媳吴氏关系暧昧。吴氏乃盐铁副使吴充（司马光的“同年”，后为宰相）之女，嫁给欧阳修的长子欧阳发。集贤校理刘瑾因仕途不顺也恨欧阳修，便将薛良孺的谣言到处散布。彭思永听到后告诉了属下蒋之奇。蒋之奇在“濮议”中支持欧阳修，由欧阳修推荐当了御史，见欧阳修在台谏派中如众矢之的，便想与之划清界限，于是弹劾欧阳修“帷幕不谨”，并要求公布于众。一时间，朝堂沸沸扬扬，昨日还是文坛领袖，今日变为“禽兽不如”。欧阳修无端被扣上屎盆子，急忙上章自辩，要求朝廷核实。如是真，自当伏诛；如是假，当黜御史。一查，蒋之奇供出消息来源是自己的长官彭思永，但彭思永死活不交代所从何来，说御史有风闻言事之权，如果要求每件事都有根据，那就没有人敢说话了。如此几个回合下来，还僵在那儿，神宗只好将彭思永、蒋之奇贬外。贬谪令下，侍御史知杂事苏寀、御史吴申等人为他俩大鸣不平，说从此将堵塞言路，且将欧阳修在“濮议”中“首倡邪说”之事重新倒腾出来，闹得欧阳修无法在朝廷立足，主动要求外放，被贬知亳州（今安徽同名市）。六十岁的他连上六章要求退休，未获准。

这场闹剧似乎是彭思永导演的，其实不然，真正的导演是神宗。新继位的他不满韩琦、欧阳修等大臣专权，私下有所流露。嗅觉灵敏的御史们于是抓紧跳出来表演，以邀宠升官。蒋之奇被贬后，神宗对新任副相吴奎说：“蒋之奇敢言，而所言暧昧，既罪其妄，欲赏其敢。”此事因吴奎说“赏罚难两行”而作罢，但明显看出神宗是支持御史的。

在攻走欧阳修的闹剧中，司马光不是“演员”，甚至连“观众”也没能当上。在他作为主考官录取的三百零五名进士名单（其中有王安石之子王雱）上奏后，才知道欧阳修已被贬走了。他未曾想到的是，这个在“濮议”中被他戴上“巧饰邪说”帽子的近视眼老头，在离开朝廷前，向神宗慎重推荐了他：

臣伏见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自列侍从，久司谏诤，谠言嘉话，著在两朝。自仁宗至和（1054—1055）服药之后，群臣便以皇嗣为言，五六年间，未有定议。最后光敷陈激切，感动上听。仁宗豁然开悟，遂决不疑。由是先帝（英宗）选自宗藩，入为皇子……今以圣继圣，遂传陛下。由是言之，光于国有功为不浅矣。而其识虑深远，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无所知者。今虽侍从，日承眷待，而其忠国大节，隐而未彰。臣忝在政府，详知其事，不敢不奏。

（清·顾栋高《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年谱·卷四》）

欧阳公，长者风。不知是否因为他的推荐，反正司马光很快被提升为翰林学士。

宋朝的翰林学士由皇帝直接指挥，故被称为“内制”（知制诰属中书省，称“外制”），“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乘舆行幸，则侍从以备顾问”[1]，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兼顾问，是正副宰相、枢密使副使的后备人选。据宋人李心传在《朝野杂记》中的统计，北宋自太祖至神宗，共任命翰林学士一百零八人，做到宰相的有二十一人，二者之比，真宗朝，十五比四；仁宗朝，五十二比九。如果加上参知政事（副相）和枢密使副使等执政大臣，这个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逼鸭子上架的翰林学士

然而，司马光却诚惶诚恐了。闰三月二十九日，他上《辞翰林学士第一状》[2]。状中首先表明了自己做官的信条：“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这句话，五年前他在《辞知制诰状》中用过，当时连上九章坚辞，最后仁宗同意了。在追述此事后，他说：“今翰林学士比于知制诰，职任尤重，固非愚臣所能堪称，闻命震骇，无地自处……臣虽顽鄙，粗能自知，非分之荣，必不敢受。”

第一状上去没反应，于是又上第二状[3]，神宗认为他不过是按例自谦，仍没反应。其实，司马光并非全是自谦，还真有点没底。石扬休和范镇是他的“同年”好友。石扬休任知制诰，起草的制辞多遭人诟病，被认为不称职；范镇任翰林学士，因在起草诏书时将韩琦喻为周公，被贬出朝廷。朝廷的制、诰、诏、令，虽然都是用“四六句”写的官样文章，但一个典故、一句经义、一个字运用不当，都非同小可。至于那些涉及官员褒贬的敕令，起草者再谨慎，也难免会得罪人。翰林学士有封还词头的权力，以司马光的性格，将会有多少词头被他封还？所以，他又接着上了《辞免翰林学士上殿劄子》[4]。所谓上殿劄子，就是请求上殿向皇帝当面陈述。劄子中，他认为自己“若使之解经述史，或粗有所长，至于代言视草，最其所短”。陛下如准臣辞免，就是“掩臣所短，全臣所长”。

神宗传他上殿。坐在龙椅上的神宗英姿焕发，他的年龄正好与司马光高中进士时的年龄相等，虚岁二十。“国之治乱，尽在人君。”眼下的神宗如此年轻，司马光作为侍讲和《通志》（《资治通鉴》）的总撰，深感有责任将他培养成有德的明君。神宗仔细瞅着司马光，见他才四十出头，却已须发皆白，未免唏嘘。对司马光的忠诚和学识，他是了解的，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就是想把他放在身边，以资顾问。

神宗首先开口：“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尚何辞？”你既有学问，又有文采，还有什么推辞的理由？

司马光回答：“臣不能为四六。”

宋朝的制诏要用“四六句”写，而汉朝是不用的，神宗说：“如两汉制诏可也。”

司马光说：“本朝事不可。”

神宗反问道：“卿能举进士高第（第六名），而不能为四六，何也？”

司马光一时无言以对，扭头开溜。神宗笑了，派宦官追到门口，强迫他接受告敕，司马光却拜而不受，神宗见状，高声说：“司马光还不回来谢恩！”他不得不回来，照样拜而不受，神宗命令宦官，“塞到他怀里去”。这样，他这个翰林学士不当也得当了。

被迫当了个不想当的美官，司马光心里怎么也美不起来。而一个昔日同僚的遭遇，又揭开了十年前的旧伤疤。此人是夏倚。当时，司马光追随恩师庞籍任并州通判，夏倚是麟州通判。屈野河之败，夏倚被贬到远地当税务官，司马光因有庞籍庇护不降反升（见第九章）。夏倚苦苦熬了十年，当到屯田员外郎，由欧阳修推荐召试馆职，而御史却说他“素无学术”，且重翻屈野河的旧账，硬把这事搅黄了，被放到江南西路任转运判官。这对夏倚不公，司马光却帮不上忙。他离京时没与司马光告别，当年的同级，现在一个已穿紫袍，一个还穿绿袍，唉！

此时，司马光想的与神宗想的完全不一样。如前所说，神宗是“倒阁”大戏的导演，欧阳修被贬只是个序幕，重头戏还在后头，就是免掉宰相韩琦。韩琦因担任英宗的山陵使，暂时得放一放。现在，陵寝已经规划妥当，该向他动手了。神宗提拔司马光当翰林学士，放在身边，是要他为“倒阁”大戏服务。

一个没读剧本的“演员”

第一个向韩琦发难的是御史中丞王陶。他原是东宫属官太子詹事，所谓从龙之人，彭思永攻欧阳修两败俱伤后，他接替了彭的职务。因他也曾上疏要求仁宗早立储君，所以司马光对他印象不错，以为是敢言之士。

四月初五，朝廷下了一道诏令，召陕西宣抚使、判渭州郭逵签书枢密院事。王陶上疏说：“韩琦引（郭）逵（到）二府，至用太祖出师故事（太祖用武将为帅）劫制人主，琦必有奸言惑乱圣聪，愿罢逵为渭州。”[5]

王陶捅的是宋朝的一根敏感神经，即武将任职枢密院的问题。为防止重演五代武人专政的悲剧，宋朝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枢密院的首长（枢密使、副使、签书枢密院事）一般不用武臣，偶尔文武杂用，也会引起轩然大波。后人评论宋代“北宋无将，南宋无相”。北宋在仁宗后，差强人意可称名将的只有两人，一个狄青，一个郭逵。两人都是士兵出身，都是范仲淹培养提拔起来的。这里不说他们的功劳，只说狄青当枢密使后，一直就是文臣的“箭靶子”，最后被贬到外地后还隔三岔五地派宦官去“问安”，活活把他吓死了。郭逵实际在英宗时就已经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在文臣的汹汹议论中，英宗没敢让他到职，令其以本职为陕西宣抚使、判渭州。现在神宗召他回朝，王陶便借此危言耸听，攻击韩琦。王陶的这一“箭”射得很有力量，但未能中的。神宗说，郭逵是先帝所用，如果罢他的官，等于是说先帝用错了人。

第一“箭”没射准，王陶又从故纸堆里找到了武器。翻阅《皇祐编敕》，见上面规定常朝日，宰相应轮流一员押班，而韩琦等从不押班。于是以御史台的名义给中书省发函，在引述以上规定后，问后来是否又有新的规定。这明显是无事生非。宰相常朝日押班其实只在真宗大中祥符初年实行过，因为难以坚持，便废而不行，至今已经六十年了。北宋皇帝与宰执研究国务是在垂拱殿（内朝），而每日例行的百官朝会（常朝）是在文德殿（外朝），所谓宰相押班即外朝押班。因皇上要在内朝与执政大臣议事，所以每日的文德殿常朝不一定能见到皇上，只有五天一次在垂拱殿举行的“百官大起居”，皇上才不会缺席。如果要宰相每日到外朝押班，就会影响在内朝议事。王陶见中书省未予答复，于初八日上疏弹劾宰相韩琦、曾公亮不押班，“至谓（韩）琦跋扈，引霍光、梁冀专恣事为喻”。霍光、梁冀是汉代能操废立之柄的权臣，王陶把韩琦与他俩相提并论，意图不言自明。神宗将王陶的弹状给韩琦看，韩琦说，王陶说我跋扈，陛下派一个小宦官来，就可将我绑去。神宗听了未免心动。尽管韩琦、曾公亮已上表谢罪，但王陶仍然接二连三地弹劾。本来有不少人对韩琦的专权不满，但王陶的无限上纲反而引起人们对韩琦的同情。特别是王陶能有今天，多亏了韩琦的推荐。神宗在颍王邸为太子时，英宗让韩琦推荐太子詹事（太子府总管），韩琦推荐了他。文彦博提醒韩琦，此人浮躁，须防其见利忘义。韩琦当时不以为然，现在悔之莫及。神宗看形势不利，便想“暂停”。

司马光本与这场大戏无关，神宗的“暂停”却把他卷了进来。为宽慰韩琦，神宗决定将司马光的职务与王陶对调，就是让司马光权御史中丞，王陶任翰林学士。这很对司马光的胃口，在进宫谢恩时，他对神宗说：“自顷宰相权重，今（王）陶以论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愿俟宰相押班然后就职。”意思是，王陶因为弹劾宰相而被罢官，以后御史中丞就没法干了，等宰相押班后我再上任。他显然是站在王陶一边了，目的是抑制宰相的权力。神宗同意了他的请求，但遭到中书省的强硬抵制。

司马光权御史中丞的告敕发出来了，而王陶任翰林学士的告敕被压了下来。因韩琦告假，参知政事吴奎、赵概面见神宗，坚决要求将王陶外放，神宗不准，不得已而求其次，拟任其为群牧使。这也是个肥缺，神宗同意了。可吴奎、赵概刚回中书省，神宗就变卦了，派人送来批示，仍要授王陶翰林学士。吴奎一看火了，马上上疏说，当年唐德宗疑大臣，信群小，被称为昏君。“今（王）陶挟持旧恩，排抑端良。如韩琦、曾公亮不押班事，盖以向来相承，非由二臣所废。今若又行内批，除陶翰林学士，则是因其过恶，更获美迁，天下待陛下为何如主哉！陶不黜，陛下无以责内外大臣展布四体。”奏折递上去后，吴奎称病不出，请求免职。

年轻的神宗急于树立自己的权威，想不到事情会僵到如此地步。二十一日，正好司马光上殿言事，神宗与他谈起此事，问他对王陶是仍授翰林学士好，还是该授侍读为好？司马光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答应次日书面汇报。他想了一夜，觉得神宗登基才三个多月，朝廷应以安定为好。他本来是向着王陶的，但这个时候不做出让步，就难以安抚吴奎。二十二日，他上《乞王陶只除旧职劄子》[6]，指出：翰林学士与侍读是资质相等的职务，无论给王陶哪个职务，都属于提升，这样吴奎就肯定还会称病不出，王陶也不好意思接受。建议给王陶只授旧职（即任御史中丞前的职务：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这样吴奎有了面子，就会出来上班，而王陶也无话可说。否则，直性子的吴奎可能还会有过激行为，陛下只能将其免职外放。而其他人不知缘由，误以为陛下驱逐大臣，就会纷纷求去，这有损陛下的形象和朝廷的工作。

然而，司马光的心是白操了。

神宗在征求司马光意见的同时，把吴奎的奏章给王陶看了。王陶心领神会，立即弹劾吴奎目无君主，阿附宰相，以欺天下，一下给他列了六条罪状。御史吴申、吕景与之呼应，弹劾吴奎有五大罪。神宗让知制诰邵亢起草王陶任翰林学士的告敕，邵亢说：“御史中丞职在弹劾，阴阳不和，咎由执政。（吴）奎所言颠倒，失大臣体。”神宗听了这话，决定将吴奎贬逐出朝。但曾与王陶同为东宫属官的龙图阁直学士韩维持相反观点，说：如果宰相真的跋扈，按王法得杀头。王陶如说得对，宰相难逃其罪；要说错了，那就不是免除御史台职务的问题。现在让他当翰林学士，是升官。不如将此事公布于朝，让群臣讨论。

神宗明白，如在朝廷讨论，王陶多半占不到便宜，所以决定以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来平息事态。二十三日，他批示中书省：王陶、吴申、吕景过毁大臣，王陶出知陈州（今河南淮阳），吴申、吕景各罚铜二十斤；吴奎身为执政而弹劾御史中丞，把手诏当内批，说没有法律效力，扣押三天，罢知青州（今山东同名市）。

司马光一看，着急了，于二十四日上《留吴奎劄子》[7]，说，陛下因王陶而免了吴奎，处罚太重，造成满朝惊骇，应收回成命，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心。吴奎因违诏而受罚，又因率直而被留，必然感恩戴德，慑服陛下英德。

神宗驱逐吴奎，准备用三司使张方平接替，谁知在向他告知这一喜讯时，他拒绝接受，说：“韩琦告假，若罢吴奎，韩琦必定不出。韩琦对皇室有功，应手诏褒奖，使之善始善终。”现在，神宗又看了司马光的劄子，开始回心转意。当日，曾公亮入对，所言如司马光。于是，神宗于二十五日召见吴奎，给他官复原职，安慰说：“成王岂不疑周公邪？”如此这般，终于将执政大臣稳定下来。

再说王陶被贬知陈州后，仍然不断上疏弹劾宰执，中书省非常恼火，准备再予贬谪。司马光感到这样后果将会很严重，立即上《乞更不责降王陶劄子》[8]，指出，自仁宗以来，台谏官遭贬，很少因为犯颜直谏，而是因为得罪了宰执大臣，因而威福之柄下移，宰辅之权太重，今王陶已受贬谪，如果再贬，我怕从此人君之权益去，大臣之势遂成。皇帝最怕的就是这个，神宗虽然处罚了王陶，可心是向着他的。执政大臣还是不想放过王陶，司马光对他们说，皇上都屈己容人，独中书不能容吗？这才作罢。

闹腾至此，又回到宰相押班的问题上来。五月初四日，宰相韩琦、曾公亮请下太常礼院详议。司马光觉得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必要讨论，上《乞罢详定宰臣押班劄子》，请神宗下诏，让宰臣依国朝旧制押班，勿须下礼院详定。初六日，神宗下诏，自今往后，昼刻辰正（七至九时），垂拱殿奏事未毕，宰相可不赴文德殿押班，令御史台宣布散朝；未及辰正，按祥符敕令押班，永为定制。

这个规定等于是说宰相不必押班了。因为宰相在垂拱殿奏事，几乎没有不超过辰时的。司马光不觉深感失望。书生气十足的他此时还不知道，所有这些，都是“倒阁”大戏的一部分，而他不知不觉地在剧中当了演员。五个月后的九月，英宗的梓宫放入永厚陵，韩琦的山陵使任务完成，神宗一下解除了韩琦、吴奎、郭逵、陈升之（旭）四名宰辅的职务。王陶虽然摸准了神宗的意图，但因急登重位而不讲策略，乱打一气，戏没演完就被赶下了舞台。

韩琦被解职了，一个重要人物就要出场了，他就是司马光的老朋友王安石。

司马光也许未曾想到，从此，与王安石唱对台戏会成为他的全部余生。

[1]《宋史·卷一百六十二·职官二》。

[2]《传家集·卷三十七》。

[3]同上。

[4]同上。

[5]《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四月》。

[6]《传家集·卷三十七》。

[7]《传家集·卷三十八》。

[8]同上。

第十九章 面授御制序

治平四年（1067）九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满朝都以为他会像以往一样辞而不受，可这一次他二话没说就应诏了。在离开江宁时，他吟出一首《出金陵》[1]：

白石冈头草木深，春风相与散衣襟。浮云映郭留佳气，飞鸟随人作好音。

王安石对神宗寄予厚望，司马光也对神宗寄予厚望。在王安石到达京师之前，他就以帝师的身份开始塑造这位新皇帝了。

老臣的夙愿和新君的期盼

神宗刚登基不久，司马光就上疏，论皇帝“修身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臣昔为谏官，即以此六言献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以献陛下。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2]怎么当一个好皇帝？司马光归纳平生所学，就在这六点。

前三点，他在六年前任谏官时向仁宗进谏时称之为人君“三德”。具体解释为：

“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

“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

“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3]

司马光认为，人君有此“三德”，加上三条“治国之要”，即任人唯贤（官人），赏罚必信（信赏、必罚），当皇帝就没有什么难的。但仁宗让他失望了，英宗也让他失望了，现在神宗又将如何呢？

神宗导演的“倒阁”行动虽然把司马光蒙在鼓里，但在许多事情上，对司马光的意见相当器重。

新皇登基，百官皆升一级，宦官也不例外。但宦官一旦升到常朝官的级别，就不能再留在内侍省。勾当御药院高居简被提拔为供备库使，而神宗仍留他在身边。司马光立即上疏，历数其恶行，要求神宗明治其罪。神宗答应等先帝下葬后再处理，司马光说：“闺闼小臣，何系山陵先后？”神宗听了他的，让高居简出宫。

这年六月，河北大旱，大量饥民涌到京城开封，朝廷拿出仓库的陈米赈济灾民，规定每户二石，实际按大人一斗，小孩五升发给。司马光上《言赈赡流民劄子》[4]，认为这样“欲以为恤民之名，掩人耳目则可矣，其实恐有损无益”。因为结果只会招来更多的流民，京师之米有限而流民无限，最后还得饿死。他认为，解决流民问题的关键是得人，即用干部，派公正得力的人当河北监司，让他察访所属州县，撤换不称职的官员，然后各州县就地多方筹集粮食，贷给饥民，包括由政府担保让富户贷粮，届时由政府负责帮助收回本金及利息。如果粮食有限，那就先救土著居民，土著有了活路，流民就会回乡。因有政府担保，以后农民就会争先储粮，若县县如此，哪里还会有流民？老实说，他的意见不错，但远水不解近渴。神宗按他的意见下了诏书，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靠救济以及太祖发明的老办法，召饥民为兵。

非常明显，司马光想用自己的观点来塑造神宗，而神宗在对司马光的器重中考察他。

神宗即位后求治心切，让内外官员上封事（封起来的奏章）直陈得失，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么多的封事，皇帝当然看不过来，神宗让司马光和三司使张方平详定封事，把好的建议梳理出来交给中书省，研究实行。一次在延和殿议事，司马光对神宗说，底下好的建议，陛下应下决心实行。神宗说，可大臣多不想实行。司马光不假思索地说：“陛下询刍荛（割草的人）以广聪明，斯乃社稷之福，而非大臣之利也。”这话神宗爱听，所以很快下诏，封事所言之事，如果中书认为难以实行，要找详定官去商量，详细说明利害，向我报告。

宋朝农民的负担很重，税负之外，“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在诸多差役中，最重的是所谓衙前役，顾名思义就是在衙门前服役。北宋州县衙门有官无吏更无职员，怎么办呢？主要是靠农民来服衙前役，包括收税、捕盗、官物运输以及一切衙前差遣。有点文化的可以像《水浒传》中的宋江那样当个押司之类的吏，但大多只能跑腿。在官府跑腿多好啊，须知那是没有工资的，要自带口粮，而且如果丢失官物，就得全额赔偿，许多农民因此而倾家荡产。谁去服衙前役呢？开始是实行“里正衙前”。里正约相当于如今的村长，村长很乐意收税，因为中间有赚头，而不愿衙前差遣，因为一旦丢失官物就会破产，所以弄得谁也不愿当村长。宰相韩琦发现这个问题后，将“里正衙前”改为“乡户衙前”。这里的乡户特指本乡本里的富户，每年从一富户抽一丁去服衙前役。这样一来，便户户装穷，设法变穷，如兄弟分家、父子分居摊薄财产等，有一富户父子两人须抽一人服役，父亲对儿子说，我死了就可给你留条活路，竟然上吊自杀了。又因各地收入水平不同，穷地方稍有积蓄者便羊群跑马，成了富户，所以越是穷的地方越是比着穷，谁也不敢发家，严重影响生产力发展。因此，神宗令朝臣讨论，有什么能减轻农民差役负担的办法都说出来。司马光赞成改革衙前役，但不主张全国统一立法。在《论衙前劄子》[5]中，他回顾了从“里正衙前”到“乡户衙前”的历史及其危害，建议神宗下诏，让各地比较两种衙前的利弊，详奏以闻，各随所便，另立新法，让老百姓敢于致富。建议不错！很好！但究竟有什么办法？司马光没说。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相互观察，司马光对神宗的感觉良好，他的奏章除了请辞翰林学士没被批准外，其余差不多都被神宗接受。神宗对司马光也有了初步印象：一个正直而有些迂腐的人。他不会见风使舵，趋炎附势，对执政包括对皇帝也敢于犯颜直谏而绝不阿谀。他的正直缘于对其所学的绝对自信，用其所学衡量一切，显出几分唯学是从的迂腐。作为老臣，他的夙愿是要用其所学塑造出一个他心目中的明君；而作为新君，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内政外交上堆积如山的现实问题，国弱民贫，谈何明君？因此，对司马光可用其正直，而避其迂腐，但二者在他身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何分得开？

与神宗的第一次正面冲突

不错。司马光的正直与迂腐很快就让神宗感到非常难受。

陕北绥州（今绥德）陷于西夏数十年了。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嵬名山、嵬夷山兄弟不满西夏国王谅祚的统治，与宋朝的青涧守将种谔约降。夹在宋朝与西夏之间的少数民族英勇善战，历来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均采取封以官衔、赏赐金帛的办法，争取为我所用。宋朝习惯将靠拢自己的少数民族部落称为熟户，否则称为生户。如果真能招降嵬名山兄弟，宋朝等于多了一点五万余熟户，而且能相机收复绥州。陕西转运使薛向支持种谔，奏曰可行。神宗专门把他召到京城，听取汇报，批准了他们的招降计划。这事进行得很秘密，由神宗亲自掌握，连中书省和枢密院都瞒着。司马光不知从哪儿听到了消息，于九月十七日上《言横山劄子》[6]。横山地区位于宋、夏边界，即今陕北榆林与宁夏、内蒙古交界地区，谁控制了横山谁就掌握了战略主动。他反对招纳嵬名山，理由：一、“陛下初承宝命，公私困匮，军政未讲”；二、“谅祚虽内怀桀骜，而外存臣礼，方遣使者，奉表吊祭（英宗），尚未还国，而遽令边臣诱纳其亡叛之民，臣恐未足以亏损谅祚，而失王者之体多矣。”劄子上去，神宗未予答复。他觉得也许自己没说清楚，又于二十四日上了二千余言的《论横山疏》[7]，强调“王者之于戎狄，或怀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边境，中国获安，则善矣”，不必像汉武帝那样，非擒颉利不可。“夷狄之俗，自为儿童，则习骑射，父子兄弟，相与群处，未尝讲仁义礼乐之言也，唯以诈谋攻战相尚而已。故其民习于用兵，善忍饥渴，能受辛苦，乐斗死，而耻病终。此中国之民所不能为也。”在分析了民风的差异后，他回顾了从太宗开始的宋夏战争史，宋朝几无胜利，而每战必耗尽国力，苛敛百姓，“白骨敝野，号哭满道，长老至今言之，犹嘘唏酸鼻”。真宗到仁宗明道年间的四十年双方相安无事，“关中户口滋息，农桑丰富”。仁宗屈己赐元昊为国主，赐岁币二十五万，“岂以其罪不足诛，而其功可赏哉？计不得已也”。他要告诉神宗，由于民风的差异，我们打不赢西夏，仁宗是迫不得已才花钱买平安的。现在若诱降其叛臣，激怒谅祚，是“常欲其叛，而不欲其服也！信义赏罚，将安在乎”。这些话神宗肯定不爱听。西夏从李继迁叛宋闹独立开始，逐渐占领了宋朝的大量土地，建立起雄踞于西北的独立王国，而且几乎年年侵边犯境，杀我边民，掠我财物，而你司马光却口口声声要我要讲“王者之体”，不可像“闾阎小人”那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什么道理嘛？司马光打了个比方：“譬如邻人窃己之财，己以正议责之可也，岂可复窃彼之财以相报邪？”什么比喻？神宗认为：从我手里抢去的东西，我把它要回来，天经地义。司马光预测招降嵬名山无论是否成功，都将引起宋夏大战，贻害无穷。他告诫神宗，欲立功于外，必先治其内，要从政治军事八个方面着手：举百职（选贤），修庶政，安百姓，实仓库，选将帅，立军法，练士卒，精器械。而现在八者不具其一，开战必败，“然后忍耻以招之，卑辞以谕之，尊其名以悦之，增其赂以求之，其为损也，不亦多乎？”

神宗不想与司马光较真，佯称无招降之事。司马光觉得神宗是有意回避，九月二十七日再上《言横山上殿劄子》，警告说：“陛下独不见侯景之乱乎？”梁武帝萧衍太清二年（548），东魏降梁将领侯景勾结觊觎皇位的皇侄萧正德发动叛乱，占领京城建康（今南京），萧衍被围困于皇城中饿死。显然，司马光是把嵬名山比作侯景，那萧正德又是谁呢？这的确有点危言耸听了。他要求上殿陈述，神宗于延和殿召见，于是有了君臣第一次很不愉快的对话。

司马光就是为说边事来的，神宗一句“此外人妄传”，想转移话题。

司马光问：“陛下知薛向之为人否？”薛向即支持种谔招降的陕西转运使。他是靠蒙祖父之荫而当的官，因此被科举出身的人看不起，但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干吏，尤善理财，为朝廷解决了许多难题。

神宗说：“固非端方之士也，徒以其知钱谷及边事耳。”神宗的评价是准确的，因他长期在缘边地区工作，对边事比朝廷诸公清楚得多。比如，陕西骑兵的马，过去靠自己养，养出来的马不胜战斗，而且年年亏损，他通过边境食盐贸易，用其所赚买西夏的马，一年就给部队补充了一万余匹优良战马。

司马光反驳说：“钱谷诚知之，边事则未也。”

神宗不想与他争论，再争下去，他秘密指挥招降的事就露馅了，便将话题转移到拟任参知政事的张方平身上。司马光上章反对提拔他，说他除了“文章之外，别无所长”，“奸邪、贪婪、鄙陋”，现在又当着神宗的面说他“奸邪贪猥”。神宗有点不耐烦地问：“有何实据？”

司马光说：“请言臣所目见者。”

不等司马光继续说下去，神宗勃然作色，说：“每有除拜，众言辄纷纷，非朝廷美事也。”

司马光见神宗发了火，也来了脾气，针锋相对地说：“此乃朝廷美事也。知人，帝尧难之，况陛下新即位，万一用一奸邪，若台谏循默不言，陛下从何知之？”

沉默半晌，神宗大概在猜想司马光“所目见者”为何事，琢磨他为什么要给张方平戴“奸邪贪猥”的帽子。在神宗眼里，张方平是个难得的人才，曾在他的奏章上批了这样一段十分罕见的话：“卿文章典雅，焕然有三代风，又善以丰为约，意博而辞寡，虽《书》之训诰，殆无加也。”[8]神宗想来想去，觉得司马光大概是说他迎合人主，怀有私心。因国库空虚，英宗的陵寝已无钱讲排场，神宗想降低标准，节省开支，召张方平问：“奉先（帝）可损乎？”张方平回答：“遗制故云，以先志行之，可谓孝矣。”先帝遗言讲要节省，按先帝的遗志办，就是孝。在以孝治天下的宋朝，别的方面可以省，先帝的陵寝是不敢省的，否则就是不孝，而新帝不孝就会危及统治地位。满朝文武，谁都知道没有钱建豪华陵墓，谁也不敢说这事儿。神宗自己说了，张方平为他找了理论根据，这当然也是一种迎合，但对朝廷对黎民都有益处。

想到这里，神宗冷不丁地问：“吴奎附宰相否？”司马光回答：“不知也。”神宗这一问明显是指在王陶弹劾韩琦时，吴奎跳出来维护韩琦，反过来弹劾王陶的事（见上章）。他接着问：“结宰相与结人主孰贤？”这个选择题是个陷阱，司马光没有上当，回答说：“结宰相为奸邪，然希意迎合，观人主趋向而顺之者，亦奸邪也。”

神宗没话了。谈话不欢而散。大概在这次对话后，神宗对司马光的认识又深了一层：这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

御赐《资治通鉴》书名和御制序

在第二天宣布的大臣任免名单中，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升参知政事，司马光由权御史中丞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

被司马光弹劾的张方平照当副相，而自己却从御史中丞改任翰林学士，虽是平职调动，但隐约透出贬意。干脆，翰林学士俺也不干了！他上《乞罢翰林学士劄子》[9]抗议说，我昨天弹劾张方平，今天就被换职，既然意见不被采纳，新的任命我不敢接受。他的好友吕公著时任翰林学士兼知通进银台司（职能类似今之办公厅），将他的任职命令上缴以示声援。神宗于是给司马光写了一道手诏：“朕以卿经术行义，为世所推，今将开迩英之席（迩英殿开经筵），欲得卿朝夕讨论，敷陈治道，以箴遗阙，故换卿禁林（翰林），复兼劝讲，非为前日论奏张方平也。吕公著封还，盖不知此意也。”

神宗玩的是帝王术，但说的也是实话，你不是凡事以经术来对照吗？那就让你专治经术好了。他越过通进银台司，让门将任职命令直接交给司马光，要他接受。这违背了办事程序。吕公著以辞职表示抗议：任命书不经过本司，等于封驳之权因我而废。神宗安慰他说，等迩英殿开讲，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然而，神宗的安慰并没有使事态平息，司马光又上《除兼侍读学士乞先次上殿劄子》[10]，说：“臣虽木石，亦将开悟，况含气血，得为人类！”他开悟了什么呢？皇上不就是要我讲经术，而不要掺和时政吗？那好，翰林学士我也不当，就专职当侍读学士好了。他还有一个私人请求，希望面见神宗，当面陈述。

他这个私人要求，就是摆脱翰林学士的公务，专心修《资治通鉴》。

此前，神宗已经告诉他，拟将他主编的《通志》命名为《资治通鉴》，并将亲自为之作序。老实说，他这个私人请求正中神宗下怀，但作为皇帝，却不能答应他，否则将会造成很不好的政治影响。因为在官场看来，一个高官没有其他职务而专遣编书，会被视为是贬谪。

司马光、吕公著等越与神宗闹别扭，神宗越是盼着王安石早日到京。韩琦罢相离京判相州（今河南安阳），神宗与之挥泪告别，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当即表示：“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为什么不可？他没有说，神宗也没有再问，大概在想，这两句话用在司马光头上挺合适的。

司马光确实太书生气了。他在那里用儒家经典对照皇上，对照大臣，却看不清政治大势。神宗锐意改革，他首先必须搭起改革的新班底，把有碍改革的老臣换下来。司马光的耿直和书生气，有时却在无意中帮神宗的忙。比如，前面神宗让他当封事详定官，很明显，神宗是想打民意牌为改革造舆论，司马光不明就里，对神宗说：“陛下询刍荛以广聪明，斯乃社稷之福，而非大臣之利也。”当时御史正在猛攻韩琦，司马光的这番话不也是在攻韩琦吗？倒是被他弹劾的张方平比他清醒，已经意识到朝廷所有一切人事变动，都是为了给王安石上台铺路。他任副相不几天，父亲死了，要回去丁忧，临走时还不忘坚决反对起用王安石。

十月初四，迩英殿开经筵，下课后，神宗专门留下吕公著，对他说：“朕以司马光道德学问，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不当也。”但几天后，他就透露了变动司马光职务的真正原因。他问吕公著：“（司马）光方直，如迂阔何？”吕公著回答说：“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之迂。况（司马）光者，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愿陛下更察之！”到底是虑事深远近乎迂？还是泥古不变谓之迂？两人说不到一块，吕公著仍然坚决要求辞去知通进银台司的职务，神宗答应了。既然你吕公著把司马光比之孔孟，那我让他干孔孟的事——编书讲学。

十月初九，司马光在迩英殿进读开讲。神宗宣布，赐书名为《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并将自己亲自写作、书写的序言面授司马光，令书成后写入，还将颍邸（颍王府，神宗做太子时为颍王）藏书四千四百零二卷捐给司马光的书局。御制序曰：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于后世者也。

汉司马迁 （缀辑）石室金匮（皇家所藏）之书，据左氏《国语》，推《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采经摭传，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驰骋上下数千载间，首记轩辕，至于麟止，作为纪、表、世家、书、传，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材矣。

若稽古英考（英宗），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废卷。尚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司马）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徵，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齐）桓、（晋）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本）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实为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策牍之渊林矣。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灿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余（其余）治世盛王，有惨怛（忧伤）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坏人），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这里，神宗把司马光与司马迁相提并论，说《通鉴》“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评价之高，高到了无以复加。司马光在《涑水记闻·附录二》中明确记载，这篇序是“（皇）上自制自书”的，在他进读三家分晋后，神宗“顾禹玉（王珪字）等，称美久之”。

神宗在经筵上给了司马光崇高的礼遇，这让他暂时忘却了官场上的不快。他重新满怀信心，要通过讲《通鉴》，把年轻的皇帝培养成一代明君。

[1]《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

[2]《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四月》。

[3]《传家集·卷二十·陈三德上殿劄子》。

[4]《传家集·卷三十九》。

[5]《传家集·卷四十一》。

[6]《传家集·卷四十一》。

[7]同上。

[8]《宋史·卷三百一十八·张方平传》。

[9]《传家集·卷四十一》。

[10]同上。

第二十章 朝堂两杆旗

司马光真的一头扎进了《通鉴》中。为阻止种谔招降嵬名山的计划，他曾与神宗当面争得不欢而散。这件事一个月后有了结果。

十月二十八日，青涧守将种谔成功招降嵬名山部，得一点五万帐，骑兵一万余。西夏集中四万兵力反扑，被种谔击退，并趁势收复绥州（今绥德），筑城以守。西夏未能夺回绥州，以会商边事为名，诱杀宋知保安军（今志丹县）杨定等人。于是朝议纷纷，要诛种谔，还绥州。种谔是种世衡之子。当年，种世衡在范仲淹的支持下筑成青涧城，成为抵御西夏侵略的重要堡垒；种谔守卫青涧有劳，收复绥州有功。为什么要杀他？宋代对武将的防范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从太宗赵光义开始，打仗要颁布阵图，如何排兵布阵都给你规定死了。违背阵图，打了胜仗也要杀头；反之，打了败仗也没责任。种谔的招降行动虽是神宗支持并秘密指挥的，但他没有请示上级就提前行动了，自然该杀。那为什么要还绥州呢？上章司马光的三个言横山劄子可以说代表了大多数朝臣的意见，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归结到一点，就是一个怕字。怕西夏以此为借口大举入侵，怕加重国家和人民负担，怕战争引起内乱。他们并非“怕”得没道理，因为自宋夏作战以来，打败仗不是新闻，打胜仗才是新闻。历任文人统帅（武将不能当），除了范仲淹没有打过败仗外，其余包括大名鼎鼎的韩琦，无不都吃过败仗。越败越怕，越怕越败，怎么办呢？割地赔款，以求苟安。雄心勃勃的神宗一看西夏诱杀了杨定，群臣一致要求杀种谔，还绥州，一下也乱了方寸，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下令逮捕种谔下狱，归还绥州。但是，知延州的枢密副使郭逵反对说：“贼既杀王官（杨定等），而又弃绥（州）不守，见弱已甚。且嵬名山举族来归，当何以处之？”有个叫景询的官员投降了西夏，西夏提出用他来交换嵬名山。郭逵说，景询一庸人而已，投降西夏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而换走了嵬名山，将来西夏方面谁还敢投奔宋朝？郭逵拒绝了西夏的建议，要求西夏杀掉诱杀杨定的首领以谢罪。朝廷软，郭逵硬，意见相反。神宗决定派刚被免职的原宰相韩琦去知永兴军（西安）兼陕西经略安抚使，主持大计。出发前，韩琦是主张放弃绥州的，而到陕西调查后观点改变，说“绥州不可弃”。正在这时，年仅二十一岁的西夏王谅祚死了，由其七岁的儿子秉常继位，韩琦报告说：“当此变故，尤非弃绥之时。”朝廷诸公批他出尔反尔，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觉得中途改变弃绥的决定，有损朝廷颜面，督促韩琦赶紧弃绥。韩琦反复陈述，最后神宗下诏，按韩琦意见办。绥州保住了，收复绥州的种谔被连降四级，发配随州编管。西夏使团来报谅祚丧，神宗问起诱杀杨定事，这才弄清了事情的原委：杨定出使西夏，拜谅祚称臣，并答应带沿边“熟户”归顺西夏，谅祚赐其宝剑、宝鉴及金银；回来后，他上交了宝剑、宝鉴，而私吞了金银，谎称可策反刺杀谅祚，神宗大喜，令其知保安军。种谔招降嵬名山、收复绥州后，夏人觉得上了杨定的当，便诱杀他以泄恨。在郭逵的压力下，杀人凶手已正法，郭逵派人持凶手画像与囚徒对照，验明无误。

“老师”讲德治，“学生”要治术

招降嵬名山，没有出现司马光所预见的结果。但他没有再说话，不是他的观点有了改变，而是因为忙于著《通鉴》而无暇顾及。

他按照神宗开经筵的时间表，准时在迩英殿进读他的大作。在熙宁元年（1068）二月的一次经筵上，司马光进读的内容是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讲罢历史故事，他引用孟子和扬雄的话，对纵横家全盘否定：

孟子论之曰：或问：“公孙衍（纵横家之一）、张仪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恶足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以正位，行天下以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诎（屈），是之谓大丈夫。”

扬子《法言》曰：或问：“（张）仪、（苏）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余年，是夫？”曰：“诈人也，圣人恶诸（厌恶他们）。”曰：“孔子读而仪、秦行（读孔子书而像张仪、苏秦那样行为），何如也？”曰：“甚矣凤鸣而鸷翰也（这比鸣唱着凤音却披着猛禽的羽毛还要糟糕）！”“然则子贡不为欤？”曰：“乱而不解，子贡耻诸；说而不富贵，仪、秦耻诸。”或曰：“仪、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前无古人）？”曰：“昔在任人，帝而难之，不以才乎？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通鉴·卷三·周赧王五年》）

任何古代史都是当代史。借古讽今也好，古为今用也好，都是为当代政治服务的。司马光引用孟轲、扬雄的话来评论张仪、苏秦，导向很明显，就是强调德，而排斥包括纵横家在内的术和才。张仪、苏秦为富贵而游说，因动机不纯，不是才而是奸。

司马光讲罢，神宗问：“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司马光说：“纵横之术，无益于治。臣所以存其事于书者，欲见当时风俗，专以辩说相高，人君悉国而听之，此所谓利口覆邦者也。”[1]

“学生”神宗对“老师”司马光说：“闻卿进读，终日忘倦。”说“终日忘倦”，而不说终身受益，是否因为他并不同意“老师”的观点？

登基不久的神宗固然需要道德说教，同样迫切需要治国治军之术。熙宁元年（1068）是宋朝建国一百周年，弊端丛生，迫切需要解决。神宗想从经筵上找到思想武器和治国之术，但帝师司马光对术的态度是排斥与否定。就在这次听讲结束后，其他人都走了，执政大臣被留下来。神宗对枢密使文彦博说：“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文彦博说：“譬如琴瑟不调，必解而更张之。”他说要重新调弦，似乎是支持神宗进行改革。其实他是没有理解神宗改革的内容，后来变成了反对派。

六天后，神宗又对文彦博等人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帝国的财政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别的且不说，只说英宗的陵寝，建到一半时，居然因缺少五十万资金而没法封顶，最后是陕西转运使薛向设法解决的。救灾款没着落，不得不靠卖官、卖度牒（和尚执照）来筹集部分资金。一个连父皇都没法体面安葬、灾民也都无法救济的继位者，他自然要把理财视为“最为急务”。他心急如焚，但大臣们没人给他拿出解决的办法，唠叨的多是德治的抽象说教。

富弼因不满韩琦而一直养病，现改判汝州，临别时，神宗与他谈了大半天，请教治道。富弼是北宋名臣，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的主要助手，现在，神宗是诚心要听他对改革的建议。然而，今日之富弼已非昔日之富弼了，他先后出任宰相、枢密使，现在是以“使相”（宰相级节度使）身份判汝州，已位极人臣，屁股决定脑袋，他最担心的就是神宗搞改革。他对神宗说：“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窥测则奸人得以傅（附）会其义……”这意思很明白，陛下您想改革，奸臣就会顺着您的意图来。反过来说，拥护改革的就是奸臣。神宗又问边事，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德泽。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赏边功。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细。”以德服夷是儒家的经典外交思想，但如果撇开了国家利益，抽象地讲以德服夷，就可能变成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甚至成为一块丧权辱国的遮羞布。富弼这段话还暗藏着对收复绥州的批评。神宗沉思许久，没有说话。最后，神宗问求治以何为先？富弼说：“阜安宇内为先。”[2]对这句话，神宗称“善”，但两人的理解也许不同，富弼的意思是一切政策不要动，神宗的意思是先把国内的事办好。

望眼欲穿，盼来王安石

神宗所要的术，在司马光那里没有找到，在文彦博、富弼那里也没有找到，在王安石那里能找到吗？他虽然从未见过王安石，但在当太子时就与之有神交。韩维、韩绛兄弟及吕公著等人，兼任太子宫，时与他讨论学术和治道，每有高论，韩维便说，这不是我们的观点，是我们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所以神宗登基伊始，就想见王安石。现在王安石快要来了，他甚至有点像盼星星，盼月亮。

王安石自嘉祐八年（1063）八月丁母忧后，终英宗之世，屡召不起，隐居于金陵讲学，完善了他的新学。神宗继位后，初召被拒，而此次奉召，却面有得色。他隐居时的好朋友王介写诗曰：“草庐三顾动幽蛰，蕙帐一空生晓寒”，讽刺他是假隐士。第一句是说，诸葛亮是蛰龙，刘备三顾茅庐才出来，而你是一召唤就上路。第二句是讽刺他不过是南齐的周颢而已。周颢隐居钟山，应诏入仕，其友孔稚圭写下著名的《北山移文》，借山灵之口，拒绝他再来钟山。其中的名句“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寒”常常被人引来讽刺假隐士。王安石回赠他一首《松间》[3]：

偶向松间觅旧题，野人休诵北山移。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不自知。

这里，王安石巧用本朝的一个故事回答了朋友。隐士种放赴朝后回陕西，大臣奉命赋诗送行，翰林学士杜镐借口不会作诗，背诵《北山移文》讽刺他。种放很不高兴，说：“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处哉！”现在，王安石“丈夫出处非无意”，意在哪里？变法也。他从神宗的身上看到了改革的希望，同样预料到了此行的风险。在另一首诗中，他以《孤桐》自喻，表达了“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的心愿。意即愿像梧桐那样献出自己的身躯，斫成五弦琴，让明君奏出为民解愠的美妙乐章。

他来了。八年前包拯手下的“嘉祐四友”，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韩维，现在又在京师凑齐了。当年的中级官员如今都穿上了紫袍，而且都是翰林学士，又与当年一样同在一个部门，然而当年的亲密无间却再也找不回来了。那时，大家可以拉着不讲卫生的王安石一起去澡堂子里洗澡，可以就王安石的《明妃曲》互相唱和。现在呢？翻阅正史、野史，我们都找不到他们工作以外的聚会了，昔日的朋友兼同僚只剩下同僚关系，而且很快就要壁垒分明了。

王安石一到京城，四月四日，神宗就迫不及待地召他越次入对，开门见山地问“为治所先？”王安石不假思索地回答：“择术为先。”

神宗到处在找治理之术，不仅没人给他，而且还否定术的重要性，唯有王安石说“择术为先”，这自然会让神宗兴致盎然。两人越谈越投机。谈到唐太宗时，神宗问评价如何？王安石说：“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神宗说：“你这是为难帝王了。”王安石要改革，但也必须打尧、舜之道的旗号，否则，不但什么事也办不成，还会被当成“异教徒”被“烧死”。谈到最后，神宗问：“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请求回去后写成奏章回答。这就有了《本朝百年无事劄子》。

劄子把北宋百年无事归结为两大原因，第一，由于太祖、太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真宗、仁宗、英宗又没有失德。在历数“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后，指出第二个原因：“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这第二条讲得非常深刻，而且此前没有人讲过。辽自萧太后之后，就没有出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们滋润地享受着宋朝所“助”之银帛，不思进取了，而且内乱不断。西夏元昊大败宋朝之后，国力耗尽，且荒淫无度，造成贵族之间残忍杀戮。这就是王安石所说的“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另外，国内虽灾害频仍，但都是局部的，没有全国性的大灾大难。所以王安石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他在劄子的最后劝神宗：“伏惟陛下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王安石的劄子递上去，神宗连夜阅读，次日便急急忙忙地把他找来，问：“昨天读你的奏书，上面所指出的种种问题，你想必已有深思熟虑，赶快给我说说具体纠正的办法。”王安石回答说：“一下子说不完。希望陛下注意讲学，讲学弄清了道理，方法就不言而喻了。”

面对火急火燎要变法的神宗，王安石给他讲要“知人事之不可急”，要先从讲学开始，可惜神宗没有听进去。在变法的程序上，两人分歧巨大，这一点被不少研究者所忽视。

因一个女囚，分两个营垒

讲学是司马光的强项，通过进读《通鉴》，宣扬礼治。现在，王安石也要通过讲学，为变法造舆论。如此这般，在经筵上出现了两种声音。好在是各讲各的，暂时还没有出现掐架的情形，但在经筵之外，两人为一个女囚的量刑问题开战了。他俩是翰林学士，不是法官，怎么管开了案件？

登州（今山东蓬莱）少女阿云，在为母守孝期间，“被”与韦阿大订婚。阿云嫌他相貌丑陋，趁他在地头窝棚熟睡之机，连砍其十刀，致其重伤。案发，阿云被捕，如实招供。案情并不复杂，但按照宋代法律，判决却有难度。《刑统》（刑法）有关条文为：“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注曰“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这里所说的“故杀伤”，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故意伤害，而是指的没有原因的公开杀人。我们这里不讨论上述法条是否合理，只说司法实践中的分歧就出在对“因犯杀伤”究竟该如何理解上。法律条文的过分简略概括，不要说让我们今天理解起来颇感困难，就是当时的士大夫也难免感到云山雾罩。

知登州许遵是个进士出身的法律专家，当时正拟升任判大理寺（最高法院院长），拟给阿云减罪二等。根据：一、阿云虽已订婚但未出嫁，不能算妻杀夫（妻杀夫如子弑父，斩首没商量），而是一般杀人案件；二、阿云为母守孝期间被许配韦阿大，违背礼教，婚约无效；三、阿云首问即承，符合“按问”的从轻条款（颇似今日之坦白从宽）。此案上报后，大理寺、审刑院的判决为：阿云谋杀已伤，应处绞刑，但因其订婚非法，可减轻一等，即流放编管。这一判决被刑部认可。宋代最后审判权在皇帝，杀人案、疑难案均须御批。神宗批示，阿云“贷命编管”（流放）。这就等于说许遵判错了案，御史就此弹劾，许遵被判罚铜。但此案并未就此画上句号。许遵一面被罚款，一面升任判大理寺，他不服已经神宗批准的判决，请下“两制”（翰林学士、知制诰）详谳。神宗于是让司马光和王安石复审此案，拿出意见。结果是司马光赞成司法部门的意见，而王安石站在许遵一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没法拿出统一的意见，只好各自单独上疏，看似在说阿云案，其实是一场司法论战。

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刑九》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这场论争，为方便读者，作者用白话文简要介绍。

首先，两人对“因犯杀伤”的理解分歧极大。司马光认为，“因犯杀伤”之因，是指本无意杀人，在犯盗窃、抢掠、拐卖人口等罪的过程中，因情急之下杀人。这类罪犯可自首之所因，盗窃之类的罪可免，按故杀论罪。谋杀与故杀，谋杀是有预谋的，故杀是没有预谋、直情径行地公然杀害。前者为重，后者为轻。“因犯杀伤”者自首后，若按谋杀判偏重，按斗杀罪判偏轻，所以法律规定“仍从故杀伤法”。因此，阿云案不属于“因犯杀伤”，“不在自首之例”。王安石对“因犯杀伤”之因的理解，除了司马光所说的情况外，还包括杀伤的原因，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动机。刑法既然说“因犯”而不说“别因”，而且谋杀罪分谋、伤、死三等，分处徒、绞、斩刑，可见谋杀之谋也属于所因的范畴。这样，阿云因守孝期间被强迫订婚，就可以作为“因犯杀伤而自首”而从宽处理。司马光认为这样理解是荒谬的，是把谋与杀当成了两回事，“谋字只因杀字生文”，不可另作所因之罪。

具体到阿云的定罪上，司马光说，阿云本不值得怜悯，皇上定为“贷死编管”已是最大仁慈。王安石主张“谋杀已伤，按问欲举（首问即承）、自首，合（合并两个减刑因素）从谋杀减二等论”，就是只判徒刑。

其次，关于此案对法治建设的影响。司马光认为，如果对类似阿云的罪犯减二等判决，“窃恐不足劝善，而无以惩恶，开巧伪之路，长贼杀之原，奸邪得志，良民受弊”。王安石认为，司法部门所以死咬着“谋杀已伤不许首免”不放，是因为《律疏》在解释“因犯杀伤”时，举例说“假有因盗杀伤，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便以为所因之罪只有盗窃等，这是对法律的片面理解。他驳斥了如果开了谋杀自首的先例，将鼓励奸人的说法，指出“若舍法以论罪，则法乱于下，人无所措手足矣”。

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按其意下了诏。但法官们不服，御史中丞滕甫请求另选官再议，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和知制诰钱公辅奉命复议。三人复议后联名上奏：“臣等以为宜如安石所议便。”在这个问题上，昔日的“嘉祐四友”，王、吕、韩三人站在了一边，而司马光一个人站在一边。但他一点也不孤立，司法部门包括御史台的官员都支持他。

阿云案的争论远超出了案件本身，标志着礼治与法制、革新与保守的公开较量开始了。

司马光打着礼治的大纛。现行的法律和判例本来好好的，你王介甫偏偏跳出来，在司法解释中标新立异，你到底想干什么？难道想变法吗？

王安石打着法制的大纛。对不合时宜的法应该改变，但他暂时还没有力量变法，只能在司法解释上做文章。

两人还在学士院共事，但已经各自打起了自己的旗帜，虽还没有撕破脸皮，却已是方枘圆凿了。

[1]《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

[2]《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

[3]《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

第二十一章 御前论理财

司马光和王安石关于阿云案的争论没有完，另一场关于理财的争论又开始了。

坚辞“钱谷差遣”

神宗明确指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对帝国的财政紧张状况，司马光和王安石都一清二楚。六年前的嘉祐七年（1062）七月，司马光上《论财利疏》[1]，指出财政状况已捉襟见肘，问仁宗：如果遇到大灾和外敌大举犯边，“将以何道救之乎？”他开了三剂“药方”：“随才用人而久任之”，“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减省浮冗而省用之”。六年过去，仁宗、英宗先后归天，财政状况如王小二过年。国库空虚，内库（皇帝私人仓库）如何？神宗组织了一个班子清仓查库，结果吓了一跳，所剩无几了。熙宁元年（1068）六至八月，京师、河朔先后地震，震后暴雨，河北黄河泛滥，灾民嗷嗷待哺，朝廷却拿不出钱来。救灾大臣是拿着“空名敕”下去的。所谓“空名敕”就是空名的委任状，谁能拿出一定数目的粮食，就填上谁的名字，说白了就是为救灾而卖官。怎么办？司马光再次呼吁裁减冗费，好！神宗设想成立一个专门负责裁减国用的机构，由司马光来负责。可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神宗的这一安排。

我们知道，宋朝的最高财政机关是三司（计府），再成立一个新机构，职能就会与三司重叠。但宋朝中央机关重复设置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如枢密院与兵部，审官院与吏部，审刑院与大理寺、刑部，三司与户部，都是叠床架屋，中书省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形同虚设，成了官员挂职的空衙。三司已将户部架空，再设立一个精简节约领导小组，就会与三司打架，有必要吗？神宗完全是出于无奈，旧机构如同大象屁股——推不动，指望他们改革，指望不上。他希望司马光来为他办成这件大事，司马光口头请辞未准，七月初三日又上《辞免裁减国用劄子》[2]说：

臣近曾乞别选差官，裁减国用，奉圣旨不许辞免。臣以非才，叨忝美职，月受厚俸，常自愧恐，无所报称，若果能有益于国，臣何敢辞？

窃惟方今国用所以不足者，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此五者，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其患，力救其弊，积以岁月，庶几有效，固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也……

臣愚以为不必更差官置局，专领此事。

况臣所修《资治通鉴》，委实文字浩大，朝夕少暇，难以更兼钱谷差遣。

请辞的理由一是干不了，二是没时间干。那谁来干呢？“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来干，不必另“差官设局”。看了这个报告，神宗肯定是不高兴的，给你球，你不接，又给我踢回来了！

司马光的确是不想干，不想干是因为干不了。熟知历史的他对庆历年间的裁减冗费和实行新政的情况了然于心。庆历二年（1042），仁宗令御史中丞贾昌朝等裁减冗费，制度定出来了，却因阻力重重而不了了之。接着依靠范仲淹实行新政，其中最主要的是裁减冗官和更换尸位素餐的官员。范仲淹将不称职官员的名字一笔勾掉，富弼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态度非常坚决，可吕夷简、晏殊、夏竦等权臣以朋党论为武器，欲置范仲淹于死地。仁宗最怕朋党，支持新政的立场动摇。范仲淹、富弼赶紧以加强边防为名，主动请外，庆历新政就此如白云黄鹤。司马光能超越范仲淹吗？不可能。虽然他只是要求在五个方面裁减冗费，与王安石的财政改革思路相距甚远，但要实行，每一步都要得罪人，而且不是一般的人。以他个人的力量，那是鸡蛋碰石头，唯有皇帝和两府大臣团结一致，才有可能动得了。

在司马光坚辞之下，这个拟议中的精简节约领导小组胎死腹中。

“桑弘羊第二”的政治帽子

熙宁元年（1068）是三年一次的皇帝南郊祭祀之年。按照惯例，郊祭之后，皇帝要给官员和军队赏赐。对此，我们在第七章已有叙述，不赘，只说因财政困难，这次赏赐的标准已经大打折扣，过去两府大臣一人最高可得银、绢、钱八千（两、匹、贯），这次十几个人（原任亦在内）加起来才给两万，其中宰相三千，其余人不到一千。宰相曾公亮等执政大臣联合上了一道奏疏，说：“河朔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两府不赐金帛。”神宗将这份奏疏批给学士院，要求翰林学士们拿出一个答复意见。未料在学士院讨论时，只有司马光一人赞成，王安石和其他人都反对。我们在前面第十五章已经看到，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要把赏赐的仁宗遗物（折合一千余贯）捐出，并且倡议两府大臣、副部长以上带头捐出，但无人响应，令他十分沮丧。现在，两府大臣主动提出辞免所赐，难道还不该赞成鼓励吗？而反对意见认为，区区两万，辞免了也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相反却显得皇帝礼薄恩寡，有损国体。于是，司马光只好单独上《乞听宰臣等辞免郊赐劄子》[3]。

劄子在讲了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后说，当此之际，朝廷上下应同心协力，痛加裁减，以救一方之急。凡布施恩泽，应从下开始；而裁减用度，应从上开始。臣以前讲的赏赐不节，这就是表现之一。即使执政不辞，也应裁减，况且已辞，裁之何损？

针对裁减显得礼薄的说法，他说，君子尚义，小人重利。治国者应以义褒奖君子，而以利取悦小人。如今大臣因为灾害，辞赏以救百姓之急，其义可褒；陛下因而听从，是厚遇而非刻薄。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但公卿大臣也不可全无赐予。文臣自两府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刺史（宋代四等高级武官的最低一级，分实任与遥领两类，实任称正）以上，内臣（宦官）押班以上，所赐减半，而以下一概不减。他最后说，我也知道裁减这点不能富国，但希望以此为起点，带动各方面裁减冗费。

神宗是要学士院拿出一个批复意见，现在只看到了司马光个人的奏章。一次迩英殿进读完毕，神宗问司马光：执政请辞郊赐的批复意见为什么不报上来？答曰：有人请假了。他没有说王安石。又问：你看应如何处理？答曰：臣的意见已经写在奏章里，请陛下广泛征求意见，亲自决定。神宗听出话中有话，问：有谁不同意？答：除了臣，其他都不同意。神宗有点激动了，说：朕赞同你的意见，准许辞赏，是成其美，而非刻薄。但减其半不合适，既然大臣恳辞，不如全免了。

神宗似乎已经下决心了。八月十一日，经筵结束后，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和王安石、司马光一起来到延和殿，汇报批复曾公亮等恳辞郊赏的事。王安石和司马光当着神宗的面争论起来。关于这次争论，《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和《传家集》卷四十二《迩英奏对》的记载大同小异。

司马光言：“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两府辞赐。”

王安石曰：“昔常衮辞堂馔（唐代宗每日让御厨给宰相供膳，宰相常衮请免），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今两府辞郊赉，正与此同耳。且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也。”

光曰：“衮辞禄，犹贤于持禄固位者。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言非是。”

安石曰：“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财之人耳。”

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徒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家之福。”

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光曰：“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若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史迁（司马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

司马迁没有单独为桑弘羊立传，但在《平准书》中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是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桑弘羊为汉武帝理财，怎么能民不加赋（农业税）而国用足呢？主要措施有：第一，设立“中央造币局”，把铸钱权即货币发行权从诸侯、豪强手里收归朝廷，开中国历史之先河。第二，实行盐铁专卖。第三，实行均输法，简单地说就是赚差价，各地所收的实物赋，过去一律上送，用不完的出售给商贾，改为允许官府将多余实物运到价格高的地方去卖，买回当地所缺又价格便宜的物资。第四，严课工商税（算缗），每赚二千者征税二百，中小工商业者减半，如有瞒报，鼓励检举（告缗），一经核实，检举者获偷漏税款一半之奖励，被检举者没收全部资产。第五，征车船运输税。第六，征高消费税，非官员或军人坐马车要交税。第七，实行常平法，丰年谷贱，国家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灾年谷贵，国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第八，移民六十万屯垦戍边。等等。对此，王安石的评价是：“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宴（中唐著名理财家）粗合此义。”他觉得，太史公客观记录桑弘羊的言行，看不出其中有贬义。

对王安石的论点，司马光愤怒了，说：“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逐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邪？此言（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岂可据以为实！”

汉武帝逐匈奴于漠北，洗涤了西汉忍了六七十年的屈辱，但造成国力耗费过度，人民生活困苦，末年群盗蜂起，这是事实，但这难道是桑弘羊造成的吗？也许王安石觉得一下与他争论不清楚，回到了宰相辞赏的问题上来：“太祖时，赵普等为相，赏赉或以万数，今郊赉匹、两（帛论匹、银论两）不过三千，岂足为多？”

光曰：“（赵）普等运筹帷幄，平定诸国，赏以万数，不亦宜乎？今两府助祭，不过奏中严外，办沃盥（端洗脸水），奉帨巾（递毛巾），有何功勤，而得与普等乎？”

两个人互不相让，争论继续。司马光已经顾不得斯文，用手指着王安石，痛斥不已。他敏锐地觉察到，王安石是要当“桑弘羊第二”，要改变朝廷法度了！他明知说服不了王安石，但希望能说服神宗，让他打消对王安石的支持。延和殿内的气氛相当紧张，神宗和其他人都没有插话，静听他俩你来我往。在皇帝面前，总不能这么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吧？作为学士院首长（翰林学士承旨），王珪不得不出面叫停。作为一个老官僚，他深知一旦表态出错，就会影响前程，所以来了个两不得罪：“君实说裁减冗费从贵近始，有道理；介甫说有伤国体，也有道理，请陛下裁定。”

神宗终于发话了，却是一条自相矛盾的指示：“朕意与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我同意司马光的意见，但暂按王安石的意见批复。这天学士院正好该王安石当班，他在批复中引用了上述常衮辞馔的典故，暗示执政大臣，没本事干就辞职，别用辞赏来沽名钓誉。看了这个批复，他们再也不提辞赏的事了。

第一个“炮手”倒下之后

这场延和殿之争，司马光得势不得分，王安石正好相反。但神宗在别的方面给了他很大的面子。在请他推荐谏官人选时，他推荐了吕诲和吴景。从前面第十七章我们知道，吕诲是因在“濮议”中得罪了英宗而被贬的。司马光的推荐词为：“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具此三者，诚亦难得。”吕诲、吴景“堪其选也”。这等于翻了“濮议”的案，但神宗听了司马光的，任命吕诲知谏院。

神宗还交给司马光一件大事，那就是治河。熙宁元年（1068）六月至七月，黄河先后在河北多地决口、漫溢。黄河桀骜不驯，动辄改道。当时的黄河是八年前形成的。嘉祐五年（1060）河决大名，形成了一条经大名、恩州（今河北清河）、博州（今山东聊城）、德州（今河北陵县），至沧州入海的新河道，史称东流或二股河。旧河道经恩州、冀州（今河北同名市），至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入海，史称北流。此次泛滥的是北流。该如何治理？都水监（水利部）内部意见不一。都水监丞（副部长）李立之提出在河北筑新堤三百六十七里，但工程量大，又值灾年，河北转运司（省政府）不同意；另一都水监丞宋昌言提出逐渐塞北流而疏东流的方案，使二流归一，御河、胡卢河各复故道。此方案的好处是工程量较小，且可调剂御河水量，有利京师漕运。而提举河渠事（河渠局局长）王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北流使宋辽界河水流湍急，成为天然国防屏障，塞北流则失之矣。究竟怎么办？神宗让司马光与都水监商议，拿出方案。

这既是对司马光的高度信任，又给他出了个大难题。关于治河，欧阳修曾上疏说：“（黄）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因此，“开河如放火，不开如失火”。意思是宁可救火，不可放火。十一月十八日，神宗让司马光与宦官张茂则乘驿站车马往河北现地考察。辞行时，司马光提出辞职，要求回山西去当地方官。神宗说：“汲黯在朝，淮南寝谋，卿未可去也！”汲黯是汉景帝的御史，因有他在朝，淮南王刘安不敢谋反。神宗给他戴这么大的“高帽子”，帝王术也。二十五日，司马光和张茂则从开封出发，走到长垣（今属河南），司马光吟出一首《长垣道中作》：

极目王畿四坦然，方舆如地盖如天。始知恃险不如德，去杀胜残已百年。

这首诗似乎与治河无关，讲的是北宋首都开封虽是四战之地，四野平坦，无险可守，而王朝却百年平安，这充分说明了国家的安危“在德不在险”。这句话最早出自先秦著名军事家吴起之口，但吴起只是反对依赖险要地形而高枕无忧的倾向，并没有否定险要对安全的作用，而宋朝君臣把它绝对化了。正因为开封无险可守，不得不以兵为长城，驻军竟占全国的一半。太祖赵匡胤已看到这个问题，提出要迁都洛阳，据山河之险，以减少兵员，减轻人民负担，但开封的漕运之利和赵光义的一句“在德不在险”，使之动摇了决心，无可奈何地说，吾民将困于役也！他说得一点没错，宋朝老百姓不怕税，就怕役，差役、劳役，没完没了。这是一首政治诗，是司马光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但又仿佛是吟给王安石听的。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劄子》中把“赖非夷狄昌炽之时”作为一条重要原因，认为“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见上章）司马光视察了一个多月，于次年正月回来复命，支持宋昌言的方案，塞北流而疏东流。简言之，就是在河上建“约”，即修上下两个丁字坝，控制流向，加大东流流量，使河床疏通变深；减少北流流量，使之逐渐淤塞，经过两三年时间，待东流畅通，再彻底关闭北流。

反对这个方案的人很多，但王安石赞成司马光。神宗于是拍板，同意塞北流疏东流方案。

然而，这似乎是司马光和王安石在工作中唯一的意见一致（后在截流时间上有分歧），可谓绝响。此时，关于阿云案的争论早已超出法理范畴，涉及到政治方向和用人问题了。神宗锐意改革，起用王安石为执政的意图已很明显，而保守派却否定王安石，抬出司马光。在神宗征求提拔王安石的意见时，执政大臣中只有宰相曾公亮一人赞成。参知政事唐介公开说，王安石不可大任。神宗问，你是说他“文学不可任邪？经术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唐介回答说：“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变更。”神宗问侍读孙固：“安石可相否？”答曰：“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地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其人也。”先后问了四次，他都不改口。原宰相韩琦、文彦博、富弼等也都看好司马光和吕公著，而否定王安石。

神宗顶住保守派的压力，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于是成为朝臣褒贬的中心，褒者誉之为“当世孔子”，贬者视之为祸国奸佞。

一天，司马光从迩英殿前往资善堂，路上遇到奉召去见神宗的御史中丞吕诲，悄声问：“今日请对，欲言何事？”吕诲说：“袖中弹文，乃新参也。”意即要弹劾新任参知政事王安石。司马光感到愕然，问：“众谓得人，奈何论之？”吕诲说：“君实亦为是言邪（你也这么说吗）？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司马光说：“今未有显迹，盖待他日？”但吕诲已经迫不及待了，说：“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所以朝夕谋议者，二三大臣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唯恐不逮，顾可缓邪？”[4]司马光和吕诲经常并肩作战，且司马光于之有保荐之德，所以吕诲就直言不讳了。但有一点吕诲没说，就是著作佐郎章辟光的案子。神宗继位后，章辟光上疏请岐王赵颢（神宗弟）出宫外居。他是在维护礼仪，哪有兄长当了皇帝，弟弟还住在宫中的道理？但皇太后大怒，说他“离间母子关系”，要有司定罪。吕诲请将章辟光交司法部门审理，而王安石认为章辟光无罪，予以拒绝。吕诲一怒之下，便要弹劾。

吕诲弹劾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所列十大罪状，除了把“鹌鹑案”、“阿云案”的旧账翻出来无限上纲外，其余多属捕风捉影，猜测臆断，如第二条说：“安石任小官，每一迁转，逊避不已；自为翰林学士，不闻固辞。先帝临朝，则有山林独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銮侍从之乐。何慢于前而恭于后？好名欲进也。”章辟光案被列为第九条，妄说章辟光乃是受王安石、吕惠卿指使。弹状被神宗退回，吕诲于是请辞。神宗担心准其辞职会引起王安石的不安，哪知王安石说：“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于是贬吕诲出知邓州（今河南同名市）。翰林学士苏颂在写贬辞时，宰相曾公亮对他说：“（章）辟光治平四年上书时，安石在金陵，惠卿监杭州酒税，安得而教之？”所以制词说他“党小人交谮（污蔑、诽谤）之言，肆罔上无根之语”。

司马光反对贬吕诲出朝，但觉得像他这样从个人品德上攻击王安石是徒劳的，要击倒他，必须从思想理论上入手。他要披挂上阵，冲上前线了。

[1]《传家集·卷二十五》。

[2]《传家集·卷四十二》。

[3]《传家集·卷四十二》。

[4]《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六月》。

第二十二章 举旗论“体要”

吕诲只是被贬出朝的官员之一。在他之前，已有知开封府滕甫，翰林学士郑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谏院钱公辅等。他们中除王拱辰外，都是言官或刚由言官改任他职。短短两三个月内，就有如此多的言官被贬，仅次于四年前的“濮议”。在“濮议”中，是司马光打出了“尊无二上”的理论旗帜。而这一次，保守派官员凭直觉感觉到王安石像幽灵一样来者不善，便仓促发起攻击，随便抓起一块污泥，企图把他涂抹成奸邪模样。看似热闹，却没有理论的武器。举旗责任，又要落在司马光头上了。

为什么是司马光举旗？

保守派中的大人物多的是，似乎轮不到司马光来扛旗，但人家却认准了这位旗手。这是因为：第一，他敢言，在知谏院和任御史中丞期间，被他弹劾的有两府大臣，有皇亲国戚，有宦官近幸，有封疆大吏，从仁宗到神宗三代皇帝，他都有劝谏和批评；第二，他有学识、有理论，可与王安石对垒，在御前与王安石论理财时，针锋相对，头头是道；第三，他特立独行，无朋党之嫌；第四，他品德高尚，两袖清风，无辫子可抓；第五，他性格倔强，直来直去，死不回头，视名节重于生命，容易被利用。在建储之议中，在“濮议”中，韩琦成功地把他当枪使，现在，想利用他的人多的是。

神宗在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的同时，任命三朝元老富弼为宰相，加上原来的宰相曾公亮，参知政事唐介和赵抃，正副宰相变成了五位。五位当中，曾公亮以年老请卸任，富弼请病假不上班，坚持上班的是三位副相。三人中，王安石与唐介每事必争，争得水火不容，赵抃在中间和稀泥，打圆场。唐介曾为言官，在先朝就直声显赫，令人畏惧。在王安石还没进政府时，执政请示工作，神宗屡问：“安石怎么看？”唐介直通通地说：“动辄问安石，那就让他来干，先把我免了。”他没有被免，但王安石上来了。两人遇事必争，唐介辩不过王安石，官司打到神宗那儿，而神宗又站在王安石一边。唐介因此气得背部生疮而死。因此，朝臣用“生老病死苦”来形容政府：“生”，王安石；“老”，曾公亮；“病”，富弼；“死”，唐介；“苦”，赵抃。保守派将唐介之死归咎于王安石，吕诲列之为十大罪状之一。

用唐介的死做“罪证”是扳不倒王安石的，但从“生老病死苦”中，司马光却有“重大发现”：威福下移！就是皇帝的权力被王安石假借了。

五个宰辅，四个“老病死苦”，就王安石一个生气勃勃，他主导了政府，在某些方面当了皇帝的家。证据呢？有。郑獬等三人被贬，因他们的身份在“两制”以上，按规定应由宰相起草敕令。当时，两个宰相，富弼告假养病，曾公亮出使辽国，王安石便代行宰相职权，起草了敕令。这是严重的越权行为。可御史没有弹劾他越权，而是讲贬谪三人不公。你说不公，王安石却说，我现在还后悔，不该给他们留面子，应该把他们的罪行全部抖搂出来，以儆戒朝中小人。司马光一贯主张言者无罪，当然也愿为郑獬等三人开脱，但与其争论三人该不该贬，不如先追究此事办得是否有违政体。就像打官司，如果程序违法，就得从头再来。有人会说，既然神宗已有意贬郑獬等人，换谁起草敕令不是一样吗？不。在宋代，“两制”都有封还词头的权力，何况宰相？具体到这件事，如果让曾公亮起草，他会犹豫不决；如果让富弼来起草，他会断然拒绝。郑獬等人就可能留下来了。司马光就是司马光，一下抓住了这件事的要害。王安石也觉察到此事办得鲁莽，有越权之嫌，上疏请辞，神宗不准。

恰在这时，神宗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名曰制置三司条例司。对此，神宗考虑了很久，早在王安石入朝之前，他就想设立一个领导裁减国用的专门机构，并且准备让司马光来负责（见上章）。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不几天，这个编外机构不仅设立起来，而且其职能远远超出了裁减国用的范畴，成为一个制定经济法规并监督执行的权力机关。其地位之重要，看其负责人的级别即可一目了然。神宗让两府各出一人共领，具体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枢密副使陈升之（旭）。两个执政大臣领导一个部门，宋代史无前例。神宗让司马光当裁减国用的负责人时，司马光反对另设机构，只是考虑到不可侵了三司的权，未料到今日的条例司俨然像一个二政府。神宗与王安石当然知道，设立条例司会侵了三司的权，但现存的国家机关老气横秋，因循苟且，何谈改革？而且，要改革就得起用一批新人，而拥护改革的多是中下级官员，资历不够，是进不了三司机关的，只有设立一个新机构，调人方可只问需要而不问级别。

事实正是如此。吕惠卿本是真州（今河北正定）推官（法官），调京编校集贤殿书籍，一个着绿袍的从七品芝麻官，如果按阶梯一级一级上，猴年马月才能进入决策层。而有了条例司，便可以任命他为条例司检详文字，级别很低，差遣却相当于办公厅主任，实际主持条例司的日常工作。改革是要干实事的，条例司推荐的官员多为能员干吏。用能员干吏，好啊！好个鬼！儒臣大多长于议论而“不任繁剧”，能员干吏用多了，儒臣自然就用得少了。而且一旦成为用人导向，儒臣地位就会下降。在第十九章我们已见过陕西转运使薛向，司马光曾当着神宗的面说他晓钱谷而未必晓边事。他积极支持种谔收复了绥州，后种谔被连降四级，随州编管（见第二十章）。薛向因说过愿与种谔连坐，也被贬。墙倒众人推，接任的陕西转运使张靖弹劾他在陕西制置盐、马有问题。哪知神宗较了真，让他俩各摆事实，在朝堂辩论，在事实面前，张靖被驳得哑口无言，获罪。薛向的理财办法与桑弘羊差不多，民不加赋而用度足。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思路完全一致。所以，神宗任命他为江、浙、荆、淮等路发运使，统管六路经济。于是重用钱谷俗吏的议论出来了，把他多年前受处分的事也翻腾出来了。他到陕西赴任时，夜至灵宝县，在驿站与客商崔令孙争房子，崔有病，受惊吓而死，薛向因此而被贬知汝州，数月后复职。侍御史刘琦、监察御史里行钱 攻击薛向为“小人”，说他在陕西理财侵犯了商贾之利。两人赢得了儒臣的喝彩，结果却一个被贬到处州监酒税，一个被贬到衢州监盐税，而薛向被提拔为天章阁待制，神宗以手诏慰勉。

司马光这次没有参与对薛向的攻击，一是他认为薛向确实知钱谷，二是他十分明白，条例司是改革指挥部，要害是要端掉条例司。把这座“庙”撤了，“长老”“和尚”就得散伙，变法就会作罢。而条例司是个非编机构，是违背祖制的，是有伤政体的。皇帝最怕什么？最怕大权旁落，最怕政体有变，要端掉条例司，阻止王安石，这就是突破口。

选准了突破口，却未能突破

经过几个月的考虑，司马光于熙宁二年（1069）八月初五日亮出了反变法之剑，树起了保守派的理论旗帜，这就是《上体要疏》[1]。

他开宗明义：“臣闻为政有体，治事有要。自古圣明帝王，垂拱无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

何谓“为政有体”？“古之王者，设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纲纪其内。设方伯、州牧、卒正、连帅、属长，以纲纪其外。尊卑有叙（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从，此为政之体也。”

看了这段政体论，我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错，这是司马光礼治思想的又一种表达，与《通鉴》的第一则“臣光曰”对“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的论述是一致的。现在，他要用这一理论向条例司发起攻击了：本朝祖宗内设中书、枢密院、御史台、三司、审官院、审刑院等中央政府机构，外设转运使、知州、知县等一套地方行政监察体系，这就是纲纪。而陛下在此之外另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使两府大臣“悉取三司条例，别置一局，聚文士数人，与之谋议，改更制置，三司皆不与闻”。如此做法，“考古则不合，适今则非宜”，“臣窃恐似未得其体也”。就是说，设立条例司不合政体，乱了纲纪。还有，根据条例司的请求，朝廷派刘彝、谢卿才等八名官员巡视诸路，考察农田水利及赋税。这是另设使者取代地方将帅、监司、守宰，同样是乱了纲纪。内外纲纪都乱了，则国家危险了。

政府机构设置虽受政治体制制约，但不属于政治体制范畴。概念边界模糊是国学的一块短板。司马光在这里讲的是政府编制的事，上的是政治体制的纲。虽有点牵强，但同样会触动宋朝君臣的敏感神经。宋代为防止大臣专权，“事为之防，预为之制”，中书宰相是政府首脑，却不管军事、外交和财政，军事、外交另设枢密院（枢府）管理，财政则另设三司（计府）管理。现在另设三司条例司，由两府（政府、枢府）各一员首长负责，有两府插手财政之嫌；同时，政府、三司的有关经济的指示要经过条例司“检详”之后方可行文，故司马光指斥为“大臣夺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职”。

好。就算你批评得完全正确，国家财政困难明摆在那儿，说说你有什么高招化解吧？司马光又重复了他此前《论财利疏》（见上章）的观点，认为，正确的做法是精选知晓钱粮、忧公忘私之人，任为三司使、副、判官、诸路转运使，“各使久于其任，以尽其能，有功则进，无功则退，名不能乱实，伪不能掩真，安民无扰，使之自富，处之有道，用之有节，何患财利不丰哉！”简单地说，就是现有体制不要变，现有制度不必改，只要干部用对了，就不愁财利不丰。

说罢“为政有体”，再说“治事有要”。“王者之职，在于量才任人，赏罚功罪而已。苟能谨择公卿牧伯而属任之，则其余不待择而精矣。谨察公卿牧伯之贤愚善恶而进退诛赏之，则其余不待进退诛赏而治矣。然则王者所择之人不为多，所察之事不为烦，此治事之要也。”因此，国家大事，应与公卿商议，而不应让小人参与；四方之事，应交牧伯，而不应使左右窥探。若公卿牧伯尚不能选到贤者，小臣、左右就能够吗？万一不贤，则险诐私谒，无不为己。如今陛下好于禁中出手诏指挥外事，非公卿所举荐，非牧伯所纠劾，或越次提拔，或无故罢免，外人疑骇，不知所从。对此，有人阿谀陛下，说这叫“聪明刚断，威福在己”，陛下或许信了，我却以为不然。公卿牧伯之举荐、纠劾不是没有错的时候，“或谓之贤而不贤，谓之有罪而无罪”，但都迹有所循，责有所归，所以不敢过分欺罔。而奸臣密告陛下，陛下按其意实行，外人以为是陛下的意志，“则威福集于私门，怨谤归于陛下矣”。此前，陛下所任免的官员，未必都出自圣意吧？陛下要想真正威福在己，何如谨择公卿牧伯，明正忠信者留，愚昧阿私者去，使在位者皆得其人，然后，凡办一事，“则与之公议于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虑，择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复夺也”。凡除一官，“亦与之公议于朝，使各举所知，……择其贤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复争也”。如此，虽谋者、举者是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这才叫威福在己。“陛下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臣窃恐似未得其要也！”

在这里，司马光表面上讲的是治事有要，实质上讲的是威福下移，而要不威福下移，就得按我以上所说的，每办一事，每除一官，与公卿牧伯即内外大官公议于朝，而不可让小人参与。很显然，他所说的小人、小臣（在此疏中，二者为同一概念）就是指吕惠卿。

我们还记得司马光在反对张方平任参知政事时，与神宗当面争论。神宗板着面孔说：“每有除拜，众言辄纷纷，非朝廷美事也。”司马光针锋相对地回敬说：“此乃朝廷美事也。知人，帝尧难之，况陛下新即位，万一用一奸邪，若台谏循默不言，陛下从何知之？”（见第十九章）他是一贯主张广开言路，言者无罪，鼓励议论纷纷的。王安石入朝后，朝廷内有关革新与保守的辩论方兴未艾，日甚一日，有些问题争得旷日持久，未有穷期。这让司马光着急了。在此疏中，他说：“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自古而然，不足为怪。他并不反对各抒己见，问题是人君到时要决是非。三人群居，无法统一，不散则乱，所以立人君以统治；群臣百姓，势均力敌，彼此不能管理，所以由人君来决断。古人曰，谋之在多，断之在独。谋之多，可看出利弊之极致；断之独，可定天下之是非。知谋而不知断，则群臣各逞私志，那是衰乱之政。今陛下听群臣议事，使各尽其情，善则善矣，然陛下不肯以圣意裁决，遂使臣下有好胜者“以巧文相攻，辩口相挤，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无有限极”，朝堂恰似辩论场。这样有损朝廷政体，有损陛下明德，让邻国轻视，非国家之福也。大家说得都有道理，皇帝该怎么决断？司马光开出了标准：天下事有难断的，以先王之道度之，就好比“权衡之于轻重，规矩之于方圆，锱铢毫忽，不可欺矣”。

看到这里，年轻的神宗也许明白了，司马光这位老师，讲为政有体也好，说治事有要也罢，是要以先王之道作为检验一切的度量衡，作为施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那问题又来了，你司马光讲先王之道，王安石也讲先王之道。王安石的意思是“当法其意而已”，而“法其意”是为了“改易更革”，你司马光的意思究竟是什么？他似乎又糊涂了。

他糊涂了，司马光却很明白。他以阿云案为例，来说明他的先王之道其实就是一个字：礼。他说，近有登州妇人阿云，谋杀丈夫（实为非法婚约之未婚夫，见第二十章），重伤垂死，情无可悯，在理甚明……可争论纵横，至今未决。田舍一妇人有罪，相对四海之广，万几之众，其事之小，“何啻秋毫之末？”要办此案，派一法吏足矣，何必满朝纷争不已？若碰到比这大的案子，又将如何决断？“执条据例”办案是法官的事，“原情制义”才是君相的事。“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也。”礼是法的根本，法是礼的枝叶。陛下试以礼察之，此案岂有难断之处？（法不能断，就用礼来断，将会产生如董仲舒以《春秋》判案的严重后果）况且，“此苛察缴绕之论，乃文法俗吏之所争，岂明君贤相所当留意邪？”可惜争论逾年而后成法（指判杀人案要考虑杀人动机的司法解释），“终于弃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大义，使良善无告，奸凶得志”，岂非求枝叶而忘根本所致哉？从阿云案，我看陛下似乎没有抓住治事之要。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皇帝根本就不该关心这种本该“文法俗吏”来管的小事；第二，朝廷没有做到“非礼不决”，不讲礼而论法，本末倒置。

这篇《上体要疏》，亦可称之为“体要论”，通篇始终没有提到王安石，只是在最后讲阿云案时有所侧击，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在明谏神宗帝，暗批王安石。从此，“体要论”成为保守派的理论旗帜，成为反变法的理论武器。诸如不合礼制，违背祖制，有损政体，有悖先王之道，万箭齐发，其源盖出于此。

[1]《传家集·卷四十三》。

第二十三章 “治人”与“治法”

在司马光《上体要疏》之前，其实只颁布了一个新法，即熙宁二年（1069）七月颁布的均输法。案《宋史·食货志下八·均输》：过去各地所收的实物税全部输送京师，改为以朝廷支出所需决定调运的数量，未调用的物资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达到“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的目的。显然这是汉代桑弘羊均输法的翻版。

王安石变法的策略是先易后难。均输法好处明显，只是对倒买倒卖的商人利益有所影响，所以推行得比较顺利。但接下来准备实行的青苗法一开头就遇到重重阻力。

试行青苗法，朝堂炸了锅

青苗法因以农户田里的青苗做抵押向国家贷款，故名；又因以常平仓和广惠仓的钱粮做资本，故又称常平法或常平新法。常平仓类似如今国家粮食储备库，丰年谷贱，国家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粮食；灾年谷贵，国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粮食。这本是一项千年惠政，但只有遇到大灾经朝廷批准才能平粜，以至于粮食陈腐浪费。且平粜实际上只能惠及坊郭户（市民），因为农村灾民根本无钱购买，只能向富户借高利贷，以至于土地被兼并，儿女卖为奴。更有官仓硕鼠与奸商勾结，平价卖给奸商，再让奸商高价出售，甚至粮不出库就能做成售旧购新的假账，赚取差价。广惠仓是仁宗朝根据宰相韩琦提议建立的，因各地均有地主死亡后无继承人的无主土地，便收归政府，雇人耕种，所得租子放入广惠仓，用于救济穷人。但与常平仓一样，很快就成了官商勾结牟利的工具。王安石曾任知县、知府，对此中弊端了如指掌，在任鄞县令时就成功推行了青苗法（时称“和买”）。在他之前，有个县令叫王丝，景祐初年（1034）歉收，他贷给贫家每户一千文，约定次年夏以一匹绢还清，让贫民渡过了难关，人称德政。现在，王安石想将这种贷款的办法逐步推行全国，以各路常平仓、广惠仓所存之一千七百万钱、谷做本钱，在正月、五月，按自愿原则，向困难农户放贷钱、谷，在夏收、秋收时分两次偿还，加利息二分，遇重大灾害允许延期偿还。其目的是：“广储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

尽管有成功的先例，但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是相当谨慎的。在一个县可行，推广于一州、一路可行吗？一州、一路可行，推广于全国能行吗？他有点拿不准。在征求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的意见时，苏辙说：“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为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恐鞭箠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唐刘宴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批评）之者，宴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宴之所言，汉常平法耳。今此法俱在，而患不修；公诚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宴之功可立俟也。”听了苏辙的意见，王安石说：“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他觉得苏辙说得很有道理，他要慢慢考虑，因而有近一个月不谈青苗法的事。

但有两份材料促使他打消了顾虑。第一份材料讲陕西转运使李参为解决陕西历来粮储不足问题，实行青苗法后数年，仓廪丰实，有了余粮。第二份是京东路转运使王广渊打的一个报告，说每到春天青黄不接之时，农民苦乏，兼并之家乘机放高利贷，请求从上缴税费中留下钱、帛共五十万，贷给贫民，一年可获利息二十五万。这个利息达到五分，与王安石设想的二分大多了，且本钱的来源也不一样。在召他进京面议后，王安石决定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行青苗法，每路派一名官员专督此事，各州由通判、幕职官一员具体负责，待三路见效后再逐步推开。

与试行青苗法几乎同时实行的是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由受益农户按户等出工出料，不足部分依照青苗法借贷，再不足则向富户借贷，到时由官府负责催还。对农田水利，王安石在鄞县做得卓有成效，有现存的经验，所以对此法的推行颇为自信。

然而，青苗法的试点刚一开始，朝堂就炸了锅。保守派慷慨激昂，众口一词：朝廷言利，非社稷之福。苏轼上了一篇洋洋七千言的奏章，批评神宗不该“以万乘之主而言利”，“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陛下应崇道德而厚风俗，不当急功利而贪富强”[1]。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苏轼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可称之为“道德风俗决定论”，与司马光的人治、德治理论是完全一致的。

神宗对苏轼相当器重，尤喜其文章，虽然不赞成他“不在乎强与弱”、“不在乎富与贫”的观点，但他的观点在朝臣中受到一片喝彩，神宗不能不认真考虑。

司马光没有上疏直接反对青苗法，但按照他的“体要论”，不仅青苗法要废，一切变法的想法都不该有。他拿着历史的武器参加了战斗。

讲萧规曹随，说守成之道

十一月十七日，迩英殿开经筵，读到曹参代萧何为相[2]：

（曹）参代（萧）何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讷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之去。日夜饮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参辄饮以醇酒，间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见人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

参子窋为中大夫，帝（刘盈）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难道是嫌我年轻吗？）使窋归，以其私问参。参怒，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帝让（责备）参曰：“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袖手），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

参为相国，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壹。”

这就是萧规曹随的典故。源自《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和《汉书》卷三十九《萧何曹参列传》，只是文字稍有删节。司马光读罢，评论道：“曹参不变萧何之法，深得守成之道，所以在惠帝、高后（吕雉）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3]这一评论没有用“臣光曰”的形式写在《通鉴》中，完全是有感而发，与司马迁和班固的相关评论区别甚大。

《史记》之“太史公曰”：“（曹）参为汉相国，清净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极称其美矣。”

《汉书》之“赞曰”：“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萧何与曹参）二人同心，遂安海内。”

司马迁和班固是说萧何、曹参顺应人心，改变秦朝酷法，清净无为，与民休息，故受到人民高度赞扬。他们的着重点显然不在萧规曹随上，更没有像司马光这样把它上升到普遍规律，提高到“深得守成之道”的地位。曹参当丞相只有三年。三年不变成法比较正常，百年不变能行吗？此时，宋朝建国已一百零一年了。正在积极推行变法的神宗听了司马光的评论，问道：“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

司马光回答说：“何独汉也！使三代（夏商周）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他解释说，武王灭商，“乃反（返回）商政，政由旧”。《（尚）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诗（经）》曰：“不愆不忘（不缺不漏，可理解为不折不扣），率由旧章。”祖宗旧法，如何可废？汉武帝听了张汤的，多改旧法，汲黯面斥张汤说，高祖成法，你竟敢纷更？汉武帝晚年，盗贼蜂起，即因法令繁苛。汉宣帝沿用高祖旧法，只选良吏治民，天下大治。汉元帝采纳臣僚建议，大改宣帝旧政，丞相匡衡说：此乃舍国家之大好功业，做徒劳之变更。在陛下看来，宣帝与元帝治国，哪个更好？不等神宗回答，他做出结论：荀子曰：“有治人，无治法。”治国在于得人，而不在变法。

但司马光并没有说服神宗，神宗说：人与法也互为表里。

司马光说：若得其人，不愁法不好；不得其人，即使有好法，实行起来也会颠倒变形。因此，应急于求人，缓于立法。[4]

吕惠卿叫板司马光

司马光这一课借古讽今，以萧规曹随的典故，暗批王安石变法。朝廷之中，有人喝彩，有人愤怒。年轻气盛的吕惠卿感到忍无可忍，决定与司马光来一场公开辩论。他前不久被王安石推荐为崇政殿说书，也有了上经筵讲课的权力。于是在迩英殿上，一场激烈的辩论当着神宗的面展开了。司马光的《日记·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录》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录。

十一月十九日，吕惠卿、王珪、司马光，三人侍讲。吕惠卿首先讲《尚书》“咸有一德”，讲着讲着，矛头直对司马光：

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月令》“季冬饰国典以待来岁之宜”，《周礼》“正月始和，布法于象魏（宫廷外的两座高大建筑，用于公告律令）”是也。有数岁一变者，唐、虞“五载修五礼”，《周礼》“十一岁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使也。臣前见司马光以为汉初之治皆守萧何之法。臣案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私藏《诗》《书》罪）、三族令（灭父、母、妻三族），文帝除诽谤、妖言，除秘祝法（一种巫蛊术），皆萧何法中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

吕惠卿接着简要叙述了汉代从惠帝至元帝的治乱情况，指出，汉之衰，非因变法。弊则必变，岂可坐视？《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不是说旧章不可变，而是说不可自作聪明地乱改。然后，他指着司马光说，司马光借古讽今的用意，一是反对现在进行的变法，二是因为我制置三司条例，是针对我的。因此，请陛下召司马光诘问，明确孰是孰非，使议论归一。

神宗于是问司马光：吕惠卿的话，卿听见了吗？感到如何？

在司马光眼中，吕惠卿是“小人”，是“奸邪”。两人的级别也差得太远，一个七品，一个三品。现在，吕惠卿这个愣头青居然咄咄逼人，反守为攻，这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他很恼怒，但一个三品大员岂可与小人物计较？他镇静地站起来，不慌不忙地回答神宗的问题。他说：

吕惠卿所说的关于汉惠帝至元帝时期的治乱情况是对的，但是，说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数年一变，一世一变的，这就不对了。《周礼》“正月始和，布法于象魏”，布告的是旧章，而非一年一变的新法。就像州长（五党为一州）、党正（五百家为一党，设正为长）、族师（长），每年岁首要召集百姓宣讲旧章一样。天子五年一巡视，并非五年一变法，而是担心诸侯变礼乐，坏旧章，下来检查督促，纠正偏差……

司马光是历史学家，吕惠卿和他玩历史，等于是以短击长，一下就处于下风了。但关于对《诗（经）》“率由旧章”的理解，司马光因为上次在讲萧规曹随时，把话说得太绝对，有漏洞，现在不得不加以补充：

“率由旧章”，不是说要坐视旧法之弊而不可变更。我确实说过，“道，万世无弊。禹、汤、文、武之法，皆合于道”。后世子孙逐渐变革，遂至失道。及遇中兴之君，必应变更后世所变，恢复到禹、汤、文、武之治，使之合于道为止。这就是“率由旧章”。至于挟书令、妖言令，又怎能奉行不变？“故变法者，变以从是也，旧法非则变之，是则不变也。若是无是无非，一皆变之，以示聪明，此所谓作聪明，乱旧章也。”

当时王安石不在经筵上，否则，他也许会笑出声来。因为司马光现在毕竟承认了“道”与“法”是两个概念，承认了“变以从是”，“非则变之”，变到哪里去？使之合于道。而王安石恰恰是打着法尧舜之道的旗号变法的，也就是说，他只变法，不变道。司马光发现自己为了弥补上次的理论漏洞，险些绕到王安石的观点上去，马上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修补论”，否定变法：

“譬之于宅，居之既久，屋瓦漏则整之，圩墁（墙壁）缺则补之，梁柱倾则正之”，修补后房子还可以住。如果不是大坏，难道非要毁掉另造不成？即使要另造，也须有良匠，还须有良材，然后可为。今既无良匠，又无良材，就要全毁另造，我担心没有地方避风雨。况且，变法岂是易事？《周易·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具此四德，然后革而悔亡，苟若不具，则未尝无悔也。”“汉元帝数更法令，随辄复改，不能无悔故也。”

这里，司马光说四德俱备，方可言变革，而按他开列的标准，不要说四德俱备，就是一德也难言达到，所以变革的机会就永远不会到来。而且四德俱备了，改革也是要后悔的。神宗当时也许和今天的我们一样，会听得一头雾水。倒是他的“修补论”通俗易懂，意即宋朝这幢大房子还没有大坏，修修补补就行了，没必要另造。

他否认借古讽今，针对吕惠卿，回应说：臣供职经筵，只知读经史，希望对圣德有所裨益，无意讥讽吕惠卿和制置三司条例司，而吕惠卿说我是在讥讽他，今天就当着参加经筵的群臣之面，请问陛下：条例司究竟该设还是不该设？

这个问题让经筵的气氛更加紧张，司马光重申了他反对设条例司的观点，最后再次声明，我前日在经筵所言，完全无意讥讽吕惠卿。这个结束语引来一阵笑声。

吕惠卿被笑得脸红了。他太愣了，本来不该捅破的那层窗户纸被他冒失地捅破了，反而给自己造成了被动。他很不理智地发难说：“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事有未便，即当论列。有官守者，不能守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岂可惮己？”

司马光也气得失去了冷静，首先问神宗：前者，臣上疏指陈朝廷得失（指《上体要疏》），包括不该设条例司的事尽在其中，不知是否已达圣听？

神宗说，看过了。

司马光愤愤然，接着说，臣并非没有说，至于说了不被采纳而不辞职，这的确是臣的罪过。吕惠卿责备我，我不敢逃避。

神宗一看两个人都红了眼，互相指着对方的鼻子，赶紧制止说：“相与讲论是非耳，何至乃尔？”

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出来打圆场，示意司马光退下。讲授得以继续进行，王珪讲罢《史记》，司马光接着进读《通鉴》。刚经历了一场面红耳赤的争论，经筵上相当沉闷，一贯喜欢提问的神宗竟无一次提问。

“有治人无治法”？

经筵结束，其他人走了，神宗把几位侍讲叫到御座前，赐座，三番辞谢后，终于坐下。神宗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朝廷每改一事，则举国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明不便之处，究竟为什么？

对这个问题，谁也不会直接回答他。此中奥妙，我们留在后面分析，只说当时被问的人，王珪耍开了滑头，说，臣等疏贱，朝廷之外的事不能尽知，一些道听途说，又不辨虚实。神宗说，那就说说你们的见闻吧。王珪在躲闪，司马光却接过话茬说开了。《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十八记录如下：

光曰：“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今闾里富民乘贫者乏无之际，出息钱以贷之，俟其收获，责以谷麦。贫者寒耕热耘，仅得斗斛之收，未离场圃，已尽为富室夺去，彼皆编户齐民（他们都是老百姓），非有上下之势、刑罚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蚕食细民，使之困瘁，况县官督责之严乎？此孟子所谓又称贷而益之者也，臣恐细民将不聊生矣。”

吕惠卿曰：“（司马）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所以利民也。昨者，青苗钱令民愿取者则与之，不愿者不强焉。收获之际，令以中价折纳谷麦，此所以救贫者之无，息富人之贪暴也。今常平仓元价甚贵，经十余年乃一籴（粜之误），或腐朽以害主吏，或价贵人不能籴，故不若散青苗钱之为利也。”

光曰：“臣闻作法于凉（薄），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语出《左传·昭公四年》）？彼常平仓者，谷贱不伤农，谷贵不伤民，公私俱利，法之至善者乎。及其弊也，吏不得人，谷贱不籴，谷贵不粜，反为民害。况青苗钱之法不及常平远乎？昔太宗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戌兵甚众，令和籴粮草以给之。当是时，人希（稀）物贱，米一斗十余钱，草一围八钱，民皆乐与官为市，不以为病。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不肯复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复支移、折变，岁饥租税皆免，而和籴不免，至今为膏肓之疾。朝廷虽知其害民，而用度乏而不能救也。臣恐异日之青苗之害亦如河东之和籴也。”

上（皇帝）曰：“闻陕西先以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也。”

光曰：“臣家陕西（夏县时属陕西），有自乡里来者，皆言去岁转运司擅散青苗钱与民，今夏麦不甚熟，即督责严急，民不胜愁苦。况今朝廷明有指挥，彼得公然行之乎！转运司本以聚敛为职，取之无名，犹欲掊刻，况今取之有名乎？彼干当青苗钱者，至陛下前云，百姓欣然赖此钱以为生者，皆由其口所言耳，臣所言者民间实事也。”

惠卿曰：“光所言者，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耳。若使转运司、州县皆得其人，安有此弊？”

光曰：“如惠卿之言，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国家当急于求人、缓于立法者也。”

这时，司马光脸上当是一片灿烂，吕惠卿被他七绕八绕，给绕进去了。但是，对司马光的上述言论，勿须细读，就可发现其逻辑上的混乱，特别是所举河东的和籴法从利民到害民的问题，恰恰说明了祖宗之法要因时而变，恰恰说明了无治法就无治人。

但是，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治法”也好，“治人”也罢，都不过是幻想而已。什么是最大的法，皇帝的圣旨是最大的法，你制定了再好的“治法”，皇帝一句话就可以化为乌有。谁是“治人”？皇帝是第一“治人”，臣下即使有天大的本事，皇帝不用你，你就啥也做不成，而且一旦你的政绩和名声让皇帝警惕，你就危险了。因此，吕惠卿和司马光其实都是在做皇帝的工作，唯有仰仗皇帝，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

吕惠卿和司马光的对话结束，神宗没有表态，但听了司马光的高论后，他推行青苗法的立场开始动摇了。

[1]《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

[2]《通鉴·卷十二·汉惠帝二年七月》。

[3]《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

[4]以上对话见李裕民《司马光日记校注·手录·卷一·迩英读〈资治通鉴〉录》。

第二十四章 “惟见此一人”

青苗法还要继续推行吗？在司马光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理论之后，神宗犹豫了，犹豫了一个多月。

时光走到熙宁三年（1070）正月二十一日，他下诏说，青苗法本为抑制兼并，救助贫民，未料官吏“追呼均配、抑勒，反成搔扰”[1]。此诏本为纠偏，但被许多人理解为要取消青苗法了。

从政见分歧到政治搏杀

司马光先后提出了“体要论”、“修补论”、“有治人无治法论”，企图筑起一座座理论“堤坝”，挡住变法的“洪水猛兽”。而保守派真正的大佬们躲在“堤坝”的后面，看着司马光冲在最前面摇旗呐喊。在神宗的上述诏书发布后，已外放两年的三朝宰相、河北安抚使韩琦，不安于当“观众”了。对司马光冲锋在前的表现，他很满意，但老谋深算的他明白：要彻底动摇神宗，驳倒王安石，最重要的是拿事实说话。去年九月，青苗法刚在河北试行时，他沉住气，耐心等待着问题暴露。四个月后，问题暴露出来了，他毅然打破沉默，于二月初一日上疏，指出了四大问题：

第一，“抑配”，即摊派。官府规定了五等户（宋朝农户有产者由富至贫分五等）借贷数额，且越富数额越大，甚至摊派到坊郭户（市民），已不是抑兼并、济贫民，而是一种敛财手段。

第二，把散青苗钱当作了考核官员的标准。对不愿贷青苗钱的，各县须结罪申报，如果常平司派人查出其中有愿意者，则处分县官。各县怕受处分，宁可强行摊派。

第三，为了保证利息能收回，官吏将富户贫户混编为保，由富户为甲头。一保之内，富户不愿贷，贫户贷了无力还，到时若有贫户无法偿还贷款时，难免甲头代赔，全保遭殃。

第四，利息不是规定的二分，而是三分。

结论：“陛下励精求治，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纷纷四出，以致远迩之疑哉！乞尽罢诸路提举官，依常平旧法施行。”

到底姜还是老的辣，韩琦讲的尽管是片面的事实，但已经打动了神宗。初二日，在召见宰执时，他从袖中取出韩琦的奏章，要他们都看一看，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青苗法）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

王安石看了韩琦的奏章，怒形于色，接着神宗话说：“苟从其欲，虽坊郭何害？”韩琦把推行青苗法的提举官称为“兴利之臣”，他反驳说：“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2]。如桑弘羊笼天下货财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贫弱，置官理财，非以佐私欲，安可谓兴利之臣乎？”

见神宗实际上表了态，曾公亮、陈升之两个宰相马上顺竿爬，指斥王安石非是。陈升之本为枢密副使，在与王安石同领条例司时，处处迎合王安石。神宗欲在二人中拔一人为宰相，王安石极力推荐他，希望两人能在政府中联手推动变法。谁知他一当宰相就反戈一击，提出撤销条例司。王安石没有看透陈升之，司马光也把陈升之看扁了。在提拨陈升之为宰相后，神宗曾经问他外面的反映如何，司马光回答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赵抃为浙江人，王安石为江西人，两省战国时属楚），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3]且不说司马光对南方人的偏见，只说陈升之和赵抃都坚决反对变法，在神宗面前与王安石激辩。

对他们的辩论，神宗虽未置评，但态度从一开始就是明朗的。第二天王安石“病”了，不来上班，并且打了辞职报告，请求放外任。神宗不准，让司马光草拟批复。司马光本就窝着一肚子火，火气自然流于笔端：

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与委谁？

神宗是要挽留王安石，但司马光起草的这个批复，似乎不是要留人而是在赶人。果然王安石立即上章自辩，去意更坚。神宗慌了，不得不写手诏给王安石道歉：“诏中二语，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又派吕惠卿去传达御旨：“不可去职。”一个坚决要辞，一个坚决不准，如此僵持了十八天，直到二十一日，王安石才出门上班。

促使他来上班的原因，不是神宗的道歉，也不是吕惠卿的劝说，而是一个消息。在他告病期间，神宗指示中书拟旨，废除青苗法。宰相曾公亮、陈升之要立即奉诏，而参知政事赵抃说，此法乃王安石所定，还是等他上班后自己废除为好。王安石听说后，“病”马上就好了，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条例司逐条批驳韩琦的奏章。不说赵抃因此后悔不迭，只说这么一批驳，本已想废除青苗法的神宗又回心转意了。和历史上的封建皇帝一样，在臣僚意见相反时便求助于宦官，他派了两个宦官去河北考察。司马光《温公日记》第八条[4]记载：

赵阅道（赵抃）曰：介甫（王安石）每有中使宣召，及赐予所赠之物，常倍旧例，阴结内侍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振，因能固上之宠。上使中使二人潜察府界青苗，还，皆言民便乐之，故上坚行，盛崇介甫，用之不疑。

听了两个宦官的报告，神宗于是召见王安石，说：“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少（稍）失陷钱物，亦何足恤？”王安石说：“但力行之，不叫小人故意坏法，必无失钱物之理。”因此，青苗法咸鱼翻身了，而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分歧，也从政见之争演变成了政治搏杀了。

有我没新法，有新法没我

在青苗法起死回生的过程中，司马光被任命为枢密副使，这标志着他将进入执政大臣的行列。

他阻止青苗法推行的努力失败了，怎么反而升了官？宋朝皇帝遵循“异论相搅”的原则，让不同政治派别相互牵制。现在，神宗的想法是，王安石在政府（中书省），让他改革行政，发展经济，而让司马光在枢府（枢密院）掌握军队。这样即使有什么不测，他也能进退自如。王安石是副相，那就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在他征求王安石的意见时，王安石毫不客气地说：“（司马）光外托劘上（敢于批评皇帝）之名，内怀附下（迎合保守派）之实，所言皆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预国政，是为异论者立赤帜也。”[5]其实，不论他当不当枢密副使，这面保守派大旗早已立起来了。

进入执政大臣行列，按司马光的说法，“何异于自地升天”。此时让他当枢密副使，固然可以表明神宗对保守派的大度与包容，但同时又可能传达出另一个信号：司马光向改革派妥协了。他生怕这一美职玷污了他的旗手地位，不惜以辞职来表明其绝不妥协的立场。

二月十二日，宦官陈承礼来到司马光府邸宣布敕令，传达神宗御旨：令即日领受敕告。司马光跪而不谢，拒接敕令。他让陈承礼转告皇上：“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公开表示我不要官，只要废新法。

次日，他上呈《辞枢密副使劄子》[6]，神宗又派宦官黎永德来宣布敕令，令其入见，司马光仍不接敕令，拒绝入见。

十五日，司马光上《辞枢密副使第二劄子》[7]，十九日上第三劄子，说自己之所以不接受任命，不是如外界所传的“不慕荣贵”，或者是“饰诈邀名”，而是“正欲辞所不能而已”。臣“素有目疾，不能远视”，近又“颇多健忘”，日常供职“犹惧废阙”，何能担此大任？

这里所说的近视眼、健忘症都不过是虚晃一枪，倒是在他二十日所上的《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8]中，道出了辞职的真正意图。在这个劄子中，他认为青苗法将使民间普遍贫穷，而国家的投入也将血本无归，“十年之外，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常平又废，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民之羸者必委死沟壑，壮者必聚而为盗贼，此事之必至者也”。所以，“臣愿尽纳官爵，但得为天平之民，以终余年，其幸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虽引而窴（填）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为贪荣冒宠之人，未审陛下当何所用之？”他似乎完全是在为民请命，为国分忧，其实这个劄子中的一段十分要害的话屡屡被人故意“隐匿”了。这段话是：

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苦劳筋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家常有赢余，而不致狼狈也。贫者呰窳（懒惰）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赢余，急则取债于人，积不能偿，至于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假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

对这一奏章，宋史泰斗漆侠先生如此评论：

司马光的这篇鸿文，似乎炙手可热，使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些吹捧司马光的学者们“望望然而去”，不敢正视，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被这些学者们吹捧为为国为民的伟大人物的司马光，居然成为豪强兼并势力的辩护师。[9]

毋庸讳言，司马光是站在大地主的立场上论证高利贷的合理性。他反对变法，是要维护现存的“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的贫富关系。

神宗见此疏后，派宦官陈承礼传宣，令其入见。司马光再次拒绝，于次日（二十一日）上《乞辞枢密副使第四劄子》，说，如今为害天下的，唯有条例司和提举常平使者，“若陛下朝发一诏以罢之，则夕无事矣！”若陛下以臣言为是，盼早施行；若以为非，臣则为“狂愚之人”，“岂不为圣政之累也”！

神宗又派宦官李舜举向他传达圣旨，开导说，枢密院乃本兵之地，与中书各有职分，不得再以他事推辞。而司马光于二十二日又上《乞辞枢密副使第五劄子》，针对神宗的旨意再次申述：如果臣接受了任命，因枢密院只管军事，臣若再谈政事就是越职言事，所以只能闭嘴，而如今位备侍从，对朝廷缺失，无不可言。而且，臣关于废除青苗法、召回常平使者二事，未被采纳，臣怎敢接受新恩？至于不奉召入见，是因臣膝盖生疮，没法拜起。待稍有好转，自乞入见。

他的膝盖的确生疮了，神宗自然不好强迫，只好等着。

二十七日，神宗派宦官刘有方前来慰问，并问何日可入见，请早。这时，韩琦从大名专门派人送来亲笔信。信中说：“主上倚重之厚，庶几行道。道或不行，然后去之可也，似不须坚让。”司马光长叹一声，回信说“自古被这般官爵引得坏了名节为不少矣”[10]。为了名节，他再上《乞辞枢密副使第六劄子》，说膝疮仍未痊愈，有碍拜起，不能确定入见时间，再次申述说：臣乞罢条例司、罢提举常平使者，“若臣言果是，乞早赐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还枢密副使敕告，治臣妄言及违慢之罪，明正刑书，庶使是非不至混淆，微臣进退有地，不为天下人所疑怪”。

这不像是在请辞，而分明是在与神宗叫板：要用我，你就废新法，不废新法就别烦我。

像司马光这样公开将皇帝的军的情况，只有在宋代才有可能。宋代言官的地位之崇高，言论之自由，即使是唐代的贞观之治也是无法比拟的。宋太祖留下的“不杀言事者和读书人”的祖制，一直被严格遵守着，只要不谋逆，即使犯上也没有死罪。一般是贬出朝廷任地方官，最坏的结果是流放，流放地一般在南方的两湖、两广的某个州，给你一个节度副使或团练副使之类的无俸禄的空衔，在当地政府的编管下当员外。当然，也有要你一去不返的流放地，春州（今广东阳春）是也。宋初权知开封府李台符，在赵普与卢多逊的权力斗争中使阴招助赵倒卢，卢败，李台符献媚赵普，建议把他流放春州，赵普默而未语。后来李台符贪腐罪发，赵普将他流放春州，刚到不久就染瘴气而死。有意思的是，偏偏是被保守派视为恶魔的王安石，将春州改为阳春县，因流放到州而不到县，春州从此在流放地目录中消失。正是因为言官无死罪，所以能较好履行监督职能，但同时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有的人言之无据，一味以敢于犯颜来博取“直”名。司马光要名，更要实，要实实在在地把青苗法废了。他已经写了六道辞呈，八次拒绝了皇帝的召见，宋神宗不是汉武帝，也不是唐太宗，不可能在盛怒之下，将其投入囹圄，他甚至没有生气，耐心地等着司马光膝疮的痊愈。

枢密副使辞掉了，旗手威信更高了

三月初八日，神宗又派宦官刘有方来请司马光履职并入见。算起来，这是神宗第九次派宦官来请他了，而且他的膝疮已经好了，再不奉召，皇帝颜面何在？于是，司马光奉召来到崇政殿，觐见礼毕，几句寒暄之后，君臣之间有了一次十分别扭的对话[11]：

上（神宗）曰：“此命（枢密副使的命令）尚未罢也，朕特加卿，卿何为抗命不受？”

光曰：“臣自知无力于朝廷，故不敢受，抗命之罪小，尸禄之罪大，故也。”

上曰：“卿受之而振职，则不为尸禄矣。”

光曰：“今朝廷所行与臣言相反，臣安得免为尸禄之人？”

上曰：“相反者何事？”

光曰：“臣言条例司不当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挠监司，又言放青苗钱害民，岂非相反？”

上曰：“今士大夫汹汹，皆为此言，卿为侍从臣，闻之不得不言于朕耳！”

光曰：“不然。向者初议，臣在经筵，与吕惠卿争议论，以为果行之，必致天下汹汹。当时士大夫往往未知，百姓则固未知非，迫于浮议而言也。”（我不是随波逐流，跟着起哄，而是响鞭先着，首倡正论）

上曰：“言者皆云（不管是首倡还是人云亦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

光曰：“以臣观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

上曰：“卿见元敕否？”

光曰：“不见。”

上曰：“元敕不令抑勒。宿州（今安徽同名市）强以陈小麦配民，卫州（今河南汲县）留滞不散，朝廷已令取勘违敕强民者，朝廷固不容也。”

光曰：“敕虽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讽令抑配。如开封府界十七县，惟陈留（开封县）姜潜（县令）张敕榜县门（县衙大门）及四（城）门，听民自来请则给之，卒无一人来请。以此观之，十六县恐皆不免于抑勒也。”（姜潜其实是做表面文章来抵制青苗法，在条例司追查邻县阻扰新法时，他自知难免，挂冠而去，回山东徂徕山建“读易堂”聚众讲学，成为著名隐士）

上曰：“卿告敕尚在禁中（皇宫），朕欲再降出，卿当受之，勿复辞也。”

光曰：“陛下果能行臣之言，臣不敢不受。不能行臣之言，臣以死守之，必不敢受。且诏令数下，而臣数拒违，于臣之罪益重，于陛下威令亦为不行，上下俱有所损，愿陛下勿降出也！”

上曰：“卿何必如此专徇虚名。”

光对曰：“凡群臣得为两府，何异自地升天？臣与其徇虚名，孰若享实利，顾不敢无功而受禄耳！”

上曰：“卿所言，皆非卿之职也。”

光对曰：“臣惟恐受敕告，则不能言职外之事。今者不受，为贪陈国家之急务耳，非为身也。”

上敦谕再三，光再三固辞。

上曰：“当更思之！”

既然不废新法，司马光就宁死不肯受命，神宗思考再三，只好同意他辞枢密副使，满足他“贪陈国家之急务”的要求，在其原职上加右谏议大夫。但新的敕令被司马光的“同年”好友、判通进银台司范镇封还，再送，又被封还，无奈，神宗只好越过银台司，将命令直接交给司马光。范镇一气之下，上疏说：“由臣不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乞解银台司。”[12]

替神宗想想，在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体制下，他这个皇帝也不好当。司马光宁死不接受枢密副使的任命，与他拧劲；同意他辞职了，范镇又出来拧劲，真是左也难，右也难。他知道，之所以难，都是改革惹的祸。司马光和范镇看似在与皇帝闹别扭，其实是在和王安石掰手腕，目的是阻止变法。在神宗看来，保守派也是忠臣，朝廷不能失去这些人，但他又不能因此而停止变法，只好让他们“异论相搅”，自己在中间搞平衡。神宗同时也明白，司马光虽然没有达到废除新法的目的，但得分的是他，特别是在名气的提升上，那将是爆炸性的。

不错。在保守派眼中，司马光辞枢密副使，无异于一声炸雷，无异于天空中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星，闪耀着道德的光芒。他不仅是放弃了令人垂涎的权力地位，而且放弃了唾手可得的真金白银。枢密副使的俸钱是二百千，而翰林学士的职钱是五十千。因此，保守派的大佬们一个个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而发表评论，韩琦写信称赞他“恳辞枢弼（枢密副使），必冀感动，大忠大义，充塞天地，横绝古今”。“音问罕逢，阙于致问。但与天下之人钦企高谊，同有执鞭（愿为你赶马车）忻慕之意，未尝少忘也。”韩琦是三朝宰相，无论资历、职务都比司马光高得多，现在一下子放低身段，愿意为他赶马车了，为啥？因为司马光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战斗。在共同利益面前，保守派团结起来了，把个人恩怨都抛弃了。另一位大佬文彦博对司马光辞枢密副使的评价是：“君实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须求之古人。”

那么，神宗对司马光怎么看呢？其反变法的顽固立场让他烦心，而“公而忘私”的节操又让他欣赏，把他看作是社稷之臣，如汉武帝时的金日磾，有变能立大节，可托幼主。十五年后，尚书左丞蒲宗孟说，人才半为司马光邪说所坏。神宗听了半晌没出声，突然厉声道：“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邪！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他人，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13]

[1]《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

[2]《周礼》有泉府之官“榷制兼并”，《春秋传》有泉府赊贷之记载。

[3]《通鉴易知录·卷七十》。

[4]《涑水记闻·附录二》。

[5]《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

[6]《传家集·卷四十三》。

[7]同上。

[8]《传家集·卷四十四》。

[9]《宋学的发展与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385—386页。

[10]《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四》。

[11]《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

[12]《宋史·卷三百三十七·范镇传》。

[13]《宋史·卷三百二十八·蒲宗孟传》。

第二十五章 绝交王安石

又是一个阳春三月，开封的春色与三十三年前司马光金榜题名时几乎别无二致，但他的心情却恍若隔世了。当年，他与“同年”一起郊游，吟出了“宋玉虽能赋，还须念景差”的诗句，寄托着对大宋江山的无限热爱。而如今，青丝变成了白发，眼睛里仿佛有几只蚊子在不停地飞来飞去，看什么都模糊起来，牙齿也残缺不全了。朝政越来越让他失望，但他反变法的斗志却愈挫愈坚。

三月二日，他刚看了王安石给他的回信，气得不停地在书房里转圈，他膝盖上的疮还没有全好，走起来一瘸一拐的。“这个王介甫！这个王介甫！”司马光大声地自言自语，惊动了在后院的张夫人。她走进书房，劝道：介甫是夫君的老友，何必如此动气？不错，他们是老朋友，“嘉祐四友”之间是何等亲密啊！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极其推崇，请他为伯父写墓志；王安石也对司马光的德行风节心悦诚服，要儿子选住处要与司马光当邻居。据《宋稗类钞》卷八：熙宁中，神宗召王安石，问，安石来否？其子王雱说，父亲不敢不来，但还没找到住处。又说，住处何难？王雱说，不然。父亲交代，“欲与司马十二丈（司马光）卜邻，以其修身、齐家，事事可为子弟法也。”然而，两个好朋友在生活习惯上弄不到一块，王安石不讲卫生，不计较饮食，在笔墨纸砚上却特别讲究，司马光有什么纸就用什么纸，而王安石只用小竹纸，别的纸一概不用，这些都可以互相包容，问题是在学术上在政见上两个人变得势不两立了。司马光从桌子上抓起王安石的回信，说，他竟然称变法是行孟子的仁义之道，简直是辱没孟子！我把他当朋友，给他写了三千多字，他全给戗回来了……

《与王介甫书》——讨伐变法派的檄文

司马光所说的三千余字是指二月二十七日他写给王安石的第一封信[1]。从上章我们知道，这一天，神宗派宦官刘有方来慰问司马光，他还收到了韩琦派人送来的亲笔信。在给韩琦回信后，他写了《辞枢密副使第六劄子》。写罢劄子，他觉得皇上之所以对变法愈来愈坚定，是因为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决定以老朋友的身份给王安石写信，规劝他改弦易辙。他知道王安石与他一样固执，但还是想试一试。

王安石自任参知政事后，办公地点由学士院搬到了政事堂，司马光与他就再也没有在朝堂外见面。所以这封信的开头说：“光居尝无事，不敢涉两府之门，是以久不得通名于将命者。”解释完原因，回忆昔日交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先后同为群牧判官、知制诰、翰林学士），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虽愧多闻，至于直谅（正直、诚信），不敢不勉，若乃便辟（谄媚）、善柔（阿谀）、便佞（逢迎），则固不敢为也。”

引经据典是司马光行文的一贯风格，这里所引孔子的话出自《论语·季氏》。“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损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向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数相违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变移也。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而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天子用此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亦欲望众人之所望于介甫邪？”写希望是为了说失望，希望值越高，失望感越强。“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

接着分析“用心太过”：自古圣贤治国，“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养民“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蠲免欠赋）也”，而你却把这些当成“腐儒之常谈”。“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言利之人，骤得美官，而“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又派遣提举常平使者，先推行青苗钱，次行助役法，次行农田水利法，所派虽选择才俊，但其中有“轻佻狂躁之人”，他们欺压州县，骚扰百姓，引起“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谤议沸腾，怨嗟盈路”。“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青苗法）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顾市佣而使之（助役法）。”以上三者，常人都认为不可以，独你介甫以为可以，“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也”，这就是我说的“用心太过”。

为啥说你“自信太厚”呢？自古人臣才智出众，无过周公、孔子，即便周公、孔子也未尝无过，无不虚心求教。你介甫虽是大贤，能超过周公、孔子吗？无论是在皇帝面前议事，还是朋友在私室讨论，你都“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与你的意见稍有不同，你不等人把话讲完，“或垢詈（臭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这就是我所说的“自信太厚”。

指出两大问题之后，接着上纲为违背了孟子、老子之道。孟子主张仁义，而你推行均输法，“欲尽夺商贾之利”；推行青苗法，收取利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老子主张无为，而你尽变祖宗旧法，“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至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何介甫总角（童子头上之发髻）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指吕惠卿）之谋乎？”

批完了，下面解释他二月初起草的那个对王安石辞职报告的批复（见上章）：“光被旨为批答，见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辞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义责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视事，更新令之不便于民者，以福天下，其辞虽朴拙，然无一字不得其实者。”接着坦白地通报了自己坚辞枢密副使的原因，就是要撤销条例司，召回常平使者，但“主上以介甫为心，未肯俯从”。

终于说到写此信的目的：“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中外群臣无能及者，动静取舍，唯介甫之为信。介甫曰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曰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唯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是泽天下还是害天下，你选择吧！

信写到这里，本应该结束了，但似乎是怕王安石为顾全面子而不肯废新法，他讲了一通君子闻过则改的大道理。接着再次强调两人的关系是君子和而不同：“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陈其志，以自达于介甫，以终益友之义。其舍之取之，则在介甫也。”和而不同，很好啊！可他来了一段刺激性十足的结束语：“国武子（春秋时齐国大夫）好尽言以招人之过，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介甫其受而听之，与罪而绝之，或垢詈而辱之，与言于上而逐之，无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信送出后，司马光是准备王安石或不予理睬，或痛骂侮辱的，未料王安石不仅回了信，而且语气非常温和，他以行孟子的仁义之道为变法辩护，指出司马光所说的使“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的情况不存在。这让司马光大为光火，出现了本章开头的那一幕。他不顾膝盖生疮的疼痛，连夜写了《与王介甫第二书》[2]。

《答司马谏议书》——回击保守派的宣言

将孔孟并列，称孔孟之道，是王安石变法以后的事。在变法之前，孟子的地位低下，连在文庙配享孔子的“权利”都没有。宋以政变篡位，无以言忠，便以孝治天下，所以在文庙中配享孔子的是仁的代表颜渊和孝的代表曾参。孟子得以进文庙配享孔子，得益于王安石和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孟子被封为邹国公，进文庙配享孔子，位居颜渊之后，曾参、子思（孔伋）之前。在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与王安石论战时，认真研究过孟子的也许只有王安石。王安石“著《〈淮南〉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极其推崇孟子的民本思想，作《孟子》诗曰：“沉魂浮魄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而司马光是所谓“纯儒”，尊孔而轻孟，此前他还没有认真读过孟子。他写《疑孟》是在十几年后，即他逝世前四年，是为了批王安石。

所以，司马光在第二封信中说：“光虽未尽晓孟子，至于义利之说，殊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过也。”王安石在回信中没有与之辩孟子，只说新法使“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不是事实，司马光回应说：“今四方丰稔，县官复散钱与之（青苗钱），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后，常平法既坏，内藏库又空，百姓家家于常赋之外，更增息钱、役钱，又言利者见前人以聚敛得好官，后来者必竞生新意，以朘（搜刮）民之膏泽，日甚一日，民产既竭，小值水旱，则光所言者，介甫且亲见之，知其不为过论也。当是之时，愿毋罪岁（把问题推给自然灾害）而已。”

王安石说他讲的不是事实，一句话就让他转攻为守了。也许王安石觉得再这么争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他在三月三日收到了司马光的第二封信后，四日便写了回信，这就是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3]：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孔子曰“正名”，孟子曰“先名实”，荀子曰“制名以指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佞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皇帝）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不汹汹然？盘庚之迁（商王盘庚迁都安阳，以避水灾），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计划），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给人民带来恩惠），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这封信司马光看了好几遍，愈看愈感到受到了羞辱。其实他早就应该明白，他与王安石已经无法“和而不同”，而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从政治上说，王安石是个“援法入儒”的人物，而在学问上，他是一个将儒释道三家融合的人。“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公）、孔（子）所不敢从。”[4]在司马光看来，这是学术不纯，是“尽弃其所学”，是不可容忍的。司马光在任馆阁校勘时，写了一部《古文〈孝经〉指解》，曾轰动一时，自己也颇以为意，可王安石在经筵上讲《孝经》时却处处诘难，甚至怀疑根本就是一部伪书，弄得神宗不得不令经筵停讲《孝经》。在王安石看来，司马光之类的纯儒，未免狭隘。

尽管两人已失去了对话的基础，但对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司马光还是写了回信《与王介甫第三书》[5]，从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个方面逐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夫议法度以授有司，此诚执政事也。然当举其大而略其细，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且人存则政举，介甫诚能择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虽日授以善法，终无益也。

介甫所谓先王之政者，岂非泉府赊贷之事乎？窃观其意，似与今日散青苗之意异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顾以此独为先务乎？

今之青苗钱者，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岁收其什四之息，谓之不征利，光不信也。

至于辟邪说，难壬人，果能如是，乃国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与变法而讲利者，邪说、壬人为不少矣。彼颂德赞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

……盘庚遇水灾而迁都，臣民有从者，有违者，盘庚不忍胁以威刑，故勤劳晓解。其卒也，皆化而从之。非谓废弃天下人之言而独行己志也。

光岂劝介甫不恤国事，而同俗自媚哉？盖谓天下异同之议，亦当少垂意采察而已。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司马光的三封信，第一封是兴师问罪，显得杀气腾腾，但后两封反而从进攻变成了自我辩护。王安石觉得该说的他已经说了，对此信未予回复。因此，《与王介甫第三书》成为两人交往的绝响，从此再无片纸只言之往来。

“三不足”——藏在试卷中的冷箭

上章写到的司马光与神宗关于辞枢密副使的别扭对话，就是在他与王安石绝交后两天发生的。他以辞却美官为代价，孤注一掷，赢得了保守派的满堂喝彩，取得了舆论上的胜利。

朝廷的舆论阵地还掌握在保守派手里。这一点，王安石从一开始就洞若观火，熙宁二年（1069）二月，他在与神宗交谈时说：“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邃谓（着急），宜先讲学，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庶几能粗有所成。”[6]显然，他是主张先通过讲学造舆论，待大家赞成其学说后再变法的。但年轻的神宗因不谙时事而等不及了，在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仓促开始变法，所以一开始就陷入舆论围剿。讲学的经筵变成辩论场所，舆论阵地上飘扬着司马光的旗帜。

司马光没能阻止神宗变法的脚步，但神宗也无意拔掉这面反变法的大旗。

就在司马光辞掉枢密副使后不几天，有人来告诉他，王安石提出了一个“三不足”的观点：“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真有此言？来人说，从去年就传开了，现在满朝都知道，原宰相富弼气愤地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此必奸臣欲进邪说，故先导上无所畏，使谏诤之臣无复施。”好，一针见血！司马光听罢，决心抓住这三句话，给王安石以致命一击。恰在这时，神宗让学士院策试李清臣（韩琦侄女婿）等人，由翰林学士司马光拟题。他抓住这个机会，拟题为：

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愿闻所以辨之。

（《传家集·卷七五·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问一首》）

无疑，司马光是想要考生在策问中批判王安石。然而，当试题送给神宗审阅时，神宗令人将题目用纸糊起来，批示：“别出策目，试清臣等。”

第二天，神宗召见王安石，问：“听说‘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答：“未听说。”神宗告诉他：“陈荐（御史）说：‘外间传说如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天学士院送来的策问专以此三事为题，这是何缘故？朝廷何尝有此说法？已另拟策问了。”王安石听了先是大吃一惊，但马上明白了，这是保守派射向自己的冷箭。

这“三不足”中，第一条“天命不足畏”最有杀伤力。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天被视为主宰一切的神灵。皇帝是天子，君权乃神授。但不论皇帝和儒臣是否真的信天，天都是他们用来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工具。他们把天玩在股掌之中，把天作为对付愚民的“天牌”。而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儒臣能够吓唬皇帝的唯一武器就是天。一出现水、旱、地震灾害，或是日、月食，彗星等自然天象，他们便以天谴来告诫皇帝省身修己，布施仁政。司马光把天人关系列入到了儒家礼制之中：“天者，万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违。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于君亦然。故违君之言，臣不顺也；逆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顺不孝者，人得而刑之；顺且孝者，人得而赏之。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7]虽然这段话是他在十几年后写的，但这一观点不是后来才有的。他此时竖起“天命不足畏”的靶子，势必会引来万箭齐发，王安石不死也会是浑身“窟窿”。

也许在这一刻，王安石对司马光的感情发生了质的变化，刚给我写了信，怎么能一边写信一边放暗箭呢？但此时他顾不得去想司马光，得认真回答神宗的问题。他说：

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惟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理义，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郑伯克段于鄢之典故），乃诗人所刺（《诗经》《郑风·将仲子》），则以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九·王安石事迹上》）

司马光费心出了一回策问题，结果最后“应试”的只有王安石这一个“考生”。面对这三支箭，第一支“天变不足畏”，王安石躲过去了，而对第二支“人言不足恤”和第三支“祖宗不足法”，则勇敢地接在手里，将其“折断”。他之所以不接第一支箭而躲过去，是因为在当时，“天命不足畏”这句话太雷人了，即使是王安石，也得委婉地讲。这句话，是保守派抓住他的另一句话上纲上出来的，即“灾异皆天数，非人事所致”。“不曰天之有某变，必以我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8]显然，这与司马光“天之祸福，必因人事之得失”[9]的观点大相径庭，更与司马光把天人关系纳入礼的范畴的研究方法格格不入，如果撇开政治，两人还可以“和而不同”，而一旦学术服务于政治，只能是水火不容了。

[1]　《传家集·卷六十·与王介甫书》。

[2]《传家集·卷六十》。

[3]录自《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

[4]［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六》。

[5]《传家集·卷六十》。

[6]《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

[7]《迂书·二则》。

[8]《洪范传》。

[9]《扬子法言·卷第十四·重黎卷第十》。

第二十六章 愤然离京师

司马光虽没能阻止变法的车轮向前，但在舆论阵地上，他反变法的旗帜仍在高高飘扬。

自变法开始以来，朝廷每办一事，每任一人，无不满朝汹汹，对此，神宗也开始不满意了。熙宁三年（1070）三月十八日，他单独会见王安石，两人有以下对话：

王安石问：“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

神宗说：“此由朕置台谏非其人。”

王安石说：“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但恐如今措置，亦不能免其纷纷也。”

那为什么即使换人也不能“免其纷纷”呢？神宗在条例司多用变法派，而台谏官多用保守派，就是要故意让下面对立，最后由他来平衡。现在看来，如果台谏官一起反对变法，变法将难以继续。大概从这时开始，神宗和王安石开始对台谏动手术了。

两个“大胡子”之贬

手术首先动在了两个“大胡子”头上。

第一个是“孙大胡子”孙觉。神宗初即位，他为右正言，机密之事也与之商量。枢密副使邵亢无所作为，神宗欲以陈升之取而代之，孙觉上疏如神宗所言。神宗以此误认为他是希意迎合，令降其两级，但北宋谏官历来只有外放之贬，而无降级之罚，孙觉反复请求外放，遂外放为越州（绍兴）通判，不久改知通州（南通）。王安石执政后，于熙宁二年（1069）将其调回，任知谏院，想让他控制谏院，从舆论上支持变法。谁知他一回京，就与王安石唱开了反调。王安石说青苗法是复《周官》泉府赊贷之法，他却说《周官》对此语焉不详，后人注释多为“疑文虚说”，不可为据。保守派反变法的一张“王牌”，就是强迫摊派青苗钱。陈留县令姜潜张榜三日，无一人请贷，被作为典型事例（见第二十四章）。情况到底如何？王安石派孙觉去调查，他还没去，就上疏说此事假不了，用不着调查，应赶紧废除青苗法。其实，姜潜这时因害怕调查，已挂冠而去了。一看实在没法合作，王安石将孙觉贬知广德军（安徽广德县）。

“孙大胡子”被贬走了，他留下的一句狠话却连累了“吕大胡子”吕公著。说起来，王安石能参大政，与吕公著的推荐不无关系，而吕公著能当上御史中丞，又多亏王安石举荐。他反对提拔吕惠卿，反对青苗法，但贬他的理由却是神宗的一个误记忆。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被条例司批驳，“孙大胡子”说：“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折，若当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因孙觉与吕公著都是大胡子，神宗搞混了，安到了吕公著头上。“兴晋阳之甲”、“清君侧”都是指藩镇兴兵问罪中央，碰到了赵氏皇帝最敏感的神经。王安石正愁找不到理由贬吕公著，于是靠坡骑驴，将他贬知颍州。他传达圣旨，要求在贬敕中明书其罪，但宰相曾公亮、陈升之怕因此引起地方长官的不安，只同意写“敷陈失实，援据失当”，一直争到日落，最后王安石妥协，便以此八字为贬辞。已辞河北安抚使、改知相州（安阳）的韩琦听说朝廷有人传他要兴晋阳之甲，未免吓出一身冷汗，赶紧打报告，请从相州改知徐州。因相州屯有重兵，而徐州兵力很小。

得知吕公著因言“藩镇欲兴晋阳之甲”被贬，司马光霍地站起来，大声说，这不可能！他相信一向稳重的吕公著不会讲如此鲁莽的话。冷静一想，记起来了：孙觉在议青苗法时，曾说“韩琦欲兴晋阳之甲以讨新执政”。他要还吕公著一个公道，但又不能把孙觉卖了，陷入两难。

吕公著被贬走不几天，一个小人物来到京城，引起满朝哗然。

此人乃秀州（今浙江嘉兴）军事推官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因孙觉此前极力推荐而被召。李定来京，首先去拜访他景仰的右正言、知谏院李常。李常问：“你从南方来，百姓对青苗法如何看？”李定说：“皆便之，无不善者。”李常关心地说：“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他接着又去拜访王安石，说：“我就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王安石听罢大喜，密荐于神宗，请神宗召见。神宗听了李定的“据实而言”，龙心大悦，批示中书，要提拔他知谏院（自从八品至四品）。宰相曾公亮、陈升之认为没有这么越级的，坚决抵制，最后达成妥协，准备改任监察御史里行。就这还是越了级（自从八品到从七品）。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宋敏求拒绝起草敕告，上奏说，按规矩，当御史必须太常博士经历两任通判，后因合乎规定者少，便许选通判未满任者。李定现在不过是个幕职官，直接当御史，破坏了朝廷官制。他封还词头，并请求辞职。神宗在他的辞呈上批示：敏求“文字荒疏，旷其职业，不能者止，其义可从”。知制诰李大临、苏颂前赴后继，也被罢免。这就是“熙宁三舍人”事件。

紧接着，知谏院李常，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王子韶，侍御史知杂事陈襄，接二连三，纷纷被贬。司马光感到舆论阵地就要丢失了，而一旦台谏为王安石所掌握，变法就会像脱缰的野马四处狂奔。他要奋起保卫舆论阵地了。

经筵——最后的舆论阵地

四月二十六日，是开经筵的日子，由司马光进读《通鉴》。这次要读的是贾山上疏。贾山是汉文帝的御史，其名言“为人臣者，以直谏王，不避死亡之诛”被历代谏臣奉为圭臬。读罢贾山上疏，他借题发挥说：“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接着便大讲帝王从谏之美，拒谏之祸，给神宗来了一段含沙射影的谆谆教导：

晏子曰：“和与同异（和与同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水火、醯（醋）醢（酱）、盐梅，皆相反之物，宰夫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厨师调味，补其不足之味而使过重之味减轻），若羹已咸，复济以盐；已酸，复济以梅，何可食也？”伊尹（商代名相）戒太甲（第五位商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人之情，谁不欲顺己而恶其逆，惟圣贤知顺之损，知逆之益。譬如酒醴虽适口而醉人，药物虽苦口而除病。是以臣之于君，刚则和之，柔则掖之，明则晦之，晦则明之。非故相反，欲裁其有余，补其不足，以就皇极（帝王统治的准则）耳。若逆己者即黜降，顺己者即不次拔擢，则谄谀日进，忠正日疏，非庙社之福也。

（《长编·卷二百十·熙宁三年四月甲申》）

这段话司马光没有写在《通鉴》中，似乎是对晏子观点的即兴发挥，其实不然，这是他对自己为臣之道的集中表述，即君臣相反相成，以成就皇极；同时也是他的哲学思想——中和论的必然反映。为什么他总是像一个天生的反对派？我们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当然，他今天不是为了表白自己，而是在批评神宗贬谪台谏官。神宗不傻，一听就明白，插话说：“舜‘墍（疾）谗说殄行’（即挑拨离间的言论和残暴的行为。语出《书·尧典》）。若台谏欺罔为谗，安得不黜！”司马光不想在经筵上与神宗争论，说：“臣因进读及之耳，时事臣不敢尽论也。”越是否认越说明还有话说，所以在经筵结束后，神宗把司马光留下来，君臣有一段坦诚但不欢而散的对话。

神宗说：“吕公著言藩镇欲兴晋阳之甲，岂非谗说殄行？”司马光一直想要找机会为吕公著正名，神宗主动说起了吕公著，司马光却不便说出真相，只好说：“公著平居与侪辈言，犹三思而发，何故上前轻发乃尔？外人多疑其不然。”[1]

你怀疑搞错了，我不这么认为。神宗说：“此所谓‘静言庸违’者也。”静言庸违的意思是嘉言戾行，言是行非，语出《尚书·尧典》，是尧评价共工的话。司马光看神宗对“欲兴晋阳之甲”这句话耿耿于怀，便将话题转移到变法上来，说：“公著诚有罪，不在今日。向者（过去）朝廷委公著专举台官（御史和谏官），公著乃尽举条例司之人，与条例司互相表里，使炽张如此。逼于公议，始言其非，所谓有罪也。公著与韩琦亲（姻亲），何故以险语谗之？”这一反问有道理，神宗说：“非谗（韩）琦也，志在君侧之人耳。”

不错。司马光马上接过话题说，吕公著的罪状，贬敕上说是挑拨韩琦与朝廷的关系，但外人都说真正的罪状是请求撤销条例司，是斥责吕惠卿为奸邪。神宗说，王安石不好官职，奉养甚严，可谓贤者。的确，在廉洁自律上，反对他的人也找不出任何毛病。司马光只好接话说：“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当信任吕惠卿，惠卿奸邪，而为安石谋主，安石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为奸邪也。”

这段话让神宗笑起来。是赞赏的笑，还是讥讽的笑？司马光顾不上去考虑，一心想着要借这个机会说服神宗，把王安石新调来的台谏官搞下去，而把被贬谪的自己人保回来，便开始主动出击，问神宗：李定有什么特殊才能，为什么越级提拔？神宗回答说，孙觉推荐，邵亢也说他有文学，澹泊名利，我与他谈话，发现他确有经术，所以放在言路试用。司马光又问，宋敏求封还词头，为什么撤职？神宗说，撤宋敏求不是因为封还词头，而是他在起草贬谪吕公著的告敕时对抗圣旨。司马光在极力为宋敏求辩护后，又谈到李常。

李常与孙觉在言路齐名。他不让李定反映南方实行青苗法的实情，却上疏说：“散常平钱流毒四海，又州县有钱未尝出而徒使民出息者。”钱未贷就收利息？神宗较了真，要他拿出实据，以便查处，而他以台谏官风闻言事为挡箭牌，拒绝回答。对此，宰相曾公亮表示支持，认为要他说出违法者姓名，有碍风闻言事。神宗说：并没有要追究他的责任，为什么不肯？王安石说，所谓风闻言事，就是不问其言从何来，也不必要求讲的都是实情。如果一般官员上疏，所言不实，就犯了诬告或上书不实罪，而台谏官不加罪，这就是许风闻言事。现在皇上不过是要查处违法官员，怎么能说有碍风闻言事呢？神宗又拿出李常的另一奏疏，疏中批评神宗：“陛下一宫殿之费百余万，一宴游之费十余万，乃令大臣剥肤椎髓掊敛百姓。”神宗忍不住大笑说：“今闻人谤如此，乃是（李）常疏中语。”其实神宗继位三年，除了修缮太皇太后、皇太后宫殿外，别无修建，也无宴游。于是，神宗以“言事反复，专为诋欺”为由，将李常贬为太常博士，通判滑州。现在司马光既然又说到他，神宗说，李常不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王安石称病居家时，他多次请求召见，当着我的面极力赞美王安石，说朝廷不可一日无安石，并且说，我虽然反对青苗法，但陛下宁可贬我出朝，也不能罢免王安石。从我这里出去后，他又去王安石家通报情况以卖恩。这番话将司马光的嘴堵住了。

神宗接着说：“有诈为谤书，动摇军众，且曰‘天不祐陛下，致圣嗣不育（时神宗尚无子）’。或云卿所上书。”保守派为阻止变法，借司马光的嘴，诅咒神宗生不出儿子。司马光说，我所上疏，陛下都见过，而且我的奏章没给外人看过。神宗说，你的奏章外人没看过，但台谏的奏章，我还没看到，就满朝遍知了。

冷场，司马光沉默，神宗概括说：“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孙叔敖是春秋时楚国名相，著名改革家，就是他使原本落后的楚国迅速崛起，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神宗这句话等于给反变法的议论定了性。司马光当即反驳说：“然。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三人共为天下耶？”

这次单独召见不欢而散。第二天接着开经筵，司马光继续进读《通鉴》，读到张释之论啬夫利口。汉文帝去上林苑视察，在虎园问上林尉（苑长）养有多少猛兽，尉一问三不知，但他手下的啬夫（吏员）却回答得清清楚楚，与猛兽禽簿的记载完全一致。视察结束，文帝指示给啬夫升官，而陪同视察的廷尉张释之不同意，他举周勃等虽言语木讷却是社稷之臣为例，说啬夫利口，不可开了以能说会道升官的先例。文帝曰“善”。司马光讲解说：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语出《论语·阳货》）。“利口何至覆邦家？”他把目光射向吕惠卿，大声说：“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他又把头转向神宗，接着说，人主信用其言，“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2]

司马光以经筵为阵地，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利用历史武器向变法派展开进攻。

求去，换个阵地反变法

司马光的努力并非没有收获。他如鲠在喉的条例司，神宗在五月下诏撤销了，其职能并入司农寺，由吕惠卿负责。虽说是换汤不换药，但毕竟名正言顺了。还有，被王安石重用的李定终于被扳倒了。

为扳倒李定，司马光冲锋在前，但火力不足，掐到李定“死穴”的是御史陈荐。他揭发李定在任泾县主簿时，得知母亲仇氏病故，隐匿不为奔丧。在以孝治天下的宋朝，这可是滔天大罪。于是，中书省立即让扬州（李定家乡）、宣州（今安徽宣城，辖泾县）调查核实。宣州报告，李定当时以父老需奉养为名请假，而未言母亲去世。仇氏是妾而非妻，李定辩称自己不知实为仇氏所生。宰相曾公亮提出要他补服丧三年，王安石认为他实际已服了丧。但这样的人不可能再任监察御史，王安石拟改任其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上疏说，不孝之人，怎能为皇上说书？王安石包庇李定有罪，应罢黜。李定心虚，请求解职，最后以集贤校理同判太常寺。李定被扳倒了，御史陈荐、林旦、薛昌朝也被借故外放。但保守派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等于对外宣告：王安石重用的是不孝之人。抓住这个机会，保守派针锋相对地树立了一个孝子典型——朱寿昌。其父朱巽在京兆为官时，将怀孕之妾刘氏赶出家门，刘氏在外生寿昌，寿昌数年后归家，母子不相见五十余年。听说母亲到了陕西，他弃官入秦寻母，终于在同州找到了已七十多岁的母亲。保守派纷纷写诗赞美他，让神宗召见，并通报全国。

在变法与反变法之间，朝臣必须站队了。任何时代，真正为理想而不惜牺牲的人是少数，绝大多数人考虑的是利益。眼下对立的两位旗手，一个王安石，一个司马光，都是理想派。其他人呢？宋代自澶渊之盟数十年来，士大夫们尽情享受着国家花钱买来的平安，饮酒吟诗，轻歌曼舞，何等巴适！王安石变法把一潭死水搅得波滚浪翻，一时间，朋友反目，兄弟翻脸，两边押注，朝秦暮楚，形形色色的现象，甚至连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有些看不懂了。当年的“嘉祐四友”，在阿云案上，吕公著、韩维站在王安石一边，可随着变法的深入，他们又站到了司马光一边。韩维、韩绛兄弟，一个跟司马光反变法，一个成了王安石的盟友。王安石之弟王安国，站到他的对立面。王广渊由其兄王子韶推荐给王安石，是推行青苗法的得力干将，而王子韶却竭力反对青苗法，说他推荐其弟有罪。枢密副使吕公弼写了一份弹劾王安石的劄子，还没上呈，却被其从孙吕嘉问偷出来给了王安石……

变法派与保守派互相攻伐，一片混乱，真假难辨。苏轼之父苏洵逝世后，朝廷赠银助葬，因苏洵非进士，官职只是县主簿，苏轼提出不要赠银而改赠功名，另韩琦赠银三百两，欧阳修赠银二百两，苏轼均谢绝。此事已过去几年，而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弹劾苏轼当年护送父亲灵柩回川安葬，用官船私贩食盐和苏木（专卖物资）。于是成立专案组，抓船夫，逮随从，闹得鸡犬不宁。

手术很快就动到了司马光编《通鉴》的书局头上。刘攽是司马光编书的助手。他与王安石是老朋友，常拿他“开涮”。推行水利法，有人给王安石出点子：把梁山水泊排干，可得万顷良田。王安石“嗯”了一声，又突然问：排出的水装哪？刘攽说，好办，那就在旁边挖一个同样大小的水泊。大家哄堂大笑，笑得王安石很尴尬。熙宁三年（1070）的进士考试，吕惠卿是初试官，把在策论中拥护变法的叶祖洽定为第一；刘攽是复试官，反了过来，把暗讽变法的上官均列为第一。最后，主考李大临、苏轼来了个折中，将上官均排第一，叶祖洽排第二。殿试时，神宗让宰相陈升之读试卷，钦定叶祖洽为状元。事情似乎结束了，不料苏轼不服，作《进士策》一篇进献。神宗交给王安石看，他看后大为恼怒，遂有逐苏轼、刘攽之意。苏轼的案子还没结束，刘攽就被贬为泰州通判，等于给司马光的书局拆台。

司马光越来越感到，朝廷已不是自己该待的地方了。八月八日，在垂拱殿上，司马光向神宗请求外放知许州（许昌）或任西京（洛阳）留司御史台。北宋初就在西京设留守司，王安石为安置老朽官员和反对变法者，又在北京（大名）、南京（应天府，商丘）设留守司。如被安排到留守司，就等于赋闲了。据《长编·卷二百十四》记载，此次君臣对话如下：

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枢密副使），卿且受之。”

光曰：“臣旧职且不能供，况当进用？”

上曰：“何故？”

光曰：“臣必不敢留。”

上沉吟久之，曰：“王安石素与卿善，何自疑？”

光曰：“臣素与安石善，但自其执政，违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清白之行），中以危法（通过陷害欲判其重罪）。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岂如吕公著？安石初举公著云何，后毁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后非？必有不信者矣。”

上曰：“安石与公著如胶漆，及其有罪不敢隐，乃安石之至公也。”

上又曰：“青苗已有显效。”

光曰：“兹事天下知其非，独安石之党以为是尔。”

上又曰：“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鲜于侁在远，轼以奏藁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瓷器。”（时苏案未结，最后审查结果，属子虚乌有）

光曰：“凡责人当察其情。（苏）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赠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岂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官。”

总而言之，与其被王安石找茬贬走，还不如自己主动要求走。在这次对话后不久，神宗对王安石说：“司马光言方今是非淆乱。”王安石说：“以先王法言考之，以事实验之，则是非亦不可诬。且如司马光言不当令薛向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以先王之法言考之，则‘懋迁有无化居’（语出《书·益稷》，意为鼓励贸易互通有无），有何不可？又言薛向必陷官物，以事实验之，向果失陷，即光言为是，向果无失陷而于官物更能蕃息，即光言为非。他皆仿此。”最后谈到朋党问题，王安石认为：“今侍从有实材可用者极少，而其相阿党不修职事趣功实者则如一焉。”神宗于是想以朋党来治反变法派，王安石以为不必，认为异论纷纷的原因是神宗“刚健不足，未能一道德以变风俗”，“若能力行不倦，每事断以义理，则人情久自当变矣”。他不无骄傲地说：“陛下观今秋人情已与春时不类，即可以知其渐变甚明。”[3]

在这次谈话后，神宗决定不再挽留司马光。九月二十三日，在延和殿，当司马光再次面请外放时，神宗问，必须许州吗？司马光回答，臣哪敢必须，只要离家乡近一点，就是臣的幸运。神宗又问，西京如何？司马光回答，那恐怕非才士不可，若朝廷差遣，不敢辞。看来神宗是要把他放到洛阳了，不久便传出了令其知河南府的消息，但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推行均输法的主将薛向，负责陕西边防供应，与知永兴军王陶矛盾难解，他宁要司马光来，也要将王陶撵走。十月初五日，王陶改知河南府，司马光知永兴军，兼永兴一路都总管、安抚使，统管陕西十个腹地州、军。

[1]《长编·卷二百十·熙宁三年四月甲申》。

[2]《长编·卷二百十·熙宁三年四月乙酉》。

[3]《长编·卷二百十五·熙宁三年九月己丑》。

第二十七章 究竟为什么

司马光就要离开待了十四年的京城了，他的心情袒露在《秋怀呈范景仁》[1]一诗中：

畴昔共登仕，尔来三十秋。常晞丝绳直，窃耻鸱夷柔。蹄涔学钜海，蚁垤依崇丘。行之不自疑，亲寡憎怨稠。于今不亟去，沦胥恐同流。努力买良田，远追沮溺游。

诗中讽刺牛脚印中的一泡水（蹄涔）竟然冒充大海（钜海），蚁垤也自以为是高山（崇丘）。“蹄涔”、“蚁垤”何指，不言自明。他不愿同流合污，决定到乡下多买良田，去追随春秋隐士长沮与桀溺。

他真的要隐了吗？牢骚话，不可当真。“蹄涔”、“蚁垤”让他耿耿于怀，无可奈何，又欲罢不能。

他指责王安石变法是兴利敛财，是“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孔子罕言利，孟轲亦曰何必曰利”，载之经典，你还有何话可说？不料王安石却抬出了周公。你不是言必称孔子吗？孔子所祖述的圣人是谁呀？是制礼作乐的周公。我变法的依据就是《周礼》。置条例司，是依据《周礼》有泉府之官“榷制兼并”，是“修泉府之法”；青苗收息，是“周公遗法”；免役、均输等法，也都“出于周官”。“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你说他是“操管、商之术”，他居然敢于承认，自称“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岂特孔子一人之力哉”？你用“天下汹汹”来警告他，他却处之泰然，作《众人》诗曰：“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王莽）岂贤？四国流言旦（周公）犹圣。”公开说：“吾之所存，固无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在学术论战上，司马光没有占到便宜。

此番出京，他不是去隐，而是暂时从朝廷撤退，到地方去继续与王安石较量。

连放三通“起身炮”

司马光在向神宗告别时，两人的对话相当别扭：

上谕光曰：“今委卿长安，边鄙动静皆以闻。”

光曰：“臣守长安，安知边鄙？”

上曰：“先帝时，王陶在长安，夏人犯大顺，赖陶得其实。”

光曰：“陶耳目心力过人，臣不敢知职外事。”

上曰：“本路民间利病当以闻。”

光曰：“谨奉诏。”光言青苗、助役为陕西之患。

上曰：“助役惟行京东、两浙耳。雇人充役，越州已行矣。”

（《长编·卷二百十五·熙宁三年九月癸丑》）

告别谈话后，司马光并未立即赴任，在京师连上了三个劄子。

十一月初二日，他上了第一个劄子——《乞免永兴路苗役钱劄子》。苗役钱是青苗钱和免役钱的合称。青苗法前已述，免役法王安石叫助役，曾布改称免役。免役是相对差役而言。关于差役从“里正衙前”到“乡户衙前”的转变及其之害，司马光在治平四年（1067）所上的《论衙前劄子》中已分析得淋漓尽致（见第十九章），认为最大的弊端是不平等：“盖由衙前以该差遣，不以家业所直（值）为准。若使直千贯者应副十分重难，直百贯者应副一分重难，则自然均平。”免役法农民按田亩数出免役钱，解决平均负担问题；官府另外雇人服役，解决衙役专业化的问题。可以说，这正好回答了司马光提出的问题。但是，这个“答案”完全超出了出题者司马光的想象力。他的《论衙前劄子》，企图在维护差役不变的前提下，比较已有的办法，从而找出一个平均负担的办法来，而不走出差役的圈子，就只能是缘木求鱼。王安石改差役而免役，是一种制度创新，是司马光从未见过的“幽灵”。免役法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小地主，最大的受害者是大地主。实行差役时，乡村五等户中，原则上由上三等户服衙前役，其实真正服役的根本没有一等户，因为他们大都有官员背景，服役的是没有背景的二、三等户，即中小地主。而免役法按田亩收免役钱，出钱最多的是一等户，官员的庄田也要出钱。他们嗷嗷叫，司马光冲在前面放“大炮”。现在，他又在《乞免永兴路苗役钱劄子》中说，“人户均定免役钱，随二税（夏秋）送纳，乃至单丁、女户、客户、寺观等，并令均出”（实际不出），“若果行此法，其危害必又甚于青苗钱。何则？上等人户自来更互充役，有时休息，今岁岁出钱，是常无休息之期也（逻辑不通）。下等人户及单丁、女户等从来无役，今尽使之出钱，是孤贫鳏寡之人俱不免役也”。陕西自绥州之战以来，已有不少供应前方的摊派，加上遭受旱灾，许多人流离失所，如推行免役法，百姓“横出数倍之税，民安有不困蹙者哉？”因此，他请求朝廷批准在永兴一路不实行青苗法和免役法。

紧接着，司马光又上《乞不令陕西义勇戍边及刺充正兵劄子》和《乞留诸州屯兵劄子》。司马光一贯反对刺义勇，不刺义勇，毗邻边境的内地由谁来保卫呢？《乞留诸州屯兵劄子》要求在其总管的十州各留禁军一指挥（一指挥编制五百人），永兴军为关中根本，应留两指挥。如朝廷派不出来，应从现屯陕西腹地就粮的部队中拨出，并且不准调往前线。这明显有悖宋代的祖宗成法，即藩镇不可请兵权。

三通“起身炮”，一炮没打响，他黯然离京了。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此前的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十九日，神宗曾在经筵上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朝廷每改一事，则举国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明不便之处，究竟为什么？当时，司马光的回答有点隔靴搔痒。一年过去了，上述神宗之问的答案，越来越清楚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中引用的这句谚语，保守派的士大夫们肯定是读过的，但他们反对变法，总是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而对自身利益讳莫如深。这又是为什么？

要弄清变法反变法论争的实质，我们必须对宋代的经济社会结构有所了解。宋代农户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类，有田产者为主户，无田产者为客户（佃农）。主户按田产多寡分为五等，一、二、三等户为上户（其中二、三等户又称中户），一等户有田数十顷（一顷等于一百亩）至百顷以上，是大地主，二、三等户为中小地主；四、五等户又称下户，为自耕农，其中五等户是贫农。宋初废除了唐代的官给田制度，土地兼并主要通过买卖，不限兼并。《水浒传》中不时出现诸如宋家庄、祝家庄之类的庄名，所说之庄不是村庄之庄，而是庄园之庄，某庄即某地主之庄园，其田地称为庄田。庄非宋代才有，但在宋代才大量出现。宋初“隐士”种放的庄田，囊括陕西华山周围数百里。汜县的李诚庄方圆十余里，中贯河道，地极肥沃，有佃户百余家。庄主李诚只不过是汜县的一个酒务官。官员不可能都像李诚那样营造大庄园，但大庄园无不有官的背景。宗室、外戚、勋臣自不必说，中高级官员丰厚的俸禄和赏赐大多投在田产上。在司马光离京时，官员工资津贴标准执行的是仁宗嘉祐年间公布的《禄令》：

一、俸钱：京朝官宰相、枢密使钱每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一百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每月二百千，绫十匹，绢三十匹；以下递减。

二、禄粟：宰相、枢密使每月一百石，权三司使七十石，以下递减。

三、职钱：六曹尚书、御史大夫六十千，翰林学士五十千，以下递减。

此外，还有“茶、酒、厨料（米、面）之给”和“薪、蒿、炭、盐诸物之给”，简单地说，高中级官员的一切生活所需，包括夏天驱蚊的蒿都给你发，而且用不完，仅酒每日就给一至五升，盐一年给二石，谁有这么大的胃口？

宋代高官除了上述固定收入，还有各种赏赐，如郊祭大赏，一次就相当于甚至超过一年的工资。这么多钱主要是买田，田产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第一是地租剥削，客户租种其土地，所交租金占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第二就是高利贷，贫苦农民每到青黄不接时或遇到特殊困难，不得已向地主举债，地主收取二至三倍的利息。到时不能还本付息，便用土地甚至儿女抵债。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解脱农民的高利贷之苦，抑制大户兼并。青苗法断了大户放高利贷的财路，他能不反抗吗？

宋朝的官员可以随意购买土地成为大小地主，地主通过科举成为大小官员，官员、地主合为一体。宋代科举虽然不问门第，但经济的不平等必然导致教育的不平等，这是常识。的确有像宋庠（郊）、宋祁兄弟，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贫寒子弟考上进士的，但是进士绝大多数是地主家庭出身且相当一部分是官二代、官三代。与司马光同一届中第者，见于《宋史》的贫寒出身者不过石扬休一人。贫寒出身的官员，像范仲淹那样买田置义庄救济本族贫寒者如凤毛麟角，大多是一阔脸就变。宋庠、宋祁兄弟少年贫寒，两人同年登第，宋庠为状元，仁宗时为宰相，宋祁为翰林学士（后为副相）。某晚大雪，宋祁在官邸高照华灯，拥妓狂饮，兄长宋庠次日让亲信传口信批评说：“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燕，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你还记得碎咸菜就饭的日子吗？宋祁听后笑了，让来人传话回去：“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某处吃齑煮饭是为甚底？”[2]就像宋真宗那首《劝学诗》所说，读书科考不就是为了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吗？吕蒙正虽是“官三代”，但因父亲抛弃其母子，儿时苦不堪言，考中状元，当了宰相后变了，他爱吃鸡舌，吃了多少不知道，只知鸡毛埋出一座小山。其侄子吕夷简为相，家中有族人、奴仆共二千余人，宰相的俸禄固然很多，但怎么也养不活这么多人，得有庄田，得做生意。因此，士大夫为大地主说话其实是为自己说话。他们是既得利益集团，根本不想有任何变动。

王安石也许真有点自不量力了，他面对的是一个官僚与地主合为一体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宋朝建国百年时，形成了数十个能够影响朝廷政治的世家大族，包括诗书家族、军功家族、外戚家族、潜邸家族，还有先朝遗族。诗书家族靠科举起家，然后子孙世代入仕为官，其中以真定韩氏（从韩亿发端）、莱州吕氏（从吕蒙正发端）两家最为显赫。北方士子，不出于韩门，即出于吕门。这些世家大族又以婚姻、同僚等各种纽带编织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请看宰相韩琦的孙媳妇文氏的来历：她是文彦博（先后任宰相、枢密使）的孙女，是吕公弼（枢密副使）的外孙，吕夷简（宰相）的曾外孙，是鲁宗道（参知政事）的外曾孙。娶一个孙媳妇，就与文、吕、鲁三大家族绑在一起了，再加上韩家原有的关系，这一家究竟连着多少家？恐怕得专门研究。在这种既得利益的蛛网内，即使有一两个赞成变法的，也会被作为叛徒网死。吕公弼的从孙吕嘉问跟王安石推行市易法，气得他大骂其为贼子，要把他开除出吕家。

对反变法的实质，司马光在《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中曾经为高利贷辩护，但枢密使文彦博的回答比他更为直率。稍后的熙宁四年（1071），他与神宗有如下对话：

文彦博曰：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上曰：更张法制，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长编·卷二百二十一·熙宁四年三月戊子》）

司马光是士大夫中的一员，同样享受着高官的特权。比如，在其故乡夏县鸣条岗司马氏墓地，建有一座余庆禅院（现存，属重建），这座家庙就是公款所建。英宗时，时任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兼侍讲的司马光上疏说，臣等因要侍候皇上，没法每年都回乡祭祖，忠孝难以两全，乞朝廷为臣等祖茔建家庙，让僧人为臣等守护先陵，代为尽孝。英宗于是下令修了这座家庙，后神宗命名为余庆禅院。建了庙，就得有和尚，有寺产，颁发度牒，划拨田产，都是公家来办，司马光不用出一分钱。司马光家的田产有多少？作者没有找到数据。其田产由叔父管理，差役是摊不到他们头上的。不过，司马家不是那种广置田庄，大放高利贷的人。一直到他后来当了宰相，他家所在的坡底村也没有变成司马庄。在宋代高官中，司马光无疑是生活简朴的典范，但在维护自身利益上，简朴者往往毫不逊于奢侈者，甚至更锱铢必较。

按照司马光的政治观和学术观，“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高下、贵贱、富贫，这些都是礼之所分，分之所名，天经地义。因此，地主向农民放高利贷是合“礼”的，兼并是合“礼”的，农民无偿服役也是合“礼”的，而只有合“礼”才能长久。程颢说，当代（北宋）学人中，只有司马光、邵雍、张载学术“不杂”。“不杂”就是纯。而在王安石眼里，纯儒就是俗儒。他在《兼并》一诗中说：“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司马光带着纯儒的理想，带着对王安石的满腹块垒，赴西安上任。

五个月的知府

司马光是十一月四日到西安的。十天后，他写下了《知永兴军谢上表》。表中说三秦大地“廪食一空，家乏盖藏之粟；襁负相属，道有流离之人。老弱怀沟壑之忧，奸猾蓄萑蒲（草寇）之志”。因此，正确的施政方针是：“正宜安静，不可动摇。譬诸烹鱼，勿烦扰则免于糜烂；如彼种木，任生殖则自然蕃滋。”同日，他抽闲游览了长安见山楼，随口吟道：

到官今十日，才得一朝闲。岁晚愁云合，登楼不见山。

（《传家集·卷九·登长安见山楼》）

他满腹惆怅，看不到前途。他想安静为政，可上面却让他一刻也不得安静。在他府衙的办公桌上，摆着接连收到的四份文件。第一份是陕西都转运司转发的陕西宣抚使司的文件，命令陕西各州、军加紧制造干粮、皱饭，以供调发；第二份是制造的标准，一斗（宋制一斗约六千七百毫升）稻谷变造干粮五斤，并酌给柴钱，即官给原粮和柴钱，老百姓加工；第三份是中书省奉圣旨行文要求，今后调发义勇赴边要自带一个月的口粮（七点五斗），将来从二税中扣除，如本人无粮，由官府预支；第四份是宣抚司依朝旨规定，今后义勇轮番戍守，令附带干粮一秤（宋制一秤等于十五斤，一斤约五百三十三克）。

胡来！司马光一边翻文件一边批驳：一个人带一个月的口粮，一秤干粮，加上武器、衣物，挑得动吗？制造干粮、皱饭，骚扰百姓！官仓粮食不多，造了干粮，明年春荒拿什么救济……

“公文都下发了吗？”司马光问衙吏，衙吏点头。司马光命令，“立即知会所属各州，停止制造干粮、皱饭！”见下属面有难色，他一拍桌子，厉声说：“按本官说的办。违令之责我一人担。”

这一回，他顶的不是王安石，而是宋神宗。对西夏的战事，是神宗亲自掌握的。王安石变法，在富国强兵的关系和次序上与神宗分歧较大。他主张先理财，未理财而举事则事不济，“天下事如弈棋，以下子先后当否为胜负”。但神宗一心想着雪数十年退让妥协之耻，复汉唐故地，主张“先措置得兵，乃及农”，把军事摆在优先地位。宋军在绥德获胜后，熙宁三年（1070）四月西夏举国出动转而进攻庆州，宋军败绩。八月，神宗令韩绛为陕西、河东经略使，准备在陕北向西夏进攻。司马光接到这许多文件，其源盖出于此。

转眼就到熙宁四年（1071）的春节。春节前，王安石由副相升为宰相，在中书省的墙壁上，他题诗曰：

夜开金钥诏词臣，对御抽毫草帝纶。须信朝家重儒术，一时同榜用三人。

（《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

诗中所说的三人，是指他以及与他同时被任命为宰相的韩绛、副相王珪。他们是庆历二年（1042）的同榜进士，状元杨置早死，王珪、韩绛、王安石分别为第二、第三、第四名。

与王安石神采飞扬地在壁上题诗相反，在长安的司马光却愁眉不展。正月初一，他写下了《谏西征疏》[3]。疏中再次描述了陕西的灾情，反对向西夏开战。这篇奏疏如石沉大海，另一件挠头事又来了。去年十一月初七日，枢密院指示，奉圣旨，要求陕西、河东宣抚司督促腹地各州、县加固城壁（墙），修筑楼橹（望楼），准备作战器械。一防西夏军队突入内地，二防盗寇（农民起义）。各州、军拖拖拉拉，动作迟缓，现在上头又催促来了。怎么办？在所属各州请示时，司马光的答复是：不办！他上《乞罢修腹内城壁楼橹及器械状》[4]，指出所属各州城墙大多很薄，根本没法在上面修望楼，要修必须加厚城墙，而各州全无劳役厢军，禁军均为路过，而且官府又拿不出钱来买建材，如此势必兴劳役、刮百姓，陕西遭灾，百姓再经不起劳役和搜刮了。这一状他上准了，神宗下旨“依奏”。

不用加修城墙了，可添屯的禁军又要来了。正月初七日，宣抚司通知，将于永兴军、邠州（今彬县）、河中府粮草易得处，添屯兵马，由本司所委都钤辖和知府、知州共同负责训练，调动权在宣抚司，各地不得差遣。其中，永兴军新添禁军十四指挥共五千余人，都钤辖为庄宅使（中级武官）赵瑜。初八日，司马光上《乞不添屯军马》[5]，理由是永兴军的粮食维持现有军队、官吏只够十三个半月至十七个半月，还要救济灾民，不是粮草易得处。建议朝廷先摸清各州粮草的底数，有多少粮草就派多少军队，实在因前线需要，那就平均分散到各州去，不要集中在上述三个地方。从军事上讲，这是外行话。朝廷没有理睬，赵瑜照旧带着部队来了。按照上级要求，司马光应与赵瑜共同训练部队，他却上《奏罢兵官与赵瑜同训练驻泊兵士状》，说自己一介书生，军旅之事，素所不知，且“每日自旦至暮，未尝暂闲”，没有时间去训练兵马，故派本路钤辖刘斌和路分都监李应之代替。

司马光是所谓“不任繁剧”的儒臣，把做经济工作、司法工作的官员视为“俗吏”。昔日任大理评事，他如坐针毡；任群牧判官，他假手同僚。如今知永兴军，他完全可以将行政工作交给通判，却一反常态，不嫌繁剧，也当开了“俗吏”。

青苗法在推行过程中有不少毛病。陕西的常平使者为了多获利，竟然利用粮价差来盘剥百姓。因去年遭灾，陕西粮价飞涨，若为百姓着想，此时应给其贷粮，到时用新粮还本付息。可常平官却只贷钱而不贷粮，因而在还贷时必须还钱，而那时是收获季节，粮价比现在低出许多。司马光算了一笔账，现在贷款买陈米一斗，到时还款时要需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若还粟则需三斗。说是只收二分息，其实几乎达到一倍。司马光愤怒了，上《奏为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6]，在指出上述问题后说，“显见所散青苗钱，大为民害”，“虽兼并之家，乘此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要求对四等以下户无息贷粮，不可折成钱，若不能无息，也只能按粮食数量收二分利息。紧接着，他又上《奏乞所欠青苗钱许重叠倚阁（暂缓）状》[7]。此奏乃针对司农寺的一个通知，要求陕西等地所欠青苗钱不许重叠倚阁，即只能暂缓一次。司马光认为陕西夏秋重复遭灾，如不许重叠倚阁，贫苦百姓将无以为生。

不等朝廷答复，司马光便给所属州、县下达指示，凡是去年夏秋两次遭灾地区，不执行司农寺通知。

这一下，他在长安的官当到了头。四月十八日，司马光改判西京御史台。

[1]《传家集·卷三》。

[2]［宋］钱世昭：《钱氏私志》。

[3]《传家集·卷四十五》。

[4]同上。

[5]《传家集·卷四十五》。

[6]《传家集·卷四十六》。

[7]《传家集·卷四十六》。

第二十八章 西京御史台

连头连尾，司马光知永兴军才五个月时间（真正主持工作三个月，另两个月等待发落）。他是自动请辞的，因为这个官实在没法再当下去了。他公开抵制司农寺关于所欠青苗钱不准重复暂缓的指示，判司农寺曾布迅速做出反应，下文给陕西常平使司，称已奉圣旨，督促各州、军一律按原规定执行。行文没有点司马光的名，但意思非常明显，他说的不算。推行青苗法的常平使司是直接受司农寺领导的独立系统，换句话说，知府、知州无权指挥常平使司。司马光行文拒不执行司农寺的指示，尽管有他的理由，但不仅抗上了，而且越权了。他的行文墨迹未干，立马就被司农寺奉圣旨否定，他这个官今后说话还有人听吗？且脸面安在？他于是写了辞呈。

远程轰击王安石

司马光的辞职报告是这样写的：

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诲于安石始知政事之时，已言安石为奸邪，谓其必败乱天下。臣以谓安石止于不晓事与狠愎尔，不至如诲所言（见第二十一章）。今观安石引援亲党，盘踞津要，挤排异己，占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廷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诲远矣！纯仁与颢皆与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义，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取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此二句不符合事实，“嘉祐四友”满朝皆知），徒以屡尝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预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纯仁与颢远矣！臣承乏两制（知制诰、翰林学士），逮事三朝，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骨肉，睹安石专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苏）轼与（孔）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范）镇睹安石荧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懑，抗章极言，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不如镇远矣！

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其不然，是谓盗窃。臣虽无似，尝受教与君子，不忍以身为盗窃之行。今陛下惟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挑拨离间的阴谋）。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伏望陛下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即乞依范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长编·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二月辛酉》）

这是一份辞职报告吗？不像。疏中充满了对王安石的仇恨和顾影自怜，确切地说，这是一份誓死与王安石斗争到底的决心书。仔细阅读，其实他没有明确请求辞职，而是把“球”踢给了神宗，你要觉得我的罪和范镇一样，那就让我退休；要认为我的罪超过范镇，那就流放或杀头。

只说神宗看了司马光的奏章，一下就明白了。既然司马光在永兴军干不下去了，那就给他换个地方，改知许州（今许昌）。在发出任职命令时，神宗要求他赴任途中来开封入见。有人提醒神宗说，言不见用，他肯定不来。司马光果然拒绝了知许州的敕告，坚请西京御史台。如此相持七十余天，神宗彻底失望了，对辅臣说：“司马光只是待做严子陵（东汉著名隐士），他哪里肯做事。”（《师友杂志》）四月十八日，准其判西京御史台。

接到告敕后，司马光发誓“绝口不复论新法”。告别长安时，他写下了《到任明年旨罢官有作》[1]：

恬然如一梦，分竹守长安。去日冰犹壮，归时花未阑。风光经目少，惠爱及民难。可惜终南色，临行子细看。

吕诲的临终嘱托

洛阳，是司马光儿时生活和启蒙读书的地方，砸缸救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自少年时随父离开后，中间只有康定元年（1040）从华州调任苏州时路过一次，吟出了“铜驼陌上桃花红，洛阳无处不春风”的诗句。眨眼三十一年过去了，他从二十二岁变成了五十三岁，当年他春风得意，如雏凤展翅，现在是心灰意冷，如倦鸟归林。

当时，宋、辽、西夏三国，除首都外，均设陪都。北宋的陪都开始有两个，一是洛阳，是太祖赵匡胤的出生地，在东京之西，故名西京；一是商丘，是太祖的“龙兴之地”（曾任宋州节度使），在开封之南，故名南京。仁宗时为了对辽虚张声势，又设大名为北京。三个陪都，西京最重要。洛阳形胜，是十三朝故都，“河洛为王里，崤函为帝宅”。赵匡胤在临死前一年回洛阳故地重游，有意迁都于此，但被赵光义一句“在德不在险”所动摇，回开封一年就在“烛影斧声”中死去了。赵匡胤视洛阳为最后的根据地，故设有留守司。从国初始，一直以被贬的重臣（如宰相赵普）为留守，以老成持重者为通判（如司马光之父司马池），还设有御史台（留台）。不过，留司虽地位显赫，但平时就是聋子的耳朵。洛阳的行政由河南府处理，留司不得干涉。

司马光所要去的地方，赫然挂着留司御史台的牌子，其实只有十几间陈旧的房子，更没有属官和衙役，一直是被贬大官的临时住所。现在司马光要来，河南府按三品官的待遇，派厢军来打扫房子，搬运行李，一阵忙乱之后，基本安顿下来。当晚，河南府设宴为之洗尘，例行公事，煞是无趣。为啥？知河南府李中师是王安石的“拥趸”，为推行免役法，对前宰相富弼的庄田也照收免役钱。因无话可谈，宴会草草结束。

因旅途劳顿，这一夜，司马光和夫人张氏都睡得很沉，次日天已大亮，方才起床。司马光用过早餐，散步遛弯，见房子周围插了一圈竹篱，有三四尺高，门口还有两个站岗的厢军士兵。宋代的厢军是地方军，像点样的兵都被挑到禁军中去了，剩下的多为老弱，几乎不训练，专门担任公差勤务，包括服侍官员。朝廷对京官占役厢军有明文规定，宰相三十名，副相二十名，以下递减。到司马光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这一级，应该是十名左右。司马光问，平时这里有哨兵吗？答曰，有官则有，无官则无。又问，周围插竹篱干啥？答曰，防盗。司马光不禁笑了，我一个受贬之人，有甚可盗？

转了一圈回来，想到自己就要过隐士生活了，写出了《初到洛中书怀》[2]：

三十余年西复东，劳生薄宦等飞蓬。所存旧业惟清白，不负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烦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触处农桑满，赢取闾阎鹤发翁。

他似乎真的要“绝口不复论新法”了，可一遇到具体事他就来了气。当时，朝廷派枢密使蔡挺之子蔡天申为西京察访，他虽然官阶很低，只是个大理寺丞，但狗仗人势，派头十足，颐指气使，河南知府李中师，转运使李南公，都低三下四地围着他转。这天，朝谒应天院神御殿，所有在洛阳的官员全部参加。宋朝规定，凡朝谒等重大活动均有专门负责排位的官员，严格按官阶等级排位，并由御史台监督。蔡天申仗着自己是钦差，竟然违规站到了最前面。司马光一看火了，大声喊道：“排位官，引蔡寺丞入位！”蔡天申于是被领到河南府监竹木税官富赞善之下。就在此次朝谒之后，蔡天申再不敢飞扬跋扈。

五月十日，吕诲家仆人突然来向司马光报告：“吕谏议快不行了！想见留台最后一面。”司马光“啊”了一声，赶紧坐上马车赶往吕诲住处。吕诲以“鲠直”名，宦海三起三落，皆因“直言”，最后一次是弹劾王安石（见第二十一章）。他先是被贬知邓州，后改知河南府，命令还没宣布，就因病改为以右谏议大夫提举西京崇福宫。提举宫、观，是宋真宗伪造天书，大修宫、观之后而出现的官名，开始只是兼任的荣誉职务，后来成为安置老弱和贬官之职。吕诲笃信佛，来洛后凡有高僧开堂说法，必往听之。但佛法没能使他病体康复，病情日甚一日。他上疏请求退休，临死不忘反对变法，以己身之病来暗讽王安石祸害朝廷：“臣本无宿疾，医者用术乖方，妄投汤剂，率性情意，差之指下，祸延四支（肢）。一身之微，固无足恤，奈九族之托何？”弥留之际，他立下遗嘱，请司马光为他作墓志，且希望能见最后一面。司马光赶到时，他已闭上双眼，但司马光的痛哭声又让他最后一次睁开了眼睛，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司马光问：“还有别的嘱咐吗？”“无有。”吕诲说罢，断气了，享年五十八岁。

在给吕诲写的墓志铭[3]中，司马光借叙述墓主生平，不点名地笔伐王安石：

今上即位……素闻其（吕诲）强直，擢为天章阁待制，复知谏院，迁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是时，有侍臣弃官家居者（指王安石），朝野称其材，以为古今少伦。天子引参大政，众皆喜于得人，献可（吕诲字）独以为不然，众莫不怪之。居无何，新为政者，恃其材，弃众任己，厌常为奇，多变更祖宗法，专汲汲敛民财，所爱信引拔，时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献可屡争不能得，乃抗章悉条其过失，且曰：“误天下苍生必此人。如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又曰：“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

河南府牧监刘航是司马光的“同年”，也是因反变法被贬到洛阳来的，是位书法家，擅长魏碑，主动要求书碑。可一看碑文如此尖锐，缩了。众人劝司马光修改，他说，墓志句句是实，岂可易一字！于是一时没人敢书。此时，刘航之子刘安世拜见司马光，说，后生魏碑不在家父之下，如不嫌弃，愿书之。司马光好不感动，在征得吕诲家人意见后，交给他书写。刘航担心不已，要求司马光不将墓志外传，并请吕家不让他人拓片。谁知蔡天申花五十两银子买通了刻字匠，将墓志拓下，送到东京，交给王安石以邀功。他没有想到的是，王安石看到拓片后一点没生气，还将其装裱后挂在书房的墙上。

吕诲之子吕由庚将其奏章编为一集，请司马光作序。司马光序[4]曰：

呜呼！献可以直道自立，始终无缺，而官止于谏议大夫（四品），年止五十八。彼不得以其道得者，或位极将相，寿及胡耇。从愚者视之，则可谓愤邑。从贤者视之，以此况彼，所得所失，孰为多少邪？后之人得是书者，宜宝蓄之，当官事君，而能效其一二，斯为伟人矣！

这个评价，显然感情超越客观了。司马光身隐于西京，而心还在东京，隐，何其难也！

“为问市朝客，红尘深几何？”

送别吕诲后，司马光决定回老家看看。回乡祭祖仿佛是他一个医治心理创伤的灵丹妙方，治平二年（1065）三月，他与韩琦怄气时请假回乡过，这一次连假也不用请了。等他回到洛阳时，发现留台住处有了变化。仆役在房子旁边的空地上开出了一片菜园，更让司马光高兴不已的是搭起了一个藤萝架，种上了一些野花。司马光参与进来，又种上荼、牵牛、丝瓜、葫芦。渐渐地，这些植物成活了，长大了，爬上了藤萝架，开出了鲜艳的花朵。司马光将之命名为花庵。花庵成为他的怡神之所和吟咏对象，其《花庵二首》[5]云：

谁谓花庵小？才容三两人。君看宾席上，经月有凝尘。

谁谓花庵漏？徒为见者嗤。此中胜广厦，人自不能知。

看来他经常是一个人独坐花庵，因为宾席上“经月有凝尘”。虽口说“此中胜广厦”，其实仍然难脱红尘。其《花庵独坐》[6]云：

荒园才一亩，意足以为多。虽不居丘壑，常如隐薜萝。忘机[7]林鸟下，极目塞鸿过。为问市朝客，红尘深几何？

在写给邵雍的诗中，他感叹说：“犹恨簪绅未离俗，荷衣蕙带始相宜。”[8]初到洛阳时，他好像还只有邵雍这一个朋友。邵雍字尧夫，著名的易学家，长司马光八岁，隐于洛水之滨。司马光的意思是要像邵雍那样“荷衣蕙带”才是真隐。

其实，邵雍也算不上纯粹的隐士。他科举落第后无意仕途，嘉祐年间从伊川迁居洛阳，时任西京留守的王拱辰曾举荐他为将作监主簿，吕诲也曾举荐他为颍州团练推官，均被谢绝。他不接受朝廷的官职，却不拒绝官员的馈赠。他的住所就是王拱辰“送”给他的一座园林。王拱辰为官自奉奢侈，营私敛财，干吗对他如此大方？他想死后葬在北邙，而邵雍给他在龙门山南相中一块风水宝地，据说是尧之故宅（现伊川城关镇尧地村）。王拱辰大喜，重金相酬被谢绝，见邵雍住处卑小，便想着送他一座宅邸。原五代节度使安审琦的府邸建筑已毁，但位置极佳，园林尚存，而另一节度使郭崇韬的府邸建材犹在，于是用郭府的建材在安府的地基上建起三十多间房子，“租”给邵雍却不收租金，且有官物特供。这座园林中最有名的景观是丛春亭，站在此亭上，可见洛水自西汹涌而至，叠石而成的天津桥直立蓄其怒而泄洪，下有大石与水相激，喷薄而霜雪，声闻数十里。邵雍搬进来，命名为“安乐窝”，自诩“安乐主人”。另外，洛阳的达官贵人家里差不多都有一处专供他休息的房子，也叫“安乐窝”。春秋时节，他坐着一辆由黄牛拉着的小车，来往于王侯之家。将至某家，无论老少妇女良贱都到门口迎接，待若上宾。他能用《易》搞预测却从不给人算命，主要用《易》研究历史。他把中国历代王朝分为皇、帝、王、霸四类：推行无为而治谓之皇，推行恩信政治谓之帝，推行公平政治谓之王，推行智力政治谓之霸。如此分类本已无据，他又以此导出一个结论：“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时如秋，五伯之世如冬。”[9]。那么，宋之前的五代如啥呢？如冬，是霸道政治，正当末运，乃“日未出之星”[10]。不用说，宋就如春，是喷薄而出的朝阳，正当盛世了。又说：“五代如传舍，天下徒扰攘。不有真主出，何由奠中央。”[11]“五胡十姓，天纪几焚。非唐不济，非宋不存。千世万世，中原有人。”[12]显然，他的学说特别是社会历史观是为赵宋皇帝服务的。

司马光不赞成邵雍的社会历史观，认为“王霸无异道”，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差别在于“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钜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13]。但是，“礼乐可以安固万世，所用者大，刑名可以输劫一时，所用者小。其自然之道则同。”[14]

邵雍虽非官员，也是变法的“受害者”，王拱辰给他的“安乐窝”是公房，新法要清理公产，房子要清退，特供也被取消了，以致他喝酒成了问题。其《无酒诗》云：“自从新法行，常苦樽无酒。每有宾朋至，尽日闲相守。必欲丐于人，交亲自无有。必欲典衣买，焉能得长久？”司马光与邵雍此前未曾谋面，他到洛阳不久，邵雍曾登门拜访。初次见面，司马光问他，先生看我是何等人？邵雍说：“君实乃脚踏实地之人。”两人相谈甚欢，司马光从夏县回来，便去回访他。

“程秀才求见！”哪里冒出个程秀才来？邵雍一看是司马光，煞是纳闷。互相之间掉书袋子，是文人雅兴。司马光见一下难住了这位易学先生，忙说，《史记》载，司马出自程伯休父。哦！邵雍恍然大悟，司马氏是程姓分出来的。司马光刻一私印曰“程伯休父后”。说起要腾退房子，邵雍告诉他，有司正在“拍卖”，一旦出售，就得搬走，但现在还无买主。说起司马光送给他的诗，邵雍说：“荷衣蕙带，乃不得已也。在我看来，以进为进，安石也；以退为进，君实也。”邵雍一眼就看穿了司马光，司马光回应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说罢，两人大笑……

[1]《传家集·卷六》。

[2]《传家集·卷九》。

[3]《传家集·卷七十六》。

[4]《传家集·卷六十九》。

[5]《传家集·卷九》。

[6]同上。

[7]机：捕鸟的网。

[8]《传家集·卷四·花庵诗寄邵尧夫》。

[9]《皇极经世书·卷一二·观物篇之五九》。

[10]《皇极经世书·卷一二·观物篇之六〇》。

[11]《皇极经世后》诗。

[12]《经世吟》诗。

[13]《资治通鉴·卷二七·汉宣帝甘露元年》。

[14]《扬子法言·卷三·问道篇》。

第二十九章 独乐园之乐

熙宁四年（1071）底，司马光去了一趟他初仕的华州。当年在华州当幕职官，那是他人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光（见第三章），如今物是人非，昔日的欢乐再也找不回来了。离开时，他写下了《重过华下》[1]一诗：

昔辞莲幕去，三十四炎凉。旧物三峰雪，新悲一镊霜。云低秦野阔，木落渭川长。欲问当时事，无人独叹伤。

也许因看到邵雍要被强制搬家，他也不便在西京留台的“衙门”里久住了。按宋朝规矩，除了知州、知县能住在州衙、县衙的后院外，其他官员包括宰相都是要自己买房或租房住的。大约在熙宁五年（1072），他在洛阳一条陋巷里买了一个小院，作为临时住处。因房子过于低矮，房顶隔热性能太差，他请人在房间内掘出一个地室，称之为“凉洞”，读书写作于其间。此时，他似乎还在观望，等待朝廷发生变化，但他等来的消息，是变法的步伐加快了，尤其是水利法的推行，“四方争言农田水利”，新修的水利设施让南方三十六点一万余顷农田得灌溉之利，北方在河上修闸，引水淤田，仅滹沱河两岸就增田一万顷，而开封府界京畿一带的淤田，每年可增收粮食数百万石。熙宁元年（1068），他与王安石在御前论理财。他说“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而王安石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不加赋而财用足”，现在似乎该王安石得意了。在变法派一路高歌的形势下，他看来得定居洛阳了，于是决定建造私邸。按照洛阳的风气，园林式府邸或别墅才符合他的身份。

独乐园的来历

“天下名园重洛阳”。唐代曾经是洛阳园林的鼎盛期，而五代的战火将其大多化为灰烬，宋兴百年后，洛阳园林迎来了一个超越唐代的新高峰。许多达官贵人在洛阳建园，作为居住和休养之所。在司马光到西京留台时，洛阳有大小园林一千余座。有个叫周叙的南方人，专门跑到洛阳来看园林，看了一年多，“甲第名园，百未游其十数”。最著名的有富郑公园，主人为宰相富弼；苗帅园，主人为太祖朝宰相王溥；赵韩王园，主人为宋初宰相赵普；文潞公园，主人为枢密使文彦博；吕文穆园，主人为真宗朝宰相吕蒙正；环溪园、湖园，主人为宣徽使王拱辰……

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之父李格非著《洛阳名园记》，记了十九座名园，包括邵雍园（即“安乐窝”，至今作为地名犹存）和司马光的独乐园。他对独乐园的评价是“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多大呢？二十亩。独乐园中有七景，“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斋尤小。曰‘见山台’者，高不过寻丈。曰‘钓鱼庵’，曰‘采药圃’者，又特接竹杪，落蔷蔓草为之尔。温公（司马光）自为之序，诸亭台诗，颇行于世，所以为人欣羡者，不在园耳。”

独乐园是司马光亲自选址、设计建造的。究竟在什么地方？过去一直按他《独乐园记》所说的“尊贤坊北”寻找，但解放后经数十年考证，没有找到尊贤坊。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块嵌于司马村小学墙壁上的石碑才揭开了谜底。独乐园位于洛阳东南偃师县诸葛乡（原属洛阳县）司马村西，明代为纪念司马光而建的文庙如今尚存。笔者动笔前曾去此地寻访，看了相关文物。司马村无一家姓司马，原名常安村、古建村，宋末以来为纪念司马光，先后更名为司马庄、温公里、司马街，直至今之司马村。司马光的《独乐园记》[2]解释了园名的来历：

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此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所及也。孔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此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鹪鹩（一种小鸟）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3]。各尽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司马光自称）之所乐也。

熙宁四年（1071），迂叟始家洛。六年（1073）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关，以为园。其为中堂，聚书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

迂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绪，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达无穷之外，事物之理，举集目前，所病者，学之未至，夫又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相羊，惟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框，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独乐园。

或咎迂叟曰：吾闻君子所乐，必与人共之。今吾子独取于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谢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乐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之所乐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弃也，虽推以与人，人且不取，岂得强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乐，则再拜而献之矣，安敢专之哉。

在《独乐园记》中，他虽以鹪鹩巢林、鼹鼠饮河为喻，但让人读出的不是超然，而是牢骚，是抗议。朝廷中变法派的节节胜利，让他笼罩在被“世之所弃”的失望情绪之中，但作为保守派的旗手，他相信“必也有人肯同此乐”，聚集在他的旗下。不过这需要时间，需要等待。从这个意义上说，独乐园就是“等待园”。园中七“景”，均为其亲自命名，并各题一首以“吾爱”开头的诗，七个“吾爱”，七个偶像[4]。

读书堂

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一说董仲舒，我们马上就会想起以春秋断案，想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光把他作为偶像，志在像他那样，让百家“消伏”。在他看来，最该“消伏”的自然是王安石的新学。

钓鱼庵

吾爱严子陵，羊裘钓石濑。万乘虽故人，访求失所在。三公岂非贵？不足易其介。奈何夸毗子[5]，斗禄穷百态。

严子陵是东汉的著名隐士，光武帝刘秀发迹前即与其相知，但刘秀三召始出来，又很快归隐富春江，今杭州的富阳市、桐庐县尚存其遗迹。司马光修钓鱼庵，意在以严子陵自况，以表示绝不与当权的王安石合作。

采药圃

吾爱韩伯休，采药卖都市。有心安可欺，所以价不二。如何彼女子，已复知姓字？惊逃入穷山，深畏名为累。

韩伯休是汉代高士，隐姓埋名，采药山中，卖药长安，三十余年一直一口价，在被一女子认出后，便藏匿深山，不知所终。司马光修采药圃，当然不只是要效韩伯休采药，而是强调“深畏名为累”。

见山台

吾爱陶渊明，拂衣遂长往。手辞梁王命，牺牛惮金鞍。爱君心岂忘，居山神可养。轻举向千龄，高风犹尚想。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司马光采陶渊明诗意而建见山台，但他成不了陶渊明，进不了真正的“桃花源”，因为“爱君心岂忘”，一有机会，他就会结束隐居，冲上政坛。

弄水轩

吾爱杜牧之，气调本高逸。结亭侵水际，挥弄消永日。洗砚可抄诗，泛觞宜促膝。莫取濯冠缨，红尘污清质。

仿杜牧结亭水上而筑屋溪上，“莫取濯冠缨，红尘污清质”，而他头上还戴着乌纱帽，这种痛苦是情感矛盾中的痛苦。

种竹斋

吾爱王子猷，借宅亦种竹。一日不可无，潇洒常在目。雪霜徒自白，柯叶不改绿。殊胜石季伦，珊瑚满金谷。

竹，在文士眼里是气节和高雅的象征。王子猷是大书法家王羲之之子，即使临时租房暂住，也要栽竹，人问其故，他指着竹子说：“不可一日无此君。”司马光以竹自励，认为竹比石季伦的“珊瑚满金谷”不知强多少。石季伦即西晋大富豪石崇，金谷园是他在洛阳的豪宅。时以珊瑚为宝，他家的珊瑚胜过皇室。

浇花亭

吾爱白乐天，退身家履道。酿酒酒初熟，浇花花正好。作诗邀宾朋，栏边长醉倒。至今传画图，风流称九老。

白乐天即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纵情诗酒，司马光欲为白居易第二，但复制不了白居易的潇洒了。

紫衣金带与深衣缙带

对洛阳名园，当时流传着两句话：“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因王拱辰的园林的主楼高三层，最上一层朝元阁可俯瞰洛城，故曰“钻天”；司马光在读书堂掘地室，故曰“入地”。有一天邵雍去拜访富弼，富弼问市井有何新闻，邵雍曰：“近有一巢居者，一穴居者。”富弼会意，哈哈大笑。

司马光《酬终南阎谏议（询）见寄》[6]诗中有“微禄供多病”之句，有人便臆断独乐园“卑小”是因为经济拮据，谬矣。他虽在西京，但仍是在职官员，三品官的俸禄其实一分不少。上章说到邵雍的“安乐窝”要被“拍卖”，不久，司马光牵头集资，给买了下来。这座有三十多间房屋的园林，位于黄金地段，价格不菲，加上一并买下了对面的房屋和园子，“安乐窝”扩成一座大庄园。为保障其生活，同时买下了洛水之南延秋庄的庄田供其收租。在办“产权证”的时候，司马光等出资人一致要登记在邵雍名下，可邵雍说，名利不可兼得，我本不求名，但既已为世所知，岂敢再求利？最后房契上填的是司马光，园契上填的是富弼，田契上填的是王拱辰，但“产权证”全部交给邵雍保管。邵雍对此感激不已，写下了《天津（桥）敝居蒙诸公共为成买作诗以谢》[7]：

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嘉祐卜居终是僦[8]，熙宁受券[9]遂能专。凤凰楼下新闲客，道德坊中旧散仙。洛浦清风朝满袖，嵩岑皓月夜盈轩。接篱倒戴芰荷畔，谈麈轻摇杨柳边。陌彻铜驼花烂漫，堤连金谷草芊绵。青春未老尚可出，红日已高犹自眠。洞号长生宜有主，窝名安乐岂无权？敢于世上明开眼，会向人间别看天。尽送光阴归酒盏，都移造化入诗篇。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尧夫[10]笔如椽。

从此诗看，“安乐窝”比独乐园大得老了。凤凰楼等景观都是原道德坊院子里所没有的，是新增的。诗中描写他在“安乐窝”的生活，宛若神仙。他“不愿朝廷命官职，不愿朝廷赐粟帛”（《不愿吟》），却有大官送园林，却有庄田收租金，而且不用受官职的羁绊，“谈麈轻摇杨柳边”。这等美好生活是司马光、富弼、王拱辰等人给的，他自然要与他们同坐一条板凳。反过来说，因为他反对变法，他们才愿意为他慷慨解囊。

司马光对邵雍如此慷慨，而自己的独乐园却“卑小”不堪，这是为什么？司马光之隐非邵雍之隐也。对邵雍慷慨是救人之急，成人之美，而独乐园“卑小”是在讲政治。邵雍不当官，因为当官对他来说是一种损失，隐是他的自觉行为。而司马光的隐是被“迫”的，是反变法失败后选择的抗议行为。独乐园只有修得“卑小”，让人看着可怜兮兮的，才能反衬出他内心的愤懑，才有抗议的象征意义。对此，他的得意门生刘安世可谓一语中的：“老先生于国子监之侧得营地，创独乐园，自伤不得与众同也。以当时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行种竹、浇花等事，自比唐、晋间人，以救其弊也。”[11]

他曾在陋巷的临时住处挖“凉洞”，现在他又在独乐园一下挖了四个“凉洞”，并专门赋诗一首：

贫居苦湫隘，无术逃炎曦。穿地作幽室，颇与朱夏宜。宽者容一席，狭者分三支。芳草植中唐，嘉卉周四垂。讵堪接宾宴，适足供儿嬉……

（《传家集·卷四·酬永乐刘秘校（庚）四洞诗》）

他不仅掘地而居，而且深衣而行。深衣是按《礼记》式样做成的古装，宽身大袖，穿上后，发上插冠簪，头上缠幅巾，腰间扎上宽宽的布质缙带，便整个成了一个戏台上的古人。一日，司马光换上深衣，信步来到“安乐窝”拜访邵雍。临别时留下《独步至洛滨二首》[12]：

拜表归来抵寺居，解鞍纵马罢传呼。紫衣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

草软波清沙径微，手携筇竹著深衣。白鸥不信忘机久，见我犹穿岸柳飞。

三品官的待遇还在，一面是紫衣金带、纵马传呼的司马光；一面是深衣缙带、拄杖独步的司马光。两个司马光形成强烈的反差，外表的强烈反差反映了内心的极度矛盾。他曾问邵雍：先生穿深衣否？邵雍回答：某今世人，穿今世衣。这明显是在批评司马光迂腐，但司马光依然故我。正如其诗中所说：“白鸥不信忘机久，见我犹穿岸柳飞。”白鸥虽然没有忘记岸柳间有捕鸟的网（“机”），但仍然穿林而飞。司马光不就是诗中的白鸥吗？他这只白鸥，明知林中有“机”，仍然会穿林而飞。王安石，我不怕你！

《投壶新格》定胜负

在独乐园里，司马光写了很多反映园中生活的诗。《独乐园二首》[13]说：

独乐园中客，朝朝常闭门。端居无一事，今日又黄昏。

客到暂冠带，客归还上关。朱门客如市，岂得似林间。

再如《次韵和宋复古春日五绝句》[14]的其中两首说：

车如流水马如龙，花市相逢咽不通。独闭柴荆老春色，任他陌上暮尘红。

东城丝网蹴红毬，北里琼楼唱石州。堪笑迂儒竹斋里，眼昏逼纸看蝇头。

独乐，独乐，他本想写出乐来，而吟出来的却是苦。元宵节，洛阳城里灯火辉煌，各种灯笼争奇斗艳，夫人张氏想上街观灯。司马光说，家里就有灯，何须上街看。张氏说，不光看灯，还有看人。司马光说，难道我是鬼吗？可见他的情绪坏到了何种程度。

唯有老朋友的到来才能给他带来欢乐。范镇来了，他乐了。

他俩是“同年”。司马光说：“吾与景仁（范镇字），兄弟也，但姓不同耳。”范镇也说司马光“于予莫逆之交也”。两人相约：“生则互为传，死则作铭。”范镇退休后，司马光作《范景仁传》，盛赞其勇决（后来司马光去世，范镇如约作《司马文正公墓志铭》）。他曾经答应司马光，致仕后到洛阳休息，后因田产在许昌而未来。听说司马光做“地室”避暑，他在许昌修了一座可迎八面来风的高阁，邀司马光来住。对此，司马光不高兴了，在《和景仁卜居许下》[15]中写道：

壮齿相知约岁寒，索居今日鬓俱斑。拂衣已解虞卿[16]印，筑室何须谢傅山[17]。许下田园虽有素，洛中花卉足供闲。他年决意归何处，便见交情厚薄间。

诗后注：“景仁顷见许居洛，今而背之，故诗中颇致其怨。”也许为了谢食言之罪，在司马光的独乐园建成后，范镇从许昌来访。他给司马光带来了三件礼物：一根邛杖，一块貂皮褥子，一床麻布衾（被子）。貂褥、布衾，奢简迥异，司马光似乎更爱布衾。时范纯仁（范仲淹子）有一篇著名的《布衾铭》，劝人以俭为德，以奢为戒。司马光一笔不苟地将此铭写在范镇送的布衾头上。叙过别情，范镇突然拿出自著《乐谱》八篇来，说，某此来，还欲了断我俩关于大乐的公案。

大乐即雅乐，朝廷大典用的音乐。按照孔子的观点，国家大事，莫重于礼乐。他听了周公所制的韶乐之后，美得“三月不知肉味”。可因春秋时已“礼崩乐坏”，到后来连乐谱也找不到了。宋初所用的雅乐是周世宗柴荣留下的“王朴乐”。太祖赵匡胤嫌其声高，让和岘校正后，以“和岘乐”为雅乐。仁宗即位，太常寺上奏说乐器使用太久，音失其准，于是请音乐家李照重铸编钟，再校音律，而“李照乐”一出来就遭到质疑，又重回“王朴乐”。仁宗本人就是音乐家，令朝臣讨论。司马光时知太常礼院，讨论礼乐乃本职所系，而本无干系的范镇也参加进来。百家争鸣，一锤定音，争论尚未结束，仁宗自己谱出了《黄钟五音五曲凡五十七声》，颁太常寺练习，不过他还算谦虚，未做定论，让继续讨论。老实说，在找不到原乐谱的情况下，这种讨论注定是没有结果的。自命不凡的进士们虽未必懂音乐，但谁也不会服谁。司马光和范镇从一开始就掐开了架，争论的来往书信达数万字，最后仍各持己见，无奈，约定以下围棋决胜负。范镇棋艺高出一筹，胜，但司马光不服。范镇这次带着《乐谱》来，是想要司马光输得口服心服。于是，当年的争论又延续到独乐园中，还是谁也不服谁。范镇提议再次下棋分胜负，司马光不干，提出以投壶决胜负。

投壶是一种古礼，本是军中游戏，就是把箭投进酒壶中，按箭投中的部位和难度，各有专业术语和分值（筹），累计得分多者为胜。比如，“初箭”指第一支箭就投中，“贯耳”指箭穿壶环，“骁箭”指箭被弹回但被接在手上再投命中，“龙首”指箭投中后箭竿靠外箭头正对自己，还有“倚竿”、“龙尾”、“狼壶”、“带剑”之类。司马光在独乐园中未免寂寞，玩起了投壶游戏。玩着玩着，觉得原有的规则大有问题。问题在哪？鼓励侥幸，而轻视守常。因为正常投中只计一分，而特殊情况最高竟计一百二十分。所以，他编了一部《投壶新格》（格即规则），“以精密者为右（即为上），偶中者为下，使夫用机侥幸者无所措手足。”其针对性显而易见，王安石破格提拔年轻人，保守派目之为“用机侥幸者”。《新格》规定，壶之口径为三寸，耳径一寸，高一尺，壶中装小豆；箭长二尺四寸，每人十二支；投掷距离两箭半（六尺）。原来“贯耳”与投进壶口一样计一分，改为计十分，理由是壶耳比壶口小，投中更难；原来“横壶”（箭横躺在壶口上）计四十分，改为计一分，如被后面的箭碰落，计零分，理由是“横壶”属侥幸；原来“倒中”（即箭尾入壶）计一百二十分，改为计零分，且罚掉前面的全部得分，理由是：“颠倒反复，属大恶”，罚光其全部得分，“所以明逆顺之道”。这就是司马光，游戏规则也要讲礼治。

比赛按《新格》进行。一个五十四岁、一个六十六岁的老人一本正经地投壶，让人产生时光倒流之感。比赛毫无悬念，因规则是司马光定的，赛场设在他家里。司马光获胜后，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跳了起来，高声连呼：“大乐还魂矣！”但范镇不服，两人争论至死。其倔强性格因此表现得活龙活现，又让人顿生几分悲情：儒家教育硬是将古代知识分子的眼睛“移”到了后脑勺上。考定雅乐也好，投壶也好，无不为了复古。

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写道：“公卿高士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自为，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已。洛阳名公卿园林，为天下第一，靖康后，祝融回禄尽取之去也。”深刻。

[1]《传家集·卷九》。

[2]［清］龚崧林：《洛阳县志·卷十四》。

[3]引自《庄子·逍遥游》。

[4]《传家集·卷三·独乐园七咏》。

[5]夸毗子：折腰献媚之人。

[6]《传家集·卷九》。

[7]《伊川击壤集·卷十三》。

[8]虽无偿但属租赁。

[9]券：房契、地契。

[10]尧夫：邵雍字。

[11]转引自李昌宪《司马光评传》第203—204页。

[12]《传家集·卷十》。

[13]《传家集·卷十一》。

[14]同上。

[15]《传家集·卷十》。

[16]虞卿：赵国宰相。

[17]谢傅山：东晋宰相谢安。

第三十章 书局在洛阳

该静下心来编《资治通鉴》了。

自离开京师知永兴军，再到判西京留台，大半年时间过去了，司马光还没有真正坐下来编那本大书。他忙着反变法，忙着搬家，忙着选地建园。而他在忙这些的时候，《资治通鉴》书局险些夭折了。

修书不胜于当伶官吗？

熙宁三年（1070）刘攽离开书局后，刘恕也因要奉养双亲回到江西南康，书局中就剩下范祖禹一位同修官了。他是来接替刘攽的。他六月来，司马光九月离京，留在京城的书局临时由他主持。范祖禹级别低，小小九品，初来乍到，情况还不熟悉，奉派为书局服务的宦官立马变了脸，胥吏们过去跟着司马光享受御厨供应的酒食，现在处处受气，人心思散。

范祖禹毕竟年轻，一时乱了方寸，在苦撑一年多后，他写信向司马光请示：干脆！解散书局，该干啥的干啥去。

范祖禹的信，对司马光无异于晴天霹雳。

自被赋闲之后，编修《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生命的全部，是他政治理想的唯一寄托，是他发表政见的唯一平台，解散书局，无异于要他的命。回想书局在开封开张以来，他尽管政务繁忙，又处于变法与反变法的漩涡之中，但因为汉代以前史料不多，所以编修较为顺利，治平四年（1067）进呈《汉纪》前三十卷，熙宁三年（1070）九月他离开开封知永兴军前，《汉纪》后三十卷和《魏纪》十卷已经编成。加上书局成立前他编成的《通志》（即《资治通鉴》之《周纪》五卷、《秦纪》三卷），五年之内，合计完成五十八卷（据王曾瑜《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然而，他离开开封前后，书局的命运真是一波三折。他得心应手的两个助手，刘攽被贬走了，彻底离开了书局；刘恕虽然还是书局的人，但回南康军奉养双亲去了。范祖禹替代刘攽为同编修，专治唐史，但他毕竟年轻，缺少经验，司马光虽不在开封，但没少给他指点、批评。眼看他渐渐上路了，他却想逃离了。

“示谕求罢局事，殊未晓所谓。”司马光回信用这句话开头，可以看出他有点生气了。我们已无法看到范祖禹给司马光的这封信，不敢臆断其“求罢局事”的具体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想见的，即司马光离京后，书局支离破碎，局不成局，三个编修、同编修，一个在洛阳，一个在南康，一个在开封；三人商讨问题和编务沟通全靠书信往来，诸多不便；书局留在开封，编修（书局首长）却在洛阳。书局不跟首长走，的确有诸多不便。所以，司马光建议把书局迁到洛阳，希望范祖禹能跟随他到洛阳修书：

“光若得梦得（范祖禹字之一）来此中修书，其为幸固多矣。”

“若依所谓废局，（司马）光自修，梦得还铨（铨选，即脱离书局当官），胥吏各归诸司，将若之何？光平生欲修此书而不能者，只为私家无书籍、笔吏，所以须烦县官（宋人非正式场合对皇帝的称呼）耳，今若付光自修，必终生不能就也。”

“吾曹既未免禄仕（官员俸禄），古之人不遇者，或仕于伶官（演员），执皇（笙）秉翟（野鸡尾羽制作的道具），修书不犹愈乎？”

（金晦明轩刊《赠节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转引自李金山《重说司马光》第319页）

修史书固然辛苦，无权，但与古之不遇之人当伶官相比，不是强多了吗？这里自然有对演员的歧视，但把修史书与当演员相比，也反映了当时史学地位的低下。因为科举只考诗赋和儒家经典，所以社会重经轻史，认为史书“于科举非所急”。因此，修史书是个坐冷板凳的差事，不仅要有学识，更需要有牺牲精神。

范祖禹被司马光说服了。随后，司马光向神宗打了把书局迁到洛阳的报告，诏准，令将崇福寺作为书局办公地点。熙宁五年（1072）正月，范祖禹押着十几辆马车，带着书局到达洛阳。一老一少两位史学家相见，欣喜之情难以言表。但范祖禹似乎并没有留下，而是回到开封继续修书。次年，即熙宁六年（1073），他当点检试卷官，进士李士雍“对义犯仁宗藩邸名”，而他没有发现，因此被降“远小处差遣”[1]。于是他离开开封，到了洛阳的书局，陪了司马光十三年，直到《通鉴》最后修成。

创编年史撰写程序之圭臬

书局到洛阳后，按照司马光的分工：刘恕负责晋至隋的长编后再负责五代史长编，范祖禹负责唐史长编。长编是一种史学专用名词和史书体裁，大概就如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南宋李焘所编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设计了科学的编写程序。李焘说：“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寮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唐三百年，范祖禹实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今《唐纪》取祖禹之六百卷，删为八十卷是也。”[2]可见，编写分三道工序：第一道编丛目，第二道编长编，第三道定稿。我们千万不可小瞧了司马光设计的这个编写程序，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使史学真正成为科学的程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史学地位所以能与司马迁的《史记》比肩，被并称“两司马”，固然在于其作品的史学价值，同时也因为他们开创或完善了治史的科学方法，司马迁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而司马光设计的撰写《资治通鉴》的科学程序和体例，成为治编年史之圭臬。

对司马光的科学治史方法，当代著名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在《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3]一文中，根据司马光《答范梦得》[4]一信，将编写过程介绍得相当清楚：

（一）丛目：丛目是以年月日为顺序的史料索引。范祖禹负责《唐纪》的丛目，司马光教他“将实录事目标出，其实录中事应移在前后者，必已注于逐事下讫（假如实录贞观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传。传中自锁告变事，须注在隋义宁元年唐公起兵时。破萧铣事，须注在武德四年灭铣时……他皆仿此）”。当时，他们能看到唐朝的编年史实录，故用实录作为丛目的底稿。“事目”是提纲索引，流传至今的司马光《通鉴稿》当是事目一类。

把实录处理好后，在“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唐）统纪》《（唐年）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总之，要将所有史料都依年月日作索引，在“事目”之下标明“篇卷”出处。司马光强调，如“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日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他要求索引应尽可能详尽完备，没有疏漏。

经过丛目这道工序，使所有史料都按年月日顺序得到了整理，下一步就可写长编了。

（二）长编：长编是最详尽的编年史。现存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是仿照《通鉴》长编而写的。长编的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

司马光向范祖禹交代编写方法说：“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该《新、旧（唐书）》纪、志、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捡出一阅”，即按索引翻阅全部有关史料，然后编写。“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馀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附注的格式是：“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某书云云，今案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

长编的正文“并作大字写”，要写得详细，遇到不同记载须作附注，说明取舍的理由。长编的附注就是现存《通鉴考异》的底稿，《通鉴考异》也全部是按附注的格式写的。

此外，还有两条规则：“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假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称隋义宁二年”；第二，“凡有人初入长编者，并告于其下注云：‘某处人。’或父祖已见于前者，则注云：‘某人之子或某人之孙。’”《通鉴》定稿也是依这两条规则编写的，所不同者，后一条已不作附注，而纳入正文。

丛目和长编两部分工作由司马光的助手刘恕、刘攽和范祖禹承担，而他本人则承担定稿。

（三）定稿：在编丛目和写长编时，充分发挥三个助手的专长，然而他们的专长只能发挥到写完长编为止。最后定稿，由司马光一人包揽，不容助手置喙。助手们对史实的考订也是只供参考，定稿的审是非、定取舍由他一人独断。刘恕的儿子刘羲仲曾说：“道原（刘恕号）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司马光号）笔削。”

司马光在长编的基础上删繁去冗，修辞润色，《唐纪》长编六百卷最后删成八十一卷，唐以前各纪的长编篇幅当短些，不会删得那么多。《通鉴》记载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共达五六百万字，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内，各种史籍的文风和语言有相当大的差别；但因他一人精心写作，统一修辞，读起来就毫无杂糅之感。这是《通鉴》的一大优点，也是一人定稿的好处。如此语言优美、考核精审的长编史学巨著，在世界古代是罕有匹俦的。

三道工序，每一道都是对编撰者学识和定力的大考。对司马光规定的这一编撰程序，年轻的范祖禹刚进书局时明显不甚理解。在《答范梦得》这封信中，司马光在详细给他介绍编撰方法的同时，责备他不可违背程序急于求成：“梦得今来所作丛目，方式将实录事目标出……自《旧唐书》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编也。”连《旧唐书》等史料的索引都没有编出来，就急于写长编，那怎么可以呢？范祖禹老老实实按照司马光所教的方法编《唐纪》丛目，从熙宁三年（1070）编到熙宁九年（1076），花了六年时间才编完。

《唐纪》丛目所以历经六年才编成，一个重要原因是唐以后的史料越来越丰富，按照司马光的要求，对稗官野史、各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也不敢稍加忽视。柳芳所著之《唐历》一书，记载了隋恭帝义宁元年（617）至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的历史，在《通鉴·唐纪》中，将其撷取殆尽。据南宋著名学者洪迈考证，“《通鉴》叙述隋末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征谏诤用《谏录》，李绛奏议用《李司空论事》，叙安史之乱中张巡等坚守睢阳用《张中丞传》，李愬平淮西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处理太原、泽路、回纥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时吐蕃尚婢婢之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凤翔谋划用《金銮密记》，平徐州庞勋用《朝门纪乱》，讨浙江裘甫用《平郯录》，记扬州毕师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这些杂史、琐记叙事完备清楚，《通鉴》岂能弃而不用？”“《崇文总目》，北宋仁宗时成书，是当时最权威的目录书，收书之全，无任何目录书可比。但是《通鉴》所征引的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崇文总目》所未登录的。”[5]

《通鉴》引用了多少书？时有正史十九部，累计一千六百余卷，加注释三千余万字，除此之外，还有国家档案中的皇帝《实录》和臣僚奏议，另有杂史三百余种，约三千余万字。《通鉴》就是从这总计六七千万字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陶冶出来的。据通鉴学学者统计，与现存其他史书相较，《通鉴》秦汉部分未见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部分所用资料有十分之一不见于其他史书，唐、五代部分的史料仅见于《通鉴》的竟高达约二分之一，而被他引用的这些书籍今天多已亡佚。在这个意义上说，《通鉴》为我们抢救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四库提要》评论说：“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所未有。”[6]在宋史研究会第四届年会（1987）上，陈光崇提供的论文《通鉴引用书目的再考核》指出，经过反复核对，《通鉴》引用的书目应为三百五十九种。

如果说编丛目主要是考编撰者史学知识之博大的话，那么写长编则主要是考编撰者史学知识之精深，即去伪存真的辨别能力。怕范祖禹在编长编时走弯路，司马光特意将刘恕所修之《五代纪》长编中的两卷复写本（“广本”）寄给他做样本。在《答范梦得》一信中说：“今寄道原所修广本两卷寄去（此即据长编录出者，其长编已寄还道原），恐要见式样故也。”式样统一比较好办，考证异同，辨别真伪，那是要见真功夫的。司马光告诉范祖禹：诗赋若止为文章，诏诰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可直删。而留下来的则是“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司马光《进〈通鉴〉表》），必须详加考异。《通鉴》中的一段几十数百字的叙述，其考订文字往往高达一两千字。比如，《通鉴》记安史之乱时颜杲卿倡义河北，不过四百余字，而考订文字达二千五百七十三字，引用了《河洛春秋》、殷亮《颜杲卿传》、《玄宗实录》、《肃宗实录》、《唐历》、《旧唐书》、《颜氏行状》等七种史料来对照验证。此外，对王世充巩北之败、安禄山丧师之赦等重大事件，每件事司马光所作的考订文字都有千字以上。据通鉴学者统计，司马光依据《实录》、杂史指出《旧唐书》不确之处约三百七十八处，《新唐书》的不确之处一百九十七处，用《长历》（宋仁宗时天文学家刘羲首编，为我国第一部历史纪年表）纠正正史的年、月、日错误八十多处。这些被司马光汇集于《通鉴考异》一书。考异法虽始于春秋时孔子的学生子贡，代有人为，但多见于正文之注中，如裴松之注《三国志》即是。司马光的《通鉴考异》是我国第一部考史专著，而收进这部专著中的，只是编撰过程中考证的一部分。考异的工作贯穿编撰的全过程，从编丛目开始，经编成长编，到最后定稿。

编《通鉴》的工作量有多大？后来“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曾在洛阳独乐园见过该书的草稿，足足堆满了两间屋子，每个字都一笔不苟，工工整整，感叹道：“先生天下士也，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也。现此书可想见其风采。”

每坐到书案之前，司马光先要洗手，以免手弄脏了参考书籍和长编手稿，翻书特别耐心，从不手沾唾液或水。

丛目、长编都是写在绢上的，绢不像纸，论张，而论尺，论丈。唐代部分由范祖禹作成长编，每四丈截为一卷，共有近二千八百丈，近七百卷。司马光每三日删一卷，然后再润色定稿。我们现在看到的《通鉴·唐纪》仅八十一卷（卷一八五至二六五），从近七百卷到八十一卷，要付出多少艰辛？也许只有当过主编的人才能体会到。

插在史书中的旗帜

任何古代史都是当代史。《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第一读者是宋神宗，选材、叙事，特别是冠以“臣光曰”的史论，就像是在面对面地给神宗讲课。

作为总撰，司马光在史实考证、史料删削、文字润色上下了很大功夫，但最让他费斟酌的还是“臣光曰”。“臣光曰”在全书中所占的文字比重很小，但就像社论是报纸的旗帜一样，“臣光曰”是插在《通鉴》中的旗帜。

全书一百一十九则“臣光曰”，几乎全都在讲一个字——“礼”，诚如其开篇所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因此，即使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与礼治和现实联系不紧，他不发议论，反之，即使并非重大事件，也必然来一则“臣光曰”。“臣光曰”少则数十字，多则千余字，每一则都藏着针砭现实的机锋。

汉高祖刘邦称帝后，朝堂毫无礼仪，功臣宿将嬉笑打闹，宛若闹市，刘邦甚为厌烦，叔孙通主动请求到鲁国故地征召儒生，制定朝仪之礼。刘邦认为这很难，叔孙通说：“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他到鲁地征召了三十多个儒生，却有两人不奉召，认为叔孙通先后侍奉十余主，都是靠阿谀得富贵。礼乐须积德百年方可兴起，现在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何谈礼乐？叔孙通批评他俩是“不知时变”的“鄙儒”。他制定了一套礼仪用于朝堂，臣僚们谁也不敢越礼了，刘邦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对此，“臣光曰”：

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夫以高祖之明达……然所以不能肩于三代之王者，病于不学而已。当是之时，得大儒而佐之，与之以礼为天下，其功烈岂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孙生之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夫大儒者，恶肯毁其规矩、准绳以趋一时之功哉！

（《通鉴·卷十一·汉高帝七年十月》）

不说此论的正误，只说他为什么就此而大发议论？在他看来，王安石变法就是“窃礼之糠秕”，打着行周公之法的旗号践踏礼治，神宗欣赏王安石就像当年汉高祖欣赏叔孙通一样，是“病于不学”。那么，不肯牺牲原则“以趋一时之功”的大儒是谁？你想去吧！

上述“臣光曰”还算比较隐晦，而有些简直就像时事评论，是写在书中的谏章。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任用官吏实行“三互法”，即乡党、姻亲应回避，甲乙两地不可对换，而要错开，以防官员狼狈为奸，致使幽、冀二州的刺史长期空缺，选不出来。对此，“臣光曰”：

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谨择忠良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执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阂文不赏，为奸者以巧言免诛，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灵之时，刺史、二千石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观之，岂不适足为笑而深可为戒哉！

（《通鉴·卷五十七·汉灵帝熹平四年三月》）

把这段史论与他在《论财利疏》所说的“守令非其人而徒立苛法，适所以扰民耳”对照起来读，便可发现，虽然一是疏书，一是史书，但矛头都是对准王安石变法的。

《通鉴》编到《梁纪十五》梁武帝大同十一年（545）十二月，散骑常侍贺琛上疏言四事，一是牧守“惟事征敛，民不堪命”；二是“今天下所以贪残，良由风俗奢靡使之然”；三是皇帝身边的“斗筲之人”“诡竞求进”，“惟务吹毛求疵”；四是要省事、息费。这篇泛泛而谈的奏疏，却引起梁武帝萧衍大怒，亲授敕书，质问贺琛“何不分别显言”？要他一一列出事实、姓名。在自诩简朴勤政之后，要他开列省事、息费的具体项目。否则就是欺罔朝廷。这样，贺琛只好谢罪，不敢再言。司马光把这件事记录得非常详细，在肯定了萧衍“孝慈恭俭，博学能文”、“勤于政务”之后，来了一段“臣光曰”：

梁高祖（武帝）之不终也，宜哉！夫人君听纳之失，在于丛脞（繁琐）；人臣献替之病，在于烦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万机之本，忠臣陈大礼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劳而收功远，言至约而为益大也。观夫贺琛之谏未至于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护其所短，矜其所长；诘贪暴之主名，问劳费之条目，困以难对之状，责以必穷之辞。自以蔬食之俭（萧衍信佛，吃素）为盛德，日昃之勤（忙到太阳偏西才吃午饭）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馀切直之言过于（贺）琛者，谁敢进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萧衍在侯景之乱中被软禁困死），为千古闵笑，岂不哀哉！

（《通鉴·卷一百五十九》）

在前面第二十六章，我们讲到李常攻击新法，言之无据，神宗要他拿出实据，引起关于风闻言事的激烈争论。司马光在神宗面前欲为之说情，因神宗揭了李常的老底而没能开口。他当时想说而未能说的话，现在通过“臣光曰”痛快淋漓地说了。他是在批梁武帝，更是在批宋神宗。

书局内静悄无声，但风雷在笔下涌动。司马光的视力越来越差，看书时鼻子几乎要碰着书页了，写字时白胡子也随着笔锋在绢上扫动。独乐园的时光是他政治上最失意的阶段，却是他作为学者辉煌的顶峰。人生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洛阳给书局提供了一个清净的环境，而编撰者内心的清净比外部环境的清净更为重要。首都东京发生的事，隔一两天就能传到洛阳。而洛阳又是失意官僚喘息休养的首选之地，官宦之多，仅次于东京。与这些人相聚，要保持清净，难。

[1]《长编·卷二百四十三·熙宁六年三月丁卯》。

[2]《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三》。

[3]《点滴集》第526—538页，河北大学出版社。

[4]《传家集·卷六十三》。

[5]李昌宪：《司马光评传》第399页。

[6]《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史部·编年类》。

第三十一章 保守派大营

熙宁四年（1071），吕公著也被投闲至洛阳。他与司马光都是“安乐窝”的常客。熙宁六年（1073）底的一天，他在“安乐窝”闷坐了半天，没说一句话。见司马光来了，才长叹一声，说：“民不堪命矣！”邵雍接过话来：“王介甫者远人，公与君实引荐至此，尚何言？”是你和司马光引荐王安石为执政的，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嘉祐四友”中，推荐王安石的是吕公著和韩维，没司马光。所以司马光生气地说：“公著之罪也！”吕公著又是一声叹息。怒气冲冲的司马光接着讲了他亲历的一段往事。此事记在其《涑水记闻·卷十五》中，特注明为“身见”：

熙宁初，余罢中丞，复归翰林（见第十九章），有成都进士李戒投书见访，云：“戒少学圣人之道，自谓不在颜回、孟轲之后。”其词孟浪，高自称誉，大率如此。又献《役法大要》，以谓：“民苦重役，不苦重税。但闻有因役破产者，不闻因税破产也。请增天下田税钱谷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仍命役重轻为三等，上等月给钱千五百、谷二斛，中下等以是为差。计雇役犹有羡余，可助经费。明公傥为言之于朝，幸而施行，公私不日皆富贵矣。”余试举一事难之曰：“衙前为何等？”戒曰：“上等。”余曰：“今夫衙前掌官物，败失者或破万金之产，彼肯顾千五百钱、两斛之谷，来应募邪？”戒不能对。余因谢遣之，曰：“仆已去言职，君宜诣当官者献之。”

居无何，复来投书，曰：“三皇不圣，五帝不圣，自生民以来，唯孔子为圣人耳。孔子没，孟轲以降盖不足言，今日复有明公，可继孔子者也。”余骇惧，遂还其书，曰：“足下何得为此语？”固请留书，余曰：“若留君书，是当而有之也，死必不敢。”又欲授余左右，余叱左右使勿接，乃退。余以其狂妄，常语于同列，以资戏笑。

时韩子华（韩绛）知成都，戒亦尝以此策献之，子华大以为然。及入为三司使，欲奏行之，余与同列共笑且难之，子华意沮，乃止。及介甫（王安石）为相，（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司，为介甫言之，介甫亦以为善，雇役之议自此起。时李戒已得心疾，罢举归成都矣。

李戒的形象确实狂妄，但施行免役法绝非只因听了李戒的建议。而在保守派眼里，变法派所依靠的都是李戒式的人物。但如今王安石羽翼逐渐丰满，保守派似乎有点无可奈何了。

“不见得！”邵雍说，听说太皇太后、太后都出来说话了。

“喜极以泣”

说来也怪，变法开始以来，老天爷很给神宗和王安石面子，连续五年未遇大灾，没有出现司马光所预测的“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的情况，可到熙宁六年（1073）秋天，河北发生蝗灾，紧接着是全国性的大面积旱灾，神宗“避正殿，减常膳”，派大臣到处祭神求雨，可直到熙宁七年（1074）三月，旱象依旧。于是，保守派利用天灾，精心策划了一场对王安石的反击战。这次反击以市易法为突破口，分宫内外两个紧密配合的战场。

市易法是熙宁五年（1072）颁行的，始作俑者是同勾管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王韶。他在陇州古渭城设市易务，管理商货，借官钱为本，每年获利一二十万贯。受此启发，草泽魏继宗上书，建议在京城也设立市易务。京城有类似今行业协会的行会，掌握在富商大姓手中，行首即行业霸主。行会不用交营业税，但必须“支应”，即服行役，就是按官府的要求供应物资。官司上下勒索，实供数往往在例额的十倍以上。稍不如意，即借故严惩，屡屡造成商户破产。以羊肉为例，仁宗时仅皇宫每月就需三万余只（当时富人不吃猪肉），一是靠屠户服行役无偿提供，二是采购，按采买宦官所定的价格，由行首分摊到各家屠户，其实是一种强买强卖。市易法把定价权收归市易务，类似于今之物价局，剥夺了富商操纵价格的特权；同时，仿青苗法给缺钱商户贷款或赊除货物，年取息二分，遏制了大贾放高利贷，但没有解决商户服行役的问题。熙宁六年（1073）四月，开封肉行徐中行等商户联名请愿，要求废止“支应”供肉，仿照乡村免役钱法，交纳免行役钱。神宗令主持市易务的吕嘉问与开封府有关部门详定后，于八月公布《免行条贯》。商户宁愿明明白白地交免行钱，而不愿不明不白地供货，可宦官、宗室、外戚一下炸了锅。他们过去只须一句话，就要啥有啥，现在必须到市场按价购买，这不是变法，而是变天！

仁宗曹皇后（太皇太后）、英宗高皇后（皇太后）和神宗向皇后，异口同声“言新法害民”，“两宫乃至泣下，忧京师乱起”。市易法值得她们哭鼻子吗？有必要了解一下她们的身世。仁宗曹皇后是太祖、太宗时的枢密使曹彬的孙女，曹彬死后被封周武惠王；英宗高皇后是真宗时的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的曾孙女，其母是仁宗曹皇后之姊；神宗向皇后是真宗朝宰相向敏中的曾孙女。三位皇后的娘家都是靠祖宗功劳坐享厚禄的寄生虫，一成外戚，寄生虫变成了“寄生龙”。神宗问王安石：“为什么后族都反对新法？”王安石一针见血地指出：如皇后的父亲向经自来影占行人，推行免行新法后，行人不给他无偿供货了，他请市易司通融，被拒绝。再如，太皇太后的弟弟曹佾赊买木材不给钱，而太皇太后派去给他修宅邸的宦官却诬告市易司将木材强买了，此事已被开封府查实。如向经、曹佾之类，怎能不反对新法？

后族在宫内叫唤，保守派大佬在宫外呼应。熙宁六年（1073）华山山崩，文彦博上疏说是因为市易司差官自卖果实所致。他们把大旱的原因也归咎为“变法触动了天怒”。

在内外夹击下，神宗支持变法的立场开始动摇，变法派中的投机分子也见风使舵，突然倒戈。三司使曾布和上书要求在京城设市易务的魏继宗也反开了市易法。三月二十八日，神宗下了一道罪己的诏书：

朕涉道日浅，晻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阴阳之和。乃自冬迄今，旱暵为虐，四海之内，被灾者广，间诏有司，损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责消变，历月滋久，未蒙休应。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兴，震悸靡宁，永唯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听纳不得于理欤？狱讼非其情欤？赋敛失其节欤？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何嘉气之久不效也？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言朝政阙失，朕将亲览，考求其当，以辅政理……

（《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乙丑》）

此诏出自翰林学士承旨韩维之手，其中的四个“欤？”目标直指王安石。《宋史·韩维传》说，诏出，“人情大悦”，“是日乃雨”。而李焘著《长编》考证：《实录》不载“是日雨，恐本传或有润饰”。且说此诏传到洛阳，司马光看后喜极而泣。邵雍、张次山等人告诉他，有个叫郑侠的，是王安石之子王雱的学生，响应神宗诏书，上《流民图》言民间疾苦，你也该说话了。是的。来洛时，他曾发誓“绝口不复言政事”，现在诏求直言，他要痛痛快快地发声了。

四月十八日，他写下了洋洋四千言的《应诏言朝政阙失状》[1]。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臣伏读诏书，喜极以泣”。在历数了王安石的罪状后说：

方今朝政阙失，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而实散官物；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团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六曰轻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凡此六者之为害，人无贵贱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后之臣，日誉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圣心，附会执政，盗富贵耳……但愿陛下勿询阿谀之党，勿询权臣之意，断志罢之……

……今年以来，臣衰疾浸增，恐万一溘先朝露（突然死了），赍（带着）怀忠不尽之情，长抱恨于黄泉，是以冒死一为陛下言之。倘陛下犹弃忽而不信，此则天也，臣不敢复言矣。

司马光在洛阳写这篇奏疏的时候，皇宫中，神宗带着皇弟岐王赵颢一起去向太皇太后请安。太皇太后说：“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盖罢之。”神宗说：“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说：“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众，上欲保全，不若暂出之于外，岁余复召可也。”神宗说：“群臣中，唯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耳。”赵颢见顶开了牛，插话说：“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神宗火了，说：“是我败坏天下耶？汝自为之。”赵颢吓得哭起来，会见不欢而散。但神宗发火显示的不是坚强，而是彷徨。隔天当太皇太后和太后一起向他哭诉“王安石变乱天下”时，他也跟着流涕不止。两难啊！不变法就不可能富国强兵；而离开了包括后族在内的大地主、大官僚的支持，龙椅就会摇晃。封建王朝的阶级本质决定了神宗的改革不可能彻底。从太皇太后宫出来，他就要求王安石清理新法，能罢则罢。神宗立场倒退，王安石只好求去，四月十九日以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今南京）。

太好了！王安石的离去让保守派欢呼雀跃，举杯相庆。司马光的奏疏虽然对王安石之贬没起直接作用，但保守派要借此大做文章。关于上《流民图》的郑侠，司马光据邵雍等人的传闻记录道：“侠以选人（等候差遣的低级文官）监安上门（东京外城西南门），上言：‘新制，使选人监京城门，民所赍（携带）物，无细大皆征（税）之，使贫民愁怨。人主居深宫，或不知之，乃画图并进之。’朝廷以为狂，笑而不问。会王介甫请罢相，上未之许，侠上言：‘天旱由安石所致，若罢安石，天必雨。’既而介甫出知江宁府，是日雨。”[2]当代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考证说：“郑侠的这道奏章，现乃保存在他的《西塘集》中，其中并无‘天旱安石所致’云云一段话，可知这段记事并不可靠。”“司马光在这些误记之处所应承受的责难，只是不经核实而采取了有闻必录的态度加以传布罢了。宋朝《国史》和元修《宋史》中的《王安石传》都相沿采用了《记闻》的这段记载，这自然是司马光所不曾预料到的了。”（《略论有关涑水记闻的几个问题》）郑侠被奉为反变法的英雄，愈往后以讹传讹的成分愈大。清编《续资治通鉴》卷七十载郑侠上《流民图》疏曰：“……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神宗听了他的，指示清理新法，修订或废止的“凡十有八事”，“是日，果雨”。如此误记误传，无非是为了说明，反变法符合天意。

当时，天虽然没下雨，但司马光奏疏中的要求部分得到了实现，比如，免行钱被部分取消而“依旧支应”，尤其让大地主高兴的是在灾区“劝诱积蓄之家赊贷钱谷”，而利息由官府催收。然而，接下来的事却让他们大失所望，王安石走了，而新法大多未被废除。接替王安石的宰相韩绛被称为“传法沙门”，参知政事吕惠卿被称为“护法善神”，并且开始了对保守派阴谋的追查，查出画《流民图》的郑侠乃是受副相冯京和王安国指使，郑侠被流放英州编管，冯京被罢副相，王安国被免官归田。“喜极以泣”的司马光空欢喜了一场，他判西京御史台的职务也被免去，改任提举嵩山崇福宫，从此，终神宗之世，他再没有上疏言政事，把主要精力花在《通鉴》上。

然而，熙宁、元丰间，保守派的大本营在洛阳。司马光在编书，埋头在故纸堆里，但他仍然是保守派的旗手，各类保守派人士聚集在他的周围。

道学圈子

朱熹将司马光与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一起，并称为北宋“道学六先生”。熙宁中晚期，上述“六先生”，周敦颐在南方，于熙宁六年（1073）逝世，其余五人，四人住在洛阳，张载在关中讲学（关学），但时来洛阳，于是洛阳一时成为道学中心。在这个道学圈子中，邵雍、张载、程颐，三个处士，司马光和程颢是官，司马光官大名气大，自然成为召集人。胡适说“司马光为理学的开山祖师”，漆侠说“司马光在经学上足以成家”[3]。但朱熹后来将“道学六先生”改为“北宋五子”时，把司马光排除在外了。漆侠先生说：“朱熹以其狭隘的道统观否定了司马光同伊洛之间的关系，但司马光有关《中庸》的重要阐释，诸如‘治方寸之地’，以及正心、诚意等方法，毫无疑问对程氏兄弟创建的理学给予了有力的影响。”[4]不过，对道学的性命之学，程颐讥讽司马光“未尝学”，只是“资禀过人耳”[5]。程颐有次携高足畅大隐拜访司马光，畅大隐高谈性善恶，司马光劈头训斥曰：“颜状（长相）未离于婴孩，高谈以至于性命。”程颐只好尴尬一笑。如非王安石变法，他与二程也许“和”不到一起，理学也恐怕难成气候。借用现代一句经济学术语，理学是“借壳上市”。这个“壳”，就是反王安石变法。

熙宁十年（1077）某夏日，司马光邀请朋友一起登崇德阁，别人都到了，邵雍却没来。他病了。司马光、张载、二程，连续两月，延医寻药，昼夜守候，可他的病情却日渐沉重。他笑着对司马光说：“某欲观化一巡，如何？”司马光安慰说：“先生未应至此。”邵雍说：“死生常事耳。”生在苏杭，死葬北邙。众人商量，准备在北邙给他找一块墓地，他听到后对儿子邵伯温交代，要将他运回伊川与父母葬在一起。七月初四日，邵雍写下了告别诗：“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独无愧。”当夜五更，卒。

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司马光的悲痛难以言状。《通鉴》这部大书，其中也有邵雍的心血。司马光感到拿不准的史论，都会向邵雍请教。对曹操统一北方，司马光认为“是夺之于盗手，非取之于汉室也”[6]。曹操的地盘的确是一块一块从黄巾起义军和地方割据势力手中夺来的，但邵雍持相反观点。在《通鉴》定稿时，这句话被删除了，也许是他被邵雍说服了。邵雍走了，司马光含泪写下了《邵尧夫先生哀辞二首》[7]，其二云：

慕德闻风久，论交倾盖新。何须半面旧，不待一言亲。讲道切磋直，忘怀笑语真。重言蒙蹠实[8]，佩服敢书绅[9]！

邵雍走后，张载回到关中，不久也病逝，经常与司马光切磋的只剩下二程了。从感情上说，他与二程的关系不如和邵雍亲密，但从政治上说，二程与他的配合则超过了邵雍。程颢在朝中曾与司马光并肩战斗，而且二程的哲学可直接为反变法服务。二程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万物皆是一个天理”。什么是天理呢？“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存天理，灭人欲”是修养的日常功课和终极目的。“天地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岂可逆哉！”“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非义也。”[10]司马光在《迂书》中说：“天使汝穷而汝强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强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士则》）。这与二程何其相似乃尔！在《通鉴》编到《唐纪》时，程颐给司马光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敢与太宗、肃宗正篡名乎？”司马光回答：“然。”他的确如实记录了他们篡取皇位的经过，并且在李世民杀了建成、元吉，被立为太子后，来了一段“臣光曰”：

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唐）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李建成）以庸劣居其右（上），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己，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通鉴·卷一九一·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癸亥》）

这段史论体现了司马光与二程的共同观点，那就是纲常道德决定论。一开头摆出一个矛盾：唐高祖李渊按立嫡以长的礼制，将庸劣的长子李建成立为太子，而天下却是靠太宗李世民打下来的，如此“必不能容”，怎么办呢？有德就好办。如果李渊像周文王那样英明，李建成像泰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主动逃到吴地，让周文王之父季历继承王位）那样贤惠，李世民像子臧（曹国人要立他为君以取代无能的君主，他逃走了）那样有节操，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如果不能这样，太宗应该等李建成动手后再自卫，虽是不得已，恐怕已为过。结果太宗受群下鼓动，发动玄武门之变，“贻讥千古”。后来的中宗、明宗、肃宗、代宗都仿效他武装夺位，他难辞开先例之咎。

司马光想得太美了，想把历史上上述带有传说性质的道德楷模都“克隆”出来，“集中”起来，从而使你死我活的利益之争烟消云散。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他的“向使”（如果）也只能是“向使”，一个美丽的梦幻。

程颐提出的第二个问题：“魏征事皇太子（建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此王法所当诛，后世特以其后来立朝风节而掩其罪。有善有恶，安得相掩？”对此，司马光不敢苟同。两人激烈争论起来。我们先看一段关于曹操的得力谋士荀彧自杀的“臣光曰”[11]：

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而独称管仲之仁，岂非以其辅佐齐桓，大济生民乎！齐桓之行如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盖以非桓公则生民不可得而济也。汉末大乱，群生涂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然则荀彧舍魏武将谁事哉……

管仲是孔子高度肯定了的，司马光是管仲而非荀彧。他认为魏征的行为与管仲无异。程颐反驳说，魏征不可与管仲比。因为小白是长子，本当继位，公子纠与他争位是“以少犯长”，“义已不顺”。而李世民争位也是“以少犯长”。因此管仲改事齐桓是护礼，而魏征改事太宗是悖礼。司马光自号“迂叟”，对程颐这个比自己还要迂的人，只能和而不同了。

民间“真宰相”

熙宁十年（1077），司马光的“同年”吴充当了宰相。

吴充为相，缘于王安石于熙宁九年（1076）十月再次被罢相。从熙宁八年（1075）二月复相到再次罢判江宁府，这一年八个月的时间是王安石人生的“滑铁卢”。保守派的挤压，变法派的内讧，加上爱子王雱的早逝，已经把他身上的棱角基本磨平。“江有蛟龙山虎豹，清光虽在不堪行”（王安石诗《咏月》），促使他最后下决心离去的是神宗变法立场的退缩，以及在领土主权上对辽国的妥协。辽国乘宋廷内斗之机扬威边境，要求划定河东边界，意在鲸吞宋地，沈括找到了当年划界的原始文件，勘定了地界，驳得辽使哑口无言，但神宗却在保守派的压力下骨头软了。王安石说：“示弱太甚，招兵之道。”而原宰相韩琦上疏说，皆因变法惊动了辽国，废除新法，边境遂安。结果神宗屈从辽国，被割去河东地“东西七百里”。王安石发一声“才薄何能强致君”的长叹，然后“一马黄尘南陌路，眼中惟见北山云”（《人间》），回到金陵。他干脆将判江宁府的职务也辞了，只挂一个集贤观使的虚职，闲居半山园。对此，司马光是何心态？他在《涑水记闻》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程师孟尝请于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师孟多幸，与公同时，愿得公为墓志，庶传不朽，惟公矜许。”介甫（以为陈是为亡父求墓志）问：“先正何官？”师孟曰：“非也，师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预）求如椽（大笔），候死而刻之耳。”介甫虽笑不许而心怜之。及（儿子）王雱死，有习学检正（官名）张安国披发藉草，哭于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国愿死托生为公嗣。”京师为之语曰：“程师孟生求速死，张安国死愿托生。”[12]

两个马屁精的形象活龙活现，但此时说这些，揶揄中含有几分得意。不错，王安石再次罢相，洛阳的保守派出力大了。熙宁九年十月，彗星现。曹太后和高太后再次出来说，这是上天示警。无论王安石怎么说天变不足信，无足惧，神宗却下诏说，天变不敢不惧，要群臣直言得失。在西京的富弼、吕公著立即上疏说，“法既未协，事须必改”，废除新法“如救焚溺，势不可缓”。就这样，彗星帮助保守派打倒了王安石。

吴充是司马光的“同年”，又与王安石是儿女亲家。他反对变法但态度温和，神宗用他为相，有平衡各方的意图。三十七年前的康定元年（1040），他在宿州接待过赴苏州上任的司马光（见第四章），两人一直保持联系，唱和之诗，留下来的有十余首。当政不久，吴充便请神宗召回司马光、吕公著、韩维等大臣，举荐孙觉、李常、程颢等十余人，都是保守派的中坚。而神宗对这份大名单，不可能照单全收，他不想“翻烧饼”，只是想搞点平衡来稳定政局。第一个被起用的是吕公著，令其知河阳（今河南孟州市南）。

敕书传到洛阳，知河南府贾昌衡在福先寺上东院设宴欢送吕公著。宴会上喜气洋洋，大家祝贺他终于结束了近六年的赋闲，而司马光却唱开了反调：此时出山，难有作为。吕公著说，圣命难违，相比闲卧，多少能对圣上有所裨益。司马光说，宁可闲卧，也不可与小人同流，损了名节。吕公著不高兴了，说，一味闲卧，于世何补？两人各执己见，你来我往，争得宴会煞是无趣。程颢站起来，即席赋诗一首：“二龙闲卧洛波清，几岁优游在洛城。愿得二公齐出处，一时同起为苍生。”程颢是赞成吕公著的，而且希望司马光也被起用。此诗一出，争论停息，大家都反变法，何必呢？

吕公著到河阳上任后，司马光和范镇一起前去拜访，住在州衙后院。在欢迎宴会上，吕公著口占一联：“玉堂金马，三朝侍从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图书之奥。”在司马光和范镇离开后，吕公著把后院命名为“礼贤院”。他们谈了什么？史无记载，但从司马光随后写给吴充的长信——《与吴丞相充书》[13]来看，这次聚会似乎让司马光看到了废除新法的希望。

给吴充的信写于四月，司马光首先表示自己无意出山，接着笔锋一转，批判新法：“自行新法已来，中外恟恟。人无愚智咸知其非，州县之吏困于烦苛，……闾阎之民迫于诛敛，人无贫富咸失作业，愁怨流移，转死沟壑，聚为盗贼。日夜引领，冀朝廷之觉悟，弊法之变更，凡几年于兹矣。”官员“以夜继昼，弃置实务，崇饰空文，以刻意为能，以欺诬为才”。百姓“人无贫富，咸失作业，……聚为盗贼”。“今府库之实，耗费殆竭，仓廪之储，仅支数月，民间赀产，朝不谋夕，而用度日广，掊敛日急，河北、京东、淮南蜂起之盗，攻剽城邑，杀掠官吏，官军已不能制矣。”他希望吴充为相要学周公，“为周家成太平之业，立八百之祚”；而不可学西晋的王衍（夷甫），“不思经国，专欲自全”，“及晋室阽危，身亦不免”（经八王之乱，西晋灭，王衍降后赵石勒，石勒要杀他又不想背杀名，令士兵夜半推倒石墙将其压死）。“今若法弊而不更”，不仅不能安居庙堂，恐怕弃官归隐也无“高枕之地”。“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谋”，“所求必不果矣”。“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厉害，以寤人主之心”，而要“寤人主之心”，必须“先开言路”。而要“开言路”，“在于辅佐之臣，朝夕启沃，唯以亲忠直、纳谏争、广聪明、去壅蔽为先务”。如此则“谠言日进，下情上通，至治可指期而致，况弊法何难去哉！”最后，他强调时不我待，勉励吴充要坚持原则，“苟志无所屈，道无所失，其合则利泽施于四海，其不合则令名高于千古”。

看了这封信，我们就会明白，司马光为什么会被保守派称为“民间真宰相”了。他讲得头头是道，对吴充寄予厚望，不过又是一个幻想。王珪与吴充同为宰相，他们可以站在一条战壕里反对王安石，而斗走王安石后，就开始争权夺利了。王珪不仅对吴充处处掣肘，而且坐视变法派对吴充的攻击。其次子吴安持涉及相州的一桩案子，变法派的参知政事蔡确将其逮捕审讯；知谏院张璪说吴充曾给征安南的统帅郭逵写信，要他不执行朝廷的命令，于是被立案侦查。吴充气病交加，生了瘤子，苦撑三年后，罢相归第，于元丰三年（1080）病故，享年六十岁。

司马光频繁地与保守派官员诗书来往，议论时政，终于被变法派抓到了辫子。

罚铜二十斤

苏轼豪放、诙谐，与司马光的一本正经形成鲜明对比。司马家一仆人向来称司马光为“君实秀才”，有天突然改口称“君实相公”，问其原因，答曰：“苏学士所教也。”所以司马光对人说，我家仆人被苏轼教坏了。他是性情中人，加上名气太大，司马光总担心他会惹祸。

果然，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在湖州惹上了大祸。其所作诗词，墨迹未干就被人传抄，书商抢着印行，还有人刻石立碑，知湖州时间不长，就出版了三本诗集。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抓住诗集中的只言片语，无限上纲，弹劾他讥讽朝政，诋毁圣上。“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被指为反青苗法；“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不术”，被指为讽刺对官吏进行法律考试；“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良田”，被指为反水利法，等等。苏轼因此被逮捕入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元丰三年（1080），因太后为之说情，苏轼被免予流放，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一个无俸禄被编管的闲官。十年前的熙宁二年（1069），保守派指斥李定不奔母丧，毁了他的前程，而且树立孝子典型朱寿昌来羞辱他，苏轼作文赋诗，活跃异常（见第二十六章），现在李定终于报了一箭之仇。与李定等人欲将苏轼置之死地相反，湖州的绅商们请来和尚、道士，为他做了三个月的免灾道场。

乌台诗案与司马光毫无干系，但作为保守派的旗手，苏轼受到委屈，他自然要慰勉一番。元丰三年春，在苏轼被贬黄州之前，他托范镇给苏轼捎去《独乐园记》和《超然台诗寄子瞻学士》[14]，诗曰：

使君仁智心，济以忠义胆。婴儿手自抚，猛虎须可揽。出牧为龚黄，廷议乃陵黯。万钟何所加，甔石何所减。用此始优游，当官免阿谀。向时守高密，民安吏手敛。乘闲为小台，节物得周览。容膝常有余，纵目皆不掩。山川远布张，花卉近缀点。筵宾殽核旅，燕居兵卫俨。比之在陋巷，为乐亦何歉。可笑夸者愚，中天犹惨惨。

他赞扬了苏轼有抓老虎胡子的大无畏精神，兼具循吏和诤臣的高贵品质，以及有无往而不乐的豁达，而鄙薄当朝变法派人物愚蠢。苏轼受到司马光褒扬和鼓励，立即回赠一首《司马君实独乐园》[15]：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花香袭杖屦，竹色侵盏斝。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全才德不形，所贵知我寡。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持此欲安归？造物不我舍。声名逐吾辈，此病天所赭。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

苏轼情之所发，一下竟忘了自己的处境，在颂扬司马光的同时，批评他不该当哑巴。两首诗反变法的主旨毫不隐饰。御史舒亶提出，与苏轼诗词唱和，诋毁朝政的人也要追究。于是乎，一下牵出了司马光、范镇、孙觉、李常、刘攽等二十二人，“皆特责”，每人罚铜二十斤。对此，苏轼感到芒刺在背，写信向司马光道歉：“轼以愚暗获罪，咎由自招，无足言者，但波及左右，为恨殊深。虽高风伟度，非细故所能尘垢，然轼思之，不翅芒背耳。”有意思的是，四年后的元丰七年（1084）苏轼从黄州贬所移汝州，路过金陵，与王安石同游紫金山，诗文往来，相聚甚欢，并准备买田金陵（实买田江北仪征），作定居计，虽未果，但两人的恩怨已解。在对待王安石的态度上，苏轼与司马光的区别是明显的。

大概在被罚铜后，司马光真的“绝口不复谈政事”了。不过，在徜徉山水、编书讲学时，他手中仍然高擎着反变法的大纛。他在《涑水记闻》中涉及王安石的记录共八十二条（其中《日记》三十二条），全部都是负面的，消息来源无一不是反变法人士。在司马光的襄助和推介下，程颐讲学的规模越来越大，以“三纲五常”的理论来与新法抗衡，本是宋学中一个小流派的道学（亦称理学、伊川学、程学）开始渐成气候。

[1]《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申》。

[2]《涑水记闻·卷十六》。

[3]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第326页。

[4]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第334页。

[5]吕本中《师友杂志》。

[6]《邵氏闻见后录·卷九》。

[7]《传家集·卷一五》。

[8]邵说司马光是脚踏实地之人。

[9]写在绅带上，即永远铭记。

[10]均见《二程遗书》。

[11]《通鉴·卷六十六·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十月》。

[12]《宋人轶事汇编·卷十》第484页。

[13]《传家集·卷六十一》。

[14]《传家集·卷五》。

[15]［清］顾栋高：《司马光年谱·卷六》。

第三十二章 语涩作《遗表》

有人说，熙丰时期宋朝的政治首都在开封，而文化学术首都在洛阳。此论或许有失偏颇，但保守派的理论大营在洛阳是确定无疑的。元丰三年（1080），枢密使文彦博改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保守派的三个宰相级大佬，除韩琦已逝世外，富弼和文彦博都到了洛阳。他俩不满足于个人之间的零星来往，于是想结社。宋代从范仲淹被朋党中伤后，士大夫对朋党避之唯恐不及，怎敢结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聚餐会就是“保护伞”。

耆英会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九位年高望重者结社交游，有《九老图》传世。元丰五年（1082）一月，文彦博附庸《九老图》风雅，发起成立洛阳耆英会。与会者年龄均在七十以上，而不满六十四岁的司马光也被列入。司马光自称晚辈，不敢造次，但文彦博的一番话让他不再推辞。

文彦博说，当年白居易的九老会中，也有一个年龄不到七十的狄兼谟。接着讲了一个故事：他任北京（大名）留守时，派人到辽国公干，回来说，辽帝大宴群臣，有杂剧助兴。其中有一小品：一衣冠之士，见到财物就抢去往怀里揣，有人从后面用棍子打他，他大呼曰：司马端明耶？挥棍者是司马光，抢财者喻指王安石。宋朝的变法反变法，在辽国俳优那里演绎成强盗与捕盗。文彦博说，你的清名在夷狄如此，耆英会怎么能少了你呢？司马光于是半推半就入了会。既然是一个组织，就得有规矩，众人推举司马光起草会规。于是有了《洛阳耆英会序》。《序》说，耆英会的入会资格是“士大夫老而贤者”，然后按“洛中旧俗，燕私相聚，尚齿不尚官”原则，列出了十二名会员的官职、姓名和年龄：

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武宁军节度使致仕·韩国公富弼，字彦国，年七十九。

河东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国公文彦博，字宽夫，年七十七……（为节省篇幅，略去中间九人）

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司马光，字君实，年六十四。

除了《序》还有《会约》[1]：

“序齿不序官。”

“为具务简素（即餐具务必简单朴素）；朝夕食各不过五味（每顿五个菜）；菜果脯醢之类（酱菜、冷盘）共不过二十器；酒巡无算（敬酒多少遍不限制），深浅自酌，饮之必尽，主人不劝，客亦不辞，逐巡无下酒时作菜羹不禁（下酒菜没了，可添菜羹）。”

“招客共用一简，客注可否于字下，不别作简。”（一张通知单，客人在名下注明可否，不单独发请柬）

“会日，早赴不待速。”（按时到，不要让人催）

“右有违约者，每事罚一巨觥。”

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认为这个《会约》体现了宴会文明，值得借鉴。但执行规定是可以花样翻新的。耆英会中富弼最年长，第一次聚餐在他的富郑公园举行。此园是洛阳数一数二的名园，豪华气派自不待言，加上文彦博利用职权，把河南府的官妓带来助兴，《会约》所规定的简朴于是荡然无存。

第一次聚会后，远在大名的北京留守王拱辰写信来要求入会，说自己是洛阳人，七十一岁了，不可落下。于是，耆英会增加了一个在外会员，变成了十三人。富弼开头后，然后按年龄顺序轮流做东。据目睹者邵伯温（邵雍子）在《邵氏闻见录》中记载：“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他们还在资胜院建一大厦，曰“耆英堂”，请当时最著名的画家郑奂给每名会员逐一画像，且每人赋诗一首，一并挂在其中。

《会约》很低调，而活动很张扬。还没有轮到司马光做东，他夫人张氏逝世了。

预作《遗表》

那是在耆英会成立当月的三十日。耆英会宴会上的欢歌笑语，在独乐园却变成了哀歌泪雨。与司马光一起生活了四十四年的夫人说走就走了，享年六十岁。张氏是典型的贤妻良母，诰命清河郡君。司马光含泪写下悼文《叙清河郡君》[2]：

君性和柔敦实，自始嫁至于瞑目，未尝见其有忿懥之色、矫妄之言。人虽以非意侵加，默而受之。终不与之辨曲直，己亦不复贮于怀也。上承舅姑，旁接娣姒，下抚甥侄，莫不悦而安之。御婢妾宽而知其劳苦，无妒忌心。尝夜濯足，婢误以汤沃之，烂其一足，君批其颊数下而止。病足月余方愈。故其没也，自族姻至于厮养，无亲疏大小，哭之极哀，久而不衰，咸出于恻怛，非外饰也。内外无一人私议其短者，兹岂声音笑貌之所能致邪？平居谨于财，不妄用，自奉甚约。及余用之，以赒亲戚之急，亦未尝吝也。始余为学官，笥中衣无几，一夕盗入室尽卷以去，时天向寒，衾无纩絮，客至无衫以见之，余不能不叹嗟。君笑曰：“但愿身安，财须复有。”余贤其言，为之释然。

一个月后的二月二十九日，司马光葬夫人于夏县鸣条岗祖茔，然后回到洛阳。他很难从悲痛中走出来，直到初夏才出游一次。本为散心而去，归来却愁上加愁，在房梁上写下《初夏独游南园二首》[3]：

取醉非无酒，忘忧亦有花。暂来疑是客，归去不成家。

桃李都无日，梧桐半死身。那堪衰病意，更作独游人。

在他最悲痛的时候，有来吊孝者给他带来好消息。神宗给宰相看拟任官员名单：在御史中丞名牌下贴着司马光姓名，翰林学士下贴着苏轼姓名。神宗指示说：“此诸人虽前此立朝议论不同，然各行其所学，皆是忠于朝廷也。安可尽废？”[4]然而，正式任命的敕书却没有等来，据说宰相王珪欲马上任命，而被另一宰相蔡确拖黄了。不久，又传来了神宗因军事惨败而临朝大哭的消息。去年，即元丰四年（1081），西夏皇室内乱，梁太后囚禁了国主秉常，神宗认为有机可乘，发动了对西夏的五路进攻，企图一举收复真宗朝失陷的灵州，结果西夏决黄河水淹宋军，宋军惨败；今年，神宗听从给事中徐禧的建议，在银、夏、宥三州交界处筑永乐城（今米脂县西），以困西夏。永乐城十四天仓促筑成，且城中无水源，而徐禧是个马谡式的人物，结果被夏军破城擒杀。两次战役，宋损失军民约六十万人。

是谁，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两次惨败？在洛阳的保守派大营里，众口一词归咎于王安石。王安石早在熙宁九年（1076）十月就已罢相，距今五六年了，怎能扯到他头上？他们的逻辑是，灵州、永乐之役是因熙河之役引起，而经略熙河是王安石支持的。熙河即河、湟地区，今之甘肃临洮、兰州市至青海乐都、西宁及其以南沿洮河地区。这一带居住以吐蕃为主的少数民族，原是宋朝的羁縻州郡，被西夏征服后成其战略后方。熙宁初，王韶在实地调查后提出了先复河、湟，再图西夏的战略。王安石支持王韶，认为欲图西夏，必先复河、湟，断其右臂。熙宁五年（1072）十月，河、湟地区收复，宋设熙河路管辖。从此对西夏形成了东西夹击之势，宋朝对西夏的战略态势从被动变为主动。灵州、永乐城之败，原因很多，但根子还是在宋朝重文抑武的祖宗成法。王安石变法，神宗将此划为禁区，故原封未动。灵州之役，五路进军，其中两路的统帅是宦官；永乐之役的统帅是文官徐禧。司马光是坚定的反战派，但他在《涑水记闻·卷十四》中的有关记载，为研究这两次战役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下面是他笔下的徐禧：

……丁亥，虏骑至城下，（徐）禧命鄜延总管曲珍领城中兵阵于崖下水际，禧、（李）舜举（宦官）、（李）稷（转运使）植黄旗（神宗所赐）坐于城上临视之。虏自未明引骑过阵前，至食时未绝。裨将高永能曰：“吾众寡不敌，宜及其未成阵冲击之，庶几可破。”不从。虏与官军夹水而阵，前后无际，将士皆有惧色……俄而，虏鸣笳于阵，虏骑争渡水犯官军。先是，选军中勇士良马，谓之“选锋”，使居阵前。战未几，选锋先败，退走，蹂践后阵。虏骑乘之，官军大溃，偏裨死者数人，士卒死及弃甲南走者几半，曲珍与残兵万余人入城，崖峻径狭，骑兵弃马缘崖而上，丧马八千余匹，虏遂围之。时楼堞皆未备，水寨为虏所据，城中乏水，至绞马粪、食死人脑。被困累日，曲珍度城必不能守，白禧：“请帅众突围南走，犹愈于坐而待死。”禧怒曰：“君已败军，又欲弃城邪？”戊戌，夜大雨，城遂陷，珍帅众数百人逾城走免，禧、舜举、稷皆没，命官死者三百余人，士卒得免者十无一二……

徐禧在鄜延，乘势使气，常言：“用此精兵，破彼羸虏，左萦右拂，直前刺之，一步可取三级。”诸将有献策者，禧辄大笑曰：“妄语可斩。”虏阵未成，高永能请击之，禧曰：“王者之师，岂可以狙诈取胜邪？”由是遂败。

司马光的上述记录与后编的正史基本一致，且不去说，只说他当时的心情是极其愤怒，接着是极其忧虑。怎么能和西夏开战呢？怎么能用徐禧这种小人呢？在他眼里，徐禧是靠拍王安石的马屁上来的。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再度入相，保守派抓住秀州团练使、宗室赵世居企图谋反案，想加害于他。因术士李世宁与王安石相识，十七八年前曾送给赵母一首诗，查案的知谏院范百禄（范镇侄子）要置李死罪，以牵出王安石，而共同查案的御史徐禧反对给李世宁定罪。神宗再派人复查，发现李世宁的赠诗不过是抄录了仁宗赐给大臣的挽词。范百禄以此得罪，徐禧获赞。唉！司马光按自己的思路想下去，越想越感到国家已到生死存亡之际。家有丧妻之痛，国遭兵败之辱，极度的忧虑让他一阵晕眩，晕眩过后，醒来发现语涩（结巴）了，似乎是中风。赶紧请医施治，药石无效，病情依旧，他预感到自己也许要随妻子去了，一向以帝师自诩的他有话要对神宗说，于是决定预作《遗表》。他提起笔来，曾经说过多遍但还想说的话涌向笔端。

他劝谏神宗不该专任王安石，“虽周成王之信周公、齐桓之任管仲、燕昭王之倚乐毅、蜀先主之托诸葛亮”恐未及也，可惜所托非人。安石所行新法，“其尤害民伤国者”：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另有奸佞之臣，心怀侥幸，欺君罔上，“轻动干戈，妄扰蛮夷”。最后要求神宗：

……悔既往之失，收将来之福，登进忠直，黜远佞邪，审黄发之可任，寤谝言之难信，罢苗役，废保甲，以宽农民；除市易，绝称贷，以惠工商；斥退聚敛之臣，褒显循良知吏；禁约边将，不使贪功而误国；制抑近习，不使握兵而兆乱；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简之政；变刻薄之俗，以复敦朴之化，使众庶安农桑、士卒保首领，宗社永安，传祚无穷，则臣殁胜于存，死荣于生，瞑目九泉，无所复恨矣！

一言以蔽之，不废新法他死不瞑目。他让儿子司马康在他死后，托范镇和范祖禹将《遗表》上呈皇上。司马康顿时哭成了泪人，司马光斥之曰：死生，命也，奈何哭！

“不游不饮欲如何？”

在开封，神宗当朝痛哭了，而在洛阳，耆英会的聚餐仍照常举行。元丰六年（1083）春，耆英会的老大富弼去世，享年八十岁，其《遗表》说：“天地至仁，宁与羌夷（西夏）校曲直胜负邪？”借对夏战争失利要神宗废除新法。不久，耆英会另一位成员张焘去世。不到半年就死了两个，加上文彦博带妓乐聚会，引来“市民”围观，司马光乘机退出了耆英会。正好范纯仁被贬西京留台，两人发起另组真率会。真率会七名会员，其中五人是从耆英会过来的，耆英会便名存实亡了。

真率会的聚餐没了耆英会的豪奢，朴素中充满了天真。司马光在《二十六日作真率会……口号成诗用安之前韵》[5]中写道：

七人五百有馀岁，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马斗鸡非我事，纻衣丝发且相晖。经春无事连翩醉，彼此往来能几家。切莫辞斟十分酒，尽从他笑满头花。

如此欢畅，怎不令人羡慕？文彦博也要求参加，被司马光婉拒。有次，他打听到真率会聚会的日子，带着一桌丰盛的酒菜前来助兴，碍于情面，司马光勉强同意了。文彦博高兴至极，作《真率会诗》，司马光作《和潞公真率会诗》[6]：

洛下衣冠爱惜春，相从小饮任天真。随家所有自可乐，为具更微谁笑贫？不待珍羞方下箸，只将佳景便娱宾。庾公此兴知非浅，藜藿终难继主人。

诗中委婉地批评了文彦博在耆英会上的奢侈，告诉他入真率会就得吃粗茶淡饭。真率会把耆英会会约中的“酒巡无算”，改为“酒不过五行”，去掉了冷盘二十味的规定，对蔬菜不加限制。会餐的标准降低了，但相聚的话题没有改变。请看司马光的《别用韵》[7]：

坐中七叟推年纪，比较前人少几多。花似锦红头雪白，不游不饮欲如何？

“不游不饮欲如何？”在对政事无可奈何之际，便寄情山水以示反抗。与他一起悠游的，是清一色的反变法人士。古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大文明的习惯，就是走到哪里都要留下“到此一游”的痕迹。现在，洛阳周围有的地方发现了司马光曾经“到此一游”的证据。其中一处在偃师万安山下的白龙潭，有石刻曰：“司马光君实、王尚恭安之、闵交如仲孚，同至此处。元丰元年八月癸丑。”除了万安山，司马光去得最多的地方当数寿安山（在今宜阳县）。他在叠石溪畔买屋曰“叠石溪庄”，做休息之所，所作《叠石溪二首》[8]记录了与范镇同游的情景：

道傍行采药，石底卧题名。野老相迎拜，溪童乍见惊。

山鸟劝人饮，山蝉笑我狂。归时兴未尽，不得看斜阳。

诗后注曰：“溪边有石横出，下甚狭，景仁（范镇字）卧其下，题名而去。”这就是“石底卧题名”的来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钻到石头底下去题名，够逗！我们再看他们的一次远游。

元丰年间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司马光自称“齐物子”，范镇自称“乐全子”，两人骑马并辔走出独乐园。他们游览的第一站是登封。抵达后，先在峻极院稍事休息。此前，司马光携司马旦和程颐来过这里。房柱上有“旦、光、颐来”的字迹，后墙留有司马光的题诗，开头两句为：“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见了司马光的墨迹，范镇评论道，欧阳公醉翁之意不在酒，司马公登山之意不在山也。说罢，两人相视大笑，笑得院中道士莫名其妙。两人拿出自带的茶叶，向道人讨开水沏茶。司马光的茶叶是用纸包着的，而范镇的茶叶装在精致的漆盒子里。司马光惊诧地说，景仁竟用茶具？说得范镇不好意思，将盒子送给了道士。吃罢茶，两人登嵩山，游崇福宫。

时嵩山崇福宫一度有五位提举，在吕公著改知河阳、张焘病死后，还有司马光、楚建中、张问，三人均为耆英会成员，但他们谁也不用管崇福宫的事。崇福宫位于少室山南麓万岁峰下，其前身是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修建的万岁观。当年汉武帝登万岁山，听到山谷中的风声恰似在喊“万岁”，于是改山名为万岁山，并下令在此修建万岁观。据说，此乃“山呼万岁”之始。一说到汉武帝，司马光对范镇说，在我看来，汉武帝与秦始皇无异，可何以他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对这个问题，他不止一次地与人讨论过。范镇说，当读武帝《罢轮台诏》（或称“轮台罪己诏”）。汉武帝在诏书中检讨了自己听信方士，盲目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匈奴而造成丧师辱国的过失，宣布否决桑弘羊的建议，取消轮台（今属新疆）屯垦的决定。此诏标志着汉武帝的执政方针从锐意进取改变为与民休息。对此，两人深有同感。在《通鉴》定稿时，“臣光曰”对汉武帝如此评价：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通鉴·卷二十二·汉武帝后元二年》）

这段“臣光曰”与《汉书》的班固之“赞”，区别甚大，且不细说，只说班固最后强调的是“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以加焉！”而司马光对武帝的文治武功一字不提，强调的是“晚而悔过，顾托得人”。他迫切希望神宗能像汉武帝那样，悔变法之过，把国家托付给像霍光那样的老成之人。而当代霍光在哪？在保守派中。

万岁观到五代时毁于战乱，宋真宗下令在万岁观原址建起了崇福宫。修宫使、参知政事丁谓，日役工三四万人，新建宫殿共二千六百一十区，道士数百上千，并划拨大片良田作为宫产，规模远超万岁观。宫中道人津津乐道，颇以真宗敕建为荣。当时，对真宗伪造天书的骗局尚讳莫如深，司马光和范镇只能姑且听之。

接着他们又去了少室书院（后名嵩山书院）、紫极观、会善寺，马不能走时，便拄杖而行，在一处狭窄险峻的乱石路，司马光在石壁上写下了：“登山有道：徐行则不困，措足于平稳之地则不跌，慎之哉！”[9]范镇笑他迂，他一本正经地说：“视地然后敢行，顿足然后敢立”，吾平生未敢违也。

然后，他们经轩辕道，游广度寺，至龙门，进入第二站。先后游览了奉先寺、华严阁、千佛岩（龙门石窟）、高公真堂、广化寺、汾阳（郭子仪）祠、白公（居易）影堂、黄龛院等人文名胜，中间还参观了两人的别墅。文彦博在龙门有三座别墅：“药寮”、“潞公庵”、“临伊庵”，富弼在龙门也有别墅，他们曾邀司马光去做客，但都因故未赴。对他们的奢华，他颇有微词，但为了反对变法，他们是亲密战友。

既然自号“齐物子”和“乐全子”，他们自然要一路访佛问道。司马光不信道家的长生不老之说，但崇尚其自然无为之道。对佛家，司马光是取我所需、为我所用。他认真读过佛教经典《心经》，认为“佛书之要，尽于一‘空’字而已”。“空”是什么？“空取其无利欲之心”。时士大夫多信佛，以写禅偈为风雅，司马光也写了六首禅偈：

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铦锋，终朝长戚戚，是名阿鼻狱。

颜回甘陋巷，孟轲安自然，富贵如浮云，是名极乐国。

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蛮貊，积善来百祥，是名作因果。

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行之诚且久，是名不坏身。

道德修一身，功德被万物，为贤为大圣，是名菩萨佛。

言为百世师，行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光明藏。

（《渑水燕谈录·卷三》）

这些禅偈“嫁接”儒释，佛学概念被服务于儒家的孝悌忠信。范镇听了，不禁失笑。司马光大发感慨：如今朝野风俗大坏，新法言利，官府言利，浮屠也言利。浮屠诳诱世俗，从人死开始，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丧，都要饭僧，设道场，做水陆大会，写经造像，修建塔庙，说如此死者可升天堂，否则就下地狱。人死神形分离，其形与黄土木石无异，哪来天堂地狱？唐代庐州刺史李丹给妹妹写信说，“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登；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范镇说，世风已如此，恐神仙也难变也！司马光长叹一声，吟起他写的《醉》[10]诗：

厚于太古暖于春，耳目无营见道真。果使屈原知醉趣，当年不做独醒人。

司马光赞美屈原，可谓一反常态，让范镇十分惊讶。他饮酒有度，何曾醉过？汲汲于反变法，又何曾能“耳目无营”？

[1]《司马光茔祠碑志》。

[2]《传家集·卷七十八》。

[3]《传家集·卷十一》。

[4]《曲洧旧闻》。

[5]《传家集·卷十一》。

[6]同上。

[7]同上。

[8]《传家集·卷十》。

[9]《邵氏闻见录·卷十一》。

[10]《传家集·卷九》。

第三十三章 直笔著《通鉴》

文彦博喜携妓出游，屡邀司马光为伴。一次长游归来，独乐园的鲜花已经凋零，司马光未免有惋惜之叹。园丁的一番话却让他振聋发聩：今年春去，明年春来，只可惜数十日来，相公未曾写一行字，看一页书。

司马光等级观念极强，但对仆役和气。他有一祖传琉璃台，被役兵不慎打碎，河南府逮捕役兵，交司马光发落，他在状上批曰：“玉爵弗挥（弗通祓，指去灾祈福的祭祀），典礼虽闻于往记；彩云易散，过差宜恕于斯人”，一笔勾销了。上述园丁的批评成了他拒绝文彦博的盾牌，从此不再接受邀请。

其实，司马光在优游山水时也未曾辍笔，所著《游山记》诗文十二卷，士大夫争先传之。但对《通鉴》来说，诚如园丁所言。他内疚了，脸红了，眼看身体越来越差，再不抓紧，《通鉴》真要成不竟之作了。这时，又从开封传来消息，有人在朝中散布，说《通鉴》迟迟不能编成，是司马光故意拖延，以贪图御赐之笔墨绢帛，果饵金钱。其实，书局搬到洛阳后，就未曾请领过皇帝特赐的“御前钱”，更不要说御膳御酒了。恶意中伤从反面逼着他加速编撰。他要为这部大书拼老命了。在他之前，他的助手刘恕已经为《通鉴》献身了。

殉职《通鉴》的刘恕

刘恕的身世已在第十七章中交代，不再絮叨。司马光的工作是在助手所编的长编基础上进行的，一看到长编，刘恕的影子便挥之不去。他是《通鉴》的策划者之一，是司马光挑选的第一助手。奉英宗之旨开书局时，初衷很明确很单纯，就是编一部言治乱之道的编年体通史。可书局运转两年后，王安石变法开始了，于是《通鉴》有了论战的色彩。编修司马光、同编修刘恕、刘攽，全都反新法。司马光和王安石多是打笔墨官司，而刘恕则“面刺其过”，“直指其事，得失无所隐瞒”[1]。

刘恕在南康边监酒税边修书。熙宁九年（1076），他千里迢迢来到洛阳。一见面，两人都惊呆了。从熙宁三年（1070）京师一别，不过六年多时间，两个人都变得让对方认不出来了。见五十八岁的司马光须发全白，老眼昏花，牙齿掉光，说话漏风了，刘恕也不禁流下泪来。而刘恕才四十五岁，却已羸弱不堪，面色蜡黄，骨瘦如柴，仿佛一阵风就可以把他吹起来。司马光牵着他的手，连问三遍：“汝道原（刘恕字）邪？”忍不住泪流满面，说：“如何羸弱至此？是否因所任卷帙繁剧，不胜劳苦？”的确，司马光让刘恕负责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近四百年的长编，后来又把五代的长编交给他，都属战乱时期，头绪万端，错综复杂，编起来绝非易事。但他还有司马光体会不到的苦处，那就是贫穷。靠一个九品官的俸禄，要养活包括老迈双亲在内的一大家子人，又不愿低眉求人，只能喝粥啃咸菜。这些，他是不会启齿的。

刘恕是书局的顶梁柱，等于是常务副总编，司马光离不开他。在他后来（元祐元年七月六日）所上的《乞官刘恕一子劄子》[2]中说：“臣往岁初受敕编修《资治通鉴》，首先奏举（刘）恕同修。恕博闻强记，尤精史学，举世少及。臣修上件书，其讨论编次，多出于恕。至于十国五代之际，群雄竞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简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3]的确，在司马光的三个助手中，刘恕几乎是不可替代的，有许多问题，司马光也得向他请教。在前面第三十章中，我们说到司马光的《通鉴考异》一书是我国第一部考史专著，而这本书中的许多考异成果，特别是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史实考异，不少是由刘恕完成的，司马光都如实注在条文之中，诸如“刘恕广本（长编复写稿）云”、“刘恕以为”、“刘恕按”、“刘恕曰”、“刘恕云”等。比如，《通鉴考异》卷四《晋纪》“汉改元建元”条说：“《十六国春秋》：建元元年在晋建兴二年。同编修刘恕言：‘今晋州临汾县嘉泉村有汉太宰刘雄碑云：嘉平五年，岁在乙亥，二月六日立。然则改建元在乙亥二月后也。’”[4]我们今天对照《辞海》所附之《中国历史纪年表》，发现刘恕说得一点不错。汉（前赵）改元建元元年在乙亥年（315）三月，是晋建兴三年而非建兴二年。这年前赵用了两个年号，二月（含）前为嘉平五年，三月为建元元年。刘恕如此博大精深，司马光自然要格外倚重。

见刘恕已形容枯槁，司马光想在洛阳给他创造一个休息调养的环境。他让书局的范祖禹、司马康都停下工作，大家一起陪刘恕去登山览胜，游玩散心。四人骑马来到山下，下马上山，在山间草丛中发现一石碑，虽刻有墓主姓名，但司马光也搞不清何许人也。刘恕一看，说，此人乃五代后梁一武将，正史不载，见于某某笔记，并说出了他的籍贯、身世、战功。大家将信将疑，司马光回来后查资料，发现刘恕说得一点不差，由是对他更加佩服。

刘恕可谓考异能手，但司马光倚重刘恕，不止在考异，在《通鉴》的构架、纪年等重大问题上也要与他探讨商议。此类探讨从书局成立开始，直到刘恕逝世，一直在进行。刘恕之子刘羲仲在其编辑的《通鉴问疑》一书中说：“君实访问道原（刘恕字）疑事，（长编）每卷不下数条。议论甚多，不能尽载，载其质正旧史差谬者。”该书记录了他们相互切磋的八个问题。其中一条为：

君实曰：“……今欲将吴、蜀、十六国及五代偏据者，皆依《三十国春秋》书为某主，但去其僭伪字，犹《汉书》称赵王歇、韩王信也……”

道原曰：“晋元（司马睿）东渡，南北分疆，魏、周据中国，宋、齐受符玺，互相夷虏，自谓正统，则宋、齐与魏、周势当两存之。然汉昭烈窜巴蜀似晋元，吴大帝兴于江表似后魏。若为中国有主，蜀不得绍汉为伪，则东晋非中国也；吴介立无所承为伪，则后魏无所承也。南北朝书某主而不名，魏何以得名吴、蜀之主乎？”[5]

根据这一记录，司马光开始还是有正统观念的，想仿照《汉书》，对三国时期的吴国孙权、蜀国刘备不称其为帝，而拟称之为“吴王权”、“蜀王备”，对“十六国及五代偏据者”也将如是处理。但刘恕不赞成这样，指出了这样做将难以自圆其说，是荒谬的。刘恕与司马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许不止一次，最后结果是司马光完全采纳了刘恕的意见。

驳正闰之说，弃春秋笔法

按阴阳五行推出的正闰说，即历代政权的正统与非正统问题，在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前可以说是占主流地位的。洛阳的道学先生邵雍、二程都力主正闰说。他们的依据是，孔子修《春秋》，用的是鲁国纪年，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始。这年是周平王四十九年，为什么不用周王纪年，而用鲁国纪年，一是《春秋》原本是鲁国史，二是因为鲁乃周公之后，与周天子的血缘最近，且孔子在每年的正月前加一“王”字，即“王正月”，以表明此是周王纪年的正月。一个“王”字，维护了周天子的大一统地位。

孔子修史用春秋笔法，把非礼的即非奉王命的重大政治军事行动删去，叫作“不书”，如鲁隐公元年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明载于《左传》，因是费伯的擅自行动，孔子便一笔抹去了。再如，诸侯国都是周天子之臣，按爵位分别为公、侯、伯、子、男，楚国是子爵，但随着实力增强，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在《春秋》中，孔子不称楚王而仍称其为“楚子”。用春秋笔法编出来的《春秋》，复礼的主题突出，但按礼取舍史实，势必将历史搞得支离破碎，违背史实，被王安石斥之为“断烂朝报”。司马光修《通鉴》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开始，就是因为对《春秋》不敢动一字。正闰说用在国家统一时期，还勉勉强强讲得通，而用在分裂时期就无法自圆其说。

编《通鉴》，刘恕负责的部分正好从三国时期开始，首先就碰到谁正谁闰的问题，魏蜀吴三国各有纪年，用哪国的？在当时已有的史书中，陈寿的《三国志》以魏受汉授为由，尊魏为正统；而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以刘备为中山靖王后为由，尊蜀为正统。上引司马光与刘恕的讨论当发生在动笔之前。司马光显然受《春秋》的影响较深，所以刘恕提醒说：“若春秋无二主，则吴、楚同诸侯也。史书非若《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而魏、晋、南北（朝）、五代之际，以势力相敌，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号异乎周之于吴楚，安得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为僭伪乎？”这段话说得很清楚，非春秋时期不可用春秋笔法。

司马光完全赞成了刘恕的观点。两人达成共识：不理会正闰之说，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让后人去评判。这一观点明白无误地写在了《通鉴》卷六十九魏文帝黄初二年（221）三月的“臣光曰”中：

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故亦多矣。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南朝）宋、（北朝）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朱温建立后梁），四方幅裂，朱邪入汴，（被）比之穷（篡夏之有穷氏）、新（篡汉之王莽新朝），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南朝陈国）何所受？拓跋氏（北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前赵主匈奴刘氏）、石（后赵主羯族石氏）、慕容（前燕主鲜卑族慕容氏）、苻（前秦主氐族苻氏）、姚（后秦主羌族姚氏）、赫连（夏主匈奴赫连氏）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以有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忧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馀地丑德齐，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钧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

这段史论把正闰说批得体无完肤，公开宣布摈弃春秋笔法，申明《通鉴》对各国不论“华夷仁暴，大小强弱”都一视同仁，不分正统与僭伪。可谓破天荒，划时代！司马光在政治上极端保守，而在史学上经与刘恕切磋后，显得颇有革新精神，虽然《通鉴》与《春秋》一样以维护礼制为宗旨，但至少在正闰问题和史料取舍上是造了孔子的反。

具体落实在编书上，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在公元纪年未发明和未被我国采用前，各国各朝各有各的年号。纪传体史书可各国用各国的纪年，而编年体史书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纪年，就没法将各国的事集中到同一时间段内。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上述“臣光曰”的最后一段说：

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南朝）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后）梁以至于（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刘备）之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南朝）宋高祖（刘裕）称（西汉）楚元王后，南唐烈祖（李昪）称（唐）吴王（李）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东汉）光武（刘秀继承西汉）及（东）晋元帝（司马睿继承西晋）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不采用蜀之纪年还有一个技术问题，就是蜀亡于公元二六三年（后汉主炎兴元年），而晋代魏在二六五年（晋武帝泰始元年），如用蜀之纪年，这中间的二六四年就挂了空挡，而用曹魏纪年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顺便交代一下，司马光在《通鉴》中采用曹魏纪年，饱受南宋以后的道学先生们的攻击，认为《春秋》是万世史宗，司马光背叛了史宗。朱熹为了复刘氏蜀汉之正统，将《资治通鉴》改编为《资治通鉴纲目》，三国时期采用蜀汉纪年。上述中间缺一年的问题咋办呢？不得不在中间加了一个孤零零的“魏元帝咸熙元年（264）”，不伦不类。

刘恕在洛阳近一年，完成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长编。熙宁十年（1077）初冬，因思念年老双亲，要回南康。临别，司马光赠以衣、袜和一条自用的狍皮褥子。刘恕反复推却不果，勉强带着上路。走到淮阳，他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悲痛过度，晕厥过去，醒来已是半身不遂，右半身不能动弹。他让人把司马光的赠物包好，托驿站寄还，回到南康，一边守孝，一边带病编五代的长编，自己口述，由儿子刘羲仲记录。编未竟（剩下一小部分由范祖禹完成），“病愈笃，乃束书归之局中”，元丰元年（1078）九月病逝，年仅四十七岁。司马光在《刘道原十国纪年序》[6]中叹道：“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于人，龃龉以没固宜，天何为复病而夭之邪！此益使人痛惋惝恍而不能忘者也！”

评点帝王，描绘礼治理想

刘恕走了，司马光失去了一个最得力的助手。虽有范祖禹在身边，但凭两人之力在短时期内难以完成任务，一时也不好找人填补空缺。刘恕生前曾建议奏请将司马康为同编修，司马光没同意，因为司马康才气平平，不堪此任。现在范祖禹又提此议，司马光考虑再三，只奏请他为检阅文字（校对）。司马康熙宁三年（1070）以明经科登第，此前官为大理评事、监西京粮料院（留司后勤科长）。从元丰元年（1078）十月始，书局由司马光父子和范祖禹三人组成。

一坐到书案前，司马光顿然有一种帝师的神圣感和使命感。对历代帝王，他的视角不是像普通人那样仰视，而是史学家的俯视，行文就像老师对学生讲课一样。以史为鉴，就是打磨一面对照的镜子。应该让他们从中看到什么？是首先要解决且必须贯穿始终的问题。他力排正闰说，不仅因为此说难以自圆，而且因为不利于劝谏君王。“君权神授”可用来欺骗黎民，而帝王若当了真，就会有恃无恐，荒政忽治。他要将罩在君王头上的神秘光环去掉，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国之治乱，尽在人君”。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太子宾客薛谦光献武则天所制《豫州鼎铭》，最后两句为：“上玄降鉴，方建隆基”，妄说此乃玄宗李隆基的受命之符。宰相姚崇也上表祝贺，并请载入史册，布告中外。《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在记录此事后，“臣光曰”旗帜鲜明地予以批判：

……采偶然之文以为符命，小臣之谄也；而宰相因而实之，是侮其君也。上诬于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贤，犹不免于是，岂不惜哉！

对一些君主崇信佛道，迷信阴阳，玩弄符瑞、图谶、占卜之类的行为，《通鉴》毫无例外地持批判态度。有学者认为，唯一例外是卷一百三十写南朝宋国前废帝刘子业之死，似乎印证了因果报应。四六五年（此年宋有三个年号：废帝永光元年、八月改为景和元年、年底明帝改为泰始元年），刘子业在竹林堂让宫人裸戏，一女不从，被杀，当夜他梦见在竹林堂有女子骂他“悖虐不道”，活不到明年夏熟。次日，他把一个相貌与梦中人相似的宫女杀了，夜间又梦见被杀者说：“我已诉上帝也。”天亮后，他请来巫师，巫师说竹林堂有鬼，于是，当晚他与群巫及诸妃前往竹林射鬼，未料被主衣（官名）寿寂之等人杀死，立湘东王刘彧，是为明帝。司马光看似在写因果报应，其实是在写多行不义必自毙。刘子业杀人如麻，杀得宫廷内外人人自危，寿寂之等即将被杀的人乃不得已秘密结伙反抗。

在《通鉴》中，司马光即使是对明君也坚持两分法，不吝批评其失误和缺点。唐太宗是历代公认的明君，司马光在肯定其功德的前提下，从玄武门之变就开始对他批评，不算隐于叙述中和引用他人之言论，所写“臣光曰”五条，只有一条是纯褒扬，其余三条是批评，一条是半批评半表扬。其中一条是批评唐太宗悔婚的。贞观十七年（643），太宗借故解除了与北方少数民族酋长薛延陀的婚约，群臣纷纷劝阻，他说：“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汉初匈奴强，中国弱，故饰子女，捐金絮以弭之，得事之宜。今中国强，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薛延陀所以匍匐稽颡，唯我所欲，不敢骄慢者，以新为君长，杂姓非其种族，欲假中国之势以威服之耳……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国之婿，杂姓谁敢不服！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今吾绝其昏，杀其礼，杂姓知我弃之，不日将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对此，“臣光曰”：

孔子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昏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王者发言出令，可不慎哉！

（《通鉴·卷一百九十七》）

还有一条是批评太宗搞钓鱼执法和表扬他知错能改的：唐太宗即位当年，对官员受贿深恶痛绝，于是“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反对说，受贿当死，但您搞钓鱼执法，设圈套陷人于不法，恐怕不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正道。太宗听了，欣然采纳，召五品以上官讲话，说，裴矩能当面力争，不拍马屁，如每件事都这样，还担心国家治理不好吗？“臣光曰”：

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也。

（《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对农民起义，司马光虽与历代史家一样称之为“盗”、“寇”，但其描述往往相对客观。比如对唐末黄巢起义，他就没有像旧、新唐书那样一味妖魔化，在许多地方甚至用了赞赏的笔调。如写广明元年（880）九月起义军渡过淮水后，“所过不虏掠，惟取丁壮以益兵”；写起义军攻下洛阳后，“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写起义军入长安，“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道，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如此描写，意在给统治者以警告：“庚寅，黄巢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尤憎官吏，得着皆杀之。”

司马光像一位苦口婆心的老师，孜孜不倦地在向他的帝王读者说教。在历史的天空中，他可以自由地毫无顾忌地指点江山，评点帝王，描绘他的礼治理想。

[1]《宋史·刘恕传》。

[2]《传家集·卷五十三》。

[3]《传家集·卷五十三》。

[4]转引自王曾瑜《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点滴集》第532页，河北大学出版社。

[5]转引自王曾瑜《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点滴集》第532页，河北大学出版社。

[6]《传家集·卷六十八》。

第三十四章 论道倡“中和”

元丰七年（1084）冬，《资治通鉴》这部大书终于杀青了。

神宗皇帝的嘉奖令

司马光端坐在书案前写《进书表》。自治平三年（1066）奉英宗之旨开书局，至今十九年了；书局迁到洛阳，也整整十五年了。《通鉴》的绝大部分，是在洛阳编撰的，特别是最后三年，完成了唐、五代共八十一卷，加上目录，平均每年超过四十卷，他真是拼老命了。诚如他在《进书表》中所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积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重念臣违离阙廷，十有五年，虽身处在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顾以驽蹇，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椠，用酬大恩，庶竭涓尘，少裨海岳。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有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写毕，他顿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他令范祖禹和司马康将《通鉴》正本送往京城，呈给皇上。其副本留在洛阳，士大夫无不欲先睹为快，可司马光沮丧地说：“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久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惟王胜之耳。”[1]这么大的一部书，神宗能认真地看吗？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吗？

不几天从京城传来消息：宰相王珪、蔡确面见神宗，问《通鉴》如何？神宗说：“贤于荀悦《汉纪》远矣。”他让宦官在每一页都盖上“睿思堂”（皇帝读书堂）之印，然后送到中书省，指示“当略降出，不可久留”，意即应迅速付梓。当时舍人王震正好在中书省，想看一下，被王珪制止，说：“君无近禁脔。”禁脔本指晋元帝最喜欢的野兽脖子上的一块肉，引申义指皇帝之最爱。紧接着，快马传来了神宗的奖谕诏书：

敕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成事史学之废久矣，纪次无法，论议不明，岂足以示惩劝，明远久哉！卿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发挥缀辑，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省阅以还，良深嘉叹！今赐卿银绢、对衣、腰带、鞍辔马，具如别录，至可领也。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十一月）十五日

接过嘉奖诏书，司马光禁不住老泪纵横，十九年修书的艰辛，值了！然而，修书的功劳都算到了他一个人的头上，这让他惴惴不安。在《进书表》的最后，他没有忘记列上“检校文字承事郎臣司马康、同修奉议郎臣范祖禹、同修秘书丞臣刘恕、同修尚书屯田员外郎充集贤校理臣刘攽”四人之名，而嘉奖诏书却未曾提他们一句。刘攽离开了书局十五年了，刘恕死去已七年了，而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范祖禹跟随了他十五年，因为编书而不参加文官三年一次的例行考评，失去五次晋级的机会，却无怨无悔，不能让他再吃亏了。他拿起笔来，写出了《荐范祖禹状》[2]。状中称赞范祖禹“于士大夫间，罕遇其比，况如臣者，远所不及”。十二月三日，朝廷的敕告下来：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从三品升正三品）；以奉议郎、前知龙水县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元丰改制后为从八品）。一个知县，在书局工作十五年，才升为从八品，够亏的了，但毕竟还是升了一级。最亏的是刘恕，把命都搭进去了，而人死没法升级，只能等机会照顾他的儿子了（元祐元年经司马光上表，官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

史学大师的哲学尴尬

一想到死去的刘恕，司马光又来了气：若不是王安石变法，刘恕会英年早逝吗？书局会搬出京城吗？即使在他埋头编书的时候，王安石的幽灵也时常在他身边飘忽。现在《通鉴》大功告成，这个幽灵更是如鬼魔附体，非降伏就不得安宁了。在他看来，王安石的异端邪说离经叛道，却还没有被驳倒，反而成为显学。于是，他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哲学上，要在认识论、方法论上与王安石一决高低。

《中和论》是他哲学思想的核心。“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大本”即根本，“达德”即道德顶峰。如此重要，那“中”到底是啥？“中者，心也，物之始也。”[3]“适宜为中，交泰为和”，“中”即“无过无不及”[4]。“《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君子之心于喜怒哀乐之未发，未始不存乎中，故谓之中庸。庸，常也，以中为常也；及其既发必制之以中，则无不中节，中节则和也，是中和一物也。”[5]显然，他说的“中”，不是折中的中、中间的中，而是“中节”的中、中规中矩的中。那么，什么是“节”，又靠什么来检验呢？“礼是中和之法，仁是中和之行。”[6]转了一大圈，还是回到了礼上。孔子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中和论》是以“中”治心，更要求非礼勿思。

仅是一个“中”字的概念界定就让人莫衷一是，所以，即使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对《中和论》也不以为然。韩维、范镇与他连篇累牍地写信争论。在洛阳的二程更是毫不客气，挖苦他“治心以中”，是“以中为念，则又为中所乱。中又何形？如何念得它？只是于名言之中，拣得一个好字。与其为中所乱，却不如与一串数珠。及与它数珠，它又不受。殊不知中之无益于治心，不如数珠之愈也”[7]。

司马光是谁？绝不会因为有批评和挖苦而改变观点。他在《与范景仁论中和书》中说：“中和之道，崇深闳远，无所不周，无所不容，人从之者，如鸟兽依林；去之者，如鱼虾出水，得失在此。”但是，光讲伟大意义是不能服人的，还必须从理论上论证。他祭起了扬雄。

在他眼里，孔子的继承人是扬子而非孟子，儒学是孔扬之学，而非孔孟之学。他三十二岁时作《乞印行〈荀子〉、〈扬子法言〉状》，到洛阳后著《法言集注》《集注太玄经》，都是崇扬之作。现在，他要模仿扬雄的《太玄》，写一部《潜虚》，试图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回答“中”“无所不周，无所不容”的问题。然而，程颐却当头给他泼了一瓢冷水：扬雄背汉而仕王莽，气节全无，其言岂可信耶？这让司马光非常恼火，王安石尊孟贬扬，你们也跟他一样吗？的确，在道统上，二程和王安石都将孟子视为孔子的继承人。对此，司马光特别写了《疑孟》，从《孟子》中挑出十二条来质疑，其实是批判。而对扬子，岂可因人废言？他一头扎进《太玄》之中，终于从中找到了万物从起源到灭亡的路线图，认为万物皆生于“虚”，最后又归于“虚”，以此构成天道与人道：

万物皆祖于虚，虚生气，气以成体，体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虚者物之府也，气者生之户也，体者质之具也，性者神之赋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务也，命者时之遇也。（天道）

人之生本于虚，（虚）然后形，形然后性，性然后动，动然后情，情然后事，事然后德，德然后家，家然后国，国然后政，政然后功，功然后业，业终则反于虚矣。（人道）

拨开“虚”、“气”等概念的神秘面纱，即可发现其要害在于“性者神之赋”以下，因神赋之“性”是不平等的，所以名分就不平等，因名分不平等，所从事的工作就不平等，你必须安分守己，干你的名分所规定的事。

为了形象地阐述其理论，他模仿《太玄》的象数学，参以易经，“推天道以明人事”。按照虚-气-体-性-名-行-命的路线图，分别勾勒出气图、体图、性图、名图、行图、命图。且看其中的体图：他把人分为十“象”，从第一等到第十等分别为王、公、岳、牧、率、侯、卿、大夫、士、庶人，排成一个金字塔式的人的等级图，略为：

如此将人分成十象后，“生数”（一至五）与“成数”（六至十）的自然之和等于五十五，正好符合“天地之数”（据《河图》，天地阴阳奇偶数之和）。于是乎，礼，即人的等级制便有了天命的根据。他兴奋地写道：

一以治万，少以制众，其为纲纪乎！纲纪立而治具成矣。心使身，身使臂，臂使指，指操万物；或者不为之使，则治道病矣。

礼既是天命，你就得认命，“各正性命”，各安其分，否则就会遭“天灾”、“人殃”：

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或曰：何谓违天之命？曰：天使汝穷，而汝强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强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

（《传家集·卷七十四·士则》）

人之刑赏，刑赏其身；天之刑赏，刑赏其神。故天之所赏者，其神间静而佚乐，以考终其命；天之所刑者，其神劳苦而愁困，以夭折其生……智愚勇怯，贵贱贫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灾；失人之分，必有人殃。

（《传家集·卷七十四·士则》）

这样一来，天不仅成了礼治的根据，而且成了监督礼治、实施赏罚的神灵。宋史泰斗漆侠先生说：

司马光对天的认识路线就是沿着董仲舒的路线发展的，而且比董仲舒还董仲舒！司马光和董仲舒所论述的“天”，都是有人格、有意志的，亦都能够给人们以生杀予夺，祸福刑赏，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司马光和董仲舒所论述的“天”，却又有所不同。董仲舒的“天”，还有告诉人君，使其不敢过分胡作非为，让民众活下去的一面，多少还有点积极意义。而司马光的“天”，不仅没有这一点，而且只有吓唬老百姓的一面了。称司马光的天命论比董仲舒还董仲舒，道理即在于此。[8]

有人说，不对！司马光不是食古不化的老顽固，而是赞成改革的。诚然，他曾经赞成扬子“前人所为，是则因之，否则变之，无常道”[9]的观点，也曾说过“圣人守道不守法”的话，认为“法久必弊，为民厌倦”，应“通其变，使民不倦”[10]。但是，他主张改革的话讲在嘉祐年间，“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陈亮语），“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朱熹语）。而当改革真的开始后，他完全站在了对立面，且愈到晚年反改革的立场愈坚定，理论旗帜更鲜明：

古之天地有以异于今乎？古之万物有以异于今乎？古之性情有以异于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

子之于道也，将厌常而好新，譬夫之楚者，不之南而之北；之齐者，不之东而之西。信可谓殊于众人矣，得无所适，失其所求，愈勤而愈远邪！

（《传家集·卷七十四·辩庸》）

从赞成“无常道”到“道何为而独变哉？”，从“守道不守法”到认为事之于道，厌常好新是南辕北辙，他回到了“天不变道亦不变”上。

为小人物和猫立传

司马光的《通鉴》是帝王将相史，可他在晚年却热衷于为小人物甚至给猫立传。奇怪吗？一点不。他是要树立小人物“各正性命”的“典型”，以服务于正纲纪、齐风俗、行礼治的理想。

夏县有个助教名刘太，其父去世，司马光和兄长一起送其一千钱（一串），写信说，“今物虽薄，欲人之可继也”。当时红白喜事大讲排场，有的人对父母的丧事办得很奢华，却违背守孝的戒律，大吃大喝。刘太守孝三年，不饮酒，不吃荤，严守戒律。刘太希望把司马光写给他的信刻石，以广流传，“使民间皆去弊俗而入于礼”，司马光没同意，而为刘太等五个夏县贤人合作一传，希望刘太刻石以传后世，“庶几使为善者不以隐蔽而自懈焉”。

另四人，一为刘太之弟刘永一，在洪水淹了夏县城时，他拿一根竹竿站在门口，凡有他人之物漂来即挑出去；有和尚存钱数万于其家，不久和尚自经身亡，他马上到县衙说明，把钱还给了寺院；有人借了他的钱不还，他烧毁借条以愧其心。一为周文粲，兄为酒鬼，靠其养活，醉后便对他拳脚相加，邻居愤愤不平，欲告官，他却矢口否认，还要求邻里不可挑拨他们的兄弟关系。一为苏庆文，对继母像生母一样孝顺。对妻子说，你若敢对继母不孝，我就休了你。继母无子，年轻守寡，他养老送终，为人所赞。一为台亨，是位著名画工，曾被征调去开封修景灵宫，竣工时被评为技艺第一，朝廷拟授他官职，留京师供职，他以父老需奉养为由坚辞，回乡。

这就是司马光在家乡抓的五个“典型”。此外他还写了《张行婆传》[11]。张氏是山东人，父亲是虎翼军校，幼年被继母卖到尚书左丞范家，改名菊花。继母谎称失踪，父亲痛失女儿，哭瞎了一只眼，丢了差事。菊花渐大，范家嫁女，把她作为陪嫁丫环，随小姐到了三班借职金士则家。一个偶然的机会，父女在范家相见，方知女儿是为继母所卖，火冒千丈，欲殴打继母。张氏拦着父亲，说：“儿非母不得入贵人家，母乃有德于儿，又何怨焉？今赖天之力，得复见父，若儿归而母逐，儿何安焉？”于是不再追究继母之罪。不久父死，张氏奉养继母如己母，继母腿病，她背负以行，直至送终。此后她嫁给了乡亲王佑，生一子二女，王佑早逝，她将子女抚养成人，娶了媳妇嫁了人，正要过好日子时，她却对儿子说，我一向信佛，现在你们都已成家立业，我要把乡里的废庙重建，出家去了。乡人听说后纷纷出资，新庙建成。她不忘旧主之恩，先到金士则家看望范氏，再步行数千里来夏县看望金士则之妹。金妹乃司马光之嫂，将其安置在院门旁的一间小屋子里。她每天只吃一顿素食，帮主人喂猴、犬，给仆人家的孩子梳头洗澡，缝补衣衫。猴、犬在她离去后，竟数日悲鸣不食。司马光曾与之对话，谈到她不远数千里来夏县的原因，她说：“吾故时主家，不可忘也。”司马光在此传最后叹曰：“呜呼！世之服儒衣冠读诗书以君子自名者，其忠孝廉让能如张氏者几希，岂得以其微贱而忽之耶！闻其风者，能无怍乎？”

这段话点出了他为张行婆作传的目的，希望读书人像她那样忠孝廉让，即使被继母卖掉了还要心存感激还要为之尽孝。这在今天看来是荒谬的，但在司马光眼里，这就叫“各正性命”，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然而，社会风俗并没有因为他树道德“典型”而改变，他甚至觉得，人不如他家的猫了，于是写了《猫虪传》[12]。虪，意为黑虎，是他在独乐园养的一群猫中的一只母猫之名。每次喂食，虪总是等别的猫吃完后再吃，如有其他猫返回，它再让开。有母猫产崽太多，奶头不够，虪就主动把没有奶吃的猫崽衔来自己窝里喂奶，结果好心遭到恶报，别的母猫以为它要霸占自己的子女，将虪的幼崽吃了，而主人又误以为是虪自己吃了。按《白泽图》的说法，畜食幼崽，不祥。所以便把虪抓起来，送到一座庙里。谁知虪在庙里不吃不喝，眼看就要饿死，和尚只好又将它送回。虪对同类处处忍让，而在抵抗异类侵犯时十分勇敢。有只狗来叼猫崽，它与狗搏斗，保住了幼崽却身负重伤。虪从此日渐衰弱，直到死去。司马光念其忠恕，葬之于独乐园。此篇的附传传主也是一只猫，名叫山宾，是他早年通判郓州时所养。山宾护家勇敢，只因弄脏了司马光的书，便将其装入布袋送人。谁知它恋旧主，跑了回来，如此反复多次，最后跑回时，浑身都是绳索捆过的伤痕，司马光甚是怜悯，欲要留下，可已答应送人，不可失信，只好又装入布袋送走。此后，他再没有见到山宾，不知它是死是活了。啥意思？赞美它忠于主子？还是说要“各正性命”？

除了给小人物和猫立传，司马光还现身说法。他有次牙痛，通宵不眠，呻吟之声，达于四邻。一过路道士闻之，对他说：“病来自天，天且取子之齿以食食骨之虫，而子拒之，以违天也。夫天者，子之所受命也。若之何拒之？其必与之。”司马光听了他的话，一觉醒来，不治而痛止[13]。而另一次他手被虿蜇，疼痛难忍，祝师要他藐视虿毒，果然不疼了。问其原因，祝师说：“虿不汝毒也，汝自召之。余不汝攘也，汝自攘之。夫召与攘皆非我术所能及也，子自为之也。”对此，司马光感叹道：“嘻！利害忧乐之毒人也，岂止虿尾而已哉？人自召之，人自攘之，亦若是而已矣！”[14]这两段记载在科学上匪夷所思，他似乎也无意宣扬道人法力，到底想说什么？联系他在《潜虚》中相关论述，原来如此：前者讲的是要“各安性命”，逆来顺受，自然平安；后者讲的是若有利欲之心，不安性命，就会自招虿毒。

司马光每回夏县家乡，夏县令便请他于县学讲学。讲台上摆着一个签筒，里面装着一支支签，签上分别写着学生姓名。宣讲之后，他随手抽出一支签，让被抽中者讲学习心得，颇有启发式教育的味道。据宋人马永卿笔记《懒真子》记载：有次讲学后回家，到鸣条岗祖坟祭扫，未料有五六个农民在墓旁的余庆寺等他。他们提着用瓦罐装着的菜汤和小米饭，请他吃饭。司马光吃得很香，自称“如享太牢（皇帝祭祀用的最高规格宴席）”。吃罢，农民说，先生在县讲学，我等无缘听讲，能否也给我们讲一讲。司马光欣然应允，拿出笔墨纸砚，写下《孝经·庶人章》：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孝经》按照礼制等级，分别论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之孝，等级不同，要求迥异。如对卿大夫的要求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附诗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对最底层的农民，只能讲庶人之孝，司马光这堂课上得很有针对性。讲罢，一农民突然提问：“《孝经》从《天子章》开始，每章下都有毛诗二句，为什么唯独《庶人章》没有？”这一下，司马光卡了壳。他是《孝经》权威，古本《孝经》的考订者。过去，王安石在皇帝的经筵上质疑《孝经》，现在一个乡巴佬，最底层的庶人竟然也来质疑。这让他大感意外，少许沉默后，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吾平生虑不及此。”农民大笑而去，提问者逢人便炫耀：“我难倒了司马端明。”

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农民讲学，满腔热情换来的却是烦恼。与其自寻烦恼，不若独善其身。司马光看着孙子在庭前跑来跑去，口占一绝：

我昔垂髫今白发，中间万事水东流。此心争得还如是，戏走阶前不识愁。

（《传家集·卷十二·观孙儿戏感怀》）

他多想回到“戏走阶前不识愁”的童年啊！童年他是回不去了，但他“独善其身”的日子即将结束，“兼济天下”的时候就要回来了。元丰八年（1085）三月初七，年仅三十八岁的神宗驾崩了！转变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他的《潜虚》还没有来得及最后完成。

[1]《宋史·王益柔传》。

[2]《传家集·卷四十五》。

[3]《太玄注·玄侧一》。

[4]《四言铭系述》。

[5]《中和论》。

[6]同上。

[7]《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三》。

[8]《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第335页。

[9]《问道篇》。

[10]《易说·卷六》。

[11]《传家集·卷七十二》。

[12]《传家集·卷七十二》。

[13]《迂书·慝齿》。

[14]《迂书·虿祝》

第三十五章 一朝权在手

元丰八年（1085）三月初七日，神宗驾崩。

在金陵，王安石作诗哭悼：“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赞美神宗“一变前无古，三登岁有秋”。

在洛阳，司马光在独乐园设了灵堂，行国祭之香。朝廷没有通知外地官员进京奔丧，去不去？在洛阳的三品以上官员先后启程了，而司马光还在观望。程颢着急了，催促说，太子（赵煦，哲宗）登极了，太皇太后（高氏，史称宣仁，以下称高太后）垂帘听政，不能再犹豫了。而司马光仍然不急不忙。作为保守派的旗手，他树大招风；作为历史学家，他见了太多的皇权交替中的血腥。他渴望被重新起用，把王安石的新法彻底翻个底朝天。他也明白，高太后一直反对新法，但一个老太太和一个虚十岁的孩子能稳住朝政吗？时任执政大臣八人：首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太圆滑，人称“三旨宰相”：向皇帝请示曰“请旨”，听到指示后曰“领旨”，布置工作曰“奉旨”，所以居执政十五年不倒；其余皆为新法派人物，次相（右仆射）蔡确、知枢密院事章惇、尚书左丞韩缜被保守派称作“三奸”。他们能不兴风作浪吗？直到神宗逝世后十天，程颢又来劝他说，告病的孙固、韩维昨天都已赴京，你该动身了。正劝着，有人送来了儿子司马康从东京捎来的信，信上说，高太后曾问首相王珪：司马光来否？王珪答：未见。又问：众臣皆来，司马光为何不来？看罢此信，他对程颢说：“准备出发！”

“子改父道”与“母改子政”

三月十七日，司马光和程颢骑马赴京。马至城门，守卫禁军以手加额，说“此司马相公也”。消息传开，引来沿途民众聚观，以至马不得行，有人高声对他喊道：“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王安石曾说，“始终言新法不可行者，司马光也”。因此，对他的到来，保守派宛如盼来了太阳。“及谒时相于私第，市人登树骑屋窥之，隶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尔）君，愿一识司马公耳。’至于呵斥不退，而屋瓦为之碎，树枝为之折。”这段记录不见于正史，出自王明清的笔记《挥麈后录》，清人顾栋高编《司马光年谱》时归入遗事卷内，因其生动，后人屡有引用。但此记录语焉不详，时相有两个，首相王珪，次相蔡确，究竟是其中哪一家？宋朝等级森严，老百姓爬到相府的屋子上，敢吗？王明清是南宋人，距司马光进京已隔百年。不论此事真假，但保守派盼望司马光出山的情绪弥漫于京城应是真的。这种情绪太强烈了，让司马光感到害怕。小皇帝和高太后无暇一一接见外来吊丧的臣僚，令不必面辞，司马光便不告而辞了。他刚一走，高太后责问宰相：为什么匆匆放行？高太后于是派宦官梁惟简追到洛阳，二十二日，在独乐园向他宣读谕旨：“毋惜奏章，赞予不逮。”

司马光这才心里有了底，看来彻底否定王安石新法的时候真的到来了！在次日所上的《谢宣谕表》[1]中，他赞扬高太后“听政之初，首开言路”，是“宗庙社稷之灵，四海群生之福”。三十日，他上《乞开言路劄子》[2]，其中说：

臣愚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廷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用信袋封好的状子），尽情极言。仍颁下诸路州军，于所在耍闹处，出榜晓示，在京则于鼓院、检院投下，委主判官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军投下，委长吏即日附递奏闻。皆不得取责副本，强有抑退。其百姓无产业人，虑有奸诈，则责保知在，奏取指挥，放令逐便。然后陛下于听政之暇，略赐省览。其义理精当者，即施行其言，而显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长，舍其所短。其狂愚鄙陋，无可采取者，报闻罢去，亦不加罪。如此则嘉言日进，群情无隐，陛下虽身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诸掌。举措施为，惟陛下所欲。

这个劄子讲得冠冕堂皇，却露出一处破绽：对无产业之人，“虑有奸诈”，得有人作保，经过批准，才准发言。神宗曾说，王安石“更张法制，与士大夫诚多不便，然于百姓何所不便？”现在限制穷人发言，啥意思？

看了司马光的劄子，高太后撇开政府，于四月十一日直接下诏曰：“先皇帝（神宗）临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泽天下，而有司奉行失当，几于繁扰，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实惠。其申谕中外，协心奉令，以称先帝惠安元元之意。”这份诏书意在将神宗与新法撇开，让臣僚大胆向新法宣战。司马光带头响应，上《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疏中对王安石变法的攻击，无非是老调重弹，并无新意，要害是提出了一个比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更具爆炸性的观点。哲宗刚登极，就废除父皇的新法，遂有“子改父道”之讥，司马光驳斥说，这不是“子改父道”，而是“母改子政”：

议者必曰：“孔子称：‘孟庄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又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彼谓无害于民、无损于国者，不必以己意遽改耳。必若病民伤国，岂可坐视而不改哉？……况今军国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权同行处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惮而不为哉？

“母改子政”，好极了！现实意义太强了！高太后如获至宝，保守派欢呼雀跃。

司马光为废除新法扫除了礼法障碍，但“母改子政”的观点一旦成立，太后专政甚至擅行废立直至当女皇都有了理论根据。且不说汉之吕后、唐之武则天，仅说北宋，先后有仁宗登极时的刘太后听政，英宗登极时的曹太后听政，最后她们都是在宰臣的迫使下撤帘归政的。现在有了“母改子政”的理论，高太后撤帘将遥遥无期（事实上她一直垂帘到死）。高太后庆幸找到了心腹之臣，急于与司马光相见。此前的四月十六日，她令司马光知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他未去上任，在洛阳不停地上奏，先后有《乞罢保甲状》《乞罢免役钱状》《乞罢将官状》等，加起来洋洋万言。高太后派人宣谕，要他赴任经京时，上朝觐见，派出催促的使者道路相望，一拨接一拨。

五月二十三日，司马光到京。随着这位保守派旗手的回朝，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攻倒算开始了。

从广开言路到舆论一律

高太后召见司马光究竟谈了些什么，史书无载，大概是给他看了中书省拟定的关于广开言路的诏书。这份诏书五月五日就颁布了，因只颁之于朝堂，司马光在洛阳没有看到。诏曰：

盖闻为治之要，纳谏为先，朕思闻谠言，虚己以听。凡内外之臣，有能以正论启沃者，岂特受之而已，固且不爱高爵厚禄，以奖其忠。设其言不得于理，不切于事，虽拂心逆耳，亦将欣然容之，无所拒也。若乃阴有所怀，犯其非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观望朝廷之意以儌倖希进，下则炫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审出于此而不惩艾，必能乱俗害治。然则黜罚之行，是亦不得已也。顾以即政之初，恐群臣未能遍晓，凡列位之士，宜悉此心，务自竭尽，朝政阙失，当悉献所闻，以辅不逮。宜令御史台出榜朝堂。

（《长编·卷三五六·元丰八年五月乙未》）

一看此诏，司马光马上怒形于色，说：这分明是划禁区，不让人说话！他问高太后，臣之《乞开言路状》，陛下看了吗？太后说，看过了。他上此状，是由于两名官员因建言而受了处罚。太府少卿宋彭年上书建议在京师并置三衙管军臣僚。水部员外郎王谔上言依保马法所定原数，核定每年合买（官府向养马户买马）数额，同时建议在太学设《春秋》博士，开课施教。次相蔡确以“非其本职而言”为由，各罚铜三十斤。司马光在状中说：“臣忽闻之，怅然失图，愤邑无已。”“臣恐中外闻之，忠臣解体，直士挫气。”他请求广开言路的目的，是要广言新法之害，如果规定不得“非其本职而言”，不要说达不到对新法群起而攻之的效果，而且实际上剥夺了保守派的发言权，因为推行新法是变法派的本职，而非保守派的本职。对号入座，司马光已受命知陈州，他乞罢新法的奏疏也属于越职言事了，“若亦不得言，则无所复用于圣世矣。上辜太皇太后陛下下问之意，下负微臣平生愿忠之心，内自痛悼，死不瞑目！”现在，司马光当面向高太后谈了自己看法，下来后又上《乞改求谏诏书劄子》[3]，指出：

其所言或于群臣有所褒贬，则可以谓之阴有所怀。本职之外微有所涉，则可以谓之犯非其分。陈国家安危大计，则可以谓之扇摇机事之重。或与朝旨暗合，则可以谓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当改，则可以谓之观望朝廷之意，言民间之愁苦可闵，则可以谓之炫惑流俗之情。然则天下之事，无复可言者矣。是诏书始于求谏，而终于拒谏也。

高太后完全同意司马光的意见，但没有当即修改诏书。神宗的丧事未完，而负责此事的山陵使、首相王珪突然病故，按例得由新首相接替，一时又不便大动执政班子，于是提升尚书右仆射（次相）蔡确为左仆射（首相），充山陵使，提升门下侍郎（副相）韩绛为尚书右仆射，令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他当晚接到告敕，次日上《辞门下侍郎劄子》，同时上《请更张新法劄子》。见高太后没反应，隔天又上《辞门下侍郎第二劄子》，向高太后摊牌：“未审圣意以臣前后所言，果为何如？若稍有可采，乞特出神断，力赐施行，则臣可以策励疲驽，少佐万一。若皆无可采，则是臣狂愚无识，不知为政，岂可以污高位，尸重任，使朝廷获旷官之讥，微臣受窃位之责？”[4]听我的我就上任，否则我就不干。他渴望废除新法的心情太迫切了，真有点“不知为政”了，新法施行了十五六年，就凭你的几个奏疏，说废就能废了？舆论准备，组织准备，是需要时间的。提升你当副相，不就是准备工作之一吗？这一点，刚刚被任命为宗正寺丞的程颢比他清楚，反问他：太皇太后正要更张新法，是你请辞的时候吗？其实他也知道，高太后正苦于无人可用，不可能准其辞职。果然，高太后当夜就派宦官梁惟简给他送来手诏：“赐卿手诏，深体予怀，更不多免。嗣君年德未高，吾将同处万务，所赖方正之士，赞佐邦国，想宜知悉，再宣谕……除卿门下侍郎，切要与卿商量军国政事。早来所奏，备悉卿意，再降诏开言路，俟卿供职施行。”司马光不再请辞，高太后履行诺言，于六月二十五日重颁求谏诏书，内容几乎是司马光《乞开言路劄子》的复写。

这件事再次典型地体现了司马光的性格：听我的就干，不听我的就“拜”。作为学者这不算啥毛病，但作为执政大臣，这却是致命的弱点。从当副相开始，他政治上的高峰期到来了，而作为政治家的悲剧也开演了。他的好友、道学先生程颢一直盼望被起用，可刚任宗正寺丞不久就病故了。他临终前说：“新法之行，乃吾党激成之……吾党与安石等分其罪也。”[5]可惜，这话司马光一点没听进去。与王安石斗，过去是你活我死，现在要你死我活，彻底翻天。

六月，高太后先后召韩维、吕公著进京入对，令韩维留经筵兼侍读，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当年的“嘉祐四友”，除王安石外，又聚到了京城。吕公著向高太后推荐了六名人才：孙觉、范纯仁、李常、刘挚、苏辙、王岩叟。司马光一下推荐二十名，其中刘挚、范纯仁、范祖禹等六人，他自称为熟人，是“内举不避亲”；另吕大防、李常、苏轼、苏辙、王岩叟、朱光庭等十四人，他自称不熟，因“众所推伏”故“不敢隐蔽”。他俩都再三强调，台谏须用此等正人。他们都是因反变法而被贬出朝廷的，现在该请他们“复辟”了。

最先被起用的是孙觉，被任命为谏议大夫，接着刘挚、王岩叟分别被任命为侍御史和监察御史。但接下来的任命遇到了麻烦。有一天，高太后拿出一份台谏官拟任名单，内有范纯仁、范祖禹、苏辙、朱光庭、唐淑问五人，召三省和枢密院共议。高太后问：“此五人如何？”司马光答：“协众议。”而知枢密院事章惇说：“按照惯例，谏官须经两制（翰林学士、知制诰）以上推举，然后由执政大臣进拟，现在名单从宫中出来，臣不知陛下从何知之，莫非是身边人推荐的？此门不可随便开启。”高太后说：“他们都是大臣推荐的，非我左右人所荐。”章惇说：“大臣当明举，何以密荐？”于是吕公著讲范祖禹是自己的女婿，韩缜、司马光讲与范纯仁是亲戚。章惇说：“台谏是纠察执政的。按规定，执政大臣接受任命后，他的亲戚以及他所举荐的台谏官都要改任其他官职。现在皇帝幼冲，太皇太后同听万机，应当遵循故事，不可违背祖宗法度。”章惇固然是成心找茬，但司马光等人也确实违反了任免规定。

司马光的回答再次显示了他的行事风格，说：“纯仁、祖禹做谏官，诚协众望，不可因我而妨碍贤人提升，我愿辞职。”他大概忘了，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让谢景温当侍御史，因为他与王安石之弟王安国是姻亲，保守派可没少弹劾。现在，御前会议一下冷了场。章惇阴阳怪气地说：“我相信你们不会有私心，但万一哪天奸臣执政，援引为例，引亲戚和所举荐者当谏官，闭塞聪明，恐非国家之福。纯仁、祖禹应任他官，仍令两制以上推举。”高太后不好办，最后其他三人得以任命，范纯仁和范祖禹改任他职。

这是司马光任执政后第一次碰钉子。虽然没有完全如他所愿，但他已经完全控制了台谏。刘挚、王岩叟、朱光庭、苏辙等人都是他的“炮手”，从元丰八年（1085）十月到元祐元年（1086）底的宋史，几乎成了他们的奏疏集。这些奏疏可谓舆论一律，一律要废新法。

“四害不除，吾死不瞑目”

高太后重新颁布求谏诏书，但诏书颁布了一个多月，却未见高太后批出一件。老太婆太忙了，看不过来。司马光想起神宗登基之初，也曾让臣民上封章，委托他与张方平先详定，然后择要用黄纸签出，报告皇上。择什么？报什么？太重要了。于是，他请求按神宗故事，委详定官先看。好！这事就交给你了。八月底，司马光挑选了农民诉苦状一百五十件，择要用黄纸呈上，相当于“舆情摘要”。随之上了一份“按语”式的奏疏，说：“聚敛之臣，于租税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赏。青苗则强散重敛，给陈纳新，免役则刻剥穷民，收养浮食，保甲则劳于非业之作，保马则困于无益之费，可不念哉！”十分明显，他是要借舆情来废新法。

司马光造足了舆论，可朝廷在废除新法上仍然犹犹豫豫。自元丰八年（1085）六月司马光任副相至当年底，名义上废除了保甲法、保马法、方田法，其实真正废了的只有方田法。据北宋《治平录》（即《会计录》），全国“不出税赋的田亩有十分之七”，方田法仿井田制丈量土地，以防瞒产逃税，遭到官僚地主的一致反对，所以方田法说废就废了，而保马法废出了麻烦，保甲法说废未废。

保马法的马是指军马，乃一项无奈之举。宋在神宗前是监牧养马，全国有监牧十四处，但从熙宁二年至五年（1069—1072），每年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供骑兵者不到三百匹。王安石于是实行保马法，改监牧养马为“养马于民”。富民愿意养马者听便（户马）；三等户以上十户为一保，养一马（保马）；三等以下户十户为一社（社马），官供马驹并补贴部分养马费用，到时按价收购。马死，保马由保主赔偿，社马由养马人和社各赔一半。司马光废保马法，复监牧养马，可全国仅剩沙苑（陕西大荔县西南）一监，其他养马场已变成耕地，保马一下收回，往哪儿放？马驹在长途转移中死了一半。

保甲法简单点说，就是乡村之主户，每十户编为一保，五保（五十户）编为一大保，十大保（五百户）编为一都保，保长由有财力有威望者担任。主、客户二丁出一为保丁，官给兵器，并配教官，每五日集中训练一次。保甲法是与将兵法配套的，将兵法精干军队，保甲法寓兵于民，平时维护地方治安，战时配合官军作战。据熙宁九年（1076）的统计，全国有保甲民兵六百九十三万，加上边疆区的义勇民兵，共七百一十八万。保甲、保马两法确实有毛病，应当改。司马光则认为有百害而无一利：耽误农事，骚扰百姓，盘剥农民，“犒设赏赉，靡费金帛，以巨万计”。他最担心的是“保甲中往往有自为盗者，亦有乘保马行劫者”，若遇大灾之年，“武艺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应之，其为国家之患，可胜言哉！”保甲法“夺其衣食，使无以为生，是驱民为盗也；使比屋习战，劝以官赏，是教民为盗也；又撤去捕盗之人，是纵民为盗也”。[6]盗、寇，是封建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称呼。应该说，他的批评有合理因素，但更多的是对农民习武的恐惧。保甲、保马归枢密院主管，而知枢密院事是章惇，他自然不愿彻底否定，只令开封府界和三路保甲由五日一训改为每月训练三日。司马光没有达到目的，又上《乞罢保甲劄子》，要求彻底废除。对此，保守派中的许多人也不赞成。吕公著说：“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只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无转为盗贼之患。”[7]韩维、范纯仁也持此论。于是，章惇抢先一步，颁布了保甲于农隙教练一月的诏令。这让司马光大为不满（保甲法元祐五年（1090）才真正废除，司马光已逝世四年），他更加迫切地感到，要彻底废除新法，必须将执政中的新党人物清除出去，换上自己人。

说起自己人，与他关系最密切的是范镇。他给范镇写信说：“闲居十五年，本欲更求一散官，守候七十，再如礼致事（仕）。”“况数年以来，昏忘特甚，……故事多所遗忘，新法固皆面墙，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识不过三四，如一黄叶在烈风中，几何其不危坠也？”[8]他发出了“黄叶烈风”之叹，请范镇出山，范镇却谢绝了他的召唤，说：“六十三岁求去，盖以引年；七十九岁复来，岂云中礼？”宋朝官员七十岁退休，七十九岁复出，怎么能说符合规定？在神宗下葬时，蔡京见到范镇，说：“上将起公矣。”他说：“某以论新法得罪先帝，一旦先帝弃天下，其可因以为利乎？”[9]范镇不来帮他，在洛阳与他为伍的文彦博也指望不上。在朝廷给他加官晋爵时，他以辞两镇节度使为交换条件，给三个儿子升了官，且要求增加食邑。人各有志啊！

司马光的确已是一片“黄叶”，六十七岁，瘦骨嶙峋，齿牙全无，记忆衰退，说话结巴，大约还有糖尿病，因其诱发的脚病已使他举步维艰。他应该颐养天年了，应该心平气和了。然而，愈是感到时日无多，他对新法的仇恨烈火却愈烧愈旺，他要毕其功于一役，痛痛快快地“翻烧饼”。可惜“黄叶”有意，而“烈风”无情。新年到，改年号，曰“元祐”。“元”代表推行新法的神宗之元丰年，“祐”代表奉行旧法的仁宗之嘉祐年，一看就是两党角力的折中。司马光只要嘉祐而不要元丰，指挥台谏向新党人物蔡确、章惇、韩缜发起了猛烈进攻。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病情加重了。元祐元年（1086）正月十四日，高太后下诏：司马光、吕公著于朝会时与朝臣异班，两拜即可（应四拜），不必“舞蹈”。司马光上《谢起居减拜表》[10]说，从去年开始他就经常生病，入冬后饮食减少，今春顿感精力衰退，拜起极为艰难，几乎不能朝见。见减拜诏书，“欲辞则实所不支，欲受则自知非分，踧踖心悸，战兢汗流”。但他没说辞职，而表示“期于竭忠，不敢爱死”。可他朝见时一拜也做不到了，二十一日正式请病假。想到青苗、免役、将官三法还未动，对西夏战和之议未定，叹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

[1]《传家集·卷十七》。

[2]《传家集·卷四十六》。

[3]《传家集·卷四十七》。

[4]《传家集·卷四十七》。

[5]《长编·卷三百五十七·元丰八年六月丁丑》。

[6]《传家集·卷四六·乞罢保甲状》。

[7]《长编·卷三百五十七·元丰八年六月戊子》。

[8]《传家集·卷六十·与范尧夫经略龙图第二书》。

[9]《邵氏闻见录》。

[10]《传家集·卷十七》。

第三十六章 舍命废新法

害怕自己一病不起，司马光给吕公著写了一张便条：“晦叔（公著字）自结发志学，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国政，平生所蕴，不施于今日，将何俟乎？”接着笔锋一转：“比日以来，物议颇讥晦叔谨默太过，此际复不廷争，事有蹉跌，即入彼朋矣。”最后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司马）康，惟国事未有所付，今日属于晦叔矣。”[1]

这封信颇似临终嘱托，批评吕公著“谨默太过”，告诫他再不奋起，就会与新党同流合污。吕公著出身于宰相世家，伯祖吕蒙正、父亲吕夷简都是名相。对废除新法的态度，司马光是要赶快“翻烧饼”，而吕公著认为，“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促”，青苗但罢“抑勒之患”，免役“当少取宽剩之数”……

司马光急，越急越病，越病越急，给吕公著写信后，又给执政同僚致《三省咨目》，交代了六件事，第一件就是废免役法，否则，“恐成万世膏肓之患”。

匆匆废免役，蔡京抢“头彩”

免役是相对差役而言。简言之，差役是让农民无偿服役，免役是按田亩或财产出钱，雇人服役。关于两法的区别和司马光的态度，前已述。他此次出山前，在洛阳就上《乞罢免役钱状》[2]，说免役法“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者，不利于贫者”。上此疏已八个多月了，翻了年头，可免役法仍没废除，他火急火燎，所以将此列在《三省咨目》的首条。次日，他又上《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劄子》[3]，指出免役法有五大害：

一、“旧日差役之时，上户虽差充役次，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数年，营治家产，以备后役。今则年年出钱，无有休息，或有所出钱数多于往日充役陪备之钱者。”

二、“旧日差役之时，下户元（原）不充役，今来一例出钱免役，驱迫贫民，剥肤椎髓……”

三、“旧日差役之时，所差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产，使之作公人，管勾诸事，各自爱惜，少敢大假作过，使之主守官物，少敢侵盗。……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充役，无宗族田产之累，作公人则恣为奸伪，曲法受赃，主守官物则侵欺盗用。一旦事发则挈家亡去……”

四、“自古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凡所以供公赋役，无出三者，皆取诸其身而无穷尽。今朝廷立法曰：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殊不知农民出钱，难于出力……丰年犹可粜谷送纳官钱，若遇凶年……惟有拆屋、伐桑以卖薪，杀牛以卖肉……是官立法以殄尽民之生计……”

五、“提举常平仓司（负责青苗、免役推行之机关）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为防荒年，平时多收百分之二十的免役钱）……”

讨论问题的前提是客观事实，可这份劄子只有论点而没有数据。司马光说免役法“殄尽民之生计”，但没有说一亩地到底收多少钱。据《文献通考》，元丰五年（1082）全国田四百六十一万余顷，其中民田四百五十五万余顷，元丰七年（1084）收免役钱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余贯（一贯等于一千文），平均下来，每顷少于四点一贯，每亩少于四十一文，因其中包括百分之二十的宽剩钱，所以基数约为三十三文。这是把田亩当实数来计算的，而北宋的田亩不是根据丈量得出的数据，而是通过实收赋税除以基数估算的。掌管财政的三司官员发现，与汉和隋、唐相比，宋耕地面积竟不及其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固然有国土北不到幽蓟、西不到宁夏的问题，但田亩怎么也不至于少如此之多。从仁宗朝开始就尝试用方田法丈量土地，但一直到王安石变法，均因遭地主强烈抵制而难以进行。朝廷上下都知道不交赋税的田亩“十居其七”，但上下都以此为仁政。据《宋史·食货志》，京、襄、唐、邓四地荒田尤多，从英宗治平到神宗熙宁年间（1064—1077）相继开垦，五年免税期后，一百亩按四亩收税，后来想改为按二十亩收税，朝中言官和当地地主联合反对，作罢。能够隐瞒土地的是地主特别是官僚地主，小户是难以隐瞒的。北宋除晚期徽宗时期外，田税不重，每亩斗余，加上免役钱，就会逼得农民“拆屋、伐桑以卖薪，杀牛以卖肉”，有证据吗？司马光没说。

他接着写道：“陛下近诏臣民，各上封事，言民间疾苦，所降出者约数千章，无有不言免役钱之害者，足知其为天下之公患无疑也。”因此，他提出：“为今之计，莫若直降敕命，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元年（1068）以前旧法人数，委本县令、佐亲自揭五等丁产簿定差，仍令刑部检会熙宁元年见行差役条贯，雕印颁下。”一下废免役，复差役，工作如何衔接？他建议：

第一，各州、县所差之人，如自己愿意服役就马上服役，如不愿意，让他出钱雇人代替，工资由他们私下商定。但他雇用的人必须是有品德的，如被雇者逃亡，让他再雇，如带走了官物，由雇者赔偿。

第二，现在拿工资充役的人，等差役的人一到，全部放回。

第三，最重的是衙前役，过去有因之破产者。现在设了厨酒库、茶坊司，押送官物派官员和军士，没有再听说有破产的了。如认为衙前户仍不足以独自承担赔偿责任，应依旧于官户（租种官田者）、僧道、寺观、单丁、女户有物业每月掠钱十五贯、庄田年收百石以上者，并令随贫富、等级收助役钱。

第四，废免役、复差役的敕令下达后，各地若认为实行无碍，则马上实行；若感到需要修改，县限五日内将意见报州；州综合各县可采纳之意见，限一月内报转运司（约相当于省政府）；转运司限一季度内报朝廷。报来后，由执政官详议，再一路一州一县分别下敕执行。务必做到因地制宜，便于执行。

高太后对司马光言听计从，二月三日把他的劄子批给三省，令草敕下达。首相蔡确感到此事重大，应与枢密院商议。五日，知枢密院事章惇被叫来会商。他说，此事不归枢密院管，过去一直不过问，提出先用三五天看看臣民所上封事和司马光的劄子，然后再议。韩缜说：“司马光文字岂敢住滞，来日便须进呈。”于是乎，废免役、复差役的重大法律就这么匆匆决定了。三省和枢密院共同进呈后，高太后批示“依奏”，六日按司马光的劄子下达了《罢役钱敕》。从高太后批出劄子到法令公布，仅三天时间。高效？荒唐？

免役法实行了十五年之久，各地已经习惯，突然改为差役，而且限定县五日内要么复旧要么报告，神仙也做不到，但有人做到了。此人便是后来徽宗的宰相、大奸臣蔡京，时任知开封府。五日后，他兴冲冲地跑来向司马光报告，开封府所属开封、祥符两县，已按差役旧法，差千余人服役。司马光听报，眉开眼笑了，赞赏说：“使人人如待制（蔡京官衔天章阁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4]

他太急于废除新法了，急得对有悖情理的事也失去了判断力。

章惇反扑被驱，苏轼无奈请辞

司马光希望各地官员都像蔡京这样坚决执行《罢役钱敕》，但没人学习这个榜样。这部“复写”司马光劄子的法律，因过于笼统，许多地方脱离实际，底下感到不好执行，连他在台谏的“拥趸”们也认为不妥。朝廷不得不下敕要求各地详较利弊。这让病中的司马光惊诧不已，如因此而动摇决心，他的努力将化为乌有！二月十七日，他上《乞不改更罢役钱敕劄子》[5]说：

臣闻令出惟行弗惟反，彼免役钱，虽于下户困苦，上户优便，行之已近二十年，人情习熟，一旦变更，不能不怀异同。又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小有烦扰。又提举官专以多敛役钱为功，惟恐役钱之罢。若见朝廷于今日所下敕微有变动，必更相告曰：“朝廷之敕果尚未定，宜且观望。”必竞言役钱不可罢，朝廷万一听之，则良法复坏矣。伏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虽小小利害未备，俟诸路转运司奏到，徐为改更，亦未晚。当此之际，则愿朝廷勿以人言，轻坏利民良法。

司马光只代理过几天苇城县令，通判郓城、河东共三年，缺少州县工作经历是他的天然缺陷。因不谙下情，讲得越多，露的破绽就越多，自相矛盾之处就越多。果然，已被台谏官指为“大奸”的章惇抓住他的辫子，来了一次绝地反击，上疏说《罢役钱敕》[6]是草率通过的，一口气反驳司马光八个问题，主要有：

——司马光前劄讲上户以差役为便，以出免役钱为害，后劄又讲免役钱“于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不过半月时间，不知为啥讲的正好相反。“臣观司马光忠直至诚，岂至如此反复？必是讲求未得审实，率尔而言。以此推之，措置变法之方，必恐未能尽善。”

——司马光说免役召募皆浮浪之人，全凭猜测。事实是，所募役人都有“家业保识”，衙前役人即“长随”，与差役不同之处就是不让他们“买扑场务”（买扑是宋朝的一种包税制度，即对酒、醋、陂塘、墟市、渡口等的税收，竞价包税，由出价高者承包），而给以较高工资，并无浮浪之人。朝廷欲知事实，请派专人调查，看免役法实行后究竟有多少役人像司马光所说的侵盗官物，隐姓逃匿？如此则一目了然。

——司马光说臣民所上封事无不言免役之害，其实其中有不少说免役法好的，而他却未予批出。

——司马光提出收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月掠钱十五贯以上，或庄田年收谷百石以上者征免役钱补助衙前户，而这些人按免役法是免交役钱的，如果照办，岂不更为深害！

——司马光说免役“驱迫贫民，剥肤椎髓”，“拆屋、伐桑以卖薪，杀牛以卖肉”，其言太过，实行免役法十五余年，“未闻民间因纳免役钱有如此事”。“大抵光所论事，亦多过当。”

保守派万没想到，已被弹劾到焦头烂额的章惇居然不知死活，敢跳出来与司马光抗礼。但是，章惇曾三典州郡，有丰富的州县工作经验，谁也不敢直面役法与之论战，只能撇开役法本身群起而攻。王觌的一段话最有意思：“（司马）光之论事，虽或有所短，不害为君子；（章）惇之论事，虽时有所长，宁免为小人。”

“不害为君子”的司马光没接“小人”章惇的招，而用辞职报告来表现其君子作风。他上《随乞宫观表辞位劄子》[7]说：告假月余以来，“疾大势虽退，饮食亦稍进，然气体疲乏，足肿生疮，步履甚难，策杖而行，不出堂室，况于拜起，固所未易”。“岂有执政之臣，身据高位，坐受厚俸，既不趋朝，又不供职，宴安偃仰，养病于家，何待人言，独不内愧？”因此，辞门下侍郎，乞一宫观。诏答“不允”，再辞，再“不允”。

高太后“不允”司马光的辞呈，而在首相蔡确的辞呈上批复：首相不免但只管门下省，中书省工作由尚书左丞吕公著接替。鉴于对役法的意见不一，吕公著建议专差大臣，设役法详定所详定。二月二十日下诏，令韩维、吕大防、范纯仁等详定。斗章惇，他们与司马光团结如一，而一旦负起详定之责，与司马光的分歧就不可避免了。

范纯仁与司马光是姻亲，熟悉州县工作，首先劝司马光：免役法虽有不便，但不可尽废，去掉其过分之处即可。如果硬要废，可先在一州试行，稳妥了再推广于一路，如此不至于扰民。司马光充耳不闻，范纯仁叹息说：又是一个王介甫也！当面没说通，下来又给他写信说：“此法但缓行而熟议则不扰，急行而疏略则扰。今公宁欲扰民，而且将疏略之法使谬吏遂行，则其扰民，又在公意料之外更有扰矣。”[8]还说，我完全可以保持沉默，甚至可以像某些人那样一味赞美讨你喜欢，如果这样，我还不如当年依附王安石早点升官，何必等老了再来取媚于你？千万别认为废新法出于仁，疏略也不会扰民，历史上可不乏以仁失国的例子。

司马光最好的朋友范镇的侄子范百禄时为中书舍人，熙宁初王安石推行免役法时，是开封府咸平县令。他以亲身经历告诉司马光：“（免）役法之行，罢开封府衙前数百人，而民甚悦。其后有司求羡余（收宽剩钱），务刻剥，为法之害。今第减出钱之数以宽民可也。”[9]

司马光已完全听不进不同意见，于二月二十八日上疏说，“陛下幸用臣言，悉罢免役钱，依旧差役，诏下之日，中外欢呼，往来之人闻道路农民迭相庆贺，云‘今后这回快活也’……今陛下令韩维等再行详定……臣愚窃恐闻此指挥，谓朝廷前日之敕更改未定……必有本因新法得进之臣，乘此间隙，争言免役钱不可罢，因聚敛获功之吏，称旧法未改，督责免役钱愈急。是民出汤火，濯清泉，复入汤火也”。因此，他要求朝廷下令给各州、县，坚决按二月六日的敕令执行。

三天后，即闰二月初二日，是司马光双喜临门的日子。这一天，首相蔡确终于被轰下了台，由司马光接任；同时，朝廷按他的请求，下诏重申役法更张按二月六日的敕令执行。初八日，朝廷又下诏废除了青苗法。

司马光要除“四害”，不到二十天就除了两“害”；要驱“三奸”，继蔡确之后，章惇也被驱出朝廷。此前，司马光连上两章，请高太后作威作福，明示好恶，“不可使用人、赏罚之柄，尽归执政，人主一不得而专也”[10]。章惇不计后果，在高太后面前说，轻率变更役法，后果难测，“他日安能奉陪吃剑！”高太后怒其无礼，当即专断，贬其出朝。

四月六日，王安石在金陵逝世。对司马光大废新法，他一直处之淡然，但听说免役法也被废了时，愕然失声曰：“亦罢及此乎？”沉默良久，说：“此法终不可罢也。”[11]现在他走了，司马光给吕公著写便签说：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而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转以上闻，不识晦叔以为如何？更不烦答以笔札，扆前力主张，则全仗晦叔也。

（《长编·卷二百七十四·元祐元年四月癸巳》）

他给了吕公著一个“优加厚礼”的原则，委托其全权处理。“诏再辍视朝，赠太傅，推遗表恩七人，命所在应付葬事。”（同上）司马光给了王安石应有的哀荣，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气度，但他关注的重点是“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他可以对死去的王安石宽宏大量，却不可饶了活着的新法派人物，即他在上述便签中所说的“谗佞”。在吕惠卿和章惇被驱出朝廷后，五月初，韩缜也终被扳倒，“三奸”全部除净，于是以吕公著为次相，韩维为副相。章惇被贬时，已任范纯仁为同知枢密院事，李清臣、吕大防分别为尚书左、右丞。至此，八名执政中，保守派占了六名，掌控了政府和枢密院。

然而，役法问题不可能因权力斗争的胜利而自然解决，要真正施行，还得详定。苏辙、王陶等上疏涉及到许多具体问题。比如：熙宁前，一县差役一千余人，行免役后三减其一；官员养马，差役时一官养五匹以上，饲料、人工全由役人承担，行免役后，一官只一匹马，役人拿工资，饲料费由公家承担；新官上任要修整房子和置办“行头”，所差役人和所征木头等材料多出一倍以上，多者被留作私用，而免役法规定官宅雇工整修，不可差役征物；官员迎送，最远有数千里，过去差人很多又不给盘缠，多逃亡，免役法规定只派两人，公给盘缠。因此，应并取免役、差役之便民处参用。

苏辙的言论尤其让司马光讨厌。他上疏说：复差役后，“贪官暴吏私窃以此相贺。何者？……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县，已自慑怖。而况家有田业，求无不应，自非廉吏，谁不动心？妄意朝廷既行差役，凡百侵扰，当复如旧。访闻见今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经岁月，旧俗滋长，役人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12]。司马光说复差役，“道路农民迭相庆贺”，苏辙这番话等于打了司马光一耳光。

再说苏轼，本是役法详定所成员，开始请假不上班，司马光就很不满意，谁知上班后更让他恼火。对司马光尽废免役的做法，他讽刺说：“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鳖相互踢）。”司马光不解，问：“鳖安能厮踢？”苏轼说：“是之谓鳖厮踢。”司马光终于明白，他是说尽废免役像“鳖厮踢”一样不可能。苏轼提出免役、差役择善参用，官赠空地以雇衙前的新思路。司马光勃然作色，不让再讲。苏轼说：“昔韩魏公（琦）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魏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司马光“不悦而罢”[13]。回到学士院，苏轼边脱官帽，边连声说：“司马牛！司马牛！”此事遭到追随司马光的台谏官交相攻击。苏轼连章请辞详定司，准。

对此，朱熹评论说：“温公（司马光）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比如争顾（雇）役法，七八年来争去争来只争这一事。他只盯着一个理，要是让老百姓掏腰包，就是不合理，就得废除。其实他不知道，百姓对顾役法还是很认同的。”[14]

新法废尽，油干灯灭

在苏轼辞职时，病卧一百三十余天的司马光病情好转。五月十二日，他在儿子司马康的搀扶下朝见了高太后和小皇上，但足疮未愈，不能跪拜。高太后恩准其三日一到政事堂议事。议啥？役法是一个跳不过去的坎。匆忙复差役不仅使其原有弊端死灰复燃，而且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如，所差之人初次见官，就有被索钱一二十贯的。因官员用惯了原雇之人，新来的差役不熟悉工作，便百般凌辱，逼迫他“自愿”雇原差代替。按司马光说的两人私下议价，原差于是漫天要价。苏辙上疏要求朝廷下令监督查处，没有回应。司马光一直以为废免役的敕令大意已善，小的疏略可边执行边纠正，现在不得不出来补漏洞了。六月二十八日，他上《乞申明役法劄子》，共七条，其中四条纠偏，三条是修正自己原先的意见：定差人数不一定非按旧法，由州县根据情况自定报批；官户、僧道、单丁、女户出免役钱的问题，不是说月入十五贯、岁收百石就非收不可，达不到三等户标准的不收；被差役人雇人代役，工资不得超过原官雇数目。除此外，并依二月六日敕令施行。他想以此来结束役法的争论，高太后也按他的意见再次下了诏，但夹生饭还是夹生饭（司马光死后六年，役法才定下来，免役、差役参用）。

司马光要除的“四害”还剩两“害”，一是将兵法，二是与西夏的领土争端。

从根上说，将兵法是范仲淹的发明。宋代重文抑武，军队实行更戍法，频繁零散调动，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屡战屡败。仁宗时范仲淹镇守延安，将一点六万军队打破建制分为六将，训战合一，每战必胜。王安石变法，范仲淹的老部下蔡襄据此创将兵法。将成为宋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每将三千至一万人，由一主一副两员将领统领，从而精干了部队，提高了战斗力。尽管这与王安石关系不大，因是新法，司马光也将其废了。

关于宋夏战争由来，前已述，只说神宗改消极防守为主动进攻后，虽有灵州、永乐之惨败（第三十二章），但占领了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兰（今兰州）的广大地区，控制了横山北侧的重要堡寨，赢得了战略优势。元丰八年（1085）神宗逝世不久，西夏掌权的梁太后也死了，主动向宋进献梁太后所遗马匹和白骆驼，请求归还米脂、兰州等寨，被拒绝。这成了司马光的一大心病。

元祐元年（1086）二月初三日，病中的司马光上《论西夏劄子》[15]，提出得地无用论：

臣窃闻此数寨者，皆孤僻单外，难于应援，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垦，地非以险要，不足以守御，中国得之，徒分屯兵马，坐费刍粮，有久戍远输之累，无拓土辟境之实，此众人所共知也。

看了这段话，今天的读者也许会义愤填膺，但在宋代的苟安文化氛围中，士大夫多是战略盲人。司马光继续按自己的逻辑说，这些地方对我无用，对西夏却为要害，所以必欲出兵夺回。怎么办？返其侵疆。他举真宗“割灵、夏等数州”给西夏，“由是边境安宁者四十年”（其实只二十五年）的先例说，“此乃前世及祖宗之成法，非无所依据也”。从第三章我们知道，真宗对契丹（辽）有澶渊盟誓之耻，对西夏有弃地赔款之辱，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定州（今宁夏平罗姚伏镇）、怀远镇（今银川）、保静（今永宁）、永州（今银川市东）、灵州（宁武）都是在他手上丢失的，其中银川让人家做了首都。丢了那么多土地，每年赔银、帛、茶近三十万，仅换来二十五年的苟安。司马光估计会有“此乃中国之耻”的议论，辩白说：“此乃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如天地之覆焘，父母之慈爱，盛德之事，何耻之有？”须知，耻就是耻，披上仁德外衣也是耻。他之所以非要如此，是因为他担心：“国家方制万里，今此寻丈之地（数十万平方公里），惜而不与，万一西人积怨愤之气，逞凶悖之心，悉举犬羊之众，投间伺隙，长驱深入，覆军杀将，兵连祸结……当是之时，虽有米脂等千寨，能有益乎？不唯待其攻围自取，固可深耻，借使虏有一言不逊而还之，伤威毁重，固已多矣，故不若今日与之之为美也。”与其在他出兵后再给，不如不等他出兵就给为美。美耶？耻耶？在上疏的同时，他在《与三省密院论西事简》中督促执政大臣加紧办理。

十二天过去了，见朝廷仍没照办，司马光急了，又上疏说，向西夏归还侵疆，“伏望圣意独断行之，勿复有疑”，“若俟执政议论佥同，恐失机会”。他威胁说：“若有执政立异议，乞令其人自入文字，若依从其议，他日因此致引惹边事，当专执其咎。”[16]

这事太大了，有关领土主权。高太后没敢按他说的“独断”，执政大臣也没有被他“当专执其咎”的威胁所吓倒，除知军国重事（宰相）文彦博外，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持异议。副相吕大防说，“西夏自继迁以来事事谲诈”，如驭失其方，“则骄而益肆”，提醒朝廷不可忘记历史教训。

宋、夏就像一对猫鼠。宋是穿着仁德的华丽外衣、贪图苟安又好虚荣的猫，而夏是把对手摸透了的鼠。乘你苟安，他就侵疆犯边，攻城略地，你被迫反击，他就躲进沙漠，藏于沟壑，待你筋疲力尽，群起而攻，往往胜多败少。但鼠终究力不如猫，一次大战后便无力再战，于是表面称臣以满足猫的虚荣心，猫本怯战，便花钱买平安。鼠得厚赂，元气恢复，又故伎重演，如此反复，屡试不爽，使之从一个仅有四州八县的节度使割据政权，变成了拥有今宁夏、青海和陕、甘、内蒙古部分地区，雄踞西北的国家。

司马光是大历史学家，不可能淡忘这段现代史！他害怕不弃新得之地，会“兵连祸结”。敌人的反扑就那么可怕吗？吕大防举兰州等寨为例，敌多次反扑，最多一次号称八十万人马，全都被我击退。说明啥？他已经没有力量夺回失地，且梁太后死后其国内问题成堆。因此，他提出按现状严守疆界，以利日后和谈。

然而，司马光的性格特征就是“一”，坚持一己之见，“一”到底。他又连续上了四五道劄子，说：“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皆是彼田。”他打了一个比方：“譬如甲夺乙田，未请而与之，胜于请而后与，若更请而不与，则彼必兴斗讼矣。”[17]

听到这话，同知枢密院事安焘忍不住拍案而起，斥责说：“自灵武以东，皆中国故地，先帝（神宗）兴问罪之师而复之，何乃借谕如是！”[18]安焘被保守派攻击为王安石余党，是老执政班子中留下来两个人之一。司马光的比喻确实太离谱了，一贯金口难开的右相吕公著也站出来说：“先朝所取，皆中国旧境，而兰州乃西蕃地，非先属夏人。今天子嗣守先帝境土，岂宜轻以予人？况夏戎无厌，与之适足以启其侵侮之心。且中国严守备以待之，彼亦安能遂为吾患？”[19]

自主持朝廷大政以来，司马光从未有像今天这样陷入孤立。放弃新取土地，是国家民族之争，无论对新法的态度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敢含糊的。读者也许怎么也想不到，司马光连篇累牍、振振有词地讲要弃地，竟然连地图也没有看过，连兰州究竟在哪也不知道！这时才想起要听听熟悉边防情况的官员的意见。穆衍与孙路曾奉命去熙州经度财用，对兰州方面的情况很熟悉。孙路被叫来，他打开地图指给司马光看，说：“自通远（今甘肃环县）至熙州（今临洮），才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关（临洮北）濒大河（黄河），城兰州，然后可以捍蔽。若捐以予敌，一道危矣。”[20]穆衍也向朝廷汇报说：“兰州弃则熙州危，熙、河弃则关中摇动。唐自失河湟，吐蕃、回鹘一有不顺，则警及国门，逮今二百余年，非先帝英武，其孰能克复？今一旦委之，无厌之欲，恐不足以止寇，徒滋后患尔。”[21]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光上台以来第一次被迫让步，不再坚持弃熙、河、兰三州，但仍坚持归还鄜延、环庆两路新取之地。

因执政大臣实在无法统一意见，最后按范纯仁以土地换俘虏的提议给西夏一份诏书，大意为：对你们归地的请求，不但“前例甚明，理难顿改”，且朝臣一致认为不可答应。但朕念永乐之役，军民陷没很多，内心恻然，如能将他们交还，恭顺朝廷，朕岂恋尺寸之地。待被俘人员交还，将令边臣与你们谈判归地问题。

至此，司马光要除的“四害”原则上除完了，至少是都有了诏令。他颇有一种完成了使命的舒畅之感，然而苏轼一份言青苗法的奏章却给他敲了一声警钟。青苗法早在二月就废了，可现在州县仍在贷青苗钱。这与范纯仁等人有关。他们认为，青苗法之害在抑配（强制摊派），严禁抑配，就能除害利民。对此，司马光曾一度表示赞成，故朝廷两次下诏禁抑配。苏轼说，过去王安石也曾下令禁抑配，现在禁抑配等于是保留青苗法。司马光于是觉得上当了！写下《乞罢散青苗钱白劄子》[22]，要求各州县不得再贷青苗钱。八月八日，他抱病参见高太后，隔帘宣读后，高声说：“不知哪个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范纯仁在场，闻之色变，后退一步。

连范纯仁都被他斥为“奸邪”，说明他已完全失去了讨论问题的耐心和度量，高太后的言听计从，台谏官的精神贿赂，使他的自信变成了唯我独尊的武断。此时的司马光出现油干灯灭前的回光返照，精神头特好，上疏说可以正常上朝，只要有儿子司马康搀扶，四拜（高太后特准其二拜）也不成问题。可四天后，即八月十二日，在西府议事的他突然昏厥，被抬回家去。这一去，他再也没回来……

[1]《长编·卷三百六十四·元祐元年正月丁巳》。

[2]《传家集·卷四十七》。

[3]《传家集·卷四十九》。

[4]《长编·卷三百六十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

[5]《长编·卷三百六十六·元祐元年二月丙子》。

[6]《长编·卷三百六十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

[7]《传家集·卷五十一》。

[8]《长编·卷三百六十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

[9]同上。

[10]《传家集·卷四八·乞裁断政事劄子》。

[11]《续资治通鉴·卷十一》。

[12]《长编·卷三百七十八·元祐元年五月壬午》。

[13]《长编·卷三百八十二·元祐元年七月丁巳》。

[14]《朱子语类·卷一三〇·本朝四》。

[15]《传家集·卷五十》。

[16]《长编·卷三百六十五·元祐元年二月辛未》。

[17]《传家集·卷五十三·乞不拒西人请地劄子》。

[18]《长编·卷三百八十二·元祐元年七月癸亥》。

[19]同上。

[20]《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

[21]《长编·卷三百八十二》，第二十一条注引张舜民《穆衍墓志》。

[22]《传家集·卷五十六》。

第三十七章 最后十八天

司马光昏厥在西府，被抬回家十八天后，元祐元年（1086）九月初一日，卒。

一颗史学巨星陨落了，一面保守派的大纛倒下了。

他是病死的，更是累死的。他当政后，“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1]

最大的遗憾：看不到《通鉴》印行了

人之将死，该盘点遗产，考虑后事了。

司马光最大的遗产是《资治通鉴》。正如他在给神宗的《进书表》中所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眼看人生路将断，黄泉路在前，他自然想起这部大书来。卧榻之上，他问儿子司马康：《通鉴》校订完了吗？

司马康含泪回答：儿与黄庭坚昼夜加班，恐怕还得一个多月才能完成。这让司马光非常失望，催促说：你们得抓紧，总得让我看到校订本吧！他多想再看一遍这部大书啊！哪怕是抚摸一下也好。还须一个多月，他也许等不到了。可这该责备谁呢？时间其实是被自己耽误了啊！

自奉召进京位列执政以来，他一门心思用在废新法、复旧法上，忙着写奏章，忙着除“四害”，忙着驱“三奸”，好长时间无暇顾及这部大书。直到入朝五个月后的元丰八年（1085）九月十七日，才突然想起自己的大作还未最后校订、镂版。去年十一月神宗因《通鉴》修成，颁布了给他的嘉奖诏令，给了他丰厚的物质奖励，指示中书应尽快付梓，至今十个月过去了，书稿还锁在中书省的柜子里。执政大臣多是变法派，不排除有故意拖拉的可能，但你司马光也没有请示由谁来负责校订，这么重要的著作，不校订怎敢付印？接着是神宗大行，哲宗登基，太后垂帘，政权交替时期，哪里顾得上一部书稿？要求尽快付梓是神宗的指示，按你司马光“母改子政”的施政纲领，这一条是否也该改？而你入朝以来，没有一次过问《通鉴》的事。怨谁？怨你自己。这天，他匆匆起草了一道劄子，请旨准范祖禹、司马康校订《通鉴》。奏疏呈上之后，他突然想起范祖禹已被差遣编神宗实录，根本没有时间顾及《通鉴》，于是又上《乞黄庭坚同校〈资治通鉴〉劄子》，希望“早得了当”，不至影响镂版。两个校订官，司马康因要照顾病重的父亲司马光，其实全靠黄庭坚一个人。

黄庭坚校订了一年，现在，《通鉴》即将校完，司马光却看不到校订本了，遗憾，天大的遗憾！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黄泉路上，他可以给献身于《通鉴》的刘恕一个交代了。刘恕是《通鉴》的“同编修”，逝世已经十年了（见第三十三章）。在神宗嘉奖《通鉴》编成时，因他已过世，便啥也没分。司马光一直觉得欠了他的，如果再不还债，恐怕就没有机会了。七月六日，他上《乞官刘恕一子劄子》[2]，得到朝廷批准，官其子刘羲仲为郊社斋郎（文官最低一级）。

在他死后一个半月，十月十四日，朝廷颁旨将《通鉴》送杭州镂版（当时活字印刷书已发明二三十年，但也许重要文献还靠雕版印刷）。作为学者，他是带着这个最大遗憾走的。但作为政治家，他就要以胜利者的姿态去见老冤家王安石了，最关心的是他清算新法是否彻底，是否还有遗漏。

他想起与王安石的第一次正面冲突是在阿云案上（第二十章）。王安石说什么首承、自首从轻，当政后写进法律，使许多杀人犯免于死罪。于是他废了王安石所定新法。对大辟（死刑）犯，他改变了一律上报朝廷复核的规定，如州县认为没有疑问就不再上报。他未曾料到，这个口子一开，元祐元年（1086）大辟就高达五千七百八十七人，比原来翻了两三番，而执行新法期间，每年大辟多者二千余，少者一千余（数字来源《长编》）。这个后果，他是看不到了，但史官记下来了。他躺在病床上，扳着指头盘点他的战果：青苗、水利、市易、免役、保甲、保马，这些新法，已下了废除的诏令（许多实际未废彻底甚至依旧），与西夏也讲和了，还有什么遗漏呢？王安石的科举新法就是一项，但他的改革意见却得不到大家的认可，烦！看来他是等不到废除的这一天了。

他想起了高太后。他是假借高太后的权力强行匆忙废除新法的，他快不行了，高太后也老了，是否会人亡政息？邢恕劝他的话又响在他耳边：“今日之改革，虽是太皇太后的主意，却是子改父之法令，皇上成年后会如何作想，相公不为日后虑邪？”邢恕是个脚踩两只船的奸臣，已被他逐出朝廷。当时他回答得义无反顾：“他日之事，吾岂不知？顾为赵氏虑，当如此耳！”邢恕说：“赵氏安矣，司马氏岂不危乎？”他说：“光之心本为赵氏，如其言不行，赵氏自未可知，司马氏何足道哉！”[3]“或谓光曰：‘熙（宁）、（元）丰旧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义（离）间（皇）上，则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4]他自信废新法是按天意行事，而天意是不可违的。但你今天可打天意的旗号废新法，明天人家也可打天意的旗号复新法。关键不在天，在人！“必无此事”的预言靠得住吗？他心里也没底。而一个八品芝麻官给他的来信，让他不禁毛骨悚然。

此人名叫毕仲游，新上任的卫尉丞。卫尉丞是卫尉寺（掌管内库、军器库和仪鸾司事务）的副手。

最大的恐惧：小皇帝已经言利了

毕仲游的这个职位是因保守派推荐才得到的。他给司马光写信，带有感恩戴德的意味。他在信中说：

昔王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财者无不举。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去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盖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法，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废罢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皇）上意，虽致石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罢蠲去者皆可复行矣。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馀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新法永可罢而无敢议复者矣。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

这是毕仲游信中的第一层意思，简单点说，就是王安石的敛财之法所以能成，缘于皇上有“患不足”之情，现在废了王安石的新法而“患不足”之情未去，将来变法派一煽动，新法说恢复就恢复了。怎么办呢？建议将天下财富尽集于京师，可供二十年国用，数年后又增十倍，皇上见财有余，就不会产生“患不足”之情，就不可能恢复王安石的敛财之法了。

毕仲游“将天下财富尽集于京师”的建议荒诞不经，不值一驳，但他的分析很有道理，可以说击中了司马光的“软肋”。他一股劲地废除所谓敛财之法，青苗钱不贷了，免役钱不收了，市易贷款停了，食盐专卖取消了，却没有拿出解决国用不足的办法来。皇上的“患不足”之情，固然有欲壑深浅的问题，但宋朝自仁宗以来一直财政短缺，寅吃卯粮，不足之事实在前，“患不足”之情在后。从神宗来说，即位时国库之空虚，甚至让他无法体面地安葬父皇，墓室无钱封顶，不得不求助于转运使薛向，所以他明确提出财政最为急务。对神宗的“患不足”之情，司马光呈道德说教，王安石呈治国之术，所以他用王安石而远司马光。司马光始终坚信他的道德决定论，现在虽是高太后掌权，但迟早要还政于哲宗小皇帝，只要对小皇帝辅之以道，导之以德，就不会变成神宗第二。可惜，他听到的汇报却与他美好的愿望相反：十一岁的哲宗已经有了“患不足”之“情”！

司马光病倒后，谏官王岩叟和朱光庭被小皇帝召见，对话良久，《长编·卷三百八十五·元祐元年八月己亥》二十八条记载为：

（哲宗）又曰：“青苗已罢。”

岩叟曰：“此非陛下圣德高明，何以能行？天下幸甚。”

上曰：“又恐国用不足奈何？目下未觉，五七年后恐不足。”

岩叟对以：“此非陛下所忧，青苗是困民之法，今既罢之，数年之后，民将自足。民既足，国家何忧不足？”

又曰：“太皇太后一身则得，恐数年之后，教他官家（指自己）阙用不便。”

岩叟曰：“陛下但自今日养民，比至归政，已成太平丰富之世矣，却不须如此过忧。”

又曰：“今不可比祖宗时，缘添起宗室、百官不少，国家所入却只这个是。”

岩叟曰：“自古国家有历世数百年者，何尝逐旋增赋敛，自然亦足。”

太可怕了！这番对话传到司马光耳里时，他半天没有说话。小皇帝十一岁就言利，亲政后还能不想起王安石？

但是，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谁当政谁都会言利。司马光当了首相还能不言利，一是因为时间短，二是变法派留下了雄厚的财力。他选李常为户部尚书（元丰改制后撤销了三司，户部掌财政），人说他不懂财政，司马光却说，我就是要找一个不懂的人来管，让天下知道，如今朝廷不言利，以刹聚敛之风。宋人李心传说：“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熙宁间”（行新法时期）“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5]。李常上任后查账，发现新党留下的财政余额五千余万贯，谷、帛二千八百余万石、匹，这是自太宗后期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些约三分之一入了国库，三分之二存在下面。废新法废得全国乱哄哄的，夏秋二税收不上来。他要求把存在下面的钱全部收上来，并下诏加紧催收二税，严惩慢吏。他是攻击王安石敛财的急先锋（见第二十六章），现在也言利了。难怪小皇帝要问：将来我咋办？

这可不行！必须要让小皇帝消除“患不足”之“情”。咋办？保守派只能靠儒家的教条。哲宗的专职老师是司马光推荐的道学先生程颐。在课堂上，程颐总是正襟危坐，授之以礼，让小皇帝惧怕。讲到《论语》中有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小皇帝斗胆问：“太皇太后是君还是臣？”程颐迟疑半天后回答：“天下只有一位君，即陛下，太皇太后也是臣。”不料小皇帝“呜呜”哭起来，边哭边说：“太皇太后也是臣，为什么教训我？”听了程颐的汇报，司马光一下凉到脊梁骨。高太后百年后，世事难料啊！他要求程颐对小皇帝严加管教。有天讲完课，到小轩喝茶，小皇帝起身折了一条柳枝玩儿，程颐板起面孔就是一通教训，小皇帝气鼓鼓地掷柳枝于地。司马光闻报，对程颐颇为不爽，说：“遂使人主不欲亲近儒生，正为此辈。”[6]可如果撤掉程颐，换谁呢？哲宗的侍读、侍讲有好几位，每人因此每月多领三十千的津贴，但都是挂名的重臣，再找一个专职老师，难！

最大的隐忧：谁来扛保守派的大旗

毕仲游来信中的第二层意思为：

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数十，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

因官员队伍大多是王安石的人，司马光虽然靠高太后的支持强行废了新法，但没废彻底，就像一个病人被强行灌了一剂猛药，看似有了起色，其实病根还在。由于干部队伍后继无人，将来说翻船就翻船。这又是司马光的一条软肋，简直令他伤透了脑筋。他离开朝廷十五年，“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识不过三四”，又把是否反变法作为划分君子、小人的标准，加上又有对南方人的偏见，他的君子圈子小得可怜，且基本都是白胡子，年轻人极少。他在洛阳真率会的会友楚建中七十七岁了，早已退休，他推荐做户部侍郎，被苏轼封还词头。他在郓州做通判时认识的州学生李大临有气节有学问，却考不上进士，被他推荐为太学录，可任命书下达时，其人早已作古。此事成为笑谈。

为培养保守派接班人，司马光两次上疏要求废了王安石以策论取士的科举法，提出了他的科考方案：合进士和明经为一科，考试先《论语》《孝经》，次《尚书》，次《诗》，次《周礼》，次《礼仪》，次《礼记》，次《春秋》，次《周易》，共九经。至于《孟子》，那是王安石推崇的，必须摈弃。可即使是保守派，也不认可他这个方案，范纯仁、苏轼、程颐等人都坚决反对将《孟子》排除在外。不能按他的方案开科取士，那就请大家公开举士。他提出按“行义纯正”、“节操方正”等“十科”举士，侍从以上每年于“十科”中举三人，如发现被荐者不称职，推荐者连坐。可推荐一开始，朝堂就闹翻了天，你说我徇私，我说你舞弊，弄得高太后也烦了。就在他昏厥于西府之前，高太后召执政御前训话，说：“台谏官言，近日除授多有不当。”他辩白说：“朝廷既下诏让臣僚举任，所举就当试用，待其不称职再罢免，追究举主责任。”吕公著说：“虽让人推荐，但中书不可不考查就任命。”他以“过去从来如此”来辩护。韩维说：“司马光讲得不对，朝廷设执政，就是要审查选择官员，哪有推荐谁就用谁的？待其不称职再罢免，甚无义理。”李清臣说：“到那时，损失就大了。”吕公著又说：“任人不当与过分强调资格有关。”韩维直截了当地批评司马光“当用年高资深之人”的观点，说：“司马光持资格太严，倘不称职，光有资格有什么用？”他反驳说：“不讲资格怎么行？”韩维说：“资格只能用于叙选，岂能用于选拔人才？”[7]自反对他的割地之议后，这是执政大臣又一次一致批评司马光，而且是当着高太后和小皇帝的面。

“十科”举士，司马光举荐了张舜民、孙准、刘安世。此三人又如何呢？对刘安世，他知根知底。司马光虽与其父刘航是“同年”，但他是通过文彦博认识刘安世的。在第二十八章，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勇气，他在父亲刘航退缩后主动站出来为司马光给吕诲起草的墓志铭书石，表现了对王安石的无惧。他考中进士后不去当官，却在洛阳追随正落魄的司马光。问“尽心行己之要”，司马光送他一个字：“诚”。又问从何开始，司马光说“从不妄语始”。就是从不说假话开始。后来他任洺州司法参军，同僚司户参军贪污，转运使吴守礼来调查，刘安世说没有此事，司户因而幸免过关。事后，刘安世反躬自问：“司户实贪而吾以不诚对，吾其违司马公教乎！”一直是块心病，后来读扬子《法言》“君子避碍则通诸理”（在不方便的时候不说实话，合乎情理，不算不诚实），释然了[8]。司马光对他寄予厚望，推荐他是有把握的。而另外二人，张舜民和孙准，他都不认识，是听别人介绍的。孙准入选是沾了先人的光，其祖父孙爽被仁宗称为大儒，父亲孙瑜“齐家严”。上述三人已被召进京，只等学士院考试后就入馆阁任职。可恰在这时，有人揭发孙准为争夺一女侍，与妻兄赵元裕开打，一直闹到官府，被判罚铜六斤。司马光是二十六日听到这个消息的，这天是他生命倒计时的第“五”天。已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的他，硬是要儿子司马康把他抱起来，坐到书桌前，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所举孙准有罪自劾劄子》[9]。劄子说：“臣昧于知人，所举有罪，理当连坐，请赐责降。”

劄子上去，御批：“（孙）准因私家小事罚金，安有连坐。”但他不想因此而原谅自己，接着又上自劾第二劄子（同上）说，臣以“行义无缺”推荐孙准，结果其行义有缺，“臣备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齐众？”但朝廷下诏“不允”，只是取消了孙准召试馆阁的资格。他还想上第三劄子，但实在没有力气再写了……

孙准被罚铜事小，可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不仅说明他推荐错了，而且说明靠官员“举士”来培养接班人的办法行不通。直至临终，他仍然还想着宁可受处分，也要为朝臣留下一个严于律己的道德典范，这点要求，高太后没有成全他，这让他遗憾，但他最大的隐忧是在他走后，谁来扛这面保守派的大旗？在第一次请病假的时候，他已将国事付吕公著，但吕公著比他年龄还大，吕公著走后，又有谁能担此大任？就这样，他带着一连串的问号进入弥留状态，口中喃喃，如同梦呓，据说讲的都是国家大事。

九月初一日，他恋恋不舍地走了，享年六十八岁。床头留下了八张奏疏草稿，还有一本没写完的《役书》。他强行废了免役法，但对究竟该实行何等役法，临死还没谱。

司马光执政，总共十七个月（副相九个月，首相八个月），且病居其半，转瞬之间，他几近废了全部新法，可惜大都煮成了“夹生饭”。他曾说“‘四害’不除，死不瞑目”，他走时瞑目了吗？

[1]《宋史·司马光传》。

[2]《传家集·卷五十三》。

[3]《曲洧旧闻·卷六》。

[4]《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

[5]《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

[6]《邵氏闻见录》。

[7]《长编·卷三百八十四·元祐元年八月辛卯》。

[8]《宋史·刘安世传》。

[9]《传家集·卷五十六》。

第三十八章 盖棺论未定

得知司马光逝世，高太后“哭之恸”，小皇帝也跟着流泪。但他死得不是时候，正逢朝廷举行明堂大礼，即皇帝三年一亲郊的祭天仪式，皇考要与天一起接受大享。明堂大礼是封建王朝最大的吉礼，岂可哭哭啼啼而坏了吉相，所以只能暂时把司马光冷在一边。

宋朝第三位“文正”

明堂大礼一结束，高太后和小皇帝亲往司马光府邸哀悼，辍朝，赠其太师，封温国公，赐一品服，谥曰“文正”。朝廷赠银三千两，绢四千匹，龙脑、水银以敛，录其亲族十人为官，派户部侍郎赵瞻和宦官冯宗道护灵柩回夏县安葬。

宋代士大夫享受的哀荣，司马光也许仅次于开国元勋赵普，他死后被封韩王，司马光的温国公比他低了一级，但他的谥号“文正”却是至高无上的。案谥法，“文正”是人臣的第一美谥。此前，北宋获此殊荣者仅名相王曾、参知政事范仲淹两人，司马光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

他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去见王安石了。王安石比他早走四个多月，当时司马光担心“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建议“特宜优加厚礼”，虽赠其太傅，但没给谥号（哲宗亲政后，才谥曰“文”），没给助葬银、绢，更无龙脑、水银以敛，只是“命所在应付葬事”，就是让江宁府看着办。如果真有阴曹地府，如果他们真的相见，王安石起码是少了一个称谓。古代对人的称谓，一般不直呼姓名，或姓加字，或姓加号，或姓加官职，或姓加原籍地，对死去的人，一般是姓加爵位，姓加谥号。司马光可称“司马温公”、“司马文正”，而王安石因没给谥号，只能称“王荆公”（可称“王文公”是哲宗亲政以后的事）。少了一个称谓，他会否感到惭愧？其实，剧场的喜怒哀乐，演戏的，看戏的，动的都是自己的情，而非死人的情。王安石晚年向佛，早把浮云看淡。司马光认为人死神形分离，其形与黄土木石无异。在论天堂、地狱时，他曾引用唐代庐州刺史李丹的名言：“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登；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在保守派看来，司马光该上天堂，王安石该下地狱。如论如何，他们是不可能相见于九泉了。

地上无神鬼，尽是人在闹。做死人的文章是给活人看的。司马光的丧事办得越隆重，就越能表明朝廷对废新法复旧法政治路线的肯定。《长编》卷三百八十七曰：司马光逝世后，“京师之民皆罢市往吊，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吊，时画工有（因此）致富者。及葬，四方来会者盖数万人，哭之如哭其私亲”。《宋史·司马光传》更说京师百姓“鬻衣以致奠”。溢美之词，姑妄听之，但肯定是会有人如丧考妣的，他们的既得利益曾经被王安石的新法所损害，司马光帮他们夺了回来，真乃重生之父母也！司马光的画像是戴帽像，聪明的商家按其式样做成“温公帽”，与“东坡巾”（苏轼的头巾）一样成为畅销品。

在夏县鸣条岗，司马光墓从元祐元年（1086）十月开修，征调陕、解、蒲、华四州民夫，耗工一万八千九百三十三个，于十二月墓室修成。二年正月归葬后，朝廷又拨银二千两为之建神道碑，哲宗亲篆碑额曰“忠清粹德之碑”，令苏轼撰、书碑文。征调百工，历时七个月，修成神道，碑高约二丈，碑亭高五丈余。

保守派把司马光描绘成了万民拥戴的圣人，但在治丧时也摆脱不了王安石的阴影。按司马光与范镇“生前作传，死后作铭”的约定，范镇为之作墓志。铭中有如此一段：“在昔熙宁，阳九数终，谓天不足畏，谓众不足从，谓祖宗不足法，乃裒顽鞠凶。”请苏轼书石，苏轼看后说：“二丈之文，轼不当辞。但恐一写之后，三家俱受祸耳。”“卒不为之书。”[1]王安石逝世时，苏轼没有拒绝起草赠其太傅的敕书，现在却拒绝为司马光的墓志铭书石，怕的是“裒顽鞠凶”这四个字。把追随王安石变法的人统统说成“顽”、“凶”，一篙子打翻一船人，合适吗？现在新法已经被废了，变法派被逐了，还如此不依不饶，借死人来发泄仇恨，逞一己之快，就不怕物极必反吗？苏轼不想将矛盾进一步激化，在他撰写的《司马温公行状》和《司马温公神道碑》中，没有一句话刺激王安石，只是从正面将其神化。神道碑文把边境打胜仗和黄河北流入海，统统归结为：人主“尚贤”而“用司马公以致天下士”，“是以自天佑之”。“公，仁人也。天相之也。”然后，他煽情地写道：

公以文章名于世，而以忠义自结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农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国知之可也，九夷、八蛮何自知之？方其退居于洛，渺然如颜子之在陋巷，累然如屈原之在陂泽，其与民相忘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汉，如家至而日见之。闻其名者，虽愚无知如妇人、孺子，勇悍难化如军伍、夷狄，以至于奸邪小人，虽恶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敛衽变色，咨嗟太息，或至于流涕也……此岂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动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诚一德，其孰能使之？

（《苏东坡全集·前集·卷三九》）

苏轼不愧是文章圣手，撇开墓主与王安石斗争的政治实践不写，而大肆渲染其巨大影响，欲避日后之祸。然而，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块神道碑不仅与苏轼等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且成为司马光身后九百多年荣辱的见证。

洛、蜀、朔三党恶斗

在司马光尸骨未寒时，其麾下斗士之间的不和就显现了。当时，苏轼从明堂赶到司马光家，恸哭不止，程颐制止说，孔子曰，是日哭而不歌。明堂大礼是吉礼，不该哭。苏轼反驳说，夫子说哭而不歌，未说歌而不哭！两人竟为此争吵起来。程颐按古礼为司马光安排丧事，要以锦囊裹尸，苏轼讽刺说：还差一样东西，得塞一信物给阎罗大王。这些乍看是小事，但是两人不同的性格和学术观点的反映。老实说，他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只因为反变法，才一起站到了司马光的大纛下。现在，司马光不在了，你是谁呀？

苏轼讨厌程颐食古不化，不近人情，程颐则嫌苏轼恃才傲物，近乎轻狂，终至于势不两立，形成了以程颐为首的洛党（河南人）、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四川人）。司马光的神道碑刚立起来不久，程颐门人、洛党的谏官贾易、朱光庭就弹劾苏轼主持考试所出之题是讽刺仁宗和神宗。蜀党的御史吕陶反攻贾、朱是滥用台谏官职权，假公器以报私仇。贾易接着弹劾吕陶与苏轼兄弟结党，并且把文彦博、吕公著也扯了进去。高太后大怒，将贾易贬知怀州。崇政殿说书程颐是哲宗小皇帝的专职老师，迂腐地要哲宗与之执师生礼，御史胡宗愈、谏官孔文仲乘机弹劾他“汙下险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程颐于是被罢，出掌西京国子监。

在蜀党、洛党斗得不可开交时，一个势力最大的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的朔党（河北人）崛起了。这是一个更加极端的党派，梁焘开列蔡确奸党四十七人，王安石奸党三十人，一律撤职流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谁要态度温和一点，就把谁当作敌人来攻击。原首相蔡确被保守派列为头号奸臣，被贬到安州（湖北安陆）编管，游车盖亭时赋诗十首。他年轻时曾向吴处厚学赋，任首相后，吴处厚找他要官未果，因此结仇，现在见到其车盖亭诗，便弹劾其诗是讥讽高太后。蔡确奉旨自辩，已解释明白。朔党成员却说，讥讽的事实清楚，无须解释。尤以司马光的高足刘安世态度最为激进。首相范纯仁对高太后说：“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窜诛大臣。”刘安世竟弹劾范纯仁也是蔡确一党。最后，蔡确被流放兴州（广东新兴），死于贬所；“宰相范纯仁至于御史十人，皆缘是去”[2]。此前，宋朝被流放岭南的宰相只有卢多逊、寇准、丁谓三人，且都生还，仁宗以来六七十年再无此事。王安石当政时，对反对派最多也不过是投闲置散，未曾流放大臣于岭南。范纯仁担心，此例一旦重开，后果将不堪设想。

司马光主导的元祐更化，“更”即废除新法，“化”即回到变法之前的仁宗时期。我们还记得，司马光曾经于嘉祐六年（1061）上了一道长达五千字的《进五规状》（见第十二章），状中把仁宗时期的大宋王朝喻为一艘文而不实的船。说：这艘船的船体是用胶粘的，桨是用泥巴做的，帆用的是败布，纤绳用的是朽索，上面画着美丽的图画，蒙着锦缎，由木偶驾驶。坐这艘船，如果是在陆地上，还真是美轮美奂，而一旦入江河，遇风浪，难道不危险吗？熙宁二年（1069）底，他又把宋廷比成一幢老房子，“譬之于宅，居之既久，屋瓦漏则整之，圩墁（墙壁）缺则补之，梁柱倾则正之”，只要不倒，就没有必要另造新屋（见第二十三章）。元祐更化，他统率的是一群“爆破手”，而没有“建筑师”。他们呼啦啦地将变法派尚未竣工的新屋炸成了一片废墟，可回到旧宅时，发现旧宅已千疮百孔，不堪避风雨。司马光留下“夹生饭”走了，保守派中的清醒者如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人建议从新屋的瓦砾中寻找有用的材料，来修补旧宅，而更多的人却热衷于争夺对旧宅的管理权。三党互相攻讦，唯我君子，他皆小人，斗得没完没了，乱作一团。而离开了司马光的高太后似乎也没了主意，走马灯似的更换执政大臣。接替司马光的吕公著不久也死了，八十多岁的文彦博被迫致仕了，原班子中的张璪、李清臣、安焘被赶走了，朔党的刘挚、梁焘、王岩叟和蜀党的苏辙先后位列执政，但又都被人赶下台来。元祐期间（1086—1093），先后当宰相的七人，右相换了五茬。除了党同伐异，几无政绩，谁执政就抓紧以权谋私，“颇与亲戚官”，因此遭弹劾的就有文彦博等七名“耆德魁旧”[3]。李清臣后来如此总结元祐更化：“罢常平之官（废青苗法）而农不加富，可差（役）可募（役）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黄河疏东流与疏北流之争）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将新收土地给西夏）而羌夷之患未弭，驰利以便民也（废市易法和盐、茶专卖）而商贾之路不通。”[4]这个总结是有根据的。

元祐之前，朝廷的财政收入《长编》都有记载，载于年末，而令人奇怪的是，元祐年间的财政却杳如黄鹤。《文献通考》、《宋史·食货志》也无载。为啥隐而不录？《食货志·会计》记录了左司谏翟思奏疏中的一段话：“元祐以理财为讳……财利既多散失，且借贷百出，而熙、丰余积（钱五千余万，谷、帛二千八百余万），用之几尽。方今内外财用，月计岁会，所入不足给所出。”收入锐减，而开支锐增，以京师官禄兵廪开支为例，元丰年间（1078—1085）为四百三十二万贯[5]，元祐三年（1088）为六百万贯[6]。这说明，元祐更化，保守派是用变法派积累的钱财来实行更化的，更化完成了，国库也搞空了，入不敷出了。再看《长编》记载的户口，以刚废新法的元祐元年（1086）与元祐六年（1091，七、八两年无载）相比，主户由一千一百九十余万户增加到一千二百四十二余万户，增五十余万户，丁却由二千七百七十四万余减少到一千八百七十五万余，减八百九十九万余人；客户由六百零五万余户增加到近六百二十二万户，增十七万余户，丁由一千二百三十三万余增加到一千二百七十四万余，增四十一万余人。总户数增加约六十七万户，总人口减少八百余万。这些数据不可能完全准确，但大致反映了一个趋势：有田产的主户增加了而人却大大减少了，佃农增加了，且总人口减少了。元祐元年（1086）有春旱夏涝之灾，而元祐六年（1091）除浙西水灾外全国无大灾，主户增加和人口锐减的原因，只能有一种解释：为逃避差役，或分家以变成单丁，或依附大地主、或逃亡成为“黑户”。

内政如此，再说外交。司马光临终前朝廷下诏西夏，先还俘虏再议归地。元祐五年（1090）二月，夏送回宋俘一百四十九名，宋朝将米脂、葭芦、浮图、安疆等四寨归夏，恢复给夏二十五万“岁赐”。“夏得地，益骄”[7]，要求宋将新得地全部“归还”，先后入侵熙河、兰岷、鄜延路和河东之麟、府二州，每次出动兵力十万至五十万。次年又出兵五十万进攻环州（甘肃环县）。虽都被击退，但边境无一日安宁。

苏辙曾说，“臣恐稍经岁月，旧俗滋长，役人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现在，许多人不只是思免役之便，更思变法派人物回朝。首先是哲宗皇帝，他一天天长大，看透了保守派的正人君子们，大多不过是内斗之巨人，治国之侏儒。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薨，哲宗亲政，马上起用变法派的章惇、曾布等人。次年，改年号为“绍圣”，意即绍述神宗之圣政也。曾几何时，司马光协助高太后“母改子政”，现在哲宗要子继父政了，被废除的新法全部恢复，被贬走的变法派人物全部召回。重新掌权的变法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范纯仁、苏轼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他们拟将文彦博、范纯仁、刘挚等三十余人流放岭南，虽因哲宗未允而罢，但全部被贬，死去八年的司马光也未能幸免。

对此，明人何乔新在《读宋史》[8]中说：“君子曰：元祐诸君之祸，盖生于激也。水之激也，覆舟；矢之激也，伤指。天下之事，过于激者，其祸必至不可救……惜夫！诸贤不审于此也。熙宁之法固多病民，然其间亦有一二可行者，不问是非，一切纷更之，则过矣。熙宁用事之臣，固多狡佞，大者均逸外藩，小者斥居州县，亦可已矣。而任言责者，涤瑕索癍，攻击不少恕；典制命者，挞微发隐，唯恐其罪之不昭，不亦甚乎！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诸贤之于群小，疾之亦已甚矣……贤人君子之受祸，固不暇计，国势陵夷至于不可复振，不亦悲乎！”

“杏花碑”的无言诉说

绍圣元年（1094）七月，哲宗下诏剥夺司马光的谥、告、赠典和所赠碑额。在夏县，其神道碑被砸为四截，哲宗所题的“忠清粹德之碑”和苏轼写的碑文被磨去，碑亭、祠堂等建筑被夷为废墟。本来还要开棺暴尸，哲宗未准。后来又贬司马光为清远（今广东同名县）军节度副使，死了还被“流放”岭南。司马光的文章被列为禁书，《资治通鉴》险些被毁版，幸亏有神宗的御制序做保护伞，才得以幸免，但这一版本无一本传世。

元符三年（1100），哲宗赵煦崩，无子，立异母弟徽宗赵佶，神宗向太后垂帘听政。我们还记得，在王安石变法时，时为皇后的她与仁宗曹太后、英宗高太后几次三番向神宗哭诉新法之不便。现在她垂帘了，又来了一次“母改子政”，召回元祐之臣，恢复了司马光的一切遗赐和荣誉，史称“小元祐”。可“小元祐”如白驹过隙，不到两年，向太后一死就烟消云散了。司马光的神道碑还没有来得及重新立起来，当年那个在五天之内复差役而大受司马光赞扬的蔡京当了首相。他把司马光、吕公著等一百二十人定为“元祐奸党”，由徽宗御书刻石，称“党人碑”，立于皇城端礼门。又于各州学、县学立“党人碑”，由蔡京书写。

至此，革新与保守之争早已演变成无原则的党争。国家利益没有了，只剩下赤裸裸的党派利益、个人利益。北宋得了“艾滋病”。靖康元年（1126）二月，金兵围困开封，宰相李纲为团结各派抗金，宣布解除党禁，恢复司马光的谥号。然而，诏书已经传不出京城了。城破了，国亡了，徽、钦二宗被俘了。此时距司马光逝世四十年。

国家灭亡了，司马光家族的命运如何呢？早在元祐五年（1090）其子司马康已死于腹疾。在为司马光守孝期间（三年，实二十七个月），他严格按古礼要求住草庐，睡地铺，吃粗食，孝行感人，却因此腹疾缠身，死时年仅四十一岁。临终前，他将幼子司马植托付给邵雍之子邵伯温，邵将其抚养成人，可惜不幸早死无子，以同宗司马槙续香火。其从孙司马朴为礼部侍郎，被金国俘虏北去（后在金娶妾生子），金国欲“悉取其孥”，司马氏事先匿于四川的后裔在赵鼎和范祖禹之子范冲的帮助下逃到浙江衢州，寄居于范家。

到了南宋，高宗赵构为了掩饰父兄（徽宗、钦宗）亡国之耻，而归咎于王安石。高宗令范冲整理司马光准备编《资治通鉴后纪》的笔记，但继承司马光家业的司马槙是个无赖子，将司马光的书籍生产荡覆殆尽，范冲百方搜索原稿，编成《记闻》十卷（中华书局版《涑水记闻》的源头之一）。上呈高宗后未及官印，而被建州书商私刻。奸相秦桧害怕史家记下他的劣迹，严禁私人修史，殃及司马光的《记闻》，令建州毁版。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伋吓坏了，竟公开声明《记闻》非司马光著作。直到理宗时，南宋已风雨飘摇，司马光才被抬出来配享哲宗，度宗咸淳元年（1265）又被请进孔庙配享孔子。他“陪伴”孔子十四年后，南宋亡。

南宋时，司马光的家乡山西夏县成为金国领土，其墓园成了野狐乐园。流水无情，落花有意。一棵杏树不知什么时候长在了掩埋神道碑的覆土上，年年开出了繁盛的花朵。金皇统八年（宋绍兴十八年，1148），夏县县令王廷直令人寻找被毁的司马光神道碑，最后在这棵杏树下挖出残碑四段。幸亏有人保存有神道碑文拓片，乃依此另刻一碑，称之为“杏花碑”。守坟僧圆真在坟院法堂后另辟一室为司马温公神道堂，立碑于内，并挂其画像。直至明嘉靖元年（1522），山西巡抚朱实昌才将司马光墓园基本复建如初，此时离神道碑被毁已四百二十八年。此后屡毁屡修，直至新中国成立。

解放初，司马光墓园已毁于战火，“杏花碑”上弹痕累累，文物散落殆尽。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墓园建油坊，“杏花碑”被推倒做了地板；七十年代挖防空洞，挖进司马光墓中，幸被文物部门阻止。八十年代后，政府拨专款重修司马光墓园，规模超前，成为夏县著名人文景点。

在本书动笔之前，我去了司马光的墓园，在他陵寝前默哀，在杏花碑亭前沉思。他以及与他同时代的精英们一个个浮现在我眼前。在宋代，他和王安石的名字是保守和变法的符号象征，是区分政治营垒的楚河汉界。当权派需要王安石时，就请他进孔庙配享孔子，进皇庙配享神宗；需要司马光时，王安石被赶走，司马光被请进来。宋朝灭亡后，人们才能心平气和地研究他们。

司马光无子，以兄子司马康继嗣，生司马植，植又无子……香火如此承接至今，血缘中“嫡”的成分已淡化殆尽，唯有他的《资治通鉴》万古长青。

[1]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六》。

[2]《宋史·刘安世传》。

[3]《宋史·刘安世传》。

[4]《纲鉴易知录·卷七十三·哲宗绍圣元年三月》。

[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七》。

[6]苏辙：《栾城集·卷四一·转对状》。

[7]《宋史纪事本末·西夏用兵》。

[8]《汴京遗迹志·卷十八》。

第三十九章 巨著耀千秋

司马光逝世已九百多年了。九百多年来，《资治通鉴》印行了七十余版。他的生命通过《资治通鉴》延续至今，并将永远延续下去。

《通鉴》的第一个版本，我们只能见到记载而见不到书了。司马光辞世后一个半月，朝廷敕令国子监将《通鉴》于杭州镂版印刷。这一官版没能流传下来，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是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浙东茶盐公使库重刻印行的，因刻印于余姚县，亦称余姚本，是足本，现珍藏于北京图书馆。南宋一代，《通鉴》约有十余版本，但除“余姚本”是足本外，其余或非足本，或因避讳而有改动。由宋入元，元朝在大都（今北京）设兴文署，出版汉文经典，《通鉴》被列入其中。这个版本被称为元刻本。学者胡三省大概根据这个版本为《通鉴》作注，并将司马光的《通鉴考异》散注于正文之下，这就有了元刊胡注本。《通鉴》在明代有十余个版本，但因辗转雕版，讹误较多。至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鄱阳胡克家得到元刊胡注本，据之翻印，此即胡克家覆刻元刊胡注本，是现存最好的胡注本。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对《通鉴》标点重印。点校的工作底本采用了胡克家覆刻元刊胡注本，吸收宋、元、明各种版本的优长和历代学者对《通鉴》的校勘成果。对《通鉴》进行标点，分段。将年份独立出来自成一行，顶格排印，并且注明干支纪年和公元纪年；年内之事每事一段，低两格排印，用“1、2、3、4、5……”标出，对“臣光曰”和所引前人的评论也独立成行，方便了读者阅读。这就是一九五六年中华书局版的《资治通鉴》，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版本。

南宋学者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就是说，从来没有一本书像《通鉴》这样有生命力。

千年兴衰史，镜鉴万万年

南宋的朱熹顽固坚持正统观，对司马光在《通鉴》中三国时期采用曹魏纪年颇为不满，但他对《通鉴》还是佩服之至的，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一三〇）意思是像吃饭穿衣一样，不可离开。怎么就不可离开呢？最早为《通鉴》作注的胡三省说得明白：

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新注资治通鉴》序）

正如宋神宗御赐之书名，《资治通鉴》，以史为鉴，目的是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三家分晋，下至后周显德六年（959），写了十六个朝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千年兴衰史，镜鉴万万年。因为《通鉴》是分阶段上呈的，所以宋神宗至少是看了这部书的绝大部分，甚至可能看过全部。宋神宗与司马光，一个要变法，一个反变法，政治观是对立的，并且在神宗为《通鉴》作序时，两人在刚刚是否收复绥州（今绥德）的问题上发生了正面冲突，可神宗在御制序中把司马光与司马迁并列，并热衷于在经筵上听司马光进读，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政治家的胸怀，而是他确实感到《通鉴》可以“资治”。诚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通鉴》“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可以让他“观圣人之迹”，“见前车之失”。因此，此后的历代帝王和臣子无不将《通鉴》作为案头必读之书。且不去说，只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

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而《通鉴》几伴其一生，通读了十七遍之多。华夏文化研究所《文白对照〈资治通鉴〉全译》编委会在该书《前言》中说：

毛泽东之读《通鉴》，释其起于三家分晋，寓意在“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可谓开宗明义，鉴以在上者不正，在下者肆意，事所必至，理有固然；论其迄于五代，用心在避曲笔言事，粉饰当朝，所谓“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倡以立论疑古，读书不可尽信，不可囿于人言；评其战争史笔，泼洒打天下、守天下之迹，乃政治之继续，要在取舍治乱得失，上助君王之鉴；议其褒贬明主昏君，赞前者之治国之道、用人之术，警后者之庸聩乏能，误国误民。凡此种种，论述犹多，究见其读《通鉴》，旨在以史为镜，借鉴前人得失，用古为今。

毛泽东的批语写在一九五六年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上。略举两例：

卷六十七《汉纪》五十九第2131页，原文讲的是刘备出征在公安，法正全权留守首都，他睚眦必报，“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有人要诸葛亮向刘备反映，遏制法正权力，诸葛亮说，“主公”现内外交困，“法孝直（法正字）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无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毛泽东写批语曰：“观人观大节，略小故。”

卷七十一《魏纪》三第2241页，讲的马谡失街亭的事，毛泽东批曰：“初战（诸葛）亮宜自临阵。”卷七十二《魏纪》四第2268页，讲太和五年（370）六月，诸葛亮“因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郃追之。郃进至木门，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郃右膝而卒”。毛泽东批曰：“自街亭败后，每出，（诸葛）亮必在军。”

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是根据《通鉴》改编的，把《通鉴》中所载历史事件归纳为二百三十九个题目，将分散在各个时间段的史料集中起来，按时间顺序连缀成篇。毛泽东读此书（清光绪戊戌年 湖南思贤书局校刊本），也有不少批语。在卷二百二十七《后梁灭唐》第48—50页，就有好几段批语，如：“康延孝之谋，李存勗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已成摧枯之势，（李绍宏等）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生子当如李亚子（后唐庄宗李存勗小名）”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批准杀了两个老红军出身的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此案被称之为新中国反腐第一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1]

千年伟人毛泽东对《通鉴》的痴迷说明，无论是封建帝王还是人民领袖，都离不开历史的镜鉴，而《通鉴》是一面使用起来非常便捷的“镜子”。正如毛泽东在与吴晗谈话时所说的：“《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2]

《通鉴》写的是中国史，但从问世起就受到邻国的重视。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高丽使者来华，就提出购买《通鉴》，可能因为保密原因，被宋廷婉言谢绝。但大约在两宋之际，《通鉴》还是传到了亚洲诸国，尤其是在日本引发了“通鉴热”。上至天皇、幕府，下至诸藩及其弟子，无不读《通鉴》，幕府末期还成立了专门的“通鉴会”。明治天皇即位后，《通鉴》成为他的必读书，每月定时讲习，他无疑从中汲取了政治智慧。

《通鉴》的主题是一个礼字，写的是历史，讲的是政治，然而，《通鉴》对后世的巨大影响绝不止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它可谓编年史之巅，让后人高山仰止。

编年体之巅，后继者连绵

明代学者胡应麟说：“自司马之为《通鉴》也，汉、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鉴》之止司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史书占毕》）什么意思呢？汉、唐及之前的历史，因有司马光的《通鉴》而记得清清楚楚，而以下的历史，因没了司马光而懵懵懂懂，总之，他认为《通鉴》是空前绝后的。的确，《通鉴》是编年体史书的巅峰之作，空前毫无疑问，绝后则要从两方面来看：从《通鉴》引发了编年体史书的写作热，后继者连绵的情况来说，它没有绝后，只可惜后续者只有望尘之憾；而从学术成就上说，因后世没有一部编年体史书可与之比美，可谓绝后也。

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左丘明的《左传》。在司马迁创纪传体史书写作之前，史书基本都是《左传》式的编年体。《史记》的问世，使《左传》式的编年体相形见绌，日渐式微，几至绝迹。《左传》式的史书以年月为次，好处是时间脉络清楚，不足之处是记事过于简略，可读性较差。司马迁的纪传体，在书首设“本纪”，用编年体简要记载一朝的大事，用“书”（班固修《汉书》时改为“志”）来介绍一朝的典章制度和政治、经济、军事工作，而把“列传”作为主体，生动地记叙传主的生平事迹。纪传体史书保留了《左传》的优长，又完整地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历史人物，可读性很强，所以很快取代了《左传》式的编年体，成为正史的标准写法。在司马光编纂《通鉴》前，已有“十七史”（加上《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应为十九部）之说，均为纪传体。

煌煌十九部正史，可宋神宗却在《敕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成事》的嘉奖令中说：“史学之废久矣”，怎么回事呢？第一，科举考试只考经义而不考史学，以至历史无人问津；第二，十九史卷帙浩繁，一千六百余卷，正文及其注洋洋三千余万字，一般人根本没有可能读完，更别说日理万机的帝王和身负重任的大臣了（恰恰他们是最需要了解历史的）。《通鉴》问世前，历史学家如凤毛麟角，但大多也只读过《史记》和前后《汉书》等名著，对汉以后的历史也是懵懵懂懂。就是在“史学之废久矣”的背景下，司马光主动挑起了振兴史学的重担。

要振兴史学，是否能吸引读者是个关键。正史之所以逐渐失去读者，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字太长了，而文字太长，是因为同一件事往往在“纪”、“志”和相关多人的“列传”中重复记载，且时有互相抵牾之处；另一个原因是“列传”中的人物固然生动，但时间概念比较模糊，让人不容易理清历史事件发生、演变的时间顺序，难以认识事件的全貌。早在东汉，荀悦就认识到了纪传体史书这一缺点，便将班固的《汉书》改编为编年体的《汉纪》，八十万字的《汉书》被浓缩为八万字，其内容虽然几乎全部来自《汉书》，没有增加新史料，但因为叙事简洁、脉络清楚而受到欢迎。如宋神宗，他也许没有读过《汉书》，但肯定是看过《汉纪》的。但《汉纪》并未给编年体带来生机，直至唐代，高峻编了一部名曰《高氏小史》的编年体简明通史，将《史记》到《隋书》等十五史浓缩为八十卷，少年司马光就是读这部书爱上了历史，也是直接受这部书的启发而萌生了振兴史学的豪情壮志。

《通鉴》受《汉纪》和《高氏小史》的启发而修，但如果不超越他们，一样会湮没无闻。宋神宗在对执政大臣谈《通鉴》时说，超荀悦《汉纪》远矣！司马光超越的地方，就是他创新的地方，就是《通鉴》的生命力之所在，就是奠定其顶尖史学家地位的基石。

在第三十章《书局在洛阳》，我们已经介绍了司马光创造的先编“丛目”、再写“长编”、最后定稿的三步法，这一方法已成为编年体史书的编撰圭臬。创造一种编撰方法无异于发明一种新工艺，很了不起，而学术上的创新则更让人茅塞顿开，受益无穷。

首先，《通鉴》告诉我们，在纪传体正史的基础上再撰编年体通史，不是简单地浓缩和重新编排，而是一种再创作，不仅可以大大缩小篇幅，而且可以增加容量。《通鉴》将十九史浓缩为三百余万字，却增加了许多新的史料。《通鉴》中，唐、五代部分有约二分之一的史料是正史和现存史书中所未见的，而被他引用的这些书籍今天多已亡失。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曰，《通鉴》“网罗繁富，体大精深，为前古之所未有”。史学界历来有“不熟读正史，未易决《通鉴》之优劣”的说法，同时有“读正史不可不兼读《通鉴》”的说法。

其次，《通鉴》告诉我们，“尽信书不如无书”，即使是经典名著中所载的故事，也要考证异同，辨别真伪。司马光在编《通鉴》的过程中，发展完善了考据学，其派生书《通鉴考异》是我国第一部考据学专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学家无不采用了考异之法。

其三，《通鉴》突破了孔夫子的“春秋笔法”，不“为尊者隐”，暴露昏君之丑行毫不留情，对明君之失误也秉笔直书，对农民起义虽依旧称之为“寇”、“贼”，但大抵能够客观描述；对分裂时期的政权，不论大小强弱，不分正统、僭伪，一视同仁。这在史书写作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其四，《通鉴》不写无法考证的神仙鬼怪和不合情理的奇节异行，对正史上的有关记述一概毫不客气地删去。历代封建统治者为证明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无不编造君权神授的离奇故事，司马光虽然是个天命论者，却拒不采用此类离奇故事，目的是让皇帝明白，“国之治乱，尽在人君”，到时候天是靠不住的。这无疑又是史书写作上的一大进步。对于那些夸大其词、有悖情理的传说，司马光一概不予采信。如张良为太子请出“商山四皓”，阻止了刘邦废太子的图谋，这个故事《史记》《汉书》均有记载，但司马光认为在汉初的政治力量中，“商山四皓”起不到如此大的作用，故《通鉴》不载。再如《史记》称鲁仲连义不帝秦，“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司马光认为，这不可能，不过是游侠之士的夸夸其谈，未予采信。

最后，《通鉴》给后世做出了一个用洗练的文字生动叙述重大历史事件的样板。《通鉴》是史书，但同样可以当文学来读。这得益于在写作上对传统编年体史书的突破。在时间本位和事件本位发生矛盾的情况下，《通鉴》根据需要不拘泥于“以事系日”的固定程式，而改用以事件为主线组织材料，置于事件发生的时间段内，从而保持了事件叙述的完整性。《通鉴》对重大事件的许多记叙，即使纯粹从文学角度看也堪称经典，最著名的当是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赤壁之战》（《通鉴》第六十五卷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十月）。赤壁之战是决定魏蜀吴三足鼎立的重大战役，但原有史书的记载均不完整，其史料散见于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虞溥《江表传》、韦昭的《吴书》和乐资的《山阳公载记》等书中，而涉及的人物有曹操、刘备、孙权、周瑜、诸葛亮、鲁肃、张昭、黄盖等，一般人不可能把上述史书都读到，而且即使都读到，也很难将赤壁之战理出头绪，形成完整印象。司马光仅用二千余字就把赤壁之战的前因后果和过程交代得清清楚楚，精彩纷呈，所涉及的人物一个个被描写得栩栩如生，特别是孙权、诸葛亮、鲁肃、周瑜这四个人物的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赤壁之战》能成为文学名篇，理所当然。在长于叙事这一点上说，司马光与司马迁可谓不相上下。

最早就将司马迁和司马光并列的是宋神宗，但“两司马”的提法与近代学者梁启超有关。他认为《通鉴》“繁简得当，很有分寸，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可并称为我国史学界的前后“两司马”。[3]

《史记》和《通鉴》，“这两部名著不但是中国古代史学之绝笔，也无疑是世界古代史学之绝笔”[4]。从两部书的影响来说，并称“两司马”也是恰如其分的。《史记》乃正史写作之规范，而《通鉴》带动了编年体的复兴，引发了“通鉴体”写作的高潮。

引领新体系，催生通鉴学

清代学者王鸣盛说：“编年一体，唐以前无足观。至宋有《通鉴》，始赫然与正史并列。”的确！编年体史书能与纪传体的正史分庭抗礼，并驾齐驱，发端于司马光的《通鉴》。

《通鉴》问世后，在南宋引发了通鉴体史书的写作热，且往后续《通鉴》的大多在书名中冠以一个“续”字。第一个续写者为李焘，作《续资治通鉴长编》九百八十卷，写北宋一代史事，可惜未能完整流传下来，我们今天看到的此书之中华书局版是辑本，因无法补上残缺，才五百二十卷。接着，有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与《长编》相接，写高宗一朝三十六年事。有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记录了起徽宗政和七年（1117）七月四日至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四月二十一日的两宋交替时期的历史，重点在写靖康之乱。又有刘时举著《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写高宗建炎元年（1127）至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的史事。往前续《通鉴》的，除了刘恕所撰之《通鉴外纪》十卷外，又有南宋金履祥所著《通鉴前编》十八卷，两书均记周共和元年（前841）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与《通鉴》相接。

南宋以后，《通鉴》的续作者薪火相传。明朝有薛应旂和王宗沐分别所著一百五十七卷本和五十七卷本《宋元资治通鉴》，记宋、元两朝史事。记载明朝历史的有谈迁的《国榷》一百零八卷。进入清朝，记载宋、辽、金、元历史的，有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记载明史的有陈鹤的《明纪》六十卷，夏燮的《明通鉴》九十卷。

司马光是通鉴体的祖师爷。纵观史学发展史，以《通鉴》为发端，《通鉴》及其后续之作，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编年体史书体系，足以和二十四史相抗衡。

以上讲的是《通鉴》的续书，还有很多由《通鉴》改编的史书，在史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改编从两个方向进行，第一是纲目体，第二是纪事本末体。

纲目体的始作俑者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将《通鉴》改编为《通鉴纲目》五十九卷。《通鉴纲目》叙事首列标题，用大字书写，标题下详述史实，可视为《通鉴》的简编本，好处是提纲挈领，眉目清晰，但朱熹将《通鉴》中的礼治思想进一步强化，而扬弃了《通鉴》不分正闰的先进历史观，对多国并存时期强行划分正统非正统。《通鉴纲目》因朱熹的名气而影响极大，后作纲目体史书者历代不绝，乃至出现了《纲鉴合编》。

纪事本末体是为弥补编年体史书的一个缺点而产生的史学新体裁。编年体史书因为受时间轴约束，一件经过数月数年的大事往往散落在若干卷中，且与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掺杂，读者检索起来殊为不易。南宋的袁枢是个《通鉴》迷，深为上述问题头痛，于是将《通鉴》中所述之大事归纳为二百三十九个题目，把分散在各卷中的记载按时间顺序集纳到题目之下，稍加剪裁连缀，便成了一个个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此书定名为《通鉴纪事本末》，篇幅只有《通鉴》的二分之一，但囊括了《通鉴》中的所有大事，方便读者检索，所以不乏续作者。李焘的《长编》也被改编为《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此后，宋、辽、金、元、明各代之史以及《左传》均有人改编为纪事本末体，形成了纪事本末系列。

《通鉴》催生了中国史书的新体系，其影响扩大至亚洲邻国。据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受《通鉴》的启发，日本编撰了编年体史书《大年镜》《今镜》《水镜》《增镜》，另外日本史书中的四大名著《吾妻镜》（《东镜》）《神皇正统记》《本朝通鉴》《大日本史》也不同程度借鉴了《通鉴》的做法。朝鲜十二世纪金宽毅编纂的《编年通录》，李朝时期成书的《东国通鉴》，一五一〇年越南武琼编写的《大越通鉴通考》，亦当是受《通鉴》影响的产物。

《通鉴》有纵向系列，即由其引发的续书；《通鉴》还有横向系列，即与其配套的派生书。司马光在编撰《通鉴》时，就把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做，有九本与之配套的书：

《通鉴考异》三十卷，集纳了在编撰《通鉴》中的部分考异成果，是我国第一部考据学专著。原独立成书，元人胡三省将其散注于《通鉴》有关条目下，成为《通鉴》的附注。考异法为后世尊为治史之不二法门，《通鉴》类的后续之作无不采用考异法，在清朝产生了考据学著名学派——乾嘉学派，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名家辈出，其代表作有《二十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劄记》等。

《通鉴目录》三十卷，乃《通鉴》所写的千年历史的大事年表，非常便于检索。《四库提要》指出：“用目录之体，则（司马）光之创例。《通鉴》为纪、志、传之总会，此书又为《通鉴》之总会矣。”（《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史部·编年类）因为司马光首创目录体，我们今天读书才有如此方便。

《通鉴举要历》八十卷，考虑到《通鉴》卷帙浩繁，副本只有王胜之一人读完，司马光为读者着想，将《通鉴》缩编成举要历。

《通鉴节文》六十卷，性质与《通鉴举要历》同，但是否司马光所作，已难以考证。

《历年图》七卷，所述历史时段与《通鉴》同，也是编年体，但更为简练，以“臣光曰”为开头（即前朝或前国亡国之时），与《通鉴》的“臣光曰”多就事就人而论不同，而就一朝一国的兴亡立论。

《国朝百官公卿表》十卷，记载北宋开国以来至英宗治平四年（960—1067）百余年的大事。以上两书单行本已佚，但被保留在《稽古录》一书中，被重新分卷，前者被合并为五卷，后者被合并为四卷。

《稽古录》二十卷，由《稽古录》和上述两书合成。卷一至卷十一，记载伏羲氏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的历史，即《通鉴》之前的历史，编撰体例与《历年图》同，是一本给少年儿童普及历史知识的通俗读物。卷十二至卷十六为《历年图》，卷十七至卷二十为《国朝百官公卿表》。

《涑水记闻》，是司马光为写《资治通鉴后纪》（北宋当代史）而准备的资料汇编，因每条大多注明了消息来源，故曰记闻。这些资料尚未经考异，不准确处在所难免。后被《长编》作者李焘和《宋史》的编撰者脱脱未加分辨地大量引用。历来版本卷数及内容多寡不一，现中华书局版《涑水记闻》是在《四库全书》本的基础上参考其他史料编辑点校而成，共十六卷，附录四件。

《通鉴释例》一卷，是司马光编撰《通鉴》时所定的凡例，由其曾孙司马伋根据遗稿整理而成。

以上九部书构成了《通鉴》的横向系列，其中《通鉴目录》《通鉴举要历》《通鉴节文》《历年图》可视为《通鉴》各种不同的摘要本或缩编本，为的是方便不同层次的读者。在这个意义上说，司马光为后世树立了一部书分别出全本、节选本、普及本、少儿本的榜样。《稽古录》把《通鉴》前的历史用通俗的形式写出，就是古代的少儿本。另外，《国朝百官公卿表》和《涑水记闻》，一为当代大事记，一为当代史料汇编，体现了他重视当代史的史学精神。

《通鉴》从问世起即吸引了研究它的学者，以至逐渐形成了专门的通鉴学。我们知道，因一部书而形成一门学的情况极其罕见。与文学上因研究《红楼梦》而形成红学一样，史学上因研究《通鉴》而形成通鉴学，本身就说明了其研究对象博大精深，空前绝后。专门研究《通鉴》的作品，在宋末元初就已硕果累累，不乏鸿篇巨制。与文天祥同榜的进士胡三省，入元后终身不仕，潜心研究《通鉴》，写出了《资治通鉴音注》，其注释对《通鉴》所载之典章制度、音韵、训诂都详加考订，特别是对地理、官制的考证尤其精当，其篇幅大抵与《通鉴》相等。后世誉之为“通鉴之功臣，史学之渊薮”。我们今天读《通鉴》可以看到附于书中的胡三省之注，对读懂原文极有帮助。录取文天祥为状元和胡三省为进士的复试官王应麟，南宋度宗时为礼部尚书，入元后不仕，专门做学问，写出了《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以《通鉴》地理为研究对象，因其兼考《史记》等史书的地理沿革，又可视为一本古代军事地理专著。《四库全书总目》赞其“征引浩博，考核明确，而叙列朝分据战攻，尤一一得其要领，于史学最为有功”。明朝万历年间的一对秀才师生严衍、谈允厚，埋头研究《通鉴》三十年，拿十七史逐句逐字与《通鉴》对照比勘，写出了《资治通鉴补》一书，纠正了《通鉴》和《资治通鉴音注》中的错误。所以，史学界有要深入研究《通鉴》，不可不读《通鉴补》之说。但两人在书中对《通鉴》原文和胡注随意作删节，且补注过多过滥，篇幅竟超出《通鉴》四倍，因此颇遭诟病，一直只有抄本而不便印行。到清道光四年（1824），有个叫张敦仁的，从《通鉴补》中择出其改正、移置、存疑、备考、补注等部分，编为上中下三册，第一次出版。此后，咸丰、光绪年间又有出版。

民国时期是《通鉴》研究的又一个黄金时期，突破了微观研究的窠臼，出现了带宏观总结的开拓之作。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崔万秋的《通鉴研究》，从司马光的生平、著作到编撰《通鉴》的动机、过程以及成书后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张须的《通鉴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研究和介绍《通鉴》的著作，几乎囊括了前人研究的主要成果，超越《通鉴研究》远矣。成书于一九四五年的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是一部别出心裁的著作，对音注《通鉴》的胡三省做了深入研究。因为胡三省是南宋遗民，入元后不仕，音注《通鉴》，在字里行间巧妙地隐藏着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而陈垣是在抗战时期日本占领的北平研究胡注的，于是在胡注中找到了“知音”。他首次把名不见经传的胡三省（《宋史》《元史》）均无载）这个爱国主义史学家的生平事迹挖掘出来，对胡注细考探微，所引用书籍达二百五十六种，用胡注七百五十余条，通过巧妙地引经据典，叙述史实，表达了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些代表性著作，标志着通鉴学已经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中华书局标点本《通鉴》的出版以及以之为母本的各类节选本、注释本、活页本、学生本、讲读本、全译本、文白对照本的出版，《通鉴》的普及程度前所未有，通鉴学的繁荣也前所未有。为《通鉴》作新注的，先后有瞿蜕园的《通鉴选》，王仲荦《资治通鉴选》，陈光崇、顾奎相的《资治通鉴选读》，张鸿儒、沈志华主编的《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还有多种全译本，译著频出，难以枚举。研究《通鉴》的论文和专著相继出版，颇具影响的有冯惠民的《司马光和〈资治通鉴〉》、柴德赓的《〈资治通鉴〉介绍》、陈光崇的《通鉴新论》（论文集）、王曾瑜的《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李昌宪的《司马光评传》、宋衍申的《司马光大传》，等等。吴玉贵的《〈资治通鉴〉疑年录》则是一部专攻《通鉴》纪事时间之失的学术著作。此外还出现了许多以通鉴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文章。一九八四年，《通鉴》问世九百周年；一九八六年，司马光逝世九百周年，海峡两岸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出版了论文集《〈资治通鉴〉丛论》《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台湾出版了《纪念司马光与王安石逝世九百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在韩国、日本也有研究通鉴学的学者。

漆侠先生在《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的《总论》中说：“如果从成就和影响来看，温公的史学掩盖了他的经学。‘元祐更化’之际，温公废除全部新法，要比他在史学和经学上的影响大得多。”的确，如果我们姑且撇开“元祐更化”中的司马光，而专注于他的《通鉴》，就会发现《通鉴》像一坛美酒，越陈越醇，越陈越香，年代愈久，其价值愈高。

[1]《党建经纬》，1998年第1期。

[2]刘志清：《司马光修史独乐园》，远方出版社，2004。

[3]《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4]王曾瑜：《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

附录 司马光年谱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 一岁

司马光之父司马池知光州光山县，十月十八日，司马光出生于县衙官舍。

天禧五年（1021） 三岁

司马池拜秘书著作佐郎，监寿州安丰县酒税。

乾兴元年（1022） 四岁

司马池以秘书丞知遂州小溪县。

天圣二年（1024） 六岁

父兄教司马光读书。

天圣三年（1025） 七岁

司马池为河南府（洛阳）司录参军，不久通判西京留守司，司马光在府学读书，砸缸救友的故事发生于此。年底，司马池升群牧判官，赴京（开封）。

天圣四年至天圣七年（1026—1029） 八岁至十一岁

司马池任群牧判官。司马光在国子监读书。

天圣八年（1030） 十二岁

司马池因得罪宦官皇甫继明，出知耀州。

天圣九年（1031） 十三岁

司马池改任利州路转运使，司马光随父赴川，游览南岩，司马池壁上题诗，末云“君实捧砚”。

明道元年（1032） 十四岁

随父在利州。

明道二年（1033） 十五岁

司马池为兵部员外郎知凤翔府，司马光随侍，以父荫补为郊社斋郎（数年后升将作监主簿）。此时，司马光已“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西汉风”。是年，曾赴华州访学者孙之翰。

景祐元年（1034） 十六岁

司马池加直史馆，仍知凤翔府。

景祐三年（1036） 十八岁

司马池调京任侍御史知杂事，司马光随父入京。

景祐四年（1037） 十九岁

司马池与张存同为三司副使，司马光与张存女订婚，是年作《铁界方铭》《勇箴》。

宝元元年（1038） 二十岁

司马光参加科考，中进士甲科第六名（状元为吕溱），以奉礼郎出任华州判官，赴任前与张氏完婚。同年进士有石扬休、范镇、吴充、孟翔、聂之美、庞之道、邵必、刘航等，以上列名者后均与司马光有亲密交往。十月，司马池升天章阁待制，知河中府，道改知同州，司马光将新婚妻子放在同州父母处，只身在华州，随时请假去同州探望父母、妻子。同年石扬休为同州推官，司马光与之交游甚密。

宝元二年（1039） 二十一岁

八月，司马池改知杭州。司马光作《颜太初杂文序》。

康定元年（1040） 二十二岁

以将作监主簿签书平江军（苏州）节度判官公事，应司马光就近照顾年迈父母之请也。上任后，代父作《论两浙不宜添置弓箭手状》，初露锋芒。是年，母亲聂氏病故于杭州，司马光护柩回乡丁母忧。九月九日，司马池因得罪同僚被降知虢州，道改知晋州。

庆历元年（1041） 二十三岁

丁母忧。司马池病故于晋州任上，同时丁父忧。

庆历二年（1042） 二十四岁

八月，葬父母于家乡夏县鸣条岗祖茔。丁忧，作《十哲论》《四豪论》等。

庆历三年（1043） 二十五岁

丁忧。作《贾生论》。

庆历四年（1044） 二十六岁

丁忧期满，赴延安访恩师庞籍，初冬，任签书武成军（滑州）判官。

庆历五年（1045） 二十七岁

恩师庞籍升任枢密副使。司马光以签书武成军判官权知滑州苇城县事，作《豢龙庙祈雨文》求雨应验。另作有《机权论》《才德论》《廉蔺论》《不以卑临尊论》等。六月，升为大理评事，是冬离滑赴京。

庆历六年（1046） 二十八岁

大理评事，迁本寺丞，兼国子监直讲（共三年）。大理评事审案工作使之不胜其苦，而国子监直讲让他如鱼得水，与在苏州结识的朋友李子仪相聚甚欢。庞籍推荐他入馆阁，未果。

庆历七年（1047） 二十九岁

职务同上，作《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等。

庆历八年（1048） 三十岁

十一月十二日经参知政事庞籍推荐召试学士院，顺利通过，授馆阁校勘（候二年升校理），进入社会地位高、发展前途大的馆阁“清要之臣”行列。作《谢校勘启》《又谢庞参政启》。

皇祐元年（1049） 三十一岁

馆阁校勘。八月，与同年范镇同为贡院点检试卷官，取筠州进士刘恕为第一，从此与刘恕相识（后与刘恕一起策划编撰《资治通鉴》，刘恕为第一副总编）。是月，还参与策试贤良方正及武举。作《古文孝经指解》《进古文孝经指解表》《名苑并序》（《名苑》类似字典），初步奠定学术地位。

皇祐二年（1050） 三十二岁

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作《论麦允言给卤簿状》《论张尧佐除宣徽使状》，表现了不畏权贵（麦为得宠宦官、张为贵妃叔父）的高贵品质和维护礼治的坚定立场；作《乞印行〈荀子〉〈扬子法言〉状》，促成二书印行。是年回夏县老家探亲，侄司马康出生。

皇祐三年（1051） 三十三岁

同知礼院，迁殿中丞，七月除史馆检讨，修《日历》，十月改集贤校理。有《论刘平招魂葬状》等。

皇祐四年（1052） 三十四岁

职务同上。作《论夏竦谥状》《第二状》（夏为仁宗老师，权臣），再次表现出礼治卫道士本色。参与大乐之辩，有《与景仁论乐书》《再与景仁书》，此后与范镇辩乐的来往文字达数万字，一直争论了三十余年，至死也互不服气，但友谊弥深。

皇祐五年（1053） 三十五岁

闰七月，庞籍罢相知郓州，司马光追随恩师通判郓州，兼典州学。

至和元年（1054） 三十六岁

殿中丞、集贤校理、通判郓州，逐步熟悉了州级工作。上《古文孝经》。

至和二年（1055） 三十七岁

六月，庞籍知并州（太原），司马光改任并州通判。

嘉祐元年（1056） 三十八岁

殿中丞、集贤校理、通判并州。正月一日，仁宗病重，因无子，司马光上《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状》《第二状》《第三状》，虽未获准，但给执政大臣留下深刻印象。

嘉祐二年（1057） 三十九岁

奉庞籍之命赴黄河对岸麟州考察在屈野河以西筑堡问题，报称可行。五月，庞籍不待朝廷批复，令麟州出兵筑堡，宋兵遭敌埋伏，惨败。在御史来查处前，司马光已被任命为太常博士、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庞籍将与之相关的文件藏匿，催其赶快上路。司马光硬是等御史到来，主动向御史说明情况，承担责任，但御史未予追究。最后，庞籍罢节度使改知青州，麟州官员非撤即降。司马光带着终身愧疚赴京履新。回朝后上《论屈野河西修堡状》《第二状》，请求处分，未准。是年，作《功名论》《知人论》等。

嘉祐三年（1058） 四十岁

直秘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带着对屈野河之败的沉重愧疚感，上《乞虢州第一状》，请求外放，未准。参与对交趾所贡奇兽的辨认，上《交趾献奇兽赋》《进交趾献奇兽赋表》，提出原物退回的主张，被仁宗采纳，因之声名鹊起。是年还作《朋党论》《知非》等。

嘉祐四年（1059） 四十一岁

度支员外郎、直秘阁、判度支勾院。继续上《乞虢州第二状》《第三状》，未准。其“同年”好友石扬休病故，作《石昌言哀辞》。

嘉祐五年（1060） 四十二岁

原官加同修起居注。连上五状辞修起居注。是年春夏之交开封发生瘟疫、地震，死者数十万计。与之“晨往夕来”的江休复、梅尧臣、韩宗彦相继去世，司马光作诗怀念。王安石从提点江南刑狱赴京任度支判官，与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同在包拯手下共事，被誉为“嘉祐四友”。

嘉祐六年（1061） 四十三岁

迁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同判尚书礼部、同知谏院、判检院、权判国子监。七月奉旨详定均税，却只提出了原则要求，未拿出具体意见。八月与范镇一起参与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录取苏轼、苏辙兄弟，其中苏辙已被淘汰，司马光上疏说服仁宗而录取。是年仁宗再次病重，储君问题迫在眉睫，司马光先后上《乞建储上殿劄子》《第二劄子》，两次上殿，终于用历史典故打动仁宗，决定将宗室子宗实作为皇储。时士大夫多以“更张庶事宜革宿弊”，此年司马光所上奏疏数十，涉及到朝政的方方面面，阐发了他的施政理想，其中最著名的有《陈三德上殿劄子》《进五规状》等，另外弹劾大臣的有《论张方平状》《第二状》等。

嘉祐七年（1062） 四十四岁

天章阁待制、起居舍人、知谏院兼侍讲，赐三品服。因建储有功，而获升迁，本被任命为知制诰，他九上辞呈，乃改为天章阁待制。上奏章数十，其中《论上元游幸劄子》《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是直接批评仁宗的。

嘉祐八年（1063） 四十五岁

职务同上。正月与翰林学士范镇同知贡举。三月仁宗驾崩。四月英宗即位。因英宗乃宗室子入继大统，皇太后（仁宗曹皇后）与之互相猜疑，宦官从中推波助澜，一度使英宗发疯。司马光先后有《上皇太后疏》《上两宫疏》《上皇帝疏》，为调解两宫矛盾做出重要贡献。是年，其恩师庞籍病故，司马光作《祭庞颍公文》《太子太保庞公墓志铭》。为鼓励谏官直言敢谏，司马光作《谏院题名记》，刻石立碑于谏院。

治平元年（1064） 四十六岁

原官加吏部郎中。在倡议大臣捐献仁宗遗赐和刺义勇的问题上，与宰相韩琦发生冲突，为反对刺义勇到政事堂当面质问韩琦。回想知谏院五年，上疏一百七十余道，除了在建储和调解两宫矛盾与执政一致外，其余大多说了白说，于是连写六道辞呈，未获准。

治平二年（1065） 四十七岁

三月请假回乡扫墓。十月，免知谏院，改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判流内铨。是年卷入“濮议”（即英宗是否可称生父为亲）大论战，代表“两制”官员上《与翰林学士王珪议濮安懿王典礼状》，提出“尊无二上”论。欧阳修提出相反的“降而不绝”论。于是“两制”、“两府”分别以司马光与欧阳修为旗手，展开论战，最后司马光输了论战却赢得了威信。

治平三年（1066） 四十八岁

职务同上。“两制”官员在“濮议”中落败而被贬，司马光连章请留未果，请求同贬，不准。四月进《通志》八卷（后为《资治通鉴》前八卷），英宗令续编《历代君臣事迹》（即后来之《资治通鉴》，奉旨成立以司马光为总编修，刘恕、刘攽为同编修的书局。书局人员享受宫中待遇。自此，《资治通鉴》由私修（头八卷）变成官修。

治平四年（1067） 四十九岁

右谏议大夫、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学士。正月八日，英宗崩，神宗继位。正月，权知贡举，在锁院中的司马光不知朝中正暗中进行“倒阁”行动，出贡院后不明不白地卷入其中，职务在翰林学士和御史中丞之间倒腾。是年四月进《前汉纪》三十卷。十月奉命赴迩英殿进读《资治通鉴》，神宗钦赐书名并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将颍邸（神宗登极前为颍王）书籍三千四百零二卷提供给书局做参考。

熙宁元年（1068） 五十岁

原官加权知审官院，提举司天监。神宗有志改革，但司马光进读也好，上疏也好，讲的都是礼治、德治，排除治术，这让神宗失望。翰林学士王安石到任，第一次面见神宗便提出“择术为先”。就此立起保守与变法两面大旗。两人的直接冲突首先在阿云案的判决上开始，接着又在是否批准宰执辞郊赐的问题上交锋。司马光上《乞听宰臣等辞郊赐劄子》，王安石的意见针锋相对，最后争到神宗面前，司马光有《迩英奏对》记载此事。

熙宁二年（1069） 五十一岁

职务同上。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推行变法。保守派展开对王安石攻击，第一个弹劾者为御史中丞吕诲，六月被贬出朝。司马光作《上体要疏》，指出设立条例司，推行变法，有悖政体，有违治国之要，举起了反变法的理论大旗。

熙宁三年（1070） 五十二岁

与王安石的矛盾白热化。原宰相韩琦从河北上疏指出青苗法的三大问题，神宗开始犹豫，王安石请辞，神宗不准，令司马光写敕书，司马光满腔怒气，所写敕书言辞尖刻。神宗为搞平衡，二月任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九辞而不受命，神宗亲自请他受命，他以废除一切新法为接受前提，无奈作罢。司马光的辞枢密副使之举，使其在保守派中威望达到巅峰。在辞枢密副使之同时，先后作《与王介甫书》《与王介甫第二书》，批评王安石变法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王回以《答司马谏议书》，司马光给他第三书，王未回信，从此二人绝交。同时，司马光利用经筵讲课，借古讽今，反对变法。九月二十六日，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知永兴军（西安），十一月四日到职。行前作《奏弹王安石表》《乞免永兴军路苗役钱劄子》《乞不令陕西义勇戍边及刺正兵劄子》《乞留诸州屯兵劄子》等。《资治通鉴》书局留在京师，但人员发生变化。刘攽因反对变法而被贬出京城，刘恕因要照顾年迈双亲回江西南康军监酒税，继续编书，新调知县范祖禹接替刘攽。司马光进《后汉纪》三十卷、《魏纪》十卷。是年，其子司马康（以侄子过继）以明经科中第。

熙宁四年（1071） 五十三岁

知永兴军，四月十八日改判西京（洛阳）御史台。在西安作《谏西征疏》《乞罢修腹内城壁楼橹及器械状》《乞不添屯军马》《奏乞所欠青苗钱许重叠倚搁状》等，均与朝廷相抵牾，不得不要求辞职，在辞职报告中对王安石痛加斥责。他只做了五个月的知军（其中两个月等待新命令，实际工作三个月）。是年王安石为相。司马光到达洛阳后，五月十日，吕诲病危，临终嘱咐司马光反变法事尚可为。司马光作《右谏议大夫吕府君（诲）墓志铭》《祭吕献可文》，攻击王安石，吓得“同年”、书法家刘航不敢书石，刘航子刘安世挺身而出，为之书石。刘安世因此成司马光高足。其岳父张存去世，司马光作《礼部尚书张公（存）墓志铭》《祭张尚书文》《张尚书葬祭文》。

熙宁五年（1072） 五十四岁

判西京留台。正月，《资治通鉴》书局迁至洛阳，范祖禹随局来洛。司马光从此专心编书。是年，为吕诲奏疏集作序，研究古投壶游戏，以礼治观点修改游戏规则，著《投壶新格》。与易学大师邵雍交往。

熙宁六年（1073） 五十五岁

判西京留台。在洛阳修独乐园成，作《独乐园记》及《独乐园七咏》。与富弼、王拱辰等集资为邵雍买下了“安乐窝”，其规模远超独乐园。范镇来访，两人继续争论大乐，因上次在京城是以下围棋定胜负，范镇胜，此次司马光要以投壶定胜负，并按《投壶新格》裁判，司马光胜。

熙宁七年（1074） 五十六岁

判西京留台。在后族和保守派的共同攻击下，神宗变法立场动摇，三月神宗下诏求直言，司马光“喜极而泣”，作四千言《应诏言朝政阙失状》，历数王安石罪状，要求废除新法。王安石罢知江宁府，以韩绛、吕惠卿为相。但变法派很快展开反击，司马光的愿望落空。从此再不上疏言事，专心编撰《资治通鉴》。

熙宁八年（1075） 五十七岁

二月王安石复相，闰四月，司马光免判西京留台，改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洛阳成为保守派大本营，道学先生、失意官僚等集合在司马光的大纛下。

熙宁九年（1076） 五十八岁

提举嵩山崇福宫。刘恕从江西来洛与司马光商修书事。是年修成《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梁纪》三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计一百零六卷。十月，王安石再次罢知江宁府，从此告别政治舞台。

熙宁十年（1077） 五十九岁

职务同上。“同年”吴充为宰相，司马光作《与吴丞相（充）书》，希望他说服神宗，废除新法。他在保守派中的呼声日高，被誉为“民间宰相”。

元丰元年（1078） 六十岁

职务同上。九月，《资治通鉴》同编修刘恕病逝于南康。十月，补司马康为书局检阅文字。作《刘道原〈十国纪年〉序》等。

元丰二年（1079） 六十一岁

职务同上。作《四言铭系述》《书孙之翰〈唐史记〉后》《书孙之翰墓志后》《理性命》等。是年底，知湖州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

元丰三年（1080） 六十二岁

职务同上。在苏轼被贬黄州前，托范镇给苏轼捎去《独乐园记》和《超然台诗寄子瞻学士》，苏轼回赠一首《司马君实独乐园》，司马光因之受牵连，被罚铜二十斤。作《先公遗文记》，为文彦博作先庙碑文。

元丰四年（1081） 六十三岁

职务同上。作《事亲》《事神》《宽猛》《百官表总序》《百官公卿年表》（与赵彦若合作）《法言集注》《书仪》等。

元丰五年（1082） 六十四岁

职务同上。正月，富弼、文彦博组洛阳耆英会，请司马光加入，作《洛阳耆英会序》。三十日，夫人张氏卒于洛阳，二月二十九日葬于夏县鸣条岗祖茔。九月，永乐城陷，宋军惨败，神宗当朝痛哭。司马光突得风疾，语涩，恐时日无多，预作《遗表》。是年，还著有《集注太玄经》《书心经后赠绍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等。

元丰六年（1083） 六十五岁

职务同上。退出耆英会，与范纯仁率组真率会。作《致知在格物论》《河南志序》《序赙礼》《无益》《学要》《治心》《文害》《道大》《道同》《绝四》《求用》等，还有怀念夫人的《叙清河郡君》。

元丰七年（1084） 六十六岁

本年修成《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计一百七十卷，至此《资治通鉴》全书修成。十一月，司马光作《进〈资治通鉴〉表》，将正本送开封呈神宗，副本留洛阳。在《资治通鉴》修成前后，司马光将注意力转移到哲学上，其代表作为《中和论》（十月三日），与范镇等友人的诸多书信也围绕此论。此外，还著有《葬论》《负恩》《羡厌》《老释》《凿龙门辩》等，有《韩魏公祠堂记》《猫虪传》。进《资治通鉴》后，升资政殿学士。

元丰八年（1085） 六十七岁

三月初七日，神宗崩，十岁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英宗高太后）垂帘。司马光从洛阳赴京吊丧，引起市民围观，要求“勿去，留相天子”，未等哲宗和高太后召见即返洛，高太后派宦官追到洛阳，宣谕“毋惜奏章，赞予不逮”。司马光上《谢宣谕表》《乞开言路劄子》，接着上《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针对变法派指责废新法是“子改父道”议论，提出了“母改子政”的观点，从而为废除新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四月十六日，被任命以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知陈州，诏其上任途中过阙入见。连上《乞罢保甲状》《乞罢免役钱状》《乞罢将官状》《乞开言路状》等。五月二十三日到京入见，二十六日以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录门下侍郎（副相），上《乞改求谏诏书劄子》《请更张新法劄子》《乞申明求谏诏书劄子》《举荐刘挚等劄子》《乞罢保甲劄子》等。七月罢诸镇、寨市易、抵当，罢开封府界及三路保甲团练；八月罢市县市易、抵当；十月罢方田。司马光完全控制了台谏，形成了反变法的“舆论一律”。到此年底，还废除了保甲法、保马法，但废除青苗法、免役法、将兵法遇到很大阻力，给西夏“归还”所谓新取之地也遭到反对，司马光发誓：“‘四害’（以上四事）不除，死不瞑目。”领导保守派展开除“四害”，驱“三奸”（左相蔡确、枢密使章惇、副相韩绛）的斗争。是年，与废除王安石新法有关的奏疏还有《乞不贷强盗白劄子》《乞不贷故斗杀劄子》等。学术上有《进孝经指解劄子》《性犹湍水》《生之谓性》等。

元祐元年（1086） 六十八岁

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废新法，不舍昼夜，正月二十日病倒，告病假（未能上班一百三十天），在病床上指挥废免役法，作《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劄子》《三省咨目》《密院咨目》《与三省密院论西事劄子》《论西夏劄子》《乞未禁私市先赦西人劄子》《第二劄子》《乞不改更罢役钱敕劄子》《乞申敕州县依前敕差役劄子》。原首相蔡确被驱逐，闰二月初二日，病中升任尚书左仆射（首相）。在废免役法当中，遭到章惇的顽强阻击，章惇被贬出朝。要除的“四害”中阻力最大的是所谓归西夏地的问题，保守派内部除文彦博外几乎全部反对。司马光在前面已反复上疏的基础上，又上《乞不拒绝西人请地劄子》等，主张将熙、河、兰三州及鄜延、环庆路宋新占之地全部放弃，因遭强烈反对，遂听熟悉边防者汇报，立场改变为不交熙、河、兰三州，其他“归还”。此事久议不决，最后范纯仁按提出的以俘虏换土地的方案给西夏下了诏书。是年四月六日，王安石病逝于金陵，司马光指示吕公著，朝廷应给予礼遇。八月六日，下诏废青苗法，复常平旧法。十二日，又病倒在西府会议室，被抬回家，从此再未上班，于九月初一日逝世。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有宋第三人），派大臣和宦官护灵柩归葬夏县祖茔。此年，哲宗赐手书“精忠粹德”碑额。关于《资治通鉴》，是年有《乞黄庭坚同校〈资治通鉴〉劄子》《乞令校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劄子》，但未等黄庭坚等人校完即去世了。十月，国子监奉旨镂刻《资治通鉴》于杭州。是年所写劄子数十道。

后记

大院花园里，迎春花开了，山桃花开了，贴梗海棠的花苞泛红了，不安分地一天天胀大，含苞待放了。

去年这个时候，我登上南下的飞机，去寻访我的传主——司马光的遗迹。这是动笔前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一年过去了，我该交稿了。

我在键盘上为本传敲下了最后一个字符，从层层叠叠的故纸堆的包围圈里钻出来，伸了一个懒腰，长舒了一口气。司马光先生！不论您对这部传记是否满意，但我的写作态度是严谨的。虽然是文学传记，但是按学术著作的规范来选材的，力求事事皆有根据。对您，我没有刻意溢美，也没有有意贬损，尽量客观而已。还有一点，我要告诉您，在九百多年后的今天，知道您的人仅局限于象牙塔之中，而在象牙塔之外，知道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就不错了。不过您不必伤感，中国作协启动的中国百位历史文化名人工程，就是要唤醒历史的记忆，弘扬民族文化瑰宝。您以《资治通鉴》入选，我这才有幸为您作传。

您生前的主要活动地，一开封，二洛阳。先说开封，您在《长垣道中作》一诗中曾经这样讴歌它：“极目王畿四坦然，方舆如地盖如天。始知恃险不如德，去杀胜残已百年。”可叹开封因无险可恃又地势低下，先是被金兵轻易破城，放火烧了三天三夜，后来又被黄河泛滥的泥沙掩埋于地下九米以下。在今日之开封，您生活游历的地方只剩下一个古吹台了。大相国寺还在，但已非当年的相国寺。近年所建之宋都御街和清明上河园，可见仿制的当年之建筑、器物、服饰，但也许只能算是貌似了。我只能求助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来“复原”您的活动场景。再说洛阳，宋代众多的园林在您远行四十年后也被金兵放火化为灰烬，好在现已考证出您的独乐园故址，热心人士正在筹备重建。邵雍“安乐窝”的遗址只剩下一个地名，成了公交站的站名。在洛阳采访，我得到了司马光独乐园筹建委员会的热情接待。有些著作将独乐园的地理方位搞错了，他们特别提醒我，不可贸然引述，以免以讹传讹。此外，我到夏县拜谒了您的陵寝，司马光祠的工作人员为我介绍了情况，提供了资料。采访期间，二炮工程基地为我提供了便利，政治部干事郭义闯为我联络采访对象，全程保障。对他们的慷慨帮助，在此深表谢忱。

在去夏县的路上，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是山西作家李金山打来的。他是您的同乡，铁杆“粉丝”，听说我要为您作传，主动提出将他的著作《重说司马光》寄给我做参考，这让我喜出望外。第一次寄丢了，他又寄第二次。我俩素昧平生，他文人相亲的情怀，令我崇敬，策我奋笔。在本书完稿之际，我要再次向他致敬。

我早就在研究宋代军事史，对宋史不算陌生，但搜集和消化有关司马光的专题资料还是花了一年多时间。本书所引用的史料均已在文中注明，故不再列参考书目了。

2014年3月13日于北京阜外西口

政坛大风：王安石传

前言

历史人物传记要尽量做到“不侮古人，不负古人”，既不要贬低损害古人形象，也不要表现不出古人本来的优秀品质和他所创造的业绩。这是笔者创作历史人物传记所一贯奉行的原则。

我们没有必要去拔高古人，也没有必要去仰视古人，而是要用平常心去观照理解古人。我便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以极其虔诚的态度来创作《王安石传》的，要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上真实的王安石。

但做到这一点又相当困难。不说两宋一些笔记小说对王安石有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就是《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也有一些诬蔑不实之词，如熙宁后期关于契丹之领土要求，说王安石有什么“欲取姑予”的话，便是颠倒黑白，我有极其充足的理由证明王安石在对待这次契丹要求重划边界问题上是最坚定的维护主权派，是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志士。

两宋近三百年天下，最富足、最有活力、最有战斗力的阶段便是王安石变法以及新法推行时期。我们在历史的空间、在史书的字里行间仔细搜寻，便可以看到王安石当年的风采，以及其不爱财、不爱色、不爱官、不爱权、“在朝不蓄势，在野不蓄钱”的高洁品格。

本书对王安石生平大事以及人际交往，都仔细考证推敲。如元丰七年（1084）苏东坡去拜访王安石，原先以为是王安石病前，后来仔细考证推敲，确定为王安石大病后二人相见。类似细节都进行了详细的考索。

为更加接近历史，在一些读者基本可以明白的地方引用了一些当时历史人物的原话或者原文，这样会增加可信度和说服力，而这些原话都进入到情节的叙述中。当然这样的引用只在非常关键的事件和问题上，把握一个适度的原则。

本书在追求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尽量追求叙事的简明和描写的生动，追求可信性和可读性的统一。尽量把王安石的人物性格凸现出来，写出一个立体的、鲜活可感的王安石来。写完全书，掩卷深思，王安石的形象和性格在我的心中是鲜活的，似乎可以感受到王安石的喜怒哀乐和脉搏的跳动，但愿给予读者诸君的也是这种感觉。

孔子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笔者一直牢记夫子这句教导，不作无稽之谈，不说无根之语。故写作此书始终处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状态中，稍有不敢确定之处，便立即查找文献落实之。尽管如此，也不敢保证书中没有纰漏，诚恳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所引王安石诗歌都出自南宋学者李壁注《王荆文公诗笺注》，所引王安石文都出自《王文公集》，随文只标注卷数，如果引用四部丛刊《临川先生文集》则专门注出。

《王安石传》终于全部完稿。这是我从事学术著作和文学创作以来写作最为艰难的一本书。现在感觉是孜孜矻矻，煞费苦心，自己感觉达到比较满意的程度，用梁惠王的话说：“尽心焉耳矣！”

感谢“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辑委员会对我的信任，将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传记交给我来写，确实有受宠若惊之感。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感谢好友张洪溪先生，是他把我推荐给参与其事的黄宾堂先生，我才知道这一消息，及时上报选题，获得专家组的认可而通过选题论证。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很多同人的支持和鼓励，特别是二○一二年末参加“第三次《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创作会”，亲耳聆听那么多专家的指导意见，接触那么多有名的作家，当时即兴曾写作《西江月》词一首：“京北温都酒店，壬辰岁末时光，群贤荟萃论华章，拨动心弦下上。万古文明不断，寰球唯我羲皇。续燃薪火永光芒，华夏千秋兴旺。”

二○一三年夏交稿后，得到审稿专家张水舟先生和王曾瑜先生的热情鼓励和倾心指导，他们为本书花费很多心血。遵照二位先生的意见，特别是王曾瑜教授关于增写荆公新学内容以及王安石对于《易》学研究成果的指教，我对全书进行两次全面修改，三易其稿，使本书的内容得到完善，质量得到提升。原文竹女士为本书之出版也付出很多劳动。史佳丽女士编辑本书，字斟句酌，极其负责。还有美编、版式设计诸君幕后默默奉献，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忱。

但愿本书不负组委会的期望，能够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诚恳希望来自各界的批评指正。

第一章 少年高志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王安石

第一节 灵堂中闪现的念头

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暮秋时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落叶萧萧，一派凄凉景象。

在抚州临川（今属江西）县城东的一所大宅院里，搭着一个很大的灵棚，一班僧人在悠扬的佛曲声伴奏下，整齐地晃动着脑袋，一边敲着木鱼一边齐声念诵《地藏经》，在为一位死者超度亡灵，祈祷他早日升入天堂，保佑他的后代发达昌盛，光宗耀祖。

死者看来很有身份，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既有不同品级的各类官吏，也有名商大贾，地方豪绅，更多的是普通百姓。

一口五鼓三圆的大棺材停放在灵棚的正中央。大棺材彩绘花纹的前脸中央，在紫檀色的底色上，是用金粉画成的天堂图案，亭台楼阁，曲榭回廊，应有尽有。在天堂图案的中间，有死者的名位，即：“先考王氏贯之府君享年六十有二之灵柩。”黑底金字，十分显眼。

棺材前，有一个很大的五尺多长的供桌，上面摆着三牲、馒头和其他供果。几炷正在燃烧着的香冒出一缕缕篆形的香烟，盘旋上升。一派庄严肃穆的景象。

供桌前，齐排排地跪着死者的儿孙们，一大片。根据所跪的位置和所穿孝服的不同，可以分出跪拜者与死者之间的血缘关系。在正中间第一排跪着而且穿斩衰之服的，是死者的儿子，在第二排跪着穿齐衰之服的则是死者的亲侄等人，依此类推，与死者关系越远的人，跪的位置也就越靠后。这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五服”制度。

可见在等级制度分明的封建社会里，即使是叩头，也是有一定地位的，辈分小或职务低的人连叩头都得不到一个好位置。这就难怪大名鼎鼎的秦朝丞相李斯当年从厕所里出来后会仰天长叹，发誓无论如何也要弄个仓廪之鼠的位置了。

在第二排，跪拜行礼的是一位三十多岁、面容刚毅的男子。男子身后，跪着他的三个儿子。三个儿子的最后一位，一脸稚气，一双大眼睛，长长的眼睫毛，非常有神而又讨人喜欢。这个小男孩儿就是本书的传主，在中国历史乃至在世界改革历史上都赫赫有名的、北宋最著名、后来争论最大的荆国公王安石。

宋真宗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二日（1021年12月18日），王安石出生在临江军（故治在今江西清江）官府府邸的维崧堂里，当时其父王益正在临江军判官任上。之后，安石便随着父亲仕宦的足迹到处宦游。这年已经八岁了。

八岁的孩子，模仿力特别强，而且也明白不少道理。虽然他在学着父亲王益的动作，王益叩头他就叩头，王益挺起身来他就挺起身来，亦跪亦拜，亦步亦趋，但他小小的心灵里一刻也没有停止活动。他回忆来参加这次丧礼前爹爹语重心长的嘱咐，爹爹的话又回响在他的耳边：

“咱们这支王家源出太原，属于太原王氏，汉魏间就是士族。据先人讲，是在西晋年间‘八王之乱’时避难流落到江南来的。东晋王谢是名门望族，王导、王敦、王羲之都是我们家族的人。在唐代，太原王氏依旧是名门望族，是当时五大姓之一。盛唐著名诗人王右丞王维就是太原王氏。五代战乱，咱们家族的谱牒丢失，现在已不知属于哪一支脉了。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是哪一代先人搬到这里来的。但我们家族是太原王氏则是肯定的。

“五代时期，咱们的先人曾经在南唐李氏王朝中做官，曾经与当时著名的大臣徐铉、潘佑、冯延巳同殿称臣。自从国朝建立，搬到这里之后，咱们家族就未出现过名人，连中进士的也没有。一直到我的季叔，也就是你们刚死的这位爷爷，才开始渐渐振兴起家族来。他是振兴咱们临川王氏家族的第一人，你们要向这位爷爷学习，发奋读书，科举登第，光大门楣，光宗耀祖。永远记住：只有读书才能有所作为，只有读书才是人生正途，只有读书才能光宗耀祖。”

爹爹这些话反复出现在小王安石的脑海里，他对棺材里的这位爷爷敬重而佩服，叩头也极其虔诚、恭敬。从他四五岁刚刚懂事的时候，爹妈就不止一次地向他讲述过这位亲堂祖父的故事。

爷爷叫王贯之，在真宗咸平三年（1000）陈尧咨榜中的进士。爹爹那一年才七岁，比现在的他还小一岁，也刚刚懂事。只记得当时是举族大庆，十里八村的人都非常羡慕，比出个县令还要风光。当时的爹爹见中进士如此光彩荣耀，这么被人艳羡，就暗下决心，刻苦读书，又受到这位堂爷爷的亲自指点，终于如愿以偿考中进士。堂爷爷后来做过州的军事推官、通判、知州等官……一直做到尚书主客郎中，他为人宽厚，为政刚猛相济，所至均有政绩，民望甚好。

堂爷爷一生的事迹很多，在小安石幼小的心灵里，有两件事一直深深地留在记忆中，永远也不能磨灭。

一件事是堂爷爷考中进士后，一天晚上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喝酒庆贺。其中的一个朋友没有考中，对爷爷王贯之是羡慕又嫉妒，喝醉了，就借着酒劲把爷爷考中的证件（如同现代的录取通知单）撕碎并扔进火里烧了。其他朋友都大惊失色，王贯之却不动声色，搀扶着那个朋友去睡觉，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第二天，堂爷爷王贯之主动到官府去，深刻地检讨一番，说自己一时不慎把证件丢失了。他自然遭到严厉的批评，但因有存根，管事者又给爷爷补了一个证件。那个朋友酒醒之后，听说了这件事，非常感动。其他朋友也都非常佩服堂爷爷的度量。

后来，那朋友也考中进士，并在王贯之的属下做官。当有机会时，王贯之又把那个朋友推荐上去。有人说他是非不分，以德报怨，他则一笑曰：“我只知道他确实有这个才能，何必计较什么德与怨呢？”人们更服其雅量。

还有一件事，就是爷爷曾经提点淮南刑狱。当时的宰相是丁谓，丁谓把他的两个党羽派遣到爷爷的属下去任职，并特别嘱托说这两人是能吏，要格外关照，暗示爷爷尽快提拔他们。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爷爷发现这两个人不但没有什么才能和政绩，反而均是饕餮污秽之辈，都犯有贪污敲诈的罪行。于是，毫不留情，不但没有提拔，反而将其罪状报告给上级。宰相丁谓大怒，便借故将爷爷降职。后来，丁谓的罪状被揭发出来，有人提出爷爷当初如何抵制丁谓而得罪，执政者有意要重用爷爷。结果爷爷已重病在身，不久就去世了。

这位堂爷爷共有六个儿子，这时已死四个，只剩两个，一个做殿中丞，一个是进士[1]。

自从爷爷王贯之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以来，王氏家族开始发达。十五年后，也就是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爹爹王益也考中进士。不久，王贯之的一个儿子又考中进士。不到二十年，王家两代人中，已有三人进士及第，在周围几州间也不多见。王氏家族的名声渐起。

“是的。爹爹说得对，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发奋求学，一定要赶上爷爷，赶上爹爹，不能让王氏家族在我们这一代衰落。”想到这里，小王安石轻轻咬了咬牙，绷了绷小嘴唇。

中国自隋唐开创科举考试制度以来，人们特别重视科举仕宦，通过科举考试后步入仕途，是当时最普通的人生道路。宋代更是如此。王安石的发奋读书便与家族出身和家庭环境的熏陶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节 随父到韶州

两年后，也就是天圣八年（1030），王安石十岁。他果然没有忘记在灵堂里立下的志向，刻苦读书。《诗经》《论语》《孟子》等书他已能背诵。这一年，父亲王益的职务又有变化，王安石当然也要随父亲远游。

父亲王益，字损之，也是非常杰出的人物。自从他叔叔王贯之中进士之后，他发奋苦读，知识大进，果敢有为。十七岁时拿着自己写的文章去干谒当时大名士寇准的密友张咏。张咏阅读文章后，大为赞赏，到处揄扬，王益在士林中开始有了名声。

大中祥符八年（1015），王益进士及第，当时年仅二十二岁，可谓是少年得志。中进士后，吏部分配王益出任建安县主簿。主簿是县一级政府的主要官吏，是县令的助手，掌管监印，检核文书籍簿之事，故古时又称之为“印曹”。

年轻的王益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而又棘手的职务，虽有一定权力，但因初出茅庐，太年轻，当时人都很轻视他。过了一个多月，人们才发现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处理事情简明果断，决不拖泥带水。

那个年月，由于每年要向辽国和西夏进贡大量的金银布帛，农民的赋税负担格外重，拖欠赋税的情况也就相当普遍，这几乎是当时所有地方官吏最头疼的事。这一年，建安县的情况又和往年一样，赋税迟迟不能收入府库，知州催促甚急，县令一筹莫展，请王益想办法尽快解决这一难题。王益果断地说：“上行下效。凡是政令不能畅行者，多是由于在上者的缘故。如县令责成下官办理此事，请全权交给下官，允许下官在大人的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力，下官保证如期完成。”

“只要能如期完成，本官就全权委托与你。”

“好！谢县令信任。下官就按照您的吩咐办理了。”于是，王益立刻传唤差役前来，他要亲自领差役们前去带人。县令问道：“王主簿，你这是去带何人？”“县令，下官说过，上令不能下行，病根都在上边。我县赋税收缴得慢，病根也在县里。县府中的牛孔目如此富足尚且不按时交纳赋税，何况那些贫苦百姓呢？”

王益提到的这个牛孔目是本地区的一个头面人物。他本人是吏，家族很大，互为倚重，一般的外籍官吏也就不敢轻易动他。每年交纳赋税，这位牛孔目的家族都是最后一个完成，有时还获得减免的好处。

中国的百姓都把朝廷以及官府的脾气摸透了，这就是只要是好事就不顾一切往前抢，谁抢到谁占便宜，下手晚了可能就什么也没有了。如果是不好的事，比如交纳赋税、出徭役之类，就尽量往后拖，能挨一天就挨一天，因为朝廷的政策往往是多变的，也许你刚刚交纳完赋税，皇帝就死了。皇帝死似乎是坏事，但任何坏事的后面都可能暗含着好事，老皇帝一死，势必就要有新君登基，这样就要有什么照例的“赦免”之类的举措。一切赋税或许就免除了。

所以古代的许多百姓有时是盼望老皇帝死新皇帝坐龙廷的。即使是到了现代，七斤嫂一听说皇帝坐了龙廷不也还是大喜过望嘛。而交纳完赋税的那些人家则吃了个哑巴亏。白居易在《杜陵叟》诗中说：“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没交赋税的那一家不就捡便宜了吗？这些天经地义的大道理，普通百姓都十分晓得，何况久在衙门里工作的牛孔目呢！于此一想，牛孔目尽量拖欠赋税也就可以理解了，而建安县经常不能准时完成赋税任务也就不足为怪了。

“哦，你是——”县令似乎想说什么，说了半句又咽回去了。

王益带人，把几次催促都软磨硬泡、拖欠赋税迟迟不交的牛孔目带到县衙，暂时看押，责令他家三天内交齐所欠的全部赋税。否则，要重惩不贷。这一招还真灵，第二天，牛孔目家拖欠的赋税就如数交清。百姓们本来是在观望，见这个年轻的主簿竟如此铁面无私，胆大敢干，连牛孔目这样的吏都不能拖欠，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都积极主动地前来交纳。结果，提前一天完成了赋税的收缴任务，县令大喜。

其实，王益的这一招并不新鲜，只不过是没有点魄力不敢用罢了。其难得之处在于这不是俗语常说的“杀鸡给猴看”，找一两个倒霉的普通百姓痛打一番，显示一下官府的威力，而是“杀猴给鸡看”，敢于杀猴子的人就比只敢杀鸡的人胆量大多了。

正是由于这一点，那些敢于直面人生、敢于碰硬的官吏才成为人民永远歌颂的对象。拉折殿槛也要斩奸佞之头的朱云；埋轮驿亭，大声疾呼“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点名道姓地弹劾正当权的大将军梁冀的张纲；直接上书皇帝，要求斩当朝宰相、大卖国贼秦桧之头的胡铨；坚决和当朝权奸老严嵩斗争到底，宁可丢掉脑袋也决不退避的杨继盛等勇士们之所以彪炳青史，与江河同在，与日月争辉，能够永远受到人民的敬仰与爱戴，原因也正在这里。

王益拘押了牛孔目，出色地完成赋税任务后，显示出杰出的执政才能，全县人更加敬佩这个年轻的官吏，上司也对他刮目相看。不久，因政绩突出，提升为临江军判官，王安石就出生在临江军判官任所。其后又先后任新淦县、新繁县的县令，并加殿中丞的虚衔。王益的品行、胆识和杰出的政治才能对王安石有直接的影响。

不久，王益又被任命为韶州知州，小王安石和全家人一起，随父亲到了这个偏远的地方。韶州地处岭南，在今广东境内，故治在今广东韶关市南的曲江县境内，当时是个十分落后荒凉的地方。

这里居住的主要是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儒家的封建礼教对这里的人似乎没有影响，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约束力。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男女青年拉着手走路，有的甚至勾肩搭背，在公共场所便随意调笑戏谑，毫无顾忌。乱伦淫荡之事经常发生，为此也曾出现一些案件。以前的政府官吏认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风俗，这里的民风就是如此，故从不过问。王益到任之后，对这种风气进行了专项性的严厉整治和打击。凡是有伤风化者一律严惩不贷。几个月后，风气大变，人们交口称赞。

韶州下属的翁源县（今属广东）是山区，老虎多而凶猛，经常伤害人和牲畜，成为当地的一大祸害。王益下令，命翁源县令组织专门的人员捕杀老虎，为民除害，以保证百姓的生命安全。

几个月后，翁源县的几名年长有德的老人前来州衙，并用车拉来用木匣装着的五颗虎头，献给知州。同时又呈献一封颂美王益政绩的颂词，请知州转呈朝廷。其大意是说：由于王益到任后政通人和，百兽都受了感动。老虎可能也是受了感动，后悔当初的行为，竟有五个老虎自杀而死。县令命当地的百姓割下这五颗虎头来献。

王益听罢，挥了挥手，说道：“老虎自杀？绝不可能！你们回去告诉县令，说本官赞佩他为民除虎的业绩，至于颂美之词就不必上呈了。以后不要再搞这种诡异之事。”说罢，把县令写的那份颂词交给来人。

由于韶州过于偏远，为真正掌握那里的政权和维持社会治安，朝廷从蜀地调去五百名官军驻扎在那里，拨给一定数量的官田，半耕半军，带有屯田的性质，当时叫作“效忠士”。这种由朝廷派驻异地的军队在某一地区的驻扎时间是有规定的，如果不是特殊时期，到期就要由新的部队替换回去。可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年在韶州的“效忠士”到期却没有接到调回的命令，而且连一点消息也没有。这些“效忠士”也不想继续效忠了，人心浮动，军营中议论纷纷。

有人告密说，几个军官想要造反。韶州是小州，负责保护州府的地方军和州府里的差役，加在一起也远远不是这些朝廷正规军的对手，如果真的发生叛乱，后果不堪设想。州府中的佐吏都惊恐万分。王益则非常沉稳，经过一番谋划，成功地逮捕了五名首犯。

五名首犯捕获之后，佐吏们都主张将这五人押入监狱。王益没有采纳这些人的意见，而是马上宣布这五人的罪行，立即派人监押护送出境，片刻不停。并派人去军中宣布这五人不忠于朝廷的罪行，其他人属于受蒙蔽者，概不追究，以稳定人心。又派人严密监视军中的动静。

后来听说，当天另外几个小头目已策划好，如果五名军官因此事而被判刑入狱，他们就在当天晚上去劫狱造反。没有想到王知州当天就把五人押送出境，并没有监禁和判刑。羊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成事。带头人被押走，军营很快就稳定了。众人闻此，更加佩服王益的预见高明。

在政治局面稳定之后，王益便率领全州百姓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创办学校。不到三年时间，全州大治，政通人和，人心大悦。王安石正是长知识、长见识的年龄，三年中，耳濡目染，从父亲对政事的处理中，从茶余饭后父亲与下属及家人的交谈中学到了许多在儒家经典中学不到的东西。

明道二年（1033），王安石十三岁。初秋季节，临川老家来人报丧，老夫人即王益的祖母归西。王益立刻修表向朝廷请假回家丁忧，把政事交代后，很快就带着全家踏上了返乡的途程。

途中，自然有许多辛苦，不必细说。在离临川只有一日途程的时候，到了安石的外祖母家。虽然奔丧时间很紧，可也不能望门而过。于是，王益全家人就住到了安石的外祖母家。不料，就在这短暂的逗留中，小安石发现了一位小天才，对他的影响很大。

第三节 伤仲永

王益夫人姓吴，家在金溪县境，离临川郡治只有三十里，地名叫乌石冈，是很大的村落，吴氏是当地大户。安石的外祖父叫吴畋，外祖母娘家姓黄。外祖父吴畋的哥哥叫吴敏，早在淳化三年（992）就中了进士。吴敏的两个儿子吴芮、吴蒙也是进士及第，在金溪县早已是远近闻名的名门望族。

当时，安石的外祖父已故，外祖母还健在。听说女儿全家到来，喜出望外。安石的舅父吴亿也非常热情地招待姐姐、姐夫一家。阖家欢乐，自不必提。

晚上，小安石随着妈妈到内宅去看望外祖母。外祖母黄氏二十二岁嫁到吴家，如今已经快四十年，是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她非常和蔼可亲，对王安石这个小外孙格外喜欢。在询问安石的功课和一些其他情况后，外祖母和安石的母亲吴氏提起当地出现的一位神童来。

外祖母讲，八九年前邻村方家发生一件怪事。方家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家，世世代代在黄土地上讨生活，从来也没有读书识字的。可他家生了一个小男孩儿，名字叫仲永。从来也没有人教他读书识字，只是他有时和邻居几个同龄的念私塾的小孩儿在一起玩耍，家里也没有人看管他，笔墨纸砚等从来也没有碰过，更不要说使用了。

一晃就到了五岁。有一天，吃过早饭后，小仲永突然提出要去念书，并说自己会作诗。他爹一听，非常生气，说道：“小小孩子红嘴白牙的竟胡说八道，咱们老方家从来也没有念书的。你连笔都没摸过，会作什么诗？会写什么字？”

“爹——我真的会作诗，真的会写字。不信，你给我笔和纸，我这就作给你看。”小仲永见爹爹不信，急得哭起鼻子来，可爱的小圆脸蛋上抹出了两个小蝴蝶。虽然说话还有奶黄子味，可说得却是那么肯定。

“你要真的会作诗，我就是豁出老命来也供你念书。”爹爹还不太相信，但态度却有了转变。于是，让仲永的哥哥去邻居家借来文房四宝，又请一位识文断字的私塾先生前来验证，因为方家没有认识字的人。

小仲永一见笔墨纸砚，立刻破涕为笑，乐得小手直拍。马上铺好了纸，提笔蘸墨，写出四句诗来。诗的大意是孝养父母，和睦本族。在诗的末尾还署上“方仲永”三个字。

仲永的爹爹虽然不认识字但也看见过字，见儿子写得倒挺像那么回事，非常高兴。那私塾先生大为惊奇，连连夸奖，说这是一个奇迹，小仲永写的诗完全可以超过他教过的二年级学生，并提出要免费收这个聪明绝顶的小神童。仲永爹当然同意。

小仲永高高兴兴地背着妈妈给做的小书包上学了。小仲永没上过一天学却会写诗的事不胫而走，成了方圆几十里地的大新闻。有的人不信，就亲自前来当面出题，或者是临时指定一个东西让他作诗。小仲永稍加思索就能写出诗来，而且还相当不错。前来求诗的人惊叹不已，就给仲永的爹爹一些钱，把仲永写的诗买下来带回去。

仲永的名气越来越大，前来求诗的人也就越来越多，每天都有几份。开始时，一有人来，妈妈就去私塾里把正在专心致志读书的小仲永找回来。后来，来的人渐渐增多，仲永写诗挣的钱比他爹辛辛苦苦种地挣的钱还多。仲永爹一看，干脆就让儿子作诗挣钱吧，还念什么书？于是，就硬逼着仲永退学。那位好心的私塾先生怎么劝也不行，仲永怎么哭也不行，最后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聪明而可怜的小仲永还是被爹爹硬拽着膀子拉回家中。

小仲永作诗挣的钱却完全可以养活他一家人。他的爹爹也就不再下地去扶犁点种，而是坐在家中接待那些前来买他儿子写字的人，天天晚上还可以喝上几盅。

“就靠这么个小孩子来养活一家人，也真够难为他的了。唉——”外祖母末了说，并长长叹了一口气。

“外婆，仲永今年有几岁了？他家离这远不远？”小安石听得入了神，用两个小手掌拄着下巴颏问道。

“那孩子四五岁开始会作诗，现在已经八九年了，估摸着也有十二三岁了。和你的年龄差不多。他家离这里不远，就在西边的方家坨，用不了半个时辰就能走到。”

一听和自己年龄差不多，小安石更加感兴趣。

第二天，在小安石一再央求下，王益同意等半天，下午再启程，让内侄带安石去见这位闻名几十里的神童。

常言道：“百闻不如一见。”见到仲永后，王安石仔细打量起这位过早出名的少年来。只见他和自己的个头仿佛，但很明显比自己瘦了许多，眼睛并不明亮，看不出与普通儿童有什么区别。王安石试着出了两个题目请这位神童作诗。仲永见一个和他差不多的孩子来求诗，自然要显示一下，颇用心思。

诗成之后，安石仔细阅读一遍，不免有些失望。觉得虽然还算不错，但和传闻相比，实在不是那么回事。再请求仲永的爹爹，让他看一看仲永五岁时作的诗，觉得现在作的诗没有什么进步，甚至还赶不上五岁时所写的那首，因那首诗有一种灵动之气。

又过七年之后，王安石从扬州还乡途中再次经过外祖母家，向舅父问起仲永的近况。舅父说，仲永已没有什么诗才了，和普通的农民没什么区别。而且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其生活境遇还赶不上普通百姓呢。

原来，在当年王安石去访仲永的时候，来仲永家求诗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因仲永的诗如果是出自五岁孩子之手的话，确实是值得珍视的。可到了十多岁，所写的诗还是原来的那个水平，人们自然也就不感兴趣了。仲永的爹爹见儿子作诗的生意每况愈下，也有些着急。见上门的人日益减少，就干脆带着儿子走出去招揽生意。在小邑镇的市场上摆个摊子，有人给几个大钱就给人家作诗，形同乞丐。这样，仲永的诗就更不值钱了。如今，仲永已是个大小伙子，就要到二十岁了，再到市场上去作那种儿童诗卖，还有谁肯出钱买呢？方仲永家又回到了贫困之中，二十岁连个媳妇也娶不起。他爹爹每天晚上的那几盅浊酒当然也就喝不成了。听说那个用来烫酒的酒壶都被仲永的娘给摔坏了。

听完舅父的叙述，王安石心里感到堵得慌。多么令人悲哀啊！一个绝顶聪明的天才儿童，却被迫荒废了学业，被无知的父亲强迫着去挣钱，成为一个挣钱的工具，浪费了锦绣年华，荒废了大好青春，最终成了一个被人鄙视的形同乞丐的废人。可悲啊，可怜啊，仲永。忽然，王安石想到：像仲永这样遭遇的儿童绝不止他一个人，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这更令人悲哀。于是，他满含深情地写下《伤仲永》一文，成为千古流传的一篇深有哲理韵味的好文章。王安石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抒发感慨说：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邪？

（卷三三）

王安石在这里并不是宣扬什么天才论，而是强调后天学习环境的重要。仲永确实天分很高，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智商很高的孩子，这为他学习成才提供了先天的条件。天分像仲永这样高的人可以说是很少见的，可惜的是他的爹爹缺乏远见，太急功近利了。可见，教育环境对于人的成才该是多么重要。即使天分如此高的仲永，因为没有得到应有的、人为的教育也成为一个平庸之辈，那些天分不好的人如果再不努力学习恐怕就连一个普通人也赶不上了。王安石的感慨确是发人深省的大问题。

第四节 此时少壮自负恃

在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城里，东面有一个大丘，是城里最高的地方。大丘的东边是一条河流，河水清澈。河水向南流出城去并入大江。这个大丘当年曾经是盐车卸车的地方，因此又叫作盐步岭，也写作盐埠岭。

在盐埠岭顶部稍下一块平坦的地方，有一个不太大的宅院，俭朴干净，这便是王益的住宅，王安石的少年便是在这里度过的。

从王安石的家往北走一段路再向东拐一百多米便是很有名的道观——祥符观。道观建筑在河岸上，向东南望是群山掩映，山间的人家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视野极其开阔。

道观周围树木茂密，春夏之间，绿荫掩映，松柏苍翠，最漂亮的是一大片一人多高的栀子树，夏季开花的时候，深绿色的椭圆形的小叶衬托出稍微有一点点淡黄的白色花朵。在刚刚开花儿的时候，远远望去，稀疏的几朵小花儿如同白色的蝴蝶落在绿树丛上，别有一种神韵。而栀子花盛开的季节，则满树白花，花香随着微风向四处散去，那景致那清香真是沁人心脾，令人陶醉。

王益回家给祖母守丧，每天除了跪拜上香，还有一些事务，但这些事务随着日子的逐渐过去也越来越少。而王安石是重孙辈，他母亲是继室，王益的前妻留下两个儿子，即王安仁、王安道。王安石是他母亲的长子，但在家中则是老三，在守丧的过程中事情很少，因此便有充分的时间学习。十三岁的王安石开始了他人生学问储备的第一次飞跃，他要利用这两年多的时间抓紧学习，提升自己的知识。

父亲是进士出身，母亲也是知识女性，家中的藏书本来就足够学习的。环境又如此优美，王安石便经常到那片栀子树林中读书。微风吹拂，花香入鼻，小安石陶醉在书中，他本来聪明透顶，记忆超群，稍有不理解的地方，或问父亲或问母亲都可以得到透彻的解答。

王安石先读《论语》，他家除何晏的《论语集解》外，还有邢昺奉旨撰写的《论语正义》，是当时最新的注疏《论语》的著作，这对于王安石理解《论语》大有启发。其他如《春秋三传》《诗经》，唐代流传下来的《五经正义》等书他都全面阅读。

其实，人之成长，往往有一两个关键时期，一两个关节点。十三四岁是人精力最充沛、记忆力最好的时期。如果往长了说，十二三岁到三十岁这个年龄段是人生最宝贵的黄金期。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实际就是他的人生体会。十五岁到三十岁是人生最宝贵的时期，相当于一年中的春分到夏至，美之甚矣。

两年多的刻苦读书使王安石的知识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他开始感觉自己有非常大的潜力，仿佛一个刚刚长成翅膀而翱翔于九霄的雏鹰，看见了广阔的原野，更看到了无垠的蓝天，志存高远，雄心勃勃。他在后来写的《忆昨诗示诸外弟》中说：“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2]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多么意气昂扬的精神状态，多么高远的志向。王安石如此自信，获取的知识量非常大。知识的迅猛增长能够增加人的自信，而自信又是加速发奋自学的动力。发奋与自信是人生成功的关键前提。

祖母丧期满后，王安石随父亲到京师汴梁去了。这给十六岁的王安石带来新的惊喜。

守丧期满，王益进京到吏部销假，等候重新起用。这年是景祐三年（1036），王安石十六岁。这是王安石有生以来第一次到京师。这里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是当时天下最繁华的地方。进城后，他看到许多在外地看不到的事情，听到许多在外地听不到的新闻。他一下子被这里的繁华景象所吸引，感觉自己仿佛长大了许多。

开封城共有三层城墙。从外往里数，第一层是外城，周长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略呈长方形，南北略长而东西略短，大体相当于今天开封四周的土城遗址。四面各有一个正门，因为是皇帝出行时要走的御路，所以都是双重直门，门洞宽敞深邃，门楼巍峨壮观。

此外，城中共有四条河流穿城而过，故又设有几道水门，水门上都设有铁窗门，派有兵丁把守，十分严密。城墙外环绕着一条宽达十多丈的护城河，当时叫“护龙河”，河中流水一丈多深。城门处架设吊桥。护龙河两岸都栽上了杨柳树，每到春夏季节，河水清澈，杨柳依依，倒真是一处亮丽的风景。

外城以内，大约是在正中央的位置上又有一个四方形的城墙，这就是内城，也叫里城。里城周长为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共设十个城门。南面正中的城门叫“朱雀门”，这是一个十分气派壮观的高大门楼，也是双重直门。它的北面正对着皇城也叫大内城的“宣德门”，南面正对外城的“南薰门”，这三道门中间的大街便是所谓的“御路”。

这是全城最宽敞、最繁华的街道。尤其是从朱雀门到宣德门这一段，更是宽阔洁净，繁花似锦，美不胜收。路面有二百多步宽，古人所说的一步等于我们今天的两步。在古代，迈出一足之距离为跬，两足各迈一次的距离才叫步。所以，荀子在《劝学篇》中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二百多步大约就是现在的三百米左右，也真是够宽的了。

这条御街的两边是御廊，都是商贩的摊位，终日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极其热闹。在御街的两边，各插立一道黑漆杈子，即设立一道隔离带。在这两道隔离带的里边相等的距离，又有两道红色杈子的隔离带。在黑隔离带外边，便是自由市场。在黑红两道隔离带的中间，是平常百姓可以通行的道路。红色杈子之内，是皇帝出行的专用道路，不准百姓行走。

在红杈子之内的皇帝专用路的两侧，还有专门用青砖砌成白灰勾缝的御水沟，沟里引进流动的清水，水面上全都栽植荷花。御水沟的两岸广植桃李梨杏等果树，树下再种植各种杂花。每到春夏之间，御路两侧百花盛开，远远望去，仿佛两条色彩艳丽的锦绣的彩带，格外美丽。

里城中间略偏西北的地方，还有一层高大坚固的城墙，也是四方形，这就是所谓的大内，就是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大内城里的建筑基本上是对称的，排列得非常整齐。大内占地面积不大，城墙的周长只有五里多。但其中的建筑很紧凑、很密集，宫廷楼阁交相辉映，金碧辉煌。

大内共有六个城门，南面有三个，中间的叫宣德门，宽敞雄伟。城门楼叫宣德楼，巍峨挺拔，蔚为壮观。东边的叫“左掖门”，西边的叫“右掖门”。东西北面各有一个城门。

东京城的街道设计主要是由以上所说的这些城门的位置决定的，与城门的分布相配合。全城的主要干线称御路，共有四条。从大内的正门宣德门一直往南直到外城的南薰门，是全城最宽阔壮观的特大街道，就是前文提到过的那条御路。第二条是从州桥往西，经里城的旧郑门，一直到外城的新郑门。第三条是从州桥往东，经过里城的旧宋门，一直到外城的新宋门。第四条是从大相国寺往北，经过里城的旧封丘门，一直到外城的新封丘门。其他街道与这几条主要干线连接交错，形成很密集的街道格局。因为全城的街道基本上都是正南正北或正东正西走向，这样就把整个城区分割成许多方格子的形状，很是整齐。

为加强全城的治安管理，东京在以前城市坊市制的基础上，又增加“厢”一级设置。全城按照街道纵横交错所分割成的方格设置一百二十个坊，在坊的上边再设置厢。东京城共设八个厢，每厢设有厢吏，即行政负责人，直接归开封府领导。街巷中大约每隔三百步（大约五百米）设置一个军逻铺，每铺有士兵六七个人，夜间巡逻，负责维持地段的社会治安和防火，有点像现代公安派出所的性质，同时还兼有消防队的功能。

全城最热闹的地方当然要数大相国寺。大相国寺正在州桥的东边，是全城的中心地段，又是四条御路的中心点。这里是全城最大的集贸市场，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集贸市场。开封府规定，这个市场每月开放五次，允许国内外的所有客商来此进行各种交易。

自从仁宗即位以来，多年没有大的战争和祸乱。文武大臣们便都沉浸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享乐生活中。他们的高消费刺激了大内城东这一地带的消费业的大发展，而消费业的大发展又为这些大臣的高消费提供了条件。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提高。

来到东京的前几天里，在一位热情老家人的引导下，王安石游遍了里城以内、大内以外的大部分地方。看到这里的繁华和京师里人们挥金如土的生活情景，青少年的王安石感到别是一番滋味。

第五节 开悟后的烦恼

通常，丁忧期满的官吏到吏部报到后，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得到新的职务。因一般情况下，只要是一出缺马上就优先安排这类官吏。古代各部门的官吏也是有一定数量的，没有特殊情况和特殊的批准不准超编。这样，总是有一部分官吏处在闲职的地位上，要等出现空位才能把某种相应品级的官吏补上去。

当时接近年末，吏部正是年终重新考核调动官吏的时候，机会最好。王益也不着急，借机可以在京师里多逗留一段时间，也让随自己进京的三儿子安石见一见世面。

在京师中，为了获得一个比较适合于自己的职务，而且离家又不太远，王益自然要去拜访一些朋友，有时也带安石去。在王益与朋友的交谈中，在街头的茶房酒肆里，安石听到了一些朝廷要员或是当代大文豪的名字，最多的是欧阳修、吕夷简、范仲淹等。

人们纷纷说，朝廷里明争暗斗很厉害。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尹范仲淹对仁宗皇帝直言上谏，得到言官欧阳修的坚决支持，被宰相吕夷简所厌恶，就指责他们搞朋党。欧阳修专门针对这种说法写了一篇义正词严的《朋党论》，朝野传诵，都佩服他的胆识和犀利的语言。

范仲淹的直言当然要揭露朝廷政治的一些弊端，这无意当中就等于批评了宰相。身居宰相之职的吕夷简本来就没有什么实际的政治才能，宰相工作又确实有许多失误，对于这种直言当然要有反感。斗争的结果是吕夷简胜利了，范仲淹被贬知饶州（今江西鄱阳），欧阳修也受牵连而被贬往夷陵。

两个忠正耿直而又颇有时望的人物却被一个平庸之辈排挤出朝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范仲淹是个难得的军政兼长的人才，欧阳修是一名难得的忠正敢言的正人君子，而吕夷简在文武大臣及京师百姓的心目中，形象实在一般。可这两位颇得人心的名臣为何还斗不过一个平庸的吕夷简呢？年仅十六岁的王安石开始琢磨这个问题。当他把这个问题琢磨明白后，小王安石如同佛教徒的开悟一样，他的心一下子明亮了许多，但他却没有因为自己的开悟而高兴，反而觉到一丝丝的悲凉。

原来，吕夷简之所以平庸而居高位，而且又谁也扳不倒，是有很深的社会原因的。当今天子仁宗皇帝赵祯虽然生在帝王之家，却是不幸之人，他遇到了极为棘手的问题。他的父亲真宗皇帝子嗣稀少，只有他这么一根独苗。

他本是一位姓李的嫔妃即《宋史·后妃传》中的李宸妃所生，生后就被送到当时刚刚受宠的刘皇后宫中，由刘皇后抚养。刘皇后又传下懿旨，命令仅有的那几个知情人要严守秘密，不准让小皇子知道他的生身母亲是谁。李妃受到冷落，没有任何发言权，其他人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谁愿意来参与这样的闲事。

于是，小皇子赵祯当然也就不知道自己的生身母亲原来是李妃，一直把刘皇后作为自己的亲娘。

到了真宗乾兴元年（1022），五十五岁的真宗皇帝归天，唯一的儿子并且早已顺理成章被立为太子的赵祯当然又顺理成章地登上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几十年太平天子仁宗皇帝。可是，仁宗当时只有十三岁，还不能独立处理军国大政，就由那位由皇后顺理成章地升为太后的刘太后垂帘听政。

刘皇后变成了太后，掌握了全国的军国大政，一呼百诺。仁宗皇帝是个孝顺厚道之人，对这位太后百依百顺，早晚前去请安，母子关系十分融洽。在这种形势下，仁宗生母李妃更不敢说什么，也没有机会说什么，她知道即使是自己向皇帝说明此事，皇帝也不会相信，还一定以为她是疯子，何况她根本没有见亲生儿子面的机会。她只好自怨自艾，在冷清清的冷宫里苦度岁月。

日落星出，寒来暑往，李妃盼望着有出头露面的这一天。在宫中多年的经验告诉她，这一天不是没有可能，但却需要有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刘太后死去，自己的儿子仁宗皇帝亲政。如果自己要能熬到刘太后死，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因为她知道，仁宗是她所生这件事除她本人之外，还有几个人知道，而且那位颇有地位的八大王也知道，只是碍于刘太后的面子暂时不好说破罢了。一旦时机成熟，这件事还是要大白于天下的。

可是，她的生活条件太差，心情又一直郁闷。眼看着自己亲生的儿子当皇帝，有时可以远远地看一看儿子的身影，却连说一句话的机会也没有，作为一个母亲，她的心情又将是怎样呢？肉体与心理的双重折磨使她未老先衰，过早地离开了这多苦多难的人间。

这一年是明道元年（1032），仁宗皇帝已二十三岁，而且已当十年皇帝。这位抑郁苦闷终生、含恨死去的李妃也只有四十二岁。这正是人生成熟之年，虽非人生之花季，可也正是饱享人生幸福的年龄啊！

刘太后倒是个精明能干的女性，在她垂帘听政的十年里，把天下大权牢牢控制在手中。仁宗皇帝虽然已经二十三岁了，可所有的事还是要听她的，众位大臣就更不用说了，几乎是看她的眼色行事。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在对死去的李妃如何安葬这个问题上，宰相吕夷简却不听她的意见了。

吕夷简来向她请示，用什么样的礼仪来安葬刚刚死去的李妃。刘太后觉得宰相这个问题提得有点多余，李妃是被冷落多年的妃子，当然就应当按照普通妃子待遇安葬，这还用请示吗？吕夷简坚决不同意，劝刘太后说：

“太后应作长久之计，李妃和一般宫人不同，应该厚葬。如果一定按照普通宫人的礼数安葬，恕臣不敢奉旨！”

“李妃被冷落多年，不就等于普通宫人嘛！就是真宗天子在日，恐怕也要按照宫人之礼下葬。”刘太后不解地说。

“如果是真宗天子下诏，恐无大碍。太后若下此懿旨，恐怕会有后患。请太后三思，能够理解老臣的一片苦心。”

刘太后一听话里有话，略作沉思，问道：“一个宫人死去，相公竟如此多话，究竟是为什么呢？”

“老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没有不当参与的。如果太后不为刘氏着想，老臣无话可说。如果为刘氏着想，臣请厚葬李妃。”

吕夷简的态度非常诚恳。刘太后何等聪明，听出了吕夷简的弦外之音，她以为吕夷简根本不会知道仁宗生身母亲的内幕，但吕夷简的话里却分明有话，又不好说破，就同意用一品礼安葬，并可以葬在洪福院。洪福院是专门安葬地位很高之后妃的地方，一般妃子是没有资格埋进这个地方的。这样，刘太后的态度松动了，在具体下葬的时候，吕夷简又暗中嘱咐具体负责人刘崇勋，让他给李妃的遗体穿皇后之服，并用水银实棺。刘崇勋当然照办。

一年后，刘太后也死了。几个知道内情的人把仁宗非太后所生之事奏明，仁宗这才知道自己的生身母亲是谁。他不禁悔恨交加，懊悔自己贵为天子，君临天下十多年，却让自己的生身母亲在寂寞冷清中死去，一点儿儿子的孝心也没有尽。不仅如此，又有传言，说李妃死于非命，是被刘太后用毒药毒死的，对于刘太后应当追贬，加以惩处。

仁宗皇帝一下子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如果不追查李妃死于非命之事，不为自己的生身母亲雪冤报仇，则枉为人子，又何以君临天下？但此事暧昧难明，如果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贸然行事，对已故的刘太后追贬惩处，则又显得刻薄寡恩。而且他一直都把刘太后当作自己的生身母亲，刘太后对他关怀照顾，体贴入微，执政期间也颇有政绩，没有显过，母子之间还是相当有感情的。更何况太后的皇后之位是父亲生前封定的，自己也不应当随意追贬。在中国古代社会，非常讲究孝道，以子改父虽然不能统统称之为大逆不道，但在一般情况下还是要遭到非议的。怎么办？仁宗感到进退维谷，确实非常为难。

刘太后刚死不久，就出现如此棘手之事。仁宗刚刚亲政，怎能不左右为难？这时候，宰相吕夷简则表现出极高的才能。他极力为刘太后辩冤，认为流言蜚语不可听。他向仁宗保证，说李妃确实是正常死亡，绝不是有人加害。去年李妃死时，他曾亲自参与安葬之事，故知细情。什么刘太后指使人下毒云云，都是别有用心之人造的谣言，万不可信。如果这样做，有累君德。而此事的关键则是李妃到底是不是中毒而死。

为解仁宗皇帝之疑，他建议开棺验尸，如果李妃是正常死亡，一切谣言不攻自破。仁宗仔细考虑了吕夷简的意见，觉得有理，而且可以看看自己亲生母亲的容颜，立即同意。

仁宗亲自到现场。开棺之后，只见李妃穿的是皇后的服装，周围用水银镶嵌着，面容如生，仪态安详，虽然稍稍皱眉，但脸色正常，表情平静。根本用不着仵作验尸，普通的人一眼就可看出来，李妃是正常死亡，绝非中毒而死。服装和葬仪都是皇后的待遇，仁宗的心理这才平衡一点点。

仁宗得以仔细端详生身母亲的仪容，自然分外伤感，不由得痛哭流涕，用太后之礼重新安葬。想到自己贵为天子已经十多年，而亲生母亲就住在后宫里，自己多少次从那个门口走过，怎么就不知道里面住的才是自己的生身母亲？自己怎么就不能保护亲生母亲？他痛悔而无可奈何，暗气暗憋，暗自流泪，抽抽搭搭哽咽着。那种无声之泣，才是撕心裂肺的。

他无法想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但事情已经过去，没有任何办法挽回。他对于刘太后的感情立即淡薄许多许多，只是不让他知道自己生母是谁这件事就足以看出刘太后极其不厚道。

情况既明，也就不涉及对刘太后的所谓追贬了。

后世流传最广，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所谓“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就是以这一故事为原型编造的。故事编造得虽然非常生动感人，但与史实出入较大。仁宗认母是在两宫太后死了之后，认的是死去一年的母亲。李妃死时也不知道她当皇帝的儿子是否还能知道事实真相，是否还能认她这个饱受磨难的母亲。刘太后似乎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坏。但有一点似乎也应当肯定，这就是刘太后也绝不会像《宋史·后妃传》[3]所写的那样好。因为如果她果真那样好的话，怎么会硬霸占李妃生的儿子为己子而终生不让人家母子相认呢？仅此一点，任凭那些历史学家怎样开脱掩饰也掩饰不了，最起码她缺乏人所应有的厚道。

当思考清楚这些问题后，年仅十六岁的王安石心里仿佛打开了一扇小窗户，顿时觉得亮堂多了。他弄明白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而实质却是涉及在封建官场中如何出处进退的大问题。这就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在官场中，政绩如何是无关紧要的，黜陟升谪的关键是人际关系，是由与当权者的感情如何决定的。因为吕夷简保护了两宫太后，对仁宗有大恩。所以，只要仁宗在位，吕夷简的高位就是不可动摇的，尽管他在军国大政方面没有什么实际的才能。

用人主要凭人际关系，凭个人感情，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而这又是封建社会中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也是以人治为主要标志的专制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只能认识它却无法改变它，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已经难能可贵了。可以说，这一认识是十分宝贵的，对于王安石终生的出处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二章 名噪京华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王安石

第一节 高中一甲

在繁华热闹的东京流连半年多，年轻的王安石大开眼界，接触了许多名流。虽然在他进京之前，范仲淹、欧阳修已被贬出东京，他未能亲睹这两位国士的风采，但二人直言敢谏，以天下为己任的风范却给他以极大的鼓舞和启发。对于二人被贬事件之深层原因的思考，使他一下子成熟了很多。

这次进京，王安石的一大收获是结识了一位新朋友。说来还真有点巧，二人相识的契机就很有趣。在离开之前，王安石到卖文房四宝的店铺，准备挑选几支毛笔，只见一位身材适中、相貌清秀、举子模样的人也在挑选毛笔。王安石打量他挑选毛笔的眼神和所关注的地方，便知道是位行家，于是施礼搭话道：“这位相公，爱好书法吗？看选毛笔的姿态应该是位行家？”那人连忙还礼，道：“爱好而已，爱好而已。不敢说是行家。请先生指教。”说罢，做个手势，请王安石帮助自己挑选。

王安石也不谦让，于是二人共同挑选，各自选了几支毛笔。有狼毫的，有羊毫的，还有七紫三羊的。

挑选完毛笔，王安石便再度施礼道：“看先生打扮是来参加科举考试的吧？请问贵姓高名，何方人氏？”

“您客气了。某姓曾，单名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果真是来参加考试的。请问公子尊姓大名，仙乡何处？也是来参加考试的吗？”

王安石连忙还礼，道：“某姓王名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此次进京，是家父前来等候选调，我是跟随而来，并不参加今年的考试。”

二人越说越投机，便共同来到一家茶馆品茶聊天。论起来，拐过许多弯后，两个人还有表亲。论起辈分，王安石还要管曾巩叫表叔。但是，王安石只比曾巩小两岁，于是，两个人就以平辈论交了。

曾王的会晤，无疑是他们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以至于在很多年后，他们都为此无限追思和向往。曾巩和王安石在京城游览名胜古迹，谈论诗文，评说古今，志趣相投。两人引为知己，相见恨晚。

都是第一次进京，两个年轻人非常兴奋。虽然他们以前也听说过关于京城的一些新鲜事，但是，百闻不如一见，这次进京使他们大开眼界。三重城墙，四水贯城，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而壮观的京城，使两个年轻人不断地发出赞叹声。

游览京城，诉说心曲，增加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该分别的时候。离别之际，他们依依不舍，仿佛还有千言万语没有说完，两个男子汉竟然洒泪而别。

回到家后，他们念念不忘对方，两人异地传书，音信不断。曾巩称赞王安石：“寥寥韩孟后，斯文大难得。”称赞王安石的文章写得好。不仅如此，还称赞王安石有大才：“如跻极高望，万物著春色。”曾巩本人就是一个才子，却对王安石如此推崇，表明他确实慧眼识人，不愧是王安石的知己。王安石也极力称赞曾巩的文章：“吾子命世豪，术学穷无间。”两个人对对方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

四月初，王益得到新职，朝廷任命他通判江宁府。江宁府即现在的江苏南京市，当时已是南方屈指可数的大城市，又名金陵，还曾叫过建业、建康。通判是知府的副手，又称“半刺”，即半个刺史的意思，俗称为“倅”。与州郡长官共同处理政务，州郡的一切政务均需知州、通判两人联合署名才可以生效实行。而通判又要负责本部门官吏政绩的考核上报工作，故又被称为“监州”，有职有权。

一年后，王益病死在任所，时年四十六岁。临死遗嘱，让儿孙们把他就安葬在附近的牛首山下。从此，王安石一家就定居于此了。

王益前妻徐氏，生两个儿子，即王安仁和王安道。王安道比王安石大四岁，是一○一七年生，王安仁生年未详，比王安石大六岁左右。徐氏去世后，王益续娶吴氏，生五儿两女。五儿依次是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安上。这样，王益灵柩前便是九个儿女，七儿两女。曾巩在王安石母亲墓志铭《仁寿县太君吴氏墓志铭》中说，吴氏对于前房徐氏生的两个儿子王安仁和王安道非常关爱体贴，超过对自己的亲生子女。可见王安石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父亲的死，对于尚未弱冠的王安石来说，是沉重的打击。王安石忽然感觉自己长大了，他身后的靠山倒塌，感觉身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原来一切事情都依靠父亲，自己只要努力执行就够了。现在不同，父亲不在了，全家的生活重担便压在自己的肩上。

王安石一个人坐在父亲牌位前，看着父亲的画像，静静地思考人生：人来到世间，便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首先是家庭的，然后是国家的。而作为一个男人，就要勇敢进取，奋发努力，尽自己的全部身心来增长才识。不能进取则其他一切都没有意义。因此，进取心是第一要义。在此基础上，还要勇于承担责任，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全部责任，当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百姓、好臣子。如果都做到了，那么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别人也没有什么可批评讥笑的。他忽然悟到孔子在回答司马牛问话时说的“内省不疚，何忧何惧”的深刻人生道理来。明白道理便是闻道，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刻苦努力。

开悟之后，王安石内心才平静淡定下来，开始了极其刻苦的读书、思考、写作。王安石先将科举考试必修的课程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学习，因为不用这块敲门砖敲开进士的大门，要想进入官场极其困难。再则，要想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也非要读书不可。他深深感受到就只局限阅读经书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其深奥意旨的，必须扩大知识范围。因此他除阅读儒家经典外，诸子百家，《难经》《素问》《本草》乃至小说，无所不读。

三更灯火五更鸡，这两年时间里，王安石的学问精进，自信有把握一举中第。庆历元年（1041）暮春时节，王安石守丧期满，脱去丧服。他遵照父亲的遗嘱，满怀信心，独自进京去参加每年一度的进士考试，为以后进入仕途打开大门。

进士考试开始于隋朝，时无定制。唐朝时由于录取人数少，一般情况下每年只录取二十五人，扩大录取数量时也不过四十人。所以，唐朝的知识分子考中进士极难。而且，唐朝的进士考试又不密封试卷，如果没有权贵或学术界大名人推荐则很难考中。故唐朝的进士考试还带有很强的门阀士族的色彩，其录取大权基本上被贵族地主阶级把持着。一般的土著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难以问津，尤其中晚唐后更是如此。

宋朝建立后，严格考试制度，扩大录取数量，太宗朝后，每年都可录取几百人，是唐朝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而且密封试卷，又增设专门誊写的部门，使主考官及评阅试卷的人无法看到考生的笔体，极大地避免了评卷及录取过程中的舞弊行为，考试相对公平。这就为广大庶族知识分子金榜题名，进入上层社会，参与国家管理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宋朝初年著名文学家王禹偁就是一个出身贫寒而凭自己真本事考中进士的人。

由于开拓了选拔人才的社会层面，所以尽管北宋在政治经济方面一直也没有真正强大起来，但文化却极其繁荣。到中叶时，出现了人才济济的可喜局面。王安石走向社会之时，正是北宋人才最多的时候。如钱惟演、晏殊、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柳永、张先、韩琦、范仲淹、司马光、文彦博、包拯、曾公亮、富弼、宋祁、张载、邵雍、吕公著、周敦颐等人都已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比王安石稍晚的还有苏轼兄弟、黄庭坚、范纯仁、沈括、吕大防等。这些人物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屈指可数的杰出人物。他们灿若繁星，在当时的历史星空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年轻的王安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进东京开封府的。

王安石住在太学附近的一个旅馆中。这里住的主要是前来应考的举子们。旅馆的档次居中，设备比较普通，但很齐全，又比较卫生，旅店老板就是以应考举子为对象设计的房间格局，故住起来非常方便。

一年前，守丧期间，在母亲催促下，王安石和两个哥哥王安仁、王安道曾到太学游历，并临时吃住在太学中，带有短期进修的性质，也算是太学的学生，以便见识一下国家最高学府的学子们是怎样学习和生活的。

在这段时间里，王安石结识了一个朋友。此人叫李通叔，字不疑，是福建人。由于初入太学，王安石心里也有些紧张。但与李通叔交谈后，立刻有了自信心，觉得“圣人户庭可策而入也”。此次住下之后，安石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去见一见这位对自己颇有影响的好朋友。

李通叔已经二十八岁，比安石大七岁，虽不能说饱经风霜，也比安石多经历许多人生世故，为人精明深沉。见安石来访，李通叔非常高兴。二人到附近的一个小酒馆里，要点酒菜，边喝边谈，相互鼓励，十分畅快融洽。其后，王安石作《太阿》一诗赠给李通叔，李通叔作《双松》一诗相酬答。

回到旅店，王安石依然很兴奋，就到隔壁的房间里去看望新住进来的举子。不看则已，一看大喜过望，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几年前认识而且一直有书信来往的好朋友曾巩。说来真是有缘，曾巩来报名准备参加考试，住店居然住到了王安石的隔壁。二人畅叙几年来各自的情景，一直叙谈过了子夜。

此后，一有时间，王安石不是到李通叔那里去，就是到曾巩那里去，切磋学术，讨论问题，学业大进。

宋朝的进士考试，要经过几次筛选。从各州府经过考试选拔出来的举子可以直接参加礼部试，太学的学生则要经过本校的考试进行选拔，淘汰的学生则不能参加下一轮即礼部的考试。礼部考试在春季进行，通常称之为“春闱”。被录取后则可参加殿试，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关键性考试，决定最后的录取和名次。

考试无常，王安石非常钦佩的李通叔却在太学考试的第一关就马失前蹄败下阵来。这是始料不及的，连王安石都感到突然，李通叔的情绪就更可想而知了。因为不必等待参加春闱，李通叔就告别王安石回乡探望父母了。

王安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告别竟成了永诀。李通叔在归乡的路途中，所乘之船在建溪中因溪水突然暴涨翻船溺水而死。一年后，王安石才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满含深情地写下《李通叔哀辞并序》一文，感情真挚，令人不堪卒读。

礼部考试中，曾巩也不幸落榜，告别王安石悻悻而归。两个朋友相继离去，只剩安石一人。虽然有时感到冷清寂寞，但一读起书来就什么都忘了。他进入了积极备考的最佳状态。在这段时间里，安石焚膏继晷，学业又有很大进步。

转年就是庆历二年（1042）春天，在竞争激烈的殿试中，王安石发挥正常，以优异的成绩荣登进士甲榜的第四名。这一年的状元是杨寘，第二名是王珪，王珪是一○一九年生人，比安石大两岁，第三名是韩绛，韩绛是一○一二年生人，比安石大九岁。四人中，安石的年龄最小。后来，王珪、韩绛和王安石先后都做过宰相。一甲中出三名宰相，而且这三人又是连名，这在科举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故受到后人的盛赞。

后来王安石执政时，曾经写作一首《题中书壁》之诗，曰：“夜开金钥诏辞臣，对御抽毫草帝纶。须信朝家重儒术，一时同榜用三人。”[4]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其实，如果按照实际的排名，王安石才是状元，而杨寘是第四名，但鬼使神差一般他们俩的名次就被调换了位置。

原来，在殿试结束后，名次并不是马上出来。而是由几名主考和副主考以及阅卷大臣排出名次。尤其是前十名。这前十名出来后，先要把他们的答卷交给两府长官即宰相和枢密使传阅，签署意见，最后由皇帝定夺。

晏殊当时正主政，看到了那十份试卷和名字。他看到的前四名名字次序是：王安石、王珪、韩绛、杨寘。晏殊的门婿杨察，是杨寘的哥哥，比任何人都会关心弟弟，尤其是科举这样的大事，更是非常着急知道结果。于是杨察带着弟弟杨寘，杨寘带着自己答卷的草稿去见晏殊。晏殊便把杨寘第四名的消息告诉他。并千叮咛万嘱咐其一定要严守秘密，千万不要说。

晏殊不知道，就在他画押后，主考拿着走了。杨寘年轻，非常自负，听说自己中了第四名，内心非常高兴，便约几名好友来到一家酒店，点了几个名菜，要上几壶好酒，边吃边喝边说大话：“不瞒几位阁下，就凭我杨寘的学问和才华，蟾宫折桂是不在话下。”

“看来老兄是知道点内部消息了？”一人试探问。

“那倒没有，在下是做梦梦到的。取了个一甲第四名。”并用手拍打桌子道，“不知哪个卫子夺吾状元矣！”

最后的话是引自王 《默记》中的原话。这里的“卫子”是古代骂人话，就是驴的意思。据宋人高承《事物纪原·虫鱼禽兽·卫子》记载：“世云卫灵公好乘驴车，故世目驴为卫子。或曰，晋卫玠好乘跛驴为戏，当时称驴为卫子以讥玠，故有蹇卫之称。”把驴称作“卫子”是在宋元以后的事情，至于到底怎么来的则不重要。

在场的人都感觉诧异，对他说的话是半信半疑，因为都是朋友，也没有人去追究他消息的来源。他回家酒醒后，不免有点后怕，这事要真是追究起来，他哥哥杨察的岳父晏殊则脱不了干系。说是自己做梦梦到的，鬼都不相信。

晏殊泄露了消息，也有点后怕。万一这个愣头小伙子杨寘沉不住气，把他自己得第四名的事说出去，岂不坏了大事，自己泄密的罪名是逃不掉的。晏殊几乎一晚上没有睡好觉。

再说主考官谨慎地拿着金榜名单到大内去请皇帝最后签署，盖玉玺，然后就可以誊写清楚上榜，明天大殿就可以公开唱名了。仁宗皇帝事先已经阅过前十名的试卷，尤其是前五名的，仔细阅读过，当然心中有数。

主考官将初拟的名单顺序呈交仁宗时，仁宗马上说：“第一人的赋中有‘孺子其朋’，此语犯忌，不可以魁天下。”主考问：“万岁圣明，那么谁可以为状元？”

第二名王珪、第三名韩绛都已经是朝廷命官，按照惯例不能取状元，第四名则是杨寘，仁宗看到杨寘的名字，便说：“杨寘可以。”就这样，本来应该是王安石的状元，结果阴差阳错到了杨寘名下。

关于仁宗皇帝为什么不喜欢“孺子其朋”这个词，后人议论很多，还有人说是晏殊半夜见仁宗，搞了一大堆小动作云云。其实，晏殊不会那么卑鄙，他和王安石还是同乡，不会因为他门婿的弟弟而处心积虑地把王安石的状元拿掉。仁宗是个有主见的人，笔者推测是仁宗在阅读前几位试卷的时候，不太喜欢王安石积极主张变革现实的观点。仁宗是位守成的君主，缺乏变革现实的胆识和魄力。王安石后来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所谓的万言书中，明确提出变法主张，仁宗一直没有采纳，便是明显的佐证。王 在记载此事之后发感叹道：“然荆公平生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其气量高大，视科第为何等而增重耶！”对王安石是非常敬佩的。

晏殊也不知道名次的变化。第二天唱名和发榜后，晏殊也松了一口气，他泄密的事情便不成立了。而听到杨寘酒话的那几个人，也都以为是杨寘的酒话，一笑了之。天下事情真是莫名其妙，仁宗的好恶使王安石失去了状元的荣耀，成就了杨寘状元的美梦，也完全解除了晏殊泄密的嫌疑。

在古代，同一榜登第的人都算同学，常称作同年。考中之后，还要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什么簪花、赐宴、题名等。在这些活动中，由于名次相连，安石和王珪、韩绛二人的接触自然最多，三人也就熟悉了，结为朋友。这对三人的终生都产生重要影响。

新进士及第后，还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由吏部正式分配工作。这段时间，是新进士们频繁活动的最佳时段。如果朝中有人，自然可以留在朝廷中任职。在当时，人们都重视朝官而轻外任，所以，绝大部分新进士都把脑袋削个尖去找门路。有人的找人，没人的舍得花钱。一个个四处奔走，忙得不亦乐乎。而王安石却不动声色，除了必要的应酬之外，他依旧在旅馆里刻苦攻读，同时也密切关注着整个国家的形势和社会发展的趋势。

一天晚饭后，王安石在外面溜达一会儿，回到房间里，点燃蜡烛，翻开《周礼》正在阅读，忽听有人敲门。

安石开门一看，见来人是新结识的好友韩绛，后面还跟着一个和他模样有些相似但比他年轻的人。安石热情地把二人让进屋里。

“韩兄，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这位就是您多次跟我提起的令弟韩维吧？”

“介甫真是好眼力，一点不错。”

“欢迎！欢迎！”王安石一边说话一边泡上两杯茶递给二位客人，“请喝茶。”

韩维进屋后一言未发，他仔细观察着哥哥极其钦佩推崇的这个人。只见王安石中等偏高的身材，方脸盘，下颌略尖，眼神深邃，略带思考的样子。几案上的书摆放得比较零乱，衣冠虽然不能说不整，可也不像一般的年轻人那样端庄整洁，一看就知是不拘小节的人。见主人如此热情，韩维连忙道谢，并和哥哥先后坐下。开口说道：

“胞兄一再赞美阁下的人品才学，京中举子，对阁下也是交口相赞，公相大名，如雷贯耳。在下渴慕久矣，今日特来拜会，三生有幸！”

“岂敢！岂敢！”王安石连忙躬身施礼，连表谢意，并说道，“在下早闻令兄之清德，仰慕已久。”

原来，韩维和韩绛是亲兄弟。他们的父亲叫韩亿，雍丘人，早年登第，在朝中为官，老成持重，颇得圣眷。韩维学识渊博，颇有识见，因其父亲在朝为官，坚决不参加进士考试。他们亲兄弟八人，几个哥哥都是朝廷命官，韩氏一门，朝野闻名。韩绛进士及第后，对王珪等人都不算太佩服，赞不绝口的就是王安石，认为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可堪大任。韩维知道哥哥轻易不谀人，既然如此赞佩，想来不是寻常之辈，今日一见，也顿生钦佩之情。

“其他同年都在四处奔竞，以期留在朝中为官。介甫兄为何不运动运动呢？”韩绛问。

“我对这些事一直看得很淡。右丞有诗句曰：‘感激有公义，曲私非所求。’就凭吏部安排吧，何必为此劳心费神呢？”

“淡漠自守，不肯干谒事人。只此一点，便胜俗子多矣。佩服。可已经登第，介甫何必还如此用功苦读呢？外面花花世界，何不也去放松放松，消遣消遣？”韩维问。

“很多人都把科举考试当成仕途之捷径，一旦及第进入仕途之后，便很少读书了。故很多人也就成了平庸之才，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我则异于是，不想到此为止。总感觉自己所知甚少，而且每天读书都有新的收获，其乐无穷。”

“介甫兄对《周礼》很感兴趣吗？”

“一部《周礼》，大半是讲述经邦治国，怎样理财的。现在的人一提理财似乎就是非常俗气的事。这是当今社会的一大误区。我读此书，便想在这方面看一看周公是怎样对待的。朝廷以科举取士，其目的就是要这些人协助圣上治理国家。治理国家就要有真才实学。现在有时间，就抽空学一学，将来或许有用于世。”

“介甫兄不汲汲于富贵，以天下为己任。佩服！佩服！”韩维抱拳在胸。

三人又谈了很久很久，从人生谈到国家，从历史谈到现在，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所不谈。直到夤夜，韩绛兄弟才恋恋不舍地告别而去。

三月末，王安石接到吏部的任命，到淮南路去做签书判官，新的生活开始了。

第二节 山雨欲来风满楼

宋朝的淮南路是地方重镇，统辖十七州、四军、二监，治所在扬州（今江苏扬州）。扬州在唐代则是淮南道的治所，是唐代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唐代有“一扬二益”的说法，是从经济发达以及商业繁荣程度来说的。从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诗句中都可以感受到唐代扬州的繁华程度和极其巨大的吸引力。北宋时期的扬州依然是很繁华的。

签书淮南判官是行政大州府设置的幕府中的高级官吏，在佐吏中地位较高，综理该州府行政长官的一切事务，是一个比较重要而又繁忙琐碎的工作。由于判官的工作具体而又琐碎，白天基本上没有时间看书，王安石就在夜晚抓紧时间苦读。也正由于直接接触了社会生活，对于官场中的一些弊端和百姓困苦有了更直接的感性认识，王安石所思考的问题更加深刻复杂，而他也感到自己的知识越发不够用了。于是，他更自觉地去学习一些有关治理社会方面的知识。

秋风瑟瑟，落叶飘飘。夜深人静，秋虫唧唧。王安石独自盘膝坐在几案前，一边苦读一边思索着。几年来在京师里的所见所闻，到扬州以来的所见所闻，使他感到深深的忧虑。

京师里，王公大臣们绝大多数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终日花天酒地，送往迎来，醉生梦死，歌舞升平。到处是靡靡之音，灯红酒绿。官吏们相互吹捧，一上朝更是一片歌颂之声，仿佛现在比尧舜时代还要兴盛繁荣。文恬武嬉，边备松弛。对外作战能力极差，故总是处于劣势。

到淮南幕府的一段时间里，他发现这里的官吏严重超员。整个幕府中起码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是多余的。这些多余的人员不但大大浪费了朝廷的开支，更可怕的是又大大地影响了工作效率。职责不分，人浮于事，办事效率极低。百姓尤其是农民的负担过重。农民们有些不堪重负，很多家卖儿卖女尚交不起官府的租税，有的地方已出现了农民起义。社会矛盾重重，全国仿佛已经堆满了干柴，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矛盾，很容易形成燎原之势。想到此处，他不禁想起唐代诗人许浑“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句诗来。他冷不丁打了一个寒战，感到有些可怕。

他在为朝廷、为社会深深地忧虑着。那么，王安石是否是“杞人无事忧天倾”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当时的社会现状吧。

宋朝建国后，吸取中唐后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弊端，采取了实内虚外的政策。即把军队的主要部分部署在京师附近地区，边境上的兵力却明显不足。这样，既可有效地遏制边将造反，也可控制武将的专横跋扈。可以坚决有效地镇压造反的百姓，有利于强化朝廷的权力，把一切大权都集中到皇帝手中。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人对兵权的把持，从而彻底解决武人干涉政治的局面。朝廷的权力加强，皇帝的权威加强，封建专制制度更加完善。但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并因此而造成积弱积贫的社会弊端，而且一直延续下来，没有得到改变。

由于边境兵力不足，对外作战能力就极弱，所以，从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以来，在对辽国作战中一直处于劣势。正因如此，才不得不采取妥协投降政策，向辽国输送大量的银和绢。这些财物的大量流失就造成国家财政的极度困难。这势必就要加重对百姓的剥削，百姓不堪重负就要铤而走险，于是不断有造反的事件发生。积弱积贫的局面就更加严重，形成了可怕的恶性循环。

到仁宗朝，这种局面已相当严重。我们还是用一些具体数字来看一下问题的严重性吧。这种局面的具体表现就是历史学家们常说的“三冗”。

一、冗兵。为必要的边防和镇压百姓的造反，宋初就开始大量招兵，军队数量骤增。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5），全国军队有三十八万七千人，其中禁军就占十九万三千人，几乎是一半。到仁宗皇祐元年（1049），军队数量竟达到一百四十万人。不到八十年，军队的数量居然增加三倍多。庞大的军队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给朝廷带来极为沉重的负担。据有人说：“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计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军队太多，占去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农事荒废，又影响了国家的税收。军队虽多，但管理混乱，朝廷又不敢把军事指挥权全部交给带兵的大将，而要派监军，多方掣肘，故军队的战斗力较差。太宗后，北宋和契丹大小八十一战，只有张齐贤在太原打了一次胜仗，其他都是败仗。

二、冗官。为了防止地方官吏闹独立，宋朝采取“分化事权”的政策，使军、政、财三权分开，从朝廷到地方采取条条领导和块块领导相结合的办法。这样，任何一个地方大吏要想造反都不可能，必须三方面的人联合才可办到。而这种情况是很难出现的。这个政策确实起到了防止藩镇割据的作用，宋代在积弱积贫的情况下，能做到百年无事，没有发生大的地方性叛乱，与这一政策有关。但这样势必要增加许多新机构，需要补充大量的新官吏。于是，宋代扩大科举取士的数量，每年录取的人数都有几百，是唐朝的十几倍。北宋官吏还有恩荫的特权，每有重大节日或国家大典，皇室、外戚、大臣都可以奏请自己的子孙为官。官吏数量猛增，素质下降，鱼龙混杂。仁宗时的户部侍郎包拯说，当时的朝廷官吏比四十年前就增加了一倍，与宋朝建国初期比，“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地盘还是那么大，官吏却是原来的五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形成一个既庞大又腐败的官僚群体。还有一点，即官吏的待遇很高，但官府中的吏，中下层官吏的俸禄很低，一般的吏干脆没有俸禄。因为由地方政府自筹，有的贫困地区的小吏没有俸禄，利用自己的职务权力想办法。这又带来一系列问题。

三、冗费。冗兵、冗官的必然结果就是冗费。庞大的军队和庞大的官僚机构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仁宗朝，军费开支每年高达一百二十五万两白银。北宋官吏俸禄高，除正俸之外，还有职田、杂役费等名目。每年此项支出铜钱一千六百九十六万贯、金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两、银六十二万两。除这两项巨额开支外，每年还要向辽国进贡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对西夏岁赐大量物品，折合白银为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还有许多开支，这就造成了入不敷出的严重局面。太宗赵光义当政时，岁入一亿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贯，有较大赢余。真宗时，岁入一亿五千零八十五万零一百贯，支出一亿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贯，收支基本平衡，所剩无几。到英宗时，每年的收入只有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十贯，而支出是一亿三千一百八十六万四千四百五十二贯，亏空高达一千五百七十二万六千零二贯，出现了极其严重的财政危机。仁宗朝更甚，捉襟见肘，朝廷经济十分困难。为解决这些危机，不得不加重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民的经济负担，农民交不起众多的赋税，不得不变卖土地田产，不得不忍痛借高利贷。土地兼并和高利贷的重利盘剥使广大农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开始动荡不安。

对于朝廷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王安石是赞成的。但对于朝廷过分不相信地方官吏的做法又有些不满意。但他也不便于明说。他写过一篇《周秦本末论》的文章，仔细阅读，可以读出他的见解来。他认为，周朝是强末弱本而亡，秦朝是强本弱末而亡。本即指中央政权，末则指地方政权。本末哪一个太强太弱都有弊端，只有相称才好。

文章的末尾说：“后之世变秦之制，郡天下而不国，得之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销其兵，削其城，若犹一也，万一逢秦之变，可胜讳哉？”[5]很明显，王安石的意思是说，朝廷采取秦的制度，建立郡县制而不分封，这是绝对正确的，即使是圣人复出，也不可能再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了。但本朝也对内严加防范，销毁兵器，削弱各州郡的城墙和军队，和秦朝的做法有些相像，一旦像秦朝那样有紧急情况发生，那结果可就不堪想象了。毫无疑问，王安石的这一见解是非常精辟而又深刻的。但他人微言轻，毫无地位权势，只能是想一想而已。除了增加自己的烦恼之外又有什么用呢？

第三节 难逢知己

王安石如此刻苦读书，自然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些不必要的社会应酬，有些同僚对他就产生了一些误解，觉得他孤僻特性，也不怎么和他往来。只有一人，认识到安石的价值，主动来与安石攀谈。

这一天，处理完当天的政务，安石略微轻松了一些。疲乏感又向他袭来。他用双手从下向上摩挲了几遍脸，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干洗脸。然后站起身来晃了晃腰，看看将近午时，就要午休了。

这时，隔壁的一个同僚过来闲聊。安石认识，此人叫孙正之，沉默寡言，不好交际，不但工作在隔壁，所住的寮舍（即相当于现代的独身宿舍）也是隔壁。二人虽然天天见面，但也只是点头之交而已，并未交谈过。

“孙相公今日怎么这么得闲？请坐。”

“快中午了，也不能干什么了。过来聊聊。”孙正之坐下后，略停顿一下，问道：“王相公，咱们就住隔壁，每天夜间我起夜的时候，都看见您的房间里还亮着灯光，窗上映出您夤夜苦读的身影。您如此年轻，已经高中一甲，又精明强干，尚如此刻苦用功，前途未可限量，着实令人佩服。”

“阁下过奖了。敝人才疏学浅，对于许多事总是想不明白，不得不多读一读书。俗语说‘慢雀先飞长在后’嘛。”

“阁下过谦了。您可不是慢雀。您是鲲鹏展翅恨天低啊！有如此才气，有如此大志，必有大展鸿图之时。这一点，我绝不怀疑。”孙正之说得是那么肯定。

“多谢阁下的鼓励。”王安石有些激动，向孙正之抱拳作揖致谢。这是王安石到淮南以后所遇到的第一个能够认识他人生价值的人，是他平生所遇到的第二个知己。

自从和曾巩分手之后，王安石再也未遇到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其他那些同僚基本上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几乎每天都有应酬。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不是去酒馆，就是下饭店，不是请歌女，就是找舞伴。仙乐飘飘，红袖招招，灯红酒绿，酒足饭饱，大话连篇，五迷三道。一个个弄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有谁肯搭理他这个不合时宜的人呢？

曲高和寡，大智若愚，大才难识。所以越是才气大、志向大的杰出人物越不容易遇到知音，越容易产生孤独感。那些满身俗气的官僚当然不愿意搭理王安石，而王安石也不愿意搭理他们。正因如此，在扬州的这段时间里，王安石觉得很寂寞。如今，一向不大讲话的孙正之却能如此理解自己的心理和志向，安石又怎能不感动呢。于是，安石向这位新结识的朋友敞开了心扉。

几句话后，二人交谈起来，越谈越投机，遂结为知己。其后相从甚密。

孙正之见王安石书案上放着一摞文稿，便试探着问：“介甫这是在著书立说？”王安石微微一笑，顺手把那摞文稿拿起来递给孙正之，说：“有许多想法，随时写出来而已。请您不要见笑，多指教。”

孙正之一看书名，《淮南杂说》，里面是关于孔子、孟子思想以及《论语》《孟子》中一些观点的阐释和如何对待现实问题的解说，非常有理论色彩和现实意义。

这是王安石在淮南任职期间写作的一部关于阐释儒家思想的著作，有几万字，主要针对当时社会空泛的理论和急功近利的潮流而写的。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本书的风格、思想和《孟子》不相上下，很快广为流传，文人们开始注意性、命学说的讨论和思考。可惜这本书已失传，但在当时影响很大，且因为此书而极大提高了王安石的知名度，这是可以肯定的。

一个月后，孙正之来向王安石辞行。孙正之的哥哥要到温州去做官，奉双亲前去。为孝养老人，孙正之也将要随同哥哥到那里去，以便共同奉养父母双亲。

听说孙正之马上就要离开自己而去，安石的心中有些不是滋味。相识时间虽然不长，但二人做过几次深入的长谈，对时局和社会问题有比较相似的看法，孙正之是安石在淮南唯一的知心朋友。他把自己在京师时结识的好朋友曾巩向这位即将远去的朋友做了介绍，孙正之深信不疑。

想到朋友此次分手，不知何时才能再会，安石无法抑制内心的留恋之情，头一天的晚上，在一盏荧豆青灯下，写下《送孙正之序》这篇充满哲理韵味的抒情散文，在王安石的诗文中也是值得重视的一篇。文中写道：

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圣人之道在焉尔。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屈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术素修而志素定也。时乎杨墨，己不然者，孟轲氏而已；时乎释老，己不然者，韩愈氏而已。如孟韩者，可谓术素修而志素定也。惜也不得志于君，使真儒之效不白于当世。然其于众人也卓矣。呜呼！予观今之世，圆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尧言，起而舜趋，不以孟韩之心为心者，果异众人乎？

（卷三六）

非常明显，这段文字是借题发挥，借赞美孙正之为“真儒”而批评当世的许多朝廷大员为趋时附世的腐儒。

在这篇文章里，王安石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这就是要有反潮流的精神，不要趋时附世。对待社会潮流，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如果一味顺着社会潮流而动，社会潮流怎样就怎样，那就是地地道道的众人。按照自己认定的真理去行事，不管社会潮流怎样变化也不动摇，这才是君子。君子可能会穷困潦倒，但决不会违背自己的意志委屈地顺从时代潮流。这是因为君子有一定的政治主张和坚定的政治信念，他们要坚守正道而不为时代潮流所动。如果这样的君子被国君所重用的话，那么，改变时代流俗而使整个社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就是易如反掌的事。所谓的正道，就是儒家理想中的社会模式。不随同流俗而能坚持儒家正统的两个模范人物就是孟子和韩愈。当今社会上一些道貌岸然的社会名人，说的仿佛是尧舜之言，做的仿佛是尧舜之行，但并不能像孟子和韩愈那样矫正流俗，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可以看出，要矫正流俗，改变整个社会庸俗腐败的风气，这早已是王安石在思考的问题了。他指出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是朝廷即国家的指导思想出了毛病，应当用儒家思想来对其进行纠正。有识之士应当像当年的孟子和韩愈那样，不随时代潮流而动，努力起来矫正时弊。如果君主能够信任起用孟子、韩愈那样的真儒的话，改造社会也不是什么难事。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基础在这篇文章中就已露出端倪。这篇文章的落款署年是“庆历二年闰九月十一日”，王安石刚二十二岁。

仁宗优柔寡断，吕夷简继续为相，朝政依旧。王安石早就悟出了一个道理，这就是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要遇到精明睿智的君主。既然现实没有这个条件，也不可强求，只好继续苦读以待天时了。

这年冬天，王安石接到家人的来信，催促他回去完婚。安石的母亲吴氏为他精心挑选了一个好姑娘，是吴氏娘家的一个远房侄女。

王安石是个孝顺之人，不能违背母命，便向太守大人请假返乡。

来年即庆历三年（1043）正月，王安石在家中举行了相当隆重的婚礼。婚后，夫妻和睦，甚是恩爱。安石的母亲本来是个知书达礼之人，自然很有眼力。她为儿子所选的这个新娘子吴夫人也知书达礼，深明大义，对安石百般体贴，服侍照顾得非常周到。

婚后不久，王安石回到淮南幕府。同僚们当然也要有一番庆贺，自不必说。燕尔新婚，王安石感到非常幸福和快乐。但更令他高兴的是从朝廷方面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这个消息令他感到精神振奋，难道是这个婚事给自己带来了好运气？王安石自己暗暗这样想。

第四节 “庆历新政”

朝廷方面传来的消息是这样的：三月初，先后任参知政事和宰相二十余年的吕夷简因身体不适而辞去相位，致仕归家。朝廷的人事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动。四月，仁宗皇帝亲自下诏把在西北御边的两名重臣韩琦和范仲淹调回京师，任命为枢密副使。不久，范仲淹又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看来当今天子是要改弦更张，干一番事业了。

前文提到过，吕夷简是个非常自私，但很圆滑，谋身而不顾国的庸人。他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政治才能。可是，由于在仁宗刚刚亲政的时候，他保护了两宫太后，帮仁宗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所以一直受到仁宗的信任。

景祐年间（1034—1037），王安石随父亲王益进京时，范仲淹就因为直言进谏遭到吕夷简的嫉恨而被贬谪，同时受到牵连的还有欧阳修和尹洙等人。正是通过这件事，当时年仅十六岁的王安石才悟出了一个至为深刻的道理，也对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产生钦佩向往之情。王安石知道，只要吕夷简还健康地活着，还当政，就不要希望国家的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有什么大的改变。吕夷简因病退去，范仲淹从边防返回，绝不是一个人的进退问题，而是朝廷政策将要发生变化的一个信号。

王安石的估计没有错。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后，很快就向仁宗皇帝建议十事，以求全面革新。这十件事是：1.明黜陟；2.抑侥幸；3.精贡举；4.择长官；5.均公田；6.厚农桑；7.修武备；8.减徭役；9.覃恩信；10.重命令。每一件事还有具体的内容，这自然要涉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

如果这些革新措施能得到皇帝的支持全面实行的话，对于已相当困难的国势或许能有一些帮助。但这也只能是使紧张的局势有所缓解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好像是对一个重病患者进行保守疗法一样，只能延缓其生命，不能根除其病患而使其恢复健康。尽管这样，那些既得利益者恐怕也不会甘心失去他们的一丝一毫利益，恐怕也会有激烈的斗争。王安石在观察和等待着。

几个月后，传来消息，说圣上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全面进行革新，但朝廷中斗争异常激烈。吕夷简虽在病中，可还有相当大的能量。反对革新的势力还相当强大，新政推行极其困难，或者说只是纸上的空文，根本就没有人去执行。

又过几个月后，传来消息，说宰相杜衍的门婿，范仲淹推荐的集贤校理、进奏院监察官苏舜钦被人弹劾，以监主自盗的罪名而被除名，即被开除公职而成为一个普通百姓。因他是宰相的门婿，是参知政事推荐的人，这两个人都有用人不当的责任，因此宰相杜衍和相当于副宰相的范仲淹也都遭到弹劾，二人被迫引咎辞职。同时，坚决支持范仲淹的富弼、欧阳修和韩琦被指责与范仲淹等人搞“朋党”，也统统被赶出了朝廷。富弼出任郓州知州，欧阳修出任滁州知州，韩琦出任扬州知州。据说韩琦大人很快就要到了。

其实，范仲淹所要进行的“庆历新政”，不过是在原有政策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对各种社会弊端进行一些修修补补罢了，尚受到保守势力千方百计的阻挠，终于以失败而告终，可见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要进行一点社会改革该是多么困难。

所谓的苏舜钦监主自盗也不过是反对派强加上的罪名。苏舜钦得罪的缘由是这样的：在年终举行所谓的赛神活动后，把进奏院清理出来的废旧纸张卖掉，用这点本来不多的钱置办一桌酒席，招待本院的全体同僚吃一顿。这只不过是按照惯例行事，每年都是如此，无论谁当这官都这么办。可要是别人或许就没事了，而苏舜钦这样做就算犯了朝廷的法律。因为他是进奏院的长官，居然用卖废旧纸张所得的公款领导全院人员大吃大喝，这还了得。于是，反对派就小题大做，把苏舜钦罢免除名，并以此为突破口，把进行新政和支持新政的这些人统统赶出了朝廷。

庆历新政的失败，使王安石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刻。他要带着这些问题去读书，去思考。听说韩琦大人近日就要到来，王安石也和其他同僚一样在盼望着，马上就要在这位闻名遐迩的朝廷重臣属下工作，安石的心里不时地涌动起希望的火焰。

韩琦在当时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大臣了。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二十岁就考中进士，出任右司谏。直言敢谏，上书抨击时政，弹劾两名宰相和两名参知政事尸位素餐，使四人同日罢相，朝野震动。

后来，西夏李元昊叛乱反宋。韩琦和范仲淹到前线带兵督战，颇得军心，战绩辉煌，使西夏兵闻风丧胆。朝廷倚为重臣，边境的百姓更是倚为靠山。当时在边境有民谣说：“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后来西夏久战疲惫，与宋议和。战争状态结束，朝廷召韩琦和范仲淹回朝任枢密副使。不久，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韩琦则以枢密副使之衔兼淮南节度观察使。这一年韩琦也不过三十六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为人精明能干，很有声望。王安石出仕不久就在这样干练的能臣属下工作，感到自己很幸运。韩琦虽然年龄不大，但在官场多年，处事老成练达，对王安石也很赏识。

工作虽然很琐碎繁忙，可王安石一直都在抓紧时间学习，在广泛阅读史书的基础上，他开始重点考虑如何富国强兵的问题。由于家属没有带来，他还住在寮舍中，这倒为读书提供了一个良好而安静的环境。

这天夜晚，王安石又开始读书了。他仔细思考秦朝商鞅变法的得与失，研究桑弘羊关于盐铁官营的观点，详细分析《周礼》中关于社会经济组织的记述。他在寻找一个能够改变当前这种社会病态的良方。

夜已深了，他全然不觉。思考一会儿，再读一会儿。他觉得有些新的领悟，心里稍微敞亮一些。不知不觉间，从外面传来报更的鼓声。他侧耳听了一下，不觉暗暗吃惊。怎么，已经四更天了？他这时才感到有些疲倦。离次日上班点卯的时间已经不太远，也不能脱衣睡觉了，干脆就和衣假寐吧。想到这，安石上床，把枕头放在被子上边，趄歪着身子想要眯一会儿。

不知不觉间，安石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忽然听到“喔——喔——”的鸡叫声。安石一下子醒来，有些迷迷瞪瞪的，心中暗想这下可坏了，今天是非要迟到不可了。待晃了晃脑袋，让自己清醒清醒，这才看清，天刚亮，东方的那颗熟悉的启明星还挂在树梢上，抓紧时间还来得及。于是，急忙洗脸梳头，整理一下外衣，戴上乌纱帽，穿好靴子。也来不及吃早饭，急匆匆往府衙的大堂走去。

点卯的时刻将要到了，其他同僚们已经到齐。韩琦坐在大堂之上，见众人都已列班鹄立，只是主管点卯的签书判官王安石还没到来，心里暗暗有些焦急，不时地撩起眼皮向大堂门口看一眼。

时辰马上就要到了，才见王安石匆匆忙忙走上大堂。仔细一看，只见王安石的官服上有些褶皱，领口处窝了一小块，乌纱帽下还露出一小绺散落的头发，脸洗得好像也不太干净，站在班中还在轻轻地吁着气，分明是走路太急的缘故。但不管如何，总算没有误了点卯，韩琦这才松了一口气。

韩琦很器重王安石，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才识过人，而且办事能力极强。签书判官之事很繁杂，一般人都要忙碌，还会觉得力不从心。可王安石到任以来，各种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可连续几天来，安石总是踩着点来上班。已有两次和今天的情况一样，再晚一小会儿就误了点卯。作为一个年轻官吏来说，这样下去，会影响前程的。而且，从王安石眼角的血丝来看，他肯定是熬夜了。从白天工作的情形来观察，他也常常打瞌睡，有些提不起精神来。是不是和许多青年人一样到烟花柳巷去寻花问柳了呢？如果那样，可就要耽误他的前程了。

韩琦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北宋的上层官吏生活非常奢侈，扬州又是一个夜生活非常丰富多彩的地方，年轻官吏狎妓冶游是非常正常的，不但不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反而会被当成是风流韵事而受到人们的艳羡。著名词人张子野，就是以写“云破月来花弄影”等三句词中都有“影”字而被人称为“张三影”的风流文人张先，在八十一岁的时候还要兴高采烈地纳妾，许多文人都作词祝贺。一些人还表示出非常羡慕的心情。于此可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一般的文人官僚也都有三妻四妾。不拈花惹草的反而会被认为是不正常。像王安石这样少年得志，刚刚二十多岁就已成为许多人羡慕的朝廷命官，新婚不久，妻子也不在身旁，即使是逛一逛妓院，进一进青楼，也可以理解，但如果为此耗费太多的精力可就要耽误前途了。

古代的官府中也有一套相当严格的管理制度。各个部门的官吏早晨上班时也要点名。上班的时间冬季和夏季有区别，但大体上都在卯时的时辰内。卯时的时段是从五点到七点。五点叫作卯初，六点叫作卯正。如果六点半就叫作卯正二刻。古代照明比较困难，故古人也就只能是随着自然的变化来安排生活和工作。所谓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实在是由当时的生活条件决定的。总之，古人上班的时间一定是在卯时的时段之内，故称之为“点卯”。点卯结束，韩琦简单讲了几句，安排一下工作。大部分官吏散去，只剩下几名主要的幕僚。这时，韩琦才关切地嘱咐安石说：“介甫啊，青年人正是大有作为之时，应当刻苦读书，勤勉职事，千万不要艳冶无度，荒废学业，耽误了自己的前程。”

听到韩琦的这些话，安石不禁一怔，嘴唇微动，想要说什么，但又忍住没有说，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那几个同僚看了看安石，也没说话。

点卯结束散班，官吏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刚一进办公室的门，王安石的助手就迫不及待地问：

“王签判，刚才韩枢密批评您时，下官看见您似乎想要说话，可为什么又不说了？下官都为您感到不公平。”

“这是因为韩枢密刚到任不久，还不了解我，所以才误解了我。世间之事，要名实相符，批评才可以罪人。如果名实不符，又何必解释！况且，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一解释，对韩枢密的脸面也不好。人们之间相互误会的情况非常多，有的没有必要解释。时间一长，人们自然就都明白了。”韩琦曾任过枢密副使，故王安石称之为韩枢密。

“高见！高见！‘名实相符，批评才可以罪人’，可谓是至理名言。王相公之雅量，令人钦佩。”

王安石对韩琦的批评根本没有往心里去，因为那只是一个小小的误会，用不着计较。而这也正说明韩琦对自己是非常关心，才会注意这些生活细节的。几天后，韩琦知道了王安石刻苦读书的实情，对这个年轻人更有好感，也很佩服王安石的胸襟大度。

王安石依旧天天在夜间伏案苦读，他的知识面在不断扩大。在淮南三年的时间里，王安石的学识产生了一个飞跃。这为他以后在变法中成功地在各个领域里都有建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每到夜晚，在王安石的寮舍的南窗前，都会透出灯光，映照着他那稍微有些瘦削的身体的剪影。

王安石一生，受人诟病的就是不修边幅，或者干脆说不注意个人卫生。我曾经查看出处，几乎都是出自此处，即韩琦曾委婉批评王安石早晨上班时衣冠不整洁，可见韩琦误会的批评成为后来别有用心之人攻击或者贬低王安石的口实，实在有些无聊。

第五节 上任途中

秋季又到了。王安石到淮南任签书判官已经三年。按照朝廷规定，及第的进士在前三年任职期满后，可由本人提出申请，到有关部门去应试，求得馆职。馆职即史馆或翰林院中的职务，比较清要。因在朝中，经常接触皇帝和权要大臣，容易被发现而受到重用。所以，当时的官吏们绝大部分都挖空心思地往这里挤。王安石就是与众不同，他不但不往里挤，而且还很怕被留在京师中任职。然而，不管愿意不愿意，既然到了任期，就必须到京师里去等待重新分配工作。为此，王安石再度来到京师开封府。

王安石为什么不愿意出任馆职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按照当时的规定，一旦考中而被录用为馆职，任期必须满一年才能允许调动，馆职的工作职务虽然比较清高，但收入却比其他各部或地方官职要少得多。王安石当时的家庭负担比较重，如果留在京师任馆职，俸禄剩不下多少，家庭生活就会出现困难。而且王安石这时结婚刚刚两年多，妻子也不能随自己住到京师来，因为京师的消费水平要比地方上高得多。

另一个原因是王安石重视实务，他想要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能够尽量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社会、为朝廷、为百姓做一点实事。哪怕是一点点也好。而在京师任馆职就很难做到这一点，还不如到地方上去当个小官，倒可以做点实际的工作。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尽管有几位要人推荐，王安石还是没有去参加选拔馆职官吏的考试。但朝廷各部门的办事效率太低，王安石的工作迟迟定不下来，他只好继续住在官舍中。在逗留京师的这段时间里，王安石又结识了两位朋友，即王回、王向兄弟二人。二人的父亲王平在御史台任职，住在京师，他们兄弟也随父而来。王安石读过二人的文章，见其议论高妙，思想深邃，文风古朴，非常赞佩。于是，把这兄弟二人的文章寄给了在江南家中的好友曾巩。没有想到，曾巩早把王安石推荐给了欧阳修。接到王安石的这封书信，曾巩又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同时把王回、王向兄弟及其文章也推荐给了欧阳修。

年底的时候，王安石接到曾巩的信。曾巩告诉他，说欧阳修对他的文章很是赞赏，并想要见他一面，不知他是否能抽时间来滁州一趟。因为欧公说他“胸中事万万，非面不可道”。信中还说，欧阳修正在编一部当代人的文选，书名叫《文林》，曾巩转给欧阳修的那几篇他的文章都被编入此书中。可见欧公对其文章的重视。欧公还说，希望他的文风能够再开廓一些，“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王安石一口气读完了曾巩的这封长信，当世的文坛泰斗，名闻遐迩的政界要人欧阳修对自己竟如此重视奖掖，他多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他的信心更足了。对这位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他早就想一睹其风采。可滁州离京师甚远，自己的工作还没有谱，实在无法脱身前去，只能暗暗遗憾而已。

转过年来就是庆历六年（1046）。王安石耐心等待着有司的任命。这年的气候也不正常，从二月开始，一直到五月中旬，连续三个多月滴雨未下，天下大旱，赤地千里。可在这一天，眼看着天空中的阴云从四面八方向中间聚拢，可就是不合在一起。人们仰望苍天，向苍天祈求，老天爷啊，快些下一点雨吧，可怜可怜苍生吧！

到了黄昏，又刮起大风。一时间飞沙走石，行人在路上都睁不开眼睛。人们都在咒骂这个鬼天气。傍晚时，风才渐渐停下来。天空中的阴云又合在了一起，而且累积得很厚很厚，整个天空阴得很黑很黑，就像是倒扣着的一个黑黑的锅底。人们的心情开始亮堂一点，以为久盼的甘霖就要降下来了。王安石也怀着同样的心情。

没有想到，一直盼到半夜，雨才慢慢地下了下来，同时还伴着沉闷的隆隆的雷声。几乎看不到闪电，只是听到长长的慢吞吞的雷声。这声音令人心情感到压抑，气堵胸闷。气温骤然下降，五月天，半夜里盖着薄被还感到有些冷。

王安石把被往身上裹了裹，心里突然产生一种不祥的感觉：是不是附近有什么地方要下冰雹啦？三个月不下雨，刚刚盼到一场雨结果又下起雹子，气候这是怎么啦？本来就很贫苦的百姓这不就更难活了吗？想到这里，王安石困意全消，披着被坐起来。外面风雨交加，沉闷的雷声依旧在轰轰隆隆地慢吞吞地响着。

次日清晨，从城外郊区传来消息，说在城郊八九里地的地方，果然下了一场百年罕见的大雹子，最大的雹子有拳头大小，据说有的鸟都被冰雹打死了。过了几天，又从山东地区传来消息，说山东的青州、登州发生地震，许多地方房倒屋塌。巨嵎山山崩，崩后连续发生地震，每次地震时海底有声如雷。一时人心恐慌，王安石也为朝廷、为百姓深深地忧虑着。他写《丙戌五月京师作二首》：

北风阁雨去不下，惊沙苍茫乱昏晓。传闻城外八九里，雹大如拳死飞鸟。

浮云离披久不合，太阳独行干万物。谁令昨夜雨滂沱，北风萧萧寒到骨。

（卷一九）

五月末，王安石终于等到了任命的诏书，他被任命为鄞县县令，命他在近日内离京赴任。

告别了京师中的几位朋友和熟人，王安石立刻离开京师，乘船由汴河向东南方向行进。在离京师几十里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官船靠岸做短暂的停留。王安石下船上岸，一是要稍微活动活动筋骨，缓解一下长时间坐船的疲乏。二是顺便访查一下汴河两岸的风俗民情，了解一下各地的情况。因为他即将成为一县之长，一个县的一切都要听从他的命令。他的经验，他的能力将会给全县百姓的生活状况带来极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他不能不谨慎从事。

刚走上大堤，就见大堤下有几个逃荒的百姓，衣衫褴褛，其中有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拄着一根可能是用来打狗的棍子，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挎着一个讨饭的篮子。还有三个饿得骨瘦如柴的孩子，最大的也就七八岁。那个老头正在向道旁一个小酒馆中的用人讨要残汤剩饭，遭到大声呵斥。

见到这种情形，王安石一阵心酸。紧走几步，上前劝阻道：“店家，这个老人已经够可怜的了。有残汤剩饭就周济一口，没有就好好回答嘛，何必大声叱责？”那用人一听，上下打量一下王安石，一看是个读书人的模样，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道：“周济？周济得起吗？这样的人家一天要从这里过去好几家，哪一家不可怜？我们是小本经营，能周济得起吗？谁又来周济我们呢？你是干什么的，如此多管闲事？”

王安石遭了一顿抢白，见店家说得有道理，也就没有生气，而是回头问那个妇女道：“请问这位大嫂，你们是哪里人？为何落到这般田地？”

“唉，这都是作孽啊。我们是河北人。丈夫去年被征去当兵，打仗死了。家中再也没有劳动力。俺阿舅身子骨还算硬朗，帮着俺莳弄几亩地，以为就这么将就着过呗。没想到今年大旱，庄稼是没有一点指望了。可官府还是一个劲儿地催租催税，又要这个，又要那个，还要修什么河，天天抓人。我们在家中实在待不下去了，只好出外逃荒。唉，像我们这样的也不是我们一家，我们那屯现在已经没有几家不出来逃荒的了。这年头，穷人真难活啊！唉——”那女人说到此处，满眼是泪。

用人听到这里，似乎也受了感染，进店拿出别的客人吃剩的几个馒头塞到那个老人的手里。王安石从怀中掏出一串铜钱放在那名妇女枯瘦的手上。妇女愣住了，因为她可能从来没见过这样慷慨大度的人，弯腰就要给王安石下跪。王安石忙伸手相搀道：“这位大嫂不必多礼，这点钱你们先用着吧。年景不能总这样，以后会好起来的。”

仆人前来召唤，说船马上就要开了，请王安石赶快回去。王安石随着仆人沿着一个斜坡走上大堤。他回头看一眼刚才讨饭的那家人。只见那家人已经离开了那个小酒店。而在不远处，又走来一家讨饭的人。

回到船中，那位妇女的话语仿佛就萦绕在王安石的耳边，久久不散。他的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他在回味着那个妇女的话，在想象着河北百姓的苦难生活，一首诗在他的心中就这样产生了。诗的题目就叫作《河北民》，全诗是这样的：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卷二一）

河北的百姓到河南来讨饭，可是河南的百姓在丰收的年头自己还填不饱肚子，又哪里有饭给逃荒者呢？只两句诗，就把当时的整个社会状况描绘出来，表现出作者悲天悯人、深切关怀百姓生活的情怀。这是王安石反映现实最为深刻的一首诗，在北宋诗人的作品中也是上乘之作。

回到家中，逗留数日。王安石拜别了高堂老母，带着妻子吴氏和刚刚三岁的长子王雱，乘坐由驿站中要来的两辆马车上路了。他怀着沉重而复杂的心情，坚定的信念，走向可以小试牛刀，走向可以施展自己改造社会之抱负的第一个地方——鄞县。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

第三章 治鄞干吏

三年飘忽如梦寐，万事感激徒悲歌。

——王安石

第一节 尝试青苗法

鄞县故治即今浙江宁波市所在地。濒临东海，水利资源十分丰富。但由于距离国家的统治中心较远，故比较落后，偏僻荒凉。

经过一个多月水路和旱路的奔波，王安石一家到达了鄞县。县衙的属吏们自有一番迎接的仪式。几天后，王安石令手下把全县的自然情况和社会治安、百姓的生活等作了全面的汇报，心中多少有了一定的底数。

当年孔子的弟子仲弓要出任季氏宰，请问老师刚上任时该如何做，孔子告诉他九个字：“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王安石上任的第一步便是“先有司”。

这天，王安石把全体属吏召集起来，进行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训话，有点像现代就职演说。属吏们对这位到任不久的新县令已有一些好感，觉得此人年龄虽不大，但却显得老成持重，待人和蔼可亲，对事不轻易表态。今天把全衙门的官吏役吏都召集起来，莫非有什么重要事情？众人不知新县令要干什么，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情来参加会议。有的在下边窃窃私语。

主簿把应该参加会议的人员点一下名，一人不缺。王安石扫视了一遍所有的下级官吏，轻轻咳嗽一下，清清嗓子，语速很慢，非常沉稳地说道：

“众位同僚，自从本官到任以来，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和全力支持，使本官很快就熟悉了全县的各种情况，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本官谢谢大家。今天召集大家到这里，就是要和大家约法三章。这三章是：

“一、我们都是拿朝廷俸禄的人，朝廷俸禄也是取自百姓。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就应该全心全意为供养我们的衣食父母，也就是为本县的百姓服务。除了朝廷规定的赋税之外，任何部门、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再向百姓收纳额外的捐税。我们每一个人除了俸禄之外，不得收取百姓任何钱财和物品，更不准巧立名目，巧取豪夺，有违犯此条者，本官定要按照朝廷律条办理，决不姑息迁就。

“二、各职能部门要各负其责，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不得相互推诿，敷衍搪塞。谁的事谁办，谁的责任谁负。谁出了问题，本官就追究谁的责任。要功过分明，是非分明，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决不含糊。

“三、本县的百姓虽然没发现有逃荒在外的，但我看百姓们的生活普遍还很贫穷。我们要想尽办法使我县百姓的生活尽快地安定起来，富裕起来。各职能部门都要动脑筋，要根据我县的具体情况，想出办法来，为百姓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和困难。各主要官吏尤其要如此。限定每一个职能部门在一个月以内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本部门遗留问题的方案来。本官是外地人，众位大多是本地的坐地户，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更有责任把这块土地建设好，使全县的父老乡亲过上好生活。我可以向大家表个态度，如果三年任满，本县百姓的生活不能有所改善的话，我王安石不用朝廷考绩黜免，自己引咎辞职。”

最后的几句话仿佛是从肺腑中流出来的，说得慷慨激昂，斩钉截铁，掷地有声，颇有感染力。

王安石的话音刚落，全体官吏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吏激动得说话都有些发颤了：“王县令，您的话中听。我在衙门里干了二十多年，跟过的县令大老爷也有七八位了，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感人肺腑的话。您放心，您让我们怎样干我们就怎样干，决不含糊。”

“是的，王县令，我们一定跟着您好好干一番。”大多数官吏齐声表态。也有几个人默默不语。

回到家中，王安石面有喜色。夫人吴氏见丈夫高兴，就让女仆比往常多烫了几盅酒。饭后，王安石逗儿子王雱玩了一会儿。见儿子天资聪颖，三岁的孩子，却能流利地背诵好几首唐诗了，而且反应机敏，举一反三，模仿力极强。他的心中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愉悦感，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生命的无限延续，感到极端的欣慰和快乐。

今天属吏们的态度也令他感到轻松愉快。可以看出，大多数人是支持自己的。只要一个部门或一个地方的主管官吏出以公心，真正想把工作搞好，就会得到绝大多数同人的支持。通过今天这件事，王安石又思考出一个道理，这就是整个社会中，真正的君子是少数人，所谓的君子就是不随同世俗，不庸俗媚世，而有自己的主见。真正的小人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普通人，即所谓的众人。这些人遇到君子当政则可能成为君子，遇到小人当政则可能成为小人。关键就要看各个阶层、各个部门的当政者是个什么人了。

秋收季节到了。为了不惊扰乡民，王安石没有坐车，更不坐轿，也不带侍从和卫队，只带一个贴身随从和一个主管农事的官吏，三人都换上便装，到各个乡村去视察今年的收成情况和秋收情况。

王安石的运气不错，这一年鄞县是多年不见的大丰收。各地的农民都在紧张地收割庄稼。远远望去，微风吹拂，大片的稻田中出现一道道金黄色的小小的波纹，就像微风徐来时湖面上荡起的一道道涟漪。那种神韵，令王安石心情更加开朗。

巳时已过，将近中午。三人来到一块稻田边。稻田里戳着三码刚刚割下来的水稻。稻田边的稻池埂上，铺着一领蓑衣，蓑衣上躺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伙，脑袋枕在上下相叠的两只手上，脸望着天，嘴里好像在咀嚼着什么，满面愁容。小伙的身边坐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由于风吹日晒，脸成了酱红色，身材有些短粗，非常敦实。他正在低着头用磨刀石磨月牙形的弯镰刀，并没有发现即将走近的三个人。只见他往磨刀石上吐了一口吐沫，再用左手握紧镰刀把，用右手捏紧磨刀石，频率很快地蹭了起来。蹭一小会儿，再用大拇指荡一荡刀刃，看是否磨快了。当他把磨完的一把刀放在一边，想拿另一把刀再磨的时候，一抬头，才发现身边来了三个陌生人。

庄稼人打量了一下站在身边的三个人，没有认出是干什么的。出于礼貌，庄稼人连忙站了起来，问道：“三位客官，这是到哪里去？迷路了吗？”他以为这几个人是来问路的。

“老哥，我们没有什么事，随便出来走一走。看见你在这里割稻子，就过来想跟你聊聊。”王安石笑着说。

“没事？聊聊？你们没事，我可不行。没听说嘛，‘秋忙秋忙，绣女下床’，就连深闺中的闺女都要出来忙活秋收，哪还有工夫闲聊？我们爷俩在吃晌午饭前还得割两码稻子呢！”说完，那庄稼人显出有些不耐烦的样子。

王安石笑了笑，没有吱声。这时，王安石的随从说话了：“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你知道跟你说话的人是谁吗？”

“是谁干我什么事？除了是新来的县令王大人，我才能好好跟他聊聊。”

“如果我就是新来的王县令，那你就跟我好好聊聊啦？”王安石依旧微笑着说。

“你，你，你真的就是新来的县令王大人？”庄稼人有些瞠目结舌。

“县令还有假的吗？这就是王大人。”随从肯定地说。

“哎呀，这可好了，果真是王大人到了。都怪小人有眼无珠，冒犯王大人了。王大人快请坐！快请坐！”那庄稼人一边说话一边把他坐着的那领折叠着的蓑衣抖搂开铺好，用手拍打拍打上面，还怕不干净，又用衣袖蹭了蹭，打手势请王安石坐。那个小伙也早就听明白了爹爹和这几个人的对话，坐了起来，往边上蹭了蹭身子，倒出一个座位来。庄稼人就坐在了儿子的旁边。

原来，王安石到鄞县三个多月，他的约法三章已产生效果，这就是鄞县今年的苛捐杂税比往年少多了。百姓们也都听说了新县令的勤政廉明，对王安石自然产生一种向往爱慕之情。如果确实做了有益于百姓的事，百姓是不会忘记的。中国的百姓是最讲良心的，也是最有正义感的。从百姓的态度中，王安石受到了鼓舞。

王安石三人和庄稼人父子对面而坐，侃侃而谈。

庄稼人告诉王安石，今年是少见的好年成，可自己一家人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春天时急于耕种，手头没钱，只好向富户去借。利息很高，一般的都是四分利，只有沾亲带故的才能稍微少一点，但起码也是三分半的利息。尽管这样，还得有人出面担保才能借出来。春天借一百缗，到秋天就要还给人家一百四十缗，再去掉上缴官府的赋税，就剩不下什么了。像今年这样的好年头，过年还能吃上一顿饺子，不用拉什么亏空，可也没有浮钱。他这个儿子今年已经十八岁了，连个提亲的也没有，所以孩子一天到晚总愁眉苦脸的。如果遇上一个稍微歉收的年头，百姓可就苦了。年年借高利贷，这一项就给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

再就是这些年来河流沟渠一直也没有疏浚，河道大部分都淤平了。雨稍大一点就出漕淹庄稼，雨水小一点就旱。这些年来，旱灾把这里的老百姓害苦了。所以庄稼越来越不好种。种地不挣钱，不种地可又怎么办？庄稼人的生活真是不好过啊。如果能把高利贷问题解决一下，再把沟渠疏通治理一下，对老百姓来说，那可真是大恩大德了。

这位农民的话打动了王安石的心，他陷入沉思之中。

王安石在各乡村走了二十多天，对全县各乡村邑镇的风俗民情都有了初步的认识，对高利贷给百姓和农业生产带来的严重灾难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有一些百姓稍微遇到一点天灾人祸，因为借一次债而未能及时还上，就背上沉重的包袱，有的因此卖儿卖女，倾家荡产。王安石为此忧心忡忡。同时，他还实地考察了全县的河流沟渠、山川地貌，掌握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回到县衙，王安石找来主管财务的官吏和主管统计的孔目，把本县所能掌握的财政实力搞清楚，再加上朝廷每年用来作为常平仓的经费补贴的预算，两项资金合在一起，单从一个县来看，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再把全县每年都需要借高利贷的农户作一个大概的估计，这样就心中有数了。

如果需要借款的农户平均每户按照一百缗数量计算的话，现在县里掌握的这笔钱足以够用。如果县衙以官府的名义向需要借款的百姓放贷，把利息率定在20%，即百姓所说的二分利的话，借款的百姓在利息方面就可以减轻一半的负担，无疑是功德无量的事。

从县衙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就把经济搞活了。把朝廷用来准备特大灾荒之年救济百姓的死钱用活了，一年放贷给农民的钱，就可以得到20%的利润。春天时借出去一百万缗，到秋天就可以增收二十万缗，实际上才半年多，这笔收入可是相当可观。只要有了钱，就可以用来做许多应当做也想做可就是没钱做的事情，一盘棋就全走活了。既有利于官府，更有利于百姓，又有利于长远的发展，三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

想到这，王安石下决心要实际试行这一利国利民的好措施。为避免出现差错和失误，把好事办好，王安石又会同相关人员进行了详细周密的社会调查，做了周密的安排。

来年春天，王安石以县令的名义正式向全县百姓公布了这一政策条文，并列出细则。在春天庄稼刚刚出苗之时，凡是急需生产资金的农户，向本地的地方官提出申请，由各乡的地方官吏掌握情况，在验明该户所耕种田地的实际情况后，再考虑其所申请数额是否符合实际与其将来的偿还能力等，提出一个初步的意见，然后再报县主管官吏批准。

王安石明确要求，县、乡、村三级官吏一定要齐心协力，共同把青苗贷款这件事办好，首先是解决农民的急需，其次才是县里的创收。又不可使那些游手好闲的无赖之徒借机钻政府的空子，把钱借去干别的营生。好事一定要办好，如果办不好可能就成了坏事。而这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所以一定要特别慎重。为此，王安石慎之又慎，安排布置得非常周密。

青苗贷款基本上按照计划贷出去了。农民们欢天喜地，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借过利息这样低的钱。心情舒畅，生产积极性很高，而且老天作美，这一年又是鄞县历史上少见的好年头，全县特大丰收。根本不用催促，春天放贷出去的青苗钱连本带息全部收回，县里的财政实力一下子就大了起来，是鄞县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过的。全县官民皆大欢喜，王安石在百姓中的威信更高了。

其实，王安石在鄞县所实行的青苗贷款有些农业银行的性质，由官府向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发放专项的青苗贷款，实际上也就是农业贷款，以解救农民生产中出现的临时性资金不足的燃眉之急，减轻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缓解了两极分化的速度。这是很了不起的一项社会改革的尝试。

这项改革试验的成功，极大地提高了王安石的自信心。王安石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是个勇于进取、永不满足的人。在此基础上，他要为鄞县百姓再干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这就是要动用更大的财力，冒更大的风险，兴修全县的水利工程。结果将会是怎样呢？

第二节 跋山涉水

今年大丰收，全县的形势非常好，王安石心情当然很敞亮。但他并没有盲目乐观，依旧保持清醒的头脑。他知道，今年的大丰收虽然得力于青苗贷款政策的成功实施，因为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更主要的是年景好，风调雨顺。如果出现大的旱涝灾害，其结果就会是另一种样态。要想不完全取决于上天，那么就必须兴修水利，从根本上解除一般性自然灾害的威胁。这就必须花大气力疏浚整治河流沟渠，进行基本的水利工程建设。

秋收一开始，王安石就带上主管水利的官吏和几名其他下属，到全县各地去进行实地考察，要把河流沟渠的分布情况和现状重新调查清楚，以便从实际情况出发，制订出最有效而又最节省的兴修水利工程的方案。

回到县衙，王安石又请来几位本地在水利方面有经验的老者，共同商量怎样改变本县水利现状，变水害为水利的问题。那几位老者听说想要兴修水利，都异常兴奋，纷纷献计献策。据老者们讲，五代时期，钱氏父子建立吴越国，统治这个地区，一直很重视水利事业，设有专门的官吏，每年都对一些河流沟渠进行疏浚治理，又修建一些储水的水库，河流水道通畅，能够抵御比较大的水旱灾害。本朝以来，就不再设置主管水利的官吏了。几十年来也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建设，欠账较多。所以稍有一点水旱之灾，就会大减产。治理河流沟渠，补修一些废旧的水利工程，再修建一些关键性的水利工程，实在是造福全县百姓的大事，也是尽快改变本县生产落后、百姓生活贫苦的一个关键性措施。

听到这些意见，王安石最后下定决心，要改变本县的面貌，首先是要抓紧进行水利建设，从这里打开突破口。既然已下定决心，就要尽快进入实施阶段。于是，王安石责成那位主管官吏和几名有经验的老水利专家组成一个工程设计小组，做出方案和计划。然后动员全县百姓积极参加，每个青壮年都要献出十个义务工。这样，劳动力的问题基本解决，这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接着，王安石又召来主管财政的官吏及各乡的地方官吏进行商讨，把所需钱物的问题也都落实下来。最后决定，在秋收结束后，马上就在全县展开这项工作。因这是一件大事，动用全县的人力和财力建设一项不能马上就有经济效益的水利工程，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为了稳妥，为了把这种风险降低到最小的程度，王安石给自己的直接上司知州大人呈交了一份请示状，又给再上一级的主管大员——两浙转运使杜杞写了一封长信。信是十月十日写的，开头简明介绍了鄞县水利的过去与现状，说明兴修水利工程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后半部分写道：

某为县于此，幸岁大穰，以为宜乘人之有余，及其暇时，大浚治川渠，使有所潴。可以无不足水之患。而无老壮稚少，亦皆惩旱之数，而幸今之有余力，闻之翕然，皆劝趋之，无敢爱力。夫小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诚有大利，犹将强之，况其所愿欲哉！……故辄具以闻州，州既具以闻执事矣。顾其厝事之详，尚不得彻，辄复条件以闻。唯执事少留聪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诛。幸甚！

（卷三）

仅从此信就可以看出王安石的一片仁政爱民之心，也可看出他勇于负责的可贵精神，这正是许多执政者所缺少的。也不必等上边的什么批示，王安石就开始全面实行他的兴修鄞县水利的计划了。

一切都已经安排布置下去，县里几名分管此项工作的官吏也分头下去。王安石则坐镇县衙，随时处理各地出现的临时情况，每天都很忙碌。十几天后，工程全面展开，事情反而少了下来。

一切都步入常规之后，在十一月丁丑日（农历初七）这一天，王安石带着两名随行人员，从县衙出发，到各地去亲自督察指导。关于这次督察指导工作所走的路线，王安石写下一篇文章，即《鄞县经游记》，为详细了解王安石，我们还是看一看这篇文章的全文吧。

庆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县出，属民使浚川渠。至万灵乡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鸡山，观碶工凿石。遂入育王山，宿广利寺。雨不克东。辛巳下灵岩。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谋作斗门于海滨，宿灵岩之旌教院。癸未，至芦江，临决渠之口，转以入于瑞岩之开善院，遂宿。甲申，游天童山，宿景德寺。质明，与其长老瑞新上石望玲珑岩。须猿吟者久之，而还食寺之西堂。遂行至东吴，具舟以西。质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庄。过五峰，行十里许，复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质明，观新渠及洪水湾，还食普宁院。日下昃，如林村。夜未中，至资寿院。质明，戒桃源、清道二乡之民以其事。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以受事。而余遂归云。

（卷三五）

如果没有这篇文章传世，我想无论多么精明的学者恐怕也无法考证王安石这次活动的全部内容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王安石这次行动的全部过程吧。

丁丑日是初七，他于这一天出发，当天晚上到万灵乡东界的慈福寺住宿。第二天（即戊寅，是初八）登上鸡山，观看检查在那里开山凿石的石匠们干活的情况以及工程进度。于是顺路进育王山，住在广利寺中。接着连续两天下大雨，无法继续向东行进，滞留在寺里。辛巳即十一这一天才继续进行视察工作，下灵岩山，过石湫山谷而眺望大海，设计策划在海滨建造斗门的事宜。当天晚上住在灵岩山下的旌教院里。十三日（癸未）到达芦江，亲临开江引水水渠的端口，检查那里的工程进展情况。顺便进入瑞岩的开善院，住下。次日（十四日，甲申），游天童山，住在景德寺。（十五日）天刚亮时，与那里的僧人瑞新登上石头眺望玲珑岩，聆听猿猴长吟，听了很长时间。回寺中西堂吃饭。然后走到东吴，乘船连夜继续西下，（十六日）天将明时，把船停靠在大堤下，到大梅山的保福寺中去吃早饭。然后，经过五峰，又行十多里，再乘船西行。半夜时到达小溪。（十七日）天亮时，观看检查新修的水渠和洪水湾，然后返回普宁院吃饭。太阳偏西时到达林村，没到半夜时到达资寿院，住下。（十八日）天亮后，又到桃源乡、清道乡两地处理一些事情，对那里的老百姓进行一些劝诫。全县十四个乡的工作都视察处理完，然后才往回返。

从这段记叙中可以知道，王安石在十二天时间里，以视察督导水利工程为主，走了十四个乡的地面，登上山岭，亲自视察了开凿山石的劳作，来到海滨，亲自谋划修建海滨斗门，到达江边，观看水渠的端口。作为一名县令，十多天里，行走几百里坎坷的路途，不避风雨，不辞辛劳，亲自到水利工程的几个关键部位去检查指导，几乎走遍了自己工作范围内的所有乡镇，这种深入基层、勤劳务实的工作作风该是多么难能可贵啊！无论在什么朝代，无论是什么制度，无论是什么国家，这种工作态度永远都是值得提倡的，这种勤恳务实的敬业精神永远都是值得歌颂的。

妻子吴氏知道丈夫回来了，早已安排仆人准备好了晚饭。见丈夫进屋，微笑着嗔怪说：“刚过晌就听说你回来了，怎么才回家来？”“到衙门里看看。”

正在拿着毛笔横涂竖抹学习写字的小儿子王雱见王安石进屋，把笔放下就跑过来，一下子就抱住王安石的大腿，小嘴像连珠炮似的说：“爹，你可回来了。妈妈可想你了，天天念叨你，前天就说你该回来了。这回我不让你走了。”王安石弯腰把这个钟爱的儿子抱了起来，亲了一个嘴，笑着哄他说：“好儿子。”

妻子吴氏大腹便便，又将临盆，王安石即将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如果能够生个女儿该有多好，王安石这样想。

这天晚上，全家人团聚，自有一番天伦之乐。想到两年来自己所干的工作也有了成效，王安石的心情很是舒畅。不料第二天他一升衙办公时，又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第三节 直言上书论“捕盐”

散衙之后，主簿和县尉立刻到后堂来见王安石，主簿递上一份紧急公文，面露难色地说：“阁下，您先看一看这份公文，看这件事怎么办？”

王安石接过公文一看，从文件头上就可以看出，文件是转运使衙门发出来的。大略浏览一下内容，知道是为了捕盐而发的。原来，鄞县正处沿海，出产海盐。沿海的一些百姓，因没有田地可供耕种，不得不打捞海盐出卖以为生计。一些官办的盐场为了垄断盐业生产，就千方百计制止这些百姓个体生产食盐。可是这些百姓没有生活出路，所以屡禁不绝。

其实，当时所谓的官办盐场，控制在极少数的富商大贾的手里，他们的后面有地方官僚为后台，官商勾结，官靠商行贿而致富，商靠官撑腰而发财。互助互利，沆瀣一气。为保护大盐商和地方官吏的利益，主管此项工作的转运使衙门便发出这个文件。

文件要求各级政府官吏要抓好这件事。为筹集这个专项治理基金，还要求各县官吏和百姓出钱，以便雇人专门到沿海一带去捕生产出卖私盐者。什么样的官吏出多少钱，什么样的人家出多少钱都有明文规定。虽然说是自愿捐献，可不出钱不行。而且还出钱悬赏，有告发私自捞盐卖盐的则给以相当数量的奖赏。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

主簿和县尉汇报说，邻县对此事都抓得很紧，各县的牢房爆满，严重超员。新近抓进许多这种罪行的囚犯。也有一些侥幸之徒因为告发他人而成为暴发户。老百姓怨声载道。本县刚刚把布告张贴出去，百姓也是议论纷纷。一些以此为生的人听说风声太紧，有的已逃避到海岛上去了。海岛上一无所有，一些人被逼无奈，只好打劫过往的船只。海上行船也很不安全。主簿和县尉觉得此事很难办，而且和县令阁下的初衷大相径庭，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就来请示王安石。

“你们对这件事是怎么处理的？事情进行到什么程度了？”王安石问。

“我们只是把布告贴了出去，还没有具体去办，钱还没有收，人也没有抓。”

“嗯，那就好，那就好。”王安石一边应答一边沉思着。

“可是——”县尉好像有什么话不太好说。王安石抬头看看县尉，问道：“可是什么？难道有什么为难的吗？”“州里督责甚是急迫，催促文件一个接着一个，已经批评我县办事不力。可我们想如此抓人又与阁下的意思不相合，所以我们一直等着您回来定夺，到底怎么办。”县尉把话都说明白了。

“布告既然已经贴出去了，就算你们没有误事。暂时不要征收这项捐税，更不要抓人。上边的事由我承担，你们只要把治安抓好就行了。马上通知各乡村，不要征收这个专项费用。如果已经征收的，立刻停止，并把已收的返回本人。我县暂时不执行这一文件。如果没有别的事情你们就可以回去了。”二人告退。

王安石把那份文件又仔细阅读一遍，再想一想鄞县百姓的具体情况，越想越觉得此事不妥。不但不妥，而且还有很大的危害。但这是由朝廷派到各路的一个职能部门发出来的文件，自己只是小县令，按道理只有执行的份。可想到自己是一县之令，如果执行这个文件，将会给百姓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如果不执行，或者是表面执行而实际上不办，在本县以内还是可以的。但想到这是沿海各地都存在的普遍问题，自己既然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应当勇于负责，为百姓说几句话。韩愈当年在上《谏迎佛骨表》时，虽然也知道有性命之虞，可他还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拼死上表。那种为天下苍生而奋不顾身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韩愈的诗句反复出现在王安石的脑海中，他不由自主地感到热血沸腾，立刻命令下人伺候笔墨，展纸挥毫，给转运使孙大人上书。由于情绪激动，文思泉涌，顷刻之间，已过千言。这篇文章题名曰《上运使孙司谏书》，保存在《王文公文集》（卷三）之中，文中写道：

伏见阁下令吏民出钱购人捕盐，窃以为过矣。海旁之盐，虽日杀人而禁之，势不止也。今重诱之使相捕告，则州县之狱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将众。无赖奸人将乘此势，于海旁渔业之地搔动艚户，使不得成其业。艚户失业，则必有合而为盗，贼杀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为虑也。

鄞于州为大邑，某于此两年。见所谓大户者，其田多不过百亩，少者至不满百亩。百亩之值，为钱百千，其尤良田，乃值二百千而已。大抵数口之家，养生送死，皆自田出。州县百须，又出于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时得者，钱也。今责购而不可得，则其间必有鬻田以应责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赏无赖告奸之人，非所以为政也。又其间必有捍州县之令而不时出钱者，州县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使之出钱，以应捕盐之购，又非所以为政也。……

今之时，士之在下者浸渍成俗，苟以顺从为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辄怒而不听之。故下情不得自言于上，而上不得闻其过，恣所欲为。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阁下，其职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听之。文书虽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犹愈于遂行而不返也，干犯云云。

这封书信递交出去后，王安石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他觉得自己尽力了，至于最终结果怎样则不必考虑，因那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每个人只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去尽力完成自己的使命，任何人的权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只不过是有大小之分罢了。他觉得还有余言未尽之感，便又作诗《收盐》一首以抒其情曰：

州家飞符来比栉，海中收盐今复密。穷囚破屋正嗟欷，吏兵操舟去复出。海中孤岛古不毛，岛夷为生今独劳。不煎海水饿死耳，谁肯坐守无亡逃。尔来贼盗往往有，劫杀贾客沉其艘。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

（卷一七）

当然，王安石这封信的最终结果怎样现在已不可详考，但可以体现出王安石勇于负责、实事求是、敢于为百姓直言的可贵精神。他以一个普通县令的身份，居然敢向比自己高许多品级的朝廷大员提出如此尖锐深刻的意见，并要求其追回已发的文件进行改正，等于要求其改正错误，这是何等的胆识和气魄。

“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两句诗表现出王安石的重视民生，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和生命便是天下重大的事情，官府怎么能够忍心与他们争夺分毫的利益呢？仅这两句诗便可以表现出王安石关怀体贴普通百姓的伟大心灵。

王安石所以如此大胆直言，除了他心底无私，对转运使孙司谏比较熟悉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他对当今天子仁宗皇帝也非常信任和忠诚。前文提到过，仁宗虽然贵为天子，少年时却历经不少磨难，熟谙世故，了解下情，故比较开明仁慈，虽不能说从善如流，却也颇能采纳群臣意见。从这年二月由仁宗皇帝亲自下诏而颁发的一个《善救方》来看，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仁慈的皇帝。

所谓的《善救方》是仁宗皇帝亲自从福建官吏所上奏章中总结出来的。福建官吏在奏章中说，福建地区监狱中押有许多用蛊毒害人的罪犯，那个地区多有受害者。福州有个叫林士元的医生医术很高明，专门配置出一种药方，对中蛊毒这种病有神奇的疗效，可以把这种小虫全部驱除，使患者康复。奏章的附页中把这个药方也上奏给了皇帝。

所谓的蛊毒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小虫子进入人体后所引发的病症，这种小虫是寄生虫，有些坏人便有意把这种虫子掺入他人的食物中来害人。有人因不注意饮食卫生也会患有此病。总之，这种病在当时发病率很高。或许就是后世的血吸虫病。中此毒者小虫在腹中繁衍而无法驱除，痛苦不堪，最后受尽折磨而死。百姓深受其苦。而林士元的这个药方确实有奇效。

仁宗皇帝见到这个药方，想到不仅福建有此病，天下尤其是江南地区多有受此磨难的人，何不让这个药方发挥更大的作用呢？于是，他把这个药方交给太医署，命全体御医在此方基础上再进行研究，使之更加完善，这就形成了这个《善救方》，又因为这个药方是庆历八年（1048）二月颁发的，所以史称《庆历善救方》。患者按照此方抓药，就可以自己救自己，彻底疗治此病。

这个药方还真有效果，确实解除了许多患者的痛苦。鄞县地处江南，地湿水多，患此病的百姓也不少。因只有县衙门有朝廷颁发的这个药方，一些百姓便到县衙门来抄写。为了方便群众，王安石命将此方分别张贴到各乡去。百姓非常高兴，王安石心中也荡起了阵阵涟漪。

作为天子，日理万机，却能如此关心百姓疾苦，就连疗治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个普通药方都能过问并亲自下诏向全国颁发，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仅此一点，就可看出这是一位仁德的君主。君主有仁德之心，待臣子就会宽容，就是可辅之君。为了让这个药方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使仁宗皇帝的美德流传后世，王安石决定，在县衙门口立一块碑，把《庆历善救方》书写刻石，以方便群众随时抄写。

碑文完成之后，王安石满含深情地为此事写了一篇文章，即《善救方后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伏读《善救方》而窃叹曰：“此可谓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职，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时，可谓有君矣。生养之德，通乎四海，至于蛮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虽贱，受命治民。不推陛下之恩泽而致之民，则空得罪于天下而无所辞诛。仅以刻石树之县门外左，令观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卷三六）

文章简明扼要，在赞美圣上的同时，也表现了臣子的赤诚之心。

“方今之时，可谓有君矣。”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如果我们把王安石的这句话和中唐时期韩愈上《天旱人饥状》中“有君无臣”的说法来参照，则可以知道王安石实际上是对执政大臣的委婉批评。

第四节 意外的收获

皇祐元年（1049）夏日，鄞县境内又是一派丰收景象。由于水利工程发挥了作用，这一年虽然遭遇较重的旱灾，但夏收依旧是个好收成。

王安石到此任县令已将近三年。他从本县的实际情况出发，勤恳务实，为百姓办了两件大事，这就是青苗贷款和兴修水利，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百姓再也不受高利贷者的重利盘剥，水利工程已发挥其调节旱涝的功能。人心大顺，境内一片太平繁荣的景象。

人们只有有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只有丰衣足食，才可以谈文化道德教育。王安石本来是名饱学之士，稍有时间就手不释卷，刻苦读书。他最喜欢唐诗，在唐诗中他又最喜欢杜甫的诗。他的这种癖好，鄞县的官吏和百姓都知道，也正因如此，他才有个绝对意外的收获。

一天午后，王安石正在内宅后园的一个凉棚下休息看书，忽然门人来报，说有人求见，来者是位须发皆白的老人。王安石从来就非常尊敬长者，吩咐赶快请到书房相见。

来者衣冠整齐朴素，右手中拿着一个蓝色的丝绸包袱。因是在书房中相见，自然不必行跪拜大礼，只是深深一鞠躬，作了一揖。王安石并不认识此人，但见老人眉清目朗，气度不俗，立生敬重之情，连忙离座起身，还了一揖，道：“请问老人家是哪里人氏，前来求见本官，不知有何见教？”

“小人姓严，本县人氏。祖籍长安，五代战乱时避难来到此地。据先人讲，小人家族也是书香门第，只是家道衰落，近几代没有读大书的人了。但小人家中一直秘藏这个书籍，是手写本，代代相传，一直传到小人手里。虽然小人识字不多，但也知道是稀世之宝。家父临终时一再嘱咐，说是先祖有言，这是我们家世代相传的宝贝，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不要失落此宝。我们家族虽然几经战乱，又迭逢灾难，但此宝一直完好无损。”严老头一边说一边打开他那个包得规规矩矩、叠得方方正正的小布包。因用丝绸彩绳绑着，所以要小心翼翼地把绳扣解开。老头的手多少还有点颤抖，故速度很慢。

王安石不知道小包里包的究竟是什么宝贝，微皱眉头看着。蓝布包打开后，里边是个白绸子的包。再打开，里边是一层蜡纸的包，这是防水防潮的。蜡纸包打开，里边还有几层宣纸，最后才露出一本很旧的书卷来。

“如此珍贵，这是一本什么书？”王安石有些诧异地问。

“听先人说，是唐人的诗作。我父亲临终时告诉我说可能是杜甫的。他也是听我祖父说的。但到底是不是也不敢确定，说如果不遇大贤人，此书卷万万不可出献。此书从不示人，我听说王县令是大学者，而且还特别喜欢杜甫的诗，一定能够鉴别这究竟是不是杜甫的诗，我才特意拿来请大人品鉴。请王大人过目。”

“噢。”王安石一边疑惑地应答着一边把那本非常陈旧的书卷接过来仔细观瞧。只见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手抄本，是用加料宣纸写成的，全是一笔不苟的非常工整的蝇头小楷，字迹清秀遒劲，力透纸背，功夫极深。可能是为了便于永久保存，没有用布绳穿结，而是用纸捻的绳装订而成。虽然经过多层包裹，可看得出来，那一定是二百多年前的古董，可以说是文物了。

翻到第一页，王安石看第一首诗，只见诗的题目是《洗兵马》，下面还有四个小字“收京后作”。王安石对杜甫的诗非常熟悉，虽然不能全部背诵，但所有的诗篇和诗句一眼就能看出来。可却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个题目，他心中一疑，“这是杜甫的诗吗？我怎么从来也没见过？”他如饥似渴地读正文的内容。见写道：

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只残邺城不日得，独任朔方无限功。……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清河颂。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杜诗镜铨》卷五）

“好诗！好诗！非杜工部写不出如此精美的诗篇。一定是杜工部的。一定是杜工部的。”王安石兴奋得有些失态。

严老头见状，似乎受了感染，也跟着兴奋，随后露出激动的神情，问道：“听王大人的语气，这本书卷确实是杜甫的啦？真是个宝贝？”

王安石没有马上回答，又看了几首诗，更加兴奋而确定地说：

“是的。真是杜甫的诗作，真是个宝贝。不知老人家是否可以借给我抄写一遍？”王安石用渴望的眼神望着严老头，带着乞求的语气。

“王大人既然如此喜欢，小人就奉送给大人。”

“那可使不得！使不得！君子不夺人之爱。如此家传的宝贝，我怎么能要呢？”

经过一番推让，严老头坚决要把此书卷奉送给王安石，并说这是他父亲的遗愿，这样也是给这本宝贝书卷找到了真正的主人。王安石要出钱买，严老头坚决不收钱，说这样做反而害了他，仿佛他是图钱而出卖了祖传之宝。王安石见状，只好留下，事后派人给严家送去一千缗钱，心情这才安定一些。

自从得到这本书卷后，王安石爱不释手，一口气通读了一遍。他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再度端详自己珍藏的杜甫画像，一种钦佩、仰慕、敬重的心情油然而生，他写《杜甫画像》一诗来抒发对这位千古难有的诗圣的感情：

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卷一三）

他高度赞美杜甫无时无刻不在忧国忧民的高尚品质，而对那些“伤屯悼屈止一身”的人表示鄙视。他认为，像杜甫这样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热爱国家、关心民生疾苦的人自古以来是很少见的，他真希望杜甫能够再生，从地下走出来，他要和杜甫交个知心朋友。

精神产品的寿命很长，高质量的精神产品寿命更长，而精神产品中的精华更如同日月星辰般永照寰宇，光耀万代，成为后人永远享受不尽的精神财富，将永不磨灭。因为高质量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一定是旷代稀出的杰出人物，他们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灵魂熔铸在自己的作品中，使其高尚的灵魂找到了最完美的表现形式，二者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当后人欣赏这种精神产品的时候，便可透过形式感受到古人的灵魂，可以和古人对话。韩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云“屈平辞赋悬日月”，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自从得到这本诗集，一有闲暇，王安石就阅读欣赏新近才看到的这些诗篇，为之编定次序。两年后，也就是皇祐四年（1052）的五月，王安石把这些诗编成《老杜诗后集》，使其与已经在民间流传的杜甫诗集并行，并为之作序：

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其辞所从出，一莫知穷极，而病未能学也。世所传已多，计尚有遗落，思得其完而观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为，而为之者惟其甫也，辄能辨之。予之令鄞，有客授予古之诗世所不传者二百余篇。观之，予知非人之所能为，而为之者实甫也，其文与意之著也。然甫之诗其完见于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学者至乎甫，而后为诗不能至，要之不知诗焉尔。呜呼！诗其难惟有甫哉？自《洗兵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发焉。皇祐壬辰五月日，临川王某序。

（卷三六）

据此可以知道，正是由于王安石的编集刊印，才使杜甫这二百多首诗得以传世。假设没有王安石，老杜的这些诗或许早已同荒烟蔓草般湮没无闻了。仅此一点，王安石对中国文化史就有相当大的贡献。

第五节 省兵非所先

王安石在鄞县将近三年。在这段时间里，朝廷内外也发生了一些变故。自从庆历元年（1041）对西夏用兵以来，军队数量急剧增加，军费增长尤快，本来已经捉襟见肘的朝廷财政更加困难。庆历间（1041—1048）军队数量已达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光是朝廷禁军就多达八十二万六千人。

战争规模虽然不算太大，但由于朝廷经济本来就很困难，这突然增长的战争经费无疑等于雪上加霜，朝廷更加困难，就不得不增加百姓的负担，向百姓尤其是最底层的农民转嫁危机。转嫁危机的具体做法除增加赋税外就是大量增加徭役。当时的徭役名目繁多，没完没了，层层加码，百姓深受其害。农民的负担本来就很沉重，这下更苦了。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还是看一看当时的大臣们是怎样说的吧。

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大臣韩琦上疏专门论述“里正”、“衙前”等徭役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这是两种交纳捐税和分派徭役的标准。当时分派徭役，除按照不同的门户及家庭人口的不同组成，在派出劳动力方面有所区别外，不同经济收入的人家在交纳徭役费的方面有更大的区别。这样，各级政府就要把自己管辖内的百姓划分成“一等户”、“二等户”什么的。当时根据土地和财产的占有情况将乡村的百姓分为五等户。一等户是大富豪、大地主，在当地财大势大。二等户属于小地主和富农，是比较富足的家庭。三等户、四等户属于自耕农，勉强维持生活。五等户则是困难户，基本靠租佃田地生活。

不同等级的户所交纳的捐税差额相当大。所以，百姓都怕自己被划定为“一等户”，于是才出现逼迫守寡的母亲改嫁，兄弟分家，有的甚至干脆把田地白白送给别人来减少自家财产等这些怪现象。还有人为了逃避“二丁抽一”的苦差，宁可忍痛自杀。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一家中有两个成年男子即二丁的话，就要有一个去当兵或者是去服极其艰苦的徭役。这样，一些中小富户反而不如穷人，而穷人也不敢发家致富。

那么，当时的所谓富户又是什么情况呢？后来司马光也有专门奏章谈这个问题，后文在“免役法”部分还要详细交代。

当人们实在生活不下去的时候，就是要发生社会动荡的时候。许多走投无路的百姓为了求取生存，便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从庆历三年（1043）起，就不断有百姓造反。五月，沂州（今山东临沂）军卒王伦率百余人杀死沂州巡检使朱进，占领州城举旗造反。造反军队穿黄衣，立年号，设置官职，攻占山东、江苏许多州县，声势很大。两个月后战败，王伦也死在采石矶。同年起事造反的还有郭邈山、张海等人，他们活动在当时的商州（今陕西商县）一带，在年末失败。

时隔不到三年，在庆历七年（1047）冬天，放羊娃出身而当上小校即下级军官的涿州（今河北涿州）人王则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秘密发展弥勒教徒。原来，他在卖给人家为奴离家的时候，他的母亲为了在日后能找到这个苦命的儿子，在头一天晚上，偷偷地在王则背上刺了一个“福”字作为标记，以便在将来能找到并确认儿子。于是，在王则的后背就有一个“福”字。当时在弥勒教徒中秘密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是“福”字隐起之时，就是弥勒佛转世之日。这个说法或许就是王则编造的，谁的身上有个隐隐约约的“福”字，那么这个人就是弥勒佛转生的。

王则后背的字是他小时候刺的，如今已长大成人，字迹自然不怎么清楚了。但依然可以辨认出那是个“福”字，只是不太清楚，模模糊糊，隐隐约约。不过这正好符合传说中的情况。他又是下级军官，他属下的士兵当然能看到他后背的字迹，于是便传说他就是弥勒佛转生。他便以此为号召，密谋起兵。在冬季的一天，起兵占领了恩州（今河北清河西北）州城，建立国号为“安阳”，当上了自封的皇帝。第二年春天，兵败城破被杀。起兵前后共六十六天。

社会动荡不安，百姓困苦不堪，内忧外患重重。好在当时西夏国小，也有些经受不了连年战争的消耗，主动向宋朝讲和。对外战争暂时停止了，这等于给朝廷提供了一个短暂的调整休息的机会。暂时的休战状态使本来就有厌战情绪的一些大臣产生了麻痹大意的思想。

八月，朝廷以文彦博为昭文馆大学士，以庞籍为枢密使。二人共同提出，朝廷在陕西的军队太多，开支太大，造成朝廷和百姓都很困苦拮据。现在已经休战，应当裁减军队，减少军费开支。仁宗犹豫不决，后来文彦博以死担保，仁宗才下了决心。于是陕西河北诸路裁减淘汰老弱军兵共六万人。朝中群臣多数赞成此举，这个做法对于缓解一下当时的经济困难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确实是有作用的。

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不免有一些担心，他有他的看法。为此，他创作一首《省兵》诗，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诗曰：

有客语省兵，省兵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前攻已破散，后距方完坚。以众亢彼寡，虽危犹幸全。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不田也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后前。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

（卷一七）

王安石的见解确实非常深刻，他认为：裁减军队不是当务之急。如今朝廷对于将帅选择不精，而且又受监军的掣肘，没有实际的指挥权。能够守住边关，主要就是靠兵多。前边打了败仗，后边还有坚固的防线。如果兵少，一旦打了败仗，敌人即将深入腹地，到秦川来饮战马。而且这些兵骄横懒惰已久，即使遣散还乡又怎能种地耕田。其结果虽然不是兵，但还和兵一样。而要裁减军队，应当先发展农业生产，培养百官勤政俭朴、仁慈爱民的好品质，选择好将帅，到那时自然就可以减少军兵的数量了。

王安石的这篇诗，后来曾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平心而论，王安石是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又担心这样做会有隐患。而这次省兵也只不过能稍微缓解一下社会矛盾而已，只是个临时性的措施。

不久，到了岁末。王安石到鄞县任职的时间已满，他要按照惯例回京师听从朝廷重新任职。即将要离开这个令自己留恋的地方，他心情非常复杂。这里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他的足迹，这里的官吏和百姓，曾给他的工作以很大的支持，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这里，是他独立从政的开端，是他开始进行社会改革实践的第一个地方。这三年时间里，他领悟到许多道理，更加坚定了他的自信心。他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留恋，这里的官吏百姓对他也非常留恋。他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与自己密切合作的下属和那些勤劳可敬的百姓。

次日即将离开这里，何时再来很难预料。晚饭后，王安石跟夫人说到衙门里再处理点事，可能稍微晚点回来。吴夫人非常理解自己丈夫的脾气秉性，只嘱咐了一句：“别太晚了。”

出了家门，王安石一个人也不带，自己划一条小船顺着县衙边的一条河流而下，拐弯出城来到一小山下，把船停好，将缆绳拴在一棵树桩上，徒步走到寺庙崇法院西北小山前面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坟包，上面长满了荒草，周围有几堆灌木丛。小小坟包前面立着一块小石碑。

月光朦胧，王安石站在坟前，他没有烧纸，也没有带冥钱来，什么都没有带，只带来一颗慈父的心。他默默站在坟前，一个机灵聪明的女孩形象出现在他的脑海：一周岁多的大女儿非常乖巧聪明，他只要一回家，就张开两臂向他跑来，一边喊着：“爹——爹——”一边响起银铃般的笑声飞向他的怀抱。女儿绝顶聪明，特别会哄人，是王安石的开心果。无论多么繁忙和闹心，回家抱一会儿这个女儿便会立刻心情开朗。这个女儿是王安石的长女，是他刚到鄞县当县令不久出生的。但一周岁两个月的时候，这个宝贝女儿却染上传染病不治身亡。吴夫人痛哭一场，王安石非常伤心，按照当时当地的风俗，用一个大的陶罐将其埋葬在这里。王安石还写下简短的墓志铭来纪念这位夭折的心肝宝贝。

王安石的两眼含着泪水，摩挲一会儿那块不高的石碑，石碑上的文字他不用看也记得清清楚楚：“鄞女者，知鄞县事临川王某之女子也。庆历七年四月壬戌前日出而生，明年六月辛巳后日入而死，壬午日出葬崇法院之西北。吾女生，惠异甚，吾固疑其成之难也，噫。”[6]

“吾女生，惠异甚，吾固疑其成之难也，噫。”“惠异甚”三个字出自王安石的笔下，可以想象这是多么聪明智慧的孩子。最后的“噫”字抒发了强烈的感叹和伤心。

夜色朦胧，月光暗淡，王安石想到自己明天即将离开鄞县，就很难再来看看女儿的坟墓了，这么一个小小的亡灵独自在这荒凉的地方，该多么孤独可怜。想到这里，潸然落泪。心中吟成一首七绝曰：“行年三十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攻。今夜扁舟来诀汝，死生从此各西东。”题目就叫《别鄞女》吧！

每当读这篇简短的《鄞女墓志铭》和《别鄞女》诗的时候，我内心都堵得慌。王安石写作这篇诗文的情况和心情与韩愈写作《女挐圹铭》以及李商隐写作《祭小侄女寄寄文》有相似之处，这三篇撕心裂肺的文字同样有穿透人心的魔力，感染着千秋万代父亲的心灵。尽管三位文学大师的女儿在死亡方面各自情况不同，但父女之间的天伦深情则是完全一致的。呜呼哀哉，“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但那是江淹笔下活人的分别，而这里是死别，那不是更加黯然销魂嘛！

王安石全家乘坐着两辆马车沿着官路向西北方向行进。随着车后扬起的尘土，鄞县越来越远了。几天后，他们全家来到越州（今浙江绍兴）。越州在当时也算是比较繁华的一个城市，王安石在这里做短暂的停留，也顺便带妻子吴氏和儿子王雱游览一下此处的山光水色。当他登上越州城楼的时候，向东望去，只见遥远的远方一片渺茫，鄞县早已无踪无影了，再回头东望也是枉然。他无限感慨，吟成一诗道：

登越州城楼

越山长青水长白，越人长家山水国。可怜客子无定宅，一梦三年今复北。浮云缥缈抱城楼，东望不见空回头。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卷二○）

数年后，王安石还念念不忘鄞县的这段生活和从政的经历，依然怀念鄞县的山山水水，又作《忆鄞县东吴太白山水》一诗道：

孤城回首距几何，忆得好处长经过。最思东山湖树霭，更忆山春秋水波。三年飘忽如梦寐，万事感激徒悲歌。应须饮酒不复道，今夜江头明月多。

（卷一六）

第四章 上万言书

钓国平生岂有心，解甘身与世浮沉。

——王安石

第一节 繁华的京师

这次进京，王安石带着妻子和儿子，吴氏还没到过京师。结婚以来，除了一段时间的两地生活外，吴氏就随王安石到了鄞县。王安石想让妻子到东京开封府见见世面，而且儿子王雱也已经六岁，正是开眼界长知识的年龄，王安石当然也想让这个聪明伶俐的宝贝儿子见见世面。

进城后，王安石自然又住到里城内南城墙下。这里是专门接待来京听调或办事官吏的住宅区，虽然不是里城的中心地带，但也算是非常方便的地方。东边紧靠着保康门瓦子，要是想看戏听书观杂耍的话，出门往东一走就是。过了保康门瓦子就是保康门大街。西面紧邻朱雀门大街，也就是前文曾提到的开封府里最大的大街，通称“御路”，京师里的人也管此街叫“天街”。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出使金国的时候写下一首题名《州桥》的诗。诗说：“州桥南北是天街。”指的就是这条大街。州桥在这条大街的中间，也就是处在大内宣德门和南薰门的中间，是全城的中心。

到吏部报到后，就只能等重新任命了。王安石领着妻儿到州桥、相国寺、任店、潘楼、桑家瓦子等最热闹的地方都去逛了逛，看看戏，听听曲，也到一个普通酒店点了几个菜，享受几天天伦之乐。王安石感到很开心，吴氏和小王雱更是喜不自胜。

由于京师里的消费水平太高，几天后，王安石派人把家属先送回江宁，自己留在京师里等待消息。每到这个时候，绝大部分官吏都用尽浑身解数，尽力打通关节谋个京官，千方百计也要挤进馆阁官吏的行列之中。而王安石却与众不同，他只是例行公事到吏部报到后，再也不去干谒任何权要，而是住在馆舍中刻苦读书，耐心等待下一个任命。有人劝王安石参加馆职的考试，因为他早已具备条件，只要应试，肯定没有问题。但王安石并不动心，只以一笑应之。很多人对他更加敬重，当然也有人不理解。

不管朝廷经济多么困难拮据，不管百姓生活多么痛苦难熬，不管广大的农村多么冷落，不管许多邑镇多么萧条，不管市井上有多少乞丐，不管荒村土道旁有多少饿殍，朝廷的文武大臣和皇亲国戚们的豪奢生活依旧，东京开封府的春节还是那么繁盛热闹。除夕的夜晚，全城的人几乎是彻夜不眠，到处是欢歌笑语，通宵达旦。

元宵节的夜晚，全城到处车水马龙，到处是笑语欢声，到处是靓女少男，到处是箫管笛笙。仙乐飘飘，鼓声咚咚，香气阵阵，暖风融融。

王安石谁也没去约，一个人在元宵节游乐中心彩山周围游览了一圈。由于人多，仿佛不是走路，很多时候就像被挤着前行一样。将近三更天，人依旧还是那么多。王安石感到两腿有些发酸，身子也有些乏，在欢乐的人群中，看到别人都是扶老携幼，一家一家的，欢天喜地，团圆幸福，不免觉得自己有些孤独无聊，就顺着黑杈子外面的人行便道，溜达回到了旅馆。

见客人回来，店里的伙计忙送过来热水。王安石洗洗脸，又换水烫了烫脚，便躺下休息。身体虽然感到很疲乏，但翻来覆去却怎么也睡不着。刚才在天街上，在彩山周围所见到的繁华豪奢的情景又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那高大而装饰豪华精美的彩山，山上的小瀑布，两旁大菩萨摇动的手及顺着手指洒下的甘霖，左右门上的栩栩如生的游龙，那些装饰精美的车辆，那些满身珠光宝气的贵妇与阔少……

忽然，他的脑海中又出现另外的一幅幅画面，他上次去鄞县就任，出城时所见到的讨饭的一家，他在鄞县所见到的许多靠野菜稀粥活命的贫苦百姓，他在进京途中所见荒凉衰败的农村……一方面是一饭万钱，挥金如土，一方面是饥寒交迫，度日如年。富人有钱就极度挥霍，穷人想要发展生产又没有钱做底垫。所以富的益富，穷的益穷。如果长期这样下去，穷得没有活路的百姓又怎能不铤而走险呢？想到这里，王安石的心里一阵阵酸楚。

“唉，想这些干什么，自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要把自己分内能够办到的事办好就心安理得了，还管得了这些吗？不想这些了，还是想自己明天该干什么吧。对，明天就去拜访欧阳修大人。”

王安石此次进京，除到吏部听调外，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这就是拜访仰慕已久的大名士欧阳修。王安石十六岁第一次随父亲王益进京时就听过欧阳修的大名，后来经过好朋友曾巩的推荐，欧阳修曾经想要见王安石，可由于没有机会而未能如愿。欧阳修曾通过曾巩对王安石的文章与学业进行过鼓励和指导，王安石对欧阳修始终非常景仰。但十几年过去了，却一直未能见面。

但是，王安石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欧阳修这年还在颍州任知州，没有回东京来。王安石未免有些失望，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再等机会了。

二月中旬，王安石的新任命终于下来了。因他没有参加馆职的考试，当然不能留在京师。但由于他在鄞县三年政绩突出，考核为上上，故还是升职了。他被任命为舒州通判。又因他政绩突出，虽然出任地方官吏之职，吏部还给他挂了一个“殿中丞”的虚衔。殿中丞是从五品，比通判的实职又高了半品。

通判相当于副知州，是正六品，比县令高一品。舒州治所在今安徽潜山县境内，当时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王安石接到任命书后，马上就离开京师到舒州去上任。报到后，按照惯例调动职务的官吏在出任新职前有一定的休息时间，于是王安石就利用这段时间回原籍抚州的临川去看一看。知州很赏识王安石，便安排他休假满期后顺便到杭州去办点事，就算是公出了。这样，假期也就等于延长了一些。

回到家乡，见过堂叔和一些熟悉的堂兄弟及街坊邻居们。看到从小和自己一块玩耍的伙伴如今都已经是壮年了，谈起这些年来的人事沧桑，王安石不胜唏嘘，连连叹气。

数日后，抚州祥符观三清殿落成，请王安石为之作记。于是便写《抚州祥符观三清殿记》一文，落款是五月二十五日。逗留十多天后，王安石离开故乡，前往钱塘杭州。

在到杭州前，王安石在途中的金峰山下住了一宿，并题“皇祐庚寅，自临川如钱塘过宿此”一行字。

杭州是江南最繁华的大都市，王安石的脑海里立即出现柳三变《望海潮》词：“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 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暗诵完，王安石笑了笑，很佩服柳三变慢词的景物描写。他要领略一下杭州的繁华。

游完西湖，王安石来到灵隐寺，灵隐寺前是充满神话色彩的飞来峰。王安石和几个不相识的人前后脚登到飞来峰的峰顶。飞来峰上有一高塔，登上高塔的顶层，放眼望去，杭州城区和西湖都在自己的脚下，山腰有一些浮云缭绕，但也无法遮挡自己的视线。王安石昂首眺望远方的天空，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伸展一下全身，感觉非常的舒适，他忽然感觉自己现在就站在最高的地方，想到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诗句，心中暗暗想：“更上”是还没有登上啊，而如今我登上来了，我尽情骋目四望，再也不必像李太白那样“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7]，因为一切浮云都在我的脚下。

王安石心潮激荡，想起自己三年鄞县县令施政措施的效果，对于改变国家积弱积贫面貌有了初步的构想，他要用自己的全部身心造福百姓，富国强兵，他相信自己施展才能的机会一定会出现，于是写下气势恢宏的《登飞来峰》：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卷四八）

从钱塘回舒州（今安徽潜山）途中，因为正好路过，王安石又到临川。这次，一位以仁义孝道闻名乡间，同时也是一名朝廷命官的好朋友陈祈在家准备了一桌酒菜，宴请王安石。二人谈得十分投机，王安石真想和这位仁义淡泊的友人结为邻居，为之创作《书陈祈兄弟屋壁》一诗道：

千里归来倦宦身，欲寻田宅豫求邻。能将孝友传家世，乡邑如君更几人？

（卷四六）

第二节 舒州通判

皇祐三年（1051）夏日的一天，王安石带几名随从到各县去视察夏收情况刚刚归来。有人告诉他，知州大人接到一封朝廷公文，是关于他的，请他前去商量。王安石不知是什么内容，也顾不得休息，连忙前去。

公文是由中书省发来的。原来，由于王安石连续两任做地方官政绩均十分突出，而他本人又不要求留在朝廷工作，更不申请参加馆阁之职的考试，朝中有几位大臣对此非常赞佩。因这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实在是太难得了。宰相文彦博上本推荐王安石和张瑰、韩维三人。推荐王安石的几句话是：“殿中丞王安石，进士第四人及第。旧制，一任还，进所业求试馆职。安石凡数任，并无所陈。朝廷特令召试，而亦辞以家贫亲老。且文馆之职，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与文彦博同时，还有位叫陈襄的官吏，也写了一封推荐贤士的奏书，其中也有王安石的名字。于是，中书省再发文件召王安石进京，等试后另听旨意，重新安排职务。

在此之前，王安石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即中书发文命他参加馆职考试，被他推辞了。知州见王安石不但不高兴，反而面露忧色，就不解地问道：

“馆阁之职，士子人人向往。朝廷如此重视，特下此文，王通判为何还闷闷不乐呢？难道王通判真的不愿意在京师做京官吗？”

“知州有所不知。我王安石有何德何能，敢一再不应召赴考。馆职是清要之职，也是士子晋身之阶，下官又怎能不愿意做呢？主要是我确实另有苦衷。”

“不知王通判有什么苦衷？是否可以相告？”

“下官在上次写的书状中已经写明，这次还是那个理由。年前，下官带着内子和儿子在京师住不到一旬，光是吃住用便花了两千缗钱。京师的物品比外地的要昂贵许多，下官曾经计算过，如果只是妻儿随下官住在京师，下官的俸禄去掉每月之费用，就已所剩无几。家中还有老祖母和高堂老母，还有弟弟妹妹没有婚嫁，还要靠下官的俸禄维持生活。下官不肯应试出任京官，不是什么清高恬退，实在是出于无奈。”

“那你看此事怎么办？”

“请知州放心，下官自己处理此事就是。”

回到寮舍，王安石怀着喜悦、自信、感激，多少还有点遗憾等种种复杂的心情，给中书省实际上也等于给皇帝写了一封《乞免就试状》，其中写道：“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今特以营私家之急，择利害而行。谓之恬退，非臣本意。”言辞恳切，实事求是，绝无半句虚语。写完封好，王安石忽感到心有所动，便吟成一诗，诗题就叫《舒州被召试不赴偶书》：

戴盆难与望天兼，自笑虚名也自嫌。稿壤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独清廉。

（卷四七）

状发出后，王安石不再考虑此事，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职事。通判虽然职务和品级都比县令大，但工作性质却不相同。如果就从发挥能力来说，通判还真不如县令的作用大。因为县令品级虽低，但却是一县之令，一个县的政务基本上就取决于县令的意志。上边的文件、规定、法律等条文永远都是死的，具体执行起来还会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在许多情况下，许多具体事宜是以县令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王安石在鄞县的时候就可以尝试着进行青苗贷款，就可以兴修水利，甚至可以不执行上级关于“捕盐”的文件。而通判则不行，因为其职务的性质就是协助知州工作的。知州之下还有一个同知，通判只是处在三把手的位置上，对于一州之政务没有决定权。

王安石这年已三十一岁，步入仕途也将近十年，何况他非常精明，知道自己的职责和位置，如果超越职责范围去干事，不但费力不讨好，而且还会招来非议。孔子高足曾参就曾经说过“君子思不出其位”。所以，他很小心谨慎，积极帮助知州处理政务，和同僚们相处得还很融洽。这次到下属各县的基层去视察归来，他有许多想法。他发现，这里的百姓尤其是贫苦农民也和鄞县的情况一样。每当初春要开始莳弄地的时候，也是全年最困难的时候，百姓称这时候为青黄不接，新粮还没有模样而旧粮已经吃光，多数的百姓处在半饥饿的状态，种子、耕牛、农具等又都需要钱。万般无奈，只好向有钱的大富户去借高利贷。

天下的富户心一样黑，这里的高利贷者也是一样，利率一般都是四分。农民们饱受重利盘剥之苦，可又没有办法。看到百姓一个个愁眉苦脸、憔悴瘦弱的样子，他的内心虽非常痛苦，可也毫无办法。

回到州衙，他试探着和知州、同知谈了自己想要用政府的名义给贫苦农民贷款的意思，但马上就被否定了。他也不能太坚持，只是建议知州和同知仔细了解一下百姓的具体情况，帮助百姓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以救燃眉之急。知州很清楚下边的情况，但他既缺乏王安石那种忧国忧民的感情，也缺乏王安石那种魄力和胆识，更缺乏王安石处理政务的干练与精明。他按照其他州县常用的方法，即采取发布文告，对一些重利者进行限制，对一些强迫还不起贷款的借债人出卖田地房产的人进行行政干预。也就是采取抑制兼并的措施。

可以说，知州的做法是尽了一个普通官吏的职责，也不能说不负责任。但这样做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不能从根本上抑制兼并，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的困苦。眼看着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自己却无力帮助和解救，王安石内心感到很痛苦，他写《感事》一诗抒发自己的心情说：

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原田败粟麦，欲诉嗟无赇。间关幸见省，笞扑随其后。况是交冬春，老弱就僵仆。州家闭仓庾，县吏鞭租负。乡邻铢两征，坐逮空南亩。取赀官一毫，奸桀已云富。彼昏方怡然，自谓民父母。朅来佐荒郡，懔懔常惭疚。昔之心所哀，今也执其咎。乘田圣所勉，况乃余之陋。内讼敢不勤，同忧在僚友。

（卷一七）

诗中描述了百姓生活的凄惨情况，在丰收年景还吃不饱肚子，遇到旱涝之灾还能有什么呢？而特别令人忧愁感伤的是役吏们的所作所为，十户百姓中要有八九户受到他们的敲诈勒索，深受其害。田地里的庄稼全都荒废了，没有收成，想要哀诉乞求也没有贿赂役吏的钱。即使偶尔有官吏前来看视，而紧随其后的不是皮鞭就是竹杖。每逢冬春之交，就会有许多老弱病残悲惨地死去。而在这个时候，官府的仓廪却紧紧关闭着，县里的那些役吏还一个劲儿地鞭打百姓催租催税。而那些官吏非常昏聩，还自我感觉良好，说什么自己是百姓的父母官，真不知羞耻。自己前来这个荒凉落后的州郡为知州的副手，心里常常有惭愧和内疚的感觉。从前自己怀有哀怜同情之心，如今也要承担这种罪过，而自己又毫无办法。只能在官府内部尽力为百姓说话，为百姓多争取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利益而已，一些同僚和朋友也与自己一样，为百姓担忧和感伤。

此诗表现出王安石在担任舒州通判时那种极其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他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百姓的生活，对百姓的窘迫处境忧心如焚，有心想要解除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徒自感伤而已。仔细分析体会这首诗，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得到一个具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封建官吏的伟大品格和高尚的灵魂。读完全诗，我立刻想到唐代诗人高适“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以及韦应物“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诗句，都是同样的感情。

见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纳，王安石的心里当然也感到有些压抑，但他又不便明确表现出来，于是就写了一首《寓言》诗，委婉地倾诉了这种感情和看法。诗曰：

婚丧孰不供，贷钱免尔萦。耕收孰不给，倾粟助之生。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

（卷一五）

毫无疑问，这首诗是有针对性的。从最后两句来看，就是针对当时从朝廷到地方许多官吏都把主要精力用在抑制兼并方面，而不想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全诗的大意是说：如果谁婚丧嫁娶出现了困难，就借给他钱以解除其忧愁。如果谁在种地方面出现了困难，就借给他粮食种子以帮助其度过危机。等万物丰盈时我再收回本利，物质缺乏时我就出钱使百姓照常经营。这种做法其实就是王安石在鄞县时已经具体实施而且取得成功的青苗贷款法，也是他后来执政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的青苗法。可见其变法的思想在这时就已经形成了。后世对此诗的争论最大，反对新法的人甚至认为王安石祸国殃民的思想根源就在于此诗，故在此处稍微多用些笔墨，以便对王荆公的变法过程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通判之职虽然也很重要，但由于不是主要当政者，所以王安石的工作也不像在鄞县时那么忙。皇祐四年（1052）秋天，王安石到舒州已经两年多，却没有什么建树，心中不免有些烦闷。正在闷闷不乐之时，忽然有驿使送来一封信。王安石看过此信，不由得悲从中来，不一会儿就满面泪痕了。这是一封报丧的信，是范仲淹的儿子写来的。信中说，他的父亲范仲淹因病于五月去世。并说范仲淹在世时非常赞佩王安石的政治才能，尤其是对于治理鄞县所表现出来的杰出的才干更是钦佩至极。王安石读到此处，泪水更多，已经成串。

范仲淹和欧阳修一样，是王安石最早仰慕钦佩的两个人。对于欧阳修，王安石所钦佩的主要在于其汪洋浩瀚的学识，虚怀若谷、勇于奖掖后进的学者风范，以及是非分明、敢于直言的大丈夫气节。而对于范仲淹，王安石钦佩的主要是勇于进行社会改革，敢为天下先的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和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范仲淹在进行庆历新政的时候，王安石曾给以极大的关注，也曾寄以极大的希望。如今，这位自己仰慕已久的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人物已经仙逝，王安石怎能不悲伤呢？

王安石沉思一会儿，擦干脸上的泪痕，铺开一张宣纸，提笔蘸墨，为自己非常敬重的前辈写下一篇满含深情的祭文，这就是《祭范颍州仲淹文》，保存在《王文公文集》第八十一卷中。祭文很长，完全用四言写成，可见作者倾注了许多心血。文中写道：“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对范仲淹一生给予极高的评价。其末尾说：“硕人今亡，邦国之忧。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万里，不往而留。涕哭驰辞，以赞醪羞。”[8]这几句的大意是说：范仲淹之死，是国家的损失，自己虽然没有什么德行才能，却得到过范仲淹的赏识。听到噩耗是在万里之外，不能前去奔丧而只能留在这里，只好写此祭文遥相祭奠，再为老前辈献上美酒和佳肴。

皇祐五年（1053）夏季，舒州遭遇到几十年不遇的特大灾荒。先是久旱不雨。从四月下旬开始，一直到五月末，一个半月未下滴雨，绝大部分庄稼都打绺干巴死了，只有少数河滩地有水浇灌似乎有收获一点的希望。可老天爷太不近人情，就连这么一点收获也不让可怜的农民得到。庄稼刚要成熟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而且下起来就没完没了，连续半个月不开晴。所有的河流都涨起了大水，那点可怜的刚要成熟的河滩地的庄稼又被大水连根冲走。百姓欲哭无泪，走投无路，叫天天不应，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看到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这种惨状，王安石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忧愤之情。他一再建议和敦促知州，赶快向朝廷上奏疏，请求动用国家仓库中备用的粮食赈济受灾的百姓。经过多方努力，还真的得到了批准。这次开仓赈济，对于百姓来说，真是雪中送炭一般。王安石曾写《发廪》一诗以记其事。

先王有经制，颁赍上所行。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非民独如此，为国赖以成。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营营。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驾言发富藏，云以救鳏茕。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乡豪已云然，罢弱安可生。兹地昔丰实，土沃人良耕。他州或啙窳，贫富不难评。豳诗出周公，根本讵宜轻。愿书七月篇，一寤上聪明。

（卷一七）

此诗的主旨与《寓言》是一致的，只不过是出发点不同罢了。其大意是说：古代先王有法规条文和制度，这就是一切赏罚都由君主颁行。后世之人不再遵从古代的制度，出现贫穷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兼并。人人都图谋能够兼并他人而自己成为富翁，不但百姓拼命追求此道，就连治理国家的人也依靠兼并来维持太平。谁有大钱谁就有地位，谁给国家献的粮食多谁就可以当大官甚至公卿。我曾经不忍看到这种局面，愿意农民的土地能够基本平均，以使百姓都有劳动的权利，可以发挥他们的劳动热情。但我的大志未能得到实现，只是当一名小官姑且忙忙碌碌而已。我来这个荒凉的州郡已经三年，可是市面上还有被人抛弃的挨饿的婴儿。最后几句说要像《诗经·豳风·七月》中所描写的那样，官吏要爱护百姓，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的困苦。

在这一年的冬季，王安石三年任期已满。他离开舒州，回到朝廷等候重新任命。

第三节 游褒禅山的启示

在回朝廷之前，王安石回到家里，处理一下家中琐事。在这年的六月十四日，王安石的祖母谢氏以九十岁的高龄寿终正寝。王安石是孙子，不必离职守丧，但办理丧事也花掉相当大的一笔钱。

在此前一年，王安石的长兄王安仁死在任所，年仅三十七岁。这样，长兄留下的遗孀和骨肉当然要由王安石来抚养。另外，王安石另一个哥哥王安道和嫂子二人也是在这期间死去的，办理丧事以及抚养幼侄的责任也落在他的肩上。无形之中，王安石的负担又加重许多。他的俸禄除留下少量必要的生活费外，全部交给家中，由妻子吴氏掌管，用以维持全家人的正常生活。吴氏颇有祖婆母和婆母的风范，为人大度有礼，宽厚仁爱，与婆婆、妯娌、子侄们相处得非常和谐。钱财虽然不太宽裕，有些紧紧巴巴，但吴氏持家有法，把家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这使王安石少操不少心。吴氏不仅善于治家理财，而且教子有方，小王雱虽然只有十岁，可已非常懂事，且很有大志。王安石对妻子充满了感激之情。

王安石在家和亲人过了一个团圆年。生活虽不富裕，江宁府的过年气氛和京师的热闹繁盛也不可同日而语，但家庭中的气氛却十分和谐，王安石沉浸在天伦之乐里。母亲的爱抚，妻子的温存，儿子的撒娇，弟弟妹妹们的关心，使王安石在官场中那颗经常处在紧张状态的心一下子放松下来。仿佛久旱的小苗逢甘雨，仿佛欲开的苞蕾沐春风，仿佛严冬里的一盆炭火，仿佛酷暑中的一块凉冰，那种愉悦舒畅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王安石感到，这是他几年来度过的最为愉快的一个春节，要比在天街彩山下游逛玩乐开心多了。

过完正月十五元宵节，王安石立刻起身赶赴京师听调。他的任满听调的例行公文早已到了中书省，而他本人也必须在一月末去审官院报到，以听从朝廷的重新安排。到审官院报到后，王安石再次来到以前住过的里城内南城墙下的客馆中。

又有人来劝王安石去参加馆职的考试，王安石一笑应之。他只是向有司提出请安排他一个外任之职，别的什么也不说，便回到馆舍等待休息了。

可能是当政者对王安石的印象太深了，这次的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二月下旬的一天，王安石接到中书省派人送来的一道敕牒，即由皇帝签发的公文。敕牒是中书省在二十二日签发的，内容是任命他担任“集贤校理”的馆职。因为他几次坚决推辞参加馆职的考试，所以这次也没有让他参加考试，就把别人梦寐以求通过馆职考试也难以得到的官职轻松地送到了他的手中。这可以看出皇帝和执政大臣对王安石是多么重视。不过，这倒给王安石出了一道难题。

接受职务？京师里的费用太高了。如果只把妻子和儿子接来，还可勉强维持一个不太寒酸的生活。可母亲怎么办？嫂子和侄男侄女们怎么办？两个待嫁的妹妹怎么办？自己不能不管，若那样，不但良心上会永远不安，而且也无法安身立命。这样做不行。不接受任命，是不是有点太不识抬举了？这是很少有的事，不经过考试直接任命为馆阁之职，他人求之不得，而自己再不接受，别人会说什么呢？况且，敕牒上说得清清楚楚，如果自己生活确实有困难，可以破例，任职不满一年也可以改放外任。圣上和执政大臣对自己可谓天高地厚了。考虑再三，王安石决定还得推辞，否则生活问题实在没有办法解决。另外，也可避免许多嫌疑。于是，他封还敕牒，附上一封信，即《辞集贤校理状》。

状中，王安石对朝廷的盛恩表示深深的感激，并说明了自己不能接受任命出任馆职的苦衷。以前一再推辞馆职考试，就是因为“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承蒙朝廷恩准。此次也是如此，近一二年来，祖母和二兄一嫂，相继丧亡。奉养婚嫁送葬费用的窘迫，比以前更甚。朝廷不通过考试就破格任命自己，已经是破例。如果自己接受任命，那么，自己以前的行为就有以家庭生活困难要挟君上的嫌疑。而朝廷允许任期不到一年就可差遣外任的恩宠，臣也不敢接受，因为这样做等于破坏了朝廷旧制，无论对自己还是对朝廷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正好一个月后，也就是三月二十二日，中书省又下发一道敕牒，内容与上次基本相同。王安石再次封还。至四月五日，中书省再派人送来一道敕牒，还是那些内容，而且还加有“不得辞免”的字样。王安石只好再写一篇《辞集贤校理状》献上。其主要意思是一再说明自己不参加考试完全是由于生活所迫，自己此次不接受任命也是如此，绝不是想要挟朝廷，也不是沽名钓誉。朝廷破格施恩，“不独伤臣私义，固以上累国体”，“如臣心实择利，而迹有辞让之嫌，以故朝廷特有优假。臣恐进趋之士，有以窥度圣世。将或立小异以近名，托虚名以邀利。浸成弊俗，非复法令所能禁止。此亦朝廷所宜慎惜。”言辞恳切，道理分析得十分精当透彻。

这次封还敕牒之后，一个月时间过去了，再也没有任命下来。王安石只好耐心等待着。

确实，朝廷对王安石是太重视太优厚，而王安石对朝廷也是一片忠心。当时，像王安石这样不干谒权要而能得此美官的，也只有他一人而已。当时的情况是，获取朝廷官吏资格的人多，而实际的职位少。这样就出现官浮于职的状况。欧阳修在此年协助吏部铨选司选派官吏时，曾写《论权贵子弟冲移选人札子》，其中说：“臣勘会铨司近年选人倍多，员缺常少。待缺者多是孤寒贫乏之人。得替京师，动经年岁。遇有合入缺次，多被权贵之家将子弟亲戚陈乞，便行冲改。”

从这篇札子中我们可以体会出当时官场的腐败情况。实际的官位少，而等待出任实职的官吏多，只有出现空缺才可以有人补上去。在京师等待出缺候补的官吏很多，大多是出身贫寒没有靠山的穷苦书生。没有权贵可以依托，只好挂号排队，耐心等待。排队人太多，有的甚至要等到一年以上，刚刚出现一个缺，有了希望时，结果又被权贵之家的子弟给顶掉。所谓的“冲改”实际就是有人插入而把原来排的号改动的意思。这样，不断有人来“冲改”，就等于是不断有人来加塞。那么，规规矩矩排队的人就吃了大亏，很难排到位置了。欧阳修在给皇帝上的札子中专门论述这件事，可见绝不是个别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不接受集贤校理的任命，等了一个多月而没有新消息也就不足为怪了。一年半载等不来消息的也大有人在。所以，王安石也不十分着急，但他多少感到有些无聊。想去拜访渴慕已久的欧阳修，可欧阳修又居家守母丧而没有在京师，故有时也觉得很烦闷。

五月中旬的一天，忽有故人来访，王安石一看异常兴奋。来人姓沈名起字兴宗，本是鄞县人，进士出身，干练有才能。王安石在鄞县任职时二人相识，关系非常亲密。此人现任通州（今江苏南通）海门县县令，到京师来办事。听说王安石在此听调，特来拜访，并有事相请。

客中有朋友来访，也是人生一大乐事。王安石自然非常高兴。沈起告诉王安石，海门县东北有几十里海岸，地势平缓，经常遭受海潮倒灌的灾害，生产落后，百姓困苦，人烟稀少。他动员百姓在沿海修了一道大堤，既可阻止海潮的倒灌，又可在堤下设置一些盐场，变水害为水利。现在已经竣工，因为王安石在鄞县亲自领导过水利工程的建设，在这方面有经验，所以请王安石前去，一是提一提意见，看看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二是请王安石写一篇题记作为纪念。

王安石闲暇无事，正好借此机会去游览一番，也好散散心，便欣然应允。因这差使有些像旅游的性质，王安石于途中到家流连一两天，顺便把两个小弟弟王安国、王安上也带上。王安国是王安石特别喜欢的弟弟，这年刚十七岁，聪明伶俐，十二岁时就能写出很好的美文。

到海门县后，沈起热情地招待他们兄弟。在游览了海门的水利工程特别是看了海边大堤后，王安石即兴创作一篇《通州海门兴利记》，文中在赞美沈起兴修水利造福百姓的善政后，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就是所有的地方官如果都能像沈起这样勤政爱民的话，那么天下的百姓就可以没有忧患了。落款是“至和元年六月六日”。勤政爱民的思想贯穿于王安石的全部诗文中，仅此一点，我们就可以窥见这位仁者的心灵世界。

几天后，王安石告别朋友沈起，和两个兄弟返回。适逢老朋友王回和一位叫萧君圭的新朋友要去褒禅山游览，王安石早就听说过这是一处名胜古迹，便带着两个弟弟与之同行。

褒禅山在安徽含山县北，唐代有个叫慧褒的和尚在此修行，死后就葬在这里。为纪念慧褒和尚，便称此山为“褒禅山”。山下比较平坦，有泉水从旁边流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前洞。这里的游客特别多，而记游的诗文也很多。由前洞上山约行五六里，侧面又有一洞，里面一片黑暗，寒气逼人。这就是所谓的后洞。问那些游客此洞能有多深，就是好游的人也没有到过尽头的，故谁也说不清楚。

王安石和两个弟弟及王回、萧君圭五人点着一个火把，鱼贯而入。洞有时宽敞有时狭窄，但景色是越来越奇。两旁和洞顶的钟乳石奇形怪状，美不胜收，恍如仙境一般，几人啧啧连声，赞不绝口。往里又走一小段路，有人说：“快出去吧！不然，火要燃尽了。”于是，几个人又一个跟一个退了出来。待出来才发现，火把还可以用好一会儿。几人不免有些后悔，可也不能再进去了。

这时，王安石忽有所感，产生一个念头，于是回到旅馆就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流传至今，颇有哲理韵味的《游褒禅山记》。其中有一段议论说：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也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有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卷三五）

人要想干成一番事业，则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志”、“力”与“外物的辅助”，当这三个条件具备的时候，由于个人努力不够而没有达到目的的话，会招致别人的讥笑而自己也会懊悔。如果已经尽力，而还没有达到目的，那么自己不会懊悔，而别人也没有什么可讥笑的。自然界中那些最美好的景色，往往在最险远的地方，没有坚强意志的人是无法看到的。而社会中那些最伟大的事业，也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完成，不是意志极坚强的人更是无法完成。

回到京师，已经进入九月。听说欧阳修也已经返回，王安石第二天就去拜访。

第四节 拜见欧阳修

欧阳修的母亲郑氏是在皇祐四年（1052）三月去世的。到至和元年（1054）的四月末，丧期已满。古代丧期名义为三年，实际上是二十五个月，欧阳修守丧期满，进京等候新的任命。六月进京，乞放外郡，未得批准。七月，诏命权判流内铨选。因写前文提到过的那篇《论权贵子弟冲移选人札子》文章而得罪了权贵，只干六天就被停止工作。八月，受命修《唐书》。九月，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

王安石求见的时候，欧阳修正在书房里阅读整理一些史料。听说有人来访，一看名刺上的名字，立刻放下手中的书卷，让下人马上把客人请到书房来。

几年前，欧阳修读过王安石的文章，并写信给曾巩，说自己想见王安石，如饥似渴。但由于当时欧阳修远在滁州，王安石在京师，千里暌隔，又都忙于俗务，故未能见面。今天终于要相见了，欧阳修又怎能不兴奋呢？

王安石刚一跨进书房的门槛，欧阳修就站起身来打招呼道：

“介甫，老夫早就想见你了，望眼欲穿，望眼欲穿啊！今天屈辱你光临寒舍，真是三生有幸。幸甚！幸甚！快请坐，快请坐。”

王安石很受感动，他早就知道欧阳修是个求贤若渴的人，见人有一善，就一定要百般奖掖，不遗余力，是个有德君子。今日一见，名不虚传，果然有礼贤下士之风。见其面目和善，两鬓已经花白，额头上已出现几道明显的皱纹。但精神矍铄，两目炯炯有神。王安石深深鞠了一躬道：

“久闻欧公大名，如雷贯耳。晚生仰慕清德已久，今日得以拜会，三生有幸。”

客套几句，很快转入正题。二人话题很广，从古到今，从朝廷到地方，从学问到人生，无不涉及。而且二人学识相当，见解也多有一致之处，谈得非常融洽，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一个多时辰过去，二人却毫无察觉。

“介甫，你对这次听调，是怎么想的？”最后，话题转到王安石的工作职务上，欧阳修非常关切地问。

“我已几次封还中书发下的敕牒，不接受馆职的任命。这恐怕您早已知道了。我实在是因为家庭负担太重才不得不请求外任的。而且如果接受也容易造成误会，所以我现在也就只好等着了。”

“介甫，你的难处和想法我也理解，可外任本来不多。离京师近的地方刚一出缺很快就被权贵子弟占去了。难啊！我前些日子权判铨选之时，曾考虑给你留个位置，已经和铨选司其他同人商量好，他们也都同意了。可你当时不在，没法征求你的意见，所以也就迟迟没有发文。现在，这个位置还在给你留着，不知你意下如何？”

“不知您说的是什么职务？”

“是群牧判官，此职虽然也是朝廷之职，但与馆职不同。有比较大的灵活性，能经常到地方上去，俸禄也不低。而且，群牧司长官是包拯，此人严正廉明，为当世名士。在他属下为官，对你以后的发展也有益处。你看怎么样？”

王安石还有些犹豫，但想到这个职务虽不太理想，却也可多得些俸禄，既可以养家糊口，又可以更广泛地了解整个社会的情况，而且欧阳修为自己考虑得如此周到，不好意思再推托，就勉强答应了。不过，王安石请求欧阳修在适当的时候，还是想办法给自己安排一个可以施展才能的独立的工作为好。欧阳修自然答应。

“介甫请喝茶稍待，老夫有诗一首相赠。”欧阳修说罢，从书案旁拿出一张随时使用的信笺，提笔蘸墨马上书写，笔势迅疾，如行云流水一般。片刻，一首诗写完。稍等墨迹干一干，就轻轻拿起来递给了王安石。王安石恭恭敬敬地接过来，仔细观看，只见是用行草体写的一首七言律诗，诗题为《赠王介甫》：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

（《全宋诗》卷三〇二）

读罢全诗，王安石颇受感动。这首诗说，王安石的诗像唐朝的李白那样有才气，文章像韩愈那样可以流传后世。自己虽然老了，但继承发扬孔孟儒道的雄心还在，以后的人谁能和王安石一争高低呢？现在，社会风气腐败不堪，庸官俗吏们终日醉生梦死，只知贪图享乐，很少有人再过问关心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生活了。只有我们不与世浮沉，还在关心国事，保持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早就听到你的名字却始终未能见面，令我经常感到遗憾。今日相逢，我们何不喝上几盅，敞开心扉好好谈谈。最后两句，是要留王安石吃晚饭的意思。

太阳西偏，已到晚饭时间。欧阳修早已命下人备好简单的酒菜，留王安石吃晚饭。见他一片盛情，王安石也不好推托。

饭后，二人又到书房品茶。王安石也写了一首诗回赠欧阳修。诗是这样的：

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常倾广座中。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

（《奉酬永叔见赠》，卷三三）

诗的大意是说：自己想要传播弘扬儒家孔孟之道的雄心壮志还是有的，但如果说学习写作文章却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他日若能窥探孟子道义的堂奥也就心满意足了，终生怎敢企图在写文章方面能赶得上大名鼎鼎的韩文公呢？我恭恭敬敬来拜访您，在您的晚生中我也是最笨拙的人，却得到您的极端重视和奖掖。恐怕从此后我会浪得虚名，您赠给我的美好的诗篇及那么高的评价我实在有些不敢当。

前诗表现出欧阳修爱惜人才，不遗余力地奖掖后进的可贵品格，后诗表现出王安石对欧阳修无限钦佩和景仰的心情，也表现出谦虚谨慎的风度。两诗既可看出宋人才学之广博和文思之敏捷，也可看出二人的相互敬重钦佩之情。后世学者有人在这两首诗上做文章，说什么王安石对欧阳修把他比作韩愈不满云云，纯是牵强附会、望风捕影之谈。

这一年，欧阳修已四十八岁，王安石才三十四岁。

数日后，王安石正式接受了群牧判官的任命。群牧判官是群牧司的属官，掌管全国军马饲养之事。当时作战，骑兵是主要力量，战马的作用特别大，所以在真宗朝，专门成立了群牧司。群牧司的长官是群牧制置使，群牧判官只是此部门的一个中级官吏。这样的官职，没有独立的行政领导权，上支下派，还要经常到各地去处理一些工作，更无法发挥才能。

群牧制置使包拯果然如欧阳修所说，为人公正严谨，不苟言笑，下级都很敬畏他。暮春三月的一天，群牧司衙门庭院花圃里的牡丹花盛开，娇艳欲滴，十分美丽。这一段时间工作也非常顺利，包拯高兴了，便置酒赏花，招待众位僚属。王安石自然也在其中。紧靠王安石坐的便是大名鼎鼎的司马光，当时也是群牧判官之职。王安石到群牧司报到后就认识了司马光，二人接触最多，关系也最为密切。王安石发现，司马光学识渊博，尤其精于史学，对古代历史有极深的造诣。二人也曾经在一起喝过酒，酒量都极差。王安石喝不过三杯，过量头就发晕。司马光只是一杯的酒量，多喝半杯脸就红。

春光明媚，风和日丽，牡丹花开得特别舒畅，仿佛是美人的笑靥。良辰美景，令人陶醉。包拯高兴了，他本人放开了酒量，同时也劝下属们尽兴。众人见上司包拯如此，谁也不敢不给面子，都硬撑着喝。司马光喝完第二杯，从脸一直红到大脖根，可还是硬撑着喝。王安石则不然，喝过三杯后，怎么劝也不再喝一滴，只是向尊敬的上级表示歉意而已。包拯见他态度坚决，也不好强劝。事后，司马光很佩服王安石的自控能力，同时也初步领略了王安石的坚定与固执。

领导包拯做东，两名下属王安石和司马光作陪，这三个人同桌饮酒，如果有视频留下来，该多么有趣。“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三个官吏更是一台大戏。

第五节 直言上书

嘉祐元年（1056）夏，王安石改任新职，他被任命为常州知州。

五月的一天，王安石到欧阳修府上辞行，欧阳修的家人已认识王安石，所以也没用进去通报，直接请王安石到了书房。

欧阳修正在和一位客人闲谈。王安石不认识那人，只见其面目有些清瘦，脸形略有些长，胡须疏朗。那人看到王安石，微显惊愕的神色。欧阳修见王安石到来，非常高兴，连忙站起来打招呼道：“介甫，我们俩正在谈论你，你就来了。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那位客人见欧阳修站起来，知道来人不是凡品，也站了起来向王安石微笑致意。

经欧阳修介绍，二人见礼落座。原来那人是当时大名鼎鼎的诗人梅尧臣。梅尧臣的名字王安石早就听说过，而且读过他的许多诗篇，对其诗歌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明快健康的风格很是钦佩。在当前西昆体弥漫诗坛的时候，梅尧臣的这种诗风尤其重要。王安石此来，一是向欧阳修表示感谢，二是向欧阳修辞行。因为王安石任群牧判官还未满两年，没有到任期。是因为欧阳修的一再举荐，才提前安排知州之职的。

在此之前，欧阳修在《再论水灾状》中又一次向朝廷和执政大臣推荐四个人。欧阳修在朝野很有众望，说话非常有分量，所以产生了效果。欧阳修这次推荐的四个人是包拯、张瑰、王安石、吕公著。推荐王安石的那段话是：“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正是由于欧阳修的推荐，包拯也受到重用。

包拯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受百姓爱戴的清官形象，与他曾经当过一年半开封府府尹有关。因为这一官职直接要处理的案件中有许多是关系到皇亲国戚、权臣豪贵的。在开封府，王爷衙内满街都是，如果没有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谁也别想把这里的社会治安搞好。而包拯上任之后，确实显示出极大的魄力和胆识，而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最清廉，绝不受礼。无论何人，谁也不要想到他那里去走后门。不受人礼物腰板就硬，处理案件就可以公正。当时有民谣说：“关节不到，有阎王老包。”意思是说没有办法打通关节的地方，只有阎王爷和老包头。老包头当然指的是包拯。

梅尧臣和王安石谈得非常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王安石离京赴任的时候，梅尧臣和欧阳修亲自来送。看到王安石轻车简从，坐的是极普通的一辆马车，梅尧臣更生敬重之意，即兴作《送介甫知毗陵》一诗道：

吴牛常畏热，吴田常畏枯。有树不荫犊，有水不滋刍。孰知事春农，但知急秋租。太守追县官，堂上怒奋须。县官促里长，堂下鞭扑俱。不体天子仁，不恤黔首逋。借问彼为政，一一何所殊。今君请郡去，预喜民将苏。每观二千石，结束辞国都。丝鞯加锦缘，银勒以金涂。兵吏护后队，剑挝盛前驱。君又不若此，革辔障泥乌。款行问风俗，低意骑更驽。下情靡不达，略细举其粗。曾肯为众异，亦罔为世趋。学诗闻已熟，爱棠理岂无。

（《全宋诗》卷二五八）

常州古称毗陵，故诗题如此称呼。诗中以辛辣的笔调讽刺了那些只知催租逼税的庸官俗吏，对王安石寄以很大的希望。用对比的手法批评了那些专摆阔气、一出门就前呼后拥、不惜劳民伤财的可恶做法，赞美了王安石不随波逐流、不讲排场的可贵作风。

王安石五月离开京师，因为途中有事逗留了四十多天，所以七月四日才到达常州处理政务。常州连续几年来由于频繁更换知州和军将，政令烦苛，又多次遭受旱涝灾害，百姓如倒悬处溺，困苦不堪。他忧心如焚，宵衣旰食，焚膏继晷，十几天里以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和极大的魄力把多年沉积的问题解决完，然后就采取与民休息的策略，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不打扰百姓，帮助其渡过难关，恢复生产。

这年的春节王安石是在常州过的。春节前，州府依照惯例招待各方面宾客，王安石当然坐在主席。这样隆重的宴会，主办官吏当然越热闹越好，召来本州名伶演唱。

酒宴进行得很热烈，大家推杯换盏，很多官吏都来给王安石敬酒，气氛非常好。敬酒的高潮过后，演唱的高潮到来。舞台上，演员知道这是本州规模最高的酒宴，政府军队大官都在，因此演唱非常投入。

人们都全神贯注观看，或击掌叫好，或手拍大腿随着节奏摇头晃脑，处在忘情之中。这时，忽然听王安石情不自禁地“咯咯咯”笑了起来，居然出声了，而且声音还不小，附近两桌的人都能听到。这是人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也都跟着笑起来，并连连叫好。

主持宴会的官吏喜不自胜，见从来没有笑过的长官王安石居然笑出声来，就不是一般的高兴。以为是节目表演得好，于是对演员大加赞赏，赏赐之物是平常的双倍。在这种场合，王安石当然不能扫大家的兴，默默地笑了笑。

一位下属官吏很了解王安石，感觉他不会因为表演精彩而笑出声来。回去后便到王安石家拜访，询问道：“当节目表演在最高潮的时候，我看王知州好像在思考问题，并没有注意观看。但后来您笑出声来，大家都以为是节目表演得好，给演员赏赐很多。但我总感觉您不是因为节目表演才笑的。我想请教一下，您到底是为何那么高兴而笑出声来？”

王安石微笑着说：“你既然看出来了，我也就实话实说。我真不是因为欣赏表演而笑的。我这两天一直在琢磨《易经》中的‘咸’、‘常’两卦的意义，那时忽然悟出来这两卦之间极其精微的妙义，为自己学问上的增长而高兴，所以才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我感觉王知州不至于因为观赏表演而那么高兴嘛！”那位官吏好像在为自己高兴。王安石接着说：“那种场合，我也不好说破，那样会扫大家的兴！”

那么，王安石在这两卦中感悟了什么呢？可惜看不到王安石关于这两卦的解释。我试着思考一下，王安石为什么对这两卦如此上心？这两卦的精妙之处到底在哪里？我感觉这两卦是天地人伦之始。

先要说明一下，现在通行的《周易》书中没有“常”卦，王安石这里所说的“常”卦肯定是“恒”卦。恒和常同义，可能宋代恒卦也可以称作常卦。有的版本直接就说王安石考虑的是“咸”“恒”二卦。“咸”“恒”两卦是《周易》下经的前两卦，这两卦是综卦，相互联系特别紧密。咸卦是艮下兑上，是“感应、夫妇之道”。《序卦传》解释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是一段连锁推理，而夫妇是人伦之始。

一部《易经》，上经是乾、坤两卦开始，是天地之始也。下经由咸、恒两卦开始，是人伦之始也。一般说法都认为《序卦传》是孔子所作，应该相信。那么，《易经》就不是简单的占卜之书，而包含着对宇宙人生的理解与阐释。

“咸”是感的意思，不是望文生义，而是有道理。感是用心去感应，而男女之爱是自然生发的，是人性中自然产生的，不必用心而能够感应。那么这里便包含着纯粹的爱情因素在内。异性相吸引，是自然的，不是处心积虑的。这一点，我们都能够理解。“咸”又有全的意思，意谓万物皆有感应，只要分阴阳就相互吸引，相互感应。从上下两卦来看，“艮”是少男，“兑”是少女，少男少女自然容易相互吸引感应。应该说明一下，古代的“少”是指青年，一般指女子十五岁以上，男子十八岁以上。

那么“咸”卦的卦象便是男子在下，女子在上，女尊男卑，可能是象征男子要主动向女子求婚之意。总之，是男女相互吸引相互感应，是合乎天理的。故这卦的卦辞是“咸，亨，利贞，取女吉。”如果求婚得这卦，则是大吉之兆。

“恒”卦是把“咸”卦整个倒过来，卦象则是震上巽下，“震”是长男，“巽”是长女。男上女下，男尊女卑。这是指婚后的情态，或者说是夫妇经常的情况。《序卦传》说：“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这样，把这两卦结合思考，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男女之爱是天性之自然感应，是合理的，是美好的。当男女结婚之后，就要保持长久的恩爱。这是正常的，符合天理符合人性的。王安石终身坚持一夫一妻，不纳妾，他妻子给他买的妾他也没有接纳，而是让那女子回去与丈夫团圆。我爱己妻，人家也爱人家的妻子，奈何因自己而拆散人家夫妻？王安石这一点真的令人敬佩。

王安石经常思考问题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其实，只有读书才会发现问题，读书时只有读进去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无非两个途径，一是在以后的阅读中不经意发现答案，一是经过深深的思索而悟出道理来。王维说：“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真是精彩极了。当然王安石悟出的精妙之意与我的理解是否一样不得而知，或许八九不离十吧。

在王安石任常州知州的时候，也就是嘉祐二年（1057）正月时，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当时太学中出现一种险怪奇崛而又晦涩的文体，注重形式而忽略内容，是一种程式化的文章。欧阳修以极大的魄力要改变这种文风。在考试之前，欧阳修就严正声明，要求所有参加考试的举子，文风要朴实流畅，凡是再作险怪晦涩之文者，一定淘汰不取。有的太学生不相信，继续采用所谓的“太学体”作文。在公布榜文的时候，凡是用太学体作文的考生全部落榜。而其中有一些是写这种文章的高手，是太学里的优秀学生。

这些人当然不服气，其中浮躁之徒有的在大街上围住欧阳修进行质问甚至谩骂，更有甚者，居然写成祭文偷偷扔进欧阳修的院子里。但欧阳修绝不动摇，告诫那些落第举子，要想登第，必须改变文风。这一做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此，天下文风大变，欧阳修所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因此而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在这次科举考试中，欧阳修和他的助手梅尧臣录取了一大批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其中有：苏轼、苏辙、曾巩、曾布、吕惠卿、程颢、王回、张载、蒋之奇等。他们在以后发生的许多事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常州太守任上，王安石曾经设计修一条水渠，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但由于工程不是一州可以完成，下面各县积极性也不高，再加上秋天连续下雨，使工程无法继续进行，于是不得不中途停止，浪费了一些人力和物力。这是王安石一生执政生涯的败笔。

他在给朋友刘敞的回信《与刘原父书》中表达了十分复杂的心情：“河役之罢，以转运赋功本狭，与雨淫不止，督役者以病告，故止耳。昔梁王堕马，贾生悲哀，泔鱼伤人，正直涕泣。今劳人费财于前，而利不遂于后，此安石所以恨愧无穷也。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时人力之可否，此安石之所不能，则论安石者之纷纷，岂敢恶哉！”[9]可见王安石对于这次工程的半途而废，极其惭愧悔恨，但无可奈何。他自己总结说这是当时没有顾及“天时人力”是否允许的失误，是很无奈的。我们没有必要为王安石开脱，他在常州任所不到一年时间，当然什么也干不成。他在鄞县修水利是第二年的事情，假如一年就把他调走，他依然会一事无成。

嘉祐三年（1058）二月，王安石已经三十八岁。他的职务又有变化，由常州知州迁升为提点江东刑狱之职。提点刑狱是宋朝开始设立的一个官职，是提点刑狱司的长官。太宗端拱元年（988）在各路设置，其后屡经废置，仁宗明道二年（1033）才正式为固定的常设官职。掌管本路司法、刑狱，监察所部官吏，举荐廉能，弹劾违法者。实际上就是主管一路司法和督察一路官吏的朝廷大吏，是非常重要而又有实权的职务。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大宋提刑官》的主角就是这个职务。

唐宋时期的行政区划是所谓的“道路制”，唐朝为“道”，宋朝为“路”。“道”和“路”都属于行政监察区，不是独立的真正意义的行政区。每一路都辖有十个左右的州府。王安石当时出任的是江东路的提点刑狱长官。江东路辖管一府七州二军四十三个县。府即江宁府，七州是宣、徽、江、池、饶、信、太平州。二军是南康军和广德军。当时江东路提刑司衙门设在饶州。

这一职务要求官吏到所管辖的各个州、府、军、县去进行调查研究，考核州县官吏的工作情况以及司法情况。这样，也为王安石更广泛地深入社会下层，了解社会提供了机遇。

王安石上任后，用几个月时间，到这些州府军县去考核检查刑狱判案情况以及官吏的工作情况。跋涉几千里，这使他对于整个社会的现状有了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考察归来，在几百名官吏中，王安石只处理了五人。轻的是处以罚款，最重的也才罢免官职，未捕未杀一人。

王安石认为，朝廷的法令条文在整个社会中并未真正得到执行，官僚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是平常人，真正贪婪成性的大奸大恶是极少数，而刚正不阿、清廉自守的君子也是极少数。如果按照朝廷律条严格查办惩处的话，所要受到处分的官吏将是相当大的一部分。这样，打击面太宽。而如果抓到谁的过错就处分谁，势必又会形成这样一种局面，这就是抓倒霉的。几乎是每个官吏都有的问题，被抓者不服气，侥幸者当然也就不可能受到震慑。如果一百个官吏因腐败而犯法，受到惩治的只是几个人，侥幸者占绝大部分，这些人还在享受着荣华富贵。风险小而受利大，当然也就无法达到惩治的目的。侥幸者还会继续腐败，而新当官者也会毫不犹豫地参加到腐败者的大军中。

自从庆历二年（1042）中举出仕以来，王安石担任过签书判官、县令、群牧判官、州府通判、知州、提点刑狱等职务，社会经历十分丰富，对官场中的腐败以及百姓生活的困苦都有很深刻的了解。他看到整个社会正在往下坡滑，建国以来积弱积贫的情况不但没有好转，而且日益严重。如果不抓紧时间进行大的社会改革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回来后，吏部通知他，说他的职务还要进行变动，要留他在朝中任职。他没有考虑自己将要担任什么职务，他所担心的只是朝廷的前途和天下百姓的命运。朝廷既然要重新安排自己的职务，自己就要尽心尽力，把自己的全部看法和想法都写出来，呈交皇帝和大臣们。至于是否被采纳则是另外的事情。因为自己毕竟是尽心了，自己也只能如此而已。有此文章传世，后人自然也会理解自己的一片忠心。

于是，王安石闭门谢客，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整整用了三天时间，写成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奏疏，把自己对朝政得失及当今社会现状的看法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此文题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王文公文集》中被列在第一篇，也可看出其重要性。

这篇奏疏刚刚写完，在十月甲子日（二十七），王安石接到圣旨，他被任命为度支判官。在到禁中谢恩的时候，王安石向仁宗皇帝递交了那封长长的奏疏。

度支判官是三司使属下的职务。三司使是朝廷主管财政的一个衙门。三司使下设三个部门，分管“盐铁”、“度支”、“户部”。度支的职责是“掌天下财赋之数，每岁均其有无，制其出入，以计邦国之用”[10]。可知度支判官的工作职能是协助度支副使掌管计划分配全国财政大权的。这样的职务使王安石对全国的财政情况有了更具体的量化的认识。这更促使他认识到改变法度的迫切性，坚定了变法的决心。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中国古代臣子上给皇帝的奏疏中也是极其有名的长篇巨制，思想深刻，议论严密，针对性强，集中体现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基础。无论后世的一些人对王安石怎样攻击、歪曲和诽谤，只要我们能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再联系王安石一生的所作所为，就会对这位九百年前的伟大政治家油然而生敬意。

文章中说：“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敌。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 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何故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他尖锐指出，当时天下的财力日益困穷，而风俗也正在日益衰坏，内忧外患，形势相当严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朝廷的法令制度虽多，但与先王之政不相符合，形同虚设。法令制度不完善，就会令官吏们无所措手足。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下面的严重局面。

“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则缘之为奸以扰百姓。”能够审时度势，根据具体情况而执行贯彻朝廷政令的有实际才干的官吏实在是太少了。而一切事业都是靠人干出来的。朝廷政策虽好，可一到下边就走样了。干练之才严重缺乏，其主要原因与朝廷的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有关。王安石接着又指出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

“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故在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乃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盖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之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教育内容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到实践中没有用，而实际上所需要的治理天下国家的才能在学校里又学不到。

在论述选拔人才时说得更大胆，他深刻地指出：“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而推其类聚之朝廷。此朝廷之所以多不肖之人。而虽有贤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类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类以备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由于公卿所用非人，那么他们所提拔重用之人也是些蝇营狗苟之辈。这样的人再提拔的人也是如此，层层推演，不肖之徒便充满了朝廷和地方。这样的官僚群体怎么会治理好国家呢？敢于指出当时的官吏大部分是不肖之徒，这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这种观点是非常尖锐和深刻的，中国官场经常出现这种弊端，惺惺相惜，官官相护，大贪官提拔一堆小贪官，相互吹捧，相互包庇，官场的风气极其恶劣，辐射影响到社会上，便出现庸俗不堪的世风。

其实这是当时官场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后来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所说的“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的具体表现。大概也正因为这篇文章，王安石得罪了许多官吏，所以在他以极大的魄力进行变法的时候才遇到那么大的难以想象的阻力。当然，变法受阻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其触犯了许多官吏的既得利益。

万言书献上后，王安石耐心等待着仁宗皇帝的答复和大臣们的反应。

第五章 多事之秋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刘禹锡

第一节 痛失至友

自从上过万言书后，王安石就开始卷入朝廷大臣的政治论争之中。从此，再也不得清闲安定。万言书具有很大的刺激性，使许多官吏感到不舒服。他们对王安石开始产生反感，但直接批评驳斥万言书的则一个也没有，只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其后不久，王安石听到许多人对自己这次担任江东提点刑狱之职的风言风语。有人说他不能为民除害，不能惩治大恶；也有人为那受处分的五人叫屈，说他好查处别人的小过错来显示自己的明察，对他有许多非议。

对于这些，王安石并不在乎，因这种情况他当初就已经预料到了。可令王安石感到不安的是，他非常要好的朋友王回给他来信，专门探讨这个问题，也提出一些疑问，这不能不引起王安石的深思。王安石虽然坚信自己的做法是对的，但对朋友不能不详细说明这样做的原因，于是他给王回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这就是《答王深父书》，保存在《王文公文集》第七卷中。在这封信中，他详细陈述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先备礼而后致刑，要先教而后杀。

不管他人怎样议论纷纷，王安石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这是王安石的一贯性格，也就是他在给朋友信中所提出的那个观点，“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他始终有坚定的自信心，只要自己认为是真理，那么，不管遇到多大的阻力，他都要坚持下去。

人们的议论对王安石并没有多大的打击和影响，而一个人的突然去世却使他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这个人就是王令。

王令字逢原，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为人有大志，正直而重气节，以天下为己任，非常关心民生疾苦。王安石是通过读他的一首诗才知道他并与之结交的。那是庆历年间（1041—1048）的事。一次，王安石从一朋友处看到一首题作《暑旱苦热》的诗篇，全诗是：

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

（《全宋诗》卷六九八）

读罢此诗，王安石被诗中关心民生疾苦的深切情怀所感动，尤其是最后两句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伟大抱负更令他钦佩不已。那时，王令还不到二十岁。以后，王安石认识了王令，通过深谈，二人结为知己。不久，王安石把自己妻子吴氏的一个堂妹介绍给王令，二人又成了连襟，交往更加密切。

王安石在出任常州知州的时候，帮助王令在常州武进县谋得一个教书的职务。不久，王令就把家临时安在了武进县（今属江苏）南乡薛村。由于他死得很突然，家族中又没有其他有力的人，于是就决定埋葬在那里。

王令不是进士出身，又没有强有力的靠山，所以也就没有办法步入仕途。王安石当时的地位不高，还没有力量提拔王令。但王安石早已把王令作为自己的知己，作为自己将来干事业将要倚重的后备力量。反正王令还很年轻，他比自己还小十一岁，以后的日子长着呢，不必着急。王安石总是这样想。所以王令一直以教书为生，社会地位极低。他的抱负当然也就没有施展的机会。王安石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比自己小十一岁，年仅二十八岁的王令突然间说死就死了，使人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王安石听到信的时候，王令已死去一个多月。

王安石的妻子悲痛地告诉他，王令的遗孀即自己的堂妹刚有身孕不久就遭此大丧，打击实在太大了，她要到妹妹那里去一趟，帮助妹妹渡过这一难关。王安石当然支持。对于王令，王安石的感情很深，王令的妻子又是王安石的堂妻妹，他对王令的后事怎能不格外关心呢？度支判官有时也要到下面去视察，王安石便向上司申请，他要到吴中地区去处理一件公事，顺便也去帮助料理一下王令的丧事。上司同意了。

王令家族衰微，本人又没有社会地位，丧事当然也就冷冷清清。只有王令妻子的两个哥哥在这里帮助妹妹料理后事。王令妻子的名字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便称之吴氏吧。吴氏虽然很年轻，却颇有主见，非常刚强而有志气。见王安石夫妇不远千里特意从京师赶来，很受感动。寒暄见礼叙过家常后，她语气坚定地对王安石夫妇说：

“姐姐、姐夫，你们也不必为我担心，我能挺得住。别看逢原去了，我刚刚有身孕，但无论生下的是男还是女，都是逢原的骨肉，我一定能把孩子养大的。我一定要对得起逢原。”王安石夫妇连连点头表示相信，又安慰了一番。

在死后第九十三天，王令才正式下葬。王安石为之撰写了墓志铭。

为王令守墓七天后，考虑一个年轻寡妇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王安石夫妇建议吴氏回到娘家方面去住，吴氏的两个哥哥也有此心。于是，吴氏就在哥哥的帮助下把家搬回了娘家——唐州。

后来，到熙宁年间（1068—1077），也就是王安石当政开始进行变法的时候，制定了许多有利于生产和发展的政策，动员招募百姓开垦一些河边或山坡旁已经荒芜的土地，并有相当优惠的政策。可是，许多百姓不太相信这些政策的可靠性，大都在观望而不敢出面进行承包。唐州的荒地很多，在吴氏哥哥家的田地旁边就有很大的一片荒地，足有几百亩。高处杂草荆棘丛生，还有一堆堆的灌木丛。低处是涝洼塘，常年积水，布满浮萍和绿苔，是蚊蝇的乐园。

由于多年荒芜，这片荒地要进行开垦确实需要付出很多的劳动，也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投资。当时的百姓早已被州府的政令多变害苦了，故虽然一再动员也没人出面承包这大片荒地。没有资金投入是一个原因，而更主要的是对政府新颁发的法令条文持怀疑态度。吴氏最理解自己姐夫王安石的性格，知道他是一个坚持己见、不为流言所动的人。既然是姐夫制定的法令条文，轻易是不会改动的。于是，她作为一个弱女子，首先站出来，慷慨激昂地对众百姓说：

“我愿意承担这块荒地的开垦治理工作。这也不完全是为我自己打算，实际上也是为政府、为大家打算。荒地开垦出来，不仅可以增加税收，而且也是我们这一带百姓世世代代的养身之源。请大家能理解我，支持我。”于是挺身而出，承担了这个十分艰巨的大工程。

吴氏亲自设计，何处筑堤，何处修建斗门，何处修渠，何处潴水等。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使这一大片荒芜多年的土地成为十分肥沃的良田。

政府增加了税收，这一带的百姓深受恩泽，而吴氏每年的收入也非常可观，多至万缗。她把这些钱全部捐献出来赈济困穷百姓，周济那些贫乏之人。全州的人都感念她的恩德，民间有了纷争诉讼不去州府打官司，都到她这里来听从她的决断。州府把她的事迹上报给朝廷。朝廷下诏，赐给十匹绢、十石米。可见吴氏确实是位有胆有识的奇女子。这当然已经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王令之死，使王安石感到有些孤独，心中经常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他觉得失去了一个知己。人，生活在世间，不能没有朋友。朋友也有分别，有远近，有厚薄，有亲疏。有在一般的社会交往中可以相互帮助的朋友，有在事业上相互支持的朋友，有在你困难的时候能够出手拉一把而使你渡过难关的朋友，这些朋友也很可贵，但仍属于一般性的朋友。而能够肝胆相照，能够深深理解你的性格和人品，当许多人对你都产生误解，甚至你周围之人都怨恨你、咒骂你的时候，他依旧理解你，相信你，并敢坚定地维护你，这才能算是真正的知心朋友，而这样的朋友永远都是极少数的，正因为是极少数的，也就更显得可贵。

人的一生，知心朋友难遇，而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相信自己的上级尤其是君主更难遇。在封建社会中，没有君主的支持要想完成大的事业是绝不可能的。万言书上去几个月，却如同石沉大海，王安石心情有些郁闷。他想到了历史上最有名的王昭君的故事。

王昭君名王嫱，字昭君，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貌极美，妙精琵琶，色艺双绝，是汉元帝后宫里的第一美人。可是入宫五年未见皇帝一面。原来汉元帝是个荒淫昏庸之主，后宫美人太多，他看花了眼，挑选不过来，就想了个馊主意，先让画工把经过挑选的美人画成图画，然后按图选美召幸。美人们得知这个消息，纷纷出钱贿赂画工，请画工尽量把自己画得美一些。

王昭君自恃貌美，不肯贿赂画工。结果画工在给她画像的时候做了手脚，把她画得很丑。其结果可想而知。于是，她在深宫里苦苦煎熬，荒废了五年大好的青春。后来，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亲，汉元帝就把王昭君在内的五名宫女赐给呼韩邪。王昭君告别时，汉元帝才发现这是后宫第一美人。但不能失信，只好忍痛含恨看着王昭君随人而去。事后，汉元帝追查此事的责任，杀了主管画美人图的毛延寿等一大批画工。

如果汉元帝亲自选美，不经过画美人图这一中间环节的话，怎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呢？正是这样的许多中间环节，才使贿赂得以发挥作用，才使事物的本来面貌受到歪曲，才使许多美好的事物毁于一旦，才使许多罪恶发生。而且，人的容貌是可以画的，可是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灵魂气质又怎能画出来呢？想到此处，王安石忽有所感，一首诗酝酿成功，诗题就叫《明妃曲》：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怨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卷六）

这是一篇翻案文章，他认为，杀死毛延寿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因为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王昭君到塞外去，也未必就是坏事，与其像陈阿娇那样在长门宫中冷清凄苦地度过一生，还不如到一个能够重视自己的地方去。王安石感到意犹未尽，便趁着情绪的涌动又写一篇：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时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卷六）

这两首《明妃曲》因立意新颖、见解深刻而在当时的诗坛上产生轰动，一时人人传诵，著名诗人欧阳修、司马光、梅尧臣、刘敞等都作了和诗。后来，这两首诗中所表现的观点也引起许多争论。

一个时代的人关心的事情往往有相同之处。北宋建国后，始终未能解决后晋石敬瑭割让给契丹即后来辽国的所谓“燕云十六州”问题，即在长城以里的今河北、山西、内蒙古境内的十六个州归属于异族政权。因此北宋的政治家和文人都很关心这一问题。既然如此就应该振作精神，发展经济，富国强兵，收复本来就是华夏政权的领土。而王昭君故事便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北宋虽然没有用女人去和亲，但采用的手段更软弱卑微，花钱买和平，每年向辽国上贡大量的白银布帛，占国民收入的相当比重。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只能加重百姓的负担，国家也越来越贫困，形成积弱积贫的局面。

正因为如此，王安石的这两首《明妃曲》才引起文坛的关注。其中“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两句在当时还没有引起争论，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的和诗也没有涉及这两句。欧阳修和诗中说：“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漂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11]将王昭君的悲剧归结为“红颜薄命”，立意与主题都显得有些单薄。但“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两句值得关注，汉代用女色和亲的计策本身就很拙劣，运用女色来取媚于人是难以自我夸耀的。这里是否也有用金银布帛来取悦于帝国而换取的和平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意思呢？什么“百年无事”，什么“和平无战事”都是这种屈辱苟安换来，有什么可炫耀的。欧阳修主观上是否有这层意思难以判断，在有无之间。

到南宋，宋金两国的对立更加严重，金人即女真族比契丹族更落后，南宋人对金人的排斥程度更强烈。而南宋初期，因各种原因而到金国并被金国以各种方式留下的宋朝士人有一定数量。有很多大名人，如高士谈、宇文虚中。这样，对于这些人如何评价成为当时一个热门话题。

南宋初期，一位叫范冲的人“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这种说法主要出自“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两句，意谓那些卖国投敌者都可以用这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一直是反对变法、反对王安石的人。

范冲可能是挟嫌陷害王安石，也可能没有真正读懂王安石的诗意。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王安石这两句诗并最后两句联系一起分析一下：“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汉恩自浅胡自深”说的是事实，前面诗中说“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呼韩邪单于确实对王昭君非常好，而汉元帝如何呢？不言自明。因此这样说一点不过分，就是如此。“人生乐在相知心”，但是“胡恩”再深能算“知心”吗？如果知心，王昭君的“含情欲说独无处”“汉宫侍女暗垂泪”便不好理解了。如果知心则应该开心，而最后的“哀弦”更说明王昭君终生思念故乡、思念故国。

王安石是同情王昭君的遭遇，批判汉元帝不能及早发现这样的倾城倾国美人，使其远赴异域，终生悲苦。如果高度概括的话，王安石这两首诗要说的是：王昭君与其像陈皇后那样在长门宫里凄凉度过一生，凄凉死去，还不如远嫁匈奴。但在匈奴即使再受宠，也要忍受不同文化带来的精神痛苦，也没有精神的归属感，故终生孤独悲凉。这种情境，和封建专制社会的士人不也有相似之处吗？因此，这两首诗的主旨是非常深刻的，也很含蓄蕴藉。

一天，在三司使衙门里，一位比较要好的同僚请王安石到他家里去，说有事相商。王安石自然答应。

第二节 一个独特的唐诗选本

同僚叫宋敏求，字次道，与王安石同是判官之职。他是个著名的学问家兼藏书家。他父亲叫宋绶，酷爱图书，不惜重金购买收藏。宋敏求也有乃父之风，经过两代人的积蓄，家中藏书几万卷，而且还都进行校雠，是当时天下最有名的藏书家。他家住在春明坊，士大夫喜欢读书的人多在他家附近购置房屋，为的是便于借阅善本书。因此，他家附近的房屋价格最为昂贵。

宋敏求拿出家中珍藏的一百零四位唐代诗人的诗集，说这是他家收集多年才购置到的唐人诗集，一些大家的诗集流传比较广泛容易得到，而这些中小诗人的诗歌作品人们却不容易看到。为使这些中小诗人的作品得以流传，请王安石从这一百零四个诗集中精选一些作品刊刻出版，以供爱诗的人们阅读浏览。王安石本来很爱唐诗，而这些诗集中也有他没见过的，所以欣然应允。

王安石极其认真严谨，自从接受这一工作以来，夙兴夜寐，用功甚勤，花费大量心血，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把这一选集搞完。因为先要通读每个本子，从中圈出有价值的诗篇，然后再进行比较精选，确定篇目。接着就是找人抄写，写后再进行校对。最后才能刻板印刷。待全部完成，已经耗费了王安石几个月的时间。他感到欣慰，同时也感到有些后悔，因为此事耗费他许多精力。王安石一生的最大愿望是改造社会，大济苍生。他并未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在文化建设上，所以他在诗中才说：“他日若能窥孟子，终生何敢望韩公。”他在《唐百家诗选序》中也表达了这种心情：

余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时，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余编，委余择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诗选》。废日力于此，良可悔也。虽然，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

（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四）

序写得过于简短，可看出王安石的文风。但因此也给后世带来许多误解。因为这个选本中没有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韩愈等大诗人的作品，后人便有种种猜测和不满，认为王安石性格古怪，专门以个人的好恶对作品进行取舍，他喜欢的就多选，他不喜欢的就不选。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会，因为宋敏求提供给王安石的唐人诗集就是那一百零四编，王安石只是从这部分诗集中选出的诗篇。此选集叫作“百家诗选”而不叫“全唐诗选”的道理也正在这里。当然，王安石本人也有责任，这就是此序中“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一句话不严密。因为想要了解唐诗的人只观看此选本是绝对不行的，更不要说“足矣”了。

不久，朝廷又命王安石“直集贤院”并参修《起居注》。这一官职使他有直接参与选拔人才的机会。正是这种机会，使王安石结识了青年才子苏轼。

这年是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已四十岁，到了不惑之年。在此之前，王安石早就不止一次听说过苏轼的大名。三年前，欧阳修知贡举任主考官后，曾向王安石介绍过这位来自蜀中的青年才子的才气和学识，但王安石却一直未见过。在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来到京师后不久，苏洵带着张方平、雷简夫的推荐书拜访了欧阳修，并把自己的《洪范传》《史论》七篇献给这位文坛泰斗。欧阳修读完这些文章，对苏洵大加揄扬，一方面向宰相富弼推荐，一方面向皇帝直接推荐。苏洵名声大振。

时过不久，欧阳修为送一名叫裴煜的人到吴江任知州，设一个小型饯别宴会，请苏洵参加。同时也请了王安石、王安国、梅尧臣、杨褒、姚子张几人，主客共八人。宴席上，以“黯然销魂唯别而已”八个字分韵作诗。在这次宴席上，王安石才认识苏洵。但因欧阳修请的是苏洵，古代又有父子不同席的礼数，苏轼兄弟当然不能同往。也正因为王安石和苏洵有此一面之识，才会出现苏洵写作《辨奸论》这一千古公案。该文把王安石说成是不近人情的大奸人，并预测王安石一旦当政，就一定要变法祸乱天下。

苏洵与王安石只在同一桌上吃过一顿饭，二人都不是主要客人，也不可能深谈，回去便写什么《辨奸论》，恐怕不太可能。又说什么苏轼后来也赞成云云，更是无稽之谈。苏轼的晚年和王安石关系相当不错，而且，这种说法好像是在抬举苏洵，说他有先见之明，能未卜先知，但这等于把同时代的许多杰出人物都贬低了，像欧阳修、司马光、文彦博、韩琦、富弼等，仿佛这些人都无知人之明，谁也没有苏洵高明。

苏轼兄弟登第是在嘉祐二年（1057）。同年五月，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曾巩出任太平州司仓参军。欧阳修设宴为之饯行，想请苏轼兄弟，以便让他最赏识的两个大才王安石和苏轼见面。可事有不巧，前几天苏洵接到凶信，苏轼的母亲去世了。苏洵父子匆匆上路往回返，已经离开了京师。苏轼兄弟是为母亲守丧，故需要两年多时间，到嘉祐五年（1060）的春天，苏轼兄弟和父亲苏洵才回到京师。

按照正常的程序，苏轼要出任一任地方官才能参加制科或馆职考试。但因为欧阳修爱才心切，上一篇《举苏轼应制科状》，推荐苏轼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考试。欧阳修在朝野的声望都非常高，他的推荐当然有力量，苏轼被批准参加考试。苏轼才华横溢，见识高超，文思敏锐，高中榜首。

王安石在对苏轼进行面试的时候，才见到这位方出茅庐就名满天下的大才子。只见苏轼中上等的身材，相貌堂堂，脸形略有些长，但五官长得非常相称，举止不俗，风度翩翩。进行几段象征性的问话后，王安石发现这确实是个难得的奇才。学识广博，反应机敏，文思充沛，出口成章。王安石从内心里喜欢这个年轻人。他在录用苏轼为“大理评事”的制词中说：“敕某：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评价极高。

刚录用完苏轼，王安石就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好朋友梅尧臣在四月里去世了。梅尧臣是欧阳修的莫逆之交，比欧阳修还大六岁，是诗坛的老前辈，是欧阳修进行诗文革新的得力助手，尤其是在诗风的革新方面，贡献更大。后世普遍认为梅尧臣是宋诗的“开山之祖”。

想到梅尧臣对自己的赏识和器重，尤其是当自己出任常州知州临行时梅尧臣亲自来送，并写诗相赠，那种真情，那种信任，都曾经给王安石以很大的鼓舞，梅尧臣的音容笑貌又出现在王安石的脑海中。他难以抑制内心的悲伤，创作《哭梅圣俞》一诗以寄托哀思。诗中写道：

《诗》行于世先《春秋》，“国风”变衰始柏舟。文辞感激多所忧，律吕尚可谐鸣球。先王泽竭士以偷，纷纷作者始可羞。其声与节急以浮，真人当天施再流。笃生梅公应时求，颂歌文武功业优。经奇纬丽散九州，众皆少锐老则不。翁独辛苦不能休，惜无采者人名遒。贵人怜公青两眸，吹嘘可使高岑楼。坐令隐约不见收，空能乞钱助 馏。疑此有物司诸幽，栖栖孔孟葬鲁邹。后始卓荦称轲丘。圣贤与命相盾矛，势欲强达诚无由。诗人况又多穷愁，李杜亦不为公侯。公窥穷厄以身投，坎坷坐老当谁尤。吁嗟岂即非善谋，虎豹虽死皮终留。飘然载丧下阴沟，粉书轴幅悬无旒。高堂万里哀白头，东望使我商声讴。

（卷一三）

全诗对梅尧臣不同流俗，敢于力矫浮靡诗风的勇气表示赞赏，对梅尧臣宁可终身困顿也要投身于诗歌革新这一伟大事业的精神表示钦佩，对梅尧臣的贡献和影响给予高度的评价。

王安石任度支判官后，认识到自己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到地方上去任职了，便把高堂老母和妻子儿女接到京师来。

在这几年里，国家虽然没有大的动荡，但朝廷中正在悄悄发生一些变化，国家积弱积贫的状态也在加深。仁宗皇帝还不到五十岁，可身体状况却很糟糕。在几年前，也就是至和三年（1056）正月初一，仁宗驾临大庆殿接受百官朝贺。前一天晚上下大雪，仁宗在庭外祈祷上天，在天刚亮时果然晴了。但仁宗却偶感风寒。大臣列班鹄立，仁宗登上御座。可刚刚坐下，龙冠就有些倾斜颤抖，口角微微抽搐，流出少许的涎水。内侍上前轻轻用手指揩去，仁宗这才清醒过来。站在班首的宰相文彦博看出有异，急忙率领百官跪拜朝贺，三呼万岁。加快节奏，这才勉强完成朝贺大礼。

初五，仁宗按照惯例在紫宸殿设宴招待辽国大使。皇帝在殿上，辽国大使和宰相文彦博在大殿下相对而坐。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宴席开始，行过献酬之礼后，文彦博到殿上向仁宗献寿。仁宗小声问文彦博：“怎么还不奏乐？”吐字也有些不清。文彦博一愣，知道仁宗又犯病了，因为音乐正在演奏中，马上用话遮掩过去。幸亏辽国大使离得较远，没听清他们君臣的对话，否则将有失国体。不管怎样，此次又算勉强应付过去。可到第二天即初六上午，辽国大使入朝辞行，仁宗已经不能起床接待了。文彦博到内庭以皇帝的名义发出谕旨，在馆驿赐宴送行，并按惯例签发了国书，总算又应付过去。

可从这一天起，仁宗病重，有时昏迷不醒，根本不能临朝听政。几天过去，朝廷中议论纷纷，京城里的百姓也有听到一些消息的，人心浮动。

宰相文彦博和富弼干练沉稳，非常有经验，虽遇如此棘手之事也不惊慌。二人排除宦官的干扰，分班留在禁中值宿，每日必到寝殿觐见皇帝，随时掌握皇帝的病情。然后处理朝政，故一切照常。为维持好京师里的治安，又起用包拯为开封府府尹，京城里的社会治安也比较好。但由于仁宗有病，也因为朝廷经费过于紧张，所以宣布本年停止元宵节闹花灯的活动，一切从简。

过了元宵节，仁宗的病才渐渐好转，基本上康复，但从此身体极度衰弱，小病不断，有时还得大病。仁宗虽将近五十，后宫嫔妃无数，可就是不生儿子，故直到此时还没有子嗣。众大臣忧心忡忡，欧阳修、包拯、富弼等人先后上表，或亲自向仁宗进谏，建议早日从诸位亲王中选择有德之人为嗣子，以立国本。仁宗犹豫不决，一时间定不下来。

仁宗身体不好，为人又优柔寡断，朝廷大臣多数是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国家的形势怎会有好转呢？兼并日益严重，贫富悬殊，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嘉祐六年（1061）三月，王安石的六弟王安礼进士及第。不久，欧阳修又上表推荐吕惠卿和刘攽充任馆职。推荐吕惠卿的几句话是：“前真州军事推官吕惠卿，才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可见欧阳修对吕惠卿的评价相当高。吕惠卿确实颇有才干，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也是一个风云人物。六月，王安石再次提升，他被任命为“知制诰”之职。这是直接参与机要，为皇帝起草诏书的清要官职。他感到自己的责任更大了，既然有机会，就应该尽臣子的职责，于是，他又要上表了。

第三节 妻子的好心

王安石是在六月初二接到任命诰敕的，他当即写了谢表。他的心情很激动，觉得皇帝对自己颇为信任，自己更有责任把全部看法和想法都奏明圣上。回到家中，点上蜡烛，连夜伏案疾书，写了一篇《上时政书》。书中写道：

臣窃观自古人主，享国日久，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自秦以下，享国日久者，有晋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趋过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祸灾而悔无所及。虽或仅得身免，而宗庙固已毁辱，而妻子固已困穷，天下之民，固已膏血涂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脱于困饿劫束之患矣！夫为人子孙，使其宗庙毁辱；为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岂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晋、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为其祸灾不至于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

（卷一）

王安石先指出当前形势的严重性，以历史上的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为例，说明因循苟且、不思振作的危害。实际是警告仁宗应以这三个古代皇帝为借鉴，千万不要得过且过，这样会造成千古遗恨。接着，王安石又说：

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讲求法度。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过今日，则臣恐亦有无所及之悔矣。然则以至诚询考而众建贤才，以至诚讲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

（卷一）

这段话简直是大声疾呼：形势万分危急，再不众建贤才，再不大明法度，天下就要大乱了。这与三年前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以及后几年给神宗上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急于变法的思想情绪，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认识也极为深刻。

仁宗是个宽厚的君主，仁慈有余而魄力不足，而且他这一段时间身体又不好，所以看到王安石的这封言辞激烈的奏疏后也没有采取什么具体的措施。大宋王朝的命运就像仁宗的身体一样，满身是病，维持一天是一天，已经没有动大手术从根本上解除病痛的可能了。

王安石出任知制诰以来，知道了宫中的一些轶事，有些是关于仁宗的。这更促使他要尽心尽力辅佐这位仁慈有德的君主。

据说，仁宗小时候受过许多磨难，身体一直不太好。宫中御医以及各种管保健的人员想尽一切办法调养圣上的龙体。在多种保健方法中，仁宗比较喜欢一种带有导引术的梳头法。其实，所谓的导引术，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气功。有一个宫女会这种梳头法，于是她就专职给仁宗梳头，宫中都称之为“梳头夫人”。一天早朝后回到后宫，仁宗感到身体有些疲乏，又让“梳头夫人”把发髻打开，重新梳拢头发。由于是直接到后宫来的，仁宗的衣袖里还有一位谏官所上的奏章，一时大意被围着他嬉笑的几个嫔妃发现了。这些人在仁宗面前从来是无拘无束，就说说笑笑地抢着把奏章拽了出去。嫔妃们一看，那奏章的内容原来是说后宫嫔妃太多，建议皇帝把多余的宫女放出宫去。那些宫女嫔妃见是此等奏章，都鸦雀无声，一下子就沉默了。只有“梳头夫人”不以为然地说：“如今就是京师中一个富人，也要娶上三妻四妾的，哪里有天子多几个嫔妃，外臣还要说三道四的道理呢？官家马上驱逐上奏章的人，就可以清静了。”那时，宫中人都称皇帝为“官家”。

仁宗听后，也没有吱声，把头梳完后，就用御膳，即吃中午饭。饭后，仁宗到后苑，命内侍按照宫人的名册把宫女遣出后宫若干名，以表示采纳谏官的意见。“梳头夫人”因为进宫时间最早，所以被列为第一名而放出宫去。次日，仁宗再传“梳头夫人”梳头时，才知道这件事，但他又是一声未哼。

有人问参知政事吴奎：“当今圣上，和汉文帝相比，若何？”吴奎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如果从这件事来看，今上比汉文帝强多了。”原来，汉文帝刘恒也算是历史上一位有德明君，尤以俭德著称。但有一件事给他抹了不少黑，这就是他十分宠爱一个年轻貌美的叫董贤的人，和当年卫灵公宠爱弥子瑕相差无几，几乎是形影不离。董贤竟恃宠干政，多为不法之事。但有皇帝撑腰，谁也奈何不了，多少大臣进谏也不行，所以吴奎才有此说。

平心而论，仁宗还算是个比较开明的君主，从上面的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他对王安石的态度也可以说明这一点。王安石这封奏疏中的言辞如此激烈，简直像在指着皇帝的鼻子提意见一样，而且意见又如此尖锐，把当今天子比作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这三个先明后昏的皇帝，真有大不敬甚至有诅咒圣上之嫌。如果换个刚愎自用或狂妄自大的君主，即使没有性命之虞，也会被罢官而赶出朝廷的。但仁宗并没有这样做，他没有采纳王安石的意见，只不过是缺乏魄力罢了。

当然，王安石的两封言辞激烈的奏疏搁浅的另一个原因是仁宗的性格比较怯懦，遇事好进行折中而缺乏明断。他的这种性格好处是能使大臣们尽情地发表意见，有一定的民主性，舆论方面比较自由。所以在仁宗当政的几十年间，从来不杀大臣，不罪言官。但这样也有负作用，这就是培养了朝廷大臣和士人们好争论的习惯。有时不管事情的轻重缓急，也不管有没有价值，大臣和士人们都好争论不休。而仁宗只是从中进行平衡，搞一搞折中，或各打五十大板，或各给几个甜枣吃。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大臣们总是争论不休。北宋年间后期党争的兴起与此便有直接的关系。

一年多时间过去，到了嘉祐八年（1063）的春天，仁宗一直也未采纳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在国家大事方面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作为，心情有些不舒畅。没有想到的是，家中又出了点小麻烦。前文提到，王安石任知制诰后，俸禄增加很多，就把老母亲和妻子儿女接到东京来。阖家欢乐，吴氏又生了一个男孩儿，两个女孩儿。如今王安石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非常可心，家庭生活很是幸福。既然如此，怎么又会有麻烦呢？

一天，王安石下朝回家。一进内室，不禁愣住了。夫人吴氏不在屋里，而屋里却坐着一位二十多岁年轻貌美的女子。只见那女子高绾发髻，上插孔雀碧玉簪，身穿锦绣华服，淡妆细抹，颇有姿色，坐在双人绣床边上，羞答答地看着王安石，表情异样，非常复杂，难以形容。

“你是什么人？为何坐在这里？”王安石问道。那女子答道：“是夫人让妾来的，夫人吩咐我来服侍大人。”王安石继续追问，那女子把经过全说了。

原来，那女子是一个无品武官的妻子。她丈夫在一次押送军用物资的过程中在河里翻了船，损失了一大批军品，被上级判罪，罚款九十万钱，如果能交上钱，人就可以释放，如果没有钱，人就要判刑。由于丈夫已被拘押，女子爱夫心切，又没有地方去筹措这么大数量的钱，万般无奈，才到买卖人的地方自卖自身，要价就是九十万，结果被人领进这个不太宽敞却很幽静的宅院。她看出这是个大户人家，女主人告诉她，说是给官人买的妾，吩咐她要好好服侍官人。又说官人是个难找的好人，不会亏待她的。那女子说到伤心处，忍不住掉下几颗伤心的泪。

听完女子的哭诉，王安石劝慰道：“你不要难过，也不必给我当什么妾。你马上可以回家，去跟你的丈夫团圆。”“那钱呢？钱怎么办？我们家也没有那么多钱来还给大人啊！”那女子十分疑惑地反问。“钱就算是我赐给你们的，不用你还了。”那位女子露出惊愕的神色，连连说道：“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吗？”王安石把话又重复一遍，那女子才相信，千恩万谢，回家去与丈夫团圆。

女子被打发走后，王安石才通知吴氏，并询问她为何要这样做。原来吴氏进京后，见京师里的人生活特别奢靡，一般的富户都有几房妻室，大富户几乎是妻妾成群，朝廷官吏更不用说，几乎没有不纳妾的。尤其是有一定品级一定地位的官吏，如果没有一两个妾，就好像不正常似的，人们就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你，或认为这个官吏有病，或认为这个官吏过于惧内，家中一定有个母夜叉。王安石已经是知制诰，是五品高官，早已有了纳妾的资格。吴氏见丈夫终日忙于公务，很是劳累，可能是没有工夫顾及于此，就私自做主，派人到外面去给丈夫买了一妾。见丈夫决意不纳，又听说已经把人打发走了，也无话可说。

王安石终生只有一个夫人，没有妾，而且终生不入妓院，绝无风流韵事。在生活上一直是很低的标准。还有一点就是终生不肯坐轿，认为人人平等，不能图自己舒服而让别人当牛做马。

家中的事刚刚处理完，朝廷中又出了大事。

第四节 仁宗宾天

一进二月，仁宗身体就开始不适。但因他经常有病，人们也就不感到惊慌了。不过仁宗是皇帝，和寻常百姓不一样，内侍和大臣们自然要抓紧为之治疗。御医宋安道绞尽脑汁诊视用药，可就是不见效。于是又传宫外的孙兆和单骧进宫，与宋安道会诊。孙、单二人以前曾任朝廷命官，医术高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仁宗病情有所好转，到三月下旬时基本上痊愈了。

四月初一是壬申日，朔日早朝比平时重要一些，文武百官准时来到宫殿外等待上朝。平旦，宫门开启。传出诏旨：宰相韩琦和翰林学士王珪进入内殿，其他大臣在大殿排班待命。王安石随着众位大臣来到大殿等候。众人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好耐心等待。有人窃窃私语，做各种猜测。

将近中午，还是没有动静。有人很疲乏，身体虚弱的腿都有点发颤了，可没有圣旨，谁也不敢轻易离开。直到太阳开始偏西，才见宰相韩琦带着四名内侍，全都身穿孝服，从内殿出来。众人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韩琦向全体大臣宣布：仁宗皇帝已于今日早晨宾天，遗诏命皇子赵曙于灵前即位。现在即请诸位随本相从垂拱门进去，到福宁殿向大行皇帝哭临告别。因为事情仓促，来不及准备这么多孝服，诸位只能穿吉服前去。但为表哀悼，全部解下金带和佩鱼，由两名内侍统一保管。众人照办，随着韩琦前去。一路哭声。

原来，仁宗皇帝前几天已经基本康复，就在三月晦日的晚上，一切还都很正常，晚饭吃得也不少。可睡到半夜时，仁宗忽然坐起来要吃药，说感觉很不好。催促快拿药来，并命内侍急召皇后。说话间就不行了，等皇后赶到，已经说不出话来，但心里还明白，只是非常痛苦地用手指着心口窝，干着急出不来声。等御医赶到，一切都来不及了，眼看着要咽气驾崩。

左右近臣要开宫门去召辅臣，辅臣即执政大臣。皇后非常冷静，说道：“这种情况下在夜间岂能打开宫门。”当即派人用密旨去传宰相韩琦和翰林学士王珪等人黎明即入。御医刚离开，马上派人追回。严密封锁消息。等到黎明，韩琦等人到来，才知道皇帝已死。皇后命王珪草遗诏，由韩琦主持，召皇子赵曙入内。一切安排就绪，已经过午，这才正式公布皇帝宾天的消息。

仁宗没有亲生儿子，新君赵曙是濮安懿王赵允让的第十三个儿子。濮安懿王是商王赵元份的儿子。如果要说明嫡传辈分的话，要从宋太宗赵光义那里算起，才好理清，也容易说明白。赵光义有九个儿子，老三是真宗，老四是商王赵元份。仁宗是真宗的儿子，濮安懿王允让是商王的儿子。仁宗和濮安懿王是同祖父的亲堂兄弟。仁宗身体不好，三十多岁也没有子嗣，就把最近支的濮安懿王的儿子即赵曙抱到宫中抚养。等赵曙五岁的时候，仁宗有了亲生的儿子，就把赵曙又送回濮安懿王府。

可是，天不作美，正如俗语所说“严霜专打独根草”，仁宗的宝贝儿子夭折。以后所有的嫔妃就再也没有怀孕的。如果换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老天作美，因为仁宗的亲生儿子不夭折的话，就轮不到英宗赵曙当皇帝。如果赵曙不当皇帝，当然也就轮不到神宗赵顼当皇帝。如果赵顼不当皇帝，也可能就不会有人那么坚决地支持王安石变法。如果没有皇帝的坚决支持，王安石绝不可能搞成在历史上影响那么大的一次社会改革运动。那么，后人也不会对王安石有那么多的非议甚至可以说是诽谤。当然，王安石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不会有那么大的知名度。是福是祸，是功是罪，谁能说清楚？

赵曙的庙号是英宗，下文即以英宗称之。英宗即位时已经三十二岁，是个成年人，当然有自己的主见。可以说，他完全继承了仁宗的衣钵，而又不如仁宗仁慈。一切遵从旧制，什么也不想动，继续重用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等具有保守倾向的老臣，采用当年汉惠帝和宰相曹参的策略，也来个“萧规曹随”。但由于背景完全不同，故所取得的效果也就完全不同。

在治理国家方面，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丰富的经验和故事。“萧规曹随”就非常有名。汉高祖刘邦和老丞相萧何死后，惠帝刘盈即位，按照萧何的意见起用曹参为丞相。曹参每天上朝处理政务，一切照旧，没有制定任何新的法令条文。国家政策和朝廷规章丝毫未动，他本人也落个清闲，下朝回家后就饮酒。有人向惠帝上本，认为曹参丞相不努力工作，不求进取。惠帝也不理解曹参的做法，就找曹参谈话。曹参讲的道理非常浅显易懂。他认为，惠帝的才能不如高祖，自己的才能不如萧何。高祖和萧何已经制定那么多非常好而且又非常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我们君臣只要认真执行好，别走样就行了，哪里还用得着什么更改呢？

惠帝听他说得有理，就同意了他的做法。于是，这对君臣继续执行高祖时制定的一切政策法规，几十年不变。这样就使百姓有所遵循，百姓高兴地说：“萧何为法， 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12]这就是成语“萧规曹随”的来历。可以说曹参的这一做法是非常高明的，实际上是保持朝廷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养民生息，为以后的“文景之治”繁荣局面的出现奠定一个良好的政治基础。

但英宗即位时的情景与此大不相同。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前十一年是由刘太后执政，后三十多年都是仁宗掌朝。仁宗优柔寡断，朝纲不整，吏治腐败，政令松弛。朝廷的政令难以畅通，各种法令制度形同虚设。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对立严重，国家财政空虚，外族不断入侵，人民起义此起彼伏。内忧外患极其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再维持现状不图进取只能说是无能，与“萧规曹随”不可同日而语。

英宗不思振作，众大臣采取保守的态度，整个朝廷又和仁宗在位时一样，只是维持局面而已。在这种情形下，还能有什么作为呢？王安石闷闷不乐，也只能天天上朝处理自己的公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倒也清静，可这样清静的日子也没过上多久，王安石家中又出了大变故。

八月辛巳日（十二），王安石的母亲吴氏老夫人在家中溘然长逝，死得非常安详，享年六十六岁。王安石是大孝子，对母亲的突然死亡非常悲痛。到朝廷报丧请假后，先是在家中设置简单的灵堂祭奠。

王安石的母亲吴氏持家有方，深明大义，对王安石影响很大。她是王益的继室，生了五儿两女。王益的第一个夫人生两儿一女，所以，她就算是七儿三女。这七个儿子依次是安仁、安道、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安上。安仁、安道是王益大夫人所生，但她待之比亲生儿子还亲，两个儿子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们的妈妈是继母。王安石以前坚决辞去馆职考试时，几次提到亡去的“二兄一嫂”，可知就是指安仁夫妇和安道。这二位兄长都是王安石同父异母的兄长，而安石对他们也一如自己的亲兄弟。在吴氏老夫人所生的五男二女中，王安石年最长，所以他的家庭责任也就最大。

王安石已四十三岁，但在母亲的灵柩前，他还是无法抑制自己的悲痛，泪流不止，哽咽啜泣，一件件往事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爹爹王益死时，妈妈才四十二岁，是个中年妇女，就勇敢地承担起这个大家庭的生活重担。在负责教育子女的同时还要处理家庭内外的一切事务。妈妈好学强记，识文断字，特别支持提倡孩子们学习，而且不重男轻女，女儿愿意学习的也同样可以读书。所以两个妹妹都有一定的知识，也都会作诗。这样开明的老人实在不多。妈妈处事有分寸，对是非的判断也很准确。对亲戚邻居十分友善，人缘非常好。对两个前房的兄长如同亲生骨肉，更难得的是对前房母亲的娘家也如同她自己的娘家一样。这是需要很大气度的。

妈妈的作风对自己的影响很大。有两件事，令自己感慨颇深，一直念念不忘。一是自己当年几次辞去馆职考试，有人劝妈妈，让她强劝自己应考。妈妈则淡然一笑，答道：“这不是我教育子女的做法。儿子大了，他自己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我不能相强。”所以始终也没劝过一句。一是在自己出任知制诰后，按照惯例，妈妈应当晋封郡太君。可妈妈不准自己向有司提出，所以一直到死，妈妈的封号依旧还是“仁寿县太君”。孝敬公婆，善事夫君，勤俭持家，待人宽厚，教子有方，淡漠清静，集众美于一身，这就是王安石对妈妈的印象。

办丧事时，许多朝廷大臣、同僚、亲朋好友都前来吊唁，或派人来。受王安石委托，好朋友曾巩为老夫人作的墓志铭。宰相富弼多次派人前来慰问，或送钱物，王安石很是感动。

待一七过后，王安石把母亲的遗骸运回江宁故宅设置一个比较宽敞的灵堂，然后等候选择吉日入土，和父亲合葬。

灵堂在西面厢房，里面铺一些谷草，谷草上面再铺一个草垫子，上面有简单的被褥。王安石和几个兄弟分班守候在母亲的灵柩旁，这样感觉母亲不孤单。一般来说，晚上都是王安石在这里，一边守着灵柩里的母亲一边读书思考。

丧母的悲伤，京师里连续七天的守灵和应酬，护送母亲灵柩一路风尘一路劳顿，再加连续十几天的守灵，令已经四十多岁的王安石非常疲惫，面容憔悴，胡须比较长，衣服也不整洁，但精神头还行，记忆力不减。

这天黄昏，王安石坐在草垫铺的地铺上看书。忽然风风火火进来一个人，王安石一看，知道是专门送快信的“急足”。“急足”是宋代一种职业名称，是专门快行送信的人，有点类似现代“速递”业务。范仲淹在《与中舍书》中说：“某拜闻中舍三哥，急足还领书，承尊候已安，只是少力。”可见当时专门有这种业务和送信之人。

原来是王安石的好友潘夙新近到荆南做官，派人给王安石送来亲笔信。这位“急足”便是专门到王安石家来送信之人。那人见王安石坐在地铺上，衣服陈旧，面容消瘦，以为是护院的家丁，便招呼道：“老院子，快把这封信给中书舍人送进去！”完全是命令的口气。

王安石一眼就看出他的身份，知道不是平信，立即站起来，一看信封，见是老朋友送来的，马上就拆封。

送信人一看，急了，大声叫道：“舍人的信，院子怎么就敢拆开看，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王安石也不理睬。那送信人大呼小叫的，外面的仆人进来制止道：“你嚷嚷什么，这位就是王舍人！”

那送信人瞪大眼睛看着，愣了一会儿，也不道歉，急忙退出去，到院子里还连忙说：“好舍人！好舍人！真是好舍人！”

第五节 勤奋待时

王安石对英宗多少有些失望，何况自己又是居丧期间，尽量避开是非，故不过问朝廷之事。但他毕竟是颇有济世之心的热血男儿，京师来人一谈到朝廷大事时，他又常常忧心忡忡。尤其是在治平二年（1065）春天所发生的几件事，更使王安石深感忧虑。

英宗登基后，不但不思振作，而且亲小人远贤臣。这从王广渊和蔡襄的一进一退就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

王广渊是英宗在藩邸时的一个弄臣，不学无术，专会阿谀奉承，遭到人们的鄙视。可英宗登基后，却硬把他安排在直集贤院的重要位置上。知谏院司马光和参知政事欧阳修都直言上书，言辞激烈，尖锐地指出，这样做会使天下士人丧失廉耻之心。但英宗还是坚持着这样安排，二人也没有办法。

蔡襄字君谟，仙游（今属福建）人，是朝野闻名的大名士，进士出身，忠正耿直，品学兼优。尤其擅长书法，为当世第一书法家。北宋书法家以“苏黄米蔡”并称，四人中，他的辈分最高。他是一○一二年生人，比苏东坡还大二十四岁，而苏东坡比黄庭坚和米芾都大。当他的书法作品名闻海内外的时候，另三位书法家还没有出名。据蔡襄本传载，他的书法作品在辽国也是价值连城。蔡襄本人极其耿直，曾出任过知制诰之职，当仁宗皇帝任命官吏或大臣有所不当的时候，他就把圣旨的辞头封上退回去，不肯起草诏书。多亏英宗登基后他不在知制诰的职务上，否则，他非遭重谴不可。尽管如此，他还是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

英宗登基不久，就相信起邪门歪道来，经常在深宫中做法事而不临朝。嫔妃近侍之人终日蛊惑他，说他当皇帝，朝廷内外都有人反对，风言风语中好像是蔡襄就曾经反对过。又有人说蔡襄曾经写过这方面的东西，在京师里流传。可能是蔡襄曾经得罪过英宗亲近的那些佞幸小人，所以，那些人都向英宗进谗言。有人说在宫中还看到了蔡襄写的那个反对英宗继承大统的文章。一个人说看到，几个人出来证明，英宗就信了。于是找来宰相韩琦和参知政事欧阳修，提出要把蔡襄赶出朝廷，让他到外地去做官。

韩琦和欧阳修都不同意，便问英宗是什么理由，英宗把他听到的情况说了。韩琦和欧阳修问英宗皇帝是否亲眼看到那篇文章了，英宗说虽未亲眼看到，可内侍们说得真真切切，可能是真的。韩琦和欧阳修均提出异议，他们俩各举出一个不久以前发生的事为例证，说明不要说没有亲眼看到文章，就是亲眼看到了，还要仔细甄别，以免有人蓄意陷害。

韩琦所举是发生在庆历七年（1047）的事。当时，枢密使夏竦想要陷害宰相富弼，让他府中一名聪明而擅长写字的婢女模仿富弼的字体，一段时间后模仿成了，写得非常像，几乎可以乱真。富弼有一个很密切的朋友叫石介，已经在两年前死去，而夏竦让那名婢女模仿富弼的字体以富弼的名义给石介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要进行废立大业，废掉仁宗而另立他人，让石介到辽国去请求外援。通过一番安排和造假，这封信被枢密院的人截获，呈交御览。

仁宗一看此信，特别气愤，这可是大逆不道之事。但冷静一想，此事很蹊跷，有很多疑点，故未马上处理，交给大理寺去调查。由于字体相似，案子很棘手。可是，石介已死，怎么调查也是真死。后来经过具体负责此案的提点刑狱吕居简一再辩护，又经过专家确认，那封危言耸听的信是有人模仿富弼字体假造的，这才避免一场大狱，富弼避免一死。可造假之人是谁也没有追究。很长时间后事情的真相败露，原来此案是夏竦一手策划和导演的。仁宗还算仁慈，富弼才可保全，但对此事也没有进一步追究。

欧阳修所举是自己的亲身经历。那只是几年前的事，又是亲身所历，欧阳修一讲起来还觉得毛骨悚然，非常气愤。欧阳修守母丧归来，朝廷格外重用，让他到吏部去权判铨选，也就是任命安排官吏。他看到许多权贵子弟不排号，不断地走后门挤掉那些没后台的普通官吏，极其不合理，就写奏章要求禁止这种现象。这得罪了一大批权贵，有人就模仿欧阳修的笔体语气写了一封要求仁宗大肆裁汰抑制内官的奏稿，并偷偷送到宫中，在内侍们手中流传，内侍们把欧阳修恨得牙根都痒了。外面的一些权贵再同时进谗言。欧阳修见情况太危险，只在此职干了六天就坚决要求改换了职务。

这两件事就发生在仁宗朝，时间过去未多，人们记忆犹新。韩、欧二人讲完这两件事后一再说明蔡襄可能是冤枉的，是有人蓄意诽谤和陷害。英宗反驳道：“无风不起浪。即使是诽谤和陷害，那为什么要诽谤陷害他而不诽谤陷害别人？”韩琦和欧阳修虽然有些生气可也不敢表现出来，只是一味坚持，为蔡襄解脱辩白。英宗也知道自己有些理亏，见二位老臣又不退让，也不好再坚持，就闷闷不乐地一挥袖子让二位退出。

也是该着蔡襄倒霉。几天后，蔡襄就开始请朝假，即不参加早朝，白天照常上班处理工作。连续三天，英宗就发怒了，下朝后又召见韩琦和欧阳修，气冲冲地问他俩，蔡襄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连续不上早朝？三司使如此繁忙，蔡襄却如此延误怠惰，岂不会耽误军国大事？当时蔡襄正在三司使任上，是主管全国财政经济的重要职务，政务确实非常繁忙。韩欧二人回答说，蔡襄一向忠于职守，工作勤勤恳恳。最近几天是因为他八十多岁的高堂老母病重在床，需要请医抓药，晨昏服侍，所以请了朝假。但白天照常上班工作，三司使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没有过错和闪失，没有办法处理，也不应当处理。英宗余怒未消，但找不到太恰当的理由，就又一甩龙袖说：“你们二人退出去吧。反正我看蔡襄不称职，给他换个职务吧！”

韩欧二人退出内廷，商量一下，看来不动蔡襄的职务是不行了。如果再保蔡襄原职不动的话，可能就会害了蔡襄。为了避免蔡襄再被暗算，让他避一避风头，二人商议，干脆让蔡襄出任杭州知州离开朝廷算了。于是向英宗提出此方案，马上得到批准，蔡襄就这样被赶出了京师。

听到这些消息，王安石的心情很压抑郁闷。没有想到，就在他为母守丧期将满的时候，京师方面又传来令人吃惊的消息。原来是朝廷出现“濮议”，即关于英宗生身父亲的陵寝和称谓问题，朝臣中出现两派，闹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欧阳修受到激烈的人身攻击，坚决要求外任而离开了汴京。

第六章 锐意变法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李商隐

第一节 再赴京师

到治平二年（1065）七月，王安石守丧期满。在守丧期间，许多朝廷大臣和亲朋好友前来慰问或吊唁，除前文提到的富弼之外，宋庠、张弁等吊问也非常殷勤，好朋友曾巩先后来三封信，情意非常殷切，在慰问之外，还与王安石谈论许多朝野之事，使王安石颇受感动。

守丧期刚满，七月二十七日，朝廷就发来札子，要求王安石赴阙，回朝廷任职。但王安石没有同意，写《辞赴阙状》婉言谢绝。几日后，朝廷又发第二道札子，王安石又一次写状婉言谢绝，不肯赴阙。几日后，王安石又封还了第三道札子，并写第三封《辞赴阙状》，表达对朝廷和执政大臣的感激之情，并说明自己需要在家中静养一段时间，等身体恢复后再赴京任职。

王安石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过于悲伤而身体确实不好，二是因为听说朝廷中很混乱，总是吵吵闹闹，为一点事就争论不休，而英宗又不如仁宗宽厚仁慈，对英宗有些缺乏信心，对政事有些厌倦，故三次写状婉言谢绝。

丧服已除，又不回朝任职，王安石也不能无所事事，就在家乡开馆授徒，当起教书先生来。这可能是他一直想要培养人才的一种尝试，客观上也为他日后领导变法时进行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南宋大诗人陆游的爷爷陆佃以及龚原、蔡卞、李定等人都是他在这一时期里收的学生。这些人在他日后进行变法时，都曾经起过各种不同的作用。他的大部分学术性很强的论文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荆公王学”主要的传布便是在这期间。关于这一点在后面将有专题阐释。

王安石讲学的内容，基本思想是儒家经世济民的宗旨。他注意把儒家思想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进行教学，更注意将学问转化为实际的能力。王安石一生非常强调知识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指导作用，认为空洞的学问一文不值。

治平四年（1067）的春天，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个最有意义的春天。正月，坐上皇帝之位还不到四年的年仅三十六岁的英宗赵曙死去，给其长子神宗皇帝倒出位置。

在英宗死的这一关键时刻，第一宰相韩琦又表现出具有临大事而不惊的胆识、魄力及应变能力，确实有大臣风度。英宗的病情来得特别突然，临终时太子不在，只有皇后和韩琦、曾公亮在身旁侍候。英宗命快去召太子，并说立太子为帝。韩琦和曾公亮马上派内侍紧急前去。说话间英宗就一命呜呼了。

等了一会儿，太子还未到。不知什么原因，英宗的手又动弹了，好像要活过来似的。曾公亮一下子就冒汗了，急忙问韩琦：“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还用召太子吗？”韩琦毫不犹豫地回答道：“照常召太子，太子照常登基继位。如果圣上活了，也是太上皇。”言外之意是，即使英宗真的还阳，也要退位，不能再做皇帝了。一会儿，太子到来，英宗还真挺成全人的，他的手又不动了，并没有活过来。曾公亮这才松了一口气，忙用袖子擦一擦脸上的汗。

神宗在所有宋代皇帝中可以说是比较有志向的帝王，也是比较有魄力、有主见、有识人之明的皇帝。他在当太子时，就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困苦，注意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他的老师便是王安石的好友韩维。当神宗向韩维提出一些有关国家治乱兴衰的问题时，韩维总能提出一些解决的良策，而又切实可行。韩维多次向神宗提起王安石，说王安石是个百年难见的奇才，既有经世济民的雄才大略，又有治国安邦的实际才能，是难得的台辅之臣。神宗本来对王安石已有非常深刻的印象，见老师又如此推崇，印象更深。

这一年，王安石已四十七岁，出仕也已二十多年。他的学识、才干、不慕名利的品格为天下人所公认。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说：“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远近的士人，不论是认识还是不认识的，都认为只要王安石一被重用，天下马上就可以太平繁荣。可见这不是司马光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广大知识分子阶层和广大百姓的普遍看法，也可看出王安石当时在人们心中的威望。

这年二月的科举考试中，知贡举司马光录取王安石的长子、二十四岁的王雱进士及第，出任旌德县尉，正式踏入仕途。此时，王安石还在江宁讲学，没有到京师来。显而易见，王雱科举考试的成功，完全是凭他本人的真才实学，与王安石没有任何关系。

神宗赵顼不满二十周岁，聪明精干，小伙子长得也很丰满，浓眉细目，体魄魁梧。由于年轻，身体又好，故想干一番事业，想从根本上改变积弱积贫的局面。但整个社会混乱无序，弊端百出，内忧外患频仍，他不免忧心忡忡。他急于物色一名能够与自己同心同德，敢于承担责任，能勇敢地担负起改造社会这一重大历史责任的能臣。他仔细观察考验自己身边的几个大臣，欧阳修已厌弃政治，到地方任职去了。曾公亮、富弼、韩琦、文彦博几人虽然很有时望，但年龄均已偏高，曾公亮已快到古稀之岁，富弼、文彦博也已过花甲之年，最年轻的韩琦都六十岁了。而且这几人老成持重有余而要开创新局面则显然缺乏魄力。韩琦近一段时间里还一直受到台臣的弹劾。这使他想到了王安石和司马光。

自从登基以来，朝廷里杂事纷纭，光是欧阳修被诬陷之事就牵扯了不少精力。但他稍有闲暇，就审阅以前大臣们的奏疏。在大量的奏疏中，他反复阅读王安石的《上皇帝言事书》和《论时政书》两篇，从中体会出王安石对时政的看法和对于改革的迫切要求，而这正是他目前所最急切需要的。

一天，神宗与宰相曾公亮、参知政事吴奎谈论起王安石来。神宗问二人对王安石的印象，吴奎认为王安石不堪大任，而曾公亮则认为王安石是治理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建议神宗及早起用。可是神宗对王安石还缺乏了解，而且他也怕王安石再拒绝接受任命。他在思考怎样让王安石到自己的身边来，以便于亲自观察和考验此人的真实才能。

神宗知道老师韩维的弟弟韩绛和王安石是同年，韩维和王安石关系一直也比较密切，就试探着问道：“先帝在时，几次下诏召王安石进京供职，可他却以有病为由一再推辞。后来，任命他为江宁知府，他也不肯奉诏，把诏书封还给江宁府中。不知他是真的有病，还是别有要求，否则就是对朝廷不恭。”

韩维答道：“对于王安石，臣非常了解。早前，仁宗朝时，他真的是家贫亲老，故一再推辞，不肯参加馆职考试和进京供职。守丧期满，几年未上朝任职，而朝廷骤除大郡，他如果马上即起视事，则有怠慢朝廷、以才要君的嫌疑。所以他必定不能接受那个任命，实际上也不应当接受。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并算不上什么要君，也不是对朝廷不恭。”

“那么，朕要起用他为江宁知府，有几名大臣都说他不能接受任命。朕也有这种担心，卿看如何？”神宗问。

韩维答曰：“依臣愚见，此次任命，王安石不会推辞。陛下汲汲求治，王安石恐怕早已闻知。他为母守丧之期早满，家贫亲老的状况也已经改变，没有什么可拖累的了。他素有变法图新的大志，新君践祚，汲汲求治，求贤若渴，正是大有作为之时。陛下一登基即除其为大郡，可见重视之程度，如果他不是确实有重病在身或者愚蠢至极，臣敢保证诏书一到，王安石马上就会应诏到府视事。”韩维说得很肯定，而且也非常在理。

神宗皇帝听罢，尚半信半疑，便命进奏院发文给王安石，任命他以知制诰的职衔为江宁知府。果然如韩维所说，王安石这次没有推辞，马上到江宁府衙门上班，并写《知制诰知江宁府谢上表》，感谢圣上的知遇之恩。神宗很高兴。

九月，汲汲求治的神宗皇帝急于要见到寄以厚望的王安石，便下诏召王安石进京担任翰林学士之职，要亲自考察一下这位名闻遐迩的人物的真实才能。神宗还没有见过王安石。

第二节 迩英阁

这一段时间里，由于新君嗣位不久，许多人都跃跃欲试。薛向上密奏，说西夏蕃部有一个叫嵬名山的人，向往朝廷，有心归附，应采取什么对策，请旨定夺。当时的情况是西夏国内危机四伏，嵬名山对本国的政治黑暗极端不满，才想要归附宋朝。如果宋朝处置得当，可以趁机收复一些失地。神宗征求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认为当今之急务是首先安定国内的局势，万万不可轻开边衅，不同意派人接收。神宗默然。

为集中人才到自己的身边来，神宗决定开设“迩英阁”，不久即成。一天，神宗召韩琦到迩英阁来，向他询问谁可为辅弼大臣之任，王安石怎么样。韩琦回答说：“王安石任翰林学士绰绰有余，担任宰辅大臣恐怕不能胜任。”神宗默然。神宗又问当今财政匮乏，边庭多事，当如何富国强兵。韩琦拿不出办法来。

十月甲寅日（初九），司马光到迩英阁见神宗，献上他所著的《读通志》一书的部分稿件，神宗以前已看过一部分，龙心大悦，与司马光谈论一会儿关于战国时期张仪和苏秦的利弊得失。神宗颇为佩服司马光的学识和见解，因为此书是专门为皇帝和后人借鉴历史上的成败兴衰而写的，而且确实有这样的作用。神宗皇帝稍加思索后，便赐此书之名曰“资治通鉴”，这就是《资治通鉴》一书的来历。

神宗询问司马光，当今天下多事，财政困难，百姓困苦，官吏多数苟且偷安，边庭不靖，当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富国强兵？司马光认为，当以用人为先。神宗又问，如今州县官吏，勤政清廉、精明强干的人很少，应当怎样选好人、用好人呢？司马光认为，皇帝主要是任用选拔好执政大臣就可以了，至于州县之官，则由执政大臣们来选定。因为光是州郡一级的官吏就有数千人，皇帝一人全认识都很困难，更别说亲自考核提拔了。只要执政大臣是正人君子，那么，他们所提拔的州郡一级官吏就会是正人君子。而州郡一级官吏是正人君子，那么，他们所提拔的县令也必然是正人君子。正人君子当政，天下就会大治。神宗点头称善。

司马光的话令神宗有些失望，因为这些话只是一些大道理，而现在神宗急需的是如何解决眼前的问题，如何非常有成效地解决面临的诸多困难。几天后，知青涧城种谔招降西夏大将嵬名山成功，收复绥州（今陕西绥德）。这是北宋建国以来很少出现的事，从敌占区中收复失去的领土。

但是，只要有收获就一定要付出代价。西夏对嵬名山的叛变大为恼火，为进行报复，便以会盟为名设计诱捕了宋朝保定军的大将杨定，并提出要宋朝把绥州归还给西夏，用杨定换回嵬名山以正典刑。这需要宋朝马上作出反应，几名大臣就此事展开了辩论。

意见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这是意料之中的。在中书执政的文彦博和吕公弼坚决主张答应西夏的要求，归还绥州，遣送回嵬名山。司马光也是这个意见，只有虽然已出任外职但并未离开京师的老臣韩琦不同意这样轻易答应西夏的要求，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向敌国示弱。是西夏的嵬名山主动归附我朝，又不是我朝出兵攻打下绥州的。何况，西夏国是用阴谋手段诱捕的杨定，与嵬名山主动归附不同。凭西夏国的一封国书就这样把已经到手的一个州几百里的疆土拱手送回去，只能显示朝廷的软弱无能。更何况，如果这样把对朝廷一片忠心的嵬名山交回去任凭西夏国处理，于情理上也说不过去。以后，谁还敢归向朝廷呢？神宗觉得韩琦的意见对，又听说西夏已经把杨定杀了，于是就没有批准文彦博和吕公弼的意见。此事暂时搁浅，没有形成最后的决议。

不久，西夏国主谅祚死了，儿子李秉常继位，即所谓的惠宗。谅祚死时才二十岁，新继位的秉常才七岁，什么事也不懂，由太后垂帘听政。我们一听太后就以为应该是老妇人，其实当时的太后估计也就二十将过，是个非常年轻的少妇。

西夏国派大臣来报丧，并报告新君登基的消息，同时再度要求收回绥州，要求宋朝把嵬名山遣送回去。文彦博和吕公弼又申前议，要答应西夏国的要求。神宗不同意，但也不好直接驳回几名大臣的奏议，便采取一个比较稳妥而又有说服力的措施：派韩琦直接到绥州去，可以见机行事，再向朝廷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

韩琦到达绥州，很快给朝廷上书，认为绥州万万不可归还回去。况且西夏国新遭大丧，人心浮动，幼主临朝，妇人执政，杨定已被杀，西夏国对我朝没有任何补偿，我朝凭什么把已经到手的一州土地拱手送人？此事遂成定议。

通过这件事，神宗对文彦博和吕公弼有些失望。神宗皇帝在处理完朝政后，还几次和这二人谈起过如何理财备边、如何整饬朝纲的问题，二人都提不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来。神宗更加失望。

转眼间过了一个春节。过年后，改元为“熙宁”。神宗登基已一年有余，可天下的形势还没有什么变化，一切依旧，神宗有些着急了。他对自己身边的这几位执政大臣都有些失望。对司马光的印象虽然比那几位略强，但也觉得此人有些迂腐，只可与之守成，而不可能大刀阔斧地改革时弊。在绥州问题上司马光的意见和看法更令神宗失望。司马光几次与神宗谈话，内容不外是一切保守旧制，按照祖宗既定的成法执行，什么也不可改变的话题。但是，如果一切保守旧制的话，当今天下的这些弊病如何革除，这些棘手的问题怎样解决。神宗经常处在深深的思索中。

四月壬寅日朔，神宗召见在他心目中很有分量的另一位老臣富弼。富弼身体不好，行动不方便，神宗特批他可以乘坐肩舆入朝见驾。为了方便，神宗又特意到内东门的小殿去接见他，并让富弼的儿子搀扶着上殿，免去跪拜之礼，对这位老臣可谓是关怀备至。

君臣相见后，先互致问候，寒暄几句。接着神宗就虚心向这位久负众望的三朝元老请教治国的方略。富弼知道神宗急于求治，便建议神宗要有主见，切不可被人窥知自己的心理，尤其是不要让人揣摩出有什么好恶，以防小人投其所好以售其奸。神宗点头称是。神宗又询问边庭之事，富弼劝神宗，战争是大事，千万不要用兵，陛下刚刚君临天下，要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默然。沉默一会儿，神宗又询问当务之急，富弼回答说，应当以安定国家，使民富物丰为上。神宗称是。君臣谈了一个多时辰，太阳已经偏西，富弼才告辞出朝。

当天晚上，神宗皇帝反复考虑这几位大臣的意见和处理政务的能力。如果说还像以前那样维持局面，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曾公亮都可以执政。可这样维持下去到哪一年是个头？自己刚到弱冠之年，即使中寿，活到六十岁的话，还有四十年，这样的局面能行吗？何况，自己也不应该给子孙们留下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家。必须进行大的社会改革了，这是早晚都要进行的，早晚都要出现一场社会阵痛，晚痛不如早痛。

那么，谁能真正理解我的心，能分担我的忧愁，与我共同承担风险，共同来完成这一伟大的事业呢？现在看，只有王安石了。但那几位宰辅之臣，对王安石的看法不一样，褒贬不一。从王安石的奏章和他任鄞县县令时的政绩看，这是一个既有主见、有韬略，又有实际能力、勇于承担责任的干练之人。“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神宗一面默诵着王安石的这两句诗，一面品味着其中的深刻含义，最后，下决心还是亲自见一见这位争议颇多的人物。

第三节 风期暗与文王亲

神宗汲汲求治，急于寻找一位能够和自己共同承担改造社会现状大任的人，他最后想到了王安石。就在召见富弼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四月乙巳日（初四），神宗皇帝召见了王安石。这是在中国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一对君臣，可以说他们俩在那场意义极为深刻的变法中，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濡以沫，共同承担着来自各个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的保守势力的强大攻击。

神宗想见王安石已经很久了，王安石想见神宗皇帝也很久了。王安石当时只是翰林学士之职，还没有单独觐见皇帝的资格，于是，神宗所下的诏书是“召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所谓的“越次”，就是越级、越等的意思。

不知是什么原因，在南宋大史学家李焘所编写的最为详细的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偏偏缺少神宗熙宁元年（1068）和二年（1069）的材料，这就使我们难以更详细地了解这对君臣初次见面时的情景。幸亏《续资治通鉴》中有一些记录，保存了神宗和王安石初次见面时对话的一些内容。

这一天，风清日朗，宫廷院内花圃中的芍药花正在开放，花色娇艳欲滴，仿佛一个个打扮娇艳的美人在微笑着欢迎王安石的到来。王安石心情愉快，怀着迫切的心情随来传唤的内侍走过一道道庄严的宫门，来到后庭的一个内殿。

行过君臣大礼，相互问候寒暄之后，谈话很快转入正题。这时，王安石才仔细观看自己心中向往已久的这位年轻的皇帝。只见神宗头戴冕旒，身穿龙袍，腰系玉带；面庞有些消瘦，龙目不大却很有精神，天庭饱满，鼻梁挺高，上唇已有微微的髭须，表情严肃，很是威严。

神宗问道：“目前财政枯竭，国势衰微，边境不宁。朕要发愤图强，改变这种形势，使天下太平繁荣，当以何为先？卿要直言。”

王安石恭恭敬敬地回答道：“当以择术为先。”

“何为择术？”

“即选择适于国情的制度和法规。”

“依卿所见，唐太宗如何？”

“陛下当效法尧舜，何必以唐太宗为榜样呢？尧舜之道，至为简要而不烦琐，至为精当而不迂腐，至为简易而不烦难。只是末世学者，不能真正理解体悟尧舜之道的内容，就以为高不可攀。如果努力，尧舜之世，是可以达到的。”王安石非常自信地说。

神宗微微皱了一下龙眉，若有所思地说：“王爱卿，你对朕的要求太高了。你说要以择术为先，可祖宗所制定的法规制度已经很全面了，还需要怎样改变呢？请王爱卿直言无妨。”说完，神宗仔细地打量着王安石。只见王安石中等偏高的身材，四方形的脸膛，浓眉大眼，三绺不长的胡须分外疏朗，额头上均匀地横画着几道不太深的皱纹，两个眼角的鱼尾纹很是清晰，面容刚毅，总是自然流露出一种深思的表情。

王安石略微思索一下，慢慢答道：“祖宗制度法规虽全，可多年来朝廷政令松弛，文武百官多是苟且偷生之人，诚如方才陛下所言，现在的情况是财政枯竭，边境多事，百姓困苦，军队软弱。故各种制度法规虽有，形同虚设。要想天下太平，必须以理财生财、富国强兵为先。”

“理财生财，富国强兵？”神宗不由自主地重复了一遍。显然，神宗对这八个字非常感兴趣。

“是的。必须要理财生财，富国强兵，这样才可以天下太平。”王安石坚定地一字一顿地回答。

“可是，祖宗的成法岂可轻易改变？祖宗守此法，而百年没有大事？这又是为何？请爱卿教我。”神宗又提出了疑问。这实际上是几位大臣在劝神宗千万不要改弦更张时最常说的也是最有力的理由。神宗很难回答这一问题，便把这道难题交给王安石，请他给予回答。如果说制度法规不合适，为何百年无事？这确实是个难以解释的问题。王安石听罢此话，又皱了皱眉，思索一会儿回答道：“陛下所问，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这里既有制度法规的问题，也有人事的问题，还有天意。臣非三言两语可以解释清楚，请允许臣回去深思熟虑后写成奏章呈交御览，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可以。爱卿要翔实奏来。”

“臣遵旨。”

回到家中，王安石仔细回味着白天和神宗对话的情景，心情一阵阵激动。他看得出来，这位新君别看年龄不大，可却精明强干，有汲汲求治之心，这是改变目前国家衰颓之势、振兴国威的前提。皇帝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和需要慎重回答的问题。于是，晚饭后，他便一个人坐在书房里，边想边写。有时，写到兴奋之处，他还不由自主地激动一会儿，待心情平静下来再接着往下写。

三更天了，夫人吴氏见丈夫还不去房中睡觉，怕丈夫熬夜累坏身体，就悄悄地一个人来到王安石的身后。王安石专心致志只顾写字了，根本没有发现有人进来。

初夏的夜晚，天还有点凉，吴氏怕丈夫着了凉，就轻轻地把放在一边的大氅拿起来，又轻轻地披在丈夫的后背上。王安石似乎在察觉和不察觉之间，但他没有任何反应，依旧在奋笔疾书。又过片刻，女仆人按照夫人的吩咐给王安石送过来一碗热乎乎的莲子羹汤，轻轻放在王安石的面前，把汤放好后女仆人就非常知趣地退出去了。

这时，王安石刚刚写完一个段落，就停下笔来，见自己的身上披上了大氅，妻子站在身后，书案前摆上一碗莲子羹汤，感激地对妻子笑了笑，然后转过身用双手拉过妻子的一只纤手深情地抚摩着，关心地说道：“都深更半夜了，你还不睡觉？总这么陪着我，会累坏的。”

“你不怕累，我怕什么？你不睡，我也睡不着。”吴氏说得非常实在。王安石经常熬夜，吴氏也经常陪着。只要到三更，王安石就一定能喝到一碗热乎乎的莲子羹汤。这已经是习惯了。

王安石所上的这篇奏章题目叫《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文章开头说明写作此文的缘起：“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陈。”

宋朝从九六○年建国，到熙宁元年（1068），已经是一百零九个年头，这里说百年，是举整数而已。接着，王安石用十分精炼的语言概括分析了百年无事的原因。这就是北宋王朝是在五代战乱基础上建立的，人们久经战乱的折磨，均渴望和平。太祖赵匡胤代周自立后，以雄才大略统一天下。其后，偃武修文，措施得当。其后又不惜白银布帛而和辽国、西夏基本维持休战的状态。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又都是守成之君，没有失德。所以才维持百年没有大的变故。接着，王安石笔锋一转，尖锐指出：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义。人君朝夕相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故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也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四一）

多年来朝廷一直因循守旧，吏治不清，君子小人杂用，邪正不分，是非不明。农民困苦，国家财政困难，虽然历代国君都俭约忧勤，但国家却日益贫穷。先扬后抑，尖锐地指出了当时整个社会混乱贫穷的现状。最后，王安石鼓励神宗说：“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王安石对神宗寄以无限的希望，他怀着殷切的心情把这封言辞剀切的奏章呈了上去。

第四节 挚友间的争执

在王安石到翰林院任翰林学士不久，司马光也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之职。这两位早就在一起工作过的相互倾慕的大学士再一次担当同一职务。十多年前，王安石第一次到朝廷任职的时候，二人同是群牧判官之职，还共同出席过群牧司使包拯摆设的宴席。如今，二人又走到了一起。也不知是神宗的有意安排，还是上天在冥冥中别有寓意，一定要让这两个都极有个性的人在一起。

可以推测出来，对司马光和王安石的这种安排，神宗肯定是有一定目的的。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考验和观察，神宗想在这二人中选择一人委以大任，协助自己来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他发现，这两个人都学识渊博，都品行端正，都清廉自守，都是无可挑剔的正人君子。

王安石把夫人为他买的妾白白打发回去，等于白送给人家九十万钱的事迹当时就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成为士大夫们的美谈，对王安石的这种风范给予极高的评价。神宗当然也有所耳闻。

司马光也有一件类似的事。司马光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太原府担任通判，知府是著名的颍国公庞籍。司马光结婚已几年，可夫人却没有生孩子。庞籍的夫人和司马光夫人二人一商量，怕影响司马光的后嗣，就没征求司马光本人的同意而给他纳了一个妾。夫人怕有自己在，司马光有拘束，就故意回娘家躲开，并嘱咐妾自己打扮好，然后直接到内室去。

司马光吃完晚饭，处理完来往的公私文翰，便回内室休息。可一看，夫人不在，一个陌生的打扮时髦的漂亮而又年轻的女子含情脉脉地坐在床边，忙问是怎么回事。妾把夫人的安排和意思说了一遍。司马光和颜悦色地劝慰那女子，请她暂时到别的房间去，并说明天就派人把她送回娘家，由她自行嫁人，卖身钱全部赠送。结果当然是按照司马光的意见办了。庞籍对下属们连连赞叹司马光的为人。这件事在士大夫中也广泛流传，成为美谈。

神宗考虑，两个人也各有短长：司马光老成持重，适于守成；而王安石有胆识有魄力，适于开创新局面。如果这两个人能精诚合作的话，是最理想不过的了。但他也发现，在治国方略上这两个人的意见又是水火不相容，如二人同时执政，也不可能合作。故在一段时间里，神宗皇帝犹豫不决。他还要考验一下二人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七月的一天，朝廷又出了一个不大但却很麻烦的事。登州有一个名叫阿云的女子，娘家硬把她许配给韦家。她厌恶丈夫相貌太丑陋，就想把丈夫杀死。结果在下手时，心一软又下不得手，丈夫只是受了伤。她以谋害亲夫罪被收监审讯，登州知州许遵把她按照故意杀人致死罪减二等定罪。

后来，因这是重犯，要报呈审刑院和大理寺复核审批。这时，恰巧许遵也调到大理寺任职，当然按照原判批复。可是御史台的有关御史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谋害亲夫是大罪，与故意杀人罪一样，不能减二等定罪。报到刑部做最后定夺，刑部也同意大理寺的意见。御史坚决不同意，上书要求重新讨论判断。神宗便把此案交给翰林院去讨论，让他们各自拿出自己的意见来。

在这个案件上，王安石和司马光又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各自引经据典，发表看法。王安石同意原判，即认为谋害杀人，也想杀人致死，可实际上未杀死，与杀人致死者应当有所区别，同意减二等定罪。司马光认为既然想杀人致死，心术不正，出发点就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应当与故意杀人罪同等，不能减刑。其实这是个司法量刑的问题，司马光是从人的心性出发来考虑问题，而王安石是从所造成的实际后果来考虑问题。遇到这样的问题，最后的裁判当然要是皇帝了。在这个问题上，神宗支持王安石，采纳了他的意见。

这一天是七月癸酉日（初三），这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处理具体事务方面出现的第一次对立和冲突。但这还只是写在各自的札子中的意见，并不是面对面的直接的争论。时过不久，一场公开的面对面的冲突在二人之间展开了。用王安石在后来写给司马光回信中的话说，二人谋事意见总是不合，其原因就是“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那是八月的癸丑日（十三），距上次的争论仅隔四十天。秋季，河朔地区遭灾严重，国库极度空虚，钱财匮乏。宰相曾公亮上表请示，乞求今岁秋郊免去以前对两府官吏赏赐的惯例，以节省国家钱财。宋朝对官吏的待遇比较优厚，每有朝廷典礼，对各级官吏都有数目不等名目繁多的赏赐。两府是指中书省和枢密院，即宋代主管行政和军事的两个最高的职能部门。曾公亮的表章送学士院取旨，等候批复。因为圣旨是由翰林学士起草的，所以无论什么重要的表章都要经过翰林学士们过目，经过翰林学士们讨论同意后请皇帝批准才能动笔写诏书。

见到这份表章，王安石和司马光又产生了不同意见。当时神宗皇帝也在场。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应当从贵近开始，可以听从两府辞去赏赐的意见。”王安石不同意司马光的意见，反驳说：“从前常衮辞堂馔，时议认为常衮如果自己认为不胜任，就应当辞去官位，不应当空享俸禄。何况国用不足，也不是当今最紧急之务。”

常衮是盛唐中唐之交的一个人物，为人谨小慎微，但没有治国安邦之能，代宗朝曾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出任宰相之职。只知节俭，主动辞去堂馔的待遇。所谓的堂馔，是唐朝赐给宰相的一种生活待遇，即每日中午，几名宰相在政事堂吃一顿午饭，一方面是便于宰相们联系感情，一方面也是工作需要，因为当时宰相要到午后才能回家。当然，这顿饭的费用由公家报销，不用宰相们个人掏腰包。

在元载因为贪污被处理后，常衮更加小心，为表示自己的清廉，他主动提出免去堂馔，或由自己掏腰包，不再花公家的钱。此事提出后，遭到很多大臣的反对，有人对他进行冷嘲热讽，说如果知道自己不称职，就应当辞去相位，不应当空享俸禄，只辞去那么一顿饭算什么？

但无能只是常衮的一个方面，而他确实是个儒雅君子，为人很可取。唐德宗把他贬为潮州刺史。后来又担当福建观察使。潮州地区非常落后，人们也很野蛮不开化。他到任后，建立学校，大抓文化教育，对这一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安石的意思是两府的当务之急是整肃朝纲，尽快改变朝政混乱的局面，尽快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只辞去点赏赐之物算不得什么，所以才说了上面的话。

司马光听王安石反驳自己，马上接过去说：“常衮辞禄，也贤于那些持禄固位的人。何况国用不足，确实是当务之急。”

神宗看看二人，默默地听他俩争论，一言不发。

王安石接着说：“国用不足，不是当务之急。国用之所以不足，只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而已。”

司马光马上不服地说：“您所说的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善于聚敛搜求以穷尽百姓的钱财而已。百姓穷困不堪就要为盗，这不是国家的福分。”

王安石反驳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百姓的赋税也能使国用充足。”

司马光又反驳说：“天地所生的财货万物，是有一定的固定的数量的。不在百姓手里，就在官府里。譬如天降雨水吧，夏天涝了秋天就必定要旱，因为雨水是有一定数量的。”

“天生财货并无定数，只要法规制度得当，措施得力，就可以发展生产，多生产财货，不加赋税完全可以使国用充足。”王安石坚持自己的观点。

“您所说的不加赋税而国用足，不过是设法暗中侵夺百姓的利益，这种办法的害处要比公开增加赋税大多了。这分明是当年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司马迁在《史记》上特意记录下他的话，可见这些话是不明智的。”

司马光的话中已经把王安石比成桑弘羊了。桑弘羊是西汉时期一个在发展经济方面很有独到见解的人物。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在正统文人的眼里，他一直是一个只知理财而不懂礼法的被否定的人物。王安石见司马光的话有些过头，便有心要再进行反驳。这时，神宗说话了。

“两位爱卿不要争论了。在节用辞赏这个问题上，朕同意司马光的意见。但王安石说的也不无道理，此次就依从王安石的意见，以不同意他们关于辞赏的请求答复他们，就这么定了。”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谁敢不听。而这一天，翰林学士中担任值班即执笔的又正是王安石，所以，就这样作了批复。

神宗的意见带有折中的性质，他在语言上支持了司马光，而在实际上又支持了王安石，因为最终采纳的是王安石的意见而不是司马光的。但他那么说，一是给司马光面子，二是同意司马光“国用不足”为当务之急的观点。

司马光所说的国用不足，在当时确实已经成为朝廷的燃眉之急，少发点赏赐虽然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但节省用度却是当时缓解国用不足这一矛盾最有效的良方。宋朝从建国以来，在宋太宗时建立内藏库，属于皇帝宗室内部的钱财收藏库。里面收藏有金银布帛、珍珠玛瑙、奇玩古董等各种宝物，供皇宫内院的支出，皇帝对大臣的赏赐也从这里支出。

可是自从此库建立以来，进库有账，而出库的东西账目不清。前后任凭一些小内侍进去支取，一百年来从未清点过库存，只是凭账面上的记载来进行估计，故对内藏库究竟有多少储备心中没数。神宗命有司清点库存。结果与账面所记有相当大的出入，库存金银宝物等已经非常有限了。这更使神宗忧心忡忡。

在这次争论之前，神宗曾经交给司马光一项任务，命他牵头置局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1042）的数目，凡与今日开支不同的，详细开列出清单来，然后逐项进行裁减，务必把国用开支压缩下来。其实就是以庆历二年的国用开支为参照，详细制定来年的国家财政支出的预算。

数日之后，司马光说，国用不足，主要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以及三司使官吏共同深思，精心策划，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经过许多岁月的节俭，方可奏效。不是微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下来的。神宗听后，大失所望，因为司马光的话等于没说，这一点不用他说神宗早就明白。神宗把这件比较棘手的事交给司马光去做，一是当时的急需，一是考验一下司马光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和胆识。

神宗心里明明白白，国用冗费，贵族奢靡已非一朝一夕，压缩经费开支绝非一般小事。多年的习惯已经养成，而且凡是开支浪费的地方，都是有来头的。不是皇亲国戚就是王公权贵，对任何一方面的经费进行压缩都要有极大的阻力，甚至说有一定的风险，这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使。

司马光一点具体的意见也没有拿出来，或者是由于他确实缺少谋划这种全国性大预算的本领，或者是由于他老奸巨猾，怕得罪人。不管是什么原因，司马光没有为神宗分忧，这令神宗非常失望。神宗现在急需的是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不是听什么大道理的说教。

在两府主动请求辞去赏赐的时候，司马光之所以说节省用度是当务之急，也与这件事有关，他理解神宗现在最为头疼的就是财政严重匮乏。因此司马光一说国用不足为燃眉之急，神宗便有同感。但神宗对王安石的意见也听得明明白白，理解王安石话语的深层含义，故最终还是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

这场争论过后，司马光和王安石在如何处理国政、如何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上的分歧已非常明显。神宗想要同时重用两人的愿望看起来已难以实现。这就给还很年轻的神宗出了一道难题，促使他非要在这二人之中选择一位不可，尽管他很不情愿，但也只能如此。

第五节 慎重的选择

自从王安石越次入对与神宗深谈后，神宗一直非常重视王安石的意见。就在王安石把他连夜写成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呈交神宗的次日，神宗又单独召见王安石，对他说：“朕昨晚详细阅读了爱卿的奏章，其中详细陈列的各条失误，爱卿务必一条条详细规划，试为朕详细策划设施之方略。”王安石回答说：“马上就一条条规划出来实在有困难，这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事。请陛下能以讲学为事。在讲学中这些道理自然就可以讲解清楚。道理既明，则策划设施的方略也就自然清楚明白了。”

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每隔三两天，神宗就安排几位饱学硕儒到迩英阁中讲经论道，研讨一些理论问题和怎样治理国家的实际问题。至于谁来主讲，由神宗指派。神宗每次都到场，虚心听讲，有时还提出一些实际问题与讲学先生或听讲的人共同讨论。

这天早朝后，由王安石主讲《礼记》，王安石对前人一些讲解注释提出了不同意见，得到听讲人的普遍赞同。讲解完毕，神宗命王安石留下单独谈话。这是神宗和王安石第三次单独谈话，内容又深入了一层。

其他人刚刚退出去，神宗就有些迫不及待地说：“朕想再听听卿的议论。”王安石说：“臣愿尽微言。”

“古代圣明君主，必得贤臣而后才可天下大治。唐太宗必须得到魏征，刘备必须得到诸葛亮，然后才可以大有作为。”

“陛下如果确实能成为尧舜，那么就一定会有皋、夔、稷、契。陛下如果确实能成为高宗，那么就一定有傅说。那两位君主，又哪里值得称道呢？这么大的天下，常患无人可以帮助治理，就因为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契、傅说之贤人，也将会被小人所蒙蔽，不得施展才能而郁闷离去。”

“什么时代没有小人呢？虽然是尧舜的时代，也不能避免有四凶啊！”

“能够辨别出四凶而且诛杀他们，这就是尧舜之所以成为尧舜的原因。如果使四凶在朝任意胡作非为，谗害忠良，那么皋、夔、稷、契亦绝不会终身苟食其禄的。”王安石说得非常肯定。

“说得好！说得好！”神宗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这一天是十月壬寅日（初九）。四天后的丙午日（十三），是由司马光主讲。讲学结束后，神宗留下司马光，向他询问富民之术。司马光回答说：“富民之术，关键在于得人。最直接亲近管理百姓的是县令，要知道县令是否贤良，莫若知道知州；要知道知州是否贤良，莫若知道转运使。陛下只要慎重选择好转运使以上的朝廷大员，使转运使掌握督察知州的政绩，使知州掌握督察县令的政绩，何愁百姓不富裕？”神宗默然，没有表态。很明显，司马光的意见不具体，是老生常谈的大道理，在解决具体问题上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十二月，又出现一件足以显示人处理具体事务能力的事。前建昌军司理参军王韶到京师向枢密院投书，献《平戎策》三篇，提出一套如何平定西方的策略。认为朝廷应当先用恩信招抚沿边的少数民族，然后可以恢复河湟地区；如果河湟地区得以恢复，就可以进一步威胁震慑唃氏；威胁震慑唃氏，就可以制服西夏。王韶曾参加制科考试不中，一气之下就客游陕西，专门进行实地考察，采访调查少数民族的风俗人情，所以对这一地区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上《平戎策》也就特别有分量。

神宗看后，为之所动，交给司马光和王安石去看，并让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见。王安石认为这三篇文章有分量，有道理，是从实际出发的，朝廷可以考虑这件事，但一定要非常慎重，千万不可轻易用兵，只能是暗中准备。司马光则认为现在万万不可谈论用兵的问题，不可谈论边事。与富弼的意见一致，即请神宗“二十年口不言兵”。最后，神宗又一次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任命王韶为“管勾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

经过连续几件具体事情的检验，神宗开始坚定自己的看法，王安石可堪大用。就在熙宁二年（1069）春节刚过，早朝过后神宗留下王安石赐座单独对话。

神宗很严肃地说：“此非卿不能为朕推行，朕须以前政事烦卿。料卿学问如此，亦欲设施，必不固辞也。”意思是说，我将要用以前的政事麻烦您，您有这种能力，也想要干一番事业，所以不会坚决推辞。“料卿学问如此，亦欲设施，必不固辞”，可以体会出神宗说话很有分寸，也很有力度。

王安石说：“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唱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之，庶几能初有所成。”王安石对于社会现状的认识非常清楚，所以提醒神宗不要操之过急，要通过讲学和思考对自己的主张“本末不疑”，然后再用。

神宗马上说：“朕知卿久，非适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这几段话引用的都是原文，因为并不艰涩，这样，阅读起来更真实，宋代人就是如此说话的。宋神宗说得很明白，别人都认为王安石只是精通经书学术，不可以重用执政经营军政事务。

王安石当然听明白了神宗的意思，马上回答说：“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所赖焉？”经术本来就是用来经营社会事务的，如果不能够经营社会事务，那么经术所依靠的又是什么？这句话可以看出王安石读书研究学术的根本指导思想便是解决社会问题。这是王安石学术思想的出发点。

君臣越说越对心，神宗接着问：“朕念慕卿道德甚至，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设施，以何为先？”

王安石回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易》以泰者通而治也，否则闭而乱也。闭而乱者以小人道长，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礼义廉耻之俗成，而中人以下变为君子多矣。礼义廉耻之俗坏，则中人以下变为小人者亦多矣。”

其实，社会风气对于人之品性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君子国中多君子，小人国中多小人。而每个社会成员个人品性和社会环境便相互生发、相互影响、相互决定。孔子提倡“里仁为美”便是其大同理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是极其深刻、极其深远的。我们现在创建“文明社区”、“文明街道”、“文明城市”都是源自于孔子的这一思想。

神宗连续点头称是。这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使这对君臣大有心心相印的感觉，两个人都感觉很有信心，要大干一番事业。

熙宁二年（1069）二月，经过一年多的深思熟虑和多方面的实际考验，二十二岁的神宗皇帝赵顼终于最后下定决心要进行变法了。因为一年多来，他反复指示执政大臣和三司使等主管财政的官吏要尽最大限度地压缩开支，但朝廷的财政依旧是捉襟见肘，窟窿越来越大，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三司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日子已经很难维持了。如再不想办法改弦更张，这种积弱积贫的局面就无法得到丝毫的改变。

于是，神宗起用了王安石，以便按照自己的意图对混乱无序、庸俗腐朽的社会状况和死气沉沉的世风来一个大的冲击，重新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使百姓尽快富裕起来。只有民富国家才能强大，只有国家强大才能挺起腰杆来，恢复中原大国在周围国家中的盟主地位，把祖宗丢去的面子重新找回来。其实，这次极为深刻的全方位的变法是神宗最开始酝酿的，但具体措施和步骤是由王安石制定和实行的。正因为神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在变法遇到那么大阻力的时候，神宗才能坚持住，没有从根本上动摇。

既然要变法，就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班子，还要处理日常的军国大政，于是，神宗先后任命富弼为宰相，陈升之为枢密使，任命王安石、赵抃为参知政事，再加上保留原宰相曾公亮、原参知政事唐介的职务，就形成宰相、副宰相共同执政的局面。由富弼、曾公亮、赵抃、唐介四人侧重抓日常工作，由陈升之和王安石侧重抓变法改制的工作。

王安石是以右谏议大夫兼领参知政事之职，正式任命是在庚子日。从这一天开始，王安石真正掌握了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全面进行变法的主动权。他多年来改造社会，造福人民，遗泽后世的宏图大略开始得以施展。他默诵着自己最喜欢的李商隐“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诗句，昂首挺胸，走进参知政事的办公厅，怀着坚定的信念，开始勾画崭新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他要排除一切干扰，克服一切困难，闯过一切艰难险阻，向着既定的理想的目标奋勇前进。

六天后的丙午日，司马光就觐见神宗，乞求外郡，即要求离开朝廷到地方去做官，实际上是对变法表示坚决的反对，是在闹情绪。

神宗没有批准，问司马光道：“爱卿名闻外国，为什么要除外郡？”原来，吕公著出使到辽国的时候，辽国的几名大臣都问：“贵国的司马光为什么离开御史台？”当时，司马光刚刚调出御史台不久，可见辽国人对司马光很熟悉，也非常关心。吕公著回国后把这件事报告给神宗，所以神宗才如此说，一方面是真心挽留，一方面也是表示对司马光的真正重视。司马光被留了下来。

经过司马光的推荐，治平三年（1066）在濮议中因为对欧阳修进行恶毒攻击而被贬出京师的吕诲、范纯仁又回到朝廷，吕诲又一次到御史台这个朝廷舆论部门任职。吕诲、范纯仁和吕大防三人在濮议中曾联合上奏折弹劾欧阳修，指责欧阳修是什么“豺狼”、“奸邪”，语言太过分，缺乏厚道。其实，当时没法说双方哪一方就绝对的正确，因为那实在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吕诲为人好沽名钓誉，特别偏激，据欧阳修关于濮议过程的记载，当时吕诲等人之所以用那么过头的刺激性很强的语言，就是为了激怒欧阳修和朝廷，就是为了被贬，以此来钓取敢于直言的名誉。

范纯仁在对待欧阳修的态度上更令人不理解，欧阳修当初是范仲淹庆历新政最坚决的支持者，因为支持范仲淹而被人指责为“搞朋党”也在所不惜，被贬谪也绝不退让，与范仲淹结下极为深厚的友谊。

范仲淹死后，欧阳修受范纯仁的请托而写神道碑，碑文中有这样的内容：范仲淹在搞庆历新政时，受吕夷简排挤而被贬，二人产生隔阂。后来范仲淹在西北戍边时，吕夷简在朝中任宰相，二人相约，尽释前嫌，共同戮力破贼，表现出以国家大局为重的非凡的气度。

范纯仁看了这几句话后，说道：“先父至死也未和吕夷简解仇。”把碑文退回来，请欧阳修把这几句话删掉。欧阳修回答说：“你父亲和吕公相约破贼，尽弃前嫌，是我亲眼所见。你父亲与吕公释嫌的话，在他写给我的信中也有。你们当时还小，不知道这些事。何况，父亲自言平生不怨恶一人，而其子却不使其解仇于地下，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呢？”欧阳修对范纯仁兄弟进行了批评，也坚持着不肯删掉那几句话。

后来，范纯仁见欧阳修不肯删，没有办法，就自己动笔删去。等碑文雕刻出来，把拓片送给欧阳修的时候，欧阳修挺生气，说：“这不是我写的文章。”这件事在当时士人中广为流传。欧阳修对范纯仁当然很不满意，认为父子的品性相去甚远，说了几句批评的话。范纯仁在濮议中那样恶毒地攻击欧阳修，起码不够厚道，对他本人的威信也有很大损失。但有一点却可以得到证明，这就是范纯仁和吕诲同样都是很有战斗力的人物。范纯仁当时任同知谏院之职，也是掌握朝廷舆论的重要角色。

甲子日，正式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由宰执监管三司，制定财政政策和制定所有改革大政的部门。宋朝建立之初，为加强中央皇权，采取三权分立的措施。即设置相府负责政事，办公在政事堂，是最高行政机构，长官为宰相。枢府负责军事，办公在枢密院，是国家最高军事机构，长官称枢密使，官品和宰相平级。三司主管财政，办公在三司使衙门，是国家最高财政机构，长官称三司使，地位仅次于宰相，又称“计相”。三个部门相互平行而不统属，而新法涉及政事、军事、财政三个部门，故需要有统筹管理的权力才可以。于是设立这样的机构，专门负责制定新法和推广新法，而原来的机构不变，负责日常工作。

由于多数大臣不赞成变法，不愿意参加这项工作，所以王安石推荐精明强干的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吕惠卿负责具体工作，他本人和陈升之掌握全面的动态。一场自上而下的，涉及千家万户，涉及各个阶级、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最深刻的社会改革开始了。

从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那一天开始，变法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就开始公开化并且日益激烈起来。

第七章 坚韧不拔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刘禹锡

第一节 生老病死苦

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后，很快就开始工作。其中最具体而又急迫的是按照神宗的旨意，裁减制定当年和来年的财政支出预算，马上就接触到最棘手的问题。这涉及朝廷宗室内部和王公大臣的既得利益，是最得罪人的事。司马光所以没办，恐怕与此也有关。王安石吩咐吕惠卿，对此事的原则是慎之又慎，但态度要坚决，因为这是此次变法的开端，如果出问题就不好办了。

朝廷上，一般的军国大政就由富弼和唐介、赵抃他们处理，重大的事情，王安石和陈升之也与之共同讨论裁定。而制置三司条例司中具体制定法规和条例时，富弼、曾公亮、唐介、赵抃等人都要参加。其实，当时的情况是变法最具体的事由吕惠卿主持，由王安石审核拍板，然后拿出来与那几位大臣集体讨论，有时神宗也亲自参加，听取大臣们的辩论。

曾公亮、富弼本来就非常器重王安石，又是几朝老臣，也理解神宗要变更法度的苦衷，所以轻易不发表反对意见。陈升之是以枢密使的身份参与制置三司条例司工作的，与王安石个人关系很好。王安石最开始步入仕途，在淮南任判官时二人就相识，故他也非常支持王安石。

唐介是一名老臣，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以前，唐介就在这个任上。先前，当中书省有什么事情产生争论，意见不一致时，神宗就说：“去征求一下翰林学士王安石的意见，他同意就办，不同意就不办。”别人都不说什么，唐介却反驳说：“王安石确实有才能，陛下认为他可大用，就重用他。中书政事奈何取决于一翰林学士？”可见其为人之耿直。

后来，神宗果然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唐介耿直有余而才智不足，对变法不理解，在神宗面前经常和王安石争论，喋喋不休，但在理论上他总讲不过王安石，神宗又常常支持王安石而不支持他。他又气又急，旧病复发，竟溘然长逝。

神宗亲自到唐介家去吊唁哭祭，看到灵柩前放的遗像有点不像本人，就命内侍马上回宫中把唐介的画像取来。唐介的家人都感到有些诧异，不知是怎么回事，宫中怎会有已故家主人的画像？原来，那还是仁宗朝的事，唐介因为直言敢谏而深得仁宗器重和信任。仁宗让宫廷里的画师给唐介画了一张像，仁宗御笔亲题“右正言唐介”五个字，一直保存在宫中，外边的人谁也不知道。唐介属于仁宗和英宗两代先帝留给后人的直臣，神宗对他是很器重的。

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工作在有成效地进行，王安石的变法在大刀阔斧地进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犯许多人的既得利益，而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人与本来就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联合起来，对王安石及所制定的新法进行猛烈的进攻。

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第一项最具体的工作就是制订出具体方案，裁减全国财政经费的支出，把财政支出最大限度地减下来。而开销最大最浪费的是宫廷宗室及皇亲国戚们的各种额外的赏赐和名目繁多的待遇，这又是最敏感最难办的事。但王安石在请示神宗同意后，还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庆历年间（1041—1048），吕夷简排挤掉范仲淹后，为了收买人心，对皇室宗亲和后妃等大幅度进行赏赐，以后就成为定例，一到时候就要按照那个数额进行发放。对宗室又实行特殊政策，恩赏官职，以至于达到滥的程度，凡是宗室子弟均安排为宫廷环卫官的职务，增加很大数额的俸禄，朝廷支出骤然增加。宗室和后妃们对吕夷简一片赞美之声，

平心而论，吕夷简的这一做法实际上是很多政客的伎俩，慷国家朝廷之慨，用公共的钱财赏赐给权贵或有用之人，来收买人心，虽然不高明，但很有效。吕夷简的这一做法为以后留下了无穷的负担。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心理，这就是在生活待遇上喜升恶降，一旦提高了就不愿意降下来。所以司马光说：“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这确实是个千古不替的真理。

后来韩琦执政时，曾经想革除吕夷简执政时留下的这一弊端而未果，故一直遗留到现在。新法规定：只有宣祖赵宏殷（赵匡胤之父）、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这三祖每一支每一代保留一个名额，选择一贤良之人为公爵，其他公爵全部废除。宗室子弟一律需要经过考试选拔后才可以当官。一下子使一大批空领高俸禄的宗室子弟的铁饭碗打碎了，这批人在京师里吵吵闹闹，到处煽风点火，造谣生事。这些人与大臣们又都有各种联系，社会活动能量很大，一时间京城中沸沸扬扬，新法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

新法中还有一项内容，这就是连续两次裁减后妃公主及臣僚的推恩钱。所谓的推恩钱就是赏赐的钱，以前这方面的名目繁多，数量很大，而且是固定的，到什么节日，有什么祭祀活动发放什么，发放多少都有定数。虽名曰赏赐，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经济收入。此次也都大幅度地裁减，而这种裁减实际上并不影响这些人的日常生活。这又涉及后宫及文武百官，就连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妃子、公主，即皇帝的奶奶、皇帝的妈、皇帝的大小老婆、皇帝的女儿的待遇都敢大幅度地裁减，王安石的胆量也真够大的。仅此一点，就令我们佩服不已。吕夷简是用国库的钱大肆赏赐皇亲国戚和权贵，王安石是大肆裁减皇亲国戚和权贵们的既得利益，一个是收买人心而不顾惜民脂民膏，一个是为朝廷国家而不怕得罪皇亲国戚和一切权贵。两个人的人品从这件事上就可以分判高低优劣了。

还要提到的是，如此大规模地裁减宗室、后妃与公主的待遇，必须要得到神宗皇帝的批准和坚决的支持才有可能进行，否则是绝对不可能的。就此，神宗的英明与神圣，就值得永远的歌颂。可想而知，这项举措又得罪了后宫中的所有后妃和公主，而这些人都是皇帝身边的人，经常和皇帝在一起。她们也成为新法的反对者，这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因此，神宗在宫中也常常听到有人对新法不满，对王安石进行攻击。

其实，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就会明白，吕夷简当政，首先是给皇帝身边所有的人赏赐，这些钱都是国库的，根本不用他吕夷简自己花一分钱，那是慷国家之慨，而得到皇帝身边人的一致赞美。王安石执政则首先将这些人额外的待遇减下来，是减少国家开支，节省的是国家的钱，一分钱也不归王安石，而得罪一大批皇帝身边的人。吕夷简聪明？王安石愚蠢？诸公自有自己的判断。

这样大幅度地压缩财政经费取得了相当理想的效果，再加上省兵并营等措施的实行，这年经费支出比往年压缩了百分之四十，而又不影响朝廷任何政务的正常运转。用这部分经费中的一部分来提高现职官吏的俸禄，又极大地调动了官吏们的积极性。

由于财政的困难，在变法以前，有许多地方官吏的俸禄都不能按时兑现，尤其是小官和小吏，有的甚至没有俸禄，依靠地方自己解决，有的地方也不能解决，就靠官吏自己想办法，官吏们当然有情绪。没有俸禄，胆大的官吏就巧取豪夺，弄个脑满肠肥，胆小的就苦了。如今一变法，不但俸禄能准时发放，而且还有所提高，官吏们怎能不高兴呢？全面一衡量，得大于失，所以神宗更加坚定了变法的决心，更支持王安石的工作。

王安石学识渊博，有多年的实践经验，深得神宗信任，便无所顾忌地进行变法。曾公亮已经七十一岁，见王安石果断敢为，朝廷事务纷然，大臣们议论纷纷，就想退出这场将要兴起的纷争，一再提出致仕的请求，也就是要求离休，即使上朝也不管事。

富弼身体不好，总是请病假，三五天也不上一次朝。对新法虽然有些想不通，但见神宗态度坚决，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

赵抃虽然也已过六十岁，但身体硬朗，性格极其耿直，对新法有许多意见。但他学识不广博，反应也不快，拙嘴笨腮，一着急了还有点结巴。每提出一个新方案，他有不同意的地方就要和王安石辩论，可怎么也辩论不过王安石，一着急了就光张嘴说不出话来，大脖根都憋得通红。遇到这种情况，回去后与家人或朋友就叫苦连天，连着说：“嗨！苦啊，苦啊，真是苦，苦，啊，苦——”有时竟连叫十几个苦字。

这些情况，当然要传到外面去。京师里的人就送给中书省这五个人五个字，叫作“生”、“老”、“病”、“死”、“苦”。“生”，是说王安石生气勃勃，锐意变法；“老”，是说曾公亮老了，一味只想退休；“病”，是说富弼有病，总是休病假泡在家里；“死”，是说唐介竟抑郁至死，再也不能参知政事了；“苦”，是说赵抃，遇事就争论，争论不过就会叫苦连天。可见老百姓把朝廷中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这几个字概括得也极其精彩形象，真是了不起的发明创造。

从以上这些情况也可知道，变法已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但王安石的头脑十分清晰，他也苦于那些颇有才能和时望的人物不支持他，要变法又需要有一批人来做具体工作，于是他不得不提拔重用一些他本人都不十分满意的人。

吕惠卿就属于这种人。吕惠卿最早登上政治舞台是由于欧阳修的推荐，前文提到过。此人也确实精明强干，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但就是过于急功近利，功名心太重。他积极支持王安石变法，有相当一部分是投机行为。王安石对他看得还是比较清楚的。所以王安石想要尽力提拔一些既支持新法而又忠正厚道的君子到变法领导者的队伍中来。

可是司马光坚决反对变法，苏轼的立场基本上和司马光一样，对变法也总是说三道四，这二人都有很高的社会知名度，可就是不支持变法，王安石很苦恼。他在苏辙上的一份奏疏中，发现苏辙在论述问题上有抑制兼并而要求改革的意思，就把苏辙安排到制置三司条例司中来，任命他为这个部门的“检详文字”。实际是主管审查复核这个变法部门所有文件的要职。苏辙是苏轼的亲兄弟，与司马光的关系也很密切。王安石的这种人事安排，也表现出其要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人的胸怀。

变法进行半年多，有的方面开始见到成效。但那些有威望的大臣多数依旧持观望态度或反对态度，王安石很伤心。一天，神宗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工作进度如何，即新的法规制度制定得怎样了。王安石回答说已经进行检详文字，即进行到最后审稿定稿的程序，马上就可以向全国颁发了。神宗很满意。

王安石接着说：“然而，现在急于理财，则必须使用能人。天下见朝廷以使用能人为先，而不重用贤人，见朝廷以理财为先，而不重视礼义教化，恐怕风俗由此而变坏。故在重用能人时一定要同时尊重贤人，在抓理财时一定要同时抓礼义教化。待新法实行后，再渐渐进贤人而退小人。”神宗点头称是。

当然，能人不一定是贤人，也不一定是小人，需要实践的考验。王安石当时的见解确实很了不起。他已经注意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同时并举的重要性，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随着新法的制定和颁布，保守势力对新法攻击的力度加大了。王安石和神宗面临着更大的考验。

第二节 青苗法

自从变法以来，司马光一直持反对态度。一次，在迩英阁中讲学，司马光给神宗和听讲的人读《资治通鉴》的前半部分，读到萧何死后，曹参为相而完全遵守萧何所制定的法规制度时，借题发挥讲起了“萧规曹随”对文景之治的重要作用，讲起了遵守祖宗法度、遵守旧制的重要性。

神宗何等聪明，就以这个问题为题，让当时在迩英阁听讲的吕惠卿进行解答。吕惠卿的水平和司马光不可同日而语，解答的理由不充分。后来，是王安石引经据典又进行了一番解答，神宗才豁然开朗。但这还只是理论上的争论，是更大论争的小前奏，更激烈的斗争也接踵而至了。

五月末的一天，司马光从迩英阁出来，往资政殿去，途中遇到吕诲急匆匆要去见神宗。司马光小声问：“此次召对，欲言何事？”吕诲一指袖子里的奏章说：“我要弹劾一个人。”“谁？”“新参知政事王安石。”司马光一愣，说道：“王参政刚执政不久，众谓得人，奈何要弹劾？”“君实也这样看王安石吗？”“是的。王安石很有学识，为人也很有节操，就是有些执拗，并没有什么失德，更没有什么罪过。你要弹劾，何不等些日子观察一段再说？”

吕诲不听，气冲冲地去见神宗，当即递上一份措辞非常激烈的奏章，弹劾王安石十大罪状。其中说：“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然后列举十件事，证明其十大罪状。其中有英宗朝几次下诏召其进京任职，而王安石都封还诏书不肯进京之事，说这是怠慢先帝云云，但多数条目还是关于新法的，对新法进行全面的否定和攻击。

此奏一上，朝廷骇然。按照规定，大臣被弹劾，要在家待罪，等候朝廷和圣上处理发落。王安石知道自己为变法得罪人太多，此时必定有借机报复者，有落井下石者，但也只能听天由命。神宗皇帝下手诏，命王安石不必在家待罪，照常上班办公。神宗很了解吕诲是一个好沽名钓誉到丧心病狂的人物，当初在濮议中弹劾欧阳修也是他打的先锋，也是什么词都用。正因为如此，他的话也就大打折扣。神宗一怒之下，罢免了吕诲的御史中丞之职，并把他赶出京师，让他做邓州知州去了。

王安石继续执政，新法继续实施，变法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也在继续。在青苗法颁布之后不久，两派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出现了一次更大的较量。

青苗法是在熙宁二年（1069）九月颁布的。在颁布这个条例之前，王安石也曾经犹豫过。因为这个条例法规涉及天下所有百姓的利益，处理好了则会造福整个天下，弄不好则会扰民害民，也会殃及千家万户。最开始时，吕惠卿和王安石共同制定好非常详细的条例，然后交给检详文字苏辙审阅，并说明这就是青苗法，请苏辙尽管开诚布公地提意见，因为那还只是一个草案。

苏辙看后，对王安石说：“此法确实很好，也挺符合实际情况，可以给百姓带来利益。制定法规条例是为了百姓，是个好事。把钱借贷给百姓，只取二分之利，本义是为了方便百姓，不是为了取利。然而就怕出纳之际，具体管事的官吏从中营私舞弊，巧取豪夺，法不能禁，弄不好就要扰民害民了。”王安石听后，沉思了一会儿，连连点头说：“有道理！有道理！我也一直有这个担心。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再说。”于是青苗法制定后，一个多月也没有颁布执行。

八月末，京东转运使王广渊进京办事，见到王安石，说现在农民正忙于秋收和秋种，急需钱用，苦于富户的高利贷，不知新法中有没有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内容。王安石一听，青苗法就是针对这种情况的，这才下决心马上颁布执行。对原有的条文进行了一些修改，特别加上“不得抑配”这一条款。即发放此项贷款一定以借贷户志愿为前提，决不允许硬性摊派，不允许强制百姓借贷，也不搞什么“指标”。九月，正式颁布青苗法。在此之前，颁布了均输法。十一月，又颁布了农田水利法。但均输法和农田水利法涉及的社会面没有青苗法宽，所以，围绕青苗法的斗争也最激烈，变法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以此为导火索而达到最高潮。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青苗法的来历和主要内容。中国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家，“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和供应便是社会是否能够稳定的关键，粮食安全是社会安定的前提。战国时期的李悝提出“平籴法”便是常平法的前身。到汉代则开始实行常平仓制度了。

所谓的常平仓就是国家利用掌握的财政大权对全国粮食价格进行调控，粮食大丰收时为了不“谷贱伤农”，政府出钱用稍微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粮食。这样就储备大量新粮。发生灾荒粮食价格暴涨而百姓受害时，政府再用低于市场的价格把粮食卖出去，叫作“粜”，以免粮贵伤民。可知古代“常平仓”的功能首先是保证农民生产的，其次是保证所有社会成员生活的，确实是非常有效的措施。而且这两个字的写法也非常形象，是会意字。平价收米进入粮仓就是“入米”就叫“籴”，平价卖米就是米出粮仓，就是“出米”，所以叫“粜”。中国古人真聪明，造字也来得快而贴切。

这种政策和制度对于稳定社会非常重要。而各地方设置的这种机构就叫作常平仓。除常平仓外，还有广惠仓。顾名思义，常平仓是调节粮食价格的，而广惠仓则是赈灾用的，是无偿发放的。陆游就因为没有取得上司批准私自开仓放粮而受到过处分。

北宋建立后，也继承了历史上这种制度，各路各地方政府都有常平仓。但由于地方官吏良莠不齐，故所起的作用不明显。王安石在鄞县实行的“青苗贷款”，其钱粮的物质基础便是常平仓。

青苗法具体内容是：当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资金有困难时，可以凭借自己种地的数量到当地政府申请贷款，只要有偿还能力，有保人，就可以借到一定数量的钱。待收成后再返还本利。利息率一律定为二分，即所谓的二成。如果遇到大灾之年，还可以推迟一年返还。这就比当时民间借贷的四分利甚至五分利极大地减轻了借钱户的负担，对发展农业生产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青苗法的颁布，王安石确实经过深思熟虑。他在任鄞县县令时，就已经有过这方面的尝试，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主持制定新法时，也把此事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当时还有一人的做法也给王安石提供了经验，这就是陕西转运使李参。当初，陕西路粮食储备不足，而农民在青苗刚出土时又正是缺钱的时候，李参命令农民自己估计能收获多少粮食，提前借贷给一定比例的钱，等粮食收获后就用粮食偿还。这样做的结果是极大地方便了农民，官府也有很大收益，几年后，粮食储备充足，不但本路丰盈，而且还可以支援其他地区。由于借贷时要根据青苗的情况，所以当时就把这种贷款叫作青苗贷款，也叫青苗钱。

王安石仔细研究了一下李参的经验，又进行一些修改补充和完善，再参照自己在鄞县的实践经验，才制定出“青苗法”。由于考虑苏辙的意见，制定出后一个多月也未颁布。又经过修改，因王广渊的请求，才正式颁布实行。

王安石非常慎重地考虑了苏辙的意见，在颁发的青苗法中专门指出青苗贷款的自愿原则，绝对不准强行摊派。明确强调“不愿请者，不得抑配”。

朝廷诏书发出去了，派往各地专门推行青苗法的官吏也下到地方去了。王安石知道，一场艰苦的社会改革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青苗法颁布几个月后，在全国各地出现了种种复杂的情况。可以推知，有的地方严格按照朝廷的规定办事，执行得好，百姓得到实惠，就欢天喜地，歌颂朝廷的圣明。有的地方执行得不好，苏辙预料的情况也出现了，一些急功近利的官吏借机搞名堂，硬性摊派。把百姓分成五等户，按乡村摊派，每户发放多少，不借不行。结果是扰民害民，倒成为贪官污吏压榨百姓的一种工具。在这种地方，邪恶势力占上风，正直官吏有提出不同意见的，倒要给扣上反对新法的帽子。百姓怨声载道，对新法当然不满。其实，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着，不同立场的人就要选择不同的典型来对新法进行评价。

当时，大名士欧阳修任青州知州，韩琦任河北安抚使。欧阳修对王安石的变法一直不理解，对青苗法则坚决反对，认为这是朝廷向农民放钱取息，谋求利益。而他最担心的是“抑配”问题，这样必然扰民害民，而这种情况在有些地方还真的发生了。所以欧阳修连续两次上札子给皇帝，要求收回这个条例。而且欧阳修态度特别鲜明，拒绝实行这个条例。欧阳修是三朝元老，为人忠正博学，社会名望极高，他的话是非常有分量的。神宗有些犹豫了。

几天后，河北安抚使韩琦也上奏章专门论青苗法。文章很长，认为立青苗法的初衷是好的，可执行起来恐怕不会像预想的那样好。最容易出现的是“抑配”问题。而且有钱的人家不需要借贷，需要借贷的穷苦百姓又有可能到时候还不上钱。民间借贷利息虽高，但借贷之间不允许官府过问，完全是真正意义的自愿。即使到时候还不上，官府也不参与。青苗法则不同，如果到时候不还，难免官吏百般催逼，恐怕会棍棒相加，百姓将不胜困扰矣。

韩琦资格比欧阳修还老，是执过政的三朝元老。仁宗朝就是宰相，英宗之立，韩琦也是有贡献的。而在英宗死时的表现神宗也是知道的，韩琦的忠正和果敢朝野有名，他的话分量不是更重了嘛！

欧阳修先给王安石写信，然后上了奏章。在回答欧阳修问题的同时，王安石还回答了范镇、韩琦、司马光、刘攽等大臣的一些疑问。双方辩论的焦点是官府向百姓放贷收利息算不算聚敛？算不算与民争利？这些收入是否利国而损民？

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一回答，实际等于是王安石一个人在理论上与整个保守派阵营对抗。

首先要回答关于收取利息的问题。欧阳修主要就是论述这个问题。他认为，富户放贷是四分利，官府青苗贷款是二分利，同样都是取利，这便是孟子所言“五十步笑百步”，没有本质区别。如果“必欲使天下晓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则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纳元数本钱，如此始是不取利矣。”

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知道，欧阳修的观点表面看合理，但却是十足的迂腐之见。王安石回答说，如果只取本钱而没有利息的话，这官府的钱将逐渐减少最后全部赔进去：一是借款的百姓中可能会有出现特殊情况而无力还款者，生老病死，大型自然灾害都会造成这种现象。二是如果没有利息，很多人无论是否需要都会尽量借贷，将无法满足。即如果没有利息，那么朝廷的常平仓钱将很快会被掏空。王安石的回答理由极其充分。

范镇的观点很明确，市场上已经有人在经营这种买卖，那就是放高利贷的豪商富户。人家在那摆摊做买卖，你朝廷又去在人家旁边摆个摊子也经营同样的产品，这不是明摆着和人家过不去，抢人家的生意吗？而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信中指责王安石“与民争利”指的正是这一点。

范镇的观点很清楚，是站在高利贷者的立场上，指责王安石利用变法抢了这些富人的生意。实际上这便触及了当时社会的一种弊端，即兼并的问题。当时的有识之士都纷纷提出抑制兼并，打击豪强，让最贫苦的百姓有喘息的机会。豪强富翁鱼肉百姓的一个最主要的手段便是放高利贷。王安石推行青苗法，也叫“新常平法”，确实是想从制度上抑制兼并，让广大百姓从高利贷的重重盘剥下解脱出来，而为整个天下管理财政，怎么能算“与民争利”？

如果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保守派官吏攻击青苗法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们要保护的是社会上少数富翁和上层统治者的利益，而王安石是考虑国家利益和最广大百姓的利益。所以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反驳司马光批评时所说“为天下理财，不为争利”，理直气壮，就在这一点。“为天下理财”而不是专门为朝廷理财，为皇帝理财，是要造福于全天下的百姓。

再一个观点就是作为国家在百姓身上取利，不是仁义的做法。王安石则明确回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青苗法所获取的钱财全部用在农业生产方面，用在公共事业建设方面，那么就没有任何问题。

就在王安石与保守派官吏进行论战的时候，神宗皇帝的压力也很大。他很年轻，有点承受不了了。

第三节“三不足”

“难道青苗法真的扰民害民？难道变法真的不应该？”神宗放下欧阳修和韩琦的札子和奏章，心潮起伏不定，对自己和王安石所做的一切也开始怀疑了。但他一想到整个社会的现状，想到浑浑噩噩的世风，如果不进行变法又有什么出路呢？神宗心里如一团乱麻，一时理不出头绪来。他感到实在有些闹心，就起身出殿，一个人信步而行。走了几步，他忽然想到，今天该去看望母后了，便往太后的宫中而来。

路上，神宗忽然想起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以及与王安石的一段对话。

熙宁三年（1070）春天，变法已全面展开，而对于变法责难和攻击的力度也在加大。

汴梁的春天景色很美，气候宜人，神宗皇帝正在后殿审批奏章，忽然内侍送来一个折子，说是急等批复。神宗一看，是翰林院呈交来的今年测试馆职人员的考题，知道不能耽误，急忙展开审阅。

神宗一看，就知道是司马光的字，写的是：

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耶？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耶？愿闻所以辨之。

神宗一看，马上想到最近风言风语说王安石说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人言不足恤”的话，但神宗并没有亲耳听到过。很明显，司马光想借用馆职人员考试的机会对王安石所谓“三不畏”的说法进行批评，最起码是引起争论。

神宗感觉现在不能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于是让人将试题封上，在上面批复道“别出策目，试清臣等”。因为这次参加考试的是以李清臣为首的在职官吏。

第二天下朝后，王安石到后殿见神宗。君臣见礼后，神宗问：

“王爱卿，闻‘三不足’之说否？”

“不闻。”王安石立即回答。

神宗说：“陈荐说，外人云‘今朝廷以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天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这是什么道理？朝廷如何也有这种说法？朕已令改别的题目了。”

很明显，神宗是试探王安石，是否明确说过这“三不足”。

王安石何等精明，马上明白了神宗的意思，稍微思索一下，回答道：“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唯恐伤民，此即是畏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唯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人所刺。则已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

这段话是出自《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的原文，通过这段话，可以知道王安石并没有在神宗面前直接说过这三句话，是王安石的政敌们总结出来的。在王安石回答神宗的这段话中，可以体会出王安石正面回答了对于“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肯定。

由于神宗是否定语气，因此王安石没有正面回答。当天的对话使王安石益发感觉社会阻力的强大。在熙宁二年（1069）刚刚开始变法时，稍微有一点天象的变化，甚至出现一颗彗星，反对派都要发表议论，说是什么上天示警云云，王安石根本不在乎，曾经直接发布“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的言论，这便是“天变不足畏”。王安石虽然没有直接说过“三不足”的话，但这确实是他的观点，是他坚持变法的前提。试想，这三个方面如果有一个方面成为障碍的话，变法便难以进行。

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是何等的气魄，概括得是何等简明。王安石正因为坚持着这样的观点和原则，才能够坚定不移地呼啸着前进，对宋朝建国以来一百多年陈陈相因的陈规陋习，对浑浑噩噩庸俗不堪的社会风气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后世关于这“三不足”的说法也存在很多争论，无论这“三不足”是否出自王安石之口，但都是他坚持改革的理论基石和精神支柱。

王安石的这几句话又出现在神宗的脑海中，他仔细品味着其中的深意，默默地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不知不觉间，高太后的宫门出现在神宗的眼前。

神宗的亲母姓高，也很有心计，是英宗的皇后。英宗死而神宗立，她就顺理成章地升为太后，而且是纯粹的一点杂质都没有的太后。因为有的太后是借老公的光，有的太后是借儿子的光，她则既是英宗的真正皇后，又是神宗的生身母亲，无论从哪个方面她的地位和资格都是最高的。高太后共生六个孩子，四男两女，两女还是一对双胞胎。神宗皇帝是长子，下边还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三个弟弟分别叫赵颢、赵颜、赵 。高太后此时刚过四十岁，由于生活优裕，保养得好，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满面春光，体态丰腴，很是富态。

高太后见神宗满面愁容，就关心地询问朝廷中的情况。神宗摇着头苦笑了笑，说道：“母亲不必担心，我只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事情太多，有些累，有些疲乏而已。”

高太后说道：“我听说民间甚苦青苗钱，是否罢免此法？”神宗说：“散青苗钱是为了有利于百姓，是为了减少百姓的困苦。”太后又说：“王安石确实很有才学，但是怨恨他的人太多，不少人对他有非议。你若爱惜保全他的话，不如让他暂时出外任避位一段时间，等过个一年半载的再召他进京让他执政。这样无论对你对他都有好处。”高太后说得很清楚，意见也挺明确。

神宗说：“群臣之中，多数是明哲保身之人，只有王安石能够挺身而出，为朝廷为国家奋不顾身，能够为我挡事。”这时，神宗的大弟弟赵颢在神宗进屋前已来看望太后，恰好也在旁边，就接过去说了一句：“太后之言是至理名言，陛下不可不考虑。”

神宗一听，把一肚皮的怨气都撒在弟弟身上，就没好气地说：“是我败坏祖宗法度，我是败家子，你自己来当这个天子好了。”赵颢一听这话，知道哥哥真生气了，忙带赔礼似的说：“弟弟不敢，陛下何至于说此气话。”太后见儿子动了气，忙加以解劝。赵颢怏怏而退，神宗也告辞出来。

在此以前，神宗也常常听到娘、皇后、弟弟以及后宫中的一些人说对王安石不满甚至是诽谤的话，但他心里明白，这是因为王安石变法直接涉及这些人的利益，得罪了他们，故一般的话根本不往心里去。这次不同，先是欧阳修和韩琦的奏章，接着就是高太后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使他不能不动心了。

次日早朝后，神宗单独召见王安石，要和王安石商量关于青苗法的事。在变法方面，一直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君臣之间，也出现了意见分歧，变法大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王安石来到资政殿，叩见神宗皇帝后落座。神宗拿出欧阳修的札子和韩琦的奏章递给王安石，说道：“韩琦和欧阳修真是难得的忠臣，虽在地方而不忘朝廷百姓。颁布青苗法，本意是为了便民利民，却想不到会给百姓带来这么大的负担和灾害。朕心实在有些不安。”

看到神宗忧郁的神情，王安石知道这不是个简单的事。他一目十行地浏览完两个奏折后，说道：“陛下不必为此过于忧虑。青苗法颁布时臣也想到会有一些问题。但各地反映上来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地方说百姓非常欢迎。这种反映臣还是第一次听到。待为臣派人下去查明后再行处理。”

“韩琦和欧阳修都是前朝执政大臣，是三朝元老，他们的话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的，爱卿是不是仔细考虑一下？”

“此次变更法度，韩琦和欧阳修都有些不理解，他们看问题可能有偏见，这一点也请陛下明察。欧阳修亦给臣写信，臣已经据理回复。”王安石态度很坚定。

“可是几位大臣都提出异议，物议沸腾，王爱卿是否再仔细斟酌一下？”

王安石本来就一肚子气，如此简明的道理，青苗法本来是利国利民的最好政策，于国于民都有利。怎么就如此磨磨叽叽，连皇帝也犹豫不决，好像推行这个制度就会天下大乱了。于是王安石很严肃地说：

“臣以为此事非常小，利害也非常清楚。即使是州郡抑配上户，令他们认领十五贯钱，又必须令出二分息，也不过是三贯钱，因此用来增加常平仓的储蓄，则比以前向这些上户征作为义仓的钱少得多了，也不是什么坏事。何况法令明文规定不准‘抑配’，对于富户，又有什么损害？这么多大臣不去想想如何富国强兵，就为这么点小事喋喋不休，而且让圣上忧虑。臣论述此事已经十几万言，然而陛下都不能无疑。如果这件事还被异论所疑惑，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事能办成？”

王安石有点激动，语速自然快，话说得比较重，尤其最后两句，确实有情绪在里面。“如果这件事还被异论所疑惑，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事能办成？”王安石回味着这句话，仿佛重了点，但王安石并不后悔，该说的就得说。

神宗听罢，表情也很严肃，道：“上下纷纷，为什么会如此？”

王安石道：“陛下作法，宰相摇之于上，御史中丞摇之于下，方镇摇之于外，而初无人与陛下为先后奔走御侮之臣，则人情为什么而不至此耶？”

神宗道：“那么让朕也考虑考虑，今天就谈到这。”

第四节 一波三折

王安石回到家里，仔细想近几天发生的事和神宗今天谈话的态度，他感觉得到，神宗的身上也有千斤重担，也有很大的压力，被来自各方面的舆论所惑，对于新法已经有一定的怀疑了。神宗一旦动摇，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他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太重了，他太累了，他要休息几天，也好考验一下神宗的态度和变法的决心。王安石递上请假的札子，说自己的身体不好，请假在家中休息一段时间。两天后，王安石再上奏章，要求解除自己的职务，另行安排。

最近几个月来，王安石几乎是焚膏继晷，睡眠严重不足。夫人吴氏见丈夫日夜操劳，而且终日愁眉不展，很少开心，非常心疼。吴夫人面貌姣好，体态丰腴，一脸富贵相，对王安石体贴入微，极其理解。她知道丈夫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因此更是尽力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连续三天的休息，王安石的气色好多了。这天他正在书房读书，整理那些奏章。王安石的书案上总是杂乱无章，展开的书卷横竖都有。吴夫人收拾几次，倒给丈夫带来麻烦，因为尽管书卷杂乱无章，但王安石却熟悉各自的位置。因此，吴夫人再也不给他收拾书案。

第三天的傍晚，忽然有中官送来圣旨，催促王安石快去处理政务。中官走后，王安石急忙展开诏书，见上面写道：

朕以卿材高古人，名重当世。召自岩穴，置诸庙朝，推心委诚，言听计用，人莫能间，众所共知。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远事任，退处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所素望，将以诿谁？祗复官常，无用辞费！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一六）

原来是王安石三天没有到中书省办公，堆积一些事情，有的是必须王安石拿出意见的。神宗着急了，便要求翰林学士司马光写诏书敦促王安石赶快上班视事，神宗也没有仔细看便封上命中官给王安石送来了。

王安石读罢，感觉内心一阵酸楚，也很郁闷。尤其是“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远事任，退处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所素望，将以诿谁”几句，好像是说自己把事情惹起来，弄得天下沸腾，然后便想要一躲了之。圣上啊圣上，你应该了解我王安石啊，我是那种不敢承担的人吗？想到自己被召进京师，越次入对，想到自己和神宗皇帝多次的促膝谈心，是神宗想要干一番事业，而自己宁可赴汤蹈火也要勇往直前，坚持变革，坚持要富国强兵的。我不是怕事，而是怕您挺不住各种压力啊。于是王安石立即铺平纸张，满含深情给神宗写信，表白自己的心情。其大意是说：自己感谢皇帝的信任，勇敢承担起移风易俗、变法图强之责，但早就把困难的情况考虑得很清楚，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圣上亲自批准的，并没有出现什么混乱的局面，自己不是胆小怕事、畏首畏尾之人，也没有什么“私谋”。如果这样看待微臣，臣只能告退隐居。请圣上谅察臣之苦心。

把写给神宗的札子封好，王安石派仆人送往宫中，等待着结果。

次日午后，王安石变法中最能干的下级吕惠卿来了。王安石在书房接待他。吕惠卿是奉神宗皇帝之命专程来看望王安石，封还王安石的前一封札子，并带来神宗的亲笔信。王安石急忙展开阅读，神宗手札中先慰问王安石病情，接着说昨天的诏书自己没有认真审查，其中有“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这样的话，实际等于向王安石道歉。王安石感觉心中暖乎乎的。圣上也不容易，神宗虽然是皇帝，但毕竟是刚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承担如此大的事业，又要面对来自社会各个层次的各种意见。

书中代言，那封敦促王安石的诏书是司马光起草的，神宗看到王安石请求解除职务的奏章，有点着急，也有点生气，就命翰林学士司马光起草诏书，敦促王安石尽快到中书省上班。司马光起草完毕，神宗粗略浏览一遍，没有仔细琢磨便同意发出。司马光利用这个机会，利用皇帝的口吻狠狠斥责了王安石一下。大意说，你把事情惹起来了，如今自己却要躲清净，把个乱摊子丢给我，没门，赶快来处理这些事情。王安石怎么会接受这样无理的批评呢，于是抗章自辩。神宗这才注意到这几句话确实过分，才有“览之甚愧”的话。有人说是司马光故意激怒王安石，以使他离开政坛，停止变法。恐怕未必，司马光就是这种风格。

十天后，王安石到朝廷工作，下朝后神宗又单独召见王安石，对他说：“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失陷少钱物尔，何足恤？”王安石说：“只要努力推行，不要让小人故意破坏法度，一定没有损失钱物的道理。”安石既然继续主持工作，推行青苗法更加坚定。青苗法开始在全国普遍推广开来。

这期间，司马光来求见神宗，提出他要到外任去做官，因为他的意见不被采纳，在朝廷中已不起作用，请神宗恩准。其实这仿佛是在下一盘棋，变法派和保守派双方在进行将军，一定要神宗拿出一个明确的意见来。神宗问司马光，能否出任枢密副使之职。司马光态度明确而坚决，如果陛下坚持变法，我决不接受任命。如果让我接受任命，就一定要停止一切变更法度的工作。

“各项条例是不是都重新考虑一下？另外，外面物议太多，为了减少一些物议，是不是考虑把司马光提拔安排到枢密院任副使？”神宗试探着和王安石商量，等着王安石表态。

王安石略思忖一下，说道：“司马光学识渊博，为人正直，颇有时望。可是他坚决反对变法，他周围的人全是反对新法之人。如果给他重要职务，等于是给新法的反对派树立起一面旗帜，这样恐怕会给变法带来很大困难。请陛下三思。陛下如果对变法动摇，不想变法了，司马光确实可以大用，臣请避位。”

“卿不必做此想，朕变法的决心是不会更改的。”神宗表示。

几日后，司马光接到中书发来的敕诰，任命其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因为新法在继续实行而坚决不肯就任，连上九道辞状。

在这个双方势力与心理的较量中，由于神宗的立场没有动摇，所以是变法派取得了胜利。数日后，司马光给王安石连续写了三封信，最后一封信长达三千三百多字，对新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评，劝王安石停止变法，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一切恢复旧制，言辞恳切，并没有恶毒攻击的语言。

读完司马光的信，王安石内心一阵阵的酸楚。司马光是自己交往多年的老朋友，学识渊博，为人正派，可就是思想太固执太保守，对变法一直持反对态度。如今又连续写信，对自己倒没有恶意，但自己也不能为朋友的面子而不坚持变法啊。唉，君实啊，我可真拿你没有办法！王安石想到前两次来信，自己回信特别简略，有些失礼，这次详细谈一谈吧，既是我对变法的明确态度，也算是对老朋友的礼貌。于是，王安石写了一封言简意赅的回信，这就是千古流传的《答司马谏议书》，因司马光当时是右谏议大夫之职，故有此称。全文是：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卷八）

语气委婉雍容，态度坚决果断，言简意赅，批驳了司马光及保守派对自己及变法的攻击，对士大夫阶层不恤国事、苟且偷安、墨守成规的庸俗思想表示强烈的不满，表现出坚持变法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从此，这两位学识渊博、洁身自好、都有高尚情操的好朋友就因为政见不合而分道扬镳，成为尖锐对立的政敌。一个坚决变法，一个坚决反对变法。各自主持政局一段时间，分别成为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旗帜，乃至于在他们身后几十年，双方的人还一直以他们为大旗相互攻击，形成水火不相容的两大势力，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元祐绍圣党争，直到北宋灭亡。

其实，就王安石和司马光本人来说，在个人品格上可以说都是正人君子，都是无可挑剔的。他们二人之间，谁对谁也未说过一句过头的话，王安石只是说司马光太保守，而司马光也只是说王安石太执拗。这才是正人君子之所为。

新法继续推行，变法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也在继续进行。熙宁三年（1070）八月的一天，司马光觐见神宗，坚决要求离开朝廷。神宗劝司马光道：“王安石素与卿相善，卿何必自疑？”司马光答道：“臣素与安石善。但自从安石执政以来，多所违忤。臣屡次相劝，安石执拗不听。臣继续留在朝廷多所不便，请陛下除臣外任。”数日后，司马光出任知永兴军之职，离开了东京。

新法在继续推行，变法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也在继续，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许多新法相继出台，整个社会各个阶层都出现了骚动。由于新法中涉及面最宽的是青苗法和免役法，故围绕这两法的斗争也最为激烈。尤其是青苗法，因为此法触犯了所有大地主大富户的利益，朝廷以行政法规的性质把他们对贫民放高利贷剥削的重利剥夺了，这些人怎能善罢甘休呢？这些富户和那些与他们利益相关的地方官僚以及朝廷中的保守势力联合起来，对新法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扑。于是，青苗法就成了双方势力斗争的焦点。

第五节 李定事件

秀州军事判官李定在孙觉的推荐下进京听调。由于一直在远离京师的地方工作，他并不了解京师中两派斗争的情况。他先去拜访谏官李常，李常问道：“君从南方来，应该知道青苗法在地方上推行的情况，百姓对此法到底是什么态度？”李定马上回答道：“挺好啊！此法方便百姓，百姓都欢天喜地。”

李常警告李定说：“你初来乍到，不知朝廷里的情况。现在整个朝廷终日为此法争论不休。你见到别人千万不要这样说，否则你就会被人指责攻击的。”

“我这是实话实说，如实反映情况，本来就是如此，怕什么攻击呢？”李定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次日，李定又去拜访恩师王安石。前文提到，王安石在江宁开馆授徒时，李定曾经去学习过，是王安石真正的学生。来到京师，自然要去拜访。二人见面后，王安石也问起青苗法在民间的情况，李定如实而言。王安石听后很高兴，因为这是直接来自地方的反映，非常有说服力。

王安石知道神宗对于青苗法的社会效果和民间反应依然心存疑虑，就推荐李定觐见神宗。神宗听到李定的汇报，对于青苗法的顾虑彻底打消，更加坚定了变法的决心和推行青苗法的力度。形势对保守派极其不利。

李定的做法果然如李常所预料的那样，使他一下子成为保守派攻击的主要目标。由于他奏对称旨，拟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

首先，在他任职的问题上就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周折。任命李定的辞头到中书舍人手之后，被封还回来。当时担任中书舍人的宋敏求、苏颂、吕大临三人拒绝起草诏书。

当时圣旨形成的过程是这样的：先由执政大员征得皇帝同意后起草一个具体意见，然后中书舍人根据这个意见起草诏书，拟定圣旨。

三名中书舍人不肯起草诏书，神宗下了几次手诏晓谕，三人仍无动于衷，这就把矛盾激化了，或者是收回辞头，或者是罢免三人的知制诰之职，二者必居其一。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宋敏求三人落职，另行安排。三人因此还获得一些人的赞美，被称为“熙宁三舍人”。

虽几经周折，李定监察御史里行的官还是当上了。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显然是变法派胜利了。但斗争远远没有结束，李定遭到了更大的攻击和诽谤。

数日后，监察御史陈荐上奏章弹劾李定母亲死匿丧不报，不为生母守丧，大逆不道，有伤伦常，请治罪。其实，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李定是庶出，即是小妾所生，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他进士及第后步入仕途，在任泾县主簿时有一位姓仇的妇人死了，据有人说是他生母，可他本人也不知究竟，他请教父亲，父亲又不认可此事，他便没有为仇氏守丧。

既然有人弹劾，就不能不过问，圣旨批复，交江东淮浙转运使衙门调查审理此案。不久，转运使上奏章，说查阅以前档案，只有李定因为父亲年迈请求归家赡养之文书而没有其母亲死亡之记载，而所谓的仇氏是否是李定生母无法确定。下诏允许李定上奏章自辩。

李定上书自辩，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为仇氏所生，有所耳闻后询问父亲，父亲又不认可自己是仇氏所生，父亲应该是最清楚自己母亲的人。父亲不认可，因此自己无法确定，事情暧昧不明，故未给仇氏守丧，事出有因，请求有司明断。有关部门对此事进行专门辩论，有人提出让李定补上为生母守丧这一课，实际是要把李定从京师赶出去，给王安石一点颜色看。

王安石这时也不能不说话了。他认为，李定生母问题尚暧昧不明，当然也就不存在大逆不道之罪，再让李定为是否是生母都无法确定的仇氏守丧就没有任何道理。何况仇氏已死多年，已没有办法重新确定他们是否是母子关系，故此事不宜深究。从李定请求为年迈的父亲辞职归家赡养之事来看，李定是孝敬之人。以暧昧不明之事而定罪，实在说不过去。

由于王安石的全力保护，李定才免去为死去多年的是不是生母都搞不清楚的仇氏守丧这一尴尬之事。如果李定不卷入这场斗争的话，这件事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在对李定进行弹劾围攻的过程中，最主要人物是司马光和苏轼。苏轼弹劾的奏章很有分量，如果不是王安石水平高，还真没有办法驳倒苏轼。平心而论，司马光和苏轼的做法有些过分，是在闹意气，缺乏公正宽容之心。用过去几年而又无法确定的事情就硬要给李定处分，实在不厚道。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光和苏轼也有小人之嫌。有时我也思考过，司马光和苏轼在对待王安石的态度上，实际就有小人之嫌疑。但苏东坡后来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而在晚年对王安石态度有完全的转变，尤其是在对待新法问题上，苏东坡都比司马光有君子风度。

正因为苏轼在这个问题上把李定得罪得太苦了，后来到元丰二年（1079）时，李定才起劲地陷害苏轼，造成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不久，拒不执行青苗法的一些州县级官吏先后被革职。欧阳修连上两个札子要求停止青苗法，未获批准。见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青苗法照旧推行，他早已厌倦政治的思想情绪更加强烈，连续上表请求致仕，获得批准。

欧阳修这位三朝元老退出了政治舞台。欧阳修自己也清楚，朝廷对他是很厚待的，神宗和王安石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前文提到，欧阳修不但连续上札子反对青苗法，而且在本州拒绝实行。这可是违抗朝命，一般官吏是要受到严厉处分的，重的要罢官。但王安石除写文章反驳他的论点外，还特别为他发下一道诏书，免去对他的处分。

三朝老臣、大名士欧阳修怀着对王安石的不满情绪回家隐居去了。司马光怀着对王安石的不满情绪到地方上做官去了。那么多好朋友如宋敏求、苏轼、苏辙等也都因为变法与王安石产生了矛盾，关系冷淡甚至决裂了。这令王安石非常伤心，但不能因此就停止变法。王安石看到，新法在克服重重阻力后正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贯彻执行，变法大业正在健康地发展。如果坚持三五年，得到整个社会普遍认可的时候，变法大业就会成功，给百姓和朝廷都会带来永远的利益。那时，对自己产生误解的这些朋友或许就能理解自己的苦衷而重新改善与自己的关系了。所以，王安石并没有因为这些朋友疏远自己而动摇变法的决心。

一年后，青苗法取得非常好的效益。农民从中得到了实惠，秋收后还款或者缴纳粮谷也非常积极。国家常平仓的储备增长非常快。王安石在《答曾公立书》中说：“奸人者因名实之近而欲乱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愿何？始以为不请，而请者不可遏；终以为不纳，而纳者不可却。盖因民之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13]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王安石在写这几句话时喜悦的心情和灵动的文思。

青苗法不但起到了抑制兼并的效果，减轻了穷苦百姓的负担，也为国家创造了财富，每年大约有三百万贯以上的收入。朝廷逐渐掌握了经济上的主动权。

第八章 百折不挠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白居易

第一节 “家贼”与“匿名诗”

青苗法继续贯彻实行，各种新法继续贯彻实行，保守派和那些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阶层及一切反对变法的势力联合起来，对新法以及王安石进行一次次的进攻。神宗是变法的总后台，王安石则成为前台总导演，吕惠卿、曾布是两个主要演员。王安石自然成为保守派和反对新法者的众矢之的，一切诽谤都朝着王安石而来，因为当时的人们即使对神宗有天大的意见也不敢说出来。王安石以极大的魄力承担着一切。可以想象，那么多品德高尚的朋友都和王安石分道扬镳，其他一些市井小人对他不更会进行各种诽谤吗？！

朝廷里的保守派大臣一天也没有停止与王安石的明争暗斗。神宗还真是个有魄力的君主，通过一年多的实践，他更加坚定了变法的决心，凡是反对变法的人，无论资历多高、社会知名度多大，一律从主要岗位上撤下来，为贯彻新法开路。御史中丞吕公著、参知政事赵抃、枢密副使吕公弼、御史程颢都因为反对新法而被罢官。王安石和支持新法的韩绛同时被提升为同平章事，出任宰相之职，成为朝廷中最高的行政长官。变法派已经全面控制了朝廷的大权。保守派的正面进攻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他们也只好转变方式。当时两派斗争的形势是非常激烈的，已经深入到了一些家庭的内部和社会的各个地方。

先前，枢密副使吕公弼和王安石关系很密切，见天下朝廷因为变法而汹汹然，就劝王安石不要再继续颁布新法了，王安石不听。吕公弼回家后就写成一个奏章，对新法进行指责。

不料，他一时不慎，所起的草稿被从孙吕嘉问偷了出去，悄悄地送给了王安石，让王安石有所准备。可见这个吕嘉问一定是新法的坚定支持者。王安石拿到草稿，先去见神宗，说吕公弼反对新法，并说出了具体内容。果然，吕公弼当日即上奏章，与王安石说的完全一样。结果，吕公弼就被摘掉了枢密副使的乌纱帽。事后，这件事慢慢泄露了出来，吕家的人都称吕嘉问为“家贼”。

一天，在大相国寺最显眼的一面墙壁上，出现一首匿名的题壁诗，诗云：

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阿侬去家京洛远，惊心寇盗来攻剽。

大相国寺是东京城的中心，也是当时最大的商品集散地，终日人头攒动，最为繁华。见墙壁上题了一首诗，人们并不觉得怎么新奇。那时候，在墙上题诗是一种时尚，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但这首诗却招来了很多人，因为诗写得太模糊，谁也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越是看不明白就越招人爱看，所以这里经常围着许多人，一边看一边琢磨分析，可谁也不能确切讲清楚写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件事不胫而走，惹起了一位大名人的兴趣，他也到大相国寺来看这首人们议论纷纷的怪诗。此人就是苏轼。

围观的人没有一个是文盲，都是有相当文化程度的文人。有人都琢磨两三天了，可就是琢磨不出来诗的意思。故天天来这里看，也想看一看有没有人能解开这首带有谜语性质的诗。苏轼当时三十多岁，早已是名闻遐迩的人物，围观的人中有认识他的，见这位大才子到来，人们自然让开一条道，让他走到题诗的墙壁下。

苏轼中等身材，英姿勃发，略长的脸上匀称地分布着五官。他略微抬头一边看墙上的诗，一边手摸下颌那一绺不太多的小胡子，微颦一双浓眉思索着。

周围的人似乎都屏住了呼吸，仿佛是一群求知若渴的小学生在望着老师，静静地等着他拿出答案来。约摸过了半刻钟，苏轼那微颦的双眉慢慢舒展开来，嘴角微微上翘，露出一丝笑意。人们知道他看明白了，几个围在他身边的人迫不及待地问：“苏学士，这首诗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真的始终没看明白吗？”苏轼反问。“确实，在下已经琢磨两天了，始终不得其解。”一个人答道。“既然如此，我就解释给你们看。你们看是不是有道理。不过，这首诗是讽刺当局讽刺朝政的，我解释完之后马上要清除掉，不要再在这里摆着了。”苏轼说完，让人叫来这里的主管做了吩咐，接着就开始讲解诗的意思。下面就是苏轼的解释：

“‘终岁’是十二月，十二月三字从上往下组合起来是个‘青’字；‘荒芜’是田上长草，田字上边加个草头正是‘苗’字；‘湖浦焦’是没有水了，水去是个‘法’字；‘女戴笠’是个‘安’字；‘落柘条’是柘树落木是个‘石’字；‘阿侬’是吴地方言，‘吴言’颠倒一下位置是个‘误’字；‘去家京洛远’离家到远方的京师是个‘国’字；‘惊心寇盗来攻剽’是扰民之意。合起来全诗的意思是‘安石青苗法误国扰民’。”围观的众人这才恍然大悟，连声赞叹。

此事当然传到王安石的耳朵里。听完苏轼的解释后，王安石也从心里佩服，暗暗赞道：“这苏轼真是个名副其实的才子，可惜不为我用，对新法始终抱有一定的敌意。可惜啊。”这么个小插曲当然不会对王安石有什么影响，他继续以极大的魄力坚定不移地推行贯彻新法。

秋天，王安石的另一个学生陆佃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到王安石府上拜访。王安石问到新法在江南推行的具体情况，陆佃说：“新法没有什么不善之处，只是推行起来不如初意，有些地方确实有扰民的现象。”

王安石听后有些惊愕，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和吕惠卿再仔细商量商量，再派人到下边去调查调查，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陆佃看着恩师为变法操劳过度的疲乏的眼神，见恩师对百姓关心的神情，不由自主地说道：“恩师乐于听取意见，从善如流，古所未有，可外面却都说公拒绝批评，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

王安石微笑着说：“我哪里是拒绝批评意见的人。只是有些人一味反对变法，墨守成规，邪说营营，谤言四起，如果都听的话，什么事也干不成。”事后，王安石派李承之到淮南路去专门调查新法推行的情况。李承之回来汇报说新法运行比较顺利，百姓也很欢迎，并不像陆佃反映的那样。

推行青苗法的阻力最大，青苗法都冲破重重阻力贯彻下去，王安石开始考虑下一个新法了，这就是“市易法”。市易法的制定和推行，与几年前上“平戎策”的王韶有关，当然也是王安石一直在考虑的一项极其重要的经济政策。但王韶的一项建议是其制定颁布这项新法的契机。

王韶因为在神宗即位之初上《平戎策》而受到重视，被任命为管勾经略司机宜文字，实际上相当于朝廷派往西北边防地区的顾问和特派员。他提议，利用西北边陲大片空地发展经济，在陕西渭水沿岸筑内外两城，然后在此开设一个大规模的集贸市场，由朝廷出资平抑物价，以此来吸引百姓到这里来居住。若此，几年后就可以把这里的经济发展起来。经济发展了，对于开发西北、威胁西夏都有重大意义。

王安石详细研究了王韶提出的方案后，觉得切实可行。在进行一些修改后就批复王韶主持此事。待两个城建完后，先在这一地区试行此法，待取得成功后再往全国推广。这一法规制度有现代商业银行的性质，可以极大地保护中小业主和手工业者的利益，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其具体做法是：由朝廷提供一定数额的资金做周转，对一些常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进行控制。防止大富户利用价格对中小业主控制和盘剥。当某种产品供大于求、价格下降时，朝廷以最低限价进行收购，免去生产者产品卖不出去的后顾之忧。以前，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那些资金雄厚的大富户就联合起来把物价压到最低点，有些中小业主常常因此而破产。王安石指示王韶，先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待时机成熟后再全面实施市易法。

在修建内外两城的时候，又遭到知永兴军的司马光的阻挠和反对。宋代的永兴军即唐代的京兆府，即以今日西安市为中心的很大一片地区。王韶计划要修的城池和集贸市场正在司马光直接统治的地方内。司马光命令属下不准出工出役。司马光这就有点过分了，很明显是坚决和王安石对着干，凡是王安石提倡的就坚决反对拆台，不管对错。

但王安石没有因此而动摇，继续按照计划实行。司马光见自己的意见又不被采纳，向神宗皇帝提出辞去知永兴军的职务，因为自己如果继续留在这个位置上，对朝廷、对王安石、对自己都不好，要求出任一个散职。神宗无奈，只好同意他的请求，让他到洛阳做官去了。从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司马光再也不过问政事，专心撰述润色《资治通鉴》去了。

第二节 免役法

前文提到过，变法前的差役制度给百姓带来极为深重的灾难，许多百姓因此而家破人亡。此次变更法度，目的就是减轻百姓的负担，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富国强兵。所以当青苗法基本上得到推广以后，神宗和王安石又考虑如何改变差役制度了。

变法前的差役法是当时对百姓危害最大的制度。

我们先来看一下变法前差役法的情况。所谓差役法是指纳税户除了缴纳赋税之外，还要根据户等的高低轮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这种差役都是义务，但责任却非常大。当时的差役主要有如下几种。

衙前：主管运送官物或者看管府库粮仓，或者管理州郡长官的厨房等。运送官物和看管府库责任极其重大，一旦出现翻船或被抢劫等事件，都要由担当这一差役的百姓负责，往往是倾家荡产也无法赔偿，很多人因此而丧命。其实前文写到的王安石妻子为他买的妾的丈夫可能就是由于“衙前”这一差役翻船而被拘押的。

里正：包括户长和乡书手。其主要职责是掌管督催赋税。实际就是农村最基层的官吏，相当于现代的村长以及村民组长和这两级的文书和会计等。但这些差事朝廷一律不负责报酬，完全推给地方自行解决。贫困地区的这些职务简直就像灾难一样，因为完成赋税便是天大的难题，所以有良心的人担任这种职务简直就是活受罪。没有良心的人担任这种职务则也可以敲诈勒索，又是民间一大祸害。

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等，供奉州县衙门随时调遣驱使。实际是地方政府需要的各种力工、技术工以及管理人员等，随时可以分派。

耆长、弓手、壮丁，负责地方的逐捕盗贼。实际承担乡村的社会治安功能。由于政治黑暗，官府和土豪劣绅盘剥压榨残酷，故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小规模的民变经常发生，缉捕盗贼更是百姓的一大负担。尤其是一有战争，更是无休止地摊派抓兵，百姓简直如同掉进火坑。

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并州知州韩琦曾经上奏疏说：“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兵兴以来，残剥尤甚，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分求死以就单丁。规圆百端，苟脱沟壑之患。”[14]韩琦是朝廷重臣，这是写给朝廷的奏疏，对于“衙前”“里正”之祸害说得非常分明。“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分求死以就单丁。”逼迫守寡的母亲改嫁，亲族分家，把田地主动丢弃给他人以降低自己的户等，有的自己寻死以求单丁。因为当时差役要根据户的等级和家中男丁的数目来确定，才会出现这种怪现象。韩琦对于差役法的弊端看得非常清楚。

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谏官司马光说：“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臣尝行于村落，见农民生具之微，而问其故，皆言不敢为也。今欲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闾舍乎？臣闻其事，惄焉伤心，安有圣帝在上，四方无事，而立法使民不敢为久生之计乎？”[15]

这就是变法前几年的社会境况，司马光对于差役法的危害看得何其清楚。司马光明确说：“而立法使民不敢为久生之计。”是立法的问题。我有时就想不明白，司马光明明知道差役法危害如此酷烈，而在王安石变法时又为何要千方百计阻挠呢？在神宗和王安石死，他掌权之后，为何不顾许多大臣反对而坚决要恢复差役法呢？莫名其妙！

神宗即位后，见到这么多奏章阐述差役法的危害，便让大臣提出改变的方案。三司使韩绛言：“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产；次则州役，亦须重费。夫田产，人恃以为生。今竭力营为，稍致丰足，而役已及之，欲望农人之加多，旷土之加阀，岂可得乎？向闻京东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当求死，使汝曹免冻馁也。’遂自经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闻。又有鬻田产于官户者，田归不役之家，而役并增于本等户。其余戕贼农民，未易遽数。欲望以臣所陈，下哀痛之诏，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闻，委侍从、台省官集议，考验古制，裁定其当使力役，无偏重之害，则农民知为生之利，有乐业之心矣。”役法之议始乎此。[16]

可以知道差役法不但弄得民不聊生，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如果要解放生产力，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除百姓困苦，差役法是必须更改了。于是在青苗法全部展开、逐渐走上轨道后，王安石便把主要精力用在改革差役法方面了。

王安石提出草案，经神宗同意后，命吕惠卿和曾布去具体起草，要针对社会现状，从实际出发，制定好详细的切实可行的条款，对本朝建立以来实行了一百多年的摊派差役的制度来一个彻底的改革。

经过一年多的反复酝酿和推敲，几次征求朝野的意见，神宗和王安石又详细审查，批准了新的役法，叫作免役法，也叫募役法。

其实，早在仁宗朝，一些地方官吏，如两浙转运使李复圭、越州通判张诜等都曾在局部地区对旧的差役法有所改革，由应当出差役的人出钱雇人代充，这就是免役法的雏形。

这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是涉及全社会各个阶层利益的制度，因此王安石和神宗都极其谨慎，反复思考和讨论，考虑到所有的方面。全国各州郡自然状况不同，人口疏密不同，所需要差役轻重多少也不同，因此要制定一个总的原则，不能完全划一。经过几上几下的反复征求意见和谈论，直到熙宁二年（1069）二月，才确定总的原则：“应昔于乡户差役者，悉计产赋钱，募民代役，以所赋钱禄之。”即以前应该承担差役的一切人家都不再用直接出义务工的方式服役，而是出一定的钱，雇用人来服役。被雇用的人有一定的工资。

读者诸君不要性急，因为这一制度是王安石变法最重要的内容，甚至可以确定变法的性质和司马光尽废新法的是非功过，故容笔者慢慢条分缕析。

1.各州县衙前重役以及承符、散从官、弓手、典吏等役，不再由各地上四等民户轮流出差役，改为雇佣第三等以上税户充当，根据其役之轻重和责任之大小规定出不同的禄钱，招募弓手时要试武艺，招募典吏时要试书写和会计。

2.运送官物和主管仓库、公使库、场驿等事务，不再作为衙前职任。一律改由“军员”，实际等于一种特殊职业的军人担任，每人每月给钱三千文左右。

3.耆长、户长等基层管理人员依然由一二等户轮流担任，只负责一甲内征收赋税等事，一年轮换一次。任职期间，免除役钱十五贯。壮丁由不纳役钱的下等户承担。

4.以前应依次轮流充当差役的四等以上户，既然不再服役，就要按照其土地数量与质量，随同夏秋两税交纳“免税钱”。

5.女户、单丁户、未成丁户、僧人和道士、城市中的上五等户，这些人在原来差役法时都是不掏钱的，现在都一律按照正常交纳免役钱的一半交纳，称之为“助役钱”。这些人群在以前都丝毫不承担差役的负担，但他们同样享受这种差役带来的社会公益，如修桥筑路、修建码头等公共设施，包括州县城墙、水利工程等。新法规定这些人也需要拿出很少的钱助役。

6.根据“以一州一县之力，供一州一县之费；以一路之力，供一路之费”以及“诸路各从所便为法”的原则，各路、州、县要根据本地区所需要的所有劳役，计算出一年的费用，再加上百分之二十，这百分之二十称作“免役宽剩钱”。然后将这些钱按照上面制定的原则分摊下去。所有社会成员一年应该承担的免役钱就很清楚了。这样，每年征收一次，然后由具体主管部门负责运作。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上面的措施，便可以看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是比较完美的制度设计。全社会的人承担必须的社会劳役负担，由原来全部由最基层百姓义务承担繁重劳役改为由全社会承担，在第一线直接干活的人也不是义务，而是有偿劳动。

关于为何要征收“免役宽剩钱”，王安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具体负责人曾布回答保守派提出的疑问说：“今役钱必欲稍有羡余，乃所以备凶年，为朝廷推恩蠲减之计，其余又专以兴水利，增吏禄。”

说得非常清楚，这些宽剩钱的主要用途是备荒，兴修水利，增加官吏俸禄。变法后，原来没有俸禄的小吏有了固定的工资，原来工资非常低的下级地方官吏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这样便极大地提升了这些人的地位。

王安石曾经向神宗具体解释说：“如果某州某路遇到大的灾荒之年，这一地方当年的免役钱便不能征收了。而且可以动用免役宽剩钱招募农民来兴修水利，既足以使这些农民免除饥寒，又给国家修建了水利工程。只要陛下不用这些钱来大修苑囿陂池奢侈浪费，多收一些钱对于朝廷和百姓都是有好处的。”

在变法的过程中，王安石在对待内政与外交问题上与神宗有过多次谈话，可以看出王安石的雄才大略和远大的目标。熙宁四年（1071），免役法刚刚推行不久，西夏向北方的辽国借兵，辽国军队向西夏方向集结。西北边陲的守将将这些情况紧急报告朝廷。神宗和许多大臣很紧张，王安石分析形势，认为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要积极备战，但绝不主动出击。王安石对于西夏和契丹两国的内政以及军事力量都做了分析。这次谈话是在熙宁四年二月庚午日进行的。就在这次和神宗谈话中，“上患陕西财用不足”，王安石便语重心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臣固尝论天下事如弈棋，以下子先后当否为胜负。又论理财以农事为先，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

（《续通鉴长编》卷二二〇）

仔细分析王安石说这段话的背景和对象，我们可以体会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他在这段话中说的“未举事”无疑是针对边事，即针对西夏和契丹的军事行动。在王安石思想深处和变法设计中有极其宏大的志向，即要将宋朝建设成强大的国家，不仅仅是收复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而是要恢复汉唐旧境。而神宗积极改变现状的目标是首先不被西夏和契丹欺凌，最后能够收复燕云十六州，完成高祖和太宗的遗愿，这便是他最终的目标。还可以体会出王安石变法的目标首先是理财，即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的关键是解放劳动力发展农业，调动最广大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变法最开始的两项内容便是青苗法和免役法。“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清楚地表明了王安石变法的目标是富国强兵，收复失地。

王安石精心设计的免役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很好的制度设计。梁启超先生由于参加设计和推行“戊戌变法”，在自己亲身实践中更加理解王安石新法的内容，在他所撰之《王安石传》中深情地说：“此免役钱所以为衷乎理也，而其征收之也，以财产之高下列为等第，富者所征较重，贫者所征愈微，其尤贫者，则尽豁免之，此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此实极均平之课税法，而各国财政学家所最称道也。乃荆公当数百年前各国未发明此法之时，而所定与之暗合……公之此举，取尧舜三代以来之弊政而一扫之，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也。”

但是，新法的每一项政策条文出台，都要有很大的阻力。首先是来自保守派官吏的反对，其次是来自这些官吏挑动百姓闹事。围绕免役法斗争非常激烈。

第三节 屡游相须 曾经御览

王安石无论提出什么新法，保守派都要在鸡蛋里挑骨头，一定要提出否定的理由。而在保守派中，社会知名度高而有相当理论水平的要数司马光和苏轼、苏辙兄弟。

司马光在《乞免永兴军路青苗助役钱札子》中说：“自古以来，徭役皆出于民，今一旦变之，未见其利也。且受雇者皆浮浪之人，使之主守官物则必侵盗，使之干集公事则必为奸，事发则挺身逃亡，无有田宅宗族之累。……彼青苗钱以债与民而取其息，已是困民之法。今又使横出数倍之税，民安有不困蹙者哉。”[17]前文提到，就在几年前的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司马光上奏疏说：“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安有圣帝在上，四方无事，而立法使民不敢为久生之计乎？”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话放在一起对照一下，便可以看出司马光立场的矛盾。几年前还认为朝廷立法有问题，如今王安石重新立法则又坚决反对，又认为原来的法度不能改变。真是莫名其妙。

再看苏东坡的态度，他在当年写给神宗的《万言书》中说：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

（《苏轼文集》卷二五）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新法也没有提出不用乡户，而是怎么用更合理的问题。苏东坡对新法的态度最简明的概括就是凡是王安石提出的新法一概反对，主要还是文人固执己见的问题。但苏东坡对待新法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积极推行，而在推行的过程中尽量理解新法精神，能够结合地方实际妥善处理新法中不完善的地方，其主要立场是维护百姓利益。

苏辙在《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中也明确表示反对免役法，其理由和苏东坡有相似之处。他说：

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为生，故无逃亡之忧；朴鲁而少诈，故无欺谩之患。今乃舍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辙恐掌财者必有盗用之奸，捕盗者必有窜逸之弊。……城郭人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郭者与在官府无异也。

（《栾城集》卷三五）

劳役必须是农民，这在汉代以前应该说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那时农民的比重太大了，其他人口比例非常小。宋代市民阶层壮大，而且掌握着社会财富的很大部分。苏辙所说财富在城市市民手中和在官府中没有什么区别，是无稽之谈，不必分析就可以知道。苏辙的观点很明显是站在城市或乡村富户的立场上。

诸君可以想象，差役法时政府官吏之家即官户、市民和商人一点钱都不花，新的免役法则要从他们的兜里掏出一点钱，不管多少都不会舒服。

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更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智慧，他深刻地了解人性，谙练社会人情。官户、城市居民征收的免役钱很少，只相当于乡户的一半，因此称作“助役钱”。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了神宗和王安石的一段对话：

上初疑官户取助役钱少，安石因是白上曰：“官户、坊郭户取役钱诚不多，然度时之宜，止可如此，故纷纷者少。不然，则在官者须作意坏法，造为论议，坊郭等户须纠合众人，打鼓截驾，遮执政；恐陛下不能不为之动心。”

（卷二二三）

神宗认为对于官户和坊郭户即市民收取的助役钱少，王安石头脑非常清楚，回答说：“对于这两种人取的钱确实不多，然而根据现在的情况只能如此，所以纷纷闹事的人少。如果不这样的话，当官的就要故意破坏法度，制造舆论。而城市居民就会纠集聚合众人，击鼓闹衙门，或者拦截官吏的车轿甚至拦截圣驾，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恐怕您不能不为之动心。”王安石的这种分析是很准确很深刻的，可见其头脑极其清楚。

王安石预计的两种情况都发生了。保守派官吏如司马光、苏东坡兄弟以及文彦博、韩琦等重量级官吏的反对声音此起彼伏，但还都停止在舆论斗争的范畴内。第二种情况则更严重了，一些保守派官吏挑动群众闹事，王安石怎么也想不到，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居然闹到他家里来了。

为了慎重起见，王安石决定，免役法先在京兆府试行，待试行成功后再向全国推广。刚刚宣布不久，属于京兆府管辖的东明县就有几百人到开封府来闹事请愿，说给他们定的免役钱数额太高，要求降等。事情传到神宗耳朵里，询问王安石该怎么办。王安石认为，这是一些反对新法的人煽动百姓闹事，有人说只要人多上诉要求，就可减少免除役钱，如果朝廷退步，新法便没法推行。只要定的数额合理，就要坚持住。神宗这才没有动摇。

几天后，御史台和谏官也反复上奏章议论此事，神宗又问王安石是否稍微把原来的定额裁减一些。王安石认为定额是经过反复研究核算确定的，是合乎实际的，是可行的，应当在试行一段时间后再进行修订。有人反对是在意料之中的事，不能退让。神宗再次采纳王安石的意见。

斗争还在继续，又过了一段时间，还是上次闹事的那些人，又到京师来请愿。不知是什么原因，一些人居然闯进了王安石的私宅，要求相国为他们做主，说地方官对他们民户的等级定得不合理，请重新核定财产，重新定等级。王安石答复他们说，这些情况相府确实不知道。这是州县的事情，如果认为等级不合理，可以向当地政府提出诉讼，宰相不能管这些具体的事情，但会给他们做主，督促当地官吏合理处置。又问这些人来时县令知道不知道，答说不知道。王安石要求他们回去，等把事情调查清楚后再进行解决。

东明县是京兆府管辖的近郊县，其故址在今河南兰考县北不远的地方。距离京师汴梁不到一百里地，消息灵通。东明县令贾蕃是保守派阵营里的人，对新法一直采取消极的态度，对新颁布的免役法更是如此，也不认真调查，随意定百姓民户的等级，硬性往下摊派免役钱的定额，实际就是要激起民变，让百姓集体抵制新颁发的免役法，促成这次影响较大的事件。贾蕃是名臣范仲淹的门婿，是范纯仁的姐夫或妹夫，而范纯仁则是保守派阵营中的一名干将，与这件事是否有关系我们姑且不必考察。范纯仁是位敢于担当的人，他不至于利用自己的姐夫或妹夫用这种方式抵制新法。最后将贾蕃罢官，事情才算了结。

经过半年多的试行后，免役法向全国正式推行。免役法的制定和推行，从根本上改变了从古以来的百姓服差役的制度，官府的差役完全用钱雇人来干，百姓只是出一部分钱就可以免去苦役和伴随而来的鞭笞，而且所承担的免役钱也比较合理，对于百姓来说，无疑是个好政策。免役法所收缴的钱一般都可超过实际雇用役夫的需要，官府的各种差役又可随时雇人来干，此外还可增加一定的收入，对官府也很有利。可见免役法确实是个利国利民的好政策。

王安石的变法确实很累，还是稍微轻松一下，看一个王安石生活的特写镜头吧。

王安石最主要的缺点就是个人卫生不好，看起来这一点是真实的，但也不会像后来一些小说写的那样，蓬头垢面，衣冠不整。试想，曾经多年的当朝宰相，怎么也得说得过去。但他不注意卫生，用普通话说就是不讲究，则是可以想象的。

变法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王安石日理万机，多少天也不洗澡了，身上偶尔痒就挠挠或蹭蹭。有一天，他和老搭档参知政事王珪去见神宗皇帝。王珪便是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外祖父，与王安石同榜进士，比王安石大两岁。王安石是宰相，坐在右边，王珪是副宰相，坐在左边，神宗当然坐在主位上，是正中间。

开始汇报和请示工作，王安石专心致志讲述着。这时，从王安石右边衣领里爬出个虱子，不算太大，比芝麻粒小一些，灰黑色。先爬上衣服领子，王安石留着胡须，稍微一低头，胡须便能够碰到衣服领子上。

虱子在衣服领子上爬，王珪和神宗便看见了，两人谁也没有指出来，怕王安石难为情。王安石根本不知道。那虱子趁王安石的胡须和衣服领子接触的一刹那，便爬上胡须。王安石依然没有感觉，继续汇报工作，这种敬业精神确实令人佩服。神宗看看王珪，发现王珪也看见了，便会意一笑，什么也没有说。

那虱子趁王安石再一低头时胡须和衣服领子接触的当儿，又爬回去了。神宗和王珪的表情和微笑王安石都看到了，但不知道原因，以为自己汇报工作中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从内殿退出来，回到政事堂，就是宰相们办公的地方。王安石问王珪，刚才圣上微笑什么。王珪只好如实相告，王安石一听，再找，虱子已经爬回去了。王安石笑道：“等回家再收拾它，竟给我出洋相。”王珪道：“对此虱子要保护，不要加害。”王安石问：“这是为何？”王珪笑道：“这可不是一般的虱子。这虱子是‘屡游相须，曾经御览’！”意谓这个虱子不止一次到宰相的胡须上游历，而且还经过皇帝的御眼亲自观看过。确实，在宰相的胡须上散步，经过皇帝过目，还有比这更高的荣耀吗？

王安石听罢，微微一笑，也没有说什么。

刚看到这则故事时，觉得是否有人故意诋毁恶心王安石呢？堂堂宰相怎么会有虱子？虱子是落后地区卫生条件极差的百姓阶层才会有的。后来看到苏东坡也有虱子，这才感觉到可能是宋代卫生条件不够好，上层贵族也有虱子，说不定皇帝、皇后身上也有。

据《问答录》记载，苏东坡和秦少游在一起喝酒，席间苏东坡感觉身上有些痒，伸手便捉到一个虱子，个头不小。苏东坡说：“这玩意是从人身上的污垢中生出来的。”秦少游说：“那可不是，是从棉絮带的微生物中生出来的。”

二人争论开来，一直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便约定去找高僧佛印裁判，输者设酒席一桌请客。从这件小事上也能够看出宋代文人好争论的特点。

酒后，秦少游立即去找佛印，把自己和苏东坡打赌的事说了，请佛印站在他的立场上，让苏东坡请客。秦少游前脚刚走，苏东坡后脚就到了，也跟佛印说一番，当然立场相反，是请佛印站在他的立场，让秦少游请客。佛印都答应了。

第二天，三人聚会在一起，苏东坡和秦少游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等佛印裁判，好确定谁请客。佛印眯着眼，微笑着看两人，没有马上说话。苏东坡和秦少游都不眨眼盯着佛印，两个当世大才子仿佛是急于听老师解答问题的小学生。

佛印觉得好笑，便不紧不慢地说：“这个问题好说，虱子嘛，是先在污垢中长出身子，后在棉絮中长出腿来。因此你们俩都错了，都要请客。今天东坡请，明天少游请。”苏东坡和秦少游听罢，哈哈大笑。佛印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王安石还曾经写过《和王乐道烘虱》，甚有意趣，在表现当时现实生活的同时，也有讽刺意义。可见当时人身上有虱子可能是比较普遍的，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诗歌篇幅不长，故引录下面。

秋暑汗流如炙 ，敝衣湿蒸尘垢涴。施施众虱当此时，择肉甘于虎狼饿。咀啮侵肤未云已，爬搔次骨终无那。时时对客辄自扪，千百所除才几个。皮毛得气强复活，爪甲流丹真暂破。未能汤休取一空，且以火攻令少挫。踞炉炽炭已不暇，对灶张衣诚未过。飘零乍若蛾赴灯，惊扰端如蚁旋磨。欲殴百恶死焦灼，肯贷一凶生弃播。已观细黠无所容，未放老奸终不堕。然脐郿坞患溢世，焚宝鹿台身易货。冢中燎入化秦尸，池上焮随迁莽坐。彼皆势极就烟埃，况汝命轻侔涕唾。逃藏坏絮尚欲索，埋没死灰谁复课。熏心得祸尔莫悔，烂额收功吾可贺。犹残众虮恨未除，自计宁能久安卧。

（卷一四）

虱子太多，有时面对客人捉虱子，千儿八百个才能捉到几个而已。捉到虱子便用手指甲掐，掐得手指甲都红了。因为未到休息的日子不能用开水烫，便只能用火来烤，把内衣展开在炉火上面烘烤，那些虱子都被烤得落在炭火中化为灰烬。由这些该死的虱子想到人类的害人虫，董卓、王莽都是势焰熏天祸害社稷苍生的大奸，和这些虱子一样被人们扫除荡尽。最后两句说，还残留许多虮子没有能够全部消灭，便不能安然而卧。

免役法基本推广开了，并收到非常好的效果。百姓称道，国家富足。仅青苗法一项朝廷一年就可以净收入三百万贯以上，免役法方面剩余的宽剩钱还要大于这个数量。

第四节 省兵置将

青苗法和免役法逐渐取得成效，王安石开始进行军事和武装方面的改革了。前面提到过，王安石在和神宗谈话时说到，社会管理就像下棋，先下哪个子后下哪个子往往决定满盘棋的输赢。当时没有对西夏和契丹下手是因为没有财政实力做后盾。如今国家的财政极其可观，有很充足的经济实力，可以走下一步棋了。这下一步棋便是恢复和提升军事实力。

王安石是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他能够力排众议勇敢推行新法，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没有系统考虑的，而是一步步往前推进，最后把积弱积贫的北宋王朝建设成一个崭新的富强的泱泱大国。王安石的内心是要恢复汉唐旧境。那么，我们必须看看北宋朝廷当时的疆域和国家的实力。

五代时期，后晋石敬瑭为了推翻后唐政权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代价向契丹借兵。从此燕云十六州便成为契丹的领土，中原政权国家的北大门完全敞开。北宋的前两位皇帝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匡义都想要解决这一问题，但始终没有办法。这样，在太宗赵匡义消灭南唐政权全部统一国家后，版图依然不恢弘宽广。

如果我们将北宋的疆域放置在今天的中国地图上来观看的话，便可以看出其格局很小。按照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的疆域，北宋的版图是一个圆形，大约是现在中国版图的四分之一多。东面半圆形环海，是漫长的海岸线，除山东半岛突出一个尖外基本是半圆。云南境内基本是大理国，沿着大理国往北就是吐蕃诸部的地盘，吐蕃基本是现在西藏地区的辖境，西北方面有一个重要的坐标就是兰州市，兰州的北面便是西夏，西面是吐蕃。

从兰州向东，多少有点向北倾斜经过太原和石家庄北面，再往东直到渤海湾，形成北边的边疆。正北面是土地辽阔的辽国，就领土面积看，当时的辽国比北宋还要广阔，但自然环境和开发程度则不可同日而语。

这样，如果我们把今天的中国版图看成是雄鸡的话，北宋的版图便是鸡胸脯。这个版图还是王安石执政后的版图，原来还没有这么大。

北宋建国后，花费十几年时间统一南方各政权，然后便准备收复燕云十六州，故和契丹年年打仗，开始时胜负互见，逐渐的宋朝军队败多胜少。到真宗朝则完全处于劣势。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兵大举进犯，形势很紧张。寇准坚决反对迁都，而力促真宗御驾亲征，真宗大驾进入当时最前线的澶州（今河南濮阳），最后两国结盟，史称“澶渊之盟”，大宋向辽国每年进贡银绢三十万，开始了向敌国进贡的耻辱的先河。其后四十年，在仁宗庆历四年（1044），又向西夏进贡“银绢茶采”二十五万五千贯。西夏不过一个弹丸之地，领土大约是北宋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而且是很荒凉的地方。偌大个北宋王朝，居然向两个近邻岁岁进贡，真是莫大的耻辱，而且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在王安石变法以前的仁宗朝，要同时向契丹和西夏进贡，进贡数量比较庞大。皇室贵族和庞大的官僚系统以及军队耗费了大量的财富。百姓生活的困苦是可以想象的。小规模的暴动和反抗时常发生，记入历史的规模比较大的便有如下几次：

真宗景德四年（1007）宜州（今广西宜山）军校陈进据州起事，包围象州，不久失败。

仁宗庆历三年（1043），人民反抗比较激烈，沂州（今山东临沂）军卒王伦活动于今淮北一带，张海、郭邈山等在商山（今陕西商县）起义，活动于京西各地。

光化（今属河北）军卒邵兴起事。王伦等不久失败。

唐和领导瑶族和汉族各族百姓起事，占据湖南蓝山一带，一直到庆历七年（1047）失败，前后四年左右时间。

庆历四年（1044），宜州（治今广西宜山）少数民族人区希范造反，拥立蒙赶为皇帝，折腾到庆历五年（1045）失败。

庆历七年，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北）军卒王则于冬至日占据州城起义，自称东平郡王，国号安阳。六十五天后失败。

仁宗皇祐元年（1049），广源州少数民族侬智高起兵造反，占据邕州（今广西南宁），称南天国，自称大南国仁惠皇帝，年号启历。曾东进包围广州五十七日，可见其军队规模不小。皇祐五年（1053）狄青大破侬智高，才结束这场战乱，前后历经五年。

对外软弱投降，大量进贡，用金钱买和平。对内残酷剥削，有反抗则血腥镇压，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国家只能越来越贫穷，越贫穷就越软弱，越是惧怕。宋朝君臣对本国百姓是有办法镇压的，而且他们把注意力完全用在对国内百姓的镇压方面。王安石执政期间与神宗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在对待西夏和契丹的态度上，王安石是非常清醒和理智的。

我们先看看当时军队和士兵的状况。五代时战乱频仍，军阀头子朱温为防止自己的兵逃跑，便在其脸上或者手背上刺字，兵丁便形同犯人。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宋代，朝廷正规军的军人都有特殊的记号，有的在脸上刺字，有的在手背上刺字。这样，军人便丝毫没有尊严。王安石对于这种制度是很反感的，他提出要用礼义养兵，即加强对于士兵的道德教育，而不应该用这种有损人格的方式来管理军队。

为了防止武将拥兵自重，朝廷又频繁调动将领，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样便有效控制了军将的叛乱，但负面影响就是极大地损耗了军队的战斗力，将军也就没有建设军队的长远计划。宋朝的军队打仗能力最差。这样，和平全靠金钱来换，而金钱全靠盘剥百姓血汗。

要想在外交上取得主动权，就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军队做后盾。“弱国无外交”不太准确，弱国难外交则是真理。这样，王安石变法的两大目标便是先理财，使国家富强起来，然后再强军，最后收复失地，恢复汉唐旧境，而不是简单的收复燕云十六州。

于是，在青苗法和免役法都全面铺开，收到非常好的经济效益，国家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后，王安石对兵制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以精兵简政为主要手段，进行减兵并营和置将练兵。这是非常高明的一项措施。在此以前，兵多而不精，战斗力很差。即所谓的“冗兵”，由此而造成了“冗费”，一直是困扰朝廷无法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韩琦、富弼、司马光等朝廷重臣都曾经想要解决这一难题，可谁也没能解决得了。当年，韩琦、富弼曾进行过一次裁减军队的举动，但当时只是减少兵员的数量，而没有置将练兵这一配套的措施，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安石当时曾经作《省兵》一诗议论此事，可以看出王安石在当时就高瞻远瞩，对变法后所采取的军事方面的措施当时心中就有了雏形。

在军事问题上，神宗和王安石的具体做法可分为两项，一是减兵并营，即在数量和编制上进行一番整顿。把五十岁以上的老兵全部裁减下去，给予一定的生活费。把禁军和各地的马步军营重新调整合并，禁军由原来的五百四十五营合并为三百五十五营，减少一百九十营的编制。马军每营大约三百人，步兵每营大约四百人。又把原来集聚在京师的禁军大部分拨到各路去驻扎，一下子就极大地减轻了朝廷用于军队的开支。

接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的减兵并营，各州有定额。裁减后，全国的禁兵、厢兵（相当于后世的地方军）总额不到八十万，比英宗时就少了三十六万，裁减几乎三分之一。这可以看作是历史上比较大的“裁军”动作，涉及面很宽，是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

裁减军队，合并兵营后，朝廷又经过严格的选拔，挑选出一批有相当武功而又精明强干的军官，配置到各个新定的兵营去，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这就是第二项措施，即置将练兵。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全国共设置九十二将。其中拱卫京畿之兵共三十七将，这些部队的任务主要是保卫京师安全，同时又负责防御北面的辽国。河北四路共设置十七将，可见放在北方的军事力量是很强大的。西北边防之兵共四十二将，投入兵力最多。中部和东南地区十一路一共才十三将。

这样的军事力量分布，可以看出当时的形势以及神宗和王安石的意图。辽国当时比较强大和稳定，难以图谋，但辽国对宋用兵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在京师一带尤其是北面部署相当数量的军队，主要是战略防御。西夏国当时内乱频仍，幼主登基，国力衰微，可以图谋，故把主要军队都放在西北边陲。有经营西北，伺机消灭西夏收复故土的战略意图。如此多的军队，绝不是单纯的防御。如果能够消灭西夏，实际上也就等于削弱了辽国。而中部和东南地区统治比较稳固，所以军队数量很少，几乎是每一路才有一将。

还有一点需说明，这就是当时的将，并不是一位将军或将领的意思，而是一个军事编制，多少有后世集团军的性质。每将下边还有指挥，指挥下还有校、尉之类的军官，如此看来，当时的军事编制大约也相当于今日的军、师、旅、团、营的意思，只不过是名称不同罢了。各将还有一定的编号，如第一将、第二将、第三十九将等。这也大体上相当于后世所谓的多少“军”的性质。

这是具有非常久远的战略眼光的措施。如果神宗和王安石的意图能够被后来的执政者领会继承的话，赵宋王朝的再度强大是毋庸置疑的。可惜的是神宗英年早逝，哲宗继位时年幼，未能亲自执掌政权，使变法大业付诸东流。其后又出现徽宗和蔡京这对昏君佞臣，以恢复新法为名，对百姓残酷剥削，政治黑暗窳败，弄得天怒人怨，才出现了靖康之耻。不但未能强大起来，反而丢失了半壁江山。惜乎悲哉。

由于置将练兵，加强了对士兵的军事训练，克服了以前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弊端，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军队的数量虽然大幅度地减少，但实际的作战能力却大大加强了。所以神宗皇帝非常高兴地对王安石说，这样做的结果“不惟胜敌，兼可省财”。

熙宁六年（1073）春天，王安石之子王雱建议，把天下制造弓弩甲胄的作坊合并起来，统一设置几家大的制造工厂，极大地提高弓弩甲胄的质量，改变以前这些兵器质量低劣、影响军队作战能力的问题。这项建议得到批准，朝廷设置“军器监”，向各大兵工厂派遣经过严格选拔和培训、有很高水平的军械制造工程师去具体负责质量问题，统一生产军用器械。这一措施，极大地提高了武器的质量，也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实际这项举措是提升军工产品的质量，使武器更加精良，是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方面。

这些措施，对后来王韶在西北收复大片失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最关键的还是王韶在几年的苦心经营中一直得到王安石的支持，否则，他再有本事，也不会取得如此辉煌的功绩。

第五节 保甲法

在免役法正式推行之后，紧接着就是颁布实施保甲法。保甲法是为加强地方治安而建立的地主武装，用来保卫地方，纠察盗贼，有地方警察的作用。而一旦发生战争，便可以征调上前线，与朝廷正规军相表里，共同来保卫国家的安全和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

王安石的省兵置将是在变法开始就进行的，故持续时间达几年。省兵置将是解决暂时的边防问题，属于临时措施。保甲法则是更重要的变革。可以看出，这一制度的建立，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两大问题：一是社会治安问题，二是改革兵役制度。两者相互关联，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也是社会管理的根本问题。

王安石变法前，地方治安是极其混乱的。即便是变法开始，在没有实行保甲法之前，地方上的治安也极其混乱。熙宁三年（1070）冬天，负责在开封府推行新法的赵子几上疏朝廷，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昨任开封府曹官，往来畿县乡村，察问民间疾苦，皆以近岁以来，寇盗充斥，劫掠公行。虽有地分耆壮邻里，大率势力怯弱，与贼不敌。纵能告捕赴官，其余徒党辄行仇报，肆其惨毒，不可胜言。诘其所以稔盗之由，皆言：“自来乡户，各以远近，团为保甲。务觉察奸伪，止绝盗寇。岁月浸久，此法废弛。兼初置保甲，所在苟简，别无经久从长约束，是致凶恶亡命容于其间，聚徒乘间，公为民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八）

这是赵子几写给朝廷的奏疏，不可能说假话。反映的是京畿附近的社会状况，“寇盗充斥，劫掠公行”，盗寇充斥，到处都是，随时可以遇到。劫掠公行，抢劫掠夺的行为公开进行。京师附近尚且如此，地方上不就更加混乱了吗？仁宗朝地方叛乱、小规模的起义经常发生，可以想见当时百姓生活的困苦。

没有安定的社会秩序和环境，推行新法也会受到很大的阻碍。因此通过新法来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通过制度来保障社会治安，使百姓有安全感，社会有稳定和谐的秩序。保甲法的第一个功能便是维持地方治安。

保甲法的具体规定是这样的：

凡十家为一保，每保设置保长一人，选主户有才干心力者一人为保长；每五保为一大保，设置大保长一人，选主户中心力以及物力最高者一人为大保长。每十大保即五百户为一都保，选取财力最丰富、最有心力、最有威望者二人，分别担任正副都保正。这是三个层次的地方保甲组织。

保甲的义勇即民兵则这样产生：民户有两丁以上者都要抽出一人为保丁，除禁止的兵器不准置办打造外，其余弓箭棍棒刀枪等都允许自己准备，然后在农闲时集中进行军事训练，有专门的有一定功夫和知识的武术教官担任训练任务。凡是本地单丁、老幼、病患、女户等没有保丁的人家，并令参加本地的保甲，受到保护。

每一大保轮流派五人执行巡逻任务，在保内往来巡警。发现有盗贼即报告大保长追捕。同保人户即时前去救应追捕。如果贼逃入别保，即递相击鼓，迎接追击抓捕。每次抓到盗贼，参与抓捕者、报告者都有一定的赏钱。

同保中如果有犯强抢、盗窃、杀人、放火、强奸、拐卖人口、传习妖教、蛊毒等罪，知而不告者罚之。有窝藏强盗三人经三日以上者，邻保虽不知情，亦追查其失察之罪。

实际上这是在国家法规规定下建立的地主武装，是非常严密的地方治安网络。所有的百姓都在这张网络中，既要承担义务，也享受其保护。因此，保甲法的第一作用很像地方警察机构。

保甲法的建立，对于地方治安的整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熙宁四年（1071）三月戊子日王安石与神宗谈话时谈到了保甲法，说赵子几到陈留县去推广保甲法，发现一个县在一年内发生抢劫案件而不报告官府的就有十二起。几十里的地面，案件发生率如此之高，百姓生活被骚扰的状况可以想象了。推行保甲法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还有人喋喋不休，说什么更张改变制度会骚扰百姓，这是我所不明白的。“然更张事诚非得已。但更张而去害则为之，更张而更害人，则不可为。”如果更张改变旧的制度能够消除祸害就要坚决地大张旗鼓地进行，如果更张改变而更害人，则不可以。

保甲法在开始推行的时候，也有很大的阻力。一些反对派煽动好吃懒做的懒汉或不明真相的百姓吵吵嚷嚷，有人砍断自己的手指或弄折手腕来躲避当保丁。开封府尹韩维将这种情况报告给神宗。神宗问王安石，是否真有这种事，对这种情况怎么办。王安石回答说：

“此事经过赵子几调查，乃是一百姓砍木头误伤手指，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大做文章。有数人可以参证此事。大体上来说，保甲法上面有执政大臣不满，中间有州县两级政府觉得麻烦，下面一些盗贼以及无赖之人坚决反对，而我曾经调查过许多百姓，都认为非常方便而且生活有安全感。”

说到这里，王安石提高音调，有点激动，继续说道：“天下之大，何事没有，什么样的人没有？先朝为躲避衙前、里正而上吊者有之，逼迫母亲、祖母改嫁者有之，大臣们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今天有人砍木头误伤手指就大做文章，真是居心叵测。何况即使真有这种事，也不足为怪。为天下之主，如果只任民情，那么又何必设立国君建官置吏呢？实行保甲法，不但可以根除盗贼，而且也可以使百姓渐渐熟悉军事，又节省朝廷经费，一举三得。请陛下坚决果断，要不恤人言而推行之。”神宗点头称是。

第九章 河湟之捷

熙河形势压西陲，不觉连营列汉旗。

——王安石

第一节 军队改制

保甲法全面铺开，正按照王安石的设计不断发展。在武装保丁进行军事训练方面，王安石同样遇到保守派的质问和神宗的疑惑，他都要进行一一辩论。问题的焦点实际是两个方面，一是有关国内的，一是有关国外的。

熙宁二年（1069），在推行保甲法前，很多地方已经尝试着创立了保甲这种形式。侯叔献专门上奏疏谈义勇的问题。神宗征求王安石的意见。当时，河北、河东、陕西诸路都有民兵组织，是地方上经过选拔和训练而有一定作战能力的民兵，称“义勇”，轮番到某地担任防守任务。但凡是被选为义勇之人，都要在手背上刺字。

河北、河东、陕西处在国家的西北边防线上，宋代的外敌主要就是契丹和西夏。当时的吐蕃和大理是北宋王朝的西南边疆，这两个国家四分五裂，没有能力对外侵略，故主要威胁来自西夏和契丹。而侯叔献所说的情况，正是在这三路实行的。这些义勇实际就是经过选拔组织起来，再经过训练的有战斗能力的民兵，各地方按照一定的时间派出一定数量的义勇到边防线上戍守。为了防止逃跑，这些义勇都要在手背上刺字，可能也有一定的番号。

当时朝廷正式招募的正规军编制称作募兵，即完全由朝廷经费养活的军队，分为禁军和厢军，禁军和厢军都要在脸上刺字，称作黥兵，类似于囚犯。宋代在犯人脸上也要刺字。

当时变法刚刚展开，神宗就这一问题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回答说：“此事似可行，恐须待年岁间议之。”又说，“募兵之害，终不可经久。……今养兵虽多，及用则患少，以民与兵为两故也。又五代祸乱之虞终未能去，以此等皆本无赖奸猾之人故也。……但义勇不须刺手背，当以礼义奖养，刺手背但使其不乐，而实无补也。”[18]

王安石意见很明确，首先说此事可行，但需要在一年后再具体议论。接着说明可行的原因，其精神实质：一、募兵制不是长久之法，要恢复古代民兵基础上的征兵制；二、不能刺手背，要用礼义来教育培养义勇的爱国思想和正义感。在当时君臣中，只有王安石明确提出不能这样对待士兵，这完全是五代时期那些军阀虐待士兵而留下的恶习，应该摒弃之，刺手背是对人格的侮辱。只是使义勇有怨恨情绪，而不会有什么实际的作用。

可以看出，这是王安石制定推行保甲法的先声。前文提到，保甲法的第一个作用很快见效，而第二个目的便是逐步改变全国的军队组成和招收方式，使保丁成为后备军，实际便是全民皆兵的思想。

熙宁四年（1071）三月丁未日，王安石对神宗说：“今所以为保甲，足以除盗，然非特除盗也，固可渐习其为兵，既人人能射，又为旗鼓变其耳目，渐与约：免税，上番，代巡检下兵士。……则人竞劝。然后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事渐可以复古。此宗庙长久计，非小事也。[19]很清楚地说明这是有关宗庙社稷长治久安的大事。保甲法推行开后，不但可以消除地方上的盗贼，而且可以加强训练，使保丁具备作战能力，有军事素养，然后再经过一些制度设计，使这些保丁中的骨干可以参加到防守边疆和对外作战中来。这样可以逐渐消除禁军和厢军的骄横情况，而且可以逐渐减少正规军的数量，节约大量的军费，确实是一个长治久安的大事。

但这又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要解决许多具体问题。首先是要对保丁进行军事训练，使其具备实战能力。为此，熙宁四年（1071）九月，朝廷专门下发诏书，要求各地方执行。《宋史·兵志·保甲篇》载：“岁农隙，所隶官期日于要便乡村都试骑步射，并以射中亲疏、远近为等。骑射校其用马，有余艺而愿试者听。第一等，保明以闻，天子亲阅试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当年春夫一月，马藁四十，役钱两千。本户无可免，或所免不及，听移免他户而受其值。第三等、第四等视此有差。”在农闲季节，具体负责官吏选择时间和地点对保丁进行骑射的训练和大比武，分出等级来。第一等可上报朝廷，由天子亲自检阅，正式任命为朝廷命官。其他等级都有一定的待遇和奖赏。

这道圣旨一颁布，很多地方掀起轰轰烈烈的练兵高潮，出现许多武艺高强的保丁，成为军队强大的后备力量。在熙宁后期元丰初年（1078），保甲武艺精良的兵将很多，具有一定的作战能力。但是，关于保甲中的义勇经费如何解决，这些民兵是否可以参加战争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制定明确的可以操作的制度。

我们简单交代一下王安石对于军队建设的长期构想。当年北宋经济最沉重的负担就是“三冗”，军费开支庞大是其中之一。因此“省兵”是当时士大夫们呼声最强烈的内容，但还要保证国家安全，必要的军队数量则一定要维持。而当时军队主要就是两大部分，一是禁军，一是厢军，总数达到一百二十多万。占朝廷财政开支很大的比重。这些兵都成为职业军人，很多是老兵油子，除当兵外不会其他职业，不会种地也不会做工。因此王安石主张不能采取激进式的“省兵”，就是裁军，而是要采取渐进式。因为如果裁减过猛，则这些人等于失业，而他们都骄惯成性，很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王安石的策略是：禁军和厢军都有一定的编制和名额。由于老死病残，每年都会出现自然减员。减员后不再增补，这样，经过二十年，朝廷正规军就剩下很少的数量。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六，熙宁六年（1073）八月丁酉记载了神宗和王安石关于保甲和义勇问题的对话：

上曰：“如保甲、义勇，将来岂不费粮草？”

安石曰：“保甲、义勇，乃须计置减募兵，以其粮米供之，如府界罢四千兵，所供保甲之费，才养兵所费十之三。”

上曰：“府界募兵亦未减得。”

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窠坐，即不要此四千募兵。可指合要兵数，减此四千。今京师募兵，逃死停放一年，亦须及数千。但勿招填，即是减得。”

王安石说，保甲、义勇军的经费，乃是由减少募兵数量省下的经费来提供的，供应保甲的经费，才是军队经费的十分之三而已。就这个问题，王安石曾经具体给神宗算过一笔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三载：“上虑岁久钱粮不给。”安石说：“巡检下六千人，每千人岁给约三万贯，是一岁费十八万贯。今若罢此六千人，却以保甲代之，计所用钱粮，费八万贯，尚剩十万贯。以十万人替六千人，又岁剩钱十万贯，何至忧不给也？校阅至一二年，便令保正募征行者，六千人必可得，况但要守卫京师而已。若岁岁校阅保丁，又封桩所剩钱十万贯，则非特畿内守卫日强，兼亦财有余积。宗庙社稷之忧最在于募兵皆天下最落魄无赖之人，尚可与之守社稷封疆，况于良民，衣食丰足者众，复何所虞？”

多么清楚的账目：从禁军中巡检裁下六千人，每一千人每年的经费是三万贯，六千人就是十八万贯。而训练和组织保甲、义勇十万人的经费，统计所用钱粮，全年才八万贯。经过一两年的训练，命令保正招募参军者，从十万中挑选六千人，一定都是精兵。每年这样办理，可以节约十万贯，然后将这十万贯“封桩”，即存入国家府库。不但京畿守卫日益加强，而且又节约如此巨大的经费，便可以再用这些经费办更大的事情。

但关于民兵是否可以作战，神宗依然有疑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八曾记载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神宗和王安石的谈话：

上曰：“止是民兵未可恃以战守，奈何？”

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可以战守。臣以为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如何尔。将帅非难求，但人主能察见群臣情伪，善驾御之，则人材出而为用，而不患无将帅；有将帅，则不患民兵不为用矣。”

王安石的态度非常肯定，唐代以前没有在脸上刺字的军队，不照样可以守边和作战吗？只要有数量庞大、训练有素的兵源，再有智勇双全的将帅，那么民兵完全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关于保留禁军的必要性，神宗曾经与王安石讨论过。“上曰：‘禁军，无赖乃投募，非农民比。尽收无赖而厚养之，又厚禄尊爵养其渠帅，乃所以弭乱。’”“安石曰：‘臣在翰林，固尝论黥兵未可尽废，但要民兵相制。专恃黥兵，则唐末五代之祸可见。且黥兵多则养不给，少则不足用，此所以须民兵也。’”神宗认为，禁军是社会无赖投身之所，和老实巴交的农民不能相比。所以禁军全部吸纳社会的无赖而用优厚的待遇养他们，而对于禁军的军官也给高官厚爵，这样才能够消除祸乱。王安石则认为，黥兵即禁军不可以全部废除，要保留一定的数量。但不能完全依靠禁军，必须有民兵做后盾和制约。

这样，我们便可以看清楚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对于军队建设的全部思想、制度设计以及长久的战略构想了。他想经过保甲法的确立，使社会从最基层完全组织起来，让正气压倒邪气，首先解决社会治安的问题。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才可以发展生产。然后加强训练民兵和基干民兵，使其有直接参加作战的素养，逐渐取代招募的带有职业性质的正规军。但裁军采取渐进制，用自然减员的方式逐渐减少。开始时便将士兵服役的年龄由六十岁减小到五十岁，五十岁以上的士兵都可以申请转业，国家给一定的费用。

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政治智慧和对于下层百姓的关怀。政策极其稳妥合理。五十多岁还能有什么战斗力？最后地方军和边防军主要由民兵中的骨干轮流担任。只保留少数的禁军。国家对于军队的开支可以减少一半以上，而且军队还有非常强的战斗力，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我们用具体数字来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禁军和厢军总数为一百一十六万二千人。到熙宁后期，则减少到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裁减半数以上，那可都是吃皇粮的军人啊！

为说明问题，我们还可以再稍微算一笔账，王安石在几年时间就把军队数量减掉五十九万三千三百一十二人，每人每年按照三十贯费用，为朝廷节约一千七百七十九万九千三百六十贯。这是多么可观的数字。

在开始裁减这些正规军的时候，有的大臣提出怕像中唐时德宗建中时期那样发生兵变，那场兵变造成京师失守，皇帝逃跑到奉天。两京一带兵连祸结，数年才平定。神宗也有这种担心。王安石分析说，建中之乱，是因为德宗重用奸佞卢杞，排挤忠臣陆贽和阳城等，是政治黑暗所致。如今万岁励精图治，英明睿智，爱民如子，怎么会发生那种事情？于是下决心开始操作，一切都在意料和掌控之中，非常顺利便实现了裁军半数以上的伟大功绩。

应该说，解决军队问题是最艰难的，弄不好就会兵变。因此那些执政大员几乎都大声疾呼要“省兵”，但谁都不敢真正操作，因为弄不好就身败名裂。王安石却独自担起这样的千斤重担。

两宋王朝三百多年，国家最富、军队战斗力最强的便是熙宁后期一直到元丰年间，事实是对王安石变法成败的最好诠释。

第二节 王韶出场

事业都是人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和辩论出来的。王安石变法期间在军事上最辉煌的业绩便是河湟大捷，拓展边界一千多里，对西北边陲的巩固有深远的意义。而这场精彩的历史戏剧，在前台表演的第一号主角是王韶，总导演是王安石，总制作人则是神宗。我们先看看王韶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事业。

王韶字子纯，江州德安（今属江西省）人。进士及第后参加制科考试不中，便到今陕西甘肃一带进行实地考察和社会调查。经过长时间对地形地貌、民风和实际的社会状况的摸底调查，心中逐渐形成经营这一带使其纳入朝廷版图的计划。王韶知道神宗皇帝虽然年轻，却有大志，在其即位之初，便上《平戎策》，说：

国家欲制西夏，当复河湟。河湟复，则西夏有腹背之忧。自唐乾元以后，吐蕃陷河、陇，至今，董毡不能制诸羌，而人自为部，莫相统一。宜以时并有之，以绝夏人之右臂。

（《东都事略·王韶传》）

这确实是有的放矢的高见，是可以以很小成本获取重大战略先机的谋略。所谓的河湟即指发源于青海，流经青海甘肃大部分地区的湟水流域及湟水与黄河合流的一带地区。大约相当于今兰州至西宁中南北几百里的地带。这一地区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秦朝修筑万里长城，起点就在临洮，汉朝在这一地区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郡，目的就是要断匈奴右臂。从此，汉民族政权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发生战争，没有不注重这一地区的。

唐朝中叶后，河湟沦陷，被吐蕃占领。后来宪宗皇帝虽然打算要收复河湟，但未能成功。深知兵法军机的晚唐诗人杜牧曾写过一首《河湟》诗，专门咏叹河湟地区长期沦陷不得恢复之遗憾。诗曰：“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因为这一地带自从中唐沦陷后，一直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最大的部落也不过一个县大小。

如果查看一下地图便可知晓，这一地区实际就是现在陇海铁路从兰州到嘉峪关一带比较繁华的地区，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一段。经过五代时期一直到宋朝建国一百多年，从来也没有人提出恢复河湟的建议。北宋前期的几代皇帝对外一直采取软弱退让的政策，宁可花费大量的钱财给辽国和西夏国进贡以求苟安。正因如此，才造成积弱积贫的局面。神宗想要振兴国威，有所作为，所以见到王韶的《平戎策》后便怦然心动。

王韶观点的大略在《宋史》本传有记载，两者之间有一些出入，今转引本传中的部分语言，可见其策略的主要内容：

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夏人比年攻青唐不得克，万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间，牧马于兰会，断古渭境，尽服南山生羌，西筑武胜，遣兵时掠洮、河，则陇、蜀诸郡当尽惊扰，瞎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唃氏子孙惟董毡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温之徒，又法所及，各不过一二百里，其势岂能与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兰、鄯，皆故汉郡县，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幸今诸羌瓜分，莫相统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抚之时也。

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河湟地区的大体情况。这里一直是几个比较大的羌族部落割据的局面，大的部落所占领的面积也不过是一二百里。西夏也正在争夺这里，派兵攻打青唐的目的就是控制这一地区。宋朝不出兵占领，西夏也要占领。王韶的见解是非常深刻的，其主要意图是建议朝廷首先要占领巩固河湟地区，这样便取得了对西夏的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当时这一地区处在几个少数民族首领的控制之下，既不是宋朝的领土，也不是西夏的领土。有点像局部的小军阀割据的性质，如果西夏先下手占领这一地区，宋朝就完全被动了。如果宋朝先占领这一地区，那么就完全掌握了主动权，阻断了西夏政权南侵的道路。

王安石在出任参知政事之前，王韶就曾经到京师上三道《平戎策》，那还是熙宁元年（1068）的事，当时即得到神宗的重视，但多数大臣不同意，反对用兵。富弼劝神宗“二十年口不言兵”。司马光、文彦博、曾公亮等大臣对用兵也是讳莫如深。故王韶并未得到明确的答复，当然也不可能进入实施阶段。

王安石执政后，态度非常鲜明地支持神宗经营西北边陲的策略，支持王韶对西北边陲的开发。神宗亲自召见王韶，任命他为秦凤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先做调查策划准备工作。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命他负责秦州（今甘肃天水）西路所有关于招纳蕃部、创设市易司、募人营田等事宜。实际上就是把招抚经营秦州、凤州等地的权力和责任都交给了王韶。

王韶接受任务，便积极开展工作。他经过更加详细的调查和缜密的思考，决定首先采取招抚的政策，第一个对象是居处在青唐（今青海西宁）的俞龙柯部落。这是地处中央而且实力比较强大的部落，对于周边小的部落有极大的影响。西夏曾经派兵攻打过这里，铩羽而归。目前依旧是独立的部落政权。

王韶先派专人带上一些礼物去与俞龙柯联络，详细陈说归附大宋王朝的好处。俞龙柯的汉文化水平比较高，因此对于西夏和契丹的野蛮和落后不屑一顾，但对于大宋王朝高度发达的文化很青睐，因此答应谈判。

王韶听到专使回来的汇报，他深知俞龙柯是位懂礼义的首领，于是只带几个人前往，直接进入俞龙柯营帐宣谕万岁的意见，推心置腹，态度诚恳，不卑不亢。而且当晚就留宿在俞龙柯大帐，就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俞龙柯见状，很受感动，便联络自己的盟友，青唐和渭源（今甘肃渭源）共有十二万少数民族部落归附于王韶，也就是归附于大宋王朝，即名义上是大宋王朝的子民。

王韶将招抚的情况向朝廷做了详细的汇报，并请示下一步工作的方向。他准备继续进行招抚，然后逐渐将其组织起来，并请求朝廷的支持。当他的奏章上奏到朝廷时，朝廷内部却产生了激烈的辩论。

当时，富弼退休回家，韩琦和司马光不在朝廷，朝廷中只有文彦博基本立场属于保守派。因此，许多争论都在王安石和文彦博之间展开。当王韶的奏疏到达朝廷，神宗和几名主要大臣看后，就是否继续开展招抚的工作、招抚是否有实际的意义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神宗先听到反面的意见比较多，对于这种招抚是否有效果也心存疑虑，于是试探着问王安石：“王韶这种招纳方式恐怕没有什么效果？”王安石马上解释说：“只如当今这样招抚，使蕃部内属，这就是效果。至于最终是否为朝廷所用，主要看朝廷和将帅了。”

文彦博说：“这种招纳没有什么补益。”

王安石反驳道：“不烦军队，不花朝廷一文钱，能够招抚生户归向朝廷而不被西夏所收复以为边患，这是多么重要的收获，怎么能说没有补益？”

王安石的目光很远大，这些地方处在宋、辽、西夏的接合部，是松散的部落，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心理上进行羁縻，防止他们投入西夏的怀抱。因此他对于王韶的工作给予坚决的支持。

这样的争论进行过几次，有时很激烈，王安石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力挺王韶，因此对于王韶的工作没有产生影响。王韶并不知道，如果不是王安石在朝廷中独自承担着各种压力，他可能早就被调离或者罢免了。

这样，由于王安石的坚持，王韶才得以继续推进招抚的进程，就在招抚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朝廷争论更加激烈的事件，也给王安石带来严峻的考验。

第三节 木征与郭逵

在俞龙柯等部落归附后，王韶向朝廷建议：“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万顷，愿置市易司，颇笼商贾之利，取其赢以治田。”帝从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韶提举。王韶立即实施这一计划，在宋朝和这些蕃部接合的边疆地区建设一个大的贸易市场，开展边境贸易，一下子就把这一带的经济激活了。然后再用这些钱招募农民垦荒，制定优惠的政策。这里的人口也逐渐稠密起来。有人群便有消费，又使市场贸易更加火爆，一年多时间，王韶积累了相当大数额的财富。这是他进行招抚行动的经济基础。

在招抚取得很大进展的时候，王韶不知道，他的顶头上司郭逵在背地里搞起了小动作。这件事还很复杂，需要进行必要的交代。当时早期接受招抚而且被宋朝任命为河州刺史的蕃部大首领木征，对宋朝继续招抚提出了非常尖锐的带有威胁性的意见，郭逵将这种情况报告朝廷，请求定夺，实际是给朝廷提出一个难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〇在熙宁五年（1072）二月癸亥日详细记载了关于朝廷中对此事进行辩论的情况。

首先是有人告黑状说王韶随意贪污挥霍边境贸易的钱财，账目混乱，无法核查。请求朝廷拨发专门招抚的款项，这样将来好对王韶的账目进行清算。于是朝廷准备给予拨款。但拨款的诏旨被王韶退回。王安石询问神宗，听说要给经营秦凤路的王韶拨专门款项进行招抚，是怎么回事。神宗说：“有人说市易司并没有利息，只是王韶虚立蕃部姓名支破，恐久远如萧注，事连蛮夷，不可根究。不如明以数万缗给之。”

王安石听罢，分析道：“这是有人嫉妒王韶的功业，故意设计的陷阱。试想，王韶没有向朝廷要一缗钱，没有调动一个兵，就招抚俞龙柯部十二万内附，是何等的功劳？至于普通人，给一定数量的本钱便可以有利息，何况王韶如此精明之人，那么好的条件，怎么会没有利息？何况市易司又有高遵裕同领，王韶也不能独专。此言必无之理。”其实，王韶没有向朝廷申请拨款，而有人却故意要拨专项资金，无非要用这个名目来控制王韶而已。

第二天，朝廷又接到宣徽使、秦凤路经略安抚使郭逵的请示奏疏。奏疏中说：

木征遣人来告：“王韶元与我咒誓，约不取渭源城一带地及青唐盐井，今乃潜以官职诱我人，谋夺我地。我力不能校，即往投董毡，结连蕃部来巡边。”若木征果来巡边，拒之则违王韶咒誓，纵之则前所招纳蕃部必为木征夺去。臣智议昏愚，无能裁处。乞朝廷详酌指挥。

郭逵字仲通，祖籍钜鹿（今属河北）。宋初，其先人徙居京师，后卜葬洛阳，遂定居。父郭斌，郭逵以父荫补北班殿侍。宝元、康定年间（1038—1040），西夏元昊扰宋朝沿边州郡，郭逵兄郭遵为延州西路都巡检使，被西夏兵杀死，宋廷优恤，录郭逵为三班奉职。时范仲淹正任陕西都部署，郭逵即隶其麾下，范仲淹待他如子侄一般。他只比王安石小一岁，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当时的职务是宣徽使、秦凤路经略安抚使，是朝廷委派西北边陲的最高军政长官，正是王韶的上级。他的奏疏等于给朝廷出了个难题。

奏疏中提到的木征是青海东部吐蕃首领。瞎毡长子。瞎毡死后，不能自立，先居河州（治今甘肃临夏东北），当时接受招抚，朝廷任命他为河州刺史，即宋朝在河州最高军政长官，直接归属郭逵管辖。当时郭逵、王韶和木征三人的关系是这样的：郭逵负责秦凤路的全面工作，是最高军政长官。王韶是专门负责招抚和开辟这一地区的具体负责人。木征是经过王韶招抚，和王韶有过咒誓，即盟约而诅咒发誓的人，如今归郭逵领导。

三人的关系理顺后，便可以理解郭逵奏疏的内容了。奏疏说，木征派人来通告：“原先王韶和我诅咒盟誓的时候，约定朝廷不取渭源城一带地方以及青唐盐井。如今却暗地里用官职来引诱我的人，图谋夺取我的地盘。我没有能力相计较，即将去投董毡，联结其他蕃部来边防巡视。”郭逵接着说，假如木征果真前来边境巡视滋事，如果派兵拒绝则违背王韶的盟誓，如果放纵他任意行为，则恐怕以前招抚的蕃部都会被木征夺去。我昏聩愚钝，没有能力裁判处理这件事，请朝廷斟酌指挥。

最高决策机构见到这封奏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王安石是执政宰相，最先表态道：“木征是河州刺史，郭逵是宣徽使、秦凤路经略安抚使，正是木征上级，统辖弹制木征是职责所在。木征派人捎来一句话，便自称昏愚无能裁处。若知无能，何不早辞。”王安石看事深刻，入木三分，而且极其机敏。

文彦博说：“朝廷专任郭逵，方可以责此。”

王安石道：“何尝不专任？郭逵任经略安抚使，王韶招纳蕃部，对于郭逵的职务有什么妨碍？”

神宗道：“不知道木征果有这样的话吗？又安知不是郭逵引导他这么说的？”

可以看出，神宗对于郭逵是不满意的，甚至怀疑是郭逵引导木征如此说。王安石马上接过去说：“此事实在无法知道。即使不是郭逵引导如此说，只观察郭逵前后态度的反复，事情的状况便十分明了。以前奏疏说西蕃皆脆弱不值得招抚，招抚枉费钱财。至木征一言，便称‘昏愚无能裁处’，若如此，则木征乃是强梁可畏。可畏，则前不当言脆弱；脆弱，则今何故便以为不可裁处？”

王安石的话确实厉害，逻辑严密，即使不是郭逵导演的，他也脱不了干系。其实仔细琢磨，郭逵即使不是有意设置障碍，也是嫉贤妒能，很怕他人建功立业，不能成人之美。

文彦博说：“事任不专，难责办于郭逵。”很明显，文彦博是在替郭逵说话。

神宗听文彦博如此说，立即反驳道：“制御木征，正是郭逵事任，如何不可责办？”

接着，文彦博和吴充都担心如果木征真的来巡边，加以制止则要打仗。神宗和王安石都表示即使打仗也无所谓，不能怕。当时参加讨论的四个人中文彦博和吴充基本是站在郭逵立场，而神宗非常明显是支持王安石的。但当天并没有对郭逵的奏章给予明确的答复。

王安石回到家中，仔细思考这件事情，越想越感觉事关重大，如果不及时决断，一旦边塞出现战事，可能便不好收场，而且王韶招纳大计和已经取得的成就也将付诸东流。他越想越感觉事情紧急，便连夜写成奏章。奏章前半部分详细分析这件事情，后面说：

招纳一事，方赖中外协力之时，在廷既莫肯助陛下成就此功，郭逵又百般倾坏。逵既权势盛大，其材又足为奸，若煽动倾摇于暗昧之中，恐陛下终不能推见情状。如此，则岂但不能集事，亦恐因此便开边隙。……今日便有处置，已非古之先见，然犹愈于迷而不复也。伏惟陛下早赐详酌，徙逵所任，稍假王韶岁月，宽其衔辔，使谗诬者无所用其心，则臣敢以为事无不成之理。臣于郭逵、王韶，何所适莫？但蒙陛下知遇，异于众人，义当自竭，以补时事，故辄忘进越犯分之罪，而冒昧陈愚，伏惟陛下裁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〇）

王安石本来想把招抚诸蕃和征讨河湟的全部事宜交给王韶处理，而治理日常政务则有郭逵，郭逵是这里的军政领导。但看到这封奏疏，王安石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本来自从变法以来，朝廷中就有一些人一直百般挑剔，新法带来的成就无人肯定，新法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百姓欢天喜地的情形无人看到，而整天挑新法的毛病，有一点小问题也被无限放大。一般来说，军事方面的大政方针首先应该枢密使拿出意见，所以王安石才说“忘进越犯分之罪”，不是客套而是官场中应有的认识和态度。

司马光、韩琦、富弼等老臣都不能参与朝廷最高级的会议了，但文彦博是枢密使，是国家最高军事长官，要参与所有最高会议。王安石曾经受过文彦博的推荐，他也是王安石的老前辈。文彦博，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天圣五年（1027）进士及第。历任知县、通判，后由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庆历八年（1048）以镇压贝州王则兵变，便由参知政事任宰相。曾举荐王安石、韩维等人，是政坛上的名人。

文彦博少年聪颖，和司马光同样留下美好的故事，是我国少年儿童耳熟能详的人物。“司马光砸缸”救出同伴，而文彦博则是往树洞里灌水弄出掉进去的皮球。文彦博幼年和小朋友玩球时，一不小心，球掉进一棵大树的树洞里。小朋友伸手进洞取球，树洞太深，怎么也摸不到底，非常着急，就要哭了。文彦博想了一会儿，说：“我有办法了，可以试一试！”随后他叫几个小朋友端来几盆水，把水往树洞里灌，不一会儿水就把树洞给灌满，皮球也忽忽悠悠地浮了上来。这一故事脍炙人口，在我国百姓中，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中广为流传。

文彦博生在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比王安石大十五岁，在政界也算是前辈，因此神宗和王安石都比较尊重他。他一直反对新法，但不偏激，是立场和认识问题。他是保守派在朝廷中的代表人物。王安石清楚记得神宗以及自己和文彦博的一次争论：

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务要人推行耳。”安石曰：“若务要人推行，则须搜举材者，而纠罢软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如此，则人心岂能无不悦？”

（《长编纪事本末》卷七○）

神宗说得非常清楚，更张法制，士大夫确实有很多人不高兴，然而对于百姓来说，有什么不方便的呢？文彦博的观点引起后世许多思想家的关注：“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意思是说皇帝和士大夫共同拥有天下治理天下，而不是和百姓共同拥有天下。这是非常明确地把百姓利益排除在外的观点，而首先要保证皇帝和官吏以及士大夫的利益。但是，如果百姓正常生活不能得到保障的话，士大夫的生活如何能够安定？这种把百姓利益和士大夫利益割裂开来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

如今在王韶和郭逵问题上，文彦博很明显是支持郭逵，两次提出要全部依靠郭逵。如果神宗动摇或者支持文彦博，则招纳的计划将会彻底失败。因此王安石熬夜奋笔疾书写了这封奏疏。

神宗本来就有倾向性，见到王安石的这封奏疏，立即下决心把经营招纳河湟一带各个部落的工作以及治理秦凤路的大权完全交给王韶，将郭逵调离秦凤路另行安排。神宗的这一决策是很英明的，也显示出他很有魄力。

由于王安石坚决支持王韶，使他的谋略和才能得以发挥。同时也是由于采取了省兵并营、加强军事训练的有力措施，才使军队整体作战能力大幅度提高。把郭逵调走后，王韶全面负责军政工作和招纳诸蕃部的事宜，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实行，招抚和武力相兼进行，在熙宁五年（1072）八月，王韶打败前来巡边的木征，用武力收复武胜军。这是王韶经营西北边陲的阶段性胜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捷报到达朝廷，举朝欢欣，于是改武胜军为镇洮军，并决定在此处新筑城池，作为控制西北的军事重镇。王安石亲笔给王韶写了一封信，道：

某启：得书承动止万福，良以为慰。洮河东西，蕃汉集附，即武胜必为帅府。今日筑城，恐不当小。若以目前功多难成，城大难守，且以一切为计，亦宜勿隳旧城，审处地势，以待异时增广。城成之后，想当分置市易，务为蕃巡检作大廨宇，募蕃汉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汉官私两利。则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因书希详喻经画次第。 秋凉自爱，不宣。

（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

王韶在刚刚打败木征收复武胜军后，即把情况报告给朝廷。在朝廷正式发文褒奖之外，王安石又写了这封具体指导的信。洮河即洮州和河州的简称，在今兰州至西宁中间略偏西南的地区，“洮河东西”就是今日兰州和西宁地区，当时已经“蕃汉集附”，即汉族和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可知当时已经是人口密集，相当繁荣了。王安石要在这里建设“帅府”，成为镇守西北的军事总指挥所。

为做久远之计，王安石还要在这里“分置市易”、“置坊列肆，使蕃汉官私两利”，即在这里开办大型的集贸市场，进行公平的经济贸易活动，使汉族百姓和少数民族百姓都得到利益，使公家和私人两方面都得到利益。用现代观点来理解的话，王安石的这种举措，有把这里建设成边境通商口岸的意思。如果大市场建成，经济实力得到发展，再保卫守护这个地区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了。可见王安石是非常有远见的。他又进一步指出，如果筑城工程浩大，暂时可不毁旧城，选好地势，先做好准备工作，待时机成熟再动工。

在武胜新城筑成之后，王韶又讨伐收复大片生羌占领区，许多生羌内附，接受朝廷的管辖。所谓的生羌就是一直生活在边远地区而没有接受汉文化没有开化的羌族百姓。后文出现的熟羌则是指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大，已经基本汉化的羌族百姓。王安石再次写信给王韶，信中写道：

某启：承已筑武胜，又讨定生羌，甚善。闻郢成珂等诸酋皆聚所部防拓。恩威所加，于此可见矣。然久使暴露，能无劳费？恐非所以慰悦众心。令见内附之利，谓宜喻成珂等放散其众，量领精壮人马防拓。随宜犒劳，使悉怀惠。城成之后，更加厚赏。人少则赏不废财，赐厚则众乐为用。不知果当如此否，请更详酌。

（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

可知在新城筑成后，又有大批生羌内附，郢成珂等一些生羌的部落首领主动带领他们的部队为朝廷戍边。王安石建议王韶，要使这些内附的少数民族得到实惠，要对这些军队加以犒劳。而且这些人长久在外驻扎，多所劳苦，应当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解散回家，与家人团圆，留下少数的精锐防边。对留下的人要随时进行犒劳，使他们感念朝廷的恩德。人少则赏赐不费钱财，赏赐丰厚则被赏之人愿意为朝廷效力。筹措具体，符合实际情况。不但考虑朝廷的利益，而且也关心新近内附生羌的生活。可见其既有深谋远虑，又有仁者之心。

王韶在给朝廷上的奏疏中，还有这样的内容，即新城建成后，按照王安石的意见设置一个规模极大的贸易市场，已经收到效果。措置洮河之役需要动用的费用，只是通过推行市易法在市场上收回的利息钱，不必动用官家的本钱。

进行如此规模的战役，不消耗国家的钱财，这本身确实是很了不起的。神宗和王安石当然非常高兴。可文彦博却有另外的看法，当时只有文彦博和神宗、王安石三个人在场。文彦博见到王韶的奏疏后从鼻孔哼了一声说道：“这好比是工匠造屋，在开始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往小了设计，往省钱方面设计，这是希望主人容易接受，易于动工。等到工程开始以后，知道不可能停下来，才开始逐渐增多费用。”神宗一听，马上反驳说：“这不是造屋，是屋坏。屋坏岂可不修？”王安石马上接过神宗的话茬说：“主人也很精明，善于计算，心中自然有数，岂是工匠能随便欺骗的吗？”文彦博闭口不语，无话可说。简明的几句对话，可以看出文彦博对于王韶是有成见的，对于王安石的工作也是采取消极甚至是阻挠的态度。

熙宁六年（1073）的春天，王安石在接到王韶的报告后，又给王韶写了第三封信。当时，西夏国幼主秉常和地方割据势力首领董毡不甘心领土被宋朝占领，于是经常派军队对新收复地区进行骚扰。为稳定局面，王韶制订了一个比较大胆的作战计划，上报朝廷。神宗有些担心，下诏旨命王韶要特别慎重。王安石又给王韶写了第三封信，信中谋划说：

某启：得书喻以御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难冒险，以百全取胜。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备。严戒诸将勿轻举动。武人多欲以讨杀取功为事，诚如此而不禁，则一方忧未艾也。窃谓公厚以恩信抚属羌，察其材者收之为用。今多以钱粟养戍卒，乃适足备属羌为变。而未有以事秉常、董毡也。诚能使属羌为我用，则非特无内患，亦宜赖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杀人致畔，以能抚养收其用，皆公所览见。且王师以仁义为本，岂宜以多杀敛怨耶？

（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

信中提醒王韶要以修守备为主。但对王韶的作战方案还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并一再主张以抚养为主，千万不要多杀敛怨。对秉常和董毡也要采取恩威并用的策略。到这年的九月，王韶招抚和巩固成果的关键一仗终于拉开大幕。

第四节 熙河决战

熙宁六年（1073）八九月间，神宗和王安石都有度日如年的感觉。他们在共同盼望着西北边陲的消息。

从八月初开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领军队与羌族首领木征率领的军队进行殊死的战斗。这是变法以来发生的最大规模的边境战争，如果失利，不但会给朝廷带来很大的负担，而且会成为保守派进攻新法的口实。

一个多月过去了，可前敌的情况还不清楚。只知道王韶率领军队追击敌兵，进入敌境腹地一千余里，但前敌的战况却一无所知。有人传说王韶正在率领军队继续深入，封锁消息，要直捣敌人腹心。有人传说宋军惨败，已经全军覆没。议论纷纷，谣言四起。因为一个多月接不到王韶送来的正式报告，所以究竟如何谁也不敢说。但这么长时间没有信息，毕竟是不多见的情况，王安石又怎能不焦虑呢？神宗又怎能不担心呢？

九月戊午日（十八），神宗正在升朝议事，文武百官都在，忽有紧急边报六百里军书送到。神宗忙命内侍递上来，急忙打开观瞧。神宗心跳加速，手多少都有点哆嗦，因为这个边报太重要了。他急于知道详细的内容。待从头到尾看完，不由得龙心大悦，喜笑颜开地让内侍把边报传给王安石看。待王安石看后，神宗向满朝文武正式公布这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

原来边报的内容是：王韶率领军队经过五十四天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长途奔袭，深入一千八百余里，终于彻底打败木征等率领的敌军，一举收复河（今甘肃临夏西南）、洮（今甘肃临潭）、岷（今甘肃岷县）、宕（今甘肃宕昌）、亹（今青海门源）五州领土，幅员两千余里，斩获不归顺蕃部一万九千余人，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帐。这次战争，是以岷州首领在兵临城下的强大军事压力下举城投降结束的。连同熙宁五年收复的领土计算在内的话，西北边陲已经收复三千多里沦陷一百多年的失地。

这是宋朝建国以来取得的最辉煌、最伟大的军事方面的胜利，也可以说是变法取得的最具体的成果之一。正因为几年来新法已深入人心，并且取得很大的成功，国家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省兵、选将、置将、保甲等一系列与军事有关的新法得到实施，使国家的军事力量得到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得到极大的提高，才取得如此辉煌的伟大业绩。积弱积贫的局面将要成为历史，一个强大的赵宋王朝即将屹立在世界的中心。那些逞强争霸的夷狄小国即将再次臣服在华夏大国的脚下。这次辉煌的胜利使神宗龙心大悦，使王安石相心大悦，使满朝文武官心大悦，使全国百姓民心大悦。

二十多天后，十月辛巳日（十二）辰时。

在大内最豪华宽敞的紫宸殿中，充满了喜气洋洋的气氛。大殿中金碧辉煌，装饰一新。御用玛瑙香的香烟氤氲缭绕，文武百官官服整齐，按班鹄立，一个个腰板挺得倍儿直，等待着举行盛大的典礼。原来是为了庆祝收复熙、河、洮、岷、亹、宕等州的伟大胜利，神宗在这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山呼万岁已毕，群臣归班站好，等着皇帝开龙口说话。

神宗这年才二十六岁，年轻英武，精力充沛。他解下自己身上的玉带交给伺候在身边的内侍李舜举，命他送给站在百官最前面的首席宰相王安石。并说道：“同平章事王安石自从执政以来，忠心朝廷，勤勉职事，与朕戮力同心，变法图强，宵衣旰食，十分劳苦。今收复诸州，振兴我大宋国威，功高日月。洮河之举，大小并疑，惟卿启迪，迄有成功。今解朕所御带赐卿，以旌卿功。”

王安石出班跪下，诚恳地说道：“陛下圣明。亲自选拔王韶于疏远卑贱之中，委以重任。如今能够收复一方，均出自陛下宸衷，微臣与二三执政，只是奉职办事而已。臣不敢贪天之功为己有，独当此荣。”

神宗见王安石推辞，又令李舜举传话道：“王爱卿不必推辞。当初王韶献策之时，诸多大臣持怀疑态度。只有爱卿支持朕。后来兵兴，群臣疑虑犹多，多劝朕割地求和，委曲求全。朕亦曾犹豫彷徨，想要中止。如果不是爱卿陈述利害，坚决支持朕，支持王韶，决不会成此大功。爱卿受赐，当之无愧。赐卿带以传遗子孙，表朕与卿君臣一时相遇之美也。”

神宗的话等于向文武百官充分肯定了王安石在这次收复失地中的重要作用和功绩，也确实是神宗的肺腑之言。因为如果没有王安石的坚决支持和缜密的筹划，这次胜利是绝对不可能的。在王韶经营西北并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整个过程中，王安石消耗了大量心血。每到一个关键时刻，王安石都写信对王韶给予具体的指导和提示，确实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神机妙算。

确如神宗所云，如果不是王安石当宰相，这次胜利是绝对不可能的。王安石享受赐一条玉带的殊荣，确是当之无愧的。

就在庆功宴后，王珪写作一首感情充沛的七律赠送给王安石。王安石读后，很是欣慰和感动。王珪跟自己是同年，即同榜进士，也是自己的同僚，是推行新法的得力助手。出于礼貌，王安石即兴挥毫写作一首《次韵王禹玉平戎庆捷》：

熙河形势压西陲，不觉连营列汉旗。天子坐筹星两两，将军归佩印累累。称觞别殿传新曲，衔璧名王按旧仪。江汉一篇犹未美，周宣方事伐淮夷。

（卷三七）

诗中赞美将帅的勇敢和皇帝的英明以及这次战役的伟大意义，但丝毫没有提及自己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功绩，正因为不居功，所以王安石的精神便永远被人们所尊崇。

在王韶取得河湟之战的伟大胜利后，王安石设想要灭掉西夏，扩大版图，一雪向如此偏邦进贡的耻辱。他曾经提醒神宗道：“陛下必欲经略夏国，及秉常幼稚之时，正宜汲汲。古人进德修业欲及时。缘天下事机，变动无穷，及可为之时，不可失也。”[20]

当时西夏国政治处在最混乱时期。第三代国君李秉常八岁即位，母亲梁太后执政，用梁乙埋为国相。梁氏昏庸无能，没有治国良策，西夏国势日衰。熙宁年间（1068—1077），西夏正是这种政治局面。王安石认为，如果神宗有心要消灭西夏政权，现在是最好的历史机遇。但神宗没有反应。

不久，王安石又提醒神宗说：“现在不攻取夏国，那么四方夷狄便都会违抗朝廷，中国便不会安定无事。然而常人不可以虑始，陛下应该留意这个问题。”神宗依旧没有做出反应。王安石有些着急，道：“如今秉常年幼，国人饥馑，夏国困苦软弱已经到了极点，陛下不能使之纳入版图，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这样的原因。这不是不察于小事，乃是不明帝王之大战略的缘故。陛下以今日之所为，不知道最终能否调整统一天下，兼制夷狄否？臣愚，窃以为恐怕终究不能也。”

可以理解，王安石的战略意图是在王韶占领河湟地区，已经断西夏右臂后，再进行新的战略部署，趁势一举消灭西夏政权，实际上也是解西夏国百姓之倒悬。然后再发展经济图谋契丹，便可以逐渐恢复汉唐旧境了。可惜神宗没有这样的雄才大略，满足于王韶开拓熙河疆土的胜利，而没有进一步的战略构想。这样，王安石眼看大好时机不断流失，自己浑身是劲就是使不上，焦急忧虑，和神宗便产生了一定的隔阂。

正因为王安石将主要精力都用在王韶经营河湟地区，故在契丹进行挑衅时，王安石才主张采取怀柔政策。

第五节 契丹的挑衅

熙宁五年（1072）秋季，就在王安石和神宗专心致志思考部署王韶招纳西部诸蕃的紧张时刻，契丹也在北部边境挑事。

七月份时，边报说契丹偶尔有几十骑兵越过拒马河到宋国领土上兜一圈，也不杀人放火，也不抢劫，然后就跑回去了。经常是来去匆匆，还来不及调动军队则对方已经回去，请示朝廷当如何对待。

神宗忧心忡忡，他最担心的是战争，对于契丹更有恐惧感。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对神宗说：“陛下富有天下，若以道御之，即何患吞服契丹之不得？若陛下处心自以为契丹不可吞服，西夏又不可吞服，只与彼日夕计较边上百十骑人马往来，三二十里地界相侵，恐徒烦劳圣虑，未足以安中国也。”[21]

王安石的意思非常明确，神宗拥有大宋王朝的天下，如果能够按照正道来驾驭国家，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吞服契丹都不是什么值得忧虑的事情。如果您认为契丹不可以吞服，西夏也不可以吞服。每天只是计较对方百儿八十骑兵来来往往，计较三十二十里地的侵扰得失，恐怕只会徒自烦劳陛下的心思，未足以安定中国啊！语重心长，即不要在这些小事上费心，可以不予理睬。

接着，王安石鼓励神宗说：“秦汉以来，中国人众，地垦辟，未有如今日；四夷皆衰弱，数百年来亦未有如今日。天其或者以中国久为夷狄所侮，方授陛下以兼制遐荒，安强中国之事。”[22]自从秦汉以来，中国人口众多，土地开发程度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而四夷即周边的少数民族都非常衰微软弱，几百年来也没有如同今天这种情况的。上天或者认为中国久为夷狄所侮辱，才给陛下兼治荒远之地的机会，干成安定强大中国的事业。王安石的分析非常精彩，眼光远大。

在这之前，王安石也用同样意思的话鼓励过神宗：“要当有以兼制夷狄，乃称天所以畀付陛下之意。今中国地广，民众，无纤芥之患；四夷皆衰弱，陛下聪明齐圣，忧勤恭俭，欲调一天下，兼制夷狄，极不难，要讨论大计而已。”[23]规劝神宗眼光胸怀都远大一点，不要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和对方纠缠不休。

我每次阅读史书到这里的时候，都会感觉到王安石当时的雄心大略，战略眼光的高远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

不久，事态又有新的进展。驻守边防的官吏多次向枢密院及朝廷报告：契丹的兵马多次越过宋辽北部界河的拒马河，看样子是要在拒马河南安置口铺，所谓的口铺就是哨所。请求朝廷给予明确的指示，应当如何对待。

拒马河是北宋和契丹国的边界线，这条河流如今已经改道，当时的地理位置是在今天天津市区基本平行向西延伸一百多公里，也可以想象出当时北宋的边界线。当时宋朝的边境比较紧张的是霸州（今河北霸县）、雄州（今河北雄县）一带。

北宋君臣对于契丹是很惧怕的，神宗也不例外。应该说，这涉及国家主权，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在如何对待上，朝廷展开一次讨论。

这场讨论前后进行两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在熙宁五年（1072）八月丁酉日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八熙宁五年丙午朔日分别记录了这两次讨论时各大臣的发言，使我们在九百多年后依旧可以了解当时的状况和各个大臣的意见。因为这是有关王安石对外观点的主要部分，故用简明语言直接将两次讨论中主要大臣、神宗和王安石的观点叙述出来。为读者诸君阅读的方便，直接用现代语言对应翻译的方式。但请读者诸君相信，译文是原汁原味的，绝对不会有丝毫歪曲和跑偏的地方。

雄州官吏上奏说：“契丹巡逻的骑兵又越过了拒马河。”枢密院以为契丹一定会在河南我方地界建设哨所。神宗忧心忡忡，始终不能不忧虑契丹即将修建口铺的事。

王安石安慰解劝神宗道：“能够在有的方面放开，然后才能在有的方面进行。契丹国家大致的情形可以想见，契丹未必肯违背盟约，因为他们如果违背盟约，等于自己放弃我朝每年大额的贡品。陛下想要经略四夷，就须讨论先后次序。如果能够经略西夏，暂时就不必和契丹争口铺之事。臣以为，契丹必不敢移动口铺，必不敢在我方领土上修建。若不能如此，虽然尽力争口铺之事，恐怕未必能够免于契丹的凌辱。如果能够讨论战胜敌国之途径，区区夏国又何难讨伐荡平呢？现在面临如何战胜夏国的战略机遇，不积极讨论这件大事，却天天讨论和契丹争口铺之事，臣恐古人珍惜机遇，不会这样做。”

王安石的意见很明确，现在就应该专心致志经营西夏，等把西夏遏制或者消灭掉，再考虑如何对付契丹。那么几个口铺即哨所又能如何。而且估计契丹也不敢公然违背盟约而越界修建什么哨所。这是第一次讨论，结果就是暂时不计较契丹，而专心支持王韶。

十天后，又进行了一次关于契丹要建口铺当如何对待的讨论。参与者有神宗、王安石、文彦博、蔡挺、吴充。王安石是宰相，吴充是参知政事，文彦博是枢密使，蔡挺是枢密副使。蔡挺是进士出身，词作得也不错，而且多年戍边，很会治军。这次的讨论议题依然是契丹越界以及建口铺的问题。

雄州官吏上奏章说：“北方要来兵建立口铺。”

文彦博和蔡挺等主张，如果他们来建口铺，一定要命令当地军兵进行拆除。这二人的意见实际就是枢密院的意见。

神宗说：“如果拆除对方还来修，就须打仗，怎么办？”

蔡挺说：“如果万不得已，该打仗就打！”

神宗认为打仗还是很难办的，就说：“契丹如此行事，到底是什么意思？”

王安石一直在听君臣对话，沉思着。听神宗如此问，便分析道：“几种可能：或者是边吏之间语言细故，愤激而为此；或者契丹恐怕中国认为他国不强大，故意表示强硬；或者是见陛下即位以来励精图治，经略边事，认为更数十年之后，中国安定强大了，就会有窥测幽燕之计，到时候契丹没有能力对抗，不如趁中国没有强大之时先来骚扰中国，以为‘绝迟则祸大，绝速则祸小’。故要和中国绝交，外联夏国来骚扰我们。”

神宗一听，有点着急，忙问：“我们该怎么应付？”

王安石说：“如今河北方面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没有用来应付契丹发动进攻的部署，所以不能轻易断绝友好关系。如果契丹愤怒激动，示强而动的话，我们也应该用宽柔徐缓的方式来应付他们，用几代结盟誓愿信义来说服他们。契丹即使很顽固，也应当稍微消解一些，消解则侵略凌辱的念头就会缓解一些。他们缓解，我们便有时间加强守备。大体来说，应付口铺事应当宽柔徐缓，而修中国守备应当急切，一定要抓紧。以我的看法，口铺事不值得计较，唯有守备才是关键，是最紧急之事。”

神宗和文彦博、蔡挺、吴充都在仔细听，王安石继续说：“如果我们守备和各种部署都完成了，便可以应对契丹任何举措了。因此目前即使是雄州情况不过问，也不算失计；如果不抓紧修整守备，而把争口铺放在首位，则是最大的失计。”

神宗问：“那么，口铺之事就不过问了？”

王安石道：“天下的事情有缓有急，如关于修建口铺事，是新鲜事，人们很少遇见，故陛下以为忧；河北没有防备契丹战争的守备，是熟事，历来如此，人们习以为常，因此陛下也不以为忧虑。依臣所见，人所罕见者乃不足虑，人所习见者才值得忧虑。值得忧虑的才一定要抓紧急办，不值得忧虑则应该缓办。”

宋朝边境州县军政长官遵照朝廷的指示，注意观察，没有其他行动便不予理睬。果然如王安石预料的那样，辽国骑兵过来跑一圈就回去。来过几次后，见宋军也不理睬，感觉没趣就不再过河了，根本就没有修建口铺的举动。

由于王安石的坚持，只在西夏一个方向用兵，不理睬契丹的小动作，才保证了王韶经略西北的成功。

第十章 辞去相位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刘禹锡

第一节 清醒的头脑

河湟大捷，是王安石执政以来取得的最伟大而无可争议的实绩。青苗法的实行也收到预想中理想的效果。紫宸殿受赐，是大臣所受到的最高的荣誉，变法事业达到了顶峰，王安石受皇帝的恩宠也到了极点。但王安石是个非常冷静的人，他始终保持着极其清醒的头脑。

当天晚上，王安石在朝中受到赏赐的情况家中自然也知道了。合家欢乐，自有一番喜庆气氛。欢乐过后，王安石回到书房，冷静地思考起变法的全部经过和当今朝廷的现状来。

变法图强，重振国威是自己多年来的愿望。但仁宗皇帝缺乏魄力，遇事专门搞折中，不思振作，只求维持。自从神宗登基以来，励精图治，为人节俭有德，精明强干，是个千古难逢的有为君主，这才使衰微的国势得到振兴，使腐败压抑的世风得到一些改变。但一切也仅仅是开头而已，新法要真正得到全面贯彻和真正取得预期的效果，还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在变法之初，自己就和交往多年关系密切而学识渊博的老朋友司马光产生了分歧，直到最后的分裂。被那么多老上司、老朋友所疏远，如富弼、韩琦、欧阳修、苏轼兄弟等，如果不是因为变法产生的矛盾，可能现在依然是要好的朋友。但为了朝廷的大业，为了让百姓能够过上丰衣足食的好生活，遭受一切误会、埋怨乃至于诽谤谩骂都在所不惜，自己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王安石心里一阵阵地有些酸楚和苦涩。

在制定和推行青苗法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最大。除反对派从中作梗外，各级地方官吏的素质太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与当时实行多年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也大有关系。于是，王安石又考虑从教育和科举两个方面进行改革。

早在仁宗朝，王安石在所上万言书中，对当时教育制度的弊端就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提出改革教育制度的要求。执政后，首先把精力集中到发展经济方面。在均输法、青苗法等开始推行后，王安石便开始考虑教育和科举方面的改革了。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刚刚出任参知政事，就增加太学生的名额。熙宁四年，以锡庆院、朝集院为太学讲舍，扩大学校规模。其后，又设置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学，实际等于是这五路的地方性大学。以陆佃为诸州路学官。以后在各路均设置学校。

为统一思想，朝廷向各学校颁发统一的教材，这就是由王安石亲自主编的《三经新义》。由于变法的具体事务特别繁忙，王安石抽不出太多的时间注释三经。所谓的三经是指《周礼》《诗经》《尚书》。其主要部分是由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和吕惠卿起草，由王安石审查定稿的。在《三经新义》中体现了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是对以前汉唐诸注家的修订。可惜这部书后来被毁，无法看到全貌了。

王安石的这一做法，后来遭到许多学者的攻击，说王安石的儒家思想不纯正，并以此攻击变法是商鞅、桑弘羊那一套。

在教育方面，还有一点应特别提出，这就是王安石是个非常注重实际的人。熙宁六年（1073），在太学中增设律学教授四名，学生们可以自愿申请学习某一专业，并把一些案件拿到课堂上让大家分析判断，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实际便是当年的模拟法庭，也是当时最高的法律专业课，主要目的就是培养法律人才。另外，在太学中还增设医学教授，以翰林医官及天下名医充当教授，每年招生三百名。又分方脉科、针科、疡科等不同的专业。这对于提高整个天下的医学水平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在科举方面，王安石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取消诗赋而加强策论的内容。当时科举考试主要是两项，即进士和明经。进士科以诗赋为主，以声病对偶定优劣，只能培养人的文学才能而对社会实际工作帮助不大。明经科所考的基本上是死记硬背的功夫，什么贴经、墨义、填写某一经句的注疏等，对实际的社会工作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王安石提出要废除诗赋的内容，废除明经科，专以经义、策、论来选拔进士。这项建议遭到一些大臣的坚决反对，其中态度最鲜明的是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大学士苏轼。苏轼上奏章表示反对，奏章中说：

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弥封，或欲变经生朴学，不用贴、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请历言之。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致于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诞慢之士也。……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废之？

（《议学校贡举札子》，《苏轼全集》卷五一）

苏轼学问渊博，这篇奏疏写得有理有据。尤其是“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一句，更有相当大的说服力。奏疏中还提出，“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必改变。而且不以诗赋取士，只以经义策论考试的话，“无规矩准绳”，“无声病对偶”，“学之易成”，“考之难精”，弊病将会更大。后几条理由也有很大的说服力。因为经义策论之类的文章比较容易写，没有诗赋要求那么严格，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统一的标准，在评卷与录取方面有比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将会出现更大的弊端。这确实是很实际也很深刻的见解。

神宗看了这篇奏疏后，也为苏轼的说法所动，觉得有道理，就问王安石能否考虑不改变科举制度。王安石态度很鲜明也很坚决，坚持“贡举法不可不变”的主张，向神宗解释道：旧贡举法使士人用大量的时间闭门读书，学作诗赋，社会上的事均不接触，不熟悉，其实是摧残人才。苏轼所云“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之语，乍听有理，细思乃是理之必然。因为自唐以来，只以诗赋取士，朝廷大臣多数出身于诗赋，当然要出现许多名臣了。但诗赋入仕而成迂腐无用之徒者更多。不改变科举制度和内容，对于培养有用的人才不利。王安石的话再次说服了神宗，神宗又支持王安石了。

这样，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经过一番曲折和斗争才得以实施。熙宁四年（1071）二月，中书省正式颁布科举新法：废除明经科，废除考诗赋和贴经、墨义。进士科的考生在《诗》《书》《易》《周礼》《礼记》中选治一经，兼治《论语》《孟子》。考试时，主要考这些经书的“微言大义”和殿试策论。殿试策论的内容都紧密结合当时的国家大事，结合现实出题。

这些内容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以前并列“五经”中的《春秋》在这里不见了。也就是在当时的学校里不开设《春秋》课程，科举考试也不设这一专业。王安石对前人注释的《春秋》不满意，所以他把这一内容删去了。这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几年后在学校中又增加了这门课程。

平心而论，王安石取消《春秋》是很大的失误，确实是他性格的一个问题。《春秋》以及《春秋三传》是认识春秋时期历史状况的最权威的著作，也是理解诸子百家思想来源的重要书籍，非常值得重视。

尽管有许多曲折，但教育和科举制度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改革了，而且正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想到这里，王安石的心情很舒畅，长长出了一口气。他的思绪又飘向几年来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这是他变法当中最用力的一个方面。青苗法的推行和实施，解决了农民受大地主大富户高利贷盘剥的问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农业形势相当不错。

农业的另一个方面投入的精力也不少，这就是兴修农田水利。王安石在任鄞县县令时就有过这方面的尝试和经验。他执政后，大力提倡兴修农田水利，调动社会上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只要确实有这方面经验和本事的人，不论其社会地位高低，都可以直接到京师来，到司农寺或中书省献策。其设计和策略如果被采纳，就有一定的奖赏。经过实施取得实绩的，还要授官嘉奖。一两年后，全国形成了“四方争言水利”的热潮。

变法以来的几年里，农田水利事业迅速发展，京畿及各路兴修水利一万零七百九十三处，灌溉田地三十六万一千多顷。其中两浙路农田水利事业最发达，共完成水利工程一千九百八十处，灌溉田地十万四千多顷。发展农田水利之外，还制定一定的优惠政策鼓励百姓开淤垦荒，开垦出大面积的荒芜淤积多年的闲散土地，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王安石夫人吴氏的堂妹，好友王令的遗孀吴氏就是在开垦荒田中有杰出表现而受到朝廷的嘉奖，留下千古芳名的。此事前文书曾经提到过。

几年的努力，确实实现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目的。国家的财政实力也有很大幅度的提高，实现了“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设想。

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新法已经得到广大市民阶层和许多士人、绝大多数百姓的普遍认同，比刚开始变法时的形势有利多了。但新法在具体推行的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否则，也可能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为了向神宗皇帝说明现在的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已经躺下休息的王安石披衣而起，来到书案前，展纸研墨，写成一篇笔墨简练、见解深刻的札子，即《上五事书》，保存在《王文公文集》第一卷中，全文是：

今陛下即位五年，更张改造者数百千事，而为书具，为法立，而为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议论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 今青唐、洮、河，幅员三千余里，举戎羌之众二十万献其地，因为熟户，则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贫者，举息之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则青苗之令已行矣。 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传说：“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若三法者，可谓师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后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谓大利害者也。 盖免役之法，出于《周官》所谓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贫富不均，风俗不齐，版籍之高下不足据。今一旦变之，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苟不得其人而行，则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 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齐，子产用之郑，商君用之秦，仲长统言之汉，而非今日之立异也。然而天下之人，凫居雁聚，散而之四方而无禁也者，数千百年矣。今一旦变之，使行什伍相维，邻里相属，察奸而显诸仁，宿兵而藏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则搔之以追呼，骇之以调发，而民心摇矣。

市易之法起于周之市司，汉之平准。今以百万缗之钱，权物价之轻重，以通商而贳之，令民以岁入数万缗息。然甚知天下之货贿未甚行，窃恐希功幸赏之人，速求成效于年岁之间，则吾法隳矣。

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缓而谋之，则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则为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则农时不夺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则寇乱息而威势强矣；市易之法成，则货赂通流而国用饶矣。

（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四一）

可见王安石对新法和当时形势认识得非常清楚，并没有被河湟大捷和新法取得的成就冲昏头脑。他认为，在变更的多种法度中，有五种是最重要的。即和戎、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和市易法。前两项已经取得实效，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是切实可行的良法。而免役法、保甲法和市易法这三项新法还需要进行非常慎重的考虑。要注意得人和缓行，不要急躁。这是非常精当的见解，为后世的实践所证明。

在王安石死后十多年，所谓的变法派重新上台，重新打起恢复神宗和王安石新法的幌子，对旧党进行清算和打击。但这时所谓的新党大多是投机分子，又被变回去的新法也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伎俩，而为害最酷烈的确实就是免役法、保甲法和市易法，王安石的预见一点也没有错。

所以，王安石在当时特别注意和担心的就是这三法。围绕市易法真的出现了尖锐激烈的斗争，斗争的激烈程度比刚推行青苗法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斗争的结果直接威胁到了王安石的宰相地位。

第二节 内外夹击

变法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围绕“免行钱”的设置达到了高潮。所谓的免行钱实际是综合免役法和市易法的条例而在京师实行的一套工商税法。在实行免行钱制度之前，京师开封府以及皇宫中的一切杂货用度都由开封的商行直接供应实物，主管此项工作的官吏便可以任意进行敲诈勒索。一般来说，向商行索要的各项货物起码也在规定例额的十倍以上。稍不如意，主管官吏就百般刁难，滥用职权对工商业户随意罚款惩治。如三使副司因有关商行供应的靴子皮革的质量不高，即处理惩治皮革行的商人二十人。有不少小商贩因此而失业。这种方式可谓弊端百出。

免役法实行后，全国所有的人都可通过交纳一定数量的钱而免去苦役的催逼。市易法的实行使整个社会中的各行各业都可以有个基本的价格，漫天要价的情况有所改变，这就为开封府城里深受敲诈勒索之苦的那些商人提供了借鉴的经验。他们也想要沐浴变法的春风了。

开始时，是开封肉行的徐中正等人向有关部门提出请求，请允许他们也能享受新法的好处，他们宁愿交纳一定数量的钱，请求免去直接供应肉的做法。因为被主管部门百般挑剔，百般揩油，他们实在有些难以承受，请上司给他们做主。王安石征求神宗同意后，命市易司与开封府司录司根据诸行的实际情况详细制定条例，在开封府商行中实行。各行按照经营规模大小以及收入的多少交纳免行钱，不再向官府及皇宫内苑供应实物。官府和皇宫内苑所需一切杂物，一律制定出指标来，按照规定的数额派人到市场上按照市场价格公平购买。一切物价由市易司估定，不准压价强买。

这项法令的出台，得到广大商人的拥护，但却限制了原主管官吏以及内苑中的皇族、后族、主管采办务宦官的权力。他们再也没有权力直接到各商行去敲诈勒索，堵住了一些人的来钱道。于是，当这项法令出台后，京师中很快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这是王安石没有估计到的。实际上，与免役法、保甲法和市易法相比，免行钱法所涉及的社会层面最小，只不过是京师里的官府和皇宫内苑主管后勤供应部门与京师里的商人商行家们而已。所涉及的范围也最窄，充其量不过是开封府一府之内的事，对全国其他行业都不涉及。

但是，能量的大小从来就不是以人之多寡来计算的。因为这次直接涉及皇宫内苑之事，直接触犯了一些皇亲国戚和宦官的利益，堵住一些人非法所得的道路，触及了国家政权最为敏感的神经地带，所以这次对新法的攻击来得最猛烈，最迅速，攻击的力度也最大。

其实，国家好比是人的身体，四肢上即使是拉了几道大口子也不会有大的妨碍，身体素质好的人洒上点消炎粉，包扎一下几天就好了。如果碰到内脏那可不得了，弄不好就会死人的。免行钱的设置虽然没有这么严重，但因为涉及了皇亲国戚，也就等于触及了内脏器官，使这些对新法、对王安石早就怀恨在心耿耿于怀的宗室外戚集团找到了借口，开始要对新法和王安石进行全面的反攻和清算了。

当时，主管市易司的官吏是坚决拥护新法、支持王安石的吕嘉问。前文曾经提到过，吕嘉问因为支持王安石，曾偷出他叔祖吕公弼要弹劾王安石的奏章而得罪了吕公弼一家及保守派，被保守派的人骂为“吕氏家贼”。这样，吕嘉问就彻底成为保守势力打击的对象了。

保守派曾经对吕嘉问进行过诬陷，由于王安石的全力保护和支持才能够继续开展工作。保守派见没有扳倒吕嘉问，知道其后台是王安石。这次，见王安石和吕嘉问因为颁布免行钱法又得罪了皇亲国戚和宦官，见有机可乘，于是朝野中的保守势力又和宗室皇亲、宦官势力联合起来，内外夹击，对新法和王安石展开一次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那是熙宁七年（1074）三月间的一天。神宗留下王安石询问免行钱的事说：

“为什么士大夫不满意免行钱的人也那么多？”

王安石马上回答说：“一些士大夫本来就不满朝廷政事，与近习宦官相互勾结。宦官们对免行钱不满意，煽动士大夫们也跟着制造舆论。陛下只看朝廷中的大小官吏不避宦官的能有几个人，就可以知道宦官害政的程度了。”

“有人反映吕嘉问以聚敛为能，招致民怨沸腾，这是怎么回事？”神宗又问。

“吕嘉问是干练之才，市易司处置得宜，全国的市易务才会取得如此大的业绩。因为制定免行钱吕嘉问才得罪了那些宦官和皇亲国戚。如果不是吕嘉问，谁敢坚守法规不避宦官和皇亲国戚？如果不是我，谁敢为吕嘉问辩明是非，谁敢不怕宦官和皇亲国戚而为吕嘉问撑腰？”神宗默默无言。

几天后，神宗再次用怀疑的态度问王安石：“取免行钱是不是不合理不方便？听说外面人情咨怨。”王安石低头沉思，没有马上回答。神宗接着又说：“近臣以至后族，没有不说不便的。两宫乃至泣下。”

近臣指的就是宦官，后族指的就是外戚集团。两宫是指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太皇太后是指仁宗的皇后曹氏，皇太后是英宗的皇后高氏。神宗这里只说两宫太后，还省略了自己的皇后向氏。其实，如果从个人感情来说，最能打动神宗之心的当然应该是向皇后，因为那是神宗的大老婆。其次是高太后，因为那是神宗的亲生母亲。而曹太皇太后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她是仁宗的皇后。仁宗本来就不是神宗的亲爷爷，曹太皇太后当然也就不是神宗的亲奶奶了。神宗的奶奶、妈妈和媳妇这三辈皇后的外戚一开始就和变法派站在对立的立场上，这是可以想象出来的。

一听神宗皇帝说近臣和后族都不满意，王安石憋在肚子里很久的话如同打开闸门的水一下子涌了出来，语速加快，感情有些激动地说：

“微臣奉陛下之命推行新法，后族一直非常不满，因为这直接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如皇后父亲向经从来就是‘影占行人’。因为推行新的免行钱，有司依照条例到他的商行收钱。向经想不交纳，曾给微臣来文交涉，微臣没有理睬，结果是照章办事，收缴了他应当交纳的钱。他怎能不反对呢？再如，曹太皇太后的弟弟曹佾，赊买百姓家的树木不但不给钱，反而指派内臣用假姓名告状，诬告市易司。结果被查出，遭到驳斥。陛下试想，从这两件事上看，后族怎能不反对新法和微臣呢？”

敢于当着神宗的面，直接揭露后族的劣迹。尤其是向经，正是神宗的岳父，王安石毫不留情指出其“影占行人”，是个贪婪卑鄙的小人，表现出无所畏惧的大无畏精神，确实非常有气魄，值得敬仰。“影占”是隐瞒、隐蔽的意思，“行人”在此处当是商行之人的意思。“影占行人”可能是仰仗自己的特殊身份而在原先制度下从官府采买中获取大量财富，并完全隐瞒自己的这种灰色收入的意思。新法中，他不但得不到这种巨大的隐形财富而且还要交纳钱，怎能不大为恼火？他自己亲自给王安石写信要求免于缴纳这种费用而王安石没有给面子，他不更加恼火吗？

因为他是皇帝的岳父，以前的人谁也不敢得罪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吕嘉问主管市易司以来，则坚决执行新法，按章办事，依照条例向他征收免行钱。向经当然不满，倚仗自己的特殊身份专门给中书省递上文章进行交涉，结果碰了软钉子，没有得到答复。所以向经对新法、对吕嘉问、对王安石都恨之入骨，这是可以想象出来的。但王安石的直言可能也会使神宗感到有些尴尬，他虽然没有直接表示不满，但几天后就命人检查行人，征求对免行钱利害得失的意见。

神宗受到奶奶、妈妈、妻子的影响，对免行钱及一些新法也开始有些怀疑。正在这时候，外面的保守势力知道了神宗的态度，马上联合起来全面攻击新法和王安石。

长期退居洛阳行韬晦之计的司马光见有了机会，给神宗上长篇奏疏，列举朝廷政事的阙失，主要内容是六条：一是青苗法使百姓负债而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法养些浮浪之人；三是市易法与民争利；四是经营西北侵扰四夷，得少失多；五是保甲法滋扰百姓；六是兴修水利劳民废财。这不但涉及王安石在《上五事书》中所提到的新法的最重要的五项内容，而且连兴修农田水利都否定了，对新法及几年来的工作全面否定。

朝廷内部，富弼的女婿冯京也成为推行新法的一大阻力。当准备在成都设立市易司分司，推行市易法的时候，冯京举出当年的“王小波之乱”就是因为榷卖货物引起的。冯京又与宗室皇亲以及在外的司马光等人遥相呼应，多次造谣破坏免行钱的实施。因为他是参知政事，是执政者之一，故他所起的作用就比别人要大一些。他的这些做法也加重了神宗对免行钱乃至于新法的怀疑和动摇。

冯京和文彦博虽然都是参政执政的人，但他们的立场从来就不坚定，首鼠两端，故对神宗的影响也还有限。对神宗影响最大的则是王安石最亲信的曾布，他对免行钱及市易法也发出许多责难。而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以一个小人物的一张图画为契机，宫廷内外，朝野上下，再次掀起攻击王安石的一个特大浪潮。

第三节 三个女人的眼泪

曾布是曾巩的堂弟，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是坚决贯彻执行新法的骨干人物。他和吕惠卿仿佛是王安石的左右手一样，许多新法的具体条文就是由他和吕惠卿起草的。但曾布发现王安石对吕惠卿信任和重用的程度一直在自己之上，而市易法和免行钱的条例都由吕惠卿亲手制定，又统归吕惠卿管辖，心中有些不服。他知道神宗曾就免行钱之事责问过王安石，也知道太皇太后等人都在为她们的亲属而劝神宗停止市易法和免行钱，神宗的态度有所动摇。

于是，曾布也一改初衷，联合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反对市易法和免行钱，攻击吕嘉问，想通过扳倒吕嘉问打击吕惠卿，通过打击吕惠卿而使神宗疏远王安石。这就叫釜底抽薪，一石三鸟。曾布对神宗说，他召问行人时，行人“往往涕咽”。曾布是王安石的心腹，他的话当然更有分量。于是神宗命曾布和吕惠卿彻底检查纠正市易务的问题。

吕惠卿坚持新法，认为主流是好的，应当充分肯定，问题是次要的，只要注意纠正解决就可以，不必大惊小怪。曾布的意见与吕惠卿相反，他又向神宗攻击吕惠卿，变法派内部彻底分裂，王安石的左右手开始互攻。这对已经处在困境的王安石更加不利。

老天也不作美，这一年河北地区冬春大旱，寸草不生，确是百年不遇的特大灾害。在那个年代，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为有限，每遇大灾，就会出现大量的流民。这一年也不例外，许多流民到京师来逃亡，流进东京。这给保守派攻击新法又提供了借口。保守派纷纷上书指责新法，说是变更祖宗法度触怒了上天，上天才降此大灾以示儆戒，要求停止新法，上天就会降雨。

神宗这次确实有些动摇了。见到这些奏章，他问王安石：“这些奏章所言，不无道理。如此严重的天灾，实属罕见。”王安石反驳说：“自然灾害，何时没有？是正常之事。尧、汤时代也不可避免。只应更修人事，以应天灾。”

王安石的话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是他“天变不足畏”思想的具体表现。但此次神宗的态度与往常不同，神宗马上就反驳王安石说：“天灾严重，流民困苦，这不是个小事。朕所以如此忧虑恐惧，正是感到人事有未修之处。”显然，神宗这里的“人事未修”是指变法中出现的问题。

神宗的态度有些出乎王安石的意料。王安石虽然已经发觉神宗对新法的态度有所改变，但想不到变得这样快。王安石感到有些心灰意冷，他本来对错综复杂的朝廷政务早就有厌烦情绪，早就产生过退隐的思想。

几年来，由于政务太忙，几乎每天都要忙到半夜三更，还要应付各种责难，答对来自各方面的对新法的攻击，而且随时随地还会受到各种造谣中伤，防备各种冷枪暗箭。王安石感到身心交瘁，太累了，太疲乏了。他早就想清静几天，好好休息一下，但始终也没有机会。这时，他觉得机会来了，他退隐的念头更坚定。

回到家中，王安石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下第一道请求辞去政务的札子。他下决心要辞去宰相之职，过几天清静的生活了。他写道：

臣以羁旅之孤，蒙恩收录。待罪东府，于今四年。方陛下有所变更之初，内外小大纷然。臣实任其罪戾。非赖至命辨察，臣宜诛斥久矣。在臣所当图报，岂敢复有二心。徒以今年以来，疾病浸加，不任劳剧。比尝粗陈恳款，未蒙陛下矜从，故复黾勉至今，而所苦日甚一日。方陛下励精众治，事事皆欲尽理之时，乃以昏疲，久尸宰事。虽圣恩善贷，而罪衅日滋。至于不可复容，则终上累陛下知人之明，非特害臣私义而已，臣所以冒昧有今日之乞也。伏奉宣谕，未赐哀矜，彷徨屏营，不知所措。然臣所乞固以深虑熟计而后敢言。与其废职而至诛，则宁违命而获谴？且大臣出入以均劳逸，乃祖宗成宪。盖国论所属，怨恶所归，自昔以擅其事，鲜有不遭罪黜。然则祖宗所以处大臣，不为无意也。臣备位亦已久矣，幸蒙全度，偶免谴呵。实望陛下深念祖宗所以处大臣之宜，使臣获粗安便。异时复赐驱策，臣愚不敢辞。

（卷一六）

言辞恳切，王安石是真心想要退下来，故反复陈述道理，最后一句又许诺说，等自己休息一段时间后，如果圣上再起用的话，他还会再出来任皇帝驱遣的。

当王安石在家写《乞解机务札子》的时候，后宫中的几名皇后也正在为把王安石赶下台与神宗进行斗争。

神宗是个很有主见的君主，也是个非常孝顺的人。这天晚上，向皇后随着神宗到高太后宫中请安。碰巧仁宗的皇后曹太皇太后也在高太后的宫中。也就是神宗的奶奶、妈妈、妻子三辈皇后碰到一起了。神宗跪下请安后，只见太皇太后和太后的老脸上都阴云密布，高太后的手中还拿着一个卷轴，不知是书法还是绘画，满面戚容。神宗忙问：“不知二位太后何故如此忧愁？”

高太后是妈妈，既是长辈又是神宗最亲近的人，她最先开口说话：“是王安石随意更张，破坏祖宗法度，变乱天下，搞得天怒人怨，流民遍地。陛下何不罢免王安石，以缓解一下人们对他的怨恨情绪？如果要用他，等过一段时间再起用也不迟。”

神宗见妈妈真的动了气，就解释道：“虽然有些天灾，但也不像外人传说的那样流民遍地。”太皇太后曹氏已经快到花甲之岁，可听神宗这么一说，也沉不住气了，忙接过话头颤颤巍巍地说：“陛下是受了王安石的蒙蔽，还说没有流民遍地，你看这图上画的是什么！你仔细看看就明白了。”说着，把高太后刚刚放在几案上的那个卷轴展开。神宗这才发现那是一张图画。

那确是一张图画，待神宗把图接到手中仔细观瞧，才看清画面上的内容，原来这是一张《流民图》，画面上的背景是神宗皇帝所熟悉的东京城的安上门。只见城门内外，有许多衣衫褴褛的穷苦百姓，男女老少都有。一个个骨瘦如柴，有的提篮，有的背筐，有的仰头望爹，有的回首呼娘。个个满面土色，人人步履踉跄。漫天乌云，不见太阳。远处是西风古道，枯柳衰杨。满图是衰颓之色，令人感慨悲伤。

神宗看完，忙问：“这是谁画的图？图上画的仿佛是安上门，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曹太皇太后回答道：“这是光州司法参军监安上门郑侠画的《流民图》，他天天监守城门，这都是他亲眼所见。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嘛！百姓都困苦成这个样子了，你还无动于衷，还用那个王安石败坏祖宗法度。老身陪伴先帝多年，先帝仁爱慈祥，以百姓为本。每有天灾，必反躬问己，为政是否有不当之处。唉，真想不到百姓竟苦成这个样子。”说着，流下几滴老泪来。

高太后见婆婆哭了，鼻子一酸，也挤出一串眼泪来，说道：“政事不修，才有天谴。你就让王安石先避一避位吧。”神宗刚要说话，向皇后又接过去说了几句，无非是劝丈夫应当认真考虑两位太后的话。说到伤心处，一双秀目中也流出几滴粉泪来。神宗想要解释，见此情景，知道在这个时候说什么也无济于事，就告辞出来。

《流民图》是郑侠画的，一点也不假。郑侠是监安上门的官吏，所画的情景也当是实情。几个月大旱无雨，又当春天青黄不接之时，有许多灾民流进京师也在情理之中。这幅画敢送进宫中呈交两宫太后凤览，并能感动得两位太后哭鼻子，一定非常精彩。可惜的是这幅意义深刻的画没有流传下来，如果能流传下来，我敢说，它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一定可以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相媲美，成为价值连城的国宝。《流民图》表现的是北宋王朝上升时期百姓的困苦情景，而《清明上河图》表现的则是北宋衰微之末世东京汴梁之虚假繁荣。都可以从反面见义，看出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能够启发我们更深刻的思考。

郑侠只是个监守城门的下级官吏，他画的图画是谁送到两宫太后之手的，是通过什么途径送进去的？而当神宗和向后到高太后宫中去请安时，曹太皇太后为何恰巧在那里？难道这一切都是偶合？显然不是。神宗是个聪明绝顶之人，这些疑点他不会看不出来。但考虑到奶奶和妈妈流眼泪的情景，想到《流民图》上所画的百姓困苦流亡的情景，想到朝廷内外的压力，他也感到自己的肩上如同有万斤重担一般，有些承受不住了。

女人的眼泪是很有力量的，妈妈或妻子或情人的眼泪更有力量。奶奶、妈妈、妻子三个女人同时流泪，其感染的力量不就更大了吗？

翌日早朝后，王安石亲手把辞呈交给神宗。神宗览后，心情也很沉重，一再挽留。王安石决意要辞职休息一段时间，并向神宗推荐韩绛和吕惠卿，说这二人对圣上忠心，对变法很坚决，也都精干明敏。

韩绛本来是神宗老师韩维的亲弟弟，神宗当然了解其为人，吕惠卿在整个变法过程中，一直立场坚定，始终坚决支持王安石的工作。王安石还对神宗说，许多人从一开始变法就坚决反对，但新法现在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只要继续贯彻执行，注意纠正出现的一些问题，朝廷政事不会有什么大的麻烦。宗室皇亲国戚及保守派所掀起的这场风波主要是针对他王安石来的，只要他退出相位，就可使目前的事态平稳一些。

神宗三次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都没有动心，去意坚决，三次上《乞解政事札子》，坚决要求辞去相位，回家隐居，而且以有病为由不再上朝理事。最后，在四月中旬，神宗终于批准了王安石的请求，下诏书：王安石以使相的身份出知江宁府，安心休息。

第四节 君子之交

两条大官船在从东京通往江宁的水道上缓缓航行。天色将要黎明，东方已经出现曙光。

王安石从深深的睡眠中醒来，他微微动了一下头，觉得头脑非常轻松，这是几年来也没有的感觉。昨天傍晚饭后，他习惯性地在船舱外的甲板上散了一会儿步，觉得浑身疲惫，脑袋有些发涨，就回到船舱里睡觉。

由于心里没有杂事，朝廷里的一切政事都不必再考虑，所以躺下马上就睡着了。夜间仿佛醒过一两次，当时觉得脑袋有些疼，嗡嗡的，可一翻身又睡着了。

这一大觉睡得太香甜了，连梦都没做，或者是虽然做过梦可醒时又忘记了。王安石使劲地伸了伸懒腰，整个身体感到一阵轻松。睡在身边的夫人吴氏早就醒了，可怕惊动丈夫，便没有作声，而是静静地端详着丈夫略带憔悴的面庞。

“唉，这六年多时间，丈夫没白天没黑夜地忙，几乎天天忙到半夜三更，就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这六年，足足等于十六年啊，眼看着丈夫苍老了许多，丰满润泽的前额上出现了几道清晰的皱纹，两鬓也出现了丝丝白发。”想到这里，吴氏感到一阵酸楚。看着丈夫憔悴的样子，吴氏不免有些心疼。她很怕惊醒酣睡中的丈夫，把夹被往上提了提，盖上露出的双肩。

这是熙宁七年（1074）的夏天，王安石已经五十四岁了。从熙宁二年（1069）出任参知政事开始变法算起，已经是六个年头。六年时间里，王安石和神宗皇帝共同谋划军国大政，宵衣旰食，日夜操劳，要承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和压力，他感到传统的保守势力太顽固，力量太强，无谓的争论太多，自己太累了。

这次来自朝廷内外的攻击力度很大，这倒帮了自己的大忙，因为如果不是这种形势，自己还无法从繁忙的政务和无休止的争论中解脱出来。看来一切事情都有正反两面，如果换个角度想一想，一切烦恼和郁闷或许就都消解了。

想到神宗皇帝对自己一再挽留的盛情，王安石从内心里涌动起一阵感激。再想到神宗对变法大业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心，从自己辞相后的人事安排上也可看出其要坚持变法的决心。只要新法能够继续执行，只要对朝廷对百姓有利，我王安石的名位和去留倒是无足轻重的。想到这里，王安石的内心又是一阵轻松。

见妻子正斜倚着身子在看自己，王安石微微一笑，说道：“看什么？这么多年还没看够？你醒多长时间了？”吴氏的脸微微一红，说道：“我醒好一会儿了。很久也没看官人睡得这么香了。我看你这几年都累瘦了，也老多了，两边都有这么多白头发了。”说着，吴氏用她那细长纤瘦的玉指从王安石左边鬓角上轻轻一扽，拽下一根白头发。

“唉——”王安石习惯性地把双手上下一叠，枕在脑后，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人生短暂，曹孟德诗云‘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现在仔细体味一下，真是非常深刻的人生感慨啊。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五十多岁，已经统一了北方，算是干成了一番事业。我如今也五十多岁了，头发白一点不是正常的嘛！变法虽然已见成效，但距离真正意义的成功还相差很远。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圣上顶不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变法大业中途夭折，我的心血岂不就等于白费了吗？朝廷和百姓将会受到更大的损失。如果变法能够成功，就会造福于千秋万代，我就是少活十年二十年也在所不惜啊！”说到此，王安石似乎动了感情，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你就是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变法，做梦说胡话都是变法。想一想这些年吧，因为变法你得罪了多少人，那么多皇亲国戚恨你，那么多大臣恨你。这还不算，那么多朋友也都疏远你，就连两个叔叔有时也对你有意见。真不知道你是图个啥！”吴氏有些嗔怪地说。

王安石瞥了夫人一眼，略带伤感地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

王安石起来，独自来到船头，望着东方的满天朝霞，他贪婪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眺望着时隐时现的钟山，心中立即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极为轻松愉快的感觉。他扪心自问，自己没有丝毫杂念，没有丝毫贪图，就是要为朝廷分忧，为天下理财，心地纯洁，既然如此也没有什么过错，于是自言自语道：“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王安石的思绪又飘向另外一个方向，他不禁想起陶渊明《归园田居》中“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诗句来，不由得暗暗赞叹诗句的高明。自己现在确实有鸟返旧林、鱼归故渊的感觉。

忽然，他的思绪又飘回了这几年中所发生的一些往事上。他最先想到的是自己一直非常尊敬的老前辈欧阳修，内心不禁有些酸楚。

王安石一直非常钦佩欧阳修的学识和人品，只是在变法方面二人出现了分歧。当青苗法刚刚出台的时候，身为地方官的欧阳修竟置朝廷法令于不顾，在本州不执行，而且还一再上书对青苗法进行责难，给王安石出了一道很大的难题，使王安石极其被动。

正是欧阳修和韩琦的两封奏章，使皇宫中的太后皇后们有了口实，使神宗皇帝对新法产生了怀疑。但尽管如此，在其他不执行新法的地方官吏都受到处分或罢免的情况下，王安石征得神宗的同意，专门为欧阳修发一道诏旨，免于对欧阳修的一切处分。这对于其他大臣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从这件事看，王安石是很重情义的人。

二人之间虽然出现严重分歧，但也只是就事论事，从没有对人有过什么不满和攻击。在产生如此大的分歧后，自己出任同平章事时，老前辈欧阳修还写来了热情洋溢的贺启，其中说：“伏审荣膺帝制，显正台司，伏惟庆慰。伏以史馆相公，诚明禀粹；精祲穷微，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登文陛，当万乘非常之知。”

当自己捧读这封宝贵的贺启时，心情很是激动。因为欧阳修轻易是不赞美人的，更从不谀人。一个忠正博学的君子的赞美要比一百个庸人的吹捧更有价值，更令人感到鼓舞。对自己颁布的青苗法是那样的反对，而对自己出任宰相之职又如此的欢欣，这是何等宽广的胸怀啊！这更表明老前辈对自己学识和才能的高度信任。

想到这里，王安石对这位文坛泰斗油然而生怀念之情。欧阳修辞世已将近两年。王安石又想起当欧阳修去世的消息传来时，自己那种悲伤的情景来。

那是二年前（熙宁五年，1072）秋天的一个傍晚，欧阳修的长子欧阳发派人给自己送来丧信，说他父亲欧阳修已经在闰七月二十三（公历9月8日）去世。听到这一噩耗，自己的眼泪马上就下来了。欧阳老前辈不遗余力地奖掖和推荐自己的情景一幕幕出现在脑海中。自己实在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当即伏案展纸，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几乎是用眼泪写成一篇感情充沛的祭文，这才稍微减轻一点悲伤。祭文是这样的：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谓千载而一时。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祭欧阳文忠公文》，四部丛刊本

《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六）

文笔简洁，气势豪迈，韵律优美和谐，高度赞美了欧阳修在文学上的光辉成就和在政治方面所表现的高风亮节，在当时诸文学家所作的祭文中，这是对欧阳修评价最高、水平也最高的一篇。

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王安石和欧阳修都是光明磊落的大君子，有人说什么王安石如何排挤欧阳修，如何讥刺欧阳修云云，甚至将其写进了《宋史》本传，流毒甚广。这纯粹是无稽之谈，不值一驳。本篇祭文仍在，每读皆被荆公之真情深识所动，越发感觉后世诬蔑者之肤浅狭隘。呜呼，韩文公驳斥当年诬蔑张巡、许远二英雄时常谈那些小人不能“成人之美”。孔子云：“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24]都是很深刻的人生感悟。

六月十五，王安石回到江宁府南郊牛首山下的家中。他来到前几年自己在宅院中精心设置的花圃前，看到牡丹、芍药等各种花儿都已经枯萎飘零，心情有些黯然。

几年来，日夜操劳，连赏花的时间都没有，今天有这种闲情逸致，可花儿又都凋谢了。他酝酿成一首七言绝句《初到金陵》以抒写自己的心境：

江湖归不及花时，空绕扶疏绿玉枝。夜值去年看蓓蕾，昼眠今日看纷披。

（卷四四）

去年想看花儿，可白天没有时间，晚上值班时才抽出点空去看一看，结果花儿还没有开，只能是欣赏一下花儿的蓓蕾罢了。今年有时间，白天也有时间可以出去看花儿，可花儿又都凋谢了。王安石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第五节 金陵晚秋

王安石的家在江宁城南郊的牛首山下。自从王益葬在这里后，王安石一家就居住在此地。这里山清水秀，景色优美，距江宁县城四十里，过了江宁县城就是江宁府所在地，千古帝王之州——繁华的金陵了。

金陵从三国时期的东吴开始，直到陈朝灭亡，先后是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的首都，故通常称之为“六朝古都”。

五代时的南唐也把首都建在这里，李后主《虞美人》词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所怀念的“雕栏玉砌”指的就是南唐故国的宫殿。而南唐故国的宫殿真的直到此时还在，只是主人已改，做了北宋江宁府的衙门。所以在当时州府一级的衙门中，江宁府的衙门建筑规模最大，金碧辉煌，颇有气势。

王安石虽然曾经出任过江宁知府，但因为政务繁忙并没有闲情逸致去游览这里的名胜古迹。这次不同了，虽然还有一些职衔，但都是虚的，没有任何实际的工作，真正闲了下来，他要好好游逛一番。

金陵是六朝古都，曾经几度繁华。它位于长江下游的东南岸，东距长江入海口的直线距离大约三百多公里，西有辽阔平坦的江淮平原，东连富饶美丽的江南鱼米之乡，周围有群山环绕，地势险要，自古就有“虎踞龙蟠”之称。

金陵的西面是气势磅礴的长江，东、南、北三面有起伏不平的山岭。浩瀚的长江从西北方向流经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西侧后折而向东，奔流入海，著名的秦淮河如同一条银色的玉带由东南方向向西北方向斜穿过市区，汇入滔滔东流的长江。玄武湖和莫愁湖仿佛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秦淮河的两边。

从金陵到京口（今江苏镇江）之间有所谓的宁镇山脉，宁镇山脉西部的边缘分成三个小支脉，环绕在金陵的东、南、北三个方向。王安石家所在的牛首山属于南面的支脉。

牛首山也叫牛头山，山顶上有两峰，遥遥相对，如同古代都城建筑的双阙，山上还有一座唐代建造的砖塔。紧邻牛首山的南边是祖堂山，山下有五代时期南唐小皇朝的两个皇帝的陵墓。南唐一共有三代皇帝，后主就是有名的词人李煜，因为亡国成为囚徒，当然也就没有建造陵园的资格。而他的爷爷烈祖李昪和爸爸中主李璟则被埋在祖堂山脚下。

到家后，免不了许多亲朋前来慰问，每日送往迎来，也挺忙碌的。数日后才得清闲。好朋友王微之来访，邀请王安石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王安石自然应允。二人不骑马，也不带随从，出了大门信步向南走去。

初秋时节，酷暑早已消退，正是游山玩水的最好季节。和煦的清风徐徐吹来，不凉也不热。漫不经心地走在林间小路上，心中毫无挂碍，那种境界真是舒服极了。二人边走边聊，不知不觉间来到祖堂山脚下南唐李氏二祖的古墓旁。

荒冢古墓，断碑残垣，散漫无序的牛羊在陵园里吃草啃树，闲散无拘的樵夫牧童在荒坟边砍柴吹笛，一派荒凉的景象。二人触景生情，话题不知不觉间便转到了南唐故国的往事上。

南唐的建立者李昪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英雄人物。他从小受过无数的人生磨难，为人养子，经过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才创立南唐。

据李昪自己说他是地地道道的李唐王朝的宗室，是李渊的后代，所以在政治方面有很大的优越性，周边各国与南唐建立外交关系的就有三十多个。当时国势强盛，地域广大，在同时诸国中是个泱泱大国，其实力不亚于占据中原的所谓正统国家。

可是，烈祖李昪死后，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都是昏庸不明之辈，一味追求享乐，不思振作，更主要的是没有治国安邦的政治才能。不到二十年时间，就把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弄得贫穷落后，终于被后起的北宋王朝灭掉。正因如此，他们的坟墓才会如此荒凉。

朝代的兴衰更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那些昏庸腐败的亡国之君依然会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王微之就此事作了一首诗，王安石读后，怅然有感，也和作一首曰《和微之重感南唐事》：

叔宝倾陈衍弊梁，可嗟曾不见兴亡。斋祠父子终身费，酣咏君臣举国荒。南狩皖山非故地，北师淮水失名王。天移四海归真主，谁诱昏童肯用良？

（卷三○）

王安石以辛辣的笔法讽刺了那些昏庸失国的君主。其大意是说，陈后主陈叔宝荒淫误国，丢掉了万里江山；梁武帝萧衍迷信于旁门左道而使社稷倾颓。可惜的是同样在金陵建立王朝的李璟、李煜父子好像没有看到这些亡国之君的前车之鉴，未能吸取他们的教训，君臣沉迷于吟诗赋词，举国荒淫怠惰，终于蹈其覆辙，国破家亡，这才使李昪、李璟父子二人的庙前断了香火。最后一句把其亡国的原因归结到不能任用良臣贤才的方面，可以说是大有深意的。

深秋的一天，王安石身穿便服，也不带随从，只带一名家人到金陵城里游览，他登上秦淮河和长江交汇处岸边高地的一个酒楼，凭栏极目远眺。

只见满目秋色，江水滔滔，江面上烟雨蒙蒙，一只鸟从远处飞来，几只小船正顺江而下，景色凄凉黯淡，天地广阔，江水悠悠，王安石顿时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他吟成一诗道：

怀乡访古事悠悠，独上江城满目秋。一鸟带烟来别渚，数帆和雨下归舟。萧萧暮吹惊红叶，惨惨寒云压旧楼。故国凄凉谁与问，人心无复更风流。

（卷三七）

心情不太好，王安石随便走进这座酒楼的一个雅间，点了几样可口的炒菜，要了一壶上等好酒，自斟自饮起来。几杯酒下肚，王安石想起自己这几年刻意变法的经过来。

在这几年里，各种人物纷纷登台亮相。官场中，如果从对待事业的态度方面来进行考察的话，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干事的，一种是整事的，一种是混事的。

干事的人一心扑在事业上，只想把事业干好，其出发点是对整个天下负责，对百姓负责，对历史负责。但干事就要接触具体问题，就要得罪一些人，天下大治，部门大治，邪人不利，所以干事业的人常常遭受挫折，这也是理之必然。

商鞅变法，秦国大治，本人却被车裂；吴起相楚，国富民强，拓疆展土，自身偏被乱箭射死。桑弘羊提倡盐铁官营，本来是利国利民之举，可后世却一直遭到非议。实在是太不公平了。自己变法以来，就曾多次被人含沙射影地指责为是商鞅和桑弘羊之流。干事难啊！

整事的人则专门好无中生有，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好混水摸鱼，捞取好处。这类人往往专门会看风使舵，精于谄媚之术，经常出入于权贵之家，胁肩谄笑，阴阳人，两面脸，虽然没有什么真本事，但因为会溜须拍马而得势。别看官家的事一样也干不好，可自己家的事却经营得条条是道，安排得井井有条。

与干事的人比起来，这种人因为付出的极少而得到的极多，反而容易受到世俗绝大多数人的羡慕。但是，一万个庸人俗子的羡慕，也不如几位高尚的深知事理之人的崇敬更有价值。媚世取容，这本身就是很庸俗的。

混事的人则浑浑噩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响不响也不管。此类人虽然不会有什么政绩，但也不会有什么罪过。而这种人在官场中始终是大多数。

天色渐晚，夕阳只剩下一抹血红色的余晖，映照在楼头之上。王安石付过饭钱，携带仆人再次来到刚才凭栏的地方。雨过天晴，天色如洗，晴空万里。举目远眺，长江从遥远的西南方向流来，朝遥远的东方流去，水面澄净明澈，不远处青翠的山峰如同刚刚洗过一般。残阳中来往船只在江面上缓缓行驶，一家家酒馆的门口都斜挂着幌子，在秋风的吹拂下轻轻飘摆。江面上还有一艘艘彩绘精美的游船，云淡星稀，河的对面飞起一群白鹭，那景致真是太美了，再高明的画师也难以画出这种神韵。王安石陶醉于眼前的美景之中，惆怅顿消，不由自主地来了兴致，高吟出一曲《桂枝香》来：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卷八○）

本词题为《金陵怀古》，在当时就成为众口流传的名篇。据说当时以此为题并都用《桂枝香》为词牌作词的有三十多人，而这首词在这三十多首词作中独领风骚。

王安石并不以词作名世，但这首词作却是难得的精品。韩文公云：“气盛而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是说人的道德学术修养如果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他所写的文章一定是合于圣人之道的，也一定是精美的，真是千古不替的真理。后来苏轼见到本词后，叹息道：“此老乃野狐精也。”

这一天，王安石还算很开心。

王安石本想彻底地休息一下，完全不过问朝廷之事。可他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从金陵游览回来后，他又有些忧心忡忡了。新法到底推行得怎么样呢？西北形势又如何呢？可千万不要因为我离开相位而影响了国家大事啊！

王安石变法同盟者好友陈升之回乡途中来探望王安石，给他带来好的消息。

元丰元年（1078）夏季的一天，王安石接到驿站送来的一封书信，打开细看，是好友陈升之写来的，内容是说他已经离开朝廷，带着一大堆职衔回家隐居，途中经过金陵，要来拜访王安石，三天后就会到达，请王安石到渡口去迎接。

和王安石同时工作过的陈升之罢相后，以镇江军节度使的身份判扬州，实际没有实职，朝廷也依照惯例给他许多待遇。陈升之和王安石的做法正好相反，他只要出门，便派头十足，陆地上前面鸣锣开道，紧跟着是仪仗队，地方官吏也要送往迎来。如果水路，也是乘坐豪华的客轮，旌旗招展，前呼后拥。只要是他一经过，就要弄出点动静来，让那里的百姓知道有大官经过。

因为途中经过金陵，他便想前去探望王安石。因为他们都是朝廷高官，因此陈升之特意请示皇帝，得到万岁的批准，那叫奉旨探望前宰相，于是这派头就更足更大了。从扬州出发，沿着长江而西行，楼船衔接，前面有开路引导船，一切船只都要回避，陆地上有人向前面的地方官报告，虽非惊天动地，也搞得四邻不安。

王安石听说陈升之要来看望他，他太了解陈升之了，知道不能不搞排场。他也不好意思阻止，于是便自己亲自到江边去迎接。他自己依旧骑着那头小毛驴，让仆人雇了个二人抬的小轿给陈升之坐。来到江边静静等候。

陈升之快到江边才发现荆国公王安石已经到了，仆人拉着小毛驴，王安石旁边一个小轿，是二人抬的，最简陋最轻便的轿子。王安石也看到陈升之了，向他拱手作揖表示欢迎。陈升之急忙制止其他人的喧哗和一切仪式，向王安石还礼，接着下船，乘坐那个他从来没有坐过的小轿跟随王安石来到牛首山下简陋的住所中。

从此之后，陈升之再也不讲排场了。

第十一章 东山再起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

第一节 将才与帅才

王安石最关心也最担心的是西北前线的情况。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从相位上退下来，保守派的一些人一定会千方百计地破坏西北边事和阻挠新法。王韶面临的压力更大。而富国强兵正是这次变法的主要目的和成功与否的关键。他怕王韶由于自己的离位而动摇，便首先给远在西北的王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某启：久不得来问，思仰可知。木征内附，熙河无复可虞矣！唯当省冗费，理财谷，为经久之计而已。上以公功信积著，虚怀委任，疆埸之事，非复异论所能摇沮。公当展意，思有以报上。余无可疑者也。某久旷职事，加以疲病，不能自支。幸蒙恩怜，得释重负。然相去弥远，不胜拳拳。惟为国自爱。幸甚不宣。

（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

这是王安石给王韶写的第四封信，鼓励王韶要以国家为重，为朝廷和圣上分忧。虽然自己离开了相位，但边陲疆埸的事，功绩是明摆着的，不是反对派舆论所能动摇和改变的。劝他不要有顾虑。

朝廷中的情况又怎样呢？王安石辞相后，一段时间里风平浪静。保守派的攻击力度减缓了，两宫太后的脸上有了笑容，再也不向神宗流泪了。曹太皇太后得寸进尺，向神宗提出要求，要全面废除青苗法、市易法、免行钱等一系列新法，神宗没有答应。

太皇太后曹氏之所以敢如此干预政事，除了她是仁宗皇帝的皇后，名分上是神宗的奶奶外，还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她是英宗皇后即高太后的亲姨娘，而高太后当初能够被立为皇后，与这位老妇人有关，英宗以旁支而入继大统，也与她有关。所以，高太后对她一直特别尊敬，而神宗对这位奶奶也很敬重。

再一个原因就是她手中还有一把撒手锏，这就是她始终珍藏着一个精美的宝匣，从来也没打开过，也不让旁人看，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因为高太后和神宗对她一直特别好，故她也就一直没有打开过。

后来一直到元丰年间（1078—1085），她在病重时才把这个宝贝匣子交到神宗手里，临死前嘱咐说，等她死后，才可以打开匣子观看，但千万不要为此而对任何大臣治罪，一切都要像未打开匣子以前那样。让神宗看匣子里面的东西，主要是希望神宗能够理解今天皇位得之不易，要加倍珍惜，要善待祖宗，善待百姓，千万把天下治理好。

待她死后丧事办完，神宗打开匣子一看，里面保存的都是当年仁宗在选择接班人时，许多大臣坚决反对选择英宗入继大统的奏章。可见仁宗最后确定英宗为嗣子是做了很大努力的。而如果不是皇考英宗继位，自己今天又怎能成为天子呢？饮水思源，神宗不由自主地流下几行热泪。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变法进行到底，把天下治理好，这才能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先人。当然，这些都是几年后的事，此处顺便带过。

保守派及皇亲国戚等以为王安石一离开朝廷，新法很快就会被废止。他们也有些太乐观，以为新法的制定与推行就是王安石一手搞成的。其实，变法之所以能够进行，关键人物是神宗而不是王安石，所以，当他们要全面否定新法、废止新法时，神宗当然不能答应。

在王安石离开政坛之前，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意见，对执政人员进行了重新安排。坚决支持新法而又很有社会名望，在保守派阵营中也很有威望的韩绛被任命为同平章事，是正宰相之职，接替王安石的位置。

变法的中坚力量，王安石左膀右臂之一的吕惠卿被提拔到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职位上。这样，执政大臣依然以变法派为主体。所以，新法依旧在运行中，只不过做了一些局部的修订而已。

宗室内的保守势力和对新法恨之入骨的皇亲国戚及保守派大臣想要动摇新法的企图没有成功，就开始攻击韩绛和吕惠卿，称韩绛为“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护法善神”。这样的称呼倒恰恰说明二人在维护新法方面的立场和功绩。

王安石离开政坛后，保守派把主要精力用在企图废除新法方面，放松了对变法派人员的进攻。他们以为，变法派中只有王安石学识渊博，能力最强，只要把王安石攻下台，就可以把新法再变过来。

过一段时间，他们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只要是变法派执政，新法就不可动摇，于是又转变方向，对变法派的骨干人物开始攻击。

在王安石离去前，变法派内部已经产生分裂，这就是曾布和吕惠卿争权夺势。曾布见当时保守派势力太强，立场便产生动摇，联合保守派攻击王安石重用的吕嘉问，企图通过整治吕嘉问来扳倒吕嘉问的直接上司吕惠卿，这样就可以取代吕惠卿的地位而成为变法派的第二号人物。

他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吕惠卿是王安石最信任的人，当时主管市易司，如果全面否定市易司的工作则正好中了保守派的圈套，则将动摇整个新法。更主要的是保守派对吕嘉问的攻击全是望风捕影之事，神宗和王安石当然不会上这个当。结果是吕惠卿不但未被扳倒，反而又提拔为参知政事了，曾布如何能咽下这口气？

曹太皇太后和高太后还都很健康，这两位老妇人见王安石虽然离去，可新法依旧在实行，便不断地向神宗施加压力。变法派内部的曾布对吕惠卿更是耿耿于怀，恨不得尽快把他赶出朝廷，保守派势力见有机可乘，便加强进行夺取执政大权的活动。变法派面临着新的威胁。

曾布在吕嘉问一案时已经很被动，他的奏章在排挤王安石出朝廷方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他的人品马上就被人们所鄙视。而且，他弹劾吕嘉问的证据也不充足。神宗命章惇和曾孝宽调查处理此案，彻底根究市易司事，详细核查市易务与曾布的奏文。八月间结案，原来曾布所奏之事全是望风捕影，与事实不符，曾布以“不应奏而奏，奏事诈不实”的罪名出知饶州，离开了政治中心，对吕惠卿已经构不成威胁，真正的威胁还是来自保守派。

毫无疑问，吕惠卿确实不是执政大臣的材料，他只能做具体工作而缺乏统筹全局的能力，只是个将才而不是帅才，也正因如此，自从王安石罢相后，变法派就缺少一个核心人物。这就使许多政客跃跃欲试，都想要一试身手，尝试一下当宰相的滋味。而争夺最激烈的当然是最有希望的几个人。

开始时，保守派见王安石离去，都把希望寄托在吕嘉问一案上，以为通过此案可以打倒吕惠卿，只剩一个曾布就好对付了。没想到会出现那种结果，所以他们不得不赤膊上阵。

公开跳出来打前阵的还是郑侠，他又上了一书，说吕嘉问一案问案不公，吕惠卿“朋党奸邪”，请求罢免吕惠卿，起用冯京为相。郑侠的做法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本来想把冯京推到副宰相的位置上，结果却恰恰露出了这个一直隐藏在幕后的人。

神宗见到郑侠的奏章，勃然大怒，龙脸都气红了。对于郑侠把《流民图》交到深居宫中的两宫太后手里，增加两宫太后对自己施加压力的砝码，神宗本来已经大为不满，但考虑到王安石也该休息一下，而且如果深究此事的话，可能要牵涉到两宫太后，所以就把气忍住了。今天见郑侠公开提出要罢免吕惠卿而重用冯京，大有向变法派下战书的性质，神宗怎能不十分生气？于是免去郑侠的一切官职，编管汀州，把郑侠监视起来。

神宗的内心深处对变法一直是非常坚定的，对王安石也非常信任和敬重。神宗知道郑侠的奏章不是孤立的，一定有很深的背景，后面还有人。

这时，吕惠卿又提出要对郑侠进行彻底追究，要追出后面的黑手。神宗批准，对郑侠攻击免行钱事、献《流民图》事以及这次上奏章之事数案并办，同时调查。调查的结果果然像预料的那样，郑侠的行动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其后台便是参知政事冯京。

冯京是三朝元老富弼的女婿，他的立场基本上是站在保守派方面的，只不过态度不像司马光和苏轼那样明确坚决罢了。因为有富弼的关系，而冯京本人也很有才能，所以王安石执政时把他提拔为枢密副使，后来又晋升为参知政事。

他见变法派内部产生分裂，有机可乘，就想混水摸鱼，弄个宰相当当，于是指使郑侠献图上书，来个各个击破的战术，把变法派一个一个地挤出朝廷，没想到弄巧成拙，不但未当成宰相，反而把参知政事这个副宰相的头衔也弄丢了。神宗一怒之下，让他到亳州去当知州。

郑侠被编管，冯京被除外任，保守派的进攻又一次失败。这时，因为当年阻挠王韶经营西北而受到贬谪的李师中见王安石离开朝廷，也试探着对变法派进行攻击，以天旱为由，说只要神宗皇帝能重用有威望的大臣，如司马光和苏轼、苏辙兄弟等，老天爷马上就会下雨，遭到神宗的严厉批评。

新法还在继续推行，韩绛和吕惠卿还在继续执政。保守派的进攻已经不见效果，神宗坚持变法的决心没有动摇。然而，吕惠卿本人的一个做法却又引起了一场风波，使得天下骚然，朝野震动，又出现了一场社会大地震。

吕惠卿见保守派的进攻没有奏效，曾布又远离朝廷，便想要干出点样子来给世人看看，我吕惠卿也是个人才，离开王安石照样可以出台新法。

这时，下边有人报告说免役法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新问题，即有人隐瞒自己家的财产情况，逃避或少交免役钱。吕惠卿便利用这种情况大做文章，要出一出风头，采纳他弟弟吕升卿的意见，新创造一种办法，起名叫作“手实法”，以此作为免役法的补充。

所谓的“手实法”，实际上类似后世的私人财产登记，即把天下百姓按照居住区进行财产登记，由户主向当地政府申报。各类物品，由国家制定参照价格，再由各地方政府掌握一定程度的地方差价。凡是固定的财产，每户都要如实申报，不得隐匿。如有隐匿者，一旦查明，隐匿的财产就没收充公。因为你自己没有如实申报，没办法认定到底是不是你的财产。

又规定了相应的鼓励措施，鼓励知情者对隐匿财产的人家进行举报。凡举报属实者，用查没财产的三分之一奖励举报人。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有很大的吸引力。

手实法出台后，扰得天下纷然。官吏们趁机大捞外快，对百姓挨家挨户进行财产估算，一条地垄一根椽子都要登记上册。有的无赖之徒专门到处去探访谁家隐匿了什么，然后便进行敲诈勒索。

一时间把天下弄得乌烟瘴气，到处鸡飞狗跳，百姓怨声载道。吕惠卿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反对手实法的奏章不断地上交到神宗皇帝的手中。

神宗皇帝对吕惠卿的一些做法早就有些不满。一个是吕惠卿执政不久，就把他自己的两个弟弟提拔起来，这令神宗有些瞧不起；再就是吕惠卿在处理追究郑侠和冯京之事时，千方百计也要牵进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从而达到牵连王安石的目的。这样就可以抑制王安石，避免王安石东山再起，他便可以长时间执政，显出其心胸十分狭窄，权势欲太重，缺乏应有的厚道，不是君子之所为。

手实法的事件一发生，神宗对吕惠卿的信任更加动摇，他又想起王安石了，觉得王安石无论从学识还是从人品才干上，吕惠卿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两人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于是，神宗下决心要请王安石再度出来执政。可王安石已经有些伤心，能接受任命再度出山吗？

第二节 明月何时照我还

熙宁八年（1075）正月末，王安石接到朝廷发来的诏书，请他马上返回京师出任同平章事之职，继续执政。圣旨上语气坚定诚恳，似乎没有推辞的余地。

王安石一下子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回去继续执政，对官场中的那些琐事应酬、明争暗斗、相互倾轧实在有些厌腻了，他从内心里不愿意再去。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神宗皇帝的知遇之恩又使他无法坚决推辞。

从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信任和尊重程度来说，在古代帝王中也是不多见的。神宗是经过慎重选择，力排众议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一年后拜相，其后一直信任有加，尽管有那么多人攻击诽谤王安石，可神宗皇帝始终信任不疑。

去年春夏之际，由于免行钱风波，在自己受到几面夹击的时候，神宗的压力也不小。在这种十分艰苦复杂的情况下，神宗并没有对自己产生怀疑，对变法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当时，是自己审时度势，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的局势，减少一下神宗的压力，而且自己也感觉太累了，几次上札子，恳请辞去相位休息一段时间，神宗这才勉强有条件地批准了。

当然，王安石一再要求离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长子王雱当时患有重病，在京师中环境不好，不适于疗养，回到故乡，也便于给儿子治病。

离开京师的时候，神宗一再嘱咐王安石要安心休息，好好养病，对他儿子王雱的病情也很关心。虽然解除同平章事的宰相之任，可神宗又任命他为“观文殿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军府事”，品级并没有什么变化。可见圣宠不衰。

回到江宁后，不到一个月，神宗就派中使即内侍专程前来看望他，并送来一些营养保健药品。关切之情，令人感激。

大约一个多月后，弟弟王安国在郑侠和冯京一案中被吕惠卿所整治，说他和冯京同是后台，共同要赶王安石下台，反对新法。王安国一口气窝在心中，病重不起，在八月十七日郁闷而终。

王安石极其悲痛，这时，神宗皇帝再次派人专程前来慰问，王安石又是一番感动。神宗皇帝对自己可谓天高地厚，恩德无边，这样的君主需要自己再出山执政，即使是累死，也不应该推辞。

此处顺便交代一下王安国在郑侠一案中到底是怎么回事。王安国和郑侠确实认识，以前关系也很不错。郑侠献《流民图》对新法发动进攻后，有一次在途中遇到了王安国，二人打过招呼后，谈起了新法之事。郑侠说：“尊兄学识渊博，为人正派，是个君子。只是被小人所误，才变乱法度，把事情弄到这种地步。”

王安国马上接过去说：“不能这样说，我兄长是为天下苍生社稷着想，才挺身而出，改革图新，承担一切重任的。兄长是有主见之人，非小人所能蒙蔽。”吕惠卿便说他们俩在一起共同图谋，反对新法。

后来又有人到处散布说，王安国参加了郑侠和冯京攻击王安石的活动，这种谣言的目的是要诬蔑王安石太不近人情，连他的同胞弟弟都反对他。把王安国之死安在郑侠被编管之后，这便是颠倒事实的胡说八道。王安国之死是在王安石罢相回江宁之时，时间是八月。而郑侠之编管是在第二年的正月。这年的二月，王安石则又回京师执政了。

又过不久，儿子王雱的病情时好时坏，医疗效果不佳。不知道消息怎么传到京师，神宗再特派中使专程前来慰问，并派医术高明的冲静处士张谔来为其治病，这更令王安石感动不已，不断地用袖口擦拭溢出的泪花。

另外，朝廷中的情况也确实堪忧，韩绛被称作是“传法沙门”，也只是继续执行新法而已。吕惠卿虽然被称作“护法善神”，但由于本人总想要搞名堂，有急功近利之心，社会声望欠佳，故大失民心。而他一手搞起的“手实法”更是害民扰民的弊政，弄得民怨沸腾，如果不赶快想办法纠正的话，会给新法抹黑，再严重些或许会成为保守派反击新法的突破口。这些情况，都迫使王安石不得不违心地再度出山执政。

王安石再度出山执政还有一个间接的原因，这便是对契丹关于边界问题的挑衅如何对待尚未确定，神宗和其他几位老臣都软弱胆怯，王安石担心处置不当会给国家造成损失。当时的许多片段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那是熙宁六年（1073）冬天，契丹派使臣萧禧来，说宋朝边防军的口铺侵占了蔚、应、朔三州[25]契丹的地面，要求重新划分地界，要以分水岭为界，但又指不出哪个地方才是分水岭。

这三州都属于燕云十六州，是后晋石敬瑭为借兵而割让给契丹的，所有疆界都是当年划定。除了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契丹到北宋界内的长连城和六蕃岭两地设置了口铺，但很快就被宋军拆毁，而辽兵撤回去，其后再也没有来，并没有任何边界争执，两国已经将近一百四十年没有边界问题。

契丹提出的蔚、应、朔三州，如果以山西大同为坐标的话，就是在大同以东今内蒙古境内的蔚县向西偏南方向的山西应县，再向西偏南的朔州市，基本是东西偏南走向的一条线。一百多年相安无事，现在却突然派专使来说要重新划界，没有任何道理，故纯属挑衅行为。

对辽国大使萧禧的到来，宋神宗极其紧张，又是亲自接见，给予高规格的待遇，又是秘密手札征求老臣韩琦和富弼的意见。后来由于王安石的坚持，神宗才同意不马上给予答复，而让吕惠卿写了一封不痛不痒的信带回辽国。但这件事尚没有结论，王安石担心契丹再来，神宗不能抵挡保守派大臣们的投降主义，一再退让，那对国家利益将是很大的损害。

儿子王雱的病情经过几个月的调养也有很大的起色，在神宗的一再督促下，王安石于二月中旬的一天起身，依依不舍地离开依恋的故居，乘坐官船北上。

一天的水路，王安石的心情一直郁闷，仿佛是轻阴天，始终露不出日头来。傍晚，船停靠在金陵以东第一水路军事重镇京口对面的瓜洲渡口。

由于心绪不宁，故王安石很长时间不能入睡。可能是快到望日了，银盘般的月亮从东方的江面上冉冉升起，皎洁的月光洒满寰宇，整个天下成为银色的世界。江面上一片寂静，水波粼粼，仿佛神话般的境界。王安石不由得想起唐代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开头那段描写来，竟不由自主地朗声吟了起来：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这自然的美景与诗中梦幻般的境界重合为一，真是太美了，太迷人了。王安石此时此刻才进一步领略到这首诗的妙处，赞叹不已。

想到江南如今已是一片绿茵，一年一度的春风再次吹遍大地，新的一年又开始了。宇宙无穷无尽，无始无终，而人生则太短暂了。正因为太短暂，所以人生就更宝贵。然而，什么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呢？就像今天晚上，就像现在，心中没有任何负担，没有任何挂碍，尽情地欣赏享受着清风与明月，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这才是人生的真谛。他的心中产生一种难以形容的愉悦之感。

忽然，他的心绪又回到现实。几天后又要回到朝廷，又要陷入永无休止的烦琐的政务中，他真感到有些厌倦，但又无可奈何，他盼望着能尽快把新法推行的形势稳定下来，一旦可以脱身，自己要尽快退出名利场，再过这种无拘无束的隐居生活。什么时候能再回来呢？他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泊船瓜洲》，抒发自己的心情道：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卷四三）

刚刚离开家，才走到半路就想着要回来，可见王安石确实是太厌倦官场了。

经过十几天的颠簸，王安石一家到达京师。王安石马上去觐见神宗，神宗非常高兴，慰问一番，并让王安石稍事休息后立即到中书省主持工作。

王安石离任不到一年，大的政策方针都没有变化，一切新法都在执行。存在的问题只是需要调整一些具体条文，最突出的问题是手实法，民怨太大，也确实需要进行大的变动。

但此法是吕惠卿一手炮制的，而且在王安石离相后他所独自制定的只有这么一项附属性的法规。如果一上任就罢除，实际上几乎等于否定了吕惠卿一年的工作，所以，王安石有一定顾虑。并且，在当初内外夹击进攻新法、攻击王安石的时候，变法派的骨干曾布都站在保守派一边，上奏章要求查办吕嘉问，情况十分复杂。在这个关键时刻，吕惠卿始终坚定地站在新法一边，才使形势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一点，王安石还是很感激和赞佩吕惠卿的。

但不管王安石如何努力，他和吕惠卿的矛盾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王安石回到京师任职，就决定了他和吕惠卿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因为吕惠卿早就想要坐宰相的交椅，曾布离开朝廷，如果王安石不回来，再提拔宰相就非他莫属了。所以，他最害怕的就是王安石东山再起。吕惠卿追治郑侠一案，千方百计牵进王安国，其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遏止王安石复出。王安石此次一回来，吕惠卿怎能不如芒刺在背呢？

王安石很谨慎，对手实法所造成的不良后果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整个形势又稳定下来。六月，神宗又加任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之职。王安石的实际权力和待遇再次提高。王安石连上三个札子推辞，神宗不允，只好接受。

数日后，神宗又授王雱为龙图阁直学士。王安石见到圣旨，感激之余又感到十分不安，因为儿子王雱一直在自己身边看病，没有做什么实际工作。

王安石想，神宗这样做，是表示对自己的恩宠。但这样做恰恰对自己不利，对朝廷也不利。自己接受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的任命，虽然也有些过誉，但毕竟自己做了许多工作，于道理上也说得过去。可儿子纯粹是无功受禄，王安石寝食不安，于是便决心坚决推辞这一任命，连上三道札子。其中第三道札子说：

自尔以来，雱以疾病随臣，不复与闻经义职事。今兹罢局，在雱更无尺寸可纪之劳。不知何名，更受褒赏。非特于臣父子私义所不敢安，窃恐朝廷赏罚之公，如此极为有累。伏望圣慈，察臣恳悃，追寝误恩。非特臣父子曲蒙保全，亦免众人于圣政有所讥议。

（卷一八）

言辞恳切，出于至诚，一片忠正爱国之心，道理说得清清楚楚。神宗见到这封札子，也没有再坚持。

绝不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或家人谋一丝一毫的名声和利益，皇帝主动给的都一推再推，无功受禄的事更坚决不做，不但自己如此，要求自己的家人也是如此，这才是一个正直有德之人所应有的品德。仅此一点，王安石就值得我们永远的尊敬与怀念。与那些拼命钻营、没有什么德能却什么名利都要的庸俗势利小人相比，真不只是天壤之别了。呜呼！凡名高于实者，都可鄙视。韩文公曰：“内不足者，急于人知；霈焉有余，厥闻四驰。”妙哉。

九十月间，吕惠卿因为他弟弟的事又遭到人们的弹劾。他用弟弟吕升卿主持国子监选拔贡生的考试，吕升卿以权谋私，将其才质平庸的内弟方通录取为高等。这本来一直是个非常敏感的地带，因为这直接涉及科举考试的前途。舆论界大哗，吕惠卿兄弟的名声本来就不佳，这件事如雪上加霜，使其名声更受损害。

吕惠卿也是个非常精明的人，他知道自己当宰相的企图已经彻底没有希望。王安石重出后，很明显在培养重用王珪和吴充，而自己又不断遭到舆论界的攻击。于是吕惠卿几次要求出外任，离开朝廷。

神宗进行挽留，王安石也到他家中去进行劝说，但吕惠卿坚决要离开，最后得到批准，以本官出为陈州知州。吕惠卿临走时，向神宗建议一切采纳王安石的意见，变法大业定能成功。

吕惠卿走后，王安石很快就废除了手实法，民怨渐渐平息下来。

新法在健康地运作，朝廷各项工作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王安石有意地把主要工作交给王珪和吴充去做。他发现王珪为人忠诚谨慎，虽无创业的能力，但守业还是绰绰有余的。

第三节 君臣分歧

新法是逐渐平稳下来，开始正常运作。其实，社会秩序的运转也像前进的列车，一旦纳入某一轨道便会产生很大的惯性，只要这个秩序是确定的，不朝令夕改，那么这个社会运转的大轮子便会按照自己的轨道前行。

变法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如青苗法、免役法等主要新法都已经正常开展，而且以其实际的社会效果证明了这些新法的正确。国家财政大大好转，国家的军事实力也在迅速提升，潜在的军事力量更是不可小觑。

这些，都使王安石感觉很轻松。王韶建立的熙河路，阻住了西夏对宋国进攻的道路，西北已经建立起稳固的边防，目前他可以专心来对付契丹了。正是由于对契丹态度的不同，才促使王安石产生坚决辞相的念头。

由于去年秋季没有实现重新划界的愿望，听说王安石复相，辽国便派萧禧再度来到汴京，再次提出重新划定蔚、应、朔三州地界的问题，其实是来试探宋朝的底线。仔细琢磨，这是契丹进行的外交斗争。

契丹君臣都很惧怕王安石，早在仁宗皇帝嘉祐五年（1060）春天，王安石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时，曾经奉命以“伴送使”的身份送契丹使者到边境。

王安石《伴送北朝人使序》说：“某被敕送北客至塞上，语言之不通，而与之并辔，十有八日。”在这次担任伴送使的十八天里，王安石和契丹使者吃住在一起。当途中经过王村时，一些小孩扒墙头观看，王安石写作《王村》诗道：“晻霭王村路，春风北使旗。尘催轻骑走，寒咽短箫吹。揽辔联貂帽，投鞭各酒卮。纷纷小儿女，何事倚墙窥。”[26]心情有些酸溜溜的。

当进入贝州（今河北邢台清河）境内的时候，遇到沈遘出使契丹归来，按照规定，使者相遇，不能见面说话，王安石看着沈遘的车马向南方驶去，只是远远看见道路的尘土而已。王安石写《道逢文通北使归》一诗道：

朱颜使者锦貂裘，笑语春风入贝州。欲报京都近消息，传声车马少淹留。行人尽道还家乐，骑士能吹出塞愁。回首此时空慕羡，惊尘一段向南流。

（卷二九）

最后两句羡慕对方完成使命回归京师，而自己还要向北方行进，厌倦这种陪伴使身份的意味可以体味出来。《出塞》诗记载到达边界时的情景，“涿州沙上饮盘桓，看舞春风小契丹。塞雨巧催燕泪落，濛濛吹湿汉衣冠。”“春风小契丹”应该是一个舞蹈，或许是欢送契丹使者归国时的节目。《入塞》一诗分明记载送行使命完成时的状况：“荒云凉雨水悠悠，鞍马东西鼓吹休。尚有燕人数行泪，回身却望塞南流。”“鞍马东西鼓吹休”是说鼓吹已经结束，人马各向东西分别而行。

王安石始终不卑不亢，礼数不差，但丝毫没有一点谄媚相。与其他伴送使大不相同，令契丹人另眼相看。王安石的《北客置酒》诗最后四句说：“酒酣众吏稍欲起，小胡捽耳争留连。为胡止饮且少安，一杯相属非偶然。”[27]可以看出当时王安石曾经制止一次手下人和契丹随从因喝酒而产生的争执。显然是喝酒喝到一定程度，王安石手下的人想要离席，而契丹人揪着耳朵不让走，实际是过分的热情。契丹人是北方少数民族，热情豪爽，但有时豪爽热情得过分，所以王安石才命下人再稍微陪一会儿，是为了使这些胡人安定下来。

《白沟行》诗则集中表现了王安石这次出使的感慨：

白沟河边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蕃使常来射狐兔，汉兵不道传烽燧。 万里锄耰接塞垣，幽燕桑叶暗川原。棘门灞上徒儿戏，李牧廉颇莫更论。

（卷七）

现在的李壁注本中是一首古诗，但我怀疑是两首七绝，只不过是诗题没有明确说“二首”罢了。白沟当年称作拒马河，是宋辽两国界河。前四句诗说原本是内地的白沟如今成了边界，大宋王朝年年在这里送往迎来契丹的使臣。契丹贵族经常来这里打猎，宋国的军队则绝对没有任何的军事警备。后四句说契丹境内一片繁荣景象，而宋朝军队以及边庭将帅如同儿戏一般，根本没有任何战斗力和威慑力。已经表现出王安石对于边境以及军队问题的极其不满。

这次王安石担任伴送使的经过，使契丹使者和随从都很敬畏他。后来王安石执政变法，使宋国富足强大起来，尤其是王韶用招抚和军事进攻的手段扩大了向西北纵深一千八百里的版图，建立熙河路之举，令契丹上层很恐慌。因为一百多年来他们根本不把宋朝的武装力量放在眼里。契丹不侵略宋朝的原因正像王安石分析的那样，是因为宋朝每年进贡的白银布帛数量庞大，比他们发动战争抢掠划算多了，这才百年相安无事。

契丹上一年提出重划边界，本来也是试探。当时王安石还在执政，说服神宗没有答应。但大使萧禧和契丹上层都看出来，在这个问题上王安石和神宗的意见是不统一的。于是听说王安石复相，便再来试探，而且态度要稍微强硬点。即使不能达到目的，也能加深神宗和王安石的裂痕。只要王安石退出政坛，契丹的威胁便基本解除了。

契丹的这着棋确实很厉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王安石和神宗产生了很深的矛盾。

王安石是首席宰相，对于这些问题是一定要负责的。于是他派出大学问家沈括作为特使前去边境进行勘测和谈判。沈括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位大名人，他生于公元一○三一年，比王安石小十岁，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浙江杭州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人。此人学问渊博，天文地理，诸子百家，无所不精，对于宋朝和契丹所谓边界问题的历史沿革更是十分精通，谈起来如数家珍，而且沈括基本上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他完全理解王安石的思想和意图，因此王安石把地界谈判的大权交给他。

为使神宗安心，王安石曾主动去安抚神宗道：“契丹没有什么可值得忧虑的。萧禧前来是何等小事！而陛下连开天章阁，召见执政大臣，又开始匆匆忙忙调集粮草和军队，纷纷扰扰，契丹怎么能不知道？我担心契丹在窥探我们的心理防线，恐怕会狮子大张口而要求无止。”

神宗道：“如今中国没有对抗抵挡契丹的力量啊！所以应当如此。”

王安石说：“以为暂时没有足以阻挡其侵略的准备才更不应该这样做。凡是谦卑而使敌人骄傲，能而示之不能者，都将会致敌。如果现在不想让敌人来，怎么可以如此慌张而显示我们无能？况且契丹是四分五裂之国，有什么能力大举进攻我们国家？”

神宗还是胆怯，道：“契丹岂是可以轻视的国家？当年柴世宗所以能够战胜契丹，是因为契丹是睡王统治的时代。”

神宗所说的“睡王”是指辽穆宗，此人是契丹国第四任皇帝，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长子，母为靖安皇后萧氏，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和暴君，他在位的十八年是辽朝政治的黑暗时期。柴世宗历史上习称后周世宗，后周世宗柴荣，是五代时期后周皇帝，在位六年。整军练卒、裁汰冗弱、招抚流亡、减少赋税，使后周政治清明，百姓富庶，中原开始复苏。周世宗又南征北战，西败后蜀，夺取秦、凤、成、阶四州；南摧南唐，尽得江北、淮南十四州；北破契丹，连克二州三关。在议取幽州时病倒，不久去世，年仅三十九岁，庙号世宗。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当时契丹正是睡王统治时期，如果周世宗再活几年，以他的英明和北周蒸蒸日上的国力，重新夺回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惜，他英年早逝，从此燕云十六州成为中原政权的一块心病，一直到两宋的灭亡。

见神宗这么说，王安石马上解释道：“陛下不是睡王，而契丹国主也不是柴世宗，陛下何必忧虑太过？忧之太过，则忧伤怯懦之情就会表现出来，是灭自己志气而长敌人威风，况且萧禧的愿望是不可以满足的。如果满足他的要求，他回去一定会受到重赏，那么就会打开契丹一些人通过谋求中国取得富贵之欲望的大门。这是招致敌兵之道也。”

神宗听得有点不耐烦，便道：“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让朕好好想想。”

王安石的苦口婆心并没有起到作用，神宗不知着了什么魔，就是惧怕契丹。或许是前几代君主留下的“恐辽”后遗症的基因在产生作用？

沈括已经秉承王安石的意见前去谈判。神宗总是忧心忡忡，害怕契丹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于是私下里秘密用手诏征求老臣富弼、韩琦、曾公亮、文彦博等人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神宗对于王安石的意见已经听不进去了。很快，韩琦和富弼都给神宗上了奏疏。

韩琦和富弼的意见基本是一个调门。先看韩琦的答复：

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长，耕牧自足，未尝为边鄙之患。向闻强取其地，建熙河一路，……而河州或云地属董毡，董毡即契丹婿也，即恐辟地未已，岂不往诉？而契丹闻之，当谓行将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

北边地近西山，势渐高仰，不可为塘泊之处，向闻差官领兵，遍植榆柳，冀其成长，以制虏骑。然兴于界首，无不知者，昔庆历慢书所谓“创立堤防，障塞要路”，无以异矣。然此岂足恃以为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

自虏人办理地界，河朔缘边与近里州郡，一例差官检讨，修筑城垒，开淘壕堑。赵、冀、北京，展贴之功，役者尤众，敌楼战棚之类，悉加完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备足，逐处兵甲器械，累次差官检视，……此皆众目所睹，谍者易窥……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

近复置立河北三十七将，各专军政。……雄州地控极边，亦设将屯兵，……以至预籍上户车马驴骡，准备随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盖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

夫北虏素为敌国，设施如此，则积疑起事，不得不然，亦自善自为谋者也。……

望陛下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释虏疑，万一听服，则可迁延岁月。……如其不服，决欲背约，……虏人果来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驱逐，大帅持重，以全取胜。自此彼来我往，一胜一负，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即未知何时复遂休息也。

（《韩魏王家传》卷一○）

韩琦和富弼回答神宗皇帝的奏疏都保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二中，都很长，我详细阅读了全部内容，产生很多感慨。更加感到王安石当时处境的艰难，我也能理解王安石第一次坚决辞相原因的复杂性。

我们先分析一下韩琦回答神宗手诏的意见，他认为契丹的这种挑衅是有理由的，是我们国家无事找事。招徕的原因便是变法后的各种举措。1.秦州一带本来是契丹、西夏、我们宋朝三不管的地带，新法去招抚那些部落，建立熙河一路。契丹看见和听说后，一定怀疑将要涉及他们国，所以产生怀疑。2.新法在边境广泛栽植榆树和柳树，用来防备契丹的骑兵，这样就阻碍了契丹骑兵的长驱直入，这是令契丹产生怀疑的第二点。3.自从变法以来，加强边境守备，修建防守工事，这是众目睽睽之下的举动，难免引起敌人的怀疑。4.在北边设置三十七将，驻扎重兵，契丹当然怀疑。结论是：请废除新法以来的一切举措，销毁一切边备，撤回边防军队，契丹自然就没有怀疑了。如果这样还不能解除对方的疑虑，一定要来进犯，则只能抵抗了。但胜负难以预料。

连招抚蕃部建立熙河路扩大领土这样明显的千秋功业都给否定了，并委婉地否定了变法以来的一切措施，保甲法、置将法等都被否定。边境植树阻挡侵略者的骑兵入侵难道也错了？边防驻军保卫国家安全难道也错了？真是岂有此理！加强练兵，提高军事实力，修筑边防战备工事以保证国家安全，难道也错了？真是岂有此理！只有让契丹随时可以大举进攻，让契丹的骑兵发动侵略战争时没有任何阻碍才是对的？真是岂有此理！

富弼回答的意见基本和韩琦一致，更加软弱谦卑，反复劝神宗“纳污含垢，且求安静”，“向有宣传陛下决为亲征之谋，中外益更忧惧，心陨胆落”。而且富弼比韩琦还多一层担忧，这就是：“须防四方凶徒，必有观望者，谓国家方事外，虞其力不能制我，遂相聚啸，蜂猬而起，即事将奈何？”[28]很明显这是防止内部的农民起义。这是典型的“御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后来慈禧太后“宁给外敌不给国贼”的臭名昭著的论调、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与富弼的这种论调如出一辙。这是当时许多保守派反对王安石保甲法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推行保甲法的过程中，保守派大臣反对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不能让农民手中有武装，会打仗，因为农民有武装会打仗的话，一旦造反朝廷则难以镇压。神宗也为这种理由而多次动摇过。后经王安石反复解说，才把保甲法推广开来。王安石认为只要朝廷政治清明，生活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中国的百姓是绝对不会造反的。王安石对于中国百姓的心理和性格还是比较了解的。在新法得到推行的时候，真的没有发生任何民变，连最小规模的也没有。

保甲法的实行，为朝廷征集军队提供了广阔的兵源。许多义勇都训练有素，非常有战斗力。因此王安石才底气十足，并不怕契丹发动战争。但神宗接到韩琦、富弼等人的奏疏后，又感觉事态严重，千万不能和辽国开战。在和王安石谈论其他工作时，顺便说道：“韩琦用心可知，天时荐饥，乃其所愿也。前访以此事，乃云须改尽前所为，契丹自然无事。”王安石说：“琦再经大变，于朝廷可谓有功。陛下以礼遇之，可也。若与之计国事，此所谓启宠纳侮。”[29]“启宠纳侮”是《尚书·说命》中篇的一句话，大意是傅说告诫殷王武丁，不要宠信非人而自取其侮。但王安石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如果和韩琦谈论如何对待契丹的策略，只能是自取其辱。王安石对于韩琦一直是很尊重和敬佩的。

神宗说：“如果契丹坚决不肯罢休，那我们该怎么办？”

王安石答道：“譬如强盗来堵在门口，如果家底什么都不要了，就都给强盗净身出户。如果不能把家中财产都给他，那就只有抵抗而已，这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吗？臣以为，契丹不足畏，最可畏的是契丹作难，则应当有受陛下委托而与之对抗者，当双方正在对抗之时，却有人在朝中献异议，而陛下不能无惑，因而从中阻挠其事，这样的话，安危成败则太令人忧虑了。”

神宗在聚精会神听，王安石稍微停顿一下接着说：“为什么呢？千钧之重，加上铢两就会有变化。两敌相对，正像争千钧之重之时，陛下从中稍微加一点力，那可不是铢两之力啊！这才是臣最害怕的情况。如果没有这种情况，自然有人为陛下担此千斤重担。”

其实，王安石的话说得很明白，不要怕，绝不能满足契丹的无理要求。如果他们胆敢发动战争，只要陛下下决心而不掣肘，我王安石便可以为您承担一切重担。

神宗没有明确表态，王安石也不知道神宗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这次谈话后不久，在六月戊午日，三朝元老韩琦便去世了。一位老臣，在病重期间写那么长的奏疏，还汲汲于国事，这种精神很值得敬佩。由于他在英宗得立和神宗继位时的突出表现，神宗和王安石决定以他配享英宗庙庭。即在英宗庙的侧位，给他设个牌位，也分享祭祀的香火。这在古代大臣中是极高的殊荣。

韩琦虽然反对新法，但政治上光明磊落，有大臣之体，王安石参加工作的第一个直接上级就是此人。王安石对他一直是很钦佩的。在为韩琦送葬之后，王安石写了两首七律来抒发怀念之情，这就是《韩忠献挽词二首》：

心期自与众人殊，骨相知非浅丈夫。独斡斗杓环帝座，亲扶日毂上天衢。锄耰万里山无盗，衮绣三朝国有儒。爽气忽随秋露尽，谩凭陈迹在龟趺。

两朝身与国安危，典策哀荣此一时。木稼曾闻达官怕，山颓果见哲人萎。英姿爽气归图画，茂德元勋在鼎彝。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灵 。

（卷四九）

全诗对韩琦的人品和伟大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最后两句写出自己与韩琦的关系，表现出深深的悼念之情。可以看出王安石的胸襟和公正的人生态度。

第四节 心灰意冷

四月丙午日（初五），就在把辽使萧禧刚刚打发走的当天，神宗没有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直接派韩缜去办理重新划分疆界事宜，赐给他随宜全权处理的大权，并明确指出要满足契丹的要求。我们看看圣旨的原文：

国家与契丹通和年深，终不欲以疆埸细故，有伤欢好大体。既许以治平年盖铺处依旧址修盖，务从和会，即更不论有无照证。若不指定分水岭处，即恐检视之时，难为擗拨。……今已指挥韩缜等一就检视，擗拨处以分水岭为界。

几百里地的大好河山，被神宗视为“细故”，很令人匪夷所思，更令人寒心。这里所提到的“治平年盖铺处”，便是前文提到的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契丹军队到宋国地面修了两所口铺，即哨所。因为是无故侵占宋国的领土，被边防军和百姓给平掉，从此辽军便撤回去，再也没有来，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辽军之所以当时没有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他们自知理亏，故根本没有向朝廷提出外交照会，悄悄撤回去就销声匿迹了。

熙宁六年（1073），就在王韶经营熙河路的时候，辽国偶尔有几十骑兵过界，到宋国这边跑一圈，有时深入一段路程再跑回去，但也不杀人放火，也不抢掠。当时神宗便很紧张，王安石则提出不必紧张不必理睬之方略，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故基本是和平状态。

这次，契丹还没有明确提出分水岭以及具体分界线，根本也没有提及上次口铺之争的问题，神宗自己便主动把当年契丹修口铺的地方拱手送给人家。真是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同时，神宗还派一名宦官专门给韩缜送去一支“御笔”，并提醒和督责他道：“疆界事，朕访问文彦博、曾公亮，皆以为南北通好百年，两地生灵得以休息。有所求请，当且随宜应副。朝廷已许，而卿犹固执不可，万一北人生事，卿家族可保否？”从这段话体会好像韩缜当初也不同意将土地如此拱手给人，后来是迫于这道圣旨的压力才勉强处理的。

当时无论是朝中还是边界，都有对这一做法非常反感的官吏，感觉非常郁闷憋屈。但神宗下定决心如此处理，其他人又能如何？俗语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其实如果皇帝熊则熊一国。宋代帝王，除开国皇帝赵匡胤有英雄气概外，其他皇帝都很软弱甚至窝囊。神宗还算好一点的，也只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而已。

后来，王安石派出的沈括回来，向王安石报告了边界的地理形势与契丹要求的毫无道理，并说他已经交涉完毕，契丹人也认可了。但朝廷另外派出的专使已经到达边境，正在与萧禧等辽国使臣谈判和办理交割事宜，听说是即将满足契丹的一切领土要求。这已经是当年七月间的事情了。

当然，神宗派出韩缜为特使去专门办理地界问题的事情，王安石后来也知道了。神宗正式告诉王安石，并告诉他与契丹协商地界的事情是他复相前就存在的，意思是说一切都不是他的责任，他就不要再操心了。在向王安石解释的时候，神宗的语气和表情都有很愧疚的味道，王安石察觉得出来。

当天晚上，回家吃完晚饭，王安石心情恍惚，将到子夜也无法入睡。这一夜，王安石失眠了。因为这种情况不是偶尔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习惯成自然，吴氏也没有注意，自己先睡了。

王安石起身悄悄来到外面，仰观天穹，见浮云围绕月亮飘浮，月亮忽隐忽现，月色朦胧。王安石的心情比这朦胧的夜色更加朦胧。

契丹挑衅，本来是王安石意料中的事，他非常有把握处理好这种事情。但神宗却一味听信文彦博、富弼、韩琦这些人的极其迂腐的意见。

这次契丹挑衅，没有任何道理，那三州的边境是在石敬瑭割让给契丹时划定的，一百四十多年两国都相安无事。凭什么现在说地界不清，那一百四十年都干什么了？契丹就是欺负宋朝软弱。而王安石也不想马上和契丹打仗，但据理力争，不能退让。契丹如果胆敢发动侵略，就坚决迎击，而且有胜算的把握。

王安石已经向神宗反复解释多次：契丹四分五裂之国，根本没有力量对外征讨。当时契丹内部政治黑暗，大奸臣耶律乙辛把握朝政，陷害皇后萧观音和太子，国内已经是矛盾重重，人心混乱，各种政治力量争权夺势。

自己本来想借契丹挑衅之机强化一下朝廷的自信心和对于契丹辽国的态度，让他们不能小觑我们大宋王朝。其实，陛下担心什么呢？在当下，就是劝契丹发动侵略他们也不可能得逞。因为一旦进入战争状态，那么以前的一切条约便都自行作废，契丹再也得不到宋朝每年进贡的大量财富了。而且，北边设置三十七将，即三十七个集团军的兵力，那可是三十多万人啊！这些年经过精兵简政，军队的战斗力非常强大。何况还有三边义勇，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民兵，如果真的开战，随时征调几十万人，稍加编制便可以开赴前线作战，怕什么呢？现在实际上是契丹怕我们大宋，而不是我们怕契丹。

但是圣上派出的特使已经到了边境，割让领土是必然的了。自己又能如何呢？一块浮云刚刚离开月亮，月光稍微出来一些。王安石的心绪忽然感觉稍微明亮一点点。这微微明亮的月光引得王安石换了一个角度进行思考：皇帝毕竟才二十八岁，没有经历过大仗，尤其是和契丹作战，在历史上宋军基本处于劣势，多次战败。这种常打败仗的阴影，恐怕也会影响到圣上的判断。

但是，韩琦和富弼的奏疏明确提出废除新法以来的一切举措，解除契丹的疑虑，自行毁弃一切边防设施，停止一切新法，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去，契丹人自然就不来争地界，也不会挑衅了。但对于这些要求，圣上都没有答应。可以看出，圣上坚持新法的决心没有变。只是在边界问题上没有支持我，其他方面并没有支持保守派。或许圣上别有用心。现在看，契丹问题只能如此了，虽然自己感觉非常郁闷，但圣上如此，也没有任何办法。圣上对于自己以前明里暗里几次提到的消灭西夏，扩大版图的战略构想到底是什么想法呢？难道是圣上要保持与契丹的和平相处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平定西夏方面？如果这样做倒是可以接受的。但圣上根本没有提及这样的构想啊？王安石的思绪飘忽不定，他感觉头绪纷繁，但抑郁的心情始终无法开释。

只要新法还在运作，其他就看淡一点吧！想到这里，王安石回到床上，迷迷糊糊睡着了。

其实，王安石当时的心情是可以体会出来的。有把握干好一件事情，但没有进行实际操作的权力，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却坚决不让实施。如参加百米竞赛，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拿第一，但就是不让上场，那个运动员最痛心疾首的状况是可想而知的。

楚怀王如果采纳屈原的意见，国家就可以逐步走向强大，如果继续腐败下去，内政外交都会出现严重的失误。屈原强烈说明抗议都无济于事，最后忠而见谤，被撵出朝廷，郁闷愤慨，这才使屈原投江。项羽如果听信范增的意见，又怎能乌江自刎？岳飞明明可以和金兵抗衡，所以上书反对秦桧的和议，最后是怒发冲冠，仰天长叹，屈死风波亭。王安石当时的处境虽然与屈原、范增、岳飞有所不同，但那种长剑在手，有百分之百取胜之把握，却不能像大侠一样一展武功，那种痛心疾首的心情却是相同的。

王雱的病情时好时坏。新法依旧在运行，效果逐渐显露，从朝廷到地方已经封桩即收入国家府库的钱堆积如山，北宋的经济实力从来也没有达到如此强盛的程度。如此多的钱，其中一部分作为下级官吏的俸禄。如今国家已经再也不拖欠官吏一分钱，因而对官吏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效率提出更高的要求，对官吏的纪律更加严格。因为只要保住饭碗便可以过上温饱而体面的生活，因此全国各级官吏都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勤恳敬业。整个官场和职场的作风大为改观。其实王安石的这一举措便是“高薪养廉”，仔细分析确实如此，不是笔者有意拔高王安石。

在变法之前，各个层次的人物对于下层胥吏没有俸禄的事情都有过议论。司马光在嘉祐七年（1062）所上的《论财利疏》中说：

府史胥徒之属，居无廪禄，进无荣望，皆以啖民为生者也。上至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吏，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太半尽于吏家矣。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二五）

这是司马光嘉祐七年时上疏中的文字，记载了胥吏没有俸禄，而完全凭借自己手中的那点权力来勒索需要办事之百姓血汗的情况。“居无廪禄”是说平时没有俸禄，即固定的工资，“进无荣望”，是说提拔晋身也没有希望，于是便只能“啖民为生”，用吃喝百姓血汗维持生活。这种状况太可怕了。

于是各个层次各个行业手里稍微有一点点公共权力的人，便都利用这一点公共权力揩油勒脖子，根据所办事情的大小和自己手中公共权力的大小，向对方索要一定价码的钱物。在社会上便形成了潜规则：办什么事需要交多少好处费双方都知道，届时依照潜规则把应该交的额外的好处费一交，事情便顺利办完。打官司更如此，“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一直非常流行。

这种潜规则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公共权力成为私人图谋利益的工具，就太可怕了。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简直是司空见惯，成为常态。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1072）五月乙巳日记载这样一段对话，是王安石与神宗之间展开的。君臣二人论及下面官吏的工作态度时，王安石说现在地方官吏已经没有人敢接受贿赂而徇私枉法了。神宗问：“不知开封府何如？恐未能遽绝耳？”王安石回答说：

闻开封府吏自言，向时遇事且思如何可以取钱，又思如何可以欺罔官吏，实无心推究人枉直。自今诚恐有暇。及此，然经久天下，吏禄恐须当尽增令优足。

这位官吏是开封府负责办案的下级小吏，他所说的完全是真心话，在以前没有俸禄的时候，审理案件首先想怎样弄钱，能够弄到多少钱，其次是想怎样欺骗上级官吏，根本没有心思去考虑当事人的是非曲直。这样审案断案不出冤案才怪。“自今诚恐有暇”的“暇”字应该是“瑕”字之误，即很怕出现漏洞和问题。其实，历史与现实一样，刑事案件的冤假错案因为水平有限而造成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办案人员贪污受贿造成的。

神宗完全同意王安石的意见，可是担心没有钱，王安石给神宗算了一笔细账，即这种开支，付出不过百万缗，但这些官吏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收入将是十倍以上，而且社会风气可以得到净化。在熙宁六年，历史上的欠账完全还清，朝廷对所有官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官场的风气大变，官吏们的精神面貌大变，整个社会的风气大变。官吏的心情顺畅了，人们办事顺畅了，百姓的心情也顺畅了，全社会便都顺畅了。

沈括的《梦溪笔谈》专门有一条记载吏禄的情况：

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熙宁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设重法以绝请托之弊。是岁，京师诸司岁支吏禄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二百五十四。岁岁增广，至熙宁八年，岁支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一百七十八。自后增损不常，皆不过此数。京师旧有禄者及天下吏禄，皆不预此数。

沈括是当事人，而且是位心细的学者，这条记载对于我们了解当时官吏的工资状况太重要了。在熙宁三年（1070）以前，天下吏人，即各级官府中的小吏、一般办事员是没有正常俸禄的，完全依靠贿赂维持生活。“赇”字是最典型的会意字，中国汉字真是精妙，贝是古代钱的一种，一看就知道是求钱的意思。一直到王安石变法开始才给吏发放固定的工资。

到熙宁八年，京兆府小吏的工资支出居然是熙宁二年的九十多倍。那么这些小吏个人的工资增长便是九十多倍。笔者又查阅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七五中的相关内容，与沈括的记载完全一致。

沈括在熙宁九年曾担任“权三司使”的职务。“三司使”是北宋前期最高财政长官，总理财政，成为仅次于中书﹑枢密院的重要机构，号称“计省”，三司的长官三司使被称为“计相”，地位略低于参知政事。“权”是暂时代理的意思，也有不及品位而任此职务的意思。这样沈括便有机会查阅到当时全国各年各个方面的财政支出情况。如果他看不到当年的账目，无论如何也不能精确到一个大钱的。没有沈括的记录，我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王安石变法会给最基层的小吏带来如此高的利益。因此，当时小吏阶层的积极性是可想而知的，小吏和百姓拥护新法也是可想而知的。

王安石在等待神宗主动提出关于如何收复西夏、扩大版图的问题。但神宗再也不提有关西夏的话题，在熙宁九年（1076）六月初三的午后，神宗却向王安石询问了一个相反方向的话题。君臣先谈论其他事情，神宗忽然将话题一转说：“熙河探报：夏国欲用十二万人取熙河。六万拒汉兵来路，六万攻取。果如此，奈何？”王安石回答说：“熙河城必非一日可拔，夏国纵无后顾，不知十二万人守熙河几日？自来夏国大举罕能及二十日。熙河虽乏粮，亦皆有半年以来枝梧，恐无足忧者。且夏国非急迫，安肯出此，出此则绝岁赐，致诸路攻扰，有何所利？”[30]

王安石的回答极其明确清楚，熙河之城足有半年的粮草，而西夏国的军队大规模作战很少能够坚持二十天，即使真有十二万军队来攻，也不值得担心，何况他一个小小夏国，哪里来十二万军队，他们国家还要不？再说如果不是狗急跳墙，夏国怎么能够干如此愚蠢的事情。只要一开战，大宋王朝年年岁岁恩赐给夏国的大量白银玉帛就会停止了，而且还会受到各路军队的攻击骚扰，夏国能得到什么好处？

王安石的头脑非常清醒，神宗的头脑也不该糊涂到这种地步吧？在以后的文献记载中，再也没有西夏国出兵熙河的消息。神宗所得到的熙河探报真是蹊跷。我现在都百思不得其解，当年的王安石该做如何感想？

这天夜里，王安石再度失眠。看来自己原来的猜想完全错了，神宗今天关于熙河探报的一番话，来得突然。一般情况，即使有这样的情报，应该先送到枢密院，枢密院如果觉得情况严重，再在两府会议即宰相府和枢密院主要官吏会议上提出来进行讨论。如果情况特别紧急直接上报皇帝也可以。但枢密院和相府完全不知道，边境的探报怎么会直接给万岁？王安石不敢多想，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万岁现在还没有讨伐西夏的想法。圣上一问，最起码说明圣上的心理是，只要西夏不出兵来争夺熙河就万幸了，哪里有心思去想收复西夏的问题。

新法的运转已经比较正常，国家的财富已经积累起来，各方面的关系已经理顺，百姓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官吏积极性也调动起来，军队战斗力有很大提升，封桩起来的国家储备的金钱足够应付天灾人祸，足够应付突然爆发的战争。既然圣上现在还没有经营契丹和西夏的想法，那么现在的工作便进入守成的阶段，一般能够守成的官吏便足以胜任了。我王安石应该休息了。王珪很随和，与自己是同年进士，名次还在自己的前面，社会名声也不错。于是王安石便把许多需要决策的大事交给他去办，为自己早日退隐做好人事上的准备。

不久，王安石便试探着提出要退出政坛，可神宗能同意吗？

第五节 再度辞相

熙宁九年（1076）春夏之交，王安石见许多关系已经理顺，朝廷政事平稳，便连续上三道札子请求辞相归隐，但神宗坚决不应。

儿子王雱的病又出现反复，而且每次犯病都比上次重。王安石心情焦灼，身体状况也渐渐不佳，其主要表现是气短心慌，睡眠也不好，常常一两个时辰不能入睡。有时头晕目眩，精力明显不如以前，政务稍微繁忙一点就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这是几年前从未有过的。

王安石实在是想要退出政坛休息休息了，可神宗皇帝始终不允，倚重如初，朝廷中无论大事小事，基本上是取决于王安石。越是这样，王安石越不好脱身，也不好意思再向神宗提出。他便采取一个迂回的办法，写信给参知政事王珪，请他在适当的时机为自己疏通疏通。信是这样写的：

某启：越宿伏惟台候万福。某久尸宰事，每念无以塞责，而比者忧患之余，衰疹浸加。自惟身事，漫不省察。持此谋国，其能无所旷费，以称主上任用之意乎？况自春以来，求解职事，至于四五。今则疾病日甚，必无复任事之理。仰恃契眷，谓宜少敦僚友之义，曲为开陈，使得早遂所欲，而不宜迪上见留，以重某逋慢之罪也。区区之怀，言不能尽，惟望深赐矜怜而已。不宣。

（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

可见王安石是真的急于归隐了，竟请同僚为自己向皇帝说情。可能是王珪也不太好说话，故这封信似乎没起什么作用。

六月里的一天，王雱在家中死去。这对王安石是个难以忍受的打击。王雱不仅是王安石的儿子，也是王安石的一个知音。人对人的真正理解是心灵深处的高度和谐与默契，故在对待人生与宇宙等诸多问题上有高度的认同感，这样相互理解的人才可以称得上知音，而这样的知音实在是太难以遇到了。

常言说：“知子莫如父。”王安石对自己的这个儿子是从内心里喜欢的，也曾寄以极大的希望。

王雱绝顶聪明，又非常刻苦用功，学识渊博，悟性极高，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之一。如果从相应年龄所掌握的学识及对社会的认识程度来看，王雱的才能不在王安石之下。

要想使变法真正深入人心，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共识，就必须进行思想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设。要对儒家经典进行一番新的解释，这就是要用新的眼光和观点重新注释《诗经》《周礼》和《尚书》，即《三经新义》，为所制定的新法寻找理论上的依据，以此作为太学及各州府学校的教材。

这无疑是一件影响极为深远的建设，也是一项极为艰苦繁重的工作，王安石当时无暇顾及，其主要部分都是王雱和吕惠卿承担的。吕惠卿的具体工作也很繁忙，而全身心投入的只是王雱一人而已。

后来攻击王安石的人说，王安石所变的法危害还不算深，只要再变回来很快就可以消除影响。但王安石的思想影响更深，危害更大，即所谓的“坏人心术”。这也可从反面看出《三经新义》在当时社会上尤其是思想界影响之大。而这一点，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由王雱完成的。

王安石有两个儿子，另一个叫王旁，天赋资质均不如王雱，故王安石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王雱身上，万万没有想到王雱却先自己而去。这一年，王雱才三十三岁啊！正是人生的锦绣年华，却英年早逝，怎能不令王安石极度悲痛呢？白头人送黑头人就已经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事了，何况所送的黑头人又是这样的一个人呢！王安石当时的痛苦心境是不难想象的。

王安石是个事业型的人，他把事业看得最重。他一生以天下为己任，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培养自己事业的接班人。他所选中的有二人，一个是王令，一个是儿子王雱。王令也是英年早逝，以二十八岁的锦绣年华过早地离开人间。当时，王安石也极端悲痛，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和刺激。

王雱之死，其打击和刺激的程度当然要比上次大得多，强烈得多。这既有亲情血缘的关系，也有现实处境的关系。此时王安石已经深得君心，执政多年，变法大业正在健康发展，如果王雱不死，过一段时间继承王安石的事业还是大有希望的。王雱之死，其意义不单单是死了儿子，而是直接影响着变法大业之接班人的问题，王安石怎能不痛心疾首呢？

还要附带一笔，这就是宋代的一些笔记小说对王雱极尽诽谤诬蔑之能事，而一些正史也采用其说，故王雱所受的冤屈最多，仿佛他是个阴险狠毒的狡诈之人。

其实，很多说法都是诬蔑不实之词，蔡上翔、梁启超和邓广铭早已为之进行了有力的辩白，此处不赘。

王雱之死，使王安石心灰意冷，决心要退隐田园了。神宗几次亲自到宰相府中慰问，王安石一再提出辞相的请求。神宗坚决不答应，劝他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暂时可以不操心朝廷之事，由王珪主持一切军政要务，有大事让王珪到宰相府来与他商量。王安石无法推托，只好勉强应允。

数日后，王安石又给代替自己执政的王珪写第二封信，请他在神宗面前帮助自己说几句话，早日答应他归隐田园的请求。即《与参政王禹玉书》其二：

某启：继蒙赐临，传谕圣训，彷徨踧踖，无所容措。某羁孤无助，遭此大圣，独排众毁，付以宰事。苟利于国，岂辞糜殒。顾自念行不足以悦众，而怨怒实积于亲贵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且据势重而任事久，有盈满之忧，意气衰而精力弊，有旷失之惧。历观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终不累国者，盖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诛，欲及罪戾未积，得优游里闾。为圣时知止不殆之臣，庶几天下后世，于上拔擢任使，无所讥议。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为朝廷公论，下及僚友私计，谓宜少垂念虑，特赐敷陈，某既不获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书不能传，惟加悯察。幸甚不宣。

（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

王珪字禹玉，故称王禹玉。通过此书可知，这一阶段，王安石曾上札子请求退休，但神宗不接受，把札子原封不动地退回来。王安石无奈，才再写此书，从公私两个方面来请王珪为自己向皇帝说情。主要理由是自己精力不足，容易耽误朝廷政事，不能占据着重要位置而影响提拔新的人才。

古今中外，挖空心思，到处钻营以谋求官位的人可谓是汗牛充栋，俯拾即是。而千方百计要求辞官，尤其是辞去当政宰相之官者实不多见。不贪恋高位，不贪恋富贵，不贪恋虚名，只求真实充实的人生，这是多么值得敬佩的美好品质，与那些贪位恋栈、明明应该退出政坛而偏偏赖着不退、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俗辈比起来，真不只是天壤之别了。

神宗见王安石决意离去，与王安石做了一次深刻的长谈，王安石提出自己回去休息一段时间后，集中精力把《三经新义》中一些不十分稳妥的地方再加以修改润色，使之更加完善，对朝廷也是有益处的。自己还要把这些年注释经义的一些体会写成《字说》，使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书更加普及。

关于王安石退隐后的人事安排，神宗也征求了王安石的意见，对以后几年的大政方针，王安石也毫不保留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君臣相得，心心相印。神宗勉强同意王安石辞去相位，但还挽留他在京师居住，以备随时顾问。王安石上表婉言谢绝。

当然，可以依稀感觉到神宗和王安石之间在这一时期有一种难以说清的感觉，新法获得很大成功，社会运转比较正常，神宗执政超过十年，有一定的经验了。他对于王安石的信任和倚重与开始几年不可能完全一样。这从对待契丹问题上表现得最清楚了。朱熹评论说，神宗以为把王安石的一套学到手，就不再需要他了。这种见解入木三分。后来关于西夏十二万军队要来进攻的传闻都会给王安石非常不舒服的感觉。邓广铭先生认为神宗一直在采取前几代遗留下来的执政经验，所谓的“异论相扰”的策略，即不能让一方面的意见占据绝对的主流，而要重用一些与执政者意见不同的人，这样可以防止出现权势过大的权臣以及权臣势力，皇帝便可以大权在握、乾纲独运了。这样，神宗在一些问题上便会有意和王安石不同，二人便会产生一定的隔膜。

十月，王安石急于退隐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神宗批准，王安石以本官即以使相的身份判江宁府。王珪和吴充同时拜相，代替王安石执政。

王珪是王安石的同年和朋友，而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王安石的大女儿嫁给吴充的儿子吴安持。这二人与王安石的关系也都很好。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这是李商隐终生追求的人生理想，李商隐本人并没有实现，他是“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王安石很喜欢这两句诗，经常自言自语地念诵，而他真正做到了。

他真的扭转了天地，扭转了乾坤，使天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生活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使北宋王朝积弱积贫的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使天下百姓都享受着新法带来的雨露春风。

他正受君主的宠眷，事业正隆之时，就毅然决然地坚决归隐。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他真的做到了，他如同一片云，从深山中飘出来，向久旱的人间洒下甘霖，润泽万物，然后便悄悄地飘然而去。

第十二章 营造半山园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

第一节 一张藤床

熙宁十年（1077）的春天，王安石回到金陵已一个多月，心情渐渐平静下来。

王安石在复相前便是判江宁府，即江宁府最高军政长官。这次辞相回到金陵，真正的实际职衔还是这个官职。宋代的官府中都有现成的官署，一般在衙门后院或别院有官吏的宿舍，包括家具等生活设施都是官府统一置办的。上任的官吏马上就可以带着家属入住，非常方便。州县一级的官吏流动性很大，故称之为“流官”，古代常说“官不修衙门客不修店”，就是这个原因。

正月上旬，有中使来传达圣旨，在王安石原有官职的基础上又特授“检校太傅”之衔，并且还有“依前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充镇南节度管内观察处置使、判江宁府，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仍改赐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等一大堆称呼和封赏。加了一大堆职衔，有实的，也有虚的。

总之，神宗对王安石一直非常敬重恩宠，这使王安石很感激，他先后写了两封《辞免使相判江宁府表》，以有病不能胜任工作为由，坚决要求辞去一切实际工作，辞去使相的虚名。

三月二日，神宗又派太常丞朱炎来传达圣旨，令王安石到江宁府视事，即前去办公。王安石再次上书请求免去一切实职和虚衔，要在家中专心致志增补修订《三经新义》。神宗批准，再任命王安石以使相的身份除集禧观使。集禧观，原叫会灵观，供三山五岳的神灵，亦是汴京数一数二的大观，仁宗时毁于大火，重建改名集禧观。“集禧观使”则是一个虚衔，没有什么实际工作，只是一种名誉，有此名誉还可领取数量相当可观的朝廷俸禄。一般官吏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

王安石则再度上书，表示接受集禧观使的任命，但请求辞去“使相”的名分。终于得到了批准，王安石除了集禧观使的虚衔外一点官职也没有了。但因有食实封四百户和朝廷其他的俸禄，所享受的还一直是朝廷一品大员的俸禄和一切待遇。收入还非常丰厚，生活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神宗对王安石的尊敬和恩宠一直未衰，时常派专人前来探望慰问，并经常送来一些医药用品等。每逢年节大典，凡有赏赐的举动，也从来不忘这位曾有大功于国、功成身退的老宰相。

元丰元年（1078）正月，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晋封舒国公，并继续为观文殿大学士。一个月后，江东转运使孙珪到王安石家传达圣旨，答应其请求。同时任命王安石的次子王旁“勾当江宁府粮料院”，安排王旁做了朝廷命官。

可能是因为王安石辞使相和节钺的札子中“诚情甚确，志不可夺”，所以神宗才如此安排，以表示对功臣的恩宠。当然，从王安石谢表中“伏念臣汗马之劳，初无可纪；舐犊之爱，乃敢有言”的话来体会，王安石或口头或书面曾和神宗提过给王旁安排职务这件事。这大概是王安石一生中唯一向神宗提出的一个要求。

王旁资质不如王雱，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王旁也很有学识和文才，据王安石的《题旁诗》一文可知，王旁曾作过一首梅花诗曰：“杜家园上梅花时，尚有梅花三两枝。日暮欲归岩下住，为贪香雪故来迟。”得到俞秀老的激赏。

后来，到元丰三年（1080）九月，晋封王安石为“荆国公”，这便是后世称王安石为“王荆公”的来历。

由于没有政事缠身，王安石得以静下心来钻研学问，他先后完成了《三经新义》的修改工作，著成《字说》一书，又撰写《洪范传》一卷。《洪范传》流传下来，但前两种书的主要部分后来被元祐党人所毁坏，使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全貌，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损失。

仅此一点，就可看出元祐党人心胸之狭窄。《洪范传》则因为被收入百卷本的《临川集》中而被保存下来。他把这三种书都上交朝廷，得以刊布。

王安石坚决要求辞去一切行政事务得到批准后，便在城郊临时租赁一个小套院，隐居起来，一般百姓并不认识这位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

在搬出官府宿舍的前一天夜晚，王安石安排家人和仆人把官府中的一切东西全部留下，一根草棍也不能带走，公私分明，这是王安石的一贯风格。夫人吴氏喜欢他们夫妻所用的那张二人床。那是一张藤床，是制造工艺水平很高的家具，造型古朴大方，睡着很舒服，看着也很美观，故有点舍不得，就跟王安石商量是否把这张床带回去，哪怕是多给一些钱也可。

王安石不同意，觉得这样做有损清德，何况给钱也容易贻人口实，多了少了说不清楚。还是干净利落，寸草不带为好，这样心中才会感到坦然。他答应夫人回到家中后，仿造此床再打造一个，清白一生，何必为此一床而心中有愧呢？吴氏夫人本是深明大义的女性，当然同意。

关于这件事，也有政敌肆意歪曲事实真相，诽谤王安石夫妇。有人说，吴夫人喜欢官府中配置的这张床，便让人搬到了新租赁的住宅。管理官府后院宿舍的官吏清查物品发现少了一张藤床，便来到王安石的新住处想往回要，但吴夫人不给，谁劝也不行。那位官吏很焦急。

后来王安石见无法说服夫人，便穿着脏乱的衣服，甚至光着脚到上边踩几下，再躺一会儿。吴夫人一看自己的丈夫上去连踩带躺的，便嫌弃太脏，说不要那个藤床了。还有人夸奖王安石什么“巧计退藤床”，真是太侮辱人了。不但埋汰了王安石，更埋汰了吴夫人，还埋汰了官府中管事的人员。在前段时间的“百家讲坛”上，有的学者也专门讲了这件事，而且也是如此讲的，当是缺乏深入研究和思考。

跟王安石过了一辈子的吴夫人，就因为王安石上床躺一会儿便不要床了？那他们家还能有床吗？她怎么和王安石过一辈子的呢？怎么还会有五个孩子呢？莫名其妙！那位管事的小吏，即使官吏家属真的带走了官府属于公共财产的一张藤床，还至于撵到家里来跟夫人要吗？顶多跟王安石说一下就算了。故这种情节是编造的，毋庸置疑！

见王安石已经隐居起来，神宗皇帝为了能够保证王安石的生活，便下诏命王安石的弟弟王安上权江南东路提点刑狱，由原来的治饶州改为治江宁。这样，王安石最心爱的弟弟王安上便到金陵来做官了。

神宗皇帝对于王安石始终非常关照，但王安石从来都非常低调，没有一点仰仗贡献和功劳而盛气凌人的意味，反而尽量不让人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没有丝毫的特权观念。

一次，王安石出门办事，正碰上王安上出行，前面鸣锣开道，不小的仪仗队紧随其后。百姓都急忙躲到两边观看。王安石一见弟弟的车驾来了，怕被认出来麻烦，便急忙一闪身躲进街旁一家百姓院子里，半掩着门，从门缝看着，等弟弟的车驾过去。

院子里住着一个老太太，正要出门抓药，突然见闯进来一个陌生的老头儿，一愣，就问：“老人家怎么到我家来了？有什么事吗？”王安石微笑着说：“过来一个大官的车驾，进来躲一下。”老太太也听到外面喝道的声音了，说：“啊！吓我一跳！怎么，客官怕当官的？”

王安石笑道：“怕倒不怕，怕麻烦。”

“我要出去抓点药，还出不去了。还得等一会儿。”老太太说。

王安石问：“请问您要抓什么药啊？”老太太说：“偶尔有点疟疾，抓点药准备着。”

王安石说：“还真巧了，我这正好有点治疗疟疾的药，就送给您吧，免得上街了。”老太太一听，挺高兴，进屋取出来一缕麻线，说：“嘿嘿嘿！礼尚往来，相公可以拿着回去送给相婆。”王安石开心地笑了，说：“谢谢婆婆！”

其实老太太并不知道王安石是宰相，而相公是宋代女性对于成年男性的尊称。相公的夫人当然是相婆了。而王安石的夫人正好是宰相的老婆，就是名副其实的相婆。王安石暗笑，真有意思，还真让这个老太太说对了。

王安石在这方面堪称楷模，清心寡欲，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绝没有沽名钓誉之意。自从把卫兵和仪仗队以及车马轿夫都退回去之后，王安石出门就骑一头小毛驴，身穿普通百姓服装，有时进城逛逛市场，欣赏一下市井民情，偶尔顺便买点时鲜蔬菜。有时上附近的紫金山即钟山逛逛风景，听听百姓的议论。谁也不知道这个骑毛驴的老头就是主持朝廷变法大业的王荆公。

有一天，王安石带领一个仆人，骑着毛驴上钟山溜达。道不好就下来拉着毛驴走几步。路好再骑上，一切都顺其自然。

半山腰有座寺庙，王安石让老仆人拉着毛驴在外面休息，也顺便让毛驴吃一会儿青草，自己一个人信步走进寺庙。

正是初夏季节，气候温润，草长莺飞。寺庙里人不多，王安石看见左边一个凉亭，亭子下有几个书生正在高谈阔论，便走过去坐在旁边的一个凳子上仔细聆听他们的谈论。

这几个穿着儒生服装的青年都是当地的秀才，他们在辩论秦朝灭亡的原因。有说是秦始皇太残暴的，有说是赵高弄权的，有说胡亥昏庸的，有说李斯恋栈而不能制止赵高阴谋的。王安石边听边微微点头或轻轻摇头。

其中一个秀才注意到了王安石，见这个普通老头儿好像能听明白似的，便向那几人轻轻打个手势，努努嘴，有点轻蔑，慢条斯理地问王安石道：“你也知书明白点历史吗？”

王安石点点头，很谦虚地说：“略微知道那么一点点。”那秀才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啊——？”连个“您”字都不用，啊字还拉长声，真没有礼貌。

王安石也不生气，因为犯不上跟没有礼貌的人生气，依旧很谦虚，拱拱手，很认真地说：“在下姓王——，名安石。”

那秀才把姓和名连一起一读，“王—安—石……”立即瞪大眼睛，非常惊愕地问：“您——您——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舒国公？”大惊失色，似信非信。另外几个秀才的眼睛也都睁得大大的了。

这里简单交代一下，王安石这时候的封号是舒国公，元丰三年（1080）才封荆国公，以后才能称之为王荆公。

王安石看看几人，微笑道：“王安石还需要冒充吗？”

几名秀才确认这位普通衣着的老头儿真的就是王安石时，再也没有高谈阔论的雅兴，一个个都没精打采地走了。这是《青琐高议·后集》卷二上记载的。我感觉有点奇怪，既然是好读书之人，意外见到王安石为何不喜出望外，当即请教呢？看来这几个人是在装，不是真正的读书人。

第二节 元丰库

元丰二年春节后，王安石的弟弟王安上携带妻子来给兄嫂拜年。因为王安上即将离开江宁到外地任职，也是来向哥哥告别。

吴夫人也最喜欢这个最小的弟弟，她嫁到王家的时候，这个小叔子还不到十岁。吴夫人和王安上的妻子也非常熟悉，其后在一起生活十几年，妯娌关系一直很好。吴夫人让家里厨师多做了几道菜，吴夫人和王安上夫人单坐一桌，王安石兄弟坐一桌，王安石烫了一壶绍兴老酒，兄弟便开怀畅饮起来。

兄弟二人叙完家常，话题逐渐转到国家大事上来。在谈完新法依旧运行，而且很多法令制度已经走上正常轨道，人们都逐渐习惯的情况后，王安石让兄弟详细讲一下“元丰库”的情况。

一提到元丰库，王安上立刻来了精神，先一仰脖，喝了一杯酒，说道：“三哥，你要问这个事，兄弟我还真有很多话想说。”

王安石没有答话，稍微眯缝着眼睛，等兄弟说。

“话要从去年春天说起。因为前年秋天后，全国各地一是‘青苗钱’，二是‘免役宽剩钱’这两笔收入就积累了几千万贯。那是几千万贯啊！”好像怕王安石没有听清，或者没有重视，王安上提高嗓门，还用力挥了挥手。

“恐怕这只是上缴朝廷封桩的钱，还不包括各地方府库的钱。”王安石先喝了一杯酒，很平静地补充说。他好像早就知道这一点似的。

“对！对！圣上见如此巨多的钱，便下令三司使和将作监共同协调选址，建造了三十二个府库。那三十二个完全一样规格的府库并排排开，专门收藏这些银钱。那可真是气派啊。”王安上说到这里，神采飞扬，两眼放光。

“三十二个？这么多？”王安石问。

王安上又给自己斟满一杯酒，一仰脖喝干，接着说：“圣上在每个库上面御笔题写一个大字，连起来读就是：‘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积帛内帑，基以募士。曾孙承之，敢忘厥志。’圣上的志向非常明显，所以朝野上下都欢欣鼓舞，人心振奋。”王安上越说越兴奋，声音也越来越高。

吴夫人和王安上夫人见他们哥俩高兴，二人吃完起身要到内宅去。吴夫人提醒说：“看你们哥俩这个高兴劲，注意点别喝多了。”

王安石笑着挥了挥手，说：“你们姐俩进去近乎去吧！”

王安石看着妻子和弟媳高高兴兴地离开，自言自语地重复着刚才弟弟说的神宗皇帝给元丰库题写的诗，道：“‘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积帛内帑，基以募士。曾孙承之，敢忘厥志。’看来圣上的志向没有变，没有变啊！好啊！好啊！”

王安上从来也没有见哥哥如此高兴，便接着说：“这还不算，还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呢！”

“说！接着说！”王安石有点迫不及待。

“不到一年，钱又多得没有地方放了，于是又选择新址建了二十个府库，将朝廷封桩的钱再装进去。又在每个府库上题写一个字。这二十字是一首五言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日成戎捷。’国家的财力太雄厚了。”

王安石似乎受到了感染，自己要斟酒，王安上急忙把酒壶抢过去，给哥哥斟上满满一杯酒。王安石也一饮而尽，脸色有些红了，兴奋地说：“好啊！好啊！‘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日成戎捷。’看来圣上还是有志向的。这是我最担心的啊！”

“三哥，这都是新法带来的效应啊！你真了不起！”王安上说着，竖起大拇指。

王安石急忙制止兄弟的话头，说：“千万不能这样说，我刻意变法，百折不回，就是要为天下理财，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让国家富裕起来，强大起来。我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接着，王安石的话仿佛打开闸门的水一样滔滔不绝，他借着酒的兴奋作用，向自己心爱的弟弟敞开了心扉，把憋在心里一年多无法倾诉的话都倒了出来。

王安石告诉弟弟，自己如此坚定推行新法，设计许多新的制度，目的就是革除积弊，振奋人心，振奋民族精神，不能再被两个并不强大的邻国欺负了。当财富积累起来之后，圣上的心思好像在悄悄转变。熙河大捷确实如圣上自己所说，他也犹豫过，中途曾经要打退堂鼓。是自己反复分析，说服圣上，坚决信任支持王韶，才取得熙河大捷的历史性胜利。

其后，自己反复提示和建议圣上，乘时借势消灭西夏国。西夏国现在是幼主秉常当国，太后专权，国家政治分崩离析。正是最好时机，可是圣上始终不理睬。自己是光着急使不上劲。唉！时机易逝而难得，太可惜了！熙宁八年（1075），契丹挑衅，要重划蔚州、应州、朔州三州边界。自己坚决不同意答应，并派沈括前去谈判。本来对方已经答应，谈判有了结果。可是圣上偏偏又派韩缜去割地，徒自给人家几百里地疆土。这件事太窝囊了。对于敌人软弱，一味退让，小富即安，不思振作，这是自己最担心的。

王安石说了这么多心里话，最后说：“今天听你详细陈述一下元丰库的情况，五十二库的钱，足以应付灾害和战争。圣上的两首诗，表明他还时时刻刻在想着要收复燕云十六州，还想着要挺直腰板，恢复我华夏大国的中心地位。虽然我的愿望是恢复汉唐旧境，但圣上如果能够收回被卖国贼石敬瑭送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也就不错了。为这个，咱们兄弟再干一杯。”

这是王安石最近几年最开心的一个晚上。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神宗这两首诗的意思和王安石兴奋的缘由。先说三十二府库每库上一个字的第一首诗：“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积帛内帑，基以募士。曾孙承之，敢忘厥志。”是说五代时期失去了燕云十六州的版图，使异族的气焰很嚣张。太祖皇帝赵匡胤创立国家的时候，曾经想要收复失去的燕云十六州。在朝廷内部建立封桩大库，准备招募勇士收复故土。我作为您的曾孙继承您的事业，怎么敢忘记您的遗志。原来宋朝建国之初，太祖赵匡胤曾经在内府库中专门建“封桩库”，准备用来解决燕云十六州的问题。但后来因为多种原因而没有实施。

第二首诗比较直白：“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日成戎捷。”我每天早晚都在提醒自己警惕，心中一直在遵循祖先的遗业。只是顾虑自己缺乏武装斗争的天才，不知什么年月才能取得打败敌人的大捷。平心而论，神宗确实缺乏文韬武略，缺乏军事才能，这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第三节 内弟藏进自家

送走弟弟夫妇，王安石开始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决定建造一个新的家园。他受到神宗建设元丰库的感染和鼓舞，对于生活前景充满信心，于是便想要建造一个安身之所而不能如此对付了，而且在城里租赁而居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城里还很嘈杂，出门便是人。不用说上闹市区，就是普通住宅区，也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一般。中国也不知道从哪来这么多人。只要是个中等城市，就到处是人，古今都如此。

王安石多次去过钟山，他发现在城里到钟山的中间，有很大一块低洼的废地，当地人称作“白塘”，离城里衙门所在地和钟山的距离基本一样远，正处在一半的地方。周围没有村庄和人家，非常僻静。而且又不是耕田，连开垦都很难。这样的地块当然也不值钱。于是王安石向当地政府提出购买那块荒地。

那片低洼的荒地本来无主，地方官也知道王安石的伟大贡献，非常敬佩，要送给王安石。王安石不肯，于是还是用一定的钱买下了这块荒芜低洼的废地。

王安石曾经领导指挥过很多水利工程，对于治理低洼地很内行。那是一块大约几十亩面积的土地，王安石根据原有地形，在周围随形就势设计出一道水渠，将附近经过的一条河流引进来。修渠挖出的土石集中堆放到中间，形成高出地面一米以上的一块地方。在上面建筑五间茅草屋，两侧是厢房。房屋周围竖起一道篱笆，里外通透，只是象征的院墙而已。外面再栽些树木，是真正的杨柳掩映下的茅屋，颇有隐居者的神韵。

这只是王安石心中的蓝图，工程还刚刚开始。王安石一家依旧住在城里租赁的房屋里。正在这时候，吴夫人的一个堂弟来看望姐姐。

很长时间没有看见娘家人了，吴夫人自然非常热情，但晚上住宿犯难了。租赁的房屋本来不宽敞，也没有专门的客房。实在没有住处，便临时居住在附近一所佛寺的行香厅里。因王安石的这位内弟没有留下名字，姑且就称之为“吴生”吧！

行香厅是佛寺里最大的厅堂，是举行佛事活动的场所。事情也真巧，他刚刚住下，就赶上“同天节”，州县两级官吏要在行香厅建道场。所谓“同天节”是宋神宗赵 的生日，这一天是四月初十。

太守叶均派人去告诉吴生，今天官府在这里有大型活动，请他回避一下，不要住在那里，搬到别的地方去。吴生没有地方去，又仰仗自己姐夫是王安石，故不肯搬，但他并没有说自己的这种身份。

在仪式进行的时候，还没发生矛盾，吴生躲在屏风后面，静静听，静静观看，好像演节目似的，一项一项进行。等仪式结束，这些官吏也没有离开，谈论起来。吴生不耐烦了，就在屏风后面发牢骚，语言也不太文明，声音还很大。

太守叶均装作听不见，但转运使毛抗、判官李琮非常生气，下令太守将其带回去审问，什么人敢如此藐视官府。转运使发的话太守不能不执行，于是叶均命令人去传捕快来带人。

两名穿着绛色衣衫的皂隶拿着拘捕证，前去庙里的行香厅带人，吴生一见官差来了，知道是来抓自己的，急忙从侧门逃跑了，两名差役进去一看无人，出门正好看见吴生的背影，便一路紧追不舍。

吴生直接进了王安石租赁的宅院，一直跑进王安石简陋的客厅，坐下“呼哧呼哧”喘气。吴夫人见弟弟跑得气喘吁吁，便问怎么回事。吴生指着门口说：“有——官差来——抓我！凭什么——不让我——在——行香厅——住！”说话断断续续的。姐弟俩正说话间，院子里争吵起来。

两名差役眼看着吴生跑进这所住宅，眼看着进了正房的房门，紧跟着追进院子来。

王安石家的老仆人一见有差役前来，不经叩门直接闯进院子，便出来阻止道：“什么人敢随便乱闯民宅？天下就没有王法吗？”

“我们是执行公务，奉命拿人，有公文在此。”说着，两名差役理直气壮，边说边拿出拘捕证来。

“你们拿什么人？到我们府中来拿？”

“扰乱公共场所的一名捣乱分子跑到你们家来了。我们亲眼看见他跑进这个院子，就进那个门了。”两名官差指着正房的房门，说得很清楚。

双方的声音都很大，惊动了书房里正在看书的王安石。王安石知道内弟来，但不知道前面发生的事情，听到院子里面的吵闹声，便走出来，见两个官差站在院子里，态度还挺蛮横，很不高兴，问道：“你们要干什么？”王安石穿的是便装，两名官差又不认识，但感觉这个老头有点威严，是见过世面的，态度也缓和下来，说明来意。

王安石说：“人，你们今天就不要带了。你们回去直接跟叶均说，如果带人，让他亲自来，我跟他去。”

两名官差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们虽然不认识这老头，但他们知道叶均啊！那是金陵最大的官，这老头好像根本没有把叶均放在眼里，直呼其名连个“大人”的称呼都不加。那肯定不是一般人啊！于是也知趣，连连抱拳作揖告退。

叶均听两名官差一报告，再听他们俩对住宅位置以及说话人体貌神态的描述，马上知道是王安石了。于是把两名官差各打十板子，教训他们不知眉眼高低，惹恼退休老宰相，然后约转运使毛抗和判官李琮一起到王安石家中去赔礼道歉。

王安石并不知道内弟来没有地方住的情况，更不知道内弟住在庙里还被驱赶的事情，更没有想到专门抓人的官差居然抓到自己的家门口来了，当然很郁闷。

三位朝廷命官到来，王安石在客厅接待他们。夫人吴氏在屏风后面听。三人说对于下属差役没有教育好，两名官差已经被处罚，并责打了。王安石倒没有说什么，只是随口应答。

王安石不好意思说别的，但吴夫人不在乎，从屏风后面出来，很生气地说：“我们家相公是不执政了，他门下的人十之七八都疏远他了。这也没有什么，人在情在，人走茶凉嘛！但也没有人敢追到我家来抓我没有罪过的亲戚啊！这也太过分了吧！你们竟敢这么做？太过分了！太欺负人了！”

正在这时候，仆人领进来中使二人，是神宗皇帝特意派来慰问王安石的，见气氛不对，便问是怎么回事。吴夫人把事情的经过陈述一遍，叶均等三人再三赔礼道歉而去。

神宗对于王安石一直非常信任和热爱，两名中使回去，神宗询问王安石的生活状况，二人将因为行香厅而引发的事情说了一遍。神宗连连叹息，于是下诏把叶均、毛抗、李琮三人全部免除官职，派王安石最得意的下级和门生吕嘉问出任江宁府知府，好随时照顾王安石。

其实就这件事本身来看，确实是一场误会。吴生千里迢迢到大名鼎鼎的姐夫家串门，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心情可能会郁闷。借住还被人家驱赶，虽然没有走，但又增加一层郁闷。那些人举行完仪式还不走，你们有那么宽敞的衙门、大堂、会客厅不用，偏偏在佛堂讨论什么公事，更是郁闷，再加上本人修养不够，便和这些人争吵几句。作为转运使、转运判官都是地方大员，自然不能容忍这样一个外地陌生人的挑衅。其实叶均本来不想有事，故他假装听不见。但转运使发话，不得不派人。于是便发生了如此不愉快的事。

其实，再想想，如果那天神宗派的中使不来，或者早来或者晚来，叶均等三个人的官职都不会有问题。这三个人是不知者不怪，他们绝不是有心和王安石过不去，但碰巧赶上了这件事。因此，这三个人的乌纱帽丢得很冤枉。看来一切事情都存在不确定的因素，即偶然性，而这种偶然性是无法把握的，这大概便是常说的命运。三名朝廷高官怎么也想不到居然这样就丢了乌纱帽。那两名被打板子的差役也很冤枉，上司命令带人，他们完全是奉命行事，至于追到王安石家里，他们也不知道啊！

第四节 吕惠卿

王安石半山园的位置选得不错。从江宁府衙门出来往东南方向走，出东城门，过白下桥，再走不远就是这里。

从这里往南，再走七里地左右就是名闻遐迩的钟山，也叫紫金山。因此地正在江宁府衙门到钟山路途的一半，所以王安石便称自己这所未来的宅院庄园为“半山园”，自称为“半山老人”。从此，王安石晚年就有了“半山老人”的称谓，乃至于后来人们称他诗作的风格都叫作“半山体”。

半山园的故址据说在今日江苏南京市中山门以内。王安石选中这里，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新结识的好朋友杨德逢就在附近，在这里建造家园，可以和其结为邻居。

经过一段时间的营建，新居落成。王安石命人从周围的洼地取土往中间堆，中间就成了一个高平的台地。住宅建在这块高平处，显得非常敞亮，视野开阔。挖出土的洼地按照原来的设计是围着宅院的一圈水渠，水渠两边栽上杨柳树。庄园的周围也不起院墙，只是凭借那条水渠自然形成一个小型的园林。

房屋建造极其简单朴素，还有一些茅屋竹舍，大有返璞归真的神韵。附近还稀稀落落地住着几户庄院人家，鸡犬之声相闻。

半山园建成之后，王安石给自己最心爱的小女儿的丈夫蔡卞写了一首诗，一是报告一下住宅建造的情况，二是请他们夫妇时常来。这便是《示元度》（营居半山园作）：

今年钟山南，随分作园囿。凿渠构吾庐，碧水寒可漱。沟西雇壮丁，担土为培 。扶疏三百株，莳梀最高茂。不求鹓 食，但取易成就。五楸东都来， 以绕檐溜。老来厌世语，深卧塞门窦。赎鱼与之游，喂鸟见如旧。独当邀之子，商略终宇宙。更待春日长，黄鹂弄清昼。

（卷一）

既然已经辞去那么多名誉、官职和待遇，王安石决心干脆就彻底过平民式的田园生活，平平淡淡才是真。于是，他把朝廷给自己的许多生活待遇都辞去，连车也不坐，更不用大轿肩舆之类东西，而是和普通百姓一样。

神宗赐给他一匹马，在元丰元年（1078）死去，王安石专门写了一首七绝《马死》：“恩宽一老寄松筠，晏卧东窗度几春。天厩赐驹龙化去，谩容小蹇载闲身。”[31]从此他再出门便真的骑一头小毛驴了。

如果进城，就划一条小船，在水面上慢慢悠悠；如果是去钟山，就骑一头精精神神的小毛驴，在山路上溜溜达达，煞是清闲自在。不认识他的人，谁也看不出这就是在朝廷中执政多年，改变整个天下许多法度而显赫一时的大宰相王安石。

在王安石半山园的附近，有一处名胜古迹，这就是以当年东晋大名士谢安命名的一个大土墩，当地人都称之为“谢安墩”。王安石坐在书房里，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到这个墩子。对于谢安的人品和所建立的丰功伟绩，王安石是很钦佩的。他在谢安墩上修了一个简单的凉亭，起名就叫“半山亭”，王安石兴致一来，写作二首《谢安墩》诗道：

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 谢公陈迹自难追，山月淮云只往时。一去可怜终不返，暮年垂泪对桓伊。

（卷四二）

前诗富有调侃的意味，很有情趣。而且谢公墩上半山亭，并没有抹去原来谢公墩的名字啊。后来有人攻击王安石，说王安石一生就好争，在朝廷里跟活人争，隐居时还跟死人谢安争一个土墩。这真与痴人说梦一样，真不知道这些人是读不懂这两首诗，还是别有居心。若如此解诗解人，天下哪还会有好人呢！真是不可思议。

王安石是位勇于承担的改革家，王安石还有很重要的一面，不太为人所了解，这就是他对佛学也有很深刻的理解。他虽然吃肉，但绝不杀生。

王安石住进半山园后，更是如此。每次有人送他活鱼，他都让人拿到外面池塘中放生。有时，看见浅水里挣扎眼看要因为水干涸而有生命危险的鱼，王安石便用手捧出来再放到附近水深的地方去。看着得救的鱼摇头摆尾游向深水，便开心地笑了。于是，心里暗暗酝酿出一首诗来，就叫《放鱼》：“捉鱼浅水中，投置最深处。当暑脱煎熬，翛然泳而去。岂无良庖者，可使供匕箸。物我皆畏苦，舍之宁啖茹。”[32]事虽小，可以看出王安石好生的品德。

他也经常往自己家前面的横塘里放鱼，被有些人看到，常在夜晚悄悄进院，用手网偷去吃掉或者卖钱。

王安石和弟子吕嘉问、叶致远在池塘边上散步，吕嘉问知道这种情况，便说：“可以写个告示牌。”叶致远开玩笑说：“不用那么费事，只要用一首集句诗写在桥柱子上就行！”王安石看着他，等下文。叶致远笑着说：“门前秋水碧粼粼，赤鲤跃出如有神。君欲钓鱼须远去，慎勿近前丞相嗔。”王安石听罢，说：“哈哈哈，还挺贴切的。”吕嘉问马上接过去说：“我这里也有一首诗：丞相慈善放锦鳞，锦鳞未必不伤神。直须自到池边看，今日谁非郑校人？”王安石听罢，他当然理解其中深刻的含义，但也就是微笑而已。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有的心态。

如此简单的一件事，经过学生诗句的点拨，可就不那么简单了。这里有极其深刻的人生道理。那就是贤人、仁人、好人经常被小人欺骗。

《孟子·万章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校人”是管理池塘的小吏。这段文字大意说：从前有人向郑国子产赠送活鱼，子产命校人把那条鱼放到池塘里放生，结果校人把鱼给烹调后吃掉了。回来报告子产说：“那条鱼刚放进水里时看起来很疲乏不爱动，过一会儿就变得非常活泼了，然后便迅速地游到深水处去了。”子产说：“总算是到了它应该去的地方，总算是到了它应该去的地方啊！”

校人出来就说：“谁说子产智慧？我已经把那条鱼做熟了吃掉，他还说：‘总算是到了它应该去的地方，总算是到了它应该去的地方啊！’”

那么，难道子产的智慧就值得怀疑了吗？否！被欺骗不影响是智者，只能说明欺骗者是小人。

孔子在回答弟子提问时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即君子可能被欺骗，但不可能被引导去干不道德不仁义的事。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被欺骗不是什么缺德或丢人的事，但如果被人诱导或胁迫去干坏事，则是缺德加丢人了。

学生的诗句“直须自到池边看，今日谁非郑校人”是提示王安石，你到池塘边看看，你放生的鱼还有吗？今天又有谁不像当初郑国的那个校人那样编织花言巧语进行欺骗呢？这句诗提示的绝对不是放生受欺骗这么简单的事情，而是提醒王安石，在他执政的时候，很多势利小人趋之若鹜，他也提拔重用了很多人。但有的人在他下台后便另攀高枝不再理他，有的甚至诬蔑他，攻击他，诽谤他。

王安石是何等聪明，这种情况他太清楚了。说到这件事，就不能不提吕惠卿。吕惠卿是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最得力的支持者，也是最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吕惠卿字吉甫，福建泉州人，公元一○三二年生人，比王安石小十一岁，是佐助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每当变法遇到阻碍时，吕惠卿都坚决支持王安石，在整个变法运动中，非常活跃，很多方面都很有建树。

但到变法后期他与王安石产生矛盾，为了给自己减轻责任，曾经把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中的内容告诉涉及的人物，其中包括神宗。其实王安石信中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只是提示吕惠卿在回答神宗问题时，对于新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要有策略地回答，不该说的不要说。尤其是出现的问题，要尽快解决而不是向皇帝汇报。这也没有什么，但他如此一搞，就好像王安石让他欺君似的。

此事对王安石有一定伤害，但受伤害最大的却是吕惠卿本人，因此苏辙在后来弹劾他的奏疏中说：“安石于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及势力相轧，化为敌仇，发其私书，不遗余力。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

就这件事情看，吕惠卿确实不是君子。宋代人攻击吕惠卿最主要的就是这一点，因为他出卖自己的恩人。

也正因为如此，王安石对于吕惠卿是爱恨交加，感情非常复杂，有时候竟不知不觉便写“福建子”三个字。并不全是恨，其中遗憾、惋惜、怨恨的情绪都有。

像吕惠卿这样对王安石的可能有一大批人。如果我们能够冷静思考的话，应该说这种情况才是社会的常态。

王安石本来想在青山白水之间尽情徜徉、流连以尽天年。可是他毕竟是当过多年宰相的人，虽然有很强的自制能力，在无法避免的许多来往信件中尽量保持心态的平衡，但还是有一封来信打破了心情的平静，搅起他感情的波澜，他不能不进行答复了。这封信恰恰就是吕惠卿来的。

吕惠卿在离开朝廷之后，不断受到一些官吏的弹劾和攻击。他在风言风语中又听说王安石也对他不满，说过一些对他不利的话。他觉得有些冤屈，就写信来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吕惠卿父亲吕璹，谙练吏事，为漳浦令，很有行政经验，对吕惠卿有很大影响。吕惠卿本人是进士出身，曾经为真州推官。秩满入都，见到王安石，二人对于经义和天下大事，见解多合，于是成为朋友。在变法过程中，吕惠卿是最坚定的变法派，许多新法的具体条目是王安石拿出大纲，他具体制定细则。在推行新法中也不遗余力，新法的全面推行和取得如此大的业绩，吕惠卿也是有功劳的。

吕惠卿的为人，王安石还是比较了解的。此人绝顶聪明，办事干练，但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好图小利。在王安石执政时，吕惠卿多次劝王安石对那些反对阻挠新法的人要狠狠整治，王安石没有听他的意见，而是采取宽容的政策。故对司马光、苏轼、范纯仁等坚决反对新法之大臣，王安石一个也没有进行打击。包括吕诲和郑侠，虽然对王安石是毫不留情，甚至用了许多过头的语言进行攻击和诬蔑，但王安石也未对其进行整治，更没有任何人身攻击的做法，充分表现出一种雍容大度的君子风范。正因为这一点，故保守派中的主要成员对王安石始终也没有过分的举动。

在王安石辞相的一年多时间里，变法派和保守派的矛盾集中到吕惠卿身上，他当然没有王安石的度量，对反对新法的人出手较狠，如对郑侠一案的处理。再加上他本人有私心，如刚刚掌权便把自己的弟弟吕升卿和吕和卿提拔起来，确实有许多不加检点的地方，被政敌抓住把柄，就成了保守派对变法派进行攻击的主要靶子，成了政敌的出气筒。甚至在以后的《宋史》本传中，他都被列入《奸臣传》，可见政敌对他痛恨的程度。

平心而论，吕惠卿还不能算是奸臣，顶多算是一般的小人。他对于变法还是有贡献的。在王安石执政时，有王安石在前面罩着，他的表现很好，对变法非常坚决，工作起来也很有能力。但在王安石辞相的一年时间里，他阴暗狭窄的内心世界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就是利用郑侠一案整治王安国和冯京，千方百计阻止王安石复相。这一点，王安石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吕惠卿是欧阳修最先推荐的，但他真正登上历史舞台，还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王安石在重用他的时候，就与神宗皇帝谈论过能人和贤人的问题，当时也只是把他作为能人起用的。

王安石是他的老领导、老上级，又是一手提拔他的恩人，他尚且做一些小动作，防止王安石东山再起，可见其心术确实不正。

一般的政界人物在政坛上都有黜陟沉浮的过程。可吕惠卿是个特例。他自从熙宁八年（1075）离开朝廷以后，沉下去就再也没有浮上来，只有黜而没有陟。像曾布、冯京等人后来都曾经再度受到重用而风云一时。他却不同，即使是后来所谓的新党执政，也没有人主张再起用他。可见此人的人缘实在太差，人缘差的根本还是人品差。他和王安石产生矛盾也是毋庸讳言的。

吕惠卿或许认为从自己对变法的贡献来看，在王安石退出政坛后，他应当再回朝廷执政。可是王安石退隐后，他的官运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坏。再加上听到的一些谣传，他对王安石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便写了这封信。

读了此信，王安石感到有些伤心，其实自己和吕惠卿没有任何的私人成见，更谈不上什么怨恨，完全是由于工作当中有一些政见不同，尤其是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方法不同才产生了一些矛盾。可是别人无论怎样议论吕惠卿，自己从未说过一句对他不利的话。吕惠卿对自己却产生如此深的误会，真令人悲哀。

事情已过去，自己亦已退出政坛，不再过问任何政事，吕惠卿何必听信一些谣传而对往事耿耿于怀呢？何况，就往事来说，我王安石也没有一点对不起你吕惠卿的地方啊。想到此，王安石马上给吕惠卿写了一封回信，即《答吕吉甫书》：

某启：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他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无与焉，则公何尤于我？趣时便事，吾不知其说焉。考实论情，公宜昭其如此。开喻重悉，览之怅然。昔之在我者，诚无细故之可疑；则今之在公者，尚何旧恶之足念？然公以壮烈，方进为于盛世；而某 然衰疢，特待尽于山林。趣舍异路，则相呴以湿，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为时自爱。

（卷六）

吕惠卿字吉甫，故称吕吉甫。通过这封信可以体会出来，可能有人说吕惠卿“趣时便事”，并说这是王安石对吕惠卿的评价。此信开宗明义，直接进行陈述剖白：我和你同心变法，最后产生不同意见，全都是由于国家之事，哪里有什么别的因素？当时，同朝执政的人都纷纷反对新法，只有你独自帮助我，那么我对你又有什么可憾恨的呢？人们或者有议论你的，我并没有参与，你又有什么可怨恨我的呢？至于“趣时便事”的话，我实在不知道这种说法。考察实际情况，根据人情分析，你应该理解这一点。从前在我这一方来说，实在没有任何细小的事可让你怀疑，而今天从你一方面来说，又有什么旧恶可念？你正在年富力强之时，而我已经老迈年衰，我们进退的情况不一样，追求的人生目标也不同，相互之间记忆那些往事没有任何益处，不如忘掉以前的事情为好。想必朝廷早晚要起用你，希望你为了国家为了时代保重身体。言辞简洁明快，抒情委婉真挚，宽厚仁慈。

这年冬天，又是一件事使王安石无法平静，他本来想不再过问天下事情了，但一听说这件事，他的心情便不是“吹皱一池春水”，而是波涛汹涌，起伏难平。事情是这样的：苏轼由徐州知州调任为湖州知州。一般来说，官吏接受新的任命应该写谢表，实际就是表示一下态度。苏轼在谢表中写了这样的一个对偶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句话是有牢骚，也有讽刺和自嘲的意味。当时保守派大臣都称变法派中新提拔的年轻官吏为“新进”，而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也说王安石“生事”，所以苏东坡在这里用这两个敏感度极高的词语当然会触动执政者敏感的神经，于是，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上奏章弹劾苏东坡大不敬，讽刺新法和执政。

赶巧苏东坡的朋友驸马王诜出钱给苏东坡刻印了一册《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里面收集的都是最近几年苏东坡的诗文，王诜这真是好心办了坏事，这本诗文集给政敌陷害苏东坡提供了广泛的充分的铁定的证据。苏东坡当年得罪非常苦的李定、舒亶便在其中寻章摘句，专门挑对于新法有牢骚的诗句，最后给苏东坡罗织成“包藏祸心，怨望其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罪名。御史台派人将其押至京师投入御史台大狱。

经过审问，苏东坡对于罪状承认大半，只是最关键可以至死罪的坚决不认，其后一直监禁在监狱中。

王安石听说了事情的原委后，他对苏东坡是有爱有怨，爱的是苏东坡才气大，诗文好，为人正直，不搞阴谋。怨的是苏东坡始终不理解自己变法的初衷和深远意义，太爱闹意气，遇事不能冷静思考，而是全凭意气办事，跟随司马光和新法作对。自己每出台新法，提出异议的几乎都有他苏东坡。但苏东坡提意见归提意见，对于新法还是坚决推行，在他执政的地方，新法推行都很好，百姓口碑也好。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说抓就抓，听说那几个人往死里整苏东坡，神宗还年轻，王安石担心神宗一旦受了蛊惑，杀了苏东坡，那么不但是苏东坡的悲剧，也是神宗的悲剧。他越想越感觉事态严重，于是提笔给神宗皇帝写了一封札子，即私人信件，给苏东坡求情，其中有“安有圣世而杀才子乎？”一语。

王安石的信年末送到神宗的手里，神宗本来也不想杀苏东坡，正在犹豫之时，王安石的这封信起了促进的作用。神宗当即下圣旨释放苏东坡，把他贬谪到黄州去了，从此苏东坡开始了新的人生。

第五节 歌元丰

这是元丰三年（1080）的事，王安石归隐已经四年多了。给吕惠卿的回书送走之后，王安石的心情也有那么三两天不太舒畅。

这一年王安石已六十岁，但身体和精力比刚退下来的时候还要好。王安石离开京师后，执政的第一宰相就是王珪。王珪比王安石还大两岁，但为人忠厚沉稳，在执政前声望甚佳。当上宰相后，有几人试探着提出要停止或改变新法，他都用“萧规曹随”的说法拒绝了。所以新法一直推行，天下已经认可。王珪虽然遭到一些人的攻击，但他也毫不在乎。当然，新法得以顺利实行，关键还是神宗皇帝的作用，但执政宰相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元丰二年五月，蔡确出任参知政事。元丰三年二月，章惇出任参知政事，这二人也都是坚持新法的人物。所以，朝廷的大权一直在变法派手里。

由于新法的顺利实行，在整个国家的各个方面都见到了实效。国家的财政情况大为好转，百姓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对于这种状况，王安石当然从内心里高兴。

有一天，王安石到附近的郊区去游览，看到田野里一派丰收景象和农民们欢天喜地的生活图景，十分兴奋。这正是他当初变法所希望达到的效果，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他怎能不兴奋？他在诗中尽情地讴歌了当时的太平景象：

后元丰行

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雨风。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干挂梁梠。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老翁堑水西南流，杨柳中间杙小舟。乘兴欹眠过白下，逢人欢笑得无愁。

（卷一）

本诗写风调雨顺的丰收景象，麦浪滚滚，山坡上田野里到处都是长势茂盛的庄稼。水田里的稻苗根根透肉，雨水充足，用来抽水的农具龙骨经常是干的，徒自挂在房梁头，派不上用场。出网的鲥鱼遮蔽了洲渚，荻芽竹笋也都生长得非常肥美硕大。一百个大钱就可买到一斗多酒，虽然不是什么社日，也可经常听到丰收的锣鼓之声。青年男女们蹦踏踏地唱起来，跳起来，非常快乐。一个老翁乘坐一条小船，在杨柳掩映的渠水中缓缓而行，他斜着身子，半眯着眼睛愉快地欣赏着这政通人和的桃源美景。很明显，这位老翁就是诗人自己。王安石正是在白下附近居住。王安石还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吟咏新春的诗，当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诗道：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元日》，卷四一）

全诗格调明快，充满了喜庆气氛，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或云：王安石的诗中是否有美化元丰政治的倾向，以此来肯定自己变法的正确和功绩，是否在为自己涂脂抹粉？因为苏轼曾经作过一首《吴中田妇叹》的诗，也是描写农村生活的，可没有王安石诗中这么好，而是一幅很凄凉的社会生活图景。那么，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苏轼的这首诗再作评价。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茅苫一月垄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赪载入市，贱价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全宋诗》卷七九一）

苏轼的这首诗作于熙宁五年（1072），那是全面变法刚刚开始不久的时候，整个社会还没有完全适应新法，百姓对新法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而且新法在推行的初级阶段也确实存在不少具体问题，诗中田妇所反映的问题并不是新法某一方面的单一问题，而是涉及了几个方面。“要钱不要米”是“均输法”的内容，而“西北招羌儿”则是对朝廷在西北用兵的不满。而王安石的这两首诗均是元丰年间所作，时代背景完全不同。故二人的诗作均可看作是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的。

第十三章 晚师瞿聃

隐显任从千种现。梦中形影莫追寻。

——宝觉祖心禅师

第一节 宝公塔

自从完全退出政坛，王安石感觉非常清静，再也不必绞尽脑汁去思考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了。但人的心是很难真正清静下来的，尤其是王安石这种曾经执掌大权而干成大事业的人，心中经常会下意识地想到国家的变法大业和百姓的生活状况。

本来，王安石在执政期间，当心情特别烦躁的时候，便经常用佛教中的一些思想观念来缓解内心的焦虑，与许多高僧有过交往。如今隐居起来，身心都完全清闲下来，于是王安石便想通过佛教来缓解心中的郁闷与烦躁，让经常出现的回忆往事的痛苦得到一些缓解。

这一时期，王安石阅读最多的是《维摩诘所说经》。这是鸠摩罗什翻译的佛教经典，讲述一位名叫维摩诘的居士，在家修行，他本身是位超级大富翁，家有万贯，奴婢成群。但是他却勤于攻读佛法，虔诚修行，能够处相而不住相，对境而不生境，得圣果成就，被称为大菩萨。

这位大菩萨早已成佛，便是金粟如来。他最突出的地方是才智超群，既享尽人间富贵，又善论佛法，这种不起分别心，被称作“不二法门”，也称作“不二禅机”，即语默不二、小大不二，是对禅宗影响最大的两种。因此这位在家修行得道的维摩诘居士，也深得佛祖尊重。

唐代大诗人王维便是受《维摩诘经》影响非常深的诗人，他名维字摩诘，连读便是“维摩诘”。王维的生活方式能够化解仕与隐的纠结和矛盾，亦官亦隐，其山水田园诗中的禅境一片化机，便与本经的精神有相通之处。

阅读完《维摩诘经》，王安石深有感触，于是写《读维摩经有感》道：

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

（卷四八）

元丰二年（1079）六月二十五这一天，王安石早晨起来便闷闷不乐，忧伤的感情溢于言表。其实吴夫人也知道丈夫的心事，只是不愿意说破，二人心照不宣。但夫人这几天也是心火很大，身体非常不好，走路都很困难。幸亏家中女仆人服侍周到，故没有大碍，但行动依然很吃力。

吃过早饭，王安石跟夫人商量，说今天出去散散心，晚上就不回来了。夫人本来想要陪伴夫君出去，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暗暗着急，于是反复叮嘱家僮一定好好照顾主人，反复叮嘱王安石注意照顾好自己。

王安石和仆人一直朝蒋山中定林寺的方向走去。虽然只有七八里山路，但王安石身体大不如从前，还是骑上他心爱的小毛驴。因为神宗赐给他的宝马在元丰元年死去，从此他便骑一头小毛驴出门。因天下人都知道，王安石不坐轿，他认为同样是人，没有把别人当牲畜的道理。所以说王安石是“拗相公”还是比较贴切的。王安石确实是很固执的人。因为山路不好走，有时还要下驴徒步行走。王安石毕竟是虚岁六十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很健康，所以要拄个拐杖。

山路蜿蜒，起伏不定，但基本是林荫路。从定林寺方向流过来一道清澈的泉水，横贯定林寺的东南，正好是王安石前去的方向。因此偶尔就要顺着泉水往上走，有时还要从泉水中蹚过去。乏了，主仆二人便在路边的大石头上坐下休息一会儿。

这时，看前面蒋山深处飘出一块一块的白云，轻飘飘的，无拘无束，很有神韵。王安石忽然想起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诗句，默默点头，心想王摩诘确实是领悟到佛法真谛的人，无论是生活还是诗画都有佛境禅味，怪不得当时便被称作“诗佛”。

休息一会儿，王安石继续往前走，忽然感觉好笑，自己的这种情景也有了诗味，于是顺口吟道：“定林青木老参天，横贯东南一道泉。六月杖藜寻石路，午阴多处弄潺湲。”[33]

又走了一段路程之后，王安石主仆来到宝公塔院。这是一个不大的院落，里面的主体建筑便是宝公塔。王安石对于塔里收藏之舍利的这位高僧的生平事迹自然非常了解。

所谓的“宝公”便是南朝梁武帝萧衍时期名满天下的宝志和尚。宝公名宝志，是南朝高僧，俗姓朱氏，金城（今甘肃兰州）人。在宋齐之际已经显示出很多灵异的迹象，梁武帝特别敬重他，深信不疑，俗呼为志公。宝志和尚能写一手精妙的小篆。

南朝宋泰始年间（465—471），宝志和尚经常出入钟山，来往都邑，疯疯癫癫，披着发，光着脚，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子，或挂一两匹帛。他身上时常发生让人难以捉摸的灵验故事。梁武帝时期尤受敬重，俗称他为宝公、志公。梁天监十三年（514）死去，便埋葬在南京钟山定林寺前称作独龙阜的山岗上，永定公主出资为他修建宝塔，名叫“宝公塔”。

据说，宝志和尚死前对人说：“菩萨将要走了！”不到一旬便无疾而终，遗骸香软，容貌平和喜悦。临死的时候，他点燃一支蜡烛交给后阁舍人吴庆，吴庆报告给梁武帝，梁武帝叹息道：“大师不复留矣！烛者，将以后事嘱我乎？”因而进行厚葬，将其埋葬在钟山独龙之阜，建造开善寺，下诏命陆倕书写铭文放置冢内，而命文士王筠写作碑文放置在庙门。并让画工画他的遗像，放置很多地方。

据说，现代民间流传非常广泛的“济公”原型便是这位疯疯癫癫很灵验的宝志和尚。人们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先后运用法力使齐武帝萧赜和梁武帝萧衍废除肉刑，实行仁政，对于缓解当时百姓的苦难有一定作用。真正关心百姓的人便会得到百姓的拥戴和永远的纪念。

进入院子里，抬头看看宝公塔那巍峨的身姿，深思一下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高僧，回头瞭望一下周围的风景，王安石不禁为宝公塔的形胜所感叹，于是吟《宝公塔》诗一首道：“道林真骨葬青霄，窣堵千秋未寂寥。宝势旁连大江起，尊形独受众山朝。云泉别寺分三径，香火幽人只一瓢。我亦鹫峰同听法，岁时歌呗岂辞遥。”[34]

开头一句的“道林”是指晋代高僧支道林，在东晋中叶曾经名动江南，深受谢安、王羲之等高贤的推崇，对于后世禅宗的兴盛有很大的影响。这里说宝志是位如同支道林那样的高僧，而这里埋葬的是真骨。第二句说宝志和尚身后几百年来一直也不寂寞，依然被人们尊崇热爱着。

王安石一边这样思考着，一边拾级而上，登上宝公塔最高层。回头看，自己的仆人和小毛驴就在山门侧的松树阴凉下面休息，而自己则独自站在这最高的地方，风显得比下面大很多。视野开阔，山水缭绕，萦青缭白，塔院里没有游人，万籁无声，忽然松树枝上出现一只松鼠摇晃着肥大的尾巴跳向另外一个松枝，微小的声音打破了寂静，塔院外一对乌鸦在对着双双飞舞，不断转身上下，姿态很美，仿佛在交流。这情景在王安石的脑海中组合成一幅美丽的画面，于是又吟出一首七律来。《登宝公塔》：“倦童疲马放松门，自把长筇倚石根。江月转空为白昼。

岭云分暝与黄昏。鼠摇岑寂声随起，鸦矫荒寒影对翻。当此不知谁客主，道人忘我我忘言。”[35]

“道人忘我我忘言”，王安石反复体会自己这句诗的意蕴，默默点头，感觉很满意。看看太阳转西，王安石便从塔上下来。还是一个人默默走到一个祠堂前面。院里除宝公塔外，还有一个新建的祠堂，规模不大但很典雅，这个祠堂纪念的不是别人，正是王安石的心肝宝贝儿子王雱。

前文提到，王雱是三年前在汴京去世的，当时神宗对其进行追封，也给了相当数量的丧葬费。王安石将儿子的遗体安葬在这里，也是为了祭奠方便。于是便在宝公塔院中求得一个位置，给儿子建立一个小规模的祠堂。儿子王雱死的日子如同刀刻一般深深刻印在王安石的记忆里，那是熙宁九年（1076）六月己酉日，己酉日是二十五。也正是那天的酉时，正是太阳落山的那个时候，王雱呼出最后一口气，闭上双眼，结束了三十三岁年轻的生命。

来到儿子的牌位前，王安石看着“王雱”的名字，脑子里如同过电影一般不断地闪过儿子一生的镜头，不知不觉间满脸是泪。

回头看看远处，太阳也正在向山后隐去，渐渐地收了它的光线。三年前的这个时刻，儿子的生命之光消失了。三周年了，儿子，你知道父亲来看你了吗？你知道，父亲想念你的时候，就自己悄悄到这里来看看你，来过已经不知多少回了，儿子，你知道吗？

泪眼模糊，王安石用宽大的衣袖擦拭一下眼泪，视线由模糊渐渐清楚一点了。于是他写下《题雱祠堂》一诗曰：“斯文实有寄，天岂偶生才。一日凤鸟去，千秋梁木摧。烟留衰草恨，风造暮林哀。岂谓登临处，飘然独往来。”[36]

白头人送黑发人那种肝肠寸断的滋味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仆人跟着王安石来这里已经不止一次了，看见主人脸上的泪痕，劝慰道：“老爷！您可要节哀顺变啊！”王安石点点头道：“好好好！我知道。我们走吧！”

仆人拉着驴，王安石拄着藤藜的拐杖，向前面的定林寺走去。王安石的心情依旧没有从伤感中摆脱出来，心中有些纠结。他忽然转个念头，想起宝志大和尚《大乘赞》中的偈语来，便在心中默念：“烦恼本来空寂，妄情递相缠绕。一切如影如响，不知何恶何好。有心取相为实，定知见性不了。”王安石仔细体会这几句偈语的精神实质，尤其是最后两句“有心取相为实，定知见性不了”，如果将世间的一切都看作是真实的，那就是没有真正见性。没有真正体会到天地宇宙万物都是不断流转的，都是转瞬即逝的。故都如同花开花落一样。如果真正理解这一点，烦恼自然会消减一大半。自己还是未能悟到最高境界啊！

暮色从四面向中间聚拢而来，就在黄昏将近、夜色渐渐深重的时候，王安石主仆二人拉着小毛驴进入了定林寺。

看门的小和尚认识王安石，热情招呼道：“阿弥陀佛！王施主来了。欢迎！欢迎！”双手合十行了一礼。

“你们方丈在吧？”王安石问。

老方丈法号叫“无外”，正在寺院中的一棵古松下乘凉，听到王安石的声音立刻起身迎了出来，边走边高声说道：“阿弥陀佛！贫僧在。欢迎王施主光临山门。施主这个时候来，恐怕还未用晚膳吧？请到斋堂用膳。”

王安石和这位称作无外上人的方丈是老朋友，自然也就不客气，跟随他到斋堂吃饭。王安石是个很简单的人，吃饭也很快。

无外上人和王安石并排而行，对王安石说：“介甫啊！咱们马上去寮舍的客房，今天真是巧极妙极，你还可以见到一个老朋友。我们俩刚才还谈论你呢，想不到你就来了。”

“谁？是哪位大师？”王安石迫不及待。

“哈哈哈，介甫总是急性子，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王安石加快了脚步，本来也没有几步道，便进了寮舍里的客房，待王安石一见到无外上人说的那个人，果然大喜过望。

第二节 宝觉祖心大师

原来，无外上人说的客人是王安石交往几十年的老朋友宝觉祖心禅师。说起这个人来，那真是名满天下，在佛教界可谓大名鼎鼎，无人不知，而且他和王安石的交情绝非一般。

这位大师本名祖心，生于公元一○二五年，比王安石小四岁，南雄始兴（今广东始兴县）人，十九岁出家，法号为宝觉。经过多年修炼参悟，先后得到衡山云峰文悦大师、黄檗慧南大师的指点，曾熟读《传灯录》，见僧问多福禅师如何是多福一丛竹公案，顿有所悟，于是再回黄檗黄龙山，慧南许为入室，成为黄龙宗的大师。后来慧南圆寂之后，他继任黄龙住持。法嗣有四十七人，而以黄龙悟心、灵源惟清为上首。后来传入日本的临济宗便是由宝觉弟子们传入的，到今天依然是日本佛教很有影响的派别。

宝觉大师主要居住的寺院还是黄龙寺，黄龙寺在今江西南昌市。但他也经常云游四海，尤其到一些有高僧的著名寺庙交游讲学或者切磋佛法。王安石年轻时在京师便与其有过交往，几十年来交往很深。王安石印象最深的是当年接到召他为翰林学士的圣旨，在动身前曾经到镇江金山寺去拜访这位交情很深的宝觉禅师。

那是熙宁元年（1068）的春天，王安石接到圣旨，诏命他为翰林学士，进京任职。他内心很矛盾，自己确实想要为朝廷为百姓干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但鉴于官场中尔虞我诈、复杂多变，依然没有下定决心，于是他到当时正在金山寺讲法的宝觉大师那里去征求意见。

这年王安石四十八岁，正是人生精力最旺盛，也是社会经历丰富、人生比较成熟的时期。宝觉大师四十四岁，已经是佛教界有名的人物，是禅宗黄龙派住持慧南的得力助手，可以独立讲经说法，而且是慧南内定的下一届掌门人。

在一间不太宽敞且装饰简朴的僧房里，王安石和宝觉大师对床而坐，两床床头中间有一个稍大的床头柜，上面放着一盏油灯。灯光不太亮，但其亮光还是比萤火虫亮多了，灯火的大小确实和大的豆粒差不多，所以称之为荧豆青灯，还很贴切。

二人已在斋堂用过晚膳，庙里服务的小和尚给上了一壶好茶，淡淡的清香飘荡了全屋。王安石和宝觉祖心大师都深深吸了几口气，连连赞叹这沁人心脾的茶香。寒暄过后，步入主题。王安石问道：“和大师交往多年，多次受教。这次又遇到难心之事，特来向大师求教。”

“施主之问，老衲能够猜到几分。是不是关于仕隐进退之事难以定夺了？但讲无妨。”宝觉祖心大师很爽快。

王安石道：“我今天又接到圣旨，宣诏我进京出任翰林学士，我有些犹豫不决。是去，还是不去？”

“圣旨宣诏，应该立即就去啊。这有什么可犹豫的？”宝觉祖心大师马上回答，他可是毫不犹豫。

王安石道：“朝野许多朋友、士人都知道我曾经几次坚决推辞官职，前帝英宗朝也曾经三次征召我进京供职，我都坚决推辞了。这次是新皇召我进朝，而且是出任翰林学士，如果我前去，则可能有人认为我求官心切，又好像对先皇不尊重。这也是我的顾虑。”

宝觉祖心大师仔细听着，略微沉思一下，说道：“介甫兄当时不去，必有不去的理由。”

王安石微微点头道：“当时一是母丧刚除，心情还比较悲伤。二是……”

“介甫兄不说也罢，老衲心里明白你想说什么，就不必说明白了。那么，这次你则应该立即进京了！”宝觉祖心大师说得非常肯定。

王安石迟疑一下，道：“为什么？”

“介甫兄，来！予与尔言。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

王安石开始一愣，但马上就明白了，立即回答曰：“不可。”

“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宝觉祖心大师继续问。

“不可。”王安石应口回答，仿佛是在对台词。

“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诺！吾将仕矣。”

两人后面的两个对句都有点拿腔作调，像演戏似的。对完话，二人都放声大笑，特别开心。而这种对话的语气和节奏还真有点禅宗进行辩论时的机锋。

原来，二人刚才的对话便是原版的孔子和阳货的对话。那是《论语·阳货》篇的第一章，当年阳货一心要拉拢孔子出仕，而孔子坚决不肯。于是阳货便趁孔子不在家以季氏的名义给孔子送去一个烤乳猪。按照当时的礼节，如果“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37]。阳货是趁孔子不在家时，代表季氏送给孔子烤乳猪的，这样，按照礼节孔子就必须亲自到季氏府去回拜。

孔子是最遵守礼制的，所以阳货给孔子出了道难题，孔子一定要解这道题。于是孔子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趁阳货不在时去回拜，既不失礼又不见阳货。但在回来的路上却遇到了阳货，没有办法避开，于是便产生了上面的对话。

如果从对话的字面看，孔子答应阳货即将要出仕了。但在阳货当政的时期，孔子始终也没有出仕。王安石是可以背诵《论语》和《孟子》的，而宝觉祖心大师也是儒学大师。当时很多佛教高僧的儒学学问都极其精湛，这便是禅宗大盛的原因之一。所以宝觉祖心大师灵机一动，便模拟阳货的语气问王安石，王安石明白后自然应答如流了。

二人笑了一会儿，端起茶碗饮了几口，一边品尝茶香一边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聊。宝觉祖心大师说：“此一时彼一时。刚才虽然我们是运用了阳货和孔子的对话，但内容却并非是完全相合的。孔子没有出仕是因为请他出仕的季氏和阳货都不是他赞许的人。所以老夫子虽然口头答应，但实际上当时并没有出仕。介甫兄和当年孔老夫子的情况可完全不同，您这是当今圣上亲自下的诏书，新君如此看重你，辅佐明君，大展宏图，是个绝好的机会。确实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啊！机难逢而易失，一定要抓住时机才可以成就事业啊！”

王安石答道：“诺！吾将仕矣！听君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确实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明天即赴京任职。”

是宝觉祖心大师的话坚定了王安石进京的决心，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他曾经写《松间》一诗表达了当时的心情：“偶向松间觅旧题，野人休诵《北山移》。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自不知。”[38]这些情景经常出现在王安石的脑海，没有想到今天在这里不期而遇这位禅师，这令王安石格外高兴。

王安石在《赠宝觉》诗小序中说：“予始与宝觉相识于京师，因与俱东。后以翰林学士召，会宿金山一昔。”[39]记载的正是那次令王安石终生难忘的相会。

宝觉祖心禅师见是王安石，也非常高兴。急忙起身，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不知国公驾到，有失远迎！人生真奇妙，缘分更难晓。没有想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介甫兄。”

王安石急忙回礼道：“阿弥陀佛！真的就是有缘分，我也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大禅师。”

因为王安石也在这客房中下榻，无外上人安排一个小和尚去补一个挂单，即客人过夜的登记，再嘱咐负责这所客房服务的小和尚好生服侍，便先告退回房了。

王安石和宝觉祖心禅师开始了推心置腹的长谈。宝觉祖心禅师对王安石心中的郁闷逐一排解，并即兴吟诵一偈语道：“乾坤无际两沉沉。休向其间论此心。隐显任从千种现。梦中形影莫追寻。”王安石反复吟味“隐显任从千种现。梦中形影莫追寻”两句，感觉切中自己的心事，因为一切功过是非都转瞬即去，又何必在意？都如同梦境中的场景一样，不要再去追寻。王安石若有所思。

这时，宝觉祖心禅师又说话了：“介甫，你现在对于新法推行的是是非非并没有完全忘却，还有分别心。我再跟你说一个人，一件事。”

“谁？”

“王子纯，那可是你的爱将，你的好友。”

“王子纯？你说的是王韶？”

“对！就是他。那是个热血男儿，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大英雄。现在也看破红尘了。”

“怎么？大师和他有交往？”

王安石只知道王韶早就从边塞回到朝廷，听说到洪州去当刺史，其他情况就一无所知了。

这时，宝觉祖心禅师从他的百宝囊中拿出一册抄本来，翻到一页让王安石看，道：“介甫看看这个颂语就明白了。”

王安石一看，见上面写的是：“答王枢密子淳入道。以颂见呈。了了了。雪里寻春月中晓。困来欹枕意度深。饥即饱餐滋味好。勿言欹饱便相于。古今同辙不同途。从来已是无羁束。大丈夫儿捋虎须。”

王安石当然看明白了。王韶皈依佛教了。王韶字子纯，有时也写作“子淳”，是枢密副使。故这里说“王枢密子淳”。王韶当年独自到边塞实地考察研究，上《平戎策》三篇，对于恢复河湟提出大胆的建议。那种神采飞扬、意气方遒的英雄气概令人贲张感动，曾经在刀光剑影中拼杀的勇士，如今却皈依佛门，其心情之颓唐该到了何等程度。想到这里，王安石长吁短叹道：“想不到啊！想不到啊！王子纯居然皈依佛门了！”

这时，宝觉祖心禅师将那个抄本翻到最后，指着几行字说：“看看，这便是子纯的文字，还是很有悟性的。”

王安石仔细观看，原来是王韶为宝觉祖心禅师一次讲法语录写的后记，全文是：

后 序

敷阳王韶撰

敷阳子曰：予尝劝学者学圣人之道，皆当求之于文辞章句之外。至于天道阴阳，则又在算数历法之外。今得遇黄龙心师，发明至道。则所谓圣人性命之理者，又在生平学习思想之外。噫！古人谓：佛法皆以心相传。岂虚也哉！虽然，欲传其心，亦不可得。则所谓得者，亦未尝得也。学者思之。

元丰元年六月二十五日序。

看完这段文字，王安石长时间无语，眼中缓慢溢出两滴眼泪。

宝觉祖心禅师问道：“介甫兄为何如此伤心？”

王安石声音很低沉，说道：“看到王子纯写序的日期，我心里便非常难受。三年前的今天，吾儿王雱离我而去，天妒英才，如同敲碎了我的心。去年的今日，我的好友，热血男儿王子纯居然皈依佛门，也令我感到非常寒心。难道是上天弄人？孔子从来不谈论鬼神，但他从来也没有否定鬼神。我现在开始有些糊涂了。到底有没有鬼神？到底有没有六道轮回？”

宝觉祖心禅师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接着解劝道，“介甫兄本是大学问家，只不过是当事者迷罢了！一切都在有无之间。不起分别心，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乾坤无际两沉沉。休向其间论此心。隐显任从千种现。梦中形影莫追寻。一切都如梦中景象，难以追寻，也不必追寻。至于六道轮回，有还是没有，也都进入分别心，人一有分别心，就是没有修炼到家。尘世之间，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一切都在有无之间，如同水中月、镜中花，幻象而已！”

王安石默默颔首，不再说话，昏昏沉沉睡去。

宝觉祖心禅师见王安石睡着了。他依旧盘膝打坐，看着王安石疲惫的身体，心里涌现出许多爱惜怜悯之意。

十多年前，这位学识渊博、执政经验丰富的中年男子曾经到金山寺征求自己的意见，是出仕还是隐居在家，开馆授徒。是自己的几句话说服他坚定地进入朝廷，走向执政的道路。他这十多年来，经历多少风风雨雨，受过多少委屈，变法大业虽然已经见效，但他遭受的诽谤和攻击实在太多了，一般人早就承受不了了。宝觉祖心禅师想到王安石在第二次出山后曾经在龙华院遇到自己，并写下三首七绝坦白当时的情景。

与宝觉宿龙华院三绝句

老于陈迹倦追攀，但见幽人数往还。忆我小诗成怅望，金山只隔数重山。

世间投老断攀缘，忽忆东游已十年。但有当时京口月，与公随我故依然。

与公京口水云间，问月何时照我还。邂逅我还还问月，何时照我宿金山。

（卷四二）

诗中已充满了对于官场厌倦和向往隐居的情愫。因为回忆当初到金山寺和自己彻夜深谈的情景，所以才说“忽忆东游已十年”，而在这十年中，王安石感觉只有当时京口的月亮和我宝觉祖心禅师才一直伴随着他，是对我何等的期许啊！

嗨！自己面前的这位俗家朋友是位积极入仕，对于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的坚定执行者，为天下苍生，为国家朝廷，真可谓是呕心沥血了。但他又淡泊名利，从不谋自己的私利。在朝廷执政时完全出以公心，不搞宗派，不拉帮结伙，真是孔子“君子周而不比”、“君子群而不党”的实践者。天下人都公认王安石是“在朝不蓄势，在野不蓄钱”，这十个字可不是一般权贵所能做到的。但由于政治见解的不同，特别是反对变法的那帮人，依旧往王安石的头上泼了许多脏水。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斗转星移，云雾飞腾，宇宙如同一个无边无际的大转炉，陶冶着一切生命。一切都处在永无休止的运化之中。介甫兄啊！你太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天下事未易了了，当以不了了之。你的心胸已经够大了，但还要再大一些，不必为那些小人的无端攻击而懊恼。

想到这里，宝觉祖心禅师也渐渐入定，进入无何有之乡，蒙蒙眬眬。

第三节 昭文斋

心情平静后的睡眠很深，王安石醒来一看，阳光已照到窗户上。由于夏日天长，而且定林寺在山腰，阳光上来得比较早。见对面床上宝觉祖心禅师已经入定，尚未醒来，便一个人轻轻下床，轻轻穿衣穿鞋，轻轻推门出去，来到定林寺的庭院。

这时，王安石才仔细欣赏周围的美景，只见溪流围绕着寺庙的屋舍而翠竹环绕着青山，溪流和青山都在白云缭绕的山腰之间。溪流旁边还放着小艇供游人游玩。溪流边的水鸟和山上随意开放的山花都在供人尽情欣赏。当人的心情完全融入大自然的时候，才会感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这时王安石忽然领会到王维“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的意蕴来，连连颔首道：“王摩诘真是至人，竟能将如此精微的感受表现出来。‘高人王右丞’，难怪杜子美如此敬重他。”王安石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不觉也吟出一首《定林所居》来：“屋绕湾溪竹绕山，溪山却在白云间。临溪放杖依山坐，溪鸟山花共我闲。”[40]

王安石的性格就是专心致志时一切都会忘记，他自言自语刚刚吟诵完这首七绝，就从身后传来笑声，原来是宝觉祖心禅师和无外上人都来到他的身后，见他陶醉于这里的美景便没有打扰他。听完他的吟诵，二人哈哈大笑道：“好诗！好诗！介甫兄真是出口成章啊！”无外上人接着说：“等闲暇时介甫兄将其书写出来，也给敝寺增辉。”

三个人一起来到斋堂用早膳，无外上人叫过住持，吩咐道：“今天上午的讲经就取消了，安排众僧人自己学习诵经。”

王安石明白，这是因为无外上人要陪伴自己和宝觉祖心禅师的缘故，内心很是感激。饭后，无外上人带领王安石来到该寺院的昭文斋参观浏览。所谓的昭文斋便相当于定林院的图书馆，不过收藏的主要是佛经，还有一些儒家经典和道家经典。儒家的五经，《论语》《孟子》，道家的《道德经》《南华真经》等这里都有，而且都是非常好的版本。就连王安石主持编撰的《三经新义》在这里也有一套，崭新的封套，上等的印刷，很漂亮。

三人谈天说地，相互讨论佛经的教义，很快便要过午。寺院里一般都吃两顿饭，中午吃些点心垫补一下，下午四点多钟便吃完晚膳。

三人在昭文斋里继续神聊。因为讨论得有些高兴，王安石感觉自己的许多心病今天全都消逝了，儿子王雱去世的哀伤，王韶遁入空门的悲伤，自己遭受许多莫名其妙之诬蔑的感伤，似乎都远离自己而去。心中没有了郁闷，于是便要喝酒解除一下近来的晦气，也舒畅一下长久抑郁的情怀，便提笔蘸墨，笔走龙蛇，写一首诗道：“定林斋后鸣禽散，只有提壶守屋檐。苦劝道人沽美酒，不应无意引陶潜。”[41]

无外上人一见，便笑着对宝觉祖心禅师道：“介甫要饮佳酿，我们俩也要奉陪啊！”宝觉祖心禅师双手合十，道了一声：“阿弥陀佛！介甫是方外之人，你是主人，当然应该奉陪。老衲就以茶代酒，不破戒了！”无外上人立即安排人去山下沽酒。

月亮东升，银色的月辉洒满大地。三个人饮酒品茶完毕，出来欣赏这美丽的月色。山中太静了，几只燕子在林间穿梭飞行，钻来钻去。银灰色的月光从山那边匀称地洒过来。王安石被这梦幻般的景致所感染，于是作了一首诗，题目就叫《宿定林示宝觉》：“天女穿林至，姮娥度陇来。欲归今晼晚，相值且徘徊。谁谓我忘老，如闻虫造哀。邻衾亦不寐，共尽白云杯。”[42]

无外哈哈大笑道：“好好！就是这种景色。宝觉禅师也有诗吧？”

宝觉祖心禅师说：“不敢献丑。我的诗才和介甫兄相比可是天壤之别。我只好将以前作的偈语献上一首来姑且搪塞吧！”

王安石知道宝觉禅师的诗才，静静听。无外上人又是一串哈哈哈声，道：“洗耳恭听！”

宝觉祖心禅师清了一下嗓子，一字一板地吟诵道：“不住唐朝寺，闲为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旧一枝藤。乞食随缘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岭南能。”

月亮已经上来了。王安石提议道：“我看昭文斋外面的房间很宽敞，可以放两张床，今晚我和宝觉就住在这里吧！看书方便。以后老朽有暇就来这里休息读书，无外大师不知是否同意？”

“好主意！就这样定了。一会儿老衲就安排。”

正是因为王安石的这个提议，才使几年后来这里的当世书法大师米芾亲自为王安石居住的这间书斋题写匾额，也招来当世最著名的人物画家李公麟前来为王安石画肖像，那都是后话，后面我们还要写到。

第三天王安石和宝觉祖心禅师便都离开这里。临行前，王安石非常工整地抄写自己刚刚完成的《赠宝觉》一诗：

大师京国旧，兴趣江湖迥。往与惠询辈，一宿金山顶。怀哉苦留恋，王事有朝请。别来能几时，浮念剧含梗。今朝忽相见，眸子清炯炯。夜阑接软语，令人发深省，化城出天半，远色有诸岭。白首对汀洲，犹思理烟艇。

（卷七九）

无外上人送王安石和宝觉祖心禅师到了山门。王安石道：“不必再送了，无外大师昨天已经停止讲经一天了，深情厚谊令老朽感动。我已经写下二诗表示感谢，就在昭文斋的书案上，一会儿上人可以去看。算是一个纪念吧！”

无外上人一听，喜出望外，道：“老衲一定好好保存，作为我们寺院的宝贝。你如此一说，我还真不送了，立即回去观赏。”

无外上人急忙到昭文斋去看，只见镇纸压着两幅写好的诗。《书定林院窗》：“道人今辍讲，卷祴寄松萝。梦说波罗蜜，当如习气何。”[43]“竹鸡呼我出华胥，起灭篝灯拥燎炉。试问道人何所梦，但言浑忘不言无。”[44]

第四节 俞秀老兄弟

从定林寺回到家里，夫人的病也有了起色，可以起来到外面走一走了。见王安石回来后气色比以前强多了，吴夫人心情大好。

这天上午巳时，半山园里一片清和景象。六月的天气，菜畦里时蔬都是最丰盛的时候。王安石和吴夫人自己到菜园子里亲自去摘黄瓜和豆角。黄瓜挑嫩一点的，顶花带刺的，摘下来直接就吃，那种清脆微微甜香的口感真是美不胜言。豆角则需要弯腰去摘，王安石弯腰有点不适，故只有吴夫人自己去摘。菜园子里空气清爽，清清的芬芳十分醉人。

夫妻二人正在享受这田园之美的时候，从前面传来歌声。那是男高音，声音高亢悠扬，歌词更是高洁优雅，王安石侧耳倾听：

钓鱼船上谢三郎，双鬓已苍苍。蓑衣未必清贵，不肯换金章。汀草畔，浦花旁，静鸣榔。自来好个，渔父家风，一片潇湘。

（《全宋词》第一册）

声音由远及近，人也看得清楚了。只见此人细高挑的身材，面目清秀，头戴斗笠，身穿鹤氅，宽袍大袖，手拿一把大蒲扇，一边走一边摇。那种潇洒出尘的神态真如同闲云野鹤，无拘无束。

王安石马上就知道这位散仙似的人物是谁了，对夫人说：“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闲云野鹤似的俞秀老，他是来咱们家的。我先和他一首，算是见面礼。于是朗声吟道：

练巾藜杖白云间，有兴即跻攀。追思往昔如梦，华毂也曾丹。尘自扰，性长闲，更无还。达如周召，穷似丘轲，只个山川。

（《诉衷情》，卷八○）

那人已经站在柴门的门口，仔细听王安石吟诵的《诉衷情》。听罢，也不打招呼，也不用人让，径直走进院子来。

王安石和夫人也从菜园子里走出来，迎上前去，吴夫人胳膊上挎着菜篮子，里面有刚刚摘下来的黄瓜和豆角。王安石向那位不速之客打招呼道：“这位兄弟当是金华的俞秀老吧？欢迎光临！”

“在下正是山野村夫俞紫芝，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舒国公王介甫吧？渴慕已久，今特来拜访。国公是怎么判断出鄙人是俞紫芝的？”

“你的《诉衷情》在这一带流传甚广，渔父农夫几乎都会唱。你刚才唱的那阕词不就是自报家门吗？”

王安石从夫人挎着的菜篮子里拿出两根嫩黄瓜，递给来人一根，自己拿一根，说道：“欢迎欢迎，请进寒舍一叙！天气很热，秀老一定走渴了，先吃根黄瓜！”

王安石自己先吃起来，俞秀老也不推辞，一边吃黄瓜一边随着王安石往屋里走。二人进了客厅。

这位俞秀老，是当年一位奇人。黄庭坚在《书玄真子渔父赠俞秀老》文中说：“金华俞秀老，物外人也。尝作唱道歌十章，极言万事如浮云，世间膏火煎熬可厌，语意高胜。荆公乐之，每使人歌。秀老又有与荆公往返游戏歌曲，皆可传。长干白下舟人芦子，或能记忆也。”他的弟弟俞清老和黄庭坚是同学，黄庭坚比王安石小二十四岁，故这位俞秀老比王安石小二十岁左右，已经四十多岁，单身不娶，也不置办家业，喜欢作诗，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他的《旅中寓怀》：“白浪红尘二十春，就中奔走费光阴。有时俗事不称意，家在碧溪烟树深。”写出了对于尘世的厌倦和对于自然的向往。王安石早就读过他的一些诗，很喜欢其中幽静高雅的情怀和意境，对于他传唱于众人之口的几首《诉衷情》词，王安石更是随口就能吟唱。因此一听那首《阮郎归》，便知道是这位大仙似的人物来了，而这完全是王安石意料中的事。

王安石的客厅和书房是二位一体，所谓的客厅也非常简陋，两张胡床，中间一个竹子制成的茶几，上面是简朴的茶具。两张胡床的旁边各放一个圆凳。窗户下面便是一个较大的书案，上面摆放着许多书卷。里面是一大排书架，上面都是用书套装着的各种书籍。

仆人端上刚刚沏好的新茶，茶香满屋。二人的话题很宽泛，但主要谈论什么是人生真正的幸福。只要一提及隐居的话题，中国文人便最容易把陶渊明拉进来。俞秀老道：“‘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五柳先生这里的‘真意’便有无穷意蕴。而他老先生却不道出真意是什么，让你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妙极！妙极！”

王安石道：“这种真意，可以用诗来表现，老朽这便把诗写出来。请俞处士过目，也请不吝赐教，看看是否认可。”说罢，起身离开胡床到书案前，砚台中还有一些墨，用毛笔稍微调一点水，反复探探笔，铺开一张加料生宣纸，笔走龙蛇，用行书兼小草写下一首七绝《示俞处士》：“鲁山眉宇人不见，只有歌辞来向东。借问楼前踏于 ，何如云卧唱松风。”[45]

俞秀老看着王安石写完，眯缝着眼睛轻声念叨着后两句，慢条斯理地说：“‘借问楼前踏于 ，何如云卧唱松风’在对比反跌中写出一种潇洒出尘的精神，这正是我要的生活。前面的铺垫很精妙，即使像元德秀那样清廉勤政、清静无为的好官，也要被迫在百花楼前演唱《于 于》踏歌，哪有我们卧听松树的风声那般轻松，而心灵更加清静呢？”

王安石此诗是运用典故来赞美俞秀老的生活状态，同时也是对自己隐居生活的充分肯定。确实如俞秀老分析的那样，王安石诗中的“鲁山”是指唐代有名的官吏元德秀。

据《新唐书·元德秀传》记载，一次，唐玄宗驾临东都洛阳，在五凤楼召集群臣宴饮。为助酒兴，便传令附近三百里内的各县县令、刺史，带着艺伎乐人来五凤楼参加文艺表演。又有人说，皇帝将根据演出的优劣评定名次，给予赏罚。许多地方官便挖空心思为讨皇帝的欢心而不遗余力。

河内太守表现得最为出色，他带来一个庞大的车队，几百名浓妆艳抹的演员满满坐了几十车。这些美女个个衣着锦绣、满身珠翠，就连拉车的牛马也都装扮成犀牛、大象。整个表演奇丽诡异、光彩夺目。鲁山县令元德秀恰恰相反。他轻车简从，只带几十名民间乐工。他亲自弹琴伴奏，乐工联手唱了一首《于 于》。

《于 于》这首歌，是县令元德秀自己作词谱曲，反映了当地百姓的淳朴美德和艰辛的生活状态。玄宗听了，非常惊异，赞道：“这才是贤人所应该说的话呀！”

玄宗热情称赞元德秀，又对众臣道：“河内人民一定遭殃了吧？”

王安石的这首诗，前三句都说元德秀，最后用“何如云卧唱松风”一句赞美无拘无束的隐士生活的高标出尘。而俞秀老能够理解得如此透彻，也可以看出其学问的渊博。因为这个典故虽然不生僻，也不是寻常百姓都可以知道的。

仆人来请二人用午餐，全是自己家的蔬菜，极其清新，鲜味满屋。俞秀老一点也不客气，仿佛是在自己家一样。越是这样，王安石越开心，因为这是实在人。

饭后，王安石约客人到外面溜达溜达，随便看看周围的环境和风景。二人从西面的小门出来，向西北的方向信步而行。没有预定的目的，二人沿着一条田间可以走牛车的道路，一边走一边观赏田园风光和自然美景一边聊天。

我们也把二人眼中的景象描摹一下。王安石的半山园在今天南京市的白下一带，是今天东南大学校园（即当年南唐故宫，宋代为江宁府衙门）与钟山中间。当时还很萧条，周围稀稀落落有几所民居。在通往钟山的方向地势越来越高，山岭起伏绵延，远处的小村庄在绿茵中依稀可见。偶尔可以听到正在莳弄庄稼的农夫的欢声笑语，到处是喜庆祥和的图景。往西面通往钟山的一个山腰处，一座寺庙的佛塔插向碧空，殿堂隐约在山洼里。

王安石指着远处山腰上的寺院说：“那里便是定林寺，里面有昭文斋，我前几天还去住了两个晚上，和那里的方丈无外上人以及云游至此的宝觉祖心禅师进行了长谈，真是茅塞顿开啊！以后有机会咱们俩一起再去。”

“我是无拘无束之人，愿意云游。一切都看机缘。国公这里真是好去处啊！一片丰收祥和的景象。这里的百姓生活很悠闲，这都是新法带来的。国公功高日月，造福天下苍生，这也正是山野之人敬佩您的原因啊！对于那些表面道貌岸然、暗地里蝇营狗苟的庸官俗吏，我也像当年的阮步兵那样，从来不拿正眼瞧他们。”

王安石道：“人生各有所好，不可强求。我们就不谈他们了，还是尽情享受我们现在的清静之福吧！如此良辰美景，又有朋友相伴，不可无诗。”

“哈哈哈，好啊！看来国公是胸有成竹了！山野村夫洗耳恭听！”

“不敢！此诗就叫作《示俞秀老》：

缭绕山如涌翠波，人家一半在烟萝。时丰笑语春声早，地僻追寻野兴多。窣堵朱甍开北向，招提素脊隐西阿。暮年要与君携手，处处相烦作好歌。

（卷三七）

“‘暮年要与君携手，处处相烦作好歌’，惭愧惭愧，国公功在社稷，名闻遐迩，居然要和一个山野村夫携手，真是受宠若惊啊！”俞秀老并不完全是谦虚。

看看太阳西斜，二人也不知走出多远，便又拐上另外一条小路往回走。

回去晚饭后，安排俞秀老就住在书房里。二人晚上又进行了一番畅谈。王安石挽留俞秀老多住几天，一起好好盘桓一番。第二天如果天好就去看一位朋友。

次日又是个晴天，五点多钟已经是朝霞满天。王安石到书房来看看客人休息如何，但俞秀老却不见了。王安石有些纳闷，自己一生遇到的怪人多了，什么类型的都有，但也没有这样的。他一看书案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国公招待，山野之人散漫成性，宽恕不辞而别。俞秀老。”字迹遒劲，非章非隶，非草非真。

王安石看罢，心中暗笑，难怪世间传说俞秀老兄弟两人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难以捉摸。也不说什么原因，也不告诉往哪里去，就这么说走就走了。王安石摇摇头，忽然觉得应该作首诗将今天的事记下来。于是作诗《俞秀老忽然不见》：“忽去飘然游冶盘，共疑枝策在梁端。禅心暂起何妨寂，道骨虽清不畏寒。”[46]诗歌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记录人生经历的一些生活细节，如果没有王安石的这首诗，我们便无法知道俞秀老这些有趣的故事。王安石对俞秀老是有真感情的。我经常品味王安石《示俞秀老二首》诗，感觉到一片真情，而王安石对于俞秀老人品诗品的器重也充满了字里行间。

第一首说：“不见故人天际舟，小亭残日更回头。缲成白雪三千丈，细草孤云一片愁。”诗人在半山亭等待俞秀老的小船前来，已经夕阳西下还在回头望，简直要愁得白发三千丈了，就连纤细的青草和天上的孤云仿佛都在忧愁。

第二首说：“君诗何以解人愁，初日红蕖碧水流。未怕元刘妨独步，每思陶谢与同游。”[47]您的诗歌为什么可以解愁？因为诗风清新美妙，如同红日映照红色的荷花在碧绿的水流中一样。我并不像白居易那样怕元稹和刘禹锡妨碍了他在诗坛的独步，经常像杜甫那样希望和陶渊明、谢灵运同时唱和交游。

中唐时，白居易和元稹是诗友，元稹死后，又和刘禹锡成为诗友。白居易曾经调侃元稹说：我和你为诗友，也是幸运也是不幸。幸运是吟咏性情，播扬名声，非常快乐；不幸的是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数都说元、白，就因为你的缘故，使我不得独步诗坛。如今垂老又遇到刘禹锡，不又是一重不幸吗？这显然是笑谈。王安石说，白居易怕元稹和刘禹锡妨碍自己独步诗坛，我则没有这种想法。杜甫诗说：“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王安石这里活用典故，味道很足。

俞秀老的弟弟叫俞清老，和他哥哥一样也是个闲云野鹤似的人物，正史中看不到他的身影，而在宋人的笔记小说中却频频出现，而且是位很活跃的人物。当年他和黄庭坚曾经是同学，二人都很聪明，关系也非常亲密。但这位俞清老对于科举和仕途没有兴趣，终日写诗填词，喝酒唱歌，潇洒悠闲。

俞清老听哥哥俞秀老盛赞王安石的学问和修养，便也来拜访王安石。王安石当时见其性情淡泊而且学问渊博，非常适合在佛教中教化众生。元丰七年（1084）王安石大病一场后，将半山园施舍为寺庙，便想请他来做住持。俞清老满口答应，但需要一定的经费，王安石便付给他一定数量的金钱，让他剃度为僧，经营半山寺（亦称报宁寺），并给他起个法号叫作“紫琳”。

俞清老按照程序剃度出家，穿上袈裟，俨然就是一位和尚。可是俞清老一走就是一个多月，根本就不管理半山寺，更没有对半山寺进行一点修缮和建造。

回来后，王安石问：“紫琳，怎么还不修缮建造报宁寺？”俞清老两手一摊，道：“没有钱了！”王安石问：“我给你的钱呢？”“不好意思，都让我偿还酒债了。”

王安石笑笑道：“好吧！再给你一些。”俞清老这次不好意思不努力工作了。但王安石去世后，他还是受不了寺院生活的清苦，还俗当闲云野鹤去了。

黄庭坚在《书赠俞清老》中说：“清老，金华俞子中也。三十年前与予共学于淮南。元丰甲子相见于广陵，自云荆公欲使之脱逢掖，著僧伽黎，奉香火于半山宅寺，所谓报宁禅院者也。予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清老无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不废入俗谈谐，优游以卒岁，似不为难事。然生龟脱筒，亦难堪忍。后数年见之，儒冠自若也。因戏和清老诗云。”其诗《戏答俞清老寒夜三首》，其中说：“索索叶自雨，月寒遥夜阑。马嘶车铎鸣，群动不遑安。有人梦超俗，去发脱儒冠。平明视清镜，政尔良独难。”苏东坡特别欣赏这首诗，曾“屡哦此诗，以为妙也”。俞清老和当时许多名士都有交往，如孙觉、黄庭坚、王安石、苏轼。李之仪曾在为其所作画赞中写道：“说着便知姓名，见者谁不欢喜。”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也不是一般凡夫俗子所能做到的。

第五节 湖阴先生

王安石前一天与俞秀老约定要去看一位朋友，没有明说是谁，但俞秀老不辞而别，便只好一个人去了。他是王安石刚刚认识一年多的好友，此人叫杨德逢，又名骥德，号湖阴先生，家住江宁府上元县城东北角，有几十垧好地，家产不算太大，但也很殷实，因没有功名，也没有官吏身份，就是一个白衣地主。但他与一般的地主不同，他喜欢看书，喜欢清谈，尊重知识，尊重文化，为人也很仁义宽厚，在这一带很有声望。他特别好交往士人，算是很有文化品位的人，所以他和很多文化人都有交往。

十几里的路程，王安石带着一个仆人，骑驴前去。现在不是最忙的季节，杨德逢正好在家，见老朋友前来，非常高兴，急忙安排家人做午饭，自己则和王安石在客厅里品茶聊天。

一进杨德逢的宅院，王安石便立即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宅院不算太大，院墙也不高，院子里非常洁净，地面上连个树叶都没有，两侧分品种栽种着各种花草。那种氛围和境界，多少有点仙境的意味，让人觉得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稍微休息一会儿，王安石提出到外面田地里看看。杨德逢便领着王安石到自己的田间溜达。出了庭院，往前面看，是一大片稻田。水稻长势旺盛，稻苗齐刷刷的，都已经遮住了田地，一阵微风吹过，稻苗随风产生微微的绿色波纹。王安石立即想到陶渊明“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诗句，只有看到这种景色，才能体会出这种自然描写的神韵。

举目望去，在这大片稻田的周围，是一圈水渠，水渠既是保护水田的，又是水田的供水渠道。白色的水渠环绕着绿油油的稻田，很是和谐舒畅，确实比任何美妙的图画都美丽。两面是青山掩映，青山绿水，田野庄园，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中的淳朴景色，也不过如此而已。王安石陶醉在这宜人的景色中。

这时，杨德逢的孙子跑来叫爷爷和客人回去吃饭。王安石才从陶醉的状态下醒悟过来，午时已经到了。于是二人回去就餐。

酒足饭饱后，王安石在客房美美地睡了一大觉。最近几天来，王安石真正过上了清静无为的生活，在定林寺的两天，先后和宝觉祖心禅师、无外上人进行了关于人生与天道的讨论，自己虽然对于功名荣辱早已置之度外，然而是非心依然很重，关怀国计民生的心事始终不能释怀。通过那次讨论，已经放下很多了。俞秀老的突然来访，也给自己的心里平添许多愉快。其实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心无挂碍，什么闹心的事也没有，万事不关心，睡眠自然好。

王安石从深沉的睡梦里渐渐苏醒，窗外传来几声清脆婉转的黄鹂鸟的叫声，那声音由模糊逐渐清晰，由小逐渐变大，由梦境向现实转换，最后才完全听清是鸟的歌唱。就在蒙眬之际，意识模模糊糊的，王安石还以为是在自己家呢，待睁开眼睛看看，环境有点陌生，怎么不是自己的家？晃晃头，模糊的意识才完全退去，想起这里是湖阴先生家的客房。自己暗暗想到：人生真是奇妙，无论在哪里，心里踏实轻松便是家的感觉。

王安石起来，稍微活动活动四肢，感觉很舒服。见客房的几案上有现成的文房四宝，便提笔蘸墨，在粉白的墙壁上书写两首七绝《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桑条索漠楝花繁，风敛余香暗度垣。黄鸟数声残午梦，尚疑身属半山园。

（卷四三）

小诗写出了杨德逢生活环境的清幽高雅，衬托出主人精神境界的超凡脱俗。前首诗的后两句以古语写新意，对仗巧妙，是古今盛传的名句；后一首写自己刚才睡梦初醒的境界，意境与孟浩然的《春晓》有相通之处。

王安石和杨德逢交往很亲密，在以后的岁月中，二人交往更加频繁。二人随时可以到对方家中去。时间一长不见面，便都有些想念。

从王安石的住宅往杨德逢家去，途中有一座石头桥。有时，王安石闲暇无聊，就到杨德逢家中去谈天。

春末夏初的一天，天气晴朗，和风习习。午饭时王安石喝了几盅好酒。酒后便躺下午睡。俗语说：“春困秋乏夏打盹。”春天的午睡是最香甜的。

王安石的这一觉睡得也特别香甜，待醒来一看，太阳转过正南方，开始向西偏斜。王安石忽有所感，想去和杨德逢交流一下，马上起床，穿好单布衫，戴上矮檐短帽，独自一人信步走出院来，溜溜达达，走过石头桥，兴趣盎然。

忽然，不知不觉间，先前的那个想法不知怎么忽然又不见了，想要说什么也记不起来，觉得与杨德逢似乎又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便转过身，再溜溜达达地走回来。

这时，王安石自己也不禁哑然失笑，自言自语道：“乘兴出院过石桥，兴尽即返何寂寥。当年子猷大雪夜，小舟独访戴安道。我今天不也和当年的王子猷一样吗？人之相逢相识相知，真是不可捉摸。一半由于人缘，一半由于天缘。有缘即来，无缘即去。有兴辄往，无兴即返。任性自然，才是大自在。”

正在想着，忽然从深绿的树叶中传来两三声黄鹂鸟的清脆婉转的叫声，打破了王安石的沉思。他又哑然一笑，举头一看，一个弯弯的小月牙开始出现在晴朗的东方，好像挂在树梢上。

这情境太令人心旷神怡了，恐怕这才是人生的真谛。王安石的脑中忽然出现几个美妙的词句，他又稍加润色和斟酌，作成了一首《菩萨蛮》词，词曰：

数家茅屋闲临水，单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予度石桥。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两三声。

作完，自己默诵两遍，觉得很满意，微笑着轻轻地点了几下头。

初夏季节，王安石随意走过石桥，来到庄外。丽日下，徐徐的南风中带着麦子秀穗时的芬芳清新的淡淡的香气，浸入到人的五脏六腑之中，王安石贪婪地深深吮吸品尝着这自然的芬芳之气，惬意与舒畅的感觉实在难以表达。尧舜时代所谓的“熏风”，也不过如此吧！王安石这样想到，即景生情，写了一首七绝，诗题就叫《初夏即事》：

石梁茅屋有弯碕，流水溅溅度两陂。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

（卷四一）

那种情景真的很美，而善于把美的景色和闲适舒畅的心情结合起来则需要极高的悟性和文学才能。

杨德逢是种地的，基本是靠天吃饭。因此，当大旱的时候，王安石也为杨德逢的收成担心，于是写作一首五言诗《寄德逢》道：

山樊老惮暑，独寤无所适。湖阴宛在眼，旷若千里隔。遥闻青秧底，复作龟兆坼。占岁以知子，将勤而后食。穿沟取西港，此计当未获。翛翛两龙骨，岂得长挂壁。晤言久不嗣，作苦何时息。炎天不可触，怅望新舂白。

（卷二）

因为杨德逢正在抗旱，怕打扰耽误生产，于是王安石让仆人送去诗作，表示自己对朋友的关怀。从“穿沟取西港，此计当未获”两句看，杨德逢可能计划从西面的渡口引水灌溉，王安石担心这种计划可能没有成功。

几天后，下了一场透雨，旱情一下子便完全解除。王安石很高兴，而且杨德逢在上次回信中还说，只要下雨后天晴就来看望王安石，于是王安石又写了《再次前韵寄杨德逢》一诗：

一雨洗炎蒸，旷然心志适。如输浮幢海，灭火十八隔。俯观风水涌，仰视电云坼。知公开霁后，过我言不食。翻愁陂路长，泥淖困臧获。明明吾有怀，如日照东壁。莫逢田父归，倚杖问消息。渠来那得度，南荡今已白。

（卷二）

喜悦的心情充满了字里行间，“知公开霁后，过我言不食”两句是说你在天晴后要来我家做客，我知道你是不会食言的，但还有点担心道路泥泞不好走。“明明吾有怀，如日照东壁”两句说我思念你的情怀如同夕阳照射在东面的墙上那样鲜明温暖。

大旱过后，下了一场透雨，从王安石诗句“渠来那得度，南荡今已白”来看，可能还有点涝了。故有些地还要排水，田间管理也很费周折，所以十多天杨德逢也没有来。王安石有点盼望了，于是再写一首七绝《招杨德逢》道：“山林投老倦纷纷，独卧看云却忆君。云尚无心能出岫，不应君更懒于云。”[48]

我王安石自从回归山林后事情也不少，但是独自躺着看白云的飘浮却唯独思念你。你看那白云尚可以“无心以出岫”，你就是再懒惰也不应该比白云还懒啊。诙谐中多少也有点埋怨，更能看出两人关系的亲密。陶渊明在著名的《归去来兮辞》中“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的诗句，王安石用到这里。

见到这首诗，杨德逢知道王安石是真的想自己了，于是立即前来。

杨德逢一进没有遮拦的院子，王安石便看到了，立即迎出来，拉着他的手走进书房客厅兼用的那个屋子。王安石笑道：“湖阴先生来得还真挺快，我刚刚又写一首诗，还没有写标题，现在你来了，让你当场看，就叫《示德逢》吧！”

杨德逢一听，急忙道：“快让老兄看看，又写的什么大作。”杨德逢一看，书案上墨迹未干，是一首七律：

先生贫敝古人风， 想柴桑在眼中。怜愍鸡豚非孟子，勤劳禾黍信周公。深藏组丽三千牍，静占宽闲五百弓。处世但令心自可，相知何藉一刘龚。

（卷三四）

杨德逢看完，道：“您是太高看我这位山野之人了。将某比喻为陶靖节，而国公自比为刘龚。多少有点嗔怪我了，好像我没有把您作为最知心的朋友一样。”

原来王安石的这首诗前面所写是说杨德逢虽然不特别富裕，却有古人的风范，与当年的陶渊明一样躬耕陇亩。最后两句用典，陶渊明《咏贫士》七首之六说：“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东汉初有文士张仲蔚，家里很穷，住的地方蓬蒿没人，时人都不注意，只有刘龚知道他，很看重并敬佩他。[49]这里王安石是将自己比喻为刘龚，最后两句的意思是说，处世但求自己的心情愉快，无愧无悔足矣，相知又何必只凭借一位刘龚呢？所以杨德逢才会那么说。

二人谈论的话题很多，后来杨德逢讲起三个月前的一件事来。他感觉自己有些遗憾，但也感觉正是这种遗憾才增加了许多生活的乐趣。

原来，杨德逢有位交往十几年的好朋友叫陈辅之，本来是金陵人，寄寓丹阳南郭，自号南郭子，是浙西名流。为人风流倜傥，不拘小节，好交际。因祖茔在金陵，每年清明回金陵扫墓，一定要到杨德逢家中做客，畅谈三两天再走，但最近两年来两次，都没有见到杨德逢，便效仿当年的吕安，在门旁边题写一首七绝。

王安石一听是陈辅之，便引而不发，问道：“他题写了一首七绝？写的什么？”“北山松粉未飘花，白下风轻麦脚斜。身似旧时王谢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杨德逢语速很慢，怕王安石听不明白。

王安石听罢，哈哈大笑道：“这个陈辅之，确实是天性难改，话里总是带刺。德逢兄你琢磨没，他这首诗说你还是一个‘寻常百姓’啊！”

杨德逢一听，恍然大悟道：“是啊！我原来没往这边想，可不是嘛！刘禹锡诗中不是说‘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哈哈哈，‘旧时王谢燕’，飞入的就是‘寻常百姓家’啊！”

杨德逢忽然问：“国公，听你的口气，你好像认识这位陈辅之？”

王安石道：“岂止是认识，是多年好友了。这也是个奇人，诗风古朴优雅。我非常欣赏他的《题所居》诗：‘湖水山云绕县斜，茂林修竹野人家。宿酲过午无人问，卧听东风扫落花。’意境是多么幽静，大有不食人间烟火之味道。”

杨德逢接着说：“是啊！这位老兄也够倔强的，当年和太守赛诗，不肯相让，一定要强过太守，结果是强过太守了，但终生受压，不能一伸抱负。”二人对陈辅之的人生遭遇又是一番感慨。

后来，这位陈辅之先生在王安石过生日的时候还写来一首诗祝贺，诗云：《上荆公生辰》：“十月江南已得霜，相君门客小山房。冬深柏子和香扫，准备生辰作好香。”王安石的生日是十一月，说在十月便开始准备，是设想之词。这是后话，此处带过。

吃过午饭后，二人到附近田野间走一走，看到一场雨水过后，饥渴的禾苗都精神抖擞起来。又是一个丰收在望的年景。王安石心情愉悦，便又创作一首诗出示给杨德逢看。《元丰行示德逢》：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龟兆出。湖阴先生坐草室，看踏沟车望秋实。雷蟠电掣云滔滔，夜半载雨输亭皋。旱禾秀发埋牛尻，豆死更苏肥荚毛。倒持龙骨挂屋敖，买酒浇客追前劳。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先生在野固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

（卷一）

诗写大旱之后普降一场及时雨的喜人景象。开头几句描写大旱的苦况，田地都旱得龟裂了，竟如同占卜时出现的裂纹一般，可见旱得确实不轻。人们脚踏龙骨类的水车抽水抗旱。可当夜就雷电交加，接着下了一场透雨。旱得像头发似的禾苗很快就蹿了起来，已经可以遮挡住耕牛的屁股，而眼看着要旱死的大豆也缓过苗来，那肥大的豆荚上已经开始长毛，眼看又是个丰收年。

湖阴先生虽然一直在野闲居，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生活上的困难，他也像黄帝时的老人一样击壤而歌，任性自然，无忧无虑。

回到半山园的书房，王安石忽然想到有一幅画很有情趣，应该拿出来和杨德逢共同欣赏。原来那是一幅翠绿的白菜和紫色芥菜错落摆放的小写意写生图。笔墨酣畅淋漓，色彩浓重，韵味十足。

杨德逢仔细观瞧，道：“笔意清爽，墨色凝重，不但形似，而且颇有生气，仿佛是新鲜的蔬菜一般。这才是写生的高手。好画。”

王安石道：“有时想想，人各有所好，也就各有所累。陶生画菜，您辛辛苦苦种菜，一个为愉悦精神养眼，一个为维持生命养身，还都是被物所役啊。然而老子说‘圣人为腹不为目’，还是你高明，吃到肚子里才算是得到。我忽然又有诗了，就叫《陶缜菜示德逢》吧：‘江南种菜漫阡陌，紫芥绿菘何所直。陶生画此共言好，一幅往往黄金百。北山老圃不外慕，但守荒畦 荆棘。陶生养目渠养腹，各以所能为物役。’”[50]杨德逢哈哈大笑。

当年秋天，杨德逢的庄稼大丰收，粮囤都满满的。杨德逢派人给王安石送来四口袋精米，是新粮碾出来的，特别清香而且口感极佳，并请王安石转送给定林寺的方丈和住持二人两口袋。

王安石没有明白杨德逢是什么意思，既然要送米给定林寺的僧人，自己送去不就可以了嘛！为何要经过自己再转送一下？但既然如此，也就不必问了，反正都是有理由的，于是派仆人用一匹体力好的马驮上两口袋精米送去。王安石写明缘由，说明是湖阴先生杨德逢送的，并随笔题诗一首《杨德逢送米与法云二老作此诗》：“卢仝不出憎流俗，我卜郊居避俗憎。仝有邻僧来乞米，我今送米乞邻僧。”[51]这首诗稍微委婉一些，故简单解释一下。当年韩愈曾经给朋友卢仝写过一首诗曰：“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出动一纪。至今邻僧乞米送，仆忝县尹能不耻。”唐代韩愈的朋友卢仝是个怪人，憎恶社会风气太庸俗，闭门不出十多年，可能是揭不开锅了，他请邻居僧人来向韩愈要粮米，韩愈感觉自己这个地方官当得非常惭愧。王安石这里是借用这首诗的意思翻出新意。意思说，当年的卢仝闭门不出是憎恨庸俗，我在郊外卜居建房是躲避世俗对我的憎恨。卢仝曾经派邻僧到韩愈那里乞米，而我却送米给那些向邻居乞米的僧人。诙谐幽默，充满调侃意味。

第二天，定林寺的方丈无外上人便派一名很会交际的僧人下山到半山园来。一是向王安石表示谢意，二是想通过王安石去拜访杨德逢施主。

王安石本来也想念杨德逢了，同时也想知道杨德逢给定林寺的僧人送米是否有什么想法。杨德逢家离这里也不是很远，他便带领那位僧人前去。

杨德逢的农庄在半山园的西面，一路走去，见河边田地里都是成熟的谷子。到杨德逢家的时候已经过午，他的小儿子举着食案出来招待客人，上面是水果和点心，并告诉王安石说，他的父亲出门了，晚上肯定回来。王安石是这里的常客，家人给做的晚饭是新大黄米煮的饭，软颤颤的，粒粒饱满，菜也是新鲜又软烂，可能知道王安石牙齿不太好，故饭菜都软烂适口。

“介甫来了。我不知道您今天来。要知道来一定在家恭候，怎么也不能出门啊。”人还没有进来，声音先进来了。杨德逢进屋一看，还有一位陌生的僧人，连忙说：“还有新客人，未能好生招待，如此粗茶淡饭，抱歉！抱歉！”王安石连忙介绍：“这是定林寺无外上人派来的专使，专门答谢您慷慨送米的。”

杨德逢急忙说：“快别如此说，些许小事，不足挂齿！主要是请大师们尝尝鲜而已。”

那位和尚已经站起来，双手合十施礼道：“阿弥陀佛！我们方丈和住持特别让我来感谢杨施主的深情厚谊，赐给我们那么多精米，并请问杨施主，有什么需要我们上方做的吗？我们一定会尽力。”说完，又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深深施了一礼。

杨德逢急忙回礼，并哈哈大笑道：“不必如此客气，什么事情也没有。只是知道介甫兄和庙上的两位高僧关系亲密，故送点新米品尝一下而已。没有任何事情。哈哈哈，没有事情。”

王安石也笑了，说道：“我太了解你的性格了。我已经说过你不会有什么要求。你不是因为有事才送米的，不是那种‘临急抱佛脚’的人嘛！”

那和尚也很高兴，对王安石道：“阿弥陀佛！果然如国公所说，杨施主没有什么请求。”

三个人大笑，杨德逢笑得肚子都有点疼了。

杨德逢陪着二人吃完饭。又盘桓一会儿，王安石和小和尚告辞。临行前，王安石挥笔疾书为杨德逢留下一首诗作《过杨德逢庄》，记录了这次带着僧人专程拜访杨德逢的经过，诗云：

携僧出西路，日晏昧所投。循河望积谷，一饱觉易谋。稚子举桉出，咄嗟见盘羞。饭新秔有香，煮菜旨且柔。暮从秀岩归，秣蹇得少留。捧腹笑相语，果然无所求。

（卷四）

最后两句“捧腹笑相语，果然无所求”，生动再现了当时的情境。

第十四章 夕阳不太好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许浑

第一节 两位大师

“德不孤，必有邻”，这是孔老夫子的名言。仔细思考，确实是千古不替的真理。真有德者一定会受到尊重，即使当代没有，后世依然会有敬仰者。王安石当年便是名闻遐迩，声望弥天，由于道德高尚而引来许多大名士。元丰六年（1083）初夏，百花盛开，百鸟争鸣，是一年中最宜人的季节。

连续三天的大晴天，王安石心情大好，便辞别夫人到定林寺中的昭文斋来清静两天，一边读书一边和无外上人谈论佛法，创作诗词，甚是惬意。

这天刚刚用过午斋回到昭文斋，一个小和尚引来两位客人。王安石一见，其中一人认识，是大画家李公麟，另外一位身材修长，面目清秀，眼神深邃，一看就知道不是凡夫俗子。王安石喜出望外，不等询问，李公麟主动向王安石介绍道：“国公大人，久违了！这位是襄阳米芾米元章，久闻国公大名，特意来访。我们俩也是不期而遇，适才从潭府半山园而来。”

一听米元章的名字，王安石更是兴奋，连连道：“米元章大名早就如雷贯耳，想不到今日相见，幸甚！幸甚！”王安石见一般人是不会用这种语气的。

笔者将李公麟和米芾这两位客人也交代一下。李公麟，字伯时，号龙眠居士，庐江郡舒州（今安徽桐城）人。出身于名门大族，家藏古器、名画、法书甚多，有这种便利条件，本人又聪明勤奋，自幼便知识渊博，好古善鉴，多识奇字，他对于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考订世次，辨别款识。长于诗文，行楷书有晋人风。他与王安石、苏轼、米芾、黄庭坚均为至交，系驸马王诜之座上客，所交往都是大名士。晚年隐居龙眠山，号龙眠居士。一生勤奋，作画无数，人物、史实、释道、仕女、山水、鞍马、走兽、花鸟无所不能，无所不精。是一代大画家，百代名画家。他比王安石小二十八岁，熙宁三年（1070）进士及第，当时王安石正在位，故二人早就相识。李公麟是当天到半山园拜访看望王安石，偶然遇到也到半山园拜访王安石的米芾。二人是不期而遇。

米芾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号襄阳居士、海岳山人等。祖籍太原，后迁居湖北襄阳，长期居润州（今江苏镇江）。米芾的五世祖是宋初勋臣米信，其先人多是职务较高的武将，其母亲阎氏，曾为宋英宗赵曙皇后高氏的乳娘，这位高氏便是神宗死后主持朝政的高太后。故米芾的母亲是见过大世面的。米芾比王安石小三十岁，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书法家。后世将“苏黄米蔡”并称为北宋四大书法家，米芾年龄最小。他比黄庭坚还要小六岁。米芾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善诗，工书法，篆、隶、楷、行、草等各种书体皆工，长于临摹古人书法，几乎达到乱真之程度。初师欧阳询、柳公权，字体紧结，笔画挺拔劲健，后转师王羲之、王献之，体势展拓，笔致浑厚爽劲。米芾是应刘希道之邀出任金陵从事之职，还没有到任，刘希道已调动工作，于是便到半山园来拜访仰慕已久的荆国公。

同时见到两位大名士，一位是大画家，一位是大书法家，王安石非常高兴。无外上人闻听也过来见礼。小和尚上来好茶，几人一边品茗一边谈论。王安石和李公麟是熟人，自然要先和米芾攀谈。

米芾告诉王安石，蔡天启在他面前不知赞美荆国公多少次，他仰慕已久，此次得以见面，总算了了一份心愿。王安石则盛赞米芾的书法，天工独步，神韵超然。米芾道：“国公的书法也很有根基。”王安石一愣，道：“怎么说？老夫就是随笔书写，哪里有什么根基？”米芾道：“敝人先时到潭府，在书斋中看到几案上有几张国公写的行书。鄙人仔细看国公的笔体，其中颇有杨凝式的风神和骨架，想必国公很喜欢杨疯子的书法吧？”

王安石稍微有点惊讶，因为从来没有人看出他书法的来历。确实如此，王安石喜欢杨凝式的字，而且见过许多真迹，连连说道：“元章好眼力，确实是眼光敏锐，老朽当年确实喜欢杨凝式的书法，每见真迹必反复揣摩之。少年时曾经临摹过他的帖，但从来没有人能够看出来。元章确实得书家三昧矣！”

米元章所说的杨疯子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量级人物。杨凝式字景度，号虚白，华阴人。生于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是晚唐五代时期最著名的书法家。此人进士出身，富有文藻，并工颠草，很有智慧。历经五代，始终在官场，但总是装疯卖傻，能够在政治环境极其险恶的情况下躲过多次灾难。他长于歌诗，也善于写作小文章。书法初学欧阳询、颜真卿，后又学习王羲之、王献之，一变唐法，用笔奔放奇逸，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其代表作有《韭花帖》《卢鸿〈草堂十志图〉跋》《神仙起居法》和《夏热帖》等。他一到寺庙，便喜欢在粉墙上题记写诗，因为其书法不拘一格，潇洒有神韵，许多寺庙都专门留出粉白的墙壁等着他。他一到寺庙，便会受到很好的招待，待酒酣之时，便提笔挥洒，因此洛川寺观蓝墙粉壁之上，题记殆遍。其他大的寺庙也多有他的笔迹。他在宋代建立前不久才去世，因此北宋时期，他的书法真迹在许多大寺庙中都有保存，故北宋学人很容易欣赏到他的书法。杨凝式在书法历史上历来被视为承唐启宋的重要人物，“宋四家”都深受其影响。

李公麟和无外上人也跟着赞叹。无外上人是这里的主人，见这么多当代高人聚会在此，非常兴奋，拍着圆圆的亮脑门道：“荆国公、大画师、大书法家齐集敝寺，令敝寺无上荣光，无上荣光。但不能白来，今晚老衲素斋请客，二位要留下墨迹。”

王安石当然赞成。李公麟道：“即使方丈不提议，我也要为有大功于天下社稷的荆国公画一张肖像画。哈哈哈。能够给国公大人画像，也不是容易的事。”

米芾则说：“我就为这‘昭文斋’题写一个匾额吧！”

文房四宝本来是现成的。二人各展技巧，米芾写三个字就太简单了，一挥而就，生动有神韵。李公麟则铺开上等宣纸，先蘸墨刻画面部，仿佛是屏住呼吸，尤其是勾画眉眼之时，细笔如丝，墨色浓淡有致，待面部刻画完毕，勾画冠饰和衣服时，则笔势灵动潇洒。很快，一幅惟妙惟肖的王安石白描肖像画便展现在大家的面前。无外上人高兴得合不拢嘴，道：“活脱脱的荆国公。本寺装裱后就挂在这面墙上，将是无上的荣光。米大师的‘昭文斋’三个字刻匾烫金，就挂在门的上方。”

无外上人接着道：“今天大画家大书法家都留下墨宝了。国公是当代名闻遐迩的大诗人，也不能无诗啊！也请赋诗一首，以襄盛事！”

李公麟和米芾也道：“上人提议非常及时精彩，我们也拭目以待。”

王安石本来满心欢喜，立即展纸提笔，道：“献丑了！哈哈哈！”于是挥挥洒洒写下五绝一首道：“我自山中客，何缘有此名。当缘琴不鼓，人见有亏成。”[52]众人喝彩声未断，只见王安石在后面写上诗题“昭文斋”三个字，停顿一下，在后面又注明曰：“米芾题余定林所居，因作。”这样才算是完整了。

王安石这首诗可太有学问了，《庄子·齐物论》中记载一个叫作“昭文”的人善于鼓琴。但是庄子认为，是人们有了分别心，对于宇宙天籁的声音进行区分，有了音调的高低和快慢，这样才可以鼓琴。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天籁，而天籁是浑然不分曲调的，是人为的分成什么高音低音。首句谦虚，意思我王安石本来就是山中平常的隐居的客人，怎么会有“昭文”这样的名？本来应该遵循天籁而不去鼓琴，其实我执政变法也是遵循天道而为，是人们见解不同才会有是非亏阙与成就之区别。

注释王安石诗歌的南宋学者李壁曾经到过昭文斋，当时李公麟绘画的王安石肖像、米芾题写的匾额都在，旁边还有杨次公的赞语。这位杨次公也是王安石时代的名人，佛学水平很高，可惜无法知道他赞语的内容，那一定是超凡出尘的精妙语言。王安石曾经为自己的这张画像题写过一首小诗曰：“此物非他物，今吾即故吾。今吾如可状，此物若为摹。”[53]充满哲理韵味。还有一首《真赞》：“我与丹青两幻身，世间流转会成尘。但知此物非他物，莫问今人犹昔人。”也是为自己画像写的赞语。王安石死后十几年，李公麟又给苏东坡画过像，苏东坡写的赞语更形象生动，《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两位高士的自题画像诗同样精彩。

第二节 难了的情结

送走米芾和李公麟，王安石回到半山园。转眼来到秋末，庄稼开始收获，大地光光，木瘦水枯。

最近几天，王安石心情无端便有些郁闷，有时站在自己家的院子里不由自主地便担心起朝廷来。但朝廷里的情形究竟如何，自己并不知晓，于是便不觉嘲笑起自己来。吟诗曰：“六年湖海老侵寻，千里归来一寸心。西望国门搔短发，九天宫阙五云深。”[54]

有时，心情不好，便拄着藤藜的拐杖到宅院外面顺着水渠走一圈，走乏了回家便躺床上眯一觉，结果梦境中还出现当年执政时的一些情景，是是非非，乱七八糟，剪不断，理还乱，便即兴写作一绝句《杖藜》曰：“杖藜随水转东冈，兴罢还来赴一床。尧桀是非时入梦，固知余习未全忘。”[55]看起来，要想真正完全不想国家和朝廷的事情真是很难。

王安石执政近十年，亲自导演了一场极其深刻极其全面的变法运动，仿佛是一名高级设计师设计出一个庞大精美的建筑，建筑已经依照当初的设计进行过艰苦的施工而接近完成，只需要进一步装修完善保护之。那么这名设计师和总工程师对于自己完成的这座巨大精美的建筑怎么能够忘怀？何况这是关系国家命运和百姓苦乐的大型社会工程呢！王安石对于新法的效果和作用是不可能完全忘却的，正是这种心情。

王安石退居半山园后，经常来看望他真心关心他的学生兼下级，最主要的有二人，一位是立场坚定、在变法过程中很干练的吕嘉问，再就是叶致远。

这天，叶致远来访。王安石让他尽量把他所知道的朝廷政局以及国家大事陈述一下。王安石早就听说过朝廷和西夏开战的事，但大致的经过和结局并不完全知晓。这是他最关心的事情。

提起叶致远，也是位颇富个性的人物。本名叶涛，字致远，浙江龙泉东乡人，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才思敏捷。熙宁六年（1073）进士及第，神宗在廷试时见其文采风流，很是喜欢，在屏风上书“文章叶涛”，授国子直讲。王安石、苏东坡和他关系都很密切。后来叶致远娶王安石弟弟王安国的女儿为妻，便称王安石为伯丈。[56]这种双重的关系，特别是人格上的相互理解使二人终生莫逆。

王安石刚刚建成半山园的时候，叶致远刚好在江宁府做官，于是经常来王安石家做客聊天。有时还要摆上棋盘对弈一番。叶致远酷爱黑白子，王安石在《用前韵戏赠叶致远直讲》诗中说：“棋经看在手，棋诀传满箧。坐寻棋势打，侧写棋图贴。携持山林屐，刺擿沟港艓。一枰尝自副，当热宁忘箑。”[57]可见其是个棋迷。王安石没有心思下功夫琢磨黑白子，但也能下几着。什么“双飞”，什么“挂角”之类的初级术语也明白。因此闲暇时偶尔也与人较量一番，但多数是输，输了就得给对方写作一首诗。《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华发寻春喜见梅，一株临路雪倍堆。凤城南陌他年忆，香杳难随驿使来。”[58]便是记载一次输棋的事。

当年过几天叶致远不来，王安石便感觉缺点什么，于是写诗《招叶致远》：“白下长干一水间，竹云新笋已斑斑。明朝若有扁舟兴，落日潮生尚可还。”[59]“白下”是指半山园，“长干”是指江宁府，代指叶致远的住处。“竹云新笋已斑斑”是新春季节的景象。后两句则是劝对方早上前来，晚上便可以回去。境界清新，情意殷殷，真是好诗。

叶致远这次来，主客二人的心境都大不如从前，这与国家的形势和朝廷的现状都有关系。叶致远详细陈述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

王安石最关心的依然是朝廷对于西夏和契丹外交与作战的情况，这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最大问题。叶致远告诉王安石，朝廷最近三年主要是在经营西北和南方两处边境。南方没有大碍，基本态势是朝廷方面占有优势，而且基本平静了，但西夏方面则出现很大的变故。

王安石执政时期，坚持重用王韶王子纯，在神宗都有动摇的时候，王安石排除干扰，力挺王韶，最后取得辉煌的胜利。王安石退位后，王韶受到排挤，调回内地，后来居然出家当了和尚，可见其心灰意冷的程度，而且已于元丰三年（1080）在抑郁寡欢中去世。实际上王韶在军事上是建立过赫赫战功的人物，但因为是王安石推荐和重用之人，故被后世的历史所掩埋，惜乎！

前文提到，宋代进入到元丰年间（1078—1085）后，变法的效果呈现出来，神宗两次建造元丰库几十个，囤积大量金钱，当时称作“封桩”钱，是专门用来备战备荒的，而主要目的是备战，因为自然灾害地方常平仓中的储备便足以够用。神宗一刻也没有放弃消灭西夏的念头。

元丰四年（1081），机会来了。西夏国梁太后夺了国主秉常的权力，专擅朝政，运用一帮腐败分子，政治混乱。于是神宗决定进攻西夏，命西北边防五路出兵，不设主帅，只是令一名宦官李宪负责全面协调。

五路将帅中，最有名的是沈括和种谔。种谔是北宋名将，生在公元一○一七年，比王安石还大四岁，其父种世衡宋初便是大将，一直戍守西北边陲。他子承父业，也终生经营西北。

在英宗治平四年（1067）十月，四十一岁的种谔招降了绥州嵬名山部落，得到酋领三百人，一万五千户人口，宋军则未伤一兵一卒，就收复了陕北重镇绥州。这是很大的历史功绩。

元丰四年（1081），种谔军队连战连捷，九月二十九日，种谔率兵出绥德城，进攻米脂，三日未能攻下。西夏派出八万军队前来援救。种谔在米脂城外无定河边布下罗网伏击敌人，断其首尾，大破敌兵。其后便攻占米脂城即银州城。这也是围点打援的典型战例。米脂城是当时西夏东南边防的军事重镇，另一路军队也攻克并占领了兰州古城。

元丰五年，神宗听信徐禧的谋略，派他到前线负责总指挥。徐禧是个文人，公元一○三五年生，洪州（今属江西）人，理论上夸夸其谈，实际战争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属于赵括一类纸上谈兵的人物。他到前线，改变沈括、种谔等人的作战方案，坚持在永乐城地方筑城固守。西夏军队大举来攻，几名大将都主张派一支军队出城驻扎，以便形成掎角之势，随时策应。但他刚愎自用，不肯采纳，而是出城迎战，战败便退回城中。敌人四面围城，如同铁桶，他则束手无策。城中水源被断，结果城陷，几万官兵全部战死，徐禧也死在乱军之中。后人说他便是后来《三国演义》中马谡的原型，其战争经过和失败原因、情形确实很相像。

这是北宋军队损失最惨重的一仗。兵败消息传来，神宗悲伤得流泪，后悔不迭。王安石听到这些消息，心情异常沉重。他只能暗自摇头。徐禧是他很熟悉的人物，也是很支持他变法的官吏。但王安石深知此人，有时言过其实，好夸夸其谈。如果王安石在朝是绝对不会同意让他去统帅那几位大将的。

实际上，神宗如果不用徐禧，而坚定地信任沈括和种谔，不会有如此惨败，或许西夏可以平定。平心而论，这次惨败的责任确实是神宗所用非人。

听到这些不利的消息，王安石当天晚上便茶饭无心，彻夜难眠。他在思考着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生活。虽然永乐城遭到惨败，死亡几万军人，但是国家的元气还没有受到大的伤害。“元丰库”封桩的银钱还没有动用多少，只要吸取教训，再寻找机会，还是有希望的。神宗皇帝三十多岁，正年富力强，即位已经十几年，阅历丰富，而西夏和契丹国家内部依然是四分五裂状态，历史机遇依然存在。故只要神宗心理承受能力强，心胸宽阔而志向远大，那么还是大有希望的。

但是，神宗的性格王安石非常了解，毕竟君臣合作将近十年的时间。神宗遇到大的事情时往往不能独断，耳根软，容易听信一些危言耸听的话。故在关键时候缺乏明智的决断能力。自己在位时对于契丹要求重划三州边界的事情，神宗的态度和做法王安石还历历在目。

那是熙宁九年（1076）春夏之交的事情。契丹见宋朝经济发展迅速，实力大增，又开展保甲制度，全民大练兵，于是便提出重新划定北部宋辽边境三州地界的问题。王安石派出沈括谈判已经基本搞定，契丹也基本接受。但神宗又派出专使韩缜前去，完全听从契丹的无理要求，居然白白划给契丹六七百里地的领土。其实王安石对于形势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契丹绝对不敢动第一刀，因为他们只要动武，就等于撕毁原来的一切条约，每年从宋国获取的大量岁贡就自然取消了。以当时的实力来看，契丹和宋军作战没有任何胜算，因此王安石很是忧愤。如今宋军遭此惨败，如果西夏趁机敲诈，朝廷可能还会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

王安石既忧虑国家大事，又忧虑神宗是否能够承受得住这么大的打击，心里郁结不开，渐渐睡去。

第三节 病来如山倒

常言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真是不假。长期的郁闷忧伤令王安石经常失眠。一旦失眠便心跳加速，心中感觉很慌。就在元丰七年（1084）春节刚过，气候阴冷。一天早晨，王安石醒来，突然感觉浑身发软，起床很费力，便知道自己患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吴氏发现丈夫的表情不对，而且不像往日那样很利索地起床，很费劲却起不来，连忙过来询问：“怎么了？怎么了？”因为都是六十岁的人了，吴夫人很有经验，并没有马上扶王安石起床。

王安石摆摆手道：“我这是中风了，浑身无力。快去请郎中。”

郎中来了，确诊为轻度中风，实际就是现代病的脑血栓。

王维诗句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是深中人情的体验，因此成为超越时空的名句。实际，人在病中同样思念亲人。王安石在年前曾经给在京师居住的小女儿邮寄去两首诗，其中有盼望女儿前来的意思。两首诗说：

建业东郭，望城西堠。千嶂承宇，百泉绕霤。青遥遥兮 属，绿宛宛兮横逗。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兰馥兮众植，竹娟兮常茂。柳蔫绵兮含姿，松偃蹇兮献秀。鸟跂兮上下，鱼跳兮左右。顾我兮适我，有斑兮伏兽。感时物兮念汝，迟汝归兮携幼。 我营兮北渚，有怀兮归女。石梁兮以苫盖，绿阴阴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兰，嗟汝归兮路岂难？望超然之白云，临清流而长叹。

（卷二）

前诗主要部分描绘渲染自己居住环境的清静优美，是春末夏初之景象。最后两句抒发思念女儿的情怀，盼望女儿能够回来团聚一下，回来的时候不要忘了把小外孙也带回来。

后诗所写之景已是盛夏，思念女儿的感情更加强烈，多少有点埋怨的语气。女儿啊，你回来一趟真的就那么难吗？最后两句写翘首企盼的情景，老人盼望儿女的殷切之情跃然纸上，十分感人。

小女儿读了这两首诗，怎能不非常思念这位慈祥的老父亲，怎能不与她的丈夫商量想办法请假也要回金陵钟山来探亲呢。后来苏东坡看到这两首诗后，大为赞赏，说自从屈原宋玉死后，千余年来，再也没见过如此感人的离骚句法。

王安石真的盼望孩子们回来，于是又给小女儿的丈夫，在京师供职的蔡卞写了一首诗《招元度》：“早知皆是自拘囚，年少因何有旅愁。自是不归归便得，陆乘肩舆水乘舟。”[60]后两句说，只是你们不想回来就是了，如果想回来马上就可以成行啊，陆地上乘坐小轿水上乘坐客船，有什么难的呢？

蔡卞正要请假时，接到了神宗皇帝的口谕，批准他携带家属回江宁看望前宰相王安石。

原来神宗知道王安石患病，特派医术高明的御医前来治疗。于是又想到让王安石的女儿一家人回江宁看望老宰相，便特意批准一个月的假期。

见小女儿一家人到来，还有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外孙，王安石的精神状态立刻好多了。他深情地给外孙写了一首《赠外孙》，诗曰：“南山新长凤凰雏，眉目分明画不如。年小从他爱梨栗，长成须读五车书。”[61]表现对小外孙的喜欢和殷切的期望。

病中的老人见到思念的亲人是最大的精神安慰，又有御医的精心调理，王安石的病情很快就大有起色。王安石夫妇和女儿、女婿、外孙享受着天伦之乐。王安石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从他写给亲人的诗文中便可以感受到他热烈的感情。

王安石的两个妹妹一个嫁给张奎，一个嫁给朱沈君。两个妹妹都有一定的文化，都会写诗。嫁给张奎的妹妹写诗的水平相当不错，曾写出“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这样的警句。

可能是天妒英才，天也妒才女，王安石嫁给张奎的妹妹，我们不知道她的芳名，王安石一直称作“张氏女弟”，我们便称作张氏妹吧。这位妹妹很有诗才，但命运不佳，婚后中年便失去丈夫而成为寡妇。王安石非常关心她，也经常思念她。兄长对于妹妹的爱是真纯而深切的。王安石有一首《次韵张氏女弟咏雪》诗，可以知道张氏妹曾经写过一首《咏雪》诗，王安石才能够次韵，可惜如今已见不到张氏妹的原作了。

王安石《寄张氏女弟》一诗的感情非常浓厚感人。诗说：“十年江海别常轻，岂料今随寡嫂行。心折向谁论宿昔，魂来空复梦平生。音容想象犹如昨，岁月萧条忽已更。知汝此悲还似我，欲为西望涕先横。”[62]从前两句看，兄妹二人分别已经十年，而张氏妹已经守寡，而她的大伯嫂也是寡妇，故很凄凉孤独。当我心情郁闷的时候向谁倾诉，只有在梦境中我们才可以相见。你的音容笑貌在我的想象中还和昨天一样，而岁月已经过去了十年。我知道你思念我的悲伤和我是一样的，想要向西眺望的时候先会流泪。全诗弥漫着深沉的兄长对于妹妹的思念和关爱。最后两句设想妹妹也在思念自己，笔法非常老到。

王安石在游览欣赏美景的时候也会想念自己的妹妹。《游赏心亭寄虔州女弟》一诗也是写给张氏妹的。诗说：“秀发千山霁，清涵万里秋。沧江天上落，明月镜中流。眼与魂俱断，身依影独留。为怜幽兴极，不见尔来游。”[63]“眼与魂俱断，身依影独留”两句写出了对于妹妹思念的深切。

王安石集中有多首写给这两个妹妹的诗篇，感情真挚，可见兄妹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融洽。如果妹妹没有文化，不能理解诗文，王安石也不会经常给她们寄赠诗篇，因为那样做太枉费徒劳了。

王安石有三个同母弟弟，即大弟王安国字平甫，二弟王安礼字和甫，小弟王安上字纯甫。王安石和三个弟弟的感情都很深。他在宰相任上得到御赐的极品茶叶，也要想着寄给外地的弟弟。《寄茶与和甫》：“彩绛缝囊海上舟，月团苍润紫烟浮。集英殿里春风晚，分到并门想麦秋。”[64]可知当时王安礼正在太原任职。《寄茶与平甫》：“碧月团团堕九天，封题寄与洛中仙。石楼试水宜频啜，金谷看花莫漫煎。”[65]邮寄的是大弟弟王安国，而此时的王安国在洛阳。

如果从王安石邮寄给两个弟弟茶叶的地点来看，当是熙宁三年（1070）的事。因为彼时，王安礼在西北边陲，而王安国在西京国子监任教授。自己刚刚得到御赐的茶叶便喜冲冲邮寄给两个在外地工作的弟弟，这样的兄长不是很难得吗？在收到来自西北的二弟王安礼的回信后，王安石用诗歌写作了回信《寄和甫》：“水村悲喜拆书看，闻道并州九月寒。忆得此时花更好，举家怜女不同盘。”[66] 充满了对弟弟的关怀和思念之情。

王安石有两儿三女。大女儿在鄞县时死去，大儿子王雱，在熙宁九年（1076）死去。小儿子即王旁，现在在江宁府里做官。

由于大女儿夭折，所以一般的书都说王安石只有两个女儿。这就是通常说的长女和次女。长女嫁给吴充的儿子吴安持，次女嫁给蔡卞。两个女儿都能写诗，王安石与这两个女儿的感情也非常深。晚年的时候，相互之间的思念更加强烈。长女曾给老父亲王安石写诗道：“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泪看黄花。”

王安石读到此诗后，先后次韵作了两首和诗，可见其动了真感情。

孙陵西曲岸乌纱，知汝凄凉正忆家。人世岂能无聚散，亦逢佳节且吹花。

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忆家。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唯有妙莲花。

（卷四五）

此后，王安石还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作一首长诗《寄吴氏女子》，安慰女儿不要惦念自己，不要想家，人情味十足，全诗是：

伯姬不见我，乃今始七龄。家书无虚月，岂异常归宁。汝夫缀卿官，汝儿亦搢 。儿已受师学，出蓝而更青。女复知女功，婉嫕有典刑。自吾舍汝东，中父继在廷。小父数往来，吉音汝每聆。既嫁汝所怀，孰知汝所丁。而吾与汝母，汤熨幸小停。丘园禄一品，吏卒给使令。膏粱以晚食，安步而辎 。山泉皋壤间，适志多所经。汝何思而忧，书每说涕零。吾庐所封殖，岁久愈华菁。岂特茂松竹，梧楸亦冥冥。芰荷美花实，弥漫争沟泾。诸孙肯来游，谁谓川无舲。姑示汝我诗，知嘉此林坰。末有拟寒山，觉汝耳目荧。因之授汝季，季也亦淑灵。

（卷一）

最后几句说在信的末尾把自己创作的拟寒山诗也授给两个女儿，以让她们保持心态的平静。从他和大女儿分别七年的话来看，此诗大约写在元丰六七年（1083—1084）之间。一个慈祥的老父亲的形象跃然纸上。

还应提及，长女丈夫吴安持的父亲便是王安石最好的朋友兼战友吴充。在轰轰烈烈的变法过程中，虽然有时有不同意见，但从总的倾向看，吴充是他坚定的支持者，两个人又是儿女亲家，故感情很深厚。《酬冲卿见别》前两句说：“同官同齿复同科，朋友婚姻分最多。”[67]把二人的关系概括得很精彩，二人都曾经是参知政事，又是同龄，还都是进士出身，王安石罢相后，吴充代替其职务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故可以称作同官，既是朋友也是儿女亲家。王安石给吴充写过很多诗，可以看出二人感情相当不错。

王安石和其他亲人的通信往来和所写的诗还有很多，都表现出他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

由于御医的精心治疗，再加上女儿一家带来的天伦之乐，王安石的病渐渐好转，端午节时已经可以出门走路了。

这场大病，使王安石对于人生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觉得尽管自己的财产不多，但就连这座很普通的半山园住宅和那几十顷田地也是身外之物，都是累赘，不如干脆都捐献给寺院。因此病愈之后，王安石上表请求把自己所建造居住的半山园施舍为一所寺庙，请神宗批准命名并御书寺庙的匾额，其目的是“永远祝延圣寿”。神宗批准，命名为“报宁寺”，并亲笔御书了寺庙匾额。而捐献的田地则是为死去的父母和儿子王雱祈求冥福。

原来的半山园已经变成了“报宁寺”，当报宁寺的匾额挂出来后，王安石百感交集，忽然悟到人生的命运与机遇真是难以捉摸。于是题诗两首在原来家的墙壁上。《题半山寺壁二首》：“我行天即雨，我止雨还住。雨岂为我行，邂逅与相遇。”“寒时暖处坐，热时凉处行。众生不异佛，佛即是众生。”[68]前诗说人生命运机缘有很大的偶然性。人的一生所遭遇的历史时期也完全是偶然，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后诗说追求生存和舒适是人的共性，也是佛性，人性和佛性是一致的。这首诗充满禅机。

从此，王安石辛辛苦苦建造的这所住宅就成为一所寺庙，王安石则准备在江宁城中再租一所房宅居住。半山园成为报宁寺，王安石就要搬出去。就在王安石寻找新的住处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客人。

第四节 不速之客

这一年是元丰七年（1084），王安石已经六十四岁，一场大病刚好。半山园也施舍为报宁寺，准备到金陵城内租赁一间住宅并搬出半山园，这当然也需要一段短暂的时间。

这时，王安石更加清静。清静无为的生活使他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家人正在寻找新的栖息地的时候，他很多时间都是一个人自己阅读《维摩诘经》和《楞严经》。

七月里的一天，天气有些热。王安石把所有的窗户全都大开，仆人又把地上都洒了水，屋子里才感觉凉快一点。

王安石坐在南窗下的书案前，一边用蒲扇扇风，一边读佛经的经文，猛然间抬头向窗外一看，只见一人带着一名书童进了院门。刚开始还未看清，只觉得是个老熟人。他不由得一怔，怎么的，难道是他？他只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忙揉了揉眼睛再仔细辨认一下，果然是他。王安石大喜过望，如同是当年蔡邕见王粲，连鞋子也顾不上提，趿拉着便鞋急急忙忙迎了出去。

来人五十上下的年纪，中等偏高的身材。神清目秀，胡须疏朗，气宇轩昂，一看就知不是凡夫俗子，是位道高学博的大学者。来人见王安石小跑着迎出书房的大门，也极为兴奋，赶紧快步迎上去，两个人谁也没打招呼，一下子拥抱在一起，都高兴地流出泪来。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名闻遐迩的大学士苏东坡。这是王安石非常器重的一个人。王安石执政锐意变法的时候，曾经想要起用苏轼和苏辙兄弟，但苏轼始终对变法不理解，总是提出一些完全相反的意见，其观点与司马光基本一致。故王安石没有办法提拔他，而当时苏东坡也真的不适合在朝廷工作。

于是，王安石便把苏东坡派到地方上出任知州之职。知州是一地的行政长官，在不违背朝廷大政方针的情况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管理一个地方，是个颇有实权，也能施展才能的职务。王安石的本意也想让苏东坡到社会实践中去锻炼一下，在社会实践中逐步理解新法的社会意义。

苏东坡在地方官职的任上，虽对新法有许多不理解，但他是正人君子，出于对朝廷对百姓负责的心理，不但认真贯彻推行新法，而且还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纠正新法的一些弊端。凡是他执政的地方，新法推行得都非常成功。

但苏东坡是直性子人，肚子里装不下事，有意见就想说，该干就干，该说就说，而且他的文才又如此大，所以在一些诗文里就对新法发了一些牢骚。

王安石学问大，器量大，当然也就不在乎。故王安石在位的时候，苏东坡虽然一边干一边发牢骚，但还没有什么事。可王安石退隐后，那些执政者的水平没有一个能赶得上苏轼的，所以就特别怕他，忌妒他，打击迫害他。

忌妒是水平低劣与心胸狭窄杂交而生出的怪胎。水平高的人不忌妒，器量大的人不忌妒。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忌妒是人之品性中很阴暗的一面，也是无能的一种表现。

前文提到，在元丰二年（1079）七月二十八，那些忌妒苏东坡的人把他抓起来，说他利用上谢表的机会发牢骚，利用诗歌反对新法，诽谤圣上。住了四个多月的监狱，当年除夕晚上才被释放。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度过了五个春秋。

在黄州的五年里，苏东坡具体工作不多，有闲暇时间，心情压抑，故写了大量的诗词文赋作品抒发郁闷的情怀，创作出许多传世的名篇。如前后《赤壁赋》、《卜算子》（阙月挂疏桐）、《念奴娇》（大江东去）等都是在黄州时的作品。苏东坡的大号，也是在黄州时的副产品。

如果没有黄州之贬，苏东坡的文学成就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看来，打击和挫折对于意志坚强而又有才华的人未必完全是坏事。

苏轼在刚到黄州的时候，孤身一人，借宿在定惠院里。后来家属来了，无法再在寺庙里安身，就在朋友的帮助下，弄了一块地皮，即在黄州东郊的一块坡地。苏轼把这块坡地开发出来，盖了房子，开垦出菜地，又掘井汲水，俨然是个老农，农活虽然有时很累，但心情倒也清闲。因为这是东郊的坡地，于是他干脆就自称为“东坡居士”，从此苏东坡的大号就正式产生了。

对于苏东坡的情况，王安石一直很关心。二人在变法方面尽管存在很大的分歧，但都有很高的政治品格，相互之间的个人交往并未中断。这时，苏东坡是接到朝廷的旨意，将他改授汝州团练副使，他在赴调的途中经过金陵，特意来拜访退隐林下的老宰相。

二人拥抱后，苏东坡指指自己的袍服说：“我这是身穿野服来见大宰相啊！”王安石摆摆手说：“那些俗礼难道是为我辈设的吗？我现在不也是一身野服吗？！”说着，把苏东坡请到屋里，下人上茶，二人一边品茶一边聊起来。

苏东坡仔细端详王安石，见其须发皆白，已现老态，不无感触地说：“国公见老了，近来身体可好？”“谢谢子瞻的关心，已经六十四岁的人啦，怎能不见老呢？你也不像当年那样风华正茂，神采飞扬了。‘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不过，我还是能把你认出来嘛！你的鬓角虽然还未如霜，可也见星星白发了。你这是到哪里去？”王安石关切地问。

苏东坡把自己到汝州赴任的情况告诉王安石。苏东坡是在熙宁五年（1072）离开朝廷的，此后二人就未见过面。如今已是一纪，自古传下来的十二生肖已经轮流出来转了一圈，人如何能没有变化？二人各自谈了别后的情况，又谈到初次见面时的情景，也谈到与欧阳修老前辈的交往，感慨颇多，不胜唏嘘。

“我在前来的路上，听到好几位渔父唱歌。曲调悠扬，歌词都深契佛理，且浅显易懂，皆是没有听过的，大有唐代寒山诗的韵味。我一打听，渔父说均是国公大人和俞秀老所作。怎么，您现在也向往佛门啦？”

“退下来后，只想修身养性，俞秀老天天来给我讲论佛经。我觉得有道理，就修身养性来说，佛经确是好书，这样也就渐渐悟出一些道理。也不怕你见笑，老夫还写了一些《拟寒山拾得》诗，你所听到的那些渔父们唱的大概都是这些诗吧？”说着，王安石把一卷诗稿递给了苏东坡。

苏东坡接过来展卷观看，一边默读一边微微颔首。只见有几首诗写道：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也自破碎，岂但我血流。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众生造众恶，亦有一机抽。渠不知此机，故自认愆尤。此但可哀怜，劝令真正修。岂可自迷闷，与渠作冤仇。

若言梦是空，觉后应无记；若言梦非空，应有真实事。燔烧阳自招，沉溺阴自致。令汝尝惊魇，岂知安稳睡？

傀儡只一机，种种没根栽。被我入棚中，昨日亲看来。方知棚外人，扰扰一场呆。终日受伊谩，更被索钱财。

众生若有我，我何能度脱？众生若无我，已死应不活。众生不了此，便听佛与夺。我无我不二，四天王献钵。

莫嫌张三恶，莫爱李四好。既往念即晚，未来思又早。见之亦何有，歘然如电扫。恶既是磨灭，好也难长保。若令好与恶，可积如财宝。自始而至今，有几许烦恼？

失志难作福，得势易造罪。苦即念快乐，乐即生贪爱。无苦亦无乐，无明亦无昧。不属三界中，亦非三界外。

打贼贼恐怖，看客客喜欢。亦有客是贼，切莫受伊谩。乐哉贫儿家，无事役心肝。既无贼可打，亦无客可看。

（卷四）

苏东坡看罢，连连赞叹，说想不到当年积极入世、勇于承担重任的国公大人修炼佛学也能得此三昧。

苏东坡近年来也颇喜佛学，对佛学有很深的造诣，当然能深刻理解王安石这些诗中所蕴含的哲理。二人谈兴越来越浓，直到晚饭已经备好，王安石请苏东坡共进晚餐，苏东坡也不推辞。

晚饭后，二人回到书房继续谈天。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谈论一些国家大事，但主要话题是围绕着宇宙人生及修身养性等。二人在这方面的见解完全一致，心灵相互默契，都格外地畅快。谈到高兴之处，王安石就让下人再弄几个可口的小菜，再喝上几盅。

王安石只知道苏东坡被关进监狱四个多月，但其中审判的过程如何并不晓得，便让苏东坡简单说一下。

苏东坡道：“都过去四年多了，那真是一场噩梦，我险些出不来了。当初，我灵机一动，还曾经把国公牵扯进去，那不是我有意攀援国公，而是为了拯救自己，还请国公原谅，是国公间接救了我一条性命。”

“我还能救你的命？我当时已经退隐几年了，哪有那种能量？此话怎讲？”王安石感觉有点新奇。

苏东坡道：“是这样，当时那些人就想置我于死地，于是尽力网罗罪状。什么‘诽谤新法’，什么‘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等罪名，我都认罪，因为这些罪名难以辨别，但不至死。后来又说我诬蔑诽谤圣上，那可是死罪。”

王安石听到这里，心里很沉重，也很生气，不能如此整人啊，马上问：“证据呢？凭什么如此说？”

苏东坡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曾经写过《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两首诗，第二首说：‘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他们便说只有圣上才可以称龙，你把圣上比喻成蛰龙，还是在地下，用心何其毒也！”

“望文生义，穿凿附会，真是歹毒。”王安石很气愤。

“别的罪名我认也就认了，但这个我坚决不能认，一是我本来没有那层意思，二那可是死罪。幸亏我急中生智，想起国公作的两首诗来。于是便用国公的诗来进行争辩。”

王安石听着，苏东坡继续说：“我说，龙有自然的龙和社会的龙，不能说写到龙便一定是影射诽谤圣上。我并没有马上说到您的诗。

“他们以为我没有证据，便追问：‘你胡说，龙就是圣上，就是天子。你说写到龙不一定是影射诽谤圣上，可有证据，还有谁这么写过？’

“其实我是胸有成竹，他们一问，我立即说：‘就是当今舒国公王介甫。’”

王安石默默听着，苏东坡接着说：“对！舒国公有两首诗，《龙泉寺石井二首》。第一首说，‘山腰石有千年润，海眼泉无一日干。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第二首说：‘人传湫水未尝枯，满底苍苔乱发粗。四海旱多霖雨少，此中端有卧龙无。’说龙蟠在井里，而且天下大旱，还说龙不治水，有失职之嫌。舒国公说的便是自然之龙。怎么能说是讽刺呢？”

王安石听罢，紧绷着的脸开了，笑道：“有道理，有道理。子瞻真是机敏啊。”

苏东坡也露出笑容，道：“审案的人相互看看，说，‘舒国公大人真有这样的诗？我们回去查查，如果没有，再重重治你的罪。’后来据说圣上知道他们网罗的这项罪名，便不屑地说：‘苏轼咏叹桧树而已，关朕何事？’于是这条最要命的罪行便没有了。”

“老夫曾经读到你在狱中写作的两首七律。其中一首说：‘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如此悲观，你怎么会想到死？”

苏东坡深深长出一口气，道：“说来话长，这其中有一个小插曲。当初入狱之后，只是长子苏迈每天去大理寺监狱送饭照应我。因为外面的消息一点也无法听到，和迈儿也很难见面，便和他约定，如果有判处我死刑的消息，菜里就要有烹鱼，否则不能有鱼。有一天，迈儿有急事需要办理，委托一朋友给我送饭，但忘了告诉他和我约定的事。他的朋友好心给我烹调一条鲤鱼。我一看到鱼便非常悲伤，以为自己活不成了，于是写了那两首诗，托好心的狱卒梁成给传了出去。”

王安石笑道：“还真有故事。好在一切都过去了。后来我读到你的词句‘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便感觉你已经从痛苦中解脱了。难得啊！”

王安石把自己这些年写的诗词作品再拿出几首让苏东坡看。苏东坡对其中的两首词作也颇感兴趣，这两首词是这样的：

浪淘沙令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亡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卷八○）

南乡子

嗟见世间人，但有纤毫即是尘。不住旧时无相貌，沉沦。只为从来认识神。作么有疏亲，我自降魔转法轮。不是摄心除妄想，求真。幻化空身即法身。

（卷八○）

前词用咏史的笔法抒发其对神宗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如果没有神宗的信任和全力支持，他王安石是无法进行变法大业的。后词则是对佛学深刻领悟后的一种人生体会，精细入微。

次日，王安石又陪着苏东坡游览了著名的风景区钟山，并写诗唱和，甚是惬意。流连数日后，苏东坡依依不舍地告别王安石，继续北上赴任。

在读过王安石的诗作之后，苏东坡还作了一些和诗以及次韵的诗，其中《次韵荆公四绝》中的第三首最为精彩，表现其要追随王安石的心情，这在苏东坡来说，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苏东坡本身是个学识渊博的大才子，他能钦佩到如此程度的大概只有王安石一人。

王安石的原作诗题叫《北山》，全诗是：“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小诗描写春天绿草成茵，春水满塘时一个人游春的悠闲情致，风神摇曳，颇有情趣。苏东坡的次韵诗是：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前两句是概括原诗的情韵，后两句则抒发自己的感情。最后一句的意思是说，我现在认识到跟从国公、追随国公已经晚了十年，如果在十年前能够跟从您就好了。如果从写这首诗的时间往前追溯十年的话，则正是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变法最高潮的时候。这绝不是苏东坡心血来潮，而是发自肺腑的心声，他逐渐认识到王安石变法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看到了新法利国利民的社会效果，从内心敬佩王安石勇于担当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从“劝我试求三亩宅”一句来看，王安石曾经劝苏东坡在附近买田建房定居，以便成为邻居。苏东坡也真心想要和王安石结为邻居，在附近买地皮建房。就在离开后只过一天，苏东坡就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抒发此次相逢的体会说：

某启：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至极。已别经宿，怅仰不可言。伏惟台候康胜，不敢重上谒。伏冀顺时为国自重。

（《东坡续集》卷一一）

不到一个月，王安石又收到苏东坡的第二封信，情意更为殷切，开头一段写道：“近者经由，屡获请见，存抚教诲，恩意甚厚。别来切计台候万福。轼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屦，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来仪真又二十余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向屡言高邮进士秦观太虚，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词格高下，固已无逃于左右，独其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其请以身任之。此外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集医药，明练法律，若此类未易一一数也。才难之叹，古今共之。如观等辈，实不易得。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69]

通过此信可知，为了能经常和王安石来往交流，苏东坡曾经想在金陵买地建房，可能是金陵的地皮太贵，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苏东坡的计划没有实现。于是他便求其次，在仪真又开始要买地建房，这样也可经常去见王安石。可见苏东坡对王安石仰慕钦佩的程度。后面是向王安石推荐秦观，请王安石揄扬秦观，可知苏东坡爱才的程度，也可以看出王安石在当时的影响力。

王安石接到苏东坡的信，立即写《回苏子瞻简》说：“承诲喻累幅，知尚盘桓江北，俯仰逾月，岂胜感怅。得秦君诗，手不能舍。叶致远适见，亦以为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不知公意如何。余卷正冒眩，尚妨细读，尝鼎一脔，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数口之不置。吾又获诗，手之不舍。然闻秦君尝学至言妙道，无乃笑我与公嗜好过乎？”[70]

信写得很亲切轻松，体现出双方关系的自然默契毫无隔膜。最后一句体现出两人都是积极奖掖提拔后进的贤达之人，与那些心胸狭隘、嫉贤妒能的小人不是一类。苏东坡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这两位曾经因变法而产生很深隔阂的大文学家在晚年时关系至为融洽，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我们不能通过前面那首诗和二人的亲密交往就说苏东坡已经认识到当年反对变法的错误了。但苏东坡在晚年确实多次说过这样的话：当初自己以及其他一些人专门和王安石闹对立，攻击新法的许多做法过了头，对国家、对朝廷都不利。

神宗死后不久，苏东坡的一名朋友滕达道要进朝，苏东坡想见此人面谈未果，即给其写一封信以说明自己的意见。信中说：

某欲面见一言者，盖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

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公此行尚深示知非静退意。但以老病衰晚，旧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必获一对。公之至意，无乃出于此乎？

（转引自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二四）

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变法当初，我们这些人守偏见，专门提出不同看法，虽然也是出于忧国忧民之心，但所提的意见多数是错误的，很少有合理的。如今新法的成果已经显示出来，故希望老朋友此次进朝，不要再对新法说什么了。

可以看出，苏东坡的确有些后悔当初的做法，他能够开诚布公地说出来，这种精神本身就令人佩服，是大君子之所为。这是后话，带过不提。

第五节 秦淮河边的小院

苏东坡走了，想在金陵附近买田地建造房屋以方便看望王安石的愿望落空。王安石将半山寺委托好友俞清老住持，自己派人经过选择协商，在离半山寺不太远的金陵城内租赁了一个小院。

就在离开半山园的时候，王安石一步三回头，留恋自己生活过六七年的这块土地，这所庄园，这里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于是写诗《离蒋山》：“出谷频回首，逢人更断肠。桐乡岂爱我，我自爱桐乡。”[71]

王安石和夫人搬进小院，原来的仆人全部遣散回家，临时雇佣两名仆人，一男一女，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早来晚走，不必住在这里，这就简单多了。

将王安石最后的住所简单描述一下：不高的院墙围成的一个小小的院落，对开的简陋的木门。院子里靠后是四间青砖青瓦的房屋。西厢是个茅房，东面则什么也没有，院门的上面还有个檐，开门人可以免于雨淋。整个院子里就那么两个建筑，一住屋一茅房。由于周围房屋高大，故这里很不通风，气温稍微高一点便闷热，是一所比较简陋的民居。

王安石现在是真正的闲人一个，但心要想真正闲下来实在不容易，他每天依然坚持读书，否则往年那些俗事便会下意识出现在脑海里，内心便会产生无名的烦恼。王安石大病初愈，再温习《维摩诘经》，又有新的体会。其实是完全想开了，人生的最终去处都是无何有之乡，无非是埋入黄土成为腐肉白骨而已。至于灵魂究竟去了哪里，谁人知晓？一切都是虚空不实的。王安石常常这样想。

有时，王安石一个人拄着藤藜的手杖，缓步走向半山园，欣赏半山寺内外开放的百花，依旧是姹紫嫣红开遍，春风微微轻拂，大的花朵便轻轻摇摆，仿佛美人般婀娜多姿，那种自然的神韵真令人心醉。有时再拄着手杖往附近的半山亭去看看。半山亭就是当年的谢公墩，是个大土包。王安石在上面建造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亭子，起名就叫“半山亭”，原来就有三棵大杨树。在亭子上休息一会儿，春风轻拂，王安石口吟一首五绝道：“五柳柴桑宅，三杨白下亭。往来无一事，长得见青青。”[72]说自己的半山园就和当年陶渊明的五柳宅一样，白下亭便是半山亭。自己往来一点事都没有，只是想经常欣赏这大自然的绿色。

金陵三月，天气很热。有一次，午睡醒后，王安石骑驴出门，信驴由缰，随便在一条路上溜达，烈日当空。忽然，看到一个熟人，是前来看望他的江东提刑官李茂直。

李茂直看到王安石，急忙翻身甩镫下马，王安石一骗腿便下了小毛驴，也不用甩镫。王安石随身带着个小马扎，拿下来一支就坐下，李茂直随从带的是折叠椅，当时叫作胡床。二人坐下就聊起来。

太阳偏西了，李茂直命下人把伞盖张开，伞盖支撑在李茂直一面，射过来的阳光正好照在王安石身上。李茂直让下人把伞挪到王安石那边去。王安石说：“不用了，如果后世做牛，在太阳下面还得耕地呢！”李茂直也笑了，道：“国公真是豁达幽默。”因为家里不宽裕，王安石也没有请李茂直到自己家里去。

搬到新租赁的小院之后，隔壁邻居姓张，和王安石相处得很融洽。王安石经常去串门。有时王安石拄着拐棍就溜达去了，到门口就喊：“张公！”老张头出来热情答应：“来了！相公。”他知道王安石曾经是宰相，所以称之为“相公”。开头几回还没有注意，二人谈话，王安石说：“张公。”对方回答：“相公。”王安石哈哈大笑道：“我当了许多年宰相，跟你就差一个字啊！”老张头也笑了。

自从来到小院后，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王安石的心情总是开朗不起来，他有些想念自己的好下级、也是在变法中始终如一和自己站在一起的战友吕嘉问。

吕嘉问因为支持王安石，曾经将从祖吕公弼想要批评王安石的草稿偷出来交给王安石，使王安石有所准备。所以当时遭到保守派的猛烈攻击，称之为“吕氏家贼”，当反对派们无法扳倒王安石的时候，便拼命攻击、丑化王安石提拔的人。其中遭受攻击最甚的莫过于李定和吕嘉问。李定风波前文提到过，吕嘉问则是在王安石推行市易法过程中遭遇到最猛烈的攻击。

那是熙宁五年（1072）秋天的时候，推行新法到最关键之时。由于变法前巨商垄断市场和物价，囤积居奇，使百姓深受其害。先是有位叫魏继宗的人上疏请求朝廷把物价统一管理起来，把市场统一管理起来，并引用古语明确说：“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王安石采纳他的意见，并进行全面的策划，出台了市易务，首先在京师汴梁实行。

这项措施的出台，首先是由政府管控市场和物价，避免少数富商大贾操控市场，使经济秩序正常发展，二是朝廷可以有相当数量的收益。当时王安石提拔吕嘉问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由于京师地面皇亲国戚多，故吕嘉问开展工作非常困难，多数人相互攀比，都不想交纳税款。后来又推行免行钱，就是所有商户都交纳一定比例的钱，作为皇宫内苑以及官府物资供应的费用，改变直接供应商品的做法。神宗向皇后的父亲向经就不想交纳这部分费用，先向吕嘉问提出，吕嘉问说我没有权力给任何人减免。于是向经又向王安石提出要求，王安石没有答应，劝他带头支持新法，支持皇帝。王安石没给他面子，故向经非常生气。

还有曹太皇太后的亲戚也曾经想不交纳这种费用，吕嘉问也没有答应。皇亲国戚们知道当时要扳倒王安石是不可能的，便把一肚子气都撒到吕嘉问身上。因此由皇亲国戚为主，有许多保守派官吏参与，对吕嘉问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神宗把许多弹劾吕嘉问的奏疏拿给王安石看，并说吕嘉问骚扰市民，遭到众人怨恨。是王安石坚定地支持和保护了吕嘉问，才使吕嘉问没有被赶出官场。

市易法由京师推广到各大城市，市场秩序很快便好起来，而吕嘉问始终是保守派攻击的主要目标。王安石辞相回到金陵，原先追随他的许多下级有的疏远他，有的干脆没有来往，有的有怨言，如吕惠卿等。但始终如一尊敬爱戴他的下级后生也有几个人，最亲近的便是叶致远和吕嘉问。

王安石辞相回到江宁后，神宗为了照顾王安石的生活，任命吕嘉问为江宁知府。一年多时间后，调任润州知州。

吕嘉问字望之，因此王安石在诗题上都是写作吕望之，因为古代人称呼字是一种尊重。一般情况下，老师和父辈才直呼其名，其他人相互之间都称字。吕嘉问到江宁出任知府期间，虽然几次来看望王安石，但因为吕嘉问工作很忙，二人也没有深谈。有时王安石也招吕嘉问到自己家来。《招吕望之使君》诗说：“潮沟直上两牛鸣，十亩漪涟一草亭。委质山林如许国，寄怀鱼鸟欲忘形。纷纷易变浮云白，落落谁钟老柏青。尚有使君同好恶，想随秋水肯扬舲。”[73]这对非常对心的上下级好朋友轻松自在地在一起谈天的情景如在眼前。

当吕嘉问被调离江宁，即将去润州赴任的时候，王安石专门邀请吕嘉问到半山园做客，二人进行了极广泛的交流，从朝廷新法到社会各个层面以及人生意义等都畅所欲言。

先是王安石用《要望之过我庐》一诗记录了邀请吕嘉问来家做客的情形。“念子且行矣，要子过我庐。汲我山下泉，煮我园中蔬。知子有仁心，不忍钓我鱼。我池在人境，不与 獭居。亦复无虫蛆，出没争腐余。食罢往游观， 藻与浦。清波映白日，摆尾扬其须。岂鱼有此乐，而我与子无。击壤谣圣时，自得以为娱。”[74-1]因为你要走了，所以我请你到我的家里来。后面写了吕嘉问来后的生活情境，二人共同到山下汲取泉水，共同蒸煮园中的蔬菜，饭后共同出去溜达，信步而行，悠然自得，简直就像尧舜时的百姓一样，击壤而歌。

回到家中，二人就住在客房。但月色皎洁，风清月明，二人睡意全无，王安石道：“既然睡不着，干脆起来到外面走走。”吕嘉问当然同意。

出半山园的门向东走，不远的地方便是一个水塘，王安石和当地人称之为“八功德水”。所谓的“八功德水”本是佛教净土宗里的内容，说极乐世界中有七宝池，七宝池中的池水便是八功德水，这种水有八种特点，即温凉、洁净、甘美、轻软、润泽、安和、除饥渴、长养诸根，能够增长善根，消除恶业。二人谈论一会儿极乐世界以及八功德水的话题。深夜静悄悄，王安石随口吟诵道：“念方与子违， 怳夜不眠。起视明星高，整驾出东阡。聊为山水游，以写我心悁。知子不 糟，相与酌云泉。”[74-2]吕嘉问听了，非常敬佩，道：“人说国公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今天是真正领教了。即事成咏，切事切时切地，好诗。”王安石道：“诗题就叫‘与望之至八功德水’吧！”

二人边谈边顺路向前走，便上了东岭。二人依旧是边走边聊，话题也散漫随意。等回到半山园的时候，已经过了子夜。王安石又写作《与吕望之上东岭》一诗道：

靖节爱吾庐，猗玗乐吾耳。适野无市喧，吾今亦如此。纷纷旧可厌，俗子今扫轨。使君气相求，眷顾未云已。追随上东岭，俯仰多可喜。何以况清明，朝阳丽秋水。微云会消散，岂久污尘滓。所怀在分襟，藉草泪如洗。

（卷二）

最后两句说，一想到我们即将分别，我便很伤心，如草上的露水一样，好像被泪水洗过。

吕嘉问离开半山园回衙门的时候，王安石送出去很远，一直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吟诗《送吕望之》道：“池散田田碧，台敷灼灼红。年华岂有尽，心赏亦无穷。”[75]吕嘉问也是一步三回头，二人依依惜别。

听说吕嘉问已经离开江宁，王安石依旧非常留恋，写诗《闻望之解舟》：“子来我乐只，子去悲如何。谓言且少留，大舸已凌波。暗黮虽莫测，皇明迈羲娥。修门归有时，京水非汨罗。”[76]你来我便快乐高兴，你离去我很悲伤，可又有什么办法？两句话便写出二人的深情厚谊。

王安石在回忆中睡去，他盼望吕嘉问或者叶致远能够再来。他感到很孤独和寂寞。次日醒来，两名好学生、好下级没有来，却听到了惊天的噩耗。

第十五章 最后的岁月

浮云却是坚牢物，千古依栖在蒋山。

——张舜民

第一节 天折梁栋

数日来王安石总感觉心神不定，恍恍惚惚的。他盼望好友吕嘉问或者叶致远前来。但两位好友都没有出现，却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噩耗——神宗皇帝宾天了。元丰八年（1085）的春末，神宗皇帝在三月戊戌（初五）日崩于福年殿，享年仅三十八岁。皇太子于灵前即位，并由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共同处理军国大政。

当然，高太后这时也长了一辈，升为太皇太后。多亏原来的曹太皇太后已于元丰年间死去，要不然的话，大概就轮不到高太后垂帘听政了。而且称呼也不好叫，大概就得称作太皇太太后了。

王安石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如五雷轰顶一般，脑袋“嗡”地一下子大了好几圈，立刻觉得天旋地转，热血上涌，眼前一阵金星冒过之后，便什么也看不见了。幸亏当时是坐在病榻之上，身子一晃悠，往后一仰，又躺在床上。

吴氏夫人见状，忙叫郎中来。服下一剂汤药，缓了一会儿，王安石才喘过这口气来。只见他老泪纵横，禁不住哭出声来。连叫：“圣上啊！圣上啊！你为何这么年轻就驾崩了呢？天啊！天啊！”

大哭一场后，王安石呼吸渐渐均匀下来，心情似乎也渐渐平复一些。他马上命人到报宁寺里请全寺的僧人念经，做法事，为神宗祈祷，超度亡灵。王安石又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写了两首《神宗皇帝挽词》道：

将圣由天纵，成能与鬼谋。聪明初四达，俊乂尽旁求。一变前无古，三登岁有秋。讴歌归子启，钦念禹功修。

城阙宫车转，山林隧路归。苍梧云未远，姑射露先晞。玉暗蛟龙蛰，金寒雁鹜飞。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

（卷四九）

王安石和神宗皇帝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君臣关系，还有心心相印的知己关系。这对君臣在变法大业上配合得相当好，没有神宗的决心和无比的信赖，王安石变法是绝对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取得如此大的社会效果；没有王安石的魄力和杰出的政治才能、经济才能、军事才能、广博的学识和人格的感召力，变法大业也是不可想象的。神宗和王安石二人缺一不可。前文提到的王安石的《浪淘沙令》一词就是感念神宗的知遇之恩而写的。

神宗的存亡，与王安石的荣辱紧密联系着，这一点或许王安石还不会太在乎，因为王安石本来对自己的名誉地位就不太在意，何况他已经是六十五岁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更深的意义则是神宗之死会影响到变法大业，而变法大业则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是王安石最关心也最担心的问题。为此，王安石时刻关注着朝廷的消息。

其实，尽管是退休之后，王安石对国家和朝廷也不可能完全忘怀，只不过是因为当时一直在实行新法，整个天下的形势也比较平稳，故他的心态比较平衡。但他那样性格的人，完全忘却天下大事是不可能的。

神宗死后，王安石对朝廷的消息更加关注。他预计到，新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新君年龄太小，朝廷实权掌握在太皇太后高氏手里，而神宗在世的时候太皇太后对新法就颇多不满，多次要求神宗废除新法。如今她亲自掌握了大权，又怎能不改动新法呢？新法将要受到冲击是一定的了，但冲击到什么程度还无法预测。因为这也是很复杂的问题，朝廷中的人事变动将会产生重要的作用。

神宗死时，王珪、蔡确为相，章惇为门下侍郎，共同扶立九岁的太子赵煦登基，军政大权都在变法派手里。也是老天不作美，神宗死后两个月，宰相王珪也跟着死去。这对变法派是个严重的损失。

五月，保守派领袖人物司马光进京入觐，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开始进入政坛。但此时蔡确为宰相，章惇为枢密使，军政大权主要还在变法派掌握中。七月，另一保守派的中坚分子吕公著进入朝廷，出任尚书左丞。保守派开始掌权。

这些人事变化都在王安石的预料之中。但王安石还有一点希望，感觉新法不应该马上遭到否定。因为孔子曾经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古训，一般士大夫都知道这一说法，也都遵守这一不成文而且没有法律效应的规矩。这是道德的约束，稍有修养的人都会顾忌这一古训的。无论是变法派的王珪、蔡确还是章惇，都不是没有主见的人，应当会坚持这一原则的。而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也会有所顾忌。如按照孔子这一古训实行的话，新法起码还要实行两年以上。

但王安石的这点希望也被现实击碎。司马光到朝廷后，提出全面废除新法恢复旧制，确实遭到当时执政的蔡确、章惇等人的抵制，其最主要的理由真的就是父死，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古训。但司马光却用“以母改子”的理由将其否定，于是便开始了对新法的全面清算。

七月，罢保甲法。

十一月，罢方田法。

十二月，罢保马法。

年后改年号为“元祐”。闰二月，起用吕大防、范纯仁等保守派大臣，变法派被全部赶出朝廷，保守派掌握了全部大权。

保守派一掌大权，马上就要对新法的最核心内容青苗法和免役法下手了。

第二节 双重的创伤

自从神宗死后，王安石的心便始终抑郁不开，有时莫名其妙便感觉烦躁。他知道新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当听说司马光“以母改子”的理论，蔡确和章惇都被赶出朝廷后，心情更加沉重。

七月，罢保甲法的消息传来，王安石内心焦灼，而天气仿佛也在不满，太阳火辣辣地照射着这个小院，让人感觉被烤着一样。王安石的小院面积小，本来心情焦躁，再加上天气闷热，日光烤人，王安石感觉酷热难耐，便让两名仆人在屋檐前用松树、栎树的小树干支一个架子，上面用竹子依照一定的间距横着绑上，形成棚一样的样态，上面再搭些用芦苇编织的凉席，一个屋檐前延伸出去的凉棚就搭好了。王安石带有解嘲似的心情写作《秋热》一诗道：

火腾为虐不可摧，屋窄无所逃吾骸。织芦编竹继檐宇，架以松栎之条枚。岂惟宾至得清坐，因有余地苏陪台。愆阳陵秋更暴横，焮我欲作昆明灰。金流玉熠何足怪，鸟焚鱼烂为可哀。忆我少时亦值此，翛然但以书自埋。老衰奄奄气易夺，抚卷岂复能低徊。西风忽送中夜湿，六合一气窑新开。帘窗幕户便防冷，且恐霰雪相寻来。

（卷五）

前面说夏天的灼热如同火一样难以防范，屋子又窄小更是热得无处躲无处藏。于是才用松树、栎树的木头搭架子，上面用竹子和编织的芦苇席子来遮挡暴烈的阳光。不但来客人可以在阴凉下面歇息，而且自己的活动空间也大多了。想当年自己年轻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天气，但照样埋头读书，似乎没有太大的妨碍。但现在不行了，看来年龄不饶人啊！王安石的这种感慨只有过花甲之岁的人才能有深刻的体会。后四句说昨夜忽然起了秋风，又怕寒冷即将来临。

南宋学者李壁在这首诗下面注解说：“元丰末，公以前宰相奉祠，居处之陋乃至此，今之崇饰第宅者，视此得无愧乎？”

秋热可以忍耐过去，但朝廷中变更法度的消息不断传来。

十一月，罢方田法。

十二月，罢保马法。

王安石每次听到这种消息，对于精神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的脑海中不断出现制定推行这些法令制度时的艰难，所遇到的种种阻力和自己遭受的种种非难，以及神宗皇帝犹疑徘徊的眼神。

为了排遣内心的忧郁和焦烦，王安石只能开卷读书，或者是饮酒麻醉。有时在地上来回踱步，自言自语，有时围着床转圈，默默无语。地方官吏当然理解他的心情，所以有关变更制度的诏书尽量不向他传达，或者尽量晚一些时间告诉他。亲戚朋友更是如此，因此王安石知道这些消息的时间总是比别人晚半拍。

李壁在王安石《新花》诗注中说：“田昼承君云：‘顷为金陵酒官，有荆公处老兵时来沽酒，必问公之动止，兵云：相公每日只在院中读书，时时以手抚床而叹，人莫测其意也。’”

田昼是北宋后期著名的刚直之士，与邹浩是好朋友，都是侠肝义胆的人物。他在金陵当管理酒业官吏的时候，对于王安石很关心，王安石经常派一个老兵来沽酒。宋朝的老兵实际是一种官差，够级别的官吏家中的男仆就是这种身份。老兵的话是可信的。“每日只在院中读书，时时以手抚床而叹，人莫测其意也。”我们可以想象出王安石当时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但王安石还抱有侥幸心理，他以为前面的几个新法很可能被司马光等人武断蛮横地再变回去，但青苗法和免役法利国便民，百姓欢迎，已经被几年的社会实践所证明，收到了非常理想的效果，且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将会成为流传千古的良法，无论谁当政也不能改变了。只要这两个新法能够继续实行，天下就不会出现大的骚动。

但王安石的想法错了，司马光一上台，就要尽废新法。元祐元年（1086）三月，他提出先废除青苗法，但因故暂时未废，是在王安石死后的八月废除的。接着就提出废除免役法。保守派中一些尊重现实的官吏如苏轼、范纯仁等都认为这两个法规已经为天下所认可，而且利国便民，坚决不同意废除。可司马光就是要一切恢复旧制，坚决要废除掉才肯罢休。苏东坡曾经气得连连说：“真是司马牛！真是司马牛！”实际上司马牛本来是孔子的学生，苏东坡这里利用名字的谐音气愤地指责司马光的过于执拗。后世都说王安石是“拗相公”，司马光之拗绝不在王安石之下。

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的圣旨一下达，各级官吏也都产生极为强烈的反应。很多地方官顶着不办，全天下产生很大的骚动。这时担任京兆府尹的蔡京，再次表现出看风使舵的本领。他态度积极，最先响应号召，只用五天就把免役法全部变了回去。

司马光大喜，对其重用。苏轼当时就尖锐地指出蔡京是个大奸人，将来必将败乱天下。司马光不听。后来果然如苏东坡指出的那样，蔡京反复无常，变乱天下，导君于奢，和徽宗同样成为断送北宋天下的历史罪人。

蔡京是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是王安石小女儿丈夫蔡卞的哥哥。王安石执政时，蔡京如一个小爬虫，献媚邀宠，但王安石眼光敏锐，看出他的轻浮和善变，因此一直不肯提拔重用他。司马光见他坚决支持自己变更法度，并且在京兆府首先推广开，大为欣赏和重用。

后来哲宗亲政，主张绍圣，章惇提出恢复免役法。蔡京则上蹿下跳，积极推行新的免役法，比当年恢复差役法还积极。

前文书提及王安石在给神宗皇帝《上五事书》中已经明确指出：“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三法有大利大害，得人为大利，不得人为大害，缓图为大利，紧急推行则为大害。这样，虽然是恢复新法，但不得其人，又不能循序渐进，都被王安石说中。在后期推行的新法中，免役法为害最重最烈。

蔡京是一○四七年生人，王安石执政时他已经接近三十岁，可是王安石当年便察觉到蔡京的轻浮和反复无常，故始终没有重用他，是司马光把他重视起来，后来徽宗昏庸，追求享乐，而蔡京迎合了徽宗的爱好，才会成为炙手可热势绝伦的权奸，成为“六贼之首”。

废除免役法的圣旨传到江宁府的时候，虽然晚几天，但还是传到了王安石的耳朵里。他听完后，连连摇头，很生气地说：“此法亦能罢乎？此法亦能罢乎？此法我和先帝反复研讨一年多，考虑甚为周详，措置极其精当。此法一罢，天下事尚可为乎？尚可为乎？”说罢，眼睛一闭，往床上一躺，只是微微摇头叹气，一句话也不再说，一口水也不想喝，一匙饭也不想吃，任凭吴夫人怎么劝，任凭谁说什么也不听。

王安石的大脑还非常清醒，他在设想免役法被废黜后恢复差役法即将发生的社会动荡，“衙前、里正”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将会重新出现，百姓又将陷入官府和富户的层层盘剥之中。他在蒙蒙眬眬中忽然发现神宗的身影在前面走，走得很快。他紧紧跟上去，只见云雾缭绕，再也见不到神宗的身影了……他忽然什么也不知道了。

忽然，他又清醒了，蒙蒙眬眬中仿佛看到司马光带领一大帮他不认识的人正在蛮横地拆毁他刚刚修建的大厦，那是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大厦还没有最后竣工，还没有进行全面的装修，就被人强行拆毁，他的心血全部付诸东流，他终生建造的事业将毁于一旦，他感觉内心一阵阵剧痛……他忽然什么也不知道了。

忽然，他在模模糊糊中听到妻子吴氏的啜泣之声，也听到儿子王旁在自己的病床边守候着，还可以感知安礼、安上两个弟弟轻声说话的声音。他知道自己的亲人都在，他心里明白自己的大限到了，人生的苦难即将结束，不知怎么回事，曾子临终的话出现在他的脑海：“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我知免夫！”

忽然，王安石感觉这是自己最后的感知，自己的一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对于国家，对于万岁，对于亲人，他都尽心尽力了，他没有什么遗憾了，他可以这样离开了。但他依然对于人生有些许的留恋，于是他的两个外眼角溢出两颗晶莹的泪珠，缓缓往下移动，他轻轻地细细地呼出最后的一口气，轻轻闭上双眼，眉头微皱，表情呈现出有很多遗憾的平静。

这时，王安石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香气氤氲，色彩和谐，景色美丽，他身体轻飘飘的，向那个世界飘去，飘去，飘去……

就这样，一代伟人王安石在家中逝世。享年六十六岁。这一天是四月癸巳（初六）日，公历是公元一○八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天色阴沉，细雨霏霏，天在默默流泪。

第三节 身后荣辱

荆国公王安石逝世的丧表上报到朝廷，举朝震惊。正在病中的司马光听到后非常悲痛。想到自己和王安石一生的交往，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虽然政见是如此尖锐地对立，但对于王安石的学识人品道德文章，司马光还是十分倾服的。

如今，斯人已去，不可复见。由于司马光本人也在病中，不能到朝廷理事，便写信给主事的人吕公著道：“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凑。败坏百度，以至于此。方今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虽然对变法之举百般诋毁，但对王安石的学识人格依旧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提出对王安石要优加厚礼，这也可看出司马光的君子风范。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关系举世尽知，他又是当时朝野向往的大名人，说话当然有分量，他的话起了一定的作用，朝廷对王安石之死所采用的礼仪和封赏是很优厚的。礼数周到，特赠太傅，而赠太傅的圣旨就是苏东坡执笔，对其评价很公允，非王荆公不足以当此文，非苏东坡难以成此文，这也是文坛一大幸事。全文曰：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故观文殿大学士守司空集禧观使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际，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谅告终之问，在予谅黯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於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是用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赠守太傅。

（苏轼《外制集》上卷）

这真是难得的文章。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关系是极其复杂有趣的，晚年的苏东坡对于王安石真心理解和敬佩，二人的关系在这时期可以说比苏东坡和司马光更亲密，因此这篇妙文更值得我们品味。

“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这是多么崇高的评价，出自苏东坡的笔下，绝没有阿谀逢迎的意味，而是对王安石人品学识才能的最高赞许。“希世之异人”，苏东坡在元丰七年（1084）去见王安石的时候，便说王安石是百年难得的人才。

“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是对王安石学问具有自己特色的高度评价，而得到神宗信任的程度也是“古今所无”，都是精炼准确到无以复加的词语。但他没有提及评价王安石的变法事业，突然笔锋一转，“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便写其弃功名如敝屣，坚决辞相归隐的高风亮节。这也是大有深意和苦衷的。

因为当时司马光正在全面否定新法，因此苏东坡无法下笔，怎样评价都不合适，故干脆不说更好。这里不涉及苏东坡对于新法的看法问题，而是当时政治形势下一种智慧的处理办法。

王安石的葬礼在家中简单举行。他的门人和学生有谁来参加葬礼没有记载，我们也不能妄说，但是他的两个弟弟都到了，夫人和儿子、女儿们应该都到场也是可以推知的。亲人们遵照王安石生前的意愿，把他埋葬在半山寺后面的一个土丘上。没有像样的墓室，没有墓志铭，也没有神道碑，只是一抔黄土拱起的一个坟包而已。但这样的葬礼倒符合王安石的性格，他本来就低调，不喜欢张扬。

京师的太学里，许多太学生自发组织起来，设立灵堂，对王安石举行悼念活动，恭执弟子之礼。国子司业黄隐对此不满，又提出要废除在太学中使用《三经新义》为教材，遭到许多太学生的抗议和吕陶的弹劾。

苏轼和黄庭坚等一些诗人都写诗悼念这位功高日月的荆国公。黄庭坚比王安石小二十多岁，只在王安石晚年时见过一面，而且他也属于所谓的元祐党人，但对王安石的学识人品佩服得五体投地，多次在诗文中抒发钦佩之情，于此可见王安石的人格魅力。

王安石的学生，著名大诗人陆游的爷爷陆佃写诗《丞相荆公挽歌词》深情悼念王安石道：

惯识无心有海鸥，行藏须向古人求。皋陶一死随神禹，孟子平生学圣丘。雕篹想陪清庙食，玉杯应从裕陵逰。遥瞻旧馆知难报，绛帐横经二十秋。

（《全宋诗》卷九〇八）

感情真挚，最后一句说自己跟从王安石学习二十年，虽然是举其整数而言，但也可以体会出陆佃以王安石为自己终生的老师。

王安石葬礼的冷清和后事的简陋使本不是王安石学生，甚至对变法还有一定看法但具有强烈正义感的张舜民都看不过去了，他写作四首绝句《哀王荆公》道：

门前无爵罢张罗，玄酒生刍亦不多。恸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

乡闾匍匐苟相哀，得路青云更肯来。若使风光解流转，莫将桃李等闲栽。

去来夫子本无情，奇字新经志不成。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

江水悠悠去不还，长悲事业典刑间。浮云却是坚牢物，千古依栖在蒋山。

第一首写其葬礼的冷清，反映人情的浇薄。门前根本没有麻雀，所以说“门可罗雀”都不可以，因为连麻雀都没有，何况人呢！是强烈的反衬手法。祭品的醴酒和牺牲果品也不多。在灵前痛哭的只有弟弟和亲人，在位当权时的那些门生故吏都应该作何感想？

第二首进一步说人情冷暖，如果在民间沉沦，是不会有人来同情你的。如果得路青云便会有人来追随和颂扬，因此不要轻易培养什么学生和门人。

第三首则更有讽刺意味。来去荣辱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不在意的，但所创作的《三经新义》和《字说》也被禁止而重新阐释儒学的志向没有成功。如今原本追随王安石跟从王安石学习的人，都避讳说自己是王安石的学生。连学生都不敢承认，何况其他？呜呼！呜呼！

最后一首说，王安石的事业以及光辉的人格是会永远流传的，那浮云永远环绕着钟山，依稀述说着王安石曾经的往事。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三记载：“王舒王墓在半山寺后。”是可信的。王安石退休后便没有离开他晚年生活的半山园。

第四节 元祐更化

王安石死后，司马光继续废除新法，八月，罢青苗法恢复常平仓法。王安石和神宗辛辛苦苦经过近十年时间创立，在天下推行近十几年并取得极大成功的新法，在神宗死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被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们全部葬送了。

王安石所建立的功绩在当时所存留的，只有恢复熙河几路、扩大国家版图这一点了。司马光对此也耿耿于怀，想要把王韶在王安石坚决支持和指导下苦心经营多年，用众多将士鲜血换来的河湟地区也完全放弃，拱手归还给西夏。

当他提出这一意向的时候，邢恕劝司马光说：“这可不是小事，有关国家的安危，应当征求访问一下边人。孙路久在西北，在河湟地区四年，他很有见解，人品也好。应当去问一问他。”

司马光觉得有理，派人去请孙路。孙路一听这个消息，连忙抱着地图就来了。见面后，指着地图对司马光说：“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条小路，熙州之北已经和西夏接壤。今自北关开辟土地一百八十里，濒临大河，筑兰州城，然后可以捍卫蔽护中原。如果将此地送给敌国，整个西北一道就都危险了。”

司马光看后，恍然大悟说：“多亏征求您的意见了，不然的话，几乎误了国家大事。”从此，再也不提把河湟归还西夏的事。幸亏司马光采纳了孙路的意见，否则，仅此一点，他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就知道，晚唐“牛李党争”中牛党的领袖人物牛僧孺，也是个朝野闻名的大人物。他在朝廷当政时，当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接受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之降，一切处置都很妥当。

可牛僧孺闹意气，从中进行阻挠，说服文宗下圣旨令李德裕把维州和悉怛谋都交还给吐蕃。李德裕没有办法，只能遵旨，造成唐朝的极大被动和损失。这给牛僧孺留下一个永远洗刷不掉的污点，遭到后世许多人的批评。司马光要返还河湟的做法，比牛僧孺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就不仅仅是污点了，应该说是罪行，而且是永远的罪行。

同年九月，在王安石死后五个多月，司马光除了没把河湟地区还给西夏外，把整个新法和王安石执政时所建立的一切全都废除，尽行恢复旧制。他似乎也完成了一种夙愿，寿终正寝。

呜呼！司马光无论个人品质即私德多么高尚，但在公德在政治品格上是有严重问题的，他闹意气而处心积虑要把王安石执政时所实行的一切都废除，把王安石的历史作用都抹杀而不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和朝廷百姓的利益，犯了极大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罪行。我想，如果把司马光和王安石换位的话，王安石是不会这样干的。可《宋史》和许多史书却都歌颂司马光而贬低甚至诬蔑中伤王安石，真是令人憾恨，难怪梁启超说：“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司马光死后，保守派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派系斗争格外激烈，朝政日非。朝廷中分成三派，即所谓的“洛党”、“蜀党”和“朔党”。苏东坡等人对尽废新法和朝廷里的相互倾轧极为不满，主动要求外任。执政的梁焘等人制定出两个名单，一个是“蔡确亲党”四十七人，一个是“王安石亲党”三十人，要进行狠狠的打击和整治。

范纯仁反对如此大规模地排斥异己，容易伤着正人君子，而且以后对方上台，恐怕也会如法炮制而进行报复的。但高太后坚持蔡确有党，吕大防和刘挚也支持太后的意见，于是对所谓的“蔡确亲党”便进行残酷打击，全部清理。打击面太宽，不问是非善恶而只是从人际关系上进行划界，凡是政见稍有不同或与执政者有嫌隙者均被指为蔡确亲党。后来的新旧党争就是从这里开始激烈起来的。范纯仁因为反对这样做而被罢免宰相之职。

第五节 绍圣再变

五年后，高太皇太后死，哲宗亲政。哲宗认为奶奶执政这几年远远赶不上爸爸神宗和王安石那时的情况，于是提出要继承先皇的遗志，重新恢复新法。朝廷又来个大换血，元祐年间被打击的所谓蔡确亲党等人又被重新起用。一些投机分子钻进朝廷，名义上虽然是恢复新法，但具体执行起来与当初已经大相径庭。

后来哲宗死，历史上著名的昏君徽宗赵佶当上皇帝，这是个极其荒淫昏庸腐败的帝王，重用变色龙、大奸臣蔡京。这对君臣虽然仍旧打着新党的旗号，但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大腐败分子了。他们对元祐年间（1086—1093）打击新党的大臣进行疯狂的报复，最后竟立什么“元祐党人碑”。

其实，“元祐党人碑”上的名字也不全是元祐年间执政的大臣，是蔡京任意确定的。他嫉恨谁就把谁的名字往上一写，就可以使此人及其子孙在当时都别指望翻身，恶毒残酷到了极点。

陆游的爷爷陆佃本来是王安石的学生，其政治倾向是属于变法派一边的，当初王安石对他也很信任。可他却榜上有名。更令人不解的是王珪和章惇二人，本来都是变法派的中坚分子，王珪在世时一直是宰相，所接替的是王安石之位，王安石退隐后，王珪在协助神宗继续推行新法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可他和章惇也被列入“元祐党人碑”的名单里。在绍圣五年（1098）九月的时候，朝廷还专门为他发了一道圣旨，把他的子侄们全部罢官。

徽宗和蔡京打着新党的旗号，肆无忌惮地对百姓进行盘剥。政治极度黑暗，天怒人怨，一些江湖好汉被逼上梁山，他们便“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了。国力大丧，不久就发生了“靖康”之耻，北宋灭亡。

正因为徽宗和蔡京打的是新党的旗帜，而后人又把王安石看成是建立新党的领袖，所以便把北宋灭亡的罪过推到了王安石的身上，甚至把他说成是集古今所有大奸之恶于一身的特大奸臣，真是荒唐到了极点，千古奇冤。有人说：“由言利而变法，由变法而绍述，由绍述而召乱。则宋家南渡，荆公有以致之也。”乍看似乎逻辑谨严，实则不值一驳。如果没有元祐毁坏新法，又怎么会有绍圣？天理昭彰，王荆公一生事业诗文尽在，只要能正视历史，功过自明。关于这一点，还是李来泰《荆公故宅》诗比较公允：

十年高卧此东峰，出处无端衅已丛。洛蜀党成终误国，熙丰法弊岂缘公。争墩已赋三山石，记里犹传九曜宫。漫向春风寻旧泽，史书功过亦濛濛。

王安石变法是后世争议颇大的问题，本书不想在这里进行考证论析，这是历史学家们的任务。但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即在某种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取得了成功。其主要表现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说明：一是当时的社会效果，一是以后的历史影响。

先说前者。两宋三百年间，只有在王安石变法的后期国力最强。整个国家经济繁荣，政治清平，文化教育事业昌盛，军队强大，对西北、东南、西南地区都有相当规模的开发。王安石退隐后，虽然在西北打了两次败仗，遭受很大损失，但并没有损伤国家的元气，整个朝廷的经济状况依然是非常良好的。而元丰后期的败仗王安石一丝一毫责任都没有。

神宗和王安石死后，当司马光要被重用时，基本上属于保守派成员的毕仲游曾给司马光写信，劝司马光不要急于废除新法，而应该加强节省各项开支，把国家经济搞得更好一些。如果迫不及待地废除新法，弄不好会使国家财力大丧，新法还会重新推行，将要误国误民。

毕仲游在信中说：“今诸路常平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产之钱粟，积于州县者，无虑数十百钜万。如一归地官，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可见当时的经济情况是非常好的，各种钱财统一收归地方财政的话，可以用二十年，这是多么可观的数字。国库封桩的钱更是充足丰富。

仅这几句话，就可以证明王安石变法在提高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方面获得的伟大成就。毕仲游是保守派阵营里的人，他的话不就更能说明问题吗？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是北宋乃至于两宋最繁荣强盛的时期，这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不正是王安石变法成功的标志嘛！

再说后者，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所制定的一些新法虽然被司马光所废除，但几年后就被全部恢复。而有一些新法则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免役法就是如此。

邓广铭先生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中对于这一点有个精彩的比喻，先获我心，今原文引用之：“我认为，绝对不应把司马光的推翻新法，认为是新法的失败。正如一位建筑师经过长期的研究思考，设计建造了大面积的庭院房舍，虽还未必可称之为美轮美奂，然而已可供广大人民安居乐业之用，却不幸有仇人冤家突然到来，只为发泄其怨怒之气，便不问缘由，一律将其拆除推倒，这怎能算是建筑师设计与施工的失败呢？”[77]

至于北宋由于新党执政而灭亡，那是因为徽宗和蔡京这对昏君奸臣执政的缘故，与新法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与王安石更没有丝毫的关系。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是人制而不是法制，所以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都是人的关系而不是法的关系。犹如很多人将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备受欺凌的耻辱，归结为儒学误国，这是最大的荒谬之说。南宋理宗表面推尊儒学，而那帮执政大臣多是欺世盗名的大奸大慝，诸如贾似道之流，全身都是欺骗的细胞，哪有一点儒家学者的基因？故中国的亡国时代都不是真正的儒家学者或者真正的知识分子掌权，与学术思想没有什么关系。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少见的杰出人物，他不但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和组织能力，而且有极高的艺术天赋，除其诗文被后世所公认外，他的词和书法也有相当高的造诣。

第十六章 荆公新学和诗文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李商隐

第一节 荆公新学的形成

王安石变法能够全面深入展开，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王安石思想和执政能力得以施展的缘故。由于当时社会危机深重，士人都希望有所改变。在庆历新政失败后，嘉祐年间（1056—1063）这种求变的思潮并没有减退，反而更加强烈。南宋陈亮说：“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78]朱熹在回答学生提问时说得更明白：“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79]

王安石走上历史舞台，正是在这“合变时节”。王安石在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开始走向社会。庆历新政失败时，他刚刚走上仕途，一边观察一边思考一边刻苦读书，和当时许多士大夫一样，积极思考社会出路。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前，刻苦读书十几年，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改变社会积弱积贫状况的整体思路。大约在淮南做签书判官的时期，王安石的学术思想开始形成。王安石早期著作《淮南杂说》《老子注》《易象论解》便是其全面思考天人关系以及如何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思想结晶。《淮南杂说》已经失传，但此书在当时流传极广，纷纷传阅评说，并认为此书很像《孟子》，给王安石带来极高的名誉。据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上载：

先生曰：金陵在侍从时与老先生极相好，当时《淮南杂说》行乎时，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其时又有老苏，人以比荀子。但后来为执政，与老先生议论不合耳。

这段文字中的先生指马永卿的老师刘安世，金陵指王安石，老先生指刘安世的老师司马光，知道这几个人物关系就理解这段话的意思了。刘安世是司马光的学生，他对自己的学生马永卿说，王安石早年在和司马光同僚时二人关系极好，王安石的《淮南杂说》在当时流行天下，受到时人的推重，可知当时王安石学术思想的影响之大。

王安石的学生，变法派的中坚陆佃有一段话颇说明问题，在嘉祐、治平年间（1056—1067），“淮之南学士大夫宗安定先生（指胡瑗）之学，予独疑焉。及得荆公《淮南杂说》与其《洪范传》，心独谓然，于是愿扫临川先生之门。后余见公，亦骤见称奖。语器言道，朝虚而往，暮实而归，觉平日就师十年，不如从公一日也。”[80]“语器言道，朝虚而往，暮实而归，觉平日就师十年，不如从公一日也。”每天谈论道和器的问题，早晨感觉很空虚前去，晚上则觉得满载而归。觉得平时跟从老师学习十年，还不如跟从王安石一日学习到的东西多。可以看出王安石不但学问好，而且善于讲解和辩论。

陆佃这里提到的《淮南杂说》虽然在当时名满天下，被广泛流传，但已经失传，便没有办法对其思想进行分析和阐释。而陆佃提到的另外一篇文章《洪范传》保留在《临川先生文集》第六十五卷中。同时是王安石前期作品的还有《老子注》《致一论》《易解》等，这些文章中反映出来的哲学思想以及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是王安石所以能够进入朝廷最高层开始进行变法并坚持下去的基础，因此我们要概括地介绍其主要的观点。

关于王安石的易学思想在下节专门阐释，我们在其保存的几篇文章中勾勒一下王安石辩证法哲学的主要观点。

首先，王安石在认识论上前期基本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上天无意志，宇宙大化、天地运行完全是自然现象，与人事以及社会政治无关。他在《洪范传》中说：“人君以中道布言，是以为彝，是以为训者，于天其训而已。夫天之为物也，可谓无作好，无作恶，无偏无党，无反无侧。会其有极，归其有极矣！”[81]上天没有什么爱好，也没有什么厌恶，“无偏无党”，完全没有倾向性。后面又说：“阴阳和，则万物尽其性，极其材……燠极无则为常寒，寒极无则为常燠，此饥馑疾疠之所由作也。”“阴阳和”万物便会尽兴生长，沐浴在阳光雨露中。但是，大旱大涝，酷热严寒的气候也会出现，它们是饥荒以及流行病产生的原因。这些都是天道无常的表现。中国自古以来，关于天道一直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天是自然的，物质的，有其自己运行的规律，没有意志，更不具备任何神秘意义。这一观点，儒家学者荀子在《天论》中有非常清晰的论述。王安石便是继承荀子观点的。仔细思考，这便是其“天命不可畏”的理论支撑点。

其次，王安石提出“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的观点，并运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论述了这一问题。庆历新政的失败，引起广大士人的思考：社会出路在哪里？于是追求变革便成为嘉祐、治平年间（1056—1067）士人们普遍的心理。在这个过程中，王安石在《淮南杂说》《洪范传》中都提出了求变，变是宇宙以及人世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他在《洪范传》中说：

天一至于天五，五行之生数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数之中也，盖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于两，成于三，变于五，而天地之数具。其为十也，耦之而已。盖五行之为物，其时、其位、其材、其气、其性、其行、其事、其情、其色、其声、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无所不通。一柔一刚，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恶，有丑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其相生也，所以相继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

这段话中充满了辩证法，天地由五行构成，五行即水、火、木、金、土，这五行相生相克，不断发展变化，奇偶相生，每一事物中又都有耦，即对立统一的两极。每一极中还有对立统一的两端，“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这样，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处在动态和变化中。故变革是必须的，是社会前进和进步的要求。类似的理论在其同时期著作《老子注》中也有很多表述。这些理论构成王安石坚持变法，坚持“祖宗之法不足守”观点的理论基础。当然，历史和现实都为王安石变法提供了许多事实的支撑。

第二节 荆公新学的兴盛与式微

王安石用他的哲学思想和辩证法的思维在求变思潮中得到神宗的信任，终于叩开了变法的大门，在熙宁年间（1068—1077）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变法从一开始便产生激烈的思想冲突和政治冲突。王安石以其比较成熟的理论和雄辩的议论才能而和许多名流进行辩论。这方面在前面的文字中多有叙述，故此处从略。

随着新法的普遍推行，意识形态上也需要用新思想来为新法的实施做舆论上的宣传。因为王安石执政，所以，新法逐渐取得官学的地位，成为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的官学。漆侠先生在《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中指出：“从宋仁宗嘉祐初（1056）到宋神宗元丰末（1085）的三十年间，是宋学的全盛时期……在这个兴盛时期，先后形成四个学派，即以王安石为首的荆公学派，以司马光为首的温公学派，以苏洵、苏轼、苏辙为核心的苏蜀学派，以及以张载、二程为代表的关洛学派。在这四个学派中，由于荆公学派在政治上得到变法派的支持，称之为官学，自熙、丰以来‘独行于世者六十年’，学术上亦处于压倒的优势地位，影响亦最大。”[82]其中“独行于世者六十年”是作者转引陈振孙的说法，是非常可信的，也是可以想象的。陈振孙说的“六十年”，是指王安石的新学从熙宁年间（1068—1077）到北宋灭亡。其间元祐几年虽然对新法进行全面破坏和废弃，但对于王安石的学说和思想还没有全面否定。故绍圣年间（1094—1097）新学重新占据思想文化的主导方面。

在熙宁、元丰十几年间，随着新法的全面推行，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也进行了变革。取消诗赋，以考试策问为主。内容则以儒家经典为科目，为统一内容和答案，使举子们有所遵循，颁布了王安石主持编写的《三经新义》，即《诗经新义》《尚书新义》《周礼新义》。其中《周礼新义》是王安石亲自撰写的，据记载，第一稿是王安石亲笔誊写。《尚书新义》和《诗经新义》主要是由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和他的助手吕惠卿编写，而由王安石统稿的。《三经新义》作为朝廷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在当时的学术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五经中，《春秋》不列入考试内容，有一段时间也不列入官学科目，后来列入。《易经》采用的是王弼的注本。

但王安石的《易义》也是考试的主要参考书，具有准教材的性质。

吕惠卿的一段话很有认识价值。《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八记载，熙宁八年（1075）九月辛未，吕惠卿曾对宋神宗说：“安石必言垂示万世，恐误学者。《洪范传》凡有数本，《易义》亦然。后有与臣商量改者三二十篇。今市肆所卖新改本者是也。”可见熙宁后期书肆上在卖王安石的各种书。而《易义》和《洪范传》熙宁八年在书肆上销售的是王安石新改的版本。可见王安石著作不但是学校中通行的教材，是科举考试的内容，而且在图书市场上也是畅销书。中国的科举制便是社会文化方向的指示牌和风向标，因为考试成绩决定考生的及第与否，而及第与否又决定其人生道路。故王安石新学在当时的显著地位和广泛流行的情况是可想而知的。还要提及的是，王安石倾注半生心血撰写的《字说》在当时也是解释经书的工具书，影响非常大。“邓广铭先生认为：从王安石对儒家学说的贡献及其对北宋后期的影响来说，王安石应为北宋儒家学者中高居首位的人物。因而王安石学说不仅可以风行于北宋后期，而且在南宋前期与思想体系还未完善的理学并峙。”[83]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在血雨腥风过后，高宗建立南宋小朝廷。高宗为了掩饰父亲徽宗和哥哥钦宗的历史责任，便把一切后果都推罪给大奸佞蔡京所谓的新党集团，因为蔡京、王黼等人又打着王安石变法派的旗号，因此便把北宋灭亡的根源拐弯抹角追溯到王安石身上。高宗出于这种目的，对于王安石进行全面否定，荆公新学从此开始走向式微。

另一方面，南宋小朝廷得以建立并维持下去，多亏一位被历史遗忘的女人，即哲宗皇后——孟献皇后。孟献皇后在绍圣年间（1094—1097）由于宫廷斗争和朝廷斗争的双重较量而被废弃。她是哲宗奶奶即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选定的，很受高太皇太后宠爱。后来新党执政，怨恨已故的太皇太后废除新法，为打击太皇太后的势力，便迫害她。她被废弃后，所住之地连续着三把大火。但她没有被烧死，而销声匿迹近二十年。后来在北宋灭亡，张邦昌被金人立为儿皇帝、赵宋王朝岌岌可危之时闪亮登场，帮助赵构建立南宋，是南宋初年极其关键的政治人物。她对于蔡京、章惇等人的迫害自然非常怨恨，而蔡京等人又打出王安石的旗帜，因此她对于新党和王安石也很不满。

建炎四年（1130），孟献皇后过生日的时候，很从容地对高宗说：“吾逮事宣仁圣烈皇后，求之古今，母后之贤，未见其比。因奸臣快其私愤，肆加诬谤，有玷盛德。建炎初，虽尝下诏辨明，而史录所载，未经删定，岂足传信后世。吾意在天之灵，不无望于官家也。”[84]高宗听后很动心，这便是后来重修《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的起因。而《神宗实录》是全面否定变法，诋毁丑化王安石的关键文献。这样，南宋初年两位政治地位特殊的人物都否定新法诋毁王安石，荆公新学也必然受到打压。

但是，王安石新学在北宋后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意识形态并不会随着政治的变化而立即变化，因此在南宋初期还有相当的影响。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六月乙酉日，叶谦亨向高宗报告科举考试以及录取方面出现的标准不一，让举子无所适从的情况，说：“学术粹驳，系于主司去取之间，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前日大臣则阴佑王安石，而取其说稍涉程学者，一切摈弃。”高宗回答说：“赵鼎主程颐，秦桧尚安石，诚为偏曲，卿所言极当。”[85]这时南宋建国已经三十年，王安石的学说还有如此大的影响。秦桧妻子王氏是王珪孙女，王珪和王安石是同榜进士，又是同僚，先后为相，都属于变法派。秦桧在感情上是同情王安石的。

在王安石以及其新学受到朝廷打压的同时，在北宋一直未能占领主导地位的二程的理学，通过其弟子即以“程门立雪”出名的杨时借机上下活动，兜售其师传的理学，而高宗也急需一种新的学说取代王安石的荆公新学，相互需要使得双方越走越近，经过几十年历史时光的冲刷，到宁宗时，程朱理学独尊天下，而王安石的新学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节 王安石的《易》学研究

《易经》成书很早，经历夏商周三个朝代，八卦到重卦再到十翼，经历了伏羲、文王和孔子三个人的努力，历三代之时，经三圣之手，后世将其尊为五经之首，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在漫长的历史流传中，《易经》在不断为儒家和道家等各种思想提供资源的同时也不断吸收社会上的各种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和道家的重要典籍而备受重视。当庆历新政失败后，士人们都在为医治社会的弊病寻找良方，王安石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对《易经》的研究。诚如杨倩描先生的一段话所说：

自宋学在北宋仁宗庆历间兴起后，众多学派在疑经惑古的时代思潮中纷纷而起，把《易》学看作是配合新政、复兴儒学的重要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易》学以其独有的繁复结构和“明体达用”的功能为宋代学者所看重。无论哪一学派，只要不治《易》，就难以构建其学术体系；而治《易》无特色，也难以在宋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在这一时期，王安石治《易》，一方面是为了创建自己的新学派，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改革北宋政治的弊端，梳理政治思路以申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作于这一时期的《易象论解》，也并非只是为学术的标新领异而作，而更多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杨倩描博士论文《王安石的〈易〉学研究》69—70页）

前文提到他在任常州知州时曾深思《易经》下经中的前两卦卦义，可能就是在撰写《易经》的文字。当时和《淮南杂说》并行的还有《洪范传》和《易象论解》。王安石的《易解》，后来改为《易义》，已经失传。但关于《易经》的文章还有几篇保存在《临川先生文集》中，几篇文章是：《易泛论》《卦名解》《河图洛书义》《易象论解》《九卦论》。其他散佚的部分也可以钩沉出来一大部分。杨倩描先生有专论，做了大量工作，他的博士论文便是《王安石〈易〉学研究》，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最全面而深刻的文章。这里不对这一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只是作简要的叙述。

《易象论解》是对十翼之一的《序卦传》的重新阐释。如果两相对照便可以看出许多问题。我们只将前面五卦的解说对照一下，便可以看出王安石解释易经顺序的特色：

周易正义·序卦第十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中华书局

1980年10月影印本95页下）

易象论解

君子之道，始于自强不息，故于乾也。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然后厚德载物，故于坤也。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积德，以有载也，乃能经纶，故于屯也。君子以经纶，经纶者，君子有事之时，故于蒙也。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育德，则无事矣，故于需也。

（《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五）

《序卦传》是十翼之一，一般认为是孔子所作。但对于第一卦“乾”和第二卦“坤”没有解说，直接说明第三卦“屯”排位的理由。后人对此没有任何怀疑和说法，王安石则将乾、坤二卦也纳入自己的解说中，然后推衍出每一卦之间的联系。尤其开头两句对于乾坤二卦的解释，充满进取精神和广阔的胸怀。其他就不具体分析了。仅此文章，如果和原来的《序卦传》对比分析参悟，便可以写出一本书来。

王安石的易学研究水平在当时是被社会公认的。当年，著名学者程颐对王安石的《易解》是很推重的。他在教育学生时曾说过：“《易》有百余家，难为遍观。如素未读，且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会得文义，且要熟读，然后却有用心处。”[86]直到晚年，程颐依然坚持这种看法：“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贯。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功。”[87]就连朱熹也评价说：“《易》是荆公旧作，却自好。”[88]

关于王安石《易》学思想以及成果在荆公新学中的地位，杨倩描博士有一段简明的论述：

总之，《易解》与《老子注》《淮南杂说》《三经新义》《字说》等著述一起，共同构筑了荆公新学。这是一根完整的学术思想链条，任何一个环节也不可或缺。……《易解》作为荆公新学的基础和起点，《易义》作为荆公新学发展鼎盛时期的重要学术思想组成部分，与荆公新学的形成、发展、成熟、鼎盛、衰落相始终，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

（杨倩描博士论文《王安石的〈易〉学研究》90页）

王安石《易》学研究成果影响是很深远的。清代学者查慎行著有《周易玩辞集解》，在《系辞下》“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几句话下面引用王安石的解说：“王荆公曰：‘圣人作《易》，所以开明未悟者。名举其当，言举其正，所以开明之也。未形之物不可辨，必以名之已立者辨之，是谓当名；未然之辞不可断，必以言之已验者断之，是谓正言。’”[89]

王安石的《易》学研究成果是我们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珍惜和进一步研究。

第四节 独树一帜的散文

“实际上，只有后代的赞许才可以确定作品的真正价值。”[90]后世士人尽管对王安石政治改革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看法，但对其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却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文学创作需要灵魂，灵魂实际是作家人生观的表现。只有有坚定信念，有独立思想、独立精神的作家才会写出思想深刻、言简意赅的作品来。

王安石是位重视现实的思想家，他认为脱离现实生活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一钱不值，是没有意义的。他的学术是为变法提供理论支撑，他的哲学思想被称为“荆公新学”笼罩北宋后期半个多世纪。晁公武在他的《郡斋读书志》中曾说荆公新学独行天下六十年，基本符合历史。但梳理王安石经学思想以及对北宋后期的影响则是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故本书不多说。

王安石的文学创作是其人生价值观的表达，所以他的文学作品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语言简明扼要。王安石在《取材》一文中引用文中子王通的话说：“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贯乎道。学乎学乎，博诵云乎哉！必也济乎义。”强调学习学问与写作文章都一定要用“道”、“义”贯穿其中。

最能体现王安石文学思想的是他在《上人书》中的一段话：

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卷三）

孟子的意思是说自己真正学习领悟到的东西使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才能左右逢源，这是千真万确的至理名言。真正理解的思想便能够运用自如，不受任何拘束而有天马行空的感觉。王安石说，孟子的话并不是专门针对写文章说的，但也适用于文章写作。这种理解是对的，因此王安石提出写作文章要“有补于世”，要以“适用为本”，又用器物作比喻说，器物首先是能够装东西，在能装东西的前提下再进行外表的美化和雕刻，如果不能装东西，便不是器物，便没有实用价值了。但只能装东西也不行，还应该有一定的美观的效果。只不过是不要把外观之美化放在第一位罢了。

其实，文学作品以及艺术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关系，孔子曾经有很精彩的论述。“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本义是说士人的仪表的，但对于文艺作品依然很适用。王安石有点过分强调内容因素了。但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王安石的诗文词作都言之有物，都有充实的内容。下面我们从散文、诗歌、词等方面来对王安石的文学成就进行扫描。

王安石的文章以简洁明快、内容充实、议论精辟见长。他的议论文往往“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等简贵”[91]。他的《答司马谏议书》便可谓是一篇典型的范例。文中只用“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十五个字便概括出司马光来信中的全部论点，接着用一百多字的篇幅就回答了司马光三千三百多字长文提出的所有问题，有理有据，干净利落。

他的文章往往直抒胸臆，言简意赅，几句话便揭示出非常深刻的道理，有很强的说服力。许多短文极为精彩，见解独到，入木三分，启人深思。《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卷三三）

“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一句断语，然后说明这种结论的根据，说孟尝君背后有强大的齐国，如果有一个真正的士人，便可以控制天下，何必跑出去谋生，又险些被扣留。正因为其养士太杂，故真正的士人便不会投到他的门下。

再如《书刺客传后》：

曹沫将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时，可也。予独怪智伯国士豫让，岂顾不用其策耶？让诚国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晋，救智伯之亡，一死区区，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聂政售于严仲子，荆轲豢于燕太子丹。此两人者，污隐困约之时，自贵其身，不妄愿知，亦曰有待焉。彼挟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卷三三）

对于司马迁《刺客列传》中提到的五名刺客除专诸外都有所评论，尤其是最后的发问，有很深的意蕴。聂政和荆轲在被严仲子和燕太子丹所收买时还能够坚持自己的身价而不愿意枉自接受对方的重金，说有所待。那些挟持道德而等待他人器重的人，与聂政和荆轲相比又如何呢？能否也像聂政和荆轲那样奋不顾身呢？我曾经仔细研究过这篇文章最后之问，隐约感觉到王安石有点自我表白的意味：聂政和荆轲都是在有亲人需要赡养时坚决不肯舍身当刺客，是因为有所待。待赡养亲人之义务已经尽完，则奋不顾身了。王安石在仁宗、英宗两朝都坚持外任而不肯接受馆阁之职，便都是因为亲老家贫。当神宗征召入仕时则立即到任，其后主持朝政也大有奋不顾身的意味。这种意思当在有无之间。

王安石的文章总体看确实如刘熙载说的那样，议论高拔精彩，语言简洁犀利，各种文体几乎都是如此。如《伤仲永》《游褒禅山记》，其叙事写景部分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主要是篇末的议论，发人深省，简明深刻。王安石的碑志文大约有二百篇，写得也都很古朴简明，各有特点，只寥寥数语，便能刻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没有那些陈腐俗套的滥语。如《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开头两段说：

君讳平，字秉之，姓许氏。余尝谱其世家，所谓今泰州海陵县主簿者也。君既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而自少卓荦不羁，善辩说，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宝元时，朝廷开方略之选，以招天下异能之士，而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争以君所为书以荐，于是得召试，为太庙斋郎，已而选泰州海陵县主簿。贵人多荐君有大才，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君亦常慨然自许，欲有所为。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龃龉固宜。若夫智谋功名之士，窥时俯仰以赴势物之会，而辄不遇者，乃亦不可胜数。辩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之国，此又何说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

（卷九○）

提出有所待坚持操守而怀才不遇与那些趋时附势而怀才不遇的两种类型，并判断墓主人许平是“有所待而不遇者”，很有见解，也有委婉批评当世不能人尽其才的弊端。

《同学一首别子固》比较短，故引全文：

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贤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贤人者，足未尝相过也，口未尝相语也，辞币未尝相接也。其师若友，岂尽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学圣人而已矣。学圣人，则其师若友，必学圣人者。圣人之言行，岂有二哉？其相似也适然。

予在淮南，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还江南，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为然。予又知所谓贤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子固作《怀友》一首遗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后已。正之盖亦常云尔。夫安驱徐行， 中庸之庭，而造于其堂，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愿从事于左右焉尔。辅而进之，其可也。

噫！官有守，私有系，会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卷三三）

这篇书信俨然是一篇严谨的短小精悍的议论文，仔细体会，通篇阐释的是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情形。这里的“同学”不是普通意义的同窗，而是志同道合的意思，都同样致力于儒道的朋友。这样的朋友不是当今社会所谓的贤人，而是有志于古道的士人君子。叙事简明，道理深刻，非常有说服力。本文被《古文观止》所收。王安石因古文成就被列入“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中，可见其成就已被后世学术界所公认。

第五节 “半山体”

王安石的诗歌以他彻底离开政坛为分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体现的正是他“有补于世”的文学主张，用诗歌表达对于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和政治主张。如前文所征引的《河北民》是对百姓困苦生活的同情，同时也提出严重的社会问题，潜意识中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愿望。《省兵》《兼并》二诗则是对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有很强的政论色彩。

退出政坛后，后期的诗歌则充满闲适色彩，或抒写对于社会大好形势的喜悦，或抒写浓厚的友情，或抒写自己闲适愉快的心情，诗歌的色彩比较明快，语言精练，感情雍容，意境和谐。七绝尤其精彩，如《书湖阴先生壁》：“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北山》：“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两诗都是百读不厌，读后便会感觉口齿留香的精品。《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也是脍炙人口的小诗。

他晚年写作的《拟寒山拾得诗》也颇得其中真味，充满禅机禅趣，他通过阅读佛教经典来减少自己心灵创伤的痛苦，对于《维摩诘经》和《楞严经》颇多领悟。苏东坡说他“少学孔孟，晚师瞿聃”，并不是诬蔑之词，而是非常精到的评点。而真正儒家的胸怀是很宽广的，宋代正是全面吸收佛学经典使儒学更加精致的时期，王安石毫不回避自己对于佛学经典的喜爱。

王安石的诗歌成就很高，尤其是晚年作品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的诗受杜甫影响比较大，意境优美，颇有韵味。当时的大诗人苏东坡、黄庭坚诗风都曾受到过他的影响，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中的许多作者，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诗风的浸润。南宋的杨万里对王安石更加推崇，在所作的诗中说“半山绝句当朝餐”[92]，是说阅读王安石的绝句是一种艺术享受，可以当作早饭。“受业初参王半山”[93]，认为要学作诗，首先应该从学习王安石的绝句下手，要参深悟透。《读唐人及半山诗》一诗说得更明确：“不分唐人与半山，无端横欲割诗坛。半山便遣能参透，犹有唐人是一关。”是说半山体参悟透之后，还要学习超越唐诗，才可以达到最高境界。

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把王安石的诗确定为“王荆公体”，评价说：“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苏东坡、黄庭坚、陈师道可谓是北宋诗歌成就最高的几个人，从严羽的评价中可以体会出这样的意思，即王安石有些诗是北宋最高水平的。

王安石的书法鲜为人知，但北宋四大书法家中的两位都有推崇其书法的文字，这对我们了解王安石的书法水平无疑是个重要的依据。

据黄庭坚在《跋王荆公书陶隐公墓中文》一文中说：熙宁年间，有一个盗墓的人在金陵和丹阳之间挖掘了一座古墓，从墓中出土了带有阴文的砖。有内行人买下这些砖，读上面的字，知道这是当年高隐、山中宰相陶弘景的墓葬，文章很高妙。王荆公非常喜欢这篇文章，经常朗诵，并将其书写在金陵天庆观斋房的墙壁间。道士于是将其刻在石碑上，使之流传下来。最后说“王荆公书法奇古，似晋宋间人笔墨”。这样的话黄庭坚不止说过一次，在《题王荆公书后》中说：“王荆公书字得古人法，出于杨虚白。”

另一个赞美王安石书法的是米芾，他在《书史》中说：“杨凝式字景度，书天真烂漫，纵逸类颜鲁公争座位帖……王安石少尝学之，人不知也。元丰六年（1083），予始识荆公于钟山。语及此，公大赏叹曰：‘无人知之。’其后与予书简，皆此等字。”黄庭坚和米芾都是书法造诣颇高的人，他们能上眼的书法作品一定是不错的。故可以知道王安石在书法方面也有相当的功力，其艺术才能是多方面的。

尾 声

王安石死去已经九百多年，他曾遭受到许多不公平的批评和指责。真正能够理解他功绩，充分肯定他人格的人屈指可数，可谓是寥若晨星。从历史实际出发，为其打抱不平最有功者在清代首推蔡上翔，在近代则首推梁启超，在当代则首推邓广铭。

梁启超认为：作为百年不遇的杰出人物，但在其生前被世人指责，死后数代都不能洗刷恶名，在西方有英国的克林威尔，在中国则有宋代的王安石。千百年来，王安石被骂作集一切乱臣贼子之大成的元凶。其实，王安石才真正是数千年文明史上少见的完人。

写完此书，掩卷深思。我的思绪飘向那遥远的宋代，仿佛置身于那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运动之中，亲眼看到王安石那坚毅的目光，亲耳聆听到他那斩钉截铁的话语，亲身感受到在那如火如荼的改革大潮中百姓兴奋的心情。敢于对沉闷腐败的社会风气进行大胆的改革，敢于为天下先，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举、军事诸方面进行系统的全方位的深刻改革，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胆略啊！

写完此书，掩卷深思，我不由自主地生出许多感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固然有许多精华，但也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长期的封建等级制度和残酷的专制制度使我们民族性格中有相当的奴化心态，容易使社会出现一种封闭、保守、停滞、沉闷的状态。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94]因此，凡是敢于打破僵化的局面，进行社会变革的人物都值得敬佩。而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安石。

就王安石本人来说，他一生始终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以百姓的根本利益、以推动社会进步为自己变法的终极目标，不怕流俗非议，勇于承担责任，不慕荣利，功成身退，既有坚定的志向又有淡泊名利的情怀。我们还应该深刻体会的是：王安石变法的更大目标是使朝廷真正富足强大起来，在对待外敌特别是契丹和西夏的态度上，王安石始终坚持国家的核心利益，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在对待契丹两次比较集中的边境挑衅事件，王安石的态度非常坚定明确，确实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高瞻远瞩的伟大魄力。可惜的是群臣和神宗都患有严重的“恐辽症”，使王安石暗气暗憋，压抑郁闷，并因此而产生坚决退隐的决心。这一点是很关键的。

还有两件事想顺便说明一下。一是败坏北宋政治的君臣实际是徽宗和蔡京。王安石执政时看出蔡京钻营的本性，根本没有重用他。是司马光执政时提拔重用了蔡京，为其以后爬上高位奠定了基础。二是徽宗之立，当时执政的章惇是不同意的，认为徽宗轻佻，不适合为君。可以看出，这一对昏君佞臣主政，恰恰不是变法派促成的。他们腐败透顶而造成北宋灭亡，怎么可以把责任安到王安石身上？

至于王安石在私德方面究竟有什么问题，我曾经反复思索，但怎么也找不出来。似乎除了政敌攻击他个人卫生不好这一点外，其他便实在没有什么值得批评的了。至于说他固执，书中已经写到，实在是变法所遇到的情况太复杂所致，反过来也可看出他意志的坚定。因此我敢说，王安石在后世遭受那么多诬蔑，或者说王安石受到一些政敌的攻击，都是因为天下大事，没有一点是因为自己的私利。他的敌人都是公敌而没有一个是私敌。我忽然想到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评价马克思说：马克思因为宣扬共产主义，而遭到资产者、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的恶毒攻击、诽谤，但“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种评价也适合于王安石。可惜的是王安石并没有引起“千百万革命战友”的尊敬、爱戴和悼念，甚至在身后还在遭受许多人的丑化、讽刺、诽谤、攻击，令人叹惋。

翻开中国历史看一看，想一想，有过像王安石所领导的如此深刻的社会变革吗？又有谁像王安石这样在最受君主宠爱、事业最隆盛之时坚决辞去一切职务而回家隐居呢？回想荆公一生的经历，觉得梁启超评价其为“真正是数千年文明史上少见的完人”，并非是溢美之词。读者诸君，您的看法又如何呢？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用一首短短的韵语来结束本书，也算是对王安石的歌颂，姑且就称作《王安石颂》：

我思古人，安石荆公。举世淫靡，独守古风。毅然变法，富国强兵，两宋最盛，莫过熙宁、元丰。道德高尚，玉洁冰清。一不爱官，摒弃虚荣，六上札子辞相，事业人气最隆，二疏不能专美，有异梅福、渊明；二不爱钱，清廉骨鲠，浩然正气凛凛，羞煞古今蠹虫；三不爱色，绝无绯闻，妻买美人辞去，不同贾充、玄龄。千古知己，梁氏任公。一言判断善恶，三代以来完人。唯仁者能好人，圣人所云。

附录 一王安石年表

天禧五年（1021） 一岁

十一月十二日辰时，王安石诞生于临江军。

天圣六年（1028） 八岁

安石叔祖王贯之卒。王贯之是安石家族入宋后第一名中进士者。

天圣八年（1030） 十岁

安石父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

明道二年（1033） 十三岁

安石祖父王用之去世，随父自韶州归临川。

景祐三年（1036） 十六岁

安石随父王益进京。与曾巩相识。

景祐四年（1037） 十七岁

安石父王益通判江宁，安石随父至江宁。

宝元元年（1038） 十八岁

安石至江宁后，闭门苦读，以稷契自许。

宝元二年（1039） 十九岁

父王益卒，安石居丧江宁，从二兄入学为诸生。

康定元年（1040） 二十岁

安石居丧江宁。

庆历元年（1041） 二十一岁

王安石居丧期满，赴京应礼部试。外祖母黄氏卒。

庆历二年（1042） 二十二岁

西夏入侵，宋军溃败。契丹趁机敲诈，宋增岁币十万两，绢十万匹。安石进士及第。签书淮南判官，至扬州。

庆历三年（1043） 二十三岁

四月，与西夏讲和，岁给西夏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九月，仁宗采纳范仲淹建议，开始“庆历新政”。三月，安石自扬州归临川省亲结婚。五月到家。携妻又到舅父家见诸外弟。至曾巩家拜访。

庆历四年（1044） 二十四岁

新政推行困难。新政派官吏范仲淹、富弼离开朝廷。十月，册元昊为西夏国主，岁给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二万斤。安石仍官淮南，长子王雱出生。

庆历五年（1045） 二十五岁

二月，新政全部失败。安石仍在扬州，与陈升之结交。任满归京师。其《淮南杂说》《老子注》《洪范传》等著作当完成于这一时期或稍后。

庆历六年（1046） 二十六岁

安石在京师等候任用，与王回、王向订交。秋，东出汴河视旱情。

庆历七年（1047） 二十七岁

安石知鄞县，开始尝试青苗法。

庆历八年（1048） 二十八岁

安石在鄞县任，兴修水利，有政绩。长女夭折。曾赴江宁葬父。

皇祐元年（1049） 二十九岁

安石仍知鄞县，二月刻《善救方》于石。三月，兄安仁登进士第。

皇祐二年（1050） 三十岁

任满离开鄞县，回京师听调。

皇祐三年（1051） 三十一岁

四月，文彦博荐王安石恬退，乞特赐甄擢。有诏令安石赴阙，待试毕别取旨。安石辞不赴。秋，通判舒州。兄安仁卒。

皇祐四年（1052） 三十二岁

安石仍通判舒州。四月赴金陵葬兄安仁。范仲淹卒，安石作《祭范颍州文》。编《杜诗后集》并作《老杜诗后集序》。

皇祐五年（1053） 三十三岁

安石仍通判舒州。曾因事而至苏州。

至和元年（1054） 三十四岁

安石舒州任满还京师，道经淮南，过高邮，王令投书，安石与其定交。七月，与亲友数人游褒禅山并写《游褒禅山记》。九月，除群牧判官，与司马光同僚。秋，安石拜见欧阳修，有诗唱和。笔者按：一般年谱记二人会见在嘉祐元年（1056），本年欧阳修回京师，王安石当尽快拜见，故系此年。

至和二年（1055） 三十五岁

仍任群牧判官。

嘉祐元年（1056） 三十六岁

仍任群牧判官。冬春季妻子儿子多病。十二月，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

嘉祐二年（1057） 三十七岁

五月，安石离京赴任知常州，梅尧臣写诗相送。七月到任，勤于政事，开运河，因淫雨不止而罢。安石很愧疚。

嘉祐三年（1058） 三十八岁

二月，安石自常州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赴饶州。临行，约王令于丹阳相会。致书二舅吴 ，提议其女嫁王令。十月，除三司度支判官。未赴任。

嘉祐四年（1059） 三十九岁

五月，诏令安石直集贤院，累辞乃拜。六月，王令卒。九月，安石协助王令妻安葬王令。秋，为三司度支判官。《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约作于此年。作《明妃曲》二首，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曾巩、刘敞均有和作。

嘉祐五年（1060） 四十岁

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春，伴送契丹贺正旦使至塞上。四月，诏令同修起居注，固辞不受。编选《唐百家诗》当于本年或稍后。

嘉祐六年（1061） 四十一岁

二月，安石为进士详定官。三月，弟王安礼登进士第。六月，安石以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作《上时政疏》。

嘉祐七年（1062） 四十二岁

安石仍知制诰，十月，同勾当三班院。

嘉祐八年（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卒。四月，赵曙立，是为英宗。旋得疾，由曹太后垂帘听政。安石仍知制诰。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府蒋山。安石丁母忧，解官归江宁。

治平元年（1064） 四十四岁

五月，曹太后还政，英宗亲政。王安石居丧江宁讲学，有《虔州学记》《答韩求仁书》。

治平二年（1065） 四十五岁

“濮议”起。安石居丧江宁，讲学。七月，服除，有旨召赴阙，安石以疾辞。至于再三。自乞分司江宁。十月，复为知制诰。

治平三年（1066） 四十六岁

安石居江宁讲学，春游丹阳。

治平四年（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子赵顼即位，是为神宗。安石居江宁，二月，子王雱进士及第，授旌德尉，不赴。闰三月，安石以知制诰出知江宁府。九月除翰林学士，未即赴京，仍居江宁。

熙宁元年（1068） 四十八岁

安石奉诏越次入对，行前与禅宗宝觉大师会宿金山。四月，安石入京师。乙巳日，安石入宫，神宗咨询治国之道，君臣甚融洽。安石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七月，赐安石弟安国进士及第。

熙宁二年（1069） 四十九岁

二月，安石任参知政事。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安石和陈升之同领。五月，安石乞辞职，不许。六月，御史中丞吕诲论王安石十事。被罢知邓州。开始推行新法。

熙宁三年（1070） 五十岁

安石仍任参知政事。正月，推行青苗法。围绕此法斗争激烈。司马光三写信给王安石，请罢新法。王安石回信《答司马谏议书》。四月，韩绛任参知政事。十二月，王安石、韩绛并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熙宁四年（1071） 五十一岁

安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大力推行新法。四月，受命提举编修敕。六月，为明堂大礼使。八月，子王雱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十月，弟安国为崇政殿说书。

熙宁五年（1072） 五十二岁

安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月，安石弟安礼为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三月，行市易法。五月，行保马法。五月，安石请去位，乞东南一郡，不许。八月，颁方田均税法。安石《上五事札子》，是对变法的阶段性总结。闰七月二十三，欧阳修卒于颍州。

熙宁六年（1073） 五十三岁

安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三月，置经义局，修《诗》《书》《周礼》三经义，安石为提举。九月，王韶击败吐蕃木征等，收复洮、岷诸州。十月辛巳，朝廷接到捷报，安石等上表称贺，神宗以所服玉带赐安石。

熙宁七年（1074） 五十四岁

安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提举经义局。三月，辽遣使来议边界。四月，郑侠献所绘流民图。保守派对新法及王安石加大攻击力度。四月，王安石请求罢相，《乞解机务札子》，凡六上，而后获可。神宗命留京师以备顾问。安石坚辞，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子雱从安石入江宁。八月，弟王安国卒。

熙宁八年（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安石复相，回京师执政。三月，契丹复遣使来争北部边境之地。王安石派知制诰沈括前去谈判，不予给地，保持原来边界不变。契丹已答应。六月，进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三经新义》颁于学官。七月，神宗派韩缜前去，满足契丹要求，割地七百里予契丹。

熙宁九年（1076） 五十六岁

安石仍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领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六月，子雱卒。乞求辞职。六上札子，并请求参知政事王珪帮助。十月丙午日，再度罢相，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熙宁十年（1077） 五十七岁

正月，特授安石检校太傅，依前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充镇南节度使管内观察处置使，判江宁府。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安石两上《辞免使相判江宁府表》。三月，圣旨令安石视事。六月，安石以使相为集禧观使。八月，上表请以本官充集禧观使，诏答不允。十月，弟安上为提点江东刑狱，诏治江宁。提点江东刑狱原本治饶州，神宗为让安上照顾安石，特诏治江宁。

元丰元年（1078） 五十八岁

正月，安石为观文殿大学士、舒国公、集禧观使。二月，江东转运使孙珪到府宣谕，允许安石罢节钺之请。自是止食观使禄。居钟山，子旁勾当江宁府粮料院。

元丰二年（1079） 五十九岁

春，营建半山园。七月，弟安礼以直集贤院兼直舍人院。五月，蔡确为参知政事。七月，发生乌台诗案。

元丰三年（1080） 六十岁

安石居半山园。正月，游齐安寺。八月，上《乞改三经义误字札子》，诏令国子监依所奏照会改正。九月，安石以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左仆射、舒国公为特进，改封荆国公。二月，章惇为参知政事。

元丰四年（1081） 六十一岁

三月，章惇罢知蔡州。九月，种谔败西夏兵于无定川。十一月，宋五路出兵攻西夏，大败而还。安石居半山园，与杨德逢等交往。三月，弟安礼为翰林学士。

元丰五年（1082） 六十二岁

九月，西夏兵攻陷永乐城，徐禧等败死。安石居半山园，正月、五月两度游齐安寺。研读佛经。安石与俞秀老兄弟交往在此年前后。

元丰六年（1083） 六十三岁

五月，西夏攻麟州，败之。闰。六月，夏复请和，许之。王安石居半山园。米芾赴金陵，始识安石。魏泰来谒安石，并写诗盛赞。画家李公麟看望王安石，和米芾同在定林寺昭文斋，李公麟为安石画像，米芾题匾额。

元丰七年（1084） 六十四岁

安石居半山园。春大病，五月，诏蔡卞携家属赴江宁府视安石疾。六月，安石请以半山园为寺庙，请以田割让蒋山，许之。七月，苏轼从黄州移汝州，过金陵，谒安石，相见甚欢，流连数日，唱和甚多。苏轼愿卜邻，在邻近城镇买地未果。苏轼推荐秦观给安石，安石盛赞秦观诗。

元丰八年（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崩。太子赵煦即位，皇太后高氏同听政。五月，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七月，以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全面否定新法。罢保甲、方田、市易、保马等法。王安石舍半山园为寺，神宗生前题写匾额“报宁寺”，安石在金陵城中租房而居。三月，诏特进王安石为司空。

元祐元年（1086） 六十六岁

闰二月，蔡确、章惇罢，保守派全面控制朝政。三月，罢免役法。王安石在病中听说此消息，十分伤感，悲愤交加，预知天下将衰败，四月癸巳日，病死于金陵。赠太傅。司马光在病中，闻讯，谓赠恤之典宜厚，苏轼作《王安石赠太傅》制文，评价甚高。

附录 二参考文献

1.《临川先生文集》，王安石著，四部丛刊集部。

2.《王文公文集》，王安石著，人民出版社。

3.《王荆文公诗笺注》，李壁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4.《全宋诗》，傅璇琮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5.《全宋词》，唐圭璋，中华书局。

6.《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7.《资治通鉴》，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8.《续资治通鉴》，毕沅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9.《宋史》，脱脱编，中华书局。

10.《中国通史》，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

11.《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2.《王荆公年谱考略》，蔡上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3.《王安石年谱三种》，詹大和等编著，中华书局。

14.《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邓广铭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5.《王安石变法》，漆侠著，河北人民出版社。

16.《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漆侠著，人民出版社。

17.《宋代经济史》，漆侠著，中华书局。

18.《王安石变法研究史》，李华瑞著，人民出版社。

19.《王安石评传》，张祥浩、魏福明著，南京大学出版社。

20.《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洪本健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1.《王安石传》，梁启超著，海南出版社。

22.《苏东坡传》，林语堂著，作家出版社。

23.《历代宅京记》，顾炎武著，中华书局。

24.《中国六大古都》，陈桥驿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

25.《欧阳修年谱》，严杰，南京出版社。

26.《东京梦华录》，孟元老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27.《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之一《武林旧事》，周密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28.《开封文物胜迹》，徐伯勇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

29.《河南邵氏闻见录》，邵伯温著，上海书店。

30.《河南邵氏闻见后录》，邵博著，上海书店。

31.《鹤林玉露》，罗大经著，上海书店。

32.《北宋都城东京》，吴涛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33.《欧阳修资料汇编》（3册），洪本健编，中华书局。

34.《宋元生活掠影》，尚园子、陈维礼编著，沈阳出版社。

35.《王安石变法简论》，王曾瑜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6.《王安石的〈易〉学研究》，杨倩描博士论文。

注释

[1]参见王安石《主客郎中叔祖墓志铭》。

[2]卷二○。

[3]《宋史》卷二四二。

[4]卷四四。

[5]卷三○。

[6]《鄞女墓志铭》。

[7]《登金陵凤凰台》。

[8]卷八一。

[9]卷五。

[10]《宋史·职官志》。

[11]《再和明妃曲》，《全宋诗》卷二八九。

[12]《史记·曹相国世家》。

[13]卷八。

[14]转引自梁启超《王安石传》第十章。

[15]转引自梁启超《王安石传》第十章。

[16]《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七○。

[17]《司马温公集》卷四二。

[18]《王文公文集》卷八三。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

[2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

[2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五。

[2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八。

[2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二。

[24]《论语·颜渊》。

[25]故址皆在山西省北部及与内蒙古接界处。

[26]卷二三。

[27]卷七。

[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二。

[2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三。

[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六。

[31]卷四二。

[32]卷四。

[33]《定林》，卷四四。

[34]《北山三咏之一》，卷二六。

[35]卷二七。

[36]卷二二。

[37]《孟子·滕文公下》。

[38]卷四四。

[39]卷七九。

[40]卷四四。

[41]《定林院昭文斋》，卷四三。

[42]卷五三三。

[43]卷四○。

[44]卷四四。

[45]卷四三。

[46]卷四二。

[47]卷四三。

[48]卷四二。

[49]见《后汉书·苏竟传》。

[50]卷一。

[51]卷四三。

[52]卷四○。

[53]《传神自赞》，卷四○。

[54]《六年》，卷四四。

[55]卷四一。

[56]参见《龙泉古文献选编》。

[57]卷三。

[58]卷四二。

[59]卷四二。

[60]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

[61]卷四三。

[62]卷三四。

[63]卷二四。

[64]卷三六。

[65]卷三六。

[66]卷四六。

[67]卷三三。

[68]卷四。

[69]《东坡续集》卷一一。

[70]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

[71]卷四○。

[72]《五柳》，卷四○。

[73]卷二七。

[74-1]卷二。

[74-2]卷二。

[75]卷四○。

[76]卷二。

[77]《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八章。

[78]陈亮《龙川集》卷一一。

[79]《朱子语类》卷一三〇。

[80]陆佃《陶山集》卷一五《傅府君常墓志》。

[81]《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五。

[82]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281页。

[83]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版17页。

[8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

[8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三。

[86]《二程遗书》卷一九。

[87]《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五。

[88]宋黎德靖编《朱子语类》卷七八，转引自杨倩描博士论文《王安石的〈易〉学研究》87页。

[89]杨倩描博士论文《王安石的〈易〉学研究》12页。

[90]布瓦洛《郎加纳斯〈论崇高〉读后感》。

[91]刘熙载《艺概》。

[92]《读诗》。

[93]《答徐子材谈绝句》。

[94]《灯下漫笔》。

长歌正气：文天祥传

第一章 廷对宣誓 法天不息

宫漏刚报五更三点，文天祥便来到大内宫丽正门前的广场上。下了竹轿，就觉体冷力虚，不由得暗自叫苦。

宝祐四年（1256）五月初八，又逢学子才俊博弈人生的殿试之日。此时，他们早早地从临安（浙江杭州）的各个角落聚拢到了这里，交集激荡出一片紧张、激动、焦虑和梦溺的气氛。

每三年一届的殿试是举国瞩目的一件大事，朝廷将从中发现和任用人才，而对于学子来说，今日的殿试将决定他们的一生，能否一举登科，光宗耀祖；能否大展宏图，报效国家；能否出仕入宦，博取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尽享荣华富贵，抑或是在民间沦落为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寒酸文人，就看今日了。

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文天祥的状态很是糟糕。他心下暗自思忖：自己患腹泻已有两日，昨夜又煎药服侍父亲弄到很晚，睡了不大一会儿，这会儿头脑昏沉沉的，一天的紧张考试能撑得下来吗？

夜色包裹住广场上的一盏盏红灯笼。

一遍更鼓响过。

又一遍更鼓响过。

宫门近处的广场上早已是人头攒动。来路再无行色匆匆的考生踪影。

终于，宫中殿直长声宣布，考生入宫时辰已到。

人们轰地一下拥向丽正门的旁门。文天祥把装有笔墨纸砚的考篮紧紧搂在胸前，也一头扎入纷乱拥挤的人流。

丽正门有三个门道，皆金钉朱户，画栋雕甍，上覆铜瓦镌有龙凤天马，尽显皇权的尊荣威严。可此时的谦谦君子们谁也顾不上在它面前表现出恭谨虔诚了，真个是人人奋力，个个争先，嘈杂喧腾地激着浪打着旋儿往门里涌。挤过了窄门，人流仍是黏稠缠裹拧着结纠着团你推我搡地往前跌撞。文天祥拼力护住考篮，直到进入集英殿，由殿直引领，依座位图榜在殿庑找到自己的考席。

此时，文天祥才发现自己已是大汗淋漓，把前胸后背的衣裳浸了个透。

出此一身大汗自然是由于这一通好挤，深想却又不尽然，又可想到，当他抵达广场时，便有一种潜存的力量在他体内鸣啸奔突——诸如年少时游学侯山，手植翠柏五株，把一株倒植，祝曰：我将来如有大用，能尽忠报国，此柏当能存活生长。诸如游学吉州，见到乡贤祠堂供有欧阳修、杨邦、胡铨等人遗像，皆谥“忠”，便信誓旦旦说：我死后若不祭列其中，便不是大丈夫。诸如出生时，祖父文时用恰好梦见一小儿乘紫云而下又腾空而去，故为他取名云孙，小名从龙。诸如来临安途中，一位和尚指着他说：此郎必为一代之伟人。诸如在京城这几月，耳边风紧，蒙古铁骑攻杀云南、四川，屯重兵于开封至亳州（安徽）一带，虎视眈眈随时会带着一股膻气猛扑过来。诸如京城舆情鼎沸，斥指国境累卵，这厢却脂粉歌舞，宦官董宋臣极尽谄媚，大搞廷建敲骨吸髓挥霍民脂民膏；佞人丁大全窃弄权柄，陷害忠良，宦官佞臣搞得朝政一派乌烟瘴气。诸如此类，生命里经历的那些跌宕起伏不会不活跃起来，在他的血气脉络中聚集奔突。

当然，还有多年的苦学与梦想，能否付予弱冠，“借此脱韦布，盖将有所行于时”。

还有，他本应同大弟文璧一道赴考的。去年，他同大弟文璧、二弟霆孙同为参加吉州的八月乡试备考，待录取后同往京城大比，不想十六岁的二弟霆孙在乡试前一月突患重疾夭亡，只天祥和文璧顺利通过乡试，发解入京。十二月中旬，父亲文仪送兄弟俩同赴临安，就是在途中的玉山县，一个和尚指着文天祥对文仪说出那句话：此郎必为一代之伟人。到得临安，他与文璧参加了由礼部主持的省试，二月初一放榜，兄弟俩双双登榜奏名进士，取得参加殿试的资格。此后，父子三人无心游览繁华京城，在父亲的督导下，兄弟俩忙着收集整理时政国情，研习不同的对策方案，加紧备考。

也许是由于水土不适，也许是为三子的死忧伤过度，也许是积劳成疾，或是各种不测一起发难，就在殿试前几日，父亲文仪突发高烧病倒，面色忽而烧红，忽而沉暗，气息忽如织机，忽如游丝，躺在床上离不开人的照料。父亲为此自责不迭又犹豫不决，如果让兄弟俩都去参加廷对吧，自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即便都中了进士又当如何，免不了要背一辈子不孝的黑锅，为仕途投下阴影，而如果留下一子在身边照料吧，但凡机缘错过，对其一生又将是多大的顿挫。怨自己，都怨自己啊！苦思再三，终是无奈地做出痛苦的抉择，把文璧留在身边，让天祥一个人去参加廷对。

烧三炷香只得求一签。不说文璧，就说霆孙，“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临死前在窗纸上写下杜甫的这两句诗，说明他是死也不甘啊！原本摊在三个人身上的希望如今全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肩头，能不叫他越发奋力吗？

这一身大汗出的，让文天祥顿觉浑身通脱，神清气爽。

到得自己的考桌前坐定，文天祥从考篮里取出笔墨，接过考官发的御试策对题。

他静息把印制的试题浏览了一遍，便对题旨了然于胸。

理宗皇帝亲拟的试题，提出了四个策题。这四个策题实际上可划为两部分，第一道至第三道策题，是问历代帝王均以道治国，为何却成效殊异？“朕以寡昧临政”，却为何“志愈勤，道愈远”？是所行之道不同吗？还是道之外有不同的法呢？第二个部分即第四道策题，虽字数不多，却是要点所在。理宗忧心忡忡地指出：国家的现状是“天变洊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习浮，国计殚而兵力弱；符泽未靖，边备孔棘，岂道不足以御世欤？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欤？”就是说，眼下的国情是灾异不断发生，百姓生活贫苦，人才匮乏而士风浮华，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军事力量羸弱，盗贼未靖，边防危急。理宗发问：这究竟是天道失去了作用呢，还是教化没得到普及呢？

理宗皇帝希望考生以“切至之论”提出对策，表示“将虚己以听”，同时提醒要做到“勿激勿泛”。

阅过试题，文天祥执毫舔墨，略加思索，便文思酣畅，运笔如飞地疾书起来。

他首先就何谓“道”，以及道与治世的关系，从总体上阐发自己的见解。

什么是道呢？“所谓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那么，何为一不息呢？文天祥认为，“自太极分而阴阳，则阴阳不息，道亦不息；阴阳散而五行，则五行不息，道亦不息；……穹壤间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与之相为不息。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为之。”就是说，所谓“一不息”，就是出于宇宙本源无极太极的阴阳、五行永不停止的交感运动。这是自然界运动发展的规律，也是人间正道运动发展的规律。所以在他看来，“圣人出，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不过以一不息之心充之。”

由此对理宗虽恭俭勤政却“未有以大快圣心”，提出了对策：“臣之所望于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

法天地之不息，是他这篇策对的中心思想。接下来就以此为核心，逐题展开论述。

针对第一个问题，即“溯道之本原，求道之功效”的问题。他断言：“圣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圣人之道也”，“合而言之，则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圣人亦一不息也。”他说，当“茫茫堪舆，坱圠无垠，浑浑元气，变化无端”，人类社会和宇宙万物诞生之前，就“先有道”了。道就像水一样，正是其无处不在、长流不息的运动，推动了事物的发展。于此，圣人立不息之体，则敛于修身，推不息之用；散于治人，则显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效验。这就如《易》和《中庸》所讲，圣人效法自然，就是向天地学习自强不息。他指出：理宗行道功效不显，是因为“犹日至午而中”，只有不息地坚持下去，才能取得理想的功效，这要向力行不息、绩效显著的仁宗皇帝学习。

第二个问题，即“岂道之外，又有法欤”的问题。文天祥说：古今帝王的功化证效虽有浅深迟速的不同，但同样的是，他们的“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当天象和顺、世道太平、百姓安康的盛世，尧、舜等明君仍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行道，无一日敢息。而当后来太朴日散、风气日开、人心不古、社会不断变化之世，夏、商、周的君王则与时俱进，在道德教化之外，创立了治、政、礼、教、刑、事等典章制度来配合治理，这样一来，君王们的政务加重了，就更是要以不息之心，兢兢业业孜孜栗栗地工作了。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治国都需求帝王之道，求帝王之心，也即一不息之心。

第三个问题，即在世风恶化，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何以治世？他理解题中对汉唐的指陋，认为“不息则天，息则人；不息则理，息则欲；不息则阳明，息则阴浊”。指出汉文帝、汉武帝和唐太宗诸君还是有进道之心的，汉唐之所以不及唐虞三代，是因为三君之心往往不纯乎于天，不纯乎于理，不纯乎于阳明，而是出入于天与人、理与欲、阳明与阴浊之间，当他们存道心、持道义之时，治国就有建树；反之多欲贪利，道为人欲所制，国家治理就出问题。他进一步指出：汉文帝与汉武帝和唐太宗不同，不像他们为霸道和杂家所累，所以能恭俭求道，业绩也接近商周、唐虞，但因受黄、老清静无为的异端影响，惜未有更大作为。他劝理宗以三君不能一心求道为戒，进取不息，取得超过汉唐的功绩。

上述三个问题都属哲学观、世界观的问题，他一口气写了近五千字。接下来的第四道题，即第二部分，是对国情时政发表见解，提出对策。

文天祥按自己的理解，把理宗提出的八项事务概括成四个方面：“天变之来，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习盅之也；兵力之弱，国计屈之也；虏寇之警，盗贼因之也。”然后逐一以对。

如果说在回答前三道题时，文天祥对理宗是边批边拍、边捊边揉的话，在回答直切现实的第四道题时，他再也难以从容应对了。此时，在白鹭洲书院学习期间，尤其是来临安这几个月里了解收集到的国情时弊及令人忿懑的情事，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他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手中的笔就如同寒光闪闪的利剑。

第一个方面，天灾与安民。他尖锐地指出：天灾是由民怨引起的，而民怨是由皇室、官吏的巧取豪夺和敲骨吸髓的残酷压榨造成的。“今之民生困矣！自琼林、大盈（皇家私库）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迭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当今的民众痛苦不堪，“而操斧斤，淬锋锷，日夜思所以斩伐其命脉者，滔滔皆是！”他呼吁理宗持不息之心，急求民安之道，以消解民困和天灾。

第二个方面，人才与士风。他指出人才短缺是士风败坏造成的。他以激烈的言辞批评说：“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则授其句读，择其不戾于时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复焉。及其长也，细书为工，累牍为富。持试于乡校者，以是；较艺于科举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车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诏，师友之所讲明，利而已矣。”不顾道德与品行、尊严与节操，单纯灌输知识，以获取功名利禄，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有几个能自拔于流俗呢？他们“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于是“奔竞于势要之路者，无怪也；趋附于权贵之门者，无怪也；牛维马絷，狗苟蝇营，患得患失，无所不至者，无怪也”。这样的势利之徒，岂能成为理国治民的人才？他呼吁理宗持不息之心，改变士习，以求人才。

第三个方面，兵力与国计。他认为兵力弱是国家财力不足所致。如今兵力不足，边备困窘到拆东补西，疲于奔命，这需要招募新兵，而国家的财力又不足。国家供作军用的钱财都到哪儿去了呢？他直斥说：“飞刍挽粟，给饷馈粮，费于兵者几何？而琳宫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费，则漏卮也。列灶云屯，樵苏后爨，费于兵者几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饰翠，宫廷之费，则尾闾也。生熟口券，月给衣粮，费于兵者几何？而量珠辇玉，幸宠希恩，戚畹之费，则滥觞也。”没钱招兵养兵，钱用到哪儿去了呢？都被皇室和宫府建楼堂馆所，穿金戴银，慷慨赏赐，大肆挥霍浪费掉了。于此呼吁理宗持不息之心，采取节约措施，专供强军。

第四个方面，盗寇与边备。“虏寇之警，盗贼因之也”，外敌的入侵由内贼引起，如绍兴年间杨幺作乱洞庭湖，金朝指使伪齐将领李成进犯襄阳汉水，与杨幺相勾结，加重了边患。所以他认为，外敌不足畏，内贼也不足畏，“盗贼而至于通虏寇，则腹心之大患也已。”所以进犯淮、蜀的蒙古军在宋军的抗击下不能得逞，但驾舟如飞的东南乱民一旦成为蒙古军的向导，才是最可怕的。他还指出：内贼还包括一些朝官，他们忘掉军队的职责，在边境违法经商，弄不好就成了外敌向导，造成“一夫登岸，万事瓦裂”的后果，这就如同“肘腋之蜂虿，怀袖之蛇蝎”，是极其危险的。他呼吁理宗持不息之心，清除内部盗贼，以巩固边备。

论述上述四个方面问题，文天祥逐一列举不堪的现状，把原因都归咎于弊政，甚至是黑暗的朝政，他呼吁理宗依照“天行健”的法则，力行不息之道，不断改革创新，去弊求利，以图振兴。他按捺不住心头的忧愤刚正直谏，甚至严辞反诘了皇帝对答卷“勿激勿泛”的要求：

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发也。陛下胡并与激者之言而厌之邪？厌激者之言，则是将胥臣等而为容容唯唯之归邪？然则臣将为激者欤？将为泛欤？抑将迁就陛下之说，而姑为不激不泛者欤？

激者是出于对国家和陛下的忠心，陛下为何要厌恶呢？难道是要臣子也成为浑浑噩噩唯唯诺诺的人吗？这与其说是诘问，毋宁说是在振臂抗议了，大有士子从道不从君之风。

最后，他从总体上提出两个对策。一是“重宰相以开公道之门”，二是“收君子以寿直道之脉”，建议皇帝革除专制之法，把权力下放到三省六部，排除外戚和宦官这些狐鼠一类干政擅权，施行公道与直道之政，用人举贤授能，收用君子，起用直言敢谏之士，通言路，从众议，以谋求“天下为公”、“万物之各得其所”的清明世道。

他倡言的公道与直道，就是公平正义之道，正直无私之道。

文天祥埋头疾书，如有神助，策对的第二部分，又一气写了五千余字。

搁下笔，文天祥把试卷通览了一遍，勾去几个字，加上几个字，改了几个字，颇觉满意，便合卷离开了考席。

此时是午后未时（13时至15时）。试卷要求千字以上即可，文天祥却写了万余字，且“不为稿，一挥而就”，且提前交卷，这足可见他才华横溢。同时，或也说明他准备得认真充分，要知道，大才子苏轼当年参加殿试前还曾写过二十多篇模拟策论文章呢。

这篇洋洋万言的《御试策一道》，文天祥直言衷论，酣畅淋漓地阐释了哲学、伦理和政治观，全文宏衍巨丽，明达卓识，精神旺健，一腔正气，充盈着担当的识见和勇气。

此策对既是劝谏皇帝，也是宣誓自己，宣誓自己的人生纲领准则。

他立誓法天地之不息，坚守信仰，不断挑战腐朽与野蛮，“独行其志，坚力直前，百挫而不折，屡踬而愈奋”。

“公之成仁取义，矢志于韦布弦诵之日。”他从此拉开了奋斗和抗争的序幕，走上风雨交侵险恶凄苦的人生之路，直到南宋灭亡，他在元朝的土牢里写下《正气歌》，为实现他的人格理想慷慨赴死。

他的试卷当然符合“切至之论”的要求。然而，理宗皇帝真的能“虚己以听”吗？文天祥的这篇《御试策一道》会有一个怎样的命运呢？

第二章 书香起身 时艰铸魂

夜已深了，在翠竹掩映的竹居里，六岁的文天祥还在背诵课文。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文天祥面颊上叮着一只吸饱了血的蚊子，他全然不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好。”父亲拍死叮在儿子面颊上的蚊子，说，“但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是讲行孝悌之道，是做一个仁人君子的根本。做人求道，须从孝悌做起。”

“那么，有子又是何人呢？”

“是孔夫子的弟子有若呀。”

父亲微微点头，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夏夜的风是湿热黏稠的。一只飞蛾扑向灯火，跌落到油盏里扑翅挣扎。文天祥禁不住瞥了一眼。

父亲倏地板起面孔，说：“来，再背下一节。”

理宗端平三年五月初二（1236年6月6日），文天祥出生于江西吉州庐陵县富川镇。吉州扼湖南、江西两地咽喉通道，上可溯赣江挽闽广，下可至鄱阳湖畅达长江下游各地，经济与文化富集发达，素有“江西望都”之称，也被誉为“文章节义之乡”，地方官学、书院和乡塾村校齐立，读书求仕之风气盛行，“士相继起者，必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家诵诗书，人怀慷慨”，而“俗尚儒学，敬老尊贤，豪杰之士喜宾客，重然诺，轻货财”。

文天祥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成长，他的启蒙老师是父亲文仪。

文仪，字士表，自号革斋，又号竹居，家中有些田产，算得上是个中小地主。

文仪“才思翩翩，威仪抑抑”，是个乡间读书人。他嗜书如命，家中藏书极多，见到好书，即使身上没钱也要脱下身上的衣服典当以购。一卷到手，就废寝忘食地苦读，孤灯一盏读到天色微明，又站到屋檐下去细认蝇头小字，真有董仲舒十年不窥园、范仲淹五年睡觉不脱衣的劲头。经年苦读使他学问渊博，经史百家无不精研，甚至天文、地理、医药、占卜之书也广有涉猎。他还热衷写作，毕生著有《宝藏》三十卷、《随意录》二十卷。

文天祥五岁那年，父亲就教他读书。后来，比文天祥小一岁的大弟文璧和小四岁的二弟霆孙也加入进来。

文仪治学严谨，读书凡到要害处都要用朱黄墨色校勘圈点，读后都要写笔记感想。他教子当然也极为严格，白天讲课，晚间督促背书，提问解惑，严寒酷暑，无一日懈怠。同时，他又认为“滞学守固，化学来新”，反对拘泥于陈旧古义固陋自守，主张在消化理解的基础上从书中读出新意来。为此，他在自己腰间的玉佩上刻了一个“革”字，人们因此称他“革斋先生”。一个“革”字，对文天祥的治学方法影响极深，后来他在赠友人的诗中写道，“袖中莫出将相图，尽洗旧学读吾书”，可见之一斑。一个“革”字，也可视为文天祥形成“法天地之不息”人生观的种子。

后来，文天祥回忆少年学习时光说：“天祥兄弟奉严训，早暮侍膝下，唯诺怡愉，不翅师友。或书声吾伊，或敛襟各静坐潜讽，或掩卷相与戚嗟人情世道……天下之乐莫如焉。”兄弟早晚在父亲身边读书、思考，探讨社会民情和时事世道，真乃人间的至乐呀。

文天祥兄弟少时学业主要得之于父亲亲授，他们稍大时，父亲也曾为他们聘请“名师端友”，如胡鉴、王国望、朱涣、萧粹叔等人。他们也曾到位于泰和梅溪的外祖父曾珏家，拜曾凤为师。那段时间，他们常与当地的孩子去梅溪下泽的曲江亭上读书，这些小伙伴后来多半科举登第取得功名，文天祥觉得这事挺蹊跷神秘，说：“亭之有功，斯文乃如此，非山川神物之灵，有以默相乎？”

文仪的家境虽属小康，一大家子用度，加上文仪乐善好施不计后路，年成不好时手头便吃紧，请老师也就成了很大的负担，以至夫人曾德慈变卖了自己的首饰以资学费。但终不能持久，请不起老师了，只好还由自己教。文仪把藏书都拿出来，作了一番梳理，设计了更为严谨合理的课程，指导文天祥兄弟“抉精剔华，钩索遐奥”，日夜不倦地在书中汲取营养。文仪还把读书做学问的警语写在纸上，贴满了门窗和墙壁，让孩子们抬头可触，时时得到鞭策和激励。

在严父的教育下，文天祥如饥似渴地从前人典籍中吸吮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知识和智慧、美德和义理。他后来在《复汪安抚立信》的书信中写道：“某少也驱驰，尝有意于事功，鸡鸣奋发，壮怀不已。”这种刻苦学习的志向，从他后来写的一首诗中也可感受到：

东家筑黄金，西家列珊瑚。

叹此草露晞，良时聊斯须。

古人重孜孜，殖学乃菑畲。

彼美不琢雕，椟中竟何如？

空同白云深，君子式其庐。

棐几照初阳，垂签动凉嘘。

方寸起岑楼，一勺生龙鱼。

辰乎曷来迟？竞诸复竞诸！

金银财宝和珊瑚富贵，都像草露和好时光那样易逝，学习要像古人种田那样勤奋扎实，否则就是美玉也会毁弃在木匣里。方寸之木能起高楼，杯水之积可纵鱼龙，光阴似箭，要抓紧再抓紧呀！

文天祥天赋聪颖，加之刻苦，学业进展既快又扎实。父亲就专心教授文天祥，再放心地由他转教诸弟。

父亲文仪是个饱学之士，同时又是个践行修身的君子。

在文天祥的记忆里，有一件事对他影响很大。那一年，文仪正筹划盖房子，准备的木料堆在院墙边，都跟院墙一般高了，但就要动工时，突发瘟疫，一下子死了许多人，穷人死后无力安葬，只得露尸荒野，文仪见此情形十分伤感，说“吾可无居，人不可无殓”，于是请来木匠，把建房用的木料打成棺材，无偿送给这些穷人家办丧事。事后，文仪让文天祥读北宋人钱公辅写的《义田记》，文中说到春秋时齐国贤相晏子乘坐瘦马拉的破车，心中却惦着接济穷书生；还说到范仲淹购买“义田”，用以供养、救济全家族的人，使他们有饭吃，有衣穿，嫁娶丧葬都能得到助益。文仪说，《义田记》说得好，世上有许多地位显赫的人，拿着万钟俸禄，住豪宅，穿华服，尽享声色女乐，却不要说别人，就连同族的人，也不让进他家的门，任族人拿着壶瓢讨饭，饿死在沟中，他也不管。这些人都是罪人啊！做人不能这样，做人要像晏子和范文正公那样心怀仁义才行。

文仪的仁爱之举都是发自内心的，都是真诚的。旱涝病虫灾荒年景，他把自家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赈救饥民。有人临死前忧心遗孤无依，他就领养下来，并按承诺把遗孤照管成人。逢到科举大比之年，他倾其所有甚至借钱资助穷士子们赴考。他将田地租给佃农耕种，佃农却赖租不缴，按宋朝法律，是可以告官催租的，但他宁可让佃农赖账，也不忍告官。一些租用他家园圃、鱼池的人也起而效仿，也不肯交租，他也不与之计较。有人讥笑他太迂太窝囊，他释然道：“彼贫且殆，吾奈何捃之？”亲友向他借贷，借多还少也不在乎。有人私自拿他的资产外出经商，亏了本回来，他不仅不追究，反而终身给予接济。

在家中更是如此。文仪的亲生父母是文时习和梁氏，因叔父文时用无子嗣，就把他过继给叔父为子。对养父文时用、养母邹㵯氏，他视为亲生父母，嘘寒问暖，日夜侍候。对文时用的继室刘氏也关怀备至，视为亲母，相处得和谐融洽。

文仪遂被称为“有德君子”，远近闻名。

父亲无论是在治学上，还是在做人上，都是当之无愧的老师。他的正直善良，潜移默化地流贯在文天祥的血脉里，滋养着他的性情。

学而优则仕。天下的莘莘学子，须经科举考试以求自奋之路。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文天祥十八岁这一年，参加了在庐陵县城举行的县学考试，以《中道狂涓，乡原如何》一文，一举夺得头名。

在此之前，他曾到距家一百多里的侯山学馆求学。随着学业增进，单靠在家里学是不够了，为了扩充知识，他与大弟文璧去到侯山的学校学习。就是在侯山求学时，他在山脚的红土坡上种下五株柏树，把其中的一株倒植，对一帮同学说出了那句雄心勃勃的话：“吾异日大用，尽忠报国，此柏当生！”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文天祥曾往游吉州乡校。当他到学宫乡贤祠，瞻仰供奉在那里的欧阳修、杨邦 、胡铨等人的遗像时，顿觉热血沸腾，大声喊出了那一句将贯穿他一生的豪言壮语：“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

欧阳修、杨邦、胡铨是什么人？“儿时爱读忠臣传”的文天祥再熟悉不过。他们都是庐陵的骄傲。欧阳修以风节自持，“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杨邦被金兵俘虏，拒绝诱降，以头触柱相抗，终被剖心而死。胡铨反对宋高宗向金朝求和，冒死乞斩秦桧，被以“狂妄凶悖”罪名押解昭州（广西平乐）管制。他们都是风骨凛然，一身正气的乡贤志士，死后皆谥“忠”，在他们的身上，熔铸着士大夫的人格境界。

文天祥在侯山学馆和吉州学宫乡贤祠说的这两段话，抒发了他的远大抱负，也表现出他刚烈不折的个性趋向。

如果父亲文仪在场，他一定会感到吃惊。

父亲的理想抱负，是像《义田记》里说的范仲淹那样，显贵后购买“义田”来供养救济全家族的人，并能达到宗族同居共财的规模次第。

为此文仪曾感叹说：“我得志，当仿此行之”，“使吾族吾亲吾乡人休休有余，至愿也。”

文仪的性格也很温和。写文章从不用尖刻的字眼，文风温雅敦厚。平时总是意态从容，言谈含笑，满面春风。与人交谈，即使触及不平之事，仍是语气平和，情绪不为波动。有人做了亏心事，他也不批评揭发，更不向外张扬。即使对为非作歹的人，也总是以怀仁之心，友善对待，循循善诱地开导他们。

文天祥与父亲的理想抱负和个性取向差异这么明显，而且这种差异将越来越大，后来竟至到了各执一端可用水火之分来形容的地步。其中的原因何在？

虽说父亲也要求他写文章须有风骨，有正气，如见文章缺乏新意和骨气，便不高兴，“必维以法度”；虽说对天祥影响很深的外祖父曾珏胸怀坦荡，议论刚正，当面批评人不留情面；虽说天祥出生时，祖父梦见一小儿乘紫云而下又腾空而去，预示出他的天赋非同一般，家族因此对他寄予厚望……然而，这些就是原因的全部吗？

文天祥“长读圣贤之书”，“儿时爱读忠臣传”。于此是否应看到，除了家庭影响和生命密码固常易变的奥秘外，文天祥志向和性格的形成还得之于他读的书，还得之于他遇上的另一位老师——一个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的时代呢？

文天祥的远祖文时，是汉景帝时蜀君太守文翁的后裔，五代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以武功授帐前指挥使轻车都尉，领兵打下洪州（江西南昌），便在江西地方扎下了根。

文时的孙子文光大，由国子监上舍赋魁，授承事郎、郴州判官。文光大之子文彦纯，官任桂阳县令。文彦纯之子文卿登异科进士，官至吉州知州。文卿之子文蒙，博古知今，轻财重义。文蒙之子文炳然，热心教育，为人师表，曾与丞相周必大交游。文炳然之子文正中，有学不仕。文正中之子文利民，承袭祖风，“习先世儒业”不仕。文利民之子文安世，生有两子，文时习，文时用。长子文时习与妻子梁氏生有三子，文行、文仪、文信。次子文时用，“仁礼存心，仪型乡邑”，娶本里邹㵯氏为妻，继娶刘氏，因无子息，就以兄长文时习的次子文仪过继为子。

到了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文仪娶泰和县的曾德慈为妻，两年后生长子文天祥。后又生文璧、文霆孙、文璋三子，并有文懿孙、文淑孙、文顺孙三女。

文天祥出生和成长的时代，正逢南宋王朝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时代。

文天祥出生的前一年，即端平二年（1235），在北方呼伦贝尔草原上崛起的蒙古向南宋大举进攻，引发了蒙宋全面战争。到文天祥出生的这一年，蒙军攻陷成都，逼降秦（甘肃天水）、巩（甘肃陇西）等二十余州；另一路攻破郢州（湖北钟祥），逼襄阳守军反叛献城。襄阳历来是宋蒙争夺的军事重镇，它的失守，标志着南宋京湖沿边防线被突破，蒙军直压长江北岸，构成对南宋的严重威胁。

蒙古国是在草原各部落间的血腥杀伐中建立起来的。《蒙古秘史》这样描述那个铁血争锋昏天黑地的岁月：

星天旋转，诸国争战，连上床铺睡觉的工夫也没有，互相争夺，虏掠。世界翻转，诸国攻伐，连进被窝睡觉的工夫也没有，互相争夺，杀伐。没有思考余暇，只有尽力行事。没有逃避地方，只有冲锋打仗。没有平安幸福，只有互相杀伐。

蒙古国成立后，又带着这股杀伐之气猛力向外扩张。开国大汗成吉思汗说：男子汉的最大乐事，莫过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将他们斩草除根，而夺取一切。蒙古大汗和贵族把战争和掠夺当成毕生事业，驱策着剽悍顽强的草原铁骑，以“来如天坠，去如电逝”之势四面出击，南下攻金，灭西夏，后又灭金；东征高丽，后伏高丽；西征灭西辽，灭花剌子模，追击逃兵至印度，又翻过高加索山，进入顿河大肆抢掠；后又从伏尔加河杀到多瑙河，击溃阿尔部（保加利亚），横扫俄罗斯，攻占马札尔（匈牙利）、孛烈尔（波兰），兵锋抵至亚得里亚海滨。

同一时期，即从文天祥出生到他参加殿试的这二十年间，蒙军不断攻犯宋地，与宋军由西而东在四川、京湖和两淮三大战场持续展开激烈的鏖战。

铁蹄践踏之地，一片惨状。时人吴昌裔记录了川北沦陷时的情形：“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痏满目。譬如人之一身，命脉垂绝，形神俱离，仅存一缕之气息而已。”这也是任何沦陷之地都逃不脱的劫难。

文天祥进京考试这一年，蒙军已攻灭大理国，自云南“斡腹”攻宋的战略得以实现，正酝酿第二次倾全国之力的大规模侵宋。

反观南宋，理宗朝廷沿用祖上议和与苟安的国策，一味地守内虚外，对外消极防御，苟且偷安，对内压榨苛重，钳制将帅，造成贪腐成风，军力不逮，民众欲反的情势，内外交困面临全面爆发的危局。

时势造英雄，时势造文心。爱国士子的思想情感被抛入了战乱，他们对敌国的仇，对家国的爱，他们的民族自尊和独立思考品格，他们的赤子情怀和担当精神被激发了出来。他们反思、质疑、抨击国策、朝政和军事上的成败得失，在朝野形成舆论的力量。

当年联蒙灭金，继而从蒙军虎口夺得洛阳，是否是重蹈北宋联金灭辽的覆辙引火烧身，导致国无宁日的开端呢？而后朝廷又不思进取，一味奉行守内虚外战略，把议和作为苟安的法宝，是否又是导致错失战机，使蒙军得寸进尺扩张野心膨胀的原因呢？京湖制置使孟珙三次出兵奏捷，收复襄阳和樊城等重镇，上奏朝廷增兵固守，后攻克蒙军在河南的许多地盘，又上奏朝廷接受曾经叛蒙的北军将领归降，却均遭朝廷拒绝，以致孟珙抑郁而死，还有比这更匪夷所思的吗？还有姑息庸将，排挤良将，如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痛击蒙军，整顿吏治，扭转了残破局势，却被捏造罪名逼迫而死，死后更被抄没了家产，掘了坟墓。还有贪腐成风，以致无钱养兵，正如文天祥在《御试策一道》所指：“自东海筑城而调淮兵以防海，则两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复归而并荆兵以城襄，则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气染于汉水，冤血溅于宝峰，而正军忠义空于死徙者过半，则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实荆，则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应，分而镇抚，则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如此等等，大宋王朝何以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人们反思、质疑，把矛头指向决策者，指向皇帝身边的奸臣佞官，指斥史弥远专权，史嵩之营私，董宋臣和丁大全乱政。

同时，人们呼唤道德高尚、胸怀天下、躬忠体国的义节之士。人们呼唤一身正气、秉承直道和正道的仁人君子，呼唤闪耀在先贤圣哲身上的民族魂魄和精神。供奉在庐陵学宫乡贤祠的欧阳修、杨邦和胡铨；后来在文天祥诗中反复出现的忠烈之士，如西汉时出使匈奴被扣，历十九年坚不屈服的苏武；三国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东晋时击楫渡江，立志恢复中原的祖逖；唐代裂目碎牙死守睢阳，壮烈殉难的张巡；汉末穿布裙安贫讲学，决意不事敌君的管宁；还有痛骂叛将安禄山，因而被钩舌而死的常山太守颜杲卿；蜀郡宁断头不肯投降的将军严颜；以及刚正不阿直笔记史的晋国太史董狐、齐国太史兄弟……许多许多在史册中闪光的人物，都在被呼唤之列。

面对志士先贤，文天祥发誓说：“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

国危时艰在这位自觉成长者的年轮里深深地刻下忧国忧民立志报国的情感和志向。

宝祐三年（1255），文天祥不到二十岁，与大弟文璧进入庐陵白鹭洲书院，为备考做最后的冲刺。

白鹭洲位于赣江江心，其名一说得自白鹭仙女和年轻渔人的爱情故事，一说得自李白诗“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名句。白鹭洲书院就建在东南洲头，其前有泮月池，升阶进入大门，有棂星门，有文宣王殿，进而可登云章阁，可登风月楼。登高举目，但见洲上竹木葱茏，环洲波涛汹涌，隔岸群山奔腾起伏，真是一个秘可探幽、开可涉远的好去处。

白鹭洲书院是由江万里于理宗淳祐元年（1241）创办的。江万里字子远，号古心，少时从父学《易》经，后专治程朱理学，肄业于白鹿洞书院，为朱熹门人林夔孙的弟子。宝庆二年（1226）以舍选登进士第，所作策论《郭子仪单骑见虎》，表达了对郭子仪的胆识和爱国情操的仰慕。他秉性耿直，刚正不阿，淳祐五年（1245）迁尚右兼侍讲时，与理宗谈论诸事得失，曾说：“君子只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他在出任吉州知州的次年创办了书院，广集图书，收授门徒，并曾亲自讲学。

文天祥在吉州的这所最高学府学习的时间不长，不到一年，但在他的成长中却是加钢淬火的关键阶段。

文天祥到白鹭洲书院学习时，书院的山长（主讲人）是庐陵名儒欧阳守道。欧阳守道字公权，初名巽，晚号巽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从他与江万里第一次见面时的对话便可得知。淳祐元年（1241），欧阳守道登第进士，受到知州江万里的接见。也许是听说欧阳守道少时家贫，无师自学，品学皆超群，年不过三十便被称为乡郡儒宗，江万里便故意要考考他。江万里问他：天下称吉州为“欧乡”，想来文忠公在此地后裔甚多，你欧阳守道是欧阳修的第几代子孙？欧阳守道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不是他的后人，我祖上名位官职和所居所葬，都与文忠公搭不上。他还纠正江万里说，“欧乡”之称也不起于文忠公，早在南唐时，就已有此称。江万里由此看出欧阳守道是个有独立人格的才俊，便对他另眼相看。

白鹭洲书院的创办人和现任山长，他们的气质和气节，正是文天祥景仰和追求的。如果说文天祥从古代圣贤身上标定了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那么在往理想攀爬的山道上，他仰头看到了他们散发着体温的背影。

江万里创办书院是为传播理学，兴学化民，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气节教育，并提倡实学，提倡融会贯通经世致用。欧阳守道推进了江万里的治学理念，“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子言依于孝，不为蔓衍而支离”。授课不但条理井然，见解深刻，而且灵活教学，常针对时政在师生间开展对话、讨论、讲座等教学活动，使学生了解国情世象，开阔胸襟和眼界。有时师生间的争论甚至很激烈，要是遇上别的学生，欧阳守道会生气，甚至一整天闷闷不乐，但对文天祥就不同了，就偏心眼了，哪怕是观点相左，争得面红耳赤，也毫不介意，反而愉快得哈哈大笑。文天祥非常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上了一天课，晚上还要独自到僻静的风月楼去苦读，直到夜深，以致不知道怎么演绎出一个文天祥在风月楼“捉鬼”的故事。

白鹭洲书院自由讲习、议论时政，讲求实际、反对空疏的学风，对文天祥非常关键，不但使他得以深研经史，眼界大开，而且对他刚介正洁的操守的形成都意义重大。他在《御试策一道》中，能胸览乾坤纵横国家大事，肯定不是“从田间侧听舆论”所能获得的。白鹭洲书院自创办后，吉州各科第进士者群出，淳祐四年（1244）十九名，淳祐七年（1247）二十一名，淳祐十年（1250）二十五名，宝祐元年（1253）二十四名；这以后的宝祐四年（1256）三十九名。如此许多人才，“不于州学，则于书院”。白鹭洲书院对培养人才，发展当地教育功莫大焉，故与庐山的白鹿书院、铅山的鹅湖书院、南昌的豫章书院齐名，被称为江西四大书院。

在书院学习期间，文天祥与欧阳守道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文天祥后来在《祭欧阳巽斋》中写道：“先生爱某如子弟，某事先生如执经。”他默默地品嚼着欧阳守道的品性，用先生的品格滋养着自己。

其与人也，如和风之著物，如醇醴之醉人；及其义形于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其为性也，如盘水之静，如佩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雷霆风雨，互发而交驰。其持身也，如履冰，如奉盈，如处子之自洁；及其为人也，发于诚心，摧山岳，沮金石，虽谤兴毁来，而不悔其所为。天子以为贤，缙绅以为善类，海内以为名儒，而学者以为师。

后来两人长期来往。文天祥任景献太子府教授时，讲经彻章，深得理宗赞赏，获赐一只金碗。欧阳守道迫于生计，曾把金碗借去到质库（当铺）换钱，后赎回还给文天祥时，文天祥说自己眼下用不上，先生手头紧，不妨再拿去换钱用。

经过不到一年的深造，文天祥的学识、眼界和胸襟都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文天祥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后来自称“青原白鹭书生”，可见他为此而感到骄傲。

入白鹭洲书院学习这一年，正逢三年一次的乡试大比之年。凡赴京参加礼部主持的省试，都须先在州府的乡试中取为贡士。文天祥与大弟文璧一道参加了八月举行的乡试，放榜双双中举，录为贡士，获得了参加省试的资格。

兄弟俩同时中举，不仅是文氏家族的大喜事，也是地方上的荣耀，一时间贺客盈门。赴京省试前，知州李迪举亲自设宴为他们饯行。文天祥春风得意，赋诗感怀：

礼乐皇皇使者行，光华分似及乡英。

贞元虎榜虽联捷，司隶龙门幸缀名。

二宋高科犹易事，两苏清节乃真荣。

囊书自负应如此，肯逊当年祢正平。

这首《次鹿鸣宴诗》，是收入《文天祥全集》中的第一首诗，也许也是他存世的第一首诗。他在诗中表达了在他心目中真正看重的是像苏轼和苏辙那样清高的节操，是像东汉名士祢衡那样才华出众、性格刚强、蔑视权贵的品质，表达了要做一个清正刚直的士子的志向。文天祥与大弟文璧刚于乡试中举，诗中却以自己和文璧比况当年同榜进士及第的北宋宰相宋庠、宋祁和苏轼、苏辙，并称考中进士并非难事，可见他对此去京城赴考的前景充满了自信。

虽然天祥、文璧兄弟双双中举，二弟霆孙的夭折却给文家投下了悲戚的阴影。霆孙病逝后，全家都十分悲痛，尤其是父亲，时常独自流泪，悒悒伤怀，累及了身体，天祥、文璧双双中举后也不见好转。文天祥和文璧便与父亲商量，决定让父亲一道去京城，一可随时侍奉，二可借游览山水，排遣父亲心中的郁结。

十二月十五日，父子三人从庐陵启程，取道信州（江西上饶）、江山等地前往临安。

此一去，又是一喜一悲。对文家来说，又发生了两件堪称惊天动地的大事。

第三章 大魁天下 扶丧故里

早在二百多年前，文天祥的同乡、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就曾说，要说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南宋建都一百二十余年后，临安人口已超百万，城内殿阁楼台林立，市肆坊巷喧嚣，商业发达，文化气息浓厚，其繁华程度更胜当年，加上现下参加殿试的数万士子及随从进京，又正逢端午佳节前后，京城更是热闹非凡。

参加了殿试，天祥本可以陪着父亲和文璧游览山水名胜，探访寺观祠庙，品尝风味小吃，更可去瓦舍观看民间的技艺表演，什么小唱、大曲、京词、耍令、吟叫、打硬、踢弄、相扑、傀儡、舞绾、说诨话、装秀才、划旱船、耍和尚等等，那里的节目可谓百戏杂陈，勾挠着人们的胃口。

然而父亲高烧持续不退，有时竟至昏迷，已经起不了身了。文天祥一边等着发榜，一边忙着请郎中，抓药，煎药，在客栈里尽心待奉父亲。

殿试是五月初八，发榜唱名要到二十四日。中间这段时间，考官要阅批试卷，然后由主考官从中选取前十名，交宰执复审，最终由皇帝钦定高下。

自古说御试策对是君臣之间的第一次对话，盖因这是考评士子的学识水准，同时也往往是皇帝征求治世之策的一个渠道。南宋“兴文教，抑武事”，标榜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理应格外重视这“第一次对话”。南宋的第一任皇帝似乎也做到了。绍兴二年（1132），赵构要求考生直抒胸臆，放胆建言，并提示考官说：“今次殿试，对策直言人擢在高等，谄佞者置之下等。”考生张九成果真在对策中无所畏避，直击高宗软肋——恐金、听谗、纵欲、重用宦官、忘却父兄之仇，可谓一针见血，却果真被擢为第一名。

然而朝廷从来就是两张皮，更多的时候，殿试于皇帝亲览更像是一个秀场，更像是为获取一个善于“纳谏”的虚名，考生也不傻，他们因此也多为揣摩人主意向，投其所好，以表忠诚，而力避“逆龙鳞”的言论，否则，结果就可能与考试目的相背驰。

殿试的这种流弊也败坏了士风。文天祥在他的《御试策一道》中就对这种日益败坏的士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斥学子“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入仕前只为追名逐利而学，入仕后只知道投机钻营，这些人于国于民何利？文天祥的质疑何其尖锐！可考生的命运掌握在考官手里，考官则唯皇帝的鼻息是瞻，当今理宗赵昀已不是当年的高宗赵构了，从他宠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就可看出他的好恶。文天祥在试卷中对不良学风好一通猛批，加之揭露抨击当今朝政的激烈言辞，还指望能有好果子吃吗？

幸运的是，文天祥遇到的这届主考官是王应麟。

王应麟，字伯厚，号深宁居士，九岁通六经，淳祐元年（1241）举进士。居官期间，敢于针砭时弊，建言直谏，有直声之美名。后见权臣阻斥，无可建树，遂辞官潜心于学术，著有《困学纪闻》等六百多卷，后世相传千古第一童蒙读物《三字经》，就出自他手。他在中进士时曾说：“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后又指出，南宋大病有三：一是民穷，二是兵弱，三是财匮，归根是士大夫无耻。可见他与文天祥秉性相通，志趣相投。

文天祥的卷子到了王应麟手里，他见这篇洋洋万言策对主题峻拔，论道透彻，大气磅礴，文采飞扬，更难得的是充溢、偾张着士子的血性，挺立着士子的坚骨，便不由得叫好。他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把文天祥的卷子列入前十，呈送给理宗皇帝。

然而真正出人意料的，是理宗竟也看好这封卷子，他非但没有拍死文天祥，还把他的卷子从第七名擢升为第一名！

要知道，当今的理宗皇帝已然是个沉溺享乐、喜狎佞人的昏君了。

那边是国门累卵，国库告窘，他这里却是荒淫无度，穷奢极欲。为博得宠妃阎氏的欢心，他不惜耗巨资为阎贵妃建功德寺，其规模之大，用料之贵，装饰之豪华令人瞠目，百姓恨极，有人在寺内法堂鼓上用大字书一联：“净慈灵隐三天竺，不及阎妃两片皮。”一个阎贵妃却也不能满足色欲，后宫每年都要从民间挑选大量美女充作嫔妃。这也不够，还要召妓淫乐，名妓唐安安“歌色绝伦”，便被留于宫禁，她用的妆盒、酒具以至水盆、火箱都是用金银打制。理宗如此，他的宠臣董宋臣当然知道该怎么做，为满足理宗纵欲的需要，他卖力地将佑圣观建得富丽堂皇，还大兴土木建梅堂、芙蓉阁、香兰亭。理宗身边还有一个佞人丁大全，此人面呈蓝色，狠毒贪残，靠走阎贵妃和董宋臣的路子得宠。还有一个马天骥，此人在理宗的女儿结婚时，献上罗细柳箱百只，镀金银锁百具，锦袱百条，内放一百万贯的楮币，从此官运亨通。

“天下之患三：曰宦者，外戚，小人。”正如监察御史洪天赐说的，董宋臣、丁大全、马天骥依附阎贵妃，弄权乱政，脏浊纪纲，加剧了朝政黑暗，士风败坏。刚任右相的董槐是个直臣，一向坚决主张抗击蒙军的侵扰，几年前四川守军接连打败仗，他曾请缨主持四川军事。甫任右相他就直谏，说现今害政者有三：一是皇亲国戚不奉法，二是执法大吏久于其官擅威福，三是京城司不检士，将帅不约束部下，任其胡作非为，要求除去三害，其矛头直指阎贵妃、董宋臣之流。这几个人对董槐既惧又恨。丁大全以自己是台臣之便，寻机诬陷弹劾董槐，就在文天祥参加殿试后一个月，任相不到一年的董槐就被罢免。但诏书还没下，丁大全便迫不及待地在半夜调兵围住董府，把他劫持上轿，骗他说要把他抬到大理寺去，出了北门却扔下他一哄而散。有人写下“空使蜀人思董永，恨无汉剑斩丁公”的诗句发泄不满，还有人怒不可遏地在宫门上写下“阎马丁当，国势将亡”八个大字。理宗对这一切却置之不理，任由这些人为自己的享乐奔走效劳。

就是这么个宁信奸佞不用贤臣的昏君，为什么会把有违“勿激勿泛”、通篇带刺的文天祥的卷子从第七名擢升为第一名呢？

要说是理宗装，以博取一个“纳谏”的虚名笼络人心，那也太牵强了。

有人说这是因为考官原来提交的第一名更加有悖“勿激勿泛”，竟然直点董宋臣和丁大全的大名加以斥责，为理宗不容，因此理宗把他从第一名抑置为第二甲赐进士出身，而让文天祥顶替上去。但这也说不通，因为在文天祥前面还有五人，拿掉第一名，也轮不上文天祥顶替。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文天祥在卷中主张剿灭国内盗贼以除心腹之患，正合理宗的心意。文天祥在关于盗寇与边备一题中指出，蒙古军南侵是由国内农民起义引起的，蒙古军不是不可战胜，而内部盗贼与蒙古军勾结乃是问题的症结。他于是献言道：“臣愿陛下将不息之心，求所以弭寇之道，则寇难一清，边备或于是而可宽矣。”

此说也难以站住脚，因为正如文天祥所说，“本朝以道立国，以儒立政”，实行的是守内虚外的祖法，一向把内控作为头等大事，文天祥的主张并无新意。

至于理宗为何青睐文天祥的卷子，还有一个似乎合理的解释，说是因为文天祥在策对中大谈理学，而确立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把理学定为官学正统，正是理宗的功劳。

理学是在南宋儒学各派互争雄长中形成的新儒学，它的成长也历经坎坷。宁宗时的权臣韩侂胄结党营私，骄奢淫逸，受到朱熹的抨击，就把理学打成伪学，史称“庆元党禁”。史弥远开始也崇理学，但他逼死济王赵竑后，遭到理学家们的弹劾，便也反身排挤打压理学家。到了理宗，他独尊理学，跟他的身世经历有关。理宗本是赵宋宗室的远族，出身低微，他是通过史弥远为自身利益搞的政治阴谋登上皇位的，上台后又借湖州事变逼死了原皇位继承人赵竑。在上台前，理宗就师从郑清之学习程朱理学，亲政后为了稳固统治，在治国上有所作为，也为了争取士大夫的理解支持，瓦解对他的非议和反抗，又请大儒真德秀兼侍读，把“毋不敬，思无邪”作为座右铭用金字写在选德殿的柱子上，同时在全国大倡理学，并于淳祐元年（1241）下诏确立理学为道统。可以说，理学是理宗的精神支柱和统治法宝。

文天祥是江万里的再传弟子，在策对中确也深得理学要义，对理学有深刻的阐述和发挥，诸如“所谓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隐于浑沦，藏于未雕未琢之天。当是时，无极太极之体也”；诸如“茫茫堪舆，坱圠无垠，浑浑元气，变化无端，人心仁义礼智之性未赋也，人心刚柔善恶之气未禀也。当是时，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阴阳；未有阴阳，先有无极太极；未有无极太极，则太虚无形，冲漠无朕，而先有此道”；诸如“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圣人之论法天，乃归之自强不息”……凡此无不得之于气一元论自然观、朴素的辩证宇宙观等理学精要。

但要说文天祥是因大谈理学而被理宗擢升的，却显得勉强。难道别的考生能不谈理学吗？难道考官们的眼光都还不如一个理宗皇帝吗？自理学被钦定为道统，科考经义或策论，遂都以朱熹和二程的说教为圭臬，成为士子们的敲门砖，而考官也均被理学门人把持，本届主考官王应麟就是以经入仕的名儒，他们评定试卷还能有别的标准吗？

也许，上述原因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那么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能使理宗赏识文天祥的卷子呢？

笔者认为，此事有必然性，或也有偶然性。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要来自文天祥扣住了试题中“夫‘不息则久，久则征’，今胡为而未征欤”的策问，以法天地之不息为主题，博学而深刻地畅发了不断奋发有为、改革新政、以图振兴的施政观。

而今昏庸怠政、贪图享乐的理宗，当看到文天祥的卷子，会不会恍若回到他意气风发、改革图新的当年了呢？开初，史弥远把他从一个村童推上了皇座，无奈做了十年傀儡，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病死，才始得亲政。这时他正值而立之年，被压抑多年的能量爆发了出来。他改次年为端平元年，每日与大臣论道经邦，“中书之务不问巨细，内而庶政，外而边防，丛委 ，尽归庙堂。无一事区处不关于念虑，无一纸之申明不经于裁决”。他以“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雄心，在政治上起用理学名士和正直大臣，经济上整顿楮币和盐业，思想文化上崇倡理学，军事上选拔良将、练兵造船、加强四川和京湖防务，全面推行史称“端平更化”的变革，并取得了值得夸口的成效。

但凡一个有过梦想的人，一个曾为梦想奋斗过的人，到了梦逝之年，他的情思免不了要在梦想和现实之间摆荡，在朝气蓬勃的当年和黄昏暗淡的今日之间摆荡，宿命感不知何时便会猝然抓住他，曾经的热血风华和激情岁月不知何时会抓住他，让他在旧梦中沉溺迷失。堕落了的、失去了锐气的理宗，当看到文天祥的试卷时，他的旧梦是否在那一刻被“法天地之不息”的火焰照亮了呢？他情感的钟摆是否在那一刻定格在那激情燃烧的浪漫年代了呢？是否就在那一刻，他触到了文天祥一颗殷切赤诚之心了呢？是否就在这一刻，他大笔一挥，把文天祥的卷子由第七名擢升为头名状元，惠幸于他，或是把他推向不幸了呢？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可以商讨。

果真如此，文天祥的锐意进取精神在所有考生中当是最为出类拔萃的。

侍从皇帝阅卷的王应麟，见理宗皇帝把文天祥的卷子从第七名擢升为第一名，立即趋前参贺：“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

五月二十四日，皇帝临轩唱名的日子到来了。

等待唱名的这十多天里，整个临安都笼罩在端午佳节的气氛里，城内外家家插菖蒲、石榴、蜀葵、栀子花之类，市肆坊巷到处是卖粽子和各色美食的摊子亭子车子，寺观祠庙善男信女如织。西湖景区更是热闹，尤其是举行龙舟比赛，岸边和游船上的看客忘情地助威呐喊，一派对时行乐的太平盛世气象，外敌大军压境的危情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文天祥后来写了一首《端午感兴》的诗：“流棹西来恨未销，鱼龙寂寞暗风潮。楚人犹自贪儿戏，江上年年夺锦标。”将自己的心情与此类气氛做了鲜明的对比。

这段时光对文天祥来说实在是一段晦暗的日子，不说国忧伤怀，单是父亲日见加重的沉疴就让他食不甘味无心旁顾。

唱名这一天，文天祥给父亲喂过了药，来到东华门。

两日前发榜时，榜上有名的新进士们曾被领到净慈寺，排练了觐见皇帝的礼仪。今天各人先领一张上有红印钤的“入集英殿试讫”凭证，然后由殿直引入集英殿，列队站好。

当理宗皇帝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龙袍登上玉墀，隆重的唱名开场了。

宰执先进前三名卷子，分别点读于御案前，然后拆号，报上新进士的姓名。

理宗此前也不知道前三名考生的姓名，当听到他亲擢的状元叫文天祥，不由微微一顿，要过卷子看了一眼，许是颇感吉利，顿时大悦，说：“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

文天祥原名云孙，字天祥，考贡士时便以天祥自名，改字履善。皇帝金口这么一开，友人后又以“宋瑞”为字称呼他。

卷子随即传到阶下，几名卫士遂齐声呼唱文天祥的姓名。

文天祥按照礼制，等到呼唱三四声后，方从人众中走出应答。卫士过来把他领往御前，边走边问他的籍贯和父名。到得御前，文天祥躬身作礼，廷上问以籍贯、父名，由卫士代为应答。此时，想必皇帝已看清了这位新科状元的容貌。按《宋史》的描述，文天祥“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文天祥这般仪表堂堂，想必皇帝心下又是一喜。

第一甲共取二十一名。一甲唱名毕，分列三班，头名单独为一班，第二、三名为一班，四名之后为一班。接着第二甲唱名。唱毕，皇帝就退朝了，唱名的仪式便告结束。余下的三甲不再唱名。

当科丙辰榜共有六百零一人中榜。同榜登科的人彼此称同年，文天祥的同年中另有两位孤忠劲节的人物，一位是比文天祥大十岁的谢枋得，即原来的第一名，因在试卷中直击董宋臣和丁大全，被下置为二甲第一名。此人性好直言，以忠义自任，与人谈论古今治乱国家大事，必掀髯抵几，跳跃自奋。南宋末年知信州，拼死抵抗元军，城陷后遁迹福建乡野，时常穿麻衣向东痛哭，后被元朝“访求遗才”强行送往北方，不屈绝食而死。另一位是与文天祥同庚的陆秀夫，二甲第二十七名，此人稳重干练，铁骨铮铮，在抗元名将李庭芝府中任职时，大敌当前，李府分崩离析，唯独陆秀夫临难不惧，誓死抗战。祥兴二年（1279），宋军与元军在厓山海上大战溃败，任左相的陆秀夫怕受国辱，毅然背起幼帝赵昺跳海殉难。文天祥的《集杜诗》有记，“炯炯一心在，天水相与永”，极赞他的耿耿忠心。

唱名仪式结束后，朝廷按照甲第名次，赐予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发放敕牒，并赐袍笏、御馔。

殿内仪式演毕，接着是光耀无比的游街。新科进士们皆绿袍丝鞭，披红戴花，骑上高头大马，在侍从和杂沓的黄旗簇拥下，出皇城的东门东华门，经由繁华的商业街，前往状元局。盛大的游街队伍所经之处，两旁观者如云，喝彩声不绝于耳，时见豪家贵邸为凑热闹、沾喜气，在门前披红挂彩搭建起的牌楼。

文天祥披红戴花，骑马走在队伍最前面，仪表堂堂，意气风发。

金榜题名时，这可是千年难得一遇的大荣耀。宋人说人生有四大快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全国有多少士子，从乡试、省试到殿试，能闯关登第的幸运儿又有几人？为能金榜题名，多少人青灯熬瘦骨，多少人痴傻误终生，又有多少人倒在了荒野半途，潦倒悲苦不为人知。曾有人同考场纠缠了一辈子，年过七十犹不死心，进了考场却笔下枯涩，只写下“吾老矣，不能为字也，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就连朱熹的得意门生，一生著述甚多的大儒陈淳，也是屡试场屋不第，直到六十五岁才以特奏名中第的。

及第者飞黄腾达、踌躇满志；而落榜者前程暗淡、风雨洗面，真个是悲喜两重天。唐代诗人孟郊屡试不中，以诗遣闷：“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再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等到四十六岁终于考上进士，立马就变了，趾高气扬地赋诗曰：“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新科进士们一朝登上天子堂，成了时代宠儿，个个扬眉吐气。北宋士大夫尹洙曾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千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也不可及也。”状元登第，连大胜而归的大将军也不能与之相比，这是何等的殊荣？

走在游街队伍的最前面，刚刚二十一岁的文天祥无疑是兴奋的。但他后来写道：“自隋唐以来，世人尊异科第，若青云者，放之而为之辞。古之人，其身益高，其心益危，人以为瞻望不可企及，乃其忧责之始。”他认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当金榜题名之时，在人们的仰视下更应谦虚谨慎，自内心承担起忧国忧民的重任。

到得状元局，进士们迅即被嘈杂的人群团团围住。官差忙着向新科进士们赠送钱物，配备差役；江湖术士们找到曾让自己算过命的进士，满口跑舌头自炫测算的能耐，要进士为他题诗签名，以抬高自家的身价；更多的是从家乡跟来或在京城的亲戚朋友师生同窗，忆往思今，七嘴八舌讲不尽赞誉庆贺的话，气氛甚是隆重热烈。这中间还有许多富豪显贵，宋有榜下择婿的风俗，他们乘机择婿来了，女孩儿也有跟了来，拉住中意的进士攀谈的。传说曾有老者中第，被媒人追逐得不胜惶恐，自嘲地调侃道：“读尽诗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龄，四十年前三十三。”

文天祥的身边更是被围得个水泄不通，他又像参加殿试那天被挤出一身大汗，而他的内心也不平静。此前，在集英殿唱名毕，受赐袍笏和御馔后，他即向理宗进了一首谢恩诗：

于皇天子自乘龙，三十三年此道中。

悠远直参天地化，升平奚羡帝王功。

但坚圣志持常久，须使生民见泰通。

第一胪传新渥重，报恩唯有厉清忠。

文天祥祈愿皇帝一如既往法天地之不息，坚志力行，造福国民。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尽忠报国的决心与豪情。达则兼济天下，光明的前程召唤着他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而谁也不会想到，他从此也如一星烛火和一叶孤舟，将自己抛入狂风暗夜和大河日下的狂涛中，演绎出千古一人的悲壮故事。

文天祥正忙于应酬，忽有公人分开众人，把一人护持他跟前。

那人黑头土脸一把拉住文天祥，连声说：大人，不好了！令尊大人不妙了！

自从殿试前夕父亲文仪一病不起，文璧就充当了照顾父亲的主角，以至放弃了殿试。按说这也是父亲的抉择，知子莫如父，父亲太知道两个儿子的秉性和情志了，他叫天祥一人参加殿试，留下文璧照顾自己，他不知道，这也预示了两个儿子往后的命运。说是忠孝不能两全，从事实上看，后来文天祥为了国家颠沛流离家破人亡，不能说是尽了孝，而文璧侍母顾家，却为敌国所用，恰是没能尽忠，兄弟俩的归宿可谓大相径庭。这里有必要提一句，不少传本说文璧也参加了本届殿试，但没考上，是不确的。先有江万里在为文仪写的墓志铭里所载“（参加省试后）礼部具奏二子，天祥奉君命先对于广殿”；后有刘岳申在为文璧写的墓志铭里说：“公与丞相俱学，俱贡，俱第。将入对，太师疾病，独留侍，丞相擢进士第一。至开庆己未，公始对。”文璧与哥哥同年录为奏名进士，参加殿试却是等到开庆元年（1259）。

在状元局得到父亲病危的消息，文天祥匆匆赶回客栈，只见昏迷中的父亲印堂发暗，牙关紧咬，连汤药也无法进食了。文璧告诉哥哥，就当他们游街的时候，便有几拨人跑来报喜，父亲听说他夺得状元，顿时容光焕发，在床上撑坐起来，要酒饮了一杯，兴奋地回忆起他们几兄弟自小学习的故事，又为霆孙夭亡伤心了一回，可到了下午就不行了，口齿含混不清，突然就昏死过去，请来郎中也无法救醒。文天祥试了试父亲烫手的额头，心生一种不祥之感，却又天地不应徒叹奈何，只能暗自神伤，想父亲对他兄弟几个的好，想父亲对乡亲邻里的仁，想父亲治学的辛勤与才情，也想来京城这一趟的苦乐与不测，想途经玉山时那位和尚的话，为不该让父亲跟来京城而自责不已。文天祥在父亲的床沿坐到天亮，胡思乱想了一夜。

一大早，文天祥即向朝廷请假，得准假三天。后几日，文天祥避开一切活动，专事侍奉汤药，探访名医，伺候父亲。其间来道贺的人络绎不绝，最恼人的是那些看相算命的术士，死磨硬缠甚至连唬带蒙地索要题诗签名，见说父亲病重，道巫又争要作法驱魔，文天祥不堪其扰，又不便动气发作，直弄得身心俱疲。父亲自病倒后，病情起起伏伏日趋恶化，这次接连几日昏睡不醒，直到二十八日才睁开眼睛。这是天祥中状元后，父亲与天祥第一次相见，光彩和精气神倏地回到父亲的脸上。天祥赶紧向父亲俯下身子。

父亲笑了，他自知大限到了，这是他们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相见了，便说：“朝廷策士，擢汝为状头，天下人物可知矣。我死，汝惟尽心报国家。”

文天祥用力点头。

父亲看了一眼文璧，又看定文天祥，费力地说：“度吾不能起此疾，汝兄弟勉之。”

听父亲这般说，文天祥立刻就想哭，先是捂住嘴哽噎，终是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文璧也早已哭作一团。

当天夜里，即文天祥登第状元的第五天夜里，父亲文仪与世长辞。享年四十二岁。

在文天祥《纪年录·注》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宝祐二年（1254），亦即前年，“公梦召至帝所。帝震怒，责其不孝，公哀诉，以臣实孝。帝曰：‘人言卿不孝，卿言卿孝。’赐以金钱四，遣去。公出门，而震雷欲击之，自叹曰：‘幸免不孝之罪，而又不免雷击。’惊觉，汗如雨。”天祥自认为“以臣实孝”，却又做旁责自己不孝的梦，可见他的孝之情结有多深，他对孝的标准有多高。由此也可体悟到，父亲去世对他的打击会有多大。

《论语·学而》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新科状元的父亲病逝绝非小事，临安府迅疾将此消息上报朝廷，朝廷即派官吏前来治理丧事，同榜进士也纷纷送来礼金。

按礼制，登第后新科进士们还要参加一系列的活动，如去国子监拜谢至圣先师孔夫子，到礼部贡院出席皇帝所赐闻喜宴（鹿鸣宴），参加为全体新科进士举办的团拜会，还有立题名碑等等，名目繁多，要忙上一个多月。后来在六月二十九日的闻喜宴上，皇帝赐予新科进士们一首诗——《赐状元文天祥已下诗》，其中有句“诚为不息斯文著，治岂多端力在行”，“得贤功用真无敌，能为皇家立太平”，想必是对文天祥的谢恩诗及御试策的回应，但文天祥当时并不在场。

沉浸在悲痛中的文天祥顾不上这些了，于六月初一便离开临安，与弟文璧扶柩回家乡庐陵。

得知新科状元护送父亲灵柩路过，沿途多地官府和望族争送祭礼钱物，文天祥一概谢绝。

第四章 万言上书 击奸倡政

按照惯例，考中状元者要授予正九品京官丞事郎，差遣为签书某州（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三年后下一科进士发榜，再改授秘书省正字。文天祥回乡为父守丧三年，到开庆元年（1259）五月服孝期满，方由朝廷补授丞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弟文璧也于这一年考中进士，被授予迪功郎、临安府司户参军的官职，管理户籍和财务。

文天祥在官场上甫一亮相，就把自己推到了悬崖的边上。

九月，文天祥从家乡庐陵出发，由赣江乘船入鄱阳湖，出湖口入长江，经真州（江苏仪征）、京口（江苏镇江）前往临安赴任。

这是文天祥于当年第二次赴京。正月，文天祥曾陪着文璧到临安参加殿试，五月发榜后，兄弟俩先后被授官，因文天祥要求补行门谢礼后再赴任，便回乡等候廷旨。在京的那几个月，和此次进京后，他与弟文璧朝夕相处，下棋和诗，情意笃深，两年后文璧二十四岁生日时，还写诗感怀这一段岁月：“夏中与仲秋，兄弟客京华。椒柏同欢贺，萍蓬可叹嗟。”

陪文璧参加殿试期间，文天祥与同年及朝野友人多有交往，对守丧三年间的国政边情有了全面真切的了解。

在此期间，蒙军仗着西征纵横的霸气，于宝祐六年（1258）再度向南宋发起全线进攻。蒙军兵分三路，一路由号称“上帝之鞭”的蒙哥大汗亲自率领进攻四川，一路由宗王塔察儿率领进攻京湖，再一路命大将兀良合台自云南入广西北上。蒙哥计划以主力夺取四川，控制长江上游，继而顺江而下，与另两路大军在京湖会师，然后一举捣毁南宋的心脏——临安。

蒙哥率领的主力所向披靡，连克苦竹隘、长宁山城、青居山城，招降龙州、阆州大获城、运山城、大良山城等要地，自开庆元年（1259）二月起接连数月围攻宋军坚守的钓鱼城。而就在文天祥前往临安途中，忽必烈替代塔察儿统领的蒙军，正从黄州（湖北黄冈）沙武口突过长江天堑，对鄂州（湖北武昌）发起了攻势。

危急的边情重重地压在文天祥心上。从湖口驶入长江时，他站立船头，汹涌奔流的长江波涛，惊魂不定的南飞雁，庐山暮色，旷野上行人的疏落和驳杂野草，摄入眼帘的一切都使他感到疼痛和激愤，他不禁低吟长啸，赋诗一首：

长江几千里，万折必归东。

南浦惊新雁，庐山隔晚风。

人行荒树外，秋在断芜中。

何日洗兵马，车书四海同。

诗的调子闪烁着凄冷的秋霜，却韧持着一种信念的力量：大江东去不可阻遏，收复河山必有来日。此诗名为《题黄冈寺次吴履斋韵》，和吴潜诗韵，也有向吴潜抒发的意思。吴潜号履斋，是宁宗嘉定十年（1217）的科考状元，曾任理宗的右丞相兼枢密使，干了一年便罢相。父亲文仪安葬时，文天祥曾请他为父亲的墓铭篆盖，两人素有交情。吴潜刚直不阿，忠义爱国，早在与丞相史弥远论政事时便直言：治国的当务之急是“一格君心，二节奉给，三振恤都民，四用老成廉洁之人，五用良将以御外患，六革吏弊以新治道”。文天祥对他极为钦佩，视他为志同道合的忘年交。

长江历来被南宋视为抵御北兵的天险屏障，蒙军铁骑突破长江，烽烟滚滚，皇城朝野一片惊乱。而把持朝政的丁大全仍想隐瞒军情，把理宗蒙在鼓里。时任醴泉观使兼侍读的吴潜忍无可忍，向理宗具报前线实情，激愤地指出：“今鄂渚被兵，湖南扰动，推原祸根，良由近年奸臣士设为虚议，迷国误军，其祸一二年愈酷。附和逢迎，媕阿谄媚，积至于大不靖。”他进而坦陈对朝政的强烈不满：“盖自近年公道晦蚀，私意横流，仁贤空虚，名节丧败，忠嘉绝响，谀佞成风，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祸，积为宗社之忧。章监、高铸尝与丁大全同官，倾心附丽，躐跻要途。萧泰来等群小噂沓，国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陛下稍垂日月之明，勿使小人翕聚，以贻善类之祸。”奸臣当道，朝臣都忙于巴结攀附，把国家的安危早抛在了脑后，是国运日下的祸根，扭转此局面刻不容缓。

此时，理宗宠妃贾氏的兄弟、枢密使贾似道为把丁大全搞下去，趁机夺取大权，也将鄂州军情捅给了理宗。

丁大全为人险诈，贪财好色，为儿子聘妻，见其貌美竟撬为己有的丑事，理宗也听说过一耳朵，但没想到他竟敢糊弄自己，如此天大的边关危情竟也敢隐瞒不报。理宗知情后龙颜大怒，把蓝脸丞相丁大全罢免，同时下“罪己诏”安稳人心，任命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督师援鄂，并再次起用吴潜出任左丞相兼枢密使。

本来文天祥对此次赴京城履职，是抱着有也可无也可的心态的。为亡父守孝三年，实则二十五个月即可除服，去年八月就有人劝他给丁大全写信求官，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何必要急着做官呢？吉州知府也曾想出面代他申请，也被他谢绝。他曾对吉州通判陈卨说，自己自幼努力学习，参加科举考试，并非为了升官发财，只想切切实实为国家做些事情，自命“以孝悌忠信为实地，以功名富贵为飘风”。在他看来，如今官场在丁大全这些人的把持下脏浊腐朽，如何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弄不好反玷污了自身清名，还不如在家读书，求得个内心清静的好。

文天祥到达临安，得知吴潜再任左丞相兼枢密使，顿时喜出望外，情怀大开。他马上给吴潜写了一封贺信，信中说：“以进士为名臣，两朝倚重；以儒宗为宰相，四海具瞻。天启圣衷，国有生气。”丁大全这样的奸佞擅权多年，而今以你吴潜这样的人出掌枢要，让人顿生揭开乌云阴霾，见到青天白日的清新舒畅。文天祥以“瞻依有素，慕恋惟深”的感情写道：你吴潜“光大而直方”，人们“皆知其清明”，你上任“举海内望其风采”，“公卿大夫，交笏相庆；儿童走卒，举手欢呼。顾中外不谋同辞，在古今未始多见”。这与其说是恭维的溢美之辞，不如说是文天祥痛快地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感受。

恭贺之余，文天祥也提出了希望：“今言路之不通，最为天下之大弊。缙绅以开口为讳事，城阙以游谈为危机。如人一家，情睽离而众侮起；如人四体，气壅底而百病生。多故之由，一类诸此。枰更子改，柁转舟移。惟从众谋，可以合天心；惟广忠益，可以布公道。尽解群疑众难之会，克有荣名成功之休，其惟我公，望在今日。”从众谋，广忠益，推行公道直道，开一代朝政新风，增强民族凝聚力，文天祥对此满怀热切的期待。

“喜当风云际会之秋，得囿天日照临之下”，此时文天祥信心十足，跃跃欲试，补行了门谢礼，向皇帝上了《门谢表》，“自揆读书，非为平生温饱之计；愿言竭节，用副上心忠孝之期”。表示要以自己的一贯志向和一己之力为国效劳。

尚未上任，文天祥便进入了角色，他针对抗击蒙军的时局，开始酝酿起草一份有关改革的奏疏，准备上奏给理宗皇帝。但就在即将上任的当口，文天祥又做了一件危及自身仕途，甚至身家性命的事。

忽必烈进击鄂州的消息传到京城，宋军匆忙组织义勇，招募新兵，在临安外围的要地增筑城堡。大祸将至的恐慌感蔓延朝野，宦官董宋臣一向专横跋扈，此时却胆小如鼠，他极力怂恿理宗迁都四明（浙江宁波），以避兵锋，说四明临海，一旦蒙军逼近可乘船避之，当年高宗皇帝就是从四明下海，避过金兀术追杀的。董宋臣的逃跑主张在朝中知情的大臣中遭到一片反对声。军器大监何子举对丞相吴潜说：“若上行幸，则京师百万生灵，何所依赖？”御史朱貔孙也说：“銮舆一动，则三边之将士瓦解，而四方之盗贼蜂起，必不可。”一旦迁都，百姓遭殃，军心瓦解。但谁都知道董宋臣是皇帝的心腹，虽是议论鼎沸，而皇帝却是木然不知，或充耳不闻。

按董宋臣的主张去做会是个什么后果，文天祥有自己的判断；董宋臣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也非常清楚，民间盛传的一个段子最能体现民意，“一日，内宴杂剧，一人专打锣，一人扑之曰：‘今日排档，不奏他乐，丁丁董董不已，何也？’曰：‘方今事皆于丁董，吾安得不丁董？’”董宋臣与丁大全是一路货色，是狼狈为奸的一对，人称“董阎罗”。文天祥也知道，董宋臣“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也”，要是公开反对他，尤其是到皇帝跟前同他理论会有一个什么下场，是明摆着的事。早有监察御史洪天赐要求罢免董宋臣，上奏说：现在上下穷苦，远近怨疾，唯独贵戚和大宦官得享富贵，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和这些人共天下吗？理宗非但不准，反倒罢抑了洪天赐。还有侍郎牟子才，他看到皇上召妓进宫，不敢直说皇上，便上疏道：这都是董宋臣在引诱陛下。并呈上一幅《高力士脱靴图》，以启上悟。董宋臣见之大怒，向理宗哭诉说：牟子才把陛下比作唐明皇，阎妃比杨贵妃，而把臣比作了高力士，他牟子才却以李白自居。理宗从此冷落了牟子才。

而文天祥更知道，现今外患压顶，国难深重，其最大内忧是奸邪当道，言路不通，不破此黑幕铁幕万事皆休，任何举措都成空话。

置内忧外患而罔顾，为士大夫的良知所不齿！

文天祥决心不顾个人仕途，甚至是被杀头的危险，奋而冒死一谏。正如他后来写给同僚吴西林的信中所说，自己不揣愚昧，放胆上书直谏，如果能有助于危在旦夕的宗社解难，自己得祸与否全可不计。

由于尚未就任所授官职，文天祥便以“敕赐进士及第”的身份，借奉诏献书的机会，向理宗上了一道奏章——《己未上皇帝书》。

此奏章也是一篇万字文。在奏章中，文天祥指出：皇上下了“罪己诏”，虽对弊政有所悔悟，但因未知病根而并没有掌握治理的良方。病根在哪里？就在于奸人当国，排挤能言直士，致陛下言路全被堵断。近几年中外怨叛，蒙军入侵，国家受害，追究其失，都是陛下的亲宠造成的。此人窃弄威权，累及圣德，凶焰威恶，蠹国害民，使陛下失民失土，贻宗社不测之忧，罪恶极大。若不是此人贪赃枉法，胡作非为，则奸佞丁大全就不能窃取相位，上下官衙就不会相互勾结搜空民财，正直的士大夫就不会被陷害加罪，民心必无变，宗社必无危，则朝廷清一，言路光明。

那么此邪恶之人何以如此嚣张呢？以至陛下何以不知民间疾苦，不知人心叛离，不知蒙军入侵的实情呢？文天祥指出：那都是因为他倚仗陛下的恩宠，一手遮天，蒙蔽天听，把陛下置于幽昧之中，“故颠倒宇宙，浊乱世界，而得已无忌惮，使陛下今日讼过于天地，负愧于祖宗，结怨于人民，受侮于夷狄”。

至当今国势艰危，人心不安，文天祥披肝沥胆地疾呼：“陛下为中国王，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指出，凭着三江五湖不利于蒙古铁骑的险要地势，凭着六军百将接连挫敌斗志高涨的雄风，若“陛下卧薪以励其勤，斫案以奋其勇，天意悔祸，人心敌忾，寇逆死且在旦夕！”但即使是到了这个时候，这个人还想阻碍陛下抗敌意志，误导陛下迁都，如让其得逞，则“六师一动，变生无方，臣恐京畿为血为肉者，今已不可胜计矣！”

“小人误国之心，可胜诛哉？臣愚以为今日之事急矣！”小人是谁？奸邪是谁？写到此，文天祥再也遏制不住满腔的激愤，直点其名击之：

不斩董宋臣以谢宗庙神灵，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实，则中书之政必有所挠而不得行，贤者之车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异议，何从而消？敌人之心胆，何从而破？将士忠义之气，何自激昂？军民感泣之泪，何自奋发？祸难之来，未有卒平之日也！

文天祥力劝理宗为保国大计而割私爱，勉从公议，对董宋臣明正典刑，传首以告三军。说如此将天下震动，人心喜悦，将士思奋，虏寇骇退。文天祥引用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话作为理论依据：“社稷安危之权，国家存亡之故，不在于境外侵迫之寇，而内之阴邪，常执其机牙。”据此反复强调处斩董宋臣的必要性。

如今天下之大弊，是言路不通，若除掉董宋臣，言路大开，其他事情就可为了。于此，文天祥为抗蒙的当务之急提出四点主张：

一是“简立法以立事”。文天祥认为：当前烽烟四起，国难当头，朝中议事必须摒弃等级森严的繁文缛节，实行“马上治”的战时体制。为此，他建议：其一，“莫若稍复古初，脱去边幅，于禁中择一去处，聚两府大臣，日与议军国大事”；其二，“宜仿唐谏官随宰相入阁故事，令给舍台谏从两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议”；其三，“移尚书省六房隶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札，兵部得禀枢密调遣之命而发符移。其他事权，一仿诸此”。如此一可提高效率，二可集思广益。

二是“仿方镇以建守”。他认为今日地方抗敌力弱，在于宋初为防止唐末五代方镇割据擅权之祸，把兵权和财权全部收归中央所致。“今日之事，惟有略仿方镇遗规，分地立守，为可以纾祸。”他举江南西路军力布局为例，指出蒙军已攻入湖南腹心地区，江西诸州不能不改变现状，否则将被弃实击虚，逐县攻破。为此他建议：可在吉州、袁州（江西宜春）建立方镇，各辖几个州，选用知兵而有名望的人统领，许以财政和统兵之权，气势便可大增。江东和广东各地也可仿此而行。如能实现，旬月之间，天下必“雷动云合，响应影从，驱寇出境外，虽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忧哉”。

三是“就团结以抽兵”。若按现行方法征兵，“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徒有增兵之名，而无拒寇之实。文天祥建言：若以方镇统一征兵，每二十家抽一兵，每州以二十万户计算，就可得一万精兵，一镇有两三个州，就有兵两三万。东南各路都建立方镇，就能增兵十多万，州郡现存的粮食和财力也能保障供给。“为帅者，教习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锐。山川其便捷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其之相为命也，锋镝之交，貌相识而声相应也。如此兵者，一镇得二三万人，当凛凛然不下一敌国。”

四是“破资格以用人”。朝廷用人专重资格，而且“荐引之法，浸弊于私”，使“有才者以无资而不得迁，不肖者常以不碍资格法而至于大用”。为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的办法是：“明诏有司，俾稍解绳墨，以进英豪于资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轻授以官，俟其有功，则渐加其官，而无易其位。”真正的人才破格以用，凡义甲和壮丁中的豪武特达之士，都可以选拔为将帅，甚至是“山岩之氓，市井之靡，刑余之流，盗贼之属”，但有一技之长，均可选来替国效力，并在实践中根据其功绩提高待遇。

这又是一篇近万言书，洋洋洒洒，雄健透辟，其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搏动着泣血忧国的赤诚之心。

文天祥深知自己人微言轻，为了能引起理宗重视，或奢望能让理宗有所采纳，也为了抑制董宋臣的报复，在呈上万言书后，即登门拜访了左丞相吴潜，力争求得他的支持。

文天祥对吴潜说，自己奉诏上书，冒死进言，是为了铲除朝政腐败的病根，若病根不除，国家真的是没有希望了。他知道自闯红线，自惹祸端，可能会招致的后果，说，今日之事急矣，说不定什么时候自己就会大祸临头，死于非命，但若能开朝政清明，虽九死而无悔。他恳求吴潜能秉持公道之心，给自己以大力支持。

让文天祥颇感失望的是，与往常不同，他讲了一大通，吴潜只是用同情和理解的眼光看着自己，苦笑，点头，或摇头，却始终沉默不语。

他哪里知道，此时吴潜心头正笼罩着重重的乌云。此前，他也曾像董宋臣一样力倡迁都，并因此遭到了皇上的猜忌。

呈上万言书后，文天祥就忧心忡忡地等待着理宗的裁决。

其结果是，理宗皇帝既没有采纳董宋臣的倡议迁都，也没有如文天祥所愿处斩董宋臣。

没有同意迁都，也并非是采纳文天祥的意见。相反，文天祥的主张，反倒被一些朝臣指斥为迂阔之论。如他们说，宋太祖当初为防止藩镇割据重演，把兵权和财权收归中央，这种情况到南宋已得到改变，自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解除韩世忠、张俊和岳飞的兵权后，各地屯驻大军的兵权已握在各都统制手中，加上当地安抚使和制置使手中的兵权，地方军力规模已大为扩张。但他们仍没有正视南宋恪守以文制武的原则，从骨子里仍然对将帅严加防范，导致兵权掣肘，战斗力薄弱仍然是事实。

理宗之所以没有同意迁都，一是谢皇后也同意何子举、朱貔孙等诸大臣的劝谏，认为一旦迁都，将丧失军心民心，四方民乱蜂起，家国不保。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对左丞相吴潜的猜忌。

当理宗就蒙军进围鄂州问计于吴潜时，吴潜考虑到理宗的安全，回答说只有迁都暂避。理宗又问：那你怎么办？吴潜慷慨激昂地说：臣当死守临安御敌！岂料理宗为之一震，当即掉着眼泪诘问：难道卿家想做张邦昌吗？听得此话，吴潜顿感挨了一闷棍。张邦昌是何人？张邦昌是北宋靖康年间的少宰，汴京陷落时降金，被册封为伪楚帝，其名声比秦桧更臭，在南宋是人人唾骂的汉奸。理宗说他想做张邦昌，表明对他的高度不信任，更是对他的极大侮辱。

理宗如此疑心吴潜，是因为理宗无子，想立胞弟之子忠王赵禥为太子，吴潜不同意，密奏道：“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这句话深深刺痛了理宗借助史弥远篡夺皇位的心结，使他十分恼怒。丁大全的余党便趁机造谣说，吴潜不同意立忠王为太子，是企图为济王立嗣，然后立济王嗣子为太子。又因吴潜之弟吴渊为政严苛，有“蜈蚣”之号，便编造童谣四处散布，什么“大蜈蚣、小蜈蚣，尽是人间业毒虫。夤缘攀附有百尺，若使飞天能食龙”。这些话自然要传到理宗耳朵里。朝中质疑自己宗位的潜流一直没有停息，有人图谋篡位不是没有可能。想起吴潜八年前第一次任相时就与自己有隙，干了一年便被罢免，便心生再次将他罢免的念头。

理宗的冷酷无情令人心寒，吴潜再也无语。文天祥上门求援时他也只能苦笑。

至于董宋臣，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理宗皇帝是片刻也离不开的，朝中议论纷纷都不济事，岂能因你文天祥的一个奏章就能舍弃的？

文天祥冒死直谏，以期“万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则臣与国家同享其休荣”，同时又说自己“干犯天诛，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诛，则左右之人，仇疾臣言，亦将不免”。就是说他并不幼稚，希望只在“万一”，罹祸却在“一万”，他是“事宁无成，而不敢隐忍以讳言；言宁不用，而不能观望以全身；身宁终废，而不欲玩愒以充位”，所以上奏后，就以“有仓促等死之虑，无毫发近名之心”，等待着生死裁决。

但他既没有等来“万一”，也没有等来“一万”。理宗也并没有惩罚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前有宋祖宗不杀上谏士大夫的祖法，后有自己下“罪己诏”要求臣下上书直言。还有一个原因，即“理宗无君人之才，而犹有君人之度”，有的时候，理宗也容得下批评，哪怕是言辞激烈的批评。

至于董宋臣，他从此对文天祥恨之入骨，必欲置文天祥于死地才解气，没有立即下手，实是要等待一个时机。

上奏没有结果，甚至连打击报复的反响都没有，让文天祥极度失望。什么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什么“第名前列者不十年而至公辅”，在如此昏聩的皇帝眼皮底下还能做什么事，在如此黑暗的官场上还能有什么前途？罢了，罢了！不如回家乡读圣贤书去。

就在文天祥弃官离开临安的当口，闰十一月，忽从前线传来鄂州解围的捷报。

这可是冰天雪地里的一声春雷，朝野顿时一片欢腾。理宗更是兴奋异常，即下诏改下一年为景定元年。

可悲南宋！殊不知鄂州解围一事中埋藏着贾似道编造的一个大骗局，这个骗局将成为蒙军手中一个加速南宋走向灭亡的重磅筹码。

第五章 始任京官 再击恶宦

文天祥弃任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回到家乡。不久，朝廷又改任他为镇南军（江西南昌县）节度判官厅公事，他仍不肯上任，而请求祠禄，朝廷遂命他主管建昌军（江西南城）仙都观。到了景定二年（1261）十月，又下旨召他入朝任秘书省正字，他上呈求免奏状，还是不肯就职。他给贾似道等宰执上书说，自己无晏殊的学问，杨亿的文章，范仲淹的声名，器之的气节，因此乞求奉祠，闭门修身养性，不敢恣望馆职。

这次朝廷没有允准，再下诏，文天祥再辞，仍未获准。无奈，文天祥只得接受了这个职务，但一直拖到第二年四月才赴京就任。

文天祥何以接二连三地辞官不就，是嫌这些官职无足轻重吗？

这些官是谈不上重要，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原是五代军阀节度使的属官，宋朝承其官名，作为各州府的幕僚之一种，顶多算得上是知州或知府的助理；秘书省正字，则是负责校核典籍的从八品文官，整日埋首书堆考证正误，挑错别字，颇为枯燥乏味。

但要说他因此而拒任却说不通，因为历科状元做官都是由此起步，而且在这几个官职中最微不足道的，恰恰是文天祥主动提出来要做的祠禄官，并且一干就干了一年多时间。所谓祠禄，就是做祠官而食俸禄，领干俸而不管事。这是专为供养免职官僚而设的闲官，只有失意官员求避引退，才会主动申请祠禄。

文天祥接二连三辞官，实在是他不想当这个官，同时也是以退避为抗击，表达对朝政的深深失望和强烈不满。在接到秘书省正字任命后，他给江万里的信中讲得很清楚，他说，他看到国家外阻内讧大难将临，遂破脑刳心冒死上书，却不被理会，让他深感行直道之难，故而奉祠窃禄，闭门读书。这在他心中激起了怎样的波澜？他前不顾斧钺在御试策中向皇帝提出尖锐的批评，后又干犯天诛上书乞斩奸宦董宋臣，皆遭冷遇，而两次提出的改革弊政建议非但无一被采纳，更被讥为迂阔之论，这叫他如何能忍受？在这样的官场上能行公道直道吗，能有什么作为吗？还不得把人憋闷死！所以与其日后自讨没趣闹得拂袖而去，还不如趁早坚辞以避。

朝廷却还是接二连三地召他当官。

这当然是因为他是皇上亲擢的一科状元，因为他卓越的才华和识见，因为他忠君报国的一腔赤诚。还有一条，即新任宰相贾似道要笼络人才构筑自己的势力。

景定二年（1261）十月，朝廷下的诏令是这样写的：

抡魁登瀛，故事也。然始进大率以虚名；既久而乃知其实践。尔则异于是：初以远士奉董生之对，继以卑官上梅福之书。天下诵其言，高其风，知尔素志不在温饱矣。麟台之召，何来之迟？语有云：“居大名难。”又云：“保晚节难。”尔其厚养而审发之，使舆论翕然，曰：“朕所亲擢敢言之士，可！”

诏令对文天祥备极赞扬，说他的言、事广为传扬，他并非徒有虚名的人，而是有胆识有抱负，不愧为皇帝亲擢的敢言直士。其后在任文天祥为殿试考官和左郎官的诏令中，也多有誉美之辞，如“尔以陡岵之故，稽登瀛之擢，一旦来归，如麟获泰畴，凤集阿阁”；如“夫风之积不厚，则其负大翼无力；若尔之植立不凡，非特以高科也”。然而这些言辞又不可谓不中肯，由此也可见出对文天祥人品才华的公认评价，以及对他人格志节的推崇。

诏令虽出自著名词人刘克庄之手，但须经贾似道授意或首肯。此时，贾似道已经把吴潜和董宋臣逐出朝廷，独揽了国政大权。文天祥遂在接到诏令后，给贾似道写了一封《上丞相》书。

在上书中，他辞正文切，不做一点阿谀奉承，其中还堂堂正正地阐发了一段用人观，他说，宰相肩负辅君之天职，用人是为了行天道，因此“用人者非私于其人，为人用者非私于其用。近臣之得所为主，皆所以事天也。此意不明，上之人操其公器大柄以自私，曰：‘吾能以富贵人。’下之人失其灵龟，贸贸于势利之途而不知返。是以上不知以代天理物为职，而无复有以贵下贱之风；下不知以畏天悲人自任，而无复有比之自内之义。天地失位，人极不立。人物悖其性，往往由此者多矣”。这就很明确地向贾似道表明：用人者与被用者都不能图谋私利，更不能结党营私，所以你任用了我，即使是你提拔了我，我也不能成为你的私党，我只能秉公办事，“公尔忘私，国尔忘家，某之补报知遇，将有日也”。

文天祥写这段话，也是告诉贾似道：我来上任是有条件的，否则我仍会辞职不干。

这是贾似道万没想到的。当年反对丁大全获得“六君子”美称的太学生陈宜中等人，都在他的又打又拉下纷纷投靠了他，成了他的鹰犬，独你一个文天祥愚顽不化。贾似道吞下了这口气，也记下了这个仇。

既然上任了，就须践行公道直道，公平正义，正直无私，认认真真地去做事。

景定三年（1262）五月，文天祥到任秘书省正字仅一个月，适逢三年一次的殿试，被任为殿试覆考官。南宋殿试考官有初考官、覆考官、详定官、初考点检试卷官、覆考点可检试卷官、封弥官、誊录官、编排官、对读官、巡铺官等等，其中的初考官、覆考官和详定官三职，由中书向皇帝推荐以授。

殿试结束，初考官评卷后，把初录试卷送到了覆考官手里。文天祥认真详细地逐一复考，发现其中有一卷立论正直，文思有力，彻篇贯穿着忧国忧民的疼痛，但试卷中却有一字触犯了皇帝的字讳。按照常规，即使文章再好，此考生也不能录取，而且还可能会被治罪。文天祥让另两名覆考官看了试卷，赞其之优，也指出疵点，表示要代为争取。两考官皆惊讶其才华，赞同文天祥的意见。文天祥认定人才难得，便在送审详定官时，不惜冒着风险恳请从宽处理。结果御定录取进士甲第时，该考生被赐予进士出身。

让文天祥感到意外而又兴奋的是，当拆去卷头封弥，揭开姓名时，方知此考生竟是自己少时的老师王国望。王国望因此没有被埋没，后来官至从政郎、袁州军事推官。还须提一笔的是，这一科考上进士的还有庐陵人邓光荐，此人少负奇气，以诗名世，也曾就学于白鹭洲书院，后来成了与文天祥同甘共苦的密友。

当了一任考官，文天祥还发现童子科设得不合理。这一年，国子监选中童子十人参加中书复试，然后参加太常寺的考试，如考中可成为下科进士，未中还可再考，考中后便可待诏做官。童子科的应试年龄在十五岁以下，文天祥认为这违背选用和培养人才的规律，且小小年龄即有此特权，比之终身应试而不得乡荐的山林之士，实在也有失公平。于是写了一篇《壬戌章科小录序》，文中批评说：“予谓童子，其所已学者，经也。经载道书也，童子向记其言语而已。而沉潜义理，变化气质，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未之及也。童子而能自其所已学者，温而绎，深加践履，希贤希圣，求之有余师。而其所未学者，徐徐而勤之，不为后也。”童子虽天资不凡，也只表现为能背书，而要学深学透，并转为修养和能力用于事业，这需要一个过程，况且学无止境，是急不得的。

另有礼部侍郎李伯玉同感，奏于廷上：“人才贵于养，养不贵速成，请罢童子科，息奔竞，以保幼稚良心。”诏从之，随之改掉了自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以来的这个定制。看来孩子过早地被赶上考场，在高压的环境中成长，自古就被认为是摧残童心的事。

从在考官任上办的这两件事，可看出文天祥做事以诚为本，力践知行合一，正如他说的：“某他无能为役，至于守其本心，不与流俗为轩轾，以求上不负知己，下不负嵬琐之所存，则或可无愧作于此。” 他说的这个本心，就是他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就是秉持公平正义、正直无私的公道直道。

此后，文天祥升任著作佐郎，掌管编修国史、历法，撰写祭祀祝辞，跟正字一样都是供职秘书省做案头工作。对于这样的差事，文天祥都是一丝不苟，不负人不负己扎扎实实地埋头工作。其间还曾兼职景献府教授，负责给太子教书，因传授四书五经有方，颇得理宗赞赏，难得地赐一只金碗作为奖励，并得到较快提升。此金碗就是前述后来借给欧阳守道典当换钱的那只。

景定四年（1263）二月，文天祥又兼任刑部郎官。由于社会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十分尖锐，讼状和法律纠纷众多，比之其他部门，刑部的事务最为繁重。又由于供职官吏徇私枉法，舞弊成风，自诩清流者都不屑一顾，像文天祥这样较真的人就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以诚为本，践行公道直道，整日“钩考裁决，昼夜精力不倦”，并与低层的胥吏泡在一起，深入调查和研究案情，“吏不能欺，慑服焉”。他的清正和绩效，使那些油滑的胥吏也不得不服气，贪赃枉法的行径也有所收敛。

由于是以新科状元进京任职，文天祥身边自然聚了不少人，弟文璧也在临安府任司户，公务之余，他与弟、与馆阁学士等多有聚会，常与他们作诗酬唱。如《刘左司钱潘秘丞次韵》：

蓬壶日月四时春，金碧新来绚帝宸。

俎豆幸陪麟省隽，衣冠中有虎符新。

诗馀和气生谈麈，坐久风光入醉茵。

多谢兰台旧盟主，好归群玉领儒珍。

诗写得不失华丽，用事精巧，对偶工整，具有北宋西昆体的特征。再如《秘省再会次韵》：“蓬莱春宴聚文星，多荷君恩锡百朋。四座衣冠陪贺监，一时梁栋盛吴兴。图书光动青藜杖，人物温如古玉升。好是木天新境界，萤窗容我种金灯。”其雍容华贵、富丽精腴让人惊叹。然而这些诗却显得内容空洞，感情苍白，一看便知是酬酢之作。

这段时间，写得最多的，应是给江湖人士的赠诗了。这是时风，但凡新科状元一出，马上就会有一大帮算命、测字、卜卦、相士、药贩和僧道等江湖人士趋之若鹜，办一封好纸登门求诗，目的是在状元身上打广告，抬高自己的身价。文天祥宅心仁厚，不厌其烦地尽量给予满足。他在给少时老师欧阳守道的信中写道：“某寻常与术者，少所许可，而江湖之人，登门者日不绝。彼诚求饱暖于吾徒之一言，吾徒诚悯其衣食之皇皇，则来者必誉，是故不暇问其术之价何似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诗多是不加斟酌的草率之篇。如《赠神目相士》：

道茂数遁甲，长房得役鬼。

风鉴麻衣仙，地理青乌子。

择术患不精，精义本无二。

奇哉梦笔生，熊鱼掩前氏。

要说与文友们和赠，虽少感情内容，却也注重诗歌技巧，给卖药人写的诗就连韵都不用押了，纯粹是应付，反正能满足对方的需求就行。再如给另一卖药人的诗《赠一壶天李日者》，其中有句“得钱且沽酒，日晚便罢卖”；给卜卦人的诗《赠萧巽斋》，说其“言言依忠孝，君平意未失”，既如此，给人算卦就不用察言观色，“若卦有人买，不妨君卖直”。这就有戏谑的意味了。还如《赠镜湖相士》：“扬子江心水，铸成道人双瞳子。吾面碟子大，安用镜照二百里。”《赠月洲相士》：“月洲月眼阅人多，且道西州事若何。朱紫贵人皆好命，不知中有孔明吗？”不用把我的命吹得如何如何好，我知道你是高人呀。在戏谑调侃中，倒也反映出文天祥诙谐幽默的一面。

这里还有必要提一件事。《宋史》中说：“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一些传记和文章为所谓呈现一个真实的文天祥，对此说予以采信，并认为他的这种豪奢生活是在状元入仕的早期，大致就是这段时间开始。当然也不断有文章予以驳斥，说《宋史》是元人所撰，藏有贬诬文天祥的用心。

当时朝官俸禄优厚，社会上奢侈之风盛行，且表里不一的假道学泛滥，士子一旦入仕很容易被卷入豪奢的生活方式。但要说文天祥生活豪奢却不可信。一是其根据除此一句外再无资料或佐证；二是文天祥追求内圣外王的完美人格，并以一生的坎坷和苦难证明自己是个心口如一的人。事实是文天祥极重视操守的修行，他在给欧阳守道写的祭文中写道：“其持身也，如履冰，如奉盈，如处女之自洁……海内以为名儒，而学者以为师。”这是他的榜样，也是他自身修持的写照，因此他就像他在《纪年录》里说的：“予于山水之外，别无嗜好。衣服饮食，但取粗适，不求鲜美。于财利至轻，每有所入，随至随散。常叹世人，乍有权望，即外兴狱讼，务为兼并。登第之日，自矢之天，以为至戒。故平生无官府之交，无乡邻之怨。闲居独坐，意常超然。虽凝尘满室，若无所睹，其天性澹如也。”真实的文天祥应该是生性淡泊，生活俭朴的，以至就像刘岳申在《文丞相传》中说的，文天祥被捕后，元兵抄他家时见其家境清俭，不觉肃然起敬。

此处还可讲个故事。从文天祥家去庐陵县城途中的冷水坑，有一家旅店，店主胡翁做了个梦，梦中有龙蜕爪于店门外的巨石上。梦后当天，赴白鹭洲书院读书的文天祥路过此处，恰好在石头上坐下来换鞋。胡翁便上前请他吃饭，问长问短。文天祥见他过于殷勤，问其故，胡翁便告知以梦境，并说，先生他日必富贵，到时候但愿垂怜我家。文天祥只得点头应诺。从此，凡文天祥家人路过冷水坑，必在胡翁店中吃饭，逢年节胡翁夫妇去文家，文家总要送他们许多东西。十多年后的咸淳六年（1270），文天祥由知宁国府（安徽宣城）调任京官，返家途中带家眷又到胡翁店歇脚吃饭。胡翁见他做了大官，要他兑现承诺。文天祥让他在行李担中任选一担。胡翁就选了一担，打开一看，竟然全是扇子，顿显纳闷失望。文天祥见状说：这是外地土产，是乡里友人所送，你用不着，可另选一担。胡翁推托，就按扇价折钱送给了胡翁。胡翁为何纳闷失望？他大概以为知府大人的行李担中必是金银细软，却不想文天祥这般清廉。

时光过得说慢也慢，说快也快。自就职秘书省正字以来，一晃一年半过去了。在这段相对安定的日子里，文天祥的心里却不痛快。

有一次，一个自号金钩的相士来到位于糯米仓巷的秘书省馆所，扫了一眼在座的众馆职，说：“末座一少年最不佳，官虽极穹，然当受极刑。”问他何出此言，他说此人“顶有卷发，此受刑之相，无得免者”。金钩相士指的就是文天祥。不管他这么说的根据是什么，起码他从文天祥的身上捕捉到了某种气息。这种气息就是文天祥的不痛快。文天祥听得金钩相士的话也并不否认，还说自己曾十余次梦见无数的髑髅在自己的身前身后滚动。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虽说蒙军在鄂州等前线退兵后，边事还算平静，但官场的腐败和黑暗不能不让他堵心。他诚信刚介，处处以理想人格规约自己，眼中揉不得沙子，身边时时发生的龌龊事不会不激起他的义愤，不会不让他深感焦虑。而且，与他能真心交流的兄弟、尊长和友人相继离去，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寂寞和孤独。

文天祥到朝中任职不足两月，弟弟文璧就离开了临安。文璧任临安府司户参军已满三年，按例应予调迁，经知临安府马光祖推荐，改任知瑞州新昌县。同在临安这段短暂的日子，兄弟俩得闲便在一起下棋和诗，谈天说地，游览山水名胜，心情十分愉快。临别时彼此恋恋不舍，彻夜长谈，文天祥写了一首《别弟赴新昌》相赠：

十载从游久，诸公讲切精。

天渊分理欲，内外一知行。

立政须规范，修身是法程。

对床小疏隔，恋恋弟兄情。

文天祥根据自己读书为官的心得，叮嘱文璧履新后，施政须存天理灭人欲，修身应知行合一，如此才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在此之前，是江万里的离去。江万里是白鹭洲书院的创办人，欧阳守道的老师，文天祥素敬他学问宏博和正直的人品，自认是他的再传弟子。文天祥接到朝廷诏令时，江万里还在同签书枢密院事任上，文天祥还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讲了自己的志向，对国家的担忧，对朝政的失望，说自己的心事不与俗人言，对他说是出于对他的尊敬和信赖。文天祥以为来临安可多拜访他，岂料到临安上任时，他已早一步离开了临安。他因生性耿直，遇事敢于直言，时常触怒贾似道，这次也不知怎么得罪了贾似道，被罢免了同签书枢密院事的官职。

而后是左丞相吴潜的离去。文天祥反对迁都奏斩董宋臣那一年，吴潜因反对理宗立胞弟的儿子为太子，为理宗所怨恨。贾似道看准机会，想就此除掉吴潜，好独相专权，于是一边在理宗面前说吴潜坏话，一边指使侍御使沈炎和何梦然等人弹劾吴潜，说“忠王之立，人心所属，潜独不然”，诬陷吴潜“奸谋叵测”。这正中理宗下怀，遂将吴潜罢相，贬黜到循州（广东龙川）。贾似道听说吴潜到循州后带领百姓治水，受到拥戴，怕他东山再起，便指派武臣刘宗申到循州当知州，暗中加害吴潜。刘宗申去循州不久，吴潜突然死亡。吴潜死前似有预感，对人说：“吾将逝也，夜必雷风大作。”是夜果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有人认为吴潜是被刘宗申毒死的。

文天祥上任时，吴潜已离开临安，而这次的离别却是阴阳之别，生死之别。想起当年乞斩董宋臣未得到吴潜支持，曾对他有过猜疑和误解，心中万分懊悔。得到凶信，文天祥恸从中来，作诗《挽湖守吴西林》致悼：

倾盖岁年晚，相知江海深。

春天思北树，夜雨话西林。

五岭生前梦，中原地下心。

英雄凋落尽，慷慨一沾襟。

想起与吴潜相交相知结下的深厚感情，想起平时对他的思念和谈论，想起他收复失地的愿望终成一梦带到了九泉之下，便不禁为只能徒呼英雄洒泪以祭而痛苦悲戚。

在朝廷的政治生活中，历来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矛盾冲突十分尖锐，相互斗争异常惨烈，这在末世朝代更是明显。在这种环境中，士大夫被挤压成了双重人格，或者趋炎附势，被腐朽的官场文化同化染黑；或者清正刚直，走到官场文化的对立面，而世路艰难，直者受祸，最后大多落到一个悲惨境地。

到京城任职后，文天祥耳闻目睹了吴潜和江万里被排挤，吴潜的支持者牟子才、刘应龙等人相继被逐出朝廷，与吴潜共同执政的饶虎臣、戴庆炣也被罢免，而得到升迁的都是些文天祥不屑之人，深感直官难做，直道难行。

文天祥对出来做官本来就犹豫不决，到临安任职后仍一直在做不做官之间纠结，听到吴潜暴死的凶信后，他自知无法混迹官场，再度萌生去意。

恰在此时，被贬出京的董宋臣又返回到了朝廷。

董宋臣当年是被贾似道逐出朝廷的。也唯有贾似道有这个能耐。

贾似道的父亲贾涉是宁宗时的重臣，于抵御金朝侵扰立过功劳。贾似道初因父荫得官，但使他真正发迹的却不是父亲，而是才色双绝的同父异母姐姐、理宗最宠的贾贵妃。他之所以深受理宗的器重，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早在端平三年（1236），理宗因饮糖霜水过量而患重病，官员汪之道趁机密谋让理宗当太上皇，实为退位。贾似道获知消息后密告其姐，贾贵妃赶紧转报理宗，理宗从速下手除掉了汪之道及其同党。贾似道助理宗解除了一场宫廷政变。

景定元年（1260）年初，鄂州解围，贾似道上表理宗：“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理宗需要的就是胜利，需要的就是他的家天下，需要的就是他的歌舞升平。他闻之大喜过望，慷慨犒赏守城将士，对“再造宋室江山”的贾似道更是奖颂备至，称他“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以而更生，王室有同以再造”。其回朝时令文武百官轰轰烈烈出城郊迎，并晋升他为少师、卫国公。

贾似道权力欲极强，嫉妒心极重，登上相位后，凡是有可能妨碍他独揽朝政的人，无论是宰执、大将，还是外戚、宦官，他必欲排挤打击。他借鄂州之战赚足了资本，接着便大刀阔斧地做清洗工作。

当时丁大全和吴潜都被罢免驱逐，他眼中最大也是最难拔的钉子就是董宋臣。自丁大全被罢后，理宗对董宋臣更是百般宠用，百般庇护，对上书弹劾他的大臣不是置之不理，就是加以贬斥。这些大臣多是指斥董宋臣引妓入宫，败坏朝政之类，贾似道没那么傻，见吴潜主张迁都遭到理宗怀疑，董宋臣也怂恿迁都，便以此为突破口，一下子从政治上扼住了董宋臣的七寸，于景定元年（1260）四月顺利地把董宋臣逐出了宫廷。

然而，身边没有了董宋臣，理宗有太多的不顺心了。谁能像他一样为朕去禁苑赏荷花，一天之内就在那儿建起一座凉亭？冬天去赏梅，他在梅园建起一座亭子，当朕责备他劳民伤财，谁能像他那样得体地说是把荷亭移到了这里？谁又能帮朕找到唐安安那样的花中花，谁又能为朕欣赏花中花建造起那么富丽舒适的亭中亭？谁能像董宋臣那样体贴朕？理宗是太需要董宋臣了，当边警远趋缓，临安又沉迷于享乐的气氛中时，便于景定四年（1263）七月重召董宋臣入宫，任以内侍省押班，再做太监头子侍候自己，还委以主管景献府等一大堆职权。

文天祥正为吴潜之死去意徘徊，董宋臣此时又回来了，还主管景献府事，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对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在他眼里，这个从头坏到脚的奸宦将使弊政百端的朝政彻底腐烂，将给国家社稷带来灭顶之灾。

忠奸不并立，水火不相容，想起三年多前上书乞斩此贼，文天祥不由得怒发冲冠，愤而再次上书弹劾。

这年是农历癸亥年，文天祥在他的这篇著名的《癸亥上皇帝书》中说：当年外侵起于内祸，而内祸起于董宋臣，此人“凶鸷残毒，不可向迩”，“倚恃权势，无所不至”，陛下不能因其小有才就用他，而应以汉唐宦官之祸作为镜鉴；不要信他的花言巧语，此人实在是心性残忍，京城老少皆以“董阎罗”呼之，“恐复用之后，势焰肆张，植根既深，传种既广，末流之祸，莫知所届”，伏望陛下“稍抑圣情，俯从公议”，收回成命。

文天祥表示自己决不与董宋臣同朝而立，这是没脸皮的事，但从国家利益着想，又不能不言而去。奏疏最后说：

蚍蜉撼木，自速齑粉，可谓愚甚。然臣方备位中朝，使其以厚禄糊口，坐取迁擢，岂不得计，而臣子所以事君正义为何？世道升降之大几，国家利害之大故，奈何坐而视之，噤不发一语，上负天子，下负所学，贻无穷羞？此臣所以不敢强颜以留，亦不敢诡辞以去，忘其婴鳞不测之危，以冀陛下万一听而信之。臣言得行，宗社之利也，臣之荣也。如臣之积忱，未足以仰动天听，坐受斧钺，九陨无悔！

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大是大非面前明知是“蚍蜉撼木，自速齑粉”，也不能坐视不管！

三年前乞斩董宋臣未被理会，这次也不要抱什么希望。事实也是如此，董宋臣此后再未离开理宗左右，直到死后，还被追封为节度使。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文天祥上奏后便打点行装，如无不测，就回庐陵老家。

贾似道却不想让文天祥弃官而去。他对文天祥两次弹劾自己的政敌大为振奋，认为文天祥有胆有识，可成为自己手中一颗有力的棋子。听说文天祥要走，他赶紧派人前来挽留，并在朝中斡旋，任命文天祥为瑞州（江西高安）的知州。

老谋深算的贾似道这回算是看走了眼。文天祥早晚要与他发生冲突，成为他眼中的一颗钉子。

第六章 知行州府 忤恶归隐

瑞州辖高安、新昌和上高三县，其名胜古迹颇负盛名，仅州府背后的碧落山上就有好几处，其碧落堂名声最大。碧落山原叫凤山，相传唐武德年间有凤凰飞集此山，故有“凤山飞翔”之说，山名正是因碧落堂落成而改，苏轼、苏辙、陆游等大诗人都曾慕名到此游历赋诗。再如位于城南街的三贤堂，为奉祀余靖、苏辙和杨万里而建，也名扬遐迩。然而，因三年前一支蒙古军到此杀戮焚掠，景定四年（1263）年末文天祥赴任时，城郭仍满目疮痍，这里的名胜古迹也十有九毁。

其民生凄苦可想而知。传说文天祥进城时，遇到一白发老汉在自家房上揭瓦，问之何故，回答说已三天无米下锅，只得卖瓦糊口。社会治安混乱无序，郡兵骄横成性，目无纲纪，不法之徒趁机敲诈勒索，州府门前的文告竟被涂上了牛屎，搞得民心惶惶。

士虽有学，而行为本。文天祥主张身体力行，言行一致，认为“君子之所以进者，无他，法天行而已矣。进者行之验，行者进之事。进百里者吉行三日，进千里者吉行一月。地有远行，无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远罪也”。当年向理宗建议“开公道之门”，“寿直道之脉”，而今正可践行自己的主张。

到任后，文天祥即行公道之法，抚以宽惠，镇以廉静，让人民休养生息，还从税赋等收入中提出一大笔钱款，创立便民库，供济贫和借贷之用，救天灾人祸之急。同时张布纲纪，行直道之政，严惩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流氓恶棍，以打击邪恶势力，匡正社会秩序，为害一方的瑞州巡检刘虎便是一例。

文天祥三拳两脚打开了局面，得到了民众的信赖和拥戴。

古人云：“天下治乱观洛阳，洛阳盛衰观园亭。”文天祥深悟此理。更何况在他的心目中，园亭多承载着先贤的精神和气节，具有教化士民、重建生活信心的功能。诚如教育家、文天祥的恩师欧阳守道在碧落堂重建后所说：“新堂之不得不复，吾聊以还承平风物之旧，慰郡人俯仰之思。”所以当民心初定，社会既稳，文天祥就着手组织修复或重建毁于兵燹的名胜古迹。

第一个重头工程是重建碧落堂。此堂建于宋初，四周古木参天，景色迷人，留有诸多名流墨客的题记诗赋，“我壮喜学剑，十年客峨岷，毫发恐未尽，屠钓求隐沦”一诗，便是陆游的感发之作。这儿还是杨万里知瑞州时的故居，堂壁上也留有他的墨迹。杨万里性格坚强，主张抗金，与当年主战派首领张浚交情甚厚，他将书房取名“诚斋”就是缘于同张浚的一次交谈，后来被贬瑞州，也是因为张浚配享文庙秉直力争得罪了孝宗。文天祥夙敬杨万里的才华和风骨，把他视作理想人格的师表。碧落堂遭难后只剩残垣断壁，杨万里的墨迹也荡然无存。

景定五年（1264）九月初九重阳节，碧落堂重建竣工，恢复了当年的风采，其“下俯万山，一水穿城，南北岸万家鳞鳞楼台，皆可指数。诚斋先生杨文节公（杨万里）在郡日，诗为此堂赋者八章，其状烟云吞吐，晴阴变化，真若游汗漫而凌倒景”！文天祥特意将杨万里《锦江尺牍》的手书复刻于堂中石上，并写专文以记其事。

为庆祝碧落堂再生，文天祥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落成典礼，并当场朗诵了他的新作《题碧落堂》：

大厦新成燕雀欢，与君聊此共清闲。

地居一郡楼台上，人在半空烟雨间。

修复尽还今宇宙，伤感犹记旧江山。

近来又报秋风紧，颇觉忧时鬓欲斑。

诗人兴致勃勃登上楼台，饱览奇胜妙景，然而正如欧阳守道所说，“观图使人翛然以喜，观诗使人慨然以悲”，诗人的心在极目之外忧念着国家的命运。勿忘“秋风紧”啊，蒙军正在襄、樊一带活动，蒙古政治中心南移燕京，正伺机卷土重来；忧时“鬓欲斑”啊，外敌觊觎，朝政腐败，谁知新堂又会在哪一天化为灰烬呢？欧阳守道阐释道：“然悼心前事，安得使百万亿苍生尽免于堕巅崖、受苦卒，然后我处清高隔风雨之地位，再无戚然于中乎？予是以有感于君之诗。”

《题碧落堂》被认为是文天祥早期诗歌的代表作。

文天祥的诗作存世共八百三十余首，其中早期诗作二百四十多首，这些诗中题赠相士、谈命、太极数、银河数、丹士、道士的约五十首，其他庆吊、送别、题赠等应酬之作约一百首，两项占去了五分之三。钱钟书先生曾指出，文天祥早期的这些作品可以说全部都是草率平庸之作。这与理学家们以崇道为本、轻视诗赋有关。文天祥也主张文章不能离忠信，诗歌“吟咏性情之正”，也是阐释义理的一个手段。而且，“累丸承蜩，戏之神者也；运斤成风，伎之神者也。文章一小伎，诗又小伎之游戏者”。把写诗比作游戏中的小技能，这种以诗为戏的观念，加上日常生活中出于友善和同情的匆匆题咏、琐琐酬应，都非发自内心，就不能不影响到他早期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而《题碧落堂》却不然，这首诗是发乎内心的有为之作，其意境也非同一般。在诗中，文天祥以极具想象力的描写，把对楼台美景的感受和感时忧国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以其巨大的反差冲击感染着读者，使读者加入了诗人忠肝义胆的感情激荡，并沉入炽烈而绵长的思绪。像这样抒情言志、将生命意识与国家命运水乳相融的佳作，在文天祥早期作品中也并不少见，如《山中感兴》、《生日和谢爱山长句》、《夜坐》等诗篇，都是血肉饱满、感情丰沛的疼痛之作，这与后来的正气凛然传诵千古的诗文，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文天祥主政修复的另一处重点项目是三贤堂。三贤之一余靖，因上疏为范仲淹申辩，庆历年间被贬谪瑞州；其二苏辙为营救其兄苏轼，于元丰年间被贬到瑞州；其三便是杨万里，也是因为在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上书皇帝触怒圣颜，被贬瑞州。瑞州把三位直官尊为三贤，建堂以纪念。文天祥十分敬重此三贤，为劫后三贤堂施以重建，并写了一篇《瑞州三贤堂记》，颂扬三贤，为三贤鸣不平，说他们“在瑞州之时，乃心罔不在王室”，借以镜照自己的心声。

在瑞州仅短短的一年，文天祥便主持修复或重建了碧落堂、三贤堂、翠微亭、月朗堂、竹庵、秀春亭、松风亭、靖节祠等场所，以尊崇先贤，凝聚民众重建生活的意志和信心。其中靖节祠为新建，他去新昌县寻访陶渊明旧居遗址归来，即在碧落山上创建此祠，以奉祀这位坎坷不仕的大诗人的高渺文心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铮亮风骨。

文天祥注重建设、使用文化场所，目的在于教化士民，倡导君子进德修业。

为此他还亲自讲学。

讲学的场所是西涧书院。这儿原为纪念乡贤刘涣及其子刘恕、孙刘羲仲的“三刘祠”，创办书院后以刘涣的别号“西涧”命名。文天祥对三刘也敬重有加。刘涣刚正不阿，弃官隐居庐山；刘恕精于史学，曾协助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苏辙曾称赞父子二人“洁廉不挠，冰清而玉刚”。刘羲仲博览群书，发扬祖辈风节，也一直为人称颂。他们身上的闪光正合文天祥要讲的内容，在此讲学便获得了绝妙的气场。

文天祥选择释菜的时机，先领学生施行了祭祀乡贤的礼仪，接着就开讲。

其主题是针对当下士行不端的流弊，倡导“忠信进德，修辞立诚”。

所谓德，就是德行，业就是功业，进德修业就是进益道德，修营功业。文天祥指出：“夫所谓德者，忠信而已矣”，而“德业如形影，德是存诸中者，业是德之著于外者”，这一切却又落实到一个“诚”字，“天地间只一个诚字，更颠扑不碎”。

接着，他揭露了那些高谈阔论、故弄玄虚的大言、浮言、游言、放言，指出这些并非出自本心的言论有害于忠信，痛斥了“心口相反，所言与所行如出二人”的伪君子。他最后指出：“至诚无息，不息则久，积之自然如此。”所谓“诚”，即“言行一致，表时相应”，“不欺诈，无矫伪”。“诚者道之极致”，“即《中庸》所谓诚者天之道”。主张只有不断修持诚的德行，才能成为君子乃至圣人。

瑞州战后社会秩序混乱，适逢假道学肆行，神头鬼面之论泛滥成灾，人与人之间互信丧失，文天祥抓住一个“诚”字，从倡导进德修业来重振淳朴民风，可说是抓到了点子上。而倡导不断秉诚修持，至诚无息，也体现了他高远的政治眼界和法天地不息的哲学观。

文天祥曾在给江万里的信中说：“某他无能为役，至于守其本心，不与流俗为轩轾，以求上不负知己，下不负嵬琐之所存，则或可无愧作于此。”

一个“诚”字，也是他高品人格的底色和基石。

讲学之外，文天祥抓住一切机会弘扬传统文化和价值理想。

如有一位邹㵯道士，有道术，用他的丹方治病效果颇佳，文天祥在给昭德观写的一篇序文中，拿此道士与“仙人”做了比较：“仙人之所以谓丹，求飞升也；高士之所以谓丹，求伐病也。仙人之心，狭于成己；高士之心，溥于济人。且夫兼人己为一致，合体用为一原，吾儒所以为吾儒也；重己而遗人，知体而忘用，异端之所以为异端也。高士非学吾儒者，而能以济人为心，噫，高士不贤于仙人欤？”文天祥借褒奖邹㵯道士，宣扬了人己相兼、体用合一的儒家仁德。

再如有一次，文天祥专程去瑞州城西五十余里的坡山朱村（今属村前乡），参加一座叫垂裕堂的大祠堂的落成典礼。在典礼上，文天祥赠诗一首：

造物含至理，诗书尚余泽。

德乃福之根，寻常为谁植？

济济多云仍，绳绳继清白。

麟凤玉为姿，芝兰秀方硕。

非福安有此，唯善斯乃德。

甘棠荫蔽芾，五袴歌洋溢。

身虽佐一郡，位不满其德。

天将裕斯后，益见光显赫。

诗为心声，他劝人也律己，做人做官要像玉石和芝兰那样美洁，行善积德。诗中用了甘棠这个意象，典在召公。召公姓姬名奭，是西周初期的著名政治家，三公之一。他下乡时，就在田间地头办公，地方官吏要群众腾出房屋供他休息，烧茶备饭招待他，他说：“不劳一身，而劳百姓，不是仁政。”就坐在山野的甘棠梨树下休息，摘吃棠梨果子解渴，夸赞甘棠树浓荫郁葱，果实甜酸适口，百姓劳作累了，正可休息解渴，叮嘱要好好保护此树，不要砍了当柴烧。后人把这叫作甘棠遗爱，尊召公为天下廉吏之祖，作诗《甘棠》歌颂他问政阡陌、广施仁政、劳己爱民、为公不私的精神。可见文天祥在诗中更多的是抒发了自己的从政理想。

作为知州，文天祥日理万机，却不高高在上，也像召公那样深入地头田间，了解民间疾苦，据以处理政务。他也像杨万里那样住在碧落堂旁，并将住处题匾“野人庐”。野人即是白身、贫民，以贫民之心体恤民情，方可俭以奉身，正道直行。

他的另一首早期代表作《贫女吟四首》，即反映出了他对底层百姓的体恤和同情：

柴门寒自闭，不识赏花心。

春笋翠如玉，为人拈绣针。

竹扇掩红颜，辛苦纫白苧。

人间罗雪香，白苧汗如雨。

西风两鬓忪，凉意吹伶俜。

百巧不救贫，误拜织女星。

巧梳手欲冰，小颦为寒怯。

有时衿肘露，颇与雪争洁。

一位贫家少女一年四季辛辛苦苦地刺绣缝纫，却在大雪纷飞的冬季临窗梳头时，因衣裳单薄破旧露出了手肘，这是何等让人心酸的画面。

文天祥知瑞州时，考虑到大弟文璧在瑞州治下的新昌县任知县，老家无人照顾，就把母亲和家室都接了过来。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出身书香门第，有人说她是欧阳守道的重孙女，又被指为误传。其父欧阳汉老曾于绍定四年（1231）和嘉熙元年（1237）两次参加科举考试，史称其孤忠大节。受家庭影响，欧阳氏知书达理，贤惠善良，后来在战乱中跟着文天祥颠沛流离，绝无愠色，空坑之战时陷入元军之手，文天祥写诗抒怀：“结发为妻子，仓皇避乱兵。生离与死别，回首泪纵横。”可见夫妻感情深厚。十五岁的小弟文璋也跟着来到瑞州，自二弟霆孙病死后，文天祥疚痛不已，对小弟文璋呵护备至，曾把老同学聂吉甫请到家中给他授课。度宗咸淳元年（1265），根据文天祥享有恩荫及子的权利，因当时还没有儿子，便将文璋奏名朝廷，获得一个将仕郎的官衔。

文天祥初任地方官不满一年，遗爱在民，颂声不绝，景定五年（1264）十月，朝廷把他召回临安，授予礼部郎官。那篇出自马廷鸾手笔的诰词说：“尔藻思清新，词华繁茂，业进素定，非徒托于高名；慷慨敢言，盖已观其初节。擢从郡最，登之郎闱。”诰词充分肯定了文天祥的德行与功业。

可这个礼部郎官没有做成。一个月后，他还没上任，旋被改任江西提刑。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在十月二十六日，突然病倒的理宗皇帝驾崩了。皇太子赵禥继位，是为度宗，下诏改年号为咸淳元年（1265）。

文天祥的改任，表面看来似乎是由于新皇帝上台重新调整人事，但从以后发生的事情看，更像是由朝官放到地方的贬黜。甚至，任礼部郎官就是为了把他从瑞州支开，是有人从眼里摘沙子。

对新的任命，文天祥辞免不就。这从表面看来，也似乎是他在瑞州正干得顺风顺水，且刚安顿好母亲家室，但从后来的情况反推，却也更像是他感悟到了更多的内幕，表达了一种抵触的情绪。

朝廷不准请辞，新到诏书口气十分强硬。文天祥一直拖到第二年才办好交割，到江西上任。

江西提刑即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掌管江西一路的狱讼及纠察不法等事。到职后，文天祥一如既往地践行公道直道，为政肃民清连出举措。时逢度宗即位，文天祥宣布大赦，“时大赦后，推广德意，全宥居多。惟平寇扶楮，稍振风采”。同时支持纸币流通，成效初显。

然而就在此时，文天祥竟遭到台臣黄万石的弹劾，被罢了官。

台谏原为忠告皇上、纠弹官邪而设，后来被权臣控制，成了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手段。黄万石是什么人？此人是贾似道的亲信，是个品质卑劣的小人。由此可否看到黄万石身后有贾似道的影子？可否看到文天祥对贾似道的笼络不理不睬，遭到了忌恨？可否看到越是才华过人而不为己用者，潜在的威胁越大，贾似道必欲打击压制？

重要的是，黄万石弹劾文天祥不称职，从二月上任到四月罢官，只短短两个月，文天祥怎么不称职了？他究竟做错了什么？

是指平反与改判陈银匠一案吗？

文天祥上任第二天，就被一位举着状纸的白头老妇挡了轿。原来，临江（今江西清江县）城中金地坊有个姓陈的银匠，偶见有人背着一袋关子和会子（南宋发行的纸币），下意识地叹了一声：我们这样穷，就差这一包钱呀。不料第二天早上，携纸币者被发现死于慧力寺的后山中。捕司调查案情时，有个卖糕点的小贩举报了陈银匠说的话。陈银匠被屈打成招，判处死刑。这位白头老妇就是陈银匠的寡母，她对文天祥说，儿子死得冤枉，杀人凶手不是她儿子，杀人凶手姓李，住在府衙后街，劫得的纸币就藏在他家暗阁上的竹笼里。文天祥问她何以知情。她说是儿子托梦告诉她的。临刑前，陈银匠对她说，儿子不孝，不能给你养老送终了，望能在我死的地方烧些纸钱，求土神把我领到杀人贼犯的家。老妇说，一个月后，儿子果然托梦把真凶告诉了她，并指出了隐藏赃物的地方。

文天祥当然不信托梦能灵验，但会不会有知情者出于正义感，出于对老妇的同情，把真相捅给了老妇，又不愿暴露身份，就同老妇一道编造了这个故事呢？文天祥马上亲自领着人侦查，果然在老妇指的地方起获了赃物。判陈银匠就凭他说过的一句话，现在有了真凭实据，文天祥据此对案子重新作了判决，判凶手李某死刑，为携带纸币人偿命。更为关键的是，判了推司及原捕人死刑，为陈银匠偿命，并由官府为老妇赡养送终。老妇闻之大哭，大呼青天，观者无不击掌动容。

此案中是否另有栽赃？文天祥疾恶如仇，杀了制造冤案、草菅人命的官吏，用法是否过于严厉？史书再无记载，黄万石也语焉不详。

但文天祥严刑峻法，推行公道直道，触犯了贪官污吏的利益，震动上下，搞得人人自危，从而遭到嫉恨，却是肯定的。

其实，也不是因为这一件事，而是因为你是这样一个人。你是这样一个人，不是这件事也会有别的事。也就是在这个当口，一些人有组织地搞了一册《龙溪友议》，印了一万多份，在江西、福建和广东等地到处散发，攻击文天祥违反礼制，不守孝道。

事情缘起文天祥的伯祖母梁夫人去世。梁夫人本是文天祥的亲祖母，但因父亲文仪过继给了叔父，梁夫人就成了文天祥的伯祖母。梁夫人在丈夫去世后又改嫁到了刘家。所以，梁夫人从血缘上讲，是文天祥的亲祖母，但从宗法关系上讲，却是伯祖母。因此她去世时，文天祥按宗法关系，视她为伯祖母，并尊重她改嫁的选择，按礼向朝廷申请承心制，也就是丧事相对从简，只服心丧，不穿丧服。这本是符合封建礼教的，但攻击者却不顾事实，抓住梁氏是他的亲祖母不放，说他隐瞒事实，不持重服，给他扣上了违礼、不孝的大帽子。这一罪名如坐实，足以在政治上置人死地，且不齿于士林。

这一招何其阴毒！你不是讲公道直道吗，不是讲纲常礼教吗，你不是正人君子吗？我就针锋相对，直击你的命门。

文天祥极为愤怒。他据理一一申辩，并要求朝廷主管礼仪的太常寺调研一番。他的老师欧阳守道和曾凤都为他打抱不平，著文对那伙人加以批驳，说明梁氏既已改嫁，死后持重服的只能是刘氏子孙，而文天祥只当承心制，痛斥那伙无赖援引古经不伦不类，存心“于无过中求有过”，但又告诫文天祥，此事“于世教人伦有关系，不可于流俗误方来”。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完全是政敌式的攻击，无论有据无据明打暗算，无论是泼脏水扣屎盆子，均有杀伤力，均能造成伤害。虽说文天祥最终打赢了官司，却糟了他的心，对罢他的官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

咸淳元年（1265）四月被罢官，文天祥愤然回到家乡庐陵。

想起朝廷诰词评价自己“慷慨敢言，盖已观其初节”，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自己一腔热忱，法天地不息，想为民造福，想有所作为，想以一己之力在黑暗的政治生态中搏出一角清明，却被黑白颠倒遭此困厄，心中是万分不服。后来在第三次被逐出官场后，他在给太常博士朱埴的一封信中说，对于世道如此险恶，内心十分愤慨，几个月来自己的血肉之躯如立砧板之上，任人宰割，难道是自己得罪过什么人了吗？没有，只因刚介正洁，为他人不容，但自己不会屈服，这绝不会改变自己的本性。

说自己从来没得罪过什么人，就是已经意识到得罪了什么人了，不说别的，单是两次上万言书乞斩、乞罢董宋臣，就把朝廷里的佞官全得罪了。他深感仕途祸福难料，在给相命先生杨桂岩的诗中说：“荣悴纷纷未可期，夕多未振已朝披。得刚难免于今世，行好须看有验时。萱昼堂前惟有母，槐阴庭下岂无儿。好官要做无难做，身后生前是两岐。”当官刚直未必就有好报，要想身后留取清名就得准备身前遭祸。

归家隐居期间，忽发现离家门只几里远的一处山水十分幽美。这是富川上游的一处山水，这里“溪山泉石，四妙毕具。委曲周遭，可十余里。盖其景趣，兼盘谷环滁而有之。而其旷远缥缈，或谓南楼劣焉”，这实在是一处修身养性、舔慰伤口的好去处。

文天祥便为它取名文山，想着把此处辟为内心的栖息地。

日日骑马来山中，归时明月长在地。

但愿山人一百年，一年三百余番醉。

早上带着酒壶饭囊骑马进山，让身心沐浴着幽静美丽的风光，晚来踏月而归，日子过得好不惬意。

宇宙风烟阔，山林日月长。

开滩通燕尾，伐石割羊肠。

盘谷堪居李，庐山偶姓康。

知名总闲事，一醉棹沧浪。

文山能与之媲美的盘谷、庐山以及沧浪亭和环滁，都因名士著文或居住而名于世，文山本也无名，因自己的发现与开辟而命名，自己也以“文山”为号，醉游其间，真是天地开阔日月逍遥啊。

一笠一簑三钓矶，归来不费买山赀。

洞天福地深数里，石壁湍流清四时。

樵牧旧蹊今可马，鬼神天巧不容诗。

先生曾有空同约，那里江山未是奇。

来吧，朱涣介老先生，一道来游文山吧，在这鬼斧神工的诗境中随着清澈的流水畅游四季美景，不是一种福分吗？来吧，老同学胡天牗，来吧，诸位亲朋好友乡邻同道，一道来这里吟诗下棋，赏花弄月，饮酒醉秋，观云听雨，尽享世外桃源的乐趣吧。

有人说这段时间文天祥倾向于道家的出世观念，说这最早是受到外祖父曾珏的影响。曾珏满腹经纶，不求仕进，却迷恋佛家和道家之学，敬奉天神竟不敢轻易言动，每月常有十五六日口不食肉，讲佛教理论能使四座悚然倾听，崇信道教几乎想脱离人世，去求长生不老之术。文天祥从懂事后就常随母亲去梅溪外祖父家，家境困难时，就住在那儿读书，直到外祖父去世，受其濡染达二十年之久。

果真是千年悟道，终归诗酒田园？果真是远离官场的龌龊争斗，忘却世间烦恼，甘于闲云野鹤般逍遥自在的生活了吗？文天祥果真是绝意仕途，不问国事，从此息影林泉了吗？

果真是这样，他就不是文天祥了。

看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

他曾在《跋番易徐应明梯云帙》一文中，对《易》象中的“屯”和“需”做了一番解读，然后说：“《易》象云者二：一以为君子用世之象，一以为君子乐天之象。《易》于进退行藏之义，各有攸当。予闻之，圣贤畏天命而悲人穷，未尝不皇皇于斯世。然方其初也，守其义不随世而变，晦其行不求知于人，修其天爵，无所怨怼。一日达，可行之天下，正己而物正，而所性不存焉。” 他是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遇到世道险阻，君子怀才不遇之时，应当养其气体，和其心志，守其义不随世而变，晦其行不求知于人，顺势而为，保持乐观的进取精神，等待东山再起。

关键是，等待东山再起。

即使给文山景点题名，也暗含着他这样的心性。同窗好友胡天牗曾来文山住了半月，文天祥写信给他说，自己在山间搜奇探幽，又发现两处新景点，一处取名“闳微”，另一处取名“上下四方之宇”，其幽闲旷邈，超伟轩张，又在中矶两峰之间之上；并将原取的景名“翠晚”改为“浮岚暖翠”，“钓雪”改为“六月雪”，“特立”改为“至大至刚以直”。有人推敲说，“闳微”屈张在己；“上下四方”意宇宙在胸；“浮岚暖翠”更显生机；“六月雪”喻事物突破常态，彰显《易经》交感、变化、发展之意；“至大至刚以直”则更能反映至公至直，立于天地之间的精神。这些理解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所及景名折射出的绝对是明亮向上而非沉郁遁世的心态。

历史上多少士大夫失意后万念俱灰，归隐林泉，生命格局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生命的庸流中。而文天祥从未放弃士大夫的担当，他带着志向归隐，是对抗着退避，等待重新出山的时机。

第七章 宦海颠仆 山居忧国

隐居文山的文天祥心念社稷，而朝廷也没忘记他。咸淳三年（1267）九月，他又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左司郎官。于十二月赴京供职，但一个月后就被台臣黄镛奏免。

这是文天祥第二次被罢官。

这是怎么回事？找不到原因。其实没有原因就是原因。诰命说：与文天祥同科的进士，“今其存者，无不登进。独尔以陈情之表，读礼之文，淹恤在外，尚迟向用”。又说：“夫风之积不厚，则其负大翼无力；若尔之植立不凡，非特以高科也，而又益培厥栽，则其滋长也孰御？”是说不忍舍弃文天祥这个状元的卓越才华吗？看来不是，看来更像是要激激他，调教调教他，给他个位子试一试，看看他听不听使唤。结果仍然让当权者失望，也就是说让贾似道失望了。那对不起，还是回你的老家去吧。

文天祥未必没预料到这个结果，接诏时就曾辞免，但未获准。要说贾似道捉弄人也损到了家，他在怂恿黄镛弹劾前，又接连下诏给文天祥安了一串兼学士院权直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的头衔，然后一把撸了个精光。

这年冬至，朝廷又任命文天祥为福建提刑。这次更惨，还未及赴任，就被台臣陈懋钦奏免了。此为第三次被罢官。授职是虚拟的，打击却是实在的。

反复把文天祥吊起来又扔下去，贾似道算是对文天祥格外关照。同时，贾似道也可借此立威，让朝野的士大夫知道官应该怎么做，搞什么公道直道，不听使唤，就是状元又能怎样。

遭此带有污辱性的戏弄打击，文天祥内心的憋屈和郁闷可想而知。

此时他往往会想起祢衡、孔融，想起嵇康、阮籍，想起李白、杜甫，想起苏轼和苏辙。想到他们才华出众、性情刚直，想到他们蔑视权贵、追求自由，想到他们仕途坎坷、命运多舛的遭遇，就觉得自己与他们站在一起，并不孤单。尤其是想起祢衡不肯为曹操所用，曹操羞辱他封他为鼓手，反被他裸身击鼓辱弄的故事，便不觉发笑，心里不由得生出些许慰藉。

罢官后，回到家乡庐陵，回到内心的文山，在那里与大自然对酒当歌，携友畅游山水，赋诗唱和，倒也应合了他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文人情趣。

此时的文山经过两年多的开辟规划，已堪称精神的栖息地了。你看，“自文山门而入，道万松下，至‘天图画’，一江横其前。行数百步，尽一岭，为‘松江亭’。亭接堤二千尺，尽处为‘障东桥’。桥外数十步，为‘道体堂’。自堂之右循岭而登，为‘银湾’，临江再高处也。银湾之上有亭，曰‘白石青崖’，曰‘六月雪’；有桥曰‘两峰之间’。而止焉，天图画居其西，两峰之间居其东，东西相望二三里。此文山滨江一直之大概也”。从文天祥对各个景点富含寓意的题名，便可看出他对自己这个杰作的神交与钟爱。

咸淳四年（1268）五月，文山突发洪水，文天祥不错时机，邀上友人杜伯扬、肖敬夫、孙子安前往观看。他们听到洪水奔腾之声如疾风暴雷震天动地，看到直冲而下的大水犹如千万丈之瀑布汹涌澎湃，石林被冲毁，道路被阻断，江中之洲露出的顶端上的数十株老松被冲得七倒八歪。直感到酣畅淋漓，真是酣畅淋漓！

登上临江最高处，俯视着气势磅礴的巨涛狂澜，文天祥豪情大发，即兴赋诗曰：“风雨移三峡，雷霆擘两山。”杜伯扬也咏道：“雷霆真自地中出，河汉莫从天上翻。”肖敬夫也出句：“八风卷地翻雪穴，万甲从天骤雪鬃。”对句皆阳刚、豪迈。众人捋须大笑，豪放的笑声随着大水浩荡而去。

观大水归来，意犹未尽，文天祥又写《文山观大水记》一文。这篇散文结构严谨、想象奇特、文笔生动，恢宏的气势飞扬着他追求的浩然正气，堪称他的散文代表作。

其第二节写道：

未至“天图画”，其声如疾风暴雷，轰豗震荡而不可御，临岸侧目，不得往视。而隔江之秧畦菜陇，悉为洪流矣。及“松江亭”，亭之对为洲，洲故垤然隆起。及是，仅有洲顶，而首尾俱失。老松数十本，及水者争相跛曳，有偃蹇不伏之状。至“障东桥”，坐而面上游，水从“六月雪”而下，如建瓴千万丈，汹涌澎湃，直送乎吾前，异哉！至“道体堂”，堂前石林立，旧浮出水，而如有力者，一夜负去。酒数行，使人候六月雪可进与否，围棋以待之。复命曰：水断道。遂止。如银湾山势回曲，水至此而旋。前是立亭以据委折之会，乃不知一览东西二三里，而水之情状，无一可逃遁。故自今而言，则银湾遂为观澜之绝奇矣。

好一幅生动而有气势的画面！画中无论是滔滔而下的大水，还是在水中抗争的老松、首尾俱失却固守在水中的洲顶，抑或围棋者的从容，都透出他刚正不阿、不甘山居，为追求真理而不息奋斗和抗争的心性和性格。

文中最后一节，引用友人之口评价《兰亭序》，说王羲之感物兴怀，悲欢情随事迁，实在不够旷放达观。

友人是这样说的，他说富贵贫贱，屈伸得丧，都足以快乐。欢乐发自于心，与环境无关。欣于今天而忘掉过去，欣于将来则忘记今天，前者并非有余，后者并非不足。所以君子无处不能自乐，哪能因过去欢乐，今天悲伤，而自沉于俯仰之间呢？

听了友人的话，文天祥沉吟了好一会儿。

文中接着说：“自予得此山，予之所欣，日新而月异，不知其几矣。人生适意尔，如今日所遇，霄壤间万物，无以易此。前之所欣，所过者化，已不可追纪。予意夫后之所欣者至，则今日之所欣者，又忽焉忘之。”

文天祥对友人的议论当然持赞同的态度。

屡遭挫折、隐居文山的文天祥以旷放达观的姿态，等待或者说是期待着“后之所欣者至”。

好消息终于来了。

咸淳五年（1269）三月，江万里出任左丞相，马廷鸾出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江万里自不待说，文天祥曾在他创办的白鹭洲书院读书，自认是他的再传弟子，也是忘年交，还请他为父亲文仪写过墓志铭。景定三年（1262）文天祥入朝做官时，江万里受排挤出宫，失之交臂。马廷鸾也是一位忠诚耿直之士，其字翔仲，淳祐七年（1247）登进士第，在策试时，主张强君德、重相权、收直臣、防近习等，文天祥在殿试时提出的策对与之颇为相投。

由他们来掌握枢要，可以想见文天祥有多兴奋。他无法遏制内心的冲动，立即写信向江万里祝贺。信中称他拜相是“大老造朝，元台正席”；说他“文章巨丽，器量崇深，有报国之大节”；由他当左相，将相天地、理阴阳、安国家、定社稷，是深得民心的大好事。同时，他也写信向马廷鸾致贺，称他任右相是朝廷复得良臣，“知庙廊之有人，为国家而增气”。这不是奉迎巴结，文天祥犯不着这样，而且他素恨奉迎拍马。这只能是他的由衷之言。

江万里和马廷鸾当然也需要文天祥这样的直臣。他们上任的第二个月，朝廷就下诏任文天祥知宁国府。

按时间算，他们举荐文天祥时应该还没有看到他给他们的贺信。文天祥肯定因他们上位而重燃走出文山、报效国家的希望。但出人意料的是，文天祥接到诏书后，却上呈了一篇《辞免知宁国府状》，请求辞免，改为奉禄。他真的是无意从政？他浑身的热血真的冷却了吗？其实，只要看看辞免状的内容，就不奇怪了。文天祥说自己“实无他肠，粗有远志”，“昔年忧国，冒当事任之难”，想做一番事业，却事与愿违。而今经过数年闭门思过，觉得还是不出山为好。而且两次被弹劾罢官，“虽公论至久而愈明，而丹书未谓之无过”，朝廷至今没有为自己澄清是非。因此现在还不便出山，希望朝廷收回成命，以待时机报效国家。

文天祥写辞免状，是要朝廷给自己一个说法，还原自己的本来面目。同时也是一种试探。要知道贾似道在咸淳元年（1265）被特授为太师、封魏国公，咸淳三年（1267）又被授平章军国重事，而今位在丞相之上，把持着一切军政处决大权。前几次被罢官，都是他授意而为，现在把球踢给他，看他怎么处置。

写辞免状，就是为了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实实在在地出来做事！

朝廷没有同意文天祥的请辞。可以想见这背后少不了明里暗里的一番周折。十月十五日，距任命足有半年，文天祥才离家赴任。

他仍是走老路，由赣江乘船经鄱阳湖，再入长江去宁国府。途经隆兴府（江西南昌）又登岸游览了“西江第一楼”滕王阁。他即兴赋诗一首：

五云窗户瞰沧浪，犹带唐人翰墨香。

日月四时黄道阔，江山一片画图长。

回风何处抟双雁，冻雨谁人驾独航？

回首十年此漂泊，阁前新柳已成行。

回望十年前陪着弟弟文璧到临安参加殿试时，曾登滕王阁，当年的新柳树现已绿荫成行，真是日月四时运行不息，天地常新、江山如画呀！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但愉快中也夹杂着苦涩的忧虑：谁能振翅驭航，把大好河山带出衰颓的国势呢？

十一月二十五日，文天祥到达宁国府治所宣州。咸淳六年（1270）正月初一，即新任军器监兼右司，辞免未获批准。

知宁国府只短短的一个月，文天祥就办了件深得民心的事。他离任后，百姓敬他为贤达，以致捐钱为他建立了生祠。

咸淳六年（1270）四月，文天祥到军器监供职。四月初九，朝廷旋又命兼崇政殿说书，兼学士院权直，兼玉牒所检讨官。崇政殿说书，是给皇帝讲说书史，解释经义的官。

此时度宗即位已是第六个年头。度宗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呢？

度宗也像理宗一样，非出自正宗。理宗曾生二子，都早早地死了，后来再未生子，四十二岁时不得不将胞弟赵与芮的儿子定为继承人。赵与芮妻妾成群，只得一子也夭折，而其中一妾李氏的陪嫁女黄氏生的一子却活下来，这也是赵与芮唯一的儿子。这个皇侄出生后手足无力，到了七岁才能说话，是个有生理缺陷的孩子。淳祐四年（1244），就在他刚能开口说话的这一年，理宗给他赐名孟启，开始悉心培养他。宝祐元年（1253），理宗年近五十，眼看生子无望，不得不下诏把他立为皇太子，改名禥。为了弥补其先天不足，理宗管教极严，要他鸡叫头遍问安，鸡叫二遍回宫，鸡叫三遍与群臣一起参决庶事，然后在老师督导下整日攻习经史。怎奈他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虽然讲官使出浑身解数，仍懵懵懂懂不知所云，理宗亲自检查他的功课时，常被惹得发怒。

理宗死后，度宗当皇帝的时候是二十五岁，就他这么一块料，能主什么大政？有人提议谢太后（理宗皇后）垂帘听政，遭到否决。结果就等于把大权拱手交给贾似道独揽。度宗没在理宗严格调教下掌握治理朝政的本事，却耳濡目染理宗的腐朽生活学得了沉溺享乐，做太子时，就以好色出名，当皇帝之初，更是“一日谢恩者三十余人”，一个晚上要玩三十余嫔女，荒淫程度比理宗有过之而无不及。

文天祥当宫廷讲官遇上这么个皇帝，会是个什么样的心态可想而知。从社稷考虑，他还是要尽自己所能，哪怕是对牛弹琴，这琴也得弹。他讲《周易》和《诗》，总是触及时政，进行讽谏。如讲《周易·贲卦》，企图用董仲舒的那一套天人感应学说，让度宗知道天文是“人君一镜”，“可以察善否”；人君“侧身修行”，就可以消弭灾变。讲《诗·定之方中》篇，他借题发挥，劝戒度宗在国家处于危难时期，不要大兴土木营造宫室。他上了一篇《轮对札子》，引句“民可近，不可下”，劝度宗要顺从民意，以免亡国。文中批评了唐玄宗日日在昭阳殿、华清宫和杨贵妃欣赏“霓裳羽衣”，以致招来渔阳之祸（安禄山之变）；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像汉朝皇帝那样，为获取天马、甲帐、翠被这类奇珍“异物”，弄得天下不安。

是啊，内外交困已经到何等田地了，你一国之君却还懵然无知，还在那儿沉溺酒色，极尽享乐！

就说宁国府吧，去年年底文天祥到宁国府上任时，昔日人丁兴旺的富庶之乡已然是府治残破、田野荒芜、民生凋敝，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何以至此？经走访调查，对诸多问题爬梳分析，他认为症结在于对百姓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连年征收税赋，沉重的负担最终都压到老百姓头上。于是他上奏度宗，免除了宁国府的税赋，缓解了当地百姓的困苦。这也就是他知宁国府短短一个月内干的那件深得民心的事。但问题是他只缓解了宁国府百姓的困苦，而全国各地莫不如此，又如何解决？

造成这种状况，与贾似道推行公田法有关。所谓公田法，就是将私田大户的一部分农田强购为公田，再转租收取租金，以缓解朝廷的财政危机。殊不知公田法却是个坑农法，一方面有权势的官僚和地主隐瞒田产，把压力转嫁到无权势的农户头上，致使大量农户破产；另一方面主事官吏为了邀功，多报、高报回买的田数和等级，而实际经营时的账面缺额，又转嫁到承佃的农户头上，承佃户因承受不了盘剥压榨，造成不少官田抛荒弃耕。同时，朝廷为买公田滥发会子，造成物价飞涨，临安的米价已升至汴京沦陷时的两倍，两浙、江东、江西等地都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内忧深重，而外患也如霹雷悬顶。度宗初年，忽必烈镇压了内敌，稳住局势后，又重启扩张灭宋的宏伟战略。咸淳四年（1268）后，蒙古征南都元帅阿术与南宋降将刘整又率军将襄樊包围，在要害处修筑城堡，屡败南宋守将张世杰、夏贵和范文虎的部队。咸淳五年（1269）十二月，京湖战区最高军事统帅吕文德病死，南宋失去了这位临边四十年的将领。此时蒙军围兵已增至十万以上，大有不破不甘之势。

危急之下，贾似道几次向度宗奏请，要求亲赴前线巡边，说：“荆襄绎骚，士不解甲者再岁，以文德声望智略，高出流辈，仅能自保。今一失之，奚所统帅？知诸名将器略难齐，势不相下，仓卒谋帅，复难其人。兵权不可一日无所归，边务不可一毫有所误。” 可他也知道，度宗是终日离不开他的。度宗果然也屡屡拒绝了他的请求。

国家危亡紧急，犹如皇宫周围已燃起了大火，你皇帝小儿竟还整日宴饮，搂着嫔妃淫乐！文天祥忧天下之忧，要求度宗振作起来，“无一息不当用功”，以拨乱本、塞祸源。度宗哪能听得进去？又哪有能力听得进去？不单文天祥，度宗身边多有朝臣劝谏，轻则不听，重则招祸，如史馆检阅黄震轮对时，向度宗指出时弊有四：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请罢给僧道度牒，收其田所入，以纾民力。惹得度宗大怒，将他赶出了朝廷。

言者谆谆，听者昏昏，荒淫低能的度宗油盐不进、依然故我。

文天祥这次入朝，是江万里举荐的，可他于四月到达临安时，得知江万里已辞去相位。

江万里辞相是因为同贾似道处不下去。吕文德病死后，朝廷调李庭芝接任京湖安抚制置使，督师救援襄樊。蒙军在围攻襄樊的同时，也切断了南宋军队的援路。“天下大势，首蜀尾淮，而腰膂荆襄，自昔所基重也”，襄樊一旦被破，南宋防线将全线崩溃。江万里万分焦急，多次请求派兵增援。贾似道出于私心，对他的提议一概否决。自己这个左相形同虚设，江万里忍无可忍，愤而要求辞职。

这已不是江万里第一次官居贾似道手下，也不是第一次因为不能忍受贾似道要求辞职了。

早在开庆元年（1259），江万里就投到时任京湖宣抚大使的贾似道幕下任参谋官，后贾似道入相，他也跟着入朝做官。起初，贾似道爱他有才，想把他培养成自己的亲信，但很快发现他不是唯诺之徒，遇事有主见，办事并不在意自己的眼色，便因言论不合解了他的职。度宗即位后诏求直言善谏之士，咸淳元年（1265），江万里又入朝任同知枢密院事，由于看不惯贾似道为所欲为，便于同年七月奏请归田，未允。次年正月，贾似道又以辞职要挟度宗，度宗哭着拜留他，江万里上前大叫不可，阻拦道：“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复言去！”再次触怒贾似道。还有皇帝摆经筵时，每问经史及古人姓名，贾似道都犯傻，江万里偏要逞能代答，搞得贾似道又羞又恨。江万里与贾似道每每相忤，不得已四次上书求退，下放到湖南做官。

当年吴潜反对立赵禥为太子，贾似道撺掇理宗罢了他的左相。仗着拥立赵禥当皇帝有功，加上皇帝低能，如今的贾似道更是飞扬跋扈、权倾朝野，擅政程度甚于秦桧、史弥远。一次，贾似道召集百官议事，忽然厉声说：“诸君若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众人都不敢作声，唯有礼部侍郎李伯玉反驳说：“伯玉殿试第二名，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贾似道怒而一巴掌把他打出了朝廷。

贾似道早不把江万里放在眼里了，你才当了几天左相就乞祠，那就按你的旧职提举洞霄宫，赋闲去吧。

刚抵京的文天祥见江万里辞去了相位，心意落寞，便前往看望恩相，并写了《临岐饯别》一诗：

圣恩优许力求田，把酒临岐饯一杯。

台阁是非远已矣，乾坤俯仰愧何哉？

竟追范蠡归湖去，不管胡儿放马来。

强圉倘殷如孔棘，也应定策救时危。

在文天祥心目中，江万里“都范（范仲淹）、马（司马光）之望于一身”，评价其学问名节说：“修名伟节，以日月为明，泰山为高；奥学精言，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但他对江万里辞相不无抱怨，认为当此蒙军入侵之时，当以自己的智慧参与决策、拯救国难才是。

他们不免要谈贾似道，为在国难危重之时由他把持着军政要枢而深感忧虑。

没承想事隔不久，文天祥便也与贾似道直接交恶，受到了贾似道的打击报复。

文天祥是怎么与贾似道交恶的呢？

咸淳六年（1270）六月，贾似道突然又称自己病了，要求退休回绍兴。这还了得，贾似道是度宗的主心骨，在大敌当前内外交困的当口，听说贾似道要走，低能的度宗一下变得六神无主，赶紧叫右丞相马廷鸾、同签书枢密院事赵顺孙出面劝阻，同时自己下诏挽留。这起草诏令的事，正好轮到兼任学士院权直的文天祥头上。

贾似道辞职退隐的把戏已玩过多次。咸淳元年（1265）三月，度宗刚当上皇帝，贾似道在理宗下葬后，即借口援引惯例，上章要求辞去相位，也不管度宗答应与否，径自回到他在绍兴府的私第。然而，不久他就被朝廷的大轿抬回了临安，因为他在辞相的同时，暗地里又指使荆湖安抚使吕文德谎报军情，称蒙古军攻打下沱（湖北枝江县东南）甚急，搞得度宗惊惶失措，直感到离开了贾似道一天也不得安生，赶紧派人跑到绍兴府求他归朝。这无疑是给了度宗一个杀威棒。见这一招颇灵，咸淳二年（1266）正月，贾似道又要弃官，度宗竟不顾君臣名分哭泣拜求，在江万里的斥责下才得以收场。咸淳三年（1267）二月，又故伎重演，又把度宗搞得哭哭啼啼地哀求。咸淳四年（1268）五月重新来过，度宗跟着重新来过。这回，咸淳六年（1270）又来了。

贾似道玩这套把戏，一是想通过要挟度宗，抬升自己的权威，获取更大更多的权力和好处，同时因为他推行公田法、推排法，得罪了许多官僚和将领，在统治集团中陷入孤立，想借此转移矛盾，减轻压力。他的目的达到了，如咸淳元年（1265）四月，度宗特授他为太师，封魏国公；咸淳三年（1267）二月，又授平章军国重事，位在丞相之上，准他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只要这出戏一上演，为皇帝起草诏令的官员就知道该怎么做，无非是配合贾似道，奉承颂扬他一番。

但这次碰到的是文天祥。

景定二年（1261）初任京官时，文天祥虽然给贾似道写了一封不卑不亢的信，但对他的印象并不算坏，甚至觉得他还是个能相。

当时正值鄂州解围不久，贾似道一面隐藏着一个弥天大谎，一面指使同党门客撰文编书吹嘘他的战功。一个叫廖莹中的门客编写了一本《福华编》，其中一阕《木兰花慢》咏道：

请诸君著眼，来看我，福华编。记江上秋风，鲸漦涨雪，雁徼迷烟。一时几多人物，只我公，只手护山川。争睹阶符瑞象，又扶红日中天。因怀下走奉橐鞬，磨盾夜无眠。知重开宇宙，活人万万，合寿千千。凫鹥太平世也，要东还，赴上是何年？消得清时钟鼓，不妨平地神仙。

贾似道被吹成以手护山川、扶红日的旷世奇才。还有，他力推公田法和打算法，为朝廷敛财、缓解财政危机，遏制军中将帅贪污、擅用军费，确乎颇见成效。这也是朝中称他周公、魏公，度宗极度依赖他的部分原因。

可时间一长，文天祥不仅看到了远处的他，也看清了近处的他；不仅看到了正面的他，也看清了背面的他；不仅看到了他的表面，也看清了他的内心。

贾府与皇宫相隔着西湖，文天祥亲眼看到，早晨上朝的钟声响过，贾似道才下湖。船不是撑过来的，是系在一条粗缆绳上，由十几个壮夫推动绞盘拉过来的。更荒唐的是，贾似道还带着蟋蟀上朝议政，廷上不时传出虫鸣声，有一次蟋蟀从他的水袖里跳出，居然跳到了皇帝的胡须上。

文天祥知道，而今襄樊已经危在旦夕了，贾似道仍怠于政事，公文由胥吏抱回家，包括前线送达的边报，全由门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裁决，他顶多是签个名。他自己拥着一群娼妓、尼姑和旧宫女，整天在西湖上游乐，被嘲为“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或者同酒朋赌友在一起，日夜喝酒淫戏。一天，他趴在地上与群妾斗蟋蟀，一个熟悉的赌友见之调侃说：“这就是平章的军国重事吧？”他居然还笑，还不生气。为了玩，他可以不择手段，他酷嗜宝玩，谁有好东西不给他，就会被治罪，为得到随葬余玠的一根玉带，竟然掘坟开棺取夺。如果有谁败坏了他的玩兴，他下手极狠。一姬妾的哥哥想入府门，搅扰了他，就下令把人家捆起来扔进火堆。另一姬妾倚楼望见俩少年，夸了一声美哉二少年，贾似道说：好，我让他们来聘娶你。过了一会儿，贾似道召集诸姬妾说：刚才收到俩少年的聘礼。打开一看，竟是那个姬妾的头颅。

至于贾似道在朝中独断专行，笼络亲信，排除异己，不要说耳闻目睹江万里等人的遭遇，文天祥自己在被他的反复捉弄中，便有切身体会。

贾似道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是个假道学家，他推行公田法、打算法背后的动机，就不能不让人生疑。他要求亲征前线，谁又知会不会指使人向皇帝巧言劝阻呢。

因此，当文天祥替皇帝草拟诏书时，绝不去曲意吹捧，而是奉行公道直道，义正辞严地拟写了两稿。第一稿说贾似道去职有违人心，不同意他去职，要求他“尚鉴时忱，永绥在位”，措辞还算委婉。而第二稿就没那么客气了：

周公相成王，终身未尝归国。孟子当齐世不合，故致为臣。盖常情以去就为轻，惟大臣以安危为重，苟利于国，皇恤其身？若时元勋为我师相，先帝付托，大义所存；太母留行，前言可覆。胡为以疾而欲告休？药惟医所以辅精神，惟安身所以保国家。古者之赐几杖，虽当七十，而不得引年：我朝之重辩章，虽年九旬，而尚使为政。勉厘重务，勿困眇怀！所请宜不允。

文中显有批评之意，说像周公、孟子这样的贤人，都以国家安危为重，不以身体原因言退。古代大臣七十岁还不得引退，我朝年过九十者还在问政。你贾似道不过五十多岁，身为师相，何以借口有病而告退呢？有病可以吃药，安身本为保国。还是勉力工作吧，不要只想着自己。

宋朝的规定，凡草拟之诏令，先要经“当国”过目，再送皇帝，贾似道把得更严。文天祥知道送给贾似道必经篡改，偏不送他，而是直送度宗。这样做倒不是怕他篡改后对他有什么利，满朝的恭维够他受用的，文天祥这样做，就是要声张公道、直道，就是要表达对你贾似道胡作非为的不满。

他当然知道这会招致贾似道的打击报复，影响自己的仕途，但他不在乎。几年前任江西提刑秉公道执法，触犯了宵小之人，被黄万石弹劾罢官时，他曾赠与相命先生杨桂岩一首诗，表达要想留取清名就得准备招祸的胸臆。这次离任宁国府来临安前，又遇到了那位相命先生，并再赠他一首诗：

贫贱元无富贵思，泥涂滑滑总危机。

世无徐庶不如卧，见到渊明便合归。

流落丹心天肯未？峥嵘青眼古来稀。

西风为语岩前桂，若更多言却又非。

本来是为了报效国家而非利禄富贵出来当官的，岂料几次出仕屡被罢官或调任，有的任期只一个多月，甚至还未上任即被罢免，仕途如同雨后湿滑的泥途步步藏着危机。世上既然没有像徐庶那样举贤荐能的人，不如学诸葛亮高卧南阳躬耕陇田；如果见识有如陶渊明，能不为五斗米折腰，就应该辞官归隐。但怀着赤子之心想归隐，上天能答应吗？而有经验、有眼力的识才之人却又少之又少。你也别说什么鹏程万里、前程远大的话，免得弄得人心烦。

当官，还是不当官，是一对矛盾。文天祥的态度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能当就当，不能当就不当。

虽然文天祥绕过贾似道，但在诏令下达前，贾似道当然要先看到。文天祥草拟的诏令当然不合他意，于是他指使别的直院官按照自己的意思重拟诏令，并当然地为皇帝所采用。

诏令一出，文天祥十分气愤，立即上奏章，“引先朝杨大年在翰林草诏，以一字不合真宗圣意，明旦援唐故事，学士做文书，有所改为不称职，当罢，因亟求解职，丐祠引去”。贾似道一怒文天祥草拟诏令不给自己看，二怒没有吹捧自己，心里恨得要死，暗地里指使台臣张志立弹劾文天祥，表面上却假惺惺出面慰留，还装模作样地对改用诏令解释了一番。早就领教了贾似道阴险狡诈的文天祥不为所动，再次上奏求去，不等批复就整束行李准备出发。

罢免令下来了，罢免了文天祥的所有官职，甚至连祠禄都不给。

这是文天祥第三次被逐出官场，第四次被罢官。

这次被罢官，使文天祥对官场的丑陋更加深恶痛绝。如前所述，他给友人朱埴写了一封信，满腔的怨愤倾注笔端：

仆十年受用，顺境过当。天道反覆，咻者旁午。七八月以来，此血肉躯如立于砧几之上，齑粉毒手，直立而俟之耳。仆何所得罪于人？乃知刚介正洁，固取危之道，而仆不能变者，天也！

这段话是痛诉，又像是在言志。“仆十年受用，顺境过当”，这反讽的言辞中激溅着冤愤，七八个月来，又何止七八个月，而是十年来，自理宗景定元年（1260）任建昌军仙都观主管，而秘书省正字，而殿试考官，而著作左郎，而知瑞州，而江西提刑，而尚书左司郎官，而知宁国府，而军器监兼崇政殿说书，兼学士院权直，兼玉牒所检讨官，自己一路追求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以忠君报国的社会担当，坚持行公道直道，犯颜皇上，乞斩董宋臣，对抗贾似道，因此在人心狡诈险恶、是非黑白颠倒的官场上四次罢官，三次被逐，于此也不会屈服，不能夺志，反而愈挫愈奋、愈斗愈勇，誓不与巧佞邪媚的鸟兽同群，誓不与曲学阿世之辈为伍，立于天地本性不改，纵然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某生而肮脏，分也嵚崎。”肮脏原意指高亢刚直的形象，文天祥在诗文中多以肮脏自况：“肮脏难合，今世道病。”“我生独肮脏，动取无妄疾。”“伏念某，学极支离，性惟肮脏。”“某肮脏一世之沉浮人也。”对假道学盛行、士大夫日益无耻的官场，文天祥表示：“某碌碌不如人，独有愚憨，不能改其素。”发誓要自拔于流俗，坚持自己的操守。

罢令下与不下，文天祥都打点好了行李，绝尘而去。

回到家乡富川正是九月，文山用斑斓的景色和温馨的情调拥抱了他。此后写的《山中六言三首》，描写了这样的意境：

两两渔舟摇下，双双紫燕飞回。

流水白云芳草，清风明月苍苔。

鹤外竹声簌簌，座边松影疏疏。

夜静不收棋局，日高犹卧纱厨。

风暖江鸿海燕，雨晴檐鹊林鸠。

一段青山颜色，不随江水俱流。

无论春夏秋冬，这就是文天祥心中的文山。自咸淳六年（1270）九月回到文山，他就在这样的氛围中读书写作，邀友人来山中饮酒和诗、弹琴赏景、钓鱼游泳，直到咸淳九年（1273）五月赴任湖南提刑，过了两年半闲云野鹤的日子。

在山中修一座山庄，是文天祥的一个心愿，但许多年只断断续续修了亭、桥和山路。这次回到文山，终于建起了住宅，其坐北朝南，占地一亩左右。

厅堂上梁之日，他依照俗例写上梁文，把文山山庄比作李愿在太行山上的盘谷，朱熹在武夷山上的桃源，以及白居易在庐山上的草堂。他将在此“举寿觞，和慈颜”，“濯清泉，生茂木”。

山庄竣工，他把家眷接进山，奉亲课子，在青山绿水间同享天伦之乐。

文天祥有三位夫人，正室欧阳氏，次夫人颜氏与黄氏。与三位夫人共育二子五女。长子道生，次子佛生，五女依次为柳娘、环娘、监娘、奉娘与寿娘。根据现有记载，长子道生咸淳二年（1266）九月生，次子佛生咸淳三年（1267）正月由黄氏所出，柳娘与环娘也在这一年由颜氏所生，另三个小女生辰不详。还可以肯定的是，前四名子女都是在上一次被罢官回乡，开辟文山期间出生。

这次在文山生活的两年半时间里，道生、佛生、柳娘与环娘的年龄都在四五岁到七八岁之间，正值启蒙年龄。可以想象，文天祥一定会像父亲文仪一样，对孩子开始了严格的早期教育。文天祥后来写道：“予二子，长曰道生，资性可教。” 大弟文璧后来也记述道：佛生“为儿有巨人志，及成童，双瞳炯然，天资俊伟，书过辄成诵，父老畏其岌嶷”。文天祥对二子抱有美好的期待。

还值得一提的是，与友人下棋也是这个时期的一大乐趣。文天祥爱下棋，竟自创了四十局势图象棋棋谱，“公平生嗜象弈，以其危险制胜奇绝者，命名自‘玉金鼎’至‘单骑见虏’为四十局势图，悉谶其出处始末。玉盖公所居山名也”。他棋瘾很大，夏天喜欢以意为棋盘，在水里与人下盲棋，一局接着一局，下得久了，对手因在水中泡得吃不消都跑了，他却愈久愈乐，早晚乐在其中，还常烫酒品棋。

文天祥嗜棋，对手无人能敌。他的棋艺有多高超？他有几个常在一起下棋的棋友，一是周子善，一是肖耕山，还有邻里刘沐、刘定伯。按文天祥的排名，他自己的棋艺第一，周子善第二，肖耕山第三，最后一名不好排，就让刘沐与刘定伯并列第四。刘定伯“嗜弈，最入幽眇，兔起鹘落，目不停瞬，剥解摧击，其势如风雨不可御”，棋艺如此潇洒也只能排末尾；而刘沐的棋艺更是“坐踞河南百战雄，少年飞槊健如龙”，他竟要“穷思一日夜”方能与文天祥对垒，可见文天祥的棋艺之高。

由此看来，山居的日子就像山中的风景一样斑斓美好。

文天祥的心情，真的就是这山中生活的镜像吗？这真的就是他的美好生活吗？

起初或许是这样，他刚从糜烂险恶的官场归来，需要宁息心中的郁愤，安顿与调养屡屡受到的创伤，他在给友人刘民章的信中写道：“诗云‘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又云‘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青山屋上，流水屋下，归来自有乐地。”但这绝不是他的追求，这样的生活不合他的品性，退居文山是迫不得已的事。他在给另一位友人卓大著的赠诗中曾表露：“天之生贤才，初意岂无为。民胞物同与，何莫非己累。”在文山，他的内心深处，仍时时忱念着百姓忧乐，忱念着国家的安危和命运，期望能补世益时，在肩头承担起一份责任。

就在文天祥回到文山的当年，江南多地逢大旱，吉州粮食歉收，交了官府的征粮，农户所存无几，人们纷纷跑到邻县龙泉、永新买米，两县也不宽裕，不让粮食出境。以往遇到灾情，文家还开仓接济乡民，这年也拿不出粮食来。文天祥急乡民所急，想方设法解饥荒之困，听说赣州粮食丰收，因知州李雷应与自己是同年进士，就写信向李雷应求援。写了信还不算，因赣州山多地少，正常年份产粮不及吉州，对粮食出境管控很严，怕自己一个赋闲之人说了力度不够，又请知吉州江万顷写信与李雷应通情。江万顷是知州，又是江万里的弟弟，面子恐怕要大些。此事可见文天祥关切民生的殷诚之心。

文天祥回到文山的第二年，咸淳七年（1271），忽必烈在巩固了内部的统治地位后，正式建国号为“大元”。这一年，蒙古军加紧了对战略要地襄樊的攻势，并为切断宋军援路和粮道，调动各路兵马把守在水陆要道。六月，击败宋将范文虎率领的十万趋援舟师，夺战船百余艘。不久，又击溃夏贵的兵马，缴获舟船数百。

前线吃紧的消息传到文天祥耳中，在他心中掀起阵阵狂澜。他在诗中写道：“故人书问至，为言北风急。山深人不知，塞马谁得失？挑灯看古史，感泪纵横发。”国难当头，自己却羁留深山，只能从书中的历代兴亡史联想到国运，徒抛感愤的泪水呀。他又写道：“青春岂不惜？行乐非所欲。采芝复采芝，终朝不盈掬。大风从何来，奇响振空谷。我马何玄黄，息我西山麓。”谁愿在山中空挨这无聊的时光？前线的消息震动山谷，而我就像病马被缚住了奔腾的四蹄呀！

“少年成老大，吾道付逶迤。”痛苦啊，痛苦啊！国难当头，大丈夫当挺身而出，或运筹于帷幄或驰骋于疆场，尽一己之力杀敌立功，然而自己却被奸臣贬谪山中，难道少年时立下的宏愿就这么付诸东流了吗？“终有剑心在，闻鸡坐欲驰。”焦虑啊，焦虑啊！雄心壮志虽屡经顿挫，却丝毫未减，虽身处江湖，却心存魏阙，当年晋朝的爱国志士祖逖和刘琨心怀澄清中原之志，闻鸡起舞相互激励，如今想起他们就心驰神往，热血沸腾，随时准备投奔战场，报效国家呀。

时危一日紧似一日。咸淳八年（1272）三月，刘整、阿里海牙统领的元军攻破樊城外郛东土城，宋守军两千余人全部战死。此时，经过四五年之久的围困，襄樊城内食盐、柴薪、布帛等物资极度匮乏，形势万分危急。到了这个时候，被派增援襄樊的殿前副指挥使范文虎，仍不听李庭芝调遣。援军上不去，万般无奈，李庭芝只得悬重赏从襄阳、郢州、山西招募骁悍善战的民兵三千人，以智勇服众的张顺、张贵为都统，组成敢死队，摧毁元军拦截江面的数百根铁链，突破重围，终于在五月二十五日黎明抵达襄阳城下。张顺在战斗中身中四枪六箭，死后还怒瞪双眼，满脸杀气。

八月，张贵派人潜水出城，到郢州向范文虎求援，约定在龙尾洲会师。范文虎本是奉贾似道之命前来牵制李庭芝的，他曾给贾似道写信说：“我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愿无使听命于京阃（指李庭芝），事成则功归恩相矣。”他表面上答应了张贵的请求，却于会师之日前夕退后了三十里。而元军却因得到宋军逃兵的报告，事先设下埋伏，当张贵率水军拼死破围而出，进至小新城时，遭到迎头拦击，致全军覆没，张贵身受数十创被俘就义。

襄樊风雨飘摇。整个南宋风雨飘摇。

而报国无门的文天祥却有劲使不上，有志无处伸，山中的死寂受够了，当初悠闲的心情早已荡然无存。他真实的内心愈来愈凸显出来。他在给友人谢爱山的诗文中写道：“桑弧未了男子事，何能局促甘囚山。”溪山泉石四妙毕具的文山，而今在他看来，石已经成了压在心头的心事，泉是映照憔悴的镜子，溪是匆匆流逝的岁月，山壁就像牢狱难以逾越的围墙，文山已经成了锁住男儿志向的囚山了。但这又能如何，他的胸中仍燃烧着希望和激情，“簸扬且听箕张口，丈夫壮气须冲斗。夜阑拂剑碧光寒，握手相期出云表”。那些奸佞小人的诽谤排挤算得了什么呢，大丈夫气冲牛斗，以月为石磨利寒光闪闪的龙泉剑，随时准备冲出山门驰国杀敌！

他也曾托人向朝廷表达心意。听说长江要津江洲（江西九江）知州空缺，便想去江州，为此写信给江洲友人李与，让他代为与朝廷疏通。“相望一方，精神驰往” ，他的心情是迫切的，结果却不了了之。

朝廷似乎也没忘记他。咸淳七年（1271）冬至，朝廷任命他为湖南运判，可前脚任命刚到，后脚罢令也到了，还没赴任，就被台臣陈坚奏罢了。这也是他第五次被罢官。

明代学者罗洪先在为重刻《文天祥全集》写的序中总结说：

始，先生弱冠及第忧归。四年，授京兆幕，未上而边遽起，董奄力主和议，首应诏数其罪，乞斩之，以安社稷，且自罢免。既改洪州，复自罢。寻用故事，以馆职召，进刑部郎，而董奄复用，即又上疏求罢。自知瑞州，转江西提刑，为台臣论罢。后兼学士，为福建提刑，即又连论罢，如江西。已而，权学士院，草制忤贾似道，嗾台臣劾之，罢其少监。及除湖南运判，又论罢之。遂引钱若水例，致仕去。

他为此评述说：“人之遭蹉跌者，往往回顾而改步。三已不愠，古人难之。今罢而仕，仕而复罢，经历摧创，至于六七。志愈坚，气愈烈，曾一不以自悔，此其中必有为之所者矣。”

文天祥终于病了，被郁闷击倒了，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友人来信慰问，他回信说：“山中度日如年，落叶肖肖，凉月堕砌，起视寥泬，安得知己，握手长吟，写胸中之耿耿，以相慰藉耶？”在山中的每一天都经受着煎熬，个中的痛苦有谁能知？然而天地不息，他的心志亦不息，他仍然“梦与千年接，心随万里驰”，仍是“睡余吸海龙身瘦，渴里奔云马骨高”。他无时无刻不想振衣而起、吸海奔云。

咸淳九年（1273）正月，与他感情深挚的欧阳守道老师病逝了。噩耗传来，文天祥大恸，亲往戴孝追悼，并写了《祭欧阳巽斋先生》一文。老师治学“求为有益于时用，而不为高谈虚语，以自标榜于一时”；老师道德高尚，“常恐一个寒，常恐一人饥，而宁使我无卓锥”。这样的人本应受大用，但却落寞一生，至死家无一钱。文天祥甚为不平，“以先生仁人之心，而不及试一郡，以行其惠爱；以先生作者之文，而不及登两制，以仿佛乎盘诰之遗；以先生之论议，而不及与闻国家之大政令；以先生之学术，而不及朝夕左右，献纳而论思”。

公道直道何在！老师身上有自己的影子，自己身上有老师的影子。他为欧阳守道鸣不平，也在宣泄胸中的块垒，宣泄着自己胸中之耿耿。

也就在这个月，朝廷任命他为湖南提刑的诏令传到了文山。

第八章 楚观感慨 郁孤北顾

张贵率民兵突围失败后，襄阳、樊城岌岌可危。元军不失时机加强了对襄阳、樊城的攻势，而在宋军一方，沿江的将领范文虎、夏贵、孙虎臣、高世杰等人仍“但守地分”，仍以保存实力为要。范文虎因不听李庭芝指挥，被朝廷解除了兵权，但问题并没得到根本解决，增援仍然上不去。

咸淳八年（1272）的岁末，阿术派兵毁掉襄阳、樊城之间的桥梁，把唇齿相依的两个要塞阻隔开来，继而指挥元军分十二道猛攻樊城。经过激烈交战，元军刘国杰尽毁城南木栅，其精锐从南面突入樊城；忙兀台烧毁南岸的宋军兵船，竖云梯从西南角攻入；史弼经十四昼夜苦战，从东北角攻入；张君佐指挥炮队，使用西域炮（巨石炮）摧毁了樊城角楼。次年正月初九，宋守城统制牛富率兵七百与元军展开巷战，渴饮血水，拼死抵抗，最终身负重伤投火自尽。元军进城后见人就杀，将城中活着的军民杀得一个不剩。

接着，元军对襄阳发起最后进攻。这次西域炮被推上了主角。此前，由于多年未攻下襄樊，忽必烈遣使到诸蒙古汗国，征发新的攻城利器，征得回族人亦思马因、阿老瓦丁带着在金军和宋军炮具基础上改进的西域炮赴京师，忽必烈令在五门前做了试验，甚为满意。这种被称为“配重式杠杆抛石机”的炮具能抛掷重型的石弹和火器，炮石大数尺，在攻樊城时已显威力。攻襄阳城时，亦思马因亲自察看地势，将炮架在襄阳城的东南角，发炮后，“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对守城军民产生了巨大震慑力，再加上劝降攻势加码，致使京湖制置副使、知襄阳府吕文焕帐前的将领纷纷逾城出降。吕文焕见大势已去，于咸淳九年（1273）二月献城投降。

这年正月，文天祥受任湖南提刑，在办妥迁葬祖坟诸事后，于四月初八动身赴任。经庐陵时，与当地官员议论了一通襄樊失守之事，甚为忧虑。又听说江万里新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也在赴任途中，就想追上去，与这位当过左丞相兼枢密使的长辈探讨探讨国是，看自己能如何为国出力。他取道临江（江西清江县）、宜春、醴陵一路追赶，但始终没能如愿。

文天祥到了衡州（湖南衡阳）湖南提刑任所，办完交接事宜，旋往潭州（湖南长沙）拜会江万里。

文天祥素仰江万里的学问道德、风度气概，常以范仲淹、司马光相论。江万里也素知天祥的气节与抱负。师生二人性情相投、感情深厚，相谈自然无所顾忌。

他们都深忧襄樊失守，认为这不仅撕破了京湖防线，使长江门户洞开，而且对敌我双方的气势势必会产生重大影响。谈到吕文焕降元，江万里直称堪忧。吕文焕是名将吕文德之弟，其堂弟吕文福，子侄辈的吕师孟、吕师夔，吕文德的女婿范文虎，旧部夏贵、孙虎臣等人皆为军政要员。江万里说，吕文焕降元，难保这些人不会效仿。遂又抱怨贾似道，说吕氏家族能像今天这样，都是由他笼络纵容一手造成的。

江万里告诉文天祥，襄樊失陷后，为防元军东进南下，加强长江防线，朝廷在战略要地任命了一批将领，如任命汪立信为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赵溍为沿江制置使兼建康留守，黄万石知临安府等。在他看来，除了汪立信忠直知兵能胜任外，赵溍资历甚浅，黄万石怠荒政事，都不称职。说到此，江万里摇头道：这又是贾似道的主意。又斥道：范文虎与李庭芝掣肘，临阵逃跑，对襄樊失陷负有重责，给事中陈宜中乞斩此贼，贾似道却百般包庇，非但不治他的罪，反让他出任安庆府，这不是把军国大事当儿戏吗？再说派我出任荆湖南路安抚使，我都年过古稀，七十有六了，比你整整大上一倍，我就是想干也是力不从心呀！

说着悲从中来，拉着文天祥的双手慨然道：“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

这次谈话让文天祥百感交集，拜别时热泪滚滚。

文天祥新任湖南提刑，也就是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公事，主管一路的司法、刑狱和巡察盗贼等事。当年任江西提刑时，因改判陈银匠案而涉嫌，受到打击报复，而今他仍未改变自己，仍然奉行公道直道，竭力任事，秉公处理了一批积案。

如判决典吏侯必隆的案子。文天祥十年前在任刑部郎官时与胥吏们打过交道，对猾吏徇私枉法、舞弊成风深恶痛绝，认为“近世以来，天下以吏奸为病”。侯必隆是什么人？竟敢在呈押之时，套取花押；于行移之后，伪造公文。他这样做就是为了伺机营私舞弊，索取贿赂，于此绝不能姑息，如果姑息，“将来必为司存无穷之蟗”。于是严判脊杖十五，刺配千里州军，限五日押发。

对官吏量刑必重，对平民量罪也必公。如杨小三被殴致死一案。此案原判定是谋杀案，如成立，罪犯施念一、颜小三、罗小六都要被处死。文天祥查明，施犯等三人与死者并无深仇，只是共殴致死，不构成谋杀案，于是按情节轻重重新改判。颜小三用斧头造成致命伤，为下手重者，但用的是斧背，并非存心杀害；罗小六开始即出谋共殴，又加以扼喉，是有心杀害，但却不至致命，遂根据朝廷推恩贷死的政策，改判二人各处脊杖二十，刺配广南远恶州军。施犯为元谋，但下手为从，应减罪一等，决脊杖七十，刺配千里州军。

在清理各州县所存积案时也是如此，凡是犯罪情节较轻的，经查实后，能释放的全都释放，“其有情理重恶，累经疏决，及恩赦不原，而手足未经槌折，膂力正自精强者”，也不叫他们再坐牢了，“与其幽囚于牢栅之中，骎寻而死，不若驱于极边”，发往荆、蜀、淮海前线，让他们披坚执锐抵抗元军，或可戴罪立功死里求生。

“古之强兵猛将，得之于盗贼囚者，正自不少”，这可说是文天祥的一贯主张，理宗开庆元年（1259），他在《己未告皇帝书》中就曾提出，即使“山岩之氓，市井之靡，刑余之流，盗贼之属”，但有一技之长，均可破格以用使其替国效力。

文天祥当的是地方官，心里却时时装着社稷江山，眼中盯着抗元大局。

这年秋季，文天祥登上衡州石鼓书院的楚观楼，写了一首《题楚观楼》：

西风吹感慨，晓气薄登临。

半壁楚云立，一川湘雨深。

乾坤横笛影，江海倚楼心。

遗恨飞鸿外，南来访远音。

站在萧瑟寒风中，诗人透过袅袅地气烟岚，仿佛看到了湖北残破的半壁江山，感受到已经压迫着湖南的杀伐之气，心头笼罩着深长的忧念和浓厚的愁绪。

而此时的诗人是什么模样？由于长期的内心煎熬，只有三十八岁的他，已过早地显出了老态，几年前知宁国府时，头上还只有几根白发，而今已大都斑白，连胡须也变黄变白了。

镇压秦孟四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是他配合前线抗战的行动。这支义军自广西贺州（贺县）一带起事，后打进湖南，转战二十五个郡县，杀官吏、劫富济贫，在民众拥戴下不断扩大。文天祥一向认为国内盗寇是外敌入侵的内因，他早在殿试策中就说过，外之虏寇必待内之变，内之盗贼必将纳外之侮，认为只要平定寇难，边备方可稳固。因此他主张坚决镇压秦孟四的起义。这年八月十四日，他调兵遣将，配合江万里，与广西合兵向起义军发起了围剿。

但在围剿起义军时，他对农民义众又怀有同情心。他对江万里说：

“盖贼有出于田里之饥荒，激于官吏之贪黩，弄兵之情，出不得已。”朝廷对起义军用的是一手招降，一手捕杀，而秦孟四也“一面受招，一面劫杀”，有人认为不如“一概杀去”，文天祥则认为“若愤招安之非策，一概杀去，却又欠斟酌”，“草间狐兔，无尽灭之理”。他特别反对杀降民、抢财物，要求严明军纪，“但一贼寨来降，其中有老幼，有财物，军人不免杀戮攫拿，此须捕督总统先明秋毫无犯，不杀一人之令，使降者以我为信” 。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民众的同情，在他就不能不是一对矛盾，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和犹豫，直到文天祥调离，这支农民起义军都未被剿灭。

在风雨飘摇的时势中，文天祥对外寇、对奸臣佞人贪官污吏、对罪犯和盗寇疾恶如仇，而另一方面，他对忠贤之士、对志同道合的友人、对亲人乡邻、对平民百姓，内心充满了亲情、友情、同情和怜爱之情。

他甚至是渴望着这样的感情。

这一年，文天祥多次邀约老朋友李芾相聚。李芾“为人刚介，不畏强御，临事精敏，奸猾不能欺” ，与文天祥意气相投，在知吉州时，便与遭诬劾回乡的文天祥结下了深厚情谊。后任浙西安抚使，因揭发贾似道营私舞弊，杖责其家人，被黄万石弹劾罢官回到衡州家中。两人重温友情，自有一番陶醉。

文天祥还与各方好友书信来往。与文天祥声应气求的进士同榜谢枋得，以家藏的岳飞故物端州石砚寄赠。文天祥刻铭语曰：“砚虽非铁磨难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以自策操守与志节。

在此期间，江万里过七十六岁生日，文天祥专程去潭州，献上一首古体长诗为其祝寿。

这年冬季，文天祥因思念家亲，上书朝廷请求调往家乡附近以便养亲，获准改任知赣州。

离开衡州前夕，咸淳十年（1274）的正月十五，文天祥和知州宋遇今一道，与官民同庆元宵灯会。灯会上鼓乐齐鸣、百戏展演，全城男女老少倾巢出动，气氛喜庆火爆。文天祥感慨道：为官者只有平易近人，才能使民亲近；只有使民不冤，才能获得民心；只有使时和岁丰，才能使民安居乐业。

咸淳十年（1274）正月二十五，文天祥要离开衡州了。宋遇今等新老朋友都依依不舍，前来送行，李芾更在舟中设宴相送三十里，才依依惜别。文天祥感慨不已，赋诗以记：

潇湘一夜雨，湖海十年云。

相见皆成老，重逢便作分。

啼鹃春浩荡，回雁晓殷勤。

江阔人方健，月明思对君。

阔别多年重逢，却又很快分离，情何浩浩，情何殷殷，月明时分我会思念老朋友，为老朋友祝福的。

到了赣州，文天祥上书皇帝，“臣敢不老老及人，亲亲为政，由家达国，期兴逊以兴仁，以子移臣，寓为忠于为孝”。表示要遵照儒家的纲常伦理，以仁政治理一方。他根据赣州的人文地理，制定治理方针，特别注重整顿保伍制度，加强关防检查，防止本地游民与广州游民串通为盗，引发内乱。

他要求调任离家近的赣州，理由是便于养亲，所以把祖母、母亲及全家老小二十人都接来了。当年即咸淳十年（1274）六月，祖母刘氏过八十七岁生日，他把城内外自七十一岁至九十六岁的老人，共有一千三百九十名，全都请来，搞了一次盛大的敬老活动。他牵着老祖母的手，缓步走进寿堂，与全州老人同欢共乐。这也是他实行德治与礼治的一部分。他在给友人文及翁的信中说，“老者既踊跃，而少者始皆知以老为贵”，期望能有“礼逊兴行，词讼希省”。

赣州这地方山长谷荒，常有农民落草暴动，他当知州后，亲民勤政，恰又逢风调雨顺，时和岁丰，诸县难得的“民皆乐业，无持梃为盗如宿昔者”。看到一片祥和气象，他欣然赋诗道：“八境烟浓淡，六街人往来。平安消息好，看到岭头梅。”

然而他的内心并不平静。

也不知道是偶合，还是杨桂岩尾随而来，他在赣州又与那位相命先生相遇。看来此君逢人就说自己与文天祥怎么怎么有交情，逢人就说文天祥怎样才高德广仕途远大，文天祥便又以诗相告：“此别重逢又几时，赠君此是第三诗。众人皆醉从教酒，独我无争且看棋。凡事谁能随物竞，此心只要有天知。自知自有天知得，切莫逢人说项斯。”项斯是唐代人，任过吉州刺史，葬于庐陵玉山，国子祭酒杨敬之对他非常器重，逢人便说，四处推荐，成语“逢人说项”由此而来。文天祥的意思是我早已把官场看透了，无意在险恶污浊的官场争斗了，你也别再到处吹嘘我了。

他在为老家富川邻居刘邦美写的墓志铭中说：“翁生于世，长于世，老于世，不出乡，终其天年，有乐于其身，无忧于其心。”他赞赏老人乐观处世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有些羡慕。

然而，“山上自晴山下雨，倚栏平立看风雷”。在表面的平和下，文天祥的胸中时时激荡着抗元前线的风雷。

从他的诗文里，我们看到他为社稷江山的安危担忧焦虑，看到他为自己不能在风雨如磐的危世参与大政耿耿于怀。

咸淳十年（1274）六月，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发布平宋诏书。七月，元左丞相伯颜挥师大举侵宋。九月，元军会师襄阳，分军三道并进，伯颜与平章阿术统帅元军主力，由中道经汉水进击郢州。

十二月，元军攻下鄂州，南宋京湖防区崩溃。随之伯颜亲率主力向沿江州郡一路掩杀。

紧迫的局势猛烈冲击着文天祥。一大早，他登上郁孤台，目光在寒冷而混沌的天地间驰游，潮湿而深重的胸臆汩汩涌流。

城郭春声阔，楼台昼影迟。

并天浮雪界，盖海出云旗。

风雨十年梦，江湖万里思。

倚阑时北顾，空翠湿朝曦。

可以想象他向远方悲怆眺望的眼睛。他在风雨仕途中时时期盼着云旗盖海、义师北指——他加入其间慷慨出征的情景。

他的愿望没有落空。

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正月十三，文天祥同时接到朝廷的两道诏书，一是太皇太后谢道清下的《哀痛诏》，命天下各地起兵勤王；一是下达给他本人的专旨，命他“疾速起发勤王义士，前赴行在”。

这说明国家已大难临头！这说明朝廷终是没有忘掉自己！文天祥百感交集、泪雨滂沱。

第九章 毁家兴兵 坎坷入卫

咸淳十年（1274）九月，伯颜大军旌旗滚滚数百里，自襄阳开赴郢州。郢州新旧两城夹汉水而立，宋将张世杰列战舰千艘，又用铁索锁大舰数十艘阻于水上，守备坚固。伯颜只得绕过郢州，顺汉江而下，连破洋城、新城，十二月，兵抵鄂州。阿术领兵抢渡大江，大败宋军，夺战船千余。宋方从长江下游急援鄂州的沿江制置副使夏贵大恐，带三百条战船掉头东去。还有一个从长江上游来救鄂州的京湖宣抚使朱禩孙，也闻讯连夜逃回江陵。

伯颜破阳逻堡，诸将请追夏贵，伯颜笑道：不如叫他自己去向宋朝报告我们的胜利。夏贵与朱禩孙一跑，汉阳举城降元，鄂州的屏障既失，城内已无正官的守军也以城降元。

文天祥后来追忆起此事，还耿耿于怀：“江陵阃帅自上而下奔救鄂渚，令朱禩孙任宣阃，乃自鄂渚走还岳阳（继走江陵）。朱与夏（贵）通任长江之责，一上而一下，使中流荡然，虏安行入无人之境，国安得不亡？呜呼痛哉！”

其实，夏贵与朱禩孙临阵怯逃，只是鄂州失陷的直接原因。朝廷由贾似道一手把持，元军七月出兵之时，京湖制置使汪立信曾写信给他，批评他在国危之时不该依然醉生梦死、歌舞游乐，并提出抗元上中下三策：一是尽抽内地兵力赴江北，七千里江防，百里一屯，屯有守将，十屯为府，府设总督，要害处倍其兵，战守并用，互相联络应援，此为上策；二是释放元使者郝经等人，许输岁币，以延缓元朝用兵时日，待战备整固，则可战可守，此为中策；如若以上两策都不得行，则是天败我也，就只剩下投降这一条路，为不策之策。汪立信的目的在上策，即要求摒弃从宋太祖赵匡胤传下来的“守内虚外”之策，调集兵力全力对外。

朝廷腐败和“守内虚外”的国策才是一败再败的罪魁祸首。

也就在这个月的初九，度宗皇帝赵禥驾崩。度宗只活到三十五岁，他是长期酒色过度一夜玩三十个嫔妾玩死的。度宗生有七子，夭折四个，三个活着的为淑妃杨氏所生赵昰，皇后全氏所生赵 ，修容俞氏所生赵昺，年龄分别为六岁、四岁和三岁。度宗一死，部分朝臣主张“立长”，立赵昰继位，贾似道则主张“立嫡”，以赵 继位。后宫拥有实权的谢太后支持贾似道，年仅四岁的赵 遂被立为皇帝，是为恭帝。谢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临朝称诏，主持朝政。赵昰被封吉王，赵昺封为信王。

汪立信的献策到了贾似道手里，他一把将书信摔到地上，大怒道：“瞎贼狂言敢尔！”汪立信一目生得较小，如此毒骂，可见恨意之深。贾似道随之命台谏将其劾罢。

本来，面对元朝咄咄逼人之势，宋廷也为备战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中央成立机速房，加强某些据点的防御，调整边防大员，由于贾似道专权，朝政腐败，使得动作迟缓甚至停滞。

鄂州“为楚上流”，南宋历来“备武不懈”，鄂州沦陷，京湖防区实际已告崩溃。伯颜令阿里海牙率兵四万留守鄂州，自己以宋降将吕文焕为先导，亲率主力顺江而下。由于沿江诸将多为吕氏部曲，宋军纷纷望风降附，元军很快便拿下了黄州（湖北黄冈）、蕲州（湖北蕲春南）、南康军（江西星子）、江州（江西九江）、安庆府、池州（安徽贵池）等州郡。

伯颜任命献城投降的知安庆府范文虎为两浙大都督，由他做向导，直捣临安。

鄂州陷落，元军杀气冲击临安，南宋朝野震惊莫名。群臣纷纷上奏，认为非得让十五年前取得“鄂州大捷”的贾似道亲自出马不可。在君臣的强烈要求下，太皇太后谢道清乃诏令贾似道都督诸路兵马，出师御敌。此前并下《哀痛诏》，命天下各地勤王。

德祐元年（1275）正月十三，文天祥在赣州接到《哀痛诏》和给他本人的勤王专旨。

看看《哀痛诏》是怎么写的：

先帝倾崩，嗣君冲幼，吾至衰耋，勉御帘帷。曾日月之几何，凛渊冰之是惧。愤兹丑虏，闯我长江，乘隙抵巇，诱逆犯顺。古未有纯是夷虏之世，今何至泯然天地之经。慨国步之阽危，皆吾德之浅薄。天心仁爱，示以星文而不悟；地道变盈，警以水患而不思。田里有愁叹之声，而莫之省忧；介胄有饥寒之色，而莫之抚慰。非不受言也，而玩为文具；非不恤下也，而壅于上闻。靖言思之，出涕滂若。三百余年之德泽，入人也深；百千万姓之生灵，祈天之祐。亟下哀痛之诏，庶回危急之机。尚赖文经武纬之臣，食君之禄，不避其难；忠肝义胆之士，敌王所忾，以献其功。有国而后有家，胥保而相胥告。体上天福华之意，起诸路勤王之师，勉策勋名，不吝爵赏。故兹诏谕，想宜知悉。

国之将倾，天音也哀。文天祥奉诏，顿时泪如雨下、泣不成声。这当然不是因为诏书中对兵民疾苦轻描淡写甚至推脱责任的罪己之意，更不会在于所许官爵禄位，文天祥胸中的波澜，起自于“闯我长江”、“国步阽危”、“危急之机”、“不避其难”、“忠肝义胆”、“敌王所忾”、“有国而后有家”这样一些语句搅起的悲怆感慨，起自于忧国难、痛民艰、患奸佞腐败误国，也包括对自己抱着一腔救国救民之情、秉公秉直之举屡遭挫折的百般滋味。

文天祥说：“国有大灾大患，不能不出身捍御。”接到诏书，他忠愤激发，毫不犹豫地决定疾速起发勤王义士，前赴京城。十三日接诏，十六日他就移檄诸路，聚兵积粮。

他知道，朝廷给他的专旨称他江西提刑，就是说他回到了十一年前曾任过的官职，除了这个头衔，朝廷什么也没给，义兵与粮饷全由自己筹措。他也知道，凭自己一介书生，要募兵筹粮几乎是办不到的事，于是传檄各路，希望有人撑头当勤王军首领，自己全力相助。但他的呼吁并无人响应。看来只有靠自己了，他冥思苦想，上下奔走，写信传书，日夜勤力以求。

赣州城里有一位叫陈继周的老人，贡士出身，任州县官吏历二十八年，熟悉当地人事，在当地也颇有名望。文天祥起兵当日就登门问计。

陈继周详尽介绍了当地豪杰之士的情况，以及溪峒蛮民即畲族、瑶族、苗族部落武装的情况。文天祥把他及其子太学生陈逢父请为军幕，与他们昼夜策划起兵方略，调度义士钱粮。依靠他们，赣州豪杰乃至溪峒蛮民很快都发动起来，“赣州大姓，起义旅相从者，如欧阳、冠、侯等二十三家”，“洞獠江民，听命效死，至不费朝廷一钱一粒，而精甲数万，来勤于阙下”。

各路忠义之士，其中多有文天祥的亲朋好友，在得到文天祥举旗勤王的消息后，纷纷奔聚赣州。

文天祥又把他们派出去四处招募义兵。少时乡邻和棋友刘沐被派往家乡，鼓动族人说：“大丈夫，天地父母，江山子孙。”族人叹曰：“大哉言乎！知心契合，舍昆玉其谁欤？”遂有同乡数千人相与赴难。广东摧锋军统制方兴率千余人自粤北前来聚义，被派往吉州招收乡兵。文天祥同年进士何时也被派驻吉州筹措兵财。永新人张履翁回家集合族人，并与张氏、刘氏、颜氏、段氏、吴氏、龙氏、左氏、谭氏八姓豪杰血盟举义。吉州贡士肖明哲到泰和县野陂里串联各寨，社溪人胡文可、胡文静等积极响应，并倾尽家产招募义勇。胡文可写诗曰：“剑戟挥挥过赣城，勤王又会数千兵。丹心一寸坚如铁，矢石前头定不惊。”反映出民众踊跃从军的盛况和矢志爱国的一片丹心。

聚到文天祥帐下的，还有吉州敢勇军将官张云，以武功赐第的吉水人刘伯文，吉水豪侠之士邹㵯，赣州三寨巡检尹玉，赣军将领麻士龙，陈继周次子陈矩、其兄之子陈逢春，曾出入荆湖军幕的蜀人张汴，广军将领朱华等。文天祥同乡好友刘子俊，诗友肖敬夫、肖焘夫兄弟，文胆金应、肖资，大妹夫孙，二妹夫彭震龙等，也都闻讯赴往赣州，立誓举义勤王、尽忠报国，与文天祥同生共死。

文天祥举旗一呼，很快云集各方义士上万。为表示舍身救国的意志，也为了凝聚军心，他在自己的战袍上绣下“拼命文天祥”五个字。

宋廷得到文天祥兴义勤王的消息，即任他为右文殿修撰、枢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抚副使兼知赣州。枢密院是国家最高军事机构，副都承旨为枢密使的属官，安抚使则是一路的统帅。

文天祥迅速建起了勤王军帅府，任命了一批文官武将，并扩大募兵范围，派遣刘沐、方兴等人去邻郡及广东、湖南等地联络招募义士。上奏朝廷，把任制置两浙主管官告院的弟弟文璧调来当助手，差为勤王军主管书写机宜文字。

此时，一个叫王炎午的人来见文天祥。他对文天祥说，现在义军初具规模了，但面临着两个紧迫的难题，一是兵士军事素养不高，二是供养义军的钱粮难续。文天祥点头。这支他费尽心血仓促拉起来的新军，全都来自平民百姓，昨天他们还在田头街坊干活，不要说打仗，甚至连兵器都没摸过；至于军费，全靠在民间筹措，朝廷连一个通宝都没给，随着队伍扩大用度增加，筹措越来越困难。

王炎午有备而来，见文天祥蹙眉，便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对前一个难题，他建议“请购淮卒，参错戎行，以训江、广乌合之众”；后一个难题，他建议文天祥“毁家产供给军饷，以倡士民助义之心”。他本人也表示要变卖家产以献军资。

王炎午又名王鼎翁，自幼力学，专攻《春秋》，时为太学生，与文天祥曾有交游。听了他的建议，文天祥深以为信，并想把他留在幕府。王炎午的父亲刚去世，尚未下葬，母亲也重病在床，忠孝进退陷入两难。文天祥深为体谅，也深为惋惜，让他先回去料理家事。

文天祥完全采纳了王炎午的建议，马上派人招募有战斗经验的淮士来训练义军，同时尽以家资充作军费。这后一条文天祥也许早已想到了，把文璧调来就有把一家老小全都托付给他的打算，以后文璧知惠州，老母及一家人都随往惠州。

文天祥入仕后，从他营造文山、娶妻纳妾、交游应酬看，他的收入应当不斐。初任知赣州时他曾给友人写信说：“近奉八十七之祖母，与老母俱。阖门长幼，无虑二百指，悉从官居。糜费俸粟，是皆公朝锡类之造。”可为证明。现在他把家资全部贡献了出来，全部用作救国新军的军费，“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便不是一句空话。此举一出，不令而行，人不分贫富贵贱，纷纷解囊助军，甚至破家救国，掀起捐资热潮。这一来，不仅缓解了军费之急，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凝聚了军心。

正当文天祥日夜招募人马、编训兴师之时，朝廷诏书又到，晋升他为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抚使，兼江西提刑，并催他从速提兵入卫京师。

朝廷为何急着催他率师赶赴临安？

攻下鄂州，伯颜率元军主力沿江而下，所向披靡。太皇太后谢道清在群臣强烈要求下，命贾似道督兵出师。贾似道犯难了，畏缩不前了。

贾似道不是握有开庆元年（1259）的“鄂州大捷”吗？他还能惧怕手下败将？也许君臣真的有所不知，当年的战功被贾似道大大地虚夸了，甚至可以说其实就是一个骗局。

当年忽必烈亲督围攻鄂州，贾似道奉命进入鄂州城内，直接指挥保卫鄂州的战斗。忽必烈日居五丈高台往里看，贾似道自也登高向外看。忽必烈久攻不下，采取在城墙上掘洞的战术。贾似道则在城墙内壁建造木栅，形成夹墙，破了对手穴城而入的企图。在贾似道指挥下，南宋各路援军纷纷奔救鄂渚，尤其是入川蒙军北撤后，吕文德自重庆沿江而下，进抵鄂城，使城守愈加坚固。此后，为防蒙军北上或进入江西地区，宋廷又命贾似道突围至黄州，组织起第二道防线。贾似道移司成功，提振了两淮、江西一带下游之兵的士气。

应该说，贾似道在鄂州之战中确有可圈可点处，并不像有些史家讲的那样无能无功，一无是处，甚至连忽必烈也说过抬捧他的话，所谓“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文天祥后来被囚元大都时，回忆起鄂州战史，说贾似道“己未鄂州之战何勇也”，也对他当时的表现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然而，蒙军退兵，鄂州解围，却并非是由于贾似道的战功。

胶着的战事持续到这年年底，战区发生了流行性疫疾，蒙军十之四五被感染，加上粮食匮乏，战斗力大减。正当此时，忽必烈之妻弘吉剌氏自上都遣使来，密报阿里不哥在漠北图谋继承汗位。这年七月，蒙哥大汗攻打合州钓鱼城时战死（一说病死）。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同为拖雷正妻所生，同为成吉思汗之孙，都有继位的资格。得到密报，谋臣郝经认为争夺汗位事急，建议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 。忽必烈感到根基不保，决定立即退师。

恰又在此时，贾似道派宋京到元营求和，提出愿以“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作为条件。忽必烈抓住这个机会，允许与宋议和，自己即轻骑北上，经燕京返回开平，准备自立为大汗。

就是说，“鄂州大捷”多半是贾似道撞了个大运，这其中还有他擅自向敌求和的嫌疑。但在上报理宗时，他却一味大肆吹嘘自己的战功，把账全都算在自己的赫赫战功上，而向蒙军求和的行为却只字不提，隐瞒不报。

殊不知那边授人以柄，这边扰乱国策，以此埋下了祸根。

次年，忽必烈在集中力量对付阿里不哥之时，任命郝经为国信使出使南宋，告以忽必烈即位大汗，并要求贾似道按承诺的条件商讨和议之事。这岂不就暴露了贾似道向蒙军求和并许以岁币的事实，暴露了“鄂州大捷”的真相了吗？贾似道赶紧命李庭芝把郝经扣在了仪真（江苏仪征），百般从中阻梗。

此后，忽必烈多次遣使追找郝经，甚至因此发布伐宋诏书，责备南宋“尝以衣冠礼乐之国自居，理当如是乎？”声言将“约会诸将，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郝经在仪真也多次给贾似道和理宗写信，希望宋廷能履行议和使命。贾似道却以一己之私将这一切都按住不报，用种种手段遮掩过去。郝经一直想法与元朝联系，直到咸淳十年（1274）的秋季才把消息送出去，他写一帛书，曰：“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他将此书系于雁足放飞，在开封一带为猎雁者所得，报给了忽必烈。

忽必烈怎能吞得下这般辱弄。他答应议和，本就是权宜之计，等到镇压了阿里不哥的对抗，稳定了内部局势，正好有了借口卷土重来，发兵围攻被宋称为“天下之脊，国之西门”的襄樊。贾似道死死捂住谎言的盖子，一概压住不报。一次，度宗说起襄樊被围已三年，形势十分险恶，贾似道回道：蒙古已退兵，陛下何出此言？度宗说是一个宫女说的，贾似道便弄死了那个宫女。自此再无人敢言边事。

咸淳十年（1274）六月，元世祖忽必烈以贾似道扣留郝经作为口实，正式发布平宋诏书，挥师大举灭宋。七月，度宗死后，忽必烈又下檄文声讨贾似道“无君之罪”，责他“贪湖山之乐，聚宝玉之珍。费顾母死，夺制以贪荣；乃乘君宠，立幼而顾位。以己峻功硕德而自比于周公，欺人寡妇孤儿反不如石勒”，以昭出师正义。

伯颜打着讨伐贾似道的旗号，自咸淳十年（1274）年底至次年正月沿江一路横扫，进逼临安。而贾似道却早无当年之勇，太皇太后诏令他督兵出师，他却迟不发兵。直到听说充任元军先锋的降将刘整暴死，才上出师表。此时他还要伪饰自己的嘴脸，“自襄有患，五六年间，行边之请不知几疏，先帝一不之许。襄陷郢单，臣忧心孔疚，请行，又不知其几疏，先帝复不之许”，好像他一再自告奋勇上前线，都是被皇上阻止的，其实每回都玩阴阳两手，这边自请，那边叫人在皇帝面前吹风，用各种理由让皇帝不敢离开他。

贾似道出发了。率精兵十三万，战船两千五百艘开到前线，命孙虎臣率领步骑七万抵丁家洲（安徽铜陵北）之长江两岸，命夏贵统帅战船布列江中，自己率后军驻屯鲁港（安徽芜湖南），摆开了阵势。但贾似道并不敢与元军对决，还幻想鄂州议和的历史重演，又派那个宋京到元朝军营“请称臣、奉岁币”，说是议和，实际就是投降。可伯颜不买账，认为“宋人无信，惟当进兵”，说若要求和，让贾似道自己来谈。其实这就是要用贾似道的谎言反套他。心怀鬼胎的贾似道哪里敢？于是双方在丁家洲展开了决战。元军在两岸架西域炮猛轰宋军，宋军溃散。夏贵望风而逃。

龟缩鲁港的贾似道也与孙虎臣一同乘孤舟狼狈地逃往扬州。文天祥后来说贾似道“己未鄂州之战何勇也”，这只是半句话，接下来的半句是“鲁港之遁何哀也”，又叹“人心已去，国事瓦解”。

元军一边进攻，一边遣使追讨拘押郝经之罪。直到此时，惊恐万状的贾似道才将拘押达十六年之久的郝经以厚礼放归。

在出兵前，贾似道曾对决战失利做出了海上迁都安排，以避免重蹈北宋“靖康之变”的覆辙。鲁港战败后，贾似道即派门客翁应龙到临安送信，同时传檄各州郡到海上迎驾。岂料此时京城已是舆情鼎沸，要跟他贾似道算账，不仅是战败的账，而是算总账，算他独揽朝政、奢侈腐化、排斥异己、妒贤嫉能以及拘押郝经的总账。朝野对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不知，而是时机未到，如汪立信献策阻元，就曾把释放郝经作为一策。

文天祥后来集杜诗写了一首《误国权臣》，小序曰：“似道丧邦之政，不一而足。其羁虏使，开边衅，则兵连祸结之始也。”

苍生倚大臣，北风破南极。

开边一何多，至死难塞责。

京城掀起了倒贾的浪潮。新任知枢密院事陈宜中本是他的鹰犬，摇身一变成了倒他的干将。陈宜中向翁应龙打探他的行踪，翁语焉不详。陈宜中以为贾似道已死，立即上书“乞诛似道”。太皇太后谢道清念贾似道“勤劳三朝”，认为“当曲示保全”，只罢免了他平章军国重事等要职。贾似道的亲信被贬的贬，杀的杀，翁应龙也被处死。

宋军鲁港之败使水陆主力尽失。元军腾嚣东下，一路势如破竹。沿江诸郡守将或降或遁，至三月初二建康（今南京）失陷。其失陷，“则江东之势去矣”。

勤王诏书下达后，各地文武官员畏葸不前，只有文天祥、张世杰、李庭芝、李芾等少数几个人起兵响应。

勤王军寥寥，各地守将相继投降，临安也有大臣潜逃。京城难保，茫然无措的朝廷接二连三下诏令催文天祥等人火速入卫京师，并再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下诏曰：“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大小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今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负为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对人言语？他日死亦何以见先帝？”

这已是绝望中的挣扎了。可又怪得了谁呢？孝宗前溯几朝皇帝都昏庸无道，重用信赖奸相佞臣，这些人党同伐异，迫害忠正，使“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士风日坏，士大夫无耻便在所必然。

接到诏令，文天祥于四月率领他的救国新军从赣州北上吉州，与在吉州的诸郡义兵会合，以三万之众结为大屯，准备赴难京师。

岂料入卫之路又是一波三折。

到达吉州，赣州传来八十八岁老祖母刘夫人去世的消息，文天祥让文璧陪同母亲护柩回富川老家，自己按礼制上书请求解官守孝。祖母去世当然要按礼制请求“丁忧”， 而国难当头之际，皇帝当然也会“夺情”起复。果然，等六月十五日刚安葬了祖母，朝廷起复的诏令也到了，但这次不是要他赴京城临安，而是命他率部留屯隆兴府（江西南昌），经略九江。这是怎么回事？朝廷不是急着催他入卫京城吗，怎么突然又变卦了？文天祥疑惑不解，也心有不甘，便再上书请求等守孝期满再复官。但朝廷不许，仍催促他移兵隆兴府。

原来这又是江西安抚副使黄万石从中捣的鬼。咸淳元年（1265）文天祥任江西提刑，就是被此人放黑箭罢的官。黄万石一向嫉恨文天祥，文天祥也一贯视他是卑劣小人。这次他见文天祥起兵勤王一呼百应，被授江西安抚使，声望和官职都在自己之上，便又出来捣乱。他上奏诬蔑文天祥的义军是乌合之众，形同儿戏，于抗元无益。又唆使抚州（江西临川）守臣巴必岊向枢密院告状，谎称文天祥的宁都六姓义军在乐安、宜黄抢劫，并扰及抚州。这些又正好被并不真想抗元的新任丞相陈宜中所利用。

谢太后迫于压力罢黜贾似道后，任王爚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陈宜中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老臣王爚“清修刚劲”，而陈宜中则是个见风使舵的小人。王爚主张严惩弃城逃跑的知隆兴府吴益，没收降元的知平江府潜说友的家产，陈宜中都从中作梗。王爚提议丞相出征，并协调张世杰等诸将出师，陈宜中也不答应。其实陈宜中跟贾似道一样，也是个投降派，三月下旬，忽必烈派来劝降的廉希贤被守军所杀，陈宜中致信伯颜，表示“前杀廉希贤乃边将所为，太皇太后及嗣君实不知，当按诛之。愿输币，请罢兵通好”，也是一副卖国嘴脸。但伯颜不予理睬。王爚与陈宜中“不能画一策，而日坐朝堂争私意”，矛盾十分尖锐。

提拔文天祥并催他领兵入卫，是王爚的主意，陈宜中本来就不同意，黄万石说文天祥起兵是“猖狂”之举，“儿戏无益”，诬告信一到，他便撺掇谢太后下诏，命文天祥留屯隆兴府。

文天祥接诏后异常愤怒，立即上奏申辩。

文天祥写道：

天祥待罪一州，忠愤激发，不能坐视，移檄诸路，冀有盟主，愿率兵以从。……惟是帅司，无兵无将，无官无吏，无钱无米，徒手自奋，立为司存，今已结约赣州诸豪，凡溪峒剽悍轻生之徒，悉已纠集，取四月初一日，提兵下吉州，会合诸郡兵丁，结为大屯，来赴阙下，忽得留屯隆兴指挥，观听之间，便生疑惑。缘天祥所统，纯是百姓，率之勤王，正以忠义感慨使行，此曹锐气方新，战斗可望胜捷。

极力申诉勤王义军成军不易，士气可用，如果长时间守在城里，必会挫伤士气，以致溃散。

此时，也有友人劝阻他说，元军“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的回答是：国家危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每与身边人谈此话题，他总是泪流满面地说：“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表明自己的选择是不可改变的命运。

文天祥强烈要求朝廷收回留屯隆兴成命，“容天祥照累降旨挥，将所部义兵来赴阙下”。然而未被获准，得到的答复仍是“留屯隆兴”，并糊弄说这样做“非但为隆兴守御计，异时随机用事，其为效与勤王等”。文天祥义愤难平，驻义军于吉州不动，继续以为祖母解官守丧相抗。

此事传到京城太学生耳里，激起了他们的义愤，他们上书“数宜中过失数十事”，指斥他听信谗言阻挠文天祥率兵勤王。朝中正直的大臣也与之响应。针对陈宜中指文天祥“猖狂”，有人写诗相驳：“出师自古尚张皇，何况长江恣扰攘。闻道义旗离漕口，已驱北骑走池阳。先将十万来迎敌，最好诸君自裹粮。说与无知饶舌者，文魁原不是猖狂。”迫于巨大压力，陈宜中借故出京。在此之前，王爚也因与陈宜中交恶负气离职出走。但接替他们的代理丞相留梦炎，是陈宜中和黄万石的同党，他仍按陈宜中的布置行事，要文天祥去经略九江，改由黄万石入卫京城。

文天祥说要为祖母解官守丧，心里却急着带领勤王军赴京卫国。当得知抚州巴必岊诬告义军抢劫，又愤而上书澄清事实，揭露其阴谋：“宁都六姓，招募数千人，驻吉州候旨入卫，未尝有一足至抚州境内。守臣张皇诳惑，欲阻挠勤王大计。”

就在为文天祥的勤王军进京问题纠缠不休之时，前线战事也正吃紧。继占领建康之后，元军又接连攻降了镇江、京口、江阴军（江苏江阴）、无锡、宁国府、常州、西海州（属江苏连云港）、东海州、平江（江苏苏州）、广德军等地，拱卫临安的防区在急剧缩小。惶恐不安的宋廷被迫任命主战派将领张世杰为保康军承宣使、总都督府军，部署反击。

张世杰，范阳（河北涿县）人，早年曾为北方金将张柔部下，张柔降蒙古后投奔南宋，因屡立战功，由小校升至都统制。开庆元年（1259）和咸淳四年（1268）率兵援守鄂州、襄樊，都有忠义表现。此次伯颜主力自襄阳大举攻宋，正是张世杰这个硬骨头坚阻，使元军只得绕过郢州进击鄂州。鄂州失守后，张世杰响应勤王诏令，提兵万余经江西入卫临安，并挥师收复平江、安吉、广德、溧阳及常州等州郡。

六月，张世杰与刘师勇、孙虎臣等调集战船万余艘，准备在镇江的焦山与元军决一死战。此时京城守卫空虚，兵力捉襟见肘，谢太后才不得不决定传文天祥入守京师，并以诬告罪名降了巴必岊等人的官职。

七月初七，在被耽搁了三个月后，文天祥的勤王军终于得以开赴临安。八月中旬到达衢州，下旬抵达临安，于西湖之畔驻扎。沿途一路士气高昂，纪律严明，所过秋毫无犯，给了黄万石之辈一记响亮的耳光。

就在文天祥开拔前的七月初二，焦山决战打响。张世杰命令以十船为一方，没有主帅号令，不得起锚。这本是表达决死的意志，却不想被元将阿术抓住他在战术上的弱点，选出善射的千名兵士，分两翼乘巨舰用火箭夹攻宋军。火箭借助风势引燃了帆篷和舱樯，江面上烟焰蔽日，宋军拼死搏杀，却因战船用铁索连在一起，欲攻难进，欲走不能，士兵多赴江溺亡。张世杰无法再指挥部队，只得率部南走，落得大败。这是继鲁港之后的又一次惨败，此一败，“宋人自是不能复军”。

在此情况下，朝廷对文天祥的到来显示出应有的重视，出自王应麟之手的诰词对他的勤王之举大加褒扬：

自吾有敌难，羽檄召天下兵，惟卿首倡大义，纠合熊罴之士，誓不与虏俱生。文而有武，儒而知兵。精忠劲节，贯日月，质神明，惟宠嘉之。投袂缨冠，提兵入卫，师律严肃，胜气先见，宗社生灵，恃以为安。

经过三个月的折腾，文天祥终于得以抵达最需要保卫的南宋心脏，也可说是抗元的最前线。他准备践行自己多年的志向，不顾一切地与入侵者兵刀相见，血拼一场。

第十章 初战受掣 力阻乞降

文天祥到了临安，朝廷给他的任命是权工部尚书兼都督府参赞军事。这个任命意味着什么呢？

此时，陈宜中与王爚由于龃龉不断，都离开了相位，当政的是右丞相留梦炎。留梦炎是淳祐四年（1244）的状元，当过枢密使，算是资深大臣。此人是陈宜中好友，入朝后依附陈宜中架空王爚，文天祥入卫受阻，就是他俩和黄万石联手所为。陈宜中虽然跑回了永嘉（浙江温州治所）老家，但还兼着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之职。他们都是所谓主和派，也就是投降派，对有碍他们行事的人都加以阻防，张世杰的亲兵一进临安府就被撤换，文天祥当然也不能例外。

工部尚书管的是土木工程之类的事，且不论；兼都督府参赞军事，即留梦炎和陈宜中帐下的参谋，也就是说在无形当中收走了文天祥对勤王军的指挥权。

文天祥力排阻挠来临安，为的是亲自率军参加保卫国都的战斗，为的是亲赴战场杀敌救国，若是被剥夺了兵权，一切都无从谈起。文天祥识破了诡计，要求辞免所授职务以示抗议。朝廷当然不准，果真免去文天祥的职务，必将招致人们的唾骂，还可能引起勤王军的对抗。于是在八月二十六日再下旨，内批：“文天祥依旧（权）工部尚书，兼督赞。除浙西、江东制置使，兼江西安抚大使，知平江（江苏苏州）府事。”知平江府，这是要把他从临安打发出去。文天祥后来在集杜诗《苏州》中说：“予领兵赴阙，时陈宜中归永嘉，留丞相梦炎当国。梦炎意不相乐，出予以制阃守吴门（平江）。”文天祥仍然不从，仍要求辞免。朝廷似乎急着催文天祥赶紧上路，说是秋风浸至，事不可缓。谢太皇太后也下旨：“令文天祥不候辞朝，疾速前去之任。”并给文天祥加了一个端明殿学士的荣誉头衔。

十月初，经谢太后多次敦请，并罢去王爚相位，将上书抨击陈宜中误国的太学生刘九皋等人关进监狱，陈宜中又回到临安，再任右丞相，与改任左丞相的留梦炎共同都督诸路军马。此前的九月，元军继续清除临安外围宋军据点，攻入泰州致守将孙虎臣自杀，击溃扬州都统姜才的反攻，陷吕城（江苏丹阳吕城镇）降伏守将张彦，对常州形成围攻之势，并有情报说元军正调兵遣将，即将对临安发起总攻。临安城里早炸了锅，文武百官纷纷作鸟兽散。

陈宜中一回朝，就紧锣密鼓地做求和的安排。他怂恿朝廷把吕师孟擢为兵部尚书，把吕文德追封为义郡王。吕师孟是吕文焕的侄儿，吕文德是吕师孟已故的父亲，也是吕文焕的哥哥，而吕文焕在襄阳降元后被元军重用，成了攻宋的先锋。陈宜中这样做，就是想通过这叔侄俩建立与元朝议和的桥梁。谢太后当然支持陈宜中，只要能保住摇摇欲坠的朝廷。

吕文焕降元后，吕师孟本是抬不起头来的，这么一来，那个降元的叔叔竟成了他的政治资本，他自己成了求和救国的柱石。吕师孟顿时变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大言不惭地兜售投降论调。

陈宜中回朝后做的另一件事，就是立遣文天祥去平江府。

文天祥作出了出师平江的决定。虽然他知道陈宜中想的是把自己支出临安，好顺顺当当地实施他议和的计划，但此时常州告急，他渴望率领自己的勤王军抵前迎敌，尽快与元军兵刀相见。

但他又实在不能容忍投降派的嘴脸，实在不甘让投降派操纵国家的命运。在离开临安前，他利用向皇帝辞行的机会，上了一份奏折。奏折劈头就批评道：“朝廷姑息牵制之意多，奋发刚断之义少！”接着，像当年乞斩罔顾国危的奸臣董宋臣，乞斩鼓吹投降论调的吕师孟，以求振作将士之气。

反对求和，何以救国？文天祥提出了挽救时危的具体方案：

今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阃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番（鄱）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无退，日夜以图之。彼奋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却也。

可以看出，这与他在《己未上皇帝书》中提出的“仿方镇以建守”的主张是一致的。因为“宋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郡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亦以寝弱，故敌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中原陆沉，痛悔何及”，所以须打破祖宗守内虚外的陈规，在各地建立军事大本营，加强地方战力主动御敌，并发动民间力量实行全面抗战。

实事求是地讲，这个方案如果在十六年前得以实施，还不失为良策，但在太皇太后泣书勤王应者无几的今天，却难以有效。但其足以表达他抗元的意志和抱负。而投降派斥其“议论阔远”，否定的首先也是抗元的意志和抱负。至于杀吕师孟，那不等于要陈宜中和谢太后自杀吗？

呈上奏折，文天祥愤而率兵直赴平江。

此前，为了催促和安抚他，朝廷封文璧为直秘阁，主管崇道观，以便用祠禄养亲，又以文璋充浙西制司内机。还特赐文天祥一副重二十两的金注碗和一副重十五两的金盘盏，以及绸缎、龙涎香、镀金香盒、龙茶若干。

此时伯颜已升任右相，正率蒙军主力向临安进军。其主力兵分三路，右军自建康出四安镇（浙江长兴西南四安山下），攻独松关（浙江安吉南独松岭，接余杭县界）；左军出长江攻占江阴军，由海道经华亭（上海松江县）至澉浦（浙江海盐西南）；还有一路，即以吕文焕做向导的中军，由伯颜和阿塔海率领进攻常州。

几乎与文天祥到达平江的同时，伯颜亲到常州城外督攻。他派人百般诱降，但知常州姚訔、通判陈炤、都统王安节、刘师勇等人守志愈坚。伯颜恼羞成怒，驱赶城外居民运土筑垒，连人带土一起筑入垒中，又杀百姓熬成膏油，抛到城下牌叉木上，用火箭射燃，日夜攻城不息。

依傍运河的常州是军事重镇，常州失守，元军可顺运河进攻平江和临安。文天祥急派朱华、尹玉和麻士龙率兵三千驰援，与陈宜中亲派的淮将张全先后抵达前线。这是文天祥勤王军的首战，他极为看重，派出得力将领，本以为张全是久经沙场的战将，故将勤王军交由陈宜中派来的张全指挥。岂料张全既无统驭之才，又存狭隘的地方观念，甚至还别有用心。十月二十六日在常州外围虞桥接敌，张全让麻士龙率部独自与元军交战，自己领着两千淮兵，在常州东南运河西岸按兵不动，看着寡不敌众的麻士龙部战败，麻士龙战死，非但坐视不救，反退兵到运河东岸的五木。五木是朱华所部广军驻地，张全接下来的举动更让人不解。文天祥后来说：朱华要构筑防御工事，“如掘沟堑，设鹿角，张全皆不许朱华措置，殊不晓其意”。

二十七日，元军攻打五木，张全又把朱华顶到前面。朱华率广东义军英勇抵抗，从辰时苦战到未时，从早上直打到下午，打得十分顽强。而张全却“隔岸不发一矢，有利灾乐祸之心”。孤立无援的朱华渐渐不支，渡河向后退却，当泅水的义士攀住张全的兵船时，又出现了令人发指的一幕，张全非但不予援救，反下令砍断义军士兵攀住船沿的手指，致使许多士兵落水而亡。到了傍晚，元军又绕过山头攻击尹玉的赣州义军。面对数倍于己的元军，尹玉领五百义军毫不畏惧，与之死战。尹玉冲杀在前，亲手杀敌数十人，浑身上下多处中箭，成了血人，仍带箭与敌搏杀。当他伤重力竭被元兵围住时，仍威震敌胆，怯敌不敢靠近，最后被四支长枪架在颈上，用木棍活活打死。此后他的部下仍然浴血奋战，无一人投降。这场战斗从天黑打到黎明。五百义军除四人脱险外，全部战死，而敌军的尸体也堆满了田野。

三个回合，三场酷战，尹玉、麻士龙、朱华，三位将领只朱华一人生还。

五木之战是文天祥勤王军在战场上第一次亮相。对这一仗应该怎么看？文天祥后来在《吊五木》序中叹道：“呜呼，使此战张全稍施援手，可以大胜捷。一夫无意，而事遂关宗社。”他是多想打胜这一战呀，但投降派阻止了他。他对自己的勤王军首战的表现是肯定的，他看得很清楚，当他的部属要构筑防御工事时，张全从中阻挠，“殊不晓其意”；当他的部属与敌血战时，张全隔岸不发一箭，“有利灾乐祸之心”。是张全帮助元军打败了义军。这其实也是宋朝败于元以致败于金的一个缩影，是末世王朝自身的没落打败了自己。

张全的卑劣行径无异于助虏卖国！文天祥怒火中烧，本想杀张全以警众人，无奈他无此权力，只得请求都督诸路军马的陈宜中查办。其结果是不了了之。

增援的南宋军队既败，常州城破，姚訔、陈炤战死，仅有刘师勇领八骑突围。伯颜大开杀戒，下令屠城，全城上万人被杀，仅有七人伏于桥坎下幸免。忽必烈下诏南伐，曾宣布将士勿得妄加杀掠，并特别叮嘱伯颜：“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要他效仿北宋初年大将曹彬灭南唐时的敛杀。但伯颜南下后，蛮悍历史的惯性仍时常爆发出其嗜杀的个性。都统王安节被俘后也不屈被杀，元人说：自渡长江，宋朝武官忠义者，唯王安节一人。常州被屠后恍若鬼境。文天祥后来作《常州》一诗痛悼：“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壮甚睢阳守，冤哉马邑屠。苍天如可问，赤子果何辜。唇齿提封旧，抚膺三叹吁。”

几乎是同时，元军之右军攻克四安镇，独松关告急。独松关也是通向临安的咽喉要地，朝廷急令文天祥放弃平江，进驻余杭，援防独松关。这是陈宜中、留梦炎的主意。然而这又是一个“殊不晓其意”，因为平江同是咽喉要地，不能不守，如果放弃，伯颜便可率主力经平江直捣临安；更为重要的是，独松关战事既紧，恐怕文天祥星夜奔援也赶不及，而驻临安的张世杰前往增援则要近得多。文天祥于是上书：“辞以吴门空虚，愿分兵戍守。”他不知道，朝廷把他调出平江，又舍近求远命张世杰去守平江，这不能不说是投降派避战求和的伎俩。朝廷当然不许文天祥的意见，催令又到，文天祥只得把平江防守的重任交给通判王举之和都统王邦杰，赶赴独松关。

果然，文天祥还在途中，独松关便已告失。更要命的是，他一离开平江，张世杰还未到，王举之和王邦杰就打开城门，向元军投降。

文天祥只好回兵临安。一回到临安，就听说京城正掀起一波质疑他的风浪，说他刚一离开平江，平江就投敌，这是不是他文天祥故意为之呢？这在朝野引起了极大的恐慌。文天祥听得此言异常愤慨，心想又是投降派搞的鬼，便将朝廷给他的调令公示在朝天门，还事实以真相，才打消了人们对他的猜忌。

此时，元军三路兵马一路飙进，冷厉的刀锋已经触到了临安的鼻尖，宋廷文武百官十有九去，连左丞相留梦炎也逃回了衢州老家。留梦炎逃跑后，谢太后命吴坚为左丞相，在朝堂宣布时，来上朝的文官只寥寥六人。

朝中垂帘听政的谢太后操纵着五岁的小皇帝，而把持着军政大权的陈宜中主使着谢太后，在他们心目中，求和是唯一的出路。他们梦想“绍兴和议”的历史重演。绍兴十一年（1141），南宋与金签订了“绍兴和议”，高宗向金称臣奉表，并以向金割让唐、邓二州及商、秦一半地盘，每年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的代价，讨得与金维持近半个世纪相对稳定的局面。

十二月初四，他们先是派柳岳带着国书去见伯颜。柳岳近乎哀求地流着泪说：自古礼不伐丧，年幼的皇帝正在守孝，乞能和议？而今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全是贾似道失信误国所致。十二月十七日，又派兵部侍郎吕师孟、礼部侍郎陆秀夫、刑部侍郎夏士林前往平江向伯颜求和，表示德祐皇帝愿向元世祖忽必烈称侄并纳币，不行就再退一步，降称侄孙，给忽必烈当孙子。十二月二十四日，再遣柳岳为工部侍郎、洪雷震为右正言，出使元朝祈请小国之封。

对谢道清、陈宜中卑躬屈膝一味向敌人乞求“和议”，不惜当孙子、当附庸国的行径，以文天祥为代表的爱国将士坚决不答应。

文天祥不答应。他对张世杰说：“今两淮坚壁，闽广全城，王师且众，何不与之血战？万一得捷，则罄两淮之兵以截其后，国事犹可为也。”此时文天祥有勤王军三万，张世杰握重兵五万，诸路兵力尚在四十万，淮东仍坚固，闽广未失一地，如跟元军血拼，不是没有翻盘的可能。张世杰拍案赞同。于是两人一同上奏朝廷，决意抗战到底。

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李芾不答应。元将阿里海牙围攻潭州三个月，李芾坚拒劝降和屠城威胁，每天登城以忠义勉励将士，率诸将分守，虽伤亡惨重，将士们乃至城内百姓仍殊死战斗，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并致阿里海牙身中箭伤。潭州沦陷后，受李芾之托，部将沈忠洒泪杀了李芾和他全家，放火烧毁他的住宅。沈忠随后回家杀了自己的妻子，自刎殉国。参议杨霆投园池而死。李芾的幕僚陈亿孙、顾应焱、钟蜚英皆死。寓居城中的知衡州尹谷，为次子举行了汉族冠礼，穿上朝服携全家老少引火自焚。城中居民多全家自尽者，遗体填满了水井，树上挂得到处都是。他们以此决绝的意志与城共存亡。

江淮招讨使汪立信不答应。元军逼近建康，在此募兵的他知道建康守不住，叹曰：“吾生为宋臣，死为宋鬼，终为国一死，但徒死无益耳，以此负国。”于是率数千人马奔高邮，想以江汉为根据地进行抵抗。鲁港兵败后，江汉一带的守臣望风逃遁，汪立信知道局势已无法逆转，说：“吾今日犹得死于宋土也。”遂摆酒席请宾佐痛饮，托付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抚案者三，以是失声，三日扼吭而卒”。

江西都统密佑不答应。元军进逼江西抚州，密佑迎敌于进贤坪。所向披靡的元军喝问：来者归降，还是作战？密佑壮声对答：是来战斗的！便指挥士兵向前冲击。密佑挥舞双刀在箭雨中与敌厮杀，不久陷入重围，面部中箭。他一把拔出箭头，按住伤口大叫：孩儿们，用力杀敌！又身中四箭三枪，仍率数十勇士死拼。从早上直杀到太阳西斜，终于杀出一条血路，不料桥板断裂摔昏被俘。元军为他疗伤，命叛臣吕师夔赠他金符、许以官职，又命他儿子来劝降。密佑的儿子说：父死，儿何处存身？密佑斥责道：你去行乞于市，说是密都统之子，谁不怜你！说完，解开衣服自请就刑。慷慨就义时，在场的元兵都为他的忠节大义流下了眼泪。

江西招谕使兼知信州谢枋得不答应，他的部将张孝忠不答应。德祐二年（1276）正月初一，当元军来攻时，谢枋得令前锋高呼：“谢提刑来也！”亲自领兵迎敌。他的部队跟文天祥一样，是从民间招募的勤王义军，虽缺乏训练，未得朝廷的粮饷和武器，却怀着忠义爱国心奋死拼杀。战至安仁（江西余江锦江镇）团湖坪，部将张孝忠挥舞双刀，左冲右突，一口气杀元兵一百余人，直到身中数箭牺牲。元兵打扫战场时，见他怒瞪双眼，半卧尸众间，不禁跪拜，由衷地赞叹：“真壮士也！”

浙江富阳县尉谢徽明不答应。正月初五，元兵杀向富阳，谢徽明闻讯立刻拔刀上马，带兵出战。谢枋得的这位伯父，已是八十多岁的老叟，当时富阳没有知县，由他这个县尉代理县事。他不会不知道自己绝非杀气正盛的元将的对手，不会不知道富阳县的那几个兵丁难挡元军锋芒，也不会不知道此一去再无回头之路。但他却要抛出生命以表达坚决抗战的意志。结果一交手他就阵亡了，跟随他上阵的两个儿子君恩、君赐，不顾一切上前抢夺遗体，也饮血被杀。

文天祥的老师和恩相江万里不答应。元军攻破饶州，病退居此的江万里坐守不动，誓与城共存亡。当元兵快到家门口时，他拉住门人的手说：大势不可支，我虽不在位，当与国家共存亡。说完，便和他的儿子江镐及随从相继投水自尽。

文天祥的政敌、叛将黄万石的部下米立也不答应。都统米立战败被俘，元军派黄万石劝降，黄万石恬不知耻地说：连我都投降了，你还有什么必要硬扛呢？米立反驳道：我虽是一名小卒，但三世食宋之禄，国亡当死，决不与投降者为伍。不屈殉国。

陈宜中、谢道清之流向敌人乞怜，要给人家当孙子，让国家当附庸国，那些血融民族大义、骨铸民族气节，以鲜血和生命与敌相搏的爱国志士绝不答应，他们的忠魂绝不答应。

可是陈宜中、谢道清执意要与元军议和。谢道清降诏“以王师务宜持重为说”否决了文天祥和张世杰的作战要求。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你就是乞怜当孙子，当附庸国，也不能让“绍兴和议”的历史重演了。为什么？因为当年宋高宗怕被押金营的徽钦二帝回归，从而威胁到自己的帝位，是在宋军反击金兵捷报频传、金兵节节败退的当口，以解除韩世忠、张俊和岳飞三员大将的兵权，杀了岳飞为条件，向金朝乞得和议的。而今你谢道清、陈宜中哪有这个资本？

伯颜断然拒绝了谢道清、陈宜中乞求和议及开出的条件，他容不得你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还自作多情地“赦吕文焕，令通好罢兵”，他要的是你“效钱王纳土”，要的是你彻底趴下，彻底投降，彻底灭亡。

几回遣使求和遭拒，把谢太后吓破了胆，竟然要“用臣礼复往”，就是以臣礼与伯颜打交道，就是撕掉遮羞布投降。对此连陈宜中也感到难堪。谢太后哭着说：如能保住宗庙社稷，称臣也不必计较。

回望宋太祖灭南唐的历史，这又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当年北宋以摧枯拉朽之势进攻南唐，李后主屡屡遣使到北宋入贡，卑辞厚礼，请求缓师。使臣李铉对宋太祖说：南唐一向称臣事宋，百依百顺，何以无罪兴师？乞缓兵以全一邦之命。宋太祖抽剑作答：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而今，这出历史剧又毫无二致地重演了，只不过是宋太祖的后代充当了屈辱的角色。

对谢道清、陈宜中千方百计、苦心求和的行径，文天祥忧心如焚。无论如何也不能投降。与张世杰合诸路兵力背城血拼的建议不被理睬，他已在考虑临安失陷后的出路了。他把义军主力调到临安西大门富阳，安排精锐两千卫戍宫廷，利用与陈宜中接近的机会，建议请太皇太后谢氏、太后全氏和恭帝赵 三宫迁到海上，吉王赵昰和信王赵昺二王分守闽、广，开辟抗元基地，保存宗室再图复兴。谢太后对此也不理会。

德祐二年（1276）正月初八，文天祥又提议，由福王赵与芮和沂王赵乃猷亲领临安府尹，以稳民心，自己担任副职少尹辅佐他们，誓死保卫宗庙。此提议又如石头扔进死水不起波澜。

见说不动谢太后和陈宜中，急得文天祥跑到六和塔下，再次找到握重兵在此的张世杰，想联合他守城抗战，说：“京师义士，可二十万，背城借一，以战为守。”但此时张世杰已对守临安不抱希望，他反劝文天祥回江西据守，说自己也将转往两淮活动。

也是在正月初八这一天，谢太后派遣的监察御史刘岊到伯颜营中，向元朝奉表称臣，还给忽必烈恭上“仁明神武皇帝”的尊号，提出每年向元朝献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乞求能保留南宋现有的版图和赵氏小朝廷。伯颜同意在长偃（长安镇）议降，其他再作商议。

外寇势凌京门，自己所有的抗战建议都遭否决，而朝廷的乞降活动愈演愈烈，使得文天祥绝望了。

闭目犹见光亮，睁眼一片漆黑，左冲右突，八方无门，文天祥在青灯孤影下愤笔写下《赴阙》一诗，宣泄内心的苦闷。

楚月穿春袖，吴霜透晓鞯。

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

役役惭金注，悠悠叹瓦全。

丈夫竟何事？一日定千年。

在国家蒙难的危急中，我文天祥挺身而出，抱着精卫填海的决心，组建义军从江西奔赴京城勤王，却屡遭诽谤和阻挠，救亡计策又不被采纳，劳碌奔波却于国事无补，既深为有负皇恩而惭愧，又为朝廷苟安误国而喟叹。这都是为了什么呢？这都是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定邦运于一日呀！

正当文天祥陷入苦闷绝望之时，正月十三，有一个人到西湖上来求见文天祥。此人叫杜浒，字贵卿，天台人，性刚猛，是前丞相杜范的侄儿。元军逼近京城，身为游侠的他自发纠合临安四千义士保城救国。他不找别人，而是带着四千义军投到文天祥帐下。文天祥听了他的来意，大为振奋，极赞他的大义之举，与之慷慨倾谈，相见恨晚。从此，文天祥多了一个忠肝义胆的得力助手。

好心情很快就被糟心事淹没了。当晚，朝廷传出消息，说伯颜约陈宜中于十五日去长偃，商签称臣投降条款。文天祥忧愤又起，连夜去陈宜中家中竭力劝阻。陈宜中表示接受文天祥的意见。他十五日也确实没有去长偃。但他想的不是国家，他是怕卖国罪名由自己背，更怕去了被扣住回不来。

正月十八，元军三路大军在临安北郊皋亭山（浙江余杭镇西南）会师，距临安不到三十里。伯颜指定要宋廷丞相去乞降，陈宜中拖了几天不去，宋廷遂遣监察御史杨应奎到伯颜的大营，送上传国玉玺和降表。降表写道：

谨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两淮、四川见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伏望圣慈垂念，不忍臣三百余年宗社遽至陨绝，曲赐存全，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

伯颜接受了宋朝的传国玉玺，具体洽降事仍指名要右丞相陈宜中出议。陈宜中无奈，干脆连夜逃往永嘉清澳老家，成了继留梦炎之后逃跑的第二个丞相。

在此前后，张世杰率军走庆元（浙江宁波），陆秀夫、苏刘义、刘师勇等向东南沿海转移。吉王赵昰已改封益王、信王赵昺改封广王，他们如文天祥建议的，在驸马都尉杨镇等人的护卫下转往婺州（浙江金华）。

此时，只有文天祥一个人仍想着抗战。他要把调往富阳的勤王军再调回京城，却被谢太后诏令阻止：“今遣使议和，卿宜自靖自献，慎勿生事，乃所以保全吾与嗣君也。”

但谢太后需要文天祥。十九日早晨，谢太后任文天祥为枢密使，中午即升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右丞相陈宜中跑了，满朝遗臣中，谁能在与元军的洽降中保住她和小皇帝的身家性命呢？她选中了文天祥。

朝中遗臣也需要文天祥。他们聚集在左丞相吴坚府内商议，而今谁能在与元军的洽降中力避更大的灾祸呢？众臣一致推举文天祥。

文天祥是坚定的抗战派，他会答应出使洽降吗？如果答应出使洽降，他会有怎样的举动呢？

第十一章 面斥敌酋 陷身虎口

德祐二年（1276）正月二十，文天祥与左丞相吴坚、同知枢密谢堂、安抚使贾余庆、中贵官邓惟善，来到设在皋亭山因明寺的元军大营。但他不是来洽降，而是来谈判的。

穿过刀枪森列的卫兵，文天祥气宇轩昂地径直走到堂中坐下。

待众人坐定，元朝右丞相伯颜向文天祥发问：“丞相是来谈投降之事的吧？”

看着坐在虎皮椅上的伯颜，文天祥辞色慷慨地说：“此事乃前丞相经办，非予所与知。今太皇太后以予为相，予不敢拜，先来军前商量。”

文天祥此时的身份颇微妙。谢太后在一天之内任他为枢密使，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是想叫他替代陈宜中到元营洽降。文天祥看透了谢太后的私心。他想起朱熹说的：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者。他不接受所授官职，也决不接受洽降的任务。

既如此，他还是想到元营来一趟，因为“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且意北尚可以口舌动”，劝其撤军，否则“三宫九庙，百万生灵，立有鱼肉之忧”，同时也想“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既要来谈，又不能作为伯颜指定的“当国”来洽降，文天祥便辞右丞相不拜，而以旧职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前来。这是他个人的决定，在谢太后和伯颜眼里，他还是右丞相。文天祥被称为文丞相，也是由此开始的。在文天祥内心，他也未必不把自己看作丞相，他自称丞相，也是由此开始的。

听了文天祥的这番话，伯颜一时有些困惑，便敷衍道：“丞相来商量大事，说得是。”

现在由文天祥来发问了：“本朝承帝王正统，衣冠礼乐之所在。北朝欲以为国欤，欲毁其社稷欤？”

宋朝是国家合法的朝廷，而你元朝前身蒙古汗国祖先，曾是中原政权的地方官，现在却大举兴兵侵宋，理所不容。何况忽必烈的攻宋诏书中，只以贾似道拘留使节郝经违背和约为由，也并没有说要消灭宋朝。文天祥的质问有理有据。

伯颜想的当然是灭宋，但只得按忽必烈诏书上的话应付道：“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

文天祥抓住伯颜的破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尔前后约吾使多失信，今两国丞相亲订盟好，宜退兵平江或嘉兴，俟和议情况奏议北朝，看区处如何？”

伯颜沉不住气了。今天叫你来是谈投降事宜的，怎么反要被你牵着鼻子走，落入你的缓兵之计呢？于是面露骄横之色，连威胁带狡辩地与文天祥争论起来。

文天祥毫不示弱地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说：“能如予说，两国成好，幸甚！不然，南北兵祸不已，非尔利也！”

伯颜被激怒了。文天祥的强硬态度令他惊愕，他还从未见过宋朝的哪一个使臣敢这样对他说话，他不相信眼前这个一身书生气的对手真能扛到底，于是出语凶狠，甚至以死恐吓。

岂料文天祥没有一丝恐惧，反冷笑道：“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

面对一腔正气的文天祥，理屈词穷的伯颜无计可施，只得收敛怒容不说话了。

文天祥就这样把洽降变成了据理抗辩。

与文天祥同来的几个人，吴坚是个胆小怕事的老儒，谢堂遇事一向唯唯诺诺，贾余庆更是个私念缠绕的卑鄙小人。他们在文天祥与伯颜舌战时不知所措、惶恐猥琐的神态，更反衬出文天祥大义凛然的气概，在场的元军将领无不为文天祥相顾动容，为之叹服，称文天祥是大丈夫。文天祥有诗《纪事》记录下了这一幕：“单骑堂堂诣虏营，古今祸福了如陈。北方相顾称男子，似谓江南尚有人。”

目的没达到，还碰了一鼻子灰，伯颜的气恼可想而知。过后经与诸元将商议，决定以降表中仍称小皇帝“宋国主”及未称臣为由，放吴坚等四人带回去更改后再送来，并派宋朝降臣程鹏飞随往，办理一干受降事宜。但没让文天祥回去，独独将他扣留在了元营。

这些勾当都是瞒着文天祥干的。当晚，当文天祥发现吴坚等人返回临安，独把自己拘留在元营时，得到的解释是：北朝的决定，都是向南朝大臣面呈圣旨；而南朝每传圣旨，北朝使者却从未到过廷前，今派程鹏飞面奏太皇，亲听处分。等他回来后，再与丞相商量，大事定下来，丞相便可返回。

意思很明白，就是你文天祥此番来洽降，并没有按圣旨办，而是肆意妄为另搞一套，所以要把你扣下来，以免你回去后再从中捣乱。

文天祥闻之大怒，直奔伯颜帐前，怒目厉声地斥责道：“我此来为两国大事，彼皆遣归，何独留我？”

伯颜语气平和地答道：“勿怒。汝为宋氏大臣，责任非轻，今日之事，你我还要商量，愿能暂留几日。”

文天祥哪里肯信，仍坚决要求放归，“辞色甚厉，不复顾死。译者再四失辞。予迫之益急，大酋怒且愧，诸酋群起呵斥。予益自奋。文焕辈劝予去，虏之左右，皆唶唶嗟叹，称男子心”。又有诗曰：

狼心那顾歃铜盘，舌在纵横击可汗。

自分身为虀粉碎，虏中方作丈夫看。

凭你再怎么说，他也是不会放虎归山的。当晚，伯颜派万户忙古歹、安抚唆都做“馆伴”，即下榻馆所的陪伴，看着文天祥，还在他的住处周围布置了重兵把守，将他软禁起来。

吴坚等人带着降表回临安后，谢太后按伯颜的要求做了改动，第二天又由贾余庆、吴坚、谢堂等带到了元营，并带来了谢太后令南宋各州降附元朝的手诏及三省、枢密院的檄文。

伯颜接受了降表，宣告南宋正式投降。

文天祥被引进大营时，仪式已结束，贾余庆等人正要离去。落座后，当得知昨日还是安抚使的贾余庆已顶替自己当上了右丞相，并领头向元朝呈降表献国土，顿时勃然大怒。他腾地站起，大骂贾余庆卖国偷生，奴颜婢膝，不齿丑类。

在文天祥的骂声中，贾余庆等人匆匆出门登车返回。文天祥也要走，却被卫兵拦住。文天祥异常愤慨，质问伯颜何以如此，何以失信。伯颜无语。文天祥痛斥伯颜身为丞相，却是卑鄙小人龌龊行径，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越骂越凶。伯颜面露愠色却无言以对，只得闷不作声。

这时吕文焕上前来劝解说：“丞相息怒，稍候一二日即可回阙。”

吕文焕一边劝，一边把文天祥往一旁拉。这简直就是火上浇油。你个叛将！你是想讨好伯颜吧？昨天在大营与你相邻而坐，我都没拿正眼看你，你有什么脸来劝我。文天祥一把将他的手甩开，用极鄙夷的口吻斥骂他是叛逆遗孽，当用诛乱贼法处之。

吕文焕也恼了，顶嘴说：“丞相何故骂文焕是乱贼？”

文天祥斥道：“你身为大将，以城降敌，国家不幸至今日，汝为罪魁祸首，汝非乱贼而谁？三尺童子皆骂汝，何独我哉！”

吕文焕心有不服，辩解说：“襄阳苦守六年，粮尽援绝，朝廷不救，我自奈何？”

文天祥即予驳斥：“力穷援绝，死以报国，可也。汝爱身惜妻，既负国又辱没家声，而今合族为逆，万世之贼臣也！”

见骂到了自己身上，在一旁的吕师孟忍不住横插进来，指着自己的鼻子挖苦说：“丞相上疏欲见杀，何为不杀取师孟？”

又跳出一个不要脸的！去平江前曾乞斩鼓吹投降的此贼，此时只恨手无“击贼笏”，文天祥怒目喝道：“汝叔侄皆降北，不灭汝族，是本朝之失刑也，更敢有面皮来做朝士？予实恨不杀汝叔侄！汝叔侄若能杀我，我为大宋忠臣，正是汝叔侄周全我，我又不怕！”

吕师孟自找没趣，再不敢多嘴。在场的元军将领皆噤声敛气，神情凝肃。

文天祥这一通痛骂，一骂贾余庆卖国偷生，二骂伯颜卑鄙无信，三骂吕氏叔侄乱贼叛逆，骂得大义凛然，一身正气，连敌人也叫好。伯颜暗地里也吐舌赞道：“文丞相心直口快，男子心！”唆都后来在与文天祥闲聊时也说：“丞相骂得吕家好！”

以上内容的史料，均取自文天祥《指南录·纪事》的序文。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指南录》是文天祥诗歌创作的一个分水岭。他此前的诗，虽也可见感时忧怀的上品，但由于生活相对安定，内心跌宕起伏不大，大多显得安逸平淡，且不痛不痒的酬唱甚至游戏之作居多，论其平庸也不无根据。而自德祐勤王慨然奋起之后，他将自己对人格理想的追求与抗元救国的壮举和磨难相激相冲，在诗中抒发饱经丧乱的忧愤情思和惨戚感慨，用以作为铸炼理想人格的手段，诗风一变而为沉郁怆凉、雄放悲壮，写下了一首首惊天地泣鬼神的黄钟之作。《指南录》之后的诗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追仿杜甫“以咏歌之辞，寓记载之实”的纪事手法，自觉地写志存史，诗前多有小序，诗序结合，并经他亲手编订成《指南录》、《指南后录》，为后人研究他的心灵史及其背景留下了翔实的资料。

其他人都回临安去了，独文天祥被拘元营，这未必不是谢道清想要的结果。她派文天祥来洽降，难道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不怕他把事情搞砸吗？但换个角度，遍数满朝大臣，还有谁比他更适合充当与伯颜讨价还价的棋子呢，有谁能像他那样敢在悍敌面前伸张道义呢？就是最终将他抛弃了，还可在伯颜那里得一筹码，又借伯颜之手除去了身边的一个绊脚石，这难道不是一个高招吗？对这样的结果，文天祥也不是没有料到，行前杜浒也认为断不可来，竭力劝阻。但“予不得爱身”，他太想以自己的口舌对局势有所干预了，退一步讲，即使自己的努力不达目的，至少也能窥探元营的虚实，回去好研究对策。明知有危险，又要自投陷阱，不能不说是文天祥无法避开的命运。现在真的被扣元营，不能阻止朝中投降派的耻辱勾当，更不能带领勤王军以武力抗争，文天祥还是痛悔不已，他的诗里充满了自责之意。

貔貅十万众，日夜望南辕。

老马翻迷路，羝羊竟触藩。

武夫伤铁错，达士笑金昏。

单骑见回纥，汾阳岂易言。

正当他惦着自己的勤王军，为自己的失算铸成大错而伤感时，又传来了令他更为痛心的消息。正月二十五，伯颜命镇抚唐古歹、宋官赵兴祖，把他的这支勤王军给遣散了，包括杜浒在临安招募的四千人，都发给文书，令他们各归故里。这个打击来得太大，致使他伤心得痛哭流涕。他写下了一首首诗。他责备自己，“誓为天出力，疑有鬼迷魂”，“但知慷慨称男子，不料蹉跎愧故人”；他思念战友，“如虎如熊今固在，将军何处上金台？”“恨我飞无翼，思君济有航。麒麟还共处，熊虎已何乡？”他思之深，“思我故人兮怀我亲，怀我亲兮思故人”；怀之切，“怀哉怀哉，不可忍兮，不如速死！”

方兴将军、朱华将军，你们在哪里？陈继周、陈逢父你们父子两人在哪里？邹㵯、张汴，我的豪杰义士在哪里？我的同乡好友刘沐、刘子俊在哪里？我的妹夫彭震龙，我的诗友肖敬夫、肖焘夫兄弟，你们在哪里？武进士刘伯文、同乡将领张云你们在哪里？肝胆相照的战友们，你们在哪里呀？“南国应无恙，中兴事会长”，无论你们在哪里，相信你们都不会甘心放下武器，都会为复国中兴继续战斗。

伯颜却难度文天祥的内心。几经交道，他深为钦佩文天祥的气节和品格，认为这样的人能为己所用，对征服南宋民心，收拾江南残局，将大有助益。你是个硬骨头不假，但现在宋廷投降了，勤王军也解散了，你就是再大丈夫，再大英雄，恐怕也要万念俱灰，没必要再扛着了吧？于是便指使唆都来试探。

唆都与文天祥聊天来了。聊着聊着，话头一转说：“大元将兴学校，立科举，丞相在大宋是状元宰相，无疑也能当大元宰相。丞相常说国存与存，国亡与亡，说这是男子心，但现在天下一统，你要是做上大元宰相，那又是怎样风光！丞相啊，听我一声劝，以后就别再提国亡与亡了。”文天祥当然明白唆都的用意，当即严辞拒绝，说着说着竟悲从中来，忍不住痛哭失声。回到住处仍觉块垒在胸，又写诗以记：“虎牌毡笠号公卿，不直人间一唾轻。但愿扶桑红日上，江南匹士死犹荣。”

我心里想的是扶桑红日重新升起，就是死了，也不会佩虎牌戴毡帽做你的什么公卿。

又一次，唆都、忙古歹问度宗有几个儿子，帝 是第几子。文天祥说度宗有三子，帝 是第二子。又问第一子、第三子是否封王，今在何处。答曰一封吉王，一封信王，在大臣护送下出临安而去。唆都和忙古歹显出惊讶的样子，追问究竟是去了哪里。文天祥坦然地说：“非闽即广，宋疆土万里，尽有世界在。”唆都像是满不在乎地说：“既是一家，何必远去？”文天祥冷笑道：“何为怎地说？宗庙社稷所关，岂是细事？”虽然朝廷投降了，但南方大地上众多的军民并没有屈服，鹿死谁手还待时日。也许唆都是想提醒说：连二王都跑得没影了，你何苦再撑持呢。文天祥却以诗作答：“一马渡江开晋土，五龙夹日复唐天。内家苗裔真隆准，虏运从来无百年。”

古有司马睿将军渡江建立东晋，有人面龙身神扶日匡复江山，今日其谁？是二王，还是一种不灭的信念？

再一次，唆都问文天祥为何离开平江，文天祥说因奉诏入卫。又问他有多少兵，回说有兵五万。唆都喟然叹道：“天也！若使丞相在，平江必不降。”文天祥反问说你怎么知道？唆都说：“相公气概，如何肯降？但累及城内百姓。”不管唆都是真话还是假意，文天祥斩钉截铁地说：“果厮打，亦未见输赢！”也许唆都是想调侃他，让他想想自己的兵能否与强大的元军对抗，而他却借机表达了自己的心志。仍作诗以记：“气概如虹俺得知，留吴那肯竖降旗。北人不解欺心语，正恐南人作浅窥。”

唆都诱降的试探，试出的是不屈的志节气概，得到的回答仍是热血抗辞。

见诱降无望，唆都就派手下的一个属官来陪伴或者说监管文天祥，自己忙别的重要的事去了。

新派来的人叫信世昌，字云父，东平府（今属山东）人，曾任元朝太常丞。两下里一聊，文天祥得知此人自认北宋遗民，对宋仍有眷眷之情，且是个知古今、识道理的儒士，便心生好感，与他挺聊得来。信世昌能作诗，常向文天祥讨教诗法。有一首赠给文天祥的诗这样写道：“东风吹落花，残英犹恋枝。莫怨东风恶，花有再开时。”文天祥说：你是喻我不忘王室，而王室之必能中兴呀。由此可见，他们的交往对文天祥是个慰藉。文天祥很感激他，在写给他的诗里口吻非常亲切：“我爱信陵冠带意，任教句法问何如。”

唆都忙什么去了呢？除了查封临安的府库，收缴宋廷各部门的印章文件，撤销各官府机构和禁卫军一干要事外，他还要忙于受降的善后事宜。

二月初五，伯颜导演了一场宋朝降元的受降仪式。

六岁的小皇帝赵 率领百官，拜表祥曦殿，宣布退位，向元朝乞为藩辅。

作为这个仪式的一部分，伯颜又命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余庆、左丞相吴坚、同知枢密院事谢堂、同签书枢密院事刘岊和家铉翁等五人，以“祈请使”身份，捧着降表去大都（今北京），上给元世祖忽必烈。

二月初八，贾余庆、谢堂、家铉翁和刘岊四人在北新桥上了北去的船。吴坚此前以老病求免，得到伯颜批准。

船要开动之时，伯颜突然决定要文天祥、吴坚也一同北上。

伯颜为什么要叫自己去，文天祥当然知道。祈请使的使命实际上就是让最高权威确认受降的合法性，同时裁夺赵氏宗室在交出江山后乞求保住谢太后等人性命的要价。文天祥岂肯被逼着作为这样一个使团的附庸去大都？于是他写好家书，安排好后事，打算以死殉国。

但是到了最后时刻，他又改变主意答应随行北上。这是怎么回事？

对于跟随“祈请使”北上，文天祥写了九首《使北》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其中一首写道：

初修降表我无名，不是随班拜舞人。

谁遣附庸祈请使，要教索虏识忠臣！

我文天祥与赶修降表、随班拜舞的贾、刘之辈绝不是一路人，你叫我跟随他们北去，我倒是要叫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忠臣。

第十二章 历难闯险 镇江走脱

德祐二年（1276）二月初九，文天祥在料峭的冷风中登上了北行的船。

跟随他上路的有十一人，有路分金应，总辖吕武，帐前将官余元庆，虞候张庆，亲随夏仲，帐兵王青，仆夫邹㵯捷、李茂、吴亮、肖发，此外，还有一个杜浒。上月十九日，在文天祥的府第，宾客们聚在一起议论文天祥该不该去元营洽降，陈志道等人都说去了好，唯独杜浒断然以为不可，陈志道不知怎么想，竟然气势汹汹地把杜浒赶出了门。现在果然如杜浒所料，文天祥被元军扣留，并押解北去，这一去必是凶多吉少。当时慷慨陈辞的宾客们都去哪儿了？陈志道也不知所终，唯独杜浒不请自到。在元军围逼京城的危急时刻，杜浒自发募兵四千，别人不找，单投文天祥帐下，而今又主动要求随往，使得文天祥大为感动，大感宽慰，赞他“天下义士也”。杜浒被宋廷临时授了个礼兵部架阁文字，即管理档案的官职。

船沿着京杭运河北行，第二天泊谢村。岸上传来鸡叫声，这是沿途第一次听到鸡叫，也就是说第一次到了有人家的地方。

文天祥决定就在此处逃走。他悄悄通知杜浒，约好在凌晨行动。

原来，伯颜逼他跟随“祈请使”去大都，他坚决不从，想以一死彰显志节，但在最后时刻，是家铉翁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主意。家铉翁对他说：“死伤勇，祈而不许，死未为晚。”意思是自杀不是勇者的行为，到了大都还有抗辩报国的机会，如不成再自决也不迟。

如果是别的人劝他，他不会理睬，独家铉翁可以。二月初五，小皇帝退位后，伯颜命诸执政大臣签署以宋廷三省、枢密院名义下的投降檄文，传谕各州郡归附大元。宰执们都乖乖地在谕降檄文上署了名，唯独家铉翁就是不签，惹得叛臣程鹏飞翻了脸，当场要把他捆起来带走。家铉翁毫无惧色，呵斥道：“中书省无缚执政之理！”家铉翁是个忠勇的硬骨头。其他几个是什么人？“贾幸国难，自诡北人，气焰不可向迩。谢无识附和。吴老儒畏怯不能争。刘狎邪小人，方乘时取美官，扬扬自得。”而“惟家公非愿从者，犹以为赵祈请，意北主或可语”，因此“冀一见陈说，为国家存一线，故引决所未忍也”。

但文天祥放弃自杀，答应北去，并不是要到元廷上去同忽必烈理论高低，而是受家铉翁启发有了新的想法。他告诉家铉翁，他想在北去的途中寻机脱逃，回头寻找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以图兴邦，召回勤王军义士再举抗元。

入夜，船上鼾声四起，眼看着行动的时间一点一点迫近，谁知到二更时，河面忽然驶来一条舟船，上载二三十名元军，有个姓刘的百户跳过船来，把文天祥等人赶到他的船上。见刘百户操中原口音，文天祥开始还想疏通他，刘百户哪里肯依。原来，他和家铉翁在出发前的对话，被贾余庆听了去，并向伯颜告了密，还献计说，文天祥是个危险人物，到了北方应将他囚禁在沙漠中。上路后，贾余庆仍不放心，又撺掇负责押解的元将铁木儿对文天祥严加防范。铁木儿不敢大意，就在这天早上，他亲自驾了一条船赶来，命一个千户把文天祥揪扯到他的船中。这个千户名叫命里，是个回族人，长得高鼻深目，脸上须毛挓挲。他对文天祥推搡辱骂，态度异常凶暴，文天祥愤懑难捺，各随从见状无不忍辱流泪。

文天祥在谢村逃走的计划就这么流产了。谢堂却通过唆都向伯颜行贿，在这儿被放了。

船继续前行，二月十一日晚泊在了留远亭。元兵在亭旁点燃篝火，备好酒菜，让祈请使上岸与众元将一起喝酒。

文天祥说得不错，贾余庆和刘岊都是卖国求荣的卑鄙小人，几杯酒下肚，他俩就装疯卖傻地竞相向元将卖乖。贾余庆疯言疯语骂个不停，把宋朝有头有脸的人物骂了个遍，竭力向元将乞欢，而元将则报以嘲笑。刘岊则津津有味地用淫言浪语取悦元将，也遭元将斜眼鄙夷。叛将吕文焕对此丑态实在看不下去，叹息道：“国家将亡，生出此等人物！”降将尚且慨叹，文天祥更是悲愤不已。

元将虽鄙视，却也被逗得来了兴致，干脆将此当作佐餐取乐的节目，从船中叫来一个村妇，要她跟刘岊睡觉。这村妇也是个不要脸的，叉开双腿一屁股就坐到刘岊怀中，元将们又起哄要她搂抱刘岊做交媾的动作。家铉翁憎恶唾骂道：真是衣冠扫地，殊不可忍！文天祥怒写《留远亭》，痛斥贾、刘一个是“甘心卖国罪滔天，酒后猖狂诈作颠，把酒逢迎酋虏笑，从头骂坐数时贤”；一个是“落得称呼浪子刘，樽前百媚佞旃裘，当年鲍老不如此，留远亭前犬也羞！”臭他个百年千年。

二月十四日，船到平江。抚今思昔，文天祥对驻守平江时，朝廷严令他去援救独松关，以致叛将献城投降，仍耿耿于怀，愤愤于心。元朝宣抚使安排了酒菜和妓女，在接官亭设宴接待，文天祥称病卧在船上，拒绝赴宴。

这时，几个早早等候在码头上的平江府旧官吏要求上船拜见，许多老百姓得知文丞相路过，也围拥到岸边，个个涕泪横流。此情此景让他不禁百思交集，感慨万千：

楼台俯舟楫，城郭满干戈。

故吏归心少，遗民出涕多。

鸠居无鹊在，鱼网有鸿过。

使遂睢阳志，安危今若何？

若不是朝廷严令催促，我定会像张巡、许远为阻截安禄山叛军死守睢阳（河南商丘）那样，就是城中粮绝，杀马、煮树皮，甚至捉麻雀老鼠充饥，也要战斗到底；如能把元军阻在平江，临安能否保住也未可知，就是像张巡、许远那样被俘殉国，也比今天做阶下囚强呀！

文天祥在平江深得民心，这本又是一个脱逃的时机。押解的元军却也嗅到了不祥气息，生怕出事，只停留了一个多时辰，便匆匆解缆开船，还派三百骑兵沿运河两岸护送，在夜暗中一口气急奔九十里。

船到无锡，想起十八年前陪弟弟文璧去临安考试经过此地的情形，如今山河依旧，国是全非，无尽悲凉涌上心头，写下诗句“夜读程婴存赵事，一回惆怅一沾巾”，表达自己的心志和无奈。

船过五木，想起部将尹玉、麻士龙和五百勤王义士在此浴血奋战、为国捐躯，胸中卷起万顷波澜，写诗“中兴须再举，寄语慰重泉” ，决意要以复兴宋室来告慰九泉之下的忠魂。

船经常州，也写诗抒怀，为守城军民顽强抵抗、“壮者睢阳守”叫好，又为元军陷城后嗜血杀戮、“冤哉马邑屠”而肝肠摧裂，发出“苍天如可问，赤子果何辜”的呼喊，痛责敌人的野蛮行径。

一路北行，一路煎熬。煎熬着文天祥内心的，还有苦于找不到脱逃的机会。

启程后第十天，二月十八日，到了江南运河北端的镇江。文天祥更是焦急万分，因为再往北去，就进入了元朝控制的地界，脱逃的机会将荡然无存。

此时，元朝大将阿术为阻击两淮宋军进援临安，正坐镇瓜洲，与镇江隔江相望。听说宋廷祈请使到了镇江，感到自己在这个大事中不能缺席，马上邀请他们渡过江来一见。文天祥虽是被当作危险分子押送元大都的，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和名望，也在被邀之列。

阿术有勇有谋，西讨南征打了百余仗，皆临阵勇决，所向摧陷，自倨甚高。而今作为胜利者接见失败者，自然是骄横傲慢，不可一世。贾余庆、刘岊这种小人的巴结奉迎是可想而知的，就是吴坚和家铉翁也不得不趋势应酬。可文天祥偏不买账，自始至终怒目而视，一声不吭。阿术要他们以祈请使的名义给李庭芝写劝降书，众人都签了名，唯文天祥不予理会。阿术看出文天祥心有不服，又无计可施，对押解的人说：“文丞相不语，肚里有偻罗。”由于瓜洲与扬州等地的宋军对峙，为防不测，相见后又把他们送回镇江听候发落。文天祥写《渡瓜洲》以记：

眼前风景异山河，无奈诸君笑语何？

座上有人正愁绝，胡儿便道是偻罗。

文天祥肚里是有“偻罗”，在谢村没逃走，在平江也没走成，后头还有机会吗？他并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

回到镇江，元军安排祈请使住在镇江府衙中，文天祥不愿跟贾余庆、刘岊这些丑角朝夕相见，更重要的是要避开众多视线，他看到吴坚因病留在船上，便也托故返船，住到运河岸边一个叫沈颐的乡绅家中。

沈颐家不像府衙有那么多元兵守卫，派来监视的王千户，虽“狠毒可恶，相随上下，不离顷刻”，连睡觉都与自己“同卧席前后”，但文天祥仍能避开他，与杜浒、余元庆密谋脱逃的事。《指南录·定计难》记道：

至镇江，谋益急，议趋真州（江苏仪征）。杜架阁浒与帐前将官余元庆实与谋。元庆，真州人也。杜架阁与予云：“事集，万万幸；不幸谋泄，皆当死，死有怨乎？”予指心自誓云：“死靡悔！”且办匕首抉以俱，事不济，自杀。杜架阁亦请以死自效，于计遂定。

要逃跑，首先要确定往哪儿逃。长江南岸都被元军占领，只有江北还有宋军控制的重镇。文天祥想到了扬州。淮东制置使李庭芝镇守扬州，他坚决抵抗元军的围攻，多次杀死劝降元使，烧毁招降榜文，朝廷降元后，他仍死守城池，元军带来谢太后的降元诏书，他也拒不奉诏，在城墙上对招降使说：“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投营先投帅，扬州应是首选。

余元庆认为不可，说阿术拥重兵坐镇瓜洲，正堵在镇江和扬州之间，要穿过阿术的封锁线去扬州难上加难。他主张去真州，真州现由安抚使苗再成把守，虽在镇江上游，须溯江而上，但真州就在江北岸边，元军无法形成严密的防守。余元庆就是真州人，熟悉周边情况。文天祥、杜浒觉得有道理，便决定逃往真州。

指心盟死誓，持匕表决心。或者脱逃，否则就是一个死。

脱逃的故事惊心动魄，困难重重。

要逃往江北，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条件是要先搞到船。这却又是最大的难题。船倒是有，长江两岸舳舻如林，连亘不绝，小划子也不少，但战时都成了军用物资，被元军征用或被严加管制，百姓手里无船。文天祥被王千户身前身后盯着，行动不便，找船的事就靠杜浒和余元庆张罗。为了找船，杜浒每天喝酒装醉，疯疯癫癫的，碰到物色中的对象就东拉西扯跟人家聊，聊到国是如见对方显出丧国之情，觉得可以相托，就把他拉到一边，赠以银两，告以密谋，请求帮助找船。可一连找了十多个愿意相助的人，事情却始终没有办成。

杜浒买酒装疯也不是全无收获。镇江没有城墙，元军在街头巷尾设了许多关卡，从住所到江边有十来里路，没有向导是走不出去的。杜浒结识了一个养马的老兵，每天请他喝酒，还送他钱，老兵答应带路，说有一条避开哨卡的路，只须穿过三四条小巷，就可到达一处荒野，离江边就很近了。可是杜浒无法搞到船。

一晃八九天过去了，船还是没搞到。看风声好像祈请使很快就要开拔，如果开拔只有以一死报国了。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节骨眼上，余元庆遇到一个故交，巧在此人正是为元军管船的。余元庆几句话略一试探，知道此人虽替元军做事，却心在宋廷，就把计划和盘托出，承诺事成后为他请封承宣使，并赠银千两。这位老友一口答应，但说：“吾为宋救得一丞相回，建大功业，何以钱为！”只要求文天祥给他写个批帖，作为日后凭证。文天祥得知喜出望外，写诗感慨道：“经营十日苦无舟，惨惨椎心泪血流。渔父疑为神物遣，相逢扬子大江头。”楚平王杀了伍子胥的父兄，还要杀伍子胥，他逃到江边走投无路时，一位大义渔父奇迹般地出现了。当年伍子胥赠宝剑，而今文天祥赠批帖，以感谢重义轻利之人。

二月二十七日，就是余元庆遇到故交这一天，沈颐家忽然来了个元兵，也是个姓刘的百户，是专管宵禁的。文天祥搞清了他的来路，想起元军实行宵禁，虽有老兵带路，但万一遇到巡逻的元兵怎么办？就问他，当官的有事要夜出，怎么才能通行？刘百户说，只要提着官灯，就可随意往来。文天祥看着刘百户手提的官灯，朝杜浒点点头。杜浒心领神会，当刘百户离开时便跟了出去，与他套近乎，把他拉到妓舍喝酒，让他稀里糊涂地同自己结拜为兄弟。夜幕落下，杜浒扔下钱让他在妓舍过夜，刘百户要杜浒也留下。杜浒面有难色，说改日吧，我随丞相在此，要我玩，须等到夜晚安置丞相睡下，我才好出来。杜浒便约他后天晚上再来。杜浒说：后天晚上来，只怕宵禁不许夜行。刘百户忙说：我送你灯，派小番跟着你，不妨事，你尽管按时来好了。杜浒再三叮嘱一定要叫小番把官灯按时送到。

船有了，向导有了，宵禁期间夜行的官灯也找好了。事不宜迟，文天祥决定二十九日夜间行动。他派出两人先到船上去，约好在甘露寺下等候。

到了二十九日，大家早早做好了夜间行动的准备，不料到了午时，元军突然命令文天祥过江去瓜洲，从瓜洲启程北行。元军催得还很急，因为贾余庆和刘岊等人已经都去了瓜洲，文天祥和吴坚不住在府治，最晚接到命令。如果听命过了江，十日来的苦心筹措都将前功尽弃，逃脱后再举抗元义旗以图复国兴邦更是无从谈起。没有别的办法，文天祥决心抗命，他推托说时间已晚，来不及收拾，要求明日再与吴坚渡江。幸而元军没有怀疑，答应了他的要求。

刻不容缓，今夜必须逃走！

文天祥与随从共十二人，除了先上船的两人，还有十人，一起走目标太大，必须分头行动。去江边要经过向导老兵的家门，就分出三人，先去老兵家等候。

对于甩掉小鬼缠身的王千户，文天祥自有办法。当晚他摆酒设宴，说一为辞别乡土，二为酬谢房主沈颐，请王千户作陪。一切如愿进行，席间沈颐被灌得大醉，接着王千户被灌得不省人事。为何让沈颐先醉再灌醉王千户？文天祥是怕沈颐日后受到牵累。

在王千户的如雷鼾声中，文天祥等七人换了衣服准备出发。谁知又起变故，先去向导老兵家等候的一个随从急匆匆跑来，说不好了，老兵变卦啦。怎么回事？原来，老兵喝醉了倒在床上不起来，他老婆问来家中的这三个陌生人是什么人，老兵闭口不答，他老婆说要唤起四邻来问个究竟，现在留下的二人正同他老婆周旋呢。这一听就明白，老兵是和老婆作局讨价还价呢。杜浒赶紧派人叫那二人把老兵架了过来，拉到文天祥面前，拿出三百两银子系在他腰间。老兵想的就是这个，顿时笑眉笑眼醒了酒，答应带路。

杜浒把老兵藏在屋里，自己站在门外等候刘百户手下的小番。二更时分，果然来了一个提着官灯的半大小子。杜浒急忙喊出老兵，带上小番就走。文天祥闪身跟出了门，随从们也一个个自黑暗里跟上。春夜乍暖还寒，路旁人家的灯火在身边匆匆闪过，因为有官灯提照，一气穿过了三四条小巷，都无人查问。到了人家渐尽处，杜浒给了小番一些银子，要他先回去，把灯交给自己，约好明天到某处把灯还他。这小番十五六岁，没什么见识，刘百户支使他来送官灯，也没说是要去妓舍，要去哪里他并不知道，拿上银子就回去了。

杜浒提着灯，和老兵走在前头，众人跟行，眼看出了市区，却又虚惊一场。在市井尽头，元军把十来匹马拴在路口，设了哨卡。余元庆潜行到前面，发现守卡元兵都睡了，就向众人招手。文天祥一行十余人悄悄上前，一个一个踮着脚尖绕过马群，岂料警觉的马群突然骚动起来。一旦惊醒了元兵，那还了得，所有的一切将皆成泡影，文天祥的心猛然抽紧，拔出匕首藏于袖中，随时准备自决。所幸元兵睡得很死，马的动静也不大，他们侥幸又闯过一关。

一踏上荒凉的野地，众人就甩开脚步紧赶了一阵，不多久便赶到江边的甘露寺下。

把老兵打发走，众人回头都来找船，但近看远看都不见船的踪影。众人愣住了。是出什么意外了吗？是余元庆的朋友爽约了吗？江边一片空旷，如果天亮前走不了，必会落到循踪追来的元军手里；那时就是上了船，光天化日之下恐也难逃巡逻船的阻截。怎么办？众人都焦灼不堪。

余元庆决不相信他的朋友会爽约。他不顾水寒刺骨，撩起裤管和衣襟，跳入水中沿江岸往僻静处去寻找。

文天祥伫立江岸，望着沉重的夜幕，做了最坏的打算。他有一首《候船难》表达了当时的心境：“待船三五立江干，眼欲穿时夜渐阑。若使长年期不至，江流便作汨罗看。”此刻正是度时如年，他又抽出匕首，以备元军追来就自杀。转念又不忍自残身躯，又想如元军追来就投入大江，学屈原葬身清流。

江上似有小船驶来，接着传来扣人心弦的橹桨之声。余元庆涉水寻了一二里，终于把船找来了。这是一条贩私盐的船，先期派上船的两人怕被发现，让船停在了一处隐蔽的地方等候。

又是一次绝处逢生。文天祥一行上了船，立即向上游驶去。众人松了口气，只盼船划得更快些。岂料拐出江湾，但见江岸停满了元军的船只，绵延数十里，打梆唱更，气焰很盛。他们的小船无路可走，只好一路硬着头皮从元兵的船旁经过，此时如有人查问，后果又难预料。

小船驶得步步惊心，众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船到七里江，忽遇元军的巡查船，船上元兵喝问道：“什么船？”这边的艄公回说是“河豚船”。元兵不信，大声诈道：“是歹船！”意思是奸细船。这一诈又把众人惊出一身冷汗。说话间巡查船就往前靠。又不能不说是侥幸，此时正逢江中退潮，巡查船搁在浅处动弹不得了。就像屁股后头点了一把火，小船飞驶而去。

惊魂甫定，江上忽转东南风，小船顺风而行变得轻快起来。艄公立船头且拜且祷，说这是“神道来送”。问是什么神，回是“江河田相公”。既得顺风，文天祥满以为五更就可到真州城下。哪知“江河田相公”帮忙不帮到底，船行半途风又停了，天色已亮，离真州还有二十余里。众人既担心元军的巡逻船追来，又怕被岸上的哨骑发现，都忧心如焚，一时间有的划桨，有的撑篙，可以拉纤的地方上岸拽缆拉纤，能上手的都上手。真州的城楼已隐约可见了，可船急不如人心急，真个是“自来百里半九十，望见城头路愈长。薄命只愁追者至，人人摇桨渡沧浪”。

到了距城门五里地的江边，众人谢过艄公上了岸。真州的城壕是通往长江的，涨潮时小船可从长江直抵城门下，可此时已退潮。真州城外一片荒凉寂静，途中遇到几个人，一看他们这般模样，就提醒他们要小心，说昨天早上还在这儿撞到了元军的哨骑。众人的心又一紧，纷纷加快脚步，唯恐元军的追骑猝然而至。还好，直到城门下，也没发生什么意外。

众人一颗心落了地，随从仰头对城上的宋兵高喊：“快快开门，文丞相在镇江走脱，径来投奔真州！”

文丞相是个什么样的人，城中将校无人不知。守将苗再成得报又惊又喜，亲率将校出城相迎。

文丞相是个什么样的人，城中百姓也久有所闻。当其一行入城后，聚观者夹道如堵。

此时此刻，文天祥猛然想起苏东坡所说“被天津桥上人看煞”的情景，又想起二十年前自己中状元赴状元局时的盛况，一时慰喜莫名，尤其是看到满城汉冠服饰，更是激起了劫后还乡之情，心头奔涌着“重睹天日”的欢欣和兴奋。

经历了重重艰难险阻，文天祥终于逃出虎口，回到宋军守土。脱险的整个过程，文天祥用《脱京口》组诗作了详尽描述。组诗由《定计难》、《谋人难》、《踏路难》、《得船难》、《给北难》、《定变难》、《出门难》、《出巷难》、《出隘难》、《候船难》、《上江难》、《得风难》、《望城难》、《上岸难》和《入城难》十五首组成，诗名均落在一个“难”字，诗前均有纪实小序。

一个“难”字，饱蘸着喜怒哀乐悲恐惊的生死体验，折射出了执着的信念和坚定的意志。

文天祥被安顿在州衙的清边堂。稍事休息，苗再成把他迎到州衙，请他向真州的将校和幕僚讲述他们急切想知道的临安的消息。

真州与临安不通文书已有数月，对朝廷投降、临安沦陷虽有所闻，却不知就里。当文天祥讲述了他的所历所感后，苗再成及在座无不血热泪流，言辞激烈，发誓要杀敌复仇。

苗再成慷慨激昂地说：“两淮兵力，足以复兴，惜天使李公（淮东李庭芝）怯不敢进，而夏老（淮西夏贵）与淮东薄有嫌隙，不得合纵。得丞相来通两淮脉络，不出一月，兵连大举，先去北巢之在淮者，江南可传檄定也！”

文天祥问：“如两淮合纵，如何用兵？”

苗再成兴冲冲地把酝酿已久的谋划和盘托出，他说：“先约夏老以兵出江边，如向建康之状，以牵制之。此则以通、泰军义打湾头（扬州东北），以高邮、淮安、宝应军义打扬子桥（扬州南），以扬州大军向瓜洲。某与赵刺使孟锦，以舟师直捣镇江。并同日举，北不能相救。湾头、扬子桥皆沿江脆兵守之，且怨北，王师至即下。聚而攻瓜洲之三面，再成则自江中一面薄之。虽有智者，不能为之谋。此策既就，然后淮东军至京口，淮西军入金城（江苏句容北）。北在两浙无路得出，虏师可生致也。”

他的图谋是，统合两淮宋军连兵大举，由淮西牵制建康元军，淮东各军对敌重镇围的围、打的打，得手后再围歼瓜洲阿术本营，于此哪怕阿术再有雄才大略，恐也只能徒叹奈何了。两淮肃清后，再定两浙，那时连元军的后路都给断了。

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计划。为什么？不说别的，就说夏贵，拉他一道干是万不可能的，这还不是说他与李庭芝早有矛盾，而是他已于二月二十二日投降了元军，不但自己投降，还想拉知镇巢军（安徽巢县）洪福投降，因未得逞，他就亲领元军骗开城门，杀了洪福全家。由于消息闭塞，苗再成无从得知此情。

然而这无疑又是一个于兵道于现实都清醒的谋略，并恰与阿术的下一步攻略针锋相对。夏贵举淮西诸城投降后，阿术的对手就剩下了李庭芝把守的扬州，他正调动元军断其援军、粮道和退路，同时把各据点宋军分割开来各个击破，最后逼剿李庭芝。

文天祥自然也不知夏贵降元，当听了苗再成的谋略，顿时喜不自禁，这不仅在于他从苗再成的沙盘中看到了宋军尚存的实力，看到了扭转整个时局的希望，而且这个谋略也与去年九月他出知平江府前提出的“仿方镇以建守”，变分地而守为联合进攻的建议相契合。文天祥的激动与迫切之情从他的诗中不难看出：“清边堂上老将军，南望天家雨湿巾。为道两淮兵定出，相公同作歃盟人。”

事在国家复兴，文天祥立即秉笔急书，给李庭芝和夏贵各写一信。苗再成也各写信附后。继而经商议，文天祥又给朱涣、姜才、蒙享等诸将及各州知州写了信，相约共举复兴大计。苗再成同时四面派人去说明其方略。

快哉，快哉！逃跑途中积压在胸中的阴霾一扫而空。真个是酣畅淋漓呀，自进入元营谈判以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痛快过，以至自揭竿勤王抗击元军以来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痛快过，以至自二十年前考中状元入仕以来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痛快过！

希望也搅沸了苗再成的一腔报国热血。第二天来清边堂时，他从袖筒里取出一幅李龙眠画的汉苏武忠节图，请文天祥题诗。文天祥自小就崇拜一身正气、躬忠体国的义节之士，发誓要做他们那样的人，苏武是供奉在他内心祭台上最为耀眼的一个。目睹此图，遥想苏武穷边，霜鸿夜渡；近看国事艰危，遍地烽烟，自然是“抚卷凄凉，浩气愤发，使人慷慨激烈，有去国思君之念”，诗思缘情大发，一口气连写七律三首，题于卷后。第一首有句云：“烈士丧元心不易，达人知命事何嗟。生平爱览忠臣传，不为吾身亦陷车。”第二首有云：“忠贞已向生前定，老节须从死后休。”“甘心卖国人何处，曾识苏公义胆不？”第三首有云：“铁石心存无镜变，君臣义重与天期。纵饶夜久胡尘黑，百炼丹心涅不缁。”文天祥的爱国志向与苏武，与苗再成是息息相通的。

苗再成走后，文天祥仿佛站在了高山上，向北看，只见贾余庆等几个可怜虫在灰暗昏蒙的道路上踽踽而行；向南望，但见千千万万忠义军民翻卷云旌呼啸奋起。文天祥自幸亦自豪，又挥笔写下新的诗行：

公卿北去共低眉，世事兴亡付不知。

不是谋归全赵璧，东南哪个是男儿？

逃脱之路一直与随时准备自决的匕首同行，如今一条命在刀尖刃口闯荡了过来，不是为一己争口气，而是要为抗击强虏，匡扶正义，为复兴赵宋江山重整旗鼓大干一场。

然而世事难料！次日，即三月初三早晨，文天祥一行随陆、王二位都统出小西门巡视城防，不料二位都统突然转身打马急回城中，闭上城门，把文天祥一行关在了城外。

这是怎么啦？猝然而至的变故让毫无察觉的文天祥惊愕得目瞪口呆。

第十三章 磁石丹心 ?九死南寻

文天祥倡议诸将共举复兴大业的书信，于次日即三月初二一早送到李庭芝的手上。李庭芝派出提举官当晚就把复信交给了苗再成。但完全出乎苗再成预料，这封信并不是回应连兵大举，而是要他杀了文天祥！

为什么？因为李庭芝断定，文天祥绝不可能从元营逃脱，即使逃脱了，也万不可能有十二人全部逃脱的道理。得出此判断，是因为之前得到从元营逃回的朱七二的报告，说元营盛传文丞相已降元，现正被派往真州赚城。你想，元军营垒刀枪森严，文天祥一个宰相能让他轻易逃脱吗？相反，连谢太后、陈宜中都投降了，他文天祥就不会投降吗？李庭芝相信了朱七二的话。他做事武断决绝，对劝降的元军来使一律捆绑斩杀，加上在严酷形势下内心的恐惧和多疑，使他认定文天祥就是元军派来的奸细。所以他在回信中严斥苗再成：“何不以矢石击之，乃开城门放之使入？”要他杀了文天祥以表明心迹。

看了李庭芝的信，苗再成大为惊骇。昨日文天祥突来，他也并非未加防范，进城后只让文天祥一人骑马到州衙，其他人在接受检查后才解除戒备。但经过接触，他对文天祥的赤忱之心深为敬重，感到无愧所闻。他不相信文天祥会为敌所用，如果一个忠节丞相冤死在自己手里，自己将成为千古罪人。但李庭芝毕竟是自己的上司，再把文天祥留在城中会惹来麻烦。犹豫再三，苗再成决定不留文天祥，也不杀文天祥。但不杀得有个不杀的说法。经与幕僚紧急商议，终于拿出了一个对策。

三月初三，也即文天祥到达真州的第三天，苗再成约文天祥一行去巡视城防。早餐后，先是由一位姓陆的都统陪同他们登上小西门城楼察看，随后又来了一位姓王的都统，领着他们转出了城门。出了城，王都统忽地对文天祥说：“有人在扬州供得丞相不好。”说着，拿出李庭芝的文书让他看，只见文上说，一个从元营逃回的人交代，元营中相传有一个宋朝丞相，正被派往真州赚城。文天祥一惊，正要细看，王都统一把收了文书，与陆都统倏然打马归城，关上了城门。

文天祥一行就这样被逐出了真州城。

真个是天有不测风云！方才还是长虹贯日，天清气爽，一转眼就是风雨如晦，暗无天日。这一切委实来得太突然了，突然得让人来不及反应。一国丞相逃脱敌营，却被己方将领逐出城外，文天祥蒙了，接着是难言的痛苦：“早约戎装去看城，联镳壕上叹风尘。谁知关出西门外，憔悴世间无告人。”冤啊奇冤，但又诉冤无门。这是怎么回事？他的第一反应是苗再成中了元军的反间之计，可又想，元军并不知自己逃到了真州，怎么会在自己到真州的第二天就诈入扬州？难道是李庭芝多疑，接到自己的书信后作出错误的判断，铸下了这般奇冤吗？

风云突变，天地倾覆，杜浒崩溃了，性格刚烈的他仰天号哭，几次不顾拦阻，挣扎着要跳入城壕自杀。其他人也都面色如土，痛愤莫名。

面对城门，城门紧闭。转向旷野，旷野无路。正当四顾茫茫，“莫知所为”之际，忽从城中转出两人，自称是义军头目，一是张路分，一是徐路分，说是受安抚使苗再成派遣来送行的，问丞相要去哪里。

文天祥想着要当面与李庭芝澄清事实，便说：“必不得已，唯有去扬州见李相公。”

张、徐二路分说：“安抚谓淮东不可往。”

文天祥毋庸置疑地说：“夏老素不识，且淮西无归路，予委命于天，只往扬州。”

二路分相视一眼，连声说：“且行，且行。”

岂知此一去，又是一个十五“难”！

徐路分和王路分引着文天祥一行走了一程，又有五十名携带弓箭刀剑的兵丁跟了上来，并送还了文天祥一行的衣被包袱。二路分牵出两匹马，要文天祥和杜浒骑上赶路。

又行了几里地，二路分交首一嘀咕，挥了下手，五十兵丁停住脚步，纷纷捉刀在手。野地里忽地波涌起诡异的气息。二路分请文天祥下马，说有事要商量。文天祥边下马边问商量何事？二路分说借几步说话。文天祥向道旁迈了几步。二路分又要他就地坐下。

难道这就要下手了？杜浒想冲过来，被兵丁拦下。死也要站着死，文天祥头一昂，说有什么话就站着说吧。

二路分说：“今日之事，非苗安抚意，乃制置使遣人欲杀丞相。安抚不忍加害，故遣某二人来送行。今欲何往？”

文天祥再说一遍：“只往扬州，更何往？”

路分说：“扬州杀丞相奈何？”

文天祥说：“莫管，信命去！”

路分又说：“安抚令送往淮西。”

文天祥说：“淮西对建康、太平、池州、江州，皆北所在，无路可归。只欲见李制置使。若能信我，尚欲连兵以图恢复，不然就从通州（江苏南通）渡海去南方。”

路分说：“李制置使已不容，不如只在诸山寨少避。”

文天祥一口拒绝：“做什么？当生则生，当死则死，今决于扬州城下。”

路分说：“安抚办船在岸下，丞相可从江行，或归南，或归北皆可。”

也可去北，就是说也可投元？听得此话，文天祥顿有受辱之感，阴下脸道：“这是何言？如此，则安抚亦疑我矣！”

听得此话，二路分脸上露出了歉意。他们完成了苗再成交给的任务，证实了文天祥的心迹。其实苗再成根本不用试探文天祥，他这么做，是为了好向李庭芝交代。他派兵一路试探是假，护送是真。送走文天祥，真州城里便贴出告示，说已将文丞相押出州界外。

二路分长出了一口气，说：“安抚亦疑信之间，令某二人相机行事，丞相是个忠臣，某如何敢加害？既真个去扬州，某等可送去。”

文天祥庆幸自己没有说造成误解的话，也长舒了一口气。他拿出一百五十两银子赏给五十兵丁，答应到扬州后每人再加十两。又许诺赠金各百两给二路分，用作护送的酬报。

二路分带大家拐上另一条道，说这才是去扬州的路。原来先前走了半天，是走在去淮西的路上。这又是苗再成的恻隐之心。李庭芝正要杀文天祥，把他们往扬州送，不是明明让他们去送死吗？但文天祥去扬州如此坚决，也就只好从命了。这时天色渐晚，行人绝迹，兵丁张弓挟箭，人人心里都绷着弦。开始二路分还给文天祥向远处指点，那儿是瓜洲，那儿是扬子桥，日暮时分踏上元军控制的地界后，便再不说话，一行人寂如衔枚，生怕遇到元军的伏兵和哨马。

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自三月初一一大早发现文天祥失踪，镇江就闭城三天大肆搜查，并往大小通道上增派哨马巡逻追捕。被疑与此相干的从仆、馆伴，甚至千户和总管等，统统抓起来投进监狱，还累及许多无辜百姓。文天祥想保护的沈颐也未能幸免，别说他，就连刘百户也绑起来下了大狱。

夜幕接地，二路分告辞，留下二十人相随。又走了十几里，这二十人也要回真州了。他们告诉文天祥，这一带每天有人用马往扬州贩货，叫“马垛子”，都是夜间行路，跟着“马垛子”走就可到达扬州的西门。走前没忘了要文天祥兑现银两。

文天祥一行赶上一拨“马垛子”，跟在后头，三更时分果然到了扬州的西门外。从昨日早晨被骗出城，他们一直在马不停蹄地奔波，心情又高度紧张，再加上饥肠辘辘，此时早已是疲累不堪，见路旁有座庙，叫三十郎庙，便踏着零乱的石阶拥了进去，也顾不上屋顶已垮塌、地面肮脏不堪及暮春之初风寒露湿，倒头便睡。

就是再疲再累，又怎能睡得死，当扬州城中四更鼓响，也就打了个盹的时间，就撑持起来。这时西门外已聚集了上百乡民，他们凑上去，坐在城壕边等着开城门。天渐渐亮了，城上守军警惕地注视着人群，不时地厉声喝问。文天祥几次想上前叫城，却又怕自己一行的外地口音引起怀疑。

这时文天祥反倒进退两难了，叫城吧，说不定真的会招来矢石相加，若不入城，元军哨马不定何时会突然冲过来。还有，自己一心想跟李庭芝当面澄清，取得信任，以图同心协力抗元救国，但李庭芝对自己杀心如此坚决，他能听信自己吗？若死于敌手，还不失节操，要是冤死在自己人手里，就太不值了。

直奔扬州就冲着一个念头，苗再成的一再劝阻，他想都没想，现在算是回过味儿来了。城中鼓角又响，他从中觉出了杀伐的寒气，一路上的冲动已然冷却。

正犹豫间，就听杜浒说：“制臣欲杀我，不如早寻一所，隐蔽一日，却夜趋高邮，转经通州渡海归江南，或见二王，伸报国之志，徒死城下无益。”

金应立即表示反对：“出门便是哨，五六百里而后至通州，何以能达？与其为此受苦而死，不如死于扬州城下，不失为死于南。且犹意李制置使之或者不杀也。”

文天祥沉思着。他往城门口走几步，被杜浒拉住，转过身走几步，又被金应阻拦。正相持不下，余元庆带来了一个卖柴人。

文天祥眼前一亮，问卖柴人：“能导至高沙（高邮西南）否？”

卖柴人答：“能。”

问：“何处能暂避一日？”

答：“侬家可。”

问：“此去几里？”

答：“二三十里。”

问：“有哨否？”

答：“数日不一至。”

问：“今日哨至如何？”

答：“看福如何耳。”

说得不错，现在只好碰运气了。文天祥作出了取道高邮、通州，渡海到闽广追寻二王的决定。

一行十二人跟着卖柴人上路了。可走了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个变故，一个让文天祥非常痛心的大变故。帐前将官余元庆和李茂、吴亮、肖发三个仆从，带着各自携带的一百五十两银子开溜了！此四人跟随文天祥多年，并一道经历过从镇江走脱的生死磨难，在绝地之境，背弃他说走就走了。“问谁攫去橐中金？僮仆双双不可寻。折节从今交国士，死生一片岁寒心。”文天祥于不齿之中混搅着眷惜和心寒。

可以想象，这个打击对文天祥实在是太大了。再加上饥饿和困顿，他在接下来的路途中真如病老之人，走个几十步，就喘得缓不过气，倒在荒草中。随从把他扶起再走，再跌倒。如此跌倒爬起，反反复复了几十次。蹭蹭挨挨走到天大亮，才走了十五里地，到了一个叫桂公塘的地方。不能再走了，这里距卖柴人的家还有一半的路途，要是碰到元军哨马，就只能束手就擒了。不远的山坡上正好有个土围子，不妨往那儿歇个脚，躲一躲。

这是一个用土墙围起的院子，几间房屋已毁于战火，椽瓦荡然无存，只剩几垛熏黑的断墙，地上马粪成堆，散发着浓烈刺鼻的马臊味。众人已经整整一昼夜没有进食，到了土围子里，饥饿感猛然袭来，只得请卖柴人帮助进城买米。卖柴人要大家忍受一日，说黄昏时就能返回。卖柴人走后，众人见四山寂然，无一人影，便在墙角清扫出一块地方，铺上衣服，有的躺下，有的坐着，很快都睡着了。但睡得都不踏实，躺下的一会儿坐起来，坐着的一会儿又躺下去。文天祥虽昏昏欲睡，却时而猝然惊醒。

他们知道，元军的哨马通常都是午前出来巡逻，午后即回军营。好不容易苦熬到午后，大家松了口气，说今日可算是性命无忧了。正说呢，忽然远处传来喧嚣的人声，从墙缝向外一看，人人都倒抽了一口冷气，只见几千元军骑兵正由东向西，往土围子这边过来。一旦被元军发现，就是插翅也难逃了。众人屏住呼吸贴着土墙，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文天祥感到难逃这一劫，甚至后悔不死在扬州，落得在这里死在元军的刀下。

元军走近了，杂乱的马蹄声和箭筒撞击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完了完了，如果哪个元兵探头进来，一切都完了。岂料又是一个峰回路转，恰在此时突然狂风大作，黑云四起，一阵暴雨骤至。不知是否又是神道相助，帮了他们的忙，元军只管打马加快赶路，哪还有暇旁顾？这几千元军被暴雨赶得且行且远，文天祥他们也被淋得浑身透湿。后来得知，这正是押送祈请使去大都的元军，因押着所掠老小和辎重，所以行动迟缓。原本也没那么多人马，都因文天祥在镇江走脱，队伍才变得如此庞大。

危机过去，饥渴感又翻上来。见几里外的山下有座古庙，等不及黄昏卖柴人带米来，先派吕武和邹㵯捷去庙里汲水，弄点吃的。岂料左等右等，待二人返回，并未带回吃的，却相对而泣。由于押送祈请使的队伍经过，附近据点的元军加强了警戒，哨马打破常规，午后仍到处巡逻，吕武和邹㵯捷撞到哨马被抓，用身上的三百两银子悉数行贿才换回条命。不过他们说，那古庙尚可遮风挡雨，庙前有口水井，比这土围子要强多了，里面只住着一个讨饭的老妇。看样子卖柴人是回不来了，众人便决定去古庙过夜。

天傍黑，文天祥、杜浒、金应、吕武、张庆、夏仲、王青、邹㵯捷，八个人进了古庙。还没坐定，忽见进来一个手提棍棒的男子。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三四个人。文天祥担心这些人是土匪，一攀谈，才知道是扬州的樵夫，今日砍了一天柴，进不了城，只好夜宿古庙。又一问，得知当日有几百元军骑兵直逼扬州城下，扬州自午后一直紧闭城门。文天祥想，这就怨不得卖柴人失约了。这几个樵夫架锅起火，煮了一锅菜粥，见文天祥等人饥饿难耐的样子，就分了一些给他们。几口热腾腾的菜粥下肚，虽不足果腹，但毕竟是两昼一夜头一回吃到东西，加上有位少年为大家点篝火取暖，身体渐渐地缓了过来。

与樵夫攀谈中，文天祥自称刘洙，讲了一路的遭遇，请求他们能带路去高沙。樵夫们欣然允诺。一位樵夫热情地说：你们走的不是去高沙的路，应先到贾家庄，住一天，从那里去高沙。另一位想得更周到，说：到贾家庄，我们帮着进城籴米买肉，补回几天来的饥饿，再雇两匹马，备足干粮，才好上路。文天祥想：这些人知道我们落魄于此，身上又带着金银，却毫无歹念，真是古道热肠啊。

三月初五五更时分，文天祥一行跟着樵夫离开古庙，赶到贾家庄天刚蒙蒙亮。他们在一个跟昨日差不多的土围子里歇下脚。等到中午，樵夫从城里买了大米和猪肉回来了，大家这才吃了一顿饱饭。自三月初三日奔扬州到离开扬州这一路的种种艰辛与险恶，文天祥用《至扬州》一题写了二十余首诗以记。贾家庄一首写道：“行边无鸟雀，卧处有腥臊。露打须眉硬，风搜颧颊高。流离外颠沛，饥渴内煎熬。多少偷生者，孤臣叹所遭。”备尝艰辛锻铸着正气名节，想起贾余庆这样的贪生怕死之辈就更是嗤之以鼻。日头刚西沉，一行人就跟着雇来的向导和马夫动身去高沙。

上路走了没多久，忽有五骑喧嚣着冲到眼前。马上五人自称是扬州宋军地分官，气势汹汹地挥着刀要砍人。文天祥拿出银子买命，才免遭毒手，气得他在诗中斥道：“金钱买命方无语，何必豺狼骂北人！”这些家伙同野蛮的北人没什么两样。真个是处处陷阱，步步惊心，此时又想不如干脆去扬州城，可又想去了扬州城注定是一死，只好还是往前走。

雇来的三人引路，三人牵马，一行人连夜赶了四十里地。一路还算顺利，到了一个叫板桥的地方却迷了路，四周都是稻田，不辨东西，他们就在田埂间乱转，弄得风露满身，人马饥乏。转到天明，又起了又湿又腥的大雾，对面不辨形影，还是转不出去。

就当大雾渐散，找寻出路时，忽然隐约看见不远处有一队元军骑兵，待躲进一片竹林，已经晚了，二十多名骑兵打着呼哨冲过来，绕着竹林大声喊叫，接着进入竹林乱劈乱砍地搜索，听到哪儿有动静举箭就射。

这可谓是这一路上最险恶的遭遇。张庆右眼中一箭，颈上挨两刀，发髻也被削掉；邹㵯捷伏在厚厚的烂竹枝叶底下，脚被马蹄踩得血流不止；王青被元兵发现，五花大绑捆住拉出了林子。杜浒和金应也被抓，文天祥藏得离他们不远，看见他们用随身带的黄金行贿才被释放。元兵几次从文天祥身旁搜索过去，随时都可能发现他，“当其急时，万窍怒号，杂乱人声。北仓卒不尽得，疑有神明相之”。元兵撤走，文天祥感到他们要烧竹林，急忙跑到对面山上，躲进了篁竹丛中。

“是役也，予自分必死。”文天祥时刻准备“慷慨为烈士，从容为圣贤”。

终于，吕武跑来报告，说元军已回湾头。众人又逃过了一劫。

王青被抓走，八人还剩下七个。在贾家庄雇的三个向导和三个马夫，有逃走的，有被抓的，剩下的两人惊魂未定，说什么也不愿再带路，索要了许多银子离去了。

原来的乘骑也不知所终，只好徒步前行。连续几日的饥饿、疲困和内心折磨，搞得文天祥身心交瘁，极度虚弱，一路跌跌撞撞，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直到遇见一群樵夫，才过了这一关。有位樵夫找来一个箩筐，让文天祥坐在里面，由六个人轮流抬着。这样大大加快了速度，当晚赶到高邮西郊，落脚在一个叫陈氏店的村子，等着天亮摆渡进城。

不出所料，天亮后到了城下，又不让进城。文天祥被人用筐抬着，张庆满脸满身血污，一行人灰头土脸衣冠不整，怎么看也不像奸细，但李庭芝传文各处缉拿文丞相，谁敢有违？战时抗令是要犯杀头之罪的。高邮城不收，也不抓，让他们另投生路。

费尽周折到了高邮，又被拒之城外，无奈只得搭船东往泰州。船行城子河上，时有散发着恶臭的元军浮尸漂过，两岸一片凄凉，偶尔见到的村庄都成了废墟。船工讲，上月初六，元军押着宋朝使臣和大批辎重北上，在这里遭到稽家庄民兵的迎头狙击，高邮宋军也拦腰痛打，激战过后，元军的尸体盈野塞河。文天祥在诗序中写道：“北入江淮，唯此战我师大捷。”船工还告诉文天祥，稽家庄的统制官稽耸是位爱国志士，在此战中袭杀了奉表卖国的工部侍郎枊岳。

稽家庄在高邮东南十五里，濒临城子河。既如此，文天祥就决定中途上岸会会稽耸。

稽耸素敬文天祥忠节大义，见他特地来本庄看自己，喜不自胜，立即设宴盛情款待。随后又派自己的儿子稽德润和一名馆客护送文天祥去泰州。

船到泰州是三月十一日。了解到泰州可乘船直达通州，文天祥终于踏踏实实睡了个好觉。一个多月来历尽生死和艰辛，现在总算踏上坦途，有望效力国家中兴大业了。此时兴奋、愉快的心情又赋诗以记：

羁臣家万里，天目鉴孤忠。

心在坤维外，身游坎窞中。

长淮行不断，苦海望无穷。

晚鹊传佳好，通州路已通。

泰州到通州有三百里水路，元军和强盗常出没其间，文天祥想等齐几只船结伴一起走，这样就在泰州住了十天，启程已是二十一日。途中为避元军追捕，在一位乡民家住了几夜，二十四日方抵至通州西门外。

同高邮一样，通州城守对入城的人检查极严。文天祥吸取高邮被拒的教训，在接受盘查时隐瞒身份，可这样更容易引起疑心，一连几日都没让进城。不得已，文天祥只得说出自己的身份。令他没想到的是，通州守将杨师亮得报后，立即亲自出郊把他们迎进城。原来，杨师亮得到谍报，说文丞相自镇江府走脱，元军三千骑兵一路追捕到了许浦（江苏常熟）。既如此，文丞相怎么可能是奸细，受元军指派来赚城呢？杨师亮核实了谍报，坚信自己的判断，把文天祥接到州衙，安排好吃住，还帮着筹办渡海所需海舟，十分热情周到。

至此，自出使元营被扣，冒死逃脱南归，一路险象环生出生入死的噩梦般遭遇暂且告一段落。到达福州后，文天祥撰写《指南录·后序》回顾了这段经历：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徬徨死；如扬州，过瓜州、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凌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泰州），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一连二十余个“死”字，真可谓是死里逃生。

在通州，是闯过惊涛骇浪后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文天祥一边打探二王的消息，一边着手整理编辑他的诗史集子。自离开临安后，每遇事都要以诗录写心迹，到通州已写了百余首，他将这些诗编为三卷：出使敌营，被羁留北关外为一卷；从北关外出发，经吴门、昆陵、渡过瓜洲，又回到京口编成一卷；从京口逃脱，奔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编成一卷。前面已说过，自德祐之后的这些诗作，有意追仿杜甫的诗史风格，以诗记事、以诗存史的意识极强，因此多用赋笔，并在诗前用小序作为补充，有着严格的写实性和强烈的抒情性。

文天祥为这部诗集取名《指南录》，意即“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正如他在这部诗集的后序中说的，自正月二十到元营谈判以来，他一次次面临绝境，一次次面对死亡，之所以能顽强地挺过来，就是靠着追寻南宋二王、救国图存的坚定信念，就是为了“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鞠躬尽罚，死而后已”。

可是悲苦跌宕的心境刚归平静，又发生了一个令文天祥难以承受的事：金应积劳成疾，不治而亡。

金应是吉水人，性情刚烈，深明大义，追随文天祥已有二十年。文天祥起兵勤王，他任承信郎、东南第六正将；文天祥出使元营，他任江西兵马都监；尤其是文天祥被拘北上，“人情莫不观望，僚从皆散，虽亲仆亦逃去，唯应上下相随，更历险难，奔波数千里，以为当然。盖委身以从，死生休戚，俱为一人者”。这样一位战友去世带来的打击可想而知。

文天祥泪水如倾，写诗悼念，在给金应下葬时，把两首悼诗焚于墓前，并在棺木上钉了七个小钉和一块木牌作为记号，以备将来取其骨归葬庐陵。

同行十二人，或死或逃，只剩下六人。

就当此时，又得到两条消息。一条是坏消息，说赵 和全太后被元军押往大都，行至瓜洲时，李庭芝和姜才率四万人趁夜夺驾，没有成功。一条是好消息，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已在浙江永嘉建立了元帅府，并发布檄文，号召各路忠臣义士前来勤王，共举复兴大业。

得到第二条消息，文天祥急着去觐见二王，不日便登上杨师亮为他置备的海船，往南渡海而去。

第十四章 南剑开府 再举义旗

由淮入浙只通海路，在通州等着南去的达官贵人众多，一有空船马上就发船运送。空空荡荡的七星港眼下只有三条船，两条刚从台州来的三姜船已被太监曹镇雇用，还有一条是徐新班的广寿舟。文天祥急着去永嘉，正为船犯愁，凑巧去定海送文书的人办完事，被用海船送回，杨师亮就优先把这条船派给他，让他与曹镇等三条船结伴南行。

德祐二年（1276）闰三月十七日，文天祥与杜浒、张庆、夏仲、吕武、邹㵯捷共六人，从七星港登船出发了。宋时以扬子江口为界，以北的海洋叫北洋，以南叫南洋。从通州去永嘉本可以直接南下，但因长江口的渚岛为元军所占，要去永嘉得先北上，经北洋兜一个大圈子，然后再回到南洋。这一绕就多出了许多路，焦急的文天祥说多出的路有数千里。

刚一上路，就碰上小小的意外。次日晚宿石港，白天再启程驶到十五里外的卖鱼湾，曹太监的船因退潮搁浅，只好停下来等了一日。几日后在通州海门界抛锚避潮汛时，忽见有十八艘海船慢慢地驶来，那亦行亦止的样子直让人怀疑是海盗，四只船都剑拔弩张做好了防范准备，等船驶近才松弛下来，原来那都是渔船。

闰三月二十二日，船驶入大海。文天祥是第一次在海上航行，甚至是平生头一回见到大海。他深为惊讶海天的辽阔，不由得发出“大哉观乎”的感叹。自然也写诗抒发了观海的感受，如“一团荡漾水晶盘，四畔青天作护阑”，如“水天一色玉空明，便似乘槎上太清”。

几日后，船从北洋绕回到扬子江口。自从京口逃脱后，“是行寄一生于万死，不复望见天日”，而今终于甩开敌人，推云望海，文天祥的心情激动万分，站在舷边吟出了他的千古名诗《扬子江》：

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文天祥发誓，他的爱国赤忱和救国意志就像指南磁针那样坚定不移，至死不变！

这也是诗集《指南录》和其续集《指南后录》的核心意象和主题。

希望在前，辽阔、湛蓝的长天大海洗濯着文天祥心头的焦虑、苦闷和绝望，新奇的感受和明亮的抒情又回到他的笔端：

海山仙子国，邂逅寄孤篷。

万象画图里，千崖玉界中。

风摇春浪软，礁激暮潮雄。

云气东南密，龙腾上碧空。

其小序云：“自入浙东，山渐多。入乱礁洋，青翠万叠，如画图中。在洋中者，或高或低，或大或小，与水相击触，奇怪不可名状。其在两傍者，如岸上山。丛山实则皆在海中，非有畔际。是日风小浪微，舟行石间，天巧捷出，令人应接不暇，殆神仙国也。孤愤愁绝中，为之心旷目明，是行为不虚矣。”

当然，险情并没远去。船入东海，忽遇十几条海盗船，幸亏艄公路熟，急取灵山岩海路躲避，周旋了一夜，天明脱险而去。船过明州（浙江宁波）时，被元军发现，好在元军误以为是渔船，否则岸边数百艘元军控制的海船稍一动，便在劫难逃。

四月初八，文天祥一行终于到达永嘉。

“乘潮一到中川寺，暗读中兴第二碑。”船一到瓯江口就溯流而上，直奔中川寺的益王帅府。他急于觐见二王，提出酝酿已久的复兴主张，不料二王与大元帅府已于一个月前移往福州。他急不可耐，立即写了个奏章请永嘉副守李珏送到福州。陈宜中等人正筹划拥益王为帝，便马上派人来永嘉与文天祥商议。文天祥完全赞同，并上书劝进，自己暂留永嘉候命。

听说文天祥到了永嘉，在临安被遣散，转到福建的勤王军旧部张汴、邹㵯、朱华等人闻讯都跑到永嘉来迎接。

台州、处州（浙江丽水西）和当地的豪杰之士，也纷纷表示要追随他举义抗元。台州有个叫张和孙的义士，是宋初名将张永德的后代，陈宜中和张世杰想调遣他，他不从，文天祥到永嘉之前经过台州时，“舟泊仙岩，变姓名至张和孙家，约义举。旋入海门，率杜浒等登金鏊山，感慨哭拜高宗御座下，作《感遇》诗……至黄岩，舍舟陆行，寄诗与和孙，和孙始知为天祥，盖天祥初变姓名为清江刘洙也。和孙遂檄召壮勇，聚海艘，欲往从之”。黄岩县的牟大昌也来相附，并在义旗上题诗曰：“大宋忠臣牟大昌，义兵今起应天祥。赤城虽已降为虏，黄山不愿为之氓。”

从元营逃脱，从敌方追杀和己方因误解拒斥的险恶困境中挣脱出来，文天祥威望大增，举义的感召力大增。他满怀希望，期待着为中兴宋室社稷倾尽全力。

一个月后，到了五月初，文天祥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召唤。景炎小皇帝的诏书传达，要他立即前往福安。此时福州已升为福安府。

元月，临安南宋朝廷崩溃，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如文天祥建议的，在驸马都尉杨镇等人的护卫下南逃，陆秀夫、苏刘义率军于途中追上，一路护卫到温州，进驻中川寺。陈宜中的老家清澳就在附近，陆秀夫派人把他找来，张世杰也从定海（浙江镇海）率部赶来会合。他们假托谢太后手诏，建立天下兵马都，以益王为元帅，广王为副元帅。四月，陆秀夫、张世杰、苏刘义、陈宜中等人护卫二王由海道转到福州。五月初一，众人拥益王赵昰登极，改元景炎，建立起流亡政权。小朝廷册封赵昰生母杨淑妃为太后，封广王为卫王。

文天祥奉诏百感交集，立即动身从陆路前往福安。他一路上思索着国家的命运，内心奔涌着投入复国大业的激情，又镜鉴前朝，对国家的前途充满担忧。途中在一座寺庙过夜时，他抚琴抒发了这种复杂的情绪：

松风一榻雨潇潇，万里封疆夜寂寥。

独坐瑶琴遣世虑，君恩犹恐壮怀销。

五月二十六日，文天祥到达福安。

文天祥是以观文殿学士侍读的身份前往福安的。一到福安，便在垂拱殿被授予通议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任命诏书曰：

具官某：骨鲠魁落之英，股肱忠力之佐。仁不忧，勇不惧，坎惟心之亨；国忘家，公忘私，蹇匪躬之故。敌裔虏之猾夏，率义旅以勤王。慷慨施给铠之资，豪杰雷动；感激洒登舟之泪，忠亦天知。虽成败利钝逆睹之未能，然险阻艰难备尝之己熟。独简慈元之爱，爰升次辅之联。方单骑以行，惊破夷虏之胆；及免胄而入，大慰国人之心。天地之所扶持，鬼神亦为感泣。

诏书出自陆秀夫之手。陆秀夫字君实，一字宴翁，别号东江，楚州盐城（今属江苏）人，是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的同榜进士，与文天祥同岁，其“才思清丽，一时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静，不苟求人和”。文天祥也夸他“文笔英妙”。李庭芝守两淮，闻其名，将他召至幕中，官历主管机宜文字、参议官。元军下江南，僚属纷纷逃散，唯陆秀夫不为所动，因而被李庭芝推荐到临安，历任宗正少卿兼权起居舍人、礼部侍郎。陆秀夫也是一位孤忠劲节之士，后与文天祥、张世杰并称“宋末三杰”。君子相惜，陆秀夫的笔下拟出一个正气凛然的文天祥，也映照出了他自己的志节。

出人意料的是，兴冲冲赶来的文天祥却辞相不拜。为什么？

福安小朝廷成立之日，任命了一批大臣，其中陈宜中为左丞相、都督诸路军马，李庭芝为右丞相，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陈文龙为参知政事，苏刘义为殿前指挥使。去年出师平江前，文天祥曾向皇帝奏道：“朝廷姑息牵制之意多，奋发刚断之义少！”而今一看到这个名单，定然会有同样的感受。一路追杀他的李庭芝在扬州且不论，他辞相不拜，是感到与掌管大权的陈宜中和张世杰共事，自己根本无法施展，只能徒有丞相之名而已。

陈宜中是怎样一个人，文天祥太知道了。这个一心只想议和的家伙，为了不触怒元军，达到议和目的，诬陷自己起兵是“猖狂”之举，阻碍自己入卫勤王；五木之战派来亲信的张全不助反扰，陷麻士龙、朱华和尹玉义军于绝境，事后又拒不查办。还有，这次追寻二王到通州时，杨师亮建议打造几百艘海船，组织水军从海上收复江淮、浙东，自己在永嘉向陈宜中具报了此事，又未得理睬。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临安被围时，自己建议请太皇太后谢氏、太后全氏和恭帝赵 三宫迁到海上，吉王赵昰和信王赵昺二王分守闽、广，以保存宗室再图复兴，他又无端反对，但到了紧急时刻，作为宰执大臣的他却甩下皇室，独自悄悄逃回了清澳老家。

到了福安，一见到陈宜中，文天祥就气不打一处来，直言责问道：“当奉两宫与二王同奔，奈何弃其所重？”

文天祥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提出迁都，陈宜中开始是反对的，但到紧急关头改变了想法，反率群臣入宫请求迁都，并求得了谢太后同意。问题出在陈宜中定的是次日出发，由于匆忙间没有禀奏清楚，谢太后以为是当晚出发，“及暮，宜中不入，太皇太后怒曰：‘吾初不欲迁，而大臣数以为请，顾欺我邪？’脱簪珥掷之地，遂闭阁，群臣求内引，皆不纳。”结果两宫束手就擒。文天祥的责问，让他感到憋屈，但他临阵脱逃是真，只能面露愧色无言以对。文天祥又指斥他“纪纲不立，权戚用事”，使他更加闷闷不乐。

文天祥对张世杰也有看法。一见到张世杰，就问他朝廷现有多少兵，张世杰说只有自己的部队。文天祥不顾情面地叹道：“公军在此矣，朝廷大军何在？”

对张世杰早先援守鄂州、襄樊，咸淳十年（1274）坚守郢州，以及同自己一样率先孤军勤王的表现，文天祥都极赞赏，但自他在焦山决战中由于战法保守导致惨败，尤其是在临安陷落前避战南遁，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为他胸无大志，打起仗来不是远遁就是消极防御。所以见到他说话也不客气，等于责备他没有统领各路军队的雄才大略，搞得张世杰也大为不快。

不单是文天祥，陈宜中与张世杰之间，他们与其他大臣之间也是矛盾重重。陈宜中权戚用事，陆秀夫偏偏遇事较真，陈宜中见他不听摆布，竟又用台谏钳制反对派的惯技劾罢了他，将他逐往潮州。张世杰对陈宜中早有不满，便打抱不平说：“此何如时，动以台谏论人？”陈宜中不能不顾忌张世杰手里的军队，无奈又将陆秀夫召回。而张世杰也与苏刘义不和，苏刘义原是荆湖老将，对王室忠心耿耿，拥立景炎帝有功，与刚愎自用的张世杰也龃龉不断，因相隙“志郁郁不得展”。

文天祥深知在事事是非处处掣肘的朝廷难有作为，便连上辞章。

文天祥不愿留在朝中，要求回到永嘉去募兵。永嘉南可保福安，北可向钱塘江流域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永嘉那段时间，他广结浙南豪杰志士，深感民心可用。作出回永嘉的决定后，他立即给张和孙写信，要他实施聚集海上豪杰的计划，率领海上义军先收复明州（浙江宁波）。他没看错，张和孙率领的豪杰志士是一支可以信赖的力量，后来一直在当地坚持抗元，直到两年后被俘，张弘范审问他时，他大义凛然地回答：“生为宋民，死为宋鬼，何怖我为！”父子二人均被杀。文天祥要在海上发起反攻还想到了通州的杨师亮，在永嘉与张和孙商讨海上聚兵时，就把杨师亮欲建水军的事也考虑进来，并书信报给了陈宜中。但他不知道，陈宜中不以为信，背着他派人到通州询问，杨师亮问为何没带文天祥的书信，见来人无以回答，便对来人起了疑心，并对朝廷感到失望，一怒之下，竟投降了元军。

应该说，文天祥的想法也是符合朝廷的战略意图的。益王政权建立后，对抗元大局做了新的部署：以赵溍为江西制置使，进兵邵武军（福建邵武）；以谢枋得为江东制置使，进兵饶州（江西鄱阳）；以李世逵等进兵浙东；以吴浚为浙东招谕使、邹㵯为副使；毛统由海道至淮，约兵会合；又派傅卓等由福建向江西进兵。上述的任命大多只给个头衔，都是有职无兵，兵要靠自己去招募。文天祥相信自己能再一次白手起家，在永嘉拉起一支抗元队伍。

就在国家临危濒绝之际，文天祥拿着这个计划去找陈宜中商议时，却遭到坚决反对。为什么？按文天祥的说法，“宜中既弃临安，及三山（福安）登极，欲倚世杰复东西，以自洗濯，所以阻予永嘉之行”。临安失在他手，累陷两浙，若借助张世杰收复两浙，不仅能让他挽回颜面，好处还能落到他头上，若让文天祥抢了功，威望将盖过他，那他在朝中将被置于何地呢？

结果是，朝廷决定让文天祥去广州开府募兵。

从海上收复两浙的计划落空了。在等待广州谍报期间，他对诗集《指南录》作了增补，把从海上到永嘉，再到福安行在写的诗，编为第四卷加了进去。

但广州方向却传来了坏消息。广东经略使徐直谅本已派部将梁雄飞去湖南向元军请降，当得知南宋在福安建起了新朝廷，并颁诏各地勤王，转而反正，当梁雄飞带着阿里海牙的指令返回时，徐直谅命通判李性道、摧锋军将领黄俊拒梁雄飞于石门（湖南澧县西）。李性道不战，黄俊被打败，徐直谅弃城逃匿。广州于六月十三日降元。

去广州开府不成，又改到南剑州（福建南平）开府。南剑位于闽江上游剑溪、沙溪的汇合处，依山建城，地势险要，战略位置虽不如永嘉，却也可北保福安，西屏障闽江上游，素有“八闽屏障”之称。朝廷改任文天祥为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经略江西。

文天祥领受了任职，于七月初四出发，至十三日到达南剑州。

在南剑州开府，与前一年组织勤王军全靠白手起家不同，此次动用了朝廷的资源，其规模和声势要大得多。“于时幕府选辟，皆一时名士。”除了旧部杜浒、吕武、张汴外，四方来投同督府的主要人物有巩信、赵时赏、陈龙复、曾凤、谢杞、许由、李幼节、吴文焕、林栋、林琦、林俞、林元甫、谢翱、缪朝宗、徐榛等，其中既有富于谋略的文官，又有久历戎旅的武将。

文官如赵时赏，宋朝宗室，其人“神采明隽，议论慷慨”，知旌县（安徽旌德）时，以一县之力抵抗元军，因功升任军器太监，临安陷落后辗转入闽，到同督府任参议官。缪朝宗，江淮人，为人精练实干，孜孜奉公，曾知梅州（广东梅县），文天祥在平江时，他义投帐下，这次又从婺州赶来追随，任环卫官，主管同督府军器。徐榛，温州人，精干勤勉，文天祥让他替代已故的金应，用他典笔札、机密。

武将如巩信，其人沉勇有谋，是久历沙场的荆湖宿将，这次奉朝廷之命率军随府，任都统制、江西招谕使。另一个林琦，既能带兵，又有文才，元军围临安时，像杜浒一样，曾招集赭山（浙江萧山东北）义军投于文天祥帐下，后带领水军在海上抗元，此次也入幕听命。

许多福建的忠义才学之士，也纷纷投效同督府。泉州老臣陈龙复，文天祥的同榜进士，官至行太府少卿、福建提刑，以敦厚、清俭著名，很有声望，在同督府中任参议官。长溪青年谢翱，擅长文章，听说文天祥开府南剑，一如文天祥倾家荡产以作军资，招集乡人数百从军，任咨事参议。还有谢杞、许由、李幼节等人，都是进士及第的名士，在同督府任秘书、架阁等官职。

赣州、吉州的勤王军旧部及乡人，闻讯也陆续前来相投。文天祥少时老师曾凤从衢州来投，此前曾任衢州教授、国子监丞，文天祥不敢把他看成属吏，以师道尊之。还有许多旧部如张云、陈继周在赣州、吉州等地暗中联络，义师一到，就立即举旗响应。

文天祥开府抗元，民心呼拥。东莞义士熊飞起兵投奔南剑府，景定五年（1264）特奏进士李春叟写诗送行，云：“龙泉出匣鬼神惊，猎猎霜风送客程。白发垂堂千里别，赤心报国一身轻。划开云路冲牛斗，挽落天河起甲兵。马革裹尸真壮士，阳关莫作断肠声。”情深义重，壮怀激烈。

同督府初立，文天祥即派杜浒前往温州、台州，吕武前往江淮。文天祥原先之所以要在永嘉开府，就因为他还想着与江淮宋军连兵大举，收复两淮和两浙，那儿还有苗再成、杨师亮、李庭芝这样的拥兵守国的将领，李庭芝虽不容自己，却也拒敌不降。还有，自镇江逃脱前往福安途中，他亲身感受到那儿民心可用，豪杰义士众多，像江淮间不要金钱只要一张批帖的管船人、稽家庄的统制官稽耸等，温州、台州和处州的张和孙、牟大昌等众多豪杰自不必说。文天祥派出他俩，一是到那儿招兵筹饷，一是去“结约江淮道”，为连兵大举加强联络。

由此可看出，文天祥的战略姿态是北上，是进攻，是收复失地。

可就当他积极招兵聚粮，结约江淮，殚精竭虑昼夜筹划军事反攻之时，朝廷下了一道命令，要他“严趣之汀”，要他马上到汀州（福建长汀）去。

这是因为七月之后的战局又发生了变化。前方抗元重镇扬州的粮道被阿术掐断，处境更加险恶，朝廷要李庭芝到福安赴任右丞相的诏令到达，李庭芝奉诏与姜才领兵七千赴泰州，准备从海路去福安。不料他前脚刚走，留守扬州的制置副使朱焕即于七月十二日以城降元。阿术追击李庭芝到泰州，把泰州团团围住，骁将姜才背部的疽痈发作力不能战，偏将孙贵、胡惟孝等开门出降。李庭芝投莲池自杀，水浅不死，与姜才一起被俘押至扬州。阿术本想劝降并重用他俩，但叛将朱焕怕他们今后不容自己，对阿术说扬州交战死了那么多人，都是他俩造成的，怎能不杀呢？两人遂于八月十三日被杀害。

李庭芝早年投身名将孟珙帐下，才勇毕露。孟珙死前，留下遗嘱推举贾似道替代自己，并把李庭芝推荐给了贾似道。李庭芝在抗元作战尤其是在襄樊之役和守卫扬州中，英勇善战，屡次怒杀劝降者，不失忠节大义。但也有可诟病之处，驱杀文天祥就是一例。文天祥有诗曰：“北来追骑满江滨，哪更元戎按剑嗔。不是神明扶正直，淮头何处可安身？”元戎即指李庭芝，文天祥自镇江脱身后与死同行，李庭芝脱不开干系。不知是否此经历影响了文天祥对李庭芝的看法，文天祥说：“李庭芝在扬州十余年，畏怯无远谋，惟闭门自守，无救于国。”说他畏怯无远谋，是否冤枉了他？据《宋史·姜才传》记载，当扬州粮绝，元军诱降时，“庭芝以在围久，召才计事，屏左右，语久之。第闻才厉声云：‘相公不过忍片时痛耳！’左右闻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护庭之第，期与俱死”。似说李庭芝犹豫动摇，被姜才劝止。落入敌手后，阿术指责李庭芝不降，姜才挺身道：“不降者我也！”似也可作印证。文天祥给李庭芝的盖棺定论是：“虽无功于国，一死为不负国矣。”

此外，还可看看文天祥对姜才的评价。他说，姜才乃“淮东猛将，扬州前后主战，皆其人也。及泰州破被执，虏爱其才勇，啖以官爵，不肯降，骂诸负国者。临刑，含血以喷，骂虏不绝口。其英风义烈，淮人言之，无不伤叹。惜哉！”与对姜才的激赞相比，文天祥对李庭芝的评价实在不高。

“东南兵力，尽在江北，金城汤池，国之根本。高（达）以荆州降，夏（贵）以淮西降，李（庭芝）死，淮东尽失，无复中原之望矣。哀哉！”正如文天祥所说，扬州既失，真州苗再成城破而死，通州、滁州、高邮、处州、温州等相继降元，抗元形势迅速恶化，十月，元军在南宋降将王世强引导下，向福建发起了大举进攻。朝廷赶紧要文天祥的同督府南移汀州。文天祥要求到永嘉开府，是想着收复两浙和两淮。朝廷要他去广州，而南剑，而汀州，是为了让他护驾朝廷南逃。

文天祥十一月移师汀州。

刚在汀州扎营，刘沐就带领一支勤王军风尘仆仆赶来会合。继而泰和的萧明哲、赣州的陈子敬也起兵来会。文天祥因他们的到来极为兴奋。刘沐是文天祥的少时挚友，沉实有谋，圆机应变，在江西忠义之士中颇有号召力，继续担任督帐亲卫的旧职。萧明哲是吉州贡士，生性刚毅，遇事有胆气，明于大节，任督干架阁监军。陈子敬以资力雄乡里，为人忠信有谋，任督干监军。他们都是文天祥的股肱亲随。

刘沐是头一个到的。当晚，文天祥备酒接风与他长叙。他告诉文天祥，自文天祥入元营被扣，他便因勤王军被遣散回到家乡庐陵，当听到文天祥在南剑州开府的消息，他立即招集勤王军旧部前来投效。文天祥问他知不知道张云的情况。刘沐说，张云被遣散率部回到家乡，见吉州城已降元，于七月间率部夜袭元营，大战南栅门，杀敌数百，恰遇一支元军路过，义军腹背受敌，苦战到黎明，撤到江边饮水休整，受元军冲击，张云与众部下溺水而死。文天祥叹气道：休矣！又说陈继周遭遣回家乡后，串联旧部，密图再举，小皇帝即位后，任他知南安军（江西大余），自己曾派人联络他和张云做好响应举义的准备，不想八月陈继周遭元军袭击，被俘不屈而死。

文天祥垂泪道，在南剑州开府时，张云、陈继周在赣州、吉州积极联络义士，准备随时起而响应，谁料如今已是阴阳两界。说至此，两人悲痛不已，起身举酒酹地，祭奠忠魂。

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几乎谈了一整夜，文天祥意犹未尽，又作诗一首，抒发患难重逢的万千感慨：

万里飘零命羽轻，归来喜有故人迎。

雷潜九地声元在，月暗千山魄再明。

疑是仓公回已死，恍如羊祜说前生。

夜阑相对真成梦，清酒浩歌双剑横。

自己历经九死一生，想不到今日还能活着与久无音信的刘沐重逢，真好像是被西汉神医仓公救渡，恍如西晋开国元勋羊祜复现，前生今世，云里梦里，把酒共议抗元大计，誓以雷破九地惊天宇，月出千障照九州。

汀州位于崇山峻岭之间，文天祥在这里作出的军事部署，仍是前出进攻的姿态：他派遣参谋赵时赏、咨议赵孟溁率一部前往宁都，从元军手中夺回县城，命已在那儿聚兵的江西招谕副使邹㵯接应。命参赞吴浚率部攻取雩都（江西于都），锋指距雩都不远的赣州城；另派唐仁与赣州城内义士联络；陈子敬回赣州招集义兵，控制赣水下游的皁口（赣江口岸），断绝元军增援赣州的水路；策应吴浚攻取赣州。此外还派出武冈军教授罗开礼夺取吉州永丰县等。这一系列举措意在向江西打开出路，扭转抗元的被动局面。

然而文天祥的抵抗和进攻是孤悬的。

十一月中旬，元军攻占了建宁府（福建建瓯）、邵武军、南剑州，福安屏障尽失。此时行都福安尚有宋军十七万人，民兵三十万，淮军万余，但陈宜中和“惟务远遁”的张世杰不敢与元军决一死战，护持着小皇帝赵昰、卫王赵昺及太后杨氏乘船逃往海上。弃城逃到福安的知南剑州王积翁作为元军内应，与知福安府王刚中一道献城投降。

行朝一跑，再挫宋军本已岌岌可危的抗元信心，各郡县守将或逃或降或败，东南守备土崩瓦解。景炎二年（1277）元月，元军进逼汀州，文天祥本想据城抗敌，但同督府军大部受命在外，汀州守将黄去疾听说行朝逃往海上，按兵不动，有叛变迹象，不得已将同督府迁往漳州龙岩。

文天祥的江西攻略也受挫。派去攻打宁都的赵时赏、赵孟溁失利返归。邹㵯在宁都被俘，改名换姓假称卜课算命先生得以逃脱。夺取永丰县的罗开礼也被俘，死在吉州的监狱中。另外，同督府初立时派往温州、台州招兵筹饷的杜浒，往江淮联络义士的吕武也不得不南返，辗转于寻归同督府的途中。

原先派去攻打雩都的参赞吴浚也来到龙岩。但他不是来归府请命的，他已同黄去疾一道投降了元军，他是受元将李恒派遣来诱降的。

文天祥大怒，断然在军前将他绞杀。

第十五章 洒血攘袂 江西奏捷

率领元军攻入福建，连下建宁府、邵武军、南剑州，把南宋小朝廷驱赶到海上的，不是别人，正是几个月前文天祥被扣押在大营时的馆伴唆都。如今他已由建康安抚使升任福建宣慰使，行征南元帅府事。

得到吴浚劝降被文天祥处斩的报告，他并不像别的元军将领那样怒遣大军，以加倍的野蛮给对手以毁灭性打击，而是让南剑州降臣王积翁的淮军旧部罗辉再次去劝降。

唆都这么做，一是念旧情，由于那一段与文天祥朝夕接触，了解其为人，钦佩其忠信气节；二是唆都不仅骁勇善战，且有眼界。早年他随哈必赤平定李璮叛乱，发现当地有许多年轻人偷偷跑到宋境卖马，返朝后他却奏请不要予以治罪，而把这些小盗收入军中，结果得兵三千，升为千户。他在征战中体会到，凡宋将投降之地，攻占不费一兵一卒，反之总需付出高昂代价，如此前攻打兴化（莆田）时，死守孤垒的宋兵不足一千，他亲自临阵督战，造云梯炮石猛攻，城上仍矢石雨下，在叛官开门攻入后仍巷战终日，杀人三万多，自己损失也不小。对文天祥硬攻，恐怕更不容易，但如果能让文天祥这样的人归顺，那将极大地瓦解宋军军心，收到归一效万之功。

他对文天祥的节操是领教过的，文天祥真的能被劝转吗？他并非不抱有一丝幻想，凡事此一时，彼一时，攻下衢州时，右丞相留梦炎不就躬伏在自己脚下了吗？文天祥就是骨头再硬，也不能不识时务吧？

然而唆都与文天祥的想法正好背道而驰，两年前文天祥应诏起兵勤王时，就曾清醒地表示过，他明知道举义勤王是不可为而为之，他之所以忠义感慨而行，是因为深恨国家危厄之时无人舍身报国，他要打破这令人悲哀的沉寂，用自己的行动感召天下忠臣义士闻风而起。如今临安陷落，赵 与后宫被押北上，江南大部分地区为元军占领，流亡小朝廷也已逃往海上，就更需要抱定死节者挺身而出，只不过如果当初还企图在军事上有所作为，此时已经不抱太多幻想，此时他随时准备以死节撑住民族气节和魂魄的大旗。

这在去年五月写的《指南录·后序》中说得很清楚：“呜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为？……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地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嗟夫，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患难中活着是侥幸，而活着的意义何在？活着不能救国难，死了做鬼也要打击敌人，是义；活着的时候为国冲杀在前，直拼到死，也是义。啊啊，终是一死！

元军南侵以来，满朝文武和士大夫的操守可怖地轰隆倒塌，愈演愈烈，到了此时，以死节力挺民族气节和魂魄，已成为文天祥的信仰，成为他成圣成贤的目标追求。如此，他怎么可能屈膝投降呢？唆都的劝降只会让他备受侮辱，让他愤怒。

但这次他没有杀罗辉。唆都做馆伴时，对自己一直好言好语，敬重之情溢于言表，“常恐予之伏死节”，不能不念这段旧情。罗辉是带着书信来的，文天祥也写了一封信让他带回去。

天祥至汀后，即移建，以次沦失。朝廷养士三百年，无死节者。如心先生（陈文龙）差强人意，不知今果死否？哀哉，哀哉。坐孤城中，势力穷屈，泛观宇宙，无一可为，甚负吾平生之志。三年不见老母，灯前一夕，自汀移屯至龙岩，间道得与老母相见，即下从先帝游，复何云！（唆）都相公去年馆伴，用情甚至，常念之不忘，故回书，复遣罗辉来。永诀！永诀！

伏乞台照。

永诀！永诀！死志已决，杀身成圣成贤的信仰已不可改变！

只要手里有兵，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能束手待毙，就要“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如要抗争，最好的选择还是回到江西老家，把根据地的军民发动聚集起来与敌死拼。

三月，同督府军往西南方向收复梅州，转而向北剑指赣南。

也是在这个月，大弟文璧带着母亲曾德慈、幼弟文璋、二妹文淑孙及文天祥的妻妾儿女也来到了梅州。一起来的还有肖资，他是文天祥的书吏，为人厚道，生性温和，江西失陷后一直尽心尽力随侍文天祥的老母和家人。

从前年率勤王军自赣州入卫，文天祥便将老母及一大家子托付给了文璧。从临安赴平江前，奏请朝廷为文璧乞祠，文璧因此受赐直秘阁，主管崇道观，诰词曰：“惟尔哲兄，以鸿儒魁望，倡义勤王，忠于为国，而不谋家。乃命阃制，修扦我难。尔竞爽有令誉，虞侍陔养，叔出季处，恩义两尽。”让文璧用祠禄养亲，代以尽孝。不久文璧受任知惠州，把老母和一大家子人接往惠州。去年十一月，接到文天祥在汀州写来的书信，便带着老母及一大家子前来团聚，在兵荒马乱中颠沛辗转多时，才历经艰辛来到梅州。

文天祥说三年不见老母，其实是两年。在动荡险恶的战乱中与阔别的老母相聚，与妻子欧阳氏和妾颜氏、黄氏相聚，与长子道生、次子佛生、女儿柳娘、环娘、监娘、奉娘相聚，与弟妹相聚，其悲喜交加的心情可想而知。但亲人中不见了长女定娘和幼女寿娘，两个孩子已于去年病死在惠州河源县的三角村。文天祥闻知悲从中来，失声痛哭，他后来在诗中写道：“痴女饥咬我，郁没一悲魂。不得收骨肉，痛哭苍烟根。”两个幼女被当地一位文天祥的好友谢元妥为安葬，将墓地称为“仙女桥”。

“间道得与老母相见，即下从先帝游，复何云！”与老母相见的心愿已实现，如今还有何求？唯以死节尽忠尽孝，与强虏拼尽最后一滴血！

发兵前，文天祥与帐前文武昼夜运筹，对用兵做了一番部署。为令行禁止，整肃军纪，断然斩杀了飞扬跋扈、不听号令的钱汉英、王福二将。

景炎二年（1277）五月，文天祥率同督府军开拔，拉开了收复江西之役的序幕。

在越过梅岭的进兵途中，文天祥豪情激荡，于马背上吟诗一首：

去年伤北使，今日叹南驰。

云湿山如动，天低雨欲垂。

征夫行未已，游子去何之？

正好王师出，崆峒麦熟时。

越过梅岭，文天祥率主力直下赣州会昌，“时赣、吉兵皆来会”。去年底在宁都被俘的邹㵯，假称算命先生脱身后，又在永丰和兴国间聚兵，此时率兵来会合，同督府奏授他为江西安抚副使，统兵数万。以武功赐第的勤王军旧部刘伯文也来相投，奉命带着同督府文书，联络远近义士。六月初三，同督府军大败元军，夺回雩都。接着又一鼓作气进军兴国，兴国人钟绍安散尽家资招募里中义兵起来响应，兴国县反正。六月二十一日，同督府移驻兴国。

在兴国站稳脚跟后，文天祥于七月指挥三路出击，一路由参谋张汴、监军赵时赏、赵孟溁等率主力攻打赣州，一路由安抚副使邹㵯率赣州诸县兵力捣永丰、吉水，另一路由招谕副使黎贵达率吉州诸县兵力进攻泰和。与此同时，派人向各地抗元武装传达起事檄文。

同督府收复失地气势如虹，声威大振，一时间各地豪杰义士呼啸而起、举戈响应，尤其是从临安被遣返、一直在暗中蛰伏的赣州勤王军旧部，纷纷揭竿而起。

在文天祥的家乡吉州，其亲属率先举事。大妹夫孙招集义勇，大妹拿出所有首饰以供军资，支持丈夫收复了龙泉县城。二妹夫彭震龙与肖敬夫、肖焘夫兄弟等歃血起誓，攻下永新县城。肖明哲监赣县义兵，收复了万安县，到龙泉与孙会合。泰和针工刘士昭与乡人密谋恢复泰和县，事败，咬破手指在帛上写下血书：“生为宋民，死为宋鬼，赤心报国，一死而已！”以帛自刭。同督府军在当地豪杰义士的配合下，一举收复了吉水、永丰、万安、永新和龙泉，吉州八个县一举收复了五县。

吉州以西，袁州（今属江西宜春）、南安军（江西大余）、分宁（江西修水县境内）、武宁的义军纷起，相继派人来同督府请领军令。袁州的萍乡县被吴希奭、陈子全、王梦应等人领兵收复，杀了元军头目来万户等六人。此前刘伯文带着同督府文书前往联络义兵，因仆从酒后泄密，被来万户杀害，杀了来万户，也算为刘伯文报了仇。南安军在去年元军攻陷江西时，守将杨公畿投降，独南安县不降，三县管界巡检李梓发等推举前南安尉叶茂为主，治械守城，元丞相塔出与张弘范、吕师夔率兵一万多人久攻不下，塔出一筹莫展，对张弘范、吕师夔说：“城子如堞大，人心乃尔硬耶！”转而到城下劝降，遭守兵大骂，塔出差点被炮击中。二月，叶茂出降，李梓发仍坚守如故，此时与同督府相策应。

吉州以东，抚州、饶州、建昌军（江西南城县境内）志士也应时起兵。抚州的何时起兵收复了崇仁县。旴江（抚河）的进士傅卓者起兵不成被害。饶、抚之地又有进士陈莘，结约弋阳谢梦得谋取信州，事败皆死。

吉州以北，临江军、洪州（江西南昌）的义军也派人来同督府请命约束，每日都有那里的豪杰来送钱款供军资。

在南面的赣州，同督府主力在当地豪杰的配合下更是势如破竹，连下虔化、信丰、瑞金、石城、安远、龙南，加上会昌、兴国和雩都，攻占了赣州所属全部九个县，陷赣州于孤城。

文天祥自五月率同督府军出兵江西，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实现了除赣州和泰和以外的所有战役目标，打出了一个“大江以西，有席卷包举之势”的大好局面。这个战果是在两军交战一边倒，宋军逢战必败，竞日弃城失地，斗志如决堤般溃散，国家濒临毁灭的四面楚歌中取得的，就不能不越发显得可贵和辉煌。

后来文天祥被囚大都，忽必烈正在犹豫杀不杀他时，景炎二年（1277）任江西行中书省左丞的麦术丁极言倡杀，他对忽必烈说：“文丞相英才伟略，古今罕有。曩者开督府于汀州，筹略号令，本朝将帅均不可及。苟释之使去，彼必遁回江南，号召天下，为国家之大患。”这无疑是一个中肯的评价。

然而这个江西大捷的战果并不能逆转大局，其价值和意义与其说是军事上的，不如说是节义上的，是民族精神和气节在一片悲观绝望的黑暗中冲天而起，光耀日月，在史册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确实，取得江西大捷的胜利，固然是由于文天祥振臂一呼，激发出蛰伏于人心的爱国热忱和抗敌意志，在沉寂的大地上引发了绝地反击的滚滚熔岩，但也不能不说，这与元朝北方有警、大军北调有关。此前，忽必烈怀疑高丽侍中金方庆图谋作乱，从阿术军中抽一万精兵赴阙；同时，蒙哥的四子昔里吉等诸王发动叛乱，东犯和林，应昌（内蒙古阿巴哈纳尔旗东南）只儿斡带和六盘山霍虎起兵响应，漠南大震，居庸关以北告警，忽必烈命伯颜率大军北返讨伐，这无疑就减少了在江南的兵力。

尽管如此，也不能不称道文天祥足智多谋，具有非凡的领军才干。

正如明代文史巨匠王世贞所评：“谈者非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称也。余以为不然。夫信公非无才者也！当咸淳之末，天下之事已去，而信公以一远郡守，募万余乌合之众，率以勤王，而众不溃。此非有驾驭之术不能也！”

至于文天祥怎样用兵，除上所述，史无记载，但不要忘了，文天祥是个象棋高手，“平生嗜象弈，以其危险制胜奇绝者”，自创四十局势图象棋棋谱，这其中正便模拟、蕴含着战争的作战形式、用谋斗智的精华。文天祥的四十局势图与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必有其内在的联系，必也是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由此可以推想，文天祥过梅岭谋会昌、谋兴国，于兴国开督府，发兵三路，以主力攻打赣州，偏师直捣永丰、吉水，另一路进攻泰和，都不是无端而来，都必有其依势谋局的精思妙算。因此，江西大捷，不能不归功于文天祥智勇的军事谋略。

这其中当然也应包括派人四处联络义士结约起兵的举措。如此，文天祥在胜利之日就不会不为失去了吕武这样的有功之臣而备加伤心。吕武是在南剑州被派往江淮结约豪杰的，经淮东沦陷区辗转数千里回到梅州后，又挺身寇寨，化贼为兵，为同督府招回一批抗元兵士。可就当他率领数千人进军江西时，却“以无礼于士大夫，遭横逆死”。“士大夫”是谁？吕武怎么无礼于他招致了死罪？文天祥没有说，但从他的诗中似可见端倪，诗曰：“疾恶怀刚肠，世人皆欲杀。魂魄犹正直，回首肺肝热。”其小序说：“其人劲烈，面折人，触忌讳不避。然忠鲠，人皆服之。”文天祥对他的人格是赞赏的，他的死是由于他忠鲠，由于疾恶刚肠，从而触犯了某人的忌讳。由此可看出，吕武的死必是冤死，他得罪的人无疑是最高层的统治者。自陷元营应募相从，到逃离元营，历经艰险，泛海南归，吕武一直表现得忠勇无畏，在他“死之日，一军为之流涕”，文天祥以诗表达了自己失去肝胆战友的痛惜之情。

文天祥同督府在江西连传捷报，对周边地区的抗元义军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湖南义军应声而动。衡山进士赵璠在湘乡起事，写信给同督府请命，经文天祥转呈，行朝授他军器监，号召勤王。朝奉郎张唐、前赣州通判熊桂等人，起兵收复衡山、湘潭、攸县三个县城。攸县士人吴希奭、陈子全、王梦应也与赵璠相呼应，联络同督府，聚众数千收复袁州萍乡县。此前张虎在宝庆府（湖南邵阳）发难，附近各县纷纷响应，光复新化、安化、益阳、宁乡等县，加入了抗元的浪潮。

淮西、湖北、福建、广东等地也受到震动。淮西义士刘源串联附近山寨，坚持抗元多年，这时他和安抚使张德舆在淮西起兵，司空山（湖北南漳县西北）的傅高举兵响应，两军互为犄角，新复黄州（湖北黄州）、寿昌军（湖北鄂城），在樊口（武昌西北）杀死元军湖北宣抚使郑鼎。兴国军（湖北鄂州）也告光复。黄州、兴国军新复后皆来同督府请命。广东赵溍、方兴领导的摧锋军在韶州仁化县立寨，也前来自请接受同督府统辖。福建汀州斩伪天子黄从，也把首级送到同督府报功。要说明一下，这个黄从是一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

景炎二年（1277）五月至七月，同督府军取得了江西大捷，四方义军烽火相应，皆来请命，“所在义兵不可计数”，同督府“号令通于江淮”。与此同时，张世杰回兵泉州讨伐降官蒲寿庚，附近义军起而配合，其部将高日新收复了闽北的邵武军。一时间，东南一带出现了连片抗元的局面。

尽管文天祥已看清国家命运的大势，抱定了“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的死节，此时却也想：“天若祚宋，则是举也，幸而一捷，国事垂成之候也。”

崆峒杀气黑，洒血暗郊坰。

哀笳晓幽咽，石壁断空青。

与诗前小序不同，诗中却充斥着险恶的意象和忧虑的气息。

第十六章 空坑突围 人神共助

江西大地上掀起抗元浪潮，令远在元大都的忽必烈大为震惊。景炎二年（1277）七月，为剿灭异军突起的江西抗元力量，元廷专设江西行中书省，以塔出为右丞、麦术丁为左丞，李恒、蒲寿庚、程鹏飞为参知政事，在隆兴元帅府部署一番后，便命李恒率大军南下镇压文天祥的同督府军。

李恒是西夏国主之后，祖父在成吉思汗征西夏时战死，父亲被蒙古宗王收养，他自小在蒙古军中长大，咸淳六年（1270）任益都淄莱新军万户，因对宋作战有功升任左副都元帅。此人有勇有谋，他对文天祥的攻略是：一面出动大军镇压攻至赣州城的张汴、攻至永丰的邹㵯、攻至泰和的黎贵达三军；一面亲率精兵悄悄奔赴兴国，突袭文天祥的同督府。

八月十五日，李恒率精锐突然杀到兴国，驻留兴国的同督府军所剩无几，文天祥猝不及防，只得带着同督府官员和少量兵力向永丰转移，期与邹㵯会合。文天祥不知道，此时邹㵯的数万民兵已被元军击溃。此前，元军的一支偏师在泰和钟步村与黎贵达相遇，黎贵达率千余同督府军死抗，战事胶着，元军转而急攻民兵身后，数千民兵皆临时招募，哪见过这阵势，转眼被元军骑兵冲了个七零八散，黎贵达落败。围攻赣州的张汴、赵时赏和赵孟溁的数万主力，也在元军铁骑的冲击下溃败。

文天祥一路急撤，李恒率轻骑穷追不舍，在庐陵东固的方石岭下追上了文天祥。

方石岭隘口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老将巩信决定在此死守，掩护文天祥撤离。巩信暴啸狂吼，据险挥剑拒敌，手杀元兵数十人，麾下几十名步卒也发着喊奋勇拼杀，把攻上来的元军压了下去。李恒惊异万分，不敢相信巩信以寡拒众的勇气，怀疑山中埋有伏兵，便敛兵不进。稍事喘息后，他见巩信端坐隘口巨石上，步卒们左右侍立，便命聚而放箭。奇怪的是巩信在箭雨中仍巍然不倒。李恒更加生疑，就抓来农夫带路，当从羊肠小道绕到山后，才发现山后并无伏兵。李恒得报后再攻巩信，抵近巩信的元兵大惊失色，相顾垂目无语。原来，巩信与身边的士卒皆遍体箭伤，早已战死，死前他们以命谋敌，摆好架势慑阻，真个是“犹为厉鬼以击贼”！

巩信阻击元军的这段时间，文天祥已走远。

对巩信舍身相救，文天祥感慨不忘，后来集杜诗《巩宣使信》一首：“壮士血相视，斯人已云亡。哀哀失木狖，夜深经战场。”还曾想奏请朝廷为他立庙，追封他为清远军承宣使。

文天祥的队伍里有官员、家眷和随行百姓，还带着同督府的家当，且为避元军追击，多走逼仄的山道，行动十分缓慢。途中，溃于赣州的张汴、赵时赏率部前来会合。进入永丰境内，退出县城的邹㵯也率残部来会。

八月二十七日，到达永丰县一个叫空坑的山寨时，连日奔波的士兵疲惫不堪，倒地便睡。文天祥借宿在山前陈师韩家。永丰县城已失，下一步怎么办？安顿好一大家子睡下后，文天祥想把部将和幕僚招来商议。岂料还未传令，忽报元军已逼近空坑，文天祥立即发令抵抗，陈师韩却不由分说地拉他出了山寨，沿着一条小路奔逃。文天祥刚离开，追骑就冲到寨前。元军举着火把，喝问文天祥在何处，叫嚷着交出文天祥，见无人应答，被激得蛮性大发，攻破山寨血屠了空坑。

此时惊恐逃命、四处奔窜的百姓堵塞了狭窄的山道，文天祥举步艰难，五百督帐卫兵赶到，砍山树做鹿角在身后设障。路障还没设好，元军追骑旋即冲了过来，卫兵在夜色中与之杀作一团。眼看元兵步步进逼，卫兵力不能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忽然“山坠巨石，横壅于路”，一块大如数间房屋的巨石从山顶震落，大惊失色的追骑被挡在了巨石的另一边。《庐陵县志》中记载：“相石在空坑，宋文天祥兵败走兴国，元兵追至，忽巨石自坠塞道，追者遂退。后人筑亭于傍，名曰‘相石’。”此是天意否？明人李鼎作《神石铭》曰：“公当宋室溃败不可为之时，犹奉其遗孤于海岛，致身竭力，奋不顾死，图欲复其宗社。一念之烈，上通于天，能感夫深山之石，使之震动奔走，以效其用，类若驱策之者。此天之所以佑之忠义，而有非人力之所能及者矣。”

等元军追骑绕过巨石攀援而至，文天祥又已远去一程。

到天色破晓时，元军又将追及。此时重雾弥漫，寻丈之间不能相睹，但凭马蹄声可知追骑一步就可到跟前。情势又到危急关口，赵时赏叫把一乘轿子挡在路中央，自己坐了上去。冲过来的元兵掀开轿帘，见“轿中人风姿伟然”，大声喝问姓名，赵时赏从容回答，姓文。元兵听说文天祥体貌丰伟仪表堂堂，就以为此人是文天祥，遂一拥而上，将他捆住，闹闹嚷嚷押往帅所报功。李恒大喜，当即亲自审问，赵时赏仍一口咬定自己姓文。为慎重起见，李恒又叫轿夫来辨认，轿夫摇头说不知。又把俘虏都拉来辨认，终于有胆小者招供说：“此赵通判时赏也。”原来你不是文天祥，而叫什么赵时赏，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冒充文天祥耍弄本帅！李恒无比懊丧，转而大怒，下令把他押解到隆兴府处置。

经赵时赏阻挠，文天祥与元兵又拉开了距离。

护卫着文天祥且战且走的督帐卫兵，战死的战死，打散的打散，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打散的伤兵跑回到文天祥夫人欧阳氏的身边。正当夫人惊诧他们为何跑回，急问文天祥的安危时，元兵追骑已林立在她跟前。欧阳夫人，文天祥次子佛生、次女柳娘、三女环娘，佛生的生母黄氏，环娘生母颜氏，均被元军所俘。在把文天祥的一妻、二妾、一子和二女押往帅所的途中，欧阳夫人一心想死，只要遇到水塘和悬崖就跳下去，但由于元军严加防范，始终未得机会。

宝祐三年（1255）十二月中旬，文天祥兄弟俩同父亲文仪赴临安考试，途经玉山县时，一个和尚指着文天祥说“此郎必为一代之伟人”，接着的一句是：“然非一家之福也！”这个和尚的话应验了。

空坑之陷损失惨重，多名同督府将领和幕僚战死或被俘遇害。

环卫官缪朝宗在混战中不愿被俘，上吊自杀。参议官张汴在溃散时换了士兵衣服，隐藏在草丛中，仍死于乱兵。在厮杀中，通判张日中身中数十枪战死。司农少卿彭茂才足部受箭伤，抱愤而死。机要秘书谢杞，督干架阁许由、李幼节皆死不见尸。

督帐亲卫刘沐因长期超负劳累，到空坑终于病倒，仍率军殿后护卫文天祥，在交战中失利被俘，押至隆兴元军帅府后，面对诱降怒骂敌人，斥责元军非理侵宋，元军恼羞成怒，将他施以裂刑致死。他的长子同时被杀，次子死于空坑兵乱。赵时赏被押解到隆兴，谁来劝降都会被劈头盖脸臭骂一顿，让他指认其他俘虏的身份，他一概回答：“小小签厅官耳，执此何为？”助其解脱。赵时赏和刘沐临刑前，刘沐想辩白几句，赵时赏断喝道：“死耳，何必然！”也被施裂刑就义。同督府架阁吴文焕、督遣林栋等人，均被俘至隆兴杀害。

还有一些将领逃脱后继续斗争。邹㵯在空坑之战中率领残部与敌血拼，死伤涂地，最后幸而脱险，窜身溪峒，联络各地豪杰与元军相抗。陈子敬跑到黄塘聚兵，联结山寨，誓死不降，元军派重兵攻陷山寨，其下落不明。刘子浚溃败后收散兵于洞源，与各处抗元义军相呼应。曾明孺装死躺在死人堆中，幸免于难，后收集散兵，与弟良孺继续追随文天祥抗元。

文天祥后来为追怀战友写了许多诗，如哭刘沐诗曰：“王翰愿卜邻，嵇康不得死。落月满屋梁，悲风为我起。”

自元廷专设江西行中书省，遣大军镇压江西义军以来，一些州县得而复失，投到同督府麾下的各路首领和义士也相继殉节。

李恒派叛将刘槃进攻永新，文天祥的二妹夫彭震龙及肖敬夫、肖焘夫兄弟率孤军死守弹丸小城，刘槃久攻不下，后策反亲信张履翁做内应破城，彭震龙大骂刘槃卖国，被押到吉州腰斩。肖敬夫、肖焘夫这两位文天祥第一次勤王时就追随的义士也被杀。永新破城后，彭震龙余部继续抵抗，八月初二，被围困在城郊袍陂峡谷中，张、刘、颜、段、吴、龙、左、谭八姓豪杰誓不投降，率三千余族人投入袍陂潭就义。大妹夫孙在家乡龙泉抗击元军，拒守有日，后为亲信所卖，被押隆兴杀害。肖明哲在家乡泰和县被捕，也遇害于隆兴。泰和野陂的胡文可、胡文静兄弟，其兄与肖明哲同时被捕遇害；其弟被捕后拒绝诱降，大义凛然地说：“吾宁死不负赵宋！”践行了其兄写给他的诗句：“丹心一寸坚如铁，矢石前头定不惊。”元兵杀了他，把他的首级送到帅府，并屠其家族数百人。人称胡氏兄弟家族“胡勤王家”。

江淮、荆湖、广东等地响应同督府的义军也多在元军的反扑下落败，收复的州县再告沦陷，首领如吴希奭、王梦应、赵璠、熊桂等，有的战死，有的被俘遇害，有的仍在顽强战斗。

短短四个月，文天祥率同督府军越梅岭入江西，迅速打出一个烽火如潮的气象，转即又全面溃败，你可以找出诸如义士初聚军事素养不济，可以找出缺乏统一意志和指挥得不到友军配合支援等原因，但这都不是根本，根本在历史大势。同督府军奋起本来就是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当一个王朝腐朽到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大小官僚几乎都是寄生在它身上的蛀虫和毒瘤时，它的垮掉就已注定了，这时偶发的逆转迹象只能是它在落幕之前的回光返照，改变不了历史的走向。然而在这个时候，文天祥在历史的大跌宕大起伏中奋起抗争，则是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作出的抉择。

不要说军盛和兵衰，不要说胜捷和溃败，半年前，一家人团聚时，还十几口子济济一堂，空坑兵溃后的今天，文天祥身边只剩下老母、长子道生和小女监娘、奉娘老少四人，真可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在如此残酷的打击下，文天祥没有倒下，他仍然“如精钢之金百炼而弥劲，如朝宗之水万折而必东”。然而此时的“东”，如果说是指希望尚存的小朝廷，更多的却应是指他的理想、信念和意志。想想他一年前写《指南录·后序》时抱定的死节：“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嗟夫，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想想他在少年时面对先贤遗像就立下的誓言：“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便可认定，此时的“东”，就是为追求自己的人格理想，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抛出生命抗争到底的信念和意志。

可以说，他早已抉择了今天。

空坑兵败后，护卫文天祥老母的肖资保全了同督府的大印。文天祥又“收散兵复入汀，而南剑、建宁、邵武多有归正者，诸畲军皆骚动”。

元军遣兵进而围剿，文天祥甩开敌人，于十一月到达循州（今广东龙川），入冬后屯兵南岭（广东紫金县东南）。在南岭期间，传来广州沦陷、广东制置使张镇孙被俘的消息，加上山中缺吃少穿，夜间没有蜡烛靠燃竹照明，跳蚤和山蛙扰得人无法睡觉，使得招谕副使黎贵达信心崩溃，图谋叛变。文天祥察觉后断然将他斩首，以稳定军心。

文天祥“行兵以法，不少假贷：在梅州，都统王福、钱汉英跋扈，立斩之；在漳，吴浚降元来说，天祥缚浚缢杀之；在循，黎贵达潜谋降，亦执而杀之。浚与贵达，皆其幕府士也”。文天祥此时为严法治军，杀图谋叛变的手下大将，可见他仍是意气风发，战斗不息。

孤军困屯终不是事，文天祥派人四处探寻行朝下落，由于元军刘深、唆都此时也在率领水陆大军围追南宋行朝，堵塞了道路和消息，探寻一直没有着落。

第十七章 万折必东 南岭被俘

文天祥的同督府第一次从南剑州移驻汀州，是景炎元年（1276）十一月。就在这个月，流亡小朝廷弃福安入海南逃。浩浩荡荡的船队到达泉州的时候，福建、广东招抚使兼提举市舶蒲寿庚前来谒见，请流亡政府驻驾泉州。蒲寿庚是个阿拉伯富商，曾因协助官兵击退猖獗的海盗有功，被朝廷授官，得以把持这个港口城市的外贸达三十年。张世杰看出他并非真心实意，甚至是不怀好意，没有买他的账，而是将船队转移到了潮州。由于数十万人漂泊海上，缺少船只和给养，张世杰又反身泉州，抢夺了蒲寿庚的海船和财产。蒲寿庚大怒，索性撕掉伪装，杀尽泉州的赵宋宗室、士大夫和淮兵，以城降元。小朝廷在潮州也无法立足，又转往惠州。

同督府军取得江西大捷的景炎二年（1277）七月，小朝廷已移至广东的浅湾（南澳岛）。此时，张世杰见元军撤减了兵力，按捺不住缠绕在心头的国仇私恨，又亲率淮兵攻打泉州，报复蒲寿庚。汀州、漳州地区的农民起义首领陈吊眼和畲族女豪杰“许夫人”，也率义军前来会攻。蒲寿庚自知无力抗衡，采取龟缩战术，凭你怎么叫城，就是坚避不出。张世杰费了两个月的工夫，也没打下来，加上元军开始反扑，只得收兵至浅湾。

十一月，元军元帅刘深率舟师从海路攻打浅湾，张世杰不敌，拥小皇帝退走秀山（广州南珠江口）。后来又向井澳（广东珠江口外大横琴岛、小横琴岛海湾间）转移，途中陈宜中见事不可为，借口去占城（今越南中南部）调兵，从此一去不返，再一次私自逃跑。十二月，井澳遭到飓风袭击，舟船沉毁无计，兵士溺亡过半，小皇帝惊恐成疾。刚收拢残兵，刘深又攻至，小朝廷仓皇逃往谢女峡（香港九龙）入海。

景炎三年（1278）三月，船队迁到碙州（广东雷州湾外硇洲岛）。四月，年仅十岁的小皇帝赵昰病死，谥端宗。随行遗臣认为这是行朝气数已尽的兆头，多想自谋生路。这时陆秀夫出而大呼：“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为国邪？”在他的鼓动下，众臣于四月十七日拥立八岁赵昺为帝。陆秀夫受命左丞相，与拜少傅、枢密副使的张世杰共撑危局。五月初一，改元祥兴，是为祥兴元年（1278）。幼帝虽立，却朝政不堪，每逢朝会陆秀夫仍正笏肃立，见垂帘听政的杨太后对群臣犹自称奴，常常凄然泣下，以朝服拭泪致衣袖尽湿，左右无不悲戚。

这期间，文天祥于二月出南岭进军海丰，三月，驻屯海丰县南的丽江浦，同时命弟文璧收复了惠州。到了五月，文天祥终于与行朝取得联系，并得知赵昰病死，赵昺做了小皇帝。六月，文天祥将同督府移至海滨的船澳，上疏自劾督师无功，并奏请入觐皇帝。不久，行朝诏书到了，这份出自陆秀夫之手的诏书不认为督师无功，反对他大加奖谕：

才非盘错，不足以别利器；时非板荡，不足以识忱臣。昔闻斯言，乃见今日。卿早以魁彦，受知穆陵（理宗），历事四朝，始终一节。虏氛正恶，鞠旅勤王；皇路已倾，捐躯殉国。脱险机于虎口，涉远道于鲸波。去舛就汤，可观伊尹之任；归周避纣，咸喜伯夷之来。方先皇侧席以需贤，乃累疏请身而督战，精神鼓动，意气慷慨。以匈奴未灭为心，弃家弗顾；当王事靡盬之日，将母成行。忠孝两全，神明对越。虽成败利钝非能逆睹，而险阻艰难亦既备尝。如精钢之金百炼而弥劲，如朝宗之水万折而必东。

行朝奖谕文天祥的言辞可谓毫无保留，然对他入觐请求却“优诏不许”。这个不许，是张世杰不许，不是小皇帝不许，小皇帝做不了这个主，就是说杨太后做不了这个主。不许的理由是随时准备迎候陈宜中还朝。这个理由无需深究，其背后的龌龊一眼就能看穿，不外乎张世杰怕资历和威望远在自己之上、一贯秉奉公道直道的文天祥入朝，会制约自己擅权，限住自己的手脚。此时朝中大权不在小皇帝手里，而在陆秀夫和张世杰两个文臣武将手里，但陆秀夫只能掌笔权，真正的实权掌握在拥有兵权的张世杰手里。一个激赞，一个不许，从两人对文天祥的态度，可见出他们人格的高低和格局大小。

文天祥自劾督师无功，却要为跟随自己艰苦转战的部属表功授职。

他又上了一个奏疏，请求任命邹㵯为右文殿修撰、枢密都承旨、江西安抚副使兼同督府参谋官，赵孟溁为遥县郡团练使、左骁卫将军、江西招捕使兼同提刑督府咨议官，杜浒带行军器监、广东招谕副使兼同督府参谋官，邹㵯臻带大府寺丞、同督府参议官，陈龙复带行兵郎、广东招谕司使兼同督府参议官，章从范带行阁门祇候、同督府计议官，丘梦雷、林琦、葛钟各带行架阁、同督府干办公事，朱文翁同督府准备差遣。行朝很快降旨特予准奏。此前文璧也被任命为权户部侍郎、广东总领兼知惠州。

未几又奏请任命反正归宋的陈懿知潮州，张顺权知循州，李英俊为梅州通判暂权州事。行朝也一一准奏。

每回上奏疏，文天祥都奏请入觐。他也并非一定要见八岁小皇帝，而是要见张世杰和陆秀夫等朝中大臣，与他们面对面商讨救国大计。但张世杰就是不肯。去行朝遭拒，文天祥打算去广州，此时广州失而复得，到那里或可规复两湖。但收复广州的凌震和王道夫却视为来争夺自己的地盘，又不便明着反对，就耍了个花招，派了一些船只说是去迎接文天祥，中途却找了个借口又折回了广州，让文天祥的打算落了空。

张世杰除了不让文天祥入朝，别的要什么给什么，不要也给，文天祥为部下授职的请求全数照准，还赏金三百两犒劳同督府军，八月又加文天祥少保、封信国公的荣誉头衔，并封其母曾德慈为齐魏国夫人，同督府文武官员也各升官职。一个一个封赏的诏书都出自陆秀夫手笔，但文天祥知道，这里面多半是张世杰的主意。张世杰并非一个胸怀坦荡乐于成人之好的人，他一方面坚拒你入朝，一方面又大方地给你好处，他干吗这么做？这不明明白白告诉你，你文天祥一门心思想入朝，不就是要攫取权力、博取功名吗？那我们就达成默契，你想要的我都给你，你也别一个劲地往皇帝身边钻了。这对文天祥是极大的曲解，极大的侮辱。都什么时候了，还为争权夺利这么兄弟阋墙无休无止地内耗，真是病入膏肓不可救了！文天祥怒不可遏，写信给陆秀夫，说：“天子幼冲，宰相遁荒，诏令皆出诸公之口，岂得以游词相拒！”直截了当地谴责了张世杰阻拦他入朝的行径。陆秀夫捧书，只是苦笑和默然。

文天祥受阻船澳期间，当地正流行疫情，军中大批士卒染疾而亡（有说死者过半）。文天祥的老母曾德慈也不幸于九月初七病故，享年六十五岁。自德祐元年（1275）江西沦陷后，老母时而跟着文天祥，时而跟着文璧，在兵戈纷乱中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但她一直淡然处之。曾德慈入殓时，在场的有文天祥和长子道生、小弟文璋，从惠州闻讯赶来船澳的大弟文璧，还有近几年跟在老母身边服侍的二妹文淑孙。老母入殓后，由文璧、文璋、淑孙和道生护送灵柩至惠州，暂时殡于河源县义合乡古氏之里。

入朝不准，去广州无望，文天祥想到了潮阳。此时，同督府在潮阳设的分司，在陈龙复的率领下应接诸路，四方豪杰翕然响应，增兵积粮有了一定的基础。在潮阳能否“以立中兴之本，亦吾国之莒、即墨”呢？即潮阳能否成为齐国赖以重振的莒和即墨呢？除了潮阳别无选择。作此决定还有一个考虑，盘踞潮州的陈懿反正归宋，经文天祥奏请，做了知潮州兼管内安抚使，可听说元将张弘范将率舟师来犯，又倒了过去。大盗陈懿叛附无常，杀人抢劫，与其他四兄弟并称“五虎”，当地上万士民请求同督府迁往潮阳，讨伐陈懿。文天祥决定进军潮阳，也是想为民除害。

十一月，同督府兵抵潮阳，击溃陈懿的同伙刘兴，俘斩于市，陈懿逃往山寨。

刚开府于潮阳，文天祥还没来得及从丧母之痛中解脱出来，又是一记晴空霹雳，长子道生在惠州病故。道生自幼聪明机灵，尤为祖母钟爱，文天祥得到他的死讯悲痛欲绝，后来集杜诗《长子》写道：“大儿聪明到，青岁已摧颓。回风吹独树，吾宁舍一哀！”次子佛生在空坑被俘，传闻已死，如今长子又夭折，自己已无后，文天祥便写信给文璧，说兄弟的儿子如同己出，要求将他的次子文陞过继给自己为子，以续宗祠香火。文璧复信说：“陞子宜为嗣，谨奉潮阳之命。”畅快答应了兄长的要求。

国家前路凶险，当朝执政排斥，又连遭失亲的不幸，需要有怎样的信念和毅力才能扛得住如此巨大的打击？

潮阳城郊有座奉祀着张巡和许远的双忠庙，文天祥一到潮阳，便前往拜谒这两位唐代爱国志士的英灵。他在双忠庙前下马，捧酒祭祷曰：“若有灵，当以乘马献。”果然，杯中酒忽自倾其半，乘马立毙于庙门前。他把马就近掩埋，后人在马冢处立“文马碣”。回到帐中，作“沁园春”词一阕：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纲常？骂贼睢阳，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刚。??人生翕歘云亡，好轰轰烈烈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古庙幽沉，遗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

词中追崇忠义，蔑击奸耻，再一次表达了自己矢志不移的信仰和为国尽忠的死节。

此时，邹㵯和刘子俊从江西带领数千民兵来到了潮阳。空坑溃败后，邹㵯窜身溪峒，联络一批义士，在永丰、兴国与敌抗争，因势单力孤，决定来潮阳跟着文天祥一道干；刘子俊在洞源收拢了一批散兵，流动作战，曾入广东，途中被元军击溃，再聚集起来，与邹㵯一道来与文天祥会师。这两位不屈不挠、忠义报国的义士不仅带来一支生力军，还为文天祥寻找根据地提供了一个选择。《集杜诗·邹㵯处置》小序说：“是行，公（邹㵯）所将皆江西头目，以取行府为名，使行府入江西，十万众立办。”邹㵯请文天祥把同督府移到江西，他带来的将领都是江西人，到了那儿立即能拉起大批人马。

十二月十五日，截获一艘遇大风漂至海岸的元军战船，俘获元军水兵二十余人。从俘虏口中确知，张弘范正率大军水陆并进，向广东东南沿海扑来，文天祥立即派人把情报送至行朝。

据俘虏供述，元军水师起自明州、秀州（浙江嘉兴），陆路由泉州、漳州出发，大有一举剿灭抗元力量的架势。大敌压境，力量对比悬殊，硬抗无异于以卵击石，避其锋芒、迂回作战才是上策，文天祥决定移师海丰，以进入海丰北面的南岭山中结寨抗元。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同督府曾在南岭驻屯数月，到那儿一可以凭借熟门熟路据险御敌，二可以从南岭沿着入广东时的来路，回到遍地布满抗元干柴的老根据地江西。文天祥命赵孟溁打前锋，邹㵯殿后，挥师出发。

十二月二十日午时，同督府军在海丰北面的五坡岭埋锅造饭，蓄力再行。

文天祥坐在垫着虎皮的胡床上，正准备吃饭，看见近处山上突然冒出许多人，即问左右，回说那都是捕鹿的乡人。也是，张弘范的军队不会来得这样快，也不应来得这样快。但没有料到的是，由于有大盗陈懿引路，元军进逼的速度大大加快了。陈懿被镇压后逃到山寨，对文天祥恨之入骨，张弘范打来时，便挟重贿跑去迎接，引领海路不熟的元军在潮阳顺利上岸，因同督府军已转移扑了空，随即打探到文天祥的去向，引领元军奔袭海丰，直指督帐。

正说话间，打扮成乡人的元军突然杀至帐中。文天祥惊起欲走，被千户黄惟义扑上来抓住。文天祥见摆脱无望，挣扎着扑向元兵手中的刀剑求死，不成，又从怀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二两脑子（龙脑香），一口吞下。

文天祥顿觉一阵晕眩昏厥过去，被元兵七手八脚推上马带走。

也就在此时，大批元军的轻骑和步卒呐喊着掩杀过来。

殿后的邹㵯见救护文天祥已无望，誓不为俘，拔剑自刎，十天后伤发而亡。除了前锋赵孟溁已先行十里，还有一位徐榛得以脱险，逃过空坑大劫的同督府将领，多在此役中被杀被俘。陈龙复被追及俘获，不屈遇难，时年七十三岁。林琦被俘后伺机逃脱，又被抓俘，被用重枷锁其颈项，押至建康病死。正患重病的肖资也被抓住杀害。

监娘和奉娘，这两个跟着大人东奔西跑、吃尽苦头的孩子也死于乱兵之中。

除了充当前锋的一支军队，正在吃饭的同督府军士卒猝不及防，被元军血屠七千多人，几近全军覆没。

文天祥不可取胜，却败犹未败。对文天祥统领同督府军的成败得失，王世贞总结说：文天祥九死一生逃到福建后，组织起各方义士，以收复已失郡邑。而所遣张汴、邹㵯，遇李恒战败后，兵溃却又再聚集起来。而在举军皆大疫、死者过半的情况下，五坡之役终败给了张弘范。王世贞并将文天祥与善用兵的韩信和白起相比，就是说，同督府军和勤王义军远不是元军的对手，督府军必败无疑，但这并不能抹杀文天祥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

文天祥在颠簸的马背上渐渐苏醒过来，他此时的挣扎和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后来在牢中写道：“自国难后，行府白手起兵，辗转患难，东南跋涉万余里，事不幸不济，然臣子尽心焉尔矣。成败天也，独奈何哉？”而今事已矣，唯有一死。他以为吞了脑子，再喝凉水会加剧药性发作，醒来后就叫着要喝水。他被元兵扶下马，掬起田间马路印里的浊水就喝。他听说贾似道的爪牙廖莹中在主子失势被放逐后，就是采用此法而死的。但这并不可靠，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宋文天祥、贾似道皆服脑子求死不得，惟廖莹中以热酒服数握，九窍流血而死。此非脑子有毒，仍热酒引其艰香，弥散经络，气血沸乱而然尔。”文天祥吞脑子后引起腹泻，不仅没死，反歪打正着地治愈了患了十多天的眼疾。

喝了水又被押上马，但见另一伙元兵押着刘子俊走来。与文天祥交错时，两伙元兵都说自己抓住了文天祥。这引起他们的争执，于是停下再行盘问。刘子俊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文天祥。文天祥知道他是学赵时赏，想掩护自己解脱，他不能让爱将替自己顶死，何况大局已定，自己唯求一死明节，便也坚称自己才是文天祥。两伙元兵被搞得云里雾里真伪难分，就不再争，说解到帅帐再作理论。

被押到和平市的张弘正营中，两个文天祥皆大骂求死。张弘正岂敢动文天祥一根毫毛。但他通过见过文天祥的手下识别出了真假文天祥。二人仍大骂不止，帐兵举刀威胁，文天祥引颈笑道：“死，末事也。此岂可以吓大丈夫耶！”张弘正倒噎，就拿刘子俊出气，把他投入油锅烹死。

七天之后，文天祥被送到潮阳张弘范的大营。帐兵胁迫他跪见张弘范，他拒斥道：“吾不能跪。吾尝见伯颜、阿术，惟长揖耳。”张弘范深知文天祥的风骨，自打圆场说：“天祥见伯颜皋亭山，吾实在傍。”即命松绑，以平揖相见。叙间亦以礼相待，好言酬慰。

张弘范这么做，并非装出来的，也不仅是一种策略。其为元朝名将张柔的第九个儿子，很长一段时间，张柔为子弟们礼聘郝经为家庭教师，张弘范自小就深受儒学礼教的熏染。做官后，他力践孔子“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的圣训，士兵有疾病，必亲去探视，战死病故的，一定要把柩骨送回故乡。这种仁心也成就了他在占领地的怀柔态度，浙东归降后，多州县一度降而复叛，杀了元使，他拒按蒙古人的惯例屠城，只杀了几个为首的人了结。他写过一首《述怀》，诗中说：“磨剑剑石石鼎裂，饮马长江江水竭。我军百万战袍红，尽是江南儿女血！”流露出面对战争屠戮生命的内心矛盾、痛苦和内疚。

同时，自小接受的教育也使他对士大夫怀有真挚的敬重之心。元军占领临安后，他做过一件为士大夫交口称赞的事。当时接管宋皇室金帛，由女真族著名学者夹谷之奇负责登记造册，后发现这批金帛中有遗失，就有人栽赃诬陷，说此事与夹谷之奇有牵连，因而将他按问（隔离审查）。张弘范出于对学者的敬重和对夹谷之奇的了解，及时找到审理这桩案子的中央特使申辩，说夹谷之奇操守一贯公正清白，是个儒家所谓行己有耻的读书人，不可能做出这种有辱名声的事。并说如果查出他确实稍有侵贪，自己心甘情愿同他连坐。由于张弘范亲自过问，很快查明对夹谷之奇的不实诬陷，为他平了反。

但文天祥同他没什么好谈的，只请剑求死。

过后有人主张杀了文天祥，张弘范劝说部下道：“杀之名在彼，客之名在我。”意即杀他反倒成全了他的大节忠名，而以礼相待则能显出我的宽宏大量。

张弘范把文天祥囚在海船中，严加看守，同时又从俘虏中找来他以往的随从照顾他。

第十八章 痛睹海战 恸哭国殇

在潮阳击溃文天祥的同督府军后，宋祥兴元年（1278）六月，忽必烈允准张弘范的建言，任命他为蒙古、汉军都元帅，以李恒为副，领大军进剿南宋的海上行朝。

此时，南宋流亡小朝廷正移驻厓山。

出征前，忽必烈要赐与锦衣玉带，张弘范恳以辞谢，而请求赐与合用的佩剑与盔甲。忽必烈命取出武库中最好的剑与甲任他选用。知道他担心自己是汉人，当统帅恐元将不服，特意交代说：“剑，汝之副也，不用令者，以此处之。”是为尚方宝剑。十月，张弘范率舟师袭击漳、潮、惠三州，李恒的步、骑袭击广州。张弘范以其弟张弘正为先锋，所到临海州县皆望风降附。外围扫清，张弘范即剑指厓山，并命李恒自广州来合攻。

厓山位于广东新会县以南数十里，是海湾间一个三面环江、南向临海的洲岛。笔者曾驻足与厓山隔江相望的岸边，此江流叫银洲湖，银洲湖入海口，厓山与汤瓶山（今古兜山）隔岸对峙，从外海望去，“两山相对延袤，中一衣带水，山口如门”。两道山脉夹护着开阔的水港，张世杰视作易守难攻的水上城郭，“以为此天险可扼以自固，始不复事转徙矣”。他派人进山伐木凿石，在厓山方圆几十里的弹丸之地上建起了三十间行宫、三千间军舍。

祥兴二年（1279）元月初六，张弘范率水师从潮阳发兵。文天祥也被囚押在海船上随往。

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决战在即，一场情感风暴已先自文天祥的内心爆发。十二日，船队过珠江口外的零丁洋，望着苍茫大海，文天祥难抑内心的起伏激荡，在舱内写下了《过零丁洋》一诗。

十三日兵抵厓山。从厓门口向银洲湖望去，只见宋军战阵桅樯如林，旌帆蔽日，俨然一座森严壁垒的舟城。

文天祥暗自对两军实力作了估量。“行朝有船千余艘，内大船极多。张元帅大小船五百，而二百舟失道，久而不至。北人乍登舟，呕晕，执弓矢不能支持，又水道生疏，舟工进退失据。”

宋军有巨舰千余艘，将士和民兵二十余万。元军大小船只五百，一部分还未到，将士只数万，且晕船，水道不熟。论实力尚可说宋军占优势，两军决战，尚有胜算。文天祥又心生一战翻覆的期望，说：“使虏初至，行朝乘其未集击之，蔑不胜矣。”并且说：“北船皆闽、浙水手，其心莫不欲南向。若南船摧锋直前，闽、浙水手在北舟中必为变，则有尽歼之理。”

两军对决亦是两帅对决。说起来，两军统帅是燕赵同乡，张世杰曾在张弘范的父亲张柔手下当兵，在镇守杞县时犯了法，逃到南宋淮军中当兵，因屡立战功成长为高级将领；张弘范自小在父兄师友的熏陶下，雄武善射，饱读兵书，在战争中成长为文武双全的军事家。他俩都曾参加襄、樊攻防战，张世杰曾驰援有功；张弘范则向伯颜献计，在襄阳、樊城之间构筑了一个阻隔性工事“一字城”，把原是一个整体的襄、樊切割成两半，并领兵攻下了樊城。他俩也都曾参加焦山大战，张世杰统帅宋师因战法错误落得惨败；张弘范自上游回枪会攻焦山之北，率军追击南宋溃军直到圃山（今江苏镇江市东北）以东。

张世杰并没有像文天祥期望的那样，制定摧锋直前的攻势或攻防机动的战法，他不具备那样的胆识。这从他的军事布防便可看出。此次布防厓门，殿前禁军都指挥使江钲主张分兵防守出海口，认为“幸而胜，国之福也；不胜，犹可西走”，张世杰则害怕兵力分散，控制不住，坚持将大船用铁链环结列阵的方案。在激烈的争吵中，江钲要张世杰不要再重蹈焦山之战的悲剧。这深深刺痛了张世杰，德祐元年（1275）七月的焦山大战，张世杰曾用铁索把战船十艘连为一方，导致万余艘战船遭火攻落得惨败。张世杰愤而借杨太后之名把江钲支往福建募兵筹饷，命苏刘义接替殿前司。他仍祭出他的保守战阵。咸淳十年（1274）九月，他在郢州就曾将千余艘战船列于汉水江面，用铁索环结大船数十艘，堵住了元军的水路。这次他也吸取了焦山的教训，在战船外体涂上了厚厚一层胶泥以防火箭和炮弩，并在舱壁上悬挂了众多水桶，可随时用它扑灭攻上船的火势。

宋军的千余艘巨舰用粗缆环结横列银洲湖上，还间或建起宛似城堞的楼棚。大敌进逼，张世杰下令一把火烧尽在厓山修建的宫殿和军舍，决意死战。

这样一来，两军作战的机动性和主动权无疑就交到了张弘范的手上。看清这一点的文天祥不无担忧：“行朝依山作一字阵，绑缚不可复动，于是不可以攻人，而专受攻矣。”

面对张世杰构筑起的舟城，张弘范一面调遣兵船，以长蛇阵对付一字阵；一面派轻骑登上厓山西山，杀灭守军，断绝宋军砍柴和汲取淡水的路径。同时，对张世杰展开诱降攻势，以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可等待后继部队和作战时机。

被派往诱降的人姓韩，是张世杰的外甥，为加重此人的分量，出发前，张弘范把他从一个下级军官越级提拔为万户。此人登上宋军帅船，向张世杰说明来意后，张世杰怒目坚拒，斥道：“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耳！”还列举历代忠臣以死节报国的事迹自况。

张弘范耳边整日聒噪着求战的声音。有人主张先用炮火轰击，张弘范意在全歼，说：“火起则舟散，不如战也。”但他也想先用火攻做个试探。

正月十四，海上南风大作，几十条满载柴草、油脂的乌蜑小舟渐渐向宋舰靠近，当相距几十米时，这些小舟突然纵起大火，发力向宋舰冲去。

宋军却不见动静。见此，充当前锋的张弘正迫不及待地率船队大举跟进。但撞上宋舰的火舟不是被泥层隔离，就是被长木棍抵开，并没能燃及对方。正角力间，宋舰上突然锣鼓声大作，宋兵一下子冒了出来，齐齐地站在船沿猛发箭矢，元兵在箭雨中多有中创，有的倒毙甲板，有的跌入海中。载火小舟顿时阵脚大乱，像没头的苍蝇四处乱窜，有的窜回自家阵营，燃及了自家船只。

张弘正惊骇失措，大喊大叫着指挥撤退。此时一船不退，仍固执地冲向宋舰。只见一员蒙古大将立于船头，抡舞一柄大刀狂嘶猛吼，模样煞是吓人。岂料尚未抵近宋军，就被潜在冰冷水下的渔民凿穿舱底，蒙古大将不谙水性，一头栽入海中溺毙。他那柄重约八十斤的大刀后来被人捞起，现存于新会博物馆。

首战击退蒙军进攻，宋军士气大振，摇旗呐喊，饮酒庆贺。

火攻果然难以奏效，张弘范想再试试诱降。张世杰的外甥不成事，正月十五，他派“李元帅”到文天祥船上，想让李元帅给张世杰写招降信。

文天祥闻之沉想片刻，转身回舱内手书一札，交给来人。临了说：“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李元帅”不解，心想你既然写了劝降信，又何出此言？

等信札交到张弘范手里，展开一看，才知这不是什么劝降信，而是一首言志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诗就是十二日过零丁洋时，文天祥写下的伟大诗篇《过零丁洋》。

在诗中，文天祥感慨自己自始信奉儒家典籍经义，入仕后命运坎坷，吃尽苦头，四年前奉诏起兵勤王，在赣江凶险的惶恐滩头忧心国难，而今折戟沉沙义军败散，山河破碎家破人亡，自己孤零零地被押在茫茫大海上徒叹奈何。然而此生无悔，如今只求一死报国，以慷慨赴难的英雄死，留取一颗丹心彪炳恒如日月的民族精神。

这是一首泣血成珠的撼人心魄之作，一首忠骨铸魂的黄钟大吕之作。钱钟书评价说，如果说文天祥早期的诗作全属草率平庸，那么“自《指南录》以后，与初集格力相去殊远，志益愤而气益壮，诗不琢而日工”。《过零丁洋》堪称文天祥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也无愧为宋末诗坛的登峰之作。

读罢诗，张弘范稍事沉吟，连声赞叹道：“好人！好诗！”

张弘范的钦服是由衷的。张弘范也写诗，写后随手散落，后来有人为他搜罗遗作，编成《淮阳集》刻印传世，邓光荐写序文，说他的诗风好似“据鞍纵横，横槊酾酒，叱咤风生，豪快天纵……存之穹壤，要是古今一奇”。可见张弘范的诗品不低。

张弘范当然也懂得抄给他这首诗的潜台词，便不再提招降的事。

劝降再无指望，如今只有大动干戈，一决雌雄。

血腥气越来越浓烈了。文天祥望着宋军的舟城，望着咫尺外那些待战的宋军将士，深为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大杀伐中的命运焦心。

他想到秦坑赵卒四十万、楚屠汉兵十万的惨烈情景。又想到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话，想到逆天者即使战胜，也不得长久，嗜杀者终将遭到上天报应。

长平一坑四十万，秦人欢欣赵人怨。

大风扬沙水不流，为楚者乐为汉愁。

兵家胜负常不一，纷纷干戈何时毕。

必有天吏将明威，不嗜杀人能一之。

二十二日，李恒从广州引兵赶到。张弘范命他从厓山北面的水道绕到银洲湖，绕到宋军身后。这样一来，就把宋军的一字舟城夹在了中间。

李恒此时才赶到，那前几日去文天祥船上索写招降书的“李元帅”是谁？史家至今众说不一，存疑待考。笔者以为此“李元帅”或跟张世杰的韩姓外甥一样，是为了完成特殊使命给的一个虚衔。

完成夹围后，张弘范命令向厓山士民发起一波波喊话，说你们的陈丞相已经逃跑了，文丞相也被俘了，你们就赶紧投降吧，否则只有死路一条。这些天，断了淡水水源，宋军士民啃了干粮，只得靠喝海水解渴，致脸部浮肿，上吐下泻，处境十分艰难。

但宋军士民挟首战威勇，斗志仍高，有些将领还在夜间率小舟袭扰元军，小有斩获。

围困宋军二十多天后，部队得到休整，并摸清了水道，后继兵力也越聚越多。张弘范认为决战时机已到。

二月初六，他把主力分成四路，命三路从北、东、西三面向宋军进攻，自己亲率一路在南面厓门口外的海面待机，严令“闻金声起战，先金而妄动者死”，让将士拿着盾牌，埋伏在船尾蒙着布障的“战楼”里等待号令。

大战一触即发，大灾难看来是不可避免了。朝廷社稷为何会被逼到今天这一步？文天祥想起自己自出生以来国家遭遇的厄运，回想起自己入仕后倡政建言和在起兵勤王过程中遭到的重重阻挠和打击，感到正是正气受到抑制，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后果。

我生之初尚无疚，我生之后遭阳九。

厥角稽首并二州，正气扫地山河羞。

身为大臣义当死，城下师盟愧牛耳。

间关归国洗日光，白麻重宣不敢当。

出师三年劳且苦，咫尺长安不得睹。

非无虓虎士如林，一日不戈为人擒。

二月初六清晨，李恒指挥战船从北面向宋军发起了进攻。两军相接，宋军各舰船上击鼓飞旗，大小将领吆喝着挥剑指挥，兵士们奋力向前，士气高旺，阵法有秩。靠近中军处，一支梭镖从突前的元军船上飞出，正中一位统领的面门，副统领挺身而出，带领兵士跳上敌船，把船上的二十多名元兵尽数杀灭。

交战正趋白热化，李恒帅船上忽传鸣金之声，元军船只纷纷掉头退走。宋军一阵欢呼。张世杰要酒痛饮，将酒盏掷于海中，乜眼敌阵。他不知，这其实是元军趁涨潮发起的一波佯攻，潮落时自退。

待到中午时分，当潮水再次上涨，张弘范的帅船上奏起了鼓乐。宋军将士听到奏乐声，以为元军帅船要举宴，戒备稍弛。岂料张弘范指挥正面主力急赴而来，宋军还没回过神，元军已进逼到跟前。

张世杰指挥仓促应战，命各船向元军施放箭矢。虽箭矢密如雨点，却叮叮咚咚扎在船帮船篷和桅杆上，对藏在“战楼”里的元军毫无杀伤力。等箭矢的骤雨呼啸而过，张弘范忽命鸣金撤障，元兵跃上船头，船速加快发起猛攻。一时间，杀声震天，弓矢火石交作，巨大的石弹打烂了甲板船舱，火弹瓶爆炸后燃起大火，造成宋军大量伤亡和极大恐慌。

与此同时，李恒率另一支主力从宋军背后猛扑。东西两路也急进急攻。

经过一轮密集的箭矢炮石打击，元军正面主力顽强抵靠宋船，将士竞相登上甲板，与宋兵杀成一团。交战之处一片刀光剑影，血肉横飞，船船相撞浪花激溅，海风裹挟着浓烟和血腥气翻卷着旗幡。元军另三路陆续抵靠宋船，将士蜂拥而上。

早已疲惫不堪的宋兵渐不能支，阵脚大乱，甲板上血涂尸横，掉入海中的死伤者不计其数。元军越战越勇，一时间连破七艘宋船，有士卒夺步扑向樯桅，砍断旗绳，宋旗扑然掉落到甲板上。

宋军号称二十万，实际有十数万为文臣、太监、宫女、家眷及宫中杂役。充任主力的江淮劲卒虽骁勇善战，殊死拼杀，无奈大势所趋，战至未时，败局已定。张世杰见麾下的战船烟火腾腾，旗幡纷纷落下，知道已势不可转，急令战船砍断环结的绳缆，向中军聚拢。此时，部将翟国秀、团练使刘俊等已先自砍断绳缆，解甲投降。

文天祥目睹着这一切。他把自己全身心地抛入这场史上最为惨烈的海上大血战。他在炮火箭矢中左冲右突，他在刀光剑影中摇旗呐喊，他在腥风血雨中出生入死，他在国破家亡中悲痛哭殇。面对气吞江河杀红了眼的元军，他徒有扶昆仑于将倾之志，恨无挽狂澜于既倒之力。

他冲到舷边想跳海殉国，被看护的元兵死死拉住。

楼船千艘下天角，两雄相遭争奋搏。

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蝟交沧溟。

游兵日来复日往，相持一月为鹬蚌。

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

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

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

张世杰的帅船砍断与其他战船环结的粗缆，引十余只战船护卫杨太后夺港而去。到厓门口外的海上，见庞大的御船动弹不得，忙派小舟返回接驾赵昺。

此时天色渐晚，海上风雨交作，雾气蒙蒙，咫尺不辨人影，元军乘势杀入中军，越船放火，场面惨烈不堪。小舟穿过雨雾、火光和厮杀声，侥幸靠近御船，传令接驾帝昺。但陆秀夫不准。陆秀夫何尝不想保住幼帝的性命？但他坚定地拒绝小舟把幼帝接走，因为宋军对战场已完全失控，他生恐元军冒充前来骗诈，即使真是张世杰所派，在此乱军之中也绝无逃脱的可能。他不能让赵昺复蹈赵 被俘受辱的命运。看着被残酷杀戮吓得大哭大闹的幼帝，陆秀夫对天长啸，做出了一个悲尽凄绝震古烁今的决定。

陆秀夫为了国家尊严，要护持幼帝蹈海殉国！

做出决定后，他先是回到自己的坐船，手持利剑逼迫自己的妻子儿女一个一个跳进了大海。然后盛装朝服，重返御船。他向幼帝先行叩拜，然后为幼帝穿戴整理好皇冠龙袍，对他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说罢，背起八岁的赵昺，用素白的绸带将他与自己紧紧捆缚在一起，快步走到舷边，义无反顾地跳进了汹涌的波涛。

“炯炯一心在，天水相与永。”陆秀夫不死！后来陆秀夫的儿子陆繇听说父亲与幼帝的遗体被埋在海屿，便从新会县潜至厓山寻找，遍寻不着，却听到一个神话般的传说：“路闻先君抱帝溺水，御舟一白鹇奋击踯躅，哀鸣良岁，竟与笼俱溺水中。”他闻之叹曰：“相彼禽鸟，若感我先君之忠义，而为之激发者。呜呼，伤哉痛哉！”

皇帝投海殉国的噩耗迅速传开，宋军战船上的臣僚、宫眷和将士顿时哭声震天。有人用刀斧凿船，他们决意追随而去。凿船的声音很快就连成了片。在战船沉没之前，人们揽肩挽臂走到舷边，决然蹈海自决。元兵惊呆了，他们还从未见过如此决绝悲壮的场面。他们不敢靠近，只要一靠近，这些决死的人就会不顾一切地同他们死拼。

这时，宋军阵中竟又响起了激越的战鼓声。伴着战鼓声，只见十数艘宋船向敌船疾驶，当靠近敌船，一群群耕牛被驱赶着猛往前冲，带着绑在尾巴上燃烧爆炸的火药，带着仇恨和怒火冲入了大海。紧跟着，宋船上的军民也挥舞兵器冲入大海，直到船上空无一人。

此情此景在文天祥胸中激起万丈悲愤，他再次挣扎着要跳入大海，怎奈被元兵强拉住不放。

杀到外围的张世杰见接驾赵昺的小舟未返，眼看天色已晚，料想凶多吉少，只好和苏刘义等人乘夜色而去。

“七日之后，海上浮尸以十万计。”元兵在清理浮尸、捞取浮财时，捞起一具身穿黄衣佩有玉玺的童尸，玉玺上有“诏书之宝”四个字。元兵取下玉玺，送到张弘范手上。张弘范断定这是从赵昺身上取下来的，急忙派人寻找那具童尸，可哪里还能找得到？张弘范遂将赵昺溺亡的消息上报元廷。

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

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鼾睡声。

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

唯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二月初六这一天，文天祥亲睹了厓山崩败、国家灭亡的天塌地陷之灾。他后来在《集杜诗·南海》小序中写道：“厓山之败，亲所目击，痛苦酷罚，无以胜堪。时日夕谋蹈海，而防闲不可出矣。”求死不能，他只能向南恸哭。

一场规模空前的海战平息了。炮火声鸣镝声金鼓声刀枪撞击声和惊天动地的呐喊声都远逝了。海风裹着浓厚的血腥味硫磺味，阴阴地吹拂着。海面上漂浮的宋军战船，毕毕剥剥燃着余焰，有的倾侧下沉，有的沉入海中只露出桅尖。

而在元军这边，却是杀牛宰羊、饮酒狂欢。

入夜，元军将士个个喝得烂醉如泥，横倒竖卧。在点点闪烁的桅灯下，只闻如雷的鼾声。

文天祥彻夜无眠，以饱蘸血泪之笔写下了上述这首长诗，写下了全名为《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的这首长诗。

这是一首悲天恸地的亡国挽歌。南宋在与蒙古交战半个世纪后，立国三百二十年的赵宋王朝最终灭亡了。有人认为，厓山之战标志着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的东方文明从此转向衰败与陨落。所谓“厓山之后，已无中国”。

亡国的罪魁祸首是谁？文天祥最终迁罪于他一直与之斗争的权奸佞臣。宗国与其说是亡在了元军的手里，不如说是被自己打败，是亡在了佞臣的手里，正是丁大全、贾似道、留梦炎、陈宜中这些挟国谋私的小人排斥贤能助纣为虐，把国家推向了绝路。文天祥恨不能斩尽这些奸佞小人，投敌的留梦炎要斩，逃跑的陈宜中要斩，已死的丁大全和贾似道也要从坟堆里刨出来千刀万剐！

文天祥在这首长诗的末尾写道：

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

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写这首诗的时候，文天祥已知张世杰与苏刘义夺港而去，但还不知道小皇帝赵昺已溺亡，他还牵挂着小皇帝的去向。

待烟火散去，张世杰返回厓山收罗残兵。

当从残兵口中得知赵昺的死信，杨太后掩胸大哭，边哭边说：“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说罢也赴海而死。张世杰捞起她的尸体，葬于厓山海滨。

面对元军的重兵围追，张世杰原想移师占城，整顿军马，再寻赵氏宗室为帝。但此时已由不得他了，他不得不在军中土豪的强迫下返还广东。

五月初四，船队到南恩州（今广东阳江）海上的螺岛，忽遭飓风袭击。张世杰的坐船在风浪中剧烈摇晃，部将劝他登岸暂避。他似乎预感到什么，径自默默地登上舵楼，看了一眼旁侧倾沉的战船，焚香仰天祷告：“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存杞耳。今若此，岂天意耶？”话音刚落，一阵浪涛涌来，他晃了几晃，急坠海中溺亡。

“长风驾高浪，偃蹇龙虎姿。”张世杰在文天祥诗中的形象焕发着英雄气概。此诗的小序又写道：“世杰得士卒云，每言北方不可信，故无降志。闽之再造，实赖其力。然其人无远志，拥重兵厚资，惟务远遁，卒以丧败。”

张世杰的遗体被部下捞起，葬于螺岛东端的力岸村。螺岛因此改名海陵岛。

在亡宋大海战中殉国的陆秀夫、张世杰两位爱国志士，后来与文天祥一道，被并称为“宋末三杰”。

第十九章 故国辞行 言志夷齐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三月十三日，文天祥被押到广州。这里曾是宋元两军反复争夺的重镇，去年文天祥曾想据此规复两湖，遭到宋军守将凌震和王道夫的拒绝。如今二将又在何处？举目所见繁华壮丽，不啻是遍地哀叹。

万念俱灰的文天祥只存一念，只盼尽快等来元廷处死自己的命令，以一死报国。可张弘范却对他“礼遇日隆”。到达广州的第二天，张弘范设宴与诸将庆功，也把文天祥请上宾席。席间，又对文天祥展开了怀柔攻势。

张弘范起身向文天祥敬酒，说：“国亡矣，忠孝之事尽矣。丞相其改心易虑，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贤相，非丞相而谁？”

文天祥最怕也最恨“国亡”二字，听到“国亡”二字，顿时泪水涟涟，声色激昂地说：“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贰其心乎？”

张弘范又说：“国亡矣，即死，谁复书之？”

文天祥说：“商亡，而夷、齐不食周粟，亦自尽其义耳，未闻以存亡易心也。岂论书与不书？”

伯夷和叔齐是商末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因不满纣王的暴政逃往西周，不料积善行仁的周文王已死，周武王继而伐纣灭了商国，二人为自己投奔西周感到羞耻，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张弘范知道文天祥用此典故，是要表明坚定的抱节守志之心，听后为之改容，不再吭声。

见场面尴尬，副元帅庞钞亦儿赶紧起身向文天祥敬酒，为张弘范打圆场。文天祥不屑拿正眼瞧他。庞钞亦儿哪里忍得下此等蔑辱，立马变脸破口大骂。文天祥早已怒不可遏，厉声与之对骂，并求速死。其他将领再不敢上来相劝，庆功宴闹得不欢而散。

回到住处，文天祥内心仍难平静，写诗一首。诗曰：“高人名若浼，烈士死如归。智灭犹吞炭，商亡正采薇。岂因徼后福，其肯蹈危机。万古春秋义，悠悠双泪挥。”

散宴后，张弘范将文天祥的表现及不杀他的原因写成奏章，上报元廷。二十多天后，使臣带回忽必烈的圣旨，说：“上有谁家无忠臣之叹，旨令善视公，以来大都。”

在使臣未返回之前，文天祥见到了两位与他连筋带骨的人。

一个是与他患难与共的老部下，被他称为天下义士的杜浒。

杜浒来访时，文天祥大为惊骇。一是因为此前他听说杜浒已战死，没想到还能见面；二是短短数月没见，杜浒竟变得形销骨立，“无复人形”。杜浒告诉他，自船澳移军潮阳途中，奉命护卫海船去官富场，因无法返回去了行朝，在厓山被俘后便大病缠身。想起昔日杜浒刚猛豪放，如今落得如此凄惨的模样，文天祥不禁哽噎唏嘘。

杜浒自德祐二年（1276）率四千义士相投，自告奋勇随使元营，又同脱镇江；南剑建府后被派往温州、台州招集兵财；福安沦陷后，奉朝命回同督府，至空坑溃败，又忠劳备尽随奉年余，几年里与文天祥肝胆相照，结下了生死情谊，如今能在敌营相见，对彼此都是一个极大的慰藉。这次见面却又是生死之别。不久，文天祥就听到杜浒病故的消息。杜浒生前死后，文天祥起码为他写过四首诗。生前有“独与君携手，行吟看白云”之句，死后有“辛苦救衰朽，微尔人尽非”之句，可见杜浒在文天祥心中的分量。

文天祥在广州见到的另一个与他连筋带骨的人，是以另一种方式与他患难与共的大弟文璧。

文璧是听说文天祥可能将被押解大都，从惠州来与兄长告别的。去年冬，元军大举进攻广州时，文璧已以惠州降元。对于这件事，他自己在《齐魏两国夫人行实》一文中解释说：“是冬，大兵至广，诸郡瓦解不能支，天祥以身殉……璧以宗祀不绝如线，皇皇无所于归，遂以城附粤。”他的理由是宋亡在即，兄长决心以身殉国，为尽宗祀不绝的孝道，所以他以城降元。去年十一月道生病死，文天祥曾写信要求过继他的次子文陞为嗣，他已复信答应，此次见面再次敲定了此事。

对于文璧降元，世人评判不一。有人拿他与文天祥相比，斥他不忠，赋诗讥之曰：“江南见说好溪山，兄也难时弟也难。可惜梅花如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当时与他同在惠州的堂侄文应麟也深为不齿，痛哭离去。有人则认为他这是移忠为孝，“世人以文山为忠臣，文溪（文璧的号）为孝子。此论不然。文山岂不足为孝，而文溪岂不足为忠者哉？彬常谓：使文山见革斋太师于地下，文山无遁辞；文溪见理宗于地下，亦无愧色。盖二公合行心之所安，各适其义之所宜”。还用孔子的“殷有三仁”之说比附。所谓“殷有三仁”，是说殷纣王淫乱不止，微子屡谏不听选择离开，比干死争被剖胸挖心而死，箕子装疯被囚全其身，虽然方式不同，但他们都按自己的本心表达了对纣王的不满，因此孔夫子称他们是“三仁”。

那么文天祥怎么看？对于这次兄弟相见，文天祥后来集杜诗四首，序中写道：“璧来五羊别，自是骨肉因缘。”诗中尽写思念之情，均未涉国事，其中一首云：“兄弟分离苦，凄凉忆去年。何以有羽翼，飞去堕尔前。”据此可说他与文璧辞别时，被一片深挚的手足之情所笼罩，而从中丝毫感觉不出他有指责文璧降元的意思。

文天祥和文璧的手足之情确实非同一般。宝祐四年（1256）兄弟俩随父赴京殿试，恰父亲病重，文璧放弃考试照顾父亲，是届文天祥考中了状元。文天祥举义勤王后，文璧积极配合响应，同时受兄之托尽心侍奉母亲，照管文天祥的妻小，料理祖母和母亲的后事。道生病死，因天祥要求，文璧一口答应将次子过继给他为嗣。回首以往，文璧一直都像文天祥的一只肩膀，扛着尽孝的责任，自从挥戈勤王，尤其是临安陷落抱定死节之后，文天祥深知忠孝不能两全，更是有意地把这副重担全都交给了大弟。如今母亲灵柩还要靠文璧扶归故里，继子文陞还要靠文璧抚养成人，文璧为宗祀不绝降元，他怎么好责备呢？

文璧以惠州降元，小弟文璋随之，任同知南恩路总管府事。文天祥后来在狱中写信与文璋永诀，勉其不仕，文璋听从大哥的劝告，从此隐居不仕。但文天祥对文璧从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相反还认可了“三仁”之说。后来文璧到大都监狱看他，他在诗中还用了这个词：“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三兄弟走了三条不同的路，都不谓不仁，这也证明了文天祥对文璧人生角色的认同。

可以想象，这次文璧来广州为兄长送行，是一次凄楚而又情深意长的辞别。

使臣四月十一日带回忽必烈的圣旨，命令把文天祥押往大都。二十二日，张弘范派都镇石嵩和将官囊家歹专程押解文天祥北上。

与文天祥一道被押解北上的，还有一位邓光荐。邓光荐原名剡，字中甫，号中斋，是文天祥的庐陵同乡，少负奇气，也曾在白鹭洲书院从学欧阳守道，景定三年（1262）文天祥当殿试覆考官时考中进士。德祐元年（1275）元军侵入江西，他举家避入福建，景炎二年（1277）被行朝任为宗正寺簿。元军攻陷广州，他与友人龚竹卿避难到香山县的黄梅山。这年冬天，土匪作乱，他的妻子、四儿、四女、三妾共十二口人被捉去烧死，只他一人逃脱。次年，随驾至厓山，任秘书丞。厓山战败陆秀夫抱帝投海，他也两次蹈海自杀，被元兵钩起不死。张弘范以礼相待，劝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并礼聘他当儿子张珪的老师。邓光荐诗文俱佳，又与文天祥意气相投，万里役行有他相伴，甚合文天祥的心意。

此外，在五坡岭侥幸走脱的同督府将官徐榛也从惠州赶来，自愿陪同文天祥北上。另外还有刘荣、孙礼等七人相随照应。

从潮阳到厓山，再到广州，张弘范一直想方设法劝降文天祥，都徒劳无功，去大都又当如何？出发前，文天祥写了一首名为《言志》的长诗再次表明志节。其中有云：“我生不辰逢百罹，求仁得仁尚何语？一死鸿毛或泰山，之轻之重安所处？妇女低头守巾帼，男儿嚼齿吞刀锯。杀身慷慨犹易免，取义从容未轻许。仁人志士所植立，横绝地维屹天柱。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惨烈的战争结束了，新的严酷斗争开始了，他发誓要像古之圣贤伯夷、叔齐那样求仁得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随时准备嚼齿吞刀锯，做顶天立地的殉道者，而绝不做李陵、卫律叛汉归匈那样的民族罪人。

《言志》并不为一些诗评家看好，认为南宋后期道学兴起，诗中言理之风盛行，写作多从概念出发，从而消解了诗意，《言志》亦是一例，尤其是上举诗句，就纯为理语，缺乏含蓄委婉的诗美。但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认为言志乃诗人之本意，《言志》一诗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是那些专意诗法的精雕细镂之作无法比的。其实诗无达诂，对一个诗人，对一首诗看法截然相反，是正常现象，包括对杜甫的诗也历来褒贬不一。笔者认为，诗的根本在于表达人的生存境况和性情感悟，《言志》不失为一首燃烧着喷发着真性情真生命真精神的作品。而且，诗是诗人写的，也是时代写的，何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何谓愤怒出诗人？叫一个在国家危难中忧愤交加的爱国诗人写出的诗，迎合你安坐名山胜水环绕的亭榭间呷着香茶玩味的所谓诗法，反为南辕北辙之大谬。

文天祥怀揣着《言志》上路了。

数日后，路经韶州南华山（今广东韶关东南莲花山），夜宿山下一座寺庙。寺内供奉的六祖慧能禅师真身，已历数百年，却在战乱中被挖掉了心肝。文天祥作诗叹曰：“行行至南华，忽忽如梦中。佛化知几尘？患乃与我同。有形终归灭，不灭惟真空。”此诗则与《言志》不同，以问虚的禅意表达了对生命的感悟。

石嵩和囊家歹押着文天祥自广州出发，经英德、韶州，越过梅岭蜿蜒曲折的小路进入江西，五月二十五日到达南安军。此前他们还遵照“上旨”善待文天祥，到了南安军就不行了，就在他的脖颈和脚腕上系上了绳索。

南安军堪称一座英雄的城市。元丞相塔出曾率大军久攻不下，叹曰：“城子如堞大，人心乃尔硬耶！”江西沦陷后，守将李梓发率领军民死守城池，一直到厓山宋军兵溃，元朝参政贾居贞来招降，军民还在城头诟骂不止。三月十五日，即在厓山兵溃后四十天，终因势单力孤城破，李梓发全家自焚而死，至此许多军民还杀了家眷与敌巷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南安军英雄血的杀气犹存，且江西又是文天祥举义的根据地，四年前他举旗一呼，数万人挥戈，两年前取得江西大捷，东南震动。踏上这片土地，石嵩和囊家歹异常警觉，生怕勤王军旧部来拦路夺人，赶紧将文天祥锁禁在船舱里，改走贡江水路去赣州。

而文天祥却是另一番心境，他写了一首《南安军》，诗中写道：“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饥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到南安军的次日，他就开始实施一个精心谋划的自杀行动。从这一天起，他拒绝进食，计划经过家乡时实现首丘殉节。同时，要随从孔礼带着他写的《告先太师墓文》，在赣州西面的黄金市悄悄上岸，急往庐陵在父亲文仪坟头诵读焚化，并约定六月初二在吉州复命。告父亲的墓文中写道：

始我起兵，赴难勤王，仲弟将家，遁于南荒。宗庙不守，迁我异疆。大臣之谊，国亡家亡。灵武师兴，解后归国，再相出督，身荷忧责。江南之役，义声四克，为亲拜墓，以剪荆棘。大勋垂集，一跌崎岖，妻妾子女，六人为俘。收拾散亡，息于海隅，庶几奋厉，以为后图。恶运推迁，天所废弃，有母之丧，寻失嫡子。哭泣未干，兵临其垒，仓皇之间，二女夭逝。剪为囚虏，形影独存。抑药不济，竟北其辕。系颈絷足，过我里门。望墓相从，恨不九原。

在这篇告父墓文中，他向父亲的在天之灵具报了自起兵勤王后自己和全家的悲烈遭遇，感慨自己欲尽忠不得为忠，欲尽孝不得为孝，但也做了把侄子文陞继为子嗣的安排，表示自己将随父而去，“求仁得仁，抑又何怨？”请求父亲“冥漠有知，尚哀鉴之”。

另外，还写了《别里中诸友》一诗，云：“青山重回首，风雨暗啼猿。杨柳溪头钓，梅花石上尊。故人无复见，烈士尚谁言？长有归来梦，衣冠满故园。”与诸友人诀别。

初夏的赣江水丰流急，又是顺风，船经赣州、万安、泰和，六月初一傍晚，比预期提前一天抵达吉州。

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奇事。虽然石嵩和囊家歹怕途中生变，严加防范，把文天祥锁进船舱，并将舱门封得死死的，但还是走漏了消息。在他们经过的赣州到洪州沿途的驿站、码头、山墙和店壁处，到处都贴出一张《生祭文丞相文》。这篇恳吁文天祥速死的奇文写道：

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㵯鲁，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丧父受公卿，祖奠之荣；奉母极东西，迎养之乐，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使用权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华元踉跄，子胥脱走，丞相自叙几死者数矣。诚有不幸，则国事未定，臣节未明。今鞠躬尽瘁，则诸葛矣；保捍闽广，则田单即墨矣；倡义勇出，则颜平原、申包胥矣。虽举事卒无所成，而大节已无愧，所欠一死尔……

写此生祭文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文天祥首次起兵勤王时来投奔建言的那个王炎午。王炎午为何写此文？人们通常都认为他就是为了催文天祥速死，以保全在赵宋遗民心中的名节。他在文中也说，如今你文天祥大节已显，如不速死，恐“慷慨迟回，日久月积，志消气馁，不陵（李陵）亦陵，岂不惜哉？”所以敦促说，虽然油锅立于前，刀锯横于颈，烈士当不辞以就，从容就义以保全节，“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

但笔者认为此说不确。通览这篇近三千字的祭文，王炎午在最后一节写道：“人七日不谷则毙。自梅岭以出，纵不得留汉厩而从田横，亦当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矣。”文天祥到达黄金市时也写诗曰：“闭篷绝粒始南州，我过青山欲首丘。”所谓首丘，就是故土或家乡；所谓孤竹，是代指伯夷和叔齐。这说明什么？说明王炎午事先就清楚地知道文天祥的行程和绝食自杀计划，文天祥从南安开始绝食，就是想七日后船到吉州，正好饿死在家乡。如此，说他写生祭文是为敦促文天祥速死就不合情理。那他写生祭文的目的又是什么？

这是一篇祭文，也是一篇通篇都拿文天祥与千古忠烈名士类比的措辞激昂的赞文。文天祥这回必死于家乡，王炎午写此文到处誊写张贴，就是迫不及待地要把文天祥忠义殉节的事迹大宣于天下！

王炎午不是催文天祥速死，而是为文天祥大义殉节唱赞歌。

但文天祥却没有死。

文天祥原以为六月初三能到吉州，由于水丰风顺，船队提前到达。

到了州治庐陵，绝食已五天的文天祥没有等来孙礼，却有一位叫王幼孙的友人来求见。此人好善急义，人称长者，也是一位忠义之士，他曾在文天祥考中状元那年跑到京城，上万言书建言国事，未被理睬，遂返回家乡教书。此前他听说文天祥已死，便写了一篇祭文，在家设位祭奠，忽闻押文天祥的舟船过庐陵，即赶来相见，并当面诵读了祭文，曰：“公心烈烈，上陋千古，谓山可平，谓天可补。奋身直前，努力撑拄，千周万折，千辛万苦。初何所为，教臣以忠，策名委质，视此高风。”在场的人听了无不低头哭泣。这也应算是一篇生祭文。生祭文旷古未闻，这下一连出了两篇，其激烈的情感不止在文中。

在求见的人中还有一位老友，此人叫张弘毅，字毅夫，号千载心。他是来自请跟随文天祥北上的。王幼孙也请求“从公而俱死”，文天祥没同意。面对张弘毅，想到自己显达时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不就，如今自己被俘落难，他却坚决要求跟随自己北上，文天祥非常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此后张弘毅随文天祥北上，尽心照顾文天祥，两人成了最贴心的朋友。

石嵩和囊家歹怕在庐陵时长生变，连夜起碇赶路。文天祥殉节家乡的愿望落空了。

六月初三，绝食的第七天，船泊临江军（江西清江县），仍不见孙礼的影子。初四快到丰城时，忽见孙礼坐在另一条船上。原来押解的军校根本就没让孙礼上岸，更别说到坟头去祭告父亲了。文天祥又伤心，又气愤，痛哭了一场。当晚石嵩叫孙礼回到文天祥船上，见他无法再在文天祥身边待下去，便于第二天放他另找出路去了。

从广州出发时，自愿跟随北上的八个人，途中或逃跑或被逐，六月初四到丰城时，只剩下徐榛和刘荣两个人了。徐榛一路尽心尽力照顾文天祥，不幸染病死在丰城。这样，伴送文天祥的只剩下刘荣和从庐陵跟来的张弘毅了。

文天祥绝食已进入第八天，却没饿死。石嵩怕他死了到大都无法向元帝交代，就命元兵捏住他的鼻子，向他口中强行灌粥。文天祥制止了他们的非礼行为，自行恢复了饮食。他为何有此转变？他在集杜诗《过临江》小序中作了说明：

余虽不食，未见其殆。众以饮食交相逼迫，予念既过乡州，已失初望。委命荒滨，立节不白，且闻暂止金陵郡，出坎之会，或者有陨自天，未可知也。遂复饮食，勉徇众情。

死在家乡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决绝的抗争。他在绝食中一路都在写诗，诗中激荡着不屈的斗争精神，如“江山不改人心在，宇宙方来事会长”，如“书生曾拥碧油幢，耻与群儿共竖降”，又如“英雄扼腕怒须赤，贯日血忠死穷北。首阳风流落南国，正气未亡人未息。青原万丈光赫赫，大江东去日夜白”。他的人生哲学是法天地之不息，而今的不息就是毫不妥协地与敌人抗争。死于家乡不能如愿，死于荒江难明志节。死为抗争，活也为抗争，与其被灌粥受辱不能以死抗争，不如恢复饮食活着抗争。

而且听说到了金陵（建康，今南京市）将在那里暂住一段时间，到那儿能否有像镇江那样逃脱的机会呢？“出坎之会，或者有陨自天，未可知也。”后来他在狱中给文璧的信中也说道：“过丰城，无饭八日，不知饥。既过吉，思之无义，且尚在江南，或尚有生意，遂入建康。”他的心中燃起了在金陵寻机脱身的希望。

文天祥停止了绝食。六月初五到隆兴府时，他走出船舱登上了江岸。这是他第三次来隆兴，第一次是送文璧进京参加殿试路过，第二次是勤王军被指定驻屯此地时来过。这次与前两次的境况大不相同，不由生出“半生几度此登临，流落而今雪满簪”的感慨。想起“隆兴自陷没后，忠义奋起，几于反正”，空坑溃败后，同督府的多名部将被押到这里就义，又不由发出“谁怜龟鹤千年语，空负鹏鹍万里心”的喟叹。

文丞相来到隆兴的消息不胫而走，百姓潮水般地向岸边涌来，引起了满城轰动。这是他第三次遇到这样热烈的场景，第一次是二十三年前中状元赴御赐宴，第二次是三年前脱险到真州。而今因受到国破家亡的严酷打击，再加上绝食，满头霜雪的他更加憔悴，身体瘦削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这没关系，如果神情颓靡沮丧那才叫个失败。他不能叫百姓失望，叫敌人得意，他挺直腰杆，目光炯然，从容淡定地向百姓问候着，示意着。见他的神态如此英毅，不要说南宋遗民，就是挤在人群中的北人也情不自禁地惊赞：真是诸葛军师再世呀！

离开隆兴，船过南康军，穿过鄱阳湖进入长江，向建康进发。

船过安庆，就到了贾似道大败的鲁港。鲁港之役是临安调集重兵与元军对决的最后一仗，也是导致宋朝最终灭亡的关键一仗。当时伯颜顺江东下欲攻临安，贾似道调集重兵十三万，战船和载着大量金帛物资的辎重船两千五百艘，摆出了接战的阵势。但贾似道不想也不敢与伯颜决一死战，他是被逼无奈才出兵的。到了前线，他即派人向伯颜求和，表示愿“输岁币称臣”，遭到伯颜拒绝，这才被迫应战，结果一触即溃，自顾自仓皇逃往扬州。

此前途经南康军，遥望庐山，文天祥写了一首词，在词中描写了绮丽的湖光山色和江南风物，这其实是大好河山的缩影。可如今“夜深愁听，胡笳吹彻寒月”。何以至此？身临鲁港，想起四年前那场祸及亡国的战事，想起误国的昏君奸臣，文天祥难抑心中的激愤，挥笔写下了一首谴责之诗：

方夸金坞筑，岂料玉床摇。

国体真三代，江流旧六朝。

鞭投能几日？丽解不崇朝。

千古燕山恨，西风卷怒潮。

本以为金坞固防，却不想撼动了朝廷的根基；本以为十三万大军投鞭可断流，却不想没几天就土崩瓦解，致神州陆沉，皇帝成了俘虏被押往燕山。奸臣误国啊！昏君误国啊！志士扼腕，心中翻腾着怒涛滚滚的千古遗恨。

到了与鲁港相去不远的采石矶，文天祥又拿虞允文与贾似道之类作了对比。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帝完颜亮率十万大军直下两淮，企图在采石渡江，一举灭宋。宋朝江防守军只有一万八千人，且因易将无主帅。在此危急时刻，前来犒师的中书舍人虞允文挺身而出，担起指挥作战的大任，竟把金兵打得弃戈丢甲，扭转了危局，完颜亮也因兵败被部下所杀。可是当年的采石已远，鲁港之耻却犹在眼前。“今人不见虞允文，古人曾有樊若水”，鲁港之战再无虞允文，而只有南唐樊若水那样私己罪国的贾似道之流了。

至元十六年（1279）六月十二日，船队抵达建康。文天祥登岸，一直到八月二十四日，在建康的驿馆驻留了两个月又十二天。

建康襟江带河，虎踞龙盘，本是六朝古都，宋高宗赵构曾在此建行宫，南渡后三次驻跸于此。文天祥到了这里，却满眼都是荒草、夕阳、孤云、半城北人和遍地芦花，不禁感怀伤情，写下《金陵驿》两首。其中一首写道：

万里金瓯失壮图，衮衣颠倒落泥涂。

空流杜宇声中血，半脱骊龙颔下须。

老去秋风吹我恶，梦回寒月照人孤。

千年成败俱尘土，消得人间说丈夫。

赵 皇帝跌落尘泥，于高宗赵构不思复兴大业就埋下了伏笔。海上行朝已驾云而去，就是杜鹃啼血故国也不能归来了。凄凉啊，孤独啊，但生死成败在历史的长河中算得了什么呢？是不是大丈夫留待人间去评说吧。

到建康后，每日都有故旧、南宋遗民和慕名者到驿馆来看望，其中不乏有爱国心同情心的人士，文天祥在与他们的交往中留着心，寻找和等待着援手脱身的机会。但这次比在镇江难上加难，元廷吸取了上回的教训，他前脚到，张弘范就跟了来，对防范他再次走脱做了严密布置。

在文天祥和邓光荐驻足的驿馆墙壁上，他们看到有一首残缺的《满江红》。词曰：

太液芙蓉，全不是旧时颜色。尝记得恩承雨露，玉阶金阙。名播兰簪妃后里，晕湖莲脸君王侧。忽一朝鼙鼓揭天来，繁华歇。??龙虎散，风云灭。今古恨，凭谁说。顾山河百二，泪流襟血。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转关山月。若嫦娥与我肯相容，从圆缺。

作者王夫人叫王清慧，是度宗之嫔，南宋宫中的昭仪（女官）。临安失陷后，她随德祐皇帝赵及嫔妃宫监一起被押往大都，途中想起昔日在华丽的宫中，美若芙蓉的自己受到君王宠爱和嫔妃们的羡慕，忽一朝这一切都在战乱中归于幻灭，自己成了阶下囚，容颜也随之凋尽，不由得悲从中来。但有什么办法呢？宋军凭着山河之险都不能改变命运，一个弱女子又能怎样呢？要是能飞往月宫与嫦娥做伴该有多好啊！

墙壁上的字迹已遭破坏，但这首文辞哀婉、情真意切的词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文天祥读到后也颇欣赏，只是“惜末句少商量”。于是，他提笔步原韵填写了一阕《代王夫人作》：

试问琵琶，胡沙外怎生风色。最苦是姚黄一朵，移根仙阙。王母欢阑琼宴罢，仙人泪满金盘侧。听行宫半夜雨淋铃，声声歇。??彩云散，香尘灭。铜驼恨，那堪说。想男儿慷慨，嚼穿龈血。回首昭阳离落日，伤心铜雀迎秋月。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

文天祥在上阕对王清慧投以深切的同情，下阕笔锋一转，意境顿然开阔，以嚼穿龈血比泪流襟血，以回首昭阳（代指国体）替驿馆夜惊，最后两句变避世为直面现实，意谓纵然山河破碎，也绝不能像投降敌人的皇室那样乞怜偷生。

写了《代王夫人作》，文天祥意犹未尽，又按原韵和了一阕，中有“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便是分明月”之句，以王清慧之口表达了至死不改节操的心迹。邓光荐也和词一阕，以“又争知有客夜悲歌，壶敲缺”作结，抒发了亡国的忧愤。

王清慧未必能看到文天祥和邓光荐的和词。她到大都后，没有像其他宫女那样嫁与异国的达官显贵，而是要求出家当了道士，倒也如文天祥希望的那样保住了节操。

从广州到建康，文天祥与邓光荐结伴而行，对彼此相交相知都是一个宝贵的机缘。两人一路上谈论国家的灾患，谈论相似的人生遭遇，谈论诗艺，并写诗唱和，在数月的患难旅途中结下深厚的情谊。

邓光荐自求学时就致力于写诗，研习诗歌大家及各流派的作品，深得诗之要诣，特别是因战乱流落广东后，写出的诗更是非同凡响。文天祥一直关注着这位大自己四岁的诗兄，素佩他的才华。经过这次患难相处，他对邓光荐的为人、身世经历和诗歌情趣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把他视为同道知己，途中与他唱和，遂有“万里论心晚，相看慰离乱”之句，还手抄了一册《指南录》送给他。住在驿馆一时无法找到脱身机会，闲来无事，就提出把邓光荐写的诗汇编成集，“为后之览者，因诗以见吾二人之志，必有感于斯”。

诗集在七月二十七日编成了，取名《东海集》，文天祥并为诗集作了序。诗都写自海南，为何取名《东海集》呢？文天祥在序中解释说：“海南诗而曰《东海集》者何？鲁仲连天下士，友人之志也。”邓光荐对战国时齐国高士鲁仲连非常崇敬，当时秦国对山东六国虎视眈眈，有人提出尊秦为帝，以避灾祸，鲁仲连坚决反对，表示宁可蹈东海而死，义不向秦称帝。这也是文天祥的志节。

文天祥在序中写道：“友人自为举子时，已大肆力于诗，于诸大家，皆尝登其门而涉其流，其本赡，其养锐，故所诣特深到。余尝评其诗，浑涵有英气，锻炼如自然，美则美矣，犹未免有意于为诗也。自丧乱后，友人挈其家避地，游官岭海，而全家毁于盗，孤穷流落，困顿万状。然后厓山除礼部侍郎中，且权直学士矣。会南风不竞，御舟漂散，友人仓卒蹈海者再，为北军所钩致，遂不获死。以至于今，凡十数年间，可惊可愕、可悲可愤、可痛可闷之事，友人备尝，无所不至，其惨戚感慨之气结而不信，皆于诗乎发之，盖至是动乎情性，自不能不诗，杜子美夔州，柳子厚柳州以后文字也。”在文天祥看来，邓光荐早期的诗虽才华横溢，美轮美奂，却难免有为写诗而写诗的嫌疑，而经过磨难诗风大变，诗作皆发乎于情，堪与杜甫和柳宗元落难异乡后的诗作媲美。这又何尝不是他文天祥创作经历和诗歌观念的写照？

时光穿过建康闷热的夏天，过得很慢，又过得很快。八月二十四日，文天祥要离开建康被押解北去了。

到建康的第二天，邓光荐就因病转往天庆观就医，疾病丝毫没有影响他与文天祥的来往。文天祥的忠烈志节早已作为传奇声震朝野，邓光荐倾慕已久，经过这几个月的患难与共，知之更深，崇之更甚，便萌生了为文天祥作传的念头。文天祥在诗中“死矣烦公传，北方人是非”之语，说明两人一拍即合。文天祥就义后，邓光荐忠实地履行了诺言，用饱蘸悲痛和崇敬的文笔，撰写了《文丞相传》，还写了《文信国公墓志铭》、《信国公像赞》、《文丞相督府忠义传》，以及《哭文丞相》、《挽文信公》等诗文，期将文天祥的传奇经历和坚贞不渝的民族气节传诸万世。可想而知，他写的《文丞相传》定是材料最翔实、气韵更真切的，可惜后来失传了，只在《纪年录》集注中存有散引。

文天祥离开建康时，邓光荐的病仍不见好，仍需留下就医。临分手前，两人自然是依依不舍。邓光荐怀揣一阕《念奴娇》，抱病前来送行。词曰：

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那（哪）信江海余生，南行万里，属扁舟齐发。正为鸥盟留醉眼，细看涛生云灭。睨柱吞嬴，回旗走懿，千古冲冠发。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

词中抒发了自四川到江南的亡国之痛，赞颂了文天祥百折不挠的英雄壮举，为他壮志未酬深表惋惜。“睨柱吞嬴”典出《史记》，说的是秦王欲吞并赵国，假意要赵国用和氏璧换取秦城，赵国丞相蔺相如奉璧出使秦国，欲以璧击柱，戳穿了秦王的骗局。“回旗走懿”是说诸葛亮死后，蜀军被司马懿追击，蜀将姜维下令军旗回指，吓得司马懿以为诸葛亮还活着，赶紧退兵。邓光荐借用这两个故事来颂扬文天祥的英雄豪气。

文天祥阅罢，即在驿馆研墨展纸，步原韵和词一阕回赠友人：

乾坤能大，算蛟龙元（原）不是池中物。风雨牢愁无著处，那更寒蛩四壁。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堪笑一叶漂零，重来淮水，正凉风新发。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去去龙沙，向江山回首，青山如发。故人应念，杜鹃枝上残月。

蛟龙原本不是池中之物，自己虽身陷囚邸，形容憔悴，但丹心不改，胸中仍奔腾着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一览众山小的豪情。

细读起来，两人的告别赠词中似乎还不止这些，似乎还藏着只有他俩知道的密语。

在建康的这些日子里，文天祥一直在谋划脱身的机会。他的苦心没有白费，他终于与江淮义士取得了联系，并密商了行动的方案。邓光荐在《文丞相传》中说：“八月二十四日，石嵩等以公自东阳渡江。淮士有谋夺公江岸者。”这事文天祥不可能不告诉邓光荐，邓光荐不会在事后才知道。如此，再回头看看两个人的临别赠词。邓光荐词曰：“那信江海余生，南行万里，属扁舟齐发。正为鸥盟留醉眼，细看涛生云灭。”说文天祥在镇江走脱，又二次举义，是不是暗示即将到来的新的机会呢？而他则把壶祈祷，期待着峰回路转的变局。文天祥“堪笑一叶漂零，重来淮水，正凉风新发”之句，是否是对邓光荐的回应呢？他们的临别赠词中，似存有一层激动人心的期待。

行动的地点距建康不远，在长江北岸的真州。

八月二十四日，文天祥被押解上路了。

将往的江途上，文天祥曾在镇江走脱，高邮和稽家庄兵民曾劫杀奉表北上的亡宋使臣，扬州和真州宋军曾谋夺被俘北上的德祐皇帝，今虽是元军天下，但散落在民间的忠宋义士心犹不死，不得不倍加小心，要是再让文天祥跑了，谁也担待不起。为防意外，张弘范一手做了周密的布置。本来可在江边直接上船，他却叫石嵩到建康东北面的东阳镇上船。到了江上，派水军战舰一路夹持押解舟船，同时派步骑在两岸沿途警戒。

这样一来，文天祥与江淮义士商定好的行动计划根本就无法实施。

八月二十七日早，船过原先约定的行动地真州。石嵩不许在此停留，要船直往扬州。看着真州一程程远去，文天祥徒叹道：“山川如识我，故旧更无人。”

对这次脱身计划流产，文天祥极为遗憾。他后来在大都狱中给文璧的信中说，在建康“居七十余日，果有忠义人约夺我于江上，盖真州境也。及期失约，惘然北行，道中求死，无其间矣”。

第二十章 北地役途 心路故事

从广州到建康，都在原南宋领地范围内，元廷怕途中遭遇不测，派了石嵩和囊家歹两人押解文天祥。渡过长江到了北方，就没那么紧张了，囊家歹押着在两淮制造巨石炮的回族工匠已先行一步，押解文天祥的事交给了石嵩。

过扬州、高邮、宝应，九月初一到达淮安军（江苏淮安），未作停留直渡淮河，夜宿江北岸的阚石镇。南宋与金朝对抗的年代，向以淮水为界，过了淮河就离开了宋土。文天祥一行上了岸，就遇到一拨元兵，只见他们牵着背驮行囊的马匹，一个个垂头丧气、无精打采。押解兵问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回答是去江南换防。文天祥意识到自己已经置身异乡了。这是他第一次踏入北境，望着荒无人烟野草漫漫的景象，顿生一种恍如隔世的苍凉之感。他五内交集，写诗一首：

今晨渡淮河，始觉非故宇。

江乡已无家，三年一羁旅。

龙翔在何方？乃我妻子所。

昔也无奈何，忽已置念虑。

今行日已近，使我泪如雨。

我为纲常谋，有身不得顾。

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

天长与地久，此恨极千古。

来生业缘在，骨肉当如故。

在这最后告别的时刻，他比任何时候都依恋故国，对亲人的思念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他爱妻子和孩子，不但爱在今生，而且要爱到来世，但在戎马倥偬的峥嵘岁月里，这一切都被深深地埋在心底无暇顾及。现在要离开故国远去了，久藏心底的思念猛然爆发出来。妻子欧阳氏、次子佛生、次女柳娘和三女环娘，二妾靓妆（颜氏）和璚英（黄氏），你们在哪里？你们都还活着吗？妻离子散之痛像风暴一样袭上心头，使他泪飞如雨。但今生他死志已决，残破的一家再也无法团聚。奈何，奈何！那就忍受着痛彻肺腑的千古之恨等待来世吧。

缠绕着他的思情的还有更多的亲人、故友和乡亲。

九月初七，一行人自邳州（江苏睢宁西北古邳镇）启程前往徐州。这一天正逢母亲去世一周年的忌日。走出邳州的城门，想起去年今日母亲病逝，葬于外乡河源县，至今也不知是否魂归故里，不禁失声痛哭。胯下的马嘶叫着北去，自己却又不能亲自去主持母亲的周年祭礼，真是遗恨加遗恨呀！但想到两个弟弟文璧、文璋会在今日布置几筵和灵牌，办好母亲的周年祭礼，同时想到“母尝教我忠，我不违母志。及泉会相见，鬼神共欢喜”，又不免感到欣慰。

接下来在尘土滚滚秋风瑟瑟中跋涉的一路，也是在坎坷漫漫荆莽丛丛之途艰难跋涉的心灵苦旅。如他在《告先太师墓文》中说的，自己欲尽忠不得为忠，欲尽孝不得为孝，北上这一路他都为此承受着内心的煎熬，并凝珠为诗，这些诗的一极，是表达对志节的执著，另一极就是对亲人的倾诉和怀念。

作为对亲人的倾诉和怀念，沿途他模仿杜甫的《同谷七歌》，写了六首诗，统称《六歌》，又名《离乱歌六首》。这组流贯着悲悯情怀的诗歌以忧戚凄婉的笔调，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爱和歉疚。这般儿女情长，在他的诗文里是不多见的。

《六歌》第一首写道：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结发不下堂。乱离中道逢虎狼，凤飞翩翩失其凰，将雏一二去何方？岂料国破家亦亡，不忍舍君罗襦裳。天长地久终茫茫，牛女夜夜遥相望。呜呼一歌兮歌正长，悲风北来起徬徨。

文天祥以做丈夫的责任，倾诉了对战乱中离散的结发妻子深挚的情感，对她和孩子深深的关切和担忧。妻呀你带着孩子在何处呢？夫妻天各一方是自己不能把握的命运，今后也无法挽回，他只能像牛郎与织女遥遥相望那样报以补偿了。然而，他却能牢牢握住自己的另一种命运。

他从小就抱定追崇忠义的志向，举义勤王尤其是被俘元营后更是以鞠躬尽瘁、为国尽忠的死节为信仰。今天虽然沦为囚徒，身不由己，但谁也不能阻止他把对忠义大节的追求进行到底。

九月初八，文天祥经徐州。徐州城东有座燕子楼，这座楼是唐代守将张封的儿子张愔为爱妾关盼盼所建，张愔死后，关盼盼十五年守节不嫁，后绝食死于此楼中。文天祥游览了燕子楼遗址，遂有感而发：“问楼在何处，城东草如雪。蛾眉代不乏，埋没安足论。因何张家妾，名与山川存？自古皆有死，忠义长不没。但传美人心，不说美人色。”几百年过去了，燕子楼只剩下残骸，一代又一代的美人早已是香消玉殒有谁知？不死的唯有关盼盼的烈女气节。

《六歌》之三：

有女有女婉清扬，大者学帖临钟王，小者读书声琅琅。朔风吹衣白日黄，一双白璧委道傍。雁儿啄啄秋无粱，随母北首谁人将？呜呼三歌兮歌愈伤，非为儿女泪淋浪。

文天祥的六个女儿，长女定娘、幺女寿娘在河源病死，四女监娘和五女奉娘在五坡岭遇难，只有在空坑随欧阳夫人被俘的次女柳娘和三女环娘还活在世上。一想起她们，柳娘照着钟繇和王羲之的字帖练字，环娘琅琅读书的情形就浮现出来。可怜一双天真无邪的女儿而今漂泊无依，文天祥心如刀绞，泪湿衣袂。

过了徐州，就下起了绵延不绝的秋雨。气温急剧下降，元兵给文天祥一顶斗笠和两条毡布遮雨御寒。马车在凸凹不平的路上颠簸，泥浆溅了一身，寒风裹着冷雨打到脸上，想拉拉斗笠挡一挡，但两条毡布一前一后裹住身子，伸出手来都很难。就这么踉踉跄跄地前行，九月十五日抵达郓州，借宿在来平馆。郓州离济南不远，想起北宋末年济南知府刘豫投降金朝，充当傀儡皇帝的往事，文天祥夜不能寐，提笔写下了愤激之诗：“万里山河梦，千年宇宙愁。欲鞭刘豫骨，烟草暗荒丘。”若非刘豫、贾似道这些投降派助纣为虐，大宋的历史会不会改写也未可知，这些民族罪人死有余辜，遗臭万年。

《六歌》之四：

有子有子风骨殊，释氏抱送徐卿雏，四月八日摩尼珠。榴花犀钱络绣襦，兰汤百沸香似酥，欻随飞藿飘泥涂。汝兄十三骑鲸鱼，汝今三岁知在无？呜呼四歌兮歌以吁，灯前老我明月孤。

一连几日的穷阴终于揭开了盖，暖暖的太阳出来了，但文天祥的内心仍在阴冷的雨中挣扎。次子佛生与欧阳夫人一道被俘后，在押往隆兴元帅所的途中失踪了。这孩子是四月初八佛诞日出生的，是佛祖释迦牟尼抱送的，他的名字就取自此意。他做满月按习俗在香汤中洗浴时粉嘟嘟的小模样儿犹在眼前，倏忽间便像豆叶在秋风中飞逝了。对于他的下落，文天祥听到过两个传闻，一说有人见他生得俊秀乖巧，把他收作了养子；二说他已经死于途中。如今已是他失踪的第三个年头，他是随哥哥道生骑鲸远去了呢，还是真的被人收养了呢？此时世界上仿佛只有他们父子两个人，失去佛生，他便彻底陷入了孤独。

九月十八日路过平原（今属山东）。唐玄宗天宝年间，这里曾发生过颜氏兄弟抗击安禄山叛乱的战事。当年安禄山率叛军一路杀往长安，企图推翻唐朝，平原太守颜正卿和常山太守颜杲卿奋起阻击。颜杲卿城破被俘，仍痛骂逆贼不止，被安禄山残酷地钩掉舌头杀害。颜正卿后来遭奸臣卢杞忌恨，派去晓谕叛将李希烈被杀。想起这段历史，文天祥写诗赞颂了颜氏兄弟的功绩，为颜正卿的坎坷遭际鸣不平，最后以“公死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作结，表达了自己追崇他们杀身成仁的不二心志。

《六歌》之五：

有妾有妾今何如？大者手将玉蟾蜍，次者亲抱汗血驹。晨妆靓服临西湖，英英雁落飘璚琚。风花飞坠鸟鸣呼，金茎沆瀣浮汙渠。天摧地裂龙凤殂，美人尘土何代无？呜呼五歌兮歌郁纡，为尔遡风立斯须。

让文天祥放心不下的还有两位在空坑被俘的爱妾。当年她们曾陪着文天祥游览西子湖，靓妆手挽环娘，璚英怀抱佛生，美服飘飘歌声悠悠，那情景是多么动人。这一切都随着国家的毁灭，如风吹花坠落入污泥浊水，成为美好又痛苦的追忆。当马车在荒漠的役途中停下歇脚的片刻，他迎着寒风伫立，为她们祈福，追悼与她们共度的美好时光。

又上路了。在摇晃颠簸的马车上，活跃在他心中的却又是诸葛亮、刘琨、祖逖、颜杲卿、许远这些忠勇节义之士。他与他们血脉贯通，与他们对话，吟诵出一首首激昂之诗。他写诸葛亮“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决心像他那样鞠躬尽瘁，赤心贯苍穹。写刘琨“连踪起幽并，只手扶晋室”，惜他蒙冤而死，赞其百世功名。写颜杲卿“常山义旗奋”，“胡雏一狼狈”，虽被钩舌惨死，而“人世谁不死，公死千万年”。写祖逖“白首起大事，东门长啸儿”，声讨石勒击楫中流，终是豪杰事成，为今古赞叹。写许远和张巡坚守睢阳，“义气震天地”，“百战奋雄姿”，他们的精神如同东流水生生不息。

《六歌》之二：

有妹有妹家流离，良人去后携诸儿。北风吹沙塞草凄，穷猿惨淡将安归？去年哭母南海湄，三男一女同歔欷，惟汝不在割我肌。汝家零落母不知，母知岂有瞑目时？呜呼再歌兮歌孔悲，鹡鸰在原我何为？

此诗是写给大妹懿孙的。去年为母亲治丧时，文天祥、文璧、文璋和二妹淑孙都在场，唯独缺了大妹懿孙。二次勤王时，大妹拿出所有首饰以供军资，大妹夫孙招集义勇收复了龙泉县城，后被亲信出卖押到隆兴杀害。孙死后，“妹奉孙氏生母，携子肖翁、约翁及一女，零丁孤苦，客食万里。妹虽患难中，侍养抚教，各尽其所，可谓贤矣”。文天祥为她凄凉的命运痛苦，更为她往后不知在何处安身焦心，却也只能歌悲而无以能助。

文天祥一行夜宿河间（今属河北）时，意外地与家铉翁相遇。他从家铉翁口中得到了大妹文懿孙的消息。三年前，家铉翁作为祈请使到了大都，劝元帝保存赵宋社稷无望，对元廷封官坚拒不就，还几次绝食求死。当得知文懿孙也被押到了大都，他就倾尽囊银赎她出来，打算托人把她送回南方。但事情还没来得及办，他就被送到河间安置，在河间开馆教授《春秋》，讲述宋朝兴亡故事。文天祥与这位患难与共的同僚邂逅，国事家事，议论纵横，公谊私交，尽情倾吐，心中感慨万端，写下《河间》三首相赠。其中一首云：“空有丹心贯碧霄，泮冰亡国不崇朝。小臣万死无遗慨，曾见天家十八朝。”赞赏家铉翁的志节，也并作自勉。

《六歌》之六：

我生我生何不辰？孤根不识桃李春。天寒日短重愁人，北风随我铁马尘。初怜骨肉钟奇祸，而今骨肉更怜我。汝在北兮婴我怀，我死谁当收我骸。人生百年何丑好？黄粱得丧俱草草。呜呼六歌兮勿复道，出门一笑天地老。

《六歌》的前五首，寄怀活着或可能活着的亲人，这最后一首写给了自己。他自叹生不逢时，由于处世孤直从未过上顺心的日子，反倒给自己和亲人带来了大祸。而今自己被囚北行，虽时时惦着亲人，但无以能助，就连自己死了都不知道谁来收尸骨。人的一生孰好孰孬？荣辱得失都只不过是匆促一梦。不说了，不说了，在大道面前，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没那么重要。

文天祥面对自己，由自身的遭遇悟彻人生时，那吟哦的调子是哀婉沉郁的。当他转过身来，面向社稷、民族乃至今古世事时，他的心性顿时激越向上，天地大开，置身于另一重境界。他写了一首《献州道中》，诗云：“十步九崎岖，山水何破碎。坐令管仲小，自觉伯夷隘。”又云：“兹游冠平生，天宇更宏大。心与太虚际，目空九围内。”又云：“反身以自观，须弥纳一芥。以此处死生，超然万形内。”他坚信自己以身殉道，芥微生命就能得以超然物外，浩然正气就能与世长存。

北行一路是艰难的心路历程。文天祥写下了《六歌》，叹惋妻妾、子女、妹妹及自己在战乱中的惨痛命运，抒发对亲人的真挚关切和痛彻肺腑的悲悯之情。同时写下了许多雄放悲壮的言志诗，这些诗多取典义节之士的英烈事迹，表达了自己不改民族气节、以死报国的坚定信念。这两类情志并举的诗作皆字字血、声声泪，就如同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声部，组成了和谐统一的复调音乐，呈现出一个强大而又柔弱的内心，呈现出一个既有情有义又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文天祥。

在河间还有一件有意味的事。据文天祥同代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河间一家烧饼铺的店主也是南宋遗民，他们一行在店中歇脚时，店主听说客人是名扬南北的文丞相，便殷切地请求他留下墨宝。文天祥欣然题写了四首诗相赠，店主视若拱璧，把它裱好挂在墙上。两年后，一位平江人光顾烧饼铺，看到文天祥的手迹十分喜爱，就与店主交涉，想用两贯元钞换取其中的两幅。店主人笑道：“此吾家传至宝也，虽一锭钞一幅，亦不可换。咱们祖上亦是宋民，流落至此。赵家三百年天下，只有这一个官人文丞相前年过此，与我写的。真是宝物，岂可轻易把与人耶？”这个故事留下了不少耐人寻味的信息。

九月二十一日，一行人到达保州（河北保定）。这次没急着走，停留了八天才又上路。三十日凌晨渡白沟河。

白沟河原是北宋时宋与辽的界河。后来金人南下，遂为宋、金界河。北宋末年，宋将张叔夜转战千里勤王，兵败被俘。金朝招降不屈，押至白沟河时，听船夫说此是界河，他即绝食而死。文天祥与张叔夜志节相望，在寒星闪烁的凌晨渡河时，听到同行说起此事，不禁热泪滚滚，得《白沟河》一诗。他在诗中赞颂了张叔夜的奇节，倾告自己从勤王到被押北上的坎坷经历，并告以“我死还在燕，烈烈同肝肠。今我为公哀，后来谁我伤？天地垂日月，斯人未云亡。文武道不坠，我辈终堂堂！”如此也可告慰先烈了。

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初一，在晨星疏落野鸡啼叫中渡过琉璃河，临近黄昏过卢沟桥，当晚抵达元大都。于此结束了自广州到大都历时一百五十八天的役途。

第二十一章 金石之性 誓不降元

大都自古称燕，金朝曾在此建都。忽必烈即大汗位后，随政治重心南移中原汉地，下诏改燕京为中都，定为陪都。建立元朝后，又将中都改为大都（突厥语称汗八里，帝都之意），将上都（开平）改作陪都。大都于至元四年（1267）开始破土动工，经过十余年的兴建，文天祥在石嵩的押解下进城时，所经之地但见米市、面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还有牛马市、骆驼市及歌台酒馆林林总总，呈现出一派繁华的京城气象。

十月初一当晚，一行人来到京城有名的会同馆，打算在此住下。馆人三句两句一问，却把他们拒之门外，说这里只接待投降的宋官，不留住犯人。费了一番周折，文天祥被安顿在一家小驿馆狭小的偏屋里。

头天晚上，馆人对文天祥爱答不理丢冷脸子，第二天突然来了个大变脸，又是张罗换房间，又是置办美味佳肴，殷勤奉迎好似款待上宾。问馆人原由，说是丞相孛罗吩咐的。这么说，昨晚的闭门羹也是孛罗刻意安排的了？文天祥意识到一场短兵相接又开始了。他拒不领情，不吃美味佳肴、不睡阔房大床，身穿宋朝的衣冠面南而坐，一直坐到天亮。

果然，孛罗有步骤地展开了劝降攻势。

头一个被驱使上阵的是留梦炎。孛罗想得不错，留梦炎与文天祥相似，也是才学拔萃的状元宰相，让他来劝降可谓有榜样作用。岂不知留梦炎是文天祥最不齿的一类，当年文天祥入卫勤王，他勾结陈宜中和黄万石横加阻挠，文天祥到临安后，又被他打发到平江府。留梦炎从来就是个投降派，元军破独松关便私自逃回衢州老家，衢州陷落即向元军投降。文天祥哪有耐心听这种人说道，留梦炎刚一开口，文天祥就劈头盖脸把他臭骂了一通。过后仍不解气，又写《为或人赋》斥讽：

悠悠成败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终。

金马胜游成旧雨，铜驼遗恨付西风。

黑头尔自夸江总，冷齿人能说褚公。

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

诗中的江总和褚公是什么人？前者是南朝时梁人，曾任梁太子中舍人，陈灭梁他入陈任尚书令，隋灭陈他又到隋朝做官；后者是南朝时齐人，早先娶了宋武帝的女儿，当上尚书右仆射，后来襄助肖道成篡位，当上了尚书令。你留梦炎是个什么玩意儿？不就是这类没有气节的小人吗？！竟还好意思来劝我，看你有何脸面见江东父老。滚！早点滚得远远的去吧！

留梦炎不中用，孛罗又遣赵 来劝降。赵 在德祐二年（1276）与全太后一起被押到大都，去蒙古上都见忽必烈，被削去帝号，封为瀛国公。孛罗以为，赵 虽然才九岁，说不出个什么来，但他是你文天祥的故主，你不是个忠臣吗？君臣之道不会不顾吧？好，就叫你的皇帝来劝你，看你怎么办？果然，文天祥一见赵 ，便将他请于上位，自己面北跪下便拜。但没容赵 开口，文天祥便痛哭流涕地连声说：乞回圣驾，乞回圣驾！

乞回圣驾，是让他回住处去呢，还是让他回南方去重建抗元营垒呢？赵 茫然不知所以，只有怏怏离去。

南宋叛臣和废帝劝降不成，便升级为元朝的平章政事阿合马上阵了。

阿合马是个回族人，因善于理财被忽必烈重用，此时正权倾朝野，不可一世。他带着一大帮随员呼呼啦啦来到驿馆，进了馆就高踞堂上，喝令传文天祥问话。

文天祥来到堂中，不卑不亢地作了个揖，然后不紧不慢地在对面落座。

阿合马见惯了宋臣低眉下眼的孙子样，像文天祥这般大胆的还是头回遇到，顿时皱眉不快，劈头就问：“以我为谁？”

你以为你是谁？文天祥从容应答：“适闻人云，宰相来。”

阿合马骤然提高音量，喝问：“知为宰相，何以不跪？”

文天祥讥诮一笑，反问道：“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

好你个文天祥，你有几个胆子？身为囚徒还敢自称宰相，与自己平起平坐。阿合马强按住怒火，奚落道：“你何以至此？”

文天祥自有道理，针锋相对地说：“南朝早用我为相，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

阿合马再无高招，只是一味地以势压人，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

文天祥早已誓死，以死相胁无异于侮辱，不听此话便罢，听得此话霍地站起身，说：“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你不由你！”

阿合马一路盛气凌人，企图给文天祥一个下马威，岂料大失所算，文天祥根本不吃这一套，反倒把自己逼上了犄角旮旯。阿合马连劝降的话都没逮到机会讲，就气急败坏地打道回府了。

十月初五，张弘范班师还朝的第二天，便被孛罗、阿合马召去合议对付文天祥的事。两下里议论了文天祥被俘时与到大都后的表现，都认为劝降不可能达到目的。孛罗、阿合马主张改用硬的一手，通过肉体折磨来消解文天祥的意志。当日中午，文天祥就被押至兵马司（今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套上木枷，捆住双手，投入了土牢。

兵马司是主管巡捕盗贼、拘禁囚犯的部门，把文天祥送到这里，就撕破了面皮，把他实实在在当囚徒对待了。兵马司封存了他带来的衣物钱银，每天只给一钱五分的伙食费。饭要自己做，炉子就搁在枕畔。从老家吉州跟来的张弘毅在附近找了个地方住下，每日办了饭菜送来，都一概被狱吏挡回。条件艰苦还不算，狱吏还呵斥他戴着枷锁灌园，想着法子折腾他。在阴暗寒冷尘土扑扑的土牢里，他身上很快生出虱子，长出了癞疮和痈疽。

文天祥不怕死，甚至盼着早死。但他渴望的是慷慨就义，是轰轰烈烈的死，像这样不死不活被囚在土牢里经受折磨在他看来比死更难受。下到土牢，他写了《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组诗，诗中流露出这样的情绪：“黄粱得失俱成幻，五十年前元未生。”又云：“亡国大夫谁为传？只饶野史与人看。”这似乎有些悲观：自己一生的努力都成了黄粱一梦，如今被囚深牢与世隔绝，指望谁来写传呢，自己纵有壮烈之举，恐怕也只能靠野史留诸于世了。

但这种内心的波动并不能左右他的志向。他在组诗的开篇就说：“直弦不似曲如钩，自古圣贤多被囚。”次又云：“此处曾埋双宝剑，虹光夜指楚天低。”他的人生就是要在毁灭的时候绽放，有什么梦碎不梦碎！这组诗写于入狱最初的一段时光，共十七首，其第十六首写道：“久矣忘荣辱，今兹一死生。理明心自裕，神定气还清。欲了男儿事，几无妻子情。出门天宇阔，一笑暮云横。”他仍坚定不移地在云虹境界追盼着天地大节。

被捆手枷颈关了十余日，看看不起作用，只得解开了捆住文天祥双手的绳索。双手刚获自由，他便要来纸墨给文璧写绝笔信。结尾处写道：“入幽州，下之狴犴，枷颈锁手，节其饮食，今已二十日。吾舍生取义，无可言者。”

十一月初二，除去颈上木枷，系上铁索。初五，被带到了枢密院。

让文天祥纳闷的是，到了枢密院并无人过问，只空转了一趟便被押回。初六又空转一趟。初七、初八依然如此，一直没跟枢密院官员照面。其中原由，你就琢磨去吧。

这回是孛罗亲自登场了。

到了十一月初九，文天祥被押到枢密院，只见大堂和两庑枪棒森严，杀气腾腾，孛罗高踞大堂正中，张弘范坐次位，两旁列坐院判、院签等枢密院高级官员，极尽威势。

文天祥走到堂中，仍像一个月前见阿合马那样，不卑不亢地作了个长揖，就挺身昂首以待。

堂上一个通事（翻译官）长唤：“跪——”

文天祥大声说道：“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

这一句话就让孛罗坐不住了。孛罗是什么人？他的袓父与父亲因效忠成吉思汗有功，被擢拔为怯薜，他因此得与忽必烈的儿子多吉一起读书，后成为忽必烈的随身翻译、将军，直到升任丞相。所谓怯薜，是成吉思汗钦点的贴身护卫，多为建国有功的勋贵家族子弟世袭，享有特殊的地位和特权。孛罗自小就养成了盛气凌人的脾性，一个亡国旧臣见自己竟敢不跪，还振振有词，顿时心头上火，喝令左右强迫文天祥下跪。

一班如狼似虎的差役扑上来，有的抓住手，有的按住脚，有的用膝盖顶背，把文天祥强拧成下跪的样子。文天祥索性坐在地上，就是不跪。

文天祥边挣扎，边愤而抗议：“如此是刑法耳，安所谓礼？”

通事传孛罗的话问：“汝有何言？”

文天祥激愤地说：“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忠于宋氏社稷，以至于此，幸早施行。”

通事又问：“更有何语？止此乎？”

文天祥还是那个话：“我为宋宰相，国亡，职当死！今日拿来，法当死，何复言？”

通事犹豫间刚要开口，孛罗举手制住，问道：“你道有兴有废，且道盘古王到今日，是几帝几王？我不理会得，为我逐一说来。”

天下事有兴有废，说得好，现在要你历数古今帝王，看你能不说到当今帝王元世祖？

文天祥不落圈套，一把挡回，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我今日非赴博学鸿词科，不暇泛言！”

自《史记》以降的正史皆汉史，还没有你夷狄什么事。

孛罗见自己的用心被识破，便对文天祥的人格发起攻击，问道：“我因兴废，故问及古今帝王。你既不肯说，且道古时，曾有人臣将宗庙、城郭、土地分付与别国人了，又逃走去，有此人否？”

诬我卖国，此话从何谈起？文天祥滔滔驳斥道：“谓予前日为宰相，奉国于人，而后去之耶？奉国于人，是卖国之臣也。卖国者，有所利而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卖国者也。我前日除宰相不拜，奉使伯颜军前，寻被拘执。已而有贼臣者献国，国亡，我本当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东，老母在广，故为去之之图耳。”

卖国何必逃走，逃走必不卖国。见将不死对手，孛罗转移话题，问道：“德祐嗣君，非尔君耶？”

文天祥答：“吾君也。”

孛罗讥讽道：“弃嗣君别立二王，如何是忠臣？”

孛罗的意思是，君存臣存，君降臣降，方为忠，太皇太后和皇帝都投降了，你却去另立皇帝，岂不是助篡逆臣？

文天祥反驳道：“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臣也。从怀，愍而北者非忠，从元帝为忠；从徽、钦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

好一个社稷为重，君为轻！皇帝投降了，为存社稷，为保国体另立国君才是忠。文天祥说的元帝不是忽必烈，而是东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睿，怀、愍是西晋末年逃跑和降敌的怀帝司马炽和愍帝司马邺。

文天祥的反驳有理有据，孛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张弘范早就想笑，此时终是忍不住扑哧笑出了声。

见孛罗发窘，一个院判赶紧出来解围，说：“晋元帝、宋高宗皆有来历，二王何所受命？”

也许是怕自己的失笑会惹恼孛罗，一直没开口的张弘范也跟着说：“二王是逃走的人，立得不正，是篡也。”

文天祥理直气壮地连珠反诘：“景炎皇帝，乃度宗皇帝长子，德祐皇帝之亲兄，如何是不正？登极于德祐已去天位之后，如何是篡？陈丞相奉二王出宫，具有太皇太后吩咐言语，如何是无所受命？”

“天与之，人与之，虽无传授之命，推戴拥立，亦何不可？”见孛罗等人仍坚持认为立二王不合法，文天祥进一步说，“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各是其是可也。”

孛罗无言以对，只得另挑话题，说：“你既为丞相，若将三宫走，方是忠臣；不然，引兵出城，与伯颜丞相决胜负，方是忠臣。”

文天祥说：“此说可以责陈丞相，不可以责我。我不曾当国故也。”如不是陈宜中阻挠，定要与你们决一死战。

孛罗已失靶心，胡乱问道：“你立二王，做得甚功劳？”

文天祥说：“国家不幸丧亡，予立君以存宗庙。存一日，则臣子尽一日之责，何功劳之有！”

孛罗已乱了阵脚，却还要问：“既知做不得，何必做？”

文天祥实在不想同他说废话，便说：“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虽明知不可为，岂有不下药之理？尽吾心焉，不可救，则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黔驴技穷的孛罗绷不住了，尥蹶子吼道：“你要死，我偏不叫你便死，禁持你！”

文天祥凛然不让，也大声说：“我以义死，禁持何害也！”

孛罗气得简直要爆炸了，他吹胡子瞪眼用蒙语嚷嚷着，或许都是骂人的话，连通事都没翻译。发了一通火，孛罗命狱吏把文天祥押回土牢。

这一场激烈的舌战，被文天祥记载在《纪年录》里，并说明：“所记言语，大略如此。当时泛应尚多，不能尽记。”

回到土牢，文天祥写诗一首：

俨然楚君子，一日造王庭。

议论探坚白，精神入汗青。

无书求出狱，有舌到临刑。

宋故忠臣墓，真吾五字铭。

此为组诗《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的第十二首。

在狱中，文天祥抱定成仁报国的信仰，一心求死，可以说每天都在盼着就义之时的到来。十一月初十过冬至节，元廷按制在节假日停止用刑，他甚至想，节后就该上刑场了。让他失望的是，节后仍无动静。直到十二月十二日，来了一个叫灵阳子的道士。

灵阳子进了牢房，寒暄几句，便大谈大光明正法。所谓“大光明正法”，是道教龙门派教义，说人的真性原是有一点光明的，人通过炼气修道就能扩充这点光明，使之愈聚愈大，直至积成大光明，得道成仙。说到底，就是要关注生命本身，性命双修，以求返璞归真，长生久视。灵阳子为何此时来谈论长生之道？

灵阳子没有白来。文天祥赠他两首诗。其一《遇灵阳子谈道，赠以诗》有云：

业风吹浩劫，蜗角争浮名。

偶逢大吕翁，如有宿世盟。

相从语寥廓，俯仰万念轻。

天地不知老，日月交其精。

人一阴阳性，本来自长生。

指点虚无间，引我归员明。

一针透顶门，道骨由天成。

我如一逆旅，久欲蹑屩行。

闻师此妙诀，遽庐复何情。

其二的诗题是《岁祝犁单于，月赤奋若，日焉逢涒滩，遇异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于是死生脱然若遗矣，作五言八句》。诗云：

谁知真患难，忽悟大光明。

日出云俱静，风消水自平。

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

天下唯豪杰，神仙立地成。

从诗中看，文天祥对灵阳子是很尊重的，说他“指点虚无间，引我归员明”，所谓员明，意即彻悟。而从“业风吹浩劫，蜗角争浮名”、“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这些诗句看，似乎也认同了他讲的这套生命哲学。

而且，这也不纯是一种应酬。也许与外祖父曾珏的影响有关，文天祥很早就与道士、方士多有交往，写过许多参道的诗。在病中他常穿道服、戴道冠静养。有一次病重，梦中被天帝召至天庭，上帝赦免了他，梦醒后大病立愈，写下《病甚，梦召至帝所，获宥，觉而顿愈，遂赋》一诗。另外，他除了自号“文山”外，还自号“三了道人”，意谓儒而大魁，仕而宰相，事君尽忠。后来在狱中写《胡笳曲》十八拍，序文署名浮休道人文山，“浮休道人”显然典出《庄子·刻意》中的“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含有此生即休之意。上述都可见道教对文天祥的影响。

然而文天祥对道教的敬畏，是出自程朱理学的道统。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以儒家伦理学为核心，糅合佛道及诸子之说，把自然、社会、人生统统融入其体系。他认为“天理”是万古永存的，主张通过“格物”、“正心诚意”的内心修养，恢复人原有的纯善本性，复明天理，而天理的具体体现就是三纲五常。所以文天祥说：“圣贤不语怪，而教人先内后外，未尝非神之意。神虽游于太虚，而考德问业，初无戾于圣贤之言。”又说：“为臣止忠，为子止孝，此其内心，固由然不自己；而况高山仰止，明神在前，则其戒谨恐惧，工力当倍。”这里说的神，即道家诸神。

邓光荐在《文丞相传》中记载：“冬，于狱中遇灵阳子，指示正大光明法。公自谓死生之际，脱然若遗。”然而这种对生死的彻悟和超脱，非但没有动摇文天祥以死报国的信仰，反倒坚定了他杀身成仁的意志。正如他在诗中所云：“莫笑道人空打坐，英雄收敛便神仙。”文天祥还是那个文天祥。

灵阳子为何来谈道？难道这又是孛罗安排的吗？

十二月十五日过后，孛罗派来一名令官，问狱官乌马儿，文丞相性犹硬不硬？过了两天，又来了一个令官，对乌马儿说，过几日孛罗要再审文丞相。“南来冠不改，吾且任吾囚。”文天祥就怕孛罗不来，打算这次见了他，要用更辛辣猛烈的话刺激他，把他彻底激怒，以求从速就义。

可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却不见孛罗再来。

到了年底，狱中的囚犯都释放了，乌马儿报告孛罗：“狱囚皆已宽放，唯文丞相一人在狱。”问怎么办，孛罗回答说等上奏元世祖后再说。

孛罗为何不来？你不是问我还硬不硬吗？文天祥以笔作答：“昔人云：‘姜桂之性，到老愈辣。’予亦云：金石之性，要终愈硬，性可改邪？”乌马儿将此话报告了孛罗，他当然不会来自找没趣。

孛罗确也就文天祥之事面奏了忽必烈。近三个月来，他软的硬的文的武的手段都用过了，如宋人郑思肖《文丞相叙》所说：“必欲以术陷之于叛而后已，数使人以术劫剌耳语，公始终一辞曰：‘我决不变也，但求早杀我为上！’贼屡遣旧与公同朝之士，密诱化其心。公曰：‘我惟欲得五事，曰剐，曰斩，曰锯，曰烹，曰投于大水中，惟不自杀耳。’贼又勒太皇传谕，说公降鞑，公亦不听。诸叛臣在北，妒其忠烈，与贼通谋，密设机穽夺其志，公卒不陷彼计，反明以语鞑。众首尽伏其智。”

文天祥就是这样油盐不进、无可救药。留下只能是祸，孛罗主张立即杀了他。

第二十二章 情天恨海 方寸风云

文天祥听说孛罗还要来审自己，就准备到时候与他死顶，逼他杀了自己。孛罗却改变了主意，决定不用再审就杀了他。但孛罗做不了主。当他上奏到元世祖忽必烈那里，忽必烈不同意，按《宋史·文天祥传》的说法：“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壮其节，又惜其才。”如此，他还想着文天祥有朝一日为己所用。其他朝中大臣也不同意杀文天祥。留梦炎附和忽必烈说：“若杀之，则全彼为万世忠臣。不若活之，徐以术诱其降，庶几郎主可为盛德之主。”张弘范也在病中向元廷表奏：“文天祥忠于所事，愿释勿杀。”

张弘范此时已病入膏肓。这位对文天祥敬重有加的对手还朝后，受到忽必烈在内殿为他设宴洗尘的优待，朝廷还安排了系列活动欢庆他凯旋。不幸的是，由于在南方染了疟疾，回到大都他就卧床不起，尽管忽必烈口谕御医全力救治，终未能挽救他的性命。临死前，他叫人取出忽必烈赐给他的尚方宝剑和铠甲，抚摸着它们合上了眼睛。终年四十三岁。

既然皇帝不准杀，对文天祥的裁夺就搁置了下来。

囚牢中形影相吊，孤孑一身，日长似岁，夜永如年。在苦闷的煎熬中，文天祥决定以诗来抚慰内心，支撑精神，来与敌人作不屈的斗争。至元十七年（1280）元旦过后，他开始大量创作诗歌，并着手编辑《指南后录》和《集杜诗》。

寒冬腊月，风雪吼叫着灌进宽八尺、深三丈二尺的土牢，冻得他直哆嗦。

他思念故国和家乡了，他集杜诗写道：“天地西江远，无家问死生。凉风起天末，万里故乡情。”

他也倍加思念战友和亲人。他集杜诗写江万里、张世杰、李庭芝、姜才、陆秀夫、家铉翁；写金应、张云、吕武、巩信、缪朝宗、赵时赏、杜浒、刘沐、张汴、邹㵯、肖资；写母亲、舅舅、妻子、儿女、弟弟、妹妹、妹夫。

写母亲诗云：“何时太夫人，上天回哀眷？墓久狐兔邻，呜呼泪如霰。”想起母亲葬在惠州的深山里，长与狐兔为邻，不知长弟文璧何时能将母亲遗骨迁回故里，自己身陷万里缧绁中无以作为，只能面朝南方呜咽痛哭。写妻子的诗一发三首，其中一首云：“世乱遭飘荡，飞藿共徘徊。十口隔风雪，反畏消息来。”妻子欧阳夫人在空坑与次子佛生、次女柳娘、三女环娘、妾黄氏和颜氏一道被俘，听说被押往北方，再无其他消息，每天盼着音讯又怕传来噩耗，人间灾祸有如此凄惨的吗？写两个女儿柳娘、环娘：“床前两小女，各在天一涯。所愧为人父，风物长年悲。”两个小女正当父母膝下撒娇的年龄，可现在天各一方，做父亲的非但无法呵护她们，连她们的生死都不知，怎不叫人心如刀绞。长子道生姿性可教，不幸早夭，“大儿聪明到，青岁已摧颓”；次子佛生生有奇缘，听说已死于乱世，“渥洼骐骥儿，众中见毛骨”；大妹懿孙贤惠孝顺，却孤苦漂泊，“近闻韦氏妹，零落依草木”；二妹淑孙自惠州葬母后，再也未见，“天际伤愁别，江山憔悴人”。这一字字，一句句，都饱浸血泪，凝结着无限的思念和苦痛。

囚牢里的时光像碾动的磨盘，日日夜夜缓慢而粗粝地碾轧着文天祥的身心。

牢外庭院的墙根和树枝上悄悄萌出了新绿，春天艰难地来临了。

这一天，朝中令官送来了一封信。文天祥展开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封信竟是三年多来杳无音信的女儿柳娘写来的。读了柳娘的信，他才知道妻子欧阳和柳娘、环娘等在空坑被虏后，即被李恒押往元大都，身穿道家衣冠，整日念诵道经，在东宫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此前他只听说她们被押送北方，押到哪儿不知道，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他甚至以为妻子已罹难，曾写《哭妻文》曰：“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上地下，惟我与汝。呜呼哀哉！”今天突然接到来信，其悲喜交集的情状可想而知。他是多么多么地想见到她们呀。但为何近在咫尺，却不让她们与自己相见呢？为何不是妻子而是柳娘写这封信呢？从文天祥的反应看，柳娘的信中应该有哀劝之辞。总之，文天祥读过信立时警觉起来。他意识到这又是一个阴谋，意识到元廷想利用亲情来动摇他一死报国的决心。他有感而发，当日就写了一首《得儿女消息》。不同于此前给她们的集杜诗，这首诗没有儿女情长，只有志节的抒发。

故国斜阳草自春，争元作相总成尘。

孔明已负金刀志，元亮犹怜典午身。

肮脏到头方是汉，娉婷更欲向何人？

痴儿莫问今生计，还种来生未了因。

诗的意思是，虽然自己像诸葛亮那样未能扶持刘备（金刀）复兴蜀汉，未能扭转宋朝败势，却仍要像陶渊明（元亮）效忠东晋司马氏（典午）那样，尽忠于赵宋王朝。因此决心抗争到底，没有谁能让自己卑躬屈膝。无辜的可怜的孩子呀，不要再劝父亲了，父亲死志已决，未了的父女缘分还是等到来世接续吧。

“人谁无骨肉？恨与海俱深。”他爱妻子女儿。他太想念她们了。他太想回信了。他也应该回信。但他没有，只写了这首诗。

这是何等痛苦的抉择！但他知道敌人把他们之间的亲情当成了手中的利器，他就是要以对自己的决绝，对自己的毫不留情，挫败敌人的攻击。

他没有给女儿回信，但有许多话要说。听说大妹文懿孙被家铉翁赎出后，流落到大都的一座寺庙里，便给大妹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途中有三诗，今录至。言至于此，泪下如雨！

《邳州哭母小祥》（诗略）

《过淮》（诗略）

《乱离歌六首》（诗略）

一、读此三诗，便见老兄悲痛真切之情。事至于此，为之奈何！兄事只待千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

一、可将此诗呈嫂氏，归之天命。仍语靓妆、琼英，不曾周旋得，毋怨毋怨！徐妳以下，皆可道达吾此意。当此天翻地乱，人人流落，天数，奈何奈何！

一、可令柳女、环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一、此诗仍可纳之千二哥。

兄文天祥家书，达百五贤妹信中表明自己并非丈夫无情，自己对亲人深切的感情和在战火离乱中的思念，在抄录的《乱离歌六首》（《六歌》）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之所以不回信，也没有答应柳女信中劝父求生的请求，是因大义和天命使然，由不得自己，正如所录《过淮》诗中所说：“我为纲常谋，有身不得顾。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天长与地久，此恨极千古。来生业缘在，骨肉当如故。”这是天命，同时也是家族血脉的定数：“母尝教我忠，我不违母志。及泉会相见，鬼神共欢喜。”信中要大妹把抄录的诗给欧阳夫人看，求得她的理解，并嘱咐柳女、环女好好做人。此外，信中说“仍语靓妆、琼英，不曾周旋得，毋怨毋怨！”这是什么意思？笔者以为南宋的妇女被虏后，很多都被元军将士强占为妾为奴，靓妆和琼英年轻漂亮，当然逃不过此命运。或许她们托信请求文天祥想办法帮助解脱，这当然也是元廷提出的交易，对此文天祥不可能答应，他只能请她们理解，让她们不要心存抱怨。

文天祥写给大妹的这封信，也是写给欧阳夫人、写给女儿的这封信，文懿孙没有收到，而是落到了王积翁手里。在福安降元的王积翁，此时任元朝兵部尚书，也参与了对文天祥诱降的活动，道士灵阳子的身后就有他的影子。几年后他出使日本，因强征使船上的船工哗变被杀，他死后，此信被其子季境在家中的故纸堆里发现，作为珍贵墨宝保存了下来。

在给大妹的信中，所谓“兄事只待千二哥至”，是指自己唯有一死，身后事要交由文璧去办；还说“此诗仍可纳之千二哥”，是说信中的三首诗也像自己其他的散作一样，交由文璧保存。除了自己的归葬和文稿保存外，母亲的灵柩迁回故里、接续宗祠香火等尽孝的大事也都指望文璧操办。自己尽忠，文璧替自己尽孝，是他与文璧形成的默契。所以，他誓死不降，并与降元的宋官水火不容，但从没有因此指责过文璧。相反，倒因为文璧为自己、为家族牺牲了名节而抱有一种同情和谅解。从他的诗中，便可感受到这样的情愫和信任。他在广州与文璧告别后，被押解北上的途中曾写了一首《寄惠州弟》：“五十年兄弟，一朝生别离。雁行长已矣，马足远何之？葬骨知无地，论心更有谁？亲丧君自尽，犹子是吾儿。”所谓“自尽”，即希望文璧能替自己尽到哀痛之情。在大都狱中，也集杜诗写了《弟四首》，其中有“兄弟分离苦，凄凉忆去年”、“百战今谁在，羁栖见汝难”、“忍泪独含情，江湖春欲暮”、“不见江东弟，急难心惘然”等句，表达了手足之情和对弟弟的深切思念。

文天祥有很多事要向文璧交代，盼着能有机会与他见面。巧的是这年春天，文璧奉诏进京觐见元帝忽必烈，于五月间来到大都。文璧以惠州城降元后，曾带着一家人回到吉州老家，后来被元廷召回，任命为少中大夫、惠州路总管兼府尹。

到了大都后，文璧没见到忽必烈。忽必烈按例已去上都避暑，要等到九月才返回。

文璧到达大都的消息通过乌马儿告知了文天祥。文天祥的感情十分复杂，写诗一首：“去年别我旋出岭，今年汝来亦至燕。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怜骨肉相聚散，人间不满五十年。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弟兄俩而今一个是马上官，一个是阶下囚，已不同道，但文天祥仍念着胞血之情。

对于文璧在大都有未与文天祥见面，除宋末诗人郑思肖写的《文丞相叙》，说他们曾见面外，史传均无记载，后人据此均不采郑思肖所传，或认为他们俩没有见面，或语焉不详。但笔者认为他们不可能没见面。理由之一是所谓正史虽没记载他们见面，但也没有讲他们没有见面；二是元廷既然千方百计诱逼文天祥投降，就绝对不会放过利用文璧进行劝说的机会；三是文璧也不可能不按元廷的指令办，否则此后不会给他封官授爵。所以笔者采信郑思肖所传，文天祥不但与文璧见了面，而且还与妻儿见了面。郑思肖写道：“贼俾公妻妾子女来，哀哭劝公叛。公曰：‘汝非我妻妾子女也，果曰真我妻妾子女，宁肯叛而从贼耶？’弟璧来，亦如是辞之。”此外还记叙了一个文天祥拒收文璧所送元钞的情节。而邓光荐的《文丞相传》中也有一句“虽示以骨肉而不顾”，可为佐证。

与文璧在狱中相见，不像在广州辞别，那时可以避开话题冲突，而今见文天祥，文璧说什么不说什么不能完全自主，文璧也许不会像元廷指使的那样劝降，但却不得不说明元廷的意图，文天祥也不可能不予坚决的反驳与斥责。正因为如此，文天祥就不便赋诗写文。他要对家族宗祠负责，他不能伤害已为自己和家族作出了太多牺牲的弟弟，不能给弟弟落下的骂名加码。

文天祥的笔下有极强的诗史意识，他是打算将自己的文字传诸后世的。文璧既已降元，文天祥非但不同他决裂，还为宗祠考虑与他保持来往，保持着兄弟情意，这是极其痛苦极其矛盾极其无奈的妥协之举，是他本心极不情愿的，是被他视为污点的。

在写了《闻季万至》、《得儿女消息》之后，文天祥再无与弟与妻的诗作。

文璧到大都见到了文天祥，而且不止一次。除了元廷安排的见面外，以后的见面不会是公开的。于此，文天祥和文璧自己不说，又有谁能知道？

由于忽必烈在上都未归，便让专程来觐见元帝的文璧留在大都等待。

随着时间推移，知道文天祥被囚兵马司的人渐渐多起来。许多敬重文天祥忠肝义胆的北人，纷纷托乌马儿向他求诗求字。也有托张弘毅求诗求字的。文天祥义同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坚持不吃元朝官饭，只吃张弘毅送的饭，狱吏开始不让送，不让送就绝食，由不得你不妥协。每遇人求诗求字，文天祥皆迅笔书与，从不吝笔。

转眼到了九月初七，这一天是母亲逝世两周年的忌日。父母逝世两周年是大祥之日，“诸子从丧主奉亡者之主诣庙，设于东室，再拜，奉桃主藏于夹室，阖门出，乃撤寝室灵床、灵座”。大祥又叫除灵，除灵后丧礼即告结束。

这天一早，文天祥身穿素缟麻衣，把母亲灵位供于桌几上，奉上供品，痛哭祭拜。他且哭且歌，歌以当哭，歌哭自己身陷牢狱，徒使母坟零落瘴江，“只今谁人守坟墓？零落瘴乡一堆土”；再哭与弟文璧、妹懿孙咫尺千里，却只能各自祭奠，“大儿狼狈勿复道”、“一儿一女家下祭”；再哭母亲忧国忘私，勉励自己抗元御敌，“当年嫠纬意谓何？亲曾抚我夜枕戈”；再哭忠孝不能两全，未尽孝道终生憾痛，“古来全忠不全孝，世事至此甘滂沱”；最后哭慰母亲，说弟文璧会想法把母亲灵柩迎回家乡，也期望自己死后能魂归故里，“二郎已作门户谋，江南葬母麦满舟。不知何日归兄骨，狐死犹应正首丘”。

文天祥且歌且哭，遂成彻心彻肺的长诗《哭母大祥》。

“母尝教我忠，我不违母志。”十月，在入狱一周年之际，文天祥一连写了三首诗，其中写道：“去冬长至前一日，朔廷呼我弗为屈。丈夫开口即见胆，意谓生死在顷刻。”表达了自己必死的决心和坚定的斗志。

虽说文天祥坚信，当忠孝不能两全，应移孝为忠，以大节为要，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为大”虽可解读为后人不孝为大，然血脉不传仍被视为后人最大的不孝）的阴影仍时时纠缠着他。至元十八年（1281）元旦，在这个除旧迎新、合家团圆的日子，他想起父母，想起两个死去的儿子，想起自己对宗祠的责任，便提笔给嗣子文陞写了一封信。此《赐男陞子批》在通行本的《文天祥全集》中未收录，只见之明崇祯四年（1631）《新刻宋文丞相信国公文山先生全集》及清代个别刻本，因其真切阐述孝忠关系及自己态度的文字并不多见，故全文照录：

父兴保、枢密使、都督、信国公批付男陞子：

汝祖革斋以诗礼起门户，吾与汝生父及汝叔同产三人。前辈云：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吾与汝生父俱以科第通显，汝叔亦至簪缨。使家门无虞，骨肉相保，皆奉先人遗体以终于牖下，人生之常也。不幸宋遭阳九，庙社沦亡，吾以备位将相，义不得不殉国；汝生父与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

吾二子，长道生，次佛生。佛生失之乱离，寻闻已矣。道生，汝兄也，以病没于惠之郡治，汝所见也。呜呼，痛哉！吾在潮阳，闻道生之祸，哭于庭，复哭于庙，即作家书报汝生父，以汝为吾嗣。兄弟之子曰犹子。吾子必汝，义之所出，心之所安，祖宗之所享，鬼神之所依也。及吾陷败，居北营中，汝生父书自惠阳来，曰：“陞子宜为嗣，谨奉潮阳之命。”及来广州为死别，复申斯言。传云：不孝，“无后为大”。吾虽孑于世，然吾革斋之子，汝革斋之孙，吾得汝为嗣，不为无后矣。吾委身社稷，而复不孝之责，赖有此耳。

汝性质闿爽，志气不暴，必能学问世吾家。吾为汝父，不得面日训汝诲汝。汝于“六经”，其专治《春秋》。观圣人笔削褒贬、轻重内外，而得其说，以为立身行己之本。识圣人之志，则能继吾志矣。吾网中之人，引决无路，今不知死何日耳。《礼》：“狐死正丘首。”吾虽死万里之外，岂顷刻而忘南向哉！吾一念已注于汝，死有神明，厥为汝歆。仁人之事亲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汝念之哉！岁辛巳元日书于燕狱中。

文天祥在信中陈述了立文陞为嗣的情与理，要求他以学问传家，专攻《春秋》，作立身之本，以继承自己的遗志。闲来无事，文天祥把此信又抄录了几遍，由求字求文的人带到狱外，在北人间被争相传阅。

至元十八年（1281）春天，忽必烈在宴殿召见了文璧，封他为临江路总管兼府尹。忽必烈在上都时，广东宣慰使、右丞相帖木儿不花曾去向他奏报文璧抵京的事，还特意说了一句：“此人是文天祥弟。”忽必烈对文丞相耳熟能详，却不知文天祥是谁，便问：“哪个文天祥？”孛罗答曰：“即文丞相。”忽必烈恍悟，叹息了好一阵，点头说：“是好人也。”遂又询问文璧的情况。帖木儿不花奏曰：“是将惠州城子归附的。”忽必烈又点头，说：“此人是孝顺我的。”他是去年秋季回大都的，不知为何过了那么久才召见文璧。

觐见了元帝，封了官，在大都逗留近一年的文璧就要回江西临江路上任了。他到狱中与哥哥告别。感慨之余，文天祥交代了迎母亲灵柩归葬、自己的后事等一干事宜，文璧一一应诺。哭别时，文璧拿出四百贯元朝宝钞，要哥哥改善伙食，买些衣物用品。文天祥问这些元钞的来路，文璧不敢说这是元廷授爵所赏，只如实说是元廷赏的。文天祥双手一推，说：“此逆物也，我不受！”文璧只得收起元钞，赧然退出牢房。

文璧离开后，文天祥犹感对自己的身后事交代得不细，又写了一信。“潭庐之西坑有一地，巳印元渭阳所献月形下角。穴地浅露非其正，其右山上有穴，可买以藏我。如骨不可归，招魂以封之。陞子嗣续，吾死奚憾。女弟一家流落在此，可为悲痛。吾弟同气取之，名正言顺，宜极力出之。自广达建康，日与中甫邓先生居，具知吾心事，吾铭当以属之。若时未可出，则姑藏之将来。文山宜作一寺，我庙于其中。”信中指明自己死后归葬的山穴，请邓光荐撰写墓志铭，在文山建祠堂作为祭祀自己的场所。信中并要求文璧尽全力把大妹懿孙一家带出大都，带回家乡。

此时小弟文璋受任同知南恩路总管府事，文天祥又写一信同他诀别。信中说：“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隐当若何？山中读书可矣，其它日，为管宁，为陶潜，使千载以下，以是称吾三人。”劝文璋不仕元朝，像历史上的重节名士那样隐居读书。

文天祥又把入狱后编定的诗文五卷整理好，与书信打成一个包裹。这五卷诗文为《集杜诗》二百首一卷；《指南录》四卷，其中“使北营，留北关外为一卷；发北关外，历吴门、毗陵（常州）、渡瓜洲，复还京口，为一卷；脱京口，趋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来三山为一卷”。

包裹里还有一个小布袋，内有一束从他头上剪下的头发，以示永诀。

包裹托张弘毅带出牢房，交给了文璧。

对哥哥忠心不贰的文璧南归后，果奉祖事亲，竭尽孝道，不负哥哥的重托。为把母亲灵柩迎奉归葬，他一直在寻找机会，但由于广东匪攘道梗，直到至元二十年（1283）八月才得以派了一个叫林端荣的旧属去河源办此事。不料护柩至循州时，林端荣暴病而死。次年夏又派孙礼到循州迎归。灵柩至值夏江口时，文璧和懿孙一同哭迎，启棺改殓，一路扶柩回到富川，安葬于淳化乡靖居里三采之原。除了把懿孙一家带回家乡，他又终身供养孤寡的二妹淑孙，命文陞万里迢迢去大都接回了养母欧阳夫人，终老故里。同时，他还收回了被元朝没收的田产，设法买回被没收的祖传老屋，建立家庙，祭祀历代祖先。他当然也妥为迎葬了文天祥的遗骨，完成了在文山买田建祠的任务，并将文天祥交给的诗稿及多方收集的散存遗稿整理刊行，传诸后世。

文璋也听从大哥的劝告，辞官归隐，读书终老。

文璧和懿孙南归后，元廷仍未放弃劝降的努力，而文天祥的表现更加决绝、激烈。

郑思肖描述道：“公竟如风狂（疯狂）状，言语更烈，一见鞑之酋长，必大叱曰：‘去！’有南人往谒，公问：‘汝来何以？’曰：‘来求北地勾当。’公即大叱之曰：‘去！’是人数日复来谒，已忘其人曾来，复问曰：‘汝来何以？’是人晓公意恶鞑贼，绐对曰：‘特来见公，徐无他焉。’公意则喜笑，垂问如旧亲识。他日，是人复来，公又忘之矣。”

对文天祥的这种表现，“叛臣留梦炎等皆骂曰‘风（疯）汉’，北人皆曰‘铁汉’”。

郑思肖又写道：“千百人曲说其降，公但曰：‘我不晓降之事。’虏酋曰：‘足跪于地则曰降。’公曰：‘我素不能跪，但能坐也。’贼曰：‘跪后受爵禄，富贵之荣，岂不可乐，何以自取忧苦？’公曰：‘既为大宋丞相，宁复效汝贼辈带牌而为犬耶？’或强以虏笠覆公顶上，则取而溺之，曰：‘此浊器也！’”

文天祥也曾在诗中用元官佩戴的虎牌毡笠贬损过唆都。他对侵灭祖国的元朝官吏已到了恶其余胥的地步。

第二十三章 缘情抒史 长歌正气

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如果没有劝降的人、慕名探访的人和求诗求字的人登门，文天祥就像参禅入定的僧人，终日冥然独坐，沉默不语。但在宁静的外表下，他的内心却是风暴迭起一刻不息。他时时都在奋争、怀想、痛责、哀诉。他把这一切凝血成诗。

入狱不久，他即一气集杜诗二百首。

所谓集杜诗，就是依自己的处境和情感意绪，采杜甫诗句重新组合，创出合仄押韵的绝句新章，冠以小序，生发出新的意境和蕴涵。如《误国权臣》，小序曰：“似道丧邦之政，不一而足。其羁虏使，开边衅，则兵连祸结之始也。哀哉。”诗为五言二韵：“苍生倚大臣，北风破南极。开边一何多，至死难塞责。”四句诗分别注明出自杜甫的《送韦中丞之晋》、《北风》、《前出塞》、《吴侍御江上宅》四首诗。这种集句成诗的创作手法由来已久，明代学者徐师曾说：“集句诗者，杂集古句以成诗也。自晋以来有之，至宋王安石尤长于此。”然而专集杜诗，也只有北宋诗人孔平仲尝试过。

文天祥早期诗作多酬唱赠答，或吟咏闲愁，或表达隐逸意趣，“大抵《指南录》以前之作，气息近江湖”。这也反映出当时的文学氛围。南宋末期的诗歌，一方面受理学影响，以义理为正，摒弃文采，导致精神自抑，情感苍白；另一方面，因国衰敛情约性，抒山水闲情，写民俗风习日常情趣，及投谒应酬的所谓“江湖体”风行，致使“精泊沦亡，气局荒靡，澌焉如弱卉之泛绪风”。诗歌创作在整体上滑向了低谷。

然而，正如文天祥所主张的：“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性情未发，诗为无声；性情既发，诗为有声。之无声，诗之精；宣于有声，诗之迹。”自元军大举南侵，家国危亡之际，诗人的爱国忧患和悲苦思情在绝望中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其诗作的视野、感情和风格的格局豁然大开，崛然飙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尤其是身陷敌营、沦入流离颠沛，诗人更是直通杜甫的精神气脉，自宗杜甫在离乱中痛抒国破家亡的史笔，以雄阔慷慨而又悲凉苍茫的抒发，记录下了天崩地裂的惨痛时事和自己的血泪心史。

至元十七年（1280）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天，乌马儿带了一个人来。此人叫汪元量，字大有，号水云，亦自号水云子、楚狂、江南倦客，钱塘人。汪元量精于写诗填词，琴艺更是卓尔不群，曾是宫中侍奉谢太后和王昭仪的琴师。临安沦陷后，他携琴随三宫入燕。忽必烈惜他才华，让他做官，他不从，赐为黄冠道士。

进了牢房，一副羽扇纶巾模样的汪元量作揖行礼，作了自我介绍，说久仰文天祥的名节和诗文，特来谒见请教。文天祥也以礼相敬，说也曾拜读过先生的诗词，但觉风骨凛然，只恨无缘交往。汪元量遂从袖中取出一卷诗作，请文天祥指教。

汪元量的这卷诗也是效仿杜甫的诗史笔法，记述亡国之戚，去国之苦，其风格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唏嘘而悲。文天祥粗略浏览，见汪元量与自己意趣相投，便与他探讨起创作的体会。

文天祥为汪元量诵读了不久前写的一首《读杜诗》。

平生踪迹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

耳想杜鹃心事苦，眼看胡马泪痕多。

千年夔峡有诗在，一夜耒江如酒何！

黄土一丘随处是，故乡归骨任蹉跎。

这是在写杜甫，更是在写自己。自己的坎坷遭际、人格追求和对诗歌的理解，几与杜甫一脉相承，以致感到“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所以当他在狱中回顾亡国之痛，打算以诗抒怀记史时，干脆就用集杜诗的手法，谱写了一部忠愤交集贬褒肆意的“诗史”。他一共写了二百首，皆五言二韵，汇成一集。在这些诗中，他抨击了贾似道、陈宜中等奸臣专权误国，痛斥了刘整、吕文焕、夏贵等降将卖国求荣，臧否了张世杰、李庭芝等抗元将领的功过得失，颂扬了金应、巩信、赵时赏、杜浒等爱国志士浴血奋战、慷慨殉国的英雄壮举和崇高气节。同时，也记述了自己从举义勤王，到出使元营、镇江脱险、二次勤王、江西大捷、兵败被俘直至北去入狱的经历，抒发了深重的亡国之痛和黍离之悲。

文天祥在《集杜诗》的自序中说：“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性情同哉！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其以咏歌之辞寓记载之实，而抑扬贬褒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盖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矣。”事实又如何呢？《四库全书》评述此集：“每篇之首悉有标目次第，而题下叙次时事，于国家沦丧之由，生平阅历之境，及忠臣义士之周旋患难者，一一详志其实，颠末粲然，不愧史诗之目。”这个评价与文天祥的初衷是吻合的。那么以诗记史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集杜诗》最后一首的集句为：“茫茫天造间，高岸尚为谷。百川日东流，势阅人代速。”以诗记史的目的，就是要激励后人法天不息，奋斗不止。

文天祥告诉汪元量，入狱后的这几个月，自己每日写诗，读诗，接待或应付各方来客，有时也抓住机会向狱吏讲前史忠义传，此外就是静默独坐，在内心与亲朋好友对话，与志士同道对话，与忠义先贤对话，与皇上权臣对话，与奸佞小人对话，与强寇元酋对话。这些对话有时心平气和，有时义愤填膺，有时情深意切，有时枪来剑往，思接千里，上下千年，逼仄的牢房倒也不能完全剥夺他的自由。

说起汪元量的诗，文天祥称赞他的创作风格“风樯阵马，快逸奔放”，问他何以能如此？汪元量说这要得益于像司马迁那样行万里路，为见多识广之故。文天祥叹曰：“嗟乎，异哉！”

两人惺惺相惜，谈得十分投机。文天祥将诗留下，说要延日细读。后来他为汪元量的诗卷题跋，为之歌曰：“南风之薰兮琴无弦，北风其凉兮诗无传。云之汉兮水之囦，佳哉斯人兮水云之仙。”可见评价之高。

聊到近晚，文天祥把话题转到汪元量随身带的琴，说先生诗写得好，听说琴艺更是一绝。汪元量说承蒙丞相垂爱，不妨这就为丞相演奏一曲。说罢，就摆琴演奏一曲《胡笳十八拍》。只见他左手按如入木，右手弹欲断弦，颤动的七根弦上骤起滚滚风涛，激荡起不羁而雄浑的气魄、无法遏制的悲愤和绞肠滴血般的痛楚。文天祥知道这是东汉才女蔡文姬倾诉惨痛身世的泣血之作，感慨汪元量为自己演奏此曲的良苦用心。他俯仰吟咏，击节伴和，深深地沉浸到了旋律的意境之中。

一曲奏罢，文天祥夸赞汪元量弹得出神入化，感人至深。两人遂又聊起《胡笳十八拍》的情感蕴涵和蔡文姬的悲苦命运。汪元量见文天祥对《胡笳十八拍》感同身受，青睐有加，便提议他按《胡笳十八拍》的琴谱写一组诗。文天祥欣然应诺。

等到一个多月后，汪元量再次来狱中探访时，文天祥拿出了组诗《胡笳曲》。这组诗也是集杜诗而成，也是十八拍，每拍八至十四句不等，格律虽与蔡文姬不尽相同，情调却相激。诗中抒发了宋亡及自己被俘后的见闻和思绪感受。如写元军的破坏和杀戮造成的后果：“中天月色好谁看？豺狼塞路人烟绝。”“恸哭秋原何处村？千村万落生荆杞。”“江头宫殿锁千门，千家今有百家存。”“汉家山东二百州，青是烽烟白人骨。”写内心的苦闷：“欲问长安无使来，终日戚戚忍羁旅。”“身欲奋飞病在床，时独看云泪沾臆。”“胡骑长驱五六年，弊裘何啻连百结。”“冬至阳生春又来，口虽吟咏心中哀。”写丧亲之痛：“我已无家寻弟妹，此身那得更无家。”“离别不堪无限意，更为后会知何地。”“自有两儿郎，忽在天一方。胡尘暗天道路长，安得送我置汝傍。”“断肠分手各风烟，中间消息两茫然。”尽管《胡笳曲》全诗笼罩着“江风萧萧云拂地，笛声愤怒哀中流”的凄惨悲戚，诗人仍一如既往地心念故国，以“胡雁翅湿高飞难，一箭正坠双飞翼”、“自断此生休问天，看射猛虎终残年”的铿锵诗句，表达了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读罢《胡笳曲》，汪元量已是泪流满面。文天祥认为有的句子尚不妥帖，又与他切磋推敲了一番。改定后，汪元量说要将此诗珍藏于家，请求文天祥再亲笔录写一份。文天祥当即誊写一遍相赠。

又至近晚，乌马儿催促再三，汪元量方起身。辞别时握着文天祥的手，勉励他尽节，“必以忠孝白天下”，并表明自己“将归死江南”。果然，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已十八岁的瀛国公赵 入吐蕃学佛法，其母全太后入正智寺为尼，王昭仪去世，他侍奉的宋氏遗室已分崩离析，便上书忽必烈请求南归。获准南归后，他组诗社，过潇湘，入蜀川，访旧友，后于钱塘筑“湖山隐处”，行踪飘忽，被时人称为“神仙”，终老山水。他记叙亡国之情的诗集《水云集》，亦被称为“诗史”。

除了《胡笳曲》，汪元量还获赠了文天祥的其他一些诗作。文天祥每日读诗、写诗、编诗，也常抄写自己的旧作，赠送给慕名来求诗求字的人。这些诗作出了监狱，包括北人在内，被人们在私下里争相传诵。有的诗作远传到了南方，被南宋遗民寄以情思，推崇备至，比如《哭母》一诗，有南人按照“及泉会相见，鬼神共欢喜”的诗意，绘出《鬼神欢喜图》，又被大量临摹投赠，以褒扬文天祥的名节。但也有署名文天祥的伪作混杂其中，这些诗作“虽有才学，然怪其笔力不能操予夺之权，气索意沮”，与文天祥忠愤感发的丹心碧血之作气韵殊异，人们“深疑其语，后乃知叛臣在彼谀虏嫉公，或伪其歌诗，扬北军气焰，眇我朝孤残，怜馀喘不得复生之语，杂播四方，损公壮节”。这种为讨好新主子践踏忠义的伪作不经推敲，一识即破，只能反照出叛臣卑鄙无耻的嘴脸。

汪元量读了从狱中带出的诗，写了一首《读文山诗稿》，曰：“一朝禽瘴海，孤影落穷荒。恨极心难雪，愁浓鬓易霜。燕荆歌易水，苏李泣河梁。读到艰难际，梅花铁石肠。”汪元量极为精准地写出了文天祥被俘后的精神境遇，写出了他诗作中的凛然气节和铮铮铁骨。

其中“恨极心难雪，愁浓鬓易霜”两句，不仅反映出文天祥的苦难内心，也反映出狱中的恶劣处境。

囚室宽仅八尺，深不足三丈，门窗低矮狭窄，终日不见阳光，空气流通不畅。到了夏季，室内闷热难当，暴雨来临更是积水成灾。入狱头一个夏天的五月，一场大雨把牢内变成了泽国。第二年（1281）的五月十七日深夜，又是一场暴雨，积水顷刻间漫过了床榻，文天祥只得起身在水中站着。他大声呼喊狱卒，不知是被风雨遮掩还是装作听不见，狱卒全不理会。黑暗中老鼠从墙根洞穴里逃出来，像鱼一样泼剌乱窜，最终都溺死水中。他在水中站了一夜，天亮后，狱卒才过来开沟排水，积水宛似破塘决堤哗哗奔泻。

积水排走了，午后暑热升腾，蒸笼般的室内弥漫起污浊的水汽、烂泥的土气、炎热的日气、柴灶的火气、腐仓的米气、腥臭的人气、厕所和死鼠的肮脏污秽之气。不要说在这里吃饭睡觉，就是跨进来一步都令人作呕。这让他想到，在如此恶气充塞的环境里生活，不染上疾病才怪，而凭自己的虚弱之躯，却能泰然处之，安然无恙，这是什么原因呢？

不仅如此，他自殿试对策时就犯颜直谏，抨击时弊，此后一路忠直为国，守正不阿，上书乞斩董宋臣，乞斩吕师孟，讥刺贾似道，因此受到权贵的打击压制，先后五次被罢官。自外族入侵奋起勤王后，又受到留梦炎、陈宜中和黄万石等人的诬陷阻挠，甚至遭到李庭芝的追杀和张世杰的排挤。至身陷敌营，更是抗辩伯颜，漠视阿术，诗拒张弘范，舌战阿合马和孛罗，因而备受凌辱和牢狱之苦。这期间还经历了镇江走脱，空坑兵溃，五坡岭被俘服毒自杀，目睹厓山宋亡海战，北上绝食与万里行役，家人被俘或死于战乱等种种磨难。

经历了如此令人难以承受难以想象的命运折磨，他非但没有丝毫的动摇，反倒抱定死节报国的信仰，愈加以法天地之不息的精神，“独行其志，坚力直前，百挫而不折，屡踬而愈奋”，依然是大义凛然、岿然不动地挺立于天地之间。

这是为什么？文天祥自问，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自己，鼓舞和激励着自己？

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说：“太虚者，气之本。气有阴阳，屈伸相感之无穷……阴阳之气，散则万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则混然，人不见其殊也。形聚为物，形溃反原。”文天祥完全接受这种气本原之说，早在《御试策一道》中就写道：“臣请溯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舆，坱圠无垠，浑浑元气，变化无端。”又说：“臣窃惟天一积气耳，凡日月星辰风雨霜露，皆气之流行而发见者。”他认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元气”，世间的一切包括人，都是在气的运行中产生和发见的。

“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气有正邪之分，东汉哲学家王充的《论衡·无形篇》说：“遭时变化，非天之正气，人所受之真性也。天地不变，日月不易，星辰不没，正也。人受正气，故体不变。”那么人的正气是如何形成的呢？一方面，文天祥认为：“阴阳大化， 缊磅礴，人得之以生。而变化气质，则在学力。”又说：“养其气质，莫重于习……习于上则上，习于下则下。”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星辰之向背，日月之远近，东西南北天地之气，所受各有深浅……而吉凶寿夭变化交错，正自不等。”就是说正气的形成，以及人心中仁义礼智与禀性刚柔善恶之差异，一是与学习和意志的锤炼有关，二是取决于所受的元气深浅之不同。

而一个人如果有了一身正气，就能够“健顺五常之理”，内禀于性，外合于义，至大至刚，循理而动，不为艰难困苦所左右。诚如南宋思想家陈亮所说：“唯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之所钟也，人心之所会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岂天地之外夷狄邪气之所可奸哉！”为什么自己能顶住种种挫折和打击，仍矢志不改，仍孜孜以追求人格理想？经过思考，文天祥找到答案了，这就是《孟子·公孙丑上》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自己的行为不是出于激昂的血气之勇与一朝之愤，而是这浩然之气，这天地间的正气，让自己抵御了七气的侵扰而辟百病；正是这浩然之气，这天地间的正气，让自己战胜了在官场和国难中遭遇的重重噩运和磨难，保持了士大夫的气节。

悟出了这个道理，文天祥豪情激荡，灵感迸发，诗情在胸中奔突冲动。他再也按捺不住地翻身跃起，点亮油灯。

可以想象那又是一个夏季闷热的夜晚，此时恰巧一道闪电甩出了一个贯顶霹雳。他抓笔蘸墨，奋笔疾书：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正气存在于天地之间，在大千世界乃是日月星辰与山川河岳的精气，在人身上即为充塞天地的“浩然正气”。一个人的浩然正气，在“皇路清夷”的治世，表现为刚正不阿、坚持直道、宁折不弯；在国难当头，元气磅礴凛烈相激的乱世，则表现为生死不顾忠贞不贰的凛然气节。

立时，一位位节义英烈齐集胸中，浩然正气以悬河倒挂之势，以有血有肉的形象跃然纸上：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十二位忠烈名士，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个个是丹心铁骨，浩行壮举。“太史简”是说春秋时齐国太史记下大夫崔杼弑君的史实，被杀后其弟继为太史，仍不畏淫威直书史实，又被崔杼杀害。“董狐笔”为春秋时晋国太史董狐秉笔直书，不计个人安危，在史册上记下权臣赵盾弑君之事。“张良椎”是指秦灭六国，韩国贵族张良为报亡国之仇，募使刺客用百斤大椎伏杀秦始皇，事败刺客被诛。“苏武节”则为西汉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历尽艰辛十九年，在北海持汉节牧羊，誓死不降。“严将军头”是说汉末巴郡（今重庆）太守严颜被张飞生擒，誓死不降，说：“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嵇侍中血”即西晋侍中嵇绍在与叛军作战时以身体掩护惠帝，被乱箭射杀，惠帝命勿洗血衣以存念。“辽东帽”为汉末管宁避乱辽东，汉亡后拒绝为魏文帝和明帝所用，皂帽布裙，安贫讲学，隐居辽东三十年。“出师表”是说诸葛亮领兵伐魏，临行向后主上《出师表》，披肝沥胆，竭尽忠诚。“渡江楫”则是东晋祖逖为收复中原，率军渡江北伐，中流击楫立誓说：“予生不能清中原而后济者，有如此江！”“击贼笏”事出唐德宗时，藩镇朱沘叛唐，段秀实借议事之机，夺人朝笏，边骂边猛击朱沘，尽忠被杀。“张睢阳齿”与“颜常山舌”，即如前所述，在抗击安禄山叛乱中，睢阳守将张巡被俘后，叛军听说他决绝死战咬碎牙齿，以刀抉其口辱之；后者常山太守颜杲卿被俘后大骂安禄山，舌头被钩断仍骂不绝口。这些人物有的在文天祥的诗作中反复出现。

正是这些忠义节士身上焕发出来的浩然正气，让他们或直笔青史，或除奸削乱，或舍生守节，或复国定邦，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

又是一道闪电伴着霹雷猛然推开暗夜擎天拄地。文天祥凝神片刻，旋又笔走龙蛇：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正是这种伟力磅礴凛烈万古的浩然正气，奠定了天地的础柱，维系着纲常道义的命脉。也正是这种清正高洁的浩然正气，鼓舞和激励着自己奉行公道和直道，坚守士大夫的信仰和气节，而今在阴森寂寞污秽腐臭的牢狱除却邪气，高视蓝天白云，从容展读经义典籍，对战胜民族敌人充满了信心：

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

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

阴房阒鬼火，春院 天黑。

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

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

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

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霹雳轰鸣，闪电炸驰。猛地刹住笔，文天祥犹感精神高爽，体内元气磅沛，澎湃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正气伟力。

这首诗就是《正气歌》！

今夜此诗，就是他的那首震古烁今传诵不绝在中国文学史上璀璨夺目的《正气歌》！

此诗词气磅礴、笔势遒劲、格调沉雄、真力弥漫地表达和礼赞了伟大的人格力量和崇高的精神品质，表达和礼赞了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坚贞的民族气节，读之令人荡气回肠，击节叫绝。

如前述《言志》诗一样，有人说此诗受宋诗言理风习的影响，不免有概念化之嫌，胜是胜在思想内容，艺术上则显得粗糙，难有可取之处。对于此说，笔者仍不能苟同。诗的本质在于抒情言志，《正气歌》集中体现了文天祥的这种诗学观，集中体现了他宏衍巨丽、严峻剀切的创作特点。此诗不尚雕饰而大气包举，以血肉生命和痛厄命运融合了情与理，感情真挚而蕴含深厚，义薄云天而韵味无穷，且结构严谨，格律精工，歌之既血气贲张，又抑扬顿挫，极具感染力和冲击力。应该说，这是一首有着诗的真生命的诗篇，不愧为作者的又一代表之作，也不愧为一首千古不朽的诗歌经典。

五月中旬那场大雨过后，连续一个多月都是揭不开的穷阴。终于，在七月初二晚间，憋足了劲的老天又下了一场大暴雨。这场暴雨比上次还要厉害，看文天祥是怎么形容的：“浮云黑如墨，飘风怒如狂。滂沱至夜半，天地为低昂。势如蛟龙出，平陆俄怀襄。初疑倒巫峡，又似翻萧湘。”牢内墙壁多处垮塌，地势低处积水成涝，狱卒把南牢房中无法立足的犯人并到北牢房，继而又转到东厢房。文天祥的单人牢里也淹了水，床铺浮动，土墙摇摇欲倒。尽管如此，尽管外面人声嘈杂，他依然躺在床上鼾睡到天亮。

破败不堪的土牢是无法待了，七月初五，犯人被暂时转移到宫籍监。囚押文天祥的单间像是一个大书房，“明窗净壁，树影横斜”，颇为清幽。可只住了短短六天，又迁回了兵马司。先是独处旧址西侧的一间小屋，这里因地势高燥要凉爽些。不久，土牢经修缮勉强可住了，就又回到原先那间湿闷霉腐的牢房。

此后，直到一年多后慷慨就义，他就一直被囚在这间又暗又湿又脏又臭的牢房里。

从赵昺祥兴二年（1279）十月，到元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文天祥在兵马司被关押了三年有余。在这三年里，他新创作了一百多首诗歌，集杜诗二百首，亲手编定了诗集《指南录》、《指南后录》和《集杜诗》。此外，还自编了《纪年录》，记载了自己从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到元至元十九年（1282）的一生经历。

《指南录》共四卷。卷一所辑为出使元营，与外敌斗争所作。其中《纪事》一首云：“三宫九庙事方危，狼子心肠未可知。若使无人折狂虏，东南那个是男儿？”表达了天降大任，不负大义的坚定意志。卷二是从临安被裹挟北上，到镇江走脱前的心录。中有《无锡》一首写道：“英雄未死心为碎，父老相逢鼻欲辛。夜读程婴存赵事，一回惆怅一沾巾。”表达了对战场失利和恨不英雄的悲愤。卷三的内容是虎口脱险，万死东归的艰难历程。此卷纪实性最强，组诗《脱京口》即用了十五首诗描述了十五难，然而“不是谋归全赵璧，东南那个是男儿？”就是肝脑涂地也要拼出一条归路，以图再兴。卷四尽为东归途中和南剑起兵前后的经历和感怀。《指南录》的点题之作《扬子江》，“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即见于此卷。

《指南后录》共三卷。卷一又分上下两卷，卷一上以《过零丁洋》冠首，收录了被押海上观厓山海战至被押到广州期间的作品。其中有《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又六噫》、《南海》等篇，抒发了亲历宋亡血泪迸飞的痛苦之情，而《言志》和到广州与张弘范对话所作等几首，以“高人名若浼，烈士死如归”的主题，表达了国虽亡而志节不改的铁石誓言。卷一下是从广州被押往建康，及从建康被押北上之前所作。此辑有对故国的痛悼，有对敌寇的声讨，有对历史和人生的感悟，更有“江山不改人心在，宇宙方来事会长”的长啸，对未来寄以希望。自建康北上，至同年年底在监狱中写的诗，编为第二卷。此卷触景生情，逢事感发，饱蘸痛忧与忠愤，倾诉去国离愁，如：“吴会日已远，回首重悠悠。驰驱梁赵郊，壮士何离忧。”抒写不泯心志，如：“不能裂肝脑，直气摩斗牛。但愿光岳合，休明复商周。”卷三所辑诗作，便都是自至元十七年（1280）元旦起，至临刑前的“狱中诗”了。此卷中的八十一首诗作，以《正气歌》为代表，身居囚室，心驰乾坤，“朝登蓬莱门，暮涉芙蓉城。忽复临故国，摇摇我心旌”，用一腔浩然正气彰显了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和民族气节。“北人传好句，大半狱中成。”诗家对此卷的诗作评价极高。

所编《集杜诗》如上所述，皆为入狱之初所作。

留存至今的文天祥诗作共八百三十余首。《指南录》、《指南后录》、《集杜诗》集中了后期创作的精华，加上民间士人将文天祥散传于狱外的作品编辑成《吟啸集》，共有五百七十多首。

这五百余首诗都写于德祐以后。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写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文天祥的这些诗，也正是在外族入侵，国家遭遇灭顶之灾，他在奋起勤王及沦为元囚罹遭万劫的惨痛经历中，用燃烧的生命和冲腾的血气，用生命的孤注一掷凝结而成的文学瑰宝。

文天祥自觉以诗记心、记史。而他的诗也忠实地塑造和表现了他以法天地之不息的担当意识和进取精神与困厄和黑暗抗争的光辉形象，歌颂和弘扬了从他生命中迸发出来的伟大民族气节和人格力量。

人即诗，诗即人。在士风衰败的宋末，他是士大夫的良知和情怀最后的持守，是道义暗夜中的一束强光，是世风晦浊中的一株雪莲。他的一生就是一首大诗，追求之诗，搏难之诗，奋争之诗，勇毅之诗，风骨之诗，血性之诗，生死之诗，信仰之诗。

他的一生就是一首慷慨悲壮的《正气歌》。

同时，文天祥的诗作也创造了艺术上的独特价值。明初宋濂指宋末衰敝的文坛：“自宝庆之后，文弊滋极，唯陈腐之言是袭，前人未发者则不能起一喙。精魄沦亡，气局荒靡，澌焉如弱卉之泛绪风，文果何在乎？”文天祥看得更远，他说：“魏晋以来诗，犹近于三百五篇，至唐法始精，晚唐之后，条贯愈密，而诗愈漓矣。”他推崇被刘勰称为“五言之冠冕”的十九首五言古诗，“选诗以十九首为正体。晋宋间诗，虽通曰选，而藻丽之习，盖日以新。……惟十九首悠远慷慨，一唱三叹而有遗音。十九首上，有风雅颂四诗。”在文风虚极之时，他坚持《诗经》以来形成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坚持从前人的艺术成就中吸取营养，从现实出发，以强大的情感力量和精神力量，融铸了娴熟精湛的多种修辞手法，写景、咏物、怀古、言志、抒情，创造出雄浑悲壮的意境和宏衍巨丽、严峻剀切的艺术风格，以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意义，使得南宋末期如同各个历史时期一样拥有了自己的艺术高峰，为中国诗歌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天祥生平大节照耀今古，而著作亦极雄赡，如长江大河浩瀚无际。其廷试对策及上理宗诸书，持论剀直，尤不愧肝胆如铁石之目。故长谷真逸《农田余话》曰：‘宋南渡后，文体破碎，诗体卑弱，惟范石湖、陆放翁为平正。至晦庵诸子，始欲一变时习，模仿古作，故有神头鬼面之论。时人渐染既久，莫之或改。及文天祥留意杜诗，所作顿去当时之凡陋。观《指南前·后录》可见不独忠义贯于一时，亦斯文间气之发见也。’”此说肯定了文天祥在文学史、诗歌史上的地位。

至元十八年（1281）十二月三十日，文天祥迎来了狱中的第三个除夕之夜。青灯孤影，他独自饮下几杯张弘毅送来的宋酒，微醺中研墨沉吟，写下了入狱后的第三首《除夜》：

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

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

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

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

他以从容淡定的心情等待甚至是期待着越来越迫近的死期。

第二十四章 成仁取义 柴市赴刑

老鼠和蛇在墙角乱窜，衣服和床铺间爬满了虱子和蚂蚁，还有溲腐污浊令人窒息的空气，这一切都在折磨着文天祥。但对他的健康侵蚀最厉害的，是国家灭亡和与妻子儿女生离死别对内心的蹂躏摧残。被囚的第三年，也即至元十九年（1282），他先后病倒了三回。最严重的一次是在这一年的正月，他的臀部患痈化脓，并伴以高烧，让他领教了从未有过的痛苦。还有，他原本就有的眼疾也持续恶化，视力衰退得厉害，左眼近乎失明。

经受这一切，他都凭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挺了过来，仍坚持每日读书写诗，以诗明志。三月初，在逃到真州六周年之际，他写了一首长诗，其中写道：“地下双气烈，狱中孤愤长。唯存葵藿心，不改铁石肠。”五月二日，四十七岁生日这天，又写了一首长诗，中云：“痛甚衣冠烈，甘于鼎镬烹。死生久已定，宠辱安足惊？”几日后的端午这一天，他又写道：“人命草头露，荣华风过尔。唯有烈士心，不随水俱逝。”

在昏暗的土牢里被囚三年，他没有丝毫改变，而今他仍抱定一个念头，一个企盼，就是行刑的刀斧及早砍到自己的脖子上，他好以一死殉节报国，以轰轰烈烈的死与敌酋做最后的一搏。

为此，他在这年春天写了一首《自赞》。这是一首给自己的赞诗，他要在就义的那一天将它置于衣带间，让它借助生命永诀和热血喷洒的力量向世人宣示自己的心志。

但元廷对他的裁决迟缓徘徊，仍在犹豫之中。

这一年的三月，元廷中发生一桩大事，把持朝中大权二十年之久的阿合马被杀了。忽必烈派和礼霍孙与孛罗合办此案，办案期间和礼霍孙被提拔为中书右丞。此人曾为翰林学士承旨，以品性儒雅为世祖所重，任职翰林时，他就曾建议元朝国子学收录汉官子弟，这回当上丞相，仍不拘蒙汉，好任用有才学的文儒。谁是当今最具才识的汉儒？人们自然会想到文天祥，于是一时间“多以天祥为荐”，朝中对文天祥出仕的议论迅速升温。

入秋，忽必烈从上都回到大都，和礼霍孙向他报告了此情。这正合忽必烈心意，他不仅想用文天祥，而且还要重用文天祥。于是在临朝时，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问群臣：“南北宰相孰贤？”

“北人无如耶律某（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群臣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

耶律楚材是什么人？其人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自小博学汉籍，宋金联合灭辽后，到金朝做官。成吉思汗十年（1215），蒙古军攻陷燕京，成吉思汗听说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遂向他问治国大计，此后揽为亲用。这位身长八尺的美髯公不负成吉思汗，为蒙古国的发展建立了殊功。成吉思汗曾对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忽必烈对爷爷倚重的这位功臣也十分尊崇。耶律楚材死后，忽必烈遵照他本人遗愿，将他的遗骸迁移到燕京玉泉以东的瓮山，即今天的颐和园万寿山安葬。

群臣将文天祥与耶律楚材相媲美，认为他俩是一南一北最好的宰相，可想文天祥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忽必烈点头称许。他要的就是这样的回答。

两年多前，孛罗上奏杀文天祥，他不点头，除了政治需要，除了佩服文天祥忠于所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爱慕其才，想着有朝一日能为己所用。他渴慕、需要中原成熟发达的治国文化。实际上，早在宪宗元年（1251），自他受命治理汉地开始，他就热衷于学习汉文化，广交汉儒，任用汉儒整饬地方吏治，想着“大有为于天下”。后来他在汗位争夺中击败弟弟阿里不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身边有一个庞大的汉人幕僚集团。夺得汗位后，他尊用汉法，不顾蒙古贵族的阻挠，建立了一套以汉王朝为摹本的政治体制，并任用了大批儒臣。忽必烈跟他爷爷成吉思汗一样，也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帝王。

忽必烈一点头，群臣就明白了，皇上不但要起用文天祥，而且将付以大用，有意如舆论所说要让他当宰相。

这对南宋降臣王积翁、谢昌元等人来说无疑是个大好事。他们迫不及待地给文天祥写信，把这个信息告诉了他，希望他能顺应世变，出任元廷宰相。

王积翁、谢昌元等人是真心的，他们虽身为降臣，却素敬文天祥的志节和才学，觉得他若被杀实在是可惜。而且，他们不希望降臣和忠烈之间的界线划得那么泾渭分明，如果他们之间的界线是非死即生，那么杀一个忠烈，就等于在他们身上加了一码罪过和耻辱。所以，此前他们就曾与留梦炎、程飞卿等人商议，看是否能向元帝合奏，建议放了文天祥，让他去当黄冠道士。但留梦炎的想法不同，他对王积翁说：“文公赣州移檄之志、镇江脱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辈何有自解？”嘴上这么说，其实这并非是真正的理由。与王积翁等不同，他与文天祥打交道多年，当年他阻挠文天祥率勤王军进京；次又为避战求和，要文天祥舍近求远援防独松关贻误战机；国难当头，文天祥在前线浴血奋战，他却私自逃回老家终至投降；文天祥被押到大都后，他又第一个被驱遣上阵劝降，被骂得狗血淋头，可以说，他与文天祥是忠奸两端，文天祥的存在就是对他的痛斥和羞辱。他岂能容文天祥在侧？由于留梦炎作梗，奏请文天祥当黄冠道士的事也就作罢。

对王积翁、谢昌元来说，文天祥若真能当宰相就再好不过了。你想，像他这样的人都能改换门庭，他王积翁之辈就更能心安理得地做官了。但王积翁知道文天祥不肯仕元的决心，对此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果然，文天祥并不领情，他在回信中说：

诸君义同鲍叔，而天祥事异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显于天下；天祥不死，而尽弃其平生，遗臭于万年，将焉用之？

文天祥早已自决为烈士，要把他从另一个世界拉回来是绝不可能了。

此处有必要提一下，在此关节处，《宋史》所述文天祥的答复是：“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无论故意还是误解，这对文天祥都是极大的曲解，诚如《续资治通鉴》对此的评说：“按天祥对孛罗之言，唯求早死，岂复有黄冠归故乡之想！论者以为必留梦炎辈忌天祥全节者，因积翁有请释为道士意，遂附会其语以诬天祥耳，今不取。”笔者完全同意其对《宋史》中此节作出的判断。

摆在文天祥面前的，一边是高官厚禄，另一边是刀斧油锅，但选择的主动权却不在元廷一方。文天祥早在三年前就立誓：“南来冠不改，吾且任吾囚。”三年前做阶下囚是他自己的选择，而今引颈殉节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王积翁不能不把文天祥的态度禀报给忽必烈。他怕忽必烈一怒之下杀了文天祥，又上奏道：“文天祥，宋状元宰相，忠于所事。若释不杀，因而礼待之，亦可为人臣好样子。”

这一次，忽必烈没有应答。沉默了许久，才说：“且令千户所好好与茶饭者。”

文天祥却连这个面子都不给。他托人告诉王积翁，也就是告诉忽必烈：“吾义不食官廪数年矣，今一日饭于官，果然，吾且不食。”他把官府送来的好饭好菜都拒之门外，只吃张弘毅送的饭食。王积翁能做的是拿出钱物接济文天祥。被羁大都的南宋福王与芮闻之叹曰：“我家有此人耶！”也拿出百两银子，托王积翁送给文天祥。

难道文天祥终不能为己所用，只能按他自己的意愿把他杀了？忽必烈的耳旁响起了另一种声音，比如麦术丁坚定的声音。新任中书右丞麦术丁，是个回族人，至元十四年（1277），文天祥率同督府军越过梅岭到江西，大败元军，夺回雩都，继而直捣吉、赣各地，激发各路豪杰，打出了一个“大江以西，有席卷包举之势”时，麦术丁适任江西行中书省左丞。他与文天祥在战场上直接交过手，深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深知他在南宋朝野的影响力。为此，只要说起对文天祥的裁决，他每言必杀，快杀，以绝后患。

虽说文天祥掌握着对自身命运的选择权，但既不自杀，既要借助于敌人的刀斧结束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就义便也由不得自己。文天祥早已对身后事做了安排，在等待就义的日子里，他继续做着这样的准备，完善着每一个细节。

这段时间，他接到大舅曾棐自家乡写来的一封信，他立即写了回信。他在回信中再叙生死志节，“天祥自国难以来，间关兵革，鞠躬尽力，百折而不悔，以致家国俱毙，为之何哉。当仓皇时，仰药不济，以致身落人手，死生竟不自由。及至朔庭，抗辞奉节，留连幽囚，旷阅年岁”。表示自己早死晚死，都将修身以待。此外，把教育文陞的事托付给了大舅，说：“儿子道生，不幸夭折，今立陞侄为子，凡百惟舅公教之悔之，是望。”并就自己的归葬事再做交代，“区区拆骨，已分沟壑，当具衣冠，藏于文山之阳，畴昔舅所指之处也，并哀而窆之”。

这或许是文天祥最后一封书信。麦术丁得知文天祥在狱中写了大量抒发志节的诗文送人，以至“翰墨满燕市”，搞得满城风雨，一怒之下，派人抄没了文天祥的笔墨纸砚，还不够，连书籍和棋具都一掠而空。

杀不杀文天祥？忽必烈的内心和背后一直有两只无形的手在较劲，不相上下。然而，这一年发生的几件事，终于导致了天平失衡。

入冬后的一日早朝，太子真金上奏，要求立即在京师实行戒严，并将瀛国公赵 等赵氏宗室迁出大都。为什么？太子随即拿出截获的一份匿名书，文书上说：“两卫军尽足办事，丞相可以无虑。”又说：“先焚城上苇子，城外举火为应。”群臣闻之大惊。有的说，书中说的丞相莫非是指文天祥？有的说，这通书之人莫非就是薛保住？马上又有人说，莫非这个薛保住在谋划劫狱，欲营救文天祥？想起不久前，报中山府（河北定县）有个叫薛保住的狂人，聚众数千，自称是真宗幼主，声言要来劫取文丞相，群臣都以为两事必有关联。

听了太子的上奏和满朝大臣的惶惶议论，忽必烈不会不想起一位叫妙曦的和尚。这位从福建来的和尚善看星相，这年春天，他曾向忽必烈上言说：“十一月，土星犯帝座，疑有变。”当下正逢其时，难道妙曦和尚的谶语真要应验？

这时，麦术丁又站了出来，力奏道：不如就此杀了文天祥，以免后患无穷。

这时，忽必烈也不会不想到阿合马被杀。这年三月，忽必烈与太子去上都，大都由阿合马留守。益都（今属山东）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趁此机会，合谋杀了阿合马。十七日晚，他们窃用皇太子的仪仗，以太子回京与国师做佛事为名潜入大都。入夜，王著传太子将到，命阿合马到宫前迎接。到了宫门前，阿合马出迎，伪太子找碴儿责问阿合马，王著二话不说，挥起藏于袖中的铜锤，上去就把阿合马的脑袋打开了花。王著在与闻声赶到的卫士的混战中被捕，高和尚在逃亡中也被抓获，均被处死。

闻听阿合马被杀，忽必烈大为震惊。得知枢密副使张易也是幕后推手，他便亲自召见汉儒王思廉，问他：张易谋反，你知道吗？王思廉说不清楚。忽必烈说：造反就是造反，还有什么不清楚的！王思廉说：僭号改元谓之反，亡入他国谓之叛，群居山林贱害民物谓之乱，张易的事，臣实在不清楚。这话忽必烈不爱听，说：朕自即位以来，如李璮之不臣，难道是因为我像汉高帝和赵太祖那样，骤然得帝位吗？王思廉说：陛下神圣天纵，前代之君不足比。忽必烈又问：张易所为，张文谦知道吗？回答说文谦不知。问：你怎么能证明？回答说因为此二人不和。在对王思廉的密询中，忽必烈不但认定张易参与杀阿合马，还怀疑其他汉儒重臣也卷入了阴谋。尤其是他提到李璮反叛蒙古一事，问是否是因为自己骤得帝位，这就明白无误地表明，他怀疑自己称帝的合法性不被承认，怀疑在汉臣中是否涌动着企图推翻他的暗流。

王著杀阿合马，虽说是朝中汉臣与色目人（回族人）之争激化所致，忽必烈却从中看到了汉人的民族向心力，怀疑在这个暴烈事件的背后还藏着更加重大的阴谋。而今面对薛保住聚众举事、图谋劫狱的事，他就不能不备加警觉。

忽必烈于是准奏，下令即日在京师实行戒严，撤城苇，把赵氏宗室迁出大都，迁往上都开平以北地区去。

至于文天祥，他被囚大都已有三年，其间为了使他投降，威逼利诱，动情喻理，软硬兼施用尽了各种办法，但他始终就像一块顽石，没有丝毫动摇的迹象。难道这样的人确如麦术丁所说，留下只是个后患吗？忽必烈仍不死心，他知道他用武力征服了宋朝，却未必能征服亡宋的人心，如果能使文天祥投降，他就能借此彻底征服亡宋的人心。

然而就当此时，杀文天祥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十二月初七这一天，司天台上奏“三台折”。这非同小可，这又是一个不吉天兆！难道妙曦和尚的谶语真的要应验？难道那个薛保住果然是什么真宗幼主，要劫得文天祥，靠文天祥辅佐改朝换代？

就在十二月初七，忽必烈想到，该是给文天祥作一个决断的时候了。但他仍踌躇不定，昨日还有本朝士子呈上一首诗，开篇即云：“当今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决断之前，他决定亲自出马劝降，最后再做一次努力。

十二月初八，文天祥被召至宫内。到得殿堂，见到忽必烈，文天祥揖而不跪。当初见伯颜、阿术和张弘范不跪，见阿合马和孛罗不跪，而今见忽必烈仍然不跪。这还了得，大殿两侧的侍卫厉声喝跪，文天祥怎么肯跪？他仍是“长揖不拜”。几个侍卫忽地上来，按住文天祥的肢体，强制他下跪，并用金棍击伤他的双膝。但他仍是倔然而立。在他两膝间挺立着的是不屈的意志，是一个民族的尊严和气节。

忽必烈觉得没必要再为此纠缠下去，便让通事传话说：“汝在此久，如能改心易虑，以事亡宋者事我，当令汝中书省一处坐者。”

文天祥站立着回道：“天祥受宋朝三帝厚恩，号称状元宰相，今事二姓，非所愿也。”

忽必烈问：“汝何所愿？”

文天祥从容作答：“宋无不道之君，无可吊之民，不幸母老子弱，权臣误国，用舍失宜，北朝用其叛将叛臣，入其国都，毁其宗社。天祥相宋于再造之时，宋亡，天祥当速死，不当久生。”

忽必烈再使通事传话：“汝不为宰相，则为枢密。”

文天祥立眉道：“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文天祥当然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他毅然决然地彻底关上了生的大门。

忽必烈命文天祥退廷。文天祥刚去，便有廷臣上奏：“天祥不愿归附，当如其请，赐之死。”忽必烈仍是犹豫不决。麦术丁急了，趋前力劝道，文天祥在宋人中的号召力，本朝将帅无人能比，而今匪患未绝，如果把他放了，他必回江南，必号召天下，必为国家大患，不如从其所请，以绝祸根。

麦术丁的担忧并非夸辞，宋亡后，南方各地的反元暴动此起彼伏，前有江西都昌白莲教、福建漳州畲族山寨、云南乌蒙彝族部落等起义，文天祥死后第二年，至元二十年（1283）三月，广东新会的林桂芳、赵良玲聚众过万，立“罗平”国，建“延康”年号；九月，广东人欧南喜在清远称王，建元称号，设置官署，众号十万，增城蔡大老、钟大老、唐大老等起兵响应；十月，又有建宁路黄华举事，聚众十余万，军士剪发文身，号“头陀军”，用“洋兴”五年年号。此外，这一年元廷为进攻日本征调繁苛，激起民变多达二百多起。

忽必烈乃千古大雄，他所以不杀文天祥，皆为雄霸天下考虑，而今他别无选择，终于允准了宰执们的奏请。

当晚回到兵马司监狱，文天祥深知大限已到，取出了这年春天就写好的绝笔《自赞》。这首《自赞》因藏在床褥间，幸未被麦术丁派来的人搜走。《自赞》曰：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此赞足可反照自己的一生，信能为后世认可，带着它慷慨赴刑，应是死而无憾了。

“公之成仁取义，矢志于韦布弦诵之日，非绝笔自赞于衣带之日也。”回望一生，当爱读忠臣传的他，面对乡贤祠供奉着的欧阳修、杨邦 、胡铨遗像，立下了“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的人生信仰，从此便以救社稷、正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法天不息，在官场上坚持真理，激浊扬清，去恶向善，与权奸作坚决的斗争；在外族入侵时忠心报国，赴汤蹈火，以图复兴，被捕后面对刀斧鼎镬仍不屈不挠义无反顾。为了国家、民族的安危和尊严，他甘愿弃荣华富贵如敝屣，历尽千百艰难、困苦、危机和挫厄，始终持志守一，践力践行着自己的人生信仰，追求着大忠伟节的人格理想。他坚持到了最后，他胜利了。现在，他一生最耀眼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对于死，不要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大义凛然赴死，不要说血书青史光照千古的死，就是寻常之死，他也是超然以对的。二十多年前，外祖父曾珏临终时，他向朝廷告假守在床侧，外祖父对他说：“形神合则为人，吾形惫久矣。今腰足如断，心火益燥，神且游散。居常谓不识死，死则如是。”又说：“死生如昼夜，不足多憾。”说完，饮三口酒，呼三声“吾真去矣”，安然而逝。他完全赞同外祖父的生死观，认为人是由浑浑元气造化而来，“譬之生物，松一类也，竹一本也，或千焉，或万焉，同时而受气也”，人生不过是一股气的聚积，人死不过是复散为气。所以他在给祖父写的墓志铭中说：“阴阳魂魄，升降飞扬，气之适至，虽梦寐莫适为主。公幽明隔呼吸，而从容若此。世间言死者不少，此非尝试事，臆度料想，靡所依据。公去来一息，实天祥所亲见，道之粲然，莫此深切。”

这一夜，他也不会不想到他的对手和敌人，尤其不会不想到他深恶痛绝的误国权奸。他不会不由自己的死想到他们的死。丧师辱国的大奸贾似道是怎么死的？德祐元年（1275），京城学生和朝官把他轰下了台，强烈要求处死他，由于太皇太后竭力庇护，只官降三级，先是命去绍兴为其母守丧，但绍兴闭城以拒；又让去婺州（浙江金华）安置，却被婺州民众赶走；再谪居建宁府（福建建瓯），又因怕这个理学之乡不容而作罢。无奈，最后将他贬为高州团练使。绍兴府县尉郑虎臣自领押解他的差使，押送途中，想着法勒逼折磨他，还命轿夫唱歌嘲骂他，并多次提醒他叫他自杀。到了漳州城南的木棉庵（今福建龙海县境内），贾似道熬不下去了，便服了脑子，就当他腹泻如厕时，早已按捺不住的郑虎臣闯了进去，揪住他的前襟，提起他的身体，往地上猛掼数下，“为天下杀贾似道”。还有那个蓝脸丁大全，他是怎么死的？他被罢相后被流放海岛，路经藤州（今广西藤县）时，亦被押解官毕迁挤入海中溺死。

够了！不管是横死的贾似道和丁大全，还是董宋臣、吕师孟、留梦炎、黄万石、陈宜中、贾庆余之流，这些奸佞小人，这些民族的罪人，这些士子的败类，他们无论是横死暴死还是病死老死，都为人所不齿，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唾骂千古，遗臭万年！

与这些人相比，文天祥如立泰山之巅，北斗之侧。

想到自己渴望已久的死期将至，他心中会涌起奔放的豪情，甚至是幸福的波涛吗？

《论语》曰：“志士仁人，无求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文天祥将以“成仁取义”，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圣贤先师的教诲。对此，他在《自赞》小序中说得真切：“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顷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今天与之机，谨南向百拜以死。”

这一夜，他把《自赞》夹系在衣带间，和衣躺在了床上。

文天祥多次求死，多次预感死期已到，但都被它闪过了。而这一次，它应约而至了。

第二天，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初九，元廷如临大敌，大都城内戒备森严，一队兵士来到兵马司监狱，在四周布下警戒。监斩官带领行刑队和军乐队随后抵达。文天祥被囚三年多，等的就是这一天。他欣然对狱吏说：“吾事了矣！”

宣谕使跨进土牢，向文天祥宣布了死刑。这时，外面金鼓齐鸣，在军乐声中，狱吏脱下文天祥的儒巾，给他戴上了黄冠和枷锁。

文天祥荷枷迈出牢房，上了囚车，走到街上。当年“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的他，已被折磨成一副白发疏落、苍老病弱的模样。但他仪态凛然、从容不迫，浑身上下都透射出士可杀不可辱的浩然正气，透射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

文天祥早已为自己拟好了赴刑的长歌。他在萧萧寒风中且歌且行：

昔年猃狁侵荆吴，恃其戎马恣攻屠。

忠臣国士有何辜，举家骨肉遭芟锄。

我宋堂堂大典谟，可怜零落蒙尘污。

二君之海不复都，天潢失散知有无。

衣冠多士沉泥涂，齐民尽陷敌版图。

我为忠烈大丈夫，诗书礼乐圣贤图。

竭心罄力思匡扶，驱驰岭表万里途。

如何天假此强胡，宗庙不辅丹心孤。

英雄丧败气莫苏，痛哀故主双眸枯。

今朝此地丧元颅，英魂直上升天衢。

神光皎赫明金乌，遗骸不惜弃草芜。

谁人酹奠致青刍？仰天长恨伸呜呼！

他怀着对故国和故国君民的深挚感情，抒发着对国家沦丧民生涂炭的悲愤、痛苦和不甘，抒发着忠烈大丈夫以死报国的民族节操和坚定信念。

囚车上的文天祥气宇凛凛，且歌且行。所经之处，街道两旁观者如堵，数以万计，一队队背弓执刀的兵士骑在马上来回奔驰，严加防范。观者看到文天祥的模样，听到他的吟诵，想起他的故事，无不感叹流泪。宣谕使见民心如此，一遍一遍地大声宣说道，文丞相是南朝忠臣，皇帝叫他当宰相，他不做，只能随其所愿，赐他一死，这不是他人可比的。

刑场设在柴市，到达刑场，四周早已密密匝匝聚满了市民。宣谕使连忙把沿途说的话又宣叙了几遍。

文天祥站定后，神情自若地问近旁观者，哪是南方？观者告之，文天祥即面南而拜，口中道：“我宋列圣在天之灵，愿俾天祥早生中原，遇圣明之主，当剿此胡以伸今日之恨！”

等文天祥拜毕，宣谕使问他：“丞相今有甚言语？回奏尚可免死。”

文天祥断然道：“死则死耳，尚何言！”

说罢，便索要纸笔。话音刚落，就有人奉上。文天祥早已成竹在胸，提笔挥就七律二首：

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

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

神归嵩岳风雷变，气吞烟云草树荒。

南望九原何处是？尘沙暗淡路茫茫。

衣冠七载混毡裘，憔悴形容似楚囚。

龙驭两宫崖岭月，貔貅万灶海门秋。

天荒地老英雄散，国破家亡事业休。

惟有一灵忠烈气，碧空长共暮云愁。

国已不存，但一片磁心犹指南方；英雄虽死，而一腔忠烈将与天地同在。

写完，掷笔于地，面南而坐，引颈受刑。时年四十七岁。

元廷主撰的《文天祥传》评说道：“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

观者里有人哭出了声，继而哭声蔓延到大街小巷。然而不光是悲，还有自豪和欣慰，“南人留燕者，悲歌慷慨相应和，更置酒酻丞相，更相慰贺”。还有钦佩和赞扬，北人写诗颂曰：“元归凛凛有生气，南北人夸姓氏香。”

就当屠刀落下血光飞掠之时，一阵急骤的马蹄声匝地而至。原来是忽必烈急下停刑的诏书送达，但为时已晚，一切都无法挽回。

忽必烈大悔，次日临朝时，他拍腿顿足道：“文丞相，好男子，不肯为吾用。一时轻信人言杀之，诚可惜也！”

邓光荐写的《文丞相传》也记述说，赵与禀与文天祥相邻关押，当时，这位宋宗室、翰林学士“闻门外弓马驰骤声者久之，人竞穴窗窥，乃是出丞相。顷之，又闻驰骑过者。及回，乃闻有旨，教再听圣旨，至则已受刑”。

有人说：“宋之亡，不亡于皋亭之降，而亡于潮阳之执；不亡于厓山之崩，而亡于燕市之戮。”文天祥一死，宋才彻底地灭亡了。

文天祥就义这一天，雾霾蔽日，呼啸的大风扬飞沙石，天地一片晦暗，相对咫尺不辨。宫中也是秉烛而行，百官入，也要秉烛前导。元廷绷紧神经，昼夜紧闭城门，派兵士披甲在城墙上和街衢间巡逻，严令街坊不准来往，市民出行不许交谈。

这种天人共生的殊异气氛，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情感和想象，于是就演绎出了后续故事。

说是耆山的张真人这时正巧来大都，内心忐忑的忽必烈赶紧把他召入宫中，向他询问这阴晦天气与时事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玄机。

真人点道：“此由陛下杀文丞相所致也。文公忠烈之志感通天地，贯彻幽明。及其将死，不胜愤恨，故其忿怒之气充塞天壤间，蟠郁不散，以至日色无光，阴霾昏暗。”

忽必烈叹曰：“吾亦悔杀此人，至今伤悼，噬脐无及。朕今以礼祭奠，赠谥厚爵，庶可解其幽明之恨。”

于是下诏令，封了文天祥一大堆头衔，如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保、中书平章正事、庐陵郡公，并谥号忠武。命王积翁把这些头衔写到神主牌上，洒扫柴市，设置祭坛，命文武官员前往祭祀。

岂料，丞相孛罗首开祭奠时，倏然间狂飙拔地而起，伴着飞沙走石，神主牌被卷到云霄之上，空中传来隐隐雷鸣，如恨怨之声，天色愈加昏暗。

众人个个骇愕万分，不知所措。这时真人又说：“文丞相留京七年（德祐皇帝投降七年），念念宋室，罔肯臣服，至死不易其心。今朝廷赠谥，若此必戾其生前之心，故其魂灵震怒，作此暴风，天地益为昏晦。可急易之。”

孛罗不敢怠慢，赶紧叫来王积翁，叫他把神主牌上文天祥的官位改写为“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国公”，皆为宋朝所授。

如此再行祭礼。过后，果然风沙平息，天气转晴。

满城的人聚在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说，文丞相连死了都不肯受封号，生前怎么可能投降呢？

第二十五章 归骨庐陵 浩气长存

欧阳夫人到大都后，就一直被置留在元廷东宫，整日身穿道服诵念道经。文天祥就义的第二天，十二月初十，欧阳夫人接到了为文天祥收尸的噩耗。欧阳夫人抵达柴市，闻讯赶来的张弘毅已等在那里，还有“江南十义士”也冒着杀头的危险前来相助。

此时小寒刚过，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文天祥双目紧闭，却颜面如生。欧阳夫人扑到丈夫的遗体上，哭天抢地悲恸不已。伫立在寒风里的张弘毅和江南十义士也早已是涕泗横流、泣不成声。

他们收殓了文天祥的遗体，扶柩暂时葬于都城小南门（今北京宣武门至城西南角之间）外五里的大道旁。葬于此处，是为了“他日归骨便路”，三年多前，文天祥经卢沟桥正是从这里进入大都的。

据《纪年录》壬午注记载，文天祥死后第二年，他的灵柩被运回故里。又过了一年，即至元二十一年（1284），葬于富田东南二十里的鹜湖之原，实现了他“狐死首丘”的愿望。

文天祥的遗骸是张弘毅运回家乡的。张弘毅“潜制一椟，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他用事先备好的木匣藏起文天祥的头颅，“复访求公之室欧阳氏于俘虏中，俾出焚其尸。先生收拾骸骨，袭以重囊，与先所函椟南归，付公家葬之。”而文天祥的老友王炎午说，“庐陵张千载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发与齿归”，说张弘毅带回家乡的只是文天祥的须发、牙齿和指甲。这起码应是他亲耳所闻。

在文天祥灵柩运回吉州时，还发生了一件奇事。这年八月，文璧派林端荣前往广东河源迁回母亲灵柩，林端荣乘船出发，在吉水上遇到一只舱口饰有白布和纸扎马鞭的木篷船，“是日，适与公柩舟会于江浒。人咸惊叹，以为孝念所感，不期而会”。人们借助天造传奇，表达了对英雄毫无保留的敬仰和亲近英雄的愿望。

奇事还不止一桩。据《纪年录》壬午注记载，“世传吉州太（泰）和县赣江滨黄土潭，有神物栖其间。岁亢旱，邑民祈雨泽焉。自公之生，潭沙清浅；公没之岁，潭近居民梦神物归，驺从甚盛，既而睹之，乃公也。既而闻公死”。

文天祥灵柩抵吉州，父老乡亲洒泪酹酒以迎，为其举哀七日。时任临江路总管兼府尹的文璧为哥哥办了丧事。

文天祥殉节后，元朝官府查抄了兵马司土牢和文天祥的富川老家，除一些诗文遗稿外，一无所获。文天祥仕宋时，曾有优厚俸禄，但他极注重操守修行，看淡钱财，每有所得往往是随至随散，接济亲戚朋友和穷人，当在赣州起兵勤王时，更是停止文山的修建，尽以家财捐作军费，所以，不仅狱中的他一贫如洗，即是查抄他富川老宅的元兵，也因见其家境清俭萧然，不禁肃然起敬。

在狱中收缴的诗文，都上交了朝廷。这些诗文，应该是诗集备份稿、编余稿或抄录后准备送人的笔墨。入狱后编定的《指南录》、《指南后录》、《集杜诗》和《纪年录》等正稿，业已交由每日来送饭的张弘毅带了出去，有的交给了文璧，有的后来由他自己带回庐陵，交给文家。早先，集子中北行前的部分，已陆续抄录给了亲友，如《指南录》就抄录数册，分别交给了文璧、邓光荐等人，在被押解大都前，还曾将《指南后录》第一卷上半卷赠给了惠州教授谢崔老，等等。更早，德祐之前的早期诗文均存放于家乡的亲友处。这些诗文想必都被妥善保存。在大都，为赠友人和求文者手书的众多新旧作品传到了狱外，以致“翰墨满燕市”，也不会在被缴之列。

十二月初十这一天，欧阳夫人收殓文天祥的遗体时，在衣带间发现了血染的绝笔《自赞》。

这首《自赞》，总结了他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追求，揭示了他对自己一生一死的评定和无憾。自少时在乡贤祠许下要与先贤比肩并立的宏愿，便心忧天下，纳天地之正气，孜孜以求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入仕后奉行公道直道，因此屡遭嫉恨，屡被罢官；外族入侵时奋起勤王，两度血火抗元，两度内外受挫；被俘后目睹宋亡，在威逼利诱下，坚不投降、坚不妥协，度过三年黑暗的牢狱生活，最终走上了刑场。

他付出的还不仅是自身的一切乃至生命，他付出得更为彻底。在颠沛流离的战乱中，老母曾德慈在船澳病故；二子六女，长子道生病死惠州，长女定娘、幺女寿娘病死河源，四女监娘和五女奉娘在五坡岭遇难，这五个孩子死时，除道生十二岁外，其余都不足十岁。欧阳夫人及两个女儿被掳往大都，文天祥死后，夫人随公主下嫁驸马高塘王，居大同路丰州（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白塔村）栖真观；次女柳娘随公主下嫁赵王去了沙靖州（或为沙州，今甘肃敦煌）；三女环娘随嫁岐王去了西宁州（青海西宁）。所谓随嫁，就是当作奴婢陪嫁。二妾黄氏、颜氏被押东宫，自文天祥“不曾周旋得”，恐已不情愿地沦为武夫蛮汉的妻妾。次子佛生在空坑被俘，押往隆兴途中被人救出，从小路逃走，被文天祥的好友罗宰收养。

真可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真可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何谓义？“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

何谓仁？“天地生物之心，是之谓仁。”又曰：“仁者，天地之元气，古今之人极。其在上，为日月之明，风霆之壮；其在下，为江河之所以长流，山岳之所以长镇；其混然在中，为群臣民物之所赖以长治久安，而在宋之末世，为公之本心。”

真可谓：“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又真可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殉国死节，崇仰和悲痛之情在广阔的大地上蔓延，人们争用写诗词、祭文、传记，出版传播其诗文及祭祀、建祠、立碑等方式，追思颂扬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的崇高气节和壮烈人生。

当时尚在大都的汪元量，曾写《妾薄命呈文山道人》、《生挽文丞相》等诗，勉励文天祥尽节，文天祥殉国当日，他似乎松了一口气，即写《文山道人事毕壬午腊月初九日》悼之。继而，他又仿杜甫《同谷七歌》，作《浮丘道人招魂歌》替文天祥招魂。称文天祥浮丘道人，盖因文天祥写给他的《胡笳曲》自署“浮休道人”。《招魂歌》共九首，第一和第九首写文天祥，二至八首依次写其母、弟、妹、妻、子、女及其诗赋。其第一首云：

有客有客浮丘翁，一生能事今日终。

啮毡雪窖身不容，寸心耿耿摩苍穹。

睢阳临难气塞充，大呼南八男儿忠。

我公就义何从容，名垂竹帛生英雄。

第九首亦有“忠肝义胆不可状，要与人间留好样”之句。歌诗悲而不绝，愤而不激，便于击节吟唱。

四年前，王炎午得知文天祥被押北上途中绝食求死，写《生祭文丞相文》赞之，在驿站码头到处张贴，当张弘毅把文天祥的须发、牙齿和指甲带回庐陵时，他悲戚面北痛哭，再写《望祭文丞相文》赞之。文中说，文天祥与诸葛亮扶颠持危，同为相国，但文天祥尽节而死；文天祥与张巡倡义举勇，同为死节，但文天祥位至宰相，因而他“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是高于诸葛亮与张巡的千古第一人。祭文以深挚的感情赞颂道：“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难回者天，不负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韬光，山河改色。生为名臣，没为列星；凛然劲气，为风为霆。”

邓光荐、谢翱等文天祥挚友和旧部得知文天祥遇难后，都痛心疾首，肝胆俱裂，写诗写文痛悼。谢翱曾追随文天祥倾尽家资充作军费，在南剑州同督府任咨议参军，他“泪落吴江水，随潮到海回”，写了多首悼诗，其中一首写道：“魂飞万里程，天地隔幽明。死不从公死，生如无此生。丹心浑未化，碧血已生成。无处堪挥泪，吾今变姓名。”未能与公同赴黄泉，既往和余生便形同空壳，生命没有了内容。

在家乡迎归文天祥灵柩，继子文陞便以丧主身份，奉筵设祭，守灵哭吊，置棺占墓，恪尽孝道。至文天祥遗骸于富田鹜湖之原落葬后，他又结庐守墓三年。其间，遵文天祥遗嘱，文陞向邓光荐求写墓志铭。邓光荐在建康病愈后，被张弘范请为次子的教师，他屡乞黄冠，虽未获准，但终被放归。邓光荐以真挚的感情写就铭文，其精辟地概括了文天祥坎坷而光辉的一生，刻画出他的英烈形象、刚正性格和崇高气节。此铭文碑石在1982年重修文天祥墓时曾出土，不慎损为六块，后又埋入地下。根据拓片考校的铭文全录如下：

公高明俊朗，英悟不凡。逾弱冠，即先多士。感激理宗亲擢，不倚势近利，龉龊自弃。故其立朝有本末，谏诤有风烈。治郡持节，廉明有威。及北军渡江，捧勤王诏书，泣数行下。内不谋于亲，外不谋于属，即建旗移檄，以列郡守。举事初，亦冀奉诏书，多足相和应。已而，诸路阒然若不闻。惟天祥独行其志，坚力直前，百挫而不折，屡踬而愈奋。至拘留北营，驱逐北去，犹冒万死南走，蒙疑涉险，寄命顷刻，仅而得达。当是时，其飞潜若龙，其变见若神，南北无不想见其风采。故军日败，国日蹙，而自远归附者日众。从之者亡家、沉族、折首而不悔。虽缘人心思向中国，未忘赵氏，亦由天祥之神气意度，足以兴起动悟之也。天所废兴，智勇为困，而况居乏深谋之客，出无制胜之将，用之行阵，类非素简练之兵，大抵瓦合乌散，常抱空志，赤手举事，上不资籍，旁无犄角，是以先声有余，跳身数遁。盖自江南之衂，麾下单弱，国以疾疫，不能出师矣。不幸被执，仰药不死，久系燕狱不死，徒欲信义于前，自白于天下后世，非有秋毫贪生畏死之意也。虽功业不能以尺寸，而志节昭耀乎终古。南北之人无间识与不识，莫不流涕惊叹，乐道其平生。自古节义之大臣，盖不若是之烈云。因属予铭，时未便，故传是以归之。

至元二十一年甲申阳月吉日，邑人邓光荐著，孤子文陞泣血立石。

除了写悼诗和墓志铭，邓光荐还忠实履行承诺，写了《文丞相传》。这应是继文天祥自传《纪年录》之后有关他的第一部传记。邓光荐早年就与文天祥有诗书交往，文天祥申请承心制被诬，他还曾写信安慰，尤其是两人从广州被一道押至建康，在数月的患难与共中情投意合，加深了感情和了解，文天祥那时便有意让他为自己作传，一路讲述了很多自己的经历和思想，途中绝食又是他亲眼所见，因此他的记述最为真切翔实。可惜，这部传记在乱世中失传，但因《纪年录》写得简略，当时有人为之作注，引用了邓光荐所作《文丞相传》中的许多资料，并注明为“邓传云”，从而一部分得以存世至今。

此外，邓光荐还撰写《文丞相督府忠义传》，追记了四十余位义士追随文天祥抗元的事迹，也算是文天祥之颂歌的和声。

在追丧文天祥期间，文陞还找到了佛生。文陞说，佛生“为儿有巨人志。及成童，双眸炯然，天资俊伟，书过辄成诵，父老畏其岌嶷”。佛生在空坑被俘后，传闻一说他已死，一说被人收养，文天祥曾写一诗遥唤，写一诗痛哭。佛生没有死，在空坑被俘被押往隆兴途中，有人怜他年幼可爱，把他搭救出来，幸被与文天祥有歃血之交的罗宰收养。文陞安葬了继父，获悉佛生还活着，立即到信城罗宰家去寻找。待兄弟俩相见，佛生只是与文陞抱头大哭，悲痛得说不出话来。谁知没过两天，三月初三，佛生突然病死，年仅十八岁。文陞执意要将佛生遗体运归故里，但无奈世道阻塞，只得与罗宰一道，将佛生葬在了离信城七里地的乌湾铺。

作为嗣子，文陞不负文天祥所望，后又为欧阳夫人养老送终。文陞曾哭道：“父骨既归于土，母生而不得养，我则非子。”大德二年（1298），文陞远上大都，找到文天祥的旧婢绿荷等人，打听母亲欧阳夫人的下落。恰好在这年冬天，随公主下嫁去了大同路丰州的夫人不耐北方寒冷，求得公主同意南返，在途经大都时，被文陞迎养在京。文陞侍奉夫人十分尽心，每逢节日，都要置办南方食品，请四邻的老妇过来聚谈。文陞并通过刘牢子找到文天祥的墓地（此说与他“自燕奉柩归故里”之说不合），每年春秋必陪母亲前往酹奠望拜。此时旧墓地立有大小两座僧塔，大塔的石碑上刻有“信公”二字，便是文天祥暂寝之处。大德八年（1304），文陞奉夫人回到庐陵老家。次年二月中旬，夫人得痰疾。二月十九日，婢女见一只香囊破旧，便在洗衣时扔了，夫人发现急忙叫婢女捡回，说：“此伴吾未尝须臾离也，落齿时，得之父母。祭文云：‘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上地下，惟吾与汝。’得之丞相。吾死必仍悬吾心前，将以见吾父母，见吾夫于地下，为无愧也。”一囊一文，两个信守，一悬胸口，一系心上。就在当日，夫人咳痰而亡。文陞将她葬于富田以南二十里的洞源。

至于文陞自己，他曾辞官不做，直到皇庆元年（1312）才出任集贤直学士。不久病死，元廷追封他为蜀郡侯。

文天祥留下了大量诗文，在他死后不久即被编辑出版，广泛传播。

《吟啸集》是其最早面世的诗文集。这是在他殉难后，他被带到狱外的诗文，经民间书坊搜寻编辑，在大都刊行的合集。《吟啸集》收有诗、赋、文、歌约八十首（篇），与他自编的《指南录》、《指南后录》中的诗文多有交叉重复。从集名即可触摸到编者所理解的主题和情感，甚至是出版意图。汪元量《浮丘道人招魂歌》第八首写道：“有诗有诗《吟啸集》，纸上飞蛇喷香汁。”“我公笔势人莫及，每一呻吟泪痕湿。”他写此诗当在文天祥殉难后不久，由此可推断，《吟啸集》是文天祥最早面世的合集刻本之一，甚至不能排除在他生前就已出版的可能。

最早的文天祥诗文全集，是道体堂刻本，始刊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

至明初，道体堂刻本“经兵燹不全”，经尹凤歧从内阁得之，又重新编辑刊印。今天所能见到的早期版本，应是以此刻本和道体堂刻本为基础整理增订的明刻本。

笔者手头有一套《文天祥全集》，系据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元谕所刻《文山先生文集》的铅字版影印，共二十卷。明代吉水学者罗洪先为此版本作序说：“吉安旧刻《文山先生文集》，简帙庞杂，篇句脱误，岁久漫漶，几不可读。中丞德安何公吉阳来抚江右，既出素所养者，布之教令，复表章列郡先哲，以风厉士人。会郡守浦江张公某始至，即举属之。张公手自编辑，厘类剔讹，出羡币，选良梓，刻将半，复致中丞之命于余，俾序所以校刻之意。”可见庐陵郡守张元谕在重刻时，做了许多收集、增补和校勘的工作。

除明初尹凤歧重编的《文山集》十七卷外，在张元谕前后的明刻本还有景泰六年（1455）、嘉靖九年（1530）、嘉靖三十一年（1552）、万历三年（1575）、崇祯三年（1630）等刻本。

到了清代，以明代刻本为底本，经参校增订，不断推出新编版本。《四库全书》等大型典籍也收入了文天祥全集或部分著作。

文天祥的诗文，“大篇短章，宏衍巨丽，严峻剀切，皆惓惓焉”。而“矫乎如云鸿出之风尘，汛乎如渚鸥之忘机械，凛乎如匣剑之蕴锋芒。至于陈告敷宣，肝胆毕露，旁引广喻，曲尽事情，则又沛乎如长江大河，百折东下，莫有当其腾迅者”。其大气磅礴、慷慨恣肆的才情和风格，是后世不能不仰学的文学瑰宝。

又有道是：“读其《指南》、《别集》，而知其颠沛牢骚，惟思委身以报国也；读其《吟啸》、《集杜》诸什，而知其号天怆地，悲鬼泣神，伤山河之破碎，而悼身世之飘零也。”可谓：“读之，使人流涕感奋，可以想见其为人。”人们通过文天祥的诗文，读他的身世，了解他悲怆的心路，并通过读他的诗文来怀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民族英雄。

人们更从中感受到了磅沛的浩然正气。诚如明人房安所说，文天祥的诗文，“盖其得天地至大至刚之气”。这至大至刚之气播诸金石，形诸咏歌，而昭若日星，轰若雷霆，“诵其言，想其风旨，真足以寒奸邪之胆，而起吾人凌厉之气”。“历今五百余年，而其遗集流播寰区，令人读之，凛然犹有生气。”

正是这浩然正气，使得“海内五尺童子，闻公名，读公文章，沁心刺骨，赴义成仁之气，不觉油然自生”。

清代进士王雅感叹道：“非天地间之真正气，真文章，而能令千百载下，有如是之仰止者乎？”

明景泰六年（1455），韩雍在陈价刻本的序中说：“今斯集也，传之天下后世之人，争先快睹。”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庐陵人邱曰韶写道：“余游衡湘间，属购是集者，所在多人，未能悉应其求。欲重刊焉……因谋于坊友，鸠工镂镌，悉心雠校，逾年告竣。”由此可以想见历朝历代对文天祥著作的刚需，不愧诗文经典。

以至七百多年间一版再版，一印再印，反复刻印达五十多个版本。

文天祥曾期待，他的作品“一联半句，使天下见之，识其为人，即吾死无憾矣”。如此，也可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

文天祥殉节之后，其旧部和士子百姓纷纷私设祭台，追怀这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的崇高气节和壮烈人生。

谢翱哭祭三台的故事最为典型。

得到文天祥死讯，谢翱自感“死不从公死，生如无此生”，久而弥痛。每到一处，总会想起与文天祥漳水一别的情形，总是要设坛祭拜。路过姑苏时，他哭祭于望夫差之台；到浙东，再哭于越台；至元二十七年（1290），也即文天祥死后的第八年，他到了浙西的桐庐县，又三哭于子陵台。

那一天，他与三位朋友雇小船渡富春江，冒雨登上子陵台，在荒亭摆下文天祥的牌位和祭品，然后跪拜恸哭，如此再三。这时有沉沉黑云从西南方压过来，越压越低，几乎贴住林梢，就好似重重挽幛渲染了悲伤的气氛。谢翱和几个朋友一边用竹如意击石打节拍，一边自作楚辞为死者招魂。他们悲切地唱道：“魂朝往兮何极？暮归来兮关水黑。化作朱鸟兮，有噣焉食！”他们悲恸不能自已，以致击打得竹石俱碎。

最早为文天祥立祠的是文氏家族和他的故乡。把文天祥遗骨安葬后，文璧即遵照哥哥的狱中遗嘱，在文山之麓道体堂立祠，并购置祭田，供子孙祭祀用度所需。富田的族人也将他祠于文氏祠堂，后又建立了忠烈祠。元至治三年（1323），吉安郡学乡贤祠为他塑像以供奉，又在城南的忠节祠增设了他的塑像。吉安原有欧阳修、杨邦 、胡铨、周必大、杨万里“四忠一节”，加上文天祥，改称“五忠一节”。

文天祥早年在乡贤祠瞻仰先贤像时，发出的“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之誓言，遂得以实现。

对于元廷，文天祥是敌国的烈士，且以铁血大节影响深广，按理是不能允许为他立祠纪念的，然而在战争中粗蛮犷悍的元人，对此却表现出难得的宽容。明人柯暹说：“公之祀在京都、郡庠者，创于元，敌国已祀之也。”就是说，不仅是在庐陵故里，就是在京城，在元朝已有祭祀文天祥的场所了。元代文史大家黄溍曾写《文丞相祠堂记》，也可作为旁证。不难想象，在故里与京城之间，也应有文天祥祠，像阴晦夜空的星光，若明若暗地遥相呼应。

柯暹说，文天祥“为宋而殁，宋所当祀。宋亡无祀之者，虽敌国，表劝忠节，亦所当祀”。到元朝末年，有一个叫郑玉的士子，直接上了一道《为丞相乞立文天祥庙表》，其中说，世祖皇帝忽必烈，为褒扬亡金的忠臣赵悫，曾命翰林学士撰写他的事迹刻在庙中，“盖懿德者，人心之所同好；名节者，国家之所必崇”。他竟有些情绪激昂地说，文天祥“义胆忠肝，照耀日月，清风高节，荡济寰区”，如能蒙皇上降旨，在吉安路立庙致祭，必能使“人心以之而振，世道由是而兴”。

为文天祥建立祠祀，如果说元廷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到了明代，则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与支持。北京府学胡同的文丞相祠，便是在明朝开国不久的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由北平府按察副使刘崧督建的。该祠在囚禁文天祥的土牢上修建，原在顺天府学以西，万历年间迁至府学以东，原祠改为怀忠会馆。至公元1930年，曾按历史资料修缮复原。1979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政府拨专款再行加以修复。

笔者曾拜谒过北京的文丞相祠。该祠坐北朝南，两进院，有一前殿和一享殿。举行祭祀的享殿，是一座悬山筒瓦大脊建筑，殿内，文天祥彩塑端坐正中，其仪表堂堂，表情庄肃从容，双目炯炯直视南方，凛凛然透出一身正气。享殿前有一棵古枣树，相传为千年前文天祥被囚时手植，其苍劲虬曲的枝干俯身向南，彰显着“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的意志。前殿陈列着许多文物与资料，其中有毛泽东手书《过零丁洋》复制件。前殿与享殿之间小院的院墙上，录有明代文征明手书《正气歌》的仿刻。大门一侧醒目地挂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中小学课程“教学活动实验基地”等金色牌匾。

明代各地修建了一大批文天祥祠，到了清代，文天祥更是入祀文庙，为他立祠之风不减。明清两代，在文天祥任职和战斗过的地方，都建起了文天祥祠。

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就有一位叫习孔教的人写道：“先生之忠义，自宋迄今三百余年，其祠而尸祝之者，自京师达于中外，若柴市、真、扬、临安、江淮、岭海之间，且遍天下。先生之精神，上为日星，下为河岳，流行于宇宙，万古不息，风御云流，宜无所不至焉。”习孔教赐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修撰、纂修国史，他应能掌握各地情况，所言应是有根据的，由此可见文祠在当时已然遍及大江南北，以其独有的蕴含，蔚为一道壮阔的人文景观。

与此相应地，围绕遍及大江南北的文天祥祠，历代拜谒者写下了大量的祭文、赞、记、碑铭和诗词。这些充盈着浩然正气、至大至刚、气吞寰宇、诚感千秋等词汇的文字，以真挚崇敬的感情歌诗文天祥身上体现出来的伊（尹）吕（尚）之贤，（伯）夷（叔）齐之贞，程婴之功，屈原之洁，诸葛之忠，终军之锐，苏武之节，范滂之操，越石之壮，祖逖之志，杜甫之心和胡（铨）杨（万里）之气；以真挚崇敬的感情颂扬他将上述人格棱面集于一身，凝聚升华为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和正气伟节的人格境界；以真挚崇敬的感情，表达了对他的无比景仰和深切怀念。

文天祥殉国的第四年，至元二十三年（1286）五月初二，是他的五十诞辰忌日。这一天，邓光荐与王幼孙相约来到富田。文陞迎到村路上，引领他们沿着明山秀水，来到文山之麓的道体堂文天祥祠。

祠堂的题匾为“文山旧隐”四个字。堂内，正中供奉着文天祥画像。

邓光荐、王幼孙在铜盆里净手，而后恭恭敬敬地焚香燃烛，顶礼膜拜。

待缓缓抬起头来，邓光荐已是热泪滚滚。他站起身，上前一步，仰面端详着文天祥像，拜曰：“信国公目煌煌兮疏星晓寒，气英英兮晴雷殷山！头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

“孰能使之烈烈？”王幼孙也已是泪眼婆娑，也上前一步，“无愧清气，正气，间气，英气！”

“东南英气萃于其身，其身可死，其神不死。”邓光荐忘情地接道，“呜呼！孰谓斯人不在人世间？”

继而各取一盅酒，酹洒于地，俯身再拜。

拜毕，文陞在堂侧摆好笔砚。王幼孙挥毫写下一幅《过零丁洋》。

接着，邓光荐手书了一幅《正气歌》长卷。书罢，意犹未尽，又展卷吟诵了一遍。

末了长叹道：“自古不朽者有三：维德，维功，维言。今诵正气一歌，其德，其功，其言可以不朽矣！”

附录一 文天祥年谱

宋理宗端平三年丙申（1236）一岁

五月初二子时生于吉州庐陵县富川镇，取名云孙。

父亲名仪，字士表，学识渊博，人称革斋先生。母亲曾德慈，吉州泰和县梅溪曾珏之女。

是年，蒙古军侵入蜀、汉及江淮地区。

理宗嘉熙元年丁酉（1237） 两岁

长弟文璧出生。其后又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出生，仲弟文霆孙生于理宗嘉熙四年庚子（1240），幼弟文璋生于理宗淳祐九年（1249）己酉。

理宗淳祐元年辛丑（1241） 六岁

开始从父亲文仪读书。次年与文璧同读，自此名师端友，招聘延年。

是年江万里知吉州，创办白鹭洲书院。

理宗宝祐元年癸丑（1253） 十八岁

参加邑校（乡校）帘试，以《中道狂涓，乡原如何》一文名列榜首。

游吉州乡校，见乡贤祠所祀欧阳修、杨邦、胡铨等画像，为其事迹所动，慨叹：“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

理宗宝祐三年乙卯（1255） 二十岁

进吉州白鹭洲书院读书。江万里的弟子欧阳守道为书院主讲人。八月以字“天祥”为名参加乡试，并改字“履善”。与文璧同录贡士。

仲弟文霆孙病逝，年仅十六岁。

理宗宝祐四年丙辰（1256） 二十一岁

在父亲文仪陪同下，与文璧到临安参加省试。二月初一礼部发榜，文天祥与文璧均被录取为奏名进士。

五月初八参加殿试，以“法天地之不息”为对。理宗皇帝将其试卷由第七名亲擢为第一名。主考官王应麟奏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

二十四日发榜，以状元登第。理宗见状元名叫文天祥，说：“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文天祥遂又以“宋瑞”为字。文璧留在旅舍照顾病重的父亲未参加殿试。

二十八日，父文仪病逝，终年四十二岁。六月初一，与文璧扶柩返乡。

理宗开庆元年己未（1259） 二十四岁

正月，陪文璧赴临安参加殿试。文璧当年进士及第。

五月守孝期满，被朝廷补授为丞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

九月，忽必烈率蒙军围攻鄂州。十月，丁大全因隐瞒军情被罢相，贾似道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吴潜任左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入黄州，私自与忽必烈议和，许以割江为界，岁奉银绢各二十万两。

十一月，文天祥补行门谢礼。边报日急，内侍董宋臣主张迁都四明。文天祥奏《己未上皇帝书》，乞斩董宋臣以安社稷，并提出简文法以立事、仿方镇以建守、就团结以抽兵、破资格以用人的改革主张。奏疏无果，弃官还乡。

闰十一月，忽必烈撤鄂州之围，北上争夺汗位。贾似道向朝廷谎报战功。

理宗景定元年庚申（1260） 二十五岁

二月，差签书镇南军节度判官厅公事，辞免请祠，改任主管建昌军仙都观。

贾似道还朝，吴潜罢相。

忽必烈在开平即帝位，建年号为中统，是为世祖。忽必烈派翰林学士郝经出使宋朝修好，被贾似道幽囚于真州。

理宗景定二年辛酉（1261） 二十六岁

十月，任秘书省正字，辞免不准。

江万里任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十二月即罢任。

理宗景定三年壬戌（1262） 二十七岁

四月，就职秘书省正字，不久兼任景献太子府教授。

五月，任殿试复校考官，并晋升校书郎。邓光荐进士及第。呈《上丞相书》，中有“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之语。

理宗景定四年癸亥（1263） 二十八岁

正月，升任著作佐郎。二月，兼任刑部郎官。

八月，理宗再起用被贬出京的董宋臣为内侍押班，并主管景献府事，文天祥再呈《癸亥上皇帝书》表示反对。上书无效，欲弃官回家。贾似道奏任他知瑞州。

十一月，文天祥到达瑞州上任。十二月，迎亲就养。

理宗景定五年甲子（1264） 二十九岁

九月初九，重建瑞州碧落堂竣工，作诗《题碧落堂》。

十月，奉召进京，任礼部郎官。在瑞州著有《西涧书院释菜讲义》，政绩显著，民间颂声不断。

十一月，改任江西提刑。

是年十月，理宗病逝，度宗继位。

宋度宗咸淳元年乙丑（1265） 三十岁

二月，就任江西提刑，即平反陈银匠冤狱。

四月，因伯母梁氏去世，向朝廷申请解官承心制，遭诬陷。台臣黄万石以不称职论罢文天祥官职。

始辟文山作为隐居之地。

度宗咸淳二年丙寅（1266） 三十一岁

隐居文山，邀友人赋诗唱和，寄情山水。

长子道生出生。

度宗咸淳三年丁卯（1267） 三十二岁

九月，任尚书左郎官，辞免不允，十二月赴京供职。

是年，次子佛生（母黄氏），女儿柳娘、次女环娘（母颜氏）出生。后又有监娘、奉娘与寿娘三个女儿出生。

宋潼川安抚使刘整以泸州等十五州降元，忽必烈按其献策，命他与阿术经略襄阳。宋以吕文焕知襄阳府。

度宗咸淳四年戊辰（1268） 三十三岁

正月，兼任学士院权直，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同月，即被台臣黄镛奏免。是年冬至，任命为福建提刑，未及赴任，即被台臣陈懋钦奏免。

返乡隐居期间写《文山观大水记》。

九月，蒙古军团始围襄、樊。

度宗咸淳五年己巳（1269） 三十四岁

四月，差知宁国府。十一月到宁国府就任。一个月后，受命入朝。知宁国府期间，见“府极凋敝”，奏请朝廷免税，宁国府百姓集资为文天祥建立生祠。

是年三月，江万里任左丞相，马廷鸾任右丞相兼枢密使。

度宗咸淳六年庚午（1270） 三十五岁

正月，任军器监，兼右司，辞免不允。

四月，到军器监供职。同月，免兼右司，命兼崇政殿说书，兼学士院权直，兼玉牒所检讨官。

六月，贾似道以请求致仕要挟度宗，文天祥草诏裁以正义，再

惹贾似道不满。七月，文天祥加任秘书少监，兼职依旧。贾似道唆使台臣张志立奏免了文天祥所有官职。

再度返乡隐居文山。

江万里被罢相。

度宗咸淳七年辛未（1271） 三十六岁

起宅文山。邀友人悠游山水，穷幽极胜。赋诗颇多，《山中感兴》有“故人书何至，为言北风急”之句。

冬至，命为湖南运判，即被台臣陈坚奏免。

十一月，蒙古建国号“大元”。加强了对战略要地襄樊的围攻。

度宗咸淳八年壬申（1272） 三十七岁

六月，患疟疾四十天。仍然“梦与千年接，心随万里驰”，时刻关心着国家命运。

度宗咸淳九年癸酉（1273） 三十八岁

正月，任为湖南提刑。五月初一至衡阳湖南提刑任所，旋赴长沙谒见湖南安抚大使江万里。江万里对他说：“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

任内积极整顿吏治、处理积案、平反错案，也曾配合围剿秦孟四农民起义军。

冬，上书朝廷请求调任家乡附近州官以便养亲，被改任知赣州。是年正月，尊师欧阳守道病逝，写《祭欧阳巽斋先生》文。

二月，知襄阳府吕文焕以城降元。

度宗咸淳十年甲戌（1274） 三十九岁

三月初二，抵赣州赴任。上《知赣州谢皇帝表》，表示将以仁义

忠孝治郡。履职日夜勤政，平易近民。题诗郁孤台，“并天浮雪界，盖海出云旗”，期盼着云旗盖海、义师北指。

六月，祝贺祖母刘氏八十七岁寿辰，邀请本郡七十一至九十六岁老人一千三百九十人，给予钱帛酒米犒恤。

七月，度宗驾崩。贾似道立年仅四岁的赵 继位，称宋恭帝。是年，忽必烈命伯颜率大军攻宋。十二月，占领鄂州，东下直逼临安。宋廷以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诏天下勤王。

宋恭帝德祐元年乙亥（1275） 四十岁

正月十三，接到勤王诏书。十六日传檄诸路，聚兵积粮，并捐家产助军，纠募勤王军三万。

四月初一，率勤王军前往吉州。有旨留屯隆兴。文天祥驳斥江西副使黄万石对义军的诬蔑，获准赴临安。

七月初七，从吉州出发，所过秋毫无犯。八月下旬到达临安，驻兵西湖上。

九月，任为浙西江东制置使，兼江西安抚大使、知平江府。十月初九，启程去平江，上奏乞斩叛臣吕文焕之侄吕师孟衅鼓以振士气。

十月十五日抵平江。二十六日，派尹玉、麻士龙、朱华领兵三千往援常州，败于五牧。

十一月，领命守独松关，未至而关破。平江守将亦降元。

返临安途中，作《赴阙》诗云：“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丈夫竟何事？一日定千年。”此为《指南录》的第一首诗。

十二月，与张世杰一同上奏朝廷，建议背城与元军血战，遭到拒绝。

是年正月，宋黄、蕲以下长江沿岸诸州、军望风降元。二月，贾似道兵溃鲁港，逃往扬州，被罢职。江万里在饶州殉国。三月，陈宜中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七月，张世杰兵败镇江焦山。十一月，元军分三路往临安。

恭帝德祐二年丙子，五月改景炎元年（1276） 四十一岁

正月初二，任知临安府，辞不拜。十三日，与杜浒见于西湖上。当夜力阻陈宜中将与伯颜议降之行。十九日，任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辞相印不拜。

二十日，以资政殿学士旧职出使元营，据理力争，辞旨慷慨，被伯颜扣留。二十一日，大骂赴元营奉表献土的丞相贾余庆等卖国。二十五日，其勤王军两万余人被伯颜遣散。

二月初八，被迫随祈请使吴坚、贾余庆等去元大都。十八日至镇江。二十九日，与随从杜浒等十一人夜走真州。三月初一至真州，与守将苗再成议纠合两淮以图复兴。初三，为李庭芝所忌，被苗再成逐到城外。历尽艰险，经扬州、高邮、海陵，于三月二十四日到达通州。途中一路作诗，在通州编为《指南录》，并作自序。

闰三月十七日，离通州泛海追寻益王、广王。三十日至台州。四月初八至温州。五月二十六日，奉召至福安，任为右丞相、枢密使兼都督诸路军马，因见左丞相陈宜中、枢密副使张世杰擅权，辞不拜。六月，改任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继续编订《指南录》，并作后序。

七月初四，从福安启程，十三日至南剑州，建同督府募兵。

十一月，督府移至汀州，派兵规取江西。

长女定娘和幼女寿娘，当年在惠州河源县三角村病亡。

是年正月，吉王赵昰改封益王，信王赵昺改封广王。初八，谢道清派刘岊奉表称臣，乞存境土。十八日，伯颜至皋亭山。二月初五，恭帝赵 拜表祥曦殿，宣布退位，向元朝乞为藩辅。

三月，赵 与全太后北去。

闰三月，陈宜中、张世杰在温州奉益王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五月初一，赵昰在福州即皇帝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改福州为福安府。

七月，朱焕以扬州降元，李庭芝、姜才在泰州被俘。八月，真州陷，苗再成殉难。十月，吕师夔率元军度梅岭进军岭南。十一月，建宁府、邵武军、南剑州陷。十一月十五日，陈宜中、张世杰奉端宗逃往海上。

宋端宗景炎二年丁丑（1277） 四十二岁

正月，元军进攻汀州。同督府自汀州迁往漳州龙岩。叛将吴浚奉命来劝降，斩之。又派罗辉来劝，回《正月书》坚拒。

三月，至梅州，文璧自惠州带全家人前来会合。

五月，入赣南，占领会昌县。六月初三，大败元军，大捷雩都。二十一日进驻兴国县。七月，派兵围攻赣州、吉州。相继收复龙泉、永新、永丰、吉水、万安五县。汀州斩伪天子黄从。临江军、洪州、袁州、瑞州等地豪杰纷起响应，大江以西有席卷包举之势。淮西兵收复兴国军，黄州收复寿昌军，号令通江淮。

八月，攻赣、吉二州兵败。同督府转往永丰，急撤中老将巩信阻元军于庐陵东固方石岭。二十七日，在永丰县空坑被元军追及，幸脱身。妻欧阳氏、妾颜氏和黄氏、次子佛生、二女柳娘、三女环娘皆被俘。佛生被人救出，后为罗宰收养。

十月，收拾残部再入汀州。十一月至广东循州，屯兵南岭。

是年二月，元军占领广州，广东各州大部陷落。

七月，为对付文天祥，元廷专设江西行中书省，以塔出为右丞、麦术丁为左丞，李恒、蒲寿庚、程鹏飞为参知政事，在隆兴设元帅府。八月，李恒自隆兴派兵支援赣州，并亲率大军袭击兴

国县。

十一月，张世杰奉端守从浅湾逃至秀山、井澳。陈宜中逃往占城。端宗复逃海上。

端宗景炎三年戊寅，五月改为祥兴（1278） 四十三岁

二月，文天祥进军惠州海丰县。三月，进驻丽江浦，派人沿海寻访行朝下落。

是年四月十五日，十一岁的景炎帝赵昰惊悸成疾而死。八岁的卫王赵昺继位，五月初一改元祥兴。六月初七，行朝迁居新会县厓山。

五月，与行朝取得联系。六月，移同督府至船澳，要求去厓山入朝，被张世杰阻拦。

六月，元世祖以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进取闽、广。张弘范荐李恒为副。

八月，授少保信国公，母曾德慈被封为齐魏国夫人。疫病流行，多次请求移军入朝合兵抗元，均遭拒绝，写信给左丞相陆秀夫提出抗议。

九月初七，曾德慈染疫而死。后长子道生病死惠州，年仅十三岁。要求文璧将其次子文陞过继给自己为子，文璧慷慨应允。

十一月，进驻潮州潮阳县。讨伐叛贼陈懿。谒唐张巡、许远“双忠庙”，作词《沁园春》，自励忠义。

十一月，张弘范与李恒从海陆两路夹攻文天祥。

十二月十五日，移屯海丰，准备入南岭进江西。十二月二十日，至海丰以北的五坡岭，正吃午饭，被陈懿引领的敌骑突袭。文天祥自杀未遂，被俘。同督府将士被杀七千多人。四女监娘、五女奉娘遇难。

宋帝昺祥兴二年己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 四十四岁

正月初二，张弘范下海追寻南宋行朝，囚文天祥于舟中同行。十二日，作诗《过零丁洋》。十三日至厓山。十五日，张弘范要求写信劝降张世杰，文天祥抄《过零丁洋》作答。

二月初六，宋、元两军大战厓山海上。南宋败亡，陆秀夫抱赵昺投海，战死及殉难者十余万人。文天祥目睹宋亡，哭以《二月六日，海上大战》长诗。

二月中旬，张世杰在南恩州螺岛坠海溺亡。文璧以惠州降元。

三月十三日，至广州。四月二十二日，被都镇抚石嵩押送北上大都。自南安军至丰城绝食八日。至建康逗留两个多月。一路感怀吊古，抒发志节，诗作颇多。

十月初一，到达元大都。叛臣留梦炎、废帝赵 等向文天祥劝降，均遭拒。元朝平章阿合马召见文天祥，文天祥长揖不跪。十一月初九，提审中面对丞相孛罗、平章张弘范，坚强不屈，据理驳辩。

十二月十一日，狱中见灵阳子，听他讲道，“指示以大光明正法”。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1280） 四十五岁

正月，集杜诗五言绝句二百首，编为《集杜诗》。编辑被俘后所作诗集《指南后录》。跋《指南后录》。

春，收到女儿柳娘信，得妻子欧阳氏及女儿柳娘、环娘消息。致信长妹文懿孙，附以《邳州哭母小祥》、《过淮》及《乱离歌六首》等思亲诗。

五月，文璧至大都。

八月十五日，狱中会原宋朝宫廷琴师汪元量，听他弹奏《胡笳十八拍》琴曲。十月，再会汪元量，赠以集杜诗《胡笳曲（十八

拍）》，中有“自断此生休问天，看射猛虎终残年”之句。

是年，张弘范病逝。漳州畲族山寨等地民众起义，聚众数万。

元至元十八年辛巳（1281） 四十六岁

正月初一，致信继子文陞，勉以忠孝。

五月十七日暴雨，牢房盈水，恶气袭人。六月，作《正气歌》。是年，文璧被授为临江路总管兼府尹。夏日，文璧与文懿孙南归。

元至元十九年壬午（1282） 四十七岁

正月初一，作《集杜诗》自序。编定《指南录》、《集杜诗》、《指南后录》，并编平生经历《纪年录》。

春，作绝笔《自赞》，准备临刑时夹于衣带间。

是年春，妙曦和尚进言：“十一月，土星犯帝座，疑有变。”未几，报中山府薜保住聚众数千，要来劫取文丞相。又截匿名书，曰：“两卫军尽足办事，丞相可以无虑。”“先焚城上苇子，城外举火为应。”经太子真金上奏，京师戒严，并将赵 等赵氏宗室迁出大都。

三月，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合谋，夜入京城击杀中书左丞相阿合马。

八月，接南宋降臣王积翁、谢昌元信，传忽必烈谋授大任谕旨，复书拒绝。

十二月初八，被召至宫内见忽必烈，长揖不拜。忽必烈许以中书宰相之职，再拒。

初九，再被宰执奏请赐死，麦术丁力陈，忽必烈遂作决定。当天，在大都柴市刑场慷慨就义。忽必烈突然反悔，急令停刑，已晚。

初十，妻欧阳氏奉旨收尸，张弘毅与江南十义士前来相助，扶柩葬于都城小南门外道旁。次年，张弘毅携遗骸归庐陵。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1.《文天祥全集》，文天祥，北京中国书店。

2.《文天祥年谱》，杨德恩，商务印书馆。

3.《文天祥研究资料集》，刘文源（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浩然正气》，江西省历史学会，江西教育出版社。

5.《文天祥诗文赏析》，夏延章，巴蜀书社。

6.《文天祥诗文选译》，邓碧清，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

7.《历代进士殿试策对名篇赏析》，周新曙，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

8.《文天祥的生平和思想》，杨正典，齐鲁书社。

9.《文天祥生平及其诗词研究》，张公鉴，台湾商务印书馆。

10.《文天祥》，陈清泉，上海人民出版社。

11.《文天祥》，万绳楠，河南人民出版社。

12.《文天祥评传》，修晓波，南京大学出版社。

13.《文天祥传》，霍必烈，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4.《文天祥研究》，俞兆鹏、俞晖，人民出版社。

15.《南宋史研究丛书》（全套），王国平主编，人民出版社。

16.《中国通史》，范文澜等，人民出版社。

忧乐天下：范仲淹传

序章 这是一个问题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三日，一些农民工代表为讨回在洛阳洛宁县打工的工钱，特意到洛阳伊川县范仲淹墓前跪拜，祈求范公显灵，帮他们讨回血汗钱。具体情形是：总共有九位农民工代表出场，其中两人蹲在范仲淹墓地塑像正面的高台上，横扯开一条长约八尺、宽约二尺的白粗布条幅，上面横写着两行蹩脚黑字，上行五字为“求范公显灵”，下行九字为“让洛宁还民工血汗钱”。可能为了不挡住字幅，扯幅二人隐身其后，只露出蹲式下体。另外七人，分六排蹲在通往高台的十三级台阶中部，面对范公塑像虔诚诉求，其中两位属于深度行礼，从背后已然完全看不到他俩的头部了。场面极为感人。

就讨工钱这件事说，这九位代表不仅代表在洛宁打工的他们的同伴，也可以看作代表着全国被拖欠工钱的数以万计的农民工。若按照范仲淹老先生的“天下忧乐”观的思路，农民工讨工钱这个辛酸话题，实在算得上当今中国最为堪忧的一种“天下之忧”。

这一小群向范仲淹老先生求救的洛宁农民工，是二〇一一年六月到洛宁县打工的，在该县的盛德国际小区干活。拖到二〇一一年年根儿时，开发商才发了一点儿工钱，害得贵州等地的农民工无法回家，一是路途遥远赶不回去，二是给钱太少，无颜回家过年。二〇一二年又过去半年了，一百九十多万元的工资，开发商还是拒绝支付。开发商急了就说：“还得继续干活，不干活让你们一分钱拿不到，滚出洛宁县！”农民工更急，眼看着麦收时节到了，麦子不能都烂在田里呀，再说父母要吃饭，孩子要上学，两年打工讨不来血汗钱，怎么活？开发商急了一躲了之，农民工急了怎么办？官司打不起，政府难救急，人生地不熟……这可求谁去！于是“我们经过集体商量，只能前来跪拜范仲淹他老人家，求他显灵，哪怕托梦给洛宁县建设局、劳动局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也行呢，让这些领导们真正为农民工‘先忧’一回，帮我们讨要血汗钱。”

问：你们为什么不求神拜佛？近处，洛宁香山寺，香火延续几近两千年，寺中那棵五人抱不拢的“柏王爷”，不是传说求嘛嘛灵吗？略远点儿，不是有洛阳关林的大财神关老爷吗？不是有号称中国第一古刹、世界著名伽蓝、中外佛教“释源”“祖庭”的洛阳白马寺吗？

答：这些神佛太忙呀，官也求，想升大官；商也求，要发大财，小汽车排队看不到头……神佛能顾到我们吗？再说买一根高香起码上百元，也掏不起那个钱呀！

问：伊川境内，名人墓很多。白虎山有“二程”（程颢、程颐）墓园，理学大师之名闪烁千古；紫荆山麓有邵夫子坟，易学大师邵雍，他可是中国算命先生的老祖宗；要说做过宰相的，既有誉为“中国第一名相”的商代伊尹的墓地，又有大唐三朝宰相姚崇的墓园；要说文名掩官声的风流才子，诗人贾岛等十几位文化名人都归宿在此……为什么单求范仲淹？

答得零乱、简略，却十分肯定：他不是贪官；他年轻时受过苦；他的《岳阳楼记》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知道老百姓的难处；有“孤儿寡妇船”那事……别小看了，这可绝对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准。

宋仁宗宝元元年 （1038）冬天，四十九岁的范仲淹刚调任越州（今绍兴市）知州，相当于现在的绍兴市第一把手，下属一个小官户曹孙居中就病死了。要在一般长官，按国家规定发放抚恤金也就是了。可范仲淹与众不同，当他得知孙户曹虽然手中握有实权（分管户籍、赋税、土地、财政收支等肥缺），却两袖清风一身清白，身后家贫子幼，连丧事都办不起，不禁悲悯之余，大有担当，当下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一百缗（约合现在人民币五万元）充作丧葬费。这还远远不算，为了帮助孙家把灵柩送回老家入土为安，他特别挑选一位名声不错的老衙吏为专差，一要护好灵柩，二要保护家小，雇用一艘大船上路。这样就觉得放心了吗？才不是呢，一路山高水长，遇到关津盘查、恶吏刁难怎么办？于是又亲笔开出一张特殊路条。说特殊，因为那是一首诗，自古到今只有一张“诗路条”，就这一张。诗曰：

十口相携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

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

这些农民工虽然不记得这首诗，不知道“孤儿寡妇船”的史实详细，也许完全得自民间传说，但他们就此记住了怜贫济困、勇于担当的好人范仲淹，如今他们身陷困境而不可能自拔，首选不求范公显灵，还能去求谁呢？

范仲淹，不是神仙，不是佛祖，是什么呢？过去了千年岁月，浪淘尽万千英雄，在当今普通老百姓眼中，他依然是不死的中华雄魂，活着的民间伟人！不错，高贵的庙堂不忘他，范家祠堂不忘他，普天下的学堂不忘他，他将永远名列“三堂”，而“三堂”也将永远书写并称颂他的辉煌。可是千万别忘了另一个世界，范仲淹原本出自民间，一生都在民间奔走，所作所为都与草民百姓息息相关，一切的挫折、屈辱、苦难种种，连同他的丰功伟业，都在民间底层散发着浓浓的芳香……把他老人家解读为民间伟人，农民工信，中国老百姓信，外国民众知道了也会信。

有人没死，老百姓咒他死；有人刚死，老百姓骂他早该死；有人逝世千百年了，老百姓却还记得他，还想让他出来为自己做主办事情，比如这个范仲淹。那么，当今之世，我们又该怎样重新解读并认知像范仲淹这样的中华先贤呢？这是一个问题。

第一章 朱说种种

1.朱家父子

朱说（悦）是谁？就是范仲淹，准确点说，是青年范仲淹。怎么回事？请往下看。

范仲淹的生父名叫范墉，在范仲淹两岁时去世，遗存稀薄，所以想写《范家父子》无以成篇。

《山东通志》载：“朱文翰，字苑文，淄州长山人。端拱二年（989）进士。历任平江府（今苏州市）推官、秘阁校理、户部郎中、淄州长史等职。范文正公[1]之继父。”

《宋史》范仲淹本传载：“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

范仲淹的二十八世孙范章，一九九八年写过一篇题为《谢太夫人传略》，披露曰：“谢太夫人，范文正公之母。公元九八九年生公。九九〇年公父病逝于武宁军（徐州）掌书记官任，太夫人扶柩南归，葬于天平山祖茔，居苏守义。九九三年义满，贫无所依，再适平江府（苏州）推官长山朱文翰，公亦至朱门，姓朱名说（悦）。文翰先配初氏[2]遗一子，太夫人又生二子，共四子。文翰先逝，皆归太夫人教养。……一〇一七年，太夫人命公复姓。”

综合上引资料可以大致知道：范仲淹两岁时丧父，四岁时随母改嫁至山东省淄州长山县（今邹平县长山镇）朱家，名叫朱说（悦）。此名使用了二十五年，至宋真宗天禧元年，即公元一〇一七年复姓归宗，这才正式称为范仲淹，时年二十九岁。算一算，范仲淹与继父朱文翰维系父子关系长达二十五年之久，也就是说，范仲淹从一个懵懂幼儿成为一名青年官员，那是继父朱文翰看着长大、辛苦养育并一手栽培的。那么，写一段《朱家父子》，理应大有说头。

关于朱文翰，存世的可靠史料不多，仅见于《山东通志》《长山县志》《朱氏族谱》等，而且记述极为简略。世人多无后眼。那时有人料到其继子范仲淹日后将是一个传世名人，必定会大记特记朱文翰。不过，要说朱文翰与范仲淹有缘，说朱文翰对范仲淹的成长、读书、立志、成功大有影响，还是有史可查、有迹可觅的，褒一个“父子情深”，亦不为过。

对于这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来说，公元九八九年很有意思。这年阳春三月时光，朝廷春闱大比，朱文翰高中进士。据洪迈《容斋随笔》记载，这一年共中式进士一百八十六名，“前两名陈尧叟、曾会至授光禄丞、直史馆。第三名姚揆以下，皆授防御、州府推官”。由此知道朱文翰得授平江府推官是可信的。到了这年的灿灿仲秋，农历八月初二日，范仲淹在徐州呱呱坠地。一升一生，春秋相望，竟在同年，不也稀奇乎？

《长山县志》载：朱文翰在平江府推官任期之后，“台试馆职，授秘阁校理”。不料多年之后，他的继子范仲淹也得到了这个职位。秘阁，是中国宫廷藏书之处。自晋、南朝宋至隋、唐，皆设有秘阁藏书，北宋沿唐制设三馆，改弘文馆为昭文馆。到了大宋朝第二代皇帝宋太宗时，新建昭文馆、集贤院、史馆，总名为崇文院。就在范仲淹出生前一年，于崇文院中堂设秘阁，选三馆善本图书及书画等入藏，藏书最为完备。设有直秘阁、秘阁校理等官管理秘阁事务。秘阁校理这个八品、从八品的小京官，虽说与州府推官品级差不多，但能在皇上眼皮子底下工作，那地位可就大不一样了。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在王安石“元丰改制”之前，三馆及秘阁，由“首相、副相领之”，四局设官，谓“馆职”，皆称“学士”。“其下则为检讨、校理、校勘”，品级虽低，“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所以，父子俩能到这一步，已然进入名流之列。不过，现在也有人认为，朱文翰尚不足称“名流”，做秘阁校理有待商榷。那就是考据家的事了。

看来，父子俩天生有奇缘，而血缘不是问题。事实亦如此，就朱文翰对继子“既加养育，复勤训导”[3]的恩情，或者范仲淹对继父的回报，其父子亲情，绝对超过许多血缘父子。

2.打开眼界

朱文翰一生为官，都待过什么地方？史料记载多不详、不确。除却平江和京都汴梁（今开封市）外，根据朱文翰三十世孙朱鸿林的《范仲淹与邹平》记述，朱文翰“后被贬出京，曾知宿州、池州、安乡等地，又摄河中府事。景德元年（1004），出为淄州长史。大中祥符二年（1009）迁平江刺史，宋朝刺史已为虚衔，可不必到任，这时朱文翰也已年迈多病，因而便解组归田了”。这么说来，他还涉足过家乡山东之外的安徽、湖南、山西等地。大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规定：官吏三十月为一任，有四个任期。朱文翰为官二十年，宦游这些个地方倒是可能的。这里想说的是，不管他跑过哪些地方，大都带着继子范仲淹一同“宦游”。也就是说，范仲淹有幸跟着继父朱文翰游历天下，眼前异地山河，别样风光，心中触景生情，万般感受，在一个人记性最好、求知欲最旺盛的青少年时期，无形中增广见识，开阔眼界与胸怀，于铸造性情人格至为重要。

世人从来拍案惊奇，范仲淹一次也没有去过岳阳楼，何以能写出绝唱《岳阳楼记》？也许从他儿时的安乡经历中，可以品出丝丝缕缕。朱文翰曾经宦游湖南安乡县，至今虽然还有人予以质疑，但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均认定属实。笔者前不久在安乡县大海捞针，终于访到民间学者周仲元老先生，刚一见面，望九老人激动难耐：“谁说范仲淹没来过安乡？我研究了大半辈子啦！”说着，老人极潇洒地亮出一本自己写的书——《陶然集》。他于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广征博引，探幽烛微，正论反驳，把范仲淹在安乡讲了个不容置疑。

周老先生的认定大致是：北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学童朱说随同继父朱文翰来到安乡。继父公务繁忙，安排继子寄读于兴国观村学，交由司马道士照顾，约三年后随“朱知县卸任而去”。将近二十年后，朱说中进士，做了官，奏请朝廷复姓归宗，改名范仲淹。此等大新闻传到安乡时，官民一体欢喜，司马道士和朱说学友尤其高兴，就将兴国观村学改为“范仲淹读书堂”，又画像又题字，以此激励在读学童。

你若问真有此事吗，立马有钦差大臣范处义作证。范处义是范仲淹嫡裔，于南宋庆元元年（1195）“秋九月”，以“持节荆湖北道，环湖之十有五州”钦差大臣的名义，来到安乡巡视，在知县刘愚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范仲淹读书堂”，“确认无误，捐资重修，次年修复，由澧州州学教授王仁撰《重修范文正公书台记》”。周老先生发问：“作为钦差大臣，他不考证确切，敢随便冒认先祖遗迹读书堂吗？那可是欺君亵祖不忠不孝之大罪！”

安乡，汉唐古邑也，位于洞庭湖区西北部，与“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的岳阳，同样守着“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洞庭湖。想想吧，一个天性聪颖早慧的朱说，几年间就守在那里，每日的湖光水色，朝晕夕阴，日星隐曜，樯倾楫摧，气象万千……他能不入心浸神，无形中成为一种“生活”沉积吗？日后成了范仲淹，再凭借坎坷一生的生命感悟，写出“悲怆”式的《岳阳楼记》，当不足称奇。《岳阳楼记》到底写出了什么？后面将有专章述及。

如此看来，继父朱文翰把范仲淹带来安乡，对日后撰写《岳阳楼记》大有裨益；带他“宦游”全国各地，对他长成一腔家国胸怀居功非小！

3.在继父身边读书

读书，对青少年读书人来说，自是必修第一课程。

考察范仲淹青少年时期读书经历，大致分两种情况：二十岁之前，是在继父“复勤训导”下读书求知；二十岁之后至科举成名前，则全凭自觉苦读。

这里先说在继父朱文翰身边读书的情况。

宋真宗作为皇帝，虽然用不着通过考试求功名，可也懂得读书之重要，一首《励学篇》，比他的皇帝名头还传得广远。曰：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朱文翰在真宗朝科甲成名，一生为官，自然深知书的妙处，这才对继子“复勤训导”，使他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可惜这方面的史载几近阙如，颇难给朱文翰的这份功劳作注，只能从一些传说中找找旁证而已。

青阳“读山”。安徽青阳县位于长江中游南岸，南倚黄山，北枕长江，山灵水秀，气候宜人。唐代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文人墨客揽胜吟唱，在此留踪留名。据说朱文翰知青阳时，范仲淹随任在城东长山[4]读书，后人把长山改称“读山”。范仲淹逝世一百七十七年后的南宋绍定二年（1229），当地人修建了范文正公祠堂，当时的池州太守丁黼，写了《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记》。

顺便一说，滕子京墓居然在青阳城东新河镇光荣村金鸡岭下。他是洛阳人，为何要安葬于此？根据一些史料说，范仲淹中进士后，曾偕同榜好友滕子京到自己读过书的地方游玩怀旧，滕子京一下就喜爱上此地的山水之美。滕子京后来被贬为池州榷酤[5]期间，又邀好友范仲淹到池州游玩，二人上九华、游秋蒲，再览贵池、青阳风光。明万历《青阳县志》载有滕子京所著《九华新录》《九华图》为证。就是在这次游历中，滕子京流露出百年之后希望魂归青阳的愿望，并把年迈的父亲和滕氏家族陆续迁入青阳。庆历七年（1047），五十八岁的滕子京病逝，家人遵其嘱，将他安葬青阳。明万历《青阳县志》载有范仲淹所作《宋滕子京墓志铭》：“诸子奉之丧，以某年月日，葬于青阳邑东十里之金龟原，而乞铭于余……君昔有言，爱彼九华书契”云云。

秋口读书。景德元年（1004），继父朱文翰调回故乡做官，出任淄州长史。十六岁的少年郎范仲淹依然跟随继父，被安排在秋口读书。据说李丛昕先生实地考察过，秋口又名秋谷，古属益都县颜神镇，今属淄博市博山区颜神镇。这颜神镇可大有来头，与景芝、张秋并称“山东三大古镇”。其得名与凤凰山下的孝妇河直接相关，孝妇河又连着一个流传久远的神话故事。说是齐地孝妇颜文姜年轻守寡，依然孝敬公婆，精心侍奉，每天远道挑来甜水，不以三九严寒、盛夏酷暑而中断。终于感动上天，将灵泉生于她的住室。然而婆婆不善，见她不再挑水，却天天有水，心生怀疑，找借口将儿媳打发出门，进房探秘，无意间揭去灵泉上的盖儿，泉水喷涌而出，流成孝妇河。唐天宝年间，有人建起一座颜文姜祠，称为“孝妇庙”。宋神宗熙宁年间，有人考证说她是孔子大弟子颜回的后代，从此被朝廷封为“顺德夫人”，赐额曰“灵泉庙”。哈，挺神乎其神的。不过颜神古镇有件事千真万确：《颜神镇志》是中国最早的镇志，也是山东三部古镇志之一，所谓“镇之有志，自颜神始也”[6]。

范仲淹的秋口读书处已不可觅，但有一座范仲淹祠，坐落于东关外、荆山下。可令人迷惑的是，山东省情网中的山东省情资料库在此表述道：“相传颜神镇是范母谢氏的娘家。范仲淹两岁时父亲故去，随母改嫁到今邹平朱氏家中。因在朱家常受虐待，遂来颜神荆山寺读书。后人钦佩他的政绩和节操，便在他时常驻足的泉边建祠祀之。范公祠山门北向，是一组以范泉为中心的古代建筑群。二进院落，建筑二十余间，布局合宜，错落有致。范泉位于院落中心，泉池长六点七米，宽五点四米，深二点六米，青石砌壁，周护石栏，东栏板上刻篆书‘范泉’二字。泉自底涌，水流分三股流出。池北有范公祠、范公亭。池西有石影壁，中间正面镌‘山高水长’四字，系明天启五年（1625）淄川名士张中发书。范公祠依山势构筑，始建年代无考。”这可就语惊四座了，且与继父朱文翰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知有何真凭实据。不过既是“相传”，那就不好说了，宁肯信范仲淹是跟着继父读书来这里。

再来最后一个“传说”。传说范仲淹在秋口读书时，有一天，与几个学友外出散步，走进一座寺庙，求签问卜者甚众，说是灵得很。已然长成青年朱说的范仲淹，对自己前程很用心，便求签问卜：

“我日后能做宰相吗？”

签答：“不能。”

再问：“那我能做良医吗？”

签答：“不能。”

十七岁的少年郎不免有点郁闷，但内心却是不大服气，决心要更加刻苦地读书，不实现“不做良相即做良医”的抱负，绝不罢休。

景德四年（1007），年老多病的朱文翰辞官回家。此时，十九岁的青年学子朱说尚难展翅单飞，只好退守家中自学。顺便说一下，朱家祖宅并不在有些人说的什么朱家庄，而是河南村，现在改为范公庄。《朱氏家谱序》说得清楚：“我朱氏世居长邑[7]，北宋以前不可得而详也，故尊刺史公[8]为始祖。”“吾族根柢于陵，非迁发可比。……自北宋刺史公居孝河南。旧有族谱，缘世代递更，兵燹相循，遂失落无传……惟世居河南者，尚可追溯原委。”村名河南者，盖因位于孝妇河南岸也。笔者不久前进村实地考察，虽已改为范公庄，但在村学斑驳旧门牌上，依稀可辨“河南村”三字，拍照存记。

4.关中游学

且说范仲淹随继父朱文翰退守田园，在家里读书自学。

宋代自神宗以后，为了鼓励官员按期“致仕”，给予种种礼遇和优待，一度准予领取全俸，但之前的宋真宗时期情况如何不得而知。就算朱文翰可以领到全俸，一个中下级官员又能领到多少？所以养家过日子就得从新考量。据朱鸿林先生记述：“那时朱家兄弟姐妹多，都还年幼，继父又年老多病，家庭开支很大，日子一天天窘迫。”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小伙子整天只顾读书，不问家计艰辛，别人不说什么，亲生母亲谢氏估计就有点坐不住了。她先和儿子说好，又与朱文翰商量，托人在长山县城找了一份差事，让范仲淹去一家店铺当学徒。范仲淹倒是很听话，不料刚干过一个月工夫，他就背着铺盖卷回来了，说是掌柜的太奸猾，自己干不了这种骗人勾当，还是想回来读书。谢氏母亲当然作难。但继父朱文翰出面说：“说儿是个聪明好学、志趣不凡的孩子，不要勉强他做自己不乐意做的事，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么多孩子，就他有出息，就让他读书吧！”这段话出自朱鸿林先生笔下，不知所据何来，听起来似乎有点作者自拟的味道。不过有一点可以相信，朱文翰必是看准继子是个读书的苗子，日后可成大器，愿意着意栽培，不然他不会置亲生儿子于不顾，一直把继子带在自己身边。

说话间又过去两年，皇上都换了新年号，叫作“大中祥符”，范仲淹也长到二十岁，是“弱冠之年”了。《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这就是说，二十岁了，得行“冠礼”，以示成年，不过体犹未壮，还比较嫩，故称“弱”；冠，指代成年，要在宗庙中行加冠的礼数。冠礼由父亲主持，并由指定的贵宾为行冠礼的青年加冠三次，分别代表拥有治人、为国效力、参加祭祀的权利。加冠后，由贵宾向冠者宣读祝辞，并赐上一个非常贴切美好的“字”，使他成为受人尊敬的男子汉。朱文翰是否为继子举办了加冠仪式，已不可考，但此时却爆出一个重大家庭议题倒是真的：继子要去游学关中！这是范仲淹自己的主意吗？为什么要走出书斋外出游历？为什么要首选关中？是继父朱文翰的主意吗？继父朱文翰态度如何？母亲谢氏又作何反应……一切的细节已然无从谈起。可考的史实是：大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春，青年范仲淹琴剑在身[9]，怀揣继父给的少量盘缠，孤姿英发，奔上通往关中的大道。

以长安（今西安市）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古来号称“四塞之国，八百里秦川”。与以前的洛阳、北京、南京并称为中国四大古都。与罗马、开罗、雅典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公元前十二世纪，周文王在这里建立丰、镐两京，从此，西安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一千二百多年，大宋之前已有周、秦、汉、隋、唐等朝代，均建都西安，可谓“秦州自古帝王都”也！对此，勤于读书的范仲淹不会不知道，估计连所谓“关中八景”，什么华岳仙掌、骊山晚照、灞桥风雪、曲江流饮、雁塔晨钟、咸阳古渡、草堂烟雾、太白积雪之类，他都能如数家珍了。作为学子文人，也许他更看重关中一带的名士辈出，代不绝书，尤其前朝大唐盛世，有多少风云人物关中留迹啊！这可能就是青年范仲淹要把平生游学第一站选在关中的原因吧？

《续资治通鉴》载：“大中祥符二年二月，令陕西发廪赈粜，旱故也。”今年春天才“发廪赈粜”，可见旱灾至少在去年就相当严重了。可巧，青年范仲淹就是去年进关中的。也许老天爷有意安排吧，让未来的国家栋梁臣子范仲淹长长见识，亲眼看看什么是天灾人祸、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吧。

范仲淹的这次关中之行，总共用时半年多。朱鸿林先生是这样赞美他这位半个先祖的：“在关中，他拜访了学识渊博、正气凛然的著名学者王衮，并与王衮的儿子王镐结为好友；在关中，他还与王镐一块拜访了当时的著名音乐家崔遵度，并跟他学习了琴艺；后来，他又结识一个叫周德宝的学者，和一个叫屈元应的道士，他们都是些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朋友多了，他们朝夕相处，一块赋诗吟咏，一块弹琴长啸，一块切磋学问；他们相邀为伴，游览了关中的山川美景，名胜古迹……大半年的游学经历，他变了，特别是他的思想境界有了很大的变化和提高。”这种表述虽多是出乎写作者的想象，但总算还有些历史依据，所提到的这几位人物，大都有据可考。

王衮，北宋医家。山西太原人。曾任官吏，后潜心医学，并留心方书，搜集医方七千余种，从中辑选五百余种，编成《博济方》，刊于北宋庆历七年（1047），是当时有较大影响的个人方书。不清楚的是，范仲淹后来在《鄠郊友人王君墓表》中，倒是写到王衮乃王镐之父，官至“太子右赞善大夫”，且“慷慨有英气，善为唐律诗”，却只字未提其潜心医学，著有传世之《博济方》，不知何故。难道是写墓表时《博济方》尚未刊出吗？

名士王镐，雩县（今河南睢县西北）人氏，这与上文其父为太原人又是一个矛盾，太原是他们的祖籍？王镐善琴，平日里一袭白衣、跨白驴，潇洒来去。他确实与汝南（今河南省汝南县）精于篆刻的道士周德宝、临海（今浙江临海市）精于易学的道士屈元应相善，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快意唱和，后来加上范仲淹，四人相伴，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王镐逝世后，范仲淹特别写了一篇《鄠郊友人王君墓表》，内中有几段除史值极高外，文采相当出色，现录而赏之：

君讳镐，字周翰，其先澶渊人也。曾祖鼎，邢台之督邮。祖楷，尚书兵部员外郎。考衮，太子右赞善大夫。妣秦氏，封太原县君。

时祥符纪号之初载，某薄游至止，及公之门，因与君交执，复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宝、临海屈元应者，蚤暮过从。周精于篆，屈深于《易》，且皆善琴。君常戴小冠，衣白 ，跨白驴，相与啸傲于鄠、杜[10]之间，开樽鸣弦，或醉或歌，未尝有荣利之语。

一日，会君之别墅，当圭峰之下，山姿秀整，云意闲暇，紫翠万叠，横绝天表。及月高露下，群动一息，有笛声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汉，下满林壑，清风自发，长烟不生。时也，天地人物洒然在冰壶之中。客大异之。君曰：“此一书生，既老且贫，每风月之夕，则操长笛奏数曲而罢，几四十年矣。”嗟乎，隐君子之乐也，岂待乎外哉？

噫！予与君别三十七载，风波南北，区区百状。今兹方面，宾客满座，钟鼓在廷，白发忧边，对酒鲜乐。岂如圭峰月下，倚高松，听长笛，忘天下万物之际乎？追念故人，乃揭石而表之。书曰：有君子焉，生兮云山，葬兮云山，始终不垢兮，其清而贤。

至于“精于篆”的周德宝，“深于《易》”的屈元应，这两位道士的底细不好查实，比起北宋时代的张伯端道士来，他俩肯定名气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紫阳真人张伯端可是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

不过，既然范仲淹与之相交三十多年后还铭记着他们，并在“王君墓表”中特别记出，足见人是真人，本事是真本事。关于屈元应的“深于《易》”，随后还要提到。

比起周、屈二道士，崔遵度的名气就大多了，他字坚白，原籍湖北人氏，后徙山东淄川。范仲淹出生前五年，人家就中进士了，与朱文翰算是同代人。太宗朝为和川主簿，知忠州；真宗朝任太子中允，改太常丞、直史馆，编修两朝国史，累官左司谏。仁宗朝以寿春郡王开府，命为王友，储宫建，加吏部郎中兼左谕德。其实，比官声更响亮的名头是国手音乐家，古琴弹得没人能超过他，且著有《琴笺》，明确提出“清厉而静，和润而远”的美学思想，对琴文化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范仲淹师从崔遵度学琴，那真是找对了人。有一次，范仲淹求琴中三昧，崔只给出八个字，就是上面说的“清厉而静，和润而远”。范仲淹经过长久思索，终于理解到如下真谛：“清厉而弗静，其失也躁；和润而弗远，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后君子，其中和之道欤。”就是说，琴音激越而不从容，则是急躁所致；和润而不深远，则有取巧之嫌。清静平和，性与琴会，琴人合一，才能生出超凡脱俗的境界。这成了范仲淹终生习琴的要旨。顺便提一下，范仲淹眷恋琴、剑、《易》，一生痴心不改。“忘忧曾扣《易》，思古即援琴”（见《斋中偶记》）；“奏以尧舜音，此音天与稀。明月或可闻，顾我亦依依。月有万古光，人有万古心。此心良可歌，凭月为知音”（见《明月谣》）。心知琴者，曰真知琴也！范仲淹达到这个境界了。同事朱长文对范仲淹的琴艺特别敬慕，说：“君子之于琴也，发于中以形于声，听其声以复其性，如斯可矣。非必如工人务多趣巧，以悦他人也。故文正公所弹虽少，而得其趣盖深矣。”（见朱长文《琴史》）对于范仲淹的“所弹虽少，而得其趣盖深矣”，陆游也有史评，他在《老学庵笔记》中说：“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范履霜”是范仲淹的外号。“履霜”，本自《易·坤》中的“履霜之戒”，霜乃冰兆，故寓意防患未然，晓以自警。总的说来，这位崔遵度不仅使范仲淹的关中之行收获颇丰，其琴论、琴心，更成了范仲淹一辈子消受不尽的精神财富。

依笔者看来，读书有两种：读书本之书，可增广知识无穷，谓之小读书；读自然之书、社会之书、人生之书，可开拓胸襟、铸造灵魂，谓之大读书。二者不可偏废，合则成功，受用不知其可。青年范仲淹身体力行，成功在望也！

5.澧泉寺苦读

苦读，对于中国古代读书人不算什么，谁不苦读啊！在范仲淹之前不是就有匡衡凿壁偷光、孙敬悬梁刺股、车胤囊萤、祖逖闻鸡起舞等等苦读、苦学的人物故事吗？只是每个人的苦读情况各有不同而已。范仲淹之苦读，且已然跻身中国古代一流苦读故事的，就数“划粥断齑”了。

北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记载：范仲淹“惟煮粟米二合，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南宋人江少虞在《宋朝事实类苑》中一字不落加以转载。这段话最早可能出自彭乘的《墨客挥犀》，因为作者是现场聆听者：“庆历中，范希文（范仲淹字希文）以资政殿学士判邠州。予中途上谒，翌日召食。时李郎中丁同席，范与丁同年进士也。因道旧日某修学时，最为贫窭。与刘某同在长白山僧舍，日惟煮粟米二升[11]，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这可以视为“划粥断齑”本事。穷苦学生范仲淹和学友刘某，把冷凝的稠粥划成四等份，一顿吃一块，两人吃一天，这好懂。那“齑”呢？得简单解释一下。齑有两意：一是指捣碎的姜、蒜、韭菜等；一是指很细很碎的意思，粉末，碎屑之类。“齑”有时也写作“虀”，最早出现在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这个字不大风光，常与贫穷为伴，比如“齑盐一生”，一辈子过着只能吃酸菜和咸盐的穷苦日子；比如“齑盐运”，生就的穷苦命运；比如“齑盐自守”，这还好点，说你自己甘愿过一种清贫淡泊的光景。唐代大文豪韩愈在《送穷文》中，借穷鬼之口说起自己从前的困顿生活，叫作“太学四年，朝齑暮盐”。《红楼梦》著者曹雪芹，生活艰难，曾经“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书未成，而泪尽死。这样一寻思就明白了，范仲淹当年的苦读生涯，也就是小米稠粥就酸菜或咸菜了。

这里有个问题：“划粥断齑”的故事究竟发生在哪里？多数学者和多种史料认定的是，它就发生在澧泉寺读书期间。比如，朱鸿林先生写道：“澧泉寺在长白山主峰摩诃顶西北，距长山县城约五十多里路程，虽然有一段崎岖的山路，但这对求学心切的范仲淹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当天下午便赶进了寺院。他拜见了寺院的主持和高僧。二人见范仲淹少年英俊，气宇不凡，便接待了他。一番攀谈之后，高僧见范仲淹家贫笃学，志趣远大，谈吐不凡，决定收留他在寺院读书。仲淹便大礼参拜了这位高僧为恩师。”（见《范仲淹与邹平》）另一位学者杨德堂的记载大体相同，不过认为主持和高僧是同一个人而已。其他的叙述一体大同小异。笔者的疑惑是：澧泉寺是鲁中名刹，南北朝创建以来，经唐中宗重修，至宋时香火一直很盛，估计能够供养的僧众一定不少，添个把人一口饭应该不是问题。另外，既然高僧又对青年范仲淹如此看重，经过“大礼参拜”后成了“恩师”，难道他连高徒的斋饭也管不了？再者说，名寺中不知是否允许一个寄住者起火熬粥？……于是有人说，“划粥断齑”的事，不在澧泉寺，在后来求学的应天书院。郑瑄在《昨非庵日纂》中就论断说：“范文正公读书南都学舍，煮粟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虀数十茎啖之。”持“南都学舍”说者也一直大有人在。不过要按“目击者”彭乘的回忆，“事发长白山僧舍”，当是澧泉寺无疑。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是个问题，但不是个大问题，不是我们今天应该特别在乎的要害问题。管它发生在澧泉寺，还是发生在南都学舍，只要范仲淹先贤“划粥断齑”的事是真的，那种刻苦读书而贫困不移其志的精气神是真的，堪为中华儿女师法榜样的价值是真的，就是值得后人尊敬的。

令人欣慰的是，这是真的，这有《范仲淹全集》中的《齑赋》作证：“陶家瓮内，腌成碧、绿、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宫、商、角、徵。”一个人能从普通腌菜中看出变幻无穷的美丽图画，能从普通的咀嚼中听出天籁般的美妙音乐，这个“措大”容易吗？他得看过多少遍、吃过多少回，方可把“划粥断齑”的人生经历推向化境呢？

就依“澧泉寺苦读”说，还连带出一段传世佳话：窖金赠寺。史出何典？谁人首发？还是纯属传说？如今不好判定，但几乎所有的为范作传者，都引用不辍。且看《章丘县志》如何记载——范仲淹“见窖金不发，及为西帅，乃与僧出金缮寺”。朱鸿林先生将此予以阐发，生动感人得足可作为青少年德育教材，不妨详为转来[12]。

寺院住持见范仲淹家贫笃学，每天赠饼充饥。一天深夜，范仲淹正在埋头读书，忽见一只老鼠正在拖走他的饼子。他立即追赶，见老鼠钻进殿前那株老荆树东边的洞穴去了，他立刻找来铁锹刨鼠洞，刨着刨着，见下面有个地窖，扒开土石一看，啊，原来是一窖黄灿灿的金子。仲淹一点没有被这么多黄金所动心，连忙埋好。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又有一只鼠儿偷饼，钻进荆树西边一个洞穴去了，结果又发现一窖白花花的银子。仲淹照样予以掩埋。

二十年后，范仲淹官拜龙图阁直学士，奉旨出征西夏。这年，澧泉寺遭了大火，寺院几乎被烧光。住持想修复，但又身无分文，一筹莫展，苦闷中忽然想起身居高位的范仲淹，于是立即打点行装，一路化缘西行，跋山涉水直奔延州而去，不日到了帅府。仲淹见到老僧十分亲切，待若上宾，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并且尽量抽出时间与老僧交谈，一块弈棋，一起用斋饭。老僧住了些日子，见仲淹与士兵同甘共苦，生活十分俭朴，求助的事也就没有开口。又住了几天，老僧提出要回寺。仲淹因为边事繁忙，也没有强留，临行，取出一包茶叶相赠。

老僧回寺，看到眼前残垣断壁，一片废墟，想想自己千里跋涉一无所获，心中不免有点酸楚，看看茶叶，这有什么用呢？便随手丢在一边。长山知县听说老僧归寺，专程赶来打听范公情况。老僧不敢怠慢，可又无力接待，忽然想到那包茶叶，便打开包装。一时，老僧呆住了，原来里头有范仲淹的一封信，上面写着一首小诗：“荆东一池金，荆西一池银。一半修寺庙，一半斋僧人。”老僧立即派人去刨，果然刨出一窖黄金一窖白银。

钱有了，澧泉寺修复了，余下的钱买了三百多亩庙田，僧人们自耕自食，安然修行。

有意思的是，与此大致相似的故事，还有一种“安乡版”。童年范仲淹随继父宦游安乡时，不是有个兴国观村学吗？故事由此开端。说是有一年，兴国观不幸失火，变成了一片废墟。想重修却凑不起钱。这时有人建议，范仲淹如今做了大官，何不求助于他呢？安乡上下达到共识，特派范仲淹的同学潘安生前往。

且说潘安生到了京城，见了范仲淹，也把自己的目的告诉了他。但范仲淹却说：“我自幼家境贫寒，你是知道的。如今，我虽然做了官，也没有积蓄，实在对不起。”

潘安生听了这话，心里凉了半截，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范仲淹看到老同学脸色大变，心里也有点难过。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地上来回走着，思考着，突然，他抬起头来，问潘安生：“我们的学堂现在哪里？”

潘安生：“还在兴国观东厢房呀。”

范仲淹：“我当时坐在哪里？”

潘安生：“你坐在靠后面的窗户边。”

范仲淹：“你没记错？”

潘安生：“我肯定。”

范仲淹：“现在还找得到这个地方吗？”

潘安生：“找得到。”

范仲淹：“好，你马上回去，就在我的座位下，埋着一缸银子，足够修兴国观了。”

潘安生高兴得跳了起来，说：“那是你家的银子吗？”

范仲淹：“不是的。”

潘安生：“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范仲淹：“有一天，我打扫学堂，发现我的座位下有一块土地松了，原来下面有个洞，洞里藏着一缸银子。”

潘安生：“那你为什么不用呢？”

范仲淹：“不义之财怎么能用呢？”

潘安生回到安乡，果然挖出了一缸银子，家乡父老无不欢喜。不久，一座重修的兴国观终于面世了。

你看这安乡版，有人名、地名、对话、细节……峰回路转，曲折生动，有头有尾，而且是由县方志办提供的。它与澧泉寺版交相辉映，把童年范仲淹都要推上道德化境，也足见其在后人心目中享有多么崇高的礼遇。

还是回到澧泉寺苦读。这期间有件事必须提及，就是“拜见姜遵”。说意在“必须”，那是后面还要以此说事，与“独不见皇帝”相对比，探讨青年范仲淹的人生价值取向，极为重要。

姜遵此人，宋史有传。

姜遵，字从式，淄州长山人。进士及第，为蓬莱尉，就辟登州司理参军，开封府右军巡判官。有疑狱，将抵死，遵辨出之。迁太常博士，王曾荐为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开封府判官。……仁宗即位，徙滑州，为京东转运使，徙京西。未几，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建言三司、开封府日接宾客，废事，有诏禁止。历三司副使，再迁右谏议大夫、知永兴军。……召拜枢密副使，迁给事中，卒。赠吏部侍郎。遵长于吏事，为治尚严猛……

推算下来，范仲淹在澧泉寺期间，姜遵已然中进士快十年，是在中央机关工作的高级官员了。在范仲淹看来，自己身边这位乡贤，靠刻苦读书高中进士，这份成功不就是自己的榜样吗？抓住机会拜见这样的人物，那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种精神需求。据史料记载，拜见姜遵的过程是这样的：这天，范仲淹听说在京城做谏议大夫的姜遵回乡探亲来了，这可是他一直以来尊崇的偶像，绝对不能丢掉这一拜见良机。于是，他便约了几位学友，前往姜家庄。姜家庄位于长山县城东面十里，现在归属淄博市周村区大姜村。成功人士姜遵对家乡粉丝们的造访相当开心，不但热情款待，开诚布公交谈，还执意留饭，请这伙青年学子美撮一顿。这顿姜家饭，不知会让范仲淹他们长出多少精神能量。有时候，真不能小瞧一顿饭、一次偶然会面什么的，可能成为某人终生记忆或一辈子的转折点，也说不定啊。

据史料说，这一次家乡会，姜遵本人对范仲淹印象极佳，回到内室对夫人感慨地说：“这位朱学究，年虽少，奇士也，将来不惟为大官，将立盛名于世。”[13]后来的历史证明，姜遵可谓慧眼独具。这里的“朱学究”即当日的朱说，来日的范仲淹也。“学究”之名何来？是前一年县里举行科举考试，高僧推范仲淹前去应试，一举而成学究。唐代科举制度有“学究一经”科[14]，应这一科考试中试者，称为学究。宋沿唐制，仍设学究为十科之一。

时光飞逝，转眼求学澧泉寺已满三年。据说饱学高僧来自京城，不知三年之中都给范仲淹传授了何经何典，几般学问，或者再加上后来“南都书院”的五年求学，要问青年范仲淹在正式踏入社会之前，到底都学得什么学问，身负何种文武艺？此前似乎无人深究。笔者试图在后面设专节予以揣摩，先扔出一块砖头。

6.南都岁月

范仲淹到底何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谜？本是范氏后裔，何故在朱门？这已成千古猜想，无从考证了。现在一般的说法是，二十三岁这一年，继父朱文翰不幸去世，范仲淹怕母亲孤寂，就常从澧泉寺回家探望。有次回来，正好看见哥哥与一伙人在村店喝酒，可能生父新丧，心情很坏，哥哥一定是喝高了，范仲淹怜惜长兄，上前规劝。不料醉酒人语出惊天：“我花的是我朱家的钱，与你有何相干！”[15]范仲淹如雷轰顶，又满腹惊疑，便去叩问母亲。母亲闻言只是哭泣无语。按朱鸿林先生考证，范仲淹“找上村里最要好的朋友去问，朋友吞吞吐吐地透露了一些真情，仲淹总算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一番心灵痛苦之后，这才下决心离开河南村朱氏门庭，前往南都求学。

笔者在想，以范仲淹之早慧气质、敏感心性，村里朋友都能知道的身世机密，他自己会浑然未觉吗？农村里这种事最能传播流散，一般都是不秘之密。假如他早有知觉，只为不伤奉亲之义而暗藏于心，那倒颇像仲淹生就一副非凡心胸。如此，南都求学就不会是一种即时的情感冲动，包括关中游历和澧泉寺读书等，都是一位有志青年早就心向往之的理性追求，身世揭秘不过是一种特效催化剂而已。是也非也，不过一猜想，无伤大局。大局太重要了，那就是南都求学。这是青年范仲淹羽化为蝶的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学子修练了，有人称作“正规教育”。

南都是哪里？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别看它如今只是个三线城市，在千年前的北宋时代可了不得！宋真宗赵恒手里，因追念他爷爷赵匡胤在宋州自立为帝，开国有功，于景德三年（1006），把宋州改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再升格为南京，处陪都地位，与北面的首都汴梁相比，可不就该称“南都”嘛。这宋州也就是商丘。要说清宋州、商丘，再加上睢阳这几个纠缠在一起的地名，可得掉一下书袋。

睢阳如今只是个区，在商丘市南部，因地处古睢水之北而得名。古睢阳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上古帝王之都。据《晋书·地理上》记载：“颛顼始自穷桑（今曲阜北），而徙邑商丘。”黄帝的曾孙姬初居高辛（今睢阳区高辛镇），后代颛顼为天子，都亳，亳的地望在商丘。帝喾子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为商族人的始祖。约公元前十六世纪，契的十三世孙成汤，灭夏称商，初都南亳（今睢阳区）。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成王三年，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成王封殷商后裔微子启于商丘，称宋国。周赧王二十九年（前286）齐、楚、魏灭宋而三分宋地，商丘属魏。秦时，本地分属砀郡与陈郡。西汉高祖五年（前202）改为梁国，属豫州。三国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将梁国改为梁郡。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后秦时仍为梁郡。南朝宋、齐为南梁郡，属南徐州。北魏为梁郡，属南兖州。隋开皇初梁郡废，十六年（596）置宋州，大业三年（607）复置梁郡。唐武德四年（621）又改为宋州，天宝元年（742）置睢阳郡，属河南道，乾元元年（758）复为宋州。五代梁开平三年（909）升为宣武军，五代唐庄宗同光元年（923）改为归德军，五代周时仍为宣武军。北宋初复置宋州，再到宋真宗把它改为南京——南都。

赶紧回到南都求学。南都这地方，老早就有一所著名私学，始名宋州南都学舍，为后晋人杨悫创办，后经其学生戚同文努力，得以发展，成为“远近学者皆归之”的名牌学校。宋代“以文立国”，历代皇帝亲自抓教育。大中祥符二年（1009），还是这位宋真宗，看到有这么好的学校，岂肯放手不管，遂御笔赐额“应天府书院”，他儿子宋仁宗更重视，于庆历三年（1043），将应天书院再予升格，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以其起源之早、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人才之多，居全国四大书院之首，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嵩山的嵩阳书院，并称为四大书院。《宋史》有云：“北宋兴学，始于商丘。”据商丘今人孙纲先生考察，应天书院有“七榜五十六”和“一榜双魁”的突出考绩，北宋时期的状元和朝廷重臣有很多皆出自应天书院。如：宋太祖时的状元张去华、郭贽、刘蒙叟，宋太宗时的柴成务，宋真宗时的张师德，宋仁宗时的王尧臣，宋英宗时的许安世等；从高官层面看，如宋太宗时的枢密使楚昭辅，转运使知枢密院事李怀清、王怀隐，以及兵部侍郎许骧、宗度、郭成范、董循、陈象与、王励、滕涉等朝廷重臣，都是应天书院的早期门生，更有范仲淹、富弼、王尧臣、张方平等多位出将入相的著名政治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与他的四个儿子范纯祐、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还有他的大舅哥李紘、李纬，连襟郑戬等，都是应天书院出身。

还来说范仲淹求学南都。当时的应天书院状态如何？比如在校师生多少，课程怎么设制，校长、名师为谁，校规校纪若何，师生吃住怎么打理……细处皆无考了。至于学生范仲淹的在校情形，也多无详载，大约就是后来常见的几处概而论之：“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宋史·范仲淹传》）“公处南都学舍，昼夜苦读，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 粥不充，日昃始食。同舍生或馈珍膳，皆拒不受。”（楼钥《范文正公年谱》，以下则通称《年谱》）以及“……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欧阳修《范文正公神道碑铭》）等等之类。看来欲知南都事，须问当事人。范仲淹有一首《睢阳学舍书怀》，似可看作范仲淹苦读心志的形象表达。诗曰：

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

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

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

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此诗用典不少，搞明白这些典故，大约诗意即明。

西汉四川资阳人王褒，“工歌诗，善辞赋”。一篇《洞箫赋》，音调和美，形象鲜明，使汉代音乐赋的创作模式得以完成，且动摇了儒家政治教化的乐教观点，使音乐固有的娱乐特性凸现出来。这是后世人的评价，而在当时，王褒因此赋跻身朝班，官至谏议大夫。

《鹪鹩赋》呢？乃西晋文坛领袖张华所作，推为晋赋名篇。张华，字茂先，少孤贫，自牧羊，初未知名，著《鹪鹩赋》以自寄，其《序》云：“鹪鹩，小鸟也。生於蒿莱之间，长於藩篱之下，翔集寻常之内，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浅体陋，不为人用；形微处卑，物莫之害。繁滋族类，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乐也。”阮籍见《鹪鹩赋》，叹曰：“此王佐才也！”得阮籍赏识，渐为时人所重。当时门阀世族势力方兴，标榜门第阀阅的风气日强。张华因家族势力单薄，自幼孤贫，虽才华横溢，德行严谨，却一时未能见知于世。

颜回，即颜渊，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雍也》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人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悦，以德行著称。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雍也》）。自汉代起，颜回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祭孔时独以颜回配享。唐太宗尊之为“先师”，唐玄宗尊之为“兖公”，这会儿的宋真宗加封为“兖国公”。

晋大夫俞伯牙善抚琴，高山流水觅知音，终于在山野间寻到钟子期。这个故事就更大众化了。

范仲淹身在睢阳学舍，神驰于名人名典，能不刻苦用功、自励有为吗？能不发出“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的自信、自许与自期吗？

用来诠注这种“自信、自许与自期”的事不少，这里略陈两例。

第一例：不吃留守饭。多数史料是这么记载的：南京留守的儿子将范仲淹吃粥苦读的事，回家告诉了父亲。这位留守还是爱才惜才的，就让儿子带上自家府里厨师做的饭菜送给范仲淹。过了几天，留守儿子发现他送的饭菜，范仲淹居然一点没动，都发了霉，就有点不解了：我老爸特意送来饭菜招待你，你竟然不吃，你什么个意思呀？范仲淹先表示歉意，再解释说：“蒙令尊大人抬爱，我是十分感动。可你想想，我艰苦惯了，猛一下吃了美味佳肴，过后怎么办呢？还能忍受天天吃白粥的日子吗？”留守儿子听罢，感佩不已。

这让笔者联想到关于造成范仲淹青少年时代困苦生活的原因，聚讼已久。有一种观点是，因为范仲淹非朱门嫡子，故而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力辩非是。而史实凭据呢，则双方都展示无多且乏力。笔者以为，争辩双方有一个共同缺憾，未能从范仲淹本身着眼思考问题。对于一个志向远大的有为青年来说，家里真穷也罢，受到不公正待遇也罢，都不会成为左右他选择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的主因。比如范仲淹，“公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欧阳修《范文正公神道碑铭》）。只要他化孔孟之道为灵魂，尤其对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奉为圭臬，“以天下为己任”作为展现自我价值的终极奋斗目标，即便是个富家子，即便各种世俗待遇无不优渥，他也会选择困苦与磨难，情愿像苦行僧一般生活，作为磨励自我、实现自我的不二法门。数数古来多少成功人士，都是因为穷得没饭吃吗？都是困为受到外界不公正待遇吗？范仲淹的伟大，正是超脱了世俗束缚，早就凭借自己独立强大的人文性格闯荡天下！

第二例：独不见皇帝。范仲淹就读应天书院的第四个年头，应天府地面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来了皇上宋真宗的御驾。怎么回事呢？他继位以后，在“江南第一宰相”王钦若等人密谋策划下，大搞“降天书”“封禅泰山”等迷信活动，四处巡游祭祀扰民。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宋真宗到亳州太清宫去拜谒老子庙，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紧接着就来到应天府，要拜谒他赵家祖庙——圣祖殿，并再搞降天书。天书降处，瑞霭绕庙，彩云腾空，还有黄云覆辇，紫气护幄，百官朝贺，万民山呼。一时间，应天府城内，万人空巷，都来一睹皇上风采。皇上一高兴，下诏曰：应天府升格为南京，施行特赦，广大臣民可在“重熙颁庆楼”大吃宴席三天，无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能吃的都来吃吧，吃的是“太平盛世”！应天书院也沸腾了，老师与学子们倾校而出，以能看到皇上为奇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此时此刻，有一个人例外，对这桩天大好事犹如不闻，不惊不乍，静若处子，独守书斋，潜心读书。此人就是范仲淹。据说那位南京留守的儿子，深为不解：我的天！能亲眼见到当今圣上，这机会多难得！你就觉得不如读书重要？范仲淹怎样作答的？据范敬宜题签、杨德堂著作的《范仲淹的故事》记载，范仲淹说：“书念不好，看到皇帝也没用；书念好了，将来再见也不迟。”

前文书中笔者提过，“必须”要将“独不见皇帝”这事，与“拜见姜遵”那事，两相对照一下。目的何在？当然自有说道。你看，范仲淹拜见姜遵时，是那么热切，那么急不可耐，邀上学友，步行上路，谦谦有礼。为什么？因为姜遵是老大的京官吗？那么请问，姜遵有皇帝的官大吗？这边见皇上又不用你跑远路，还能白白地海吃海喝一顿，范仲淹为什么反倒不去？只能有一个解释：他见谁不见谁，完全是冲着学识去的，你有学识，我怎么都得去拜见，否则，请我都不去。可以断定：假如姜遵在范仲淹心目中不过一平庸官僚，住在对门也未必会去竭诚拜见；假如宋真宗专程来应天书院为学子们开大课，做一场“君轻民重”的学术报告，第一个跑去听课的没准就是范仲淹。请特别留意这一点，这中间背后大有讲究，有一种文化追求在，有一种价值取向在，有一种人生定位在，用现代话说——有一种人生观在！说明范仲淹从安乡启蒙到青阳“读山”，从秋口发“良相良医”之问到澧泉寺“划粥断齑”，再到应天书院接受“正规教育”五年，这二十年来一路向学苦读，确实学到了许多，学懂了许多，学通了许多，可以说此时的青年范仲淹，已然心中有自我，自我中见大道了。

笔者在前文书中曾留下话头：“要问青年范仲淹在正式踏入社会之前，到底都学得什么学问，身负何种文武艺？此前似乎深究无多。笔者试图在后面设专节予以揣摩，先扔出一块砖头。”好，现在笔者就应诺抛砖了。

7.所学者何

范仲淹青春苦读二十年，究竟学到了什么，使他成为一代名相、万代楷模？这个问题太重要。不然你想，苦读的饱学之士多到数不清，何以没有变成张仲淹、王仲淹？这读书之中肯定有大名堂。

《宋史·范仲淹传》说：“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

知己欧阳修在《范文正公神道碑铭》中说，范仲淹在应天书院“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

笔者涉猎有限，记载范仲淹学成的“原始资料”，所见稀缺。如无博学者见教，笔者就斗胆放言说，这也太简略而肤浅了。“六经之旨”的“旨”是什么？怎么个“泛”法、怎么个“通”法？“长于《易》”又“长”在哪里、“长”到何种境界？

就先说“泛通六经”。

何谓六经？是指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曰：《诗经》《尚书》《礼经》《乐经》《周易》《春秋》，共六部儒家经典。其中的《乐经》后来失传，所以通常又称为五经。再，《礼经》在汉代是指《仪礼》，宋以后一般是指《礼记》。《三字经》：“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礼指《大礼》《小礼》，后失传其一，遂更名为《礼记》。公元1949年之前，对读书人来说，这些都属于常识问题。新中国将其视作“封建主义文化”，梦想连根拔掉，可辛苦了几十年，到底没能拔得掉，改革开放以后又“文艺复兴”起来，安了个新称谓叫“国学经典”。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崇孔子，说他删《诗》《书》，定《礼》《乐》，述《周易》，作《春秋》。也许不完全是这么回事。龚自珍《六经正名》说：“仲尼未生，已有六经；仲尼之生，不作一经。”章学诚《校雠通议》说：“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尊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太师，《春秋》存于国史。”不过，也不能不记孔子好处，老人家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原则，对这六部古书确实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功不可没。

回到要害处。若问这一大套儒学经典之“旨”究竟是什么？远迄三代，我们的老祖宗就认为，政治原理必须是为社会人群着想，为天下所有人服务的，要顺天理，从人情，此之谓“天道”“人道”“天人合一”之道。一言以蔽之，即《礼记·礼运》篇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所以，远在帝王文化[16]还未能生根发芽之际，这种以仁和仁爱为核心的“天下为公”思想，即弥漫于社会各阶层，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特别在新崛起的士阶层形成后，他们以“仁为己任”，以传承光大这种仁的原生态、原教旨[17]为天职，以“五亩之宅”作为构建自己独立人格的物质基础，带剑远行，游走天下，在民间公开讲学布道，设馆授徒，行侠仗义，以嘉言懿行传播当时最先进的思想……最后由孔子集其大成，创立了儒家学派。所以，林鹏先生说：“若问春秋时期除了儒家还有哪家？没有。”是后来的“儒分八派”，才造就了“百家争鸣”的热闹局面。所以，“春秋儒”是中国士君子文化的肥壮母体，丰沛源头，美丽而强大，比刚刚滋生的帝王文化要威风、强势得多。连刚上台的秦始皇，面对如此道统也多有忌惮，不得不搞一搞“博士官”什么的。他一旦恶迹暴露，便立刻遭遇士君子文化的强力狙击，鲁仲连“义不帝秦”，燕人卢敖祭出“亡秦者胡”，这是“文攻”；还要“武卫”呢，荆轲先刺你一下，紧接着张良再给你一椎，高渐离又铅筑一击，最后还有“兰池盗”收拾你。什么盗不盗，那就是“以直报怨”、舍生取义的带剑大侠。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图，司马公才怀着无限崇敬之心，在《史记》中专设了《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这是士君子文化的巅峰时期。也许可以这样说，到春秋末期，士君子群体已然整齐地排成战阵，张扬王道，为天下苍生考虑，为社会、历史的走向考虑，不独为一家一姓一国一地考虑了。这种“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和忧患意识，已经成为他们所代表的士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他们的社会人格已明确定型，其特色大致就是：信守个人尊严与自由，独立思考，大胆批判，安贫乐道，重义轻利，要做“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做不朽之人，指点江山、著书立说、“腰无半文，心忧天下”，“大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重友情，重然诺，“士为知己者死”，不惜以性命相许，等等。这种成型的士君子文化是很强大的，强大到足可战胜“前帝王文化”。林鹏先生举过一个例子：曾发生过秦昭王称西帝，齐湣王称东帝的事情，但不久都又去掉帝号，偃旗息鼓。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遭到了普遍的非议，首先是士君子群体，认为秦昭王和齐湣王根本就没有资格称帝。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当时的孟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秦昭王和齐湣王你们得了什么民心？秦昭王实行商鞅的政策，弃礼义，尚首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怎么能得民心？齐湣王更不值得一提，最后被抽筋而死。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岁月里，新生的士君子文化不可小觑，不容挑战。一直到出了个秦始皇，士人的日子才变得不好过起来，士君子文化才遇到了强硬的对手——成型的帝王文化。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历史陷进一个悲剧性大漩涡，无论如何不能自拔……不过即便如此，照林鹏先生的说法，士君子文化和帝王文化也是“强烈的对立着，对抗着，僵持着，时好时坏，时起时伏，有时相让，有时不让，该杀头时尽管杀，该顶的时候尽力顶。所谓立殿陛之下与天子争是非，所谓廷争面折（《平旦札》）”。秦汉以降，随着皇权“治统”的日臻成熟完善，承载儒家原教旨的“道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制约和腐蚀，力道不断“被缓释”。尽管如此，一代一代的士君子们，依然“人还在，心不死”，面对帝王文化的两大魔法“世民彀”和“文字狱”，软硬不吃，坚守初衷，其思想抗争持久不绝。“东海牧豕奴”公孙弘奋力组建“士人政府”，开办国立太学，在五经博士指导下受业领教。郑玄讲学乡里，不受征召，人敬呼为“征君”，成为两汉经学冠冕。……至宋，范仲淹学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源远流长的伟大的六经之旨。这从他日后的为文、为人、为官的一贯经历中看得很明白。关于这方面的细况，笔者将在后文书中一一求证。

这里，笔者还想多说一点君臣之道，因为这是封建专制社会里一种核心关系，信奉什么样的君臣之道，最能体现是否背离六经之旨。

巢父、许由不仅创作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的《击壤歌》，还共同创造了一桩千古佳话——许由洗耳的故事。《史记》注引皇甫谧《高士传》时，记述了许由洗耳的情景：“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许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谁能见子？子故浮游，盛欲求其名，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瞧，面对“帝力”，洒脱得多么有趣。

司马迁把《伯夷列传》放在七十列传之首，那是大有深意的。这两位孤竹君的儿子，为了不做权位继承人（请注意，这可是为了不做权位继承人）先后逃到周国，追随文王。文王逝世后，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谏阻，反对以暴易暴。武王灭商后，他们仍坚守自己的思想，以食用周朝的粮食为耻，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宁肯饿死。《伯夷列传》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孟子》赞伯夷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顺便一说：皇祐三年（1051），六十三岁的范仲淹，用黄素小楷手书《伯夷颂》，赠给好友苏舜元，一时广为传播，后世题跋者甚众。《伯夷颂》乃韩愈大作。故元代人董章赞曰“伯夷之行，昌黎颂之，文正书之，真三绝也”。于此可见伯夷在范仲淹心中位置。关于这一点，后文书中还要提及。

再往下，面对君权，孔子委婉：“事君以道，不可则止。”“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那是有严格限制的。

孟子直白：“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暴君放伐”，可以像杀一个“残贼”“独夫”一样把他干掉。

要人证吗？“晏子不死君难。”

还有前面提过的鲁仲连“义不帝秦”。这个义字当什么讲？义者，主义也。这是一种思想、一种思潮、一种理论，一种理想……在当时传播甚广，普遍而深入。鲁仲连的思想来源于三代以前的上古。他独来独往，特立独行，就像《周易》所说，“高尚其事，不事王侯”，就是一个《礼记·儒行》所说的“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人。

所以，这一种从上古时代传承下来的“君臣之道”，才是“士志于道”的那个道，也才是范仲淹认准了并奉行的为臣之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两宋一大批标杆式杰出人物，正是学得这种六经之旨，不仅书写出士君子文化新篇章，开发出对抗帝王文化的新能源、新方式，而且垂范千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责任感和自信心，虽孔孟亦未曾道出，而“内圣外王”的士君子理想，于此有了可靠的肉身载体。所谓宋太祖立碑发愿“不杀士大夫及言官”的“赵宋家法”，所谓“宋政宽柔”“主柔臣强”“言官张横”种种，那都是这种士君子文化特别强势所致，你以为是赵家皇帝天生慈悲吗？重提“内圣外王”，新创“道统”一说，是范式宋儒两大贡献，成为士君子文化独立精神的最新、最高体现，影响极为深远。故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再说“长于《易》”。

如前所述，《周易》乃六经之一，也称为《易》。既然《宋史》要特别强调范仲淹的“长于《易》”，那就得特别说说《易》，以下就统用《周易》。

《周易》随六经被禁绝而禁绝，新中国生人几不知之；而今华夏传统经典既复，但《周易》却还停留在看风水算命的认知层面上。真是一种亵渎！

《周易》，是我国春秋以前解释“易”的经典书籍，原由以“乾”卦为首的《周易》、以“坤”卦为首的《归藏易》、以“艮”卦为首的《连山易》三部著作组成，后二部惜之失传，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周易》。

《周易》乃“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含盖万有，纲纪群伦，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揭示着宇宙万物产生、变化的的根本规律，所有的哲学思想在《周易》里都能找到起根发苗的原点。

《周易》，据说是由伏羲氏与周文王从《河图》《洛书》演绎而来。但也有人认为，虽然是伏羲所作，但却并非他所原创，而是由有巢氏、燧人氏们长期观察、记录所得，伏羲和周文王不过是将这些成果进行分析，用通俗易懂的八卦符号演绎出来，得以传播罢了。这又上哪儿考证去？

不过，一九七三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经文，及其另外的传文《二三子》《系辞》《衷》《要》《缪和》及《昭力》诸篇，倒是一批未经后人作任何改动的汉初隶写今文资料，特别是它的经文六十四卦卦爻辞基本完整，这为研究《周易》，尤其是《易传》[18]太重要了。

《周易》作为中国著名文化元典之一，作为儒家诸经之首，对中国古代文人影响之大，罕有其匹。可以说无人不治《易》，无书不涉《易》。信也不信，看看举例。

都知道《左传》，即《春秋左氏传》，公元前的一部著作，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撰的，被后世学者称誉说，“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可是请注意，《左传》中言“易”甚多，大量记载了《周易》的筮例，充分体现了《周易》的“以卜筮者尚其占”的功用之一。

《孙子兵法》早就名噪世界。而孙子兵法理论的提出与诠释，却和“易”密不可分，是《周易》为孙子兵法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哲学思辨和生发土壤。在“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之后的解释中，孙子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其道、天、地、将、法，均来自“易”中的天地人三才思想。至于“易”中的阴阳思想，在《孙子兵法》中更是活学活用。例如：孙子对“天者”的解释为：“阴阳、寒暑、时制也”；对地者的解释为“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可以说《孙子兵法》贯穿了易学思想并加以整合、实用，什么胜败、强弱、攻防、进退、虚实等多种对立统一关系，充分体现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精神。

《吕氏春秋》分十二纪、八览、六论，融合了儒、墨、道、法、农、兵诸子各派言论，但可以明显看出来，它是以《周易》为其哲学观和方法论的，这一脉络是贯穿始终的。听听：“全则必缺，极则必反”“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混混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之天常”；“君无为而臣下有为”“公天下”“君主修明行”“五德终始”……这些从认识论、政治思想和历史观上的思想发挥，无不源自《周易》。

再看著名的《史记》。司马迁的家学是什么？《周易》即其一。司马迁撰《史记》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什么意思？我不是法家道家儒家哪一家，而是自成一家，史家。他的思想与哲学以何为基准呢，就是《周易》。他将“变易”的观点，贯穿于《史记》撰述的始终，而在对《周易》的本质认识上，他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史易相佐，以易证史或是以史解易，自司马迁始成为中国历代史家的不二法则，班固、黄宗羲、王夫之、近代的顾颉刚等，著作中莫不潜隐着《周易》的思想原则。

讲“王霸之学、帝王之道”的研辨之书《淮南子》，能离开《周易》吗？有人统计过：论《易》文字凡两处；引“易”而作凡十二处（也有人说是十三处），足见其亦欲从《周易》中淘点宝贝，诸如写作宗旨、哲学观什么的。据说其论《易》皆取于“德义”，或者说《易》之义理，受孔子易学影响很大。

其他名著如《管子》、东汉王充的《论衡》、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等，皆渗透着《周易》元素。中国传统文化极具系统性、关联性、基因性，学问兼通、源流相融。《周易》作为“元典”中的“元典”，几能渗透和辐射于一切学术领域，古来各种典籍中，大多均可以测出它的元素或精神。也因了这一层，古来中国文人，不治《易》者几稀。而那些成功的著名文人，你很难定位他是单一的什么家，有《周易》作垫底贯通，他可以同时是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诗人……所谓“君子不器”，此之谓也。

《周易》之辐射能量超大，又何止于学术领域？举凡古代社会生活中的立国号、设官职、处决死囚、谶谣文化等等，皆从“易”而定；我们现代生活中常讲的“革命”，也出自《易经》之革卦，泽火革，卦意为鼎新除旧（此处千万留神，可绝不是阶级斗争）。就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吧，也与《周易》不离不弃。麻将牌中的春、夏、秋、冬四季，东、西、南、北四风，对应八卦，象喻八时八风；三种花型，暗含易学中的“三才之道”；花型条子是八卦中的阴阳爻，饼子是象天之意，万子有似人之征；每种花型九张牌，体现了阳九之数，不设十，十则终，十则死矣、终矣；每组花型的组合都是以二、五、八为中心的三三组合，暗合阴阳、五行、八卦之数；赢牌叫“和”，“和”原本是不输不赢之意，平衡之意，单单一个“和”，体现了易学思想和中国的人文精神，阴与阳和、天与地和、男与女和、人与物和，“和为贵”“保合太和”，都是易学中的至高境界。象棋之象，并非“大象”之象，而是易学中“圣人之象以尽意”，及“八卦以象告”的形象、意象之象；将、帅乃皇、王之意，士乃卫士，相乃丞相，而车、马、炮、兵乃攻城掠地之征；有象当然有数，棋盘上的六十四方格对应易学的六十四卦；河界分红、黑，两方实为水火二象，红在五行中属火，为离卦，黑在五行中属水，为坎卦，水火相对；每方营中有王城一座，为九宫布局，九宫源于洛书，象征八卦的分布和中五的王权，王居中，配两卫士，两丞相，加上车马炮，是为太极、两仪、八卦之蕴含也……至于老百姓的起名、选址、开张、定婚丧日期等等，皆用得着《周易》知识，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更不用提了。

瞧瞧，《周易》就这么了得。对此，人家“长于《易》”的青年范仲淹，肯定比笔者要清楚得多。所著《易义》，便是明证。

《易义》记录了范仲淹对《周易》二十七个卦的解释，其中对《周易》的上经只解释“乾”卦，下经则解释从“咸”卦至“兑”卦，中间缺“姤”、“归妹”两卦。此外还写有数篇以阐发《周易》思想为主旨的律赋，如《蒙以养正赋》《贤不食家赋》《穷神知化赋》《易兼三材赋》《乾为金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四德说》《天道益谦赋》等。

后世人评价说，范仲淹是北宋易学义理派的开创性的关键人物。所谓义理派，是指侧重于阐述《周易》的大义。范仲淹解《周易》三法：一是通过分析卦的内外二体关系来解；二是通过卦与卦的对比来解；三是以爻位说来解，大宗旨是终归于人事。如阐释“家人”卦：“家人，阳正于外，阴正于内，阴阳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时也。明乎其内，礼则著焉；顺乎其外，孝悌形焉……圣人将成其国，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后天下之家正……”又如阐释“升”卦：“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时也……圣人日跻其德而至于大宝，贤者日崇其业而至于公圭，以顺而升，物不距矣……”如对《周易·系辞》系辞“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阐发：“若乃高处物先，取法乎天，所以显不息之义……又若卑而得位，下蟠于地，所以取沉潜之体，所拟广博之义……刚而上者宜乎主，柔而下者宜乎臣……察道长道消之际，自见屈伸。此立人之道也，敦仁义而有伦。”如对三才之道，他作了三位一体的阐发，认为通彼天、地、人谓之《易》等等。这种范式解《周易》法及其大宗旨，在《周易》学发展史上有标杆意义，对后世影响颇大。引易立论，开创理学的鼻祖周敦颐濂溪先生，正是从范仲淹这儿受惠得道。史籍《宋元学案》特将周敦颐列为范仲淹的“高平讲友”，太有眼光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仲淹人品事业卓绝一时，本不借文章以传，而贯通经术，明达政体，凡所论著，一一皆有本之言，……盖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说得也挺对的。

必须特别指出，《周易》的通变理念、损益观念、崇德意识、忧患意识等，是范仲淹改革思想、民本思想和德化思想的直接理论渊源。一句万世绝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宁非发端乎“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系辞下》）；悲壮的庆历新政要鼎新除旧，宁非得力于《易经》之“泽火革”？其一生兴化筑堤，江淮赈灾，兴学育人，苦诣宁边，多次贬官，其志不夺，宁非笃信“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乎？……“长于《易》”，“长于《易》”，此之谓也！

现在来小结一下：青年范仲淹苦读的漫长岁月，所通六经之旨，乃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先进、最精华者——士君子文化；其“长于《易》”，乃长在得《易》之精髓——范式解《周易》三法。饱学之青年才俊范仲淹，怀揣理想，雄视天下，恰如苦修成功一剑客，只待束装下山，一试身手了。

当然，他还有一桩长久萦绕心怀的强烈心愿，不了却，心何宁。须知以上种种，可都是《朱说种种》，他范仲淹得“复姓归宗”啊！

8.复姓归宗

在范仲淹的心灵世界，“弃范姓朱”和“弃朱姓范”，肯定地说，是他一生不祛的伤痕与隐痛，从他后来的相关诗文中看出，到老也浸淫其中，感慨其中。

范仲淹四岁“弃范姓朱”，史料丰富，众口一辞。那么，何时“弃朱姓范”，也就是常说的“复姓归宗”呢？目前还是个争论题。主要争论这么两点：其一，改名“朱说”为“范仲淹”，是在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二十九岁时呢，还是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四十岁时？“四十岁”之说显然错了，范仲淹《上执政书》开头就说：“天圣五年月日，丁忧人范某，谨择日望拜，上书……”天圣五年是公元一〇二七年，范仲淹三十九岁。其二，是奉母命归宗，“吴国[19]命，始奏而复焉”（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还是母亲去世后自作主张，“后丧母，服除，始复其姓，而改今名”（曾巩《范仲淹传》）？

按说，事情应该很好说清，范仲淹为改名不是有过一份请示报告打给朝廷吗，一查不就得了？可惜这个文本早就搞丢了，只留下其中两句名言，被各种笔记小说广为传诵：“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这话什么意思呢？历史上范家出过两位大名人，一个是范雎，化名张禄前去投奔秦国，后来做了相国；一个是范蠡，帮助勾践灭了吴国，功成避祸，急流勇退，化名陶朱公，带着美女西施泛舟五湖。范仲淹巧妙引典两范，表明自己作为范氏后裔的复姓心迹。用典之妙，传诵至今。现在能查到这方面记载的最早史料，似乎就是吴处厚所撰《青箱杂记》了。吴处厚是范仲淹逝世后第二年中试的进士，或许见过那道表奏？在该书卷五记载道：“范文正公幼孤，随母适朱氏，因冒朱姓，名说。后复本姓，以启谢时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以范雎、范蠡亦尝改姓名故也。”既是“以启谢时宰”，那又不是写给皇帝的表奏了。表奏乎，书启乎，亦得存疑。

中国历史上这个“范仲淹”究竟何时问世？确实是个要紧问题，值得考证探究。可靠的史实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乙卯，年二十七。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楼钥《范文正公年谱》）那么，范仲淹参加考试时用的名字是什么？曾巩的《范仲淹传》回答说：“大中祥符八年登进士第，曰朱说。”张唐英的《范仲淹传》也说：“祥符八年登进士第，朱说者是也。”大中祥符八年是公元一〇一五年，说明范仲淹二十七岁中进士这一年，还叫朱说。可惜同年进士小录或题名录早就遗失了，不然准能查到朱说大名。楼钥《范文正公年谱》又载：“天禧元年丁巳，年二十九。迁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这一年是公元一〇一七年，冬天，性喜游历的范仲淹游览了太极洞。太极洞是广德胜景，可好玩了，是一个地下迷宫，明人冯梦龙把“广德埋藏（太极洞）、钱塘江潮、雷州换鼓、海市蜃楼”称为“天下四绝”，有道理。洞内呈六层台阶式地质演变延伸，分别为长乐宫、玉皇宫、海天宫、黄山宫、万象宫、壶天宫等景观，多达七百余处；钟乳奇石冰晶玉洁，玲珑剔透，石花、石莲、石灵芝、玉佛、玉磬、玉宝塔，琳琅满目；一条长七百五十米的地下银河可供泛舟；水洞、旱洞巧合阴阳，又恰似二仪攸分，加之洞内一块钟乳石如太上老君高高在上，故名太极洞；更有一绝，行走其间便会发出一种跫跫的悦耳回声。有感于此，游客范仲淹为之题下“跫然岩”三字，下署“宋进士朱说，大中祥符丙辰仲冬”[20]说明这时的范仲淹还不叫范仲淹，还是朱说。从二十九岁再往下追，可就没有一体认同的铁证了。追根究底这就是专家学者们的事了，笔者才力不逮，不敢涉及。再者说，笔者所关注的倒是：范仲淹执意要“复姓归宗”的动因和心路历程到底是什么？

上引富弼所撰《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之“吴国命，始奏而复焉”，其实前面还有一小段文字是：“公既长，未欲与朱氏子异姓，惧伤吴国之心，姑姓朱。后从事于亳”，接下来这才是“吴国命，始奏而复焉”。这段话有点琢磨头。富弼算是范仲淹的铁哥们儿之一，他对朋友的家事理应比别人更清楚一点，那么他这段话透露的是什么信息？说范仲淹长大成人以后，没有想过不姓朱，原因不为别的，只怕伤了母亲的心，姑且继续姓朱吧。那么，假如他不怕母亲伤心，他想姓什么呢？一定是“范”无疑。这就是笔者先前的猜想，范仲淹其实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之谜了，早就想“复姓归宗”了，只是碍于奉亲之义不提出来罢了。笔者还想到，生性至孝的范仲淹，不光怕母亲伤心，继父朱文翰活着时，他也怕提出来让老人家伤心，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恩，说不姓朱就不姓朱，说姓范就姓范，于心何忍哪！但事实是，弃朱姓范早成了范仲淹的一桩心事。

有人类学家说，追宗溯祖是一种血缘向往，本能追求，表现在性别上，男孩强过女孩。笔者认为，这或许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但是，范仲淹的“复姓归宗”，最大动因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人文追求，具体说，是人文含金量相对比较高的范姓文化，强烈吸引着青少年时期的范仲淹，激发着他的血缘向往和本能追求。有点玄是吧？且听笔者讲一件小趣事。上小学，上高小，甚至到上初中，每次集体看电影，打出演职员字幕时，一看到有个姓周的，就会惊喜地大呼：“啊，我们姓周的！”其他同学亦然。数出与自己同姓者最多的这位小同学，今晚肯定最让人眼红。其实这种生活中的小感受，大人也未必没有，比如，偶遇同姓人总是有一种别样的亲切感，看到同姓中的成功者，总有一种别样的崇敬。甚至一个传说中的家族名人、伟人，其优良的遗传基因也许早已耗散无几，但仍是一面高高飘扬的精神大旗，一个让子孙后代无比荣光、无限向往并极力效法的生命样板。这在青年范仲淹身上不也看得很明白吗？他的“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难道透露不出一种对范氏名人的得意吗？再看他的诗作《岁寒堂》，首句就是“我先本唐相，弈世天衢行”。我的先辈范履冰可是大唐宰相，之后世世代代行走在庙堂大道上啊！犹觉不尽意，在《续家谱序》中，劈头一句就是“吾祖唐相履冰之后，旧有家谱……”请注意，此时范仲淹已六十三岁，已然是做过副相的名人了，居然还把前朝老范家的名人看得这么重，怕人不信，还要巴巴儿地强调说，我们可是“旧有家谱”的！

从这个上头考察下来，范仲淹的“复姓归宗”，你说与朱家的“不公正待遇”有多大关系？与朱家哥哥的一场抢白有多大关系？与奉母命与否有多大关系？与范氏家族百般刁难有多大关系？有范蠡、范雎、范增、范滂、范晔、范履冰……这么多家族名人在前指路，更重要的是，他们所指之路恰恰暗合己心己志，范仲淹的“复姓归宗”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吗？笔者在此还有个怪想法：假如范家自古无名人，或者所出皆是暴君佞臣、文蠹乡愿之类，假如朱家倒像范家这样名人辈出，朱文翰就是当朝范履冰，范仲淹还会如此强烈地要求“复姓归宗”吗？

范仲淹日后作过一首诗：

长白一寒儒，名登三纪余。

百花春满地，二麦雨随车。

鼓吹迎前道，烟霞指旧庐。

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

诗中可以看出，青年范仲淹虽然没有位列一甲，但对第九十七名进士还是比较满意的，春花时雨，鼓乐乡羡，一扫寒儒郁闷，对前景自信满满。接下来很快步入官场，先调广德军司理参军，再迁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虽然都是最基层的芝麻小官，但依官场规矩，并非不正常。畅游太极洞并以“宋进士朱说”留题，心情不错。再加上早就打磨好的凌云之志和光宗耀祖的勃勃雄心，范仲淹觉得，该是“复姓归宗”的时候了，该给苏州的老范家提出要求了。然而，一想到要与老范家打交道，前事历历，范仲淹内心难免一番苦楚。

范仲淹裔孙、清人范能濬在《宋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文正公传》中，对范门前事有过记载，公“母谢夫人贫无依，更适淄州长山朱氏”。后面有个附注很重要：“濬按：周国公[21]卒时，时中舍最长，方六岁。次镃，亦不过四五龄。考宋官制，掌书记秩列三班之末。周国从钱氏归朝，十余年间，自冀而蜀而徐，匍匐以就微禄。一旦捐馆，去乡千里，三稚幼弱，此太夫人所以贫而无依也。厥后中舍二兄归吴，而文正未离襁褓，遂随育于朱氏。”但是没有说清楚的是，如此一个平江望族范氏大家，既然有人愿意收留“中舍二兄”，缘何不同时收下处境更困苦的寡妇和襁褓儿？

这就又牵出一个争论题：范仲淹母亲谢氏夫人的身份问题。一种意见说，谢氏乃范墉继配夫人，在朱家也是继配夫人；一种意见说，她在范家、朱家都是偏室，但也是小妾身份。双方各有依凭，却均无铁证，至今聚讼不清。

笔者疏于考据，只好期待学术定论。但想说的是，范母谢氏是继室也罢，是偏室也罢，在中国宗法社会里，二者地位都不妙，被家族冷落甚至遗弃的命运分别不大。海洋文化形成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社会，而我们黄土文化形成与世隔绝、聚族而居的小农自然经济生活方式，较多地保留着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是造就宗法制度，什么嫡长子继承制、什么封邦建国制和宗庙祭祀制等的源渊和土壤。明白了这一点大背景，范氏族人的做法固然可气，但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孤儿寡母的早年遭遇，我相信范仲淹从母亲口中已然知悉，在年轻的心灵上留下哀痛且挥之不去。现在自己要与那个陌生的大家族打交道，怀着希望更怀着忐忑，一定反复地猜想：他们能正确理解我的“复姓归宗”吗？

可惜的是，那时这个范氏家族二十多年来并无多大长进，仍然以宗法眼光打量这个非原配（甚或非嫡出）、非长子的范仲淹，以势利和短浅的世俗眼光，考量这个也许不会有多大出息的新科进士和低级官员。他们看不出这位范氏子孙背后的一种超凡脱俗，看不出一种高出世俗文化不知凡几的精神架构，看不出有一种家祖荣耀内含着最先进的普世价值……他们只会想到，此子“复姓归宗”莫非为着家产？所以，拒绝是可想而知的。“至姑苏，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楼钥《范文正公年谱》）

这种拒绝肯定再次伤害了范仲淹，与其说是拒绝本身，不如说是背后那种误解与轻慢。可以想象，自我感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青年范仲淹，在二次伤害面前会是多么悲愤与恼怒，那是一颗相当敏感又相当自尊的心啊！我该怎么办？……激烈的内心矛盾肯定相当折磨人。然而，此时的范仲淹胸中，已然有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大格局，痛定思痛，只会忍痛求爱。据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载，青年范仲淹当下给范氏家族发誓说：“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我发誓只求姓范，保证别的什么都不要！这才以屈辱换取了“门票”——回归范氏大门的入场券。从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范仲淹”这个响亮、伟大、光耀千古的名字，它差一点被“朱说”所永远取代，想想多么玄乎又奇妙。

这里顺便再说下范仲淹一段伤心事。母亲谢氏夫人去世后，已然复姓归宗的范仲淹想让她与生父范墉合葬，入于范家祖茔。但族人坚拒不许。范仲淹无奈，想起著名唐相姚崇祖籍江苏吴兴，因为母亲是改嫁之女而不许入葬祖坟，姚相一气之下把母亲葬于洛阳万安山下，自己死后亦不入吴兴，葬在母亲之侧，遂有意仿之，也把母亲葬于洛阳万安山。许多年后他在给仲仪待制的信中还说及此事：“昔年持服，欲归姑苏卜葬，见其风俗太薄……乃改卜于洛。”一句“风俗太薄”，道不尽唏嘘心酸，万般遗怨。他不但葬母于此，自己也决定百年后随葬母侧。这可倒好，至今姚园、范园平枕于万安山下，两代名相伴母长眠于此，成为稀世节孝景观。

据商丘学者马学庆考证，范仲淹任兴化县令后，在应天书院好友、太宗时宰相李昌龄的侄子李纮的介绍下，与楚丘人太子中舍李昌言长女、李纮堂妹李氏结为夫妻。遂在宁陵、永城购置庄田，把母亲接来田庄赡养，并把同母异父朱氏两兄弟接来管理庄田。史籍上多处记载范仲淹“家计于宁陵”，范仲淹的书信中也自言“宁陵家计”盖由此也。范仲淹宗亲至今仍居商丘，虞城县利民镇有“范仲淹祠堂”等。范仲淹显达以后，何以不“家计”天堂姑苏？此中情结不难理解吧。

复姓归宗以后的青年范仲淹，心事既了，释怀轻松了吧？其实不然。复范不易，弃朱亦不易；复范有痛，弃朱亦有痛。而后者其痛，别有滋味在心头，郁郁心结，终世难了。

可以试想：一个四岁幼儿知道什么？进得一个家庭，懂事即有父母疼爱，衣食无缺，恩养有加，入有亲兄热弟，出有亲朋好友，相与打发日月，共享苦乐光阴，营造编织出多少人生故事，时间长达二十六年之久，其间纵有家长里短种种纠结，现在忽地要离开，绝然离去，从此再无回归之日……就是一个寻常心性的人，他能无动于衷、了无依恋吗？遑论生性至纯至善至真，知恩感恩报恩的范仲淹。尤其是，把他从小带在身边视如己出、“复勤训导”的继父朱文翰，遽尔先逝，未得报答其教养深恩于万一，自己则刚一登第，即弃朱投范，追想亲情恍如昨日，愧之疚之，叫人情何以堪！若不以平生报朱门，范仲淹何以为范仲淹！现存的史料证明，范仲淹对朱家的至爱亲情，在在复在在，可歌亦可泣。

南宋人张栻在《跋范文正公帖》中写道：“公盖生二岁而孤，随其母育于长山朱氏，既第，始归姓范氏。……公虽以义还本宗，而待朱氏备极恩意。既贵，则用南郊恩赠朱氏父，以及其诸子之丧，皆为之收葬，岁时奉祀，则别为飨。朱氏以公荫为官者三人，此载在《遗事》，世所知也。详观是帖，其亲爱淳笃之意发于自然，盖与待其本族何异，其于天理人情可谓得其厚矣。”

张栻所及“用南郊恩赠朱氏父”之事，前文已提到，载于《宋会要辑稿·仪制10—16》，是为范仲淹《乞以所授功臣勋阶回赠继父官奏》也。文不长，录于下：

念臣遭家不造，有生而孤，惟母之从，依之以立。继父故淄州长山县令朱文翰，既加养育，复勤训导，此而或忘，己将安处？伏遇礼成郊庙，泽被虫鱼。伏望以臣所授功臣阶勋恩命回赠继父一官。

《长山县志》也有记载，范仲淹“性至孝，虽改姓还吴，仍念朱氏顾育恩，乞以南郊封典，赠朱氏父太常博士，朱氏子弟以荫得官者三人。并于孝妇河南置义田四顷三十六亩，以赡朱族。”此时范仲淹已经五十七岁了。

《范文正公全集·尺牍卷上·朱氏》条下，收有十五封范仲淹写给朱氏家族的家书，读来方觉张栻所言非虚，范仲淹对朱家的“亲爱淳笃之意发于自然！”先听听信中称谓：“秀才三哥”“朱侄秀才”“五娘儿”“十四郎”“五学究”“七哥”“大郎”“八叔员外”“山东九郎”“五哥”“王宅姐姐”“蔡十四”“杜宅五娘子”“颖倅学士三侄”……多么家常自然。再看内容：你们要“温习文字，清心洁行，以自树立。生平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凡见利处便须思患，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故得免祸。”“纯祐（范仲淹长子）久病未安，不住请医人调理，心闷可知……居官临满，直须小心廉洁，稍有点污，则晚年饥寒可忧也。更防儿男不识好歹，多爱多爱。”“贤弟计安，请宽心将息。虽清贫，但身安为重，家间清谈，士之常也，省去冗口可也。”“七哥骨肉上下各计安，甚时来得相见？骨肉聚会，此幸也幸也。”“六婶[22]神榇且安瓜州寺中，悲哉悲哉！”“且宽中自爱。人生忧多乐少，惟自适为好。”……这真是最标准最地道的家书了，与朱氏兄弟子侄辈虽无血缘，胜过血亲也。

皇祐三年（1051）春，思乡心切的范仲淹，决定忙中偷闲，利用由杭州转任青州（今山东潍坊青州市）之机，就便回一次长山“旧庐”，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还是第一故乡，也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了。范仲淹表相威严肃正，内心却柔肠百结，感情丰富。随着年龄增长，他对孝妇河畔的一切往事益发惦念。有天夜里，他忽然记起长白山出一种石材，乡亲们叫它青金石，色泽青黑，带有金色条纹，细腻光洁，可做砚台。想到这里他睡不着了，派人即赴长白山取石，他要打磨出一方长山砚长伴身边。后来那著名的书品《伯夷颂》，就是就着此砚浓墨写成的。现在，他怀揣着这方故乡砚，就要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长山故土了，心情何等激动可以想见。

然而，长山父老营造的欢迎场面和热烈气氛，更让他分外激动。人们在城西十多里外搭棚设案，扶老携幼，要亲眼看看从这里走出去的“朱六”，今天的范仲淹，变成了什么样子；他居然没有忘了长山父老，他回来了，他是个好人啊……

范仲淹不禁热泪长流，他拈香一跪，大礼参拜了长山父老，并题留了一首《留别乡人诗》，就是前文书中引用过的“长白一寒儒”一首。他真诚期望的是：“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范仲淹礼参长山父老的这个地方，由此得名“礼参坡”，现在成了礼参镇政府所在地。清人王渔洋王士禛的曾祖王之都任开封太守时，在此创建三贤祠，祀陈仲子、伏生和范仲淹。笔者专门去礼参中学实地一访，师生们说起这段故事如数家珍。

行笔至此，该有一结了。范仲淹复姓归宗之日，上述“朱说种种”就变成“范仲淹种种”了。这个由朱说而来的青年范仲淹，从此以后，肩负两门亲情，胸怀一颗雄心，就要登上历史大舞台一显身手了。

第二章 范公堤

9.范公堤春秋

以名人命名的江河湖海人工堤坝很多，多到数不过来。名头最响者大概莫过于“西湖三堤”。

“西湖三堤”有两说：一说是苏公堤（苏东坡主修）、白公堤（白居易主修）、杨公堤（杨孟瑛主修）；一说是苏公堤、杨公堤、赵公堤（赵与主修）。第二说没有白公堤，这就对了。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有诗云：“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这个白沙堤，唐代已有，横亘在西湖东西向的湖面上，从断桥起，过锦带桥，止于平湖秋月，长约一公里。可以说白居易“最爱”白沙堤，但这不是他主修的，后人以为是他主修的，错呼为白公堤。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确曾修过一章 天，已然看不到范公堤雄姿，只能凭吊范公堤遗址了。

你乘上旅游大巴，马上会听到一大段导游词，那嗓音年轻、漂亮、生动，亚赛导游小姐的容貌，真得一听。

朋友们，我们的汽车现在正行驶在素有“海防长城”之誉的范公堤上。也许有朋友听到“范公堤”三个字，不禁生出疑问：此范公何许人也？小导这里有一道选择题，大家一起来猜一猜！答案A：春秋越王勾践的谋士范蠡；答案B：项羽的谋士，被尊为亚父的范增；答案C：亚洲足球先生，以臭脚、打架著称的前国脚范志毅；答案D：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闻名的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现在我郑重宣布，正确答案为：D！为什么选D呢？其中的缘由听小导一一道来。

范公堤原来称为皇岸，是唐大历年间，淮南西道黜陟使李承为抵御海潮，带领民众修筑的一条海堤，时称“捍海堰”。北宋天圣元年（1023），范仲淹在东台监西溪盐仓时，看到旧堰久废不治，田园荒芜，民不聊生，便具奏朝廷提请修筑海堰工程。大家可以想象，即便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修筑一条长达数百里的海堤，也是相当巨大的工程，更何况是在近一千年前的北宋。一道奏折，开启了沿海数十万人民的幸福大门，也同时开启了范仲淹的“三难”故事。第一难，启动难。对于修复捍海堰，当时有些人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修堰虽可以挡住海水，却不利于排除堰内洪涝积水。范仲淹则认为，“涛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获多亡少，岂不可乎？”天圣二年（1024），宋仁宗升范仲淹为兴化县令，主持捍海堰的修复工程。是年秋后，范仲淹带领泰、海、楚、通四州的民工四万多人，开始了修复捍海堰的工程。世事难料。范仲淹在《胡公神道碑铭》中记述当时“雨雪大至，潮汹惊人，而兵夫散走，旋泞而死者百余人”。当工程刚刚开始时，遇上了特大风雪，海水汹涌滚滚袭来。虽然范仲淹不惧危险，亲临一线指挥民工迅速撤离，但狂风卷着无情的滚滚巨浪，吞没了还没来得及撤离的上百名民工。这一来，被那些反对修堤堰的人抓住了把柄，于是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谎称死人上千，更有人上书请求罢修。朝廷派人下来调查，多亏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调和解释，修复捍海堰的工程才得以重新开始。第二难，定线难。由于旧堤大多坍塌，加之海岸线不断变迁，堤址需重新勘定。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宋代，普测海岸十分困难。范仲淹亲临海滩观察思考，始终找不到好的办法，终日愁眉苦脸。一日，他去海边勘察，在一个渔民家中喝水时，看到渔民喂猪的桶沿漂着一圈赫色的稻糠，灵机一动。于是，于大汛期间，他发动沿海百姓将喂猪用的糠遍撒海滩，大潮一至，糠随海浪涌进。落潮后，糠则附着于沙滩，形成一条弯弯曲曲的糠线。范仲淹令民工沿线打桩，新堤址就此确定。第三难，应该说是第三难！家母亡。天圣四年（1026），工程正在紧张施工，范仲淹的母亲突然去世。大家都知道，北宋时期，上至皇帝，下至平民，以孝为先。一个人的品行好不好，先看他是否孝顺，无孝则无忠。在忠孝两难的情况下，他只好离开工地，守孝回南京。但他仍然关心着修堰的事，多次给张纶写信，反复说明修捍海堰利国利民，关系十分重大。张纶代他亲自到工地观察督工，仅用了三年时间，于天圣六年（1028）春，长达一百五十多里的捍海堰，终于修成了。范公堤的筑成，成为苏北历史上大规模围海造田的开端，也可以说是如东成为鱼米之乡的起始。由于范公堤“束内水不致伤盐，隔外潮不致伤稼”，农事、盐课两得其利。当今如东土地肥沃、物产富庶、资源丰足，当年范公筑堤拦洪当是功不可没。后人敬仰范仲淹功德，遂定堤名为“范公堤”。这就是范公堤的由来。范仲淹用他的实际行动为如东人民的先祖们诠释了什么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现在，请各位朋友收拾好自己的随身物品，我们下车与范公堤遗址亲密接触！

这一段导游词，要说也算丰富、全面而大致准确，但要真正说清范公堤历史沿革，还得有一些修正与详释。笔者不妨就先依着导游词的思路展开。

第一，皇岸不等于范公堤。

先看一下《辞海》怎么说。

《辞海·范公堤》：宋天圣中泰州知州张纶从西溪（今江苏东台）盐官范仲淹议，重修扞海堰；功成，滨海泻卤皆成良田，后人称为“范公堤”。后世屡圮屡筑，并续有增展，北起今江苏阜宁，历建湖、盐城、大丰、东台、海安、如东、南通，抵启东之吕四，长五百八十二里。明清两代堤外虽陆续涨出平陆百余里，此堤仍有束内水不致伤盐，隔外潮不致伤稼的功用。近数十年堤东已垦为农田，遂将自阜宁至东台南一段堤身筑成公路。

不错，这五百八十二里捍海堤——“海防长城”，就是范公堤。但这是一个统称，包括“后世屡圮屡筑，并续有增展”的各段海堤在内，后人统称范公堤。其实情况比较复杂。

地方志记载：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听从西溪（今江苏东台）盐官范仲淹议，重修捍海堰。聚集通（今江苏南通）、泰（今江苏泰州）、楚（今江苏淮安）、海（今江苏连云港）四州民夫，共四万余人筑堤。北自盐城大丰刘庄，南止海陵（泰州）东台富安，全长约一百四十二里余[23]，原名捍海堰，亦称常丰堰。真正要称范公堤，这才是。

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通州知州狄遵礼继承范仲淹的壮志，继续修筑大堤，从通州石港修到了余西，史称“狄公堤”。

北宋至和年间（1054—1056），海门知县沈起调集民夫，筑堤七十里，连接范堤，从余西一直修到吕四头甲岸廖角嘴，称“沈公堤”。王安石为此还专门撰写了一篇《海门县沈兴宗兴水利记》。

南宋乾道七年（1171），泰州知州徐子寅议请兴工修治海堤，各盐场官员分治其境。堤自海安旧场（一说角斜）经拼茶场、丰利场至掘港镇花子街（现名胜利街）西古岸头九总桥。总长一百六十里，其中拼茶场三十二里、丰利场三十三里、掘港场九十五里。当时人称“皇岸”。这才有了“皇岸”。所以，你可以说皇岸是范公堤的一部分，不可以说“范公堤原来称为皇岸”。清人钱跋在《吕四志》中有一段按语：“余谓筑堤之功，不但狄沈之名不可没，即张纶亦与有力焉，今人皆称范公堤者，何为？以范之功业，常昭于天下后世，范公令人易记耳。”

第二，“具奏”者非范仲淹，乃张纶也。

导游词说：“范仲淹在东台监西溪盐仓时，看到旧堰久废不治，田园荒芜，民不聊生，便具奏朝廷提请修筑海堰工程。”范仲淹当时年方三十三岁，职务是泰州西溪镇盐仓的盐监，八九品小官，相当于今天盐务局一个基层小干部，本职又与搞水利工程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他来“具奏”还谈不上。是他把自己的大胆想法写成一封信，跨级别、跨部门地送给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张纶觉得建议不错，这才亲自“具奏”朝廷。关于范仲淹这种越级越权之举，后面还要细说。

第三，非张纶举荐，不会有兴化县令范仲淹。

导游词说：“天圣二年（1024），宋仁宗升范仲淹为兴化县令。”据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载：“仁宗皇帝天圣元年癸亥，年三十六。……除兴化令。”那这就是前一年的事了。当然，要说是皇上让范仲淹当了兴化县令也不错，问题是皇上怎么就知道有个能干的范仲淹？关键的举荐者便是张纶。以上三段文字都提到张纶，张纶何许人也？《宋史》有《张纶传》。后来官比张纶大的范仲淹写有《泰州张侯祠堂颂》，后文书中再说。

第四，却是胡公功德。

导游词说：因为工程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朝廷派人下来调查，多亏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调和解释，修复捍海堰的工程才得以重新开始。”事情闹到朝野轰动，已非“调和解释”所能奏效，是朝廷派下来的这个“钦差大臣”扭转了整个局势。他大名胡令仪，时任淮南转运使，奉旨到泰州查勘实情。此人一向正派，曾于淳化、至道年间（990—997）任如皋县令，深知古捍海堰的重要，如不修复，农田、盐灶和百姓生命财产将会深受其害，一经实地察看，便慨然叹道：“昔余为海陵宰，知兹邑之田特为膏腴。春耕秋获，笑歌满野，民多富实，往往重门击柝，拟于公府。今葭苇苍茫，无复遗民，良可哀耶！”（范仲淹《胡公神道碑》）此事“必成之”！遂与张纶联名上奏朝廷，要求继续开工。胡公之功德，老百姓最结记，至今泰州、如皋、海安、东台、海陵等地仍有不少三贤祠胜迹，所敬三贤，范仲淹、张纶、胡令仪也。胡令仪逝世后，范仲淹写有《胡公神道碑》。

现在离开导游词，说些范公堤身前身后事。

范公堤之前，唐代大历元年（766），淮南节度判官黜陟使李承，筑堤堰以捍海，自楚州高湾至扬州海陵县境，延袤一百四十二公里，名为常丰堰。宋代开宝年间（968—976），泰州知事王文佑增修捍海堰，后因年深月久逐渐倒塌。

范公堤之后，庆历、至和、乾道年间几次补修之后，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通州盐运分司判官包柽芳，从石港旧范公堤彭家缺口起，将马塘围入堤内，南至石港场，筑新堤二十里，称“包公堤”。这些都是范公堤的延伸和补阙，因首倡之功属范公，故统称为“范公堤”。

明正德年间（1491—1521），黄河又决口，夺淮河水道。淮河因“淤沙汇注”，支渠湮没，海滨日浅，海滩渐涨，于是海岸线不断东移，至清代海岸线已东去一百二十华里。清雍正十二年（1734），河督高斌于栟茶、角斜续修范公堤。民国二十年（1931）洪灾后，刘庄、白驹至海安一段范公堤一百余里均加宽四到九米，十天竣工，投工十六万个。明清两代，堤东逐渐淤积成平陆百余里，但范公堤仍有“束内水，隔外潮”之效。又数十年过去，阜宁至东台一段范公堤堤身筑成公路，成为通榆公路之一段。海安境内范公堤从原旧场通海桥至角斜镇大码头段，建国后改作栟角公路。据盐城市考古专家俞洪顺介绍，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修筑通榆公路（二〇四国道前身）时，该公路中段从东台富安到阜宁射阳河南岸，全部利用范公堤为路基。上世纪六十年代修建二〇四国道[24]，古堤被破坏得比较严重，现在仅剩盐城大丰市草堰镇境内的一段范公堤遗址。值得庆幸的是，范公堤的“头”还在，这就是阜宁境内三灶乡的丰赐墩。乾隆本《阜宁县志》载：范公堤“南接泰州、海门，北至阜宁城北门外丰赐墩”。现在此墩尚存，只是已变得很小了，长约十六米，宽约十五点六米，高约六米。墩上建一六角亭，位于前丰村东北，在丰墩初级中学校园内。范公堤尚存景观计有：掘港踱石街、刘埠观渔归、二十三总瞻神树、东凌眺日出、洋口瞰潮汐等等。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凭吊范公堤遗址，人世感慨难平。千年范公堤虽失其捍海功能，但它与传世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永载史册，成为中国人的一份精神优绩股，持之愈久，增值无限！

10.筑堤长歌

还得回到导游词一下。它说：“范仲淹则认为，‘涛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获多亡少，岂不可乎？’”此话可不是范仲淹说的，还是那个有眼光、有胸怀的张纶说的。但它说范仲淹修堤时遇到“三难”，的确不假。

据《盐城市志》记载：“汉时，盐城境内的海岸线位于今通榆公路一线，线外辽阔的沙洲与浩瀚大海相连，线内以射阳湖为中心形成洼地。每当沿海强台风过境，狂澜掀起，席卷西侵，淹没盐灶、农田，漂泊人畜、庐舍，给沿海人民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其实，何止盐城一境，东濒黄海的海安、如东、东台、大丰一带，自成陆地后，海岸逐渐东移，庶民为图生计，纷纷开发农灶，而每当海潮漫涨之时则庐舍漂没，田灶毁坏，家破人亡，惨不忍睹。唐人崔桐有诗云：

今岁东隅厄，伤心北海翻。

万民葬鱼腹，百里化龙门。

这才促成唐大历年间（766—779），由淮南黜陟使李承率众修筑了捍海堰。但日损月磨，二百多年过去，至宋已“颓废不存”，海潮又恢复昔日狂暴，肆虐民田亭灶，沿海居民再陷深重灾难。这也才促成青年官员范仲淹上书张纶，要重修捍海大堤。据说有人责难范仲淹越职言事，范仲淹回答说：“我乃盐监，百姓都逃荒去了，何以收盐？筑堰挡潮，正是我分内之事！”于是再去干扰张纶决策，说筑海堰后难以排水，极易出现积潦。不料张纶熟知水利，言道：“涛之患，岁十而九；潦之患，岁十而一。获九而亡一，不亦可乎！”（范仲淹《张公神道碑》）他认为范仲淹建议很好，立马奏请朝廷批准，并向宋仁宗力荐范仲淹任兴化县令，以方便主持筑堤事宜。宋仁宗听信张纶，这才解决了导游词说的第一难——启动难。

至于导游词所讲“定线难”、“家母亡”的二难三难，大致情形一如所述，大多数记载也都是这么说的。有趣的是，关于堤坝定线难题，笔者采到民间一种说法，说是范仲淹的女儿为父解难，出了这么个好主意。可见老百姓爱戴至深，不免多加美好编织。其实，领导修堤的兴化新县令范仲淹才三十六岁，还是个晚婚模范，三十六岁才生下大儿子范纯祐，哪来的宝贝女儿呢。

为使这段史实可靠，兹引用《续资治通鉴·宋纪三十七》相关记载如下：“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天圣四年（1026）八月，丁亥，筑泰州捍海堰。先是堰久废不治，岁患海涛冒民田，监西溪盐税范仲淹言于发运副使张纶，请修复之。纶奏以仲淹知兴化县，总其役。议者谓涛患息则积潦必为灾，纶曰：“涛之患十九而潦之灾十一，获多亡少，岂不可乎？”役既兴，会大雨雪，惊涛汹汹且至，役夫散走，旋泞而死者百馀人，众劝言堰不可复，诏遣中使按视，将罢之。又诏淮南转运使胡令仪同仲淹度其可否，令仪力主仲淹议。仲淹寻以忧去，犹为书抵纶，言复堰之利。纶表三请，愿身自总役。乃命纶兼权知泰州，筑堰自小海寨东南至耿庄，凡一百八十里，而于运河置闸，纳潮水以通漕。逾年，堰成，流逋归者二千六百馀户。民为纶立生祠。令仪及纶各迁官。”

毕沅所记虽不错，但最真切自不如当事者。范仲淹手写此事至少有三回，虽大同小异，亦颇有罗列价值。

其一：

惟兹海陵，古有潮堰，旧功弗葺，惊波荐至，盐其稼穑，偃其桑梓。此邦之人，极乎其否。公（张纶）坚请修复，乃兴厥功。横议嚣然，仅使中废。公又与转运使胡公再列其状，朝廷可之，仍许兼领是郡，以观厥成。起基于天圣三载之秋，毕工于六载之春。既而捍其大灾，蠲其积负。期月之内，民有复诸业、射诸田者，共一千六百户，将归其租者又三千余户。

（范仲淹《泰州张侯祠堂颂》）

其二：

又海陵郡有古堰，亘百有五十里，厥废旷久，秋涛为患。公（指张纶）请修复，议者难之，谓将有蓄潦之忧。公曰：“涛之患，岁十而九；潦之灾，岁十而一。获九而亡一，不亦可乎？”且请自为郡而图焉。诏以本使兼领之。堰成，复逋户二千有六百。郡民建生祠以报公，于今祠之。

（范仲淹《张公神道碑》）

其三：

初，天圣中，余掌泰州西溪之盐局，目秋潮之患，浸淫于海陵、兴化二邑间，五谷不能生，百姓馁而逋者三千余户。旧有大防，废而不治。余乃白制置发运使张侯纶，张侯表余知兴化县，以复厥防。会雨雪大至，潮汹汹惊人，而兵夫散走，旋泞而死者百余人。道路飞语，谓死伤数千，而防不可复。朝廷遣中使按视，将有中罢之议。遽命公（胡令仪）为淮南转运使，以究其可否。公疾驰而至，观厥民，相厥地，叹曰：“昔余为海陵宰，知兹邑之田特为膏腴。春耕秋获，笑歌满野，民多富实，往往重门击柝，拟于公府。今葭苇苍茫，无复遗民，良可哀耶！”乃抗章请必行前议。张侯亦请兼领海陵郡，朝廷从之。公与张侯共董其事，始成大防，亘一百五十里，潮不能害，而二邑逋民悉复其业。余始谋之，以母忧去职，二公实成之。

（范仲淹《胡公神道碑》）

从以上三段文字还能看出什么呢？范仲淹从实讲出了当年修堤的具体情况，自己不过“始谋之”而已，大功劳应该记在张纶和胡令仪头上，因为百五十里捍海长堤，乃“二公实成之”。张纶官至五品，胡令仪官至三品，均不及后来的范仲淹官大，而且写这些文字时，二公均已过世，尽可由你活着的人书写往事，心术不正者尽可往自家脸上涂金，你位高爵显，谁又敢不为尊者讳？可范仲淹宅心仁厚，低调做事为人，不贪不妒，老看别人长处优点，且实话实说，对别人的功劳、品行充分肯定，大加褒扬宣示。他赞扬张纶说，“我公雄杰”“本汝颖之奇，以文武事朝廷”“公性刚不远仁，故无暴；明不深物，故无怨”“我侯为何？四方是力。诚加于物，心竭于国，始终一德……遗烈在人，史其舍旃，垂千万年！”他赞扬胡令仪说，公“七守列藩，四当外计。曰勤曰恭，克威克惠”“少尚严毅，老益精明，斥恶与善，始终一节”“盖有西门豹之风焉！”唯其如此，人们对范仲淹更是钦敬有加，后世人“以范之功业，常昭于天下后世，范公令人易记耳”，才会把五百里捍海长堤呼为“范公堤”。老先生要是一直活着，早把名字改成“张公堤”、‘胡公堤”或是“张胡公堤”了。

还有一种趣事：不少人认定，修范公堤时，他的老同学、老朋友滕宗谅“同护海堰之役”，说滕宗谅是当时泰州主管司法的军事推官。这是真的！老年范仲淹在《天章阁待制滕公墓志铭》中专门有记：“在泰日，予为盐官于郡下，见君职事外，孜孜聚书作文章、爱宾客。又与予同护海堰之役，遇大风至，即夕潮上，兵民惊逸，吏皆苍惶，不能止，君独神色不变，缓谈其利害，众意乃定。予始知君必非常之才而心爱之焉。”

好了，现在让我们随着导游小姐饱览范公堤遗址吧。不过，你还可以通过种种史料，想见当年新修范公堤的雄姿。

范公堤将原堰址稍向西移，以避潮势。堤底宽三丈，而广一丈，高一丈五尺，叠石以固外坡，使洪涛巨浪不能奔激冲刷大堤。登范公堤东望，堤外有烟墩（烽火墩）七十余座，远近相接，如有兵变匪警，即在墩上点火报警；还有潮墩（救命墩）一百零三座，涨潮时，赶海人爬上潮墩避难。烟墩、潮墩星罗棋布，海雾飘忽，茫茫苍苍，别是一番风光。

到了宋代，淮盐已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范仲淹在修建堤坝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保护盐业发展，特意留下一些涵洞，海水可以通过涵洞流到堤的西侧，成为盐民们煮盐的不竭资源。

在河流穿堤入海处，范仲淹命人用砖石加以围衬，并且在堤内种植草皮和插栽柳树，一为巩固大堤，二使荒凉滩涂得以美化。堤的两旁栽满了柳树，柳荫成阵，每当下雨时，就形成了“范堤烟雨”的美景。

范公堤不仅雄姿英发，十分美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大更有意义。即如导游词所说：“范公堤的筑成，成为苏北历史上大规模围海造田的开端，也可以说是如东成为鱼米之乡的起始。由于范公堤‘束内水不致伤盐，隔外潮不致伤稼’，农事、盐课两得其利。当今如东土地肥沃、物产富庶，资源丰足，当年范公筑堤拦洪当是功不可没。”要修正一下的是，岂止如东如此？沿堤百姓谁不受益啊！

前人功绩，后人歌颂，当然离不了诗词歌赋。这里录几首古诗吧。

霄汉高悬范老名，筑堤千古障沧瀛。

横围翠垒山灵护，倒压银涛海若惊。

已有甲兵为国计，始知忧乐系君情。

至今僻壤还遗爱，试听村歌牧笛声。

（明·崔润《捍海堰》）

吴陵持节日，沧海设重关。

寒日低淮浦，高祠遍楚山。

草深沙脊在，鱼鳄徙市廛。

我欲穷遗迹，徘徊烟树间。

（明·杨瑞云《范公堤》）

拾青闲步兴从容，清景无涯忆范公。

柳眼凝烟眠晓日，桃腮含雨笑春风。

四围碧水空蒙里，十里青芜杳霭中。

踏遍芳龄一回首，朝暾红过大堤东。

（清·高岑《范堤烟雨》）

茫茫潮汐中，矶矶沙堤起。

智勇敌洪涛，胼胝生赤子。

西塍发稻花，东火煎海水。

海水有时枯，公恩何日已？

（清·吴嘉纪《范公堤》）

“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罗聘、黄慎，以及当时著名学者钱咏都到过范公堤，留有诗画。这里不再一一列出。

11.越权越礼小议

一个八品芝麻官，居然上书五品大员，既非本系统，所言又与自个儿的本职业务不大沾边，绝对是越权越礼行为。这样的人与事，今日官场找不到，古代官场也稀少。范仲淹毅然做将出来，必定脑子里有大想法，心底里有大依托，不然何以面对由此带来的吉凶难卜的可能后果？那么，他的大想法、大依托是什么？这很重要。可惜当时他人微言轻，没人收藏他的墨迹，他又不知道自己日后会成为多大的人物，着意予以备份，这就遗失了上书原件。不然一看上书内容，什么都明白。那么，有什么补救办法吗？有。

还记得那导游词说什么了吗？“天圣四年（1026），工程正在紧张施工，范仲淹的母亲突然去世……他只好离开工地，守孝回南京。”那时的南京可不是现在的南京，是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其昔日辉煌以及范仲淹安家于此，接母奉养种种情形，前文书中已有述及。现在得说说古时官员“守孝”——丁忧的严重性。

丁忧乃祖制。《尔雅·释诂》：“丁，当也。”是遭逢、遇到的意思。《尚书·说命上》：“忧，居丧也。”丁忧，就是遭逢居丧的意思。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亲丧的那一天起计算，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不计闰二十七个月。这就叫丁忧。据说丁忧源于汉代。丁忧期间，不能住在家里，要在父母坟前搭个小棚子，“晓苫枕砖”，即睡草席、枕砖头块，要粗茶淡饭，不喝酒，不与妻妾同房，不听丝弦音乐，不洗澡、不剃头、不更衣，不得行婚嫁之事，不参预吉庆之典，不得租赁私人房屋居住等等等等。唐时此风渐息，至宋复起，由太常礼院掌其事，凡官员有父母丧，须报请解官，承重孙如父已先亡，也须解官，服满后起复。若匿而不报，或者丁忧期间胆敢触犯禁条，一经查出，将受到惩处。丁忧礼仪相当繁琐：三月而葬，然后初哭，行虞礼、卒哭。“虞礼”是安魂祭，三次虞祭之后，行“卒哭”礼，献食举哀于灵座以后，不再哭悼。卒哭十一次为“阳礼”，将神祖迎入祠堂，礼毕将主移回原处。丧后七个月举行“谭”礼，十三个月至十五个月举行“小祥”“大祥”礼。一服的孝子要居丧三年。《礼记·曲礼》明确规定说：“居皮之礼，头衬创则冰，身有病则治，有疾则饮酒食肉，疚止复初。”就是说，除非病重，除非老得不成样子，除非碰到国家发生重大事变，皇上点头说了话，孝子方可除服，这叫“夺情”。范仲淹回到南京，依例就得这么做。

范仲淹如何丁忧守制，史无详载。但他却在这特别时期，干出两件轰动朝野的大事，是否有越权越礼之嫌，这看怎么说。一是受晏殊之邀，入应天学府办教育，一是写出万言《上执政书》。头件事容后再品评，当下只说《上执政书》。

有人将《上执政书》比之于诸葛亮的《隆中对》，可视为青年范仲淹作为政治家的入世宣言、施政纲领。开篇即以《易》之大旨高屋建瓴，提纲设势：“否极者泰，泰极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环焉。惟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看来此书不得不上，所言不吐不快，其事迫系家国大计。接下来他大发“盛世危言”，一一陈述各种弊端：“今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矣；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材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具体讲，“士有不稽古而禄，农有不竭力而饥，工多奇器以败度，商多奇货以乱禁，兵多冗而不急，缁黄荡而不制止，则六民之浮而不可胜纪，而皆衣食于农者也，如之何物不贵乎？如之何农不困乎？”尤其是各级吏治相当腐败，“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而中央政府“贤愚同等，清浊一致。……避怨于上，移虐于下，俟其自败，民何以堪！”……那么，为今之计，应该怎么办呢？就得以“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为大政方针，“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选举、敦教育、举将才、保直臣、斥佞臣”为主要改革内容。具体来说，“固邦本”，关键是选好州县长官，以有德有才为唯一标准；“明国听”，就要让那些敢说真话、能做实事的人上岗，并得到爱惜和保护，让那些说假话、谄媚逢迎的人受到斥退；“重名器”，即重视人才培养，广设学校，委派专家管理，以儒家经典作为教学内容，“敦之以诗书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为邦材”；“备戎狄”，就得挑选良将，率本土之兵，屯田戍边，强军备战。倘能如此，自会杜绝“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的乱象。看得出来，上列这些内容，便是十五年后，壮年范仲淹写给皇上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的一个原始蓝本，是那场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的早期计划书。

其实，笔者在这里想说的还不是以上所述，眼光原本盯在《上执政书》的开头与结尾。其文不长，并列于下：

开头：

天圣五年月日，丁忧人范某，谨择日望拜，上书于史馆相公、集贤相公、参政侍郎、参政给事。某居亲之丧，上书言事，逾越典礼，取笑天下。岂欲动圣贤之知，为身名之计乎？某谓居丧越礼，有诛无赦，岂足动圣贤之知耶？矧亲安之时，官小禄薄，今亲亡矣，纵使异日授一美衣，对一盛馔，尚当泣感风树，忧思无穷，岂今几筵之下，可为身名之计乎？不然，何急急于言哉？盖闻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况今圣人当天，四贤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圣贤之朝，岂资下士之补益乎？盖古之圣贤，以刍荛之谈，而成大美者多矣。岂俟某引而质之？况儒者之学，非王道不谈，某敢企仰万一，因拟议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某所不言也。

结尾：

倘相府疑某之言，谓欲矫圣贤之言，为身名之计，岂不能终丧之后，为歌为颂，润色盛德，以顺美于时；亦何必居丧上书，逾越典礼，进逆耳之说，求终身之弃，而自置于贫贱之地乎！盖所谓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是不为身名之计明矣。观前代国家，当其安也，士人上言，论兴亡之道，非圣主贤相，则百不一采；及其往也，则后之史臣收于简策，为来代之鉴。今日之言，愿相府采其一二，为国家天下之益，不愿后之史臣收于简策，为来代之鉴。

狂斐之人，诛赦惟命。以庙堂深严，恐不得上，乃敢相门之下，各致此书，庶有一达于聪明。干犯台严，下情无任惶恐激切之至。不次，某死罪，惶恐再拜。

这开头与结尾，加在一起五百多字。范仲淹四次重复说明自己的不利处境：“某居亲之丧，上书言事，逾越典礼，取笑天下”；“某谓居丧越礼，有诛无赦”；“居丧上书，逾越典礼”；“某死罪”。你的处境岂止不利，丁忧期间居然不顾祖宗礼制，不顾自己的浅薄之身，悍然动圣贤之知，言及国家大事，真该“有诛无赦”。那明知如此，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范仲淹说：“此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我明知道这是越权越礼的行为，但“为国家天下之益”，为“四海生灵，长见太平”计，其他一切我才不在乎呢。

请特别注意“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这不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声吗？这不就是中国士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生动体现吗？这不就是《周易》之通变理念、损益观念、崇德意识和忧患意识的活学活用吗？这不就是青年范仲淹积二十年所学精华的第一次实习吗？一个士君子有了这样的大想法、大依托、大格局，别说丁忧期间冒哀上书，更别说给八竿子打不着的张纶上书，就是再大的“越权越礼”行为，只要他认准了，都会干得空前绝后。难怪后来苏轼高度评价这一“天下传诵”的万言书，在《文正公赞》中会说：“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爱在人先。经天纬地，阙谥宜然。贤哉斯诣，轶后空前。”“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也难怪政敌吕夷简老挤对范仲淹，说他“越职言事”。

12.再造范公堤

这个想法有点意思。

范仲淹的苏州老家，不仅有这个想法，还要让它变成现实：在苏州石湖风景区再造一条范公堤。石湖风景区是国家级太湖风景名胜区十三个景区之一，坐落于苏州城和太湖之间，规划面积二十六平方公里，由石湖、上方山森林公园、范公堤风情水岸和七子山四个景群组成，是江南地区历史悠久、文化深厚、自然资源丰富的风景名胜地。

古人说，吴郡山水近治可游者，唯石湖为最。石湖是太湖的一个内湾，位置在苏州城西南十八里。这里曾是春秋时代吴王的宫室苑囿，也是吴越争霸的古战场，军事、文化遗迹很多。石湖东面有条越来溪，溪上有座越城桥，越城桥右首，有座九环洞桥，也叫行春桥。《越绝书·吴地传》云：“阖闾之时，大霸，筑吴越城。城中有小城二。”阖闾在位时占领了越国，迁都至此。春秋晚期越国伐吴，越国水师由石湖进兵姑苏，从太湖挖通水道，屯兵攻城，一雪国耻。越来溪与越城遗址至今尚存。

不过，要造这个范公堤的动机，已然失去捍海消灾和弘扬范仲淹心系民谟精神的纯粹主题，人家那叫山水观光堤，是城市名片上的一处烫金标式。还有一说，此范公堤实为三个范公一道堤，除了纪念范仲淹，它上要纪念范蠡，下要纪念范成大，取义可谓深广矣！

石湖湾内原有一处名胜叫蠡墅，传说是范蠡的别墅。说他酷爱饮酒，隐居于蠡墅时，喜欢饮一种以红白玉兰花为标志的蠡墅黄酒。此酒用优质香糯米和石湖醇水酿造，制作考究，香酣润畅，当地称它蠡墅老酒。慕名而来的酤酒者越来越多，蠡墅镇便兴起了酿酒业，几家酒作坊每年酿酒量均在千坛以上。吴地遂流布“先有蠡墅老酒，后有横泾烧酒”之说。还传言，吴亡后，范蠡携着美女西施，就是由石湖入太湖，再去“泛五湖”的。范蠡乃是“治国良臣，兵家奇才，商人始祖”。是范仲淹从小心仪的范氏榜样，尤其范蠡的商业头脑，连同管仲的经济思想，对范仲淹影响极大。“犹济疮痍十万民”，怎么济？后来范仲淹力主茶盐通商，发展商品经济的远见卓识，为“重本抑末”的陈旧经济思想注入全新内容，可谓得到老祖宗的真传。所以，说范公堤是二范堤，也还沾点边。后来者范成大范文穆公，也是苏州人，也算范氏老脉，祖茔也在天平山，也是出身孤贫、早岁丧父，也官至参知政事，也具有非同凡响的文学天赋和创作才华……一句话，也是一位相当了不起的苏州名人，可其天性气质、功业名声、精神遗存等等，毕竟与范仲淹难以同日而语，三公一堤的共有主旨怎么提取？

今日再造范公堤，该造在何处？怎么造？笔者足迹到处，苏州市景范中学的做法倒是稀罕一例。

景范中学位于苏州市范庄前三十二号，所在地乃范仲淹首创义庄旧址。其历史沿革是：北宋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任杭州知州时，将苏州灵芝坊祖宅捐献出来办义庄和义学。他逝世后，子孙们在义庄里续办义学，根据范仲淹的谥号，更名为文正书院。现代新学开始于一九三八年，为唐言所办，校名为私立崇范中学。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氏后裔范君博收回自办，更名为私立景范中学。解放后的一九五六年，政府接手办学，校名先后为第八初级中学、第二十二中学。一九八九年范仲淹诞辰千年之际，恢复景范中学校名至今。有学者考证说：范氏义庄是中国历史上创办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最为著名的义庄。它体现了范仲淹一贯的人文情怀，充分反映出他对家族、社会的责任感、爱心奉献及对社会财富分配的一种健康心态。范仲淹的高瞻远瞩，实开宋代赈济、福利事业的先河，促进了始于北宋末的官办慈善养济机构的诞生，成为近代各种官方民办扶贫事业的滥觞。范氏义庄的成功实践及其遗韵流泽，对于当今社会保障福利机制的形成及扶贫事业，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千百年以降，形成了一种“义庄文化”。校方正是紧紧抓住“义庄文化”的核心内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打造出自己的办学理念，这就是：“继承先忧后乐思想，培养既文且正学子”，并且要以“文化涵养，实践磨砺”的方式，让青年学子拥有独特的“景范气质”。景范中学是这样设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建起了全国独一无二的校办“范仲淹史迹纪念馆”，校内十大建筑的修建与命名，均依据《范氏家乘·义庄图》来办，先忧楼、后乐楼、厚德楼、世济楼、惠泽楼……都与纪念馆前那四幅碑刻一样，诉说着义庄义学历史和不朽的范仲淹精神。更重要的是“软件”：为学生们编辑出版了《范仲淹事迹读本》《范仲淹诗文读本》《颂范公精神，展少年风采——景范德育实践活动案例》等各种图书教材。这些“活动案例”所展现的内容，是学生们在像范仲淹那样刻苦读书之外，又根据范仲淹勇于实践的精神，所开展的“少年讲解团”“少年电视台”“少年军校”“少年邮局”“少年警校”“少年礼仪班”……一系列的实践业绩，有的项目荣获了全国声誉。表现在学生们作文和日记里的范公精神，堪称当代最具价值的“再造范公堤”。

是的，今日范公堤，当造在国人心上！

第三章 兴学与育人

13.母校之恋

范仲淹可能不曾想到，自己以学子身份离开母校十二年之后，再以“掌府学”的资格走进应天书院，“冒哀上书”的同时，又“冒哀”办学且史功厥伟，开一代教学新风。“范公堤”、《上执政书》、应天书院兴学，这三件非常事功让他声动朝野，名满天下，由一名地方小官员一举登上中央政坛。真可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应邀回母校应天书院做事，范仲淹是非常乐意的。一个人如果“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范仲淹是非常看不上的；“问大旨”就得以国事为念，不拘小礼小节，以丁忧守制之身勇赴教职又有何妨！更重要的是，走出母校这十多年来，宦游数处，四方交结，深感母校教恩厚重，怀有一种难舍的眷恋；而应天书院之名头，在全国实在是最为响亮，一提出自“正素先生”和“睢阳学派”门下，身价立增，谁不仰慕？如今有机会回归母校，去继承正素先生和睢阳学派的衣钵，真是天赐良机！

关于应天书院，前文书中已有提及，但无碍再述。

北宋最著名的四大书院，白鹿洞、岳麓、嵩阳、应天，若论开办最早，坚持时间最长，所育人才最盛，在宋代教育史上占有地位最突出，则数应天书院第一。《宋元学案》及《宋史·儒林列传》皆称：“庆历之前虽有……诸儒，称‘学统’者惟有睢阳。”

应天书院，又名睢阳书院，早称睢阳学舍。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代后晋。《玉海·应天府书院》载，当时邑人杨悫“乐为教育”，聚徒讲学，受到赵直将军支持，遂使这所私学成型。五代末北宋初，出了个名儒戚同文，字文约，宋州楚丘人，少拜杨悫为师，受五经。据《宋史·戚同文传》赞誉，此公苦读苦学到“累年不解带”；而且“绝意禄仕”，对当官不感兴趣，但对国家前途、百姓命运却非常关心，特改名同文，取“书同文”之意。杨悫死后，他继承恩师衣钵，将应天书院做大做强。据《宋史·戚同文传》称，“远近学者皆归之”，“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皆践台阁”。睢阳门下人才之盛，当时显见突出于其他书院之上。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应天府民曹诚（有人说他也是戚同文的学生），家资雄厚，慨然有复戚同文旧学之志。据曾巩《元丰类稿·戚元鲁墓志铭》说，他出资三百万，招募匠人，在同文“旧学之地，造书舍”，为屋一百五十间，聚书一千五百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他还愿意以学舍入官，这让真宗皇帝听了龙颜大悦，“面可其奏”，命端明殿学士盛度“文其记”，前参预政事陈尧佐“题其榜”，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商丘乃睢阳旧地，世称戚同文为“睢阳先生”，门人则追号“正素先生”，《宋史·戚同文传》又称其追号为“坚素先生”。在宋代的儒学中，同文之学即被称为“睢阳学统”。世谓睢阳学统于复兴宋学有首创之功。

在此，不妨将应天书院的后续沿革顺便交代一下。

景祐元年（1034），应天书院改为府学，官府拨学田十顷，充作学校经费。庆历三年（1043），应天书院升为南京国子监学，与东京（汴京）西京（洛阳）的国子监并列为北宋最高学府。靖康二年（1127），靖康之变，金人南下，赵构建南宋于应天府，不久迁往临安（今杭州），书院遂毁于兵火，久废近二百五十年。元初虽建有归德府学和文庙，但规模大减。其后，应天书院屡建屡废，名称也不断更改。明弘治十五年（1502），黄河泛滥，归德府城淤积地下，应天书院也随之被埋。明正德六年（1511），知州杨泰有在旧城北筑新城。同年，知州周冕继修，始告竣工，归德府迁入新城（今商丘古城），应天书院也随迁城内，现存有明伦堂、大成殿、月芽池等建筑。明嘉靖十年（1531），巡按御史蔡瑷将社学改建，沿用旧称“应天书院”。宰相张居正于万历七年（1579），下令拆毁天下所有书院，应天书院难逃此劫。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归德知府郑三俊重建“范文正公讲院”，位置在归德府学东。他效法范仲淹的精神，亲自执书讲学，一时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诸如官至户部尚书的侯恂，南京国子监祭酒侯恪，兵部侍郎叶廷桂、练国事等。范文正公讲院又名文正书院，明代中后期睢阳没于黄河，城址北迁，原讲院故址已无存。清顺治八年（1651），重建书院，侯方域撰有《重修书院碑记》。顺治十五年（1658），符应琦重建讲堂，集诸士而课之。康熙十三年（1674），知府闵子奇又修书院，请来名师执教，“下帷讲学，有醇儒之风，学者翕然宗之”。康熙四十年（1701）书院改为郡义学。清乾隆十三年（1748），知府陈锡格重修应天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废科举，兴学校，诏令各省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一九〇五年八月，范文正公讲院改为“归德府中学堂”（简称归德中学），从此，“书院”铸就的千年辉煌，终于沉寂于历史长河。

且说范仲淹面对这样一座全国数一数二的著名学府，怀着一腔眷恋之情回到母校，看到故园风光，思接先师灵魂，想必倍感荣幸又庆幸，兴奋又振奋，觉得肩负重大，充满热情和干劲，决心不负重托，干出一番业绩。再说，这么好的地利之外，天时与人和也都不错呀。

14.天时与人和

上面提到，范仲淹重回母校“掌府学”，是应邀为之。那么，是谁邀请了他呢？这一命运大转折，得力于一个小他两岁的江西人——晏殊。是这个晏殊特邀了他。人称晏殊一生为官，“富贵优游五十年”。他虽然官至宰相，日后却未能像范仲淹一样跻身历朝历代名相之列，所以知之者较少。不过，一提传世佳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世人必定耳熟能详。它就出自晏殊的一首《浣溪沙》。有人知道“抚州八晏”吧？晏殊即为“八晏”之首，下面才依次是晏几道、晏颖、晏富、晏京、晏嵩、晏照、晏方。晏殊五岁会作诗，十四岁成进士。能诗、善词、文章典丽，书法也工，尤以词最为突出，有“宰相词人”之称，是北宋前期婉约派代表词人，而且相当高产。《东都事略》说他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中兴书目》作九十四卷，《文献通考》载《临川集》三十卷，皆不传。传者惟《珠玉词》三卷，汲古阁并为一卷，为《宋六十名家词》之首集，计词一百三十一首，清人辑有《晏文献遗文》，收入《宋四人集》中。不过，此公最珍贵处更在于他胸襟宽阔，不但不嫉贤妒能，反而热心于唯贤是举，范仲淹之外，诸如欧阳修、王安石、孔道辅、韩琦、富弼等一大批北宋贤相名将，均出自其门下或经他栽培、荐引而显达于世。所以《宋史·晏殊传》夸他：“平居好贤……及为相，益务进贤材。”更评价说：“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可见他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绝不限于“遂请公（范仲淹）掌府学”了。

那么，晏殊何时认识范仲淹的？史无详载。汪藻在《广德军范文正公祠堂记》中写范仲淹初历官场，“以进士释褐，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日抱具狱与太守争是非，守数以盛怒临之，公未尝少挠。归必记其往复辩论之语于屏上，比去，至字无所容。贫止一马，鬻马徒步而归。非明于所养者能如是乎？”接下来“迁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三十岁调任谯郡从事。作文自叹曰：“余岁三十兮，从事于谯，独栖难安兮，孤植易摇。”（《祭龙图杨给事文》）一直到三年后“监泰州西溪镇盐仓”，上书张纶请重修捍海大堤。这期间，范仲淹进过《皇储资圣颂》，吟过《西溪见牡丹》《西溪书事》两首诗，写过《上张知白右丞书》，还为宰相寇准被诬事上书鸣不平。有意思的是，晏殊和另一位宰相吕夷简都曾在西溪镇做过盐官。特别是后来成为范仲淹政敌的吕夷简居此时，手植牡丹，留有诗刻，范仲淹的《西溪见牡丹》正是为此而作：“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忆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另一首《西溪书事》也与此时的心境相通：“卑栖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子牟何必怨江湖。秋天响亮频闻鹤，夜海瞳眬每见珠。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据说范仲淹在西溪还写过一首小诗：“谁道西溪小，西溪出大才。参知两丞相，曾向此间来。”此诗真伪无考。以上这些言行诗作，是否引起过晏殊关注，也史无详载了。那么，晏殊得闻范仲淹大名并惜才倚重，或在兴修范公堤以后吧？这也不去细究。

且说天圣五年（1027），晏殊身为枢密副使，因反对张耆升任枢密使获罪，贬出京城任南京留守，来到应天府，大力扶持应天书院，慕名力邀范仲淹到书院任事。这对范仲淹来说，真是“人和”之首也。

另外，还有两个人也很给力：蔡齐和戚舜宾。楼钥在《范文正公年谱》中所说“登蔡齐榜”的蔡齐，就是时任应天知府的这个蔡齐。他比范仲淹大一岁，山东胶州人，胶东历史上唯一的状元。人长得“仪状俊伟，举止端重”，宋真宗一见就对宰相寇准道：“得人矣！”诏令金吾卫士七人，“清道传呼以宠之”。后世状元“跨马游街”之殊荣，就是从蔡齐开始的。蔡齐为人刚正，任翰林学士时，手握实权的刘太后派太监罗崇勋主持营建景德寺，命蔡齐写一篇记事颂德的文章。罗崇勋告诉蔡齐说，这篇文章写好了，可望升任参知政事。蔡齐却故意迟迟不写，被罢免了翰林官职，赶出京城。蔡齐后来升任宰相，因与权臣意见不合，辞去宰相职务，以户部侍郎的虚衔，出知颖州，两年后死于任所，年仅五十一岁。范仲淹为他写墓表：“浩然示至公于内外，以进贤为乐，以天下为忧。见佞色则疾，闻善言必谢。”欧阳修为他写行状：“在大位，临事不回，无所牵畏，而恭谨谦退，未尝自伐，缙绅倚以为重。”史称蔡齐“精学博文”，平生所著诗文甚多，可惜都散佚无存，仅留《小孤山》七律一首，有“月生西海初三夜，潮到东吴第一关”之句，亦可略见其文采。想见当年蔡齐，与范仲淹有同榜之谊，对晏殊邀范之议肯定举双手赞同，是不是他向晏殊推荐范仲淹也说不定。这段史料简略马虎，留待细查。

戚舜宾者，乃戚同文之孙。范仲淹当年在南都就学时，书院便由戚舜宾主理。他严守祖制，“制为学规，凡课试讲肄，劝督封赏，莫不有法；宁亲休沐与亲戚还往莫不有时；而皆曲尽人情，故土尤乐从。”那时，书院执教者多是戚同文的再传弟子，授以儒家经典，以六经为教材，使范仲淹获益终生。戚舜宾眼中的范仲淹，勤学多思，品学兼优，得祖父真传，无出范仲淹之右者。如今由他归来“掌府学”，戚舜宾当然是最高兴、最欢迎啦！

其实，要笔者说，范仲淹在此得到的最大“人和”，应是恩师戚同文，虽然只是一位人品道德上的“精神恩师”，因为范仲淹求学南都时，戚同文先生已然过世二十多年了。

《宋史·戚同文传》说：老先生幼年失去父母，由祖母携带他到娘家养育，同文奉养祖母以孝著称。祖母去世，日夜悲哀号哭，几天不吃饭，乡里人为之感动。这样的身世让范仲淹感同身受。

又说：老先生纯正质直崇尚信义，人家有丧事尽力赈救接济，宗族乡里贫困的人也予以周济。十二月的时候，多次脱下自己的棉衣给贫寒的人。他不积聚钱财，不营建住房，有人劝说他，他则回答：“人生以行义为贵，安用是义一字！”由是，深为乡里推重佩服。这样的品德让范仲淹顶礼膜拜。

史家说：老先生所创立的睢阳学统，具有宋学兴起的最基本特点。为矫正五代以来文教风俗之浇薄，老先生坚苦励行，力求恢复先儒修己治人的道德仁义精神，重内圣而不弃经世，以人格立师道，而生根于社会。这个基本的存在形态和儒学最基本的特点，为睢阳学统所展现，成其学脉所在。这样的道德学问让范仲淹受益良深，一生行谊实根基于睢阳之学。

今天，范仲淹虽然已不是当年学子，但重返母校，精神恩师戚同文老先生的高大形象，一如在眼，一如在心，是他最广大最牢靠的人文依托。他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回顾既往说：“乃有睢阳先生赠礼部侍郎戚公同文，以奋于丘园，教育为乐。……由是风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园，归与鲁堂，章甫如星，缝掖如云。讲议乎经，咏思乎文，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诚以日至，义以日精。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至于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有着这样的前辈，有着这样的睢阳家底，人和如此，范仲淹能不底气十足吗？

说到天时，笔者想这么理解。对于历代兴教办学者来说，所谓天时，莫过于当时政治环境的生态状况，在中国可以理解为皇权治统环境的生态状况。自然界有个C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C生态系统有个“蘑菇理论”，要用五句话表达出来，像是一首诗，比诗更美妙，是：“创造一个环境，有了一定的空气，有了一定的水分，有了一定的湿度，蘑菇会自己长起来。”就是说：在自然界的大森林里，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上述的空气、水分、湿度，当然也离不开土壤和阳光，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环境，就能成片地生长出蘑菇。如果我们借用“蘑菇理论”到社会生态系统，所谓兴教办学的好天时，就是“天然”的土壤、阳光、空气、水分、湿度……基本不缺，是一个相对良性循环中的社会生态系统，是一个“美好的环境”。只要具备这样一个社会C系统，兴教办学肯定有成就。历史上有没有实例？宋代之前不妨以稷下学宫为例。

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战国时期齐国“官办”的高等学府，始建于齐桓公。过去有人称它为“稷下学派”，不大对头，因为它实际上并非哪个学派所专有，而是天下各种学派的学者都可以来议学、议政的学术活动中心，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几乎各个学派，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等，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予、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兒说、鲁仲连、邹爽、荀子等。在这里，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什么天人之辩、王霸之辩、义利之辩、攻伐寝兵之辩、名实之辩、世界本原之辩、人性善恶之辩……都可以畅所欲言，互相争辩、诘难，多元思想并立，各家平等共存，学术自由争鸣，彼此吸收融合，成为真正体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一个典范。它的办学成果多么丰硕？仅就学术著作来看，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道德伦理、文学艺术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农等多种学科。这一大批著作的问世，不仅极大丰富了先秦思想的理论宝库，促进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的繁荣，也深刻影响了并影响着此后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的散佚不传至为可惜，传下来的多为经典。难怪早年的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曾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的一个最高峰的。”

稷下学宫何以办得这么好？齐国素有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齐桓公田午是田氏代齐后的第二代国君，新生的政权有待巩固，深知“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说苑·尊贤》）的道理，这才在齐都临淄稷门附近建起学宫，设大夫之号，招揽天下贤士。接下来的当权者齐威王、齐宣王，脑子也够清醒明白，就把稷下学宫办得风生水起，达于巅峰。《风俗通义·穷通》说：“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尤其是齐宣王，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遂大办稷下学宫，让稷下学者享受“上大夫”的政治、物质待遇，“开第康庄之衢”，修起“高门大屋”，勉其著书立说，鼓励学术争鸣，欢迎他们参政、议政，吸纳他们的治国良方。这种当权者思想开放、政治清明、重贤用士的良好“政治环境生态状况”，正是稷下之学举办成功的最佳天时。这个也能反证：秦始皇上台后禁绝兴教办学，“文革”中“停课闹革命”，遇上这样的天时，你兴办教育的人和地利再好，想办个稷下学宫你试试。

那么，范仲淹所处的“皇权治统环境”如何呢？若依笔者对历代封建王朝的评价，就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尊重知识分子来说，宋代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伟大王朝。前文书中引用过陈寅恪先生“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样的话，此外崇高的评价多的是。严复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钱穆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理学与艺术》）邓广铭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称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十一至十三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等等），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此时的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中国社会史》）日本近代史学泰斗和田清先生说：“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的那样强大，相反，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中国史概说》）德国汉学家库恩在《宋代文化史》中说“中国在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发生了根本的社会变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的以地方藩镇为代表的军人政治，受到儒教教育的文人担任政府高级行政官员；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其次，宋朝在农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物质文明（如手工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农业技术的新发展，新土地的开垦，以及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奠定了宋朝经济繁荣的基础。”美国历史学家墨菲在《亚洲史》第七章“中国的黄金时代”中说，宋代——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的时期。它拥有大约一亿人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他又说：“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后来的世世代代历史学家批评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九六〇年存在到一二七九年，长于三百年的平均朝代寿命。”于是有人总结出来说：有宋一代共三百一十九年，是中国所有封建王朝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也是一个充满以人为本、民命至上的民生理念的朝代；一个没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篡权弑君，最不血腥、最有人情味的朝代；一个体用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最好的朝代；一个人才辈出，文学、哲学、绘画、科技、教育等最为发达、硕果累累的朝代。

当然，不能光听中外名人这样说，得考量他们所依据的史实是否真实可靠。历史上，最早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帝王是汉高祖刘邦，他曾颁诏说：“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班固《汉书·高帝纪》）后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也有“重文”的意思，他在“求贤令”中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陈寿《三国志·魏志》）北魏孝文帝在自己的诏书中也说：“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宜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魏收《魏书·高祖纪上》）。但是这些所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当政者，说的多做的少，甚至说一套做一套，带有极大的局限性。唯宋一朝，尤其北宋前期，一改五代乱世之风，将以文治国定为国策，崇文重教、移风易俗，重视发挥文臣的作用，以仁厚宽容著称于后世。这样的国策始于赵太祖赵匡胤，并且作为一种“祖宗家法”传下去，贯穿于整个宋朝。赵氏兄弟俩根据既定国策，制定了一系列重文轻武的政策并监督执行：下令修复孔庙，开辟儒馆，延用耆学名儒；下诏增修国子监学舍[25]；下诏重修、新建昭文馆、史馆、集贤馆、崇文院；改革考试制度，极力放宽科举考试的范围，唐朝进士登科者，每次最高也不过三四十人，而宋朝进士登科者则多至五六百人，最多有增至五千三百人者，并且设法严密科举考试，严防考官作弊等等。当是时也，朝廷的重要职位，全部由通过科考进入官场的读书人占据，这些人自称“天子门生”，不仅长期占据宰相高位，甚至连向来由武将任职的枢密院，也由文人主政。文臣社会地位之高，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其待遇之高，风头之盛，真令后世叹为观止。

这就是范仲淹“掌府学”时的“天时”。至此，天时、地利、人和，三才齐备，能干出怎样一番功业，就看他范仲淹的了。

15.复兴儒门教育第一人

有个奇怪的学术现象：多年来在宋学研究和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范仲淹几乎是一个不太被重视的人物，在一些著名思想史、哲学史著作中，也大多见不到他的名字；人们心目中，他只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甚至军事家。加之有些学者对北宋儒学、道学、理学概念的理解过于狭隘，其宋儒人物大系中就更少提范仲淹了。

这是一处学术硬伤。

其实，范仲淹是北宋前期复兴儒门教育第一人。笔者服膺史学家刘子健先生的两段话：“宋学为中国哲学最精彩的一页。明清两代之哲学，胥不能脱离其范围。而宋学之发扬光大，实自仲淹创之。朱陆出于张程，张程导源于仲淹。非张程无以树宋学之中坚，非仲淹无以开宋学之先路”；“朱陆上继张程，张程肇源仲淹。宋学之发扬光大，非仲淹不及此。明道象山一限之传，至明而有王守仁，至清而有黄宗羲；伊川晦翁一限之传，至明末清初而有顾炎武、吕留良。横渠之学在南宋，除晦翁而外，兼影响永嘉诸子，至明末清初而有王夫之崛起。吾国学术之辉煌璀璨，皆仲淹倡导之功也”。实际情形如何呢？

范仲淹“掌府学”时的天下大局，有点像先他二百多年的韩愈老先生的处境。自天宝十四载（755）爆发“安史之乱”以来，大唐盛世就开始衰败。九年征伐与惨淡经营之后，大乱局面虽告终结，但面对野心勃勃的藩镇割据和不时报忧的边疆祸乱，朝廷则应对不力，政出多门，宦官弄权，朝官政争，历经肃宗、代宗、德宗几代皇帝使劲，也再难振作起来，终于导致动乱连年，经济衰败，矛盾丛生，国是日非。思想文化界则弥漫着颓废、消极的风气。再加上宽容佛、道两教的长期国策，造成上下迷信盛行，世风日下，信仰危机突出。这就给韩愈们的“儒学复古运动”造出历史契机。韩愈所提倡的复兴儒学，并不是单纯地恢复古礼，埋头儒家典籍，而是在吸收儒家经典的基础上，提出新思想、新理论，这就是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的心性哲学，以维护大一统为目的的政治哲学，以弘扬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自由与独创精神为特征的艺术主张。学统、政统、文统，三统合一，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仁义之道，就是道统论。韩愈在《原道》里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谓为德。”韩学略显粗糙，且未能在政治上获得成功，但对后世理学、史学、古文运动、宋诗的兴起与发展，还是产生了直接影响。应该说，包括范仲淹在内的宋代儒学家们，正是在对韩学的批驳与接受之中，造就了宋学自身理论思维的成熟与理论体系的完善。

再看范仲淹此时面临的天下大局。中国历史上多有“三朝元老”式的成功人物，有“十朝元老”吗？有，空前绝后有一位，大名叫冯道。他历经桀燕皇帝刘守光、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闵帝李从厚、后唐末帝李从珂、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晋出帝石重贵、辽太宗耶律德光、后汉高祖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一共十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是个名副其实的“官场不倒翁”。可反过来一想更另人吃惊，冯道所事十朝，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帝仅在位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才八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世道能好到哪儿去？冯道固然赚得“无廉耻”“奸臣之尤”的负面名声，可这个时代就没有责任吗？五代之乱，纲常倾覆、道德沦丧、风俗隳坏、士人无行，人伦关系全面倾覆，道德调控几近崩溃。乱世英雄赵匡胤看得清，说得准：“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司马光《涑水记闻》）他英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建起统一而强大的大宋王朝。

不过，北宋开国数十年间，大兴文教，主要着力在科举取士方面，急用现有人才，尚未能重视兴学育人。京城里只有一所学校，即国子监，且逐日萧条，“生徒至寡，仅至陵夷。”（杨亿《武夷新集·代人转对论太学状》）开科取士只看考试成绩，不问学校出身，于是士子多贪图名利，徇私舞弊，不务实学，浸以成风，到仁宗时，科举之弊，愈演愈烈，已成燃眉之患。正是这样的天下大局，给范仲淹提供了历史契机，他要像韩昌黎彰道统一样，首先站在一个思想制高点上谈论复兴儒门教育，不是“文必秦汉”，而是要“回向三代”；不是“张扬儒道、力辟佛老”，而要“援释、道入儒，三教合流”，新开学风。

范仲淹对自己面临的国家形势早有非议，早有定见，早有陈述。天圣三年（1025）有《奏上时务书》；天圣五年（1027）有《上执政书》；天圣八年（1030）有《上时相议制举书》等。他在《上执政书》中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等六大主张。何以“重名器”？就是慎选举敦教育。他把当时只顾科举取士而不谙重在育人的弊病，比之为“不务耕而求获”。不想种地只想收庄稼，哪有这种好事！结果必然是择而不教，久而乏人，贤才难以为继。其实，范仲淹这种重在兴教育人的学术主张，绝非兀突一枝，而源自他长久以来的大思考，那一种博大深厚的总体人文思考，政治的，思想的，哲学的。这一种大思考早在他就学应天书院时已然大致完成。且看他写于那时的《咏史五首》：“莫道茅茨无复见，古今时有致尧人。”（《陶唐氏》）“但得四门元凯至，九韶何必凤凰来。”（《有虞氏》）“讴歌终在吾君子，岂是当时不让贤。”（《夏后氏》）所倾心的已是三代之业、三代之制，主张君臣共治天下，君有过则臣谏之，以尧舜为致君楷模。后世有人说，宋儒“回向三代”的运动，是从王安石熙宁变法开始，才“从‘坐而言’转入‘起而行’的阶段”。非也。其实，范仲淹等确立的“明体达用之学”，才是宋儒“内圣”与“外王”相贯通的思想先驱。王安石并非“宋代最先接上孔、孟旧统的儒者”。“回向三代”，再接孔孟者，正是范仲淹。就这一点说，范仲淹复兴儒门教育的事功，远比韩柳的“儒学复古运动”要品位高卓。

有了源远流长的思想资源，有了复兴儒家礼乐文教的远大志向和使命感，才能生发出活力四射的改革主张。就兴教育人而论，范仲淹才会深谙真谛：“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上时相议制举书》）；才会认定：“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政道。使其服礼乐之文，乐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贤实邦本，何地能及。”（《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赋》）“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选任贤能论》）；才能痛切地认识到“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邠州建学记》）。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把“兴学”当作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尤其是“太平年间”的教育最为急迫，“古者庠序列于郡国王风。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时而教育哉？”也才能把睢阳先生“天下同文”的师志，提高到“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将充盈着士君子文化血脉的睢阳学统的真传发扬光大。

教育思想明确，才会出以良方。范仲淹指出：科举考试应与学校教育相结合，教育是培养、选拔人才的必要前提。假如“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势必造成“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答手诏条陈十事》）而要革除此时弊，必须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考试要“以策论高辞赋”，“先策论后辞赋”，“复小为大，抑薄归厚”。（《上时相议制举书》）。至于教学内容，则应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为主，他说：“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机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机，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铺成王道，复何求哉。”（《上时相议制举书》）非同凡响的是，范仲淹在强调六经之重要外，还特别指出要兼授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应以六经为先，正史次之，再令考生论述时务及提出实际的对策方略，如此方可把“天下俊贤”引向经邦济世之业，为国家培养杰出的辅佐人才。

另外，在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一点，范仲淹不仅主张学习儒家经典和算学、医学以及军事学等知识和技能之外，还一反“力辟佛老”的先世学风，认为“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上执政书》）主张援释、道入儒，三教合流，独辟蹊径。正是范仲淹为儒学注入了新元素，形成了新的学术思想——理学。在推动儒学发展演进的过程中，范仲淹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难怪韩琦在《祭文》中盛赞道：“上天生公，固为吾宋。以尧舜佐吾君兮，既忘身而忠国；以成康期吾俗兮，又竭思而仁众。”朱熹更在《五朝名臣言行录》中推崇说：“公之学识，于名教岂小补哉！”实乃北宋理学真正的启蒙之人、开山之祖也。

十七世纪，西方传教士称宋代的儒学为“新儒学”（NeoConfucianism）。这个提法一直流行到二十世纪的西方汉学界，又与明学合称为宋明新儒学，此后也渐为中国学人所采用。这个新儒学问世，确与范仲淹“援释、道入儒，三教合流”的创意有关。佛、道盛行之中，其宇宙观和本体论，尤其是佛教的哲学思辨性，深深吸引、刺激着广大士人的本土观念，这种思辨性在后来的宋明理学中非常鲜明。笔者曾有过如下一段浅薄文字，录出以为本节收束：“两宋时期，范仲淹、胡瑗、孙复等首开书院讲学之风，中央太学亦模仿胡瑗苏湖讲学制度，其后之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伊川兄弟，绍继其风，书院讲学，谈经论道，遂使有宋一代文风大盛，至南宋朱子而集大成为宋明理学。从儒学自身发展来看，宋明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或者儒学复兴运动，它所强调的义理之学，是对于汉唐儒学的一种反动，表现出一种想要摈弃汉唐训诂之学而直接面向经典、回复圣人之道的气势，颇有一点‘文艺复兴’的味道。这个复兴儒学的运动，由隋唐之际的王通发其先声，由唐代中期以后的韩（愈）李（翱）柳（宗元）诸人继其后续，至两宋时期则蔚为大观。宋明理学是当时中国有抱负有思想的士君子群体，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力求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从此影响后世八九百年。”

说范仲淹是北宋“复兴儒门教育第一人”，当不为过吧？

16.老师与学生

一所学校好不好，普通人一般习惯用两条标准去衡量：任教的名师都有谁？出过哪些名学生？名师、名学生最多的，就是最好的学校。至于名师怎么个教法，名学生怎么个学法，这所学校怎么个好法，只有专门的考察者才去细究。

关于范仲淹对老师和学生的重视，以及如何精心办学，众多记载大同小异，笼统而平面，一般都是这样叙述：他把师道确立为整个教育的重心，要求教师通晓经文经义，传授治国治人之道，不但学识渊博，还要力行仁义道德，才德俱佳，授业育德；范仲淹力荐“名师”，多次聘请和推荐著名学者任教，比如王洙和嵇颖等，他们博学多才，教学有志，授徒有方，成绩卓著；范仲淹掌管应天书院时，总结先师戚同文的教学方法，为书院制定出一系列“为学次序”和“读书次序”，严格要求院生学习；他自己一方面担任主持，一方面还兼职教授“艺文”和“易经”两门课，“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言行拾遗事录》）；学院的基本课程是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和《春秋》，学生会按照不同专长而入读各项分科，主张学以致用，提倡实地考察，即所谓“明体达用”；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向学生讲学，大多是提纲挈领式的，并不作逐字逐句的解释串讲，给学生以提示，再由学生提出疑难，作针对性讨论……由于范仲淹治学谨严，继承、发展了睢阳学脉，应天书院学风甚浓，人才层出，比如富弼、张方平等，于是乎四方学子纷纷慕名而来，一时“人乐名教，复邹鲁之盛”，俨然国中一大学府。所以后来《宋元学案》将“仲淹之学”标识为“睢阳所传”，树立了兴学立教的典范，成为宋初儒学复兴的大本营。《宋史》有“以文学有声于场屋者，多其所教也”的记载。都大致如是平铺直叙，不如讲个故事。笔者就讲一个老师的故事，王故事；一个学生的故事，孙故事。王故事、孙故事，都不是故事，都是史实，都是范仲淹兴办应天书院的真实事迹。

先讲“王故事”，就是王洙的故事。

王洙，字源叔，商丘本地人，比范仲淹小七岁，范仲淹来“掌府学”时，他就在应天书院当“讲书”。此前，他父亲王砺和哥哥王渎也都在应天书院当老师，看来教书是他家的“祖传职业”。王砺是戚同文的得意门徒，进士及第，官至屯田郎中，最后还是选择了回乡教书，肯定深受戚同文影响。王家父子三人先后供职同一书院，不但家学好，而且教书教得好，在当地极有名声。据说早在景德年间，范仲淹便结识了少年王洙。宋真宗景德年号只用了四年，公元一〇〇四年至一〇〇七年。对应到范仲淹，是他十五岁至十九岁这一段，有机会结识王洙，也就只有秋口读书那阵子，莫非与一伙同学进寺庙抽签问前程时，就有小王洙在内？这段史料少有提及，更无考证，姑存一说吧。知道他俩认识很早就行了。

且说王洙生性聪慧，自小受家学熏陶，“泛览传记，至图纬、方技、阴阳、五行、算数、音律、训诂、篆隶之学，无所不通”。（《宋史·王洙传》）二十七岁高中甲科进士，补任舒城县尉。可惜不久因事被免官，归居南京。又是晏殊识才，特聘他到应天书院任教。不久，范仲淹亦受聘“掌府学”，与王洙近二十年后再次聚首，喜出望外，从此成为志同道合的终生挚交。

不久，朝廷调王洙任贺州富川县主簿。去边远地方当一个小小的行政长官，这不屈王洙大才吗？范仲淹首先提出不同意见。他诉诸晏殊，二人一拍即合，说什么也得把王洙留在应天书院。那上面怎么交代呀？晏殊圆通得很，就说这样吧，老范你笔头子了得，《上执政书》写得影响多大呀，就有劳给皇上打一个报告，我看准行。范仲淹本性质直，又爱才心切，也不推辞，当即撰写了名篇《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其中不少章句前文已然有所摘引，但何妨全貌推出，以飨读者。

右，臣闻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才，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风，乐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然后命之以爵，授之以政。济济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则有制礼作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故声诗之作，美上之长育人才，正在此矣。

国家崇儒敦古，右文致化，三京五府，多建庠序。当州近辅之郡，宜崇治本。兼至圣文宣王庙，已有学舍三十余间，有修学进士二十余人，非有讲贯，何以发明？臣窃见贺州富川县主簿、充应天书院说书王洙，于天圣二年，御前进士及第，素负文藻，深明经义，在彼讲说，已满三年。伏望圣慈，特与除授当州职事官、兼州学讲说。所贵国家教育之道，风布于邦畿；进修之人，日闻天典籍。士务稽古，人知响方。干冒圣威，臣无任。

这一篇奏稿，言简意骇，词恳意切，别说一下打动了仁宗皇帝以收回成命，就是今天我们读起来，亦觉动情。从此王洙留在应天书院总共八年，直到明道二年（1033）调往京城。由于他学识渊博，教授得法，又竭心尽力，深受同道与生徒敬重。欧阳修后来对王洙的教学艺术，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其“语言初如不出诸口，已而辨别条理，发其精微，听者忘倦。决疑请益，人人必得其所欲”。

范仲淹与王洙在应天书院的故事本事也就这样，但大有后续，益发感人。有人专门写了“范仲淹三荐王洙”。

明道二年四月，范仲淹被宋仁宗召回京都，任右司谏，职责是监察官吏，选拔人才，建言规谏。范仲淹荐贤不避亲，当下举荐王洙任国子监说书，即被认可。不久，王洙改直讲，校《史记》《汉书》有功，再迁大理评事[26]、史馆检修（可以参与编修国史）、同知太常礼院。康定元年（1040）晋升天章阁侍讲，累迁太常博士同管勾[27]国子监，预修《崇文总目》，升尚书工部员外郎，修《国朝会要》，加官直龙图阁，权同判太常寺。庆历三年（1043）九月，受命与欧阳修共纂《祖宗故事》，历时一年，成二十卷。要不欧阳修怎么那么了解王洙呢。

可就在王洙大展才华之际，庆历四年十一月，因为参加苏舜钦一次宴会，被“庆历新政”的反对者章得像、王拱辰等人罗织罪名，贬知濠州。实则是要进一步清洗庆历改革派人物。史载：“民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据说成语“一网打尽”的出处在此。庆历五年，王洙再迁知襄州，途经邓州，特意拜会老兄故友范仲淹。二人诗酒唱和，感慨良多。范仲淹写有《依韵和襄阳王源叔龙图见寄》，诗很感人，如下：

高车赴南岘，弊郊主东道。

风采喜一见，布素情相好。

屈指四十秋，于今岁寒保。

我起为君寿，善颂复善祷。

愿尽杯中物，薄言理可到。

君子贵有终，功名非必早。

朝端卿大夫，所尚贤而老。

世虑久乃周，圣门深已造。

与君誓许国，无忝于祖考。

洁如凤食竹，乐若鱼在藻。

安得长相亲，时时一绝倒。

不忘平生期，明月满怀抱。

此时，已然五十七岁的范仲淹抱病邓州，会见王洙后，依然不改初衷，认为绝对不能大材小用，便第三次上书仁宗，举荐王洙，再草《乞召还王洙及就迁职任事札子》。内中言道：

臣闻国家求治，莫先于擢才；臣之纳忠，无重于举善。……王洙文词精赡，学术通博，国朝典故，无不练达，搢绅之中，未见其比，以唐之虞世南，先朝之杜镐方之，不甚过也。……徒以横议中伤，例谴居外，三经赦宥，未蒙召还，恐非圣朝弃瑕采善之意。……伏望圣慈，不以人之小累而废其大善。如朝廷采鸿儒硕学以备询访，则斯人之选，为中外所服。……欲乞特赐召还，仪表台阁。倘朝廷意切生民，重其外补，则乞就迁近职，别领大藩。使搢绅之列，知稽古有劝，为善弗掩，实圣政之端也。……或不如举状，臣受上书诈不实之罪。如朝廷擢用后犯入己赃，臣甘当同罪。

范仲淹押上一生清名和政治生命，甘愿第三次举荐王洙，如此肝胆胸怀，古今能有几人！王洙也无愧于三荐之恩，不但教育出成批的睢阳学者，而且成为北宋校勘、编纂古代典籍的佼佼者，更有奇功的是，他从翰林院所存的大量蠹简残策中，发现了东汉张仲景的《金匮玉函要略方》，后世简称《金匮要略》，功德无量。

再讲“孙故事”，孙复的故事。

孙复，字明复，号富春，山西平阳（今临汾市）人。他虽然比王洙还大五岁，可不是应天书院的老师，是一个学生。不过，要说学生似乎也不准确，更像现在常说的“访问学者”吧。孙复幼年丧父，家贫无助，但力学不辍，饱读六经，贯穿义理。可就是运气不佳，考了四回进士都落榜不举，失望之余，便于三十二岁退居泰山，苦读苦修，后来人称他“泰山先生”，即发端于此。他与范仲淹结识，大约就在这个时期。

孙复只比范仲淹小三岁，前来拜见应天书院掌学范仲淹时，已三十六岁，而且，第一次来，并非要当“访问学者”，是来向范掌学借钱的。楼钥在《范文正公年谱·五年丁卯[28]年三十九》条下，这样记载此事：

《东轩笔录》云：公在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公赠一千。明年，孙生复谒，公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生戚然动色，曰：“母老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公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孙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笃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公甚爱之。明年，公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间，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

这段史料又见于《宋名臣言行录》和《宋元学案·泰山学案》等，应是公认的史实。顺便一说的是，关于两次赠钱两千，有点不同说法，就是这两千之数，是两千文呢还是两千缗？两千文是两贯，也就是两缗，也就是二两银子，合现在人民币大约千元之数。孙纲先生在《范仲淹与应天书院》一文中说：“山东泰山有学生孙复，两次来书院乞讨。范仲淹各赠一千缗，并赐《春秋》。”两千缗就是两千贯，就是两千两白银，就是二百两黄金，范仲淹肯定舍得给，可他也得有啊。

言归正传。对孙复这样一个“编制”外的“学生”，范仲淹尚能如此关爱救助，对其他学生会怎么样，那就可想而知。可以小举两例。应天书院还有一位名师嵇颖，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他的穷外甥张方平就在他跟前读书，却干瞪眼接济不上。范仲淹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便予以百般照顾与关爱。张方平后来一直追随范仲淹，宋神宗时贵为宰相，是苏东坡的老师。年轻的苏东坡因为未能见上范仲淹而抱憾终生，他在《范文正公文集叙》里说：自己“嘉祐二年（1057），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殁。既葬，而墓碑出，读之至流涕，曰：‘吾得其为人，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岂非命也欤！’……呜呼，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叙而传。然不敢辞者，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29]，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再一个就是富弼例。在校生富弼，志向远大，但比较谨慎小心。范仲淹便教导他博通经史，增广见闻，并鼓励他大胆应试制举，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富弼后来成为北宋中叶的名臣，成为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得力帮手之一。笔者在青州三贤祠看到三贤座像，中间为范仲淹，一边是欧阳修，一边就是富弼。

回到孙复。他得到范仲淹着实一助，在应天书院一边做事，一边学习，“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学业大进，尤其于《春秋》一经，因与范仲淹时相切磋，独有心得，这才“后十年间，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才有“孙秀才”大放异彩，才有日后“宋初三先生”[30]扬威，开宋代学术兴盛之先河。对此，《东轩笔录》尚录有范仲淹一叹，曰：“贫之为累亦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则虽人有如孙明复者，犹将汩没而不见也。”是的，假如没有范仲淹热心兴教育人，孙复再有冲天才气，也难逃老死草野的悲剧结局。如此，何来旷世硕儒“宋初三先生”？

孙复在“退居泰山”之前，约有一年左右时间从学于范仲淹，他的“学《春秋》”，当始于范仲淹的“授以《春秋》”。在孙复苦学于泰山期间，还保持着与范仲淹的书信往还。在《范文正公集·尺牍》中，还保留着一封写给孙复的信，其中有“及得足下河朔二书”云云，并邀请孙复来浙中一游，意极恳切：“足下未尝游浙中，或能枉驾，与吴中讲贯经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为政，买山之图，其在中矣。”孙复在自己的《孙明复小集》中亦有《寄范天章书》，师友之情深远也哉。

孙复出自范仲淹门下，可他到底有多大的学术成就？“公去睢阳，孙亦辞归”，范仲淹离开应天书院去了京都，孙复何归？再归泰山。石介在泰山筑室，邀孙复去讲学。石介就是“宋初三先生”之一那个石介，世居山东泰安徂徕镇桥沟村，故世称徂徕先生。其父石丙大进士出身，“专三家《春秋》之学”，对石介影响至大。《宋史·石介传》说他“貌厚而气完，学笃而志大”。二十多岁时，北游魏地，追寻宋初古文家柳开遗迹，再南下应天书院，就读于范仲淹。天圣八年（1030），二十六岁的石介中进士，初任郓州观察推官。他一生追随范仲淹，为庆历新政写下《庆历圣德诗》，开罪于政敌，引出一场惊天大案。这是后话，回头还得细说。

且说孙复回归泰山，主要从事经学的研究与讲学，八年之中撰写《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等，声名渐显于世。从此专心于讲学授徒近二十年之久。石介对孙复执弟子礼甚恭，文彦博、范纯仁（范仲淹二子）等一代精英，也都出在孙复门下。孙复勤于治学，着力周、孔之道，推崇韩愈道统论。他在《孙明复小集·信道堂记》上说：“吾之所以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子、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认为，“儒者，长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使儒道俨然成为包括帝王在内都得遵行的根本原则，硕学大儒乃帝王之师。这就大大抬高了士君子的社会地位，理论上对皇权专制构成一种制约。这是理学在兴起之初最有价值和进步意义的亮点。孙复治经，正如范仲淹所期，特重《春秋》，十二卷《春秋尊王发微》，置《三传》于不顾，以“尊天子，黜诸侯”立论，认为《春秋》“有贬无褒”，而要义为孟子所肯定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思想。孙复专重六经义理之说的主张，开后世宋学敢于突破前人旧说的先例。

孙复与范仲淹不同的一点是，他像韩昌黎一样“力辟佛、老”，写过《儒辱》《无为指》等文，专门攻击佛、道二教，把儒、道、佛三教鼎立，看作是“儒者之辱”，进而号召儒者“鸣鼓而攻之”。很明显，这就比范仲淹的局面小多了。不过，范门孙复还算是北宋庆历之际经学变古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风影响颇大。程颐在《回礼部取问状》中记载：“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

孙复还编撰有《睢阳子集》十卷，不忘自家学问所自，乃睢阳学派一脉也。另有《谕学》诗一首，录之以收束本节。

冥观天地何云为，茫茫万物争蕃滋。

羽毛鳞介各异趣，披攘攫搏纷相随。

人亦其间一物尔，饿食渴饮无休时。

苟非道义充其腹，何异鸟兽安须眉。

人生在学勤始至，不勤求至无由期。

孟轲荀卿扬雄氏，当时未必皆生知。

因其钻仰久不已，遂入圣域争先驰。

既学便当穷远大，勿事声病淫哇辞。

斯文下衰吁已久，勉思驾说扶颠危。

击喑敺聋明大道，身与姬孔为藩篱。

是非丰顇若不学，慎无空使精神疲。

17.问君平生所好

若说先有范仲淹，后有“宋初三先生”，当无异议，范仲淹比孙复大三岁，比石介大十六岁，比胡瑗大四岁；论出名早也推范仲淹在先。

若说没有范仲淹，就没有“宋初三先生”呢？有多少人信？上面讲过了范仲淹与孙复，讲过了范仲淹与石介，现在再讲范仲淹与胡瑗，把“三先生”与范仲淹的事全讲完了，再看有多少人信。

古今一说胡瑗，必提他的“苏湖教法”。何谓“苏湖教法”？又名“分斋教学法”，是胡瑗在苏州、湖州二地办学时，首创的一种新的教学法。简单说就是一改当时重辞赋的学风，转而重经义和时务。说具体点就是在学校设“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学习经学基本理论，治事斋则以学习农田、水利、军事、天文、历算等实学知识为主，学生们一人各治一事，再兼摄一事。这就是“苏湖教法”。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按照实际需要，在同一学校中实行分科教学；治民、治兵等实用学科正式纳入官学教学体系之中，取得了与儒家经学同等的地位；并且开创了主修和副修制度的先声。

但是，胡瑗不是在泰州华佗庙旁办的安定书院吗，怎么不创立个“泰州教法”，却先苏州后湖州，巴巴地搞出个“苏湖教法”，怎么回事？《宋史·范仲淹传》有答案。它记载道：胡瑗在苏州“立学规良密，生徒数百”，创苏湖教法。那么，胡瑗怎么来的苏州？楼钥在《范文正公年谱》中记载：“是年公在苏州，奏请立郡学。先是公得南园之地，既卜筑而将居焉，阴阳家谓必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遂即地建学。既成，或以为太广，公曰：‘吾恐异时患其隘耳。’”范仲淹知苏州，回故乡，立马就议办郡学。先在卧龙街买了一块地，原准备修建住宅。阴阳先生语出惊人，此乃风水宝地，主子孙兴旺富贵，卿相不断。范仲淹一听就改变主意，我一家子孙好算什么好，天下子孙都好那才叫真好，于是慨然献地建学。有人说这地方也太大了点吧？范仲淹说，我只怕日后还嫌它小呢。笔者在今日苏州文庙内浏览，当年的大成殿、泮池等大型建筑仍保持完好，可以想见当时苏学之宏伟。好学校得好老师，请谁来掌学呢？范仲淹聘请的首任教席就是胡瑗。胡瑗这才来到苏州大展宏图，开始创立“苏湖教法”。清道光年间的《苏州府志·卷二十四》载：胡瑗来州学担任教授，吸引大量生徒，苏学越办越好，名冠东南，“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后世这么评说好像很简便，其实刚开始，胡教授的教法尚不为人所知，尤其一些有钱有势的子弟更不听招呼，造成不少麻烦。又是范仲淹救急，亲送大儿子范纯祐拜胡瑗为师，学校一套严格的校规校纪，由范大公子带头遵守。这么一来，没人再敢捣蛋，胡教授的“苏湖教法”得以顺利施行。这里得补上一笔，这“苏湖教法”中的“湖”是什么意思？庆历元年（1041），胡瑗因父亲去世而丁忧在家，丧满复出，在浙江金华当了个节度推官。此时，湖州太守是范仲淹的老同学、老朋友滕宗谅，有心像范仲淹那样办好州学，便坚请胡瑗出任主讲教授。胡瑗正是在湖州这里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至理名言，逐步完善自己的教学理念，“苏学”加上“湖学”，便是后世称誉的“苏湖教法”。

且说范仲淹，力挺胡瑗和他的“苏湖教法”，在苏州这算刚开了个头。待他离开苏州回京任职后，为了推广“苏湖教法”，拟出一道专折上奏皇上，题目是《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全文不长，兹录于下：

臣闻臣之至忠，莫先于举士；君之盛德，莫大于求贤。泰通之朝，岂敢隐默。臣窃见前密州观察推官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义。见在湖州郡学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讲论经旨，著撰词业，而常教以孝弟，习以礼法，人人向善，闾里叹伏。此实助陛下之声教，为一代美事。伏望圣兹特加恩奖，升之太学，可为师法。

又建昌军应茂才异等李觏，丘园之秀，实负文学，著《平土书》《明堂图》，鸿儒硕学，见之钦爱，讲贯六经，莫不赡通，求于多士，颇出伦辈。搜贤之日，可遗于草泽，无补风化。伏望圣慈特令敦遣，延于庠序，仍索所著文字进呈，则见非常儒之学。取进止。

奏表中这个李觏，也是宋学名人，同样受恩得益于范仲淹，后面即要叙及，故在此一并列出。

由于范仲淹大力举荐，胡瑗以布衣之身进京任事，后到太学任教，名声大噪，四方士子闻风求学，搞得原来的学舍容纳不下，只好把旁边的官署扩充进来。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中就这么记载的：“学者自远而至，太学不能容，取旁官署以为学舍。”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其中明确提出“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的主张，实乃庆历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范仲淹利用自己的办学经验，提出以“苏湖教法”兴办中央太学，并以胡瑗为“国子监直讲”。宋仁宗当即御批实行，“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胡瑗身价倍增，“岁余，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乃居太学，迁大理寺丞，赐绯衣银鱼。嘉祐元年，迁太子中允，充天章阁侍讲，仍居太学”（欧阳修《胡先生墓表》）。范仲淹赞扬他是“孔孟衣钵，苏湖领袖”；王安石誉他为“天下豪杰魁”；苏东坡则写诗赞美说“所以苏湖士，至今怀令古”。嘉祐元年（1056），范仲淹的两位门下胡瑗与孙复，共同主持太学，成为国中一时之盛。可惜此时他们的老师友范公已然作古四年了。

细考胡瑗的教育思想，讲“明体达用之学”，认为儒家的纲常名教是万世不变的“体”，儒家的诗书典籍是垂法后世的“文”；把体、文付诸实际，可以“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达到民安国治，这就是“用”。体现在具体教学上，则分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表现了重视经世治用的特点。按照“苏湖教法”的规章制度，一般上午讲解经义，课后复读五百遍；下午讲解历史，复读一百遍；晚上讲解子书，复读三百遍。学生要学会“射箭”“投壶”“旅游”[31]和其他各项游乐活动，追求德智体全面发展。还有一处“首创”：太学实行“寄宿制”。宋代起初规定太学学生不能住宿，因为太学右侧是御书阁，防火责任特别重大，每到入夜，太学要全部熄灭火烛，实行“火禁”。胡瑗与孙复主持太学时，为了让学生有较多时间过集体生活，请求有关部门放宽“火禁”，如发生意外，概由他俩负责。从此太学开始实行“寄宿制”。每月放假四次，其余时间皆留校住宿。综观胡瑗包括孙复、石介等人的教育实践，我们不会看到范仲淹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子吗？不会想起应天书院、苏州府学和睢阳学派的昨天吗？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说：“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惟圣帝明王，文质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亦此之谓也。伏望圣慈与大臣，议文章之道，师虞夏之风。况我圣朝千载而会，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细。然文章之列，何代无人；盖时之所尚，何能独变。大君有命，孰不风从，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天下幸甚。”不就是后来胡瑗论教说“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尤病其失”的思想来源吗？学者漆侠先生说：当范仲淹提出“救文弊”时，比以后尹洙、欧阳修、石介等投入古文运动至少要早十年，同样比胡瑗的“苏湖之法”也要早十年。胡瑗特作《睢阳五老图》，不就是一种最好的认同吗？诗曰：

始同优烈晚同闲，五福俱全戴角冠。

典午山河遵大道，调元宗社对穹桓。

羌夷谁敢窥中夏，朝士猜疑畏岁寒。

肱股赓歌遗韵在，惟吾后进祗膺看。

“大道”，“大道”，从范仲淹到“宋初三先生”，他们所遵从的大道，不就是“三代之治”吗？而范仲淹早在应天书院求学时，便已然学接三代，气贯千古了。他生前死后为朝野士林所敬重，被奉为“一世之师”，是北宋前期儒学复兴运动“卓冠群贤”的领袖……绝不是浪得虚名！

现在说到李觏。李觏也是北宋时期一名了不起的教育家、思想家和诗人，其独特的学术成就或者不亚于“宋初三先生”。他比范仲淹整整小二十岁，字泰伯，江西抚州南城县人，家世寒微，自称“南城小民”。十四岁父亲去世。母亲“昼阅农事，夜治女功”，供儿子向学读书。李觏十七岁始出外游学，二十岁以后，文章渐享盛名，在家乡盱江边创办了盱江书院，故世称“李盱江”，学界则通称盱江先生。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像“宋初三先生”一样，这李觏虽然自小聪颖好学，智商极高，但都科场不利，考一次落榜一次，以至于蹉跎半生，以教书为生，空负大才而不售。最后都是遇到范仲淹，方才一展宏图，极尽平生所学，英名流传万世。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机缘呢！

且说李觏倾慕范公一如仰望北斗，比苏东坡的劲道一点不差，可就是没有拜见机会。直到快三十岁那年，机会终于来了。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批评吕夷简“任用私党”，落职饶州，即今天的鄱阳县。李觏得到这个消息，觉得范仲淹离开了繁华京都，必定多有闲暇，前去拜访或者容易受到接待。但他还是不敢冒然造次，先给范前辈写了一封声情并茂的信，内容嘛，除了要守住一个读书人最起码的自尊心之外，大概好听的话该说的都说了，用意很干脆：我要去拜访您！范仲淹当然不是那种以盛名自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学术权威，何况盱江先生之名早已知道，其文也已有所拜读，岂能不热烈欢迎之？李觏喜出望外，一口气奔波五百多里路程，来见梦中范公。这一范李饶州会，有分教：范仲淹得到一位一字师，李觏得到一位改变命运的忘年友，中国历史得到一位大教育家，还有一段千古传咏的文坛佳话。

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无话不谈。这天，范仲淹取出一份文稿让李老弟指正，是他两年前于睦州任上写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李觏连读三遍之后，赞叹之余，也就发起读书人的直脾气。范仲淹这篇杰作，一经问世便传诵天下，《皇朝文选》《严陵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圣宋文选》《崇古文诀》《诸儒注解古文真宝后集·古文集成》《风雅遗音》……有多少选本、教科书非它不选呀。其尾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又是古来多少人耳熟能详、出口成诵的名句啊！但有多少人知道，这“先生之风”的“风”字，并非范公原意，原文是“先生之德”。这一个“德”改“风”，由平实而灵动，就出在后辈李觏笔下。范仲淹不但感佩地认下这位一字师，而且由此引为同道知己，为彰显李觏才学于天下不遗余力。这才有了上引那道举荐奏折。“鸿儒硕学，见之钦爱，讲贯六经，莫不赡通，求于多士，颇出伦辈”之誉，既符真实，更是长者范仲淹一片赤诚真心。李觏终于大器晚成，四十岁那年由范仲淹荐为太学助教，后升直讲，所以后世遂有“李直讲”之名。

前面提到李觏学术独特，主要指两个方面。其一，他关注军事学、战争学，研究深入，见解独到，于中深蕴其救世为民之意。他力主重兵、强兵、加强武备，但又不能穷兵黩武、扩张军备、耗散民财。要有“仁义之师”，用兵要“本末相权”，旨在安良禁暴。何谓“本末相权”？“天之制兵革，其有意乎？见其末者曰：为一人威天下，明其本者曰：为天下威一人。生民病伤，四海冤叫，汤、武之为臣，不得以其斧钺私于桀、纣。”（李觏《强兵策》）所以，应当本末兼顾，以本为先，先修其本，后行其末，不可遗末。而“强兵之策”“用兵之法”，则是“必修诸内而后行诸外”。具体办法实行是“屯田之法”“乡军之法”，即“兵农合一”之策。关于军队自身建设，李觏认为，关键是选择良将和训练精兵。将“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惧死”。良将爱士养卒，爱兵如子，视兵如婴，就可以使将、兵共奔疆场，为保卫国家而置生死于度外。将在贤不可庸，兵在勇不在多。有了这样的良将、精兵，方可在战争中以一当十，战无不胜。

其二：李觏特别重视经济财政。他在《富国策》中说：“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治理国家的基础，是经济，是物质财富。所以，他反对把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即“利”和“义”对立起来。李觏认识到，物质财富多寡不均的症结所在，是土地占有的不合理。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他专门写了一篇《平土书》，提出“均田”“平土”的主张，引经据典，煞费苦心，是北宋时期不多见的经济论文。总的来说，在前期宋学诸子中，李觏博学通识，不拘泥于汉、唐诸儒的旧说，敢于抒发己见，推理经义，成为“一时儒宗”，四方学子前来就学者常数十百人，曾巩、邓润甫等都是他的学生。胡适先生称“李觏是北宋的一个伟大思想家。他的大胆，他的见识，他的条理，在北宋的学者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对手！……他是江西学派的一个极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导，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

问君平生所好，唯兴学而育人。范仲淹除掌学应天书院一年多的呕心沥血外，入仕三十七年中，无论是供职京师，还是任职地方政府，几乎都在兴学育人，实现自己欲强国富民，“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的耿耿初衷。且看事实：广德军、泰州、睦州、苏州、饶州、润州、越州、延州、邠州、杭州……范仲淹足迹所涉，教泽广被，育人无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到任不久就在治所北面建立州学，是为他举办地方学校之始。天圣年间，范仲淹任兴化县令，虽在职一年，一方面主持修筑捍海大堤，一边也不忘在南津里沧浪亭旁修学宫，兴化县自此“学重于天下，而士得师矣”。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出守睦州，不到半年，州学兴起，“建堂宇斋庑”，并在富春江边修建了严子陵祠堂。康定元年（1040），由于西北战事紧急，范仲淹被调往陕西，担任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即使在这种艰难险恶的处境中，也未曾停止兴教育人，在州城东南兴建嘉岭书院，培养了如狄青、种世衡那样智勇双全的高级将领。庆历改革中，诏令“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各令学”。诏令还对州县学校的学生名额、管理、校舍、教授及学生入学资格等做了具体规定。各地纷纷奉诏建学，地方学校雨后春笋般涌现。仅江西一地，庆历年间兴办的学校就有吉安府学、抚州府学、饶州府学、赣州府学、虔州府学、庐陵县学、崇仁县学、南丰县学、贵溪县学、德化县学、瑞昌县学、大庾县学、上犹县学、安远县学等等，加上各种书院，共有八十一所；太学与其他各省学校还未计及。主要都是范仲淹的心血与功劳！“庆历新政”失败后，个人处境备极艰难，引疾知邠州、邓州，也照样兴花洲书院，并亲自在春风堂讲学。皇祐初年（1049），范仲淹知杭州，此时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且有病缠身，仍没有放松教育事业，给朝廷上书，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要求扩建杭州州学。随后离杭赴徐州任，未及而逝，至死其兴学之志未曾或懈。

君之所好，国脉所系；君之所好，万民福祇；君之所好，万世垂范！

18.义庄义学之义

在苏州，一拐进范庄前那条小胡同，沿古条石铺就的街面前行约二百多米，右手就是景范中学古色古香的正门，门前右边不远处，竖一石碑，红漆涂出三个大字：“范义庄”。这就是近千年前，范仲淹创办之义庄、义学所在地。景范中学所在位置即义庄旧址。从义庄、义学到景范中学的历史沿革，前文书中已有述及，不再重复，只说当年范氏义学。先有义庄，后有义学。义学的一切费用支出，以及“备师资束脩之礼，子弟笔札之费”等，皆来源于所置义田的收益。范氏义学的教育对象为本族适龄子弟，实行免费教育，还负担学生参加考试的费用。“诸位子弟得贡赴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这项措施的目的是：“庶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要说义学办得好，那得先说义庄办得好。

在所有古代名人文集中，你很难看到这样一款文本——《义庄规矩》；只有在《范仲淹全集》中，你方可一睹为奇，叹为观止。下面全文录出：

一、逐房计口给米，每口一升，并支白米。如支糙米，即临时加折。[32]

一、男女五岁以上入数。

一、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以上，听给米。

一、冬衣每口一匹，十岁以下、五岁以上各半匹。

一、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一、有吉凶增减口数，画时上簿。

一、逐房各置请米历子一道，每月末于掌管人处批请，不得预先隔跨月分支请。掌管人亦置簿拘辖，簿头录诸房口数为额。掌管人自行破用或探支与人，许诸房觉察，勒赔填。

一、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

一、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

一、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一、诸房丧葬：尊长有丧，先支一十贯，至葬事又支一十五贯；次长五贯，葬事支十贯；卑幼十九岁以下丧葬通支七贯；十五岁以下支三贯；十岁以下支二贯；七岁以下及婢仆皆不支。

一、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诣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一、所管逐年米斛，自皇祐二年十月支给逐月 粮并冬衣绢。约自皇祐三年以后，每一年丰熟，樁留二年之粮。若遇凶荒，除给 粮外，一切不支。或二年粮外有馀，却先支丧葬，次及嫁娶。如更有馀，方支冬衣。或所馀不多，即凶吉等事众议分数均匀支给。或又不给，即先凶后吉；或凶事同时，即先尊口后卑口；如尊卑又同，即以所亡所葬先后支给。如支上件 粮吉凶事外，更有馀羡数目，不得粜货，樁充三年以上粮储。或虑陈损，即至秋成日方得粜货，回换新米樁管。

右，仰诸房院依此同共遵守。皇祐二年十月日，资政殿学士、尚书礼部侍郎、知杭州事范押。

皇祐元年是公元一〇四九年，七月，六十一岁的范仲淹赴杭州任，路过故乡苏州，与二哥范仲温商议举办义庄之事，目的是赈济宗族，造福子孙。十月，义庄办成，置有上等好地一千二百亩，其中二百亩即苏州城内灵芝坊故宅地，一千亩在天平山附近，以每年所收赈济宗族之贫困者。第二年，皇祐二年九月，其兄范仲温亡故，范仲淹为之作墓志铭。十月，拟出这份《义庄规矩》，以便更好地管理义庄。

由此，范仲淹成为历史上首创义庄者。这纯粹是一种慈善事业，非范仲淹这样的心胸不能首创，乃其天性必然。正如欧阳修在《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所说：“公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临财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富弼也在《范文正公墓志铭》中说：“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既显，门中如贫贱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每抚边，赐金良厚，而悉以遗将佐。在杭，尽馀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以聚疏属。而敛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诸孤亡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遗奏》不干私泽，此益见其始卒志于道，不为禄位出也。”再有楼钥在《范文正公年谱》中转引《王朝名臣言行录》云：“公在杭，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治第、树园圃，顾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耶？俸赐之馀，宜以蜩宗室。若曹遵吾言。毋以为虑。’”范仲淹本人在《告子弟书》中则这样剖白：“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馀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

这款《义庄规矩》，后来由范仲淹二子范纯仁刻石存世，立于苏州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要求“子子孙孙遵承勿替”。范纯仁两度出任宰相，官做得比乃父还大，俸禄也多，大多投入义庄事业，把义田增至三千亩。《宋史·范纯仁传》说他“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不光投资大，于义庄经营分心也最多。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父亲范仲淹去世十二年后，范纯仁特为义庄之事题本上奏，说：“今诸房子弟有不遵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申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饥寒无依。伏望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英宗立马下旨照办，使范仲淹首创之义庄继续健康运转。

那位为范仲淹作《年谱》的楼钥，还写过一篇《范氏义宅记》，其中说道：“文正公少长北地，皇祐中守杭，始至故乡，访求宗族，买田千亩，作义庄以赡之。宅有二松，名堂以‘岁寒’，阁曰‘松风’。因广其居，以为义宅，聚族其中，义庄之收亦在焉。……呜呼！文正公奋身孤藐，未尝赖宗人毫发之力。既达，则阖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天佑范氏，三子鼎贵，皆以宏才高谊上继父风，后人得维持凭藉，以保其家。”这里提到的岁寒堂和松风阁，如今在景范中学还能找到遗迹。当年范仲淹为此特别写过《岁寒堂三题》，诗前配有小序，颇能注解他兴办义庄、义学时的心迹。其序曰：

尧舜受命于天，松柏受命于地，则物之有松柏，犹人之有尧舜也。是故圣人观有心而制礼，体后凋以辨义。丁公神遇，鉴寐形焉；陶相真栖，风韵在矣。前言往行，岂徒然哉！吾家西斋仅百载，二松对植，扶疏在轩，灵根不孤，本枝相茂，卓然有立，俨乎若思。霜霰交零，莫能屈其性；丝桐间发，莫能拟其声。不出户庭，如在林壑。某少长北地，近还平江。美先人之故庐，有君子之嘉树。清阴大庇，期于千年，岂徒风朝月夕为耳目之资者哉！因命其西斋曰岁寒堂，松曰君子树。树之侧有阁焉，曰松风阁。美之以名，居之斯逸。由我祖德，贻厥孙谋。昆弟云来，是仰是则。可以为友，可以为师。持松之清，远耻辱矣；执松之劲，无柔邪矣；禀松之色，义不变矣；扬松之声，名彰闻矣；有松之心，德可长矣。念兹在兹，我族其光矣。子子孙孙，勿剪勿伐。惟吾家之旧物，在岁寒而后知。天地怜其材，而况于人乎！作诗纪之，以永长也。

《岁寒堂三题其一·岁寒堂》

我先本唐相，奕世天衢行。

子孙四方志，有家在江城。

双松俨可爱，高堂因以名。

雅知堂上居，宛得山中情。

目有千年色，耳有千年声。

六月无炎光，长如玉壶清。

于以聚诗书，教子修诚明。

于以列钟鼓，邀宾乐升平。

绿烟亦何知，终日在檐楹。

太阳无偏照，自然虚白生。

不向摇落地，何忧岁峥嵘。

勖哉肯构人，处之千万荣。

《岁寒堂三题其一·君子树》

二松何年植，清风未尝息。

天矫向庭户，双龙思霹雳。

岂无桃李姿，贱彼非正色。

岂无兰菊芳，贵此有清德。

万木怨摇落，独如春山碧。

乃知天地威，亦向岁寒惜。

有声苦江河，有心若金璧。

雅为君子材，对之每前席。

或当应自然，化为补天石。

《岁寒堂三题其一·松风阁》

此阁宜登临，上有松风吟。

非弦亦非匏，自起箫韶音。

明月万里时，何必开绿琴。

凤皇下云霓，锵锵鸣中林。

淳如葛天歌，太古传于今。

洁如庖义《易》，洗人平生心。

安得嘉宾来，当之共披襟。

陶景若在仙，千载一相寻。

屈指算来，花甲开外，且喜“灵根不孤，本枝相茂”，人之将老，还能做点什么呢？此时的范仲淹会这么想的吧。“由我祖德，贻厥孙谋”，还是多为后代子孙谋福祗吧。什么最可宝贵呢？不如留下尧舜之心，松柏之志，只有这些精神财富，才“淳如葛天歌，太古传于今。洁如庖义《易》，洗人平生心”。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呢？你说，除了兴学育人之外，还有更好的路子吗？范仲淹身体一直不怎么好，如今六十开外，哥哥的死又使他悲及己悲，也许自觉来日无多，这就抓紧创办义庄义学，如今如愿以偿，夜坐岁寒堂，月下清风过二松，松风阁上松风吟，想想“前言往行”，“有声如江湖，有心若金璧”，自己是问心无愧的。只是化作“补天石”的雄心壮志，到底难酬啊！……这一切的一切，就只好指望子孙来者啦！

拿出自己的俸禄做慈善之事，范仲淹之前不是没有过。《汉书·朱邑传》说朱邑“身为列卿，居处俭节，禄赐以共九族乡党，家亡余财”；《后汉书·任隗传》说任隗“所得俸秩，常以赈恤家族，收养孤寡”。但像范仲淹这样设立义庄、义学，成为定制，且有义田收入为不竭的财政资源，成为一种社会慈善范式，绵延彰显几达千年，确是空前大手笔。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广大。在教化族众、安定社会、优化风尚和普及基础教育上，多有贡献。北宋朝廷一直加以肯定和嘉奖，“朝旨以义庄义学有补世教、申饬攸司、禁治烦扰，常加优恤”。各级朝廷官吏和士大夫们也纷纷效仿，置办义田、义庄、义学蔚然成风。当代学者孙庆在《范氏义庄制度新探》一文中，甚至评价说“具有崭新的现代性”：“范氏义庄不仅开创了宋代赈济、福利制度的先河，也成为我国近代扶贫事业的开端。范氏义庄能存在八九百年，并且逐步发扬光大，这也是其他任何义庄或家族所无法比拟的。笔者认为，范氏义庄已经完全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赈济扶贫，其制度具有崭新的现代性。”当然，见仁见智，各有所说。也有学者认为范氏义庄之设，是与“立宗子法和强化地主家族、稳定封建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助长兼并之风，对农业经济有不良的影响”。（台湾学者陈荣照《范仲淹研究》）这样的学术论争不但正常而且必须，理应继续下去。但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范仲淹创办义庄义学的初衷，或者说主观愿望，那是无可挑剔的，其用心出乎天性，发乎尧舜；其义举成乎恒志不移，得乎节俭无私。尤其这节俭无私，理应再予展示。

《宋史·范仲淹传》称：“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言行拾遗录》记载一个小故事：“公子纯仁娶妇将归，或传妇以罗为帷幔，公闻之不悦，曰：‘罗绮岂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俭，安得乱吾家法？敢持归吾家，当火于庭。’”二儿子范纯仁取妻王氏，可是个大家闺秀，伯祖父王旦为真宗朝名相，父亲王质乃范仲淹挚友，两人交情深且殊，后文书中还要细说。但是面对奢华，范仲淹就是这么不通融。父严子孝。范仲淹的四个儿子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特别在坚持办好义庄义学方面，皆有可圈可点，尤其范纯仁更优秀，前文书中已然述及。由此以降，范氏门风累代不衰。就以办义庄义学论，南宋宁宗庆元、嘉定年间，范仲淹五世后裔范之柔与兄弟范良器等，重整义庄，恢复了兵火劫余的义庄原貌。明末范允临捐助田地一百亩，清初范瑶捐助田地一千亩等，范氏子孙代有劳绩。一直到清末宣统年间，义庄仍据有田产五千三百亩，运作良好。今日范氏后裔，香港范止安先生于一九九七年捐资创办“景范教育基金会”，在内地贫困地区建设“景范希望小学”五十余所，在多所大学设立“奖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鼓励优秀学生，大有乃祖风范。

还说节俭无私。据说宋代是“高薪养廉”，官俸颇为丰厚。可能那时男人也是钱多了就变坏，吃喝游乐，生活奢侈成风。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名相寇准“尝知邓州，而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宰相词人”晏殊“未尝一日不燕饮，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苏丞相颂曾在公幕，见每有佳客必留，但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至。数行之后，案上已粲然矣。稍阑即罢，遣声伎曰：‘汝曹呈艺已毕，吾亦欲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连寇准、晏殊这样有“正名声”的好总理，尚且如此奢侈，其他达官权贵的生活状态则可想而知。在这个背景下再看范仲淹，其清简节俭，真到了抠门的程度。据说，范仲淹临睡前有一必做功课，心里默算全家今日之支出费用，觉得与所做事情相称，才能安心入眠，否则睡不着。你说他真抠门吧，那义庄义学要花他多少钱啊！

我们不去争论的，理应大力宣扬光大的，应该是这个！

19.比较一下又何妨

著名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在他的《大学一解》中说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可通者则有可比性。以教育论，纪元前那个黄金时期，论好学校，我们中国有前文书中写过的稷下之学，不亚于古希腊的雅典学院；论好老师，我们有以孔夫子为首的“讲师团”，不亚于“古希腊三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论好的教育思想，我们有“有教无类”“教学相长”“百家争鸣，平等互存”，不亚于那种“自由探索真理的学风和科学精神，尊重老师但又独立思考、严谨求真的个性”；论课程安排和教学方法，我们是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纵横诸家什么课程都安排，以游学的教学方式为主，不亚于他们的数学、几何学、音乐、天文学、哲学、声学、语法、修辞、逻辑等课程，以及以“师生对话、诘难”为主的“问答法”；当然，人家男生女生同招、同校、同学，我们做不到，我们从来没把女人认准……这么比较下来，纪元前的中西教育旗鼓相当，我们一点不吃亏，甚至略占上风。

转眼到了中世纪。西方进入“科学成了神学的婢女”的黑暗时代，可就在这种黑暗中却开出了“大学之花”。秦始皇以专制独裁治天下，这恶霸之道大致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赵匡胤偏要“以文化成天下”（宋朝周必大《文忠集·文苑英华序》），且定为国策不移。这就为书院之兴和范仲淹们大显身手，搭好了空前绝后的历史舞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把伟大的宋朝再歌颂一回。在中国所有封建王朝中，从文化和精神层面论，没有哪个可以与大宋王朝相比！秦朝那是文化盐碱地，提都别提；从来不是都夸大唐盛世吗？那就用它与大宋王朝比一比。比治乱：有唐一朝，大部分是乱世，“凡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乱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宋朝呢？则大部分是治世，连元朝人都夸：“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连明朝人都自愧弗如：“宋之富盛，过今远矣。”这是什么差距？是乱世与治世的差距！比人口：唐初人口为二千五百万，中唐峰值五千三百万；宋初人口为三千万，峰值突破一亿，靖康之变后人口锐减，也还与唐代峰值相当。所以宋朝人很得意：“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比城市：盛唐时人口超过十万以上的城市十七座，而宋代为五十二座。唐都长安的面积大于宋都汴梁，人口相当，均超过百万。但首都长安仅有一百四十多个行业；而且生活质量太差，尤其精神生活更差，主要表现就是实行封闭式管理，叫作“坊市封闭”，“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日暮鼓响，家家闭户，坊市禁开，路人绝迹，犯夜即捕罚，乃历代禁夜为最者。而大宋朝自信，城市实行“坊市合一”，用现在的叫法就是“开放式管理”，拥有四百四十多个行业，宋神宗时共有六千四百多家大中型工商企业，有近九千家小商小贩，早有早市，日有日市，夜有夜市，都是不夜之城，“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比土地开垦和粮食产量：唐朝从所谓的“贞观之治”到“玄宗中兴”一百多年间，垦田面积只增加了二百多万顷，耕地面积峰值约为六百二十万顷。而宋朝仅开国四十多年，垦田面积已超过二百多万顷，耕地面积峰值约为五百二十四万顷。哎，这宋朝不是少了吗？请别忘了唐尺小，宋尺大，唐代一亩约合今天零点七八三亩，而宋代是零点九七四亩。这样换算下来，唐朝耕地面积为四百八五万多顷，宋朝耕地面积为五百一十一万多顷，超出近三十多万顷。至于粮食产量，唐朝就更低了，平均每亩约一石至一点五石。而宋朝平均每亩约为二石。还有呢，唐朝耕地一年一作，最高亩产二石。而宋朝是一年两作，有的地方甚至三作、四作，最高亩产达六至七石。比国家财税收入：唐朝平均岁入三千多万贯，按通常一贯兑一两白银计，为三千多万两白银。宋朝呢，平均岁入为八千万至一亿两白银，最高岁入为一点六亿两白银，常被世人讥为“积贫”“积弱”的偏安南宋，尚能以占当时全世界人口百分之十五的五千五百万人口，创造出占全世界财富总量百分之七十五的惊人业绩。比人才库：唐朝开科取士，每岁最多也不过三四十人。而宋朝则二三百人，最多一次达五六百人。有唐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只有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多年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比民众素质：别看唐朝大文豪、大诗人不少，文盲可多了，进学的人少啊。宋朝有了印刷术，广泛传播知识，兴学之风又盛，所以文盲相对少得多。宋朝人不无自豪：“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乎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整体来说，唐朝是消费型社会，宋朝则是学习型社会。“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一看就知道，宋人比唐人有文化、有教养、有气质、有情趣，更优雅、更浪漫、更幽默。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中说：“十三世纪的中国人似乎比其先人更善感、更浪漫……十三世纪的中国人也显示了某种好奇心和扩大了的视野，这又是在前几个世纪中看不到的。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会使其唐代祖先感到惊异。由于其谦虚有礼，富有幽默感，以及其社交生活的趣味和交谈艺术，他们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巧和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历史中，我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他们能自然而然地自我约束，而且其生活中充满了欢乐与魅力。”什么盛唐？用“世民彀”对付读书人，就凭这一条，你连大宋的脚后跟都看不到！

所以，可以说，多亏了宋朝，才使中国的教育成就可与西方的大学有一拼。他们有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抓教育；我们有赵太祖、赵太宗兄弟俩以文治国，兴学重教。他们全欧洲有各类大学才百多所；我们宋代书院近五百座。他们有最早的名校萨莱诺大学，不过是个医学专科学校；我们的应天书院，那可是名医、名相一起培养，还开旅游课呢。他们有名教授大阿尔伯特，称为“全能教师”，那也是在十三世纪才出的名；可我们的范仲淹早你近百年就名满天下了，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更是改革家，这全能的水准绝对比他们高。他们的教育以“理”为主，强调科学真理，可他们的在校生赌博、酗酒、打架动刀子，受到市民敌视是出了名的；我们则以“德”为主，出来的学子温文尔雅，谦恭有礼，是优良社会公德的示范者。他们一直受基督教神学的控制和束缚；而我们，就算把儒教说成是宗教，可从范仲淹开始，就敞开胸怀接纳佛、道，三教合一，融会贯通，开了宋代理学——就是他们西方人说的新儒学——的先声。可比之处还很多，他们固然有许多优胜处，可我们的优胜处也并不见得比他们少啊！

在这场国际比赛中，以范仲淹领队的众多宋儒们，以其卓越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为国争了光，为子孙万代树起了楷模。

第四章 三次碰撞

20.碰撞解

范仲淹一生三次贬官，笔者宁可说他是三次碰撞失败。

前一章开头笔者说：“范公堤”、《上执政书》、应天书院兴学，这三件非常事功让他声动朝野，名满天下，由一名地方小官员一举登上中央政坛。真可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现在笔者要接着说“青云虽有路，庙堂多风险”。范仲淹步入权力中心之日，就是他开始碰撞之时。那么，他跟谁碰撞，是一种什么样的碰撞，怎么碰撞，这得好好说。

在中国传统庙堂之上，站着两班人。笔者这里说的，可不是一班文臣一班武将那两班人；而是从政治、思想、道德层面划分的两种人：志于道的忠臣或曰君子儒，志于禄的佞臣或曰犬儒。

这里说志于道的“道”，既不是老子用以说明世界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的道，也不是佛家所述的不堕极端、脱离二边的中道；而是源自三代、成于春秋的孔孟之道，也就是笔者在第二章中所列说的顺天理、从人情的“天人合一”之道，即《礼记·礼运》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道；就是“事君以道，不可则止”。“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之道；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腰无半文，心忧天下”“大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道，一句话——士君子之道。志于道者，高居庙堂，心系天下苍生，人生是为道统活着，是根据这种士君子之道来事君为官的，是以一种“帝王师”的人格标准示范天下的。他们一旦与暴君、昏君们发生冲突，则敢于挺身而出，面折廷争，冒死直谏，根本不顾自己的荣辱利害、身家性命，叫作“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虽九死而未悔”！志于道者，此之谓也。

而那一班志于禄者则不然，他们痴迷地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对于士君子之道未必不懂，但宁可背弃也要帮着皇上维护治统；他们是功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居于庙堂之上，唯皇上马首是瞻，灵魂扔进茅厕，脑袋别在腰里，脖子安着转轴，只用舌头混饭吃；只要能博得高官显爵、荣华富贵、封妻荫子，或者能避免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可以追随皇上指鹿为马，可以给皇上报喜不报忧，可以“该出手时就出手”，毫不游移地打压甚至残害皇上不喜欢的一切人，搅和甚至毁掉皇上不喜欢的一切事；他们热衷并擅长的是权谋、权术，是营造帝王文化的参与者，是封建治统的执行者，与士君子之道碰撞时，则是噬咬知识同类的鹰与犬。志于禄者，此之谓也。

总的来说，志于道者体现、代表着中国的士君子文化，也就是道统文化；志于禄者则体现、代表着中国的帝王文化，也就是治统文化。你想想，一个庙堂之上，同时站着代表两种不同文化的两班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一旦起了布朗运动，能不碰撞发热吗？

前文书中说过，历史上，最早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帝王是汉高祖刘邦，他似乎想减少“碰撞”。这个布衣皇帝曾颁诏说：“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曹操在其《求贤令》中也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也有诏说：“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宜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这是少数几个“明君”的主观愿望，宋代皇帝更迫切点，特别提出宰相必须用读书人，要与贤大夫共治天下，都做成了国策，超出了之前之后的任何封建王朝，叫作“三王所不及，五帝所难行”。但是，必须清醒、可别忘了的是，作为帝王文化的总代表，作为治统总裁，每一个皇帝的骨子里都是唯我独尊的，他是容不得任何形式的“共治”的，这是皇帝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本性、天性，就连伟大的宋朝也概莫能外。以大宋开国宰相之一的赵普为例，他跟赵太祖赵匡胤的哥们儿关系多铁？为赵氏家族和大宋江山做出的贡献多大？可他与人家“共治”了吗？人家不但不跟你“共治”，你稍来点“碰撞”，来点士君子脾气，得，照样还会收拾你。只有范仲淹的老祖宗范蠡老先生聪明绝顶，才不信勾践那厮的鬼话，什么事成之后分一半江山给你，骗谁呢？你骗文种那书呆子去吧！我老范带上美女西施远走高飞了。所以，从秦始皇开创极端霸道之后，在帝王文化为主色调的大背景下，皇帝们与士君子们“共治”天下的现象极少，不能说没有，但那都是特定的、浅表的、虚假的、救救急的、不可信以为真的、极为短暂的事。而碰撞，那种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历史空间日趋逼仄而永不言败的士君子文化，对日见其强势的帝王文化的碰撞，具体表现为忠臣对皇上及其佞臣的碰撞，则是一种伟大的常态。

于是，这就决定了，用士君子文化武装起来的范仲淹，不管伟大宋朝的政治空气多么宽松，甚至像农夫山泉一样“有点甜”，但他与庙堂碰撞的局面，一是绝对难免，二是事属必然。

令人惊讶的是，笔者这个“两班人”的说法，千年之前就有人说过，而且就是范仲淹老先生提出的。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夫天下之士有二党焉：其一曰，我发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为？其一曰，我逊言易入，逊行易合，人生安乐，何用忧为？斯二党者，常交战于天下。天下理乱，在二党胜负之间耳。”志于道者为一党，志于禄者为一党，诚不虚也！关于这“朋党”之说，后文书中还要展开来探讨。

21.晏殊受惊

天圣六年（1028），虚岁四十的范仲淹丁忧除服，可以名正言顺地返回官场做事了。经晏殊推荐，荣升秘阁校理。这个职务前文书中交代过，品级不算高，但地位优越，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与闻不少朝廷大事，弄好了是一条飞黄腾达的捷径，跟我们现代的领导秘书差不多。

关于晏殊这一回推荐范仲淹，有个细节值得注意，是在别人提醒之下才予以推荐的。据楼钥的《范文正公年谱》记载，宰相王曾特别看重范仲淹，“见而伟之”，就对已经回到枢密府的晏殊说：不是得选个秘阁校理吗？“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荐乎？”你晏殊是了解范仲淹的，除了他还有更好的人选吗？于是，晏殊这就上了一道非常得力的奏议，后世多为传美，录出为妙：

臣伏以先圣御朝，群才效用，惟小大之毕力，协天人之统和。凡有位于中朝，愿荐能于丹扆，不虞进越，用广询求。臣伏见大理寺丞[33]范仲淹，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前曾任泰州兴化县，兴海堰之利。昨因服制，退处睢阳，且于府学之中观书肄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不出户庭，独守贫素，儒者之行，实有可称。欲望试其辞学，奖以职名，庶参多士之林，允洽崇丘之咏。

晏殊两荐范仲淹，范仲淹非常感激，一生对年龄比自己小的晏殊执弟子礼甚恭，诚心以师长待之，这一点也特别让后人敬重。但礼师是一回事，国事又是一回事，范仲淹公私分明，两不凑乎。这不，刚刚调回中央机关工作，位置又这么优越，只要小心经营，飞升指日可待。可他一点儿不珍惜难得的机遇，很快就干出一件生猛事，吓得晏殊心惊肉跳。

事情是这样的：

宋仁宗已年满二十岁，继位也已经五六年啦，但朝中大权依然掌在六十多岁的刘太后手中，大到军政大事，小到皇家细故，都得刘太后说了算，不得违误。眼下这不，刘太后又发话了，今年冬至这天，儿皇呀，你和文武百官一起，在会庆殿给我搞个仪式，叩头庆寿。宋仁宗哪敢违拗？只好俯首答应。问了，这刘太后咋就这么厉害呢？就这么厉害。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川妹子！她名叫刘娥，据说她妈庞氏生她时，一轮明月入怀，就生下了她。起小命运倒是不好，父亲战死疆场，母亲带她回了娘家。十三岁时，就让姥爷家打发嫁了人。老公叫龚美，一个小银匠。为了谋生，小两口离开蜀地来到京城汴梁打工，最困难的时节，刘娥顾不得害羞，毅然抛头露面，击 挣钱。这 什么样儿？长长的柄，鼓身两边缀有两个很灵活的小耳朵，执柄摇动时，两耳双面击鼓作响，俗称拨浪鼓。这能挣几个钱？小两口日子过得紧巴巴。这个龚美脑瓜灵活，很快就结交了一个朋友张耆。张耆是个仆人，可不是个寻常仆人，他是襄王爷跟前的人。襄王爷是谁？便是后来的宋真宗赵恒——大宋朝的第三位主子。敢情四川姑娘漂亮，在宋代老早就出名了。这襄王爷心有所仪，便暗示手下人多加留意，看看有没有绝色的四川姑娘。张耆一拍脑袋瓜，哎，龚美的老婆刘娥，不就是绝色成都妹子一个，今年才十五岁，嫩得能掐出水，正好孝敬襄王爷；可就怕跟龚美说不通，这么好的女人谁肯放手出让啊！岂料龚美一听大喜，嘿，天下有这等好事？我老婆能进了王府，跟了王爷，还能没我的好处吗？他反过来倒给张耆支招：你就告诉王爷，刘娥不是我老婆，是我一表妹。就这么的，小刘娥进了王府，成了襄王爷的小情人，两人好得如胶似漆。这事很快露馅，被父亲赵太宗赵光义知道了，气得臭骂一顿，还下令把“出身低贱，来历不明”的刘娥赶出王府。小王爷还挺不忘情，悄悄让张耆把刘娥领回家中好生照看，并安排他们私下里频频幽会。至道三年（997），太宗死，赵恒即位，成了宋真宗。立马就把（已经三十六岁的）“小情人”，接回宫中，封为四品美人。到了大中祥符五年（1012），刘娥已贵为德妃，离皇后的宝座仅一步之遥了。这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四十四岁的刘娥终于结束了长达近三十年的情人生涯，正式被尊为大宋皇后。且产下一龙子[34]，就是宋仁宗赵祯。不过，刘娥真正不同凡响处在于，她认识到光凭美色是不能长久取悦男人的，所以她就刻苦自学，读书认字，坚持不懈，尤其“被坚壁”在张耆家那漫长十五年里，她发奋恶补文化，博览群书之外，研习琴棋书画，终有大成。所以今次入宫之后，虽说徐娘半老，不仅风情不减当年，更能为皇上排忧解难，出主意时引经据典，条分缕析，皇后真做成个贤内助了。据说宋真宗临终前那段日子，行施皇权者就是刘皇后。难怪她掌权上瘾，怎么也不想交给已经成年的儿子。

面对这么个既成现实，连损益最大的宋仁宗都不敢说什么，满朝文武就更无人置喙了。谁也没想到，此时却蹦出个官微言轻的范仲淹。晏殊不是夸范仲淹“属文典雅”吗？范仲淹便来了一篇雅文：

臣闻王者尊称，仪法配天，故所以齿辂马、践厩刍尚皆有谏，况屈万乘之重，冕旒行北面之礼乎？此乃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也。陛下果欲为大宫履长之贺，于闱掖以家人承颜之礼行之可也；抑又慈庆之容御轩陛，使百官瞻奉，于礼不顺。

听范仲淹这口气，虽则位卑人微，却俨然一副帝王师派头：这事我可得出来说说了，皇上你想给太后祝寿，以尽孝道没错，你可以在你们皇家内廷去搞；你要带上文武百官在会庆殿这么搞，这将会开个非常不好的头。你不能这么搞，这不合古礼呀！得，差点就把皇太后一桩好事给搅黄了。老刘娥还算有涵养，心想你小小范仲淹反正也挡不住我的事，就不计较了，表面上装作不当一回事。这是天圣七年（1029）冬天的事。

你皇太后假装不当回事，我范仲淹可不放过。刚跳过年，他又紧接着一道猛奏，题目就极为要命——《乞太后还政奏》。

陛下拥扶圣躬，听断大政，日月持久。今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发，握乾纲而归坤纽，非黄裳之吉象也。岂若保庆寿于长乐，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以享天下之养？

这是在“乞太后”吗？等于给太后发一最后通牒。皇上可是年轻有为的主儿，你掌实权他顶空名，这可不是什么吉祥事。你老人家掌权太久了，赶快把它交给皇上，自己搞搞养老保健什么的，享享清福多活几年，不挺好？

范仲淹一连两篇“雅文”，可把晏殊吓坏了。他把范仲淹叫来大加责难：范仲淹呀范仲淹，你怎么回事？在哪儿祝寿，还不还政，这是人家赵家的事，皇上都不吭声，你犯什么倔呀？满朝文武谁心里不清楚，可谁站出来了？没人，就你独个跳出来。你听到议论了吗？说你“非忠非直”，不过是“好奇邀名”罢了。你想干什么、你怎么想，我管不着；可你也得替我想想呀，我好心推荐你，你这不是要连累我、害我吗？……这话说得可就重了。范仲淹想辩白几句，晏殊不让，“勿为强辩，某不敢犯大臣之威”，你走吧。前面说过晏殊的为人为官之道，公忠谋国，豁达大度，待人以诚，唯才是举，是他优秀的一面。另一面呢，则中庸之气稍重，处事圆通，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担当的人，关键时候总会来点折中乃至折节。这一双重性格，在后来的“庆历新政”期间，表现尤为明显。连他的门生欧阳修有时都看不下去，在后来的“挽辞”中这样说尊师：“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这是后话，我们后说。

范仲淹这边，他以师礼待之的晏殊，居然这么不理解他，责难他，抱怨他，还拒绝沟通，他有点想不通。他觉得，事关大是大非，自己受点委屈不要紧，但道理一定得说明白，于是，立马就给晏殊写了一封长长的《上资政晏侍郎书》，近四千字，这在古代真叫不短。非常精彩，剖心置腹，引古比今，颇见心地胸襟。限于篇幅，只能摘录如下。

天圣八年月日。具官范某，谨斋沐再拜，上书于资政侍郎阁下……

退而思之，则自疑而惊曰：当公之知，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今乃一变为尤，能不自疑而惊乎！且当公之知，为公之悔，倘默默不辩，则恐缙绅先生诮公之失举也。如此，某何面目于门墙哉！请露肝膂之万一，皆质于前志，非敢左右其说，惟公之采择，庶几某进不为贤人之疑，退不为贤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

某天不赋智，昧于几微，而但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若以某好奇为过，则伊尹负鼎，太公直钓，仲尼诛侏儒以尊鲁，夷吾就缧绁而霸齐，蔺相如夺璧于疆邻，诸葛亮邀主于弊庐，陈汤矫制而大破单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乔仗策于军门，姚崇臂鹰于渭上，此前代圣贤，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尔。若以某邀名为过，则圣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劝。庄叟云：“为善无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说，岂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慕，桀纣不足畏；为人臣者谓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岂复有善人乎！人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经曰“立身扬名”，又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又曰“耻没世而名不称”，又曰“荣名以为宝”。是则教化之道无先于名，三古圣贤何尝不著于名乎！某患邀之未至尔。……

先王制礼之心，非万世利，则不行焉。或曰：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此何泥于古乎？某谓礼乐等数，沿革可移，帝王名器，乾坤定矣，岂沿革可言哉！若谓某不知圣人之权，则孔子何以谓晋文公谲而不正，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书》曰“天王守于河阳”，是讳其权而正其礼也，岂昧于权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诚为今日之事，未量后代之患，岂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某天拙之效，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倘进用于时，必有甚于今者，庶几报公之清举。如求少言少过自全之士，则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某之举也？……倘以某远而尽心，不谓之忠；言而无隐，不谓之直，则而今而后未知所守矣！

惟公察某之辞，求某之志，谓尚可教，则愿不悔前日之事，而加平生之知，使某罄诚于当时，垂光于将来，报德之心，宜无穷已。倘察某之志，如不可教，则愿昌言于朝，以绝其进。前奏既已免咎，此书尚可议责。使黜之辱之，不为贤人之累，则某退藏其身，省求其过。不敢以一朝之责，而忘平生之知，报德之心，亦无穷已。……干犯台严，不任战惧之至。不宜。某再拜。

晏侍郎啊晏侍郎！我范仲淹“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假如朝廷重用我，我会比今天做得更好，肯定不枉你举荐一场；假如你喜欢那种“少言少过自全之士，则滔滔乎天下皆是”，志于禄者满世界都有，你又何必举荐我呢？

真是一篇志于道者的天下檄文！

范仲淹初涉高层，即敢言无畏，自然绝非“好奇邀名”，乃道根深厚，有所凭恃，正如俗语所说“艺高人胆大”。早在应天书院时，他就写过《礼义为器赋》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赋》，值得研读。在《礼义为器赋》中有言：“礼义交举，圣贤是崇。”“为君之柄也，非礼何持？立人之道也，惟义是资。”“助政教而可大，贯古今而不坠。”“今国家稽古不忘，宣风遐被，其礼也同二仪之节，其义也正四方之志。覆万国而无疆，通大道之不器。”在《大礼与天地同节赋》中有言：“惟大礼之有节，同二仪而可详。其大也，通庶汇之伦理；其节也，著万化之纪纲。”“稽彼前经，察兹大礼，其始则生乎太一，其极则至乎无体。能长且久，定上下而不逾；原始要终，与刚柔而并启。观乎施为，人纪张，作国维。”“大哉！覆载之中，其礼周通。龙泳而鳞虫咸附，凤翔而羽族来同。制作从时，赋群形而有度；周旋在我，运四序而无穷。国家乐导至和，礼崇大节。统今古而咸备，与乾坤而并列。有以见圣人节，而天下宁知大礼之攸设。”是呀，范仲淹心中早明“前经”与“大礼”，守定了前贤之道，碰到什么问题看不清呢？看不清的倒是皇上娘儿俩，还有晏侍郎和诸多志于禄者了。

范仲淹等了好久，不见宫中有动静，知道自己人微言轻，说话不占地方，伤感之余便打报告要求下放。嘿，这回反应倒快得出奇，诏下，贬范仲淹任河中府通判，时年四十一岁。通判是个副职，辅助知州或知府处理政务，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等州府公事，须通判连署方能处置生效，并有监察官吏之权，号称“监州”。按说这个职位比秘阁校理还实惠些，可见宋代朝廷对贬官还是比较宽大的，放在明清时代，你对皇上娘儿俩这样说话，不砍头也得进大牢。

范仲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这么卫道时，根本不考虑后果怎样：你把我贬官也好，还是杀头坐牢也好，那是你们的事。笔者相信，像范仲淹这种传统士君子人物，就是活在明清时代，也是方孝儒、杨深秀一类的刚烈志士。现在表面看来，人家会庆殿的祝寿活动照搞不误，刘太后也照样大权独揽，你“碰撞”一回有什么用？其实不然，事未成而精神不倒，才更可贵。这不，你刚把我贬下来，我又再把奏折送上去，我的碰撞这才刚刚开了头呢。就在河中府极短的贬官任上，范仲淹针砭时弊，至少连上了《奏论职田不可罢》《奏减郡邑以平差役》《论士人寄贯开封府》和《谏买木修昭应寿宁宫奏》等四道折子。听他说话口气，哪像个贬官？分明还是一副“帝王师”派头，不信看一下《奏论职田不可罢》。所谓职田，是中国古代一种养廉举措，按官职品级授予官吏作为俸禄的土地。其施行于西晋至明初﹐曾称菜田﹑禄田﹑职公田、职分田等。北宋第三任皇帝宋真宗咸平二年（999）﹐沿袭唐制复置职田﹐但只授予外任官。看来现在出了问题，所以范仲淹奏道：

真宗初赐职田，实遵古制，盖大赉于多士，俾无蠹于生民。无厌之徒，或冒典宪，由滥官之咎，非职田之过。若从而废罢，则吏困于廉；收而均给，则民受其弊。天下幕职、州县官、三班使臣俸禄微薄，全籍职田济赡，其无职田处，持廉之人例皆贫窘。曩时士员尚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阙即日差除，复便请给。当时条例未密，士寡廉隅，虽无职田，自可优足。今物贵，与昔不同，替罢之后，守选待阙，动逾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治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详轸，不以一时之论，废经远之制，天下幸甚！

假如是一个志于禄的贬官，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前途未卜，委屈而消沉，管你什么“廉者复浊”“民受其弊”，职田你爱废不废吧。这就衬出范仲淹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蛊》）我当秘阁校理时志于道，现在做贬官同样志于道，那种事儿我要管，这种事儿我也照样要管。你皇上听不听我的？你要不听，得，“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他在《谏买木修昭应寿宁宫奏》中说得更冲：“昭应、寿宁，天戒不远，今复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宜罢修寺观，减定常岁市木之数，蠲除积负，以彰圣治！”简直是不容反驳，照办没商量。想一想此时的范仲淹，已过不惑，而且官场百态也看了十多年了，现下又是一个贬官之身，居然还不谙利害，不接受教训，用现在官场的评语，还这么“不成熟”，这是一副什么肝胆啊！据说临出京时，秘阁同事们送他到城外，举酒饯别，看他跟没事人似的，都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范仲淹坦然受之，一笑作别。

《山西通志》载有范仲淹三首诗——《尧庙》《绛州园池》《晋祠泉》，是他当时游记感怀之作，颇见志趣心胸，后面当有专章述及。

22.废后风波

就历代封建王朝论，大宋最“仁”；就历代帝王论，宋仁宗最“仁”。《大学》讲：“为人君，止于仁。”老百姓的要求并不高，一个君王懂得仁义，讲点良心，虽然没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比一个“功劳盖世”的暴君强多了。

宋仁宗没有忘记为他说话的范仲淹，所以刘太后刚一死，自己刚一掌了实权，就把范仲淹召还朝中，知道他直言无私，便委以左司谏之职。《周礼》谓：地官所属有官谏，设中士二人及史二人、徒二十人，掌道德教导，发现民间堪任国事的人才，并考核乡里治绩。至唐，置左、右补阙，分属门下省与中书省。北宋端拱元年（988）改左、右司谏，掌讽谕规谏，凡朝廷阙失，大事廷争，小事论奏。后来宋神宗时改制，升从四品，可见之前顶多是个从五品或五品官，也是品级不高而地位重要。不料，这个新任右司谏范仲淹上台不久，即跟宋仁宗着实“碰撞”一了回。

先是，明道二年（1033），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老百姓苦不堪言。范仲淹心急如焚，奏请仁宗派人救灾。深宫皇帝正忙着别的，对民间疾苦不以为然，不予理会。这下，范司谏立马上得朝堂，面折廷争，疾颜厉色地质问宋仁宗：如果你宫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现在江淮和京东各路民不聊生，皇上怎么能不闻不问呢！宋仁宗吃惊之余，悚然醒悟，就委派范仲淹前去赈灾。范仲淹即深入灾区，每到一处先开仓放赈，救民水火，实地考察清楚以后，请求免去庐州、舒州等地的折役茶和江东的丁口盐税，回程时有心将灾民充饥救命的乌昧草带回汴梁城，让宋仁宗和宫中人等看看老百姓怎么活。宋仁宗颇为震动。

上面说了，宋仁宗正在宫中忙着别的，忙什么呢？看似一桩内宫争斗，实则一场政治风波。

宋仁宗的皇后是郭皇后。郭皇后有来历，她是后周名将郭崇的孙女。郭崇归顺大宋以后，赵太祖赵匡胤对他非常信任并加以重用。刘太后专权时，做主把郭崇的孙女选为皇后。那时仁宗不敢违背，只好从命，但他不喜欢这个郭皇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因为她是刘太后给他指派的，用现在的离婚理由讲就是二人之间没感情。但皇上是不可以离婚的，废后那是一件相当严肃重大的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冷落你，跟我喜欢的嫔妃在一起。当时，宋仁宗宠爱两个美人，尚美人和杨美人。你想三角恋情能不出事吗？有一天，三个女人刚凑在一起就发作起来，尚美人嘴快，就挖苦郭皇后一顿。郭皇后仗着刘太后之宠，加之个性也硬，强势得很，哪能忍得，上去就要掴耳光。宋仁宗当然不能让爱妃吃亏，上前拦挡时，便着实代吃了这一巴掌。郭皇后跟当下的时髦女郎一样，留着老长的染色指甲，顺势就在皇上的脸脖子处划出两道血口子。皇上的脸面是别人划的吗？当下龙颜大怒，再想到刘太后对自己的长期控制，不由得就发了狠，决定废掉郭皇后。

废后，古来就是朝廷大事。贵为皇上，也不敢轻易造次，他得与各方面商议商议才行。假如宋仁宗与一个志于道的大臣商议，比如范仲淹，就会得到劝解、宽慰，晓之以大礼，动之以亲情，就像后来奏章所写：“后者，所以掌阴教而母万国，不宜以过失轻废之，且人孰无过？陛下当谕后失，置之别馆，择嫔妃老者劝道之，俟其悔而复宫。”这样的话，就会把一场宫中风波平息。谁知宋仁宗却找了个他认为最“忠”的吕夷简。此人后来长期与范仲淹不和，生出许多事情，所以得在这里介绍一番。

吕夷简比范仲淹大十一岁，字坦夫，祖籍莱州，祖父时移居今安徽凤台。他出身于仕宦之家，伯父吕蒙正乃真宗时名相。吕夷简本人仕途坦荡，真宗朝中进士后，很快以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仁宗时便当上了宰相。仁宗亲政后，他提出八条规劝：正朝纲、塞邪经、禁货贿、辨佞壬、绝女祸、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皆为当时要务。仁宗虚心接受，对人夸他说：“难得忧国忘身像夷简那样的人啊！”《宋史》也评价说：“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皇上喜欢这种人，认为这才是忠臣，死后御题“怀忠之碑”四字以赐之。但在朝野士君子们眼中，于他则另有评价，代表说法如欧阳修言：吕夷简为政，二十年间坏了天下。“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宋史》也有酷评说：“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什么叫“屈伸舒卷、动有操术”？不就是脑瓜子灵活，屈伸自如，工于权术吗？吕夷简的这一面，正是志于禄者的典型特征。所以，宋仁宗现在要与他商议大事，他能不给“屈伸舒卷”一回吗？仁宗问了：我想废掉郭皇后，你看怎么样？吕夷简答了：要说这是内宫之事，微臣不该多嘴，不过这郭皇后也太不像话，连皇上您都敢打，这也太……吕夷简来个“引而不发，跃如也”，其实他早就记恨郭皇后了，有一段大过节。

刘太后一死，仁宗即着手搭建自己的核心班底，旧臣只留用两位，一位是当年的东宫老师张士逊，一位便是吕夷简。他很满意，回到后宫就随口告诉了郭皇后。郭皇后当下就没好气地说：“夷简独不附太后邪？但多机巧、善应变耳。”他难道不是刘太后的死党吗？不过是机巧善变，很会看风使舵罢了。一句话点在仁宗心病上。此时吕夷简还没有拍牢皇上，再一个，这仁宗有个大毛病，就是往往主意不真，容易摇摆，这会儿一转念间，便把吕宰相当作刘太后旧人给剔出去了。有个宦官头目阎文应，一向得吕夷简好处，二人早就内外勾连一起[35]，便把这事给透露出来。吕夷简气得咬牙，从此就盯上了郭皇后。终于三年等来个闰月，不废掉你郭皇后我废谁去！

没想到的是，废后诏书一颁布，朝堂上一片哗然。绝大多数官员都觉得事有过分，郭皇后行为出格，但并无大过，就为这点“家暴”褫夺皇后封号，于大礼不合，于人情有违，给祖宗和天下百姓不好交代。大臣们议论汹涌，仁宗有点紧张。吕夷简就给皇上壮胆：汉光武帝就废过皇后，史有先例怕什么？吕夷简也有同道，御史中丞范讽立即帮腔：光武帝乃大大的明君，尚且废后，况且这郭皇后也把皇上伤害得够呛，废掉没事。这消息传出去，文武百官更加气愤，决定要“伏阙面圣”，找皇上当面说去。谁领头呢？范仲淹自然是一个，另一个则是御史中丞孔道辅，积极呼应者有孙祖德、宋郊、刘涣、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段少连等人。前文书中提过孔道辅这个名字，孔子的第四十五代孙，出自晏殊门下，为人耿直敢言，此次比范仲淹还显激烈。但是，在吕夷简们的安排下，仁宗不出面，由吕夷简把大臣们召至中书省，说明废后一事。不等范仲淹开口，孔道辅就抢了先，直逼吕夷简：“大臣之于帝后，犹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谏止，奈何顺父出母乎？”吕夷简回答说：“废后有汉、唐故事。”孔道辅进逼：“人臣当道君以尧、舜，岂得引汉、唐失德为法邪？”吕夷简一时语塞，退去对仁宗说：看来他们要闹到宫里来，“伏阁请对，非太平美事”，这可不妙呀皇上。正说话间，范仲淹、孔道辅和众大臣“径趋垂拱殿”，要求仁宗皇帝收回成命。吕夷简让人连忙将宫门关上。孔道辅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皇后天下之母，不当轻议黜废。愿赐对，尽所言。”但是不管怎么喊，里边就是不开门。僵持多时，看看无济于事，大家议定，明日早朝时，发动百官与吕夷简辩论，这才退去。里边的可就下了狠心，出了狠手：吕夷简说台谏官如此藐视御诏，岂能轻从？务必晓以颜色。仁宗也铁了废后之心，再下诏说“谏官、御史自今并须密具章疏，毋得相率请对”，往后禁止你们集体闹事。

当晚，据说范仲淹妻子李氏，苦苦哀求范仲淹勿去招惹皇上与权相，以免招不测之祸。但范仲淹却不为所动，天不亮就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结果，刚走到待漏院，就听有诏传下，贬他去做睦州知州。更绝的是，返回家中时，已有钦差“侍候”启程，十口之家等于是被押送出京的。孔道辅贬知泰州，别的人或贬或罚，无一幸免。

宋仁宗把台谏官们赶出京城之后，废后之举随即完成，将郭皇后打入冷宫——瑶华宫。再由吕夷简等人百般进劝，立宋初名将曹彬的孙女为新皇后。有意思的是，宋仁宗对这个曹皇后也打不起精神，又喜欢上一个张贵妃，喜欢得要命。可叹红颜命短，很快去世了。仁宗大有乃父遗传，还挺痴情，要以皇后之礼发丧，而且在治丧的第四天就宣布天下，追封张贵妃为张皇后，赐谥“温成”。此时京中已无人敢言，吕夷简之辈志于禄者，则由着皇上瞎折腾，你皇上高兴，我们就满意。仁宗一朝，一生一死两皇后，生者郭后入冷宫，死者张后受追封，成了一段旷古奇闻。这一场冲突，便是宋史上著名的“废后风波”。

对范仲淹来说，这就是他的第二次“碰撞”，其结果便是第二次贬官。那么，他的精气神就倒了吗？没有，还是那么强势、那么冲。何以为证呢？先不说别的言志诗文，只看一份《睦州谢上表》。

臣某言：臣昨奉敕差知睦州军州事，已到任交割勾当者。献言罪大，辄效命于鸿毛；宥过恩宽，迥回光于白日。事君无远，为郡甚荣。……臣腐儒多昧，立诚本孤。谓古人之道可行，谓明主之恩必报。而况首膺圣选，擢预谏司，时招折足之忧，介立犯颜之地。当念补过，岂堪循默！

昨闻中宫摇动，外议喧腾。以禁庭德教之尊，非小故可废；以宗庙祭祀之主，非大过不移。初传入道之言，则臣遽上封章，乞寝诞告；次闻降妃之说，则臣相率伏阁，冀回上心。议方变更，言亦翻覆。臣非不知逆龙鳞者掇齑粉之患，忤天威者负雷霆之诛，理或当言，死无所避。盖以前古废后之朝，未尝致福。汉武帝以巫蛊事起，遽废陈后，宫中杀戮三百余人。后及巫蛊之灾，延及储贰。至宣帝时，有霍光妻者，杀许后而立其女，霍氏之 ，遽为赤族。又成帝废许后咒诅之罪，乃立飞燕，飞燕姊妹妒甚于前，六宫嗣息，尽为屠害。至哀帝时理之，即皆自杀。西汉之祚，由此倾微。魏文帝宠立郭妃，僭杀甄后，被发塞口而葬，终有反报之殃。后周以虏庭不典，累后为尼，危辱之朝，不复可法。唐高宗以王皇后无子而废，武昭仪有子而立，既而摧毁宗室，成窃号之妖。是皆宠衰则易摇，宠深则易立。后来之祸，一一不差。臣虑及几微，词乃切直。乞存皇后位号，安于别宫，暂绝朝请。选有年德夫人数员，朝夕劝导，左右辅翼，俟其迁悔，复于宫闱。杜中外觊望之心，全圣明始终之德。

且黔首亿万，戴陛下如天，皇族千百，倚陛下如山，莫不虽休勿休，日慎一日。外采纳于五谏，内弥缝于万机。而况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廷争，国朝之盛。有阙即补，何用不臧！然后上下同心，致君亲如尧舜；中外有道，跻民俗于羲黄。将安可久之基，必杜未然之 。

上方虚受，下敢曲从？既竭一心，岂逃三黜。伏蒙陛下皇明委照，洪覆兼包，赎以严诛，授以优寄。郡部虽小，风土未殊，静临水木之华，甘处江湖之上。但以肺疾绵旧，药术鲜功。喘息奔冲，精意牢落。惟赖高明之鉴，不投遐远之方。抱疾于兹，为医尚可。苟天命之勿损，实圣造之无穷。乐道忘忧，雅对江山之助；含忠履洁，敢移金石之心。仰戴生成，臣无任。

通篇气势，哪像贬官语言？遭贬的倒像是吕夷简们。皇上，他们给您出的什么馊主意啊！拿汉唐废后说事，看看他们废后引出的现祸与后遗症吧，那真是“前古废后之朝，未尝致福”“危辱之朝，不复可法”，千万不能再蹈他们的复辙呀！至于我“腐儒”范仲淹，“事君无远，为郡甚荣”，你皇上把我下放到睦州，好地方啊，“静临水木之华，甘处江湖之上”，我可是“乐道忘忧，雅对江山之助；含忠履洁，敢移金石之心”。该怎么说还怎么说，该怎么做还怎么做，该怎么活还怎么活，这叫“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廷争，国朝之盛”也！

范仲淹在二次贬官期间，还写了诸多别的诗文，也放在后面专章里一并展示。

23.《百官图》事件

以笔者之见，《百官图》事件，是一桩“集体碰撞”事件，是以范仲淹为首的“志于道派”对“志于禄派”的小规模碰撞，是后来的大碰撞——庆历新政的一次前期试验性碰撞，而且，此次参与碰撞的人马，就是后来推行新政的基本班底，此次碰撞的主要目标——吏治问题，也正是后来庆历改革所瞄准的主要目标。

景祐二年（1035），冬十月。贬在睦州快两年的范仲淹接到新任命，“除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不久“召还，判国子监”，很快又“除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此时再回京城的范仲淹已四十七岁。他所面对的朝廷生态如何呢？

这前后，“直而疏”的首相李迪，斗不过“巧而密”的次相吕夷简，只好卷铺盖走人。仁宗起用被罢黜了六年的王曾归相位。此时，吕夷简羽翼已丰，有了呼风唤雨的能量，且甚讨仁宗欢心。他看不起王曾，却虚巴巴地要把首相之位让给王曾。仁宗看不出其中奸巧，慌忙把吕易简推上正位，只让王曾为次相。吕夷简再一次名利双收。到任后的王曾每每与吕夷简说事，人家根本不把他当盘菜，气得老王曾呼呼的。这年四月间有一天，仁宗问王曾：“卿因何不忿？”王曾便怒告吕夷简“纳贿市恩”。仁宗认起真来，就把吕夷简叫来对质。吕夷简胸有成竹，只问你有什么证据。王曾人性好，原本就未曾想过告状，当然也就不去收集什么证据之类，这会儿急了，只好老实说所据只是外界传闻。吕夷简据此狠狠反击，我据外界传闻，说你王曾也“纳贿市恩”可以吗？逼得仁宗也不好回护王曾，就以“言亦有失实”之名，将其再次罢相。吕夷简虽然也受了点小批评，但无碍他大权独揽，达于巅峰。那些“千里做官，为了吃穿”的志于禄者，个个心明眼亮，这下更是一窝蜂都奔着吕相国来了，当然，你来是可以来，但不能白来，口袋里总得装点孝敬不是。时间一长，不就是个结党营私嘛，吕门势大，其炎汹汹，谁敢掠其锋！王曾丢相后，还有人敢出头吗？朝野都在焦急地期待着。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期待的是范仲淹，此时他还无缘得识范公，便冒昧地写了一封长信。姜正成先生将它翻译成白话，还挺好读，其中有言：范公“您接受任命以来，我抬起头踮起后脚跟，长久地站立着想听到您的谏言，可是终于没有听到，我私下里感到困惑。……贫寒穷苦的读书人，困厄地居住在茅草屋里，坐着诵读经书史籍，常常抱怨自己不被朝廷重用。等到被任用，又说那不是我的职责，不敢进言；或者说我的地位卑微，不能进言；又说我有所等待。这样最终没有一个人进言，难道不可惜吗？希望您想想天子任用自己为谏官的本意，警惕君子百代的谴责，陈述您正直的言论，以满足众人的期望……”范仲淹很感动，对李夫人说：你看，这不是还有个忧患天下的欧阳修吗？从此记住了小自己十八岁的欧阳修，且最终成为志同道合的忘年铮友。不过，欧阳修的担心还是有点多余，范仲淹早就发起冲锋了，回京不久即针对时弊连上四论：《帝王好尚论》《选任贤能论》《近名论》和《推委臣下论》，已然把舆论造出去了；至于何时发起总攻，这要接受王老相国的教训，得拿出证据来，贼无赃，硬似钢啊！

景祐三年（1036）夏天某日。宋仁宗接到范仲淹一道奏议，打开一看，是一份《百官图》，并附有评论。据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载，范公“又为《百官图》以献，因指其迁进迟速次序，曰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丞相”。这充满创意的《百官图》，标有官员姓名、职位、晋升时间、晋升前的职务等；指明哪位是正常升迁，哪些是用钱买的官，破格、超级提拔的；说这都是宰相吕夷简一手搞定的。有段评论更有分量：“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辨也。”张禹者何人？西汉成帝的师傅，通《易经》，精《论语》，封为诸吏光禄大夫，加官给事中，统领尚书事。此时，汉成帝的舅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与张禹并领尚书事，辅政专权。这汉成帝的母家王家可了不得！汉成帝自从尊母亲王政君为皇太后之后，一堆舅舅也都封侯：王凤为阳平侯，王崇为安成侯，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这还不算完，皇太后王政君还有一个小弟弟王曼，因为早死而没有封侯，心里老惦着。平阿侯王谭和成都侯王商等人，就出主意说，王曼兄弟有个儿子王莽，将来是个人物，不如……皇太后心领神会，便追封王曼为新都哀侯，以家侄王莽嗣侯位。面对这样一个巨型世族，你说张禹能不学聪明点吗？王氏专权，天怒人怨，又是地震，又是日食，又是种种水旱大灾，吓得成帝问师傅这是怎么了？张禹本来精于占卜预测这一脉，此时却违心地回答说：灾变之由，深远难见，吏民多以为王氏专权所致，这不可信呀。不疑老师的汉成帝便也不疑舅家，最后终于酿成王莽之变。范仲淹借着这个西汉故事比附吕夷简，说仁宗啊，你可得警惕再一个张禹才对。另外，他还推荐“素有仁心，宽怀大度”的韩亿取代吕夷简为相。

这可真是要命的一击！吕夷简为相多年，羽翼众多，树大根深，逢迎巴结者众，不听招呼者几稀。不料自从出了个范仲淹，日子居然过不安逸了。前面的事吧，吕夷简还没怎么当回事，你一个小小谏官能怎么的，再说你都快五十岁的人了，不信你还有多大的气候。可打从这次从睦州回来，几件事做下来，吕夷简有点坐不住了。

先是被废的郭皇后突然暴毙，内外都传是吕夷简的宫内代理人阎文应所为。之前已有谏臣弹劾此事，均无下文。此时，正好范仲淹回到京中，他一向最担忧、最痛恨的弊病之一，就是朝臣与内侍勾结，矫旨为患，作害天下。于是即刻挺身而出，誓死追究到底。这里说“誓死”，可不是简单形容一下，他在决定面奏宋仁宗之前，已然安排了后事，对长子纯祐交代说：“吾不胜，必死之。”家事就靠你来支撑了。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没有那么严重，阎文应因为恶迹昭著，被贬逐岭南，并且很快就死掉了。但这事对吕夷简震动极大，他不得不认真对付这个范仲淹了。据《年谱》记载，接着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公自还朝，论事益急。宰相（指吕夷简）阴使人讽公：‘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公曰：‘论思正侍臣事，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诱，乃命知开封府，欲挠以繁剧，使不暇他议，亦幸有其失，即罢去。”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吕夷简看到范仲淹此次还朝，更爱管“闲事”了，就暗中派人去规劝他说，你现在是侍从官，可不是谏官，管那么多事干啥。范仲淹回答说，谈论国家大事，可是每个为臣者的本分，我怎么敢失职！吕夷简看这一招不灵，再来一招，便让范仲淹去做开封府尹，首都地区的事情又多又难办，我看你还有空多嘴多舌？如果碰巧你再出个什么错，让我逮住就灭了你。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吕夷简这一招，看出门道者甚多。晏殊就提醒范仲淹说，吕夷简这是一石三鸟之计，一博爱才重才之名，二除却廷议对手，三取先予后夺之利。人们都替范仲淹捏着一把汗。

范仲淹可不是坐以论道、纸上谈兵的书生，是经天纬地有真才的人。这一点许多人还未曾领略到，尤其是下套者吕夷简。范仲淹知道开封府是吕夷简经营多年的地盘，所以来在开封府，先将吕门老班底全部辞退，每人发一个月薪俸，自谋生路去吧。然后重新选用官差，重开锣鼓重唱戏。这釜底抽薪头一招，就把吕夷简打蒙了。接下来，范仲淹整顿衙门作风，厉行新规新矩，尤其严禁逼供的办案恶习，力求杜绝屈打成招造成冤案冤狱。为此，他特意为大家做了一个试验。让厨下蒸出一百个馒头，交一使女看管，当面点清数目后，自己悄悄藏起一个。回头来查时，怎么数都少了一个。使女叫屈不迭。范仲淹吓唬她要以家法从事。使女怕受皮肉之苦，承认自己偷吃了那个馒头。范仲淹以此为例，示警属下。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整治，重审冤案，打掉黑恶团伙，使京华治安状况大为改观。据说坊间这样传唱说：“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不过这话文了点，倒像是作家口味。杨德堂先生在所著《范仲淹的故事》中，还讲了一段往事，说比范仲淹年轻十岁的包拯，很早就是范仲淹的铁粉儿，还请范仲淹替他破过一个“金戒指”疑案，从此以范仲淹为师。后来包拯权知开封府，明镜高悬，威名远扬，不能说没有范仲淹的一点影响。

开封府不但没能让范仲淹“挠以繁剧，使不暇他议”，反而加大了他议论朝政的分量。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直接向宋仁宗谈起迁都问题。《年谱》记载如下：

夏五月戊寅朔，公论建都事，其略谓：“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西洛，帝王之宅，绝无储备，宜以将有朝陵为名，渐营廪食。陕西有余，可运而下；东路有余，可运而上。数年之间，庶几有备。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陛下内惟修德，使天下不闻其过；外亦设险，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长世之策也。”上尝以迁都事访诸夷简，夷简谓公迂阔，务名无实。

从后来的历史看，真正迂阔的倒是吕夷简。范仲淹是知兵者，以军事家的眼光出台进退自如、长治久安之策，是很高明的。可笑太平皇帝宋仁宗不谙玄机，让吕夷简一句忌恨、踩踏的话就轻易放弃了。

吕夷简看着范仲淹连连进招，招招非等闲，这回连要命的《百官图》都捅出来了，就再也坐不住了，岂能坐以待毙？他要为生存而战、而反击了。应该说，吕夷简还是有优势的，首先是皇上看重他，认为他是最贴心的大忠臣；其次羽翼丰满，实力雄厚。于是看准机会，他就当着仁宗的面与范仲淹展开激辩。吕夷简谙熟权术，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取胜。这次亦然，他以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为主打论题，尤其在“荐引朋党”上放高腔让仁宗听。哪个封建帝王不对“朋党”二字过敏呀，宋仁宗再宽仁厚道，也概莫能外。他一想，对呀，这范仲淹可推荐了不少人，这些人有才有德不假，可都不像吕夷简这边的人听话呀，一个个都挺有想法，都不是那么让朕放心，万一他们串通一气这可不妙……如此一寻思，可就有了倾向性了。此时，早有准备的韩缜蹦出来了，他是吕派的代表人物，趁机煽风点火，将范仲淹所上奏议断章取义，罗织罪名，并且提议把范仲淹所荐“朋党”名单一一列出，张挂于朝堂之上，用以惩戒所谓“越职言事者”。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宋仁宗可就掂量清楚了，牺牲谁对自己的皇权更有利呢？《年谱》说：“公亦交章辩析，辞益切，遂罢黜，落职知饶州。”这会儿你“辞益切”，皇帝佬越忌讳，越反感，越怕，不把你打发得远远的才怪。

三贬范仲淹的势能极大，反弹力也就不小。宋朝的高知们还是有骨头的居多。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站出来了，他对皇上说：范仲淹“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妇之间，犹以合典礼，故加优奖；今坐刺讥大臣，重加谴谪。倘其言未协圣虑，在陛下听不听耳，安可以为罪乎？陛下自专政以来，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请速改前命。”皇上您觉得范公讥刺吕夷简不对心思，听不听由您，哪能就把人家处理得这么惨，恐怕不算仁政吧！请收回成命吧。听听，多硬的口气。就为这几句话，“靖遂落职，监筠州酒税”。

这就吓住人了吗？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又站出来了，他对皇上说：“臣常以范仲淹直谅不回，义兼师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荐论，范某既以朋党得罪，臣固当从坐。况余靖素与范某分疏，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愿从降黜，以昭明宪。”皇上您听好，余靖与范仲淹平素交往并不多，还要以朋党罪收拾他，而我是范仲淹的师友，快连我一起开销吧！于是，尹洙被贬为崇信军节度掌书记。

就这还是吓不住人。馆阁校勘欧阳修又站出来了。他搞出的动静可就大多啦！自从《百官图》事件发生，欧阳修真心佩服了范仲淹，认为这才是士林翘楚、国家脊梁，是自己理应效法的楷模。他决心要为范公抱打不平，申张正义。这天，他应约来余靖家说事，恰好座中客正满，都在议论范仲淹被贬的事，纷纷鸣不平。谏官高若讷也在座，不知何故，唯他对范仲淹不但不表同情，反而说三道四，讲了不少贬损的话。欧阳修一下火了，你高若讷什么人呀，身为谏官，自己不敢申张正义，别人做了而且正在蒙难，你却在此胡说八道，也太过低劣啦！当时人多，欧阳修隐忍未发，回家很快草就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与高司谏书》。传世美文，更是中国士君子一份立世明志的宣言书，值得全貌展示如下。

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

《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时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故辄布区区，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有胡中行先生译文如下，以方便当今读者。

欧阳修顿首再拜，禀告司谏足下：我十七岁时，家住随州，看到天圣二年进士及第的布告，才知道了您的姓名。当时我年纪轻，尚未与别人结交，又住在僻远的地方，只听说布告上的宋舍人兄弟，以及叶道卿、郑天休等人，因文学著名于世，因此这次进士考试号称得到了人才。而您置身其中，单单没有突出的可以称道的地方，我因而怀疑您不知是怎样一个人。以后过了十一年，我第二次到京师，您已担任了御史里行，可还是没有机会与您见一次面。只是常常向我的朋友尹师鲁打听您的贤与不贤，师鲁说您“正直有学问，是一位君子”。我还有些怀疑。所谓正直，就是不可弯曲；所谓有学问，就一定能明辨是非。凭借着不可弯曲的气节，有能辨是非的明智，又担任谏官的职务，却随波逐流默默无言，与一般人没有任何区别，这果真是贤者吗？这不能不使我怀疑啊！自从您担任了谏官以后，我们才认识了。您一脸正气，纵论前代之事，思路清晰十分引人。褒扬正义，贬斥奸邪，没有一点谬论。啊，据有这样的辩才向人显示，谁会不爱戴您呢？虽然是我，也私下认为您大概是个真君子吧？这是我自从听说您的姓名直到与您认识，十四年中却有三次怀疑的情况。如今推究您的实际行为再来仔细分析，然后断然肯定您不是个君子。

前几天范希文贬官以后，我和您在安道家中会面，您极力诋毁讥笑希文的为人。我开头听到这些话，还怀疑您是讲着玩的。等到碰见师鲁，他也说您极力否定希文的所作所为，然后我就不再怀疑了。希文平生刚正、好学、博古通今，他立身朝廷始终如一，这是天下都知道的。如今又因为正直敢言触怒了宰相得到罪责，您既不能为他辨明无罪，又害怕有识之士会责备自己，于是就跟着别人来诋毁他，认为他应当受到贬斥，这真是太可怪了。说起人的性格，刚正果敢、怯懦软弱的性格都受之于天，不可勉强改变。虽然是圣人，也不会用办不到的事情去要求别人一定办到。如今您家中有老母，自身又爱惜官位，害怕忍饥受冻，顾念利益俸禄，因而不敢稍有违反宰相以致受刑遭祸。这也是平庸之辈的常情，只不过是做了一个不称职的谏官罢了。虽然是朝廷中的君子，也将怜悯您的无能，而不会用必须办到来要求您的。如今却不是这样，您反而昂然挺胸十分得意，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畏惧，随意诋毁希文的贤能，认为他应当遭受贬斥，希望以此掩盖自己不据理力争的过错。应该说，有能力而不敢去做，那只是愚笨之人做不到罢了。而用小聪明来掩饰自己的过错，那就成了君子的敌人了。

况且希文难道真的不贤吗？从天圣三、四年以来，从大理寺丞做到前行员外郎，他在做待制的时候，每天备做皇帝的顾问，如今同僚中没有能与他相比的人。这难道是天子仓促起用不贤之人吗？假使天子把不贤之人当作贤人，那是聪明之中的疏忽。您身为司谏之官，是天子的耳目，当希文仓促间被起用之时，为什么不马上为天子辨明他的不贤，反而默默地不讲一句话。等到他自己失败了，然后跟着别人说他的不是。如果希文真是贤人，那么如今天子和宰相因为他违背自己的心意而斥逐贤人，您就不得不出来讲话。如此说来，那么您认为希文贤能，也不免遭受责备；认为希文不贤，也不免遭受责备，大概您的过错就在于默默无言罢了。

从前汉王朝杀害萧望之和王章，估计当时朝廷中的议论，必然不肯明确地说是杀了贤者。相反必然把石显、王凤说成是忠臣，而萧望之和王章作为不贤之人而遭受罪罚。如今您真把石显、王凤看作是忠臣吗？萧望之与王章真的不贤吗？当时也有谏官，他们必定不肯承认是害怕灾祸而不向天子进言，也必定会说萧望之、王章应该被杀而不值得提出意见的。如今您看，他们真的该杀吗？那是只可欺骗当时的人们，而不可欺骗后代的。如今您又想欺骗现在的人们，就不怕后代人的不可欺骗吗？何况现在的人也未必就能欺骗啊。

我恭敬地以为，当今皇帝即位以来，进用谏官，采纳意见，如曹修古、刘越虽然已经去世，还被人们称扬。如今希文与孔道辅都由于敢于进谏而被提拔任用。您幸运地生于此时，碰到如此能听取意见的圣主，尚且不敢说一句话，为什么呢？前几天又听说御史台在朝廷中贴出布告，告诫百官不可超越本职谈论政事，这样，能够提意见的只有谏官了。假如您又不说话，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您在谏官那个位置上却不说话，就应该离职，不要妨害胜任谏官之职的他人。昨天安道遭到贬谪，师鲁也等候着罪责，您还能够有脸面去见士大夫们，出入朝廷号称谏官，那是您不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事了。所可惜的是，圣朝有事情，谏官不说而让别人去说，这种事情记载在史书上，以后使朝廷蒙受到羞辱的，是您啊！

按照《春秋》的法则，对贤者要求详尽周全。如今我还一心一意地希望您能够向天子进一言，不忍心就与您决绝，而不拿贤者来要求您。倘若您还认为希文不贤而应当斥逐，那么我今天如此为他说话，那是朋党邪恶的小人了。希望您直接带着这封信到朝廷上去，让天子判定我的罪过而杀了我，使得天下都真正了解希文应当被斥逐，这也是谏官的一大作用啊。

前几天您在安道家中，把我叫去议论希文的事情。当时有其他客人在，我不能畅所欲言。因此就写了区区此信，恭敬地希望您明察。不多言了，欧阳修再拜。

欧阳修在这篇杰出的书信体议论文中，列出十四年里三存疑：一疑其文名不彰，二疑其品节不高，三疑自己的判断有误，以此破题，展开对虚伪谏官高若讷的灵魂拷问，再笔触猛一转，直击标的：“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你高若讷绝不是一个士君子，你是一个小人儒！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还照不出你高若讷的真面目吗？在接下来的事理对比中，两种人格与品节的高下、尊卑，道义与情感的价值评判，真实与虚假的对比取向，都层层递进，两相辉映，昭然若揭。整封信一气呵成，直陈胸臆，毫无回避矫饰，言辞之深刻，语锋之尖锐，尽显一个士君子的旷世雄风。

在这里，欧阳修是一个代表，既代表着已然被剥夺话语权的范仲淹在继续发声，更代表着当朝一批志于道者，誓将此次“小规模”“集体碰撞”行动进行到底。这一点，很快由高若讷的言行证实。

假如高若讷是一个气节高迈的君子儒，他完全可以回信与欧阳修展开交锋，辨明是非，甚至可以找上门去，进行高山与高山的直接对话，求同存异，达到共识。然而不是这样的！笔者这位山西老乡，与大多数志于禄者一个样，完全缺乏独立个性，说得不好听点，他此时就像一条在外面挨了打的狗，立即跑回去向主子诉苦求助，离了皇上他什么事都没主意了。《宋史·高若讷传》这样记载：“时范仲淹坐言事夺职知睦州，余靖、尹洙论救仲淹，相继贬斥。欧阳修乃移书责若讷曰：‘仲淹刚正，通古今，班行中无比。以非辜逐，君为谏官不能辩，犹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耶！今而后，决知足下非君子。’若讷忿，以其书奏，贬修夷陵令。未几，加直史馆，以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本是文人间的一桩笔墨官司，高若讷却“以其书奏”，向当权者出卖了同类，自己则升官晋级。史书记载简约，其实这场不同文化背景支撑的忠奸戏演得好有彩头。两位当代女学者孙晓玲和苏馨，在她们合著的《欧阳修故事》中，于此有所细述。

次日朝议，高若讷出班跪倒，向上叩头，表示自己有本上奏。……只听高若讷操着有些尖锐的嗓音，慢条斯理地说：“陛下，范仲淹被贬职之后，臣四处察访，发现朝野对此事的看法与圣上的意思都是一致的。因此，臣不敢进言营救范仲淹。但欧阳修写信诋毁臣，说仲淹平生刚直，博古通今，是朝中无与伦比的人物；责备臣不为范仲淹辩护，还有脸说自己是谏官，真是不知羞耻。他还说，如今陛下跟宰相因为朝臣忤逆己意而驱逐贤人，作为谏官臣不能不说话。

“臣认为，贤者是治国的栋梁。如果陛下因为朝臣忤逆己意而驱逐之，臣应该进言；如果宰相因为朝臣忤逆己意而驱逐之，臣也应该争辩。但臣认为，范仲淹过去因为论事切直得到朝廷重用，如今又在陛下面前大放厥词，自取其辱，怎么能说是无辜呢？如果收回对范仲淹的贬官旨意，反倒坐实了陛下因为朝臣忤逆己意而贬逐贤臣的罪过，害处更大。还请陛下下令，让有司衙门好好教育一下欧阳修，不要让他妖言惑众。”讲完这一番话，高若讷从衣袋里掏出欧阳修写给自己的那封信，双手呈上。

这是欧阳修活到三十岁、从政五年来听过的最恶毒阴险的诡辩。高若讷偷梁换柱，把欧阳修对自己的谴责转嫁为对仁宗和宰相吕夷简的指责。千错万错，都是范仲淹的错。谁为范仲淹说话，谁就是指责仁宗和宰相，就是跟天子过不去。好恶毒的一招，此言一出，再没有人敢为范仲淹进言。

其实，这一“转嫁”招数，以及把私人信件当作致人死地的“铁证”交上去，恶毒是恶毒，但一点不奇怪。帝王文化本来就是由帝王们和小人儒们共同创造并维护的，他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要能经得住士君子文化的可怕碰撞，并战而胜之，一切恶招和诡计都可以用得上。宋代的士君子文化相对还算强势，但也常常碰撞不成，深受其害。这一次，欧阳修跟范仲淹们一样，也要倒大霉了，被贬到“鸟不拉屎”的夷陵去了。夷陵县治今已不存，成为宜昌市夷陵区了。

回到范仲淹。此次三贬出都，长亭送别的人儿，可就寥然无几了。但恶势凶凶之下，还是有毫无畏惧者在，王质便是一个。王质比范仲淹小十二岁，时年三十六岁，任集贤校理，青云直上的空间还大得很，但他显然志不在禄。史料记载道：“时治朋党方急，士大夫畏宰相，多不敢为仲淹送行。质为集贤校理，毅然‘载酒往饯’。质又独留语数夕。或以诮质，质曰：‘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要知道，“载酒往饯”的王质，此时还病着，是“扶病载酒而来”，他认真地说：“范君此行，尤为光耀！”范仲淹则开玩笑地答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以为祭品吧！”据说，第二天，有跟踪的人警告王质说，你昨日的一言一行，可都记录在案，你消停吧！王质听了，毫不为意，还是那句话：“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也。”能追随范仲淹这样的贤者，成为他的一党，是我的无上荣幸，知道不？

饶州在鄱阳湖畔。范仲淹从开封走水路到此，至少要经过十几个州。据说除扬州外，一路再无长官出面接待范仲淹。宽松如宋朝，帝王文化嚣张的时节，居然也这般唬人呢。

八年三遭贬：河中府近半年，睦州、苏州近两年，饶州、润州、越州近五年，贬官生涯十占八九，安居京城的日子加起来也就一年多点。怪不得笔者在开封城里打听甜水巷苦竹居范宅，老开封们一问三不知呢。按寻常说，一个人荣调中央机关工作，安家于京都繁华之地，多难得的机遇！就该分外珍惜，乖乖地给皇家听差做事，熬出个加官晋爵、封妻荫子，为家庭、家族不断赚取财富与荣耀，从此成为帝都名门，累代簪缨世胄……人生在世，你还要怎么着。可范仲淹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生追求，国之不兴，兴家何为？进京只为国事谋，国事蹉跎，拼尽全力尚且于事无补，哪有心思和工夫经营小家？此时，笔者忽然明白过来，你就是找到甜水巷苦竹居，又会有多大收获？你得去那贬官生涯里追访范仲淹，三贬之间，必有无穷故事。

那么，从河中到越州，六七年间，范仲淹是怎么度过三贬生涯的呢？

第五章 被隐逸者

24.剑胆琴心的含金量

我们的汉字，真是世所唯美。这里写下“剑胆”与“琴心”，看起来十分悦目，听起来非常赏心，思想起来更是意境无穷呀。

据专家考证，“剑胆”“琴心”出自元代吴莱《寄董与几》诗：“小榻琴心展，长缨剑胆舒。”学者吴莱，字立夫，本名来凤，门人私谥渊颖先生。他是元朝集贤殿大学士吴直方的大公子，延祐间举进士不第，在礼部谋个小职。因生性清介，与礼官不合，愤而退归故里，隐居松山，深研经史做学问，大体可算是一位民间高人。著名人物宋濂，就是他的学生。这样一种先仕后隐、以隐为主的经历，使其所作诗文并不完全山林化，于当时的社会问题多所触及，讲求“德化”与“刑辟”并举，还是挺“入世”、挺留心政治的一个文人。吴莱能诗，尤其工歌行，作品瑰玮有奇气，对元末“铁崖体”诗歌有一定影响。所著有《渊颖吴先生集》。这么甚美的“剑胆琴心”出自吴莱之手，也还不算憋屈。

但是，笔者以为，包括吴莱在内，从来对剑胆琴心的含金量，严重评估不足。大都这么说：古代文人出行，仗剑抚琴，显得刚柔相济，任侠儒雅，既有情致，又有胆识，风流倜傥，文武双全。也这么说：剑锋利而威猛，古琴雅而多情。有剑而无琴，剑只是一件杀人凶器；有琴而无剑，琴便是懦弱的别名。唯有剑琴合一，一刚一柔，方显张力和内蕴，耐人寻味又令人神往。还有的这么说：什么叫《霸王别姬》？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就是剑，质丽情深的一代美人虞姬就是琴，英雄美人便是剑琴组合，剑琴交融便是一种悲怆瑰丽的爱情传奇，便是一个很美却也很难达到的至高境界。然而，在笔者看来，把一种爱情美当作剑琴组合的“一个很美却也很难达到的至高境界”，含金量还是低了许多。那么，最高的含金量在哪儿呢？应该说它象征并昭示着一种人格美，一种人格类型美，一种中国独有的二元文化要素浇铸的士君子人格美：“入世”当作青锋剑，剑胆铮铮，修齐治平，出将入相，心系苍生，以天下为己任；“出世”即为高格琴，琴心悠远，权把剑锋暂秋藏，且放脚步走民间，“隐居以求其志”（《论语·季氏》）。不论是行为上的归隐，还是只求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都可寄情于青山绿水、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读之写之，思之想之，或著书立说以醒世，或积蓄东山再起之力道。如此的剑琴组合，剑胆与琴心熔为一炉，阴阳互补，相辅相成，化作万古活灵魂，才配称其为一种至美、至难、至高的人生境界。

中国士君子的剑胆成色，前文书中多有触及，琴心若何？形成士君子整体人格的另一基本文化元素如何？不妨一表。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隐逸文化，是由中国文人内心一种隐逸情结所造就，当然一般不称“琴心情结”，称作“渔父情结”，源自《楚辞》中那个唱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渔父，和《庄子》里那个跟孔子辩论的渔父。作为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一个意象，“渔父”所承载的丰富内涵是隐逸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研究这一意象，对剖析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体味和感知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有着重要的意义。

隐逸行为，是中国士君子一种很独特、很重要的生存方式、生命理念和人生追求。隐逸心理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而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隐逸文化，或可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同始终。《隋书·隐逸传》云：“自肇有书契，绵历百王，虽时有盛衰，未尝无隐逸之士。”从前文书中提到过的传说中的许由、巢父，到有史籍可考的伯夷、叔齐，到散落在诸子记载中的长沮、接舆之属，到汉代提出隐身“金马门”，谓之“朝隐”的东方朔们，到魏晋时期作“林泉之隐”的“山中宰相”陶弘景们，这些早期的隐逸之风从无断绝，而至唐则不绝有变。宋代的隐逸文化别具一格，大有说头。元代特殊的社会现实，使隐逸文化出现鲜明对比：一方面显示出强烈的反叛精神，一方面则悠闲处世、淡泊存身，充满了挣脱名利羁绊后新生的喜悦和对生命自由的热爱，展现了独特的人格精神。明清的隐士，隐也无所谓隐，官也无所谓官，只有一批抗清复明的志士在国破家亡之际，落下一个悲壮绝情的“不得不隐”。

其实，在孔子的原始儒学里，早就为士君子二元结构的精神世界留有充分空间，明显包含有“避世”的一面。孔子强调经世济民的“入世”，但有个条件，叫作“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想当官就当，不想当就不当，这要看实际情况而定，前提是首先得保全我的“道”，保全我的独立社会人格。孟子对此再加阐发：“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方面的典型实践者是颜回。老师孔子对他这位学生大加赞叹，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有了颜回，便有了庄周。所以郭沫若后来恍然大悟道：原来庄子“出世”一派，是从颜回那儿发展来的。在中国所有的大诗人中，三闾大夫屈原是官品最高者之一，且忧国忧民之心特重。然而虽则如此，他也受道家思想很大影响，内心仍“留白”着一大块出世空间，这才写出《卜居》《渔父》《悲回风》《远游》等诗章，开创了游仙诗的先河。

魏晋（包括魏晋）以前的士君子们，不得志时，为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不惜“藏声于江海之上”、独处于深山老林之中，过着一种极为艰难困苦的隐士生活。著名者如孙登，如公孙凤，如范粲、杨轲，如“竹林七贤”。接下来是陶渊明，他觉得“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时，倒也不必非逃到薮泽荒林中去，主张“回家即隐逸”，认为要想把自己的命运把握住，关键在于忘怀得失，安贫乐道，身在何处倒不必太计较。这也算得了孔子“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的真传了。

发展到六朝的谢灵运们，又更新了一种隐居模式，可以称为“亦官亦隐式”。就是：一旦不得志，可以从容退入自家的大庄园里“闭门成市”，在独处中靠内心自我调节来求得解脱，既不必像陶渊明那样放弃太多的物质享受和名禄地位，又可以在回归自然（当然是庄园中的一片人造自然）的短暂时日里平心养性，赋诗抒怀，企图把迷失的自己赶紧找回来。

至唐又一大变。大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代之一。这时不仅道教文化继续发展兴盛，而且佛教也从外在的宗教演变成一种内在的宗教，佛教文化中国化。儒、道、释“三教合一”，多元文化自由交融，多种价值观互相参照并可以自由转换，给文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富有弹性的心理结构，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调节机制。面对无限的展望和激发，他们追求独来独往的自由生活和个性解放，自由意志和浪漫主义大张扬。诗人们的表现尤为突出。有唐一代不到三百年，遗留下来的诗歌约五万首，比此前一千六百年间（西周至南北朝）的总和还要多出三倍以上；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有六十多位，也大大超过此前历史上著名诗人的总和。真正的价值还不在于数量，在于大唐诗歌不论是田园诗、边塞诗、送别诗、记游诗、赠答诗、闺怨诗，还是抨击社会时政或别的什么诗，大都自然天成，出自我心，充满着乐观高亢的气概，渴求自由解放的热情，丰富浪漫的想象，优美通俗的语言，多姿多彩的风格，很少有那种散发着儒墨气味的理性晕染的教化痕迹。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和写诗人的政治抱负、创作个性和社会心态密切相关。大唐诗人们由于社会大环境的相对宽松开放，比起建安文人和正始文人来，一般具有更强的“布衣感”，即平民意识。不但在野时以布衣为骄傲，一旦进入庙堂，还能继续以布衣为荣。这一点也就是封建社会中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君子们的骨气和品格，也就是可以与帝王文化来那么一点分庭抗礼的精神凭籍。他们并不缺少“入世”的希冀、奋斗和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欲献济时策”，“敢进兴亡言。”“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他们“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感时思报国，达兼济天下”，或以科举，或应征辟，或被罗致幕府，从而走进或者接近庙堂……也仍是地道的儒家追求。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可以从容做到“成则卿相，败则草野”，甚至敢于大发文人脾气，一旦入世受阻，立马撂挑子走人：“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然后或去求佛，或去访道，或游历山川湖海，叫作“仗剑去国，辞家远游”。正是这一份敢与帝王文化相颉颃的人性底蕴、个性定力和精神操守，催发着诗歌天赋的脉动和井喷，谱写出前无古人的大唐诗史。

现在着重说说宋代的隐逸文化。笔者觉得，宋代的隐逸文化不仅极为发达，不亚于任何前朝后世，而且别具特色。

南朝刘宋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中说：隐逸者“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他把隐士分为以上六种类型。学者冷成金先生在他的《隐士与解脱》一书中，则把隐士归纳为七种：孔子之隐、庄子之隐、朝隐、林泉之隐、中隐、酒隐和壶天之隐。文史学家陈传席先生又有新分法，他在《隐士和隐士文化问题》中，把隐士分为十种：真隐、全隐；先官后隐；半官半隐；忽官忽隐；隐于朝；假隐；名隐实官；以隐求高官；不得已而隐；先真隐，有机会就出山，没机会继续真隐。那么，以上各种分类法，就把隐逸者说准确、说完全了吗？以宋代的实际情况看，恐怕还是有点问题。

不错，用上述分类法去盘点两宋传统意义上的隐士，那还是行得通的。这样的隐士群体也很庞大，也不乏种种“名隐”。比如北宋初年著名隐士陈抟，《唐才子传》说他“字图南，谯郡人。少有奇才经纶，易象玄机，尤所精究。高论骇俗，少食寡思。举进士不第，时，戈革满地，遂隐名，辟谷练气，撰《指玄篇》，同道风偃”。《宋史·陈抟传》说他“能逆知人意”“好读《易》”。隐居武当山时作诗八十一章，名《九室指玄篇》，言修养之事。又撰有《入室还丹诗》五十首、《易龙图》《赤松子诫》（或作《赤松子八诫录》）《人伦风鉴》（或作《龟鉴》）各一卷；另有《三峰寓言》《高阳集》《钓潭集》及诗六百余首。另外，据说他传有《无极图》《先天图》等。《全宋文》收入其数篇文章。《正统道藏》题名陈抟的作品有《阴真君还丹歌注》。南宋吕祖谦所编《皇朝文鉴》，收入其《龙图序》；元张理《易象图说内篇》并收《易龙图》之序及数图式，可考见其易学象数思想。曾慥《道枢·观空》录其论说，又可见其观“五空”思想。

总之，陈抟继承汉代以来的相术学传统，并把黄老清静无为思想、道教修炼方术和儒家修养、佛教禅观会归一流，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后人称其为“陈抟老祖”“睡仙”、希夷祖师等。陈抟是传统神秘文化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宗师。

再就是“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林逋了。他字君复，幼时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性孤高自好，喜恬淡，勿趋荣利。长大后，曾漫游江淮间，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常驾小舟遍游西湖诸寺庙，与高僧诗友相往还。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诸寺。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出应门，延客坐，为开笼放鹤。良久，逋必棹小舟而归。盖常以鹤飞为验也。”死后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遂世又常呼林和靖。其实，年轻时的林和靖并非心若止水。祖父是吴越钱王的通儒院学士，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十岁时成了归宋的吴越遗民，取字君复，可见其对钱王的感情和对故国的怀念。死前有绝笔诗《自作寿堂因作一绝志之》：“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从骨子里就有些不食宋粟、不当宋官的意思。在《和靖诗集》里，诗作平淡自然，野趣横生，境界清幽。贫穷成疾而无呻吟，愤世嫉俗而无怒吼，秋寒冬酷而无悲哀，烟火常断而无凄苦。“风回时带笛，烟远忽藏村。”“鹤闲临水久，蜂懒得花疏。”可见孤山不是他的人生驿站，是他永久的归宿。临终前抚摸着鹤的身子说：“我欲别去，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任汝往还可也。”主人归天，鹤却流连，在他的墓前悲鸣而死。后人将它们葬于主人的墓侧，取名鹤冢。据载元代时林墓被盗，发现棺中只有一块端砚、一支玉簪。终生未娶的林逋为何要以玉簪陪葬？一首小词如此写：“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也许这首以女子口吻拟写的词作，隐藏着他灰心仕途、终老林泉的别一真心？顺便提及的是，小他二十多岁的范仲淹，小他三十六岁的梅尧臣，都是他的忘年交。他死后二十多年，范仲淹在杭州任上，常常独步孤山小径，苦苦找寻林泉友那曾经飘逸的身影。

著名的再算上一个邵雍。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后人称百源先生。其先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幼随父迁共城（今河南辉县）。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屡授官不赴。后居洛阳，与司马光等人从游甚密。根据《易经》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掺杂道教思想，虚构一个宇宙构造图式和学说体系，成为他的相术之学，也叫先天学。传说他的卜术很准，定居洛阳后以教授生徒为生。仁宗嘉佑及神宗熙宁初，曾两度被荐举，均称疾不赴。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程颐、程颢、张载等退居洛阳时，恒相从游。死后赐谥康节。有《伊川击壤集》二十卷。《宋史》卷四二七有传。代表作《皇极经世书》共十二卷六十四篇：首六卷《元会运世》凡三十四篇，次四卷《声音律品》凡十六篇，次《观物内篇》凡十二篇，末《观物外篇》凡二篇。前六十二篇是邵氏自著，末二篇是门人弟子记述。《皇极经世书》是一部运用易理和易教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会历史变迁的著作，以河洛、相术之学显于世。其中《观物篇》实乃邵雍之哲学、易理、历史学的理论大纲。

其余还有多少著名隐逸者呢？吴瑛算一个，可像他这样的隐士，占去宋代隐士的大半。再往下数，杨适、崔唐臣、高怿、苏云卿、周方叔、刘孟节、刘愚、谯定、宗翼、尹淳、王忠民、张志行、刘勉之、胡宪之、黄晞、陈瑾……这一庞大的“宋隐”群体，虽说都以自己的德行和卓有成效的文化活动闻名于乡里，在宋代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但依其人文总量和人文成果，还算不得两宋隐逸文化的主流。那么，主流者何？

就整体而论，宋代极为特殊，特殊到唯一，其奉为国策的宽松优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士君子文化的整体优势，略强于帝王文化。儒学复兴，经济繁荣，文化进步，科技发达。北宋以范仲淹、王安石等为代表的庙堂士君子群体的雄起，使两宋文人对自己学问、见识和能力深感自信，“兼济天下”的入世愿望空前强烈，一时间剑胆横空，有无人敢掠其锋芒之势。这是一方面。但是，且莫忘记帝王文化虽略有不及，可它挟秦汉之威，尚在鼎盛时期，故常以朋党之名有力地狙击、围剿士君子文化，且时有得手，虽不取你肉体性命，但贬官流放，让你政治生活颠沛流离、多灾多难，那是家常便饭。随着“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失败，志士们在心理上形成浓重的危机感、失望感和退避意识，这与他们固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产生极端矛盾，陷入深切痛苦。于是，客观现实环境造成另一种“隐逸之风”——贬官文化甚盛。可是，如果考察这种隐逸特点及其隐逸文化成果，它却套不上前列各种隐逸类型。当官被贬谪，常作山川明月之吟，频发竹节梅香之思，人格可近隐逸，却难归于隐居之流。笔者才拙，姑且称这种被贬官者为“被隐逸者”，他们本人未必想去做传统意义上的各色隐逸者，然而一旦被贬官，被赶出庙堂，被下放民间，被迫过上“渔父”生活……剑胆空对月，琴心随流水，你不想做隐逸者都不成。

当然，这样的“被隐逸者”，前代也层出不穷，不过显得零零散散，未曾以群体面貌整体推出罢了。屈大夫不就是个“被隐逸者”吗？他倒是很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可被楚怀王逐出郢都，不得不开始了流放生涯。楚襄王即位，人家还是不用他，并继续加以迫害，一举放逐他到江南去了。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是呀，本不想离开庙堂，却不得不寄身江湖，这个“被隐逸者”深陷苦痛之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可他一时哪里想得通？还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尘埃，最后终于在绝望和悲愤之中投汨罗江而死。可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流放期间写下的诸多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颖、内涵深刻的诗章，都成了不朽的传世绝唱，不仅开了游仙诗的先河，不仅成为中国隐逸文化的标本，而且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

之后著名的“商山四皓”呀，严子陵呀，陶渊明呀，鲍照呀，对中国隐逸文化均贡献甚大，但人家大都不是“被隐逸者”，这里也就不提了。接下来唐代的情况有点意思，不仅最早使用了“隐士”一词，而且出产了几位有名的“被隐逸者”及其卓著的文化贡献。此处仅以王维、柳宗元、李泌为例。

盛唐诗人王维既擅长绘事又精于音乐，是少见的文坛多面手。可叹仕途并不顺畅，虽然二十一岁就金榜题名，却因恩相张九龄遭到大佞臣李林甫排斥，自己的前程也大受影响，济世之志日渐消退，归隐之心日益强烈。至德元年（756）六月，安禄山叛军攻陷重镇潼关，唐玄宗仓皇逃往成都。王维扈从不及，为叛军所俘，他故意服下泻药，并假装喑哑，真心不事叛贼。安禄山素知其才，把他迎置洛阳，软禁于普施寺中，强授伪职给事中。可怜他并无以死抗争的勇气，遂隐忍不发。一天，安禄山于凝碧宫设宴，召梨园弟子奏乐。梨园弟子怀国破沦丧之哀，个个流泪不止，无心演奏。乐工雷海清更是不胜悲愤，扔下乐器，向西恸哭。安禄山当即大为震怒，把雷海清绑在试马殿前肢解而死。王维闻此十分悲恻而感慨，便写诗一首，《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上奏管弦。”抒发对唐王朝的怀念之情，同时也抒发自己对叛军的憎恨。后来又写了一首《口号又示裴迪》：“安得舍尘网，拂衣辞世喧。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表达自己渴望脱离尘世羁绊与喧嚣，向往归隐的心情。至德二年十月，官军收复了东都洛阳。王维却以授受伪官事，与郑虔等人被囚禁于宣阳里杨国忠旧宅。后肃宗返回长安，凡朝官留受安禄山伪职者，根据情节不同，共分六等治罪。王维被定为三等罪。但因肃宗曾读过他的《凝碧诗》，怜他忠诚，加之其胞弟王缙时任刑部侍郎，请求削去己官为兄赎罪，肃宗特加宥免，贬为太子中允，再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给事中，转尚书右丞。经过这样一场人生大折腾之后，原本天性去俗绝尘、好静懒动并独具自由适意的生命精神的王维，变成了一个彻底的“被隐逸者”，先隐嵩山，后隐终南山，最后隐居在长安东南不远的蓝田县辋川。一部《辋川集》声动文坛。“新家孟城口，古木馀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孟城坳》）“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漆园》）“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上下华子冈，惆怅情何极。”（《华子冈》）“轻舟南垞去，北垞淼难即。隔浦望人家，遥遥不相识。”（《南垞》）……加上五言绝句《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还有《赠裴十迪》《春中田园作》《新晴野望》《渭川田家》《田园乐》等十首，使他一举开创了盛唐的山水田园诗派，也得以与李白、杜甫三分天下于诗坛，李白“诗仙”，杜甫“诗圣”，而王维则“诗佛”也！这也使盛唐时期的隐逸文化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柳宗元成为“被隐逸者”，源自“永贞革新”。“永贞革新”是唐顺宗时，庙堂士君子们以打击宦官势力为主要目的一场改革运动，因发生于永贞年间，故名。永贞元年（805）正月，唐德宗死，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顺宗居东宫二十年，一直关心朝政，对朝政的黑暗腐败有深切认识，一旦即位，便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进行改革。二王原先都是顺宗在东宫时的老师，深得信任。遂与彭城人刘禹锡、河东人柳宗元等人一起，形成了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集团。他们维护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但宦官俱文珍等反动势力，乘顺宗中风之机，将顺宗长子广陵王李淳立为太子，更名为李纯。又伪造敕书，罢去王叔文翰林学士之职。不巧的是，此时王叔文母亲去世，王叔文不得不归家守丧，革新派顿失首脑。不久，王伾又患中风，大局更为不妙。俱文珍等趁机以顺宗名义下诏，由皇太子监国，再拥之为帝，是为唐宪宗。至此，革新派纷纷遭难：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马，不久便去世；其余柳宗元、刘禹锡等六人都被贬为边远州的司马。这场史称“二王八司马”的“永贞革新”归于失败。

年轻的柳宗元，这次在政治舞台上同宦官、豪族、旧官僚进行了殊死一搏，他的革新精神与斗争意志为世人钦佩，却也遭到政敌的残酷报复。唐宪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即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走到半路，再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永州地处湖南和广东、广西交界的地方，当时甚为荒僻。同去永州的，有他六十七岁的老娘和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一家人到永州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多亏一位僧人相助，寄宿龙兴寺。由于生活艰难，未及半载，母亲卢氏便离开人世，这叫柳宗元最为痛心。更可怕的是，那些恨他入骨的政敌们，依然不肯放过他，不断地造谣诽谤，进行人身攻击，把他丑化成“怪民”，好些年后还骂声不绝。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锥心的失亲之痛，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使柳宗元身心俱损，严重危及健康，最后竟至“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真是“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这样的“被隐逸者”，实在是前所未见。可这位“被隐逸者”所怀有的“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的精神世界，以及所创造出来的思想、文化成果，亦是前所未见。永州期间，柳宗元广泛而深入地钻研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并著述不缀，《封建论》《非〈国语〉》《天照》《六道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诗篇。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

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溪居》）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江雪》）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渔翁》）

伟大的“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却是唐二家，宋六家。柳宗元二居其一，那是褒扬他的散文成就。若要再搞个“被隐逸者”的山水田园诗大评比，可以肯定地断言说，柳宗元又必为中国几大家之一。

要说李泌这位“被隐逸者”，当然不及上列王、柳名头响，却以三仕三隐为特色，如此频繁的入世、出世，在宋代以前真不多见。

李泌少年聪敏，博涉经史，善文工诗，自比有王佐之才。他是个以“隐”求进的代表人物，不屑于科举入仕，避隐嵩山，等待时机。魏晋以来，隐士颇受关注，越是隐而不出，反而名声越大，做大官的机会越多。李泌照走这条终南捷径，一时未见有效，有点坐不住了，自嵩山给唐玄宗上书论政，深得玄宗赏识，令其待诏翰林，为东宫属言。不料却受到国舅杨国忠的猜忌，仅得了个卑官微职。他很是失落，就吟着《长歌行》飘然而去，再隐南岳衡山。寻常沟渠，难容吞舟之鱼；千里良驹，岂为耕种之牛。胸襟不酬，莫若再待。这一等就等来了安史之乱。

至德元年（756），唐肃宗即位灵武，想起“为东宫属言”的李泌来，召他前来参谋军事，类为军师角色。这李泌以诸葛亮自比，运筹帷幄，连出妙招，成就了中兴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的功业。又不料，宠臣李辅国等对功高名显的李泌看不顺眼，大加诬陷。而坐稳龙廷的肃宗李亨则宠爱妃，纵国戚，搞得李泌极不安生。他泪眼婆娑地对皇帝说，臣有五不可留：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臣迹大奇。所以请陛下听臣离去，免臣于死，放归山林可也。于是复归衡岳。然而，青山绿水荡涤不尽满腹经纶，清风明月消融不了王佐之志。李泌他还要“莫若再待”。

仅仅过了五年，唐代宗李豫立，召为翰林学士。这回该大展宏图了吧？真也是命，偏又遇着容不得他的权相元载、常衮等，大受排斥，下放做了杭州刺史。不过虽然遭贬，他还是剑胆熠熠，在杭州任上有所作为。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解决了居民的淡水供应问题。后世苏东坡说：“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咸苦，居民零落。自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据说到现在还有一口古井——“相国井”，铭记着这位“被隐逸者”的功德。

为什么叫“相国井”呢？原来至唐德宗李适时，李泌官至宰相。

如果要讲到作为一位“被隐逸者”李泌的文化贡献，还得从他第一次“被隐逸”说起。肃宗李亨重用他，封为邺县侯，世人因称李邺侯。他是南岳第一个钦赐的隐士，为他在烟霞峰兜率寺侧建房，名之为“端居室”，后人称之为“邺侯书院”，据说是中国书院史上最古老的一所书院。李泌在此隐居十二年，修身养性、纵情山水、博览群书。他的端居室成为中国最早的私人藏书馆。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有句“邺侯家多书，架插三万轴”，可见其藏书之多。在这里，李泌还曾随玄和先生张太虚学习道教秘文，又与懒残和尚（明瓒禅师）等高僧交往甚深。著有《养和篇》和《明心论》。“精于书法”，“尤工于诗”，“有文集二十卷”。

上述前朝这些“被隐逸者”以散兵线出现的局面，至宋有一大变。前面说了，两宋的“被隐逸者”是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人数众多，群星灿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富弼、梅尧臣、苏东坡、陆游、辛弃疾、文天祥……以时间先后可以开出一大串响亮震耳的名字。而且，这个群体还具备另外一大特色：他们大都像李泌那样一贬再贬，并且在一贬再贬后，不像王维那样心如死水，归佛归道，超然物外，也不像三闾大夫那样以死抗争，一了百了。他们虽然被赶出权力中心，赶到江湖民间，但依然“心在天山，心老沧州”（陆游句），一副“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且看如何了却？剑锋指处，救民水火，为政一方，造福万代；同时精勤学问，著书立说，兴学育徒，歌之赋之，做出无愧于时代、彪炳于史册的文化贡献。

下面，笔者就以范仲淹为例，展现这一代“被隐逸者”的历史风采。

25.睦州风光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老年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对自己一生的评说。令人深思并耐人琢磨的是，苏轼一生经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官至正三品，头顶翰林学士、端明殿侍读学士、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荣名，自己对此却视若无有，倒把浸透血泪的三贬生涯奉为平生功业。这一种悲壮的调侃或非调侃，味道太深长！君不见：黄州自有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惠州修有东、西新桥，筑有西湖长堤，引蒲涧山泉入广州，更有一百六十首诗词和数十篇散文歌咏扬名后世。儋州更不用说了，写作诗歌一百七十余首，各类文章一百六十余篇，改定《易传》《论语说》共十四卷，新写《书传》十三卷、《志林》五卷等；同时，开学堂，办书院，育后学，开儋州一代学风……正如他所说：三贬之后，“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一个“被隐逸者”能够如此不废剑胆，琴心永驻，夫复何求？

前文书中提过，苏轼比范仲淹小四十八岁。他可是衷心崇拜范仲淹的“铁粉儿”，未能见到活着的范仲淹，因而遗憾地说：“而公独不见，以为平生之恨。”可以想见，他虽然未能亲拜范仲淹门下，但范仲淹一生行状，尤其是三贬行状，必定是他赞叹并仿效的范本。反过来说，从苏轼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中，也一定可找到范仲淹“被隐逸”后的心路历程和悲壮作为。于是，笔者便有了这样的考察线索：问范公平生功业，睦州、饶州、邓州。如此，虽难得他一生全貌，但总可管窥作为“被隐逸者”范仲淹的一副剑胆琴心。

这里先说“睦州风光”，不是说睦州的自然风光，是要说范仲淹的睦州风光。

睦州创设于隋文帝仁寿三年（603），至北宋时，距京城汴梁三千多里路，属于边远州郡。所以，从唐代开始，这里就成了安置被贬官员——“被隐逸者”的好去处。仅唐代著名的人物就有：辅佐唐玄宗登上帝位的尚书左丞相刘幽求；与姚崇联手开创“开元盛世”的名相宋璟；以《封禅书》闻世，与杜甫交好的名相房琯；长于五言，自称“五言长城”的大诗人刘长卿；与李商隐齐名，时人称为“小杜”的晚唐大家杜牧等，都在睦州“被隐逸”过。科举正兴的唐代官员大多都是高才文士，无不写有文赋诗章。他们在睦州都写过什么？最有名的可能就是小杜的五律《睦州四韵》了。

州在钓台边，溪山实可怜。

有家皆掩映，无处不潺湲。

好树鸣幽鸟，晴楼入野烟。

残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

杜牧在睦州做刺史两年，几首钓台诗中以此首为最，后世认定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依笔者看，全诗写得有点落漠、悲凉，过于小我，尤其最后两句，堂堂士君子，就那么一下子被残春和薄酒打倒，端的少了几分阳刚豪气。同样是个“被隐逸者”，再看睦州范仲淹，那可就高到别一层次了。

对范仲淹来说，睦州之贬，是为二贬，而且这一贬，格外地蒙羞受辱，是让人家“钦差”催着、押着赶出京城的，是在家家团圆庆新春的大正月里被赶出来的，是全家老小一个不留地被赶出京城的。放在别人头上，这个打击就足可令人万念俱灰，一蹶不振。范仲淹呢？凛凛然一道《睦州谢上表》，照样指点朝政，说古论今，既为纲常大礼，更为万民福祉，士君子气十足。前文书中已作引述，这里不再重复。还有一首五律《谪守睦州作》，在此欣赏一下：

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

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

铜虎恩犹厚，鲈鱼味复佳。

圣明何以报，没齿愿无邪。

请特别注意“鲈鱼味复佳”一句。何以抗击异乎寻常的官场打压、庙堂羞辱？唯有“鲈鱼味复佳”。范仲淹在所作睦州诗文中，多次用到“鲈鱼”这个意象，后面还要提及。在这里，范仲淹的“鲈鱼情结”，就是中国士君子传统的“琴心情结”“渔父情结”，就是那个用以对抗“邦无道”的帝王文化的士君子情结，“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晋书·张翰传》说传主“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其实，在范仲淹之前之后，以“鲈鱼”入诗的名句多了：白居易《偶吟》：“犹有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江东。”元稹《酬友封话旧叙怀十二韵》：“莼菜银丝嫩，鲈鱼雪片肥。”皮日休《西塞山泊渔家》：“雨来莼菜流船滑，春后鲈鱼坠钓肥。”欧阳修：“清词不逊江东名，怆楚归隐言难明。思乡忽从秋风起，白蚬莼菜脍鲈羹。”陆游《秋晚杂兴》：“今年菰菜尝新晚，正与鲈鱼一并来。”辛弃疾的《水龙吟》：“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鲈鱼带来的是悠闲、舒适和美好的民间生活，远离庙堂喧嚣，充满人性的自由流淌，是中国文人灵魂永驻的港湾和天堂。此时，范仲淹的凭持就是：我自有“鲈鱼味复佳”的另一方天地接纳我，远离你庙堂怕什么？

范仲淹带着全家，由京城出发东南行，是沿着一条什么样的路线出行的，今天已不可详考，但是，乘着“公共客船”沿淮河走过一段水路是肯定无疑的，有《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三首》诗为证。当时，淮河是京城通往安徽、江苏再转东南各地的黄金水道。淮河，古称淮水，与长江、黄河和济水并称“四渎”，现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它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主峰太白顶西北侧河谷，干流流经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南宋绍熙年间以前，它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现在看这三首诗。

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汨罗。

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

舟楫颠危甚，蛟鼋出没多。

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

妻子休相咎，劳生险自多。

商人岂有罪，同我在风波。

一棹危於叶，傍观亦损神。

他时在平地，无忽险中人。

以常理设想，一个遭贬京官必定心灰意冷，携家去前途难卜的边远谪所，正在心里七上八下没有着落，途中却又遭受江河之险，吉凶不知，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再遇顶头风，真是倒霉透顶，晦气到家了！还有心情作诗吗？又能作出怎样的诗？这么一比较，可就突显出范仲淹的不寻常了。他这位大贬官，此时不仅饶有兴趣地能作诗，而且作出来的哪儿像贬官诗？倒像一个优游江湖的自由派文人在随意遣兴，不过有点多愁善感而已。当朝圣上宋仁宗，当然比楚怀王、楚襄王仁义多了，臣民们谁也不会像屈大夫那样去轻生。本人忠义为本行端品正，还怕什么样的人生风波呀。就说眼前这场淮上风险有什么好怕的，转眼就会没事，你看斜阳正好，回头咱们还要品酒听渔歌呢。我说夫人哪，别抱怨了，劳碌人生自会有风险。你看同船这些商贾们，他们又没有做错什么，不也跟咱们一样担惊受怕吗？这样的险境也真叫人揪心，又不禁令人感悟：自己平安时，可别忘了那些处在危难中的人们啊！

按照那时的车船速度，赴睦州三千里贬官路，范仲淹一家走了三个月左右。对于范仲淹来说，要命的淮上风浪尚且等闲视之，此后进入春光明媚的江南大地，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他诗兴未减，灵感大发，以“顶真”的修辞手法和艺术形式，平生第一次写出了五言绝句组诗《出守桐庐道中十绝》。

一

陇上带经人，金门齿谏臣。

雷霆日有犯，始可报君亲。

二

君恩泰山重，尔命鸿毛轻。

一意惧千古，敢怀妻子荣。

三

妻子屡牵衣，出门投祸机。

宁知白日照，犹得虎符归。

四

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

不道鲈鱼美，还堪养病身。

五

有病甘长废，无机苦直言。

江山藏拙好，何敢望天阍。

六

天阍变化地，所好必真龙。

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钟。

七

万钟谁不慕，意气满堂金。

必若枉此道，伤哉非素心。

八

素心爱云水，此日东南行。

笑解尘缨处，沧浪无限清。

九

沧浪清可爱，白鸟鉴中飞。

不信有京洛，风尘化客衣。

十

风尘日已远，郡枕子陵溪。

始见神龟乐，优优尾在泥。

看得出来，这不是一组纯粹的山水田园诗，也不是一组纯粹的贬官感怀诗，而是一组范仲淹式的自我心灵对话的述怀诗，一个一流庙堂士君子坚守既有情怀、待酬补天壮志的艺术公告。本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志向是不可更移的，敢言直谏的风骨是不可改变的，天天触犯雷霆之怒也在所不惜。虽然说君命重、臣命轻，可是为了维护千古之道与礼，本人绝不敢为了封妻荫子的一己之私而稍有马虎。现在果然因言获罪，贬往睦州，像个流浪江湖的诗人一般落魄。然而，别以为这样的打击就能屈我“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这样的贬黜就能使我意志消沉；恰恰相反，睦州不但可以让我大饱鲈鱼口福，还能养好我屡受磨难与屈辱的身心。孟老夫子的话可一点不迂阔，只有在天地大宇宙之间，方能消解我的浊气，养足我的浩然之气。不信看着吧，本人再进铮言，再显身手的机会有的是。高官厚禄谁不在乎？可本人在乎的是，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真正干出政绩来，否则，那不是我的心志。哈哈，要说到本人心志，也大有云水情怀呢，就说此次东南之行，多么惬意呀，一路上山清水秀，春光宜人，鸟儿就像在镜子里嬉戏一样，几乎让人可以忘掉尘世的一切烦恼。再想到杜牧的诗句“州在钓台边”，就要见到久久向往的严子陵钓台了。说真心话，本人有时真艳羡这位严前辈的人生取向，那才是一种自由自在的长久的神龟之乐啊。

如果说范仲淹第一次被贬河中府，刚过不惑之年，还不谙“被隐逸者”之三昧，还忙着一道一道地上奏折，什么《奏论职田不可罢》、什么《论士人寄贯开封府》、什么《论太后复辟》等等，那么，二贬睦州则大不同，在经过五六年中央政坛的历练，年纪已在望“知天命”，内心世界的格局大多了，可以说是：剑胆正自雄，琴心亦灿烂。就以诗歌创作论，睦州仅半年时间，却成了他平生第一个高潮期，总数在近六十首之多，几乎占他全部诗歌创作成就的五分之一左右。有这样的诗兴诗作，是睦州之美成全了他，是他对睦州之美的独特理解——潇洒之美成全了他。前面说了，此前来过睦州的名人多了，留有诗文名篇的也多了。还没有一个人能像范仲淹一样，一组《潇洒桐庐郡十咏》问世，潇洒二字道出睦州之美，成了睦州一个别名似的，博得天下认同，万世称赞，至今沿用不废，而且更加走俏。这在全国范围内，古往今来，似乎还没听说过第二个。这里应该说明一下的是，“潇洒桐庐”，就是“潇洒睦州”。睦州治所在现在的梅城镇，当时下辖建德、寿昌、淳安、分水等县。它历史上曾三次称郡，一为隋代的遂安郡，一为唐代的新定郡，一为北宋时的桐庐郡。《宋史·地理志》说，宋时每一州名之下都挂一个郡名。比如睦州是正名，别称桐庐郡。谭其骧先生说“两宋三百年则始终只有州名，从没有叫过郡”这话，看来待商榷。下面欣赏《潇洒桐庐郡十咏》：

一

潇洒桐庐郡，乌龙山霭中。

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

二

潇洒桐庐郡，开轩即解颜。

劳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

三

潇洒桐庐郡，全家长道情。

不闻歌舞事，绕舍石泉声。

四

潇洒桐庐郡，公馀午睡浓。

人生安乐处，谁复问千钟。

五

潇洒桐庐郡，家家竹隐泉。

令人思杜牧，无处不潺湲。

六

潇洒桐庐郡，春山半是茶。

新雷还好事，惊起雨前芽。

七

潇洒桐庐郡，千家起画楼。

相呼采莲去，笑上木兰舟。

八

潇洒桐庐郡，清潭百丈馀。

钓翁应有道，所得是嘉鱼。

九

潇洒桐庐郡，身闲性亦灵。

降真香一炷，欲老悟黄庭。

十

潇洒桐庐郡，严陵旧钓台。

江山如不胜，光武肯教来。

一般认为，《潇洒桐庐郡十咏》，是范仲淹对桐庐的山水人文、经济特产、农家习俗、百姓生活所作的生动记述，同时借景抒情，表达自己的潇洒心情。这当然不错。不过，依笔者揣摩，这组诗的深层意境在诗外。

请将这组诗与《出守桐庐道中十绝》相比，发现它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呢？一眨眼不见了“谏臣”“君恩”“虎符”“天阍”“真龙”“万钟”……这样的“皇色”字眼、庙堂用语，也似乎不见了作者的“皇色情结”、家国情怀，但见一片绿莹莹的草根丛中，皆是民间气象，顶多露了点“悟黄庭”，也求的是养生修炼。这还像范仲淹吗？这还是范仲淹吗？这位睦州范仲淹是不是就跟睦州杜牧差不多呢？琢磨头就在这里。

前引杜牧的《睦州四韵》，也是巧借睦州诸般好景，抒发贬官一肚子心思，而且此时杜牧年龄约在四十三岁左右，与范仲淹不差几岁，前曾同是庙堂客，而今都在沦落中，按说这言心言志的诗作也该差不多吧。然而略一品咂，殊异其趣。杜诗哪能品出半点潇洒来？一个“实可怜”，一个“落花前”，活画出失意者“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消极心情。“一世一万朝，朝朝醉中去”；刚刚“乞酒缓愁肠”，即刻又“得醉愁苏醒”。这醉也不是，醒也不是，只好“但将酩酊酬佳节”“半醉半醒游三日”，且将此一腔酒意，万般愁绪，满腹经纶，交付给青楼佳人，红颜知己，落他个“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便又怎的！睦州之后仅数年，五十岁的一代风流才子便撒手人寰，到真正的极乐世界去了。

拿来这个观照，再读范仲淹的《潇洒桐庐郡十咏》，能品出什么滋味呢？第一，没有半点消极；第二，真有十二分潇洒。合起来还是那个大宋第一名士君子典范仲淹，虽然此时身在睦州的田园山水中。然而，对于范仲淹来说，此时外在地夸桐庐潇洒，实际上是内在地夸自己潇洒；此时越夸桐庐潇洒，越证明他自己潇洒。最早看出这一点玄机并表达出来的，估计就数王十朋[36]了。他在《潇洒斋记》中这样写道：“诗言志，公（范仲淹）所至以潇洒见于诗章，则胸中之潇洒可知也。……读《桐庐十诗》，至‘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则知公之潇洒于一郡矣。读‘区别妍媸，削平祸乱’之赋，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记与万言书，则其正色立朝之风采、仗钺分阃之威名、经世佐王之大略，是皆推胸中潇洒之蕴而见之于为天下国家之大者也。读《严陵祠堂记》，至‘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又知公与子陵虽出处之迹不同，易地则皆然。山高水长，非特子陵之潇洒，亦公之潇洒也。”这又一位铁杆“范粉”，为表明崇拜心迹，把自己在饶州的郡斋特别称为“潇洒斋”，写下如上文字之后，末尾感慨道：“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是以名斋。”

温州才子真了得：说桐庐潇洒，公“则胸中之潇洒可知也”。睦州范仲淹潇洒在哪儿？他不是都忘了王事，“黄庭”之外，唯浸淫于隐逸之美了吗？这从诗面上似乎不好看出，那就绕到背后呀。初到睦州，范仲淹很快给晏尚书发出一封私信，并寄出自己的一首新诗《桐庐郡斋书事》。在这里，晏殊既是他的恩师、朋友，也是与庙堂保持一种联系的，不敢轻易割舍的通道。信中虽然也是大赞桐庐之美之潇洒，但一句“惟恐逢恩，一日离去”，一不小心透露出作者的“潇洒”心胸。我范仲淹寄居睦州是不会长久的，我的远大抱负尚未得偿，我的谋国宏图尚未展开，我的人生理想尚未实现，仁宗皇帝是了解我、会重用我的，整个国家和全体老百姓是需要我的；我在睦州不过是疗伤小憩，就像一只大鹏鸟落在小沼泽边上暂栖身，清理羽毛，养精蓄锐，很快就会再高飞远翔；再说，桐庐可不是什么小沼泽，它简直就是一方仙境，分明是上天给予我范仲淹的特别恩赐，“我无一事逮古人，谪官却得神仙境。自可优优乐名教，曾不凄凄吊形影。”（范仲淹《和葛闳寺丞接花歌》）正是：我赞桐庐真潇洒，桐庐送我上青云。杜牧前辈剑胆销、琴心哀的悲伤曲，我范仲淹是绝对不会重奏的，“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宁非我范仲淹之谓乎？

也许，这才是《潇洒桐庐郡十咏》的内在诗意？其诗也轻灵，其心也厚重！

在睦州，最能与范仲淹这种潇洒胸怀对接的一件事，莫过于修建严子陵祠堂了。

要说严子陵祠堂，得先说严子陵钓台。

天下出名的钓台甚多：江苏淮安有韩信钓台，武昌有孙权钓台，陕西磻溪有姜太公钓台，山东濮县有庄子钓台，安徽贵池有萧统钓台，江苏宜兴有任昉钓台，湖北大冶有张子和钓台，北京阜成门外有金王郁钓台……这钓台，那钓台，都比不过严子陵钓台。

严子陵，生于西汉末年，大约在公元前三十七年至公元前四十三年之间，名光，又名遵，字子陵。会稽余姚（今宁波慈溪）人。青少年时代就博学多才，名声很大。南朝刘宋范晔的《后汉书》有《严光传》，全文如下，不长：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

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

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

用现代白话大致翻译一下也不长：严光，字子陵，又名严道，会稽余姚人。年轻时就有很大名声，与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是同学。刘秀坐了天下，他却改换姓名，像从地球上蒸发了一样。刘皇帝知道他的才能，想重用他，就派人画影图形地寻找他。齐地有人报告说：我们这儿有一位男子，披着羊皮袄，坐在水边垂钓。刘皇帝估计是严光，就派上专车，拿上厚礼，让使者去聘请严光。使者往返多次，严光这才给了面子。进得京来，刘皇帝让贵客住在城北的五星级酒店，提供上等服务，早晚的饭菜都有太官亲自侍候。

司徒侯霸[37]和严光一向有交情。他派人送信表示：听说先生您来啦，理当立即来拜访，但因公事缠身，一时难以如愿。希望您晚些时候能屈驾光临。严光没理这个茬，把书简扔给来人，口述回信说：你老兄如今位列三公，混得不错呀。如果你能心怀仁德，辅佐正义，就是天下百姓的福；如果你一味地阿谀奉承，唯刘秀马首是瞻，你就等着完蛋吧！侯霸收到这个信儿，就转呈给皇上。刘皇帝笑着说：这个楚狂人，还是从前那个样子啊！刘皇帝当天就过来看严光。严光呢，嘿，躺在床上不起来。刘皇帝坐在严光床边，亲热地伸手摸着他的肚子说：嗨，老同学，你真不能出来帮我治理国家吗？严光还是闭着眼睛爱搭不理，过了好一会儿，这才睁开眼睛上下打量着刘皇帝，说：“从前人家唐尧那是有德君王，巢父尚且不肯出山帮他，听了从政这种话都要赶快清洗耳朵。这就叫人各有志！你何必要逼我呢？”刘皇帝很无奈：子陵，我真的没办法说服你吗？于是叹息着登车离去。

后来，刘皇帝又把严光请进宫，闲谈些过去的事情，一谈就是几天。这天，刘皇帝似乎不经意间问严光：老同学，你看我比起过去怎么样呀？严光回答说：不怎么样，就是比过去稍微胖了点。晚上，二人睡在一起。严光睡得不客气，把脚压在刘皇帝的肚子上。第二天，太史公慌忙奏报说，昨夜有客星犯帝星，情势很危急。刘皇帝笑着说：没事，昨晚我和老朋友严子陵睡在一起，他睡觉不老实啊。

不久，刘皇帝任命严光为谏议大夫。可严光不肯接受，跑到富春山下种田去了。后人把他钓鱼的地方取名为严陵濑。建武十七年，刘皇帝又特下诏书，请严光进京。这回倒好，严光连来都不来了。严光八十岁那年，在家中去世了。刘皇帝闻听很是悲伤、惋惜，特命当地政府赐给他家一百万钱、一千斛粮食。

本纪之外，还有《刘秀与严子陵书》传世，曰：“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譬之疮痏须杖而行。若绮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颍水之风，非朕之所敢望。”看来这事让汉帝刘秀抱憾终生哈。

单从这一传记看，严光其人，究竟有多大学问和本事？看不出来；他对社会、国家和人民有多大贡献？也看不出来；他身后留下多么丰厚的人文遗产，比如著作等身、名篇不朽？还是看不出来。那么，他的名气怎么会这样大？而且，至宋千年下来那是越来越大，原因何在？这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笔者想随后再说。

有学者根据可靠史料推断，严光的名气在唐初就相当之大，以至他生前在富春江边钓鱼的地方，建起了祠堂，成了世人游览凭吊的名胜之处——严子陵钓台。桐庐籍现代名人周天放、叶浅予合作发表过一篇文章《严先生祠堂》，内中引用初唐洪子舆一首诗如下：

汉主召子陵，归宿洛阳殿。

客星今安在，隐迹犹可见。

水石空潺湲，松篁尚葱茜。

岸深翠阴谷，川回白云遍。

幽径滋芜没，荒祠幂霜霰。

垂钓想遗芳，掇 羞野荐。

高风激终古，语理忘荣贱。

方验道可尊，山林情不变。

二位先生在诗后写道：“则严先生祠堂唐初已有。盖严先生终老富春山，子孙即以为家祠而祠之，第规模狭窄，不为世人注意耳。”初唐去子陵谢世已逾六百年之久，而钓台依然入诗名世，所以成为“荒祠”，可见其修建年月更加久远，说不定汉时就闻名于世了。

不过，应该承认，严子陵钓台在全国十多处名钓台中独领风骚，其原因确如桐庐人董利荣先生所说：“在于范仲淹修建严先生祠的善举和写下著名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范仲淹在谪守睦州期间都做过哪些实事？有人说除了修建严子陵祠堂之外，还创办了龙山书院，请来青年学者李觏施教；又疏浚了梅城东西湖。笔者不敢苟同此说。且不说疏浚州城（那时睦州州治在梅城）东西湖确否，只这兴办龙山书院一事，即无可靠史证。北宋宣和三年（1121），改睦州为严州，治所仍在梅城。仅六年后即进入南宋时代，而成书于南宋的《严州图经》和《景定严州续志》，是两部很权威的严州方志，对此均无记载，一直到明代出版的《严州府志》，也没有范仲淹创办龙山书院的记载。再一个铁证就是，青年学者李觏从未去过睦州，他是后来在饶州才与范仲淹初识的。范仲淹在睦州期间，就结结实实地修建了一座严子陵祠堂。对此，他本人前后三次提到，有白纸黑字为凭。其一，范仲淹《留题方干处士旧居·题记》：“某景祐初典桐庐，郡有七里濑，子陵之钓台在。而乃以从事章岷往构堂而祠之，召会稽僧悦躬图其像于堂。”其二，范仲淹《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某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其为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其三，范仲淹《邵疏先生》：“十月日，右司谏、秘阁校理、知苏州[38]范某，谨奉短书于先生邵公足下：……既抵桐庐郡，郡有严子陵钓台，思其人，咏其风，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能使贪夫廉，懦夫立，则是大有功于名教也。构堂而祠之，又为之记，聊以辨严子之心，决千古之疑。又念非托之以奇人，则不足传之后世。今先生篆高出四海，或能枉神笔于片石，则严子之风复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为教也，亦大矣哉！谨遣郡校奉此，恭俟雅命。”

看来做这一文化工程，范仲淹不但当成头等大事来办，而且是全身心投入，虽然交由“从事章岷”打理，但不啻于“一把手”亲自抓。这不，不但亲笔写出《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连聘请书法家、雕刻家这样的细事，也都绝不假手，亲力亲为这才放心。其实，只要他说句话，让章岷先生去办，效果一点不会差。连他自己在写给晏殊的信中都这么说：章岷“富文能琴，夙宵为会，迭唱交和，忘其形体。郑声之娱，斯实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诗。其为郡之乐，有如此者，于君亲之恩、知己之赐，宜何报焉！”他们之间的关系，已远非同事之谊，早是兄弟般的文友至交了。必得略表一二。

章岷，字伯镇，福建浦城人，后徙江苏镇江。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进士，此时任睦州从事。章岷极有诗才且善琴，陪范仲淹游承天寺时，脱口即是：

古寺依山起，幽轩对竹开。

翠阴当昼合，凉气逼人来。

夜影疏排月，秋鞭瘦竹苔。

双旌容托乘，此地举茶杯。

范仲淹惊曰：“此诗真可压元、白矣！”再随口和之：

僧阁倚寒竹，幽襟聊一开。

清风曾未足，明月可重来。

晚意烟垂草，秋姿露滴苔。

佳宾何以伫，云瑟与霞杯。

这里得提一段争讼公案。范仲淹和章岷同游的承天寺，是睦州乌龙山承天寺，还是苏州承天寺？依笔者浅见，应是前者。紧靠睦州城东北面是乌龙山，因石色乌黑，山势如飞龙而得名。范仲淹在《潇洒桐庐郡十绝·之一》中说“潇洒桐庐郡，乌龙山霭中”，写的就是这座他特别喜爱的山。他常与章岷同游此山，还写了一首《游乌龙山寺》，诗曰：

高岚指天近，远溜出山迟。

万事不到处，白云无尽时。

异花啼鸟乐，灵草隐人知。

信是栖真地，林僧半雪眉。

当时，承天寺就建在州城边一座山上，此山即是乌龙山余脉。寺庙依山而建，寺前有一竹阁，登临其上，州城风物尽收眼底。承天寺便成了文士和州人经常光顾的好去处。

有人说范仲淹从睦州调任苏州，章岷亦随任节度推官。“此诗真可压元、白矣”的《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阁》，就是二人同游苏州承天寺的唱和。还说：宋初，苏州“重玄寺改名为承天寺，当时，身为江苏人的范仲淹正任一代大儒宰相。一日，他与同僚章岷游览重元寺，作《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阁》。”且不论章岷是否随任苏州，也不计较此时范仲淹并非宰相，仅章岷一句“古寺依山起”就把什么也说明白了。据言者考订：历史上承天寺曾几易其名，初名“重云”，误为“重玄”，后称为“承天”“能仁”“双峨”“重元”等诸多寺名。何以建寺？说是天监二年（503），梁武帝萧衍以佛治国，全国崇佛成风。某日傍晚，官员陆僧瓒见自家宅第上空祥云重叠，即奏请梁武帝，建议舍去私产，在原址兴建一座寺庙，取名“重云”。梁武帝欣然应允，并赐匾额“大梁广德重玄寺”。“重云”被御误为“重玄”，只好将错就错。重玄寺一直兴盛到中唐时代，时任苏州刺史的韦应物，曾作《登重玄寺阁》一首：“时暇陟云构，晨霁澄景光。始见吴都大，十里郁苍苍。山川表明丽，湖海吞大荒。合沓臻水陆，骄阗会四方。俗繁节又喧，雨顺物亦康。禽鱼各翔泳，草木遍芬芳。于兹省氓俗，一用劝耕桑。诚知虎符忝，但恨归路长。”著名诗人白居易也在寺内书写了《法华院石壁所刻金字经》碑文，认为“石经功徳契如来付嘱之心”。还有皮日休前来游寺，题诗曰：“香蔓蒙笼覆若邪，桧烟杉露湿袈裟。石盆换水捞松叶，竹径迁床避笋芽。藜杖移时挑细药，铜瓶尽日灌幽花。支公谩道怜神骏，不及今朝种一麻。”……细看这些名家大腕的诗作，均不得“古寺依山起”的要领，真要身在俯看全城的一座山上，大诗人们不会无动于衷吧？再者，苏州城中有这么大一座山吗？

一段闲话撂过，还说章岷。可惜的是，章岷的诗文没能全部流传下来，仅有六首诗存世，而且还不包括那首享尽时誉的《斗茶歌》，现在只能从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略得体会。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

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

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

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

终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贪。

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

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

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

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

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

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

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

吁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蓂。

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

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

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

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

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

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

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

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

斗茶，又称“茗战”，盛行于北宋时期，是古人集体品评茶品优劣的一种民间活动，而文人墨客们略加改变，多在书斋、亭园中兴办，以茶会友，以茶相知。至北宋末年时波及宫闱，连宋徽宗赵佶亦亲自与群臣斗茶，以胜为乐。范仲淹“被隐逸”到睦州后，很快进入当地民间天地，当然少不了参与斗茶活动。他与章岷等人斗茶，章岷先作《斗茶歌》，范仲淹看后佩服有加，连连称颂，即刻和韵，便是上引这首脍炙人口的斗茶诗。悠然吟出，一气呵成，行云流水，优美无比；且用典甚多，商山四皓、首阳二贤、屈子刘伶、卢仝陆羽……全是云水高人；不少名句为后人反复传颂而成经典。有人评说可与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相媲美，信不虚也。

顺便饶舌，范仲淹在诗中所题“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指的是武夷山茶。武夷山茶出名甚早，商周时，它就随“濮闽族”君长进献给周武王。西汉时盛名已著。唐元和年间，孙樵在《送茶与焦刑部书》中提到的“晚甘侯”，便是武夷山茶，这是最早的文字记载。至范仲淹时代，武夷山茶已称雄茶坛，成为贡茶，故诗中才有“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而自己如今品着贡茶，感觉那是好极了，“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这灵魂自由得亚赛神仙呀。

范仲淹还写有一首《依韵酬章推官见赠》：

姑苏从古号繁华，却恋岩边与水涯。

重入白云寻钓濑，更随明月宿诗家。

山人惊戴乌纱出，溪女笑隈红杏遮。

来早又抛泉石去，茫茫荣利一吁嗟。

不期然间，“惟恐逢恩”成了现实，调任苏州说明仁宗不忘仲淹，还会再有好事。然而，对此时的范仲淹来说，喜则喜之，尤有遗憾，百般心事谁知？惟有章岷知心，写诗以赠，正中下怀，遂有酬答。可以说，章岷是范仲淹睦州胸怀的知音者，范仲淹“睦州风光”的活见证。修建严子陵祠堂的重任，他不委托章岷还能信任谁？

经过范仲淹和章岷的合心合力，桐庐从古至今最著名的人文景观——严子陵祠堂重新建成问世了。它花去了多少时日，费去了多少银子，耗掉范、章和多少巧匠、民工的心血汗水，今日已不可考；其实就连他们所修建的这座严子陵祠堂，今人也难得一见了。一九五八年，国家要在七里泷那儿兴修富春江水电站，致使严子祠毁于水下。人们如今看到的景观已是现代货色，那是一九八三年，由桐庐县人民政府重新选址修建的。修旧如旧到何种程度？天知道。唯有一篇入了《古文观止》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那是千古不变的“原生态”。现在欣赏这篇千古绝唱：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某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其为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有心人会看出来：既然严子陵祠至晚在唐初已有，范仲淹文中何以有“始构堂”之语？周天放、叶浅予的解释是“盖取行文之便耳”；董利荣的解释是，原先是私修家祠，范仲淹“是以睦州州府的名义建造”，“从这个意义上说，范仲淹最先建造严先生祠堂也没错”。笔者再加一种解释如何，也许不着边际，此时的范仲淹，已然具备一种精神强势，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强烈自信：纵观历史，环顾天下，谁能比我范仲淹更能理解严子陵呢？我来睦州，宁非天意？你看看眼前这是一副什么景象哟：“只寂寂的看不见一个人类……歪斜的亭子……纵横芜杂的草木……祠堂是废垣残瓦……”（郁达夫《钓台的春昼》）如此怠慢、亵渎先贤严先生，叫我范仲淹情何以堪？修子陵祠者，舍我其谁！从这种前无古人的气势看，“始建”二字也完全担当得起。

这就要回到那个“有难度的问题”了：严光何以名气这么大？转换在范仲淹名下，这个问题就是：范仲淹是如何理解并推崇严子陵的？睦州时期，范仲淹几达知天命之年，而且其人文坐标业已基本划定，人生价值观业已不好更改，社会个性业已鲜明而倔犟。他要走的路是“入世”一途，政治依归是“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社会理想是“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苍生为念，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的歌词说，就是“丈夫在世应有为，为民播下太平春”。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由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知识分子政策先进而科学，读书人只要努力，大都有用武之地，建功立业会有时，名垂青史看自己。所以，两宋热衷于“入世”且多有建树的士君子特多，范仲淹就是早期一位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那么，与这种“普世类型”截然相反、格格不入的“出世”另类严子陵，又怎么能让范仲淹成为自己的铁杆崇拜者呢？他吸引并打动范仲淹的究竟是什么？为此历来都有人感叹：这谜一样的严子陵，问世间谁能真正读懂他？青山无语，绿水凝噎！

据统计从南北朝至清朝就有一千多名诗人、文学家来过此地，留下两千多首诗文。其中名人无算，范仲淹之前最著名者如李白、孟浩然、白居易、杜牧等，之后如苏轼、陆游、李清照、朱熹等，都留有大作。今人从这些古诗中精选上品勒石，得诗碑六十九方，供在碑廊里。李白有诗曰：

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

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

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闲，

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江。

清风洒六合，邈然不可攀。

使我长叹息，冥栖岩石间。

（《古风》）

李白此诗，可视为范仲淹之前“赞美类”的代表作。有没有道不然的呢？晚唐诗人方干就大为质疑，问严子陵：“前贤竟何益，此地误垂钓？”《暮发七里滩夜泊严光台下》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隐居此地不问国事？这不是耽误人生吗？那么，在这两种人生观、价值观中间，你范仲淹将作何认定？

早前书中就交代过，青年范仲淹世界观的形成，深受《易经》的影响。《易经》作为儒家诸经之首，元典中的元典，“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旦造成一个人看世界的独特眼光，其品人论事，必远在儒、道、佛之上，简直就在另一个新世界。难怪今天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易经》乃宇宙语言，真正破解之日，世界将为之改观。作为北宋易学义理派的开创者，作为通解二十七卦的《易义》一书的作者，作为深谙“三才”之道，认定通彼天、地、人，即谓之《易》的范仲淹，他论严子陵必定别有角度，不为寻常褒贬所左右。你看他在《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中，果然从《易经》入手。《蛊》者，六十四卦之一。《蛊》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程子（程颐）注《蛊》上九云：“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怀抱道德，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所处虽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屯》者，亦六十四卦之一，坎上震下，元亨，利贞。《屯》之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一个占定《蛊》上九，一个占定《屯》初九，所以，“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志哉？”而先生之志，必在“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之际。

在中国的士君子群体中，从来就有一种类型，即“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他们甘于寂寞，自生自灭，一代代没于草野荒丘而不为世知。其中能留名于世者，皆因引发了各种故事所致，如许由洗耳，巢父下游饮犊，鲁仲连“义不帝秦”，严子陵不事光武……在中国隐逸者中，此类名人极少，许由、巢父尚在传说之中，鲁仲连不为秦朝办事，但他在别处老忙活，还不是真正的“不屑天下之事”，唯有这严子陵，史载籍籍，确乎是个“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前列种种类型的隐士，再夸他们是“高士”，总多少脱不掉“入世”嫌疑，就连名头最响的陶渊明先生，他也是先仕而后隐呀。可瞧瞧这位严子陵，新朝皇帝王莽请他出山，不去；也好，这王皇帝来路不正，不与他同流合污也罢。可这刘皇帝“根正苗红”，又是你的老同学，这样巴巴儿的一请再请，你把臭脚丫子都捣在人家那“皇肚”上，人家还是照请不误，心诚得让石头人儿都动心，你咋还不给个面子呢？只要你去，那首席宰相还能轮到别人？你上班哪怕搞个弹性时间，刘皇帝也一准高兴。偏这个严子陵呢，“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帝伤惜之”，你让这么好的一位中国皇帝太伤心啦！

范仲淹在品鉴这位特立独行的严子陵时，必定会把自己摆进去，作一种设身处地的思考：严子陵如此真心热爱精神独立与自由，视自己的羽毛如珍宝，视富贵如浮云，超凡脱俗，遗世鹤立，旷达、淡定、坚忍不拔……这不就是古来所说“隐居以求其志”那一种至高境界吗？多少士君子梦想企及而不可得呀！我范仲淹要是他，我能做到吗？某虽不才，要学学张子房、诸葛亮们或为不难，但要让我像严子陵这样“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江”“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陆游《鹊桥仙》），我能做到吗？你别说，还真没有这种打算和勇气，真缺这种“清风洒六合，邈然不可攀”的气派与修炼呢！……人，不论是什么人，总是缺什么稀罕什么，总想弥补什么。范仲淹也是人，这会儿他就最稀罕严子陵，也就最想为严子陵做点什么，好好修一个严先生祠堂，是对一种高标的士君子精神与人格的认同、赞美、向往和追求，是一个自我心理享受的圆梦之举。假如没有这样一种内心世界作依托，他能发出“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万古绝唱吗？讴歌先生，其实也在讴歌一种“范仲淹理想”啊！

范仲淹有这种伟大的“出世”理想吗？正像每一个古代士君子都有一样，他也有。别看他勤于王事，心系民瘼，百事操劳，奉公严厉无私，自律清而且苦，但在他的心里，始终保有一方柔软而宽广如海洋的“琴心”世界。他不仅能够从心理上认同甚或赞赏历代各种隐逸之士，而且在他的现实交往圈子里，根本不乏此类知己朋友。这里只举石曼卿一例。

石曼卿比范仲淹小三岁，名延年，曼卿是他的字，又字安仁，别号叫葆老子。祖居幽州，后迁居宋城，就是今天商丘市睢阳区。身负奇才而官运不通，考一回糊一回，累举不中。宋真宗惜才，“录为三举进士，以为三班奉职”。石曼卿还牛得很，“耻不就”，小官小吏算嘛呀！宰相张知白大为惊异，问他：“你母亲年龄那么大了，你怎么养活她？还挑三拣四呀！”一句话打动了他的孝心，这才勉强就职。这一路就是不断的芝麻小官位，金乡知县、永静军推官、大理评事、馆阁校勘、光禄寺承、大理寺丞之类。石曼卿生性豪放旷达，不拘小节，如今才高而未大遇，遂饮酒自放，愤世嫉俗，青山绿水便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去处。他说他一到山水之间，便会心生融入青绿色彩之间的美妙感觉，于是乘兴读书、弹琴、饮酒、写诗，大得其乐。他的酒量极大，大到什么程度，有个说法。他在京城开封时，结识一位叫刘潜的布衣酒友，这一天，二人相约去一家新开的王氏酒楼喝酒。两人的喝法是见面不说话，好酒即好话，开喝就是。于是一杯接一杯，一坛接一坛，喝个没完没了。从上午喝到中午，从中午喝到下午，眼看日落西山，还不肯放下手中的酒杯。这可把王掌柜看呆了，以为是神仙光顾，打起精神侍候着。天黑了，亮灯了，两人仍然面无醉色，随手撒下一把银子，扬长而去。围观者看得目瞪口呆，此事即刻传遍京城，说有两位神仙到王氏酒楼喝酒，如何如何，这般这般，传成了一段佳话。知者曰：什么神仙不神仙，那是石延年和刘潜！

石曼卿的诗才和书艺皆精。《蓼花州闲录》中有这样一则记载：一次雅士聚会，以“天若有情天亦老”为上联，各出下联，以竞风流。此句乃出自李贺名诗《金铜仙人辞汉歌》，在宋以前就早已闻名，欲对名人名句，那可得见真功夫。石曼卿随口就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一语既出，惊动四座，众人皆五体投地。

据说，石曼卿与范仲淹的庄重、严正不同，活泼洒脱，谈吐幽默，而且善谑。《资谈异语》载：“石曼卿善谑，尝出御马，一日失鞍马惊，曼卿坠地，从吏慌忙扶掖升鞍。曼卿曰，赖我是石学士，若是瓦学士，岂不跌碎乎？”随口几句妙语，解了自家狼狈，也消除了从吏们的担心，一阵笑声过后，尽皆释然。你说他生活作风轻灵曼妙吧，可大事亦不糊涂。与西夏国开战期间，石曼卿受命于危难之际，很短时间内在河北、河东、陕西等地组织起数十万大军，开往前线作战。仁宗皇帝因此赏赐他绯衣银鱼。可惜行将得到重用时，他却一病不起，去世时年仅四十八岁。斯人之死也极浪漫，相传死后成了木芙蓉的花神。宋代盛传在虚无缥缈的仙乡，有一个开满红花的芙蓉城，据说有人在此遇到过他，他告之说：吾乃芙蓉城主，十月芙蓉花神是也。真是个一生妙人！

石曼卿的秉性、才气和人缘俱佳，在当时广为人知，与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蔡襄、滕子京等人都是好朋友。他与范仲淹何时何地相遇相知，尚未见记载，但因诗、酒、琴及其“渔父情结”结缘，必不错矣。石曼卿曾作《太清宫九咏》，范仲淹为其作序。其序云：

谯有老子庙，唐为太清宫，地灵物奇，观者骇异。历代严护，景概所存。若灵溪、涡河、九龙井、左钮再升天桧，皆附于国籍，发乎咏歌，而风人之材，难其破的。余友曼卿，将命斯来，实懂宫事，嗜道之外，乐乎声诗，览灵仙之区，异其八物，益以宫题，而成九咏。观其立意，皆凿幽索秘，破坚发奇，高凌红霓，清出金石，有以见诗力之雄哉！

令人叹惜的是，石曼卿所作《太清宫九咏》已失传。

从范仲淹作品中，还可得一诗、一书、一祭文，很能见出二人交情与各自胸臆，兹录于下。

其诗，《送石曼卿》：

河光岳色过秦关，英气飘飘酒满颜。

贾谊书成动西汉，谢安人笑起东山。

亨途去觉云天近，旧隐回思水石闲。

此道圣朝如不坠，疏封宜在立谭间。

其书，《与石曼卿》：

某再拜。去冬以携家之计，驻羸东郊，朋来相欢，积饮伤肺，赖此闲处，可以偃息。书问盈机，修答盖稀。足下亦复懒发，绝无惠问，非求存慰，欲知起居之好尔。近诗一轴，寄于足下与滕正言。达于诸公，必笑我也。

其祭文，《祭石学士文》：

维庆历三年九月日，具官范某，谨致祭于故友曼卿学士之灵。呜呼！曼卿之才，大而无媒，不登公卿，善人为哀。曼卿之笔，颜精柳骨，散落人间，宝为神物。曼卿之诗，气雄而奇，大爱杜甫，独能嗣之。曼卿之心，浩然无机，天地一醉，万物同归。不见曼卿，忆兮如生。希阔之人，必为神明。尚飨！

范仲淹其诗、其书、其祭文，未见有专家学者专门考订阐述，笔者才力不逮，更不敢置喙，唯请注意祭文中之“曼卿之心，浩然无机，天地一醉，万物同归”。石曼卿心胸“浩然无机”到可同“天地一醉，万物同归”，其与“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子陵境界，还有几多差别呢？范仲淹有心与石曼卿深交，焉知不是追求严先生境界的一种现实弥补？

顺便来一点闲笔。石曼卿英年早逝，在以范仲淹为首的一大群士君子朋友中反响强烈。欧阳修写了《哭曼卿》诗和《石曼卿墓表》，梅尧臣写了《吊石曼卿》，蔡襄写了《哭石曼卿》……这里仅引欧阳修诗文为例。

其诗，《哭曼卿》：

嗟我识君晚，君时犹壮夫。

信哉天下奇，落落不可拘。

轩昂惧惊俗，自隐酒之徒。

一饮不计斗，倾河竭昆墟。

作诗几百篇，锦组聊琼琚。

时时出险语，意外研精粗。

穿奇雾云烟，搜怪蟠蛟鱼。

诗成多自写，笔法颜与虞。

旋弃不复惜，所存今几余。

往往落人间，藏之比明珠。

又好题屋壁，虹霓随卷舒。

遗踪处处在，余墨润不枯。

朐山顷岁出，我亦斥江湖。

乖离四五载，人事忽焉殊。

归来见京师，心老貌已癯。

但惊何其衰，岂意今也无。

才高不少下，阔若与世疏。

骅骝当少时，其志万里途。

一旦老伏枥，犹思玉山刍。

天兵宿西北，狂儿尚稽诛。

而今壮士死，痛惜无贤愚。

归魂涡上田，露草荒春芜。

石曼卿死后，欧阳修派人为其修墓，并亲到墓前祭奠，其祭文曰：

呜呼曼卿！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复归於无物者，暂聚之形；不与万物共尽，而卓然其不朽者，后世之名。此自古圣贤，莫不皆然。而著在简册者，昭如日星。

呜呼曼卿！吾不见子久矣，犹能仿佛子之平生。其轩昂磊落，突兀峥嵘，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精。不然，生长松之千尺，产灵芝而九茎。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下，走磷飞萤！但见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与夫惊禽骇兽，悲鸣踯躅而咿嘤？今固如此，更千秋而万岁兮，安知其不穴藏孤貉与鼯鼪？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

呜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畴昔，悲凉凄怆，不觉临风而陨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尚飨！

范仲淹在睦州期间，还有一件事，使他充分展现其博大浩淼的“琴心情结”、云水襟怀，这就是两访方干故里。

且说这天的祠堂工地上，范仲淹在章岷等人的陪同下进行视察，隔江望去，但见对面山势不俗，白云冉冉，白云深处似有村落显现。章岷即告知，那就是“官无一寸禄，名传千万里”的唐处士方干故里。范仲淹一闻其名，即说：啊，早知桐庐有方干故里，就在这儿呀，这得郑重拜访，走！

“睦州诗派”是唐代一个地域性的诗歌流派。它的提出，首见于谢翱《睦州诗派序》，云：

惟新定自元和至咸通间，以诗名凡十人，视他郡为最。施处士肩吾、方先生干、李建州频、喻校书凫，世并有集。翁征君洮，有集，藏于家。章协律八元、徐处士凝、周生朴、喻生坦之，并有诗，见唐《间气》及《文苑》诸书。皇甫推官以文章受业韩门。翱客睦，与学为诗者，推唐人以至魏汉，或解或否，无以答。友人翁衡取十先生编为集，名曰睦州诗派，以示翱。翱曰：“子，睦人也，请归而求之，毋贻皇甫氏。所云舍近而寻远，则诗或在是矣。”癸巳夏五书双谼精舍。

这个序作于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距宋亡已十五年。可知所谓睦州诗派，命名者为谢翱的门生翁衡。谢翱在序中没有细述翁衡编集原因，或为推崇隐逸精神？或仅为表扬睦州？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从这段文字可知，翁衡所说的“睦州诗派”，包括晚唐的施肩吾、方干、李频、翁洮、章八元、徐凝、周朴、喻凫、喻坦之、皇甫湜十位睦州籍诗人。这里笔者只说方干。

前面引过方干两句诗：“前贤竟何益，此地误垂钓？”彼方干即此方干。听他这口气，分明是“入世”一脉，自己是要忠君爱国，建功立业，匡时济民，名垂青史的了。可事实上呢？

方干字雄飞，听听，雄飞！比川人的“雄起”厉害多了。结果不但没能在科举一途雄飞起来，还一下子跌进草莽之中。不是考试成绩不好，那是相当优异，屡试屡仆的原因说起来甚为可笑，是他小时玩耍跌伤嘴唇破了相，于是有司奏报说：“干虽有才，但科名不可与缺唇人，使四夷闻之，谓中原鲜人士也。”残疾不雅观的人都能中进士做状元，这不是给我们大唐国丢人吗？泱泱大国居然没个全乎人吗？就跟如今歧视乙肝患者一样。这样一来，方干一生与做官无缘，羞于见桐庐父老，跑到会稽鉴湖和仙居板桥隐居起来。这个结果真是始料未及，所以打击特别大，再读自己的“前贤竟何益，此地误垂钓？”不知将作何感想？这么一对比，他可就差下严子陵一个大层次了。不过，话也得说回来，官场少去一顶戴，晚唐多了一大家，有了一位与贾岛、项斯等齐名的著名诗人，睦州诗派才得以有了一位领军人物也。方干从小即善吟咏，深得外公章八元喜爱。章八元是进士出身，大历、建中年间颇负诗名，有“章才子”之称誉。当时另一位诗书大家徐凝也极为看重方干，收为门生，悉心点拨。方干后又和贾岛、李群玉、陈陶、喻凫、李频、曹松、吴融等交往酬唱，诗风大振。他为诗刻苦，自称“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感怀》）、“才吟五字句，又白几茎髭”（《赠喻凫》）。《鉴戒录》称“干为诗炼句，字字无失”，刻画极工。如《旅次洋州寓居郝氏林亭》中“鹤盘远势投孤屿，蝉曳残声过别枝”一联，尤为历来传诵，在当时已颇负盛名。吴融在《赠方干处士歌》中这么写：“句满天下口，名聒天下耳。”孙郃《玄英先生传》说方干：“广明、中和间，为律诗，江之南未有及者。”《四库全书总目》亦称其诗曰：“气格清迥，意度闲远，于晚唐纤靡俚俗之中，独能自振，故盛为一时所推。”方干去世后，门生弟子尊他为“玄英先生”，搜集诗作三百七十多首，编为十卷本《玄英先生集》。

生能博得“官无一寸禄，名传千万里”的赞誉，一个深受屈辱伤害的灵魂也该在天堂悠悠然安息了吧。

笔者相信，范仲淹是怀着与敬重严子陵同样的心情，前去造访方干故里的。事实正是如此。

方干祖籍新定县，即今天的淳安县，后来才迁居桐庐县鸬鹚源，今名芦茨湾，就在严子陵钓台斜对面。范仲淹初访鸬鹚源的具体日期，没有什么记载，四月抵桐庐，此时严子陵祠堂也大致完工，推算下来，时间总在夏末秋初了吧？这当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真的瞻仰了方干故里，且得到了一个令他深感意外的惊喜。这个意外惊喜分三个层次：第一，发现方干后人“尚多儒服”，都是读书人呀，好，好；第二，方干八世孙方楷，前几年刚中了王拱辰榜进士，真是光宗耀祖呀，方高士地下有知该有多么高兴；第三，怎么，方楷正好在家？哎呀太好了，快请来见见！可以想象到，当时的范仲淹是多么欣喜，不由得诗兴大发，挥笔就是一首《留题方干处士旧居》：

风雅先生旧隐存，子陵台下白云村。

唐朝三百年冠盖，谁聚诗书到远孙？

诗的末尾标有自注：“时裔孙楷方登进士科。”清康熙本《范文正公集》附有诗序：

某景祐初典桐庐，郡有七里濑，子陵之钓台在。……见东岩绝壁，白云徐生，云方干处士之旧隐，遂访焉。其家子孙尚多儒服，有楷者新策名而归。因留二十八言，又图处士像于严堂之东壁。楷请刊诗于其左。

范仲淹此诗一出，鸬鹚湾也便有了“白云源”“白云村”之称。他意犹未尽，再赠方楷本人一诗：

高尚继先君，岩居与俗分。

有泉皆漱石，无地不生云。

邻里多垂钓，儿孙半属文。

幽兰在深处，终日自清芬。

方楷乃新科进士，出任鄱阳主簿，又迁上元县令，返家欢聚，本自十分得意，如今赫赫有名的范仲淹大驾光临，且亲赠双诗，更是喜出望外了，遂作诗回赠范公：“莫言寸禄不沾身，身后声名万古存。幸得数篇传宇宙，得无余庆及儿孙。”此时，估计方楷不会想到，范仲淹仅仅过了个把月，居然会二度造访白云村，并且住了一夜。

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说：“夏六月壬申，徙苏州。”这话也对也不对。说对，朝廷任命“徙苏州”调令，的确是“六月”下达的；说不对，因为事实是范仲淹一直拖拉到“十月”才离开睦州，去苏州上任的。这是怎么回事？看看他写给曹都官的信，便可略知一二。那信中有言：“既守桐庐郡，大为拙者之福。朝廷念其无他，移守姑苏。以祖祢之邦，别乞一郡，乃得四明。以计司言，苏有水灾，俄命仍旧。”（《与曹都官书》）原来范仲淹接到调任苏州的诏书，顾忌到那里是自己的老家，不想去，想回避一下，就给上头打报告说，请求重新安排一个地方。上面同意，就通知说那你去明州吧。还没来得及去明州，苏州遭了大水灾，朝廷觉得范仲淹有过成功的治水经历，就又说，你还得先去苏州才行。封建机器的办事效率，古今都差不多。这么来来回回一折腾，过去三五个月也不算慢哈。所以，范仲淹这才有时间修成严子陵先生祠堂，有时间过江探访方干故居，这会儿也有时间再访鸬鹚湾里白云村。那么，怎么知道范仲淹在睦州一直待到十月才离开呢？也有个确证。范仲淹有一首七绝诗《桐庐方正父家藏唐翰林画白芍药予来领郡事因获一见感叹久之题二十八字》，诗曰：

治乱兴衰甚可嗟，徒怜水调诉荣华。

开元盛事今何在，尚有霓裳寄此花。

关键是诗题之后，有一行小字写得明白：“景祐元年十月七日”。这就是说，至少在这年的十月初，范仲淹还在睦州无疑。二访方干故居必定在这以后，因为那是赴苏州上任途中，再进鸬鹚湾的。

范仲淹二次进方干故居，显然带有告别的意思，因为之前先去凭吊了严子陵钓台。他在前引《依韵酬章推官见赠》诗前有小记：“仲淹自桐庐移守姑苏，由江而上登钓台，移小舟南岸宿方处士旧居，章从事闻之有诗见寄，依韵和之。”是呀，在桐庐虽然只盘桓了短短半年，但饱享了“拙者之福”，乃平生最轻松惬意的一段日子，现在就要离开，也许永远不再回来，行前不再看看白云钓台、明月诗家，这心里搁不下呀。从诗的内容看，范仲淹是到了苏州任上才写这首和诗的。身在苏州繁华地，心在桐庐山水间，才有“姑苏从古号繁华，却恋岩边与水涯”之句。想来在严子陵钓台流连了大半天，自忖给地方办了一件实事，总算对得起桐庐百姓，也对得起自己了。看看天色不早，趁着余兴就来在对岸方家。方楷自然上任去了，但其家人盛情接待，也就在此留宿了。“更随明月宿诗家”，上次方楷有诗回赠，他当然是诗家了。明月在天，入住时已然不早了。第二天村民看到自己，男女老少不免十分惊喜，小姑娘们还有点害羞呢。这样的生活美好又短暂，官身不自由，自己还得在名利场上挣扎，哪里是个头啊！全诗像范仲淹对自己的“睦州风光”作了个艺术性小结，也是对自己内心那个“琴心情结”的简短告别词。潇洒桐庐潇洒了自己，再仗剑胆行天下，苏州也就算不了什么！看得出来，此时的范仲淹口中虽叹“茫然荣利一吁嗟”，但心情是愉悦的，气势是鼓鼓的，信心是满满的，没把自己当成个年近半百的人。

此次范仲淹走后，方干的九世孙，也就是方楷的儿子方蒙，品学兼优，文武全才，高中英宗朝许安世榜进士，官至殿中侍御史，荣归故里后，头一件事就是临溪建起“清芬阁”，意出“幽兰在深处，终日自清芬”，以纪念范仲淹。这个富春江边小村庄，仅在两宋期间，连同方楷一共出了十八名进士，其详细难于在此叙出，但大名值得一书：八世孙方楷、九世孙方载、九世孙方蒙、九世孙方鼎、九世孙方参、十世孙方可行、十世孙方安行、十世孙方元若、十世孙方悫、十世孙方元昭、十一世孙方壮猷、十一世孙方挺之、十一世孙方奇之、十二世孙方懋功、十二世孙方懋烈、十二世孙方炳、十三世孙方秘、十三世孙方登。这当然是方家积有祖德风水好，但若说与范仲淹那造访、那诗文、那劝学、那勉励没有一点点关系，也有失公道吧。

26.两篇《灵乌赋》

前文书中说过，以“百官图”风波为标志的第三次碰撞，是以范仲淹为首的庙堂士君子群，与以吕夷简为首的志于禄者群的小规模集体碰撞事件，其结果，自然还是不敌帝王文化，范仲淹贬饶州，欧阳修贬夷陵，余靖贬筠州，尹洙贬郢州……其他“朋党”分子也都没什么好日子过，大家只好祭出看家本领，“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范仲淹《访陕郊魏疏处士》），那就暂且让龙泉入鞘，古琴张弦，山水寄志，诗赋传情，而且是“诗书对周孔，琴瑟亲羲黄。君子不独乐，我朋来远方”。（范仲淹《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君子不言败，要在一种高蹈之乐中舐舔伤口，贻养元气，在相互搀扶与鼓励中打磨剑锋，造东山再起之势。

范仲淹饶州之贬，似应把徙知润州、越州也计算在内，时间上算一个连续无间的小单元，考察其诗文心胸，也真是同一个精神小空间。其间诗文作品甚多，也算他一生又一个创作高潮吧。如何领略范仲淹这一段的剑胆琴心呢？以笔者愚见，读好他的《灵乌赋》最为关键。

要读懂范仲淹的名作《灵乌赋》，先得读懂梅尧臣的《灵乌赋》。要读懂梅尧臣的《灵乌赋》，先得读懂梅尧臣其人。

梅尧臣在特意写作《灵乌赋》以赠范公仲淹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状态呢？这一年他三十四岁，正在任建德县令。此前一路走来，梅尧臣活得不容易。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四月十七日，梅尧臣出生于安徽宣城县。父亲梅让，一生在乡务农。二叔梅询，字昌言，二十六岁中进士，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贤院。梅尧臣的老朋友欧阳修后来写道：尧臣“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传说：他在村头一块长条青石板上读书写字，时间长了，竟将青石板磨得光溜溜的，后来人称“读书石”。梅尧臣原名圣俞，怎么叫成尧臣而以圣俞为字呢？原来有一年，宣城东乡有人要把那块“读书石”拉走做墓碑，乡亲们不让，说这是圣俞读书石。东乡人一听有“圣谕”，吓得即刻退去。圣俞自己也觉得这“圣谕”二字有点不妙，便改名“尧臣”，将来要做个尧王爷那样的圣明君王的贤臣。梅尧臣十二岁那年，叔叔梅询改任襄州通判，把这个富有诗才的侄儿带走，想栽培成材，科举成名。于是，梅询一路走过襄州、鄂州、苏州、陕西京兆府、怀州、池州和广德军诸地，也就把侄儿带了一路。然而，就像命中注定似的，梅尧臣科场蹉跎，屡试不第，始终没能挣得一名进士。叔叔急了，只好让侄儿走“门荫”一途。宋朝有一种“门荫制”，即一人得道，可以带挈子孙做官，官大的还可以带挈兄、弟、侄、甥，甚至诸种门客等做官。这么着，梅尧臣就补了一个太庙斋郎的缺。何谓太庙斋郎？就是人家太庙举行祭祀时，充当各种执事，是个比芝麻粒还要小的官儿，如果算作官儿的话。负名才子不能正途仕进，却当了个劳什子斋郎，这让年轻好胜的梅尧臣觉得很没面子，心灵很受伤，这块心灵隐伤甚至影响了一生的做人做事。

且说宋初诗坛上，有一个声势很冲的诗歌流派，以《西昆酬唱集》得名，故人称“西昆诗派”。代表人物有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其诗风师法晚唐李商隐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呈现出整饰、典丽的艺术特征。但是要从总体上看，西昆体诗的思想内容比较贫乏，与时代和社会隔绝较大，诗人很少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缺乏生活气息。梅尧臣初学写诗走的是西昆诗派路子，而且因缘际会，还成就了一门婚事。他的夫人谢氏乃谢绛（字希深）之妹，而谢绛乃西昆诗派大佬杨亿和钱惟演所最为宝爱、器重者。谢绛之父是太子宾客谢涛，也颇负才名。此时梅尧臣二十六岁，《宛陵先生年谱家世》载：“天圣五年（1027），梅尧臣娶谢氏夫人，乃太子宾客涛之女，知制诰绛之妹也，年二十归于梅氏。”“宛陵先生”者，梅尧臣别称也。婚后不久，梅尧臣调任桐城主簿，掌“出纳官物、销主簿书”一类职责。两年后，再调任河南县主簿。河南县是西京洛阳的首县，当视为升级，有他的岳父谢涛正在西京任事。不久，妻兄谢绛调任河南府通判，因要近亲避嫌，调尧臣转任河阳县主簿，这样以来，光小小主簿就连任了三回。梅尧臣心里憋屈，决心再应进士试，结果还是考糊了。所幸官职没丢，于景祐三年（1036）知建德县，虽说是七品芝麻官，毕竟做了主官，布衣之身跌打了三十多年之后，总算修出一点正果，入了仕宦正途，或可更上层楼也未可知，这真不容易呀，这真得珍惜呀……梅尧臣就是在这种生存状态下，着意为贬在饶州的范仲淹，奉上自己的《灵乌赋》的。现在来看他的作品《灵乌赋》。

乌之谓灵者何？噫，岂独是乌也。夫人之灵，大者贤，小者智。兽之灵，大者麟，小者驹；虫之灵，大者龙，小者龟；鸟之灵，大者凤，小者乌。贤不时而用，智给给兮为世所趍；麟不时而出，驹流汗兮扰扰于修途。龙不时而见，龟七十二钻兮宁自保其坚躯。凤不时而鸣，乌 兮招唾骂于邑闾。乌兮，事将兆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凶不本于尔，尔又安能凶。凶人自凶，尔告之凶，是以为凶。尔之不告兮，凶岂能吉？告而先知兮，谓凶从尔出。胡不若凤之时鸣，人不怪兮不惊。龟自神而刳壳，驹负骏而死行，智骛能而日役，体劬劬兮丧精。乌兮尔灵，吾今语汝，庶或汝听：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喙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尔累。

梅尧臣在北宋当时已是成名大诗人。他的好友欧阳修称其诗“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始终称大他五岁的梅尧臣为“诗老”；稍后点的王安石、刘敞、苏氏三父子等，均对梅尧臣褒赞有加；到了陆游，更是最为佩服，在《读宛陵先生诗》中说：“李杜不复作，梅公真壮哉，岂惟凡骨换，要是顶门开，锻炼无遗力，渊源有自来，平生解牛手，余刃独恢恢。”南宋后期的诗人刘克庄，在《后村诗话》里，甚至盛赞梅尧臣为宋诗的“开山祖师”……盛名之下，谁敢言非？一旦要为尊者讳，连梅公的其他诗文都一再言好，即便有难言之隐时，也轻轻一笔带过。比如这篇《灵乌赋》究竟好不好？从来未见切评，大都像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那样简略表述：“范文正……坐贬饶州。梅圣俞时官旁郡，作《灵乌赋》以寄，公以作赋予报之。”顶多加一句好话：乃梅尧臣对范仲淹的劝慰之作。现代语言很繁琐，有人说：梅尧臣出于对朋友的一番好意，特意撰写了一篇《灵乌赋》赠之，告诫范仲淹要学人中贤，兽中麟，虫中龙，鸟中凤，该出声的时节再出声，千万别学不识时务的乌鸦，老是报凶不报吉，“招唾骂于邑闾”。最后还特别提醒说：从此管好自己的嘴巴，留着吃饭就行，和你那一帮子弟兄们，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唯其如此，才会活得不累啊！只有胡适先生敢说真话：“这篇赋的见解、文辞都不高明。”记有胡适先生这一评价的文章，笔者在后面还要引述。至于对梅尧臣先生《灵乌赋》的艺术品格作评，笔者是门外汉，不敢置喙。若从受赠者范仲淹先生的角度看，笔者觉得梅公此赋的内容和见解，确如胡公所言：“不高明”，甚至是不高明之至！

这得先说说范仲淹与梅尧臣的既往交情。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春，四十三岁的范仲淹结束了在山西河东的一贬生涯，调往陈州任职。赴任途中经过西京洛阳，想顺便探望一下老同年、老朋友谢绛。谢绛比范仲淹小五岁，但发迹早，二十二岁就与范仲淹成了同榜进士。吃饭叙旧中，谢绛指着坐中一位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才俊对范仲淹介绍说，他是我的妹夫梅尧臣，你们认识一下。这就是范、梅相识之始。此时的洛阳城里，以欧阳修为首，聚集着一大批青年文人，所谓“洛下才人”集团，除梅尧臣以外，还有尹洙（字师鲁）等多人。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有过这样的记载：“天圣末，欧阳文忠公文章三冠多士……为西京留守推官，府尹钱思公、通判谢希深皆当世伟人，对待优异。公与尹师鲁、梅圣俞、杨子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几道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劘。率常赋诗饮酒，间以谈戏，相得尤乐。凡洛中山水园庭、塔庙佳处，莫不游览。”此时的范仲淹已然文名、政声在外，更因河中首贬这种雄壮事儿，成为欧阳修这辈年轻文人眼中的明星人物，在洛期间，或有谢绛从中联络，至少与这些粉丝们同游过一次嵩山，遂有《和人游嵩山十二题》，高古名句如：“英雄惜此地，百万曾相距。”“试问捣衣仙，何如补天女。”“天威不远人，孰起欺天意。”“惟抱夷齐心，饮之可无愧。”……这事儿有欧阳修《嵩山十二首》以为对照。青年欧阳修与范仲淹的交谊，前文书中已详细述过，后面还会再有章节叙述。至于梅尧臣与范仲淹相识后如何继续来往，有什么诗文唱和，笔者所见不多，倒是见过一首《读范桐庐述严先生祠堂碑》诗，如下：

二蛇志不同，相得榛莽里。

一蛇化为龙，一蛇化为雉。

龙飞上高衢，雉飞入深水。

为蜃自得宜，潜游江海涘。

变化虽各殊，有道固终始。

光武与严陵，其义亦云尔。

所遇在草昧，既贵不为起。

翻然归富春，曾不相助治。

至今存清芬，烜赫耀图史。

人传七里滩，昔日来钓此。

滩上水溅溅，滩下石齿齿。

其人不可见，其事清且美。

有客乘朱轮，徘徊想前轨。

著辞刻之碑，复使存厥祀。

欲以廉贪夫，又以立懦士。

千载名不亡，休哉古君子。

如此看来，梅尧臣似乎凭吊过严子陵钓台，是应范仲淹之邀还是自行游览，这就不好说了。不过总的来看，两人的交往不是很多，诗文唱和也不会多，深层次的相知也就谈不上，接下来能看得到的记载，就是范仲淹这次做了“三黜人”，谪守饶州，二人以《灵乌赋》相应和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不论二人过从疏密，交情深浅，在以“百官图”事件为峰值的政坛搏击中，甚至包括之前的几次政治风浪中，梅尧臣尽管身处局外，但态度是鲜明的，是站在范仲淹们一边的，对朝中那些范之政敌吕夷简们，是持厌恶、嘲讽和批判姿态的。这有他一系列的诗作为证。如《聚蚊》：

日落月复昏，飞蚊稍离隙。

聚空雷殷殷，舞庭烟幂幂。

蛛网徒尔施，螗斧讵能磔。

猛蝎亦助恶，腹毒将肆螫。

不能有两翅，索索缘暗壁。

贵人居大第，蛟绡围枕席。

嗟尔於其中，宁夸嘴如戟。

忍哉傍穷困，曾未哀癯瘠。

利吻竞相侵，饮血自求益。

蝙蝠空翱翔，何尝为屏获。

鸣蝉饱风露，亦不惭喙息。

甍甍勿久恃，会有东方白。

如《彼 吟》：

断木喙虽长，不啄柏与松。

松柏本坚直，中心无蠹虫。

广庭木云美，不与松柏比。

臃肿质性虚，圬蝎招猛嘴。

主人赫然怒，我爱尔何毁。

弹射出穷山，群鸟亦相喜。

啁啾弄好音，自谓得天理。

哀哉彼 禽，吻血徒为尔。

鹰 不博击，狐兔纵横起。

况兹树腹怠，力去宜滨死。

如《巧妇》：

巧妇口流血，辛勤非一朝。

莠荼时补紩，风雨畏漂摇。

所托树枝弱，而嗟巢室翘。

周公诚自感，聊复赋鸱 。

如《啄木二首》其一：

城头啄枯杨，城下啄枯桑。

朝啄不停咮，暮啄不充肠。

寒风正洌洌，蠹穴虫且殭。

况兹园林迥，剥剥响何长。

尤如《猛虎行》：

山木暮苍苍，风凄茅叶黄。

有虎始离穴，熊罴安敢当！

掉尾为旗纛，磨牙为剑铓。

猛气吞赤豹，雄威蹑封狼。

不贪犬与豕，不窥藩与墙。

当途食人肉，所获乃堂堂。

食人既我分，安得为不祥？

麋鹿岂非命。其类宁不伤。

满野设罝网，竞以充圆方。

而欲我无杀，奈何饥馁肠。

这里，范仲淹所指斥并与之作坚决斗争的吕夷简，在梅尧臣看来，已经不是小小的恶蚊，变成吃人的恶虎了。朱东润在《梅尧臣诗选》中评：“从猛虎的吃人逻辑出发，讽刺辛辣，为自古诗中所罕见。”待到此次交战有了结局，范仲淹和自己的铁哥们儿欧阳修惨遭打击、迫害，被赶出朝堂之后，梅尧臣觉得只写点寓言式的诗，已然不足以泄愤释怀了，便写了《闻欧阳永叔谪夷陵》和《闻尹师鲁谪富水》等。其《闻欧阳永叔谪夷陵》如下：

昔在西都日，居常慷慨言。

今婴明主怒，直雪谏臣冤。

谪向荆蛮地，行当雾雨繁。

黄牛三峡近，切莫听愁猿。

梅尧臣心里想：欧阳修是知交，啥话都好说。对范仲淹可就心态复杂多了：不说点啥吧，他是如今文坛领袖、朝廷重臣，我和欧阳修这些哥们儿还得借重于他，他再要这么不顾后果地与朝廷对着干，于他于我们都不妙呀，那不是一切都谈不上了吗？一定得说说。可怎么说呢？自己跟他也不是特别熟惯，听说老先生又是那种倔脾气，还是绕个弯儿，还来个寓言式吧，借物喻事，就《灵乌赋》吧。写着写着，诗人性情大发，也就忘了为尊者讳，连“吾今语汝，庶或汝听”这样的不客气句式都上去啦。

说梅尧臣不高明，并不在他用这句式那句式，寓言式还是直白式，不高明在于：范仲淹此时在想什么，其实梅尧臣根本没有摸清。

依笔者揣摩，此时的范仲淹，还沉浸在对“百官图”事件的深深反思之中。比起前两次的“朝贺”“废后”风波，这一次关乎“吏治”的斗争太重要了。从青年范仲淹的《奏上时务书》《上执政书》，到后来的“庆历新政”，改革吏治一直是他的首要关注和奋斗的目标。但自从他进入朝堂之后，发现吏治之腐败，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让人深感震惊、痛心和失望。这些身居庙堂之高的文武大员们，谁不是从小饱读圣贤书，绝大多数人都是万里挑一，经过层层科考选拔出来的文人尖子，什么不懂呀！为什么一事当前，就不谨守事君之道呢？就不“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呢？就丢掉“忠臣之事君也，莫先于谏”“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的古训呢？即便做不到“奉君忘身，殉国忘家，临难死节”，也该做个直言之士，绝不为一己之私去“逊言逊行”，这就很难做到吗？就说你吕夷简，身为辅臣，怎么就不学学贤相吕蒙正呢，他可是你的老祖宗呀！还有这个高若讷，你身为谏官，怎么可以如此下作地打压、坑害欧阳修呢，朝中有他们这样一批青年俊秀，这可是国家与百姓的宝贵财富，你忘了你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吗？你看看，你看看，这当朝还有古风犹存的士君子吗？仅仅把我范仲淹贬到饶州，就吓得没几个人敢来送别，一个个像缩回脖子的寒鸦一般。[39]其实送别与否，我范仲淹还在乎这些个世俗小节吗？不是的，由此显现出来的士风萎靡，不知高风亮节为何，让我实在痛心啊！再说说这个仁宗皇帝，也算我心目中一位贤明君王，您是懂得尧舜之道的呀，“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贤俊授任，不以爵禄为恩。故百僚师师，各扬其职，上不轻授，下不冒进。此设官之大端也。”“自古帝王，与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乱；与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则忠臣骨鲠而易疏，佞臣柔顺而易亲。柔顺似忠，多为美言；骨鲠似彊，多所直谏。美言者得进，则佞人满朝；直谏者见疏，则忠臣避世。二者进退，何以辨之？但日闻美言，则知佞人未去，此国家之忧也；日闻直谏，则知忠臣左右，此国家之可喜也。”（范仲淹《奏上时务书》）怎么一让吕夷简们围住，开口闭口“朋党”长‘朋党“短，您就跟着犯糊涂呢？[40]就比如此次政争，是非很清楚，您怎么能放纵坏人整好人呢？这样下去，君不君，臣不臣，国将不国，我们大宋向何处去？真让为臣我伤心、担心，想不通，更不服气呀……正在饶州贬所满心失望、怨愤、担忧，尤其是不服气，加上李夫人刚刚仙逝，自己老病新犯，心里五味杂陈的时节，有人却巴巴儿地指点他说：你老兄别这样好不好，是你这“乌鸦”路走得不对，你不能再往前走了，你得换一种活法，你得扔掉什么三代之风，你得学会明哲保身，沉默是金，难得糊涂呀！……可以想想，这个人高明吗？说轻点这叫根本不理解范仲淹，说重点这叫老大不识趣，没事自个儿找抽。多亏范仲淹沉稳厚重，涵养极深，知道朋友也是为自己好，只能以赋应赋，一来不失交友之道，二来嘛，也是更为重要的，则要借赋言志，向满天下重申自己的崇高理念和伟大抱负，以及不改初衷、永不言败的坚忍不拔。唯其如此，才会有范仲淹所作的境界高广、博大雄奇的《灵乌赋》。他在赋前有小记曰：“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途矣。

“灵乌灵乌，尔之为禽兮，何不高翔而远翥？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将折尔翅而烹尔躯，徒悔焉而亡路。”彼哑哑兮如诉，请臆对而心谕：“我有生兮，累阴阳之含育；我有质兮，处天地之覆露。长慈母之危巢，托主人之佳树。斤不我伐，弹不我仆。母之鞠兮孔艰，主之仁兮则安。度春风兮，既成我以羽翰；眷庭柯兮，欲去君而盘桓。思报之意，厥声或异。警于未形，恐于未炽。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故告之则反灾于身，不告之者则稔祸于人。主恩或忘，我怀靡臧。虽死而告，为凶之防。亦由桑妖于庭，惧而修德，俾王之兴；雉怪于鼎，惧而修德，俾王之盛。天听甚逊，人言曷病。彼希声之凤皇，亦见讥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学太仓之鼠兮，何必仁为，丰食而肥。仓苟竭兮，吾将安归？又不学荒城之狐兮，何必义为，深穴而威。城苟圮兮，吾将畴依？宁骥子之困于驰骛兮，驽骀泰于刍养。宁鹓鹐之饥于云霄兮，鸱鸢饫乎草莽。君不见仲尼之云兮，予欲无言。累累四方，曾不得而已焉。又不见孟轲之志兮，养其浩然。皇皇三月，曾何敢以休焉。此小者优优，而大者乾乾。我乌也勤于母兮自天，爱于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无言兮是然。”

笔者用白话略其大意如下：劈头就是梅尧臣及其不解胸怀者问：“你呀你呀怎么回事？长着翅膀不知道远走高飞，偏给主家报忧不报喜，不是自找倒霉吗？等人家灭了你，后悔可就来不及了。”范仲淹及其志于道者答：生命不易，那是天地化育，雨露滋养，叫作生命诚可贵！再说父母恩情大，君王待我们亦不薄，能有作为时，就得记着感恩，记着报答。尤其是作为人臣，为了国事与百姓福祉，就得直言敢谏，在危机成形、灾难爆发之前，提早报知才是正道。当然啦，做个先知先觉者极难，理解的说你做得很对，不理解的说你不识时务，专来搅人好事。结果往往是，你说了真话惹来横祸害自己；可不说的结局更惨，天下老百姓遭罪受难。权衡之下，还是以“奉君忘身，殉国忘家，临难死节”为准绳吧！为人在世一场，都能让人说你好吗？高贵如凤凰、麒麟，不也遭人诟病和伤害吗？能因此而不彰显自己的价值吗？麟伤再长，浴火重生，活着就得站直了说话，绝不为偷生苟活而保持沉默！当然，可以学学官仓鼠，养尊处优，不干好事，吃得胖乎乎的倒是活得不赖，可官仓里再也收不到民粮时，硕鼠怎么办？还可以学学荒城之狐，躲在自家一方小天地里作威作福，称王称霸，可一旦神火神雷天谴此城，且问狡狐再往哪里跑？说来说去，还是坚信孔孟之道，养吾浩然之气，以天下为己任吧！我们忠君体国，仁义为本，追求大道古风，完全出自本性使然与修养所得，你们理解是这样，不理解也是这样，想说什么说去吧！

品一品吧，就内容、内涵、价值取向、道德高度、文品个性和气派气势论，范仲淹这一“勉（此一‘勉’字太有深意了）而和之”的《灵乌赋》，能与梅尧臣的《灵乌赋》“同归而殊途”吗？完全是殊途殊归，两种境界不同人生观、价值观。一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振聋发聩，除柔祛懦，震古烁今，这是一支怎样的生命壮歌！前面提到胡适先生，他是同时具有中西方文化优势的现代士君子代表人物之一，一九五五年四月，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就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发表在台北《自由中国》第十二卷第七期。这里以全篇推出，可成永志。

几年前，有人问我，美国开国前期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原文是Patric Henry在一七七五年的“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在中国有没有相似的话，我说，我记得是有的，但一时记不清楚是谁说的了。

我记得是在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里见过有这样一句话，但这几年我总没有机会去翻查《困学纪闻》。今天偶然买得一部影印元本的《困学纪闻》，昨天捡得卷十七有这一条：范文正《灵乌赋》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儒。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当时往往专指谏诤的自由，我们现在叫作言论自由。

范仲淹生在西历九八九，死在一〇五二，他死了九百零三年了。他作《灵乌赋》答梅圣俞的《灵乌赋》，大概是在景祐三年（1036）他同欧阳修、余靖、尹洙诸人因言事被贬谪的时期。这比亨利·柏烈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话要早七百四十年。这也可以特别记出，作为中国争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话。

梅圣俞名尧臣，生在西历一〇〇三，死在一〇六一。他的集中有《灵乌赋》，原是寄给范仲淹的，大意是劝他的朋友们不要多说话。赋中有这句子：

凤不时而鸣，

乌哑哑兮招唾骂于邑闾。

乌兮，事将乖而献忠，

人反谓尔多凶。……

胡不若凤之时鸣，

人不怪兮不惊！……

乌兮，尔可，

吾今语汝，庶或我（原作汝，似误）听。

结尔舌兮钤尔喙，

尔饮喙兮尔自遂，

同翱翔兮八九子，

勿噪啼兮勿睥睨，

往来城头无尔累。

这篇赋的见解、文辞都不高明。（圣俞后来不知因何事很怨恨范文正，又有《灵乌赋》，说他“憎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远己不称，昵己则誉。”集中又有《谕乌诗》，说：“乌时来佐凤，署置且非良，咸用所附己民，欲同助翱翔。”此下有一段丑诋的话，好像也是骂范文正的。这似是圣俞传记里一件疑案，前人似没有注意到。）

范仲淹作《灵乌赋》，有自序说：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途矣。

因为这篇赋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所以我多摘抄几句：（胡适先生几乎引用了范仲淹《灵乌赋》之全文，前面已有，故在此略去。）

这是九百多年前一个中国政治家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赋中“忧于未形，恐于未炽”两句，范公在十年后（1046），在他最后被贬谪之后一年，作《岳阳楼记》，充分发挥成他最有名的一段文字：嗟夫，予当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当前此三年（1043）他同韩琦、富弼同在政府的时期，宋仁宗有手诏，要他们“尽心为国家诸事建明，不得顾忌”。范仲淹有《答手诏条陈十事》，引论里说：我国家革三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这是他对所谓“庆历盛世”的警告。那十事之中，有“精贡举”一事，他说：……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皆合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谓救弊之术无乃后时？臣谓四海尚完，朝谋而夕行，庶乎可济。安得宴然不救，并俟其乱哉。……这是在中原沦陷之前八十三年提出的警告。这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忧于未形，恐于未炽”；这就是他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从中国向来知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

中国式的“不自由，毋宁死”，领先西贤七百四十年，这是范仲淹对世界文化所作的杰出贡献，也就是中国士君子文化对世界文化所作的杰出贡献。而今千年过去，“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依然具有无穷的生命张力与现实意义，尤其在中国，君不见，“结尔舌兮钤尔喙”的犬儒懦夫还有多少啊！

胡适先生提到范、梅后事，有《谕乌》《灵乌后赋》之类，二人关系由疏远而演变至反目，结局很僵。虽为他们的“私事”，但极有探讨价值。

据查：范仲淹在饶州时，还邀请梅尧臣同游过庐山。酒席上，梅尧臣即兴作《河豚》诗，有“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扬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之句，足见那时二人的关系尚可。何时恶化的呢，以至于梅尧臣作恶诗相向？难道就因为后来范仲淹再度出山，身为边帅却无视梅尧臣积极从军的意愿？或者重掌大权后未曾关照怀才不遇的梅尧臣？这确如胡适先生所说，算“一件疑案”。笔者向无释疑才具，况千年史案乎！这里只想从范仲淹与李觏的交往历史，反观一下范梅之疑。

其实，范仲淹贬饶州，李觏千里奔波求教，留一段“一字师”佳话等等，笔者在前文书中已有记述，此处要别开生面。李觏字泰伯，比梅尧臣小七岁，也算同辈文人。他与梅尧臣相似的是，也是从小聪颖，父亲早逝，由母亲抚养成人，也是文场运蹇，屡试不第。不同的是，梅尧臣有一个好叔叔，使他得“门荫”之利，在基层官场打拼消磨许多年。李觏可就苦多了，他在后来的《上孙寺丞书》中回忆说：“觏，邑外草莱之民也，落魄不肖。生年二十三，身不被一命之宠，家不藏担石之谷。鸡鸣而起，诵孔子、孟轲群圣人之言，撰成文章，以康国济民为意。余力读孙吴书，学耕战法，以备朝廷犬马驱指。肤寒热，腹饥渴，颠倒而不变。”这倒也好，使青年李觏在艰难忧患和刻苦研读中，砥励意志，拓展胸怀，在民间草野中呼吸自由空气，提纯人生追求，其志已不在庠序之间，而在“康国济民”之境了。这一点，让人很容易想起范仲淹的“澧泉苦读”和“南都求学”来。

李觏的交友之道是：“古之所谓知己者，信其道也，非徒利其身也。不然何山之深而不可庐，何水之广而不可渔？著书传道，求闻于后世，不犹愈于碌碌食众人之食乎？”（《上富舍人书》）本于此道，青年李觏早把范仲淹视为自己的至尊师友了，“百官图”事件发生前后，他就在京都汴梁城里备考，想去拜访范仲淹却找不到机会，“卒无所遇，彷徨而归”。等到范仲淹落难饶州，朝野大都“缩颈”之时，他觉得机会来了，这才风尘仆仆赶奔过去，拜师求教，范仲淹长李觏二十岁，遂订忘年之交。在饶州相聚其间，“一字师”之外，李觏必定要向自己服膺并信赖的范老师尽倾所学所思，经济、吏制、朋党、教育、边务……无所不谈，估计范仲淹后来主持庆历新政时，他特上《庆历民言》三十篇，便梗概于此次饶州长谈中。在《庆历民言》中，李觏把“开讳”作为改革前提，开讳就是打破禁忌，广开言路，言论自由，“闻死而愠，则医不敢斥其疾；言亡而怒，则臣不能争其失。疾不治则死，或非命；失不改则亡，或非数。”只有先行“开讳”，这才谈得上《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关于“康国济民”的文章，《庆历民言》和上述三策之外，他还写有《周礼致太平论》《潜书》《礼论》《平土书》等。李觏的思想极有锋芒，直言风格亚赛范仲淹。“康国济民”是他全部思想的核心部分：“天生斯民矣，能为民立君，而不能为君养民。立君者，天也；养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为亿万人也。民之所归，天之所右也；民之所去，天之所左也，天命不易哉！民心可畏哉！是故古先哲王皆孳孳焉，以安民为务也。”（《李觏集》卷十八）基于此：“生民病伤，四海冤叫。汤武之为臣，不得以其斧钺私于桀纣”，富国强兵，兴利图霸的目的是在安民、济民，而不在于尊君。李觏文思深沉，文笔犀利，不拘成见，比如他以“孔子之言满天地，孔子之道未尝行”之语，辛辣地讥讽那些以孔孟之徒自命，实则貌袭仁义而学无足用的俗儒。他大声疾呼：“救弊之术，莫大乎通变”“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则自天佑之，言无不利矣。”儒家贵义而贱利，李觏则批判这一传统思想，公开倡言：“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孟子谓‘何必言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李觏集》卷二十九）他在《富国策》中开篇即把讲求财利放在富国的首要位置。他说：“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李觏集》卷十六）在李觏看来，礼、政、爱、威是建立在“财用”的物质基础上，只有讲财利、先富国，才能有所成功。他所倡导的这种新义利观，在“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宋朝思想界显得特立独行。出身于社会下层的李觏，对社会问题独具洞察力，社会矛盾的核心原因何在？他说：“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耒耜，谷不得而食也。”（《李觏集》卷十九）“自阡陌之制行，兼并之祸起，贫者欲耕而无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人。野夫有作惰游，况邑居乎！沃壤犹为芜秽，况瘠土乎！饥馑所以不支，贡赋所以日削。”（《李觏集》卷六）那么，想要解决贫富不均，缓和阶级矛盾，其根本办法是变革土地占有制度，为此，李觏反复论证平土均田、抑制土地兼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强调指出“平土之法”是自古以来的“王政”之始，并将成周时代的井田制看作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方案。李觏尤其关注“三农”问题：“古人有言曰：‘谷甚贱则伤农，贵则伤末。’谓农常粜而末常籴也，此一切之论也。愚以为贱则伤农，贵亦伤农。贱则利末，贵亦利末也。”为什么谷价贵贱都伤农呢？由于“具服器”、“营昏丧”、缴纳赋税、偿还借贷等急需现金，纷纷大量出售谷物，“粜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贱。贱则贾人乘势而罔之”，“故曰：敛时多贱，贱则伤农而利末也。”新谷出售后，农民储备的粮食不够，便又不得不向市场购买，购买者一多，粮价“不得不贵，贵则贾人乘势而闭之”，“故曰种时多贵，贵亦伤农而利末也。”（《李觏集》卷十六）从而超越了前人对谷物价格与农业生产关系的认识，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难怪古人评李觏文章是“言言药石，字字规戒”“虽在畎亩，忠赤不能自己”。难怪今人胡适先生称“李觏是北宋的一个伟大思想家。他的大胆，他的见识，他的条理，在北宋学者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对手！……他是江西学派的一个极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导，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也难怪范仲淹对这位忘年小友心怀敬重，称其为“奇士”而念念不忘，饶州之后迁润州，即修书请李觏去执教：“今润州初建郡学，可能屈节教授？”能得到范仲淹的亲笔邀书，多大的荣幸？再有事也要应约。可李觏正忙于撰写《潜书》，不愿分心。这让范仲淹更为佩服，再迁越州后，估计那书也该写完了，就再次修书请李觏赴浙，其书有云“此中佳山水，府学中有三十余人，缺讲贯与监郡诸官，议无如请先生之来，必不奉误……请一来讲说，因以图之，诚众望也”。这一次李觏如约而来，二人再次欢聚洽然。不久，范仲淹因边事紧急调回中枢任职，李觏并无他求，欣欣然返回故里，继续兴学育人，著书立说，那真是“志不在庠序”也！

还有更值得拍案叫好的一笔呢。范仲淹以副宰相之身搞庆历新政时，不是收到过李觏的《庆历民言》三十篇吗？其时还附有一封《寄上范参政书》，信中非但没有半点仰尊之意，反而大发苛责之论，开头就是“喜忧论”：“窃闻明公归自塞垣，参与朝政……忧喜交战。喜者何？谓冀明公立天下之功。忧者何？谓恐明公失天下之名。”为什么呢？李觏接着是“危言耸听”一大段话：“若曰患更张之难，以因循为便，扬汤止沸，日甚一日，则士林称颂不复得如司谏、待制时矣。此所谓恐明公失天下之名也。嗟乎！当今天下可试言之欤！儒生之论，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强国也，岂易可及哉？管子之相齐桓公，是霸也。外攘戎狄，内尊京师，较之于今何如？商鞅之相秦孝公，是强国也。明法术耕战，国以富而民以强，较之于今何如？是天子有帝王之质而天下无强国之资，为忠为贤可不深计？”其大意略谓：你如今主持改革大政，确有“更张之难”，万不可知难而退，因循守旧，扬汤止沸，走了过场，真这样，你当年做司谏和待制时赚得的天下英名可就丢失了。齐桓秦孝称霸天下，那是霸道强国，非王道正途，可不敢再听信管子、商鞅那一套了。这一点不客气的口气，似与梅尧臣那“吾今语汝”（我现在告诉你）的架势颇类，但结果却大相径庭。范仲淹不仅不生气，反而向仁宗皇帝连上两道奏折，力荐李觏出来做官。有一道奏议是连同胡瑗一起保荐的，前文书中已经引用，这里再看另一道奏折：

臣伏见建昌郡草泽李觏，十余年前曾撰《明堂图》并序一首，大约言周家之制，见于《月令》及《考工记》《大戴礼》，而三家之说少异，古今惑之。觏能研精其书，会同大义，按而视之，可以制作。臣于去年十一月录进前人所业十卷，其《明堂图序》为一卷，必在两制看详。今朝廷行此大礼，千载一时，何斯人学古之心上契圣作。臣今再录其《图》并《序》上进，伏望特赐圣览，于朝廷讨论之际，庶有所补。仍乞详臣前奏，殊加天奖，以劝儒林。取进止。六月日。

结果呢，正如前文书中交代过的，李觏终于大器晚成，四十岁那年由范仲淹荐为太学助教，后升直讲，所以后世遂有“李直讲”之名。以布衣起家，以庙堂归宿，这样一个古人眼中还算比较完满的人生结局，肯定是李觏始料未及的。查一下范仲淹文集，他一生诚心力荐的人物，见于文字的多达数十人，却独未见保举梅尧臣的奏状。难怪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记载：“……及公（范仲淹）秉政，圣俞久困，意公必援己，而漠然无意，所荐乃孙明复、李泰伯。圣俞有违言，遂作《灵乌后赋》以责之，略云：‘我昔闵汝之忠，作赋吊汝。今主人误丰尔食，安尔巢，而尔不复啄叛臣之目，伺贼垒之去，反憎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意以其西帅无成功。世颇以圣俞为隘。”梅尧臣在此有点不打自招：我原先为你作《灵乌赋》是要搞交换的，结果你让我什么都没捞着，你太不够意思啦！我这样的“鸿鹄”你不亲近，胡瑗、李觏那样的“燕雀”你却看得金贵，我不骂你几句能行吗？有今人评说这桩公案，作如是说：梅尧臣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他诗写得极好，连皇宫里也有很多他的粉丝，经常送给他宫内的佳酿。可是这位著名诗人却生活困顿，而且一生都郁郁寡欢，因为在科举制度方面，他是个失败者，一辈子没尝过考试成功的滋味，一直到五十岁，同龄人都当宰相了，才被赐了个同进士出身。在那个时代，当不上像样的官，就不能活得像个人，所以在和那些高级文人朋友们交往时，他的很多行为就显得有点吊诡。除了对范仲淹老大不客气，对同代挚友欧阳修也不惜伤害。欧阳修应该算得上是梅尧臣的“贵人”了，主持科举考试时，把他梅尧臣也带上当考官。欧阳修曾写过一首诗：“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孟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郊死不为岛，圣俞发其藏。”这是在夸奖梅尧臣，说韩愈和孟郊两个，在文采上其实旗鼓相当，但是人生境遇却大相径庭，孟郊一辈子穷困潦倒，韩愈则富贵逼人，孟郊死了之后，贾岛并没有得到他的衣钵，现在是梅尧臣继承了孟郊的风骨。可是对这个夸奖，梅尧臣并不认账，他向苏辙发牢骚说：“永叔（欧阳修字永叔）自己要做韩退之（韩愈字退之），却想要强行指派我当孟郊！”没有明着责难，可不满的情绪呼之欲出——差点就要骂娘了，我梅某人难道就应该受穷么！或许，在和朋友们交往中，梅尧臣表现出了一些小心眼和过激行为，但是这种敏感，正是来自于他内心最隐秘的暗伤——一个诗人，没有像样的科举出身，也没有什么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在朋友圈里始终位于下层，怎么着也不开心。

笔者以为，梅尧臣虽有性格上的缺陷，仍不失为一位大诗家，作诗整整三十年，留下一部六十卷《宛陵先生文集》，约二千九百首诗歌、散文和赋，还不包括集外墨宝。笔者想特别强调的是：不论你是一位多么伟大的作家、诗人、画家或者什么家，首先你得是一条文化好汉，一条用士君子文化武装起来的刚强铁汉；否则，这“伟大”二字必定成色不足。

前面说了，范仲淹此次谪守地包括饶州、润州、越州三处，处处都留有这位被隐逸者的诗文歌赋，组合起来又是一部“琴心”交响曲，如果把《灵乌赋》看作主旋律，那么它理应还有副部主题、和声、变奏……不可或缺，并且也应该是非常美妙的，非常值得一同欣赏的。先粗略列出一个清单如下：

《饶州谢上表》

《庐山瀑布》

《题芝山院》

《同年魏介之会上作》

《滕公夫人刁氏墓志铭》

《瀑布》

《升上人碧云轩》

《秋香亭赋》

《和谢希深学士见寄》

《依韵酬黄灏秀才》

《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

《赠钟道士》

《郡斋即事》

《赠茅山张道士》

《江城对月》

《润州谢上表》

《移丹阳郡先游茅山》

《京口即事》

《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访丹阳郡》

《西湖筵上赠胡侍郎》

《过余杭白塔寺》

《与李泰伯书》

《与胡安定屯田书》

《刻唐祖先墓志于贺监祠堂序》

《诸暨道中》

《越上闻子规》

《兵部侍郎胡公墓志铭》

《赠兵部尚书田公墓志铭》

《题翠峰院》

《清白堂记》

《祭胡侍郎文》

《祭蔡侍郎文》

如果说，范仲淹的睦州诗文，总体透出一种潇洒之美的话，那么之后形成的饶州诗文，在历经“百官图”风雨和“缩颈”世态后，潇洒之上多了一层刚烈之美。或许可以这样表述，范仲淹一生诗文的总体风格，就是刚烈中见潇洒，潇洒中见刚烈。剑胆刚烈，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豪迈无畏，气吞山河，坚定不移，虽死无悔；同时又琴心潇洒，早从《易》中识破天机，彻悟人生，云水襟怀，超凡脱俗，清风明月，从容安适。这一种诗魂文魄，在《灵乌赋》之外的饶、润、越诗文中，同样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便在别人写来很单纯轻灵的山水田园诗，范笔也要为其注入刚烈与潇洒，造出一个“迥与众流殊，发源高更孤”的独特境界。《饶州谢上表》中的“有犯无隐，惟上则知；许国忘家，亦臣自信”。《和谢希深学士见寄》中的“谁怜多出处，自省有本末。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回头谏诤路，尚愿无壅遏”。《郡斋即事》中的“三出专城鬓似丝，斋中潇洒胜禅师。近疏歌酒缘多病，不负云山赖有诗。半雨黄花秋赏健，一江明月夜归迟。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依韵酬黄灏秀才》中的“再贬鄱川信不才，子规相爱劝归来。客心但感江山助，天意难期日月回。白雪孤琴弥冷淡，浮云双阙自崔嵬”。《赠钟道士》中的“人间无复动机心，挂了儒冠岁已深。唯有诗家风味在，一坛松月伴秋吟”。《酬叶道卿学士见寄》中的“一入谏诤司，鸿毛忽其身。可负万乘主，甘为三黜人。岂量尧舜心，如日照孤臣。薄责落善地，雅尚过朝伦。……拙可存吾朴，静可逸吾神”。《瀑布》中的“迥与众流殊，发源高更孤。下山犹直在，到海得清无？”《题芝山院》中的“云飞过江去，花落入城来。得食鸦朝聚，闻经虎夜回”。《升上人碧云轩》中的“澄宵半床月，淡晓数峰云。……只应虚静处，所得自兰芳”。《移丹阳郡先游茅山作》中的“竭节事君三黜后，收心奉道五旬初”。《赠茅山张道士》中的“有客平生爱白云，无端半老尚红尘”。《同年魏介之会上作》中的“心存阙下还忧畏，身在樽前且笑歌。”《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访丹阳郡》中的“风波岂不恶，忠信天所扶。相见乃大笑，命歌倒金壶。……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区区？莫竞贵高路，休防馋疾夫。孔子作旅人，孟轲号迂儒。吾辈不饮洒，笑杀高阳徒”。《润州谢上表》中的“臣……徒竭诚而报国，弗钳口以安身。……重烦上听，再贬远方。削天阁之班资，夺神州之寄任。重江险恶，尽室颠危，人皆为之寒心，臣独安于苦节。萧望之口陈灾异，盖无负于本朝；公子牟身处江湖，徒不忘于魏阙。……敢不长怀霜洁，至效葵倾。进则持坚正之方，冒雷霆而不变；退则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特别在《清白堂记》中，《易》中求道，寓意弥深：“观夫大《易》之象，初则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终则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谓乎？又曰“《井》德之地”，盖言所守不迁矣。“《井》以辨义”，盖言所施不私矣。圣人画《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爱其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构亭于其侧，曰清白亭。庶几居斯堂，登斯亭，而无忝其名哉！”……

其实，“三黜人”范仲淹在饶、润、越三州四年多时间里，最能与其《灵乌赋》境界相呼应、相匹配的，除上列嘉言之外，还有众多懿行印证。诸如兴建饶州新州学，修建城北庆明堂，至今留有范公柏、海棠树，和以头名进士彭汝砺为代表的饶州学风文脉。据后人推想，润州府学也是范仲淹在此作“迁客”时兴建的。越州任上最能传颂的义举，莫过于救助户曹孙居中遗属还乡了，这在《序章》中已有记述。

回到本章开头所说范公平生功业，睦州、饶州、邓州。关于邓州功业，当在庆历新政之后，那就后面再补上。

第六章 书生秋点兵

27.范仲淹与韩琦

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载：“康定元年庚辰，三月，公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用陕西安抚使韩琦之言也。”韩琦此名，这是在《年谱》中第一次出现吗？笔者未去细究。

与范仲淹不同，韩琦早贵，《宋史·韩琦传》劈头就说：“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琦风骨秀异，弱冠举进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云见，左右皆贺。”二十岁就差点当了状元，而且祥云缭绕，果然是个仕途幸运儿。另外出身也与范仲淹迥异，生于世宦之家，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要找点相同处，一是三岁时父亲就死了；二是生母社会地位也不高贵，是个婢女。韩国华任泉州剌史时，与婢女连理生下韩琦。但是，作为大宋臣属，韩琦与范仲淹最大的共同点是，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特别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流传最广的美谈发生在宝元元年（1038），韩琦一道《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奏章，参倒当朝宰相王随和陈尧佐，还搭上参知政事韩亿和石中立，四人同日罢职，震动京华。再一件大功德事，也与范仲淹当年江淮赈灾一样，特能以天下苍生为念，于宝元二年，身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在四川实心救灾，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将当地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灾民，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达一百九十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康定元年（1040）正月，西夏李元昊举重兵侵犯大宋国的延州（今陕西延安），三川口一战，宋朝名将刘平全军覆没，兵败被俘，其上司范雍自然难逃干系，降职他调，一时敌焰方炽，边关吃紧。韩琦此时刚好从四川回到京城，危难之际，被朝廷任命为陕西安抚使。韩琦自觉势孤，环顾朝廷上下，可济国难者何在？遂力荐范仲淹可堪大任。这就是开篇《年谱》说的“用陕西安抚使韩琦之言也”。

这里有点思忖头。韩琦比范仲淹小十九岁，可算两辈人。他们的忘年交是怎么回事？若说交情不深，非为知己，韩琦能冒险推荐范仲淹吗？这里用“冒险”二字，一点不错，范仲淹因“朋党”罪名贬在饶州，“缩颈”者甚多，再迁润、越，冷板凳已坐了快五年，此时韩琦偏偏要力荐范仲淹出任边帅，没有风险吗？没有风险的话，他就不会在荐举奏章中说这样的话：“范雍节制无状，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劳之际，臣岂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误国家，当族。”（《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六）意思是说，皇上，我韩琦不怕谁嚼舌头，说我和范仲淹是一伙儿的，我以老韩家大小性命担保，起用范仲淹绝对没错！可以想见，一个人如果不了解另一个人，不信任另一个人，不引为同道知己，谁肯犯这等不要身家性命的傻？可是话又说回来，若说范、韩交情深，怎么个深法？又是怎么相识相交相知的？笔者眼浅，看到的相关资料委实不多，二三十封《与韩琦书》，都是在西北前线同做大帅以后的事，之前莫非只是“神交已久”？且待能者指教。眼前的事实是：经韩琦举荐，仁宗皇帝重新起用范仲淹，三月知永兴军，四月改任陕西都转运使，五月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总揽鄜延路方面的军机事务。而韩琦则为枢密直学士、陕西都转运使，旋又改同于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总揽泾原路方面的军机事务。两位大书生一下子都成了高级“军事干部”。今人可能奇怪：他们既不是军事院校毕业，也从未打过仗，不都是进士出身的文官吗？怎么说改行就改行，立马要去统率千军万马上战场，他们能行吗？他们知兵吗？谁要这么问，就是有点不懂宋朝了，不懂宋朝的文人了。

一般说，中国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兵书共有七部，是：《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只有到了宋代，才由皇帝颁诏，将这七部兵书统一校定成书，号“武经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同时，考试时以“七书”论士，使兵学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武经》本《孙子兵法》成为后世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比欧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早两千三百年。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所阐述的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领域中。自从公元一七七二年法国传教士钱德明，最早将《孙子兵法》翻译成法文以后，至今将近两个半世纪过去，法文版外，英文版的《孙子兵法》就有十七种之多，此外还有外文版如德文、俄文、日文、朝鲜文、西班牙文、捷克文、缅甸文、希伯莱文、罗马尼亚文、泰文、意大利文、荷兰文、阿拉伯文，等等。《孙子兵法》是中国经典著作在全世界影响最大者之一。

如果问，《孙子兵法》为什么会产生在春秋时期？问得好。远古的战争实践，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实践，是《孙子兵法》产生的基础和源泉；之前丰富的兵学理论成果，《军志》《军政》、古《司马法》、令典等，则是《孙子兵法》脱颖而出、跃上峰巅的铺路石；没有思想灵魂不行，恰巧这个时期的社会思潮特别活跃又活泼，那叫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有什么统体思维、辩证思维、象类思维等多样思维方式，成了《孙子兵法》取之不竭的思想文化资源和精神指向；当然，齐人孙子的天赋和创造力也很关键，这与崇武尚智的齐文化不无关系。不过据说至战国时，《孙子兵法》才开始火爆起来，所谓“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有一点值得说明，这个时期的孙武后学们，对“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释、阐发、增益的工作，据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看，都是他们解释、阐发、增益“十三篇”之作，被《汉书·艺文志》收录在《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内。

到了汉代，张良、韩信“序次”，对《孙子兵法》予以整理，带点官方色彩。之后，汉武帝时，由军政扬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又搞了一次整理。汉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将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有了第三次官方整理。这三次整理对《孙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国曹操是最早为《孙子兵法》作注解的人，注释本名曰《孙子略解》。欧阳修有言曰：“世所传孙子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陈皞注，号三家。”宋吉天保有《十家孙子会注》，十家指的是曹操、李荃、杜牧、陈皞、贾林、孟氏、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曹操在《孙子略解序》中批评《孙子兵法》的“训说况文烦富”，应包括《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内。杜牧《注孙子序》中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这里的“削”（删除）其“繁剩”，应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笔（校、注）其精切”，则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称《孙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广泛流传，其余则因其“烦富”且“未得旨要”而陆续散佚。曹操《孙子略解》的问世，标志着《孙子兵法》真正进入了注解的时期。曹注重文字训解，他本人又是军事家，更重实际运用，因此，其注理论性、实践性兼备，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唐代是《孙子兵法》注释的高峰期之一，有《李筌注孙子》，有《贾林注孙子》，有杜佑在《通典》中训解《孙子》，最值得一提的是《杜牧注孙子》。后人好评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其注纵谈横论，广征博引，多有新见。但笔者更推崇的是，他还原“文武同源”理论的杰出贡献。杜牧在《注孙子序》中写道：“冉有曰：‘即学于孔子者，大圣兼该，文武并用，适闻其战法，犹未之详也。’复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曰武，离而俱行。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这段话至少揭示出两个史实：一是在孔子那个时代，士君子们个个都是文武全才，“大圣兼该”；二是后来就步入歧途，文武“分为二道”“亡失根本”，异化知识分子“斯最为甚”。至于“自何代何人”，笔者虽然不敢妄断，大约离不开那个天杀的秦始皇，至少与他脱不开关系，文人只按上一颗赳赳武夫的愚顽脑袋，供他驱使，那要放心得多。

如果说晚唐杜牧从理论上还原了先秦时期“文武同源”的“原教旨”的话，那么，两宋的士君子们则以实际行动践履之。一方面，宋人对孙子研究做出了崭新的重大贡献，学术上的代表作是《十家孙子会注》。学界一般认为，此书就是现今存世的《十一家注孙子》。由于编辑者将各家之说集编一起，突显其重要的军事和史料价值，因而成为后来研究《孙子兵法》者的必读书。此后的孙子书，以《武经》本《孙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孙子》这两个版本为底本不断繁衍，形成了传世版本的两大基本系统。《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施子美《七书讲义》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孙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对后世影响较大。尤其是张、施二人，《张预注孙子》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发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风；施子美《七书讲义》，开疏解、阐发《孙子兵法》之先河。最令人惊喜的是，宋与西夏国长期的边境冲突实践，还催生了西夏文《孙子兵法》的问世，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译本。另一方面，两宋文人回归经典，上承“文武同源”的先秦遗绪，直接从《孙子兵法》中汲取精神营养，比如“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比如“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并以此为行动准则和内在动力，投身到兵学实践中去。还应该注意到，宋代先进的文官制度和士人崇高而自由的社会地位，为他们实现“文武同源”的伟大抱负提供了保证。你想发表谈兵论军的理论见解吗？随便发表好了。于是，梅尧臣的《梅圣俞注孙子》之外，有曾公亮和丁度的《武经总要》，有苏洵的《权书》，有苏轼的《孙武》《策问》，有苏辙的《私试武学策问二首》，有秦观集《将帅》《奇兵》《谋主》诸篇为一体的《进策》……你想就兵事发表具体意见吗？尽管议论好了，于是，有苏舜钦、苏辙的《论西事状》，有欧阳修的《论御贼四事札子》，有张方平《论讨岭南利害九事》，有晁补之的《上皇帝论北事状》，有胡宿的《论边事》……你想与同道交流、切磋、论辩吗？想找谁找谁去，于是，沈起就去找范仲淹论兵，据《宋史·沈起传》载：“起生平喜谈兵，尝以兵法谒范仲淹，仲淹器其材，注孙武书以自见。”还有前文书中说过的那位知兵者李觏，大老远跑到饶州找范仲淹谈什么？当时西北边事正吃紧，他们能不谈谈用兵打仗的事吗？至于你想投笔从戎，或率军出战，或参赞军务，或出使番邦……只要有人举荐即可，绝无政审不合格之虞。君不见，尹洙“自西兵起，凡五六岁，未尝不在其间，故其论议益精密，而于西事尤习其详，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之要，尽当今之利害。”（欧阳修《尹师鲁墓志铭》）。君不见，梅尧臣急于从军，写诗言志曰“军客壮士多，剑艺匹夫衔。贾谊非俗儒，慎无轻寡变”。又给夏太尉竦写信，未果；再给范仲淹写信，也未果，气得把范仲淹着实数落了一回……说来说去一句话，宋代书生皆知兵，数一数吧，从中涌现出多少声震古今的儒将大帅呀，而范仲淹、韩琦者，不过是两位代表人物而已。

那么，书生秋点兵，他们要大显身手了！

28.伴着边患成长

范仲淹与韩琦受命于危难之际，不敢稍怠，分头日夜兼程赶奔边防任所履新。月余后返回京城，联名给仁宗上奏一本，题为“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开头一段颇见纵横交错的历史眼光：

臣等闻三代以还，皆有戎狄之患，以至侵凌中国，被于渭洛。齐晋逐之于前，秦汉驱之于后，中原始清，人伦乃叙。逮于西晋之弱，群胡猾夏；天宝之末，石晋之际，中国不幸皆罹其害。自周世宗北征之后，虽疆土未复，夷夏稍分。我祖宗奕世修备，大庇生民。今西北二方，复相交构，夹困中国。元昊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镇戎，杀伤军民，曾无虚岁。

范仲淹和韩琦在说：事实上，从古至今，中国人始终伴着边患成长。这里只说范仲淹，他就是伴着西夏边患长大的。

苏东坡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有名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天狼”何谓？本指天上犬星，旧说专指侵掠，如屈原在《楚辞·九歌·东君》中就说：“长矢兮射天狼。”苏词之“天狼”，则专指作乱西北的西夏国。

从公元一〇三八年至一二二七年间，在中国西北地区，存在过一个由党项人建立的封建政权，以夏州（今陕西横山县）为国都，称“大夏”，因其在西方，宋人称之为“西夏”。其统治范围大致在今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部分地区，疆域方圆数千里，东至黄河，西至玉门，南界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控大漠，幅员十分辽阔。其实，西夏建国前的历史更长，可以一直追踪到唐初。党项是羌族的一支，隋书说“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那时，他们和吐谷浑经常联合起来对抗强大的吐蕃。唐高宗时，吐谷浑被吐蕃所灭，失去依附的党项羌请求内附，被安置于松州（今四川松潘）。后来，党项羌逐步繁衍成数个大部落，其盟主部落拓跋氏占据今青海东南和甘肃南部地区。到了唐开元年间，为躲避吐蕃军队的劫杀，他们向唐玄宗求救，被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安史之乱起，郭子仪怕党项羌跟着闹事，将当时在庆州的拓跋朝光部迁至银州（今陕西榆林）以北和夏州以东地区，略相当于今天内蒙古鄂尔多斯东南。这个地区也有来头，乃南北朝时匈奴人赫连勃勃的“大夏”旧地，当时称为平夏。所以，迁来的拓跋朝光部就称为平夏部，成了此后西夏皇族的先人。唐僖宗时，首领拓跋思恭因平黄巢有功，被赐以国姓李，封夏国公。从此以后，拓跋思恭及其后代便成为当地一种藩镇势力，其武装被称为定难军，领地范围以夏州为中心，包括夏、绥、宥、银四州，即今鄂尔多斯南部地区。经过二百多年经营，平夏地区极为富饶：以地斤泽地区为核心的肥美牧场，以七里平为核心的农业区，还有特产的上好青盐，年产量可达一万五千斛左右，为平夏部党项羌日后立国争雄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就看会出什么样的人物了。

历史走进宋代。宋太祖虽然坚削藩镇兵权，但对平夏部还算客气，“许之世袭”。但宋太祖一上台，就把李氏亲族一锅端到京城，准备根除西北割踞势力。此时的夏国公名叫李继捧，本事有限，不敢咋的。但他有个族弟李继迁非比寻常，深知一旦入京，无异于蛟龙失水，虎落平阳，没什么活头了。于是他借故逃离，遁入茫茫草原。宋家皇帝还不知道李继迁的厉害，跑了就跑了吧，没太在意，就此由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祖孙三代，给堂堂大宋造出掀天的边患。且说李继迁脱逃后，在外连娶多位当地豪强之女为妻妾，以此积聚力量，势力渐盛。就在范仲淹出生前三年即公元九八六年（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二月，李继迁盘算利害，投奔大宋宿敌辽国，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转年再封夏国王，而李继迁故伎重演，娶大辽宗室女义成公主为妻，以张其势。李继迁颇具政治智慧，在宋辽之间见机跳转，两头取利，身段极为娴熟老辣，请看下面小录：

范仲淹三岁时，即公元九九一年（宋淳化二年，辽统和九年）七月，李继迁归宋，封为银州观察使，赐国姓赵，名保吉。

范仲淹六岁时，即公元九九四年（宋淳化五年，辽统和十二年）年初，李继迁叛宋而去。宋派其族兄李继捧进剿，败，兵马器物被夺。第二年三月，李继迁抢夺宋军送往灵州的辎重，宋军死伤惨重。同年五月，攻击宋西凉府。

范仲淹九岁时，即公元九九七年（宋至道三年，辽统和十五年）年底，李继迁再次脱辽归宋，新继位的宋真宗授其为定难军节度使，领银、夏等五州之地。但李继迁并不买账，跳过年就再次劫夺宋军送往灵州的辎重。

范仲淹十四岁，早已长成有志少年，知道何为边患了。这是公元一〇〇二年（宋咸平五年，辽统和二十年），三月，李继迁身为宋官，却挥兵攻陷灵州，第二年正月改灵州为西平府，设立官衙，按国都规制打造。接着攻占了西凉府。

范仲淹十六岁时，即公元一〇〇四年（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年初，李继迁被六谷蕃兵射杀，其子李德明继位，一如乃父手段，随即投辽，受封为西平王。

范仲淹十八岁时，即公元一〇〇六年（宋景德三年，辽统和二十四年）十月，李德明一转身再归宋，被册封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不久，辽攻高丽得手，一时势大，李德明便暗中通款投靠，被册封为夏国王。就在范仲淹进士及第，初入官场不久，李德明把都城由西平府迁往兴州（今宁夏银川）。这前后，宋真宗病死，宋仁守即位。另一方面，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也正式出场了，他比范仲淹小十五岁，可二十四岁就统率大军袭占甘州（今甘肃张掖市），再攻占凉州（今甘肃武威市），李德明一死，他正式继位。真正建国称帝，搅得大宋惶惶不可终日的，正是这位混世太岁。

李元昊生于公元一〇〇四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据说他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呱呱坠地时，啼声响亮，双目炯炯。尚在髫龄之年，就颇有主见。有一次，李德明遣使臣到宋朝贸易，因换回的东西不合心意，便怒斩使臣。小元昊于是发话道：“吾戎人本从事鞍马，今以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从而杀之，则人谁肯为我用乎？”又据说，青年元昊中等身材，魁梧雄壮，长着一副圆圆的面孔，亮目下，鹰勾鼻子高高耸起，刚毅中带着几分霸气。喜欢穿白色长袖衣，头戴黑冠，身佩弓矢，与一班亲随卫士纵横驰骋。还说他喜读兵书，对汉人的《野战歌》《太乙金鉴诀》一类兵书，更是手不释卷，精心研读。另外文才也不错，精通汉、藏多种语言文字，又懂佛学，后来的西夏文字就是以他为首创造出来的。在宋、夏边境地区，流传过这样一种说法：宋军边帅曹玮早想一睹元昊风采，派人四处打探他的行踪，听说他常到沿边榷市行走，遂几次等候，以期会面，但总不能如愿。于是派人暗中偷画了元昊的形象，一见不由得惊叹：“真英物也！”并由此预见到此人日后必为宋朝大患。曹玮预见真不错，青年元昊野心勃勃，对父亲的和宋政策日益不满：“吾部落实繁，财用不足。苟失众，何以守邦？不若以所得俸赐，招养蕃族，习练弓矢。小则四行征讨，大则侵夺封疆，上下丰盈，于计为得。”父亲李德明心下暗喜，以言相激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正色道：“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英雄之生，当王霸耳。”其实，李德明在被辽国册封为夏国王以后，早有霸图，动用数万民夫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市）西北的敖子山上，修建宫室，绵亘二十余里，极其豪华壮丽，他从夏州出巡敖子山行宫时，“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俨然可与宋朝皇帝比肩。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他就“僭帝制”，追谥其父李继迁为“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第二年夏天，作迁都准备，说：“西平土俗淳厚，然地居四塞，我可以往，彼可以来。不若怀远，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形势利便，洵万世之业也。况屡现休征，神人允协，急宜卜筑新都，以承天命。”于是，改怀远镇为兴州，正式定都。如今看到儿子如此争气，更为得意了。着意派元昊对河西回鹘作战，大胜，遂立为太子。立元昊的生母卫慕氏为后。第二年，为给儿子增加政治资本，仿父亲李继迁娶义成公主故事，再向辽国为儿子请婚，娶辽国宗室女兴平公主为妻。宋明道元年（1032）十月，五十一岁的李德明在为儿子做好建国称帝的各项准备之后死去，他相信这个儿子必定有大作为。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李元昊于公元一〇三八年（宋宝元元年，辽重熙七年）十月，在尽得河西之地之后，正式建国称帝，国号大夏，年号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此时，范仲淹整整五十岁，年在知天命，刚从饶州贬所迁到润州。要再过一年多，历史才会把他推在李元昊对面，来一番政治加军事的大较量。

29.积极防御

书生秋点兵。

当大宋两位超一流书生范仲淹、韩琦戎装出塞，来到西北前线各自的任所时，面前是一个怎样的阵势呢？这得先从横山山脉说起。

横山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区，其北是一望无垠的毛乌素沙漠，其南是陕、甘黄土高原，历来是屏障关中畿辅的战略要地，至宋代，则成为与西夏国的天然分界线，时人和史家多呼其为“山界”。面对西夏犯兵侵入大宋的七条惯常路线，宋朝分环庆路、泾原路、鄜延路三点布防，成犄角之势。环庆路的环、庆（今甘肃省环县、庆阳）地面，山川险固，易守难攻，西夏兵轻易不犯。泾原路的泾、原（今甘肃泾川、固原）地面，向称“关陇锁钥”，这里从来壁垒森严，驻军雄厚，也多为犯兵所不取。鄜延路以延州（今陕西延安）为首，虽然号称“三秦锁钥”，但在宋时却一向疏于防守，特别是承平至安远段二百里许，长宁至黄河段一百里许，“地阔寨疏”，防务基础差，兵员亦不足。这一个薄弱环节，被机敏的李元昊看个正着。宋朝著名的“三败”之一的“三川口之败”，就发生在这一地区。

宋康定元年（1040）正月，自称大夏皇帝的李元昊“御驾亲征”，统率十万大军兵出塞门川（延河上游），先行偷袭金明寨。金明寨是延州北面门户，当时由化州刺史、金明县都监李士彬把守。李士彬并非汉人，乃党项族一位酋长，骁勇善战，号称“铁壁相公”，手下有十八寨羌兵十万之众，周围又有保安、塞门诸寨互为依托，不是个好对付的主。李元昊当然不傻，先使反间计，让人把一封相约“同叛”的信，以及锦袍玉带等物送给李士彬，故意让其上司生疑，结果未得逞。接着再来诱降计，派人悄悄渗入金明寨劝降，被李士彬立斩来使，只留一个活口回去报信。这李元昊真有耐心，也真会动脑子，两计不成，再生一计，他派小股将士不断与李士彬部接战，刚一比划，迅即后撤并大肆放风说“我等闻铁壁相公之名，莫不胆坠地也”，如此重复不久，便有了效果。李士彬的软肋正是经不住夸赞，不免自得自傲起来，有谁敢来劝他则严行责罚，部属多有怨言。李元昊乘机派亲信贺真率部前来诈降，一面继续热捧李士彬，一面暗中拉拢怨恨李士彬的部属，贿以重金，以为内应。贺真再抵延州面见延州知州范雍，说李元昊“欲改过归命”，再投大宋。史书上讲范雍这个人还不错，只是“怯懦无谋”，不是做将帅和封疆大吏的真材实料。他一听元昊来降，不辨真伪，连忙给朝廷报喜，至于守备一事便不管了。李元昊看到时机成熟，决定出手，而且又来了一个声东击西的花招，明攻保安军，暗夺金明寨。范雍闻信又上当了，急忙派主力去援救保安军。金明寨这边，李士彬也放松了警惕，将士们解甲就寝。凌晨时分，西夏主力猛攻金明寨，贺真率内应大开寨门，不费吹灰之力便夺下金明寨，诛杀了李士彬和他的儿子，并一举攻占周边安远诸寨，挥师南下，直逼延州。

延州城内只有数百名士兵，几乎是座空城。范雍大为惊恐，慌忙调集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孙，和驻兵庆州的另一名副都部署刘平前来救援。加上其他三股援兵，宋军约集中援兵万余人，行至三川口（今陕西志丹县南），已然完全掉进李元昊预设的陷阱。

兵不厌诈。李元昊继续用计，他派人化装成“急脚子”，即宋军中传递紧急文书的铺兵，向刘平假传范雍指令：“延州范太尉传语，已等候于城之东门，然暮夜纳众入城，恐透漏奸细，请分队进发，以辨真讹也。”刘平哪知有诈，便分队而发，约间隔五里许再发一队，结果被西夏兵分而歼之。刘平见发出去五十队人马杳无回报，心生疑虑，再找“急脚子”时踪迹全无，情知大事不妙，慌忙整队齐发。行至延州城外五龙川，离城只有五里之遥，未见有什么意外，刚要放下心来，但听一声号炮响过，四下里涌出李元昊千军万马，将宋军团团围困。正是塞外严寒季节，平地积雪数寸，宋军无备，顷刻间土崩瓦解。刘平、石元孙力竭被擒。宋军全军覆没。李元昊乘胜驱兵猛攻延州城，七日不下，忽然天降暴雪，奇寒袭人，只好撤军。延州城侥幸没有陷落，但城北横山一带广大地区从此落入西夏掌控。这就是大宋对西夏用兵史上的著名“三败”之首——三川口之败。这里要为名将刘平惋惜一笔：他是景德三年（1006）进士，当过正直敢言的侍御史，遭时宰丁谓报复，不得已转为武职，效力边关，功劳卓著，是极难得的一代儒将。可惜死于朝廷用人不当，主官昏聩无能，令人扼腕。

败绩传入汴梁，宋廷上下一派乱象。照例，谁也不敢问责皇上，把枢密院三位主官当作替罪羊撸掉了事，当然范雍也是逃不脱的，贬职他用。下一步怎么办？吵来吵去，这才只好请出范仲淹和韩琦，前去救国于危难之中吧。可还是有点不放心呀，于是任夏守赟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任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去临阵节制范、韩两书生。至于运用何种战略战策，对不起，没有，你们俩先提个方案吧。

翻一翻范仲淹文集，涉及西夏用兵的奏疏、荐举、榜约、牒、札子、状、议种种文本近百篇，其中至少有十四款奏疏是与韩琦合奏，这于《韩魏公集》中可作印证。总览这些文字，完全可以勾画出范仲淹的总体御敌方略——积极防御战略，并且能够看出，这一具体方略虽然是到达抗敌前线之后的成果，但筹谋之早，用心之深，着眼点之高，措施之完备，可行性之强……没有三十年工夫不结。也就是说，伴着边患成长的范仲淹，早在青少年时期就留心于此了！不信请打开当年的《奏上时务书》《上执政书》等文章，其“备戎狄”之主张，已然念兹在兹，“论武于朝”了。

战争是什么？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一条，谁的着眼点最高，其总体战略则最优秀。熟读史书尤其是兵书的范仲淹，善于活学活用，古为今用，他在《上攻守二策状》中，巧妙借用汉孝文帝刘恒之口，道出自己西夏用兵的最高和最终目的。汉将军陈武问征讨之计于孝文帝，孝文帝说：

兵，凶器也，难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动心痛伤，何日忘之！未能消距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兵。

战争嘛，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就算你打胜了，也没办法实现你所有的心愿，况且劳民伤财，造成的恶果让人痛心。还是搞积极防御吧，加强国防，有备无患，与对方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好处说不完，且能永不言兵。范仲淹紧接着刘恒说：“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富实，鸡鸣犬吠，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这才是战争的最高和最终目的，一切负责任的战争方略，都应该围绕这个目的而制订、而实施。事实上，范仲淹的对西夏用兵方略——积极防御战略，正是由是而生。

范仲淹在《上攻守二策状·议守》篇中，审时度势，引经据典，从宏观上论证，为何要以战略防守为上策。

臣观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倚远而险，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中国则不然。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银、鞋，馈输满道，千里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此中原积兵之忧，异于夷狄也。臣谓戎虏纵降，塞垣须守，当务经远。古岂无谋臣，观汉赵充国兴屯田，大获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于征伐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垦辟。故下不甚劳，大功克举，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唐置屯田，天宝八年，河西收二十六万石，陇西收四十四万石。孙武曰：“分建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实役其人氓之力。”故赋税无转徙之劳，徭役无怨旷之叹。……倘朝廷许行此道，则委臣举择官员，约古之义，酌今之宜，行于边陲，庶几守愈久而备愈充，虽戎狄时为边患，不能困我中国。

首先，实行总体防御战略，是客观环境决定的。西夏兵远在漠北，风集云散，行踪无定，四处偷袭，成本很低。大宋则不同，你设防御敌，却不得不长期驻军，而“远戍之兵”，换防不易，又受苦又想家，军心可是个大问题。再说吃、穿、用，这些军用物资的长途运输也不好办……这些都是不同于西夏国的实际情况。那么，有什么好办法吗？汉将赵充国兴屯田，曹操分兵军垦，都是养兵备战的成功事例。再说这种做法，孙武老前辈早就予以肯定了。现在，只要皇上同意这一总体战略，我范仲淹吸取前人经验，结合我们的客观实际，立马实施。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弥西夏边患。

当然，有了积极防御的总体战略，还远远不够，还得有一整套实施方案。于此，范仲淹都有出色的筹划与安排，其大致如下。

其一、严边城，修堡寨，实关内。

范仲淹在《论西事札子》中写道：

臣闻兵家之用，在先观虚实之势，实则避之，虚则攻之。今缘边城寨有五七分之备，而关中之备无三二分。若昊贼知我虚实，必先胁边城，不出战则深入，乘关中之虚，小城可破，大城可围。或东阻潼关，隔两川贡赋。缘边懦将不能坚守，则朝廷不得高枕矣。为今之计，莫若且严边城，使之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西则邠州、凤翔为环、庆、仪、渭之声援，北则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东则陕府、华州据黄河、潼关之险，中则永兴为都会之府，各须屯兵三二万人。若寇至，使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岂敢深入？

是呀，要守，要守得住，你得先有坚实牢靠的边防线。范仲淹不光有这样的理论，也有这样的实践。这里笔者试举一例。范仲淹来到延州前线后，视察时发现延安之西至庆州之东的百多里地区是“敌占区”，中间有金汤、白豹和后桥三座边寨为西夏所有，像打进宋界的一个大楔子，“阻延、庆二州径过道路，使兵势不接，策应迂远”，乃兵家大忌。他立即动手解决之，与相关各方协商，调鄜延路步兵一万二千名、骑兵三千名；泾原路步兵九千名、骑兵一千名；环庆路马步军一万八千名；军外番兵若干，共不到四万人马，一举夺回金、白、后三寨，收复失地，使整个边防线连成一片，便于布防设险。接着，范仲淹要“大为城寨，以据其地”：觉得这座堡寨还行，就下令增修加固；觉得那座堡寨并不占地利之便，就撤掉它，另行选择兵家要地，予以重建。他向朝廷报告说：“俟城寨坚完，当留士兵以守之。方诸旧寨，必倍其数。……必严其戒曰：贼大至，则明斥候，召援兵，坚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营田以助之。”这才是积极防御之道的实际应用。

范仲淹积极防御之“严边城，修堡寨”，最成功的范例莫过于修建大顺城了。《宋史·范仲淹传》记其事：“庆（州）之西北马铺砦，当后桥川口，在贼腹中，仲淹欲城之，贼度必争，密遣子纯祐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之。诸将不知所向，行至柔远，始号令之，版筑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顺城是也。”大顺城遗址今称二将城，位于山庄乡雷圪崂村芋台组，地处二将川河与铁匠沟水交汇处南侧山梁，全城地跨两山，周长三千五百米，城墙残高四五米，中间被一条小沟分为南、北二城。北城依山势而建，很不规则，占地约二十万平方米；南城呈长方形，又分为内、外城，占地三十万平方米。大顺城始建于宋天禧五年（1021），整整二十一年后，范仲淹复筑之，宋仁宗御赐“大顺城”。现为甘肃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范仲淹是庆历二年（1042）五十三岁时修大顺城的。《年谱》记载“五月壬申，公徙知庆州，兼管勾环庆路都部署司事。……十月，公以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管勾环庆路都部署司事，兼知庆州。”由鄜延路调环庆路，仍在抗敌第一线。此前在鄜延路时，还修筑了青涧城，修复了承平寨和永平寨，现在换了地方，但既定方略不变，修成了至今还享有盛誉的大顺城。大顺城处在庆州西北方向马铺寨后桥川口，而后桥川正是西夏出兵必经之地，有大顺城在此，就等于卡住了一处咽喉要道。这一点，精明的李元昊当然明白，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在此筑城的。而范仲淹决心要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办这事，这就得跟李元昊斗斗智商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百三十六卷记载说：

庆之西北马铺寨，当后桥川口，深在贼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贼必争，密遣子纯祐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其后。诸将初不知所向，行至柔远，始号令之，版筑毕具，旬日城成。是岁三月也，寻赐名大顺。贼觉，以骑三万来战，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顺既成，白豹、金汤皆截然不敢动，环庆自是寇益少。

看来还是范仲淹智商高，办法妙，瞒过李元昊，十天筑一城，这效率不知在世界筑城史上怎么排名。关于这一段筑城美谈，欧阳修在他这位师友去世后，于《范公神道碑铭序》中又专作记述，与上引文字大同小异，不再重复，唯有一句“于是诸将皆服公为不可及”，必须昭示一下。事过又是二十多年，大顺城下有一战，史称“大顺城之战”，充分证明范仲淹高出李元昊一筹。

这是公元一〇六六年（宋治平三年，西夏拱化四年）三月，西夏遣使祭奠宋仁宗，并贺英宗继位。此时，李元昊已然死去十八年了，由他的儿子毅宗谅祚当国。因为礼仪发生争执，引起西夏怨愤。这年秋天，西夏以“侮其使”为由，发兵十万进攻宋之秦凤、泾原路，宋夏战争再起。夏毅宗谅祚亲率步骑数万围攻大顺、柔远等城寨。宋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蔡挺得报，牢记范仲淹[41]攻守大略，集边民于诸城堡，坚壁清野，令诸军扼守要地，严加戒备，毋轻出战。他认定范公大顺城，城坚难破，固守为上，只是派人秘布铁蒺藜于城外池壕中。倒是觉得柔远之城防不固，遂命副都总管张玉率重兵援防。西夏军猛攻大顺城，强渡池壕者伤亡惨重，急得谅祚近前督战，吃了宋军一弩，差点在大顺城下丢了性命。没法子了，又转去进攻柔远寨。张玉是范公“积极防御”的隔代受益者，以逸待劳多时了，遂率精兵三千人夜袭敌营，西夏军多日苦战，夜半惊魂，只能溃守金汤城。大顺城以完胜告慰范仲淹的在天之灵，再次为范式“积极防御”的无比正确作证。

其二、选良将，练精兵。

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隐固防线，谁来攻守呢？必得良将精兵不可。范仲淹针对边防前线“将帅常患少人”的问题，在《奏乞督责管军臣僚举智勇之人》折中，发表自己的见解说：“国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岂天地生人，厚于古而薄于今？盖选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诸军诸班必有勇智之人，多被管军臣僚人员等递互弹压，不得进用，坐至衰老。”他举例说：“只如朱观，元是军班出身，因历边任，方得将名。”所以，“伏望圣慈专督管军臣僚等，于诸班中搜罗智勇之人，各举一名，不以将校长行，或试以武艺，或观其胆略出众，便可迁转，于边上任使。”在这里，范仲淹还别出心裁，提出一种奖惩办法：“如将来颇立战功，则明赏举主；或屡败军事，亦当连坐。”只有这样，“诸路渐次得人，不致频有那移，免使戎狄谓大国乏才，愈增骄气。况西北二方，将帅之缺实非细事，乞国家常为预备，早加迁擢。”范仲淹进一步建议说：“专于选将者，委枢密院于阖门只候使臣已上选人，三班院于使臣中选人，殿前马步军司于军旅中选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边上试用者，逐旋进呈，据选到人数，以籍记之，候本路有缺，则从而差授。如此则三二年间，得人多矣。”在范仲淹心目中，对古代选将之法颇为欣赏。他在《论西事札子》中，以戍边名将李牧为例，向往道：

然则唐汉之时，能拓疆万里者，盖当时授任，与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与之税赋，而不求速效，故养猛士，延谋客，日练月计，以待其隙。进不俟朝廷之命，退不关有司之责，观变乘胜。如李牧[42]之守边，可谓善破虏矣。

李牧“善破虏”，是君王放得开，将帅自主权大。在这里，范仲淹借古喻今，是有所指的。宋代虽然以“重文抑武”为国策，但执行起来并不坚决，摇摇摆摆，时好时坏，太祖太宗之后越来越不济，总以“朋党”大棒时不时敲打士大夫。这个问题，笔者后面还要细说。范仲淹针对时弊，也要顺便敲打敲打君王，而且他接下来说得更具体、更严峻，在《奏乞许陕西四路经略司回易钱帛》中写道：

西陲用兵以来，沿边所费钱帛，万数浩瀚，官司屈乏，未能充用。其鄜延等四路帅臣，虽有管本路粮草之名，然转运司终是本职，故不敢专行计置。若不委之经度，即边计常是不足。臣等欲乞特降指挥，下鄜延、环庆、泾原、秦凤路经略使司，应本路州军所管钱帛，并许选差除廉干使臣公人等任便回易。其收到利钱，明入省帐收附。所有勾当人等，如能大段回易得利息，委本司具数保明闻奏，特与相度酬赏。所贵有助军费，少纾民力。

范仲淹把将帅主动权问题，提高到理论高度加以强调，在《论夏贼未宜进讨》折中，他引用古代兵法经典说：“兵法曰：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不战可也。”

什么意思？这仗应该打，皇上说别打，那一定得打；这仗打不得，皇上说要打，那还是别打的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谓也！范仲淹认为，一个将帅如果没有这样的气派和担当，那就不是一个好将帅。正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和标准，范仲淹与韩琦一起进行“火线突击提干”，从诸军班中选拔了一大批将校级人才，列表报送朝廷审批。为此二人联名写了一道专折《奏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姓名事》，开头写道：“臣等在边上体量得材武可用将佐人数如后。”这个名单极有史值，不长，兹全录于下：

第一等

泾原路部署署狄青，有度量勇果，能识机变。

鄜延路部署王信，忠勇敢战，身先士卒。

环庆路权钤辖、知环州种世衡，足机略，善抚驭，得蕃汉人情。

环庆路钤辖范全，武力过人，临战有勇。

第二等

鄜延路都监周美，谙练边情，及有武勇。

知保安州军刘拯，人机智胆勇，性亦沉审。

秦凤路都监谢云行，勇力有机，今之骁将。

延州西路巡检使葛宗古，弓马精强，复有胆勇。

鄜延路都监谭嘉震，勇而有知，战守可用。

泾原路都监黄士宁，刚而有勇，可当一队。

鄜延路钤辖任守信，能训练，有机智。

泾原路都监许迁，训练严整，能得众情。

秦凤路钤辖安俊，勇而有辩，仓卒可使。

环庆路都监张建侯，知书戢下，可当军阵。

鄜延路都监张宗武，精于训练，可备偏裨。

在名单最后，举荐人特别加了这样一段话：“数内刘拯、张建侯、张宗武，虽曾改转一资，比诸将未至优异。臣等今同罪举保此三人，乞各转两资及移易差遣。”这是成心要让刘张张三人连升两级并安排更高的职务。在此，要特别讲一下范仲淹与狄青的故事。

前些年有一部五十二集的动画连续剧《大英雄狄青》，在少儿频道银河剧场首播，以每晚八点半一集的形式播出。看过吗？它讲的就是狄青的故事，由不谙世事的小男孩，成长为战西夏、平叛乱的一代英雄。写实的风格，清雅的画风，幽默的人物语言，富于民族气息的音乐……不看有点可惜。这个狄青，正是范、韩举荐名单上那个排在一等头名的狄青。他生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比范仲淹小十九岁，与韩琦同龄，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市）人。狄青出身贫寒，十六岁的时候，他哥哥与乡人斗殴犯事，狄青挺讲义气，自愿代兄受过，被“逮罪入京，窜名赤籍”[43]，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他骁勇善战，而且“战状”极为骇异，每战必披头散发，戴一铜面具，冲锋陷阵，勇冠三军，四年间参加大小战役二十五次，身中八箭，虽身负重伤亦“闻寇至，即挺起驰赴”，继续冲锋陷阵。因为他脸上有刺字，人称“面涅将军”。范仲淹十分偏爱狄青，只是觉得他胸无韬略，于前途有碍，遂有心栽培，授以《左氏春秋》。《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百二十九卷记其事曰：“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术，由是益知名。”知名到什么程度？历官泰州刺史、惠州团练使、马军副部指挥使，皇祐四年（1052）六月，推枢密副使。死后追赠为狄武襄公。

对于练精兵，范仲淹更是有一套。先看他的认知水平：欲练精兵，先得会养兵。范仲淹在《奏论陕西兵马厉害》折中说：

臣窃知陕西禁军、厢军不下二十万众，防秋在近，必须养育训练，以期成功。在乎丰以衣食，使壮其力；积以金帛，示有厚赏，牛酒以悦之，律罚以威之。如此，则兵有斗志，将以增气。虽二十万众，合为一心，有守必坚，有战必强，平寇之期，臣可卜也。若饥不足其食，寒不足其衣，出无壮力，入无厚赏，军有退志，将必丧气。虽二十万众，或有二心，守则不坚，战则不强，平寇之期，未可卜也。

范仲淹这段话的核心意思，简要点说，就是一要爱兵，二是要赏罚分明，此乃养兵三昧。那么，在西夏作战前线养兵，又要养什么样的兵呢？以范仲淹多次反复所强调来看，老弱病残当然首先要淘汰，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多养“土兵”，少养“东兵”。笔者理解，他所说的“土兵”，当指防区本地所征之兵；“东兵”，则指内地所征之兵。他在《上攻守二策状》中说：“臣观今之守边，多非土兵，不乐久戍；又无营田，必烦远馈。久戍则军情以怠，远馈则民力将竭。岁月绵久，恐生他患。此守御之末利也。”他在《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陕西守策》中，再予详细阐述：

又久守之计，须用土兵，各谙山川，多习战斗，比之东兵，战守功倍。然缘边次边，土兵数少，分守不足，更当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里土兵愿改隶边寨者，即迁其家而团集之。……征夫不保其家，离妇颇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则怨起。如得并迁其家于缘边住营，更免出军，父母妻子，乐于完聚，战则相救，守则相安。或谓若士兵携家居于塞下，则全分请给，其费尤多。不然。士兵月给差少，又素号精强，使之戍边，于东兵数复可减，然于逐路渐为增益。二年以来，方能整习，固非一朝可骤改也。

那么，现役军中的老弱与东兵怎么安置呢？有办法。范仲淹在同一奏折中说：老弱“不堪战阵者，宜沙汰之，使归于田亩，既省军费，复增农力。然后东兵三分中一分屯边，以助土兵之势；一分移入次边，或屯关辅，以息馈饷之困；一分归京师，以严禁卫之防”。

沙汰老弱，土兵为主，爱心养之，强将训之，这样以来，还愁练不出精兵吗？还怕李元昊入侵吗？范仲淹在《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中满怀自信地展示道：

一二年间训兵三四万，使号令齐一，阵伍精熟，又使熟户蕃兵与正军参用，收横山一带族帐，可以图之。降我者，使之纳质，厚其官赏，各令安居，籍为熟户；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从则戮。我军鼓行山界，不为朝去暮迁之计。元昊闻之，若举国而来，则我退守边寨，足以困彼之众；若遣偏师而来，我则据险以待之。蕃兵无粮，不能久聚，退散之后，我兵复进，使彼复集，每岁三五出。元昊诸厢之兵多在河外，频来应敌，疲于奔命，则山界蕃部势穷援弱，且近于我，自求内附，因选酋豪以镇之，足以断元昊之手足矣。

其三、主动出击寻战，讲求策略战术。

战略防御可不是消极防御，等着挨打，恰恰相反，它要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凑手时，不断地主动出击，积小胜为大胜，一能练兵，二能反过来巩固边防。翻一翻《续资治通鉴长编》，相关记载不少。卷一百二十八载：“范仲淹遣殿直狄青、侍禁黄世宁攻西界芦子平，破之。”卷一百二十九载：范仲淹派“鄜延路钤辖朱观等袭西贼洪州界郭壁等十余寨，破之。”卷一百三十载：范仲淹遣军“卒城承平等前后十二寨，蕃汉之民，相踵复业。”卷一百二十八还载有最著名的一次军事行动，收复延州门户金明寨以后，都监周美给范仲淹提建议：“贼新得志，其势必复来。金明当边冲，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将遂失之。”这话正中范仲淹所虑，“因属美复城如故。数日，贼果来，其众数万，薄金明，阵于延州城北三十里。美领众二千力战，会暮，援兵不至，乃徙军山北，多设疑兵，贼望见以为救至，即引去。既而贼出艾蒿寨，遂至郭北平，夜斗不解。美悉众使人持一炬从间道上山，益张旗帜，四面大噪，贼惧走，获牛羊、橐驼、铠甲数千计，遂募禁兵筑万安城而还。”在《范文正公年谱补遗》中还记载有这样的史实：范仲淹“牒朱观将领兵军，计会王达、朱吉、王守琪、张宗武，自鄜州西北入德静寨，进兵讨掠族帐。又牒葛怀敏将带周英、郑从政部领兵马离延州，往保安军逼逐蕃贼。仍差刘政充先锋，取路深入，破荡部署”。看来真是用兵频繁，攻必克，战必胜。

打仗还得用谋略，讲求阵仗、战术。此前宋军有一积弊，于阵前对垒极为不利。怎么回事？宋有诏令：部署一级军官将兵一万名；钤辖一级军官将兵五千名；都监一级军官将兵三千名。一旦临阵，先由军阶最低的都监迎战，不敌，再依次出钤辖、部署。这显然很荒唐。范仲淹面对此弊，虽诏令亦必革除，他说：“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遂选出精兵一万八千名，分属六将，每将统三千名，“分命裨佐训饬，不数月，举为精锐。士气大振，莫不思战。”（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迎战时视来敌多少，灵活变阵，首尾照应。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八载：从此，“贼不敢犯”“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这里的“大范老子”，当指范雍。

范仲淹熟知兵法，贵能实用，而且胸中有全局，于排兵布阵以及接战之法，均有上等运筹。他在《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陕西攻策》中早就提出高招，即活用吴起“三师破楚”之策，应对西夏强敌。

臣等请于鄜延、环庆、泾原路各选将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万，骑兵三千，以为三军。以新定阵法，训练岁余，候其精勇，然后观贼之隙，使三军互掠于横山，更进兵。……假若鄜延一军先出，贼必大举来应，我则退守边寨，或据险要，不与大战。不越旬日，彼自困敝，势将溃归，则我环庆之军复出焉。彼若再图点集，来拒王师，则又有泾原之师乘间而入，使贼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则我兵势自振。如宥州、绥州金汤、白豹、折缰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远，求援不及。又我以坚城据之，以精兵临之。彼既乐其土，复逼以威，必须归附，以图安全。三五年间，山界可以尽取。此春秋时吴用三师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横山之势，可谓断其右臂矣。矧汉唐之旧疆，岂今日之生事也。

四、创建永久性后勤保障体系。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无论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后勤保障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具体到与西夏对垒的西北战场，军需、军运问题更是特别突出。对此，范仲淹一早就了然于胸。他不主张进攻战略，不主张大军深入敌区寻战，后勤问题是忧患之最。他在《论西事札子》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缘大军之行，粮车甲乘，动弥百里。虏骑轻捷，邀击前后，乘风扬沙，一日数出。进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饮，沙漠无所获，此所以无功而有患也。”又在《上攻守二策状》中再三强调：“绝漠风沙，迷失南北。馈运辎重，动有钞掠。”绝对不可长途奔袭。然而，即便实行积极防守战略，后勤保障依然是个大问题，你范仲淹如何解决？纵观他治边三年作为，大致可以看出其主导思想是，以屯田、入中、开榷场为三大杠杆，在西北战区建立一套永久性后勤保障体系。

范仲淹行屯田，前文书中已然道出，不再重复。唯屯田一法，古已有之，这里略作叙述。中国历代都有边界战争，往往持续时间很长，有长达几十年者。为了维持军需，就要建立一定形式的粮食生产基地，而这种粮食生产基地，最好建在距离战区不远的地方，以方便转输。这种方法，就是屯田。政府利用戍卒或农民、商人垦殖荒地，由此取得军饷和税粮。有军屯、民屯、商屯之分。屯田始于秦汉。秦以前的战争，持续时间都不长，无需屯田。到秦始皇与匈奴开战，最先遇到了后勤保障问题，于是“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徒适戍以充之”。这可以说是屯田之先声。

汉文帝时，匈奴国力强盛，时常犯边。晁错进策，认为士卒轮流戍边不是长久之计，主张用招募之法，有计划的移民，发展边疆地区的生产，把卫国和保家联系在一起，其实施步骤是：先把国家出卖爵位所获得的粮食用于边防屯垦事业，再选择水草丰茂的边地作为移民地点，筑城修堡，给移民提供房舍以及农具、种子，配备医生和巫师等等。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意见，成效不错。而范仲淹前举赵充国屯田例，是汉宣帝手里的事。那时，西北羌人发动武装叛乱，进犯过境，攻占城镇，残害边民。名将赵充国已经七十岁了，毛遂自荐，挂帅出征。他在对粮食辎重等后勤保障状况进行了详细调研后，觉得只有在边塞屯田，方可不误战事。于是，以一万多名军士，开垦田地两千余顷，“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西羌的五万兵马，竟然被赵大帅陆陆续续消灭了四万六千余人，几乎消灭光啦。赵充国由此总结出著名的“留四便宜十二事”，即屯田的十二大好处。想必范仲淹早就熟读此文，铭记在心。

范仲淹还熟知曹操屯田事。建安元年（196），曹操采纳枣祗和韩浩的建议，在许都（今河南许昌市）附近进行屯田。屯田的土地是无主荒地，劳动力、耕牛、农具是在镇压黄巾起义中掳获的，也有一部分劳力是招募的。据说当年屯田收获谷物百万斛，“于是州郡列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并群贼，克平天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魏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每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其上置典农都尉、典农校尉、典农中郎将，不隶郡县。其收获与国家分成：使用官牛者，官六民四；使用私牛者，官民对分。屯田农民不得随便离开屯田。军屯以士兵，六十人为一营，一边戍守，一边屯田。曹魏屯田对安置流民、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曹操统一北方创造了物质条件。

自此经两晋、南北朝、隋唐以降，再到宋代范仲淹，各代都推行过边防屯田。纵观屯田史，其利远大于弊。如果没有屯田，历代中央王朝统一西域的进程是难以实现的。西域地处西陲，距内地路途遥远，古代交通不便，要想靠内地军资去支持一支戍边大军，那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公元前八十九年，汉武帝派军攻打车师，胜则胜矣，代价惨重。他慨叹道：“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颇堪为不兴屯田者戒。有了屯田，就可以避免由内地向边境地区长途运输所造成的巨大消耗。请注意，造成这种巨大消耗的主体，倒不是军队本身，而是运输物资的民夫。有学者研究汉简得出结论说：汉代从关中运粮到河西走廊西部，每运到一石粮食，路途消耗多达十石，若要到达西域，则会消耗更多。史书也有记载，《汉书·主父偃传》称：“起于黄腄、琅玡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多高的成本消耗啊！范仲淹面对现实，以史为鉴，力行屯田古法，为建立永久性后勤保障体系兹立首功。

在范仲淹文集里，有一道奏疏，《奏为陕西四路入中粮草及支移二税》，主体部分如下：

臣窃见陕西四路各屯重兵，所入中粮草，又无定数，并支却京师钱帛，久而行之，府库须竭。又支移关辅二税，往边上送纳，道路险阻，百姓劳费，亦已凋敝。至于转运司经画财利，应副边上，每年亦无定额。纵使元昊纳款，未能顿解，边兵悠久，何以支济？自来朝廷已差逐路经略兼计置粮草，即未责事任。伏望圣慈指挥，更选差朝臣四人，充陕西四路经略计置判官，专管本路税赋课利，及图回营田等事。仍令三司将逐路军马并见在粮草数目，约度今后每年各计入中若干石，于京师支给见钱，比旧日十分中减下三分，各令陕西转运司约度逐路税赋课利数目外，每年各令支助钱帛若干。既粮草钱帛皆是定额，自然各务省节，须拣精锐养赡，及将蕃部弓箭手相间使用，不更占冗兵。既沿边入中有数，必自挪移军马入次边及近里州郡驻扎。其四路经略计置判官，便当知州差遣与本路经略使及知州军等。如能依次减省入中万数，及图回财用不致亏误，即加奖擢。此军国之大计，乞圣慈留意。

这里，对年轻读者来说，首先得搞清何为“入中”。所谓“入中”，就是古时招募商人向指定的沿边地点入纳粮草，政府给予钞引，凭钞引去京城或其他地方领取现钱，或者金银、盐、茶、香药等。有时，羽毛、筋角、胶漆、铁炭、瓦木之类军需物资，亦用入中法。沈括《梦溪笔谈·官政一》：“商人先入中粮草，乃诣京师算请慢便钱、慢杂钞及杂货。”

按说，入中是北宋长期实施的制度，对沿边地区储备军用粮草和充裕京师财政有重要作用。入中制度的不断变化，是政府与商人分割争夺茶盐之利的体现。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中说：“所谓入中，即商人以刍粟等物输纳於政府之义，所以亦称为‘中纳’或‘入纳’。不论入纳刍粟或实钱或其他物，又不论入纳於塞下或其他州军，不论入纳在京榷货务或折中仓，凡此种入纳之事，俱得谓之‘入中’。”这种买卖关系有两个特点：其一，商人入纳得到的酬偿，不同于市场上的现钱现货交易，而是期权交易，异地兑付，由入纳地政府发给有价凭证——钞引，到京师或其他州军兑付。其二，对商人入纳物货的支偿，并不完全按当地市价，而是根据入纳地的远近等因素，高其值进行折算。北宋时期，河北、河东、陕西三路长期屯驻重兵，军储不可或缺，本地租赋又“不足以供兵费，屯田、营田岁入无几”，使民运粮又扰民太甚，于是丰熟之际“市刍粟，广储蓄，以息编氓飞挽之役”，而收“贸易商赀以实边，农人不扰，而西鄙足用”之效。这里试举一例：河东十三州二税收入为三十九万二千余石，赋外“岁给和籴钱八万缗”，随税科籴八十二万四千余石。……诏罢支河东籴本，“以其钱付转运司市粮草”，其本钱主要来自河东永利监榷盐收入。“商人输钱於麟、府等州军，本州军乃给券，於东、西监请盐。”“其卖到盐钱系应副本路收粮草，别无盐钞。”永利监年产盐六百二十五万斤，合三万一千三百席，按中价每席五十五贯计，年收入约十七万二千贯。此外，赐河东“京钞见钱”十五万缗，“末盐钱”二十万缗“市籴粮草”，加上原来支拨的籴本八万贯，中央支付给河东的“年额”籴本为六十万二千贯，可籴买粮斛一百万石左右。河东籴本绝大部分由永利监盐、末盐（东南盐）、京钞构成，说明入中是筹措军粮的主要方式。正是出此考虑，范仲淹方才奏请朝廷，特为陕西四路入中粮草，以加强后勤保障体系。

开榷场。榷者，专利、专卖之意。榷场，特指宋、辽、西夏、金政权时期，各在边界地区设置的互市市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边贸市场”。榷场贸易是边民经济交流的需要，对各自政权的统治者来说，还有控制边境贸易、安边绥远的作用。所以榷场的设置，常因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兴废无常。宋与西夏之间，最先于景德四年（1007），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置榷场互市，后来又在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等地置榷场。榷场贸易受官方严格控制。官府有贸易优先权。榷场领辖于所在地区的监司及州军长吏，又另设专官，稽查货物，征收商税。交易货物，中原主要是农产品、手工业制品，以及海外香药之类。辽、金、西夏地区则主要是牲畜、皮货、药材、珠玉、青白盐等。双方的战马、铜铁、硫黄、焰硝、箭笥之类军用物资，一般都严禁出境。榷场商税是官府一笔不小的财政收入。

范仲淹广开榷场，并不是单单为了活跃市场，增加税收，而是有着更为深切的政治、思想追求。前面写到过范仲淹的战争观，最终还是要争取和平，让双方的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和睦相处，过上一种幸福而又富裕的生活。那么，如今宋、夏边境地区交战多年，老百姓逃亡在外，流离失所，怎么办？边境安宁些了，逃亡户口返家就业，可一片战争废墟何以安家？所以，关键是发展生产，活跃经济，济民富民。范仲淹正是为此而广开榷场。他下令在许多城寨都设置榷场，当地政府都参与商贸活动，边境贸易一时红火起来。范仲淹了解到，西夏地区生产青盐，是从盐湖中直接采出的盐，或以盐湖卤水为原料晒制而成的盐，可食用，可防腐，也是制碱等物事的原料，很是宝贵。就鼓励以布帛等物换取青盐，运至庆州、环州一带销售，利润翻倍，军民既可两用，还筹措了丰厚军费。

综上所述，范仲淹通过屯田、入中和开榷场等得力举措，很快建立起一个永久性后勤保障体系，成为他整个积极防御系统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然而，对于这一范式积极防御战略体系，一开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予以理解，予以支持的，事实甚至是，包括他的许多亲密战友、朋友在内，大多数人都看不上它，认为是范仲淹“保守”“怯战”的证明。

30.伟大的坚守

开篇请读韩愈《伯夷颂》第一自然段：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伯夷是否够得上“适于义”的“特立独行”之士，后世大有争议，笔者在此略不涉及，只谈士君子勇于坚守的道德风骨。何谓“大丈夫能屈能伸”？世有误读，主要在这个“屈”字，以为道义受阻时，即可屈节苟活，以图保全。非也！恰恰相反，中国古来真正的士君子大丈夫，伸则进取，剑胆布道，济世救民，建功立业，留万世英名；屈则坚守，不移道义，即如韩昌黎所言，虽“一家非之”“一国一州非之”“举世非之”，亦琴心护剑胆，守道如命，绝不出卖原则、改易立场。此乃“穷天地、亘万世”而“千百年”方能出现一个的“特立独行”之士。

笔者如此小引，是想说范仲淹者，正是这样一位能屈能伸的“特立独行”之士，而本节只说他“伟大的坚守”。坚守什么？就是他认定唯一正确的“积极防御战略”。为什么要坚守？因为它遇到了空前强大的质疑与挑战。出乎意外，首先提出否定意见的，竟是同道边帅韩琦将军，他力主积极进攻，主动深入西夏境内，集中优势兵力与元昊主力决战，以便快速、彻底地解除西北边患。他在给皇上的奏议中说：

臣以贼昊倾国入寇，不过四五万，老弱妇女，举族而行。吾逐路重兵自守，势分力弱，故遇敌不支。若大军并出，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于此，实乃视贼太过之故。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边障日虚，士气日丧，经费益蹙，师老思归，贼乘此有吞陕右之心。

他不光说，还与范仲淹的另一位好友尹洙（时任经略判官）一起，制订出了具体作战方案上报朝廷。这是怎么回事？范、韩二人不是联名上奏近二十道奏议，共同提出积极防守之大计方针吗？莫非韩琦原本就有异议，只是出于尊重范仲淹才附议的吗？或者后来战局变化而韩琦别生谋划？内情嘛，笔者已无能考悉。但韩琦成为速战速决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韩琦造成的压力，在以几何倍数快速膨胀，因为他的进攻方略，不仅许多前方将帅参差认同，而且深得朝廷欣赏，具体说，就是仁宗皇帝如获至宝，认为这才是解决西夏问题的上等良策。当然，帝王有帝王的考量，从他们的角度看，也是大有道理的。宋仁宗就是这样看的：西北前线“今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万之众连年仰食，而国力不困者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九）并且早就下诏给夏竦等交代说：“以老师费财，虑生他变，令早为经画，以期平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一）在皇帝心目中，“费财”并非最怕，“虑生他变”才是皇家要命心病。他家老祖宋太宗就道破厉害：“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话说得够明白了，内患重于外忧，赶紧把西夏灭了回来吧，保卫朕才是最最要紧的事！你说皇家操着这份心事，能不欢迎速战速决吗？

此时，假如有个“志于道”的好宰相，可以进进直言、良言，给头脑发烧的仁宗皇帝敷条冷毛巾，比较比较攻守利弊，庶几或可有补。你猜如今宰相是谁？又是那个“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的吕夷简。这天，宋仁宗病愈临朝，命速召两府大臣。吕夷简闻命，却不急着应召，过了数刻才动身。他是押班宰相，缓步而行，辅臣们谁也不敢走在他前头。有人请吕夷简快走几步，他却“愈缓步”。宋仁宗问：“朕久疾方平，喜与公等相见，何故迟迟才来？”吕夷简慢语道：“陛下不豫，中外颇忧，陛下忽召臣等入觐，臣等若奔驰以进，恐旁人将有妄议，使国人惊虑。”宋仁宗闻听后，极赞吕夷简曰：“得辅臣之体。”再举一例。一次，曹皇后对见访的吕夫人说：“皇上喜吃糟淮白鱼，祖宗却立过禁令，不许宫人于四方取食材，吕相世居寿州，当有此物。”吕夫人归府后，就让人装了十箩筐淮白鱼进献。吕夷简却说：“两筐即可。”夫人讶问吕相公：“此为陛下下箸之物，有何可惜？”吕夷简徐徐言道：“皇宫所无之物，人臣之家何能有十筐！”大家瞧瞧这位吕宰相，就是这样“动有操术”“平生朝会，出入进止，皆有常处，不差尺寸”。但吕夷简倒不是个没有度量的人，此次西北有事，韩琦荐帅，仁宗有意起用范仲淹，怕吕相反对，要做二人的和事佬，不料吕夷简却主动表态，“即请皇帝擢用范仲淹”。范仲淹心胸远大，与吕相原无私仇，何较锱铢，自然会以国事为重，有著名的《上吕相公书》为证。上吕相公书一连三封，绝非泛泛通款，都很长，所言皆恳恳然军国大计，颇见对攻守之略的深思熟虑，非常精彩。限于篇幅，只可略示一二。

某启：仲秋渐凉，伏惟相公台候万福。某奉命此行，至重至忧。……今延安兵马二万六千，患训练未精，将帅无谋。问以数路贼来之势，何策以待，皆不知所为，但言出兵而已。此不可不为忧也。或得其人，精练士卒，山川险恶，据以待寇，俟有斩获，乘胜深入。贼势一破，鸟散穷沙，复旧当疆，宜有日矣。如未克胜，贼势不衰，纵入讨除，岂肯逃散？或天有风雨之变，人在山川之险，粮尽路穷，进退有患，此宜慎重之秋也！自延州至金明四十里，一河屈曲，涉者十三度，此言山川之恶也。或遇风雨，不敌自困。

十一月四日，具官范某，谨东望再拜上书于昭文仆射相公阁下：窃以文武之道一，而文武之用异。然则经天下，定祸乱，同归于治者也。传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斯则将相之设，文武之殊久矣。后世多故，中外不恬，二道相高，二权相轧，至有大将军而居三司之上，盖时不得已也。五代衰乱，专尚武力，诸侯握兵，外重内轻，血肉生灵，王室如缀，此武之弊也。皇朝罢节侯，署文吏，以大救其弊，立太平之基。既而四夷咸宾，忘战日久，内外武帅，无复以方略为言。惟文法钱谷之吏，驰骋于郡国，以克民进身为事业，不复有四方之志。一旦戎狄叛常，爰及征讨，朝廷渴用将帅，大患乏人，此文之弊也。前则刘平陷没，范资政去官，次则韩琦与某贰于元帅，不能成绩，以罪失职。复以夏、陈分处二道，期于平定。近以师老罢去，而更张之。三委文帅，一无武功，得不为和门之笑且议耶？今归之四路，复皆用儒，彼谓相辅大臣朋奖文吏，他日四路之中一不任事，则岂止于笑？当尤而怒之。用儒无功，势必移于武帅。彼或专而失谋，又败国事。况急而用之，必骄且怨，重权厚赏，不足厌其心。外寇未平，而萌内患，此前代之可鉴。……某不避近名之嫌，有表陈让，愿相公与两府大臣因而图之。如鄜延、环庆二帅，一路以文，一路以武。……既文武参用，二路兼资，均其事任，同其休戚，足以息今日之谤议，平他时之骄怨，使文武之道，协和为一，何忧乎边患矣！……某谓朝廷用儒之要，莫若异其品流，隆其委注，众皆望风禀畏，以济边事。……某胸中甚白，无愧于日月，无隐于廊庙，惟相公神明其照，某岂得而昧之！

范仲淹如此披肝沥胆，直陈边事灼见，忠诚报国，其心其情，吕夷简岂能无动于衷？甚或十分感动。但在皇上圣裁已定，不信“或天有风雨之变，人在山川之险，粮尽路穷，进退有患，此宜慎重之秋也”的逆耳之言时，他将持何“操术”是可想而知的，他肯定会毫不游移地站在皇上一边，贯彻执行韩琦的进攻方略，违心不违心那就顾不上了。于是乎，君、相国策既定，又是颇能展示大宋国威的进攻方略，一时朝野欢呼，同仇敌忾之声，弥漫在举国言攻的无边兴奋之中。

庙堂之上，有头脑冷静的吗？这会儿至少有三个人，范仲淹除外，一个是御史中丞杜衍，一个是西北前线第一主帅夏竦。杜衍此时已年过花甲，但依然敢于直言强谏，他给进攻方略泼冷水说：“侥幸成功，非万全计！”但已然难阻洪流。此人在后来的庆历新政时，尚有惊人之举，容后仔细介绍。这里单说举足轻重的夏竦。

夏竦比范仲淹大三岁，字子乔，虽非进士出身，也属文人一脉，文学造诣很深，有很多作品流传后世，又是古文字学家。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他以父夏承皓死忠，录官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县主簿，此前范仲淹曾知润州；擢光禄寺丞，通判台州（今浙江省天台县，在此赋有《国清寺》《石梁》《琼台双阙铭》等诗词，颇负诗名）；再迁国史馆编修，后与王旦等同修宋真宗《起居注》；天圣五年（1027），为枢密副使；天圣七年（1029）官参知政事；天圣九年（1031）进兵部侍郎、兵部尚书左丞。他是力襄宋真宗“天书封祀”的“五鬼”之一。到了仁宗朝，依然官运亨通，先是知青州，修南阳桥[44]；再任刑部尚书、户部尚书；西北军兴，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知永兴军，是名副其实的西北前线第一大帅。这样一位实权人物，他对攻守方略的取舍，显然握有极大的发言权。

原先，他发挥自己的远见卓识，对西北军事大局有透彻而精辟的分析：“（李）继迁当太宗时，遁逃穷困，而累岁不能剿灭。先帝（宋真宗）惟戒疆吏，谨烽堠，严卒乘，来则逐之，去无追捕。然自灵武陷没，银、绥割弃以来，假朝廷威灵，其所役属者不过河外小羌耳。况（李）德明、元昊相继猖獗，以继迁穷蹙比元昊富实，势可知也；以先朝累胜之士较当今关东之兵，勇怯可知也；以兴国习战之师方今沿边未试之将，工拙可知也……若分军深入，粮糗不支，进则贼避其锋，退则敌蹑其后，老师费粮，深可虞也。”看得明白，夏竦是反对进攻战略，主张防御战略的，为此他献出十策如下：

一、教习强弩以为奇兵；

二、羁縻属羌以为藩篱；

三、诏确（应为“唃”）厮啰[45]父子并力破贼；

四、度地形险易远近、砦栅多少、军士勇怯，而增减屯兵；

五、诏诸路互相应援；

六、募土人为兵，州各一两千人，以代东兵；

七、增置弓手、壮丁、猎户以备城守；

八、并边小砦，毋积刍粮，贼攻急，则弃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

九、关中民坐累若过误者，许人入粟赎罪，铜一斤为粟五斗，以赡边计；

十、损并边冗兵、冗官及减骑军，以舒馈运。

这是夏竦早范仲淹三年提出的比较具体的积极防御战略，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在西北前线，范仲淹最初提出防御战略时，有人质疑。夏竦还为之打抱不平，对皇上说：“仲淹亦奏称非是怯惧，候将来春暖大为攻取之计；又奏西界春暖马瘦人饥，易为诛讨，及可扰其耕种之务，与臣前所陈攻策并同，但时有先后尔。”可以想见，如果他能以朝廷重臣和前敌大帅的双重身份挺身而出，坚决反对速战速决，或可让宋仁宗回心转意。可惜的是，这位名臣志道不坚，在关键时刻以名禄为重，舍弃道义，完全否定了自我，投向帝王文化一边，于国于己，都酿成一段千古之恨。于此，《宋史》诟病他说：“倾侧反覆，世以为奸邪！”为了迎合仁宗和吕夷简，他不但转而支持进攻，而且比谁都“左”，坚持主张来年正月即大举征讨，振振有词地批驳范仲淹说：“贼界已知所定进兵月日，岂得退却？”为了让范仲淹屈服，他把自己的超人精明派上了用场，令范仲淹的好朋友尹洙出马做说客，你范仲淹不是一向重情重义吗？我就投其所好，看你怎么着。魏泰在《东轩笔录》第七卷上，载有这场历史性的范、尹对话片断：

范公曰：我师新败，士卒气沮，当自谨守，以观其变。岂可轻兵深入耶？以今观之，但见败形，未见胜势也。

洙叹曰：公于此乃不及韩公也！韩公尝云：“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负于度外。”今公乃区区过慎，此所以不及韩公也！

范公曰：大军一动，万命所悬，而乃置于度外，仲淹未见其可。

尹洙是进攻派的中坚人物之一，面对“顽固”的老朋友，他在延州一住二十多天，居然毫无结果，一气之下，这话说得相当不客气，甚至失态得有点无礼，当面指责一个人不如另一个人，这是带有严重羞辱性的。好在范仲淹不是寻常度量，还是就事论事，平和得让人望尘莫及。要知道，此时范仲淹所面临的压力有多大吗？真到了韩愈公所说的“举世非之”的程度，而对垒的自己这边，几乎成了孤身奋战。他会屈服吗？这里有他的三封奏折存世，是完整展示给世人的时候了。

其一、《论夏贼未宜进讨》

臣闻昨贼界投来山遇，尝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才及八万，余皆老弱，不任战斗。始，贼众深入，盖为官军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独御贼锋，又不能并力掩杀。

彼得其便，继为边患，其虏劫牲口牛羊亦不曾追夺，故安然往来，如蹈无人之境。今延州东路合提防之处，已令朱吉与东路巡检驻军延安寨；其西路亦委王信、张建侯、狄青、黄世宁在保安军每日训练；及令西路巡检刘政在德青寨、张宗武在敷政县，密令分布兵马，候贼奔冲，放令入界，会合掩袭。若数路并入，且并众力御敌，或破得一处，即便邀击别路。其环庆路已遣通判马端往报部署司，令一如鄜延路设备。如此，则可以乘胜而破贼也。今须令正月内起兵，则军马粮草动愈万计，入山川险阻之地；塞外雨雪，暴露僵仆，使贼乘之，所伤必重。况鄜延路已有会合次第，不患贼先至也。贼界春暖，则马瘦人饥，其势收易制，及可扰其耕种之务，纵出师无大获，亦不至有他虞。

自刘平陷没之后，修城垒，运兵甲，积粮草，移士马，大为攻守全胜之策，非为小利而动。如重兵轻举，万一有失，将何继之？则必关朝廷安危之忧，非止边患之谓也。苟自今贼至不击，是臣之罪也。兵法曰：“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不战可也。”臣昨于九月末至鄜延路，便遣葛怀敏、朱观入界掩袭族帐，盖与今来时月不同，非前勇而后怯。今若承顺朝旨，不能持重王师，为后大患，虽加重责，不足以谢天下。苟俟春暖举兵，犹未为失策。

且元昊稔恶以来，欲自尊大，必被奸人所误，谓国家太平日久，不知战斗之事，又谓边城无备，所向必破，所以恣桀慢之心，侵扰不已。今边鄙渐饬，度其已失其本望。况已下敕招携族帐首领，臣亦遣人探问其情，欲通朝廷柔远之意，使其不僭中国之号，而修时贡之礼，亦可俯从。

今鄜延是旧日进贡之路，蕃汉之人颇相接近。愿朝廷广天地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诸将勒兵严备，贼至进击；但未行讨伐，容臣示以恩意，岁时之间，或可招纳。如先行攻掠，恐未能深据要害，徒为钞劫，损王师之礼。纵能残彼妻孥，焚彼聚落，如白豹之功，官军既退，戎类复居，狼心重报，增其怨毒，边患愈滋，无时敢暇。若天兵屡动，不立大功，必为夷狄所轻。臣又近召张亢到延州熟议，亦称愿与戎人相见于界上。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则惧春初盛寒，士气愈怯；二则恐隔绝情愿，偃兵未期。若施臣之鄙计，恐是平定之一端。苟岁月无效，遂举重兵取绥、宥二州，择其要害而举之，屯兵营田，作持久之计。如此，则茶山、横山一带蕃汉人户去昊贼相远，惧汉兵威迫，可以招降，或即奔窜。则是去西贼之一臂，拓疆制寇，无轻举之失也。[46]

其二、《谏深入讨伐西夏奏》

去秋遣朱观等六道掩袭，所费不赀，皆一宿而还。近者密诏复遣王仲宝等，几至溃败。或更深入，事实可忧。臣与夏竦、韩琦皆一心速望平定，但战者危事，或有差失，则平定之间，转延岁月，所以再三执意，非不协同。[47]

其三、《乞先修诸寨未宜进讨》

臣近准陕西都招讨使夏竦牒，连到朝廷指挥，所有行军所需，令三司与韩琦等商量，疾速擘画应副者。臣今据鄜延路部管葛怀敏等申，所要军须粮草共四状，缴连进呈。臣相度前项军须粮草万数不少，必是一两月办集未得。如今办搬运上项随军辎重粮草，又须用厢军二三万人，必虑诸处厢军数少，起发不得。或便骆驼骡子一二万头，即山路险隘，与兵马三二百里，转难主管。若多差人夫，即恐有雨雪之变，崎岖暴露，稍有惊危，便多逃散，抛弃粮草，为贼之资。

臣切见延州废却承平、南安、长宁、安远、塞门、栲栳六寨之后，自延州去贼界二程，斥候渐远，贼马动息卒不可知。又退却疆界，贼转深入。又况延州东路废却诸寨归明弓箭手尽皆流移，著业未得。又诸寨侧近蕃部亦多惊起，在近里与汉户杂居，今春未有土田耕种，若不修复旧寨，其蕃部既无活路，恐纠率打劫近边人户，走入横山贼界，则其患不细。臣又闻得横山蕃部散入岩谷，多设堡寨，控扼险处，入界之时，兵少则难追，多则难行。假使主将智勇，能夺其险，彼则远遁，我无所获，须过横山后方到平沙，却无族帐可取。其讨伐之计，须是将帅出奇兵从天落，则有非常之功，似今重累而行，实忧不利。

臣虽密奏朝廷，留此一路，未速讨伐，以示招来之意，其边界旧寨不可不谋。乞作圣意指挥，遣近上使命急至鄜延路，令与臣催促诸将，于二月半后出兵万余人，于废寨中拣有利处先次修复，未须大段军须，只以随军运粮兵夫，因便兴工，候着次序，选骁捷将兵以守之。既逼近蕃界，彼或点集人马，朝夕便知，大至则闭垒以待隙，小至则扼险以制胜。彼或放散人马，亦朝夕便知，我则运致粮草，以实其备。彼若归顺，我已先复旧疆；彼未归顺，我已压于贼境。横山一带，在我目中，强者可袭，弱者思附，此亦御边之一事。然修复旧寨，亦动军民，烦费不少，比之入界劳弊，则有经久之利，而无仓促之患，且安存得东路熟户蕃部并归明弓箭手。请圣慈裁酌。[48]

请问读过这三篇奏议有何感想？笔者初读掩卷，甚感意外，怎么范公会如此平静，平静得难见情感之波澜起伏？又怎么会如此平实，平实得似乎有点细微琐碎？在这朝议汹汹、举国争战的特殊时期和关键时刻，作为漩涡中心人物的范公，其奏疏居然会这般不温不火，如拉家常，倒像《西线无战事》时的一份寻常战报，更像一位边帅静夜整理的一篇战地日志。敌情如何如何；我军如何如何；我是怎么让“王信、张建侯、狄青、黄世宁”他们练兵的；我又是怎么“修城垒，运兵甲，积粮草，移士马”的；去秋朝廷是怎么强“遣朱观等六道掩袭”，“近者密诏复遣王仲宝等”出击，结果你看，后果真的是不佳呀；所以，我还是认为不要盲目进攻的好，不说别的，光“军马粮草动愈万计，入山川险阻之地；塞外雨雪，暴露僵仆，使贼乘之，所伤必重”呀；况且，皇上不是已经“下敕招携族帐[49]首领”吗，我已“遣人探问其情，欲通朝廷柔远之意”，同时这事我也与张亢“熟议”过了，他表示“愿与戎人相见于界上”，一条和议的路子还是应该留下的吧；另外，“蕃汉之人颇相接近”，我希望“朝廷广天地包荒之量”，要照顾到蕃部[50]的利益呀……你听听，简直是小溪潺潺，泉水叮咚。能不让人感到意外吗？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么好的一整套御夏方略无人赏识，而且惨遭否决，不仅皇上和满朝文武大员看不上它，一个战壕里的前敌战友都不理解它，甚或背叛它、出卖它，就连共过患难的同道朋友也鄙视它、羞辱它。这事摊在谁身上，能没有一点儿失望，一点儿委屈，一点儿抱怨，一点儿悲愤、悲哀、悲痛吗？“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古来多么令人心碎的事！然而范仲淹就是范仲淹，他总会给人以意外！读过这三篇“抗疏激辩”的文字，笔者最深切、最形象的感受就是：巍巍高山，已不在乎乱云飞渡，它会从容坚守着自己的安命立场；滔滔长河，已不在乎支流倒灌，它会从容坚守着自己的前进方向；洋洋大海，已不在乎风骤雨狂，它会从容坚守着自己的宽广胸怀。从容的坚守，伟大的坚守，泰山崩于前而不惊，每临大事有静气，这就是范仲淹。而且事实很快证明，举国皆错，唯有范仲淹的坚守非常正确。这便是比“三川口之败”还要惨痛的“好水川之败”。

31.好水川之败与焚书风波

对范仲淹的奏议，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仁宗并非一点不重视，战守之间亦有所游移。先是，上年十月，元昊又挥兵连下宋军乾沟、乾福和赵福三大据点，气焰咄咄。而韩琦果断出兵，派环庆副总管任福领兵七千，夜间急行军七十里，突袭白豹城，击败西夏驻军，“焚其积聚而还”，打了个不大不小的胜仗，证明元昊也不怎么的。于是，韩琦进攻之志愈坚，再次向仁宗请战。仁宗与韩琦年纪相仿，都在血气方刚之际，遂下诏依韩琦所定，鄜延、泾原两路兵马同时出战，与元昊主力一决雌雄。不料，范仲淹依然不为所动，说什么也不出鄜延之兵。箭在弦上的韩琦顾不得那么多了，决意孤军出征。这下，可正中了元昊的心思。

韩琦还是有点小瞧李元昊了。且不说元昊身后有高人指点，即他本人的能耐，在三川口之战中已然小试牛刀，其谋略运筹深得兵法要义。此时，他亲率十万大军，目的正是冲着韩琦所部之泾原宋军而来，从折薑（今宁夏同心县预旺东）出发，经天都寨（今宁夏海原），沿瓦亭川?（今葫芦河）南下，悄悄将主力埋伏在好水川口（今宁夏隆德至西吉两县之间地区），却偏出一军佯攻怀远（今宁夏西吉东部），故意大造声势说要倾全力攻打渭州（今甘肃平凉），直取关中。

聪明的韩琦竟然上当，特派得胜将军任福再创佳绩，以耿傅为行军参谋，以桑怿为先锋，率所部一万八千名驰援渭州，率部从行的还有大将朱观、武英、王圭等，总兵力约三万人。行前，韩琦面授机宜：要求任福率军经怀远向西至德胜寨（今宁夏西吉将台乡），再向南至羊牧隆城（今宁夏西吉兴隆乡），迂回到西夏军背后待机。韩琦特别交代：这一线诸寨之间相距不远，大约四十里左右，粮饷军资运送方便，非常有利于我军。如果没有战机，不可轻举妄动，据险设伏，以逸待劳，伺机出战以断敌归路。韩琦并再三强调“持重”要义，胆敢“苟违节制，有功亦斩”。

庆历元年（1041）农历二月二十二日，任福与泾原驻泊都监桑怿率轻骑数千先发，钤辖朱观、都监武英等后继。第二天，进至捺龙川（今宁夏固原彭堡），听说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常鼎、刘肃等，正与西夏军战于张义堡（今固原县张易）南，遂挥军转道南进，急趋交战处参战。一阵掩杀，斩获数百，“敌弃马羊、囊驼，佯北，桑怿引骑追之，福踵其后”。任福为小胜冲昏头脑，居然不知是计，脱离辎重，紧追不舍。武英机警，提醒大家说可能有诈，不可穷追。但任福和诸将不听，一气追至好水川。此时，天已黄昏，宋军由于长途追击，人困马乏，饥渴交迫，却得不到粮草接济，决定就此屯兵。朱观、武英部屯兵于五里开外的笼络川（今宁夏西吉东南），相约“明日会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骑无还”，浑不知早已陷入元昊重围。元昊命手下大将克成赏率五万人马围困朱观、武英部，自将其余全部主力对付任福。十四日一早，任福、桑怿引军循川西行，出六盘山下，至羊牧隆城东五里处，忽然发现道旁放着好几个银泥盒，惊疑间打开盒盖，但见百余只带哨军鸽轰然飞出，原来这是元昊预设的合击信号。宋军乃行军状态，哪里来得及列阵迎敌，随即被元昊骑兵冲得七零八落。混乱中宋军企图据险抵抗，又见西夏军阵之中，忽地竖起一杆两丈余高大旗，旗往左边挥，左路伏兵杀出；旗往右边挥，右路伏兵杀出，千军万马，居高临下，左右夹击，宋军可就再也招架不住了。先锋桑怿大呼一声，拼死冲入敌阵，想给任福创造一个布阵机会，可惜为时已晚，随即战死。此时，以逸待劳的西夏军愈战愈勇，已将宋军的退路彻底堵死。到这个时候，任福才明白过来，然而败局已定。他拼死力战，身中十余箭，仍挥舞四棱铁锏左冲右突。小校刘进劝他乘间突围，任福不听，大声喊道：“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遂手扼喉自杀。其子任怀亮和大将刘肃、武英、王圭、赵津、耿傅等均先后英勇战死，“士卒死者万三百人”。惟朱观一部千余人杀出重围，退守民垣，然后借夜色逃归。元昊的军师张元看着满川宋军将士的遗骸，题讽刺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落款：“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这边厢，韩大帅痛不欲生，上书自劾。而阵亡将士的亲属数千人拦在路旁，持故衣纸钱为烈士招魂，哭声震天动地：“韩招讨回来了，你们却死了，你们的亡灵跟着韩招讨一起回来呀！”……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进”。

好水川之败证明，以骑兵见长的西夏军，运动快捷，来去无踪，速战速决，加之李元昊足智多谋，神出鬼没，要想集中兵力深入敌区寻战，胜算极小；只有实施范式积极防御战略，修建纵深立体防线，据险固守，持久不懈，以逸待劳，捕捉战机，小规模主动出击，积小胜为大胜，方能有效消弥西夏边患。

对于好水川之败，清人吴广成在《西夏书事》中别持非议，有这样两段话：李元昊“因顺范仲淹之说，遣使约和，盖其志犯秦、渭，惟恐延州赴援，籍此为款兵计耳。仲淹遣书答之，堕其术中矣”。假如能与韩琦共同出征，“使乘此时令诸将直捣兴、灵，疾雷不及掩耳，元昊善谋，亦难为备”。如此，便不会有好水川之败了。笔者以为，这是后人罔顾史实，站着说话腰不疼。不妨先从后一段话说起，就算两路出兵，谁来统领？自是夏竦无疑。夏大帅此时持何心思，前文书中已有分析，其必然只信韩琦及其求战心切的“诸将”，而此时全体盲目到认为元昊“倾国”之兵，亦“不过四五万”，“而且老弱妇女，举族而行”，根本没有战斗力。如此轻敌轻战的军队，远离后方以及粮草辎重，深入到茫茫大漠寻战看不见影儿的敌人主力，有胜算的可能吗？别说两路兵马，纵是三路五路，不败在好水川，也得败在别的地方。从战略、战役、战术一股脑儿都错了，打什么胜仗？

现在说前一段话，可就长了点。先是：元昊曾派蕃官骨披等四人趋泾原诈降，通款请和，被韩琦识破。元昊再派宋军降将高延德携书趋延州向范仲淹求和。范仲淹能上当吗？他对元昊的认知远比韩琦要透彻，有奏本《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为证。这份奏议可能是范仲淹所有奏折中篇幅最长者之一，近三千五百字。在此不便全文录出，只好择要选读了。开头即态度鲜明，表露心迹：“今元昊遣人赴阙，将议纳和。其来人已称六宅使、伊州刺史，观其命官之意，欲与朝廷抗礼。臣恐不改僭号，意朝廷开许，为鼎峙之国；又虑尚怀阴谋，卑辞厚礼，请称兀卒，以缓国家之计。臣等敢不为朝廷思经久之策，防生灵之患哉！”关于李元昊祖孙三代的做派和请和目的，范仲淹一针见血地指出：“臣等谓继迁当时用计脱身，窃弄凶器；德明外示纳款，内实养谋；到元昊则悖慢侮常，大为边患。以累世奸雄之志，而屡战屡胜，未有挫屈，何故乞和？……乃求息肩养锐，以逞凶志，非心服中国而来也。”既然如此，范仲淹认为至少有三个理由拒绝与西夏议和，并且要从三个方面来加强防范，引经据典，头头是道。最后再次陈其心志曰：“臣等早蒙圣奖，擢贰清班，西事以来，供国粗使，三年塞下，日劳月忧，岂不愿闻纳和，少图休息？非乐职矢石之间，盖见西贼强梗未衰，挟以变诈，若朝廷处置失宜，他时悖乱，为中原大祸，岂止今日边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国家之忧，须罄刍荛，少期补助。其元昊来人到阙，伏望圣慈于纳和御侮之间，审其处置，为圣朝长久之虑，天下幸甚！”范仲淹这道奏折，时间点虽晚在庆历三年，但他对和战、攻防的整体设想早就成型，始终如一，看看他的其他有关西事的诸多奏议即可明白。所以，范仲淹要的是真议和，像派高延德前来投书议和这种小把戏，他和韩琦一样，是绝对不会上当的。不过，他又与韩琦的处理方式不同，不是简单地拒绝了事，而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玩假和谈，我即奉陪之，趁便给你做点“政治思想工作”。所以，范仲淹收到高延德转来的元昊书信，亲笔写了答书，先表扬表扬元昊“以休兵息民之意”的做法，再回顾回顾自真宗景德初年以来宋夏间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可一定要珍惜呀，最后严正指出，自你李元昊“僭位号”，兴边患以来，后果极为恶劣，“耕者废耒，织者废杼，且使战守之人，日夜竟为豺虎吞噬，边界萧然，岂独汉民之劳敝耶？”所以，真想为双方百姓做好事，那就只能真心议和，那就得一怎么怎么，二怎么怎么……吴广成正是从此处说起，都怨你范仲淹“遣使约和”，这才中了李元昊的缓兵之计。显然，这是没有说服力的。范仲淹出兵与否，那早是铁板钉钉的事，与高延德带不带来元昊书，根本就没有逻辑关系。范仲淹真想出兵，别说是元昊书，就是元昊本人跪在面前磕头作揖，也屁事不抵！不过，倒是这个“范、元热线”，意外酿出一桩“焚书”大案，又成范仲淹平生一劫。

关于这场边事风波的事情经过、来龙去脉，事主范仲淹有一份《耀州谢上表》写得明白，这里何妨全文照录。

臣某言：伏奉敕命降授户部员外郎，依前充职知耀州，已到任礼上讫。雷霆之威，足加死责；天地之造，曲致生全。

窃念臣运偶文明，世专儒素。靡学孙吴之法，耻道桓文之事。国家以西陲骚动之际，起臣贬所，特加奖用。臣自知甚明，岂堪其任；但国家之急，不敢不行。自兼守延安，莫遑寝食。城寨未谨，兵马未精，日有事宜，处置不暇。而复虞内应之患，发于边城；或反间之言，行于中国。百忧具在，数月于兹。

而方修完诸栅，训齐六将，相山川，利器械，为将来之大备。不幸昨者高延德来自贼庭，求通中国之好，其僭伪之称，即未削去。臣以朝廷方命入讨，岂以未顺之款，送于阙下。此不可一也。或送于阙下，请朝廷处置，又恐答以诏旨，则降礼大甚；若屏而不答，则阻绝来意。此不可二也。兼虑诈为款好，以殆诸路之兵，苟轻信而纳之，贼为得计。此不可三也。又宝元三年正月八日，曾有宣旨：今后贼界差人赍到文字，如依前僭伪，立便发遣出界，不得收接。臣所以却令高延德回去，仍谕与本人，须候礼意逊顺，方可闻于朝廷，亦已一面密奏。臣又别奉朝旨，依臣所奏，留鄜延一路，未加讨伐，容臣示以恩意，岁时之间，或可招纳。臣方令韩周等在边上探伺，彼或有进奉之意，即遣深入晓谕。适会高延德到来，坚请使介同行；况奉朝旨，许臣示以恩意，乃遣韩周等送高延德过界，以系其意。或未禀承，则于臣为耻，于朝廷无损。及韩周等回，且言初入界时，见迎接之人，叩头为贺。无何前行两程，便闻任福等有山外之败。去人沮气，无以为辞，贼乃益骄，势使然矣。其回来文字，臣始不敢开封，便欲进上。都钤辖张亢恳言曾有朝旨，若得外界章表，须先开视；及僭伪文字，应有辞涉悖慢者，并须随处焚毁，勿使腾布。臣相度事机，诚合如此。章表尚令先开，况是与臣文字，遂同张亢开封视之。见其挟山外事后，辞颇骄易，亦有怨尤，与贺九言赍来文字，意度颇同，非戎狄之能言，皆汉家叛人所为枝叶之辞也。恐上黩圣聪，或传闻于外，为轻薄辈增饰而谈，有损无益。臣寻便焚毁，只存书后所求通好之言；及韩周等别有札到邀求数事，并已纳赴枢密院。今于泾原路取得宝元二年七月十四日圣旨札子一道，并如张亢之言。其所来文字，果合焚毁，则臣前之措置，皆应得朝廷处分。唐相李德裕与将帅王宰书，为游弈将收得刘稹章表，悖慢无礼，不便毁除。令向后得贼中文字所在焚之，亦与今来意合。其札到数事，内一事如臣所谕，取单于、可汗故事，故称兀卒，以避中朝之号。此大事稍顺，余皆可与损益。

倘朝廷欲雪边将之耻，当振皇威，大加讨伐，亦系朝廷熟议，必持重缓而图之。或朝廷欲息生民之弊，屈一介之使，重谕利害，苟能听服，亦天下之幸也。臣前所措置，于此二道，并未有妨。然以臣之愚，处兹寄任，岂得无咎，何敢自欺？伏蒙皇帝陛下至仁广度，不欲彰臣子之恶，特因此量行薄责，斯天之造也，臣之幸也。臣敢不夙夜思省，进退惕厉。犬马有志，曾未施为；日月无私，尚兹临照。臣无任。

据此奏章，先来用现代话语讲清事情经过。李元昊不是派降将高延德持书求和吗？这个高延德向范仲淹“坚请使介同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求范仲淹也派出一个使臣，随同他回去说事。正好，朝廷同意范仲淹“留鄜延一路，未加讨伐”，伺机向对方“示以恩意，岁时之间，或可招纳”，所以这一段时间，范仲淹就委派韩周等人在边境一带打探消息，一旦发现对方有和谈真意，再立即前往说项。既然高延德有这个请求，那就正好派韩周去吧。韩周等人初入西夏境内，对方前来迎接的官员叩头称贺，礼数周全，颇为恭敬。可是再“前行两程”时，传来宋军惨败好水川的消息，“去人沮气，无以为辞，贼乃益骄，势使然矣”。韩周等人当下没了底气，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而对方也立马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态度越来越骄横。客观形势决定的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带回来的元昊书信能有好听的吗？范仲淹原来都不想打开看看，直接转上去得了。多亏都钤辖张亢提了个醒说，朝廷可是有过诏令，“若得外界章表”，必须先打开看看，如果发现有“僭伪文字”或者“辞涉悖慢者”，应该就地焚毁，别让它们泄露出来四处流传。范仲淹觉得张亢说得有理，章表尚且可以打开检查，何况这是写给自己的书信，“遂同张亢开封视之”。这一看果然问题严重，“辞颇骄易，亦有怨尤”，于是便依照朝廷诏令予以焚毁，“只存书后所求通好之言，及韩周等别有札到邀求数事”，报送枢密院审查。范仲淹做事严谨，怕有闪失，特从泾原路找到宝元二年七月十四日的圣旨，内容果然与张亢之言相符，方才完全放了心。这就是“焚书”的整个过程。

但是，朝廷却不这么看，具体说，就是宰相吕夷简和参知政事宋庠不这么看。吕宰相对宋副宰相说：“人臣无外交。希文何敢如此？”这么以来，“焚书”一下就成了一个重大事件，就成了一个目无君王的悖逆行为。一听吕夷简这口气，宋庠心里打起了小算盘，他与吕夷简有点争风吃醋，觉得你肯定是要整范仲淹了，那么，我比你还要狠点。所以当宋仁宗上朝议处这件事时，宋庠抢班提出“请斩仲淹”的意见。顿时，事态严重，朝堂气氛一下紧张起来。那位正直敢言的枢密副使杜衍首先挺身而出，力言不可，范仲淹是依旨而行，何罪之有？不少大臣也持此论。宋仁宗为难了，就让吕夷简开口表态。宋庠满以为这次吕相可落在自己后面了，正得意间，却听吕夷简慢条斯理地说：“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责而已。”最后的“薄责”是降一级使用，“降授户部员外郎，依前充职知耀州”。这也就是《耀州谢上表》的出处。

在范仲淹看来，个人吃点亏不算什么，万千将士白白地捐命沙场，这是多大的损失啊！然而，年轻气盛的宋仁宗有些恼羞成怒，不能正确接受好水川之败和定川寨之败（这是继好水川之败后的又一个大失败，此处从略）的教训，还想着要与李元昊决一死战，以挽回大宋面子。范仲淹不顾自己新受处分，宠辱不计，再上专折《论不可乘盛怒进兵奏》。其奏文语重心长，引古比今，情真情切，披肝沥胆，高风亮节，令人动容动心，颇堪存世久读。

任福已下，勇于战斗，贼退便追，不依韩琦指踪，因致陷没。此皆边上有名之将，尚不能料贼，今之所选，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祸未可量。大凡胜则乘时鼓勇，败则望风丧气，不须体量，理之常也。但边臣之情，务夸敢勇，耻言畏怯，假使真有敢勇，则任福等数人是也，而无济于国家。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今欲以重兵密行，军须粮草，动数万人，呼索百端，非一日可举。如延州入贼界二百余里，营阵之进，须是四程。况贼界常有探候，兼扼险隘，徒言密切可无喧闹。其行营名目，切恐虚有废罢。自古败而复胜者，盖将帅一时之谋，我既退衅，彼必懈慢，乘机进战，或可图之。……臣愚以为报国之仇，不可仓卒。昔孟明之败，三年而后报崤之役。孙子曰：“主不可以怒而兴兵，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故明主谨之，良将警之，安国之道也。”又曰：“利而诱之，怒而挠之，引而劳之。”今贼用此策，不可不知。若乘盛怒进兵，为小利所诱，劳敝我师，则其落贼策中，患有不测，或更差失，忧岂不大？自古用兵之术，无出孙子，此皆孙子之深戒，非臣之能言也。

以臣所见，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南安等处三两废寨，安存熟户并弓箭手，以固藩篱，俯彼巢穴。他日贼大至则守，小至则击，有间则攻，方可就近以扰之，出奇以讨之。然复寨之初，犹虑须有战斗，比之入界，其势稍安。其诸路并乞且务持重，训练奇兵。先乞相度德靖寨西至庆州界，环州西至镇戎军界，择要害之地堪为营寨之处，必可久守则进兵据之。其侧近蕃族，既难耕作，且惧杀戮，又见汉兵久驻可倚，贼不能害，则去就之间，宜肯降附，庶可夺其地而取其民也。若只钞掠而回，不能久守，侧近蕃族，必无降附之理。今乞且未进兵，必恐虚有劳敝，守犹虑患，岂可深入？

臣非不知，不从众议则得罪必速，奈何成败安危之机，国之大事，臣岂敢避罪于其间哉！臣非不能督主兵官员，须令讨击，不管疏虞，败事之后，诛之何济！惟圣慈念之。

鄜延路罢行营文字，臣且令部署许怀德收掌，别听朝旨。臣一面依此关报夏竦、韩琦，商量申奏。如所议未合，乞朝廷取舍。臣方待罪，不敢久冒此职，妨误大事。

面对范仲淹这样的忠臣直议，最主要的是，面对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三大败绩，面对整个西北前线唯有范仲淹统帅的鄜延路岿然不动，宋仁宗并非庸君，能不受到大触动？能不进行大反思？后来的事实是，他权衡攻守利弊，终于认识到范仲淹的积极防御战略，才是应对西夏边患的上策、良策。他颁诏将沿边陕西州府分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任用范仲淹管勾环庆路部署司事兼知庆州，韩琦管勾秦凤路部署司事兼知秦州，王沿管勾泾原路部署司事兼知渭州，庞籍管勾鄜延路部署司事兼知延州。更为重要的改变是，朝廷不再遥控指挥前线的军事行动，准许范仲淹和韩琦等（此时夏竦已调职离开）如遇紧急军情，可以便宜行事，给边帅以实际指挥权。

韩琦真不亏一代英明将帅，一旦认识到速战速决的进攻方略不可取，即刻认同并采纳了范仲淹的持久防御战略。范、韩联手加强防务，筑堡建寨，招募蕃部，屯田安民，爱抚士卒，共同探讨和议之策……使李元昊不敢轻易犯边，而渐有和谈意愿。据说当时边境地区流传一首民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尽管大有文人气味，权且信其是民谣吧。

此处要长话短说的是，在后来与西夏进行和议谈判时，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退让”建议，即放弃早被占领的塞门等地，速签和约，尽快休兵养民，恢复国力。庆历四年（1044）十月，李元昊向宋朝进奉誓表，情愿削去帝号称臣；大宋则向李元昊赐下誓诏，册封元昊为夏国主，赐“岁币”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等。双方握手言和，表示世代友好。

范仲淹一生这段特别的军旅生涯，也就到此光荣结束，但这段经历还能为后世诠释什么呢？

32.“重文轻武”之辩

在大宋朝的脸面上，一直贴着不光彩的两大标签，一曰“积贫”，一曰“积弱”。何以造成？不少学者斩钉截铁地说，“关键”是“重文轻武”的国策所致，要害就是说，宋朝太重视和太重用知识分子了！真是这样吗？笔者大不以为然。不过，笔者不是善于辩冤平诬的历史学家，前文书中虽对“积贫”一说略陈史实以辩，那完全是放羊拾柴——捎带的事；现在不妨故伎重演，再为“积弱”和“重文轻武”顺便说几句公道话。当然，《苏三起解》中崇公道说得好：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持大宋“积弱”说者，一般列三条：老打败仗；割地赔款签屈辱条约；皇帝做俘虏。

先说老打败仗。这话也对也不对：说对，三川口之败，好水川之败，定川寨之败，连战连败，说你老打败仗也不冤你；说不对，这跟大宋宏观史实不符。《水浒传·引言》说赵匡胤“一根杆棒，打下四百座军州都姓赵”，虽是小说家言，但一个人能够结束五代十国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战乱局面，建立起国祚最长久的统一国家，老打败仗怎么行？就说边境战争吧，赵太宗对辽国作战，虽说有“高梁河之败”，但战满城，辽军惨败，被斩首万级，俘三万，败敌约八万人。再战雁门，破敌二十五寨，斩首三千余级，俘获万人。三战于徐河，辽军更惨，“战神”耶律休哥的手臂差点被砍断。《宋史》记载：“杀其将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寇兵随之大溃，相蹂践死者无数。”宋军追击几十里，在曹河再来一伏击，又使辽军死伤不少。徐河战后，宋辽战争的形势为之一改，此后十年中辽军不敢言战。就说与西夏对阵，历史上也不是屡战屡败，真要这样，也不会逼得西夏王一会儿归宋，一会儿称臣装孙子。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元昊的爷爷李继迁又叛宋，诱杀宋军名将曹光实，攻陷河西三寨、银州等地，进围抚宁。但战胜过辽国“战神”耶律休哥的大宋名将李继隆出马，和大将王诜一道并肩出击，浊轮川一战，杀敌五千。李继迁狼狈逃窜。收复银州后再破悉利族，斩三千余级，出开光谷西杏子坪，降服三族首领析八军等三千余众。这不过是胜仗中的一例罢了。后来面对范、韩防线，西夏一筹莫展。到宋神宗元丰伐夏，名将章楶发明了堡垒推进的“浅攻”战术，一度将西夏帝国逼入绝境。最后将强大的西夏帝国打得“不复成军”。况且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三代扰边而终未得逞，其实他们也不敢有太大野心，不过是想让大宋承认自己的独立罢了，可到了最后还是俯首称臣，于大宋国祚丝毫无碍，要真“积弱”会是这种结果吗？

后世人多诟病“澶渊之盟”，认为那是屈辱的“卖国条约”。其实澶渊之役，宋军是打了胜仗的，宋军勇夺瀛、莫二州，那仗打至白热化时，胆子小点的宋真宗一经亲临前线，宋军士气大振，小将石保吉阵斩契丹名将南院大王萧挞凛，迫使萧太后签订城下之盟，承认宋朝占有关南三州，这就是“澶渊之盟”。现在，有相当多的学者专家认为，“澶渊之盟”是一项对宋朝非常有利的条约，契丹帝国正式割让战略要地瀛、莫二州归宋，而宋朝付出的只是每年三十万贯“岁币”而已，双方约为“兄弟之国”，也迎来了长达一百二十年的和平时期。认真钻研过《宋史》《三朝北盟会编》《金佗稡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的当代作家黄如一先生说：奇怪死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无视宋军从契丹帝国手中夺取的国土，而将比现代援外资金还少得多的‘岁币’作为一种耻辱并极力夸大。更有甚者，宋辽两国约为兄弟之国，分明是以宋真宗为兄，辽圣宗为弟，这些人却偏偏要说是宋真宗认了萧太后为叔母，却不说辽圣宗认了宋真宗他爸为伯父，以此误导读者，以为宋朝的辈分更低，其心何其阴毒？”作家嘛，说话感情有点冲。

不错，宋有“靖康之耻”。宣和七年（1125），金兵灭辽后南下攻宋，宋徽宗慌忙让位给太子宋钦宗，但也无济于事。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金兵攻陷首都汴梁，北宋亡。次年五月，虏走徽、钦父子二帝，连同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皇室少女、妇女、宫女、官女、民女等一万五千多人，最初关在金上京城（今哈尔滨阿城市白城），再改囚于五国城（今哈尔滨依兰县城北）。徽、钦二宗先后死于此。这样的奇耻大辱十分罕见，但在中外历史上不算孤例。晋惠公韩原一战，兵败被擒，无人敢笑晋国贫弱；勾践失国，在吴国监禁三年，也无人敢笑越国怯弱；汉、唐帝国和罗马、波斯帝国，也都有过都城被攻陷，被迫迁都，君王蒙受羞辱的大同小异的不光彩记录，可谁又不夸它们的强盛与伟大？怎么轮到大宋朝，这点皇族的“奇耻大辱”就能与整个国家的“积贫积弱”“重文轻武”画等号呢？

笔者以为，即便宋朝越往后越有点“积贫积弱”，但也绝不能把病根归结到“重文轻武”上，倒是恰恰相反，太宗以降，历代宋君对太祖的“祖宗家法”，即“重文轻武”，重用文人的国策，虽则始终没有背弃，但越来越理解偏差，执行走样，严重脱离实际，不会活学活用，不会光大创新所致。

开国皇帝赵匡胤虽然是行伍出身，但成人醒事后酷爱读书。五代军人爱打仗，喜欢读书的很难找到，所以“赵读书”一般没人相信，于是就发生了一个没有人相信的真实故事。赵匡胤还在周世宗手下打工时，南唐君臣知道赵匡胤很难对付，就使出反间计说，赵匡胤在打南唐时，搞了好几车金银财宝。周世宗原本就对手下实力派军人不放心，一听这话信以为真，决心抓个典型杀杀军人威风。于是派人对赵匡胤进行大搜查，果然有鼓鼓囊囊十几车东西。不料打开一看，搜查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全是书！连周世宗都大惑不解，你赵匡胤跟着我干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啥时候见你读过书呀？你搞这么多车书要卖吗？赵匡胤按捺住一肚子火，报告说：“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这事记录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里。这么多书，总不能尽是兵书吧？必定有不少先秦经典著作。赵匡胤读了这么多圣贤书，他不会不懂一点尧天舜日，三坟五典，三代之治，不会不懂一点士君子文化的要义三昧，面对五代十国打打杀杀的天下乱局，他不会不想想一统中国后的大政方针，什么“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类。所以，开国之初，他即立下“不杀士大夫”的誓碑，并且作为“祖宗家法”而要求世世遵行，就不能说是凭空而来的。当代作家李国文先生在《宋朝的誓碑——中国文官制度由宋肇始》中写道：“两宋王朝对于文人的优容，对于文化的扶掖，对于文明的提倡，对于文学和文艺的宽纵，也许是中国历史中最值得肯定的时期了。”同时，重复一下德国汉学家库恩在《宋代文化史》中的这段话，或许更为必要：“中国在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发生了根本的社会变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的以藩镇为代表的军人政治，受到儒家教育的文人担任政府高级行政官员；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那么，孟子“王道”的核心思想是什么？笔者以为就是“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也是整个士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太了不起、太伟大了！朱元璋贬孟子，新老秦始皇们干脆连孔孟一起干掉，怕的正是这个。赵匡胤能让“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能与赵普这样的文人集团结成牢固而平等的执政同盟，绝对是史无前例，居功厥伟！

新老秦始皇们视文人如寇仇，开明如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过把读书人当作工具，诱引你们入我彀中，为我所用。唯有宋太祖赵匡胤真心实意服膺文人，先以楚昭辅、王仁赡为师，后以赵普为师，彻底从“义社十兄弟”的武夫水平，蜕变升华至“雪夜访赵普”的明君水准。他把赵普视作家人兄弟，通家出入，被母亲杜太后亲切地呼为“赵书记”，因为此前赵普任过“掌书记”的职务，遂一直这么称呼。他与赵普心心相印、配合默契、各无私藏到胜过亲兄弟的程度，《宋史》中这样记载说：

自古创业之君，其居潜旧臣，定策佐命，树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尝乏也。求其始终一心，休戚同体，贵为国卿，亲若家相，若宋太祖之于赵普，可谓难矣！

事（建国事）定之后，普以一枢密直学士立于新朝数年，范、王、魏三人（前朝老臣范质、王溥、魏仁浦）罢相，始继其位，太祖不亟于酬功，普不亟于得政。及其当揆，献可替否，惟义之从，未尝以勋旧自伐。偃武而修文，慎罚而薄敛，三百余年之宏规，若平昔素定，一旦举而措之。

宋初之臣似无“伴君如伴虎”的感觉，为臣子者可以坚持自己的政见到不怕与皇上翻脸的程度。史料里有这样两个事例。一次，赵普打报告要提拔一位官员，平常赵太祖都是大笔一挥：同意！意外的是，这次却给驳回了。赵普心想，我是宰相，提拔谁我心里有数，你别太操心好不好？于是，又第二次打了报告。太祖老兄这回也邪门，还是驳回。赵普那股文人的拗劲上来了，我第三次再报。这回，皇帝的本性也到底发作了一回，不但当面撕碎了报告，还把宰相大人数落得够呛，就差没骂娘了。赵普反倒冷静下来，也不说话，从地上捡起破碎的纸片就走了。你猜这老兄怎么着，他连夜把这些碎纸片拼接好，第二天又给捅到赵皇帝面前了，而且看那架势，你只要一天不批，我就一天不消停。赵皇帝气得不禁大笑起来，老兄呀老兄，我算服了你啦！好好好，批批批，行了吧？

接下来这件事可就颠倒过来了。前朝有个大臣符彦卿，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周世宗，贵为国丈。可此人聪明得很，看出赵匡胤要成事，所以闪电般地站在女婿的对立面，为大宋朝的问世立有殊功。赵匡胤呢，自然回报优渥，位子、银子、田产房产，要啥给啥，后来竟想连军权也给上些。赵普则极力反对，成天在太祖面前叨叨，惹得皇帝老子实在受不了，就说：哎，我就纳了闷了，你赵普要办的事，我都同意了；我要办的事，你赵普咋就这么难说话呢？好了，我不劳驾你了，我请别人往上打报告吧。后来，报告果然打到中书省了，特事特办，皇上有交代。这赵普的书生劲又上来了，他居然从中书省“骗”出报告，揣在怀里直冲宫里而去。他掏出那份报告晃了晃说，皇上，我把它截住了，希望你能再考虑考虑，这个人选不合适呀！气得赵皇帝哭笑不得，说，你怎么老怀疑符彦卿呢？我对他这么好，他难不成会辜负我吗？你猜赵普怎么接这个话茬儿，笔者估计古今中外做臣子的，再不会有第二个人敢这样说话：“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意思是说，当年周世宗也待你不薄呀，你怎么能从人家手中夺走了天下？我的天！这不是找死嘛！还得说这赵匡胤了不起，那皇帝脾气居然没再发作，沉吟良久，慢慢说道：赵普兄，你做得对。这就是宋初总体呈绿色的人文生态环境。宋太宗赵光义虽然毒死了自己的亲哥哥，自己当皇帝，却并没有背弃哥哥的既定国策，依然“重文轻武”，推行文官政治，贯彻“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在兄弟俩的经营下，大宋开国前期近四十年，应该评为太平盛世吧？

笔者以为，赵氏兄弟的最大贡献是，在近四十年时间里，不间断地重教育，兴科举，培养出一代新学人。所谓新学人，主要是指他们直接地上接先秦学风，回归儒家原典，特别是成为唐末提出的回归“文武同源”理想的实践者。他们的文治能力自然无须怀疑，便是武学功底也可谓空前绝后。可以说，宋代学士少有不知兵者，不光理论上能论兵，能整理和注释兵法，能道出前人所不能道，而且勇于实践，你说是挂帅出征，你说是戍边定邦，你说是参赞军务，你说是出使敌方，没有不能胜任愉快的。看看范仲淹、韩琦之前的名将录，潘美、曹彬、曹玮、郭进、石守信、石保吉、杨业、杨延昭、李继隆、李继宣……战功赫赫之外，有几个是不会作文写诗的？再看看范仲淹、韩琦之后的名将录，狄青、王韶、章楶、种师道、种谔、李纲、宗泽、岳飞、张浚、刘锜、韩世忠、辛弃疾……又有几个不是儒门学士？所以，两宋的士君子们，大多文武全才，怎么扯得上“重文轻武”？当然，开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针对唐和五代武人害世的弊病，搞过“以文抑武”的事，他对赵普说过这样的话：“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于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由于对前代作恶的武人深恶痛绝，赵家兄弟严防武人当权，采取过一系列“抑武”的强硬措施，难免有矫枉过正的流风遗弊，也难免伤害过一些正派武人，比如王德用、狄青等，但是绝对不能说一些“以文抑武”的具体做法，就是两宋时代思想观念上“重文轻武”。有学者列出北宋军政三大弊端是：一是军队数量日渐庞大而缺乏训练；二是兵将分离，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三是朝廷遥控前方战局，造成被动局面。细细考量这三大弊病，似与“重文轻武”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即便是“军政府”当权，也完全有可能造出这三大问题。所以笔者在前面曾表达浅见说，“即便宋朝越往后越有点‘积贫积弱’，但也绝不能把病根归结到‘重文轻武’上，倒是恰恰相反，太宗以降，历代宋君对太祖的‘祖宗家法’，即‘重文轻武’，重用文人的国策，虽则始终没有背弃，但越来越理解偏差，执行走样，严重脱离实际，不会活学活用，不会光大创新所致。”现在笔者再重复一下这个意思：北宋中期造成这三大弊端的根本原因，恰恰相反，是宋真宗，尤其是宋仁宗，开始偏离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祖宗家法”，开始失去了老祖宗那点平民意识，那点“雪夜访赵普”式的对文人的尊崇、诚信、热情与渴求，开始以帝王之尊而发所谓“朋党”之忧，对士君子开始了猜忌、防范、分化、扼制和打击，开始被一群庙堂上的“志于禄”者所欺瞒、所迷惑、所左右了。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范仲淹在《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中，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或曰：今王师不利者数四，而未思戢兵，何也？臣等谓不然。国家太平日久，将不知兵，兵不习战，以致不利。非中国事力不敌四夷，非今之军士不逮古昔，盖太平忘战之弊耳。”是谁“太平忘战”了？不是文臣武将，而是你宋仁宗自己！你生于太平，长在深宫，既无老祖宗起于草莽，发于征战的铁血经历，又无知人善任，深谙使文臣治国之三昧，唯知紧紧守住君权而不容旁落，这才造成“将不知兵，兵不习战”的“积弱”态势。

再一个招致弊端的重要原因，就是“将从中御”，根子也在皇帝身上。宋初以降，皇帝严格操控用兵之权，每到临战出征，皇帝才“以阵图授诸将”，而且还要从内廷派个“监军”，实行的是监军制度。将帅几乎没有什么指挥实权，至于相对独立的财赋之权，就更不用提了。这就叫“将从中御”。太祖、太宗时代，他们本人就身临战阵，全局在胸，这么干也还行得通。再往后这些子孙皇帝，从小身居九重，知道两军对垒是什么阵势吗？你遥控得了千万里之外的无常军机吗？继续守着“中御”的老招儿，能不出问题吗？范仲淹看得真切，所以初到前线，即《奏乞许陕西四路经略司回易钱帛》，为前方将士争财权。“沿边所费钱帛，万数浩瀚，官司屈之，未能充用……若不委之经度，即边计常是不足。”前引这些话真是说在点子上了。就因为仁宗不了解前方实际情况，又对前方将士不放心，这才发生了滕宗谅、张亢蒙冤案。范仲淹为此连上三道奏议辩冤。这三奏是：《奏雪滕宗谅张亢》《再奏辩滕宗谅张亢》《再奏雪张亢》。此案很能说明“积弱”深因，这里不妨一叙。

康定元年（1040）九月，西北多事。滕宗谅以刑部员外郎、职直集贤院、知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北），开始长达四年的边地生涯。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元昊举兵进犯泾、原一线。渭州（今甘肃省平凉市）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派副都部署葛怀敏迎战。葛怀敏不听规劝，分四路向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北）进击，结果陷入西夏军包围圈，葛怀敏战死，近万人被俘。这就是三大败中的“定川寨之败”。葛怀敏兵败，沿边郡县吃紧，西夏军打到渭州时，距滕宗谅所在的泾州只有一百二十里，一日数惊。滕宗谅别看平日里大大咧咧，但知兵且有胆，沉着应对，动员数千百姓共同守城，又招募勇士，外出侦探敌情，决心与泾州共存亡。后来范仲淹率军急解泾州之危。滕宗谅张罗粮草军需，确保作战胜利，立下一份汗马功劳。得胜后，滕宗谅大设牛酒宴，犒劳宋军和助战有功的羌族首领等各路人士，又按边疆当地风俗，在佛寺为定川寨战役中死亡将士祭神祈祷，并安抚死伤者亲属，后事料理得颇为得体。不料一年多后却由此惹祸上身。先是，他由范仲淹推荐，接替范仲淹知庆州。庆历三年（1043），他刚奉调回京不久，就有驻扎在泾州的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泾略安抚招讨使郑戬告发他，说去年在泾州时，他滥用官府钱财，“使钱十六万贯，其间有数万贯不明”。朝中即有人随风跟进，监察御史梁坚立马给仁宗皇帝打报告，严行弹劾。仁宗虽仁，却从骨子里不信任这些有“朋党”嫌疑的士君子，这忽儿则大发不仁，立遣中使检视，务必严惩。滕宗谅此人还真有点义气、骨气，他唯恐株连众多无辜，遂将被宴请者、被安抚者的姓名、职务等所有原始资料，一把火烧个精光，老子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下可把仁宗惹毛了，下诏先将滕宗谅、张亢抓起来、关进去，“双规”都不搞。其实，这些前线花费也属正常，滕宗谅也不是那种贪占小人，可高高在上的宋仁宗哪会理解这些有胸怀的文士？于是作为亲历现场者的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都为滕宗谅打抱不平，上表辩诬，尤以范仲淹为最，不仅面君言事，还一连“三奏”辩诬。这三奏表面看是为滕、张事，实际上是言外有意，直刺当前国家“病灶”，不啻给宋仁宗以当头棒喝，非常精彩。下面先看《奏雪滕宗谅张亢》：

臣昨日面奏滕宗谅事，天威震怒之际，臣言不能尽。又章得象（时任宰相）等不知彼中事理虚实，皆不敢向前。惟臣知从初仔细，又只独自陈说，显涉党庇。宗谅虽已行勘鞫，必能辩明虚实。然有未达之情，须至上烦圣德。今具画一如后。

一、梁坚原奏滕宗谅于泾州贱卖人户牛驴，犒赏军士。臣切见去年葛怀敏军败之后，向西州军官员惊忧，计无所出，泾州无兵，贼马已到渭州，只是一百二十里，滕宗谅起遣人户强壮数千人入城防守。其时兵威已沮，又水冰寒苦约十日，军情愁惨。得滕宗谅管设环庆路，节次策应军马四头项一万五千余人，酒食柴薪并足，众心大喜。当仓卒之时，有此才力，虽未有大功，显是急难可用之人，所以举知庆州。缘其时贼马逼近，收买牛驴犒军，纵有亏价，情亦可恕。

二、梁坚奏滕宗谅在邠州声乐数日，乐人弟子得银碟子三二十片者。臣与韩琦到邠州宴会一日，其时众官射弓，各将射中碟子散与过弓箭军人及妓乐，即非宗谅所散与人，而罪归于滕宗谅。又云“士卒怨嗟”，况边上筵会是常，当直军人轮番祗候，因何得其日便函有怨嗟？

三、梁坚奏称滕宗谅到任后，使钱十六万贯，其间有数万贯不明。今来中使体量，却称只是使过三千贯入公用，已有十五万贯是加诬。钱数料是诸军请受，在十六万贯之内。岂可诸军请受，亦作宗谅使过？臣在庆州日，亦借随军库钱回易，得利息二万余贯，充随军公用支使外，却纳足官本。今来宗谅所用钱数物料，必亦是借官本回易，所得将充公用。

四、环庆一路四州二十六寨，将佐数十人，兵马五万。自宗谅勾当，已及八九个月，并无旷阙；边将军民，亦无词讼；处置蕃部军马公事，又无不了。若不才之人，岂能当此一路？

五、边上主帅，若不仗朝廷威势，何以弹压将佐军民，使人出死力御捍强敌？宗谅是都部署、经略使，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后来主帅岂敢便宜行事？亦无以立威，人皆知其自不可保。且将帅树威者，是国家爪牙之威也，须假借势力，方能济事。

六、防秋是时，主帅未有显过而夺其事任，将令下狱，若遇贼兵寇境，未知令何人卒然处置此路？又差王元权之，况王元在河东沮法，已曾责降，今且在边上备员，岂可便当一路委寄？恐更误事。

七、宗谅旧日疏散及好荣进，所以招人谤议，易为取信。

八、台谏官风闻未实，朝廷即便施行。臣目击非虚，而未蒙朝廷听纳。臣若是诳妄之人，不当用在两府[51]。既有目睹之事，岂可危人自安，误陛下赏罚？兼西北未宁，见搜求稍可边上任用之人即加奖擢，岂宜深旋破坏，使边臣忧惕不敢作事？虽国家威令不可不行，须候见得实情，方可黜辱。……

仍乞以臣此奏宣示台谏官，候勘得滕宗谅、张亢确有大段乖违过犯及欺隐入己，仰台谏官便是弹劾，臣甘与二人同行贬黜。臣所以极言者，盖陛下委寄边臣，使一向外御，而无外忧之祸，则边上诸路人人用心，不至解体，有误大事。

如果说此奏还多在陈述事情经过原委，不多彰显范仲淹深心深意的话，那么，在《再奏辩滕宗谅张亢》中，便锋芒闪烁了。其重复部分不录，兹取特别段落如下：

臣闻议论太切，必取犯颜之诛；保任不明，岂逃累己之坐？彝典斯在，具僚式瞻，臣自边陲误膺奖擢，授任不次，遇事必陈。……

臣所以激切而言者，非滕宗谅、张亢势力能使臣如此竭力也，盖为国家边上将帅中，未有曾立大功可以威众者。且遣儒臣以经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杀之权，使弹压诸军，御捍大寇，不使知其乏人也。若一旦以小过动摇，则诸军皆知帅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畏，则是国家失此机事，自去爪牙之威矣。唐末藩镇多杀害、逐去节度使，于军中自立帅臣，而当时不能治者，由帅臣望轻，易于摇动之故也。……

（今滕、张）其干连人党，盛寒之月，久在禁系，皆是非辜。若令燕度勘问二人，既事非确实，必难伏辩。或逼令认罪，又是陛下近臣，不可辱于狱吏。或至录问有辞，即须差官再勘。其合干人党，转不聊生，兼边上臣僚见此深文，谓朝廷待将帅少恩，于支过公用钱内搜求罪戾，欲陷边臣。且塞下州郡，风沙甚恶，触目愁人，非公用丰浓，何以度日？岂同他处臣僚，优游安稳，坐享荣禄。陛下深居九重，当须查此物情，知其艰苦，岂可使狱吏为功，而劳臣抱怨？……

如在臣则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状，乞圣慈先次贬黜，免令臣包羞于朝，受人指笑。倘圣慈念臣不避艰辛，尚留驱使，即于河东、河北、陕西乞补一郡，臣得经画边事，一一奏论；或补二辅近州，臣得为朝廷建置府兵，作诸郡之式，以辅安京师。臣之此请，出于至诚，愿陛下不夺不疑。况臣久为外官，不知辅弼之体，本是粗材，祇堪犬马之用，若令臣待罪两府（指宋之最高军政衙门中书省和枢密院），必辱君命，且畏人言。臣无任祈天望圣请命，激切屏营之至。

仁宗皇帝你可听好了，我范仲淹可不是只为滕宗谅和张亢讨公道，我可是冒着“犯颜之诛”和“累己之坐”，替你大宋江山着想。假如这些边将儒臣“一旦以小过动摇”，让广大士兵知道你朝廷连这些边帅都不信任，那么，距离唐末藩镇之祸可就不远了！

数九寒天，把无辜边臣一直关在牢里，“辱于狱吏”，生不如死，居然在“支过公用钱”这样可笑的苛责中“搜求罪戾，欲陷边臣”，这也太过少恩而绝情了吧？你皇上“深居九重”，哪里会知道“塞下州郡，风沙甚恶，触目愁人”？这些真正为国家出力的人，日子过得多么艰难困苦你知道吗？你只能听到那些“优游安稳，坐享荣禄”的小人之言。“国病”的症结就在于此啊！

反正你皇上连我范仲淹也不信任了，那就干脆再把我贬出京城，随便放个地方算了，待在你身边，你看着我别扭，我还怕你左右这帮叽叽喳喳无事生非的犬儒呢！

从这些奏议中，完全可以感觉出来，范仲淹面对国家当前的种种弊端，早就忧思忧虑，痛心疾首，此次不过是滕宗谅、张亢事由，可巧触发其思虑与心痛，不免有点义愤填膺，不吐不快。当然，这是给皇上的奏折，还得有所收敛，不敢太过秉性而发。但在另一篇《答窃议》中，面对一群谀君害政的小人儒，则笔锋锐利雄沉，于上下捭阖间精光闪烁，更其彰显范仲淹之刚烈心性了。是为雄文，录主体于后。

汉高祖以黄金四万斤付陈平，而不问其出入，时陈平未有功也。唐高祖将斩李靖而恕之，时李靖未有功也。是前代帝王先布之以恩，后责之以效也。我太祖尝谓近臣曰：“安边御众，须是得人心。优恤其家，厚其爵禄，多与公用钱及属州课利，使之回图，特免税算。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苟财用丰盈，必能集事。朕虽灭后宫之数，极于俭约，以备边费，亦无辞也。”命将帅李汉超等十三人分守西北诸州，家族在京者，抚之甚厚。凡军中事，悉许便宜。每来入朝，必召对命坐，赐与优厚，抚而遣之。由是边臣率富于财，得以养士用间，洞见番夷情状。每戎狄入寇，必能先知，预为之备，设伏掩袭，多致克捷，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故兵力雄盛，武功盖世，由此而致也。

今滕宗谅为一路经略安抚使，兼兵马都部署，以公用钱回图，管设使命将校并蕃部酋豪，或赠遗官员游士。而梁坚弹奏滕使过钱十六万贯，有数万贯不明。及置狱研穷，才用三千余贯，复有所归，无分毫入己。是未见贪吏之状也。宣抚田舍人，朝之端人也，至庆州，目击军民蕃部等借留滕侯，遮壅于道，足下何得谓之豺狼？主上仁圣，不深责宗谅、张亢二人，仍降诏诞告边臣，依祖宗故事，使回图公用，一如平日。中宪不知内朝有此诏命，闻群口横议，遂伏阁请加责二人，以正宪律。既下法寺，则宗谅合赎铜而不当去官。是前断已重。亢坐将公用钱并酒散与军人，当更追一官。又朝廷既已降诏贷之，亦难反讦。足下责我保庇此人，固不敢避。自古文法，常害边功。今天子仁圣，有西北之忧，孜孜求人，以捍大患。帅臣用度小过，不害边事。居辅弼者，固当竭力辨明，恐误朝廷机事，为天下之忧，岂暇私于二人哉！

……

今之士大夫高谈时政，皆谓不能拔人，限以资级，使才者多滞，而朝廷乏贤；及见殊命越一等，则嚣然聚议，以为过优，何薄之甚耶！

假如宋仁宗能读到此文，或可大为震动且长思之。重温一下这些汉唐故事和乃祖行状，对照一下自己不谙实际，偏听偏信，背离“祖宗家法”所造成的种种弊端，不该好好地反省吗？想想不久后他即重用范仲淹、韩琦等人，掀开“庆历新政”一页，或者正是发端于此吧。

说大宋“积弱”病因不在“重文轻武”，而在皇帝不争，又“轻文”又“轻武”，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反证。

李元昊自从继承西夏王位，便正式立国大夏，自称“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他在发给宋朝的通知书中很有底气：“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裁礼之九拜为三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鞑靼、张掖、交河，莫不服从。军民屡请愿建邦家，是以受册即皇帝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三》）于是，很快就气盛兵雄，空前崛起，以边地小国而屡败大宋。欲问其中主要原因，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像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一样“以文人治国”，像重用赵普一样重用西夏文人，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个“赵普”大多是投奔过去的汉族知识分子。

且说陕西华州有两位书生，一位叫张元，一位叫吴昊，“负气倜傥，有纵横才”，慨然有经略天下之志。不幸科场不利，屡试不第，遂结伴出游塞上以广胸怀。这期间，向一宋廷边帅毛遂自荐，受了大冷遇，一气之下狂饮三日浇其块垒，在项羽庙乘醉题壁，有“秦皇草昧，刘项吞并”之壮语。从此，叛宋西去，决心在西夏讨前程。结果被以间谍嫌疑抓了起来，送至元昊处。李元昊早就有令，注意搜罗从中原过来的文士，定有藏龙与卧虎。因为张元和吴昊二人的名字连起来是元昊，大犯忌讳。所以李元昊亲自审问，即从这一点发话。大胆！你们俩怎么敢自称元昊？二人神色自若，反讽道：“姓尚未理会，乃理会名耶？”因为此时李元昊还叫赵元昊，那是大宋皇帝恩赐的“国姓”，还没有更改过来，遂有此讽。你赵元昊还有脸打问我们的名字吗？李元昊又惊又喜，亲解其缚，敬为上宾，授官赐爵，尊宠用事，成为西夏国最重要的两名“谋主”。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有此事并发千古之叹：“西夏元昊‘之叛’，其谋皆出于张元、吴昊。”后来“三川”“三大败”，那可不是西夏偶胜大宋呀！还记得那首讽刺诗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落款是：“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平心而论，以夏竦之学识才具，以韩琦之文韬武略，真就不及张元、吴昊吗？当然不是。光这写诗作词的水准，就高出张、吴不知凡几。问题就出在：张、吴有赵普之大运，元昊有太祖之雄风，君臣相得，风云际会，不胜而何？反过来，夏竦投机取巧，韩琦“将从中御”，全怨这个宋仁宗一无乃祖之风，又轻文又轻武，不败而何？

宋仁宗还算头脑清楚，有所自省，接下来这才重用范仲淹、韩琦等“庆历新人”，大搞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划过一道闪电。笔者将在下一章有个交代。

庆历元年（1041）十月左右，五十三岁的范仲淹在西北前线写了一首《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

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

笔者不揣冒昧，意译如下：塞上秋景与内地大不同，一片萧杀苍凉，南飞的大雁都一点儿不留恋它。连营军阵的号角四处响起，但见崇山峻岭间，长烟缭绕，残阳斜照，守着一座紧闭的孤城，真是让人感慨无限。乡关万里，谁不思亲，可只能把酒遣胸怀，人家东汉窦宪出塞三千余里，至燕然山刻石记功而还，可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早着呢。夜深霜重，羌笛声声，让人难以入睡，想想战争是多么冷酷，将军悲白发，无数征人泪。

据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说，这首被欧阳修誉为“穷塞外之词”的《渔家傲·秋思》，原为组词，有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但流传至今的却只有此首。有评家如是说：“作为两宋边塞词之滥觞，这首《渔家傲》剑走偏锋，风骨遒劲，把民族命运、动荡时局填入词曲，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以其守边的实际经历首创边塞词，有王维《使至塞上》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的千古悲凉，更有‘小范老子胸中自有百万甲兵’的冲天豪迈，一扫花间派柔靡无骨的词风，为苏、辛豪放词风导夫先路。”遂发浩叹曰：神仙一阙《渔家傲》，读破希文一片心！

说到人夸范仲淹，猜猜还有哪位大名人夸过他？笔者说出来，准是惊大家一跳。盖棺论定的大奸臣秦桧，专门写过一首诗，真心实意地赞颂范仲淹和韩琦。诗题是《题范文正公书〈伯夷颂〉后》，诗曰：

高贤邈已远，凛凛生气存。

韩范不时有，此心谁与论？

秦桧此诗真乎？伪乎？笔者考证不来，先道出它的出处。吾友杨璐兄原为北京古籍出版社总编辑，退休后挟“三才”之利，独辟蹊径，专门搜集、整理、注释历代大奸大才名臣的诗词歌赋，已正式线装出版的有《和珅诗词全集》《严嵩诗词全集》，目下正在做秦桧诗词搜集。上引此诗，即杨璐兄刚刚发给我的。在此作为本章收束，或也别致。

第七章 闪电庆历

33.一位另类皇帝

一道闪电划过夜空，明亮而又短促，恰如庆历新政。

以笔者之见，中国真正的变法，始于北宋，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至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四十二年间，先有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后有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这是真正的变法。笔者在此不惮语病之嫌，连用两个“真正的”，何解？用王安石的话说就是：“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请特别注意“泽不加于百姓者”这七个字！笔者以为，一切的改革变法，如果不能像孟子指出的那样，对天下老百姓有利，对他们的吃住穿用、教育医疗以及活养死葬有利，一句话，对他们过上有尊严的好日子有利，反而只想着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甚至于要称霸世界，那就绝对不是真正的变法。正是从这一点说，北宋的两次变法虽然都以悲剧结束，但它们兼顾民利，泽被百姓，确乎是一种有别前代的真正的变法。纵观前史，一个朝代有两次重大变法，只有宋朝；而且就发生在不足半个世纪之内，绝对是世界纪录；一个帝王亲自主持或者策划两次变法，到目前为止，全球也只有中国皇帝宋仁宗赵祯一人而已。宋仁宗是一位不负人类历史的另类皇帝。

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自视甚高，眼里没有平头百姓自不必说，便是历代帝王，可入其法眼者不过其三，一是他的爷爷康熙皇帝，二是唐太宗李世民，第三就是宋仁宗赵祯。他都钦佩宋仁宗什么呢？没细说。笔者来替他说，当然，价值观不同，笔者说的，老乾隆未必认同。

王安石在上引那封《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是这样夸顶头上司的：

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

这个评价有无言过其实的讨好嫌疑？有是有点，但大略符合事实，不能算作谄言。下面，笔者通过一些史载故事，诠注一下王安石老先生对宋仁宗的评语。

作为一个想有建树的皇帝，“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这种勤政劲头是必须的，是应该的，不算稀奇。笔者最看重的不是这个，早前说过，大宋朝之伟大，在于尊崇并重用知识分子，以为国策。而开国皇帝赵太祖之后，宋仁宗是力行此一国策最好的皇帝。他对文官、文士之尊崇，之重用，之体恤，之宽容，可以说是前不见古帝，后不见来帝，流传后世的佳话之多，也可谓空前绝后。下面试举几例。

“唐宋八大家”，一门占三席，这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没上吉尼斯纪录实在冤枉。然而，要不是宋仁宗，苏辙得早早掉脑袋，父兄得跟上受株连，“唐宋八大家”就成了没影的事。且说嘉祐二年（1057），苏轼、苏辙兄弟俩一起参加“高考”。年轻气盛的苏辙一时犯倔，在试卷里写了这么一段话，大意是：我在路上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这让阅卷官大惊失色，这不是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吗？立马报告宋仁宗，要求严加治罪。你猜人家宋仁宗怎么着，极其淡定地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选拔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考生，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一句话成就了“一门三学士”和“唐宋八大家”。

或者说，苏辙太有才了，故仁宗爱才心切，网开一面，下不为例。那么再听一个故事。还是个四川读书人，普通得可以忽略其名，有一天他也犯傻，作了一首诗献给成都太守，内中有这样两句：“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有这样的意思：太守大人，你完全可以在大西南搞个独立王国呢。成都太守一看，吓得灵魂出窍，好你个大胆逆贼，你是想让我身败名裂、夷灭九族呀！当即把此人捆绑结实，派得力手下押送京城，请朝廷制裁，以明心迹。这要按封建律条，“谋大逆”是重罪中的重罪，其惨烈血腥之后果可想而知。你猜人家宋仁宗又怎么着，还是极其淡定地说了下面一段话：嗨，这是老秀才急于想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么能治罪呢？不如就给他个官做做吧。于是，这个书生反而因祸得福，平白搞了个司户参军当当。

还有个故事更富传奇而浪漫的色彩。中国谁不知道柳永？文学史上写青楼歌词的著名高手！可谁知道，这也是人家宋仁宗成全的。年轻的柳永赴京赶考，两次都名落孙山，不免郁闷之极，于是随手写下《鹤冲天》，以遣牢骚，其末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佳句啊佳句！一时广为流传。连宋仁宗都知道了，心里有点不悦，佳句固然是佳句，可一个年轻书生怎么会如此消极不争呢？所以，当柳永第三次应考时，虽然考官录取了他，但在仁宗这儿有点耽搁，他御笔一挥，从即将发放的金榜上划掉了柳永的名字，说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此处，也有仁宗不是，四川逆诗作者尚可给官，何必断送柳永前程？一句文人的牢骚嘛。好在这个柳永想得开，不让老子进朝堂，咱也自有去处，干脆一头扎进青楼柳巷，当个红灯区的“专业作家”，就写花词赚银子，而且大胆调侃说，咱这是“奉旨填词”，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这么吆喝可有点大犯忌讳，假传圣旨是欺君大罪，闹不好是要掉脑袋的。估摸这事儿宋仁宗不会听不到，可结果屁事没有，生生成就了一位文坛大词家。

一般说，谏官都是正直敢言的文官，级别未见其高而耿介大有传承。皇帝与谏官的关系如何，颇显君王成色。那么，且看仁宗成色如何。包拯做监察工作期间，遇到这样一件事。仁宗有个宠妃张贵妃，她的伯父名叫张尧佐，大沾其光，不仅出掌三司使（约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还想着更大的权力。为此，众官合力弹劾之，并与仁宗在朝堂上争论不休。包拯更是态度激烈，滔滔不绝，坚持必须拿掉张尧佐三司使的职务。据说唾沫星子直溅得仁宗一头一脸。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为难地提了个变通法，要不让他去外地当节度使？不料包黑子不依不饶，而且态度更加强硬。仁宗脸上有点挂不住了，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包拯即刻顶回：“太祖、太宗皆曾为之，节度使恐非粗官。”仁宗一时无语，拂袖回了后宫，倒把一肚子火气冲向张贵妃：“你就知道为你伯父要官，可你知道不，朕要面对的是包拯吗？”有人感慨了，说：纵然是一代明君李世民，明知魏征说得对，可那个吵吵劲儿，也真让人受不了他，差点让李皇帝宰了他。

还有一个从谏如流的故事。夏竦去世后，宋仁宗想给他个体面的谥号“文正”，不管怎么说，此人长期以来为朕分忧，两度担任枢密使，西北有事时，又出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虽说军功不著，也有一番苦劳不是？另外，文才不错，著作等身，留有文集百卷、《策论》十三卷、《笺奏》三卷、《古文四声韵》五卷、《声韵图》一卷等。再者说了，人都死了，虚赐一个像样点的谥号也不算多大个事。但是，负责考核的官员刘原父挺较真，说：“皇上，这不行。定谥号，这可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你先入为主这是侵权；再说了，我们认真调研过了，夏竦还真有点不够格。”这时，司马光也上书道不然：“文正”这个谥号呀，门槛太高，夏竦真不合适……面对这么一个意料之外的局面，仁宗皇帝也只好哈哈一笑，收回成命，同意将谥号改为“文庄”。想想也是，只有范仲淹这样的千古名臣才配谥“文正”呢！这事记在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

宋仁宗不但喜欢谏臣，不记恨谏臣，还能保护谏臣。宋人朱弁的《曲洧旧闻》里载有一个生动故事。某日退朝后，仁宗回到寝宫，直嚷头痒难受。内侍传来专门梳头的女官，忙为仁宗服务。女官看到皇上怀里还抱着文书，就问什么公事这样急。仁宗说：“最近老天下雨不止，频示异象，朝中谏官认为是宫中阴气太盛所致，故上书让裁减嫔妃侍女。”女官恃宠惯了，不屑地说：“这些个宰相、御史，自家多养着歌姬舞女，即使普通官员，只要混得可以，也大多如此。皇上身边才几个人呀，他们反倒大喊什么‘阴气太盛’，也太过分了吧。”仁宗听了没吭气。女官又问：“皇上，你真听他们这个建议吗？”仁宗说：“谏官的建议，说得对，哪能不执行！”这女官就假装赌气地说：“皇上一定要办的话，就先把奴家裁掉吧。”仁宗当即站起身，让掌管后宫名册的内侍过来，立马将梳头女官以下共三十人裁掉，尽快携带私人物品从内东门出宫。事后，皇后始终不敢动问原因，直到饭后喝茶，才小心翼翼地问道：“皇上，梳头女官是你平日最为恩幸的人，为何第一个就把她裁减出宫？”仁宗说：“她居然要朕不接受谏官的建议，能把她留在左右吗？”

除了珍爱文臣、文士，笔者以为宋仁宗另类于寻常帝王之处，还在于他富于人性、人情味儿，时时可以显示出自己是个活生生的凡人。

有一次，宋仁宗在宫中散步，时不时地老回头看，随从们均不解其意。回到寝宫，仁宗急对嫔妃喊道，朕渴坏了，快倒水来。皇后觉得奇怪，问仁宗，你在哪里不能喝呀，怎么会渴成这样？仁宗说，朕回头看了好几回，他们确实没准备水壶，如果朕要水喝，回头肯定有人要被处罚的！何必为这种小事害他们呢？

还有一次，时值初秋，一位官员献上时鲜蛤蜊。仁宗问：“你从哪里弄来的？”那位官员说：“是臣从远道买来的。”仁宗又问：“要多少钱？”那位官员说：“每枚一千钱，共二十八枚。”仁宗说：“朕平常是怎么告诫你们的？一定要节俭。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两万八千钱，朕不吃！”

有天深夜，仁宗处理政务，又累又饿，忽然很想吃一碗“羊肉热汤”，但他硬是忍着没有说出来。第二天说闲话告知了皇后，皇后一听就心疼地说：“陛下日夜操劳，龙体最贵重，一碗羊肉汤算什么呀，一句话的事！”仁宗对皇后说：“咦，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你想呀，朕一索取，他们肯定当成惯例，夜夜给你进羊肉汤，你吃不下不说，御厨夜夜宰杀，一年要杀生几何？于心何忍？朕倒宁愿忍一时之饿。”

皇帝乃九五之尊，乾纲独断，为所欲为，做甚也是没商量。你听说过皇上与臣下像老朋友似的讨论女色问题吗？宋仁宗确有其事。谏官王素正派无私，有天单独见驾，就劝年轻的仁宗千万不要贪恋女色，贻误国事。仁宗回答说：“你不说朕还忘了，近日，你猜王德用[52]怎么着，还真给朕送来几个美女，如今就在宫中，挺可人的。你说怎么办？”

王素想了想说：“看来臣今日进谏，正在时机，陛下务必不能留下她们！”

仁宗听了，面有难色，思忖良久，还是下了决心，命令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三百贯，马上送她们离宫，办好后务要回报朕。”

王素倒有点不忍，说：“陛下，你做得对，可也不必如此匆忙，女子既然进了宫，暂留一段时间也未尝不可呀。”

仁宗忽然湿了眼圈，说：“朕虽为帝王，可也和寻常百姓一样有感情，将她们留久了，难免日久生情，再打发哪里就忍心啊！”

这就是宋仁宗，一个理解士君子情结和人性美的绝无仅有的封建帝王。那么，由他来提议并支持一场史无前例的“民主”改革，完全是他的独特个性使然。当然，客观形势所逼也是最重要的外在因素。

宋仁宗赵祯生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五岁封庆国公，九岁立为太子，十三岁承继大统，二十岁亲政，面前是一个边患多发、国库空虚的烂摊子。更有内乱频发：沂州（今山东临沂）士卒王伦率众起事；张海和郭邈山在商山（今陕西商县东南）起事。令仁宗吃惊的是，这些起事人马所到州县，本朝官吏或作鸟兽散，或以兵甲为礼迎合之，略无战守功业。内忧外患，使得仁宗皇帝感受到了皇权危机，形势之严峻，恰如当时名臣宋祁所言。《宋史·宋祁传》中记载，宋祁看到陕西用兵，调费日蹙，遂上疏言事曰：

兵以食为本，食以货为资，圣人一天下之具也。今左藏无积年之镪，太仓无三岁之粟，南方冶铜匮而不发。承平如此，已自凋困，良由取之既殚、用之无度也。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以困天下之财。财穷用褊，而欲兴师远事，诚无谋矣。能去三冗、节三费，专备西北之屯，可旷然高枕矣。

何谓三冗？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为国。请断自今，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旧，其他悉罢还为民，可得耕夫织妇五十余万人，一冗去矣。天下厢军不择孱小尪弱而悉刺之，才图供役，本不知兵，又且月支廪粮，岁费库帛，数口之家，不能自庇，多去而为盗贼，虽广募之，无益也。其已在籍者请勿论，其他悉驱之南亩，又得力耕者数十万，二冗去矣。国家郡县，素有定官，譬以十人为额，常以十二加之，即迁代、罪谪，随取之而有。今一官未阙，群起而逐之，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吏何得不苟进，官何得不滥除？请诏三班审官院内诸司、流内铨明立限员，以为定法。其门荫、流外、贡举等科，实置选限，稍务择人，俟有阙官，计员补吏，三冗去矣。

何谓三费？一曰道场斋醮，无有虚日，且百司供亿，至不可赀计。彼皆以祝帝寿、奉先烈、祈民福为名，臣愚以为此主者为欺盗之计尔。陛下事天地、宗庙、社稷、百神，牺牲玉帛，使有司端委奉之、岁时荐之，足以竦明德、介多福矣，何必希屑屑之报哉？则一费节矣。二曰京师寺观，或多设徒卒，添置官府，衣粮率三倍他处。居大屋高庑，不徭不役，坐蠹齐民，其尤者也。而又自募民财，营建祠庙，虽曰不费官帑，然国与民一也，舍国取民，其伤一焉，请罢去之，则二费节矣。三曰使相节度，不隶藩要。夫节相之建，或当边镇，或临师屯，公用之设，劳众而飨宾也。今大臣罢黜，率叨恩除，坐靡邦用，莫此为甚。请自今地非边要、州无师屯者，不得建节度；已带节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师，则三费节矣。

臣又闻之，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陛下能躬服至俭，风示四方，衣服起居，无逾旧规，后宫锦绣珠玉，不得妄费，则天下响应，民业日丰，人心不摇，师役可举，风行电照，饮马西河。蠢尔戎首，在吾掌中矣！

“三冗”“三费”问题，的确是北宋进入中期以后最头疼的社全问题，有目共睹，智者共识。青年范仲淹于此早有关切与建言，并一直在思谋解决之道。宋仁宗少即聪慧多思，面对老爸这份“三冗”“三费”的遗产，心下也是着急得很，立志要改革求变。他在亲政前，就发现范仲淹是个罕见奇才，颇堪大用，对这位长自己二十一岁的臣下以师礼敬之。尤其是范仲淹为自己亲政的事甘冒风险，据理力争，严遭贬谪，更是感佩难忘。亲政之后，本想重用范仲淹，怎奈太后垂帘，老臣挚肘，诸事不顺，更有西夏犯边，一直也就没个合适机会。再说了，这范先生也太过耿直，遇事绝不转弯，有时候你还真不好回护他，只好暗中予以关照，虽做了贬官，也让他有点“薄责落善地”“谪官却得神仙境”的感想，知道我宋仁宗不会忘了他，还会重用他。现在西事略缓，老臣凋零，而范、韩名望日隆，欲建中兴伟业，不起用范仲淹更待何时！

你别说，宋仁宗掐把得还真准，此时意欲变法，厉行新政，舍范仲淹担纲扛鼎而外，真是别无最善。如果说，范仲淹连遭三贬之后，以其道德文章和不畏权势、刚正磊落的风骨，已然成为当时士大夫和天下士子心目中的楷模人物的话，那么，当下这位文武双全的沙场英雄，年过半百而愈显德高望重，则赫赫然成了北宋朝堂的灵魂人物，成了史上一个最大的庙堂士君子群的核心人物，甚至成了一代世风的缔造者。伟大如苏东坡，以未能拜识生前的范仲淹引为终身之憾，且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评说，范仲淹影响所及，“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六一居士集叙》）后世学人任友龙在《澧州范文正公读书堂记》中也这样说：“问学精勤，立大志于穷约者，莫如范公；名节不屈，成大勋于显用者，亦莫如范公。学者所宜宗师。”

宋仁宗既然认准了范仲淹，决心起用他实行变法，就得很快把他从前方调回来，这好办，已经下了诏令。同时，他还想着实地为范仲淹再做点什么事，创造些有利条件，做什么呢？……正在此时，监察御史孙沔题本弹劾宰相吕夷简，此奏属重磅炸弹，有点影响，不妨在此一录：

自夷简当国，黜忠言，废直道，及以使相出镇许昌，乃荐王随、陈尧叟代己。才庸负重，谋议不协，忿争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寝废。又以张士逊冠台席，士逊本乏远识，至隳国事。盖夷简不进贤为社稷远图，但引不若己者为自固之计，欲使陛下知辅相之位非己不可，冀复思己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简还，自大名入秉朝政，于兹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西州将帅累以败闻，契丹无厌，乘此求赂。兵歼货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变易，士民怨嗟，隆盛之基，忽至于此。今夷简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药，亲写德音，乃谓“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义士传闻诏语，有泣下者。夷简在中书二十年，三冠辅相，所言无不听，所请无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为陛下报？天下皆称贤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毁之也；皆谓邪而陛下不知者，朋党蔽之也。比契丹复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纪纲，修废坠，选贤任能，节用养兵，则景德、祥符之风，复见于今矣。若恬然不顾，遂以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复救。而夷简意谓四方已宁，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无一言启沃上心，别白贤不肖，虽尽南山之竹，不足书其罪也。

宋仁宗明知范仲淹胸襟远大，对吕夷简并不记挂私怨，但毕竟道不同难与谋，将来共事是个问题。但他禀性仁慈，尽管吕夷简已经以年老多病为由提出辞职，他就是对这个乖巧顺从的老臣下不了手。可巧此时孙沔一奏，耸动朝堂，吕夷简更是坚决不干了，宋仁宗也就顺势放手，任晏殊、章得象为相。同时，擢杜衍为枢密使，富弼为枢密副使。这样，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二把手，都成了赞赏和支持范仲淹的师友同道；章得象虽然史称“无所建明”，平庸一点，但绝对是个忠厚人。宋仁宗继续做好事，又特任欧阳修、蔡襄、王素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时称“四谏”，亦誉称“四贤”。这些人当年在“百官图事件”中，可都是“舍命陪君子”的人物，大都与范仲淹共进退。尤其蔡襄那五首《四贤一不肖诗》诗，赞誉范、余、尹、欧阳四人而讽刺高若讷，一时京城洛阳纸贵，士人争相传抄，书贩大获红利，连辽国使者都偷偷买了一本，回国张贴在幽州（今北京市西南）的馆舍里。对于富弼此人，前文书中交代不多，在此必须补叙一下，他和欧阳修可是庆历新政中范仲淹的左膀右臂呢。

笔者寻访青州时，进过那里的三贤祠，一排三大间厅堂，正厅供着范仲淹，右为欧阳修，左为富弼，是为三贤。昔为名臣，今成神仙，香烟缭绕中令人不禁思接千载。范仲淹与富弼的渊源要深点，范仲淹在兴化修捍海堤坝时，二十岁的富弼就前去拜访。范仲淹奇其禀赋之高，誉为“王佐之才”，遂定师友忘年交。范仲淹主持应天书院教务时，富弼即为在校生，其间，还成就了富弼的好姻缘。《邵氏闻见录》载：“一日，晏（殊）谓范（仲淹）曰：‘吾一女及笄，仗君为我择婿。’范曰：‘监中（应天书院）有二举子，富皋、张为善[53]，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辅，并可婿也。’晏曰：‘然则孰优？’范曰：‘富修谨，张疏俊。’晏曰：‘唯。’即取富皋为婿，后改名，即富公弼也。为善后亦更名方平云。”当然，富弼一生追随范仲淹，并不在乎这种世俗关系，君子之交，唯道也。他对范仲淹的感情有多深，可以从后来所作《祭范文正公文》中看出来：

某昔初冠，识公海陵。顾我誉我，谓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气殊息，同心异体。始未闻道，公实告之。未知学文，公实教之。肇复制举，我惮大科，公实激之。既举而仕，政则未谕，公实饰之。公在内史，我陪密幄，得同四辅之仪；公抚陕西，我抚河北，又分三面之寄。公既罢去，我亦随逝。从古罪人，以干魑魅。公我明时，咸得善地。自此蛊孽，毁訾如沸。必置其死，以快其志。公云圣贤，鲜不如是。出处以道，俯仰无愧。彼奸伊何，其若天意？我闻公说，释然以宁。既而呶呶，果不复行。于是相勖以忠，相劝以义。报主之心，死而后已。

可以想见，“一气殊息，同心异体”，两个人好得像一个人似的，这还不算铁哥们儿？现在富弼做了枢密副使，即中央军委副主席[54]，这对即将统领改革大计的范仲淹意味着什么？再加上另一位患难与共的铁哥们儿欧阳修，还有比这更为得力的搭档和帮手吗？再加上范仲淹的老师友晏殊、杜衍贵为军政首脑，余靖、蔡襄把守监察要津，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着范仲淹、韩琦二位回来就职。这简直就是一个超豪华的明星组合啊！如此看来，宋仁宗这个好事真算做到家啦！

就在宋仁宗优化整合之初，还有一个小插曲，不但很有意思，而且事关重大，重大到关乎变法成败。是这么回事：先是，宋仁宗想把西北前线的正副统帅一并委用，夏竦任枢密使，范仲淹、韩琦任枢密副使。

可令仁宗皇帝没想到的是，夏竦这个人选，竟然遭到新任台谏官们的一致反对。谏官欧阳修、余靖和御史中丞王拱辰等，认为夏竦在西北前线期间，平庸怯懦，毫无建树，而且“世以为奸邪”，诡计多端，不可重用。仁宗还是有点游移，心说：朕都下诏叫人家回来“面圣”了，再把人家打发回去，这不好吧？但又连续收到不少反对夏竦入京的奏疏，真有点朝议汹汹的架势，仁宗这才不得不下定决心，重新下诏以杜衍取代夏竦，担任了举足轻重的“中央军委主席”——大宋枢密院正卿枢密使。而夏竦好事一夜翻盘，只好继续留在蔡州当地方官，心头这个恨哪可算入了骨啦！在这一重大人事变动中，新任谏官发挥了关键作用，将一个可能的“害群之马”排除在外，成就了一个理想的“明星组合”，为庆历新政打下了可靠的组织基础。但事情往往就是祸福相依，拿掉夏竦固然好，却也就此埋下了一个重磅定时炸弹。后来，正是这位连煮熟的鸭子也吃不上的夏竦，恼羞成怒，一变而成为最可怕的反对派首领，采用“模仿笔迹”“伪造诏书”等一系列最卑劣、最阴毒的手段，陷庆历新政于困境与绝路。此事留待后面细说。

且说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的春天，京都汴梁城中阳光灿烂，繁花似锦，百鸟争喧，气氛祥和、温馨而充满美好的期待。朝野上下都期待着一睹归来的沙场功臣范仲淹、韩琦，期待他们就职履新，将皇帝构想的变法蓝图变成现实，带来大宋中兴的好运。

34.履新之忧

在人们急切的期盼中，春归夏归，眼看入秋了，未等见范仲淹和韩琦的身影出现，却等来他俩联名上奏的《除枢密副使召赴阙陈让》，而且这样的“陈让表”，是一连五状，反复表示我们俩不愿意当这个枢密副使，自愿继续守边御寇，特向您仁宗皇帝陈述理由。这五状完整地收录在范仲淹文集中。五状内容大同小异，全部复录于此似显不必，兹将第一状和最后一状即第五状选录于下。

第一状：右，臣等各准中书札子，奉圣旨，令臣等交割本职公事与郑戬管勾讫，乘递马疾速发来赴阙者。臣等未立边功，忽承诏命，必虑别有进擢，实不遑宁。伏缘臣等自领经略之任，竭心戎事，其于边上利害，军中情伪，年岁之后，方能谙悉。至若仓卒之际，贼谋百端，熟于见闻，始可料度。且朝廷举天下之力应副西事，于今累年。贼气尚骄，屡为边患，是朝廷责臣等立效之秋，臣等尽节报国之日。况贼界虽来讲和，或恐盟约未合，近复却有点集事宜，将来倍须御备。今去防秋，只是百余日间，夙夜经营，犹恐阙漏。臣等若更离去，或致疏虞，不惟上误朝廷，愈长寇孽，显是臣等自贪宠异，移过后人，虽当万死，何以塞责！兼近蒙差降中使宣谕臣等，候边事稍宁，用在两地。臣等寻具奏闻，且乞依旧陈力。此由衷之请，天鉴可明，即非今来虚有陈让。伏望圣慈念边事至大，不可差失，特降中旨，允兹至诚，许臣等且在本任，庶竭疲驽，得裨万一。臣等无任。

第五状：右，臣等近者忽承诏旨，俾赴阙廷，继上奏封，且乞在任，未量圣慈，果悉愚诚？夙夜震遑，若无所措。

伏念臣等自西寇猖獗，久当戎事，虽才不逮志，未有成绩，若其裁处军政，审料敌情，既愈岁年，粗亦详练。故边防忧患之急，臣等去就之分，前奏备列，不敢烦陈。今所切者，昊贼累次盗边，必先伪达诚款，伺我少懈，随即奔冲。今又遣人请和，往复迁延，即过夏月，其或盟约未合，必是又图侵轶。而朝廷当经营防秋之际，动易帅臣，送故迎新，众情自扰。则于御悍之事，不无废缺。贼如乘我不备，适足遂其奸谋，则是朝廷以西事为轻，而以进擢微臣为重。或因此有误大计，更滋寇孽，则臣等贪冒宠异，情何以安！

臣等所以知远在朝廷，不若亲临疆场，盖耳目所接，指踪为便，庶于仓卒，不失事机。况今干戈未宁，民力渐屈，忠义思奋，圣宸重忧。宜拔非常之才，待以不次之位，使其恢宣贤业，讲求庙算。臣等自当奔走塞下，奉行胜略。如此则内资帷幄之议，外期节制之行，用以相须，冀乎必济。伏望圣慈察，臣等忠荩之恳，素有本末，实不以内外之职，轻重于心，早赐允俞，使尽臣子之节。臣等无任。

一连五道“陈让表”，这理由，那理由，目的就是不想上调中央任职。这让人有点意外又奇怪：你范仲淹少有谋国利民之心，早立经天纬地之志，学有三代治世之术，三十七岁写下《奏上时务书》，三十九岁写下《上执政书》，洋洋洒洒万言书，你都忘了吗？今天让你得遂霄汉之志，创建不世之功，因何又退缩如许？边事再大再重，能过于匡正国家之大政大局吗？以范仲淹的胸怀眼光，不会连这个也掂不清。那么，原因何在？值得琢磨。翻检史籍今篇，于此似少有指点迷津者。

今人顾宏义先生在其《天倾》中不著出处地披露道：“范仲淹虽然以倡导道德教化为己任，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戮力鼎新政治，兴致太平，但从大局出发，对石介此类冲动狂放过激而不计后果的言行极不满意。他看见石介的诗后，不无忧虑地告诉韩琦：‘大事要坏在这些怪鬼之辈手中！’”

此话从石介诗引出，这又是怎么回事？石介石守道此人，前文书中已有交代，就是那“宋初三先生”之一，山东人性格，耿直敢言，《宋史》本传说他“指切当时，是是非非，毫无顾忌”。他早在景祐二年（1035）就提醒朝廷说：“吾尝观天下，西北险固形。四夷皆臣顾，二鄙独不庭……孽芽遂滋长，蛇豕极羶腥。渐闻颇骄蹇，牧马附郊埛。”指出要严防西北边患。然而年轻的仁宗受吕夷简、夏竦等老臣左右，加之“三冗”“三费”问题严重，竟然几无作为。及至看到仁宗奋发，起用贤良，组建起“明星组合”，要大兴变法之道，不禁欣喜若狂，有点过于亢奋，不谙官场险恶的书呆子本性发作，挥笔写下一首《庆历圣德诗》，大赞革新派，大贬保守派，诗人情怀发挥得淋漓尽致，却少有政治智慧。其诗如下：

于维庆历，三年三月。皇帝龙兴，徐出闱闼。晨坐太极，书开阊阖。躬揽英贤，手锄奸枿。大声沨沨，震摇六合。如乾之动，如雷之发。昆虫蹢躅，妖怪藏灭。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闻皇帝，戚然言曰：予父予祖，付予太业。予恐失坠，实赖辅弼。汝得象殊，重慎徽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鳙斯协。昌朝儒者，学问该洽。与予论政，传以经术。汝贰二相，庶绩咸秩。惟汝仲淹，汝诚予察。太后乘势，汤沸火热。汝时小臣，危言嶪嶪。为予司谏，正予门闃。为予京兆，堲予谗说。赋叛于夏，为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积雪，汝暑汝寒，同于士卒。予闻辛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悦。弼每见予，无有私谒。以道辅予，弼言深切。予不尧舜，弼自笞罚。谏官一年，奏疏满箧。侍从周岁，忠力尽竭。契丹亡义，梼杌饕餮。敢侮大国，其辞慢悖。弼将予命，不畏不慑。卒复旧好，民得食褐。沙碛万里，死生一节。视弼之肤，霜剥风裂。观弼之心，鍊金锻铁。宠名大官，以酬劳渴。弼辞不受，其志莫夺。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实赍予，予其敢忽。并来弼予，民无瘥札。曰衍汝来，汝予黄发。事予二纪，毛秃齿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长枢符，兵政无蹶。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哭傀儡，岂视扂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谳谳。言论磥砢，忠诚特达。禄微身贱，其志不怯。尝诋大臣，亟遭贬黜。万里归来，刚气不折。屡进直言，以补予阙。素相之后，含忠履洁。昔为御史，几叩予榻。至今谏疏，在予箱匣。襄虽小臣，名闻予彻。亦尝献言，箴予之失。刚守粹慤，与修俦匹。并为谏官，正色在列。予过汝言，无钳汝舌。皇帝明圣，忠邪辨别。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上倚辅弼，司予调燮。下赖谏诤，维予纪法。左右正人，无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浃。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杀，其默如渊。圣人不测，其动以天。赏罚在予，不失其权。恭已南面，退奸进贤。知贤不易，非明不得。去邪惟难，惟断乃克。明则不贰，断则不惑。既明且断，惟皇之惑。群下踧踖，重足屏息。交相告语，曰惟正直。毋作侧僻，皇帝汝殛。诸侯危栗，坠玉失舄。交相告语，皇帝神明。四时朝觐，谨修臣职。四夷走马，坠镫遗策。交相告语，皇帝神武。解兵修贡，永为属国。皇帝一举，群臣慑焉。诸候畏焉，四夷服焉！

石介此诗，一时传遍天下，连当时的四川少年苏东坡都知道了，后来在《范文正公文集序》中，他回忆说：“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石介字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

当然，“少年不知愁滋味”。可别人读罢石介诗，就没有少年东坡味了。另一位“宋初三先生”孙复读罢说了一句话：石介兄呀，你的灾难从此开始了！夏竦读罢，掩卷而切齿，心里话，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此时的范仲淹已然五十五岁，历经大风大浪，久涉宦海沧桑，深谙政治三昧，识尽君心人心，读罢石介诗，不会看不出这是好心帮倒忙，所以真切地预感到：“大事要坏在这些怪鬼之辈手中！”后来在《与朱校理书》中，范仲淹对这位朋友再说“怪鬼”：“石先生芒角太高，常宜宽之。”

笔者由此暗忖：范仲淹与韩琦再三推诿不就新职，难道一点不受这种不祥预感的影响吗？下意识中，他们是否还在期待更为成熟的参政时机呢？

35.条陈十事的真价值

有道是：君命难违。尽管范仲淹和韩琦连上五道“陈让表”，情愿不受“宠异”，继续守边御寇，可抗不过宋仁宗的锐意改革，只好奉旨而行，束装就道。范仲淹在《与中舍家书》中说：“某近蒙恩擢贰枢府，此盖祖宗之庆下及家世，累让不允。今月二日，已签署勾当。至十二日，蒙恩改参大政。”这就是说，庆历三年（1043）八月十二日，范仲淹终于以副宰相的身份，临朝议事，进入自己人生的巅峰时期。

这中间还有一段值得回味的情节。

其实，范仲淹春末时已经回到阔别了七年之久的京都汴梁了，这年七月，被仁宗任为参知政事。但是，范仲淹拒绝上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得从欧阳修说起。作为谏官的欧阳修给仁宗题奏说：以范仲淹和韩琦之殊才，回京之后这些日子，“只是逐日与两府随例上殿，呈奏寻常公事外，有机宜大处置事，并未闻有所建明，陛下亦未曾特赐召对，从容访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一》），这不对劲吧？皇帝您急巴巴地把他们调回来，怎么不重用呢？为了给仁宗再来一点压力，他又联合余靖、蔡襄等谏官，上奏弹劾现任参知政事王举正，说他无所作为，占着茅坑不拉屎，应该立马撤掉。同时，力荐范仲淹，说：范仲淹大有宰辅之才，只把他放在枢密院当个副使，于己未尽其才，于国大有损失，理应出任参知政事。仁宗觉得说得在理，这才有了上述任命。那么，范仲淹为什么要予以拒绝呢？原来宋代设置谏官，可以监察监督二府[55]的工作，但你没有决定二府首脑人选的权力，这是皇上的事。所以，范仲淹认为此次任命“不合朝廷法度”，故不予履新。此处，颇能看出范仲淹机虑之深，远超常人：一来严守法度，表率朝纲；二来嘛，已有石介之诗在前，如今欧阳诸人力荐在后，这可都是自己一班同道之友呀，朋党之鉴不远，夏竦一伙耸峙在侧，能不堵塞一切漏洞以防祸于未然吗？此事一直僵持到这年八月，宋仁宗不得不二次颁诏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才算了结。

这年九月，宋仁宗连连催促范仲淹等人，尽快拿出革新措施，以便改变局面。范仲淹会同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自己从政二十八年来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政绩如何，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官员，撤换有罪和不称职者。

二、抑侥幸。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荫官制弊病严重，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之多，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所以，为了国家的政治清明和减少开支，必须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范仲淹在“精贡举”条下指出：“今诸道学校，如得明师，尚可教人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而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庶可救其不逮。”他奏请诸路州郡有学校处，“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考试方法则“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如此则“天下讲学必兴，浮薄知劝，最为至要”。显然，庆历新政的“精贡举”就是要贯彻推行范仲淹在屡次上书中提出的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吏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人选，往各路[56]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另外，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的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洁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则予以惩办或撤职。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关注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有效制度。

七、修武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练武，寓兵于农。京师试点成功，推向全国各地。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公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各种惠政是否施行。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不可随发随改，为此朝廷必须制订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繁就简，便于实行。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由于战争，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负担却没有调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并为一院，公署杂役，可派一些州兵去承担，原来的差役人等，即可回村务农。这样，民间便不再为服劳役而受困扰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便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定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十五岁、弟侄年满二十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庆历四年（1044）三月，更定科举法。接着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一系列诏令。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在范仲淹的主持下，新政实施短短几个月，政治局面就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一些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考核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对经世济用学问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等等。最关键的一条改革是：范仲淹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扩大宰臣的实权（请特别关注这一点，这是士君子文化的良性扩张，向帝王文化抢地盘），以提高行政效率。

为了切实扩展相权，就必须撤换各级不称职的长官。范仲淹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分赴各地，检查官吏优劣善恶，再根据按察使的汇报，将不称职官员从名册中勾掉。富弼看他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然如阎罗判官，便说：“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用笔点着贪官的名字愤慨地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百姓哭好吧？”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贪官污吏和尸位素餐者被除了名，一批清廉肯干的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吏治为之一振，促使整个国家的政治局面大有起色。

从来的史家都认同，庆历新政主要集中在吏治改革。范仲淹所上《条陈十事》，其中五项均与吏治相关。按照邓广铭先生的看法，“大概范仲淹认为，通过这样五项措施，就可以培育和选拔出贤明能干的官吏，能爱惜百姓，均其徭役，宽其赋敛，使百姓各获安宁，便不致再爆发反抗斗争。”笔者以为，这确乎是史实，也许这就是范仲淹变法的初衷。不过，从今天的眼光看，统观全局地看，很客观地看，不能不特别留心《条陈十事》中的另外五条：第三条“精贡举”，办好教育，让更多的民间士子有出头之日；第六条“厚农桑”，解决好“三农”问题，让老百姓过上温饱日子；第八条“推恩信”和第九条“重命令”，要取信于民，把惠民政策落在实处，不能说话不算数；第十条“减徭役”，要爱惜民力，要给老百姓“减负”，不搞劳民伤财的这工程那工程。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五条”的眼光是直接向下的，着力点是要老百姓得实惠，完全体现了孟子的民本思想，所谓仁政，就是要让老百姓得好处，“泽不加于百姓者”，变法不是最好的变法，变法者不是最好的变法者。庆历新政的最高含金量正在这里，可以说它是史无前例的！如若不信，可作系统比较。

齐国管仲变法。“相地而衰征”“案田而税”，就是把田地按土质好坏、产量多少分为若干等级，按等级高低，征取数量不等的租税；“作内政而寓军令”，就是把居民的组织和军队的编制统一起来；士农工商分居，职业世代相传，以保证社会生产稳定，避免因谋职业而使社会动荡不安。改革的眼光是向上的，着眼点是解决齐国的财政危机，壮大国家的经济基础，直接为齐桓公称霸春秋服务。

魏国李悝变法。其主要内容：第一，“选贤任能，赏罚分明”，改变世卿世禄制。第二，“尽地力”，提倡在一块土地上杂种各种粮食作物，要求农户在住宅周围栽树种桑，充分利用空闲地扩大农户农副业生产。第三，实行“平籴法”，设置“常平仓”，在收成好的时候，政府以平价收购多余的粮食作为储备，保证粮价不至于暴跌；在收成不好的时候，政府再以平价出售粮食，保证粮价不至于暴涨。第四，任用吴起改革军制，精选武士，创建“魏武卒”，使得“秦兵不敢东向”。

赵国公仲连变法。公仲连的主要功劳是推荐了牛畜、荀欣、徐越等三位有志于改革的人才。“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赵烈侯委三人以重任，并奖赏荐才有功的公仲连。

楚国吴起变法。其主要变法内容是：第一，“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於天下。”“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就是要取消世袭封君的爵禄制度，用从封君那里得到的爵禄去奉养经过挑选的有功将士。第二，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职，剥夺王室贵族的威权，使他们不能徇私情，因私废公。“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削减无用的开支，以奖励真正为国出力报效的战斗之士。第三，拓土殖民。吴起对楚悼王说：“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以所不足，益所有余。”什么意思呢？原来春秋至战国期间，楚国用武力灭掉许多国家，开濮地、伐杨粤等，得到了广大领土，却都未及开发。吴起的意思就是，让楚国一些与王室关系疏远的贵族到僻远的地方去搞“开发区”，拓土殖民以强国力。

秦国商鞅变法。其主要内容有：第一，废除分封制，建立县制，编制户口，“什伍连坐”。第二，“开阡陌封疆”“废井田”。第三，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按军功大小授予爵位。第四，“平斗桶、权衡、丈尺”，颁布标准度量衡器。第五，“燔诗书而明法令”，搞文化专制主义。

韩国申不害变法。其主要做法是：第一，整顿“强族”，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在韩昭侯的支持下，首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强族开刀，收回其特权，摧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第二，以“术”治国，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加强考核和监督，“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第三，整肃军兵，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兵混编，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第四，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遂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

燕国乐毅变法。其主要做法是：第一，郡县制。全国设五郡，郡下设县，郡守和县令由燕王直接任命。第二，改革军政体制，设相国和将军，分掌政治、军事大权。第三，实行论功授爵授禄，制定严格的刑法。

新朝王莽“托古改制”。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私人不得买卖，用恢复井田制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第二，改奴婢为“私属”，亦不得买卖。第三，实行“五均六莞”，即在国都长安及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政府管理五均赊贷及管理物价，征收商税，由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和征收山泽税。第四，改革币制。第五，改革中央机构，调整郡、县划分，改易官名、地名。第六，改变少数民族族名和首领的封号。

北魏孝文帝改革。其主要做法是：第一，创建俸禄制。第二，地方上设立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第三，实行均田制和租调制。第四，厉行汉化，易汉服、讲汉话、改汉姓、通汉婚、定门第、改籍贯；学习汉族典章制度，尊儒崇经，兴办学校。

以上所列，大致就是庆历新政之前，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变法与改革。可以看出来，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变法最为频繁，尤其战国七雄，各自都在实行变法。为了吃掉别人，就得富国强兵；为了不被吃掉，也得富国强兵。相同的是，变法者都得眼睛朝上，为了辅佐自家君王成就霸业。其中的商鞅变法最为成功，使秦国成为虎视眈眈的“虎狼之国”，而其他六国则不得不“增加肌肉”，以使“秦兵不敢东向”。请问它们哪一国的变法，顾及到民生问题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难怪气得孟老爷子大发议论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

这里，为了特别彰显庆历新政的优良民本基因，笔者不得不在此剔除一个相沿已久的历史谬误，即所谓商鞅在土地制度上的“三大改革”，似乎对老百姓有利。具体说：一是废除井田，把阡陌封疆都开垦成可耕地；二是“民得买卖”土地，这是由奴隶社会的土地不准买卖的官有制变为封建社会的土地可以买卖的私有制；三是“訾粟而税”，说是朝廷只抽取土地所有者的粮谷的十分之几作为地税。吹牛说就是商鞅这“三大改革”，一举摧毁奴隶主剥削农业奴隶的旧制度，建立了地主剥削农民的新制度，云云。简而言之，就是说商鞅一举废除了井田制，实行了土地私有制，从而改变了社会制度。但此说完全不符合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事实，绝对属于谬论之列。可它不仅在“文革”时期独霸话语权，没有得到有力阻击，就是到了新世纪的今天，还在谬种流传，不信你打开网络有关条目看看，大捧法家商鞅盖世奇功者大有人在。那么，偌大中国，就没有一个人下点功夫，从根本上搞搞清楚，予以正本清源吗？有，那就是中国当代民间学者林鹏先生。

在《晋作爰田考略》中，林鹏先生写道：

后世肯定商鞅变法的人，谈论最多的是商鞅废除了井田制，从而改变了社会制度。似乎只要有个别杰出人物自上而下地进行变法改良就可以改变社会制度，而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当时社会的普遍要求这一客观条件。……其实，废井田的“废”字，亦训“置”，（详见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九“废六关”的解释），周制一百步为一亩，商鞅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自然要“决裂”原来的阡陌，“开立”他所创制的新阡陌。所谓阡陌就是井田。商鞅废井田其实是废了旧井田制，创置了新井田制。古者三年爰土易居，商鞅变法规定，“上地一夫百亩，中地一夫二百亩，下地一夫三百亩”，爰自在其处，不复易居。有些人把“晋作爰田”同商鞅变法混同起来，结果把“爰”，易也，变成了“爰”，不易也。歧路亡羊，以至于此。本来这种不易居的办法在三晋早就有了，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好地一夫百亩，次地一夫二百亩，这就是不复易居了。《周礼·地官》中记载许多把土地分成三等的材料，这些材料的来源肯定早于商鞅。其中上地不易，中地一易，下地再易的记载，说的是休耕制，自然是易居的井田制；而上地一夫百亩，中地一夫二百亩，下地一夫三百亩的记载，虽然说的也是休耕制，但是显而易见它们是由前者发展而来的不复易居的新井田制。同时，由于古代注释家们对“晋作爰田”有过“移其疆畔”的解释，而商鞅变法也有“决裂阡陌”的记载，所以也很容易将两者混同起来。

为了进一步理清商鞅变法并非废除井田制，林鹏先生特别回顾了春秋时期的变法历史。他写道：

春秋时期各国所进行的一系列变法运动，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内容就是取消公田，改八夫一井为九夫一井，改老助法为新助法即什一之税。在晋作爰田之后，相隔五十一年，鲁国“初税亩”。《春秋谷梁传》说：“初税亩，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可见“初税亩”，即取消公田改行什一之税。关于鲁国的“初税亩”，后世学者谈论极多，说法不一。这些分歧多半是由“三传”本身一半正确一半错误的解释造成的。例如在注释“初税亩”时，《左传》说：“谷出不过籍。”《公羊传》说：“古者什一而籍。”《谷梁传》说：“古者什一，籍而不税。”籍者借也，借民力以治公田。既曰谷，既曰什一，就是取消公田以后的事情了。虽然什一之税也叫作助（籍），但它同在公田里服劳役的“籍而不税”不是一回事情，它的实际内容是不籍而税。可见战国以后的人们对春秋变法以前八夫一井的情况已经不甚了解，以致产生了用并非古礼的什一之税，来批判鲁国的税亩制度。经师们忽略了取消公田这个大界线，他们只是着重攻击鲁宣公的“履亩而税”。于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家们也就着重在“履亩而税”四个字上做文章，得出了从此土地已经私有的结论。鲁宣公的“履亩”与周宣王的“料民”颇有相似之处，他们之所以有权料之履之，正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缘故。（周宣王为应付战争，刻意搜求，只得狠狠地勒啃中小奴隶主们；鲁国的执政者为了应付齐国的军事压力，想出了履亩而税的办法。）履亩是履中小奴隶主的亩，不是履农夫的亩。农夫一夫百亩是死规定。直至商鞅时，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商鞅通过改小亩为大亩加重奴隶的劳动强度，却不敢改变一夫百亩的古制。

既然商鞅并没有真正废除井田制，自然就谈不上“民得买卖”和“訾粟而税”了。西周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秦始皇时，也照样是“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没有。所以从实说来，在此之前土地私有以及自由买卖种种，都是子虚乌有的事。

也许有人会说，史书有载，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始皇下令“使黔首自实田”，这不就是要人民向政府据实登记所有田地，按亩纳税，这还不能说明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吗？就算是这样，可法令是法令，真正实行过吗？后来的考古证据《云梦秦简》和《青川秦牍》均无可争辩地证明，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执政，其土地政策是货真价实的国有制，要修阿旁宫，要修长城，要修驰道……谁的私有土地能保住？总之一句话，不管你说商鞅变法有多大的功劳，它都是“泽不加于百姓者”，对老百姓几乎没有多大实惠，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绝对不可同日而语。

再来看王莽改制。此人此制，至今多为负面评价，当然，最近也有人在为他翻案，此处不究。王莽是针对当时土地兼并、奴婢泛滥的社会现实下药的，王田制是井田制形式下的限田和均田，其实质是要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而不许买卖奴婢等，看起来似乎略含关心民间疾苦、保护和扶植小农利益的色彩，或者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他折腾的结果很不妙，不但没有实现预期的目的，反而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最终导致新朝政权短命而亡。至于北魏孝文帝的变法行为，不过是急于汉化以增加执政的合法性而已，谈不上想要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笔者说庆历新政的最大亮点，不在它要解决吏治和“三冗”“三费”问题的具体设想，以及解决得如何如何，而在它所折射出来的民本思想的光辉，充分证明其改革者已然超越前人，站在一个新的思想制高点，不仅想到要为帝王谋国以尽忠，也衷心想到为民谋福祉以尽道，将传统的士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活学新用，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而且值得骄傲同时又令人悲哀的是，以范仲淹和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者所达到的这个“宋代高度”，至封建社会终结（这种终结仅指政治制度层面而言），悠悠又是千年岁月，可叹再无人跨越。

36.皇帝的软肋

庆历四年（1044）初夏的一天，宋仁宗忽然看到一封紧急密奏，有台官[57]声称，他们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首犯两人，一个是枢密副使富弼，一个是国子监直讲石介。其罪状是：石介与富弼相勾结，商议阴谋废黜宋仁宗，另立新主云云。其证据是：石介写给富弼的亲笔信，内为谋逆内容。罪犯、罪状、罪证等一应俱全，谋逆大案铁定。仁宗皇帝又惊又疑，不由联想起最近的朝野传闻，陷入长久沉思……

半年以来，范仲淹和他的改革团队雷厉风行，推行新政。庆历三年（1043）十月十二日，首先颁布“择官长”诏令：“盐铁副使、工部郎中张昷之为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兵部员外郎、知谏院王素为天章阁待制；淮南都转运按察使、盐铁判官、兵部员外郎沈邈为直史馆、京东转运按察使。用富弼、范仲淹等之言也。”先是，范仲淹等为“择官长”一条进有专章如下。

古者内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刺史、方伯、观察使、采访使，统领诸侯、守宰，以分理之。内外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今转运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观察使、采访使之职也；知州、知县，古者诸侯、守宰之任也。内外官虽多，然与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尔。比年以来，不加选择，非才、贪浊、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县观一州，一州观一路，一路观天下，则率皆如此。其间纵有良吏，百无一二，是使天下赋税不得均，狱讼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盗贼不得除。民既无所告诉，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奸雄起而收揽之，则天下必将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术，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请诏二府通选转运使，如不足，许权擢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择知州，不任事者奏罢之，令权擢通判人。既已得人，即委逐州自择知县、县令，不任事者奏罢之，令权擢幕职。如是行之，必举皆得人。凡权入者，必俟政绩有闻，一二年后方真授之。虽已精择，尚恐有不称职者，必行降黜，直俟人人称职则后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复数易。其异政者，宜就与升擢之。若然，官修政举，则天下自无事矣。朝廷唯总其大纲而振举之可也。

宋仁宗正是根据上述奏议，颁布了第一批“择官长”名单，随后又有一系列实施诏令。半个月后，十月二十八日，再颁“明黜陟”之诏令。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能哲而惠，克明峻德。然犹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周制：太宰之职，岁受官府之会，以诏王废置，三载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故考课之法旧矣。祥符之际，治致升平，凡下诏条，主于宽大，考最则有限年之制，入官则有循资之格。及比年事边，因缘多故，数披官簿，审阅朝行，思得应务之才，知亏素养之道。然非褒沮善恶，则不激砺；非甄别流品，则不愤发。特颁程式，以懋官成。自今两地臣僚，非有勋德善状，不得非时进秩；非次罢免者，毋以转官带职为例。两省以上，旧法四年一迁官，今具履历听旨。京朝官磨勘年限，有私罪及历任尝有赃罪，先以情重轻及勤绩与举者数奏听旨；若磨勘三年，赃私罪杖以下经取旨，徒以上再经取旨，其能自新无私犯而著最课及有举者，皆第迁之。自请厘物务于京师，五年一磨勘，因举及选差勿拘。凡有善政异绩，或劝农桑获美利，鞫刑狱雪冤枉，典物务能革大弊，省钱谷数多，准事大小迁官升任，选人视此。若朝官迁员外郎，须三年无私罪，而有监司若清望官五人为保引，乃磨勘。迁郎中、少卿监亦如之。举者数不足，增二年。迁大卿监、谏议大夫，弗为常例，悉听旨。又定制，监物务入亲民，次升通判，通判升知州，皆用举者。举数不足，毋辄关升。

过了二十天，十一月十九日，“抑侥幸”的实施诏令又颁发下来，其行文几乎脱胎于范仲淹条陈十事之“抑侥幸”条。诏曰：“自今见任、前任两府及大两省以上官，不得陈乞子弟、亲戚馆职，并读书之类。进士三人以上，一任回无过犯者，许进著述召试，取优等者充。遇馆职阙，取曾有两府二人、两省三人同罪举充者，仍取著述看详试补。”谏臣欧阳修认为此诏于馆职要求还不严格，上疏提出自己的建议。宋仁宗觉得说得在理，就根据欧阳修“先择举主”的建言再颁诏令：“今后馆阁阙官，即据合举人数，降敕委学士院与在京龙图阁直学士以上，或舍人院与在京待制，同共保举有文字德行官员，具姓名并所著述该时务文字十卷以闻。”

十一月二十八日，颁发“限职田”实施诏；跳过年，庆历四年（1044）三月十三日，颁发“精贡举”实施诏；五月二十八日，再颁发“减徭役”实施诏，真是紧锣密鼓，大张旗鼓，半年多点时间，就将范仲淹条陈十事中的六条化作实施诏令，在全国推行。这里有必要把与天下民间读书人最为相关的“精贡举”诏令展示出来。

诏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源，可谓博矣。然学者不得聘其说，而有司务先声病章句以拘牵之，则夫英俊奇伟之士，何以奋焉？士有纯明朴茂之美，而无敩学养成之法，其饬身励节者，使与不肖之人杂而并进，则夫懿德敏行之贤，何以见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学者自以为患，议者屡以为言。比令详酌，仍诏政事府参定。皆谓本学校以教之，然后可求其行实。先策论，则辩理者得尽其说；简程式，则宏博者可见其才。至于经术之家，稍增新制，兼行旧式，以勉中人。烦法细文，一皆罢去。明其赏罚，俾各劝焉。如此，则待才之意周，取人之道广。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责其厚也。今朕建学兴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尽学者之才。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务严训导，精察举，以称朕意。学者其进德修业，无失其时。凡所科条，可为永式。

其令曰：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属部官为教授，三年而代。选于吏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三年无私遣，以名闻。士须在学习业三百日，乃听预秋赋；旧尝充赋者，百日而止。亲老无兼侍，取保任，听学于家，而令试于州者相保任。所禁有七：曰隐忧匿服；曰尝犯刑责；曰行亏孝弟，有状可指；曰明触宪法，两经赎罚，或不经赎罚，而为害乡党；曰籍非本土，假户冒名；曰父祖干十恶四等以上罪；曰工商杂类，或尝为僧道，皆不得预。

进士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又以旧制用词赋，声病偶切，立为考式，一字违忤，已在黜格。使博识之士，临文拘忌，俯就规检，美文善意，郁而不伸。如白居易《性习相近远赋》、独孤绶《放驯象赋》，皆当时试礼部，对偶之外，自有义意可观。宣许仿唐体，使驰骋于其间。士子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以晓析意义为通，五通为中格。三史科取其明史意而文理可采者。明法科试断案，假立甲乙罪，合律令，知法意，文理优，为上等。

宋仁宗作为皇帝，能认识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源”，能做到“建学兴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尽学者之才。教育之方，勤亦至矣”，委实不易。就算这诏令乃臣下所拟，他能认同并认可推行，也实属难得。若能这样坚持下去，把已然铺排开来的改革局面再行扩展，更坚定地支持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班子，那么历史上的庆历新政就会是另外一种结局，不会只是一道短促的闪电。可惜，宋仁宗再开明，再宽仁，再伟大，他毕竟还是一个封建皇帝。皇帝就有皇帝的软肋，那是皇家遗传基因所决定了的。而宋仁宗的软肋一旦被击中，庆历新政就要在劫难逃了。

还在范仲淹刚刚就任参知政事的庆历三年（1043）七月，宋仁宗就收到一封长达数万言的奏折。你道作者是谁？不是别个，正是那位煮熟鸭子没得吃的夏竦。这打的是一张悲情牌，又是一个试探气球，说自己是多么的无辜，是多么的忠诚，现在又是多么的可怜，仁宗你得替我做主，还我清白，让我再为你尽犬马之劳吧。前文说过，夏竦极有文才，《宋史》本传说他“为文章，典雅藻丽”，奏折写得声情并茂，颇能动人。宋仁宗不是仁吗，还真有点被感动。不过，此时尚改革心切，正想重用范仲淹和韩琦等人解决国家难题，起用夏竦这不给自己添乱嘛，所以思忖多时，还是让学士孙抃代拟诏书，内中有言：你夏竦如果想“图功效，莫若罄忠勤；弥谤言，莫若修实行。”暂时朕就不考虑你了哈。夏竦一看，此招不灵呀，怎么样才能打动皇上呢？思谋良久，忽然自己骂了一声自己“糊涂虫”，当年吕夷简是怎么治范仲淹的？不就在“朋党”二字上做文章吗？这是皇上的软肋呀傻瓜！于是，几乎就在庆历新政风起云涌之际，一股“夏式暗潮”也有铺天盖地之势。

宋仁宗不是改革心切吗？新政诸君子不是首以“明黜陟”“择官长”“抑侥幸”开刀整顿吏治吗？特别是范仲淹不是向各地派出按察使，实地考察官吏优劣善恶情形，然后由他铁笔点断，宁肯让“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百姓哭好”，从而断送了很多贪官和庸官的前程吗？这就直接触怒了既得利益集团，破坏了人家的特权链和旧有秩序，从而招致忌恨与反扑，这本是必然的反应。老练的夏竦正好借风扬沙，乘势作祟，那真该叫作“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大造范仲淹们“荐引朋党”的舆论。当时，尤以什么“江东三虎”和“山东四伥”为攻击焦点，借此打击范仲淹们的庆历新政。所谓“三虎”“四伥”，即指那些被派往各地巡视的按察使们。这里掉一闲笔。“江东三虎”史有误传：原指杨纮、王鼎、王绰三人，他们受新政委任，提点江东刑狱，竞相揭露举发贪官隐罪，无所宽贷，遂被目为“江东三虎”。而南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云：“咸平、景德中，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而杨文公与之鼎力，号江东三虎，诗格与钱、刘亦绝相类，谓之西昆体，大率效李义山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其后持此说者颇多，如清人汪诗韩《诗学纂闻》云：“逮宋而杨大年与钱、刘号江东三虎，诗宗李义山，谓之西昆体。大年复编叙十七人之诗为《西昆酬唱集》。”其实这是错误的。“江东三虎”之名是在杨亿死后二十多年的庆历年间才出现的，不是指诗风，而是指为政；不是指杨亿与钱惟演、刘筠，而是指杨亿之侄杨纮与王鼎、王绰，根本与杨亿无关。《宋史·杨纮传》载：“纮御下急，常曰：‘不法之人不可贷。去之，止不利一家尔，岂可使郡邑千万家，俱受害邪？’闻者望风解去，或过期不敢之官。与王鼎、王绰号‘江东三虎’。”听听，这不就是范仲淹的语义吗？

且说“朋党”之议起，宋仁宗分外留心在意。从前“朋党”之说起自朝堂，仁宗知道那是吕夷简一党所为，心中有数；如今却多起自于坊里民间，飞短流长，无边无际，仁宗可就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了，摸不着头脑便有些心里发慌。找谁落实一下这事呢？范仲淹正为朕所重用，虽则他是舆论中人，可绕过他也不合适是吧？那就先问问他吧。《范文正公年谱》记载：“四年甲申……四月，上与执政论及朋党事。”范仲淹是怎么回答的呢？讲得率真而深切：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上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

是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那就看你宋仁宗的心胸和鉴别力了，你能让士君子们道结为党，给国家和老百姓真正做点实事有什么不好呢？宋仁宗听了这话作何反应，史无记载，笔者估计宋仁宗不会太满意，那更是放心不下了。且说皇帝还正自惊疑间，忽又有一声惊雷，是与范仲淹一样身处舆论攻击的欧阳修，激于义愤，一笔挥就雄文《朋党论》，不仅当时震撼朝野，而且成为流传千古的瑰丽篇章。文章不足千字，全篇如下：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 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一如范仲淹所持之论，欧阳修并不讳言朋党，而是堂皇地指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有君子党，有小人党，关键看你皇帝怎么辨别，怎么对待。而且引经据典，从尧、舜一直说到不远的前朝唐朝，看你仁宗学什么样，是要共工、 兜等四人呀，还是要八元、八恺十六人，就像尧王爷一样；是要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组成的明星团队，不害怕他们“并列于朝”，就像舜王爷一样；是像商纣王一样，“有臣亿万”却各怀私心，还是像周文王一样，“有臣三千”却万众一心；或者像汉、唐末帝一样“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将“此辈清流”残忍地“投之黄河”……全在你哪皇上。

看来宋仁宗没能从范仲淹和欧阳修的“朋党论”中汲取正能量，没能像尧舜周武一样坚信君子党，他被“朋党”二字吓着了，被夏竦一伙搅起的朋党漩涡转迷糊了，现在富弼和石介又在谋大逆，草拟什么废立诏书，你要朕不信吧，石介这亲笔信，连他自己都无言以对。再者，他二人能没有背景呢？他俩可都和范……宋仁宗都不敢往下想了。此时，被夏竦收买的内侍蓝元震则上书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递相提挈，不过二三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对目下的宋仁宗来说，蓝元震这话特好入耳，一听即入心，便对富弼和石介这个案子更在乎了。

那么，石介和富弼以及他们的私信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夏竦衔恨于范仲淹等新政派，尤其将坏他好事的石介视为眼中钉，发狠要拿他开刀见红，倒范害政，以解心头之恨。他真下了大功夫，将府中一灵性女婢训练成书法家，而且专门学的是石介书法。在北宋文人中，石介行楷极出色，唯一存世的《与长官执事札》，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九日，在北京翰海二〇〇五春季拍卖会上，有五件北宋名人书札以二千二百二十七万五千元人民币高价成交，其中成交价最高的就是石介的《与长官执事札》，成交价五百五十万元人民币。其他四件是：左肤的《与通判承议札》，成交价四百八十四万元；富弼的《儿子帖》，成交价四百六十二万元；何栗的《屏居帖》，成交价三百八十五万元；吕嘉问的《与元翰札》，成交价三百四十万元。且说婢女学成之后，夏竦就指使她摹仿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信，就是宋仁宗手里这封“谋逆信”。宋仁宗人到中年，却一直没有子嗣，对皇位继承问题极为敏感。这封伪造信的巧妙与恶毒之处就在于此，紧扣仁宗心思，说石介与富弼企图废掉仁宗，另立新君。具体内容据说是这样的：先是，石介确曾给富弼写过一封信，鼓励他的朋友“行伊、周之事”，就是像伊尹、周公那样，辅佐明君干一番大事业。夏竦听说有这封信，就改为“行伊、霍之事”，这性质可就大变了。霍光位高权重，在汉昭帝去世后，曾先立昌邑王刘贺为帝，旋即又废之，再改立刘询为汉宣帝。以此影射势力日大的改革派，已然威胁到宋仁宗的君权了。你说人家宋仁宗能不惊心动魄吗？就算他宅心宽厚，不相信范仲淹、富弼们会干出这种事，可由此勾出帝王们看家的疑心和戒心，那则必然的。宋仁宗的猜忌心一起，你改革团队还有好日子过吗？

范仲淹何等敏锐，且早对新政成败多有预感，此案一出，百口莫辩，心知大事已不可为，遂“不敢自安于朝”，与富弼请求外放。宋仁宗马上表态同意，于是，庆历四年（1044）八月，范仲淹以参知政事出京宣抚河东，富弼以枢密副使宣抚河北。厉行庆历新政的两名大帅黯然离岗，火热的改革能不受害？于是新政戛然而止。跳过年，悲愤难平的石介气成大病，他被赶出国子监，下放到濮州（今山东省-城县北）去做通判，未及到任所便死在家中，年仅四十一岁。

夏竦的报复到此为止了吗？这个黑心的文人还不罢手，又策划了一场更为惊人的大案。也是该着有事：徐州有个孔直温，与石介有旧，有人说他是石介的学生。此人于庆历五年（1045）真的要谋反，败露后被抄家，这一抄可坏了，抄出了石介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夏竦借此大做文章，向仁宗上奏说：皇上您该相信了吧，他们真的有谋反之心，而且据臣所知，石介其实并没有死掉，是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这边则由富弼做内应，这是一个更大的逆谋。如若不信，开棺验尸，空棺为证。此时的宋仁宗已然鬼迷心窍，宽仁劲儿一点都不见了，竟然听信夏竦的荒唐主意，下诏开棺验尸，看看棺材里到底有没有石介。此诏一下，轰动朝野。《宋史·石介传》这样记载说：

会徐狂人孔直温谋反，搜其家，得介书。夏竦衔介甚，且欲中伤杜衍等，因言介诈死，北走契丹，请发棺以验。诏下京东访其存亡。衍时在兖州，以验介事语官属，众不敢答，掌书记龚鼎臣愿以阖族保介必死，衍探怀出奏稿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见义必为，岂可量哉。”提点刑狱吕居简亦曰：“发棺空，介果走北，孥戮非酷。不然，是国家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且介死必有亲族门生会葬及棺敛之人，苟召问无异，即令具军令状保之，亦足应诏。”于是众数百保介已死，乃免斫棺。子弟羁管他州，久之得还。

这件事干得真是又阴狠又愚蠢，非常不得人心。欧阳修为此写有长诗《重读徂徕集》，真道出了时人的无比义愤。此诗被后世誉为“英辨超然，能破万古毁誉”，非展示不可。

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

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

勉尽三四章，收泪辄忻欢。

切切善恶戒，丁宁仁义言。

如闻子谈论，疑子立我前。

乃知长在世，谁谓已沉泉。

昔也人事乖，相从常苦艰。

今而每思子，开卷子在颜。

我欲贵子文，刻以金玉联。

金可烁而销，玉可碎非坚。

不若书以纸，六经皆纸传。

但当书百本，传百以为千。

或落於四夷，或藏在深山。

待彼谤焰熄，放此光芒悬。

人生一世中，长短无百年。

无穷在其后，万世在其先。

得长多几何，得短未足怜。

惟彼不可朽，名声文行然。

谗诬不须辩，亦止百年间。

百年后来者，憎爱不相缘。

公议然后出，自然见媸妍。

孔孟困一生，毁逐遭百端。

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

所以忠义士，恃此死不难。

当子病方革，谤辞正腾喧。

众人皆欲杀，圣主独保全。

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

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

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

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

书於苍翠石，立彼崔嵬巅。

询求子世家，恨子儿女顽。

经岁不见报，有辞未能诠。

忽开子遗文，使我心已宽。

子道自能久，吾言岂须镌。

事过两年，庆历七年（1047）六月，犹有人为石介以及范仲淹、富弼等辩冤鸣屈，追讨公道。比如侍御史知杂事张昪和御史何郯，在其奏疏中这样说：

伏闻朝廷近降指挥，为疑石介，遍根问旧来曾涉往还臣僚，以审存没。中外传闻，颇甚骇异。缘石介平生，颇笃学问，所病者，道未周而好为人师，致后生从学者多游荡狂妄之士。又在太学日，不量职分，专以时事为任。此数端是可深责，其于他事，计亦不为。况介前年物故，众已明知，万一使介尚存，一眇小丈夫，亦何所图？臣闻此事造端全是夏竦。始初阴令人摹拟石介书迹，作与前来两府臣僚简尺，妄言事端，欲传播入内，上惑聪明。夏竦岂不知石介已死，然其如此者，其意本不在石介。盖以范仲淹、富弼在两府日，夏竦曾有枢密使之命，当时亦以群议不容，即行罢退。疑仲淹等同力排摈，以石介曾被仲淹等荐引，故欲深成石介之恶，以污忠义之臣。皆畴昔之憾，未尝获逞。昨以方居要位，乃假朝廷之势有所报尔，其欲损国家事体，则皆不顾焉。伏望圣慈照夏竦之深心，素来险诈，亮仲淹、弼之大节，终是忠纯，特排奸谋，以示恩遇。其石介存没，亦乞更不根问，庶存大体。自夏竦力行此事，中外物议，皆知不可，然而未尝有敢言者，盖虑时论指为朋比耳。臣若更不陈始末明辨，即是深负言责，伏惟圣明矜其愚而图之，则天下幸甚！

颇可深责的是宋仁宗，以他从前表现的圣明仁厚，他能听不到“中外物议，皆知不可”？看不出“此事造端全是夏竦”，“其意本不在石介”“故欲深成石介之恶，以污忠义之臣”，而对范仲淹、富弼“有所报尔”？只能说明此时的宋仁宗，已然对庆历新政及范仲淹们猜忌良深，完全改变了自己的变法初衷。唯其如此，这才放任或者说怂恿夏竦之流，对改革派反攻倒算，愈演愈烈，接着导致了苏舜钦、王益柔事件。

范仲淹、富弼虽然离开了权力中心，但参知政事和枢密副使的头衔还在，说明还有可能再重掌权柄，再行新政；另外朝中还有杜衍、韩琦等一大批新政精英人物在，随时可能发起反击，维护新政；还有一层，新政虽然中止不行，但所颁实施诏令犹在，范仲淹们回朝之日，新政仍可野火春风。这些，都让夏竦和他的团伙成员们坐卧不宁，绞尽脑汁，挖空心思，一日不将政敌“一举网尽”，一日不歇心断念。说“团伙成员”，主要指御史中丞王拱辰和御史刘元瑜。这两个人在庆历新政中反复变化，很值得探讨。王拱辰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高考状元”，年仅十七岁，深得仁宗赏识，赐名拱寿，通判怀州，入集贤院，历盐铁判官，修起居注，庆历元年（1041）为翰林学士，累拜御史中丞。新政前他是反对夏竦的，曾论夏竦不宜官枢密。宋仁宗不予采信，起身要走，被王拱辰上前一把扯住“帝裾”，坚持自己的意见，“竦遂罢”。再者，他与欧阳修乃同榜进士，后来两人又结为连襟，与改革派诸公也曾交游甚洽，他本人也发表过不少主张改革的言论。刘元瑜，字君玉，也是进士出身，初为舞阳县主簿，改秘书省著作郎、知雍丘县，通判隰、并二州，知郢州，后以太常博士为监察御史。当年范仲淹因“百官图事件”遭贬时，他曾为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贤”鸣不平；后来因西夏边事调范仲淹回京，他还上表为其请命，说“范仲淹以非罪贬，既复天章阁待制，宜在左右”，留在皇上身边辅政最好。又为尹洙、余靖、欧阳修抱不平，认为他们“皆以朋党斥逐，此小人恶直丑正者也”，理应得到重用。按说这两位都该是“改革派”一边的人士，最后却与夏竦滚战一处，成了最为激烈的反对派。个中原由，容后探究。目下只说“苏、王案”，也称“进奏院狱”。

什么是进奏院？这得解释一下。用一句今天的话简单说，就是驻京办事处。汉朝初建时称邸，其职能是：各地官员到京师朝见皇帝或办理其他事务时的落脚地，也是本地进京官员的联络处；负责向朝廷报告本地情况，呈递本地表文，向本地及时报告朝廷及其他各地情况，传达朝廷诏令、文牒，办理本地向朝廷上供赋税事宜；凡本地不能擅自决定的大事，向朝廷请示裁夺。唐中期改称进奏院，一般由道（大小相当于今天的省）或节度使的藩镇派出，费用也由地方承担。唐中期以后，节度使独揽军权、财权，皇帝也忌惮三分，因此其“驻京办”极为显赫，大都设在皇城要地，占地面积在一千一百平方米左右，鼎盛时期进奏院长官竟拥有副宰相的地位。唐末，进奏院在首都长安多达五十多个。为了获取中央的情报，进奏院能得到地方提供的充足经费，甚至承担起银行汇兑职能，各地在京师的商人，将售货所得款项交付进奏院，由进奏院开具“文牒”或“公据”，一联交给商人，一联寄往本道。商人无论是由地方前往京城，还是由京城回到地方，身上都不用携带大量钱币，可以轻装、安全地赶路，到了再兑现，类似于今天的支票。一时，各地“驻京办”俨然一个独立王国，极有权势，竟有“驻京办”人员暗杀京官的案例。有鉴于此，宋时对进奏院的组织和职能加以改革，诸州各置进奏官，专达京师，由朝官兼领，隶属于给事中，掌传递公文。这样就改变了唐朝藩镇通过进奏院窥伺、挟制朝廷的情况，使它成为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对州郡直接控制的机构。从宋太祖开始，进奏院官员改由中央委派，主要职能是向地方传达中央政令。进奏官员最多时有一百多人，经费不再依靠地方财政，由皇帝划拨，其中最大一块是镂刻雕版费。这些进奏官员定期把朝廷政令刻成雕版，由驿马送到地方，然后印成纸张文本发给地方官员，这也许就是中国早期的一种报纸吧。事实上，进奏院又成为地方官与京官以及京城名流的社交场所，他们在这里议论朝政，交换情报，联络感情，筹谋事体，休闲娱乐，尤其宋代自由浪漫，甚至可以把妓女接进来“卡拉OK”，歌舞侑酒，又成了一处京都游乐场。“苏、王案”就发生在这种地方，所以又称“进奏院狱”。

且说庆历四年（1044）仲冬的一天，一群名士京官以“祠神”为名，雅集于进奏院，为首者即诗名已著的苏舜钦。其中包括监进奏院右班殿直刘巽，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刁约，殿中丞、集贤校理江休复，太常博士周延隽，太常丞、集贤校理章岷，著作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溱，殿中丞周延让，校书郎、馆阁校勘宋敏求，将作监丞徐绶等四十余人。这一帮中青年官员聚会一处，定要玩个痛快，免不了召来美妓，一人身边陪上一位，吃酒行令，歌之舞之，就有点忘乎所以了。座中这位洛阳才子王益柔，才刚三十岁，酒色上头，已成醉仙，诗兴发处，随口就是一首《傲歌》，内中有“醉卧北极谴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两句，四下皆称气贯长虹得天成，转眼却变作非君非圣的“恶攻”罪状。再一个，他们并非“AA制”，所有花费出自“小金库”，那是“循前例用鬻故纸公钱”消费的，用现代白话说，就是埋单的钱，那是依照惯例卖掉机关旧报纸等废纸的钱，要说是公款消费也沾边。不过，既然是“循前例”，以前都没有出过事儿，可见苏舜钦他们当时也没太在意。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此次却极为特别，既为自己惹出牢狱之祸，更为庆历新政引来灭顶之灾。

要说出事，也怨这伙不谙政局的轻佻文士。就说苏舜钦，你是范仲淹举荐的新派官员，你是新政大腕之一的杜衍的女婿，你是被人家夏竦们划入改革阵营的一分子，眼下时局如此复杂、险恶、云谲风诡……你怎么能一点儿不清醒呢？“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执政，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底事”，你瞧你们聚会的这些人，哪个不是他们真心看重的？有些就是他们直接荐举的呀，你王益柔不也是范仲淹点名上报的吗？可你们却一点儿管不住文人的臭毛病，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人家要打你们杀你们了，你们倒好，还给人家手里递鞭子递刀子！

这次，直接出面挥刀的不是夏竦，而是状元郎王拱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这样记载：消息传出，“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刘元瑜等劾奏，因欲动摇衍（指杜衍，两个月前，杜衍刚被任命为宰相）。事下开封府治。于是舜钦及巽俱坐自盗，洙等与妓女杂坐，而休复、约、延隽、延让又服惨未除，益柔并以谤讪周、孔坐之。同时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

“世以为过薄”什么意思？舆论认为处理得过重了，有点刻薄。可不就是嘛，一个顶多值得城区纪检委处理的案子，却交给开封府，等于交给北京市委市政府处理；顶多给苏舜钦、王益柔一个降级处分，其他人通报批评就行了，却把苏、王扔进监狱不说，四十多个人都从重处分，大部分还赶出京城，委实有点不能服众。显然，这个处理结果大有来头，那是仁宗皇帝说了话。据同上出处记载，宋仁宗就这个文人风月案，非常少见地特下专诏曰：

朕闻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君明臣哲，垂荣无极，何其德之盛也！朕昃食厉志，庶几古治。而承平之弊，浇竞相蒙，人务交游，家为激讦，以沽声誉。至或阴招贿赂，阳托荐贤。又按察将命者，恣为苛刻，构织罪端，奏鞫纵横，以重多辟。至于属文之人，类亡体要，诋斥前圣，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自今委中书、门下、御史台采察以闻。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宋仁宗这是在论“苏、王案”吗？开篇就是一个“不为朋党”！在你大宋圣朝，文人挟妓饮酒，宰辅家养乐班，这算个事吗？怎么如今立马就与“朋党”挂起钩来？明眼人看得出来，你宋仁宗真正要点的题是：“阴招贿赂，阳托荐贤。又按察将命者，恣为苛刻，构织罪端，奏鞫纵横，以重多辟。”这是在数落进奏院这些喝酒人吗？不是，分明是在敲打举荐这些人的人，是在说给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等这些人听的，是在责怪自己一手鼓动起来的庆历新政。什么“按察将命者，恣为苛刻，构织罪端，奏鞫纵横”，你宋仁宗干脆就像那些被整肃的贪官庸吏一样，直接骂“江东三虎”“山东四伥”好了！所以，“苏、王案”是个标志，不仅是将改革势力“吾一举网尽矣！”更主要的是，标志着皇帝的天生劣根性已然在宋仁宗身上复活，宁可断送庆历新政，也不能要所谓的“朋党”威胁。

面对宋仁宗的“变心”，韩琦挺身而出。同上出处记载：“狱事起，枢密副使韩琦言于上曰：‘昨闻宦者操文符捕馆职甚急，众听纷骇。舜钦等一醉饱之过，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圣德素仁厚，独自为是，何也？’”皇上你不是对写反诗的书生都大度宽容，却独独为此“一醉饱之过”而想痛下杀手，奇怪得很哪！这里说“痛下杀手”，确实事出有因，原先状元郎们“力言益柔作《傲歌》，罪当诛”。是韩琦“独言：‘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国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为《傲歌》可见也。’”你们这帮小人儒想干什么，以为我韩琦看不出来吗？国家忧患大事有多少啊，你们“置此不言”，却咬住一个王益柔，想要扼杀新政，什么东西！据说韩琦一下给揭穿老底，连宋仁宗也“悔见于色”，“上悟，稍宽之”，这才没让王益柔掉脑袋，连同苏舜钦一起削职为民。宋仁宗真要杀了王益柔，那可成了败坏“祖宗家法”第一人，历史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评价他了。请注意，宋仁宗这会儿的“悔”，可不是对他背叛新政的悔，只是给韩琦一个面子，不开杀戒罢了，而摒弃庆历新政及其改革团队的私心，已然铁定了。证据就是，改革派再有进奏之言，他不仅听不进去，干脆就起了反感。厉行新政期间，尹洙身在西北前线，自觉不在局中，说话公允平静，或能入得仁宗之耳，就上奏曰：

臣闻知贤而不能任，任之而不能终，于治国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欧阳修、余靖、蔡襄、孙甫相次为谏官，臣知数子之贤且久，一旦乐其见用，又庆陛下得贤而任之，所虑者任之而不能终尔。以陛下知臣之明，修等被遇之深，岂有任之而不能终哉？盖闻唐魏玄成既薨，文皇亲为撰碑文以赐之，后有言其阿党者，遂覆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与魏玄成者，间言一入，则存殁之恩不终，臣未尝不感愤叹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论，则知之任之为易，终之实难，可不虑哉！……伏惟念知之之已明，任之之已果，而终之之甚难，则天下幸甚！

……夫今世所谓朋党，甚易辨也。陛下试以意所进用者姓名询于左右，曰某人为某人称誉，必有对者曰：“此至公之论”；异日其人或以事见疏，又询于左右，曰某人为某人营救，必有对者曰：“此朋党之言”。昔之见用，此一臣也；今之见疏，亦此一臣也，其所称誉与营救一也。然或谓之公论，或谓之朋党，是则公论之与朋党，常系于上意，不系于忠邪，此御臣之大弊也。臣既为陛下建忠谋，岂复顾朋党之责？但惧名以朋党，则所陈之言不蒙见采，此又臣之深虑也。惟圣明裁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

宋仁宗看没看尹洙此疏不知道，没理这个茬儿是真的。大宋的文人也真敢说话，都什么时候了，还“朋党”“朋党”地说个不停，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而于事则早已无补了。庆历五年（1045）春，宋仁宗罢范仲淹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兼陕西四路缘边按抚使，出知邠州；罢富弼枢密副使，以京东西路按抚使知郓州；罢杜衍宰相，出知兖州；罢韩琦枢密副使，出知扬州；十一月，再罢范仲淹四路帅职，以给事中知邓州。至此，庆历新政的领袖与骨干人物，几乎全部被排挤出朝、出京，宋仁宗自己御定的各项新政措施，也由自己再另行颁诏，基本上一一予以废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宋精英欧阳修还是有话要说，他倔犟地上奏曰：

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职虽在外，事不审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识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摇动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何故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指以为朋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则不可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人主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富弼与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离间，必有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臣请详言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五》）

忌“朋党”，忌皇权旁落，欧阳修算是一语点中宋仁宗的软肋与死穴，这也是所有皇帝的软肋与死穴。你还“臣请详言之”，还要说什么呢？告诉你欧阳修，朕是宁逐“朋党”，不要忠臣；宁保皇权，不要新政！你也离朕再远点吧！八月，欧阳修被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州市）。

庆历新政，难道不是一道明亮而短暂的闪电吗？

有意思的是，宋仁宗在亲手断送了庆历新政之后十二三年的嘉祐年间，他已然年过知天命，忽又来了变法热情，而且像当初看重范仲淹一样，看中了江西才子王安石。本章开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就其心胸与气概，真与当年范仲淹《奏上时务书》有异曲同工之妙。皇祐元年（1049），六十一岁的范仲淹知杭州。此时王安石年方二十九岁，正在鄞县做知县，为拜见这位庆历改革元老，他先有《上范资政先状》，后有《上杭州范资政启》和《谢范资政启》，会面中都谈了些什么呢？关于他们这位仁宗皇帝，估计范仲淹满腹块垒，却什么也没有说，就像四年前被罢去参知政事前后一样，缄口不言新政事。

确实，这一点相当反常，笔者发现，从富弼、石介“谋逆案”，到苏舜钦、王益柔“进奏院案”，如此的险风恶浪，举国大事，范仲淹却一直保持沉默，于此两案略无奏议，既不表态，也不辩解，似乎事不关己，这与他一向遇事敢言敢当的硬朗作风大异其趣。难道就因为他范仲淹不在案发时空之中吗？且听下节试解。

37.叹其不争

公元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国范仲淹研究会范氏宗亲网发布了《范仲淹年谱：六十四年的人生历程》，与前述两案最为相关的年份是庆历四年和五年，即公元一〇四四年和一〇四五年，也即范仲淹五十六岁和五十七岁这两年。其年谱内容如下：

（庆历四年）正月，朝廷应韩琦奏请，罢修水洛城，刘沪、董士廉依郑戬命继修完工。渭州知州尹洙怒欲斩之，狄青械二人送德顺军狱。

二月，范仲淹上言为刘、董二将辩解。是月，上从范仲淹之言，诏州县皆立学。

四月，仁宗与执政论朋党事。宋夏议和达成协议，元昊削帝号，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

五月，范仲淹与韩琦对于崇政殿，上“和、守、战、备”四策。

六月，辅臣列奏，答手诏问五条。与韩琦奏陕西河北画一利害事，陕西八事、河北五事。

八月，仲淹启程宣抚河东，先后历经：绛、晋、汾、并、忻、代、宪州、岢岚、保德、火山军及府州、麟州等地于庆历四年底。仲淹奏请以两府兼判政事，诏以贾昌朝领农田，仲淹领刑法，未果。

九月，吕夷简卒，晏殊罢，杜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集贤殿大学士，贾昌朝为枢密使，陈执中为参知政事。范仲淹檄正患病的种世衡与原州知州蒋偕合兵抢修细腰城，断明珠、灭臧交通西夏之路。

十一月，王拱辰等兴“奏邸之狱”，范仲淹等所荐新进名士皆贬逐殆尽，苏舜钦、刘巽被除名为民，王益柔、王洙、章岷、刁约、江休复、宋敏求等十人被贬谪外放。范请罢参知政事，乞知邠州。是年，吕夷简、陈尧佐、王沿卒。

（庆历五年）正月，罢仲淹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按抚使，出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罢富弼枢密副使，以京东西路按抚使知郓州，杜衍罢相，出知兖州。以贾昌朝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集贤殿大学士，王贻永为枢密使，庞籍为副使。

二月，韩琦上书仁宗，为富弼辩解营救，被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

四月章得象罢。

八月，欧阳修为范、富、杜、韩四人辩解，被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州市）。

十一月，解仲淹四路帅任，以给事中知邓州。富弼也被解除京东、西路安抚使。

用心检索这两年年谱，富弼、石介“谋逆案”发生后，“八月，仲淹启程宣抚河东，先后历经：绛、晋、汾、并、忻、代、宪州、岢岚、保德、火山军及府州、麟州等地于庆历四年底。”在这两年的诗文中，并无片言只语与此案相关，却在山西留下著名的三首记游诗：《绛州园池》《尧庙》《晋祠泉》，于作者心境与所思，或可透露一二，尤其是《尧庙》。三首诗如下：

《绛州园池》

绛台使君府，亭阁参园圃。

一泉西北来，群峰高下睹。

池鱼或跃金，水帘长布雨。

怪柏锁蛟虬，丑石斗貙虎。

群花相倚笑，垂杨自由舞。

静境合通仙，清阴不知暑。

每与风月期，可无诗酒助。

登临问民俗，依旧陶唐古。

《尧庙》

千古如天日，巍巍与善功。

禹终平洚水，舜亦致熏风。

江海生灵外，乾坤揖让中。

乡人不知此，萧鼓谢年丰。

《晋祠晋》

神哉叔虞庙，地胜出嘉泉。

一源其澄静，数步忽潺湲。

此异孰可穷，观者增恭虔。

锦鳞无敢钓，长生同水仙。

千家溉禾稻，满目江乡田。

我来动所思，致主愧前贤。

大道果能行，时雨宜不愆。

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

三代之法，三代之治，一直是范仲淹向往中的王道德治，是他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从政理想，是他不惜以近花甲之年，勇锐担纲庆历新政的原动力。如今身在河东这华夏文明摇篮之地，仿佛沐浴在尧天舜日之中，禹平洚水，舜致熏风，尧行揖让，这是多么美好的千古功德！可想想自己的庆历新政，事功未见，初衷艰难，前景何堪？真是“我来动所思，致主愧前贤”；纵然“每与风月期”，可何时才能“依旧陶唐古”呢？……一种巨大而令人悲苦难言的失望，紧紧揪着作者的心。这天大的心思，又何能用片言只语诉说？又向谁去诉说？唯其沉默，还欲则个？

这里顺便剔一谬误，至少笔者如此认为。有人说这首《尧庙》诗作于八年前的饶州任上：“仲淹在饶州读了梅尧臣的诗，想起自己与梅尧臣有过‘京师同逃酒’的友谊，感到觅到了一位知音，此刻他很想见到梅尧臣，便从陆路日夜兼程来到建德县城，梅尧臣把酒迎风，热情接待，两人谈政治、谈诗歌，彻夜难眠。梅尧臣向范仲淹介绍了建德县的风土人情和悠久历史，并向范仲淹讲述了远古时的尧帝……范仲淹急于探寻帝王遗踪，第二天由梅尧臣陪同先在县城瞻仰了尧祠，又远足十五里，登上历山，在尧庙前放情逸志，浮想联翩。”遂“妙手偶得”了这首《尧庙》诗。此说有点玄乎，范、梅关系已如前述，难为“知音”不说，范仲淹专程去建德寻访过梅尧臣吗？但他八年后在三晋大地行走近五个月，以他酷爱游览的性情，拜谒山右三大名胜并题诗，不但可能，且多史证。尧庙位于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尚书》载“尧都平阳”。尧在四千多年前就定都平阳，划定九州，形成中国最早的行政格局，平阳成为华夏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尧庙始建于西晋，旧址在汾河以西，西晋元康年间迁至汾河东岸；唐高宗李治显庆三年（658），庙址由府城西南迁至城南现址。尧庙俗称三圣庙，是中国专门纪念尧、舜、禹三位先祖的庙宇。范仲淹由南向北行，先去绛州“绛守居园池”，历代俗称“隋代花园”，始建于隋开皇十六年（596），由内军将军临汾令梁轨开创。大业元年（605），炀帝的弟弟汉王谅造反，绛州薛雅和闻喜裴文安居高垣“代土建台”以拒，因此形成了大水池，后几经添建修饰，遂成名胜古迹“居园池”。绛州往北几十公里便是平阳尧庙。再北上至太原，即可游晋祠。晋祠始建于北魏，为纪念周武王次子叔虞而建。周武王有“桐叶封弟”故事，叔虞受封于唐，兴修水利，唐国人民安居乐业。后其子姬燮即位，因境内有晋水，便改国号为“晋”，这便是山西称“晋”的来历。人们缅怀叔虞功绩，便在悬瓮山下之晋水源头，修起一所祠堂来祀奉他，后人称为晋祠。范仲淹素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情结，专程拜谒，其在必然。

回到本题吧。继续检索年谱，范仲淹于庆历四年年底，由河东回到京城，跳过年，“正月，罢仲淹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按抚使，出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十一月，解仲淹四路帅任，以给事中知邓州。”虽则在京有短暂停留，但对于前不久发生的“进奏院案”，在“是年诗文”中，同样查不出有片言只字与此案相关，唯有上年十一月一份《奏乞罢参知政事知边郡》。若非要与“苏、王案”扯上点关系，那是前年有过《再奏乞召试前所举馆职王益柔章岷苏舜钦等》了。现在来看《奏乞罢参知政事知边郡》。

臣近与韩琦上言陕西边画，略陈八事，须朝廷遣使，便宜处置，方可办集。又近睹手诏下问合用何人镇彼西方，两府已奏见选人进呈次。今西人议和，变诈难信，成与不成，大须防将来之患。臣久居边塞下，诚无寸功，如言镇彼西方，保于无事，则臣不敢当。但稍知边情，愿在驱策，虽无奇效可平大患，惟期夙夜经画，措置兵马财赋，及指踪诸将，同心协力，以御深入之虞。今防秋事近，恐失于后时，愿圣慈早赐指挥，罢臣参知政事，知边上一郡，带安抚之名，足以照管边事，乞更不带招讨部署职任。

范仲淹此奏，表面看，完全是就事说事，平静、平实、平淡，所陈内容很是单纯而具体，一是强调边患未去，急需有人去做事；二是要求辞去副宰相之职，情愿再去效力疆场。假如撇去风雨正骤的庆历新政背景，则根本觉察不到这份“请调报告”的雄沉内蕴和不同凡响。其实只要琢磨一下最后这句“罢臣参知政事，知边上一郡，……乞更不带招讨部署职任”，便知大有天地了。试想：一个国家副总理级的大干部，忽地要求下放自己，做一个边远地区的芝麻官，而且特别强调不要任何附加头衔，这不啻是一枚震憾弹！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他在闹大情绪，以此要挟中央领导；二是，他对目前一切大失所望，失望之极，是那种特别巨大而且令人悲苦难言的大失望。这种失望譬如高山，是对头顶太阳的失望，是对周围群山的失望，是对自己恨不逢时、难慰平生的失望。这种失望，此时正好属于范仲淹。

范仲淹的头顶太阳就是宋仁宗。他对宋仁宗失望吗？肯定失望，不过，没怎么大出意料。前年，范仲淹为什么要发出《除枢密副使召赴阙陈让》，而且这样的“陈让表”一连就是五道，不愿享受那个贵为枢密副使的“宠异”？是他不想抓住人生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厉行新政，济世为民，一展云天之抱负吗？肯定不是，他连做梦等的都是这样的机遇。唯一让他游移不定的，正是头顶这个红太阳。别忘了，此时的范仲淹已然早过知天命之年，以他的天赋灵智，以他的人生经历，以他阅世识人的文化积累，他能对自己的仁宗皇帝及其改革冲动完全放心吗？不错，自己这位君王性情敦厚，宽仁爱民，谨守“祖宗家法”而一心想有所作为，不失为一代明君；可要与尧舜文武那样的圣君比起来，他专制皇帝的毛病也常犯，就比如一个说得清、道得明的“朋党”问题，他就愣是不能释怀，动不动就当成紧箍咒使。我范仲淹前两次无故被贬，难道不就是受制于这个紧箍咒吗？尤其是“百官图事件”，是非那样明白，善恶那样清楚，朝野舆论那样明白清楚，可你仁宗皇帝就是不敢触动那个既得利益集团，而宁肯拿真心为你办事的人开刀。那一刀多狠呀，多少精英惨遭打压，一耽搁他们就是五六年哪！你要真心改革，那是多好的机缘？现在想到要变法，倒也不晚；想到要起用我范仲淹，我自会感恩思报。可你能坚守改革主张于始终吗？你能再不受群小左右吗？你总是不会“清君侧”啊！一旦你再听信谗言，又祭起“朋党”牌紧箍咒，那还谈什么改革变法？仁宗皇帝呀，我是太了解你了……这不，看看眼下这局面，还真让我不幸给猜中了。你信富弼、石介会谋反吗？你并不信，你都怀疑夏竦提供那笔迹是伪造的，可你还是宁信其有，因为你认定他们是我范仲淹的“朋党”；苏舜钦、王益柔这一群优秀的中青年官员，多得力的改革人才呀，因为吃一次花酒，花了卖废纸的钱，又醉吟了两句歪诗，就治以重罪，破例重处，断送四十多人的前程。你看不出这是出自私怨，小题大做吗？你当然看出来了，可你不但不宽容，还颁下特诏从严从快惩处，不就是因为这些人大都由我范仲淹举荐，你要敲打他们，警告我们这些推行新政者说：你们的“朋党”对朕威胁太大了，朕要不客气了！事实证明，对于宋仁宗的“遗传软肋”，老年范仲淹是早就看清了的，要说有点意外，那是他没料到宋仁宗自毁新政会这么快，对“朋党”之忌会这么深入骨髓，不可救药。

真正、完全、彻底让范仲淹失望的，是他周围的群山。那是一些什么样的山？或是匍匐在皇权和利禄脚下的险恶且卑微的山，或是只顾自己青山不老、有水常流的平庸之山，或是基本缺乏政治智慧与执政训练的愣头青山……总之，本为同根生，缘何山们都如此不争气呢？这让范仲淹非常失望。不是对某个人，即便他凶险如夏竦、王拱辰，圆滑误事如章得象、晏殊，愣头青得如苏舜钦、王益柔，不是对这些一个个具体人的小失望，那是一种超越私情恩怨的、悲天悯人式的，包括自己在内的，对当代“士”的大失望。

笔者觉得，以范仲淹、王禹偁为代表的北宋文人，在政治思想上有一项颠覆性的创新成果——“君子有党”，其价值和深远意义，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如果不说被忽略的话。

在儒家辞典中，“朋党”二字的名声可不好，是个贬义词。祖师爷孔圣人早就告诫说：君子“群而不党”（见《论语·卫灵公》），“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这已是不移之古训。汉、唐时代，朋党争斗激烈，成为一种社会“祸患”，吓得唐文宗李昂说：“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于是，在朋党之争中，一方总要把另一方指斥为朋党，使其成为极不光彩的角色，这才觉得师出有名，打得有理，是为捍卫儒学传统而战。然而，时至北宋大变，一百八十度的大翻转，自信得有点骄傲的北宋文人，一面大张旗鼓地开展儒学复古运动，一面又不拘泥于传统老框框，遂颠覆性地宣称：“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首次提出了“君子有党”的政治思想理念，并指出说：关键看君王能否分清何谓君子之党，何谓小人之党，一旦能够分明邪正，“又何难于破贼哉？”从而笑话唐文宗说：“言之不思，一至于此！”说话不过脑子，可笑到这种程度！写出以上这些话的是北宋早期士君子王禹偁，语见其大著《小畜集·朋党论》。王禹偁要比范仲淹大三十五岁，去世时，范仲淹还是个十三岁的少年。王禹偁出身农家，但像范仲淹一样少有大志，二十九岁中进士，即在《吾志》诗中表白：“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其文，学韩愈、柳宗元；其诗，崇杜甫、白居易；尤其深受韩愈儒学复古运动的影响，遂成为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先驱者之一。紧随其后鼓吹“君子有党”论的就是范仲淹，他早在第一次被贬官，来到山西河中府时，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写道：

夫天下之士有二党焉：其一曰，我发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为？其一曰：我逊言易入，逊行易合，人生安乐，何用忧焉？斯二党者，常交战于天下。天下理乱，在二党胜负之间尔。倘危言危行，获罪于时，其徒皆结舌而去，则人主蔽其聪，大臣丧其助。而逊言逊行之党，不战而胜，将浸盛于中外，岂国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谓危言危行，非远害全身之谋，此未思之甚矣。使缙绅之人皆危其言行，则致君于无过，致民于无怨，政教不坠，祸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无忧，此远害全身之大也。使缙绅之人皆逊其言行，则致君于过，致民于怨，政教日坠，祸患日起，大乱之下，忷然何逃！当此之时，纵能逊言逊行，岂远害全身之得乎！

“斯二党者”，自然即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范仲淹四十二岁上说的这话，五十六岁再加以强调，就是上引之“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上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这话可是当着宋仁宗的面说的，圣慈呀圣慈，这就“在圣上鉴辨之耳”，你可别学唐文宗！范仲淹之后，这才又有欧阳修的《朋党论》、苏轼的《续欧阳子朋党论》、刘安世的《论朋党之弊》、秦观的《朋党》上下篇，等等。而今总观这些北宋大家的朋党论，大致分为三层意思：一是朋党之事历来就有，何足为奇；二是君子之党志于道，小人之道志于禄；三是君主要善于区分邪正，重用君子之党，摒弃小人之党，以利治国济民。何谓君子？古来“士君子”之谓也。用当今青年酷评家李建军先生的说法，士君子，“就是一群人格独立、道德高尚、以仁为己任、任重而道远的人。他们心中装的是‘天下’，对他们来讲，‘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他们常常被称为‘国士’或者‘天下之士’。他们鄙弃商人的唯利是图的德性，赋予自己的行为以超功利的高尚的性质。”他又引用当代民间思想家林鹏先生的话说：一个真正的士，他是敢于“逆命”的人。“士之为人，理当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有如此者，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必由如此人者也。”“此种有觉悟的士，已经变成了全新的士，全新的人。他们可以毫不迟疑地为别人的利益去死，过去是为统治者的利益去死，现在是为普通人（即使是不肖人）的利益去死，这不是简单事情。”可以设想，由这样的一种人“相朋为善”，结成朋党，于国于民是多么好的事情呢？这是一种多么先进的政治思想啊！

可惜，宋仁宗理解不了，他视“朋党”为君权的威胁与挑战，为头等心腹大患。既然史上最开明的宋仁宗尚且不理解，其后那些独裁专制的大小秦始皇们，还能指望他们怎么样呢？

北宋当代的另一部分“士”们，虽然也从小熟知圣贤书，寒窗苦读科甲成名，比如夏竦、王拱辰们，也不理解“君子有党”，只以皇权和利禄为转移，遂坠小人之党，其后代代相传，至今不绝尤盛；再比如石介、苏舜钦、王益柔们，“根红苗正”，大有可为，只缘书生气十足，浪漫情调特高，不谙政治三昧，往往极易中人诡计或为人所用，贻误乃至贻害改革大局，累及乃至断送君子之党……要真正理解范仲淹、欧阳修们的朋党之说，不站在一处精神制高点，何其难哉！

难怪范仲淹只能以沉默应之，叹其不争啊！

第八章 烈士暮年

38.家在邓州

现在，回到“睦州、饶州、邓州”的邓州。

笔者在前文书中说道：“范仲淹饶州之贬，似应把徙知润州、越州也计算在内，时间上算一个连续无间的小单元，考察其诗文心胸，也真是同一个精神小空间。”循此，在范仲淹生命中最后一个时空单元里，除邓州外，也应包括杭州、青州。

宋仁宗活了五十四岁，吕夷简六十三岁，晏殊六十五岁，夏竦六十七岁，欧阳修六十六岁，韩琦六十八岁，滕宗谅五十八岁，尹洙四十七岁，富弼七十九岁，苏舜钦四十一岁，石介四十一岁，王拱辰七十四岁，王安石六十六岁，苏轼六十五岁，范仲淹六十四岁……这一代北宋风流人物，真应了古语“人活七十古来稀”！笔者感慨，由此得出一组散句如下：但知何时生，哪知何时死。阴阳一世界，生死一轮回。生命真神奇，不必去悲伤。那么，在范仲淹生命的最后八年岁月里，他又是怎么样度过的呢？

写下范仲淹“家在邓州”这个小标题，可能会招来一片批驳。陕西彬县人会说：看过《宋史·范仲淹传》吗？“其先邠州人也”，知道不？秦设漆县，东汉为新平郡，北魏改为白土县，西魏改豳州，唐开元年间改称邠州，民国初年撤销邠州建制，在原州治所在地设立邠县，因“邠”字生僻，在文字学上与“彬”字相通，故一九六四年经国务院批准改称彬县。这里可是范仲淹的老根据地，不见他常以“北人”自居，动不动就口出“陇上人”“陇上带经人”什么的，难忘根本啊！笔者在彬县采风时，发现真是个古地方。且不说彬州梨、大觐枣皆是千年贡品，光一个吃了三千多年的御面，就让你肃然起敬。御面又称玉面、淤面，是一种有别于西安凉皮的面粉特制食品。相传：当年周太王古公亶父居豳时，为夫人姜女所发明。姜女可是《诗·大雅·绵》中盛赞的美丽又聪慧的“第一夫人”，以善于烹调著称。后来古公亶父由豳迁岐，途经乾县梁山，姜女也将御面制作技艺带了过来。又相传：过了一百多年，古公亶父的重孙周武王灭商建周，亲自来祖地豳国朝拜，指名要吃曾祖母创始、曾祖父命名的淤面，由此淤面正式称为“御面”。不过，要找到范仲淹的祖上踪迹，那是难了点，连他知邠州时兴建的那座州学旧址都看不到了。

商丘人会说：咋这样没记性呢！好，再重复一下：河南商丘才是范仲淹成才立业、娶妻生子、兴教留居之地，虽说是第三故乡，但可是真正意义上的、属于范仲淹自己的“家”。他读书应天，出仕为官，婚缘商丘，家计宁陵，永城置田，守丧应天，执教南都，冒哀上书，升迁京都，后世留居……都与商丘结下不解之缘。就算后来离开商丘异地为官，但他的那个“家”仍然留在商丘。说得再具体点，范仲淹任兴化县令后，娶商丘姑娘为妻，就是太子中舍李昌言的长女；谁是介绍人呢？太宗朝宰相李昌龄的侄子李纮，李夫人是他的堂妹。正是在李氏家族的资助下，加上自己的俸禄，范仲淹这才在宁陵、永城购置了庄田。于是，才能尽孝，把母亲接到宁陵庄田赡养，尽享天伦之情，实现了他“自立门户”的夙愿。史籍上多处记载范仲淹“家计于宁陵”，范仲淹的书信中也言及“宁陵家计”，母亲去世后，起先也是安葬在宁陵庄田内，后来才迁葬伊川。之后，守制三年期间，应晏殊之邀，主持应天书院教务，常在宁陵和应天书院之间行走，李氏携长子纯祐则长久居留宁陵家中……至今，范仲淹宗亲仍居商丘，虞城县利民镇有“范仲淹祠堂”和明代从苏州返迁来的范氏宗亲。要说“家在邓州”，哪如说“家在商丘”更好呢？

苏州人会说：请把《宋史·范仲淹传》开头那话读全乎了：“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其先邠州人也，后徙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人。”知道“遂”字怎么讲吗？词义多达几十个，这里只能取表明和决断之义，从此就是苏州人，板上钉钉啦！再说，范家祖坟就在我们苏州木渎镇天平山，自唐至今多少代了，天下谁人不知道？

这三方人士说得都对，都有自己的道理。不过，且听笔者把范仲淹“家在邓州”的意思说明白，这个“家”，不是彬县那个老老家，不是苏州那个老家，不是商丘那个“第三故乡”的家，不仅是自然人那个肉身之家，此处特指范仲淹的心灵之家、精神家园！

那么，邓州就当得起是范仲淹的心灵家园吗？且容笔者试剖析。

事情最好从《奏乞罢参知政事知边郡》说起，那是庆历四年（1044）冬天，“进奏院案”发生之后，范仲淹看出新政大局已不可为，遂萌退意，才有是奏。接下来有一系列奏章：《陈乞邠州状》《谢授知邠州表》《邠州谢上表》《陈乞邓州状》《谢转给事中移知邓州表》《邓州谢上表》《谢依所乞依旧知邓州表》，再加上数年前的《乞小郡表》，联系起来看，方好理清范仲淹五十岁以后的心路历程。可惜限于篇幅，不能录以全貌，择要列出了。就从最早的《乞小郡表》看起。

臣某言：臣闻先民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下之通规也；“进人以礼”，君亲之盛德也。臣仰逢明圣，俯念拙艰，抚此病躯，敢期生造。

窃念臣前在饶州日，因学行气，而有差失，遽得眩转之疾，对宾客忽倒，不知人事，寻医救得退。自后久坐则头晕，多务则心烦。昨在延安，数曾发动。……赴任耀州，以炎热之期，历涉山险，旧疾遂作，近日颇加。头目昏沉，食物减少，举动无力，勉强稍难。

臣赋性本蒙，处心至狭。国家擢于清要，有遇事辄发之尤；寄以重难，无思患预防之智。言必取悔，举则败官，未愈数年，实经三黜。频招物议，屡渎宸聪。费天力之主张，由臣命之奇蹇。矧今抱病，何可贪荣。……伏望皇帝陛下，推至仁之恩，施曲成之化。念其理历，出自遭逢，特发圣衷，不循朝例，以臣学士之职，改一庶官，或且在当郡，或于随、郢、均、汝之间守一小州，庶获安静，尚图痊愈。……倘形骸未顿，药饵有功，则当再就驱驰。……

请注意，这是范仲淹头一次在正式奏章中，向宋仁宗陈述自己身体有病。这个时间点值得琢磨，是他因故焚毁元昊来信而开罪朝廷，上头不念他一片苦衷，反而要诉诸斩刑，最后虽然只将他降级调知耀州，这与“百官图事件”的打击一样，又一次让范仲淹非常寒心。后来有那五次“陈让表”，此宁非原因之一？可以说，范仲淹从此时开始，已对宋仁宗有了比较清醒、全面的认识，接下来那段“言必取悔，举则败官，未愈数年，实经三黜”的委屈，便是一种变调的抗疏，而“乞一小郡”“改一庶官”的诉求，则表明在年过半百的范仲淹的内心世界，出世之志已然有所露头，借口有病，不过是进退自如的好主意。而今仁宗亲手断送庆历新政的冷峻现实，无疑让范仲淹去意顿增，来一道《奏乞罢参知政事知边郡》，其心理支撑盖由此而来。于是，便有了《陈乞邠州状》《谢授知邠州表》《邠州谢上表》，便有了邠州之任。“邠州三奏”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向皇上再三谢罪，由于自己“涉道尚浅，立身本孤”，所以“进登二府，参预万机”以来，“议刑赏，则不避上疑；革侥幸，则多招众怨。心虽无愧，迹已难安”，“讵有兴邦之言，曾无经国之効”，看来只有任职紫塞小郡，“庶供粗使，聊谢舆言”。二是坚决不在中枢兼职，请“罢参知政事并宣抚使，只差臣于邠、泾间知一州，带沿边安抚使，乞不转官，仍不带招讨、部署之名”；另因又让他“知邠州军州事及管内劝农使”，故特别强调“罢政府之重责”，“愿解贰于黄枢”，只去“往守要藩”，“请分忧于紫塞”。此处“聊谢舆言”四字太要紧了，大有调侃、讽讪与难言、不言之意：真以为我范仲淹道浅身孤、无有经天纬地之才吗？可叹池浅王八多，龙虎际会难，只好不奉陪了，拜拜了您哪！

不过，范仲淹不唯政坛失意，也确实身体有病。四十六岁睦州诗就已经有所透露，“不道鲈鱼美，还堪养病身。”“有病甘长废，无机苦直言。”（《出守桐庐道中十绝》）而且他的病，每到秋天都要发作。四十八岁在饶州时曾经很严重，“对宾客忽倒，不知人事”，而且“自后久坐则头晕，多务则心烦”，在西北前线这几年一直如此，到耀州任上，已然发展到“头目昏沉，食物减少，举动无力”，不找个好地方认真医治也真是不行了。所以，在邠州待了半年之后，虽则先祖老根之地多有留恋，毕竟对医病不利，遂有《陈乞邓州状》《谢转给事中移知邓州表》《邓州谢上表》《谢依所乞依旧知邓州表》等四折。在《陈乞邓州状》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今又睹朝旨，据鄜延路奏，所定疆界，并已了当，仰保安军、镇戎军榷务通行博易者。事或宁静，理当改更。其陕西边事，自有诸路经略使处置。惟此四路安抚司，今后别无事务，欲乞朝廷指挥废罢。臣则宿患肺疾，每至秋冬发动，若当国有急难之时，臣不敢自求便安，且当戮力。今朝廷宣示，西事已定。况邠州原系武臣知州，伏望圣慈恕臣之无功，察臣之多病，许从善地，就访良医，于河中府、同州或京西襄、邓之间，就移一知州，取便路赴任，示君亲之至仁，从臣子之所望，实系圣造，得养天年。

这时，范仲淹点明自己所患乃“肺疾”，要求离开紫塞边州去内地就医，并请求去向“于河中府、同州（即今渭南市大荔县），或京西襄、邓之间”，也就是古南阳之地。此“状”中未涉心事，但在给挚友韩琦的信中则有这样的话：“盖年向衰晚，风波屡涉，不自知止，祸也未涯。此诚惧乎中矣。瞻望风采，伏惟倍加自重。须求便安，以全衰晚。”何谓“风波屡涉，不自知止，祸也未涯。此诚惧乎中矣”？如今要求去内地，诚为治病，但也确是惧乎了这些年来的政治灾难，如今已近花甲之年，不得不考虑“须求便安，以全衰晚”的事儿啦。“展节事君三黜后，收心奉道五旬初。”范仲淹这种“道不同则卷而藏之”的士君子情怀，在多年前这首《移丹阳郡先游茅山作》中，也是早有吐露了。

对于范仲淹所请，宋仁宗以“给事中、依前资政殿学士、知邓州军州事”，予以成全。此时宋仁宗何等心境，是正好借此把你这个可敬又可畏的范仲淹打发利索，还是念其忠勤刚正而有所留恋，或许二者兼而有之？不得而知。但对于范仲淹来说，安排到邓州，他是真心喜欢并心存感谢的。这有《谢转给事中移知邓州表》《邓州谢上表》为证。两表内容大同小异，这里兹录《邓州谢上表》。

臣某言：伏奉敕命，授臣给事中，依前资政殿学士、知邓州军州事，已礼上讫。琐闱清品，穰都善地。处之甚重，惴然若惊。

窃念臣志意本微，才力素寡。始于及亲之禄，俄有得君之遇。启沃无隐，出处惟命。持一节以自信，历三黜而无悔。顷以氐羌犯塞，朝廷旰食，起臣思过之地，授臣御戎之策。往罄死力，敢图生还。夙夜一心，首尾四载，仅免舆尸之祸，终无克敌之勋。一旦召还，五章陈让。惟求守塞，不敢入朝。再烦诏音，促登枢右。改参大政，俾竭微才。革姑息之风，则谋身者切齿；尚循默之礼，则忧国者寒心。退孤上恩，进敛群怨。诚难处于要路，复请行于边鄙。方陈豫备之策，俄睹绥怀之事。乃宣霈泽，以安黎元。臣以患肺久深，每秋必发，求去冱寒之地，以就便安之所，庶近医药，存养晚年。伏蒙皇陛下，天覆地生，云濡雨濯，进以清近之秩，付以偃息之藩。风俗旧淳，政事绝简，心方少泰，病宜有疗。实系宽大之朝，将幸康宁之福。敢不孜孜于善，战战厥心，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上酬圣造，少罄臣诚。

此时的范仲淹，对宋仁宗感激是感激，但还是无意间流露出内心一种士君子式的终极遗憾与怨愤。我范仲淹先是“持一节以自信，历三黜而无悔”，随后西夏犯边，国防吃紧，你们把我从贬谪之地送上前线，我“往罄死力，敢图生还。夙夜一心，首尾四载”；接着，是你皇上要召我还朝，我是“五章陈让”“不敢入朝”呀，可“再烦诏音，促登枢右”，我还敢抗命不遵吗？这才“改参大政，俾竭微才”。可结果怎么样？“革姑息之风，则谋身者切齿；尚循默之礼，则忧国者寒心。退辜上恩，进敛群怨。”我范仲淹是两头不落好。此时，他没有说出口的话还有：想不到你宋仁宗来了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将我们这批忠心谋国为民的新政人物置于身败名裂之地，更将一场多么伟大的改革事业断送无常。谢上表本是一种宫廷八股，但到了范仲淹笔下，每每总有千般深意，万种性情。这里，还要特别关注一下《谢依所乞依旧知邓州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道奏议？《范仲淹年谱：六十四年的人生历程》这样记载：“庆历八年（1048），六十岁。正月，诏移知荆南府，邓民请留，范仲淹亦上表自请愿留；二月，复知邓州。”原来，范仲淹在邓州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拥护，任满后要调往荆南府（今湖北江陵一带）时，为老百姓苦苦挽留，“老九不能走”！面对如此多情的邓州人民，范仲淹也不愿就走，便给朝廷上书请留。不料宋仁宗还真批准了，于是就有了范仲淹这道《谢依所乞依旧知邓州表》。

现在的河南省邓州市，古称穰。“穰”字何解？形声，从禾，从襄，襄亦声。“禾”指“谷物”，“襄”意为“包裹”“包容”，二者联合起来表示“带有‘身孕’的谷物”“成熟待收的谷物”，故其本义就是指成熟的庄稼，指丰收。《诗·周颂·执竞》曰：“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史记·滑稽列传》曰：“五谷蕃熟，穰穰满家。”都是这个意思。可见邓州这个地方，从古以来就是个能吃饱饭的好去处。它地处豫、鄂、陕交界，南阳盆地中南部，白河环其前，伏牛耸其后，宛桐障其左，郧谷拱其右，乃江汉之上游，襄汉之藩篱，秦楚之扼塞，沃野百里，人烟稠密，自古号为上等郡、望郡、钜郡。据说历史上有五位皇帝考虑过在此建都：北魏孝武帝元修、唐高宗李治、唐昭宗李晔、宋钦宗赵桓和金哀宗完颜守绪。公元一九九四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八里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就在邓州市东约三公里处，距今约六千八百年，可见邓州历史文化之厚重。北宋初，在邓州仍设“武胜军”[58]，领邓州、内乡和南阳三县。此地距京都汴梁不算很远，又这么富庶安然，于是，在北宋早期成了安排“老干部”休闲居官的“特区”之一，依例七十岁左右的老功臣可以在此一面做官，一面颐养天年。比如那位开国元老、受太祖、太宗、真宗三代帝王殊遇的张永德，“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开国宰相赵普，宋太宗的状元宰相苏易简，逼着宋真宗上前线抗辽的铁腕宰相寇准等，都曾担任过邓州知军、知州。范仲淹以望六之年而能知邓州，也算开了特例。

对于范仲淹来说，邓州于他有着前所未有的人生意义。孔圣人说他自己“五十而知天命”，一不小心说出了人类生命的普遍规律，所谓“天命”者，可理解为哲学的宇宙来源，是一把探求生命真谛的神奇灵钥。譬如登山，少壮者奋勇攀爬，沿途美景令他如醉如痴，山顶风光更让他向往无限，寄托着毕生的希望。有过来人告诉说，登不登顶吧，那上面也没什么好看的。他才不信呢，继续勇往直前，只盯着前面的山顶使劲。及至来在巅峰，山风呼啸，雨雪扑面，间或蓝天白云太阳也很美丽壮观，怎奈“高处不胜寒”，方知真非久留之地。好在此时目光开阔，已然可以看清山的四面八方，豁然顿悟，悟出全部人生意义，知天命了。不过人到这会儿，也有点身心困乏，聘目四望，极想觅一理想处所，一面歇息，一面思考，于是放眼看去，那心灵家园又在何方呢？所谓心灵家园，风物宜人尚在其次，最要紧的是可能让人释然“放下”，不经意间人性回归，灵魂歌唱。置身峰顶的范仲淹极目逡巡，他看中了邓州及其东南隅的百花洲，此处真是他的心灵家园吗？

百花洲挺好听，但是天下可不止一处。江西南昌有东湖，东湖之中有三座小岛，合称百花洲，后来干脆把整个东湖一带的风景区全称为百花洲。人家从唐代以来就出名了，历史上的东湖书院、东湖书画会等，都设在这里；名人吟诵作品甚多，如李绅、杜牧、黄庭坚、辛弃疾等，在此都留有绝妙诗文。泉城济南也有个百花洲，就在大明湖南面，有一小湖碧波粼粼，水中碧莲映日，红荷争艳，岸边弱柳临风，娇柔婀娜，距此不足二三百米处，即是著名的珍珠泉群，泉水经曲曲折折的玉带河，缠缠绵绵地流入百花洲，再穿鹊华桥流进大明湖。据说宋时的百花洲，比现在大得多，还有个小岛。写过《范仲淹传》的曾巩调任齐州（即今山东济南）知州，在大明湖上筑百花堤，小岛也因之名为百花台。岛上百花烂漫，景色宜人。曾巩有《百花台》诗赞之曰：“烟波与客同樽酒，风月全家上采舟；莫问台前花远近，试看何似武陵游。”后世名人如明代文坛“后七子”领袖、济南人李攀龙，在百花洲建白雪楼，隐居于此，一部《沧溟集》风行天下，历百年而不衰。其美妾蔡姬，善烹调，所创之葱味包子，流传至今，已是济南著名的风味小吃。再说惠州也有个名胜去处百花洲，位于惠州西湖明月湾附近，与长桥相连。不过，它出名就晚了，明正德年间，甘公亮为惠州太守时，在州上建落霞榭，临四壁窗户眺望，尽览湖光山色。现存“落霞榭”，为民国时重修，设“刘伦花阁”，新辟花廊，广种名色花卉，遂成惠州一景。而今最年轻的百花洲叫作“梦幻百花洲”，位于广东东莞松山湖工业园核心区域内。据说景区全面开放后，将是珠江三角洲最具观赏、游玩、休闲、娱乐价值的花卉主题景区，其中有一个蝴蝶生态园，集蝴蝶养殖、蝴蝶标本展览、蝴蝶动漫造型于一体，又据说不是世界第一，也是中国第一。不过，上面这些新旧百花洲，均与范仲淹无关，这里只说范仲淹选中的邓州百花洲。

邓州百花洲何时成为一处著名景观，不好查考。有人说此处一早也称“东湖”，详细的就不如南昌东湖好说了。据邓州学者杨德堂先生考证，现存最早题咏百花洲的诗，是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兵部尚书宋祁写给邓州知州燕肃的《答燕龙图对雪宴百花洲见寄》，诗中有“百花洲外六花寒，使幕凌晨把酒看”之句。四年后，宝元二年（1039），范仲淹的同年好友谢绛出任邓州知州，整修了百花洲，并创建了标志性建筑览秀亭。欧阳修、梅尧臣等到邓州拜访谢绛，曾在百花洲上泛舟，览秀亭下抛堶，诗酒唱和，有欧阳修《和圣俞百花洲二首》诗为证。诗中“野岸溪几曲，松蹊穿翠阴。不知芳渚远，但爱绿荷深。”都让人可以想象出百花洲之阔与美。有人将此诗安在了南昌东湖百花洲，显然是掠人之所爱。庆历六年（1046）正月，五十八岁的范仲淹来到邓州时，欧、梅唱和诗已然流传六年之久，美诗依然而美景不再，且故人离去，谢知州更是驾鹤永逝，所修之百花洲一片荒凉，览秀亭早已倒塌，不免让范仲淹好有一番感慨。莫非他之属意邓州，也与这段思友之情相关？然而决意要重修百花洲，且要在此创建百花洲书院，则是可以肯定的事，因为立马即付诸实施了。待到百花洲重建工程告竣，览秀亭再现雄姿，主修人不免诗兴大发，特作《览秀亭诗》：

南阳有绝胜，城下百花洲。

谢公创危亭，屹在高城头。

尽览洲中秀，历历销人忧。

作诗刻金石，意垂千载休。

我来亭早坏，何以待英游。

试观荆棘繁，欲步瓦砾稠。

嗟嗟命良工，美材肆尔求。

曰基复曰搆，落成会中秋。

开樽揖明月，席上皆应刘。

敏速迭唱和，醺酣争献酬。

老子素不浅，预兹年少俦。

九日重登临，凉空氛气收。

风来雁声度，云去山色留。

西郊有潭菊，满以金船浮。

雅为郡子寿，外物真悠悠。

过则与春期，春时良更优。

焰焰众卉明，衮衮新泉流。

箫鼓动地喧，罗绮倾城游。

五马不行乐，州人为之羞。

亭焉讵可废，愿此多贤侯。

此处请特别关注“五马不行乐，州人为之羞”。五马者，乃太守之代称。汉时太守乘坐的车用五匹马拉，因借指太守。白居易《西湖留别》有句：“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范仲淹在这里公开宣示：作为地方长官，假如做不到与民同乐同忧，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据记载，新修的百花洲景区，除了城头的览秀亭，还在百花洲上创建嘉赏亭，从西郊移来各种菊花，新建了菊台；为振兴邓州文运，又在对应的城头创建春风阁、文昌阁，成了邓州一处人文内涵丰富的复合景区，一直到今天，看来还是邓州的第一名胜。最难能可贵的是，范仲淹将这一头等胜景公开对外开放，上到达官贵佬、百万富翁，下到寻常住民、“引车卖浆者流”，均可自由出入，尽情游览休闲，形成了“箫鼓动地喧，罗绮倾城游”的盛况。笔者所在城市有一座森林公园，号称全民所有，可有一半风景区，而且是最美的风景区，用铁丝网圈成“高尔夫”，只供官商名流及其“官富二代”享用，老百姓不得入。想想一千多年前的范仲淹之思想与作为，真不知该作何感慨。下得“山顶”的范仲淹，无疑把“民为贵”的士君子情怀，又予拓宽与升华。这一点，接下来创建花洲书院等事更能体现出来。范仲淹一生兴学育人，从不稍怠，走一处必有是举。但他罢参知政事之后的再兴学，应特别评价，尤其是创建邠州州学和那篇《邠州建学记》。以下全录《邠州建学记》：

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人曷尝而乏哉？天地灵粹，赋于万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观物有秀于类者，曾不减于古，岂人之秀而贤者独下于古欤？诚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兴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数百年，并用此道以长养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效矣。

庆历甲申岁，予参贰国政，亲奉圣谟，诏天下建郡县之学，俾岁贡群士，一由此出。明年春，予得请为邠城守。署事之三日，谒夫子庙。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诏建学，其材出于诸生备矣。今夫子庙隘甚，群士无所安。”因议改卜于府之东南隅。地为高明，遂以建学，并其庙迁焉。以兵马监押刘保、节度推官杨承用共掌其役事，博士朝夕视之。明年夏，厥功告毕。增其庙度，重师礼也；广其学宫，优生员也。谈经于堂，藏书于库，长廊四回，室从而周，总一百四十楹。广厦高轩，处之显明。士人洋洋，其来如归。且曰：“吾党居后稷、公刘之区，被二帝三王之风，其吾君之大赐，吾道之盛节欤！敢不拳拳服膺，以树其德业哉？”

余既改南阳郡，博士移书请为之记。予尝观《易》之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谓其道未通，则畜于文德，俟时而行矣。在《兑》曰：“君子以朋友讲习。”谓相说之道，必利乎正，莫大于讲习也。诸生其能知吾君建学，圣人大《易》之旨，则庶几乎。故书之。

设想：假如范仲淹乃一介志于禄者，在中央机关那么好的铁饭碗都砸了，多么失落又丧气！来到邠州这样一个边鄙小地，前程黯然未卜，心里七上八下，哪有心思兴学？虽说理当为老根故土之地做点贡献，可心里难免有气：谁又肯为我做贡献呢！多亏范仲淹不是此等小人儒，乃是堂堂君子儒，在其位则“眼光向下”，将兴教办学列在新政，厉行不辍，“予参贰国政，亲奉圣谟，诏天下建郡县之学，俾岁贡群士，一由此出”；不在其位则一秉初衷，不忘民瘼，个人纵然身处委屈艰难，“以天下为己任”的素志不可屈，素行不可废，坚持兴学没商量。正是出于这样的胸襟，才会有邠州建学灿灿之举，才会有《邠州建学记》洋洋宏文。还有一点，州学峻工时，范仲淹早已来到邓州，是邠州博士王稷差人特邀，请他作记。放在一般人，或有推托，或予应付，哪会有这样一篇倾注心血之作！初读开篇，立即就会感受到他二十多年前历次“青年上书”的如火热情，落笔的《小畜》与《兑》，则突显他以《易》贯之的行世、做人之道，那是一个君子儒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心胸与操守。由此即可推断，他创建花洲书院，那是势所必然的事。

关于花洲书院，著文推介者太多了！为省笔墨，笔者不想嚼别人的馍，这里转引杨德堂先生一段文字如下。

据民国《重修邓县志》记载：“花洲书院，在范文正公祠东。范公出刺邓州，在百花洲上建学舍，以教士子。”书院的讲堂名曰“春风堂”，取意于“宣圣春风”的典故。宣圣，即孔子，据《尚友录》记载：“汉武帝谓东方朔曰：‘孔颜之德何胜？’方朔曰：‘颜渊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风，至则万物生。’”范仲淹将书院讲堂命名为春风堂，是希望教师讲课如春风化雨，学生听讲要感到如坐春风。为了使书院尽快兴盛起来，他常于公余之暇到书院执经讲学。范仲淹的儿子、官至宰相的范纯仁，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元祐时的邓州知州韩维，均“从师范仲淹学于花洲书院”（《嵩阳书院》）。据邓州人、明宰相李贤主持纂修的《大明一统志》记载，范仲淹曾赋诗“春风堂下红香满”。此诗虽为残句，但可以看出范仲淹是以满怀喜悦的心情，来描绘花洲书院人文蔚起的景象的。

创办花洲书院，开邓州千年文运。邓州人贾黯（字直孺）在书院创建的当年便高中状元。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邓州知州徐柱臣在《重修春风阁碑记》中曰：“贾直孺大魁天下，固证人文之蔚起。要非公之善教，不及此。一时沾化雨、坐春风，接踵而来者，蒸蒸日上。迄今虽人远代隔，而‘春风堂下红香满’之咏，犹啧啧人口于不衰。”邓州人把花洲书院视为教育的圣地，人才的摇篮，自宋而后屡圮屡修，办学不断。

这里新提到两位历史名人，一为“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一为“范仲淹的儿子、官至宰相的范纯仁”。不妨顺便“插播”一点别的精彩。

张载者，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而闪耀千古。然而，这位宋代理学主要奠基人、关学学派创始人、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如果没有早年与范仲淹的一段交往，肯定会是另外一种人生。他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比范仲淹小三十二岁，出生在陕西眉县横渠镇，故世称“横渠先生”。二十一岁那一年，是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夏天，正好范仲淹任陕西招讨副使兼知延州，壮志凌云的张载只身闯进范仲淹帅帐上书，是为《边议九条》，即：清野、回守、省戍、因民、讲实、择帅、择守、足用、警败。并且提出，他打算联合焦演[59]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建功立业，博取功名。范仲淹眼前一亮，先仔细打量其人，再认真阅读其文，随之展开学术交流，心中不觉大喜：“此人可成大器矣！”遂推心置腹劝张载道：“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意思是说，你赶快弃武从文吧，读书论道，你的前程不可限量！并赠之《中庸》以为鼓励。张载收下赠书，接受劝告，深谢范仲淹点拨终生，表示即刻返乡读书，不负恩师所期。从这年起直到三十八岁，张载埋头读书治学十七年，先读《中庸》，“认为未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终成一家之说。”其间的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南侵，在安阳府（今甘肃庆阳）城西北修筑大顺城竣工，特请张载过来，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资纪念。也是范仲淹难忘俊才张载之明证也。张载一生学问成果，这里无须展开，但他对天文学的贡献极为独特而少有人说，不妨一列。

北宋时期文风炽盛，科学昌明，思维活跃。学子们对探求宇宙奥秘大有兴趣。在古代宇宙结构及天体演化理论中，“宣夜说”成为这一时期的“显学”，比如沈括、程颢、程颐等人都持此说；“浑天说”仍有研究者如邵雍等人；而“盖天说”则基本无人问津。作为关学领袖，张载不但通医，对天文学亦具精深素养，善于探赜钩沉。他居然对《黄帝内经》所草创的“宣夜浑天合一”的宇宙图式，做出了独创性的阐释与发挥，解决了当时的一些天文学难题。比如：关于太阳、月亮距离地球孰远孰近的问题；天体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地球运动的问题等等。这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天文学成果。张载一生，著有《崇文集》十卷（已佚），《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明嘉靖间吕柟编有《张子钞释》，清乾隆间刊有《张子全书》，后世编为《张载集》。笔者在此有一点求商榷，即张载是否在花洲书院从范仲淹学？《张载年谱》是参照《横渠志》、岐山《武澄年谱》、日本版本《周张全书》《陕西乡贤事略》诸种版本编辑而成，唯一没有参考到的版本，是南宋时期张载后裔张同仁所编《张子年谱》，所以，《张载年谱》还是比较可靠的。它在从庆历五年（1045）至皇祐元年（1049）累年记载中，均记为“张载居家读书，观察悟事，研究佛道”，“张载仍居家读书，观察悟事”，并未提过在邓州花洲书院从范仲淹学，连来作短期学术交流的记载都没有。且待知者指点迷津。但是，不管怎么说，就像没有范仲淹，很可能就没有“宋初三先生”一样，没有范仲淹，很可能就没有“横渠先生”。

接着再说范纯仁及其范家兄弟。范仲淹是晚婚楷模，三十六岁才与名门之女李氏夫人成婚，当年生下长子范纯祐，三十九岁生下次子范纯仁，四十三岁生下三子范纯礼，四十九岁李夫人不幸病卒，续弦曹氏夫人，五十八岁生下范纯粹；另外还生有二女，重男轻女之通病，惜乎未留其名。范仲淹是那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丈夫，婚后聚少离多，一家人难得团圆，只有此次来在邓州，全家人破天荒地相聚一处达三年之久。先是，范仲淹带着大儿子纯祐赴任，看到邓州风俗淳厚，颇堪居留，于是把寄养在京城妻兄李纮家的二儿子纯仁、三儿子纯礼，以及女儿等一并接来共同生活。回想自己的大半生，从未有过如此快乐而团圆的家庭生活，天伦之乐与田园之美，使范仲淹的心灵倍感慰藉。看着眼前龙虎四子，范仲淹舒心极了，生命可得延续，功业有人传承，把酒问青天，夫复何求？不过，他当时肯定想不到，日后这四个儿子个个了得，足可与乃父争辉耀世。要说名人，范家四兄弟都是《宋史》上有本传的主儿，加上《范仲淹传》，一门父子兄弟“五传”传世，历史上也不多见。笔者于此不能不诉诸笔墨。

长子范纯祐，自幼警悟，明敏过人，早年拜胡瑗为师，精通兵书与道家。《宋史·范纯祐传》载：“方十岁，能读诸书；为文章，籍籍有称。父仲淹守苏州，首建郡学，聘胡瑗为师。瑗立学规良密，生徒数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纯祐尚未冠，辄白入学，齿诸生之末，尽行其规，诸生随之，遂不敢犯。自是苏学为诸郡倡。”曾跟随父亲范仲淹来到西北前线，庆历二年（1042）三月，遵父命与赵明在庆州东北修建大顺城，年仅十六岁。范纯祐特别孝敬父母，“未尝违左右，不应科第”，为尽孝道不做官。后来，也做过几天小官，“荫守将作监主簿，又为司竹监，以非所好，即解去”，因为父亲而受荫庇，不是自己凭本事挣的，加上也不喜欢这些工作，就自动离职不干了。这次又是他陪同父亲最早来到邓州的，不幸的是，“得疾昏废，卧许昌”，“凡病十九年卒”，享年四十岁。真是太可惜了！

次子范纯仁，字尧夫。仁宗皇祐元年（1049）中进士，年仅二十三岁，因为当时正随着父亲由邓州移杭州，故“以事亲不赴官，后为范仲淹执服毕始出仕”，父亲去世之后才做官。“尝从胡瑗、孙复学。父殁始出仕知襄城县，累官侍御史、同知谏院，出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转运使。哲宗立，除给事中，元祐元年同知枢密院事，后拜相”。颇具乃父风范，体国爱民，人称“布衣宰相”。哲宗亲政，累贬永州安置。范纯仁于徽宗登基后，复观文殿大学士，促入觏，以目疾乞归。著有《范忠宣公集》二十卷。“纯仁从其父教诲，又与孙复、石介、胡旦、李觏等名士游，待人平易忠恕，尝谓：‘但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学问博洽，为文无长语。”王安石变法时，他与司马光、苏轼等均站在对立面，抵制新法。此中缘由颇为复杂，在此不作探讨。

三子范纯礼，字彝叟。随父在邓州时，年方十六一少年，而父亲去世时，他已是二十一岁的青年了，遂“以父仲淹荫，为秘书省正字，签书河南府判官，知陵台令兼永安县”。其才能为父友韩琦赏识，用为三司盐铁判官，以此部员外郎出知遂州。“泸南有边事，调度苛棘，纯礼以静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于民。民图像于庐，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再除户部郎中、京西转运副使。元祐（1086—1094）初，入为吏部郎中，迁左司，又迁太常少卿、江淮荆浙发运使，以光禄卿召，迁刑部侍郎，进给事中。转吏部，改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宋徽宗继位，范纯礼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拜礼部尚书，擢尚书右丞。崇宁（1102—1106）年间，“启党禁，贬试少府监，分司南京。又贬静江军节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单州。五年，复左朝议大夫，提举鸿庆宫。卒，年七十六。”

老生子范纯粹，字德孺。父亲去世时，他还是个六七岁的懵懂稚童，成年后如三哥一样，“以荫迁至赞善大夫、检正中书刑房”。元丰年间（1078—1085），为陕西转运判官，旋进为副使。宋哲宗继位，命纯粹直龙图阁，时苏轼自登州召还，“纯粹与轼同建募役之议”，且成为好友。随后代替二哥纯仁知庆州，此时与西夏国正在谈判疆界划分问题，“纯粹请弃所取夏地，曰：‘争地未弃，则边隙无时可除。如河东之葭芦、吴堡，鄜延之米脂、义合、浮图，环庆之安疆，深在夏境，于汉界地利形势，略无所益。而兰、会之地，耗蠹尤深，不可不弃。’所言皆略施行。”“元祐中，除宝文阁待制，再任，召为户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绍圣初年，宋哲宗开始亲政，御史郭知章遂以“纯粹元祐弃地事”发难，“降直龙图阁”。不过，第二年“复以宝文阁待制知熙州”。此时，当权的章惇和蔡卞经略西夏，怀疑范纯粹跟他们不是一条心，就贬知邓州，很快又以“元祐党人”夺职，知均州。直到宋徽宗立，几经起落，一直到“党禁”解，这才“复徽猷阁待制”，但很快就退休了，不久病故，“享年七十余”。

此处要特别记一下“元祐党祸”。有意思的是，范仲淹一生屡黜于“朋党”之祸，而他的儿子们，除纯祐久病、早死幸免外，其余三子则无一幸免于“元祐党祸”，均在著名的“元祐党人碑”上留下大名。“元祐党人案”，是北宋末年的重大案件，历经神、哲、徽、钦、高宗五朝，持续时间之长，卷入人数之多，在历史上实属罕见。激烈的党争加剧了政局动荡，导致了北宋的覆亡。此案详细，本书用不着展开，只论“元祐党人碑”。

宋徽宗崇宁（1102—1106）初，蔡京拜相后，为打击政敌，将司马光、苏轼以下共三百零九人打成“元祐奸党”分子，而且将所谓“恶名”刻碑为记，立于端礼门外，史称“元祐党人碑”或“党人碑”。

这些人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特许，不得内徒。在该碑“文臣·曾任宰臣执政官”名单中，有“范纯仁”“范纯礼”大名；在“文臣·曾任待制以上官”名单中，有“范纯粹”大名。此时范纯仁已经去世，所以在名单中标为“范纯仁故”。

有趣的是，九十三年之后，当年被列为“元祐党人”之一，梁焘的曾孙梁律，根据家藏碑刻拓本重新勒石成碑，它是现存唯一一通“元祐党人碑”，对于研究宋代“朋党”课题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明人何景明在《寄李郎中》诗中慨叹：“海内竞传《高士传》，朝廷谁诉党人碑。”

“插播”结束，言归邓州。且说范仲淹颠沛大半生，至邓州阖家欢聚，着实享受了三年人间天伦之乐，同时，也真正享受了一场民间百姓之乐。他一生多次黜下民间，也为老百姓多兴善举，于中得乐，但英年勇锐，不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自己还未能完全“放下”，全身心地、无比轻松地与草根百姓同乐同忧。而这一点，在邓州实现了。惜于篇幅，这里只举同乐同忧各一例。

天穿节，是元宵节之后的第一个汉族传统节日，主要流行于陕西、山西和河南等地，时间有正月二十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等几种过法。邓、襄之地亦有此节。天穿节又叫补天节，源于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淮南子·览冥训》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而民间则以煎饼“补天穿”，以此纪念女娲炼五色石补天。考“天穿”日，即二十四节气中的“雨水”日，一般在每年阳历二月十九日，阴历正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左右。这一天，“天一生水”，多半有雨，故谓之“天穿”，也就是天穿节的由来。明杨慎《词品》云：“宋以前正月二十三日为天穿日，言女娲氏以是日补天，俗以煎饼置屋上，名曰补天穿。”天穿的次日为“穿地”日，有水中摸石习俗。前文书中说过的那位范仲淹的“铁粉”李觏先生，在他的《李觏集·卷三六》中有诗：“正月二十日，俗号天穿日，以煎饼置屋上，谓之补天，感而为诗：娲皇没后几多年，夏伏冬愆任自然。只有人间闲妇女，一枚煎饼补天穿。”

天穿节在南阳、襄阳之地，按习俗女人要入水摸石卜子。宋杜绾在《云林石谱》中介绍说：“江水中多出穿心石，士女春时竟水中摸之，以卜子息。”这就要说到范仲淹的《献百花洲图上陈州晏相公》诗了，其中有句：“彩丝穿石节，罗袜踏青期。”前句写的就是邓州天穿节，他诗下有注曰：“襄、邓间，旧俗正月二十二日，士女游河，取小石中通者，用彩丝穿之，带以为祥。”非亲身经历，何能体察如许细致生动？

至于后句“罗袜踏青期”，就写的是三月三踏青节的风俗民情了。在中国民间，农历三月三，是汉族及多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古称上巳节。有多种说法，一说是王母娘娘的寿辰，所以要吃桃；一说是说阎王爷诞辰，所以要吃桃表示“逃”了一劫；一说是黄帝的圣诞，所谓“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是也。魏晋以后，上巳节改为三月三，后代沿袭，遂成汉族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登山、逛庙会的节日。还有更浪漫的一说：视为情人节。中国的情人节有两个：一个是农历三月三；一个是农历七月七。牛郎会织女，鹊桥诉幽情，这个情人节多为人知且目下流行更甚，而农历三月三的情人节，则有点被遗忘了。其实它也是由来已久。李白诗云：“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据说这记述的就是三月三日情人节。这一天，两两相惜相别，折柳相赠，情即为柳，柳即为情，“垂柳无端馈赠别”，即源于此。另外，农历三月三，还是真武大帝的寿诞，故而又是道教的重要节日。真武大帝全称“北镇天真武玄天大帝”，又称玄天上帝、玄武、真武真君。传说生于上古轩辕之世的农历三月三日，是道教中主管军事与战争的正神。所以，这一天，各地的道教宫观都要举行盛大法会，信众们齐集宫观庙宇烧香祈福，再不济也得在家里颂经祈祷。

依《范仲淹年谱：六十四年的人生历程》，范仲淹于庆历六年（1046）“正月，至邓州任所”。当年有《献百花洲图上陈州晏相公》，说明他过的天穿节和三月三，就是当年春天的事了。此时，小儿子纯粹尚未出生，也许他是与怀有身孕的新夫人相携出行，身后跟着三个儿子，一家人享受着从未有过的节日快乐。这里有个小小疑问：献给晏殊的这张百花洲图，是邓州旧图，还是重修后的新图？按理说，范仲淹想让老师友分享他的成绩与欢乐，所献应该是新图，但就算此诗写在年底，也还到任不足一年，偌大重建工程从筹划设计到施工修建，再到峻工开放，有可能吗？所以，笔者猜测《献百花洲图上陈州晏相公》，或写在知邓第二年？要不就是这样一种可能：六七年前故友谢绛整修的百花洲，还没有多大毁坏，只须重点修复一下即可。此处要尾添一笔的是，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范家四公子范纯粹，也遭贬知邓州，这时他也年过知天命，面对历历百花洲和百花洲书院，遥想近五十年前往事，内心不知涌起多少感慨，于是，重新整修百花洲和书院，就是在所不辞的事，他要寄托的心事太多太重了！这可能也是有宋一代最后一次修葺吧，据说至元时已是一片荒废。明代花洲书院得以恢复，易名春风书院，嘉靖年间（1507—1567）曾三次重修，清代达到鼎盛，有记载的修复即十五次之多。光绪三十一年（1905），知州叶济全面重修书院，并按朝廷诏令，将花洲书院更名为“邓州高等小学堂”，开始了新式教育。自从范仲淹创建以后近千年来，花洲书院英才辈出，宋至清末，出了两名状元、五十六名进士、二百零二名举人。范公泉下有知，也该把酒以庆了。

现在举与民“同忧”一例。

范仲淹到邓州这一年的夏末，自家添了小纯粹，可他高兴不起来，因为邓州地面旱象已显，自秋至冬一连数月，雨雪不见，二麦枯黄，百姓发愁，他更是心急如焚。早在正月刚上任时，他就亲率僚属参加了当地民众的祭风师活动，并作诗酬友，题名《祠风师酬提刑赵学士见贻》，诗曰：

先王制礼经，祠为国大事。

孟春祭风师，刺史敢有二。

斋戒升于坛，拜手首至地。

所祈动以时，生物得咸遂。

勿鼓江海涛，害我舟楫利。

旱天六七月，会有雷雨至。

慎无吹散去，坐使百谷悴。

高秋三五夕，明月生天际。

乃可驱云烟，以喜万人意。

愿君入薰弦，上副吾皇志。

阜财复解愠，即为天下赐。

八使重古礼，作诗歌祭义。

诚欲通神明，非徒奖州吏。

贤哉推此心，良以警有位。

我范仲淹之所以虔诚地“孟春祭风师”“非徒奖州吏”，可不是为我们当政者祈求好处，但愿“旱天六七月，会有雷雨至……乃可驱云烟，以喜万人意”“阜财复解愠，即为天下赐”，让邓州老百姓无忧无虑过日子就行了。现在看来老天爷不领情，这可真没办法了。范仲淹除了每月三次向朝廷汇报灾情，组织人力抗旱外，只能默默向天祈祷。也许是心诚则灵，老天很快普降了一场大雪，解了邓州旱灾。范仲淹可能比当地百姓还高兴，置酒庆贺，赋诗会友。有邓州籍青年文人贾黯者，乃新科状元，时任将做监丞，闻家乡得降瑞雪，写诗向范仲淹致贺。范仲淹即有《依韵答贾黯监丞贺雪》：

今之刺史古诸侯，孰敢不分天子忧。

自秋徂冬渴雨雪，旬奏空文惭转邮。

得非郡国政未洽，刺史闭阁当自尤。

上赖天子仁且圣，神龙奔走不俟求。

同云千里结雪意，一夕密下诚如羞。

晓来赏心江海上，东望不见三神丘。

浑祛疠气发和气，明年黍稷须盈畴。

烟郊空阔猎者健，酒市暖热沽人稠。

光精璨璨夺剑戟，清寒拂拂生衣裘。

铃斋贺客有喜色，饮酣歌作击前筹。

常愿帝力及南亩，尽使风俗如东邹。

谁言吾子青春者，意在生民先发讴。

范仲淹在“一夕密下诚如羞”句后小注曰：“俗有‘雪羞多夜落’之语。”可见他对民俗民谣悉之颇宏富。想想来年五谷丰登，得利的老百姓必定“酒市暖热沽人稠”，这邓州“千日醇”怕是要大发利市了。诗、酒、琴、剑，乃士君子渔父情怀的指代物，是他们身在民间时的最爱。范仲淹也不例外，尤其在邓州期间，酒中有诗，诗中有酒，剑胆琴心，几达化境。从前每在一处贬谪地，固然也有诗酒相伴，可总有分心，“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呀，不得不留心朝廷的动静；而今不同，忧君化为忧大道，大道即是民为贵，自己就在黎庶间，可以把全部身心都踏踏实实地用在“忧其民”上了！这一至高至美境界，在范仲淹全部邓州酒诗中大有体现，酒者，粮也；粮者，百姓也；百姓者，国之本也。所以，范仲淹写酒，即在抒发自己一生痴心不改的民本情怀。

范仲淹一生喜欢饮酒，尽管后来“朋来相欢，积饮伤肺”（《与石曼卿》），到邓州时，“某肺疾尚留，酒量大减，水边林下，略能清吟”（《与滕子京书》）。然而，在邓州的惬意日子，仍然让他酒兴犹在，常与友人诗酒唱和。在百花洲宴请过的客人，有姓名可查者即有：致仕宰相张士逊、河东提刑张焘、襄州知州王洙、襄州通判贾黯、提刑赵概等人。范仲淹知邓时所作诗词流传至今的约有三四十首，而涉酒诗词则有近二十首之多。

有一首《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酝》。

南阳本佳处，偶得作守臣，

地与汝坟近，古来风化纯。

当官一无术，易易复循循。

长使下情达，穷民奚不伸。

此外更何事，优游款嘉宾。

时得一笑会，恨无千日醇。

客有多闻者，密法为我陈。

自言此灵物，尽心妙始臻。

非徒水泉洁，大要麯蘖均。

暄凉体四时，日月周数旬，

其气芳以烈，厥味和而辛。

涓涓滴小糟，清光能照人。

固可奉宗庙，宜能格天神。

我姑酌金罍，驻此席上珍。

况有百花洲，水木长时新。

烟姿藏碧坞，柳杪见朱。

两两凫雁侣，依依江海濒。

晚光倒晚影，一川无一尘。

悠悠乘画舸，坦坦解朝绅。

绿阴承作盖，芳草就为茵。

引此杯中物，献酬交错频。

礼俗重三爵，今乃不记巡。

大言出物表，本性还天真。

或落孟嘉帽，或抛陶令巾。

吾非葛天氏，谁为刘伯伦。

大使达观者，与予日相亲。

作诗美嘉会，调高继无因。

但愿天下乐，一若樽前身。

长戴尧舜主，尽作羲皇民。

耕田与凿井，熙熙千万春。

从“自言此灵物”至“清光能照人”，范仲淹用了十句诗共五十个字，将酿造邓州美酒千日醇的工艺流程和盘托出，是那样具体而简洁，真实而生动，虽然来自“客陈”，但好像一群酒工和他们的劳动场面活现在眼前……这些劳作者首先态度认真，用心做事，不仅用最环保的水做酒，关键是“麯蘖”优良，搅拌均匀，严格按季节变化进行“暄凉”，日、月、周、旬地计算酿造周期，直到变成气味芳香、口感甘醇的酒液，涓涓如小溪般流出来，透明晶亮得可以照出人影。假如没有对酒工及其艰辛劳动的尊重和尊敬，没有体察与体谅劳动大众的善念、善心，这样的诗句是绝然写不出来的。

范仲淹记述在百花洲设宴款待嘉宾，席间讲了酿造千日醇的过程，讲了它“固可奉宗庙，宜能格天神”的妙用，讲了大家以美酒尽兴尽欢，“引此杯中物”“今乃不记巡”……而真正的诗意却在结尾：“但愿天下乐，一若樽前身。长戴尧舜主，尽作羲皇民。耕田与凿井，熙熙千万春。”但愿天下老百姓都能像我们这样，时常享有盛宴。但愿他们的皇上，都是像尧舜一样爱民惜民的圣君。说到底，这些耕田与凿井的芸芸众生，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人。那么，能够自觉自愿地与这些芸芸众生打成一片，同乐同忧，这样的思想境界是多么高尚而又难以企及？可范仲淹做到了，他来在邓州，终于最后完全回归到一个“大言出物表，本性还天真”的美丽的心灵家园。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说他“家在邓州”，或为不虚吧？

范仲淹在邓州这个心灵家园生活了三年之久。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载：“（庆历）八年戊子，年六十岁。春正月丙寅，徏知荆南府。邓人爱之，遮使者请留。公亦愿留，从其请也。有《谢依旧知邓州表》。公守邓凡三岁，求知杭州。……皇祐元年（1049）己丑，年六十一岁。正月乙卯，公知杭州。有《杭州谢上表》。”

范仲淹离开邓州后，邓州百姓感念难忘，在百花洲畔建生祠纪念他，后依其谥号“文正”改名范文正公祠。范公祠历经沧桑，累圮累修，至今香火不断，成为一方文化圣地。笔者看到，如今的范公祠是一独立的院落，青砖灰瓦，坐北朝南，与东部的百花洲、花洲书院，南部的景范亭、砚池遥等著名景观遥相互应，浑然一体。正厅供奉着两米多高的范仲淹铜铸坐像，左右厢房是纪念馆，是范文正先生的一生陈列。元丰元年（1078），诗人兼书法家黄庭坚来到邓州，陪同他的妻兄谢景初游览百花洲，拜谒范公祠，并以曹植《箜簇引》中的诗句“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为韵，写了十首诗。其六曰：“公有一杯酒，与人同醉醒。遗民能记忆，欲语涕飘零。”此时已是三十多年之后了，范仲淹还生动地活在邓州人的记忆里。

有一种说法：范仲淹的文治武功掩盖了他的文学之名；范仲淹的文学之名掩盖了他的学术之名。笔者以为有点道理，所以自宋代到清初，他都没能作为儒家先贤从祀孔庙，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才由皇帝颁诏入庙配享。据说，这与一对邓州父子颇有关系，父名彭而述，官至广西右布政使、云南左布政使，他对范仲淹在其故乡的掌故非常熟悉，经常回去凭吊范公遗迹。有一次，他登上春风阁旧址，感慨万千，赋《春风阁旧址》诗一首，诗曰：“杰阁峥嵘想象间，台隍流水自潺湲。姑苏人去千年后，魂魄实应恋此山。”后来他去南方做官，到了苏州，在范公二十世孙范安柱的凤来堂，见到了范公手书的《伯夷颂》，再想起范公知邓惠政，欣然挥毫，题跋于文后，曰：“先生曾为吾邓守，遗泽在人，甘棠犹思，矧惟奕世也。百花洲虽复，凌墟而过化，赑屃之石屹屹矣五六百年间。桐乡裔氓得觌手泽，怆然先世之感何如。”这也是一代一代邓州人对范仲淹的怀念之情。彭而述之子彭始抟，谨承父教，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考中进士，累官至提督浙江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经筵讲官。他久居京师，每思家乡，每作诗文，必念及范仲淹德政，比如有《寄邓守万公兆文》诗：“几时秋菊潭边酒，共醉春风阁上花”；《送尹公之任邓州》：“六门召父陂，百花范老阁。胜事继前贤，千载缅犹昨。”

康熙五十四年（1715），江南提督学政余正健奏请，将范文正公入孔庙从祀。康熙皇帝问于廷臣，即有内阁学士彭始抟参与朝议，一致认定“勿庸议”。当年十一月辛丑，康熙帝颁诏天下：“以宋臣范仲淹从祀孔庙”（《清实录》卷二六六）。

现代邓州人，也同样难忘范仲淹。他们从公元二〇〇二年开始，用时三年，耗资一千四百余万元，对花洲书院和范公祠进行了全面修复。据说上至市领导，下到普通民众，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慷慨解囊，支援这一世纪工程。该工程辟江南式园林百余亩，葺修了春风堂、万卷阁、范文正公祠、景范亭、山长室、教习室，重建了春风阁、览秀亭、文昌阁、百花洲及洲上的嘉赏亭等仿古建筑六十六座，整修城墙、护城河五百米，青石砌坡，石栏护岸，叠山构峰，造湖理水，置瀑布叠水之景。又于书院内设范仲淹纪念馆、范仲淹诗文碑廊等文化胜境，成为中原一处绝美的人文景观。范仲淹泉台有知，当无比欣然。

39.生死朋友

人生交友的至高境界是什么？笔者以为：一个人如果能够看到朋友的缺点，并且愿意也能够包容之，一生相知相伴，有始有终，生死相许，那此人便是深得交友三昧，人品也就至为高尚了。

范仲淹在交友方面，正是这样一位仁人君子。

范仲淹一生经历坎坷曲折，在庙堂与江湖之间奔波行走，几无宁日，人又行侠仗义，交游甚广也是自然。若然有人编写一部《范仲淹交游实录》，必定厚重且走红。笔者在此限于体量，只好择其三友，晏殊、尹洙、滕宗谅，略作铺陈，以收管窥之利。

晏殊之做事为人，前文书中已有交代。他的某些人性缺点可以说众所周知，官场周旋日久，难免世故圆滑，遇到要命的事体，那是先要保全自己前程。他在庙堂上一系列的软弱与退缩，连他的女婿富弼和得意门生欧阳修都颇有微词呢。范仲淹对此，自然更是明白，但他敬佩这位“宰相词人”的天赋才华与诗词文章，敬重晏资政爱才、惜才、举才的优秀品德，尤其感激晏相公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一个大才大德之人，略有不足，终究瑕不掩瑜。所以，范仲淹对这位比自己还要小三岁的晏相公，总是以师礼待之，师友之间偏于师，一生略无轻慢。他们之间的交往大概，这里不再重复，只说邓州这一段“交情老更亲”（杜甫句）。

说说晏殊此时的情况。庆历二年（1042），他官拜宰相，以枢密使加平章事，参与庆历改革。第二年，以检校太尉、刑部尚书、同平章事，晋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学士、兼枢密使。庆历四年，表面上是因为撰修李宸妃墓志事遭弹劾，贬为工部尚书知颖州，后又以礼部、刑部尚书知陈州。就是在陈州任上，收到了老朋友范仲淹的《献百花洲图上陈州晏相公》。全诗如下：

穰下胜游少，此洲聊入诗。

百花争窈窕，一水自涟漪。

洁白怜翘鹭，优游羡戏龟。

阑干红屈曲，亭宇碧参差。

倒影澄波底，横烟落照时。

月明鱼竞跃，春静柳闲垂。

万竹排霜杖，千荷卷翠旗。

菊分潭上近，梅比汉南迟。

岸鹊依人喜，汀鸥不我疑。

彩丝穿石节，罗袜踏青期。

素发频来醉，沧浪减去思。

步随芳草远，歌逐画船移。

绘写求真赏，缄藏献己知。

相君那肯爱，家有凤皇池。

诗中“彩丝穿石节，罗袜踏青期”两句，前已引述。全诗写实，把邓州的百花洲仔细描绘给知己朋友晏殊，“绘写求真赏，缄藏献己知。”不过，得谦虚一下，“相君那肯爱，家有凤皇池。”晏相爷家中自有“凤皇池”，百花洲的景色就不算什么了。笔者估计，随诗图应当还有手札，或有盛邀晏殊来邓一游之意。古陈州即现在河南周口市淮阳县，要说离邓州也不算远，但晏殊到底没来，或因公事忙碌，或因身体欠佳，或因心情不妙，总之是没来观赏百花洲。范仲淹却难忘老师友，你不来我去，就利用一次外出机会，亲自去陈州拜望了晏殊。有《过陈州上晏相公》诗为证：

曩由清举玉宸知，今觉光荣冠一时。

曾入黄扉陪国论，重来绛帐就师资。

谈文讲道浑无倦，养浩存真绝不衰。

独愧铸颜恩未报，捧觞为寿献声诗。

两位年近花甲的老朋友，京都一别已有年，陈州再会，肯定得有长夜之谈，“谈文讲道浑无倦”，那是有说不完的话，尤其相视须发白，不能不聊到养老问题，看来二人虽是“烈士暮年”，然犹“壮心不已”，“养浩存真绝不衰”，当是他们共同的心愿。从诗中可以看出，范仲淹对晏殊依然怀着既往情怀而始终未变，那就是尊敬与感恩！他认定晏相功高望重，已然“荣冠一时”，名垂后世。自己曾经从晏相那儿学了不少东西，可那是学不完的，今日再入“绛帐”，还是来求教问学的。内心惭愧的是，到老也难以报答晏相的知遇之恩，只好举杯祝老师友健康长寿了。范仲淹这是肺腑言、肺腑情，一点不是作秀，也许想到再见不易，或许就是最后一面，他是心潮汹涌、百感交集的。

这里顺便提一下晏殊后事。他从陈州再调知许州，六十岁那年以户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再知永兴军（今陕西省会西安市）。六十三岁迁兵部尚书，封临淄公。六十四岁因病回京就医，病好留任侍经筵，为皇帝讲授经史，其礼仪、随从诸待遇，均与宰相同规格。至和二年（1055）病卒于京都开封。宋仁宗亲往祭奠，追赠为司空兼侍中，谥“元献”，并亲篆其碑曰：“旧学之碑”。而此时，范仲淹早已过世三年了。设想他若要晚于晏殊西去，传世必多一篇声情并茂的祭悼文了！

说到尹洙，人们眼前总会出现一个老在替朋友打抱不平的直性汉子。记得吧？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因上《百官图》，被吕夷简诬为“朋党”，贬知饶州。时任太子中允、馆阁校勘的尹洙便挺身而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上表说：“臣常以范仲淹直谅不回，义兼师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荐论。范某既以朋党得罪，臣固当从坐。况余靖与范某分疏，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愿从降黜，以昭明宪。”遂被贬监郢州（今湖北钟祥）酒税。在西北前线时，因为尹洙和许多人一样，一时不理解范仲淹的积极防守战略，看到朋友坚持不愿与韩琦共同出兵，气得当面数落范仲淹说：你谨小慎微，真是比不上韩琦大帅啊！后来庆历新政诸君子再遭“朋党”之害，受压受贬，又是尹洙打抱不平，上书申辩，且大无畏地宣称道：“臣既为陛下建忠谋，岂复顾朋党之责？”皇上，你想怎么处置我由你吧，我尹洙不怕什么朋党不朋党！他最后被贬均州，也是因为帮助朋友。尹洙多年来就在边防前线各处任职，幕府掌书记，泾州、渭州、晋州知州等，后以起居舍人、龙图阁直学士任潞州知州。在凉州任上时，有一个叫孙用的军校补边，由京城去前线的路费无着，只好借了高利贷。后无力偿还，催逼难活。尹洙又来了好汉劲头，就用公使钱替他还了贷款，为此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再贬均州（今湖北均县）监酒税。看来他与酒有缘，两次遭贬都是监酒税的小官。此时，尹洙年仅四十六岁，不久就病倒了。

范仲淹来到邓州，听说尹洙患病，非常着急。当下派人送去四瓶珍藏多年的邠州酒和中成药花蛇散及其药方，让他好好治病养病，并在信中说“邓酝已竭，候新者送去”。邓州也有好酒千日醇，只是眼下没货，等新酒下来再给你送去。可能这会儿范仲淹还不清楚尹洙的病多么严重，以为他正当壮年，一般治疗休养即可。这是庆历六年（1046）农历七月十四日的事。不料，尹洙病情不断恶化，跳过年就相当严重了。范仲淹心急火燎，苦思良策，想来想去，觉得只有把朋友接在邓州，由自己亲自照料最为稳妥。于是，他上书朝廷，说尹洙现在病情危殆，均州偏僻，缺医少药，难以救治，请求让他到邓州来治病。三个月后，终于得到提刑司批准。范仲淹就派可靠人手，把尹洙接到了邓州。（事见《范文正公集·年谱·庆历七年》）。这就到了庆历七年（1047）春天了。看到小自己十多岁的朋友病成这样，范仲淹痛心不已，即刻延请邓州名医，不惜使用高价名药，倾全力予以救治。邓州出过医圣张仲景，他的《伤寒杂病论》乃“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范仲淹想在邓州创造奇迹，让自己垂危的好友转危为安。他最知道尹洙的价值。初识即觉此人博学有识，深于《春秋》；一起论文，知尹洙尊崇孟子、韩愈，力持“务求古之道”，却又不排斥佛老，深合己意；读罢尹洙的《悯忠》《辨诬》《退说》《志古堂记》《浮图秘演诗集序》《论朋党疏》等篇，写得那么简古有序，不禁拍案；更难得尹洙喜谈兵事，所著《叙燕》《息戍》《兵制》等篇，都切中应对西夏要务，其中既有史鉴，也有现实考量，并非空谈。真是个难得少有的文武全才！一定要不惜代价治好尹洙，这是范仲淹此时的最大心愿。

然而，天妒英才。尹洙病危，范仲淹赶往探视。《范文正公年谱》记载此段甚详，如下：

疾势渐危，遂中夜诣驿看他，告伊云：“足下平生节行用心，待与韩公、欧阳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他举手叩头。又告伊云：“待与诸公分俸赡家，不令失所。”他举手云：“渭州有二儿子。”即就枕，更不他语。来日与赵学士看他，云：“夜来示谕，并记得，已相别矣。”顾家人云：“我自了当，不复管汝。”略无忧戚。又两日，犹能扶行，忽索灌漱，讫，凭案而化。众人无不悲泣，无不钦服其明也。

范仲淹闻听消息，连夜赶到尹洙寄住的西禅寺，看尹洙已在弥留之际，就对他说：你平生高风亮节，我将委托韩琦、欧阳修写成文章，流传后世。尹洙以手叩头，表示认可。范仲淹又说：知道你家里穷，担心子女赡养。你放心，我和朋友们一定会分俸赡养，绝对不会让他们流离失所。”尹洙又举手示意说：渭州那边有两个儿子。心事已了，说完躺下不言语了。第二天，范仲淹和赵学士再去看望尹洙，尹洙说：昨天晚上说的事，我记着呢，我们可以就此道别了。转脸又对他的家人说：我要走了，不管你们了。说得坦然，看不出一点忧戚之色。又过了两天，尹洙居然能够被扶着走动了，忽然要求盥洗漱口，洗漱完毕，就安静地靠着几案过世了。大家无不大放悲声，无不钦服尹洙至死都不糊涂，死得明明白白。尹洙死时，年仅四十七岁。次日，范仲淹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写下了著名的《祭尹师鲁舍人文》：

维庆历七年四月十一日，具官范某，谨致祭于故龙图舍人师鲁之灵。呜呼！天生师鲁，有益当世。为学之初，时文方丽。子师何人，独有古意。韩柳宗经，班马序事。众莫子知，子特弗移。是非乃定，英俊乃随。圣朝之文，与唐等夷。系子之功，多士所推。堂堂沂公，延于幕中。矫矫文康，荐于四聪。自兹登瀛，坐扬清风。举止甚直，议论必公。人事多故，迁谪羁旅。子行其志，曾不为苦。才弗可掩，起于贬所。往贰经略，屡典藩府。自谓功名，如芥可取。黑白太明，吏议横生。斥于散地，颓然不争。惟曰我咎，匪由人倾。天意已回，吉宜大来。于何感疾，益重其灾。隐几澄神，而已焉哉！呜呼！人皆有死，子死特异。神不惑乱，言皆名理，能齐死生，信有人矣。呜呼！与子往还，抑亦有年。今见其终，益知子贤。故友门人，对泣涟涟。哀哉，尚飨！

尹洙后事，当然也是范仲淹一力承担。他请孙甫作行状，欧阳修写墓志，韩琦写碑文。待到这年秋高气爽时，这才把尹洙的灵柩和家眷送回洛阳。事情还不算完，范仲淹觉得对朋友的义务还没有尽完，于是将尹洙散见于各地的文章收集起来，编成十卷本的《尹师鲁河南先生集》，并写了《尹师鲁河南集序》。此序也是序中精华，广为人传，兹录于下。

予观尧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醨迭变，代无穷乎。惟抑末扬本，去郑复雅，左右圣人之道者难之。近则唐贞元、元和之间，韩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寝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洎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以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闻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时辈，从穆伯长游，力为古文。而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其深有功于道欤！

师鲁天圣二年登进士第，后中拔萃科，从事于西都。时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公并加礼遇，遂引荐于朝，置之文馆。寻以论事切直，贬监郢州市征。后起为陕西经略判官，屡更边任。迁起居舍人，直龙图阁，知潞州。以前守平凉日，贷公食钱于将佐，议者不以情，复贬汉东节度副使。岁余，监均州市征。

予方守南阳郡，一旦师鲁舁疾而来，相见累日，无一言及后事，家人问之不答。予即告之曰：“师鲁之行，将与韩公稚圭、欧阳永叔述之，以贻后代。君家虽贫，共当捐俸以资之。君其端心靖神，无或后忧。”师鲁举手曰：“公言尽矣，我不复云。”翌日往视之，不获见，传言曰：“已别矣。”遂隐几而卒。故人诸生聚而泣之，且叹其精明如是，刚决如是。死生不能乱其心，可不谓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

师鲁之才之行与其履历，则有永叔为之墓铭，稚圭为之墓表，此不备载。噫！师鲁有心于时，而多难不寿。所为文章，亦未尝编次，惟先传于人者，索而类之，成十卷，亦足见其志也，故序之。

有学者评论说，《祭尹师鲁舍人文》和《尹师鲁河南集序》，是范仲淹诗文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北宋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实不为过。

世事难料，人事沉浮。就在范仲淹全力处置尹洙的后事期间，又一个噩耗传来，滕宗谅病逝苏州。范仲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你滕老弟不是今年春天刚调任苏州知府吗？怎么才过去两三个月，你就撒手而去了？你让我怎么受得了啊！

滕宗谅，字子京，前文书中已有介绍。此人性格，用今天的话说，可能属于那种个性比较张扬的人，优点也好，缺点也罢，一看就明白。范仲淹说“宗谅旧日疏散，及好荣进，所以招人谤议，易为取信”。此话原是对宋仁宗说的，也是他对老朋友的真实看法。《宋史·滕宗谅传》说：“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倜傥”者，言行卓异，不同寻常，豪爽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拘束；近义词就是风流潇洒、风度翩翩、风流跌宕之类。而“好施与”者，即慷慨大方，仗义疏财，为别人花银子不心疼，所以到死的时候，穷得家“无余财”。这样一种性格，其实适合做行吟诗人或梁山好汉，放在宦海官场那就注定吃不到好果子。于此，范仲淹知之最深，故曰：“所以招人谤议，易为取信。”谁要造滕子京的谣言，好多人都会信以为真。比如，直到今天，还有人这样骂滕子京：“相传滕子京并非如《岳阳楼记》中所溢美的那样，……他被贬岳州的缘由，是因为他在泾州任职期间，‘费公钱十六万贯’。此事被监察御史揭露后，当时的宋仁宗派员前往查勘，然而滕子京‘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最后得亏了范仲淹的‘力救’，才得以降官一级，谪贬岳州。他在岳州任上，也未使岳州出现太平兴盛的景象，在老百姓穷困潦倒、饿殍遍地的情景下，滕子京并未做到‘勤政为民’，相反，四处搜刮钱财，重修岳阳楼，为自己树碑立传，邀功请赏。更为可恶的是，滕子京故技重施，征敛赋税，‘所得近万缗，置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在这位现代评论者眼中，滕子京分明是个“大老虎”级的贪腐分子了。看看，“易为取信”，以至于今！泾州那桩公案，前文书中已有交代，冤案经范仲淹辩诬已很清楚，问题不是出在滕子京贪渎成性，而是出在他“尚气”且“好施与”的“倜傥自任”。至于滕子京在岳州的“故技重施”，这位棒杀者依据的是“所得近万缗……”的一段历史记载。此一史载出自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原文是：“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银，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不靠财政拨款，不搞集资摊派，而是靠催收民间烂债聚财，确实令人拍手称奇，非宗谅挟智而不能为。至于“自入者亦不鲜焉”，笔者只怕司马光也是捕风捉影，随声附和，若有真凭实据，当时就被紧盯滕子京的人折腾死了，岂能轻易放过？再者，若真是“征敛赋税”，中饱私囊，会有“岳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吗？也太低估岳州人民的反腐能力了吧。笔者估计，即便修好岳阳楼尚有余资的话，照滕子京那喜欢排场热闹的脾气，搞个大型豪华庆功晚会，花大价钱请来全国著名的艺人大腕，上点好酒好菜，钱也就花得个精光，他才不会惦记什么“自入”呢！不然，怎么会“及卒，无余财”呢？滕子京一生仕途坎坷，屡贬屡谪，饱经磨难，但其为人豪迈自负，棱角分明，是位有才干、有抱负的政治家。就说他在岳阳三年，承前制而重修岳阳楼；崇教化，中兴建岳州学宫；治水患拟筑偃虹堤。三件大事在在有记。故而苏舜钦称他“忠义平生事，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则称：“庆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苏、王与《渑水燕谈录》，都是与滕子京同时代的名家名著，其评价是很可取信的。所以，评价古人，且不可根据什么“相传”，还是全面、公正、宽容一点的好啊！

千年之后再看滕子京和他重修岳阳楼之举，别的政绩不用提，仅此一项，即堪称功高盖世，惠及万代。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西门城头，前瞰洞庭，背枕金鹗，遥对君山，南望湖南四水，北眈万里长江，与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湖北武汉的黄鹤楼、山西永济的鹳雀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楼。最早，三国东吴大将鲁肃奉命镇守巴丘，操练水军，在洞庭湖连接长江的险要地段建筑了巴丘古城。建安二十年（215），他在巴陵山上修筑了阅军楼，用以训练和指挥水师。阅军楼临岸而立，登临可观洞庭全景，一帆一波皆可尽收眼底，气势非同凡响，这就是岳阳楼的前身。在两晋、南北朝时被称为“巴陵城楼”，中唐李白赋诗之后，始称“岳阳楼”。此时的巴陵已改为岳阳，“巴陵城楼”也随之称为岳阳楼了。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登临胜境，凭栏抒怀，记之以文，咏之以诗，形之以画，使岳阳楼成为艺术创作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庆历四年（1044），滕子京被贬至岳州，当时的岳阳楼已经坍塌。于是，他重建了岳阳楼。楼成之日，他觉得，“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那么，请谁来为岳阳楼写记呢？当然只能是范仲淹。这倒不仅仅在于他与范仲淹同举进士，两人一见如故，订交终身，还在于他们三十多年的友谊，经过西北前线数年的战火洗礼，得到锤炼与升华，尤其范仲淹为自己泾州事抗疏辩诬，置身家前程于不顾，世上还有比这更高贵更可信赖的朋友吗？当然，最要紧的还不是个人因素，此时老友范仲淹已然成为一个当代传奇、士林楷模，成为北宋前期士君子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众望所归，举世公认，更有一管春秋之笔出神入化，所出必能锦绣成篇，永传后世，非他莫属。这就有了前文书中那段派人送去邓州一幅《洞庭晚秋图》，和一封求老友作记的书札，也就有了千古绝唱《岳阳楼记》。关于《岳阳楼记》的笔者之解读，将在《尾章》中试作铺陈。

在范仲淹所有的朋友中，相识最早，相交时间最长，相知最深，始终都有笔墨交流，最后共同为后世留下一种千古佳话的，就是滕子京。他们的交往，从范仲淹著作中查下来，有范仲淹写给滕子京的诗作四首：《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访丹阳郡》《酬滕子京同年》《滕子京以真箓相示因以赠之》；有信一封：《与滕子京》；有为举荐和辩诬而写给皇上的奏折三份：《举滕宗谅状》《奏雪滕宗谅张亢》《再奏辩滕宗谅张亢》；有祭文和墓志铭三款：《滕公夫人刁氏墓志铭》《祭同年滕待制文》《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宋史·滕宗谅传》说：滕子京“有谏疏二十余篇”传世，不知可否有人收集归整为《滕子京文集》之类？若有，对照来研读，那就更好了。现在，限于篇幅，只展示《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来看看范仲淹是如何为自己的终生老友盖棺定论的。

君讳宗谅，字子京。大中祥符八年春，与予同登进士第，始从之游，然未笃知其为人。及君历潍、连、泰三州从事，在泰日，予为盐官于郡下，见君职事外，孜孜聚书，作文章，爱宾客。又与予同护海堰之役，遇大风至，即夕潮上，兵民惊逸，吏皆苍惶，不能止，君独神色不变，缓谈其利害，众意乃定。予始知君必非常之才而心爱焉。

君去海陵，得召试学士院，改大理寺丞，知太平州当涂县，移知邵武军邵武县。迁殿中丞。还台，会禁中灾，下御史府穷究，君与秘书丞刘越并上疏论灾异，明非人之所能为，朝廷贷其狱。时明肃太后晚年未还政间，君又与越尝有鲠议。暨明肃厌代，朝廷擢当时敢言者，越既卒，赠右司谏，君拜左正言，迁左司谏。俄以言得罪，换祠部员外郎，知信州，又监鄱阳郡榷酤，就九华山以葬先君。既而起通判江宁府。丁太夫人忧，服除，知湖州，赐五品服。

西戎犯塞，边牧难其人，朝廷进君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就赐金紫。及葛怀敏败绩于定川，寇兵大入，诸郡震骇，君以城中乏兵，呼农民数千，皆戎服登城，州人始安。又以金缯募敢捷之士，昼夜探伺，知寇远近及其形势。君手操简檄，关白诸郡，日二三次，诸郡莫不感服。予时为环庆路经略部署，闻怀敏之败，引藩汉兵为三道以助泾原之虚。时定川事后，阴翳仅十日，士皆沮怯，君咸用牛酒迎劳，霈然霑足，士众莫不增气。又泾州土兵多没于定川，君悉籍其姓名，列于佛寺，哭而祭之。复抚其妻孥，各从其欲，无一失所者。

予目此数事，乃知君果非常之才，始请君自代。朝廷命韩公琦与予充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复命君守本官，充天章阁待制、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庆州。君奏言：今既置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而诸路经略亦带招讨之号，称呼无别，非统制所宜，请去“招讨”二字。朝廷以其知体，诏从之。君去泾之日，其战卒妻孥数百口，环其亭馆而号送之，观者为之流涕。君至庆，处置戎事，甚得机要，边人咸称之。

会御史梁坚奏劾君用度不节，至本路费库钱十六万缗。及遣中使检察，乃君受署之始，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皆来谒见，悉遣劳之，其费仅三千缗，盖故事也。坚以诸军月给并而言之，诬其数尔。予时待罪政府，尝力辩之。坚既死，台谏官执坚之说，犹以为言。朝廷不得已，坐君前守回中日，馈遗往来逾制，降一官，仍充天章阁待制、知虢州，又移知岳州。君知命乐职，庶务毕葺。迁知苏州，未逾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以某年月日，薨于郡之黄堂，享年五十七。天子加赗赙礼，进一子官。

呜呼！予实知君之才，而尝荐之于朝。及闻其终，泣而诔之。惜别其才有余而命不足，不得尽其术于生民。诸子奉君之丧，以某年月日，葬于池州青阳县九华山金龟原，而乞铭于予，忍复主哉！

君河南人也。曾祖裔，赠将作少监。祖屿，不仕。父感，雅州军事推官，累赠尚书屯田郎中。母刁氏，渤海县太君，追封仙游县太君。君娶李氏，封同安县君。子四人：希中，以方略进前渭州军事推官；希鲁，登进士第；希德，举进士；希雅，尚幼，并守将作监主簿。女二人：长适池州军事推官王栩；次适进士刘君轲。

君少孤，性至孝。居母丧，以哀毁屡病，庐墓侧逾年，手植松柏数万株。生平好学，为文长于奏议，尤工古律诗。积书数千卷以遗子孙。中外宗族，无不尽其欢心，其育人之孤、急人之难多矣。君政尚宽易，孜孜风化。在玉山、霅上、回中、岳阳四郡，并建学校。紫微王舍人琪、翰林张谏议方平、太常尹博士源、弟起居舍人洙次为之记。重兴岳阳楼，刻唐贤今人歌诗于其上，予又为之记。君乐于为善，士大夫亦乐其善而愿书之也，可不谓之君子乎！铭曰：嗟嗟子京，天植其才。精爽高出，诚意一开。抗职谏曹，辩论弗摧。主略边方，智谋横来。嗟嗟子京，为臣不易。名以召毁，才以速累。江海不还，鬼神何意。君昔有言，爱彼九华。书契以降，干戈弗加。树之松楸，蔽于云霞。君今已矣，复藏于此。魂其依欤，神其乐只。寿夭穷通，一归乎至理。

“少孤”“性至孝”；“生平好学”“积书数千卷以遗子孙”；“政尚宽易，孜孜风化”“主略边方，智谋横来”；“在……四郡，并建学校”；“其育人之孤、急人之难多矣”；“重兴岳阳楼，刻唐贤今人歌诗于其上”……这就是范仲淹笔下滕子京的一生。一个读书人拥有如此忠孝节义、可圈可点的人生，“可不谓之君子乎！”滕子京瑕不掩瑜，是一位佼佼士君子、聱聱大丈夫！范仲淹用平生尽四十年工夫，正面盖棺论定滕子京，绝对不会错！

有意思的是，千年以降至于今，滕子京仍然还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甚至有论者耸人听闻地宣称，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掩盖”了“滕子京贪污”，这是“范仲淹的失误”！连篇累牍，津津乐道。细看其依据，无非还是“泾州冤案”和司马光那句少有事证的空头断句。笔者以为，热衷于这些关于历史人物的细枝末节，尽管热衷去，不然闲着没着没落的也不舒服是吧。但是，必须怀着一颗公正之心，切不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过头话讲得没边没沿了。范仲淹浩荡一生，为国为民荐举了多少人才，几乎无一失误，怎么偏偏就对一个滕子京，花几十年工夫都看不透，倒不如千年之后一个捕风捉影者？

40.为什么是《伯夷颂》

笔者在前文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皇祐三年（1051），六十三岁的范仲淹，用黄素小楷手书《伯夷颂》，赠给好友苏舜元，一时广为传播，后世题跋者甚众。《伯夷颂》乃韩愈大作。故元代人董章赞曰‘伯夷之行，昌黎颂之，文正书之，真三绝也’。”

《范仲淹年谱：六十四年的人生历程》载：“皇祐三年春，六十三岁。赴任青州，过长山，礼参故乡父老。三月，至青州任所，与前任富弼交政。时青州大饥，到任即赈济救灾。允百姓以钱代皇粮，除长途运输之苦。因病重难支，乞颍、亳间一郡就养。十一月，以黄素小楷书韩愈《伯夷颂》寄苏舜元。苏分寄元老重臣题跋，为后世留下书法精品。”

在《伯夷颂》手卷上，范仲淹自署款曰：“皇祐三年十一月戊申高平范仲淹书。”后有元祐三年（1088）范纯仁的题跋，曰：“先公书此以寄京西转运使苏公”，“苏公”盖指苏舜元。此处，常有人错把苏舜元当苏舜钦。宋代文学家真茂盛，光四川地面誉称“三苏”的就有两家：“眉州三苏”：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铜山三苏”：苏易简和他的两个孙子苏舜元、苏舜钦。苏舜钦这里就不说了，得说他哥哥苏舜元。苏舜元是庆历进士，《宋史·苏舜元传》曰：“舜元，字才翁，为人精悍任气节，为歌诗亦豪健，尤善草书，舜钦不能及。官至尚书度支员外郎、三司度支判官。”苏舜元也是范仲淹的铁粉一个，他自己精通书法，所以对范老师的墨宝极为看重，实在憋不住了，遂张口求字，请范仲淹为之书《易经·乾卦》。他也知道范老师精于《易》，书写《乾卦》可谓信手拈来。特别有意味的是，范仲淹没有写《乾卦》，而为苏舜元书写了小楷《伯夷颂》，并于书后附言曰：“示谕写黄素，为《乾卦》字多，眼力不逮，且写《伯夷颂》上呈。此中寒甚，前面笔冻，欲重写，又恐因循。书札亦要切磋，未是处，无惜见教。”《乾卦》是长了点，太费眼力也是实话，但也可以缩写呀，录其精华呀，比如，从“初九：潜龙勿用”写到“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大几十个字，平日里也最喜欢的，写来赠给苏舜元，他也会乐不可支呀。可见，范仲淹写《伯夷颂》是大有用心的，他认为要比《易经·乾卦》更重要更有意义。这就给后人提出一个“哥德巴赫猜想”：为什么是《伯夷颂》？

说到韩愈的《伯夷颂》，不能不先说司马迁的《史记·伯夷列传》。司马迁把《伯夷列传》放在七十列传之首，那是大有深意的。《伯夷列传》全文八百五十多字，如下：

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事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太史公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论赞之中夹叙伯夷、叔齐事迹。这一写法有点特别，《史记》所写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一般均有“太史公曰”的赞语，唯独《伯夷列传》没有，多的是其间赞论不绝、咏叹夹叙，纵横捭阖，回环跌宕，起伏相间，而伯夷、叔齐故事只在中间举重若轻地潇洒记过，这就一反史家凭借史料展开叙述，而于叙述之中杂以议论的通例，成了传论。另外，其论赞口吻也大有异响，通篇之论或以感慨出之，或以设问出之，往往论出不意，若断若续，是也非也，变化莫测，不用心则难以遽窥其意旨所在，大有神龙难见首尾之感。不过，好在司马公讲清了伯夷和叔齐的出处与作为：这两位孤竹君的儿子，为了不做权位继承人，先后逃到周地，追随文王。文王逝世后，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谏阻，反对以暴易暴。武王灭商后，他们仍坚守自己的思想，以食用周朝的粮食为耻，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宁肯饿死。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孟子》赞伯夷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老夫子在这里直击要害，紧紧抓住了让“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的“伯夷之风”，一个人有了这样的觉悟与气节，你去叩马而谏，反对以暴易暴，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也好，干别的事也不会错。韩昌黎老先生正是读懂了这一点，删繁就简，取其精华，用三百二十多个字写出了名篇《伯夷颂》。笔者前文书中也提过《伯夷颂》，并引用过它的第一自然段，现在全文录出：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韩愈一开笔即与孟子对接，“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这已然从伯夷、叔齐的个案认定，上升为对整个士君子群体的一种评价，收笔更是铸金雕玉：“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也。”以伯夷的气节风骨为标尺，为中世纪中华士君子群体重拾了保持独立、坚守自我的传统价值观。

打开《韩昌黎文集》，有“颂”仅三篇：《伯夷颂》《子产不毁乡校颂》《河中府连理木颂》。《河中府连理木颂》，不过借河中府发现连理树一事，表表河中尹浑瑊的功德，无甚大意思。《子产不毁乡校颂》，是根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记载，称赞子产反对郑国大夫毁乡校，是个大话题，可惜全文只有一百六十九个字，未得深意。比较起来，《伯夷颂》篇幅最大，题材一流，见识卓异，内涵丰硕，最能见出作者心胸。韩愈为什么要写《伯夷颂》？他那个时代，藩镇割据，社会动荡，生民涂炭，士君子精神失落湮灭，“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理想难以实现。韩愈对此坚决反抗却遭到嫉恨，同时，大力倡导之古文运动也受到各方面的压力，真是一肚子块垒呀！何以抒发？《伯夷颂》则应命而出。“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也。”我韩愈呢？不也能我行我素，卓而不群，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吗？所以，写的是标杆人物伯夷，亮的是韩愈自家胸襟。于是，也可以再往下说：范仲淹书写的是标杆人物伯夷与韩愈，真正要挥洒的乃是一个大宋士君子终生不变的磊落情怀：保持独立，坚守自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笔者以为，正是应该从这里入手，从士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入手，来探求范仲淹书写《伯夷颂》的心结。至于伯夷老先生反对武王伐纣的“正义战争”是不是很反动，反对以暴易暴是不是很迂腐，司马迁、韩愈和范仲淹如此推崇无所作为的伯夷、叔齐是不是很值得……倒与铸造士君子灵魂没多大直接关系，谁想忙乎那就尽管忙乎去吧。

对于中国的士，就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吧，至今看法和评价并不一致，有的观点还相当对立。有这样一种贬评，如果不说它是恶评的话，评论者在引用《中国历史大辞典·士大夫》的解释，即“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与官僚的混合体，有时指在位的官吏”之后，他说：第一，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依附于国家，不从事体力劳动，是一种“寄生虫”。他以孔子为例，说他周游列国，但没有哪一个诸侯乐意收养他，于是他只有退隐，聚众讲学，像一只流浪狗，在狭小的空间生存，著书自娱。孔子的命运也是后来历代隐士的命运，在讨不得主人欢心的时候，就只有没落乡野，清贫度日，偶尔嚎叫几声，竟成高论。秦汉唐宋元明清，他们的命运还不如孔子，完全取决于皇帝。皇帝需要什么类型的人，他们便会极力让自己变成那种类型。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第二，他们是软弱无能和自私变态的，很是女性化，有妾妇自拟的心态，在皇帝面前唯唯是诺，甘心做奴隶，见面就只知道磕头。第三，他们所有的知识，其实都为逗乐帝王而已，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只是留声机、打字员。在专制主义下，他们潜心研究四书五经，从启蒙到老死，四书五经是他们的生存资本。他们被剥夺了一切可能有所创新的思想，都成了知识太监。结论就是：他们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和地位，软弱无能和自私变态，没有真正知识的阶级。他们依赖君权而生存，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葬送了自己，成为封建社会帝王的帮凶。

笔者在拜读这位评论者的全文时，不仅发现他把所有的士都打成“知识太监”，更有意思的是，还发现他把历朝的太监们也划归士的范畴。也算一个首创吧？看来这位仁兄的麻烦是，没想明白何谓真正的士，他把朝野那些昏庸官僚、乡愿、小人儒们，还有自己慧眼相中的太监们，都当成士君子来贬损了。他根本不懂古代的士，不懂他们的产生、觉醒与成长，不懂士君子文化的存在价值与伟大作用。为了给这位先生“发蒙”，不妨再讲一个古代士的故事：《式夷之义》。这是当代民间思想家林鹏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该文收在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林鹏随笔四种》里。林鹏先生说，关于式夷的故事，《吕氏春秋·长利》中是这样记载的：

式夷违齐适鲁，天寒后门，与弟子一人宿于郊外。寒愈甚，谓其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也；我与子衣，子活也。我国士也，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爱也。子与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焉能与国士之衣哉！”式夷叹曰：“嗟呼！道其不济夫！”解衣与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高诱评价说：“式夷，齐之仁人也。”但式夷把衣服给了弟子，却是不义之义。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可不这么看，给式夷的评价要高得多，把式夷和伯成子高、周公旦并列着。林鹏先生对式夷的评价就更高了，他写道：

此种有觉悟的士，已经变成了全新的士，全新的人。他们可以毫不迟疑地为别人的利益去死。过去是为统治者的利益去死，现在是为普通人（即使是不肖人）的利益去死。这不是简单事情。一个有学问、有抱负的人，本来可以大有作为，却毫不迟疑地为一个普通人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前所未闻的，是伟大的。孔子的弟子们，都是有觉悟的、积极进取的，而且绝不苟且的人。但是，他们似乎还没有达到式夷这样彻底的程度。

式夷的死，像黑夜的一道闪电，突然照亮了天地，充分地显示了先进、独特的士们的精神面貌。没有这种精神的飞跃，后来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是不可能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开端。就像长江大河一样，在发源的地方，并没有惊涛骇浪，有的只是涓涓细流，只是一些普通的没有地位的书生们冻饿而死的小故事。但是它却孕育着无边的波涛，为普通人、为不肖人、为匹夫匹妇、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而献身的伟大精神的波涛。“圣人之爱人也，终无已者，亦乃取于是者也。”（《庄子·知北游》）

用这样的眼光再看高士鲁仲连，又得有说道。鲁仲连义不帝秦，这个“义”字当什么讲？一般人不注意。义者，主义也。这是一种思想、一种思潮、一种理论……在当时传播甚广，普遍而深入。一个“虎狼之国”的秦，有什么资格称帝呢？鲁仲连的思想来源于三代以前的上古，他是偶尔露峥嵘，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独来独往，特立独行，他就是一个《周易》所说，“高尚其事，不事王侯”的人，他就是一个《礼记·儒行》所说，“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人。真正阐述鲁仲连思想的书是《吕氏春秋》。《吕氏春秋》的出现，晚了三十年，而秦始皇（当时叫秦王政）手疾眼快，对《吕氏春秋》的镇压，又早又狠又快。以致使真正的士君子思想尚未站稳脚跟，就被镇压下去了。值得庆幸的是，《吕氏春秋》这部伟大的书，却完整地流传下来，这是一个奇迹。士君子是不可小觑的。他们来自平民，他们是自耕农，他们顽强得很，他们是隐士，他们柔弱而刚强。治世不媚进，浊世不易方，至死不变，强哉矫！《吕氏春秋》甚至认为，将来的天子，很可能出在山林岩穴之中……就像上古的大舜一样，“匹夫而为天子”。匹夫而为天子，可不是小事情。人人都是匹夫。《孟子》曰“尧舜亦人，我亦人也”。呜呼！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请回头看，从许由、巢父—伯夷、叔齐—式夷，一直到鲁仲连，以他们为代表的这一庞大士群体，你能说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吗？是一种“寄生虫”吗？“在讨不得主人欢心的时候，就只有没落乡野，清贫度日”吗？“皇帝需要什么类型的人，他们便会极力让自己变成那种类型”吗？他们是“软弱无能和自私变态的”吗？“很是女性化”吗？，都是“知识太监”吗？他们的批判精神和对人类终极关怀的精神，维护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的热情与担当，比西方知识分子差吗？宽泛生活在伯夷、叔齐与鲁仲连之间的希腊圣哲苏格拉底，在雅典的“民主法庭”上审判雅典民主：“必须给我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彻底废除官方干涉。”最后为了自己的思想而殉道。这位西方智慧老人果然非常伟大！反观我们的伯夷、叔齐呢，当周朝如“雅典民主”一样如日方升之时，他们却高扬反对“以暴易暴”的思想旗帜，逆潮流而动，大行反动，不惜以死抗争，这比苏格拉底差在哪里？当虎狼之秦大行其道，“帝王思想冲天而起”之际，我们的鲁仲连却“义不帝秦”，甘当“反革命”（“革命”正题，走向“反革命”反题，再走向士君子文化的思想境界的合题，这正是“正反合”理论的精美一例），不仅充满了大无畏的批判精神，而且敢想敢干，将思想诉诸一连串的反秦义举，这比苏格拉底又差在哪里？林鹏先生说“隐士是士君子的主体”，没有一点道理吗？“天下无隐士，无遗善。”（《荀子·正论》）中国这些追求个人尊严与自由的隐士们，即与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人文品质相比，你说能差到哪儿去？可以这样说，到春秋末期，士君子群体已然整齐地排成战阵，张扬王道，为天下苍生考虑，为社会、历史的走向考虑，不独为一家一姓一国一地考虑了。这种“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这种特立独行、非义莫为、不改初衷的精神，已经成为他们所代表的士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司马迁将《伯夷列传》立为《史记》列传之首，尊崇并要发扬光大的正是这个；韩愈再作《伯夷颂》，尊崇并要发扬光大的也是这个；老年范仲淹只书《伯夷颂》，更是尊崇并要发扬光大这个。除此而外，岂有他哉？有人说范仲淹之所以手书《伯夷颂》，那是“借此表白崇敬伯夷高风亮节的心迹，坚信自己的一生如伯夷那样信仰坚定，特立独行”。看来只说对了一小半，希望后来人都像伯夷那样坚守传统士君子的核心价值观，笔者以为才是老年范仲淹的博大胸怀。

当年，范公写就黄素《伯夷颂》，赠于苏舜元之后，苏舜元一下掂出了分量，将之敬奉在晏殊、文彦博、杜衍、富弼、欧阳修、蔡襄等名家面前，以求共赏。众名家皆有题跋。其中杜衍有题跋诗云：“宁止一言旌义士，欲教万古劝忠臣。颂声益与英声远，事迹还随墨迹新。”晚点的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云：“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著，极近晋宋人书。”又云：“范文正公书《伯夷颂》极得前人笔意，盖正书易俗，而小楷难于清劲有精神。”从北宋至清末近八百年时间里，共有百余人近百篇题跋问世，计开：宋代题跋者，自文潞公（文彦博封号）以下为二十九人；元代题跋者，自赵孟頫以下为三十三人；明代题跋者，自夏原吉以下为十七人；清代题跋者，自范承勋以下为十三人。各式好评如潮：“笔意精妙，清古入神”；“遒劲严整，妙绝前代”；“中华第一小楷”；“东方三绝”……据清代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七《范仲淹书伯夷颂长卷》载：清朝乾隆年间，范书《伯夷颂》上邀清宫御览。乾隆皇帝首行御题“范仲淹书伯夷颂高义园墨宝”十二个字，又御书“圣之清”三个大字，并命朝廷大臣奉命题诗作记。尹继善、庄有恭、于敏中等著名人物均有奉旨之作。有意思的是，书法长卷中有“江宁开国”“秦氏藏书”“秋壑珍玩”“贾似道印”“秋壑”五枚小印。前二枚属秦桧，后三枚属贾似道，大概为南渡后秦桧、贾似道二人曾转递收藏。记得笔者在前文书中引用过的秦桧那首诗吗？正是此时所成。

公元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苏州范仲淹纪念馆新馆开馆，《高义园世宝》影印本首次公开展示，它完全按照原本的书卷尺寸、厚薄等规格制作完成，全长近三十米、高零点四米左右。书卷前面为范仲淹手书韩愈的《伯夷颂》，其后为截至清朝光绪三十四年（1908）历代八百多年间，诸多名人书写的题跋。这样一件世所罕见的书法精品，必将与伯夷、韩愈、范仲淹这样三位中国的文化巨人一起永垂不朽！

尾声 《岳阳楼记》 一曲悲怆的命运之歌

开笔全录千古绝唱《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笔者像一代代中学生一样，少年时就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倒背如流，这一方面是语文老师耳提面命的结果，一方面是自己从内心喜爱它。语文老师名叫梁向荣，脸儿长长的，瘦瘦的，黄黄的，目光锐利而明亮，印象至今难忘，他对《岳阳楼记》的讲解更是至今难忘。他说：第一段嘛，说明写记的起因，这很必要。自己的朋友名叫滕子京，贬官到岳阳，重修了岳阳楼，嘱咐自己为新落成的岳阳楼作记。有了这段简明扼要的开篇文字，接下来就可以自由挥洒了。第二段嘛，很聪明，一上来并不直接写岳阳楼如何如何，只用四十几个字概写了岳阳楼的地势和气势：“巴陵胜状……气象万千。”为什么不详细写岳阳楼本身呢，因为“前人之述备矣”，以前写的人多了，重复没意思，超越又不易，最好就写“大观”。同学们记好了，这就叫“人详我略，人略我详，与众不同，出奇制胜”。第三段嘛，写览物而悲者。这天登上楼去，是阴雨连绵的天气，冷风怒号，浊浪排空，看不见太阳，也看不见山的影子，商船不敢开行，只怕遭到毁坏，天将黄昏，能听到虎啸猿啼的声音。这种时候站在楼上，触景伤情，不免充满国忧与乡愁，觉得世途艰险令人畏惧，想到极处，好不悲观矣！接着第四段，马上是另一种情景与心情：但见春风丽日，蓝天碧波，沙鸥锦鳞，岸芷汀兰，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时置身楼上，顿觉心旷神怡，荣辱得失全忘了，举杯畅饮，临风开怀，那是无比的欣喜和舒畅！同学们请注意，这一阴一晴，一悲一喜，两相对照，情景交融，可就引出了第五段，最为要紧，最有价值的一段。“嗟夫”，是个感叹词，强调下面的内容你得特别上心。予，我，范仲淹，曾经探求过古代圣贤的心思，他们可不会像上面两种人那样乍惊乍喜的，原因何在？因为他们可以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轻易不会为外部环境的好坏所干扰，不会为自己心情的好坏所左右，在朝做官时，想着老百姓的利与害；身在草野民间时，则想着君王施行的是否是仁政。同学们可能也会问了，他们“进亦忧，退亦忧”，老这么忧愁，什么时候才能快乐呢？他们的回答肯定是这样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我们先得为天下老百姓的福祉操心、担忧，什么时候他们过上好日子了，我们再分享他们的快乐。这样伟大、高尚的品德太让人感动了，所以再加个感叹词“噫”。最后，作者以设问句式取肯定意义：除却这样的“古仁人”，我还能再去追随谁呢？！

从听梁老师讲《岳阳楼记》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至今认定他讲得真好。唯有一点解读，我越来越难以认可了。梁老师说，这篇《岳阳楼记》，是范仲淹专门写给滕子京听的，先表表朋友的功劳，重点是最后，规劝老朋友好好学习前圣先贤。笔者后来走出校门，走进更大的文化圈子，才知道梁老师的“规劝”说，是一种很普遍的解读，而且与其相提并论的解读还有另外三种，即：“策励宣言”说、“赞扬滕子京精神”说和“提倡先忧后乐精神”说。用心学习对《岳阳楼记》的这四种解读，都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提倡先忧后乐精神”说，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接受。体现读书人忧患意识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既是全文的点题一笔，又是全文的灵魂和闪光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重视和强调忧患意识，它并不是一己对现实生活困境和自身生存发展困难的忧思与焦虑，而是对群体和社会两方面的关注和忧虑，主要是对道德境界提升和道德价值追求不够的忧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是一种伟大的民本思想的体现。民本思想一直是儒家最基本的信念，它与“平天下”的目标是一致的。老百姓是社会的最底层，又是社会的根基，只有“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使民安居乐业，天下才能太平”。孟老夫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一种民本思想的文学表达。用这样的伟大思想去规劝朋友，策励同道，确实也是《岳阳楼记》的价值所在。

然而，笔者总觉得这样理解《岳阳楼记》还不够，还远远不够，不够全面，不够内在，不够贴切，还不是老年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的最真实的心态。如果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主要是一种向外的“策励宣言”，那么，这只是《岳阳楼记》的一种品格，或者准确点说，一个层面上的品格，而绝对不是它品格的全部。《岳阳楼记》深邃博大，别有洞天。笔者的感悟未必正确，但这种感悟有幸得益于屈原的《离骚》，以及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歌德说：“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但他没有说，因为探不到底，谁也别去探测它。笔者试着从另一个方向去探测，以检验自己的感悟是否有道理。

据说岳阳这个地方，古来许多贬官都来过，包括伟大的屈原老先生。《离骚》是否写于岳阳？笔者无知。但《离骚》三昧，于理解《岳阳楼记》大有启示。《离骚》凡二千四百七十七言，三百七十三句[60]，乃屈原呕心沥血之作。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为了振兴邦国，实行“美政”，屈原“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满怀“存君兴国”之志，却唤不醒昏庸的楚怀王，国势日削，危亡日迫，救国无门……这对“国士”屈原来说，能无怨乎？故发而为《离骚》，故有其代表名句“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过，对“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来多誉为“励志”之属。这就未免简单肤浅了一点。笔者以为：《离骚》其实是一部很“内向”的杰作，不管它叙事多么宏大，比兴多么浪漫又神话，情感多么激越、语言多么华美惊人，但它主要不是为了“策励宣言”，而是一种灵魂自诉，一曲充满内心矛盾冲突的心灵咏叹调。在这里，进步的政治理想，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庄严的历史使命感，以及悲壮的献身精神，都化在一句“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中：一心向往的“美政”你究竟在哪儿啊，我穷尽毕生之心力，为何还未能达到？我将再求索再求索再求索而不废其志，可我已然生命老去……这实际上是屈原的又一个《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设身处地想一想，励志的成分不能说没有，可内里真正是一种理想破灭之后的无奈、迷惘与死不瞑目般的不屈。这不是“国士”屈原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士君子的群体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悲剧是人底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格的灭亡。”这种宿命的悲剧，太容易让人耳边响起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了。

要说笔者欣赏音乐的习惯，大抵喜中不喜洋，还是相当民族的；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是个例外，百听不厌，属于枕边曲。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第五交响曲》和《第六交响曲》，常被世人总称为柴氏“悲剧三部曲”。它们在揭示个人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与冲突方面，以及揭示人的精神悲剧方面，都达到了真正的哲学深度。但是，《第六交响曲》与它的姊妹篇相比，还是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它没有外在的命运主题，没有运用民间歌曲、舞曲的元素，而是完全建立在内心体验基础之上，来抒发感情并表达主题思想的。它虽为标题音乐，却几乎不具有叙述性或描绘性等特征，与被视为西方浪漫主义标题音乐滥觞的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相比较，既不具有明确的叙述性内容，而与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相比较，也不具有明显的描绘性特征，它更像一部非标题音乐。它与《离骚》一样，更具有一种“内向”品格，所有的外在感受，都通过内心激烈的矛盾冲突来展现，人生中所有的美好都如流星般划过天际，刹那间闪亮却转瞬即逝，一切都变成受伤灵魂的倾诉与呼喊，以一种超越的深沉，对不可逆转的命运，送出一抹并不绝望的神奇微笑。描写人生的哀伤、悲叹和苦恼，凄怨感人，有一种难得的悲怆之美，仿佛一个人站在自己的墓穴前回顾一生，曾经的一切，都化作深沉的悲怆之美。柴可夫斯基本人这样说：“我肯定地认为它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好的，特别是‘最真诚的’一部。我从来没有像爱它那样爱过我的任何一部作品。”“在这部交响曲里我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俄国著名音乐评论家巴拉基也夫说得更到位：“一个人要经历过多少苦难才能写成像这样的作品啊！”

假如能以《离骚》和《悲怆》的品格来鉴赏《岳阳楼记》，肯定别有滋味在心头。那么，它真正的“眼”在哪儿呢？笔者以为，它不在气壮山河的励志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为它表达新颖而寓意并不新鲜，古今士子对这样的忧乐观并不陌生。《岳阳楼记》的真正块垒，理应从“是则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浇起。想一想吧，为什么会进也忧，退也忧？居庙堂之高也忧，处江湖之远也忧？这不是一个无解的《天问》吗？这不是一个无解的矛盾吗？这不是一种无解的宿命吗？对，这正是中国士君子至今冲不出去的一个传统怪圈，一个魔圈，也正是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的复杂、矛盾、痛苦的心态。

笔者在前文书中说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帝王文化”与“士君子文化”。这里就此再延续一点别的价值取向。笔者有个联想很皮相：你看那阴阳八卦图上的两条颠倒鱼儿，一个头儿朝着这边，一个头儿朝着那边，永远扭不到一顺儿去；但它们又都出不得一个圈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在那里面挤挨着、盘绕着，谁也离不开谁。这就好比中国的帝王文化和士君子文化，你朝这边拧，我朝那边拧，满拧。可你俩再满拧，都拧不出一个时空——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和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东土神州，而且起根发苗都在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谁也离不开谁地厮磨着，渗透着，改造着……搅成一团儿，搅成如今称作“国学”这么一个糊涂东西。你说这里头哪些是应该摒弃的帝王文化，哪些又是应该发扬光大的士君子文化？往往一时理不清，颇多公案、悬案、错案，至今聚讼纷纭，口水笔墨官司打不停。林鹏先生特别形象地说：中国历史“总是在无限被动中、无限的罪孽中挣扎着，喘息着，一溜歪斜地，连滚带爬地”前行着。原因就是两千多年来，帝王文化与士君子文化虽然同在一个历史平台，理论上讲是互相厮磨、互相渗透、互相改造，但实际结果显示，帝王文化挟权借势，雄踞于庙堂之上，独霸着麦克风，操控着话语权，占尽便宜。而一早（比如先秦时期）非常强势的士君子文化，却日渐被打压得够呛，一步步后撤，到宋朝这样一个“准先秦”的“黄金时代”，出了由范仲淹这样一大批强势君子儒所组成的士君子群体，但在“帝王文化”面前还是败下阵来。这是一个问题！我问过林鹏老师，既然正宗儒学如此强大，号称“仁者无敌”，何以千百年来老在思想道德层面流光溢彩，总也化不成“治、平”的政治能量与社会能量，来与帝王文化一决雌雄？何以屡战屡败，成为一代代读书人逃不出的政治怪圈，逃不脱的悲怆宿命？……这个《天问》式的难题，老年范仲淹在写作《岳阳楼记》时，肯定也在苦苦思索着：回首一生的坎坷经历，历历在目；一生的酸甜苦辣，涌上心头；一生的尧舜追求，不死于心；一生的良相作为，功绩安在……苦苦思索而难得其解，他能不发出“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的浩叹吗？是的，他坚信“古仁人”能够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己也能够像“古仁人”那样，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而，“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我范仲淹奋斗一生，怎么还难以企及？可岁月老去，我范仲淹已然不再年轻了啊！就《岳阳楼记》的内在品格说，没有类比于《离骚》与《悲怆》的一种悲怆之美吗？正是：“一个人要经历过多少苦难才能写成像这样的作品啊！”所以，笔者认为，要真正解读《岳阳楼记》，与其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常挂嘴边，口号式地宣扬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倒不如将他对士君子何以“进退失据”的最后思考作为重中之重，以继续他的思考，破解他的《天问》，穿越那个古老的魔圈，开辟一种知识分子的新命运。

行笔于此，笔者忽发奇思，想引进两个人物说事儿。他俩都是古人，比范仲淹还年老得多，一个名叫陈胜，一个名叫安重荣。下面分别说。

陈胜，字涉，楚国阳城县（今河南登封市东南）人。秦朝末年，他是反秦义军的首领之一，与吴广一起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西南）率众起兵，成为反秦义军的先驱；不久后在陈郡称王，建立张楚政权。陈胜是个没有文化的人，估计不通儒脉，所以说出话来不会引经据典，不是中规中矩，但却石破天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语出司马迁的《史记·陈涉世家》，原话是：“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思是说：英雄好汉不死便罢，要死便死得轰轰烈烈，天下闻名。难道王侯将相都是天生的贵种吗？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兄弟们，起来造反吧，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也能做王侯将相。对此，历来史家评为“正能量”：说是“表现了陈胜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对命运不公平的不满和对抗”，并“喊出了几千年来百姓心中的真实愿望，对人性的开放和对自由的追求，起了一定的作用，值得肯定”。

陈胜故事与这句名言，世人知之并欣赏者甚众。而安重荣其人其豪语，就少有人知了。还是先把他的豪言壮语亮出来。他说：“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尔！”这话见于《新五代史·安重荣传》。安重荣也是个没有文化的人。

安重荣，小字铁胡，山西朔州人。家里穷得与陈胜差不多，所以也是一个没上过学、没有文化的人，对儒家经典一窍不通。可他生得力大无比，擅长骑马射箭，最后做到五代晋振武巡边指挥使。就这么个一介武夫安重荣，狮吼一声天地惊：天子难道有天生就好命，是贵种吗？谁的兵强马又壮，谁就来当皇上！有陈胜在先，安重荣这话不算“第一声春雷”，可他这是力量大得多的炸雷，王侯将相已然不在话下，直接要当天子皇帝爷，而且啥也不指望，就靠兵强马壮。敢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他的原创呀。

如上所说，陈胜和安重荣这两个人，都是不读圣贤书的人，都不是士君子，都不会从小就像范仲淹那样求神问卜：我能成为良相吗？我能施展平生所学辅君安民平天下吗？或者像大多数志于禄者那样“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吗？陈、安们的思路根本就不受儒家传统的束缚与限制，他们是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念不起书咱就打文盲，活不下去了咱就造反，吃饱喝足了咱就想办法掌点权，兵强马壮了咱就打倒皇帝坐皇帝……反正从来没想过要当良相或者良医什么的。自然，他们也就永远不会有“进退失据”的苦恼与宿命。于是笔者假设：如果陈胜、安重荣这种“局外人”，去掉一切现有的劣根性，用别一种先进的价值观（当然，其中一定保有儒家价值观中那些先进成分）武装起来，那不就有了一种中国新人类了吗？也许只有这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具有独立社会人格的“朋党”，才是改造中国的希望？

林鹏先生说：中西比较，西方有奴隶制，有宗教，中国没有；而中国有士君子群体、士君子文化，西方没有。还可以往细处比：西方现在还有皇帝，有君；中国看起来是没有了。但西方没有“家天下”的帝王文化传统，那得由选票说话，选举再舞弊，你不会老选姓秦的做皇帝。西方没有士君子文化，但西方知识分子不用领皇家薪水，有自己私家的“五亩之宅”，从而就有了独立的经济人格，由此也就有了政治人格、社会人格，有了个人尊严，有了以天下为己任、以“仁为己任”的自由选择。老子有本事就去竞选总统，当完了再去当教授，当科学家，写回忆录，到南极科考，或者另组新党跟你执政党唱唱对台戏……中国一旦有了这样的新人类，范仲淹老先生肯定想活过来，再做一把领军人物，把庆历新政或更加益民的新政搞得皆大欢喜。老人家的胃口也许更大：做一回总统又如何！

2014年2月14日情人节完稿于朔州

附录一 范仲淹简明年表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二岁

八月丁丑（二十九日，公历十月一日），生于武宁军（治所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父墉，太平兴国三年（978）随吴越王钱俶归宋。范墉归宋后，历官成德军（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武信军（遂州，治今四川遂宁）、武宁军节度掌书记。母夫人谢氏（？—1026）。仲兄仲温（985—1050），是年五岁。

淳化元年（990）二岁

父墉病卒于徐州，随母葬父于苏州天平山。

淳化二年（991）三岁

随母居苏州天平山。

淳化三年（992）四岁

母谢氏改适时在苏州为官的朱文翰。仲淹遂改姓朱，名说至二十二岁，朱文翰先后在江苏苏州、湖南安乡、安徽青阳、山东淄州等地为官，仲淹随母侍行，并在各地就学受教。安乡兴国观司马道士是其蒙师之一。安乡读书台、青阳读山、博山秋口、长白山醴泉寺俱传为范仲淹读书之地。

景德元年（1004）十六岁

朱文翰任淄州长史。仲淹侍父游学于淄州颜神镇（今淄博市博山区）秋口。立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并拜朱文翰好友崔遵度（954—1020）为师习琴（后人于此建范文正公祠和范泉书院。现有范公祠、范公亭、范泉、后乐桥等遗迹）。

景德三年（1006）十八岁

游学于秋口、长山。与广宣大师相识同游。

景德四年（1007）十九岁

游学于秋口、长山。与王洙（997—1057）有布素之游。

大中祥符元年（1008）二十岁

出游鄠（治今陕西户县）郊，与王镐（？—1027）、道士周德宝、屈应元等啸傲于鄠、杜之间，一起登临终南山，抚琴论《易》。

大中祥符二年（1009）二十一岁

读书长白山醴泉寺，有“划粥断齑”典故，曾作《齑赋》。举学究。见姜遵（963—1030），遵待之如骨肉，并谓夫人曰：“朱学究年虽少，奇士也。他日不惟为显官，当立盛名于世。”

是年应天府新建书院落成，戚舜宾（同文孙、纶子）主其事。

大中祥符三年（1010）二十二岁

读书醴泉寺。有“窖金赠僧”传说。

大中祥符四年（1011）二十三岁

询知世家，感泣辞母往应天书院求学。

大中祥符五年（1012）二十四岁

仍读书应天书院，有“送银还方”的传说。

大中祥符六年（1013）二十五岁

仍读书应天书院，有“独不见皇帝”典故。

大中祥符七年（1014）二十六岁

仍读书应天书院，有《睢阳学舍书怀》诗，与黄灏相交。

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十七岁

登蔡齐（988—1039）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任广德军司理参军。蔡齐榜进士及第者凡一百九十七人，其中进士有：庞籍、滕宗谅、谢绛、吴育、吴遵路、魏介之、明镐、周骙、王丝、王渎、王焕、朱贯、沈周、沈严、郭维、萧贯、张昪、王益、欧静等。试题为：《置天下如置器赋》，《君子以恐惧修省》诗，《顺时慎微其用何先》论。

大中祥符九年（1016）二十八岁

在广德司理参军任上，司理刑狱，迎母侍养。有“怒书屏风”典故。曾游太极洞，留下“跫然岩”手迹。游石溪，有《瀑布》诗。有《依韵和刘夔判官对学》。据宋代汪藻《广德军范文正公祠堂记》载：初，广德人未知学，公请三位名士执教，于是广德学风日盛，郡人擢第者相继。

天禧元年（1017）二十九岁

擢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即亳州，又称谯郡）。贫止一马，鬻马徒步之任。上《奏请归宗复姓表》，始复范姓。时上官佖知亳州，其子上官融（995—1043）侍行，与仲淹相交；通判乃杨日严（？—1047）。

天禧二年（1018）三十岁

有河北之行，赋诗《河朔吟》。是年八月，真宗立皇子昇王为皇太子，大赦天下。九月，进《皇储资圣颂》。

天禧三年（1019）三十一岁

加秘书省校书郎，仍从事于谯郡。与诗人石曼卿（994—1041）交际于太清宫。

天禧四年（1020）三十二岁

仍在亳州任幕职官。

天禧五年（1021）三十三岁

调监泰州西溪盐仓，系衔仍旧。

乾兴元年（1022）三十四岁

仍在监西溪盐仓任上。

是年，真宗崩，享年五十五岁，在位二十六年。仁宗即位，刘太后垂帘听政。

仁宗天圣元年（1023）三十五岁

仍在西溪盐仓任。上言寇准被诬事。富弼（1004—1083）侍父至海陵，仲淹与富弼、滕宗谅（991—1047，同年进士）、胡瑗（993—1059）、周孟阳相交。

天圣二年（1024）三十六岁

迁大理寺丞，仍在西溪盐仓任。娶应天府李昌言女李氏为妻。生长子纯祐（1024—1063）。

天圣三年（1025）三十七岁

秋，因发运副使张纶（962一1036）荐，知兴化县事。滕宗谅协助其筑捍海堰，虽因暴风雪而停建，但其首倡之功甚伟。

天圣四年（1026）三十八岁

仍在知兴化县任上。是年春有两浙之行，过杭州、诸暨等地，与胡则（963—1039）、林逋（968—1028）、唐异等人相聚。徒监楚州粮料院。八月，丁母谢氏夫人忧。

天圣五年（1027）三十九岁

守母丧于南都应天府，晏殊岀守应天府，邀仲淹掌应天书院，同时执教者还有王洙（997—1057）、韦不伐（978—1051）等人。范仲淹上宰执万言书，深受时相王曾赏识。孙复（992—1057）来谒，授以《春秋》，资助孙就读于应天书院。六月，次子纯仁（1027—1101）生。

天圣六年（1028）四十岁

掌应天书院教习。七月，捍海堰历时近二年修成。因范仲淹首倡之功，后人誉为“范公堤”。是年，葬母于河南万安山。十二月，范仲淹守丧期满，经晏殊推荐，召为秘阁校理，跻身馆职。

天圣七年（1029）四十一岁

供职秘阁。秋，以发解官主持别头试于太常寺，拔张问（995—1046）策论于高等。十一月冬至，上书谏仁宗率百官行拜贺太后寿仪，后又疏请太后还政，疏入不报，遂自请补外，出为河中府通判。

天圣八年（1030）四十二岁

任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西）通判。春，曾赴陕西，逢故人周道士于长安，共同怀念亡友王镐。三月，上书请罢修寺观，裁并郡县。上书晏殊，对晏殊责以轻率上书，唯恐累及举主之说，表明心迹。四月，转宫殿中丞。五月上书吕夷简，议论即将举行的制科。六、七月，与周骙、欧静讨论滕宗谅所编唐制诰集的书名问题，认为名为《唐典》不当。劝富弼“当以大科名进”，弼应试中制科，中茂才异等科。

天圣九年（1031）四十三岁

三月，迁太常博士，移陈州通判。葬母于河南伊川万安山。上书乞将磨勘恩泽追赠父母。时杨日严知陈州，胡则继之。与胡则长子胡楷有“布素之游”。昔日在馆阁的挚友吴遵路（988—1043）因上书忤太后意而被贬崇州（即通州，治今江苏南通），即寄诗为其壮行。与友人游嵩山。三子纯礼（1031—1106）生。黄鉴卒。

明道元年（1032）四十四岁

仍在陈州通判任上。二月，仁宗生母李辰妃卒；仲淹屡上奏疏，劝以唐中宗朝上宫婕妤、贺娄氏卖墨敕斜封官事为鉴。

明道二年（1033）四十五岁

三月，刘太后薨，仁宗亲政。四月，仲淹被召回京任右司谏。上疏谏不应立杨太妃为太后，又建议全刘太后之德，劝帝恪尽子道。六月，受命与范讽等人同判刑院大理寺，详定天下配隶刑名。七月，同管勾国子监。八月，受命赴江淮赈灾。上陈救弊八事。上奏乞以通州吴遵路救灾事迹颁诸郡为法，又请追恤含冤自缢身亡的前知卫真（治今河南鹿邑）县事黎德润。十二月，奏请诸县弓手服役七年者放归农。与孔道辅（986—1039）率台谏官伏合请对，力谏废郭后，被贬外放，出守睦州。

景祐元年（1034）四十六岁

正月，荐丁钧、邓资、徐执中、卫齐、卢革、李硕、张弁并公廉文雅，为众所称，堪充京官。春初，自京出发，至项城短暂停留，沿颍、淮而下，四月至睦州任所。凭吊严子陵钓台，重修严子陵祠堂，建龙山书院。政务之余，寄情山水，佳作迭出。六月，移守乡郡姑苏，与叶参（964—1043，叶清臣父）交政后，立即投入救灾，有苏州治水之载。诏移知明州（治今浙江宁波），转运使言其治水救灾有方，愿留毕其役，遂复知苏州。

景祐二年（1035）四十七岁

仍在知苏州任上。择南园地建苏州郡学，延胡瑗等为州学教授。五月，灵岩寺定惠大师宗秀来访，请序。十月，擢礼部员外郎、除天章阁待制。召还京判国子监。十二月，进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时郭皇后暴卒，舆论疑内侍阎文应下毒，仲淹奏劾之，阎被贬岭南，死途中。

景祐三年（1036）四十八岁

在开封府任所。正月，上太宗尹京时所判案牍。五月，上疏论营建西都洛阳事，吕夷简讥为迂阔近名。上百官图，指斥宰相用人失当，又上四论，吕夷简反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贬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县），余靖（1001—1047）、尹洙（1000—1064）论救，欧阳修切责高若讷（997—1055），相继贬外，士论荣之；蔡襄（1012一1067）作《四贤一不肖》诗，朝野传诵。史称景祐党争。仲淹贬外，都门饯送者仅李纮、王质（1001—1045）二人。八月，至饶州任所。迁建郡学，自此“生徒浸盛”。奏免贡茶鸟御茶，奏蠲已不产银的德兴县银冶场贡课。在饶留下得心堂、退思轩、楚东楼、秋香亭、虚静亭、庆朔堂等遗迹。李觏来访。

景佑四年（1037）四十九岁

仍在饶州任上。妻李夫人病卒。知建德县事（今安徽至德县）梅尧臣往吊且有唁诗。

宝元元年（1038）五十岁

正月，赴如润州所。道经江西彭泽，谒狄仁杰祠，重撰狄梁公碑。至丹阳郡境，游茅山。凭吊京口甘露寺李德裕奠堂，游北固楼，有世事沧桑之感。欢宴相访的滕宗谅、魏兼两位同年挚友。在润州筹建郡学，修清风桥。清风桥后人名之曰“范公桥”。十一月，知越州（治今浙江绍兴），途中访友人邵 ，在杭州拜访仕故人胡则。

宝元二年（1039）五十一岁

正月，在越州与前任郎简（968—1056）交政。在越州以德化治，治理井泉，名之曰清白泉，建清白堂，有记。邀李觏（1009—1059）来越执教。孙沔回越扫墓，请范仲淹为其曾祖父孙鹗撰墓志。

康定元年（1040）五十二岁

正月，仍在越州任上。元昊破金明寨，围延州（治今延安）；歼宋援兵刘平、石元孙军于三川口（今延安市西约二十公里处），刘、石被俘，朝野震惊。三月，应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1008—1075）举荐，范仲淹复官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四月，改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陕西都转运使，七月，又迁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夏竦为安抚使。赴任途中，相继举胡瑗为陕西丹州（治今陕西宜川县）军事推官，举欧阳修、张方平（1007—1091）为掌书记，皆未果。八月，迁户部郎中，代张存（984—1071）兼知延州。在延州整军备战，夺回塞门诸寨，修复已破荡的金明寨、万安城等。九月，遣任福（981—1041）破白豹城（在今甘肃华池县东北约二十五公里处）。迫使入侵保安（治今陕西志丹）、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之西夏军撤兵。又遣狄青（1008—1057）等攻取西界芦子平。仲淹授狄青以《春秋左传》，遂成就一代名将。遣种世衡（985—1045）兴筑青涧城（在延州北约二百里处），营田实边。十月，遣朱观等袭破西夏洪州界郭壁等十余寨。十二月，朝廷用韩琦、尹洙策，诏明年正月上旬泾原、鄜延两路同时出兵，大举伐夏，但杜衍（978—1057）、范仲淹、欧阳修等皆以为条件不成熟，主张积极防御，寻觅战机，小规模出击。张载（1020—1078）赴陕谒仲淹，有投笔从戎之志，仲淹勉以治《中庸》，载励志苦学，遂成宋代名儒。

庆历元年（1041）五十三岁

正月，朝廷用兵西夏，仲淹上奏请鄜延暂不出战，以留和议之路。元昊遣使与仲淹通款，仲淹答书晓之以理，劝其休战议和。二月，尹洙赴延州，劝说仲淹出兵，范不为所动，尹逗留二旬，无功而返。田况亦上奏认为守策最备，不可轻举妄动。元昊倾国入侵，巡视镇戎军的韩琦令大将任福率军与西夏主力决战，败于好水川，任福等一大批将领阵亡，仅朱观等率少数人突围。四月，范因私与元昊通书并私焚元昊来书，被降官户部员外郎，贬知耀州；韩琦也因好水川兵败被降官右司谏，贬知秦州（治今甘肃天水）。五月，起用范仲淹知庆州、兼管勾环庆路都部署司事。在庆州招抚诸羌，与之立约，始为宋用。在庆州城凿井百余，解除饮水之难。六月，王尧臣（1003—1058）受命安抚陕西，为韩、范鸣不平。七月，元昊军攻麟州，八月，元昊攻府州，皆不能破，转而破丰州。九月，复仲淹户部郎中。西夏再围攻麟、府二州，被宋将张岊击败。十月，罢陕西统帅夏竦、陈执中（990—1059）；始分陕西为四路，以管勾秦凤路部署司事兼知秦州韩琦、管勾泾原路部署司事兼知渭州王沿、管勾环庆路部署司事兼知庆州范仲淹、管勾鄜延路部署司事兼知延州庞籍，兼本路马步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十一月，张亢、张岊大败西夏军。梁适（1001—1069）安抚陕西归朝，仲淹附奏上攻守二议。十二月，仲淹奏请令四路部署司保举沿边寨主、兵马监押，诏从之。

庆历二年（1042）五十四岁

正月，巡边至环州（治今甘肃环县），过马岭镇。复上疏再议攻守策。二月，庞籍上疏支持用仲淹之策，韩琦则反对范仲淹营水洛城之议。三月，兴筑大顺城成，张载有《记》颂其功。是月，在庆阳北城门上建镇朔楼。杜衍宣抚河东。四月，大将周美屡败西夏军，范仲淹、庞籍交荐之，除鄜延都监，迁贺州刺史。是月，知制诰富弼出使契丹。诏命除四路帅为观察使，仲淹连上三表坚辞。范仲淹、庞籍二人未任。七月，吕夷简兼判枢密院事，章得象兼枢密使，晏殊加平章事。九月，吕夷简改兼枢密使。闰九月，元昊军攻镇戎军，败宋军于定川砦（今宁夏固原中和乡），大将葛怀敏败亡。十月，王信、狄青、景泰因军功迁官，王、狄各兼本路经略安抚招讨副使，乃仲淹疏荐之结果。定川之败，仲淹出兵驰援，稳定局势，仁宗命加职进宫，与韩琦并除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十一月，诏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沿边招讨使，以韩、范、庞籍三帅分领之，同任陕西四路统帅，其余诸部署、副部署所带经略使、招讨使皆罢，诸路招讨使并罢。韩、范开府于泾州，韩兼秦凤，范兼环庆。又据范仲淹建议，命文彦博（1006—1097）帅秦州、滕宗谅帅庆州，构成宋陕西四路攻防体系。十二月，密诏庞籍招纳元昊，宋夏和议仍以延州为通道，仲淹首创之功不可没。幼女生，后适韩城人张琬（昪子，终官知楚州）。

庆历三年（1043）五十五岁

正月，泾原安抚使王尧臣奏论边事，乞凡军期申覆不及者由范、韩、庞三帅相机便宜从事；又请建谓州笼竿城为德顺军；复请诸路皆罢经略使，只充缘边安抚使，以重三帅之威，皆从之。二月，范、韩同上奏疏，论不可许和及防元昊之策。赐韩琦、范仲淹、庞籍钱各百万。三月，吕夷简罢相，章得象为昭文馆大学士，晏殊为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夏竦为枢密使，贾昌朝（998—1065）为参知政事。四月，遣保安军判官邵良佐使西夏，许封册为夏国主。范、韩同日擢除枢密副使，五辞不允，始拜命。以杜衍为枢密使。吕夷简罢议军国大事。郑戬代为四路帅臣，仍驻泾州。石介（1005—1045）作《庆历圣德诗》。五月，沂州（治今山东临沂）王伦率士兵起义。七月，王举正罢参知政事。范奏请罢陕西近里州军营田；诏命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均未行。八月，范就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韩琦代范仲淹宣抚陕西。九月，仁宗开天章阁，诏命条对时政，范上十事疏。是年范仲淹为滕宗谅、张亢公使钱案辩。吴遵路、朱寀、韩渎卒。

庆历四年（1044年）五十六岁

正月，上从范仲淹之言，诏州县皆立学。四月，仁宗与执政论朋党事。四月，宋夏议和达成协议，元昊削帝号，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五月，范仲淹与韩琦对于崇政殿，上“和、守、战、备”四策。六月，辅臣列奏，答手诏问五条。与韩琦奏陕西河北画一利害事，陕西八事、河北五事。八月，仲淹启程宣抚河东，先后历经：绛、晋、汾、并、忻、代、宪州、岢岚、保德、火山军及府州、麟州等地于庆历四年底。仲淹奏请以两府兼判政事，诏以贾昌朝领农田，仲淹领刑法，未果。十一月，王拱辰（1012—1085）等兴“奏邸之狱”，范仲淹等所荐新进名士皆贬逐殆尽，苏舜钦（1008—1049）、刘巽被除名为民，王益柔、王洙、章岷、刁约、江休复、宋敏求等十人被贬谪外放。范请罢参知政事，乞知邠州。

庆历五年（1045）五十七岁

正月，罢仲淹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按抚使，出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罢富弼枢密副使，以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杜衍罢相，出知兖州。二月，韩琦上书仁宗，为富弼辩解营救，被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八月，欧阳修为范、富、杜、韩四人辩解，被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州市）。十一月，解仲淹四路帅任，以给事中知邓州。富弼也被解除京东西路安抚使。

庆历六年（1046）五十八岁

正月，至邓州任所。范雍病逝洛阳，范仲淹撰墓志。三月，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八百五十三人，邓人贾黯（1022—1065）第一。贾回邓拜访范忡淹，仲淹勉以“不欺”。七月，继室曹氏（另据考证为张氏）生四子纯粹（1046—1117）。是年，范公在邓整修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创建书院。九月十五日应挚友滕子京之邀，在花洲书院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冬，张焘使邓，与范仲淹贺雪赏梅。

庆历七年（1047）五十九岁

仍知邓州。四月，尹洙卒于邓州，仲淹营护其丧事。滕子京逝于苏州任上。

庆历八年（1048）六十岁

正月，诏移知荆南府，邓民请留，范仲淹亦上表自请愿留；二月，复知邓州。张士逊致仕，封邓国公，返乡（湖北光化）过邓，范仲淹置酒高会。

皇祐元年（1049）六十一岁

正月，移知杭州，过陈州，拜会晏殊；三月，次子纯仁进士及第。赴杭过苏时，与兄仲温议定在苏州创办义庄。七月，擢礼部侍郎，赐凤茶，有谢表。十月，义庄成。有“义田活族”“不买裴堂”典故。在杭，与漕使孙甫观潮、赏雪，互有唱酬，时相过从。王安石（1021—1086）来访。

皇祐二年（1050）六十二岁

仍知杭州任上。是岁，吴中大饥，范仲淹发司农存粟救荒，又“宴游兴造”，独创以工代赈救灾方式。三月，李觏来杭谒范。八月，上《进李觏明堂图序表》，因范奏荐，旨授李觏将仕郎、太学助教。九月，兄仲温卒，有墓志。十月，为苏州义庄订立规约。迁户部侍郎。

十一月，移知青州。

皇祐三年（1051）六十三岁

春，赴任青州，过长山，礼参故乡父老。三月，至青州任所，与前任富弼交政。时青州大饥，到任即赈济救灾。允百姓以钱代皇粮，除长途运输之苦。因病重难支，乞颍、亳间一郡就养。十一月，以黄素小楷书韩愈《伯夷颂》寄苏舜元（1006—1054），苏分寄元老重臣题跋，为后世留下书法精品。

皇祐四年（1052）六十四岁

正月，扶病就道，移知颍州。行至徐州，已沉疴不起，仁宗遣使赐药存问，于五月二十日卒于徐州。时知徐州的友人孙沔（983—1060）悉力营护丧事。死前上《遗表》，一言未及家事。卒，享年六十四岁。赠吏部尚书，谥文正。十二月壬申，葬于西京洛阳伊川万安山下，仁宗亲篆其碑额“褒贤之碑”。富弼撰墓志，欧阳修撰神道碑，名公显宦以祭文等方式表示对范仲淹的哀悼和崇敬之情。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1.《范仲淹全集》，李勇先、王蓉贵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宋史》，（元）脱脱等，中华书局1985年版。

3.《文化生态与中国古代文学论丛》，戴伟华，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

5.《涑水记闻》，（宋）司马光，中华书局1997年版。

6.《容斋随笔》，（宋）洪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7.《宋代文学研究》，张毅，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8.《赵匡胤传》，李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9.《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李焘，中华书局2004年版。

10.《范仲淹研究》，诸葛忆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李国文说宋》，李国文，中华书局2012年版。

12.《陶然集》，周仲元，中华诗词出版社2009年版。

13.《花洲书院》，杨德堂，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14.《范仲淹与潇洒桐庐》，董利荣，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年版。

15.《天倾》，顾宏义，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

16.《北宋新旧党争与士人政治心态研究》，刘学斌，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7.《范仲淹研究文集（五）》，张希清、范国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后记

笔者自己一向不喜读“资料开会”式的人物传记，觉得总得从史料中提纯出一点新意与思考吧？此前，笔者有过五部传记作品问世，就想做点这方面的尝试；这次得了写《范仲淹传》的机会，也就再试一把。有什么体会吗？那是有点。

对传记作者来说，收集、整理相关静态资料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大量的案头工作不是最重要的；而现场采访，实地踏勘，到传主曾经生活过的时空里走一走，看一看，甚至是闻一闻，才是最要紧的。也许，你搞不到多少新发现的文字资料，找不到几个知情人物，甚至见不到一点儿被岁月无情消磨掉的遗迹遗物。不过，这不要紧，不会白跑的。只要你进入传主曾经的生命场，就必然会感受到他的气息、他的经历、他的思考以及他所有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人生百味；他也会主动地跑出来与你对话，真心倾诉，敞开心扉……这种互动交流已然洗尽铅华，超越功利，超越时空，再无雕饰，是一种真正的心灵对话。正是在这样的心灵碰撞之中，忽有火花迸出，忽有激情喷涌，瞬间盘活你的所有案头资料，化作奇思妙想，造出佳构丽篇，你的创作顿时变成一份多么难得的精神享受啊！

这次，在笔者努力寻求与传主范仲淹进行现场心灵对话的两个多月行走中，历经七省二十九地，结识数十位当地朋友，这些沐浴过范先贤生命的灵秀风水，这些成全过范先贤人格与功业的父老乡亲的后代，是我得以完成这趟心灵旅程的最大和最好的凭借。为此，笔者要在这里衷心致敬与致谢。另外，笔者当年的矿友刘建中和路耀华先生，为笔者整理这份心灵对话并最后完成《范仲淹传》，提供了充满情谊的得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2014年4月19日于太原学洒脱斋

[1] 即范仲淹，“文正”为其身后谥号。

[2] 据《长山县志》载，朱文翰“元配杨氏，赠恭人”。初氏还是杨氏，留待考据家。

[3] 语出范仲淹《乞以所授功臣勋阶回赠继父官奏》。

[4] 此处非邹平长山。

[5] 专管酒业专卖。

[6] 此说法当然也有异见，曹振武先生《乡镇村志刍议》就说，江苏泰州的《西溪镇志》才是最早的。

[7] 长山县，现为长山镇，属邹平县管辖。

[8] 指朱文翰。

[9] 此处请特别注意，琴剑乃先秦士子心爱之物，无不仗剑而行，以天下为己任，抚琴觅知音，寄托高远之志。青年范仲淹刻意追求自由博大的古士之风，形成贯穿他一生的精神诉求和个性特色，非常值得探究。笔者将在后文中不时有所研判与点评。

[10] 今陕西省西安市南。

[11] 也有作“二合”者。

[12] 下文引文为省笔墨，原文“前奏”部分略有删节。

[13] 司马光《涑水记闻》载有此典，不过“大官”为“显官”二字。

[14] 指专门研究一种经书者参加的科目。

[15] 见朱鸿林《范仲淹与邹平·南都求学》。

[16] 所谓帝王文化，用当代中国民间学者林鹏先生在《平旦札》中所说，“尊商韩，崇秦政，暴力至上，专制至尊，此乃帝王思想之灵魂，中国历史之主干。”

[17] 即六经的原教旨。

[18] 《周易》由《经》和《传》两部分组成，《易传》是对《周易》的注释，司马迁称之为《易大传》，共有十篇，所以亦称《十翼》。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说：“在先秦典籍中，《易大传》是思想最深刻的一部书，是先秦辩证法思想发展的最高峰。”

[19] 范母谢氏被赠吴国夫人。

[20] “大中祥符丙辰”是公元一〇一六年，与楼钥所记“天禧元年丁巳”的公元一〇一七年”略异。

[21] 仲淹父墉，追封为周国公。

[22] 范仲淹在朱家排行老六，富弼等哥们儿呼他“范六”即由此。六婶即范仲淹原配夫人李氏。

[23] 另有一百八十里之说。

[24] 二〇四国道起点为山东烟台，终点为上海，全程一千〇三十一千米。

[25] 五代乱世，文教不兴，校舍大多荒废。

[26] 隋炀帝置，大理寺的官员，可以参与评断大案要案。

[27] 管勾即兼职管理。

[28] 即宋仁宗天圣五年（07）。

[29] 指欧阳修、韩琦、富弼。

[30] 指胡瑗、孙复、石介。

[31] 这一点最值得关注，开设旅游课，连中世纪的西方大学也没有。而胡瑗则说：“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有益于学者矣。”他曾亲率诸弟子自湖州游关中，登上陕西潼关关门，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千里，形势雄张。他慨然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

[32] 支糙米每斗折白米八升，逐月实支，每口白米三斗。

[33] 范仲淹三十六岁时曾经短暂任过是职。

[34] 有说是抱养李妃的。

[35] 与宫中太监之类人物暗中结盟，亦是志于禄者所共有恶习。

[36] 王十朋：字龟龄，号梅溪，南宋政治家、诗人，出生于乐清四都左原（今浙江省温州市）梅溪村，著有《王梅溪文集》等传世。

[37] 此人也是严光同学，当年与刘秀、严光在长安结识并一同游学，后来应召入王莽朝做官，而刘秀投了造反的绿林军，严光则隐姓埋名，辟居乡间，两边都不沾。

[38] 是年六月，范仲淹已奉调知苏州，但因故至十月后才赴任，所以此处有“知苏州”语。

[39] 司马光先生在《涑水纪闻》中记述此事时，用了“缩颈”一词，传神之极，真千古绝笔。

[40] 宋仁宗可没有犯糊涂，何时该表现宽仁，何时该表现霸道，他心里明镜似的。历来倒是像范仲淹这些儒门精英，常犯糊涂，是为愚忠之辈。（作者注）

[41] 此时，范公也仙逝十四年之久了。

[42] 战国赵人，与白起、王翦、廉颇并称“战国四大名将”，抗击匈奴有功。

[43] 赤籍，即尺籍，军籍。赤，通尺。

[44] 青州南阳桥，被大多数科学家认定为我国最早出现的虹桥。

[45] 吐蕃部落首领。

[46] 原题下注：“公时为陕西经略副使知延州，先是康定元年闰十一月，朝廷诏鄜延、泾原两路取正月上旬进兵入讨西夏，故公上此奏。”而在《范文正公全集》此奏题下却标注曰：“庆历元年正月”。查庆历元年乃康定二年，即公元一〇四一年。

[47] 《范文正公全集》此奏题下亦标注曰：“庆历元年正月”。

[48] 《范文正公全集》此奏题下标注曰：“庆历元年二月”。

[49] 族帐，指那时西北边境地区设帐聚族而居的部族。

[50] 在环州、庆州、原州缘边地区，分布着大量的吐蕃部落，他们人数众多，族属复杂，政治态度及其去留，对宋、夏双方都至关重要。

[51] 时范仲淹调回京城，为枢密副使。

[52] 王德用，字元辅，十七岁随军出击西夏李继迁，勇为先锋，率万人战铁门关，俘获甚多，遂成一代名将。明道间拜保静军节度使、定州路都总管，使契丹慑服议和，以功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祁国公，改冀国公，皇祐三年以太子太师致仕。

[53]即张方平，后亦为北宋名臣。

[54]有人说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实际上宋时枢密院与中书省同级别，如果中书省相当于国务院，枢密院自然就是中央军委一级了。

[55]指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大最高军政机关。

[56]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行政区划。

[57]御史台长官的统称。《宋史·职官志四》：“台官职在绳愆纠谬，自宰臣至百官，三省至百司，不循法守，有罪当劾，皆得纠正。”

[58]武胜军节度设在邓州长达三百二十三年，为南阳盆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达二百二十五年之久。

[59]彬县人，精通兵学实战。

[60]从洪氏说删去“曰黄昏以为期，恙中道而改路”二句。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通鉴载道：司马光传

前言 我的司马光

第一章 金榜题名时

第二章 洞房花烛夜

第三章 初任幕职官

第四章 代父草谏章

第五章 慈孝父子情

第六章 练政在滑州

第七章 法官与校勘

第八章 卫礼在礼院

第九章 出朝随恩师

第十章 谁解升官愁

第十一章 结识王安石

第十二章 分道未扬镳

第十三章 建储立奇功

第十四章 忧在萧墙内

第十五章 谏官的悲哀

第十六章 “濮议”战宰执

第十七章 奉旨开书局

第十八章 没读懂神宗

第十九章 面授御制序

第二十章 朝堂两杆旗

第二十一章 御前论理财

第二十二章 举旗论“体要”

第二十三章 “治人”与“治法”

第二十四章 “惟见此一人”

第二十五章 绝交王安石

第二十六章 愤然离京师

第二十七章 究竟为什么

第二十八章 西京御史台

第二十九章 独乐园之乐

第三十章 书局在洛阳

第三十一章 保守派大营

第三十二章 语涩作《遗表》

第三十三章 直笔著《通鉴》

第三十四章 论道倡“中和”

第三十五章 一朝权在手

第三十六章 舍命废新法

第三十七章 最后十八天

第三十八章 盖棺论未定

第三十九章 巨著耀千秋

附录 司马光年谱

后记

政坛大风：王安石传

前言

第一章 少年高志

第二章 名噪京华

第三章 治鄞干吏

第四章 上万言书

第五章 多事之秋

第六章 锐意变法

第七章 坚韧不拔

第八章 百折不挠

第九章 河湟之捷

第十章 辞去相位

第十一章 东山再起

第十二章 营造半山园

第十三章 晚师瞿聃

第十四章 夕阳不太好

第十五章 最后的岁月

第十六章 荆公新学和诗文

附录 一王安石年表

附录 二参考文献

注释

长歌正气：文天祥传

第一章 廷对宣誓 法天不息

第二章 书香起身 时艰铸魂

第三章 大魁天下 扶丧故里

第四章 万言上书 击奸倡政

第五章 始任京官 再击恶宦

第六章 知行州府 忤恶归隐

第七章 宦海颠仆 山居忧国

第八章 楚观感慨 郁孤北顾

第九章 毁家兴兵 坎坷入卫

第十章 初战受掣 力阻乞降

第十一章 面斥敌酋 陷身虎口

第十二章 历难闯险 镇江走脱

第十三章 磁石丹心 ?九死南寻

第十四章 南剑开府 再举义旗

第十五章 洒血攘袂 江西奏捷

第十六章 空坑突围 人神共助

第十七章 万折必东 南岭被俘

第十八章 痛睹海战 恸哭国殇

第十九章 故国辞行 言志夷齐

第二十章 北地役途 心路故事

第二十一章 金石之性 誓不降元

第二十二章 情天恨海 方寸风云

第二十三章 缘情抒史 长歌正气

第二十四章 成仁取义 柴市赴刑

第二十五章 归骨庐陵 浩气长存

附录一 文天祥年谱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忧乐天下：范仲淹传

序章 这是一个问题

第一章 朱说种种

第二章 范公堤

第三章 兴学与育人

第四章 三次碰撞

第五章 被隐逸者

第六章 书生秋点兵

第七章 闪电庆历

第八章 烈士暮年

尾声 《岳阳楼记》 一曲悲怆的命运之歌

附录一 范仲淹简明年表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