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著名作家的必读短篇小说集（套装8本） 第六病室：契诃夫短篇小说集（重温文学经典 邂逅文字意境的美感 全新译本 阅读新体验） 老人与海：海
Author: (俄罗斯)契诃夫著; 央金译; (美)海明威著; 央金; 牧野译; 莫泊桑(法); (俄罗斯)托尔斯泰著; (奥)茨威格著; (爱尔兰)乔伊斯著; (美)杰克·伦敦著; 沈樱译; 欧•亨利
Date: 2016-04-30T16:00:00+00:00

总目录

第六病室：契诃夫短篇小说集

老人与海：海明威短篇小说集

项链：莫泊桑短篇小说集

野果：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茨威格短篇小说集

一片流云：乔伊斯短篇小说集

银白的寂静：杰克·伦敦小说精选集

最后一片叶子：欧亨利短篇小说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六病室 : 契诃夫短篇小说集 / (俄罗斯) 契诃夫著；央金译.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9

ISBN 978-7-80769-848-7

Ⅰ.①第…Ⅱ. ①契…②央…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Ⅳ.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9687号

新业文学经典丛书

第六病室 : 契诃夫短篇小说集

著    者|契诃夫(俄罗斯)

译    者|央  金

出版人|田海明  朱智润

选题策划|黎  雨

责任编辑|胡俊生  樊艳清

装帧设计|张子航

责任印制|刘  银

营销推广|张晓兵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  编：100101    电话：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1.25

字    数|210千字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69-848-7

定    价|3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毛姆在《书与你》中曾提到：“养成阅读的习惯，使人受益无穷。很少有体育运动项目能适合盛年不再的你，让你不断从中获得满足，而游戏往往又需要我们找寻同伴共同完成，阅读则没有诸如此类的不便。书随时随地可以拿起来读，有要紧事必须立即处理时，又能随时放下，以后再接着读。如今的和乐时代，公共图书馆给予我们的娱乐就是阅读，何况普及本价钱又这么便宜，买一本来读没有什么难的。再者，养成阅读的习惯，就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生命中任何灾难降临的时候，往书本里一钻，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古人也说：“开卷有益。”但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如何选取有益的读本来启迪心智，这就需要有一定的鉴别能力。

对此，叔本华在《论读书》里说：

“……对善于读书的人来说，决不滥读是很重要的。即使是时下享有盛名、大受欢迎的书，如一年内就数版的政治宗教小册子、小说、诗歌等，也切勿贸然拿来就读。要知道，为愚民而写作的人反而常会大受欢迎，不如把宝贵的时间用来专心阅读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这些书才真正使人开卷有益。

“坏书是灵魂的毒药，读得越少越好，而好书则是多多益善。因为一般人通常只读最新的出版物，而不读各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品，所以作家也就拘囿在流行思潮的小范围中，时代也就在自己的泥泞中越陷越深了。”

正如叔本华所言，“不读坏书”，因为人生短促，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出版好书，让大家有好书读。基于这样一个目的和愿景，便有了这样一套“国内外大家经典作品丛书”，希望这些“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能令大家“开卷有益”。

编  者



歌  女

那时的她，比如今更年轻漂亮，歌喉也更动听些。有一天，对她十分钦慕的尼古拉·波得罗维奇·科尔巴科夫来到她的别墅。那天的天气极为闷热，科尔巴科夫刚吃完午饭，或许是午餐时喝了一大瓶劣质葡萄酒的缘故，他觉得心情有些躁动，身体也有些不舒坦。两人就那么坐着，都觉得无聊，只盼着暑气赶快消退，也好出去散散步。

这时，前厅的门铃突然响起来。没穿外衣、脚上趿拉着拖鞋的科尔巴科夫听到响声后一跃而起，他望着帕莎，眼睛里尽是疑惑。

“大概是邮差吧，不然就是女友。”帕莎说道。

对于帕莎的女友和邮差，科尔巴科夫从来都不回避，不过这次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抱起自己的衣服，走去了隔壁房间里。帕莎跑去开门。令她感到诧异的是，门口站着的既不是邮差，也不是女友，而是一个素未谋面的年轻漂亮的女士。女士衣着考究，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有修养的太太。

不过这位太太气喘吁吁，看上去脸色也十分苍白，就像刚刚爬完很高的楼梯一般。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帕莎问道。

那位太太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朝前迈了一步，四下打量了一番房间，然后坐了下来，看她的样子，好像十分疲惫，又像是有什么病症。她一直嚅动着苍白的嘴唇，好像要说点什么。

“我的丈夫在您这儿吗？”她像是终于下定了决心一般，抬起一双大眼睛望着帕莎问道，她的双眼已经哭红了。

“什么丈夫？”帕莎突然感到一阵手脚冰凉，她再次小声说了一遍“什么丈夫”，然后开始发抖。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科尔巴科夫，我的丈夫。”

“不……没有……太太……我……我不认识您的丈夫。”

她们大概沉默了一分钟。之后，陌生女人用手绢频频擦拭她苍白的嘴唇，不时屏住呼吸以克制内心的激动。而帕莎则站在她面前，呆若木鸡一般，用困惑而恐惧的眼神望着她。

“那么，你是说他不在你这儿？”那位太太的声音较之前平静了许多，说话时还冲着帕莎古怪地微笑。

“我……我不知道您说的到底是谁。”

“你卑鄙、不知羞耻、可恶……”那位太太一口气说出很多恶毒的字眼，用一种带着仇恨和厌恶的眼神打量着帕莎。“是的，是的……你卑鄙。我现在感到非常非常畅快，总算把这句话当着你的面说出来了！”

帕莎开始了解到，她一定给这位一身黑衣、眼神愤怒、手指又白又细的太太留下了某种卑鄙而丑陋的印象，她突然感到难堪，这种难堪来自自己胖胖的红脸蛋、鼻尖上的雀斑，还有前额上一绺怎么也梳不上去的刘海。她认为，如果自己长得瘦一些，素颜洁面，不留刘海，那么自己并不高贵的身份还不至于这样明显，那么她站在这个陌生而高贵的女人面前，也就不那么恐慌和自卑了。

“我丈夫在哪儿？”那位太太说，“不过，他在与不在，我也不关心了，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他盗用公款的事已经败露了，现在，人们在到处寻找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他们要逮捕他。呵呵，看你都干了什么好事！”

她说完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情绪又开始激动起来。被吓得懵懵懂懂的帕莎，困惑地望着她。

“他今天就要被逮捕了。”说到这里，那位太太满带着一种屈辱和懊恼的神情抽泣起来。

“是谁让他堕落到这般可怕的境地！卑鄙、下贱的东西！不知羞耻的出卖肉体的荡妇。”那位太太斜着嘴角，用一种厌恶的神情继续说道，“是我太懦弱……你听着，下贱的女人！……我软弱无能，你比我厉害，但事到如今，总会有人出来保护我和我的孩子们！上帝什么都看得见！他是公平的！他会为我的每一滴眼泪，为我所有的不眠之夜来惩罚你！你记住，总有一天你会想起我这番话的。”

接下来，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那位太太继续绞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帕莎依旧呆呆地困惑地望着她，不知道她的企图到底是什么，她在等着这个太太做出可怕的举动来。

“我，太太，我什么也不知道！”说完，帕莎大哭起来。

“你撒谎！”太太恶狠狠地瞪她一眼，高声训斥道，“我对此一清二楚！我早知道你了！我还知道，整整一个月，他天天在你这里鬼混！”

“是的，可那又怎么样？我也没有办法。如你所言，我这里经常有很多客人，可我从来也没有强迫过任何人，从来都是他们说了算。”

“我现在告诉你：他盗用公款的事情已经败露！他利用他的职务之便贪污公款！为了你这种……为了你，他不惜去犯罪。你听着，”太太在帕莎面前站住，用坚定的语气说，“像你们这种人，压根就没有什么廉耻之心，作恶才是你们活着的目的，不错，这就是你们的目的。当然，说你已经堕落得很深，没有一丝一毫人情味，也是不对的！可是他有妻子，有儿女……一旦他被抓住判了刑，就会被流放，到那时，我和我的孩子们就要活活饿死……这一点你必须明白！不过眼下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要我今天能送去九百卢布，他就会平安无事了，而我和我的孩子们也可以免遭穷困之苦。只要九百卢布！”

“什么九百卢布？”帕莎小声问道，“我，我不明白……我可从来没拿过……”

“我不是跟你讨要九百卢布……我也知道你没有钱，当然也不会要你的钱。你只要给我东西就好了……像你这种人，通常会有男人送你们各种贵重物品的。而你只要把我丈夫送你的东西交还给我就好了！”

“太太，他可从来没给过我任何东西！”听到这里，帕莎大喊道，她已经明白了她来的真正意图。

“没有给你，那他的钱都去哪儿了？他自己的钱，我的钱，公家的钱，他都挥霍到哪儿去了？我求你了。我知道刚才我很气愤，对你说了许多不该说的难听的话，我可以向你道歉。我也知道你一定恨我，可是也请你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你也有同情心的对不对，所以我恳求你把东西还我！”

“哼……”帕莎耸耸肩膀，摆出爱莫能助的样子，接着说，“我倒乐意这样做，可是，如果我骗了您，那就让上帝惩罚我吧，他从来也没有给过我任何东西，我也恳求您请相信我的良心。不过，您说的没错，”帕莎说着有了一丝紧张，“有那么一次，他是给我带来两个小玩意儿。既然您想要，那我就拿出来……”

帕莎说完，便拉开梳妆台的一个小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空心的铜镯子和一只成色很不好的宝石小戒指。

“给您！”她说着，便把东西递给那位太太。

那位太太像是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脸霍地涨红了，面部肌肉抽搐起来。

“你这是做什么！”太太说，“我不是来这里乞讨的，我只是来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你利用你的手段，榨干了我的丈夫，榨干了这个软弱而没钱的可怜人。星期四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你和我丈夫在码头上，那天你戴着十分昂贵的胸针和簪子。所以，你不必在我面前装无辜！我最后一次问你：你到底给不给我！”

“您可真够奇怪的……”帕莎明显是生气了，“除了这铜镯和戒指，我可从没见到您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任何东西。如果有，他也只是偶尔给我带点甜馅饼。我向您保证，我没有说谎。”

“甜馅饼……”那位太太冷笑说，“孩子们都在家里饿肚子，他却给你买甜馅饼！如此，你是铁了心不想把东西交还给我了？”

帕莎还没有说话，那位太太便坐了下来，眼睛盯着一处地方，好像在盘算着什么。

“我该怎么办？”她说，“如果今天弄不到这九百卢布，那他就完了，我和孩子们也完了。这个坏女人，我是该杀了她还是该给她下跪呢？”她开始用手绢捂着脸，痛苦地啜泣着。

“求求你了！”她继续边哭边说，“是你害得我丈夫一无所有的，如今他的前程也被你毁了，拜托你救救他吧……如果你对他没有一点同情心，可是我们的孩子，孩子们……孩子们并无过错的呀！”

这句话一下子触动了帕莎的恻隐之心，她一想到几个小孩子站在大街上，饿得哇哇大哭的模样，她自己不禁也大声痛哭起来。

“太太，那您觉得我能做些什么呢？”帕莎说，“您一来就说我是个坏女人，把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害得倾家荡产，但对于您，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向您保证，我从没有在您丈夫那里得到任何好处……在我们这些歌女中，除了莫蒂有人供养之外，其余的人都是靠面包加克瓦斯(含低度酒精的饮料)勉强度日的。我之所以接待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是因为他是一位有教养、有礼貌的先生。再者说，作为歌女我们也不能不接待呀。”

“把东西还给我！我只要东西！我这么低三下四请求你……好吧，我给你下跪！这样总可以了吧？”

“啊！”帕莎尖叫一声，吓得直摇手。这个苍白美丽的太太真是个出色的演员，为了她自己的骄傲，也为了她那高贵的气度，她当真会给帕莎下跪的，以此来羞辱她歌女的身份。

“您不要这样，我把东西都给你就是了！”帕莎擦着眼睛，显得很忙乱，“但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确实从来没有给过我……这些东西都是别的客人送我的。既然您那么需要，太太……”

帕莎边说边拉出五斗柜上面的抽屉，先从里面取出一枚钻石胸针，一串珊瑚，然后是几只金戒指，一个金镯子，全部给了那位太太。

“您都拿去吧，既然您那么需要。只是，从你丈夫那里，我从来也没得到任何好处。都拿去吧，发您的财去吧！”帕莎一想到这个女人威胁她要给她下跪的行为，内心便感到莫大的侮辱，所以她说，“既然您出身高贵……又是他的合法妻子，就应该让他好好守护着你，而不是让他来到我这里。再者，我从来也没有勾引过他，是他自己来的……”

那位太太用她那模糊的泪眼打量着帕莎给她的东西，说：

“这肯定不是全部！这些东西连五百卢布都不值！”

帕莎真是气愤极了。她又从五斗柜里扔出一块金表，一个烟盒，几颗金纽扣，最后摊开双手说：

“这下您看好了，我一无所有了……不信您就来搜吧！”

那位太太叹了一口气，颤抖着将所有的东西包在手绢里，一句话都没说，甚至连头都没点一下，就走了出去。

这时，隔壁的房门打开了，科尔巴科夫走了出来，他脸色苍白，神经质地晃着脑袋，像是刚刚喝了一杯苦药似的，一双眼睛里满是泪光。

“您到底给过我什么东西？”帕莎质问道，“请问您，你在什么时间给过我什么东西？”

“东西……东西不东西的已经不重要了，”科尔巴科夫眼神空洞，又晃了一下脑袋，说，“我的上帝！她竟然在你面前痛哭流涕，低三下四……”

帕莎再次大声喊道：“我现在在问您，您到底给过我什么东西？”

“我的上帝，一直以来，她都那么高贵、骄傲、纯洁……可刚刚她竟然想给你下跪求……求你这种荡妇！天哪，是我把她逼到了这一步，是我，都是我的罪过！”

他抱住头，痛苦地呻吟着说：

“不！我永远都无法原谅自己的行为！永远不能原谅！你现在离我远点……贱货！”他颤抖着，用力推开帕莎，用一种极度厌恶的语气大声叫嚷着，然后一边望着帕莎一边急速往后退。“她竟然想下跪……求谁？求你！啊，我的上帝！”

他用极快的速度穿好衣服，像躲瘟疫一般躲着帕莎，之后，他向大门跑去，头也不回地走了。

帕莎躺了下来，然后开始放声痛哭。她想着自己因为一时冲动而交出去的东西，心疼万分，一时间，所有的委屈和艰难涌上了她的心头。她回忆起三年前，自己被一个商人无缘无故地打了一顿，想到这些，她哭得更加伤心了。

打  赌

一

一个秋天的黑沉沉的秋夜里，老银行家在他的书房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他回想起在十五年前的那个秋天，他举行过一次晚会。那次晚会邀请到了许多许多有识之士，谈到了许多有趣的话题。他们还谈到了死刑。当晚会中许多学者和新闻记者谈到死刑时，大多数人都表示不支持死刑的存在。在他们看来，这种刑罚已经过时了，而且违背道德，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是极其不适用的。因此他们认为，死刑应当一律改为无期徒刑。

“你们的观点我无法同意，”主人银行家对死刑却持肯定的态度，他说，“我虽然不知道死刑是什么滋味，也没有体验过无期徒刑的磨难，但从我的主观评定，我恰恰认为，和无期徒刑相比，死刑更合乎道德，更人道。死刑让人一下子就死去，而无期徒刑却让人慢慢地受折磨，直到他死去。它们都是刽子手，您觉得哪一个更人道呢？是几分钟内处死您的那个人，还是在漫长的时间内把您慢慢折磨死的那个人？”

“死刑和无期徒刑其实都不合乎道德，”一位客人说，“因为它们的目的都是夺去人的生命。国家又不是上帝，它没有权利夺去人的生命，因为它夺去了那些生命，却又不能在日后归还它们。”

客人中间有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律师，当他被问到这个问题，他说：

“这两种都不合乎道德，但是如果非要让我选一种，我肯定会选择后者，因为活着总是好的。”

这个话题一下子在现场引发了热烈的争论。银行家当时也很年轻，颇有些年轻气盛的样子，一时性起，一拳捶到桌子上，对着那位年轻的律师大声嚷道：

“这话说的不对！您在囚室里连五年都熬不过，我敢拿两百万和你打赌！”

“你说的是真的？”律师也年轻气盛地回答说，“那我也敢和你打赌，我能坐的不仅仅是五年，而是十五年。”

“十五年？行！”银行家喊道，“诸位先生作证，我下两百万赌注。”

“我同意！我的赌注就是我的自由！”律师说。

就这样，一个野蛮而荒唐的赌局结束了这场争论！银行家当时并不是太清楚自己到底有几百万的家财，他从小娇生惯养，做事总是轻浮鲁莽，打完赌后他显得兴高采烈。吃晚饭的时候，他取笑律师说：

“年轻人，清醒清醒吧，现在反悔还来得及。两百万对我来说是算不得什么，但您却会丧失您一生中最美好的三四年时光，您这是在冒险。我之所以说三四年，因为您要坐得比这更久，似乎不太可能。不幸的人，我想您也知道，在心理上，比起强迫坐牢，自愿受监禁要难熬得多。您在囚室中的生活将变得痛苦不堪，因为您会想到您本来有权利随时出去享受自由。为此，我可怜您！”

此刻在书房里不停走动的银行家脑子里，都是这件往事，他很是为自己年轻气盛的行为懊恼，不禁在心里问自己：

“那时干嘛要打这种赌呢？白白浪费了律师十五年的美好光阴，而我白白少了两百万的钱财，真是两败俱伤，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难道这样就能向人们证明，死刑比无期徒刑坏些或者好些吗？根本不能。这真是太荒唐了，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当时不过是因为饱食终日，一时心血来潮，而且那位律师则纯粹是贪图钱财……”

随后，银行家又回想起晚会后的事：

为履行赌约，银行家当时决定，他会腾出他家后花园里的一间小屋，作为监禁律师的房间，他必须严格地监视他的生活。同时，他还对那位律师做出了下列规定：在十五年间，他不能跨出门槛看见活人，不能听见人声，也不能收到信件和报纸。但他可以为律师提供一样乐器，供他解闷，在房间里读书、写信、喝酒和抽烟，也是被允许的。根据契约，房间会特设一个小窗口，这是他能跟外界联系的唯一出口，但他不能说话。他可以把他需要的东西，如书、乐谱、酒等，写在纸条上，写几张都可以，然后从小窗口递出来。在他们能想到的各种细节上，契约都规定了相应的条款，保证监禁做到严格的隔离，规定律师必须坐满十五年，执行的时间是从1870年11月14日12时开始，一直要到1885年11月14日12时才能结束。如果律师一方有任何违约行为，哪怕在规定期限之前早走两分钟，银行家都有权拒绝把两百万支付给他。

在律师被监禁的第一年，他从小窗口递出的简短的便条，都表明他很孤独，他很烦闷，他很痛苦不堪。一天到晚，他都在小屋里弹钢琴！他从不要求喝酒抽烟。他写道：酒激起欲望，而欲望是囚徒的头号敌人。再说，喝着美酒却见不着人，算得上是世界上最烦闷的事了。烟则会弄坏他房间里的空气。第一年，律师的纸条上要求提供的，都是一些内容轻松的读物：情节复杂的爱情小说、侦探小说、神话故事、喜剧，等等。

进入第二年，小屋里不再有钢琴声了，律师的纸条上写的不再是内容轻松的读物，他开始对古典作品感兴趣。

时间到了第五年，钢琴声又在小屋里响起，囚徒提出了喝酒的要求。据从小窗口监视他的人说，在这一年里，他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吃饭、喝酒，躺在床上，哈欠连连，愤愤不平地自言自语。他对书不再感兴趣。有时夜里，他爬起来在桌子前写写画画，写得很久，一到清晨又把写好的东西统统撕碎。他们甚至听见他哭过好几次。

第六年的下半年，囚徒对书的兴趣又回来了，这次他爱读的书是语言、哲学和历史类的。他如饥似渴地研究这些学问，他索要的书多得银行家都来不及订购完。在接下来的四年间，他要求银行家为他买的书，大概有六百册之多。在陶醉于阅读期间，他甚至还写了一封信，让人转交给银行家：

亲爱的典狱长：给您的这封信，我一共使用了六种不同的文字。您可以请这方面的专家来帮你审阅这封信，如果他们在信中找不出一个文字错误，那么我请求您让人在花园里放一枪。枪声将告诉我，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尽管各国历代的天才说着不同的语言，但他们心中燃烧着同样热烈的激情。啊！但愿您能知道，由于我能了解他们，现在我的内心被巨大的幸福笼罩，这感觉真是美妙，人间所有的幸福也比不了！

囚徒的愿望没有落空。银行家让人在花园里放了两枪。

十年之后，律师读的书变得只有一本，这本书就是《福音书》，他总是一动不动地坐在桌旁，读这本书。这让银行家感到很奇怪，在前几年里，他都读完了六百本深奥的著作，为什么他现在读一本好懂的、不厚的书，需要花上一年的工夫？读完《福音书》，他开始对宗教史和神学著作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在监禁的最后两年，律师对书的选择变得没有逻辑性，他有时要求自然科学的书籍，有时又要求拜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他索要书籍的一些纸条上，化学书、医学书、长篇小说、某篇哲学论文，或者神学著作，会同时存在。这个时候的他将书看成了救命稻草，这感觉就像他落水后在海中漂浮，为了不让自己沉下去，他拼命挥舞胳膊，手忙脚乱地时而抓住沉船的这块碎片，时而抓住另一块浮木！

二

老银行家回忆着这些事，然后意识道：

“明天十二点，就是律师重获自由的时间了。按契约，我必须付给他两百万。可如果我把两百万给他，我就会破产，就会成为一个穷光蛋……”

十五年前，他的财产不少，以至于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几个一百万，但十五年后的今天，他却不敢问自己：是自己的财产多呢，还是债务多呢？交易所里那些全凭侥幸的赌博、冒险的投机买卖，还有他到老也改不了的急躁脾气，让他的事业一落千丈。当年那个无所畏惧、过分自信、傲慢的富翁不复存在了，有的只是一个中产的银行家，证券的一起一落，都会让他心惊肉跳。

“这该死的赌局！”银行家嘟哝着，绝望地抱住头，“这个人怎么不死呢？他还年轻，只有四十岁，明天他就会拿走我最后的钱，然后找一个女人结婚，享受生活的乐趣，他可能还会搞搞证券投机。我呢，就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乞丐，只能嫉妒地看着他，每天听他那句表白：‘多亏了您，我才能过得这么幸福，我会帮助您的。’不，这光是想想都觉得过分了！太过分了！我要摆脱破产和耻辱，只有让这个人马上死去！”

时钟敲了三下。银行家仔细听了听屋子内外的动静，他只能听见窗外的树木被风吹得呜呜作响的声音，因此他确定房子里的人都睡着了。他悄悄打开保险柜，取出那间囚室的钥匙，那把钥匙他这十五年可都没有用过，然后他穿上大衣，走出房门了。

花园里真黑啊，这个夜晚冷极了。天空下着雨，潮湿而刺骨的寒风，刮得花园里的树木哗哗作响。银行家努力集中精神，想要看清土地，看见花园里的白色雕像，看见那座小屋，看见身边的那些树木，可结果他什么也看不见，只能一步步摸索。最终，他费了很大的劲才走到小屋附近，他轻声叫唤了两次看守人，没人回应。看来，看守人躲风雨去了，厨房或者花房变成了他今夜的住处。

“如果我有足够的勇气杀了他，”银行家想，“那么看门人应该是第一个被怀疑的人。”

他在黑暗中摸索着台阶和门，进了小屋的前室，摸黑进了小小的过道。然后他划了一根火柴，借着那么一点光亮，勉勉强强地看清了这里的情况：这里没有一个人，只有一张没有被子的床，以及角落里那个黑糊糊像铁炉的东西。囚徒房门上的封条完整无缺。

火柴熄灭了，这位年迈的银行家感到心脏在剧烈跳动，身体在不停哆嗦，他颤抖着摸到小窗口，悄悄往里张望。

在囚室内，一支昏黄的蜡烛正在燃烧，囚徒坐在桌前。从窗口，银行家只能看到他的背、头发和两条胳膊。在屋子里，到处都是摊开的书，桌子上有一本，两个圈椅里有几本，桌子旁的地毯上也有很多。

银行家瞧了五分钟，发现囚徒始终没有动一下。这十五年的监禁，让他学会了静坐不动。银行家弯起一个手指，轻轻敲敲小窗，囚徒也毫无反应。银行家于是掏出口袋里的钥匙，小心翼翼地撕去封条，轻轻地把钥匙插进锁孔里。随着生锈的锁发出一声闷响，房门吱嘎一声开了。银行家本以为，房间里会立即响起惊叫声和脚步声，可是两三分钟过去了，他没有听见门里有任何响动。于是，他决定走进房间，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形。

在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一动不动的人。他简直不能被称为人了，他看起来就像一具皮包骨头的骷髅，一头鬈发长长的，看起来就像一个女人，胡子也乱蓬蓬的。他的脸色暗沉发黄，脸颊凹陷，背部狭长，胳膊又细又瘦，一只如干枯的树枝一样的手，托着那颗长发蓬乱的头，这副模样会把每一个看见的人吓坏。谁也不会相信他只有四十岁，因为他的头发早已灰白，他那张脸像老人般枯瘦。他睡着了……桌子上，在他垂下的头前有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真是个可怜的人啊！”银行家想道，“他睡着了，大概正梦见自己数着那两百万呢！只要我现在抱起这个半死不活的人，把他扔到床上，用枕头压住他的头，只需要闷一会儿，他就会死去，而且让最仔细的医检都找不到被谋杀的痕迹。不过，我还是先来看看他写了些什么……”

银行家拿起桌上的纸，读到下面的文字：

明天十二点一到，我就将重获自由，重获去跟人交往的权利。不过，在我离开这个房间、见到太阳之前，我认为我有几句话必须对您说。凭着清白的良心，我向上帝发誓，我向您声明：自由、生命、健康，你们在书里称之为人间幸福的一切，我都表示蔑视。

十五年来，我把时间都用来研究人间的生活。尽管在这个房间里，我不能看见外面的的天地和人们，但通过阅读你们的书，我还是能喝着香醇的美酒，能唱歌，能在树林里追逐鹿群和野猪，能和女人谈情说爱……你们那些天才的诗人笔下的无数美女，像白云一样轻盈，常常来夜里探访我，小声地给我讲述着她们神奇的生活，这真是让我神迷心醉。通过阅读你们的书，我能攀登上艾尔布鲁士和勃朗峰的顶巅，在那观看日出，观看如血的晚霞是如何染红天空、海洋和林立的山峰的。我站在山巅，看到天空中的雷电如何劈开乌云，像一条游弋其间的人蛇一样；我看到绿色的森林、原野、河流、湖泊、城市，听到海妖塞壬的歌唱和牧笛的吹奏；魔鬼居然飞来跟我谈论上帝，我甚至触摸过他们美丽的翅膀……当然，通过阅读你们的书，我也体验到了坠入无底深渊的滋味，我创造奇迹，行凶杀人，烧毁城市，宣扬新的宗教，征服了无数王国……

从你们的书中，我获得了智慧。人类在千百年来不倦思想所创造的一切，如今浓缩成一团，藏在我的头颅里。我可以说，你们所有的人都没有我聪明。

但我同时也蔑视你们的书，蔑视人间种种幸福和智慧，它们都太微不足道、不足为信，因为它们会像海市蜃楼般虚无缥缈、转瞬即逝。不管你们有多么骄傲、聪明和美丽，你们还是会被死亡彻底消灭，就像窖里的耗子被消灭一样，而你们的子孙后代，你们的历史，你们的不朽天才，也将在未来和这颗地球一起，或者被冻结成冰，或者被烧成灰烬。

你们丧失理智，走上邪道。谎言成为你们的真理，丑变成了你们眼中的美，只有当苹果树和橙树上长出的不是果实，而是蛤蟆和蜥蜴，或是玫瑰花不再芬芳，而是散发出一股马身上的汗味，你们才会觉得奇怪；同样，你们这些宁愿舍弃天国来换取人世的人，也让我觉得奇怪。但我一点了解你们的兴趣都没有。

对于我蔑视你们赖以生活的一切这一点，我决定用行动来证明我宣布我放弃那两百万，虽说我曾那么渴望它，就像我渴望天堂一样，可现在我对它只有蔑视。为了放弃这一权利，我决定在规定期限之前五个小时离开这里，从而违反契约……

读到这里，银行家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把纸放回桌上，在这个怪人头上亲了一下，含着眼泪走出了小屋。这在他一生中，他从来没有这样深深地蔑视过自己，哪怕在交易所输光之后，对自己也没有这种深深的蔑视感。他回到家里，无力地倒在床上，留下了激动的泪水，内心的激动使他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早晨，看守人吓得脸色苍白，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他，说他们看到那个小屋里的人爬出窗子，穿过花园，走出了大门，然后就不知去向了。带着几个仆人，银行家立即赶到小屋，事实如那位律师在纸上所保证的那样，他确实跑掉了。他取走桌上那份放弃权利的声明，这是为了杜绝无谓的流言，之后，他回到房间，把它放进了他的保险柜。

第六病室

一

在医院的后院里,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几乎将院子里那座小偏屋遮掩住。偏屋的铁皮屋顶早已锈迹斑斑，烟囱也塌得只剩半截，门前的台阶长满了杂草，墙上斑驳的灰浆更显出屋子的破旧。偏屋面向医院，背后本来是田野，可被一道带钉子的灰色围墙隔开了。这些尖端朝上的钉子、暗淡的围墙和破旧的偏屋，都给人以医院和监狱那种阴森可怕的感觉。

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向偏屋，如果你不怕路旁蜇人的蓖麻，我们就前去看一看偏屋里面的情景。打开门，我们来到了外室，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堆堆医院里的破烂：床垫、破旧的病人服、长裤、蓝白条纹的衬衫、破鞋，所有这些皱皱巴巴的破烂混杂在一起，胡乱堆放在墙下和炉子旁边，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霉烂物特有的臭味。

躺在这堆污七八糟的废物上、嘴里咬着烟斗的人，是看守人尼基塔。他身上那身红领章褪色成棕黄色的旧军装，表明他是个退伍的老兵。他表情严肃、神情憔悴，两道眉毛往下垂，鼻子通红，看起来，就像一只草原牧羊犬。他个子不高，又很瘦，可是神态威严，手上青筋暴突，但拳头粗大。看到他，人们会在脑海中浮现这些词语：头脑简单、唯命是从、忠于职守、愚钝固执的人。在这种人眼里，秩序高于一切，因而他深信不打他们就不能维持这里的秩序，因此他打他们的脸、胸、背，打到哪儿算哪儿。

再往里走，您将看到宽敞的大房间，大得几乎占去了整个偏屋，如果不算外室的话。房间的墙壁涂成暗蓝色，天花板被熏黑了，因为房间没有烟囱，冬天取暖用的炉子日夜冒烟，煤气很重。窗户都被难看的铁栅栏封着，粗劣的地板很灰暗。房间里的气味十分浑浊，酸白菜味、灯芯的焦糊味、臭虫味和氨水味混杂在一起，仿佛让人感觉进入了一个圈养动物的畜栏。

房间里摆着几张床，床脚都死死地钉死在了地板上。每张床上都坐着或躺着人，他们都穿着蓝色病人服，戴着旧式尖顶帽。这些人是疯子。

房间里一共五个人，一个人是贵族出身，其余四个人都是小市民。在靠门边的那张床上，一个又高又瘦的人托着头坐着，褐色的小胡子亮闪闪的，泪眼模糊呆呆地望着一处地方。他成天愁眉苦脸，只知道摇头、叹气、苦笑。他不怎么和别人说话，也不搭理别人的问话。给他食物，他就机械地吃下去，喝下去。他骨瘦如柴的模样、发红的脸颊，以及剧烈而痛苦的咳嗽，都表明他正遭受着疾病的折磨。

在他后面那张床上的人，是个矮小、活泼好动的老头，留一把尖尖的小胡子，一头乌黑的鬈发，像黑人似的。白天他不是在房间里的两扇窗子间不停地走来走去，就是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在床上，嘴上也不闲着：吹着口哨，学灰雀啼叫，小声唱歌，嘿嘿窃笑。他不仅白天这么活泼好动、孩子气，在夜里也有所表现：他常常爬起来，用双拳捶胸，用手指头抠抠门缝，这是他在向上帝祷告。这个老头是犹太人莫谢伊卡，大约二十年前，帽子作坊的一场大火，弄得他神经错乱，成了疯子。

这个房间被称为第六病室，这里的病人，只有莫谢伊卡一人被允许外出，甚至被允许到医院外面的大街上去活动。他很久以来就享受着这一特权，原因可能是他是医院的老住户，他从不伤害人，还可以成为人们逗乐的对象。只要他一出现，立即吸引来一大群孩子和狗，人们对此早就见怪不怪了。他穿着难看的病人服，戴着滑稽的尖顶帽，穿着拖鞋，或是光着脚，甚至不穿长裤，在街上走来走去，在民宅和商店的门口站住，向人讨个小钱。有的给他克瓦斯，有的给点面包，还有人给他几个小钱，所以他回来时通常已吃饱喝足，还发了点小财。他带回来的东西统统落入了尼基塔的口袋。这个老兵总是毫不客气地、粗鲁地、气急败坏地翻遍他身上的每一个口袋，嘴里喊着“我最恨不守秩序的人，上帝作证，我再也不放犹太人上街”之类的话。”

莫谢伊卡乐于助人。他端水给同伴，替睡着的他们盖好被子，答应下次上街回来给每人一个小钱，并且给每人缝了一顶新帽子。他左边的邻居瘫痪在床，他还用勺子喂他饭吃。他这样做不是因为怜悯他们，也不是信奉什么人道主义，他只是在模仿他右边的邻居格罗莫夫的行为。

伊凡·德米特里·格罗莫夫就是那个贵族出身的人，三十三岁，做过法院民事执行员，属十二品文官，他是因为患被害妄想症(一种精神疾患，自以为受人迫害)进来的。他很少坐着，不是躺在床上缩成一团，就是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像在活动筋骨。他似乎在惊慌不安地等待着什么，总是一副十分兴奋、急躁、紧张的样子。只要外屋出现一点动静，或是院子里有人说话，他就会立即竖起耳朵听着，想是不是有人找他？要把他抓走？这些念头让他的神色变得极其惊慌和厌恶。

我喜欢他那张脸，那是一张方脸，颧骨突出，脸色苍白，神情悲伤，像镜子一样真实地反映出他那饱受惊吓又苦苦挣扎的心灵。深沉而真诚的痛苦，造就了他奇特的、病态的脸相，但他那清秀的面容，温暖的眼神，又显出理智和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文化素养。我也喜欢他本人，他总是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对所有的人都十分客气，除了尼基塔。每当有人掉了扣子或者茶匙，他总是赶紧跳下床，拾起那件东西，递给对方。每天早晨他的同伴们都能听到他问候早安，晚上睡觉时又听他祝福晚安。

当然，他的疯病不会只表现在他惊慌的神态和病态的脸上，还会表现在他的行为上：有时在傍晚，他会表现得像正害着厉害的寒热病，紧紧裹着那件破旧的病人服，全身哆嗦，牙齿打颤，在墙角之间、病床之间飞快地来回走动。有时他突然停住，站在那里看看他的同伴们，似乎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可是一会儿便不耐烦地摇着头，继续不停地走动，好像是他考虑到他们不会听他讲话，或者即使听也听不懂，于是他放弃了说话的念头。可不一会儿，这些顾虑就被说话的欲望压倒了，他就开始做一番热烈、激昂的演讲。他说话没有条理，时快时慢，像是梦呓，有时急促得让人听不明白，但他的言谈、声调给人的感觉十分美好。听他说话，您会觉得他又像疯子，又像正常人。他的疯话是无法述诸笔端的。他述说人的卑鄙，述说践踏真理的暴力，述说人间未来的美好生活，述说这些铁窗总是让他想到强权者的愚蠢和残酷。他的话就像一支杂乱无章的集成曲，虽是老调重弹，却似乎永远也唱不完。

二

大约十二年或十五年前，在城里一条最主要的大街上的一所私宅里，住着文官老格罗莫夫。他家道殷实，在当地颇有名望。他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凡。谢尔盖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得了急性肺结核，死了，这似乎开启了这家人的不幸之门。埋葬了谢尔盖一周后，因为伪造单据盗用公款，老格罗莫夫受到起诉，被关进了监狱，不久就因伤寒病死在监狱的医院里。家里的房子和全部不动产都被拍卖，只剩下伊凡·德米特里和他的母亲相依为命。

以前父亲还在的时候，伊凡·德米特里在莫斯科上大学，每月有六七十个卢布的生活费，压根不知道穷字怎么写，父亲死后，他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困苦了。他不得不从早到晚去报酬很低的家馆，做抄写工作，然后把全部收入都寄给母亲维持生计，因此自己时不时需要挨饿过日子。

这种生活让伊凡·德米特里难以忍受。他变得垂头丧气、虚弱不堪，不久就放弃学业，回到家乡那座小城市。在这座小城里，他多方托人，总算谋到了在县立学校教书的一份工作。但因为他和同事合不来，与学生的关系也不好，不久就辞职不干了。这时母亲又去世了，这个打击让他意志消沉，提不起做事的劲头，因为失业没钱，只能靠面包和水生活，直到半年后他当上法院的民事执行员。之后他一直做这个工作，直到因病被解雇。

在人们眼里，他向来不算健康，即使在青春年少的大学期间也是如此。他的脸色总是很苍白，身体也很瘦弱，常常感冒，吃饭也吃不了多少，睡眠也很差。只是一杯红葡萄酒，就能让他头昏脑涨，变得歇斯底里。他也想和人们交往，但由于他生性急躁、多疑，没人愿意和他做朋友，更别说和他成为至交好友了。说起城里人时，他的口气总是很轻蔑，认为他们粗鲁无知，每天浑浑噩噩地过着禽兽般的生活，这些真是让他深恶痛绝。他有一副男高音的嗓子，说起话来响亮而热烈。他说话时脸上的表情要么怒气冲冲、愤愤不平，要么兴高采烈，面露惊奇，但这无损他的真诚。

他和人谈话的主题只有一个：这个城市的生活沉闷、无聊，这个社会没有高尚的需求，人们的生活毫无生气、毫无意义，形形色色的暴力、愚昧、腐化和伪善随处可见。卑鄙的人锦衣玉食，正直的人忍饥挨饿；学校是社会迫切需要的，报纸、剧院、大众读物要做到主持正义，知识分子要团结起来；人们必须认清这个社会的面目，最好对此感到震惊。他议论人时，总是只有色调浓重的黑白二色，不承认有其他的色彩。在他看来，人类只有两种，一种是卑鄙的人，一种是正直的人，两者之间的人是不存在的。尽管他没有谈过恋爱，但谈起女人和爱情来，他总是津津乐道，热情洋溢。

虽然他言辞尖刻、神经兮兮的，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城里人对他的喜爱，大家在背地里亲切地叫他万尼亚(伊凡的昵称)。他总能唤起他们心中美好的、温暖的、忧伤的感情，因为他待人和蔼、乐于助人、为人正派、道德高尚，就连他那件破旧的常礼服、病态的外貌、家庭的不幸，都让人感到亲切。而且他还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在城里人眼里，他简直就是本活字典。

他大量地读书。他常常坐在俱乐部里，一只手神经质地捻着小胡子，一只手翻阅杂志和书籍。他紧张的脸色说明：他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吞咽，快得都来不及咀嚼。不管他抓到什么，哪怕是去年的报纸和日历，他都急不可耐地读下去，可见，阅读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病态的习惯。在家里的时候，他也总是躺着看书。

三

秋天的一个早晨，伊凡·德米特里竖起大衣领子，啪嗒啪嗒地走在泥泞的道路上，不时穿过小巷和一些偏僻的地方，努力寻找一个小市民的家，然后凭执行票向他收款。每到早晨，他总是感到心情忧郁。在一条巷子里，他遇到了两名戴着手铐的犯人，被四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着。这并不是伊凡·德米特里第一次遇见犯人，以前他也遇到过很多次，每一次看到犯人，他都会产生怜悯和不安的感觉，但这次相遇给他的感觉却很奇怪。看着这两个被押送的犯人，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是不是也可能会戴上手铐，像这样被人押着，沿着泥泞的道路走进监狱去。在小市民家，他只待了一会儿，然后回家。路过邮局时，他遇见一个认识的警官，对方跟他打招呼，还和他一道走了几步，不知为什么他又觉得这很可疑。回到家里，他的脑子里满是那两个犯人和带着枪的士兵，他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惶恐不安的心情笼罩，这极大地妨碍了他阅读，妨碍他集中精力思考事情。

到了晚上，他没有点灯，也睡不着觉，总想着他可能被抓起来，戴上手铐，关进监狱。他想不出自己有什么过失，而且他认为自己今后也绝不会去做偷盗、放火、杀人这样的坏事。可是，难道他不会在无意中偶然犯下罪行吗？难道他不会遭到他人的诬陷吗？最后，难道法院不可能出错吗？难怪前人用千百年的经验，来告诫我们：谁也不能保证自己这一辈子不讨饭，不坐牢(俄国谚语)。在现行的诉讼程序下，法院错判某人有罪，是完全可能的，算不上什么奇怪的事。那些因为职务或事务而需要面对别人的痛苦的人，如法官、警察和医生，见得多了，也就习惯了，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对他们的当事人常常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从这点来看，他们和那些在后院里杀羊宰牛而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任何不同。当对人采取这种敷衍塞责、冷酷无情的态度时，法官要剥夺一个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利，并判他服苦役，只需要一些时间而已。这些时间是被用来去完成某些法定程序，然后就万事大吉——法官的薪水就是这么挣来的，事后你在这个离铁道二百俄里的肮脏的小城去寻找公正和保护吧！再说，既然社会认为暴力是明智、合理之必需，而一切仁慈的举动，如宣告无罪的判决，却引起不满和报复情绪的大爆炸，在这种情况下，还奢望获得公正，不就像在讲一个笑话吗？

早上起床后，伊凡·德米特里还是心存恐惧，额头直冒冷汗，他已经完全相信，他随时都可能被捕。“既然昨天那些可怕的念头一直都在脑海里消除不了，”他想，“可见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它不可能无缘无故地钻进我的脑子里。”

这时，刚好有个警察不慌不忙地从他的窗下经过，他立即想到：这肯定是别有用意的。他又看见有两个人站在房子附近，也不说话。这也让他感到惊慌：他们为什么不说话呢？

从此，这种担心被捕入监狱的念头，不分白天黑夜地折磨着伊凡·德米特里。在他眼里，所有路过他窗下的人和走进院子的人，都可能是奸细和暗探。每天中午，城里的人都会看到县警察局长坐着双套马车从街上经过，他这是从城郊的庄园去警察局上班。可伊凡·德米特里却觉得很可疑：马车跑得太快，他的神色怪怪的，显然他急着跑去报告：城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犯人。每逢有人敲门或者拉铃，伊凡·德米特里就吓得浑身哆嗦，一看见女房东家里有生人，惶惶不安的感觉就侵袭了他。可他遇见警察和宪兵时，依旧满脸笑容，吹着口哨，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好几天不睡觉，等着有人来抓捕他，可是他又故意大声打鼾，像睡着的人那样连连吁气，好让女房东觉得他睡着了。在他看来，夜里睡不着觉，就意味着他因为遭受良心的谴责而痛苦不堪——这可是一大罪证！

尽管他明白，从事实和常理看来，他的这些恐惧都荒诞不经，无非是变态心理在作怪，另外，如果看开一点来说，只要问心无愧即使被捕坐牢也没什么可怕的。但他的思考越是理智，越是合乎常理，他的内心就越感到强烈的惶恐不安，他所遭受的折磨就越厉害。这种感觉就像一个隐士想在一片从未遭受砍伐的树林中，开出一小块地方来搭建个小屋，以作安生之地，他用斧子砍得越起劲，树林却长得越茂盛一样。最终，伊凡·德米特里意识到，想得再多也无济干事，于是索性不再思考，放任自己完全沉溺在绝望与恐惧之中。

他开始喜欢一个人待着，尽量避免与人接触。民事执行员这个职务本来就不招他喜欢，现在更是令他无法忍受。他特别害怕有人使坏整他，偷偷塞贿赂在他的口袋里，然后去告发他。或者他自己无意中写错了公文，看起来就像他在伪造文书，或者他把别人的钱给弄丢了。他的脑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活跃机敏过，每天都能想出成千上万条各种各样的理由，证明自己确实应该担忧自己的自由和名誉。对自身的极度担忧，使得他对外界，尤其是对书籍的兴趣大大降低，他的记忆力也衰退得十分厉害。

进入春天，雪化了，在公墓附近的一条冲沟里，两具部分腐烂的尸体被发现了。死者是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小男孩，看起来像是强暴致死的。一时间，城里到处都是人们议论这两具尸体的声音，大家都在猜测凶手是谁。伊凡·德米特里这时害怕别人把他看成凶手，便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脸上依然挂着微笑。可每当他遇见熟人，他就变得极度紧张，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嘴里一再声明，没有比杀害弱小的、无力自卫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可他很快厌倦了这种作假的行为，他经过一番思考后认为，他目前还是最好躲进女房东的地窖里去。

在地窖里，他坐了一整天后，又接着坐了一夜一天。地窖里太冷了，冷得他受不了，只好在天黑后像贼一样，偷偷地溜进自己的房间里。回到房间后，他也没睡觉，一直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间中央，竖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直到天亮之前。天亮后，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几个修炉匠敲响了女房东的门。尽管伊凡·德米特里心里清楚，这几个人是来翻修厨房里的炉灶的，但内心强烈的恐惧掌控了他，使他相信他们是打扮成修炉匠的警察。于是他悄悄地溜出屋子，光着脑袋，上衣也没穿，沿着大街拼命奔跑，一副惊骇万分的样子。在他身后，有几条狗汪汪叫着追他，有个男人在不住地喊叫，风在他耳边呼啸，这一切都让伊凡·德米特里觉得：全世界的暴力都聚集在我的背后，现在要来抓住我。

最终，有人拦住了他，并把他送回了住处，又打发女房东去请医生。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这人以后还会提到)给他做了个检查，然后开了一张在头上冷敷的药液和桂樱叶滴剂(一种镇静剂)的药方，然后皱着眉头、摇着头离开了。离开前，他对女房东说，以后不用找他了，因为他不能阻止人们发疯。在家里，伊凡·德米特里已经没法正常生活了，也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于是他被送进了医院，被安置在性病病室里。在病室里，他每天夜里不睡觉，还常常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弄得其他病人不得安宁，不久，在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指令下，他被转到了第六病室。

一年后，伊凡·德米特里完全消失在了城里人的生活中，他的书被女房东搬出房间，胡乱堆在屋檐下的雪橇里，这引起了顽皮的孩子们的兴趣，很快就被一本本地拿光了。

四

前面我已经说过，伊凡·德米特里左边的邻居，是犹太人莫谢伊卡，他右边的邻居，则是个满身肥肉、身形滚圆的农民，脸上总是一张痴呆呆的神情。这家伙似乎丧失了思想和感觉的能力，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不爱动的、贪吃的、不干不净的畜生。他身上不断散发的一股恶臭简直能让人窒息。

尼基塔每次给他收拾床铺时，都要狠狠地打他，使劲抡起胳膊打他，一点也不怕打坏他的拳头。这时候，挨打并不算可怕，因为挨打多了就习惯了，可怕的是这个迟钝的畜生对暴打毫无反应：一声不吭，也不知道躲闪，连眼珠都不转一下，只是身子在暴打下稍稍晃一晃，像个沉重的大木桶。

第六病室的第五个人，也就是最后一个病人，也是个小市民，原先在邮局做拣信员的工作。他个子瘦小，有一头金发，面孔和善但又带点狡猾的神色。他的一双眼睛看起来总是聪明而安详的，目光总是明亮而快活的，这似乎在昭告他有着很深的城府，他的心里藏着极重要、极愉快的秘密。他的枕头底下，床垫底下似乎藏着什么东西，总不肯拿出来给别人看，倒不是怕人抢，怕人偷，而是羞于示人。有时他走到窗前，背对着病友，低头看着胸前佩戴的东西。但如果这时有人走到他跟前，他就满脸窘色，立即扯下胸前的东西塞进口袋。不过他那点秘密其实算不得什么秘密。

“您得祝贺我，”他常常对伊凡·德米特里说，“上司为我呈请授予二级斯丹尼斯拉夫星章。从来只有外国人才被授予二级星章，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破例授予我哩，”他笑嘻嘻地说，还大惑不解地耸耸肩膀，“嘿，老实说，这事真出乎我的意料。”

“我一点也听不懂你这话。”伊凡·德米特里脸色阴沉地说道。

“你早晚会明白的，”这位前邮局分拣员眯着眼睛，脸上挂着狡黠的笑容，说，“我一定能得到一枚瑞典的‘北极星’。这种勋章有着白十字架和黑带子，漂亮极了，真是值得人费心张罗的。”

大概这座偏屋是世界上最单调的地方了。每天早晨所有的人会到外室去，用那里的一只双耳木桶洗脸，再用病人服的下摆擦干脸上的水，当然那位瘫痪在床的病人和那位一动不动的胖农民除外。洗完脸后，他们用锡杯子喝茶，茶当然是尼基塔从主楼里取来的。每人只能喝一杯。他们的午餐是酸白菜汤和粥，晚餐就是中午没吃完的粥。三餐之间的时间，他们打发的方式无非四种：躺下、睡觉、望着窗子、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天天如此。自然前邮局拣信员口中的勋章也还是那几种。

在第六病室，没什么机会见到新鲜的面孔。医生早就不接收新的疯癫病人，也很少有人想要访问疯人院的人。每隔两个月，理发师谢苗·拉扎里奇就要来这里一次。这个理发师总是醉醺醺、笑呵呵地出现，至于头重脚轻的他怎么给疯子们理发，尼基塔怎么手忙脚乱地帮他的忙，病人们怎样乱作一团——这些就不用我说了。

可以说，除了理发师，没有人会来这里。尼基塔就是病人们一天到晚唯一能见到的人了。

可是不久前，一个相当奇怪的消息在医院的主楼里流传：安德烈·叶菲梅奇医生好像经常去第六病室。

五

这真是奇怪的流言！

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从某一点来说，他确实有点与众不同。据说他年轻时笃信上帝，甚至打算当神父。他在一八六三年中学毕业时，本来是打算进神学院学习的，可他那位身为医学博士和外科医师的父亲，刻薄地挖苦了他一顿，并断然宣布，如果他真去做什么神父，他当没生过他这个儿子。这话到底可不可信，我不知道，不过安德烈·叶菲梅奇本人确实多次承认，他一直对医学以及一般的专门学科不感兴趣。

不管怎么样，他顺利读完了医学系的课程，毕业后也没有去当神父。从那时到现在，在他身上，我们一点也看不出虔诚信教、笃信上帝的人的样子。

他长得像个庄稼汉，看起来既笨重又粗俗。看到他的脸、胡子、平顺的头发和结实笨拙的体态，很容易让人想起大道旁小饭铺里那种吃得滚瓜肚圆、态度粗鲁、语气随便的店老板。他粗糙的脸上满是细小的青筋，眼睛很小，鼻子总是红通通的。他身材高大，肩膀很宽，手脚也很粗大，看起来很有力气的样子，似乎一拳打出去，就能把人打断了气。可事实并非如此，他走路慢吞吞的，总是一副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的样子。每当在狭窄的过道里遇见人，他总是先停下来让路，还会不自觉地给对方说一声：“对不起！”——他的声音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男低音，而是男中音，嗓子尖细、音色柔和。他不穿浆过的硬领衣服，喜欢穿柔软的亚麻布或棉布衬衫，这是因为他脖子上有个不大的瘤子。一般说来，他穿得一点都不像一名医生。他的一身衣服要穿十年，穿到破了，就到犹太人的铺子里去买新衣服，即便是新衣服，穿在他身上也是皱巴巴的，看起来跟旧衣服没什么区别。同一件常礼服，他看病时穿它，吃饭时也穿，出门做客也穿。不过这并不能说明他很吝啬，只能说明他完全不修边幅。

当安德烈·叶菲梅奇第一天来这个城市就职时，这个“慈善机关”的情况就糟透了：无论是病室里，还是过道里、医院的院子里，都散发出一种臭哄哄的气味，臭得人简直透不过气来。在病室里，不只住着病人，还住着医院的勤杂工、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们。病室里的蟑螂、臭虫和老鼠，搅得大家不得安生，抱怨连天。在外科，丹毒从来没有绝迹过，整个医院只有两把手术刀，连一支体温计都没有，浴室里存放着土豆，总务长、女管理员和医士不时向病人勒索钱财。据说在安德烈·叶菲梅奇之前的那位老医生，总是偷拿医院里的酒精出去卖，他还和多个护士和女病人有混乱的男女关系。在这个城市，这些污七八糟的事其实早被公开，甚至被人们夸大其词地谈论，但没有人有兴趣整顿这里。对于为什么不整顿，一些人强词夺理地说什么住医院的都是小市民和农民，他们家里的生活比医院可糟糕得多，他们不可能不满意，总不能供他们吃松鸡吧！另一些人则辩解说，城市的财力太弱，很难办成一所像样的医院，除非有来自地方自治局的帮助；尽管医院环境糟糕，但好歹也算有一个。成立不久的地方自治局则借口城里已经有医院了，因此不论在城里还是城郊都不开设诊疗所。

仔细视察了医院一番后，安德烈·叶菲梅奇的结论是：这个机构不成体统，极大地危害了病人的健康。在他看来，最明智的可行办法，就是放所有的病人回家，关闭这所医院。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他个人的权限很难做到这一点，况且这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如果不把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污秽消除，只是把它们从一个地方赶出去，那它就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应当等待它自行消失。再说，人们是需要医院的，因为人们不仅开办医院，而且容忍它的存在。种种偏见和所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卑鄙龌龊的丑事，也是有存在的必要的，因为时间久了它们会转化为有用之物，就像畜粪最终会变成黑土一样。毕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在开始的时候，都会带有一点丑恶的成分。

抱着这样的念头，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上任之后，对待医院里的混乱也就相当冷漠了。他只要求病室里不要再住医院的勤杂工和护士，他还添置了两柜子的医疗器械，至于总务长、女管理员、医士和外科的丹毒，还是老样子。

安德烈·叶菲梅奇是十分推崇智慧和正直的，但他性格软弱，没有信心能在自己身边建立明智和正直的生活。他总是不习惯做下命令、禁止、坚持己见这些事情。这或许是他向上帝发过誓，发誓说自己永远不提高嗓门，永远不用命令式。就连“给我这个”或者“把那东西拿来”这样的话，他都感到很难说出口。每当他饿了，他总是犹豫不决地咳几声，对厨娘说：“最好给我一杯茶”或者“最好给我弄点吃的”。至于对总务长说不准他偷盗，或者把他赶走，或者干脆废除这个多余的寄生职位——这些他更是想都不敢想。每当安德烈·叶菲梅奇面对他人的欺骗，或是奉迎，或是拿来一份造假的账单要他签字，尽管他总是窘得满脸通红，感到心中有愧，但还是不得不在账单上签了字。遇到病人向他诉苦说饭菜不够吃，或者抱怨护士态度粗暴，他也会窘得满脸通红，抱歉连连地说：

“好的，好的，我会调查的……这多半是误会……”

安德烈·叶菲梅奇一开始表现得十分勤奋。每天从早晨起，他就开始忙着给病人看病、做手术，偶尔还要接生，一直忙到吃午饭。女病人对他评价很高，都说他细心，诊断准确，特别是儿科疾病和妇女病。可工作的时间长了，工作就变得单调，变得没有太大意义，他就开始感到厌烦了。他今天接诊三十个病人；到明天一看，病人增加了，有三十五人；到了后天，病人又多了，有四十人，尽管他天天、年年卖力地给病人看病，可城市的死亡率还是居高不下，病人照样不断地来。一个上午，单凭他一个人，要做到真正帮助四十名就诊病人，体力上真是吃不消，所以尽管他不甘心，也只能任工作渐渐变成一场场骗局。

一个会计年度接诊一万两千名病人，说实话，那就是欺骗了一万两千名病人。至于让重病人住进病房，按科学的规章治疗他们，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医院有的是规章，却没有科学。如果不说这些空话，只是像别的医生一样死板地按规章制度办事，那么他首先需要驱逐垃圾和污浊的空气，迎来洁净和通风；驱逐酸臭的白菜汤，迎来有益健康的食品；驱逐窃贼，迎来助手。

如果说死亡是每个人必然的结局，那还有必要阻止人们去死吗？如果某个文官或商人多活了五年或十年，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说用药物减轻痛苦是医学的任务，这真让人疑惑：为什么要减轻痛苦呢？据说，首先，因为有痛苦，人们才完美；其次，如果人类的疼痛当真被药丸和药水减轻，那么宗教和哲学就会被人类完全抛弃，可是截至目前看来，人类通过学习宗教和哲学，不仅学会了如何避免一切不幸，甚至找到了幸福。就连普希金临死前都经受了可怕的折磨，可怜的海涅也因瘫痪而卧床好几年。那为什么某个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玛特廖娜就不能生病呢？这些人的生活可十分乏味，如果没有痛苦，他们就会完全空虚，就像变形虫(一种单细胞动物)一样了。

想到这些，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对工作变得心灰意懒，也不再每天去医院上班了。

六

他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度过的。一般在早晨八点左右，他开始起床，穿好衣服，然后喝一杯茶。接下来他不是坐在书房里看书，就是去医院上班。在医院狭窄昏暗的过道里，坐满了等着看病的门诊病人。在他们的身边，不时有勤杂工和护士们跑来跑去，这些人的靴子踩得地砖咚咚响；瘦弱的住院病人也在过道里穿来穿去；有时会有死尸和装满污物的器具路过这里，被抬到外面去；生病的孩子哭闹个不停，穿堂风不断灌进来。

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对发烧的、害肺痨的和本来就敏感的病人来说，这样糟糕的环境简直是遭罪，可有什么办法呢？进入诊室里，看见的是正等着他的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他个子矮小，身材肥胖，有一张圆鼓鼓的脸，洗得干干净净的，下巴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根胡子茬。他身上那套新西装特别肥大，脖子上系着个白领结，态度温和，举止从容，看上去就像一个参政员，而不是一个医士。他还私下给人们看病，找他看病的人还挺多，为此他有些得意，认为自己比其他医生高明，因为医生不能私下行医。诊室的墙角放着一个神龛，里面有一尊很大的圣像，点着一盏笨重的长明灯，旁边有个蒙着白布罩的高烛台。在四面墙壁上，挂着好几幅大主教的肖像、一张圣山修道院的风景照片，和一些干枯的矢车菊花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对上帝十分虔诚，喜欢神圣的仪式，墙角的圣像就是用他私人的钱设置的。每到礼拜天，他就会下令，让某个病人在诊室里大声吟唱赞美诗，然后，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就手提香炉，走遍各个病室的角角落落，摇晃香炉，让香气在整个医院里弥漫。

病人很多，而时间很少，所以他只能简短地询问一下病人的病情，然后给病人发点氨搽剂或蓖麻油之类的药。安德烈·叶菲梅奇则坐在桌旁，用拳头托着脸颊，似乎在沉思着什么，木然地提几个问题。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是坐着的，他习惯性地搓着手，偶尔插上一两句话。

“我们生病，受穷，”他常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向仁慈的上帝好好祈祷。是的！”

在门诊看病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只开药，不做任何手术。他已经不习惯做手术了，血总是让人感到难受。有时他需要扳开婴孩的嘴，察看喉咙，小孩子便哇哇地叫，挥舞小手拼命抵抗，这总会让他觉得耳朵嗡嗡作响，头也晕得厉害，眼泪也流出来了。这时，他都会赶紧开个药方，挥挥手，让女人快点把小孩子弄走。

门诊看病的工作很快就让他感到厌倦，因为他面对的病人总是畏畏缩缩、说话没有条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总是正襟危坐的样子，墙上的画也还是那些画，他的提问似乎二十年来就没变过。看完五六个病人，他就觉得无法忍受，就走了。剩下的病人就让医士一个人去诊治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想到他早已不私人行医，现在谁也不会来打搅他，心里就会冒出一股愉悦感来。回到家后，他喜欢坐在书房看书。他读很多书，读书的时候总是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他的薪水有一半都用来买了书，在他那套有六个房间的寓所，光书和旧杂志就堆满了三个房间。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著作是他最喜欢读的，他似乎并不喜欢读医学方面的书，因为他只订了一份《医师》杂志，而且通常是从后面读起。

每一次读书，他能不间歇地读上几个小时，而且一点也不会感到疲倦。他读书不像伊凡·德米特里那样读得很快，他读得缓慢，看得很深入，读到他喜欢或者读不懂的地方就停下来，仔细思考一番再接着读。他喜欢在书的旁边放一小瓶伏特加，一根腌黄瓜，有时是一个渍苹果，不用盘子装，就那么直接放在呢子桌布上。每当读书读了半小时，他眼睛依旧不离开书，用一只手摸索着为自己倒上一杯伏特加，喝下去，然后还是眼睛不离书，用手摸到腌黄瓜或渍苹果，咬下一截或咬下一口。

三点钟时，感觉饿了的他会小心翼翼地走到厨房门口，犹豫不决地咳几声，说：

“达留什卡，最好给我弄点吃的……”

吃了一顿味道极差还不太干净的午饭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一副思索着什么的样子。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到四点的钟声敲响，过后是五点。有时厨房的门吱嘎响起来，达留什卡那张睡眼惺忪的红脸从门里探出。

“安德烈·叶菲梅奇，您该喝啤酒了吧？”她关心地问。

“不，还不到时候……”他回答，“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

一般在傍晚时，邮政局长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会前来拜访。在与全城居民的交往中，只有邮政局长还没有让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厌烦。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本来是个有很多土地的地主，家境富裕，在骑兵团服役，但后来不幸破了产，为了生计，只好在年老时进了邮政局。他身体健壮，精力充沛，蓄着灰白的美髯，举止彬彬有礼，嗓门洪亮，声音悦耳，真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他是一个善良、重感情的人，但他的脾气却十分暴躁。在邮局，他不能听见有顾客提出抗议，或是不同意邮局的某些做法，即便只是议论几句，他的脸也会立即涨得通红，身体因为情绪激动而哆嗦，然后发出雷鸣般的怒吼声：“闭嘴！”因为他，这个邮政局成了远近闻名的可怕地方。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认为安德烈·叶菲梅奇有教养，有着高尚的志向，因而尊敬他、喜爱他。他对其余的居民，则像对他的下属一样态度傲慢。

“我来了！”他说着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书房，“您好，我亲爱的朋友！我是不是已经惹您讨厌了？”

“正好相反，我非常高兴，”医生回答他，“您的出现总是让我很高兴。”

接下来，他们会坐在书房的长沙发上，先默默地抽一阵烟。

“达留什卡，最好给我们弄点啤酒来！”安德烈·叶菲梅奇对厨娘说。

厨娘送来啤酒，两人一声不吭地喝完第一瓶啤酒：医生看着米哈伊尔一副快活而兴奋的神色，猜测他是不是要讲一件十分有趣的事。于是，医生像以前那样开启了这次谈话。

“真遗憾，”他眼睛并不看着对方(他一直都不习惯直视别人的脸)，一边摇着头，口气徐缓而平和，“真是太遗憾了，尊敬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根本没有人喜欢谈些高深的或者有趣的话题，也没人有这个能力这样做。对我们来说，这真是巨大的损失。连知识分子也变得庸俗，我敢断言，他们的发展水平，哪怕和下等人相比，也不会高出一点。”

“说得对极了。我十分认同。”

“我想您知道，”医生的口气还是那么缓慢、平静，“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最崇高的精神表现之外，一切都没有意义，无足轻重。智慧是在区分人与兽的界线，象征着人类的神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取代人类的不朽——尽管不存在什么不朽。由此可见，只有智慧能让人快乐。可是我们的周围没有任何有智慧的人，没有任何有智慧的谈吐，所以我们没有快乐。不错，我们有书，但这完全不同于活跃的交谈和积极的交往。请容我做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那么我要说：书是乐谱，交谈才是歌。”

“说得对极了。”

然后两人又陷入了沉默中。达留什卡从厨房里出来，站在房门外，一手托着脸，脸上的表情既呆板又愁苦，她想听听他们讲什么。

“唉！”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叹了口气，“真希望现在的人能变得聪明一些！”

然后，他开始讲过去的生活是多么健康、快活、有趣，那时俄国的知识分子多聪明啊，名誉和友谊对他们是多么重要啊。不用打借条，他们就能借钱给人家，他们十分痛恨在朋友有困难不伸手帮助的行为。那些旅行、冒险、争论，也特别有意思。还有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女人啊。说到高加索，那真是一个迷人的地方！有个营长的妻子，特别奇怪，她每到晚上就穿上军官制服，不带向导，一个人骑马进山。据说她和一个山村里的小公爵有点风流韵事。

“我的圣母娘娘……”达留什卡惊叹道。

“再说那时候吃得多丰盛！喝得多痛快！那些有着自由思想的人真是什么也不怕呀！”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却没有任何反应；他在思考着什么，不时喝一口啤酒。

“我在梦里经常遇见那些聪明的人，还和他们交谈，”他忽然打断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的话说，“我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是因为我的父亲，但是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响下，他非要我当医生不可。我想，假如当年我不听他的话去学医，我现在一定处在思想运动的中心了。恐怕我已成了某个系的教授。当然，智慧总是短暂易逝，它并不永恒，可我想你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喜爱智慧。生活是个陷阱，总是让人苦恼的。当一个有思想的人进入成年，意识变得成熟，他就会感到自己仿佛掉入一个陷阱，而且这个陷阱没有任何逃出的路。其实，他从虚无到有生命是由某些偶然的情况促成的，而不是出于他的意志。是……这是为什么？他渴望弄清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可是没有人告诉他，要不就是说些荒诞无稽的话。他拼命敲门，却没有一个人来给他开门。最后死神来找他——这同样不是出于他的意愿。打个比方，正如共同的不幸把监狱里的人联系在一起，当他们聚到一处时心情就轻松些，同样的道理，当热衷分析和概括的人们聚到一处，交流彼此的引以自豪的自由思想，也是让人愉快的，你也不会觉得生活在陷阱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智慧是不可替代的快乐。”

“说得对极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依旧不看对方，讲一会儿，停一会儿，语气一直都很平静，谈话的中心一直都围绕着有智慧的人。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则认真听着，不时表示赞同：“说得对极了。”

“您相信灵魂永生吗？”邮政局长突然问道。

“不，尊敬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我不相信，也没有理由相信。”

“老实说，我也不太相信。可话说回来，我常常有一种感觉，仿佛我永远不会死去。哎，我有时心里会想：老家伙，你该死了！可这时内心就会有个声音悄悄地说：别相信，你死不了！……”

九点的钟声一敲过，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就起身告辞，准备回家。他在前室穿上皮大衣，叹口气说：

“真是的，我们被上帝抛到这么荒凉偏僻的地方！更糟糕的是我们还得在这里死去。唉！……”

七

送走了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回到书桌前，继续看书。这个夜晚真是寂静极了，周围没有一点声音。时间仿佛也停住了，因为不想打扰埋头读书的医生，所以屏住了气息。一切似乎都不复存在了，除了医生手中的书和照耀着书的那盏带绿罩子的灯。汲取着书中的智慧，医生那张粗鄙的脸上渐渐变得富有光泽，因为感动和欣喜，脸上也出现了微笑。啊，为什么人不能永生呢？他想，为什么要有脑中枢和脑回，为什么要有视力、语言、自我感觉和天才，所有这一切最后不都要埋进土壤，随地壳一起冷却，然后在千百万年间，没有任何意义、也不带任何目的地随着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吗？既然要冷却，既然要随着地球旋转，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从虚无中孕育出人和他高度的近乎神的智慧，然后像开玩笑似的把人又化作尘土。

这就是新陈代谢！只有懦弱的人才会用类似这种永生来安慰自己！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无意识的变换过程，甚至比人的愚蠢更为低下，因为愚蠢中至少还有知觉和意志，而那些过程中却什么也没有。面对死亡，懦夫只会感到恐惧而不会感到尊严，所以他们会安慰自己说，他的躯体并没有消失，只是将渐渐地化作青草、石头、蛤蟆……这是新陈代谢，这是永生，这种想法真是荒唐，就像一把珍贵的提琴被砸得稀巴烂，变成一点用也没有的破烂后，却还是有人预言提琴盒子前途灿烂一样荒唐。

每次时钟敲响时，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停止读书，闭上眼睛，背靠圈椅，给脑子一点思考的时间。受到书中美好思想的影响，他很自然地审视起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过去不堪回首，最好忘了它。现在也并不比过去好一点。他知道，当他的思想随着冷却的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在他寓所旁边的医院主楼里，疾病和浑身脓疮正折磨着人们。大概有人被臭虫叮咬得睡不着觉，有人染上丹毒，不断呻吟，因为绷带缠得太紧，有人可能正跟护士们玩牌喝酒。一个会计年度里有一万二千人在医院受骗；医院的全部工作，和二十年前没有丝毫改变，建立在争吵、诽谤、徇私、偷盗的基础上，建立在拙劣的坑蒙拐骗上；医院这个机构依旧是不道德的，依旧在极大地危害病人的健康。他知道在第六病室的铁窗，病人常常遭受里尼基塔的殴打，他也知道莫谢伊卡每天都会去城里向人们乞讨。

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医学在近二十五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大学念医学课程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在不久的将来，医学会达到炼金术和玄学的水平，可是现在，每当他夜里看书时，他还是常常被医学触动，内心感到莫大的惊喜。的确，谁也想不到医学会有如此辉煌的成就，会发生如此深刻的革命！幸亏有了抗菌剂，被伟大的皮罗戈夫(1810—1881，俄国解剖学家、外科学家)认为甚至将来都做不了的许多手术，现在都能做了。一个膝关节切除术，就连普通的地方自治局医生部都敢做了。剖腹术的安全性也大大提高，做一百例只有一例死亡。结石病成了不值一提的小事。梅毒也不再是不能根治的了。还有遗传学说、催眠疗法、巴斯德(1822—1895，法国近代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奠基人)和科赫(1843—1910，德国微生物学家，现代细菌学、流行病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发现、以统计学为基础的卫生学，还有我们俄国的地方自治局医疗系统。同过去相比，现在的精神病学以及它现代的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医疗法，简直就像一座雄伟的厄尔布鲁士。现在对待疯子也比较人道，不再强迫他们穿紧身的病号服，也不再往他们头上浇冷水，有报纸报道，他们在一些医院甚至有演出和参加舞会的机会。

从这些当前的观点和时尚来看，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只能在离铁道二百里的这个小城市里，才会有第六病室这样的丑恶现象。因为这里的市长和全体议员都是书读得不多的小市民，在他们看来，医生就像祭司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即便他把烧熔的锡水灌进病人的嘴里，他们也只能相信，绝不敢去评判他。要是在别的地方，公众和报刊早砸烂了这个小小的巴士底(巴黎监狱，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被群众捣毁)。

“不过这又怎么样呢？”安德烈·叶菲梅奇闭着的眼睛睁开了，他在心里问自己，“这样做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无论是抗菌剂、科赫，还是巴斯特，都不会让事情的实质有丝毫的改变。和以前相比，患病率和死亡率一点也没减少。尽管疯子有了参加舞会、演戏的机会，但他们依旧不能自由行动。可见一切都是虚妄，一切都是徒劳，其实，即便是最好的维也纳医院，也和我的医院差不多。”

他没办法再心平气和，一种悲哀和近似嫉妒的情绪笼罩了他。他似乎困了，沉重的头垂向书本，他不得不依靠两只手托住脸，心里想道：

“我做的事情对人们有害，我欺骗人家还拿他们的钱。我是不诚实的。可是我做的这些其实微不足道，社会罪恶必不可少，我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所有的县官都是有害的，却白领着薪水……可见不是我一个人不诚实，而是整个时代都不诚实……我如果在两百年后才出生，我肯定就不会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了。”

时钟敲了三下，他灭掉了灯，然后进了卧室。可是他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八

两年前，地方自治局突然变得慷慨了，决议每年拨款三百卢布，作为在地方自治局医院开办之前，市立医院给医务人员增加的补助金。因此，县医生叶夫根尼·费多雷奇·霍博托夫被聘用了，他作为协助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帮手，来到这个城市这家医院。

叶夫根尼·费多雷奇·霍博托夫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个子很高，有一头黑发，眼睛很小，颧骨很高，从长相上来看，他的祖先应该是异族人。他来到这个城市时，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只是拎着一只小箱子，身后跟着一个年轻女人，这个女人长得一点儿也不好看，他说是他的厨娘。这个女人还抱着一个吃奶的婴儿。头上一顶鸭舌制帽，脚上一双高筒靴子，冬天穿着短皮袄，这是叶夫根尼·费多雷奇最常见的打扮。不知道为什么，他把城里的官员叫做贵族，老躲着他们，只跟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会计有频繁的来往。在他的住所里，我们只能找着一本书——《1881年维也纳医院最新处方》。他到医院来时，总是随身带着这本书。每天晚上，他会在俱乐部玩台球，他不喜欢打牌。在他和人谈话中，他最爱说“拖拖沓沓”“废话连篇”“你别把水搅浑”这类的话。

每周，他会来医院两次，查查病房，看看门诊。当发现医院里没有抗菌剂，还是沿用过去的拔血罐放血时，他内心感到十分愤怒，但他不敢采用新式办法，做出改变可能惹怒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他眼里，安德烈·叶菲梅奇就是一个老滑头，肯定悄悄积攒了不少的钱财，因此他对安德烈·叶菲梅奇嫉妒极了，想着要抢了他的职位才好。

九

三月快结束的时候，在春天的一个傍晚，地上的积雪已经完全融化了，椋鸟开始在医院的花园里歌唱，在安德烈·叶菲梅奇的门口，他正送他的朋友邮政局长离开。这时，犹太人莫谢伊卡走进了院子，带着他的战利品。他依旧没戴帽子，但脚上穿了一双浅帮套鞋，没有穿袜子，手里拿着一小包讨来的东西。

“给个小钱吧！”他因为寒冷而浑身发抖，但还是努力微笑着对医生说。

安德烈·叶菲梅奇从来不会拒绝人，所以他给了他一个十戈比硬币。

“真可怜，”看着莫谢伊卡的光脚和冻得通红的纤细踝骨，他想道，“全身都湿透了。”

一种既像同情又像厌恶的感情在他的心中涌起，他便跟在犹太人身后朝偏屋走去，时而看看他光秃秃的头顶，时而看看他瘦弱的踝骨。医生刚走进屋子，躺在一堆破烂上的尼基塔立即跳起来，站得笔直。

“你好，尼基塔，”安德烈·叶菲梅奇语气十分温和地说，“最好能发一双靴子给这个犹太人，要不然他会冻感冒的。”

“是，老爷。我一定报告总务长。”

“劳驾了。你可以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就说是我要你这么干的。”

从外屋通向第六病室的门正开着。伊凡·德米特里本来躺在床上，一听见陌生人的声音，就立即撑着胳膊肘抬起身子，一副惶恐不安的样子。他突然认出了医生，似乎很生气，浑身都在发抖，跳下床，脸涨得通红，把眼睛瞪得圆圆的，恶狠狠地跑到病室中央。

“医生来了！”他一边大声叫道，一边哈哈大笑，“总算来了！先生们，这真是件喜事，医生居然大驾光临来到我们这里啦！该死的浑蛋！”突然，他发出一声尖叫，发狂似地跺一下脚，他的病友们从来没看见过他那副模样，“打死这个浑蛋！不，打死还不解气！该把他扔进粪坑里淹死！”

听到这话，安德烈·叶菲梅奇便从外屋朝病室里张望，温和地问：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伊凡·德米特里叫道，脸上的表情很是凶狠，战战兢兢地裹紧身上的病人服，一步步向他逼近，“为什么？因为你是贼！”他语气中饱含着憎恶，大声喊着，还鼓起嘴巴，似乎想啐他一口，“骗子！刽子手！”

“请安静，”安德烈·叶菲梅奇面带抱歉，微笑着说，“我向您保证，我从来没有偷过任何东西，至于其余的，您恐怕言过其实了。我看得出来，您生我的气。请安静，这会让你冷静一些，如果可以的话，你能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气吗？”

“您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因为您有病呀。”

“是的，我有病。可是要知道，外面行动自由的疯子成百上千，因为你愚蠢，所以才分不清谁疯谁健康。凭什么被关在这里，像替罪羊似的代人受过的人，应该是我和这几个不幸的人？在道德方面，和我们这里的任何人相比，您、医士、总务长，以及你们医院里所有的坏蛋，都要卑鄙得多，为什么关我们，而不是关你们呢？什么逻辑？”

“这跟道德和逻辑没有任何关系。一切都是偶然因素决定的。谁被关起来，谁就得待在这里；谁没有被关起来，谁就有行动的自由。就这么简单。至于我是医生，您是精神病患者，这其中更是没有道德、逻辑可言，这纯粹是偶然性的关系，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你在胡扯些什么，我不懂……”伊凡·德米特里坐回自己的床上，闷声说着。

因为当着医生的面，尼基塔不好搜查莫谢伊卡身上的东西，于是莫谢伊卡就把一些面包、纸币和果核摊在他的床上。他依旧冻得直哆嗦，但还是用悦耳的声音很快地说着犹太话。大概他以为他又在自己的铺子中了。

“放我出去！”伊凡·德米特里的声音有些发颤。

“我不能。”

“不能？为什么？”

“因为决定权不在我这里。您想一想，即使我放了您，您会有什么好处呢？您出去后，城里人或者警察还是会抓你回来的。”

“对，对，这倒是真的……”伊凡·德米特里说着，用手抹了一下额头，似乎被吓得冒出了冷汗，“这真可怕！那么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安德烈·叶菲梅奇莫名地喜欢伊凡·德米特里的声音，还有他那张年轻聪明的脸，以及他脸上那副愁苦的表情。他想安慰他一下，想对他表现得亲热一些。于是，他挨着他坐到床上，似乎思考了一番后，说：“您刚才问我，你该怎么办，我认为，像您的这种处境，逃出去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了。可很遗憾，这只会白白浪费你的力气，对你没有任何益处，人们会抓住您的。一旦社会把罪犯、精神病人和一般的不合时宜的人隔离起来，对他们严加防范时，这个社会就变得不可战胜。现在您唯一的出路就是：安下心来，并且认定这就是您应该待的地方。”

“这对谁都没有必要。”

“监狱和疯人院既然存在，就得有人住，住的人如果不是您就可能是我，不是我就可能是别的什么人。或许在遥远的未来，监狱和疯人院会消失，这些铁窗和疯人衣也会消失。这样的时代迟早会来到的，这点毋庸置疑。”

伊凡·德米特里冷冷一笑。

“您是在开玩笑，”他眯起眼睛说，“未来会怎样，对于像您和您的助手尼基塔这样的老爷们来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您可以相信，体谅下情的先生，我们一定会迎来美好的时代的！纵使我说得一点也不让你感到惊奇，您想嘲笑我就嘲笑吧，但是，真理一定会胜利的，我们一定能看见新生活的曙光，我们会在大街上举行盛大的庆典！那一天到来时，我早就死了，但我们的后代会等到的。我衷心地祝贺他们，我高兴，为他们高兴！前进！愿上帝保佑你们，朋友们！”

伊凡·德米特里眼睛迸射出耀眼的光芒，他站起身来，伸出双手朝向窗子，语气十分激动：

“为了这些铁窗，我祝福你们！真理万岁！我很乐意！”

“我不认为有什么值得高兴的特别理由”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觉得伊凡·德米特里看起来就像一个演员在演戏，但这同样无损他对他的喜欢，“即使没有了监狱和疯人院，真理也像您说的那样获得了胜利，但事情的本质不会改变，自然规律依然如故。和现在一样，人们还会生病、衰老、死亡。不管未来你们的生活迎来多么灿烂的曙光，最终还是要被钉进棺材，扔进墓穴。”

“那么永生呢？”

“哎，哪儿的话！”

“您不相信永生，嘿，可是我相信永生。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伏尔泰的书里说过，即使没有上帝，人们也会造出他来的。我深信，即使没有永生，那么伟大的人类智慧迟早也会造出它。”

“说得好，”安德烈·叶菲梅奇面带微笑，语气愉快地说，“您有信念，这很好。即使被砌在墙里面，只要有信念，人们也会生活得快乐的。请问您在什么地方受过教育？”

“是的，我念过大学，可惜我没有念完。”

“您很有思想，也爱思考，像你这样的人，应该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找到内心的平静。人类迄今为止最高的两种幸福：一种是为了探明生活意义而进行的那种自由深刻的思考，一种是全然蔑视尘世的浮华。即使您在三道铁栏里面生活，您也能拥有这种幸福。第欧根尼(古希腊哲学家，奉行极端的禁欲主义，传说他住在一个大木桶里)住在木桶里，但他比人间所有的帝王更幸福。”

“第欧根尼就是个呆子，”伊凡·德米特里面色阴沉地说，“您干嘛跟我谈什么第欧根尼，说什么探明生活的意义？”他突然变得特别愤怒，一下子跳了起来，“我爱生活，我热爱生活！我有被害妄想症，总是感到恐惧万分，然而有的时候对生活的渴望充满了我的心，这让我特别害怕发疯。我渴望生活，渴望生活！”

他在病室里走来走去，情绪十分激动，一会儿又压低声音，轻声说道：

“每当我开始幻想，种种幻觉就出来了。有人向我走来，我听到说话声和音乐，我就会感觉自己好像在树林里散步，在海边徘徊，我是多么渴望忙碌的生活……请告诉我外面有什么新闻？”伊凡·德米特里问，“外面怎么样了？”

“您是想知道什么？是城里的新闻，还是一般的新闻？”

“那就先跟我讲讲城里的新闻，再讲讲一般的新闻。”

“好吧。城里人都沉闷，找不到一个可以交谈的人，听不到一句有意思的话，这真是让人厌倦。城里也没有新来的人。不过，前不久倒是有一个年轻的医生来了，他叫霍博托夫。”

“我总算在活着的时候看见有新的人来了。怎么样，他是个卑鄙小人吧？”

“是的，他确实表现得有些没有教养。您知道吗，有个现象真是奇怪……从各方面看，在我们的许多省城，人们的思想都挺活跃——这就是说，省城应当有真正的人。可是不知为什么，那边每一次都给我们派来一些让人看不上眼的人。这个城市真是太不幸了！”

“是啊，这个城市确实很不幸！”伊凡·德米特里叹了一口气，又笑起来，“那一般的新闻呢？报纸和杂志上有什么文章？”

天渐渐晚了，病室里的光线也变得很暗。医生站起来，开始讲起国内外的一些重要文章，讲起当前出现的思想潮流。伊凡·德米特里听得很仔细，时不时插个嘴，提个问题，可是突然，他的脑海中似乎浮现出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于是他赶紧抱住头，躺回床上去，背对着医生。

“您怎么啦？”安德烈·叶菲梅奇问道。

“您别想再听见我说一个字，”伊凡·德米特里态度十分粗鲁，“别管我！”

“为什么呢？”

“我对您说：别管我！真是见鬼！”

安德烈·叶菲梅奇耸了耸肩膀，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走出了病室。走到外屋时，他对尼基塔说：

“最好把这里收拾一下，尼基塔……这里的气味真不太好闻！”

“是，老爷。”

“这个年轻人多么可爱啊！”安德烈·叶菲梅奇一边往寓所走，一边想道，“我在这个城市住了那么久，恐怕他是第一个能让我产生交谈兴趣的人。他善于思考，关心着应该关心的事。”

回到寓所，他又像往常那样坐下看书，然后上床睡觉，但他的脑子里还是一直想着伊凡·德米特里。第二天早晨，醒来后的他很快又想起昨天交谈的那个聪明有趣的人，决定在他有空时，一定要再去看看他。

十

安德烈·叶菲梅奇再次见到伊凡·德米特里的时候，他维持着昨天的姿势：抱着头、缩着腿躺在床上。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睡着了吗？”

“首先，我不是您的朋友，”伊凡·德米特里对着枕头说，“其次，您这是白费心思：您别想再从我嘴里掏出一句话。”

“奇怪……”面对伊凡·德米特里的冷漠与排斥，安德烈·叶菲梅奇有些发窘，他低声嘟哝说，“我们昨天不是谈得很融洽吗，不知为什么您突然就生气了，一句话也不愿意说了……是不是我说得不太恰当，或者是您的信念让你不太同意我的某些想法……”

“哼，别想再让我相信您！”伊凡·德米特里抬起身子，用一双通红的眼睛望着医生，眼神里带有嘲讽，又带有强烈的恐惧，说“您去别的地方刺探和拷问吧，在我这里是行不通的，早在昨天，我就明白您来这里的目的了。”

“真是奇怪的幻想！”医生淡淡一笑，“看来，您把我当成密探了？”

“是的，是这样……我是这样认为的，不过密探也好，医生也好，都是派来试探我的人。”

“唉，您这个人，请原谅我直说……真是个怪人！”

医生坐到床前的凳子上，语气里带有责备的意思，轻轻地摇着头。

“不过就算我是密探，”他说，“就算我背信弃义想抓住您的错话告到警察局去，您被警察抓起来，然后接受审判了。您在法庭上或者在监狱里，一定会比在这里更糟吗？如果判您终生流放甚至服苦刑，一定会比关在这间病室里更糟吗？我以为不会更糟……那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这番话似乎对伊凡·德米特里产生了点作用。他安心地坐下了。

当时是下午四点多钟。往常这个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都穿梭在寓所的各个房间里，达留什卡会问他喝不喝啤酒。这一天是个无风的晴天。

“我吃饭后出来散散步，您瞧，顺路就上这儿来了，”医生说，“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凡·德米特里问道。

“是的，三月快结束了。”

“烂泥是不是到处都是？”

“不，不完全是这样。至少花园里还有路可走了。”

“如果现在能坐上四轮马车，去郊外看看风景就好了，”伊凡·德米特里像刚从梦中醒来，一边揉着红眼睛，一边说，“然后回到家里，在温暖舒适的书房读读书……再找个像样的大夫治治头疼……我已经在这种非人的环境中生活很久了。这里真是糟糕！糟糕得要命！”

似乎昨天的激奋耗尽了他太多的精力，此刻他神情疲倦，有气无力，懒得说话。从他的脸色、不住颤抖的手指，可以看出他正遭受着头疼的巨大折磨。

“其实，不管是在温暖舒适的书房，还是在这个病室，结果并不会有什么不同，”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人的安宁和满足不是来自于他身外的东西，而来自于他的内心。”

“这话什么意思？”

“普通人衡量命运的好坏的标准，就是身外之物，如马车和书房，而有思想的人衡量的标准则是自身。”

“您真应该到希腊去，那里气候温暖，橙子芳香，最适合宣传您这套哲学，这里的气候可不太适应您那套哲学。我跟谁谈起过第欧根尼来着？是跟您吗？”

“是的，昨天我们谈到过他。”

“第欧根尼住的地方天气炎热，所以他不需要书房和温暖的住所这些东西。住木桶、吃橙子和橄榄，对他来说就够了。如果他生活在俄罗斯，别说十二月，在五月份，他就会需要温暖的房间，要不他就会冷得瑟瑟发抖。”

“不，人们可以对寒冷，或者对所有的痛苦，一般都可以做到没有感觉。马可奥勒留说过：‘痛苦不过是人对病痛的一种生动观念，如果你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种观念，抛开它，不再诉苦，痛苦就会消失。’这说得一点不错。智者或者一般的有思想、爱思考的人，之所以和普通人不一样，就在于他蔑视痛苦，总是感到满足，对什么都不感到惊奇。

“照这样说，我就是白痴了，因为我感到痛苦，对生活有很多不满，对人的卑鄙感到吃惊。”

“您没必要这样想。只要你常常深入思考一番，您就会明白，那些使我们激动不安的身外之物，其实是多么微不足道。真正的幸福应该是：竭力去探明生活的意义。”

“探明生活的意义……”伊凡·德米特里紧皱着眉头，说，“什么身外之物、内心世界……抱歉，我不明白。我只知道，”他站起来，生气地看着医生说，“我只知道上帝创造我时，给了我血、肉和神经，是这样，先生！人的机体组织既然富于生命力，那么它就应当对外界的一切刺激有所反应。我就有这种反应。我感到疼痛，我就喊出来，流下眼泪；我看到人们做着卑鄙可耻的事，我就感到愤怒；我看到生活中的丑陋龌龊，我就感到极大的厌恶。在我看来，这种真实的反应才叫生活。机体越低下，它就越不敏感，它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就越迟钝；机体越高级，它就越敏感，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就越强烈。你身为医生，怎么能不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呢？为了能蔑视痛苦、处于任何一种环境中都能感到满足、对什么都不感到惊奇，瞧，就得修炼到这个地步，”伊凡·德米特里指着那个满身肥肉的胖农民说，“或者让痛苦把你磨炼得麻木不仁，丧失了对痛苦的感知能力，换句话说，也就是变成了活死人。抱歉，我不是智者，也不是哲学家，”伊凡·德米特里语气显得有些气愤，他继续说，“我一点也听不懂您的话。我也不善于和人争辩。”

“恰恰相反，您的争辩出色极了。”

“您刚才提到的斯多葛派(古代哲学流派，认为智者应顺应自然的冷漠，清心寡欲，晚期宣扬宿命论观点，代表人物有芝诺、马可奥勒留)哲学家，他们很出色，但他们的学说只适合用在两千年前，当时既然没有丝毫进展，后来也不会发展，因为它脱离生活，不切实际。大多数的人其实都不理解它，所以它只是在少数终生都在研究、玩味各种学说的人中间获得成功。绝大多数人根本无法理解他们的学说，那种宣扬漠视财富、漠视生活的舒适、蔑视痛苦和死亡的学说，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财富，没有舒适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充满痛苦，如果蔑视痛苦，就相当于蔑视生活本身，因为正是由于有寒冷、饥饿、屈辱、损失，以及对死亡的哈姆雷特式的恐惧等感觉，才构成了人。全部生活就在于这些感觉中。人可以对生活表示苦恼，甚至憎恨它，但不能蔑视它。是这样。我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是没有前途的，您一定知道，从世纪初直到今天，只有斗争、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能力……在不断进展。”

伊凡·德米特里突然停住了，有些苦恼地抹了抹额头，因为他的思路突然中断了。

“我还有一句重要的话没说，可是我的思路突然乱了，”他说，“我刚才说什么啦？哦，对了！我想说的是，有个斯多葛派的人卖身为奴，就是为了赎回自己的亲人。您瞧，就连斯多葛派的人也做不到对外界的刺激没有反应，因为先要有一颗义愤填膺、悲天悯人的心灵，才能做出这种舍己为人的壮举。被囚禁在这个监狱里，我把学过的东西都忘光了，否则我还会记起什么的，拿基督来说，怎么样？面对现实，基督也会做出种种回答：哭泣、微笑、忧愁、愤怒，甚至苦恼。面对痛苦他没有面带微笑，对死亡也并不表示蔑视，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天父帮助他摆脱这些苦难。”

说完，伊凡·德米特里有些得意地笑起来，他又坐在了床上。

“不妨假定人感到安宁和满足，不是因为他身外的东西，而是因为他的内心，”他又说，“不妨假定人应当对痛苦表示蔑视，对什么都不表示惊奇。可是您宣扬这种观点，凭借的是什么理由呢？您是智者？还是哲学家？”

“不，我不是哲学家，可这是每个人都应当宣扬的，只因它合情合理。”

“不，我想弄明白的是，您凭什么认为您有资格来宣扬探明生活意义、蔑视痛苦这类观点？难道您以前受过苦难的折磨？您体会过痛苦是什么滋味？请问：您小时候被父母打过吗？”

“不，我的父母从不打我。”

“可是我的父亲经常毒打我。他是个文官，但性情十分暴躁，成年累月害痔疮，鼻子很大，脖颈灰黄。不过还是谈谈您吧。您这一辈子，没有被人用指头碰过一下，没有被谁吓唬过，折磨过，您还健壮得像头牛一样。在您父亲的庇护下，您安全长大，他供您上学读书，毕业后您还获得了一个高薪而清闲的肥缺。二十多年来，您住的是一分钱也不用花的公房，供暖、照明、仆役，应有尽有，在工作上有着绝对的权利，爱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爱干几小时就干几小时，哪怕什么事不做，也没人能责备您。您这人生来就懒散、疲沓，为了不让任何事情来打扰您，迫使您动一动位子，所以您竭力把生活安排得有秩序。只要您吩咐一声，医士和其他浑蛋会很乐意完成你的工作，您就只需要坐在温暖安静的书房里，读读书，看看报，但您手上的钱财却一点也不会减少，还会越来越多。您享受这种生活，思考着各种各样高尚的言论，殊不知这都是您的胡言乱语，而且还……”伊凡·德米特里说到这里看了一眼医生的红鼻子，继续说道，“爱喝酒。归根结底，您没有见过生活，根本不了解生活，您对现实的认知，只限于理论上。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什么都不表示惊奇，不过是因为您懒，因为人世的空虚，身外之物和内心世界，蔑视生活、痛苦、死亡，探明生活的意义，真正的幸福——这种所谓的道理都是最适合俄国懒汉的哲学。比如说，您看见一个农民殴打妻子。你只会想：何必抱不平呢？由他打去吧，反正两人迟早都要死的，再说他打人侮辱的是他自己，而不是被打的人。尽管人们常说，愚蠢的人才酗酒，可你只会想：喝酒的要死，不喝酒的也要死。有个村妇因为牙疼来找您看病，你会想：嘿，那算什么？疼痛不过是人脑子里对病痛的一种观念，再说这世界上没人不生病，没人不会死，所以你这婆娘，一边去吧，别妨碍我思考和喝酒。年轻人向你讨教该怎样生活，该做些什么，别人一定会认真考虑后回答，您的答案却连想都不用想：努力去探明生活的意义，或者努力去寻找真正的幸福。可是这种神话中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呢？没有人能给出答案。我们这些人被囚禁在铁牢里，浑身脓疮，受尽煎熬，可是这很好，并不违背情理，因为在这个病室和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原本没什么区别。无所事事、良心清白、自我标榜为智者……这就是好方便的哲学。不，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考，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是巫师显灵，是痴人说梦……是的！”伊凡·德米特里突然愤慨地喊道，“您蔑视痛苦，可是，如果房门夹一下您的手指，恐怕您就要扯开嗓门大喊大叫了！”

“也许我不大喊大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还是面带微笑，语气温和地说。

“是吗？我可不相信！假定说，您突然中风，“咚”地一声栽倒在地，或者有个浑蛋和无耻小人，因为他的地位和官势比你高，所以他当众侮辱您，您明知他这样做可以不受惩罚——嘿，这样或许您就会明白叫别人去探明生活的意义、追求真正的幸福，有什么后果了。”

“你的见解真是独到，”安德烈·叶菲梅奇对伊凡·德米特里的这番话十分满意，他满脸笑容，不住地搓着手说，“您喜欢概括，这真让我吃惊，但也让我感到愉快。您刚才对我的性格特征的那番评定，真是精彩极了。说真的，在同您的交谈中，我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好吧，我已经听完了您的话，现在请听我说……”

十一

接下来他们又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这显然让安德烈·叶菲梅奇印象深刻。从此他每天都到这间屋子去。他早晨去，下午去，黄昏时也能看到他跟伊凡·德米特里在交谈。起先伊凡·德米特里总是躲避他，怀疑他居心不良，公开表示对他的排斥，但后来和医生处熟了，他的态度就不再生硬了，而是变得宽容，不过却富有嘲讽意味。

不久医院的人就都知道了，在第六病室中，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经常会出现。无论是医士、尼基塔，还是护士们，都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去那里，而且还在房间里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他都和病人谈些什么呢，也没见他给病人什么药方呀。他的行为太古怪了，连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去他家时也常常见不到他，这在以前可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达留什卡更是纳闷，怎么到喝啤酒的时间，医生也不回来，有时甚至迟迟不来吃饭。

六月底的一天，医生霍博托夫有事来找安德烈·叶菲梅奇，发现他不在家，就到院子里找他。这时有人告诉他，说老医生去看精神病人了。霍博托夫走进偏屋，站在外屋里，听见了这样的谈话：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谈得来，您别想用您的那一套来说服我，”伊凡·德米特里十分愤慨地说道，“您根本不了解现实生活，您从来没有受过苦，您只是像条水蛭那样专靠别人的痛苦而生活。而我从出生到现在，每一天都在受苦受难。因此我可以坦率地说：我认为我在各方面都比您高明，比您厉害。您没有资格来教训我。”

“我并不是要您认同我的信仰，”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语气十分平静，但有一种不被理解的遗憾，“问题不在这里，我的朋友。问题不在于我没有受过苦而您受过苦。痛苦和欢乐都是暂时的，我们不用管这些。问题在于您和我都喜欢思考，我们彼此认为我们是善于思考和推理的人，不管我们的观点多么不同，但这一点我们是相同的。您若能知道，我的朋友，无所不在的狂妄、平庸和愚昧是多么让我厌恶，和您的每次交谈是多么让我愉快！您是有头脑的人，我欣赏您。”

霍博托夫把门推开一点，往病室里看。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和戴着尖顶帽的伊凡·德米侍里并排坐在床边。疯子脸上的表情十分奇怪，还一直不停地打哆嗦，不时神经质地裹紧病人服。医师低着头，一动不动地坐着，他的脸通红，脸上的表情流露出无奈和忧伤。霍博托夫耸耸肩膀，冷笑一声，望了尼基塔一眼，尼基塔也耸耸肩膀，表示不解。

第二天，霍博托夫带着医士一起来到偏屋，站在外室里偷听里面的谈话。

“看来我们的老爷子的头脑也开始不清醒了！”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一脸庄重，叹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绕过水洼，以免弄脏他那早上才擦得锃亮的鞋子，“老实说，尊敬的叶夫根尼·费多雷奇，我对这事一点也不意外！”

十二

此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发觉他周围的气氛变得有些神秘。他发现医院里的勤杂工、护士和病人看他时，目光总是很疑惑的样子，然后私下里议论什么。往日当他在医院的花园里遇见总务长的女儿小姑娘玛莎时，总喜欢摸摸她的小脑袋，现在每当他微笑着走到她跟前时，她总是很快跑开了，这真让他感到不解。同样让他疑惑的是，邮政局长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听他说话，不再说“说得对极了”，只是惶惶不安地嘟哝：“是的，是的，是的……”同时若有所思地忧伤地看着他。而且，他还突然开始劝自己的朋友戒掉伏特加和啤酒，但他出于礼貌，并没有直说，只是旁敲侧击暗示他，有时讲到一个营长，一个出色的人，有时又说起团里的神父，一个可爱的年轻人，说他们经常喝酒，经常生病，可是戒酒之后，他身上的毛病一个都没有了。他的同事霍博托夫来寓所拜访过两三次，他也建议他戒酒，而且莫名其妙地推荐他服用溴化钾(一种镇静剂)药水。

八月的时候，市长给安德烈·叶菲梅奇来信，请他前去商量一件重要的事。按照约定的时间，他来到市政府，在那里安德烈·叶菲梅奇不仅看见了市长，还遇到了军事长官、政府委派的县立学校的学监、市参议员、霍博托夫，另外还有一位肥胖的浅发的先生，经别人介绍后，他才知道他也是一位医师。这位医师有一个十分拗口的波兰人的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的养马场，现在是顺路来到这里。

“这里有一份你们医院的报告，”大家互相问候过后，就围着桌子坐下来，然后市参议员就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叶夫根尼·费多雷奇说，医院主楼里的药房太小，应当把它搬到侧屋去。当然啦，搬药房不是问题，问题是侧屋需要整修一番。”

“是的，不整修恐怕做不了药房，”安德烈·叶菲梅奇仔细考虑了一番，说，“比如说，拿院子角上的侧屋充当药房，据我估计，整修一番至少需要五百来卢布。这是一笔非生产的开支。”

听了这话，现场陷入了沉默。

“我有幸十年前呈交过一分报告，”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继续道，“如果要保持这个医院的现状，那么它对于城市来说，将是一个不堪负担的奢侈品。医院建于四十年代，那时的条件可跟今天不一样。现在城市的大部分钱，都花在了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的职位上。在我看来，采用别的办法，这笔钱完全可以维持两所模范的医院。”

“那我们还是采用别的办法吧！”市参议员赶忙说。

“我已经有幸呈交了一份报告，建议把医疗机构移交地方自治局管理。”

“是啊，您把钱交给地方自治局，它的口袋可就富了。”浅发医生笑了起来。

“历来如此。”市参议员表示同意，也笑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垂头丧气，目光阴沉地看着浅发医生说：

“说话要公道。”

现场又陷入一阵沉默。茶端上来了。那个军事长官不知为什么一脸羞涩的样子，他隔着桌子碰碰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

“您肯定把我们忘光了，大夫。您不喜欢玩牌，也不爱女人，真算得上是一个修士了。您一定觉得跟我们在一起很无聊吧。”

接下来，大家纷纷议论，说上流人士在这个城市的生活是多么沉闷。这里没有剧院，没有音乐，近来在俱乐部的舞会上，二十来位女士才有两名男舞伴。年轻人不跳舞，反而喜欢挤在小吃部旁边，要不就聚在一起打牌。安德烈·叶菲梅奇谁也不看，语气十分缓慢而平静地讲到，在打牌和搬弄是非上，城里人耗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心灵和智慧，在有趣的交谈和读书上，他们不会也不想耗费时间，更不愿意享受智慧带来的乐趣，这真是可惜，太可惜了。只有智慧才是有意思的、值得注意的，其余的一切都微不足道。对于自己同事的这些话，霍博托夫一直用心听着，他突然问道：

“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几号？”

听到回答以后，尽管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太高明，但他和浅发医生开始用一种主考官的口气向安德烈·叶菲梅奇连番发问：今天是星期几？一年有多少天？第六病室里是不是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先知？

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脸变得通红，他说：

“是的，这是一个病人，不过他是个有趣的年轻人。”

此后再没有人向他提任何问题。

在前厅里，当他正在穿大衣时，军事长官的一只手突然搭上他的肩膀，叹口气说：

“我们这些老头子都该退休啦！”

离开了市政府，安德烈·叶菲梅奇才回过味来，刚才那些人奉命组成了一个考查他的智能的委员会。他想起人们对他提的那些问题，自己都窘得脸发红，有生以来，他第一次为医学感到惋惜和悲哀。

“我的天哪，”他想，又记起两名医生刚才怎么考查他，那些小儿科的考查，让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被侮辱，他感到气愤。“要知道他们不久前还在听精神病学的课程，参加考试，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无知呢？他们连什么是精神病学都搞不清楚。”

当天晚上，邮政局长来拜访他。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没打招呼，径直走到他面前，抓住他的两只手，激动地说：

“我亲爱的朋友，请向我表明您相信我的一片好意，并把我当作您的朋友……亲爱的！”他不容安德烈·叶菲梅奇分辨，激动地继续道，“我喜爱你，因为您有教养、灵魂高尚。请听我说，我亲爱的朋友。医生有义务向您隐瞒真相，但我是个军人，我只习惯说实话：您病了！原谅我，亲爱的朋友，但这是真的，您周围的人早已觉察到了。刚才叶夫根尼·费多雷奇大夫对我说，您必须休息，出去散散心，这对您的健康有好处。完全正确！太好了！过几天我去请假，我也想外出换换空气。请表明您是我的朋友，我们一起出发！仍旧像往日那样一起外出。”

“我觉得我很健康，”安德烈·叶菲梅奇顿了顿，说，“我不能去。请允许我用别的方式来表明我们的友谊。”

一想到出门远行，不知去哪儿，不知道会获得什么，没有书，没有达留什卡，没有啤酒，完全改变了二十年来习惯的生活方式，他就觉得毫无道理十分荒唐。但当他想起在市政府的谈话，想起了离开市政府回家路上心中那份沉重，他又觉得暂时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这些把他当成疯子的蠢人，也不是一件坏事。

“那么您本人打算去哪儿呢？”

“去莫斯科，去彼得堡，去华沙……在华沙度过的那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华沙是多么美丽的城市啊！亲爱的朋友，我们一道去吧！”

十三

一个星期后，医院方面对安德烈·叶菲梅奇提出了休息的建议，其实说白了，就是要他提出辞职，对此他表现冷淡，不置可否。又一个星期后，他和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已经坐上邮车，向最近的火车站出发。

那天天气凉爽晴朗，湛蓝的天空下，是一望无际的原野，从他们所处的小城市去那里有二百俄里路程，得走两天，途中要歇上两夜。每到一个驿站，总有人用很脏的杯子端来茶水，或者套马耽搁了很长时间，这些都会让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气得脸发红，浑身直哆嗦，他便大声喝斥：“闭嘴！别说废话！”坐进远程马车之后，他就讲他昔日去高加索和波兰王国旅行的事，他的嘴巴可以说一刻也没闲下来。他的经历有多少惊险，他所受到的接待都多么热情！他大声说着，脸上的表情很夸张，让人以为他是在吹牛。另外，他在讲话时，总喜欢冲着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脸呵气，还常常在他耳畔哈哈大笑，这都让医师很不自在，也妨碍他集中精力思考。

到了火车站，出于节省开支的考虑，他们买了三等车厢的票，在这种车厢里是不允许抽烟的。有一半的乘客都是上流人士。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很快就和他们混熟了，只见他从一张座椅挪到另一张座椅，不时大声说，真不该在这种糟糕的铁路上旅行，简直是上当受骗！骑马旅行可比这个好太多啦，一天赶上一百俄里，还是会觉得精力充沛，全身舒畅。当有人谈到我们收成不好，他就发表意见说是因为平斯克沼泽地的水都叫人排干了。总而言之，在他看来，到处都糟透了。他一直都情绪激昂，总是大声说话，不时哈哈大笑，还不准别人插嘴。对于他这种无休止的唠叨、哈哈大笑和十分夸张的手势，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异常的厌倦。

“到底我们两人谁是疯子？”他懊丧地想，“是我这个竭力不打搅乘客的人，还是你这个自以为比谁都聪明有趣，因而不让人安静的利己主义者呢？”

在莫斯科，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拿出了他那套没有肩章的军服和带红镶条的军裤，穿在了身上。外出时，他还要戴上军帽，穿上军大衣，因此当他走在大街上时，不断有士兵向他立正敬礼。安德烈·叶菲梅奇这时候才意识到，这个出身贵族的人原本可能有着良好的素养，但现在已经丧失殆尽，留下的只是一些恶习。他享受别人的服侍，甚至在完全不必要的时候也是这样。即使火柴就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也不是没有看见，但他还是向仆役嚷嚷，要仆役给他拿火柴来。在女仆面前，他会穿着内衣裤走来走去，并且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对所有的仆人，哪怕是年老的仆人，他都一律以“你”称呼，当他发怒时，甚至会骂他们“蠢货”和“混账”。照安德烈·叶菲梅奇看来，这些都是令人讨厌的老爷派头。

首先，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领着他的朋友来到伊维尔教堂里。在那里，他热烈地祈祷，不住地磕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做完祈祷，他叹口气说：

“即使你不信教，可还是祷告一下吧，这样你会感到安心一点。吻一吻圣像呀，亲爱的。”

因为不习惯拒绝人，安德烈·叶菲梅奇只好面带尴尬地吻了吻圣像。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则嘬起嘴唇，摇头晃脑地念着祷词，一副热泪盈眶的样子。离开教堂，两人去了克里姆林宫，在那里观看了炮王和钟王，还用手去摸一摸，欣赏了莫斯科河南岸的景色，参观了救世主教堂和鲁缅采夫博物馆。

他们的用餐地点选在了捷斯托夫饭店。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看了半天菜单，抚摩着络腮胡子，用一种美食家的口气，就是那种到了餐馆就像到家里那样的美食家的口气，说：

“我们倒要看看你们今天有什么能拿来招待我们，亲爱的！”

十四

对于安德烈·叶菲梅奇来说，无论是走路、参观，还是吃饭、喝酒，有一种感觉在他心中越来越强烈：他讨厌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他真想离开他，躲起来，独自休息一下，可是这位朋友却认为有责任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竭尽所能地为他安排各种娱乐活动，来消遣每一天的时光。等到没什么可看的时候，他认为他的闲谈可以给他解闷。安德烈·叶菲梅奇忍了两天后，终于在第三天向朋友声明他病了，他想在家里歇一天。朋友对此表示理解，并认为他也应该留下，好好休息一下，否则腿都走不动了。安德烈·叶菲梅奇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墙，咬着牙听朋友说话。他热烈地断言，德国迟早会被法国摧毁，说莫斯科的骗子很多，说看马的优劣可不能光凭长相，等等。在他热烈的言论轰炸中，医师只感到耳鸣心悸，但出于礼貌，他不能开口让朋友走开，更不能干脆地叫他闭嘴。幸好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自己不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他一点也不会喜欢枯坐在旅馆里，这太无聊了，于是他在吃完饭后就一个人出去闲逛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一人留在旅馆里，这时他才感觉自己获得了休息。他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脑子只要想到“房间里只有你一人”，心情就变得十分愉快啊！对于真正的幸福来说，孤独是不可或缺的。堕落天使之所以背叛上帝，或许就是因为他渴望孤独，那是天使们没有领略过的。安德烈·叶菲梅奇本想静下心来，好好整理一下他这几天来的所见所闻，可是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却在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要知道他特意请假陪我出来旅行，这本来是出于友谊，出于好心，”医生心里十分烦恼，“可是，这种友爱的保护真是最糟糕的了。他看上去是个善良、宽厚、快活的人，没想到本质是那么无聊的人。无聊得叫人受不了。同样，有些人向来只说聪明话和好话，可是你还是会觉得他们很愚蠢。”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安德烈·叶菲梅奇都借口说自己病了，一直没有离开旅馆的房间。他还是躺在长沙发上，脸朝向墙壁，有时朋友用闲谈为他解闷，他便苦不堪言，有时朋友外出，他才休息养神。他开始在心里埋怨自己不该出门旅行，埋怨朋友变得越来越唠叨、放肆。他努力强迫自己去思考一些严肃而高尚的课题，却发现他怎么也做不到。

“这就像伊凡·德米特里说过的，这是现实生活在痛斥我了。”他心想，气恼自己的萎靡不振，“不过，这都是我的胡思乱想……等我回到家，一切都会和以前一样的……”

到了彼得堡，他还是那样：成天不出旅馆，躺在沙发上，只有喝啤酒时才站起来。

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不停地催他去华沙。

“亲爱的，我去那儿干什么？”安德烈·叶菲梅奇恳求他，“您一个人去吧，您让我回家去！我求您了！”

“这可不行！”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抗议道，“那个城市是无与伦比的。我在那里度过的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岁月。”

安德烈·叶菲梅奇性格软弱，没办法坚持己见，他不得不很勉强地跟着朋友去了华沙。到了那里，他窝在旅馆的沙发上，生自己的气，生朋友的气，生那些仆役的气，因为他们怎么也听不懂俄语。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还是一如既往的健壮、精神、快活，一天到晚，他都在城里游览，寻访故友，有好几次他都彻夜未归。有一回，他又不知在哪儿过了一夜，大清早才回到旅馆，而且神情激动，满脸通红，头发也乱糟糟的。他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走了很久，嘴里不断喃喃自语，后来站住了，说：

“名誉要紧啊！”

他又走了一会儿，抱住头，语调十分悲惨地说：

“是的，名誉要紧！真该死，当初我就不该起意到这个巴比伦(古代巴比伦王国首都。借喻混乱的城市，典出《旧约创世纪》)来！亲爱的，”他对医生说，“您蔑视我吧！我赌输了！借给我五百卢布吧！”

安德烈·叶菲梅奇从钱包里拿出钱，数出五百卢布，默默地把钱交给他的朋友。那一位依然满脸通红，可能是出于羞愧，也可能是出于愤怒，他不停地抱怨自己为什么要没头没脑地赌了一个毫无必要的咒，然后就戴上帽子，出去了。大约两个钟头后，他回来了，倒在圈椅里，大声叹一口气，说：

“名誉总算保住了！我们走吧，我的朋友！我一分钟也不想待在这个该死的城市里了。这里到处都是骗子！奥地利奸细！”

十一月时，这两位朋友回到了他们的城市，那里的街道上都是厚厚的积雪。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职位已由霍博托夫医生接替，不过他还没有搬离原来的房子，因为安德烈·叶菲梅奇还没从医院的寓所搬出来。他称之为厨娘的那个丑女人已经住到一间厢房里。

医院的流言蜚语又在城里开始散布，这次是说那个丑女人跟事务长吵架闹翻，还说事务长好像跪在地上向她求饶了。

回到城市的第一条，安德烈·叶菲梅奇就面临不得不找房子搬家的问题。

“我的朋友，”邮政局长畏畏缩缩地对他说，“原谅我提个不礼貌的问题：您手里有多少积蓄？”

安德烈·叶菲梅奇默默地数完钱，说：

“八十六个卢布。”

“我问的不是这个，”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以为医生没有听懂他的话，于是又不好意思地说，“我问的是您手里总共有多少存款？”

“我刚才对您说过了：八十六个卢布……此外再没有钱了。”

尽管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一直认为医生是个正直、高尚的人，但他一直认为医生很有钱，认为他手里至少会有两万积蓄。现在当他得知安德烈·叶菲梅奇已成了乞丐，生活没有着落，他突然感到十分伤心，抱住了自己的朋友，忍不住大哭起来。

十五

最终，安德烈·叶菲梅奇搬到了小市民别洛娃的家里，那是一栋有三扇窗的小房子。房子只有三间屋，外加一个厨房。医生占用了窗子临街的两个房间，第三个房间和厨房里，挤满了达留什卡、女房东和她的三个孩子。有时女主人的情夫来过夜，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在夜里不停地吵闹，吓得孩子们和达留什卡胆战心惊。每次他一进来，就坐到厨房里，开始要酒喝，大家都感到别扭极了。出于怜悯，医生就把哭哭啼啼的孩子们带进自己房里，让他们睡在地板上，这似乎给了他很大的乐趣。

还是和以前一样，每天八点钟他就起床了，喝完茶便坐下来阅读旧书和旧杂志。他已经没钱买新书了。也许是书旧了的缘故，也许是环境改变的原因，他对读书没有以前那么大的兴趣了，而且很快就感到厌倦了。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他把旧书编出详细的目录，再把小小的书目标签贴到书脊上，在他看来，相比读书，这件机械的琐碎的工作似乎更有趣。每天做着这些单调而烦琐的工作，他的思考力在不知不觉间被削弱了，现在他不思考任何事情，这样时间便过得飞快。他甚至会坐在厨房里，帮达留什卡削土豆，他也觉得在荞麦粒中捡小石子很有意思。每到星期六和星期日，他一定会去教堂。他在墙跟站住，眯着眼睛，听唱诗班唱诗，这时他总会想起父亲、想起母亲、想起大学生活、想起各种宗教。在教堂，他的内心总是感到平静而忧伤，他喜欢这种感觉，因此他离开教堂的时候，总惋惜礼拜仪式结束得太快了。

他离开医院后，曾经有两次去医院看望伊凡·德米特里，想再跟他谈一谈。但是那两次伊凡·德米特里都异常激愤、恼火。他表示他早已厌恶空谈了，并要求医生不要再来打扰他。他说，他受尽了苦难，他不想再见到那些该诅咒的无耻小人，他渴望获得单独囚禁，那对他来说真是一种奖赏。难道连这一点他也要遭到拒绝吗？当安德烈·叶菲梅奇向他告别、祝他晚安时，两次他都粗鲁地回答说：

“见鬼去！”

现在安德烈·叶菲梅奇不知道他该不该再去看望伊凡·德米特里。其实他心里是十分想去的。

以前吃完午饭，安德烈·叶菲梅奇都喜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沉思默想，现在整个下午直到喝晚茶这段时间里，他一直躺在沙发上，面对着墙，完全陷于无法摆脱的种种世俗的考虑中。他感到屈辱，因为他工作了二十多年，居然没有领到养老金，也没有领到一次性补助。诚然，他在工作上算不得一个勤快的人，但众所周知，所有的工作人员，不论工作勤快与否，都是能领养老金的。要知道，在当今社会的公道体系中，官品、勋章、养老金都是按职务发放的，并不是按道德品质和工作才干奖赏的，并不管人们工作得怎么样，为什么到了他这里，就要例外呢？

现在，他一分钱都没有。走过小铺时，他都不好意思看一眼老板娘，因为他已经欠下三十二卢布的啤酒钱了，而且他还欠着小市民别洛娃的房租。为此达留什卡不得不偷偷变卖旧衣服和旧书，还向女房东撤谎，说医生很快会有一大笔钱入账。

他也生自己的气，不该外出旅行，那可是花掉了他积蓄的一千卢布啊。这一千卢布能买多少东西啊！他又抱怨有人总来打扰他。在霍博托夫看来，对于这位有病的同事，他是有责任不时来探访的。可是他那满脸肥肉的大脸，他那种粗俗却故作宽容的口气，就连他嘴里的“同事”两个字，和他脚上穿的那双高筒靴子，所有这些让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特别讨厌。最令人反感的是，他居然认为他有责任给安德烈·叶菲梅奇看病，而且自以为治病有方。他每一次来，都会带上一瓶溴化钾和几颗大黄丸。

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又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他也认为他有责任常来拜访他的朋友，给他说话解闷。每次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房间，都会装出一副丝毫不受拘束的样子，不自然地哈哈大笑，一再重复地表明他今天气色不错，真要感谢上帝，事情正在好转，这其实是在说明，他认为自己朋友病得无药可救了。那笔在华沙借的款子，他至今都没有归还，所以他总感到有些羞愧难当，神情紧张，常常故意扬声大笑，说些逗趣的事。他的那些没完没了的笑话和故事，不只让安德烈·叶菲梅奇苦恼，也让他本人觉得苦恼。

他一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照样躺在沙发上，脸对着墙，咬着牙听他说话。本来他的内心就对这位朋友有诸多抱怨，只不过他一直压抑着没说，他感到随着朋友的每一次来访，这积怨又变多了一些，似乎快堵到他的喉咙口了。

为了摆脱这些浅薄的感情，他不得不强迫自己努力去想，不论他本人、霍博托夫，还是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迟早都要死的，就像没有存在过一样。做个设想，如果有个精灵在百万年之后从宇宙中飞过地球，那么它看到的也只能是粘土和光秃的峭壁。不论是文化，还是道德准则，地球上的一切都不复存在，连牛蒡都长不出来。那么他对小铺老板的惭愧，对霍博托夫的渺视，对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的友谊的苦恼，这些又算得了什么？这一切都微不足道，都是无聊的小事罢了。

然而，这样的推理对他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他的脑海中刚闪现出百万年之后的地球，穿着高筒靴的霍博托夫或是故意哈哈大笑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这时就会从光秃的峭壁后面闪现出来，他甚至能听到他那羞愧的低语：“华沙的借款，亲爱的，我过几天就还……一定。”

十六

一天下午，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又来了，这时安德烈·叶菲梅奇正躺在沙发上。很凑巧的是，霍博托夫也来了，手上还拿着一瓶溴化钾。安德烈·叶菲梅奇费劲地爬起来，坐好，两只手撑着沙发。

“噢，亲爱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开口说，“今天您的脸色比昨天好多了。您变年轻了！真的，变年轻了！”

“是时候了，也该复原了，伙计，”霍博托夫打了个哈欠，说，“这么拖拖拉拉恐怕您自己也厌烦了吧。”

“会复原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的语气很是快活，说，“我们可要活到一百岁呢！肯定的！”

“一百年可不敢说，再活二十年肯定没问题，”霍博托夫安慰说，“不要紧，不要紧，伙计，您可别泄气……别再胡思乱想了。”

“未来还等着我们大显身手呢！”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大声地笑着，还拍拍朋友的膝盖，“我们要大显身手的。上帝保佑，明年夏天一到，我们就去高加索，骑着马去，走遍整个高加索，——驾！驾！驾！等我们从高加索回来，等着瞧，说不定还要操办婚礼呢，”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有些调皮地挤挤眼睛，“我们让您成亲，亲爱的朋友，让您成亲……”

听了这话，安德烈·叶菲梅奇突然感到，内心的积怨已堵到喉头，他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

“真庸俗！”他一边说，一边迅速站起来，走到窗前，“难道你们不明白你们的话有多么庸俗吗？”

他竭力想说得委婉些，礼貌些，但内心的怨恨让他不由自主地捏紧了拳头，并高高举过头顶。

“别管我！”他大喝一声，声音都变了，脸涨得通红，浑身直哆嗦，“滚出去！你们都给我滚出去！马上滚！”

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和霍博托夫都站起来，望着他，先是惊得目瞪口呆，后来他们感到害怕了。

“你们都滚出去！”安德烈·叶菲梅奇继续喊道，“呆子！蠢材！我既不要你们的友谊，也不要你们的药水，蠢材！庸俗！可恶！”

霍博托夫和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不知所措，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退到门口，进了前室。安德烈·叶菲梅奇抓起那瓶溴化钾，使劲朝他们背后扔去。玻璃瓶砰的一声砸在门槛上，碎了。

“见你们的鬼去！”他大声喊道，声音有些颤抖，并追到前室，继续喊道，“见鬼去！”

客人走后，安德烈·叶菲梅奇躺到沙发上，像疟疾发作一样，不住打颤，嘴里不停地嘟哝着：“呆子！蠢材！”

后来，他平静了下来，他脑海中闪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现在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一定羞愧难当。想到这里，他顿时觉得心情沉重，这一切太可怕了，以前可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他的头脑和分寸去了哪里呢？他的通情达理和明哲的冷静又去了哪里呢？

安德烈·叶菲梅奇十分内疚，他不住地埋怨自己，一晚上都没睡着。第二天早上，十点来钟，他前往邮政局去向邮政局长赔礼道歉。

“昨天的事过去就过去了，不要提了，”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对此大为感动，他紧紧握住医生的手，叹口气说，“谁再提旧事，让他瞎了眼。留巴夫金！”他忽然大叫一声，把邮务人员和顾客都吓了一大跳，“搬把椅子来！你等一下。”他对一个农妇喊道，这时，那农妇正从铁格子里把一封挂号信递给他，“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他又转身对安德烈·叶菲梅奇温柔地说：“请坐呀，我恳求您，亲爱的朋友。”

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默默坐着，轻轻地抚摩着膝盖，过了一会儿才说：“在我心里，我一点也不怨恨您。我知道，疾病是无情的。看到昨天您犯病了，我和大夫都吓坏了。过后我们又谈起您，谈了很久。我亲爱的，您就没想过要好好治一下您的病呢？这样好吗？作为朋友，我不得不直言不讳，”说到这里，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开始小声说，“您的处境真是不太好：你的住处狭小，还总是脏兮兮的，照料你的人也不尽心，你似乎也没钱治病……我亲爱的朋友，我和大夫一起真诚地恳求您，听从我们的劝告：住到医院里去吧！在那里，你会得到营养食品、护理，还有治疗。叶夫根尼·费多罗维奇这个人，我们只是私下里说说，尽管他人看起来有点粗俗，但是在医术上还算精通，这点他还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他向我保证，他要给您治病。”

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脸上满是真诚的关怀，眼泪也不停地滑落到了脸上，这让安德烈·叶菲梅奇觉得很感动。

“尊敬的朋友，别相信！”安德烈·叶菲梅奇把手按在胸口上，小声地说，“别信他们的！这是骗局！我的病只是因为二十年间在这个城市里我只找到一个有头脑的人，但他却是个疯子。我根本没有病，我只是掉进了一个圈套里，再也出不去了。我已经无所谓，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去医院住吧，我的朋友。”

“我无所谓，哪怕去坐牢。”

“亲爱的，您得保证处处都听从叶夫根尼·费多雷奇的安排。”

“好吧，我向你保证。可是我要再说一遍，尊敬的朋友，我只是落入了魔圈。现在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朋友们真诚的关怀，都只会导致一个结局——我的毁灭。我正在毁灭，而且我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好朋友，您会复原的。”

“说这个有什么用呢？”安德烈·叶菲梅奇忿忿地说，“等到人生走到了尽头，人们就会感受到我此刻的心境。一旦有人对您说，您的肾脏有毛病，心房扩大，您必须接受治疗，或者对您说，您是疯子，是罪犯……总之，一旦有人突然注意到，那您就要做好落入魔圈的准备了，从此便再也出不去了。您想尽办法想要跑出来，却只能在其中越发迷失。所以，那就听天由命吧，没有人救得了您。这就是我的想法。”

当时铁格子那边挤了很多顾客。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想妨碍公务，便站起来告辞。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再一次请他务必答应他的话，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

这一天的傍晚，霍博托夫穿着短皮袄和高筒靴，出乎意外地也来看望安德烈·叶菲梅奇。他说话的语气十分平静，就像昨天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我有事来找您，同事。我来邀请您：您可愿意跟我一道去参加一次会诊？”

安德烈·叶菲梅奇心想，霍博托夫或许只是想让他出去走一走，散散心，又或者真要给他一个机会挣点钱用，于是他穿上衣服，立刻跟他去了。想到有机会改正昨天的过错，他很高兴，并且由衷地感谢霍博托夫，因为他居然对于昨天的事一个字也没说，可见原谅他了。很难料到这个没有教养的人也会待人这么和蔼。

“您的病人在哪儿呢？”安德烈·叶菲梅奇问道。

“在我的医院里。我早就想请您过去帮忙了……那个病例很有意思。”

他们走进医院院子，绕过主楼，走向疯人住的偏屋。一路上，他们谁也没有说一个字。他们走进前室，躺在一堆破烂中的尼基塔照例跳起来，挺直了身子。

霍博托夫领着安德烈·叶菲梅奇走进第六病室时，并对他小声地说，“这里有个病人由肺部引出并发症，您在这儿先等一下，我去取我的听诊器，马上就回来。”

说完，他走了。

十七

天色渐渐暗下来，伊凡·德米特里把脸埋在枕头里，躺在自己床上。瘫痪病人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地小声抽泣，嘴唇不住地颤动。胖农民和从前的拣信员睡着了。病室里很静。

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伊凡·德米特里的床沿上等着。一个半小时后，他等来的不是霍博托夫，而是尼基塔，他手上还抱着病人服，以及不知道是谁用过的一套内衣裤和一双拖鞋。

“老爷，请您换衣服，”他轻声说，“这是您的床，请过来，”他指着一张显然是刚搬来的空床补充道，“不要紧，上帝保佑，您会复原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这下全都明白了。他一句话没说，按尼基塔的指定，走到那张床前，坐在床上。他看到尼基塔站在一旁等着，便自己脱光了衣服，这真是让他感到难为情。他飞快地穿上病人的衣服，发现内裤太短，衬衫很长，而且那件长袍上有熏鱼的气味。

“您会复原的，上帝保佑，”尼基塔又重复了一遍。

然后他抱起安德烈·叶菲梅奇换下来的衣服，走了出去，并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

“无所谓……”安德烈·叶菲梅奇一边想道，一边羞臊地裹紧长袍，他突然有了一种穿了这身衣服就变成了一个囚徒的感觉，“没什么，……礼服也好，制服也好，这身病人服也好，其实都一样……”

可是他的怀表呢？他放在侧面口袋里的记事本呢？还有他的香烟呢？尼基塔把他的衣服送哪儿去了？今后，恐怕直到死，他再也穿不上自己的裤子、坎肩和靴子了。这一切实在奇怪，刚开始的时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尽管直到现在，安德烈·叶菲梅奇还是坚信，小市民别洛娃家的房子和这第六病室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荒唐、空虚，但他的手不自觉地开始发抖，腿脚也变得十分冰凉。一想到不久伊凡·德米特里就会起床，就会看到他穿着病人服，这些想想都让他觉得很可怕。一想到这些，他就再也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在病室里不停地来回走动，但走了一会儿后他还是坐下了。

他坐了好一会儿，或许是半个钟头，也或许是一个钟头，总之他感到厌倦，感到心中充斥着难以忍受的烦闷。难道要在这里坐上一整天，一星期，甚至像这些人那样一坐就几年吗？好吧，他坐一会儿，走一会儿，又坐下了。他想，我可以走到窗前，看看外面，然后再从这个屋角走到那个屋角。可是这之后呢？我又该做什么呢？就这样像个木头人一样一直坐着想心事吗？不，这怎么可能呢。

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始恐慌了，他刚在床上躺下，又立即坐起来，他只觉得头上冷汗直冒，于是用袖子擦了擦，擦了后他就觉得他的脸上也有一股熏鱼的气味。他又开始在病室里走来走去。

“这一定是个误会……”他自言自语着，然后摊开双手，“我需要解释一下，这确实是误会……”

这时，伊凡·德米特里醒了。他坐起来，用两个拳头托着腮帮。他啐了一口，然后懒洋洋地看了安德烈·叶菲梅奇一眼，显然他还不明白安德烈·叶菲梅奇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不久后，他就明白了，他那张睡意惺松的脸上就开始露出了一种恶意的嘲弄人的表情。

“啊哈，您也被关到这里来啦，亲爱的！”他嘶哑的声音中还残存着一丝睡意，他甚至还眯起一只眼睛，“您以前喝别人的血，现在轮到别人喝您的血了。这真让我高兴。人生真是妙不可言啊！”

“这是误会……”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显然伊凡·德米特里的话吓到他了，他耸耸肩膀，再次强调道，“这是误会……”

伊凡·德米特里又啐一口，重新躺回了床上。

“这该死的生活！”他发起牢骚，“令人悲哀、令人屈辱的是，这种生活结束时，不会有苦难得到报偿的结果，也不会有歌剧中那样的礼赞，有的只是死亡。总有一天人们会变成尸体，勤杂工就会来抓住尸体的手脚，把他拖到地下室里。呸！那也没什么……到了那个世界，我们就不必像现在这样愁眉苦脸了，而要喜气洋洋了……我的幽灵也要从那里回来，吓唬这些恶人。把他们吓得头发都变白。”

这时，莫谢伊卡回来了，看到医生，他一如既往地伸出一只手：“给个小钱吧！”

十八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窗前，沉默地望着窗外的原野。天已经黑了，在右侧的地平线上，一轮红色的冷月升起来了。一幢高大的围着石墙的白房子，就在离医院围墙不远的地方，大约一百俄丈开外，这是监狱。

“瞧，这就是现实！”安德烈·叶菲梅奇想道。他心里开始感到害怕。

这红色的冷亮，这阴森的监狱，这些围墙上的铁钉，还有那些远处烧骨场上腾起的火焰，都让人浑身发冷，恐惧万分。突然，身后传来一阵叹息声，惊得安德烈·叶菲梅奇差点跳起来，他回过头去，看见一个胸前戴着亮闪闪的星章、勋章的人。他面带微笑，狡黠地挤着一只眼睛，这模样真是有些吓人。

安德烈·叶菲梅奇努力想让自己相信：月亮和监狱其实并不特别，心理健全的人照样佩戴勋章，世上万物最后都要腐烂，化作尘土。可是突然间他陷入绝望，于是他伸出双手抓住铁栏杆，竭尽全力摇撼它们，可铁窗太坚固了，纹丝不动。

感到内心的恐惧无法摆脱，他不得不走到伊凡·德米特里床前，坐下来。

“我的精神崩溃了，亲爱的朋友，”他一边小声地说着，一边胆战心惊地用袖子去擦额头上的冷汗，“精神崩溃了。”

“您可以谈谈人生哲理呀，”伊凡·德米特里语带挖苦地说。

“我的天哪，天哪，……对了，对了，我记得您曾经谈到俄国没有哲学，可是连小人物也大谈哲理问题。不过您知道，小人物大谈哲理，其实也没什么害处。”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语气开始变得可怜兮兮的，感觉他随时都可以哭出来似的，他说，“我的朋友，为什么面对他人的痛苦，您要这样幸灾乐祸地嘲笑呢？如若小人物感到不满，为什么他不能发发议论呢？一个有头脑的、有教养的、有自尊心的、爱好自由的人，一个像神灵般圣洁的人，竟然找不到别的出路，只好去一个肮脏愚昧的小城当个医生，一辈子给病人拔火罐、贴水蛭、贴芥末膏！生活里充满招摇撞骗、狭隘、庸俗！啊，我的天哪！这真是太可怕了！”

“不要再说您那些蠢话了。既然您讨厌当医生，您完全可以去当大臣呀。”

“不行，那儿也不行。我们软弱，亲爱的……我从来不关心世事，只是积极而清醒地思考着，可一旦我遭受到生活的暴力，我就垂头丧气……意志消沉……我们软弱，无用……您也是这样的，我的朋友。您聪明、高尚，您从母亲的乳汁里吮吸着美好的激情，可是一旦您迈进生活，疲倦就笼罩了你，让你变得病恹恹的……这都是因为我们软弱、软弱啊！”

傍晚来了，天渐渐暗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心中不仅充斥着恐惧和屈辱，还有一种难以摆脱的痛苦。最后，他弄明白了这种痛苦的来源，他这是想喝啤酒，想抽烟了。

“我要出去，我的朋友，”他说，“我去说，让他们弄盏灯来……不能这样……我无法忍受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门口，一打开门，躺在破烂上的尼基塔就立即跳起来，挡在他面前。

“您想去哪儿？不行，不行！”他说，“该睡觉啦！”

“我想去院子里走一走。”安德烈·叶菲梅奇慌张地说。

“不行，不行，您很清楚，这是不允许的。”

尼基塔砰地一声关上门，并用背顶住门板。

“可是即使我出去了，又会妨碍谁呢？我可真不明白！”安德烈·叶菲梅奇耸耸肩膀，继续喊道，“尼基塔，我要出去！”他的声音在颤抖，但他仍坚持说，“我一定要出去！”

“别捣乱，这不好！”尼基塔教训道。

“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伊凡·德米特里突然从床上跳起来，大声喊道，“谁给了他们权利不放人出去？他们凭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法律上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不经审判谁都不能被剥夺自由吗？这是暴力！专横！”

“当然，这是专横！”从伊凡·德米特里的呼喊声中，安德烈·叶菲梅奇似乎受到莫大的鼓舞，他继续喊道，“我要出去。我必须出去。他没有权利限制我的自由，没有权利！放我出去，你听见没有？”

“你听见没有，你这只蠢猪？”伊凡·德米特里大声叫骂，并用拳头开始捶打房门，“你开门，要不然我砸了它！你这个屠夫！”

“开门！……”安德烈·叶菲梅奇激动得浑身发抖，大喊道，“我要你开门！”

“再喊呀！”尼基塔在门后回答，“喊呀！”

“至少你去把叶夫根尼·费多雷奇叫来。对他说，我请他来一趟……来一会儿！”

“明天老爷他自己会来的。”

“他们是不会把我们放出去的！”这时伊凡·德米特里继续道，“他们要在这里把我们折磨死才算完！哦，主啊！难道在那个世界里真的没有地狱，这些恶人可以不受惩罚？正义在哪里？快开门，你这个恶鬼，我要闷死了！”他声嘶力竭地喊道，“好吧，我来撞个头破血流！你们这些杀人凶手！”

门被尼基塔迅速打开了，然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就被尼基塔用双手和膝盖粗鲁地推开了，接着，这个屠夫狠狠地抡起胳膊，照着他的脸结实地给了他一拳头。在黑暗中，安德烈·叶菲梅奇只感到一股带咸味的巨浪把他连头吞没，把他席卷着向床那边冲去，之所以说是带咸味的，是因为他的牙齿被打出血了。在巨浪中，他拼命挥舞着胳膊，像要游出水面，然后他不知抓住了谁的床，紧接着，他的背上又挨了尼基塔两拳。伊凡·德米特里应该也挨打了，因为他听见了伊凡·德米特的一声尖叫。

最终，房间里恢复了平静。淡淡的月光照进铁窗，地板上落着网子一样的阴影。这种景象真是可怕。

安德烈·叶菲梅奇躺在床上，屏住呼吸，内心惶恐不安，他以为自己还将迎来新一轮的拳头。挨打的疼痛难受极了，这感觉就像有人拿一把尖刀，扎进他的肉体，在胸腔内和腹腔内转动了几圈一般。他疼得直咬枕头、磨牙。忽然间，一个可怕的难堪的念头，清晰地闪现在他一片混沌的脑子里，那就是：此刻在月光下，这些像鬼一样的几个人，在这几十年来，一定天天都忍受着这样的疼痛。二十多年来，他对此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想知道——这真是可怕啊！想到他从来没有受过苦，甚至不知道什么叫疼痛，因此他也算得上情有可原。可是，良心的谴责却像尼基塔那样固执无情，折磨得他全身发冷。他从床上一跃而起，想大喊一声，飞快跑去结果了尼基塔、霍博托夫、总务长和医士这些卑鄙小人的性命，然后再自行了断，但他发现他的胸腔里发不出一丝声音，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他上气不接下气，一把抓住胸前的长袍和衬衫，猛地撕开了。

然后，他倒在床上，昏了过去。

十九

第二天早晨，他醒来时，只觉得头疼耳鸣，周身瘫软。想起自己昨天的软弱表现，他并不觉得羞愧。昨天他胆怯，甚至怕见月亮，坦诚地说出了以前意料不到的思想感情，如小人物感到不满难免爱发议论的想法等。可是现在他又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

他躺着一动不动，不吃东西，不喝水，连一句话也不说。

“我无所谓了，”他想，如果别人问他话时，他便如此回答，“我不想回答……我无所谓了。”

午饭后，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带着四分之一俄磅茶叶和一俄磅水果软糖，前来探望他。达留什卡也来过几次，她表情呆板，但眼睛里露出几分悲伤，在床头一站就是一个钟头。霍博托夫确实像尼基塔说的那样过来了，他带来一瓶溴化钾，还吩咐尼基塔烧点什么，熏一熏病室，好让空气不那么污浊。

到了傍晚，因为脑溢血发作，安德烈·叶菲梅奇死去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脑溢血刚发作时，一阵剧烈的寒战和恶心侵袭了他，那股难受劲像是渗透他的全身，从心脏蔓延至手指，从胃里涌到头部，眼睛和耳朵也灌进了不少。他渐渐感到眼前的东西开始发绿。安德烈·叶菲梅奇明白他就要死了，他忽然想到永生，就是伊凡·德米特里、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以及千千万万的人所相信的永生。这是不是真的呢？可他一点儿也不想永生。然后，他看到了一群体态优雅、美丽异常的鹿，就是他昨天在书里读到的那群鹿，它们从他的身前飞快跑过，随后一个农妇向他伸出一只手。手里拿着一封挂号信……他感觉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似乎说了一句什么。随后一切都消失了，因为安德烈·叶菲梅奇再次失去了知觉，而且这次再也不会醒过来了。

很快，勤杂工就来了，抓着他的胳膊和腿，抬着他去了小礼拜堂里。在那里的桌子上，躺着眼睛还没来得及合上的他，夜里月光照着他，但他已经不会再感到害怕了。当早晨再次来临时，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来了，他对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像祷告一番，然后合上了前任上司的眼睛。

随后的第二天，安德烈·叶菲梅奇下葬了。来为他送葬的，只有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和达留什卡两个人。

变色龙

以一身新军大衣、手里拿着小包亮相的警官奥楚蔑洛夫，在长着一头棕红色头发警察的陪伴下，穿过市集的广场。陪伴者手中端着一个装得满满醋栗的罗筛，这些醋栗是没收来的。广场四周安静得出奇……连一个人影也找不到。敞开大门的小铺和酒店，就像饥饿的人张开的一张张嘴巴，无精打采地呆望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店门附近连一个乞丐都没有。

忽然，一阵乱喊声传进奥楚蔑洛夫的耳朵里：“胆敢咬人，你这该死的畜生！伙计们，抓住它，千万别放走它！如今咬人是犯法的！哎哟，……哎哟！”

一声声尖利的犬吠响彻广场。奥楚蔑洛夫立即寻声望去，看到了一条三条腿的狗从商人彼楚京的木柴场里逃窜出来。在这条不住回头看的狗的身后，是一个身穿浆硬的花布衬衫和敞怀坎肩的人。他紧跟在后面，使劲追赶那条狗，往前一探身，猛扑，然后忽地抓住了狗的后腿。这时惊恐的狗再次发出了尖叫声，后面也传来其他人的喊声：“别放走它！”从睡梦中惊醒后的店主们纷纷探出了头，不久木柴场门口就聚了一群人，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

“也许出乱子了，长官！……”警察说。

警官奥楚蔑洛夫轻轻左转身子，迈动脚步朝吵闹声处走去。在木柴场门口，那个身穿浆硬的花布衬衫和敞怀坎肩的人正举着自己的右手，并伸出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展示给大家。他貌似喝醉了，脸上露出恨恨的神情：“恨不得扒你的皮，畜生！”这句话骂出的时候他还晃了晃竖起的手指，就像在挥舞一面胜利的旗帜。奥楚蔑洛夫很快认出这个人是首饰匠赫留金。整起事件的肇事者，是一条尖脸、背上长黄斑的白毛小猎狗，在人群议论纷纷的时候，小狗正忐忑发抖地蹲坐在人群中央的地上。它那含泪的眼睛里流露出苦恼和恐惧。

“出什么状况了呢？”挤入人群的奥楚蔑洛夫不急不缓地问道，“你怎么在这儿？为什么竖起手指头？又为什么吵吵闹闹？”

“啊，我真是很无辜啊，正走我的路，也没有惹谁，……”赫留金把手凑在嘴前咳嗽着说，“我正跟米特利·米特利奇谈关于木柴的事，忽然间，这个畜生莫名其妙地咬了我一口……警官大人您可要原谅我啊，我是一个靠双手干精致活的人……可我的手指头……也许一个星期都不可能养好，这必须得赔偿我啊……长官，我记得法律是保障我的权利的，没有任何一个条文，说让人忍受畜生的伤害……如果每个人都被狗咬，人类在世界上还活着干什么呢？”

“这是……当然……”奥楚蔑洛夫厉声道，同时佯装咳嗽，又抖了抖眉毛，下决心说，“那么……狗的主人是谁？这种事我是必须要管的，而且我势必要让那些随便放狗咬人的人吃点苦头！不能任由那些有特权的老爷无法无天了。等狗的主人缴了罚金，这个家伙才会真正清楚放狗等畜生出来的下场！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叶尔德林，”警官又转向警察命令道：“你务必要弄清楚狗的主人是谁，尽快汇报给我！这样的狗很有可能是疯狗，务必打死它。不要耽误……你们倒是说啊——这狗的主人是谁呢？”

“席加洛夫将军家好像养着这样一条狗的！”周围人群中有人说。

“席加洛夫将军家的吗？哦！……那谁，叶尔德林，帮我把大衣脱下来吧……天怎么那么热！也许即将下雨……可我还是弄不明白一件事——这条小狗为什么能咬到你呢？”奥楚蔑洛夫对赫留金说。

“难不成这条个子矮小的狗能够得到你的手指头？可你比谁都清楚，你长得如此魁梧高大！兴许你一不注意被钉子划破了手指，但是你脑子比较灵活，想讹别人的钱，就想出了这么个好主意。像你这样的人……人们都知道你的套数！我很是清楚你们这类人心中的狡诈！”

“这个人，长官，是他将快抽完的雪茄头戳到它脸上去寻开心。这条狗呢，可不是傻瓜，就咬了他一口。……他是个无聊的人，长官！”

“独眼龙，你这是在乱说！你的眼睛怎么可能看到，为什么瞎编？长官比谁都明白，谁瞎说谁老实是看得出来的，我可以在上帝面前用自己的良心说……我胡说的话，就被调解法官审判。法律是很清楚的……如今人们都是平等的……我可不是瞎说……我弟弟就在宪兵队伍中任职……”

“别说那么多废话！”

“不对啊，这条狗不可能是将军的……”警察作深思状说，“将军家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狗？将军家里的狗大很多，是猎狗……”

“你确定吗？”

“我确定，长官……”

“其实我是明白的。将军家里怎么会有这种小狗呢？他家里的狗都很名贵，都是良种，这条狗是什么东西！毛色不好，模样也丑……绝对是最下等的……将军他老人家绝不会养这种狗！你的头脑呢？谁晓得这种品质的狗在诸如彼得堡、莫斯科等地方让人碰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儿才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转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赫留金，你确实受了苦，这个小东西不能放过，狗的主人也不能放过，去教训他们一下！是时候了……”

“将军家可能出现过这样一条狗……”警察最终又说出了他另外的想法，“狗的脸上可不会写着主人的名字……我前些时候在将军家院子里见到过这样的狗。”

“对的，是将军养的！”人群里有人说。

“哦！……那么，叶尔德林老弟，帮我把大衣穿上吧……貌似起风了……真是太冷了……你去一趟将军家吧，并将这狗领去，在那儿问一下……你一定得说明这狗是我找到的，特派你送去……你说这狗很可能是条名犬，千万不能随意放到街上来。如果所有的傻瓜都用雪茄烟戳到它脸上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它就会被折腾死。名贵的狗是需要呵护的动物嘛。……你这个……蠢货，赶快放下手来！用得着竖起你那根蠢手指头吗？这都怪你自己不好！……”

“将军家的厨师来了，向他详细地了解下情况吧……你好，普罗霍尔！请过来，亲爱的！过来鉴别下这条狗。……是你们家的吗？”

“瞎说！将军家怎么会有这样的狗呢？”

“这样的话就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去问了，”奥楚蔑洛夫说，“既然是野狗，还说那么多干什么……既然将军家的厨师说是野狗，那肯定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

“这条狗的确不是将军家的，”普罗霍尔继续说，“但它是将军哥哥的狗，他不久前来将军家做客。将军是不喜欢这样的狗，但是将军的哥哥很喜欢啊。”

“啊，真的是他老人家的哥哥——符拉季米尔·伊凡内奇来了？”奥楚蔑洛夫问，貌似很动容的笑容弥漫在他整张脸上，“这是多么重要的事啊，上天啊！这么重要的事我都不知道呢！他决定过来是要住一阵的吧？”

“是的，住段时间……”

“真是不得了啊，主啊！……他是惦记弟弟了……可我还被蒙在鼓里呢！这肯定是将军的哥哥家的狗了，真是很荣幸……普罗霍尔，麻烦你将狗带回去吧……真是条可爱又有个性的小狗……很聪明……它咬了这个可恶家伙的手指头了，哈哈哈哈！……喂，你干吗抖得这么厉害？呜呜……呜呜……它生气了，小坏包……好一条小狗……”

普罗霍尔把狗叫过来，带着它离开了木柴场……那群人就对着赫留金哈哈大笑。

“我早晚要收拾你！”奥楚蔑洛夫威胁着赫留金，然后将自己身上的大衣裹得紧紧的，穿过市集的广场，径自走了。

柳  树

修建于“勃”“特”两地间的驿道有谁走过呢？

所有经过那的人，定然对位于科兹亚夫卡河岸那座孤零零的安德烈耶夫磨坊留有清晰的印象。只有两方磨盘的磨坊是很小的……它历经百年，早已废弃不用，这使得它看上去像个弯腰驼背、衣衫褴褛、随时都可能倒下的小老太婆。如果没有一棵粗大的老柳树供它依靠的话，这老磨坊早该倒塌了。这棵柳树粗得两人都合抱不住。柳叶油亮亮的，随着树身上面的枝条垂到屋顶上，甚至垂到堤坝上；下面的枝条则伸入水里，或者拂在地面上。

柳树也驼着背，说明自身树龄也够长了。一个丑陋的黑色的大树洞长在干枯弯着的腰身上。里面有野蜂在酿蜜，当你伸手入洞，那黑黏的蜜会粘满你的手。被激惹的野蜂便一起围上来，在头顶的上空嗡嗡地叫着、飞舞着，且不停地向你发动攻击。这树有多大年纪了？据它的朋友阿尔希普回忆说，自从他在一位老爷家当“法国听差”，后来在一位太太家当“黑人听差”的时候，那棵柳树就已经很老了，是的，这还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除了老磨坊，这棵老柳树还供另一个人支撑着——衰弱的老人阿尔希普。阿尔希普以柳树的根部为凳，临河而钓，从早到晚，一待就是一天。他因衰老而驼背，恰似柳树的身躯；他因牙齿脱落而瘪嘴，恰似那树洞。白天他钓鱼，夜里坐在树根上沉思。老柳树和老汉阿尔希普，就这样日日夜夜都在喃喃自语……树和人这一生都饱经了沧桑。现在他们的故事开讲了——

那是三十年前的一天，一个复活节前的礼拜日，如果把柳树真的称作老婆婆，那么这一天是命名的第一天。老汉依然坐在老柳树根上，一边钓鱼，一边时不时地欣赏下周围的春景。环境很静，与平时一样，静得也许能够听到人和树在耳语，有时水中鱼会弄出水波跃动的声音。老人就这样安静地钓鱼，静待中午到来。到那时，他可以自己熬煮鱼汤喝。树影渐渐离开了河岸，这是中午即将到来的标志。除此之外，邮差到来时马车的铃声也是阿尔希普用来参考时间的依据。中午十二点，一辆由“特”城来的邮车必定经过拦河坝。

就是这个礼拜日，阿尔希普再一次听到了铃声。他的平静被铃声惊扰了，开始放下鱼竿，朝堤坝张望。由三匹马拉的大车越过山岗，顺坡而下，眼看着就冲上堤坝。令人疑惑的是，载着邮差的马车竟停在了堤坝上。长时间内阿尔希普是淡然的，任何世事都不能引起他内心的涟漪，但这一次他却不由得大吃一惊。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驾驭马车的人看上去神情可疑，行动更加令人惊讶，他东张西望后，迅速扯下邮差脸上的布巾，随之挥起一把短柄链锤……邮差立刻一动不动了，一个鲜红刺眼的伤口出现在了他那浅色头发里。赶车人乘机跳下车，再次挥臂，又结结实实地打了邮差一锤。只不过一会儿，一阵阵脚步声由远及近传到了阿尔希普的耳朵里：赶车人从堤坝走下来径直向这里跑来……阿尔希普的脸因钓鱼而被阳光晒得黝黑，此时却显得十分苍白，眼睛呆呆地不知看向何方。赶车人颤抖着身子，近身柳树前，可能是因为太过着急，他没有看到阿尔希普，将邮包塞藏进树洞后，他快速返回堤坝上，并一口气跳上车。接下来他的动作让阿尔希普更为吃惊——他用力猛击向自己的太阳穴，然后他把血抹了一脸，这才抽打起马匹来。

“救命啊，出人命啦！”做完以上动作后，他随即大喊。

呼喊声引起了回音，此后，这一声声的“救命”的回音很长时间里都萦绕在阿尔希普的耳畔。

大约过了六天，磨坊迎来了事件调查人员。他们画了磨坊和堤坝的平面图，还测量了河水的深度，他们的做法老汉很不理解。做完以上的事情后，他们在柳树下吃了饭，之后全都坐车回去了。调查人员来的时候，阿尔希普始终坐在水轮下，身子发抖，而眼睛一直盯着被塞到树洞里的邮包。之后，他发现有些信封被盖了五个邮戳，他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一直望着这些戳子沉思。这段时间里，柳树像一位老婆婆一样白天不声不响，而到了晚上就呜呜哭泣。

“傻婆子！”阿尔希普一边倾听着柳树的哭泣一边暗道。

过了一周，阿尔希普携带邮包早早进了城。进城后他向人打听：“这里的官府在哪儿？”

好心人告诉他门口有条纹岗亭的黄房子就是官府所在地。待他走进前厅，一位制服上钉着亮闪闪纽扣的长官出现在了眼前。他吸着烟斗，同时还因着一些事训斥看门人。阿尔希普战战兢兢地走到老爷跟前，向他讲述了柳树旁发生的事。那长官接过邮包，解开细皮带，脸上白一阵又红一阵。

“等我一会儿！”长官说完就跑进办公室。随即被许多人团团围住，长官开始与众人小声商量着什么，之后人们跑来跑去，乱成一团……十分钟后，长官在把邮包递给阿尔希普的同时说道：“亲爱的朋友，你来错了地方，这里是地方金库。老伙计，你该去下一条街，那里才是警察局，到了那里你会被告知如何办。”

阿尔希普接过邮包，走了出来。

“好像邮包比刚才轻了很多！”他思忖，“比原来少了一半！”

在下一条街，又有人指点了一幢门口有两个岗亭的黄房子给他。这个黄房子没有前厅，阿尔希普登上了台阶，进入到办公室。老汉向一张桌子跟前的文书走去，再次讲了邮包的来历。那几名文书迅速地夺过老汉手中的邮包，并大声议论。之后他们派人去找长官。来的长官是一个胖胖的大胡子，他简单地询问了几句，就拿邮包进了另一个房间，并插上了门。

“钱哪儿去了呢？”沉默了一会后，房间里传来了说话声，“这邮包是空的！还是去通知那个老头子，让他走吧。是不是把他抓起来带到伊凡·马尔科维奇那里？还是算了吧，那就让他离开这吧！”

阿尔希普鞠躬后，慢慢走了出来。才过一天，老汉那灰白胡子又出现在那些鲫鱼和河鲈的眼睛里了……

此时正好深秋。阿尔希普恢复以前的状态——坐于河边钓鱼……

不过，如今的老汉脸色阴沉，难看得犹如枯黄的柳树。他是不喜欢秋天的。就在这时，那天的那个赶车人在老汉身旁出现了，这使得他的脸色更加难看，更加阴沉。赶车人并没有留意到老汉，他径直来到柳树前，找到树洞后，他把手伸入进去。只见那湿湿的、黏黏的蜜蜂粘了他一袖子。在树洞里摸了很久，赶车人的脸瞬间煞白。一个小时后，他也来到了河边，坐下并呆望着水面。

“把邮包放在哪儿了？”赶车人问阿尔希普。

阿尔希普开始一声不吱，阴沉着脸想躲避这个杀人凶手，但不久又可怜起他来了。

“我上缴警察局了！”阿尔希普说，“当然，你这个蠢货不用担心……我只告诉他们那东西是在柳树下拾到的……”

赶车人发出尖利的一声，并大跳起来，朝阿尔希普扑去。他扭打着老汉，抽打他的老脸，并把他推倒在地，还用脚猛踢。打斗结束后，赶车人却不情愿离开老汉。就这样，他在磨坊里留下来，跟阿尔希普一起生活了。

赶车人白天睡觉，和谁都不说话；晚上他便徘徊在堤坝上。而此时，被害邮差的幽灵同样在堤坝上游荡，他们开始了交谈。转眼春天来临，赶车人白天还是不与任何人交谈，而到了晚上继续游荡。一天夜里，老汉走去找他。

“行啦，你这蠢货，能不这么闲逛吗？”他生气了，同时偷眼看向邮差的幽灵，对赶车人说道，“你还是走吧！”

邮差的幽灵也这么说……老柳树也这么说……

“我走不了啊！”赶车人回答，“我也想走呢，可是腿痛，心也痛。”

阿尔希普扶着赶车人，将他带往城里的一条街上，那街上有他上交邮包的办公室。赶车人忽然跪倒在长官脚下，诉说了自己的罪行，并为此忏悔。可那长着大胡子的长官一脸惊讶，不置可否。

“你有何罪行？不能胡乱往自己身上安罪名，愚蠢的东西！”他说，“难道你喝醉了？还是乞求我把你关进拘留所？你们这些恶棍都疯了！只想搞乱事情的真相……凶手没有找到……不就结束了……可是你到底想干什么？滚出去！”

此时旁边的阿尔希普提到了那只邮包。大胡子长官哈哈大笑，那几个文书也配合着露出吃惊的样子——也许他们记性不好。结果，赶车人未能因罪行而得到法律上的惩罚，只好又回到柳树旁……

但赶车人始终无法逃脱良心的惩罚，最后，他想到了投水自尽。他落水的那刻平静的水面上激起了一层水花，水面上还有阿尔希普的浮标在动。赶车人就这样自杀了。

就这样，这里多了一个赶车人的幽灵，两个幽灵或许在交谈着，而这一切都被老汉和像老婆婆一样的柳树看在了眼里。

代  表

“嘘！……我们去门房吧，这里谈话不方便……我可不希望他听见……”

进了门房，看门人马卡尔被他们打发去了地方金库，因为他们害怕他偷听到什么后，会去告密。马卡尔知道他们要造反，于是拿起收发簿，戴上帽子，假装要去地方金库，其实躲在了楼梯底下。

第一个发言的是卡沙洛托夫，紧接着是杰兹杰莫诺夫，再往下是兹拉奇科夫……在这些人的心中，危险的激情在一发不可收拾地激荡着，他们的脸都涨得通红，不停地抽搐，说到激动处甚至开始捶胸顿足……

“我们所生活的年代，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这可不是鬼才知道的年代，更不是洪荒时代！”卡沙洛托夫说，“在以前，这些大腹便便的家伙为所欲为没人管，但现在可不行了！我们已经受够了！那种年代不可能再回来了，他们可以……”诸如此类的话。

接下来，杰兹杰莫诺又慷慨陈辞了一番，内容和上一位的发言差不多。兹拉奇科夫发表讲话的时候，甚至开始破口大骂，似乎人人都在呐喊！

不过，还是有人极度明智的。这位有识之士一边用一块手帕擦着脸——那手帕上沾满了鼻涕，一边一脸忧虑地说：“哎，我们这样做，值得吗？唉……嗯，好吧，就算这些话都有道理，不过这又是何苦呢？你们如何衡量别人，别人也会如何衡量你们：一旦你们当了上司，下面的人也起来会造你们的反！请相信我的话吧！你们这样没什么用，只会害了自己……”

但没人听他的话，甚至没等他说完，人们就把他挤到房门口去了。看到大家已经丧失了理智，这位有识之士也激动起来了。

“是时候了，我们要让他明白，我们和他都是人，没什么不一样的人！”杰兹杰莫诺夫说，“我要再说一遍，我们不是奴才，也不是贱民！更不是古罗马的角斗士！有人嘲弄我们，这是绝对不行的！他对我们说话总是你呀你的；给他行礼，他从来都不还礼；听我们报告事情时，他总是把脸扭向一边；他还骂人……如今，对听差的态度都不能这么不客气了，更何况是对待我们这些有身份的人呢！他得知道这些！”

“就在前几天，他还嘲讽起我来了，问我：‘你怎么是那张嘴脸？你还是赶紧去找马卡尔，让他拿块抹布，好好地给你擦干净！’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还有一回……”

“有一回，我和妻子走在一起，”兹拉奇科夫抢过话来，愤愤地说道，“这时不巧遇到了他。他居然对我说，‘哎，你瞧你这嘴唇真厚’，然后他又对我的妻子说，‘你怎么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跟窑姐儿鬼混呢？’我说这是我妻子，大人……他只是吧唧一下嘴，连道歉的话也没有一句！我妻子感到她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跟我大哭大闹了三天。她当然不是窑姐儿，正相反……这你们都知道……”

“说到底，先生们，这样委曲求全的生活，我们不能再过下去了！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和他共事了！有我们就没他，有他就没有我们，要么他走，要么我们走！宁愿丢官闲在家里，也不能丧失人格地生活！现在是十九世纪，谁没点自尊心！就算我是小人物，可我也是活生生的人啊，我也有自己的性格。他侮辱我的人格，我绝对不容许！就这么对他说！从我们当中，挑一个人代表我们大家，去告诉他：你不能再这样对待我们！去吧！谁去？就这样照直跟他说！没什么可怕的，他不敢把我们怎么样！谁去？呸……见鬼……我嗓子都喊哑了……”

接下来，是他们推选代表的时间。争论了很长一段，他们在推举人上终于意见一致了，他们选出的代表就是杰兹杰莫诺夫，因为他被认为最聪明、最有口才、最有胆量。之所以认为他聪明，认为他知道该说什么，怎么说呢，是因为他在图书馆里挂了名，他还写得一手好字，许多有教养的太太小姐都认识他。之所以认为他有胆量，是源于一次大家都知道的经历，那就是有一次在俱乐部时，警察分局局长把他当成“仆人”看待，他竟敢要求警察分局局长向他赔礼道歉。警察分局局长还没来得及对这一要求皱起眉头，大家就都知道了杰兹杰莫诺夫胆量过人的大快人心的消息。

“去吧，谢尼亚(杰兹杰莫诺夫的小名)！不用害怕！就这么对他说！你什么也得不着，就这么对他说！你看错人了，大人，就这么对他说！你胡作非为！你找别人给你当奴才去吧！我们不比别人笨，大人，我们迟早会撵走那些自命不凡的家伙！不要含糊其词！就这么说……走吧，谢尼亚……朋友……你最好先梳一梳你的头发……就这么说……”

“我脾气可急躁啦，先生们……我可能会说过了头，所以还是兹拉奇科夫去好！”

“不，谢尼亚，还是你去最合适……对付绵羊，兹拉奇科夫或许还行，更何况他现在还喝多了……他就是个糊涂虫，而你呢，毕竟……去吧，亲爱的。”

在大家的关注下，杰兹杰莫诺夫不得不仔细地梳理好他的头发，然后把坎肩拉平，把拳头放到嘴边，壮胆似地咳了一声，然后出了门……大家都屏住呼吸。

进了办公室之后，杰兹杰莫诺夫用手摸着嘴唇，双手抖得厉害，站在门口时他心想：天呀，我该怎么开头呢？

当上司秃顶上那颗熟悉的黑痣出现在他眼前时，他突然觉得心口冰凉，心脏好像被绳子勒得紧紧的，他几乎都喘不过气了……背上掠过一股寒气……

他暗忖：其实，这还不算太糟，我会这样，肯定是因为不习惯，我可不胆怯……我必须鼓起勇气来！

“哎，我说……你干什么来了？”

听到问话，杰兹杰莫诺夫不自觉地向前迈出一大步，他张了张嘴，但他嘴里似乎被塞进了一团乱麻，一个字也没能说出来。这时，他感到自己有愧于代表这个称号，因为他发现不仅自己的嘴里出了毛病，五脏六腑也一样……他内心滋生出的那股勇气在他的身体里乱窜，从胸部下到腹部，在那里咕噜噜响一阵，又顺着大腿下到脚后根，最后在靴子里卡住了……而靴子又是破的，所以勇气从靴子跑光了……这感觉真是糟糕透了！

“哎，你干什么来了？我问你话呢，你听不见吗？”

“嗯……我，我其实没什么事……只是顺便来看看，看看大人您。我……大人，听说……听说……”

杰兹杰莫诺夫感到自己的舌头有些不听话了，他极力想要控制住自己，但这一点用也没有，他接着往下说：

“我听说，尊夫人中彩了，听说是中了一辆四轮轿式马车……彩票，大人……嗯嗯嗯……大人……”

“彩票？好……我只剩五张了……你打算全要了？”

“不……不……大人，不用那么多……一张……就行……”

“五张你全要了？快点回答！”

“好的，大人。”

“本来每张要卖六卢布……不过对你嘛，我可以只收五卢布……来，签个字吧……我衷心祝你好运……”

“嘻嘻嘻……谢谢……大人……啊哈，非常愉快……”

“好了，你走吧！”

一分钟后，杰兹杰莫诺夫出现在了门房中央，脸色就像煮熟的虾子那样红，他眼里含着泪水，不断地乞求朋友们借给他二十五卢布。

“诸位仁兄，我就这样给了他二十五卢布啊，那可不是我的钱啊！那是我丈母娘给我的，是要付房租的呀……所以先生们！求求你们啦！借我点钱吧！”

“你哭什么呀？很快你就会有一辆马车了，你们全家可以一起坐着马车出游了……”

“马车……马车……我要那玩意干嘛？拿它吓唬人吗？那对神职人员才有用！再说，就算真中了一辆马车，我也没地方放它呀？我那个小房子可哪儿也塞不下它那么大的东西？”

他们谈了很久。躲在楼下的马卡尔(他能读会写)，一边听着楼上的谈话，一边在本子上记呀记呀。记完之后，便……如此这般……这要说下去，话可就长啦，先生们！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给我们一个教训：别造反！

带阁楼的房子

一

事情已过去了六七年之久了，那时我在Ｔ省，住在某县地主别洛库罗夫的庄园里。说起别洛库罗夫这个人，那时候年轻的他起得很早，天刚一发亮，他就起来。他总穿一件紧腰长外衣，每天晚上都要喝啤酒，还总跟我抱怨一通，说他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得不到人们的同情。那时他住在花园里的厢房中，我则住在地主老宅的大厅里。我所住的那个大厅有许多圆柱，除了我睡的一张宽大的长沙发之外，还有一张我用来摆纸牌作卦的桌子，至于其他的家具一应没有。而且，大厅里那几个旧式的阿莫索夫壁炉里总是不分时候的嗡嗡作响，哪怕晴朗的天气也是如此。那时，最怕遇上雷雨天气，因为一旦雷雨交加整座房子就会震颤起来，仿佛轰的一声就要土崩瓦解的样子。特别在夜里，当十扇大窗猛地被闪电照亮的时候，那感觉才真叫吓人呢。

我这人生性比较懒散，每每这个时候我便干脆什么事都不做。一连几个小时，我就那么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天空、飞鸟和林荫道，间或阅读那些寄给我的书报，不然就是睡觉。当然，偶尔我也走出家门，在某个地方徘徊游荡，一直到很晚才走回住处。

一天，我在回家的路上，无意中走进一处陌生的庄园。已是太阳落山时分，黄昏的阴影在扬花的黑麦地里向远处无限延伸开去。两行老云杉又高又密，像两面墙似的连绵不断，一条幽暗而美丽的林荫道便呼之欲出了。我轻松地从一道栅栏上跨过去，然后顺着这条林荫道一路前行，地上铺着的针叶足有一俄寸那么厚，以致走在上面有点打滑。四周显得寂静而幽暗，只有在闪动着一片明亮金光的高高的树梢上，有一些蜘蛛网上开始变幻出霓虹般的色彩来，而针叶的气味则浓烈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后来我拐了一个弯，踏上了一条长长的椴树林荫道。这里同样是一条荒凉而古老的道路。不知年的树叶在脚下悲哀地“沙沙”作响，无数阴影在暮色下的树木中间藏躲着。林荫道的右侧是一座古老的果园，果园里有一只黄莺，大约是上了年纪的缘故，正用一种懒洋洋的调子细声细气地唱着歌。走了一些时间，椴树林荫道总算到头了，从一幢白色的带凉台和阁楼的房子旁走过后，我的眼前忽地展现出一座庄园的院落，一个水面宽阔的池塘也映入眼帘。池塘的四周绿柳成荫，还有一座洗澡用的棚子。池塘的对岸有一个村落，一座又高又窄的钟楼矗立着，在夕阳的映照下，那上面的十字架金光闪闪。一时间，一种亲切而又熟悉的感觉弥漫而来，令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欢喜，似乎眼前这番景象我在儿时便已见过。

将院落和田野分隔开来的是一道白色的砖砌大门，这大门看上去古老而结实，一对石狮子分列在两侧。大门口站着两个姑娘。其中一个年纪大些的身材很苗条，她的脸色略显苍白，不过长得十分漂亮，有一头浓密的栗色头发，一张小嘴轮廓分明，神态有些严厉，看过去对我似乎不屑一顾。另一个还很年轻，最多也不过十六七岁，同样苗条苍白，只不过她的嘴巴要大些，我打一旁走过的时候，她用一双大眼睛吃惊地望着我，对我说了一句英语之后又扭怩起来。我只觉得这两张可爱的脸儿对我而言是早已熟悉的。后来，当我兴致勃勃地回到住处的时候，真像是做了一场好梦一般。

之后没过多久，有一天中午，我和别洛库罗夫正在屋外散步，忽听得草地上一阵“沙沙”作响的声音，随即一辆带弹簧座的四轮马车驶进了院子，车上坐着的便是那位年长的姑娘。她是为了遭受火灾的乡民募捐而来的，并随身带着认捐的单子。马车停下来，她没有正眼看我们，只是用一种极其严肃的表情向我们详尽地讲起西亚诺沃村烧了多少家房子，有多少可怜的人们，尤其是一些孩子无家可归，以及救灾委员会初步打算采取怎样的措施——如今她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她让我们在认捐单上签了字，之后便收起单子立即告辞了。

“您完全把我们忘了，彼得·彼得罗维奇，”她对别洛库罗夫说，并向他伸出手去，“请您来吧，如果某某先生(她说出我的姓)也能光临舍下，看一看崇拜他天才的人是怎样生活的，那么妈妈和我将感到十分荣幸。”

我躬身致谢。

待她离开之后，彼得·彼得罗维奇便跟我谈起了她的家庭。据他所言，这个姑娘叫莉季娅·沃尔恰尼诺夫娜，有着很好的出身，她和母亲、妹妹居住的庄园，连同池塘对岸的村子，都叫舍尔科夫卡。那时她的父亲在莫斯科地位很是显赫，去世时已是三品文官。虽然他们家资颇丰，但他们一家却一直住在乡间，不论冬夏从不外出。莉季娅在舍尔科夫卡地方自治会开办的小学(旧俄乡村小学，学制三至四年，由地方自治会开办)教书，每月的薪水有二十五卢布。她自己的花销就靠这笔收入，所以一直以来她很为自己能自食其力而感到自豪。

“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家庭，”别洛库罗夫说，“好吧，我们哪天去拜访她们。她们会欢迎您的。”

在一个节日的午后，我们突然想起了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便动身到舍尔科夫卡去看望她们。母亲和两个女儿都在家。母亲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个美人儿，不过现在由于身体虚胖，显得比实际年龄大很多，况且她还害着哮喘病。她的面色不太好，神色也很忧郁，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为了引起我的兴趣，她尽量谈些绘画方面的话题。她或许是从女儿那里得知，我可能会去舍尔科夫卡拜访她们，她似乎在仓促间想起了在莫斯科的画展上曾见过我的两幅风景画。于是她便问我，在这些画里我想表现什么。莉季娅，她的家人都叫她丽达，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别洛库罗夫交谈，跟我的话题显然很少。她神态还是那么严肃，用很认真的语气问别洛库罗夫为什么不到地方自治机关任职，为什么他至今一次都没有参加过地方自治会的会议(旧俄省、县地方自治机关，一八六四至一九一四年间设置，负责地方教育、卫生、道路修建等事宜。经三种选民选举出的地方议员组成地方自治会，在贵族会议首脑的主持下每年召开会议。地方自治会每三年选举一次地方自治执行机关——地方自治局)。

“这样可不好，彼得·彼得罗维奇，”她语气中带着一些责备的意味，她说，“很不好。该惭愧啊。”

“说得对，丽达说得很正确，”母亲附和道，“这样不好。”

“我们整个县都掌握在巴拉金的手里，”丽达转向我接着说，“他仗着自己是县地方自治局执行委员会主席，一意孤行，为所欲为，把县里的所有职位都分给了他的那些侄儿和女婿。这太不像话了，我们应当斗争才是。作为青年人，我们应当组成强有力的派别，可是您也看到了，我们这儿的青年人是怎么样的。该惭愧啊，彼得·彼得罗维奇！”

在丽达谈论地方自治局的时候，作为妹妹的任妮亚一直默不作声。她一向不参加严肃的谈话。况且家里人也不把她当作大人看待，她还小，所以大家都叫她蜜修斯，这个昵称的得来是因为她小时候称呼她的家庭女教师为蜜斯的缘故。她一直用好奇的眼神望着我，当我翻看照相簿时，她不时为我说明：“这是叔叔……这是教父”，并且还用纤细的手指点着相片。这时她像孩子般把肩头贴着我，如此，我便看到了她那柔弱的尚未发育的胸脯、消瘦的肩膀、发辫以及紧束着腰带的苗条的身子。

除了玩槌球，打网球，我们还在花园里散步，喝茶，在晚餐时又消磨了很长时间。住惯了又大又空的圆柱大厅的我，来到这幢不大却很舒适的房子里一时还有点不适应。这里的四壁没有粗劣的石版画，这里对仆人以“您”相称，这里因为有了丽达和蜜修斯一切都显得年轻而纯洁，使人很容易便感觉到上流社会的氛围。用晚餐时，丽达又跟别洛库罗夫谈起县地方自治局、布拉金和学校图书馆的话题。不得不说这是一位富有朝气的、真诚的、有主见的姑娘，听她讲话很有意思，虽然她说得太多，声音也太过响亮，不过这可以谅解，想必是她讲课养成的习惯。而我的那位彼得·彼得罗维奇，从上大学起，就有把话题引向争论的本领，并且他一旦讲起话来便枯燥无味、拖沓冗长，总是企图通过这样的言论来炫耀自己是个有头脑的进步人士。就在他做手势的时候，袖子带翻了一碗调味汁，弄得桌布上一滩油渍，可是除了我，其他人对此似乎都视而不见。

我们动身回去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四下里一片寂静。

“良好的教养不在于你不弄翻调味汁、弄脏桌布，而在于别人弄翻了你只当没看见，”别洛库罗夫说完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是啊，这是个良好的、有教养的家庭。我跟这些高尚的人已经很少联系了，真是很少联系了！每天都忙忙碌碌！忙忙碌碌！”

他还说，如果你想把农业经营好，就必须付出许多辛劳。而我却想：这是个多么迟钝、懒散的人啊！每当他谈起一些正经事时，就故意拖长声调，哎呀哎的，而干起事来，也跟他的说话一样——慢慢腾腾、拖拖拉拉，期限也一再延迟。说实话，我已经很难相信他的办事能力了，因为我曾托他去邮局发几封信，后来才知道一连几个星期信却一直揣在他自己的口袋里。

“最难以忍受的是，”他跟我并排走着，继续嘟哝道，“最难以忍受的是，你辛辛苦苦地工作，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一丝一毫的同情都没有！”

二

从那之后，我便经常去沃尔恰尼诺夫家。通常我会坐在凉台最下一级的台阶上。我的心情很苦闷，对自己也有诸多不满，生活就这样匆匆流逝，而且没有趣味，总是让人倍感惋惜和伤感。我总在想，我的心既然已如此沉重，真该把它从胸腔里挖出来才好。这时候凉台上开始有人说话，响起衣裙的牵动声，翻书声。不久之后，对于丽达的活动我就习惯了：白天她给病人看病，分发书本，经常不戴帽子、打着伞到村子里去；到了晚上，她则大声谈论着地方自治局和学校的事。这个苗条漂亮、小嘴轮廓分明、神态永远严肃的姑娘，只要一谈起正经话题，总是冷冷地对我说：

“对这种事您是不会感兴趣的。”

她对我一直没有好感。她之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是风景画家，她认为我的那些画里根本不反映人民的困苦，而且她觉得，我对她坚信不疑的事业是漠不关心的。我不由得记起一件往事，一次我路过贝加尔湖畔，遇到一个骑着马，穿一身蓝布裤褂的布里亚特族(俄国境内少数民族，系蒙古族的一支)姑娘。我问她，是否可以把她的烟袋卖给我。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一直用一种轻蔑的眼神看着我这张欧洲人的脸和我的帽子，没多一会儿她就懒得再答理我。随后，她一声叱喝，便策马而去。我想丽达也如那个姑娘一般蔑视我的吧，把我当成了异族人。当然，在外表上她绝不表露出对我的不满，但我能感觉出来，因此，每当坐在凉台最下一级的台阶上，我总是生着闷气，数落道：自己不是医生却给农民看病，无异于欺骗他们，再说了，一个人拥有两千俄亩土地，做个慈善家那也是很容易事情。

她的妹妹蜜修斯，因了没有任何要操心的事，所以跟我一样，完全过着闲散的生活。早上起床后，她便立马拿过一本书，坐在凉台上的那架深圈椅里读起来，两条腿勉强够着地。有时她会带着书躲到林荫道里，或者干脆跑出大门到田野里去。她整天看书，全神贯注地阅读着。有时她的眼睛看累了，目光变得呆滞，脸色十分苍白，凭着这些迹象才能推测到，这种阅读使她的脑子多么疲劳。每逢我上她的家，她一看到我就有点脸红，放下书，两只大眼睛盯着我的脸，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起家里发生的事，比如说下房里的烟囱起火了，或是有个雇工在池塘里捉到一条大鱼。平时她总穿浅色的上衣和深色的裙子。我们一道散步，摘樱桃做果酱用，划船。每当她跳起来够樱桃或划桨时，从她那宽大的袖口里就露出她细弱的胳膊。有时我写生，她则站在旁边，看着我作画，连声赞扬。

七月末的一个星期日，早上九点多钟我就来到沃尔恰尼诺夫家。我先在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寻找白蘑菇，因而越走离正房越远。那年夏天这种蘑菇多极了，我在一旁插上标记，等着以后同任妮亚一道来采。和风习习。我看到任妮亚和她的母亲身穿浅色的节日衣裙，从教堂里回来，任妮亚一手压着帽子，大概怕被风刮掉。后来我听到她们在凉台上喝茶。

我这人无牵无挂，而且总想为自己的闲散生活找点借口，所以夏天我们庄园里的节日早晨总是格外诱人。这时郁郁葱葱的花园里空气湿润，露珠晶莹，在晨曦的照耀下，万物都熠熠生辉，显得喜气洋洋；这时房子附近弥漫着木犀花和夹竹桃的香味，年轻人刚从教堂里归来，在花园里喝着茶；这时人人都穿得漂漂亮亮，个个都兴高采烈；这时你才知道，所有这些健康、饱足、漂亮的人，在这漫长的夏日可以什么事都不干——在这种时刻，你不由得想道：但愿一辈子都能过上这种生活。此刻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在花园里漫步，准备照这样无所事事地、毫无目的地走上一整天，走上一个夏季。

任妮亚提着篮子来了。看她脸上的那副表情，仿佛她早知道或者预感到会在花园里找到我。我们一块儿采蘑菇，聊天。当她想问我什么时，就朝前走几步，这样好看清我的脸。

“昨天我们村里出了奇迹，”她说，“瘸腿的佩拉吉娅病了整整一年，什么样的医生和药都不管事，可是昨天有个老太婆嘀咕了一阵，她病就好了。”

“这算不了什么，”我说，“不应当在病人和老太婆身上寻找奇迹。难道健康不是奇迹？难道生命本身不是奇迹？凡是不可理解的东西，都是奇迹。”

“可是，对那些不可理解的东西，您不觉得可怕吗？”

“不怕。对那些我不理解的现象，我总是精神抖擞地迎上去，不向它们屈服。我比它们高明。人应当意识到，他比狮子、老虎、猩猩要高明，比自然界的一切生灵和万物都要高明，甚至比那些不可理解、被奉为奇迹的东西还要高明，否则他就不能算人，而是那种见什么都怕的老鼠。”

任妮亚以为，我既然是画家，知道的东西一定很多，即使有些事情不知道，多半也能琢磨出来。她一心想让我把她领进那个永恒而美妙的天地里，领进那个崇高的世界，照她看来，在那个世界里我是自己人，她可以跟我谈上帝，谈永生，谈奇迹。而我不认为我和我的思想在我死后将不复存在，便回答说：“是的，人是不朽的，”“是的，我们将永生。”她听着，相信了，并不要求什么论证。

我们朝房子走去，她突然站住了，说：

“我们的丽达是个了不起的人，不是吗？我热烈地爱她，随时都可以为她牺牲我的生命。可是请您告诉我，”任妮亚伸出手指碰碰我的袖子，“您说说为什么老跟她争论？为什么您动不动就生气？”

“因为她是不对的。”

任妮亚摇摇头表示不同意，眼睛里闪着泪花。

“真是不可理解！”她说。

这时，丽达刚好从什么地方回来，手里拿一根马鞭站在台阶附近，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显得苗条而漂亮。她正对雇工吩咐些什么。她匆匆忙忙，大声说话，接待了两三个病人，之后一脸认真、操心的神色走遍所有的房间，一会儿打开这个立柜，一会儿又打开另一个立柜，最后到阁楼上去了。大家找了她好久，叫她吃午饭。等她来时，我们已经喝完汤了，所有这些细节不知为什么我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整个这一天虽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回忆起来却栩栩如生，令人欢欣。午饭后，任妮亚埋进深深的圈椅里又看起书来，我又坐到台阶的最下一级。大家都不说话。天空乌云密布，下起稀疏的细雨。天气闷热，风早就停了，仿佛这一天永远不会结束。叶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也到凉台上来了，她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手里拿着扇子。

“啊，妈妈，”任妮亚说，吻她的手，“白天睡觉对你的健康是有害的。”

她俩相亲相爱。一人去了花园，另一人必定站在凉台上，望着树林呼唤：“喂，任妮亚！”或是“妈妈，你在哪儿呢？”她俩经常在一起祈祷，两人同样笃信上帝，即使不说话，彼此也能心领神会。她俩对人的态度也一样。叶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很快就跟我处熟，喜欢我，只要我两三天不去，她就会打发人来探问，我是不是病了。跟蜜修斯一样，她也赞赏地观看我的画稿，絮絮叨叨地、毫无顾忌地告诉我发生的事，甚至把一些家庭秘密也透露给我。

她崇拜自己的大女儿。丽达向来不对人表示亲热，只说正经的事。她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在母亲和妹妹的眼里，是个神圣而又带几分神秘的人，诚如水兵们眼里的海军上将，总是坐在舰长室里，叫人难以接近。

“我们的丽达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也常常这样说，“不是吗？”

这时下着细雨，我们谈到了丽达。

“她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完这句话战战兢兢地四下里张望了一番，然后压低嗓子，鬼鬼祟祟地补充说：“这种了不起的人就是打着灯笼也难找。不过，您知道吗，现在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学校啦，药房啦，书本啦，这些都很好，可是为什么一定要走极端呢？她都已经二十四岁的年纪啦，早就该认真想想自己的事了。老这样为书本和药房的事忙忙碌碌，大好年华在不知不觉中就这么过去了……她该出嫁了。”

任妮亚披散着一头乱发，她看书看得脸色有些发白。此刻，她抬起头来，望着母亲，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妈妈，一切有赖于上帝的旨意。”

说完，又埋头看书去了。

在我们谈话的间隙，别洛库罗夫来了，他穿着紧腰长外衣和绣花衬衫。我们玩槌球，打网球。后来天黑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大家又消磨了很长时间。丽达又讲起学校的事和那个把全县都抓在手里的拉巴金。这天晚上我离开沃尔恰尼诺夫家时，也带走了这漫长而又闲散的一天的美好的印象，但同时我也悲哀地意识到：这世上的一切，不管它多么长久，总有结束的时候。

任妮亚把我们送到大门口，也许是她从早到晚陪伴我度过了一天的缘故，这时我突然感到，离开她似乎有些寂寞，这可爱的一家人对我来说已经十分亲切。我开始有了一个念头，这是我入夏以来头一次产主了作画的愿望。

“请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活得这么枯燥，毫无色彩？”我和别洛库罗夫一道回家时，我如此问他，“我的生活枯燥，沉闷，单调，这是因为我是画家，是一个怪人，从少年时代起我在精神上就备受折磨：我嫉妒别人，对自己有诸多不满，对事业缺乏信心，我一直都很贫穷，四处漂泊；可是您呢，您不一样，您是健康正常的人，是地主，是老爷——可您为什么生活得这么乏味？为什么您从生活中获取的乐趣那么少？这是什么原因呢？比如说吧，为什么您到现在还没有爱上丽达或者任妮亚？”

“可您忘了我爱着另一个女人。”别洛库罗夫回答。

他说的“另一个女人”是指他的女友，和他一起住在厢房里的柳博芙·伊凡诺夫娜。我每天都能见到这位女士在花园里散步。她长得极其丰满，甚至有些肥胖，她的举止傲慢，活像一只养肥的母鹅。她常常穿一套俄式衣裙，戴着项链，经常打一把小阳伞。我常常听到仆人不时喊她回去吃饭或喝茶。三年前她在别洛库罗夫家租了一间厢房当别墅，从此就住下来，而且看样子永远都不会走了。她比别洛库罗夫大十岁，把他管束得特别严，以至他每次出门，都要征得她的许可才行。她还常常扯着男人般的嗓子大哭大吼，每每遇到这种时候，我就打发人去对她说，如果她再哭下去，我只能立即搬家，这样她才算止住了。

待我们回到家里，别洛库罗夫便坐到沙发上，皱起眉头想着他自己的心事，我则在大厅里来回踱步，活脱脱一个堕人情网的人，感受着内心的激动和欢欣。我不由得想谈谈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

“像丽达那样的人只会爱上地方议员，而且那人还得像她一样，热心办医院和学校，”我说，“啊，为了这样的姑娘，不但可以考虑参加地方自治会的工作，而且像童话里说的那样，就算穿破铁鞋也心甘情愿。还有那个蜜修斯，她是多么可爱呀！”

别洛库罗夫又开始慢慢腾腾地大谈时代病——悲观主义。他说得振振有词，那种口气就好像我在跟他辩论似的。如果一个人坐在那里，高谈阔论，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走，这时你的心情远比穿过几百俄里荒凉、单调、干枯的草原还要烦闷。

“问题不在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我恼怒地喊道，“问题在于一百个人当中有九十九个却是没有头脑的！”

别洛库罗夫认为这话是针对他说的，一气之下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三

“公爵在玛洛焦莫沃村作客，他向你问候，”丽达不知从哪儿回来，一边脱着手套，一边对母亲说，“他讲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而且他还答应在省地方自治局代表会议上，将再一次提出在玛洛焦莫沃村设立医务所的问题。只不过，他说不要抱太大希望。”这时，她像想到了什么，随即转身对我说：“对不起，我又忘了，您对这种事一向不感兴趣。”

这句话，让我感到气愤。

“为什么不感兴趣？”我问，并且耸耸肩膀，“是您不想知道我的看法吧，不过我敢向您保证，对于这个问题我是很有兴趣的。”

“是吗？”

“是的。在我看来，玛洛焦莫沃村完全不需要医务所。”

很明显，我把气愤传到了她身上。她看了我一眼，眯起眼睛，问道：

“那么需要什么呢？风景画吗？”

“风景画也不需要。那里什么都不需要。”

她脱掉手套，之后拿起一份邮差刚送来的报纸。过一会儿，她显然是无法克制住自己，小声说道：

“上星期安娜难产死了，如果附近有医务所的话，她就会活下来。我以为，风景画家先生们对此应该有明确的看法才是。”

“我对此当然有十分明确的看法，这一点请您相信，”我回答说，但她举起报纸，试图挡住我的视线，我知道她是不愿听我的，“依我看，医务所、学校、图书馆、药房等，在现有的条件下只有利于奴役。现在的问题是，人民被一条巨大的锁链捆住了手脚，而您不去斩断这条锁链，反而给它增加许多新的环节——这就是我的看法。”

她抬头看我一眼，嘴边挂着嘲讽的笑。

我还是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并竭力抓住我的主要思想：

“问题不在于安娜死于难产，而在于所有这些安娜、玛芙拉和佩拉吉娅从早到晚弯着腰干活，这些超负荷的劳动害得她们总是生病，她们一辈子为挨饿和生病的孩子担心，一辈子在死亡和疾病中担心受怕，一辈子求医看病，未老先衰，面容憔悴，在污秽中死去。她们的孩子长大了，还要重复去走她们之前走过的路。几百年就这样过去了，千千万万的人就这样前赴后继地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他们只为了一块面包，而成天担惊受怕终日不安。可是他们却没有想过他们的处境之所以可怕，还在于他们没有工夫关照自己的灵魂，顾不上自己的形象和面貌。饥饿、寒冷、本能的恐惧，繁重的劳动，像雪崩一样堵住了他们精神生活的道路。而只有精神生活，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才是他唯一的人生追求。您到他们中间去，用医院和学校帮助他们，但您这样做并不能使他们摆脱束缚，恰恰相反，您是在进一步奴役他们，因为您给他们的生活增加了新的偏见，而且还扩大了他们的需求范围，先不说为了买斑螫膏药和书本，他们需要给地方自治会付钱，这无疑是在向他们传达一个讯息，那就是他们得更辛苦地干活才成。”

“我不想跟您争论，”丽达放下报纸说，“您说的这些我早听过了。我只想对您说一句：不要袖手旁观。的确，我们并不能拯救人类，而且在许多方面难免犯错误，但是我们在努力做些事情，所以我们是正确的。一个有文化的人最崇高最神圣的使命是为周围的人们服务，所以我们尽我们的能力这样做。您不喜欢这个，不过一个人做事本来就无法叫人人都满意的。”

“说得对，丽达说得对，”母亲附和道。

因为丽达在场的缘故，她显得有些胆怯，一边说话，一边不安地观察着女儿的脸色，生怕说出不恰当的话。而且，对于女儿的意见，她也从来不反对，总是随声附和：“说得对，丽达说得对。”

“教农民读书识字、给他们写满可怜的说教和民间俗语的书本、设立医务所，这一切既不能消除他们的愚昧，也不能把人们的死亡率降低，就像你们家里的灯光不能照亮窗外的大花园一样。”我说，“您应该明白，您并没有给他们任何东西，而是在干预他们的生活，其结果只能使这些人生出新的需求，并为这些需求付出更多的劳动。”

“噢，我的天哪，可是人总得干些事情才对！”丽达显然十分恼火，这一点从她的语气中便可以知道，她认为我的言论毫无道理，她鄙视它们。

“必须让他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我继续说，“必须减轻他们的重负，让他们有喘息的时间，如此，他们才不致于一辈子都守着炉台和洗衣盆，或者在田野里干活，他们才有时间来考虑灵魂和上帝，才能够更广泛地发挥出他们精神上的才能。要知道，每一个人在精神活动中的使命是探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一旦您能使他们意识到那种笨重的牲口般的劳动是很没有必要，一旦您让他们感到自己的自由，到那时您便会看到，您的那些书本和药房其实是一种嘲弄。既然人对自己真正的使命有了新的意识，那么能够满足他们的只有宗教、科学和艺术，而不是这些无聊的东西。”

“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丽达冷笑道，“难道这是可能的？”

“可能的。如果您能分担他们的部分劳动。如果我们，全体城乡居民，大家能够同意分担他们旨在满足全人类物质需要的劳动，那么平均到我们每个人头上来算，一天最多不超过两三个小时。您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全体富人和穷人，一天只工作三小时，那么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享受闲暇了。请您再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想把体力劳动降到最低，我们可以去发明各种代替劳动的机器，并且尽量把我们的需求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样一来，我们不仅锻炼了自己，还锻炼了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不再怕饥饿和寒冷，到时候我们就不会像安娜、玛芙拉和佩拉吉娅那样，成天为孩子们的健康担惊受怕了。您想想看，我们不看病，不开药房、烟厂和酒厂——如此算来，我们会剩下多少富裕的时间啊！让我们大家共同把这闲暇的时间献给科学和艺术，就像农民有时全体出动去修路一样，我们大家也全体出动，去探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那么——对此我深信不疑——真理会很快被揭示出来，我们所有人就可以摆脱那种经常折磨人、压抑人的恐惧感，甚至我们可以摆脱死亡。”

“您简直是自相矛盾，”丽达说，“您口口声声地说‘科学’，‘科学’，可您又要否定识字教育。”

“如果人们只能读到酒店的招牌、偶尔看到几本读不懂的书本，在这样的状况下，识字教育又能怎么样？要知道从留里克(据编年史记载，留里克为公元九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大公，留里克王朝的奠基人)时代起这种识字教育就延续下来了，果戈理笔下的彼得鲁什卡早就会读书认字了，可是农村呢，留里克时代是什么样子，到了现在还是什么样子。所以，就目前来看，我们需要的不是识字教育，而是广泛地发挥才能的自由，我们需要的不是小学，而是大学。”

“可是，您连医学也反对。”

“确实如此。把疾病当作自然现象加以研究，而不是为了治疗——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医学才是必需的。如果要治疗的话，那也不是治病，而是根治病因，只要消除体力劳动这一主要的病因，那就不会有病。我不认为有什么科学可以治病，”我激动地继续道，“一切真正的科学和艺术所追求的不是暂时的局部的目标，而是永恒的整体的目标——它们寻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探索上帝和心灵。如果把它们同当前的需要和迫切问题拉扯在一起，那么它们只能使生活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沉重。我们有许多医生、药剂师、律师，识字的人很多，可是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和诗人。全部聪明才智和精神力量，都耗费在满足暂时的、转眼即逝的需要上……我们的学者们、作家们和艺术家们在辛勤工作，多亏他们的努力，人们的生活条件一天比一天舒适，人们的物质需求不断增长，与此同时，离真理却十分遥远，人依旧是最贪婪凶残、最卑鄙龌龊的动物。事物发展的趋向是，人类的大多数将退化，并永远丧失一切生活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艺术家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他越是有才能，他的作用就越令人奇怪、不可理解，因为实际上他的工作不过是供凶残卑鄙的禽兽消遣，是维护现行制度的。所以我现在不想工作，将来也不工作……什么都不需要，让地球毁灭去吧！”

“蜜修斯，你先出去，”丽达对妹妹说，显然她认为我的言论对这样年轻的姑娘是有害的。

任妮亚看看姐姐和母亲，脸上有些不悦之色，随后她走了出去。

“有些人想为自己的冷漠找些借口，便总是发表这类谬论。”丽达说，“当然，否定医院和学校，比给人治病和教书容易得多。”

“说得对，丽达说得对，”母亲依旧附和道。

“您刚刚威胁说不再工作，”丽达接下去说，“显然您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很高。好了，我们别再争论了，反正我们永远谈不到一块儿去，因为您刚才那么不屑地谈到的图书馆和药房，即使它们很不完备，可在我眼里，它们的价值却远远高出世界上所有的风景画。”说到这里，她立即对着母亲，用一种较刚才完全不同的语气说：“公爵从我们家离开后，人瘦了许多，模样也有了很大变化。他的家里人准备把他送到维希(法国疗养城市)去。”

她转而对母亲谈起公爵的情况，显然是不想跟我说话。她满脸通红，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她把头低低地凑到桌子跟前，像个近视眼似的，装作看报的样子。我意识到的自己在场很令人难堪，便告辞回家。

四

夜色下的外面很静。池塘对岸的村子看不到一丝灯光，人们已经入睡，只有水面上朦朦胧胧地倒映着暗淡的星空。任妮亚在大门前的石狮旁一动不动地站着，她在等着我，想送送我。

“村里人都睡了，”我对她说，在黑暗中我竭力想看清她的脸，末了却看到一双忧伤的黑眼睛定定地望着我，“你看，连酒店掌柜和盗马贼都安然入睡了，我们这些上流人却在互相呕气，争论不休。”

这是一个很是凄凉的八月之夜，之所以凄凉，是因为秋意渐浓的缘故，蒙着紫气的月亮慢慢升起，朦胧的月光照着大路和大路两侧黑沉沉的冬麦地。夜空中不时有流星坠落下去。任妮亚和我并排走在路上，她尽量不抬头去看天空，她不想看到流星，不知什么原因她感到害怕。

“我觉得您是对的，”她说，她整个人在夜间的潮气中打着冷颤，“如果人们同心协力，献身于精神活动，那么他们很快就会明了一切。”

“当然。我们是万物之灵。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天才的全部力量，并且只为崇高的目的而生活，那么我们最终会变成神。然而这永远是不可能的：人类将退化，连天才也不会留下痕迹。”

我们已经远离大门，及至看不见的时候，任妮亚站住了，急匆匆跟我握手。

“晚安，”她打着哆嗦说，她只穿了一件衬衫，冷得瑟缩着，“明天您再来。”

一想到只剩下我一个人，生着闷气，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不满意，我不禁感到害怕。我也竭力不去看天上的流星。

“再陪我一下吧，”我说，“求求您了。”

是的，我爱任妮亚。我爱她也许是因为她总来迎我，送我；因为她总是温柔而欣喜地望着我。她那苍白的脸，娇嫩的脖颈，纤细的手，她的柔弱、闲散，她的书，是那么的美妙而动人！那么，智慧呢？对于她是否有杰出的才能我很怀疑，但我赞赏她的眼界开阔，也许这是因为她的许多想法跟严肃、漂亮、却不喜欢我的丽达完全不同。任妮亚喜欢我这个画家，我的才能征服了她的心，而我呢，也一心只想为她作画。在我的想象中，她是我娇小的皇后，她跟我共同拥有这些树林、田野、雾霭和朝霞，拥有这美丽迷人的大自然，尽管在这个地方，我至今仍感到非常孤独，像个多余的人。

“就待一会儿，”我央求她，“求求您了。”

我把大衣脱下来，披到她冰凉的肩上。她觉得穿着男人的大衣太过可笑、难看，便大笑着把大衣甩掉了。这时，我趁机把她搂在怀里，连连吻她的脸、肩膀和手。

“明天见！”她悄声说，然后她小心翼翼地拥抱我，像是怕打破这夜的宁静，“在我们家中，彼此都不保守秘密，我现在应当把这一切都告诉妈妈和姐姐……这是多么可怕！妈妈倒没什么，妈妈也喜欢您，可是丽达……”

话没说完，她便朝大门跑去。

“再见！”夜色中，她又喊了一声。

随后，有两分钟的时间里我听到她在奔跑。可我却不想回家，重点是也没有必要急着回去。我犹豫地站了片刻后，缓步往回走，我想再看一眼她居住的那幢可爱、朴素、古老的房子，它那阁楼上的两扇窗子，像两只眼睛似的望着我，仿佛，它什么都知道的样子。我走过凉台，在网球场旁边的长椅上坐下。我置身在老榆树的荫影中，从那里端量着这幢房子。只见蜜修斯住的阁楼上，窗子亮了一下，随后漾出一片柔和的绿光——这是因为灯上罩着罩子。望着摇曳的人影……柔情和恬静在我的内心充溢着，我满意自己，满意我还能够有所眷恋，还能够爱人。可是转念一想，想到这幢此刻距离我几步之遥的房子的某个房间里，住着那个并不爱我、可能还恨我的丽达，我又感到很不痛快。我坐在那里，一直等着，我想等等看任妮亚会不会走出来，我凝神细听，似乎觉得阁楼里有人在说话。

一个小时后，绿色的灯光熄灭了，人影也看不见了。月亮已经高高地挂在房子上空，照耀着沉睡的花园和小路。屋前花坛里的大丽花和玫瑰清晰可见，看过去都是一种颜色。天气变得很冷。我走出花园，在路上我拣起被任妮亚甩掉的大衣，不慌不忙地回去了。

第二天午后，我又来到沃尔恰尼诺夫家。通往花园的玻璃门敞开着。我坐在凉台上，等着任妮亚会突然从花坛后面走到球场上来，或者从一条林荫道里走出来，或者能听到她从房间里传来的声音。可是，很久我都没有等到。

后来我走进客厅和饭厅。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从饭厅里出来，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前厅，然后又返回来。走廊里有好几扇门，从一间房里传来丽达的声音。

“上帝……送给……乌鸦……”她拖长声音大声念道，大概在给学生听写，“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奶酪……谁在外面？”肯定是我的脚步声打扰到了她，所以她突然喊了一声。

“是我。”

“哦！对不起，我现在不能出来见您，我正在教达莎功课。”

“叶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在花园里吗？”

“不在，她跟我妹妹今天一早动身去奔萨省我姨妈家了。冬天她们可能到国外去……”她沉吟一下之后这样补充说，“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奶酪……你写完了吗？”

走进前厅，我万念俱灰地站在那里，望着池塘，望着村子，耳边又传来丽达的声音：

“一小块奶酪……上帝给乌鸦送来一小块奶酪……”

我离开庄园，走的是我第一次来时走过的路，不过方向相反：先从院子进入花园，经过一幢房子，然后是一条极树林荫道……这时一个男孩追上我，交给我一张字条。我展开念道：

“我把一切都告诉姐姐了，她要求我跟您分手。我无法不服从她，我不想让她伤心。愿上帝赐给您幸福，请原谅我。希望您能知道我和妈妈对此是怎样伤心落泪。”

然后是那条幽暗的云杉林荫道，一道倒塌的栅栏……在田野上，当初黑麦正扬花，鹌鹑声声啼叫，此刻只有母牛和绊腿的马儿在田野上游荡。那些山坡上，东一处西一处露出绿油油的冬麦地。我又回到平常那种冷静的心境，想起在沃尔恰尼诺大家讲的那席话不禁感到羞愧，我又过起了跟从前一样枯燥乏味的生活。回到住处之后，我将行李收拾好，当天晚上就动身回彼得堡去了。

那天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不久前的一天，我去克里米亚，在火车上遇见了别洛库罗夫。他依旧穿着紧腰长外衣和绣花衬衫。当我问到他的健康状况，他回答说：“托您的福了。”

我们交谈起来。他告诉我他把原先的田庄卖了，用柳博芙·伊凡诺夫娜的名义又买了一处小一点的田庄。关于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他谈得不多。据他说，丽达依旧住在舍尔科夫卡，在小学里教孩子们读书。渐渐地她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群同情她的人，他们结成一个强有力的派别，在最近一次地方自治会的选举中“击垮了”一直把持全县的拉巴金。有关任妮亚的事情，别洛库罗夫只提到她已经不在老家住，至于她如今在什么地方，没人晓得。

对于那幢带阁楼的房子，我早已开始淡忘，只是偶尔在作画和读书的时候，忽然毫无缘由地想起了阁楼窗口那片绿色的灯光，想起了那天夜里我走在田野上的脚步声，彼时我正沉醉于爱情的欢欣之中，迈着轻缓的步子走回家去，我清楚地记得在那寒冷的夜里，我冷得不断地搓着手。有时——当然这种时刻非常少——当我孤独难耐、心情烦闷的时候，我也会不甚明了地记起这段往事，而且不知什么缘故，我渐渐地开始认为，有人也在这样想念着我，等待着我，并且深信着有朝一日我们会再相逢……

蜜修斯，你在哪里？

坏孩子

伊凡·伊凡内奇·拉普金和安娜·谢苗诺夫娜·扎姆布里茨卡娅两人一起小心地沿着坎坷小道走下河岸。这两个人，一个是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一个是长着翘鼻子的年轻姑娘。他们并坐在一张临水而设的长椅上，这张长椅所设之处还有一丛密密的柳树林，环境十分隐蔽清幽！倘若谁坐在这儿，都会生出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要说有谁能看见，估计除了那水中的鱼儿和水面上迅疾如闪电般滑来滑去的水蜘蛛就无其他了。你看，这对年轻人还随身携带着鱼竿与网，还有为鱼儿准备的饵料——蚯蚓——被装在一个小罐里，当然还有其他钓鱼的工具。

在长椅上坐好后，他们就开始了垂钓。

“我十分高兴，因为咱们又能单独在一起了，”拉普金边说着边小心翼翼地东张西望着，“安娜，这么多天我……我有许多许多的话……想当面告诉您，您知道吗？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我就……啊，鱼在咬您的钩呢……那时候我就马上明白了：我活着的原因和意义，我一生追求和崇拜的伴侣与偶像，我坦荡的胸怀和勤奋的一生应该奉献给谁……啊，咬您钩的可能是条大鱼……当遇到您后，我明白我第一次有了恋爱的感觉，我爱得如此疯狂！……先别着急提竿，稍微等一会儿……鱼儿咬死钓钩再立即提竿……亲爱的，请您大胆地直白地告诉我吧，我向您发誓，我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爱——啊，当然我指的不是相互爱慕，绝对不是！——这个我还不配，想都不敢想的——我能否指望……您快拉竿呀！”

安娜用力提起紧握的钓竿，瞬间一拉，随着一声尖厉的声响，一条小鱼在空中闪起了银绿的亮色。“上帝啊，多么美丽的一条小鱼啊！啊，啊……赶紧！要逃走了！”

这是条鲈鱼，在空中费力挣扎着，从钓钩脱落到草地上。它乱蹦着，下意识地想逃回那舒舒服服的安乐窝去，终于……扑通一声，落到了水里！

紧赶着去抓鱼的年轻小伙并没有抓着鱼，抓在手里的却是另一只手，安娜的手。这一抓拉普金是无意的，但他连想都没想又把这抓到的手送到了自己的唇边……对方又羞又急地想将手抽出来，但为时已晚：两人没缘由地嘴对嘴，开始接吻了。这来得很突然的一幕继续上演着，接下来便是吻了又吻，以吻开始，以彼此互相发誓和倾诉结束——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光！然而所有上演的那一幕幕总有个收场的时候，即便是幸福，也不可能在世人的生活中绝对存在着。

有时幸福即是毒药，换句话说幸福更容易受到外界其他事物的戕害。

所以，拉普金和安娜这一次的幸福当然也不例外。正当他们热吻的时候，突然一阵笑声从河面上响起，他们寻声望去，马上两人都被吓坏了：那里站着一个男孩，光着身子，河水到了他的腰际。

这男孩正是安娜的弟弟，他叫科利亚，是一个中学生。站在河里的他，瞧着眼前的这两个年轻人，怪笑着道：“不得了啊……你们这是在亲嘴吧？”他说，“看我不告诉妈妈去！”

“不，我真心希望您应该具有正直人的品行……”拉普金羞红着脸开始小声告诫他，“偷窥他人是不应该的，向他人告密更是卑劣的行为，这会让人觉得讨厌……我认为您原本是个行为正直品格高尚的人……”

“那你用一卢布来封我的口吧！”那个被拉普金称为正人君子的人说，“否则，我是一定会把你们的所作所为告知妈妈的。”

最终拉普金以一卢布的代价保住了自己的秘密。当那枚一卢布的硬币落在科利亚湿淋淋的手心里后，他便吹着口哨跑远了。不过，这两个年轻人从此再也不能像恋人一样去继续接吻了。

一卢布显然不够，拉普金在接下来的一天里，又从城里买来了好几种颜料和好玩的皮球送给科利亚。安娜不仅准备了自己收藏的装药丸的漂亮小盒子，还将更加精美的几颗刻着小狗脸的纽扣送给了他。科利亚不是个好孩子，他十分喜欢被送礼物的感觉，为了收到更多的礼物，他开始有意识地监视着姐姐和拉普金。于是，接下来的日子，拉普金和安娜一时一刻也不能待在一起了，因为无论他们走到哪儿，科利亚就跟到哪儿。

拉普金气得咬着牙恨恨地说道：“如此小的孩子竟是这么坏，现在是个小坏蛋，长大后还不知道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科利亚为了讨到更多更美的礼物，在之后的七月里，他不断地跟踪着这对可怜兮兮的恋人，并不断威胁他们说去告密，不给他们留一点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时光。后来，一些小礼物他越来越看不上，认为不上档次，以致最后竟然索要了一块表。

唉，能有什么办法呢？可怜的恋人只好答应送他一块。更为严重的是，有一次大家在一起吃午饭，正巧仆人送了一盘饼干上来，科利亚借机捉弄了拉普金一次。他哈哈大笑并挤眉弄眼地威胁拉普金：“需要我向妈妈说你们的事吗？”

心领神会的拉普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当即怒得面红耳赤，这是要让他把餐巾当成饼干吃啊。没办法，他只能嚼起了餐巾，看到这一幕的安娜被气得跳起来，逃离了房间。

这对恋人不断煎熬着，艰难的困境一直持续到八月底，直到拉普金向安娜求婚的那一天。这一天是多么幸福的日子啊！拉普金向安娜的双亲说明了一切，征得了对方同意后，他就迫不及待地想找到科利亚算账。后来拉普金终于在公园找到科利亚，他激动地差点大哭起来，他伸手就把科利亚的耳朵揪起来。当安娜也来到了这个花园时，也一把把坏孩子的另一只耳朵揪起来。

以前以告密换取礼物的科利亚哭了，并央求他们：“我亲爱的家人啊，你们是天下最好的人，能饶了我吗？我的耳朵很疼，疼啊，今后我绝对不敢继续监视你们啦！”直到此时此刻，错过热恋时刻的拉普金和安娜，脸上显现出了一副得意扬扬的表情。

此时快意复仇的感觉超越了这对情侣整个恋爱期间的甜蜜感。“这种令人陶醉的快乐来自于用揪耳朵的形式惩罚一个坏孩子。”这对年轻的恋人如是说。

哀  伤

在长达三十多俄里的路上，旋匠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正赶着一辆雪橇，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艰难地行驶，雪橇上拉着的是他的老伴。在加尔钦乡当地，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是人们公认的乡里最棒的手艺人，不过也是最没出息的农民，因为他很懒。

格里戈里顶着刺骨的寒风，应付着这段糟透了的连官方的邮差都不轻易走的路。寒风将纷纷扬扬的大雪撒满了整个大地，让人无法分辨雪是从天上飘下来的，还是从地面扬起的，以致天地之间都是一片白茫茫，除此之外，原本位于田野上的林木和电线杆也都不见了。这样猛烈的寒风裹挟着大雪袭来，让格里戈里很难辨清方向，就是近在咫尺的车轭都很难看到。

孱弱的老马，努力扬着头，用尽全身的力气将深陷雪地里的腿拔出来，再用尽全身的力气向前迈动，一步一步吃劲地拖着雪橇。旋匠怀着一颗不安的心，着急赶路，他时不时焦躁地从座位上挺起身子，然后使劲扬鞭抽打着马背。

“哦，我的老伴啊，你别再哭了……”旋匠嘟哝着说，“你再坚持一会儿，上帝保佑，我们会按时赶到医院的。到了医院，依凡那奇医生就会让你好起来的，你的那个病……他要么会给你喝点药，或者让助手给你放放血，如果赶上他老人家高兴，还会用酒精给你擦身子，在医生的治疗下，你那个腰痛病会很快好起来的。医生会尽力的……当然，依凡那奇可能会跺着脚乱嚷一通，那是他很着急的表现，但是他会使尽全力的……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平易近人，乐于照顾他人，求上帝保佑他身体健康……我想我们到了后，他会马上从急诊室里跑出来，看到你病成这样，他肯定会数落个没完：‘你这是怎么了？’就这样嚷嚷着说我们，‘这么严重，为什么不早点来？为什么不按时做检查？难道你们把我看做条狗，必须整日里守在你们身边，听你们随时差遣？你们这些鬼东西！你们还是回去吧，干脆明天再来，谁让你们那么没有时间观念，治病能这么耽误时间吗？’当他这样说时，我就会求求他：‘依凡那奇医生，我的好老爷！哎，请你高抬双腿，移步前来！’”

说到这里，旋匠突然大喊一声：“我叫你愣神，可恶的东西！驾！”

旋匠鞭打着他的孱弱的马，并没有去看他那病恹恹的老伴，继续自顾自地喃喃道：

“‘依凡那奇医生，我的好老爷！我说的没有一句假话，你就当我是面对着上帝……我手中握着十字架，对天发誓：天还黑着，我就挥着鞭儿赶着马车上路了。为什么没能按时赶到呢？你看，这纯属上天……和圣母……发脾气了，才让我们赶上一场如此大的暴风雪。我的好老爷，您是知道的，面对上天的惩罚，就是千里马也未必能按时赶来，何况我那匹又老又弱的马。老爷，您看看啊，这哪叫马啊，这纯粹是丢人现眼！’面对我的这种解释，依凡那奇医生也许只稍微皱起眉头，他会说：‘我还不明白你们这些人，总能凭空找出那么多的借口来！尤其是你！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早就明了的！恐怕你在来的路上又去了五六家小酒馆去喝了几杯吧？’如果老爷这么问，我便这样回答：‘我既不是混混，也不是异教徒，我的老伴病痛得这样厉害，快要一命呜呼了，难道我有闲心找一间间的小酒馆，这是天大的误解，您应该宽恕我！那些该死的小酒馆！’如果依凡那奇听完我这番解释，便安排助手把你好好安顿一番，我一定会给他跪下的，并感恩道：‘依凡那奇老爷！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无力回报，恳请您一定要原谅我们的无知，我们是混混，我们只配种庄稼。您非但没有把我们轰出去，还担心我们，并对我们进行一番教诲！’依凡那奇医生听了这话，一定会习惯性地瞪我一眼，装作打我的样子，说：‘像这样给我跪下不是好办法，你真是傻得要命，为什么平日里不少喝些酒，好好照顾照顾你那病恹恹的老太婆呢？你是真的欠揍啊！’‘您是对的，我是欠揍，要不依凡那奇老爷，您使劲揍我一顿吧！我下跪，是因为您是我们的恩人，面对恩人，让我如何不下跪？依凡那奇老爷，我的这番话是面对着上帝说的，是老实话……如果您发现这是谎言，请您惩罚我吧：一旦我的老伴病好了，能够有力气做家务，我便能抽出时间来服侍您了。这时您让我做些什么好玩意儿呢？哦，对了，我用卡斯拉棒木给您做个精致的小烟盒吧……您喜欢的话，我还可以给您旋刻九柱戏的木柱，就像进口货一样漂亮……我亲手给您做的这些小玩意儿，我是一分钱都不要的。您是知道的，我旋刻的小烟盒在莫斯科能卖个好价钱呢——四个卢布，但是我是不会和您要钱的。’依凡那奇医生听完，一定会高兴地眯起眼睛说：‘这还不错，行啊，好啊……我一定得心领……虽然你是个酒鬼……’老太婆，你听到了吗？我是怎样和这些老爷们打交道的，老爷们再高贵，他们也会和我聊聊天，只是希望上天保佑我们，下这么大的雪千万不要迷失方向。可恨的暴风雪！把我的眼睛都迷住了。”

旋匠之所以这样嘟嘟囔囔，一刻也不停，是想借此缓解一下自己紧张焦躁的心情。可尽管这样，好多想法和问题就像沸腾的水一般在他的大脑里翻滚着。一股突如其来的哀伤陡然袭向旋匠，这不仅使他出乎意料，更让他迷糊起来。他想清醒清醒，并平复下混乱的大脑，好让自己能够冷静地想点什么。在刚才那股莫名的哀伤袭来之前，他的生活里没有喜悦，也没有哀伤，那种日子是无所谓满足和不满足的，也无所谓幸福和不幸。可如今为什么那么痛苦，心里的哀伤为什么如此强烈，让他痛苦万分。是什么使他这个不懂欢乐和痛苦的懒汉和酒鬼无意中变了个样子，成为另一种人，一个开始思考些什么，忙碌着什么，乃至在大雪天赶路，与天争的人。

对于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不幸，还是从昨天天黑的时候开始的。旋匠想起了他昨晚回家时的情景：和往常一样，他喝得晕天晕地，口里冒着酒气，骂骂咧咧，挥动着双拳。他向一起生活了很久的老伴投去了一种以前从未出现过的眼神。以往，老伴是温顺的，虽然痛苦，旋匠觉得自己能从她那双老眼中感受到这种矛盾的心态。但今天却大不一样，原本经常挨打、吃不饱的她，眼神里充满了严厉，这种严厉却又含着一种呆滞，一种失去希望的呆滞。这种神情十分酷似十字架上的殉道者。旋匠的哀伤恰恰来自于老伴这双严厉到呆滞的眼睛。一种不祥笼罩住了旋匠，于是他匆忙向邻居借了一匹老马，想马上送她去诊所，想通过治疗使老伴的眼神重新回到温顺忍耐的状态。

“哦，我的玛特里奥啊，还有……”旋匠低声交代着什么，“你可千万不要在依凡那奇医生面前说我打过你，即便他问起来你也要说我从来没有打过你。因为我现在对天发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打你了。不过话说回来了，我打你是因为我骨子里想打你吗？不是，绝不是想起来就随手打的，是我关心你啊。你看，你生病了别人会关心吗？会伤心吗？现在是谁送你去诊所……我一直在努力。该死的暴风雪，这难道是上帝在发怒！你千万不要发怒，还是护佑我们顺利到达诊所吧……哦，怎么了？玛特里奥，你的腰还痛吗？你回答我啊，为什么不回答？”

旋匠很是迷惑，令他不解的是，落下的雪花停留在了老伴的脸上。难道老伴的体温不能够融化它们？那是一张如此瘦削，灰白还泛着蜡黄色的脸，尽管如此，还是有严厉而刻板的神情。

“哦，臭女人！”旋匠狠心道，“你不要辜负了我的良心，那是我对上帝……你看你，这样……唉，你真是个臭女人！好了，如此下去我可不情愿送你到诊所！”

马被勒住，缰绳低垂，他迟疑着想回头看看那躺在后面的老伴。可是他不敢，问她什么，她也没有回答。他开始害怕起来。可即便这样，他也没有回头看她一眼，只是去摸她的手。她的手冰冷，鞭子从他手里掉落般沉了下去。

“难道是老伴死了！”

这下该轮到旋匠哭了。不过这不全是为死去的老伴哭，更是为自己的懊丧哭。他琢磨着：世间万物倏忽即变，令自己惊奇的哀伤才来，马上便有了结果。自己没有和老伴过上一天幸福的日子，没有对她说过爱，更没有关心过她。他们俩在一起的时间长达四十年，可这四十年怎么就像在雾里，一眨眼的工夫就过去了。自己酗酒、打架、受穷，没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而且，像故意气他似的，正当自己想关心一下她，想品味一下有她的日子，深感自己实在对不起她的时候，她却死了。

“唉，不幸的是过去她还经常去要饭！”他开始回忆往昔，“我主动让她去乞讨，仅仅为了一块面包！这个臭女人如果继续活下去，再活过十年就好了，这样，我一定会让她过一些幸福的日子。圣母啊，我不应该再去诊所了吧，那个鬼地方不适合我现在去，看来我还是原路返回吧，去把她下葬。”

他猛拉缰绳，转变方向并大力鞭打这匹借来的老马。回去的路已被大雪覆盖，来时的车辙也了无痕迹，这让他更为艰难。小树丛不时从眼前一闪而过，这时便会有东西撞在雪橇上，而他的手也会被擦伤。他的视线所及还是白茫茫一片，暴风雪依然。

“能让我从头再来一次吗？”旋匠想道。

他回忆往昔：仗着自己有一手好技艺，他将出身富裕人家的玛特里奥娶到了手。一晃四十年已过，原本年轻、漂亮、活泼的玛特里奥，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凭着自己的好手艺他们原本可以过上好日子，但婚后的他经常酩酊大醉，整日醉倒在暖炕上。更为不幸的是这种习惯一直延续了下去，他迷迷糊糊地过了一辈子，直到现在也从没有清醒。四十年前的婚礼他还有印象，可婚礼后的生活他就记不大清了，除了醉酒后将老伴往死里打之外，也无其他了。四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纷纷扬扬的大雪越来越厚实，被大雪遮蔽的天空渐渐黑了起来，黄昏已经来临。

“如今，我该去向何方啊？”回忆往昔中的旋匠突然惊醒过来，“该把她埋了，我却去医院……真像个傻瓜！”

旋匠再次调转马头，老马加鞭。效果不错，这匹孱弱的老马将全身的力量攒起来，喷着鼻息，一路小跑起来。旋匠紧密地将鞭子落在老马的背上，老伴的头因为雪橇速度加快，随着颠簸的雪橇而撞击到雪橇上。传来咚咚的声音，这种声音旋匠不回头也是知道的。天色越变越暗，风变得越来越冷，越来越刺骨……

“让我的人生重新来过多好啊……”旋匠想道，“买一套新的工具，重新招揽生意……挣的钱全部上缴……我一定会这样的！”

想着想着，恍惚中他发现缰绳早已不在手中。清醒后的他急忙找寻，想再次掌控起缰绳，可这次却失败了。因为他原本攥着缰绳的手已经僵硬了……

“罢了……”他心想，“老马识途，它应该能带自己回去。现在我该好好睡会儿……在把她安葬以前，在举行祭奠以前，我还是休息一会儿吧。”

他合上双眼，慢慢进入睡眠。打盹时他猛地感觉雪橇停住了，他睁开眼睛努力看着眼前这堆黑糊糊的东西，像是小木屋，又像大草垛……

起身下来弄个清楚吧，可是他发现自己的身体懒洋洋的，动身困难，就是冻死也不打算下来了……于是他安静地睡着了。

等到再次醒来，他发现自己身处一间宽敞的屋子里，屋子四壁新漆过。明媚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来，明亮而温暖。旋匠看到床前有许多人，第一件事他就想表明自己是个稳重而懂事的人。

“欢迎老乡们来我老伴的葬礼！”他说，“我还要麻烦东家……”

“唉，不必了，不必了！你就这样睡吧！”有人说。

“我的天啊，你是依凡那奇老爷！”旋匠看到身边的医生吃惊地说，“你是我的恩人哪！”原本想起身下床的他，因“手脚”僵硬而跌倒在了床上。他是想下床跪谢医生的。

“依凡那奇老爷！我怎么没有腿和胳膊了呢？”

“你就适应没有胳膊和腿的日子吧……它们都冻坏了！唉，唉，你别哭啊，这辈子你也活够了，整整六十年，你该感谢上帝——让你能活得那么久，活得足够了！”

“不甘心啊，我很难过啊！老爷，您应该宽恕我，再让我活上那么五六年就好了……”

“为什么？”

“老马来自他人，是要还的……老伴还需要下葬……时间过得太快了，世间万物变化如此快，依凡那奇老爷！给您做的那个精致的小烟盒还没来得及……”

依凡那奇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走出了这间宽敞的房间——病房。而我们的主人公——旋匠——一生也就差不多了。

装在套子里的人

别里科夫是一名古希腊文教师，也是我的同事，两个月前他在我们城里去世。如果您是这个城里的一员，那么您一定听说过他。他是一个很怪的人，比如在很晴好的日子，他会穿上雨鞋，携带雨伞，并且身上一定穿着严严实实的棉大衣。他携带的雨伞总是被他装在套子里，钟表被放置于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这还不算，一个小小的铅笔刀也要被装在小套子里。

你看到他时，会觉得就连他那张脸似乎也蒙着套子，那是因为他经常把头缩进他那高高竖起的衣领里。出门时，他眼镜一定要戴黑色的，身穿羊毛衫，还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乘坐马车时，势必叫车夫将篷子支起来。也许，别里科夫想与世隔绝，不愿受到干扰才想起为自己制作一个套子般的壳子，自己把自己装进去。或许他害怕现实生活的剌激，怕被惊吓到，怕自己六神不安。或许是为了给缺乏勇气的自己以及对现实的憎恶作辩护吧。他经常对往事念念不忘，其实那些所谓的往事都是从未存在过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所教授的古希腊语，对于他自己也起着雨鞋和雨伞的作用——借此他可以躲避现实生活。

别里科夫除了把自己的肉身藏起来，还把自己的思想也尽力藏在一个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新闻里强调的禁止事项，他才会弄得一清二楚。比如那些禁止中学生于晚上九点以后在街上闲逛的告示，他看到后就觉得又清楚又明白：这种事是禁止的，好，这就行了。同时他还认为，官方告示中同意的或者默许的事项里面经常暗含着让人不信任的成分，暗含着那些隐隐约约、还没充分说出来的成分。每当政府批准了一个事项——城里建立了一个戏剧俱乐部，或者阅读室，或者茶馆，他总要摇摇头，喃喃地自语：“当然，这些活动初衷是好的，是可行的，但无论如何也不能闹出什么乱子。”

他总是被那些违背法律、背离规范、与常规相冲突的活动弄得不高兴，尽管这些与他没有什么关系。比如他的同事没有按时到教堂参加祈祷，再比如他听到有关中学生闹事的流言。对这些他经常出现心慌的症状，并不停地对自己说：一定不要闹出些什么事啊。这使得参加教务会议的我们，经常被他那种慎重，那种多疑，那种纯粹套子式的论调，压得透不出气来。他经常担心那些男子中学或者女子中学里的年轻人太不安分，他们在教室里总是闹闹吵吵，为此他常常叹气，并暗自祈祷：只求当局不会听闻到这些事情，只求不出什么乱子才好。此外，他还希望开除二年级的彼得洛夫和四年级的叶果洛夫，他觉得这样会使得局面更好些。

您可以猜到结果了，就是凭着这种垂头丧气、这种唉声叹气和苍白小脸上的眼镜，他降服了我们，让我们做出了让步，将彼得洛夫和叶果洛夫的品行分数降低，于是他们被禁闭了，直到他们俩被开除。

我们学校的同事们都怕他，信不信由您。我的那些同事们都是有思想的、很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陶冶，可是我们所在的学校却被如此一个经常老穿着雨鞋、带着雨伞的小人物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当然，辖制中学还算不上什么，他还辖制着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城呢！城里面的太太们想礼拜六举行家庭戏剧晚会都不成，因为怕他听见；教士们当着他的面不敢吃荤，也不敢打牌。结果是全城的人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里什么都怕，战战兢兢地生活着。这全拜别里科夫这类人所赐。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

别里科夫住的地方和我在一起。属于他的卧室很小，就像一只箱子，床上还挂着帐子。当他上床，立刻就拉起被子蒙上自己的脑袋。小小的卧室又热又闷，关紧的门被急风吹打着，炉子发出嗡嗡的声音，一声声不祥的叹息从厨房里传来……躲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的别里科夫，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小贼溜进来。由于他整夜都被噩梦困扰，以致早晨我和他一起去学校的时候，他还浑浑噩噩，脸色苍白。也许是我们教学的那个学校挤满了人的缘故，使得他的内心充满了害怕和憎恶，其实他与我走在一起，对于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也是苦事一桩。

即便这样，他还差点结了婚。我们学校来了一个新的史地教师，他的原籍为乌克兰，名字是密哈益·沙维奇·柯瓦连科，和他一同来我们学校的还有他的姐姐华连卡。一段时间后，在校长太太的尽力撮合下，华连卡居然对我们的别里科夫产生了好感，并且很明白地向他表示了出来。怂恿的作用在恋爱特别是婚姻方面往往会有很强烈的体现。我们学校的每个人，也就是别里科夫的同事和同事的太太们，都一起极力想说服别里科夫，说他应当结婚。而且，华连卡生得美丽，人人喜欢她；作为五等文官的女儿，华连卡还拥有田产；当然，最重要的是，她是第一个待他诚恳而亲热的女人。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结婚了。

但是华连卡的弟弟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二天起，就讨厌他。

接下来还是请您看看他们之间后来发生的事吧。事件的缘由是从一张某个促狭鬼画的漫画开始的。这张漫画名为“恋爱中的anthropos”。画里的主人公是别里科夫和华连卡。他和华连卡胳膊挽着胳膊走着路，他还打着雨伞，穿着雨鞋，卷起裤腿。这幅画里的别里科夫与现实中的他的神态非常一致，这您是应该知道的。这样的画不止一幅，而是很多，因为男子中学、女子中学、神学院的教师们，甚至连官府的官员们都收到了一幅。可见那位画家一定画了不止一夜。当然，主人公之一的别里科夫也接到一份。可想而知，这幅漫画弄得他难堪极了。

五月一日，那天正好是礼拜天，我和别里科夫一起离开了宿舍。因为我们教师们已经和学生们约好要从学校一起出发，到远离城市的一个小树林中去郊游。我们动身了，一路上他脸色发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么狠毒的坏人！”他哆嗦着嘴唇说道。

这一刻我有点可怜他了。我们在路上走着，忽然间，柯瓦连科和他的姐姐华连卡一前一后骑着自行车过来了。跟在后面骑车的华连卡虽然涨红了脸，筋疲力尽，但是看上去很高兴，也非常愉快。

“我们先行过去！”她嚷道，“天气真是太好了！很可爱，可爱得要命！”

他们越骑越远，最后从视线中消失了。此时别里科夫的脸色也发生了变化：从青到白。他愣住了，瞧着我……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难道是我的眼睛欺骗了我？中学教师和女士骑自行车一起出门是何体统？”

“这能有什么关系呢？”我问，“他们喜欢骑自行车就尽管骑好了，高高兴兴地玩上一阵多好。”

“但是他们这样可怎么行啊？”他叫嚷着，反倒因为看到我显出波澜不惊的样子而感到奇怪，“您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

他一副心神不宁的神情，表示不想和我一起往前走了，便回了家。

第二天，别里科夫心慌意乱，浑身哆嗦，并且经常搓手；从他的脸色即可判断得出来他病了。学校还没有放学，他就回家了，在他的教学生涯中，这还是第一次呢。他没吃午饭。快到傍晚时分，裹得暖暖和和的他去了柯瓦连科家里。此时华连卡不在家，只有她弟弟接待了他。

“请坐吧！”柯瓦连科脸色冰冷，皱着眉头说道。别里科夫在座位上呆愣了大约十分钟，然后开口了：“这次我过来，是想了却自己的一桩心事。我最近相当烦恼，相当烦恼。有幅荒唐的漫画由一个心怀叵测的家伙画了出来，画里是我和另一个跟您和我都有密切关系的人。我琢磨着我应该有责任向您说明情况，我发誓与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我不应该被人这样讽刺，因为我没有做出什么该被讽刺的事来——正好截然相反，我所有的行为平时在各个方面都配得上正人君子这一称号。”

柯瓦连科坐着生闷气，一声不吭。沉默了一会儿后，别里科夫压低声音，并用带有悲凉的声调接着说：“除此之外，我还要和您谈谈另外一件事情。我在这个学校工作了许多年，而您刚刚来到这里；作为同事，我年纪比您大，既然如此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提一个忠告。您作为一个青年教育工作者，用骑自行车来消遣的方式，那是相当不合宜的！”

“这话怎么讲？”柯瓦连科问。

“这是没有必要解释的吧，密哈益·沙维奇？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连教师都在骑自行车了，那我们还指望学生能有什么好的行为？他们所能做的大概就只有倒过来，用脑袋走路了！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做这种事，那就做不得。昨天我一看见您的姐姐我都吓坏了，眼前一片漆黑。一位小姐，或者一个姑娘，却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您到底要怎么样？”

“我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忠告您，密哈益·沙维奇。您作为青年人，前途是很远大的，您的一举一动需要十分十分小心才可以；现在您却如此马马虎虎，唉，如此马马虎虎！穿着绣花衬衫您就敢出门，人家看见您经常在大街上拿着书走来走去；现在呢，又骑什么自行车。校长一定能够听到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这件事的，之后，这事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还会有好下场吗？”

“讲到这里，我认为姐姐和我骑自行车，与别人没有任何关系。”柯瓦连科涨红了脸说，“如果有人要来管我的私事，就叫他滚！”

别里科夫站起身来，脸色显得十分苍白。

“您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和我说话，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再继续交谈下去了。”他说，“在我面前说到上司的时候不应该用这种方式说话，算我请求您，对待上司您应学会尊敬才是。”

“难道我对上司说了什么不好的话？”柯瓦连科十分生气地看着别里科夫问道，“请您躲开我。我是光明磊落的人，不愿意跟像您这样的先生讲话。我不喜欢那些背地里进谗言的人。”

别里科夫心神不宁，匆匆忙忙地穿上大衣，他脸上的神情变得十分恐怖。这么不客气的话他还是生平第一次听到。

“随您怎么说，都由您好了。”他一面朝楼梯口走去，一面说，“只是我得跟您提前说明一下：说不好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了，为了防止有人曲解我们的谈话以致闹出什么乱子，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给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

“向他报告？去吧，尽管去报告吧！”

柯瓦连科在后面一把抓住别里科夫的衣领，然后使劲推了一下，别里科夫就连同他的雨鞋一起乒乒乓乓地滚下楼去了。楼梯很高很陡，可他滚落到楼下却一点伤也没有。站起来后，他摸了摸鼻子，然后看了看眼镜碎了没有。巧合的是，就在他滚下楼的时候，华连卡回来了，还带着两位女士。她们站在楼下，看到这一幕后，怔住了。这样的事在别里科夫眼里是最可怕的。我认为他宁可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变成被别人取笑的对象。就是嘛，如果这样的话，这件事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还会传到校长那里去，还会传到督学那里去。哎呀，一定会闹出很多的乱子！也许还会有另外一张漫画，到头来说不好会弄得他奉命退休吧……

等到别里连科站起来后，华连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脸相，他那揉皱的大衣，他那雨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纵声大笑，笑声在整个房子里响着：“哈哈哈！”

所有的事情都因为这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声结束了。

原本预想中的婚事就这样结束了，别里科夫在人间的生活也就此结束了。华连卡说了些什么他没有听到，做了些什么他也没有看到。等到了家，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桌子上拿掉华连卡的照片；然后他上了床，从此再也没起过床。

一个月后，别里科夫死了。我们都去送葬。

我们不得不老实说：埋葬像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在从墓园回去的路上，每个人都露出忧郁和隐忍的表情；快活的感情那是谁也不肯露出的——对于那样的感情，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当大人都不在家时，我们跑到花园里折腾一两个钟头，享受完全自由的时候，才经历过。

从墓园回到家的时候，每个人还都高高兴兴的。可是一个星期的时间还没有到，大家的生活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就像先前一样郁闷、无聊、乱糟糟了。事情并没有任何好的变化。诚然，我们把别里科夫埋葬了，但是像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世界上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美妙的结局

那天列车长斯特奇金是不需要值勤的。就是那天，柳博芙·格里戈里耶夫娜——一个四十岁左右、长相端庄、身体壮实的女人，正好在列车长的家里坐着。她专门从事说媒这个行当，此外也做过很多不太光明正大的事情。斯特奇金虽然免不了有些尴尬，但他还是表现得如以往一样庄严、认真、沉稳。

斯特奇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边抽雪茄边说：“很愉快和您认识。谢苗·伊凡诺维奇向我推荐您，他这样认为，您可以在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上帮助我。这件事非常重要，对我一生的幸福有很大的关系。我这个人已经五十二岁了，这就意味着，在这样的年龄，我本该子女成群了。我的职业很稳定，存款虽然谈不上多，但对心爱的女人和孩子们的供养来说完全不成问题。我们私下里说，我除了工资外，还有些存款是我节俭下来存在银行里的。我这个人是很正派的，而且一滴酒都不喝，生活过得也很严谨合理。可以这么说，在生活方面我是可以为许多人做出表率的。当然话也得说回来，像我这样没有温暖的家庭，没有生活的伴侣，是难免有些缺憾的。我就像个四处流浪的匈牙利人，居无定所，娱乐对于我来说根本不存在，也没有人可以商量，万一生了什么病，身边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等等。当然，除此之外，柳博芙·格里戈里耶夫娜，在这个社会上，单身者总不如成家的人更有威信……作为受过教育，还有些钱的我，如果从某种观点来看，又算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孤孤单单的人，与一些出家的人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非常期待你能来为我牵线——换句话说，也就是能与某位般配的女士缔结合法婚姻。”

“这样的事很好啊！”媒婆嘘了一口气。

“孤孤单单的我，在这样的城市里不认识任何人。既然我谁也不认识，那么让我去哪里，去找谁呢？正是如此，谢苗·伊凡诺维奇才劝说我找一个这方面的行家，就是那种以促成人们的幸福为职业的人。因此我才万分殷切地恳求您，柳博芙·格里戈里耶夫娜，希望您鼎力相助，帮我安排好命运。您认识城里所有的未婚女士，帮助促成我完成美事对您来说一点都不难。”

“这算不上什么问题……”

“您请喝，别客气呀……”

媒婆熟练地将酒杯放到嘴边，然后一口气喝完杯子里的酒，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这算不上什么问题，”她又说，“那么，尼古拉·尼古拉伊奇，您想找个什么样的新娘呢？”

“这个吗？那就随缘吧。”

“提起缘分，当然也对。不过，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口味。比如有些人对黑头发的女子情有独钟，有些人却对金发女郎情有独钟。”

“您应该明白，柳博芙·格里戈里耶夫娜，”斯特奇金庄严地叹了口气说，“我这个人很正派，性格也刚强。在我眼中，美貌以及一般的外在美都是次要的，因为，您是知道的，美丽的容颜渴了不能当作水来用，而且娶个漂亮的女人当老婆需要操心很多的事情。我是这样认为的：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外表，而是内在，换个说法也就是，这个女人要有善良的内心，其他各个方面的品德都要好。您请喝呀，不要客气……假如老婆一副富态样，这看起来当然感到舒服，这个自然不用说。我是这么认为的，这对夫妻双方的幸福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智慧。我实实在在地说吧，事实上女人也不需要智慧，原因是她拥有智慧后便会自命不凡，便会想入非非。现今这个时代不接受教育那肯定不行，这是不必说的，但教育也是多种多样的。假如娶一个能操一口流利法语或德语的老婆，甚至能精通各国语言，这必然是很好的，甚至好极了。但，举个例子吧，假如她连给你钉个扣子都不会，那么会说外语能有什么用？像我这种受过教育的人，即便与卡尼杰林公爵交谈我依然会说得头头是道，就好比现在和您说话一般。我需要的是一个朴实点的女人。最主要的是，这个女人必须尊敬我，她一定要明白，她的幸福是我给的。”

“那是一定的。”

“好的，那现在来谈一下具体的问题……大富大贵人家的女儿我不娶。我一定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结婚，那样就把自己作践了。我还没有到吃女人面包的地步，反而一定要让女人吃我的面包，这是我期望的。这点还是要让她心里明白才好。不过出身贫穷家庭的女人我也不可能娶。虽然我是出于爱情才去结婚，虽然我有些积蓄，虽然我不依靠婚姻来取得财富，可是，穷人家的女儿我也是不能娶的。原因您也是知道的，目前物价奇高，话说回来以后我们还会生养孩子的。”

“那么就寻觅一个有陪嫁的。”媒婆说。

“您请喝啊，不要客气……”

两个人沉默着，过了五分钟。媒婆叹了一声，瞥了列车长一眼，问道：“是这样，老爷，有种……单身的女人您是不可能要的吧？很不错的呢。有一个来自法国的女人，还有一个来自希腊的女人。她们都很受欢迎的。”

列车长琢磨了一会儿，说：“不要的，十分感谢。承蒙您的善意和关照，我心领了。那么此刻容我咨询一下：您给别人介绍一个新娘的费用是多少钱？”

“收得不多。按照老规矩，您能给个二十五卢布再加上一件衣料，我就十分感谢了……说到找个有陪嫁的女人，那肯定就得是另一个价码了。”

斯特奇金把胳膊收拢并在胸前交叉着，开始了思考。他思考了一下，叹着气说道：“这样的价码太高了……”

“一点儿也说不上高，尼古拉·尼古拉伊奇！要放在以前呢，双方达成结婚意愿的非常多，相应收取的费用也就便宜些，不过在现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实在挣不了几个钱。如果遇到不持斋的月份，能够收上两张二十五卢布，我就得谢天谢地了，实话和您说吧，老爷，我们光依靠说媒挣钱那是不行的，根本发不了财。”

斯特奇金耸动了几下肩膀，有些疑惑地望向媒婆，问道：

“啊！难道五十卢布还少吗？”

“当然少啦！以前我经常拿一百多呢。”

“哼！我还真是想不到啊，干这样的事居然能够有很好的收入。五十卢布！这样的数目也不可能是所有男人都能挣得到的！您请喝呀，不要客气……”

媒婆再次喝了一杯酒。斯特奇金沉默着从头到脚打量了媒婆一番，说：“五十卢布……照此算来，一年便是六百哪……您请喝呀，不要客气……如果能有这么多红利，您一定知道，柳博芙·格里戈里耶夫娜，您给自己找个新郎，也不是什么难事啊……”

“说我？”媒婆笑着回答，“我可老啦……”

“一点儿也不……您的身材如此好，脸蛋白白胖胖的，其他的嘛，也不错。”

媒婆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斯特奇金同样不好意思起来，他在她身边坐下来。

“您还是十分讨人喜欢的，”他说，“如果您能够找到一个作风正派，还能省吃俭用的当家人，那么加上他的薪水，再算上您自己的收入，您就更加让人喜欢了，如此一来，你们两口子过起日子来一定会相亲相爱的……”

“天啊，您这是在说什么，尼古拉·尼古拉伊奇……”

“说说又能有什么关系呢？我没有恶意……”

沉默了一段时间。斯特奇金开始擤鼻涕，并发出很大的声音；媒婆则满面通红，害羞地看着他，问：“这么说，尼古拉·尼古拉伊奇，您每月到底会收入多少呢？”

“说到我嘛，七十五卢布，这是不包括奖金的……此外，在硬脂蜡烛(意为查抄点火车上的蜡烛)和兔子等账目上，我们也能收入一些。”

“那么您还能去打猎？”

“不啊，那些经常逃票的乘客被我们称作兔子。”

又是一阵沉默。一分钟过后，斯特奇金开始起身站起来，并在房间里激动地走来走去。

“我是不找年轻姑娘的，”他说，“像我这种上了年纪的人，需要的是那种……与您一样……中年以上、做事沉稳、有您这种身段的女人……”

“天啊，您这是在说什么……”媒婆痴笑着，同时用手绢把自己那张涨红的脸遮了起来。

“这还需要考虑什么啊？我认为您所具有的品性恰合我心。像我这种作风正派，不喝酒的人，要是您同样中意，那……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了！请允许我向您求婚！”

媒婆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之后再次痴笑起来。为了表达自己的认可，她马上与斯特奇金干了一杯。

“好了，”列车长兴高采烈地说，“那么此刻请允许我向您说明一下我对您的希望——您应该如何待人接物，应该如何持家过日子……我这个人一向严肃、认真、稳重，对人对事光明磊落，当然我希望自己的妻子也会像我一样要求严格，她要明白，我是她的恩人，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他坐下来之后，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开始对自己未来的新娘阐述着自己对于家庭生活、对于妻子责任的观点。

小公务员之死

一个美好的晚上，心情美好的庶务官伊凡·德米特里·切尔维亚科夫，坐在剧院第二排座椅上，正拿着望远镜观看轻歌剧《科尔涅维利的钟声》。看着演出，他感到无比幸福。但突然间……小说里经常出现这个“但突然间”。作家们是对的：生活中确实充满了种种意外事件。但突然间，他的脸皱起来，眼睛往上翻，呼吸停住了……他放下望远镜，低下头，便……“阿嚏”一声！

他打了个喷嚏，你们瞧。无论何时何地，谁打喷嚏都是不能禁止的。庄稼汉打喷嚏，警长打喷嚏，有时连达官贵人也在所难免。人人都打喷嚏。所以，切尔维亚科夫毫不慌张，掏出小手绢擦擦脸，而且像一位讲礼貌的人那样，举目看看四周：他的喷嚏是否溅着什么人了？但这时他不由得慌张起来。他看到，坐在他前面第一排座椅上的一个小老头，正用手套使劲擦他的秃头和脖子，嘴里还嘟哝着什么。切尔维亚科夫认出这人是三品文官布里扎洛夫将军，他在交通部门任职。

“我的喷嚏溅着他了！”切尔维亚科夫心想，“他虽说不是我的上司，是别的部门的，不过这总不妥当。应当向他赔个不是才对。”

于是，切尔维亚科夫咳嗽一声，身子探向前去，凑着将军的耳朵小声说：“务请大人原谅，我的唾沫星子溅着您了……我出于无心……”

“没什么，没什么……”

“看在上帝份上，请您原谅。要知道，我……我不是有意的……”

“哎，请坐下吧！让人听嘛！”

切尔维亚科夫心慌意乱地坐了回去，他傻笑一下，开始望着舞台。他看着演出，但已不再感到幸福。他开始惶惶不安起来。幕间休息时，他走到布里扎洛夫跟前，在他身边走来走去，终于克制住胆怯心情，嗫嚅道：“我溅着您了，大人……务请宽恕……要知道我……我不是有意的……”

“哎，够了！……我已经忘了，您怎么老提它呢！”将军说完，不耐烦地撇了下嘴唇。

“他说忘了，可是他那眼神多凶！”切尔维亚科夫暗想，还不时怀疑地瞧他一眼。“连话都不想说了。那么，我更应当向他解释清楚，我完全是无意的……这是自然规律……否则他会认为我故意啐他。他现在不这么想，过后肯定会这么想的……”

回家后，切尔维亚科夫把自己的失态告诉了妻子。他觉得妻子对发生的事过于轻率：她先是吓着了，但后来听说布里扎洛夫是在“别的部门”任职后，也就放心了。

“不过你还是去一趟赔礼道歉的好，”她说，“他会认为你在公共场合的举止不当！”

“说得对呀！刚才我在剧院道歉过了，可是他有点古怪……一句中听的话也没说。再者那种场合也没有时间细谈。”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刮了脸，去找布里扎洛夫解释……走进将军的接待室，他看到里面有许多请求接见的人。当然，将军也在其中，他已经开始接见了。询问过几人后，将军抬眼看向了切尔维亚科夫。

“昨晚在剧场，倘若大人还记得的话，”庶务官切尔维亚科夫开始报告，“我打了一个喷嚏，无意中溅了……务请您原……”

“什么鬼话！……天知道怎么回事！”将军扭过脸，对下一名来访者说，“您有什么事？”

“他不想说！”切尔维亚科夫脸色煞白，心里想道，“看来他是真的生气了……不行，这事不能这样放下……我要跟他解释清楚……”

当将军接见完最后一名来访者，正要返回内室时，切尔维亚科夫一步跟上去，又开始嗫嚅道：“大人！倘若在下胆敢打搅大人的话，那么可以说，只是出于一种悔过的心情……我不是有意的，请您谅解，相信我真是无心之过才好，大人！”

将军作出一副哭丧脸，挥一下手。

“您简直开玩笑，先生！”将军说完，便走进内屋并关上了门。

“这怎么是开玩笑？”切尔维亚科夫想，“根本不是开玩笑！身为将军，怎么这样不明事理！既然这样，我再也不向这个好摆架子的人赔不是了！去他的！我给他写封信，再也不来了！真的，再也不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这么思量着回到家里。可是给将军的信却没有写成。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这信该怎么写。只好次日又去向将军本人解释。

“我昨天来打搅了大人，”当将军向他抬起疑问的目光时，他开始嗫嚅道，“我不是如您讲的来开玩笑的。我来是向您赔礼道歉，因为我打喷嚏时溅着您了，大人……说到开玩笑，我可从来没有想过。在下胆敢开玩笑吗？倘若我们真开玩笑，那样的话，就丝毫谈不上对大人的敬重了……谈不上……”

“滚出去！”忽然间，脸色发青、浑身打颤的将军大喝一声。

“什么，大人？”切尔维亚科夫小声问道，他被将军愤怒的样子吓呆了。

“滚出去！！”将军跺着脚，又喊了一声。

切尔维亚科夫感到肚子里什么东西碎了。之后，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着，他一步一步退到门口。他来到街上，步履艰难地走着……他浑浑噩噩地回到家里，没脱制服，就倒在长沙发上，后来就……死了。

名贵的狗

老兵出身的中尉杜博夫，年龄已经不年轻了。他与志愿入伍的克纳普斯正坐在一起喝酒。

“这是一条不错的公狗！”杜博夫指着自己一条叫米尔卡的狗，对克纳普斯说道，“名——贵——的狗啊！请您仔细地看它的嘴脸！单凭这张嘴脸就很值钱了！遇上喜欢狗的人，只凭这张脸就能够出价二百卢布！您不信吗？这样看来您肯定是外行……”

“我懂，不过……”

“这条猎狗那可是长毛的，英国纯种的长毛猎狗！每当发现野物时它会展示出一副很漂亮的姿势，你再看它的鼻子……相当灵！天哪，多么灵的鼻子啊！您知道当初米尔卡还是一条小狗崽子时，我是花了多少钱才把它买下的吗？一百卢布！好狗啊！米尔卡，你这个机灵鬼！米尔卡，你真是个小坏包！来这儿，来这儿，到这儿来啊……哎呀呀，我的小宝贝，我的小乖乖……”

杜博夫招引着米尔卡走了过来，同时在它的狗头上亲了一下。可不知出于怎样的心情，泪水从杜博夫的眼睛里涌了出来。

“这狗我是谁也不给的……我的小美人……小淘气。你是爱我的，米尔卡，是不是？……好了，滚到一边去吧，”刚和小狗亲昵了那么几下，突然，中尉杜博夫大声喝道，“你的小脏爪经常在我的军服上蹭！说实话，克纳普斯，我花费了一百五十卢布买了这么条小狗！可见它很值钱：只是我没有时间去打猎，这太可惜了！把这条狗简直闷死了，也荒废了它的才能……因此我想来想去还是卖了它吧。您买去吧，克纳普斯！您一辈子会感谢我的！哦，如果您手头不宽裕，让半价给您我还是可以的……出五十卢布就可以把它带走！您这是明抢呀！”

“不是这样的，亲爱的……”克纳普斯叹声道，“您的米尔卡如果是一条公狗，我也许会买下它，可是……”

“米尔卡不是公狗吗？”中尉惊讶连连，“克纳普斯，您这是怎么啦？难道米尔卡不是公——狗！哈哈！那么按照您的看法它是母狗吗？哈哈哈！你这孩子，可真行！连个公狗母狗都分不清！”

“根据您所说的这番话来判断，您就认为我像个瞎子或者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克纳普斯生气地说，“这当然是母狗！”

“您也会把我当作一位太太，那也是说不定的吧！唉，克纳普斯，克纳普斯！多亏了您还就读过专科学校并顺利毕业哩！不对，亲爱的克纳普斯，这绝对是一条地地道道的纯种公狗！而且它强过任何一条公狗，甚至要强十倍呢，可是您居然说……不是公狗！哈哈……”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真是很对不起啊，您……您这样简直是把我当作了傻瓜……这很让人生气……”

“好了，不要生气了，去您的……不买那就算了呗……就是到了临死您这样的人都不会开窍的！过会儿您还得说，这条狗的尾巴不是尾巴，是腿呢……好了，不要生气了。我本来对您是一番好意。瓦赫拉梅耶夫，拿白兰地来！”

勤务兵再次拿来了一瓶白兰地。各自倒满了一杯后，两个老友开始沉思起来。在不知不觉的沉默中，半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

“这狗就算是母的吧……”中尉打破沉默的状态，阴着脸看着酒瓶，“这事怪了！但是这样对您更有好处呢。如果是母狗的话还可以为您下小狗，一头小狗崽子就能值二十五卢布……所有人都乐意向您买的。我就不理解您如此喜欢公狗的原因！母狗的好比公狗可是强上一千倍。母狗更识好歹，更恋主人……这样可以么，既然您这么怕母狗，您给个二十五卢布就带走。”

“不可以的，亲爱的……我一个戈比也不出。一是我用不着什么狗，二是我也没有钱。”

“您早这样说不就好了。米尔卡，从这儿滚出去！”

勤务兵把煎鸡蛋端了上来。两个朋友默默地吃起来，竟然吃光了那一平锅鸡蛋。

“您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克纳普斯，诚实……”中尉擦着嘴说，“如果这样就把您放回去那我是过意不去的，见鬼去吧……您猜怎么着？把狗带走吧，我白送您了！”

“让我将它放到哪里啊，亲爱的？”克纳普斯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再说了，我那儿也没有人可以照看它呀？”

“好吧，不要的话那就不要呗……您见鬼去吧！既不想买，也不想要……哎，您这是要去哪儿？再坐一会儿嘛！”

克纳普斯伸了个懒腰，然后站起身来，拿起帽子。

“该走了，再见吧……”他打着哈欠说。

“那您等一下，我来送送您。”

杜博夫和克纳普斯把各自的大衣穿上，然后来到了街上，两人默默地走了一百来步。

“您认为我将这条狗送给谁比较合适呢？”中尉开口说，“您身边的什么熟人？那条狗您已经看到了，绝对是条好狗，纯种狗，可是……对我真是一点用处也没有！”

“我不知道，亲爱的……再说我在这地方哪儿有什么熟人？”

之后，他们俩再也没有说任何话，气氛再次静默下来，就这样他们一直走到了克纳普斯的住处。当克纳普斯礼节性地握了握中尉的手，打开自家的便门后，杜博夫故意咳了一声，有点迟疑地说：

“您清不清楚当地的那些屠夫收不收狗呢？”

“我想也许会收的吧……不过这也说不准。”

“我打算叫瓦赫拉梅耶夫明天把狗送过去……去它的！让人把它的皮剥喽……这该死的狗不但把所有的房间给弄脏了，昨天还将厨房里的肉全都偷吃光了，真是可恶至极，下——下——贱胚子……如果是纯种狗那倒好了，鬼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保不齐是看家狗和猪的杂种。好吧，晚安！”

“再见！”克纳普斯说。

随后，门关上了，中尉一人留在外面。

牡  蛎

不需要太费力地追忆，我便能回忆起一件往事的所有细节。

那是秋天的一个傍晚，阴雨绵绵，当我感到一种从未知晓而奇怪的病把我控制的时候，我和父亲正站在莫斯科的一条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此时我感受不到任何的疼痛，但是两条腿却不受控制地弯了下去，要说的话被卡在了喉咙口，而头却无力地歪到了一边……很显然，很快我就会倒下去，进而失去知觉。

此时若是将我送进医院，那些医生肯定会将“饥饿”的字样写在我的病历卡上。把“饥饿”当作疾病的话，那么遍寻所有医学教科书都不能找到关于它的记载。

挨着我站在人行道上的是我的父亲。他穿了一件很旧的夏季大衣，戴一顶露出一团棉花的花条呢帽，脚上穿着一双又大又重的胶皮雨鞋。我的父亲是个世俗的人，他很担心别人看出他光脚穿着雨鞋，于是便在小腿上再套一副旧皮靴筒。

他是个怪人，可怜而又有点糊涂。我对他的爱伴随着他那件做工考究的夏季大衣，变得越来越破旧，越来越肮脏，也越来越深厚。他想谋得一个文书的职位，所以在五个月前来到了京城。这五个月的时间里，他为了找工作，一直在城里东奔西跑，直到今天才下决心跑到大街上来乞讨……

在我们的对面，是挂着写有“旅店”的蓝色招牌的建筑物，那是一幢高大的三层楼房。我的头软弱无力，一会儿往后仰，一会儿朝两边歪。我的上方是旅店的窗子，灯火通明，这使得我不由自主地朝上方看着。窗内有人影在闪动着。一架轻便管风琴的右半边，两幅粗劣的彩画和挂着的电灯很自然地跑到我的眼里……我盯着一扇窗子里的一块发白的东西看，那东西轮廓方正，一动不动，在四周深褐色的背景的衬托下，它显得十分醒目。我瞪着眼睛仔细地看，分辨出那是一块白色的牌子被挂在了墙上。那上面有字，但究竟是什么字，我就看不清了……

我睁大眼睛盯视着这块牌子，足足有半个钟头。我的视线被那片白色吸引住了，就好像我的大脑被它施了催眠术。我想分辨出白色牌子上的字的想法根本是徒劳，尽管我也竭力了。

最后，那奇怪的病开始显示它的威力。

马车的吱呀声传到我的耳朵里，之后变成了隆隆的响雷；而大街上充满的臭气中，我总能分辨出上千种气味；在我的眼里，来自旅店的灯光和街灯的灯光成了令人目眩的闪电。五种高度紧张的感官，让我更加灵敏起来。我开始看到从未看到的东西。

“牡蛎……”我终于看清了牌子上的字。

这是多么古怪的字！这个词是我在这世上活的整整八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第一次听到过的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应该不是旅店老板的姓，尽管大门口通常都挂着姓氏招牌，而不是在墙上挂着！

“爸爸，牡蛎是什么？”我吃力地将脸转向父亲，哑着嗓子问道。

显然，父亲并未听到我的问话。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关注着流动的人群，所有经过他身旁的人都被他目送着……通过他的眼神我能看得出来，他想对行人说点什么，只是那句恰似秤砣重的要命的话，却始终在他颤抖的嘴唇上挂着，怎么也吐不出来。他甚至朝着一个行人迈出了一大步，并碰了碰他的衣袖，只是等那人回过头来时，他却连忙说着“对不起”，满脸尴尬地倒退回来。

“爸爸，牡蛎是什么？”我又问了一遍。

“一种生活在……海洋里……的动物。”

接着，我马上想象出了这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海洋动物的模样。它应该是介于鱼虾之间的一种东西。既然也是在海洋里生活，那么将它和胡椒、月桂叶放在一起烹饪的话，一定能做出一盆十分鲜美的热汤，或者做一盆带脆骨的酸辣汤，或者做成和虾酱一样的浇汁，又或者与洋姜一起做成冷冻……我生动地想象着，人们如何将这种动物从市场上带回来，并尽快将它收拾好，赶快下锅……快，快，因为大家都饿了……饿极了！

煎鱼和虾汤的香味混合着从厨房里飘了出来。我感觉到的是，这股香味让我的上颚和鼻孔开始发痒，并且这种感觉渐渐地遍及全身……旅店、父亲、白牌子、我的袖子，全都冒出这种香味。香味非常浓郁，竟使得我开始咀嚼起来。随着又嚼又咽，好像我的嘴里真就含着一块牡蛎肉似的。

极大的满足感充满我全身，竟让我的腿不由得弯下去。由于担心自己会摔倒，我便抓住父亲的袖子，而身子紧紧贴着他那已经不新的夏季大衣。而此时父亲正紧缩着身子，冻得直打哆嗦。他发冷……

“爸爸，素烧牡蛎好，还是荤烧牡蛎好呢？”我问道。

“牡蛎这东西是要生吃的……”父亲说，“它有像乌龟一样的壳，只是……它的壳是有两片的。”

一瞬间，我对牡蛎的幻想就破灭了，那鲜美的味道也不能让我浑身发痒了……现在我全明白了！

“真恶心，”我小声说，“真恶心！”

牡蛎难道是这个样子！我以前一直把它想象成青蛙那样的动物，现如今那只青蛙藏在了壳里，那亮闪闪的眼睛睁开着并朝外看，不断摆动它那极难看的下颌。我如此想象，人们是如何把这种有壳、有螫、眼睛闪亮、皮肤黏乎乎的动物从市场带回……孩子们见了这种东西一定会厌恶地全都躲起来，也许只有厨娘会皱着眉头，并表现出一副厌恶的模样将它的一只大螫抓住，把它放在盘子里，再送到饭桌上。大人们是吃生的，而且拿起来就吃……连同它的眼睛、牙齿、爪子都吃进去！可它吱吱直叫，极力咬人的嘴唇……

我皱着眉，可是……可是为什么我的牙齿不听使唤地开始咀嚼起来？这有着可怕样子的牡蛎，是如此令人讨厌，令人作呕，可我还是吃它，狼吞虎咽地吃着它，生怕尝出它的味道，闻出它的气味。一只被我吃完了，可第二只、第三只的亮闪闪的眼睛又被我看到了……我把它们都吃了……吃完所有牡蛎后我开始吃餐巾，吃盘子，就连父亲的胶皮雨鞋和那块白牌子我都开始吃了起来……凡是进入我眼睛里的东西，我要全部吃下去，原因我当然是知晓的，那就是只有吃下东西，我的病才会好起来。那些可怕地睁着眼睛而且奇丑无比的牡蛎啊，我一想到它们就浑身打颤，但我还是要吃！吃！

“我要吃牡蛎！我要吃牡蛎！”我的胸中迸发出了声声呐喊，我朝前方伸出双手。

“发发善心啊，先生们！”此时，父亲那低低的、压抑着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中，“真不好意思求人，可是，我的上帝，这孩子真是顶不住了！”

“我要吃牡蛎！”我叫嚷着，并抓住父亲的大衣后襟。

“这么小的年纪，难道你会吃牡蛎？”我听见身边有人发笑。

站在我和父亲面前的是两个戴圆筒礼帽的先生，他们哈哈笑着瞧着我的脸。

“是你想吃牡蛎么？你这个小家伙当真想吃？有意思！可你知道怎么吃吗？”

我印象中，此时我被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拖进了灯火通明的旅店。身边瞬时围上来一大堆人，这些人哄笑着，眼睛好奇地盯着我。我在一张桌旁坐下，开始吃一种滑溜溜的东西，那东西很咸，有一股潮气和霉味。我吃得狼吞虎咽，甚至不去咀嚼，也不去看它们，更不想弄清我吃的是什么。我认为，假如我睁开了眼睛，那一对闪闪发光的眼睛、长螯和锋利的牙齿一定会进入我的眼睛里。

突然，我感到自己似乎嚼到了一种坚硬的东西，之后那东西嘎巴一声被我咬碎了。

“哈哈哈！他连壳也吃了！”人们大笑着，说，“小傻瓜，难道连这个你也要吃吗？”

后来我记得我特别口渴。由于浑身疼痛，即便躺在自己床上也睡不着觉。我的嘴唇滚烫，一股股怪味从中飘了出来。模糊中，我看到我的父亲踱着步子，由一个屋角踱到另一个屋角，一直在挥动的手还不停地比划着。

“我也许着凉了，”他嘟嘟囔囔着说，“我的感觉是，自己的脑袋里面……里面好像有一个人……原因恐怕是今天我还没有……那个……还没吃过什么……我这样的人，真是，真是有些古怪，而且还糊涂……我的的确确看到那些先生付了十个卢布买了牡蛎，我为什么不能走到那，和他们乞讨些来吃……或许还能借些钱呢？他们大多数会给我的。”

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睡着，梦中我看见一只有螫、有壳、眼珠子老转动的青蛙。到了中午，由于很渴，我醒了过来，睁大眼睛遍寻父亲：他仍然踱来踱去，手还在不停地挥着、比划着……

胖子和瘦子

两位朋友相遇在了尼古拉铁路的一个火车站上。他们中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那个胖子的嘴唇油光光的，好似熟透了的樱桃，那是因为他刚刚在火车站餐厅里用过午餐。有一股核烈斯酒(一种烈性白葡萄酒)和橙花的气味从胖子的身上传了过来。刚从车厢里下来的瘦子，则吃力地提着箱子、包裹和硬纸盒。同时也有一股火腿肠和咖啡渣的气味从瘦子的身上传了过来。在他背后，他的妻子——那个下巴很长的瘦女人，不时地探头张望。他的儿子也跟在身后，那是一个眯着一只眼的中学生。

“波尔菲里！”看到瘦子后，胖子大声呼喊，“真的是你吗？我亲爱的！多少个冬天，多少个夏天我们没有见过面啦！”

“我的老天爷！”瘦子惊呼起来，“这真是米沙，我小时候的朋友！你这是从哪儿来？”

两位老朋友互相拥抱着，一连吻了三次，然后彼此看着对方泪汪汪的眼睛。两人都感到又惊又喜。

“我亲爱的！”接吻后瘦子开始道，“真是意料之外啊！简直喜出望外！哎，你倒是仔细瞧瞧我！你呢，还是如此英俊，还是一个美男子，就像从前一样！还是如此气派，如此爱打扮！咳，你，天哪！噢，最近你怎么样呢？是不是发了财？结婚了吧？我已经成家了，你看……这是我的妻子路易莎，娘家姓万岑巴赫……她是新教徒……这是我的儿子，纳法奈尔，中学三年级学生。纳法尼亚(纳法奈尔的爱称)，这位是我小时候的朋友！中学同班同学！”

纳法奈尔犹豫一下，摘下帽子行了礼。

“我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啊！”瘦子接着说，“你是否还记得，同学们那时是如何拿你寻开心的？他们给你起了一个绰号，叫赫洛斯特拉特(古代希腊人，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焚烧了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阿泰密斯神庙)，这个绰号的得来是由于你将公家的一本图书用香烟给烧了一个洞。而我呢，由于我喜欢告密，所以我的绰号是厄菲阿尔特(古代希腊人，曾引波兰军队入境)，哈哈……咱们当时都是小孩子哩！你不要害怕，纳法尼亚！你走过来呀……噢，这是我的妻子，娘家姓万岑巴赫……新教徒。”

纳法奈尔犹豫一下，躲到父亲背后去了。

“喂，朋友，你最近过得怎么样？”胖子热情地望着朋友，继续问道，“在哪儿上班呢？官位做到多大了呢？”

“还不错，现在在上班，亲爱的朋友！至于官位，做到了八品，是文官，已经做了两年了，还得了一枚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薪金低些……咳，去它的！我妻子是音乐教师，我自己呢，只能在业余的时间里把木料做成烟盒。烟盒很精致！我卖一卢布一个。若是有人要十个或十个以上，你知道，我就给他便宜点。好歹能维持生活。你知道，原来我在一个厅里做科员，现在把我调到这里任科长，还是原来那个部门……所以，往后我就在这里工作了。噢，你怎么样？恐怕已经做到五品文官了吧？啊？”

“不正确，亲爱的，再往上提提，”胖子说，“目前我已经是三品文官了……有两枚星章。”

一瞬间，瘦子目瞪口呆了，脸色也变白了，但随即他的脸开始往四下里扭动，并竭力表现出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这就好像，金星分别从他的脸上、他的眼睛里直往外冒。他本人则蜷缩起来，弯腰曲背，顿时矮了半截……那些箱子、包裹和硬纸盒也在随着他的变小而缩小，瘦子开始皱眉蹙额……他妻子的长下巴则拉得更长，纳法奈尔也垂手直立，扣上了大衣上所有的纽扣……

“我，大人……非常高兴！您，作为我儿时的朋友，您，当然，那只是原来，但现在您可以说是忽然间，青云直上，成了如此显赫的高官重臣！嘿嘿，大人！”

“哎，不要这样了吧！”胖子皱着眉头继续说，“为何要用这样的腔调！作为我儿时的朋友，你——又何必用官场里的这一套来奉承呢！”

“这可怎么合适呢……您千万不要这样说，大人……”瘦子这下缩得更小了，他嘿嘿笑着说，“大人真是体恤民情……让我如同再生的甘露一样……这是，大人，我的儿子纳法奈尔……这是我妻子路易莎，新教徒，某种意义上说……”

胖子原来想着要反驳他几句，但当瘦子那副诚惶诚恐、阿谀谄媚、低三下四的寒酸相出现在眼前，让他这位三品文官几乎要呕吐了。他把脸扭了过去，然后向瘦子伸出一只手示意告别。

可是瘦子只握住了他的三个手指头，并鞠了一个几乎接触到地面的躬，还使劲儿嘿嘿地笑着。他的妻子更是眉开眼笑。他的儿子纳法奈尔则喀嚓一声，把脚收起来施敬礼，由于动作太大，那制帽便忽地掉到了地上，让这一家三口又惊又喜。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自己承认有罪吗，普里希别耶夫中士？你于今年九月三日出言冒犯并动手殴打了本县警察日金、村长阿利亚波夫、乡村警察叶菲莫夫，见证人伊凡诺夫和加夫里洛夫，以及另外六个农民，其中前三个人是在执行公务时受到侮辱的。因此你受到指控。”

作为一个退伍中士，普里希别耶夫脸上布满了皱纹和肉刺，此时他站好军姿，沙哑而低沉地回答问题，回答时还把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与他发布命令时一般：

“长官，调解法官先生！那是一定的了，法院根据法律条款，您有理由要求双方陈述当时的各种情况。但我是没有罪的，有罪的是另外那些人。整个事件是由一具死尸引发的——希望他的灵魂能够升天！那一天是三号，我与老婆安菲莎在安安静静、规规矩矩地走着，忽然看到河岸上各色各样的人聚到了一起。于是我问：老百姓在这里集会的目的是什么，又有什么权利允许这样？莫非律书上规定，老百姓能够像这样在公开场合成群结伙的？我嚷了一声：散开！便开始推开众人，希望他们都回家去，我还下令乡村警察揪住他们的脖领，把他们轰走……”

“不好意思，你一定要弄清楚自己既不是本县警察，也不是村长，你有什么权利赶散人群呢？”

“他管不着，管不着！”声音从审讯室里各个角落里传了出来，很是整齐，“人们被他搅得不得安生，大人！自从他退伍回到了家乡，我们就开始忍受他，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从那时起，他弄得人们几乎想从村里逃走。他把大家简直害苦了！”

“事情就是这样的，大人！”村长作证说，“全村所有人都在抱怨。确实和他在一起没法生活！捧着圣像去教堂啦，举行婚礼啦，要不，比如说吧，出了什么事故啦，哪哪他都会出现，他还大喊大叫，吵吵闹闹地要自己来维持秩序。他揪小伙子的耳朵，跟踪监视婆娘们，生怕她们出事，倒像是她们的老公公……前几天，他竟过分到挨家挨户下令不许唱歌，不许点灯。他说，法律没有规定可以唱歌的。”

“您请等一下，过一会儿再提供证词吧，”调解法官打断他的话，“现在，请普里希别耶夫继续陈述。说吧，普里希别耶夫！”

“遵命，先生。”中士用沙哑的声音说道，“长官，您刚才说到，驱散人群之事与我无关……那么好，先生……假如那些民众闹起事来呢？难道就允许他们胡作非为吗？有没有一部法典里写着，可以放纵百姓，听其胡来的？我绝不许可，长官。要不是我赶散人群，给他们点厉害瞧瞧，还有谁能挺身站出来？谁也不懂维持治安的规章秩序，可以这么说，长官，全村只有我一人知道，怎样应对普通老百姓，而且，长官，我什么都能弄懂。我不是庄稼汉，我是中士军官，是退役的军输给养员，曾在华沙当过差，还在司令部呢，先生。以后呢，请注意，我堂堂正正退了伍，当了消防队员，先生。再后来，由于病后体弱我离开了消防队，在古典男子初级中学当了两年的门卫……所有的规章秩序我都知道，先生。可是庄稼汉都是粗人，什么也不懂，就应该听我的，因为那也是为他们好。就拿眼前这件事来说吧……我是驱赶了人群，可那是因为岸边沙地上躺着一具捞起来的死尸。我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尸体躺在这个地方？难道这正常吗？县警察管什么的？我说了：为什么你这个县里的警察不把此事报告上级？兴许这个淹死的人是投水自尽，又或者是一桩刑事凶杀案……可是本县警察日金满不在乎，只顾抽他的烟。他还对围观的人说：‘这人是谁，怎么跑来指手划脚的？他是你们这儿的什么人？好像我们离了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说：‘既然你只知道站着，不管不问，可见你这个傻瓜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昨天就把这事报告了县警察局长。’我请问：为什么报告县警察局长？根据哪部法典的哪一条？碰到这类案子，比如有人淹死，有人上吊，或者诸如此类的事，难道归县警察局长管吗？我说，这是刑事案件，民事诉讼……我说，眼下得派专人呈报侦查员先生和法官们。我还说，第一步你得写份报告，送交调解法官先生。可是他，这个本县警察，光是听着笑。那些庄稼汉也一样。大家都笑，长官。我可以对天起誓，我说的没错。喏，这人笑了，那人笑了，日金也笑了。我说，你们都呲牙咧嘴做什么，可是县警察开口了，‘这类案子调解法官管不着。’我一听这话就冒火了。县警察，你是这么说的吧？”中士转身问县警察。

“说过。”

“大家都听见了吧，你当着众人的面就是这么说的：‘这类案子调解法官管不着。’大家都听见了，你就是这么说的……当时听了这话，我火冒三丈，长官，我甚至吓着了。我说：‘你再说一遍，坏蛋，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他又重复了一遍……我跑到他跟前。我责问：‘你怎么能这样说调解法官先生？你是本县警察，怎么可以反对官府？啊？’我还说，‘你知道吗？调解法官先生只要他愿意，凭你这句话就可以把你这个不可靠分子送交省宪兵队！你知道吗？凭你这些政治性言论，调解法官先生就可以把你发配到什么地方去？’可是村长说话了：‘调解法官超出权限的事一样也做不来。他只能管管小事。’他就是这么说的，大家都听见了……我就说：‘你怎么敢蔑视官府？嘿，你可别跟我开玩笑，否则，老弟，事情可就不妙了！’想当初我在华沙当过差，在男子中学当过门卫。那个时候，只要我一听到这类不成体统的话，我就朝大街上张望，看有没有宪兵。‘老总，’我喊，‘你上这儿来！’于是把事情原原本本都报告他。现如今在乡下你跟谁说去？我气愤极了。一想到如今的老百姓放肆得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服从命令，我心里就有气，所以，我抡起了拳头……当然我没有使劲，真的，就这么轻轻地打了一下，好叫他下次不敢再说您长官的坏话……这时，本县警察竟跑了出来为村长保驾。我因此连县警察也……就这样一个接一个……我一时冲动，长官，嘿，要知道不这样也不行。你要是见着蠢人不打他，那就昧了良心了。何况遇到人命案子……民众闹事……”

“不行！即使民众闹事也有人会管。这方面有本县警察，村长，本村警察……”

“县警察不能样样事情都管到，再说县警察许多事还不如我明白……”

“可是你要知道，这不关你的事！”

“什么，先生？这怎么不关我的事？奇怪，先生……有人胡作非为，还不关我的事！莫不是还要我去夸奖他们？刚才他们向您诉苦，说我禁止唱歌……这唱歌又有什么好处？他们放着正经事不干，就知道唱歌……如今还时兴晚上点着灯闲坐着。明明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了，他们却闲聊，还嘻嘻哈哈。这事我都记下来了，先生！”

“你记下什么了？”

“哪些人点灯闲坐着。”

说到这里，普里希别耶夫从衣袋里摸出一张油污的小纸片，戴上眼镜，念道：

“点灯闲坐的农民有：伊凡·普罗霍罗夫、萨瓦·米基福罗夫、彼得罗夫。大兵的寡妇舒斯特罗娃同谢苗诺夫·基斯洛夫私姘。伊格纳特·斯韦尔乔克大搞妖术，他的老婆玛芙拉是巫婆，每天夜里跑出去挤人家的牛奶。

“够了！”法官大声喝止道，然后又开始询问证人。

普里希别耶夫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不胜惊讶地望着调解法官，显然这位法官并不站在他一边。他那双瞪大的眼睛发亮，鼻子也变得通红。他望着调解法官，望着证人，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审讯室里各个角落都传来一片不满的埋怨声和压抑着的笑声。他更弄不明白最后竟是这样的判决：拘禁一个月。

“什么罪？”他大惑不解地摊开双手问，“我到底犯了哪条王法？”

不过有一点他是清楚的，那就是这世界变了，变得简直没法活下去了。种种阴暗、沮丧的念头困扰着他。但是，当他走出审讯室，看到一群乡民聚在一起谈论什么的时候，他依旧积习难改，不由得手贴裤缝立正，操起沙哑的嗓音，生气地喊道：

“平民百姓，快些散开！不准聚会！都给我马上回家去！”

脖子上的安娜

一

刚刚在教堂行完婚礼，甚至连一点清淡的酒菜都没有预备，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妇只喝了一杯酒，便换上衣服，坐车去了火车站。欢乐的婚庆舞会被取消了，热闹的晚宴被取消了，连音乐和舞蹈也被取消了，他们要赶到二百俄里以外去朝圣。这种做法受到了许多人的称赞，说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是有官职在身的人，也已经不年轻了，举办热闹的婚礼显得太不得体了。一个五十二岁的文官，娶了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姑娘，这样的场合下，听音乐便显得不合时宜。还有人说，作为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之所以去修道院朝圣，是为了让自己的小妻子明白：他是把婚姻放在宗教和道德之后的。

这对新人的亲戚和同事都到车站为他们送行。一群人端着酒杯站着，等着火车开动时好欢呼“乌拉！”新娘的父亲彼得·列翁季伊奇，头上戴着高筒帽，身上穿着教员礼服，他已经喝得烂醉。此刻，他正举着杯子，脸色煞白，不停地朝窗口探过身去，央求说：“安尼娅！安尼娅，你就听我一句话吧！”

安尼娅将身子从窗子里探出来，他便贴着她的耳朵嘀咕起来。她顿时觉得酒气熏天，耳朵里呼呼直灌风，至于父亲说了些什么，根本听不清楚。无奈之下，彼得·列翁季伊奇只好在她女儿的脸上、胸前、手上不停地画十字。他的呼吸都在颤抖，两行热泪从他的眼睛里涌出来。她正在上中学的两个弟弟别佳和安德留沙，在父亲的身后使劲拉扯他的礼服，小声又难为情地说：“行了，爸爸……别这样……爸爸……”

火车慢慢启动了，安尼娅的父亲拖着摇摇晃晃的身子，跟着车厢跑了几步，酒杯里的酒都洒了。他那张带着愧色的脸看上去是多么可怜而又善良啊！

“乌拉！”他喊道。

告别了亲友，现在就只剩下这对新婚夫妇了。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走进包间，四处查看了下，他先把行李放在架子上，然后笑容满面地坐在年轻妻子的对面。他是一个文官，中等身材，很胖，大腹便便的，不过保养得很好。他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嘴上却没有留唇髭，那个被他刮得干干净净、轮廓分明的圆下巴，看上去像极了脚后跟。没有唇髭是他这张脸上最大的特征，这块新刮过的不毛之地，渐渐地与旁边两个胖乎乎、颤悠悠、像果冻一样的腮帮子连成一片。他态度温和，举止庄重，动作也很徐缓。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他面带微笑地说，“五年前，科索罗托夫被授予了一枚二级圣安娜勋章，当他到大人府上感谢时，大人说：‘如今您有三个安娜了：一个在扣眼里，两个在脖子上。’当然，在这里我有必要和你说明一下，科索罗托夫的妻子安娜，是一个爱吵嘴又轻佻的女人，那时候刚刚回到他的身边。所以我希望，当我被授予二级安娜勋章的时候，不要给大人对我说这种话的机会。”

说完，他微微笑了，两只小眼睛眯成一条缝。她也微微笑了；但当她一想到面前这个男人随时会用他那肉乎乎、湿漉漉的嘴唇来吻她，而她却已经无权拒绝的时候，心里就发慌。他那大腹便便的身子只要一动，就把她吓一跳。她感到又厌恶又可怕。他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取下勋章，然后脱掉燕尾服和坎肩，换上长袍。

“这样舒服多了，”他边说边坐到了安尼娅身边。

安尼娅开始回想刚才的婚礼，她觉得非常难堪，她总觉得不管是神甫也好，宾客也好，都向她投来一种哀伤的目光，好像在问：一个这么漂亮可爱的姑娘，为什么非要嫁给一个上了年纪又没有趣味的先生？就在今天早上，她还满心欢喜地认为这一切都已被命运安排得很好；可就在举行婚礼以及现在坐在车厢里的时候，她却感到自己做错了事，受骗了，而且还显得很可笑。瞧，她虽然嫁给了一个有钱人，但她还是一无所有，连结婚礼服都是她自己借钱做的。今天父亲和两个弟弟来送她的时候，看他们的脸色就知道，他们也身无分文。今天他们能吃上晚饭吗？明天呢？当她想到她走后父亲和弟弟在家里挨饿，她的心情就像安葬完母亲的那晚一样，沉重无比，一想到这些，她便感到难以忍受的悲伤。

“唉，我是多么不幸！”她想，“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样的不幸呢？”

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是个庄重的人，也不习惯向女人献殷勤，这时，他笨拙地碰碰她的腰，拍拍她的肩膀；而她呢，正想着钱，想着母亲和她的去世。

母亲死后，父亲彼得·列翁季伊奇便开始酗酒，家境便越来越贫困。两个男孩子连靴子和套鞋都没有，因为酗酒惹事，父亲被扭送去见民事法官，家具被法警查抄……真是太丢人了！从那以后，安尼娅不但要照顾酗酒的父亲，还要给两个弟弟补袜子、跑市场……每当有人夸她年轻漂亮、风度优雅时，她总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盯着她那顶廉价的帽子和皮鞋上用黑面糊堵住的窟窿。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就伤心落泪，不安的思绪就像影子一样，怎么也摆脱不掉：她总担心父亲会因为酒瘾被校方辞退，他肯定是受不了这种打击的，会跟母亲一样死掉。于是，一些相识的太太们开始忙碌起来，要为安尼娅找一个好男人。没过多久便找到了这个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他既不年轻，也不英俊，唯一让人觉得能成为优点的地方就是很有钱。他有十万存款放在银行里，还有一座祖上留下的庄园，目前已租出去了。这个人循规蹈矩，颇得大人的信任。有人告诉安尼娅：要他帮忙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只需要他请大人给中学校长，甚至给督学写封便函，叫校方不得辞退彼得·列翁季伊奇就行了……

当她沉浸在这些往事之中的时候，突然从窗子外面传来一阵音乐声和嘈杂的人声。原来是火车停靠在一个小站上了。月台对面的人群里，有人卖力地拉着手风琴，阵阵刺耳的拉锯声从一把廉价的小提琴上飘来。悠扬的军乐声从一排高高的白桦和杨树后面，从沐浴在月光中的别墅区那边传来：肯定是别墅那边又在举行盛大的舞会呢。

月台上，有很多人在散步，都是一些住别墅的消夏客和来这儿的城里人，只要天气好，他们便会来这边呼吸新鲜空气。阿尔特诺夫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是整个别墅区的业主，一个大富翁，一个长得又高又胖的黑发男子，他的脸型像亚美尼亚人，眼睛鼓出，穿一身稀奇古怪的衣服。他的衬衫常常不扣纽扣，敞怀露肚的，脚上蹬着一双带着马刺的高筒靴子，肩上披着一件拖到地上的黑斗篷，看上去就像女人身后的拖地长后襟。跟在他后面的，是两条耷拉着尖嘴脸的猎狗。

这时，安尼娅的眼睛里还噙着泪花，但她已经不想母亲、钱和自己的婚事了。她不断地跟认识的中学生和军官们握手，脸上洋溢着快活的笑容，嘴里不断地重复着：

“您好！最近过得怎么样？”

她来到车厢外的小平台上，站到月光下，好让大家都能看到她穿着华丽的新衣，戴着漂亮的帽子。

“为什么我们停在这里了？”她问。

“这儿是错车站，”有人回答，“在等一辆邮车。”

她发现阿尔特诺夫正盯着她看，便卖弄风情地眯起眼睛，大声说起法语来。忽然间，她觉得自己的声音是如此优美动听。周围荡漾着乐声，一轮明月倒映在水池里，那个出了名的风流男子阿尔特诺夫正含情脉脉地盯着她，大家都显得很快活，安尼娅不禁心花怒放。当火车开动时，相识的军官们纷纷行军礼向她告别，树林后面送来了军乐声，安尼娅伴随着乐声哼起了波尔卡舞曲。她回到包间里，心里仿佛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小站上的人使她确信：不管际遇如何，她日后肯定会幸福的。

这对新婚夫妇只在修道院里住了两天，就回到城里一幢公家寓所里的家。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上班后，安尼娅就弹弹钢琴，或是烦闷得哭一阵，或是躺在软榻上看看小说，翻翻时装杂志。午饭时，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总是吃得很多，一边吃还要一边大谈政治，说些有关任命、调动和奖赏的消息，还说人不应当不劳而获，应当劳动，说家庭生活不是享福，而是尽责，说积下一百个戈比就是一卢布，还说他把宗教和道德看得高于世间的一切。最后，他握着餐刀，像举着剑似的，说：

“每个人都应当尽到自己的职责！”

安尼娅坐在旁边听着这些话，心里总是很害怕，以致吃不下任何东西，经常饿着肚子离开餐桌。午饭后她的丈夫通常会躺下来休息，不久就鼾声大作，一般这个时候，她就回到自己的家。父亲和两个弟弟盯着她看了一阵，她觉得那眼神有点异样，好像她来之前他们刚刚责备过她，说她是为了金钱才嫁给一个她不爱的、既枯燥又讨厌的人。她这一身太太的打扮，让他们感到屈辱和拘束，也让他们在她面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不知道应该跟她说什么。不过他们还像以前一样爱她，还不习惯吃饭的时候少了她。她在桌子边坐下来，跟他们一道喝菜汤和粥，吃有蜡烛味的羊油煎的土豆。彼得·列翁季伊奇拿起酒瓶，用颤颤巍巍的手给自己倒满一杯，然后带着贪婪、厌恶的神情仰头一饮而尽，接着又倒了第二杯，第三杯……

这时，消瘦、苍白、大眼睛的男孩别佳和安德留沙便夺过父亲的酒瓶，慌张地说：“够了，别喝了！爸爸……爸爸……”

安尼娅也有点不安，央求他：“不要再喝了！”

彼得·列翁季伊奇勃然大怒，用拳头狠狠地捶在桌子上。

“我不许别人来管我！”他大声嚷道，“坏小子！坏丫头！你们都给我出去！”

可是尽管愤怒，他的声音里却满是软弱和善良，所以三个孩子谁都不怕他。午饭后他一般先要打扮一番。他面色苍白，下巴上有一道刮胡子时不小心留下的口子，他站在镜子前，伸着细长的脖子，一站就是半个钟头，一会儿梳梳头，一会儿捻捻黑胡子，一会儿往身上洒些香水，再打个蝴蝶领结，然后戴上手套和高礼帽，一切整理妥当后，这才走出家门向教家馆走去。每逢节日，他就待在家里，有时画画水彩画，有时弹弹风琴。那台风琴已经旧得吱吱叫，隆隆响了，可他偏要逼它奏出和谐悦耳的乐声来，还要自弹自唱。偶尔，他也会把气撒在两个孩子身上：“你们这两个混账东西！把乐器都弄坏了！”

到了晚上，安尼娅的丈夫常常跟住在同一幢公寓里的同事们玩牌。文官太太们也跟着聚到一起。这些太太长相一般，服饰也不讲究，甚至有点不雅，举止粗鲁得倒像是厨娘。她们在东家长西家短地搬弄是非，说的话跟她们的人一样粗俗无聊。

有时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也带安尼娅上剧院看戏。幕间休息的时候，他总让她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还让她挽着自己的胳膊在走廊和休息室里踱来踱去。有时候，他对某个人躬身致礼，转而悄悄对安尼娅说：“这是个五品文官……大人曾经接见过他……”或者，“这人是个富翁……有很大的房子……”

安尼娅喜欢吃巧克力和苹果馅小蛋糕，当经过商店时，她其实很想进去买点甜食，但她身无分文，又不好意思向丈夫要。而丈夫则拿起一个梨，使劲捏了捏，皱着眉头问道：

“这个多少钱？”

“二十五戈比。”

“是吗？”他边说边把梨放了回去。可是如果什么都不买就这么走了他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于是他要了一瓶矿泉水，一个人把它全喝光，喝得他的眼睛里冒出泪水。每当这时，一旁的安尼娅便恨得咬牙切齿。

有时候，他会忽地涨红了脸，急急对她说：“快向那位老夫人鞠躬！”

“可我并不认识她呀。”

“你认识不认识都没关系。她是税务局局长太太！快鞠躬呀，我跟你说话呐！”他在她耳边一个劲儿地唠叨着，“赶快鞠躬啊，对你没有坏处，你的脑袋掉不了的。”

无奈的安尼娅只得鞠躬致礼，虽然她的脑袋没有掉下来，但内心却感到十分痛苦。丈夫要她做什么她就得做什么，即使她不愿意，也只能生自己的气：她不该像个大傻瓜似的受了他的骗。她本来是为了钱才嫁给他的，可是现在她的钱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比结婚前还少了。原来父亲还常常给她二十戈比，可结了婚以后，一个戈比也不给了。她怕丈夫，一见到他就战战兢兢的，偷偷拿钱或者向他要钱她是根本做不到的。她觉得她对这个人有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感。

小的时候，她总认为中学校长是最威严的，仿佛他们的身上有种可怕的力量，而且这力量像头上的乌云、像冲过来的火车头一样，要把她压迫至死。另一种威严或者说可怕的力量，就是家里经常提起、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对他诚惶诚恐的大人。此外还有另外一些较小的可怕力量，比如中学里那些连一丝胡茬都没有、神色严厉、铁面无情的教员。最后，就是她的丈夫，这个循规蹈矩连面孔也长得像中学校长的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在安尼娅的想象中，这一切合成了一股神秘的力量，变成一头可怕的巨大的白熊，正一步一步朝像她父亲那样弱小而有过失的人逼近。在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面前，她不敢说出违拗的话，每当她受到粗暴的爱抚和令她胆战心惊的拥抱时，她只能强颜欢笑，装出一副很快乐的样子。

只有一次，她的父亲彼得·列翁季伊奇壮着胆子向他借五十卢布，去偿还一笔极不光彩的债务，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难堪的事情啊！

“好吧，钱我可以借给您。”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说，“但我可要警告您，如果您这酒不戒的话，以后我不会再给您一分钱。身为国家公职人员，沾染上这种坏毛病是多么可耻啊。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得提醒您：许多有才干的人都因为这种嗜好葬送了美好的前程，其实只要他们有所克制，这些人本来是可以步步高升、身居要职的。”

接下去便是长篇大论：“根据……”，“鉴于刚才所说……”，“由此得出结论……”，可怜的彼得·列翁季伊奇忍受着屈辱的折磨，却越来越想喝酒了。

两个弟弟有时也到安尼娅家来做客，他们总是穿着破裤子和破靴子，通常也要听他一番教训。

“每个人都应当尽到自己的职责！”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对他们说。

他是不会给他们钱的，但他送戒指、手锣和胸针一类的东西给安尼娅，说这些东西遇到难处时就大有用处。不过，他却经常打开她上了锁的五斗柜，检查这些东西是否完好无缺。

二

转眼间冬天到了。还在圣诞节以前，当地报纸就早早登出消息：十二月二十九日将在贵族俱乐部举行一年一度的圣诞舞会。

每天晚上打完牌之后，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总要焦急不安地跟官太太嘀咕一阵，不时忧心忡忡地看安尼娅一眼，随后便长时间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最后，有一天夜里，他站在安尼娅面前，说：“你得做一身舞衣，不过你得先跟玛丽亚·格里戈里耶夫娜和娜塔利娅·库兹米尼什娜商量一下。”

她收下他给的一百卢布，但是除了在父亲面前提了一句，她跟谁也没有商量订做舞衣的事。她竭力想象，如果是母亲的话，她会打扮成什么样子去参加舞会呢？她母亲生前向来穿得很时髦，也肯花工夫把安尼娅打扮得像一个漂亮的洋娃娃，还教会她说法语，跳玛祖卡舞——而且跳得极好(她母亲出嫁前当过五年的家庭教师)。安尼娅跟她母亲一样，会把旧裙翻改成新装，用汽油洗手套，租用珠宝首饰；她也跟母亲一样，善于眯细眼睛，娇滴滴地说话，摆出种种迷人的姿态，必要时可以高兴得神采飞扬，也可以变得一脸忧伤，叫人琢磨不透。此外，她还继承了父亲的黑头发、黑眼睛、神经质和随时注重打扮的习惯。

还有半个小时就要赶赴舞会，没穿礼服的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走进她的房间，想在她的穿衣镜前把勋章挂在脖子上。但当他看到安尼娅时，他简直惊呆了，完全被她的美貌和那身新做的华丽夺目的薄纱舞衣迷住了。他得意地梳理着自己的络腮胡子，说：

“瞧！你是多么漂亮……多么漂亮啊！我的安纽塔(安娜的小名)！”忽然他换了一种一本正经的语气，继续说：“这些幸福都是我给你的，今天到了你回报我的时候了，所以，你也要使我得到幸福。我请求你去结识一下大人的夫人！就看在上帝的份上！通过她我就能弄到主任奏事官的职位了！”

之后，他们坐车去参加舞会。贵族俱乐部的大门口站着侍卫。进了前厅，只见衣帽架上挂了不少皮大衣，侍者穿行在人群里，袒胸露背的仕女们用扇子挡着穿堂风。空气里弥漫着煤气灯和军人的气味。安尼娅挽着丈夫的胳膊踏上楼梯，悠扬的音乐钻进耳朵，她瞪大眼睛瞧着大镜子里被辉煌灯火照亮的自己，她心中的欢乐瞬间就被唤醒了，就像那次在月光下的小站上一样，她再一次预感到幸福即将来临。她高傲自信地挺起胸脯，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位夫人而不再是小姑娘，她还情不自禁地模仿起已故母亲的步态和风度来。

她平生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富有的、自由的人。即使丈夫就在旁边，她也没有感到任何不自在，因为自从踏进俱乐部门槛的那一刻，她就已经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的老丈夫一点也不会贬低自己，反而能令她散发着一股诱人的神秘味道，这正是男人们最动心的。

悠扬的乐声在大厅里飘荡，舞会已经开始了。从简朴的公寓里出来，置身于这片灯火辉煌、色彩缤纷、伴随着音乐和喧闹的金碧辉煌的大厅之中，安尼娅深受感动地扫视着大厅的每个角落，她心中暗想：啊！这种感觉真是太美妙了！随后，她很快在人群中认出了她所熟识的人，那些以前在晚会上或游乐时遇见过的军官、教员、律师、文官、地主、大官、阿尔特诺夫和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这些打扮入时的女士，个个袒胸露背，有的美丽动人，有的则样貌难看。她们在义卖市场的小木屋和售货亭里已经各就各位，举行义卖，去周济穷人。

一个佩戴带穗肩章的魁梧的军官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邀请她跳华尔兹舞。他们是中学时代在老基辅街上相识的，不过她现在已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她从丈夫身边翩翩飞走，她觉得此刻自己就像坐在一条小帆船上，在暴风雨的大海上随波逐流，而丈夫已远远地留在岸上了……她跳得热情而奔放，跳得兴致勃勃，一曲接一曲跳下去，华尔兹、波尔卡、卡德里尔，她不停地变换着舞伴，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她心醉神迷于音乐和喧闹中，她说话的声音娇滴滴的，俄语里还夹杂着法语。她不停地笑，脑子里一片空白。很明显，她赢得了男人的欢心。她兴奋得喘不过气来，焦急不安地捏着手里的扇子，过盛的激情让她感到口渴。

这时，她的父亲彼得·列翁季伊奇走到她跟前，他穿一件皱巴巴的礼服，散发着浓浓的汽油味。他递给她一小碟红色冰淇淋。

“你今天真迷人！”他欣喜万分地瞧着她说，“我真是太后悔让你就这么匆匆忙忙地出嫁了……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们才这样做的，可是……”他颤抖着掏出一小沓钞票，说：“今天我领到了教家馆的薪水，这下可以把从你丈夫那借的钱还清了。”

她则把小碟子塞到他手里，马上就被人搂住腰，带到了远远的地方。她越过舞伴的肩头，匆匆一瞥，看到父亲也搂着一位太太在镶木地板上轻快地滑行，在大厅里满场飞旋。

“他不喝醉酒的时候是多么可爱啊！”她说。

跟她跳玛祖卡舞的还是那个魁梧的军官。他傲慢地、沉重地踏着舞步，活像一头被宰后套上军装的牲口，他不时耸动肩膀、挺挺胸膛，脚跟很勉强地踏着拍子——一副极不愿跳舞的样子。可她却像花蝴蝶一样飞来飞去，用她的美貌和裸露的脖颈来挑逗他。她的眼睛像火一般燃烧，她的动作充满了激情，而他却越来越无动于衷，像国王恩赐似地向她伸出手去。

“好哇，好哇！”人群里传来喝彩声。

渐渐地，魁梧的军官仿佛再也抵挡不住她的热情了，他开始活跃起来，激动起来，渐渐陶醉于她的魁力，变得无比狂热，他的动作也变得既轻快又充满活力。而她呢，却只是摆动肩头，狡黠地望着他：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她俨然成为女王，他是奴隶。她觉得整个大厅里的人都在呆呆地看着他们，心里嫉妒着他们。就在魁梧的军官刚向她道完谢时，人群中突然闪开一条道，不知为什么，男人们奇怪地挺直身子，双手贴在裤缝上……原来是礼服上佩戴着两枚星章的大人正朝她走来。是的，大人正朝她走来，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他一看见漂亮女人，脸上就会堆着媚笑，嘴巴像吃东西那样嚅动着。

“我非常高兴，真的非常高兴……”他开始这样说着，“看来我要下令关您丈夫的禁闭了，他得了这么一件宝贝居然瞒了我们这么久。”“我受太太之命前来找您，”他边说边向她伸出手去，“您得帮帮我们……嗯，是的……应当发您一笔美人奖金才对……就像美国那样……嗯，是的……美国人……我太太正着急地等着您呢。”

她跟着那位大人来到一个小木屋里，见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太太。这位太太的下半截脸大得不成比例，就好像她把一块大石头含在嘴里。

“快过来帮帮我们吧，”她不紧不慢地用鼻音说，“除了您一个人只顾着玩乐，其他的漂亮女人都在义卖市场上工作，您就没想过要帮帮我们吗？”

说完那位太太就走开了，安尼娅便坐在她的位子上，守着一把银茶壶和几只杯子。她往这里一坐，这里的生意立即兴隆起来。有人喝一杯茶，安尼娅至少收一个卢布，她甚至还逼着那个魁梧的军官喝了三杯。阿尔特诺夫也来了。这个有哮喘病的富翁眼睛凸出，也和大家一样，身上穿的是燕尾服，而不是安尼娅夏天看到的那身古怪衣服。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安尼娅，先是喝了一杯香槟酒，付了一百卢布，接着他又喝一杯，当然还得付一百卢布。不过，自始至终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因为他的哮喘病犯了……

安尼娅热情地招揽顾客，收他们的钱，此刻她已经确信不疑，她的笑容和目光能给这些人带来极大的快乐。她终于明白了，她就是为了享受这种有音乐、有舞蹈、有崇拜者的热闹、豪华、欢乐的生活而生的。想到长期以来她所害怕的那股威逼她的、想把她压死的力量，她不免觉得可笑。现在她除了惋惜母亲去世了之外，她谁都不怕了。想必母亲此刻若是看到她的成功，也会跟她一道高兴的。

彼得·列翁季伊奇虽然两条腿还算站得稳，但脸色已经发白了，他来到小木屋前，要了一杯白兰地。安尼娅脸红了，生怕他会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有这样一个贫穷而普通的父亲，她已经为自己感到羞愧了)，但他喝完酒，竟从一沓钞票中扔出十卢布，一句话没说就傲慢地走了。不久她看到他跟舞伴一道跳轮舞，这时他已经脚步踉跄，不停地嚷叫，弄得他的舞伴十分尴尬。由此，安尼娅想起一段煞风景的回忆，那是三年前的一次舞会上，他也是这样东歪西倒、不停地嚷叫，结果被警察分局长弄回家睡觉，第二天校长就威胁要辞退他。

售货亭里的茶炊都已熄灭，精疲力竭的女慈善家们把各自的进款都交到了那位嘴里像含着石头的上了年纪的太太手上。这时，安尼娅被阿尔特诺夫挽着胳膊领到餐厅，那里已经为全体参加义卖的人摆上了酒宴。

参加晚宴的不超过二十人，席间非常热闹。首先是大人举杯祝酒说：“在这个豪华的餐厅里，应当为本次义卖的宗旨——为廉价的慈善食堂的兴旺发达干杯。”

随后，一名陆军准将建议大家为“连大炮也甘拜下风的力量”干杯，于是男士们探过身子纷纷跟女士们碰杯。大家快活极了！

天色都已经大亮了，厨娘们都上市场了，安尼娅才被人护送回家。她带着醉意、满心欢喜，新鲜的印象充斥着她的整个脑子，但她又感到疲惫不堪，一回到家，她便脱去衣服，倒在床上便睡着了……

女仆把她唤醒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女仆禀报说，阿尔特诺夫先生登门拜访。她利索地穿好衣服，赶快来到客厅招待客人。阿尔特诺夫刚走，大人就亲自前来感谢她参加义卖工作。他色迷迷地瞧着她，努动着嘴巴，吻她的小手，还请求她允许他以后再来拜访，之后他坐车走了。她又惊讶又兴奋地站在客厅中央，一点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生活这么快就发生了如此惊人的变化。正在这时候，她的丈夫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进来了……他竟也是一副讨好巴结、毕恭毕敬的奴才相站在她面前，通常，他在那些有权有势的大人物面前总是这样的，这副模样她已经既厌恶又习惯了。她料定自己无论说什么话，他也不会拿她怎样的，于是又高兴、又气愤、又轻蔑地吐出几个字说：“快给我滚出去，你这个蠢货！”

从此以后，安尼娅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不是去参加野餐，就是去参加郊游，或者参加演出，就没有一天闲着的时候。每天直到凌晨，她才回家，还经常睡在客厅的地板上，但事后她却向别人炫耀，她是怎么在花丛底下睡觉的。

她开始需要很多钱，但她已经不怕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了，她就像花自己的钱一样花他的钱。而且她从不伸手向他要钱，只需要把账单递过去，或者写张便条：“交给来人二百卢布”，或“速付一百卢布”。

复活节那天，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得了一枚二级安娜勋章。他去当面给大人道谢。大人把报纸放到一边，在圈椅里找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坐好。

“这么说，您现在有三个安娜了，”他边说边查看着自己的白手和泛着粉红色的指甲，“一个在扣眼里，两个在脖子上。”

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听了，小心翼翼地伸出两个手指，按住嘴巴，免得笑出声来。他说：“现在就等小弗拉季米尔出世了。我斗胆请求大人做他的教父。”

他这是暗示四级弗拉季米尔勋章，而且已经暗地里想象着，他将到处去宣扬他的这句既机智又大胆、语义双关的俏皮话。如果不是大人又埋头看报去了，他还会再说些类似的妙语。大人还朝他点一下头……

安尼娅坐着三套马车到处去兜风，同阿尔特诺夫出去打猎，演独幕戏，在外面晚餐，她开始很少回家看望父亲和弟弟了。他们自个儿吃饭。彼得·列翁季伊奇的酒瘾越来越大了，他没有钱买酒，就连那架风琴也早已卖了抵债了。她的两个弟弟根本不让他独自上街，生怕他跌倒，走到哪都跟着他。有时他们在老基辅街上遇见安尼娅坐在双套马车上兜风，车旁还有一匹很拉风的马，阿尔特诺夫坐在车夫座位上亲自赶车。彼得·列翁季伊奇摘下高礼帽，总想对她喊一声，可是别佳和安德留沙总会拦住他，央求说：“算了，爸爸……别这样，爸爸……”

车夫讲的故事

老爷，您瞧，就在那片小树林里，山沟后面的那个，发生过一件不幸的事呢。但愿我那死去的父亲，他老人家已经升天。有一天他赶着大车给东家送一笔五百卢布的款子，那时候，我们村和舍佩列沃村的农民租种的都是那位老爷的地，我父亲送的钱相当于大伙儿半年的田租。我父亲是个敬畏上帝的人，常读圣书，他从来不干那些上帝不许可的事，比如克扣别人的财物，或者欺负人家，或者诈骗人家钱财，所以他深受农民的爱戴。每当村里需要派人进城去见长官或者给地主送钱的时候，他总是被推举去。

说起来，他老人家人品出众，非同凡响，可就是缺少点毅力，我说这话请别见怪，他还有个毛病——贪杯。每当路过小酒馆，他总要拐进去喝上几杯，简直拿他没办法！他老人家自己也知道这个毛病，所以他每次要送公款的时候，要么把我带上，要么把我的小妹妹安纽特卡带上，他怕自己睡着了，或者出点事把钱弄丢了。

说实话吧，喝酒是我们一家人的爱好。我上过学，自认为有点文化，还在城里的烟草店里站过六年柜台，碰到形形色色有教养的老爷我都能应付一阵，也能说各种各样的体面话。我还记得有一本书里说伏特加是恶魔的血，这话现在想来真是千真万确，老爷。我的脸色发青，脑子里晕晕糊糊的，什么事都搞不清楚，这都归结于老喝酒的缘故。后来，这会儿您也看到了，只好当了马车夫，倒像一个目不识丁的庄稼汉，一个无知无识的粗人。

有一次，我父亲去给东家送钱，他把安纽特卡也带去了。当时安纽特卡还是个傻妞儿，不是六岁，就是八岁，个子很矮小。他们一路上平安无事直到卡朗契克以前，我父亲没喝一滴酒，他脑子清醒得很。可是就在快到卡朗契克之前，也就是路过莫谢卡的时候，他那老毛病又发作了，他老人家就进了一家小酒馆。三杯酒下肚，便在众人面前吹起牛来：

“别看我只是个平头百姓，口袋里可揣着五百卢布哪。只要我愿意，可以把这酒馆，这些坛坛罐罐，这莫谢卡，连同镇上的所有犹太娘们和犹太崽子们都买下来。我全买了，全包了。”

不用说，这只是老人家开的一个玩笑。随即他又抱怨起来：

“教友们，当个财主或者商人，可真是糟糕透了。没有钱，也就没有牵挂；有了钱，你就得成天捂着口袋，提防着别被坏人偷了去。像那些有钱人总是这样提心吊胆地活在世上。”

对于我父亲说的这些话，大多人都当是醉话，只有那些喝酒的人能听明白他的话，并记在心上了。那阵子，卡朗契卡一带正在修铁路，各种各样的刁民和流浪汉多得像蝗虫一样。虽然后来我父亲醒悟过来了，但为时已晚。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麻雀飞出去就捉不回来。老爷，当时我父亲他们走的就是这片小树林。正走着的时候，忽然就听到后面有人骑着马追上来了。虽然不能说我父亲是个胆小的人，但他还是起疑心了。平时这条小路，根本没有车马通行，除了偶尔有人拖点干草或木柴什么的，现在正是农忙的季节，谁也不会骑马来这里呀。而且像这样骑马飞奔的，肯定不会是去做什么好事的。

“好像有人追过来了，”我父亲对安纽特卡说，“他们跑得太快了！刚才在酒馆里我真不该说那些话，宁可叫舌头上长疮，也不能说些不该说的话呀。哎哟，女儿啊，我觉着马上要出事了！”

面对这危险的处境，父亲他老人家考虑了一会儿，对我妹妹安纽特卡说：“看来大事不妙了，那些人恐怕真的是在追我们。不管怎么样，亲爱的安努什卡(安纽特卡的爱称)，好孩子，你拿着这些钱，把它们藏在衣服里面，先钻进树丛里躲起来。万一那些该死的来抢劫，你赶紧跑回家去找你娘，让她把钱送到村长家。好孩子，你一定要留神，千万别让人看见你，你要专捡树林子、小山沟跑，免得被人家发现。拼命跑吧，再求告仁慈的上帝保佑你。愿基督与你同在！”

我父亲交代完，便把钱包塞到安纽特卡手里。她赶紧找了一处密密的灌木丛钻了进去。不一会儿，四名骑者追了上来，站在我父亲跟前。其中两个人身强力壮，肥头大耳，穿一件红布衬衫和一双大靴子。另外两人衣衫破烂，看起来像是修铁路的工人。老爷，我父亲疑心的事，当真发生了。那个穿红布衬衫的身强力壮、不同寻常的庄稼汉先是勒住马，随后三人便一起动手收拾我父亲。

“浑蛋！快说，钱在哪儿？”

“什么钱？见你们的鬼去吧！”

“你给东家送的田租呀！拿出来，你这蠢货、秃子，要不然我们干掉你，叫你来不及忏悔就去见上帝！”

他们开始对我父亲耍无赖，我父亲不但没有向他们求饶，更没有哭哭啼啼，他老人家反而勃然大怒，开始疾言厉色地痛骂他们。

“你们缠着我干什么？你们这些魔鬼！你们就是一帮恶棍，你们的心中根本就没有上帝，趁早让你们得上霍乱才好！你们就不该得到一分钱，你们该挨鞭子抽，叫你们的肩背痛上三年也好不了！都给我走开，你们这些蠢货！你们再不走开我可要还手了，我警告你们，我怀里可是揣着一把有六发子弹的手枪！”

这些强盗听了这话，不但没有走开，反而变得更凶狠了，他们随手操起身上带着的家伙就朝我父亲打来。

他们把我父亲浑身上下里里外外都搜了一遍，甚至把他的靴子都拽了下来。他们看到我父亲挨了打却骂得更厉害了，就想尽一切办法折磨他。这一切全让躲在树丛里的可怜的安纽特卡看见了。后来她看到父亲躺在地上，喘着粗气，就赶紧站起来，穿过小树林，沿着小山沟拼命往家里跑。可是她年纪毕竟还小，什么也不懂，又不识路，只能跑到哪儿算哪儿。要知道那地方离我家也就是八九里路，如果换了别人，或许一个钟头就到了，可她是一个小孩子，常常是进一步，绕两步。再说了，让一个孩子光着脚板在荆棘丛生的树林里跑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只有习惯了才能做得到，可我们那里的小姑娘都害怕进林子，她们不是在炕头上蹲着做手工，就是在院子里忙活，谁也没干过这事啊！

直到傍晚时分，安纽特卡终于跑到一户人家门前，那是一幢木屋，是苏霍卢科沃村外守林人住的房子，守林人守着一片官家的林子，当时这片林子被商人租了烧炭。她敲了敲门，出来给她开门的是守林人的老婆。一看有人出来，安纽特卡忍不住哭了起来。她把事情的经过毫不隐瞒地跟守林人的老婆讲了一遍，连钱的事也说了。守林人的老婆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她说：“宝贝儿，我可怜的孩子！你才这么小，这可是上帝保佑你的呀！我的好姑娘，快进屋吧，至少，也得让我给你弄点吃的东西！”

那女人竭力讨好安纽特卡，又给她吃的，又给她喝的，甚至还陪她一块儿伤心落泪。她待安纽特卡那么好，您猜怎么着，这小妞最后把钱包也交给了她。

“小乖乖，我先帮你把它藏起来，明天早上送你回家时我再还给你，小宝贝！”

那女人拿了钱之后，就把安纽卡特安顿在炉台上睡觉，当时炉台上正烘着许多笤帚。守林人的女儿已经躺在炉台(俄式火炉很大，可以烧饭，炉台上可以躺人，类似火炕)上的笤帚上，她和我家安纽特卡的年龄差不多。事后安纽特卡跟我们讲，那些笤帚香得很，有一股蜂蜜的味道！安纽特卡心里忧虑着可怜的父亲，躺在那里根本睡不着，只得一个人偷偷地哭。可是，老爷，您怎么也不会想到，才过了一两个钟头，就有人进屋来了。安纽特卡抬眼一看，天哪！不正是那三个折磨父亲的强盗吗。那个穿红布衬衫的头领走到女人眼前说：“哎，老婆，刚才，晌午的时候，我们白白打死了一个人，连一个小钱也没有搜着。”

不用猜，那个穿红布衬衫的人一定就是守林人了，是那个女人的丈夫。

“那家伙白白送了命，”他的两个破衣烂衫的同伙也跟着说，“害的我们的灵魂从此背上了罪孽！”

守林人的老婆望着他们三人，嘿嘿笑起来。

“傻婆娘，你笑什么？”

“你们真是太好笑了，瞧我，既没有打死人，灵魂也没有背上罪孽，不过我却把钱弄到手了。”

“什么钱？你在胡说些什么？”

“好吧，现在就叫你们看看，我是不是在胡说。”

那个该死的婆娘说着便解开钱包，把钱拿出来给他们看，接着她就把安纽特卡怎么找到这儿来的，都说了什么，等等，原原本本地跟他们说了一遍。那些杀人凶手听完后高兴极了。然后，他们把那些钱分了，因为分赃不均，还差点打起来，再后来，他们就坐下来大吃大喝。可怜的安纽特卡那时早已吓得浑身发抖，她静静地躺在那里。那些强盗说的话她全听到了，她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从他们的话里，她断定父亲已经死了，他的尸体横在路上，她好像看到一群狼和狗在撕食着可怜的父亲，我们家的马跑进了林子深处，也叫狼吃了，而可怜的她则被那些农人扔进了大牢，他们还要打她，怪罪她不该把钱弄丢了。

强盗们海吃海喝着，又给了那女人五卢布，打发她去买伏特加和甜葡萄酒。他们花别人的钱作乐，又喝又唱，又叫女人去打酒，不用说，他们是打算没完没了地喝下去了。

“我们索性喝个通宵！”他们嚷嚷，“现在我们用不着那么小气了，反正我们有的是钱！喝吧，就是别喝昏了头才好！”

就这样，他们一直喝到了半夜，三个人都喝得酩酊大醉，那婆娘第三次去打酒，守林人则拖着东倒西歪的身子，在屋里来回踱了几趟。

“哎，我说弟兄们，”他说，“我们得把那个小丫头干掉才行！要是我们放过她，她肯定会跑去告发我们。”

他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不能让安纽特卡活着回去。

其实谁都明白，除了醉鬼或疯子，否则要对一个无辜的娃娃下毒手，这是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围绕该谁去杀死女娃的这个问题，他们争论了将近一个钟头。三个人互相推来推去，还差点打起来，结果谁也不愿去干这事。没有办法，最后他们只好采用抓阄的办法，守林人抓着了。为了壮胆，他灌了一大杯酒，他清清嗓子，便到外屋去取斧子。

您别说，老爷，别看安纽特卡这小妞平时傻呵呵的，这一次倒还挺有心计。她想出的主意，任何一个有学问的人估计都想不出来。这大概是上帝怜恤她的缘故，让她的脑子在那样的关头开了窍，当然，也可能是她一受惊吓，反而变聪明了。总之，到了这个紧要关头，她比谁表现的都机灵。

她悄悄地爬起来，先向上帝祷告了一阵，然后拿起守林人老婆盖在她身上的羊皮袄。您知道的，守林人的女儿和她年纪差不多，跟她并排躺在炕上。安纽特卡把盖在小姑娘身上的那婆娘的棉袄盖在自己身上，然后把自己身上的那件羊皮袄盖在小姑娘身上。就是说，她把她们俩身上的披盖调换了一下。之后，她用棉袄蒙住头，穿过房间，经过那些醉鬼身边时，他们都以为她是守林人的女儿，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就由着她出去了。说起来，她也真的是很走运，幸亏那婆娘又去打酒了，不在屋里。要不然，安纽特卡根本躲不过那把斧子，因为女人的眼睛通常像隼一样尖，尤其是那婆娘的眼睛就更尖。

安纽特卡出了屋子后，撒腿就跑。她在林子里转悠了一夜，因为她迷路了，直到天亮，她才好不容易走到了林边空地，之后顺利地上了大路。上帝保佑，她碰到了文书叶戈尔·丹尼雷奇——如今他已去世，愿他升天堂！叶戈尔·丹尼雷奇那天正好拿着鱼竿要去钓鱼。安纽特卡见到他之后，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对他说了一遍。这时刻他哪儿还顾得上去钓鱼？他赶紧回到村里，召集了一帮农民，立刻赶往守林人家里。

他们赶到那里时，看到那几个醉倒的杀人犯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那婆娘也醉倒了。他们先搜了他们的身，把剩余的钱拿了回来。他们朝炕上一看，哎哟——求上帝宽恕我们吧！守林人的女儿还盖着羊皮袄睡在笤帚上，可是她已经让斧子给砍得满头鲜血淋淋。

村民们把三男一女都弄醒了，然后反绑了他们的手，押到乡里去了。那婆娘哭天喊地嚎个不停，守林人的酒似乎还没醒，只顾晃脑袋，央求说：“再给点酒喝，乡亲们，让我醒醒酒！我头痛死了！”

后来这个案子按程序在城里开庭审判，根据法律他们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老爷，这样不幸的事，就是在小山沟后面的那片树林里发生的。如今，那林子已经看不大清楚了，红太阳也已经落到树林后面去了。我只顾着跟您讲话，连这些马站住了都没有发觉，您看，它们好像也在听呢。嗨，宝贝，我的好马！你跑得再欢一点吧，坐车的是位好心的老爷，会赏给我们茶钱的！嗨，宝贝，我的好马！

醋  栗

从清晨起，天空便布满了雨云。虽然不算热，但没有风，所以空气显得很沉闷。每逢碰到这种大地上空乌云低垂、等着下雨却不见雨的阴晦天气时，空气就会很沉闷。

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和中学教员布尔金走在一片田野当中，他们已经走得很累了，可眼前的这片田野却依旧望不到尽头。隐约中，可以看见前方很远的地方有米罗诺西茨村的风车。右边，是蜿蜒起伏的山丘，远远地消失在村子的后面。那边是河岸，还有草场、绿色的柳树和一些庄园，这些他们都知道。如果再继续上行，登上小山头，从那里放眼望去，一片开阔的田野就会展现在你的眼前，还有电线杆，以及远方像条毛毛虫一样爬行着的火车。如果碰上天气晴朗，从那里甚至可以看到城市的远景。不过此时，整个大自然因为没有风，显得温馨而沉静。由于内心充溢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伊凡·伊凡内奇和布尔金两人不禁都在想，这方水土是多么辽阔、多么美丽啊！

“上次，我们两人在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过夜时，”布尔金说，“您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当时是怎么说的来着？”

“是的，当时我想把我弟弟的事讲给你听。”

伊凡·伊凡内奇深深地叹一口气，然后把烟斗点上，刚要讲起来，可不巧的是，偏偏这时下起雨来。四五分钟后，雨下的更大了，铺天盖地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伊凡·伊凡内奇和布尔金在原地站住了，对接下来的去从犹豫不决。他们的狗已经淋湿，夹着尾巴站在那里，一双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他们。

“我们得先找个避雨的地方才是，”布尔金说，“要不就去找阿列兴吧，他家离这儿也不远。”

“好，那我们赶快走吧！”

他们在收割完的庄稼地里穿行，时而直走，时而转弯，最后走上一条大道。没多大工夫，他们就看到了杨树林、果园和谷仓的红屋顶，接着是一条波光粼粼的河，一段深水湾、风车和一座白色浴棚，这些景色一连串地展现在他们的眼前。这就是阿列兴居住的索菲诺村。

风磨转动时发出的隆隆声淹没了雨声，水坝似乎在颤动。大车旁站着几匹淋湿的马，一些披着麻袋的人们匆忙地走来走去。这里潮湿、泥泞、憋闷，使得那片深水湾看上去阴冷而凶险。

伊凡·伊凡内奇和布尔金已经感到浑身湿漉漉的，一点都不舒服，他们的脚上沾满了烂泥，显得愈加沉重起来。直到他们越过堤坝，爬着山坡登上地主的谷仓时，两个人都默不作声，心里好像都在埋怨着对方。

在一座谷仓里，簸谷的风车正轰隆作响，一团团烟尘从敞开的大门里面扬出来。一个男子站在门口，他看上去四十岁上下，又高又胖，头发也很长，那模样和地主比起来，倒更像教授或者画家，这个人就是阿列兴。此时，他穿着一件白衬衫，好像很久没洗过的样子，腰间系着一根绳子，一条长衬裤权当外裤穿，一双靴子上沾满烂泥和干草。他的鼻子和眼睛都被粉尘抹得黑兮兮的。他一下子就认出了伊凡·伊凡内奇和布尔金，这样的相见显然令他非常高兴。

“快请屋里坐，两位先生，”他笑着说，“你们先稍坐，我一会儿就来。”

这是一座两层楼的住房，房子很大。阿列兴住在楼下，两间屋子都带拱顶，窗子很小，这里原来是管家们住的地方。屋里的陈设很简单，空气中混杂着黑麦面包、廉价的伏特加和马具的气味。除了有客人来访，通常他很少去楼上的正房。他们进屋后，一名女仆接待了伊凡·伊凡内奇和布尔金，这女人看上去又年轻又漂亮，两人打量了一下不由得同时收住了脚，互相看了一眼。

“我见到你们是多么高兴啊！两位先生，”阿列兴随后也跟着进了门厅，语气爽朗地说，“真没有料到！佩拉吉娅，”他转身对女仆说，“快去找两身衣服让客人们换上，顺便也给我找一套，你看我这副样子，我也要换一下才是。哦对了，我得先去洗个澡，开春后我好像就没洗过澡呢。两位先生，你们想不想去浴棚里？趁这工夫，也好让他们把这里好好收拾一下。”

漂亮的佩拉吉娅又温柔又殷勤周到，给他们送来了洗澡用的浴巾和肥皂。准备好之后，阿列兴便领着客人们到浴棚里去了。

“我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洗澡了，”他一边脱衣服一边说，“瞧这浴棚，很不错吧，这还是我父亲盖的呢，可是不知怎么，总觉得没有那个工夫洗澡。”

他坐在浴棚里的台阶上，用肥皂洗着他的长头发和脖子，他周围的水马上变成了褐色。

“是啊，我看也是……”伊凡·伊凡内奇意味深长地看着他头上的浑浊泡沫，应和着说道。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洗澡了……”阿列兴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了，又重复了一遍，接着他开始擦洗身子，这一擦不要紧，他周围的水马上变成墨水一样的深蓝色了。

不管不顾的伊凡·伊凡内奇索性跑到外面，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使劲挥动着胳臂，竟冒着雨游起泳来。原本还算安静的水面被他搅起了一圈圈的波浪，白色的睡莲也被摇荡得左右飘摇。他游得十分畅快，游到深水湾的中央时，他突然一个猛子扎下去，不一会儿又在另一个地方露出头来。他就这么继续游着，不断潜入水中，想探一探河底到底有多深。

“哎呀，我的老天爷……”他快活地重复着，“哎呀，我的老天爷……”他快活极了，一直游到磨坊那儿，还跟几个农民聊了一会儿，之后又游回深水湾中央。他悠哉地仰面躺在水上，让雨水淋着他的脸。这时，布尔金和阿列兴已经穿好衣服，准备回去，而他却还在深水湾里一直游着泳，扎着猛子。

“您也游得够尽兴了吧！”布尔金对他喊道。

随后，他们回到房子里，来到楼上的大客厅。客厅里点上了灯，布尔金和伊凡·伊凡内奇都换上了绸长袍和暖和的便鞋，舒服地坐在圈椅里。洗完澡、梳了头的阿列兴换了新上衣后，整个人显得干干净净，他在客厅里踱着步，一看就知道他此时正被心满意足的享受包围着，因为新换上的干净衣服和轻便鞋给他带来了温暖和洁净。漂亮的佩拉吉娅依旧带着一脸温柔的笑容，她悄没声息地走在地毯上，用托盘端来了茶和果酱。此时，伊凡·伊凡内奇开始讲他的故事了。不过听故事的不只布尔金和阿列兴两个人，在墙上的金边画框里，那些老老少少的太太和将军们正平静而严厉地望着他们，那副样子，似乎也在听着呢。

“我家有弟兄两人，”伊凡·伊凡内奇开始开口说话了，“我叫伊凡·伊凡内奇，我弟弟比我小两岁，叫尼古拉·伊凡内奇。我毕业后就当了兽医，尼古拉从十九岁起就坐进了省税务局的办公室。我们的父亲奇木沙·喜马拉雅斯基是世袭兵，后来获得军官官衔，给我们留下了世袭贵族身份和一份不大的田产。他去世后，那份小田产被迫拿去抵了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在乡间却是度过了自由自在的童年。和那些农家孩子一样，不管白天晚上我们都待在田野上、树林里，做些看守马匹、剥树的内皮、捕鱼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想必你们也知道，如果一个人一生中只钓到过一条鲈鱼，或者在秋天只见过一次大雁南飞，看它们在晴朗凉爽的日子里怎样成群结队地飞过村子，那么，他已经不算是城里人了，这种自由的生活就会成为他一辈子的向往。我的弟弟就是如此，他虽然身在省税务局，心里却老惦记着回到乡下去。就这样，一年年过去了，他还坐在老地方，写着老一套的公文，想着同一件事情：最好回乡间去。渐渐地，他的这种念想转变成一种明确的愿望、一种实实在在让他为之努力的理想——在什么地方的河边或湖畔买下一座小小的田庄。

“我喜欢我的弟弟，他是个温和善良的人，不过我对他这种把自己的一辈子关在自家庄园的愿望，向来不敢苟同，人们常说：一个人只需要三俄尺地就够了。可是，只需要三俄尺地的不是活人，而是死尸。人们又说，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都向往土地，向往庄园，那将是一件很好的事。可是，在很多时候，这些庄园无异于三俄尺土地。在我看来，离开城市，离开斗争，离开沸腾的生活，躲进自家的庄园——这不是生活，这是自私，是懒散，更是一种修道生活，而且是一种毫无功绩的修道生活。要知道，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三俄尺土地，也不仅仅是一个小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只有在这个广阔天地里，人的自由精神的全部性能和特征才能完整地展现出来。

“我弟弟尼古拉就这样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梦想着将来有一天喝上自家种的、香得满院子都闻得见的菜汤，然后坐在绿油油的草地上吃饭，躺在阳光下睡觉，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大门外的长凳上望着一望无边的田野和树林。他对有关农艺方面的小册子和日历上的这类建议一直都有很大的兴趣，这些都是他心爱的精神食粮。他喜欢看报，但只读其中的广告栏，如某地出售若干俄亩带有庄园、果园、磨坊和若干活水池塘的耕地和草场，这样的广告常常令他兴奋不已。于是他就开始在脑子里描画果园里的小径、花丛、水果、棕鸟笼，以及池塘里的鲫鱼，你们看看，他想的都是这些玩意儿。当然，根据广告内容的不同，他想象中的画面也不尽相同。不过，不管画面怎么变化，有一样东西却永远都不会变——醋栗。在他的想象中，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庄园，是绝对不可以少了醋栗的。

“‘乡间生活自有它的乐趣，’他常常这样说，‘你可以坐在阳台上喝茶，看着自家的小鸭子在水塘里戏水，到处鸟语花香，而且……而且醋栗成熟了。’

“而且在他绘制的田庄草图上，这几样东西肯定是不能少的：一，主人的正房；二，仆人的下房；三，菜园；四，醋栗。为了实现他的这一梦想，他省吃俭用，经常吃半分饱，甚至连茶水都舍不得多喝。他身上穿的是破旧的衣服，就像捡来的破烂，像叫花子一样，却不断把攒下来的钱存到银行里。于是，在很多人眼里，他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吝啬鬼！每每看见他这副模样，我心里就很难过，所以我常常会塞给他点钱，过节前也给他寄点，可是就连这个他也存起来。唉，能怎么办呢，一个人要是打定了主意，那就拿他没有办法了。

“几年后，已经年过四十的他，被调到另一个省工作，但读报上的广告、攒钱的习惯依然没有变。后来我听说他结婚了。为了买一座有醋栗的庄园，他和一个年老而难看的寡妇结了婚，他对她没有一丝感情，和她结婚也只是因为她手里有几个臭钱。不过，即使他俩一起生活，他依然很吝啬，经常让她吃个半饱，还把她的钱存进银行却写在自己名下。那个寡妇原先的丈夫是邮政支局局长，生活条件自然是不用说，她过惯了吃馅饼、喝果子露酒的生活，现在这个丈夫连黑面包都不给吃饱，可想而知她的境遇了。后来，她被这种生活弄得憔悴不堪，结婚不到三年就去见了上帝。自然，我弟弟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她的死是由他的过错造成的。人们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金钱如同伏特加，能把人变成怪物。以前我们城里有个商人，马上就要病死了，临终前他叫人端来一碟蜂蜜，你们猜怎么着，他竟然就着蜂蜜，把自己所有的钱和彩票都吃进了肚里，叫谁也得不着。还有一次，我在火车站检查畜群，当时有一个牲口贩子不小心掉到机车底下，轧断了一条腿，当时那个场面啊，血流如注——真是太吓人了，我们赶紧把他抬到急诊室里，他却不停地求我们把他的断腿找回来，因为他把二十五卢布放在那条腿的靴子里，还叮嘱我们千万别给他弄丢了。”

“哎，您说跑题了！”布尔金说。

“哦，我弟弟的妻子死后，”伊凡·伊凡内奇想了半分钟，又接着说，“他开始物色田庄。当然啦，你哪怕物色五年，到头来还会出错，人们总是这样，买下的和想要的完全不是一码事。我弟弟通过代售人，分期付款购买了一个占地一百十二俄亩的田庄，有主人的正房，有仆人的下房，有花园，不过没有果园，没有醋栗，也没有活水池塘和小鸭子。倒是有一条河，但因为田庄一侧是砖瓦厂，另一侧是烧骨场，污染导致河水变成了咖啡色。可是我弟弟尼古拉·伊凡内奇毫不气馁，他立即订购了二十丛醋栗，亲自动手栽种，此后便过起地主的生活来了。

“去年我去看望他，我其实是想去看看他那里到底怎么样。他给我写信的时候，管自己的田庄叫‘丘姆巴罗克洛夫荒园’，又叫‘喜马拉雅村’。我到达‘喜马拉雅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当时天气非常热，到处都是沟渠、篱笆和围墙，到处栽着成排的云杉——我都不知道怎么才能走到他家，也不知道把马拴在哪儿。我朝一幢房子走去，看到迎面走来一条长着红褐色毛的狗，竟然肥得像一头猪。我猜想它原本是想叫几声的，可是它连嘴都懒得张。厨房里走出来一个光着脚的厨娘，也胖得像一头猪。她告诉我，老爷刚吃过饭，现在正在休息。我走进屋里，看见我弟弟正坐在床上，他的膝盖上盖着被子。他看上去苍老多了，身体发胖了许多，皮肉也松弛了。他的脸颊、鼻子和嘴唇都向前突出，似乎马上就要发出像猪那样的哼哼声。

“我们激动地互相拥抱，各自流下了又高兴又伤心的眼泪：想当年我们都很年轻，现在却白发苍苍，在世上的日子也没有多少了。之后，他穿上衣服，欢喜地领我去参观他的田庄。

“‘你在这儿生活得怎么样？’我问他。

“‘还不错，感谢上帝的眷顾，我过得挺好的。’

“他现在有了自己的庄园，是真正的地主老爷了，再不是从前那个胆小怕事的可怜的小职员了。他在这里过得有滋有味，他已经习惯这里的生活了。他每天都吃得很多，在澡堂里洗澡，还跟村社和两个工厂都打过官司，遇到农民不叫他‘老爷’时，他就很是恼火。此外，他还相当关心对自己灵魂的救赎，一副十足的老爷做派，不过他做好事都是装模作样的，根本就不是实心实意。唉，说来可怜，你们也听听看他都做了什么好事吧。他用苏打和蓖麻油给农民用，说是包治百病；每到他的命名日，他都在村子里做感恩祈祷，然后摆出半桶白酒，他认为这些都是他应该做的呀。哎呀，多可怕的半桶白酒！要知道就是这个胖地主，在不久前还拖着农民到地方行政长官那里去控告，说他们的牲口祸害了他的庄稼，可是一转眼到了他隆重的命名日，他就给他们摆出半桶白酒。这些农民喝了酒就高呼‘乌拉’，喝醉的人甚至还给他叩头。唉！如今他的生活是变富裕了，酒足饭饱、游手好闲的他，身上渐渐沾染了俄罗斯人的自命不凡和厚颜无耻。这个当初在税务局里连持有个人见解都害怕的尼古拉·伊凡内奇，如今说的却都成了至理名言，而且用的是大臣的口气：‘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但对平民百姓来说还为时尚早。’又如‘体罚一般来说是有害的，不过在某种场合下又是有益的、不可替代的。’

“‘我很了解这些老百姓，也善于对付他们，’他说，‘再者说，这些老百姓也喜欢我。我只消动一动手指头，他们就替我把我想要办的所有事情都办好了。’

“这一切，请你们注意，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精明而善良的笑容。他反反复复说了不下二十遍：‘我们这些贵族’，‘我，作为一名贵族……’很明显，他已经忘记我们的祖父是个庄稼汉，父亲当过兵的事情了。本来我们的姓——奇木沙·马拉雅斯基，听起来有点古怪，现在在他看来却是响亮、高贵的，而且十分悦耳动听。

“但是我想说的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而在我。我想跟你们讲讲，在他庄园逗留的那几个小时里，我的内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傍晚，我们喝茶的时候，厨娘端来满满一盘醋栗，放在桌子上。这不是买来的，而是我弟弟自己种的，据说自从栽下这种灌木以后，这还是头一回收摘果子。当时尼古拉·伊凡内奇眉开眼笑，他默默地、泪汪汪地看着醋栗，足有一分钟的时间，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随后他把一枚果子放进嘴里，得意地瞧着我，那副神态就像一个小孩子终于得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

“‘真好吃！’他说。

“他津津有味地吃着，不断地重复着说：

“‘嘿，真好吃！你也尝一尝！’他说。其实那果子又硬又酸，不过正如普希金所说，‘对我们来说，使我们变得高尚的谎言相比无数真理来讲，更为珍贵。’所以，那天我看到了一个幸福的人，无疑，他已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他已经达到生活中的目标，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他对自己的命运和他本人都感到满意。每当我想起人的幸福，不知为什么思想里常常夹杂着伤感的成分。就像现在，面对着眼前这个幸福的人，一种近乎绝望的沉重感觉充满了我的内心。而到了夜里，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就在我弟弟卧室的隔壁房间里，他们为我铺了床，夜里，我听到他根本就没有睡，他常常起身走到那盘醋栗跟前拿果子吃。我心里开始思量：实际上，那种心满意足的幸福的人是很多的，一想到这，我便觉得这是一种十分令人压抑的力量！你们可以看看我们所处的这种生活：强者蛮横无礼，游手好闲，弱者愚昧无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到处是难以想象的贫穷、拥挤、堕落、酗酒、伪善、谎言……与此同时，每一个家庭和每一条街道却安安静静，人们心平气和。在城里五万居民中，竟然没有一个人会大声疾呼，公开表示自己的愤慨。我们所看到的，是人们上市场采购食品，白天吃饭，夜里睡觉，他们说着自己的生活琐事，结婚，衰老，甚至平静地把死去的亲人送到墓地。可是我们看不见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看不见发生在幕后的生活中的种种悲惨的事。一切看上去都是安静而平和的，提出抗议的只是一些发不出声音的统计数字：多少人发疯，多少桶白酒被喝光，多少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这样的秩序显然是必需的；似乎，幸福的人之所以感到幸福，只是因为不幸的人们在默默地背负着自己的重担，一旦没有了这种沉默，一些人的幸福便不可想象。这就是普遍存在的人类的麻木不仁。真应当在每一个心满意足的幸福的人的背后，站上一个拿着小锤子的人，经常敲着提醒他：世上还有不幸的人；不管他现在多么幸福，生活迟早会对他伸出利爪，疾病、贫穷、种种损失也会随时降临到他的头上。到那时谁也看不见他，听不见他，正如现在他看不见别人，听不见别人一样。可是，生活中并不存在拿锤子的人，幸福的人照样过他的幸福生活，能使他们情绪激动的，只有日常生活的小小烦恼，而那小小的烦恼就像微风吹拂杨树一样，过后，一切又都幸福圆满。

“所以，那天夜里我突然想通了，原来我也是心满意足的，也是幸福的，”伊凡·伊凡内奇说着站起来，情绪有些激动，他接着说，“我在饭桌上、在打猎时也一样教导别人怎样生活，怎样信仰，怎样管理平民百姓。我也常常说：学问是光明，教育必不可少，但对普通人来说，只要能识字会写字就足够了。我还说自由是好东西，没有自由就像没有空气一样，不过，目前我们还得需要等待。是的，我就是这样说的，不过我现在要问：为什么要等待？”伊凡·伊凡内奇说着突然愤怒地望向布尔金，问道，“我请问你们，为什么要等待？出于怎样的考虑？别人对我说，凡事不能一蹴而就，任何理想总是在生活中逐步地、在适当的时候得以实现。不过，这是谁说的？怎么能说明这话就是对的？你们会引证事物的自然规律和社会现象的合法性，但是我请问：我，一个有思想的活人，站在一道沟前，本来我也许有可能跳过去，或者架一座桥走过去的，可我偏要等着它自己合拢，或者等着淤泥把它填满，这样做有什么规律和合法性可言呢？我再重复一遍，为什么要等待，等到活不下去的时候吗？可是人需要生活，渴望生活啊！

“一清早，我就离开了弟弟的庄园。从那以后，我便难以忍受城市的生活了。那份平静和安宁令我压抑，我害怕看别人家的窗子，因为对于我来说，没有比幸福的一家人围桌而坐一起喝茶更让人难受的场景了。我已经老了，已经不适宜当一名斗士，我甚至连憎恨都不会了。我的心里只剩下了悲哀、气愤和懊丧，每到夜里我的脑子里种种思想如潮水般涌来，弄得我十分激动，不能安睡……唉，要是我还年轻该多好啊！”

伊凡·伊凡内奇十分激动，他在两个屋角间不停地踱来踱去，反复说着：“要是我还年轻该多好啊！”

突然，他走到阿列兴身边，握住他的一只手，之后又握他的另一只手。

“巴维尔·康斯坦丁内奇！”他用一种恳求的语气说，“您永远不要感到满足，不要让自己麻木不仁！趁着您还年轻、强壮、朝气蓬勃，您要不知疲倦地做好事！您要明白，幸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如果生活中有意义有目标，那也绝不是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幸福在于更明智、更伟大的事业。所以，做好事吧！”

伊凡·伊凡内奇是带着可怜的、央求的笑容说这番话的，仿佛他是为自己央求他的。

后来，三个人坐在客厅里不同角落的圈椅里，都默不做声了。伊凡·伊凡内奇的故事并没有让布尔金和阿列兴感到满足。在昏黄的光照中，金边画框里的将军和太太像活人似的瞧着他们。显然，在这种时候听一个爱吃醋栗的可怜的小职员的故事多少是有些乏味的，不知为什么他们突然很想听听文人雅士或女人的故事。这个客厅里的一切，从蒙着套子的枝形吊灯架、圈椅，到脚下的地毯，都说明，这些此刻在画框里看着他们的人从前也在这里走过、坐过，并喝过茶。此时，漂亮的佩拉吉娅正悄没声息地走在地毯上——这比任何故事都美妙动人。

阿列兴已经困得不行了，似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这也难怪，要知道他早上三点就起床操持家务了。但他尽管困倦，却不肯离开，他担心他走后，客人们会讲什么有趣的故事。他并不去琢磨伊凡·伊凡内奇刚才讲的那些话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智慧的。只要客人们不谈麦种，不谈干草，不谈焦油，他们谈的事跟他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他就觉得很高兴，他希望他们继续谈下去……

“不过，我们该睡觉了，”布尔金站起身来说，“祝各位晚安。”

于是，阿列兴也道了晚安，回到楼下的住室去了，两位客人留在楼上。他们被领到一个有两张老式的雕花木床的大房间过夜，耶稣受难的象牙十字架挂在屋角。床上的被褥又宽大又干净，是漂亮的佩拉吉娅刚刚铺好的，正散发出一股好闻的清爽味。

伊凡·伊凡内奇默默地脱去衣服，躺了下来。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说完这句话，他就蒙头睡了。

他放在桌上的烟斗散发出一股浓重的烟油子味。而布尔金却一直睡不着，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这股难闻的气味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窗外的雨，还没停，通宵敲打着窗子。

农  民

一

位于莫斯科的一家名为“斯拉夫商场”的旅馆里，有一名叫尼古拉·奇基利杰耶夫的跑堂，他得了病。由于他的下肢产生麻木感，导致行动困难，在某一天，他被过道中的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倒在地，那托盘上的火腿烧豌豆也一起洒落在地上。就这样，他只得辞去跑堂的职务。为了求医治病，他把自己和妻子的积蓄都花光了。如此一来，他的家庭生计已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再加上他自己无事可做，在无聊的情况下，他有了回到乡下老家去的主意。他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来在家里养病稍微方便些；再者，生活费用也会省很多。难怪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呢。

在傍晚时分，他带着妻子和女儿终于抵达故乡茹科沃村。在他儿时的记忆中，自己的家总是那样敞亮、舒适、方便的，可如今当他一脚跨入家门，眼前的情景简直把他吓了一大跳：又暗又挤又脏，这便是这所木屋给他们的感觉。随他一路赶回家的妻子奥莉加与女儿萨莎则惊望着炉子发呆：这炉子很大，几乎把半间屋的空间都占用了，炉子周身被煤烟和苍蝇弄得黑糊糊的。苍蝇多得可怕，简直难以计数！炉子是歪的，四周的原木做的墙壁也倾斜着，看上去小木屋随时都有塌下来的危险。墙角处放着圣像，那个地方靠前面一点的一旁，贴满了瓶子上的商标和剪下来的报纸。这些凌乱的东西暂且当作画片吧，这家真是穷啊，穷啊！此时，大人们去地里收割庄稼了，都不在家。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坐在炉台上，淡黄色的头发一看就知道没有梳洗过，她表情有些冷淡，甚至她连进来的人都没有瞧一眼。此外，有一只白猫在炉台下的炉叉上蹭着背。

“咪咪，咪咪”萨莎唤它，“咪咪！”

“我们家的猫是听不到的，”小姑娘说，“它聋了。”

“怎么可能呢？”

“是聋的。因为它被打坏了。”

尼古拉和奥莉加通过一眼就已看出，这儿的生活怎么样，但他们谁也没有向对方说出来。沉默的他们放下包裹，然后又默默地走到街上。村头第三家的房子是他们的，一看那样子就知道是这里最穷困、最破旧的了。第二家也好不了多少，但是位于尽头的另外一家却有着铁皮屋顶，窗子上还挂着窗帘。这所房子是一家小饭馆，孤零零的，还没有围墙。所有的农舍排成一行，整个小村是那么安然寂静，柳树、接骨木和花椒树都从各家的院子里探出墙来，景致很是好看。

一道陡峭的土坡从农家的宅基地后面通向河边，坡上四处遍地的黏土里露出一块块的大石头。陶工在这里取黏土而留下的土坑与这些石头之间，一些弯弯曲曲的小道被踩了出来，小道上便遗留下了成堆的褐色或者红色的陶器碎片。一片宽阔平整的草场位于山坡的下面，绿油油的。此刻，已经收割后的草场上，只有农家的牲畜在上面游荡。有条离村一俄里远的河，河水蜿蜒地在绿树成荫的美丽的河岸间流向远方。又一片很大的草场出现在了河的那一边，草场上有牲畜，还有成排成队的白鹅。通过草场，类似于河的这边，可以沿着一道陡坡爬到山上。有个村子位于山顶上，还有一座五个圆顶的教堂，再远一点就是地主的庄园了。

“你们住的这个地方真不错！”奥莉加一边说着，一边对着教堂画着十字，“多么开阔啊，主啊！”

正好在这样一个时刻，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这是礼拜天的前一天晚上，钟声正召唤着人们去做整夜的祈祷。在坡下，有两个小姑娘正抬着一桶水走着，她们不时地回头望向教堂，听那钟声。

“这个时间，‘斯拉夫商场’正好开饭……”尼古拉出神地说。

尼古拉和奥莉加坐在陡坡边上，认真地看着太阳是如何落下山去的，那晚霞金黄、紫红，又是如何映在河里，映在教堂的窗子上，映在四野的空气中。柔和而又宁静的空气，有种让人说不出的纯净，这在莫斯科是从来没有过的。每当太阳西沉，一群群的牛羊，便此起彼伏地叫着回到了村子，鹅群也从对岸飞过河来。之后四周安静了下来，当柔和的亮光消失的时候，昏暗的暮色也就很快降落了。

就在这个时候，尼古拉的父亲和母亲回到了家里。他的父亲和母亲都一样的消瘦、驼背，牙齿也已脱落，身材看上去也一般高。两个女人，是儿媳妇玛丽亚和菲奥克拉，她们白天在对岸的地主家帮工，这时也回家来了。作为哥哥基里亚克的妻子的玛丽亚，生育有六个孩子。菲奥克拉是弟弟杰尼斯的妻子，生育有两个孩子，杰尼斯这个时候还在外面当兵。走进木房的尼古拉，看到一大家子人挪动着大大小小的身子，在高板床上、在摇篮里、在所有的角落里。当他看到那些老人和女人们用水泡着黑面包，并把它们狼吞虎咽地吃下去的时候，再联想到自己，一个有病的人，也没有钱，如今拖着一家人回到老家，看来这真是错了，错了！

“基里亚克哥哥在哪儿呢？”大家相互打过招呼后他问道。

“他是一个看守人，在一个商人家做工，”父亲回答，“是做守林子的工作的。他除了经常爱喝些酒，还是个不错的庄稼人。”

“挣不到钱的人！”老太婆抱怨着说，“咱们家里的男人们都很命苦，从不把东西往家里拿，反倒是把东西从家里往外拿。基里亚克酗酒，老头子呢，也认得去小酒馆的路，这用不着隐瞒。惹得圣母娘娘生气。”

正是因为来了客人，茶炊也烧起来了。有一股子鱼腥味从茶水中飘了出来；灰色的糖块是咬过剩下的；有很多蟑螂在面包上、碗碟上，爬来爬去。这种茶如何让人喝得下去，就连谈话也叫人不舒服——谈来谈去，除了穷就是病。忽然，一阵响亮的、拖长的、醉醺醺的叫嚷声从院子里传了过来，此刻，大家手里的那杯茶还没喝完呢。

“玛——玛丽——亚！”

“听着像是基里亚克回来了，”老头子说，“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大家都不出声了。没过一会儿，又传来了一阵喊声，粗声粗气，拖得很长，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玛——玛丽——亚！”

直往炉子边靠的是大儿媳玛丽亚，她脸色煞白。这种惊吓的神色由这个宽肩膀、壮实、难看的女人脸上表现出来，这着实让人顿觉奇怪。坐在炉台上的小姑娘是她的女儿，原本一脸的冷淡，这时突然大声哭起来。

“你哭什么，讨厌鬼？”身子壮实，肩膀也很宽但样貌姣好的菲奥克拉喝斥道，“你怕什么，他又不能把你打死！”

从老头子所说的话中可以知道，跟基里亚克一块儿住在林子里让玛丽亚很恐惧，原因是每当基里亚克喝醉回来，就会毫不留情地毒打她。

“玛——玛丽——亚！”喊声越来越近，已经到了门口。

“看在基督的份上，请你们救救我吧！”玛丽亚喘着粗气。十分吃力地请求着，此时的她就像被人扔进冰水里一样，她呼救着：“救救我吧，亲人们哪……”

屋里的孩子们都哭了起来，萨莎看到这些也跟着哭了。随着一声醉醺醺的咳嗽，一个身材高大的黑胡子农民走进屋来。他戴着一顶冬天的帽子，灯光昏暗，很难辨清他的脸——不过样子很是吓人。这个人就是基里亚克。基里亚克走近到妻子跟前，什么话都没说，便径直抡起了胳膊，一拳头打在妻子玛丽亚的脸上。妻子被打得昏了过去，没有声响地瘫在地上，鼻子里有鲜红的血流出来。

“真丢人，丢死人了，”老头子嘟嚷着爬到了炉台上，“竟然当着客人的面出丑！真是造孽呀！”

老太婆沉默不语，弓腰驼背地在想着什么心事。菲奥克拉摇着摇篮……基里亚克很是扬扬得意，显然他觉得自己能吓住人，为了让自己显得更有威严，他一把抓住玛丽亚的手，把她拖到门口，就像野兽一样狂吼起来。就在这当口，他忽然看到有客人在场，就立刻停住了自己的举动。

“啊，回来了……”他说着，放开了妻子的手，“亲爱的兄弟……”

他的身子摇晃着，然后对着圣像祈祷了一会儿，随即用力睁大自己那双发红的醉眼，接着说，“亲兄弟带着家眷回老家了……这么说，你们是从莫斯科来的。不用说，莫斯科是古时候定为国都的城市，是万城之母……对不起……”

他说完，便在茶炊旁的长凳上坐下，喝起茶来。没有再说话，只有他端着小茶盅用夸张的声音喝着茶。他一连喝了十杯，之后他倒在长凳上，一阵呼噜声响起来。

大家准备睡觉了。因为尼古拉身体有病，所以他与父亲一同躺在炉台上。萨莎则睡在地板上，奥莉加和两个妯娌到板棚里去睡。

“唉，算了，亲爱的，”她在干草堆上紧挨着玛丽亚躺下后说，“眼泪并不能使痛苦消失掉！忍上一段时间就算了。圣书上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唉，别去想了，亲爱的！”

之后，她低声细语地为玛丽亚讲起了自己在莫斯科的生活，讲起自己是如何在提供家具的公寓里当女仆。

“莫斯科那边的房子都是用是石头砌成的，很大。”她说，“那里有许许多多的教堂，有四十个教区的教堂呢，亲爱的。那些有房子的老爷，既体面，又有礼貌。”

玛丽亚也接着话说，她说甭说莫斯科了，就是县城她也没去过。她既不识字，也不会祷告，就连“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弄不清楚。她和奥菲克拉两个人的智商都不高，什么都不懂，此刻奥菲克拉也坐在一边听着。这两个女人都不喜欢自己的丈夫。玛丽亚是非常怕基里亚克的，每次他说要留下来与她在一起的时候，她就吓得浑身发抖。因为每次她一挨近他，就会被他身上的那股浓重的酒气和烟味熏得头痛。菲奥克拉呢，每当有人问她，丈夫不在身边是不是很烦闷，她总是气恼地回答：“去他的！”

聊了一阵以后，她们就不出声了……

天气逐渐转凉了。住在板棚附近的人们都无法入睡，因为那里有只公鸡，经常喔喔地啼叫，而且它总会把嗓门扯得老高。菲奥克拉每次都会在凌晨醒来，她悄悄地起身，走出去的时候，淡蓝色的晨光才刚刚穿过每一条板缝。她的光脚板走在地上，发出的吧嗒的声音，至于她跑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

二

奥莉加每次去教堂的时候，都要把玛丽亚带去，这样的时刻两人的心情总是十分愉快的。她们顺着小路下坡，朝草场走去。奥莉加很喜欢辽阔的田园，而玛丽亚则觉得奥莉加这个妯娌很是和蔼可亲。

此时，太阳升到了空中。低低盘旋在草场上空的是一只睡意未消的鹰，河水暗淡无光，晨雾缭绕着河岸的一些地方。河对岸的山上一条光带延伸开去，照得教堂金光闪闪。在地主家的花园里，一群白嘴鸦呱呱地大声喧闹着。

“老爷子倒是没什么脾气，”玛丽亚讲述了起来，“但是老奶奶就非常厉害了，经常和别人吵架。自家打的粮食仅仅能吃到谢肉节的时候，我们只好在小铺里买面粉，所以她就发火，老说：你们吃得太多。”

“唉，算了，亲爱的，忍一忍就过去了。圣书上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奥莉加说话稳重，低声细语，她走起路来与朝圣女人非常像，又快又急。每天必读《福音书》的她，也学着像教堂诵经士那样大声吟诵，尽管许多地方不理解，但神圣的语言总是让她感动得流下眼泪，每当她遇到“如果”和“直到”这些词的时候，她的心脏仿佛都要停止跳动了。信仰上帝、信仰圣母的她，也信仰所有侍奉上帝的人。不能够欺负人的道理她是相信的：普通人也罢，德国人也罢，茨冈人也罢，犹太人也罢，世上的任何人都欺负不得。她相信，凡是不怜恤动物的人迟早都要遭难，她相信这些都是在圣书里写着的。所以每当她读《圣经》的时候，即使读不懂，她的脸也总是流露出怜悯、感动和欢欣的表情。

“你的家乡在哪儿呢？”玛丽亚问道。

“我是弗拉基米尔人。只是我很早就去了莫斯科，那年我才八岁。”

她们一起来到了河边。河对岸有个女人站在水边，正在脱衣服。

“是菲奥克拉，”玛丽亚认出了那个女人，“她要过河去地主的庄园，去找那里的男管家。她总是胡闹，还爱吵架——真是不得了！”

菲奥克拉的眉毛漆黑，头发披散着，看上去她还非常年轻、健壮，就像个姑娘似的。她从岸上跳进河里，两条腿在水里使劲拍打，一片片浪花在她的四周溅起来。

“她总是胡闹——真是不得了！”玛丽亚又说了一遍。

河上架着的桥是用一道原木搭成的，摇摇晃晃。桥底下，在清澈透明的河水里，成群的大头圆鳍雅罗鱼游来游去。绿色的树丛倒映在水里，树叶上的露珠闪闪发亮。四下里一派暖意融融，让人满心喜欢。多么美丽的早晨啊！若是没有贫穷，没有可怕的、无休止的、躲也躲不掉的贫穷，大概这人世间的生活也像这早晨一样美丽吧！可是只需回头看一眼村子，就会清晰地记起昨天发生的一切，一想到这，原本被周围的景色唤起的那份让人陶醉的幸福感，也立即消失了。

她们来到教堂。玛丽亚在大门口站住，不敢再往前走。但她又不敢坐下，她就一直这样站着，尽管要到八点多钟才打钟做弥撒。

念福音书的时候，人群忽然动起来，原来是给地主一家人让路。两个穿白色连衣裙、戴宽边帽的姑娘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个脸色红润的白胖男孩，他穿着水手服。这些人的到来让奥莉加很是感动，她一眼就看出，他们是上流社会有教养的、高贵的人。而玛丽亚却不这么看，她皱起眉头、沉着脸、十分沮丧地望着他们，就像望着一群恶魔，仿佛她如果不让路，就要被他们踩死的样子。

当助祭的男低音宣读经文的时候，玛丽亚好像总是听到“玛——玛丽——亚”的喝斥声，便不由得哆嗦起来。

三

村里不少人是在做完弥撒后来到老头子他们家的，因为听说他家里来了客人。列昂内切夫家、玛特维伊切夫家和伊利伊乔家的人，都来打听他们的亲戚在莫斯科当差的情况。茹科沃村里的所有年轻人被送到莫斯科的，只要认得字，能读会写就行，而且只送到饭馆和客栈当学徒。

这种风气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农奴制时代。那时有个叫卢卡·伊凡内奇的，是茹科沃的一个农民，如今成了这个村子里的传奇人物。他在莫斯科的一个俱乐部里开了家小卖部，很多同村的人都去他那里做事，这些同村人一旦站稳脚跟，又把自己的亲戚叫来，安排他们在饭馆和客栈当差。此后，四周围的乡民便称茹科沃村为“下人村”或者“奴才村”了。尼古拉被送到莫斯科的那年才十一岁，通过玛特维伊切夫家的伊凡·玛卡雷奇的介绍，他才谋得了一份差事。伊凡·玛卡雷奇当时在“艾尔米塔日”花园的剧场里当领座员。

此刻，尼古拉当着玛特维伊切夫家人的面，正说得头头是道：“伊凡·玛克雷奇是我的恩人，由于他的帮助，我才成为体面的人，所以我必须日日夜夜向上帝祈祷，一定要保佑他。”

“我的天哪，”一个个子高高的老太婆眼含热泪，她是伊凡·玛卡雷奇的妹妹，她说，“他老人家，我的亲人，到现在为止连一点音信都没有呢。”

“从去年冬天开始，他便在奥蒙老爷家里当差，听说一到这个季节，他就会到城外的花园里做事……放在以前，通常一个夏季，他每天都能为家里带回十来个卢布，但是如今这个情况，哪里的生意都清淡，他也老了，这下苦了他老人家了。”

此时的尼古拉穿着毡鞋，脸色苍白。

那些老太婆和女人看着他如此憔悴的模样，伤心地说：“你已经不能挣到钱了，尼古拉·奥西佩奇，你成了不挣钱的人了！这哪儿行呢！”

萨莎已满十岁，虽然长得十分瘦小，可是大家都很喜欢她。因为她看起来最多也就是七岁的的样子。她和那些小女孩不同，她们的脸蛋一个个被晒得发黑，头发即便剪短后也很凌乱，还穿着褪了颜色的长衫。萨莎呢，白净的脸蛋，又大又黑的双眼，头发上绑着红丝带，看上去就像一头小兽，就像是刚被从野外捉回来的活泼的小兽，这让她在一群孩子中显得有些突兀。

“她还会念书呢！”奥莉加夸奖着她的女儿，眼光充满温柔。“念一念吧，我的好孩子！”她说着，从包裹里拿出一本《福音书》，“你念一念，念给那些正教徒听听。”

《福音书》很破旧，也很沉重，封面是羊皮做的，由于经常翻看，书边早已被摸脏。书本发出一股气味，那气味就好像修士进屋时带来的。萨莎扬起眉毛，开始响亮地、如同唱诗般念起来：“‘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

“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奥莉加重复道，一张脸因激动而布满红光。

“‘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

当“等”字在奥莉加耳边响起时，她终于忍不住，失声哭起来。与此同时，在她的影响下，一直望着她的玛丽亚也开始抽泣起来，随后便是伊凡·玛卡雷奇的妹妹也跟着落泪。老头子则不断地咳嗽着，翻来翻去想找件小礼物送给孙女，可最终什么也没有找到，只好摇摇手作罢。经书念完之后，——深受感动的邻居们便四散各自回家了，他们对奥莉加和萨莎的表现也很是满意。

因为节日的缘故，这一天全家人都要待在家里。老太婆，就是那个被丈夫、儿媳，还有孙子、孙女们都唤作老奶奶的人，所有的活计都必须她自己动手来做，比如自己生炉子，自己烧茶炊，更甚者到了午间还要自己去挤牛奶。做完这些后，她就会不断地抱怨，说自己干活太累，要累死了。她经常担心的是家里人吃多了，或者担心老头子和儿媳们闲着不干活。

这天，她时断时续地听到，自己家的菜园子里来了一群鹅，那是小铺老板家的，它们好像从菜园后面钻进来的。随即，她拿着一根长杆子，迅速地从屋里跑出来，看守着那些几乎与她一样干瘦、发蔫的白菜。她用杆子赶着那群鹅，口中咒骂着竟一口气喊上半个钟头，一刻都不休息。偶尔，她似乎能察觉到那些想抓她养的小鸡的乌鸦会来，她便一边骂，一边朝乌鸦冲去。

总之，从早到晚她都在生气，都在唠叨，动不动就张口叫骂，弄得街上的行人也不由得停了下来，看看发生了什么。

她的老头子被她叫作懒骨头或者讨厌鬼，这说明她对他非常不和气。不过作为一个庄稼人，老头子确实总给人一种不大正经、靠不住的感觉。所以，多亏了有她经常催赶着他，若不如此恐怕他真的什么活都干不成，整天就知道坐在炉台上说闲话了。他会不停地跟儿子讲他的好些个仇人，也经常向他的儿子抱怨他每天被邻居们欺负的事。听着他说话，真的很无聊。

“是啊，”老头子把双手叉在了腰间，说起来，“是啊……在十字架节后的一个礼拜，我自愿地把干草全卖了，一担三十戈比……是啊……很好……但是，在某天的一个早晨，我将干草推了出去，这虽然都是我自愿卖的，也没有招惹谁，可就是运气不好。我看到村长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碰巧从酒馆里走出来。‘你这是往哪儿送？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他说完还随手给了我一记耳光。”

基里亚尔喝酒喝得头痛欲裂，这让他在弟弟面前显得很不好意思。

“伏特加真的是害人啊。唉，我的天啊！”他不停地摇着疼得欲裂的头，嘴里嘟囔着，“就我本人来说也是不快乐的呢，你们这些亲兄弟和亲弟妹一定要看在基督份上，原谅我才好。”

因为过节，他们从酒馆里买了一条鲱鱼，然后熬了一锅鱼头汤。中午吃饭前，大家先喝很多茶，直到喝到头上冒出了汗，肚子都被茶水撑大了，这才开始喝鱼汤。大家就着一个瓦罐喝，而鱼的身子，早已被老奶奶藏起来了。

傍晚时分，有个陶工在坡上烧窑。坡下的草场上，围成圆圈的姑娘们在唱歌跳舞，还有人在拉手风琴。河的对岸，同样有人在烧窑，也有姑娘们在唱歌，歌声悠扬而动听。不少农民在酒馆内外大声喧嚷，他们醉成一团各唱各的调，有的还破口大骂，奥莉加听了这些不禁打起了哆嗦，连呼：“哎呀，天哪……”

让她吃惊的是，那些骂人的话竟可以一直持续着，而骂得最凶、嗓门最大的倒是那些快要入土的老头子。不过看上去那些孩子和姑娘家对此并不理会，仿佛他们在摇篮里的时候就听惯了。

午夜过后，两岸的窑火也都熄灭了，但草场上和酒馆里仍有玩乐的人。老头子和基里亚克也都醉了。他们相互搀扶依傍着，跌跌撞撞地来到奥莉加和玛丽亚睡觉的板棚前。

“算了吧，”老头子劝他说，“别了……这婆娘很温顺的……罪过呀……”

“玛——玛丽——亚！”基里亚克大喊。

“别这样了……罪过啊……多好的婆娘。”

两人在板棚前站了一会儿，便走开了。

“我——我爱——野花儿！”老头子喊出一嗓子男高音，声音很刺耳，“我——我爱——到野地里——摘花儿！”

末了，他啐了一口，骂了一句脏话，走进屋去。

四

正值炎热的八月，老奶奶吩咐萨莎在菜园里待着，好守着白菜，以防鹅进来祸害。

鹅是来自酒馆老板家的，经常从后面钻进菜园，不过此时它们干的是正经事：在酒馆不远的地方啄食燕麦，偶尔闲聊着，一派和睦，只有一只公鹅把头高高地昂了起来，好像是想观察观察，那老太婆是不是拿着杆子跑来了。别的鹅——那群此刻在河对岸寻找食物的鹅，看上去也随时准备着从坡下上来。此时，它们已经在绿色的草场上拉出了一道长长的白线。

萨沙站在那里待了那么一会儿，觉得没什么意思，见没有鹅来，便跑到陡坡的边上去了。

玛丽亚的大女儿莫季卡此刻正站在一块大石头上，一动不动地望着教堂。这一切被站在陡坡上的萨沙看在了眼里。

玛丽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只有六个孩子活了下来，而且全是女儿，没有男孩。大女儿莫季卡只有八岁，她此时就像化石一般，赤着脚，身穿一件长衬衫，毫不理会火辣辣的太阳在她头顶上炙烤着，就那样站在太阳地里。萨莎站到她身边，望着教堂说：“教堂里住着上帝。人到了晚上点灯或者点蜡烛，上帝呢，就点长明灯。长明灯有红的、绿的、蓝的、就像一个个的小眼睛似的。在漫漫长夜里，圣母娘娘和上帝的仆人尼古拉陪着上帝哒哒地在教堂里走来走去……守夜人听了吓坏了，吓坏了！唉，算了，亲爱的，”她学着母亲的话，继续说道，“真到了世界末日，所有的教堂都会飞到天上去。”

“钟——楼——也——飞？”莫季卡一字一顿地低声问道。

“是的，到了世界未日那一天，钟楼也飞。好心的人都进天堂，那些凶恶的人，就会被扔进永不熄灭的火里去烧，亲爱的。上帝会对我妈妈和玛丽亚说，你们都是善良的人。就往右边走，去天堂吧。不过他对基里亚克和老奶奶则会这么说：你们往左边走，到火里去。还有在持斋日吃荤的人，也要到火里去。”

说到这里，萨莎睁大眼睛，仰望着天空，继续说：“你望着天空，不要眨眼睛，就可以看到天使。”

于是，莫季卡抬起头望向天空，她们大概沉默了一分钟。

“看见了吗？”萨莎问。

“没有。”莫季卡低声说。

“不过我看见了。一群小天使扇着小翅膀在天上飞，她们一闪一闪的，像小蚊子。”

莫季卡看着地面，想了一会儿，问道：“老奶奶也要被火烧吗？”

“是的，亲爱的。”

从她们站着的地方一直到山脚下，是一道平整的缓坡，上面长满了绿油油的嫩草，叫人一个忍不住就想伸出手去摸一摸，或者在上面睡上一觉。萨莎就没忍住，躺下来翻身就往下滚。莫季卡的神情看上去有些严肃，她喘着气，也学着萨莎一样，躺下然后翻身往下滚，弄得衫子都卷到她肩膀上去了。

“多快活呀！”萨莎开心地说。

她俩原本想走上去，再玩一次，不过就在这时，熟悉的尖叫声传过来，听了真叫人害怕！牙齿掉光的老奶奶，正驼着背，拿着一根长杆子把一群鹅赶出菜园子，她短短的白发在风中飘着，让她看起来更加骨瘦如柴。

她大声叫骂着：“所有的白菜都给糟蹋了，把你们统统宰了才好，你们这些该死的畜生，挨千刀的祸根子，怎么不死哟！”

她正骂着，一抬头就看到了两个小姑娘，这时她突然把杆子一扔，拾起一根枯树枝，伸出她那干瘦像弯钩似的手指，一把就抓住萨莎的脖子，开始抽打她。突然遭到痛打的萨莎被吓得立即大哭起来。

就在这时，那只惹事的公鹅一摇一摆地走到老太婆跟前，像是挑衅似的伸长脖子嘎嘎地吼了一阵，便得意地转身归队。其他的母鹅见这阵势，立即赞赏地报以“嘎——嘎——嘎”的欢呼！随后老奶奶又挥着树枝把莫季卡也打了。伤心的萨莎大哭着跑回屋里，想找母亲倾诉委屈。莫季卡也跟在她后面，一路放声大哭，不过她的哭声低沉，眼泪都没有擦，所以看上去就像把脸泡进水里似的。

“我的天哪！”奥莉加见两孩子哭着跑进屋来，惊呼道，“圣母娘娘啊！”

萨莎刚说了个开头，老奶奶也尖声叫骂着进了屋，菲奥克拉也被惹恼了，整个房间乱作一团。

“没事的，没事的！”心慌意乱的奥莉加一脸苍白，她一边摸着萨莎的头，一边安慰她说：“她是你的奶奶，生奶奶的气是不对的。好孩子，别哭了。”

早已被司空见惯的叫骂、饥饿和煤烟弄得筋疲力尽的尼古拉，已经开始痛恨、鄙视这种贫穷的生活，而且在妻子和女儿面前，他常常为自己的父母感到羞愧。这时，他对母亲说：“您不能打她！您根本没有权利打她！”他哭泣的声音中带有难以抑制的气愤。

“闭嘴吧。你这个病鬼，就躺在炉台上等死吧！”菲奥克拉恶狠狠地冲着尼古拉大喊道，“真见鬼，你们回来就是为了吃闲饭的吗？”

孩子们显然是吓坏了。萨莎、莫季卡，总之家里所有的孩子都爬到了炉台上，她们躲在尼古拉背后的角落里，悄无声息地听着这些话，似乎可以听到她们那小小的心脏因为恐惧而怦怦直跳。如果一个家庭里有人久病不愈，毫无生还的希望时，通常都会有这样沉重的时刻，这时就算他身边再亲的人也会胆怯地、暗暗地希望他死去，这是一种很深层次的想法。只有小孩子不能接受亲人的死亡，对此他们只会恐惧、伤心。此刻，小姑娘们都屏住呼吸，一脸悲伤地望着尼古拉，一想到他很快就要死掉，她们忍不住想哭，想对他说几句亲切的、安慰他的话。

尼古拉颤抖着，直往奥莉加这边靠，仿佛在这一刻，她成了他的保护神。他颤抖着微弱地对她说：“奥莉亚(奥莉加的昵称)，我亲爱的，我筋疲力尽了。这个地方我再也待不下去了，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你给你的妹妹克拉夫季娅·阿勃拉莫夫娜写封信吧，让她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吧，把钱寄过来，也好让我们离开这里。啊，上帝。”他的神情看上去很苦恼，他继续道，“哪怕让我再看一眼莫斯科也好啊！哪怕我在梦里见一面也好啊，亲爱的！”

夜色将近，木屋里的光线越来越暗，忧愁的情绪笼罩着大家，没有人说话。爱生气的老奶奶把硬掉的黑麦面包掰碎后泡在碗里，然后慢慢地嚼着，吃了足足一个小时的时间。挤完牛奶的玛丽亚提着牛奶桶进来，把它放在凳子上。老奶奶再把牛奶分到一只只瓦罐里，她似乎一点都不着急，慢悠悠的。因为是圣母升天节斋戒期(在俄旧历八月十五日，斋期半个月，持斋日不吃荤)的缘故，谁也不能喝牛奶，这些牛奶就都留下了，对此，老奶奶很是满意。她只往一个小碟子里倒了一点，那是留给菲奥克拉的小娃娃喝的。最后，她和玛丽亚把一只只瓦罐送到地窖去。突然，莫季卡跳了起来，她从炉台上爬下来，走到凳子前，拿起那只装着少许牛奶的碟子，往那只泡着面包硬皮的木碗里泼了进去。

老奶奶回来后，继续端起碗吃起来。萨莎和莫季卡坐在炉台上望着老奶奶，突然她们心里异常高兴：哈，这下她开荤了，只能被打入地狱了。得到了安慰的她们，躺下准备睡觉。快要入睡时，萨莎却还在想象着最后的审判：一只像陶窑那样的大炉子里烈火熊熊，有个头长犄角、一身漆黑的魔鬼，拿着一根长杆子把老奶奶往火里赶，就像她自己赶鹅时一样。

五

当天晚上十点多钟，在坡下草场上玩乐的人们，忽然发出一阵阵刺耳的惊叫声，然后便纷纷朝村子方向奔跑。那些坐在陡坡上边的人傻看着，一时间也弄不明白出了什么事。

“着火啦！着火啦！”从下面传来声嘶力竭的惊呼声，“村里着火啦！”

坐在陡坡上边的人回头一看，一幅可怕的、很不寻常的景象出现在他们眼前。村头一座木房的干草顶上，蹿起两米多的火柱，火舌翻滚，升起的火星像喷泉喷水一般，向四面八方散开。随即整个屋顶都被火舌吞没，噼啪噼啪的火烧声此起彼伏。

整个村子已经笼罩在摇晃的红光中，连月色都变暗淡了，黑影在地上移动，空气中有一股烧焦的味道。从坡下跑上来的人，一个个气喘吁吁，惊惧地说不出话来。他们互相推挤，几乎站不住脚跟，由于一时无法适应这刺眼的火光，他们什么也看不清楚，甚至连身旁的人都认不出来了。那场面真是可怕。而酒馆里呢，那些毫不知情的人还在唱歌、拉手风琴，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谢苗大叔家起火啦！”有人喘着粗气大喊道。

玛丽亚在房前急得团团转。虽说火还远着呢，在村子的另一头，但她已经吓坏了，搓着手、哭啼着、牙齿也直打颤。尼古拉穿着毡靴走出屋来，孩子们穿着贴身衫子也纷纷跑出来。乡村巡警的小屋附近，已经有人敲起了铁板，“铛铛”的声音响彻夜空。这急促的无休止的铁板声搅得人心惶惶。一些老奶奶则捧着圣像站着祷告。

人们把所有的羊、牛犊和母牛都轰到街上，大家也各自把家里的东西都搬了出来。一匹毛色乌黑的种马，因为它老踢伤别的马，所以平常不放它进马群，不过这会儿也放了出来。它一声嘶鸣，甩开马蹄，在村里一连跑了两个来回，然后在一辆大车旁停住，抬起后腿使劲踢那辆车子。

河对岸的教堂里，钟声也敲响了。

在起火的木屋附近，被火光照得通明，连地上的每一棵小草都清晰可见。正坐在被拖出来的箱子上的人就是谢苗。他穿一件西服上衣，须发棕红、鼻子很大，一顶便帽压得很低，直到耳朵。脸朝下躺在地上的人正是他的妻子，此时已经不省人事，嘴里不住地哼哼着。有个八十岁上下的老头，身材矮小，一把大胡子看上去就像个侏儒。他不是本地人，但显然与这场火灾有牵连，他没戴帽子，手里抱一个白包袱在一旁走来走去。脸膛黝黑，一头黑发像个茨冈人，此人就是村长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他正拿一把斧子走到木屋前，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把所有的窗子接连砍下来后又接着砍起台阶来。

“婆娘们，弄些水来！”他喊道，“再把机器抬来！姑娘们，动作快点！”

刚才还在酒馆里饮酒作乐的农民们此时抬着救火机跑来了。由于喝了太多酒，他们走路磕磕绊绊，一双双眼睛里含着泪水，很是无奈。

“姑娘们，弄水来！”村长继续吆喝，他也喝多了，“麻利些，姑娘们！”

女人和姑娘们小跑着到下面的泉水边，把大桶小桶灌满了送到山上倒进救火机里，然后又往下跑。奥莉加、玛丽亚、萨莎和莫季卡也跟着去弄水。还有人压唧筒抽水，消防水龙带便吱吱地冒水，村长手忙脚乱地拿着它一会儿对着门，一会儿对着窗，有时还用手指堵住水流。

“好样的，安季普！”人们称赞着他喊道，“加油啊！”

安季普冲进起火的门廊里，在里面大声喊叫：“使劲压水！为了这场灾祸，大家要合力干呀！”

还有一些农民什么事也不干，就站在一旁瞧着大火发愣。他们不知该做什么，也不会做，况且周围全是粮垛、干草、板棚和柴堆。基里亚克和老头子奥西普也站在里面，两人还都没有完全醒酒。像是为了掩饰自己旁观的尬尴，老头子对躺在地上的女人说：“大嫂子，你何苦拿脑袋撞地呢？你家的房子可是上过保险的，还发什么愁！”

谢苗呢，则不停地对到来的人讲着火的原因：“就是那个拿包袱的小老头子，茹科夫将军家的仆人……从前他是将军家的厨子，愿将军的灵魂升天堂。晚上来我家说：‘留我在这儿住一夜……’我就把他留下了，晚饭我们两人就喝了那么一小杯……老婆子忙着生茶炊，说是想给老头子沏点茶喝，也是该倒霉，她把茶炊生着火后就放到门廊里去了，火星从烟囱里蹿出来一直蹿到屋顶，点着了干草，这下就出事了。差点没把我们烧死。你看，老头子的帽子都烧掉了，唉！作孽呀！”

铁板的“铛铛”声还在响，河对岸的教堂里的钟声也在继续。奥莉加就在这火光里，气喘吁吁地跑上跑下，惊恐地看着那些被火光照耀成红色的绵羊和在烟雾中飞来飞去的红色鸽子。教堂的钟声像尖刺扎进她的心脏，她觉得这场火永远都扑不灭，萨莎也不知跑去了哪里……后来轰隆一声，木屋的天花板塌了下来，这时她浑身瘫软下来，再也提不起水桶，心想这下全村肯定会被烧光，她就那样呆坐在坡上，水桶扔在一旁。在她周围，女人呼天喊地的哭声响彻夜空。

这时，两辆马拉大车从河对岸的地主庄园里驶来，车上坐着地主的管家和雇工，他们运来了一台救火机。有个身穿白色海军服、敞着怀的年轻大学生骑着马也赶来了。

大家开始动手了。先是一阵斧子的砍击声，然后是一把梯子架到已经着火的木屋框架上，立即有五个人往上爬，打头的就是那个大学生。被火光照红的他，用嘶哑的声音喊叫着，俨然一副救火行家的姿态。他们把木屋拆掉，把原木一根根卸下来，随后拖开畜栏、篱笆和近处的干草垛。

“不准拆屋子，”人群里传来严厉的喊声，“不准！”

说话的是基里亚克，他果断地走向木屋，似乎要阻止来人拆房子。其中的一名雇工把他赶回来，还狠狠地给了他一拳。围观的人一阵哄笑，接着雇工又给了他一拳，基里亚克倒下了，狼狈地爬回到人群里。

之后，又有两个漂亮姑娘从河对岸赶来，她们戴帽子，看上去多半是大学生的姐妹。她们站在远处观望。拆下的原木不再燃烧，不过还冒着浓烟。而大学生呢，拿着水笼头，一会儿对着原木冲，一会儿又对着农民和提水的女人冲。

“乔治！”两个姑娘语气中带着责备和不悦，她们向他喊道，“乔治！”

火终于熄灭了。大家四散回家，这时才发现天快亮了，每个人的脸色都很惨白。走在路上，他们很快又恢复了兴致，又开始嘻嘻哈哈起来，还不断地拿茹科夫将军的厨子开玩笑，取笑他把帽子烧掉了。刚才令人恐惧的火灾变成笑谈，好像还有点惋惜火很快就被扑灭了。

“您，少爷，救人很有办法呢，”奥莉加对大学生说，“真该把您调到我们莫斯科，那儿差不多天天有火灾。”

“难道您是从莫斯科来的？”一位小姐问道。

“是的。我丈夫在‘斯拉夫商场’工作。这是我的女儿，”她指着紧贴着她冷得发抖的萨莎说，“她也算是莫斯科人呢，小姐。”

两个姑娘对大学生讲了几句法语，那大学生就给了萨莎一个二十戈比的硬币。这一幕被老头子奥西普见到了，一种希望的光芒顿时闪现在他的脸上。

“感谢上帝，少爷，幸亏今晚没风，”老头子奥西普对大学生说，“要不然用不了一个小时就会把村子烧个精光。少爷，您心肠好，”他说着压低嗓音，有些不好意思地加了一句：“这清早真是冷得很，真想暖暖身子……您行行好，能不能赏几个小钱打点酒喝。”

当然，他失望了，于是大声清了清嗓子，慢腾腾地往家走。奥莉加一直站在坡边，望着两辆车子怎样涉水过河，少爷和小姐们如何穿过草地，最后他们上了河对岸的一辆马车。一回到木屋，她就惊喜地对丈夫说：“多好的人哪！长得也漂亮！那两位小姐就跟天使一样！”

“她们不得好死！”睡得迷迷糊糊的菲奥克拉突然恶狠狠地说了一句。

六

玛丽亚对自己的命运仿佛已经认定，常说不如死了算了。而菲奥克拉正相反，贫穷也好，不堪也好，就算生活常常充斥着叫骂，她也照旧过得有滋有味。你给她什么，她就吃什么，从不挑挑拣拣；不管在什么地方，有没有铺盖，她也从不介意倒头就睡。她把脏水倒在台阶上，泼到门外头，还光着脚从水洼里走过去。这些，她都能接受。她之所以痛恨奥莉加和尼古拉，原因也在于他们不喜欢这种生活。

“我倒要看看你们在这里吃什么，从莫斯科来的贵族！”她常常这样说，一副幸灾乐祸的语气，“我倒要瞧一瞧！”

九月初的一个清晨，菲奥克拉挑了一担水从坡下回来，冻得红红的脸蛋看上去又健康又漂亮。她回来的时候玛丽亚和奥莉加正坐在桌子旁喝茶。

菲奥克拉挖苦地说：“又是茶又是糖，好气派的太太们，”她放下水桶，又说，“倒有心情天天喝茶，小心点，别被茶水呛死了！”她说着痛恨地看向奥莉加，厌恶地继续道，“瞧这一身肥膘，一定是在莫斯科养的。”

菲奥克拉说到最后竟然抡起扁担，一下子打在奥莉加的肩膀上，两个妯娌被吓了一大跳：“哎呀，我的天哪！”

菲奥克拉对她们的惊呼不理会，又去河边洗衣服了，一路上叫骂不停，走好远了都听得见。

白天走了，然后是秋天漫长的夜晚。木屋里在绕丝，大家都动手了，除了菲奥克拉：她又跑到河对岸去了。

丝是从附近的工厂里弄来的，这是全家人的一个经济来源——一星期二十来戈比。

“那时候跟着东家做事，日子要好过些，”老头子一面绕丝，一面说，“干活、吃饭、睡觉，都按部就班的。午饭有菜汤和粥，晚饭还是菜汤和粥。那时候黄瓜和白菜多的是，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当然规矩也大些。人人都守本分。”

屋里只点了一盏小灯，光线很暗，灯芯冒着细细的烟。如果有人挡住了小灯，窗上就会落下很大一片黑影，月光就显得明亮了许多。老头子慢言慢语地谈起农奴解放前人们的生活情景。他说，这地方现在的日子过得太烦闷，也太穷苦，想当年老爷们常常带着猎犬和职业猎手去外面打猎，围猎的时候，所有人都能喝到伏特加。之后就会有整车整车被打死的野禽送到莫斯科的少东家那里。他还说，不本分的农奴会受到被树条抽打的惩罚，还要发配到特维尔的世袭领地上当农奴；当然，表现好的农奴也会得到奖赏。

这时，老奶奶也会讲些往事。过去的事情她记得都很清楚。她谈起自己的女主人，说她心地善良，严守教规，可惜的是丈夫是个酒徒和浪荡子。还说她有三个女儿，却都遇人不淑：一个嫁给了酒鬼，一个嫁给了小市民，最后一个还跟人私奔了(老奶奶当时很年轻，还帮过小姐的忙)。没过多久，那三个可怜的小姐都愁苦死了，跟她们的母亲一样。说到这里，老奶奶甚至抽泣了几声。

大家正听得入迷，突然有人敲门，把大家吓了一跳。

“奥西普大叔，请求您留我住一夜吧！”

一个秃顶的小老头子走了进来，就是那个烧掉帽子的茹科夫将军家的厨子。他跟大家围坐在一起，先是听着，随后也开始回忆往事，讲起各种各样的故事来。坐在炉台上的尼古拉，垂着两条腿，也听着，期间总问他当年老爷们吃些什么菜。他们谈起了炸肉饼、肉排，还有各种汤和佐料。厨子的记性也非常好，他还说了几道现在没有的菜，比如有一道用牛眼睛做的名叫“早晨醒”的菜。

“那时候你们烧‘元帅肉排’吗？”尼古拉问。

“不烧。”

尼古拉摇摇头，责备说：“哎呀，你们这些厨子真是没本事！”

小姑娘们在炉台上，有坐着的，有躺着的，眼睛眨也不眨地往下瞧着，看上去就像云端里的一群小天使。她们喜欢听大人讲话，时而高兴，时而害怕，有时还会不住地叹气、发抖，一张张小脸吓得煞白。她们觉得老奶奶的故事讲得最有趣，她们便屏住呼吸认真地听。

后来有人困了，便躺下睡觉。老年人却被那些陈年往事弄得心神不定，兴奋起来，回想着年轻时候的美好。青春，不管它曾是什么样，在人的记忆中却总是生动、愉快、动人的。至于死亡，它虽然很近了，却也没那么可怕，当然，最好不去想它！油灯熄灭了。黑暗，月光照亮的两扇小窗，寂静，还有摇篮的吱嘎声，总之说不清具体的什么缘故，这一切让这些老人想起了他们的那些好生活已经远去，青春再也回不来了……

“唉，主啊！”从回忆中爬出来的厨子叹了一口气。

有人轻轻地敲了几下小窗子。大概是菲奥克拉回来了。奥莉加打着哈欠，小声念着祷词，然后起身去开房门，又到门廊里拉开了门闩。但并没有人进来，只有一阵冷风从外面进来，清冷的月光一下子照亮了门廊。从门里望出去，可以看到寂静而荒凉的街道和夜空中寂寥的月亮。

“是谁？”奥莉加大声问。

“我，”有人回答，“是我。”

奥莉加走出门，看到菲奥克拉正贴着大门旁的墙根站着，一身赤裸。她冻得浑身发抖、牙齿也打着颤，在明亮的月色里她显得很白、很美，也很怪。她身上的暗影和皮肤上被月光照亮的光芒，说不出为什么，总之十分显眼，她那乌黑的眉毛和年轻、结实的乳房在月光下一览无余。

“河对岸的那帮家伙胡闹，把我的衣服剥光了才放我回来……”她说，“所以我就只好光着身子回来了，像出娘胎时那样。快给我拿件衣服穿上。”

“你倒是进屋呀！”奥莉加小声说，她也冷得哆嗦起来。

“千万不能让老东西们看到我这样。”

实际上，老奶奶已醒了，老头子问：“谁在那边？”

奥莉加没有作声，把自己的上衣和裙子拿出去，给菲奥克拉穿上，随后两人很小心地关上了门，轻手轻脚地走进木屋。

“是你吧，讨厌鬼？”显然老奶奶已经猜出是谁，生气地嘟嚷道，“嘿，你这只夜猫子……不得好死！”

“没事的，没事的，”奥莉加给菲奥克拉披上衣服，小声说“没事的，亲爱的。”

屋里又恢复了安静。这家人向来睡不踏实：那种纠缠不休、摆脱不掉的苦恼搅得他们每个人都无法安睡：老头子背痛，老奶奶满心焦虑和气恼，玛丽亚担惊受怕，孩子们疥疮发痒、总肚子饿。就像现在，睡梦中的他们也是不安的：他们不断地翻身，说梦话，偶尔爬起来喝水。

突然，菲奥克拉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随即又忍住，抽泣着直到声音越来越轻，最后没了声响。河对岸的钟声时而传来，不过敲得很怪：先是五下，后来是三下。

“唉，主啊！”厨子又叹息道。

窗外明亮，很难弄清楚，到底是月色呢，还是天已经亮了。玛丽亚起来走出屋子，她去院子里挤牛奶了，不时说句“站好”。随后老奶奶也起来出去了。屋子里还是一片昏暗，不过房间里摆设的东西都渐渐清晰起来。

尼古拉一夜没睡着，他从炉台上爬下来，然后打开绿色的小箱子拿出自己的燕尾服，穿上后他走到窗前，把衣服反复地整理了一番，便笑了起来。之后，他小心地脱下燕尾服，又放进箱子里，又去躺下了。

玛丽亚挤完牛奶回到屋里，开始生炉子。看上去她还没有完全睡醒，一边走，一边摇着头慢慢清醒过来。她可能是梦见了什么，或者又想起了昨晚的故事，所以她在炉子跟前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说：“不，还是自由好啊！”

七

老爷坐车来了。

村里人都称呼区警察局局长为老爷。他何时来，来做什么，一星期以前大家就知道了。茹科沃村虽然只有四十户人家，但他们欠下官府和地方自治局的税款却已高达两千有余。

区警察局局长先到小酒馆里休息下，并“赏光”喝了两杯清茶，之后步行到村长家里，一群拖欠税款的农民已在房子外面恭候。

刚三十出头的村长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虽然很年轻，行事却很严厉，也很拥护他的上级。然而事实上，他自己也很穷，也不能按时交纳税款。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村长这个职位的渴望，这让他意识到自己拥有权力，这权力就是严厉，此外，他自己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体现这份权力。

村民大会上，大家都怕他，一切都是他说了算。有时，在街上或者酒馆附近看到有醉汉，他就会突然对那人大声呵斥，并把他绑了关进拘留室。甚至就连老奶奶也被他关过一天一夜，原因是她代替奥西普来开村会，并在会上骂街。说起来，他没有在城市里住过，也没有念过书，但总有许多深奥的字眼儿，喜欢用在他的言谈中，为此他备受村民敬重，尽管大家都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老头子奥西普带着纳税簿走进村长家的小木屋。区警察局局长，是一个精瘦的小老头，灰白色的胡子蓄得很长，他身穿灰制服，正坐在上座(俄罗斯农舍内，上面放圣像的地方)的桌子旁写些什么。屋里很整洁，四面墙上贴满了从杂志上撕下来的花花绿绿的画片。在圣像旁边最显眼的地方，是保加利亚大公巴滕贝克(1857—1893，德国亲王，1879年任保加利亚大公，亲德奥势力，1886年在亲俄派军官的压力下，被迫退位)的肖像。村长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两手交叉抱在胸前，在桌旁站着。

“大人，他欠一百十九卢布，”轮到老头子奥西普时，安季普说，“复活节前他交了一个卢布，之后就再没交过一个小钱。”

局长抬眼望着奥西普，问道：“这是什么原因，老乡？”

“大人，请您开恩，”奥西普激动地说，“容我说几句，年前柳托列茨村的老爷对我说：‘奥西普，把你的干草卖了吧……卖给我。’我想怎么不行呢？我有一百普特的干草要卖，都是几个婆娘在草场上割的。当然可以，后来我们谈妥了价钱……本来挺好的事情，两厢情愿……”

说到这里，他抱怨地看了一眼村长，又不时转身瞧瞧农民们，像在指望他们来作证似的。他额头冒着汗，一张脸涨得通红，眼神也变得尖利而凶狠。

“我不明白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局长说，“我问你……我现在问你为什么不交纳欠款？你们大家都不交，难道要我来替你们承担责任吗？”

“我没有钱嘛！”

“他简直不可理喻，大人。”安季普说，“是的，奇基利杰耶夫一家确实不富足，不过请您问问其余的人，这都是伏特加闹的，这一帮胡作非为的人，简直一窍不通。”

局长拿笔写着什么，然后心平气和地对奥西普说：“你去吧。”

没多长时间，局长就走了。他坐进一辆廉价的四轮马车，不住地咳嗽，从那被拉长的瘦小的背影可以看出，那一刻他已经忘了奥西普，忘了村长，也忘了茹科沃村的欠款，他在想他自己的心事了。局长还没有走出多远，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已经夺走了奇基利杰耶夫家的茶炊，老奶奶在后面追，卯足劲地喊叫：“你还给我！我不准你拿走，你这个魔鬼！”

安季普大步流星，走得很快。老奶奶驼着背，愤怒若狂、跌跌撞撞地喘着粗气在后面追他，她的头巾掉到肩上，一头白发在风中飘扬，泛出淡淡的绿色。

突然她站住了，像一个真正的暴动者，双拳捶胸，拖长声调，嚎啕哭诉着叫骂起来：“正教徒们，信仰上帝的人啊！老天爷哪，快来看呀，他们欺负人！乡亲们哪，他们简直就是魔鬼！哎呀，哎呀，好心人哪，替我伸冤啊！”

“老奶奶，老奶奶，”安季普厉声说，“不得无理取闹！”

没有了茶炊的家变得异常沉闷。茶炊被人夺走，这是有损尊严、有失体面的事，就等于是这家人的名誉扫地。如果安季普拿走的是桌子和凳子，哪怕是所有的瓶瓶罐罐倒也好些，那样的话，屋子也只是显得空一些。

如今，老奶奶呼天喊地，玛丽亚伤心落泪，家里的女孩们也都跟着哇哇哭起来。老头子显然很自责，垂头丧气地坐在屋角里不吭声。尼古拉也沉默着，不知道说些什么。原本老奶奶一向疼他、可怜他，但到了这会儿已顾不得体恤，冲着他不停地叫骂、埋怨，甚至对着他的脸不住地摇拳头。她大声指责说全是他的过错，说他在信里吹牛，说什么在“斯拉夫商场”每月领五十卢布，而实际上并没有给家里寄过多少钱。如今这样无能，拖着一身病回家来，还带着家眷。说他要是死了，去哪里弄钱来葬他？……

尼古拉、奥莉加和萨莎都默不作声，看上去真可怜。

老头子咳了一声没说话，拿起帽子，找安季普去了。天已经黑透。安季普正鼓着腮帮子在炉子旁焊什么东西。一屋子的煤气味。他的孩子们都很瘦，浑身脏兮兮的，在地板上爬来爬去，看上去，并不比奇基利杰耶夫家强多少。他的妻子模样较丑，脸上散落着雀斑，正挺着大肚子在绕丝，只有安季普一人看上去还算年轻英俊。很显然，这是一个穷困家庭。五把茶炊在长凳上摆成一溜。

老头子对着巴滕贝克念着祷词，说：“安季普，求你看在基督的面上，发发慈悲吧，把茶炊还给我！”

“交出三个卢布，你就拿走。”

“我拿不出来呀！”

安季普不理会，照旧鼓起腮帮子吹，火就呼呼地响，噼噼啪啪的，火光把那些茶炊都映红了。

老头子揉着帽子，沉思了一会儿，又说：“拜托你还给我吧！”

全身乌黑的安季普，此时看上去活像个巫师。他转身对着奥西普，说得又快又严厉：“这得由地方长官说了算。这个月的二十六日，你可以到行政会议上口头或者书面申诉你不满的理由。”

这些话奥西普一点也听不懂，只好怏怏地回家去了。

大概过了十多天，区警察局局长又来了，待了一个多小时的样子，又坐车走了。

那些天，寒风刺骨，河面早已结冰，虽然没有下雪，可是道路难走，这让大家倍感苦恼。一天傍晚，那天正赶上过节，邻居们到奥西普家闲坐，屋子里很黑，他们坐着说话，因为节日里大家都不干活，所以没有点灯。聊天的内容很枯燥，新闻倒有几件，不过都是些让人不痛快的事。比如有两三户人家的公鸡被抓去乡公所抵债，在那里死掉了，那种地方哪里有人会喂它们。又比如，有几家的绵羊给拉走了，他们把羊捆起来，装在大车上运走，由于每到一个村子就换一辆大车，结果一头羊闷死了。然后大家便有了疑惑：这是谁的过错？该怪谁？

“该怪地方自治局！”奥西普说，“不怪它怪谁！”

“就是的，该怪地方自治局。”

像欠款、受欺压、粮食歉收等所有的事，他们认为都是地方自治局造成的，尽管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地方自治局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当初一些有些资产的农民自己开了工厂、小铺和客店，虽说也当上了地方自治会议员，却始终心有不甘，后来便在自己的工厂和铺子里大骂地方自治局的不是。

接着，他们谈到了不下雪的问题：早就该去运木柴了，可如今路面坑坑洼洼，车不能行，人不能走。从前，大约是十五年，又或者二十年以前，茹科沃村里人的谈话要风趣得多。那时候，老头子们脸上都是这样一副神情，就好像他心里藏着什么秘密，知道什么，期待着什么似的。他们谈论盖着金印的公文、土地的划分、新的土地和埋藏的财宝；他们的话里都暗示着什么。而现在的茹科沃人已经和那时不一样了，好像谁都没有秘密了，他们的全部生活就那么赤裸裸地摆放在那儿，人人都看得见，他们能谈的不外乎贫穷和饲料，又或者老天爷怎么不下雪之类。

中间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后来又想起了公鸡和绵羊的事，又开始议论是谁的过错。

“地方自治局！”奥西普沮丧再次说道，“不怪它怪谁！”

八

教区的教堂在六俄里外的科索戈罗沃村。茹科沃的村民们只有在需要时才去那里，比如给婴儿施洗礼、举行婚礼，或者举行葬仪的时候；平时做祈祷到河对岸的教堂就可以了。到了节日，天气又不错的话，姑娘们还会打扮一番，然后成群结队去做弥撒。红的、黄的、绿的连衣裙穿在她们身上，叫人看了心里就高兴。要是遇上坏天气，她们便只好待在家里了。到了持斋日，村民们就会去教区的教堂作忏悔、领圣餐。在复活节后的一星期内，神父会举着十字架走遍村里的人家，向持斋日没有去教堂作忏悔的教徒每人收取十五戈比。

老头子从来不信上帝，因此也从未想着去做什么忏悔。当然，他也承认有神奇的事，不过他认为做忏悔这种事只和女人有关。若是有人跟他谈起宗教或者神奇的事情，或者向他提个什么问题时，他总是搔着头，很不情愿地回答：“谁知道这个呀！”

老奶奶还是信上帝的，不过她偶尔会犯糊涂。在她脑子里很容易把所有的事都混在一起，比如说她刚想起罪孽、死亡、灵魂得救、突然贫穷，以及种种操心的事又都插进来，如此一来，她便忘了刚才在想的事情。而且祷告词她也记不住，晚上睡觉前，她通常会站在圣像面前小声念道：“喀山圣母娘娘、斯摩棱斯克圣母娘娘、三臂圣母娘娘……”

玛丽亚和菲奥克拉倒是每年都持斋，可是什么也不懂，只会在身上画十字。至于孩子们，她们没有学过祷告，大人们也不对他们讲上帝，传授什么教规，只是斋期内禁止他们吃荤。

其余的家庭基本上都是这样：相信的人少，懂教规的人更少。矛盾的是同时大家又都喜欢《圣经》，以一种温存、虔敬的态度来喜欢它，可是他们没有书，也没人念《圣经》，更没人讲《圣经》。奥莉加有时念《福音书》，因为这点，大家都敬重她，对她和萨莎都恭敬地称呼“您”。

邻村和县城的教堂命名节活动和感恩祈祷，奥莉加经常去参加，县城里共有两个修道院和二十六座教堂。她每次去朝圣时总是魂不守舍，完全忘了自己还有家人，直到回到家时，她才突然惊喜地发现自己有丈夫、有女儿，于是便一脸满足地笑着说：“上帝赐福给我了！”

村子里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令她感到厌恶和痛苦。村民们在伊利亚节喝酒、在圣母升天节喝酒、在十字架节又喝酒。圣母庇护节是教区的节日，茹科沃村的人们竟然为此连喝三天的酒。五十卢布的公款被他们喝光了，之后还挨家挨户收取酒钱。第一天，奇基利杰耶夫家就宰了一头公羊，早中晚连吃三顿羊肉。这三天里基里亚克几乎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不仅喝光了所有的家当，还把帽子和靴子也拿去换酒喝了。他对玛丽亚很残暴，经常把她打得晕过去，家里人也没有办法，只好往她头上泼水使她清醒。事后大家感到既羞愧又厌恶。

好在，即使像茹科沃这样的“奴才村”，一年也有一次真正的宗教盛典。时间是在八月份，全县范围内的每个村子，像接力赛一样迎送着赋予生命的圣母像。

茹科沃村的人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那天正好无风，天色有些阴沉。一大清早，姑娘们就穿上鲜艳漂亮的衣裙去迎圣像，直到傍晚时分人们才抬着圣像，举着十字架和神幡、唱着圣诗走进村子，这时河对面的教堂里也钟声齐鸣。一群群人挤满了大街，有本村人也有外村人，他们吵吵嚷嚷，挤得水泄不通……老头子、老奶奶，还有基里亚克，大家都向圣像伸出手去，渴望地瞧着它，哭着说：“保护神啊，圣母娘娘！保护神啊！”

那一刻，大家好像突然明白了，原来天地之间并不是一切虚空，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还没有夺走一切，尽管他们的身体遭受着欺凌和奴役，以及难以忍受的贫穷和可怕的伏特加的祸害，但是依然有神灵在保佑着他们。

“圣母娘娘，万能的保护神啊！”玛丽亚嚎啕大哭地，“圣母娘娘啊！”

等到感恩祈祷做完，圣像又被抬走了。一切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酒馆里依然有人喝酒叫骂。

越是富裕的农民才越是怕死，他们的金钱越多，便越不信上帝，不信灵魂得救之类的话。他们点起蜡烛、做祷告只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他们是为了以防万一。对死亡，穷苦的农民看得比较淡一些。很多人当着老头子和老奶奶的面说他们活得太久，早该死了，他们听了也不介意。他们也当着尼古拉的面毫无顾忌地对菲奥克拉说，等尼古拉死了，她的丈夫丹尼斯就可以退役回家了。至于玛丽亚，她一点也不怕死，甚至还希望能早点死。反正她的几个孩子也已经死了，死亡对她而言似乎是件高兴的事呢。

虽然他们不怕死，不过对各种各样的病却还是恐惧的。本来是一些小毛病，如肠胃失调啦、着凉啦，老奶奶就会立即躺到炉台上，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并开始不停地呻吟：“我要死啦！”这时候，老头子就会赶紧去请神父，而老奶奶也会去领圣餐，接受临终前的涂圣油仪式。

很多时候，他们经常谈到感冒、蛔虫和硬结，还说蛔虫在肚子里闹腾，最后结成团堵到心口。他们最怕感冒，所以就算是在夏天也穿得很厚，甚至还要躺在炉台上取暖。

老奶奶喜欢看病，还经常坐车跑医院，到了那里谎称自己五十八岁，而不说七十岁。她是这样想的，假如医生知道了她的实际年龄，可能就不会给她治病了，只会无奈地说：你这么老了，也该死了，用不着治了。通常情况下，她会一清早就动身去医院，带上她的两三个小孙女，直到晚上才能回来，她给自己带回了药水，又给小孙女带回了药膏。有一次她甚至把尼古拉也带去了，之后尼古拉一连喝了两个星期的药水，竟然说自己感觉好些了。

方圆三十俄里内所有的医师、医士和巫医，老奶奶都认识，可是却没有一个让她满意的。在圣母庇护节那一天，神父举着十字架走遍所有的农舍，教堂执事告诉她，城里监狱附近住着一个小老头子，曾经在军队上做过医士，医道相当高明，劝她找他看病会更好些。老奶奶听了他的劝告，头一场雪一下完，她就坐车进城了，回来时身边果然多了一个小老头子。小老头子留着大胡子，脸上青筋遍布，他穿着长袍，是个皈依正教的犹太人。

当时老奶奶家里正请了几个雇工做事：一个带着古怪眼镜的老裁缝正在用碎布头拼成坎肩，两个年轻小伙子用羊毛补毡靴。而基里亚克因为酗酒把差事也弄丢了，如今只好住在家里。此时，他正坐在裁缝旁边修理马脖子上的套具。屋子里拥挤而憋闷，弥漫着一股臭味。小老头子给尼古拉做完检查，说需要拔罐子放血才行。

于是，他在尼古拉身上放上了许多罐子。老裁缝、基里亚克和小姑娘们站在一旁看着，就好像是看到疾病从尼古拉身上流出来了一样。尼古拉自己也瞧着，那些贴在胸口的罐子里慢慢有浓黑的血流出来，他觉得真有什么东西从他身子里跑出去了，这让他十分高兴。

“真有用呢，”裁缝说，“谢天谢地，能见效就好。”

小老头子拔完十二个罐子，随后又放上十二个。再后来，他喝足了茶，就坐车走了。

小老头子走后，尼古拉开始浑身打颤，脸也瘦下去了，用女人们的话说，都要缩成拳头那么大小了，而且他的手指还发青。他盖上一条被子，又压上了一件羊皮袄，却觉得越来越冷。到了傍晚，他甚至难受得叫起来，要他们把他放到地板上，还不让裁缝抽烟，最后他安静下来，躺在羊皮袄下面，只是天还没亮，他就死了。

九

唉，多么寒冷、多么漫长的冬季啊！

圣诞节过后，家里的粮食已经吃完，只得去买面粉。如今基里亚克住在家里，每天晚上都大吵大闹的，弄得一家人跟着心惊胆战，可一到了早晨他又因头痛和羞愧而表现出一种痛苦不堪的神情，看他那模样也着实叫人可怜。畜栏里，母牛因为饥饿日日夜夜不停地哀叫，叫得老奶奶和玛丽亚的心都碎了。

老天爷也好像是故意为难人们，让他们一直处在冻得连树木都喀喀作响的严寒天气之中，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和高高的雪堆，这年的冬天拖得似乎很长。到了报喜节(东正教节日，在俄旧历三月二十五日，据说天使于此日告知圣母：耶稣将诞生)时，竟然还刮了只有冬天才有的暴风雪，这还不算，到了复活节那天，竟然还下了一场雪。

但是不管怎么样，冬天总算过去了。

四月初，白天变得暖和起来，不过夜里依然寒冷。冬天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好在终也没有抵过春日的温暖，最后，冰雪消融，河水奔流，百鸟齐鸣。就连河边的草场和灌木丛也都淹没在泛滥的春水中，从茹科沃村到河对岸成了一片泽国，一群群野鸭不时地在水面上振翅飞起飞落。春天的落日像是一个火球，映红了满天的彩霞，每天晚上都变幻出不同的图景，美妙绝伦，以至于将来的某一天在某个画面上看到同样的色彩、同样的云朵时，简直就难以置信。

飞得很快的仙鹤，发出声声哀鸣，那样子就像在召唤同伴。奥莉加站在斜坡的边上，久久地望着这片泛滥的春水，望着太阳，望着那明亮的、仿佛变年轻了的教堂，眼泪簌簌滴下，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她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急切地想要离开这里，随便去什么地方都好，哪怕天涯海角。家里已经决定，让她继续回到莫斯科当女仆，还让基里亚克跟她一同去，去那里找个看门人或者其他的差事。基里亚克有些心急，说，快点走吧！

等到天气暖和了，道路干一些，她们就动身上路。

奥莉加和萨莎各自都背着行装，她们穿着树皮鞋，天还不亮就出发了。玛丽亚出来送她们一程。基里亚克因为身体不好，还需要在家再待上一个星期。面对着教堂奥莉加最后一次画起了十字、默默祷告。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不过已经没有眼泪了，她的脸皱皱的，像老太婆一样难看极了。这一个冬天下来，她变瘦了，也变丑了，有了白发，脸上再没有昔日那种可爱的模样和愉快的笑容，在经受了丧夫之痛以后，她的脸上只剩下了一种悲哀的听天由命的神情。就连她的目光都有些迟钝和呆板了，看上去像是耳背似的。

对于这个村子和这些村民，她是留恋的，她舍不得离开。她回想起尼古拉被抬走时的情景，在一座座农舍旁边人们都在做安魂祈祷，大家同情她的悲痛，陪着她一起哭，在夏天和冬天，总会有那么一些时日，这些人的生活过得好像比牲口还不如，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其实是可怕的。

他们粗鲁、不诚实、肮脏，还酗酒；他们不和睦，老是吵架，彼此间毫不尊重；他们互相害怕、互相猜疑，是谁开的小酒馆，把老乡灌醉？是这些农民。是谁败光村社、学校和教堂的公款，把钱拿去换酒喝了？是这些农民。是谁偷邻居家的东西，纵火，甚至为了一瓶伏特加不惜在法庭上作伪证？是谁在地方自治会和其他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农民？还是这些农民。

确实，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可怕的，可是他们毕竟也是人，他们跟常人一样也会痛苦、会哭泣，而且在他们的生活中，那些事情总能找到令人谅解的缘由：沉重的劳动剥夺了他们的健康，一到夜里他们就浑身酸痛；寒冷的冬天，粮食歉收，住房拥挤，没有人来帮助他们，哪儿哪儿都得不到帮助；那些比他们有钱有势的人是不可能帮助他们的，因为他们自己就粗鲁、不诚实、酗酒，骂起人来不会比这些穷人差；那些小官和地主管家对待农民就像对待流浪汉一样，他们甚至对村长和教堂主持都称呼“你”，他们自以为有权这样做；还有那些贪财、吝啬、放荡和懒惰的人，他们到村里来只是为了欺压、掠夺、恐吓农民，又何谈帮助农民或者树立良好的榜样呢？奥莉加回想起，去年冬天，当基里亚克被拉去用树条对他进行体罚时，两位老人看起来是多么可怜而屈辱啊！

现在，她开始可怜这里的所有人，她为他们感到无限的难过，所以她一边走，一边频频回头看着那些小木屋，心里有万般不舍得。

送出很长一段路后，玛丽亚开始告别，之后她跪下来，不住地磕头并大声哭诉道：

“我又孤零零的一人了，我这苦命的人啊，多么可怜、多么不幸啊……”

她哭诉了很长时间，奥莉加和萨莎每一次回头总能看到她跪在地上，双手抱住头，向着旁边的什么人一个劲儿地磕头。几只白嘴鸦在她上空盘旋。

太阳升高了，天气也热了起来。茹科沃村已被远远地甩在身后了。走路可以让人有种舒畅的感觉，很快，奥莉加和萨莎就忘了村子，忘了玛丽亚。她们开始高兴起来，周围的一切都让她们有了极大的兴趣。有时是一个土岗，有时是一排一根接一根不知伸向何方的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的电线杆；有时看到有个小村子在远处的绿树丛中，还有一股潮气和大麻的香味飘来，让人觉得，那里住着的人们一定很幸福；有时会看到野地里孤零零地躺着一具马的白骨。云雀的婉转啼唱，鹌鹑的叫声此起彼伏，它们互相呼应，一只秧鸡时断时续地发出急促的叫声，就像有人在拉扯旧的铁门环一样。

到了中午，奥莉加和萨莎来到一个大村子。在一条宽阔的街上，她们遇见一个小老头，这人正是茹科夫将军家的厨子。他看上去似乎很热，汗淋淋的红秃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开始他和奥莉加都没有认出对方，直到后来他们回过头来对视了一会儿，才认出来。不过他们一句话没说，又各走各的路了。

后来，她们在一座显得更阔气、更新的木屋前停下来，奥莉加对着敞开的窗子深深地鞠了一躬，用婉转如唱歌般的声调说：

“正教徒啊，看在基督的分上，施舍一点吧，求上帝保佑你们，保佑你们的父母在天国安息。”

“正教徒啊，”萨莎也唱起来，“看在上帝的分上，施舍一点吧，求上帝保佑你们，保佑你们的父母在天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人与海 : 海明威短篇小说集 / (美) 海明威著；央金， 牧野译.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9

ISBN 978-7-80769-847-0

Ⅰ.①老…Ⅱ. ①海…②央…③牧…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9683号

新业文学经典丛书

老人与海 : 海明威短篇小说集

著    者|海明威(美)

译    者|央  金  牧  野

出版人|田海明  朱智润

选题策划|黎  雨

责任编辑|胡俊生  王雪君

装帧设计|张子航

责任印制|刘  银

营销推广|张晓兵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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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编：100101    电话：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8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978-7-80769-847-0

定    价|29.8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毛姆在《书与你》中曾提到：“养成阅读的习惯，使人受益无穷。很少有体育运动项目能适合盛年不再的你，让你不断从中获得满足，而游戏往往又需要我们找寻同伴共同完成，阅读则没有诸如此类的不便。书随时随地可以拿起来读，有要紧事必须立即处理时，又能随时放下，以后再接着读。如今的和乐时代，公共图书馆给予我们的娱乐就是阅读，何况普及本价钱又这么便宜，买一本来读没有什么难的。再者，养成阅读的习惯，就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生命中任何灾难降临的时候，往书本里一钻，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古人也说：“开卷有益。”但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如何选取有益的读本来启迪心智，这就需要有一定的鉴别能力。

对此，叔本华在《论读书》里说：

“……对善于读书的人来说，决不滥读是很重要的。即使是时下享有盛名、大受欢迎的书，如一年内就数版的政治宗教小册子、小说、诗歌等，也切勿贸然拿来就读。要知道，为愚民而写作的人反而常会大受欢迎，不如把宝贵的时间用来专心阅读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这些书才真正使人开卷有益。

“坏书是灵魂的毒药，读得越少越好，而好书则是多多益善。因为一般人通常只读最新的出版物，而不读各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品，所以作家也就拘囿在流行思潮的小范围中，时代也就在自己的泥泞中越陷越深了。”

正如叔本华所言，“不读坏书”，因为人生短促，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出版好书，让大家有好书读。基于这样一个目的和愿景，便有了这样一套“国内外大家经典作品丛书”，希望这些“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能令大家“开卷有益”。

编  者

世上的光

酒保见我们进门，一边看着我们，一边不由伸出手去把玻璃罩盖在两盆免费菜上面。

“给我来杯啤酒。”我说。他倒了杯酒，用刮铲把上面那层泡沫顺手刮掉，杯子却握在手心不肯放。我在柜台上搁下五分镍币，他才将啤酒塞给我。

“你喝什么？”他问汤姆。

“啤酒。”

他倒了杯酒，刮掉泡沫，见了钱才把那杯酒推给汤姆。

“怎么了？”汤姆问道。

酒保没理会他，径自朝我们脑袋上方望去，冲着进门的一个人说：“你要什么？”

“黑麦酒。”那人答。

酒保取出酒瓶和杯子，还有一杯水。

汤姆伸手去揭免费菜上的玻璃罩，里面是一盆腌猪腿。盆里有把形似剪子的木头工具，一端有两个用来叉肉的木叉。

“不行。”酒保说着又将玻璃罩盖在盆上。木叉还在汤姆手中。“放回去。”酒保说。

“不必多言了。”汤姆说。

酒保从酒柜下伸出一只手来，盯着我们俩。我把五毛钱放到柜台上，他才直起身。

“你要什么？”他说。

“啤酒。”我说。他先将两个盆上的罩子揭开了，再去倒酒。

“混账，你们店的猪腿是臭的。”汤姆说着，把口中东西全吐到了地上，酒保没说话。喝黑麦酒的那人付了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你们自己才是臭的，你们这帮混混都是臭货。”酒保喊道。

“他说咱们是混混。”汤姆跟我说。

“听我说，咱们还是走吧。”我说。

“你们这帮混混快滚。”酒保说。

“我们本来就要走的，用不着你说。”我道。

“我们还会来。”汤姆说。

“你们最好别来。”酒保对他说。

“教训他一下，叫他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对。”汤姆回身跟我说。

“走吧。”我说。

外面一片漆黑。

“这是什么鬼地方？”汤姆说。

“我不知道，咱们还是上车站去吧。”我说。

我们从这一边进城，从另一边出城。城里满是皮革和鞣树皮的臭味，夹杂着大量木屑发散出的味道。我们进城的时候天刚黑，此刻天已又黑又冷，道上水坑都快结冰了。

车站处有五个妓女在等火车进站，还有六个白人、四个印第安人。车站很挤，烟雾腾腾的火炉烧得烫人，散着混浊的味道。我们进去时没人说话，售票处的窗口关着。

“把门关上，行吗？”有人说。

我看到，说话的是个白人。他穿着裁短的长裤，套着伐木工人的胶皮靴，花格子衬衫，除了没戴帽子，跟另外几个人是一样的打扮。他面色苍白，两手也发白，瘦瘦的。

“你到底关不关啊？”

“关，关。”说着我将门关上。

“麻烦了。”他说。另外有个人嘿嘿笑着。

“跟厨子开过玩笑吗？”他对我说。

“没有过。”

“你不如跟这位开个玩笑，他可喜欢了。”他看着那个叫“厨子”的。

厨子避开他的目光，嘴紧紧地抿着。

“他手上涂香油呢。”这人说，“他怎么也不肯把这双白白的手泡在洗碗水里。”

有个妓女放声大笑。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遭看到个头这么大的妓女和女人。她穿着渐变色的绸布衣裳。另外两个妓女个头跟她差不多，不过这个人怎么也有三百五十磅。她看起来很难确信是个真人呢。这三人身上都穿着渐变色的绸布衣裳。她们并肩坐在长凳上，个头都很大。另外两个染着金黄头发的妓女样子和平常妓女差不多。

“看他的手。”那人说着朝厨子那边说。那妓女又笑起来，笑得浑身发抖。

厨子回过头，冲她说：“你个一身肥肉的臭婆娘。”

她兀自哈哈大笑，笑得身子直打颤。

“噢，我的天，”她说道，嗓音很甜，“噢，我的老天啊。”

另外两个大个头的妓女，装得本本分分，很是文静，似乎不为所动。不过她两个的个头都很大，跟个头最大的一个差不多。两个都足足超过两百五十磅。还有两个都坐在那里，一本正经。

除了厨子和说话的那人，还有两个伐木工人，一个饶有兴趣地听着，却红着脸儿，另一个似乎打算说点什么，还有两个瑞典人。两个印第安人坐在长凳另一端，还有一个靠墙站着。

想说话的那个悄悄跟我说：“准像是躺在干草垛上。”

我不由大笑，把这话转述给汤姆。

“说实话，那种地方我还真没见识过呢。”他说，“瞧这仨。”

这时厨子开口了：“你们哥儿俩多大了？”

“我九十六，他六十九。”汤姆说。

“咯…咯…咯！”那大个儿妓女笑得直颤，她嗓音的确甜美。其他几个妓女没动静。

“嘿，你嘴里有句正经的吗？我是好意地问你呢。”厨子说。

“我们一个十七，一个十九。”我说道。

“你这是怎么了？”汤姆对我说。

“好了，好了。”

“叫我爱丽丝吧。”大个儿妓女一说话，身子又开始打颤。

“这是你的名字吗？”汤姆问。

“对啊，”她说，“爱丽丝。是不是？”她扭头看向厨子身边的那人。

“没错，是叫爱丽丝。”

“这是你们另取的艺名。”厨子道。

“这就是我的真名。”爱丽丝说道。

“另外几位姑娘，都叫什么？”汤姆问道。

“黑兹儿和艾赛尔。”爱丽丝说道。黑兹儿和艾赛尔对此敷衍一笑。

“你叫什么？”我问一个金发女人。

“弗朗西丝。”她说。

“弗朗西丝什么？”

“弗朗西丝·威尔逊。问这个干吗？”

“你呢？”我问另一个。

“噢，别无理了！”她说。

“他只不过是想跟大家交个朋友而已，你不想吗？”最开始说话的那人道。

“不，不想跟你交朋友。”头发染成金色的女人说。

“她可真是个泼辣货，地地道道的小泼妇。”那人说道。

一个金发女人对着另一个摇了摇头。

“讨厌的乡巴佬。”她说。

爱丽丝又哈哈大笑起来，浑身直打颤。

“有什么可笑的。”厨子说，“你们都笑，我也没发现有什么可笑的。你们俩，这是要去哪儿？”

“你呢？”汤姆反问他。

“我要去凯迪拉克。你们去过吗？我女朋友住在那里。”厨子说。

“他自己也是个姑娘。”穿截短的长裤的人道。

“能不能别说这种话？咱们就不能好好聊么？”厨子说。

“凯迪拉克是史蒂夫·凯切尔的故乡，艾达·沃盖斯特也是那儿的人。”脸红的那人说。

“史蒂夫·凯切尔！”一个金发女人尖声道，仿佛这名字让她挨了枪子儿，“他的亲爹开枪杀了他。咳，天哪，亲爹！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史蒂夫·凯切尔这号人了。”

“他不是叫史坦利·凯切尔吗？”厨子问道。

“噢，少废话！你对史蒂夫了解多少呢？他才不叫史坦利呢。史蒂夫·凯切尔是前所未有的大好人，美男子。我从没见过像史蒂夫·凯切尔这么干净、纯洁、英俊的男人。天下找不出第二个来。他动如猛虎，真是举世无双的真男人，花钱最豪爽。”金发女人说道。

“你认识他？”一个男人问道。

“我认识他吗？我认识他吗？我爱他吗？你问我这个吗？”

“我跟他可熟了，就像你跟无名小鬼那么熟，就像你爱上帝那么爱着他。史蒂夫·凯切尔呐，他是前所未有的大伟人、大好人、正人君子、美男子，可他的亲爹竟把他当条狗似的一枪打死。”

“你陪他到沿岸各处去了吗？”

“没。在此之前我就认识他，他是我唯一的意中人。”

头发染成金色的女人像说书一般说这些事情，人们听了都对她肃然起敬。

“可惜你没嫁给他。”厨子说。

“我不愿阻碍他的前程，拖他后腿。他需要的不是妻子。唉，我的上帝，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啊！”头发染成金黄色的女人说道。

“这么说起来，倒也还不错。可杰克·约翰逊(1878～1946，美国第一个重量级黑人拳王)不是把他打倒了吗？”厨子说。

“这是耍诡计，本来他已经把杰克·约翰逊这傻大个儿黑王八打倒了，是那黑人傻大个儿偷袭了一记冷拳，才碰巧取胜的。”染金色头发的女人说。

售票处的窗口开了，三个印第安人走到窗口。

“史蒂夫把他打倒了，他还对我笑呢。”头发染成金色的女人说道。

“你刚刚似乎说，你没陪他到沿岸各地去过。”有人说。

“我就是为了这场拳赛才出门的。史蒂夫冲着我笑，那个该死的黑狗崽子跳起来给他一记冷拳。照理说就是一百个这号的黑杂种也打不过史蒂夫。”

“他是个拳王。”伐木工人说道。

“他的确是个拳王，现在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好手。真的，他就像是天神。那么纯洁，那么英俊，出手如猛虎或闪电般迅速，干净利落。”染金头发的女人说。

“我在拳击电影中看到过他。”汤姆说道。我们都听得很受感动。爱丽丝浑身发颤，我一看，却见她是在哭。几个印第安人已经走到月台上去了。

“天下哪个丈夫都比不上他，”染金头发的女人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结了婚，我就是他的人了，往后余生都是他的，我的全部都是他的。我不在乎我的身子，别人可以糟蹋我的身体，可我的灵魂属于史蒂夫·凯切尔。天呐，他真是条好汉。”

人人都难过又不安，听得很不是滋味。这时，爱丽丝颤抖着开口了，声音低低的：“你别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这辈子根本就没跟史蒂夫·凯切尔睡过，你自己心里有数。”

“这种话，也亏你说得出口!”染金头发的女人傲慢地说。

“我这么说，是因为这是事实。”爱丽丝说道，“这儿只有我一个人认识史蒂夫·凯切尔，我是从曼斯洛纳来的，在当地认识他的，这是实情，你明明知道这事。我要说谎，天打雷劈。”

“我也一样。”染金头发的女人说道。

“你明明知道事实如此，千真万确，不是我瞎编的，他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分毫不差。”

“他都说什么了？”染金头发的女人戏谑道。

爱丽丝哭得泪人儿似的，颤抖地说不出话：“他说：‘你真是可爱的小宝贝，爱丽丝。’他亲口说的。”

“这是瞎掰。”染金头发的女人说。

“这是真话，他的确是这么说的。”爱丽丝道。

“扯淡。”染金头发的女人趾高气扬地说。

“不，这是真的，千真万确，没有半句假话。”

“这绝不是朴素的史蒂夫说出的话。”染金头发的女人兴致昂扬道。

“这是真的，”爱丽丝用甜甜的嗓音说道，“随便你信不信。”她不再哭了，可算平静了下来。

“史蒂夫不可能说出这种话。”染金头发的女人扬言道。

“他说了，”爱丽丝露出了笑容说，“想当初他说这话时，我确实如他所说，是个可爱的小宝贝，况且现在我还是比你好很多，你这个旧热水袋，干得一滴水都没有了。”

“我记性好着呢，你别想羞辱我。你这个大脓包。”染金头发的女人说道。

“哼。你记得的事有哪件是真的？要么记得你光着屁股，要么记着你上一次什么时候吸可卡因跟吗啡，其他的还不都是从报上刚看来的？你知道，我做人实在，即使我个头大，男人还是喜欢我，这点你也知道，我决不说假话，这你也知道。”爱丽丝嗓音甜得可爱地说。

“你管我记着什么？反正我记得的净是些真事、美事。”染金头发的女人说道。

爱丽丝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我们，她脸上忧伤的神情褪去，她笑了笑，一张漂亮的脸蛋美得真是少见。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一身细嫩的皮肤，一副动人的嗓子，她的确是好得没的说，而且还很友好。可是天呐，她个头真大。她的身形起码有三个女人那么大。汤姆看见我正瞧着她就说：“快点，我们走吧。”

“再见。”爱丽丝说。她确实有副好嗓子。

“再见。”我说。

“你们俩往哪条路去？”厨子问。

“反正和你不是一路。”汤姆对他说。

乞力马扎罗的雪

乞力马扎罗，传说中的非洲第一高峰，海拔19710英尺，是座常年被积雪覆盖的山峰。它的西主峰被称为马塞人(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一种游牧狩猎民族)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主峰的附近，有一具已经风干的豹子的尸体。没人知晓，豹子来到这样的高寒地带来寻找什么。

“不可思议，伤口竟一点也不痛，”他说，“开始还会觉得痛，后来就没有痛感了。”

“真的吗？”

“千真万确。不过很抱歉，这股气味准叫你难捱了。”

“别这么说！请你别这么说。”

“你瞧那些鸟儿，”他说，“他们来这儿，是被这里的风景吸引，还是因为这股味道？”

在一棵含羞草树宽阔的浓荫下，有张行军床，男人就躺在上面。他的目光穿过树荫，向那片阳光炫目的广袤原野上望去，那儿蜷伏着三只面目可憎的大鸟，还有十几只在天空中盘旋，当它们飞掠空中时，在大地上投下迅疾移动的影子。

“从卡车抛锚那天起，它们就在这一带徘徊，”他说，“今天，它们第一次落到地上。起先，我还很仔细地观察过它们飞翔的姿态，还想着日后写小说时，或许还用得上。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我不希望你写这些。”她说。

“我只是随便说说，”他说，“总得说点什么让气氛轻松些，我不想让你心烦。”

“你知道我不会为此心烦，”她说，“我是因为帮不上什么忙，才会这么焦虑不安。我想，咱们不妨尽可能轻松一点儿，等着飞机来接。”

“也许等不到飞机来了。”

“请你告诉我，我现在能做些什么吧。我总能做点什么的。”

“你可以把我这条腿锯下来，这样它就不会继续溃烂下去，不过，我估计这也未必有用。或者给我一枪。我教过你射击，你现在是个好射手了，对吧？”

“别这样，我能给你读点什么吧？”

“读什么呢？”

“咱们书包里随便哪本，只要是没读过的。”

“我没心思听，”他说，“也就说说话最轻松了，不如吵吵架吧，这样时间也没那么难熬了。”

“我不跟你吵，我从不想吵嘴。不管咱们心里多焦虑，也再不要吵嘴了。没准今天他们会乘另外一辆卡车或者开飞机抵达的。”

“我不想动了，”男人说，“现在回去也没什么意义，只能让你心里好受些。”

“这是怯懦的表现。”

“你就不能让我死得轻松点儿，非痛骂我一顿才行吗？你骂我有什么用？”

“你不会死的。”

“别傻了，我就快死了。不信你问问那些个杂种。”他望向那三只讨厌的大鸟，它们蹲伏在地上，光秃秃的头缩在耸起的羽毛里。这时，第四只俯冲下来，它快步飞奔，接着，向那几只踉跄走去。

“这种鸟在营地附近到处都是，只是你过去没留意而已。只要你不自暴自弃，你就一定能活下去。”

“你这是从哪儿看来的？你这个小傻瓜。”

“你不妨想想，还有别人呢。”

“拜托，”他说，“这可是我的老本行。”

他静静地躺了一会儿，目光从那片灼热而炫目的平原上越过，眺望灌木丛的尽头。在黄色的平原上，有几只野羊显得又小又白，极目远眺，他看见一群白花花的斑马，映衬着葱绿的灌木丛。这是一个舒适宜人的营地，大树遮荫，背倚山岭，有清冽的溪水。附近有一个几乎已经干涸的水洼，每当清晨时分，就会有沙鸡在那里飞来。

“要不要我给你读会儿书？”她坐在行军床边的帆布椅上问道，“起风了。”

“不要，谢谢。”

“没准卡车就快到了。”

“我不在意。”

“可是我在意。”

“你在意的东西多了，可我不在意。”

“并没有很多，哈里。”

“要不要喝点酒？”

“喝酒对你没好处。在布莱克(美国戒酒运动领袖)的书里说，人应当滴酒不沾。你不应该喝酒。”

“莫洛！”他唤道。

“是，先生。”

“拿威士忌苏打来。”

“是，先生。”

“你不能喝酒，”她说，“这就是我说的‘自暴自弃’，书上说酒对你有害，我也这么想。”

“不，”他说，“酒对我有好处。”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他想，他再也没机会做个了断。一切就在为喝一杯酒这种争吵中走向终点。

自他的右腿开始生坏疽以来，他就不觉得痛了，随着疼痛的消失，恐惧也消失了。他现在只剩下无比的厌倦与愤怒：因为一切居然就这么结束了，而他却无能为力。多年来，这个事情一直萦绕心头，但现在，这事情本身却不再具有意义了。真奇怪，只要你足够厌倦，就能这样轻而易举地抵达这个结局。

原本，很多素材他打算认识得足够透彻再去动笔，而今看来，却再没有机会了。也好，他也就不再会在构思时遭遇失败了。也许迟迟没有动笔的缘故，是他根本就写不出来。算了，现在，他永远都无法知道答案了。

“真希望咱们当初没来这儿，”女人咬着唇说，望向手中举着酒杯的他，“在巴黎你绝不会出这样的事儿，你一直说喜欢巴黎。咱们原本可以待在巴黎，或者什么别的地方。只要你喜欢，去哪儿我都愿意。你要想打猎，咱们可以去匈牙利，那里很宜人。”

“我知道你有的是钱。”他说。

“话不能这么说，”她说，“钱是我们共有的。不管上哪儿，只要你想去我就去，你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可以抛弃一切。但我真希望咱们从没来过这儿。”

“你说过你喜欢这儿。”

“我是说过，可那时你还平安无事，我现在恨透这里了。我不明白咱们做错了什么，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干吗非得让你的腿出问题。”

“我想，我的错误在于腿受伤后忘了擦碘酒，因为我从没感染过，所以后来也根本没注意。之后等伤口恶化了，别的抗菌剂又都用完了，可能就因为用了药性很弱的石碳酸溶液，使毛细血管麻痹了，于是开始生坏疽了。”

他望着她，说：“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

“我不是说这个。”

“要是咱们雇了一个技术好的修理工，而不是那个半吊子的吉库尤人(非洲班图人的一支)司机，那么他也许就会检查机油，而不至于烧毁卡车的轴承了。”

“也不是说这个。”

“要是你一直和你那些该死的威斯特伯里、萨拉托加和棕榈滩的老相识在一起，而没和我来这该死的地方……”

“不，我爱你啊。你怎么能这么说，太没良心了。我现在也爱你，我永远爱你。你爱我吗？”

“不，”男人说，“我不这么想，也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哈里，你在说些什么？你神志不清了。”

“没有，我已经没有神智可以不清了。”

“你别喝了，”她说，“亲爱的，我求求你别再喝了，我们努力去做点什么我们能办到的事。”

“你去做吧，”他说，“我已经累了。”

在此刻，在他脑海中浮现了卡拉加奇(土耳其西北部，位于欧洲部分的一个城市)的火车站，他在站台上背着包，辛普伦-奥连特列车的前灯划破了黑暗，他正准备在部队撤退后离开色雷斯(爱琴海北岸的一个地区，分属希腊、土耳其和保加利亚)。

这是他留待以后写的一段场景，后面还有一段情节：清晨，他吃着早餐眺望着窗外，保加利亚群山被积雪覆盖，兰森的女秘书问那个老头儿，山上是不是雪，老头儿望着窗外说，不，那不是雪，还没到下雪的时候呢。于是女秘书把老头儿的话讲给其他几个姑娘听，你们看，那不是雪。她们都说，原来咱们都看错了，那不是雪。后来，老头儿提出用她们去交换难民，把她们送往山里去的那个冬天，她们脚下一步步踩着前行的正是积雪，直到她们死去。

那年圣诞节，高厄塔耳山的雪下了整整一个星期。当时，他们住在伐木人的屋子里，那口四方的大瓷灶占了半间屋子，他们睡在山毛榉树叶填充的垫子上，这时那个逃兵跑进屋来，两只脚在雪地里冻得鲜血直流。他说宪兵在后面追他，于是他们给了他一双羊毛袜，并且缠着宪兵闲扯，直到雪花覆盖了逃兵的足迹。

在希伦兹，圣诞节那天，雪是那么晶莹洁白，从酒吧往外望，白皑皑的雪会刺得你的眼睛发痛。你还会看到，人们都从教堂出来，向家走去。他们扛着沉重的滑雪板，走在被雪橇磨得光滑的琥珀色河滨路上。他们那次滑雪，就是从那儿一直滑到“梅德纳尔之家”上面那道冰川的大斜坡的。那雪光滑得如同蛋糕上的奶油，轻柔如尘，滑行时耳中什么也听不到，速度极快，仿佛从高空俯冲的鸟。

他们在“梅德纳尔之家”因大雪滞留了一个星期。那时，屋外刮着暴风雪，他们在风灯下抽烟玩牌，整间屋子烟雾弥漫。伦特先生输得越多，赌注下得越大，最后他输得一干二净，把滑雪学校的培训钱、那一季的全部收入、还有他的资金全都输光了。他能看到伦特先生那长长的鼻子，他捏起牌翻开说：“不看。”

那时候总是赌博，不论下不下雪都在赌博，他想起他这一生消磨在赌博里的时间。

可关于这些，他连一行字都没有写过，还有那个寒冷而晴朗的圣诞节。那天，平原那边的群山已经显露出来，加德纳飞过防线去轰炸那列运送奥地利军官去休假的列车，当军官们四散奔跑时，他用机枪对着他们扫射。他记得后来加德纳走进食堂，谈论此事。大家听后鸦雀无声，然后，有个人说：“你这个该死的杀手。”

可是不久以前，那些被射杀的奥地利人还和他一起滑过雪。不，不是那些奥地利人。汉斯，那个跟他滑了一整年雪的奥地利人，曾经是皇家狩猎队的一员。他们一起到那家锯木厂上面那个小山谷打野兔的时候，他们还谈起那次在帕苏比奥的战斗和向波蒂卡和阿萨洛纳的战事，这些他连一个字都没有写。

关于蒙特科尔维诺、西特科蒙姆、阿尔西洛(这些都是意大利地名)，他也只字未提。

在福拉尔贝格和阿尔贝格(奥地利西部蒂罗尔州的一个乡村。该地以滑雪著称)他住了几个冬天？四个。他想起那个卖狐狸的人，当时他们去布卢登茨买礼物，他记起甘醇的樱桃酒特有的樱桃核味儿，记起在那结了冰的松软雪地上的快速滑行，一面唱着“嘿！嗬！罗利说！”一面滑过最后一段坡道，直冲下陡坡。接着转了三个弯滑进果园，穿过果园又越过那道沟渠，登上旅馆后面那条光滑的大路。他解开松紧带，踢下滑雪板，把它们靠在客店外面的木墙上，灯光从窗里映出来，烟雾缭绕、冒着新醅的酒香的温暖屋中，人们正在拉着手风琴。

“在巴黎咱们住哪儿？”他问女人，女人正坐在他身边一只帆布椅里。此刻，他们在非洲。

“在克里昂，这你是知道的。”

“为什么？”

“咱们一直都住在那儿。”

“不，我们应该还住过别的地方。”

“咱们在那儿住过，在圣日耳曼区的亨利四世大楼也住过，你说过你爱那个地方。”

“爱就是一堆屎，”哈里说，“而我就是一只爬在粪堆上咯咯叫的公鸡。”

“要是你一定得离开人世的话，”她说，“是不是要毁掉一切？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不是非得把什么东西都带走不可？是不是一定要把你的马，你的妻子都杀死，把你的鞍子和你的盔甲都烧掉才罢休？”

“对，没错，”他说，“你那些该死的钱就是我的盔甲，就是我的马和盔甲。”

“你别说了。”

“好吧，我不说了。我不想伤害你的感情。”

“可你已经伤害我了。”

“那好吧，我就继续来伤害你，这样才有趣呢。我真正喜欢跟你一起做的唯一一件事，现在都不能做了。”

“不，不是这样的。你有很多喜欢做的事，而且只要是你喜欢的，我也都做过。”

“噢，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这么吹牛了，行吗？”

他看了眼她，瞧见她哭了。

“听我说，”他说，“你以为我这么说会很开心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些。我想，我是想毁灭一切证明自己活着。咱们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还是好好的，我并不是成心这么干，我真是个笨蛋，对你这么残忍。亲爱的，别放在心上。我爱你，真的。你知道我爱你，我从来没这么爱过一个女人。”

不知不觉地，他就说出了他平时用以谋生糊口的那套说惯了的谎话。

“你对我真好。”

“你这个贱人，”他说，“你这个有钱的贱人。这是诗。我现在满身都是诗。腐烂和诗。腐烂的诗！”

“别说了，哈里！你现在就像个恶魔，何苦如此呢？”

“我什么都不想留下，”他说，“我不想留下任何身后事。”

直到傍晚，他才安静地睡了会儿。

夕阳已隐没在山后，平原一片阴翳。一些小动物正在营地附近觅食，它们脑袋一点一点的，摇晃着尾巴，他看着它们现在正从灌木丛那边跑掉了。那几只大鸟也不再在地上等着了，它们都笨拙地栖息在一棵树上，它们还有很多。

那个随侍的男仆正站在床边。

“太太打猎去了，”男仆说，“先生有什么吩咐？”

“没有。”

她去打猎了，想弄些新鲜的肉回来，她知道他喜欢看打猎，所以有心跑得远远的，以免惊扰他周遭的宁静。他想，她总是这么善解人意。只要是她知道的或是在书上看到过的，或是听人讲过的，她都考虑周全。

这不是她的过错，他来到她身边的时候，他就已经毁了。她又如何知道自己说的话是真是假？如何知道这些话，不过是出于习惯，而且只是为了贪图安逸的生活呢？自从他已不再相信自己的话以后，他就谎话连篇，这对女人来说反而效果更好。

他撒谎并不都是因为他没有真话可说，他曾享受过生活，但现在这一切都消散了。后来，他接触了些不同的人，变得越来越有钱，结交了上流社会的人，去了高端的场所，并在这些地方，重新活了下来。

你拒绝思考，可真是了不起。你有一副好肚肠，因此你没有那样垮掉，大部分人就不行了，而你却没有。你抱定一种态度，既然现在你再也不能干了，你就毫不关心你经常干的工作了。可是，在你心里，你说你要写这些家财万贯的有钱人的故事。你虽说不是这个圈子的人，只是他们那个国度里的一个间谍。你想跳出这个圈子，并且写这里的故事，这将是第一个深知这个国度内情的人来写。

可如今，他再没机会完成了，因为每天贪图安逸，并不动笔，扮演着一个自己都厌弃的人，这磨钝了他的才能，松懈了他工作的意志，最后他干脆什么都不干了。他不干工作的时候，那些他现在认识的人都感到惬意得多。

在非洲的日子，是他此生最幸福的时光，他来到这里，为的是要从头开始。说来这次的狩猎旅行条件并不好，虽不至于艰苦，但也绝不奢华，他曾想着，让自己重新进行训练。这样或许他就能够去掉他心灵上的脂肪，像一个拳手，为了减掉脂肪，到山里去干活和训练一样。

她原本很喜欢这次狩猎旅行，她说过，凡是刺激的，能换个环境，结识新的朋友，看到愉快的事物，她都喜欢。他产生了重获写作意志的幻觉。现在如果就这样了结，他知道事实就是如此，他不必像一条蛇那样，因为被打断背脊了就咬自己。这一切不是她的过错，就算没有她，也会有别的女人。若他以谎言为生，他就应该在谎言中死去。他听到山那边传来一声枪响。

她枪法不错，这个善良的，有钱的富婆，对他很悉心照料，是他才华的守护人和破坏者。这样说简直是胡扯，是他自己一手毁了自己的才能。为什么要怪这个女人，就因为她细心养着他？他虽然有才能，但弃之不用，出卖自己，也出卖了他所信仰的一切。因为酗酒过度而磨钝了敏锐的感觉，因为懒散、怠惰、势利、傲慢和偏见，因为其他种种缘故，他毁灭了自己的天分。这算是什么？一张旧书目录卡？这算什么才华？这东西他确实有过，但却被他挥霍去做了交易的筹码。他从来不是用天分去做些什么，而总是用它来决定他能做些什么。他舍弃以写作谋生，而靠别的途径生存下去。

说来也怪，每当他爱上另一个女人的时候，这个女人总是要比前一个更有钱。可是当他不再付出真心，满嘴谎话的时候，就像是现在他对这个女人那样，她比所有他爱过的女人更有钱，多得花不完。她有过丈夫，孩子，情人，但她看不上，她深爱他，把他当作一位作家，一个男子汉，一个伴侣，当作一份引为骄傲的财产来爱他。然而，当他根本不爱她，而且对她撒谎的时候，为了报答她为他花费的钱，他所能给予她的，居然付出得比曾经真心恋爱的时候还多。

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他想，不管你是以什么谋生，这就是你的天分所在。他的一生都是出卖生命力，不管是以这种形式还是那种形式。当你越不需要情感时，钱对你而言就越是重要。他发现了这一点，但是他决不会写出来，尽管这是很值得一写的东西，但他不写。

此刻，她穿过那片空地向营地走过来了。她身着马裤，擎着一把来福枪，两个男仆扛着一只野羊跟在她后面走来。

她仍然是个美人，他想，她的身体也很动人，对床笫之欢很有才能，也很有领会。她虽然算不上漂亮，但是他喜欢她的脸蛋。她读过很多的书，喜欢骑马和射击，但是，她酒喝得太多。在她年轻时，丈夫就死了。有段时间，她把心思都放在两个刚长大的孩子身上，但孩子却并不需要她，她在他们身边，他们反而不自在。她还热衷养马，读书和喝酒，并喜欢在黄昏吃晚饭之前，一面阅读一面喝威士忌苏打。到吃晚饭时，她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在晚饭桌旁再喝上一瓶葡萄酒，往往就醉得足够使她入睡了。

这样醉生梦死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她有了情人。有了情人后，她就不再酗酒，因为她不必依赖酒精入睡了。但是情人使她感到厌烦，她嫁过一个丈夫，他从没有使她厌烦，而这些情人却使她不胜其烦。

后来，她的一个孩子在一场空难中丧生了，此后她就没再找过情人。酒也不再能麻痹她了，她决心开始另一种生活。由于突如其来的孤独感吓得她心惊胆战，因此她要跟一个她所尊敬的人在一起生活。

事情发生得顺理成章，她喜欢他写的东西，她一向羡慕他过的那种生活。她认为他正是干了她自己想干的事情，他俘获了她，其中的每一步，以及她最终爱上他的方式，都很正常。在此过程中，她构筑了自己的新生活，而他呢，只不过是把自己剩下的生活出售出去了而已。

他这么做，是为了换取安全，也是为了贪图安逸。除此以外，还为了什么呢？他不知道。他要什么，她就会给他什么，这他是知道的。何况，她温柔如水。任何人都愿意立刻和她同床共枕。此外，因为她更有钱，也因为她很风趣，又懂得欣赏，而且她从不大吵大闹。如今，她一手开创的新生活就要走到头了。究其原因，不过是两个礼拜之前他没有使用碘酒。当时，他们往前走，想给一群站着的非洲水羚羊拍照。它们扬起了头窥视着，一面用鼻子嗅着空气，耳朵向两边张开着，只要一有动静就奔入丛林。很遗憾，他们没有拍下照片，羚羊们已狂奔而去。

她回来了。

他在帆布床上转过头来看她。“嗨。”他说。

“我打了一只野羊，”她告诉他，“能用它给你熬碗汤喝，再叫他们捣一些土豆泥拌奶粉。你这会儿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太好了，你知道，我相信你会好起来。我离开的时候，你睡熟了。”

“我睡得不错。你跑得远吗？”

“不远，就在山后。我一枪就打中了这只野羊。”

“我知道，你的枪法不错。”

“我喜欢射击，我已经爱上非洲了。说真的，要是你平安无事，这可是我这辈子玩儿得最开心的一次了。你不知道和你一起打猎多有趣，我已经爱上这个地方了。”

“我也爱这个地方。”

“亲爱的，你知道吗？看到你好起来，我不知道有多高兴。看你刚才那么痛苦，我简直崩溃了。你别再那么跟我说话了可以吗？答应我好吗？”

“不会了，”他说，“我都记不起自己说过什么了。”

“别再把我毁了，答应我。我不过是个深爱你的中年女人，你想做什么，我都愿意做。我已经被毁了两三次了，你不会再把我给毁掉的，是不是？”

“我倒是想在床上再把你毁灭几次。”他说。

“好啊，这种毁灭可棒极了。我们生来就是要被这样毁掉的，明天飞机就会来啦。”

“你怎么知道？”

“我有把握，飞机一定会来的。仆人已经把木柴都准备好了，还准备了生浓烟的野草。今天我又下去看了一下，那儿有片足够让飞机着陆的空地，咱们就在空地两头准备好两堆野草。”

“你为什么认为飞机明天会来？”

“我相信它一定会来。现在它已经耽误了，等我们回到城里，他们就会把你的腿治好，我们就能享受毁灭了，而不是那种讨厌的谈话。”

“咱们喝点酒好吗？天黑了。”

“你想喝吗？”

“想。”

“那好，莫洛，去拿两杯威士忌苏打来！”她唤道。

“你最好穿上防蚊靴。”他告诉她。

“等我洗过澡再穿。”

他们喝着酒的时候，天渐渐暗下来，在这暮色苍茫没法瞄准打枪的时刻，一只鬣狗穿过那片空地往山那边跑去了。

“这个畜生，每天晚上都跑过那儿，”男人说，“两个星期以来，每晚都是这样。”

“每天晚上闹腾的就是它，尽管这是一种讨厌的野兽，可我不在乎。”

他们一起喝着酒，他不再有痛感，只是因为一直躺着不能翻身而感到不适。仆人生了火，光影在帐篷上跳跃，他感到自己对这种愉快的投降生活所怀有的那种默认的心情，现在又油然而生了。她确实对他很好，下午他对她做了残忍又不公的事。她是个好女人，而且无可挑剔。

可是就在这时，他忽然想起自己马上就要告别人世了。

这一念头突如其来，不是湍流或者疾风那样的冲击，而是一股无影无踪的臭气的冲击。令人奇怪的是，那只鬣狗却沿着这股无影无踪的臭气的边缘悄悄地溜过来了。

“怎么了，哈里？”她问他。

“没什么，”他说，“你最好挪到那一边去坐。那边顺风。”

“莫洛给你换药了没？”

“刚换上硼酸膏。”

“你觉得怎么样？”

“有点颤抖。”

“我先进去洗澡，”她说，“马上就回来，然后跟你吃过晚饭后，把帆布床抬进去。”

他自言自语道，咱们不吵嘴，实在是太好了。他跟这个女人从来没怎么吵过，而他跟他深爱的那些女人却吵得很厉害，最后由于不断的争吵，终于毁了他们共同怀有的感情。他爱得太深，要求得也太多，这样就把一切耗尽了。

他想起独自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时光。离开巴黎之前，他跟一个女人吵了一架。那一阵，他夜夜流连于妓院，而事后仍然无法排遣寂寞，相反只会更加的空虚，于是他给他的第一个情妇，那个离开了他的女人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自己是如何想念她……

有次在摄政院外面他以为看到了她，为了追上她，他跑得头昏眼花，直想吐。他还会在林荫大道跟踪一个长得像她的女人，可就是不敢看清楚是不是她，生怕失去这份爱恋的情感。他跟不少女人睡过，可无论如何只能使他更加想念她，因为对她的痴恋，他甚至不在意她曾做过什么。

他在夜总会冷静地写了一封寄往纽约的信，并请求她把回信寄到他在巴黎的事务所去——这样比较稳妥。那晚，他对她思念至极，整颗心都被掏空一般。他在街头踯躅，一直走到塔克辛姆，碰到了一个女郎，一起共进了晚餐。

后来他们去跳舞，可是她跳得很糟，于是他丢下了她，搞上了一个风骚的亚美尼亚女郎。她把肚子贴着他的身子摆动，他感觉自己的肚子的皮肤都要被烫坏了。在那儿，他跟一个英国炮手吵了起来，他就把她从炮手手里带走了。那个炮手把他叫到外面去，于是他们在大街上的圆石地面上打了起来，那时天色已黑。

他朝炮手的下巴狠狠地揍了两拳，可是他并没有倒下，这一下他知道免不了一场恶斗了。那个炮手先打中了他的身子，接着又打中他的眼角。他又一次挥动左拳，击中了那个炮手，炮手向他扑过来，抓住了他的上衣，扯下了他的袖子，他在炮手的耳朵后面狠狠揍了两拳，接着就在他把炮手推开的时候，又用右手把炮手击倒在地。

炮手倒下的时候，头先磕在地上，然后他们听见宪兵来了，于是他带着女郎跑掉了。他们乘上一辆出租车，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驶向雷米利希萨，兜了一圈，在凛冽的寒夜回到城里睡觉。她给人的感觉就像她的外貌一样，过分成熟，但肌肤十分柔滑，像玫瑰花瓣，像蜜糖一般，肚子光滑，胸脯高耸，也不需要在她的臀部下垫个枕头。在她醒来以前，他就离开了她，在第一线曙光照射下，她的容貌显得粗俗极了，他带着一只被打得发青的眼圈来到彼拉宫，手里提着那件上衣，因为袖子已经没了。

就在那天晚上，他离开君士坦丁堡动身到安纳托利亚去，记忆中的那次旅行，整天穿行在种着罂粟花的田野里，那里的人们种植罂粟花提炼鸦片，这使你感到多么新奇。最后，他觉得路不管怎么走都是错的。到了他们曾经跟那些刚从君士坦丁堡来的军官一起发动进攻的地方，那些什么都不懂的家伙，大炮都打到部队里去了，吓得那个英国观察员哭得像个小孩子似的。

就在那天，他第一次看到穿着白色的芭蕾舞裙子和有绒球的鞋子的死人。土耳其人像波浪般地不断涌来，那些穿着裙子的男人在奔跑着，军官们朝他们打枪。接着军官们也跟着逃跑了，还有那个英国观察员，他跑得肺都发痛了，嘴里尽是那股铜腥味。他们在岩石后面停下来休息，土耳其人还在波浪般地涌来。后来他看到了他从来没有想象到的糟糕事。这些事在他回到巴黎的时候，都不愿谈起。他经过咖啡馆的时候，里面有位美国诗人，面前一大堆碟子，土豆般的脸上露出一副蠢相，正在跟一个名叫特里斯坦·采拉(1896~1963，诗人、散文家、编辑，出生于罗马尼亚，长期在巴黎从事文学活动，达达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罗马尼亚人讲达达运动。特里斯坦·采拉老是戴着单眼镜，还经常头痛。

后来，当他回到公寓跟他的妻子一起生活，他发现他又爱他的妻子了，吵架已经过去了，气恼也过去了，他很高兴自己又回到家里，事务所把他的信件送到了他的公寓。这样，一天早晨，那封答复他写的那封信的回信托在一只盘子里送进来了，当他看到信封上的笔迹时，他浑身发冷，想把那封信塞在另一封信下面。可是他的妻子说：“亲爱的，那封信是谁寄来的？”于是那件刚开场的事就结束了。

他记起与这些女人在一起时的欢乐和争吵。

她们总是很会挑跟他吵嘴的时机。为什么她们总是在他心情最好的时候跟他吵嘴呢？关于这些，他一点也没有写过。首先，因为他绝不想伤害她们任何一个人的感情，再来是，他要写的已经够多了，这些事没必要再写。但是他始终认为最后他还是会写出来的。

要付诸笔端的东西太多了，他目睹过这世界的变迁，不单单是那些大事，他还目睹过更微妙的变化，而且记得人们在不同的时刻的不同表现。他置身其中细心观察，认为自己有责任将这些写出来，可是现在再没有机会了。

“感觉怎么样？”她刚洗过澡从帐篷里出来，问道。

“还好。”

“咱们现在吃饭吗？”他看见莫洛在她后面拿着折叠桌，另一个仆人拿着菜盘。

“我想先写点东西。”他说。

“你应该喝点肉汤恢复体力。”

“我今晚就要死了，”他说，“没必要恢复体力了。”

“哈里，别这样。”她说。

“你好好闻闻，我的大腿都烂掉了。何必还要跟肉汤开玩笑？莫洛，拿威士忌苏打来。”

“求你喝点肉汤吧。”她温柔地说。

“好吧。”

肉汤很烫，他只好把肉汤倒在杯子里，等晾凉了再喝，他一口气喝下去竟也没噎着。

“你是个好女人，”他说，“不必再为我操心了。”

她仰起脸，这张脸是《激励》和《城市与乡村》上备受人们喜爱的脸，这张脸也因为酗酒与贪恋床笫之欢而显得气色稍逊从前。但《城市与乡村》从未展示过她那美丽的胸部，她那修长的大腿，和那双轻柔地爱抚你的纤小的手。当他望着她，看到她那著名的动人的微笑的时候，他感到死神又来临了。这回没有冲击，而是一阵使烛光摇曳、使火焰升腾的微风。

“过会儿，让他们把蚊帐拿出来挂在树上，再生一堆篝火。今天晚上我不想搬到帐篷里去睡了，没这个必要了。今夜很晴朗，不会下雨。”

那么，你就这样死了，在你听不见的低语呢喃中死去了。

那么，这样就再也不会吵嘴了，这一点他可以保证。他不会毁掉自己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情，但是也未必。你已经把什么都毁啦，但是也许他不会。

“你会听写吗？”

“我没学过。”她告诉他。

“好吧。”

时间所剩无多，当然，虽然经过了压缩，只要你能处理得当，只消用一段文字就可以把那一切都写进去。

在湖畔的一座山丘上，有间圆木屋，墙上的缝隙被灰水泥嵌成白色。门边的柱子上挂着一只铃，用来唤人们进去吃饭。房子后面是田野，更远处是森林。一排伦巴底白杨树从房子一直伸展到码头，另一排白杨树沿着这一带迤逦而去。森林的边缘有一条通向山峦的小路，他曾经在这条小路上采摘过黑莓。后来，一场大火烧毁了那所圆木屋，在壁炉上面的鹿角架上挂着的猎枪都烧掉了，只剩下一堆灰，灰里还掺杂着枪管、融化的枪膛里的铅弹和枪托。那堆灰原是给那只做肥皂的大铁锅熬碱水用的。你问祖父能不能拿去玩，他说，不行。你知道那些猎枪仍旧是他的，他从此也再没有买别的猎枪了，他也再不打猎了。

现在，旧址上重新用木料搭建了小屋，漆成了白色，从门廊上你可以看见白杨树和那边的湖光山色，可是再也没有猎枪了。从前挂在圆木房子墙上的鹿角上的猎枪筒，在灰烬中无人问津。

战后，我们在黑森林(德国西南部山区，在巴登－符腾堡州，著名的游览胜地)里租了一条钓鲑鱼的小溪。有两条路可以跑到那儿去，一条是从特里贝格出发，绕过种满白桦树的林荫小路往下走，接着，再穿山越岭。一路上能看到许多盖着高大黑森林式房子的小农场，一直走到小道和小溪交叉的地方，我们就在那里钓鱼。

另一条路恰好位于森林边的峭壁上，然后翻过山巅，穿过松林，接着走出林子来到一片草地，越过草地后，那里有座桥。溪边种桦树，小溪并不宽阔，窄小、清澈而湍急，在桦树根边冲出了一个个小潭。

在特里贝格的客店一向生意兴隆。我和店主成了好朋友，这是使人非常快活的事。到了第二年，由于通货膨胀，店主前一年赚的钱，还不够买进经营客店必需的物品，于是他上吊自杀了。

这些情形你可以口授，但是你无法口授那个城堡护墙广场的事儿。广场上，那里卖花人给他们的花卉染色，颜料淌得到处都是；公共汽车都从那儿出发，老头儿和女人们总是喝甜酒和用果渣酿制的劣质白兰地，喝得酩酊大醉；孩子们冻得鼻涕都流出来了；处处充斥着汗臭和贫穷的气味。咖啡馆里的人醉得不省人事，舞厅的妓女们就住在楼上。那个看门女人在她的小屋里款待那个共和国自卫队员，他那顶插着马鬃的帽子放在椅子上。门厅那边还有一家人，她的丈夫是个自行车赛手，那天早晨她在牛奶房打开《机动车》报，看到他在第一次参加盛大的巴黎环城比赛中名列第三时，她高兴地涨红了脸，大声笑着跑到楼上，手里拿着那张淡黄色的体育报哭了起来。

哈里有一次凌晨要乘飞机出门，经营“风笛”舞厅的女人的丈夫驾了一辆出租汽车来敲门唤他起身。动身前，他们两个人在酒吧间的锌桌边喝了一杯白葡萄酒。那时，他熟悉那个地区的邻居，因为大家都很穷。

城堡护墙广场附近有两种人：酒鬼和运动员。酒鬼以醉生梦死来麻痹自己，而运动员则在锻炼中忘却贫困。他们是巴黎公社成员的后裔，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并不陌生。他们知道是谁打死了他们的父老兄弟和亲朋好友。当凡尔赛的军队开进巴黎，继公社之后占领了这座城市，任何人，只要是他们摸到手上有茧的，或戴着便帽，或者带有任何其他标志说明他是个劳动者的，一律格杀勿论。

就是在这样的贫困街区，街对面是一家马肉铺和一家酿酒合作社，他开始了他此后的写作生涯。在巴黎，这是他最钟情的街区，那青葱的树木，那白色的灰泥墙，下面涂成棕色的老房子，那在圆形广场上的绿色巴士，淌着染花的紫色颜料的路面，那从山上向塞纳河急转直下的莱蒙昂红衣主教大街，还有那另一条狭窄然拥挤的莫菲塔德路。那条通向万神殿的大街和另一条他经常骑着自行车经过的大街，那是那个地区唯一的一条铺上沥青的大街。车胎驶过，都能感受到路面十分平滑，街道两边尽是高耸而狭小的房子，还有那家高高的廉价旅馆，保尔·魏尔伦(1844～1896，法国诗人)就死在这里。在他们居住的公寓里，只有两间屋子，他在那家旅馆的顶层上的阁楼，每月的租金是六十法郎，从这间房间，他可以看到鳞次栉比的屋顶和烟囱以及巴黎所有的山峦，他就在这里写作。

从那幢公寓往外望，只能看到卖木柴和煤炭的店铺。他也卖酒，卖劣质的甜酒。马肉铺子外面，挂着一个金黄色的马头，在马肉铺的橱窗里挂着金黄色和红色的马肉，那涂着绿色油漆的合作社出售醇美而便宜的甜酒，他们就在那儿买酒喝。此外，就是灰泥的墙壁和邻居们的窗子。夜里，有人烂醉如泥躺在街上，在那种典型的法国式的酩酊大醉中呻吟着，也有人说，根本不存在这种醉法。那些邻居会打开窗子，接着是一阵喃喃的低语。

“警察去哪儿了？他们总是在你不需要的时候才出现。他这会儿，准是跟哪个看门女人在睡觉啦。去叫他过来！”等到不知是谁从窗口泼下一桶水，呻吟声才停止了。

“什么东西？哦，原来是人，这可是个好办法。”

于是窗子都关上了。他的女仆玛丽，抗议一天八小时的工作制说，“要是一个男人干到六点钟，他在回家的路上就只能喝得稍微有点醉意，也不会浪费太多钱。可要是他活儿只干到五点钟，那他每天晚上都会喝得烂醉，你也就一分钱都没剩下。缩短工时，受罪的可是工人的老婆。”

“你要再喝点儿肉汤吗？”女人现在问他。

“不要了，多谢。味道好极了。”

“那就再来一点儿吧。”

“我想喝威士忌苏打。”

“酒对你可没有好处。”

“是啊，酒对我不好。柯尔·波特(1893~1964，美国作曲家和抒情诗人)写过这些歌词，还作了曲子。你在因此对我发脾气。”

“你知道我喜欢看你喝酒的样子。”

“啊，是的，是因为酒对我有害你才反对的。”

他想，等她走开了，我就会得到我所要求的一切。不是我所要求的一切，而只是我所有的一切。

他太疲倦了，倦到极点，只想好好睡一会儿。他静静地躺着，此刻，死神不在那儿，它准是上另一条街溜达去了。它成双结对地骑着自行车，悄无声息地行过巴黎的街头。

不，他从来没写过巴黎。没写过自己喜欢的那个巴黎。可是，他从来没有写过的其他东西又如何呢？牧场、银灰色的山艾灌木丛、一道道农渠里湍急而清澈的溪流、青绿浓密的紫色苜蓿花，这些又如何呢？那条小径蜿蜒而上爬过山峦，夏日，牛群胆怯得像小鹿。秋天，在吆喝声和不绝于耳的“哞哞”声中，把牛群赶下山，身后尘土飞扬。群山背后，嶙峋的山峰在暮霭中轮廓分明，他在银色的月光下骑马从小径一路下山。他记得，横越山谷时，在黑暗中你看不见路，只能抓住马尾巴摸索前进，这些都是他想写的故事。

还有那个打杂的傻小子，那次留他一个人在牧场，交代他看好干草，别叫人偷去。从福克斯来的那个老坏蛋，经过牧场停下来想搞点饲料，傻小子从前给他干活的时候，老家伙曾经揍过他。孩子不让他拿，老头儿说他要再狠狠揍他一顿。孩子走进厨房里拿来了来福枪，趁老头儿偷干草时，一枪把他打死了。一个星期以后，等他们回到牧场的时候，老头儿已在牲口栏里被冻得硬邦邦的，尸体已经被狗吃掉了一部分。

你把老头儿的残骸用毯子包起来，捆在一架雪橇上，让那个孩子帮你拖着。你们一路带着尸体赶路，然后滑行六十英里，把孩子带到城里去投案。他还不知道人家会逮捕他呢，他以为自己尽职尽责，他当你是朋友，甚至认为会因为守护了干草而得到报酬。他帮着把这个老家伙拖进城里来，是想让大家都知道这个老家伙一直这么坏，他又是怎样想偷不属于自己的饲料。等到行政司法官给孩子戴上手铐时，孩子简直难以置信，放声大哭起来。

这是他留着准备将来写的一个故事。他至少知道二十个有趣的故事，可是他一个都没有写。这是为什么呢？

“你去告诉他们，那是为什么。”他说。

“什么为什么，亲爱的？”

“不为什么。”

她自从有了他，就不再酗酒了。可他心里明白，只要是他活着，就决不会写她，他也决不写她们任何一个。有钱的人都是乏味的，他们就知道酗酒，或者整天玩双陆棋(一种双方各有15枚棋子，掷骰子决定行棋格数的游戏)。他们傻透了，而且絮絮叨叨的很烦人。他想起可怜的朱利安和他对有钱人怀着的那种罗曼蒂克的敬畏之感，记得他有一次怎样动手写一篇短篇小说，他开头这样写道：“豪门巨富是跟你我不同的。”有人曾经对朱利安开玩笑说，是啊，他们比咱们有钱。可是对朱利安来说，这并不是一句幽默的话。

他认为他们是一种迷人的特殊族类，等到他发现他们并非如此，他就崩溃了，就如同任何其他事物也能让他崩溃一样(这一段，作者所说的朱利安，系指美国小说家S·菲茨吉拉德——据威廉·奥康纳编《七个现代美国小说家》中，恰尔斯夏因写的《S·菲茨吉拉德》一文)。

他一向鄙视那些崩溃的人。你不必因为了解它便去喜欢它。因为你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什么事情都骗不过他，他想，只要他不在乎，就什么都不能伤害他。

现在，他连死都不怕。他一向害怕疼痛。他跟任何人一样忍得住痛，除非痛的时间太长，痛得他精疲力竭，可是，这儿却有一种什么东西曾经痛得他无法忍受，但就在他感觉到有这么一种东西在撕裂他的时候，疼痛却停止了。

他记得在很久以前，那天晚上，投弹军官威廉姆森在钻过铁丝网爬回阵地的时候，被一个德国巡逻兵扔过来的一枚手榴弹打中了，他尖声叫着，央求大家把他打死。他是个胖子，尽管喜欢炫耀自己，却很勇敢，也是一个好军官。可是那天晚上他在铁丝网里被打中了，一道闪光突然把他照亮了，他的肠子淌了出来，钩在铁丝网上，所以当他们把他抬进来的时候，当时他还活着，他们不得不把他的肠子割断。“打死我吧，哈里。求你看在上帝的份上，开枪打死我！”有一回他们曾经对“凡是上帝给你带来的你都能忍受”这句话争论过，有人是这么理解的：疼痛一段时间后，你便会失去知觉。然而，他永远都忘不了威廉姆森和那个夜晚。威廉姆森一直都没有失去知觉，直到他把留给自己用的吗啡片全部都给威廉姆森吃下去，吗啡片也没有立刻见效。

现在，他虽然还是很痛苦，却轻松了不少，如果就这样下去而不变得更糟的话，那就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事情了。不过他想，要是能有更好的同伴在一起，该有多好。

他想了一下他想要的同伴的样子。

不，他想，你做什么事情，总是做得太久，也做得太晚了，就不能指望还有人陪你了。人家全走啦。已经曲终人散，现在只留下你和女主人了。

我对死亡越来越感到厌倦，我对一切都厌倦了，他想。

“真是太烦人了。”他禁不住说出声来。

“你说什么，亲爱的？”

“你干什么事情，都干得太久了。”

他瞅着她坐在自己身边和篝火之间。她靠坐在椅子里，脸庞被火光映得轮廓分明，他看得出她困了。他听见那只鬣狗就在那一圈火光外发出一声嗥叫。

“我一直在写东西，”他说，“我累了。”

“你觉得你能睡得着吗？”

“没问题，你怎么还不去睡？”

“我想陪你坐着。”

“感觉哪里不对吗？”他问她。

“没有。就是有点困了。”

“可是我感觉到了。”

就在这时候，他感到死神再临。

“你知道，我唯一没有失去的东西，只有好奇心了。”他对她说。

“你从来没有失去什么，在我眼中，你是一个最完美的人了。”

“天呐，”他说，“女人真是无知，你这么说是凭直觉吗？”

正在这时，死神来了，它的头靠在行军床的脚上，他闻得出它的气息。

“你可千万别以为死神是镰刀和骷髅，”他告诉她，“它很可能是两个，从容不迫地骑着自行车，或者是一只鸟儿，也可能是像鬣狗一样有一只大鼻子。”

现在死神已经挨到他身上来了，它并不具象，只是占有空间。

“叫它走开！”

它没有走，反而靠得更近了。

“你的气味真难闻，”他对它说，“你这个臭杂种。”

死神一步步靠近他，他已经无法开口说话了。他试图将它赶走，可它已经爬到他的身上，压在他胸口了。它蹲伏在那儿，完全压住他，使他动弹不得，也说不出话。这时，他听见女人说：“先生睡着了，轻轻地把床抬起来，送进帐篷去。”

他不能开口，不能叫她把它赶走。现在，它沉重地趴在他的身上，压得他气也透不过来了，但是当他们抬起行军床的时候，忽然间，一切又正常了，胸口的重量也消失了。

现在已经是清晨，天色大亮。他听到飞机的轰鸣声。

飞机看上去很小，在天上兜了一大圈。两个男仆跑出来，洒上汽油，点上火，又堆上野草，两股浓烟从平地两端升腾而起。晨风轻拂，把浓烟吹向营地。飞机又低低地兜了两圈，接着便往下滑翔，拉平，平稳着陆。老康普顿朝他走来，他上身穿着花呢夹克，下身穿着宽大的便裤，头戴棕色毡帽。

“怎么回事啊，老伙计？”康普顿说。

“腿坏了，”他告诉他，“你要吃点儿早饭吗？”

“谢谢，喝点茶就行了。你知道这是一架‘银色天社蛾’只能坐一个人。我没有能搞到那架‘夫人’，你的卡车还在路上。”

海伦把康普顿拉到旁边去，单独说了几句话后，康普顿显得更兴高采烈地走回来。

“我们得马上把你抬进飞机去，”他说，“我还要回来把太太接回去。现在恐怕我得在阿鲁沙机场停下加个油，咱们最好立刻出发。”

“喝点茶怎么样？”

“无所谓。”

两个男仆抬起行军床，绕着那些绿色的帐篷，然后沿着岩石走到那片平地上，经过那两股浓烟时，在风的助力下，它们烧得正旺，野草都烧光了。来到那架小飞机前，仆人费了好大力气把他抬进飞机，一进飞机他就躺在皮椅子上，那条腿直挺挺地伸到康普顿的座位旁边。康普顿上了飞机，发动了引擎。他向海伦和两个男仆扬手告别，引擎的咔嗒声变成惯常熟悉的吼声，他们摇摇摆摆地打着转儿。

康普顿小心绕开那些野猪的洞穴，飞机在两堆火光之间的平地上怒吼着，颠簸着，随着最后一次颠簸，起飞了。他朝下望去，看见他们都站在下面扬手，山边的那个帐篷现在看起来是扁平的，平原在眼前展开，一簇簇的树林和灌木丛也显得扁扁的。那一条条野兽出没的小道，现在似乎都平坦地直通向那些干涸的水穴，还有一处此前从未发现的水源。现在看到斑马那圆圆的隆起的背脊了。大羚羊像长手指头那么大，它们越过平原时，仿佛是大头的黑点在地上爬行，当此刻飞机的影子向它们逼近时，都四散奔跑了，它们现在显得更小了，动作也看不出是在奔驰了。你极目望去，平原一片灰黄，前面是老康普顿的花呢夹克的背影，还有那顶棕色的毡帽。

接着他们飞越了第一片群山，大羚羊正往山上跑去，接着他们又飞越高峻的山岭。深谷里的森林郁郁葱葱，陡坡上的竹林茂盛茁壮，然后又掠过一大片茂密的森林，飞过重重高峰和条条山谷。山势渐渐低斜，接着又是一片平原，天突然热了起来，天上呈现棕紫色，飞机热得颠簸起来，康普顿回过头来，看看他状况如何。接着，前面又是黑压压的崇山峻岭。

接下来，他们并没有往阿鲁沙方向飞，而是转向左方，很显然，大概它们的燃料足够了。低头俯瞰，他见到一片像筛子里筛落下来的粉红色的云，正掠过大地，从空中看去，却像是突然出现的暴风雪的第一阵飞雪，他想，那是蝗虫从南方飞来了。接着他们爬高，似乎他们是往东方飞，这时，天色晦暗，他们碰上了暴风雨。大雨如注，倾盆而下，似一道厚厚的瀑布，他们从暴雨中穿过。康普顿扭过头，一面咧着嘴笑，一面用手指着前方。他极目望去，目光所及，仿若整个世界在眼前展开，宽广无垠，在阳光中巍峨高耸，雄伟而皓白无暇，这正是乞力马扎罗山四方的山巅。于是他明白了，原来这就是他想去的所在。

这时候，鬣狗停止了深夜的呜咽，开始发出一种奇怪的几乎像人那样的哭声。

女人听到了这种声音，在床上不安地辗转。她并没有醒。在梦中，她正在长岛的家里，这是她女儿第一次参加社交的前夜。似乎她的父亲也在场，他显得很粗暴。突然，她被鬣狗的大声哭叫吵醒了，一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很害怕，接着拿起手电照向另一张行军床，哈里睡着以后，他们把床抬进来了。在蚊帐的木条下，他的身躯隐约可见，但是他似乎把那条腿伸出来了，在帆布床沿耷拉着，敷着药的纱布都掉落了下来，样子惨不忍睹。

“莫洛，”她叫道，“莫洛！莫洛！”

接着她大叫：“哈里，哈里！”她提高了嗓子，“哈里！请你醒醒，天哪，哈里！”

没有回答，也听不见他的呼吸声。

帐篷外，鬣狗还在发出那种奇怪的叫声，她就是给那种叫声惊醒的。可现在，她的心在怦怦跳着，根本听不到鬣狗的哭叫声了。

最后的净土

“尼基(尼克的昵称)，”妹妹对他说，“你听我说，尼基。”

“我不想听。”

他只顾看着那口清泉，泉水汩汩往外直冒，水里有小股小股的沙子跟着翻涌而出。泉边的沙石中插着一根带杈的干树枝，上面顶着一个锡制水杯。尼克·亚当斯瞧了瞧水杯，转而看着泉水来，涌出的泉水汇成一道清澈的潺潺流水，流入路边的沙土中。

公路的两端尽收眼底，他抬眼望了望山冈，又低头看了看码头和湖水，湖湾对面是树木葱密的岬角，广阔的湖面上翻着白色的浪花。他背倚着一棵大杉树，后面是一片黑黝黝的杉林沼泽地。妹妹坐在旁边的青苔上，胳膊揽着他的肩头。

“他们在等你回去吃晚饭呢，”妹妹说，“一共有两个人。是坐一辆马车来的，他们问你在哪儿。”

“有人告诉他们了吗？”

“除了我，没人知道你在哪儿呀。你钓到的鱼多吗，尼基？”

“钓到二十六条。”

“大不大？”

“做饭的话，正合适。”

“哦，尼基，你可别卖了呀。”

“那老板娘答应给我一块钱一磅。”尼克·亚当斯说。

妹妹的皮肤被晒成了褐色，她的眼睛还有头发也是深褐色的，有一绺被晒得发黄。兄妹俩相亲相爱，眼里装不下旁人。家里的其他人在他们看来都是“别人”。

“他们什么都知道了，尼基，”妹妹语气绝望，“他们说要杀鸡儆猴，还要把你送教养院呢。”

“他们只有一件事抓到了证据，”尼克说，“不过我看我还是暂时去避避风头为好。”

“带上我可以吗？”

“不行。抱歉啊，亲爱的。我们还有多少钱？”

“十四块六毛五，我都带来了。”

“他们还说了什么别的没有？”

“没有。就说要等你回家他们才走。”

“妈妈肯定烦透了，还得弄吃的招待他们。”

“她已经请他们吃过一顿午饭了。”

“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就在纱窗阳台上坐着。他们还向妈妈要你的猎枪看，可我刚才一见他们出现在栅栏前，就把枪藏到柴棚里了。”

“你一早知道他们要来？”

“是啊。你不也料到了吗？”

“就是。这些个浑蛋！”

“我也觉得他们挺浑蛋的，”妹妹说，“我都这么大了，还不让我一块儿去吗？我把枪都藏好了。钱也都带来了。”

“可我不放心，”尼克·亚当斯对她说，“我连自己要去哪儿都不知道呢。”

“你怎么会不知道。”

“如果我们两个人一起，他们更会全力找我们的。一个小伙子一个小姑娘，多引人注意啊。”

“我扮个男孩子好了，”她说，“反正我也一直很想做个男孩子。我只要把头发剪短了，就没人能认出来了。”

“没错，”尼克·亚当斯说，“这倒是真的。”

“我们再考虑周全些，”她说，“求你了，尼克，求求你。带着我很有用呢，再说，我不在你会很孤单的。你说是不是？”

“我现在一想起要离开你，就已经觉得很孤单了。”

“看吧？再说这一别要分开很久。谁知道呢？带上我吧，尼基。求你了。”她吻了他一下，两条胳膊紧紧搂住了他。尼克·亚当斯望着她，拼命想理清思路。事情难办哪，但也别无他法。

“我本不该带你的，不过话说回来，我也本不该闯祸，”他说，“好，那我就带上你。不过，恐怕也就带你两三天。”

“没关系，”妹妹对他说，“你什么时候不想我跟着了，我就立马回家。要是你觉得我麻烦、讨厌，觉得我费钱，我回家就是。”

“我们得好好合计一下。”尼克·亚当斯说道。他仔细瞧了瞧眼前的路，又抬头望了望天，天空中飘浮着大朵大朵的云彩，岬角边的湖上，翻涌着白色的浪花。

“我得穿过树林子，到岬角那边的小旅馆去，把鲑鱼卖给老板娘，”他对妹妹说，“这鱼是她订的，用来做晚饭。眼下馆子里吃鲑鱼的比吃鸡的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鲑鱼挺不错的。我已经掏洗干净，用粗棉布包好，所以准能保持新鲜，不会变味。我准备跟她说，本地的渔猎监察员跟我有些过不去，他们正在到处找我，我得到外地去躲上一阵。我打算问她讨一只平底小锅，问她要一些盐和胡椒粉，另外再要些咸肉，要些瓶酥油和玉米粉。我还要问她讨一只布袋，好装东西，我还打算去弄些杏干、梅干还有茶叶，多带些火柴和小斧头。不过毯子我只能弄上一条。她会帮我的，因为卖鲑鱼犯法，买鲑鱼也一样犯法。”

“我可以弄到毯子，”妹妹说，“我就把枪裹在毯子里，把你我的鹿皮鞋都带上，我再去换一条其他样式的工装裤和衬衫，把身上的这套藏好，让他们以为我还是穿的这身衣服。还要拿上肥皂、梳子、剪刀和针线包，一本《洛纳·杜恩》，一本《瑞士家庭鲁滨逊》。”

“记得带点二二口径的子弹，有多少带多少。”尼克·亚当斯正说着，突然快速道，“快过来！别让人瞧见！”他看见路上来了一辆马车。

他们就在杉树后面趴下，贴着软绵绵的青苔坡，听着了沙土路上哒哒的马蹄声，夹着细微的吱呀轮声。车上的人谁也没说话，但马车经过时，尼克·亚当斯闻到了他们身上的气味，还闻到了马的汗臭。他急得出了一身汗，以为他们会停下车来，到泉水跟前饮饮马、喝点水什么的，直到车子往码头的方向去远了，这才放了心。

“就是他们吧，小妹？”他问。

“没错。”她说。

“来，爬到后面去。”尼克·亚当斯说。他拖着他那袋鱼，爬到了后面的沼泽地里。这一带的沼泽布满青苔，却并不泥泞。接着，他站起身来，把口袋藏在一棵杉树的树干背后，做个手势让妹妹往里来一点。他们脚步很轻，像两只小鹿，钻进了这片杉树的沼泽地里。

“其中一个我认识，”尼克·亚当斯说，“狗娘养的王八蛋。”

“他说他已经盯了你四年了。”

“我知道。”

“那另外一个，穿一身青、脸皮颜色像烟草渣儿的大个子，是从南边那个州来的。”

“不错，”尼克说，“既然人都看到了，我还是快些走吧。你自己回去没问题吧？”

“不会。我抄近路翻山走，不走大路。尼基，咱们晚上在哪儿碰头？”

“我还是觉得你不该来，小妹。”

“我一定得去。你不知道，这其实根本没什么。我可以留一张条子给妈妈，说我跟着你呢，你会照顾好我的。”

“好吧，”尼克·亚当斯说，“我就在那棵被雷击过的大青松旁边等你。你知道那棵树吗？从小玩的地方径直往里走，看见倒在地上的那一棵便是。抄近路去大路，总得过那棵树的。”

“那离我们家很近呢。”

“我不想让你带着那么些东西走太远。”

“我听你的就是，可你千万别去冒险啊，尼基。”

“我真恨不得端着猎枪去树林边，趁那两个坏蛋还在码头上，把他们俩全崩了，再到老磨坊去弄块铁芯来，拿铁丝绑他们身上，给他们沉到深水里去。”

“那杀了他们以后呢，接下来你准备怎么样？”妹妹问，“他们可是上头派来的。”

“第一个王八蛋可没人派他来。”

“可你打死了麋鹿，还卖鲑鱼，他们在你小船上查到的那许多东西都是你打死的。”

“打这种东西不算犯法。”

他不想提起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因为那就是他们所掌握的证据。

“我知道，但你总不能杀人吧，我要跟着你去也就是怕这个。”

“我们不提这个了。不过我真恨不得宰了那两个王八蛋。”

“我明白，”她说，“我也这么想。可我们总不能去杀人呀，尼基。你答应我，好吗？”

“不成。说起来，给老板娘送鲑鱼去恐怕也不安全呢。”

“我替你去。”

“不，太重了。我带着鱼穿沼泽地，绕到旅馆后面的树林子里。你直接去旅馆，看老板娘在不在，如果一切正常，你就到树林子里来找我，我在那棵大椴树下等你。”

“穿沼泽地绕过去，路可远呢，尼基。”

“这样离教养院也远些。”

“我跟你一块儿穿沼泽地过去行吗？到了那儿你先别进去，回头等我找到她出来，再跟你一块儿把鱼送进去。”

“也行，”尼克说，“不过我还是希望你照我说的做。”

“为什么，尼基？”

“因为如果在路上看见他们，那你就可以告诉我他们往哪边去了。我在旅馆后边那片次生林子里的大椴树下面等你就是。”

尼克在次生林子里等了一个多钟头，妹妹还是没来。等她出现的时候，尼克见她那副激动的样子，知道她一定很累了。

“他们在我们家里呢，”她说，“就坐在纱窗阳台上喝威士忌加姜汁汽水，还松了马缰，牵进马厩里去了。他们说一定得等你回家。妈妈告诉他们，说你到小溪里钓鱼去了。我看她这倒不是有意的。我希望她不是有意的吧。”

“帕卡德夫人那边怎么样？”

“她在旅馆的厨房里，她问我有没有看见你，我说没有。她说她在等你给她送鱼去，晚上等着用呢。她急死了。你还是快送去吧。”

“好，”他说。“鱼还挺新鲜的。我换上了凤尾草重新包了一下。”

“我跟你一起去好吗？”

“行。”尼克说。

那旅馆是一座长长的木头房子，门廊面朝湖水。宽阔的木头台阶向下直通到码头上，长长的码头远远地直伸进湖中。台阶两侧有杉木白坯的栏杆，门廊周围也有杉木白坯的栏杆。门廊上摆着杉木白坯的椅子，椅子里坐的都是些穿白衣服的中年人。

草坪上装有三根水管，水管里噗噗地冒着泉水，几条小径直通到水管跟前。因为里面含有矿物质，水喝起来有股臭鸡蛋味，尼克兄妹过去常来这里喝水，只当是一种强身的锻炼。不过此刻他们却是向旅馆背面的厨房而来，旅馆旁边有条潺潺溪流汇入湖中，小溪上有座木板桥，他们过了木板桥，就悄悄溜进了厨房。

“尼基，把鱼洗干净，放在冰箱里好了。”帕卡德夫人说，“我等会儿再来过秤。”

“帕卡德夫人，”尼克说，“我可以跟你说两句话吗？”

“快说，”她说，“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不知你可不可以这就把钱给我。”

帕卡德夫人是个相当大方的女人，她的容貌很美，围一条方格围裙，不过此刻正忙得很，再说她厨房里的帮手也都在。

“你总不会是想把鲑鱼卖给我吧。你不知道那是违法的吗？”

“我知道，”尼克说，“这鱼是我送给你的。我问你要的是劈柴堆柴的工钱。”

“我明白，”她说，“在外屋里呢，我得去取一趟。”

尼克兄妹就跟着她走出了厨房，到了由厨房通往冷藏室的木板通道上，她停住脚步，把手伸进围裙口袋里，掏出个钱包来。

“你快离开这儿，”她温和地快速说道。“赶紧走，你需要多少钱？”

“我需要十六块。”尼克说。

“给你二十块，”她对他说，“别让你妹妹受牵连，让她回家去，也好看着他们点儿，等你去远了就没她的事了。”

“你什么时候知道他们要来的？”

她对他摇摇头。

“卖鱼和买鱼也一样犯法，也许罪名还更大，”她说，“你跑得远点避避风头，等这阵子过了再回来。尼基，不管别人怎么说，可你仍是个好孩子。如果情况变糟，你可以去找帕卡德。需要什么的话，夜里到我这儿来好了。我睡得很轻，只要敲敲窗就行。”

“今晚该不会上鲑鱼了吧，帕卡德夫人？你以后也不会再上这道菜了吧？”

“不上了，”她说，“不过这鱼也不会浪费的。帕卡德一个人就能吃上个六七条，我的朋友里这样能吃的也有的是。你可要小心呐，尼基，等风头过了就好。别让人发现你。”

“小妹想跟我一块儿走。”

“你还敢带她走，”帕卡德夫人说，“你今夜再来一趟，我给你准备些需要的东西。”

“能给我一只平底小锅吗？”

“你用得着的东西我都会给你准备的。帕卡德知道你需要什么。钱，我就不另外给你了，免得你招来麻烦。”

“我很想见见帕卡德先生，问他要一些东西。”

“只要你需要，他什么都会给你的。就是千万别到他店里去找他。”

“我写个条子让小妹送去好了。”

“那你需要什么就随时写条子去，”帕卡德夫人说，“别担心，帕卡德会替你想法子的。”

“再见了，哈利阿姨。”

“再见。”她说着吻了吻他。她吻他的时候，他闻到她身上的味道挺好闻的。厨房里烤面包的时候就是这么股味道。帕卡德夫人身上总是散发着厨房的味道，她的厨房里总是挺好闻的。

“不用担心，也千万别做坏事。”

“放心。”

“当然，”她说，“帕卡德总会有办法的。”

兄妹俩后来又会合在自家后山上的那片大青松林子里。当时已是黄昏，太阳已经落到了湖那边的山后。

“东西都找齐了，”妹妹说，“打起包来这个包还挺大的咧，尼基。”

“我知道。那两个人在干什么？”

“饱饱地吃了一顿晚饭，这会儿正坐在阳台上喝酒，吹牛，净夸自己有多聪明。”

“目前看来，他们还算不得怎么聪明。”

“他们就打算叫你挨饿，等你饿得受不了，”妹妹说，“说是只消在树林子里待上个两三夜，你就得乖乖地回来。只要肚子饿得两耳乱鸣，你就得乖乖地回来。”

“晚饭妈妈给他们吃了什么？”

“糟透了。”妹妹说。

“那就好。”

“单子上的东西我都搞到了。妈妈头痛，已经上床去睡了。她还给爸爸写了封信。”

“你看了信没有？”

“没有。信在她房间里呢，跟明天要买的杂货清单放在一起。等明天一早她发现家里东西都不见了，又得重新写份单子了。”

“他们喝了多少酒？”

“大概喝了一瓶吧，我猜。”

“要是能在酒里放上点蒙汗药才痛快呢。”

“你告诉我怎么个放法，我去放好了。直接加在酒起里吗？”

“不。加在酒杯里。可我们没有蒙汗药。”

“药箱里有没有？”

“没有。”

“我在酒瓶里加点拔力高(含鸦片的复方樟脑酊，作用为止痛、镇咳、止泻)好了。他们还有一瓶酒呢。或者加上点甘汞(一种泻药)。这些我知道我们家有。”

“不好，”尼克说，“你等他们睡着了，就想法把那一瓶酒倒半瓶给我。找只旧药瓶，倒在药瓶里就行。”

“我还是去看着他们点儿，”妹妹说，“天哪，我们要是有蒙汗药就好了。这我可从没听说过。”

“其实也不是蒙汗药，”尼克告诉她，“这是一种叫水合氯醛的药。有些妓女想要偷伐木工人口袋里的钞票，就常在酒里下这种药给他们喝。”

“听起来真邪门，”妹妹说，“不过以防万一，我们还是应该备一点的好。”

“让我亲亲你，”做哥哥的说，“这也是以防万一，我们下去看他们喝酒去吧。我倒想听听他们坐在我们的家里胡扯什么呢。”

“你能答应我决不发火，也决不干坏事吗？”

“我答应你。”

“也不要去伤害马。这事跟马不相干。”

“我不去伤害马。”

“我们要是有蒙汗药就好了。”妹妹发自内心地感叹道。

“可惜我们没有，”尼克对她说，“据我猜测，在这波依恩城外是哪儿也不会有的。”

兄妹俩坐在柴棚里，在那儿观察纱窗阳台上坐着的那两个家伙的动静。此时月亮还没有出来，天色幽暗，但在湖光的照映下，这两个家伙的轮廓清晰可辨。他们现在都没说话，却都探出了身子，靠在桌子上。随后尼克就听见了冰桶里的冰块声。

“姜汁汽水没有了。”其中一个说。

“我说过这点喝不了多久，”那另一个说，“可你却偏说够了够了。”

“去弄点水吧。厨房里有提桶和勺子。”

“我喝够了，要去睡个觉。”

“你不等那个孩子了吗？”

“不等了。我得去睡会儿。你接着熬吧。”

“你说他今儿晚上会回来吗？”

“说不好。我要去睡会儿。你要是困了就叫我起来。”

“我一夜不睡也没关系，”那个本地的渔猎监察员说，“为了抓住夜间打猎捕鱼的，我熬上一宿都是常事，连眼皮都从来不合一下。”

“我也一样，”那个南边来的人说，“可我现在得去稍稍睡会儿了。”

尼克兄妹俩看他进了门。妈妈对那两个家伙说过，他们要睡的话可以睡在起居室隔壁的卧室里。尼克和妹妹看见他划了根火柴。接着窗子里便又是一片漆黑了。他们看着另一个坐在桌前的渔猎监察员，后来，也将头枕在了胳膊上。一会儿连呼噜声都听见了。

“我们再等会儿行动，等他真的睡熟了，再进去取东西。”尼克说。

“你还是在栅栏外等着，”妹妹说，“我在附近走动没关系。万一他醒了，看见了你就不好了。”

“好吧，”尼克说，“我就先把这里的东西都拿走。好在东西多半是在这里。”

“黑灯瞎火的，你能都找到吗？”

“没问题。猎枪在哪儿？”

“我搁在后棚顶高处的人字木上边。小心别滑倒，也别碰倒了木柴发出声响，尼克。”

“放心好了。”

她从棚里出来，来到另一头的栅栏角上，尼克正在那边一棵倒伏的大青松后面收拾他的包袱。这棵大青松去年夏天遭了雷击，又在那年秋天的暴风雨中倒下了。此刻，月亮刚刚从远山背后升起来，月光从树叶间倾泻下来，足够将尼克的包袱照得清清楚楚。妹妹放下了手里的口袋，说：“他们睡得就像死猪一样，尼基。”

“那就好。”

“南边来的那个睡得死猪一般，也跟外头这个似的，打起呼噜来了。要找的东西我想我都找齐了。”

“真有你的，小妹。”

“我给妈妈写了张字条，告诉她我跟你一块儿走，也好看着你，省得你去惹麻烦，我要她别跟别人说，还有你会好好照顾我的。我把条子塞在她的房门下面。她把房门锁上了。”

“唉，真见鬼！”尼克话一出口，就赶紧道歉，“对不起，小妹。”

“这也不能怪你，反正我总不能再给你添麻烦。”

“你真厉害。”

“这下，我们可以轻松一下了吧？”

“好的。”

“我把威士忌带来了，”她兴冲冲地说，“原来的酒瓶里我还留了点儿。他们都会以为是对方喝掉的吧。反正他们那儿还有一瓶呢。”

“你自己的毯子带了吗？”

“当然拿了。”

“那我们还是走吧。”

“我来猜猜我们朝哪儿走：叫我猜中，应该还好。别的问题倒没什么，就是加上了我的毯子，这包袱更大了。我来背枪吧。”

“好吧。你穿了什么鞋子？”

“穿了鹿皮工作鞋。”

“带上什么书了？”

“《洛纳·杜恩》，《诱拐》，还有《呼啸山庄》。”

“《诱拐》你这个年纪还可以看看，别的都是大人看的。”

“《洛纳·杜恩》我也能看啊。”

“我们就大声读出来好了，”尼克说，“朗读的话一本书可以多读几天。不过，小妹，你这一来，事情就有点不好办了，所以我们还是快走。那两个浑蛋，别看他们一副蠢样，其实他们才不会那么蠢呢。他们现在也许是因为喝了酒才这么蠢的。”

尼克这时已经打好了包，收紧了背带，于是就往后一靠，套上了鹿皮鞋。他一手揽着妹妹：“你真的要去？”

“我非去不可，尼基。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别再婆婆妈妈的了。我连条子都留下了。”

“好吧，”尼克说，“我们出发吧，枪你先背着，累了就交给我。”

“我都准备好了，只等出发了，”妹妹说，“我来帮你把包背好。”

“你一宿都没睡觉，可我们就得马上赶路，没关系吗？”

“没什么，趴在桌上打呼噜的那个家伙吹牛说他可以一夜不睡，其实我才真可以熬一宿呢。”

“说不定他原先倒也真有那个本事呢，”尼克说，“不过有一点你一定得注意，那就是脚可千万不能出毛病。你的鹿皮鞋磨脚吗？”

“不磨。我一个夏天一直光着脚板走路，脚板都练硬啦。”

“我的脚也是，”尼克说，“来，我们走吧。”

他们就踩着一地松软的青松针出发了，这些树木都长得很高，大树之间没有什么灌木。他们顺着山坡往上走去，月光透过树梢洒在他们身上，尼克背着好大一个包，妹妹背着点二二口径的长枪。兄妹俩的身影清晰可见。到了小山顶上，他们回头俯瞰，看到了月光下的湖。清清楚楚，连那黑黝黝的岬角都看得见，岬角后边就是对岸高高的山岗了。

“我们就在这里向湖做个告别吧。”尼克·亚当斯说。

“湖啊，再见了。”小妹说，“我是永远爱你的。”

他们下了山岗，穿越过连绵的山野，经过果园，翻过一道栅栏，来到了一片麦茬累累的地里。穿过麦茬地时，他们向右边望去，看见了山谷里的屠宰场和大谷仓，还有临湖另一块高地上的那座农家老木屋。月光下只见一条钻天杨夹道的长长的路，直通到湖边。

“小妹，在这个地上走你的脚痛吗？”尼克问。

“不痛。”妹妹说。

“我走这路是为了避开狗，”尼克说，“那些狗只要发现来的是我们，马上就会不叫的。可是万一叫了，也说不定就会让人听见。”

“我知道，”她说，“人家听见狗叫了几声又马上不叫，就会知道来的是我们了。”

举目望去，只见路的尽头，连绵的远山的轮廓。他们走过一片收割过的麦田，越过了通往水上冷藏所的低洼小溪，顺着渐渐高起的地势穿过了又一片麦茬地，接着，又是一道栅栏，栅栏外横着条沙土路，过了大路就都是茂密的次生林子了。

“等我爬了过去，我再来搀你一把，”尼克说，“我得先探探路。”

他从栅栏顶上望去，那绵延起伏的辽阔土地，自家房子旁边黑压压的树林，那月光下晶莹的湖面，就尽收眼底。接着，他这才回头察看起大路来。

“他们不大可能顺我们的来路追过来，这大路上沙土厚，我看留下脚印也不大会引起注意，”他对妹妹说，“如果沙子不太硌脚的话，我们就尽量贴路边走。”

“尼基，说实在的，他们那么蠢，根本不会想到要追。你看，他们就知道死等你回家，晚饭还没吃就已经有几分醉了，后来就更别提了。”

“可他们到码头去找过我，”尼克说，“当时我正好在那儿，要不是你通风报信，我可能早就给他们逮住了。”

“他们可能是听妈妈说你大概钓鱼去了，他们当然也会想到你准是在那条小溪附近，根本不用动脑子。我走了以后，他们肯定去查过船了，看船一条不缺，当然就会想到你准是在溪上钓鱼。谁都知道你一般总是在磨坊和榨房的下游一带钓鱼。他们只是反应迟钝，后来才想到。”

“好，你说得不错，”尼克说，“可他们判断得还是差不多的。”

妹妹从栅栏缝里把枪托朝前递给了哥哥，然后自己也从横档中间爬了过去。她挨着哥哥一起站在沙土路上，尼克把手放在她的头上轻轻抚摸。

“你累坏了吧，小妹？”

“不，没什么。我开心极了，一点也不觉得累。”

“你要是还不觉得太累，那你就沿着路上沙子厚的地方走。沙上有他们马蹄踩出的窟窿，而且沙子又松又干，留下脚印也不大看得出来。那边的路面硬，我走那边。”

“我在那边走也行。”

“不。我不能让你把脚磨破了。”

他们顺路向两湖之间的高地走去，一路都是爬坡，不时，也会有几段短短的下坡。路的两边都是密不透风的次生林子，从路边到林子之间也长满了灌木，黑莓和覆盆子。朝前望去，从树林子里看得见一个个山头，像一排锯齿。这时月亮已快要下山了。

“你还好吗，小妹？”尼克问妹妹。

“非常不错！尼基，你每次离家出走，都这么带劲吗？”

“并不是，总觉得很孤单。”

“怎么个孤单法呀？”

“只觉得苦恼、憋闷。真是糟透了。”

“有我在一起，你还会觉得孤单吗？”

“那不会。”

“你这回没有去找特萝迪(一个印第安姑娘，尼克的恋人)，却跟我在一起，是不是有些不高兴了？”

“你怎么总是提她？”

“我也没有总提起她呀。大概是你总在想她吧，所以以为我总是说她。”

“你真是个机灵鬼，”尼克说，“我是因为你告诉了我她在哪儿，所以才想起了她。既然知道了她在哪儿，当然就要想想也不知她这会儿在干些什么，就这样。”

“我看我真不应该来。”

“我早就跟你说过你不应该来。”

“噢，见鬼，”妹妹说，“我们难道要和其他人一样，非吵架不可吗？我这就回去。你也不是没我不行。”

“闭嘴！”尼克说。

“请你别这样训人，尼基。你想让我回去我就回去，想让我留下来我就留下，反正听你的。我不想吵架。自家亲人吵架的人家，我们见得还少么？”

“是的。”尼克说。

“我知道，你是叫我逼得没办法，才带上我的。可我也是为了你着想，免得惹上麻烦。你没给他们逮住，还不都是亏了我。”

说话之间他们已经到了高地上，在这又能看到那片湖水了，不过从这里看去，湖面似乎一下子狭窄了许多了，简直像条大河了。

“我们从这里抄近路穿田野里过去吧，”尼克说，“到那边再走伐木古道。如果你要回去，也可以从这里走。”

他卸下背包，随即坐了下来，妹妹则把枪倚在背包上。

“坐下歇会儿吧，小妹，”他说，“大家都累了。”

尼克头枕背包躺了下来，妹妹躺在他身边，把脑袋靠在他肩头上。

“我才不回去呢，尼基，除非你叫我走，”她说，“我不想跟你吵架。答应我咱们决不吵架，好吗？”

“好，答应你。”

“我不会再提特萝迪了。”

“去她的特萝迪！”

“我想做个能帮助你的好伙伴。”

“你本来就是个好伙伴嘛。我有时心里烦躁，又孤独，因此火气很大，你会介意吗？”

“怎么会呢。我们只要好好相互照应，找些乐儿，就会过得高高兴兴的。”

“好。从现在起，高高兴兴的。”

“我本来就一直很快活嘛。”

“前面是一段相当难走的路，接着还有一段路更是难走到极点，过了这两段路我们就到了。我们倒不如等天亮了再走吧。你就睡好了，小妹。身上不觉得冷吗？”

“一点也不冷，尼基。我穿着毛衣呢。”

她挨着尼克蜷起身，很快就睡熟了。不一会儿尼克也进入梦乡了。他睡了两个钟头，天光一亮，就把他惊醒了。

尼克在次生林子里兜了好几个圈子，这才带着妹妹踏上了伐木古道。

“我们不能从主路上走，会留下脚印的。”他对妹妹说。

古道上杂草丛生，他只好一再低头哈腰，免得撞上枝桠。

“这就跟个隧道似的。”妹妹说。

“走上一阵就开阔了。”

“以前我来过这里吗？”

“肯定没有。这离我从前带你打猎的地方很远呢。”

“从这儿出去，是不是就到那个秘密据点了？”

“还没到，小妹。这一路走下去，要经过几处杂乱的林中空地，都是好大一片，挺够呛的。没人去过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

他们顺着古道一路走去，后来又拐上了另一条道儿，那儿就更草木芜杂了。然后，他们走到了一片空地。空地上有一些烧荒后长出来的野草灌丛，还有几座伐木人住过的旧木屋。这些木屋年久失修，有一些连屋顶都塌陷了。可是道儿边上却有一捧清泉，兄妹俩就去喝了点水。太阳还没有升起，走了一夜，这一大清早就觉得饥肠辘辘。

“这儿一带原先都是青松林子，”尼克说，“当年砍伐这里的青松树，就是为了要剥取树皮，木材他们(指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剥下了青松皮，卖给波依恩城的皮厂)可是从来不要的。”

“可这条路又怎么啦？”

“他们肯定先是从远处砍起，把树皮拖来堆在道旁，然后再偷偷运走。最后，一路砍过来，最后砍到了道儿边上，于是又把树皮堆在这儿，再给拉出去。”

“你的秘密据点就在这片空地后面吗？”

“是的。过了这片林中空地，再走上一程，又是一片这样的空地，那之后就是原始林了。”

“他们把这些树全砍了，为什么又留着那么一片林子没砍呢？”

“我也不知道。大概那边的林子是有主的，不肯卖吧。但他们还是在林子边偷偷砍了很多，少不了要向林主赔一笔采伐费。不过林子的绝大部分都还没有动过，要进去连条勉强可走的路都没有。”

“可人家为什么不打小溪里走呢？那条小溪总该有个来处吧？”

他们还在休息，他想趁着闯进面前那片艰难的林中空地之前，给妹妹好好解释解释。

“你看啊，小妹。那条小溪穿过了我们刚才走的那条大路，还流经一个农民的田地。那个农民把他的地都围上了栅栏，作了牧场，有想在小溪里钓鱼的，他都要撵走。所以到了他地界里的那座桥下，人家就再也过不去了。就是有人想在他的屋后穿过牧场，那也总得在小溪上过，他就在这一段小溪前特意放上一头公牛。这头牛可凶了，简直见了谁都要来赶他跑。我从来也没见过有这样凶的牛，它就守在那儿，一直那么凶，就等有人来好吓唬人。那头牛后面就不是农民的地盘了，可往前又是一片杉林沼泽地，到处都有深水窟窿，必须要熟悉地形才能过去。但就算是熟悉地形，也十分不好走。从那儿再往前就是那个秘密点了。我们呢，是翻山走的，所以不免绕了点远。过了那个秘密据点，就是一片真正的沼泽了。那是个绝地，谁也别想过得去。现在，我们这就来走面前这段难走的路吧。”

难走的路已经走过了，更难走的路也已经甩在背后了。尼克一路上不知爬过了多少木头堆，高的比他的头还高，低的也要齐他的腰。他都是先接过枪，放在木头堆顶上，然后把妹妹一把拉上来，让她从另一头滑下去，要不就自己先下，接过了枪，再搭把手让妹妹下来。

碰到丛生的灌木，他们不是从上面踩过，就是打旁边绕过去，林中空地里热烘烘的，各色杂草花粉扬扬，小姑娘头发上沾满了不算，还给呛得直打喷嚏。

“这些该死的枯树杈。”她对尼克说。他们当时正坐在一根剥去了皮的大原木上面休息，坐处是在剥皮人落斧砍树的那头。正在腐烂的圆木整个都是灰的，去了皮的一圈树干也是灰的，四外满地的高大树干没有不是灰溜溜的，枝枝丛丛也没有不是灰溜溜的，只有野花野草长得一片郁郁葱葱。

“过了这一处前面就再没有林中空地了。”尼克说。

“我恨死这破地方了，”妹妹说，“还有那该死的野草，看去就像种满了树的墓地没人看管，地上长了花一样。”

“这下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想摸黑赶路了吧？”

“在这一带，晚上我们根本没法走。”

“就是。不过从这一带过也不用怕后面会有人追来。过了这里，前面的路就好走了。”

他们走出了烈日下的林中空地，进入了绿荫如盖的深林里。林中空地一直延伸到了山脊的顶上，翻过山脊不远，往前便是无尽的森林了。

森林里地上是一层褐色的覆被，脚踩上去有弹性，挺阴凉的。四周没有矮树灌丛，树都长到六十英尺开外才分出枝杈来。林荫里非常凉爽，尼克听得见微风穿过高高的树梢头的声音。

一路走去，见不到一丝阳光。尼克知道，不到中午时分，阳光是绝对穿不透那枝桠交错的高高的树梢的。妹妹拉着他的手，紧靠着他走。

“我并不怕，尼基。不过到了这儿总觉得不大自在。”

“我也是，”尼克说，“每次都是这样。”

“我以前从没有来过这样的森林。”

“这附近一带也就只剩下这么一片原始森林了。”

“我们要在这林子里走很久吗？”

“是的，要走很远。”

“我要是一个人走的话，肯定很害怕。”

“我只觉得不大自在。怕倒是不怕。”

“我刚才就说过这话了。”

“我知道。恐怕我们正是因为心里害怕，所以嘴上才这么说吧。”

“不。有你在，我真的一点也不怕。可我知道，要是我独自一人的话，就一定会害怕了。你以前有没有跟别人一起来过这儿？”

“没有。都是一个人来的。”

“你那时怕不怕？”

“不怕。不过我总觉得不大自在。就像在教堂做礼拜的那种感觉吧。”

“尼基，我们要去落脚的地方，是不是也这样阴森森的？”

“不会的。别担心。那儿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你就好好体会现在的感受吧。在过去，森林就都是这样的。这片森林恐怕也是眼前还留下的最后一方清净地了。以前从没有人来过。”

“我喜欢过去的年代。可是这样阴森森的地方我可不太喜欢。”

“也不是都这样阴森森的。不过青松林就是这样。”

“在这儿走真带劲儿。我本来总以为我们家后面的林子里就够带劲的了。可跟这一比就不算什么了。尼基，你信不信上帝？你要是不愿意回答就算啦。”

“我可说不好。”

“好吧。你不一定要告诉我。不过，我晚上做祷告，你不介意吧？”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你要是忘记了，我一定提醒你就是。”

“谢谢你。因为我到了这样的森林里，就觉得自己无比虔诚。”

“所以大教堂都造得和这里一样，有着森严的气氛。”

“你从来没见过大教堂吧？”

“没有。不过在书里读到过，我能想象得出那是什么样子。这座森林就是我们这儿最好的一座大教堂。”

“你说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可以到欧洲去看看大教堂？”

“当然可以。不过我首先得摆脱眼前的麻烦，还得学会赚点钱。”

“你觉得你写东西能不能赚钱？”

“只要我写得好就行。”

“你要是能写些比较轻快的作品，是不是就有可能会获得成功呢？这不是我说的，妈妈说，你尽写些忧伤的东西。”

“是《圣尼古拉斯》杂志嫌我写的东西太忧伤。”尼克说，“虽然他们没这么说，可就是不喜欢我的作品。”

“可《圣尼古拉斯》是我们最喜爱的杂志啊。”

“我知道，”尼克说，“可我写的东西对他们来讲太忧伤。其实我还根本不算个大人呢。”

“什么时候才算个大人呢？结了婚以后？”

“不这么算。反正，还不是个大人的话，要送也只能送教养院。成了个大人，就会被送监狱了。”

“这么说，幸好你还不算个大人。”

“他们哪儿也别想送我去，”尼克说，“虽然我的作品写得忧伤，我们也别再说这么忧伤的话题了。”

“我可没说你的作品写得忧伤啊。”

“我知道。可人家都这么想。”

“我们得快活点儿才好，尼基，”妹妹说，“到了这座森林里，我们都变得没有一点笑脸了。”

“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走出森林了，”尼克对她说，“那时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要去落脚的地方了。你饿不饿，小妹？”

“有点饿了。”

“我觉得也是，”尼克说，“我们吃几个苹果吧。”

他们沿着小山长长的陡坡往下走，他们看到前面的树干之间透出了阳光。这时，他们到了森林的边缘，见四下都长起了白珠树以及一些蔓虎刺，地上已是一派草木茂盛了。从树干之间望去，可见一片开阔的草地，草地一直伸展到水边的那一行白桦树下。过了草地和那一行白桦树，再往下是绿得黑黝黝的一片杉林沼泽地，沼泽地外的远方是一带黛色的山岗。这两者之间伸进来一弯湖水。不过他们在这儿是看不见的。只是觉得中间间隔很大，这伸进来的一弯湖水准在那儿。

“这是泉水，”尼克指给妹妹看，“这垒起的石头就是我以前露宿时留下来的。”

“这儿真是太美了，太美了，尼基，”妹妹说，“还能看到湖吗？”

“是有个地方能看到湖。不过住的话，还是这儿好。我去捡些柴枝，一起来做早饭。”

“这几块火石可是好久以前的东西了。”

“这儿住人本来就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尼克说，“这几块火石还是印第安人的呢。”

“森林里并没有小径，也不见树上有指路的记号，你怎么会把路认得那么准呢？”

“你没看到三道山脊上都竖着道标吗？”

“没有。”

“以后我指给你看。”

“是你竖在那儿的吗？”

“不。是早就有了的。”

“那你刚刚怎么不指给我看呢？”

“我不知道，”尼克说，“大概我只是想给你炫耀一下吧。”

“尼基，在这儿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我们。”

“但愿如此。”尼克说。

差不多就在尼克兄妹踏进第一片遍地枯枝败叶的林中空地时，睡在他们家阳台上的那个渔猎监察员，在阳光的照耀下醒来了。房子坐落在临湖高处的绿荫里，太阳从屋后开阔的山坡上升起，正好晒在他的脸上。

这个渔猎监察员夜里起来去厨房喝过水，回来后就干脆往地上一躺，拿个椅垫上的靠垫来当枕头。这时醒来才知道自己竟是睡在地上，于是连忙爬了起来。他原本是向右边睡的，因为他左边腋下挎了只枪套，里面插着一支点三八口径的史密斯韦森左轮手枪。如今，脑子清醒了过来，他赶紧先摸了摸枪。他躲开刺眼的阳光，去到厨房里，从切菜桌旁边的水桶里舀了一勺水喝。

女佣人正在忙着生火，渔猎监察员就对她说：“弄点早饭来吃吧？”

“没有早饭。”女佣人说。她晚上就睡在房子后的小屋里的，半个钟头前才来到厨房里。一进来看见渔猎监察员躺在纱窗阳台的地上，桌上的一瓶威士忌已经见了底，她先是吓了一跳，心生厌烦。后来就禁不住生气起来。

“没有早饭，你什么意思？”渔猎监察员说，手里的勺子还没有放下。

“就是字面意思。”

“怎么会没有早饭？”

“没有东西吃了。”

“那咖啡呢？”

“咖啡也没有。”

“茶呢？”

“茶也没有。没有咸肉，没有玉米片，没有盐，没有胡椒粉，没有咖啡，没有博登牌罐头奶油，没有杰麦玛大婶牌荞麦粉，什么也没有。”

“你在胡扯些什么？昨天晚上明明还有很多吃的东西。”

“现在都没啦。准是让‘五道眉儿(一种松鼠，即金花鼠)’给叼走啦。”

听到他们的动静儿，南边来的那个渔猎监察员也起来了，走进了厨房里。

“今早感觉怎么样？”女佣人跟他打了个招呼。

那个渔猎监察员没有答理她，只顾对另一个渔猎监察员说：“怎么回事，埃文斯？”

“那小兔崽子昨天夜里来过了，还拿走了足足一驮的吃的。”

“在我的厨房里不准骂人。”女佣人说。

“我们到外边去。”那个南边来的渔猎监察员说。两个人一起走到纱窗阳台上，随手关上了厨房门。

“这是怎么回事，埃文斯？”南边来的人指了指那瓶“老格林河”——一夸脱装的原啤酒，现在剩下还不到四分之一了，“看你醉成什么鬼样子了！”

“我可没比你多喝呀。我一直打起了精神在桌子旁边坐着呢……”

“坐在那里干什么？”

“在等亚当斯家的王八兔崽子露面呀。”

“你是边喝酒边等的吧。”

“我可没喝。大概四点半左右，我起来到厨房里去喝了点水，回来就在这门前躺下休息了会儿。”

“要休息会儿为什么不睡在厨房的门口呢？”

“那小子回来的话，在这里看去更清楚。”

“那么，后来呢？”

“他八成是扒窗进来的，反正是溜进了厨房，把那么多的东西装走了。”

“狗屁！”

“那你倒是在干嘛？”本地的渔猎监察员问。

“跟你一样，在睡觉。”

“那不就完了！我们甭吵了，吵能顶个屁用。”

“你去叫那女佣人过来。”

女佣人来到了阳台上，那个南边来的渔猎监察员对她说：“你去对亚当斯夫人说，我们有话要跟她讲。”

女佣人没有应声，不过她还是进到屋里，随手关上了门。

“你把没开封的酒和喝光的酒瓶子都收拾一下，”那个南边来的人说，“这个瓶里还剩下一点酒，反正也没什么用了。你要不要喝一杯？”

“不，谢谢。我今天有事情得办。”

“那我来喝一杯，”那个南边来的人说，“你昨晚已经喝得比我多了。”

“你走了以后我可连一口都没有喝过。”本地的渔猎监察员还是不肯就此罢休。

“你怎么老是这么胡扯个没完？”

“我这可不是胡扯。”

那个南边来的人放下了酒瓶。见女佣人开门进来，又随手关上了门，他就冲着女佣人说：“那么，夫人怎么说？”“夫人头痛病又犯了，不能见你们。说你们既然有搜查证，那要搜就请便，搜完了走就行了。”

“她儿子的事她怎么说？”

“她没看到过他，他的任何事她都不知道。”

“别的孩子呢？”

“到沙勒瓦作客去了。”

“去谁家做客人？”

“不知道。夫人也不知道。反正他们是参加舞会去了，住在朋友家要过了周末才回来。”

“昨天在这附近转悠的那个孩子是谁？”

“昨天我没看见有孩子在这儿转悠呀。”

“明明就有。”

“可能是来找孩子们玩儿的朋友。也说不定是哪个外地游客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褐色头发，褐色眼睛。一脸雀斑。皮肤晒得黑黝黝的。穿工装裤、男衬衫。光着脚板。”

“这倒说不准了，谁都有可能，”女佣人说，“你说有十一二岁了？”

“妈的，”那个南边来的人说，“从这种乡巴佬嘴里问得出什么名堂！”

“你说我是乡巴佬，那他又算什么？”女佣人说着对本地的渔猎监察员瞟了一眼“埃文斯先生又算什么？他的孩子跟我还是同一所学校里念的书呢。”

“那个小姑娘是谁？”埃文斯问她，“行了，快说吧，苏珊。我反正也查得出来的。”

“我怎么会知道，”那个叫苏珊的女佣人说，“如今上这儿来串门的简直什么样的人都有。我真觉得像是住在个大城市里一样。”

“你该不是要自找麻烦吧，苏珊？”埃文斯说。

“怎么会呢，先生。”

“我是认真的。”

“那你呢，也该不是要自找麻烦吧？”苏珊问他。

他们到马棚外套好了车，那个南边来的人说：“我们的事办得不大顺利呢，是吧？”

“这些可足够让他跑了，”埃文斯说，“吃的都有了，枪也肯定在他身上。不过他眼下还跑不出这一带。我准能逮住他。你辨认足迹在行吗？”

“不行，实在不太在行。你呢？”

“雪地里还行。”那另一个渔猎监察员笑着说。

“不过我们也不一定非得找到他的足迹不可。我们只要仔细想想，估摸着他会去哪儿就行。”

“他带上了那么多的东西，不可能到南边去的。去南边的话，只要带一点点行李，到铁路线上就有火车可搭了。”

“我也说不准那柴棚里到底少了些什么东西。不过，厨房里的东西他肯定拿走了一大堆。他一定有个目的地。我得去问一下他那些朋友，他平日都有哪些习惯，常去什么地方。沙勒瓦、佩托斯基、圣伊格内斯、席博伊根，要堵住他就到这几个地方去堵。你说，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会去哪儿呢？”

“我会去西北半岛。”

“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那一带地方他以前都是去过的。到渡口去抓他最方便了。否则很麻烦，从这儿到席博伊根地域辽阔，在他那又都是熟门熟路。”

“我们还是去帕卡德那儿看看吧。反正今天也是要去的。”

“他会南下去搭搭东约旦-大特腊沃斯线的列车吗？”

“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那就离他的家乡远了。他应该会去熟悉的地方。”

他们正打开栅栏门要出去，苏珊从屋里出来了。

“可以搭你们的车子上铺子里去吗？我得去买点东西。”

“你怎么看得出我们要上铺子里去？”

“你们昨天不是在商量要去找帕卡德先生吗？”

“你买了东西怎么拿回来呢？”

“我想搭个便车该没问题，少不了有人要出外旅行，或者到湖边来玩儿的。今天可是星期六啊。”

“好吧，上车吧。”本地的渔猎监察员说。

“谢谢你了，埃文斯先生。”苏珊说。

到了杂货铺和邮局，埃文斯把马拴在马槽前，进去之前，他跟南边来的那个人站在那里商量了几句。

“这个苏珊讨厌透了，我真不想跟她说一句话。”

“就是。”

“帕卡德倒是个好人。在这一带谁的人缘都比不上他。所以这买鲑鱼的事，你千万不能说成他有什么不是。吓，是吓不倒他的，我们可不能跟他对着干。”

“你看他会跟我们合作吗？”

“你要是硬来肯定不成。”

“我们去会会他吧。”

这时，苏珊早已进了铺子，她径直穿过店堂，走过玻璃陈列柜，走过开了盖的货桶，成排的纸盒和满架的罐头食品，但铺子里的一切，包括人在内，似乎都没有被她看在眼里。她一直走到里边的邮局，邮局里有许多专用信箱，还有个收发邮件、卖邮票的窗口。见窗口关着，她就直往后屋走去。帕卡德先生正用一把铁撬在那里开一箱货。他对苏珊瞧了一眼，微微一笑。

“约翰先生，”女佣人急匆匆地说，“有两个渔猎监察员到店里来了，他们要抓尼克。尼克昨天晚上就跑了，他的小妹妹也跟他一起去了。这事你可千万别走漏风声。他妈妈也知道了，她那头估计问题不大。她至少该不会说出去吧。”

“他把家里吃的东西都带走了是不是？”

“大半都带走了。”

“你需要些什么只管去挑，开张清单，回头我再跟你一样样核对。”

“他们就快要进来啦。”

“你从后门出去，再从正门进来。我去对付他们。”

苏珊就绕过这长长的木板房，重又登上正门的台阶。这一回她一踏进店门，就什么都看在眼里了。送篮子来的那几个印第安人她认识，站在左边第一排玻璃陈列柜前看柜内钓具的那两个印第安小伙子她也认识。旁边一只玻璃柜里摆的是些什么成药她全有数，还知道常来买药的都是谁。一年夏天她在这铺子里当过售货员，因此知道那些纸盒上铅笔写的字母代号和数字表示的都是什么意思，鞋子、冬天用的罩靴、羊毛袜子、手套、帽子、套衫，在这些纸盒里什么都有。她知道这几个印第安人送来的篮子能值几个钱，眼下时令已过，篮子已经卖不出好价钱了。

“你怎么到这个时候才把篮子送来呀，塔贝肖夫人？”她问。

“国庆节玩得太开心，就没顾上拿来。”那印第安女人笑着说。

“比利最近还好吗？”苏珊问。

“我也不知道呢，苏珊。我已经有四个星期没见到他了。”

“你干吗不把篮子拿到旅馆去，想法卖给那些游客呢？”苏珊说。

“那应该也可以，”塔贝肖夫人说，“我去过一次了。”

“你应该天天拿去卖。”

“可是那儿太远啦。”塔贝肖夫人说。

就在苏珊一边跟熟人聊天，一边开单子替东家采购货物时，那两个渔猎监察员在店后边见到了约翰·帕卡德先生。

约翰先生长着一双青灰色的眼睛，黑头发，黑色八字胡，看他的样子总叫人觉得好像这位先生是走错了地方，才撞进了一家杂货店似的。年轻的时候他离开密执安北部外出，一去就是十八年，他的模样儿根本不像个店老板，倒像个治安官，或者说像个豪爽的赌徒。

早几年，他开过几家酒馆，生意做得不错。可是后来这一带的林木采伐完了，他于是就买了农田留下来了。再后来本县行使地方自决权决定禁酒，他又买下了这家铺子。当时他已经开了一家旅馆。可是他说，一家旅馆而没有酒吧不成格局，所以那旅馆里他简直从来不去。旅馆就由他夫人经营。夫人的劲头比先生还大，先生说他可不愿意在这些顾客身上浪费时间，这些顾客有的是钱，想去哪儿度假就尽可以去哪儿度假，可他们却偏要来住一家没有酒吧的旅馆，在阳台上的摇椅里傻坐着，一晃一摇地打发光阴。

他把这些游客叫做“changeoflifers(一语双关，既有“来换换生活情趣的人”之意，又有“处于更年期的人”之意)”，跟夫人一谈起来，就要拿他们挖苦上一顿，好在夫人是极爱自己先生的，先生再揶揄她，她也从不计较。

“你要叫他们‘更年期人群’你就叫吧，”夫人一天晚上在枕头边对他说，“我虽说有那么两下子，可世上却就唯独我这个女人听你的话，不是吗？”

夫人欢迎这些游客，是因为游客里有些人带来了文化修养的气息。先生说，夫人爱文化修养就像伐木工最爱嚼“无敌牌”烟丝一样。

其实，对夫人的这种爱好他倒并无不敬之意，因为夫人自己就说过，她热爱文化修养就像他喜欢陈年威士忌一样，她还说：“帕卡德，文化修养不修养的，你也不必去多操这份心。反正我是不会要求你这样那样的。可我觉得有文化修养就是很好。”

约翰先生说，她要欣赏文化修养就尽量去欣赏好了，天塌下来他也不管，只要别叫他去参加肖托夸或什么成人进修班就行。他以前参加过野营布道会，还参加过一个所谓的“奋兴”布道会，可是肖托夸他从来没有去参加过。他说，野营布道会和“奋兴”布道会虽然都无聊得很，可至少还有人当真给鼓动得来了劲，会后会有些男女相悦之事，尽管野营布道会也罢，“奋兴”布道会也罢，他可从来没有见过会后有谁肯付参会费的。

他告诉尼克·亚当斯说，他夫人每次参加过著名传道师“吉卜赛人”史密斯那样的大人物主持的“奋兴”布道大会以后，总要担心上一阵，就怕先生的灵魂得不到救赎，将来难得永生，不过好在他帕卡德长得极像史密斯，所以结果总能云消雾散，照旧心安理得。可是肖托夸这玩意儿就不一样了。约翰先生心想：文化修养大概总要比宗教信仰强些吧。不过这按说是一个应该冷静对待的题目，而人们为之疯狂。他看得出来，这可不仅仅是一时头脑发热的事儿。

“这玩意儿对人们确实有吸引力，”他这么告诉过尼克·亚当斯，“性质想必有点近乎‘摇喊(耶稣教中的一个派别，特点是在做礼拜时以叫喊和乱动来表示虔诚)’教派，不过他们只在脑子里大喊。这个问题你以后不妨研究一下，把看法说给我听听。你既然要当个作家，就应该早些去熟悉一下。晚了就跟不上形势了。”

约翰先生喜欢尼克·亚当斯，说是因为他身上带有“原罪”。尼克虽然并不理解这话的意思，但听了却感到挺骄傲的。

“你难免要做出些自己追悔莫及的事情，小伙子，”约翰先生当时对尼克这么说来着，“但也可以说是人生最美好的一部分。忏悔不忏悔，反正将来再去做思想斗争吧。问题是，这种事你总难免要干出来。”

“我可不想干坏事。”尼克当下说。

“我也不希望你去干坏事，”约翰先生说，“可是人活着总会干出这样那样的事来。做人不可说谎，不可偷盗。可说谎却是难免的。那你就得选出一些人，永远都不要对他们撒谎。”

“我选你。”

“好。你不管碰到什么事，绝不要骗我，我也绝不拿假话骗你。”

“我一定尽力做到。”尼克当时说。

“不是尽力做到，”约翰先生说，“是绝对要做到。”

“好吧，”尼克说，“我绝不对你说假话。”

“你那个姑娘怎么样了？”

“有人说她在北边的苏河(连接苏必利尔湖和休伦湖的苏圣马里运河)工作。”

“这姑娘长得挺漂亮，我一直很喜欢她。”约翰先生还这么说来着。

“我也一样。”尼克说。

“想开些，不要太难受了。”

“我没办法不难过，”尼克说，“其实这事一点也不能怪她。她生来就是那样的性子。我要是再碰到她，我想我还会跟她好的。”

“也不一定。”

“我觉得还是会的。我只能尽量克制自己就是了。”

约翰先生心里想着尼克，朝后面的柜台走过去，见那两个渔猎监察员就在那里等着他。他站在那里把两个人上下一打量，只觉得哪个都不顺眼。对那个本地人埃文斯他向来没有好感，根本就看不起。可是看到南边来的那个家伙，他更意识到这人绝非善类。

这一点他还没有来得及加以研究分析，而是单看那人的脸相：一副眼神莫测高深，嘴巴抿得好紧，一般嚼烟草的人也用不着把嘴抿得这么紧啊。他的表链上还串着一枚真品的驼鹿牙。这枚鹿牙确属精品，估计取自一头五岁左右的雄鹿。好漂亮的鹿牙，约翰先生禁不住又看了一眼，然后又看了看此人外套里鼓出来的好大一块，那是他腋下的手枪皮袋。

“这头雄鹿就是你用随身带着的那把大枪打死的吗？”约翰先生问那个南边来的人。

那个南边来的人大不以为然地瞅了瞅约翰先生。

“不，”他说，“那是我在怀俄明的开放区用一把温切斯特45－70型长枪打的。”

“这么说你还会用长枪，挺了不起咧？”约翰先生说，他探头朝柜台下望了望，“一双脚也不小。你出来追捕孩子们，也用得着这么大的枪？”

“你说‘孩子’还带个‘们’字，什么意思？”那个南边来的人说。他来了个先下手为强。

“我指的就是你们正找的那个孩子。”

“你明明还带了个‘们’字。”那个南边来的人说。

约翰先生发动了反击。不反击是不行的。“埃文斯带上了什么去抓那孩子？他自己的孩子可是叫那孩子揍过两顿的。你一定带着大家伙吧，埃文斯。小心孩子也能揍你一顿呢。”

“你为什么不把他交出来，让我们来试试看？”埃文斯说。

“你明明还带了个‘们’字，杰克逊先生。”那个南边来的人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看到你这个混蛋我就要这样说。”约翰先生说，“你这个走路外八字的狗杂种。”

“你有本事这么说，干吗还缩在柜台后边不走出来呢？”那个南边来的人说。

“放明白点，你是在跟美利坚合众国的邮政局长说话，”约翰先生说，“你说什么话，除了粪团脸埃文斯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给你作证啊。你大概也知道人家为什么要叫他粪团脸吧。你去好好想想。你可是个侦探啊。”

他现在高兴了。他击退了对方的进攻，打了个平手，他已经多少年没有眼下这样的心情了，想当初他就是这样高兴，哪里像后来，为了谋生得侍候游客吃饭睡觉，让他们坐了粗木摇椅前一摇后一晃的，在旅馆前面的门廊上望湖景。

“你听着，外八字，我现在想起你是谁了，全想起来了。你不记得我了吗，八脚怪？”

那个南边来的人直瞅着他，就是记不起来。

“我记得汤姆·霍恩(实有其人。他本来在骑兵部队当侦察兵，离开军队后给牧场干活，遭人陷害，终至被绞死。1979年华纳电影公司曾根据据说是他的自传拍成电影《汤姆·霍恩》放映)被绞死的那天，你就在夏延(怀俄明州的首府)，”约翰先生索性全说出来，“当时你收了人的好处，和其他一帮子人出来诬陷他，你现在想起来了吧？就在你帮人谋害汤姆的那时候，你可还记得那梅迪辛鲍的酒馆是谁开的？你人都老了还干这样的事，今天才沦落到这种地步，你不记得了么？”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了西部来到这儿的？”

“汤姆的案子结案两年以后。”

“真是活见鬼。”

“你还记得我们带上了行李临离开格雷布尔时，我把那枚鹿牙送给了你吗？”

“当然记得。听我说，吉姆，这个孩子我非逮住他不可。”

“我的名字叫约翰，”约翰先生说，“叫约翰·帕卡德。来，一起到后面喝一杯去。那一位先生你也得熟悉一下。他叫‘煤渣脸’埃文斯。原来我们大家叫他‘粪团脸’埃文斯。为了照顾他的脸面我现在给他改了个名。”

“约翰先生，”埃文斯先生说，“你为什么不能友好一点，帮帮我们的忙呢？”

“我把你不好听的名字都改了，还不友好吗？”约翰先生说，“请问两位老弟还要我帮你们什么忙？”

到了屋里，约翰先生从角落里货架下格取出一瓶啤酒，交给南边来的那个人。

“放开喉咙喝吧，八字脚，”他说，“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你得喝两杯了。”

等他们每人一杯下了肚，约翰先生这才又问：“你们为什么要抓这孩子呀？”

“因为他违犯了渔猎法。”南边来的那个人说。

“到底怎么回事呢？”

“上月十二号，他打死了一头雄鹿。”

“两个大男人带枪追捕一个小孩子，原来就为小孩子上月十二号打死了一头鹿。”约翰先生说。

“他的违法行为可不止这一件。”

“但你们只有这一件掌握了证据。”

“差不离吧。”

“他还有什么样的违法行为呢？”

“多着呢。”

“可你们都没有掌握证据。”

“我可没那么说，”埃文斯说，“只是这一件铁证如山。”

“日期是上个月十二号？”

“没错。”埃文斯说。

“你怎么也不向他提些问题，倒老让他牵着鼻子走？”南边来的那人提醒他的搭档说。约翰先生一听笑了起来，“别打岔，外八字。”他说，“我想让他那颗出色的脑袋好好发挥作用。”

“你跟这孩子熟不熟？”南边来的那人问。

“相当熟。”

“跟他有过买卖上的往来吗？”

“他有时到我店里来买点东西，总是现款付清的。”

“你知不知道他可能会去哪儿？”

“他在俄克拉何马有亲戚。”

“你上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埃文斯问。

“得了得了，埃文斯，”南边来的那人说，“你这是在白白浪费我们的时间。谢谢你的酒啊，吉姆。”

“是约翰，”约翰先生说，“你的名字呢，外八字脚？”

“波特。亨利·杰·波特。”

“外八字脚，你可千万不能向那孩子开枪啊。”

“我的任务是去把他逮回来。”

“你可一向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狗杂种。”

“走吧，埃文斯，”南边来的那人说。“在这儿简直是白白浪费时间。”

“记住我的话，千万不能开枪。”约翰先生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

“知道啦。”南边来的那人说。

二人穿过店堂，出了店门，牵过马缰，驱车离开了。约翰先生目送他们直向大路的那头越走越远。赶车的是埃文斯，南边来的那人在跟他说什么话。

“什么亨利·杰·波特啊，”约翰先生心想，“我只记得他的名字叫‘摆八字脚的’。他的脚大，靴子都得定做。大家都叫他‘八字脚’。后来又变成了‘摆八字脚的’。内斯特家的那个小伙子被枪杀了，在现场附近的泉水旁边据说是他找到了足迹，这才害得汤姆挨了绞。‘摆八字脚的’。‘摆八字脚的’什么呢？也许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他姓什么。可也总不见得叫‘摆八字脚的’八字脚吧。会不会叫‘摆八字脚的’波特呢？不，肯定不叫波特。”

“对不起，我不能收你这些篮子了，塔贝肖夫人，”他说，“现在已经过季了，你送得太晚，这又不能留到明年再卖。不过你要是有耐心，拿到旅馆里去卖给游客，卖出去肯定是没问题的。”

“不如你就买下来再拿到旅馆里去卖吧。”塔贝肖夫人出了个点子。

“不。你直接卖给他们更好些，”约翰先生对她说，“你长得讨人喜欢。”

“那可都是过去啦。”塔贝肖夫人说。

“苏珊，我有话要跟你说。”约翰先生说。

一到屋里，他就说：“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早就说了吗？他们来抓尼基，想等他一回家就好把他逮住。他的小妹妹去通风报信了，尼基知道家里有埋伏，就趁他们醉得昏天黑地的时候，拿了些吃的东西悄悄溜了。他带去的东西吃两个星期是不成问题的，枪他也带上了，小妹也跟他一起走了。”

“小妹为什么要去？”

“我也不知道，约翰先生。我猜测她大概是想跟着哥哥照顾他，也好顺道看着他点儿，不让他干出什么坏事来。尼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你家就在埃文斯家附近。依你看，尼克常去哪儿他心里有没有底？”

“能打听的他都打听到了。至于他心里有没有底，我就不知道了。”

“你看他们兄妹俩到哪儿去了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约翰先生。尼基可去过不少地方啊。”

“跟埃文斯一起的那个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是个十足的坏蛋。”

“这人不怎么聪明。”

“那只是看起来，其实这人可精了。他是酒喝多了，才那么蔫头耷脑的。可其实这人可精了，而且心术不正。我以前就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

“你有什么事要我办的？”

“没什么，苏珊。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

“约翰先生，等我把账算好了，您给核对一下。”

“你怎么回家去？”

“我准备搭船到亨利家的码头，再从屋里划一条小船出来，到码头上把东西搬回去。约翰先生，他们打算拿尼基怎么样啊？”

“我也正为这事担心呢。”

“听他们说，好像打算把他送教养院去。”

“他要是没打死那头鹿就好了。”

“他自己也后悔了。他跟我说，他在书里看到，说是打野兽只要枪开得准，子弹可以只擦伤点皮，只把它们打昏过去，而要不命，伤不到它们，所以尼基就很想试试。他自己也说这是干傻事，可是很想试试。于是他就打了那头鹿一枪，结果把鹿的脖子都打断了。他觉得难过极了。他觉得这种做法简直糟糕透顶。”

“原来如此。”

“他把鹿肉挂在原先的水上冷藏间中，后来肉没了，一定是让埃文斯给发现了。反正是被人给拿走了。”

“那又有谁会去告诉埃文斯呢？”

“我估摸着就是埃文斯的那个儿子。这小子老是偷偷跟着尼克。悄没声儿的，你都不知道有人跟着你。很可能连尼克打死那头鹿他都看见了。这小子可不是什么好东西，约翰先生。不过，他盯梢的本领真是没得说的。说不定这会儿他就在这屋里躲着呢。”

“那不可能，”约翰先生说，“不过躲在屋子外边偷听倒是有可能的。”

“我看他准是跟踪尼克去了。”那女佣人说。

“你听见他们在你东家屋里说起过他什么？”

“没有，一句都没有提过他。”苏珊说。

“埃文斯肯定把他留在家里干活儿。我看，在埃文斯回家之前，我们对这小子倒暂且不用在意。”

“我今天下午划船过湖回家一趟，派个娃娃去探听一下埃文斯家里有没有雇人来干活。有人的话，就表示他让那小子出外去了。”

“那两个家伙年纪大了，跟踪是不行了。”

“可那小子厉害得很呢，约翰先生，他对尼基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尼基常去哪儿他都有数。他会找到了兄妹俩，再带着大人去抓他们。”

“来，到邮局里面说。”约翰先生说。

来到了那许多插信格子、专用信箱、大张大张摆得井井有序的原封邮票，以及挂号登记簿、盖销邮戳、印台等等的后面，领邮件的窗口一关，苏珊又重温了当初在铺子里帮工时坐进邮局的那份自豪。一到里边，约翰先生就问：“你觉得他们去哪儿了，苏珊？”

“这我就没法儿知道了，真的。但肯定不会走得太远的，要不他就不会带小妹去。而且那一定是个相当不错的地方，要不他也不会带小妹去。钓鲑鱼给旅馆做菜的事他们也知道了，约翰先生。”

“也是让埃文斯家那小子知道的？”

“是。”

“我们恐怕得想个办法对付他。”

“我真恨不得杀了他。小妹要跟着她哥哥去，也一定就是这个缘故，免得尼基把他杀了。”

“你想想办法，我们得跟他们联系上。”

“我会的。可你也得想想办法呀，约翰先生。亚当斯夫人已经完全垮了。她头痛的老毛病又犯了。给，这儿有封信，你拿去吧。”

“你投在邮筒里，”约翰先生说，“这是交给邮局的。”

“昨儿晚上看他们俩睡着了，我真恨不得杀了他们。”

“那可不行，”约翰先生对她说，“这话可千万说不得，这种念头也都不要动。”

“你难道就从来没有过恨不得想要杀人的念头，约翰先生？”

“当然有。不过这种想法是要不得的，也是行不通的。”

“我父亲就杀过一个人。”

“这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他实在忍不住了。”

“你得学会沉住气，”约翰先生说，“你该走了，苏珊。”

“我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上再来看你，”苏珊说，“我要是还能在这儿工作该有多好啊，约翰先生。”

“我也巴不得你还在这儿，苏珊。可是帕卡德夫人可不这样想。”

“我明白，”苏珊说，“世事都如此。”

尼克和妹妹躺在嫩草铺成的垫子上，上面有个斜斜的棚顶，是兄妹俩一同搭起来的。地点就在青松林的边上，前面隔着山坡是杉林沼泽地，沼泽地外就是远处的青山了。

“要是你觉得这还不够舒服的话，小妹，我们还可以再剥些那青松树上的软树脂下来垫在下面。今儿晚上太累了，就这么将就过一宿吧。明天再好好拾掇一下。”

“已经够舒服的了啦，”妹妹说，“全身放松地躺着，还能怎么舒服啊，尼基。”

“这个地方过夜相当不错，”尼基说，“而且一点也不显眼。我们的火堆得尽量弄小些。”

“对面山上也能看到这里在烧火吗？”

“有可能吧，”尼克说，“夜里火很显眼，老远都看得见。不过我可以撑条毯子把火光挡住。这样就不会被人看见了。”

“尼基，如果我们背后没有追兵，只是为了到这里玩儿，那该多好啊。”

“别过早抱这样的幻想，”尼克说，“我们这还不过是刚刚开始呢。再说，只是为了好玩的话，我们也不会来这里了。”

“真对不起，尼基。”

“你没说错什么，”尼克对她说，“我说，小妹，我到下面去钓几条鲑鱼来做晚饭吃。”

“我跟你一起去好吗？”

“别了，你还是留在这这里歇会儿。今天这么累，也难为你了。你就看会儿书，要不就安安静静地歇会儿。”

“那林中空地可真是够难走的，是不是？我看那才真叫不好对付呢。我表现得还可以吧？”

“你干得很了不起，搭棚建营地你也确实很厉害。不过，现在你还是得好好休息一下。”

“我们这个营地起了名字没有？”

“就叫一号营地吧。”尼克说。

他顺坡而下，向小溪走去，快到溪边时，他停下来砍了一根大约四英尺来长的柳枝，他把枝条修剪了一下，却没剥皮。这里就望得见那清澈而湍急的溪流。溪流不宽，却很深，岸边长满了青苔，一直往前，汇入沼泽地里。清湛湛的溪水淌得飞快，急处可见一朵朵水花在水面涌起。尼克并没有走到岸边，因为他知道岸边的地下也是水流，他可不想踩上去惊动水里的鱼。

他心想：这会儿溪流中央的鱼就肯定不会少。这时节，夏天已经快过去了了。

他衬衫左胸的口袋里有个烟草袋，他就从烟草袋里掏出一卷丝线，大致比照柳条的长短剪了一段，系住在柳枝尖端事先开好的一个浅浅的槽口里。接着，又从烟草袋里取出一只钩子系在上头，又捏住钩子试了试钓线的拉力和柳枝的弯度。这才搁下钓竿，又回到毗邻溪边杉木林子的那个小白桦林里，那里有一棵已经枯死多年的小白桦树，树干横倒在地上。他翻开枯树，见树身下有几条蚯蚓。蚯蚓不大，却遍体鲜红，活蹦乱跳，他就都捡起来放在一只原先装哥本哈根鼻烟的扁圆罐里，罐子的盖上特意钻得有一些小孔。他还往蚯蚓身上撒了些泥土，然后就把枯树搬回原处。

连着三年，他每次来这个地方总能找到鱼饵，把枯树翻开过以后，他也每次总要照原先的样子重新放好。

他心想：也不知道这条小溪究竟多大。上游那头还另有一片沼泽地，沼泽地里大量的水都是通过这条溪流出来的。他朝小溪的两头看了看，又抬头望了望山上青松林下他们准备宿夜的地方。然后回去拿起钓竿，钓线钓钩都已装好，于是又在钩子上用心穿上点饵料，还啐了口唾沫图个吉利。他右手提着装好饵料的钓竿钓线，放轻了脚步，小心翼翼地向着那水面虽窄却湍急的小溪岸边走去。

这一段的水面很窄，他的柳条竿只要轻轻一挥，钓线就准能甩到对岸。快到岸边时，只听见湍急的溪流水声汹涌。为了不让自己的身影落在溪水里，他在岸边远远站住，从烟草袋里取出两颗边上开缝的铅丸，嵌在钓线上距钩子约一英尺处，用牙齿一咬，铅丸就钳住在钓线上了。

他一挥手，穿了两条蜷曲的蚯蚓的鱼钩就甩到了水面上，轻轻放下，鱼钩在湍急的水流中打了个旋，沉了下去，他把柳条竿的尖头往下低了低，由着水流把钓线和鱼钩连饵料一起拖到了溪岸下的暗水道里。他感觉到钓线扯直了，又突然被使劲拉紧了。他就把钓竿往上一提，钓竿却在手里弯着身子直不起腰来。他只觉得扯紧的钓线在那里又抽又拉，他用力往上提，那钓线却就是不松劲。后来劲终于松了，那家伙随着钓线一起在水里上来了。只见那窄窄的深深的溪流里一阵狂蹦乱跳，鲑鱼被拉出了水面，悬空打着扑腾，一荡荡到了尼克的背后，落在后面的溪岸上。

鱼映着阳光，一派耀眼，尼克定了下神才看清鱼正在凤尾草里翻跳打滚呢。尼克捧起鱼来，好壮实的鱼，沉甸甸的，一股鱼香真是诱人，仔细一看，鱼背好深的皮色，遍体的斑点是那么乌黑透亮，鱼鳍的边上更是一派色彩鲜明。那鱼鳍的边缘是白晃晃的，靠里边镶着一道黑线，到鱼腹部分是一片日落般的可爱的金色。尼克把鱼拿在右手里，勉强能一把攥住。

他心想：用平底小锅的话，这鱼可真是大了点儿。不过既然让我伤着了，也只好索性把它宰了。

他就用猎刀的刀把猛地砸了一下鲑鱼的脑袋，然后把鱼靠在一棵白杨树的树干上。

“真可惜，”他自言自语说，“这么大的鱼，卖给帕卡德夫人的旅馆做菜再合适不过。可是我和小妹吃的话就太大了。”

他心想：我还是到上游去，找一个水浅的地方钓两条小些的吧。该死，这鱼让我从钩子上硬拉下来，它就不觉得痛？有人说逗上钩的鱼很好玩，他们爱这么说当然也只好由他们说去，可是没有把上钩的鱼拿下来过的人，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一拉要给鱼造成多大的痛苦。就算只有一刹那，但也足够了。原本风平浪静，逍遥自在，却忽然就来了叫你上钩的人，再说让人从水里提起来，吊起在空中，这滋味怎么可能好过呢？

他暗自思量：这条小溪也真是奇怪。钓鱼反而要去找小些的鱼钓，真有意思！

他捡起了刚才撂下的钓竿。用手把弯掉的鱼钩扳直。然后提起那条大鱼，就向上游走去。

他心想：小溪距离上游的那片沼泽没多远的地方，有一处卵石滩，溪水很浅。我可以到那儿去找几条小鲑鱼。这条大鱼说不定小妹不喜欢呢。要是她想家了，我还是得送她回去。也不知那两个老家伙现在又在干些什么？我这个地方，埃文斯家那个王八羔子估计也不见得会知道。那个狗娘养的东西！我估计，这里除了印第安人，谁也不会来钓鱼的。做个印第安人该有多好啊，他想，做个印第安人就不会惹上这么多麻烦了。

他就顺着小溪向上游走去，他尽量不靠河边走，可有一回还是踩上了一处下有暗流的空心地。只见呼地一下猛地窜出一条大鲑鱼来，在溪水里划出了一道水花。这样大的鲑鱼，在这溪流里要转个身怕都转不过来呢。

“你是什么时候上这儿来的？”那鲑鱼逃到上游，又钻进了溪岸下的暗流里，尼克冲着鱼的背影喃喃道，“好家伙，那么大的鱼！”

在满是卵石的那段浅水滩上，他钓到了两条小鲑鱼。这两条虽然小，但是很好看，肉也肥厚结实，他把三条鱼都掏去了内脏，内脏扔在小溪里，把鱼就着冷水洗净了，从口袋里取出一只褪色的小糖袋，仔细包了起来。

他心想：幸亏小妹爱吃鱼呢。要是还能采到些浆果就好了。幸好，我知道哪里能采到一些。他就转身上了山坡，向他们的宿营地走去。此刻，太阳已经下山，天气非常好。他举目远眺，一直望到沼泽地外，看到那边的天空里有一只鱼鹰在翱翔，而那片天空下，就该是那一弯湖水了。

他悄悄来到棚前，妹妹一点都没听见。她正在侧身躺着看书。为了免得吓她一跳，他特意放低了声音。

“小捣蛋，你干什么了？”

妹妹回头看着他，微微一笑，把脑袋摇了摇。

“我把头发给剪了。”她说。

“怎么剪的？”

“用剪子呀，你说还能怎么剪？”

“你都看不到，怎么剪呢？”

“我就一只手拉住头发，一只手剪。这还不容易。我看起来像不像个小男孩？”

“像个婆罗洲的蛮小子。”

“我可剪不了主日学校的学童一样整整齐齐的样子。我是不是看着太野了？”

“那倒也不是。”

“太刺激了，”她说，“我现在既是你的妹妹，可又是个小男孩儿。你说我能不能从此就变成个小男孩呢？”

“那怎么可能。”

“要能就好了。”

“你真是疯了，小妹。”

“恐怕是有那么点儿。你看我像不像个傻小子？”

“有点像。”

“你帮我修一修。你可以拿把梳子边看边剪。”

“我总得帮你修得稍微像个样儿，不过大概也好不太多。你饿了吗，傻弟弟？”

“我就不能做你不傻的弟弟吗？”

“我可不愿意拿你这个妹妹去换个弟弟。”

“可你现在不换不行啊，尼基，你不明白吗？我们不得不这么做。按说我应该先问一问你的重视，可一想到我们必须这么做不可，我就索性先干了再说。”

“你干得好，”尼克说，“怕什么！你干得好极了。”

“谢谢你，尼基，太谢谢你了。我刚才就照你的嘱咐，躺在这儿打算好好歇息歇息。可脑子里却净是胡思乱想，总想该为你做些什么。比如我刚才就在想，我要拿上一只烟草罐子，到席博伊根那样的大地方去找一家大酒馆，给你弄上一听子的蒙汗药。”

“你去找谁要呀？”

尼克坐了下来，妹妹坐在他的膝头上，用胳膊搂住了他的脖子，一头短发在他的脸蛋上蹭来蹭去。

“问那些妓女的老鸨要呗，”她说，“你知道那家酒馆叫什么名儿吗？”

“不知道。”

“叫‘皇家十元金币旅馆商场’。”

“你去那儿干什么呢？”

“我是一个妓女的随从。”

“妓女的随从又是做什么的？”

“哦，妓女走路的时候，在后面给她提长裙；她要上马车，就替她开车门；她该去哪个房间，给她带个路免得走错。我猜大概跟侍女差不多吧。”

“当随从如何跟妓女讲话呢？”

“只要不是失礼的话，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打个比方，弟弟。”

“就像：‘哎呀，小姐，像今天这么热的天气，哪怕就是做只鸟儿待在描金笼子里，恐怕也累得够呛吧。’就是这一类的话。”

“那妓女怎么说呢？”

“她会说：‘是啊，话虽不错。不过那也自有一种乐趣。’因为我伺候的这个妓女，她的出身是很卑微的。”

“那你又是什么出身呢？”

“我是一位忧伤的作家的妹妹或是弟弟，而且我很有教养。所以我很受那些头牌姑娘的欢迎，其他妓女也都很喜欢我。”

“蒙汗药你弄到了没有？”

“当然弄到啦。她说：‘小甜甜，这灵丹妙药你就拿去吧。’我还说了‘谢谢’呢！她还说：‘请代我向你那位忧伤的哥哥问好，他什么时候要是到席博伊根来，可要请他上我们的商场里来看看哟。’”

“你给我下来吧。”尼克说。

“那商场里的人说起话来就是这个腔调的。”小妹说。

“我得做晚饭了。你饿了吗？”

“晚饭我来做吧。”

“不，”尼克说，“你接着说。”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会过得很快活，尼基？”

“我们现下就挺愉快的啊。”

“我还要为你做一件事，要不要我说给你听听？”

“那是在你决心剪掉头发，干点实际的事情以前吗？”

“这件事也是挺实际的。你听我说就知道啦。你做晚饭的时候我亲亲你可以吧？”

“我待会儿再告诉你。你到底还要为我做件什么事？”

“我昨儿晚上偷了威士忌，我真担心我这是道德败坏了。你说，我就干了这么一件事，能不能算是道德败坏呢？”

“不算。反正那酒是已经开了。”

“这话也是。可我把空着的小酒瓶连同有酒的大酒瓶一起拿到厨房里，给小酒瓶满满地灌了一瓶，手上不小心溅到了一些酒，我就用舌头把酒舔了，当时我就想这一舔我八成是道德堕落了。”

“你觉得酒的味道怎么样呢？”

“太烈了，而且味道怪得很，还有点叫人恶心。”

“这就说明你并没有道德败坏。”

“哦，那就好，因为我要是道德败坏了的话，又怎么能对你起得了好的影响呢？”

“这我也不知道，”尼克说，“你到底还要为我做件什么事？”

他已经把火生好，把平底小锅搁在火堆上，正一片片往锅子里放熏肉。妹妹双手合拢抱住了膝头，在一边看着。尼克看她放开了手，一条胳膊往下伸去，使劲一撑，两条腿就直伸了出去。她在练习怎么做个男孩。

“我还得学这两只手该怎么放。”

“只要别去拢头发就行。”

“这我知道。不过要是眼前有个跟我同样年纪的男孩子能让我照着模仿，那就好办多了。”

“学我好了。”

“能学你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是吧？可你不会笑话我吧。”

“那可说不定。”

“天呐，但愿我可别在路上露出姑娘家的样子来。”

“不会的。”

“我们的肩膀长得一个样，腿也长得差不多。”

“你到底另外打算为我做件什么事？”

尼克这时已经在煎鲑鱼了。他们是从倒地的枯树上现砍了一段木头当柴烧的，熏肉片已经熬得焦黄卷起，熬出的肉油煎鲑鱼，他们都闻到了一股香味。尼克拿油尽往鱼身上淋，一会儿又把鱼翻了个身，再继续不断拿油去淋。天色渐渐黑下来了，小小的火堆背后早已张起了一方帆布，免得让人看见火光。

“你到底还要为我做件什么事？”他又问。小妹身子往前一探，冲着火堆啐了口唾沫。

“我吐得像不像样？”

“反正总还够不到锅子。”

“哎呀，我那一手可厉害着哪。那是我从《圣经》里学的一招。我要拿上三颗大铁钉，叫那两个老家伙加上那个坏小子(此处所说系指《旧约·士师记》4章21节：“西西拉疲乏沉睡，希百的妻雅亿，取了帐棚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我要趁他们睡熟的时候给他们一人一颗，把大铁钉敲进他们的太阳穴。”

“你打算用什么来敲钉子呢？”

“无声的锤子。”

“你怎么能让锤子不出声？”

“我自有办法。”

“这敲钉子的事可不大好办哪。”

“嗨，《圣经》里的那个女人就是这么干的。那天夜里，我看到带枪的大男人喝得醉倒了，我就趁着黑夜在他们中间转了一圈，偷走了他们的威士忌，干嘛不做得彻底点呢？何况我这是从《圣经》里学来的。”

“《圣经》里可没有无声的锤子。”

“可能是我弄错了，无声船桨应该是有的吧。”

“也许有。不过我们不能去杀人啊。你跟我一块儿来，不也就是因为这个吗？”

“我知道。不过你我的脾气都很容易犯罪，尼基。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再说，我想我既然道德败坏了，那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了。”

“你疯了，小妹，”他说，“我问你，你喝了茶会不会睡不着觉？”

“我也不知道。我晚上从来不喝茶。只喝薄荷茶。”

“那我就少放点茶叶，再放些罐头炼乳。”

“如果我们带得不多，尼基，我就不要炼乳了。”

“你试试看，牛奶加了茶别有风味。”

他们现在已经在吃晚饭了。尼克给自己和妹妹各切了两片黑面包，一人一片，在锅内里浸了点熏肉的油。他们一边吃油浸面包一边吃鲑鱼，鲑鱼外焦里嫩，煎得极好。吃完后就把鱼骨投在火里，再拿另一片面包夹熏肉吃，小妹还喝了加炼乳的淡茶。尼克又找了两段细木片，把炼乳罐头上的洞眼堵住。

“够吃吗？”

“够了。这鲑鱼真好吃，熏肉也不赖。家里居然还有黑面包，我们可真是太幸运了，对吧？”

“再吃个苹果吧，”他说，“明天我们也许就能吃顿好的了。这顿晚饭恐怕不大够吃吧，小妹。”

“没有啊。我吃得很饱了。”

“你真的不饿？”

“不饿，肚子吃得可撑了。我还带了点巧克力，你要不要来点？”

“你从哪儿弄来的巧克力？”

“我的藏宝袋里。”

“哪儿？”

“我的藏宝袋。我藏东西的地方。”

“噢。”

“这块还是新鲜的。另外还有些不大新鲜了，是从厨房里拿的。我们先吃新鲜的，把不新鲜的留着以备不时之需。你瞧，我的藏宝袋袋口上还有根绳子可以收紧，跟烟草袋一样。我们要是能捡到天然的金块什么的，放在这袋里正合适。尼基，你说我们这次往外跑，能不能索性跑到西部去？”

“我还没有想好呢。”

“我真希望我这藏宝袋里能装满了天然的金块，那可要值到十六块钱一盎司呢。”

尼克把平底锅洗净，将背包拿进棚里，放在靠头的一边。他把一条毯子铺在嫩草上，另一条毯子他拿来盖在上面，在小妹那一头折了一道边在底下塞好。他把刚才沏茶用的小铁皮桶洗干净了，去泉水边打了满满一桶的冷水。打了水回来，看见妹妹已经在地铺上睡熟，把蓝色牛仔裤裹着鹿皮鞋当了枕头。他亲了亲妹妹，妹妹却没有醒，他就把他那件穿旧的格子花呢外套往身上一披，在背包里掏摸了一阵，终于把那一小瓶威士忌找到了。

他打开瓶盖闻了闻，酒味好香。他从小铁皮桶里把刚打来的泉水舀了半杯，倒上一点威士忌。于是就坐在那儿慢慢地喝，每一口都要在舌头底下含上好一会儿，才慢慢倒腾到舌头上来咽下去。

他的视线落在那一小堆木炭火上：晚风轻轻拂过，火光就一亮。口中品着掺冷水的威士忌，眼睛望着炭火，自顾思考着。杯中的酒喝完了，他又舀了点冷水喝，这才去睡。枪放在左腿下，他用鹿皮鞋裹上裤子当做枕头，靠上去硬邦邦的倒也不错，他把这一头的毯子紧紧裹住了自己的身子，做完祷告就睡着了。

半夜里，他觉得冷，就把格子花呢外套盖在妹妹的身上，自己转过身来把背朝她那边挪过些，好把这一头的毯子多匀些出来压在身下。他用手摸了摸，把枪拿来重又在左腿下放好。夜晚很冷，连呼吸都带着寒气，他还闻到了新砍的青松味儿和松枝上的树脂味儿。

直到这时被冻醒了，他才觉得自己原来竟已是这样筋疲力尽。过了一会儿他才又觉得舒服了些，背上暖烘烘的是妹妹的身子，他心里想：我一定要把她照顾好，要让她过得快快活活，要平平安安送她回家。听着她的呼吸，听着这夜的静谧，很快就又睡着了。

他醒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还只勉强看到沼泽地外的远山。他静静地在那里躺着，只是把僵硬的身子舒展了舒展。过了会儿才坐起身来，套上卡奇裤子，穿上鹿皮鞋。他看了看熟睡的妹妹，下巴抵着暖和的格子花呢外套竖起来的领子，高高的颧骨和黑黝黝雀斑点点的脸皮在黝黑中透出了淡淡的玫瑰红，剪得短短的头发越发衬出小脸蛋儿眉清目秀，特别是那鼻梁显得特别直，一对耳朵显得特别靠近。他真想把她这时的模样儿画下来，那长长的睫毛垂在脸上微微颤动，是那么好看。

他心想：看她这样子真像一头小野兽，她的睡相也正像一头小野兽。他又想：那么你说她这一头短发又像什么呢？依我看，最贴近的比喻应该说是好像有人把她的头发在砧板上一斧头给斩断了似的。看上去总似乎有一种雕像般的感觉。他是挺爱妹妹的，妹妹爱他却似乎过了头。不过，他想：这种事情我看总不会有什么的。至少我希望不会有什么。

他转过头来又一想：这样弄醒别人可不好。连我都这么筋疲力尽，她肯定是累坏了。我们在这儿要是能平安无事，那就说明我们这样做是做对了：我们就是应该躲得远远的，等事态平息，等南边来的那个渔猎监察员自己滚蛋。不过我还是应该让小妹吃得好些。可惜，我真没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给她吃了。

吃的东西倒是还是有一些的。那背包里装的就够重的了。不过今天我们得去弄些浆果。可以的话，最好能打上一两只松鸡。再去采些鲜美的蘑菇。熏肉当然得节省点儿用，不过我们也不至于不够用，因为我们还有瓶酥油。昨天晚上我恐怕给她吃得太少了。而且她平时要喝很多牛奶，还挺爱吃甜食。不过也不用发愁。我们自有好东西吃。好在她挺喜欢吃鲑鱼。昨天那几条鲑鱼实在好吃。所以用不到为她发愁。她会吃得满意的。可尼克老弟啊，你昨儿晚上肯定没有让她吃饱喝够。现在还是别去叫醒她，就由她去睡吧。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呢。

他小心翼翼地从背包里取出些东西来，这时妹妹却在睡梦中微微一笑。这一笑，颧骨上黑黝黝的脸皮就绷紧了，显出了原来的底色。她并没有醒，尼克就不管她，自己去准备做早饭，把火先生起来。砍好的柴还有不少，他却只生了一堆小小的火，先沏茶，一会儿再做早饭。他喝的是清茶，还吃了三颗杏子干，又拿起《洛纳·杜恩》来想看上一段。可是这本书他早已看过，现在重读只觉得索然无味，心想：此次外出，这倒是个损失。

昨天傍晚建好营地以后他拿出几个李子干放在一只铁皮桶里浸泡，这会儿就把泡透了的李子干放在火上慢慢儿煮。在背包里他看到有精荞麦粉，他就把麦粉连同一只搪瓷锅、一只铁皮杯一起拿了出来，在麦粉里和上水，调成糊状。那听植物油做的酥油已经取出。他又从一只空面粉袋底上剪下一块，裹在一根砍下的枝条上，用一段钓鱼绳子紧紧扎住。小妹总共带来了四只旧面粉袋，能有这样一个妹妹他真感到自豪。

调好了面糊，把平底锅放到火上，这一回锅子里加的是酥油，抹油就用蒙着块布的那根枝条。平底锅里先是泛起了一层乌光，继而嗤嗤有声，还毕剥作响，他又加了一次油，然后才把面糊倒下去摊平，看着面饼起了泡，不一会儿周边渐渐生出了硬皮。他看着面饼膨发起来，生出了纹理，成了灰白色。他用一块新削的干净木片把饼从锅底上铲下，翻了个个儿再盛起来，煎得金黄脆亮的一面在上，另一面还在嗤嗤作响。在锅子里明明看到面饼一个劲儿往上膨胀，提在手里却还是觉得挺重的。

“早上好，”妹妹说，“我睡了个大懒觉了，是不是？”

“没有，小鬼。”

她站起身来，衬衫下摆挂下来罩住了两条晒黑的大腿。

“你把活儿全都干好了啊。”

“还没有呢。我刚开始煎饼。”

“这个饼闻着香极了，是不是？我到泉水边去洗个澡再来帮你干。”

“别在泉水里洗澡。”

“我又不是白人，”她说完，绕到了棚子后面。

“你把肥皂放在哪儿啦？”她说。

“在泉水边。那儿还有只空的猪油桶。你去把里边的黄油给我拿来。放在泉水里镇着的就是。”

“我一会儿就回来。”

黄油还剩下半磅，她连空桶一起拿了回来，桶里用油纸包着的就是黄油。

他们拿黄油和“木屋”牌糖浆涂在荞麦饼上吃。“木屋”牌糖浆是铁皮罐头原装的，罐头上有个烟囱状的口子，旋开盖子就可以从口子里倒出糖浆来。兄妹俩都饿极了，荞麦饼加上黄油糖浆，味道也好极了，黄油一涂到饼上就化，跟糖浆一起尽往沟沟洼洼里流。煮好的李子盛在两只铁皮杯子里，他们吃了李子又喝汁。吃完了又用原杯沏茶喝。

“能吃到这么好吃的李子，就跟过节一样，”小妹说，“味道真是太棒了！你晚上睡得好吗，尼基？”

“好极了。”

“谢谢你替我盖了件衣服。不过这一夜还是过得挺愉快的，是不是？”

“是啊。你半夜里没有醒吧？”

“我到现在还没有醒呢。尼基，我们就一辈子待在这儿，好吗？”

“那怎么行。你长大了还要嫁人的。”

“那我就嫁给你好了。我就跟你同居算你的妻子。我在报上看到过有篇文章里说的这回事。”

“是在一篇讲不成文法的文章里看到的吧。”

“对。我就根据不成文法跟你同居算你的妻子。可以吗，尼基？”

“不行。”

“我就是要这么办。我要瞒着你去办。这事容易，只要像夫妻一样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就行了。我要叫他们就从现在算时间。那跟垦地占地的规定是一样的。”

“我不让你去提出申请。”

“那可由不得你了。否则怎么叫不成文法。我翻来覆去也不知琢磨过多少回了。我要去印些名片，上面这样写：尼克·亚当斯夫人，住密执安州十字村——目前尚在同居阶段。我要把这样的名片每年公开向人散发一批，直到规定期满。”

“我看你这办法行不通。”

“我还另外有一套方案呢。我要趁我还未成年，先给你生几个娃娃。到那时，根据不成文法你就不能不跟我结婚了。”

“那就不是不成文法了。”

“我也都搞糊涂了。”

“总而言之，反正现在谁也说不准。”

“肯定没问题，”她说，“索先生(这里和下文提到的索先生和斯坦福·怀特先生，牵涉到20世纪初美国一件轰动一时的凶杀案。斯坦福·怀特是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是个有钱、有地位的人物。他追求一个美丽风骚的歌舞女演员内斯比特，而内斯比特后来却嫁给了铁路巨头哈里·索。婚后过了一年多，索得知内斯比特婚前与怀特有恋情，于1906年6月25日枪杀了怀特。索声称他此举是为了保卫他妻子的名誉。这个案子闹得举国哗然。第一次审理时因陪审团意见不一致而未作出裁定，第二次审理时以被告精神不正常为由，将索开释)就指望着这一招呐。”

“索先生也许弄错了呢。”

“怎么会呢，尼基，这不成文法的玩意儿实际上就是索先生想出来的。”

“我看是他的律师吧。”

“哎，反正这场官司总是索先生打的。”

“我是不大喜欢索先生这个人的。”尼克·亚当斯说。

“好呀。索先生有些地方我也不大喜欢。不过他这么一来，报纸就有看头多了，是吧？”

“他这么一来，也有人对他就更反感了。”

“人家对斯坦福·怀特先生也很有反感。”

“我看人家是妒忌他们俩。”

“我相信事情就是这样，尼基。就像人家妒忌我们一样。”

“你看现在还有没有谁妒忌我们？”

“这会儿大概不会有人妒忌了吧。只怕连妈妈都会认为我们是逃避法律制裁的亡命之徒，浑身都是罪孽。幸好，她不知道我还给你拿了那瓶威士忌。”

“昨晚我喝了一点儿。很不错。”

“啊，那就好。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偷酒。偷到的居然是好酒，你说妙不妙？我还以为跟那两个家伙沾了边的就不会有好东西呢。”

“老是要叫我想到那两个家伙，讨厌死了。我们不要再提他们了。”尼克说。

“好吧。我们今天干什么呢？”

“按你的意思呢？”

“按我的意思我倒想上约翰先生的铺子里去，我们还缺少些什么，统统给买来。”

“那怎么行呢。”

“我知道这不行。那你到底有些什么打算？”

“我们该去采些浆果，我再去打一只松鸡，能多打几只更好。鲑鱼倒是不愁钓不到的。可我不想叫你老吃鲑鱼，都吃腻了。”

“你吃鲑鱼吃腻过？”

“没有。不过听说有人多吃就腻了。”

“鲑鱼我可是吃不腻的，”小妹说，“狗鱼，一吃就腻。鲑鱼，还有鲈鱼，那是怎么吃也吃不厌的。这我有数，尼基。不骗你的。”

“还有大眼狮鲈也是吃不厌的，”尼克说，“六鳃鲨就不行。老弟，这种鱼管保你吃多了就腻。”

“我不爱吃‘草耙骨’，”妹妹说，“这种鱼一吃就倒胃口。”

“我们先把这儿打扫一下，我再去找个地方把弹药藏好，然后咱们就一起去采浆果，有野禽就打上几只。”

“我带上两只猪油桶，再带上两个面粉袋。”妹妹说。

“小妹，”尼克说，“别忘了‘上厕所’啊。”

“对。”

“这可是马虎不得的。”

“我知道。你自己也别忘了。”

“我忘不了。”

尼克回到树林里，把一盒点二二口径的步枪长弹和几盒散装的点二二口径步枪短弹埋在一棵大青松根部满地腐熟的松针下。埋好以后，把刚才用小刀挖出来的结了块的松针又按照原样放回去，接着，伸直胳膊，踮起脚尖，在那棵大青松厚厚的树皮上削下了一小块。他把树的方位记清楚了，这才出了树林来到山坡上，顺坡而下走到棚前。

现在是个光线很好的清晨。天空清澈高远，云还没有一点踪影。尼克跟妹妹在一起，觉得真是愉快。他心想：不管将来是怎样的结果，眼下我们还是应该开开心心地过。他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人只能过一天算一天，只有当下的今天才能作数。只要天还没黑，就还是今天，到了明天，就是又一个今天了。这一辈子来他懂得的道理，就数这一条最重要了。

今天天气晴朗，他背着枪来到营地，心里愉悦，不过罩在他们头上的烦恼事儿就像口袋里藏着只鱼钩，一路上不时还会把他扎痛。他们把背包留在棚里，大白天估计不大可能有狗熊来掏包里的东西，就算这儿有狗熊的话，也只会在山下沼泽地一带找浆果吃。不过尼克还是把那瓶威士忌在泉水背后埋了起来。

小妹还没有回来，尼克便在那棵倒伏的枯树上坐下，把枪检查好，他们烧火用的木柴就都是从这棵枯树上砍的。他们这会儿准备去打的是松鸡，因此他就退出了枪里的弹盒，把里面的长弹倒在手里，都放进一只麂皮袋，然后再在弹盒里装上点二二口径的短弹。短弹打起来没有那么响，打松鸡即使不能命中头部，也不至于会把肉打烂。

他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打算出发了。心里想：这丫头到底上哪儿去啦？可是再一想：别冒火嘛。不是你让她慢点儿的吗。别太紧张了。可是心里还是直发急，他为此生起自己的气来。

“我来啦，”妹妹说，“抱歉，我去了那么久。我大概走得太远了。”

“没事，”尼克说，“我们走吧。猪油桶你带上啦？”

“嗯，连盖子都带上了。”

他们顺着山坡向下走去，来到了小溪边。尼克朝溪流上游仔细观察了一阵，又把山坡上下一打量。妹妹只顾瞧着他。她把桶子都放在一个面粉袋里，拿另一只面粉袋一系，搭在肩上。

“你不带一根钓竿吗，尼基？”她问他。

“不带。要钓鱼的话我就现砍一根。”

他手里提着枪，走在妹妹的前头，跟小溪始终保持着一段小小的距离。这架势就是在打猎了。

“这条小溪真怪。”妹妹说。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小溪了。”尼克对她说。

“虽说是小溪，却又这样深得吓人。”

“这条小溪一直有泉水流进来，”尼克说，“而且还通着岸下，通得可深了。水也冷得不行，小妹。不信你试试。”

“哇，真的。”她说。冷得指头直发麻。

“太阳晒晒才暖和一点，”尼克说，“可也暖和不了很多。我们就慢慢一路走一路找东西打吧。再往下走有个地方就能采到浆果。”

他们沿着小溪走去。尼克一路端详着沿岸的地面。他看到了一只水貂的足迹，指给妹妹看了。他们还看见几只小小的红冠戴菊莺在杉树林里捕食昆虫，一纵一跳，敏捷灵巧，见兄妹俩走过去也不躲开。他们看到雪松太平鸟是那么文静娴雅、气度高贵，行走的姿势是那么优美动人，翅膀上和尾巴上覆羽处那火气般的星星点点更是迷人。小妹见了还说来着：“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鸟，尼基。这世界上绝对不会再有更美的鸟儿了。”

“长得就跟你的脸蛋一个样。”他说。

“得了，尼基。别开玩笑了。我看到雪松太平鸟，心里只觉得又激动、又高兴，连眼泪都流出来了。”

“这种鸟儿打个盘旋轻轻落下，踱上几步，那个姿态可真是又气派，又文雅，还很友好。”尼克说。

他们又继续往前走，突然尼克把枪一举，妹妹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哥哥的目标是什么，枪声已经响了。随即就听见了一只大飞禽掉在地上拍着翅膀乱扑腾的声音。她看见尼克接连按动扳机，又打出来两发子弹，每次枪响之后总能听见柳林里又是一阵翅膀乱扑的响动。紧接着只听见扑棱棱哄的一下子，从柳林里突然窜起一群褐色的大飞禽，其中有一只飞出了才不多远，就在柳树上落下，歪起了那有羽冠的脑袋，弯下了脖子里的那一圈羽毛，瞧着这边地下那几个还在扑腾的同伴。在红柳树上居高下望的那只飞禽长得又美丽又丰满，个头又特别大，朝下探出了脑袋，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尼克就又慢慢举起枪来，妹妹却悄声说：“得了，尼基。别打了。我们这就够了。”

“好吧，”尼克说，“这一只你打好吗？”

“不要，尼基。我不想打。”

尼克走进柳林里，捡起那三只松鸡，拿枪托把它们的脑袋一一砸过，拿去摊在青苔上。妹妹用手摸了摸，还挺暖和的，只只都是胸脯丰满、羽毛美丽。

“你就等着吃吧。”尼克说。他心里高兴极了。

“我现在倒为它们觉得难过呢，”妹妹说，“它们本来也跟我们一样，在享受美好的清晨。”

她仰头看了看还歇在柳树上的那只松鸡。

“瞧它的样子的确有点傻乎乎的，这会儿还在往下直瞪眼呢。”她说。

“每年这个季节的松鸡，印第安人管它们叫‘笨鸡’。它们总要尝过了挨打的滋味，才会学得乖一点。这种松鸡其实还不算真的笨鸡。有的松鸡就怎么也学不乖。那叫柳树松鸡。眼前的这种松鸡叫披肩松鸡。”

“我们可别学不乖才好哇，”妹妹说，“你去把它赶走了吧，尼基。”

“你来赶。”

“走吧走吧，松鸡。”

那松鸡一动也不动。

尼基举起枪来，那松鸡却还是对着他瞧。尼克知道他要是把这松鸡打死的话，妹妹免不了要难过，因此他就舌头一弹，尖起了嘴唇一呼啸，做出个松鸡从暗处一窜而出的声音，可是那松鸡却就是呆呆地对着他瞧。

“我们最好别招惹它了。”尼克说。

“真对不起，尼基，”妹妹说，“这只松鸡果然笨透了。”

“等吃到松鸡肉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尼克对她说，“你吃了就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打松鸡了。”

“眼下松鸡也是不准打的吗？”

“是的。不过现在松鸡长得正壮，这样的松鸡除了我们还有谁打得到？被我打死的大角可多了，大角只要捉得到松鸡，每天都要吃一只。这种大角老是捕鸟吃，好鸟都给它们吃光了。”

“大角要吃这只笨松鸡还不容易，”妹妹说，“这么一说我倒就不觉得难受了。你要不要拿个面粉袋装起来？”

“让我掏去了内脏，包上些凤尾草再装在袋里。从这儿到浆果地里就没有多少路了。”

他们背靠一棵杉树一坐，尼克把松鸡开了膛，掏出尚未冷却的内脏，托在右手里还觉得热乎乎的，拣出了可吃的脾肝之类，把其他的去掉，然后就拿到溪流里去洗干净。把松鸡拾掇干净以后，他理了理鸡毛，拿凤尾草一包，一起放在面粉袋里。他把面粉袋的袋口和两角用钓鱼绳子扎好，往肩上一搭，又回到小溪边，把不能吃的肚肠之类都扔了，他特意拣了几个鲜红的松鸡肺投出去，看鲑鱼在又急又猛的水流中浮上水面来。

“本来这作鱼饵倒是挺好的，可惜我们现在用不到鱼饵，”他说，“我们的鲑鱼就都暂时存在这小溪里吧，需要的话再随时来取。”

“这条小溪要是就在我们家附近的话，我们就能发财了。”妹妹说。

“要是那样的话鱼也早就给捕完了。像这样真正的原始小溪，如今基本看不到了。过了湖湾，那儿倒是也有一条，只是那个地方实在太难去了。我从没有带人来钓过鱼。”

“这小溪里有谁来钓鱼？”

“肯定不会有人。”

“这么说这小溪里就从来没有人来钓过鱼咯？”

“那倒也不是。原先是常有印第安人来打鱼的。不过自从他们不再干剥青松皮的买卖以后，他们就撤了营地，再也不来了。”

“埃文斯家那小子知道吗？”

“他不会知道。”尼克说。可是话出了口，又想了想，他心里却想得不安起来。埃文斯家的小子恍惚就在眼前。

“你在想什么，尼基？”

“我没想什么。”

“你明明在想什么。告诉我啊。我们可是同伴呀。”

“他说不定会知道，”尼克说，“该死的！搞不好他真的知道！”

“可你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是吧？”

“不知道！问题也就在这儿。要是知道了的话我就到别处去了。”

“说不定他这会儿已经摸到我们的营地上去了呢，”妹妹说。

“别说这样的晦气话。你真想把他招来吗？”

“哪儿的话呢，”她说，“真对不起，尼基，我不应该提起这个话头。”

“我倒觉得不是这样，”尼克说，“我很感激你的提醒。这事我早就想到了。只是一时忘了，就没有去想。今后我还真得多用脑子想想，一辈子也别忘记。”

“你总是在想事情。”

“就是没有在想这样的事。”

“得了，我们还是下山去采浆果吧，”小妹说，“现在就是要补救也已经没办法了，不是吗？”

“是啊，”尼克说，“我们采了浆果就回营地去吧。”

不过尼克现在总觉得这事不能不防，他一路都在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惊慌是万万不可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变化，不能乱了阵脚。他决定来这儿避风头的时候是那么个局面，现在还是那么个局面。说埃文斯家的小子以前跟踪他到这儿来过，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可能性不大。一次他走霍奇斯家的那条路到这儿来，那倒有可能被这小子盯过梢，但是想来却也未必。这条小溪里根本没有人来钓过鱼。这一点他完全可以肯定。不过，埃文斯家的那小子对钓鱼也没什么兴趣。

“那小杂种就爱跟踪我。”他说。

“这我知道，尼基。”

“他找我的麻烦已经有三次了。”

“这我知道，尼基。可你千万别杀死他呀。”

尼克心想：她就是防着这一点，才跟我一块儿来的。她就是防着这一点，才跟我来到了这么个地方。有她在身边，这种事我不能干。

“我知道我不能杀死他，”他说，“现在我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们就别再提这件事了吧。”

“只要你不杀死他，”妹妹说，“我们就没有解不开的难题，没有避不过的风头。”

“我们回营地去吧。”尼克说。

“不采浆果了？”

“改天再去采吧。”

“你有点不放心了吗，尼基？”

“是的。真对不起。”

“可回营地去又能怎么样呢？”

“有什么情况，我们也可以早些知道。”

“还照原来的打算走下去不行吗？”

“今天就算了吧。我不是害怕，小妹。你也不用害怕。可我不知怎么总有点不放心。”

尼克早已急忙忙离了小溪，走到了树林子里，他们就沿着树林边缘在树的阴凉里走。这样可以绕到山上，再从高处往营地上走。

他们从树林子里轻手轻脚地向营地上走过去。尼克提着枪走在前头。营地上显然没有人来过。

“你待在这儿别动，”尼克对妹妹说，“我先走远些去看看。”

他把装松鸡的面粉袋和打算装浆果的桶子都交给了小妹，自己向小溪上游走了好大一段路。一出妹妹的视线，他就把枪里的点二二口径短弹换上了长弹。心想：我不想打死他，可这子弹好歹还是应该换的。他在田野里仔细搜索了一遍，没发现任何人迹，于是就下山到小溪边，又朝下游方向走了一程，这才回到营地上。

“抱歉，小妹，我神经过敏了，”他说，“我们还是好好吃顿午饭吧，免得晚上做饭提心吊胆，生怕火光被人看到。”

“可我现在也开始担心了。”她说。

“你别担心，就跟之前一样，没有出现什么新的情况。”

“可这小子人还没来，我们就已经被吓得连浆果都不敢去采了。”

“我知道。可这小子并没有来。他也许从来就没有到这小溪一带来过。说不定我们这辈子也不会再见到他了。”

“尼基，他不在比在还叫我害怕。”

“我知道。可害怕也不是个办法呀。”

“我们怎么办呢？”

“这么办吧，我们等天黑了再做饭。”

“你怎么改变主意啦？”

“天黑以后他肯定就来不了了。要摸黑穿过沼泽地上这儿来是不可能的。清早，黄昏，还有深夜里，这三个时间是用不到担心他来的。我们得学着鹿的样子，就在这三个时间里出来活动。白天只好睡大觉。”

“很可能他根本就不会来。”

“是啊。很可能。”

“不过我还是能留下，是吗？”

“我应该送你回家。”

“别。请别送我回家，尼基。我不在的话，谁还能拦着你杀他？”

“你听我说，小妹，再也别提这个‘杀’字了。记住，我可从来没有说过要杀人。我不杀人，也永远不会杀人。”

“真的？”

“真的。”

“我真是太高兴了。”

“连高兴都不必。根本谁也没有说过要杀人。”

“好吧。那我就算从来没有想过，也从来没有说过。”

“我也一样。”

“那当然。”

“我根本连想都没有想过。”

他心想：好啊，你说你根本连想都没有想过。其实你从早到晚无时不在想。只是在她跟前你是千万不能想的，因为你一想她就能觉察，她可毕竟是你的妹妹，兄妹之间总是心有灵犀。

“你饿了吗，小妹？”

“还好。”

“那就啃一点硬巧克力吧，我去打些清凉的泉水来。”

“我不吃也没什么事。”

他们望着对面沼泽地外的青山上空，十一点钟，照例起了风，青山上空渐渐涌起了大朵大朵的白云。天空是一片高远澄澈的蓝，涌起的都是纯白的云朵，随着风势渐大，云都从山后腾空而起，升入了高高的中天，云影掠过了沼泽地，又掠过了山坡。这时树林子里也起了风，兄妹二人躺在树荫里，觉得凉风习习。铁皮桶里打来的泉水清凉爽口，巧克力虽然不是很苦，却是够硬的，嚼起来咔吧作响。

“这里的泉水还是不错的，比我们昨天第一次尝到的那一处泉水也差不了，”妹妹说，“吃了巧克力再喝，就觉得水更好喝了。”

“你饿了的话，我们就做饭吧。”

“你不饿，我就不饿。”

“我总是饿。我真傻，竟然吓得半路打住了，没敢去采浆果呢。”

“你不傻。你只是要回来查看一下。”

“我跟你说，小妹。在我们走过的林中空地附近有个好地方，我去过那儿，那儿也有浆果采。我们可以把东西都藏好了，我们就一路穿树林子上那儿去，采上满满的两桶，连明天的都采够。这一趟绝对值得。”

“好吧。我还可以。”

“你不饿？”

“不饿。吃了巧克力就一点都不觉得饿了。我更想留在这儿看会儿书。我们去打松鸡那会儿，走得就够多了。”

“好吧，”尼克说，“是因为昨天走了太多路，现在还觉得累吗？”

“恐怕还有点儿。”

“那我们就歇会儿吧。我来念《呼啸山庄》吧。”

“我都这么大了，还你念我听？”

“那有什么不行。”

“那你就念吧。”

“好。”

雨中的猫

旅馆里，只有两个美国客人留宿。他们进出房间，上下楼梯时，一路上碰到的人他们一个都不认识。他们的房间在二层，面朝着海，房间也与公园和战争纪念碑相对。公园里有大棕榈树，绿色的长椅。风和日丽的时候，时常能看到一个带着画架的艺术家。艺术家喜爱棕榈树的样子，也喜爱面朝着小公园和大海的旅馆艳丽的色彩。意大利人自远方赶来瞻仰战争纪念碑。纪念碑以青铜铸成，在雨水中泛出光芒。天正下着雨，雨水从棕榈树间滴落，在石子路的缝隙中形成积水。海水夹着雨呼啸而至，又顺着海滩退回去，接着，又夹着雨滚滚而来。停在战争纪念碑旁广场上的汽车都开走了。广场对面，一个侍者站在餐馆门口，朝着空阔的广场望去。

那美国太太站在窗前眺望，外面，就在他们的窗下，有只猫蜷在一张不断向下淌水的绿色桌子下。那只猫拼命缩成一团，好不让雨水淋湿。

“我去下头把那只猫带上来。”美国太太说。

“我去吧。”她丈夫从床上说。

“不，还是我去吧。外边那只可怜的小猫想在桌子下避雨。”

丈夫继续看书，他枕着两只枕头靠在床头。

“别淋湿了。”他说。

太太下了楼，她经过前台时，旅馆老板起身，向她弓腰致意。老板的办公桌就在前台的那一头。他是个老人，个子很高。

“下雨了。”太太说。她喜欢这个旅馆老板。

“是啊，太太，天气可真不怎么样。”

他立在幽暗的房间那一头的办公桌后头。

这个太太喜欢他。她喜欢他对待抱怨时，那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她喜欢他那严谨的态度，喜欢他愿意为她效劳的心态。她喜欢他那作为旅馆老板的自觉。她喜欢他那张上了年纪而饱经摧折的脸与那双大手。

她开门向外张望，雨下得很大。有个披着橡胶雨衣的人正穿过空荡荡的广场，向餐馆走去。那只猫大概就在右边附近，也许她可以沿着屋檐下过去。正当她站在门口时，有张伞从背后撑开了，原来是那个收拾他们房间的女侍者。

“您可不要淋湿了啊。”她笑着用意大利语说。不用想，一定是旅馆老板叫她来的。

侍女为她撑着伞，沿着石子路走到他们房间的窗下。桌子就在那里，被雨水洗刷得很干净，但那只猫却不见了。她突然感到十分失望，那个侍女抬眼望她。

“您丢了什么吗，太太？”

“刚刚这里有只猫。”年轻的美国太太说。

“猫？”

“是啊，一只猫。”

“一只猫？”侍女笑着说，“在雨里有猫？”

“是呀，”她说，“就在这张桌子下头。”接着她又说，“啊，我好想要它，我想要有只小猫。”

她说英语的时候，侍女的脸绷紧起来。

“走吧，太太，”她说，“我们进去吧，您该淋湿了。”

“我想也是。”年轻的美国太太说。

她们沿着石子路回去，进了旅馆内。侍女在外面收了伞。美国太太经过前台时，老板在桌后向她欠身。太太心里感到有点儿渺小和紧迫，不过这个老板的表现却令她觉得自己很渺小同时又很了不起，刹那间她觉得自己尊荣无比。她上了楼梯，打开房门，乔治在床上看书。

“猫带来啦？”他放下书本问。

“找不到了。”

“那它会跑到哪里去呢？”他说，暂且不看书，歇歇眼睛。

她在床边坐下。

“我好想要那只猫啊，”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那只可怜的小猫。可怜的小家伙在雨里可不大好。”

乔治继续看书。

她走过去，坐在梳妆台的镜子前，拿起手持镜子照了照自己。她端详着自己的侧脸，看完一侧，又看另一侧。接着，她又端详后脑勺和脖颈。

“我要是把头发留起来，你觉得怎么样？”她问，又照了照自己的侧脸。

乔治抬头来看着她的颈窝，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

“我喜欢你这样。”

“可我已经腻了，”她说，“我讨厌像个男孩子了。”

乔治在床上换个姿势。打她开始讲话，他的目光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她。

“你看起来漂亮极了。”他说。

她把镜子放在梳妆台上，走到窗边向外张望。天渐渐黑下来了。

“我要把头发向后梳得又紧又光滑，在脑后挽个大结，可以让我摸摸，”她说，“我想要只小猫来坐在我膝头上，只要抚摸它，它就咕噜咕噜叫起来。”

“哦？”乔治在床上说。

“我还要用银器饮食，我要点上烛火。我还要现在是春天，我要对镜子梳头，我要一只小猫，我要几件新衣裳。”

“啊，别说了，找点什么来看看吧。”乔治说。他又继续看书了。

他妻子向窗外望去。此刻，天已很黑了，雨水仍旧打着棕榈树。

“总之，我要一只猫，”她说，“我要一只猫，我现在就要一只猫。要是我没有长头发，也没有任何有趣的东西，我总可以有只猫吧。”

乔治不听她说话了，他在看书。他妻子望着窗外，广场上灯火已经亮起。

有人在敲门。

“请进。”乔治说。他从书本上抬起眼。

那侍女站在门口，紧抱着一只大玳瑁猫，放到地上。

“打扰了，”她说，“老板要我把这只猫给太太送来。”

在异乡

秋天，战争仍不断进行，但我们再也不去打仗了。米兰的深秋萧瑟寒冷，天黑得十分早。转眼间华灯初上，看着沿街的橱窗，感到无比惬意。店门外挂着许多野味：雪落在狐狸的皮毛上，寒风吹起它们柔软的尾巴；内脏被掏空的鹿，僵硬的沉甸甸地挂着；群鸟在冷风中飘摇，羽毛翻飞。这是一个寒冷的秋天，有风自山岗上吹来。

每天下午，我们都到医院去。傍晚时分，穿过闹市，有三条通往医院的路。其中两条沿着运河，可是太绕远。因此，人们总是从桥上横跨过去到医院。河上有三座桥，随便走哪座都能到。其中一座上面有个卖炒栗子的女人，站在她的炭火前全身都很暖和，炒栗子放在口袋中，也热乎乎的。这医院有些年头了，但风景很美。跨进大门，是个庭院，穿过去，再走过对面的那扇门，出去就到医院了。葬礼的仪式通常从院子里开始。老医院对面有几幢新造的砖砌阁楼。每天下午，我们在那里聚首，坐在为我们治疗的手术椅里，大家彬彬有礼，互相关心地询问各自的病情。

医生走到我的手术椅旁说：“战前你最喜欢什么？玩球吗？”

“对，踢足球。”我答。

“好，”他说，“你能重新踢足球的，还会比以前踢得更好。”

我的膝关节无法弯曲，从膝盖到踝节之间的小腿僵直，没有任何知觉。医疗器能使膝关节弯曲得像骑三轮车那样自由灵活。可是现下还不行，医疗器转到膝关节时便倾斜，不灵了。医生说：“一切都会顺利的。小伙子，你是个幸运儿。你会重拾足球的，像个锦标选手那样。”

旁边的手术椅中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小得像个孩子。上下运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拍打着僵硬的手指。轮到检查他时，少校对我眨眨眼，问医生：“大夫，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吗？”他的剑术非常高超，战前曾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剑术手。

医生回到诊所后的办公室，拿来一张照片，上面拍着一只萎缩的手，几乎同少校的一样小，那是治疗前照的，经过治疗后就显得大一点了。少校用健康的那只手拿着照片，十分仔细地瞧着，问道：“是枪伤吗？”

“工伤。”医生回答。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少校说着便把照片递还给医生。

“这下你总该有信心了吧？”

“不，没有。”少校答道。

每天，还有三个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小伙子到医院来。他们都是米兰人。一个想当律师，一个立志要做画家，另一个决心当兵。有时，一天的疗程完毕，我们一起步行回去，到斯卡拉(米兰著名的歌剧院)隔壁的柯瓦咖啡馆去。因为四人结伴，就敢于抄近路，经过共产党人聚居区。那里的人憎恨我们这些军官。我们走过时，一家酒店里有人喊叫：“Abassogliuiciali(意大利语，意为打倒军官)!”另外有个年轻人，偶尔也跟我们一起走，一共凑成五个人。

那时，他的鼻子被毁容了，有待于整形，脸上暂时蒙着一块黑丝绢。他从军校直接上前线，一小时后便受了伤。大夫们给他整过形，可是，或许由于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世家，医生怎么也没法把他的鼻子整成他期望的样子。他到过南美洲，在一家银行里工作——那都是陈年旧事了。我们谁都不知道战事将如何发展，只知道仗一直在打，但是，我们再也不用上前线了。

除了脸上包着黑丝绢的小伙子，我们都戴着同样的勋章；他在前线待得时间太短，所以没有得到勋章。那个想当律师、脸色苍白的高个子拥有三枚勋章，而我们各自只有一枚，因为他是意大利突击队上尉，久驻前线，九死一生，故而有些超然物外。事实上，我们都有些超脱。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里小聚，交情平淡如水。

尽管如此，每当我们穿过城里的“禁区”，到柯瓦咖啡馆去时，或在酒店里灯光璀璨、歌声萦绕之际，在黑夜中并肩而行。或者，当人行道上男男女女熙熙攘攘，我们不得不推开众人，挤到街上去的时候，便感到由于某种类似的遭遇而息息相通，这是那些讨厌我们的人无法理解的。

我们几个都很熟悉柯瓦咖啡馆，那儿富丽堂皇，温暖如春，灯光不太眩目，每天总有一段时间人声嘈杂，烟雾弥漫。姑娘们经常坐在桌边，壁架上摆着几份有插图的报纸。柯瓦的姑娘们很爱国。我发现，在意大利最爱国的是咖啡馆的姑娘。我想，她们现在还是爱国的。

最开始，因为我佩着勋章，那些小伙子对我颇为客气，问我是怎样获得勋章的。我便拿出奖状给他们看，上面尽是些冠冕堂皇的词语，诸如“fratellanza”，“abnegazione”(意大利语，意为“友爱”，“克己”)等等。这些辞令的真正涵意无非是：我的受奖仅仅由于我是个美国人。从那以后，伙伴们对我的态度有点变了。尽管跟外人相比，我还是他们的朋友。不错，我是他们的朋友。然而，自从看过奖状上的话后，他们不再把我当自己人了，因为经历不同，他们是历尽艰险才得到勋章的。没错，我确实负了伤，可大伙儿明白，战时负伤只是偶然不幸而已。不过，我从未感到对于受奖有愧。有时，在黄昏时分，喝得酩酊大醉，我也会想象自己也经历过伙伴们为得到勋章而干得惊天动地的一切。

可是，在秋风萧瑟的夜晚，街边的店铺都关了门，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街上踽踽而行，尽量挨着街灯往家走，这时便觉得，自己决不可能做那种冒险的事，我太怕死了！我时常夜间独自躺在床上，想到死就害怕，担心重返前线后的光景如何。

然而，佩勋章的三个人却像三只勇猛的猎鹰。虽然从未打过猎的人可能把我也看作兀鹰，但事实上我并不是。这一点他们三个也十分清楚，于是在心理上，跟我分道扬镳了。不过，那个在前线第一天就挂彩的小伙子同我仍是好朋友，因为他现在根本不会明白他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我喜欢他，因为我想他也不会变成鹰的。所以，别人也决不会把他看作知己的。

那位杰出的击剑手少校，坚决不相信人是勇敢的。每当我们坐在手术椅中，他总要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意大利语法。不过，他倒是夸我口语不错。我们轻松自如地用意大利语闲聊。有一天，我对他说，意大利语一学就通，实在太简单，我没什么兴趣了。“哦，不错，”少校说，“那不如研究一下语法，怎么样呢？”于是他开始教我语法。没过多久，我感到意大利语完全变了样，以致没想好语法之前，都不敢开口跟他说话了。

少校总是按时来医院，一天不落。但我可以肯定，少校不相信机械治疗。那段时间，我们谁都不信这玩艺儿。有一天，少校甚至说，这些东西全是胡闹。当时，那种医疗器械刚刚问世，我们正好去做试验品。这真是愚蠢的想法，他说：“理论就是理论。”当我学不好意大利语法时，他骂我是个丢脸的大笨蛋，并说他自己也是个傻瓜，何苦煞费心思来教我。少校身形矮小，却在手术椅中笔挺地坐着，他眼睛直盯着墙壁，将右手伸入机器，让牵引带夹着手指翻动。

“若真有一天，战争结束了，你有什么打算？”少校问我，“注意，语法要正确！”

“回美国。”

“结婚了吗？”

“没有，但很想。”

“你太蠢了。”他似乎很恼火，“一个男人决不能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应该，就是不该结婚，”他怒气冲冲地说，“就算是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至少不该使自己落到那步田地。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不会失去的东西。”

他眼睛直瞪着前面，显得非常恼怒、怨恨。

“可为什么一定会失去呢？”

“一定会失去，”他望着墙壁说，然后，低下头看着整形器，把那只小手从牵引带里抽出来，狠狠地拍打着大腿。“肯定会失去！”他几乎大吼了，“别跟我争辩！”接着他对看管机器的护理员叫道：“来，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

他回到另一间诊室去接受光疗和按摩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向医生请求借用电话，后来，他关上了门。他重新回到这间房间时，我正坐在另一只手术椅中。他披着斗篷，戴着帽子，径直朝我坐的地方走来，把一条胳膊搁在我的肩上。“真对不起，”他说，一面用那只好手拍拍我的肩膀，“刚才我太失礼了，我妻子刚去世，请原谅。”

“哦……”我为他惋惜，“真遗憾。”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从痛苦中走出来，太难了。”

他的目光越过我，望着窗外，接着他哭了。“我实在忘不掉这种悲痛。”他抽噎着，然后失声痛哭。接着他抬起头，目光茫然空洞，咬紧嘴唇，泪流满面。他挺起腰板，带着军人的姿态，走过一排排手术椅，出门离开。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很年轻，却死于肺炎。少校直到残废不能再上战场后，才跟她结婚。她只病了几天，谁也没想到她就这么死了。她过世后的三天，少校没上医院。

之后，他照常来就诊，只是军装的袖子上多了一块黑纱。那时，医院的墙上已经挂起镶着大镜框的片子，拍着各种病例在治疗前后的不同形状。在少校坐的手术椅的对面墙上，挂着三张照片，都是跟他类似的伤情，但都完全恢复了。

我不知道医生从哪儿弄来这些照片的。我一向以为，我们这些人是第一批来试验医疗器的。不过，少校对那些照片却很淡漠，他只是向着窗外，凝望着。

老人与海

一

他是个老头儿，独自驾了艘小船，在墨西哥湾流打鱼。出海有八十四天了，他连一条鱼都没逮到。头四十天，还有个小伙子跟着。但是，由于接连四十天也没捕到一条鱼，小伙子的父母说，这老头儿如今一定是走背运，晦气透顶。于是孩子只好遵从吩咐，上了另一条船，而在那条船上，头一个星期就捕了三条好鱼。见老人每日驾着空舟入港，小伙子心里很不好过。他总是下去帮他卸那些成卷的钓线，或是鱼钩和鱼叉，还有缠在桅杆上的风帆。帆上用面粉袋打着补丁，卷起来的时候，有如一面常败的旗帜。

老人瘦削而憔悴，颈后刻着深深的皱纹。脸颊上有些褐斑，那是热带海洋反射的阳光给他晒出的良性皮肤癌，这些褐斑遍布了他的双颊。他的手因常年拉钓线以拖拽大鱼，留下了深深的创痕。不过，没有一处伤痕是新的，都古老得如同无鱼的荒漠中风化的沙石。

除了那双眼睛，他的一切都是苍老的。可海蓝色的瞳仁是愉快的，仿佛从未曾战败。

“圣地亚哥，”他们从泊船处爬上岸时，小伙子对他说，“我又可以跟你出海了，我们赚了点钱。”

老人曾教他怎样打鱼，小伙子很爱他。

“不，”老人说，“现在你在一条运气不错的船上，还是跟着他们吧。”

“可你记得吧，有一次你八七十天没打到鱼，然后我们连着三个星期，天天捉到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不相信我才离开的。”

“是我爸叫我走的。我只是个小孩，得听他的。”

“我知道，”老人说，“理应如此。”

“他没什么信心。”

“他没有，”老人说，“可我们有。是不是？”

“是的，”小伙子说，“我请你到露台酒店喝杯啤酒，然后我们再把东西拿回家去。行不行？”

“那有什么不行的？”老人说，“大家都是渔夫嘛。”

他们在露台酒店坐着，很多渔夫取笑老人，他却并不生气。另有些年长的渔夫看看他，心里替他难过。不过他们并未表露出来，只是客气地谈论着水流与钓线入海的深度，还有稳定的好天气，以及他们的见闻。

今天满载而归的渔人都已经回来了，他们杀好大青花鱼，横铺在两块木板上，这样两头各一人扛着，一摇一晃地走到鱼房里，在那等着冷藏货车把鱼运到哈瓦纳市场去。捕到鲨鱼的人则把它们送到那小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厂去，用滑车把它们吊起来，取肝去鳍，剥掉皮，再把肉切成一条条预备腌起来。

东风一刮，鱼腥味就从海港那头的鲨鱼厂里吹过来。但今天只飘来一点淡淡的腥味。因为风向由东转北，又渐渐平息，露台上阳光充足，很是惬意。

“圣地亚哥。”小伙子唤他。

“嗯。”老人应道。他握着酒杯，正想着多年前的往事。

“我去搞些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好不好？”

“不用了。打棒球去吧。我还划得动，罗赫略也能帮我撒网。”

“可我想去。既然不能跟你一块儿出海，总能帮你做点什么。”

“你请我喝了杯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你第一次带我到船上那会儿，我多大？”

“五岁，当年你还差点送了命，那天我把鱼拖上来时，它活蹦乱跳地差点把船弄碎，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那鱼尾巴砰砰地使劲拍打乱扫，撞断了船的坐板，还有你用木棒打它的声音。我记得你把我扔到船头，那儿堆着湿淋淋的成卷的钓线，我觉得整个船都在抖，还有你用木棒打它的声音，就像砍树一样，我混身都是甜腻的血腥味。”

“你是真记得那回事儿，还是听我说过？”

“打我们头一次一块儿出海开始，我什么都记得。”

老人用他那饱经日晒的坚定双眼，慈爱地望着他。

“你要是我的孩子，我就带你出去闯一闯，”他说，“但你是你爸妈的孩子，而且你现在又在一条运气不错的船上。”

“我去弄点沙丁鱼好吗？我还知道哪儿能弄到四条鱼饵。”

“我今天还有剩下的，已经放在盒子里腌着呢。”

“就让我去弄四条新鲜的吧。”

“一条就行。”老人说，他从未失去希望和信心。但现在变得更加鲜明有力，犹如一阵微风升腾而起。

“两条。”小伙子说。

“那就两条吧，”老人同意了，“可不是偷来的吧？”

“我倒想偷，”孩子说，“不过，这几个可是我买的。”

“谢谢你。”老人说。他很随性，对自己何时变得如此谦虚也不惊讶。但是他现在就是这样，并不觉得谦虚有什么丢脸，而且也无损他真正的自尊。

“看这潮水，明天是个好天。”他说。

“你准备去哪儿？”小伙子问。

“一路去远海，等风向改变了再回来。天亮前我就走。”

“那我也想办法，叫船主也去远海去打鱼，”小伙子说，“那样，要是你钓着一条大家伙，我们也可以帮你。”

“他可不爱去太远的地方打鱼。”

“也是，”小伙子说，“可我能看到些他看不见的东西，譬如有只鸟在捉鱼，那我就可以引他去远海捕海豚。”

“他的眼睛那么糟了？”

“差不多全瞎了。”

“怪了，”老人说，“他又没去捕过海龟，那才最伤眼睛呢。”

“可你在莫斯基托海岸那边捕了那么多年海龟，眼睛还是很好啊。”

“我可是个怪老头子。”

“不过，你现在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

“我觉得还可以，何况还有很多诀窍嘛。”

“我们把东西拿回去吧，”小伙子说，“我好去拿网抓点沙丁鱼。”

二

他们拿起船上的捕鱼的家什。老人扛着桅杆，小伙子搬着木箱，箱子里装着成卷的密编棕色钓线，还有鱼钩、鱼叉和叉柄。船尾放着盛鱼饵的盒子，旁边有根木棍，是用来对付拖到船边的大鱼的。没人会偷老人的东西，但是帆和粗钓线还是拿回家去的好，这些东西怕露水，而且，虽然他很肯定本地人不会偷他的东西，但他觉得没必要把鱼钩和鱼叉丢在船上，引诱人家。

两人一起沿着路走到老人的棚屋前，从敞开的门进去。老人把裹着帆的桅杆靠墙放下，小伙子把箱子和其它渔具搁在旁边。桅杆差不多和这间棚子一样长。

小屋是用一种叫“瓜诺”的海鸟粪便(用作肥料)和大棕榈树坚韧的芽盾筑成。棚子里有一床，一桌，一椅，和一块烧炭做饭的泥地。棕色的墙，是用纤维结实的棕榈叶压扁摊平砌成的，墙上挂着一幅彩色的《基督圣心图》，另一幅是《科伯圣女图》。这都是他妻子的遗物。本来，墙上还有一张他妻子的着色照片，但后来他给拿下来了，他看了就觉得凄凉寂寞。如今搁在墙角的木架上，压在他的干净衬衫底下。

“你有什么吃的没？”小伙子问。

“一锅黄米饭就着鱼吃，你要不要来点？”

“不，我回家吃。用不用我生火？”

“不用了，等会儿我自己来。要么凉着吃也行。”

“我能把渔网带走吗？”

“当然。”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网，小伙子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它卖掉的。不过，他们每天都要把这场戏演一遍。小伙子还知道，也并没有黄米饭和鱼。

“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字，”老人说，“想不想看我捕条剖干净了有一千磅的大鱼？”

“我去拿网捞沙丁鱼去，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好不好？”

“好。我有张昨天的报纸，可以看看棒球赛的消息。”

小伙子不知道这份昨天的报纸是否也是虚构的。不过，老人从床底掏出了报纸。

“佩竺利珂在酒窖里给我的。”他解释道。

“抓到沙丁鱼后我就回来。我准备把咱们的鱼放在一起冰镇。到了明早咱们分着用。等我回来，你再给我讲讲棒球赛的新闻。”

“扬基队是不会输的。”

“可我怕克利夫兰的印第安队。”

“我的孩子，你要对扬基队有信心。想想伟大的狄玛吉奥。”

“底特律的老虎队和克利夫兰的印第安队我都怕。”

“当心点，否则你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的白袜队都要怕起来了。”

“你仔细看，等我回来告诉我。”

“你说我们要不要买张尾数是85的彩票？明天就是第八十五天了。”

“可以啊，”小伙子说，“但是你上次创下的可是八十七天的伟大纪录，这又怎么说呢？”

“倒霉事不会有第二遭的。你觉得能搞到尾数是八十五的彩票吗？”

“我可以订一张。”

“一张，就要两块五。我们能跟谁借钱呢？”

“那很容易，两块五我总借得到的。”

“我想或许我也借得到，但我尽量不借。先是借钱，再下去就要讨饭了。”

“老头子你穿得暖和点，”小伙子说，“要知道现在已经是九月了。”

“正是捕大鱼的月份，”老人说，“五月里任人都能打到鱼，不稀奇的。”

“我现在去拿沙丁鱼。”小伙子说。

小伙子回来的时候，老人坐在椅上睡着了，日头也已下山。小伙子把床上那条旧军毯拿来，摊在椅背上，盖着老人的肩膀。那副肩膀很怪，虽然很老了，但仍旧壮健。颈项也同样有力，老人睡着时垂着头，颈上的皱纹也没那样明显。他的衬衫补过许多次，简直和那张帆差不多了，补丁被太阳晒得褪成深浅不一的颜色。但他的头部衰老得很厉害，只要阖上眼，脸上就一点生气都没有了。报纸摊在他的膝头，因为被一只胳膊压着，而没叫晚风吹去。老人打着赤脚。

小伙子没打扰他，等他再回来的时候，老人仍在睡着。

“老头子，醒醒吧。”小伙子说着，把手放在老人的一个膝盖上。

老人张开眼睛，在那一刹那，他似乎从很远的地方回来。随后他笑了。

“你拿着什么？”他问。

“晚饭，”小伙子说，“我们该吃晚饭了。”

“我不大饿。”

“来吃吧，你不能打鱼不吃东西啊。”

“我这么干过。”老人说着起身，把报纸收了折好，然后他开始叠毯子。

“还是把毯子披在身上吧，”小伙子说，“我有生之年，决不让你空着肚子打鱼。”

“那么你好好保重，活长点，”老人说，“我们吃什么？”

“黑豆饭，煎香蕉。还有点炖菜。”

小伙子把饭菜装在一个双层的金属品食盒里，从露台酒店带回来。口袋里装着两副刀叉和匙子，分别用餐巾纸包好。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那家酒店老板。”

“我得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了，”小伙子说，“你用不着再谢他。”

“我下回要给他条大鱼的肚子肉，”老人说，“他给我们东西不止一次了吧？”

“我想是的。”

“那除了肚肉一定还要多给他点，他很照顾我们。”

“他还捎来两瓶啤酒。”

“我最喜欢罐装啤酒。”

“我知道，但这是瓶装的，阿图埃啤酒，回头我把瓶送回去。”

“多亏你了，”老人说，“咱们该吃了吧？”

“我刚才就叫你吃了，”小伙子和气地说，“我想等你预备好了再把饭盒打开。”

三

“我预备好啦，”老人说，“我只需要花点时间洗洗手和脸。”

你在哪洗呢？小伙子想。村子里的蓄水处，要沿着大路走两条街。我该把水带过来的，小伙子想，而且还需要带块肥皂和一条干净的毛巾。我怎么这么粗心？我得给他再弄件衬衫，还有过冬的夹克和一双随便什么鞋子，且另外再弄条毯子来。

“你这炖菜真不错。”老人说。

“讲讲棒球赛的事儿吧。”小伙子请求他。

“在全美职业棒球联赛里，就扬基队有看头，我早就说过。”老人说得眉开眼笑。

“他们今天输了。”小伙子告诉他。

“那不要紧。伟大的狄玛吉奥又恢复了往日的雄风。”

“他们队里也还有别人呐。”

“那自然。可是有了他就不一样了。在另一个联赛里，是布鲁克林对费城，我肯定支持布鲁克林队。可是我又想起狄克·西斯勒，在老球场里那些漂亮的击球。”

“那几球谁也比不了，我见过的也只有他打那么远。”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他常到露台酒店来？我想带他出海打鱼，可我胆子太小，没敢约他。后来叫你邀他，你也胆子太小。”

“我记得，我们可犯了个大错。他也说不定会跟我们去的。那样，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真想带大球星狄玛吉奥去打鱼。”老人说，“他们说他父亲是个渔夫。也许他从前也跟我们一样穷，还能说得上话。”

“大球星西斯勒的父亲从来没穷过，他父亲在我这个年纪的就在大联赛里打球了。”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一条专跑非洲的方帆船上当水手，有一晚我在海岸上看见过狮子。”

“我知道，你跟我讲过。”

“我们是聊非洲呢，还是聊聊棒球？”

“我想还是聊聊棒球吧，”小伙子说，“说说大球星约翰·J·马圭诺的事。”他把“J”念成了“霍塔”。

“早先他有时也到露台酒店来，不过酒一下肚就立刻变得粗鲁起来，说话也很噎人，难伺候着呢。他的心思都在赛马和棒球上，因为他口袋里时时刻刻都装着马的名单，电话里也张口闭口是马的名字。”

“他是个能干的球队经理，”小伙子说，“我父亲认为他是这方面的顶尖高手。”

“那是因为他常来，”老人说，“如果杜洛奇持续每年来这儿，你父母也肯定认为他才是最了不起的经理。”

“究竟谁是最厉害的经理呢，鲁格还是迈克冈沙列兹？”

“我觉得他们俩不分上下。”

“最好的渔夫是你了。”

“不。我知道有人比我强。”

“哪儿能呢！”小伙子说，“是有许多打鱼的好把式，也有几个很了不起的。可你是独一无二的。”

“谢谢，你的话叫我听了真高兴。我希望别是条大到我应付不了的鱼，显得我们是在瞎吹了。”

“只要你还像你说的那么健朗，就不会有那样的鱼。”

“也许我不像我想的那么有力气了，”老人说，“可我知道许多诀窍，而且我有决心。”

“你现在该睡了，这样明早才有精神。我把东西送回露台酒店去。”

“那么晚安了，我明天早上叫醒你。”

“你就是我的闹钟。”小伙子说。

“年纪是我的闹钟，”老人说，“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都醒得那么早？是不是为了要这一天长点儿？”

“我不知道，”小伙子说，“我就知道年轻人醒得沉，睡得晚。”

“我会记得的，”老人说，“我会按时叫你。”

“我不喜欢让他来叫醒我。好像我比不上他似的。”

“我知道。”

“老头子，睡个好觉。”

小伙子出去了。他们吃饭时，桌上并没有点灯。老人脱掉长裤，摸黑上床。他把裤子卷起来当作枕头，把报纸塞在里面。然后他把毯子裹在身上，睡在了铺在弹簧床的旧报纸上面。

他很快就睡熟了，梦见年青时所见的非洲，长长的金色海滩，和那白得耀眼的海岸。还有那崇高的海岬，与褐色的大山。如今，他每晚都回到那道海岸，在梦里他听见海涛的吼声，遥望土著人的小船破浪而来。他嗅到甲板上沥青和填絮的气味，还闻到清晨陆风吹来的非洲气息。

通常，一嗅到陆地上吹来的风，他就醒了，穿上衣裳去叫醒那小伙子。但今夜，陆风来得太早，他在梦里也知道时间还早，继而沉浸梦乡，他看见群岛的白色山顶从海面升起，然后梦到加那利群岛的各个港湾和锚泊地。

他不再梦见风暴，不再梦见女人，不再梦见惊人的遭遇，或是大鱼、打架、角力，也不梦见他的妻子。他现在只梦见各种地方，还有海滩上的狮子。它们像小的猫一样在黄昏中嬉戏，他爱它们，就像他爱那小伙子一样。他从来不梦见那个小伙子。他就这么醒来了，由敞开的门扉望望月亮，然后摊开裤子穿上。他在茅棚外溺了泡尿，然后沿着大路走去叫醒那小伙子。他在清晨的寒冷中颤抖着。但是他知道抖一会儿就会暖和的。而且要不了多久他就要划船了。

小伙子住的房子，门没有上闩，他推开门，光脚悄悄走进去。小伙子睡在第一间屋里的小帆布床上，借着屋外残月的光芒，老人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他。他轻轻握住小伙子的一只脚，一直握着它，直到那小伙子醒过来，翻过身来向他望着。老人点点头，小伙子从床旁边一张椅子上拿来他的长裤，坐在床上把裤子套上去。

老人走出门去，小伙子跟在后面，还在打瞌睡，老人把手臂搁在他肩膀上说:“我很抱歉。”

“哪里”小伙子说，“男子汉就该这样。”

他们顺着路往老人的小茅棚走去，一路上，有许多人赤着脚摸黑走动，扛着他们渔船的桅杆。

他们走进老人的茅棚，小伙子拿起鱼篓中的一卷卷钓线、鱼钩和鱼叉，老人把布帆卷在桅杆上面，扛在肩膀上。

“你想喝咖啡吗？”小伙子问。

“咱们把家什放在船上再喝吧。”

他们到了一个专供渔夫清晨时用早餐的早点摊，就着炼乳罐喝咖啡。

“老头子，你睡得好吗？”小伙子问。他可算清醒过来了，但仍未完全摆脱睡意。

“很好，玛诺林，”老人说，“今天我很有把握。”

“我也是，”小伙子说，“现在我得去拿你的沙丁鱼和我的那份，还有你的新鲜鱼饵。他总是自己拿渔具，从不叫人帮着拿任何东西。”

“咱们可不一样，”老人说，“你才五岁的时候，我就让你帮着拿东西了。”

“我知道，”小伙子说，“我马上回来。你再喝杯咖啡吧。咱们在这儿可以赊账。”

他走开了，在珊瑚礁上赤着脚，走到冷藏鱼饵的冰库去。

老人慢悠悠地喝着咖啡。他一整天就吃这么点东西，他知道应当用光它。长久以来，他都对吃喝十分厌倦，现在出海，也从来不带午饭。他在船头放一瓶水，即可满足一天所需。

小伙子现在拿了沙丁鱼回来，还有那两份包在报纸里的鱼饵。他们脚底踩着砂石，沿着小径向小船走去，两人把小船抬起来，推进水里去。

“老头子，祝你好运。”

“祝你好运。”老人说，他将桨绳套在桨栓上，俯身向前，借由桨在水中向后的推力，在黑暗中出港。别处的海滩上也有船出海，月已落山，老人虽然看不见他们，却能听到他们的桨落到水中划动的声响。

四

偶尔能听到有人在船上讲话，但是这些船大都是静默的，只有桨落在水里的声音。大家出了海湾口，就各自分散开来，划向自己认为有望捕到鱼的海域。老人知道自己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他把土地的味道丢在身后，划着船进到清晨海洋的气息中去。他看见湾海里水草发出的磷光，这便是渔夫们称为“大井”的海面上。

因为这里的海面下，是陡降七百英寻的深坑，急流冲击深渊的峭壁，激起漩涡，因而聚集了各种鱼类。还有虾和用作钓饵的鱼类，在海底洞穴的最深处，有时有成群的乌贼。夜晚，它们浮到靠近海面的地方，成了来往鱼类的食物。

黑暗中，老人感到黎明将近，他划着划着，听见飞鱼出水时的颤抖声，还有他们挺直的鱼鳍飞越黑暗时的嗖嗖声。他非常喜欢飞鱼，因为在海洋上，他们是他主要的朋友。他为鸟雀们发愁，尤其是纤小的黑燕鸥，终日飞翔寻觅，却一无所获。他想，除了那些靠掠夺为生的猛禽和那些健壮的大鸟，其他鸟儿的生活可比我们苦。

为什么造物令鸟儿像燕鸥这般纤弱，而海洋如此残酷？大海是仁慈美丽的，但有时她也可以变得残酷——只在转瞬之间；那些飞鸟，时而潜进去觅食，发出哀哀的叫声，它们生而纤弱，实在不适合在海上生活。

他总将大海称为“lamar(海姑娘)”。在西班牙语里，这是人们对海的爱称。有时候，爱她的人也会说她的坏话，但仍是像对女人的口吻。有些年轻的渔夫，他们用浮标做钓线的浮子，靠鲨鱼肝赚了大钱买了小汽艇，他们称她为“elmar(海浪)”，这是男性的说法。他们说到她的时候是将她当作一个竞争对手，或是个地方，甚至当作一个仇敌。不过，老人总认为海是女性的，她可以给人很大的恩宠，也可以收回，倘若她做出野蛮、荒唐的坏事，那也是因她不由自主。月亮对于她的影响，就如同月亮对女人的影响一般，他想着。

他从容地向前划，并不费力，因为他控制在正常的速度内，而且，除了偶尔起些小漩涡，海面风平浪静。他借浪潮之力省了三分之一的力气，天刚刚破晓的时候，他发现他所处的位置远远超出预期。

他想，我在大井这片海，已转悠了一礼拜，却一无所获。今天我到成群的鲣鱼和大青花鱼聚集的地方去，没准它们之中混着条大鱼。

天还未完全亮，他就将钓饵放入水下去，船顺着潮水漂流着。一个饵放到四十英寻，第二个是七十五英寻，第三第四个各在一百和一百二十五英寻的深蓝海水中。每个鱼饵都是头朝下，钩子穿进饵身，牢牢缝实。伸在外头的钩弯和钩尖全用些新鲜沙丁鱼遮严了。每一条沙丁鱼从双眼里穿进去，它们穿在那铁钩上像半只花环一样，钩子上，凡是大鱼碰得到的地方，没有一部分不是香甜美味的。

那小伙子给了他两条新鲜的小鲔鱼，又叫大青花鱼，像两块铅一样，悬在最深处的两根钓线上。另外两根钓线上，他放了之前用过的一条青色的鲹鱼和一条黄梭鱼，不过保存得还好，加上新鲜的沙丁鱼后，令它们鲜美诱人。每根钓线都有一支大铅笔那么粗，一端缠在青皮杆上，只要鱼饵被一拉或一碰，那木杆就往下一坠。每一根钓线还有两卷四十英寻的备用线，必要时，这绳子还可以接上其余的备用线上，这样，就算一条鱼拉出三百英寻以上的钓线也不碍事。

现在，老人一面盯着船边的三根钓杆是否下沉，一面慢慢划桨，使钓线垂直，保持各自适当的深度。天色很亮了，太阳随时会升起。

太阳淡淡地从海中升起，老人看见别的船，低低地贴着水面漂浮，靠近海岸，散布在海流上。接着，太阳愈亮，耀眼的光芒照射在水上。然后，当太阳完全从海中跃出时，平坦的海面反射到他眼中的阳光，让他觉得刺眼极了，他避开光，自顾划船。他向水下看，注视着一直垂进黑暗的水下的钓线。他把钓线投得比谁的都直，这样，在黑暗的水流中，每一个他所计划的深度都有一个鱼饵在那儿，等着过往的游鱼上钩。别人则让那些饵顺水漂着，有时候渔夫以为它在一百英里，其实只在六十英里。

可我总要让它们保持精准，他想。只不过是不走运。但谁知道呢？也许今天就有好运气。每一天都是崭新的。运气好自然更好，但我还是宁愿时时将工夫做到家。这样，当好运来的时候，你已准备好迎接了。

现下，太阳已经升起两个钟头了，向东方望去，已经不那么刺眼了。这会儿他只瞅得见三只船，它们看起来很低矮，远远地挨着岸边。

他想，我这辈子，看了早晨的太阳总是眼睛痛，但眼力还是很好。黄昏时我可以直视太阳，也不会眼前发黑，其实黄昏时的光线更强，可早晨看眼睛会疼。

正在这时，他看见一只黑羽长翅的军舰鸟，在他前方的天空中盘旋。它倏地后掠双翅俯冲，然后再度盘旋。

“它逮到了点什么，”老人大声说，“它不光是在找。”

他缓缓划向鸟盘旋的地方。他并不匆忙，仍旧保持着钓线上下垂直。但是稍稍加紧了摇桨的速度，好把钓线带紧些，但他捕鱼的方式仍是对的，若不是想利用那只鸟，他不必如此。

那鸟在空中飞得高些，又盘旋起来，翅膀一动不动，然后，突然俯冲下来。老人看见飞鱼从水中跃出，拼命地在水面奔逃。

“海豚，”老人大叫，“大海豚。”

他搁下桨，从船头拿出一根小钓线。上面有一段铁丝和一个中号钓钩，他装上一条沙丁鱼作饵。将它顺着船边放下去，然后把另一端系在船尾螺丝钉上。接着，他给另一根钓线也挂上饵，把它丢在那里，盘成团仍在船头阴凉的角落里。他继续划船，注视着那长翅黑鸟，此刻那鸟又在水面低飞觅食。

他正瞧着，那鸟再度倾斜着两翼俯冲下来，接着猛烈却徒然地拍打着翅膀，追逐飞鱼。老人看见成群的大海豚追逐着逃窜的飞鱼，将海面掀得微微隆起。海豚在水下破浪而行，一旦飞鱼力竭坠入海中，它们便全速赶到。老人想，这是一大群海豚啊，它们分布很广，飞鱼没什么逃命的机会。也轮不到那只鸟。飞鱼太大了，它衔不住，而且它们速度也很快。

五

他看见那些飞鱼一次次冲出水面，黑鸟一次次地徒劳无功。这一群已经捉不住了，老人想。它们游得太快，太远。可说不定可以捉住一只离群的，或许我的大鱼就在海豚附近。我的大鱼一定在什么地方。

陆地上的云如山峦迭起，海岸不过是一道狭长的绿线，背后山色青灰。此刻，水成了深蓝色的，深得发紫。他俯视海水，黝暗的水面中，浮着红色的浮游生物，还有阳光反射出的异彩。他守着钓线，令它们笔直垂到水中，看不见的海里，他很高兴看到许多海藻，这意味着附近有鱼。太阳又升高了些，阳光照在水中变幻出奇异的光，是好天气的兆头，陆地上空云团也如此。但是，那鸟现在几乎看不见了，水面空荡，只有几摊黄色马尾藻，被太阳晒褪了色，还有一只浮在船边的僧帽水母，胶状的紫色气囊泛出淡彩。它翻了个身，然后又回正，像个气泡一般愉快地漂浮着，细长的，有毒的紫须拖在水里有一码远。

“Aguamala(指水母，西班牙语，意为“被破坏的海水”科学解释为“赤潮”。因其触须上的粘液有毒)，”老人说，“你这婊子。”

他轻轻摇着桨，凝望着水中，见那颜色如垂悬的触丝一般的小鱼，在细丝和气囊漂游的阴影下穿梭。这些小鱼不怕水母的毒性。但人却不能。有时候紫色粘稠的毒丝缠在钓线上，老人捕鱼时碰到，他的手臂和手掌就会一条条地红肿起来，就像接触了毒藤和毒橡树一样。只不过水母的毒性发作得快，像被抽了一鞭那样疼。

那发着虹光的气泡很美，但是它们是海中最虚伪的东西。老人爱看那些大海龟吃它们的样子，乌龟见了它们，就迎面游去，然后闭起眼睛，缩到壳里，将他们连同触丝都一起吞下去。老人爱看海龟吃它们，暴风雨后到海滩上，若遇到它们，老人就用生着老茧的脚踩踏它们，他爱听它们啪啪迸碎的声音。

他喜欢青龟和玳瑁，它们优雅，敏捷，又非常值钱。但他对庞大的红海龟则有些友善的藐视，它们动不动便怯懦地缩进龟壳里，交媾的方式也很奇怪，还会自我陶醉地闭着眼睛吃水母。

他并不认为海龟有什么神秘，虽然在捕龟船上干过许多年。他很同情它们，就连那些身子有小船这么长，一吨重的棱皮龟也一样。大多数的人都对海龟很残酷，因为一只海龟被屠杀剖开后，它的心脏还能跳动好几个钟头。可老人想，我也有这样一颗心脏，我的手脚也跟它们的似的。为了滋补，整个五月他都在吃白色的海龟蛋。这令他在九月十月里足够强壮，去逮地地道道的大鱼。

此外，他每天还喝一杯鲨鱼肝油，就在渔民存放渔具的小屋里有个大桶，渔民要吃都可以去吃。大多数的渔民都讨厌那个味道。但比起每天摸黑早起，也不算多糟糕，而且这鱼肝油可以预防风寒和流感，对眼睛也有好处。

老人此刻抬眼，望见那鸟又在那里盘旋了。

“它找到鱼了。”老人大声道。没有飞鱼冲破水面，也不见鱼儿四处逃散。但正当老人望着时，有条小鲔鱼跃入空中，翻了个身，又头朝下地跌进水中。那鲔鱼在阳光下银闪闪的，它落到水中后，另外几条又接二连三地跳出来，它们四下乱蹦，搅得水花四溅，跳得老远去追鱼饵。它们绕着它兜圈子，向前驱赶着。

老人想，倘若它们游得不太快，我就可以下手了，他看着那一群鱼把水都搅白了，那黑鸟倏地飞下来，鱼饵鱼在惊慌之下被逼出了水面。

“这鸟真是个好帮手。”老人说。正在这时候，船后梢那本来有一圈被他踩着的钓线，这时候在他脚下绷紧了。他搁下桨来，牢牢拉紧绳子，准备把它拉上来，他可以感觉到那小鲔鱼颤抖着挣扎。他越往上拉，它颤抖得越厉害，他可以在水里看见那条鱼的青色背脊和金黄色的侧腹，他紧接着把它一甩甩过船舷，甩到船里去。它躺在被阳光照耀的船尾，可见身体很结实，就像一颗枪弹，瞪着它愚蠢的大眼睛，急速颤抖着它那尖溜利落的精巧尾巴，拼命地啪啪猛打船板。老人动了恻隐之心，在它头上猛踢了一下，然后把它踢到船尾的阴影中，它的身体还在那里颤抖着。

“大青花鱼，”他自言自语道，“用它作饵再好不过了，得有十磅重。”

他不记得他是从什么时候起，独自一人时，会自言自语了。从前，他独自待着时就唱唱歌，有时候在夜里唱，那是在小渔船或者捕海龟的小艇上值班掌舵时的事。他大概是在那小伙子离开了他后，独自待着时才开始自言自语的。但是他也记不清了。他跟那小伙子一起捕鱼时，一般只有在必要时才说话。譬如在夜晚，或者，被暴风雨困在海上的坏天气。若非必要不在海上说话，这被认为是种美德，老人也一向这么认为，始终遵守它。可是眼下，因为没有旁人会受到他的打扰，他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声来有好几次了。

“要是别人听见我自言自语，一定会以为我疯了，”他又自言自语，“但是我既然没有疯，那管他呢，我说我的。有钱人在船上有收音机和他们讲话，而且还把棒球的新闻报告给他们听。”

现在不是想棒球的时候，他想，眼下只能想一件事。那就是我生来要做的事。也许在这一群鱼附近有一条大的，他想。刚才那些大青花鱼来吞饵，我只捉了一条落了单的。但是它们去得很远，游得又快。今天出现在海面上的一切都游得极快，而且都是向东北方向去。天天到了这个时候都这样吗？还是我看不出的天气的征兆呢？

此刻，现在他望不到那一线绿岸了，只有那青山的白顶，仿佛覆盖着积雪，天上的那些云，看起来像是高踞小岗之上的重重雪山。海水十分幽暗，日光在水中投下一道道光柱。海面下亿万的浮游，在高悬的太阳下也渺无踪影了。老人能看见的，只有那深入蓝色的水里映出的一道道巨大的光柱。还有他笔直入水一英里深的钓线。

鲔鱼又都下去了。渔夫们把那一种鱼笼统地全称为鲔鱼，只有在贩卖它们或是物物交易、用它们去换饵的时候，才分清楚各种不同的鲔鱼，使用正确的名字。太阳现在很热了，老人觉得它晒在颈后，他一面划着船，觉得背上的汗往下流。

他想，我本可以让船顺水漂流着，睡一觉，把钓线绕一圈在大脚趾上，钓线一动我就醒了。但是今天是八十五天了，得好好干一天。

正在这时候，他看着看着，发现有一只伸出去的青色木杆猛然往下坠。

“来了，”他说，“来了！”他小心地把桨放下，免得晃动那只船。他伸手去拿那根钓线，把它轻轻地捏在右手的拇指与食指之间。他觉得绳子另一端并没有东西在那里拉着，也没有重量，他轻轻捏着那钓线。然后，又来了。这次是试探性地一拉，并不是结结实实拉着，也不沉重。他确实知道了这是什么。一英里下，一条马林鱼在那里吃钩子尖上和钩子中段的沙丁鱼——那手工锻炼成的铁钩穿着一条小鲔鱼，鱼头上戳出的一部分，上面也盖满了沙丁鱼。

老人小心翼翼地捏着钓线，然后轻轻地用左手把它从杆上解下来。这样他可以让钓线从他手指里滑过去，而那鱼不会觉得被拽住。

游得这样远，又是这个月份，一定是条大鱼啊，他想。吃吧，鱼啊。吃吧。请吃吧。这些沙丁鱼多么新鲜呀，而你在那六百英尺下黑暗寒冷的水里。你在那黑暗中再兜一个圈子，再回来吃吧。

他觉得那轻微的细致的拉曳，然后有一次拉得重些，一定是有一条沙丁鱼的头很难从钩子上扯下来。接着便没有动静了。

“来，来。”老人自言自语，“再兜一个圈子。你闻闻看。这些沙丁鱼是不是可爱极了？好好地吃吧，然后还有那条新鲜的鲔鱼。坚实、冰凉、又鲜美。鱼儿啊，别难为情。吃吧。”

他等候着，把钓线捏在拇指与食指之间，看守着它，也守着其余的钓线，因为那鱼也许会游来游去。然后那同样轻微的拉曳又来了。

“他会咬的，”老人自言自语，“上帝帮助它咬吧。”

然而它并没有咬。它去了，老人什么都不觉得了。

“它不会走的，”他说，“耶稣知道它不会走的。它在那里兜圈子。也许它曾经上过钩，它还有点记得。”

然后他觉得钓线上有一种轻柔的接触，他快乐了。

“它刚才不过是在那里兜圈子，”他说，“它会咬的。”

他受着那轻微的拉力很高兴，然后他觉得那边猛烈地一拖，沉重得简直不能相信。是整条鱼的重量。他就让这根钓线往下放，放。两卷备而不用的绳子，第一卷已经被拉下去了。它从老人手指间轻轻地滑下去，他的拇指捏得并不紧，但是他仍旧可以感到那巨大的重量。

“多么大的鱼呀，”他说，“它现在把鱼食横叼在嘴里，带着它走了。”

然后它会打个转，把它吞下去，他盘算着。他没有说出来，因为他知道，若把好事付诸口头，那么这件事或许就不会发生了。他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一条鱼，他想象着它把那条鲔鱼横叼在嘴里，在黑暗中游开去。就在这一刹那，他觉得它停止移动了，但是那重量仍旧在那里。然后那重量增加了，他又把钓线多放了些出去。他把拇指和食指加紧了一些，重量又增加了，笔直地沉下去。

“它上钩了，”他说，“现在我来让它好好地吃上一顿。”

他一面让那钓线从手指间滑下去，一面把左手伸下去，拾起这预备着的两卷绳子松着的一头，接到隔壁那根钓线备而不用的两卷绳子上。现在他一切准备就绪了。除了手头正用着的这卷绳子之外，还有三卷四十英寻长的备用线在那里。

“再多吃一点吧，”他说，“好好吃掉它。”

把它吃下去，让那鱼钩伸进你的心脏，杀死你，他暗自想着。然后乖乖地浮上来，让我把鱼叉戳到你身上。好吧。你准备好了吗。你这顿饭吃得时间够久了吧？

“现在！”他自言自语，他两只手一齐来，重重地打下去，收进一码钓线，然后他两只手臂轮流甩着，一次一次打在绳子上，用尽手臂的力量，把身体的重量也倚在上面。

一点儿效果都没有。鱼只顾慢慢游开。老人要把它往上提，哪怕提一英寸也做不到。他的钓绳很粗实，是专钓重型海鱼的，他把它紧绷在背上，紧得绳上水珠儿飞迸四溅。随后绳子在水里开始发出缓缓前去的哧溜声，他可照旧抓着它，同时挺身压紧坐板向后仰，来抵消绳下的坠力。小船逐渐慢悠悠地向西北移动了。

那鱼稳定地移动着，他们在平静的水中缓缓前行。别的钓饵仍旧在水里，但是也顾不上管了。

“那小伙子跟我来就好了，”老人自言自语，“这条鱼像拉纤似的把这船拉着走，我就是拴纤的短柱。我可以使钓线固定，让它拉不动。但是它可以把它挣断。我一定要尽我最大的力量不让它跑掉，它挣扎得厉害的时候我就把绳子放长些。幸好它只是往前游，并没有往下面去——感谢上帝。”

“我不知道，倘若它决定往下沉，我该怎么办呢？假如它潜入海底，死了，我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但是我总能想出办法来，我有很多方法来应付的。”老人如是安抚着自己。

六

他把钓线挎在背上，注视着那绳子在水中的斜度，小船正平稳地向西北移动着。

老人想，这么下去，这条鱼总要累死了，他不能永远这样下去。但是四小时后，那鱼仍旧稳定地向海外游去，拖着那条小船，老人背上的绳子仍然结结实实地在他身上。

“我钓到它的时候是晌午，”老人说，“而我到现在还一次都没有看见过它。”

在他钓到这条鱼之前，他把草帽重重地往下一拉，现在他脑门被箍得紧紧的，很疼。同时他也口渴，他跪下来，小心地避免猛拉那根钓线，他尽可能地向船头爬去，伸出一只手来拿到了水瓶。拧开瓶盖，喝了点水，然后他靠在船头上歇了歇，就坐在那绕着帆的桅竿上休息，他努力不去想任何事情，只是耐心忍受着。

他回头望了望，发现陆地已经全然看不见了。这也没什么关系，他想。我回去可以依照着哈瓦那灯火进港。离太阳落山还有两个钟头，也许在这之前它会浮到水面上来。如果没有的话，也许它会和月亮一同上来。假如仍然没有，大概它就会和太阳一同升上来。我的手脚并不抽筋，而且还觉得自己很强壮，何况嘴里衔着鱼钩的是那条鱼。可是，能这样拖着渔船走的鱼，真了不起。我希望我能看见它。哪怕就一眼，至少我可以知道我的对手是什么样子。

那天晚上，据老人整宿观察星象得出的结论预料，那条鱼从来没有改变它的路线和方向。太阳下去以后就很冷，老人的背上，手臂上，衰老的腿上汗液一干，就变得冷起来。白天的时候，他把盖在鱼食盒子上的那个布口袋拿了来，铺开晒干了。太阳下山以后，他把那口袋系在颈上，下半截挂在他背上，他小心翼翼地，把它塞到钓线底下去，钓线下面垫了个口袋，那钓线现在绷在他肩膀上拉平。他又想出一个办法，弯着腰靠在船头上，这样一来，他差不多觉得很舒服了。实际上，这姿势仅仅是比不能忍受的痛苦略好一些而已，可在他想来，已经差不多可以说是很舒服了。

他暗想，我不能把它怎样，它也不能把我怎样。就看谁撑得更久了。

他站起来，在船边溺了泡尿，顺便看看星辰，核对他的航程。水中的钓线像一道磷光，从他肩膀上笔直射出去。它们现在移动得速度比较慢，而哈瓦那的红光显得更加模糊了，他因此知道那潮流一定把他们带向东面去了。“如果我看不见哈瓦那的灯光，我们一定是更往东走了。”他想。因为假如这鱼的路线始终不变，我应当还有好几个钟头都可以看见那亮光(圣地亚哥是从哈瓦那市以东四英里的阔希马尔村镇出海的，起初向东驶去。中午他钩住的大马林鱼，把船拖着朝西北走。如果大鱼一直没有改变它的方向，现在夜里老汉应当逐渐接近哈瓦那市，越来越看清市里的灯光，既然情况并非如此，他知道是海水向东的流势改变了鱼和船的方向)。也不知道今天职业棒球联赛的结果怎样，他想。如果打鱼能够带一个收音机，就美透了。总惦记这事，应当想着眼前所做的事。千万不要做出傻事来。

过了一会儿，他自言自语：“要是那个小伙子跟我一起来就好了，可以帮我的忙，也可以让他见识见识这个。”

一个人年老的时候不应当孤身一人，他想。但这是无可避免的。我一定要记着，在那条鲔鱼腐烂之前把它吃掉，吃了长力气。你记着，无论你多么不想吃，早上一定要吃它。记着啊，他对自己说。

夜里有两只海豚游到船的附近，他可以听见它们在那里打滚，喷水。他可以分辨出雌雄：雄的喷水声很响，雌的有如叹息。

“它们多好啊，”他说，“它们玩耍、逗着玩、彼此相爱。它们就跟飞鱼一样，都是我们的兄弟。”

然后他开始怜悯他钓着的这只大鱼。他想，它是好样儿的，真奇怪，谁知道它年纪有多么大了。我从来没钓着过一条这么大力气的鱼，也从来没有一条鱼行动这么奇异。也许它太聪明了，不肯跳起来。

它只要跳起来，或是疯狂地撞击一下，我就完蛋了。但是它也许从前屡次上过钩，知道抵抗之道。但它当然不会知道，它的敌人只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老头子。不过，它得是一条多大的鱼啊，如果它的肉质够鲜美，在市场上不知该卖多少钱！以它吞饵的作风来看，像一条雄鱼，它拖曳的方式也像一条雄的，它在战斗中也没有惊惧慌乱。不知道它究竟有什么计划，还是它和我一样准备豁出命去？

他记得原先有一次，他碰到一对马林鱼，并钓着了其中一条。雄鱼总让雌鱼先吃，那上钩的雌鱼疯狂地、惊惶失措地，绝望挣扎着，没多久就精疲力尽了。那雄的一直和她在一起，它在钓线上面游过去，陪着雌的一同在水面上打转。它离她那样近，老人很怕它会用尾巴将钓线斩断，雌的那尾巴尖利得像镰刀一样，大小和式样也像镰刀。老人用鱼钩把雌鱼拖过来，它那长唇像一把剑似的，边缘上粗糙得像沙纸，他握住那嘴，拿木棒猛打她的头顶，打得雌的颜色差不多变成镜子背面的银白色，接着，由小伙子在旁边帮忙把雌的拖到船上来，而那雄鱼仍旧在船边游着。然后，老人正把钓线除下来，把鱼叉装上柄，那雄鱼在船边突然一下子腾空跃起，蹿得老高，想要看看雌鱼的下落，然后它张开它淡紫色像翅膀一般的胸鳍，它身上条条淡紫色阔条纹全都展露出来，老人记得它是那么美丽，而它一直在旁边徘徊，直到最后才离开。

这是我在鱼类之间所看见的最悲哀的一件事了，老人想。小伙子也很难过，我们请它原谅我们，随即宰割了它。

“真希望那小伙子在这里。”他自言自语，他靠在船头弧形的木板上，从他肩膀上挎着的钓线上，他可以感到那大鱼的力量，它是决意向它要去的方向游去。

老人想，它一旦上了我的当以后，就不得不做出一个应对的选择。

它的选择是继续待在黑暗的深水里，远离所有的陷阱、鱼网，以及奸诈阴谋。而我的选择是，抛开所有的人，它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去找寻它。现在我们两个，打晌午就这样纠缠在一起了。我也罢，它也罢，都没人来帮忙。

或许我当初不该做一个渔夫，他想。但我生来就是做这行的料。我一定要记着，天亮以后吃掉那条鲔鱼。

破晓前不久，有个什么东西吞吃了他后面的一只饵。他听见那木杆折断了，那钓线开始在船舷上飞快地往外溜。他在黑暗中从鞘中抽出小刀，他将那大鱼所有的重量都压在他的左肩上，身体向后仰，就着船舷的木棱割断了那条钓线。随后他又斩断了另外一根最靠手边的钓线，他摸黑把两卷备用的绳子松着的一头系牢了。

他只用一只手，巧妙地工作着，在打结的时候把一只脚踏牢在绳子上。现在他有六卷备用绳了。他切断的每一个饵上有两卷，被鱼吞了的饵上也有两卷，这些绳子全接在一起了。

他想，等天亮了以后，我来想法子往后挪，凑到那四十英寻的饵那里，把它也割断了，把备用的两卷绳子也接起来。这么样一来，我损失了两百英寻卡塔伦的好绳子、钩子和导桿。那都可以再买的。但是如果我因为钩到了其它的鱼，而让那条大鱼跑掉，有谁能够补偿我这样的损失呢？我不知道刚才吞饵的是条什么鱼。可能是一条马林鱼或是一条阔嘴鱼，或是一条鲨鱼。我还没来得及去判断，就不得不尽快把它处理掉。

他自言自语：“真希望那小伙子在我身边。”

但是你没有那小伙子在这里，他想。你只有你自己，倒不如现在设法挪到最后那根钓线那里，别管天色暗不暗，把它割断了，接上那两卷备用的绳子。

他照这样做了。在黑暗中很不容易，而且有回那鱼震动了一下，把他拖倒了，脸朝下，眼眶下面割破了一个口子，鲜血顺着他的面颊流下来，还没有流到下颌上，就已经凝结起来，干了。他又设法往回挪，挪到船头上，靠在那木板上休息一下。他把布口袋掖好，小心地把那钓线挪到他肩膀上没勒疼的一块新的地方，他一面用两个肩膀抵住它，一面小心地揣度着那条鱼拉拽的力量，然后伸手去测量了一下那船在水中航行的速度。

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乱动，他想。一定是那条铁丝从它那小山似的背脊上滑下来了。可以确定的是，它的背脊绝不会像我的背这样痛。但是，不管它多大，它总不能永远这么拖着船游下去。现在凡是可能引起麻烦的东西全都清除掉了，我又预备下了极长的钓线，此外，一个人能要求的还有什么呢？

“鱼啊，”他轻轻地自言自语，“我就是到死，也要跟你耗下去。”

我估摸它也要陪我到底的，老人想，他等着天亮。现在正是黎明前的时候，很冷，他紧贴着木板挡挡寒。横竖它能撑多久，我也能撑多久，他想。在黎明中，钓线伸展出去，没入水中。小船稳定地前行着，太阳最初露出的一点边缘，光线照射在老人的右肩上(老人胸贴船头，曙光照到右肩，说明船在向北走，也说明鱼要往西北去的力气很大，与洋流向东的冲力大致相等，因此按平行四边形法则产生向北的合力)。

“他是朝北走。”老人说。潮流会把我们送到东边的，他想。我希望它会顺着潮流转弯。那就表示它是疲倦了。

太阳再升起来了些，老人发觉那鱼并没有疲倦。只有一个好迹象。钓线的斜度表示它是在较浅的水里游着。那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会跳跃。不过，也有这个可能。

“上帝啊，让他跳吧，”老人说，“我的钓线有足够长，足以对付它。”

也许我只要把线再稍微拉紧一点，让它觉得痛，它就会跳起来了，他想。现在是白天了，让它跳出水面，使它背脊骨两旁的气囊里吸满了空气，那它就不能沉入海底去死在那里。

他试着把钓线抽紧，但是自从这条鱼上了钩，钓线已经紧张得快要绷断了，他身体向后仰着，拉着绳子，感到那绳子的粗糙；他知道不能再紧了。他想，绝不能猛拉。每猛拉一次，都会使钩子在鱼身上钩破的伤口裂得更大，那么当它真跳起来时，可能就会脱钩。反正现在我已经觉得好些了，太阳出来了，今天难得的，我可以用不着朝太阳看。

钓线上面挂着黄色的海草，但是老人知道这只是给那鱼增加了负重与拖累，他很高兴。这就是那种黄色的墨西哥湾海草，会在夜间发出闪亮的磷光来。

“鱼，”他说，“我爱你而且非常佩服你。但是在今天天黑以前，我就会要你的命了。”

但愿如此，他想。

一只小鸟从北方向小船飞来。它是一种莺，在水面上飞得很低。老人可以看出它已经非常疲倦了。鸟飞到船尾上，在那里歇息。然后它绕着老人的头上飞了一圈，最后停在让它感到较舒服的鱼线上。

“你几岁了？”老人问这鸟，“这是你第一次出远门吗？”

他说话的时候，那鸟向他望着。它太疲倦了，也不去看那根钓线，它那纤弱的小爪子紧紧抓住了钓线，身体来来回回地晃动着。

“这钓线很稳，”老人告诉它，“真的很稳。按说昨夜无风，你不应当疲倦成这个样子。现在的鸟真是越来越经不起累了！”

那么些个老鹰飞到海上来找它们，老人想。但是这话他没有对鸟说，反正鸟也不懂得他的话，而且要不了多久，这鸟也就会领教老鹰的厉害了。

“好好儿休息吧，小鸟，”他说，“然后你就出发，去碰碰运气，就像任何一个人或是鸟再或者是鱼那样。”

他借着说话来鼓舞自己，因为他的背脊挺了一夜变僵了，现在实在痛得厉害。

“鸟，你要是不愿意走，就在我家里住着吧，”他说，“现在倒是起了一阵小风，可惜我不能扯起帆来顺风送你上岸去。我这儿还有个朋友呢。”

正在这个时候，那鱼突然一歪，把老人拖倒在船头上，要不是他振作精神多放出一些钓线，真是差一点就把他拖下水去了。

钓线这么一动，鸟就飞了，老人甚至连它飞走都没看见。他小心地用右手摸了摸钓线，才发觉到他的手在出血。

“既然如此，总是有什么东西弄痛它了。”他自言自语，他把钓线往后拉，看他能不能把那鱼翻个身。但是拉到将要绷断的程度，他就又稳定地握住了钓线，鱼向那边挣，他向这边拉，身体向后仰着，以对抗鱼的拉力，维持平衡。

“鱼啊，你现在觉得痛苦了吧！”他说，“天知道，我也一样痛苦。”

他四处张望去找那只鸟的踪影，因为他很乐意有它作伴。但是，鸟已经消失不见了。

老人想，你没有停留多久就离开了。但是，你去那地方比这里艰险多了，只有一直飞到岸上方才平安。我怎么会让那鱼突然这么一拖，把我割伤了？我一定是老糊涂了。也许是我把注意力都放在了那只小鸟身上的缘故吧。从现在起，我要专注于我的工作，而且，我一定要吃那条鲔鱼，以保持体力，不至于精疲力尽。

“可惜那小伙子不在这里，又没有盐。”他自言自语。

他把钓线的重量挪到左肩上，小心地跪下来，在海洋里洗手，把手浸在里面，浸了一分钟以上，看着那血液顺着水漂去，海水随着小船移动，稳定地打在他手上。

“它慢了许多了。”他说。

老人很愿意把他的手在那盐水里多浸一会儿，但是他怕那鱼再冷不防打晃，所以他站起身，打起精神来，把手举起来让太阳晒晒。不过是绳子勒在手心里，把肉割破了而已。只是正伤到手上最常使用的地方。他知道在这场较量结束之前，他会很需要他的手，现在事情还没开始倒已经把手割破了，他很不高兴。

“现在，”他的手干了以后，他说，“我必须吃那小鲔鱼了。我可以用鱼钩把它钩过来，然后在这里舒舒服服地吃。”

他跪下来，在船尾下找到那条鲔鱼，用鱼叉将它朝自己拖过来，小心翼翼地避开旁边的一盘鱼线。他又用左肩背着钓线，把绳子络在左手和左臂上，他把那鲔鱼从鱼钩上取下来，把鱼钩放回原处，他把一只膝盖抵在鱼上，从鱼背上切下一条条深红色的肉，从鱼头背后直剖到鱼尾，是楔形的一条条，他从脊骨旁边切下来，直切到肚子的边缘。他切出了六块，把它们摊在船头的木板上，然后在裤子上擦擦他的刀子，从尾巴将那条鱼的残骸提起来，丢到船外去。

“看样子，我可吃不了一整块。”他一边说，一边选取其中一块用他的刀把鱼划成两半。他可以感觉到那钓线稳定地沉重地在那里拉着，他的左手抽起筋来了。那只手捏紧了拳头握在那粗绳子上。他憎恶地瞅了瞅它。

“这叫什么手啊，”他说，“你要抽筋就只管抽吧。抽成一只鸟爪子。对你没有什么好处的。”

快点吃，他想。他向深暗的水中望下去，看那钓线的斜度。快点吃掉它，这只手就有力气了。怨不得手，你已经和这只鱼消磨了许多钟头了。但是你还会跟它一直耗下去。快把这条鱼吃了吧。

他拾起一块鱼肉放在嘴里，缓缓咀嚼着它。倒也不难吃。

他想，好好咀嚼，把液汁全咽下去。要是有一点柠檬、朗姆，或是盐蘸着吃，味道一定不赖。

“手啊，你觉得怎么样了？”他问那只抽筋的手，它像死人的手一样僵硬，“我要为了你，再多吃一点。”

他把刚才切好的另外半条也吃了。他慢慢地嚼，然后把鱼皮吐掉。

“手，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了？估计效果还没这么快吧？”

他又拿起一整块放在嘴里咀嚼。

“真是一条强壮的多血的鱼啊，”他想，“我运气好，钓到的是它，而不是海豚。海豚的肉太甜了。这个一点也不甜，吃起来非常强韧。”

不过讲究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只要讲实用，他想，真希望能有点盐。不知道太阳会不会把残余的鱼肉晒烂或晒干，所以虽然不怎么饿，我想我最好把它吃掉。趁那鱼还很平静，游得也算稳定。我把鱼吃完了以后一切就准备就绪了。

“手，忍忍吧，”他说，“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

可惜我没什么吃的喂大鱼，他想。它是我的兄弟啊。不过我得打死它，我得要有力气，才能够做这桩事。他尽心尽职地，缓慢地把一条条楔形的鱼肉全都吃了。

他直起腰来，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行了，”他说，“手，你可以放开那条绳子不管了，我单用右边的手臂来对付它，等你不再捣乱了再交给你。”他把左脚踏在刚才用左手握着的那根粗钓线上，上身朝后仰过去保持平衡，顶着脊背上受到的拉力。

“上帝保佑，让我这手快别再抽筋了，”他说，“因为我不知道这鱼又会使出什么招数来。”

但是此刻，鱼似乎很平静，在那里执行它的计划，他又想。但是它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呢？而我的计划又是什么呢？我的计划得要跟着它的计划，随机应变，因为它的躯体那么大，如果它跳出海面，我就可以杀死它。但是它永远在底下不出来。而我也只能在这茫茫海上永远跟着它。

七

他在裤子上磨擦着那只抽筋的手，试着使手指松弛下来，但是那手总是握着拳头。他心想，也许晒一晒太阳就会开了。也许等那壮健的生鲔鱼在肚里消化之后，手指就有力量张开了。如果我非用这只手不可，我就硬把手指扳开，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但是现在我不愿意硬把它扳开。让它自己伸直了，自动地恢复过来。到底是我不好，昨天夜里让它操劳过度了，那时候没办法，得要把那些钓线一根根都解开，再接起来。

他向海面上望去，才发觉此刻自己是多么的孤独。但是他可以看见那深暗的水里映出的一道道光柱，还有那一直往前伸展着的钓线，平静的海面奇异地起伏着。这是信风的季节，所以云彩很多，一层层地堆积起来。他朝前望去，看见一群野鸭在那里飞，将海上的蓝天映得分明，忽而影影绰绰，然后又清楚地刻划出来。于是他知道，一个人在海上是永远不会孤独的。

他想：“有些乘着个小船出海的渔人，生怕看不到陆地；他也知道，在有一种季节里，天气会忽然变坏，这也的确是危险的。但是现在是在飓风的季节，没有飓风的时候，这个季节往往是一年中天气最好的时候。”

如果真的有飓风的话，一般在海上，那些日子总可以在天空里看见种种征兆。所以他想：“他们在岸上看不见，因为他们不懂得要注意什么迹象。再者说，在陆地上也许是有些异样，而且云的样子也不同。不过好在我们这里一时还不会来飓风。”

他看向天空，一团团的白云堆积在那里，就像一层层美味的冰淇淋。在更高远的地方，又有那种稀疏的羽毛一般的卷云，在九月秋高气爽的天空中飘荡。

“微风，”他说，“鱼啊，这天气对我很有利，对你却没有什么好处。”

他的左手仍旧抽着筋，不过他在尝试慢慢地展开它。

“我恨透了抽筋。”他想，“这是一个人的身体对不起自己。吃东西食物中毒，当着人吐泻交作，是很丢脸的。但是抽筋，在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尤其觉得丢脸。”

他想：“如果那个小伙子在我身边，倒是可以替我揉揉，从肘弯那里揉起，使它松弛下来。不过它自己也会好起来的。”

他用右手摸了摸钓线，感到绳子上的拉力改变了，那时候他还没有看见钓线在水中的斜度改变，他俯身向前，靠在那钓线上，他靠着鱼线，左手急促地往大腿重重拍打的同时，他看见那钓线缓缓向上面斜过来。

“他就要上来了，”他说，“手，快点。请你快点张开吧。”

钓线慢慢地稳定地升上来，然后，船前方的洋面跟着凸起，鱼也露头了。它一点点地出来，似乎永远没有完的，水从它身体两旁往下流淌。它在日光中是鲜明的，它的头与背部是深紫色的，在太阳底下，它身体两旁的条纹是淡紫色，看上去很宽阔。它又长又硬的唇像一根棒球棒一样长，像一把细长的剑一样慢慢尖了起来，它全身都从水里涌出来，然后又重新钻进去，平稳地，像一个潜水者，老人看见它那大镰刀般的尾巴没入水下，钓绳马上便开始飞快地滑出去了。

“它比小船长还要长两寸。”老人说。

钓线跑得很快，但却很稳，可那鱼并没有惊慌失措。老人试着用两只手来拉住钓线，使那绳子不至于绷断。他知道，假如他不能想办法用力使那鱼慢下来，那鱼可以把所有钓线全拉出来，绷断它。

它是条大鱼，我一定要征服它，他想。我绝对不能让它知道它自己有多大力气，也不能让它知道，它狂奔起来我会怎样狼狈。如果我是它，我现在一定会拼尽全力，往前跑，跑，直到有个什么东西断了为止。不过，感谢上帝，鱼类远远没有我们这些屠杀它们的人聪明，纵使它们比我们高尚，比我们有本领。

老人看见过许多大鱼。他一生中，见过许多重量超过一千磅的，他也曾经捕到两条这样大的，但是从来没有独自一个人做过这样的事。现如今，他独自一个人，在无边的苍茫大海上，和他生平见过的最大的一条鱼拴牢在一起，他不但没见过，从来也没听说过有这样大的鱼——他的左手仍然像收缩的鹰爪子一样紧紧蜷着，无法伸直。

但是这抽筋就会好的，他想。这只手只要松开，来帮助我的右手。我有三样东西是兄弟：这条鱼和我的双手。这只抽筋的手必须要复原的，它这样抽起筋来，就毫无用处了。这鱼又慢下来了，照它平常的速度进行着。

“真不知道它刚才为什么跳上来。”老人想，“它跳起来简直就像是为了给我看看它有多大一般。无论如何，我现在知道了。但愿我能够给它看看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可是，那它就会看见我这抽筋的手了。让它以为眼前的我是个能够战胜从前的我的一个强大的人，那么我也就真正能超过我自己了。”他继续想着：“我宁可做这条鱼，它有那么大的力量，而它的敌人仅仅是我的意志和我的智慧。”

他舒舒服服地靠在木板上，对于身体上的痛楚只有忍耐。鱼稳定地游着，船也跟着，慢慢驶过清澈的海水。刮起东风来了，海上掀起了一阵小小的风浪，到了中午，老人的左手不抽筋了。

“鱼，这对你来说可是个坏消息。”他说，他把那钓线在盖着肩膀的口袋上挪了挪。

他现在虽然感觉舒服些，但是痛苦依旧在折磨着他，只是他根本不肯承认这一点。

“我不是虔诚地信宗教，”他说，“但是我愿意念十遍《天主经》、十遍《圣母经》，上天保佑我捉到这条鱼；我要是捉到它，我许下心愿到考伯的圣母像那里去进香。我答应了一定照办。”

他开始机械地念起祈祷文来。有时候他疲倦过度，连祈祷文也背诵不出，他就念得特别快，使字句自动地出来。《圣母经》比《天主经》容易念，他想。

“万福玛利亚，满被圣宠者，主与尔偕焉。女中尔为赞美，尔胎子耶稣，并为赞美。天主圣母玛利亚，为我等罪人，今祈天主，及我等死后。阿门。”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童贞圣母，请祈祷让这条鱼死了吧，尽管它很了不起。”

做完祷告，他心里舒服得多了，但是仍旧一样难受，也许更厉害一点，他靠在船头的木板子上，开始机械地活动着左手的手指。

虽然起了微风，但现在太阳还是很热。

“我还是来把船尾那根小钓线重新装上饵，”他说，“假如这鱼决定再在这里过一夜，我需要再吃点东西，水瓶里的水也剩得不多了。我想除了海豚外，我恐怕什么也抓不到了。不过，如果趁着新鲜吃的话，海豚的味道也还不坏。希望今天晚上会有一条飞鱼扑上船来。可是我没有灯来招引这些鱼。飞鱼生吃是很好的，而且我用不着把它切开。我得要把所有的力量都节省下来。天哪，我没想到它那么大。”

“可是我会要了它的命，”他说，“不管它有多大多气派。”

当然这是不公平的，他想。但是我要给它看看人有多大能力，人能够忍受多少痛苦。

“我跟那个小伙子说我是个奇怪的老头儿，”他说，“现在，正是证明的时候。”

他过去已经证明过一千遍了，但是都不足挂齿。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他又重新证明它。每一次都是新的机会。

他想，真希望它睡觉，那么我也能够睡一会儿了，再梦见狮子。为什么现在差不多什么都不梦见了，只剩下了狮子？老头子，不要想，他对自己说。轻轻地靠在木板上休息着，什么都不要想。它在那里全力赶路呢，想得越少越好。

时间已经渐渐地到了下午了，小船仍旧缓慢稳定地走着。但是现在的东风给那条鱼增加了阻力，老人在小小的风浪中微微颠晃着，绳子勒在他背上，那痛楚的感觉也来变得松快而温和了。下午有一次，钓线又升上来了。但是这鱼不过是在略微高些的水平面上继续游着。太阳晒在老人的左臂、左肩和背脊上。所以他知道这鱼是转向东北了。

现在他既然看见过它一次，他可以想象那鱼在水里游着，它紫色的胸鳍大大地张开来，像翅膀一样，那竖直的大尾巴切破了黑暗。我怀疑在这么深的地方，它的视线能有多远，老人想。鱼的眼睛和马眼比起来大多了，却和马一样，可以在黑暗中保持视线。从前我在黑暗中也看得相当清楚。当然不是完全黑暗。但是几乎也可以跟猫的视力一样了。

他的左手又给太阳晒着，不停地活动着手指，现在已完全舒展开了，他开始把重量挪些到左手上；他耸耸肩膀，牵动背上的筋脉，稍微换换绳子勒疼的位置。

“鱼，你如果不觉得累，”他自言自语，“那你一定是非常奇特的。”

他现在觉得非常疲倦，他知道天就要黑了，他试着想别的事。他想到职业棒球联赛，他知道纽约的扬基队和底特律的虎队在那里比赛。

于是他开始盘算着：“已经是第二天了，我不知道那场比赛的结果。但是，我一定要有信心，我一定要对得起那伟大的狄玛吉奥，就算他现在脚后跟的骨刺再疼，根本没得治，他仍旧是无论做什么事都很完美。骨刺是怎么回事？他问他自己。骨头后面长的一根刺吧。我们打鱼的没有这样毛病。脚后跟痛，可会像斗鸡时装在公鸡脚上的铁距戳进人的脚后跟一样疼痛？我恐怕受不了这个，我恐怕不能够像公鸡一样，失掉一只眼睛或是两只眼睛，还继续战斗。人类比起那些强大的飞禽走兽来说，算不得什么。我还是情愿做这黑暗的海中的这条鱼。”

“我会一直待在海上，除非有鲨鱼来，”他自言自语，“如果有鲨鱼来，就请上帝怜悯我们两个吧。”

你可以相信那伟大的狄玛吉奥，会和我一样守着一条鱼，熬这样久吗？他想。我确定他会，而且他既然年轻力壮，一定还可以熬得更久。而且他父亲从前是个渔夫。但是骨刺会不会太痛苦？

“我不知道，”他自言自语，“我从来没有过这毛病。”

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为了鼓励自己，又想起那次在卡萨布兰卡的酒店里，他和那码头上气力最大的，身材魁梧的黑人掰腕子，那黑人是从琪安弗尤哥斯来的。他们有一天晚上把肘弯搁在桌上粉笔画的一道线上，前臂直竖起来，两人的手紧紧交握着，就这样赛了一宿。每人都试着把另一个人的手压到桌上去。许多人在旁边赌东道，在那煤油灯光下，人们在房间里走出走进，他望着那黑人的手与手臂，也望着那黑人的脸。赛了八个钟头以后，他们每四小时换一个裁判员，好让裁判员睡觉。血从他的指甲和那黑人的指甲下渗出来了，他们俩向对方的眼睛里望着，也望着他们的手和手臂；赌东道的人在房间里走出走进，坐在靠墙的高椅上旁观。墙上漆着鲜明的蓝色，是木头的墙，灯把人影映到墙上。那黑人的影子非常大，微风吹动着灯盏，那影子便在墙上来回移动。

整夜，打赌的比例来回变动着，他们给那黑人喝甜酒，又给老人点上香烟。那黑人喝过甜酒以后，尝试着作最大的努力，几乎把老人的手臂扳离中线三寸，那时候老人还不是个老人，而是冠军圣地亚哥。但是老人又拼命把他的手举起来，举到完全平分的地方。那时候他就确定他可以打败这黑人，即使这黑人也是个好人，一个了不起的运动员。破晓后，打赌的人正在要求说就算是不分胜负，裁判员正在那里摇头，老人突然使出全部力气来，把那黑人的手一点一点压下去，一直压到那木板上。比赛是从一个星期日早晨开始的，一直到星期一早晨才结束。许多下赌注的人要求算是不分胜负，因为他们要到码头上去工作，搬运一袋袋的糖，或是到哈瓦那煤公司去工作。否则每一个人都要他们比赛下去，直到分出胜负结束为止。但是无论如何，他总算在大家得赶回去工作之前把比赛给结束了。

在那之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人都叫他“冠军”，在那年春天他们又重新赛过一次。但是这回人们下的注不大，他很容易地就赢了，因为他在第一次比赛里已经击败了那琪安弗尤哥斯的黑人的自信心。

在那次以后，他比赛过寥寥几次，此后就没有再赛过。他相信他如果真的想赢，他可以打败任何人。他认为这种角力会伤害他的右手，不利于打鱼。他曾经试过几次用左手练习角力。但是他的左手永远是一个叛徒，行动不肯听指挥，他不信任它。

现在这太阳会把它烤透了，他想。除非晚上太冷，它不会再抽筋了，不知道今天夜里会有什么事发生。

一架驶向迈阿密的飞机打头顶上经过，他望见飞机影子把一群群飞鱼吓得跳出水来。

“有这么多的飞鱼，按理说这里应当有海豚。”他说。他拉着钓线向后仰着，看他能否收回一些绳子，把那鱼拖过来些。但是不行，绳子还是那么紧，抖出一滴滴的水，就快要绷断了。船缓缓地前进，他望着那飞机，直到它消失不见为止。

坐在飞机里一定非常奇怪，他想。不知道从那么高望下来，海是什么样子？只要别飞太高，看鱼总该看得清楚吧。我很想在距海二百英寻高的空中慢慢飞，从高处来看鱼。在捕龟的船上，我爬到桅顶的横木架上，就连在那样的高度上我也看到很多。从那里望下去，海豚的颜色更绿，你可以看见它们的条纹和它们的紫色斑点，可以看见它们有一大群，在那里游着。为什么深暗的水流里一切游得快的鱼都是紫色背脊，而且常常有紫色条纹和斑点？当然，海豚看上去是绿的，因为它本来是金色的。但是有时候它真的饥饿得厉害，来吃东西，它身体两旁也会现出紫色条纹，就像马林鱼一样。可能是因为愤怒，还是游得太快，所以发出这样的斑纹？

正在天黑以前，他们经过了堆积成一整座小岛般的马尾藻，在海面上随波飘荡，那海藻像一条黄色毯子，正在和什么做爱一般。这时候他那根小钓线钓着一条海豚。他第一次看见它，是它跳到空中，在最后的阳光中它是纯金色，曲着身子，在空中疯狂扭动。由于恐怖，它一跳再跳，像卖艺似的表演着。老人设法挪到船尾去，弯着腰，用右手和右臂握住那根大钓线，再用左手把那海豚拖进来，每次收回一段绳子，就用他赤裸的左脚踏住它。

鱼在船尾绝望地跳跃着，抖动着，老人俯身凑到船尾上，把那鱼从船尾拾过来，那滑泽的金色的鱼，有紫色的斑点。它的嘴抽搐地一动一动，迅速地咬着钩子，它用它那长而扁的身体和它那尾巴和头来敲打着船底，老人用木棒在那光亮的金色的头上打了一下，它方才颤抖着，不动了。

老人把钩子从鱼嘴里拔出来，重新装上一条沙丁鱼作饵，再把钓线抛出去。然后他缓缓地回到船头上。洗了左手，在长裤上擦了擦。接着把那根沉重的钓线从右手挪到左手，把右手在海里洗了一洗，他一面看着那太阳坠入海洋中，一面也看着那粗绳子的斜度。

“它并没有改变。”他说。但是从海水冲击在他手上的速度来看，他看得出来那鱼是慢得多了。

“我得把两支桨捆起来横在船尾，这样晚上时就可以让它的速度慢下来，”他说，“它能够熬夜，我也一样。”

最好稍微等一会儿再挖出海豚的肚肠，这样可以保留肉里的血，他想。我可以晚一些再做这个，到时一起把桨绑起来，来拖慢鱼的速度。现在我还是让这鱼保持平静，在日落的时候不要过分地搅扰它。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对于所有的鱼类来说都是一个难熬的时期。

八

他把他的手晒干后，又抓住钓线，尽可能地设法缓和他的痛苦，让自己往前靠在木头上让鱼拉着前进，如此船也可以产生一些或更多的阻力。

我已经渐渐学会怎样对付它了，他想。至少这一部分我学会了。还有，别忘了它从上了钩以来都还没有吃过东西呢，这么庞大的块头是需要很多食物的。我吃了一整条鲔鱼，明天我来吃那只海豚，也许我剖开它的时候就应当吃一点。它也许比那鲔鱼难吃些。但是话说回来，世上的事情哪有一件是容易的。

“鱼啊，你觉得怎么样？”他大声问，“我觉得很好，我的左手也好些了，而且我这里的食物够吃一天一夜的。鱼，你就拉着船吧。”

他并不是真的觉得好，因为他背上勒着那绳子，后背疼过了头，已经进入一种麻木状态，反而使他不放心起来。不过比这个更糟糕的事情我也挺过来了，他想。我的手不过稍微割破一点，另一只手也不抽筋了。我的腿仍旧好好的。再说眼下我在粮食储备上头也比它强。

这时候天黑了，在九月里，太阳一落，天很快就黑了。他靠在船头的旧木板上，尽可能地休息。最早的几颗星出来了。他不知道“参宿七(猎户座里最亮的一颗星)”的名字，但是他看见它，他知道它们不久就要全部出来了，他可以有这些远方的朋友陪着他。

“这鱼也是我的朋友，”他自言自语，“我从来没看见过或是听见过这么了不起的鱼。可是我得杀死它。幸好我们不必试着去杀那些星，我真高兴。”

想想看，要是一个人每天都得想着去杀月亮，他想。月亮逃走了。但是你再想一想，要是一个人每天都得去杀太阳，又怎么办？我们真是幸运的，他想。

后来他又发愁大鱼没吃的了，不过愁归愁，他要杀它的决心可没有动摇。它的肉可以喂饱多少人呀，他想。但是他们配吃它么？不，当然不。从它那行动的风度和它那高尚的品格上看来，没有一个人配吃它的。

我不懂这些事，他想。但是我们用不着去想着杀太阳、月亮和星星，这总是一桩好事。我们只需要在海上生活着，杀我们真正的兄弟们。

他想，此刻，我得考虑考虑要不要给鱼增加些负重。这有危险，也有好处。如果它继续用力，而那两支桨没有滑脱，仍旧横绑着在那里，增加了船的阻力，船不像从前那样轻了，那我可能要放掉很多绳子，如果线没了，结果一定是让它跑了。但是，如果船一直很轻的话，即使它的速度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我造成任何危险，但若鱼继续愈游愈快，那只会延长双方的痛苦而已。无论怎样，反正我总得把这海豚的肠子挖出来，不然要腐烂了，我还得吃一点，以便保持体力。

现在我再来休息一个钟头，觉得它踏实了，稳定了，我再挪到船尾去继续工作，并且决定一切。在这时间内我可以看它怎样行动，看它可有什么变化。那桨是一个好计策；但是现在已经到了时候，应当为安全着想了。它仍旧是个相当厉害的鱼，我看见那钩子在它嘴角上，它把嘴闭得紧紧的。钩子扎肉的苦不算什么。肚子饿得苦，还有它不懂它在跟什么对拼，这才真要命。老头子，你现在休息吧，让它拉船吧，你等下次再有什么任务的时候再去工作。

他估计着自己休息了大概有两个钟头。现在月亮要到晚些才升起来，他无法精确判断时间。他也并没有真的休息，不过感觉比较好些就是了。他仍然还在忍受着鱼拖拉的力量在他肩膀造成的痛苦，但是他把他的左手搁在前面的船舷上，然后渐渐地把鱼的拖力移转到小船身上。

只要我能够把这根钓线固定在船上，那就简单多啦，他想。但是他稍微歪一歪就可以把绳子绷断了。我一定得要用我的身体去垫着这钓线，随时准备着用两只手把钓线放出去。

“但你还没有睡觉呢，老头子，”他自言自语，“已经过了半天和一整夜了，现在又是一天了，你都还没睡过。你一定要想个办法可以稍微睡一会儿，你如果不睡，也许头脑就会不清醒了。”

可他想，我的脑筋够清楚的，太清醒了，就跟天上的星星一样清醒。它们是我的兄弟。但是我仍旧得要睡觉，星星、月亮和太阳都睡了，就连海洋在没有潮流，风平浪静的时候也要睡几天呢。

可是你得记着睡觉，他对自己说。要逼迫自己睡，想出一个简单而可靠的法子管住那根钓线。现在你到后面去剖开那条海豚。你既然得睡，绑起桨来压速度就太危险了。

就是不睡觉我也没什么问题，他告诉他自己。但是这太危险了。

他开始设法爬到船尾去，小心地避免扯动那条鱼。它自己也许也困得半梦半醒了，他想。但是我不要它休息。他得要它拉着船，直到它死去。

爬到船尾以后，他转身回来，用左手握住从肩膀横过来的绳子，然后用右手把刀从刀鞘里抽出。现在星星很亮，他清楚地看见那海豚，他把刀锋揿进它头里去，把它从船尾拉出来。他把一只脚踏在那鱼身上，很快地把它剖开，从肛门直剖到下颚的尖端。然后他放下刀子，用右手去掏它的内脏，全挖干净，然后把鳃也扯了下来。他觉得它的胃在他手里发沉、滑溜，撕开一看，原来里头有两条飞鱼，都新鲜硬铮。他把它们并排搁在那里，把肠子与腮从船尾丢下去。

它们沉下去了，在水中留下一缕磷光。那海豚是冷的，现在在星光下看来是一种鳞状的灰白色，老人把它身体的一边剥了皮，右脚踏在鱼头上。然后他把它翻了过来，把另一面也剥了皮，把它从头到尾剖成两边。

他把那鱼剩下的尸骨推到水里去，他看了看水里可起了漩涡，但是只有它徐徐下降的磷光。然后他转过身来，把那两条飞鱼放在他切出的两块鱼里，把小刀插入鞘中，他又缓缓地设法挪到船头上。他佝偻着，钓线的重量压在他背上，他右手拿着那鱼。

回到船头，他把那两块鱼搁在木板上，把飞鱼搁在旁边。此后把肩膀上的钓线挪了挪位置，搁在一个新地方，又用他的左手握着它，手搁在船舷上。然后他靠在船边上，把飞鱼在水里洗洗，注意看着水冲击在手上的速度。剥过鱼皮的手发着磷光，他望望从手边过去的水流。流力减弱了，当他侧着手在船帮上来回蹭擦的时候，星星点点的磷光质浮散开来，慢慢向后漂去。

“它不是渐渐累了，就是在那里休息着，”老人说，“现在我把这条海豚吃掉，休息一下，睡个觉。”

在星光下，夜间越来越寒冷了，他把他切出的两块海豚吃掉了半块，又吃掉一条飞鱼，飞鱼的肠子已经挖掉了，头也切掉了。

“海豚这么煮熟了味道真不错，”他说，“生吃就太难吃。以后倘使我不带盐或柠檬，我再也不出海了。”

我如果够聪明的话，我就该白天时把水泼在船头上，水干了就有盐了，他想。但是我直到太阳快落山了才钓到这条海豚。先前的准备差很多。但是我把它完全嚼烂吃掉了，倒也并没有作呕。

东面的天空起了许多云，他所认识的星星一个接一个地全不见了。现在看上去仿佛他驶进了一个巨大的云的峡谷，风急了。

“三四天内天气要变坏，”他说，“今天晚上不会变，明天也不会。老头子，快来布置一下，想法子睡一会儿，趁着这时候这鱼是平静的。”

他把钓线紧紧地握在右手里，接着，当他把全身重量压到船头木板上的时候，便用大腿顶住右手，缠缚在左手上。

我的右手只要有了支撑就能稳稳握住绳子，他想。如果我睡觉的时候右手松开了，钓线一往外跑，我的左手马上就会叫醒我。我的右手很吃重，是吃惯了苦的。他想，即使只睡二十分钟或是半个钟头，也是好的。于是，他身子向前靠，用全身去夹紧了那钓线，将他所有的重量都搁在右手上，一会儿工夫他就睡熟了。

九

他做起了梦，没有梦见狮子，却梦见一大群海鸥，那正是它们配对的季节，前前后后有八英里或十英里长。它们往空中一跳很高,跟着又落回它们跳的时候给水面留下的坑洼里。

然后他梦见他在村庄里，睡在自己的床上，呼呼刮着北风，他非常冷，他的右臂全麻了，因为他拿它当枕头用来着。

他开始梦见那长长的黄色海滩，他看见第一头狮子，在黄昏中从海滩的另一端跑过来，然后其余的狮子也跟来了，他把他的下颌搁在船头的木板上，船停泊在那里，夜晚有微风从岸上吹来，他等着看还有更多的狮子，他很快乐。

月亮上来已经很久了，但是他继续睡着，那鱼稳定地拉曳着，船驶入云的峡谷。

右拳朝脸上猛地一拳，他醒了，绳子唰唰地从右掌里擦出去，擦得好疼。他感觉不出左手还在，尽管他拼命用右手往回拉，绳子还往海里跑。到最后，左手也抓住钓绳了，他便朝后仰过去拽紧绳子。现在它烧灼着他的背脊和左手，他的左手承受了所有的重量，割伤得很厉害。他回过头去看看那一卷卷的钓线，那绳子平滑地溜出去。正在这时候，那鱼跳起来了，海洋大大地爆裂开来，然后它沉重地跌下去。然后它又一次次地跳起来，船走得飞快，然而钓线也仍旧向外飞跑，老人将压力提高到接近绷断的程度。他被紧紧地往下拉，俯倒在船头上，他的脸正压在切开的一块海豚上，而他没法动弹。

我们盼的事儿来了，他想。现在我们来接受它吧。

钓线被它拖了许多出去，让它付出相应的代价，他想。让它付相应的代价。

他看不见那鱼的跳跃，只听见它冲入海水的声音，还有它跌下来的时候，溅起的沉重浪花声。钓线溜得太快，在他手上刻得很深，但是他一直知道这会发生，早有准备，他设法让那割伤的部分经过生老茧的地方，不让那绳子滑到手掌心里或是割伤手指。

他想，如果那小伙子在这里，他会打湿那一卷卷的绳子。如果那小伙子在的话，如果那小伙子在这里。

钓线照样往外溜啊溜啊溜，但是现在渐渐慢些了，他放出的每一寸钓线，都得让那鱼付出代价。现在，从木板上，从脸颊骨压烂的那块海豚肉上，他抬起头来。接着，他跪着，然后他缓缓地站起来。他还在放绳子，不过放得越来越慢。他小心地抬脚，回到他眼睛看不见，只能凭脚掌触觉到的那堆后备绳跟前。还有许多绳子在那里呢，现在这鱼得要把这么些新绳子全都从水里拖过去，新绳子在水里非常涩滞，摩擦力很大。

好啊，他想。现在它跳过不止十二次了，它背脊旁边的胞囊已经吸满了空气，它不可能沉入深海死去了。否则，我是没法子把它从那里捞起来的。很快，它就会快开始转圈子了，那时候我就得来对付它。不知道它为什么忽然这样激动起来？难倒它是饿极了，才拼命挣扎吗，还是夜间有什么东西惊吓了它？也许它是突然感到害怕了。可是它是那样一个镇静、健壮的鱼，它似乎是那样勇敢，有自信心。这很奇怪。

“老头子，你还是顾你自己吧，你也很勇敢，有自信心，”他说，“你没让它挣脱，只是你收不回钓线来。但是它不久就得要转圈子了。”

现在老人使两边肩膀跟左手拽着它，弯身窝起右手捧水，洗掉了脸上粘挂的海豚肉。他怕那腥气会使他作呕，他一呕吐，就没力气了。他洗干净脸后，又把右手伸到船边的水里洗了洗，再让它泡泡咸水，一面望着日出前最早透出的晨曦。他是差不多朝东走，他想。可见鱼是累了，跟着潮流走。不久它就得转圈子了，那时候我们就要真干起来啦。

他觉得他的右手泡在水里时间够久了，就把它拿出来瞧一瞧。

“还不坏，”他说，“何况疼痛对一个人来说是算不了什么的。”

他小心地握住那钓线，使它不至于嵌进去割出新的伤口，然后把绳子在肩上的重量转移一下，以便将左手由船的另一侧放进水里。

“你这个废物，夜里成绩倒还不错，”他对他的左手说，“但是起初有那么一阵子我没找着你。”

为什么我没有生就两只好手呢？他想。也许是我自己不对，没有好好地训练这只手。但是天知道，它本来有过很多的学习的机会。按说今天晚上倒还不错，它也只抽过一次筋。它要是再抽起筋来，就让这绳子切断他好了。

他自以为他知道他脑筋有点混乱，他就想着他应当再吃一点海豚。但是我不能够，他告诉自己，宁可头晕，不要呕吐得混身无力，我知道我要是吃了一定要吐的，自从我的脸压在那上面，我就受不了那腥气。我把它留着以防万一，等它腐臭了再扔掉它，但是现在靠食物的营养来培养力气也太晚了。你真笨，他告诉他自己。吃那一条飞鱼。

飞鱼在那里，洗剥净了，预备好了，他用左手把它拾起来，吃了它，小心地咀嚼着那骨头，把它全吃了，只剩下尾巴。

它差不多比随便什么鱼富有营养，他想。至少，正是我所需要的那种气力。现在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他想。让它开始转圈子吧，来战斗吧。

自从他撑了船来到海上，这已经是第三次日出了。太阳升上来的时候，那鱼开始兜圈子了。

他从钓线的斜度上并不能看出那鱼在兜圈子。可能海水太浑了，所以看不出。他只觉得钓线上的压力微微松了点儿，于是开始用右手轻轻往回拉，它又像往常一样绷紧，但是他拉到正快断的时候，钓线开始松下来，渐渐地可以收回来了，他把肩膀和头从钓线底下钻过去，开始把钓线稳定轻柔地收回来。他两只手一齐用，甩动着两手；尽可能用身子和两腿配合着拉，一拉，一甩，他那苍老的腿和肩膀就跟着摆动。

“是个很大很大的圈子，”他说，“但它是在那里兜圈子。”

过了片刻，那钓线收不进来了，他拉着它，在阳光中，直拉得水珠从绳子里溅出来。然后钓线开始往外跑，老人跪下来，勉强地让它一点一点回到那幽暗的水中。

“它现在正转到圈子的外弧。”他说，“我一定要竭力拉住它。”绳子拉近后，鱼觉得费劲，就每次都会把圈子缩小些。他想，也许再过一个钟头我就会看见它了，现在我得要制服它，然后杀死它。

然而那鱼只是继续慢慢地打转，两个钟头后，老人已经是汗流浃背，彻底地疲倦了，但是现在圈子小得多了，从那钓线的斜度上他可以看出，那鱼一面游着一面不停地向上升起来。

过了一个钟头，老人眼花了，看见眼睛前面有些黑点。汗水腌疼了他的眼睛，还有他眼睛上面割伤的口子，和额上的伤口。眼前发黑他倒不怕，他拉绳子这么吃力，自然要发黑。不过他有两回觉得眩晕，这可叫他心慌。

“我不能辜负我自己，把命送在这样一条鱼上，”他说，“现在我正是得手的时候，上帝帮助我再熬一会儿。我来念一百遍《天主经》，一百遍《圣母经》。不过我现在不能念。”

就算念过了，他想。我以后会补上的。

十

正在这时候，他突然感觉到手中握着的绳子猛然间被扯动，感觉很是猛烈、沉重。

它在那里用它硬长的唇打那铁丝导管，他想。这一刻终究会到来。它不能不这样，但是这也许会使它跳起来，而我宁愿它现在继续转圈子。它为了要呼吸空气，它必须要跳出水面。但是每一次跳过了，那钩子的伤口可能裂得大些，它可能把钩子挣脱。

“鱼啊，不要跳，”他说，“不要跳。”

那鱼又打了那铁丝几次，每次鱼一摇头，老人就放出一些钓线。

我不能再增加它的痛苦，他想。我疼了没关系，还能熬下去。但是它疼的话，就有可能令它发疯。

过了一会儿，那鱼停止敲打那铁丝，又开始慢慢地打转儿，老人不停地收进钓线。但是他又觉得头晕了，他用左手掬起一点海水，浇在头上。然后他又浇上一点，又把颈项背后揉擦了一下。

“我没有抽筋，”他说，“它不久就快上来了；我得撑下去，你非撑下去不可。提都不要去提它。”

他靠着船头跪了一会儿，然后又把线绳背在背上。它正在往外兜圈子，现在我先休息一下，等它兜回来的时候我再站起来对付它，他这么决定。

他真想在船头上休息着，他想，让那鱼自己兜一个圈子，我也一边收线回来吧。不过，当那钓线一勒紧，绳子的张力显示鱼已经靠近船身时，老人就站起身来，摇晃着身子和双手，尽量把线绳收回来。

我从来没有像这样累过，他想，这会儿，风又起来了。但是有风也好，拖它回去可以一路顺风，我倒是很需要风的助力。

“下一个圈子它往外兜的时候我可以休息，”他说，“我觉得好多了。然后再兜两三个圈子，我就捉到它了。”

他的草帽推到脑后去了，他觉得那鱼转过弯来，便就着绳子的去势往船头里面一倒。

鱼，现在干你的吧，他想。我等你转弯的时候再来对付你。

浪头高了许多，但是，吹来的是晴天的微风，而且他回家，非得要借助这样的风才行。

“我只要朝西南航行，”他说，“人在海上从来不会迷路，而且那是个很长的岛(指古巴这个东西向的大岛)。”

在转过第三圈后，他才看见鱼。

起先，他看见一条黑暗的影子，它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船底下经过，他几乎不能相信它有那么长。

“不，”他说，“它该不会有那么大。”

但是它的确那么大，这一个圈子兜完以后，它在离老人大概只有三十码的水面浮了上来，老人看见它的尾巴露在水外面。尾巴比一把镰刀还要高，竖在那深蓝的水上，呈现浅淡的紫色。那尾巴往后一斜，鱼在水面下游着，老人可以看见它庞大的身体，身上一道道的紫色条纹。它的背鳍下垂，庞大的胸鳍向外展开着。

这次兜圈子，老人可以看见那鱼的眼睛，还有两条吸在大鱼身上的灰色的鱼，它们有时绕着它游着。有时候它们紧靠在它身上，有时候蹿开去，有时候在大鱼影子下面自由自在地游着。它们每一条有三尺以上长，它们游得快的时候，就把整个的身体像鞭子似的抽打着，如同鳝鱼一样。

老人现在身上冒着汗，但并不光是因为晒着太阳，还有别的缘故，每次那鱼平静沉着地兜一个圈子，他就收回一些钓线；他有把握再过两圈就能钻个空子，把鱼叉扎到鱼身上。

但是我一定要把它拉得很近，很近，很近，他想。可不能瞄准它的头，得直扎它的心。“老头子，你得沉住气，卯足劲儿。”他说。

下一个圈子，鱼的背脊露在外面了，但是它稍微离船太远些。再下一个圈子，它仍旧是太远，但是它露在水面上比较高些了，只要再收回一些钓线，老人确定他可以把鱼拉到船边来。

他早已把鱼叉装备好了，鱼叉上的一卷细绳子搁在一只圆筐里，绳的一头缚牢在船头系柱上。

鱼兜圈子兜回来了，平静而优雅，只有它的大尾巴动着。老人用尽平生之力把它拉近些。有这么一刹那，鱼身倾斜了一下。它随即把自己摆正了，开始兜另一个圈子。

“我移动它了。”老人说，“就在刚才，我移动它了。”

他现在又有点晕眩，但仍然竭力地紧住那条大鱼。我终于拉动了它，他想。也许这一次我能够把它拉过来。手啊，使劲拉呀，腿呀，你站牢了。头，看在神的份上，请你保持清醒吧，为了我请你再熬下去吧，你从来也没有晕倒过。这一次我一定会把它拉过来。

他打起全部精神，早在鱼还没有游到船边的时候，他就开始了，拼命拉着，那鱼歪过来一半，但随即把自己摆正了，游开去了。

“鱼啊，”老人说，“鱼啊，你反正过会儿就得死的。还非要我陪葬吗？”

照这样下去不成，他想。他嘴里干得话也不能说了，但是他现在不能腾出手去拿水喝。我这次一定要把它拉到船边来，他想。再多兜几个圈子我就不行了。不，你行！他给自己打气。你永远行。

下一次转圈子，他差一点得了手。但是那鱼又把自己摆正了，缓缓游开去了。

鱼，你就快把我弄死了，老人想。但是你有这种权利。兄弟，我从没看见过一个比你更强大，或是更美丽，或是更沉静，或是更高尚的东西。你来，你弄死我吧，不管谁弄死谁，在我都是一样。

现在你头脑已经不清楚了，他想。你一定要保持清醒。一定要头脑清醒，要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地忍受痛苦。或是像条鱼一样，他想。

“头，清醒一点吧！”他说，他的喉咙这样暗哑，差不多自己都听不见，“清醒一点。”

它又转了两圈，还是同样的情形。

我不知道，老人想。每次拉绳子，他就感觉自己濒临昏厥的边缘。我不知道，但是我再来试一次。

他再试了一次，他把那鱼掀翻过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要晕过去了。而那鱼又把自己的身体摆正了，缓缓地游了过去，它那大尾巴在空中摇摆着。

我再来试一次，老人发誓，虽然他两只手已经血肉模糊，眼睛也看不清楚了，视线闪烁不明。

他再试了一次，又是同样的情形。那么，他想，它还没开始倒已经觉得自己要晕过去了；我还要再来试一次。

他收拾起他所有的痛楚和残余的精力，和他久己丧失了的自傲，他用这一切来和那鱼的苦痛对抗，那鱼到他旁边来了，侧着身子温柔地在他旁边游着，它尖长的硬唇差不多碰到船板，它开始在船边游过去了，又长，又深，又宽，银色的，上面有紫色阔条纹，在水里简直无穷无尽。

老人搁下钓线，用脚踏住，把鱼叉举到最高，然后把它推下去，使出全身力气，再加上他刚才振起的力量，把鱼叉戳进鱼身的侧面，正在那巨大的胸鳍后面，那胸鳍高高地竖在空中，跟老人的胸口一般高。他觉得鱼叉刺了进去，他把身体倚在上面，把它再推进去些，然后用他全身的重量把它嵌进去。

这一下，那鱼惊跃起来了，死亡到了它身体里面。它从水里高高跳起来，尽情显露了它惊人的长度和宽度，它全部的力与美。它仿佛悬在空中，就在船里的老人头上。然后它哗啦一声跌到水里去，浪花溅了老人一身，溅了一船。

老人觉得头晕，视线模糊，想要呕吐。但是他把鱼叉上的绳子卸了下来，让那绳子在他皮开肉绽的手中缓缓滑过，当他恢复视觉的时候，他看见那鱼仰天躺着，银色的肚子朝上。鱼叉的柄从鱼的肩膀上斜戳出来，它心里流出的血把海都染红了。起先血迹就像是深蓝色水中大约一英里深处的黑色沙洲，然后便又像朵云一样地扩散开来。鱼泛着银光，一动也不动地随着波浪漂浮。

老人趁着他眼睛看得见的时候，他四下细看了看。然后他把鱼叉上的绳子绕在船头的系柱上，绕了两圈，两只手上捧着头。

“让头脑一直清醒吧，”他对着船头上的木板说，“我是个累坏了的老头儿。但是我杀了这条鱼，杀死了我的兄弟，现在还剩下有些苦工，我得去完成它。”

我必须准备一些绳套和绳子，好把鱼绑在船旁边，他想。即使是只有我和它两个，把它装上船，船里会浸满水，而就算把水汲出，这条船怎么也容纳不下它。我得要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然后把它拖过来，捆起来，竖起桅竿，张起帆来驶回去。

他开始把鱼往船边拉过来，以便从它的鳃穿进绳子，再从口中抽出来，这样，就能把它的头缚牢在船头旁边。他想，我想看它，我想碰碰它，摸摸它。它是我的财富，他想。但是这倒不是我想摸它的原因。我想我刚才接触到它的心，他想。当我第二次把鱼叉推进去的时候。现在把它拉过来吧，把它缚牢了，把绳圈套在它尾巴上，再套一个在它腰上，把它绑在小船上。

“动手做起来吧，老头子，”他说，他稍稍喝了一点水，“现在战斗完结了，还有许多苦工要做。”

他向天上看了看，然后向外面望去，看他的鱼。他仔细看看太阳。正午才过了没多少时候，他想。而贸易风(又称信风)起来了。这些钓线现在完全无关紧要了。等我们回到家里，小伙子和我会把这些绳子都接起来。

“来了，鱼。”他说。但是那鱼并没有来。它只躺在那里，在海里打滚，老人把小船拉到它跟前。

十一

他和鱼并排之后，他把鱼头靠在船头上，他不敢相信这鱼有这么大。但是他把那系柱上的鱼叉绳子解下来，从鱼鳃里穿进去，从嘴里出来，在它像剑似的长唇上绕了一圈，将绳子穿过另一个鳃，又在系柱上绕了一圈，把那双股绳子挽了个结，在船头的系柱上缚牢。然后他又把绳子割断了，到船尾去把尾巴套在绳圈里，鱼已经从原来的银里带紫,变成一色银白了。身上的条纹，跟尾巴一样是淡紫的，比人伸开五指的一只手还宽。鱼的眼睛看上去非常超脱，像潜望镜上的镜子，或是迎神赛会里的一个圣徒。

“要杀死它只有这一个法子。”老人说。他喝过水之后觉得好些了，他知道他不会晕倒，他脑筋也清醒。它这样子看上去总不止一千五百磅，他想。也许还要多得多。假使他把三分之二的肉切下来卖，三角钱一磅，一共收入多少？“得有一只铅笔来算这个，”他说，“我的脑筋虽然清楚，没有清楚到那样的地步。但是我想那伟大的狄玛吉奥今天一定会认为我值得骄傲的。我的骨头没有突出一块，但是手和背脊实在疼得厉害。”不知道骨刺究竟是回什么事，他想。也许我们都有这毛病，而自己不知道。

他把鱼缚牢在船头船尾和中央的座板上。它那么大，简直像把另外一只大些的船绑在这小船边上。他割了一段绳子，把鱼的下巴和尖嘴捆起来，这样他的嘴巴就不至于张开来而使航行受到阻碍。然后他竖起桅杆，把那满是补丁的帆撑起，船开始移动了，他半躺在船尾，向西南航行。

他不需要罗盘来告诉他西南在哪里。他只需要那风吹在身上的感觉，再把帆挂起来看看风吹动的情形，就知道了。我最好用汤匙在它身上划开一条线，再弄点东西吃，并喝点什么，以保持水份。但是他找不到汤匙，他的沙丁鱼也都腐臭了。于是当船经过一堆墨西哥湾黄色海草时，他用鱼叉钩住海草并使力摇晃，把里面的小虾都震落在船板上。有不止一打小虾，像是沙蚤在上面乱蹦乱跳。老人用拇指与食指掐掉它们的头，咀嚼着壳与尾巴。它们非常小，但是老人知道它们营养丰富，而且味道鲜美。

老人瓶里的水还够喝两次，他吃过了虾之后就喝掉了小半口。船虽然有这许多累赘，但走得还算不慢，他把舵柄挟在腋下，就这样掌着舵。他看得见那鱼，他只要看他的手，感觉到背脊靠着船艄也疼，就可以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不是在做梦。以为快要完蛋的那段时间，他觉得非常难受，他想着大概这是一个梦。后来他看见那鱼从水里出来，在天空中悬着，一动也不动，然后才掉下来，这一切令他觉得离奇，无法相信这是真实的。后来他的眼睛就看不清楚，虽然现在他是看得很清楚，和平常一样了。

现在他知道这鱼在这里，他的手和背脊上的疼痛提醒他这不是梦。手很快就会痊愈了，他想。出血出得多，把伤口都冲洗干净了，海水的盐份会治好它。墨西哥湾深色的海水是最好的治疗药物。

我所应该做的就是保持头脑清醒。两只手已经做过了它们的工作，我们航行得也很好。那条鱼的嘴巴紧闭，尾巴直直竖立着，随海波上下起伏，我们像兄弟一般并肩航行。接着，他的头脑有点不清楚起来，他想，到底是它把我拉回来呢？还是我把它拉回去？要是我把它拖到后面，那就毫无疑问了。或者要是那鱼尊严丧失地在船里面，那也就毫无疑问了。但是他们一同航行着，并排捆绑在一起，于是老人想，它要是高兴的话，就让它把我拉回去吧。我不过是靠狡计战胜了它，而它对我也没有恶意。

他们顺利地航行着，老人把双手浸在盐水里，想保持头脑清醒。积云堆积得很高，上面又有相当多的卷云，所以老人知道这风会整夜地吹下去。老人不停地看着鱼，好叫自己放心确实是捉住它了。这是第一条鲨鱼来攻击它的前一个钟头的事。

来了一条鲨鱼，并不是偶然的事，当那片乌云般的鲜血沉下去，在一英里深的海里散开的时候，它就从下面的深水层奔上来了。它出来得这样快，而且一点也不谨慎，它竟冲破了那蓝色的水面，来到阳光中。然后它跌回水里去，重新嗅到了血腥味，开始游向那条船和那条鱼的路线。

有时候它嗅不着那气味。但是随即找到了它，或是仅仅是一丝气息，它顺着那路线很快地努力游着。它是条非常大的马科鲨鱼，它天生的一副身体，能够和海里游得最快的鱼游得一样快，它的一切都是美丽的，除了它的嘴。它的背脊和旗鱼背上一样的青，它的肚子是银色的，它的皮是光滑漂亮的。它的体格和旗鱼一样，除了它的大嘴，现在它因为游得快，嘴紧紧闭着，它就在水面底下游着，它背脊上那高高的鳍像刀似的在水中切过，一点也不抖动。它的嘴，在那闭着的双唇里面，它所有的八排牙齿都是朝里倾斜着。这牙并不是普通的鲨鱼金字塔形的牙齿。这牙齿的式样像一个人的手指，不过这手指蜷曲起来像爪子一样。这牙齿差不多有老人的手指一样长，牙齿两边像剃刀一样锋利。这鱼的身体构造使它能够吃海里的一切的鱼，它们那么迅速，强壮，它们的武器又这么厉害，它们能所向无敌。现在它加快了速度，它嗅到了新鲜的血腥气，它那青色的背鳍在水中切过。

老人看见它来了，他知道这条是什么都不怕的，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鲨鱼。他把鱼叉预备起来，把绳子拴牢了，一面盯着那鲨鱼向这边快速游来。可惜绳子很短，因为他切了一大段下来捆那鱼。

老人的头脑现在非常清醒，他满怀决心，但并没抱有多少希望。之前的事情太好了，就绝不能长久的，他想。他看见那条鲨鱼逼近，瞅了那大鱼一眼。也许，这就是做了一个梦，他想。我不能阻止它袭击我，但是我也许能弄死它。他想，鲨鱼，他妈的。

鲨鱼快速地接近船尾，当它咬住大鱼的时候，老人看见它张开的嘴巴以及异样的眼神，当它朝大鱼的尾部扑上去时，满嘴的牙齿都卡嗒卡嗒地响着。鲨鱼的头从水面露出来，它的背脊也浮出水面，刺入的点就在鲨鱼两眼之间的横线，和由鼻子往后直划一条线的交叉点上。其实，并没有这样的线。在它身上，只有那沉重尖锐的青色的头和那大大的眼睛，那卡嗒卡嗒响着、能吃掉一切的嘴。但是那是大脑所在的地方，老人击中了它。他打它，用他血淋淋稀烂的手以全力运用着一只好鱼叉。他打它，然而并没有抱着什么希望，不过他是坚决的，而且完全是恶意的。

鲨鱼翻了个身，老人看见它的眼睛不是活的，然后它又翻了个身，裹了两圈绳子在它身上。老人知道它已经死了，但是鲨鱼不承认。然后，它朝天躺着，尾巴鞭打着，嘴噶塔噶塔响着，那鲨鱼就像拖着个犁耙耕田似的，把那水滚滚地拨翻开来，如同一只小汽艇一样，它的尾巴打着水。那块水都白了，它的身体有四分之三出现在水面上，正在这时候，绳子绷紧了，颤抖了一下，然后啪的一声断了。那鲨鱼在水面上安静地躺了一会儿，老人注视着它。然后它徐徐地下去了。

“它差不多吃了有四十磅的肉。”老人自言自语。并且把我的鱼叉也带走了，还有我所有的绳子，他想，而且现在我的鱼又流血了，别的鲨鱼又要来了。

自从那条鱼被毁得残缺不全之后，他都不愿意看它了。那条鱼被袭击的时候，就像是他自己被袭击一样。

但是我杀了那袭击我的鱼的鲨鱼，他想。而它是我看见过的最大的鲨鱼。天知道，我看见过许多大的。

事情进行得本来太好了，就绝不能长久的，他想。现在我真是宁愿它是一个梦，我只是独自一个人躺在铺着报纸的床上。

“但是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他说，“一个男人可以被消灭，但是不能被打败。”不过杀了这条鱼，我很懊悔，他想。现在倒霉的时候要来了，而我却连个鱼叉都没有。鲨鱼是残酷的，神勇，壮健，又聪明。但是我比它聪明些。也许我没有，他想。也许，我不过是武器比它好些。

“别想啦，老头儿，”他自言自语，“你顺着这条航线行驶，有什么事情就接受它，迎上去。”

但是我还得要想，他想。因为我只剩下这个了。这事儿，还有棒球。不知道那伟大的狄玛吉奥可会喜欢我那样一下子击中它的脑子？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想。任何人都做得到的。但是你想我这一双手是不是和那骨刺一样痛苦？我无法知道，我的脚后跟从来没有出过毛病，除了那次我游泳的时候踏在海鳐鱼上，被它刺了一下，小腿麻痹了，痛得不得了。

“想点什么高兴的事吧，老头子，”他说，“每一分钟你离家更近些了。你失掉了四十磅，船轻了一些，走得更快了。”

等他走到那潮流靠里的一面，可能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他知道得很清楚。但是现在没有办法了。

“有办法的，”他自言自语，“我可以把刀绑在一支桨把上。”

他用胳肢窝夹住舵柄，一脚踩住帆底绳，腾出手来绑好了刀。

“现在，”他说，“我仍旧是个老头子。但是我不是没有武器。”

这时，风大了些，但他航行得很好。他只凝视着鱼的前半段，他的希望又回来了一部分。

不抱任何希望太傻，他想。而且我相信，那甚至是一种罪恶。不要去想罪恶，他想。不要想到罪恶，现在的问题也已经够多了。而且我也搞不懂这些。

我不懂罪恶，而且我也不一定相信。也许杀害这条大鱼本身就是罪恶。我想，应该是的，即使我杀它是为了生存，而且也为了让许多人有鱼肉吃。但是这样说的话，任何事都是罪恶了。

不要去想罪恶。现在早已来不及了，想也没用。而且有些人是专门干这一行，吃这碗饭的。让他们去想吧。你天生是个渔夫，就好像，那鱼天生是条鱼。圣地亚哥是个渔夫，就像那伟大的狄玛吉奥的父亲也是个渔夫。

但是，他喜欢想一切牵涉到他的事。既然没有书看，也没有收音机可以听广播，他就常常思索，现在他继续想着有关罪恶的事。你杀死这条鱼并不光为了养活自己和卖给人做食物，他想。你打死它，是顾着自尊心，是因为你当了个打鱼的。它活着的时候你爱过它，后来你也爱过它。如果你爱它，杀死它就不是罪恶。还是罪恶更大呢？

“老头子，你想得太多了。”他自言自语。

但是你杀死那条鲨鱼觉得很痛快，他想。它和你一样，是专门杀活鱼维持生活的。它是不吃臭肉的，它也不像有些鲨鱼那样，只晓得贪吃，游到哪儿，吃到哪儿。它是美丽的，高贵的，什么都不怕。

“我杀死它是为自卫，”老人自言自语，“我杀它的手法也很高明。”

另外，他想，一物降一物，不过方式不同罢了。打鱼虽然养活了我，同时也害了我。是那小伙子在养活我，他想。我不要太自欺欺人。

他倚在船边，在那鱼被鲨鱼咬了的地方撕下一块肉来。放在嘴里咀嚼，品尝肉的品质和它的鲜美。它很坚实多汁，就像其他肉一样，只不过它不是红的。他知道它在市场上可以卖最大的价钱。但是没有办法让它的香味不到水里去，老人知道一个非常倒霉的时期要来了。

风是稳定的。它更往东北逆转了点儿，他知道这意思是说风不会小下来。老人向前望去，但是他看不见帆影，也看不见轮船的船身和冒出的烟。只有一些飞鱼，从他的船头向船边掠过，还有一丛丛的黄色墨西哥湾海草。连一只鸟也看不见。

小船已经航行了两个钟头，他在船尾休息着，有时候从那马林鱼身上撕下一点肉来咀嚼，以好好休息恢复体力，养精蓄锐，正在这时候他看见两条鲨鱼中的第一条。

“唉！”他大声呼道。这个字是无法解释的，如果一个人觉得有个铁钉从他手里穿过去，钉到木板上，他或许会不由自主地发出这声音。

“加朗诺鲨！”他大声说。现在他看见那第二只鳍了，在第一只后面出现。他看见那棕色的三角形的鳍和那扫来扫去的尾巴，就可以知道那是“铲鼻鲨鱼”。它们嗅到了香味，很兴奋，它们饿昏了头，兴奋过度，一会儿又找不到那香味，一会儿又找到了。但是它们不停地包围上来。

老人把帆脚索拴牢，把舵柄挟紧了。接着他拿起了绑着刀的那支桨。因为两手嫌疼，不听指挥，他举桨举得尽量的轻，还让两手握桨的时候轻轻地张合几下，让手松活松活。他坚决地合拢了手，它们现在能受痛苦而不至于退缩了。他望着那两条游过来的鲨鱼。现在他可以看见它们扁阔的铲子式的头，和它们宽阔的胸鳍，鳍尖是白色的。它们是一种可恨的鲨鱼，身上泛着恶臭；它们吃活的东西，现杀现吃，但同时也吃腐烂的死尸；它们饥饿的时候会咬一支桨或是船上的舵。这一种鲨鱼趁着海龟在水面上睡觉的时候，会把海龟的手脚咬掉，它们饿起来也会向游水的人进攻，即使人身上不沾鱼血的腥气，没有鱼皮的粘液也一样。

“唉，”老人说，“加朗诺鲨。来吧，加朗诺鲨。”

它们来了，但是它们的来势并不像那条马科鲨鱼那样。其中一只转了一圈后，便跑到船底下，看不见了，当它撕拉鱼肉时，老人可以感觉船在震动。另一条鲨鱼用它的眯细的黄色眼睛注视着老人，然后它很快地逼近，用它那几乎是半圆形的下巴，咬住大鱼已经被咬过的地方。它那棕色的头上和脑后，脑子连着鱼骨的地方，那条线很清楚地现出来，老人把桨上的小刀插进那交叉点，拔出刀来，再把它插进那鲨鱼黄色的猫眼里。鲨鱼放松了那条鱼，身子往下溜，它临死的时候还吞咽着嘴里的肉。

剩下的那条鲨鱼在死命糟毁着大鱼，因此船还震动着。老人放松了帆脚索，使那小船横过来，把船底下的鲨鱼露了出来。他一看见那鲨鱼，就伏在船舷上，向它刺去，但他只打到肉上，鲨鱼皮非常坚固，小刀几乎戳不进去。这么一刺，不仅使他的手痛，连肩膀都痛。但是那鲨鱼迅速地上来了，把头浮出水面，它的鼻子正从水里钻出来，挨在大鱼身上，老人就打了下去，正中它那平扁的头部中心。老人抽回刀，照准鲨鱼那个要害再扎下去。它仍旧吊在那大鱼身上，它的嘴咬着那大鱼不放，老人刺中它的左眼。那鲨鱼仍旧紧贴在那里。

“还不肯走？”老人说，他把刀锋刺进脊骨与脑子之间，这就很容易了，他觉得那软骨被切断了。老人把桨倒过来，把刀锋搁在鲨鱼嘴里，撬开它。他把刀锋扭绞了一下，鲨鱼渐渐松开了嘴，他说：“滚吧，加朗诺鲨。溜下去一英里深，去看你的朋友，不过也可能是你妈妈。”

老人把刀锋擦了一擦，把桨放下来。然后他找到了帆脚索，风鼓着帆，他又将小船驶回航线。

“它们已经吃掉了它的四分之一，而且还是最好的肉，”他自言自语，“但愿这是一个梦，但愿我并没有钓到它。鱼，我觉得很抱歉。这把一切都搞乱了。”他没有再说下去，他现在也不愿意看那条鱼了。那鱼流尽了血，又被波浪打湿了。它那颜色看上去像镜子背面的银色。它的条纹仍旧看得出。

“我不应该划得那么远，鱼啊！”他说，“这对你、对我都不好。鱼，我实在很抱歉。”

现在，他对自己说。看看捆刀子的绳子是不是断了，然后叫你的手准备好，因为还有更多的鲨鱼马上就要来了。

“要有块磨刀石就好了，”老人看过桨头上缚的绳子以后说，“我应当带一块石头来。”你应当带来的东西多着呢，他想。但是你并没有带来，老头子。现在不是想船上没有的东西的时候，还是想想你有的东西，怎样才能让他们派上用场。

“你给了我许多忠告，”他大声说，“我真觉得厌烦。”

他把舵柄挟在腋下，把两只手都浸在水里，小船继续向前航行。

“天知道最后那一条到底抢走了多少肉。”他说，“不过，这下这船倒是轻了许多了。”他不愿意想到那鱼残缺不全的肚腹。他知道，鲨鱼每次摇摆猛扯的时候，就是大鱼被撕走一块肉的时候，现在这鱼流血的创口这样宽阔，留下的气味简直像海中开了一条大路，引着许多鲨鱼追踪而来。

十二

老人想着，这条鱼可以供一个人度过整个冬天啊，不要再想了，不要再想了。还是努力把你的手弄得好些，来保护它剩下来的那部分。水里的血腥气已经这样浓，我手上的血腥实在微不足道。而且我手上出的血也不多，没有一个割开的口子是严重的。流一点血，左手倒也许不会抽筋了。

我现在能够想什么呢？他想。什么也不能想。我得要什么都不想，等着下一条鲨鱼来。但愿这真的是一个梦，他想。但是谁知道呢，也许结局还是好的。

下一次来的鲨鱼是一条单独的“铲鼻”。它那神气仿佛像一只猪到槽里就食——如果猪的嘴有那么大，一个人头都可以搁得进去，老人让它咬到那条鱼，然后把他桨上的小刀錾进它脑子里去。但是那鲨鱼打滚的时候往后一扭，刀锋折断了。

老人坐定下来掌舵，他看都不看那鲨鱼，那大鲨鱼在水中徐徐沉下去，先是和它原来的身体一样大，然后小了，然后极小。老人向来最爱看这一幕，觉得很迷人。但是他现在看都不看一眼。

“我现在还有只鱼钩，”他说，“可惜它没什么用处。我还有两支桨、一个舵柄和那短木棒。”

现在它们打败了我，他想。我年纪太大了，已经没法用木棒打死鲨鱼，但是我只要有桨，有短木棒，有舵柄，我还可以一试。

他再度把两手搁在水里浸泡。现在是下午，时候已经很不早了，除了一片茫茫的海天，他仍旧什么都看不见。天上的风比先前大了些，他盼着赶快见到陆地。

“你累了，老头子，”他说，“你从心里累。”

直到日落前，鲨鱼才再次来袭击。

那鱼一定是在水中留下很宽阔的一道血腥气，老人看着鲨鱼棕色的鳍顺着那条路来了。它们并不回旋着寻找气味。它们笔直地朝小船来了，并排游着。

他把舵柄挟紧了，拴牢了帆脚索，伸手将船尾下面的木棒拿出来。它本来是一支桨柄，从一只折断的桨上锯下来的，大概有两尺半长。柄上不好用两只手握着，所以他只能用一只手，他用右手紧紧握住它，把手一开一阖，伸缩了一下，他一方面望着那边的鲨鱼来，两条都是加朗诺鲨鱼。

我得要让第一条把大鱼咬紧，才朝它的鼻尖上打，或是在它头顶正中，他想。

两条鲨鱼同时包围上来，他看见离他最近的一条张开嘴来，把牙齿陷进那鱼银色的胁肉里时，他就把木棒高高举起来，重重地打下去，砰地一声打在那鲨鱼宽阔的头顶心。木棒落下来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那橡皮似的厚实，也觉得它的头骨硬邦邦的。鲨鱼从鱼的身边滑下去了，他又重重地打了它一下，打在鼻尖上。

另一条鲨鱼已经咬了一口走开了，现在又张大了嘴过来。它撞了这鱼一下，把嘴闭上了，老人可以看见这鱼一块块的白肉从它嘴角流溢出来。老人一棒只打着它的头，鲨鱼瞅他一眼,又扯下一块肉。它溜开去咽下那块肉，老人又挥起木棒向它打下来，只打中那沉重坚实的橡皮似的厚肉上。

“来吧，加朗诺，”老人大喊，“再凑过来！”

鲨鱼突然直冲过来，它咬了一口，当它正闭起嘴来咬着鱼肉时，老人又打了它一下，他使尽所有力气地把木棍尽量举高，结结实实打了它一下。这次他觉得打中了脑子下部的骨头，他同在一个地方又打了一下，这时候鲨鱼有些迟滞地把肉撕了下来，从大鱼身边溜下去了。

老人守望着，等它再上来，但是两条鲨鱼都没有出现。然后他看见有一条在水面上转着圈子游着。他没有看见另外一条的鳍。

我不能指望把它们打死，他想。我年轻力壮的时候可以做得到。但是我把它们俩都伤得不轻，大概哪个都不觉得太好过。我要是能够两只手握住一只棒，我一定能够打死那第一条鲨鱼。哪怕是现在这个岁数，他想。

他不想再看那条鱼，他知道它已经快被毁了一半。他在那里和鲨鱼战斗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

“天就要黑了，”他说，“这样，我就可以看见哈瓦那的红光。我要是太往东了，我会看见一个新海滩上的灯火。”

我现在不会离岸太远了，他想。我希望没有人太为我担忧。当然，除了那孩子也没有人为我担忧。但是我确定他一定满有信心，知道我不会出乱子。有许多年纪大些的渔夫会担忧的。还有许多别人，他想。我住在一个好城镇里。

他现在不能够再跟那鱼谈话了，因为那鱼被毁坏得太厉害了。然后有一个念头到他脑子里来。

“半截子鱼啊，”他说，“本来的整鱼啊，我很懊悔我出海太远了。我把咱们俩都毁了。但是我们杀了许多鲨鱼，就算没死，也被我打成残废了。鱼伙计，你曾经杀过多少？你头上长着那样一支矛，不是白长的。”

他喜欢想着那鱼，想它要是自由地在海里游，会怎么收拾鲨鱼。我刚才本该把他的长唇斩下来，用它打鲨鱼的，他想。可惜我没有斧头，后来连把小刀都没有了。

但是我如果把它斩下来，绑在桨头上，那得是多棒的武器!那么我们可以一同和它们战斗了。要是它们晚上来，你怎么办呢？你有什么办法？

“跟它们拼了，”他说，“和他们搏斗到死。”

但是如今，在这片黑暗中，看不见城市的红光，也看不见灯火，只有风，和那稳定地拉拽着的帆，他觉得他也许已经死了。他把两只手合十，摸摸手掌心。他的手并没有死，他只要把手张开合拢，就可以感到生命的痛楚。他把背脊靠在船尾，他知道没有死。他的肩膀告诉了他。

他想起来：我已经许了愿，如果让我捕到这条鱼，就要念所有的祈祷文。但是我现在太疲倦了，没办法念。我还是把布袋拿来披在肩膀上吧。

他躺在船尾掌着舵，望着天上，看可有红光。我还有半截鱼，他想。所幸我碰运气能把上半截儿带回去。我应该交点儿好运。“不，”他说，“你出去太远，破了你的好运啦。”

“不要胡思乱想，”他自言自语，“也不要犯困，好好掌着舵。你也许还有好运气在后头呢。”

“如果有什么地方卖运气，我倒是想买一点。”他说。

我拿什么去买呢？他问自己。可以拿一把丢失了的鱼叉、一把破刀、两把坏手去买吗？

“你也许可以买到，”他说，“你曾经拿海上的八十四天去买它，他们也差一点卖了给你。”

我决不要胡思乱想，他想。运气这种东西，会以许多不同的形态来临，谁又能认得出它来呢？但是无论是什么方式，我也愿意买一点，而且决不还价。但愿我能够看见灯火的红光。他想。我的愿望太多了，但此刻仅有这一个愿望。他试着把自己安置得更舒服一点，以便把舵。从疼痛中他明白自己还没死。

大概是晚上十点钟左右，他看见了城市的灯火所反映的亮光。起初只是朦胧的，像月亮升上来之前，天上的光。然后那光确定地可以看见了，隔着海洋。现在风大些了，海里浪很大。他驶入那光辉里，他想着他不久就要来到潮流的边缘了。

一切总算过去了，他心想。鲨鱼可能会再来袭击我，但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如何在黑暗中对付它们呢？现在他全身僵硬酸痛，寒夜里，所有劳伤过度的部位都感觉疼痛。

我希望我用不着再搏斗了，他想。我真希望我用不着搏斗了。

但是到了半夜，他开始又搏斗了，而这次他知道搏斗也无益。它们来了一大群，他只看见鲨鳍在水里划出的一道道波纹，还有它们向鱼肉扑去、身上闪现的磷光。他用木棒打它们的头，他听见嘴噶嗒噶嗒响，它们在下面咬住那鱼，他就感觉小船在震动。他绝望地用木棒乱打，什么都感受不到，但他觉得有一样东西夺走了他的木棒，木棒没有了。

他把舵柄由舵上卸下，双手握着它，一次又一次地往下捶打鲨鱼。但是它们现在凑到船头上来了，一条赶着一条成群地拥上来，撕掉一块块的肉，那肉在海底发亮，它们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最后，过来一条鲨鱼来抢食鱼头，他知道一切都完了。他朝鲨鱼头挥舞着舵柄，鲨鱼的嘴咬住大鱼沉重的头，他挥起舵柄打在那鲨鱼头上。他再挥起舵柄，两次，三次。他听见那舵柄啪的一声断了，他抡起那裂开的桨身向那鲨鱼刺过去。他觉得它戳进去了，他知道它是锐利的，就又把它戳进去，鲨鱼扔下了鱼头，一骨碌逃开。它是来的这一帮里面最后的一条鲨鱼。再没什么让它们吃的啦。

老人现在差不多透不过气来，他觉得嘴里有一种奇异的滋味。有点铜腥气，甜甜的，有一刹那他有点怕它，但是吐的血并不多。

他向海洋里吐了唾沫，说：“吃了它吧，好家伙。你们去做个梦，梦见你们杀死了一个人。”

现在他知道，他终于被打败了，而且是一败涂地，他回到船尾，他发现那锯齿形的半段舵柄还可以勉强安到舵上的孔里，勉强可以掌舵，他把口袋在肩膀上围好，把小船拨到航线上去。这时航行起来很轻便，他已无任何想法，亦无任何感觉，对任何事也不感兴趣了。他尽量保持清醒地驾着小船，朝家乡的港口回航。夜里有鲨鱼来袭击那残剩的尸骨，就跟从饭桌上拾点面包屑一样，老人不理睬它们，除了掌舵以外他什么都不理会。他只注意到那小船现在没有重的东西捆在它旁边，行驶得多么好。

这船真好，他想。它好好的一点儿也没坏，只不过舵把子折了。那是很容易换一只的。

他可以感到他现在到了潮流里面，他可以看见沿岸的海滨住宅区的灯光。他现在知道他到了什么地方，毫不费事就可以回家了。

不管怎样，风总是我们的朋友，他想。然后他加上一句：有时候它是。

还有大海，那儿有我们的朋友，也有我们的敌人。还有床，他想。床是我的朋友。就光是一张床，他想。上床睡觉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打败仗，倒也很舒服，他想。我从来没有知道它这样舒服。什么东西打败了你，他想。

“什么都不是，”他大声说，“我出海太远了。”

当他航进小港的时候，露天酒店的灯光已经熄灭，他晓得每一个人都已经上床就寝。风很稳定地加强中，愈吹愈猛烈，然而海湾里面一切平静，他航向岩石下面有一堆砂砾的地方。

没有人帮他的忙，所以他只好尽可能地把船拉上去，拉到哪里是哪里。然后他走出来，把船拴牢在一块石头上。

他卸下桅杆，把帆卷起、捆好，然后他背着桅杆开始往上爬。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累到什么样的程度。他停了一会儿，回过头望了望，在街灯的反映中看见那鱼的大尾巴，高高竖在船尾后面。他看见它那白色的光秃秃的脊骨，黑乎乎一坨的脑袋和伸出去的剑颚，而一头一尾中间却空荡荡一片精光。

他又开始往上爬，爬到顶上，他跌了一跤，躺在地下很久，桅杆扛在他肩膀上，他试着爬起来，但是太困难了，他扛着桅杆坐在那儿，瞧了瞧石路。一只猫在路那边走过，去干它自己的事，老人注视着它。然后他只注视着那条路。

最后他放下桅杆站了起来。他抬起桅杆再到肩上，顺着这路上去。他不得不坐下来歇五次才走到他的窝棚。

在小屋里面，他把桅杆倚在墙上，黑暗中他摸索到一个水瓶，喝了一口水后便倒在床上。然后他在床上躺下来。他把毯子拉上来盖住肩膀，然后把背脊和腿也都盖上，他脸朝下睡在报纸上，把他的手臂笔直地伸出去，掌心朝上。

早上那小伙子从门口望进来的时候，他正熟睡。刮着大风，所以那些小渔船都不出海了，这孩子睡到晚一些才起来，然后他到老人的小屋里来，就像每天早晨一样。小伙子看见老人还有呼吸，然后他看见老人的手，他哭了起来。他悄悄地走出去，去拿些咖啡来，一路上他一直哭着。

许多渔夫围着那小船，到底是什么东西捆在船边，有一个渔夫卷起了裤脚站在水里，用一根钓线在那里量那骨骼的长度。

那小伙子没有下去。他先前已经到那里去过了，有一位渔夫在那里帮他看守着小船。

十三

“他怎样了？”一个渔夫大喊道。

“在睡觉，”小伙子喊着。他也不怕人家看见他在那里哭：“谁都不要去打扰他。”

“它从鼻子到尾巴有十八尺长。”那测量着的渔夫喊着。

“我相信的确是有这么长。”小伙子说。

他到露台酒店去，要了一罐咖啡。

“要烫，里面搁许多牛奶和糖。”

“还要什么？”

“不要别的了。以后我再看他能够吃什么。”

“多么大的鱼呀，”老板说，“从来没有这样的鱼。你昨天钓到的两条鱼也真不错。”

“我那该死的鱼。”小伙子说，他又哭起来了。

“你可要喝点什么？”老板问。

“不，”小伙子说，“你叫他们不要去打搅圣地亚哥。我一会儿就回来。”

“告诉他我多么同情他。”

“谢谢。”小伙子说。

小伙子带着那滚热的一罐咖啡来到老人的小屋里，坐在他旁边，一直等到他醒过来。有一次，他看上去似乎要醒了。但是他又坠入了沉沉的睡眠里，小伙子过街去借些柴来，炖热咖啡。

老人终于醒了。

“不要坐起来，”小伙子说，“喝掉这个。”他把咖啡倒些在一只玻璃杯里。

老人拿着，喝了它。

“它们打败了我，玛诺林，”他说，“它们确实打败了我。”

“它并没有打败你。那鱼没有打败你。”

“它确实没有。是后来的事。”

“佩竺利珂在那里看守着那小船和工具。你要怎样处置那鱼头？”

“让佩竺利珂把它斩碎了，用在捕鱼机里。”

“那鱼的长唇呢？”

“你如果要它，你就留着。”

“我要它，”小伙子说，“现在我们得要来计划计划别的事情。”

“他们有没有到处去找我？”

“当然。派出沿海警卫队，也派出飞机。”

“海很大，船小，不容易看见。”老人说。他体会到，有个人一块儿讲话那么愉快，不像单跟自己讲，对着海讲那样。“我很想你，”他说，“你打了多少鱼？”

“第一天一条，第二天一条，第三天两条。”

“好极了。”

“现在我们又要在一起打鱼了。”

“不。我运气不好。我的运气现在不行了。”

“见鬼，什么运气，”小伙子说，“我会把好运气带来的。”

“那你家里人会怎么说呢？”

“我不管。我昨天捉到两条。但是我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跟你学，我们以后还是在一起打鱼。”

“我们得要弄一只好的锋利的长枪，总把它搁在船上。你可以从一只福特牌的旧汽车里拿个弹簧叶子来做那刀锋，我们可以到瓜巴可阿(位于哈瓦那东约五英里处，为哈瓦那的郊区，有海滨浴场)去把那刀锋磨快它。应该把它磨得飞快,蘸火也别让它断。我的刀就断了。”

“我再去弄把小刀来，把那弹簧片也磨快。这风还要刮多少天？”

“或许三天，也或许更久一些。”

“我会把一切都准备好的，”小伙子说，“老头子，你把你的手养好。”

“我晓得怎样照顾它们。昨天夜里我吐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我觉得我胸口有什么东西碎了。”

“把那个地方也养好吧，”小伙子说，“您躺下吧，老头子，我给你把干净的衬衫拿来。再带点吃的来。”

“把我出海这几天的报纸，你也随便带两张来。”老人说。

“你一定要快快地好起来，因为我有不少要学的，您什么都可以教我。你吃了多少苦？”

“太多了。”老人说。

“我把吃的东西和报纸都带来。”小伙子说，“好好休息吧，老头子。我到药房去带点东西来给你搽在手上。”

“不要忘记告诉佩竺利珂，那鱼头是他的。”

“嗯，我会记得的。”

小伙子出了门，顺着那碎珊瑚礁铺成的路走去，他又在那里哭了。

那天下午，露台酒店来了一群游览的人，一个女人向水里望下去，她从水中那一堆空啤酒罐和死梭鱼之间，看见一根极大的长而白的脊骨，连着一个庞大的尾巴，潮水淹上来，东风吹着，海港外面的风浪很大，庞大的鱼尾巴随着潮水起伏漂动。

“那是什么东西？”她问一个侍者，她指着那大鱼的长脊骨，可现在那鱼只是垃圾，等着潮水来把它卷走。

“大鲨鱼，”侍者说，“一条鲨鱼。”他预备要解释这事情的经过。

“我没晓得鲨鱼有这样漂亮的尾巴，这样美丽。”

“我也从不知道。”和她同来的男人说。

在路那头的窝棚里，老人又睡着了。他仍旧脸朝下趴着，小伙子坐在他旁边守着。老人在做梦，梦见了狮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项链 : 莫泊桑短篇小说集 / (法) 莫泊桑著；沈樱译.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9

ISBN 978-7-80769-849-4

Ⅰ.①项…Ⅱ. ①莫…②沈…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Ⅳ.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9391号

新业文学经典丛书

项链 : 莫泊桑短篇小说集

著    者|莫泊桑(法)

译    者|沈  樱

出版人|田海明  朱智润

选题策划|黎  雨

责任编辑|胡俊生  樊艳清

装帧设计|张子航

责任印制|刘  银

营销推广|张晓兵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  编：100101    电话：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9.5

字    数|180千字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2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69-849-4

定    价|29.8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毛姆在《书与你》中曾提到：“养成阅读的习惯，使人受益无穷。很少有体育运动项目能适合盛年不再的你，让你不断从中获得满足，而游戏往往又需要我们找寻同伴共同完成，阅读则没有诸如此类的不便。书随时随地可以拿起来读，有要紧事必须立即处理时，又能随时放下，以后再接着读。如今的和乐时代，公共图书馆给予我们的娱乐就是阅读，何况普及本价钱又这么便宜，买一本来读没有什么难的。再者，养成阅读的习惯，就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生命中任何灾难降临的时候，往书本里一钻，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古人也说：“开卷有益。”但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如何选取有益的读本来启迪心智，这就需要有一定的鉴别能力。

对此，叔本华在《论读书》里说：

“……对善于读书的人来说，决不滥读是很重要的。即使是时下享有盛名、大受欢迎的书，如一年内就数版的政治宗教小册子、小说、诗歌等，也切勿贸然拿来就读。要知道，为愚民而写作的人反而常会大受欢迎，不如把宝贵的时间用来专心阅读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这些书才真正使人开卷有益。

“坏书是灵魂的毒药，读得越少越好，而好书则是多多益善。因为一般人通常只读最新的出版物，而不读各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品，所以作家也就拘囿在流行思潮的小范围中，时代也就在自己的泥泞中越陷越深了。”

正如叔本华所言，“不读坏书”，因为人生短促，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出版好书，让大家有好书读。基于这样一个目的和愿景，便有了这样一套“国内外大家经典作品丛书”，希望这些“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能令大家“开卷有益”。

编  者

散  步

勒拉先生是拉比士公司的记账员，他刚走出货栈，就被夕阳的光晕照得好半天睁不开眼。在那间像井一样又深又窄的院子后面的房间里，伴着昏黄的煤气灯，他已经工作了一整天。四十年来，他几乎所有的白天都是在这间小屋里面度过的。小屋光线暗淡，即使在盛夏的白昼，也只有十一点到三点这段时间里，可以勉强着不用点灯。

一年到头，屋子里都潮湿而阴冷，尤其是窗外那个深坑般的院子，给这间原本就不见阳光的屋子，又带来了满满的霉臭味。

所以说，这间屋子对勒拉先生而言，简直就是一座监牢。四十年来，他每天早上八点钟就来到这儿，一直到晚上七点钟才离开。其间，他就那么伏在账本上，以一个好职员应有的认真态度来抄写那些繁琐的账目。

如今，他每年可以挣到三千法郎的薪金，最开始的时候是每年一千五百法郎。他一直单身，微薄的收入不允许他娶老婆。反正他从来没有享受过什么，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欲望。不过偶尔他对自己的这种枯燥的、连续的工作也会感到厌倦，然后便会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愿望：“唉！如果我的年薪能有五千法郎，就可以过舒服日子了。”

所以，他的日子从来没有舒服过，因为除了每月的薪金之外，他根本没有别的收入。

他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一大半，没有重大事件，没有热烈的感情，也没有希望。当然，梦想的权利是人人都有的，但由于他胸无大志，所以一些梦想也只能是梦想了。

他进入拉比士公司那年才二十一岁，从此便再也没有离开。

一八五六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一八五九年他又失去了母亲。从那以后，他的生命中再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了，不过在一八六八年的时候，因为房东要涨租，他倒是搬过一次家。

每天六点整，闹钟就会像有人抖链子似的发出一阵吓人的响声，然后把他惊得从床上一跃而起。

在他的记忆中，这个闹钟曾经坏过两次，一次是在一八六六年，一次是在一八七四年，至于坏的原因，他一直没弄清楚过。穿好衣服后，他开始整理床铺，打扫屋子，用掸子掸去靠背椅和五屉柜上面的灰尘。干完这些活儿大概要花掉他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之后，他便出门，先去拉于尔面包店买一个羊角面包，然后一边走一边吃。这家面包店已经换过十一个老板了，不过字号一直未改，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的每个老板他都认识。

他的整个生命几乎都消磨在那间狭窄而阴暗的办公室里了，从他进来的那天开始，屋子四壁的糊墙纸就一直没有换过。他第一次走进这间屋子时，是作为布吕芒先生的助手，那时他抱着接替他的希望。

如今，他已经接替了他，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很多人，在漫长的生活过程中总会积攒下许许多多的回忆，比如一些意料之外的事件，甜美的或者悲伤的爱情，冒险的旅行，等等。而他呢，却都没碰到过，一些偶然的事件跟他似乎是绝缘的。

一天天，一周周，一月月，一季季，一年年，他的生活都完全一个样。每天他总是在同一时间起床，出门，到办公室，吃午餐，离开办公室，吃晚餐，最后睡觉。从来没有任何一件事打乱过他这些永不变化的规律。

年轻的时候，他还可以对着前任留下的那块小圆镜，看看自己金黄色的小胡子和鬈曲的头发。而如今，在同一块镜子里他看见的却是自己的白色的小胡子和已经光秃秃的脑门。四十个年头倏忽间过去了，又长又快，空虚得就像凄凉无聊的日子，又或者跟难眠夜晚里的那些时间一样，是的，无聊的时间总是都一样的。自从父母离世后，四十年来他什么也没留下，甚至连个回忆，连个不幸的回忆也没有留下。他的人生一片虚空。

这一天，和往常一样，勒拉先生从小屋子出来，他在临街的大门口站了一会儿，夕阳的光辉把他照得头昏眼花。原本他应该回家去的，却突然有了在晚餐之前溜达溜达的想法，这种情况一年之中也就出现过那么四五次。

随后，他来到了林荫大道上。长出新绿的大树底下人来人往。这是一个春天的黄昏，是入春后头几个暖洋洋的黄昏之一，这样的黄昏总是让人们心里充满着喜悦。

勒拉先生迈着一蹦一跳的步子走着，眼角眉梢洋溢着一种喜悦，遇到这种普遍的欢乐和温暖清新的空气。

他来到了香榭丽舍大街，微风中荡漾着的青春气息让他的活力得以恢复，他决定继续走下去。

整个天空被夕阳耀红，看上去像在燃烧；庞大的凯旋门的黑影在天边光辉灿烂的广阔背景的衬托下，像是立在大火中的一个巨人。勒拉先生走到这座怪物似的大建筑跟前时，突然感到饿了，接着他走进一家酒馆去吃晚饭。服务生招待他坐在店外人行道上边的座位上，他点了一份酸汁冷羊脚，一份生菜和一份芦笋，很久以来，这是勒拉先生第一次吃这么像样的晚餐。之后，他又加了一块布里产的很有名的乳酪，并要了半瓶上好的波尔多产区的葡萄酒。

吃完正餐，他喝了一杯咖啡，这在他是不常有的事，最后他又喝了一小杯白兰地。付完账以后，略带醉意的他觉得很开心，也很轻松。末了他暗自说道：“今晚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索性就继续走下去吧，就走到布洛涅森林的入口处就好。这样一来也算是锻炼身体了。”

于是，他继续往前走。这时，一首在从前总听到女邻居唱过的古老曲子，总是在他的脑子里萦绕着，盘旋不去：

林子新绿时，

情人向我语：

我望吾爱来，

同往花棚下。

他开始不停地哼着这首曲子，反反复复。此时，巴黎的夜幕已经降下，这是一个微风不动夜，也是一个轻柔宁和的夜。勒拉先生沿着布洛涅森林大道向前走，时而望着那些从身旁驶过的马车。那些马车里面点着明亮的灯，一辆跟着一辆驶过来，坐在马车里的偎依着的情侣在人们眼前一闪而过，女的穿着浅色裙子，男的穿着黑色礼服。

那是由一对对相爱的人组成的长队，在满天星辰的照耀下，在稍显燥热的夜色里移动着，一辆接着一辆。那些不断经过的爱人们躺在车子里，彼此静默地深情拥抱着，沉溺在一片美好的幻觉之中，沉溺在一种蠢蠢的欲望之中，也沉溺在因相拥而难以抑制的颤栗之中。温软的夜色里好像充满了飞舞着的、飘荡着的吻。一种情意绵绵的感觉让空气也变得萎靡不振起来，因而显得格外憋闷。这些坐在马车上互相偎依着的人，这些被相同的渴望和相同的念头所陶醉的人，在他们的周围渐渐形成了一种狂热的气氛，以至于他们所经之处都散发出一种难以捉摸的神秘的气息。

最后，勒拉先生走得有点累了，就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望着这些满载着爱情的马车一辆辆从他眼前驶过去。就在这时，有一个女人走过来，紧挨着他坐下。

“你好，我的亲爱的。”她说。

他没有理会。

她又说了：“让我来疼爱你吧，我的宝贝。你会知道我有多么可爱。”

他说：“您可能认错人了，太太。”

她伸出一只胳膊挽住他的胳膊说：“得了吧！别在这里装傻啦，听我告诉你……”

还不等她说完，他就已经站了起来，他没有再理会那个女人，而是向一边走去，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心里很难受。

走了百来步的样子，又有一个女人走到他身边。

“您能不能和我坐一会儿呢，我的漂亮小伙子？”

他不无感慨地对她说：“您为什么干这个行业啊？”

她听了，直直地立在他面前，连嗓音都变了，变得嘶哑而凶狠，她说：“见鬼了，总不见得是为了找乐子吧！”

他立马温和地追问了一句：“那么，您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呢？”

她抱怨道：“人总得生活啊，你问得倒奇怪。”

她说完，便哼着小调走开了。

勒拉先生似乎被这样的谈话惊吓到了。这时，又有别的女人在他身旁走过，跟他打招呼并邀请他。

他突然觉得有一种黑乎乎的东西，一种叫人伤心的情绪在头顶上逐渐散开。

于是，他又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大路上，马车继续奔驰着。

“看来我真不该到这儿来，”他心里如是想，“如今把自己弄得这样难堪，心里也是乱糟糟的一片。”

他开始琢磨起刚才从他眼前经过的人们，那些或出于自愿或用来交易的爱情，还有那些花钱买来的或者是自由给予的拥抱和亲吻。

爱情！对他而言有些陌生。他这一生只接触过两三个女人，而且完全是出于偶然，出于意外，因为他的收入不允许他有额外的开销。他不免联想到自己的生活，那种和别人完全不同的生活。他的生活是凄凉的，那么沉闷，那么平凡，又那么空虚。

世上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很不走运。就在他思考这些问题的这一刹那，一层厚幕从他眼前撕开了，他窥见了穷困，那种在他生活当中无穷无尽的、千篇一律的穷困：从前是穷困，现在是穷困，将来还是穷困；最后的日子和最开始的日子完全相同，眼前什么都没有，身后也什么都没有，周围什么都没有，心里也什么都没有，与他相关的任何地方，仿佛都是空荡荡的。

马车仍旧在他面前驶过，川流不息。他在每一辆敞篷马车里都能看见那么两个人，他们一声不响地偎依着，他们被马车载着迅速驰过，迅速出现又迅速消失。好像全人类都沉醉在快乐、欢笑和幸福之中，他们张扬又沉默地从他面前经过，炫耀着他们的幸福。而他呢，孤单一人，孤孤单单，完全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在旁边坐着。而且，他还会继续孤单下去，明天孤孤单单，永远孤孤单单，谁也不会像他这样孤孤单单地走完一生。

他站起身来，刚走了几步，就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倦向他袭来，就仿佛他刚刚结束了一个远程的徒步旅行，于是，他又在第二条长凳上坐了下来。

他在等待什么呢？又在希望什么呢？其实他什么也不等待啊，什么也不希望。他心里想的是当一个人老了时，回到家能看见叽叽喳喳玩闹的孩子们，一定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如果周围有这么一群小孩，他们的生命又是你赐给他们的，他们喜欢你，爱抚你，并对你说些有趣的天真的话，让你心里暖洋洋的，倍感安慰，那么，或许你会对一切都不再计较了。如此，尽管自己老了也是甜美而喜悦的。

转而，他又想到他的卧室，他那间洁净而凄凉的小屋子，空荡荡的，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人进去过。想到这里，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紧紧扣住了他的心弦，仿佛这卧室此时在他眼里比他那间阴冷的办公室更显得可怜凄惨。

这间卧室是死的、哑的，是一间从没有发出过人声的房子，没有人来过，也从来没有人在里边说过话。墙壁应该是有记忆的，它应该能从住在屋里的人们身上保留下一些东西，从他们的举止，从他们的面貌，从他们的言谈中保留下一些东西，幸福家庭住过的房子一定要比穷苦人的住室来得喜气洋洋。而他的屋子显然没有这样的记忆，它跟他的生活一样是空洞洞的，没有什么可纪念的东西。他一想到接下来要回到这间屋子，孤单单的一个人回去，睡在那张沉默的床上，做那些他每晚要做的事，他的心里就感到十分的害怕。或许，他打算离这间不祥的屋子更远一点，离应该回家的时间更远一些，所以，他站了起来，从森林边的第一条林荫路走进去，他走进一片密林中，然后在草地上坐了下来。

他听见周围、头上，甚至每一个角落都响着一种混乱的、辽远的、继续不断的、由无数不同的声音组成的嘈杂声，低沉而凌乱，近处有，远处也有，像生命的广阔又巨大的悸动，像巴黎的呼吸。

新一天的太阳已经升得很高，在布洛涅森林上空洒下一片温暖的阳光。马车开始陆续出现，骑马的游人也已经兴高采烈地活动起来。

一对男女走在一条无人的林荫路上。突然，年轻女子望见树枝间有一样棕色的东西垂下来，她惊慌不安地举起手来说：

“看……那是什么东西？”

随后，她发出一声惊叫，晕倒在她伴侣的怀中，那伴侣只好把她轻放在地上。

很快，守林子的人被叫来了，然后，一个用背带吊死的老人被解了下来。

经过检查，验证这人是头天晚上死亡的。人们从死者身上找出的证件得知，他是拉比士公司的记账员，名字叫勒拉。

最后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自杀，但原因却无从揣测。人们议论：也许是突发性的疯狂症所致吧？

树林里

乡长刚坐到餐桌旁正要吃午饭，忽然有人来报告，说是负责巡查农田的人抓到两个人，被带到乡长办公室里听候发落。乡长听闻便匆匆赶去，只见农田巡查员霍希多尔面容严肃地站在那里。他年龄很大了，一双眼睛紧盯着一对城里男女，就像看守着两只猎物一般，而那对男女看上去年纪也已经不小了。

男的是个红鼻子白头发的胖老头，如今一副很丧气的样子。不过那女的倒是容光焕发，虽然是个早已发福的老太太，但衣裙崭新，打扮得就像星期天准备出门做客的样子，此时，她正以挑衅的目光注视着抓住他们的巡查员。

乡长问：“这是什么情况，霍希多尔老人家？”

霍希多尔便向乡长报告了事情的经过。

一大早，他像往常一样从康比欧树林巡逻到阿尔让多叶的边界。田野上碧空晴朗，庄稼的长势也很喜人，看上去并无异常情况。就在这时，正在葡萄园里整枝的年轻人布雷德尔忽然对他喊道：“嗨，霍希多尔老爷爷，你快到树林边第一个矮树丛那边看看吧！你准保能看到一对正在调情的小鸽子，说来他俩的年龄加起来应该有一百多岁了。”

这么一来，他便循着年轻人所指的方向走去，刚刚钻进茂密的树丛，一对男女说话和喘息的声音就传进他的耳朵。他不禁想到，等下一定能当场抓获一对伤风败俗的狗男女。

这么想着，他便趴下身子像侦察员似的匍匐前进，就好像去抓偷放套圈的偷猎者一样。果然，正当这对男女准备发泄天性的时候，就被双双抓住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乡长显然很惊讶，打量着这对有伤风化的人。男的看上去已是花甲之人，而女人少说也有五十五岁了。

他开始审问，先提问那个男的。

“你叫什么名字？”

“尼古拉·博文。”

“职业？”

“小商人，住在巴黎殉道者街。”

“你们在树林里做什么？”

“……”男的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沉默不语，低头望着自己那肥大的肚子，两只手平贴在大腿上，一副羞于启齿的样子。

乡长只得跳过这个话题，问：“对乡政府农田巡查员所说的情况，你有什么异议吗？”

“没有。”

“全部承认？”

“是的。”

“你有什么需要为自己辩护的吗？”

“没有。”

“那么我再问你，你是在什么地方和你的同案犯勾搭上的？”

“不，不是同案犯，她是我的妻子。”

“你的妻子？”

“是的。”

“那么……那么，在巴黎的时候你们不是住在一起的吗？”

“我们是住在一起的。”

“住——在——一起，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在露天里做这种事情呢，我看你们一定是发疯了，彻头彻尾地发疯了，我亲爱的先生！”

男的听到这番话，羞愧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嗫嚅着说道：“是她非要这样做的！我跟她说过，这简直是一件极不光彩的蠢事。可是，可是，您了解的，当一个女人的头脑里突然有什么念头时……您是明白人……她就很难再改变主意了……”

乡长有点高卢人的诙谐，他揶揄着笑道：“不过，对你来说，既然不能改变她的主意，那么就让她在脑子里空想一下也就罢了，这样的话，你们就不会被扣押在这里了，不是吗？”

乡长这样一说，更加撩起了那男的，也就是博文先生的火气，他气呼呼地斥责妻子：“你看，都是你的诗情画意惹的祸，你看你的浪漫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来了！现在弄得我们如此尴尬，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要因妨害风化罪上法庭，真是丢人死了！接下来我们的商店大概也要关门了，出了这样的事搬家也无可避免了，不然今后我们的脸往哪儿搁？”

博文太太倒是神态自若，她不慌不忙地转过身来，看也不看丈夫一眼，脸上连半点羞愧之色也没有，她嘴唇一动就呱呱呱地讲开了：

“乡长先生，我的上帝！我明白，我们这样做有多么可笑。不过，请你允许我像一个律师那样——准确地来说，应该是一个可怜的女人为自己辩护，希望你发发善心放我们回家吧，不然这样的罪名对我们来讲简直是莫大的羞辱。事实上这事说来话长，很久以前，当我还是少女的时候，就认识了博文先生，而且就是在这个村庄里。那时他是一家小商品店铺的伙计，我是一家服装店的营业员。这些事至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昨天才发生的那样。

“星期天我常和我的一个女友露丝·雷维克到这里游玩。我们一起住在比加香街。那时露丝有一个英俊的男友叫西蒙，而那时，我还单身一人。他们常常带我一起到这个村庄来。那是一个周末，露丝的男友突然笑着对我说，下一次他要带一个朋友来。我当然明白他的弦外之意，了解那是他的一片好心。但我能说什么呢，便故意回答说：‘那倒不用，我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不久，我们就在火车上碰到了博文先生。当时的他长得很帅气，完全不是今天你们看到的这副模样。不过，我并没有因此而迁就他，一直到现在，也从来没有迁就过他。

“我们到了贝松。那天天气格外好，是那种令人心醉、令人神往的十分难得的好天气。碰到这种好天气，就算是现在，我已经不再年轻，但只要碰到这样的好天气，仍会让我像从前一样的愚蠢，愚蠢到可怜兮兮。因为，只要一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我就会头脑发昏。那天的天气就是如此，一望无际的绿野里和风如拂，鸟声清脆，麦浪滚滚，飞燕穿柳，青草泛着清香，还有罂粟花、白菊花——想想看，这一切怎能不使我发狂！就像一向滴酒不沾的姑娘，突然就喝下了整瓶香槟。

“真的，那天的天气实在太美了，风和日丽，万里无云。如果在这种情境中两人彼此对望一眼，就能从对方的眼睛窥探到内心的一切，就连透口气也是来自对方的心田。露丝和西蒙情意缠绵，他们每隔几分钟就要接吻一次。看到他们这样亲热，我也深受感染。不过我们很自重，博文先生和我就那么安静地坐在他们背后，彼此间没有一句话。当然，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初次相见，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况且这个年轻男子又拘谨得很。不过他的一副尴尬相，倒是让我觉得十分有趣。后来我和他一起走到小树林里。那里很是清凉，如同冲冷水浴一般。我们坐在草地上，照旧一言不发。因为我的表情太一本正经了，致使露丝和西蒙都来取笑我。接着他俩又一次接吻，旁若无人，情话绵绵又如胶似漆，最后他们站起身来，什么也没说，便径自钻进了绿丛深处。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我和一个初次见面的男青年对坐着，就那么一脸呆板的表情，我是什么心情。所以他们俩一走开，我就陷入了慌乱之中，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和他说话。我问他是干什么的。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他说他是小商品店铺的伙计。这样我们才算有了话题。谁知道，这一来倒壮了他的胆，他竟然开始腆着脸要求这，要求那；不过都被我严词拒绝了——我说的对不对，博文先生？”

博文先生沉默着，没有作出回答，一双失神的眼睛凝视着自己的脚尖。

见博文先生不说话，她继续说道：

“他可能觉察到我是个自重的女子，便开始以正派人的面貌，用很绅士的方式向我求爱了。从那天起，他每逢星期天都会来见我。他深深地爱上了我，而我也深深地爱上了他。说句老实话，那时候的他的确很英俊。这些就不说了，那年的九月份我们就结婚了。婚后没多久，我们接手了殉道者街上的那家商店。

“说实在的，那时候的日子很艰苦，因为生意不景气，郊游的费用我们也无力支付，渐渐地也就丧失了这种兴趣，头脑也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占据。生意人嘛，首先想到的是钱柜，而不是鲜花。就这样，我们糊里糊涂地过了很多年，不知不觉间我们老了，成了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而爱情为何物竟也有些不懂了。反正不感到缺什么，也就不需要什么了。直到最近，我们的营业情况大为好转，不用再为生存担忧。然而在我们身上，却发生了难以言明的变化，这些变化甚至有些莫名其妙。我又开始像个妙龄女郎那样沉浸于幻想之中了，望着那些满载着鲜花一路远去的车辆，我会流泪。靠在账台背后的圈手椅上，紫罗兰的芬芳向我袭来时，我的心头会怦怦乱跳，我甚至会神差鬼使地站起身来，站到店门前，越过一排排屋脊去眺望蓝天。站在街心，仰望着天空，天空突然成了一条河流——一条长河，它蜿蜒地流过巴黎。空中的燕子神奇地变成了河里的鱼，那样自由地游来游去。我当然知道一把年纪了还有这样的遐想是多么可笑！但是，我控制不住那样的心情！

“一个长年不停地工作的人，偶而也会想些别的什么，于是就发生了今天这样一件令人后悔的事情。是的，这实在令人后悔。您想想，乡长先生，我本该与其他女人一样，在树林里让恋人亲吻30年，这本来就是我的权利。可我也说不出为什么，就是忍不住向往这样的事情：如果躺在绿树花丛之中和恋人做爱，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种享受。我不骗您，我白天黑夜都在想这些。我想象着月光映在水面上，我甚至想到情愿跳下去把自己淹死。

“这种想法在我脑海里刚产生的时候，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对博文先生说。我很清楚他，他如果知道了我的这些想法肯定会笑话我的。他会规劝我还是安心地推销线团和缝衣针吧。重要的是，这么说也不怕您笑话，如今的博文先生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多大吸引力了。不过，当我顾镜自怜时，也悲哀地发现自己同样不再楚楚动人了。

“终于，我下定决心鼓动他到当初我们相识的那个村庄去郊游。对此，他也毫不迟疑地同意了。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这里。当我的双脚一走进大自然的怀抱时，我感到自己的整个身心有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一颗苍老的女人的心，在那么一瞬间突然返老还童了。真的，就连身旁的这个老头子，也仿佛又变回了当年那个英俊倜傥的小伙子。我向您发誓，乡长先生，我当时太陶醉了。我拥抱他，拼命地亲吻他。可他呢，却吓得跳起来，好像我会吃了他似的连连摆手说：‘你疯了！你怎么突然就发起疯来了？你想要干什么？’但是他的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我只听到我自己的心在说话，是我把他卷进这样的事件里的，亲爱的乡长先生，我说的每句话都是发自内心的实话。”

当然，乡长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听完博文太太的诉说，他站起身来，微笑着说：“你们放心地回巴黎去吧，亲爱的太太！不过，下次可不要在野地里孵小鸽子了……”

米龙老爹

一个月来，炎炎烈日把它灼人的火焰喷向田野。火雨下得大地生机蓬勃，万物欣欣向荣，一眼望去全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天空碧蓝，万里无云。诺曼底人的农庄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平原上，被围在一圈圈又高又瘦的山毛榉中间，远远看上去像是一片片小树林；走到跟前，推开虫蛀的栅栏门，却又让人以为是一座巨大的花园，因为那些像农民一样瘦骨嶙峋的老苹果树全都花枝灿烂。这些歪歪扭扭、颜色发黑的老树干成行地排列在院子里，把它们红白相间、鲜艳夺目的圆顶伸展向天空。苹果花的清香和敞开的牲口厩栏里的浓烈气味，以及肥料堆发酵后冒出的热气混合在一起，在空气中弥漫开来。肥料堆上栖息着成群的母鸡。

中午时分，这一家子正在门前梨树的阴凉下吃饭，他们是：父亲、母亲、四个孩子，两个女雇工和三个男雇工。他们很少讲话，吃过浓汤之后，又揭开菜盆，里面是盛得满满的土豆炖肥肉。其间，有一个女工站起来，提着酒瓶到食物贮藏室去灌苹果酒。男主人是个身强力壮的大汉，四十左右的年纪，一双眼睛正注视着屋前的一棵葡萄藤。这棵葡萄藤光秃秃的，还未长出叶子，像蛇一样蜿蜒曲折的葡萄藤，正沿着百叶窗下的墙壁向上伸展。

快要吃完饭的时候，男主人说：“父亲种的这棵葡萄今年发芽发得早，说不定要结果实了。”

女主人也转过身来看了一下，不过没有说什么。

男主人的父亲就是在这棵葡萄生长的地方被枪杀的。

事情发生在1870年，那时候正在打仗。普鲁士人占领了整个诺曼底地区，费德尔布将军统帅的北方部队还在抵抗。

普鲁士军队的参谋部就设在这个农庄里。那时的农庄主人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农民，名叫皮埃尔，也就是如今男主人的父亲，人们称他米龙老爹。当时，他接待了那些普鲁士军人，并且尽量把他们安置得舒舒服服的。一个月来，普鲁士军队的先头部队一直留在村子里观察情况。法国军队则在十法里以外的地方，没有一点动静，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每天夜里都有普鲁士的枪骑兵失踪。所有单独派出去执行巡逻任务的侦察兵，以及只有两三个人一组的那些士兵，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到了第二天早晨，人们常常在一块田地里，一座房子旁，或一条沟壑中找到他们的尸体；他们的马也倒在大路上，喉咙已被刀割断。这些谋杀好像是同一伙人干的，不过蹊跷的是，案子始终没有破。于是，普鲁士人在当地采取了恐怖手段。他们单凭一些捕风捉影的告发就枪杀了一些农民，还抓了一些妇女；他们还恐吓孩子，想从孩子嘴里得到线索，但是始终一无所获。

不过，有一天早晨，人们发现了受伤的米龙老爹，他躺在他的马厩里，脸上有一道被刀砍的伤口。

与此同时，在距离农庄三公里的地方，人们又发现了两个肚子被戳穿的枪骑兵，其中一个手上还握着染有血迹的武器。种种迹象可以看出他曾经进行过自卫，与杀死他的人搏斗过。

一个军事法庭很快组成了，就设在农庄前的露天场地上。米龙老爹被带上来。

他当年也已经六十八岁了，个子又小又瘦，还有点驼背，两只大手像螃蟹螯一样。他的头发已失去光泽，稀稀拉拉的，而且细得像幼鸭的绒毛，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头皮。他颈项里的褐色皮肤叠着皱纹，上面露出一根根粗凸的青筋，这些粗筋从下颌骨底下钻进去，又在两个太阳穴上露出来。在当地的人们眼中，他是一个既吝啬又很难打交道的人。

他被带到一张从厨房里搬出来的桌子前面站住，有四个士兵围着他，五个军官和上校坐在他的对面。

上校用法语说道：“米龙老爹，自从我们到这里来以后，对你一直很满意。你对我们也一向殷勤周到，甚至可以说亲切体贴。不过今天有一件重大的案件牵连到你，我们必须弄清真相。所以，你来说说你脸上这道伤口是从哪里来的？”

米龙老爹什么也没有回答。

上校又说道：“米龙老爹，你的沉默已经证明了你有罪，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回答我的问题，你听到没有？你知道今天早上在十字架附近找到的那两个枪骑兵是谁杀害的吗？”

“是我。”米龙老爹回答得清清楚楚，而且直截了当。

上校显然是吃了一惊，眼睛盯着这个被抓来的人，半晌没有讲话。

此时的米龙老爹脸上木无表情，带着一副乡下人常见的那种老实头脑的样子，两眼低垂，好像是在和本堂神甫说话似的。只有一点可以泄露出他内心的慌乱，就是他在明显使劲地咽口水，一口又一口，就好像喉咙完全被堵住了似的。

米龙老爹的一家人：他的儿子约翰、儿媳、还有两个小孙子，他们全都站在他身后十步开外的地方，既惊慌失措，又垂头丧气。

上校又说道：“那么，你也知道这一个月来，每天早晨在野外找到的我们军队里的那些侦察兵是谁杀害的吗？”

米龙老爹还是带着那种木头木脑、无动于衷的表情回答说：“是我。”

“这些人全是你杀的？”

“不错，全是我杀的。”

“你一个人杀的？”

“我一个人杀的。”

“这些事你是怎么干的？你说给我听听。”

这一次，米龙老爹倒显得激动不安起来，要他讲很长的话显然使他感到很为难。于是，他含糊不清地说：“这叫我怎么说呢？我都是看当时的情况再临时决定怎么行动的。”

“我告诉你，你必须把一切都对我讲清楚。所以你最好还是马上就拿定主意。你说说看，你是怎样开始的？”

米龙老爹开始不安了，他先是朝他身后正在倾听的家人看了一眼，又踌躇了一会儿，然后下了决心似的说了起来：“就在你们来到这里的第二天晚上，大概十点钟左右，我回家时，你，还有你手下的那些当兵的，你们拿走了我价值250多个金法郎的饲料，还有一头母牛和两头绵羊。我当时心里就想：你们拿好了，你们拿去多少我都得叫你们赔出来。而且我心里还有别的不痛快，等一下我会对你们讲的。就在那天晚上，我瞥见你们的一个骑兵在我的谷仓后面的沟边上抽烟斗。我便去把我的长柄镰刀摘下来，然后脚步轻轻地走到他的背后，他一点都没有听见，我就像割麦穗似的，一镰刀，只是那么一镰刀，就把他的脑袋割了下来。他连叫一声‘哎呀’都没有来得及。你们只要到那个水塘那儿去找一下，就可以看到他和一块压栅栏用的石头一起被塞在一只盛煤用的袋子里。”

他稍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有我的打算。我把他全身的衣服扒下来，从头上的帽子到脚上的长统靴全扒下来，并把它们藏在院子后面马丁家那片树林中的石膏窑里。”

讲到这里米龙老爹突然停住不讲了，军官们也早已被惊得面面相觑。

后来审讯又重新开始，下面就是他们得到的具体情况：

第一次谋杀得手之后，米龙老爹脑中就整天盘旋着“杀普鲁士人”这个念头。他对他们怀着一种凶狠的、刻骨的仇恨，这种仇恨只有他这种既贪财又爱国的农民才会有。正像他自己说的，他有他的打算。

就这样，他等了几天。由于他对战胜者表现得格外的谦恭驯服，殷勤周到，因此他们便许可他随便来去进出。他几乎每晚都能看到有传令兵出发，终于，他等到了机会。一天夜里，他听到这些骑兵要前往村庄的名字，他也出去了。平时在和这些士兵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已经学会了几句用得着的德国话。

他从院子里走出去，溜进树林，来到石膏窑，钻进长长的坑道底部，把那套死去的普鲁士人的衣服找出来，然后穿在自己身上。

随后，他开始在田野里转来转去，为了隐藏自己，他有时爬着走，有时傍着陡坡前进，他屏气凝神地注意倾听着任何一点动静，就像一个偷猎者那样紧张不安。当他认为时间已经差不多时，就来到大路边，躲在一处荆棘丛里，继续等着。靠近午夜时分，坚硬的泥土路面上终于传来了“嘚嘚”的马蹄声。米龙老爹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听准了过来的只有一个骑兵，便赶快做好准备。

这个骑兵身上带着紧急公文，策马疾驰而来。一路上他睁大眼睛，竖着耳朵，小心警惕着。等到那个骑兵到了距他只有十步远时，米龙老爹便抓准时机爬到路中央，一面呻吟，一面用德语和法语交替叫喊着：“Hilfe！Hilfe！救命！救命！”

骑兵听到呼救便勒马停下来，查看清楚原来是一个失去坐骑的德国兵，以为他受了伤，就从马上下来，走到他身边，那个士兵一点戒惧都没有；正当士兵朝这个陌生人俯下身子的时候，一柄弯弯的长马刀已戳进了他的腹部，他连哼都没有哼一声就倒下来，只是抖动了几下就断了气。这时，米龙老爹，这个诺曼底人怀着只有老农民才有的那种不动声色的兴奋，喜滋滋地站起来；为了取乐，他还把死人的喉管割断，随后把尸体拖到沟边扔下去。而那匹马则停在原地，安安静静地等待它的主人。

米龙老爹处理完尸体后，便跨上马鞍，朝原野疾驰而去。

之后，大概过了一个钟头的时间，他又发现两个肩并肩返回营地的枪骑兵。他一面又叫着“Hilfe！Hilfe！”一面笔直地朝他们奔过去，因为那两个普鲁士人已经看清了他的军服，所以就放任让他冲过来，丝毫也没有怀疑。畅通无阻的米龙老爹就像一颗炮弹似地从两个人中间穿过去，一手用马刀，一手用手枪，把这两个人同时干掉了。

随后他又把两匹马——这是德国人的马！——也杀死。干完这些，他就悄悄回到石膏窑里，并把自己骑的那匹马藏到阴暗的坑道深处。接着他又脱掉军服，重新穿上自己那身破破烂烂的衣裳，然后回到床上，一觉睡到天明。

之后一连四天，米龙老爹都没有出去，他在等调查的风头过去。但到了第五天，他又出去了，又杀死了两名士兵，用的是同样的计谋，从此他养成了习惯。每天夜里，月光下，这个已经消失的骑兵，这个专门以杀人为目的的猎手，便会骑着马在空荡荡的田野上东奔西跑，转来转去，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寻找一切机会杀死普鲁士人。而每次任务完成以后，这个“老骑兵”便丢下几具横躺在大路上的尸体，又回到石膏窑里，然后把马和军服藏起来。

到了中午时分，他又若无其事地带着燕麦和水，去喂他的坐骑——那匹被关在地底下的马。他一点不吝惜饲料，把它喂得饱饱的，因为他需要它帮他完成重大的任务。

但就在前一天晚上，米龙老爹袭击的两个人中有一个人有了防备，朝他的脸上砍了一刀。不过他还是把这两个人全杀死了，并且又回到石膏窑，把马藏好，换上他自己那身褴褛的衣服。可米龙老爹毕竟受了伤，在回家的半路上，他突然感到体力有些不支，等他勉强挨到马厩边，就再也不能往前走了。被人发现时，他正躺在一堆干草上，浑身是血……

讲完这些杀人的经过之后，米龙老爹突然昂起头，高傲地看着这些普鲁士军官。

上校捻着嘴上的小胡子，问他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什么话都没有了，账已算清：我一共杀了你们十六个士兵，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你知道你犯的是死罪吗？”

“我又没有向你们求饶。”

“你当过兵吗？”

“是的。我从前打过仗。说起来，我那跟随拿破仑一世皇帝当过兵的父亲就是你们杀死的。这个不算，你们上个月又在埃夫勒附近杀死了我的小儿子弗朗索瓦。从前你们欠我的债现在都已结清。我们现在是谁也不欠谁的了。”

军官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惊得说不出话来。老头子接着又说道：“八个是还我父亲的债，八个是还我儿子的债，咱们现在是两清了。我并不是存心找你们麻烦的。我呀，我并不认识你们，就连你们从哪里来的我都不知道！但你们来到我家里，喏，在这里发号施令，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好像在你们自己家里一样。不过，我已在那几个人身上报了仇，也算是两清了，不过我一点也不后悔。”

米龙老爹说完，又重新挺了挺他那骨头僵硬的上身，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像一个谦虚的英雄那样悠然自得。普鲁士人低声交谈了好久。这时，一个上个月也失去了自己儿子的上尉为这个崇高的穷老汉辩护，他站起来走到米龙老爹跟前，放低声音说道：“你听着，老头子，也许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这就是……”

但米龙老爹这个固执的老头儿根本不听，他双目睽睽地逼视着这个战胜者的军官。这时，微风吹动他脑袋上绒毛般稀疏的头发，他紧蹙双眉，使得那张被刀划了一道口子的瘦脸皱成一团，显得十分狰狞。随后他挺起胸膛，吸足气，用尽全身力气，对准这个普鲁士人的脸啐了一口。上校简直被他气疯了，正要举起手来，米龙老爹又朝他脸上唾了第二口。

普鲁士人被惹怒了，于是全体军官站起来，齐声吼叫着发出命令。

不到一分钟，这个镇静如常的老汉就被拉到墙根处决了。这时，他的大儿子约翰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都惊慌失措地看着他，而他呢，在临死前竟还朝着他们微笑呢。

羊脂球

一连好几天，零零星星溃败的军队不断从里昂市区穿过。这哪里是什么军队，只能算是七零八落的乌合之众。他们的胡子又脏又长，衣服破烂不堪，既没有军旗，也没有团的番号，他们带着疲惫的姿态向前走着，所有的人似乎都垂头丧气，脑子已经失去作用，既没有思想，也没有决心。由于只是习惯性地向前走，所以只要一停住他们立马就会累得倒下来。在这些应征入伍的人员中，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本来是有固定收入、只希望安安静静过日子的人，现在他们却被沉重的枪支压弯了腰。另外有一些是年轻机灵的国民别动队员，他们既容易惊慌失措，也容易兴奋狂热，他们随时准备进攻，但也随时准备逃跑。

在这些队伍中间，还有一些穿红裤子的正规军，那是在一次大的战役中被粉碎的某个师的残余；还有一些穿深色军服的炮兵，他们也和各式各样的步兵混在一起；偶尔也会冒出个头戴闪闪发亮头盔的龙骑兵，他们拖着笨重的脚步，跟着步伐比较轻松的步兵一起前进。

几批有着光荣称号的游击队也走过去了，他们分别是“失败复仇队”“墟墓公民队”“死亡分享队”，总之，他们都带着些土匪的气息。

这些游击队的队长们，有的本来是呢绒商人或是粮食商人，也有些之前是做油脂或肥皂生意的商人，战事发生后，他们都成了应时而起的战士，由于他们的财产多、胡子长还被任命为军官。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全副武装，穿着法兰绒，佩着饰带，高谈阔论；以夸大的口吻讨论着作战计划，断言垂危的法兰西完全是靠他们这些自吹自擂的人的肩膀支撑着的。不过有时候他们也害怕自己的部下，因为他们全是一些十恶不赦的坏蛋，虽然经常表现得勇猛剽悍，但奸淫掳掠，无所不为。

据人们传言，普鲁士人就要进入鲁昂了。

两个月来，国民自卫军一直在附近的树林里小心翼翼地侦察敌情，甚至有时候还放枪误伤了自己的哨兵。他们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一有风吹草动，哪怕是一只兔子在荆棘中动弹一下，他们就准备开战。如今，他们都已回家了，他们的武器、制服，以及所有杀人的装备——这些东西是他们不久前用来吓唬周围三法里一带的国道上那些界碑旁的人的，现在也都在忽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最后一批法国兵终于渡过塞纳河，取道圣塞韦尔和阿夏尔镇，前往俄德牧桥。走在最后的是心灰意冷的将军，如今他一筹莫展，凭着手下这些残兵败卒，他再也无能为力了。一个向来英勇无敌，习惯于胜利的民族，竟然遭到如此罕见的打击，使得他自己也万念俱灰。他徒步前行，只有两个副官陪同着他。

随后，城市便笼罩在一片沉寂中，人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默默地等待着。许多大肚子富翁焦虑地等待着战胜者的到来，同时也担心着他们的烤肉铁扦或厨刀会不会被当成武器对待，一想起来他们都觉得心惊肉跳。

这座城市的生活仿佛停止了，店铺都关着门，街道寂静无声。偶尔有个居民出来，也被这种可怕的静寂吓坏了，急忙贴着墙脚迅速溜过。

焦虑不安的等待总是折磨人的，人们倒反而希望敌人能快点儿来。

就在法国军队撤走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几个普鲁士的枪骑兵，他们从城市里飞速地穿过去。过了一些时候，从圣卡特里纳山坡上下来黑压压一大片人马，同时另外两大股入侵者也出现在达尔纳塔尔和布瓦吉奥姆两条大路上。这三支部队的前哨正好同时在市政府大厦前的广场上会合；接着德国军队便从附近各条路上过来了，一个营接着一个营，他们那沉重而有节奏的步伐踩得路面石板直嘎吱作响。

一些陌生的、喉音很重的口令的吆喝声，沿着那些死气沉沉的房屋传出来。与此同时，关闭着的百叶窗的后面，一双双眼睛都在窥探着这些胜利者。根据“战时法律”，他们是城市的主人，主宰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居民们躲在遮得阴暗的房间里，就像遇到洪水泛滥和毁灭性的大地震一样，吓得心神不宁。面对眼前的一切，天大的聪明才智和力量也毫无用处。每当事物的既定秩序被推翻，人们的安全感不再存在，但凡人类的法律和自然法则保护的一切都听凭一种凶残的、不可理喻的暴力支配时，人们都会有这种感觉。地震把一方的人民全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下面；泛滥的江河把淹死的农民、牛的尸体和屋梁一起冲走；打了胜仗的不可一世的军队随心所欲地屠杀那些自卫的人，他们带走被俘的奴隶，挥舞着军刀大肆抢劫，甚至还以炮声向天主表示感谢，所有这一切都是惊心动魄的灾难，它彻底破坏了我们对永恒的正义女神的信仰，也使我们无法像人们教导我们的那样，再去信赖人类的理性和天主的庇佑。每家每户门口都有人数不多的小分队敲门，跟着便进入屋内。这是入侵以后随之而来的占领行动。战败者开始履行义务，他们对战胜者必须表现得谦恭温顺。

过了几天，最初的恐惧一旦消失后，一种新的宁静气氛就会建立起来。在很多人家，普鲁士军官上了主人家的餐桌。有的军官也很有教养，出于礼貌，他们还表示出对法国的一种同情，说自己参加这次战争也是迫不得已的行为。对这种看法人们当然表示感谢，何况说不定哪一天他们还会需要他的保护；再者说，把他款待好了，也许还可以少供养几个士兵呢。为什么要去得罪一个完全可以依靠的人呢？冒犯他们，与其说是勇敢，还不如说是鲁莽，而鲁莽这一毛病鲁昂市民已不会再犯，他们深知，当年英勇保卫鲁昂，使这座城市名扬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最后，人们总算找到了一条至高无上的理由：作为法国人应有的礼貌，在家中谦恭待客还是完全可以的，只要在公共场合不跟异国士兵表示亲热就行了。于是在外面大家好像不认识一般，而在家里他们却可以快快乐乐的谈话，以至每天晚上，德国军官在主人家里壁炉前烤火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虽然城市渐渐恢复了它原本平静的状态，法国人出来的仍然很少，不过街上普鲁士士兵却随处可见。那些不可一世的穿蓝色轻骑兵制服的军官拖着很长的大军刀在街上大摇大摆。不过比起去年同是在这几家咖啡馆里喝酒的法国步兵的军官来说，他们对普通老百姓的轻蔑程度并不见得更加明显。

不过空气中总有点儿什么东西，一种微妙陌生的东西，一种使人难以忍受的异样气氛，好像有一种散开来的气味，这就是侵略的气味。这种气味弥漫在各家各户以及公共场所，它使饮食变了滋味，使人感到仿佛旅居在遥远的、既野蛮又危险的部落之中。

战胜者贪得无厌地索取钱财，居民们总是照付不误，好在他们有的是钱。不过对于一个诺曼底商人而言，他们愈是有钱就愈吝啬，他们看不得自己任何一点钱财落到别人手里，哪怕要他们做出一点点牺牲，他们也心疼不已。

与此同时，就在城外沿着河流往下两三法里，靠近十字洲、迪耶普达尔或比萨尔那一带，船民和渔夫经常从水底捞起穿着制服的、浸得肿胀了的德国人的尸体。他们有的是被人一刀砍死或一脚踢死的，有的是脑袋被石头碰坏或者从桥上被人推下去落到水里的。河底的淤泥掩藏着这些暗中进行的虽野蛮却合法的报复，这种隐名的英雄行为，无声的袭击，比起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战斗来，显得更加危险，然而他们却默默无闻没有荣誉的赞扬和光耀。

因为对异族的仇恨，总会激起一些无畏的人为着某种信念随时准备献身。

最后，虽然侵略者迫使全城人都遵守他们铁的纪律，不过传闻中他们在胜利进军时所犯下的暴行，倒是一件也没有在这里出现。由于流言总在重复，已经不值得再去相信，人们便渐渐壮起了胆子，当地那些会做生意的人又蠢蠢欲动，其中有几个人在当时还由法军占领着的勒阿弗尔港有大笔投资，他们打算从陆路先到迪耶普，然后再乘海船到那个港口去。

有人利用结识的几个德国军官的影响，终于在总司令那儿弄到了一张出境证，并为了这趟旅行定下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大驿车。有十个人在车主家报名登记，他们还决定星期二早晨天不亮就出发，免得招来许多人看热闹。

几天来，地面由于严寒已经冻得很硬。到了星期一午后三点左右，成堆的乌云带着雪片从北方飞过来，一直下到天黑又下到深夜，没有停止。

在午后四点左右，地面结冻，旅客都来到了诺曼底旅馆的天井里，也就是上车的地方。

他们都还睡意沉沉，身子在衣服里瑟瑟发抖。在黑暗中他们谁也看不清谁，而且冬季的厚衣服把他们的身子堆得像是穿上长袍的肥胖教士。不过还是有两个旅客互相认出来了，第三个就向他们身边走去，他们开始聊天了。

一个人说：“我把我的妻子也一起带走。”另两个紧接着说“我也带走”，“我也一样”。第一个又补充说：“我们可能不回鲁昂了，要是普鲁士人向勒阿弗尔推进，我们就到英国去。”三个人的性格脾气都相似，所以做了一样的计划。

这时候，套车的人还是没有来。有时马车夫提着一盏小马灯从一扇黑洞洞的门里走出来，转瞬间又消失在另一扇门里。屋子深处传来一个男子和牲口说话的叱骂的声音，还有马蹄跺地的声音；由于地上铺着做厩肥用的干草，所以蹄声倒也不大。一阵轻微的铃铛声说明有人在搬动马具；这一轻微的响声很快变成一种清脆的、持续不断的铃铛的晃动声，随着马的身体活动，铃声时快时慢，有时停下来，有时又剧烈地响起来，中间还伴着马的铁蹄踏在地上沉闷的声音。就在这时，门突然关上，所有的声音都没有了。这几个冻僵了的大商人都不再讲话，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连绵不断的如同棉絮一般的雪花，构成一幅白色的帷幕，一面向地面落下来，一面在半空中闪闪地发着光，它给所有的东西都撒上一层冰冷的泡沫，以致它们的外形看过去模糊不清。

这个被严冬掩埋起来的城市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除了雪花落地时那种隐隐约约、若有若无、难以名状的声响外，什么都听不见。不过这与其说是声音还不如说是感觉。这些混杂在一起的又轻又细的碎屑，仿佛充满了天地间，覆盖了整个世界。

那个马车夫又带着风灯出来了，他牵着一匹耷拉着脑袋的马，这匹马看样子并不情愿出来。他把马拉到车辕跟前，套上缰绳。为了把这些鞍具系得更牢固些，他围着马前前后后转了好久，因为他只能用一只手来系，另一只手还要擎着马灯。就在他准备去牵第二匹马时，他注意到那几个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浑身上下已经白得像个雪人似的旅客，于是，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上车上去坐着呢？至少那是有遮盖的。”

大概他们之前没有想到过是可以上车的，这时候被马车夫一说，他们才赶忙向车子走去。三个男旅客将他们的妻子安排在最前排的位置，之后他们自己也都跟着上来。而另外那些遮头盖面看不清模样的旅客彼此没有交谈一句话，就坐在剩下的位子上了。

车厢里的地板上铺着一些麦秸，旅客们为了取暖，把脚都藏在那里面了。那些坐在前面的女客都带着一种用化学炭做燃料的小铜手炉；她们将化学炭燃着，然后放低声音，轻轻数说这种手炉的优点，互相重复地说着这些大家其实早已知道的事情。

马车终于套好了，一共六匹马而不是原定的四匹；考虑到车重路滑，拉起来很费力，所以车主又增加了两匹。

车外有人问道：“都上车了吗？”

车内有人回答：“都上车了。”

之后，马车便启程了。

马车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进着，走得很慢很慢。车轮陷在雪里；整个车厢像呻吟似地咯吱咯吱地响着；六匹马走一步滑一步，累得气喘吁吁，全身都冒着热气；车夫手里那条又粗又长的鞭子不停地噼啪作响，在空中来回飞舞，像一条长蛇一样，时而蜷缩，时而伸展。有时车夫扬起马鞭，突然一下，狠狠抽在一匹马蹶起的臀部，马受到狠狠的一击便紧张地奔跑起来。

这时天已在不知不觉中亮了起来。像棉絮般轻盈的雪花——车厢里一个土生土长的鲁昂人把它比作棉花——已经不再下了。一道昏暗的光线透过又厚又浓的乌云射下来，照在白茫茫的田野上显得更加耀眼；田野里时而出现一排枝干披着冰凌的大树，时而出现一座屋顶戴着雪帽的茅屋。

在车厢里，大家借着黎明时分暗淡的光线，彼此间互相好奇地打量着。

车厢最里边最舒服的位置上，两个人正面对面坐着打瞌睡，那是大桥街酒批发商卢瓦佐先生和他的太太。

卢瓦佐从前曾是一家商店的伙计，东家生意破产以后，他把商店盘下来，后来竟发了财。他专门把质量非常差的酒以非常低的价格卖给乡下的零售商，因此在他朋友和认识他的人的眼中，他就是一个狡猾的骗子，一个表面上看着乐呵呵实则满肚子阴谋诡计的人。他这种偷偷摸摸的骗子名声已是尽人皆知，以致有一天在省长自家客厅举办的政府晚会上，被人使用同意异义的字眼把他这个用“鸟”字做姓的人戏谑了一番。戏谑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以思想敏锐、文笔细腻著称的寓言和歌谣作家图尔内尔先生，要知道他在当地可是一位名人，更是地方上的一种光荣。那天晚上他看见太太们都打瞌睡了，便提议来做“鸟翩跹”的游戏；有人从他戏谑的语气中明白了他想说的原是“鸟骗钱”。这一来，“鸟翩跹”这一双关妙语顿时传遍了全城，从省长的客厅飞到全城的沙龙，其结果是：全省的人张大嘴巴整整笑了一个月。

卢瓦佐出名还因为他喜欢恶作剧，专门和人开各种善意的或恶意的玩笑；因此只要提到他，不管是谁都会立刻加上一句：“这只鸟真是妙不可言！”

卢瓦佐是个小个子的诺曼底人，却挺着一个气球一样的大肚子，球上面是一张朱砂色的脸，夹在两边花白颊髯中间。

相比较他的矮小，他的妻子则是个高大、强壮的女人，她沉着、大嗓门，而且做生意又快又坚决，在那个被他兴高采烈的活跃性所鼓舞的店里简直是一种权威。

坐在卢瓦佐夫妇旁边的，是神气十足、属于更高一个等级的卡雷·拉马东先生。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拥有三家纺织厂，在棉纺界举足轻重。此外，他还得过法国四级荣誉勋章，又是省议会议员。在整个帝国时期，他一直是温和的反对派的领袖，唯一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钝头武器”攻击对方，然后再附和对方，以便得到更多的报偿。

坐在卡雷·拉马东对面的，是他的太太。显然，卡雷·拉马东太太看上去要比她的丈夫年轻得多，而且一直以来，她都是鲁昂驻军当中出身名门的军官们的安慰品。

此刻，卡雷·拉马东太太正蜷缩在她的皮大衣里，看上去娇小玲珑，很美貌；她看着这寒碜简陋的车厢，好像很痛心。

他们俩的身旁坐着于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和伯爵夫人，他们的姓氏是诺曼底省最古老、最高尚的姓氏之一。伯爵是个气度不凡的老绅士，他通过巧妙的打扮，尽力突出他和亨利四世国王天生的相似之处。根据他们家族中的一个光荣的传说，亨利四世曾使布雷维尔家的一个女子珠胎暗结，因为这，那个女子的丈夫后来被封为伯爵，并做了本省的巡抚。

于贝尔伯爵和卡雷·拉马东同是省议会的议员，此外，他还是全省奥尔良派的代表。人们有时候总在揣测，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他选择娶南特市一个小船主的女儿作为妻子，这段历史一直是个谜。不过由于伯爵夫人雍容大方，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人们甚至议论说她曾被路易·菲力浦的一位王子爱上过，总之，当地的整个贵族阶级对她都很热情。她家的客厅在当地始终是首屈一指的，也是唯一一处保持古老的温雅风气的地方，所以，想要进去是要费些周章的。

于贝尔伯爵家的财产全是不动产，据说每年收入高达五十万法郎。

这六个人成为这辆车子的基本旅客。他们都属于社会上有固定收入、有权有势的一类人，全是信仰宗教、崇奉道德、享有威望的人。

由于机缘巧合，这三个女人同坐到一条长凳上来了。伯爵夫人的身旁坐着两个修女，她们正一面捏着长串的念珠一面念着天父和祷告。其中一个修女年纪比较老，脸上全是麻子，就好像她的脸上曾经近距离地中了排炮的许多散子似的；另一个修女看上去很虚弱，她有一张漂亮而带病态的脸蛋和一个明显有着肺病的胸脯，那正是使她们毁坏肉体而成圣徒的吃人的信仰侵蚀了她的健康。两个修女的对面，有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吸引着全体的视线。

男的在当地非常有名，就是被称作民主党人的科尔尼代，也是那些有身份人眼中的危险人物。二十年来，他的那把红棕色的大胡子一直浸在所有有民主倾向的咖啡馆中的大杯啤酒里。他和他的兄弟以及朋友们吃光了他的父亲——从前的糖果商——留给他的一份很是可观的财产，他眼巴巴地等待着共和国的诞生，希望最终能获得与他消耗了这么多革命啤酒相匹配的地位。九月四日那一天，大概是有人跟他恶作剧，他以为自己已被任命为省长了，不过就在他去上任时，当时成为办公室里唯一主人的那些侍役都拒绝服从他，逼得他不得不退了出来。不过他倒确实是个热心人，与人无争而且乐于助人；曾经他以全部的热情忙于筹划鲁昂的防御事宜，他带着人在原野上挖了许多洞，还把附近森林里的小树全部砍倒，在所有道路上设下陷阱；等到敌人快要逼近时，他认为已经有备无患了，便以很快的速度，心安理得地撤退到城里来。结果可想而知。现在他想，如果他到勒阿弗尔去会更有用武之地，因为那里马上就要构筑新的防御工事了，这是必须的。

女的是一个被人称作妓女的人；由于过早的成熟和过分的丰腴出了名，并得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诨名，叫做“羊脂球”。“羊脂球”身材娇小，全身圆滚滚的，胖得几乎要流油。就连她的手指都是胀鼓鼓的，只是在节骨处收缩一点，好像一串串短而肥的香肠。她的皮肤紧绷绷的，富有光泽，一对丰满得异乎寻常的胸脯在衣服里高高耸起。尽管如此，她依旧很诱人，到处受人追逐，因为她那鲜嫩的色泽实在叫人动心。她的脸蛋更是娇嫩，简直像极了一个鲜艳的红苹果，又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芍药。两只漂亮的黑眼睛在她的脸的上方闪烁着，眼睛四周遮着一圈又深又密的睫毛，睫毛的倒影映在眼里很是迷人。在她的脸的下方，是一张迷人的小嘴唇，嘴唇丰润，仿佛天生是用来接吻的，一口细碎的牙齿在小嘴里闪闪发光。

此外，人们还说她具备种种无从评价的品质。

她一下被人认出来之后，马上引起那几个正派女人的窃窃私语，什么“婊子”啊，“社会的耻辱”啊，叽叽喳喳的声音高得使她抬起了头。这时，她以大胆而极富挑衅的目光扫视了一番她的这些邻座之后，车厢内便马上肃静下来，大家都垂下眼帘不再说话，只有卢瓦佐例外，他还是带着轻佻的神色窥视着她。

但很快，窃窃的交谈又在这三位太太之间重新开始了，好像眼前这个妓女的存在令她们在突然之间成了朋友，而且几乎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了。好像她们觉得，在这个不知羞耻的卖淫妇面前，她们必须团结一致，把她们做妻子的尊严显示出来才行，因为法定爱情向来高于自由爱情。

那三个男人也是这样，一见到科尔尼代，出于保守派的一种本能，他们互相之间更加接近起来。他们开始用一种蔑视穷人的姿态谈论着钱财。于贝尔伯爵谈到由于普鲁士人的到来，牲畜被抢和庄稼无收将会使他蒙受一些损失。不过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一个万贯家财的大领主那样满不在乎，仿佛所有这些灾难最多也就是让他困苦一年。

卡雷·拉马东先生在棉纺业中已备受磨难，所以预先做了准备，汇了六十万法郎到英国去，他把这笔钱当作是止渴的梨，可以用做不时之需。

至于卢瓦佐，他也早已做好了自己的安排，他把他存在地窖中的普通葡萄酒全部卖给了法国的军需部门，因此政府欠了他一笔巨款，如今，他一心想到勒阿弗尔去把这笔钱领到手。

这三个人谈得异常亲热，频频交换着友好的目光。尽管他们的现状各不相同，可是谈起钱来却情投意合，甚至令他们感觉彼此亲如兄弟。因为他们都是富豪行会中的一员，所以他们只要将手一插进裤袋，就会弄得金币叮当作响。

驿车走得很慢，到了上午十点钟还未走上四法里。每逢上坡乘客都得徒步，为此，男人们已经下了三次车。本来，他们是要在托特吃午饭的，现在看来天黑以前根本没有希望到达那里；大家开始不安起来，每个人都留神看着，希望能在大路上发现一家小酒店，可偏偏这时马车又陷进雪坑里，花了两个小时才好不容易把它拖出来。

这时，大家已经饥肠辘辘，饿得心中发慌了，但沿途看不到一家小饭店或小酒店，由于普鲁士人的迫近和饥饿的法国军队不断路过，把所有的生意人都吓跑了。

几位先生跑到路边的农庄里去找吃的，但他们连一块面包也没有找到。心怀疑惧的农民担心自己被士兵们抢劫，把储存的食品都藏了起来，因为那些大兵什么吃的也没有，见到什么就抢什么。

到了下午一点钟光景，卢瓦佐称他感到他的胃肯定已经饿瘪了，其实大家和他一样，早已饿得十分难受了。后来，他们想吃东西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就连谈话的兴致也没有了。

开始有人不时地打呵欠，一个人打了之后另一个几乎马上就跟着打，于是每个人都轮着打起来。由于各人的性格、教养和身份地位不同，有的张大嘴巴打得响声如雷，有的声音很轻，而且嘴一张开马上就用手挡住这冒出热气的偌大的洞口。

有好几次，羊脂球弯下身子去，好像在她的裙子底下寻找什么东西。她每次都犹豫了一下，看看身边的人，随后又若无其事地直起腰来。大家都脸色苍白，皱着眉头。卢瓦佐称他愿出一千法郎买一只肘子，可他刚一说完，她的妻子便做了一个手势好像表示反对，随后又安静下来。每当卢瓦佐的妻子听到要破费钱财时，心里总不好受，只要涉及到花钱的事，连开玩笑她都会当成真的。

伯爵说：“我确实也感到不太舒服，我怎么没有想到带点吃的东西出来呢？”车厢里的每个人都在这样责怪自己。

科尔尼代倒是带了满满一水壶酒，他拿出来给大家，被大家冷冷地谢绝了。只有卢瓦佐接受了，他拿过来喝了几小口，在归还酒壶时他道谢说：“这还是很不错的，可以暖暖身子，也可以骗骗肚子。”

酒一下肚，卢瓦佐的兴致又高起来，他提议仿照歌谣里那条小船上的做法，将最胖的一个旅客分而食之。这句影射羊脂球的话，跑到那些有教养的人的耳朵里，显然令他们觉得很刺耳，所以，根本没有人搭理他，只有科尔尼代微微一笑。两个修女已经停止念经，双手抄在肥大的袖笼里，一动不动地坐着，两眼死死地望着地面，肯定是正在把领受上天赐予的痛苦作为自己的奉献。

下午三点钟，马车来到一片无边无际的平原中央，一眼望去一个村子也没有。这时，羊脂球突然弯下身子，从长凳下面拖出一只上面盖着白色餐巾的大提篮来。

她先从提篮里取出一只陶质的小盆子，一只精巧的杯子，随后又取出一只很大的瓦钵子，那里面盛着两只切开的子鸡，四面全是冻胶。后来大家又看见在她旁边的提篮里还有好些包着的好东西：蛋糕、水果、甜食。不用说，这一切食物都是她为三天旅行而预备的，这样一来，她简直可以不必和客店里的厨房打交道。在这些食物包裹之间还伸着四个酒瓶的颈子，她取了一只子鸡的翅膀斯斯文文的配着小面包吃，小面包就是在诺曼底被人叫做“摄政王”的那种。

此时，车内所有人的目光都向她射去。随着香气四溢，大家的鼻孔都张大了，嘴里涌出大量的口水，耳朵下面的颌骨也紧张得发痛。几位太太对这个妓女的憎恨在这一刻，简直达到了极点，她们恨不得杀了她，或者把她连同她的酒杯、提篮，以及那些吃的东西统统扔到车下的雪地里去。

然而卢瓦佐的双眼却死死地盯住那只盛有子鸡的钵子。他说：“妙极了，这位太太比我们有远见。有些人总是处处想得很周到。”

羊脂球抬起头来朝他说：“您要不要来一点儿，先生？从早上到现在一点东西都没有吃可真够受的。”

卢瓦佐听了，向她躬了躬身，说道：“真的，说老实话，我还真是难以拒绝，我现在饿得实在是支持不住了。战争时期就得按战争时期办。是不是，太太？”他说着扫视了周围一眼，又说道：“在眼下这种时刻，遇到乐于助人的人，真是叫人高兴啊！”

他说完，就把身边的一张报纸摊开放在双膝上，以免弄脏裤子，随即他又从口袋内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刀，然后用刀尖挑起一只沾满肉冻的鸡腿，用牙齿把它撕碎后，便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他吃得这么有滋有味，引起车厢内一片懊丧的叹气声。

这时，羊脂球又说话了，她用谦卑而温和的语气邀请两位修女和她一起共享她的小吃。两位修女立刻接受了。她们连眼睛也没有抬，结结巴巴地道谢之后就很快地吃了起来。科尔尼代也不再拒绝他的女邻座的邀请，和两个修女一起把报纸摊在膝上当作桌子，开吃起来。

这几张嘴不停地开了又闭，闭了又开，狼吞虎咽地吃着。卢瓦佐待在他的那个角落里一边起劲地咀嚼，一边悄声劝他的妻子也照他的样子去做。她先是抵制了好一会儿，后来五脏六腑一阵抽搐，实在是饿得很难受，最后才服从了。卢瓦佐于是婉转地问他的“可爱的旅伴”，能不能允许他拿一小块鸡给他妻子。羊脂球回答道：“当然，先生，这还用说。”她一面说，一面带着十分亲切的微笑把钵子递过去。

第一瓶葡萄酒打开以后，出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只有一只酒杯。于是只好前一个人喝完后把杯子抹一下再递给后面的人。只有科尔尼代，肯定是为了献殷勤，偏偏故意把自己的嘴唇放在他的女邻座的嘴唇沾过的还没有干的地方喝。

这时候，德·布雷维尔伯爵和伯爵夫人以及卡雷·拉马东先生和太太被围坐在这些又吃又喝的人中间，食物散发出的香气已经使他们透不过气来，他们不得不忍受着那可恶的叫做“坦塔罗斯的痛苦”的折磨。突然，卡雷·拉马东先生年轻的妻子发出一声叹息，引得大家都向她转过头去，只见她此刻的脸色就像车外地面上的雪一样白，她两眼紧闭，头耷拉着，显然她已经晕过去了。她的丈夫卡雷·拉马东先生吓慌了，央求大家帮助，大家都不知所措，谁都没有什么好的主意。这时那个年纪大的修女把病人的头托起来，将羊脂球的酒杯放在她的双唇间，让她吞了几滴酒下去。随后，这位漂亮的太太动弹了一下，眼睛睁开了，露出一丝笑意，并用微弱的声音说现在她已感觉好多了。不过为了防止她再次失去知觉，那个修女又强迫她喝了满满一杯波尔多酒，并说了句：“没有什么，她是饿晕的。”

这时羊脂球的脸涨得通红，她觉得十分尴尬。于是，她看着这四个还没有吃东西的旅客嗫嚅地说：“天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请这几位先生和太太……”说到这里，她就住口不再讲下去了，生怕遭到没趣。

卢瓦佐接过话头说道：“哎呀，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应该互相帮助。来吧，两位太太，别讲礼节了，领人家的情吧！真要命，我们还不知道今晚能不能找到一个过夜的住所呢！照我们现在这种走法，明天上午也到不了托特！”

因为没有人愿意出头承担接受这番好意的责任，所以那几个人还在迟迟疑疑的。最后还是伯爵果断地把问题解决了。他转过脸去看向有些胆怯的羊脂球，摆出一副高贵的绅士派头，对她说道：“我们领情了，谢谢，夫人。”

万事开头难，第一步最费事儿了。卢比孔河一旦跨过，大家就放开肚皮吃喝起来。提篮很快空了。里面原来还有一罐鹅肝酱，一罐肥云雀冻，一段熏牛舌，一些克拉萨纳的梨子，一块主教桥面包房的方面包，几块小蛋糕和满满一茶缸醋泡的乳黄瓜和洋葱头。和所有女人一样，羊脂球也像其他夫人一样最爱吃生的蔬菜。

肚子算是填饱了，大家觉得不能吃了这个妓女的东西却不跟她讲话，于是开始交谈起来。起先他们之间还有点保留，后来见她谈吐非常得体，也就比较随便了。德·布雷维尔太太和卡雷·拉马东太太都是很有教养、通晓人情世故的人，懂得在一些细小的地方让自己显得和蔼可亲，又不失身份。尤其是伯爵夫人，她显出一副跟任何人接触都不怕自己被玷污的那种贵妇人的态度，虽然居高临下却又不失亲切，所以很讨人喜欢。但那位身强力壮的卢瓦佐太太却生就一颗顽固不化的脑袋，态度还是那么死气沉沉，她话说得很少，东西却吃得很多。

自然而然地大家谈起了战争，讲了一些普鲁士人的残暴行为和法兰西人的英勇事迹。这些逃跑的人却全都崇敬别人的勇敢。很快话题转到各自的经历上来。羊脂球怀着由衷的激动，用姑娘们来表达她们内心的愤怒时常用的激烈的语言，叙述她是怎样离开鲁昂的。

羊脂球说：“我原来以为我可以留下来，我家里储足了食品，我宁可供养几个士兵也不愿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但当我一看到他们，看到这些普鲁士人之后，我就忍不住了，一看到他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羞愧得哭了一整天。唉！我要是男人就好了，我一定跟他们干！我从窗户里看着这些戴着尖顶头盔的大肥猪，我的女仆抓住我的手，不让我把家具向他们的头上砸下去。后来他们要住到我的家里来，当第一个走进来时我便扑上去掐住他的喉咙，掐死他并不见得比掐死别人难！要不是有人抓住我的头发往后拉，我一定会把这个家伙结果了。这件事发生以后，我只好躲起来，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机会逃了出来，上了这辆车。”

她这一勇敢的举动，使得大家对她称赞不已。她在这些旅伴心目中的地位突然高大了起来，因为他们没有人表现得像她这样勇敢。科尔尼代听时脸上的神情就像一位神甫在倾听他的信徒颂扬天主，一直带着传教士的那种亲切嘉许的微笑。正如那些穿长袍的教士拥有宗教的专利权一样，这些留着大胡子的民主党人也拥有爱国主义的专利权。轮到他说话时，他用说教的口吻，学着那些每天贴在墙上的宣言中的夸张的词语，慷慨激昂地讲着，最后还发表了一段精彩的演说，把那个“巴丹盖恶棍”狠狠地斥责了一番。

不过这一下可惹恼了羊脂球，因为她是波拿巴党。此时，她的脸涨得比樱桃还要红，气得说话都结巴起来。她说：“我倒要看看你们，你们这帮人处在他的位置上会怎么样。那可就有好看的了，肯定的！是你们背叛了他，背叛了这个人！要是由你们这帮不负责任的家伙来统治，我想大家只有离开法国了！”

听罢羊脂球的这番话，科尔尼代的脸色没有变，还带着一丝高高在上的轻蔑微笑，不过大家似乎都预感到下面骂人的脏话就要出口了。这时幸亏伯爵出来调停，他用权威的口吻宣称所有真诚的意见都应受到尊重，才好不容易平息了这个姑娘的怒气。伯爵夫人和棉纺厂老板卡雷·拉马东先生的夫人同所有体面人一样，从心眼里对共和国就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怨恨，同时又像所有女人一样，对威风凛凛的专制政府怀有一种天生的柔情，因此不由自主地被这个充满尊严的妓女所吸引，她们觉得她感情崇高，和她们多么相像。

提篮已经空了。十个人吃光一提篮食品是不费什么事的，只可惜提篮不能再大一些。谈话又继续了一会儿，不过东西吃完后却多少还是有些冷落。

夜色愈来愈浓。人在消化食物时更容易感到寒冷。羊脂球尽管脂肪较多却也冷得直打哆嗦。德·布雷维尔夫人的小手炉从早上到现在已经换了好几次炭，这时她表示愿意借给羊脂球用，羊脂球马上接受了，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双脚已经冻僵了。卡雷·拉马东太太和卢瓦佐太太也把她们的手炉借给了那两个修女用。

马车夫已经点起风灯。跳动的灯光照出正在出汗的辕马的臀部上方，有一片热腾腾的水汽。在闪烁不定的反光下，道路两旁的雪地好像随着车子的前进在逐渐向后面展开。

车厢内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但在羊脂球和科尔尼代之间突然有一下骚动；卢瓦佐竭力用眼睛在黑暗中搜索，他相信他看到这个大胡子男人飞快地往旁边一闪，好像被人狠狠地打了一拳。

道路前方出现了点点灯光，托特终于到了。

马车走了十一个小时，连同途中四次停下让马休息和吃燕麦的两个小时，一共走了十三个小时。现在马车进入市镇，在通商旅馆门前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了，一阵非常熟悉的声音使得所有旅客吃了一惊，那是军刀皮鞘碰击地面的声响，紧接着是一个德国人吼叫的声音。尽管驿车已经停稳，却没有一个人下车，好像一下车就要有杀身之祸似的。这时车夫出现了，他提着一盏马灯，明晃晃的灯光突然把车厢照亮了，一直照到最里头，照出两排惊恐不安的面孔。这些人因为吃惊和害怕，一个个都张着嘴巴，睁大眼睛。车夫身旁，灯光下站着一个德国军官，这是一个瘦得出奇的高个子青年，金黄色的头发，身子紧紧裹在军服里，就像穿着紧身衣的姑娘一样。军官的头上歪戴着一顶平顶漆布军帽，活像一个英国旅馆里穿制服的侍役。他的小胡子特别大，一根根胡子的毛又长又直，向两边翘上去，越到后面越稀，最后只剩下一根金黄色的细丝，细得叫人几乎看不见它的末梢。这两撇小胡子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嘴唇上，将脸拉长，并在嘴唇上方压出一道下垂的褶印。

他用一口阿尔萨斯口音的法国话请旅客们出来，他的口气很生硬：“你们愿不愿意下车，先生们和太太们？”

首先服从的是两个修女，这些圣女已经习惯于听命一切权势，所以驯服地走下车来；接着出来的是伯爵和伯爵夫人，后面跟着棉纺厂老板卡雷·拉马东先生和他的妻子，再后面是卢瓦佐夫妇，不过卢瓦佐把他的大个子老婆推在自己前面；他的脚一落地，就向军官说了一声：“您好，先生。”这是出于小心谨慎而并非礼貌。而那个军官却像所有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一样，傲慢地睨了他一眼，根本不搭理。

尽管羊脂球和科尔尼代坐在车门口，下车却在最后，并且在敌人面前保持着严肃高傲的神态。胖姑娘努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激动；那个民主党人则颤巍巍地举起一只手，使劲地捋他的火红的长胡子，颇有点悲剧味道。他们都懂得在这种双方相遇的场合，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代表着自己的国家，因此都想保持一点尊严；他们对自己的旅伴们的恭顺都看不惯。羊脂球竭力想表现得比她邻座的几个正经女人更自尊；而科尔尼代呢，他觉得自己完全应该做出榜样，一举一动都继续表现出当初在路上挖壕沟时就负有的那种抗敌的使命。

大家走进旅店宽敞的厨房。德国军官要他们呈验总司令签署的离境许可证。日耳曼人叫他们出示了那份由总司令签了名的出境证，那上面是载着每一个旅客的姓名、年龄和职业的，他长久地端详着这一行人，把他们本人和书面记载来作比较。

后来他突然说：“这对了。”说完便走开了。

这时每个人才松了一口气。由于大家肚子还饿，就吩咐旅店准备晚饭。晚饭半个小时以后才能好，两个女仆看样子正在忙着，大家就去参观房间。房间全在一条长长的走廊上，走廊尽头是一扇玻璃门，上面标注着一个表示意义的号码。

终于就要吃饭了，这时旅店的老板出现了。这个人过去是个马贩子，是一个患着哮喘病的胖子，喉咙里整天发出一种近乎呼啸的声音还夹带着痰响。他父亲传给他的姓氏是福朗维。

他问道：“哪位是伊丽莎白·鲁塞小姐？”

羊脂球一惊，转身回答道：“我就是。”

“小姐，普鲁士军官要马上和您谈话。”

“和我？”

“是的，如果您确实是伊丽莎白·鲁塞小姐。”

羊脂球的心突然慌乱起来，不知如何是好，她稍许考虑了一下，然后果断地回答道：“可能是找我的，但我不去。”

顷刻间，周围产生了一阵骚动，每个人都在发表意见，探究下达这一命令的原因。伯爵走到她的身边说：“您这就不对了，太太，因为您的拒绝可能会引起很大的麻烦，不仅对您不利，甚至对您所有的旅伴也一样。所以，任何时候，绝不要和有权势的人作对。去一趟肯定不会有什么危险，估计总是有什么手续疏忽了。”

大家也都围到她的身边来，恳求她、催促她，并跟她讲道理。因为大家都害怕这个姑娘一时的冲动会引起意外的麻烦，大家终于说服了她。最后她说道：“我确实是为了各位才这样做的！”

伯爵夫人抓住她的手说道：“谢谢，我们大家都感谢您。”

她走了。大家都坐等她回来再开饭。每个人都在懊恼。想着为什么被请去的不是自己，偏偏请了这个性格暴躁的姑娘去，同时心里都在默默准备着，万一叫到自己时该讲些什么阿谀奉承的话。

十分钟以后，羊脂球气喘吁吁地回来了，她脸涨得通红，气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结结巴巴地说：“呸！这个浑蛋！浑蛋！”

大家都急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她什么也不说。由于伯爵再三追问，她才神色庄严地回答：“不，这件事跟大家都没关系，我不能说。”

于是大家围着一个高大的汤盆坐下来，汤盆里飘出白菜的香味。尽管才受了惊慌，不过晚饭大家吃得还是很愉快。苹果酒味道很好，卢瓦佐夫妇和两个修女为了省钱，喝的就是这种酒。科尔尼代要的是啤酒，其他人则要了葡萄酒。科尔尼代喝啤酒有一套独特的方式，他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法打开瓶塞，并让啤酒冒出泡沫来，然后把酒杯举到灯前，把杯子倾斜着，再用眼睛仔细端详，以便更好地欣赏它的颜色。他喝酒的时候，他的那把大胡子——它的颜色正好和他喜爱的饮料相同——好像也欢喜得微微颤抖起来。他的眼睛斜睨着手里的啤酒杯，一眨也不眨，神情就像在履行他的生平唯一的，他就是为之降生的职责似的。简直可以说，他已把他毕生的两大嗜好——浅色啤酒和革命——在头脑里牢牢联系起来，甚至水乳交融，因此在领略其中之一的滋味的时候，绝对不会不想到另一个。

福朗维先生和太太坐在桌子的另一头吃晚饭。丈夫像个精疲力竭的火车头，不住嘶哑地喘息着，由于胸口起伏太频繁，他此时已经无力说话了，但他的妻子却滔滔不绝。她讲述普鲁士人到来以后给她的各种印象，他们的所作所为。她恨他们，首先因为他们害她损失了很多钱，其次因为她有两个儿子在军队里。她讲话时专门向着伯爵夫人，因为她觉得能和一位有身份的人交谈，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后来她又放低声音讲了一些不能公开讲的事情。她的丈夫不时拦阻她，说：“福朗维太太，你还是少说点儿吧。”

但她不管，还是照常讲她的。她接着说：“是的，夫人，这些人啊，他们就会吃土豆和猪肉，吃来吃去就是土豆和猪肉。不要以为他们干净，嘿！不是的。请您原谅我说话粗鲁，他们到处拉屎撒尿。要是您看到他们操练才有趣呢，这些士兵全都集合在那边一块空地上，一连几个钟点，甚至一连几天就是向前走，向后走，向这边转，向那边转。他们如果去种地或者回家去修路不更好吗？但他们不，夫人，这些人，这些当兵的对谁都没有用！难道可怜的老百姓养活他们就是让他们什么都不学，只学杀人吗？当然，我不过是个无知无识的妇人，但当我看到他们从早到晚就这么踏过来踏过去，把自己累得精疲力尽时，我心里就想，有些人发明了那么多东西，为的是对人有好处，而另一些人吃尽辛苦，却只是为了去损害别人，难道非要这样不可吗？杀人不是一件坏透了的事情吗？不管你杀的是普鲁士人，还是英国人、波兰人、法国人。假如有人伤害了你，如果你去报复他，你就要受到惩罚，因为你是不对的；但有人用枪像打野味一样屠杀我们的孩子，杀得最凶的人反而得到勋章，这不变成杀人的人是对的了吗？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永远弄不明白！”

科尔尼代提高嗓门说：“如果是攻击一个爱好和平的邻国，那么这种战争就是一种野蛮行为；如果是为了保卫祖国，那么这种战争就是一种神圣职责。”

福朗维太太低下头来说：“是的，如果是为了自卫，当然是另一回事；但那些把战争当做儿戏的国王，难道不该全把他们杀了吗？”

福朗维太太的一番激昂的言语让科尔尼代的眼睛发亮起来。

“说得好极了，女公民！”他说。

卡雷·拉马东先生陷入了沉思。尽管一直以来，他都很崇拜那些声名显赫的统帅，不过就在此刻，这个农村妇女的见解却使他想了很多。他想：一个国家里有这么多只知道晃胳膊的游手好闲的人，这么大的力量偏偏只用在破坏而不用在生产上，弄得整个国家穷困不堪。如果把这些力量用在那些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大工业建设上，那将带来多大的好处啊！

这时，卢瓦佐离开了他的座位，去和旅店老板福朗维先生轻言轻语地交谈起来。听了他的客人讲的一些很有趣的话，这个胖老板不停地大笑起来，由于笑得太大声，他又是咳嗽，又是吐痰，肥大的肚子也随着他的笑而一颠一颠的。很显然，他们交谈甚欢，福朗维先生还向卢瓦佐订购了六小桶波尔多葡萄酒，并约定明春交货，或许到那时普鲁士人该走了。

由于一天下来大家都累得腰酸背痛，晚饭一吃完便都去睡了。

但这时卢瓦佐已经觉察到有一些蹊跷，他安顿好老婆上床以后，就不时地把耳朵贴到门上的锁孔边去听，时而又用眼睛贴上去看，想发现一些他心目中的“走廊秘事。”大概一个小时以后，他果然听见一阵的声音，于是赶紧去张望。透过锁孔他看见羊脂球手里擎着一只小烛台，正向走廊尽头的厕所走去；她身上穿着一件镶着白色花边的蓝色细羊毛睡衣，显得比白天更加丰腴了。这时，走廊旁边有一扇门微微打开着，过了那么几分钟的样子，羊脂球回来了，不过当她回来时，她的身后却跟着穿着背带裤的科尔尼代。他们低声细语地在谈话，后来他们在走廊里站下来。看样子，羊脂球好像坚决不让他进入她的房间。可惜卢瓦佐听不清他们谈的是什么话，不过到最后由于他们提高了声音，他总算听到了几句。科尔尼代在热切地要求，他说：“好了啦，您可真傻，这对您又算得了什么呢？”

她听上去好像很气愤，回答说：“不，亲爱的，有些时候这种事情是不能干的。再说，在这里做这样的事更是一种耻辱。”

科尔尼代大概还无法理解她的意思，便问她原因。这一下可把她惹怒了，她发起火来，厉声说道：“为什么！您连为什么都不懂？普鲁士人不是就在这座房子里，说不定就在旁边的房间里呀？”

科尔尼代不出声了。一个妓女因为附近有敌人的缘故而坚决不肯让男人爱抚，想必这种爱国主义的廉耻心也唤起了他那已经微弱的自尊心。后来，他只是抱吻了她一下，便蹑手蹑脚地走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可看了这一幕的卢瓦佐的欲火却被点燃了起来。他离开锁孔，开始在房间里手舞足蹈，之后戴上睡帽，掀起盖在他妻子硬邦邦身体上的被子，他把她吻醒，喃喃地对她说：“你爱我吗，宝贝儿？”

夜已经深了，整座房子变得没有任何声音，不过很快，不知从什么地方又响起一阵单调有力、节奏均匀的打鼾的声音；至于方向却是搞不清楚的，也许是从地窖，也许是从阁楼发出的。这是一种低沉而持续的声音，还带着汽锅在蒸汽压力下颤抖的那种嘶鸣。这正是福朗维先生在酣睡中发出的声响。

由于大家原已决定第二天八点启程，所以，第二天收拾妥当后，所有人都提前来到厨房。不过，他们发现此时马车仍孤零零地停在院子中央，顶篷上盖满积雪，既没有马匹，也不见车夫。大家到马厩里、草料房里、车棚里去找车夫，但根本就没有看到车夫的影子，于是几个男乘客决定到镇上去找。

他们走出旅店，来到广场，广场正面有一座教堂，两边是一些低矮的房屋，可以看到有几个普鲁士兵在里面。他们先看到一个士兵在削土豆皮；再过去一点，又看到一个士兵在打扫理发铺子；还有一个络腮胡子一直长到鬓角的士兵，他抱着一个啼哭的婴儿，正放在膝上哄着他，想使他平息下来。还有那些丈夫都参加了“作战部队”的胖胖的农妇们，正在用手势指点着那些听话的战胜者去做他们该做的工作：劈木柴啦，把汤浇在面包上啦，磨咖啡啦；有一个士兵甚至在替他的女房东——一位年老的老奶奶洗衬衣。

伯爵看到这种情形很惊讶，就问一个正从本堂神甫住宅里走出来的教堂执事。这位极其虔诚的老教徒回答他说：“哦，这些士兵并不野蛮，据说他们不是普鲁士人，全是更远地方的人，我也说不清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他们也是一些可怜人呐，他们的老婆孩子全丢在家里了，瞧，战争不会使他们高兴的。我敢肯定，他们那边的妻子儿女在他们走后也在啼哭，战争给他们造成的不幸也和我们一样厉害。眼前这儿还不算太坏，因为他们还没有干什么坏事，而且他们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干活。您看，先生，穷人之间必须互相帮助……要打仗的是那些大人物。”

战胜者和战败者之间建立了如此和谐的关系，眼前所见的这种情境让科尔尼代感到很气愤，于是他转身走开，他觉得他宁可把自己关在旅店里，也比看到这些要好得多。

卢瓦佐又拿出他一贯的作风，说了一句笑话：“他们在增加人口。”

卡雷·拉马东先生却说了一句严肃的话：“他们在将功赎罪。”

可是无论是广场上还是教堂里，他们还是找不到马车夫。到了最后，大家在镇上的咖啡馆里发现了他，他正和普鲁士军官的传令兵坐在一张桌子上，那感觉真是亲如兄弟。

伯爵责问他道：“大家不是吩咐过你八点钟套车的吗？”

“啊，一点不错，是吩咐过的，但后来人家又给我下了一道命令。”

“什么命令？”

“不准套车的命令。”

“是谁给你下这道命令的。”

“那还用说，当然是普鲁士指挥官哪！”

“为什么不让套车？”

“我哪里会知道什么原因。总之，人家不准我套车，我就不套车。就是这么回事。”

“这是他亲自对你说的吗？”

“不是的，先生，是旅店老板把命令转达给我的。”

“什么时候转达给你的？”

“昨天晚上，就在我正要去睡觉的时候。”

三个人听完车夫的话，忧心忡忡地回到旅店。

他们回到旅店后先去找了福朗维先生，但女仆回答说：“由于先生有哮喘病，从不会在十点钟以前起床的；他甚至明确交代过，禁止人们在这个时间以前叫醒他，除非发生火灾。”

他们原本是打算去看普鲁士军官，不过后来想想觉得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虽然他本来就住在这旅馆里。为了民间的事，他只允许福朗维先生与他说话。这样一来，他们只好候着。女客们回到各人的卧房去，继续忙着做些琐碎的事。

科尔尼代在厨房里的高大的壁炉前坐定下来。壁炉里生着一堆旺火。他叫人搬来一张喝咖啡的小桌子，一罐啤酒，然后抽起他的烟斗来。他的这只烟斗在那些民主党人中很有影响，几乎受到和他本人一样的尊重，就如同它为科尔尼代服务就是为祖国服务一样。这是一只非常漂亮的海泡石烟斗，积满烟垢，那种感觉，倒真是容易令人肃然起敬；它和它主人的牙齿一样，被熏得乌黑，不过不同于它主人牙齿的是，它香味扑鼻，弯弯的，而且闪闪发亮；由于长时间的相伴，它和它主人的手已经亲密无间，并且成为它主人形象的一部分，为他的相貌增色不少。科尔尼代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目光时而注视着炉中的火焰，时而注视着覆盖在酒杯口上的泡沫。他每喝一口，总带着一种心满意足的神情，他还用他细长的手指捋一下他油腻的长发，舔一下挂在胡髭上的泡沫，同时伸出几只瘦长的手指去挠挠自己油腻的长发，那样子很是得意。

卢瓦佐借口要活动腿脚，到镇上小酒店推销他的葡萄酒去了。无事可做的伯爵和棉纺厂老板则谈论起政治来，他们推测着法兰西的前途。一个信赖奥尔良派，另一个则指望在这样动荡的时代中能出现一位不知名的救世主，一位在山穷水尽时崭露头角的英雄人物，可能是一位迪·盖克兰，或者一位让娜·达尔克，再不然是另一位拿破仑一世。谁能说得准呢？唉！要是皇太子年纪再大点就好了。

科尔尼代听着他们的谈论，脸上带着那种洞悉天命的微笑，从他的烟斗中散发出来的芬芳，溢满了整个厨房。

十点钟的钟声敲响时，福朗维先生出现了。

一看到他，大家马上上前去询问，但他也只能将德国军官对他说的话一字不改地重复了两三遍：“福朗维先生，您去通知车夫，明天不准给这些旅客套车。没有我的命令他们不能离开。您听清楚了。好吧，就这些。”

于是大家想去面见军官。伯爵送去自己的名片，卡雷·拉马东先生在上面附加了他的名字和所有的头衔。普鲁士军官派人回答他们，说他同意在午饭后和这两个人谈话。这就是说他们要等到下午一点钟左右。

几位太太又下来了，尽管她们心里焦虑不安，还是勉强吃了一点东西。羊脂球好像生了病似的，显得忧心忡忡。

当大家喝完咖啡时，传令兵来找递名片的这两位先生了。

卢瓦佐也加入他们两人中间。他们原本还想着拉科尔尼代一起去，以使他们的这次行动显得更加隆重，但科尔尼代高傲地宣称：他绝不打算和德国人发生任何关系，他说完重新回到壁炉前，又要了一灌啤酒。三个男人跟在传令兵身后上了楼，然后被引进旅馆一间最漂亮的房间，德国军官在这里接见他们。德国军官正躺在一张安乐椅里，两只脚搁在壁炉上，抽着一只长长的瓷烟斗。他的身上披着一件火红的睡衣，大概是从某个情趣低下的财主留下来的空房子里偷来的。他既没有站起来，也没有向他们招呼，连看也没有看他们一眼，活脱脱一个打了胜仗天生粗鲁傲慢的军人的典型。

他们等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了：“你们有什么事情？”

伯爵说道：“我们想动身，先生。”

“不行。”

“我斗胆问一句，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我不愿意。”

“我极其尊敬地提醒您注意，先生，您的总司令已发给我们一张到迪耶普的出境许可证；我想不出来我们做下了什么错事，要受到您如此严厉的惩罚。”

“我不愿意……就是这样……你们可以下去了。”

三个人只好躬身行礼，退出来了。

下午的气氛是阴郁的，大家真是弄不明白这个德国人为什么如此任性，各人的头脑里都被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缠绕着。所有人都待在厨房里，揣测着种种难以置信的原因，议论不休。说不定是要把他们留下来作为人质吧——但这又为了什么目的呢？或者把他们作为俘虏带走？再不然更可能是要向他们索取一笔数额巨大的赎金吧？一想到这里，他们简直吓得魂不附体。那几个最有钱的人怕得最厉害，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为了赎身买命，自己被迫把一袋袋满满的金币倒在这些蛮横无理的大兵手里。他们挖空心思，想找出一些可以令人相信的谎言来隐瞒自己的财产，最后，他们打算把自己打扮成穷人，穷得极其可怜的人。卢瓦佐甚至把他的金表链摘下来藏到口袋里。

黑夜降临了，深沉的黑色更增加了他们的这种恐怖的心理。灯点起来了。由于距离吃晚饭还有两个小时，卢瓦佐太太提议先打一局三十一点。这倒是一个消愁解闷的办法，大家都同意了。科尔尼代也参加进来，出于礼貌，他把烟斗也熄掉了。

伯爵洗牌来分了，羊脂球运气很好，一上来就得了三十一点；打牌的兴致很快使盘踞在头脑里的恐惧感平息下来。这时，科尔尼代发现卢瓦佐夫妇竟一起作弊。

正当大家就要上桌吃饭时，福朗维先生又出现了。他用沙哑的喉音大声说道：“普鲁士军官要我来问伊丽莎白·鲁塞小姐，她是不是还没有改变主意？”

羊脂球站着不动，脸色苍白，后来又突然变得满脸通红。看得出她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最后终于爆发了：“你去告诉这个恶棍，这个浑蛋，这个普鲁士的卑鄙家伙，我永远不会同意。你听清楚了，我永远不会同意，永远不，永远不！”

胖老板福朗维先生走了。羊脂球随即被围起来，大家纷纷问她是怎么回事，央求她把上次去普鲁士军官处的秘密讲出来。起先她还是不肯说，但很快便气得不能控制自己，大声叫道：“他要干什么？……他要干什么？……他要和我睡觉！”大家听了都怒火冲天，所以竟然没有一个人觉得这句话刺耳。科尔尼代更为激愤，他猛地把酒杯掷到桌上，把杯子都震碎了。饭厅里顿时响起了一片对这个无耻之徒的谴责和愤怒的鼓噪，大家同仇敌忾，好像每个人都想站出来分担敌人强迫羊脂球做出的牺牲似的。伯爵深恶痛绝地宣称，这些人的行为简直和古代野蛮人无异。那几位太太特别表现出对羊脂球的强烈同情和爱怜。而那两个只有在吃饭时才肯露面的修女依旧低着头一言不发。

当第一阵愤怒平息下来以后，大家还是照常吃饭，只是说的话都不多，各自都在想心事。

妇女们很早就退席了；男人们一面抽烟，一面凑起了一桌牌局，并邀请福朗维先生参加。其实，他们是想转弯抹角向他咨询，到底用什么方法才能使这个蛮横无理的普鲁士军官回心转意。不过他的心思好像都放在了牌上，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回答，只是翻来覆去不停地说：“打牌，先生们，打牌。”他打牌打得那么专心致志，甚至连咳嗽都忘记了，以致胸腔里有时发出一些风琴的音符来，他那呼哧呼哧的肺叶可以发出各个音阶的喘息声，从深沉浑浊的低音符到小公鸡初学啼鸣时嘶哑的尖叫。

他真是太入迷了，当他的妻子困倦了来找他时，他甚至不肯上楼去睡觉。她只好一个人走了，因为她是“值早班的”，总是和太阳一起起床，而她的丈夫是“值夜班的”，随时准备和朋友们一起熬夜。妻子离开后，他像想起来什么似的向她喊道：“把我的蛋黄甜奶放在炉火旁边。”说完又继续打他的牌。后来大家看出来从他嘴里什么也掏不出来，就宣布时间已晚，应该散场了，于是，大家都回床睡觉。

第二天大家仍然很早就起床，每个人都怀着一种空泛的希望，想动身上路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每个人都害怕在这个令人厌恶的小店里再继续待下去。

唉！马还在马厩里，车夫仍然不见踪影。大家无所事事，索性绕着马车兜圈子。

午饭吃得死气沉沉的。大家对羊脂球的态度也不如先前，变得有点冷淡了。夜间是出主意的时候，一夜过来，大家的看法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现在他们几乎有点埋怨这个姑娘了，他们在想，为什么她夜里没有偷偷地去找那个普鲁士军官，好让她的旅伴们醒来时喜出望外呢？还有比这更简单的事吗？再说了又有谁知道呢？她只须让人告诉那个军官，她是出于怜悯她的旅伴们的困境才同意的，这样一来，不就保住面子了吗？对她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不过这种想法，还得有一个人公开讲出来才好。

到了下午，大家实在闷得要命，伯爵提出到镇子四周去散散步。每个人都把身子裹得严严的，这一小群人就出来了。只有科尔尼代除外，这样冷的天气，他还是宁愿待在壁炉旁边。而两个修女则整天不是待在教堂里就是在神甫家中度过。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得厉害，凛冽的寒气把人的鼻子和耳朵冻得像针刺似地疼痛，两只脚每走一步都痛得像是受刑罚。铺展在眼前的田野被一望无际的冰雪封盖着，看上去是那么凄凉而可怕，不禁让他们从心里感到冰冷，愁肠百结，因此大家很快就转身往回走了。

四个妇女走在前面，三个男人在后面一点点地跟着。

对于目前的处境，卢瓦佐心里很清楚，他突然发问，这个“婊子”是不是要让他们长期留在这个该死的地方。而伯爵呢，始终都是彬彬有礼，他说不能强逼一个妇女做出如此痛苦的牺牲，如果要做也只能出于她的自愿。卡雷·拉马东先生指出，如果真如传说那样，法国人将从迪耶普发动反攻，那么决战地点只能在托特。卡雷·拉马东先生的这一设想使得另外两个人更加惶惶不安起来。

卢瓦佐说：“我们能不能步行逃出去？”

伯爵耸耸肩膀回答道：“您想想看，在这冰天雪地里我们怎么个逃法？何况还带着我们的妻子。再说，我们一走，他们马上就会追上来，不到十分钟他们肯定就会抓住我们，把我们作为俘虏带回来，到那时我们就只有听凭那些当兵的摆布了。”

伯爵说的是实情，大家都不再作声了。

走在前面的几个妇女在谈论服饰，但好像某种拘束使得她们都貌合神离。就在这时，普鲁士军官突然在街尾出现了。他那穿着制服的细长的身影在一望无际的雪地上渐渐清晰。他走路时带着那种军人特有的姿态，两膝向左右分开，这是为了避免弄脏刚刚仔细擦过的皮靴。

他从几个妇女身边走过时弯了弯腰，而对这几个男人则轻蔑地瞥了一眼。幸好这几个男人还有点自尊，没有脱下帽子，尽管卢瓦佐露出一个想脱帽的动作。

羊脂球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而这几个已婚妇女好像受到了莫大的屈辱，因为她们正和这个大兵想玩弄的妓女结伴走在一起。

于是她们议论起这个普鲁士军官来，谈他的身材、谈他的容貌。卡雷·拉马东太太认识很多军官，评论起他们来像个行家一样，头头是道。她觉得这个军官各方面都不错，甚至还惋惜他不是法国人，不然他将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轻骑兵，肯定会受到所有女人的青睐。

一回到旅店，他们便不知道做什么才好。大家心情不好，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竟变得语气刻薄起来。晚饭吃得无声无息，大家很快就吃完了。然后，各人上楼睡觉，希望在睡梦里把时间消磨掉。

第二天早晨下楼时，大家的脸色都很疲惫，心情也都很糟糕；女人们几乎不跟羊脂球聊天了。

教堂里响起了钟声，这是要为一个孩子举行洗礼。胖姑娘羊脂球有一个孩子，寄养在伊弗托的一个农民家里。她一年难得见那个孩子一次，也从不想念他，但眼前这个要受洗的孩子却突然引发了她对自己孩子的强烈思念，勾起了她做母亲的满腹柔情，于是她坚决去参加这次的仪式。

她一走，大家便马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他们把椅子互相拉近一些，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已经到了非拿主意不可的时候了。卢瓦佐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办法来，他提出向德国军官建议让羊脂球一个人留下来，放其他人先走。

又是福朗维先生担任了传话的任务，但他几乎立刻就下来了。原来是那个德国人把他赶了出来。德国军官说他通晓人类的天性，断言只要他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就要扣留所有的人。

这一下卢瓦佐太太急了，她那种市井小民的性格全暴露出来了，她说：“我们总不能老死在这里。对这个娼妇来说，和所有的男人干这种事本来就是她的行当，我看她根本没有权利挑三拣四。你们想想看，她在鲁昂时不也这样吗，遇到什么人就跟什么人干，甚至连马车夫她也干！是的，夫人，省政府里的马车夫！这件事我知道的一清二楚，那个马车夫常在我店里买酒。到了今天，需要她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时，她倒装腔作势起来了。这个贱货！……依我看，这个德国军官的为人倒挺不错的，他大概好久不近女色了。原本我们三个女人肯定更中他的意，可是他不，他尊重已婚的妇女，他只要这个以此谋生的女人就满足了。你们想想看，他是这里的主人，他只要说一声‘我要’，他完全可以在那些士兵的帮助下用武力得到我们的，可他并没有啊！”

其他两位太太听完打了一个寒噤，漂亮的卡雷·拉马东太太脸色略微有点苍白，眼睛却发亮起来，仿佛她已经感到自己被那个德国军官用蛮劲抓住了。

在一旁争论着的几个男人走过来。气得发狂的卢瓦佐甚至扬言要把“这个贱货”的手脚捆起来交给敌人。不过祖上三代都当大使，自己也颇具外交家风度的伯爵仍然主张运用手腕，他说：“一定得让她自己来决定。”

于是大家秘密策划起来。女人们挤到一边，声音都放低了，大家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不过话都说得很得体。她们找出一些委婉含蓄、优雅微妙、难以捉摸的词语，来谈论那些最淫秽下流的事情，如果是一个局外人，根本就听不懂她们用如此含蓄谨慎的语言讲的是什么。不过披在上流社会妇女身上的那层薄薄的羞耻布，也只能掩盖她们的外表，一旦遇到这种猥亵下流的奇事她们就心花怒放起来，暗地里兴奋发狂得要命，她们全身上下被情欲搔得痒痒的，就像一个贪嘴的厨子在为别人准备晚餐那样的馋涎欲滴。

这件事商量到最后，连他们都感到很滑稽，因此大家沉重的心情缓解了，不由得轻松愉快起来。就连伯爵也说出一些近乎淫猥的笑话，不过他讲得是那么的巧妙，大家听了都不自觉地发出会心的微笑。轮到卢瓦佐，他讲了一些放肆得不堪入耳的话来，但大家也不觉得刺耳。而他的妻子直截了当地暴露出来的看法更是赢得所有人的赞同：“既然这个婊子的本行就是这个，她有什么理由挑三拣四的？”那位温柔可爱的卡雷·拉马东太太似乎已经在想，换了她，她可能宁愿拒绝另外的人也不会拒绝这个德国军官的。对于这个问题，大家像要攻克一座被围困的堡垒一样，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他们商定了各人要扮演的角色和谈话时用来作为依据的理由，以及需要采取的手段，甚至他们还部署了进攻的步骤、运用的计谋，以及出其不意的袭击，以此来迫使这座活碉堡自行开门接纳敌人。

不过科尔尼代并未参与其中，他完全像局外人一样待在一边，仿佛完全和这件事无关。他们谈得太过专心，以致羊脂球回来了都不知道。直到伯爵轻轻地“嘘”了一声，大家这才抬起头来，这时她已经站在他们跟前了。大家顿时闭上嘴，一开始还有些尴尬，不知和她说什么才好。还是伯爵夫人在交际场上练就了随机应变的本领，反应比别人快，也比别人显得灵活，她向羊脂球问道：“这次洗礼有趣吗？”

胖姑娘的心情显然还很激动，她把在教堂上看到的一切：形形色色的面孔，他们的动作姿势、神情态度，甚至连教堂的外貌都向他们讲了一遍。最后还补上一句：“有时到教堂去祈祷一次倒也很有意思。”

直到吃午饭这段时间里，几位太太对她的态度很是和蔼可亲，为的是增加她的信任和好感，好使她听从她们的劝告。

一上饭桌，围攻就开始了。开头他们只是泛泛地谈到献身出力。他们举出一些前人的例子，先谈到犹滴和荷罗菲尔纳，接着又莫名其妙地提到卢克雷蒂娅和塞克斯图斯，还有把敌军所有将领都拉到自己床上，把他们变得像奴隶那样卑躬屈膝的克罗巴特拉。随后他们又讲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这种故事只有那些愚昧无知的百万富翁的脑袋里才想象得出来，说什么罗马的女公民都跑到加布去把汉尼拔搂在怀里，不但把他，而且把他手下的那些将领和雇佣军也都搂在怀里，哄他们睡觉。

总之，他们列举了很多事例。所有那些曾经把自己身体作为战场，作为克敌制胜的工具和武器，以此来阻挡征服者的女人；所有那些曾经用自己英勇的爱抚战胜了极其丑恶可憎的坏蛋的女人；所有那些为了复仇和忠诚而牺牲自己贞操的女人；都被他们一一举了出来。

甚至，大家还用极其隐晦的措辞，提到一个出身名门的英国女人，说是这个女人为了把一种可怕的疾病传染给波拿巴，竟故意让自己先染上这种传染病，不过遗憾的是这个女人并未如愿，因为波拿巴在这一致命的幽会中偏偏突然感到虚弱无力，竟奇迹般地逃过了这次危机。所有这些典故，他们都是用一种得体的方式说出来的，讲得很有分寸，有时还伪装成十分热情冲动的神态，以激发羊脂球仿效前人的决心。

总之，听了这些话，人们简直要认为女人在人世间唯一的作用就是永无休止地奉献自己的肉体，一次又一次地满足这些罪恶大兵的欲求。

两个修女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陷入茫然沉思当中。羊脂球则一语未发。

整个下午大家都让她去思考。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之前大家原本是一直称她为“太太”的，现在却改口只称她为“小姐”了，好像是有意要划清一些界限，把她从已经攀登上去的受人尊敬的地位上拉下来，好使她意识到自身地位的卑贱。

晚饭上汤的时候，福朗维先生又出现了，他重复了前一天晚上讲过的话：“普鲁士军官要我问伊丽莎白·鲁塞小姐，她是不是还没有改变主意？”

羊脂球冷冷地回答说：“没有，先生。”

晚餐时，同盟军的力量明显变弱了。卢瓦佐说了三句话，效果很糟糕。每个人都绞尽脑汁想找出些新的事例来，但都一无所获。伯爵夫人事先并未准备，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这时要向教会表示一点敬意，于是向那个年纪大些的修女打听圣徒们一生中都曾有过什么伟大的业绩。从老修女口中得知的事情，真是令大家大跌眼镜，她说很多圣徒都做过一些在凡夫俗子眼中看来是犯罪的事情，然而只要这些事情是为了天主的荣耀和众人的利益而做的，教会便会毫不犹豫地赦免这些重罪。这些话无疑成了一个有力的依据，伯爵夫人马上利用了。或许出于一种默契或暗中讨好，又也许仅仅是出于一种巧合或一种助人为乐的劲头，总之，这个老修女为他们的阴谋帮了一个大忙。原本大家以为她胆小羞涩，谁知她一点不害臊，不但能说会道，而且言辞激烈。她从不受神学中一些言论研讨的影响，她信奉的教义坚如铁石，她的信念绝不动摇，她的良心从未有过不安。她觉得亚伯拉罕的献祭是极其简单的事，如果上天一旦下令，她甚至会毫不犹豫地马上杀掉自己的生身父母。在她看来，只要用意是好的，做任何事情天主都会原谅的。伯爵夫人觉得机会难得，便趁机利用这个意料不到的，半途杀出来的同谋，想让她将“只要目的是好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一道德准则做一番大有教益的阐述。

于是，她问那个老修女：“这么说，嬷嬷，您认为天主是同意使用各种不同手段的了？只要动机是纯洁的，行为总是会得到原谅的，对吗？”

“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夫人？一种本身应受到谴责的行为，因为产生这一行为的念头是好的而成为值得称赞的，这种事例太多了。”

她们就这样谈了下去，分析天主的意愿，预测天主的决定，让天主去关心一些实际上和他全不相干的事情。

这些话都讲得很含蓄，既巧妙又隐晦。但这个戴着修女帽的圣女每说一句话，都会在羊脂球愤怒抗拒的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

后来她们的话题稍微转移，这个手里悬着念珠的女人又讲起她们教会的修道院、她们那个修道院的院长、她自己，以及她那位身材瘦小的同伴——亲爱的圣妮塞福尔来。她说她们都是应召到勒阿弗尔去看护住在医院里的几百个染上天花的士兵的。她描绘了这些不幸的人的遭遇，详述了他们的病情，并且说就在这个任性妄为的普鲁士人把她们羁留在路上的这些天里，一些本来可以被她们救活的法国士兵可能正在死去！她说护理军人本来就是她的专长，她曾经去过克里米亚、意大利和奥地利。当她讲述她身临其境参加过的一次次战役时，瞬间，她就变成了一个听惯了战鼓和军号的修女，仿佛她天生就是随军转战沙场，在炮火纷飞中收容伤员的女战士。很多时候，她的作用甚至可以胜过一个长官，一句话就能使那些不守纪律、蛮横无理的大兵变得服服帖帖。她不愧是一个过惯了戎马生涯的随军修女，她那张有无数坑坑洼洼的麻脸就是一幅反映战争破坏的满目疮痍的图画。

老修女讲完之后，没有人再说什么，大家一致认为她讲话的效果相当不错。

晚饭一吃完，大家就以很快的速度回到楼上的房间休息。第二天上午很迟他们才下楼。

午饭大家吃得很安静，这是为了给前一天播下的种子留出发芽结果的时间。

伯爵夫人提议午后去散步，于是像事先商定的那样，伯爵十分绅士地挽起羊脂球的手臂，有意走在大家后面。

他和她说话的态度很亲切，犹如慈父一般，不过那种温和的语气中又稍带一点有身份的人和妓女谈话时应有的矜持。他称她为“我亲爱的孩子”，始终站在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上，以毋容置疑的高贵身份对待她。

他开门见山地把问题提出来：“这么说来，您是宁愿让我们和您一样留在这里，等普鲁士人吃了一次败仗以后，我们一起遭受他们的凌辱了？您就不能通融一下，做一次您一生当中已经做过许多次的事情吗？”

羊脂球没有说话。

他和蔼可亲，心平气和地跟她讲道理，用感情来打动她；他知道如何保持“伯爵先生”的身份，必要时又要装出非常殷勤的姿态，恭维她，讨她的喜欢；他赞扬她帮了大家的大忙，做了好事，并说到每个人都对她心存感激。后来他突然转变了说话的方式，又快活地用“你”来称呼她，他说：“你知道，我亲爱的，他将来或许会夸耀自己曾尝到过一个在他自己国内难以找到的美女的滋味呢。”

羊脂球还是没有吭声，低着头走到前面一群人中间去了。

一回到旅店，她没有停留，而是马上上楼到自己的房间里，没有再露面。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惶惶不安，不知道她到底要干什么。如果她还是坚持不肯，那就糟糕透了。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大家没有等到她。福朗维先生走进来通知说：“鲁塞小姐感到身体不大舒服，大家不用等她，可以吃饭了。”此时，所有的人耳朵都竖了起来。伯爵走到旅店老板福朗维先生的身边，悄悄地问道：“成了吗？”“成了。”为了不失体统，伯爵对他的同伴们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在场的人全都心领神会，个个面露喜色，从心底舒了一口长气。卢瓦佐更是大声叫起来：“他妈的，要是这个店里有香槟酒就搬上来，我请客！”当福朗维先生手中真的提着四瓶香槟酒回来时，卢瓦佐太太不由得心痛万分。

这一晚，每个人都突然变得热情奔放起来，又笑又闹，心里甜滋滋的，有种说不出的快乐。伯爵好像第一次发现卡雷·拉马东太太相当迷人；而棉纺厂老板卡雷·拉马东先生则对伯爵夫人大献殷勤。大家谈话的兴致非常热烈，一个个妙语连珠，趣话不断。

突然，卢瓦佐神色慌张地举起手臂高声喊道：“安静！”

这突如其来的叫停，令大家吃了一惊，甚至吓了一跳，都停住了说笑。只见卢瓦佐双手合在嘴前“嘘”了一声，同时抬起头来望着天花板，又竖起耳朵倾听；过了一会儿，他才又恢复本来的声音说道：“你们放心吧，一切顺利。”

刚开始大家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很快就懂了，露出了心照不宣的微笑。

一刻钟以后，他把这个玩笑又开了一次，整个晚上他重复了好几次。他还装作和楼上什么人对话的样子，向那个人提出一些一语双关的建议，这些话只有他这种到处跑生意的人脑子里才想得出。有时他又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唉声叹气地说：“可怜的姑娘啊！”再不然就摆出一副怒气冲天的样子，咬牙切齿地嘟嚷着：“该死的普鲁士人，滚吧！”有好几次，当大家已经把这件事抛到脑后时，他却一连几次声音颤抖地高喊：“够了！够了！”接着又像跟自己讲话一样：“但愿我们还能见到她，不要被他弄死了，这个该死的家伙！”

尽管这些玩笑很低劣，却没有任何人感到刺耳，相反，大家竟然还觉得很开心。因为激愤也和其他情绪一样，是受环境支配的，而此时此刻他们周围充溢的只有淫荡。

到了饭后点心的时间，连这些妇人也开始说一些有弦外之音、隐晦曲折的俏皮话了。大家都喝了不少酒，一个个眼睛发亮。伯爵即使在偶尔偏离正道时仍然不忘保持着他道貌岸然的外表，他打了一个比喻，很受大家赞赏，他说北极的冰封期已经结束，一群被困在那里的遭难的人看到通向南方的航道已经打开，所以一个个都很快活。

卢瓦佐兴致更高，他站了起来，手里举着一杯香槟酒说道：“我要为我们的得救干杯！”大家都站起来向他欢呼。就连两个修女在这几位太太的激励下，也同意将嘴唇在冒着泡沫的酒里沾了一沾，她们从未尝过酒味，却说香槟酒很像柠檬汽水，不过味道要好得多。

卢瓦佐对大家此时的心情做了总结：“可惜没有一架钢琴，不然大家可以跳一场四对舞了。”

科尔尼代则始终一言不发，一动也不动。他好像沉浸在非常严肃的思想里，有时狠狠地扯一下自己的大胡子，仿佛要把它拉长似的。将近午夜时分，就在大家即将分手时，卢瓦佐突然摇摇晃晃地走到科尔尼代的身边，拍了拍他的肚子，嘟哝着对他说：“您不开心，您，今天晚上不开心，您为什么一句话也没有说，公民？”科尔尼代没有理会他，却猛然抬起头来，以咄咄逼人的目光扫视了一遍在场所有的人，说道：“我跟你们讲，你们刚才的行为是可耻的！”说完，他站起身来，走到门边，又重复了一遍：“是可耻的！”然后转身就走了。

他的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在大家头上一般，卢瓦佐狼狈不堪地呆在那里，但镇定之后，他突然捧腹大笑起来，嘴里还不住地说：“想吃吃不到，就说葡萄酸，我的老兄，想吃吃不到，就说葡萄酸。”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都搞不懂他这话什么意思。于是，他就把“走廊秘事”讲了出来。这一下大家简直乐得不可开交。几位太太开心得像疯了似的；伯爵和卡雷·拉马东先生也都笑出了眼泪，他们不能相信竟有这样的事。

“真有这回事？您能肯定吗？他真想……”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她还不肯？她……”

“因为普鲁士人就在隔壁房间里。”

“这不可能吧？”

“我敢向你们发誓。”

伯爵已经笑得喘不过气来。卡雷·拉马东先生也笑得双手捂住肚子。

卢瓦佐继续说道：“你们这下明白了吧，今天晚上他为什么笑不出来，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就是这么回事。”

三个人再一次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好像发了疯似的，笑得透不过气来，笑得咳嗽不止，脸都涨红了。

笑完之后，大家就分手了。卢瓦佐太太天生一副刺人的荨麻性格，上床睡觉的时候对丈夫说，卡雷·拉马东太太这个“小骚货”一个晚上都笑得很不自然。“你知道，女人们只要看上了穿制服的，管他是法国人还是普鲁士人，对她们全都一样。这真够丢脸的，我的天！”

整整一夜，黑暗的走廊里一直隐隐约约地浮动着一些难以觉察的、轻微的颤动声，有的像喘息，有的像赤脚在地板上走动，还有一些咯吱咯吱的声音。大家肯定都很晚才休息，因为他们走进房间很久之后，各个房间的门缝里还有亮光漏出来。这都是香槟酒的缘故，据说它会让人无法安睡。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冬天耀眼的阳光将银装素裹的大地照得熠熠生辉。马车终于套好了，正在门口等着。一大群红眼睛黑瞳仁的白鸽，身上披着厚厚的羽毛，正昂首挺胸地在六匹马的腿下走来走去，神气活现地从刚刚拉下还冒着热气的马粪中寻找可以果腹的东西。

车夫披着他的羊皮袄，坐在座位上抽烟斗。旅客们看上去全都聚齐了，一个劲儿的催促店里的伙计快些替他们将下一段旅程中要吃的食物包扎好。

现在只等羊脂球一个人了。

她出现了。

她看上去似乎有些心慌意乱，又有点害羞，怯生生地向她的同伴们走过来，而这些人全都不约而同地掉转头去，好像压根就没有看见她一样。伯爵神色凛然地挽起他妻子的胳膊走向一边，对这个不干净的女人采取躲避的态度。

羊脂球显然没有料到伯爵会是这样的反应，她惊得呆住了，随后她又鼓足勇气走到棉纺厂老板卡雷·拉马东太太的身旁，谦恭地轻声说了一句：“早安，夫人。”对方却只傲慢地点了点头，同时还瞪了她一眼，仿佛跟她说话自己的贞洁受到了玷污似的。

总之，大家好像一下子都变得很忙碌，并且都离她远远的，仿佛她的裙子里带着什么传染病似的。接着大家又都急匆匆地奔向马车。羊脂球一个人落在最后，她爬上车一声不响地坐在前一段路程中她坐的位置上。

她仿佛成了一个透明人、陌生人，大家似乎看不见她，也不认识她。卢瓦佐太太则从远处狠狠地盯着她，轻声对她的丈夫说：“幸好我不坐在她旁边。”

笨重的驿车摇晃起来，新的旅行又开始了。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讲话。羊脂球头也不敢抬起来，她对这些坐在她身边的人感到无比的愤恨，也为自己先前的让步感到屈辱，正是这些人的假仁假义，她才被推进那个普鲁士军官的怀抱里备受凌辱的。

这种令人难受的沉寂，很快就被伯爵夫人打破了，她转过头朝着卡雷·拉马东太太说：“我想您一定认识埃特雷勒夫人吧？”

“是的，她是我的朋友。”

“那是多么迷人的女人啊！”

“是啊，可爱极了！真是一个天生的美人，而且受过很好的教育，对艺术很在行，歌唱得很动听，画也画得十分好。”

棉纺厂老板卡雷·拉马东先生也开始和伯爵交谈，在车门玻璃咣啷咣啷的撞击声中，偶尔能听到冒出来的几个字眼：“息票……到期……溢价……期限。”

卢瓦佐和他的妻子在打贝齐格。纸牌是从旅店里顺手牵羊拿来的，由于在那些永远擦不干净的桌子上摩擦的年月太久，纸牌已经又脏又旧，油腻得不成样子了。

两个修女取下挂在腰间的长长的念珠，一起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嘴唇便立刻嚅动起来，而且越动越快，她们的口中喃喃地吐出一个个含糊不清的字眼，好像是在进行一次背诵经文的竞赛；中间她们还不时地吻一下圣牌，再画一个十字，随后又飞快地咕噜起来。

科尔尼代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似乎在想心事。

车子走了三个小时的路程后，卢瓦佐收起纸牌，说：“肚子饿了。”

这时他的妻子拿出一个用细绳扎好的纸包。她从里面拿出一块冷的小牛肉，仔仔细细把它切成了一些齐整的薄片儿，两口子动手吃着。

“我们也吃吧？”伯爵夫人说。大家同意了，她就把为两家共同准备的食品包打开来。这都是一些味道鲜美的肉食，装在一个椭圆形的盆子中。盆盖上有一只陶瓷的兔子，这表明盆里装着的是一只煮熟的野兔。棕色的兔肉上横着几条像白色项链似的肥膘，还夹着剁得很碎的其他肉末；一大块瑞士格律耶尔产的干酪包在一张报纸里，油汪汪的干酪上印上了报纸上的“社会新闻”几个大字。

两个修女也拿出了自己食物，她们解开了一段滚圆的香肠，那东西的蒜味儿很重。科尔尼代则把两只手同时插进了披风的两只大衣袋里，从一只衣袋里取出了四个熟鸡蛋，从另一只衣袋里取出了一段面包。他剥去了蛋壳扔到脚底下的麦秸当中，就这样拿着蛋吃，好些散落的蛋黄末儿落在他那一大簇长胡子当中，就像是挂着很多星星一般。

羊脂球由于起床时过于匆忙，什么都没有来得及准备。她看着这些人心安理得地吃着，不由得怒火中烧，气得说不出话来。先是一阵汹涌的激愤，使她浑身发抖，她张开嘴巴，几乎要把已到嘴边的一大串骂人的话喊出来，不过由于她实在气得太厉害，以至于哽噎得什么也说不出来。

没有一个人看向她，也没有一个人惦记她。她觉得自己被这些道貌岸然的混账东西的轻视淹没了，当初，他们牺牲了她，之后，又把她当作一件肮脏的物件似的扔掉。她想起她那只满是美味的提篮，那里面本来盛着两只胶冻鲜明的子鸡，很多点心，很多梨子，还有四瓶波尔多的名牌红葡萄酒，可第一天就通通被他们饕餮般地吃喝得干干净净。想到最后，她的愤慨如同一根过度紧张的琴弦中断了似的忽然下降了，她觉得自己快要哭了。她用尽努力，镇定了自己，如同孩子一般吞下自己的呜咽，但是眼泪还是流出来了，先是润湿了她的眼睑边缘，紧接着两行热泪从眼睛里往外流，慢慢地从脸颊往下落，之后流得更迅速一点儿的眼泪又跟着来了，这些泪水就像一滴滴从岩石当中滤出的水，有规则地落到了她胸脯突出部分的曲线上。她直挺挺地坐着，目光是定着不动的，脸色是严肃而且苍白的，她一心希望不要有人看见她。不过伯爵夫人偏偏瞧出来了，她用一个手势通知了她的丈夫。但伯爵只是耸着肩膀仿佛在说：“您要怎么办，这不是我的过错。”

而卢瓦佐太太则得胜似的冷笑了一声，接着就低声慢气地说：“她是在哭自己的耻辱。”

两修女用完餐，把剩下的香肠用一张纸卷好了以后，又开始祷告了。

正在消化刚吃下去的鸡蛋的科尔尼代，把两条长腿伸到对面的长凳下面，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仰面朝天地躺着，他的表情看上去很奇怪，像刚刚想到一个捉弄人的妙计似地微微一笑，然后用口哨吹起《马赛曲》来。

很显然，这支歌曲让这些旅伴感到非常不高兴，所有人的脸色都阴沉下来。他们变得烦躁不安起来，如同被人戏弄似的十分恼火，差点要叫出声来了——一般来说，狗听到手摇风琴的声音就是这样的反应的。科尔尼代当然是觉察到了这点，于是吹得更加起劲了，有时甚至哼出几句歌词来：

对祖国神圣的爱，

快来指挥，支持我们复仇的手！

自由，亲爱的自由啊，

快来跟你的保卫者一起战斗！

地面上的积雪已经冻得很坚硬，马车跑得也快些了。抵达迪耶普还需要几个小时，在这漫长而阴沉的旅途中，在车子穿越路上一个个障碍的颠簸中，在夜色苍茫、车厢内一团漆黑的时刻，科尔尼代始终执拗地吹着这支单调的复仇歌曲，逼迫着那些既疲倦又恼火的人不得不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并且那些对应着每一个节拍的歌词也清晰地在他们的眼前甚至脑海里一一显现出来。

黑暗中，羊脂球仍旧在哭泣，偶尔在两段曲调中间，会听到一声她强忍不住的悲咽。

两个朋友

巴黎被包围了，在饥饿中呻吟着。屋顶上难得看到麻雀，下水道中也空空荡荡的，连老鼠都灭绝了。人们不管什么都吃。

正月里的一个晴朗的早晨，莫里索先生，他是一位职业钟表匠，有时也是住在家中的国民自卫军，此刻，他正空着肚皮，双手插在制服裤子的口袋里，闷闷不乐地沿着环城林荫大道散步。突然，他在一个也穿着制服裤子的人面前站住了，原来他认出这是他的一个朋友，正是他在河边相识的索瓦热先生。还没打仗的时候，每逢礼拜天，莫里索总是天一亮就出发，手里拿着竹制的钓鱼竿，背上背着白铁做的罐子。他搭乘开往阿尔让特伊的火车，在科隆布下车，然后步行到马朗特岛。一到这个他魂萦梦牵的地方，他马上就开始钓鱼，一直钓到天黑。

每个礼拜天，他总在这里遇到一个性情快活的矮胖子——在德洛雷特圣母大街经营服饰用品店的索瓦热先生，他也是一个钓鱼迷。他们手持钓竿，肩并肩地坐着，两条腿在水面上摇来晃去，常常一坐就是半天，长此以往，他们互相间的友谊就这样产生了。有时他们整天一句话不说，有时也聊上几句。不过即使他们一句话不讲，他们互相也是那么了解，因为他们趣味相同，感觉一致。

春天的时候，上午十点钟左右，朝阳照在平静的水面上，使得水面飘起一层薄薄的雾气，随着水流轻轻地浮动。和煦的阳光也把它的热力射向这两个钓鱼迷的脊背，使他们感到暖洋洋的，异常舒服。这时莫里索偶尔会朝着他的邻人说上一句：“嘿，多舒服啊！”而索瓦热先生则回答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这更惬意的了。”这一问一答就足以使他们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了。

到了秋天，白昼将尽的时刻，夕阳将天空照得通红，绯红色的云彩倒映在水里，把水面染成一片绛紫色。天际像着了火似的，将两个朋友笼罩在一片红光中。大自然已经预感到冬天的肃杀，正在簌簌发抖的枯黄的树木也被镀上一层金色。这时索瓦热先生微笑着朝莫里索说：“多美丽的景色啊！”心里也正在赞叹不已的莫里索眼睛一刻也不离开他的浮子，悠哉地回答说：“嘿，这可比林荫大道强多了！”

现在，他们在第一时间互相认出以后，就立刻紧紧地握手，为在这一非常时期里相遇激动不已。

索瓦热先生叹了一口气，轻轻地说道：“这是多大的变化啊！”

神情非常忧郁的莫里索也感慨地说：“多好的天气啊！今年还是头一次有这种好天气呢！”

确实，天空一片碧蓝，阳光异常明媚。

他们肩并肩，神情感伤，漫不经心地向前走着。

莫里索又说道：“还记得那些钓鱼的日子吗？嘿，多好的回忆啊！”

索瓦热先生问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到那里去呢！”

他们走进一家小咖啡馆，每人喝了一杯苦艾酒，然后又在人行道上闲逛起来。

莫里索突然站住说：“再来一杯怎么样？”索瓦热先生同意说：“我听您的。”于是两人又走进一家小酒店。

等到他们走出来时已经昏头昏脑，就像那些空腹喝酒的人一样，肚子里的酒精已经使他们晕头转向。天气和暖，温柔的微风拂过他们的面庞，使他们感到异常惬意。

索瓦热先生被和煦的微风吹得飘飘然，他已经半醉了，站住说：“我们到那儿去怎么样？”

“到哪儿去？”

“钓鱼去啊！”

“到哪儿去钓呢？”

“当然到老地方——我们的岛上。法国前哨阵地就在科隆布附近，我认识迪穆兰上校，放我们过去应该没问题，只要我说上一句话。”

莫里索高兴得简直发抖了：“好极了，那我们一言为定。”

于是，他们兴匆匆地分头去拿自己的钓鱼工具。

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又肩并肩地走在大路上，随后来到迪穆兰上校占用的那座别墅。上校听了他们这个荒唐的想法后笑起来，什么也没问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就这样，两个人揣着通行证又出发了。

他们很快就跨过前哨阵地，穿越被抛弃的科隆布，在几块小葡萄园的边缘停了下来。这些葡萄园就在塞纳河的斜坡上。这时是上午十一点左右，对面的阿尔让特伊村子一片死寂。奥尔热蒙和萨努瓦两座山岗寂寞地俯视着整个地区，一直延伸到南泰尔的辽阔的平原上，如今已经空空荡荡，除了光秃秃的樱桃树和死气沉沉的耕地以外一无所有。

索瓦热先生指着这些山岗轻声说：“普鲁士人就在上面！”

看着眼前这块荒凉的田野，两个人心里怵得很，手脚都有点发软了。

“普鲁士人！”

很显然，他们还从未见过，但几个月以来他们却一直感应到这些普鲁士人的存在，因为他们就在巴黎的周围。他们正蹂躏着法兰西的土地，掠夺它的财富，屠杀它的人民，并使它的人民忍饥挨饿，生活在恐惧和灾难之中。他们虽然还没有见到过，却已感到普鲁士人的无比威力了。对这个陌生的不可一世的民族，他们除了憎恨以外，还有一种近乎迷信的恐惧心理。

莫里索结结巴巴地说：“哎呀！如果我们碰上他们怎么办呢？”

索瓦热先生以巴黎人特有的那种在任何情况下都爱开玩笑的性格回答说：“那我们就请他们吃一顿油煎鱼吧。”

虽然嘴里这么说，但他们仍旧迟疑着，不敢贸然走到田间去，四下里这样静谧使他们害怕。

最后，还是索瓦热先生下决心说：“走！我们去吧！不过要千万小心。”

于是他们躬下身子，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利用一些灌木丛做掩护，匍匐着走进一块长满葡萄的坡地里。

眼下，他们还得越过一块光秃秃的狭长地带才能到河边。他们一跃而起奔过去，等跑到河边，便马上躲在干枯的芦苇丛里。

莫里索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倾听附近一带有没有人走动。他什么都没有听到，除了他们两人，周围没有别人，这样紧张的情势下，肯定没有人会冒险来这里。

于是他们放心地钓起鱼来。

被遗弃的马朗特岛就在对面，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掩护，可以不让河对岸看到。岛上那座小饭馆门窗紧闭，好像已经多年无人过问似的。

首先钓到鱼的是索瓦热先生，跟着莫里索也钓到一条。他们不时地举起钓竿，线头上都挂着一条活蹦乱跳的银白色的小东西。这真是一次成功的垂钓，成绩好得令人惊奇。

他们把钓来的鱼，轻手轻脚地放进浸在脚下水中的一个眼孔非常细密的网兜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乐。这种快乐只有当你所酷爱的一种享受被剥夺之后又重新获得时，才能感受得到。

温热的阳光照得他们的肩背暖洋洋的。他们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想，只知道一心钓鱼，仿佛世界上除了钓鱼再也没有别的事情了。

但突然传来一声低沉的隆隆声，它好像来自地下，震得地面都颤动了。这是大炮又响起来了。

莫里索转头越过堤岸上方望去，只见左边瓦莱里安山庞大身影的顶端升起一团白色羽饰样的东西，那是大炮喷出来的硝烟。

很快要塞山顶又喷出第二团白烟，隔了一会儿才传来一声新的爆炸声。

随后又是几下。瓦莱里安山不时吐出死亡的气息，喷出的乳白色的烟雾袅袅地升向宁静的天空，在它的山顶上形成一团云雾。

索瓦热先生耸耸肩膀说：“他们又开始了。”

此时，莫里索正焦急不安地注视着一次又一次扎进水里的浮子上的羽毛，这个性情平和的人突然对这些打仗的狂人生起气来，气鼓鼓地说：“这样互相残杀简直蠢透了！”

索瓦热先生回答说：“简直比畜生还不如。”

莫里索刚刚钓起一条鱼，说道：“据说只要有政府就总要有战争。”

索瓦热先生接过话头说：“不过共和国就不会发动战争……”

莫里索却不这么认为，他打断朋友的话，说：“有了国王就要和外国打仗，有了共和国就要在国内打仗。”

于是他们心平气和地讨论起来，试图用他们那种善良的、智慧有限的平民百姓的那种健全的理性，弄清那些重大的政治问题。最后他们一致得出结论：人类永远不会有自由。瓦莱里安山上不停地轰鸣着，普鲁士人正用一发发炮弹摧毁法国人民的房屋，粉碎他们的生活，消灭他们的生命；他们使无数梦想成空，无数欢乐的期待成为泡影，无数幸福的渴盼付诸东流；他们给在这里的以及别的地方的许多妻子、女儿和母亲的心灵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创痛。

“这就是生活。”索瓦热先生说。

“您还不如说这就是死亡。”莫里索笑着又加了一句。

但就在这时，他们突然清楚地感到背后有人走动，两人吓得浑身一哆嗦，掉头一看，挨着他们的肩膀正站着四个人。这四个人全副武装、身材高大、一脸的胡须，他们穿着像仆人号衣似的制服，戴着平顶大盖帽，正举着枪瞄准这两个惊慌失措的人。两根鱼竿顿时从他们手里滑脱，掉到河里随水漂走了。

眨眼的工夫，他们已经被抓起来，捆上带走。接着，他们被扔进一条小船，渡河来到那个岛上。

就在那座他们以为废弃无人的房屋后面，他们发现有二十来个德国士兵驻守在那里。一个浑身长毛像巨人似的军官，嘴里衔着一只很大的瓷烟斗，他骑坐在一张椅子上，用一口地道的法语问他们道：“怎么样？先生们，鱼钓得不错吧？”

这时，一个士兵把带来的满满一网兜鱼放在军官的脚下。这个普鲁士人笑嘻嘻地说：“嘿！嘿！我说收获不错嘛。不过我们现在要谈的不是这个，请听我说，不要害怕。”

“在我看来，你们一定是派来侦察我们的两名奸细。为了更好地掩盖你们的目的，于是你们假装成钓鱼的样子。不过活该你们倒霉，现在你们落到了我的手中。我抓住你们，就该枪毙你们，因为这是战争。”

“不过，我看你们是从前哨阵地过来的，想必你们肯定知道口令才能回去。所以，只要你们把口令告诉我，我就饶恕你们。”

这两个朋友面色苍白，肩并肩地站着，双手有点神经质地轻微颤动，一个字也没说。

这个军官又说道：“我向你们保证，绝对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你们可以放心回去。你们一走，秘密也就跟你们一起消失了。不过你们若是拒绝，那么等待你们的只有死亡，而且立刻就死。你们选择吧！”

两个朋友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谁都没有开口。

这个普鲁士人并没有发怒，他的神态始终很平静，伸手指着河水说：“想想吧，五分钟后你们就要葬身鱼腹，只有五分钟！我想你们总有亲人吧？”

瓦莱里安山上的炮声隆隆，一直未停。

两个钓鱼人仍旧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之后，这个普鲁士人用本国话下了几道命令，便把椅子移得离这两个俘虏远一些。十二名士兵走过来，站在二十步开外的地方，枪柄靠着脚尖。

军官又说道：“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多一秒也没有。”

停了那么一下，他突然站起来，走到这两个法国人面前，抓住莫里索的臂膀，把他拉到一边，低声对他说：“快点告诉我，口令是什么？你的伙伴绝对不会知道，到时候我可以装出怜悯你们的样子。”

莫里索还是什么都没有回答。

这个普鲁士人又把索瓦热先生拉到一边，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

索瓦热先生同样没有回答。

他们俩又肩并肩地站到一起。军官开始下命令。士兵们举起了枪。

这时，莫里索的眼光偶然落到那只装满鱼的网兜上，它正躺在几步以外的草地上。

一道阳光照在这堆还在跳动的鱼儿身上，让它们看起来显得闪闪发光。他突然感到自己支持不住了，尽管努力克制，眼睛里还是涌满泪水。

他结结巴巴地说：“永别了，索瓦热先生。”

索瓦热先生也看着他说道：“永别了，莫里索先生。”

他们互相握了握手，全身不由自主地哆嗦得摇晃起来。

军官叫道：“放！”

十二支枪同时响了。

索瓦热先生脸朝下，直挺挺地扑倒下去。莫里索身材高大一点，摇晃了几下，转了一个圈，仰面朝天跌下去，横躺在他的朋友身上。血从他们胸口上被打穿的洞里汩汩地流出来。

普鲁士人又下了几道命令。

他手下的人四散而去，不久又带着一些绳索和石块回来。他们先是把石块捆在两个死人的脚上，然后把这两个人抬到河边。

瓦莱里安山上的炮声还在不停地轰鸣着，整座山笼罩在烟雾中，简直成了一座烟山。

两个大兵一个抬头，一个抬脚，把莫里索抬起来，另外两个大兵也用同样的方式抬起索瓦热先生，他们把两具尸体来回荡了几下，然后一使劲抛出好远。尸体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然后头朝上，捆着石块的脚朝下，笔直地落进河中。

原本平静的河水被溅起来，翻腾着并冒出了很多水泡，晃动了一会儿，然后又平静下来，细微的波浪一直漾到岸边。

水面上飘着几缕鲜血。

那位始终泰然自若的军官咕哝说：“现在轮到鱼来吃他们了。”

随后他朝着那座房子走过去。

他忽然瞥见草地上的那一兜鱼，提起来查看了一下，笑嘻嘻地叫道：“威廉！”

一个系着白围裙的士兵跑过来。普鲁士军官把那两个被枪毙的人钓来的鱼扔给他，吩咐道：“你马上给我把这些小鱼煎一煎，趁它们还活着，一定很美味。”

皮埃罗

——献给亨利·鲁宾

勒费弗尔太太是一位富有的乡下太太，她是个寡妇。像她这种既不属于乡下也不属于城市的老太太，很喜欢戴花边和波浪纹的帽子，用一些粗俗的丝带打扮自己，并在大庭广众之间摆出一副高贵的神态，不过讲起话来却常常把连音搞错。像这一类女人，一般来说在她们花花绿绿的可笑的外表下面，大抵都隐藏着一个自命不凡的粗俗的灵魂，就如同她们戴的生丝手套下面隐藏着一双又红又粗的手一样。

勒费弗尔太太并不是一个人生活，她雇用了一个女仆，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农家妇人，头脑很简单，名字叫萝丝。

这两个女人住在一座有着绿色百叶窗的小房子里，小房子靠着一条大路，位于诺曼底的科区中心。由于住宅前面有一块窄窄的园地，她们就种了一些蔬菜。

一天夜里，有人偷走了她们十多头洋葱。

萝丝一发现这件小小的偷窃案，便马上跑去通知了勒费弗尔太太。勒费弗尔太太一听到这个消息，穿着羊毛裙子就跑下楼了。这实在是一件既叫人痛心又叫人害怕的事情，竟然有人偷了东西，而且偷了勒费弗尔太太的东西！这么说，当地有贼了，而且他们偷了一次就有可能再来。

这两个女人很是惊慌失措，她们一边查看着脚印，一边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并对此次偷盗做出种种推测：“瞧，他们是从这里过来的，他们先爬到墙头上，然后又从那里跳到菜畦里。”

她们越想越觉得可怕，不免为未来的日子担心，今后还怎么能安稳睡觉呢？

勒费弗尔太太被偷的消息四下传开了，邻居们都跑来观察讨论。每来一个人，主仆二人都要把她们看到的和想到的重新说上一遍。

后来，一个住在附近的农庄主人替她们出了个主意：“你们应该养一条狗。”

这倒是真的，她们是该养一条狗，有什么情况叫两声提醒她们一下也是好的。不过不要那种大狗，上帝啊！那种大狗怎么养得起！单单吃就会使她们倾家荡产。只要一条小狗，一条会尖声叫唤的娇小玲珑的小狗就行了。

大家一走，勒费弗尔太太立刻就盘算起养狗这件事情来。她和萝丝讨论了好久。经过考虑，她总觉得怎样都不妥当，因为一想到那满满一盆狗食她就吓坏了。她是属于那种精打细算的乡下太太，平时口袋里总带着几个铜子，好当着人面十分慈悲地施舍给路边穷苦可怜的人，又或者应付礼拜日教堂里的一些募捐。而萝丝则是喜爱猫狗这类小动物的，她举出一些理由，并且巧妙地为这些理由辩解。于是，她们最后决定养一条狗，一条非常小的小狗。

确定要养一条狗之后，她们开始寻找，但找来找去都是一些大狗，一些有着骇人食量的大狗。罗勒维尔的杂货店老板倒是有一条很小的狗，但他一定要人付给他两个法郎，说是用来补偿他把小狗养大的费用。勒费弗尔太太当然不乐意，她则宣称，虽然她非常想养一条狗，但她决不花钱去买。

后来，面包店的老板知道了这件事，一天早晨，他驾着一辆马车带来了一条样子像个怪物似的小狗。

这个小家伙一身黄毛，几乎没有脚，却又像鳄鱼那样长；头跟狐狸差不多；一条向上竖起的尾巴就像高高翘起的羽毛饰品，长短几乎跟整个身体一样。它原是面包店的一个老主顾的，不过现在他不想要了。这条邋遢不堪、一文钱也不值的小狗，勒费弗尔太太倒觉得非常美丽。萝丝把它抱起来亲了一下，随后问它叫什么名字。面包房老板回答说：“皮埃罗。”

她们把皮埃罗放在一只旧的肥皂箱子里，先给它喂点水，它喝了；后来又给它拿来一块面包，它吃了。勒费弗尔太太有些发起愁来，不过后来她又有了一个主意：“等它在家里习惯了，就把它放开，让它自己到外面去找食物吃，它在附近一带转转一定会找到吃的东西的。”

没过多久，勒费弗尔太太真的就把它放开了，但这样做并不能保证它不挨饿。而且它也只有在要东西吃的时候才尖声尖气地叫唤，也只有在这种时候它叫得特别厉害。

园子里还是和往常一样，任何人都可以走进来，因为皮埃罗对每个新来的人都上去摇头摆尾表示友好，绝对不叫一声。

勒费弗尔太太对这只狗也渐渐有点儿习惯了，她甚至有点喜欢它了，有时候还把面包在自己的肉汤里蘸一蘸，亲手喂给它吃。

不过，麻烦事还是来了。因为她压根儿没有想到还有个纳税问题，为了这条连叫也不会叫的不中用的小狗儿，她得交付八个法郎的税金。所以，当有人来向她收取这笔费用，并告知她“八个法郎，太太”时，她吓得差点昏过去。

纳税金的事，让勒费弗尔太太马上作出了一个决定，她要把这个皮埃罗摆脱掉，可是其他人都表示拒绝。因为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勒费弗尔太太只有下狠心让它去“吃烂泥”。所谓让它去吃烂泥，就是让它去吃泥灰岩。

在当地，一直都有这一习惯，凡是人们不愿养的狗都把它送去“吃泥灰岩”。在一片广阔的平原中央，有一个茅草屋子，或者不如说是搁在地上的一个小小的茅草屋顶，这就是泥灰岩矿的入口。它是一个陡直的深入地下二十米的大矿井，下面通连着一条条长长的坑道。只有在每年为田地施加泥灰岩的时节，人们才会下到这个矿井里一次；其余的时间里，它就是用来作为被判处死刑的狗的坟墓。所以，每当人们经过井口附近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一声声哀嚎，一阵阵愤怒或绝望的吠声，还有断断续续凄厉求救的号叫从下面传上来。

对于这个发出呻吟声音的井口，打猎人和牧羊人养的狗都吓得远远地避开。如果有人从上面探身往下望一望，立刻就会嗅到一股难闻的腐臭气息冲上来。

在这阴暗的深渊里正在上演着一出出惨不忍睹的悲剧。

一条狗，靠吃前面的那些死狗的腐烂尸体勉强维持生命，挣扎了十一二天，就在奄奄一息之时，突然又有一条狗被扔下来，这条新扔下的狗当然比原来的那条更强壮些。于是，这两条被抛弃的狗碰到了一起，又全都饿着肚子，眼睛自然就炯炯发光起来。它们互相窥视着，互相追随着，都在犹豫不决，都在惶惶不安。但饥饿逼迫着它们，最后的互相攻击就在所难免了；这是一场真正的你死我活的激烈的斗争，斗了很长时间，最后强的咬死了弱的，把它活生生地吞食掉。

送皮埃罗去吃烂泥的主意一经议定，接下来就是要寻找一个执行这项任务的人。负责维修道路的那个养路工人宣称要十个苏的费用才肯跑这一趟，勒费弗尔太太认为这简直就是敲竹杠。附近的一个泥水匠学徒倒是只要五个苏就行了，但勒费弗尔太太仍然觉得太贵。最后，萝丝出了个主意，说不如她们自己把它送去，这样既免得它路上受到虐待，也免得让它预先知道自己的命运。于是她们决定等到天黑以后两个人一起去。

这天晚上，她们给皮埃罗弄了一盆美味的肉汤，还特地加了一丁点儿黄油。它吃得光光的，连最后一滴汤汁也舔得干干净净。就在它心满意足地摇着尾巴时，萝丝一把将它抱起来放到围裙里。

就这样，她们像两个到农田里去偷东西的人一样，跨着大步急急匆匆地穿过平原，很快就到了那座泥灰岩矿的井口。勒费弗尔太太在井口处俯下身子，想听听有没有狗的呻吟声——没有，里面没有狗。她想：这是好事，皮埃罗下去后，坑里只有它一条狗，不至于有什么危险。

这时，萝丝已经泪流满面，她吻了吻皮埃罗，然后就把它扔到洞里去了。两个人又都俯身下去，竖起耳朵倾听着。她们先听见一下沉闷的响声，接着是尖锐的呻吟声，那是一只受伤动物发出的令人心碎的声音；随后又是一连串低低的痛苦的哀号，再后面是绝望的叫唤，是一条抬着头仰望着洞口的狗的乞怜声。

它尖声地叫着，叫啊叫啊，叫个不停。勒费弗尔太太和萝丝突然感到后悔了，她们害怕起来，只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笼罩在周围，最后，两个人吓得都拔起脚就逃。萝丝跑得快，勒费弗尔太太叫着：“等等我啊，萝丝，等等我啊！”

整整一夜，她们都被可怕的噩梦纠缠着。勒费弗尔太太梦见她正坐在桌前吃饭，掀开大汤碗的盖子，里面却是皮埃罗。它跳起来，一口咬住她的鼻子。她惊醒过来，耳边还在响着那条小狗的尖叫声；她又凝神听了一下，才知道自己弄错了。后来她又睡着了。她又梦见自己走在一条大路上，这是一条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路。她正顺着这条路走着，忽然，她发现路中央有一个大篮子丢在那里。这是一个农民用的那种大篮子。不知为什么，这个大篮子使她感到害怕，因为好奇，她最后还是把篮子掀开来，却发现皮埃罗蜷缩在里面，它看见她之后便一口咬住她的手再也不放；她发狂地逃跑，手上就挂着这条狗，死也不松口。

被折磨了一宿的勒费弗尔太太几乎发疯了，天一亮她就起来朝着泥灰岩矿跑去。皮埃罗还在尖声叫唤，不停地尖声叫唤，它已叫了整整一夜。勒费弗尔太太呜呜咽咽地哭起来，用无数温柔的称呼喊它。而它也用各种不同声调的温柔的叫唤声回答她。这时，她一心想着就是要把它弄上来，并决定要让它快快活活过上一辈子。

于是，她跑到那个挖泥灰岩的掘井工人家里，向他诉说了自己的这一情况。那个工人一言不发地听着，等她讲完以后，他开口道：“您想要您的狗？拿四个法郎来吧。”她自然是吓了一跳，方才的悲伤也一下子都飞走了。

“四个法郎！您不怕撑死了！四个法郎！”

他回答说：“为了给您把它弄上来，我得把我的那些绳子、摇手架搬去支起来，带着我的孩子一起下去，保不齐还会让您那条该死的狗咬上一口。您以为我费上这些事是吃饱饭没事干寻开心吗？当初你就不该扔下去嘛！”

她怒气冲冲地走了，嘴里还念叨着：“哼！四个法郎！”

一回到家里，她马上把萝丝喊来，告诉她掘井工人的要价。萝丝一向依顺主人，跟着说：“四个法郎，这可是一笔钱啊！太太。”

不过后来她又加上一句：“要是给这只可怜的狗丢一点吃的东西，让它不至于饿死怎么样？”勒费弗尔太太听了非常高兴，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于是她们两人带上一大块抹上黄油的面包又去了石灰岩矿的井口。她们把面包切成小块，你一块我一块地丢下去，并且轮流跟皮埃罗讲话。狗吃完一块，马上就尖声叫唤要求下一块。

傍晚她们又来一次，接着第二天，然后每天都来。不过后来她们每天只来一次了。但一天上午，当她们扔下第一块面包时，忽然听到坑井里传来一声响亮可怕的吠声。原来井里有两条狗了！又有一条狗被丢下去，而且是一条大狗！

萝丝站在井口处叫了一声：“皮埃罗！”皮埃罗尖声尖气地叫起来。于是她们把食物扔下去，但每一次她们都清清楚楚听到一阵可怕的你争我抢的撕咬声，随后是被咬伤的皮埃罗的哀号，它的同伴比它强大，扔下去的东西全被这条大狗吃了。

尽管她们交代得很清楚：“这是给你的，皮埃罗！”但皮埃罗显然什么也没有得到。两个女人面面相觑地愣在那里；后来勒费弗尔太太用尖酸的口气说：“我总不能把别人丢到里面的狗都养起来啊，只有随它去了。”一想到所有的狗都要靠她养活，她就又气又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于是，她拔脚就走，连剩下来的一点面包也带回去了，一路走一路吃了起来。

萝丝则紧跟在她身后，不停扯起自己的蓝布围裙擦着眼角。

骑马

这对可怜的夫妇靠着丈夫的一点微薄的薪水勉强维持生活。自从结婚以后，他们已生有两个孩子，使本来就拮据的家境，进一步沦为一种更为卑贱低微、自惭形秽的穷困生活；也就是那些没落了的贵族家庭所过的，尽管日子已经捉襟见肘，十分艰难，但面子上还死命要保持他们原来高贵身份地位的那种穷困的生活。

埃克托尔·德·格里伯兰从小就住在外省父亲的庄园里，是由一个作为家庭教师的年老教士教导长大的。他的家庭不算富有，不过从表象上看还过得去。二十岁那一年，家里给他谋到一个职位，他便到海军部当了一名职员，年薪一千五百法郎。和那些自小没有受到过严酷的生活斗争训练的人一样，他习惯了隔着一层云雾看生活，既不懂得运用手段，又不具备反抗能力，从此他就被搁浅在这块礁石上。一般来说，这类人在幼年时，往往没有注意发展他们的特殊天分和专门才能；也没有培养他们坚强的斗争毅力，并让他们掌握某种谋生的手段或工具；像他们这样赤手空拳，一无所长，一旦进入社会，自然免不了搁浅。所以在部队里头三年的日子，对他而言是极其难熬的。

后来他总算遇到了几个家乡的故旧，不过都是一些落后于时代的老年人，家境也都不宽裕；他们全部住在圣日耳曼区的那几条凄凉的贵族街上。这些熟人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互相往来的小圈子。

在那些死气沉沉的楼房的最高几层，住着的都是这些和现代生活格格不入、既自卑又高傲的穷贵族。其实，这些楼房从高到低，住着的都是一些有爵位的人，不过从底层到七楼，所有住户似乎都不太有钱。

这些过去曾经显赫一时，由于游手好闲而破落的人家，永远抱着阶级偏见，他们念念不忘的是自己昔日的身份地位，日夜操心的是他们的家世不要再衰败下去。埃克托尔·德·格里伯兰就在这群人中间遇到一个和他一样出身贵族而家境贫寒的年轻姑娘，并和她结了婚。

四年中他们生了两个孩子。

而后的又一个四年中，这个人家依然没有摆脱过穷困。除了星期天到香榭丽舍大街散散步，以及冬天偶尔有一两次晚上，凭着同事送来的优待券能去戏院看一场戏以外，他们就再也没有别的消遣了。但就在这一年冬末春初时候，他的科长委派他做了一件分外的工作，他得到了一笔三百法郎的额外酬金。

揣着这笔钱回到家里，他对妻子说：“亲爱的昂丽埃特，这下我们应该享受一下了，带孩子们出去玩一次怎么样？”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后，他们决定到乡下去玩一玩，并在外面吃一次饭。

“当然，”埃克托尔叫起来，“只能这一次，下不为例；我们租上一辆四轮大马车给你、两个孩子和女仆坐，而我呢，我到驯马场里租一匹马来骑骑，这对我的身心有好处。”

于是，之后的整整一个星期里，大家谈论的全是这次出游的事。

每天晚上从办公室回到家，埃克托尔总要把他的大儿子抱起来，让他骑在自己的大腿上，使劲地颠他，并对他说：“你看，下个星期日出去郊游时，爸爸就是这样骑着马跑的。”

这个孩子也就整天跨在一把椅子上，拖着它在客厅里团团转，一面不停地叫着：“这是爸爸骑马呢。”

就连女佣人也以又惊又喜的目光瞧着主人，想象着先生如何骑在马上和马车并排而行；每次吃饭时，她总在一旁聆听着主人有关骑术的高谈阔论，以及他过去在父亲家里骑马时的惊人骑术。女佣人心想：哎呀！原来先生在骑马方面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只要一跨上马，就什么也不怕，真的什么也不怕。

他还不止一次地搓着双手喜滋滋地对他的妻子说：“要是他们能给我一匹不大驯服的马那我会更高兴。你看我怎样来骑它。要是你愿意，我们从布洛涅树林回来时还可以绕道香榭丽舍大街走，那时我们该多神气。要是再遇上一两个部里的同事那就更好了，单凭这一手，我就会得到上司们的青睐。”

到了出发的那一天，马车和他要的马同时来到门口。他立即下楼去检查他的坐骑，他已经叫家里人给他缝好系在鞋底下用来扣紧长裤脚管的带子，而他手里摆弄着的，是一根前一天才买来的马鞭。他把这头牲口的四条腿逐一托起来扪了一遍，按了按它的颈项、两肋、后腿弯，并用一只手指叩了叩它的胁部，而后又掰开它的嘴巴，检查了牙齿，还随口报出了它的年龄。

这时全家都已下楼，他又即兴做了一篇短短的有关骑马理论和实践的演说，从一般的马谈到眼前的这一匹马；他认为这匹马相当不错。

当全家人都在车子里坐定后，他又看了一下马鞍的肚带，然后踏上一只马蹬，飞身一跃，重重地落在马背上。马在这一记重压下跳了起来，差点把骑它的人摔下来。

埃克托尔吃了一惊，努力使它平静下来：“喂，别慌，我的朋友，别慌。”

后来，驮人的安静下来，被驮的也四平八稳地坐好了，于是他问道：“大家都准备好了吧？”

全体人员异口同声地回答：“准备好了。”

于是他命令：“出发！”

队伍终于开动了。

所有的眼光都紧盯着他。他学着英国人骑马的方式，让马小步快跑，还故意在马背上大起大落，屁股刚刚落下来碰到马鞍，又马上蹦起来，好像要蹿到天空中去似的。而且，他的身体又不时地倾向前面，仿佛要栽倒在马鬣上，两只眼睛则紧张地盯着前方，面孔绷得紧紧的，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他的妻子膝上抱着一个孩子，女仆则抱着另一个，两个人不停地说：“瞧爸爸，瞧爸爸！”

两个孩子由于马车的颠动，加上心中的快乐和对新鲜空气的迷醉，不禁高兴得大喊大叫。

叫嚷声显然是把马吓着了，终于狂奔起来。骑马人手忙脚乱地制止它时，帽子又滚落到地上，车夫不得不从座位上下来替他把帽子捡起来。埃克托尔一面从车夫手中接过帽子，一面远远地对妻子喊道：“不要让孩子们这样喊叫了，这会使我管不住马的！”

午饭是在韦齐内树林里的草地上吃的，都是用盒子盛着的各种食品。

三匹马尽管有马夫照管着，埃克托尔还是不停地站起来，时时刻刻要去看看他的那匹马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他抚摸着马的颈项，把面包、糕点、糖都喂给它吃。

他说：“这是一匹受过快跑训练的烈马，刚上去的那段时间里，它简直把我颠得摇摇晃晃的，不过你已经看到，很快我就操纵自如了。现在它已经领教了我的厉害，不会再乱蹦乱跳了。”

正如当初计划的那样，他们回来的时候绕道香榭丽舍大街。

这条宽阔的林荫大道上车辆拥挤，路两旁散步的人特别多，简直如同两根长长的黑色缎带，从凯旋门一直延伸到协和广场。强烈的太阳洒下万道金光，以致这些车辆上涂的漆、马鞍辔上的金属附件，以及车门上的把手都一闪一闪地发亮。

这一大堆人群、车辆、马匹似乎都陶醉在生活里，被一种要活动的疯狂欲望刺激而蠢动着。在天的那一边，方尖碑矗立在一片金黄色的水汽中。

自从一过凯旋门，埃克托尔所骑的那匹马就被一种崭新的强烈欲望所驱使，它快步从这些车辆中间穿过，奔向马房的位置。骑马的人虽然想尽办法让它安静下来，它却置之不理。现在马车已经被甩在后面，距离很远了。对面就是工业大厦，这匹马一看到地面开阔了，马上向右一转狂奔起来。一个身上系着围裙的老太婆正步履安详地过马路，这时埃克托尔的马也飞快地奔过来，而老太婆正好挡在路中央。埃克托尔已经无法控制他的坐骑，只好拼命大声喊起来：“喂！注意！喂！快避开！”

也许她是个聋子，因为她还是不慌不忙地走她的路，直到被这匹像火车头一样冲过来的马的前胸撞倒为止；她仰面朝天，连翻了三个跟头，滚到十步开外的地方。

周围响起了许多人的喊声：“拦住他！拦住他！”

吓得魂飞魄散的埃克托尔一面死死地抓住马鬃，一面拼命狂喊：“救命啊！救命啊！”

就在这时，马突然猛地一个激烈的颠动，把他像球一样从他的骏马耳朵上方抛出去，正好落在一个扑上来拦阻他的警察的怀里。眨眼间四周围满一大群愤怒的人，他们指手画脚，大喊大叫。尤其是一位老先生，这位佩戴着圆形大勋章，蓄着两撇很大的胡髭的老先生好像特别气愤。他反复说：“真该死，一个人这样笨拙的话就应该待在家里，既然不会骑马就不应该到街上来害人！”这时，有四个人抬着那个老太婆过来了，她好像已经死去，面色蜡黄，头上一顶无边软帽歪向一边，沾满灰色的尘土。

“把这位妇人抬到药房里去，”那位老先生命令道，“我们一起到警察分局去。”

就这样，埃克托尔由两名警察押着走了，另一名警察牵着他的那匹马。一大群人跟在后面。而此时，那辆四轮大马车忽然出现了，他的妻子向他奔过来，那个女仆则吓昏了头，两个孩子也吓得乱叫乱嚷。

他告诉他的妻子，说他撞倒了一个妇人，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马上就会回来的。听他这样说，吓得神魂颠倒的家人这才走了。在警察分局，情况很快就说清楚了。他交代了他的姓名身份：埃克托尔·德·格里伯兰，供职于海军部。然后，大家就专心等待受伤者的消息了。一个派去了解情况的警察回来了，说老妇人的神智已经恢复，不过她喊说自己身体里面痛得非常厉害。妇人的身份也已经清楚，她是一个女佣，今年六十五岁，人们称她西蒙太太。听说她没有死，埃克托尔这才重新有了指望，他答应负责她的医疗费用，然后马上跑到药房里。

一大群吵吵嚷嚷的人停留在药房门口，那个老妇人瘫在一张安乐椅上，哼哼唧唧的，两只手无力地垂下来，面孔呆呆的没有表情。两个医生还在替她做着检查，说她的四肢没有一处折断，但担心她会有内伤。

埃克托尔问妇人：“您痛得很厉害吗？”

“唉！是啊。”

“哪儿痛啊？”

“胸口里好像火烧似的。”

一个医生走过来说：“先生，您就是肇事人吗？”

“是的，先生。”

“就目前来看，最好是把这个妇人送到一家疗养院去。我倒认识一家，一天只收六个法郎，您愿意不愿意我来给您办理一下？”

埃克托尔大喜过望，谢过医生之后，便如释重负地回家了。他的妻子正流着眼泪在等他。他安慰她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位西蒙太太已经好多了，再过三天就会痊愈的。现在我已经把她送到一家疗养院去了，不会有什么事的。”

不会有什么事的！

第二天，他从办公室一出来就去询问西蒙太太的情况，他发现她正心满意足地喝着肉汤。

“好一点了吗？”他问。

她回答说：“哎呀，我可怜的先生，还是老样子，我简直绝望了，一点也没有见好。”

负责看护的医生也说得等一等再看，因为有一种并发症会突如其来地出现的。

他等了三天，然后又来看她。老妇人的面色很是鲜亮，眼睛也很有神，只是一看见他就呻吟说：“我不能动了，我可怜的先生；我不能动了，看来到死我都只能这样，动弹不了了。”

埃克托尔听了妇人的话，只觉得全身冰冷。他问医生，医生举起双手说：“有什么办法呢，先生，我也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只要一扶她起来，她就大喊大叫，连挪动一下她的椅子她都要尖声尖气地叫喊。我只有相信她说的话都是真的，先生，我又不是她肚里的蛔虫，只要我没有看见她下地行走，我就没有权力怀疑她是在说谎。”

那个老婆子就待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地听着，眼睛里露出狡黠的目光。

一个星期过去了，接着又过了半个月，随后是一个月，西蒙太太始终没有离开她的安乐椅。她从早吃到晚，养得又肥又胖，整天和另外一些病人有说有笑，她好像已经习惯于这种一动不动的生活了。过去五十年的佣人生活中，一天无数次地上下楼梯，铺床叠被，一层一层往楼上搬运煤炭，整天不停地这里扫扫那里刷刷，她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劳苦生活后，现在仿佛是她难得的、理所当然的休息的时候了。

埃克托尔被这位妇人弄得神魂不安了，他每天都到这里来看她，每次都发现她过得平静自在，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但她一见到他就说：“我不能动了，我可怜的先生，我不能动了。”

每天晚上，格里伯兰太太总提心吊胆地苦着脸问他：“西蒙太太怎么样了？”

而他每一次都灰心丧气地说：“没有变化，一点变化都没有！”

没多久，他们辞掉了女佣，因为工钱越来越负担不起了。平时他们更加节衣缩食，为了那个妇人，那笔额外报酬已经全部贴进去用光了。

在这种情况下，埃克托尔请了四位有名的医生来替这个妇人会诊。妇人倒很配合，听凭他们检查，一面让他们摸啊，按啊，一面用狡猾的眼光偷偷地窥视着他们。

“应该叫她走走路。”一个医生说。

“我不能走啊！我的好先生们，我不能走啊！”

他们于是挟住她，硬把她扶起来，拖着她走了几步，但她立马便发出杀猪似的叫声，最后还是从他们手中滑出来瘫倒在地板上，弄得几个医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又把她抬回到原来的椅子上。医生们发表了审慎的意见，不过最后还是诊断她已经不能胜任工作。当埃克托尔把这个消息带给他的妻子时，她跌坐在一张椅子上，嘴里结结巴巴地说：“最好还是把她弄到家里来吧，这样可以省点钱。”

他一听就跳了起来：“到这里来，弄到家里来，你怎么能这样想？”

可他的妻子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想法了，只能听天由命了，于是她噙着眼泪说道：“那能怎么办呢，亲爱的，这又不是我的错！……”

我的叔叔于勒

一个白胡子老头向我们讨钱。我的同伴约瑟夫竟给了他五法郎的银币。我感到很惊奇。于是他对我说，这个穷汉使他想起一件事，这件事他一直记在心上，念念不忘。他说这就讲给我听，事情是这样的：

小时候，我的家住在勒阿弗尔，并不是有钱人家，也就是勉强度日罢了。我的父亲做事很勤奋，每天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挣的钱不多。我还有两个姐姐。

我的母亲对我们拮据的生活感到非常痛苦，常常找出一些尖酸刻薄的话，一些含蓄恶毒的责备话发泄在我父亲身上。我可怜的父亲这时候总会做出一些手势，叫我看了心里十分难过。他总会张开手去摸一下自己的额头，好像抹去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汗珠，并且总是一句话也不回答。我能体会到他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

那时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有人请吃饭从来都不敢答应，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日用品和店铺里铺底的存货。姐姐们通常都是自己做衣服，买十五个铜子一米的花边还常常要在价钱上争论半天。我们日常吃的是肉汤和用各种方式做的牛肉。据说这样卫生且富有营养，不过我还是喜欢吃别的东西。我要是丢了纽扣或者是撕破了裤子，一定会被狠狠骂一顿。

尽管如此，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要衣冠整齐的去防地坡上散步。我的父亲穿着礼服带着帽子套着手套，让我的母亲挽着他的胳膊。我的母亲也会打扮得五颜六色，好像万国旗的海船。姐姐们总是最先打扮整齐，等待着出发的命令，可是到了最后一刻，我们总会在一家之主的礼服上发现忘记擦掉的污点。于是，就赶快用沾了汽油的旧布来将它擦掉。我父亲头上便顶着他的大礼帽，只穿着背心，露着两只衬衫袖管，等着这道工序做完。在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就会架上她的近视眼镜，脱下手套，免得弄脏它，忙的不亦乐乎。

之后，全家便很隆重的上路。姐姐们挽着胳膊，走在最前面，她们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所以父母便常带她们出来叫城里人看看。我在我母亲的左边，我父亲在她右边。我现在还记得我可怜的父亲在星期日散步时那种郑重其事的神情：他挺直了腰杆，伸直了腿，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前走着，仿佛他的态度举止关系着一桩极端重要的大事。

每个星期日，只要看到那些从辽远陌生地方来的大海船开进港口，我的父亲就要重复那句从未变过的话：“唉！要是于勒在这条船上那该多叫人惊喜啊！”

于勒是我父亲的兄弟。我的这个叔叔从前是家中的一个祸害，后来则成为全家唯一的希望。我从小就听到大人们谈论他，对他熟悉到好像只要一见面就能马上认出他来。他没到美洲之前的生活情况我全知道，甚至连一些细枝末节的事都一清二楚，尽管家里人谈起他这段时期的生活时总是压低了声音。他大概品行不好，也就是说他曾挥霍掉家中一些钱财。对穷人家庭来说，这可是一种最大的罪行。在有钱的人家里，一个人吃喝玩乐顶多算是荒唐、干蠢事，人们谈论起来也只是淡淡地一笑，说他是个花花公子而已。而在穷苦人的家庭里，一个小伙子如果把父母原有的一点家产也糟蹋掉，那可就是一个坏蛋，一个无赖，一个大逆不道的人了。这种区别还是有道理的，尽管是同样一回事，但行为的严重与否是要看它的后果的。

于勒叔叔除了把他自己应得的那份家产挥霍得一干二净之外，还使得我父亲原指望得到的那部分也化为乌有了。于是人们按照当时的习惯，将他送上一条从勒阿弗尔开往纽约的轮船，让他到美洲去了。

他一到美洲，就做上了一种说不出名头的生意，并很快来信说他已赚了一点钱，希望能够补偿他对我父亲造成的损失。这封信在我们家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于勒，这个被人们认为毫无用处、一文不值的人，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男子汉，一个无愧于达弗朗舍家族的好子弟，像所有达弗朗舍家族成员一样诚实可靠了。

此外，还有一位船长告诉我们，说于勒已租下一个很大的店铺，正从事一桩重要的买卖。两年以后他寄来了第二封信，信上说：

我亲爱的菲力普，我写信给你是希望你不要为我的健康担心。我的身体很好，生意也很顺利。明天我就要动身到南美洲去做一次长途旅行，我也许好几年不给你写信。如果我没有写信给你，你也不必挂念。我一发了财就会回到勒阿弗尔，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后来，这封信成了我们全家的福音书，时时刻刻拿出来读，一有机会就拿出来给人看。果然，后来的十年里于勒叔叔的音信杳然。但我父亲的希望却随着时间的增长越来越大。我的母亲也常常叨咕：“等到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处境就大不相同了。他可是个有本领的人。”

于是每个星期日，只要看到那些向天空吐出袅袅黑烟的大轮船从天边驶过来时，我的父亲总是重复他那句没完没了的老话：“唉！要是于勒在这条船上那该多叫人惊喜啊！”

家里人眼巴巴地盼望着，就如同看到他挥动手帕在叫着：“喂！菲力普！”

于勒要回来，这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毫无疑问。对他的归来大家拟定了上千个方案，甚至计划用叔叔的钱在安古维尔附近购置一座小小的别墅。我不敢肯定我的父亲是否已经就这件事与人着手商谈过。当时我的大姐已经二十八岁，二姐也已二十六岁，她们都还没有结婚，这成为我们全家的大心事。后来总算有一个看中我二姐的人上门来了。他是一个公务员，并不富有，但人还过得去。我总相信，这个年轻人最后之所以不再犹豫，下定决心向我二姐求婚，是由于一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的缘故。

我的父母赶紧接受了他的请求，并且决定婚礼之后，全家一起到泽西岛去做一次小小的旅行。泽西岛是穷人们最理想的旅行地点。这个小岛是英国的属地，路程不算远，只要乘轮船渡过海就到了。因此一个法国人只要走上两小时的海路，就能来到邻国的土地上，领略一下另一个民族的风光，并且可以观察一下在大不列颠国旗覆盖下面的这个岛上的风俗习惯，据言谈爽直的人说，那里的风俗习惯是相当不好的。

就这样，到泽西岛的旅行成为我们日夜思念的事情，我们唯一的期待，我们念念不忘的梦想。

终于等到了动身的那天。这一切如今想来就如同昨天的事情一样：生火待发的轮船靠在格朗维尔的码头上；我父亲慌慌张张的，正监督着把我们的三个包裹搬上船；我母亲忧心忡忡地挽着我那还没有结婚的大姐的膀臂——自从我的二姐嫁出去以后，我的大姐就有点失魂落魄似的，如同鸡窝中剩下的唯一一只小鸡；走在最后的是一对新婚夫妇——我的二姐和她的丈夫，他们总是落在后面，弄得我不得不总是回头去看一下。

汽笛响了。我们已登上船。轮船缓缓地离开防坡堤，在平静得如同绿色大理石桌面的海面上向前驶去。看着海岸逐渐逝去，大家都兴高采烈，就像所有难得出外旅行的人一样，又快乐又得意。我的父亲挺着礼服下面的肚子。礼服是当天早晨家里人仔细擦拭过的，所有的脏斑都擦掉了，这时还散发着一股汽油味，这是每次出门时都能闻到的。往常，只要一闻到这股气味，我就知道星期日到了。

就在这时，父亲忽然发现有两位先生正在请两位衣着入时的太太吃牡蛎。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老水手用小刀撬开牡蛎壳后，递给这两位先生，这两位先生再递到两位太太面前。两位太太的吃法很别致：她们先把牡蛎放在一方精致的手帕上，然后伸进嘴去吮吸，这样就不致弄脏衣服。她们轻轻一吮，吸掉了牡蛎的汁水，随手把壳扔进海里。我的父亲肯定被这一幕打动了：在行驶的海船上吃牡蛎，这可是一件高雅的事情。他觉得这一行为既有派头，又优雅，于是走到我母亲和我的两个姐姐面前，问她们道：“想不想让我请你们吃牡蛎？”

我的母亲有点犹豫，原因是怕花钱；但我的两个姐姐马上就接受了。我母亲气吁吁地说：“我怕伤胃。你只买给孩子们吃好了，不过不要太多，不然你会让她们生病的。”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又说了一句：“至于约瑟夫，他就不要吃了，不要宠坏孩子。”

如此，我只好留在母亲身边，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满腹委屈。我的眼睛跟着我的父亲，看着他郑重其事地领着两个女儿和女婿走向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老水手。

先前的那两个太太已经走开。我的父亲比划着教两个姐姐怎样吃汁水才不会流出来。他甚至要吃一个做样子给她们看。他刚刚试着学那两个太太的样子做个示范，结果牡蛎的汁水立刻就溅在他的礼服上。于是我听到我的母亲咕哝着说：“还是安分一点好。”

好像是突然之间，不知何故我的父亲好像不安起来。他从卖牡蛎的人身边走开几步，眼睛盯着挤在那里吃牡蛎的女儿女婿，忽然又朝我们这边走来。他的脸色好像非常苍白，眼神也非同寻常。他低声对我母亲说：“真奇怪，这个卖牡蛎的人怎么这么像于勒？”

母亲一下子弄不明白，愣在那里，问道：“哪个于勒？……”

父亲说：“这……就是我的兄弟啊……要不是我知道他在美洲有很好的生活，我真要以为就是他了。”

母亲也慌张起来，结结巴巴地说：“你疯了！既然你明明知道不是他，为什么还要说这种蠢话？”

但是父亲还是坚持说：“你去看看吧，克拉丽斯，还是你自己去亲眼看一下好，看看到底是不是？”

母亲站起来，走到她的两个女儿身边。我也注意起这个人来，他又老又脏，满脸皱纹，眼睛一直不离开手里的活儿。

我的母亲回来了。我看见她有点哆嗦。她脱口便说：“我看就是他。你去到船长那里打听一下情况吧，要特别谨慎，免得让这个无赖再次缠上我们。”

我父亲随即去找船长，我也跟着他。我心里觉得非常激动。

船长是个又高又瘦的人，蓄着长长的颊髯，正在驾驶台上散步。他那神色凛然的样子，就好像正指挥着一艘开往印度的大邮轮。我父亲彬彬有礼地走上去和他攀谈起来，一面说着一些恭维的话，一面有一搭没一搭地向他提出一些有关他职业上的问题，比如泽西岛的重要性啊，它出产什么东西啊，有多少人口啊，风俗习惯如何啊，土地性质怎样啊，等等。别人听上去还以为他们谈的至少是有关美利坚合众国的问题呢。

后来，他们终于谈到我们搭乘的这艘“快捷号”，话题很自然地就转到船员身上，最后我的父亲含糊不清地问道：“您的船上有一个卖牡蛎的老头子，样子很叫人怜悯，您知道一点他的底细吗？”

船长对这番谈话终于感到不耐烦了，冷冷地回答道：“这是个老流浪汉，法国人，是我去年在美洲发现把他带回国的。他好像在勒阿弗尔还有亲属，但他不愿回到他们身边去，因为他还欠他们的钱，他的名字叫于勒……于勒·达尔芒舍或达尔旺舍，总之和这差不多的姓。听说他在美洲时还阔绰过一段时间，但现在您看，他沦落到了这步田地。”

我父亲的脸色突然间变得苍白起来，喉咙也哽塞住了，眼神惊慌不安，他勉强说道：“噢！噢！很好……太好了……对这一切我并不感到吃惊……我非常感谢您，船长。”

说完他就走开了。那个船长有点困惑不解，怔怔地望着他离去。

他又回到我的母亲身旁，脸却吓得变了样子。母亲赶紧对他说：“你先坐下，这样人家会看出来的。”

他瘫坐在长凳上，嗫嚅地说：“是他，正是他，一点没有错。”

接着他又问道：“我们怎么办呢？……”

我母亲马上说：“得让孩子们离开他。既然约瑟夫全知道了，就由他去把他们找回来。要当心，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女婿起疑心。”

父亲好像吓呆了，嘴里咕哝着：“真是意想不到的祸事啊！”

母亲显然是发怒了，她气狠狠地说：“我早就料到这个贼骨头做不出好事来，迟早又会成为我们的累赘的！倒好像达弗朗舍家的人能给人什么指望似的！……”

父亲又举起手掌在额头上抹一下，就像平常受了妻子责备时那样。

母亲又吩咐说：“把钱给约瑟夫，让他马上去把牡蛎钱付清。要是让这个讨饭的认出来就倒霉透了，那样一来船上就有热闹看了。我们到对面船头去，不要让这个人靠近我们！”她说完站了起来。父亲给了我一个五法郎的银币以后就赶紧和母亲一起走开了。

我的两个姐姐正在奇怪为何父亲迟迟不来。我告诉她们说妈妈有点晕船，随即问那个卖牡蛎的：“我们应该付您多少钱，先生？”

其实，我真的很想喊他“叔叔”。

他回答说：“两个半法郎。”

我把五法郎的银币交给他，他把找的钱给我。

我注意到他的手，那是一只布满皱纹的穷苦水手的手；我又注意他的脸，那是一张衰老艰辛的脸，满面愁容，疲惫不堪。我心里想：“这就是我的叔叔，我父亲的兄弟，我的亲叔叔啊！”

后来，我留下半个法郎给他做小费。他感谢我说：“上帝保佑您，年轻的先生。”

他说话的语气完全是一个穷人接受施舍时的那种腔调。我猜想他在美洲时一定要过饭。我的两个姐姐打量着我，看我这么慷慨惊得有点呆住了。当我把余下的两个法郎交还我父亲时，我母亲诧异起来，问道：“吃了三个法郎？……这不可能。”我用坚定的语气说：“我给了半个法郎的小费。”我的母亲吓了一跳，瞪着眼睛看着我说：“你疯了！拿半个法郎给这个人，给这个乞丐！”她本来还要再说下去，由于我父亲对她使了个眼色，示意她注意女婿，她才停住了。后来大家都没有再说话。

在我们的对面，一块紫色的阴影出现在天际，仿佛从大海中钻出来似的，这就是泽西岛了。当船靠近防坡堤的时候，我心里产生一股强烈的愿望：想再看一次我的叔叔于勒，到他的身边，对他说一些温暖的、安慰他的话。但他已经不见了。由于不再有人吃牡蛎，这个可怜的人肯定已回到他住的那个又脏又臭的底舱去了。

为了避免再遇到他，我们回来时特地换乘了另一条“圣玛洛号”船。一路上，我的母亲愁肠满腹，坐立不安。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父亲的兄弟！今后您可能还会看到我有时候要拿一个五法郎的银币给这些流浪汉，原因就在于我的叔叔于勒。

俘虏

森林里除了雪花落在树上的轻微摩擦声音以外，没有一点别的响动。雪从中午就开始落下。是一些不大的小雪。在树枝上集成一层苔藓状的冰。在落叶上织成一层银样的薄衣，在道路上形成一幅又白又软广阔无边的沉寂景象。

守林人的屋前，一个袖子卷得高高的，光着手臂的年轻妇人，正抡着斧头在一块石头上劈木柴。她身材高大，苗条而茁壮，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从小在森林里长大的姑娘。年轻妇人的父亲和丈夫都是守林人。

这时，屋子里面有声音在喊她：“贝蒂娜，今天晚上只有我们两个人，进屋来吧。天已经黑下来了，说不定外面有普鲁士人和狼在转来转去呢。”

这个劈柴的年轻妇人正在劈一段树根。她一面不断挺起胸脯，一下又一下抡起斧头，一面回答道：“这就好了，妈妈，我就来，就来。不要怕，天还没有全黑呢。”

随后她搬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柴块进来，沿着壁炉码好。之后她又跑到外面去关板窗，去关那些用榆木芯做成的板窗。最后，才进来扣好门上那些结实的门栓。

她的母亲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正坐在炉火旁纺线，由于上了年纪，她的胆子也变小了。她说道：“我不喜欢你爸爸出去，两个女人是不顶什么用的。”

年轻女人回答道：“嘿！管它是狼还是普鲁士人，我照样可以打死。”说着她抬眼看了一下挂在壁炉上方的一柄大手枪。她的男人在普鲁士人刚开始入侵时就编进了军队，家里就剩下了两个女人和老父亲。她的父亲名叫尼古拉·皮雄，别人都叫他“长脚鹬”，也是一个老守林人。他死也不肯离开自己的家回到城里去住。

附近的城市就是雷泰尔，它坐落在一处悬崖上，是过去的要塞。这里的人一向爱国，市民们已决定防御入侵者，按照本城传统，坚守城池，抵抗围攻。在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时代，雷泰尔的居民已经两次由于英勇地保卫家乡而享有盛誉。这一次他们也要同样对付这些该死的畜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于是他们买了枪炮，装备起一支自卫队，组成一些连营，整天在练兵场上操练。全城所有的人，包括面包师傅、食品杂货店老板、肉店老板、公证人、诉讼代理人、金银匠、书店老板、药剂师等全都按照规定时间，在拉维涅先生的指挥下轮流参加操练。拉维涅先生从前做过龙骑兵的士官，现在则是一家服饰用品店的老板，因为他娶了这家店主大拉沃当先生的女儿，并继承了她家的产业。

后来，他当上了要塞司令。

由于所有青年都已入伍，他就把剩下的人组织起来进行训练，准备抵抗。那些身体肥胖的人连走路都采取小跑的步伐，以期迅速消耗身上的脂肪，并减少气喘；瘦的人则用背着重物走路的方法，来强健他们的筋骨。人们等着普鲁士人，但普鲁士人并没有出现。不过他们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因为他们的侦察兵已经有两次穿过森林，一直走到绰号“长脚鹬”守林人尼古拉·皮雄的家门口。老守林人跑起来像狐狸一样快，马上跑到城里报告。本来大炮已经瞄准好方向，但敌人并没有露面。之后，“长脚鹬”的住处就成为设置在阿韦林森林中的前哨，他每周两次进城采购生活必需品，并给城里人带去乡下的消息。

这一天他就是去报告一个情况的：一支德国步兵小分队前天下午两点钟左右曾在他的家中停留，后来随即走了，带队的士官会讲法国话。

他每次出去时总带上他的两条狗——两只嘴长得像狮子嘴似的又高又大的看门狗，为的是以防路上遇上狼。因为狼每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变得特别凶残起来。他临走时总再三关照两个妇人，天一黑就要将门关牢，再也不要出去。年轻妇人一点也不害怕，但那个老妇人始终胆战心惊，不停地说：“最后总要遭殃的，你们看好了，这样最后总要遭殃的。”

这一天晚上，老妇人比平时更加惶惶不安。“你知道你父亲几点钟能回来吗？”她问。

“哦！十一点钟以前肯定不会回来，每逢在司令家中吃晚饭，他回来得总是很晚。”年轻的妇人贝蒂娜刚把锅子挂在火上准备煮汤，忽然停住不动了，她听到烟囱管里隐隐约约有声音传出来。她轻轻地说：“树林里有人走路，至少有七八个人。”

老妇人听到女儿这么说，惊慌失措了，连手中的纺车也停下来，她结结巴巴地说：“啊！天哪！你爸爸又不在家！”她的话还未说完，屋外就响起了猛烈的敲门声，震得门都颤动起来。

由于两个女人没有应声，一个喉音很重的人厉声叫道：“开门！”中间停了那么一下，同样的声音又叫起来：“开门，不然我就砸门了！”

这时贝蒂娜把壁炉上的那杆大手枪塞到裙子的口袋里，然后把耳朵贴到门上问道：“你是什么人？”

那个声音回答道：“我就是那一天来过的小分队。”

贝蒂娜又问道：“你们要干什么？”

“我和我的小分队从上次起就在森林里迷了路。开门，不然我就把门砸碎了。”

贝蒂娜别无选择，只好赶快抽掉那根粗大的门闩，然后拉开沉重的门扇；在雪地略微有点发白的反光里，她看到黑暗中有六个人，六个普鲁士兵，正是前天来过的那六个人。然后，她语气坚定地问道：“在这个时候你们来干什么？”

这个士官重复了一遍：“我迷了路，完全迷了路。我认出这座房子。从早上起我什么都没有吃，我的小分队也没有吃。”

贝蒂娜大声说：“不过今天晚上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

这个当兵的看上去是个老实人，回答道：“没有关系，我不会伤害你们，不过你得给我们弄点吃的。我们又饿又累，实在不行了。”

贝蒂娜向后退了一步，说道：“进来吧！”他们都走了进来，身上全是雪，头盔上好像盖着一层奶油泡沫，看上去很像奶油夹心点心。他们一个个显得又累又乏，疲惫不堪。贝蒂娜指着大饭桌两边的木头长凳，说道：“你们坐下吧，我去给你们做点羹汤来。看样子你们实在太累了。”

说完她去重新关好门，插上门闩。她往锅里倒上水，放进一些黄油和土豆，然后取下挂在壁炉上方的一块肥肉，切下半块放到汤里。那六个人露出馋涎欲滴的样子，眼睛紧紧跟着她的每个动作。他们已经把枪支和头盔放到一个角落里，像学校里的小学生一样规规矩矩地坐在长凳上等待着。

老妇人又开始纺线，同时不停地用惊慌不安的目光看着这些入侵的大兵。这时除了纺车轻微的转动声、炉膛里木柴噼噼啪啪的爆裂声和锅里的水烧开了发出的哧哧声外，什么声音都没有。但是突然一个古怪的声音使他们毛骨悚然，这是一种嘶哑的喘息声，它发自门下，听上去像是什么野兽发出的响亮有力的气息。德国士官跳起来就去拿枪。贝蒂娜用一个手势止住他，并笑着说道：“是狼，它像你们一样到处转来转去，它们大概也是饿了。”这个德国人不相信，想看一看。门一打开，只见两头灰色的大野兽大步飞速逃跑了。他回来坐下，咕哝道：“不是亲眼看到我真不会相信。”他坐等着东西吃。简单的羹汤已经做好了。

他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为了吃得更多一些，他们的嘴巴简直要张到耳根处了，两只眼睛也睁得和嘴巴一样大，喉咙里发出像檐槽里流水似的咕噜咕噜的声音。两个女人默不作声地看着这些大红胡子狼吞虎咽，一块块土豆就像掉进了不断活动的浓密的毛丛里，转眼便消失了。因为他们渴了，贝蒂娜就到地窖里去给他们拿苹果酒。她在那里停留了很长时间。这是一间穹形的小地窖，据说在大革命时期，它曾被用做监牢，也曾当作藏身避难的处所；到里面去要通过一条狭窄的螺旋形楼梯，楼梯口就在厨房里头，上面盖着一块活动的翻板。

贝蒂娜再次出现时，脸上带着笑容，那是一种神色诡秘的窃窃暗笑。她把一罐苹果酒交给这些德国人，然后和她的母亲去厨房的另一头吃晚饭去了。这些士兵吃完饭，六个人围着桌子全打起瞌睡来。不时有一个脑袋耷拉下来，碰到桌面响起“咚”的一声，这个人猛然惊醒过来，随即又挺直身子睡了过去。贝蒂娜对那个士官说：“你们就睡在壁炉前面吧，这地方睡六个人是足够的。我和妈妈上楼到我的房间里去睡。”

于是两个妇人上楼去了。只听见她们关上门，上了锁，又走动了一会儿，然后就一点声音没有了。这几个普鲁士人就躺在地面石板上，脚朝着壁炉，头下枕着大衣卷，很快就都打起鼾来。六个人六种打鼾的声调，有的尖锐，有的浑浊，各不相同，但都连续不断，声音响得怕人。他们睡了很长时间，忽然响起了一声枪声，枪声是那么大，简直要让人以为是对着这座房子的墙开的。这几个德国兵顿时爬起来。就在这时，又是两声巨响，紧跟着又是三声枪响。

楼上的门突然打开，贝蒂娜跑了出来。她光着脚，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衣和短衬裙，手里拿着一支蜡烛，神色慌张。她结结巴巴地说道：“法国军队来了，他们至少有二百人，假如发现你们在这里，他们要把房子烧掉的。你们赶快下到地窖子里去，不要有一点声音，要是你们弄出一点声音，我们全都完了。”

那个士官已经被吓懵了，他喃喃地说：“这样好，这样好，从哪里下去？”

贝蒂娜急忙掀起那块四四方方的、狭小的活动翻板，这六个人一个跟着一个，倒退着，用脚探着楼梯，从螺旋形小楼梯走下去，一个个钻到地底下不见了。

当最后一顶头盔的尖顶消失以后，贝蒂娜合上这块沉重的橡木翻板——它厚得像墙壁，硬得像钢铁，用铰链固定着，还装着一把牢房用的大锁。贝蒂娜将钥匙狠狠地转动两圈，将活门锁牢，然后笑了起来，这是一种无声的、乐不可支的笑，她恨不得在这些俘虏的头顶上跳舞才舒服。这些人真的没有一点响动。他们像被关在一个坚固的盒子——一个石头盒子里面，只靠一个装着铁栏杆的气窗通气。

贝蒂娜很快又点起火来，把锅子放上去，重新煮汤，嘴里轻轻念着：“爸爸今天夜里要累坏了。”随后她就坐下来等待。寂静中只有挂钟的钟摆嘀嗒嘀嗒来回有规律地摆动的声音。贝蒂娜不时朝钟面望上一眼，眼光里显得很焦急，好像在说：“怎么走得这么慢！”但没有多久她就听到脚底下好像有人在轻轻地说话。低低的、模糊不清的话音透过地窖石砌的穹顶传到上面来。

冷静下来的普鲁士人已开始识破她的诡计。很快，那个士官从狭小的梯级爬上来，用拳头捶击翻板，叫道：“开门！”

她站起身来，走到活门旁边，模仿着他的腔调说：“您要干什么？”

“开门！”

“我不开。”

那个德国人发火了：“开门，不然我就砸门了！”

她笑起来：“你砸吧！我的好先生，你砸吧！我的好先生。”

于是这个士官开始用枪托砸这块盖在他头顶上的橡木翻板，可是就是用炮轰它也未必有用。贝蒂娜从脚步声判断，他又走下去了。随后另外的士兵又上来，一个跟着一个试着他们的力气，并查看翻板的关闭装置。不过他们大概都认为这种企图肯定不能成功，于是又都回到地窖底下议论起来。

贝蒂娜注意着他们的动静，后来又去打开大门，伸着耳朵在黑夜里倾听。远处传来一阵狗吠的声音，于是她像猎人那样吹起了口哨，黑地里几乎凭空出现了两条大狗，欢蹦乱跳地向她扑过来。她按住它们的脖子不许它们再跑，接着便使足力气叫了一声：“喂，爸爸！”

还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声音回答：“喂，贝蒂娜！”

她稍微等了一下，随后又喊了一声：“喂，爸爸！”

回答的声音已经近多了：“喂，贝蒂娜！”

贝蒂娜又喊道：“不要从气窗前面走，地窖里面有普鲁士人。”

左边突然露出一个男人的高大身影，停在两棵树干中间。此人正是贝蒂娜的父亲——皮雄老爹，他不安地问道：“普鲁士人待在地窖里？他们干什么？”

贝蒂娜笑了起来：“就是前几天来过的那伙人，他们在森林里迷了路，我把他们关到地窖里去了。”于是她把她怎样放了几声手枪吓唬他们，然后把他们关到地窖中的经过说给他听。

老守林人一直认真地听着，然后问道：“现在你打算要我干什么呢？”

她答道：“你去把拉维涅先生和他的队伍找来，他会将这些人作为俘虏抓起来的。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皮雄老爹露出笑容：“是的，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贝蒂娜又说道：“汤已经给你煮好了，你赶快吃了再走。”皮雄老爹先盛了满满两盆汤放在地上喂他的两条狗，然后才在桌旁坐下来吃自己的那一份。

普鲁士人听到有人讲话，不吭声了。一刻钟后，“长脚鹬”皮雄老爹又出发了。贝蒂娜双手支着头在等候着。这些俘虏又开始骚动起来。他们又喊又叫，不停地用枪托发疯似地砸那扇坚如磐石的翻板。后来他们又开始从气窗里向外开枪，无疑是希望附近的德国小分队路过时能够听到。贝蒂娜坐在那里没有再动，但这些吵闹声、枪声已明显使她感到不安，也叫她十分生气。她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怒火，真恨不得把这些无赖统统杀掉，好使他们安静下来。

后来她越来越焦急，开始望着挂钟，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时间。父亲已经走了一个半钟头，现在他已经到了城里。她仿佛看到他在做什么：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拉维涅先生；拉维涅先生激动得脸色发白，马上打铃叫他的女仆将他的制服和武器拿来。她仿佛已经听到鼓声沿街响起，一张张惊慌失措的面孔出现在窗口，国民自卫队员们纷纷从家门口出来，衣服还没来得及穿好，一边急急忙忙地扣着皮带，一边气喘吁吁地跑步赶向司令的住所。然后队伍开始出发，由“长脚鹬”皮雄老爹领路，在黑夜里冒着风雪向森林走来。她又看了看钟，心想他们再过一个钟点就可以到达这里了。她越来越焦躁不安，每一分钟都好像长得没有尽头似的，时间走得多么慢啊！钟上的时针终于指到了她预计他们到达的时间。她重新打开门，听听他们来了没有。她发现有一个黑影在小心谨慎地走过来，她吃了一惊，失声叫了出来。原来是她的父亲。

他说道：“他们派我来看看，情况有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还是老样子。”这一下轮到他吹口哨了。他朝着夜空吹了一声又尖又长的口哨，很快就看到一些褐色的物体从树底下慢慢地移过来，这是一支由十个人组成的先遣队。

“长脚鹬”皮雄老爹不住地提醒走来的人：“不要从气窗面前走。”

然后先来的人指着这个令人生畏的气窗再告诉后到的人。最后大队人马出现了，一共有二百个人，每人配备着二百发子弹。

拉维涅先生激动得微微发抖，他部署队伍，把房子四周团团包围起来，只在地窖通气用的那个贴近地面的乌黑的小洞前，留下一片宽阔的空白地带。然后他走进住宅，询问敌人的实力和目前动态。这些德国兵现在变得无声无息，简直叫人以为他们已经消失，从通气孔飞走了。

拉维涅先生用脚跺了跺那块翻板，喊道：“普鲁士军官先生！”

德国人没有应声。司令又喊了一声：“普鲁士军官先生！”

仍然没有回答。在连续二十分钟里，他一直敦促这个默不作声的军官缴械投降，保证他和他的部下的生命安全，保证尊重他们的军人荣誉。但他没有得到任何同意或敌视的反应，情况变得十分为难。这些国民自卫队员一个个像马车夫取暖那样，在雪地里跺脚，甩起胳膊拍打自己的肩膀。他们望着那个通气孔，带着一种孩子气的心理，越来越想从它前面跑过去。

后来，他们中间一个名叫波德万的人来冒险了。他平时就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他猛然一跃，像头鹿一样冲过去。试探成功了。那些俘虏无声无息，都仿佛死了一般。一个人叫道：“里面没有人。”又一个士官穿过这个危险洞口前的空白地带。于是这种冒险变成了一种游戏。隔上一分钟就有一个人跃起来从这一队冲到那一队，好像孩子们玩捉人游戏那样，动作这么快，以至于脚底下溅起的雪纷纷向身后抛去。为了取暖，已经有人用枯树枝燃起了几堆很旺的火，火光将这些国民自卫军从气窗左右两方来回奔跑的侧影照得清清楚楚。

有个人叫道：“该你啦，马卢瓦宗！”

马卢瓦宗是个肥胖的面包师傅，他的大肚子常常成为同伴们取笑的对象。他迟迟疑疑地趑趄不前，大家开始讥笑他，于是他下决心跑了。他迈着正规的体操小跑步的步伐，气喘吁吁地跑起来，大肚子一颠一颠的。

全队的人都笑得前仰后翻，大家喊叫着给他鼓劲。

“好啊！妙啊！马卢瓦宗！”

就在他跑到路程的三分之二的地方时，突然从气窗孔里冒出一条长长的、通红的火舌，“砰”的一声巨响，大胖子面包师傅一声惨叫扑倒在地上。

没有一个人冲上去救他。大家看着他一面哎哟哎哟地哼着，一面手足并用在雪地上爬着，等到一爬出危险地带，他便马上昏了过去。他那又粗又肥的大腿上中了一颗子弹。最初一阵惊慌和恐惧过去以后，大家又都笑起来。这时，拉维涅司令官在守林人的门前出现了，他刚刚确定了他的进攻计划。他用洪亮有力的嗓音命令道：“白铁匠普朗许和他的帮工们过来！”三个人走到他跟前。“把房顶的檐槽拆下来。”一刻钟后，他们给司令官送来二十米长的檐槽。

于是他叫人极其谨慎小心地在翻板边上开了一个小圆洞，将檐槽当成一条引水管道，利用唧筒将水一直送到这个洞口。然后他兴高采烈地宣布：“我们要请这些德国先生喝个痛快！”

此话一出，立刻引起了一阵狂热的叫好声。士兵们乐得又喊又叫，笑得发了疯似的。司令官又组成几个工作小分队，让他们每五分钟轮换一次。然后命令道：“抽水！”唧筒上的铁手柄开始摇动。沿着水管有潺潺的水流的声音；水很快就流进地窖中，它一个梯级一个梯级地往下流着，发出像瀑布似的轻轻的哗哗声，以及金鱼池里假山石上那种滴水的声音。

大家等待着。一个钟头过去了，接着两个钟头、三个钟头过去了。司令官焦躁不安地在厨房里来回走动着，不时地把耳朵贴着地面，想猜出敌人在干什么，暗自询问着他们是否会立马投降。

终于，敌人开始骚动了。听得出他们在讲话和搬动酒桶，还有脚踩在水里啪啪的响声。后来，到了早晨八点钟左右，从气窗里传来一个人的话声：“我要和法国军官先生讲话。”

拉维涅微微将头探出窗外回答道：“你投降吗？”

“我投降。”

“那么把枪丢出来。”

马上有一支枪从洞口丢出来，跌落在雪地里；接着两支、三支，所有的枪全都丢出来了。同一个声音又响起：“我们没有枪了，请您快点吧，我们要淹死了。”

司令官命令：“停止。”

唧筒的摇手柄停下来不动了。他先在厨房里布置持枪立正的士兵守候着，然后慢慢提起那块橡木翻板。

四个长着金黄色长发的水淋淋的脑袋出现了，一个个面色苍白；六个德国兵一个跟着一个全出来了。他们全都瑟瑟发抖，身上衣服湿透，惊慌失措。

他们马上被抓住了。因为担心有什么意外，国民自卫军立刻分成两队出发，一队押送俘虏；另一队护送马卢瓦宗。他躺在用床垫和长竿扎成的担架上。

国民自卫军胜利地回到雷泰尔。

由于拉维涅先生抓获一支普鲁士的先遣队，他获得授勋，而大胖子面包师傅也因为在敌前受伤得到了军人奖章。

真实的故事

室外狂风怒号，刮的是秋天里那种呼啸而过，席卷一切的大风；它吹落树枝上最后几片树叶，并把它们送上云端。

这些脚上还穿着沾满泥泞的长靴的猎手快要吃完他们的晚餐了，一个个面孔通红，精神振奋，兴致很高。他们都是诺曼底的小贵族，半是乡绅，半是农民，既家资富有，又身强力壮；他们体格强健得简直可以把集市上的牛拦住，把牛角扳断。

这些人在埃帕维尔镇镇长布隆代尔老板家的地里打了整整一天猎，现在正在这座属于东道主所有的农庄式的宅邸里围着一张大餐桌就餐。

他们讲起话来像是在狂喊乱叫，笑起来像猛兽怒吼，喝起酒来像无底洞；他们两条腿伸得笔直，两肘支在桌布上，眼睛在灯烛的光焰下闪闪发亮。一个大火炉里生着熊熊的旺火，血红的火光一直映到天花板上，把他们的身体烘得暖洋洋的。他们在谈论着打猎的事，谈论着他们的猎狗。他们已经喝得半醉，这种时候正是男人们心猿意马，想入非非的时候。现在他们的眼睛都跟着一个双颊丰腴、体格健壮的小姑娘转；小姑娘红通通的手里正端着盛满食物的大盘子。

忽然，一个大个子叫了起来，他叫塞儒尔，原先钻研神学，准备做教士，后来却当上了兽医，周围一带牲畜有病都由他治疗。

“嗬！布隆代尔老板，您还有着这么一个挺不错的小女佣啊！”这句话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这时，一个终日沉浸在酒杯里的没落的老贵族，德·瓦尔纳托先生提高嗓门说道：“我过去就跟一个和这个小女佣差不多的小姑娘有过一段奇特的经历。每一次想到这件事总要使我想起米尔扎来，它是我过去养的一条母狗，我已经把它卖给德·奥索内伯爵了，但每天只要一放开它，它就要跑回来，怎么也不肯离开我，弄到最后我生起气来，请伯爵用链条锁住它。你们猜这个畜生怎么了？它竟伤心难过的死掉了。”

“还是来讲讲我的这个女仆吧，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德·瓦尔纳托开始向大家讲述起来。

当时我二十五岁，住在我的维耶邦城堡里，过着单身汉的生活。你们知道，当一个人既年轻又有钱，每天晚上吃完饭又闲得无聊时，眼睛可就东转西转地不安分起来了。

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年轻姑娘，她是科维尔的代布尔托家的使女。您，布隆代尔先生，您是很熟悉代布尔托的，对吧？总之，她把我迷得很厉害，这个下流女人。终于有一天，我去找她的主人了。我提出和他做一笔交易：要是他能把他的女仆让给我，我就把我的一匹黑牝马科科特卖给他。他想这匹马已经想了近两年了。他向我伸出手掌对我说：“咱们一言为定，德·瓦尔纳托先生。”买卖就这么成交了。

后来，这个叫萝丝的小女人来到我的城堡里，我也把我的牝马牵到科维尔，以三百埃居的价格让给了他。

开头一段时间里，一切都很顺利，没有一个人怀疑什么。只是以我的口味来说，萝丝爱我爱得稍微过分了一点。要知道，这个女孩子可不是个随随便便的小姑娘，在她的血管里一定有着什么非同一般的东西。不过凡是被主人诱骗失身的女孩子大概都是如此。总之，她爱我爱得发狂，她总有说不尽的甜言蜜语，而且非常温柔体贴，说到底，爱到这一地步不能不叫我冷静地想一想了。我心里想：“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不然我要上当了。”话说回来，要迷住我这样的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可不是那种被人吻上几下就头脑发昏的人。总之，我清醒得很。但就在这个时候，她告诉我她怀孕了。“噼啪！”好像有人对准我的胸口开了两枪似的。而她呢，她拼命地吻我，不停地笑着，高兴得手舞足蹈，像发疯一样。当天我什么也没有说，但到了夜里我冷静地思考起来，我想：“这下子糟了！不过事已至此，只有躲过这一关，一定要抓紧时间，和她一刀两断。”

你们也都知道，我的父母就住在巴尔纳维尔，而我那嫁给伊斯帕尔侯爵的姐姐就住在罗勒贝克，距维耶邦只有两法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不过我怎样才能摆脱这桩麻烦事呢？要是让她离开我的家，别人就会生疑，背后要说长道短，要是把她留在家里，那么很快就有好戏看了；然而就这样简简单单甩掉她也不行。

于是我去找我的舅舅，克勒特伊男爵，他是个阅历丰富的老家伙，这类事他见过不止一次，我向他求教。他不慌不忙地回答我道：“得让她结婚，我的孩子。”

我一下子跳起来：“让她结婚，舅舅，可跟谁结婚啊？”

他微微耸了耸肩膀：“你愿意让她和谁结婚就和谁结婚，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一个人只要不是太蠢，总会找到人的。”

这句话足足使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最后我对自己说：“我舅舅的这句话有道理。”

于是我挖空心思，到处寻找起来。一天晚上，我和治安法官一起吃饭，饭后他对我说道：“波梅尔大妈的儿子又干了一件荒唐事。这个小子将来大概不会有好结果，真是有什么样的母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

要知道波梅尔大妈是个狡猾的老婆子，年轻的时候有点不够正派。为了一个埃居，她完全可以出卖她的灵魂，甚至还可以搭上她那坏蛋儿子。

我去找了她，缓缓地把事情透露给她。我讲的时候，有些话不大好明说，谁知她单刀直入地问我：“您准备给这个小姑娘多少钱？”

这个老婆子真是狡猾透顶。不过我也不蠢，我已经成竹在胸。

在萨瑟维尔附近，我正好有三小块比较偏僻的田地，共计六英亩，它们本来属于我的维耶邦的三个农庄的。以往，庄户们老是抱怨路途太远，这次我就干脆把它们收回来。不过我的那些庄户又叫起屈来，于是我又答应将他们应该交纳的所有家禽租子推迟到租约期满时再交，这样一来事情就过去了。我又从我的邻居德·奥蒙泰先生手里买下一小块山坡地，叫人在上面盖了一座茅屋，总共花了一千五百法郎。用这种方法我就创立了一份小小的产业，用来送给这个小姑娘作为嫁资，这对我来说破费并不大。

可是这个老太婆大叫大嚷，竟说这点嫁资不够。但我也坚持不让步，我们就这样不欢而散。第二天天一亮，那个小伙子就来找我了。我已记不起他的面孔，但一看到他我就放下心来，在乡下人中他算长得不错的了，不过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他不是个良善之辈。他故意转弯抹角从远处谈起，就像是来买一头母牛似的。等到我们达成协议之后，他提出要看看产业，于是我们就从田野中间穿过去。这个无赖让我在田地里足足待了三个钟头。他又是用步子，又是用尺，量来量去，还从田里拣起几个土块放在手心里捏碎，就如同买东西怕上当受骗似的。那座茅屋还没有盖顶，他坚持一定要用青石板而不要茅草，因为石板不需要保养。

后来他又对我说：“还有家具呢？也应该由您出啊。”

我断然拒绝：“不行，给您一座农庄，这已经够多的了。”

他冷笑着说：“不错，一座农庄还搭上一个孩子。”

我的脸不由得红起来。他又说道：“算了，您就给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只大衣柜、三张椅子，外加一套餐具吧，不然就算了。”

我只好应允下来。

我们往回走了。之前，他对那个女孩子一直只字不提，但就在我们回去的路上，他突然带着一副阴险的神情和有点为难的样子问道：“要是她死了，这份产业归谁呢？”

我答道：“自然归您。”

很明显，这是自清晨以来他一直想知道的事情。听完我的回答，他顿时显出很满意的样子，向我伸出手来，就这样，我们达成了协议。

唉！接下来在说服萝丝这方面又费了我很大力气。当她得知我的决定之后，她跪在我的脚下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嘴里翻来覆去地说：“您竟要我这么做，您竟这样！您竟这样！”前后一个多星期，尽管我再三说明我的道理，甚至央求她，她就是不答应。女人们就是这样难以理喻，她们头脑里一旦有了爱情，其他什么都不明白了。什么道理都说服不了她们，爱情高于一切，她们的一切都是为了爱情。

最后我发火了，威胁要把她撵出去，她这才逐渐让步，条件是要我答应让她时常来看我。

我亲自陪她去教堂举行了婚礼，付了仪式的费用，还请所有参加婚礼的人吃了饭。总之，我把事情办得像模像样，随后，我到都兰我的哥哥家住了半年。

后来，我回来了，刚到家里，就听说她每个星期都到城堡里来找我。我到家还不到一个小时，就看到她抱着一个小男孩向我走来。你们信不信？我看到这个小家伙心里倒真有点感动，我好像还吻了他一下。

至于这个做母亲的，半年的光景，她竟然变得又老又瘦，简直不成人形了，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像个幽灵似的。糟透了，简直糟透了，这桩婚事显然不合她的心意！我顺口问了一句：“你幸福吗？”

一听这话，她顿时泪如泉涌，哭得呜呜咽咽，还不停地打嗝。她叫着说：“我不能，现在我再也不能离开您了，我宁可死也不要离开您！”

她叫得声嘶力竭，我百般宽慰她，把她送到栅栏门口。

后来我了解到她的丈夫经常打她，而她的那个婆婆，那个凶恶的老太婆也总是为难她，让她的日子过不下去。

两天以后，她又来了。她抱住我，接着跪倒在地，哀求我说：“您杀了我吧，我再也不愿回到那个家里了！”

如果米尔扎能说话，我想它说出来的话一定和她的这句话一模一样。

这一连串不愉快的事叫我厌烦起来，于是我又溜开半年。等到我再回来时……等到我再回来时，我听说她已在三个星期前死去了，在她死前的每个礼拜日，还都到城堡里来看我……从头到尾她都和米尔扎一个样。一个星期后那个孩子也死去了。

至于她的丈夫，那个狡猾的家伙，他继承了原本属于萝丝的财产。听说他后来混得不错，现在还当上了市政议员。

说完这段故事，德·瓦尔纳托先生还笑着补充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是我让他时来运转的，这个家伙！”

兽医塞儒尔先生听完这个故事，则把一杯烧酒举到嘴边，一本正经地下结论说：“不管你们怎么看，这样的女人实在要不得！”

保护人

他从来不曾想到自己有这样的好运气！！！

让·马兰，是外省的一个法庭执达员的儿子，他像许许多多的人一样，来到拉丁区学习法律。在他经常涉足的各个不同的啤酒店里，他结交了不少口若悬河的大学生，很多时候，这些大学生喜欢一边喝着啤酒，一边抨击政治。为此，他由衷地敬佩他们，专门跟在他们屁股后面，从这个咖啡馆到那个咖啡馆，在他口袋里有钱的时候，还常常替他们付账。

后来他自己成为了一名律师，辩护过一些案子，不过总是以败诉告终。在某一天的早上，他在报纸上得知一个过去的同学，新近当选了众议院议员。于是，他重新成了他的这个老伙伴的忠实走狗，成为他的一个跑跑腿，做做杂务，用着的时候一呼就到，丝毫不用拘束的朋友。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议会发生的一次意外风潮中，这位议员又摇身一变，当上了部长。半年后，让·马兰也被任命为行政法院的推事。

刚开始的时候，他有些得意忘形。他好像特别希望旁边的人一见到他就能猜出他的地位似的，所以，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他常常在街道上闲游。有时候他到铺子里去买些东西，到报亭去买一张报纸或者到街上去叫一辆另雇的马车，即使谈到各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他也想各种办法告诉他们他是行政法院的推事。

后来自然而然的，好像由于他的地位，由于职业上的必然，由于一个既有权有势又慷慨大度的人的责任感，他产生了一种迫切想去保护人的欲望。他怀着永不枯竭的慷慨心理，不分场合，不分对象，随时随地对任何人都提供保护。

当他在林荫道上遇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时，他就带着惊喜的神色迎上前去，抓住对方的手，先是问候对方，接着不等对方提问就自我介绍：“您知道吧，我现在是行政法院的推事了，我随时可以为您效劳。要是您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请不要客气，尽管吩咐好了。我现在的这个位置还是有点办法的。”

接下来，他就会和他遇到的这个所谓的朋友一起走进某个咖啡馆，要来笔、墨水和信纸，并且说明：“一张就够了，伙计，我要写一封介绍信。”

他每天都要写上很多封介绍信，十封、二十封、五十封。他在美洲人咖啡馆写，在比尼翁饭店写，在托尔托尼饭店、金屋酒家、富豪咖啡馆、埃尔代饭店、英国咖啡馆、那不勒斯酒家……到处都写。他写给共和国的所有官吏，上至部长，下到治安法官。他为此感到幸福，感到心满意足。

一天早晨，他从家里出来准备到行政法院去，这时，突然下起雨来。他想叫一辆出租马车，后来迟疑了一下，没有叫，还是走着去了。

雨下得越来越大，淹没了人行道，马路上一片汪洋。马兰先生不得不在一个门口躲一躲雨。那个门口已经有一个年老的教士，一个白发苍苍的出家人站在那里。在当上行政法院推事以前，马兰先生很厌恶教会里的人，但自从一位枢机主教为了一件棘手的案件谦恭有礼地向他求教以后，他开始对教士也尊重起来了。

倾盆大雨铺天盖地地下着，这两个躲雨的人被迫逃到门房里，免得衣服被泥水溅脏。马兰先生心里痒痒的，时时刻刻总想说上几句显示自己身份地位的话，于是他说道：“天气真是糟透了，神甫先生。”

老神甫躬了躬身，说道：“是啊，先生，对一个只到巴黎来待上几天的人就格外讨厌了。”

“噢！原来您是外省来的？”

“是啊，先生，我只是路过这里。”

“真的是这样，在首都只待上几天偏偏遇上下雨，确实讨厌极了。像我们这些当政府官员的成年累月地待在这儿，下雨不下雨就无所谓了。”

神甫没有搭理他的话，看到街心雨下得已经没有刚才那么急了，他好像突然作出了一个决定似的，像女人跨越水沟要撩起连衣裙一样，撩起了他的修士服。

马兰先生看出来他是要走了，急忙叫道：“您这样要淋坏的，神甫先生，再等一会儿雨就要停了。”

老头子也有些犹豫不决，听了他的话就停下来，但过了一会又准备走，嘴里念着：“我很忙，我有一个要紧的约会。”

马兰先生似乎很不放心：“但您一定会被淋得湿透了的啊。敢问您是到哪个区去的？”

神甫好像有点犹豫，随后答道：“我去王宫那个方向。”

“我正好跟您同一个方向，我到行政法院去，我是行政法院的推事。要是您同意的话，神甫先生，我们可以合用我的这把雨伞。”

老神甫抬起头来看了一下这位身旁的人，然后说道：“非常感谢您，先生，我很高兴接受您的好意。”

于是，马兰先生挽起他的胳膊，搀着他走了。马兰先生领着神甫，一边走一边照顾他，还不断招呼着说：“当心这条水沟，神甫先生。特别要注意这些马车的车轮子，有时候它会把您从头到脚溅一身泥浆。尤其要提防过路人的雨伞。对眼睛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伞骨的尖头了。特别是这些女人，简直叫人不能容忍，她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手中的遮阳伞、雨伞的尖子总是对着您的脸上戳。她们从来不让人，就好像这座城市是专门属于她们似的。她们在人行道上、大街中央里，到处大摇大摆，横冲直撞。依我看，这是她们太缺少教养的缘故。”马兰先生说到这里笑了起来。

神甫没有搭腔。他微弓着背，一面走一面小心选择落脚点，免得鞋子和修士服溅上泥浆。

马兰先生又说道：“您到巴黎来大概是消遣消遣的吧？”

老头子回答道：“不是的。我是为一桩事情来的。”

“噢！是一桩很要紧的事情吗？敢问是哪一方面的事情？假如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十分乐意为您效劳。”

神甫听了，显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之后吞吞吐吐地轻声说道：“哦！是一桩无关紧要的私事，我跟……我跟我的主教发生一点小小的争执，这样的事情您不会感兴趣的。这是一件……一件内部纠纷……属于……属于……教会方面的事情。”

马兰先生热心肠的毛病又犯了，他说：“这类事情正好归行政法院管辖。在这种情况下，请让我为您效劳好了。”

“不错，先生，我也正是到行政法院去的。您的为人真是太好了。我要去见勒尔佩尔先生和萨冯先生，说不定还要见一见珀蒂帕先生。”

马兰先生索性站住了，他说：“这几个人都是我的朋友，神甫先生，他们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了不起的同事，都是一些讨人喜欢的人。我来为您拜托他们好了，这三个人我一定都恳切地拜托一下。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

神甫连声道谢，很过意不去，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表示感谢的话。

无疑，这些感谢的话使得马兰先生心花怒放。

“哎呀！您简直可以夸口交上千载难逢的好运了，神甫先生。您看着好了，您看着好了，有了我，您的事情就会一帆风顺的。”

他们来到行政法院。马兰先生把神甫请到楼上他的办公室里，端来一张椅子放在火炉前请他坐下，然后自己也在桌旁坐下来，他开始写信了：“亲爱的同事：请允许我万分恳切地向您介绍一位品德极其高尚、备受称颂、令人敬仰的教士……”

他停笔问道“请问您的尊姓大名？”

“我叫桑蒂尔。”

马兰先生又接着写下去：“桑蒂尔神甫先生。他有一件小事，需要得到您的热心帮助，兹特让其前来面陈一切。”

“我很高兴有此机会，得以向我亲爱的同事……”

接下去他写了几句通常用的客套话作为结束语。

如此，他一口气写完三封信，然后交给这位在他眼里需要被他保护的人。神甫接过信，千恩万谢后便走了。

如往常一样，马兰先生处理完公务，回到家里。这一天他过得平平静静，夜里也睡得心定神安；第二天醒来时他精神焕发，叫仆人把报纸拿来。

他打开来的第一份报纸是一份激进派的，首先映入眼帘的标题是：

“我们的教士和我们的官吏”

他读下去：

“教士们干下的坏事真是数不胜数。有一个名叫桑蒂尔的教士，被证实犯有阴谋推翻现政府的罪行，并被揭发干了许多笔墨难以形容的卑鄙勾当。此外，该人还被怀疑是一个伪装成普通神甫的老耶稣会士。由于一些据说现在尚不便公开的原因，他已被主教解除职务，并被相关部门召到巴黎来对他的行为做出解释。谁知他竟找到一个名叫马兰的行政法院推事做他的热心保护人。这位推事先生竟公然为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犯罪分子写了几封措辞异常恳切的信，还将这个不法分子介绍给他的几个担任共和国官吏的同事。

我们提请部长注意这位行政法院推事的卑劣行为……”

看完这篇报道，马兰先生一下子跳起来，赶紧穿好衣服，跑到他的同事珀蒂帕家里。

珀蒂帕对他说：“啊，您到底是怎么搞的？居然把这个老阴谋家介绍给我，您简直是疯了！”

马兰先生此刻已经慌得六神无主，他结结巴巴地说：“不，……您看……我也是被他骗了……他这个人看上去这么老实……他耍弄了我……他用卑鄙无耻的伪装耍弄了我。我请您，请您严厉惩办他，越严厉越好。我要写信，请告诉我要惩办他需要给谁写信。我去找总检察长和巴黎总主教。对，我去找总主教……”

他说着就这么突然坐下来，就在珀蒂帕先生书桌前写起信来：“总主教大人：我荣幸地向阁下报告，我最近受到一个名叫桑蒂尔神甫的阴谋和谎言的陷害，他滥用了我对他的诚实和善意。

“我被这个教士的巧言令色所蒙蔽，竟至于……”

写完后他签了名，把信封好后，他转过头来对他的同事说：“您看，亲爱的朋友，这对您也是一个警示，千万不要当别人的保护人了。”

项链

她属于这类女子：她长得面目姣好，风韵迷人，却由于造化的作弄，偏偏错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里。所以，她既无陪嫁的财物，又无可以指望的遗产，更没有任何办法能让一个既富有又高贵的男人来认识、了解、喜爱她，并娶她为妻，以致最终她不得不听人摆布，嫁给了教育部的一个小科员。

她没有条件打扮自己，只好衣着简朴。但她心里总觉得自己像一个被降低了身份地位的人一样，为此，她感到委屈不平。因为女人本来就没有什么阶层和种族，她们的美丽、她们的风度、她们的魅力就是她们的出身和门第。而单凭她们天生的聪慧、她们自然的优雅和她们机智的头脑，就足以使这些平民百姓家的姑娘和最高贵的妇人平起平坐。

所以，她觉得自己生来就是应该享受各种考究、豪华的生活的，只是现实生活却总是让她感到满腹委屈。诸如简陋的住室、寒碜的墙壁、破损的椅凳、难看的衣衫，等等，都使她痛苦不已。所有这一切，换了与她同一阶层的另一个妇女，可能连想都不会去想，而她却耿耿于怀，愤激难平。每当她看到那个布列塔尼小女佣在帮她料理她那些微不足道的家务时，总会勾起她的伤心和恼恨，并使她想入非非。她梦想着那种四壁蒙着古色古香的丝绸的大客厅，梦想着那些上面陈放着珍奇摆设的精致的家具；还有那种经过精心布置的、香气沁人的小客厅，这样的小客厅是专门用来作下午茶消遣的，每天下午的五点钟和最亲密的朋友坐下来谈心小聚。当然，出现在聚会中的男子自然是那些被所有女人爱慕、渴望得到垂青、无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的知名人士。

然而事实上，每天，她都必须坐在那张铺着一块三天没洗的桌布的圆桌前用晚餐，坐在她对面的丈夫每每揭开大汤碗，总会用一种喜不自胜的语气大声说着：“哎呀，多好吃的牛肉蔬菜浓汤啊！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了……”

每当这时，她就会想起那些精美的晚餐，那些闪闪发光的银餐具，那些挂在四面墙上的壁毯——壁毯上绣着古代人物，还有一座仙境般的森林，树上栖息着各种珍禽异鸟；她想着那些盛在高贵器皿里的美味佳肴，想着她一面吃着一块粉红色的鳟鱼肉或者松鸡翅膀，一面带着神秘莫测的微笑倾听着席间男友向她献媚的娓娓情话。

她没有什么漂亮的衣装，也没有什么珠宝首饰，总之，什么都没有。而她偏偏就喜爱这些。她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为了享用这些东西的。她多么希望自己被人喜爱，被人艳羡，魅力四射，到处被人钦慕着！她有一个女朋友，特别有钱，是过去在修道院办的女寄宿学校的同学。不过现在她却不愿再去看她了，因为每次在看望过女朋友之后，她总会感到极大的痛苦，既伤心又懊恼，既悲哀又绝望，甚至要一连难过上好几天。

一天晚上，她的丈夫下班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脸上显出得意扬扬的样子。

“瞧，”他说，“我给你带来了什么东西。”

她急忙撕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印好的请柬，请柬上面的内容是：

教育部长乔治·朗蓬诺偕夫人敬请

卢瓦泽尔先生和夫人光临一月十八日

(星期一)在本部大厦举行的晚会

她并没有如她丈夫预期的那样欣喜若狂，相反，她气汹汹地把请柬往桌上一丢，嘴里咕哝着说：“你把这个给我干什么？”

“啊，亲爱的，我原以为你会高兴的。你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晚会，这可是一次机会，而且是一次大好的机会！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弄到这张请柬的。大家都想要去参加呢，这可是非常难得的，而且给小职员的本来就少。何况，你在晚会上可以见到所有官场上的人物哩。”

她强忍着听丈夫把话说完，然后怒气冲冲地看着他，终于不耐烦地大声说道：“你叫我穿什么衣服到这种场合去？”

丈夫显然没有想到这一点，只得结结巴巴地说：“你去戏院穿的那套衣服呢？依我看，那一套就不错嘛……”

他突然停住了，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惊慌失措地呆在那里，因为他看见妻子哭了。两颗豆大的泪珠正从她的眼角慢慢地流向嘴边。他嗫嚅地说道：“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她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忍住伤心，一面擦拭着被泪水沾湿的双颊，一面用平静的声音回答说：“没有什么，只不过因为我没有合适的衣服，所以不能参加这种晚会。你把请柬送给一个妻子穿得比我体面的同事去吧。”

丈夫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说道：“这样吧，玛蒂尔德，一套除了晚会别的场合也能穿的、简单得体的衣服，最起码要多少钱？”

她想了几分钟，快速地在心里算了一下账，又考虑提出的数目不要让这个节省惯了的小科员惊得叫起来，免得当场遭到拒绝。终于她迟疑不决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准确的数目，不过我想有四百法郎大概总可以了。”

丈夫听了，脸色有点发白，因为他正好为自己积攒了这笔钱数，原本是准备给自己买一支猎枪用的。他想体验一下打猎的感觉，等到夏天的某个星期日，可以同几个朋友一起到南泰尔原野上去打云雀。

不过他还是答应了：“好吧，我就给你四百法郎，尽量想办法去做一件最漂亮的衣服吧。”

晚会日期临近了，卢瓦泽尔太太的衣服已经准备好，但她看上去还是有点伤心的样子，整天闷闷不乐，愁容满面。

一天晚上，她的丈夫问她：“你怎么啦？这两三天来，你好像心事重重的。”

她答道：“你看我身上什么戴的、挂的都没有，既没有一粒珠宝，也没有一件首饰，叫我怎么去参加晚会？我觉得还是不去的好。”

丈夫说：“你可以戴几朵花嘛。在这个季节里，戴上几朵鲜花是很别致的。只要花上十个法郎，就可以买到两三朵漂亮的玫瑰花了。”

她当然是一点也听不进去，不悦地念着：“不行……我可不要在这些有钱的女人中间显出寒酸相，没有比这更丢脸的了。”

她的丈夫突然叫起来：“你真傻！去你的朋友福雷斯蒂埃太太那里借几件首饰嘛，凭你和她的关系，完全可以向她开口的。”

她也高兴得叫起来，惊呼说：“真的，我怎么一点没有想到！”

第二天她就去了她的朋友家里，向她讲述自己的苦恼。

福雷斯蒂埃太太走向她带穿衣镜的衣橱，拣了一只大首饰匣子，拿出来打开，向卢瓦泽尔太太说：“亲爱的，你随便挑吧。”

她首先看到几只手镯，接着又看到一串珍珠项链，随后又看到一个镶嵌宝石的金十字架，做工极其精细，是威尼斯的产品。她对着镜子将这些首饰戴在身上试来试去，犹豫不决，不知到底选哪一件好，简直舍不得拿下来还给主人，嘴里还不停地问道：“你还有别的吗？”

“有啊，你自己找嘛，我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

突然，她在一只黑缎子的小盒子里发现一串富丽堂皇、光彩夺目的钻石项链。她一眼就看中，喜欢得无以复加，她的小心脏都怦怦地跳起来，连拿着项链的手也发抖了。她把项链扣到颈子上，露在连衣裙的领口处，对着镜子心醉神迷地看来看去，她觉得自己迷人极了。

随后，她忐忑不安，迟迟疑疑地向朋友问道：“你能把这件借给我吗？我只要这一件。”

“那还用问，当然可以。”

她高兴地跳起来，搂着她朋友的脖子狂热地亲了她一下，然后拿着她的宝贝飞快地跑了。

晚会的日子到了，卢瓦泽尔太太一举获得成功。她的美貌压倒了所有在场的女人。她丰姿绰约，仪态娴雅，脸上始终带着迷人的微笑，她快乐得简直要发疯了。所有男人的眼睛都盯着她，他们打听她的名字，想方设法和她结识。部长办公室的每个随员都希望跟她一起跳舞，连部长也注意起她来了。

她兴奋、发狂地跳着，快乐得飘飘然，什么都不想。她的美丽给她带来如此的瞩目，她的成功是如此辉煌；所有男人都对她表示敬意，对她发出赞美，向她表露出欲望；她已获得女人心目中那种最甜蜜、最完美无缺的胜利。所有这一切构成一片幸福的云彩，她已完全陶醉在这片云彩中间了。

她一直狂欢到清晨四点钟，才打算动身回家。她的丈夫从半夜起就在一间僻静的小客厅里睡着了，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三位先生，他们的太太也都在尽情地狂欢。他把带来的准备散场出来御寒的衣服给她披在肩上，这是平常日子里她常穿的简朴的衣装，它那寒酸的样子和漂亮的舞会服装相比，明显的不协调。她顿时感觉到十分难堪，她想快点跑开，以便不让那些裹在裘皮大衣里的阔太太看出她的穷酸来。

卢瓦泽尔当然不明白他太太此刻的想法，他拉住她说：“等一下，到外面你会着凉的。我去叫一辆马车来。”

她根本不听，急急忙忙地冲下楼梯。等他们走到街上，却看不到马车，于是只好张望着寻找，只要看到远处有一辆车子经过他们就高声叫喊。

就这样，他们朝着塞纳河走下去，垂头丧气，浑身冻得发抖。最后总算在沿河马路上找到一辆专门做夜间生意的老旧马车。这种马车在巴黎只有在夜幕降临后才能见到，仿佛由于它们白天自惭形秽，只有到夜晚才敢出来游荡似的。

马车一直将他们送到殉道者街的家门口。他们闷闷不乐地爬上楼回到家里。对她来说，一切都已结束；而他，满脑子只是想着十点钟必须赶到部里去上班。

她似乎还沉浸在兴奋之中，她把披在肩上御寒的衣服脱掉，站在镜子前，想再看一次荣光中的自己。但她突然惊叫一声：原来，她发现自己脖子上的项链不见了。

她的丈夫已经脱掉一半衣服，听了她的惊叫声不禁问她：“你怎么啦？”

她转身看向他，慌乱地说：“我……我……我把福雷斯蒂埃太太的项链丢了。”

他霍地站起来，大惊失色地说：“什么！……怎么！……这不可能！”

他们在连衣裙的褶裥里找，在外套的褶裥里找，找了褶裥又找口袋，到处找遍了，哪儿都没有。

他问她：“你能肯定在离开舞会时还戴着吗？”

“肯定。经过部里大楼前厅时我还摸过它呢。”

“不过要是掉在街上，我们总应该听到落地的声音的。想必掉在马车里了。”

“嗯，这很可能。你记下马车的车号没有？”

“没有。你呢？你没有留意过车号吗？”

“没有。”

他们面面相觑，简直吓呆了。后来卢瓦泽尔重新穿上衣服，说道：“我到我们刚才步行的那段路上去重新走一遍，看看能不能找到。”

说完他就出去了。她连脱衣上床睡觉的力气也没有了，身上还穿着晚会的服装，瘫倒在一张椅子上，她已经顾不得去生火，脑子里空空洞洞。

七点钟的光景，她的丈夫回来了，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发现。

随后他又去了警察局，并到各家报社去悬赏寻找，还去了马车行，总之，只要有一线希望的地方他都去了。

整整一天，她就在这飞来的横祸中心惊肉跳地等待着。

傍晚，卢瓦泽尔回来了。他面色苍白，两颊都凹陷下去了；还是什么线索也没有。“只好写一封信给你的朋友了。”他说，“就说你把她的项链襻扣弄断了，需要送去修理。这样，我们就有一些喘息的时间来考虑怎么办了。”

在丈夫的口授下，她把信写完寄出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他们已经完全绝望了。这期间，卢瓦泽尔好像一下子老了五岁。他说：“看来只好买一条赔她了。”

第二天，他们拿着那个装项链的首饰匣子，根据上面的店名，找到那家珠宝店。店主人查阅了账簿，说道：“夫人，这条项链不是我们这里卖出去的，可能买主只在我们这里买了这只匣子。”

于是他们从一家珠宝店跑到另一家珠宝店，凭着记忆，他们尝试着寻找一条与原来相同的项链。两个人又愁又急，几乎要病倒了。终于，他们在王宫附近的一家珠宝店里找到一条钻石穿的项链，看上去与他们要找的一模一样。这串项链标价四万法郎。店主同意以三万六千法郎卖给他们。他们请求珠宝商三天之内不要卖出，并且谈好条件，如果他们在二月底以前找到原来那串项链，店主将以三万四千法郎的价格回收这串项链。卢瓦泽尔存有父亲遗留给他的一万八千法郎，其余部分只好去借了。

于是，他开始借起债来：向这个借一千法郎，向那个借五百法郎；从这里借五个路易，从那里借三个路易。他开出不少借条，承诺了许多足以使人破产的条件。他和高利贷者以及各式各样的放款人打交道，不管将来有没有能力归还，他冒着后半辈子生活要受到损害的危险，在借据上签字画押。其实他的内心是充满恐惧的，他害怕未来受煎熬的日子，害怕即将压倒在身上的极端贫困，更害怕那种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的将来。他就是带着这种心情把三万六千法郎放到珠宝店的柜台上，取来那条新的项链。

卢瓦泽尔太太把项链送回去时，福雷斯蒂埃太太脸上带着很不悦的样子说：“你该早一点还我的，我可能要用的啊。”

福雷斯蒂埃太太并没有打开首饰匣，这正是卢瓦泽尔太太希望的。因为她担心福雷斯蒂埃太太发现项链不是原来的，那样一来，她会怎样想呢？她又会说什么呢？她会不会把她当成贼呢？

之后，卢瓦泽尔太太过上了可怕的贫困生活。不过她早已英勇地下定决心，非还清这笔巨大的债务不可，她相信自己会还清的。他们辞退了女佣，搬了家，租了一间屋顶下面的小阁楼居住。

家里的粗活儿、厨房里的肮脏活儿都由她自己干。她的粉红色的指甲在洗刷餐具中，不断和油腻的陶瓷碗盆以及铁锅锅底擦碰，已经磨损得不像样子了。她清洗脏了的被褥衣衫、餐桌抹布，洗好后再挂在一根绳子上晾干。每天早晨，她把垃圾送到楼下的街边去，再把所需要的水提到楼上，每上一层楼她都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

她的穿着已和平民妇女一模一样。她手臂上挎着篮子，去肉铺，去蔬菜水果店和食品杂货店买东西。为了看牢她那一点点少得可怜的钱，她和店主讨价还价，每一个苏都斤斤计较，有时甚至要遭到辱骂。他们每个月都得偿还几笔债款，同时还要续借几笔，以延缓一些还债的时间。她的丈夫利用晚上的时间给一个商人誊写账目，常常深更半夜还在替人抄写，因为每抄一页便可以得到五个苏的报酬。

这样的生活，他们整整过了十年。

十年以后，他们还清了所有债务，包括高利贷的利息和利上滚利的利息全部还清了。这时，卢瓦泽尔太太看上去已经很老了。她已变成一个活脱脱的穷苦人家的妇女，一个粗壮、坚强、泼辣的女人。她的头发梳得马马虎虎，裙子也不注意系正，两只手通红；她用大嗓门说话，用大量的水冲洗地板。不过有那么几次，当她的丈夫在办公室上班的时候，她坐在窗口，偶尔也会想起当年的那次晚会，想到那次舞会上她是那么漂亮，那么受人欢迎。

要是她没有丢失那条项链，后来会怎样呢？谁知道呢？生活就是这么古怪，这么变幻莫测！一件小事可以使你平步青云，也可以断送你的一生。

一个星期天，为了消除一周下来的劳累，她决定到香榭丽舍大街去兜个圈子放松一下。那天，她看见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在散步，突然，她发现，那个女人正是福雷斯蒂埃太太。她还是那么年轻，还是那么漂亮，还是那么迷人。卢瓦泽尔太太的内心非常激动，要不要去和她谈谈呢？去，当然要去。既然她现在已经把债务还清了，她要把一切都告诉她，为什么不告诉她呢？

这么一想，她走上前去。

“你好，让娜。”

很显然，对方一点也认不出她来，这个平民人家的妇人用这么亲昵的称呼叫她，使她怔住了。她结结巴巴地说：“不过……太太！……我不知道……您大概认错人了吧？”

“不，没有认错人。我是玛蒂尔德·卢瓦泽尔啊！”

她的朋友惊叫起来：“哎呀！……我可怜的玛蒂尔德，你的变化太大了啊！……”

“是的，自从上次和你见面之后，我的日子过得很艰难，经历了无数困苦……说起来这都与你有关系！……”

“都和我有关系……怎么回事？”

“你一定记得那次我为了参加部里的晚会，向你借的那条钻石项链吧。”

“记得。可是，那又怎么了？”

“怎么了，我把它丢了。”

“什么！你不是已经还我了吗？”

“我还给你的是另外一条，和你的那条一模一样。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偿还这笔钱。你知道，对一无所有的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件小事。好了，现在总算还清了，了结了。如今，我有种说不出来的高兴。”

福雷斯蒂埃太太听完怔住了。

“你是说你买了一条钻石项链代替我的那条还给我了？”

“是啊。你没有发现吧？它们像极了。”

说完她快乐地笑了，那是一种天真而自豪的欢笑。

福雷斯蒂埃太太激动万分，她抓住她朋友的两只手不无伤感地说：“哎呀！我可怜的玛蒂尔德！……我的那条是假的啊，它顶多值五百法郎！……”

月色

对于“马里尼昂”这个战斗的名字，马里尼昂神甫完全是当得起的。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略显瘦削的教士，思想里的狂热信仰，让他的心灵始终处在一种兴奋激动之中，不过他为人很正直。对于自己信仰的一切，他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的，没有丝毫的动摇。他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了解天主，并且能深刻体会天主的意愿和目的。

他每每在他那乡间住宅的小路上散步时，心里时常会冒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天主要这么做呢？”

为了这一问题，他固执地寻找原因，并让自己设身处地地站在天主的位置上去思索，令他欣慰的是，几乎每次他都能找到答案。他和有些人不同，遇到不能理解的问题时，出于虔诚和谦卑，总是激动地喃喃自语：“主啊，您的意图全是不可揣度的！”而他却会想：“我是天主的仆人，我有责任去了解他一举一动的原因，如果我不了解，那么我猜也要把它猜出来。”

他总是体察着大自然中的一切现象，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按照一种绝对完美、妙不可言的逻辑创造出来的。“为什么”和“因为”始终是成双成对地出现，并保持平衡。曙光是为了使人醒来感到欢乐创造的，白昼是为了促使庄稼成熟创造的，雨水是为了滋润万物创造的，傍晚是为了让人们准备入睡，黑夜则是为了让众生安眠。

四个季节的存在，完全是为了适应农业上的各种需要。在马里尼昂神甫的头脑里，从来没有产生过“大自然是没有意图的”这种想法。相反，他认为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必须服从季节、气候和物质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是坚不可摧的，是任何强大的力量都无法抗衡的。不过，他对女人很是憎恶，而这种憎恶是无意识的，出于本能的一种情绪。他经常重复基督的那句话：“女人啊，在你和我之间到底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他还补充说，“可以这么说，天主本身对他创造的这个作品也感到不满意。”

在他看来，女人简直就是那位诗人所说的“十二倍不洁的孩子”；是引诱第一个男人的魔鬼，并且在一直不断地从事着这一应该罚入地狱的勾当；是脆弱的、危险的、神秘的、撩拨人的心智的生物。为此，他不仅憎恶她们那堕落的肉体，而且更憎恶她们多情的心灵。他常常能感觉到她们对他的柔情蜜意，尽管他知道自己对女人的防线是攻不破的，但对她们身上那种永远颤动着的如饥似渴的爱情的需要，仍旧是气愤不已。

他的看法是，天主创造女人的用意是为了引诱并考验男人。所以，男人和女人接触的时候，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要谨慎小心、严阵以待，并且要像面临陷阱一样战战兢兢。当女人们向一个男人伸出双臂，轻启嘴唇的时候，不就是个真真切切的陷阱吗？

只有在面对修女们时，他才会变得宽容一些，因为她们许下的虔诚的誓愿已经使她们不具有危险性了。不过，尽管如此，他对待她们仍旧很严厉，因为他始终觉得，在她们已经被禁锢的谦卑的内心深处，那种永恒存在的柔情依然存在，甚至于还向他表露出来，虽然他是个神甫。

他一直都觉得，在她们比男修士更加虔诚的湿润的目光里，在她们夹杂着性和欲望成分的恍惚朦胧的神态里，在她们对基督的近乎狂热的爱慕里，都存在着这种柔情。正是这种柔情使他愤怒，因为这毕竟是来自一个女人的爱慕，肉体的爱慕。他甚至能从她们驯顺的态度里，她们和他讲话时温柔的话语里，她们低垂温顺的眼帘里，她们受到他严厉责备时委屈的眼泪里，都感觉得出这种被他狠狠诅咒的柔情。

所以，每当他跨出女修道院的那一道道门槛时，他总要抖一抖身上的修士服，似乎他的衣服上沾染了什么不洁的东西，然后他迈着大步迅速离开，就好像在逃避什么危险似的。

他有一个外甥女，跟着她的母亲一起生活，就住在附近的一座小房子里，他用尽心思，想让她成为一个修女。

外甥女生得漂亮，不过她头脑简单，尤喜欢嘲笑人。神甫讲道时她嘻嘻地笑着；神甫向她发脾气，她就一把将他抱住然后狠狠地吻他，而他则不由自主地要挣脱，这种使他领略到甜蜜的快乐、并唤醒他心底沉睡的父爱的感情的拥抱，总会让他感到惧怕。可这种感情本来是每个男子都天生具有的。

每当他和外甥女并肩走在田野小道上的时候，他常常跟她谈论天主，他的天主，而她则总是心不在焉，很少能听进去；她常常一下子看看天，一下子看看青草，一下子看看鲜花，眼里流露出的，是那种生活很幸福的感觉。

有时候，她会扑上前去抓住一只飞虫，叫喊着拿回来给他看：“瞧，舅舅，它多漂亮啊！我真想吻吻它。”外甥女这种想“吻一吻”飞虫或者想“吻一吻”丁香花骨朵的欲望，常常使得神甫担心、气恼，她的这种行为似乎很容易引起他的愤怒，因为他从外甥女的这一行为中，又发现了在女人心里总会滋生的那种无法根除的柔情。

之后的某一天，替马里尼昂神甫料理家务的圣器室管理人的妻子小心翼翼地告诉他，说他的外甥女有情人了。当时神甫正在刮脸，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又气又急，满脸的肥皂泡沫都没有清洗便怔在那里，惊愕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过了好久他才恢复过来，等到他能思考，能说话时，他大声叫起来：“这不是真的，您一定是在说谎，梅拉妮！”

可是这个老实的乡下女人把手放在胸口上，信誓旦旦地说：“神甫先生，如果我说谎，让天主惩罚我。我对您说吧，每天晚上，等到您的姐姐一休息，她马上就出去了。她和她的情人总在河边那里会面。您只要在晚上十点到十二点之间去看看，就什么都知道了。”

他听完后连下巴都不刮了，大踏步在房间里走了起来——通常情况下，他在严肃思考时就是这样的。当他想重新开始刮脸的时候，他竟然从鼻子到耳朵这小段距离中，接连划出了三道口子。整整一天，他一句话都不说，憋着满肚子的闷气和怒火。这里面既有他作为神甫，面对无法战胜的爱情所产生的激愤；也有他作为道义上的父亲、监护人、灵魂的导师，被一个孩子欺瞒、哄骗和耍弄所产生的狂怒，相当于父母在女儿既没有事先告知他们，也不管他们同意不同意的情况下，就宣布她已经选定了结婚对象时所产生的那种叫人窒息的气愤。

吃过晚饭，他试图看一点书，但实在是看不下去。他越想越气愤。十点钟一到，他就拿起他的手杖——那是一根又结实又坚硬的栎木棍，通常在夜间要出去看望病人时，他总拿着它。他微笑着端详了一番这根又大又粗的木棍，并用他那乡下人结实的腕力，气势汹汹地挥舞了几圈，之后，他突然高举木棍，咬牙切齿地对准某一处狠狠地打了下去。

推开门，他打算出去，但一片皎洁的月光使他惊呆住了。他不由自主地在门口停下来，他几乎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好的月色。由于他有一颗狂热的灵魂——那些老派神甫和那些爱幻想的诗人想必也具有这样的灵魂，他被这如水般纯净而宁静的美打动了，顿时产生一种心荡神怡的感觉。

他的小花园里的一切，此刻都沉浸在柔和的月光里。一排排果树把它们才换上绿装的细长枝条的阴影投落在小径上；巨大的忍冬爬在他的住宅墙上吐出带着甜味的醉人的气息，使人觉得在这明净温暖的夜空里，好像有一个芳香的灵魂在飘荡着。他不禁深深地呼吸起来，就像酒徒贪恋酒精那样贪婪地吸着空气。他慢慢地走着，心中充满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惊奇和喜悦，几乎把他外甥女的事都忘掉了。

一走到田野他就立刻停下来，尽情地欣赏这笼罩在温柔光辉里的整个平原。它被淹没在这宁静夜晚的软绵绵的情意中。田野里的癞蛤蟆一刻不停地发出短促而洪亮的鸣声；远处的夜莺用它连珠般的歌声把人们拖入梦幻，它那清越颤动的曲调似乎在挑逗着那些恋人，让他们去拥吻缠绵。

神甫开始走动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心软下来了。他觉得自己好像突然之间就衰弱了，几乎是筋疲力尽，此时，他只是一心想坐下来，待在那里，去欣赏并赞美天主创造出来的作品。那边，沿着波光粼粼的小河，有一排疏落交错一眼望不到边的杨树。一层白色轻薄的水汽，如烟似雾的悬浮在河岸两侧陡坡的上方和四周。月光穿过它，使它成为银白色，闪闪发光，好像把整个弯弯曲曲的河道包在一层轻薄透明的棉絮里。神甫又一次停了下来，他的心灵深处涌上来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无法抗拒的感动。

然而，在感动之余，一种说不清的疑惑，一种模模糊糊的不安又闯入他的心头。他觉得平时他向自己提出的那些问题又出现在了他的心里。天主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既然黑夜是用来让人睡觉，让人无知无觉，忘掉一切彻底休息的，为什么又使它比白昼更诱人，比黎明和黄昏更温柔呢？为什么这个缓缓移动的迷人的星球比太阳更富有诗意呢？——它好像专门是为了悄悄地照亮那些不适合在白昼阳光下出现的极其微妙、极其神秘的东西似的。那么，它把黑暗照得如此通明的原因何在呢？为什么这个最能歌善唱的鸟儿不像其他鸟儿一样去休息，偏偏要在这死寂的阴影里练声呢？还有这朦胧的薄纱，缘何要投入人间？为什么在黑夜中人的心旌会如此荡漾，灵魂如此不安，身体如此慵懒呢？既然人们已经躺在床上入眠，无法再看到什么，为什么还要显示这些诱人的东西呢？这种纯粹温柔的美景，这种从天上投向人间的大量诗情画意究竟是为谁而设的呢？

这一切的一切，神甫实在理解不了了。

但就在神甫陷入沉思的当口，那边草场边上，在被闪闪发光的薄雾笼罩的两行大树的拱顶下面，出现了两个人影，他们并排走着。

男的身材显然比女的高大，他搂着女孩的脖子，不时地亲吻她的额头。眼前这轻柔迷人的景色，包围着他们，好像是专门为他们设下的神奇美妙的背景；而他们的出现，也顿时使这一静止不动的景色有了生动的意味。他们两个人似乎成为一个人了。是的，这个安详宁静的夜晚正是为这样的人准备的。他们朝着神甫缓步走来，如同是天主针对他的疑问赐给他的一个答案——一个活生生的答案。

他就那么一直站在那里，心怦怦跳着，惊惶不安；他觉得眼前发生的事就是《圣经》上所记载的，就像路得和波阿斯相爱一样；天主的意志就在眼前，就在这本圣书中提到过的崇高的背景下实现了。《雅歌》中的那些诗句——那些热情的叫喊，那些肉体的呼唤——在他头脑里嗡嗡作响，他的心中也充满了那篇诗歌里的火辣辣的柔情和诗意。他想：“说不定天主创造出这样一些夜晚就是为了将人类的爱情完美地遮盖起来的吧？”

他在这一对拥抱着一直向前走来的情侣面前后退了，虽然那个女的是他的外甥女，但是他现在思考的是他是不是违背天主意志的问题。既然天主明显地用这种光辉夺目的景象去笼罩爱情，难道他会不同意爱情吗？

他逃走了，不仅心慌意乱，而且几乎感到羞愧，好像他闯进了一座他无权进入的殿堂。

烧伞记

——写给迦宓意·吴迪诺

倭雷依太太是个十分节俭的妇人。她很知道一个铜子儿的价值，为了积累这些零钱，她有着自己的一套严格原则。她的女佣人如果想从那些经手采买的食品上刮点儿油水，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就连她的丈夫倭雷依先生想要在钱夹里留点儿零用钱，也需要费很大的劲。

说起来，他们家境算是很宽裕的，又没有儿女。不过倭雷依太太只要一看见那些白白的小银元，一个一个从她家里走出去，她就会感到一阵真切的痛苦。那种感觉简直就是往她心上插把刀似的，所以每当一笔略为可观的钱，因为某种原因必须花出去时，她总有那么一两夜无法入眠。

倭雷依经常劝慰他的妻子说：“既然那些进款我们永远花不完，你就应该大方一些。”

她回答：“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不知道。多留些钱总比少留些好。”

倭雷依太太四十来岁，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妇人，她爱活动，爱清洁，脸上有些许皱纹，常常生气。

因为被她的种种节约所约束，所以她的丈夫经常觉得不平，其中很多甚至使他感到痛苦，而且那些都是让他的自尊心深受伤害的。

倭雷依先生是陆军部的一个主任科员，通常到了部里他就不走开了，这样做完全是他妻子的命令，可以借此来增加家里的年收入，尽管那些金钱他们根本用不完。

虽然家庭富裕，但两年来倭雷依先生依旧提着那把打满了补丁的雨伞，这引来了同事们的屡屡嘲弄。终于有一次，他被他们的轻嘴薄舌惹恼了，只得强迫性地让他妻子给他买一柄新的。

妻子倒是很配合，给他买了一把新雨伞，不过只用了八个半金法郎，还是某家大百货商店做广告的货品。部里的同事们见了，自然都知道雨伞的来历，那是被扔在巴黎市内成千上万无人过问的雨伞中的一把，于是，新一轮的嘲弄又开始了。倭雷依先生也别无他法，只得忍着一肚子的闷气痛苦地熬着。更可气的是那柄伞简直毫不经用，三个月不到就成了废物，这在他的部里，简直成了大家的笑料。甚至有人还把这件事专门编成了一首歌，从早到晚，他所在的那座大厦的楼上到楼下，总能听见有人唱着。

倭雷依先生简直气极了，回家后便吩咐妻子去买一把价值二十金法郎的薄绸子的新伞，并且要她把发票带回来做证明。

可是到头来妻子照旧没有听他的话，只买回了一把十八个金法郎的雨伞。气得一脸通红的妻子把买来的新伞愤愤地交给丈夫，说道：“你有了这把伞，至少五年不用换了。”

得到新伞的倭雷依先生委实得意的很，在办公室里也真正挽回了面子。

到了晚上，他回到家，妻子用一种不放心的眼光打量着雨伞向他说道：“你怎么能把橡皮圈箍在上面，那是要勒断丝经的。你自己应该多留心照顾才是，我总不能没几天再买一把新的给你吧。”

她说完便拿着新伞把橡皮圈捋开，把伞衣摇散。这时，她的一双眼睛吃惊地愣住了。原来她在伞衣上发现了一个鹅眼大小的圆洞，那明显是一个被雪茄烟烧出来的焦痕！

她喃喃地念道：“这上面是什么？”

丈夫并没有回头看，慢悠悠地说：“哪里，什么东西？你说什么？”

这一刻，骤然升起的怒气塞住了她的嗓子，她简直说不出话了：“你……你……你烧焦了……你的……你的雨伞。你……你……你是傻掉了！你想把大家弄得倾家荡产！”

他自己也觉得自己面色有些发青了，转过身子向她问道：“你说什么？”

“我说你烧焦了你的雨伞，你看看吧！”

她以一副想要和他动手似的神态扑到他跟前，情绪激烈地把那个圆圆的小小的焦痕放在他的鼻子下面。

眼睛刚瞧见那个焦痕，他就呆住了，吞吞吐吐地说道：“这……这……这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有做啊，我向你发誓。我真的不知道这把雨伞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她开始嚷起来了：“我猜着你在部里，一定拿着这把伞耍玩了，就像是变戏法的一样，你打开了给他们炫耀。”

他答道：“我向你发誓。我只撑开过一回，只是想让他们看看这把伞有多漂亮。就是这样。”

但是她气愤极了，根本不听丈夫的解释，跳起来向他狠狠地大闹了一场，使这个爱好和平的男子觉得家庭比枪林弹雨的战场还要可怕。

后来，他们停止了争吵。她先量了量大小，然后在旧雨伞上割了一块颜色不同的旧绸子补上去。第二天倭雷依委屈地拿着这把被修理过的雨具出门了。到了部里，他马上把雨伞搁在柜子里，心里把它当做可怕的回忆一样没怎么惦记。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傍晚时他回到家里，妻子双手接住雨伞撑开来看时，雨伞上竟然穿了无数的小孔，分明就是被烧过的，好像是有人把烟斗里没有熄灭的烟灰倒在上面一样。妻子看到伞已损坏得不可收拾，气得嗓子都哽住了。雨伞就这样断送了，断送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她一言不发地检查着，一腔怒火让她说不成一句话。他也一样，检查着损坏的情况，完全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

两人互相瞧着伞，他低着眼睛不敢去看妻子，随后，妻子把那件破玩意猛地甩到他的脸上，怒不可遏的叫骂声终于冲出了她的喉咙，她高声喊道：“看吧！你这个短命鬼！短命鬼！你是故意这样做吧！看来真得让你看看我的厉害才是！你以后就别再想用这东西了……”

如此，一出闹剧，又重新开幕了。犹如暴风雨般的争吵上演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妻子发泄完了，到了他解释的时刻了。他发誓说他一点也不清楚，说这件事只能是有人恶意所为或者是报复。

倭雷依先生的话还没说完，门铃就响了。这声门铃就像一场及时雨般把他救了出来。原来来者是一个来他们家吃夜饭的朋友。倭雷依太太把整个情况告诉了那个朋友。至于再买新伞，那是不可能的了，而她的丈夫再也不会有伞可用。

那个朋友听完整个经过后，开始对倭雷依太太讲道理：“这样一来，太太，他的衣裳可就毁掉了，衣裳可是比雨伞更值钱。”

倭雷依太太的气一点儿也没有消，她愤愤地说道：“那么他只能用厨子的雨伞了，反正我没有新绸伞给他用。”

听到这番话，倭雷依先生生气了，他说：“那么我就辞职，我！反正我是决不会拿着厨子的雨伞到部里去的。”

那位朋友接着劝慰说：“那就去换一块伞面吧，也不是很贵。”

倭雷依太太依然是怒气难消。她喃喃地说：“那也至少要八个金法郎才能换个新伞面。八个再加上之前的十八个，这样下来就是二十六个金法郎！花二十六个金法郎买一把雨伞，这不是犯傻吗！真胡闹。”

那位朋友也是个可怜的小资产阶级，这时，他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来一个念头，他说：“不然，让您的保险公司赔偿吧。只要这损害是在您家里发生的，公司就有责任赔偿烧了的东西。”

听到这个主意，倭雷依太太的怒气瞬间全消了，她思索了一分钟，对丈夫说：“明天，你去部里之前，先到慈爱保险公司去一趟，让他们验明这把雨伞的情况，然后要求赔偿。”

倭雷依先生听太太这么一说，立马跳了起来。他说：“你说的是什么话，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去的！那十八个金法郎已经没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再说了，我们也不会因为这点钱就送了命。”

第二天，倭雷依先生拿着手杖出门了，好在天气十分晴朗。倭雷依太太独自坐在家里，一想到十八个金法郎的损失，她还是觉得心疼得厉害。她把雨伞搁在饭厅的桌上，然后四下张望了一番，却想不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保险赔偿的念头时时刻刻在她心头萦绕，不过，一想到保险公司那些接待顾客的嘲笑的神色，她也有点打退堂鼓的意思，因为社会上的一些交际总是让她畏怯，以致每每有一些必须的场合需要和陌生人打交道，第一时间她就会被弄得手足失措，一张脸也会毫无来由地红起来。但话又说回来，这十八个金法郎的损失就像有人割了她一块肉似的疼。她原本是不想有什么念头了，不过这损失却时时提醒着她。到底该怎样办呢？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她简直打不定主意。

她踌躇了片刻，忽然如同懦夫变成了勇士似的，一个解决方法涌上了她的心头。她在心里不停地暗示着自己：“我一定去，去了再说！”不过目前要做的是要在雨伞上花点功夫，让它看起来损伤得更为严重一些，这样的话她所提的条件才容易得到解决。于是她从壁炉台子上取了一根火柴，在伞骨之间把伞面烧去手掌大小的那么几块；之后，她又仔仔细细地把剩下的绸伞面卷起来，再用橡皮圈箍住。一切就绪后，她披上围巾，戴上帽子，提起雨伞快步走下楼，向着保险公司所在的黎伏力街走去。

离保险公司越来越近，她的脚步也越发慢下来。她心里暗想：该怎样去说？旁人该怎样来回答她？这么想着，她开始在黎伏力街注意房屋门牌的号数了。距离保险公司还有二十八家。不错，还有时间来好好思索。

她的脚步越来越慢，甚至发起抖来。原来不知不觉间她已走到保险公司门前了，门上金晃晃的几个字标着：“慈爱火险有限公司。”

这么快就到了！她在门口停了一会儿，又发愁又惭愧，她低着头来回踱着步子，走过去，又走回来。终于，她像下定决心似的，暗自默想：“我应还是进去的好。早到一点总比迟到一点好些。”

当她迈进那栋房子里的时候，她觉察到自己的心跳的更厉害了。她走到一个宽大的大厅里，大厅的周围有许多窗口，每个窗口里面的人只露着脑袋，身体以及其他部分都被一道格子墙遮住了。

一位先生手里拿着一打纸张在厅子里经过。她停住脚步怯怯地低声询问：“对不起，先生，顾客要求赔偿烧毁的物件，应该去哪里办理，您能够告诉我吗？”

他大声回答：“在二楼靠左第一间，损失科。”

“损失”这二字，更使她羞愧了，她突然很想逃走，什么话也不说了，甘愿牺牲那十八个金法郎。可一想到这个数目，她的勇气又活跃了起来，于是她上楼了，喘着粗气，走一步停一下。

在二楼上，她瞧见了那扇写着“损失科”的门，她敲了敲门。里面有人清脆地喊着：“请进来。”

她进去了，看见一间大的屋子中间，三位神态庄严身挂勋表的先生正在站着说话。

其中有一位向她问：“您有什么事情吗，太太？”

那些想好的措辞突然间不见了，她吞吞吐吐地说道：“我来……我来……为的是……一件火灾的损失。”

那位先生一面恭恭敬敬指着一个位子示意她坐下一面说道：“劳烦您稍坐一下，我马上和您谈话。”

说完，他转身向着那两位先生继续谈话了，他说：“先生们，超出四十万金法郎以上的数目，本公司自信对于二位是不受约束的。但我们不能承认您二位这种追还原数的要求，这样一来，我们要多付十万。并且估价……”

两人中的其中一位打断他说道：“这就够了，先生，法院将来会作出应有的决定。那么我们只好先告辞了。”

之后，他们恭恭敬敬行了礼，一同出去了。

唉，倘若她能勇敢地和他们一同出去，她就会那么做了，放弃所谓的赔偿就这么跑掉！但是她能那么做吗？那位先生已经走了过来鞠躬问道：“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太太？”

她困难地开了口，有些支吾地说道：“我来是为了……为了这个。”

那位先生用一种天真的诧异神态，低头望着她举给他看的那件东西。她试图捋开橡皮圈，可是她发抖的手有些不听使唤，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总算是达到了目的。之后，她连忙撑开了那副只剩下残破面子的雨伞残骸。

经理恻然说道：“我觉得这东西损坏得不轻。”

她迟疑地高声说道：“这东西送掉我二十个金法郎。”

他吃惊了，说道：“真的！要这么多？”

“是的，这东西以前是很好的。现在我想请您检查它的情况。”

“很清楚，我看得到。很清楚。但是我不知道这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

她不放心了，以为这公司不肯赔偿这种小东西，于是说道：“但是……这把伞被火烧了……”

经理并不否认：“我看得很清楚。”

她张着嘴发呆，不知道如何说下去，随后，忽然明白自己忘了把来意说清楚，于是连忙说道：“我是倭雷依太太，我们在慈爱公司保了火险，现在我是为了要求赔偿损失来的。”

她害怕旁人干脆地拒绝她，又连忙添上一句：“我只要求您为我补上一个新伞面。”

这可把经理弄窘了，他说道：“但是……太太，我们不是卖雨伞的商人。我们不能亲自担负这类的修理事情。”

经理的话让这个矮小的妇人觉得自己的事有着落了。自然应该奋斗的，她觉得自己可以奋斗了！她没有恐惧了。她说道：“我只要求修理的费用。我自己能够去办。”

经理好像有点糊涂了，说道：“真的，太太，这真不算多。不过旁人从来不向我们要求赔偿这样轻微的灾害损失。我们现在断不能够照付，请您想想吧，譬如手帕、手套、扫帚、破鞋子，一切小的东西，那都是每日逃不了的火灾的损失。”

她忽然脸红了，并觉得满身都是怒气，她说道：“先生，不过去年十二月，因为烟囱走火，我们至少损失了五百金法郎，倭雷依先生一点儿没有要求赔偿，今天公司赔偿我的雨伞是应该的。”

经理显然已经猜到她在说谎，就带着微笑说道：“你可要老实说哟，太太，倭雷依先生对于五百金法郎的损失一点儿也不要求赔偿，现在为了修理雨伞的五六个法郎，倒反来要求，这可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她一点也不惊慌，很镇定地答道：“请您见谅，先生，五百金法郎的损失，是属于倭雷依先生的钱袋里的，至于这十八个金法郎的损失，是属于倭雷依太太名下的。这不是一码事。”

经理看得出，他是无法推开这个妇人的，并且还要徒然耗去很多时间，于是他用退让的神情问道：“请您把火灾如何形成的情形说给我听听吧。”

倭雷依太太觉得胜利在望，便开始叙述起来：“请听吧，先生，我有一只搁雨伞和手棍的铜架子放在大门旁边。某天我回家的时候就把这柄伞搁在架子里。我应该告诉您，架子上部有一块板子是做放置蜡烛火柴用的。那天，我伸手取了三四根火柴。拿一根一划，谁知它断了；我再划第二根，立刻燃了，却又立刻灭了。再划第三根，谁知也是一样。”她说到这里，经理用一句俏皮话打断了她的叙述：“您确定那都是政府制造的火柴吗？”

倭雷依太太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依然继续叙述：“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我每次都是划到了第四根才能划着火点上蜡烛，随后我进房预备睡觉。但是过了那么一会儿，我好像闻到什么东西烧焦了的味儿。我一向是害怕火烛的。唉！如果我们偶然出了一个乱子，那绝不可能是我的过错！尤其那次烟囱走火以后，我刚才好像告诉过您的。所以我立刻起床走到外面去看，就像猎犬一样四处嗅闻，最后才发现是这把雨伞烧着了。大概是因为一根火柴掉进去的原故。现在你看，它被火烧成什么样子了……”

经理已经打定了主意，问道：“这种损失，你估计要多少钱？”

倭雷依太太也不敢贸然说出个数目来，便没有回答。后来她装出一副很大度的样子说道：“那么，请您找人来修理吧。修好了我再到您手中来取。”

经理拒绝了：“这是不可以的，太太，我不能照办。您要求赔偿多少，请您直接告诉我吧。”

“但是……我觉得……这样吧，先生，我不能这样赚您的钱，我们去试一下。我把这雨伞拿到一家伞铺子里，然后让他们配一个又好又结实的绸伞面，弄好之后我再拿发票向您取款。您看这样好吗？”

“很好，太太，就这么说定了。我给您写一张通知出纳科付款的条子，那里会有人赔偿您所需要的费用的。”

于是他把写好的条子交给了倭雷依太太，她接了过来，并道了谢，因为害怕经理突然变卦便急匆匆地走了出来。

现在，她欢欢喜喜地走在大街上，打算去找一家看起来与众不同的有档次的雨伞店。她已经在心里盘算好了，等到找到了这么一家华美的铺子，她就走进去用一种稳稳妥妥的语气说：“这是一柄要换绸面的雨伞，而且要那种顶级的伞面。所以请您务必拿出最好的伞面装上去。至于价钱，我不在乎。”

一个乞丐

如今他又穷又残废，不过说到从前，他似乎也过了许多舒服的日子。

那年他十五岁，在通往瓦尔维尔的那条大路上，一辆车子夺走了他的双腿，从那之后，他便靠行乞为生了。他拄着双拐，拖着身子，摇摇晃晃地沿着路旁一个个的农庄艰难地走，从一个院子到另一个院子。长期的双拐生活，让他的两肩向上耸起，高度几乎要与耳朵齐平了，所以，整体看上去他的脑袋好像陷在两座山峰中间似的。

他是个弃婴，是比耶特的本堂神甫在万灵节的前一天从河沟边捡来的，因此得名——尼古拉·图森。他从小靠着救济施舍长大，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机会接受任何教育。一天，村子里面包店老板为了开心取乐，给他喝了几杯烧酒，于是就有了那场该死的车祸，他成了残废。也是从那天开始，他成了一个遭人唾弃的流浪汉，除了乞讨，再没能力去做别的事情。

以前，德·阿瓦里男爵夫人让他住在和府邸相邻的农庄里。农庄鸡舍旁边有一个堆放干草的地方，他就睡在那里。有很多日子，他也会乞讨不到东西，实在抵不过饥饿的时候，他就会去府邸的厨房，因为在那里他总可以得到一块面包和一杯苹果酒。如果够幸运，老太太还会从高高的台阶上或卧室的窗口扔给他几个铜子儿。不过现如今老太太已经去世了。

附近的这些村子的人，其实很少给他钱或吃的东西，因为大家实在是太了解他了。四十年来，他们就这么看着这个因残废而变得畸形丑陋的人架着双拐，穿着破烂不堪地从这家草屋走到那家草屋，他们早就看腻了。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不愿到别的地方去，因为除了这些地方，他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他为自己行乞定下一些界线，他从不跨越这些界线，几十年来，这成了他的习惯。他不知道一直挡住他视线的那些树木后面的世界还有多大，对于远方，他从来没有任何想法。

当地的农民总能在他们的田边遇到他，他们对他已经相当厌烦了，所以常常大声吆喝他：“你为什么不尝试着去别的村子里看看，总在这里打转转？”

听到这样的话，他通常什么也不回答就走开，他的内心能感到的只是一种对陌生世界的恐惧，这种恐惧又不太清晰。这是一种穷人的恐惧，他仿佛对一切都感到害怕：陌生的面孔，随时都有的辱骂，素不相识的人的怀疑和厌恶的眼光，还有大路上列队走着的宪兵。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到宪兵，他就会马上钻到灌木丛里或躲到一堆乱石后面去，这像是他的一种本能反应。

只要看到宪兵，哪怕是远远看到他们的一点身影，他马上就变得矫捷起来；为了找到一个藏身的地方，他动作灵敏得简直成了神话中的怪物。他从木拐上滚下来，就像一堆破烂似地落到地上，他把身子缩成一团，变得很小很小，像一只躲在窝里的野兔一样紧贴着地面。他那破烂的衣服和泥土的颜色混杂在一起，若不留心看真是很难发现。

其实，他从来没有和宪兵发生过任何冲突，不过他天生害怕宪兵，这或许是一种遗传吧，尽管他从未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但血液里天生就带有这种畏惧和这种敏感的。

世界之大，却没有一个安身之处留给他，他甚至连一个可以躲避风雨的地方也没有。夏天还好，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睡一觉；冬天寒冷，他便巧妙地钻进农人们的谷仓或牛羊圈里，第二天赶在别人还未发现之前偷偷溜掉。有哪些洞窟可以钻进这些房屋，对此他了如指掌。常年的拄拐生活，让他的双臂出奇地有力，他可以单凭手腕的力量就可以爬到堆放草料的顶楼上。如果乞讨来的食物够吃，他甚至可以一连四五天躲在上面不下来。

他生活在人群中间，却又总让自己保持孤立。就像树林中的动物一样，他既不和任何一个人交往，也不爱任何一个人。这种的态度更是激起了农人们的敌视和鄙夷的心理，于是大家对他就更加冷漠了，甚至给他起了一个不太好听的外号——吊钟，因为他在两根木拐中间摇来摆去，实实在在像是支架上摆动的一口钟。

已经两天了，他滴米未进，大家已对他厌烦透顶，终于，再也没人管他了，也没有一个人肯给他一点吃的。农妇们站在家门口，看到他走过来，老远地就对他喊道：“赶快走开，没出息的东西！三天前不是刚给过你一块面包吗？”

他听了便停下来，然后拄着拐杖回转身子，向另一户人家走去，但受到的对待完全相同。

女人们站在各自门口发表意见：“大家总不能常年养着这个无所事事的废人啊！”

当然，重要的是这个无所事事的人每天还要吃东西。

眼下，他已走遍了圣伊莱尔、瓦尔维尔和比耶特的所有人家；没有讨到一文钱或者一点能吃的东西，哪怕是一张面包皮也没有。他把仅有的希望寄托在图尔诺尔，但到达那个地方还需要再走两法里，而他饥饿的身体，已经没有力气了。

不过，他还是勉力朝前走去。

正值十二月，田野里的凛冽寒风，在光秃秃的树枝中间呼啸着；天空低矮阴暗，一团团云块急匆匆地一掠而过，也不知要飞向什么地方。“吊钟”慢慢地走着，艰难地移动着两根拐杖，同时用那条侥幸留下来的弯曲的残肢稳住身体。残肢上还留着一只畸形的脚，上面裹着一块破布。

他每走一段路便在沟边坐下来休息几分钟，一颗原本就沉重的心因为饥饿的缘故而越发痛苦了，如今他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吃”。但他不知怎样才能弄到吃的。

三个小时过去了，他还在这条路上艰难地跋涉着，终于，村边的一排树木映入他的视线，他激动地加快了动作。

他向遇到的第一个农人乞讨，这个农人回答道：“老伙计，你又来了！我们简直无法摆脱你了？”

“吊钟”无奈，只好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开。这里的每一户人家对他都很粗鲁，不给他一点儿东西便骂着把他赶走。他没有放弃，还是低声下气地坚持着一户一户讨下去，但到了最后，他得到的依然是失望，连一文钱也没有讨到。

于是，他又拖着沉重的身体向别的农庄走去，被雨水泡过的地面很湿软，他走得很吃力，连木拐似乎也提不动了。和前面那个村子的情形一样，他不论走到哪里，人们都是那样的嫌弃厌恶他。天气很坏，潮湿又凄冷，碰上这样的天气，人们的心情总是不好，就算一件很小的事，也极容易生气，这种情况下，他们既懒得伸手施舍，也懒得伸手帮助别人。

所有熟悉的人家，他一一走完。他累极了，就在希凯老爷院子外面的角落里躺下。他将两只木拐塞到腋下，就那么一动不动地躺着，呆呆地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饥饿让他陷入了浑噩，所以，他也就不可能看清楚那深不可测的不幸正慢慢向他靠近了。

过了很长时间，他痴痴地在那里等待着，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在等待着什么。寒风刺骨，他就待在那个角落里，期待着能有人来帮助他，期待着奇迹发生；但他却没有想过这些帮助为什么会来，怎样来，通过什么途径来。一群黑母鸡走过去，在这哺育所有生命的土地上寻找着可以果腹的东西，它们不时地啄起一颗谷粒或一只肉眼看不到的小虫，吃完后又继续它们的搜寻，耐心而自信。

看着这些母鸡，“吊钟”什么也没有想。过了一会儿后，他的脑海中忽然有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与其说是他想到的还不如说是他饥饿的肚子感觉到的：捉一只母鸡来，用枯树枝生起火来烤一烤，一定很美味。

他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开心，丝毫没有想到这是一种偷窃的行为。他顺手捡起一块石头朝离他最近的一只母鸡砸去，只一下就把母鸡砸死了。那只被砸中的母鸡扑着翅膀倒了下去。另外几只赶紧迈开细瘦的脚爪颤巍巍地逃走了。“吊钟”重新架上木拐，和那些母鸡一样，颤巍巍地上前去拾取他的猎物。

还没来得及靠近猎物，他只觉得背上被人猛地一推，力量之大使他的双拐从腋下飞了出去，一直滚到距离他十来步远的地方才停下。怒气冲天的希凯老爷一下子扑到这个小偷身上，发疯似地痛打起来。这很常见，一个乡下人抓住偷他东西的小偷总会打得这样凶狠。希凯老爷一阵拳脚，没头没脸地乱打一通，却不知被打的人是没有一点还手的能力的。

农庄里的工人都涌了过来，也来帮助他们的东家来痛打这个讨饭的，直到他们打累了，才把他拖起来，然后把他架到柴房里关起来，他们要把他交给宪兵处理。

被打得半死的“吊钟”躺在地上，全身都流着血，疼痛和饥饿已经让他奄奄一息。

天色渐渐暗了，接着是夜晚，然后天亮了，他一点东西都没有吃。

将近中午时，宪兵来了。因为希凯老爷声称自己曾受到这个乞丐的攻击，所以两个宪兵以为他们也会遭到抵抗，便十分小心地把门打开。

其中的一个班长喊道：“喂，站起来！”

但此时的“吊钟”已经不能动弹，他挣扎着想用木拐将自己支撑起来，但做不到。两个宪兵以为这个狡猾的罪犯是在装假，故意不肯站起来，便一面斥责着他，一面粗暴地把他拖起来，硬把他架到木拐上。

他害怕极了。这是一种天生的、本能的恐惧，就像猎物对猎人的恐惧，老鼠遇到猫的恐惧。最后，凭借着一种由潜意识爆发的力量，他竟然成功地站住了。

“走！”班长说。

他果真就走了起来。农庄里的所有人都看着他一拐一拐地走了。女人们向他挥着拳头，男人们则嘲笑、诅咒他：终于把他抓起来了，这下总算可以摆脱他了！

就这样，他被两个宪兵夹在中间，走了。他身上突然爆发出一种不同于平时的力量，一种不顾一切、倾尽所有的力量。靠着这股力量，他支持到了傍晚。那一刻，他已经神志不清了，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一点都不明白，他已经完全吓傻了。

一路上，所有遇到他的人都站下来，他们看着他走过去，然后嘴里咕哝着说：“大概是个可恨的人！”

将近傍晚的时候，他来到了区政府的所在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从来没有到过这么远的地方；他实在想象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无法想象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所有这一切可怕的、难以预料的事情，这些陌生的面孔和陌生的房屋，都让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中。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似乎也没什么要说的，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加上这么多年以来他几乎不和人打交道，他的语言功能几乎已经丧失了；再者，他的思维也过于混乱，根本没法用正常的言语来表达。就这样，他被关入了看守所。

宪兵们压根就没有想到要给他弄点吃的，就这样把他丢在里面。过了一宿直到第二天清晨，他们来提问他，才发现他已经死了。这个结果，是大家万万没有料到的。

壁橱

吃过晚饭，大家很自然地谈到了姑娘们，因为男人们聚在一处，确实也没有什么好谈的。

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说：“哼，关于这个题目，我倒是遇见过一件很奇怪的事。”

说完这句话，他随即叙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还是在去年冬天里的某天晚上，我忽然有一种让人感到极为凄凉的懒散意味，这种感觉是难以让人承受的，它不时缠住人的肉体和灵魂。我当时独自一个人待在家里，觉得自己如果就那么待着不动的话，那种过分的悲愁会快速地将我包围，而且那种悲愁如果时常侵袭过来，会很容易把人引上自杀之路，这种结果是无可避免的。

所以，我披上了外套，走出了家门，来到街上。但是我自己却不知道该去干些什么，就这样毫无目的的由下坡道儿走到了城中心的热闹大街，我开始沿着各处咖啡馆的门外闲逛，这些咖啡馆几乎全是空的，看不到什么客人。因为那天正下雨，是那种阴绵绵的细雨，能同时沾湿人的精神和衣服，它不是倾盆大雨，不像瀑布似地倾倒下来，让气喘吁吁的行人极为迫切地跑到大房子的门底下躲藏；所以，这种使人无所适从几乎看不到雨点儿的毛毛细雨，向行人的身上飘过来，不久，一层冰凉而有渗透力的苔藓状的水分就在衣服表面形成了。

怎么办？我向前走了一段，然后又向后退了回来，其实我是想找一个地方，能够让我消磨两小时就够了。结果很遗憾，我甚至第一次发现夜晚在巴黎竟没有什么散心的好去处。最后，我决定去牧女狂，那个地方应该算是姑娘们的游戏场。

我走进大厅，发现人并不多。那条铁蹄形散步长廊上，只有一些低级的游客散落其中。从这些人的举动上，服装上，发型上，帽子上，以及皮肤的色泽上便能轻易看出他们的平凡身世。像是一个看上去干干净净，穿着整套相称的服装的人，说实在的，那可真的很难遇见。至于姑娘们呢，基本上都是这一群人，你们知道的，那些可怕的姑娘，相貌丑陋，没精打采的，皮肤也很松弛，这一切形态，无一不表露出她们那种不知因何而起的愚顽的轻蔑态度，她们走来走去，好像在猎取主顾似的。

我在心里暗自嘀咕着，那些婆娘都是畸形的，与其说她们身材丰满倒不如说她们浑身长满了油脂，一部分肥得凸出来，另一部分却又极其干瘦。她们腆着一个“酒肉和尚”式的大肚子，而两条长腿却又像鹭鸶，而且膝盖部分向里弯曲着，总之她们可真是没有一个地方是值一枚鲁意的，她们在五枚鲁意的讨价还价以后，能够得到那么一枚是很不容易的。

就在这时，我忽然望见一个令我觉得可爱的人儿，她身材矮矮的，看上去年纪并不很轻，不过给人的感觉却是鲜润的，很讨人欢喜的，也很富于刺激性的。我拦住了她，那种迫切的愚笨的想法根本不允许我多作考虑，我说出了我愿意支付的那种度过通宵的代价。是的，我不愿意就这么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回家，我更欢喜和这个姑娘一起缠绵拥抱地共度良宵。

就这样，我跟着她走了。她住在殉教街一所大房子里。楼梯上的煤气灯已经熄了。我慢慢地摸索着往上爬，不断地划燃一支蜡烛火柴，微弱的火光下，我的脚撞着楼梯的台阶有好几次几乎失足，因此我的心里很是恼怒。而她呢，走在前面，一直没有声响，我只能听见她的衣裙的摩擦声音。

她走到五楼就停住了，把和外面相通的门关好了以后，她问道：“那么你是打算待到明天吗？”

“当然。你知道的，这是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的。”

“好，我的猫儿，我不过是问一下。你在这儿等一分钟，我马上就来。”

于是，我听从她的话，站在黑暗当中了。我听见她关好了两扇门，随后她好像还说了几句话。我不禁诧异起来，有些不放心了。心里想或许还有一个面首在她屋子里。不过我的拳头和腰杆儿也是很壮实的。我暗自想着：“等会儿，我们可以看个明白。”

我屏住呼吸，竖起耳朵来仔细听着。有人在轻轻地做着什么，有人在慢慢移动，并且非常的小心谨慎。随后另外一扇门打开了，我觉得又有人说话，不过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他们的声音很低很低。

终于，她回来了，手里还端着一支点燃了的蜡烛。

“你可以进来了。”她说。

她用“你”这个字来称呼我，这显然是一种取得占有权的声明。我没再多想，便跟着她进去了，我们先是经过了一间显然从来没有人吃饭的饭厅，之后就走进了一间卧房，那正是一般姑娘们住的卧房，连家具一起出租的卧房里，还带着几幅厚的幔子，还有一铺染着可疑的斑斑点点的红绸子的羽绒被盖。

她接着又对我说：“你随便坐吧，我的猫儿。”

我用一种怀疑的眼光审视着这个屋子，并没有发现什么像是令人放心不下的东西。

她动作麻利地脱了衣衫，在我还没有脱下外套以前，她已经赤裸裸地躺到了床上。她开始笑了：“喂，你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你是变成了木头人儿？你瞧，赶快点吧。”

我照她的样子做了，然后和她纠缠着躺在一起。

大概过了五分钟的样子吧，我发痴似地很想穿上衣裳并且马上离开这里。不过，那种在我家里纠缠过我的，那种使人疲惫不堪的懒散意味竟留住了我，剥夺了我的全部力气，使我做不了任何的举动。所以尽管我在这个人人可睡的床上感到十分的恶心，但我只能这样躺着无法离开。之前，我在那边，我在游戏场的灯光下面，认为自己从这个尤物身上发现了那种激情的滋味，而现今，那滋味竟在我的怀抱中间消失的无影无踪，紧挨着我的，和我肌肤相亲的，不过是个庸俗姑娘，她和一般的庸俗姑娘没有丝毫的不同，而且她那种毫无感情，只是单纯献殷勤的亲吻又带着一股刺鼻的大蒜味儿。

我开始和她谈天。

“你在这儿住了很长时间了吧？”我说。

“到一月十五号就半年啦。”

“那么你以前住在哪儿？”

“以前我住在克洛随勒街。但是看门的妇人总找我麻烦，我就退了房子。”

接着，她就讲起来一段关于那个看门妇人的说不完的闲话，她说那个妇人从前造了她许多谣言。

突然，我听见了一些声音，仿佛就在我们身边响动一样。开始，那是一声轻微的叹气，随后，又有一些轻微的响声，虽然轻微，但听得却是清清楚楚，就像一个人坐在椅子上转动一样。

我猛然从床上坐起来，并且问：“什么声音？”

她似乎对此已经习惯，安详平和地回答我说：“你不用担心，我的猫儿，那是隔壁的女人的声响。这种房间的隔板非常薄，所以你听起来会觉得那声响就在这间房里一样。唉！这种房子真糟糕。简直是纸板糊的。”

我身上的懒散意味越来越沉重了，只好再次钻到了被窝里。过了一会儿我又和她聊了起来。男人们总是如此，每每受到愚笨的好奇心推动，便要向这类的尤物打探她们的初次的遭遇，甚至还抱着一种猎奇的心态，试图揭开她们的初次堕落的面纱。这样做的目的似乎是想在她们身上去搜寻一种遗留下的清白的痕迹，尽管那已经很遥远。可是，男人们不都是这样吗，他们期许着从一句真话里去寻求她们从前那种天真而贞洁的短暂回忆，如此，自己便会因为那种回忆而去爱她们。而我就是在那种好奇心的推动下，向她提出了不少有关她前几个情人的问题。

当然，我完全知道她是会说谎的。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也许会从那些谎言中间发现一件诚实而且动人的事，这也说不定。

“好吧，你得告诉我那人是谁呀。”

“那是一个玩游艇的人，我的猫儿。”

“哈！说给我听听。那时你们是在哪儿呢。”

“在阿尔让德伊。”

“你当时做什么工作呢？”

“我在一家餐厅做女佣人。”

“在哪一家？”

“就在淡水船员馆。你知道那地方吗？”

“那还用说，盘南舫开的。”

“对呀，正是那一家。”

“你们是怎么开始的，和那个游艇家？”

“我替他收拾床铺的时候，他强迫了我。”

她说到这里，我突然记起我的一个医生朋友的理论了，他是一个善于观察而且很懂哲理的医生，他在某大医院服务多年，他每天接触的都是一些身为人母的姑娘还有所谓的“公共的姑娘”们。因为这，他认识了女性的一切羞耻和困苦，也认识了可怜的女性成为有钱闲逛的男性的丑恶牺牲品后的一切羞耻和困苦。

“向来如此，”他告诉我，“一个女孩子通常是被一个和她阶级相同且生活情形相同的男人引坏的。有关这种例子的观察记录，我那里有好几本。人们常常指责富人采摘民间孩子的清白之花。那么说是不正确的。富人购买的只不过是别人采下来扎好的花束！当然，他们自己也喜欢动手采摘，不过采摘的对象却是那些在第二期开放的花；他们从不去剪第一期的。”

一想到这些，我就望着眼前的女伴笑起来：“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历史相当了解。第一个和你相识的人并不是那个游艇家。”

“喔！真的是他，我的猫儿，我对你发誓。”

“你在说谎吧，我的雌猫儿。”

“噢！真的没有，我没有骗你。”

“你是在说谎。赶快把真相都告诉我吧。”

然后她不说话了，像是迟疑不决，脸上的惊惶显而易见。

我继续追问：“我是个魔术师，我的漂亮小女子，我是个懂得催眠术的人。如果你不把真相告诉我，那么我就会催眠你，到时候你的事情我一样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

她和那些和她从事着相同营生的女人一样的愚昧，听到我这么说，她果然害怕了，支吾地说：“你是怎么猜着的？”

我接着说：“快点说吧。”

“唉！第一次吗，其实说来那真不算什么。那一天正是那个地方的纪念节。餐厅里便新雇了一个临时帮忙的大掌锅，就是亚历山大先生。他一到餐厅里，就像是一个国王一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指挥一切的人，甚至还指挥老板两口子……总的来说，他是个高高大大英俊好看的人，他并不在他的炉灶跟前站着不动。他始终嚷着：‘赶快，要点奶油，再打几个鸡蛋儿，再加点儿葡萄酒。’这些他需要的东西，旁人必须立刻跑着给他送去，否则他就会很生气，对大家骂一些让人觉得连大腿都羞得绯红的话。”

“白天的事情做完之后，他就靠在门口抽他的烟斗。后来我正捧着一大叠空盘子从他身边经过，他就对我这么说道：‘听我说，孩子，你陪我到河边上走走，也让我观赏观赏本地的风光吧！’我呢，就像一个糊涂虫似地向河边走去了；我和他刚一走到岸边，他就不容分说地强迫了我，他的动作简直太快了，甚至我还没有来得及知道他到底对我做了什么。完事后，他赶着晚上九点的火车走了。从那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

我问：“全在这儿吗？”

她结结巴巴地说：“是啊！我很相信弗洛朗丹是属于他的。”

“弗洛朗丹，他是谁呀？”

“是我的孩子！”

“啊！很好。后来你又让那个游艇家自以为是弗洛朗丹的父亲，是这样吗？”

“你说的没错！”

“他应该很有钱吧，那个游艇家？”

“是呀，他留下了一份产业给弗洛朗丹，每年光是利息就能收三百金法郎。”

我对此越来越感兴趣了，便继续追问下去：“很好，我的宝贝，这很好。你们居然完全不像旁人猜想的那么笨。那么弗洛朗丹现在几岁了？”

她接着说：“他今年十二岁了。等到了春天，他就要去第一次领圣体。”

“就这些吗，自从那一次以后，你就老老实实做你这一种行业了？”

她叹气了，用忍耐的意味说：“除了这样，又能怎么办呢……”

但是忽然一个很大的声响让我激灵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那声音是从卧房里传出来的，是一个人跌到地上又爬起来的声音，其中还夹杂着双手在黑暗中摸索着墙壁的声息。

我端起蜡烛往四周转了一圈，又是惊惶又是生气。她也坐了起来，勉强拉着我不让我动，一面放低声音说：“没关系，你不用担心，我的猫儿，我向你保证不会有事的。”

不过在她给我解释这些的当口，我已经弄清楚那个异样的声音是从哪一边来的了。随即我向着一扇掩盖在我们床头处的小门走过去，然后伸出手快速地拉开了它……于是我看见了一个可怜的小男孩，那是个苍白而瘦弱的小男孩，坐在一把大的麦秸靠垫椅子旁边，正浑身发抖。他睁着一双惊恐的亮晶晶的眼睛望着我，很显然，他刚才是从椅子上跌落到地上的。

他看见我进来后，一下子就大哭起来，并张开两只胳膊向着我身后的人扑去。他边哭边喊说：“这不是我的过错，妈妈，这真不是我的过错。我刚开始只是睡着了，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摔了一跤。您不要骂我啊，我向你保证这真不是我的过错。”

我转过身来望着那个妇人。最后我大声向她喊道：“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她看上去似乎有些难为情，一副很难过的样子。她断断续续地解释说：“你让我去想什么好办法呢？我挣的钱还不够他在外边寄宿的呢。我真是迫不得已才把他留在身边的，你看我现在的样子，老天啊，我实在是没有能力多租一间屋子。没有人来我这里的时候，他就和我一块儿睡。如果有人来这儿混一两个小时的话，他就只好在壁橱里安安静静待着了。他很懂事，他是知道有些时候需要那么做的。不过如果有人来住个通宵，就跟你现在一样，那么他就只能在一把椅子上睡一夜了，但是这会叫他腰痛的，叫这个孩子腰痛的哪……当然那也不是他的过错……我真想让你也去试试看，你……在一把椅子上睡一夜……你就能明白那种滋味了……”

她生气了，很生气了，所以才这样大喊着。

孩子始终哭着。一个瘦弱而畏怯的孩子，对呀，那真是壁橱里的，寒冷阴晦的壁橱里的孩子，他只能偶然回到那张暂时空着的床上吸收一点点温暖。

我呢，当时也很想大哭一场。

不过最后，我还是回到自己家里去睡觉了。

兄弟来一杯啤酒

——献给若泽·玛丽亚·德·埃雷迪亚

连我自己都弄不清楚，那天晚上，我为什么会走进这家啤酒店。

那天的天气非常糟糕，下着丝丝细雨，雨水像粉尘似地在空中飘扬着，将街上的煤气灯笼罩在一层透明的轻烟薄雾之中，并使得人行道闪闪发亮。从商店橱窗里射出的灯光穿过人行道，将地面上的泥泞和行人肮脏的双脚照得清清楚楚。其实，我并没有想到什么地方去，只是饭后出来散散步而已。我从里昂信贷银行、维维埃纳路经过，接着又走过其他几条街道，忽然发现这里有一家大啤酒店，而且里面的座位有一半是空着的，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地走了进去，其实我当时并不渴。

进去后，我先向四周看了一眼，想找一个宽敞一点的座位，于是就在一个看上去已经上了年纪的人身旁坐下来。他抽着一个只值两个苏的陶烟斗，而那个烟斗早已被熏得像煤炭一样黑。他面前的桌上堆积着七八个茶托，这些茶托就是他已经喝掉啤酒的杯数。我没有过多的去注意我的这个邻座，只是瞥了一眼，便看出他是一个酒鬼，就是那种早上一开门就来，晚上关门时才走的啤酒店的常客。他整个人脏兮兮的，头顶已经秃了，几缕油腻的花白长发垂披在礼服的领子上。他身上的衣服有些过分的肥大，我猜想应该是在他过去发福肚子很大的时候做的。我甚至可以想得出他的裤子一定系不住，大概每走几步路就要整一整，紧一紧这套不合身的衣服。他里面有没有穿背心呢？对此，我竟然有些好奇。还有他的鞋子，单单看到他的这双高帮皮鞋，再联想到皮鞋里包着的那双脚，就有些让人觉得想吐的感觉。他的两只衬衫袖口已经磨得露出布丝，袖边和指甲一样黑漆漆的。我刚在他身旁的位置坐下来，这位老兄就用一种很平静的声调对我说：“你好吗？”

我很是惊诧，猛然转过身去，盯着他的脸。

他又说道：“你不认识我了吗？”

“不认识。”

“德·巴雷。”

这个名字从他口中说出，我瞬间惊得呆住了。他原来是我的中学同学——让·德·巴雷伯爵。

我只顾着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愣在那里不知说什么是好。

终于，我结结巴巴地说：“你怎么样，你最近好吗？”

他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我呀，我还好。”

说完，他就不开口了。为了显得亲切一些，我只好找些话来说：“那……你在做什么工作？”

他回答我说：“你不是看见了吗？”然后，他便一副无所谓的听天由命的样子。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红了起来。不过我还是追问了一句：“难道你天天如此吗？”

他喷了一口浓烟，说道：“是的，每天都是这样。”

说完，他用一个铜币在大理石的台面上慢吞吞地叩了几下，嘴里喊道：“兄弟，来两杯啤酒！”

远处的吧台里，一个声音重复说：“四号台子两杯啤酒！”紧接着更远一点地方又响起了另外一个尖锐声音：“来——啦！”

随后，一个身上系着白色围裙，手上端着两大杯啤酒的人出现了，他一路跑着，手里黄颜色的啤酒在他的颠簸中，一路点点滴滴地洒在铺着沙子的地面上。

德·巴雷一口气喝干了他杯中的啤酒，他把杯子放在桌上，用力啜吸着留在胡髭上的泡沫。随后他问道：“有什么新闻吗？”

有什么新闻值得告诉他呢，这我实在不知道，于是结结巴巴地说：“没有，没有什么新闻，老朋友。我，我是个商人。”

他的语气始终平静，他说：“这么说……你对做生意感兴趣了？”

“不感兴趣，不过怎么说呢，人总得做点事情啊！”

“为什么一定要做点事情呢？”

“这……为了不让自己闲着啊！”

“这又有什么用呢？你看我，我什么都不做，从来也什么都没做过。一个人手中没有分文时，他要去工作吃饭糊口，这我倒理解；但如果一个人生活过得去，再去工作，这就没有意义了。工作有什么用？你工作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别人？如果为了你自己，那么这就是你感兴趣，这当然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不过如果这样做是为了别人，那你就是一个笨蛋。”

说到这里，他把烟斗放到大理石台面上敲了敲，又大喊一声：“兄弟，来一杯啤酒！”之后他对我说：“和你的谈话让我口干舌燥，我已经没有谈话的习惯了。是的，我吗，我什么都不干，我无拘无束，随随便便，自由得很，我已经老了。我想就算到了临死的时候，我什么遗憾都不会有。除了这家啤酒店，我没有别的可留恋的东西。我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既无忧虑，也无悲伤，是的，我什么都没有。不过我觉得这样最好。”

刚送来的一杯啤酒又被他喝干了，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又抽起烟斗来。

我呆呆地看着他。我问他：“你总不会一直都是这样的吧？”

“很抱歉呀，我一直如此，从中学时代起就这样了。”

“可，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怎么能算是一种生活啊，老朋友，这样很可怕。我觉得，你总得做点什么，喜欢点什么吧，你应该有几个朋友才对。”

“不，我现在这样很好。我每天中午起床，接着来到这里吃午饭，喝上几杯啤酒，等着天黑——然后，我吃晚饭，我再喝上几杯啤酒，等到了凌晨一点半钟，我就回去睡觉——因为这里关门了，这是最叫我讨厌的地方，怎么可以关门呢。十年来，我足足有六年的时间是在这个角落里度过的，就在我坐着的这张凳子上；至于其他的时间，那就是在我的床上了。此外，我哪里都不去。当然，有时我也跟几个老顾客聊聊天什么的。”

“不过，你到了巴黎以后，最初是做什么的？”

“我学习法律……在梅迪西咖啡馆。”

“后来呢？”

“后来……我过了河，来到这里。”

“那你为什么要费力做这些呢？”

“有什么办法呢？你总不能一辈子都留在拉丁区啊，那些大学生吵得太厉害。不过现在我不会再动了——伙计，来一杯啤酒！”

不知出于什么想法，我认为他是在愚弄我，所以我便继续追问下去：“好啦，我希望你能坦率一点，我觉得你一定经历过一件十分伤心的事，我猜大概是失恋吧？你这个人肯定受过不幸的打击。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三十五岁，不过看上去至少四十五岁了。”

我望着他的脸仔细打量了一番。由于没有好好地保养，他的脸上已经有了明显的皱纹，看上去简直就是一张老人的脸。在他头顶处的头皮上，几根剩下的头发很长，孤零零地飘来飘去。他的眉毛很粗，唇髭浓密，留着一把凌乱的大胡子。不知什么原因，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一只盛满黑黝黝脏水的脸盆，而盆里的那些黑漆漆的水就是洗过他的这头毛发剩下来的。我对他说：“说句实话，你的样子看上去确实比你的年龄更老，你肯定有过什么伤心的事情，才会落到这副田地。”

他回答：“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我衰老得这么厉害的原因，是因为我从来吸不到新鲜空气。你可能无法想象，没有比咖啡馆里的生活更伤人的了。”

我还是不相信他的话，我说：“那么你一定花天酒地过，一个人如果不过分沉溺在女人身上，头绝对不会像你这样秃的。”

他依旧平静地摇摇头。随着他摇摆的动作，一些白色的头屑从他头上所剩无几的几根头发里散落下来，落在他的背上。“不，我从来没有放荡过。”他说着仰起脸来看着头上的分枝吊灯，吊灯的光热把我们的头顶照得热烘烘的，“要说我秃顶，那是煤气的责任，它是头发的大敌——兄弟，来一杯啤酒！——你不渴吗？”

“谢谢，我不渴。不过，你确实很令我感兴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消沉的？这很不正常，也不自然，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原因才对。”

“不错，不过这要从我的童年谈起。在我很小的时候曾受过一次打击，就是那一次打击，令我对一切都感到悲观，它甚至决定了我的一生。”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事呢？”

“你想知道？那么你就好好听着，我把这件事说给你听。你一定还记得我那个城堡吧，那个我生长的地方——你不是在学校放假期间里来过五六次吗？你还记得那座灰色的大房子吧？它坐落在一个大花园中央，还有那些两边长着茂盛的橡树，向四面八方伸展的长长的林荫道！当然，你也该记得我的父母，他们两个都是过分庄重严肃的人。

“从小，我就很喜爱我的母亲，但对于我的父亲，我很是畏惧；不过我对他们两人都很尊重，而且也见惯了那些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的人们。在当地，他们是家世显赫的伯爵先生和伯爵夫人。我们的邻居塔纳马尔家、拉弗莱家、布雷纳维尔家，对我的父母也显得格外尊重。

“那年，我十三岁，正是整天无忧无虑的年纪，我每天都快快乐乐的，对什么都满意，就像所有这个年纪的人一样，心里充满了幸福感。

“然而不幸的一幕就在那时发生了，那是在九月底的一天，当时我正在花园树丛的枝叶间奔跑着装狼玩，就在我跑过一条林荫路时，看到我的爸爸妈妈也在那里散步。

“这一情景即便是在今天回想起来，还是那么清晰，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那是个刮大风的日子，一阵阵的狂风把成排的树木都吹得弯下腰来，来回摇摆着、呻吟着，发出呼啸的声音——就是暴风雨中的森林发出的那种喑哑、深沉的呼啸声。一些枯黄的被风吹离枝桠的树叶像小鸟一样在空中飞舞着，打着旋，落下来，然后就像那些跑得飞快的动物一样，沿着林荫道向前飞滚而去着。

“天色已经晚了，矮树林中开始变得很阴暗。呼啸的风声和摇晃的树枝刺激着我，使我兴奋不已。我像一个发了疯的人一样发狂地奔跑，一边跑一边还学着狼的嗥叫。

“我又看到了我的父母，于是就从树枝下偷偷摸摸地向他们走去，我本来是想吓他们一跳的，好像我真是一个不怀好意的坏人似的。

“我小心移动着，但正当我走到离他们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时，一阵怒喊声响了起来，我一下子吓得停下脚步。声音来自我的父亲，他正在大发雷霆，他大声喊道：‘你的母亲就是个蠢货；再说，这是你自己的事，与你的母亲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我就是需要这笔钱，我就是要你签字。’我妈妈坚定地回答：‘我不签。这是让的财产，我要给他留着。我不愿意你像挥霍你自己的财产一样，又把这份属于让的财产挥霍在那些妓女和女佣人身上。’

“这时，我爸爸的情绪很激动，愤怒让他浑身发抖。突然，他转过身来，一把抓住我妈妈的颈项，然后挥起他的另外一只手，对准我妈妈的脸就拼命地打起来。

“我妈妈的帽子被他打掉了，头发披散开来。我看得出她想避开这些巴掌，但是她逃避不掉。而我的爸爸呢，就像疯了一般，左右开打，打得我妈妈两手抱住头，躺在地上直打滚。我爸爸似乎觉得不解恨，又硬是把她翻过来，掰开她护住脸的双手，继续打她。

“至于我呢，亲爱的，我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就要到末日了，那些永恒的法则也已经被改变了。我惊慌失措，没有一点儿办法，就像人们遇到超乎自然法则的事情，面临巨大的灾难和无法补救的创伤时的感觉一样。我的幼稚的头脑迷乱了，我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发疯了。在这种恐惧和痛苦的交加下，我早已被惊吓得魂飞魄散，所以，我也不知为什么就那样拼命大叫起来。我父亲听到我的叫声，回转过头来，发现我站在那里，他就站起身朝我走过来。我当时害怕极了，我认为他要把我弄死，所以就像一只被追捕的野兽一样逃走了。我沿着一个方向笔直地向前冲，一直跑到树林里。

“我跑了很久，可能跑了一个小时也可能跑了两个小时，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天开始慢慢黑下来了，精疲力竭的我一头倒在一块草地上。内心升腾起的恐惧使我一直惊慌失措，神魂不安，一种深深的悲伤折磨着我，这种悲伤具有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它能使一颗可怜的孩子的心永远破碎。再后来，我感到饥寒交迫，直到天亮了我都不敢爬起来，不敢走动也不敢回去，更不敢再跑；我怕会遇到我的父亲，我这辈子都不愿再见到他，一辈子都不要。

“如果不是守林人发现我，硬要把我送回去，也许我会因为饥饿和痛苦死在那棵树下面的。我发现我父母的脸色一如平常，没有一点儿担忧的神色。我的妈妈只是对我说：‘坏孩子，你真是把我吓坏了。为了你，我一夜没有睡。’我没有回答我妈妈的话，不过我哭起来。我的父亲也没有说一句话。

“一个星期后，我回到学校里。就是这样，亲爱的，对我来说我的一切就这么完了。我看到了事物的另一面，坏的一面。也是从这一天起，我再也看不到事物好的一面了。其实，我自己也搞不懂，我的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到底是什么古怪的东西让我的思想有了转变？不过这都不重要了，从此我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对什么都不再心怀向往，对任何人都失去了爱心，对任何东西都不企求；我既没有雄心壮志，也没有任何的希望要求。

“从那之后，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一幅场景，那是我可怜的妈妈躺在林荫道的地上被我父亲毒打的场景。几年以后，我妈妈就死了。我的父亲到现在还活着，不过我没有再见过他。兄弟，来一杯啤酒！……”

啤酒又送来了，他还是一饮而尽。不过当他重新点起烟斗时，由于手抖得厉害竟然把烟斗给折断了。他显然很失望，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很遗憾地说：“看看，这才是一件真正值得伤心的事呢！我需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将一根新烟斗重新熏黑成这个样子。”

此时，大厅里喝酒的人已经坐满了，整个大厅里烟雾弥漫。他又发出他那永恒不变的叫声：“兄弟，来一杯啤酒！——外加一根新的烟斗！”

归来

大海用它的浪涛拍打着海岸，短促而单调。一朵朵白云像鸟儿一般被疾风吹送着，掠过一望无际的湛蓝色的天空。在这条向海边倾斜的小山沟里，坐落着一个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村庄。

马丹·莱韦斯克家就在这个村庄的入口处，显得孤零零的。这是一所渔夫住的小屋，黏土筑起的墙，茅草搭建的屋顶，上面赫然长着一簇簇像羽毛饰似的蓝色鸢尾草。门口一块四四方方的园地，小得像块手帕，里面种着一些洋葱、几棵甘蓝，还有一点欧芹和雪维菜。一道篱笆将它和大路隔开。

此刻，男的出海捕鱼去了，女的在屋前修补一张棕色大渔网的网眼。渔网挂在墙上，看过去就像一张其大无比的蜘蛛网。园子门口，有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坐在草垫椅子上，椅子微微向后倾斜，她正背靠着栅栏，缝补衣服。这种衣服，只有穷苦人家才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另一个小姑娘，比她小一岁，正把身子晃来晃去地哄着怀里的婴儿；婴儿还不会说话，既没有表情，也不会做动作。另外，还有两个男孩子，一个两岁，一个三岁，面对面地坐在地上，用他们还不灵巧的小手挖泥巴，偶尔他们会抓起一把沙土，你朝我脸上扔一下，我朝你脸上扔一把。

没有人讲话，除了那个被哄着的婴儿断断续续地啼哭几下，哭声细而微弱。一只猫在窗台上小睡。靠墙的一排紫罗兰开得很好，看过去就像给墙脚垫上一道白色美丽的花边。扫兴的是有一群苍蝇在上面嗡嗡地飞来飞去。

突然，在园子门口补衣服的小姑娘喊道：“妈妈！”

女的问道：“什么事啊？”

“他又来了。”

其实一大早开始，她们就非常不安，因为有个男人总在他们家四周转来转去。男人上了年纪，模样像个穷苦人。女的带着孩子们送男的出海时，这个人就坐在门对面的沟边上，当他们从海滨回来的时候，他还坐在那里，而且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们的房子。他看上去像是有病，生活也应该很穷困。一个多小时，他就坐在那里一动未动。后来他似乎觉察出有人把他当做坏人，这才站起来，拖着两条腿走开了。

但没过多久，他又拖着无力的步子出现在女孩的视线里。然后他又坐下来，和上次不一样的是这次他坐得稍微远一点。那种感觉，就像他坐在那里是专门为了窥探她们的。

母亲和两个女儿不安起来。特别是母亲，因为她天生胆子就小，加上她的男人要到天黑才能出海回来。她的男人叫莱韦斯克，她叫马丹，人们就喊他们“马丹·莱韦斯克”。这样叫也是有原因的：她结过两次婚，第一个丈夫是个水手，名叫马丹，每年夏天他都要到纽芬兰岛去捕鳕鱼。

婚后两年，她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后来他所在的那艘大海船——迪耶普的三桅船“两姐妹”号失踪时，她肚子里的第二个孩子已经六个月了。从那以后，这艘船便没有了任何消息，而船上的水手一个也没有回来。时间长了，大家便认定这艘船连人带货全都遇难了。

她等了她丈夫十年，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才将两个孩子拉扯长大。她身体健壮，为人也善良，莱韦斯克对她很有好感。莱韦斯克是个鳏夫，和她的前夫一样，也是个水手。他带着儿子一起过活。后来，他向她求婚，她答应了，三年中她又为他生了两个孩子。

生活虽然艰辛，但他们依旧勤勤恳恳。面包对于他们都是昂贵的，更别说肉了。在冬季刮大风的那几个月里，他们的日子更为窘迫，有时还欠面包店的账。不过几个孩子都还争气，身体长得都很结实。平时邻里间聊天，大家都说：“马丹·莱韦斯克两口子全是老实本分人。马丹大婶吃苦耐劳，莱韦斯克捕鱼的本领也是一等的。”

这时，坐在门口的小姑娘又说话了：“他好像认识我们。又或者是从埃普维尔或奥泽博斯克来的穷人。”

不过马丹大婶心里明白。不，不，他不是本地人，肯定不是！

那人就像一根木桩一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睛就那么死死地盯住马丹·莱韦斯克家的房子。终于，马丹大婶发火了，内心的恐惧使她变得异常勇敢，她抓起一把铁锹走到门口。

“您在这儿做什么？”她朝眼前的这个流浪汉喊道。

“我在乘凉啊，我妨碍到您了吗？”他的声音嘶哑。

她没回答这人的问题，接着问：“您为什么老是看着我们的家，就像在监视什么似的？”

男人辩驳：“我又没有妨碍任何人，难道连在大路上坐一坐都不可以吗？”

她问得一愣，又没有什么话来反驳他，只好转身走回家里。

这一天，过得很慢，时间显得长了许多。靠近中午时，这个人不见了，但五点左右他又从门前走过。直到晚上，他再没有出现。

天黑透的时候，莱韦斯克回来了。马丹大婶和孩子们把白天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听了安慰说：“这没什么，要么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不然就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家伙。”说完，他便毫无忧虑地睡了。可马丹大婶却一直在想着这个徘徊不去的人，他看她的眼神总是透着些许的古怪。

天亮后突然刮起了大风，莱韦斯克知道不能出海了，就帮助妻子补渔网。九点的光景，负责去买面包的大女儿气急败坏地跑回来，神色紧张地对马丹大婶说：“妈妈，那个人又来了！”

马丹大婶顿时不安起来，一张脸毫无血色，然后她对丈夫说：“莱韦斯克，你去对他说，让他不要再来骚扰我们了，我被他搞得很不安。”

莱韦斯克身材高大，红褐色的脸膛显得很严肃，一嘴又浓又红的胡子，蓝眼睛中露出一个黑瞳仁，为了抵挡洋面上的风雨，他的脖子上常年围着一条毛围巾。他听了妻子的话后不慌不忙走出去，他来到流浪汉身边坐下，然后交谈起来。马丹大婶和孩子们都捏着一把汗，站在远处提心吊胆地看着他们。

就在这时，那个流浪汉起身和莱韦斯克一同向房子这边走来。马丹大婶见状吓得直往后退。莱韦斯克温和地对她说：“拿点面包给他，再倒一杯苹果酒吧。真可怜，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随后，他们俩走进屋里，马丹大婶和孩子们则跟在后面。流浪汉在桌边坐下，不顾众人的眼光低着头吃起东西来。马丹大婶就站在一旁盯着他看。她的两个大点儿女儿倚在门上，其中一个抱着那个最小的孩子。她们就那么望着他吃，眼睛里满是馋涎欲滴的窘相。两个小男孩则坐在壁炉的灰坑里，也不再玩弄手里的黑锅子了，似乎觉得这个不速之客更为有趣。莱韦斯克拉了一把椅子也在流浪汉身边坐下来，他问：“如此说来，您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了？”

“我是从塞特来的。”

“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

“可不是，就是这样走来的。我身上没有钱，还能有什么法子。”

“那么您要到哪里去呢？”

“就到这里。”

“您在这里有亲人吗？”

“有可能有。”

他们没有继续往下讲。尽管很饿了，但流浪汉吃得很慢，他每吃一口面包后就喝上一口苹果酒。他的脸很憔悴，瘦得厉害，皱纹布满了整张脸，看上去是个饱经沧桑的人。莱韦斯克突然问他：“那么，您叫什么名字？”

他低着头回答说：“我叫马丹。”

马丹大婶突然一阵哆嗦，她立刻上前一步，好像要靠得更近一些以便把这个流浪汉看个清楚。之后，她张着嘴，双手无力地垂下来，一动不动地站在他的面前。没有人再说一句话。

似乎过了很久，莱韦斯克最后又问了一句：“您是这里人吗？”

“我是这里人。”他终于抬起了头。当他的眼睛和马丹大婶的眼睛相撞后，两个人呆住了。他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好像被什么东西摄住了似的。

突然，马丹大婶开口了，但声音却和从前不一样，低低的，颤抖着，她说：“是你吗，当家的？”

他望着她，缓慢却清楚地回答说：“是的，是我。”他一边说一边继续嚼着他的面包，看上去并不激动。而莱韦斯克吃惊却是多于激动，他结结巴巴地问：“真的是你吗，马丹？”

答案依旧：“是的，是我。”

“那么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非洲海岸来的。我们所在的船触礁沉没了，只有我和皮卡尔、瓦蒂内尔我们三个人得救。后来我们被野人捉住，一关就是十二年。皮卡尔和瓦蒂内尔都相继死去。我是被一个路过那里的英国游客救出来的，他把我带到塞特，然后我就自己回来了。”

马丹大婶听完，用围裙捂住脸悲恸地哭了起来。莱韦斯克问：“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

马丹望着莱韦斯克问：“你就是她的男人吧？”

莱韦斯克答道：“是的，我是她的男人。”

然后，他们互相看看，都没有吭声。

在大家沉默的间隙，马丹仔细打量了马丹大婶身边的这几个孩子，然后朝两个小姑娘点了点头，问道：“她们两个是我的孩子吧？”

莱韦斯克回答说：“是的。”

马丹听了既没有站起来，也没有去拥吻她们，只是说了一句：“上帝，她们都长这么大了！”

莱韦斯克似乎有些不知所措了，他又重复了一句：“我们怎么办呢？”

马丹看着眼前的人，他其实也很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他下了决心，说：“由你来决定吧，我会按照你的意见办。我十分不想让你为难，不过现在麻烦的是这所房子。我有两个孩子，你有三个，那么各人的孩子就归各人的。至于孩子他妈，跟你生活还是跟我生活，我听你的意见，随便怎么办我都同意。不过房子你要给我，因为这是我的父亲留给我的，我就是在这所房子里出生的，房子的证明一直存在公证人那里。”

在他们谈话的期间，马丹大婶一直用蓝布围裙蒙着脸，低声抽抽噎噎地哭泣着。两个大女儿走到母亲身边来，不安地望着她们的父亲。他已经吃完了。这一下他也发问了：“是呢，我们怎么办呢？”

这时，莱韦斯克突然想出一个主意，他说：“到神甫那里去吧，他会帮我们做出决定的。”

马丹此刻站了起来，朝马丹大婶走过去，马丹大婶见苦苦等待了十多年的丈夫向自己走过来，便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呜呜咽咽地哭着说：“我的丈夫！你回来啦！马丹，我可怜的马丹，你回来啦！”

她紧紧抱住他，过去种种回忆突然纷至沓来，掠过她的脑际，她回想起他们二十岁时的生活，还有他们最初的拥抱。

显然，马丹也非常激动，他吻着她的帽子。在壁炉里玩耍的两个小男孩听见他们的妈妈哭了，也一齐跟着大哭大叫起来；马丹大婶的二女儿抱着的那个婴儿也扯着嗓子尖声尖气地啼哭起来，那声音听上去就像是走了调子的笛子。

莱韦斯克站在那里，等候了一会儿。之后，他说“走吧，先去把事情办妥再说吧。”

然后，马丹便放开妻子，又看了看自己的两个女儿。马丹大婶对两个女儿说：“你们至少该亲吻一下你们的爸爸啊。”姐妹俩听了同时走到马丹面前，从神情上看，她们似乎并不激动，只是惊讶中夹杂着一些恐惧。马丹把两个女儿一起拥进怀里，并像乡下人那样在她们的两颊上依次轻而响亮地吻了一下。那个在二女儿怀中的婴儿看见一个陌生人出现在自己跟前，不禁发狂地尖叫起来，差点惊厥过去。

随后两个男人一起走出去了。

他们走过友谊咖啡馆门口时，莱韦斯克说：“我们去喝上一杯，怎么样？”

“好啊，我赞成。”马丹说。

他们统一了意见后，便走进去，在还没有上座的大厅里坐下来。莱韦斯克叫道：“喂！希科，来两杯白兰地，要上好的。你还不知道吧，马丹回来了，就是我现在女人的原来的丈夫，那个叫马丹的，还记得那条失踪的叫做‘两姐妹’的船吗，水手马丹当时也在上面。”

小酒馆老板听到莱韦斯克这么一说，便一只手拿着三只玻璃杯，一只手拿着一只长颈大肚小酒瓶，腆着他那肥胖的大肚子走过来；他满脸通红，一身肥肉异常明显，他神色安详地问道：“啊！你回来啦，马丹？”

马丹随即回答说：“是的，我回来啦！”

被抛弃的人

“实话说，在这种热得要命天气里跑到乡下散步，亲爱的，我想你一定是疯了。这两个月来，在你的头脑里总是不断地产生一些古怪的念头。你就这样，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就把我带到海边来了。想想看，我们结婚四十五年来，你还从来没有这样异想天开过。你不容分说就选定了费康这个倒霉的城市，现在又那么狂热地想要往外跑。要知道一直以来你都是一个不喜欢活动的人，可是却选择了在这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里到田野里去散步。你还是去叫德·阿普勒瓦尔陪你一起去疯吧，我相信他对你的这些心血来潮的念头一定会顺从的。至于我，我可要回去睡午觉了。”

德·卡杜尔太太听完丈夫一番不情愿的话，然后转过身子朝她的老朋友说道：“您愿意跟我一同去吗，德·阿普勒瓦尔？”

德·阿普勒瓦尔微笑着，像从前那样殷勤有礼地弯了弯腰说：“您去什么地方，我也去什么地方。”

“那好，你们准备去中暑吧！”德·卡杜尔先生发表声明，他现在要做的是马上回到海滨浴场旅馆的床上去躺上一两个小时。

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德·卡杜尔太太和她的老伙伴德·阿普勒瓦尔准备了一下就马上出发了。她握住他的手，把声音压得非常低地说：“总算等到了！总算等到了！”

德·阿普勒瓦尔听了嘟嚷着说：“我看您是真的发疯了。我敢保您是发疯了。您想一想您冒的危险吧，要是这个人……”

“哎呀！亨利，说到他时，不准说‘这个人’！”德·卡杜尔太太顿时激动起来，很郑重地提醒着她的老伙伴。

德·阿普勒瓦尔的语气显然有些粗暴，他说：“好吧！如果我们的儿子猜出点什么事，如果他怀疑我们，他一定会抓住您，抓住我们不放的。真想不通，您一直没有见过他，既然四十年已经过来了，何苦今天一定非见他不可呢？”

他们沿着从海边到城里的一条长街走去，走了一段后开始向右拐，然后登上埃特勒塔：一个紧邻费康的小城的山坡。一条白色大路逶迤在火雨般的炽烈阳光下。在这盛夏中午的炎热中，他们迈着小步，慢慢地走着。德·卡杜尔太太搀着德·阿普勒瓦尔的手臂，一双眼睛像着了魔似地直愣愣地看着前方。

这时，她又开口说话了：“这么说，您后来也再没有看到过他？”

“没有，从来没有！”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要再进行这种没完没了的争论了。您现在有您的丈夫，我也有我的妻子儿女，我们彼此任谁都不能不顾虑大众的舆论。”

她听到这些，没有回答，而是陷入了遥远的回忆，回想他们年轻时代那些伤心的往事。就和一般年轻姑娘出嫁一样，她的父母把她嫁给了一个外交官。婚前她对她的未婚夫所知无多，不过后来她还是嫁给了他，并和他一起过着所有上流社会妇女过的那种生活。

而一个青年人的出现，让这一切发生了改变。这个青年人就是德·阿普勒瓦尔先生，他和她一样也是结过婚的，但他却深情地爱上了她。那期间在德·卡杜尔先生正好担负一项政治任务需要去印度常驻一段时间，就在这段时间里，她抵挡不住德·阿普勒瓦尔的感情攻势，屈服了。

是呀，她怎么抵挡得住呢？怎么拒绝得了呢？在她也同样那么深情地爱着他的情况下，她哪里有力量和勇气坚持拒绝呢？不能！真的不能，这实在太难了！明明相爱却要拒绝，这样让她太痛苦了！生活不是原本就如此的吗，恶毒而狡诈！你能够回避命运的某些打击，逃脱命中注定的事情吗？当身为一个女人的你，被孤孤单单地抛弃在家里，没有温情，没有孩子，你能够扼制在你心里不断升起的那股强烈的感情吗？这就好比要逃避白天，逃避阳光，在黑暗中终老一生一样，这简直是不可能做到的！

那些过往的细节在她的回忆中复苏一一呈现在她的眼前：他的吻，他的微笑，他来她家时站在门口看她的样子。那是一段多么幸福的日子啊，也是她唯一一段美好的日子，可是，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他们之间的那段快活时光也很快就结束了！后来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之后的那段日子，她是怎样的焦虑不安啊！她到南方旅行，那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她受到的那些苦楚，那些无休无止的恐惧，至今让她心有余悸！她躲在地中海边，藏在一座花园深处的一栋孤零零的瑞士山区木屋式的小别墅里，担惊受怕地连花园的门也不敢出，那是怎样的一段日子啊！

直到现在，她记得仍旧多么清楚。在她度过的那些漫长的白天里，她在一棵柑橘树下面躺着，眼睛望着绿叶丛中的那些红彤彤圆溜溜的果实。她心里是多么想出去走走，一直走到海边啊！墙外有清凉的海风吹来，她倾听着短促的波涛拍打海滩的声音，想象着广阔无垠的海面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片片白帆点缀在湛蓝的海面上，远处天边还矗立着一座高山。但她不敢走出去，她怕，万一被人认出来她该怎么办呢？她的身材已经走形，笨重的腰身带着她的羞耻似乎要暴露无遗！

那些等待的日子，还有最后那一段折磨人的日子！那些惊恐！那些要把人惊吓死的疼痛之后，直到那最可怕的一夜。这期间，她经受了多少痛苦的折磨啊！她清楚的记得那最后一夜，那一夜是怎样的一夜啊！她发狂地呻吟、叫喊，作为她的情夫德·阿普勒瓦尔那张苍白的面孔，即便到了今天依旧那么清楚地出现在她的眼前。当时他不停地吻她的手，她还记得那个胡须刮得光光的医生的面孔和护士头上戴的白帽子。

当婴儿的第一声像猫叫似的微弱的啼声，那挣扎出来的第一声男孩子的嗓音响起来时，她心里是一番怎样的激动啊！而第二天！第二天！那是她一生中唯一能够看到并亲吻她儿子的一天，因为从那以后，她就没有再见到过她的儿子，哪怕是一眼也没有！

从那时起，生活对她而言，变得漫长而空虚。她的头脑里时时刻刻，时时刻刻浮现出那个孩子的影子！她没再见过那个从她身体中诞生出来的小生命，没有再见过她的儿子，一次也没有。那个小小的生命被抱去，带走，然后被藏了起来。她只知道他在诺曼底的一户农民家长大，后来也成长为一个农民。再后来，他结了婚，很顺利地结了婚，因为他从他隐姓埋名的父亲那里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财产。

在这漫长的四十年里，有多少次她想去看看他，拥抱他一下啊！她无法想象他长大后的样子！她脑中想象的永远是她那一天曾经抱在怀里的，那个紧贴着她受伤的胸口的小人儿。

很多次，她对她的情夫这样说：“我再也不能忍耐了，我要见到他，我要去见他。”但每一次他总是拦住她，阻止她去。他怕她不会控制和掌握自己的情绪，他怕对方会猜出她的身份来，那样的话，对方可能会压榨她，那她就完了。

“不知道他现在生活怎么样？”她常常这样说。

“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再见到过他。”

“怎么能够这样呢？明明有一个儿子，却不敢和他相认，相反还害怕他，把他像耻辱一样丢掉。这太可怕了！”

他们相互说着一些困惑的话，在漫长的道路上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跋涉着，没完没了地爬着山坡，累得精疲力竭。她又说道：“谁说这不是一种惩罚呢？在他之后，我再没有别的孩子。不行，我再也抵挡不住要见到他的愿望了。其实四十年来，这个愿望一直盘踞在我心头，这一点，你，你们这些男人永远都不会懂的。想想看吧，我是一个快死的人了，或许我今生再也没有机会和他见上一面！……不能再见上一面！怎么可以这样呢？我怎么可以等上这么长的时间呢？我用了一生的时间来想他，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日子啊！我睡醒后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想他，四十年中，没有一天不是如此。这些，您懂吗？没有一天不是如此啊！我想到我的孩子，他如今怎么样了？我感到自己背负着沉重的罪过！在这种情况下，我难道还应该畏惧什么人吗？从一开始，我就应该丢开一切，跟着他，教育他，疼爱他的。如果那样，我肯定会活得更幸福一些。但我不敢啊，我是卑微胆怯的。我多痛苦啊！唉！这些可怜的被遗弃的孩子，他们对他们的亲生母亲应该是怎样的憎恨啊！”

说完这些，她陡然停住，因为哽咽塞住了她的喉咙。整个山谷在炙人的太阳光下，显得荒凉而寂静，只有蝈蝈儿在道路两边稀疏发黄的草丛里，发出连续不断的、单调的低鸣声。

“坐一会儿吧。”他说。

于是，她随着他走到沟边，两只手捂住脸，坐在地上，脸两侧鬈成螺旋形的白发散开披落下来。她坐在那里沉默地哭着，伤心到了极点。他在她面前站着，神情不安，不知对她说什么是好。后来他轻轻地说：“好啦……不要再哭了，要勇敢一些。”

她倔强地爬起来，说道：“我会勇敢的。”她擦了擦眼睛，迈着老妇人那种摇摇晃晃的细碎的步子，又朝前走去。

道路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延伸到一片树丛中，几户人家就坐落在这浓密的树丛中。他们已经听到铁匠铺里的铁锤在铁砧上敲打的声音，一下一下的，非常响亮。又走了不久，他们看到路的右边有一座低矮的房屋，一辆大车就停在房屋前。此刻，两个男人正在一个棚子下面给一匹马钉蹄铁。德·阿普勒瓦尔走上前去，大声喊着问道：“请问皮埃尔·贝内迪克的农庄在哪儿？”

那两个人中的其中一个回答道：“沿着左边紧靠小咖啡馆的这条路，然后笔直朝前走，过了波雷家农庄后的第三个农庄，靠近栅栏有一棵小冷杉的就是了，不会错的。”

他们按照指引，走上了左边这条路。现在她走得很慢，两条腿明显有些发软，心跳得尤其厉害，她感觉自己连气都透不过来了。

每走一步，她都像祈祷似地喃喃地说：“主啊！主啊！”过度的激动堵塞了她的喉咙，也使她的两条腿摇摇晃晃，好像脚筋被人割断了似的。

德·阿普勒瓦尔先生同样也激动不安，他的脸色有点发白，突然他对她说道：“要是您不能够好好克制感情，就会立刻露出马脚的。你得努力控制住自己才行。”

她结结巴巴地说：“您觉得我做得到吗？啊！那可是我的儿子！我就要见到我的儿子了！”

他们顺着夹在两个农庄院子中间的一条乡间小道走去，小道隐没在沟边的两行山毛榉树之间。突然，他们走到一扇树条编成的栅栏门前，看到有一棵长得还不太高大的冷杉就在那家门前。“就是这儿了。”他说。听到这句话，她猛然收住脚步，紧张地向里面张望着。

院子看上去很大，一直伸展到屋顶盖着茅草的小小的住宅前面，院子里还种着很多苹果树。住宅对面是马厩、谷仓、牛栏和鸡舍。一些车辆在一个石板瓦的屋顶下面停着：一辆大车，一辆双轮载重车，一辆带篷的双轮轻便马车。此外，还有四头小牛犊在树荫下啃吃着碧绿的青草，黑母鸡在院子里悠闲地转来转去。

院子里静悄悄的，什么声音都没有。房子的门是打开着的，但看不到一个人。他们走进去，一条黑狗立刻从平放在一棵大梨树下面的圆桶里跑出来，对着他们狂吠不止。

他们走到房前，靠墙的几块木板上放着四个蜂箱，麦秸编的圆顶排成一排。德·阿普勒瓦尔先生站在房前叫道：“请问有人吗？”

话音刚落，一个小孩跑出来了。这是一个小姑娘，十岁左右，穿着一件衬衫和一条羊毛裙，光着两条腿看上去脏兮兮的，女孩的神情既有点畏缩又有点阴沉沉的。她站在门框里面，好像是要拦住来者不让进去似的。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她问。

“你的父亲在家吗？”

“不在。”

“那么他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

“你妈妈呢？”

“在奶牛那里。”

“她马上就回来吗？”

“我不知道。”

而德·卡杜尔太太就像怕别人把她强行拖走似的，突然急急忙忙抢着说道：“不看见他我决不走。”

德·阿普勒瓦尔便安慰她说：“那我们等他好了，我亲爱的朋友。”

他们刚转过头，便看见一个手里拎着两只白铁桶的农妇朝房子这边走来。白铁桶看上去很沉，在太阳光的照射下，一闪一闪地发亮。她右腿有点跛，胸部裹缩在一件棕色毛衣里面，毛衣由于日晒雨淋，已经发焦褪色。又穷困又肮脏的她，看上去很像一个可怜的女佣。

“妈妈来了。”女孩子说。

农妇走到她的住房附近，用一种怀疑的神情恶狠狠地望了望这两个外来人一眼，随后走进房里，就好像他们根本不存在似的。农妇看上去很老，一张干瘪的脸又黄又僵硬，是那种属于乡下女人的呆板的脸。德·阿普勒瓦尔先生及时喊住她，说：“喂，太太，我们到这里来是想请求您卖两杯牛奶给我们。”

农妇听了把桶放下后又走出门，嘴里念叨着说：“我不卖牛奶。”

“我们走了很长时间的路，实在是太渴了。这位太太已经上了年纪，而且很累。请您看看，没有什么办法给我们弄点喝的吗？”

农妇用一副阴沉沉的目光不放心地打量着他们。最后，她像是拿定了主意：“既然你们到了这里，我就给你们弄点喝的吧。”说完，她又到屋里去了。

过了片刻，女孩出来，搬来两张椅子放在一棵苹果树下面；接着那位农妇又端着两碗上面泛着泡沫的牛奶出来，交到两个客人手中。然后她站在他们面前，一副要监视他们的模样，似乎想弄明白他们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你们是从费康来的吧？”她问。

德·阿普勒瓦尔先生回答道：“是的，我们是到费康来过夏天的。”说到这里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又说道：“您能不能每个星期卖几只小鸡给我们？”

农妇有些迟疑，后来回答说：“好吧。你们是不是要子鸡？”

“是的，要子鸡。”

“那么你们在市场上买小鸡什么价格？”

德·阿普勒瓦尔不知道，便转头德·卡杜尔太太道：“一只鸡多少钱？亲爱的，童子鸡什么价格？”

此刻，她已经两眼满含着泪水，结结巴巴地说道：“四到四个半法郎。”

农妇用眼角斜视着她，神情有些诧异，后来她问道：“这位太太怎么哭了，是生病了吧？”

德·阿普勒瓦尔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只得嗫嗫嚅嚅地回答说：“没有……没有……不过她……她在路上把一只表丢掉了，那是一只上好的表，所以她很难过。要是有人找到这只表，还烦请您通知我们。”

农妇没有回答德·阿普勒瓦尔的话，她认为这件事有点蹊跷。就在这时，她突然说：“我丈夫来了！”只有她一个人看见他走进来，因为她面对着栅栏。农妇的话让德·阿普勒瓦尔大吃一惊，而德·卡杜尔太太也从椅子上惊慌失措地掉转身子，差点晕过去。

大约在十步开外地方，一个男人正在拉一头母牛，他弓着背，气喘吁吁的，身体几乎弯成两截。他没有注意家里的两个陌生人，嘴里只是说着：“真可恶！这头不听话的畜生！”他说着朝牛栏走过去，将牛拖进牛栏里去了。

德·卡杜尔太太的眼泪突然干了，她惊慌失措地呆在那里，说话和思维的能力也都瞬间丧失了——她的儿子，这就是她的儿子！相同的思想也刺伤了德·阿普勒瓦尔，他声音慌乱地说：“这就是贝内迪克先生吗？”

农妇听到这么一问，不禁生了疑心，问道：“你们怎么知道他的名字的？”

德·阿普勒瓦尔回答说：“是大路拐弯处的那个铁匠告诉我们的。”

随后大家又都沉默了，他们两人的眼睛盯着牛栏的门，而那扇门像在墙上开了个窟窿似的，黑洞洞的，里面什么都看不见，但隐隐约约可以听到一些响动，那是人在忙着什么，还有踩在撒满麦秆的地面上变得轻微的脚步声。

贝内迪克从牛栏里走出来，擦着额头上的汗，慢吞吞地朝着住房这边走来。他佝偻着身子，步子迈得很大，每迈一步身体就往上一耸。他又一次在这两个外来人面前经过，仿佛并没有注意他们，只是对他的妻子说：“给我拿一罐苹果酒来，我渴了。”说完他就走到住房里面去了。而农妇则走向食物贮藏室，把两个远从巴黎来的人单独留在了院子里。

德·卡杜尔太太惊慌失措，结结巴巴地说：“我们走吧，亨利，我们走吧。”

德·阿普勒瓦尔抓住她的手臂，将她慢慢拉起来，并用尽全力扶住她，因为他清楚地感觉到她马上要倒下去了。他在一张椅子上丢下了五个法郎之后，他就拉着她走了。

一跨出那道栅栏门，她就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内心的痛苦让她全身发抖，她结结巴巴地说：“啊！啊！他如今的这副样子都是拜你所赐的！……”

此刻，他的面色也苍白得厉害，用生硬的腔调答道：“我做了我能为他做的事。他的农庄价值起码有八万法郎，就算城里中产阶级人家的子女，也不是人人都能得到这笔财产的。”

他们慢慢地往回走，没有再说一句话。一路上她一直在哭，泪水从眼里不住地流下来然后淌到她的双颊上。直到他们回到了费康，她的眼泪才终于止住了。

德·卡杜尔先生正等着他们吃晚饭，当他看到这两个人时便大笑起来，叫道：“好极了，看来我的妻子已经中暑过了，我非常高兴。真的，我确信她最近精神有点错乱了！”两个人沉默着，谁都没有回答他的话。这个做丈夫的似乎有些尴尬，只好搓着双手问道：“你们两个至少是做了一次愉快的散步，对吧？”

德·阿普勒瓦尔答道：“是的，我们很愉快，亲爱的，非常愉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果：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 / (俄罗斯) 托尔斯泰著;央金译.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9

ISBN 978-7-5699-0522-9

Ⅰ.①野…Ⅱ. ①托…②央…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Ⅳ.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4491号

新业文学经典丛书

野果：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

著    者|(俄罗斯)托尔斯泰

译    者|央  金

出版人|杨红卫

选题策划|黎  雨

责任编辑|胡俊生  杨  洋

装帧设计|张子墨

责任印制|刘  银

营销推广|新业文化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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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80599760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8.5

字    数|153千字

版    次|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99-0522-9

定    价|3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毛姆在《书与你》中曾提到：“养成阅读的习惯，使人受益无穷。很少有体育运动项目能适合盛年不再的你，让你不断从中获得满足，而游戏往往又需要我们找寻同伴共同完成，阅读则没有诸如此类的不便。书随时随地可以拿起来读，有要紧事必须立即处理时，又能随时放下，以后再接着读。如今的和乐时代，公共图书馆给予我们的娱乐就是阅读，何况普及本价钱又这么便宜，买一本来读没有什么难的。再者，养成阅读的习惯，就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生命中任何灾难降临的时候，往书本里一钻，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古人也说“开卷有益”。但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如何选取有益的读本来启迪心智，这就需要有一定的鉴别能力。

对此，叔本华在《论读书》里说：

“……对善于读书的人来说，决不滥读是很重要的。即使是时下享有盛名、大受欢迎的书，如一年内就数版的政治宗教小册子、小说、诗歌等，也切勿贸然拿来就读。要知道，为愚民而写作的人反而常会大受欢迎，不如把宝贵的时间用来专心阅读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这些书才真正使人开卷有益。

“坏书是灵魂的毒药，读得越少越好，而好书则是多多益善。因为一般人通常只读最新的出版物，而不读各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品，所以作家也就拘囿在流行思潮的小范围中，时代也就在自己的泥泞中越陷越深了。”

正如叔本华所言，“不读坏书”，因为人生短促，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出版好书，让大家有好书读。基于这样一个目的和愿景，便有了这样一套“国内外大家经典作品丛书”，希望这些“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能令大家“开卷有益”。

编  者

伊拉司

在乌芬省住着一个巴希开人，他的名字叫伊拉司。

伊拉司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是个勤俭持家的人，虽然不是很富裕，但也勉强给儿子娶了媳妇。儿子成家不到一年，他就撒手长辞了。那时伊拉司的父亲所有的遗产加在一起也不过七头公牛、两头母牛、二十只绵羊。不过自从伊拉司当家之后，他便同他的妻子一起，每天勤恳劳作——早晨比别人起得早，晚上比别人睡得晚。他们天天如此，辛勤劳作了三十五年，终于成为本地的大富翁。

如今，伊拉司一共有两百匹马、一百五十头牛、一千二百只羊，此外，他还雇了许多农夫给他放牧，又雇了一些农妇，替他喂牛，挤马奶，做牛油。如此一来，伊拉司顿时成了仆婢成群的大财主，乡邻们没有一个不羡慕他，忌妒他。他们背地里常说：“伊拉司真是交了鸿运了!穿的阔吃的也好，要什么有什么。像这种人活着才算有滋有味呢!”

自然，有了家财的伊拉司也结识了很多有钱有势的人，而且他们之间的交情都很不错。有些人羡慕他的财势，纷纷从远方跑来投奔他，他也个个好生招待，解衣推食，丝毫不吝啬。只要有人来访，他便立刻杀羊宰猪，忙成一片。他把马酪、清茶、羊肉等许多食物拿出来招待客人，如果客人来的多，他甚至还把大肥牛宰了用于待客。

伊拉司膝下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业已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女儿也出嫁了。那时候，伊拉司生活还不算富裕的时候，两个儿子都同他一起做工，牧马喂羊，吃了不少苦头。终于苦尽甘来，伊拉司成了远近皆知的富翁，两个儿子自然都养起高贵气来，田地也不种了，一天天变得游手好闲，都染上了纨绔的习气。大儿子爱喝酒，喝醉之后，每每打架生事。有一天竟被人活活打死。小儿子呢，娶了一个泼妇，那妇人整天在她丈夫面前搬弄是非，闹得一家人不得安生。小儿子又不听父亲伊拉司的话，最后伊拉司只得与他的儿子分开住。

伊拉司分给儿子房屋和牛马，让他们夫妻搬到外边去住。这么一来，他的财产就少了许多。不幸的是，那期间有好多羊病死，又遇着荒年，种的谷粒几乎都不生长，再加上冬天天寒又死了许多牲口，不少好马也染疫而死。那时，伊拉司真是交了厄运，况且他年岁已大，精力远不如从前，卖力气的事情自然也不能亲自去做。于是，财产也就所剩无几了。

到了他七十岁那年，皮服、庄稼、马具、厂车，种种家具变卖的变卖，老旧的老旧。一时间，伊拉司竟成了一个贫苦的人。唉，壮年的时候荣华享尽，不想到了老年却要遭受这样的苦楚，这真是他始料不及的事情。

如今，他的财产除了身上的衬衫、皮衣、破帽、坏鞋之外，竟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了。他与老妻沙姆拮据的情形，真是叫人心酸。他儿子自从分家以后，早已迁往远方；女儿也死了多时，举目无亲，竟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他。

那时他的邻居默哈买沙很怜悯他的境地。说来默哈买沙虽然算不上穷，但也不算富有，充其量也只是平平淡淡地度日子。但是他这个人的品性很善良，他看到伊拉司快要饿死的样子，心里很难过。出于同情，他就对伊拉司说：“你和你的老伴一起到我这里来吧。夏天请你在我的菜园里做工，冬天请你帮我喂牲口，沙姆就负责养牛和煮奶酪。吃喝一切的用度，全由我一人供给。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就请告诉我一声，我都可以给你。”

伊拉司自然是很感动，向默哈买沙道了几声谢，就同老伴一起到他家做工去了。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很辛苦，不过后来慢慢地习惯了，也就勤勤恳恳地出力工作了。

主人雇了这样的帮手，也觉得很得力，因为老人从前也做过主人，自然知道各种规矩。所以做工方面也不懒惰，很忠心替主人家办事。倒是作为主人的默哈买沙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他看见曾经那么高贵的一个人，竟然落到这步田地，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天默哈买沙家来了几个远房亲戚——其中一个人是个姆尔(俄国宗教中的司铎)。默哈买沙便叫伊拉司宰羊待客，伊拉司按照主人的吩咐将羊杀好，煮熟之后便端出来敬客。

客人在皮褥上坐下来，一边吃羊肉、喝牛酪，一边与默哈买沙讲话。伊拉司则进进出出忙着张罗客人。默哈买沙一回头正好看见伊拉司进来，便指着他对客人说：“你看见从门旁经过的老人家了吗?”客人说：“看见了，难道他有什么奇怪的事吗?”默哈买沙说：“奇怪倒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是这人的命不太好，你知道吗，他就是当年本地的大富翁——伊拉司。你从前应该听说过吧?”客人听了显然很惊诧，他说：“谁没听说过他的大名呢，只是他本人我倒是没有见过，只知道他名声很大呢!”默哈买沙说：“现如今，他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可怜人，他现在在我这里做工，他的老伴替我照料牲口。”

客人听完觉得很奇怪，不禁摇头咋舌，叹息着说：“可见这些所谓的幸福，就像车轮一般，一头高一头就低，如此循环，当真是没有一个准则来衡量。不过这老人家的运气已经这样糟糕了，他自己也觉得忧愁吗?”

默哈买沙说：“这一点儿外人就不知道了，不过单从外面看来，他见人倒也温和，脸上也看不到什么愁色，每天做工也没有什么抱怨的样子，这一点儿还真是让人纳闷呢。”

客人道：“能否让我和这位老人家说几句话？我想了解一下他对自己这一生的遭遇，有着怎样的感触。”

默哈买沙一边应和着一边高声喊道：“伊拉司，到这边来!请你来喝一杯牛酪，把你的老伴也一并请出来说几句话吧。”

一会儿工夫，伊拉司带着老伴一起来到客人和默哈买沙面前。他先向客人及主人请了一个安，又念了念祷告词，随后便挨着门坐在短椅子上，而他的老伴则揭开帘子到内室去，同女主人一起坐下。

默哈买沙给伊拉司倒了一杯牛酪，伊拉司接过之后伛偻着身子给众人道了谢，喝了一口就放下了。

客人问他说：“老人家，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回想从前那么优厚的生活你不觉得悲伤吗？在我看来你之前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啊，可是如今却流落到如此地步，想想难道不是很可怜吗?”

伊拉司听完，先是微微一笑，继而说：“说到幸福或不幸福的事情，我就算说给诸位听，你们或许也不会相信。不如问问我的老伴吧，她的性情耿直，心里想什么嘴上便说什么。她说给你们听的事情自然都是真实的。”

客人听了便对着帘子说：“那么就请教你了，对于之前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见解?”

沙姆说：“唉，我跟我的老头儿在一起已经有五十年了!从前，我们天天找寻幸福，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幸福却没有找到。如今我们的钱财没有了，就连我们老两口也来给人家做工了。或许这命运的转变在别人眼里是大劫难、大悲愁，可是这两年对我们而言，却是真正的幸福。没想到我们寻找了近五十年的幸福，就这样被我们找到了。所以，如今我们已经不需要别的什么东西了，这样的生活我们已经很知足了。”

沙姆的话，让客人很诧异，就是他们的主人默哈买沙也觉着她所说的话很奇怪。所以，他站了起来，把帘子揭开，他想要看看老妇人的脸色是什么样的。而这个时候老妇人也站起身来，她垂着两手，一边含着笑，一边看着她的丈夫。伊拉司的眼睛和老伴的眼睛撞在了一起，他也含着笑，什么话都没说。过了一会儿，老妇人又说：“我所说的这些都是实在的情形，我并不是随便和你们开什么玩笑。如今回想起往事，我们浪费了半辈子的时间要去找幸福，家有万贯财产的时候，我们一点儿也没有体味到过幸福的滋味，如今我们穷得几乎一无所有了，幸福就这么出人意料地出现了。那我们还有什么要找的呢?”

客人道：“那么照现在看，你们的幸福到底是什么呢?”

老妇说：“那我就把这里面的缘由从头讲给大家听听吧：从前我们有钱的时候，我和我的老头子没有过一刻平安的日子。那时候我们彼此也不太交谈，也不会去关照自己的内心，当然，更没有向上帝祷告过。因为我们光是自己的事情就够忙的了!一会儿客人来了，就要操心，想怎么请他吃饭，送什么样的东西给他，我们总不能让别人在背地里笑我们小气吧!等到客人走了，我们还要去看着家里的那些仆人，不许他们偷吃闲食，更不准他们偷懒。每一样事情都要自己管，你们说说，这种日子到什么时候算是个头呢!除了这些，我们还要惦记着小牛、小马，生怕它们被狼掠去了或者被贼偷去了。忙了一天好不容易等到了晚上，结果躺下睡觉也睡不踏实，担心绵羊会压死小羊。好不容易要睡着了吧，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情还没办，于是立刻起来，等到这件事情办好了，又想起今年怎样过冬的事情。总之，一天到晚总有操不完的心。那时，我和我的老头子真的是没有过一天惬意的日子，他说这件事情应该这样做，我偏说要那样做，吵架是经常有的事情。你们说这不是罪孽吗?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简直就是在操心和罪孽中活着!怎么还有可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呢?”

客人问：“那现在又是怎么样呢?”

老妇人说：“现在我们俩可以说是和和气气的，每一句话都是一心一意讲出来的，它们都出于爱情。我们也没有什么斗嘴的事，也没有什么挂心的事，天天所想的就是如何伺候我们的主人。我们两人都认真做工，觉得替主人做事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心里总想着莫要让主人吃什么大亏，这样我们才觉得踏实舒服。等我们做完了工，中饭也有了，晚饭也预备好了，马酪也喝了。等到天一冷，我们也有柴烧，也有皮衣穿。空闲下来的时候，我们也有时间关照我们的心灵了，还可以祷告祷告上帝。哎，五十年来满世界找不到的幸福，却不料如今竟这样轻轻松松便得到了!”

客人听到这里，都不禁笑起来。

伊拉司说：“诸位不要觉得我老伴的这些话可笑，这件事情也并不是笑话，而是我们人类应该有的生活。只是那时候我们太傻了，因为辛苦挣了那么多年的家业就这么没了，我们便常常哭泣。如今上帝用他的真理来开示我们!我们今天说的这些话，并不是要表明我们是何等的快乐，而是真诚地希望诸位能用你们的真心想一想这件事！”

客人中的那位姆尔听闻到此，整个人突然严肃起来，他说：“伊拉司和他的老伴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在的见解，他们说得很对，我想圣经上所说的也不过如此吧!”

这时，客人们都停止了笑，大家一起陷入了沉思中。

穷  人

火炉旁，渔夫的妻子桑娜正在补一张破旧的帆。屋外，寒风正呼啸得厉害，汹涌的海浪拍击着海岸，溅起来一阵阵的浪花。海上正起着大风暴，外面漆黑寒冷，但这间渔家的小屋中却显得十分温暖和舒适。房间里，地上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火炉里的火还没有熄，餐具整整齐齐地码在搁板上，发出净洁的亮光。一张挂着白色帐子的床上，五个孩子正在呼啸的海风声中安静地睡着。丈夫一大早便驾着小船出海捕鱼去了，可到了这时分还没有回来。桑娜听着屋外汹涌的浪涛声以及狂风的怒吼声，不禁心惊肉跳起来。

古老的钟表嘶哑地响着，敲了十下，十一下……可始终不见丈夫归来。担惊受怕的桑娜陷入了沉思∶丈夫不顾自己的身体，在如此寒冷的天气中不惜冒着风暴出去打鱼，而她自己也是从早到晚地干活，却也只能勉强填饱肚子。五个孩子常年没有鞋穿，不论冬夏都光着脚跑来跑去；吃的也只有黑面包和鱼。不过，还是要感谢上帝的，毕竟孩子们都还健康，只这一点，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桑娜听着屋外肆虐的风暴，一脸的担忧。“他现在在哪儿呢？上帝啊，请您保佑他，救救他，开开恩吧！”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在胸前划着十字。

休息尚早。桑娜站起身来，用一块很厚的围巾包在头上，提着马灯便走出门去。她想看看灯塔上的灯是不是还亮着，也不知道能不能看见丈夫的小船。

出了门，海面上什么也看不见。狂风掀起她的围巾，卷着被刮断的什么东西敲打着邻居家的门。桑娜想起了那个正在生病的邻居，原本她傍晚就想去探望的。

“唉，她身边没有一个人照顾她啊！”桑娜这么想着，便敲响了邻居家的门。她侧着耳朵听，只是屋内没有人答应。

“寡妇的日子真是艰难啊！”桑娜站在门口想，“孩子虽然不多——只有两个，但是全靠她一个人张罗照顾，如今她又生了病。唉，寡妇的日子真是难熬啊！还是先进去看看吧！”

桑娜再次敲响了门，之后又反复数次，仍旧没有人答应。

“喂，西蒙！”桑娜向着屋内喊了一声，心里不禁思量，难道是出什么事了？想到这里，她猛地推开门。

屋里没有生炉子，又潮湿又阴冷。桑娜高举着马灯，想看清楚病人到底在什么地方。首先她看到的是对着门的地方放着一张床，而床上仰面躺着的正是她的女邻居。此时，她已经一动不动，是那种只有死人才有的一副模样。桑娜想看清楚些，便把马灯举得更近一点儿，不错，正是西蒙。她头往后仰着，一张发青的脸上显出死一般的宁静，一只苍白僵硬的手仿佛要抓住什么似的，从稻草铺上垂了下来。就在这个死去的母亲旁边，两个很小的孩子正沉沉地睡着，他们都是卷曲的头发，圆圆的脸蛋，一件破旧的衣服盖在他们蜷缩着的身子上，两个浅黄色头发的小脑袋紧紧地靠在一起。

显然，是这个母亲在临死的时候，用自己的衣服盖在了他们的身上，还用一条旧头巾包住了他们的小脚。现在，两个孩子睡得又香又甜，他们的呼吸均匀而平稳。

桑娜解下自己的头巾，用来裹住这两个正睡着的孩子，把他们抱回了自己家里。她的心跳得很厉害，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觉得一定得这样做不可。她把两个熟睡的孩子放在了床上，让他们和自己的孩子们睡在一起，之后，她赶快又把帐子拉好。

此刻的桑娜脸色苍白，神情也十分激动。她有些忐忑起来，不安地想：“如果让丈夫看到了，他会说什么呢？这难道是闹着玩的吗？自己的五个孩子已经够让他为难的了……呀，是他回来啦？……不，不是，他还没回来！……为什么要把他们抱过来呢？……他一定会打我的！唉，那也是我活该，是我自作自受……被他打一顿也许心里会好过些！”

吱嘎一声，门开了，仿佛有人进来了。桑娜不禁一惊，忙从椅子上站起来。

“不，没有人！上帝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我要怎么对他说呢？”……桑娜坐在床前，久久地沉思着。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门开了，一股清新的海风直扑进屋子。又壮又黑的渔夫拖着湿淋淋的已经撕破了的渔网走了进来，他一边走，一边说：“嗨，我回来啦，桑娜！”

“哦，是你！”桑娜紧张地站起来，低着头，不敢抬起眼睛看丈夫。

“瞧，这样的夜晚！可真可怕！”

“是啊，是啊，天气简直坏透了！哦，今天鱼打得怎么样？”

“糟糕，很糟糕！什么也没有打到，你看，还把网给撕破了。倒霉，真是倒霉！这天气可真是坏得厉害！我都已经记不起几时有过这样的夜晚了。这样凶险的天气，还谈得上什么打鱼呢！不过还是要谢谢上帝，总算让我活着回来啦。……我不在，你今天在家里都做些什么呢？”

渔夫说着，把撕破的网拖进屋里，然后在炉子旁边坐了下来。

“我？”被丈夫这么一问，桑娜脸色立刻就发白了，她支吾着说，“我嘛……缝缝补补……风吼得这么厉害，真是让人害怕得紧。我可真是担心死你了！”

“是啊，是啊，”丈夫应和着说，“这天气真是活见鬼！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两个人突然都不说话了，他们沉默了一阵。

“你知道吗？”沉默一阵后，桑娜先开口说话了，“咱们的邻居西蒙死了。”

“哦？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昨天吧。唉！她死得真是惨哪！两个孩子都在她身边，睡着了。他们还那么小……一个还不会说话，另一个刚会爬……”说到这里，桑娜沉默了。

渔夫听了，皱起眉来，他的脸突然变得十分严肃和忧虑。“哦，这真是个问题！”他说着挠了挠后脑勺，又继续说，“那，你看怎么办？得把他们抱过来才行啊，和死人待在一起怎么行呢！哦，我们，我们总能熬过去的！快去！趁着他们还没有醒来。”

但桑娜只是坐着，一动不动。

“你是怎么啦？你难道不愿意吗？你这是怎么啦，桑娜？”

“你看，他们已经在这里啦。”桑娜说着拉开了帐子。

三  死

一

那是一个秋天。大道上两辆马车飞一般地跑着。前面那辆车上坐着两位女士：一位是憔悴瘦弱的夫人，一位是满面红光，体态丰盈的女仆。已经褪色的破帽子底下，女仆极干燥的短头发乱蓬蓬地披着；冻得发紫的手上戴着一双满是破洞的手套。她在不住地整理自己的一头乱发。毛毡围巾下面是一对高凸的胸脯，一起一伏，呼吸显得很急促。她那一双亮晶晶的黑眼睛，一会儿望向窗外看一晃而过的田地，一会儿看看自己的女主人，且露出十分忧愁的神情，一会儿又呆望向车厢的角落。在她头的侧边，挂着女主人的一顶帽子，她的膝下一只小狗懒懒地躺着，脚底下是许多小箱子横七竖八地放着。此刻，她的耳边只有轳轳的车轮声和清脆的玻璃撞击声响个不停。

女主人斜靠在背后的枕头上，两手搭在膝上，闭着眼睛，身体随着车子的颠簸颤巍巍地摇着。她轻皱了下眉头，跟着咳嗽了一下。她的头上戴着一个睡眠用的白纱网。一条蓝色的三角纱巾系在白嫩的颈间。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皮肤白嫩，两颊泛着胭脂红，这一切都能显出她的美貌。她的嘴唇看上去十分干燥，两道眉毛格外浓重。她是生病了的，此时，她正闭着眼睛养神，神情显得十分疲惫。

车外，一个仆人正靠在车椅上打盹。而车夫则一边嚷着，一边用力地鞭打那匹满身是汗的马；间或回头看一下后面的那辆车。泥土道上车痕又深又宽。那时候天气又阴又冷。田地里和大道上都笼罩着一层浓雾，就连车里也都弥漫着尘土。病妇回过头来，慢慢地张开一双清秀的眼睛，恨恨地说了句“又这样了”，便用抬起瘦弱的手推开了碰到她脚的女仆的外套。她一边推着，嘴里又一边喃喃着，不知在说些什么话。

见此情景，女仆玛德莱沙便站起来，把自己的外套收拾好，又坐下来。病妇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女仆在收拾。之后，她两手撑在座位上，原本想挪一挪身体靠上坐一点，可最终还是没有力气。她生气极了，便对这女仆说：“麻烦你帮一帮我，好不好？咳嗽就不必帮了！我自己也会的，不过劳烦你不要把你的东西放我身边。”说完，她便闭了闭眼睛，随即却又睁开眼来看那女仆。玛德莱沙也看了她一眼，什么也不说，只是紧紧地咬着嘴唇。病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气还未叹完，却又咳嗽起来。她只得翻了一个身，浓黑的眉毛皱了皱，两手捂住胸脯，这样一来，咳嗽总算是止住了。她又闭着眼睛，坐在那里一点也不动。

等两辆车跑进村子时，玛德莱沙伸出双手开始祈祷起来。病妇问：“你这是干什么？”她答：“到一站了。”病妇说：“我是问你，你为什么在这里祈祷？”她又答：“太太，你看，那不是教堂吗!”病妇听了，忙回过身，学着女仆的样子朝着窗外一所大教堂，慢慢地祷告。

两辆车都在站前停下。病妇的丈夫和医生从另一辆车里走出来，他们来到病妇的车前。医生先是摸了摸病妇的脉，问：“现在你感觉怎样?”丈夫也问她：“亲爱的，你不累吗?不想出来走走吗?”这时，女仆已经收拾好包袱，站在一旁，她没有打扰他们的谈话。病妇答道：“没有什么感觉。还是老样子。我就不出去了。”

她丈夫在外面站了一会儿，便到车站休息厅里去了。玛德莱沙也跳下车来，她蹑着脚，踩着泥泞一路走到大门处。此时，只剩下医生还站在车前。病妇笑着对他说：“虽说我的情形不好，那你也不能为这就不吃早饭了。”医生听了，只好迈着轻缓的步子向站里走去。医生刚走，病妇幽幽地说：“显然我的身体状况让他们都无法开心起来。唉，我的上帝!”

医生走进站里，正遇见病妇的丈夫，那位丈夫笑着对他说：“我叫人把茶具拿进来，你觉得怎样?”医生道：“当然可以。”丈夫皱了皱眉，叹了一口气，问：“我太太的病情究竟怎么样?”医生回答说：“我早对你说过，她根本不可能到达意大利，能到莫斯科，就已经很不错了。况且又是这样的天气，更难说了。”那丈夫一边用手蒙住眼睛，一边说：“唉，那我该怎么办呢?”话刚说完，他就看见一个人把茶具拿来，于是喊道：“拿到这里来吧!”医生耸耸肩，说：“我看还是让她留在这里吧。”丈夫说：“除此之外我还能怎么办呢?我已经想了许多法子阻拦她。我说我们到外国去根本不现实，一来我们的存款不多，二来小孩子们又需留在国内，三来我们的工作又很忙。可是不管我怎样说，她始终听不进去。她还是在那里计划着到外国该如何生活，她从来不想她是个病人的事实。可是，如果对她说出真实的病情，那不等于是要杀死她吗?”医生安慰他：“你应该明白，她已经是死的了。人没有肺，是活不了的。肺没有了，怎么能再生出来呢？我知道，这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事情，可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法子啊?到这个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是让她走得平静些。但这需要有教士跟随着才好。”丈夫叹气：“唉，可你也要明白我现在的处境。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听天由命，随着她的心愿来，我是不能向她说实情的。你一定也了解，她可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医生听了，摇了摇头：“我看还是劝她留在这里过了这个冬天再做打算吧。不然接下来的道路就恐怕更艰难了。”

一个小姑娘从站上走到门前台阶处，嘴里嚷道：“阿克舒沙!阿克舒沙!快到那边去看看吧，有一位从剂尔金城来的太太。听说是因为痨病，才要到外国去的。我还没有看见过得痨病的人是什么样的呢。”阿克舒沙听到这话，立刻跳到门外边。于是，两人手拉着手跑了出去。来到门口，他们蹑着脚，站在车前探头向里面看去，那个被小姑娘认作是痨病病人的女士也回头看他们，见他们脸上都露出惊奇的神色。她不解，皱了皱眉，便又回过头去了。那个小姑娘赶紧回过头来对阿克舒沙说：“哦，简直太美了!真是很少见的!我看着心里觉得难过极了。阿克舒沙，你看见了没有?”阿克舒沙答应道：“啊!看到了，她真是太瘦了!再看一看去吧。你看，她又回过头来了。我又看见她了。唉，真可怜，玛沙!”被唤做玛沙的小姑娘说：“这地上真是脏得很。”说完，两人便回门里去了。

病妇想：“可见我这个人实在是很可怕的了!还是尽快到外国去吧，那时我的病就可以痊愈了。”

过了一些时间，她丈夫又来到车前，一边嚼着面包，一边说：“亲爱的，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了?”她想：“总是这样的话，有什么意思呢，你自己不是还在里面吃东西。”想罢，她无精打采地说：“没有什么。”丈夫又说：“亲爱的，我怕这种天气舟车劳顿，对你的身体很不好。埃度阿尔也是这样说的，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她听了丈夫的话十分生气，索性一句话也不再说。丈夫又道：“等天气好了，道路好些了，那时候你的身体也稍为强壮一些了，我们再到外国去，好不好？”她道：“别怪我直言，如果一开始我就不听你的话，那么现在我早就到柏林了，这身病怕也好的差不多了。”丈夫说：“唉，这是不可能的。你只要再在国内待上一个月，你的病就会好起来，那时我的事情也办完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带着儿女们一起去。”她不悦：“儿女们身体都很健康，而我却病着呢。”丈夫继续安慰：“你看这种天气，以你现在的身体走在路上，肯定很不舒服的。我想还是住在家里的好。”她显然是有些恼怒了，说：“在家里好?……是死在家里吧!”她说到“死”字时，自己的心里也惊了一下，然后她看向丈夫，脸上露出十分惊疑的神情。丈夫不敢再看她，只得垂下头来，一言也不发。她觉得十分委屈，眼泪不由得流下来，丈夫用手帕掩住自己的脸，默默地走开了。

她觉得难过极了，抬头望着天空，两手交叉着，喃喃地说：“不，我一定要去。唉，我的上帝啊!”说完，眼泪像雨珠一般落下来。她哀哀地祷告起来，希望一切都能好起来。她的胸间还是格外疼痛，身子这样难受，天空还是这样阴沉沉的，雨似下非下，层层叠叠的浓雾漫上来，蒙在道路上、屋顶上、车上和车夫的大衣上。那些车夫正在那里收拾车轮，说说笑笑，十分高兴。

二

马车已经套好，车夫却拖延了起来。他正往车夫所住的屋子走去，里屋闷热脏乱，黑漆漆的，弥漫着烤面包和煮白菜的气味。几个车夫坐在外屋，炕边站着厨女，炕上的羊皮中间躺着一个病人。突然一个少年车夫跑进屋来，他身上穿着件皮衣，腰里别着鞭子，对那病人说：“郝范道尔老伯!喂，郝范道尔老伯!”旁边的一个车夫喊道：“你一进来就问他做什么呢?人家全等着你开车呢!”那个车夫挠了挠头发说：“我想问他借一双鞋，我自己的鞋坏了，不能走路了。啊!他已经睡熟了吗?喂，郝范道尔老伯!”少年车夫说着便走到炕前。只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传来：“什么事?”接着，一双瘦得不成样子的脸从炕上的黑暗里缓缓探过来，老者伸出一双干瘦发青的手，颤抖地把被子稍为放正一些。这位被称为郝范道尔的老者身上穿着一件极脏的衣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唉，兄弟。你让我睡一会儿好不好。这时候你又有什么事呢?”

那少年车夫一边把水罐递给他，一边迟疑地说：“郝范道尔，我想你现在的身体这样不好，应该也穿不着新鞋。既然你走不了路，能不能把你的鞋借给我穿?”老者没有马上表态，只是把头伸进罐子里，胡子也沾在水面上，没命地喝起水来。他胡须又脏又乱，一双忧愁的眼睛时不时地看向那车夫的脸。

喝完水之后，他原本想着抬起手来擦一擦嘴，可惜竟抬不起来，只好胡乱地在被单上擦了一通。他一边喘气一边用力看着那少年车夫。少年车夫开口说话了：“也许你已经借给别人，那就没有法子了。现在天气阴得这样厉害。我却还要赶车上路，所以我才想到向你借双靴子穿穿，实话说，你现在着实也没有什么用处。不过我也能理解你说不定不肯借给我，那么就请你直说吧……”

老者还是没说话，他的胸部忽然咕噜作响起来，随即便低着头大咳开了。这时候，炕前的厨女忽然发怒了，她嚷说：“他有什么用处?两个月没有下炕。你看他咳嗽得这样厉害!就晓得他的内脏已经受了伤。都这个样子了，他还穿什么鞋?再者，穿着新鞋埋在地下，那是很不值得的。唉，他真的快要死了，我看还是赶快把他搬到别的屋子里去的好。比如说让他去城里的病人区，要不然他一个人就占了这屋子的一半，这以后叫我怎么做事呢?”厨女刚说到这里，站长忽然在门外喊道：“塞雷格!快出去吧，老爷们等着你呢!”

被唤做塞雷格的少年车夫等不到老者的回答，正要出去，那老者却忽然在咳嗽间隙，将两眼往上一翻，那意思就是答应了塞雷格的请求。没过一会儿他就止了咳，休息了一下才开口说：“塞雷格，你把那双鞋拿去吧。不过等我死的时候，你必须替我买块石头。”塞雷格说：“老伯，谢谢你，那我就拿去了。石头你放心，我一定给你买。”老者又说：“大家都听见了吧，麻烦给做个见证!”刚说完，又低着头咳嗽起来。有一个车夫说：“好了，我们都听见了。塞雷格你快出去吧。一会儿站长又该跑来了!那个从剂尔金来的太太也正病着呢!”

塞雷格当即就把自己那双又大又破的鞋脱了下来，扔在床底下。他穿上郝范道尔的鞋子很合适。他一边低头瞅着脚上的鞋，一边就走出去了。来到车前，他马上爬上车去整理缰绳。一个手里拿着毛刷的车夫说：“哟，这双鞋子还不错，是白送给你的吗?”塞雷格笑着说：“怎么，你忌妒了?”说着，他便扬起鞭子，向几匹马呼喝着挥去。

两辆车上路了，没多大工夫，就消失在蒙蒙的黄雾里，顺着那泥泞的道路远去了。

那老者呢，那时候还躺在小屋的炕上，他已经不咳嗽了，勉强支撑着翻了个身子，便不说话了。

小屋里，从早到晚来来往往的人照旧不少，也有在这里吃饭的，可是没有人去理会那炕上生病的老者。薄暮时分，厨女爬到炕上，从他脚下取出一件大衣。老者对她说：“娜司达姬，你也不要再讨厌我了。过不了多久，我就会给你腾出这块地方了。”娜司达姬说：“得了，得了!不要紧的，老伯。你哪里不舒服，就跟我说一说。”老者说：“身体里处处痛得很，唉。”娜司达姬道：“那你咳嗽的时候，喉头痛不痛?”老者呻吟着说：“每一处都痛，我知道我快死了。唉，唉，唉……”娜司达姬一边给他盖好被子，一边说：“你的脚还是要盖好的。”说完，她便从炕上爬了下来。

到了晚上，小屋里点上了一盏烛灯，光线很是微弱。娜司达姬同十个车夫一块儿睡在地板上，不断发出鼾声。郝范道尔则在炕上辗转，咳嗽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之后，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未全亮，娜司达姬突然起身说：“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好像瞧见郝范道尔老伯从炕上爬下来，要出去砍柴。他说，‘娜司达姬，我来帮你。’我说，‘你去哪里砍柴呢?’他也不理会我，只是拿起斧子就砍，砍得十分灵便。那木屑竟纷纷地飞扬起来。我说，‘你不是生着病吗?’他说，‘不，我很健康。’他说了这句话之后，我心里嗡的一惊，然后就醒了。难道，难道他已经死了吗?喂，郝范道尔老伯!……”

没有人回应，郝范道尔无声无息，这时候，其中的一个车夫醒了，他说：“难道是真的死了吗？快去看看他吧!”

待大家来到炕前，发现那只垂在炕旁的干瘦的手已经冰冷了。车夫说：“等下到站长那里去报告他死了。”郝范道尔是一个外地人，可怜的他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异乡就这么死掉了。第二天，他被葬在林后的新坟地。那天之后，娜司达姬多次向大家描述自己所做的梦，并且说她是第一个对郝范道尔的死有预感的。

三

春天来了。城里道路泥泞，路旁有一条小河，河水夹在冰块中间正湍急地流着。人们穿着色彩明媚的衣服，来来往往。花园里的树也发青了，微风吹过，树枝摇来摇去。到处都滴着水点……鸟雀振翼而翔，十分欢快。阳光照着万物，那些花园房屋，那些参天大树，一派欣欣向荣之象。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在人心里，都充满着活泼朝气。

大街上，一座房屋高耸着，院门前铺着一片青茵。房间里躺着的正是那位想赶到外国去生活的垂死病妇。房门外站着病人的丈夫和一个老妇——病妇的表姐。牧师坐在门边的椅子上，垂着眼睛，手中不知道在倒弄什么。房间的椅子上，一位老太太(正是那位病妇的母亲)正伤心地哭着。一个女仆站在她旁边，手里拿着一条手帕伺候着，另一个女仆则替这位老太太擦着两鬓。

病妇的丈夫对同他站在一起的表姐说：“亲爱的，求求你。一直以来她很相信你，你和她也很投脾气，所以请你劝劝她吧。”说完，他便要替她开门，表姐见势连忙拦住他。随后，她先用手帕擦了好几次眼睛，用手理了理耳边的头发，轻轻说：“现在应该看不出我哭过了吧。”说着她便自己开门走了进去。

丈夫心里很着急，也很悲伤。他想到老太太那里去，可没走几步，便回过身来，然后在牧师那里停住脚。牧师看了他一下，看着天空长叹了一声，斑白的胡须也随着他的下巴抬上去，随后又落下。

丈夫说：“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牧师叹息：“这又能怎么办呢?”说完，他的眉毛和胡子又抬起来，落下。丈夫顿足道：“母亲如今也是这个样子!她肯定忍受不住。她是这样疼她，爱她，可我也没有办法。眼下，能否请你去安慰她一下，劝她离开这里。”

牧师缓缓起身，踱步走到老太太面前说：“慈母的心真是无人能比，但是上帝也很慈悲的。”老太太听闻此处，脸色越发阴沉下来，一副十分悲怆的样子。过了一会儿，牧师继续说：“上帝是很慈悲的。告诉您一件事，我来的时候，也有一个病人，比玛丽的病还糟糕。你猜怎样，一个寻常人不知用了点什么草，一下子就把那人治好了。据说现在这个人还在莫斯科。我同华西里说过，不然带着玛丽去试一下。至少可以给病人一些安慰。”老太太却不为所动，依旧凄然地说：“您不用这样安慰我，我知道她已经活不了了。上帝叫她去，还不如叫了我去好。”那位丈夫听到这里，不由得两手掩着脸，从屋里跑了出来。他刚走到回廊那里，便遇见一个六岁的孩子。此刻，那孩子正高高兴兴地和一个小女孩追逐着戏耍。仆人问：“怎么不让孩子们去看看他们的母亲呢?”丈夫说：“不行呀，她不愿意见他们。一见到他们，她的心里就难受。”

男孩站在那里停住脚，很仔细地看着他父亲的脸色，忽然又高高兴兴地往下跑去了。一边跑着还一边指着在他前面的姐姐说：“爸爸，你看她头发在放光!”

就在这时，另一个房间里，表姐正坐在病妇身旁，娓娓而谈，她在给病妇传授死的念头，医生则站在窗旁弄药水。

病妇穿着一身白衣，身后用枕头垫着，一双眼睛不住地看着表姐。突然她说：“唉，亲爱的，你也不要替我预备了，也别当我是个小孩子。我是基督徒。我心里全明白。我知道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我知道如果我的丈夫早早能听我的话，到了意大利，或许我早就健康了。你就这么对他说吧。不过这有什么办法呢?上帝已经这样决定了。我知道我们身上都背负着很多罪，但我真的希望能得到上帝的恩赐，并且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得到上帝的宽恕。我自己很明白，我身上也有不少罪孽。所以，虽然受了这么多的苦，但我还是愿意极力地忍受下去。”

表姐说：“不要请牧师吗?让他替你忏悔一下，这样，你的心灵一定能轻松些。”

病妇点点头，又轻声道：“上帝!饶恕我这个罪人吧。”

表姐从房间内走出来，向牧师招了招手。对丈夫说：“亲爱的，这是安琪儿!”丈夫不由得黯然泪下。牧师走进门，一旁的老太太悲伤得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前厅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丁点儿的声响。约莫过了五分钟，牧师走了出来，他拿掉颈巾，整理了一下头发，说：“她现在安静多了，她想见见你们。”

表姐和丈夫先走进去，看见病妇正望着神像，嘤嘤哭泣。丈夫说：“亲爱的，祝贺你!”病妇笑了笑说：“谢谢你!现在我觉得心里很舒服，并且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幸福。上帝很慈悲的!是这样吧?慈悲全能的上帝!”病妇说完，睁着一双泪眼，又重新望向神像，露出一种哀求的神情。突然，她又好像想起一件什么事情来，便招呼她丈夫过去，幽幽地说：“我请求你的事情，你始终都不愿意去做。”她丈夫伸着头颈说：“亲爱的，你说什么?”

“有好几次我曾对你说过，这些医生没有丝毫用处的，况且又是这么极平常的女医生，她们能治好病吗?……刚才牧师说……那个平常人……你去……”

“亲爱的，你想让我去找谁?”

病妇皱着眉头，闭上眼睛，慢慢地说着：“我的上帝啊，你怎么还是一点儿都不明白……”

看到病妇的样子，医生马上走上前去，拉住她的手。她的脉象已经十分微弱了，医生向病妇的丈夫使了一眼色。病妇看到了这个神情，不由得恐惧地望着医生。

这时，表姐回过身来，抑制不住地哭了。

病妇说：“不要哭了，不要让自己和我都这样难受。你看，你这么一哭，我怎么还能得到最后安息呢。”

表姐轻吻她的手说：“你是安琪儿!”

“不，请吻我这里，只有死去的人才吻手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当天晚上，病妇就去世了，棺材停在大厅。大厅里，房门紧闭，牧师一个人坐在那里哼哼地念着“大街歌。”忽明忽暗的烛光折射在死妇惨白的额上和白蜡般的手上。牧师没有感情的语调死气沉沉地在那里念着，或许，他自己亦不明白口中所念的是什么意思。房间里，四处都是静悄悄的，只有隔壁房间里小孩们嬉笑的声音，远远传来。

“掩盖上你的脸——平息你的灵魂——死了，变成死灰。送来你的灵魂——重造世上的脸。愿上帝永远祝福你。”

棺内，是一张十分凝肃的死人的脸。冷洁的额头和厚厚的嘴唇动也不动。她看上去还是那么得意，只是不知道她明白不明白牧师说的这些话?

四

一个月之后，那位女死者的墓上已经建造起来一座石头的教堂。而那位病死他乡的车夫的墓上，却连一块石头都没有，只有一些青草冒出了头，一些堆起的黄土，勉强让人知道这里埋着一个穷苦的人。

有一天，车站上的厨女说：“塞雷格，你真是罪过，到现在还不给郝范道尔买一块石头。你总说冬天买，冬天买，可到了现在怎么连一句话也不提了呢，何况这件事情和我也有着关系呢。他生前可是求过你一次的，如果再不买，你心里能过得去吗?”

塞雷格搪塞：“我并没说不买呀，而且我也不会忘记。只是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时间的。等我一进城，立刻就可以买来了。”

一个老车夫看不过，也说：“就算给他立上个十字架也好啊。你不要这样忘恩负义，你看你脚上，到现在还穿着人家的鞋呢。”

“说得轻巧，到哪里取十字架去，要用柴片来做吗?”

“你说什么?柴片怎么可以。你只消提着斧子早早儿到树林里去砍下一棵树来，就成了。前几天，我的一根秤坏了，就去砍了一根新的，也没有什么人说不可以。”

第二天一大早，塞雷格就提着斧子，到树林里去了。那时候夜露正浓，东方已白，微弱的晨光射向层层云朵笼罩的天空。地上的草，枝上的叶，没有一丝响动。只听见鸟儿振翼的声音穿破树林深深的寂寞，忽然在那里响起了一种奇怪的声音，一下子又不响了。等了一会儿，这样的声音又在另一树下响起来。树枝轻轻动了那么几下，树上的鸟儿喳喳地叫了几声，便跳到别的树上去了。

斧子砍在树上的声音很大，雪白的木屑落在草上，整棵树都在颤动，一下一下的，俯下身去又起来，像是十分害怕的样子。顷刻间，世界又沉默了，树身又弯下腰来，只听见树根上响起了轧轧的声音。最后，整棵树离开了它的根，倒在了地上。斧头砍动的声音和人走路的声音都已听不见了。鸟儿还在跳来跳去地叫着，树枝摇晃了半天，也就停了下来。许多树木在清新的空气里互相端望着，看上去还是那么快乐。

温暖的阳光穿破层云，照耀在大地上。浓雾笼罩着整个山谷，露水在青草上嬉戏，一朵朵的青色云朵在空中漂游。鸟儿鸣叫着，树叶轻语着，柔软的枝条灵动地在死去的树前摆动着。

风  雪

一

晚上七点钟，我喝完了茶，走出车站。如今，那个站名叫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是在新柴卡司克附近的董军兵营那里。那时候，夜色已经浓了，我穿着一件皮裘，同阿莱司卡坐上了雪橇车。驿站附近天气倒还不错，还很温暖。虽然没有下雪，天上却见不到一颗星星，洁白的雪地在我们前面铺开一片，天空和雪地比起来，便显得又低又黑。

水车摆动着它的大轮翼，正在那里摇摇晃晃着，我们刚从它的暗影底下走过，然后又从一个哥萨克的村落穿过。前面的道路越发难走了，风也开始变得猛烈起来，肆虐地从我的左面吹来，马的尾巴和鬃毛被吹倒在一边，马蹄和雪橇撑溅起的残雪也被扬洒起来。车铃也似乎被冻哑了，冷气从袖口灌进来，直接打到背上，直到那时我才想起驿吏劝过我的话，他要我暂时不要走，如果迷路的话肯定会挨一夜冻。想来，他这话还真是不错。

我有点担心了，便对车夫说：“我们可不要迷路啊。”见他没有回答，我索性很直接地问：“车夫，我们走得到驿站吗？我们会不会迷路?”车夫没有回头，只答说：“这个谁能说的准呢!你看，地上的雪堆得这样厚，根本找不到一点路，这可真要命啊!”

我继续问：“你先想想再说，我们有希望到驿站吗?你觉得能到吗?”

车夫说：“应该能到的。”下面他又说了些什么话，但风大的缘故，我根本就听不见。

如果再折回去，我自然是不情愿的，可在这种不毛之地，又逢漫天风雪的境地下，挨一夜的冻，我也着实很担心。再说那个车夫，虽然是在晚上，我并没有看清他的样子，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总有点不喜欢他，自然也就不信任他了。他身材魁梧，盘着腿坐在中间，说话时声音却带着一种十分懒散的意味，而且，他的帽子也不像是车夫戴的——帽檐四面的面积很大，再加上他赶马的姿势，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他只用两手执着缰绳，就像是坐在车夫位置后面的仆人一般。当然，这些还不是我不信任他的重要原因，最令我感到不安的是他总用毛巾捂着他的耳朵。总之，这个挡在我前面的粗壮又佝偻的背，实在让我不喜欢，所以我才把他看得如此一无是处。

阿莱司卡对我说：“要我说咱们不如现在就回去，在这里挨冻谁也不高兴!”

车夫还是喃喃自语着：“真要命啊!雪层堆得太厚了!前面的道路一点儿都看不见。现在我的眼睛只能眯着。真是要命啊!”

马车刚走出还不到一刻钟的时间，车夫就勒住了马，他把缰绳递给了阿莱司卡。随后，他从座位上跳下来，踩着一双大靴子便走向雪里，去寻找道路了。

我有些不放心，便赶紧问：“怎么回事呀?你这是去哪里?我们迷路了吗?”但那个车夫并不回答我，风正迎着他的脸吹在他的眼睛上，他一边躲着风，一边离开雪车，朝前方走去。

过了一小会儿，他回来了，我问他：“喔，怎么样?前面有路吗?”

他看上去很气愤，语气也是愤愤的，他对我说：“一点也没有。”他说这话的时候，带着一种忍无可忍的神情，好像造成他迷路的原因全在我似的。他在雪地中停了一会儿，然后又慢慢地坐上了车，用一双冻得发抖的手整理着缰绳。

车子又启动了，我再次问道：“我们怎么办呢?”

“还能有什么办法!就听天由命吧。”

马车缓缓地行进着，有些慌不择路的感觉，一会儿走在正在融化的雪上，一会儿走在光滑的雪冰上。天气虽然冷得很，但雪落在衣领上，融化得还是很快的。被风吹起来的雪花飞得很起劲。

这种天气下，我们实在不知道往哪里走，马车行驶了一刻多钟，我们连一根记里数的柱子都没有看到。

我经不住又问车夫：“你觉得我们走得到驿站吗?”

“到什么地方?如果现在回去，那些马或许可以把我们送到原来的驿站去；如果再往下走，我看一定更要迷路了。”

我马上回答他说：“那我们就折回去吧。真的。”

车夫又追问：“你确定真的折回去吗?”

“是的，是的，我们回去吧。”

车夫听了立马放松了缰绳，马儿也像卸下了重担一般跑得十分迅速，我虽然觉不出是不是调转了方向，不过我能确定风向已经变了。接着，在这个冰天雪地中，我开始能隐隐分辨出几座水房。可能是心里踏实下来的缘故，车夫胆子似乎也变大了，他开始和我们交谈起来。

他说：“这样雪天里，我们只能回到之前的驿站，在柴堆边暖和地住一夜，到明天早晨再走。想想看，能够在柴堆上睡觉，那是多好的事情。不然，我们全身都要冻坏的，你看，这鬼天气实在是太冷了。要知道，如果被冻伤了腿，三星期内就会死去的。”

我说：“可现在并不觉得有多么冷，而且风也没那么大了，能走吧?”

“冷倒是不太冷，不过还有风雪，咱们现在往回走，自然会好很多。当然，往前走也不是不可以，但你看，风雪还是下得很密，能不能到就要听天命了，否则冻坏了可不是儿戏。以后这个责任谁负得起呢?”

二

就在那时，后面忽然有马铃声传来，很快便有几辆车飞一般向我们这边赶来。我们车子上的车夫说：“这是‘库里埃’的铃铛，全站只有这么一个。”

果然，那辆车上的铃声响得格外清脆，而且无比洪亮。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邮车上用的东西：一共有三个铃铛——最大的那个在中间，发出最大的声音，两个小的声音较低沉。这两种声音混合在一起，在这种极寒僻壤之地响起来，能够让人的精神为之激越。

三辆车中的最前面的一辆车子赶了上来，同我们这辆车并排前行。我的车夫说：“走得真快呀。”说完停了一下，他又对后面那个车夫喊道：“怎么样？前面有路吗?可以走吗?”只是那人只朝着自己那几匹马大声嚷喊着，并没有回答他。

邮车一辆接一辆从我们旁边经过，铃铛声也随着马车的远去继而听不见了。我那车夫似乎有点惭愧的意思，于是对我说：“老爷，我看我们也跟着走吧!你看他们刚走过，现在车迹还是新鲜的呢。”

我觉得也有道理，便答应了。就这样，我们又重新逆风而行，顺着厚厚的雪层向前赶去。我探出头小心地看着道路，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的车偏离前面几辆车留下的印迹。大约走了两俄里的路程，车迹还是清晰可见，不过越往后走，车迹就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我们又往前行进了一些路程，那时我们已经分不清楚是车迹还是寻常吹透的雪层了。我不停地往下看着雪橇底下压着的雪，看得眼睛都酸了。之后，我抬起头向前望去，第三个里柱还能够看得见，第四个却已经找不到了。我们又开始像之前一样，一会儿顺着风行，一会儿逆着风行，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之后那个车夫竟说我们的线路已经偏右了，我坚定地说是偏左，而阿莱司卡却说我们是在往后走。

就这样，我们不停地停车，车夫也不停地下车来寻找道路，到了最后，只剩下绝望。我只好自己下车，想证实一下我所想象的是不是道路。令人沮丧的是，我顶着风千辛万苦地刚走上几步，便发现四面除了白雪堆，什么都没有，所谓道路原来也只是我的想象而已。我不死心，又继续走了几步，最后竟连自己乘坐的那辆雪车也找不到了。

我惊慌了，大声喊道：“车夫!阿莱司卡!”

可是吹来的狂风一点情面也不留，把我的声音硬生生地从嘴里夺了去。我只好向着停车的地方跑去——可是车已经没有了，向右走去——还是没有。我不由得又急又怒，便大声又喊了一声“车夫!”其实那时他正站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如今回想起来，心里真是觉得有些惭愧。接着，一个高个子的人出现了，他手里执着鞭子，头上戴着大帽子，就那么出现在我面前，并带着我来到雪车旁。

是的，他就是我的车夫。他说：“幸亏天气还暖，不然，天一冻——那可真就倒霉了!”

我坐上了车，对车夫说：“放松马缰绳，让它走回去吧。我们能走得到吗?喂，车夫?”

“应该可以走得到。”

于是，他放松缰绳，用鞭子在马身上打了两下，车子又轳轳地走了。大概走了半小时，忽然，在前面的位置我们又听见了那熟悉的铃声，这一次有两个铃，他们是迎着我们而来的。还是之前的那三辆车，显然，他们已经把邮件卸下了，所以才跑回站上去。前头一辆“库里埃”车，驾着三匹雄壮的马，铃声锵锵作响，在前面跑着。里面坐着一个车夫，只顾着大声地喊着。后面的两辆车，每辆车上坐着两个车夫，正在很高兴地交谈着什么。其中一个人抽着烟，火星在风里吹着，映照着他们的半张脸。

看着他们，我感到特别惭愧，我想我们的车夫或许也有同样的感想吧，因为当时我们两人竟异口同声地说：“跟着他们走吧。”

三

最后的那辆车还没过去，我的那个稍显愚钝的车夫就把自己那辆车转了过来，直接和最后一辆车撞上。这样一撞，马受了惊，撇掉缰绳。就往旁边跑。

“这个家伙!眼睛真是不中用，竟撞到人家车上去了。真是没用!”一个身材短小的车夫气忿忿地说，他正坐在后边那辆车上，从他的嗓音和身段判断，他应该是个老人。当时他气呼呼地从车上跳下来，一边恶狠狠地骂着我的车夫，一边跑去追马。

那马跑得也快，老车夫跟着追去，一会儿连马带人都消失在风雪的白雾里去。

依稀还能听到那个老车夫的声音：“瓦西里!快把那只骝马带来吧，恐怕捉不住啊。”

话音刚落，一个身材高大的车夫跳下雪车，一声不响地把自己那辆车卸下。然后拉起一匹马骑上就踏着雪跑过去了。

那辆“库里埃”车还是摇着它的铃儿，向前奔跑着，我们的那辆车也就同其他两辆车跟在后面。这时，我的那位车夫似乎也有了喜色。

大家没什么事，便闲聊起来。我问他是哪里的人，做过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他是我的同乡。他是图里斯克省瓦村人，家里的田地不多，自从霍乱病后，五谷也不种了。他的家里有两个兄弟，第三个兄弟出去当兵了。他说家里困难，在复活节以前，面包就不够吃了，所以只得借债来维持生活。他的家里是他另一个兄弟做主，因为兄弟已经娶妻，而他自己是个鳏夫。他说他们那村里每年有很多人出来当车夫，还说他若是不当车夫，就要到邮政局去工作，不然一家人的生活就很难维持。他还说他住在这里，每年有一百二十卢布的收入，把一百卢布寄到家里去，剩下的自己留着用。

说完这些，他停了一会儿，之后又开口：“喏，这个车夫嘴里骂些什么东西?真讨厌!难道我是故意惊跑他的马吗?难道我是恶人吗?再说了，为什么一定要追过去呀!那些马自己会回来，不然，不把他们冻死了才怪呢!”

我看见前面有个乌黑的什么东西，便问：“那边黑的是什么?”

他说：“那是货车。你看多么可爱的车呀!”说着，他就走到那辆用席子盖着的大车旁边。只见那辆车正慢慢向前行驶着，他接着说：“你看，都没有人管，全都睡了。这匹聪明的马却认得道路，一步也不会迷失……”

车夫的话让我产生了好奇，我仔细看着这辆大车，从席顶到车轮都覆满了雪，却又好像在一步步地向前挪动着。当我们这几辆车来到大车跟前乱响起车铃的时候，我才发现车子前面一匹骏马正伸着头颈，弓着腰背，一步一步在崎岖的道上走着。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车夫又对我说：“老爷，你看我们走得对吗?”我回他：“这个我怎么晓得呢。”他随即说：“一开始的时候风向还对，可现在又跑到暴风底下来了。好像也不对，我们并没有向那个方向去，看来我们又要迷路了。”

车夫这个人胆量是很小，不过等到我们人一多，他不需要指导人和负责人的时候，他就会安心许多。所以，他自然要细心观察着前面那个车夫的错误，这样真若是有什么差错，他也可以摆脱自己的干系。

当然，我确实也觉得前面那辆车有些古怪，它有时在我们左边，有时却在我们右边，更让人不安的是我竟以为我们是在极小的范围里旋转着。不过，这也许只是我的错觉，因为我有时还觉得前面那辆车一会儿升上山去，一会儿爬在山坡上，一会儿又在山脚底下走着，其实那些地方全是平原。

又走了很久，远远地——在地平线那里——我仿佛看见一条黑长的带子在那里移动。过了一会儿，我才看清那是被我们超过去的那辆货车。雪依旧盖在笨重的车上，人依旧睡在席子底下，车前的那匹骏马依旧弓着背，垂着耳朵去寻觅那道路。

我的车夫于是又抱怨开了：“你看，我们是在转圈子呢。我们又遇见那辆货车了!库里埃的马领着我们白走了这么多路，眼看着今天是要走一夜了。”说到这里，他咳嗽起来，停了一会儿接着说：“老爷，我看我们还是往回走吧。”我问：“为什么?他们去哪里，我们也去哪里就好了。”他说：“就这么跟着他们随便走吗?我担心我要在旷野里住宿了。你看雪堆得这样厚。是要出人命的!”

前面那个车夫显然是已经迷失了道路，但他却不去寻找对的方向，依旧很高兴地喊叫着，没命地向前奔跑。这很让我好奇，于是我也就不顾一切，索性就紧跟着他们走。所以，当时我便很坚定地对车夫说：“跟着他们走吧。”

车夫只得依顺着我，不过很明显他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情愿了，所以也就不再理会我。

四

风雪越来越肆虐，雪粒又干又细，直直地从天上落下来。我的鼻子和两颊已经冷得发红，冷气拼命地钻进皮裘里去。雪车也开始颠簸起来，偶尔还会撞在光滑结冰的雪岩上面。提心吊胆地走了这么长的路，我自己也早已觉得疲困异常，眼睛也有些不受控制地合上，打起盹来。眯了一会儿，待我再次张开眼睛时，眼前的景象使我惊讶异常，我看到有一道明亮的光线照耀着雪白的平原，平地也比之前广阔了许多，又黑又低的天空早已消失不见了，四处都是积雪的白斜线，前面还有几个明显的黑影。后来，我又抬头向上一望，方发现黑云已经散去，洋洋洒洒的雪花布满了天空。

这时我才恍然，原来在我打盹的时候，月亮就已经升起来了，它穿破那层并不坚固的黑云和正在降落的雪花，闪耀出一道又冷又明亮的光线。令我看得最真切的，就是我的那辆雪车、几匹马以及三辆在前面走着的马车：最前面的一辆车上坐着的依然是那个车夫，和之前一样那么急急地赶路；第二辆车上照旧是那两个车夫坐在那里抽烟，因为我看到烟火气和忽明忽暗的火星一阵阵地从车里袅袅飘出，我便断定他们一定在那里抽烟；第三辆车上看不见有什么人，或许车夫正在车中睡觉吧。

在我醒来后，我发现最前面的那辆马车上的车夫，也时常停下车，下来找路。当我们的马车也停下来的时候，风吼得正厉害，空中的雪团也下得越来越密集。月光下，我看见车夫的那又低又矮的身影，他手里正拿着鞭子，一点一点地拨动着前面地上的雪层，他的身影就那么前前后后不停地在白雾中移动着，等过一会儿，他又走回来猛地跳上车。就这样，在这种单调又枯燥的风声里，我们又得以听见那响亮的喊声和铃声了。

马车就这样走走停停地前行。每当最前面的那个车夫跳下车，寻找道路或者草堆标记的时候，第二辆车里总有一个车夫发出那种爽朗而又自信的声音，那声音对着前面的那个车夫喊道：“意格拿司卡，你听着!现在应该往左走，向右的话可就背着风了。”或者这样喊：“我说老弟，你要向右走，向右走!那边有乌黑的东西，或许是柱子也说不定。”又或者这样喊：“你这是在忙些什么呢?你把那匹骝马驾在前面不就好了吗，它会立刻带你找到路的。这样事情也就妥当了!”

出主意的人就在车里这样说着，但他自己既不去驾驭前面那匹马，也不到雪地里去找寻道路，而且他连鼻子都不肯从鸵毛领里伸出来。他这么指挥来指挥去的，在前面充当前锋的意格拿司卡自然要讨厌他，便嚷着让他自己到前面去做前锋，这时候那个出主意的车夫说话了，他觉得如果是他驾着库里埃车，那么自然会走到前面去，也一定会把大家带到正确的道上去。所以他说：“我那几匹马，天生不会走在前面，因为它们根本不是那种带路的马啊。”

意格拿司卡听了，也就不生气了，反而高高兴兴地一边斥喊着马一边答道：“那么，你就给我少说话吧!”

和那个出主意的车夫同坐在一辆车上的车夫并没有对意格拿司卡说什么话，也不去干预这些事情，但他也不睡觉，因为他烟管里的火一直就没有熄灭过，并且停车的时候，我还能听见他的说话声，一直也没间断。由此我才断定他没有睡觉。他是在那里讲故事。意格拿司卡时常要停车寻道，所以他的讲话也时常中断。到了后来，他实在忍不住了，不大说话的他便对意格拿司卡喊道：“你怎么又停下来了?又要找路了!唉，你真成了测量师，还是找不到路，索性就随着马儿走吧!这样也许还不至于冻死。就往前走吧!”

这个车夫的话刚说完，我的车夫便在旁边道：“去年就冻死了一个邮差!”

这时我发现，由始至终，第三辆车上的车夫都未曾醒过。有一次停车的时候，第二辆车上的那个出主意的人喊道：“菲里布!喂，菲里布!”可是，叫了许久，却并不见他回答，那人便继续说：“难道是冻死了吗?意格拿司卡，你快去看一下。”

意格拿司卡听了就匆匆忙忙地跑了过去，他跳上那第三辆车，一边摇着那个睡着的人，一边说：“你看你，竟然这么一副喝醉的样子!要是受了冻，你可要赶快说啊!”

睡着的车夫突然翻了个身，然后喃喃地骂起来。

意格拿司卡说：“你还活着呢!”说完，他就下了车向前走了。于是，我们又开始往前行，走得也快了许多，我车上的一匹小马不得不紧夹着尾巴，连跑带跳地才算跟上。

五

那两个追逃马的人——一个是位老人，一个名叫瓦西里，直到夜深，他们两人才和我们相遇。逃走的马全都找到了，他们便赶过来。不过他们怎么能够在穷荒僻野、风雪连天的境况下把这件事情办成的，这还真使我很是费解。那位老人还是骑着那匹马跑来，走到我们那辆车前面，他又骂起我的车夫来：“你真是个促狭鬼!你实在……”

第二辆车上那个爱讲故事的车夫喊道：“喂，米脱里奇老丈，你还活着吗?快到我们这辆车上来吧!”

但那老人并不理会他，依旧叫骂着。等到他骂够了，才上了第二辆车。别人问他：“怎样，全捉住了吗?”他说：“这还能跑掉?”高个子的瓦西里照旧和意格拿司卡坐在前面那辆车上，他什么话也没说，待到意格拿司卡下去觅路的时候，他也一并跟着下去。

我的那个车夫暗自念叨说：“这个骂人精……真讨厌!”

后来，在白茫茫的雪野中我们又走了许久。张开眼睛一看——横在我面前的依旧是被雪花遮盖着的帽子和背，几匹马依旧低着头一步一步逆风走着。往下看，积雪依旧撞击着滑床，风吹来，地上的雪便飘扬起来。前面几辆车依旧急急地奔跑着，左右依旧是一片白茫茫的旷野。

我努力睁着眼睛，要想找出一个新事物来，可除了柱子、草堆、围墙，什么都没有。四周是一望无边的白，地平线忽远忽近，一会儿无限的远，一会儿又好像近在咫尺；又高又白的墙突然在右边长出来，跟着车辆一路跑着，忽然又没有了，没过一会儿，又好像在前面长了出来，可跑着跑着，又没有了。再往上看——一开始倒是很有光亮，浓雾中依稀还看得出星星，可是一会儿工夫，星星就从视野中慢慢消失了，只有那经过我的眼睛，落在脸上、皮领上的雪。天空中都是光明的，白而无色，恒久而宁静。

这时，风好像也是时常变动的，一会儿迎面吹来，雪便打在眼睛上，一会儿从我的脸颊旁边掠过，落打在皮领上。只有车轮在雪上轧出来微弱的、不静默的声音和悲哀的死沉沉的铃声响着。当我们逆着风在光滑冰面上走着的时候，偶尔能很清晰地听到意格拿司卡那有力的呼喊声，以及那尖锐破碎的铃声此起彼伏着，这些混杂的声音竟然把旷野里那种悲愁的情绪给冲淡了，令人听了，便自然而然地生出激越的情感来。

天气越发寒冷，我的一只脚已渐渐冻了起来，每每转身过来的时候，领子上和帽子上的雪便会直直地钻到我的脖颈里去，令我全身抖瑟不止。好在我穿着厚厚的皮裘，还是很温暖的，可就因为这份温暖，睡魇开始来侵犯我了。

六

回忆和思想迅速地变为一种想象。

我不禁想：“那个在第二辆车上不住叫喊着的，喜欢出主意的人或许是个农民吧?他身体很健壮，腿很短，就像我们家里那个管酒食的老人费道尔·菲里潘奇。”

这样想着，我的脑海中便浮现出我们家里的大楼梯和五个仆役，此时，他们正气喘吁吁地从小房里搬出钢琴来。我又看见菲里潘奇正撩起袖口，手里拿着一个琴上的脚板，跑在大家前面，开着门栓，并在门栓上面盖上手巾，直直地站在那里，挡着别人，而他自己嘴里却还急匆匆地不住地喊道：“前面的人好好抬着。升上去，升上去，小心门。这就对了。”

屋内，有个园丁正抬着琴的栏杆，因为用力过猛，他的脸儿都涨红了。当时被菲里潘奇这么一说，他就不悦地喊道：“菲里潘奇，那么还是请你来抬吧。”

但是菲里潘奇还是忍不住，依旧大呼大喊地指挥着。

当时我就想：“这是什么意思?他以为他可以很好地处理这样的事情，又或者他很享受上帝能给他这种自信的辩才，所以他才这样高兴地去使用这种辩才吗?或许，真是这样的。”

随后，我又看见一个湖泊，还有几个已经很是疲倦的仆役在没膝的水中拉渔网。又是那个菲里潘奇在岸上一边跑着，一边对着大家喊叫，等到快要捡鱼的时候，他才下水去一趟。那时候正是七月的正午。烈日当空，我正在花园中割完的草坪上散步。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心里总有点不知足、不进取的念头。我走到湖泊旁，在野蔷薇花和橡树林中间躺下来，这个地方是我一直都很喜爱的。我一边躺着，一边从野蔷薇树的红树干处眺望着干爽的土地和蔚蓝色明镜似的湖面，不自觉中竟产生一种欢愉和忧愁的情绪。所有围着我的景物都格外美丽，只是这种美景很容易令我受到一种强烈的影响，它让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很好的，唯有一件事情令我发愁，那就是竟没有一人对我产生一丝一毫的好奇之心。

这一刻，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我打算闭起眼睛睡一下，但那讨人厌的苍蝇偏偏不让我得片刻安宁，总聚在我的附近，嗡嗡地从额上飞到手上。还有蜜蜂，也来叨扰我，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成群地飞着。长着黄色翅膀的蝴蝶也没有闲着，它们从一棵草上飞到另一棵草上，一副很疲劳的模样。我避开它们，往上一看，顿觉眼睛被刺痛了，灼热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在我的脸上，让我越发觉得炎热。我用手巾遮着脸，倒是不晒了，但却闷得很，讨人厌的苍蝇赖着不走，好像都黏在出汗的手臂上面似的。躲在蔷薇树深处的雀鸟也很活泼，一只跳到地上来，在离我一尺多远的地方，两次假装用力地啄着土地，一忽儿又啾啾叫着向天上飞去。还有一只也夹紧着尾巴跳到地上来，没过一会儿，也箭一般地跟着第一只鸟飞去了。

岸边，拍打着洗衣的声音，一阵阵传来，此外，还有洗澡的人的笑语声和水声。这些声音似乎离我很远，一阵风吹在橡树梢上，又慢慢地吹过来，忽而吹动了地上的乱草，忽而吹得野蔷薇树的叶子也摇摇摆摆地打在枝叶上；仿佛过了许久，这阵新鲜的微风才算吹在我的身上，我把盖在脸上的手巾撩起来。谁知这手巾刚一揭开，苍蝇便趁机飞了过来，像个冒冒失失的孩子一般打在我潮湿的嘴上。不巧的是，一根枝干又偏偏触着我的背，于是我心里便有了这样一个决定，既然睡不着，不如去洗个澡。就在我这么寻思的时候，忽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想起，一个恐慌的妇女说：“哎哟!这可怎么办好呢?一个男人也没有!”

一听这话，我赶紧跑到太阳地里，然后就看见一个仆妇正叹着气，从我面前跑过。我感到十分好奇，当时就问她：“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谁知她只那么看了我一下，随即又向四下望了望，然后摇着手又跑开了。过了一会儿，已经七十多岁的老婆子玛德琳手捧着从头上掉下来的手巾，连跑带跳地向湖畔奔去。随后，两个姑娘也拉着手一同跑来，还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子，穿着他父亲的衣服，也急急地向湖畔跑过去。

于是，我忍不住又问他们：“出了什么事情?”

“乡下人溺水了。”

“在哪里呢?”

“就在湖泊那里。”

“哪一个乡下人?是我们这里的吗?”

“不是，是过路的人。”

说话的间隙，拖着双大皮靴跑在草地上的马夫意温，也奔向了湖泊那里，还有肥胖的管事约阔甫，他也喘着气跑来，于是我也跟着他们跑了过去。那时我心里突然有了一种想法，那种想法似乎对我说：“快跳进水里，把那个乡下人拉出来，你救了他的命，那么大家就会对你刮目相看了。”

我来到岸边，看到一群仆役聚在那里，我就问他们：“在哪里，人在哪里?”

一个正在扁担上收拾衣裳的洗衣妇听了当即便说：“就在那边，水深的地方，在岸那边，离浴所挺近的。我眼看他沉入水里，一会儿伸出头来，一会儿又沉下去，一会儿又伸出头来，凄惨地喊着‘我掉水里啦，哎哟!’喊着喊着就又沉下去了，后来，我就只看见一片水泡在那里乱动。那时候我才看清原来是一个乡下人溺水了。所以我就大喊起来。”

洗衣妇一边说着，一边把扁担挑在肩上，然后她就挑着她的扁担离开湖泊，沿着小道走远了。

胖子约阔甫叹了一口气，很凄惨地说：“真是罪过啊!现在已经设立了警署，却连一点防护的设施都没有。”

这时，有个乡下人走了过来，他背着一把镰刀，从一群围在岸上的老少男女中穿过，把镰刀挂在灌树枝上，之后，他开始慢慢地脱靴子。

当然，我也是打算跳下水去的，想做些惊人的举动，因此我不住地问：“在哪里?他沉在哪里了?”

结果，大家只是指着湖泊光滑的平面，而我只看到，微风吹过，湖面上起了一层细波。

我真是想不通他是怎么掉下去的。湖面总是很平滑，很美丽，很冷清地站在那里，日光照在上面，泛出一层金黄色的光晕。我突然觉得我是不敢做这件事情的，并且我认为这种事也不能够叫人感到惊奇，况且我又不会游泳。正在我犹豫的时候，那个乡下人已经把汗衫脱了下来，之后，他立刻跳到水里。这时，许多人都过去看着他，眼神中露出一种希望和麻木的神色。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刚下到水齐臂膀的地方，却慢慢地走了回来，他又慢慢地穿上汗衫，他说他并不会游泳。

越来越多的闲人渐渐聚拢过来，圈子也越聚越大，妇女们都相互张望着，不过人虽然越聚越多，但还是没有一个肯下去救人。刚跑来的人群中，也有出了些主意的，但也就只是叹息着，脸上露出恐惧和失望的神情。人群中最早来的几个人，有的已经站乏了，便坐在草地上面歇息，有的看着觉得没什么意思也就都回去了。

站在一旁的老婆子玛德琳问她女儿火炉门关了没有，而那个穿父亲衣服的小孩子则不声不响地向水里投石子。

忽然，一只狗从山下跑过来，一边狂吠，一边频频回头看，露出一种疑惑的神色。这只狗是菲里潘奇养的，叫做脱莱作卡。见狗跑了，菲里潘奇自己也就跟在后面，从山上跑下来，嘴里还不停地叫嚷着什么。

他小跑着，一边穿衣裳，一边喊道：“你们站着做什么?人都快要淹死了，他们还站在那里!快，取一根绳子来!”

大家都望着菲里潘奇，既露希望，又面露恐惧。只见他一只手撑在一个仆役肩上，一只手在那里脱靴子。

有人对他说：“就在那边，就在那个人站着的地方，灌树的右面。”

他喊：“我知道了。”他皱着眉头，脱去汗衫和十字架，交给正站在他面前的园童，然后自己就迈开大步向湖畔走去。

蹲在一旁的脱莱作卡似乎很疑惑，它想不明白他主人这般匆忙的举动，究竟是为什么。它站在人群中间来回嗅了那么几下，然后吃了几根岸边的小草，便看着他主人，突然，它很高兴似的吠了一声，竟跟着它的主人一道下水去了，只见浪花纷飞，溅在岸上许多人的身上。

湖中的菲里潘奇很勇猛地挥着双臂，后背一起一伏地快速向对岸游去。脱莱作卡喝了几口水后，赶紧回转过来，它游上岸，又站在了众人旁边，用力甩了甩身子，抖去身上的水。那时候菲里潘奇已经游到对岸，两个车夫则跑到灌树那里，把绕在棒上的渔网往外拉。而菲里潘奇这时忽然伸出手来，却又不停地没入水中，每次都从嘴里吐出许多的水泡。岸上的人惊慌了，大声喊着问他，可他并不回答。终于，他上了岸，可他只顾在那里整理渔网。一会儿，渔网拉了出来，但是里面除了污泥和几条小鲋鱼，竟什么也没有。等到他再次拉出渔网的时候，我已经移到那一面去了。

不过，我还是能听见菲里潘奇下命令的声音、湿绳击水的声音以及大家恐惧的叹息声。湿绳慢慢地从水里拉出来，菲里潘奇便喊道：“现在一块儿拉呀!大家使劲呀!”

其中有一个人说：“兄弟们，里面一定有些什么东西，拉着很重呢。”

果然，没过一会儿，两三个鲋鱼便在草丛中跳跃开了，渔网也慢慢压着青草，拉上岸来。只见水淋淋的网里裹着一种白色的东西。就在四周一片死静时，人们突然发出一阵不高的叹气声，令人心生恐惧。

只听见菲里潘奇照旧果敢地喊说：“拉呀，使劲地拉呀!”

不大工夫，那个溺水的人就被许多人拉到了灌木旁边。

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看到了我那慈善的老伯母，只见她的身上穿着丝绸衣服，手上撑着一顶华美的太阳伞——这把伞怎么看都和这个恐怖的死景不合宜——她的脸上带着一副凄楚的神情。她一看到我便对我说：“我们走吧!唉，这个场面真是可怕呀!但是你还总是一个人去洗澡、游泳。”她的话，带着一种母爱的自私心，我一听，顿时生出一种忧愁的情感。

我记得那时候太阳正炙烤着干燥的田地，并且在池湖的水面上游戏着，大鲤鱼在岸边跳跃着，湖中小鱼成群结队地游泳，一只鸟在天空中飞过，大片大片的白云聚在地平线上，渔网拉起时带着岸上的污泥四下飞散开来了，我在堤坝上走着，仿佛又听见湖畔击衣杖的声音。

击衣杖就那么响着，很响亮，就像两个杖合在一起打击所发出来的声音，这种声音令我极为难受，它使我沉痛，因为我知道——这个击衣杖就是一只铃，而菲里潘奇却不让它发出声音来。这个击衣杖就像正在拷问的器具一般，压着我那条挨冻的腿——于是，我醒了。

其实我醒来，是因为我的那辆车跑得太快了，还有我的耳边，总是像有两个人在那里说话似的。一个是我车夫的声音，他说：“意格拿司卡，你把这位乘客接去吧——你总是自顾自地走路，而我却要白白地追着你，让你来接他。”意格拿司卡说：“难道我就愿意接那位乘客吗?……你能给我半个‘司托甫’吗?”(‘司托甫，是量流质的容器名，农人一般用以代币；下文中‘阔苏司卡’也是此意，但比‘司托甫’的量略小。)

“嗯，怎么用得上半个‘司托甫’呢!……一个‘阔苏司卡’就差不多了。”

“什么，阔苏司卡!难道为了一个阔苏司卡，就把那些马压坏吗?”

我睁开眼睛一看，眼前依旧是一片白蒙蒙的雪，依旧是这个车夫和这几匹马，只不过在我们车旁边又有一辆雪车。原来我那辆车已经赶到意格拿司卡那辆车旁边，两辆车就这么并排行着。其他车里有人劝意格拿司卡少半个阔苏司卡，不必和他换，只是他并不听这些话，径直把车子停下来说：“搬过来吧，这真是你的运气。走到明天，就得一个阔苏司卡。行李多不多呢?”

我那车夫简直高兴坏了，他跳到雪地上来，向我鞠躬，请求我搬到意格拿司卡那辆车上去。我满口答应下来，我那个胆怯的乡下人车夫一脸感谢和喜悦的神气，面向着我、阿莱司卡和意格拿司卡三人连鞠了好几回躬，更是道了数不清的谢。

他说：“呀，真是天保佑呀，要不然走了半夜，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老爷，你放心，他能够把您老人家送到，您看，我那几匹马已经很疲乏了。”说完，他就欢欢喜喜地搬起行李来。

趁着他们搬运东西的空当，我顺着风走到第二辆雪车那里去。那辆车大多地方都已经被雪盖住，在迎风挂着毛织物的地方积雪最多。老人正伸着腿躺在里面，而那个爱讲话的人依旧在那里讲着他的故事。只听他说：“在那大将军借着国王的名义来到监狱见玛丽亚的时候，玛丽亚对他说：‘将军!我不需要你，也无法爱上你，你也绝不是我的情人，我的情人就是那个亲王………’”见我来了，他说到这里就停住了，然后抽起烟来。

那个总是给人出主意的人就对我说：“老爷，你要听故事吗?”

我说：“看你们真有趣，真快乐呀!”

“不过是解闷罢了!乐呵乐呵就可以不发愁了。”

“你们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这话一出，我看得出这几个车夫听着都不大喜欢。那个出主意的人立马就说：“谁能够辨别这是什么地方呢?也许已经走到卡兰梅克人这里了。”

我问：“这可怎么办呢?”

他露出一副很不悦的神情，说：“能有什么办法呢?走到哪里就算哪里吧，也就这样了。”

“如果马在雪里都走不出去，那怎么办呢?”

“什么!这也不要紧。”

“能冻死吗?”

“肯定会的，因为到现在都没有看见一点草堆。这样来看，我们肯定是到了卡尔梅克人的地方了。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一看雪。”

老人哆嗦着说：“老爷!你怕冻死吗?”

他说这句话，虽然带着点嘲笑我的意思，但看出他已经冷得非常厉害了。

我说：“是，我已经觉得很冷了。”

“唉，老爷!你应学我这样说：不冷，不冷，说着还要跑着——这样的话你也就暖和一些了。”

出主意的人接着补充说：“可关键是，怎样跟着这雪车跑呢。”

七

阿莱司卡显然是准备妥当了，他在前面那辆车上向我喊说：“准备好了，您请吧!”

风雪的势头越发强劲，我向前弯着身体，两手拉着大衣领，才勉强迎着狂风在雪粒飞扬的雪地中走了几步，来到前面那辆车旁。而我原来的那个车夫早已经坐在空车中间，他看见了我，便脱下自己的帽子来，问我要酒钱。他可能是真的没想到我会给他，我想即使我婉转拒绝他的请求，也绝不会惹怒他的。他很感激地向我道了谢，然后戴上帽子，一边对我说：“老爷，上帝保佑您，再见吧!”一边拉着缰绳离开了我们。

随后，意格拿司卡摇着身子，叱喊着马。于是马蹄声、铃声、叱喊声，混杂在一起，代替了风吼声，要知道在停车的时候，风声可是最响的。

搬到这辆车上之后，我一时睡意全无，便以观察那个新车夫和几匹新马为消遣。

意格拿司卡坐在那里，看上去十分勇敢的样子，他上下地跳跃着，屡次用鞭子抽打那几匹马，嘴里还不停地喝骂，又时常跺着脚爬上前去，整理辕马身上乱绞在一起的绳子。他身材不高，不过身段倒很合适。短裘上面还穿着一件不系带子的驼毛大衣，大衣领子上的毛几乎掉光了；他的鞋不是那种毛靴，而是皮靴；一顶帽子很小，他时常把它拿下来，反复整理，留一对耳朵被头发遮掩着。他一切举动都表明，他的力气很大，而且还有种要激发出自己潜力来的愿望，看见车子走得越快，他就跳得越高兴，脚也跺得越起劲，同我和阿莱司卡的话也渐渐多起来。我看他神情，觉得他很担心自己的精力不够，虽然他的马都很好，可毕竟道路难行，况且，那些马已经露出疲惫的样子，就连那又大又好的辕马都跌了两次。他见此情况心里一害怕，身子往前一撞，几乎把脑袋撞在铃上。

风雪越来越大，让人看着实在可怕，再加上马儿已经疲乏了，道路也越发艰难了，漫天风雪中，我们真是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此时，我已经不奢望能够走到驿站了，能够寻到一处住宿之地，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好在铃儿依旧响得自然，欢欢快快的，意格拿司卡呢，也还是那么勇敢，很卖力地喊着，就像节假日正午在乡间大道上赶车一样，叫人听着又奇怪，又好笑。为了使我们努力行进，意格拿司卡捏着假嗓在那里唱着小曲，唱得声音很高，间歇时还夹之以呼啸的声音，令人听了不由毛骨悚然。

正在我们很是高兴的时候，忽然那个出主意的人说：“喂，喂!意格拿司卡，为什么要这样干嚷!停一下!”

“什么事情?”

“站……一会儿……”

意格拿司卡喝止住马，车子停住了。那时候万籁寂静，只有风吼声依旧，雪还是打着旋往车里钻。那个出主意的人来到我们车前。

意格拿司卡问他：“什么事情?”

他说：“什么!去哪里呢?”

“谁知道呢!”

“腿都冻了。你都是在忙些什么?”

“我在赶路啊。”

“你也下来看看路，你看那边摇晃的东西——或许是卡尔梅克人的游牧场。到那个地方去也许可以烤暖我们的腿。”

意格拿司卡一边说着“好啦!你把马拉住了”，一边向着出主意的人所指的方向走去。

出主意的人对我说：“总要下去走一走，望一望才是，不然是不能找到道路的。我们可不能这样傻头傻脑地跑着!你看，那些马累得出了这么多汗!”

意格拿司卡去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我很替他担心，害怕他会在这雪夜中迷路。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那个出主意的人总是用一副自信和安闲的口气和我说话，他说在风雪时应该怎么赶车，说不如把马放松些，随它走，这样反而能够到目的地。他说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天上的星星来做路标，他又说如果他在前面走，现在早就到驿站了。

后来意格拿司卡回来了，他走得很慢，一步步走得极其艰难，膝盖几乎没在雪中。那个出主意的人就问他：“哎，怎么样，有吗?”

意格拿司卡一边叹着气一边回答他：“有倒是有，我也看见游牧场了，但还是不认识。我们现在大概是向波洛尔郭夫司基别墅附近走呢。我觉得咱们应该往左走。”

出主意的人便说：“有点细碎的尘埃!这就是我们的游牧场，应该是在哥萨克村后的方向。”

“我觉得不是!”

“我只消这么一望，就知道一定是的，就算不是它，也是塔梅衰夫司哥。所以应该往右走，一定能走到大桥那里——共有八俄里路。”

意格拿司卡很忧愁地说：“我已经说过不是了!因为我已经看过了!”

“喂，兄弟!还有其他车夫呢!”

“什么车夫，你自己看去。”

“我去看什么!我很清楚呢。”

意格拿司卡生气起来，竟索性不答理他，跳上车子又往下赶路了。

和之前一样，他越走，精神越焕发，依旧时常跺着脚，过后再把靴桶里积着的雪倒掉，还对阿莱司卡说：“你看，走了这么多路，靴子里积着这么多雪。怎么可能暖和得起来呢!”

我没再说话，拢拢衣服打算睡觉了。

八

我在梦中想：“难道我已经受冻了吗?听人家说，受冻经常始于做梦的时候。如果冻死，不如淹在水里，让人家把我从网里拉出来的好。其实冻死，淹死，都是一样的，都不过身下放着一块板，所有的全忘了。”

果然一刹那间我什么都忘了。

突然间我张开眼睛，望向那白茫茫的大地，心里寻思着：“这样就算完了吗?如果我们再找不到柴堆，马又要一直站着了，那么大概我们全都要挨冻了。”我对这个想法真的有点害怕，但是我希望能够发生些可惊可愕异乎寻常的事情的心理，比些许的恐惧还来得厉害，我觉得如果明天早晨，那几匹马把我们几个冻得垂死的人运到一个远僻荒凉的村庄里去，这个倒也是件极有趣的事情。这样的幻想很明显很迅速地占据了我的脑海：

马也止步了，雪下得越发厉害，只能见到马的耳朵和颈木。忽然意格拿司卡坐着的那辆车赶得很快，并且从我们面前经过。我们哀求他，喊着请他带我们一同去。但是声音被风夺去，竟没有声音出来。意格拿司卡一面笑着，对那马喊着，一面吹着哨，在盖满雪的深渊里离我们而去。老人跳上马儿，挥着手肘，正想逃跑，身体却动弹不得。我原来那位戴着旧帽的车夫竟迅速跑向前，把他拉下来，摔在雪地上，嘴里喊道：“你这魔鬼!你这喜欢骂人的东西!我们一块儿冻死在雪里吧。”而费道尔·菲里潘奇则叫我们大家一起围着坐，并且说如果雪把我们盖住，那也不要紧，一会儿就可以暖和起来。果然我们暖和了，舒服了，不过心里还是想喝水。我就取了一只茶杯，倒着甜酒跟大家分享，自己也一饮而尽，心里边异常畅快。那个爱说话的人讲起虹的故事。不料我们头上已经造好了用雪和虹做成的顶棚。雪果然十分温暖，和毛皮一样。我说：“现在我们每个人用雪做一间屋子，大家就可以睡觉了!”我为自己做了一间屋子，正打算进屋去；忽然菲里潘奇在雪堆里看见了我的银钱，便说：“站着!把钱给我吧。不然会死呀!”说着，拉住我的腿。我把银钱交给他，哀求他放开我，可是他们都不相信这是我的银钱，而是打算揍死我。我抓住老人的手，上去亲他，心里带着种不可形容的快乐，老人的手实在是温柔又亲切。起初他极力摆脱我，后来忽然自己又把另一只手递给我，对我异常亲近。但是菲里潘奇却走近我，威吓着我。我赶紧跑进自己屋里，可是这个并不是一间房子，却是一条长廊，而有人又在后面拉住我的腿。我极力地挣脱。在那拉我的人的后面竟放着我的衣服和一部分肉皮；我觉得很冷，并且惭愧——最惭愧的就是我那伯母，一手撑着太阳伞，一手挟着那个溺水的人，朝着我走过来。他们笑着，一点也不明白我对他们挤眉弄眼的意思。我连忙跳到雪车里去，两脚还搭在雪车外面，老人已经挥着手，赶过来。老人已经离我很近，但是我听见前面有两个铃铛响着，我就知道，如果我能跑到那里去，就能得救了。铃儿声响越来越大，老人已赶过来。横在我的面前，铃声也听不清了。我重新拉着他的手不住地亲着，不料老人——并不是老人，却是溺水的人——听见他喊道：“意格拿司卡!站住吧!这里也许就是阿美脱金的草堆!下去看一看!”这个真是十分可怕。不，最好醒了吧……

我便张开眼睛。风把阿莱司卡的外套的衣襟儿吹在我脸上，我的膝盖也露出来了，我们的车正走在光滑的雪层上面，死沉沉的铃声也不断地响着。

我向那柴堆的地方看去!却并不是柴堆，倒看见了一栋有平台的屋子和豕牙状的墙堡。我觉得这所房屋和围墙没有什么意思。相比之下，我还是愿意看那长廊，听教堂的钟声，亲老人的手。于是我又闭着眼睛睡去了。

九

我睡得很沉，也很香甜。马车的铃声不住地响着，睡梦中的我，时而仿佛听着一只狗汪汪地叫着，向我奔来；时而觉得是我所奏的大风琴声，又好像是我所写的法文诗的韵律；时而我又觉得这种铃声如同是刑具般不断地压我的右脚脚趾。由于压得太用力，竟把我从睡梦中弄醒了，我不由得睁开眼睛，双手不住地摩擦双腿，因为我觉得腿已经被冻住了。

夜色还是黯淡得很，根本分不清天地。意格拿司卡还是那样侧身坐着，在那里跺着脚。几匹马依旧耷拉着尾巴，仰着头颈在深雪里努力前行。可是雪却堆得越来越厚了，只见雪花在前面旋转着，几乎淹没了雪橇和马腿，从上面落下来的雪花噗噗地打在领上帽上。寒风忽左忽右地戏耍着意格拿司卡的衣领和马的鬃毛。

天气越来越冷了，我刚从领子里伸出头来，那凝结的雪竟旋转着打在眉毛鼻子和嘴上面，又钻进头颈里去。我向四围一看——尽是一片雪白，除了光亮的雪，天地间已一无所有。我不由得害怕起来。再看阿莱司卡，他正盘着腿在雪车中间睡觉，他的背全被雪盖住了。而意格拿司卡却并不为此发愁，他还是和之前一样，不住地拉着缰绳，嘴里拼命地喊着，并且不断地跺脚。铃声响得还是这样奇怪。马儿已经打起鼾来，却还在跑着，时常还会趔趄。过了一会儿，意格拿司卡叉着双腿跳起来，挥着袖子又开始低声唱起了小曲。只是曲调还没唱完，他便停下车，把缰绳摔在座上，爬下车去。

风越来越大，卷着雪花拼命往衣裳上打。我往后一看，第三辆车已经没影了，大概是落在后面了。在第二辆车四周笼罩的雪雾里，那个老人正在那里忽上忽下地跳跃着。意格拿司卡从雪车下来，走了两三步便停了下来，只见他坐在雪上，解开鞋带，脱起鞋来。

我问：“你这是做什么?”

他答道：“换一换鞋子，不然脚就要冻坏了。”说完，他依旧忙着他的事情。

我原本打算伸出头看看他怎么做的，可又觉得太冷，就直身坐着，看停止行进的辕马正摇摆着自己盖满雪的尾巴，显出十分疲乏的样子。我正呆呆地望着，忽然意格拿司卡跳上车来，车子不禁摇晃了一下，便把我从发呆中惊醒了，我便问他：“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还能到达光明之地吗?”他回答：“请你放心，我们一定能到。现在最要紧的是换一换鞋，先把腿弄暖和了再说。”

等意格拿司卡歇息完，车子动了起来，铃声又响了，风又吼着了。在无边无涯的雪海里，我们再次漂泊。

十

或许是太累的缘故，我又睡着了，而且睡得很舒服。后来阿莱司卡的腿撞了我一下，我这才醒过来。待我睁开眼睛一看，已经是早晨了。我也不禁打了一个激灵，觉得此时比晚上还冷。

此时，雪已经停住了，但是风依旧在田地里吹起雪花。东边天上现出一种清澈的蔚蓝颜色，云也光明了许多，并且轻松了。田地里能看见的地方全都覆盖着一层白雪，只有两三处看得见灰色的丘陵，一些雪麈从上面跃过。

白茫茫的地上什么痕迹都没有——无论是车迹、人迹还是兽迹，什么都没有。车夫和马背的形状以及颜色，在雪白的天地里显得异常明晰。意格拿司卡深蓝色的帽檐，和他的领子、头发、皮鞋都是白的。车啊，马啊——就是一句话：到处都是白色。要说一件新东西能够引起人的注意，那就是记里数的柱子了。我们走了一晚上，那几匹马便整整拉了一个晚上，如今竟不知道往哪里去了，这个现象令我十分奇怪，不过好在我们总算是快到了。

车铃比之前响得更加活泼了，意格拿司卡嚷喊得也越发起劲。后面马儿也嘶鸣着，铃声也响着。我们猜那个睡觉的人大概已经落在后面了。大约过了半里路，我们忽然发现雪地上刻着新鲜的车迹，隐隐约约还有玫瑰色的马血斑点。意格拿司卡说：“这是菲里布!一定是他比我们先到了！”

车子又向前行驶了一会儿，一所挂着招牌的小房从道旁的雪中露出来，这间房屋的顶和窗差不多全被雪盖住。果然，酒店门前停着一辆车，那些灰色的马满身是汗，腿弯曲了，头也垂了下来。门旁已经打扫得很整齐，旁边还放着一把铲子。

就在我们车上的铃声响个不停的时候，从门内走出来一个身材高大，脸色紫红的车夫，他手里正端着一只酒杯，嘴里不知道在叫喊些什么。意格拿司卡回过身面对着我，请求我允许他停下车。这是我初次看清他的面容。

十一

和我在看他的头发身材时所猜想一样，他的脸既不黑，也不干涩。他是那种圆脸、扁鼻、大嘴，一双圆眼很是明亮，而且满面笑容。他的面颊和脖颈是红的，眉毛和胡须上都沾满了雪花，看上去一片雪白。那地方离驿站只剩半俄里远，我们就停下来了。当时我说：“还是快一点的好。”意格拿司卡从车上跳下来，一边说着“一会儿工夫”，一边向菲里布那里走去。

他把右胳膊上的袖子脱下来，同鞭子一块儿扔在雪里，说：“兄弟给我吧。”说着，就低下头一口气喝尽了那杯烧酒。

那个卖酒人像是退伍的哥萨克兵，手里提着一瓶酒，从门里走出来，问：“倒给谁呢?”

身材高大的瓦西里，脸上满是胡须的瘦小乡人，还有那个肥胖的爱出主意人都围了过来，每人都喝了一杯酒。那个老人也挤到喝酒的那一群人里去，可是卖酒人并不给他端酒，他只得退到拴马的地方去，摸着马背和后脚。

那个人与我所想象的并无差异：身材又小又瘦，脸上布满皱纹，胡子稀稀疏疏的，鼻子很高，牙齿很黄。头上的一顶帽子倒还完全是新的，可是身上穿的皮裘却已经破旧不堪，肩上、腋下到处都是破洞，皮袭长度还不到膝盖，那时候他正伛偻着身体，皱着眉，在雪车旁走动着，努力要让自己的身体热乎起来。

出主意的人对他说：“米脱里奇，我看你还是花几个钱，暖一暖身体吧。”

米脱里奇被他说得动了心，迟疑了一会儿，便走到我面前。他先是摘下帽子，露出了他的一头白发，然后他深深地向我鞠着躬，边笑边说：“整个晚上，我和您老人家一道跑着，急忙忙地找路赶路，请您赐给我几个小钱，让我暖一暖身子吧。”

我看他的样子着实可怜，便给了他一个“柴德魏塔”(二十五哥币的银币)。卖酒人取出一勺酒来，递给米脱里奇。米脱里奇赶紧把揣着马鞭的袖子脱下来，去端那酒杯，可是他的手指仿佛不是自己的一般，根本不听他的使唤，—个不留神那只装满酒的杯子便掉在地上，里面的酒就这么全洒了。

车夫们全都大笑起来，他们说：“米脱里奇真的冻僵了，看，他连酒杯都拿不住呢。”

眼看着那杯酒全倒翻了，米脱里奇当然十分生气。后来大家又给他倒了一杯，灌进他的嘴里，这才让他又高兴起来。高兴起来的他跑进酒店里，把烟管点着火，然后张着一口黄牙嘻嘻地笑着，说了许多骂人的话。喝完了酒，车夫们便各自散开，坐上各自的车子，又向前走了。

雪又白又亮，人如果长久地盯着雪看，就会感到十分耀眼。太阳慢慢从地平线升起来，外面的一层红圈从云里穿过，渐渐显现出来。哥萨克村道旁已经有了明显的黄色痕迹，在这种凝冻而又压抑的空气里，让人们微微生出一种有趣的轻快和凉意。

我坐的那辆车跑得飞快。几匹马个个精神焕发，铃声里夹杂着疾奔的马蹄声。意格拿司卡兴奋地呼喊着，后面的两个车铃也响得很厉害，我又听见了车夫醉酒的呼叱声。我回头一看：车夫菲里布一边挥着鞭子，一边在那里扶正自己的帽子，而那位老人，依旧躺在雪车的中央。

两分钟后，车已经在驿站门前的石阶旁边停好，意格拿司卡转过头来看着我，兴奋地说：“老爷!我们到啦!”

呆伊凡的故事

一

有一个国家，居住着一个有钱的农人。这个农人有三个儿子：当兵士的谢敏，大肚子塔拉史和呆伊凡，此外，他还有一个女儿名叫马腊尼，不过这个女儿又聋又哑。谢敏去当兵，伺候国王，塔拉史跟着一位商人在城里做生意，家里就只剩下呆伊凡和聋哑女儿相伴着生活。

谢敏有头脑，官职做得也很大，自然财产也不少，他还娶了一位绅士家的女儿做妻子。不过，谢敏的俸禄虽然多，财产也不少，但是他却连一毫的积蓄都没有。说到根本，还是因为他娶了一个挥霍无度的妻子，到了最后，竟没有剩下一点儿的钱财。谢敏来到库房，想去收些进款。管账的说：“什么钱都收不着，我们这儿既没有牲口，也没有家伙，马、牛、犁、锄，都没有；没有这些，怎么可能有进款呀。”

于是谢敏跑到父亲那儿，说：“父亲，你是有钱的，为什么不给我些。不如分给我三分之一吧，我好运到我库房里去。”

老头儿说：“你挣得钱一分一毫也没有往家里寄过，为什么到了现在，我反倒要分给你三分之一呢?这么做，明明就是在欺负伊凡和马腊尼呀。”

谢敏说：“一个是傻子，另一个又是个天生的聋子哑巴，他们要钱有什么用?”

老头儿便说：“那么看看伊凡怎么说。”

伊凡倒是干脆，说：“那有什么呢，就让他拿去吧。”

于是，谢敏就在家里拿了一份财产，运到了自己库房里，而他自己仍旧到国王那里去当差。

做生意的塔拉史也很挣钱，他娶了一位商人家的姑娘做老婆，不过他对自己的现状总是不满意，总嫌自己挣钱少。一天，他也到父亲那里去说：“把我的一份也给我吧。”

老头儿自然不愿把财产分给塔拉史。他说：“我们从没用过你一分一毫的钱财，所以家里的钱，你就别想了，伊凡还要用呢。你要这么欺负伊凡和马腊尼是不行的。”

塔拉史就说：“他要钱做什么，他是个傻子，又不能娶亲，也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嫁他；还有你的那个女儿，她又是个哑巴，也用不着什么钱的。伊凡，你就给我吧，给我一半粮食就行，其他的东西我不要，牲口我只要那匹灰色公马，反正你耕田也用不着它。”

伊凡笑了笑，说：“那有什么呢，你拿去吧。现在我要走了，我要去做工了。”

就这样，塔拉史也分到了一份财产。他带着那匹灰色雄马运着粮食进城去了。而伊凡只剩下一匹老母马，可他没觉得有什么，依旧过他的农人生活，养他的父亲和母亲。

二

没想到这个情况把一个老魔王给惹恼了，他看着他们兄弟分家也没有吵吵嚷嚷，和和气气地就分开了。于是，他就召集了三个小鬼。他说：“你们看看那三位兄弟：兵士谢敏、大肚子塔拉史、呆伊凡。他们应当争吵才对，可他们并没有，竟然还安安稳稳地生活，像亲朋好友似的就分开了盐和米。都怪那个傻子，是他弄坏了我的事。现在，我派你们三位去那里走一遭，抓住他们三兄弟，使他们受些苦，一定要让他们互相吵闹起来。你们会办这件事吗?”

三个小鬼说：“我们会的。”

“那你们打算怎样去做呢?”

“我们打算这样去办：首先要挑拨他们，让他们没有饭吃，然后再把他们聚到一块儿去，这样，他们一定能吵闹起来了。”

老魔王听了说：“好吧，我知道你们几位还懂事。去吧，如果不能让他们三兄弟都受点苦，你们就不要回来见我，小心我剥你们三个的皮。”

三个小鬼都跑到池子边，相互盘算着，到底怎样去办才好呢。大家各有各的想法，他们争论着，谁都想挑轻松的事去做，最后大家决定抽签，抽着哪一位兄弟，哪一位就去做。不过他们也事先说好，先做完的那个人必须得来帮助没完成的人。签抽完了，大家又约定了一个日期，到时再来池边聚会，这样就可以知道：谁先做完，谁去帮谁。

约定的日期到了，小鬼都如约来到池边聚会。他们热烈地谈论起来，谁在谁那儿办的事怎么样。

第一个小鬼，是从兵士谢敏那儿来的。他说：“我的事情办好了。明天我的兵士谢敏就会跑到他父亲那里去。”

他的同伴就问他：“你是怎么办到的?”

“呀，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谢敏的勇气激发出来，让他去劝国王和全世界打仗。于是国王就任命谢敏当元帅，命令他去攻打印度。战争开始了。那天晚上，我便跑到谢敏的军营里，弄湿了他的火药，又跑到印度王那边，用干草做了无数的假兵。谢敏的兵看见他们周围有那么多的士兵，自然害怕起来。谢敏便下令开枪，但是枪和炮怎么都发不出去。谢敏的兵一见这样，更是害怕了，就像一群受惊的羊群似的乱跑开了。印度王也不放过机会，就一路赶杀他们。就这样，谢敏打了败仗，他的财产都充了公，国王明天就要定他的死罪了。眼下，我只要再有一天的工夫，这件事就算办完了，等救他出狱后，我便让他逃回家去。好了，我的事情明天就可以完结，你们说吧，谁要我来帮助?”

第二个小鬼，是从大肚子塔拉史那儿来的，他也说起他的事来：“我是不用你帮助的，你们瞧好吧，塔拉史不出一个礼拜就不能顺利生活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生出贪欲嫉妒的心来。他自己妒忌人家的买卖做得好，便看见什么都要买，他买了无数的东西，自己的钱都花完了，还要买。现在他为了买东西已经欠了许多许多的债，简直还都还不清。再过一礼拜他还账的日子就到了，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在他所有的货物里弄些粪便，这样一来，他就赔偿不起了，就只能逃到他父亲那里去。”

两个小鬼说完了自己的计划，便对第三个从伊凡那儿来的小鬼说：“你的事情怎么样了?”

他说：“说实话，我的事情可真不好办。起先，我在他的酸水缸里吐了口痰，让他吃了肚子痛。然后又跑到他的田里把土打成石头一样硬，这样他就无从用力了。我想啊，这样他应该不来耕田了吧，可谁知这个傻子竟然还是带着犁来耕田了。他肚子痛得很，一个劲儿地哼哼，却还一直耕田。我没办法，只好弄折了他的一把犁，谁知他又跑回家拿了一把新犁重新绑好，又耕起来。我就爬到地底下，抓住他的犁，可抓又抓不住，他用力推着犁，犁头又尖，竟然还割破了我的手。现在，他的田差不多都耕完了，就只剩下一畦地了。所以，你们来吧，来帮帮我，兄弟们呀，如果我们办不好他一个人的事，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假如那个傻子还依旧耕田，那么他的两个哥哥也就不会觉得贫乏，要知道，那傻子一定会养他的两位哥哥呢。”

从兵士谢敏那儿来的小鬼，答应明天去帮助他对付呆伊凡，如此，他们便各自散了。

三

伊凡继续耕着田，只剩下最后一畦地了，他还想接着耕完了，可肚子又疼得厉害，地还得耕。于是，他就系一系腰带，翻过来又耕田。犁刚翻过来，就往后退，就像挂在树根上似的，被牵缠住了。其实，这是那小鬼的脚，用力把犁头缠住了，并使劲紧抓着。伊凡想：“这真是怪事!这儿也没有树根呀，可怎么又像有树根的样子呢?”伊凡想着，便伸手往土里摸了摸，突然，他碰着了一个软东西。他就抓住了那东西，用力拉出来。那东西黑乎乎的，看着就像树根似的，而且还蠕动着。伊凡细细瞧了一瞧，原来是个活小鬼。

“唉，是你呀，好捉弄人的小鬼!”伊凡说着摇摇头，正想用铁犁来打他，那小鬼哀求他说：“不要打我，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做。”

“你给我做什么事?”

“你说吧，你要做什么事。”

伊凡挠挠头说：“我肚子痛，你能治好吗?”

小鬼说：“能，能的。”

“那么，你就给我治吧。”

小鬼往田里看了看，一只手爪不停地摸索，突然就抓出来一块小根，还是三枚连生的。小鬼就对伊凡说：“你只要吃了这一枝根，一切病都好了。”

伊凡听了，便拿过来撕下一枝吞了下去。还真的管用，他的肚子立刻就不疼了。

小鬼又哀求说：“那么。现在你可以放我了吧，我保证跳进地里再也不来了。”

“那有什么呢，愿上帝保佑你!”伊凡刚刚说到“上帝”二字，小鬼突然就隐到地里去了，好像石头落到水里去似的，只剩下一个洞。伊凡把那剩下的两枝根藏在帽子里，又重新耕起田来。耕完了那一畦地，他把犁翻转过来，回了家。他卸好了马，走进屋子，发现大哥兵士谢敏和他老婆一块坐在那里吃晚饭呢。这时伊凡才知道原来大哥的财产都已充公了，他好不容易才从牢狱里逃出来，走投无路只得跑到父亲这儿来生活了。

谢敏看着伊凡说：“我到你这儿来生活了，请你暂时先养活我们夫妻两口子，等我得到新差使我们就走。”

伊凡说：“那有什么，你们就在这儿过吧。”

伊凡刚要坐到炕上去，谢敏的老婆就不高兴了，她很厌恶伊凡身上的臭味，便对丈夫说：“我不能和这臭村夫在一块儿吃饭。”

谢敏就说：“我太太说了，你身上的臭味不好，还是请你到帐篷里去吃吧。”

伊凡说：“那有什么，我正要到‘棚屋’里去，我还要去喂马呢。”

伊凡说完，便拿着大衣，径直往“棚屋”里去了。

四

从谢敏那儿来的小鬼，做完了自己的那件事，就如约跑来找负责整治伊凡的小鬼，帮助他一起捉弄那个傻子。他跑到田里，找来找去，找遍了所有地方都没有发现他的同伴，只找着一个洞，他想：“看来我的伙伴是遇害了，我必须得替他完成任务才行，现在呆伊凡已经把田耕好了，我只有到牧场上去捉弄那傻子了。”

于是，小鬼来到场上，把伊凡的牧场灌得满场都是水，他还搅了些泥。

第二天，天色刚亮，伊凡从“棚屋”里出来，他先是磨磨镰刀，然后就跑到草场割草。伊凡一到牧场就割起草来，一刀又一刀，镰刀碰住草根，可是怎么都割不动。他想或许该磨磨镰刀了，他又想了想，自己给自己念叨说：“不行，还是回去吧，回去拿些面包来，就算割上一礼拜也不怕，反正割不完是不走的。”

小鬼听见了，心想说：“蠢货，这就是个傻子，真拿他没办法。看来我得换个别的法子来捉弄他。”

伊凡拿着磨好的镰刀又来了，他挥着镰刀又割起草来。小鬼钻进草里，抓住镰刀柄，把刀头放到草里就使劲拉。但伊凡根本不管，依旧竭尽全力地割，最后竟也全割完了，只剩下池子里的那一块。小鬼见状立马钻进池子，他心想：“就是割破了我的手，也不让他割完。”

小歇了一下，伊凡走到池子里，草呢，看着并不大多，可不知怎的，镰刀却总是割不动。伊凡有些发怒了，便用尽全力割下一刀。小鬼原本想要躲开的，可根本来不及跳出来。看来事情来得不妙，他着急之下碰了一根草根。这时伊凡又是一刀，只听得草梗上飕的一声，小鬼半段尾巴被截断了，伊凡割完了草场，就叫他那哑巴妹妹去捆草，然后自己又去割小麦。

伊凡带着一柄镰钩出来，那断了尾巴的小鬼早已在那里乱搅小麦了，弄得伊凡的镰钩也无从去割。伊凡只得又走回去，拿来一柄曲镰继续割起来。最后，小麦也都割完了。他自言自语道：“现在要去割燕麦了。”

断尾巴的小鬼听着便想了：“割小麦没有捉弄到你，割燕麦我可是要捉弄捉弄你了，只要等你到天亮，一切就都好办了。”

一清早小鬼就跑到燕麦田里，这一看不要紧，田里的燕麦早已经割完了。因为伊凡想少撒落些麦粒，赶在天亮前就已经把燕麦割完了。小鬼这次可真是怒了，他说：“你这个傻子，截了我的尾巴，还这样欺侮我。我还从来没有败得这样惨过!这蠢货不要睡觉啊，竟害我没有赶得上他!现在我需得跑到他的麦堆里去，看来只有全给他弄坏才能完成任务了。”

盘算好了后，小鬼就跑进小麦堆，钻进麦柴里去乱弄起来：他一边把麦柴弄得零乱，一边自己打盹睡去了。

伊凡驾着马和哑巴妹妹来运小麦。走进麦堆就把麦子往车上搬。搬了两捆麦再一伸叉，正好刺到小鬼的背。伊凡举起来瞧了瞧，原来又遇上了一个活小鬼，这小鬼的尾巴已经截断了，正挣扎着想要逃走。

“唉，是你，好捉弄人的东西!你又来了!”

“我是另一个，你之前遇到的那一位是我的兄弟。我是在你哥哥谢敏处的小鬼。”

“我管你是在谁那里的，你现在可是又被我逮着了!”

说着伊凡就要挨着车沿打他，小鬼害怕就哀求起来。他说：“放了我吧，我再不来了，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做。”

“你能做什么呢?”

“你想用什么变成兵，我都变得出来。”

“兵又能怎样呢?兵会做什么事!”

“兵能做很多事，你要他做什么，只管吩咐他们就行，他们都会做。”

“他们会唱歌吗?”

“会的。”

“那有什么，你变吧。”

小鬼说：“那你捆几把麦子，按到地上摇上几下，你只要说：我的奴隶有命令，不要再做麦捆了，有几根麦，就变几个兵。”

伊凡便听那小鬼的话，拿了麦捆，摇了摇，又把小鬼教他的话说了一遍。惊奇的是，麦捆竟真的跳起来，变成了兵，前面领头的是一位鼓手，大家一起吹起军号来。伊凡看到这里，笑了笑说：“哈哈，你可真聪明!这样正好叫我的妹妹开心开心。”

小鬼说：“那，你现在能放我了吧。”

“还不行，你还要教我做个‘还原法’，不然麦粒都糟蹋掉了，你教教我怎么让这些兵还原，再变成麦梗。我要打麦了。”

小鬼说：“你只要说：‘有几个兵，变几根麦。我的奴隶有命令，再变成麦捆!’这样就可以了。”伊凡听了又照样做了一遍，士兵又变成麦捆了。

小鬼又哀求道：“现在可以放我了吧。”

“那有什么。”伊凡说着就把小鬼抵住车沿，用手抓住，就从叉上拔下来了，嘴里还念叨了一句“上帝保佑”。和之前一样，就在伊凡刚刚说到“上帝”的时候，小鬼突然就隐到地里去了，好像石头落在水里似的，只剩下一个洞。

伊凡走回家，看到家里正坐着他的二哥塔拉史和他的老婆，他们正在吃晚饭呢。由于大肚子塔拉史还不清债，为了躲账，只好跑到父亲这儿来生活了。

他看见伊凡，就说：“伊凡，恳请你养活我们夫妻二人吧，等我能够再出去做生意时我们立马就走。”

伊凡说：“那有什么，你们就在这儿过吧。”

伊凡说着脱去外衣，坐到桌子那边去。

大肚子塔拉史的老婆不高兴了，说：“我不能和他这个傻子在一块儿吃饭，他的汗酸臭难闻死了。”

大肚子塔拉史就说：“我太太说，你身上的臭味不好，你到帐篷里去吃吧。”

伊凡说：“那有什么呢。”说完，他就拿着面包，往院子里去，边走边说：“刚好，我正要到‘棚屋’里去，去喂马呢。”

五

从塔拉史那儿来的小鬼，做完了那一晚的事，如约跑来帮助他的伙伴们，一起捉弄呆伊凡。他先是来到田里，找来找去，找他的伙伴们，一个都没有找到，只找着一个洞。来到草地里，只在池子里找着了一条尾巴，他又来到割麦场上，又找着一个洞。他想：“天，看来我的伙伴们是遇害了，我得代替他们，去捉弄那个傻子。”

小鬼跑去找伊凡。可是田里的工作，伊凡已经做完了，现在，他正在树林里砍木头。

他为什么要砍木头呢？原来是他的哥哥们回家来住，但家里地方太狭小，于是他们就让伊凡砍木头，好来盖新房子。

小鬼得知后，就跑到树林子里来，爬进树枝搅扰伊凡砍树。伊凡砍下树枝来，想让树枝掉在地上，这样就容易拉倒树干，可那树就那么不凑巧，偏偏掉在那不方便的地方，架在了几根枝丫上面。伊凡只好砍断那些枝丫，这样才算把树干弄下来。别说，砍倒一棵树还真不容易。

砍第二棵的时候，又是这样，伊凡用尽力气，依旧是枉然。到了第三棵，还是这样。伊凡本打算砍五十棵小树的，如今还没砍到十棵，天就已经昏黑了。伊凡烦心起来，一身的汗，热气腾腾的，就像满树林子下了雾似的，可他依旧不肯放弃。又砍了一棵树后，他的背脊痛了起来，再也没有力量继续砍了。于是，他把斧头砍在树上，想先休息休息。

躲在一旁的小鬼听不到伊凡的声息了，马上欢喜起来。他想：“他毕竟没有气力了，想要停工，不如我也来休息休息。”这么想着，他就坐在树枝上面，正在高兴的时候，伊凡突然站起来，举起斧头就是一斧，刚好砍在小鬼休息的那一面，顿时树身一震，树枝掉落下来。小鬼没有一点儿提防，也没有来得及挪开，崩坏的树枝就扎住了他的脚。伊凡拨开树枝，一瞧，原来是一个活小鬼。

伊凡奇怪起来，摇着头说：“唉，是你呀，好捉弄人的东西!你怎么又来了!”

“不，我是另一个。我是在你哥哥塔拉史那儿的。”

“我管你是在哪里的，这次你可要遭殃了。”

伊凡说着就挥起了斧头，要用斧柄打他。

小鬼可怜兮兮地看着他，哀求说：“不要打我，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做。”

“你会做什么呢?”

“我会做钱，不管你要多少，我都做得出来。”

“那有什么，你就做出来吧!”

小鬼就教他做，说：“你在那棵橡树上采些橡树叶，然后放在手里揉，就有金子掉下来。”

伊凡就去采了些叶子，放在手里揉一揉，金子果然掉下来了。

“这好得很，和小孩子玩耍的时候，可以玩玩。”

“现在放了我吧。”

“那有什么!”伊凡说完，便拿着树枝，放开了小鬼，还不忘说一声“上帝保佑你”。还是一样，伊凡刚刚说到“上帝”二字，小鬼突然就隐到地里去了，好像石头落到水里去似的，只剩下一个洞。

六

新房子盖好后，三兄弟就各自分居了。

这时，伊凡田地里的工作也已收拾完毕，他酿好啤酒，去请他的哥哥们来玩。他的两位哥哥自然不肯到伊凡这里来做客。他们说：“我们不要看那些乡下人的玩意儿。”

伊凡便请了些农夫村妇来，他自己也吃喝起来，喝醉了跑到街上组织起跳舞队。伊凡走近跳舞队，想让村妇们恭维他。他说：“你们一生没看见过的东西，我会给你们的。”

村妇们听他这么说都笑开了，于是恭维他。大家恭维了他一番，说：“可以了吧，现在你得把东西给我们了。”

伊凡说：“我立刻就拿来。”伊凡说完，拿起一只篮子就往树林子里跑。村妇们都笑他：“大家看那个傻子!”

说笑过后，大家也便忘掉伊凡说的话了。忽然，伊凡跑回来了，而且手里拿着满篮子的东西。

“分给你们，怎么样?”

“那你就分吧。”

伊凡便从篮子里抓着一把金子，往村妇们身上一掷，还大声喊：“老太太们呀!”

村妇们一见是金子，就都奔着去捡。这时，她们跳起来，互不相让，争着去抢。一位老太太险些儿被她们压死。

伊凡大笑着，说：“啊呀!你们这些傻子。你们怎么能压着那位老太太呢？你们轻点儿，我再给你们就是了。”说完，他又撒起来。大家又是乱跑一阵，没多大工夫，伊凡就把一篮子金子撒完了。可大家还是要，伊凡就说：“都撒完了。下次再给你们好了。现在你们来跳舞吧，来唱歌吧。”

村妇们唱了一会儿歌，伊凡说：“你们的歌唱得不好。”

大家就问：“怎么样才是好的呢?”

伊凡就说：“我马上让你们听听什么是好歌。”

他说完，就向麦场跑去。到了麦场，他拿了一捆麦子，把绳子扎好，摇了摇说：“我的奴隶有命令，不要做麦捆了，每一根麦，是一个兵。”伊凡说完，麦捆就跳了起来变成了兵，军鼓军号也吹打起来。伊凡就下了命令，命令他们唱歌跟在自己后面去往街上。大家感到奇怪极了，就在兵正唱着起劲的时候，伊凡下命令叫他们回麦场，他不许村妇们跟着。到了麦场，他又把那些兵变成麦捆，掷在场里去了。

忙完这些后，伊凡才回了家，到棚屋里去睡觉了。

七

第二天一早，伊凡的大哥兵士谢敏知道了这些事，他便跑到伊凡家里。他问伊凡：“告诉我，那些兵你是从什么地方带来的，你又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伊凡是：“你又要做什么呢?”

“你知道吗，一旦有了兵，什么事都好办，还能得到一个国家呢。”

伊凡奇怪起来，说：“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要多少我都变得出来。我和哑巴妹妹常常变来变去，不知道多少次了。”

伊凡带着谢敏来到麦场，和他说：“你瞧着吧，我来变些兵，可是你得带他们走，还得给他们吃的东西，要不然，他们一天就能把全村吃尽了。”

兵士谢敏答应把兵带走，伊凡就变起兵来。他把麦捆连摇几摇，念念咒语；再摇摇另一捆又念念咒；如此，他变出许多兵来，满草场都站满了。

伊凡问：“怎么样，可以了吗?”

谢敏喜欢得很，说：“可以了。谢谢你，伊凡。”

伊凡道：“这样好了。你若是还要，你再来，我再变些就是了。现在麦梗还多得很呢。”

谢敏就带着这些兵，组建好军队，去打仗去了。

谢敏刚刚走，大肚子塔拉史就来了，他也知道了昨天的事，就来问他的兄弟：“你告诉我，你从什么地方弄来的那些金钱?如果我有了这么多钱，就可以用这些钱把全世界的钱都弄来。”

伊凡奇怪起来，问：“哦?那你应当早点儿告诉我，不管你要多少，我都会给你弄来。”

大肚子塔拉史高兴极了，说：“你只给我三篮子，也就够了。”

伊凡说：“那有什么，我们到树林子里去，不过需要驾匹好马。”

“难道你拿不动。”

两兄弟一起来到树林子里，伊凡就把橡树叶子捡起来，在手里揉了揉，念念咒语，眼前立马变成一大堆的金子。

“怎么样，可以了吗?”

塔拉史很是开心，忙说：“暂时可以了。谢谢你，伊凡。”

伊凡说：“好吧，你如果还要，你再来，我再弄给你就是了，反正叶子多着呢。”

得了金子的塔拉史，装着整车的金钱，重新去做生意了。

就这样，他的两位哥哥都走了。

谢敏去打仗了，塔拉史去做生意了。兵士谢敏征服了一个国，大肚子塔拉史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他们兄弟俩碰头了互相谈起来：谢敏的兵，塔拉史的钱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

兵士谢敏和大肚子塔拉史说：“我征服了一个国家，我的生活是很好的了，可惜我没有钱来养兵。”

大肚子塔拉史说：“我有了一座山一样的金钱，过日子是不怕了，就只有一样令我苦恼，就是没有人替我看守那些钱。”

兵士谢敏就说：“不如我们再到伊凡那儿去，我叫他再变些兵，给你去看钱；你叫他变些钱给我，我好拿去养兵。”

两人商量好后，就一起跑到伊凡家。见了伊凡，谢敏就说：“好兄弟，我的兵太少，再给我些兵，只要再变两捆麦也就够了。”

伊凡摇摇头说：“不行，我再也不给你兵了。”

“为什么，你不是答应我的吗?”

“我是答应你的，这不错，可是我不再变了。”

“你这个傻子，为什么又不变了呢?”

“就因为你的兵打死了人。那天，我在道旁耕田，看见一位村妇抬着一口棺材，一边走一边号啕大哭。我就问她：‘谁死了呢?’她说：‘我的丈夫和谢敏的兵打仗，被打死了。’从前，我以为兵是唱歌的，可现在他们却打死了人。所以，我再也不给你了。”

伊凡很固执，说不给就一定不给。

大肚子塔拉史又来问呆伊凡，要他再变些金钱给他。

伊凡也是摇摇头，说：“不行，我再也不给你变钱了。”

“为什么，你不是答应我的吗?”

“我是答应你的，这不错，可是我再也不变了。”

“你这个傻子，为什么又不变了呢?”

“就因为你有了钱把米哈衣洛夫家的牛强夺走了。”

“怎么是强夺了呢？”

“就是让你强夺走的：米哈衣洛夫有一只牛，平时他家的小孩都吃那只牛的奶，可有一天，他家的小孩子却跑到我这里来要奶吃。我就问他们：‘你们家的牛哪里去了?’他们说：‘塔拉史家管账的来，给了我们妈三块金东西，我妈就把牛给他了，现在我们没有奶吃了。’从前，我以为那种金色的东西是你要着玩的，现在你却强夺了人家小孩子的牛，他们连奶都喝不上。所以，我再也不给你了。”

呆伊凡很固执，说不给就一定不肯再给。最后，他那两个哥哥也就走了。

但这两个人并不死心，他们又商量起来，他们的难关怎样才能渡过呢?

谢敏说：“就这样办吧。你给我钱养兵，我给你半个国和兵看守你的钱。”塔拉史听了觉得这主意不错，也就同意了。于是，兄弟俩均分各自应得的部分了，两个人都做了国王，两个人都有钱了。

八

伊凡住在家里，照旧养活父亲和母亲，和哑巴妹妹做农工。

有一次，伊凡家的一只老狗生病了，身上长满了疥癣，快要死了。伊凡很可怜他，问哑巴妹妹要了些面包，放在帽子里，打算拿去给那只狗吃。谁知刚向它一掷，帽子就破了，面包和一枝根同时掉出来。老狗就吞了那枝根和面包，那枝根刚被吞下去，老狗就跳起来，竟开始和伊凡逗着玩儿，还摇摇尾巴汪汪地叫个不停，病就这么神奇地好了。

这件事惊动了伊凡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看着奇怪，便问他：“你用什么东西，把这狗医治好的?”

伊凡说：“我有两枝小根，什么病都医治得好，刚才它吃了一枝。”

这时，刚好一位国王的女儿得了病，国王在全国的城镇招贴告示，许诺谁医好了他女儿，他就重赏他，假如是个没有娶过亲的人，他就把女儿嫁给他。伊凡所在的村里，也接到这种命令。

得知这个消息后，伊凡的父亲和母亲就叫伊凡来，跟他说：“你听见国王的命令没有?你不是说你有小根吗，那你去吧，去医治国王的女儿。这样，你的一生就幸福了。”

伊凡说：“那有什么!”

于是，伊凡就收拾行装起程。伊凡穿好农服，走下台阶，瞧见有一个挛手的讨饭婆站在那里，讨饭婆说：“我听说你会医病，是吗?那么请你医治好我的手吧，要不然，我连鞋都不会穿啊。”

伊凡说：“那有什么!”说完，便掏出那枝根给那讨饭婆，叫她吞下去。讨饭婆把枝根吞下去之后，病就好了，立刻她的手就能动了。

这一边，伊凡的父亲和母亲正走出来打算送伊凡到国王那里去，却听说伊凡已经把那一枝根给了人，眼下没有东西可以医治国王的女儿了，他们就骂他：“你只可怜那讨饭婆，国王的女儿你就不可怜了。”

被父母一说，伊凡又可怜起国王的女儿来。于是，他驾着马，在车厢里扔了些草麦，坐上去就要走。

“你到什么地方去，你这个傻子?”

“去医治国王的女儿呀。”

“你要用什么东西去医呀?”

“那有什么!”伊凡说着就赶着马走了。

伊凡走到王宫，刚迈上台阶，国王女儿的病就好了。

国王自然高兴坏了，立即下令让伊凡去洗澡，还吩咐下人给他穿好衣服，收拾干净，然后对他说：“你做我的女婿吧。”

伊凡说：“那有什么!”

就这样，伊凡娶了那位公主。没过多久，那个国王死了，伊凡就继位做了国王。那时兄弟三人，都有了各自的国土，各自为王。

九

兄弟三个人都做了国王。

大哥兵士谢敏倒是不错。他有了自己的草兵，还打算招募些真兵。他下令全国，让每十家派出一名兵，当兵的要身材高大，脸面也要整洁。他把招来的这许多兵，都训练好了，谁要是有什么违背他的地方，他就立刻派兵去讨伐。由于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人人都怕他。

他的生活也过得很好。他刚想着要些什么，只需丢个眼色，那就是他的了。因为他可以派出兵去，他要什么，那些兵就替他去拿，去抢来。

大肚子塔拉史也很好。伊凡给他的钱，他还没有花完，自己还赚了不少。他在自己的国家定了好多法律。他把自己的钱，都藏在箱子里，却到百姓那里去要钱。比如收些人头税、通行税、乘车税、鞋税、袜税、衣饰税等，总之，能想到的他都想到了。人家因为他有钱，什么都得给他，人人都来替他做工，因为人人都需要钱来生活啊。

呆伊凡过得也不坏。他的丈人刚下葬，他就脱掉了国王的御服，还给他的夫人，还让夫人把国王的衣服藏到箱子里去。之后，他依旧穿上粗布短裤褂和草鞋，做起工来。他说：“什么活都不干，让我很是气闷，肚子也胀起来，吃饭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所以，他依然和父亲母亲以及他的哑巴妹妹一起做工。

大家跟他说：“要知道，你现在是个国王呀!”

他说：“那有什么呢，国王也得吃饭啊!”

大臣到他那里去，跟他说：“我们没钱发俸禄了。”

他说：“那有什么呢，没有，不发就是了。”

大臣说：“这样的话他们就不肯当差了。”

他又说：“那有什么，就让他们去吧，不当差，他们更可以随便去做工了，让他们去运些粪，这样也好多些肥料。”

有人跑到伊凡住处来告状。其中一个人说：“他偷我的钱。”

伊凡说：“那有什么!你要知道，他必定是有用呢。”

渐渐地，大家都知道了伊凡是一个傻子。他的公主老婆跟他说：“人家说你是傻子。”

伊凡说：“那有什么!”

伊凡的老婆想不通，最后想来想去，也成了傻子了。

她自己说：“我怎么能违背丈夫做事呢?针在什么地方，线也要到什么地方去，这样才对呀!”她说完，便脱掉了王后的御服，也放在箱子里，一个人跑到哑巴妹妹那里学起做工来。学会了做工，她就来帮助丈夫。

没过多久，伊凡所领导的国家里，聪明的人都走了，只剩下一些傻子。大家都没有钱。他们活着，工作着，自己养活着自己，养活些好人。

十

那个企图陷害三兄弟的老魔王等来等去，一直在等小鬼的消息。他想知道他们把那兄弟三人搅成什么样了，可是等到最后什么消息都没有。他决定自己去探听探听，找来找去，找遍所有地方都找不到三个小鬼，只找着三个洞。他想：“哦，看来他们没有成功，这下只得自己来动手了。”

他去找那三兄弟，却发现他们已经不在老地方了。他找到他们三个的国内，才知道三个人都做了国王。老魔王看着，气得要命。

他说：“看来只有我自己动手了。”

他首先到谢敏大王的国家。不过，他不是以自己真实的模样去的，他变成了一个将军，跑到谢敏大王那里，说：“我听说过你，谢敏大王，你是个伟大的军人，我在军事上很有学问，很愿意替你当差。”谢敏大王对他细细盘问了一番，觉得他是个聪明人，就叫他留下当差。

于是，这个新将军就教着谢敏大王怎样去训练扩充他的军队。

他说：“第一，得多招些兵，你看你的国里，许多百姓都是游手好闲的。我认为只要是年轻人都应当来当兵，不必挑选，这样一来你现在的兵就可以多五倍。第二，应当制造些新枪炮。我来给你制造那种枪，一次可以放出一百颗子弹，像豆子一样飞射出去。我再制造那种炮，能够炸毁很多东西的。人呀，马呀，城墙呀，一律都能烧得毁。”

谢敏大王听了新将军的话，立即下令，凡是少壮的人都编成军队，还要建起新制造局，制造新枪新炮。他还立刻向邻国宣战。

军队刚一出发，就遇着了敌兵，谢敏大王就下令，命令士兵们向敌人开枪放炮，一时炸裂烧毁了一半敌兵。邻国的国王见状很害怕，只得投降让国。这场胜仗，让谢敏大王很是欢喜，他说：“现在我可以去打印度王了。”

印度王已经听说了谢敏大王的事情，于是也学着他的计划进行调整部队，而他自己又想出一些新计划。印度王不但把一些少壮人都编成军队，更招募一些没有出嫁的女人，所以他的军队比谢敏大王的多很多。至于枪炮，印度大王也都是学着谢敏大王的方法制成的，而且他更是想出了航空的法子，可以从上面掷下炸弹来。

谢敏大王带着他的军队来和印度王开战，想着可以和上次一样打胜仗，只是他料错了。印度王不等谢敏的兵赶到射击地，就先派自己的娘子军飞到谢敏的军队上面，投掷炸弹。娘子军驾着飞行器来到谢敏军队上面，抛掷炸弹，就像硼砂散落在油虫上一样，谢敏的军队立马就跑散了。只剩下谢敏大王一个人。

就这样，印度王占领了谢敏的国土，谢敏和他的那些兵士就都逃走了。

老魔王弄坏了第一个兄弟，暗自得意，接着他又跑到塔拉史大王那里去了。

这次，他变了一个商人，在塔拉史的国家住了下来。他先是盖起一所大钱庄，放出钱去。这位商人出高价购买一切东西，于是，人人都奔到商人那里去赚钱。臣民们人人都有很多的钱，他们的欠款也都还清了，而且还能按期缴纳租税。塔拉史自然是很高兴。他想：“这还得谢谢那位商人，现在我的钱更多了，我的生活也更好过了。”

贪心的塔拉史又有了新企图，他想要盖一座新宫殿。于是他下令，让百姓运木材和石料，动工开始盖新宫殿，而且，他还定下很高的价钱。塔拉史大王以为百姓会和以前一样，因为他有钱呀，大家一定都会来做工的。但是等他察看了一番后，发现所有的木材和砖石，都运到商人那里去了，所有工人也都到他那里去了。塔拉史大王决定再加一倍价钱，可那个商人加得更多。塔拉史的钱虽然多，可那个商人的钱比他更多。而且商人总会超过塔拉史国王的定价。如此，塔拉史国王的新宫殿也盖不成了。

既然宫殿盖不成，那就盖座花园吧，塔拉史大王这么想。很快，秋天来了，塔拉史大王又下了一道命令，让百姓到他那里去盖花园，种花树。可是，命令下达很久，没有一个人来，大家都给那个商人去开池子了。紧接着冬天来了，塔拉史大王想买貂皮做件新皮袄。他派人去买，使者回来报告说：“没有貂，皮子都在商人那里了，他出了更高的价钱，买貂皮做成了地毯。”

塔拉史大王无法，便作罢。没多久，他又想买几匹马。他派人去买，使者回来说：“所有的好马，都在商人那里，替他运水灌地呢。”

就这样，国王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没有一个人给办成，大家都去为商人办事了，他们只拿着商人的钱，来缴纳他的租税。

塔拉史国王的钱越积越多，竟没有地方去藏，他的生活也越来越坏。这时候，国王也不奢望什么了，不管怎样，只要能生活就可以了，可是这样的要求竟也不能够满足。他的样样事都难办，因为他的厨夫、仆役、车夫，都到商人那里去了。他连食物都得不到，走到市场上去买点什么，什么都没有：商人都买去了，他能得到的只有缴租税的钱不断地送来。

终于，塔拉史大王发怒了，他把商人驱逐出境。这商人就在边境住着，还是和之前一样做事，因为商人太有钱了。国王要的东西都被人送到商人那里去了，国王觉得一切都乱套了，他的事简直没法办。他没有食物，却还听到他的臣民常常讨论一些话题，说是商人已经夸下海口了，说他要买国王本人呢。塔拉史大王听了这个消息烦闷得很，却又不知道怎么样才好。

就在这时，兵士谢敏跑到他这里来了，向他求救说：“你帮帮我吧，印度王把我打败了呀。”

可是塔拉史大王自己都自顾不暇，哪有精力去帮他。所以，他只得说：“我自己也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十一

弄坏了那两位兄弟，老魔王又跑到伊凡那里去。这次，老魔王变了一个将军，他跑到伊凡那里，恳请伊凡让他带兵，他说：“作为一国之王，没有兵，那是万万不行的。你只要命令我，我就会让你的百姓都练成兵，然后编成一队军队。”

伊凡听他这样说，便道：“那有什么，那你去编吧，可是你还教他们好好唱歌，我最喜欢这个。”

老魔王走进伊凡的国，自由去征兵。他想大家都来当兵，便对他们说：“你们如果剃光头，每人可得一升酒，一项红帽子。”

那些傻子都笑开了，说：“我们这里，酒是很随便的，我们自己都会酿，帽子呢，你要什么样的都有，我们的女人都会缝，就是要带花的也成，再挂些璎珞也很容易。”

老魔王没有征到一个兵。他又到伊凡那里，说：“你的那些傻子都不愿意来，我看必须要强迫他们才行。”

伊凡说：“那有什么，你去强迫他们吧。”

于是，老魔王就下令叫一些傻子来当兵，并且说，谁如果不来，伊凡大王就要定他的死罪。

那些傻子听了，便跑到老魔王变成的将军那里说：“你跟我们说我们如果不当兵，国王就要定我们的死罪，可是你没有跟我们说，我们当了兵，又会怎么样。听说当兵的是要被人杀死的。”

“也许有这样的事。”

大家听了，就说：“那我们还是不要去了，死在家里总比死在外面好些。反正也逃不了一死。”

老魔王喊：“傻子，你们这些傻子!当兵有可能被打死，但也有可能活下来呀，可是不当兵，伊凡大王就一定会给你们定死罪呀。”

那些傻子想了想，索性跑到伊凡那里直接去问了：“将军说的，叫我们全去当兵。他说，你们如果去当兵，那么，你们有可能被打死，但也有可能活下来，但如果你们不去的话，伊凡大王一定会定你们的死罪。这话是真的吗?”

伊凡笑了笑，说：“怎么可能呢，我一个人怎么能把你们这么多人都弄死呢?我如果不是傻子，我就跟你们讲明白了，不过话说回来，我自己也不会去的。”

大家说：“那么，我们就不要去了。”

伊凡说：“那有什么，你们不用去啊。”

于是，这些傻子又跑到将军那里，都说不去当兵了。

老魔王恨得牙痒痒，眼看他的事情又不成，他就跑到答腊冈王那里去，假造谣言。

他说：“我们去打伊凡大王吧。在他那里，除了没有金钱，其他的粮食呀，牲畜呀好多呢。”

听了老魔王的话，答腊冈王真就召集了许多军队，预备好枪炮，领着兵走出国境，来到伊凡的国家。

有人跑去向伊凡报告：“答腊冈王领着兵来打我们了。”

伊凡说：“那有什么，让他来就是了。”

答腊冈王领着兵进了边境，他先派出先锋队来找伊凡的军队。找来找去，也没找到军队，他就在那儿等，可等来等去，什么都没有?答腊冈王很费解，竟然没有敌人的军队，竟然没有人和他们打。

于是，答腊冈王就派了他的兵去占据村庄。那些兵到了一个村庄，一些傻小子、傻姑娘，就跳出来瞧着那些兵，觉得这些人可真是奇怪得很。那些兵就动手去抢那些傻子的粮食和牲口，而那些傻子也不反抗，竟然还亲自给他们。那些兵又跑到第二个村庄，遇到的情景和之前的一模一样。那些兵跑了一天又一天，所到之处都是那样：什么东西都肯给，没有一个人抵抗，而且，他们还请那些兵来和他们一同住。他们说：“亲爱的朋友们呀，要是你在你的国里住着不好，那就快请来和我们同住吧。”

那些兵跑来跑去，跑了许久，也没有见着什么军队，只有百姓，他们自己养活自己，又养活家人。他们都不抵抗，还请人去同住。

那些兵开始心烦起来了，便回到答腊冈王那里，说：“我们不打了，带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打吧。这仗没法打啊，这简直跟一团糨糊似的。我们不能在这里打仗了。”

答腊冈王听了不禁大怒，他立刻对自己的军队下令，命令他们走遍全国，毁掉一切村庄和房屋，烧毁粮食，打杀牲口。他说：“你们如果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你们全部处死。”

听到大王这么说，兵士们害怕了，他们只得遵令去办。他们开始烧毁粮食和房屋，打杀牲口。可那些傻子还是全不抵抗，他们只是哭。老翁哭，老妇哭，小孩子也哭。他们哭着说：“你们为什么要害人啊?你们这是做什么呀，把好好的东西都糟蹋掉啊?你们要用的话，只管拿去用就好了。”

那些兵士听了无一不觉得羞愧。一会儿工夫，人就都逃散了。

十二

老魔王的诡计没有得逞，他搬来的兵没有把伊凡赶跑。可他不死心，又想了另一个办法。

这次，老魔王变了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他来到伊凡的国家住下。他准备像对大肚子塔拉史一样，用金钱来赶跑伊凡。他向伊凡国里的那些傻子说：“我来这里，是要给你们做些好事，把你们都教得聪明有学问。我要在你们这里住下来，盖一所房屋，创办一个大钱庄。”

傻子们说：“那有什么呢，你就住下来吧。”

就这样，老魔王在伊凡的国里度过了第一夜，第二天早晨，他来到一处空场上，拿出一大袋金子和纸片说：“你们这些人活着，笨得像猪一样，现在我来教你们，应当怎样生活。你们照这个纸片上的规划，给我盖一所房屋。你们来做工，我来指导你们，当然，我还要给你们这些金钱。”

说完，他当即就拿出金钱来给大家看。那些傻子看了都奇怪起来：他们铺子里是没有所谓金钱的，他们只是用东西换东西，或者做工当报酬。他们很奇怪地看着那些金钱说：“这玩意儿倒是不错。”

于是老魔王就用那些所谓的“玩意儿”，来换他们的东西和工作。就像在大肚子塔拉史国中时一样，老魔王开始放出金钱去，人家因为他有钱，所以什么东西都换给他，什么工作都替他做。老魔王高兴起来，心里想：“看来我的事要成功了!现在我就要搬倒这个傻子了，和塔拉史一样，就是他的肚肠我都可以买得来呢。”

开始的时候，那些傻子积聚些金钱还觉得挺有意思，一些女人可以用这些金币来打首饰，一些姑娘则都把金子嵌在镰刀上做装饰，还有一些小孩子，他们都拿着金币到街上戏耍。

但是等到人人都已经有了许多后，也就不再去拿了。老魔王的房屋还没盖好一半，粮食和牲口也只是储蓄了一部分。老魔王见自己的法子不怎么奏效，便又告诉他们，请让他们去他那里做工，给他运粮食，给他送牲口，并许诺他们说无论什么东西，无论什么工作，都给许多金钱。

可是还是没有人给他做，渐渐地，人们什么东西都不拿给他了。只有小孩子或小姑娘，有时拿着一个鸡蛋，去换些那金玩意儿，此外，再也没有人去换了。而老魔王呢，也没有什么可吃了。一副干净绅士模样的老魔王饿极了，便跑到村庄里，自己去买饭吃。他跑到一户人家。拿出金子来，要买只鸡，可是那家女主人却不要他的金子，只说：“我这里，那种东西多得很。”

他又跑到一位没种田的女人家里，拿出金子给她，说要买她的槽白鱼。那女人说：“你是个好人，但我不要这东西。你看，我没有儿女，也没有人要玩这个玩意儿，再说了，我已经有三块这种宝贝了。”

他又跑到一个乡下人那里，想要买块面包。乡下人也不要他的钱，说：“我不要，请你求求基督吧，等一下我就叫女人来切面包。”

老魔王听了，啐了一口，回过身就开始跳。他刚要说着求基督时，可是不知怎的，他听着这两个字，比被刀刺还令他害怕。

老魔王几乎走遍了所有地方，连一点儿的面包也没有得到。这一路上，无论老魔王走到什么地方，谁也不肯为了他的钱，就给他东西。大家都说：“随便你先拿些什么来，或者来做工，或者求求基督，都行。”可是老魔王除了金钱之外，什么都没有，他又不愿意做工，请求基督，他更做不来。老魔王怒了，他大喊道：“我给你们钱，你们不要，你们要什么呢?你们有了钱，什么东西都买得到，什么工人都雇得到。”

可是，那些傻子根本不听他的话。

大家都说：“我们不要，我们不需要买卖，我们也没有租税，就算我们有了钱，能用到什么地方去呢。”

那天，老魔王没有吃到晚饭，只得去睡了。

后来，这件事呈报到了伊凡那里。大家便都跑到他那里问：“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这里来了一位绅士，吃喝喜欢美味佳肴，穿衣爱干净整洁，可是他既不做工，也不求基督，只是把一些金玩意儿给我们大家。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换给他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觉得那金玩意儿还没积聚起来，可如今，我们不能再给他了。我们该拿他怎么办呢?总不能饿死他呀。”

伊凡听了，说：“那有什么，我们得养活他。就让他挨着一家一家走吧，就像牧师那样。”

没有办法，老魔王只得挨着一家一家走去。

这天，老魔王走到伊凡家。伊凡家里，他的哑巴妹妹正在预备饭食。从前有一些懒惰的人常常欺骗她。那些人没有做完工，就先跑去吃饭，经常把一饭桶的饭都吃完了。因此，哑巴妹妹就学了一个法子，只需看看手掌就知道谁偷没偷懒：谁手上有疙瘩，就让他坐上去吃，谁手上没有，就不让他吃。老魔王哪里知道这些，他刚爬上桌子，哑巴妹妹就抓起他的手看了看，见他的手上没有疙瘩，而且还干净得很，光滑，指甲也很长。哑巴妹妹就咿咿呀呀地叫着，连拖带拉，把老魔王拉下桌子去了。

伊凡的媳妇看到了，就对老魔王说：“干净绅士啊，你可不要怪罪她才是，我们的这位小姑娘，如果看到谁手上没有疙瘩，她是绝对不肯让他上桌子吃饭的。所以，只能让你等一下了，等别人先吃，轮到你还要好一会儿呢。”

这下，老魔王可倒霉了，他原本想在国王那里坐着白吃的。所以，他就跟伊凡说：“傻子，你们国家的法律，就是让每个人都要用手做工。你们的这种想法简直蠢笨极了。难道就全部得用手做工的吗?你想一想，聪明人用什么来做工的?”

伊凡说：“在这里，我们这些傻子，只知道我们自己的风俗，除了手之外，我们也会用脊背呀。”

老魔王说：“所以你们是傻子呀。不如我来教你们，怎么来用头脑做工。这样，你们就知道，用头脑做工比用手好得多呢。”

伊凡好奇起来，说：“哦?难怪人家要叫我们傻子呢。”

老魔王又说：“不过用头脑做工也不简单啊。你们不给我饭吃，是因为我手上没有疙瘩，可你们不知道，用头脑工作要比用手工作难上百倍呢。如果要让头脑转动起来还更难一倍呢。”

伊凡想了想，对他说：“我亲爱的朋友呀，你为什么要这样自讨苦吃呢?难道让头脑转动是这么不容易的吗?既然如此，我看你还是做做容易一些工作吧，用手，用脊背，这样会好些的。”

老魔王说：“我为什么自讨苦吃，我是因为可怜你们这些傻子呀。我自己倒不曾吃这些苦头，我是担心你们要永远做傻子呀。看，我就是用头脑做工的，现在让我来教教你们吧。”

伊凡便说：“那么你教吧，不然，我们也只是用手做到老死罢了，你快让他们换着用用头脑吧。”

于是，老魔王答应来教他们了。

随后，伊凡给全国下了一个命令，说有一位绅士来了，他来教大家如何用头脑工作，而且用头脑来做工比用手做得更好，做得更多，所以，大家要来学学。

在伊凡国里，有一个旧时建造的高楼，还有一架梯子，可以一直上到最顶端，那上面是很高很高的。伊凡就领老魔王爬了上去，这样，大家就都能够看见了。

老魔王站在楼上，就在上面开始了他的演说。高楼下，许多傻子围着看。那些傻子心里认为这位绅士正要做出这样的事情，就是怎么不用手而是用头来做工。可是他们听来听去，也只听得老魔王讲怎么样不用做工，也能生活。

那些傻子自然是听不懂的。他们看了又看，觉得没什么意思，大家也就散了，各自去忙各自的事去了。

老魔王呢，照旧站在高楼上讲，站了一天又一天，讲了一天又一天，天天在那里讲。那些傻子呢，断然是想不到要把面包给他拿到楼上去的。傻子们以为，那位绅士既然能用头脑做工，做得比用手做得还好，那他就可以一边说着话，一边就用头脑把面包做出来了。

就这样，老魔王站在楼上照常地讲，又站了一天。而那些百姓走近来看了一看，也就又散了。

伊凡问他们：“怎么样了?那位绅士用头脑做起工了没有?”

大家一起说：“还没有呢，还是一个劲儿地在那儿讲呢。”

又站了一天，老魔王疲倦了，几乎支撑不住，一摇一晃地碰在柱子上。有一个傻子看着奇怪，就跑来告诉伊凡的老婆，伊凡的老婆就赶快跑到田地里去找她丈夫，很神奇地对他说：“我们去瞧瞧吧。大家说，绅士开始用头脑做工了。”

伊凡觉得很奇怪，就说：“好!”

他把马牵过来，骑上去就往楼那边去了。来到楼边，伊凡看到老魔王已经饿得不成样子了，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头还往柱子上碰了一下。等到伊凡走近一些，老魔王又是一晃，顺着下梯子滚了下来，头上碰了一个大疙瘩不说，连一级梯子都踏不住了。

见此状况，伊凡便说：“哦!这绅士说的话，真是一点儿不错，让头脑转动起来真是更难一倍呢。你看，这不是吗，他的头上都长出个疙瘩来了，看来做这样的工作，头是要肿起来的。”

这时，老魔王已经跌下梯子，头又往地上一碰。伊凡原本想走近看一看，他做的工作多不多，忽然，地就裂了开来，老魔王瞬间就掉进了地洞里去，只剩下一个大洞。

伊凡好像很无奈，挠挠头说：“唉，原来是你呀，好作弄人的东西!又是他!那么就祝他这位老兄身体康健吧!”

呆伊凡后来的生活，就一直这样，很多百姓都到他的国家来了，他的两位哥哥也来了。伊凡就养活着他们。很多人来了，到他那里都这么说：“请你养活我们。”而伊凡呢，总是一个态度，他就对这些人说：“那有什么呢，你们就住着吧，我们这里东西多着呢。”

不过，在伊凡的国家里，有一个风俗一直流传着，那就是：谁手上有疙瘩，就上桌子吃饭，谁手上没有，那么就没有饭吃。

三问题

在古时候，有一个国王，他突然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人做事情一定得有三个办法，才能够稳操胜券：第一个，事情开始的时候，要知道什么时候才是最适合的时间；第二个，要知道哪人用得上，哪人用不上；第三个，要知道这许多事情中哪一件才是最要紧的。”想到这里，他认为这三条是很重要的，于是就通令全国，说只要能解决好这三条问题，就有重赏。

消息一传开，许多有学问的人便从四面八方前来朝见国王。只是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没有任何两个人是说得相同的。

回答第一个问题：有些人说，如果做每件事情时想知道什么时候最适合，那么就应当提前做出日程表来，而且定好的事情必须要严格按照计划去做，如此就都有适合的时候了；又有一些人说了，要提前决定做什么事情是根本办不到的，最要紧的就是不要因无谓的游戏来荒废有用的光阴，并且还要注意身边所发生的事情，遇到什么事情到时就做什么事情，这样也就合适了；还有一些人说了，说国王一个人怎么能够把各项事情都照顾的到呢，所以想要知道什么事情在什么时候做最适合，那么前提是先要有智士的谋划，这样才能合适；又有一些人有意见了，说也有许多事情是不必去询问谋士合适不合适的，这是需要自己来当机立断的。不过呢，这个前提是需要预先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后才能够这么办，而卜者就是必不可少的了，所以要知道每件事情适合的时间，就应当去问卜者。

回答第二个问题：大家的说法也不同，有些人说国王最用得着的人就是宰相和群臣；有些人说国王最用得着的人是祭司；又有些人说国王最需要的人应该是医生；还有些人说国王最需要的是军队才对。

最后一个问题：有些人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是学问；又有些人说最重要的是打仗的智谋；还有些人说敬神最重要。

如此，许多答案都是不同的，弄得国王也不知如何是好，索性一个都不采用了，也不给他们赏金。那时，在这个国家里还有一个高尚贤哲的隐士，他大名鼎鼎，很受人们的推崇。于是，国王就想去找他解决这些问题。

这位隐士常年住在深林里面，独居不出，他平日所接待的人也不过是一些渔夫、樵夫、凡人和俗客。这天，国王也穿了平常人的衣服，距离隐士的住所还有很远一段路时，国王就让侍从停止了前进，他自己下了马，说剩下的路他要一个人走过去。

国王到了隐士的居所处，发现隐士正在屋前铲畦。他见国王来了，先是同国王行过礼，便又在那里铲起来。

隐士看上去很瘦弱，他用尽全力把铲子插入地里，也只是松动了一小块土，他自己却需要喘好大一会儿的气。国王见状，便跑到他面前说：“我有一件事情要请教你。现在，我有三个问题希望你能回答：什么时候是我要谨记而不能错过的，哪一种人是我应该和他共事的，哪一种事情是我所做各种事情中最重要的?请你回答我。”

隐士听了国王这话，也不回答，只在手里头吐了些唾沫，然后又重新铲他的地。

国王说：“我看你乏了，不如把铲子给我，我替你铲吧。”

隐士也不客气，他道了一声谢，就把铲子交给国王，自己呢，就坐在地上休息。国王铲了两行畦就停住了，又走去问他。可隐士还是不作回答，只见他站起来用手抓住铲子说：“现在你休息会儿吧!让我自己来铲。”

可是国王却不给他铲子，又去勤勤恳恳地铲地了。几个小时后，太阳落在了树稍后，已经是薄暮时分，国王把铲子插在地里，走到隐士面前说：“我来这里是恳求你回答我三个问题的，如果你回答不了，你就直接和我说，我要回去了。”

这时，隐士忽然说：“看!那边跑来一个人，这人是谁呢?”

国王顺着隐士指着的方向往远一看，果然从树林那边跑来一个长着胡子的人。那人一边跑，一边用手捧住他的肚子，而他的手里有很多血流了出来。那个长着胡子的人刚跑到国王跟前，就倒在地下，闭着眼睛不省人事了，直在那里微微地呻吟着。

国王和隐士两人赶紧蹲下来，把那人的衣服解开，见他肚子上有一处很大的伤。国王就竭力给他止血，他用自己的手巾替那人包扎好，但是血还是流了很多。国王只好几次解开染满血的布洗了又洗，然后再把布拿来裹住那人的伤处。后来血慢慢地止住了，那人也醒了过来。这时，他张嘴说要喝水，国王就去取清水来喂他喝。

太阳已经完全下去了，天气变得很清凉，国王和隐士一起把受伤的人抬到了屋里，将他放在床上。那人闭着眼睛只管躺着，也不说话。由于国王白天走了许多路，又在隐士田里做了半天的工，实在累极了，所以刚走到门槛旁边，他就坐在地上睡熟了。

国王整整睡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才醒来，他睁开眼一看，不知道自己睡在这里，他看见那个长着胡子的人此时正躺在床上，眼睁睁地打量着他。

而那个长着胡子的人呢，看见国王醒了，就赶紧对他说：“请你饶恕我吧!”

国王疑惑，便问：“我也不认识你，我有什么可饶恕你的?”

那人说：“你不认识我，可我却认识你，你我是仇人。从前，你杀了我的兄弟，夺了我的财产，从那时起，我便与你誓不两立，每天都想着一定要报这大仇。后来，我得知你独自一个人到隐士那里去，所以就想着等你回来的时候，我就要刺杀你。可没想到，我等了好半天你也没有回来，我真是急得不得了，于是就从埋伏的地方出来，想侦查一下你到什么地方了。可偏巧正好遇见了你的守卫军，他们原本就认识我，所以就把我打伤了。我哪里还敢停留，就赶紧逃，不知不觉地就跑到了隐士的屋前，后面的你就知道了。由于流血过多，我就昏过去了。如今承蒙你的恩情，给我包扎了伤口，救了我一命。唉，我本来打算要刺死你，如今你却救了我的性命!现在只要我活着一天，便很愿意永远做你忠诚的仆人。并且，我还会让我的后代子孙都伺候你，现在，请你饶恕了我吧!”

国王听了很是高兴，他没想到自己和敌人竟然这么轻易就讲和了，所以他不但赦免了那人的罪，还允许把原本属于那人的财产发还给他，并且要派自己的奴仆和医生来给他治疗伤势。

和那人告别后，国王又来到了院子里，他还有事情需要去找隐士，因为他要在他回宫之前，知道隐士对于那三个问题的答案。

在昨天做工的地方，隐士正蹲在铲好的畦上种菜。国王走到他面前说：“贤明智慧的人，现在我最后一次求你回答我之前提出的那三个问题!”

隐士也不站起来，只是抬起头来看着国王说：“我不是都已给你答案了吗?”

国王一脸茫然，问：“怎么？你已然回答了我吗?”

隐士说：“难道没有吗?如果你昨天不怜惜我的衰弱，不替我铲地，而是一个人跑回去，那么你一定会遇到危险，受到那仇敌的攻击。到那时你就会后悔为什么不和我在一起了。所以呢，对于昨天而言，最适合的时候就是你替我铲畦的时候，最用得着的人就是我，而最重要的，就是给我做的好事。后来那人跑来，最合适的时候，就是你照顾他的时候，因为如果你不给他包扎伤口，他就死了，也不可能和你解开怨仇；最用得着的人就是他；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对他所做的好事。所以你应该记住，最重要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当下，因为只有在这当下，你才能够主宰你自己；最重要的人，就是当下的人，因为谁都无法预料那人到底和我将有怎样的关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最初遇见的人做好事，因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也不过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已。”

难道这是应该的吗

在一片田野上，有一座规模很大的镕铁工厂。工厂的四面都砌着高墙，好几个大烟囱整天不住地冒着烟，打铁的声音很大，就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也都听得见。几个格外庞大的镕铁炉立在场院中，旁边是一条运送货物的小铁道，周围还有一片工厂的管理人和工人居住的许多房屋。

在矿山里头做工的人，跟在镕铁厂做工的人一样，多得跟蚂蚁似的。他们爬到离地面有百尺多深的矿山里去做工，矿山中的空间很小，又暗又窄，又有臭味又潮湿，常常要把人闷死。那些做工的人天天都要从早晨到晚上，或者从晚上到早晨，没命的挖铁。还有一些人弯着身子在黑暗中把铁或者黄土运到铁坑里去。之后，他们再重新拉着空车回来，装满了，又运到那里去。每天，他们都要做十二个小时或十四个小时的工。

在矿山中做工是这样辛苦，而在那镕铁厂里做工的人也丝毫不轻松，他们每天都工作在炙热不堪的火炉旁边；有些人在烧剩的铁和铁渣流下来的地方做工；还有些机器匠、火夫、打铁匠、瓦匠、木匠等其他在工厂里的人，也都一样，都要做十二个小时或十四个小时的工。

等到了礼拜那天，一些拿到了工钱的工人便出去洗澡休息。他们有时也不去洗澡，而是跑到酒馆饭店里去吃喝。直到喝得大醉才罢休。等礼拜一过，礼拜一大早，他们就又要做那种辛苦的工作了。

在工厂附近，有很多乡下人牵着瘦弱的老马，来耕别人家的田地。天还没亮起来，他们就驾着马从家里出来，怀里揣着几块干面包，就到别人家田地里去耕种了。

还有一些离工厂不远的乡下人，他们坐在石头道上，用席子挡着自己的身体，在那里打石子。他们的腿磨坏了，手也长出了厚茧，满身都是污泥，且不说脸面、头发和胡须，就连肺里头也装满了不少的石灰屑。

那些人从石堆里取下一块没被打碎的大石，把它放在地上，然后抡起沉重的锤子，用力砸下去，直到把那块石头砸碎为止。等到那石头被砸碎了，他们再拿砸碎了的石头继续砸，非得等到石片砸得十分碎才算完。

等砸完了这个，他们又拿起一整块石头，又开始……这些人每天都是如此，从清晨开始做工一直做到晚上，差不多要做十五个小时或是十六个小时的工。好在饭后他们还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他们一天吃两顿饭，早饭和晚饭都用干面包和清水来果腹。

那些在矿山里，在工厂里做工的人和农夫、石匠，从小到老都是这样生活的，他们的妻子和母亲因为艰苦的工作导致种种疾病缠身，也是这样生活；还有他们的父亲和孩子，吃得不好，穿得不好，还要做一些劳力过度，又伤害健康的工作，从早到晚，从小到老，也是这样生活。

而在这座工厂的附近，在石匠和农人的身旁，在许多居无定所、以求乞为生的男女中间，竟有一辆十分美丽的马车，这辆马车由四匹红栗毛的骏马驾着——就连其中最坏的一匹马，都超过了农夫所有的家产。那些马在那里驰骋着。

在这辆美丽的马车中，坐着两位贵夫人。她们撑着美丽的遮阳伞，头上戴着昂贵的帽子，帽儿上的白羽毛十分精美，光是看它的价值，简直比乡下人耕田的马都要贵上好几倍，风一吹，它们便迎风飘起来，十分好看。

马车的前座上，是一位军官，他穿着一套很讲究的衣服，上面的金纽扣金光闪闪的。再说这个马夫，马夫身上穿的是一套蓝色的制服，他喝了一点酒，驾着车一路横冲直撞，几乎把路上的小孩都踏倒。有一个刚从工厂里做工回来的乡人，也驾着一辆车，刚巧遇着这辆马车直撞过来，几乎就把这位乡人推入小河里。

那辆精致马车上的马夫竟然还大怒起来，扬着鞭子对那乡人说：“你难道看不见吗?”

那乡人听了这话，赶紧一只手拉着缰绳，一只手战战兢兢地摘掉帽子，一脸抱歉的神色。

马车后面有二男一女，驾着自行车飞也似地跟着，嘴里不住的说说笑笑，好几个乞丐在后面跟着跑，他们却一直不理。

又有男女两人骑着马在石道上驰骋。那马和鞍子一看就知道价格不菲，就是一顶带面衣的黑帽子，差不多抵上石匠两个月的工钱，再看那一条英国式的马鞭，矿山里苦工辛苦做上一个礼拜的工也买不来。马的后面跟着一只又肥又大的外国狗，戴着一个很贵的项圈。那只狗伸长舌头在后面跑着，一步也不离开他的主人。

距离这辆马车不远的地方有另外一辆马车紧跟着。车上载着一个穿白围裙，一脸笑容穿得又很体面的姑娘；还有一个长着胡子的肥胖男人。那男人嘴里衔着一根纸烟，正在那里不知和姑娘说些什么话。

看吧，这就是那些坐在车里，骑在马上和自行车上的人的仆人。其实这也不是一件多么稀奇的事情。整个夏天他们都是这样生活的，差不多每天都要出去逛，偶尔还带茶酒美味，等等，为的是换着地方吃吃喝喝，这样才会有新鲜感。

这几位先生分别来自三个家庭，他们全住在乡下的别墅里：一位是乡下的绅士，家里有两千多亩田地；一位是做官的，每月三千卢布的薪水；还有一位是一家富有的大厂主的子弟。

这些人看着这群围着他们乞讨的人和苦工，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当然，他们也一点也不觉得这些人值得同情。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很正当的现象。

那位骑马的妇人看着那只狗，忽然说：“不，这不行，狗在这边，我就一点儿也看不见路了。”

她说着便让马车停住，大家聚在一起说了几句法国话，彼此间笑了笑，就把那狗放到马车里，又继续赶路了。被马蹄溅起来的石灰屑好比云雾一般飞起来，喷在路旁的石匠和走路人的身上。

一会儿工夫，马车、马、自行车便都远去了，好像成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然而那些在工厂里做工的工人、石匠和农夫依旧重复着他们辛苦乏味的工作，一直到他们死去。

这些穷苦的人目送那些贵人离去，自己不禁心想：“人类就应该是这样活着的吗?”想到这里，他们的心里更觉得一阵阵的难受。

难道这就是应该的吗？

伊凡·伊里奇之死

一

法院大楼中，当梅尔文斯基的案子宣告审讯暂停时，法官和检察官都聚集到了伊凡·叶果洛维奇·谢贝克的办公室里。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的不是别的，正是闹得满城风雨的克拉索夫的案件。

说到激动处，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的情绪高涨，他认为这个案子根本就不属于本法院的审理范围。而伊凡·叶果洛维奇的意见则恰恰相反。在一旁没有发表任何意见的彼得·伊凡内奇从一开始就没有参与这场争论，他只是默默地翻阅着刚送来的《公报》。

“大家听着！”他说，“伊凡·伊里奇死了。”

一直没有说话的彼得·伊凡内奇突然说出这样一个新闻。

“是真的吗？”

“喏，您自己看吧！”他这么对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说，与此同时，他还把那份正散发着油墨味的刚出版的报纸递了过去。

果然，《公报》上印着这样一则带着黑框的讣告：“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高洛文娜沉痛哀告各位亲友，我的丈夫伊凡·伊里奇·高洛文法官于1882年2月4日逝世。兹定于礼拜五下午一时出殡。”

伊凡·伊里奇是他们这几位的同事，大家向来对他都有好感。说起来，他已经病了好几个礼拜了，听说患的是一种不治之症。自他生病开始，他的职位依然为他保留着。不过在此之前，大家早就推测过，如果他真若不幸了那么他的职位将由阿里克谢耶夫来接替，而阿里克谢耶夫的位置就属于文尼科夫或者是施塔别尔了。

因了这个缘故，一听到伊凡·伊里奇的死讯，办公室中在座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离世对他们本人和亲友在职位调动和升迁上会有怎样的影响。

“这样一来，文尼科夫或者是施塔别尔的位置就有可能属于我了。”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不禁想到：“这个位置已经说了很久要给我了，如果真能办成的话，那么在车马费之外，我每年还可以净增八百卢布的收入。”

“这次我可以申请把我的内弟从卡卢加调到这里来了。”彼得·伊凡内奇想，“得知这样的消息，我的妻子一定会很高兴的。以后，她也不会再说我不关心她的家人了。”

“其实我早就料到他得了这种病是很难再好起来的，”彼得·伊凡内奇叹息着说，“唉，真是可怜！”

“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呢？”

“好几个医生都说不准。也可以说他们各有各的说法。我最后一次去探望他的时候，还以为他会好起来呢。”

“过节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看望过他，虽然我是一直想去的。”

“那么，他有财产吗？”

“他太太手里应该有一些的，不过应该很有限。”

“是呀，真应该去看望一下她。只是他们住得太远了。”

“这倒是，从您那儿去挺远的。您住的地方到什么地方去都挺远的。”

“嘿，我不过住在河对岸，他总是有意见。”彼得·伊凡内奇笑嘻嘻地看着谢贝克说。

后来，大家又说了一些城市太大、市里的各个区之间的距离又太远之类的话，然后又回到法庭上去了。

伊凡·伊里奇的死讯就像一块石头落进了大家的心湖，大家不由得都开始推测人事上会不会因此发生什么重大调整。同时，那些与他交好或者认识的人也都暗自庆幸：“好在，死的人不是我，是他。”

“喔，他死了，我还活着。”人人都这么想，或者说人人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连一向与伊凡·伊里奇深交，也就是他所谓的朋友，到了这种时候，也不由得这样想。这下，他们要按照习俗去参加丧礼并慰问遗孀了。

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和彼得·伊凡内奇都是伊凡·伊里奇交情最深的朋友。

彼得·伊凡内奇和伊凡·伊里奇曾经是法学院的同学，他自己也承认曾经受过伊凡·伊里奇很大的帮助。

到了午餐时间，彼得·伊凡内奇将伊凡·伊里奇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妻子，并将要争取把内弟调到本区工作的想法也告诉了她。吃完午餐，他没有休息，就穿上礼服，坐车去了伊凡·伊里奇的家。

伊凡·伊里奇的家门口停着一辆轿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在他家的前厅衣帽架旁的墙边，停放着带穗子和擦得闪闪发亮的金银饰带的棺盖。两位穿黑衣的夫人在前厅内脱下了皮外套。其中一位是伊凡·伊里奇的姐姐，彼得·伊凡内奇见过她；另一位夫人，他之前没有见过。

这时，彼得·伊凡内奇的同事施瓦尔茨从楼上下来了，一看见彼得·伊凡内奇走进门，就站住脚步向他使了个眼色，那意思好像是说：“伊凡·伊里奇真没出息，我们可不要这样。”

施瓦尔茨留着一脸英国式的络腮胡子，瘦高的身体穿着礼服，按理说应该很有一种典雅庄重的气派，只是他这气派和他天生的顽皮性格很不协调，因此就显得十分滑稽了。彼得·伊凡内奇看了，心里就有这样的感觉。

彼得·伊凡内奇让太太们在前面先走，自己则慢吞吞地跟着她们上楼。施瓦尔茨在楼梯顶上站住后，就没有再下来。对于施瓦尔茨的用意，彼得·伊凡内奇自然是懂得的：他想跟他约定，今晚到什么地方去打桥牌消磨时间。

太太们上楼后去了孀妇屋里，施瓦尔茨则一本正经地抿着他的厚嘴唇，眼睛里露出一种戏谑的神气，他向彼得·伊凡内奇挤挤眉，示意死人在右边的房间。

走进那间房间的时候，彼得·伊凡内奇还是有点困惑，不知道做些什么才好。不过有一点他很清楚，遇到这种场合，画十字总是不会有错的。至于要不要在画十字的时候鞠躬，他就没有把握了，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折中法子：他走进屋里，一边用手画十字，一边微微点头，那样子看上去好像在鞠躬。在画十字和点头的同时，他还偷偷环顾了一下屋里的情况。他发现，有两个青年和一个中学生，他们大概是伊凡·伊里奇的侄儿，他们也是一面画十字，一面从屋子里出来。一个老妇人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个眉毛弯得很厉害的女人在对她低声说着什么话。精神饱满的诵经士身穿法衣，他的神态很严峻，口中大声念着什么，脸上呈现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充当餐厅侍仆的庄稼汉盖拉西姆轻手轻脚地从彼得·伊凡内奇面前走过，不知把什么东西撒在了地板上。一看见这情景，彼得·伊凡内奇突然闻到了一阵淡淡的腐尸臭。他记得上次来探望伊凡·伊里奇时，曾在书房里见过这个庄稼汉。那时，他在护理伊凡·伊里奇，而伊凡·伊里奇也十分喜爱他。就这样，彼得·伊凡内奇一直画着十字，向棺材、诵经士和屋角桌上的圣像微微鞠着躬。直到他觉得十字已画得够了，便停下来打量死人。

死人就躺在那里，也像一般的死人那样，显得特别沉重。他僵硬的四肢陷入棺材里的衬垫中，脑袋靠在高高的枕头上，前额高高隆起，蜡黄蜡黄的，半秃的两鬓已经凹了进去，高挺的鼻子像是压迫着他的上唇。与上次看见他时相比，彼得·伊凡内奇觉得他的模样变化太大了。是的，变化很大，他的身体更瘦了，不过他的脸也像一般死人那样，比生前倒是显得好看了，显得很端庄。死人脸上的神态似乎表示，他已尽了责任，而且做得很周到；此外，他那神态似乎还在责备活着的人或者提醒他们一些什么事。而彼得·伊凡内奇却觉得没有什么事需要提醒他，至少现在没有什么事跟他有关系。

这样想着的时候，彼得·伊凡内奇的心里有点不快，于是又匆匆画了个十字——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十字画得太快，未免有些失礼——他转身往门口走去。施瓦尔茨早已在穿堂里候着了，他宽宽地叉开两腿站在那里，双手在背后玩弄着自己的大礼帽。彼得·伊凡内奇瞧了瞧穿着雅致、模样顽皮可笑的施瓦尔茨，立马就精神振作起来。他当然知道施瓦尔茨性格开朗，绝不会受这里哀伤气氛的影响。单是看他那副神气就可以知道他在想什么：伊凡·伊里奇的丧事是破坏不了他们的例会的，也就是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妨碍他们今天晚上拆开一副新牌，在仆人点亮的四支新蜡烛中打一场牌。总之，这次丧事是不能影响他们今晚快乐的聚会的。所以，施瓦尔茨就把这个想法低声告诉从他身边走过的彼得·伊凡内奇，并提议说今晚到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的家中打牌。遗憾的是，彼得·伊凡内奇今天显然没有打牌的运气。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和几位太太从内室走了出来。她的身材矮胖，虽然她想尽办法要自己消瘦，可是肩膀以下的部分却一个劲儿地横向发展。此时，她穿着一身黑衣，头上包着一块花边头巾，一对眉毛就像站在棺材旁那个女人的一样，弯得很。她把她们送到灵堂门口，说：“马上要做丧事礼拜了，请你们进来吧。”

施瓦尔茨微微点头，站在那里显得很犹豫，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个邀请。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一下子就认出了彼得·伊凡内奇，她叹了一口气，然后走到他跟前，握住他的手说：

“我知道您是伊凡·伊里奇的知心朋友……”说到这里，她看了看彼得·伊凡内奇，好像是在等待他听了这话后做出一些回应。

彼得·伊凡内奇心里明白，既然刚才画了十字，那么现在就得握手，叹气，然后说一句：“真是想不到！”之后，他就真的这样做了。做了以后，他发觉真的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他感动了，她也感动了。

“现在那边的礼拜仪式还没有开始，您请来一下，我有话要对您说，”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说，“麻烦您扶着我。”

彼得·伊凡内奇于是伸出手臂挽住她，两人一起向内室走去。当他们从施瓦尔茨身边经过时，施瓦尔茨失望地向彼得·伊凡内奇使了个眼色。

“唉，看来这牌是打不成了！如果我们另外找到搭档，到时候你可别怪我们。要是你能侥幸脱身，五人一起玩也是可以的。”他那淘气的目光中仿佛流露出这样的讯息。

彼得·伊凡内奇叹了口气，神情更深沉也更悲伤。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看到他如此悲伤的样子，十分感激地捏了捏他的手臂。他们并肩走进灯光暗淡、挂着玫瑰红花布窗帘的客厅，然后在桌旁坐下来。她坐在沙发上，彼得·伊凡内奇坐在一旁的矮沙发凳上，沙发凳的弹簧已经损坏，凳面也已凹陷下去。原本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是想叫他换一把椅子坐的，可她觉得这个时候说这些话显得不太得体，索性作罢了。坐到沙发凳上的时候，彼得·伊凡内奇突然想起伊凡·伊里奇当年装饰这间客厅时曾和他商量过，最后才决定用这种带绿叶的玫瑰红花布做窗帘和沙发套。

客厅里摆满了家具和杂物，当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走过时，她那件黑斗篷的黑花边被雕花桌挂住了。彼得·伊凡内奇只得欠起身，打算帮她解开斗篷，破旧的沙发凳一摆脱负担，里面的弹簧便立刻蹦起来，直接往他身上弹了去。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于是自己解开斗篷，彼得·伊凡内奇便又坐了下来，把跳动的弹簧重新压下去。不过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还是没有把斗篷完全解开，彼得·伊凡内奇又欠起身，弹簧又往上蹦，还噔地响了一声。等这一切都过去了，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拿出一块洁净的麻纱手绢，哭起来。斗篷钩住和沙发凳的弹簧蹦跳这些插曲让彼得·伊凡内奇冷静下来，他皱紧眉头坐在那里。就在这时，伊凡·伊里奇的男仆索科洛夫走进来，打破了这种尴尬的局面。他报告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她看中的那块坟地要价两百卢布。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听了马上止住哭，可怜巴巴地望了一眼彼得·伊凡内奇，然后用法语说她的日子如何难过。彼得·伊凡内奇默默地做了个手势，表示他深信她说的是实话。

“您请抽烟。”她极其悲痛地说，然后又接着和索科洛夫谈坟地的价钱。

彼得·伊凡内奇一边吸烟，一边听她如何详细询问坟地的价格，最后决定买哪一块。坟地的事情告一段落，她又吩咐索科洛夫去请唱诗班。

索科洛夫走了。

“什么事情都需要我自己料理。”她对彼得·伊凡内奇说，说着她把桌上的照相簿挪到一边。这时，她发现烟灰快掉到桌上了，便连忙把烟灰碟推到彼得·伊凡内奇面前，继续说：“如果说我悲伤得已经不能做事，那确实显得有点做作。相反，如今只有为他的后事多操点心，我才能感到些许安慰……至少可以排遣点内心的悲伤。”她说着掏出手绢，又要哭，但不知她又想起什么，突然勉强忍住，打起精神镇静地说：“我有点事要跟您谈谈。”

彼得·伊凡内奇点点头，努力不让他身下不受控的沙发弹簧再蹦起来。

“最后几天他很难受。”

“非常难受吗？”彼得·伊凡内奇问。

“唉，太可怕了！他不停地叫嚷，不是几分钟，而是连着几个钟头。三天三夜啊，他就那么一直嚷个不停。实在叫人受不了。我真是不敢想象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隔着三道门都能听得见他的叫声。唉，我这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当时他神志还清醒吗？”彼得·伊凡内奇问。

“清醒，”她喃喃地说，“直到最后一分钟他都十分清醒。在临终前一刻钟他跟我们告了别，还让我们把伏洛嘉带开。”

彼得·伊凡内奇不禁回想起来，他多么熟识这个人啊，从前他是个快乐的孩子，小学生，后来成了他的同事，没想到到了最后他竟受到这样的折磨。尽管他觉得自己和这个女人此刻的表现都有点做作，但想到这一点，他的心里居然感到十分恐惧。他的眼前又浮现了那个前额和那个压住嘴唇的鼻子，想到这个场景他不禁有些不寒而栗。

“他忍受了三天三夜极度的痛苦，然后死去。这种情况也可能随时落到我的头上，”彼得·伊凡内奇想，刹那间他感到毛骨悚然。但是，他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一种常有的想法很快就使他镇静下来：“这种事只有伊凡·伊里奇会碰上，我是绝对不会碰上的。这种事不应该也不可能落到我的头上。”想到这些，他心情很是低落，但施瓦尔茨分明向他做过暗示，他不该有这种心情。彼得·伊凡内奇思考了一下，终于镇静下来，他详细询问伊凡·伊里奇临终前的情况，仿佛这种不幸只会发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但绝对不会发生在他身上似的。

在聊了一通伊凡·伊里奇肉体上所受非人痛苦的情况以后，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显然认为该转到正题上了。

“唉，彼得·伊凡内奇，他真是难受，真是太难受了，太难受了。”她说着又哭起来。

彼得·伊凡内奇不停地叹着气，见她擦去鼻涕眼泪，才说：“真是想不到……”

接下来，她又滔滔不绝起来，说到了显然是她找他来的主要问题。她问他丈夫去世后该怎样向政府申请抚恤金。她看上去像是向彼得·伊凡内奇请教怎样领取赡养费的事情，不过他已经看出，丈夫去世她可以向政府申请多少钱，这事她已经了解得清清楚楚，甚至比他知道得还清楚。她如今请教他的目的不过是想知道。可不可以通过什么办法弄到更多的钱。彼得·伊凡内奇绞尽脑汁，倒是想到几种办法，但最后他只是出于礼节骂了一通政府的吝啬，说不可能弄到更多的钱了。听到这话，她叹了一口气，显然要摆脱这位来客。他自然领会到了这层意思，就按灭香烟，站起身，同她握了握手，向前厅走去。

餐厅里摆着伊凡·伊里奇从旧货店买来的大钟。在餐厅里，彼得·伊凡内奇遇见了神父和几个来参加丧事礼拜的客人，还看见一位熟识的美丽小姐，原本这是伊凡·伊里奇的女儿。此时，她一身黑衣装扮，她的腰身本来很苗条，如今似乎变得更苗条了。她的神情忧郁、冷淡，甚至还有点恼怒。她向彼得·伊凡内奇鞠躬，但她的那副神态看上去很是愤慨，仿佛彼得·伊凡内奇有什么过错似的。她的后面站着一个同样面带愠色的青年。彼得·伊凡内奇认识他，他是法院侦审官，家里倒是有些钱，而且听说是她的未婚夫。彼得·伊凡内奇面带悲伤地向他们点点头，正要往死人房间走去，这时楼梯下出现了彼得·伊凡内奇的儿子，他正在中学念书。这孩子活脱就是年轻时的伊凡·伊里奇。彼得·伊凡内奇清楚地记得伊凡·伊里奇在法学院念书时就是这个模样。此时，这孩子眼睛里含着泪水，他一看见彼得·伊凡内奇，就皱起眉头，神情忧郁而害臊。彼得·伊凡内奇向他点点头，走进灵堂。

丧事礼拜正式开始了：又是蜡烛，又是呻吟，又是神香，又是眼泪，又是啜泣。彼得·伊凡内奇皱紧眉头站在那里，一双眼睛死死盯着自己的双脚。他一眼也不看死人，直到礼拜结束他的心情都没有被悲伤气氛所影响，并且他还第一个走出灵堂。前厅里一个人也没有。充当餐厅侍仆的庄稼汉盖拉西姆从灵堂奔出来，用他强壮的手臂在一排外套中间努力翻寻了好一会儿，终于把彼得·伊凡内奇的外套找出来，递给他。

“嗯，盖拉西姆老弟，你怎么说呢？”彼得·伊凡内奇原本想说句话应酬一下，“哎哟，可怜不可怜哪？”

“这是上帝的意思！所有人都要到那里去的。”盖拉西姆这么回答道，一排洁白整齐的庄稼汉的牙齿在彼得·伊凡内奇眼前晃了晃，接着他猛地推开门，大声呼喊马车夫，把彼得·伊凡内奇送上车，又奔回台阶上，那样子就像是在考虑还有些什么事要做。

在闻过神香、尸体和石碳酸的臭味以后，彼得·伊凡内奇终于爽快地吸了一大口新鲜空气。

“您去哪儿，老爷？”马车夫问。

“现在还不晚。还可以到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家去一下。”

彼得·伊凡内奇这样想着就去了。果然，待他到时，第一局牌刚结束，于是他就很自然地成了第五名赌客。

二

说起来，伊凡·伊里奇的身世很普通、很简单但又极为可怕。

他是个法官，去世时只有四十五岁。他的父亲是彼得堡的一名官员，曾在好几个政府机关任职，虽然没有胜任某些要职，但凭着他的资格和身份，他在官场上也是如鱼得水，因此总能弄到一些只有虚名的官职和六千到一万卢布的年俸，并且这种生活一直伴随到他的晚年。

不错，伊凡·伊里奇的父亲伊里亚·叶斐莫维奇·高洛文就是这样一个多余机关里的多余的三等文官。

伊里亚·叶斐莫维奇·高洛文有三个儿子。伊凡·伊里奇排行第二。老大像他父亲一样官运亨通，不过在另一个机关，马上也快到领干薪的年龄了。老三呢，最没有出息。他在几个地方都败坏了名声，如今在铁路上谋了个职位。不管是父亲也好，两位哥哥也好，特别是两位嫂子，不仅很不情愿和他见面，而且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他们压根不想承认这个弟弟。姐姐嫁给了格列夫男爵，和他的岳父一样，他也是彼得堡的官员。在这个大家庭里，伊凡·伊里奇是所谓的佼佼者。他既不像老大那样冷淡古板，也不像老三那样放荡不羁。他介于他们之间：聪明、活泼、乐观、文雅。他和弟弟一起在法学院念过书。只不过弟弟没有毕业，念到五年级就被学校开除了；而伊凡·伊里奇则毕了业，而且成绩十分优异。在法学院的时候，伊凡·伊里奇就显示了后来终生具备的特点：能干、乐观、稳重、随和，但又能严格履行自认为应尽的责任，只不过他心目中的责任就是那些达官贵人所公认的职责。

伊凡·伊里奇从小就不会巴结拍马，成年后对于阿谀奉承更是不屑。但不知什么原因，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变了个人似的，像飞蛾扑火那样追随所谓的上层人士，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接受他们的人生观，而且还同他们交朋友。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热情在他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从那时候起，他开始迷恋声色，追逐功名，最后竟然到了自由放纵的地步。不过，他的本性还能使他保有一定的底线，不至于过分逾越常规。

在法学院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的有些行为很卑劣，因此很嫌恶自己。但后来看到地位比他高的人都在那样干，并且还不以此为耻，他也就不以为然，不再把它们放在心上，即使想到也无动于衷。

在法学院毕业，伊凡·伊里奇获得了十等文官官衔，之后他从父亲手里领到治装费，在著名的沙尔玛裁缝铺里定制了服装。他在表坠上挂一块《高瞻远瞩》的纪念章，向导师和任校董的亲王辞了行，和同学们在唐农大饭店欢宴话别后，便带着从最高级商店买来的时式手提箱、衬衣、西服、剃刀、梳妆用品和旅行毛毯等，走马上任当了省长特派员。而他的这个官职就是他父亲替他谋得的。

到了外省，伊凡·伊里奇很快就像在法学院那样过得风生水起。他奉公守法，兢兢业业，生活得欢快而又体面。他有时奉命到各县视察，待人接物稳重得体，对上待下处理得也很融洽，他不贪赃枉法，而且总能圆满完成上司交下的差事。他的主要职责就是处理好分裂派教徒事件。

从表面上看，他虽然年轻放荡，但处理公务方面却格外审慎，甚至可以说是铁面无私；在社交应酬中，他活泼风趣而又礼数周到，一如他的上司和上司太太——他是他们家的常客——称赞他的那样，他确实是个好青年。

省里有一位风流法学家，这位风流法学家的太太看上了伊凡·伊里奇，并死缠着他，久而久之两人便有了暧昧关系。此外，他还同一个女裁缝私通；有时他也和巡察的副官们狂饮欢宴，酒足饭饱后还去花街柳巷寻欢作乐。他对上级长官阿谀奉迎，甚至对长官夫人也是如此，只不过他的手法高明，总是让人无懈可击，所以从未引起非议，人家至多也就说一句法国谚语：年轻时放荡在所难免。这一切他都干得体体面面，嘴里说的又是法国话，主要则是因为他跻身在最上层，容易博得达官显贵的青睐。

就这样，伊凡·伊里奇干了五年。接着他的工作调动了，因为成立了新的司法机关，需要新的官员。

于是，伊凡·伊里奇调任新职。

伊凡·伊里奇被推荐到法院担任侦讯官的职务，他接受了，虽然这位置在另一个省里，这意味着他要为此放弃原有的各种关系，另起炉灶，重新结交朋友。临行之时，朋友们给伊凡·伊里奇饯行，和他一起拍照留念，还赠给他一个银烟盒留念。之后，他就走马上任去了。

任职法院侦讯官后，伊凡·伊里奇同样循规蹈矩，公私分明，并且像做特派员一样受到大家的普遍尊敬。对伊凡·伊里奇而言，侦讯官的工作要比原来的工作有趣得多，也迷人得多。以前的工作让他感到比较得意的是，他可以身穿做工考究的文官制服，从那些战战兢兢等待接见的来访者和对他羡慕不止的官员们面前，昂首阔步地走过去，一直走进长官办公室，并且还可以跟长官一起喝茶吸烟；只是那时直接听命于他的人，只有县警察局长和分裂派教徒，而且每每当他奉命出差的时候。他对待他们总是客客气气，如此可以让他们感到，他尽管操着生杀大权，却依旧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的高姿态。

当然，那个时候，这样直接听命于他的人总是有限的。如今他当上了法院侦讯官，自然也明白就连达官贵人的命运也都操控在他手里。他只要在公文上批上那么几句，不论哪个厉害的角色都将成为被告或证人来到他面前，并且还得站着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前提是如果他不请他坐下的话。不过，伊凡·伊里奇从不滥用权力，相反他总是不露锋芒，于是，这种权力的意识和适当用权的技术，成了他担任新职后最感兴趣的事。

对于这个新职位，也就是审查工作，伊凡·伊里奇很快就掌握一种本领，他能排除一切与本案无关的情节，使各种错综复杂的案情在公文上表现得简单明了，不带丝毫个人意见，完全符合公文要求。这是一项新的工作，而伊凡·伊里奇则属于第一批执行1864年新法典的人。

自从在新地方就任法院侦讯官以来，伊凡·伊里奇结交了一批新朋友，建立了一些新关系，获得了新的社会地位，并多少采取了新作风。他在省里同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却周旋于司法界头面人物和豪门巨富之间，对当局稍表不满，发表温和的自由主义言论和开明观点。此外，伊凡·伊里奇就任新职后仍旧讲究服饰，注意仪表，只是不再刮去下巴上的胡子而听其自然生长。

伊凡·伊里奇在新地方过得很愉快。他跟一批反对省长的人关系很好，薪俸比以前优厚；他逢场作戏，打打纸牌，以增添乐趣。他头脑聪敏，很会打牌，因此常常赢钱。

伊凡·伊里奇在新地方任职两年后遇见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米海尔。她是伊凡·伊里奇出入的圈子里最迷人最伶俐最出色的姑娘。伊凡·伊里奇在公事之暇，找点消遣，其中包括同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戏谑调情。

伊凡·伊里奇任特派员时常常跳舞，但当上侦讯官后就难得跳了。如今他跳舞只是为了要显示，尽管他身为侦讯官和五等文官，跳舞水平可绝不比别人差。这样，有时晚会将近结束，他就请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一起跳舞，主要借这种机会去征服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的心。她爱上了他。伊凡·伊里奇并没有明确想到要结婚，但既然人家姑娘爱上了他，他就问自己：“是啊，那么何不就结婚呢？”

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出身望族，长得不错，而且小有家产。伊凡·伊里奇可以指望找到一个更出色的配偶，但这个配偶也不错。伊凡·伊里奇自己有薪俸收入，他希望她也有同样多的进款。她出身名门，生得又温柔美丽，很有教养。说伊凡·伊里奇同她结婚，是因为爱上这位小姐，并且发觉她的人生观同他一致，那不符合事实。说他结婚，是因为在他的圈子里大家都赞成这门婚事，那同样不符合事实。伊凡·伊里奇结婚是出于双重考虑：娶这样一位妻子是幸福的，而达官贵人们又都赞成这门亲事。

伊凡·伊里奇就这样结了婚。

在准备结婚和婚后初期，夫妻恩爱，妻子尚未怀孕，再加上崭新的家具，崭新的餐具，崭新的衣服，日子过得很美满。伊凡·伊里奇认为他原来的生活轻松愉快而又高尚体面，并且受到上流社会的赞许，如今结婚不仅不会损害这种生活，而且使它更加美满。但在妻子怀孕几个月后，出现了一种痛苦难堪而有失体统的新局面，那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而且怎么也无法摆脱。

伊凡·伊里奇认为妻子完全出于任性，破坏快乐体面的生活，莫名其妙地动辄猜疑，要求他更加体贴她。不论什么事她都横加挑剔，动不动就对他大吵大闹。

起初伊凡·伊里奇想继续用快乐体面的人生态度来排除烦恼。他不管妻子的情绪，照旧高高兴兴地过日子：请朋友到家里来打牌，自己上俱乐部或者到朋友家串门子。可是有一次妻子气势汹汹对他破口大骂。这以后只要他稍不顺她的意，她就把他臭骂一顿，显然非把他制服不可，也就是说要他安守在家里，并且像她一样唉声叹气，无病呻吟，这使伊凡·伊里奇感到心惊胆战。他懂得了，夫妇生活，至少是他同妻子的生活，并不能始终维持快乐和体面，相反，常常会损害这样的气氛，因此必须设法防范。伊凡·伊里奇借口公务繁忙，来对付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他发现这种办法很有效，因此常用它来保卫自己的独立天地。

孩子生后，喂养很费事，常常发生这样那样的麻烦，不是婴儿害病就是做母亲的害病，有时是真病，有时是假病。不管怎样，伊凡·伊里奇都得照顾，尽管他对这些事一窍不通。而伊凡·伊里奇保卫自己独立天地、不受家庭干扰的欲望却越来越强烈。

妻子的脾气越来越暴躁，要求越来越苛刻，伊凡·伊里奇也越来越把生活的重心转移到公务上。他更加喜爱官职，醉心功名。

不久，在结婚一年后，伊凡·伊里奇懂得了，夫妇生活虽然也有一些好处，但却是一种很复杂很痛苦的事。而要尽到自己的责任，过一种受社会赞许的体面生活，必须像做官一样建立适当的关系。

伊凡·伊里奇就给自己建立了这样的夫妇关系。他对家庭生活的要求，只是能吃到家常便饭，生活上有照料和过床笫生活，而这些都是她能向他提供的。他主要的要求是维持社会所公认的体面的夫妇关系。此外，他就自寻欢乐，获得了欢乐也就心满意足。要是家里遇到不愉快，他就立刻逃到公务活动的独立天地里去，并在那里自得其乐。

伊凡·伊里奇当侦讯官，声誉显赫，三年后就升任副检察官。新的官职、重要的地位、控诉和拘捕任何人的权力、当众的演说、辉煌的功绩——这一切使伊凡·伊里奇更加官迷心窍。

孩子一个个生下来。妻子变得越来越乖戾，越来越易怒，但伊凡·伊里奇确立的家庭关系几乎不受妻子脾气的影响。

伊凡·伊里奇在这个城市里任职七年，接着被调到另一个省里当检察官。他们搬了家，手头的钱不多，妻子又不喜欢那新地方。薪俸尽管比原来多，但生活程度高，再说又死了两个孩子，因此伊凡·伊里奇就感到家庭生活比以前更乏味了。

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搬到新地方后，不论遇到什么麻烦，总要责怪丈夫。夫妇间不论谈什么事，尤其是谈教育孩子问题，总会联想到以前的不和，引起新的争吵。夫妇俩如今难得有恩爱的时刻，即使有，也是很短暂的。他们在爱情的小岛上临时停泊一下，不久又会掉进互相敌视的汪洋大海，彼此冷若冰霜。要是伊凡·伊里奇认为家庭生活不该如此，他准会对这种冷漠感到伤心，不过他不仅认为这样的局面是正常的，而且正是他所企求的。他的目标就是要尽量摆脱家庭生活的烦恼，而表面上又要装得若无其事，保持体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尽量少同家人待在一起，如果不得已必须这样做，也总是竭力找有旁人在场的机会。不过，伊凡·伊里奇这样过日子，主要靠的是他有公务。他把全部生活乐趣都集中在官场的天地里。而这种乐趣支配了他的整个身心。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对任何人都操有生杀大权，每次走进法庭和遇到下属时那种威风凛凛的气派(即使只是表面的)，在上司与下属之间周旋的本领，尤其是自觉高明的办事能力——这一切都使他扬扬得意，再加上跟同事们谈天、宴会和打牌，他的生活就显得很充实。总之，伊凡·伊里奇的生活过得合乎他的愿望：快乐而体面。

就这样他又过了七年。大女儿已经十六岁，另外又死了一个孩子，只剩下一个男孩在中学念书。这个孩子是引起夫妇争吵的一大因素。伊凡·伊里奇要送他读法学院，而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却偏把他送进普通中学。女儿在家里学习，成绩良好；儿子学得也不错。

三

结婚后的十七年里，伊凡·伊里奇一直做着检察官的工作，从一个年轻检察官变成了一个老检察官。他一心想找个更称心如意的职位，为此不惜几次推辞工作上的调动，却不料因为一件不愉快的事，打破了他原本安宁的生活。原来是伊凡·伊里奇一心想要谋取的大学城首席法官的位置，被戈佩捷足先登了。这件事让伊凡·伊里奇非常生气，怒气冲冲地跑去质问戈佩，和戈佩吵了起来，甚至还冒犯了顶头上司，从此他在单位就受了冷遇，也丧失了下一次任命的机会。

1880年可以说是伊凡·伊里奇一生中最倒霉的年头了——在生活上入不敷出，在人际关系上又被人家遗忘。他觉得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但其他人却认为对他已是仁至义尽，就连他的父亲都放弃帮助他了。他感觉他被所有人抛弃了，别人都认为他的生活十分幸福，因为他有一份三千五百卢布年俸的工作。在外面被别人这么不公平的对待，在家里经常被妻子责骂，家里的经济状况也入不敷出，开始负债，这种情况当然是不正常的，但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这一年夏天，为了节省开支，伊凡·伊里奇同妻子一起去了乡下的内弟家度假。

在乡下无所事事的日子，第一次让伊凡·伊里奇觉得无聊，觉得十分愁闷。他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做点什么来改变现状。

伊凡·伊里奇愁得睡不着，整个晚上都在露台上踱来踱去，最终决定上彼得堡奔走一番，争取调到其他部门工作，借此惩罚那些不懂得赏识他才能的人。

第二天早晨，他不顾妻子和内弟的劝阻，坐上了去彼得堡的火车。

他此行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弄到一个年俸五千卢布的职位，不论是哪个机关，也不论是哪个派别和哪种工作。他要的只是一个职位，年俸五千卢布的职位，不论政府机关、银行、铁路、玛丽皇后御用机关，甚至海关都行，但一定要有五千卢布收入，这样他才敢离开那个不懂得赏识他才能的机关。

此次出行，伊凡·伊里奇意外获得了一个消息。在库尔斯克火车站，头等车厢里上来一个他的熟人——伊林。伊林告诉他，库尔斯克省刚接到一封电报，宣布部里最近人事上将进行重大变动，伊凡谢苗内奇将接任彼得·伊凡内奇的位置。

这次调动，不只会对国家产生一定影响，对伊凡·伊里奇更是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这次调动起用了新人彼得彼得罗维奇和他的朋友扎哈尔伊凡内奇。扎哈尔伊凡内奇是伊凡·伊里奇的同学，又是他的好朋友，这对他可以说极其有利。

到了莫斯科，这个消息被证实了。到了彼得堡后，伊凡·伊里奇赶紧找到了扎哈尔伊凡内奇，后者答应帮他在原来的司法部里谋一个好差事。

一星期后，他发了一封电报给妻子。

“扎哈尔接替米勒，我只要申请就能升职。”

通过这次人事调动，伊凡·伊里奇在他原来的部门里获得意外任命：比同事高两级，年俸五千，另有三千五百的调差费。伊凡·伊里奇感觉自己对原来的对头和整个机关的怨气一下子就消除了，心里十分得意。

伊凡·伊里奇一扫愁容，兴高采烈地回到了乡下。他好久没有这样高兴了。妻子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也十分高兴，夫妇俩又和好如初了。伊凡·伊里奇大讲特讲他在彼得堡时众人如何争相祝贺他，原来的对头如何羡慕他的地位，如何厚着脸皮巴结他，尤其喜欢讲他在彼得堡时人们如何尊敬他。

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装出一脸信服的样子，安静地听着丈夫讲话，心里却盘算着如何安排在新地方的生活。看到妻子的想法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伊凡·伊里奇十分高兴，因为他们的生活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坎坷后，终于又变得快乐而体面了。

伊凡·伊里奇在家的时间只有几天，因为九月十日他就得走马上任。在这几天的时间里，他不仅得在新地方安顿下来，把家具什物从省里运过去，还要添置和定做许多新东西。总之，他必须在和妻子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布置好新居。

他和妻子意气相投，因此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其实他们俩婚后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像现在这样的默契，还只在两人婚后头几年有过。伊凡·伊里奇想携家眷一同出发，可是姐姐和姐夫突然对伊凡·伊里奇一家变得十分亲热，搞得伊凡·伊里奇只好独自先行。

尽管伊凡·伊里奇一个人出发了，但事业上一帆风顺，同妻子和好如初，这两件事互为因果，使他心情十分愉快。很快，他就找到一座恰合夫妇俩心意的精美住宅：老式客厅高大宽敞，书房豪华舒适，妻子的房间、女儿的房间、儿子的书房应有尽有，一切都像是为他们特意设计的一样。在房间的布置上，伊凡·伊里奇更是亲力亲为：选择墙纸，添置家具——去旧货店挑选式样特别古雅的家具，定制沙发套和窗帘。按照他的设想，房子布置得越来越漂亮。在房子布置到一半时，他就发觉比他希望的更美。他相信，房子布置完工后，将更加富丽堂皇，绝不会有一丝一毫庸俗的气息。入睡前，他想象前厅的模样。尽管客厅还没有布置好的，但他却仿佛看到壁炉、屏风、古董架、散放着的小椅子、墙上安放得井井有条的挂盘和铜器。他想到在这方面跟他有同样爱好的妻子和女儿，看到这种排场时那大吃一惊的样子，不由得暗暗高兴。她们肯定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气派。而最让他得意的，是他买到了一些价廉物美的古董，它们让整座房子显得格外豪华。他故意在信里把情况说得差一些，这样她们看到一切时就会更加惊讶。他沉醉在装饰新居的快乐中，就连心爱的公务都抛到了一边。有时法院开庭，他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因为他满脑子想的都是窗帘顶檐的事——用直的还是拱的。他兴致勃勃地做着一切，亲自动手安放家具，挂上新的窗帘。有一次，看到笨手笨脚的沙发裁缝怎么也挂不好窗帘，他自己就爬到梯子上去亲自指点，结果一不留神从梯子上掉了下来，幸而他有一副强壮而灵活的身体，立刻站住了，但腰部还是撞在了窗框上。撞伤处痛了一阵子，就好了，不过还有点淤青。在这段时间里，伊凡·伊里奇感觉从未有过的快乐和健康活力。他写信给妻子说：“我感觉自己仿佛年轻了十五岁。”他原来预计九月底能布置好房子，结果拖到十月半才完工。不过，不只他自己那么认为，所有看过房子的人也夸赞——房子布置得十分雅致。

其实，房子里的摆设也就是普通的小康之家的气派——不太富裕、却一味模仿富贵人家：千篇一律的花缎布艺品、红木家具、地毯、盆花、古铜器、发亮的铜器，等等。这些东西，一向是一定阶级的人用来显示他们身份的东西。伊凡·伊里奇家里的摆设也是如此，因此并不引人注意，但他却引以为傲，自认为与众不同。他把家眷从车站接回来后，带着他们来到他精心布置的新居里。系白领带的男仆为他们打开摆满鲜花的前厅，家眷们走进客厅、书房，发出一阵阵欢呼声。他领着他们参观房子的各个角落，得意洋洋地听着他们的惊叹和称赞声，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容光焕发，幸福感十足。到了晚上喝茶的时候，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随口问起了他从梯子上摔下来的事，他就笑着做给他们看——他怎样从梯子上掉下来，怎样把沙发裁缝吓坏了。

“还好我练过体操。要是别人，肯定会摔坏的，可我只是撞了这儿一下，摸着会有点疼，还有点青肿，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在新居的生活，并且也像大多数人搬到新家一样，总觉得房间不够用，尽管收入增加了，但钱还是不够用——总少这么五百卢布。不过总的来说，他们对新生活还是十分满意的。一开始他们的生活特别融洽，尽管房子还没有完全布置好，夫妇俩偶尔会有意见分歧——需要再买些什么，定制些什么，哪些东西需要搬动，哪些东西需要调整，但两人对新的生活都很满意，而且要做的事实在太多，因此没有发生大的争吵。当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他们略微感到有些空虚，但当时他们忙着结交一批新朋友，培养新的生活习惯，因此生活还算充实。

每天上午，伊凡·伊里奇在法院办公，下午回家吃饭，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他情绪很好，尽管有时也会为房子的事发愁。(比如，他发现桌布或沙发面子被弄脏，窗帘系带断了，他心里就又难过又生气，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煞费苦心置办的。)不过，这还是伊凡·伊里奇理想的生活：轻松、愉快而体面。每天早晨九时，他准时起床，喝咖啡，看报，然后穿上制服，去法院上班。一到那儿，他就套上了早已准备好的“轭”：接见来访者，处理诉讼有关的问题，主持诉讼案件，出席公开庭和预备庭。为了避免妨碍诉讼程序，他必须排除各种外来干预，同时严禁徇私枉法，做到严格依法办事。要是有人想探听某些事，但这事不归伊凡·伊里奇主管，他就不能同这人有任何来往，但要是这人手持写明事由的正式公文找到他，他就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尽力去办，并且办得合情合理。但只要公事一结束，其他关系也就结束了。在法律和人情的区分上，伊凡·伊里奇可谓个中高手，而且凭着天赋的才能和长期的经验，有时也能轻松混淆法律和人情。他之所以敢这样做，那是因为他对自己区分两者界限的能力十分自信。办起这种事来，伊凡·伊里奇可说是得心应手。在休庭时，他喜欢一边吸烟、喝茶，一边和人随便谈谈政治、社会新闻和纸牌这类的话题，他最喜欢谈的还是官场中的任命。然后，他就像一个出色完成演奏的第一小提琴手，拖着疲惫的身体乘车回家。回家后，他会发现：妻子和女儿有时出去了，有时在接待客人；儿子有时上学还没回来，有时在跟补课教师复习功课，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饭后，如果没有客人，伊凡·伊里奇就看些当时流行的书籍。晚上是他处理公事的时间：批阅文件，查看法典，核对证词。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既不觉得无聊，但也不觉得有趣。要是有人陪着打牌，他就会觉得处理公事很无聊；要是没人陪着打牌，那他就宁愿处理公事，也不愿意独自闲坐或者跟妻子面面相对。伊凡·伊里奇喜欢举行便宴，邀请有权有势的先生夫人参加。这种消遣没什么特别的，就像他家的客厅也没什么特别的一样。

他们还在家里举行过一次舞会。舞会办得相当不错，这让伊凡·伊里奇十分高兴，可惜最后为蛋糕糖果的事，他同妻子大吵了一架。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自有打算，但伊凡·伊里奇坚持要到最高级糖果铺买糕点，结果蛋糕买了太多吃不完，而糖果铺的账却高达四十五卢布，从而引发了夫妻俩的争吵。两人争吵得很厉害，弄的彼此很不愉快。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骂他：“傻瓜，低能。”气得伊凡·伊里奇双手抱住脑袋，恨恨地说要离婚。不过，舞会本身还是很成功的，前来参加的人都是社会名流。伊凡·伊里奇同特鲁峰诺娃公爵夫人跳舞，而特鲁峰诺娃公爵夫人的姐姐就是著名的“消灭苦难会”的创办人。满足自尊心就是人们身居要职的乐趣，满足虚荣心就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乐趣，但对于伊凡·伊里奇，他最大的乐趣还是打牌。他认为，无论生活上遇到什么烦恼，那像蜡烛一样驱除黑暗的最大乐趣，就是同几个规规矩矩的好搭档坐在一起打牌，而且一定要四人一起打(五人一起打就很难有结果，虽然得装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认认真真地打(要是顺手的话)，然后吃点夜宵，喝上一大杯葡萄酒。打完牌后就睡觉，最好是稍微赢一点钱(赢得太多也不好)，伊凡·伊里奇就会觉得心情特别愉快。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来他们家的客人都是达官贵人，有的地位显赫，有的年少英俊。

女儿待人的态度和父母完全一致。对于那些满脸堆笑、投奔到他们那间墙上装饰着日本盘子的客厅来的潦倒亲友，他们都冷眼相待，加以排斥。久而久之，那些寒酸的亲友就不再上门，他们家的来客就只有达官贵人了。丽莎成了年轻人争相追求的对象，其中包括彼特利歇夫。他是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彼特利歇夫的儿子，也是他财产的唯一继承人，是法院的侦讯官。看到他也在热烈地追求丽莎，伊凡·伊里奇甚至跟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商量：要不要让他们俩一起坐三驾马车，或者举办一次堂会看看表演。一切看起来都称心如意，没有任何变化，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四

家里每个人的身体都很健康。除了伊凡·伊里奇，他有时说，他嘴里有一种怪味，左腹有点不舒服，但也不像生病的样子。

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与日俱增，虽还没到疼痛的地步，但他经常感到腰部发涨，情绪也开始变得恶劣。他越来越坏的情绪，又影响了全家快乐而体面的生活。夫妻间的争吵越来越多，家庭里轻松愉快的气氛荡然无存，体面也不复存在。随着争吵的日益频繁，夫妻间相安无事的日子，就像汪洋大海里的小岛一样，少得可怜。

如今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抱怨丈夫脾气坏，倒不是假话。她说话喜欢夸张，总是夸张地说，他的脾气从来都很坏，要不是她心地善良，根本不可能和他生活二十年。的确，现在争吵的发起者总是伊凡·伊里奇。每次吃饭，他都要发脾气，往往从吃汤开始。他一会儿发现碗碟有裂痕，一会儿批评饭菜烧得不合口味，一会儿责备儿子吃饭不该把臂肘搁在桌上，一会儿批评女儿的发式怪里怪气，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总是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一开始，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还会回敬他几句，但当她发现有两三次他一开始吃饭就勃然大怒后，她明白了，这是一种由进食而引起的病态行为，就努力克制自己不去还嘴，只是催促他赶紧吃饭。在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看来，自己的忍让真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美德。她认定丈夫的坏脾气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不幸。她开始可怜自己。而她越是可怜自己，就越是憎恨丈夫。她甚至巴不得他早点死，但又觉得自己不该这么想，因为他一死就没有薪俸了。一想到这点，她反而更加憎恨他。她认为自己真是太不幸了，因为就连他的死都无法拯救她。她变得也很容易发脾气，但又不得不在他面前强忍着，这样反而让他的脾气变得更坏。

有一次，夫妻俩又吵了起来，伊凡·伊里奇变得特别不可理喻。事后他解释说，因为生病，他确实变得脾气暴躁了。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就对他说，有病就要治疗，要他去找一位名医看看。

他乘车去了。一切都和他预料的一样，一切都照章办理。在长久的等待后，他见到了医生，医生装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这种样子他很熟悉，他在法庭上就是这个样子——又是叩诊，又是听诊，又是问各种没必要问的多余问题，那种威风凛凛的神气仿佛在说：“如今你落到我手里，就得任我摆布。我清楚该怎么办，对付每个病人都是这样的。”一切都同法庭上一样——他在法庭上怎样对待被告那样，医生就怎样对待他。

医生说，您有这样的症状，说明您有这样的病，但如果化验证明不了您有这种病，那就只能假定您有这种病。如果假定您有这种病，那么……

只是，现在的伊凡·伊里奇只关心一个问题：他的病有没有危险？但医生对此避而不谈。在医生看来，这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他只能根据存在的问题估计一下可能性：是游走肾，还是慢性盲肠炎。医生不关心伊凡·伊里奇的生死问题，只注重游走肾和盲肠炎之间的争执。在伊凡·伊里奇看来，医生已确诊是盲肠炎，却又保留说，等小便化验结果出来后，再做进一步诊断。这一切，就多么像伊凡·伊里奇在法庭上对宣布被告罪状时那振振有词的样子。医生也是那副得意扬扬的神气，甚至从眼镜上方瞧了一眼“被告”，振振有词地做了结论。伊凡·伊里奇认为，医生的结论表明他的情况十分严重，这对医生或其他人都无关紧要，可是对他却非同小可。伊凡·伊里奇是被这个结论深深地打击到了，他觉得自己真是太可怜了，同时十分憎恨医生，因为他遇到如此严重的病情却无动于衷。

不过这些话他没有说出来，只是站起来，把钱往桌上一放，叹了一口气说：

“或许有些问题我们病人不该问，”他说，“一般说来，这病会不会有危险？”

医生用一只眼睛从眼镜上方狠狠地瞪了他一下，仿佛在说：被告，你要是再说出不合规定的话，我就要让人把你带出法庭了。

“我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医生说，“其他的，化验结果出来才知道。”

伊凡·伊里奇从诊所慢慢走出来，垂头丧气地坐上了回家的雪橇。一路上，他反复思索医生的话，努力想把难懂的医学用语翻译成普通的话，以便从中找出问题的答案：“我的病严重？十分严重？还是不要紧？”他觉得医生说的每一个字，都表示他的病情严重。一想到这个，伊凡·伊里奇就觉得街上的一切变得阴郁了：马车夫、房子、小铺子、路上行人都是阴郁的。他身上的疼痛一直持续着，听完医生模棱两可的话就觉得更疼了，这让伊凡·伊里奇的心情更加沉重。

回到家后，他把看病的经过讲给妻子听，妻子则默默地听着。他讲到一半，女儿戴着帽子进来，她打算同母亲一起出去。女儿很勉强坐下来，听他讲这无聊的事，但很快她就听得不耐烦了，妻子也开口打断了他的话。

“哦，我很高兴，”妻子说，“你以后一定要按时吃药。给我药方，我叫盖拉西姆到药房去抓药。”说完她就起身去换衣服了。

妻子在屋子里时，他大气都不敢喘，等她出门了，才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好吧，”伊凡·伊里奇说，“也许真的还不要紧……”

他谨遵医嘱，按时服药，养病。小便检验结果出来后，医生又修改了药方。不过，小便化验结果和临床症状之间有些对应不上。不知怎的，实际情况与医生说的不符。可能是医生疏忽了，可能是撒谎，可能有什么事瞒着他。不过伊凡·伊里奇还是遵从医嘱养病，刚开始心里感到安慰。

伊凡·伊里奇努力遵从医嘱：讲卫生，服药，注意疼痛和大小便。疾病和健康是他如今最关心的事。一听到别人谈到病人、死亡、复原，尤其是谈到和他类似的病情，他表面上十分镇定，其实在全神贯注地听着，有时提些问题，把自己的病同听到的情况做比较。

疼痛没有缓解，但伊凡·伊里奇强迫自己认为情况有所好转。如果没有遇到惹他生气的事，他还能自我欺骗。要是他在公务上不顺利，或是同妻子发生争吵，或是打牌输钱，他立刻就会感到病情严重。以前遇到挫折时，他总是怀着时来运转的期望，期望打牌顺手，期望获得大满贯，因此还能忍受。但现在每次遇到挫折，他都会陷入悲观绝望中，完全丧失了信心。他对自己说：“唉，我的病情刚刚好转一点，药物才有点效果，就遇到这样的事，真是倒霉……”于是，他特别憎恨那些倒霉的事，特别憎恨那些给他带来不幸并要置他于死地的人。尽管他心里清楚，他的生命正遭受这种愤怒的危害，但他却没办法控制自己。尽管他明白，他这样怨天尤人只会加重病情，因此应该无视那些不愉快的事，但他的行为却与之相悖。他说，他需要安宁，并且特别警惕破坏安宁的事。只要别人稍稍破坏他的安宁，他就会暴跳如雷。他阅读大量医书，到处咨询医生，结果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逐渐恶化。拿今天同昨天比较，似乎没什么差别，他还能勉强安慰自己，但一看过医生，就觉得病情在迅速恶化。即便如此，他还是经常向医生咨询。

这个月里，他又找了一位名医诊治。这位名医的话，说的和原来那位医生简直是一模一样，只不过问题的提法不同。向这位名医咨询后，伊凡·伊里奇只感到内心的疑虑和恐惧又增加了。另外有位也很出名的医生，是他朋友的朋友，对他的病情的诊断却完全不同。尽管那位医生保证他能康复，但他提出的问题和假设，却更增添了伊凡·伊里奇的疑虑。一个提倡顺势疗法的医生对他的诊断又不一样，给他开了不同的药，伊凡·伊里奇偷偷地服了一个星期，可并没有什么效果。伊凡·伊里奇不只不再相信原来的疗法，对这种新疗法也丧失了信心，于是更加沮丧了。有一次，一位熟识的太太给他说起了圣像疗法。伊凡·伊里奇勉强听着，并信以为真，这让他十分恐惧。“难道我真的那样神经衰弱吗？”他自言自语。“废话！这太荒唐了，这样胡思乱想可不行，应该选定一个医生，听他的话好好治疗。就这么办。这下子拿定主意了。我不再想东想西的，我要严格遵从这种疗法，坚持到夏天就会见效的。别再犹豫不决了！”可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腰痛变本加厉地折磨着他，一刻也没有停止。他感到嘴里的味道越来越难受，一张嘴就散发出一股恶臭，胃口日益糟糕，身体也越发衰弱。他不得不承认：他身体的状况已经空前严重了。只有他自己意识到了这点，身边的人谁也没注意到，或者不想知道。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没有改变，一切都很好很顺利。这让伊凡·伊里奇心里格外难受。他看到，他的妻子和女儿每天忙着参加社交活动，一点也没注意他的病情的恶化，还埋怨他脾气差，难以伺候，仿佛一切都是他的错。他看得出来，尽管她们嘴上没说，但她们已经视他为累赘，妻子对他的病已有定见，不管他说什么或做什么，她的态度都不会改变。

“不瞒您说，”她对熟悉的朋友说，“伊凡·伊里奇也和一切老实人没两样，没办法完全遵从医嘱养病。今天他按医嘱服药，吃东西；明天我一不注意，他就不记得吃药，还吃鳇鱼(那是医生禁止的)，而且坐下来打牌，一直打到半夜一点钟。”

“哼，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事？”伊凡·伊里奇恼怒地说，“我总共也就打过一次牌，在彼得·伊凡内奇家。”

“昨天，你不是还和谢贝克一起打牌吗？”

“反正我痛得没办法睡着……”

“不管怎么说，你这样病永远没办法好，还要折磨我们。”

无论是对人家还是对伊凡·伊里奇本人，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向人家都说，他生病主要是他自己的问题，但却让她这个做妻子的受尽折磨。伊凡·伊里奇并不奇怪她有这样的看法，但心里总感到难受。

在法院里，伊凡·伊里奇也疑心别人对他抱着奇怪的态度：一会儿，人家认为他是一个即将腾出位置的人；一会儿，朋友们不怀恶意地嘲笑他神经过敏，因为他自认为他的精神正被一种神秘可怕的东西蚕食，硬拉他过去。朋友们觉得这很有趣，就拿来取笑他。尤其是看到施瓦尔茨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说着一些诙谐生动的话时，伊凡·伊里奇就会想起自己十年前的模样，因而格外愤怒。

几个朋友过来，大家一起坐下来打牌。他拿出一副新牌，洗牌，发牌。他把所有红方块叠在一起，共有七张。他的搭档说：没有王牌，给了他两张红方块。还期待什么呢？快乐，兴奋，得了大满贯。突然，伊凡·伊里奇又感觉到了身体的抽痛，还有嘴里那股难闻的味道。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因为赢得大满贯而兴奋，实在太荒唐了。

他看着他的搭档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看他厚实的手掌如何拍着桌子，客客气气地将一墩牌推给伊凡·伊里奇，使他一伸手就能享受赢牌的乐趣。“他是不是认为我已经虚弱得连手都伸不出去了？”伊凡·伊里奇想，忘记了王牌，还用更大的王牌去压搭档的牌，结果少了三墩牌，大满贯化为了泡影。最可怕的是，他看见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表情十分痛苦，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怎么能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呢，光想到这一点就觉得可怕。

大家发觉他脸色不佳，对他说：“您要是累了，我们就歇了。您休息一会儿吧。”休息？不，他觉得一点也不累，可以打完一圈牌。大家闷闷不乐，都沉默着。伊凡·伊里奇觉得他是害得大家不高兴的罪魁祸首，但又无法扭转这种气氛。晚饭后，客人们都相继告辞了。伊凡·伊里奇一个人待在家里，意识到疾病正毒害他的生命，对别人的生命造成了毒害，这种毒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深地渗透到他的整个身体。

他躺在床上，常常抱着这样的想法，再加上肉体上的疼痛和内心的恐惧，折磨得他大半夜不能合眼。可是天一亮，他又得起来，穿好制服，乘车去法院，说话，批公文，要是待在家里不去上班，那么一天二十四小时，每个小时都会是痛苦的折磨。而且，在这样的生死边缘上，他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忍受，没有人了解他的痛苦，也没有人可怜他的处境。

五

就这样，两个月过去了。临近新年时，他的内弟来到这个城市，住在他们家。那天，伊凡·伊里奇还没从法院回来。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去街上买东西去了。伊凡·伊里奇回到家里，走进书房，看见体格强壮、脸色红润的内弟，正在打开手提箱。他听见伊凡·伊里奇的脚步声，抬起脑袋，默默地瞧了他一会儿。他惊讶的眼神说明伊凡·伊里奇出了问题。内弟大张着嘴，似乎马上就要叫出来，但他立刻忍住了。这个动作表明了一切。

“怎么，我的样子变了吗？”

“是的……变了一点。”

接着，无论伊凡·伊里奇怎样想让内弟再谈谈他的模样，内弟都避而不谈。一等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回来，内弟就去到了她的屋里。伊凡·伊里奇锁上房门，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正面，又看看自己的侧面。他拿起自己同妻子的合影，拿它同镜子里的自己做着比较。他发现变化很大。他又卷起衣袖，把双臂露到肘部，仔细打量，然后放下袖子，坐在软榻上，脸色阴沉得吓人。

“别这样，别这样，”他对自己说，猛地站起身来，在写字台边坐下，打开卷宗，开始批阅公文，可他根本看不进去。他打开门，走到前厅。客厅的门关着。他踮着脚跟，轻轻地走到门边，侧着耳朵听。

“不，你说得太过了。”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说。

“怎么过了？你没注意到，他已经像个死人了。你看看他的眼睛，黯淡无神。他怎么会弄成这样？”

“谁知道啊。尼古拉耶夫(一位医生)说是这样，可我不明白。列谢季茨基(就是名医)说的却又完全相反……”

伊凡·伊里奇轻轻地走回自己屋里，在床上躺下，想：“肾，游走肾。”他回想起医生们对他说过的话——肾脏怎样离开原位而游走。他努力在想象中捕捉这个肾脏，阻止它游走，固定住它。这事看上去易如反掌。“不，我还是去咨询一下彼得·伊凡内奇(那个有医生朋友的朋友)。”他按响铃，吩咐车夫套车，准备出门。

“你要去哪儿，约翰？”妻子表现出一副异常忧愁和矫揉造作的贤惠模样，问他。

看到妻子脸上这种矫揉造作的贤惠神情，他很生气。他瞅了妻子一眼，脸色十分阴沉。

“我去找彼得·伊凡内奇。”

他找到这个有医生朋友的朋友，然后让朋友陪他去到医生家。他和医生谈了很久很久。

医生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角度，对他的病进行了分析，他听得很明白。

盲肠里出现了点问题，一点小问题，会好的。只要让一个器官的功能变强一点，另一个器官的活动减少一点，多吸收一点，就会好的。吃饭时，他迟到了一会儿。饭后，他兴高采烈地谈了一通，心情久久难以平复。最后他回到书房，立刻开始工作。他批阅公文，处理公事，但心里总觉得有一件重要的事被耽误了。等他忙完公事，他才想起那件事就是盲肠的毛病。但他强作镇定，去到客厅喝茶。客厅里的几个客人正在说话，弹琴，唱歌。他中意的未来女婿、法院侦讯官就是其中一个。据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说，伊凡·伊里奇那天晚上看起来最快活了，其实他一刻也没忘记自己盲肠的毛病。到了十一点钟，他告别众人，回到了自己屋里。自从生病后，他就一个人睡在书房里。他走进屋里，脱掉外套，拿起一本左拉的小说，但没有翻开看，而是想着心事。他想象盲肠的毛病被治愈了。通过吸收，排泄，功能恢复正常。“对了，事情就是那样，”他自言自语。“只要多加补养，身体就会好的。”他想到还没服药，支起身来，服完药，又仰面躺下，仔细感受药物如何治病，如何制止疼痛。“只要按时服药，避免不良影响就行；我现在就感觉好多了，好多了。”他按了按腰部，不疼了。“是的，不疼了，真的好多了。”他吹灭了蜡烛，侧着身子躺在床上……盲肠在逐渐恢复，逐渐吸收。突然那种熟悉的隐痛又来了，每分每秒都在痛，而且痛得特别厉害。嘴里那种恶臭味也又来了。他突然觉得心头发凉，头晕目眩。“天哪！天哪！”他喃喃自语。“又来了，又来了，再也好不了啦！”突然他觉得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哼，盲肠！肾脏！”他自言自语。“根本不是盲肠的问题，不是肾脏的问题，而是生和……死的问题。是啊，我拥有生命，可现在它在溜走，在溜走，可却没办法制止它。是啊！何必再骗自己呢？除了我自己，不是人人都很清楚我在垂死边缘了吗？问题只在于我还能活多久，几个礼拜，还是几天，还是马上就会死。光明已经完全被黑暗取代了。这一刻，我在这个世界，但很快就要离开！去哪儿呢？”他觉得全身冰凉，呼吸都静止了，只听见心脏扑扑跳动的声音。

“我要是没有了，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我要是没有了，我将在哪儿呢？难道我真的要死了吗？不，我不想死。”他想点燃蜡烛，就猛地从床上跳起来，用颤动的双手摸索着。但蜡烛和烛台被碰翻，掉到了地上。他又心灰意冷地躺回枕头上。“何必呢？反正都一样，”黑暗中，他瞪着两只眼睛，自言自语。“死。是的，死。他们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想知道，谁也不可怜我。他们玩得可高兴了。(他听见远处传来喧闹和伴奏声。)他们好像没有那回事一样，可他们有一天也会死。都是蠢货！我先死，他们后死，他们不可能不死。可他们还乐呢。混蛋！”愤怒让他喘不过气来。他痛苦得受不了。难道谁都得受这样的罪吗！他坐起来。

“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得稳定心神，从头到尾好好想一想。”他开始思索。“对了，病的发作是这样的。我最初是撞了一下腰部，但一两天后我也没什么问题。然后开始出现轻微的疼痛，后来疼得厉害了，后来找医生诊治，后来丧失了信心，愁得不行，后来换了个医生诊治，但还是没有阻止向深渊下坠的步伐。身体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我的身体糟糕透了，我的眼睛黯淡无神。我快死了，可我还以为是盲肠的问题。我希望治好盲肠，却不知是死神来临了。难道我真的快死了吗？”一想到这点，他就吓得魂不附体，呼吸急促。他侧着身子，用臂肘撑住床几，伸手去摸索火柴。撑得久了，臂肘就有些发痛，他恼怒不已，更加用尽地撑着，结果把床几推倒了。他一下子陷入了绝望中，呼吸困难，只得又仰面倒下，恨不得立刻死去。

这时候，客人们纷纷告辞，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一一送他们离开。她听见有东西倒地的声音，就走了进来。

“出什么事了？”

“没事，我不小心撞倒了床几。”

她去外面取了一支蜡烛进来。他躺在床上，喘着粗气，好像刚跑完了几里路，眼神呆滞地望着她。

“出什么事了，约翰？”

“没……事。撞……倒了。”他回答，心里却想：“没什么可说的。她根本不懂。”

她确实不懂。她把床几扶起来，给他把蜡烛点亮，就急忙走开了：还有客人等着她去送呢。

等她回来，他仍旧那样脸朝上躺着，两眼望着天花板。

“你怎么了，更难受了吗？”

“是的。”

她摇摇头，在床边坐下来。

“约翰，我看，要不我们请列歇季茨基到家里来吧？”

这话的意思，就是不惜金钱，请那位名医来出诊。他发出一声冷笑：“不用了。”她坐了几分钟，走到他旁边，亲吻了一下他的前额。

她的嘴唇触碰到他的额头时，他打心底里憎恨她，拼命压抑那种想要推开她的冲动。

“晚安。愿上帝保佑，你能睡个好觉。”

“嗯。”

六

一想到自己快要死了，伊凡·伊里奇就陷入深深的绝望中。

他心里清楚，他离死不远了，但他实在无法理解这个念头，怎么也理解不了。

从基捷韦帖尔的逻辑学，他读到这样一种三段论法：盖尤斯是人，凡人终将死去，因此盖尤斯也终将死去。他一直认为这个例子只对盖尤斯适用，绝对不适用于他。盖尤斯是人，是个普通人，这个道理没有错；但他不是盖尤斯，不是个普通人，他永远与众不同，是个特殊人物。他最初是小伊凡，有妈妈、爸爸、两个兄弟——米嘉和伏洛嘉、妹妹卡嘉，有许多玩具、马车夫、保姆，还有儿童、少年和青年不同时期的悲欢离合。难道他小伊凡喜欢的那种花皮球的气味，盖尤斯也闻过吗？难道盖尤斯也像他一样亲吻过妈妈的手，听到过妈妈绸衣褶裥的声音吗？难道盖尤斯也会因为法学院里那些不好吃的点心而滋事吗？难道盖尤斯也像那样谈恋爱吗？难道盖尤斯主持审讯能和他一样吗？

盖尤斯确实终将死去，他死是正常的事，但我是小伊凡，是伊凡·伊里奇，我的思想感情和他完全不一样。我不该死，这真是一场噩梦。

这就是他的心情。

“我要是和盖尤斯一样死去，那我肯定能感觉到，内心肯定会有个声音告诉我，但我没有听见内心有这样的声音。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清楚，我跟盖尤斯截然不同。可是如今呢！”他自言自语。“这不可能、不应当发生的事，却偏偏发生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这种状况该如何解释？”

他难以解释，只能尽力驱除这个想法，认为这个想法是虚假、错误和病态的，并且换上正确健康的想法。但这并非想象，而是现实，它活生生地摆在了他面前。

为了从脑海中挤走这个想法，他强迫自己去想其他的事，希望从中找到精神支柱。他尝试着用以前的那套思路来消弭死的念头。但奇怪的是，以前这种办法很管用，如今却失灵了。最近，伊凡·伊里奇时常想恢复原来的思绪，以驱除死的念头。有时，他告诉自己：“我还是去工作吧，工作一直是我生活的支撑。”他抛开心头的种种疑虑，到法院去。他跟同事们聊天，坐在法庭上，像以前一样漫不经心扫一眼人群，将两条干瘦的胳膊搁在麻栎椅扶手上，像以前一样侧身凑近身旁的法官，挪过卷宗，对他耳语几句，然后猛地抬起眼睛，把身子挺直，说几句老套的开场白，然后宣布开庭。但审讯进行到一半，腰部又不管不顾地突然抽痛起来。伊凡·伊里奇努力稳定心神，不去想它，可没有用。它又来了，站在他面前，端详着他。他吓呆了，眼睛也失去了光彩。他又自言自语：“难道它才是真的？”看到像他这样一位精明能干的法官竟然说话颠三倒四，在审讯中屡屡出错，同事和下属都十分惊奇而痛心。他努力打起精神来，稳定心神，勉强忍到庭审结束，垂头丧气地回家去。他心里清楚，法院开庭也帮不了他了，审讯也帮不了他了。最可怕的是，它吸引他，并不是要他有任何行动，而只是要他面对面地瞧着它，承受这痛苦的折磨。

为了逃离这种痛苦，为了保护自己，伊凡·伊里奇寻找另一种保护壳。但另一种保护壳也只是暂时有用，很快就破裂了，或者变得透明了，仿佛它能穿透一切，没有东西能够抵挡。

有一次，他来到他精心布置的客厅，看着他摔跤的地方，自嘲地想，就是为了布置它，他献出了生命，因为他清楚导致他的病的罪魁祸首，就是那次跌伤。他注意到油漆一新的桌面有一些划痕。他分析原因，发现那照相簿上弯卷的青铜饰边留下的划痕。他拿起照相簿，那里有他满怀情感贴上的照片，恼怒于女儿和她那些朋友的粗鲁——某些地方撕破了，一些照片放反了。他仔细整理好照片，扳平了照相簿的饰边。

然后他想改变布局，把照相簿改放到盆花旁的角落里。他让仆人请女儿或者妻子过来帮忙，可是她们对此持反对意见。他很生气，和她们争吵起来。但这样对他反而是好事，他没有时间想到它、注意它。

不过，当他正准备亲手挪动东西时，妻子对他说：“啊，还是让仆人搬吧，别糟蹋你的身体了。”这时，它突然又从屏风后面冒出来，他又看见它了。它的影子一闪，他还希望它再次消失，可是他又感觉到腰还在抽痛。他再也不能忘记它，它就在盆花后面瞧着他。“这是干什么呀？”

“真的，为了这么一个窗帘，我就像冲锋陷阵一样送了命。难道这是真的？真是可怕，真是愚蠢啊！这不可能！不可能！但是事实。”

回到书房里，他躺在床上，又独自面对它。他面对面地看着它，却无计可施。他只能瞧着它，全身直哆嗦。

七

到了第三个月，伊凡·伊里奇的病情怎样，不好说，因为病情是循序渐进的，不易察觉。但无论是妻子、女儿也好、儿子，还是佣人、朋友、医生，尤其是他自己，都清楚，大家只关心一件事——他的位置是否即将空出来，活着的人能否摆脱他带来的麻烦，他自己是否即将摆脱痛苦。

他睡得越来越少，医生给他服鸦片，注射吗啡，但他的痛苦并没有因此减轻。他意识昏沉，感觉麻木，这起初使他感觉好了一点，但很快又再次被痛苦包围，甚至比清醒时还要难受。按照医生的指示，家里人给他做了特殊的饭菜，但他却日益讨厌这种没有滋味的饭菜，倒胃口。

他大便也享受特殊的照顾。每次大便都让他倍感痛苦，因为不干净，不体面，臭气烘烘，还得请别人帮忙。

不过，从这件不愉快的事上，伊凡·伊里奇也获得一种安慰。每次都是男仆盖拉西姆伺候他大便。

盖拉西姆是个年轻人，尽管他是个庄稼汉，但他衣着整洁，因为长期吃城里伙食的缘故，长得格外强壮，容光焕发。他生性开朗，总是笑嘻嘻的。最初看着这个穿着整洁的俄罗斯民族服的小伙子，做着这种不体面的事时，伊凡·伊里奇总感觉尴尬。

有一次，他从便盆上起来，却没有力气提起裤子，就歪倒在沙发上。他看着自己瘦骨嶙峋的大腿，觉得十分恐怖。

盖拉西姆脚上的大皮靴散发着柏油味，身上的印花布衬衫和麻布围裙洗得干干净净，袖子被卷起，露出年轻强壮的胳膊，进来的时候带着冬天的一股清新空气。他故意不看伊凡·伊里奇，容光焕发的脸上散发出一种生的欢乐，但他竭力抑制着，以免病人因此不高兴，走到便盆旁。

“盖拉西姆，”伊凡·伊里奇的声音有气无力。

盖拉西姆抖了一抖，显然害怕自己哪里做错了，慌忙转过他那张刚冒出胡楂的淳朴善良而又青春洋溢的脸，看着病人。

“老爷，您有什么吩咐？”

“我想，你做这事肯定很难受。请你原谅，我是没有办法。”

“哦，老爷，好说。”盖拉西姆的眼睛明亮有神，露出的牙齿洁白又健康。“这不算什么，您生病了啊，老爷。”

他用他那双强壮的手熟练地做着做惯的事，轻轻地走了出去。五分钟后，他又轻轻地走了回来。

伊凡·伊里奇就那样坐在沙发上。

“盖拉西姆，”当盖拉西姆放回洗干净的便盆，伊凡·伊里奇说，“请你帮帮我，你过来。”盖拉西姆走过去。“你扶我一下。我自己起不来，德米特里替我办事去了。”

盖拉西姆走过去，伸出他那双强壮的手，就像他走路一样轻松、利索而温柔地抱起主人，一只手扶住他，另一只手给他提起裤子，想让他坐下。但伊凡·伊里奇要求扶他到长沙发上。盖拉西姆毫不费劲，稳稳当当地抱着他到了长沙发，让他坐了下来。

“谢谢。你真厉害，做起来轻巧极了。”

盖拉西姆微微笑了下，准备离开。可是伊凡·伊里奇感觉同他一起很舒服，不愿意他离开。

“还有，请你给我搬来那把椅子。不，是那一把，我要把腿放上面。腿放高一点，感觉会好些。”

盖拉西姆搬起椅子，在长沙发前轻轻地放下它，然后抬起伊凡·伊里奇的两只腿，放在椅子上。当盖拉西姆高高抬起他的腿时，他感觉好受多了。

“腿抬得高，我感觉好多了，”伊凡·伊里奇说。“这个枕头，你帮我垫在腿下面。”

盖拉西姆听从了他的吩咐，又把他的腿抬起来放好。盖拉两姆一抬起他的双腿，他就觉得好受一些。但双腿一放下，他又觉得不舒服。

“盖拉西姆，”伊凡·伊里奇问，“你现在有事吗？”

“没有，老爷，”盖拉西姆说，他已学会像城里仆人那样同老爷说话。

“你还有哪些活要干？”

“我还有哪些活要干？活都干好了，只需要再劈点明天用的木柴。”

“那你能这么高高抬着我的腿吗？”

“当然可以！”盖拉西姆抬起主人的腿，伊凡·伊里奇觉得疼痛消失了。

“那劈柴怎么办？”

“老爷您不用操心。时间还来得及。”

伊凡·伊里奇叫盖拉西姆坐下，高高抬着他的腿，并同他聊天。真是不可思议，他的腿被盖拉西姆抬着，他就感觉好多了。

从那以后，伊凡·伊里奇就常常叫来盖拉西姆，让他用肩膀扛着他的腿，并和他高兴地聊天。做起这事，盖拉西姆十分轻松愉快，态度诚恳，这让伊凡·伊里奇很感动。看到别人拥有健康、力量和生气，伊凡·伊里奇只感到屈辱；但看到盖拉西姆的力量和生气，他不仅不觉得难过，反而觉得是一种安慰。

听到谎言，是伊凡·伊里奇觉得最痛苦的事，尤其是听大家出于某种原因都相信的那个谎言——他只是病了，并不会死，只要静心疗养，肯定会好的。可是他清楚，不管用什么办法，他都不会好了，痛苦只会变本加厉，直到他死去。这个谎言让他备受折磨。最让他痛苦的是，大家都清楚，他自己也清楚他病得很严重，但大家都对真相避而不谈，选择撒谎，还要强迫他也说谎。谎言，在他临死前夕散布的谎言，把他即将死去这样严肃可怕的大事，缩小到访问、挂窗帘和晚餐吃鳇鱼等小事，让他感觉痛苦极了。说也奇怪，许多次听到他们就他的情况说谎时，他几乎大声叫出来：“别再说谎了，我快要死了。你们清楚这事，我也清楚，所以大家别再说谎了。”但他从来不敢叫出来。他看到，他即将死去样严肃可怕的事，在他人的眼中是一件不愉快或者不体面的事(就像一个浑身散发臭气的人走进会客室一样)，却又不得不勉强维持他一直苦心维持的“体面”。他看到，没有人可怜他，没有人愿意了解他的真实情况，除了盖拉西姆。因此，只有同盖拉西姆在一起，他心里才会好过些。有时，盖拉西姆不去睡觉，整个晚上都扛着他的腿，还对他说：“老爷，您不用操心，我回头会睡个够的。”这让他感到很安慰。或者当盖拉西姆语气亲热、不假思索地说：“真希望您没病，我这样伺候伺候您算得了什么？”这也让他感到安慰。只有盖拉西姆一人不欺骗他，当然也只有他一人了解真相，并且不会有所忌讳，但他同情日益消瘦的老爷。有一次伊凡·伊里奇打发他离开，他直截了当地说：

“每个人都会死的。我为什么不能伺候您呢？”他这么说，意思是他现在任劳任怨地伺候一个垂死的人，就是希望将来在他垂死时也有人伺候他。

除了这个谎言，或者正是由于这个谎言，让伊凡·伊里奇觉得格外痛苦，没有一个人能如他所想的那样怜悯他。在长时期的折磨中，伊凡·伊里奇有时特别希望——尽管他羞于承认——有人疼爱他，就像疼爱有病的孩子那样。他多么希望被人疼爱，被人亲吻，被人对着流泪，就像人家对孩子的疼爱那样。他明白，因为他身份显赫，胡子已经花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他内心还是充满期望。他同盖拉西姆的关系就符合他的期望，因此他喜欢跟盖拉西姆在一起。伊凡·伊里奇想流泪，想要被疼爱，对着他流泪，谁知这时他在法院的同事谢贝克过来了，伊凡·伊里奇立即板起脸，脸色严肃和沉思，自然而然地说了他对复审的意见，并且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身边的这些谎言和他的自我欺骗，对他最后的生命造成了最严重的毒害。

八

有一天早晨，伊凡·伊里奇很清楚这是早晨，因为每天早晨盖拉西姆都会离开书房，男仆彼得会进来把蜡烛吹灭，把其中一扇窗帘拉开，轻手轻脚地整理房间。不管是早晨，还是晚上，还是星期五，还是礼拜天，其实都一样，反正没有差别：难堪的疼痛永远不曾停止；生命正无可挽回地消逝，但还没有完全消逝；只有那日益逼近的让人又怕又恨的死，才是真实的，其他的都是谎言。在这种情况下，几天、几个礼拜和几小时有什么区别呢？

“老爷，您要用点茶吗？”

“他还是那样，知道老爷太太每天早晨都要喝茶，”他心想，但嘴上却说：

“不用。”

“您要坐到沙发上去吗？”

“他得收拾干净这屋子，可我妨碍了他。我太邋遢，太不整齐了，”他想了想，说：

“不，不用管我。”

男仆继续整理屋子。看到伊凡·伊里奇伸出一只手，彼得赶紧走过去。

“老爷，您想要什么？”

“我的表。”

彼得顺手拿起表，递给他。

“八点半了。她们起来了吗？”

“还没有，老爷。瓦西里伊凡内奇(这是儿子)去上学了，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吩咐过，要是您问起，就去叫醒她。要去叫她吗？”

“不，不必了。”他回答，心想：“要不喝点茶好了？”于是就对彼得说：“对了，给我拿点茶吧。”

彼得走到门口。伊凡·伊里奇觉得一个人待着害怕。“怎么留住他呢？有了，吃药。”他想了想，说：“彼得，把药给我拿过来。”接着又想：“是啊，说不定吃了药会好一点。”他拿起匙子，吃下药。“不，没用的。一切都是瞎闹，都是骗人的，”那种熟悉的甜腻腻的怪味一到了嘴里，他就想。“不，我再也不能相信了。可是那个疼，那个疼，要是能停止几分钟就好了。”他开始呻吟。彼得回过头来，看着他。“不，你去吧，去拿茶。”

彼得离开了，把伊凡·伊里奇一个人留在那里。他又开始呻吟。他疼得很厉害，可呻吟却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哀伤。“总是那样，总是那样的白天和黑夜。真希望快一点。什么快一点？死，黑暗。不，不！活着总比死了好！”

彼得端着茶盘，走了进来，伊凡·伊里奇看着他，一脸茫然，认不出他是谁，不知道他来做什么。他的目光让彼得很狼狈。看到彼得一脸尴尬的样子，伊凡·伊里奇才清醒过来。

“对了，茶……”他说，“好了，放那吧。你帮我洗洗脸，拿一件干净衬衫来。”

伊凡·伊里奇开始梳洗。他慢慢地洗手，洗脸，刷牙，梳头，然后照照镜子。他害怕看到自己的样子，特别是看到头发紧贴着苍白的前额的样子。

彼得帮他换衬衫。他害怕看到自己的身体，因此努力不去看。梳洗完，他穿上晨衣，身上盖了一条方格毛毯，坐在扶手椅上，开始喝茶。有那么一刻，他感觉神清气爽，但茶一入口，那种味道、那种疼痛就又来了。他勉强喝完茶，在床上躺下，伸直腿，让彼得离开。

一切还是那样。一会儿看见一线希望，一会儿又坠入绝望的海洋。总是疼，总是疼，总是感觉凄凉，一切都没改变。一个人待着格外难受，想找个人陪，但他知道别人的到来只会让他更难受。“最好再注射点吗啡，忘记一切。我要请求医生，叫他再想想办法。这样太难受了，太难受了！”

就这样，一小时、两小时过去了。前厅里忽然响起了铃声。难道是医生？果然是医生。他走进来，精神抖擞，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仿佛在说：你们不必这样小题大做，我这就来给你们解决问题。医生明白，这样的表情不合适，但他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改不了啦，好像一个人习惯一早穿上大礼服去拜客，没法改变了。

医生搓搓手，神采飞扬而又使人安慰。

“啊，真冷，真是冻坏我了。让我暖暖身子，”他说，那深情仿佛在说，只要稍等一会儿，等他身子一暖和，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嗯，怎么样？”

伊凡·伊里奇觉得，医生想说：“情况怎么样？”但他觉得问得不合适，就改口说：“晚上睡得怎么样？”

看着医生的那副神气劲，伊凡·伊里奇心想：“您总是说谎，一点儿也不害臊吗？”但医生对他的表情视而不见。

伊凡·伊里奇就说：

“还是很糟。还是疼痛，还是疼得厉害。您能想想办法……”

“哦，你们病人总是这样。好了，现在我可暖和了，就是仔细如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也不会对我的体温有意见了。嗯，您好。”医生说完，握了握病人的手。

接着医生收起笑脸，变得严肃起来，开始给病人诊治：把脉，量体温，叩诊，听诊。

伊凡·伊里奇心里清楚，这些都是无用功，都是骗人的把戏，但医生跪在他面前，凑近他的身体，用一只耳朵上上下下地细听，表现出一副极其认真的样子，就像体操队员一般做着各种姿势。面对这种场面，伊凡·伊里奇屈服了，感觉就像他在法庭上听辩护律师发言，尽管他心里清楚他们都在撒谎，也清楚他们为何撒谎。

医生跪在沙发上，在他身上不断敲打着。这时，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绸衣裳的声音从门口传来，还有她责备彼得没有及时向她报告医生的来到的声音。

走进来后，她吻了吻大夫，立刻理直气壮地说，她早就起来了，只是不知道医生来了，所以没能及时出来迎接。

伊凡·伊里奇看着她，审视着她的全身，看到她那白净浮肿的双手和脖子、光泽的头发，以及充满活力的明亮眼睛，他感到恶心。他发自肺腑地憎恨她。她的亲吻让他对她的憎恨，变得更加难以克制。

对待他和他的病，她还是老样子。就像医生对病人的态度都一成不变那样，她对丈夫的态度也一成不变：她总是语气亲昵地责备他没有按时服药休息，总是怪他自己不好。

“唉，他这人就是不听话！不肯按时吃药。尤其是他睡的姿势不对，两腿搁得太高，这样睡对他不好。”

她告诉医生他怎样叫盖拉西姆扛着腿睡。

医生微微一笑，眼神露出一丝鄙夷不屑，但却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仿佛说：“有什么办法呢？病人做出这样的蠢事并不奇怪。”

检查完毕，医生拿起表，看了看。这时，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告诉伊凡·伊里奇，不管他愿不愿意，她今天就去请那位名医来，让他同米哈伊尔达尼洛维奇(平时看病的医生)会诊一下，商量他的治疗方案。

“请你不要反对。我这样做是为了我自己，”她挖苦地说，让他感到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她自己，因此他没理由拒绝。他一言不发，皱起眉头。他觉得身边全是谎言，是非曲直已无法判断。

她为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自己。她是这样对他说的，这是真话，不过她的行为没什么信服力，因此必须反过来理解。

果然，十一点半，那位名医来了。一切还是那样：听诊，当着他的面一本正经地交谈，到了隔壁房间则谈肾脏，谈盲肠，一本正经地问答，避而不谈他目前面临的生死问题，大谈特谈肾脏和盲肠的毛病。总之，两位医生都主张对肾脏和盲肠进行治疗。

名医离开时，表情十分严肃，但并没有绝望。伊凡·伊里奇望着名医，眼睛里露出恐惧和希望的光芒，怯懦地问他，他还有希望恢复健康吗？名医回答说，不好说，但不是没有希望。伊凡·伊里奇可怜兮兮地望着医生离开的身影，目光充满期望，以致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走出书房付给医生出诊费时，眼泪都忍不住掉了下来。

医生带给他的希望并没有持续多久。房间没变，图画没变，窗帘没变，墙纸没变，药瓶没变，他疼痛的身子也没变。伊凡·伊里奇开始呻吟，被注射了吗啡后，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天快要黑时，他醒了。仆人给他送来晚餐，他勉强吃了一点肉汤。于是一切还像以前一样，黑夜又来临了。

饭后七点钟，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来到他的房间。她穿着晚礼服，丰满的胸部被挤得高高隆起，脸上敷着脂粉。她在早晨就说过，她们晚上要去看戏，萨拉贝娜在这个城里的访问演出，她们预定了一个包厢。那是他的提议。这会儿，他不记得有这回事，看见她那副打扮就生气。不过，很快他想起了这是他的主意，他想到孩子们可以从演出中获得美的享受，他就强行压下了心中的怒火。

进来时，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眉飞色舞，但似乎又带点歉意。她坐下来，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不过他看出，她不过是客套几句，并不是真的想了解病情，而且也知道问了也白问。接着，她就说出了她的来意：她其实不想去，宁可待在家里陪他，可想到已经定了包厢，爱伦和女儿，还有彼特利歇夫(法院侦讯官，未来的女婿)都要去，她总不能让他们自己去。现在，她只期望她不在家时，他能听医生的话，好好休息。

“对了，费多尔·彼得罗维奇(未来的女婿)说想看看你，可以吗？还有丽莎。”

“他们想来就来吧。”

女儿走进来。她打扮得十分漂亮，身体露出的部分焕发出青春的光彩。这种对比让他得更加难受。她对此视而不见，尽情展示她健美的身体。显然她正处于热恋中，十分反感那些妨碍她幸福的疾病、痛苦和死亡。

费多尔·彼得罗维奇也进来了。他穿着燕尾服，烫着卷发，青筋毕露的细长脖子被雪白的硬领夹藏起来，胸前那一大块硬衬白得刺眼，两条强壮的大腿紧紧裹在瘦长的黑裤中，套着雪白手套的手上，拿着一顶大礼帽。

在他后面，一个中学生静静地跟了进来。这个孩子穿一身崭新的学生装，戴着手套，眼眶发黑，看起来真可怜——伊凡·伊里奇很清楚原因。

他一直很可怜儿子。看到儿子投来的那种满怀怜悯的怯弱目光，他感到胆战心惊。在伊凡·伊里奇看来，除了盖拉西姆，就只有儿子理解他、怜悯他。

大家都坐下来，探问了一下病情，然后就陷入了沉默中。丽莎问母亲要望远镜，但母亲不知是谁拿了，也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于是母女俩吵了起来，搞得大家都不太高兴。

费多尔·彼得罗维奇问伊凡·伊里奇是否看过萨拉贝娜。起初，伊凡·伊里奇起初没明白他的问话，后来才反应过来说：

“没有，您看过吗？”

“看过，看过她演的《阿德里安娜·莱科芙露尔》。”

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认为，她特别适合演那种角色。女儿对此持反对意见。大家谈到她的演技如何典雅、真挚——这话题已经谈过太多次了。

谈了一会儿，费多尔·彼得罗维奇瞧了伊凡·伊里奇一眼，不说话了。其他人跟着瞧了一眼，也不说话了。伊凡·伊里奇睁大眼睛，望了望大家，显然他很生气。这种局面尴尬极了，必须改变，可怎么也无法改变。这种沉默必须设法打破，可谁也不敢这样做，大家都害怕，害怕一旦揭穿这种礼貌周到的虚伪做法，就会真相毕露。丽莎鼓起勇气，率先打破了沉默。她想掩饰大家心里都有的感觉，不假思索地说：

“嗯，要看表演的话，我们就得出发了，”她拿起父亲送给她的表，瞧了瞧，说。然后，她对未婚夫会意地微微一笑，伴随着衣料的摩擦声站起来。

大家都站起来，相继告辞。

他们一离开，伊凡·伊里奇就感觉好些了，因为虚伪的局面随着他们一起消失了，但疼痛还在。还是那种疼痛，还是那种恐惧，没有减轻一点，反而日益糟糕。

时间依旧在一分钟、一小时地流逝，一切都没改变，永无止境，想到那无法避免的结局，就觉得心惊肉跳。

“好了，你去叫盖拉西姆过来。”他对彼得说。

九

到了半夜，妻子才回到家。她踮起脚跟，轻轻地走进来，但他还是听见她的脚步声。他睁开眼睛，又赶紧闭上。她想打发盖拉西姆离开，自己坐着陪他一会儿。他却睁开眼睛，说：

“不，你去睡吧。”

“你觉得不舒服吗？”

“还是那样。”

“要不服点鸦片。”

他同意了，服了点鸦片。她离开了。

在清晨三点以前，他一直被痛苦折磨得意识模糊。他仿佛觉得有人举起他这个病痛的身子，强行塞进一个又窄又黑又深的口袋里，使劲地往下塞，却怎么也碰不到袋底。他被这件可怕的事折磨得死去活来。他害怕极了，不想往下沉，因此不断挣扎，但越挣扎越往下沉。他突然跌了下去，然后吓醒了。他看见，盖拉西姆坐在床尾，平静而耐心地打着瞌睡；他躺在床里，在盖拉西姆肩上，放着他那双穿着袜子的瘦腿；那支有罩的蜡烛还在燃烧，疼痛依旧一刻不停。

“你去吧，盖拉西姆。”他低声说道。

“不打紧，老爷，我坐坐。”

“不，你去吧。”

他放下腿，侧着身子。他开始感到自己很可怜。等盖拉西姆走到隔壁屋后，他再也忍不住，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他为自己的无依无靠、孤独寂寞而哭，为人们的残酷而哭，为上帝的残酷和冷漠而哭。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带我来到这儿？为什么？为什么这么残忍地折磨我？……”

他知道没人会回答，但正因为没人回答而痛哭。疼痛又开始了，但他无动于衷，也不呻吟。他喃喃自语：“痛吧，接着痛吧！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我对你做了什么啊？这是为什么呀？”

后来他静了下来，不再哭泣，还屏住呼吸，努力振作精神。他仿佛在倾听灵魂的呼喊，倾听自己思绪的翻滚。

“你想要什么？”这是他听清的第一句话。“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他反复问自己，“要什么？”——“挣脱痛苦，活下去。”他自己做出了回答。

他继续聚精会神地倾听，都忘记了疼痛。

“活下去，怎么活？”心灵里有人在发问。

“是的，活下去，活得舒适而快乐，就像我以前那样。”

“活得舒适而快乐，就像你以前那样？”心灵里的声音再次发问。于是他开始回忆自己人生中美好的日子。真是奇怪，除了童年的回忆，如今看过去那些美好的日子，居然一点也不觉得美好。童年生活确实很快乐，如果能够倒转时光，重温童年时光多好。但当年一起享受欢乐的人已经不存在了，留下的只有对别人的回忆。

自从伊凡·伊里奇变成如今这个样子，他就再也看不见过去的欢乐，或者说他不在乎那些欢乐，甚至讨厌那些欢乐。

越远离童年，越靠近现在，那些欢乐就越显得不值一提、令人疑惑。这是从法学院开始的。刚开始，那里还存在真正美好的事：欢乐、友谊、希望。但读到高年级，美好的时光就逐渐消失。后来进入政府工作，又出现了美好的时光——倾心于一个女人。后来生活又糊里糊涂，美好的时光逐渐消失，几乎消失殆尽。

结婚……是那么意外，那么让人扫兴。妻子满嘴恶臭，纵情欲海，矫揉造作！自己麻木不仁地办公，费尽心机地捞钱，就这样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过去了——生活始终如一。而且越到后面，就越是麻木不仁。走在下坡路上，我却还以为在上山。事实就是如此。大家都看到我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却不知道我的生命正在溜掉……如今一看，死期到了！

为什么会这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生活不该这样无聊，这样讨厌。不该！即使生活确实很讨厌，很无聊，那又为什么要死，而且那么痛苦地死？总感觉不对劲。

“我的生活是不是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劲？”他忽然想到。“但我一直都是循规蹈矩做事的，怎么会不对劲呢？”他喃喃自语，突然找到了唯一的答案：生死之谜永远是无解的。

现在你到底想要什么？活下去？怎么活？就像法庭上听到民事执行吏高呼“开庭了”时那样活。“开庭了，开庭了！”他反复告诉自己。“好了，现在开庭的时间到了！但我是无罪的！”他咬牙切齿地叫道。“这是为什么呀？”他不再哭泣，转过脸来对着墙壁，苦苦思索着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承受这样的恐惧？为什么？

然而，不管他怎样埋头苦想，都找不到答案。那个常常出现的想法又在他脑海中浮现：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生活出现了差错。他重新回顾自己的人生，觉得自己一直都是规规矩矩的，就立刻把这个古怪的想法抛到了一边。

十

两个礼拜后，伊凡·伊里奇躺在沙发上已经起不来了。他不愿躺在床上，便躺在长沙发上。他好像一直那么面对墙壁躺着，孤独地忍受着那难以摆脱的痛苦，孤独地思索着那似乎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我真的要死了吗？”然后，他就听到心灵里有个声音回答说：“是的，真要死的。”——“为什么要受这样的罪呢？”那声音继续回答说：“没有什么原因，就是这样。”除此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从伊凡·伊里奇生病开始，也就是说从他第一次看医生以来，他的心情就分裂成两种对立的状态，而且这两种状态总是交替出现着：一会儿是绝望地等待着神秘而恐怖的死亡，一会儿是满怀希望和紧张地观察自己身上的器官。一会儿他的眼前出现了功能已经停止的肾脏或者盲肠，一会儿又出现了逃躲不掉的神秘而恐怖的死亡。

这两种心情从他一开始生病就交替出现，不过随着病情的发展，他便觉得自己肾脏的功能越来越可疑，越来越虚幻，而日益逼近的死亡却越来越现实。

他只要想想三个月前的身体，再看看现在的情况，看看自己是如何一步步不停地走着下坡路，任何侥幸的心情就自然而然土崩瓦解了。

近来，他就那么面向沙发背躺着，时常感到格外孤寂，那是一种处身在闹市和许多亲友中间却没有人理会他而感到的深深的孤寂，是一种即使跑遍天涯海角都找不到的孤寂。置身于这种可怕的孤寂中，他只能靠回忆往事来打发难熬的日子。往事一幕幕，仿佛图画般浮现在他眼前。他总是从最近发生的事开始，一直回忆到遥远的过去，回忆到他的童年时代，然后停留在那些往事上。比如今天给他端来了李子酱，他就会想到童年吃过的干瘪法国李子，而且还觉得别有风味，仿佛吃到果核般，满口生津。同时他又会想到当年的那些情景：保姆、兄弟、玩具。“别去想那些事了……太痛苦了，”伊凡·伊里奇这样安慰着自己，思想又回到现实上来。他望着羊皮沙发上的皱纹和沙发背上的纽扣。“山羊皮很贵，又不结实，有一次还为这事有过一次争执。还记得当年我们撕坏父亲的皮包，因此还受到了惩罚，但那是另一种山羊皮，是另一次争吵……妈妈还送包子来给我们吃。”他的思想又回到了童年时代，一种悲伤再次向他袭来。他竭力驱散这种回忆，想些别的事。

可偏偏在一系列往事的回忆中，他又想到了那件事：他怎样生病和病情怎样恶化。他想到年纪越小，越是充满生气。他想到生命里善的因素越多，生命力也就越充沛。因为这两者互为因果。“病痛越来越厉害，整个生命也就越来越糟糕，”他如是想。“开始的时候生命还有一点光明，后来却越来越暗淡、消逝得越来越快，离死也越来越近。”他忽然想到，一块石子在落下去的时候总是不断增加速度，生命也应该是这样的，带着不断增加的痛苦，越来越快地掉落下去，坠入痛苦的深渊。“我在飞逝……”想到这里，他浑身打起了冷战，他试图抗拒这种恐惧，但他知道这是无法抗拒的。他的眼睛虽然已经十分疲劳，却依旧瞪着前面，瞪着沙发背。他在等待着，等待着那可怕的坠落、震动和灭亡。“抗拒不了，”他自言自语，“真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是没有答案。如果说我生活得有问题，那还有理由解释，可是不能这么说，”他对自己说，想到自己这一生奉公守法，过着正派而体面的生活，他越发觉得难以理解，“不能这么说，”他嘴上突然露出一种冷笑，就像人家会看到他这个样子，并且会因此受骗似的。“可是找不到任何答案！折磨，死亡……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十一

又过了两个礼拜。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让伊凡·伊里奇夫妇心情大好的事情：彼特里歇夫正式来求婚。这事发生在一个晚上。第二天，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走进丈夫的房间，思量着怎样告诉他彼特里歇夫求婚的事，但就在那天夜里，伊凡·伊里奇的病情似乎更严重了。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发现他又躺在长沙发上，不过姿势跟以前不同。他仰天躺着，呻吟着，眼睛呆滞地瞪着前方。她刚向他谈起吃药的事，他就把目光转到她身上。她没有把话说完，因为她发现他的眼睛里充满对她的愤恨。“看在基督分上，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吧！”他对她说。她正想出去，就在这个时候，女儿进来向他请安。他也像对妻子那样对女儿望望，而对女儿问候病情的话似乎并不理会，只是冷冷地说，他不久就会让她们解脱的。母女俩默不做声，坐了一会儿走了。

“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呀？”丽莎对母亲说。“看他的神情好像都是我们弄得他这样似的！我可怜爸爸，可他为什么要折磨我们？”

医生照旧按时来给伊凡·伊里奇看病。可他对医生的问题只回答“是”或者“不是”，他还总是愤怒地盯住医生，最后说：“您明明知道毫无办法，那就让我去吧！”“我们可以减轻您的痛苦。”医生说。“这点您也办不到，所以还是让我去吧！”

医生走到客厅，告诉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伊凡·伊里奇目前的情况很严重，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减轻他的痛苦，就是鸦片。医生还说，现在他肉体上的痛苦很厉害，这是事实，但更要命的是他精神上的痛苦，这远远比肉体上的痛苦更厉害，而这也是他最难受的事。他精神上的痛苦就是，那天夜里他瞧着盖拉西姆睡眼惺忪、颧骨突出的善良的脸，忽然想：我这辈子说不定真的过得有问题。他忽然想，以前说他这辈子生活过得有问题，他是绝对不同意的，但现在看来可能是真的。他忽然想，以前他有过一些小小的冲动，反对豪门权贵肯定的好事，这种冲动虽然很快就被他自己强行压制住，但或许这才是正确的，而其他一切可能都是有问题的。他的职务，他所安排的生活，他的家庭，他所献身的公益事业和他的本职工作，这一切可能都有很大问题。他试图为自己的这一切辩护，但忽然他发现这一切都是有问题的，他没有什么可辩护的。

“既然如此，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在我将离开世界的时候，才发觉我把天赋与我的一切都糟蹋了，但是对此我又无法挽救，那可怎么办？”他自言自语。他仰天躺着，又陷入了重新回顾自己的一生的状态中。早晨他看到仆人，后来看到妻子，后来看到女儿，后来看到医生，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验证了他晚上所发现的那个可怕的真理。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他赖以生活的一切，并且明白这一切都有问题，这一切都是掩盖着生死问题的一个可怕的大骗局。他的这种思想愈发增加了他肉体上的痛苦，这种痛苦甚至比以前增加了十倍。他不断呻吟着，辗转反侧，用力撕扯着身上的衣服。他觉得这衣服束缚了他，几乎令他窒息。为此他憎恨它们。

为了缓解他的痛苦，医生给他开了大剂量鸦片，他才算昏睡过去，但到吃晚饭的时候他又开始折腾。他把所有的人都赶走，躺在那里翻来覆去。妻子走过来对他说：“约翰，亲爱的，你就为了我这么办吧。这没有什么害处，常常还能有点用。真的，这没什么。健康的人也常常……”

他睁大眼睛，问：“什么事？进圣餐吗？你这是干什么呀？不用了！不过……”

他的妻子哭了：“好吗，我的爱人？我去叫我们的神父来，他这人挺好。”

“好，太好了。”他同意道。

神父来了，听了他的忏悔，他觉得真的好过一些了，疑虑似乎减少些，痛苦也减轻了，就在这一瞬间，他似乎看到了希望。他又想到了盲肠，觉得还可以治愈。他含着眼泪进了圣餐。进完圣餐，他又被放到床上，刹那间觉得好过些，并且又出现了生的希望。他想到他们之前建议他动手术。“活下去，我要活下去！”他自言自语。妻子走过来向他表示祝贺，敷衍了几句，又问：“你是不是感觉好些？”他没有看她，只是嘴里说：“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觉得她的服装，她的体态，她的神情，她说话的腔调，全都向他传达着一个意思：“有问题。你过去和现在赖以生活的一切都是谎言，都是对你掩盖生死大事的骗局。”一想到这点，他的心头就无端升起一阵愤恨，随着愤恨他又感觉到肉体上的痛苦，同时意识到逃躲不掉的临近的死亡。接着这种意识又给他增加了一种新的感觉：拧痛、刺痛和窒息。所以，当他说“是”的时候，他的脸色是可怕的。他说了一声“是”，眼睛便直直地盯住她的脸，接着使出全身的力气迅速地把脸转过去，伏在床上大喊道：“都给我走，都给我走，让我一个人待着！”

十二

从那天起，一连三天他一刻不停地惨叫，叫得那么可怕，就算隔着两道门听了也觉得毛骨悚然。当他回答妻子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白他完了，无法挽救了，他的末日到了，他生命的末日到了，可是对于生死这个谜题他始终没有解决，这将永远是个谜。

“哎哟！哎哟！哎哟！”他用不同的音调惨叫着。他开始叫嚷：“我不要！”接着又是哎哟哎哟地惨叫。整整三天，他就在那个黑口袋里一刻不停地拼命挣扎，而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力量却把他一直往口袋里塞，他无力抗拒。他就像一个死刑犯，落到刽子手手里，他知道自己没有生路了。他每分钟都感觉到，不管他怎样挣扎，他距离那恐怖的末日越来越近了。他觉得他的痛苦在于他正被人塞到那个黑窟窿里去，而更痛苦的是他无法利利索索地落进去。他之所以不能利利索索落进去，是因为他认为他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就是他这种对自己生命的肯定，阻碍了他，不能让他轻松点上路，给他增添了许多痛苦。

突然，他觉得自己的胸部和腰部受到猛烈的打击，在这种重创之下，他的呼吸更加困难，之后，他掉到了窟窿里。在窟窿最底部，有一道亮光。他觉得自己仿佛处身在火车车厢里，你以为火车在前进，其实却在后退。这时他突然辨出了方向。“是的，一切都有问题，”他自言自语，“不过没有关系，这些问题都是可以纠正的。可怎样才算‘正确’呢？”他问自己，之后，他突然沉默了。

到了第三天傍晚，也就是他临终的前两个小时，他念中学的儿子悄悄地走了进来，他来到父亲床前。作为一个垂死的人，他就那么一直惨叫着，挥动着双臂。他的一只手落在儿子头上。儿子握住他的手，亲吻着，悲痛地哭了起来。就在这时候，伊凡·伊里奇掉了下去，之后，他看见了光。他开始领悟到他的生活过得有问题，但还可以纠正。他问自己：怎样才是“正确”的，接着他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留神听着。

突然，他感到有人在吻他的手。他睁开眼睛，向儿子望了一眼。他开始有些可怜起儿子来。妻子走到他跟前。他对她也看了一眼。她正张着嘴，鼻子上和面颊上挂着眼泪，用一种绝望的神情看着他。他为她难过。“是的，我把他们害苦了，”他想，“他们真可怜，但等我一死，他们就会好过一些。”他原本想把这话说出来，可是他已经没有力气说。“不过，何必说呢，应该行动。”他这么想。然后他对着儿子用目光示意说：“带他走……可怜……你也……”他还想说“原谅我”，却说成了“原来我”。他已经没有力气纠正言语的错误了，只是摆了摆手，他心里明白谁需要听懂自然会懂的。

就在这一刻，他恍然大悟，原来折磨他的东西消失了，从四面八方消失了，从一切方面消失了。他现在唯一有的感觉就是可怜他们，他觉得应该让他们摆脱这种折磨。应该让他们，也让自己摆脱这种种痛苦。

“哦，这多么简单，多么快乐，”他想。“疼痛呢？”他接着问自己。“它去哪儿了？哦，疼痛，你在哪儿啊！”他侧耳倾听。“哦，它在这里。好吧，痛就痛吧。”“那么死亡呢？它在哪里？”他开始寻找那些往常折磨他的死的恐惧，可是没有找到。它在哪里？什么样的一种死啊？如今，他一点儿也不觉得恐惧，因为他知道根本没有死。是的，没有死，只有光。“原来如此！”他突然说出声来。“多么快乐呀！”对于他，这一切都只是瞬间的事，这瞬间的含义没有再变。只是他身边的人依旧看到，临死前他又被痛苦折腾了两小时。他的胸膛里咯咯发响，瘦得不成样子的身体不断抽搐。然后，他身体中的咯咯声越来越少，喘息也越来越微弱。“过去了！”站在他身边的人这么说。听见这话，他在心里重复了一遍。“死过去了，”他对自己说，“再也不会有死了。”他最后吸了一口气，吸到一半时，两腿一伸，死了。

野  果

那时正值六月，天气很炎热，也没有风。树叶都长得青绿葱郁，只有桦树叶的颜色是黄澄澄的。野蔷薇树的花儿开得正艳，香气迷人，那肆意生长的黑麦长得高高的，在田里来回摇摆。树林中，许多禽鸟不住地鸣叫。那时候天气就是那样地酷热难耐。路上满是干燥的尘土，微风一来，便扑人满面，使人呼吸都觉得极为困难。

大地上，一切物种似乎都在忙碌着。农民们正忙着建造房屋，运送肥料。空闲的田地里牲口们忍耐着饥饿，等着草料果腹的老小黄牛拖着那钩形的尾巴，从圈房牧人那里跑出来。小孩子们在道旁看守着马儿。妇人们走入树林去运草料，而小姑娘们则争先跑进树林里去拾野果，然后拿来卖给避暑的人。所谓的那些避暑客人和农民们很不一样。他们住在布置幽雅，舒服适宜的夏屋里。他们偶尔穿着又轻又整洁的贵重衣服，撑着太阳伞，在铺着黄沙的小道上漫步。他们也会在树阴里或者凉亭中休息、喝茶、喝酒，用此等方法来解去酷热。

一天，尼古拉·谢美诺绕过新造的一所巨大别墅前，一辆华美的马车停了下来，这辆车是彼得堡的绅士从城里乘坐来的。

这位绅士是一个很活泼且自由的人，各种集会他都愿意加入。他这次从城里出来，是为了见他幼时的好友。

对于宪法变更的方法，他们两人的意见略有不同。这个对社会主义稍有嗜好的彼得堡人，却在他所处的地位上得到很多的薪俸。至于尼古拉，那是纯粹俄罗斯人，他名下有好几千亩田地。

他们一块儿在花园里吃饭，一共有五碗菜；因为炎热，所以一点也吃不下去，那四十卢布薪水的厨子竞白白地费去劳力，不能博取客人的赞美。他们只吃一碗新鲜白鱼的冷肉羹，各色冰果子和几片干面包。吃饭的人有客人，医生，幼儿教员(他是一个学生，失望的社会革命家)，玛丽(尼古拉的夫人)和三个小孩。

他们一顿饭吃的时间很长，因为最小的儿子郭笳正在那里肚子痛，所以玛丽不时照顾他。又因为当众宾客和尼古拉讲到政治问题的时候，那失望的学生总想显出自己并不是一个不能辩论的人，也就加入讨论，当时宾客个个都不说话了，尼古拉也只得安慰安慰那革命家。

他们在七点钟开始吃饭。饭后来宾坐在游廊下乘凉，吃一点清凉的冰淇淋和白酒，就谈起来了。他们先谈起选举问题：是两级制呢，还是一级制呢，都各有自己的见解。他们直谈到饮茶的时候方才罢休。饭厅四面以防苍蝇侵入，全罩着铁网。喝茶的时候，他们全和玛丽谈话，可是玛丽一面谈话，一面又惦记着郭笳肚子痛的事情。谈论是关于画图方面的，玛丽以为在颓废派的画图里有Unje　nsais　guoi，那是不能反对的。她那时候并没想到颓废派的画图，嘴里却屡次地说他。那客人也觉得无味得很，可是她听见人家反对颓废派，也就附和着，说别人也猜不到她究竟懂不懂颓废派。尼古拉看了看他妻子，觉得她心里一定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她屡次说这一套话，别人听得全都厌烦了。

黄铜的灯点起来，院里也挂着灯。小孩子们全去睡觉了，郭笳吃了药，也睡了。

那客人和尼古拉，还有医生又走到游廊里去。仆人持着灯跟出来。那时候大约有十二点钟了，他们又谈起国事来，认为俄国在现在这样重要的时代，应当想出一个政策来。两人一边抽着烟，一边就谈起来。

门外边几匹不备鞍的马系在那里，那个老马夫坐在车里一会儿打哈欠，一会儿打鼾。他住在主人家已经有二十年，所得的工钱除三五个卢布，自己留作喝酒之用以外，其余全送到家里给他的兄弟：那时候四处鸡声大起，车夫等他主人等得太久了，疑惑恐怕把他忘掉，就下车进到别墅里。他看见他主人正坐在那里一面吃东西，一面高高兴兴地说话。他焦急起来，就跑去寻找仆人。那仆人正坐着，睡在外屋里。车夫喊醒他，那个仆人原先曾当过警卒，他现在每月薪水是十五卢布，客人所赏的茶水反倒有一百卢布的样子，他家人口虽然很多(五个女儿两个儿子)，却因此也能养得起。他当时一下子就被车夫喊醒了，连忙跳起来，停了一会儿，就进去禀报，说车夫着急得很，请示怎样吩咐。

仆人进去的时候，他们正辩论得十分高兴，那医生刚刚走过来，也一起辩论。

客人说：“我决不能让俄国民族走到另一种发展的道路上去。应当先有一种自由——政治的自由——这样自由……大家全知道这是最大的自由……为了保持别人的权利。”

客人觉得他一时错乱，是不能这样讲的，可是在谈话之胜时，他竟也不能想一想到底应当怎样说。尼古拉并不去听客人所说的话，却老想着要表达自己所喜欢的意思，他答道：“这是这样的，不过必须用别的道路才能达到这个程度，并不是大多数人同意，而是全体协议。你不妨看看人们的决议。”

“唉，这个世界!……”

医生回道：“斯拉夫民族有自己更为独特的见解，那是不容反对的。就像波兰有否决权，不过我也并不一定认为这是好的。……”

尼古拉又说：“请你们先让我把我自己的意见发表一下。俄罗斯民族有种极为特别的性质，这种性质……”

一旁的仆人张着一双睡眼已经在这里站了许久，最后实在忍不住了，便插上去说：“车夫正十分着急……”

“麻烦你出去跟他说一下，我马上就要走了。”

“是。”

仆人说完就出去了。尼古拉又能发表自己的见解了，但是客人和医生听着他的这种见解至少也有二十次了，于是一并起来驳他。客人用历史上的例子来一层层驳他，因为客人很熟悉历史。

医生和另一位客人显然是很赞同这位客人的观点，他们很爱他这种博学的人，并且十分高兴能有机会和他认识。

他们之间的谈话也谈得太久了，树林那边已经慢慢地露出一道白光来，就连黄莺都醒来了。可是那几个人却还在那里一边抽烟，一边讲话；一边讲话，一边抽烟。

看他们的样子，讲话似乎还要继续下去，可就在这时，从门里走出一个女仆来。

女仆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人，为了生存，也只得出来为别人奴役。起初她住在商人家里，一个伙计诱骗她失了身，她生了一个孩子。后来那个孩子也死了，她就去了一个官吏家里做仆人。谁知那家的儿子在中学念书，一点不让她安宁，再后来她就到尼古拉家中去充当女仆，工钱给得不少，而且也没有人诱惑她了，对此，她心里很是庆幸。

这时，女仆进来禀告说太太请医生和老爷进去看看。

尼古拉想：“哦，一定是郭笳有什么事。”

于是他问：“什么事?”

女仆答：“小少爷不舒服呢。”

客人说：“哦，我们也该走了!你看看，天都已经亮了!我们坐得也太久了!”

客人一边说着，一边就笑起来，那样子就像是夸奖自己和他的谈友能够谈得这么长久。他说完这句话就告别起身离去了。

仆人意温见客人要走，便各处去取客人的帽子和洋伞，奔走得十分劳累，他心里想着可以因此得到一点儿赏钱，也就不觉得辛苦了。仆人知道这位客人是一个十分慷慨，并不怜惜小钱的人。不成想他谈话谈昏了，竟然忘掉了这件事情。直到他走到中途了，这才想起来他还没给仆人赏钱。

“唉，这也没有法子了!”车夫爬上车座，坐下来拉了拉缰绳，车就走了。铃声一路响着，那客人十分舒服地坐在车里，一路上，他总是想着他们刚才辩论的话。

尼古拉并没有先到妻子玛丽那里去，他心里也是这样想的。

他之所以要推迟，不想先进去，原因是他知道进去见到妻子也没有什么话说。说到这里，主要还是野果招来的问题。是的，这是一件关于野果的事情。昨天有几个乡下小孩儿拿来野果向尼古拉兜售。尼古拉也没有和他们讲价，就买了两盆不是很熟悉的野果。就在那时，他的小孩子们正好跑出来，便从盆子里取出野果吃起来。那时候玛丽还没有出来，等到她一出来，知道尼古拉又给郭笳吃野果，就十分生气，因为郭笳肚子本来就有些不舒服。于是，她责备她丈夫，丈夫觉得自己没错，也转过来责备她。一场嘴仗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吵开了。

没想到的是，到了晚上，郭笳果真就腹泻起来。尼古拉想着没什么大碍，过一会儿可以好，可医生却说这个病症恐怕要变坏。

尼古拉去见妻子的时候，她穿着一件红色的丝汗衫，正站在房间里，医生也在那里，手里拿着一盏灯照着。

他看见医生戴上眼镜，很认真地看着那边，并且不住地用木棒拨郭笳的粪便。

妻子玛丽说：“唉，就是那可恶的野果弄的。”

尼古拉厉声道：“为什么是野果呢?”

“为什么是野果?是你给他吃的，你不知道吗，你看，现在弄得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孩子也快死了。”

医生听了玛丽的话，笑笑说：“太太说得严重了，这是不会死人的。稍微给他服点药，以后谨慎一点，很快就好了。现在不妨就试着给他服药。”

尼古拉说：“孩子正睡着呢。”

“嗯，最好不要再吵醒他了。明天我再来吧。”

“那么就有劳您了。”

医生走了，只剩下尼古拉一人，可他并没有去安慰他的妻子。她就那么待着，等他睡着的时候，天已经大明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邻近乡村里，农夫和儿童也正赶着夜路回来。有独自一个人回来的，也有拉着马回来的。

达拉司加刚满十二岁，他穿着一件短汗衫，光着脚骑在马上，后面还拉着许多马。达拉司加带领着这些马匹一起回到山上村里的家中去。远远的，就有一条黑狗高高兴兴地跑在前面，还时不时地回过头来看看达拉司加。

达拉司加回到家中，先把马系在门旁，就进屋来。

他对那睡在外屋的兄弟妹妹们喊道：“喂，你们快醒来啊！”

原本和他们一起睡的母亲已经出去挤牛奶去了。

听到喊声，最先醒来的是渥丽姑慈卡，她跳起来，用两手整理着自己的头发。和她一起睡的费姬加还是没有起来的意思，她缩着头躺着，用脚趾蹭了蹭盖在衣服下的小脚。

这几个孩子从晚上就打算着去采野果，所以让达拉司加看夜回来后就喊醒他们。

达拉司加也是这样做了。看夜的时候，他坐在树底下睡熟了一会儿。现在虽然已经很晚了，不过他倒也不觉得疲乏，于是决定和他们一块儿去采野果。这时，母亲进来了，递给他一碗牛乳。他自己又去切了一块面包，便坐在桌旁吃起来了。

他吃完后穿上一件汗衫，迅步跑到路上，随着尘土里的赤脚印走着，这个时候，他的妹妹们已经远远地走到树林那里去了。(前一天晚上他们就已经预备好了瓶子和碗，不吃早饭，也不准备面包，起来祈祷了两次，便跑到街上去了。)到了大树林那边转弯的地方，达拉司加才追上她们。

草上和树枝上还沾着露。姑娘们的两脚都潮湿得很，刚开始觉着冷，后来走在软草上和硬而不平的地上，脚底板便发起烧来了。采野果的地方就在这个树林里。小姑娘们先到去年曾经采过野果的地方。那地方的树长得还不高，不过有几处倒是长着很熟的玫瑰色的野果。

看到成熟的野果，小姑娘们就俯下身去，伸出小手一个一个把野果采下来，不好的就放在嘴里，好的则挑出来放在篮子里。

“渥丽姑慈卡到这里来，这边有很多呢!”

“呀，我好害怕!啊!”小姑娘们走到树后边，她们之间的距离离得不远，相互这样喊着。达拉司加则离开他们，独自一人走到山洞那边，那是去年已经伐过的树林，那里的果子树差不多有人一样高。不过根据经验，往往都是草长得越深，果子树也长得越好。

“格露慈加!”

“什么事?”

“好像有狼?”

“呀，什么狼?你不要吓自己。你不要怕，我也不怕!”格露兹加这样说。她一边想着狼，一边还在那里采果子，或许是因为紧张的缘故，竟把好果子往嘴里送进去。

达拉司加已经离妹妹们很远了，他往山涧那里去了。

“喂!达拉司加!”

听到呼喊声，达拉司加便从山涧那里回应：“我在这里!你们来吧。”

“我们快往那边去，那边很多呢。”

小姑娘们说着便爬下山涧，往对岸走去。到了那边，两人就坐在草地上，一句话也不说，不住地用手和嘴唇交替着工作，或吃或放在篮子里。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什么东西猛地跳了过来，原本很安静的孩子们立时变得惊慌起来。

格露慈加更是吓得躺在地上，半筐的野果也撒了一地，她叫了一声“妈妈!”便哭泣起来。

渥丽姑慈卡指着一只黑背长耳的东西喊道：“兔子，这是兔子。达拉司加!兔子。你看，真的是呢!”她刚说完，那只兔子就跳着不见了，于是，她就朝着格露慈加问：“你怎么啦?”

格露慈加道：“我以为是狼呢!”说完，那一张因为惊惧而哭泣的脸上立刻现出笑容来。

“你真傻!”

格露慈加一边说：“真的是吓死我了!”一边哈哈大笑起来。

她们采完果子，又往前走。这时候太阳已经出来，照在绿叶和露水上，亮晶晶的，很是好看。

姑娘们往前走着。差不多已经走到树林的尽处，他们总以为走得越远，果子就会越多。等了一会儿，四处都听见许多妇女说话喧笑的声音。那些妇女也是出来采野果的，不过来得晚一点罢了。到早饭的时候，姑娘们的筐子和口袋里差不多满了。后来她们就同也来采果子的阿库林婶婶相遇。阿库林后面还跟着一个穿一件汗衫，却不戴帽的小孩，也光着一双宽大的脚。

阿库林携住那小孩的手对小姑娘们说：“你看这小孩跟在我后面，也离不开了。”

“刚才一只兔子跳出来，我们被吓了一大跳。”

阿库林说：“你们看什么?”说着又把小孩子的手放开了。

她们谈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各做各的事情去。

渥丽姑慈卡坐在树阴底下说：“现在我们可以坐一会儿了。真是累乏得很!唉，可惜没有拿面包，要不然现在就可以吃一点。”

“我也是很愿意的。”格罗慈加说。

“阿库林婶婶在那里嚷喊呢。很奇怪!喂，阿库林婶婶!”

“渥丽姑慈卡!”阿库林应道。

“什么事?”

阿库林在小河那边喊道：“小孩不在你们这边吗?”

“不在这里。”

草飒飒作响，一会儿阿库林婶婶提高着裤子，手里拿着袋子，匆匆地走讨着。

“没有看见小孩子吗?”

“没有。”

“唉，糟糕透了!米司加。”

“米司加!”

没有一个人回答。

“唉，他一定迷路了!他是在大树林里迷路了。”

渥丽姑慈加急得跳起来，就和格露慈加一起去寻找了，阿库林也往别路去找。他们一边走着，嘴里不住地大声喊着米司加，可是一点儿回响都没有。

格露慈加说：“我快要累死了!”说完，她便坐下来，渥丽姑慈加却还是一边走着，一边喊着，继续四处寻找。

阿库林还在大喊着米司加的名字，那种悲惨失望的声音在树林里传得很远。

渥丽姑慈加找了许久，仍然不见米司加的影子，她正打算回家去，忽然听见在一棵树上一只鸟在那里正又生气又着急地叫着，听那叫声，好像有惧怕和生气的意味。渥丽姑慈加朝着那棵长得很高的树望去，这时她才发现这树下有一堆和草一样的蓝色的东西。她停下脚步，细细一打量。原来是米司加，那只鸟在停在树枝上，看上去又怕他，又气他。

而米司加呢，他正仰面躺在地上，两手放在头下，伸着一双弯曲的且肿着的小脚，睡得正香。

渥丽姑慈加把米司加的母亲叫来，喊醒了他，并把自己的野果送了一点给他吃。

找到米司加之后，渥丽姑慈加回家就把她找到孩子的事情讲给父母和邻居听，每遇到一个人，她总要和他从头到尾地讲一遍这件事情。

这时分，太阳已经从树林边出来，用它那炙热的光焰照耀着大地和世间的万物。

几个女孩子遇见了渥丽姑慈加，就对她说：“渥丽姑慈加!我们一起去洗澡吧!”于是，大家就齐声唱着歌，跑下河去。

一群女孩子一边嚷着，一边搅着河水，闹了半天，不知不觉间，从西方飘来一朵黑云，太阳也隐去了，紧跟着，雷声竟也隆隆地响起来。女孩们还来不及穿上衣服，雨就已经下了起来，把她们都给淋湿了。

女孩们赶快跑回家里，吃了一点东西，又到种番薯的田里给她们的父亲送饭去。

等她们回来吃饭的时候，衣服已经干了。于是，她们把野果收拾好，放在茶杯里，先送到尼古拉的别墅里去，因为他给的钱比较多一些。只是，现在，他却把她们给辞掉了。

这时，玛丽正撑着太阳伞坐在大椅子上，因为炎热疲乏得很，她一看见几个姑娘手里拿着野果，便用扇子远远地向她们摇着。

“不要不要!”

瓦略是尼古拉的长子，今年刚十二岁。原本学校里体操课刚结束，大家身体都疲乏得很，可他却还同邻居在那里玩球。后来，他一看到野果，便跑到渥丽姑慈加那里，问：“多少钱?”

渥丽姑慈加道：“三十哥币。”

他说：“太多了，我身上没有，你先等一等吧。”说完，他就跑到保姆那里去了。

渥丽姑慈加和格露慈加看着那玻璃球，都十分喜欢。房屋、树林、花园都一一照在那颗球上。其实，这球和另一种东西在她们看来，也不算什么稀奇，因为那贵族世界在她们的眼里才是最奇怪的。

瓦略跑到保姆那里问她要三十哥币。保姆说用不了这么多，二十哥币也就够了，她说着便从皮夹里取出来给他。这时，他的父亲尼古拉由于昨晚上一夜未睡，直到现在才起身，瓦略向保姆要钱的时候，他正坐在一边吸烟看报。瓦略没说什么，从他父亲面前走过，直接走到渥丽古慈加身边，把二十哥币交给她。野果现在属于瓦略了，他把那些野果倒在了碟子里。

野果换了钱，渥丽姑慈加高兴极了。她欢快地回到家，把手巾包打开，拿出二十哥币很自豪地交给她的母亲。她的母亲小心翼翼地把这些钱藏好之后，去河边洗衣服了。

早饭后，达拉司加和父亲一起去田里种番薯，完工后，就躺在黑橡树底下呼呼睡去，他的父亲则坐在那里，一双眼睛正好望见一匹脱了缰绳的马在别人家的田里乱跑，差一点儿就践踏到麦子。

尼古拉的家里，现在一切事情都已如同往日。早饭照常预备三碟小菜，如今苍蝇早就在上边吃饱了，可是仍然没有一个人来吃，因为他们一家人都不怎么愿意吃东西。

尼古拉仍旧看着他的报纸，他觉得自己所发表的见解很有道理，这样想着，心里自然很高兴。玛丽这下也安心了，因为郭笳的病已经痊愈。还有那位医生，他自然也很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所开的药方还是很有成效的。尼古拉的长子瓦略心里也十分满足，因为他如愿吃了一大碟子野果。

孩子的力量

“打死他！……枪毙他！……把这个坏蛋马上枪毙！……打死他！……砍断他的脖子……打死他！……打死他!”人群中大声叫嚷的声音此起彼伏，有男人，也有女人。

一大群人押着一个被捆绑的人走在大街上。这个人的身材魁梧，腰板挺拔，迈出的脚步很是坚定，头也高高地昂着，神态十分凛然。

在人民反对政府的战争中，这个人是站在政府一边的。

如今他被抓获，正被押去处决。

“有什么办法呢!幸运总不在我们一边。有什么办法呢?如今是他们的天下。所以，死就死吧，目前看来这就是我最后的下场了。”他这样想着，然后耸耸肩膀，对着不断叫嚷的人群露出冷冷一笑。

“他是警察，今天早晨还向我们开过枪！”人群中有人这样嚷道。

但押解他的人并没有停下来，仍押着他继续往前走。当他们来到那条横着昨天在军警枪下遇难者尸体的街上时，围观的人群狂怒了。

“不要再拖延时间!就在这儿把他枪毙吧，还要把他押到哪儿去?”人群嚷道。

被押解的人阴沉着脸，只把头昂得更高。

领头的人没有理会人群中的叫嚷，他决定把他押到广场上去，去那里解决他。

距离广场越来越近，在一片肃静中，人群后传来一个孩子的哭喊声。

“爸爸!爸爸！”一个六岁的男孩哭喊着跑来，他推开人群往“俘虏”那边挤去，“爸爸!他们要怎样对待你?等一等，等一等，把我也带去，带去吧!……”

突然，孩子旁边的人群停止了叫喊，他们好像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冲击，人群开始让出一条道来，让孩子往父亲那边去。

“瞧瞧这孩子多可爱啊!”一个女人说。

“你要找谁呀？”另一个女人向男孩俯下身去，关切地问。

“我要爸爸!请让我到爸爸那儿去!”男孩尖声回答。

“你几岁啊，孩子？”

“你们想把我爸爸怎样？”男孩问。

“回家去吧，孩子，回到你妈妈那儿去。”一个男人对男孩说。被押解的“俘虏”已经听见孩子的声音，也听见那些人对孩子说的话。他的脸色越发阴沉了。

“他没有母亲！”“俘虏”对那个让男孩去找母亲的人大声说。男孩还是在人群中一直往前挤，直到他挤到父亲身边，爬到他身上去。

人群中的叫嚷声依旧未停，他们一直喊着：“打死他！吊死他!枪毙这个坏蛋！”

“你为什么要从家里跑出来？”父亲对男孩说。

“他们要把你怎么样？”男孩问。

“你这么做。”父亲说。

“什么？”

“你认识卡秋莎吗？”

“那个邻居阿姨吗？我认识呀。”

“好吧，你先到她那儿去，待在那里别乱跑。我……我就来。”

“你不去，我也不去。”男孩说着哭起来。

“你为什么不去?”

“他们会打你的。”

“不会，他们不会的，他们就是这样，只是说说。”

“俘虏”说完，把男孩放下来，然后走到人群中那个发号施令的人跟前。

“听我说，”他说，“你们要打死我，不论怎样都行，你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但就是不要当着他的面。”他说着指了指男孩，“你们放开我两分钟，抓住我的一只手：我就对他说，我跟您一起去溜达溜达，您是我的朋友，这样他就会相信我没事，他就会走了。到那时……到那时你们要怎么打死我，都行。”

领头的人同意了。

随后，“俘虏”又把男孩抱起来，说：“乖孩子，到卡秋莎阿姨那儿去。”

“你呢?”

“你看，我和这位朋友一起溜达溜达，我们再溜达一会儿，你先去，我马上就来。你去吧，乖孩子。”

男孩盯着父亲，头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转向那边，接着他好像思索起来。

“去吧，好孩子，我很快就来。”

“你一定来吗?”男孩听从了父亲的话。这时一个女人把男孩从人群带了出去。等男孩看不见了，俘虏说：“现在我准备好了，随你们处置我吧。”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完全意想不到和难以理解的事情。在那个一时变得残酷，对人充满仇恨的人身上，同一个神灵觉醒了。

一个女人说：“我看，还是把他放了吧。”

“上帝保佑，”又一个人说，“放了他吧。”

“放了他，放了他！”这句话在人群中此起彼伏。

刚才还在憎恨群众的他，此时竟双手蒙住脸放声大哭起来。他是个有罪的人，但当他从人群跑出去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去拦住他。

阿撒哈顿

有一天，阿西利王阿撒哈顿带领军队去攻打拉利亚王国。一路攻城略地，他攻下了几乎所有的城池。抢劫、焚烧，几乎无所不为。拉利亚王国的臣民全都被他掳去，军队也悉数溃败解散，就连那个拉利亚王也做了阶下囚。

一天晚上，阿撒哈顿正坐在床上想要怎样去惩罚拉利亚。忽然，他的耳旁响起了说话的声音，他连忙睁开眼来。然后，他看见了一个长着白胡子的老头儿。这个老头儿长着一双小眼睛，他就站在阿撒哈顿面前，问他：“你想惩罚拉利哑吗?”

阿撒哈顿说：“不错，我正在想呢，还没有想出惩罚他的法子呢!”

老头儿说：“你难道不知道拉利亚就是你自己吗?”

阿撒哈顿说：“你这么说不对!我是阿西利王，不是拉利亚。你为什么说我是拉利亚呢?”

老头儿说：“你和拉利亚是一样的!只不过你自己觉得你不是拉利亚，拉利亚不是你罢了。”

阿撒哈顿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躺在轻软的床上，在一旁伺候我和服从我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明天我还是会和今天一样，要跟我亲信的朋友一起饮宴取乐，而那个拉利亚呢，就像一只被关在囚笼里的鸟儿一般。明天他就要伸着舌头，被绑在木桩上，我的士兵会把他弄得死去活来!他的尸首也会被一群恶狗撕个粉碎。”

老头儿说：“你决不能害他的性命!”

阿撒哈顿说：“一万四千个兵卒都被我杀死了!又怎么样呢?我现在还不是好好活着，可他们却不知已经到哪里去了。如此说来，我总是能够杀死他们的。”

老头儿说：“你怎么会知道他们就一定不存在了呢?”

阿撒哈顿说：“因为我没有看见他们呀。最重要的是他们全部都在受苦，而我却在享福。你看，他们到底还是愚蠢的，我却是很好。”

老头儿说：“你真是这样认为的吗?你若真是明白，就会知道其实受苦的是你自己，并不是他们呀!”

阿撒哈顿说：“我真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老头儿说：“那你现在想弄明白吗?”

阿撒哈顿说：“我当然很愿意。”

老头儿随即指着旁边装满了水的浴盆，说：“那请你到这儿来吧!”

阿撒哈顿走下床，来到浴盆旁边。老头儿吩咐他脱了衣服，让他进入浴盆。

阿撒哈顿果然听了老头儿的话。这时老头儿取了一杯水，对着阿撒哈顿说：“现在我要把这杯水浇在你身上，你的脑袋也会浸湿的!”

说着，老头儿就朝着阿撒哈顿泼起水来。阿撒哈顿的全身都溅着水，正当他浸在水里的时候，忽然他觉得自己真的不是阿撒哈顿了，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仿佛看到自己躺在一只华丽的床上，有一位像天仙一样的美妇陪着他。他之前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的。可不知为什么，他心里却是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妇人是他的夫人。他看到那个妇人坐起来，对他说：“我亲爱的夫君拉利亚呀!昨晚你可是忙了一晚上，今天你一定是觉得累，所以比平常起得晚了。可我也不敢来惊扰你。现在亲王们全在大殿里等候你，你还是快起来，穿上衣服去见他们吧!”

听完妇人的这番话，阿撒哈顿立即就明白了，如今他竟变成拉利亚了。他虽然觉得很奇怪，可也迷迷糊糊地起了床，穿好了衣服，走到大殿上去。大殿上，亲王们见他走来，变迎着跪下叩头。叩完头，这些亲王便遵着王命，站起身来坐在前边。

开始朝议政事，亲王中一个最年长的人先开了头。他说恶魔阿撒哈顿王种种凌虐国家的事，并且说如今实在无可忍耐了，一定要同他们宣战。等把他们打败了，也好出出这口闷气。不过拉利亚王那时并没有听取这位亲王的提议，而是决定派一个使臣去和阿撒哈顿交好，之后，又把各位亲王都用好言遣散了。

变身成拉利亚王的阿撒哈顿从他的臣子当中选了一个忠诚的人去当使臣，并教了他许多对付阿撒哈顿的话。办完了这些事情，这个假拉利亚王就入山去打猎了。狩猎也算成功，他自己打死了两只驴。回来的时候就和他的臣子们饮酒取乐，看奴隶们跳舞。

到了第二天，他照常出朝，并在大殿上问了很多案件，又批了许多折子。公事办完，他又出去打猎。这次打猎，他自己打死一只老狮子，还捕到两只乳狮。打猎回来后，他又同自己的臣子们歌宴取乐。到了晚上，他就同他亲爱的妻子在一起。

一天一天，他就是这样度过的，一直等着那个派到阿撒哈顿王那边去的使臣回来。

约莫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使臣居然真的回来了。不过回来固然是回来了，那使臣却少了鼻子和耳朵，并且他还带来了阿撒哈顿王的话：如果拉利亚王不立刻献上贡银，或者不亲自到那里去朝拜他，他就要把用在使臣身上的刑罚，全部用到拉利亚王的身上来。

听完使臣的陈述，此时已经变身为拉利亚王的阿撒哈顿又召集了亲王们，和他们一起商议解决的办法。亲王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不如趁着阿撒哈顿还没有打过来的时候，我们自己先发兵攻他的好。”他觉得这个建议可行，便点头允许，立刻集结部队发兵出征。

战争进行到七天，每天这个假的拉利亚王都亲自到各个兵营去慰问，以此来鼓舞军队的士气。到了第八天，拉利亚的军队和阿撒哈顿的军队在河岸旁边的山谷里展开了一场大战。拉利亚的军队自然是很勇敢的，他们一看见敌人便黑压压地从山上一拥而下，布满了山谷，唯恐对方有战胜的形势。而这个假的拉利亚王也驱马冲进战阵的中心，并用全力杀敌。但拉利亚的军队和阿撒哈顿的军队比起来，从人数上讲毕竟整差了十倍之多，这么大的悬殊如何能敌过对方呢?后来这位假的拉利亚王便受伤被擒了。

仅仅九天的工夫，这位假的拉利亚王便同别的囚虏一样，被阿撒哈顿的部队押解上路了。到了第十天，假的拉利亚王被带到了京城去，关在了囚笼里头。这个假的拉利亚王受苦是自然不用说的了，他不但挨饿受伤，单单敌人的百般羞辱，他就忍受不了。他觉得自己忍受的折磨苦处，是没有办法报仇了。如今，只有一件事，他是能够办到的，就是他可以一直强忍着，不让他的敌人看出他的痛苦来，所以他装出十分勇敢的样子来，一句抱怨愤恨的话也不说，无论敌人怎样折磨他，他始终忍受着。

他被关在囚笼里头，已经二十天了。他天天等着行刑。他每天都能看见他的亲友被带去行刑，他们承受的刑罚的苦痛，不时有呻吟的声音传来。他们有的被砍掉了手足，有的被活活剥去身上的皮。他看着这许多的惨状，却没有表现出来一点不安、怜惜和恐惧的神情来。后来，他又看见太监鞭打着他亲爱的妻子向前走，他知道他们这是要把他妻子送到阿撒哈顿宫里的女奴房去，但是他还是咬着牙忍受着，脸上一丝悲苦仇恨的表情都不曾流露。

最后，来了两个刽子手，他们走过来打开关押他的囚笼，把他两手反绑着送到那血染满地的行刑场去。在那里，他看见一个尸首从带血的尖桩子上卸下来，他认得那个尸首就是他的好朋友。他于是猜想着那个尖桩也将是他丧命的地方。这时，刽子手把他的衣服扒下来，他看见自己健美、强壮的身体已经瘦得不成样子，顿时，他觉得一阵心酸。

刽子手拿出夹子，夹住他的身体，然后把他举起来想要放到桩子上去。他心想：“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么一想的同时，他把自己勇敢坚决的初心给忘了，不禁大哭起来，哀求刽子手能够免去他的死刑。可是，没有人肯听他的求饶。

忽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心想：“这是没有的事情，我原本是躺在柔软的床上好好儿地睡着呢，这一定是在做梦。我分明是阿撒哈顿，哪是什么拉利亚呢?”他就这样一边想着，一边挣扎着想让自己快点儿醒。这时，他好像听见有人在他耳边小声说：“你就是拉利亚，你就是拉利亚!”

他觉得这真是要行刑了，不禁大叫起来。说也奇怪，在他惊叫的同时，他却瞬间从浴盆里把头伸出来，这时他看到那个老头儿正站在他的旁边，正要把最后一点水泼在他头上。

阿撒哈顿不禁长舒一口气，说：“我可真是受尽了折磨呀!这个梦怎么会那么长呢?”

老头儿说：“长吗?其实你只是刚把头伸进去，便立刻就伸出来了。不信你可以看看，这壶里头的水还没有泼尽呢。现在你明白了吗?”

阿撒哈顿没有回答老头儿的话，只是一直瞧着老人，露出十分惊奇的样子。

老头儿继续说：“现在你明白了吗?拉利亚就是你，你处死的那些士兵也是你。不仅仅那些士兵，就是你打猎时打死的那些拿回来作酒菜的野兽，也都是你。你觉得生命只有你自己才有吗?如今，我已经把你头脑里的妄念全部除掉了，你现在就能明白对别人做恶事，也就是对自己做恶事。这世上，完全生命只有一个，而你自己的，也不过是这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且，你也只能在这生命的一部分里——在属于你自己的生命中——去发展或者去减少。如果你想在你现有的生命中去发展自己的生命，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要除掉限制你的生命和别的生命的界线。你要学着把别的生物的生命看作和自己的生命一样。也就是说你要爱他们，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们。剥夺其他生物的生命，那不是你的权力。那些被你杀死的生物的生命，虽然在你的眼前不见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毁灭。如果你想延长自己的生命，扼杀别人的生命，你是永远都办不到的。生命这东西，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生命有时候可以说是一刹那，但也可以说是千万年。世界上，任何生物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你想要把一个生命杀死或是变更，那是决不能办到的，因为任何生命都是唯一的。很多你所看见的事物也仅仅是我们认为他如此而已。”

这番话说完，就在一眨眼的时间，老头儿忽然不见了。

到了第二天早晨，阿撒哈顿王便下令把拉利亚王和所有的囚犯都赦免了。随后，他又下令废除死刑。到了第三天，他将儿子阿苏巴尼帕召回，把王位传给了儿子。此后，他隐居沙漠，思考他所知道的和曾经做过的一切。他再也没有回过皇宫，而是以一身隐士的装束，行走在国家的各个地方，向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进行宣说：生命是唯一的，人如果对别人作恶，那就等同于对自己作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 茨威格短篇小说集 / (奥) 茨威格著；央金译.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9

ISBN 978-7-80769-850-0

Ⅰ.①一…Ⅱ. ①茨…②央…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Ⅳ.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8688号

新业文学经典丛书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 茨威格短篇小说集

著    者|茨威格(奥地利)

译    者|央  金

出版人|田海明  朱智润

选题策划|黎  雨

责任编辑|胡俊生  樊艳清

装帧设计|张子航

责任印制|刘  银

营销推广|张晓兵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  编：100101    电话：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8

字    数|130千字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69-850-0

定    价|29.8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毛姆在《书与你》中曾提到：“养成阅读的习惯，使人受益无穷。很少有体育运动项目能适合盛年不再的你，让你不断从中获得满足，而游戏往往又需要我们找寻同伴共同完成，阅读则没有诸如此类的不便。书随时随地可以拿起来读，有要紧事必须立即处理时，又能随时放下，以后再接着读。如今的和乐时代，公共图书馆给予我们的娱乐就是阅读，何况普及本价钱又这么便宜，买一本来读没有什么难的。再者，养成阅读的习惯，就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生命中任何灾难降临的时候，往书本里一钻，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古人也说：“开卷有益。”但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如何选取有益的读本来启迪心智，这就需要有一定的鉴别能力。

对此，叔本华在《论读书》里说：

“……对善于读书的人来说，决不滥读是很重要的。即使是时下享有盛名、大受欢迎的书，如一年内就数版的政治宗教小册子、小说、诗歌等，也切勿贸然拿来就读。要知道，为愚民而写作的人反而常会大受欢迎，不如把宝贵的时间用来专心阅读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这些书才真正使人开卷有益。

“坏书是灵魂的毒药，读得越少越好，而好书则是多多益善。因为一般人通常只读最新的出版物，而不读各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品，所以作家也就拘囿在流行思潮的小范围中，时代也就在自己的泥泞中越陷越深了。”

正如叔本华所言，“不读坏书”，因为人生短促，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出版好书，让大家有好书读。基于这样一个目的和愿景，便有了这样一套“国内外大家经典作品丛书”，希望这些“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能令大家“开卷有益”。

编  者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著名小说家Ｒ去山里进行了一次为期三天的郊游之后，在这天清晨，他返回维也纳。下了火车，他买了一份报纸，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日期，才突然想起来今天是他的生日。“哦，已经四十一岁了！”不过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很快地一闪就转而不见了，他既不因此而觉得高兴也不觉得难过。他抖了抖手中的报纸，纸张在抖动中沙沙作响，他随意地翻阅了一下便乘坐小轿车回到了寓所。

回到家后，仆人告诉他，在他离家的这几天有两位客人来访，有几个人打来电话问候，最后仆人把一个托盘端到他面前，里面是他不在的这几天寄来的邮件。他懒洋洋地看了一眼，其中有几封信的寄信人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就拆开信封看看；另外有一封信的字迹看上去很陌生，摸着也很厚实，他想都没想便把它搁在了一边。这时仆人端上茶来，他喝了一口便舒舒服服地往靠背椅上一靠，又随手翻阅了一下报纸和几份印刷品；无聊之中他点上一支雪茄，眼睛往旁边一瞥，这才伸手把那封搁在一边的信拿过来。

这封信的确很厚，大约有二三十页，看上去是个陌生女人的笔迹，写得非常潦草。这么多的纸张与其说是一封信，倒不如说是一份手稿了。他不由自主地再次摸了摸那个信封，他想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东西没有取出来，很显然，信封是空的。无论信封还是信纸，上面都没标明寄信人的地址，甚至连个签名也没有。他心想：“真是奇怪。”便重新把信拿到手里来看。

“你，从来也不曾认识过我的你啊！”这句话写在最顶头，既是称呼，也是标题。他感到十分惊讶，目光也在这行字上停了下来：这是指的他呢，还是指的一个想象中的人呢？他的好奇心突然被激起。他开始往下念：

“我的儿子昨天死了，为了这条柔弱的小生命，我和死神搏斗了三天三夜，也在他的床边足足坐了四十个小时。当时，他正遭受着流感的侵袭，发着高烧，可怜的小家伙被烧得滚烫。我把冷毛巾敷在他发烫的额头上，不眠不休地把他那双时时抽动的小手握在我的手里。可是，没有用啊，一直到第三天晚上，他的病也不见好转，我感觉自己要垮了。我的眼睛变得不听话，我自己也不知道眼皮什么时候就合上了。我坐在一把硬椅子上昏睡了三四个钟头，我不知道死神会在这时候，把我可怜的孩子夺走。

现在，这个柔弱可怜的孩子就躺在我的身边，躺在他那窄小的儿童床上，仿佛和他睡着的时候一样。他的眼睛，他那双聪慧的黑眼睛，刚刚合上了，我把他的双手交叉着，安放在他的白衬衫上面，四支白色的蜡烛在床的四角高高地燃着。可我不敢往床上看，我甚至动也不敢动，因为烛光一闪，影子就会从他脸上和他紧闭着的嘴上掠过，看上去，他仿佛在动。那样我就会以为，他没有死，他还会醒过来，还会用他那银铃般的声音跟我说些孩子气的温柔的话儿。可是我知道，他死了，他再也不会醒过来。我只有控制着自己不让自己往床上看，免得再一次心存希望，又再一次遭受失望。我知道，我知道，我的儿子昨天死了——如今，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人了，可是你呢，你对我却一无所知。你正在寻欢作乐吗，什么都不知晓？又或者你正在跟别人嬉笑调情。可我呢，我只有你，你从来都没有认识过我，而我却始终爱着你。

我取来第五支蜡烛，放在这张桌子上，我就伏在这张桌子上写信给你。我怎能孤单单地守着我已经死去的孩子伤心落泪，而不向人倾吐一番我心底的衷情呢？在这样可怕绝望的时刻，我不跟你说又能跟谁说呢？过去，你是我的一切，现在，你依然是我的一切啊！也许我没法跟你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也许你也不明白我的意思——现在，我的脑袋已经麻木了，两边的太阳穴止不住地抽动，就像有人拿着槌子不停地敲打。我的四肢也在发疼，我想我可能也在发烧，说不定也得了流感，你可能无法想象，此刻流感正在挨家挨户地蔓延着。不过，真要得了流感倒也解脱了，那我就可以和我的孩子一起去了，省得我自己动手来了结这悲惨痛苦的残生。可现在我还不能死去，我真怕在这个时候眼前一片漆黑，那样的话我连这封信都写不完——这可怎么好呢，所以，我一定要竭尽全力，振作起来，我必须和你谈一次，就谈这一次，你啊，我的亲爱的，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啊！

我要和你单独谈谈，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我要让你知道我整个一生，我的一生一直都是属于你的，而你呢，你对我的一生却始终一无所知。可是只有我死了，我才不惧怕听到你的回答——此刻，我的四肢忽冷忽热，这样糟糕的症状确实意味着我的生命将要结束了，所以，我才让你知道我的秘密。可如果我还能继续活下去的话，我就会把这封信撕掉，继续对你保持沉默，就像我过去一直沉默一样。所以，如果某一天你看到了这封信，那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女人在向你诉说她的身世，诉说她的生活，从她有意识的那一刻开始，截止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的生命都是属于你的。你无须为我说的这些话感到恐慌：一个死者别无企求，她既不期望得到别人的爱，也不要求获得同情和慰藉。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请你相信这颗向你倾诉隐衷的痛苦的心所告诉你的一切。请你相信我说的一切，这是我对你唯一的请求：请相信，一个人在自己的独生子死去的时刻是不会说谎的。

现在，我要把我整个的一生都倾诉给你，说起来，我这一生活着的真正意义是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才开始的。在这之前，我的生活糟糕得如同一团乱麻，所以，没认识你之前的那些日子我再也不会去回忆了。它就像是一个被打了封条的地窖，堆满了潮湿发霉的人和事，上面还结着蛛网和时光的尘埃，这些往事，对我而言，都是淡漠和轻渺的。

还记得你在我生活中出现的那年，我十三岁，就在你居住的这幢房子里。此刻，你应该就在这幢房子里，坐在一处，手里拿着这封信，这封我用我生命的最后一息写给你的信。那时，我和你住在同一层楼，你的门正好对着我的门。你肯定是想不起我们了吧，想不起那个当会计员的寒酸寡妇(她总是穿着孝服)，也想不起她那个瘦小单薄尚未成年的女儿——是啊，我们太安静了，深居简出，不声不响地包裹在小资产阶级的穷酸潦倒之中。也许，你从来都不曾听过我们的姓名，我们的房门上没有挂牌子，没有人来看望我们，更没有人来打听我们。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久，算起来都有十五六年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也在情理之中，我的亲爱的你。可是我呢？啊，这些年中的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得如此清晰，那些回忆爬过我的心、我的思维，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人家说起你，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一天，哦，不，那一小时，清晰的就像发生在今天一样。是啊，你是我生命中最爱的人，我又怎么能忘记呢？因为就是在那个时刻，全新的世界才为我而开始啊！哦，亲爱的，请你耐心点，听我把一切都从头说给你听。我请求你，请求你听我用一刻钟的时间谈谈自己。别厌倦，我爱了你一辈子也没有丝毫厌倦啊！

在你还没搬进来以前，那屋子里住着丑陋凶恶的一家人，他们每天都在吵架，他们很穷，几乎一无所有。可尽管如此，他们还嫌弃我们的贫穷，我看得出来他们恨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染上他们的粗野，那种只属于破败的无产者的粗野和丑陋。这家的男人是个酒鬼，每次喝完酒就打老婆；我们常常睡到半夜就被他们惊醒，椅子倒地的声音，盘子摔碎的声音，简直糟糕透了。有一次那酒鬼又喝醉了，把老婆打得头破血流，那老婆披头散发地逃到楼梯上面，酒鬼呢，还在她身后大喊大叫地咒骂，最后邻居们都开门出来，威胁酒鬼说再闹就去叫警察，一场风波这才算平息。从一开始我母亲就避免和这家人有任何来往，并警告我不要和这家的孩子一块儿玩，因为这，他们一有机会就在我身上找茬出气。如果我们在大街上遇到，他们就会跟在我的身后说一些咒骂人的话，有一次他们竟然用硬实的雪球扔我，我的额头被雪球砸破，满脸是血。

那个时候，全楼的人都怀着一种共同的心思，说实在的，我们都恨这家人。突然有一天，那家人出了事。我记得，是那个男人偷东西给抓了起来。再后来，那个老婆觉得没希望了，便带着她那点家当搬了出去，那家人走后，全楼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房子空置了下来，招租的条子在大门上贴了好几天，后来又给揭下来了。接着便从门房那里传出了消息，说是有个作家租了这个住宅，他们说作家是一位单身的儒雅的先生。那便是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姓名。

几天之后，那间屋子开始热闹起来，油漆匠、粉刷匠、清洁工、裱糊匠都来打扫收拾。说来也是，屋子被原来的那家人弄的已经不成样子。于是，楼廊里开始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拖地声和刮墙声，可是我母亲并不觉得吵闹，她说，对面那讨厌的一家子总算不再和我们为邻了。可你呢，就算在你搬家的那天我也没见到你的面；搬进搬出的工作都是你的仆人在照料。我记得你那个小个子的男仆，看上去很严肃，头发有些灰白，不过说话倒是轻声轻气的。他很能干，认真地指挥着全部工作，冷静中又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神气。

总之，你的男仆给我们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我们居住的这幢房子坐落在郊区，能有这么一位上等男仆可算是一件十分新鲜的事情；其次，他对所有的人都很客气，可这种客气仅仅止于礼节，他并没有因为自己仆人的身份而有丝毫的卑微感，他虽然和楼里的人们友好问候，同时却又保持着一种恰当的距离。不得不说，他是个有涵养的人。从第一天起，他就毕恭毕敬地和我母亲打招呼，他把她当作一位有身份的太太一样尊重；甚至对我这个小黄毛丫头，他的态度也是和蔼认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要一提起你的名字，便总会带着一种尊敬的神气、一种特别的敬意——从他的神情中，旁人就可以看出，他和你的关系，远远超出一般主仆之间的关系。也是因为这些，我才会那么地喜欢这个善良的老约翰！尽管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是那么地嫉妒他羡慕他，因为，他可以一直待在你的身边，一直那么亲密地侍候你。

亲爱的，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你，把这一切琐碎的、甚至有些荒唐可笑的事情喋喋不休地说给你听，你不要厌烦我，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对我而言具有多么大的能量，是你的出现，给我这个生性腼腆、胆怯羞涩的女孩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你或许不能理解，你自己还没有进入我的生活，但你的身边却已然出现了一个光圈，一种富有、独特、神秘的光圈——住在这幢郊区房子里的所有人都非常好奇地、迫切地等你搬进来住(生活在狭小空间里的人们，往往会对门口发生的一切新鲜事物感到好奇)。

有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看见一辆搬运车停在楼前，我知道，车上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你的，就连我骤然膨胀起来的好奇心也是属于你的。那些笨重的大件家具，早就被搬运工抬上楼去了；还有一些零星小件正在往上拿。我站在门口，又惊又奇地张望着，因为你所有的东西在我眼里都是那么奇特，那么别致，是的，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印度的佛像，意大利的雕刻，色彩鲜艳夺目的巨幅油画……末了又搬来好些书，那些书真是好看极了，我从来没想到过，书也可以这么好看。这些书都整整齐齐地码在门口，你的仆人很小心地把它们拿起来，用掸子仔细地把每本书上的灰尘都掸掉。我好奇心切，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围着越码越高的书堆边走边看，你的仆人没有理会我，他既不把我撵走，但也没有鼓励我走近的意思；所以我一本书也不敢碰，尽管我心里那么渴望去摸摸其中一些书的软皮封面。末了，我只好怯生生地从旁边看看书的标题：这里有法文书、英文书，还有一些书的标题用了很奇怪的文字，那样的文字，我连见都没见过。我当时想，这么多的书，我会用很长的时间傻看下去的吧。可是，没过多久，我的母亲就把我叫回去了。

整个晚上我的脑海里全是你，可当时明明我还不认识你呢。你那么富有，拥有那么多精美的书，而我自己只有十几本书，它们的价钱都很便宜，破烂的硬纸做成的封面有些粗糙，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对这些书视若至宝，读了又读。我不禁想：这个人有那么多漂亮的书，懂那么多种文字，而且他还很有钱，一个既有钱又有学问的人应该长成什么模样呢？一想到那些码在你门口的精美的书，我心里便会不由地对你产生一种崇拜又敬畏的情感。所以，我试图想象你的模样：你应该是个戴黑框眼镜的老先生吧，蓄着长长的白胡子，就像我们的地理老师一样，哦不，你应该比他更和善、更俊朗、更儒雅——我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对你一无所知就那么有把握地认为，你一定长得俊朗，可在我当时的想象中，你还是个老头呢。你说可不可笑，就在那天夜里，我还不认识你，就梦见了你。

第二天，你住进了那间屋子，可是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去打探勘察，还是没能看到你的样子——我的那颗心越发的好奇了。最后，到第三天，我才看见你。

你的模样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你不是我孩子气想象中的老爷爷，你没有戴那么老古董的黑框眼镜，也没有用来形容老者的和蔼可亲的表情。你的出现，使我感到非常意外——你那时的模样跟你今天的样子没有任何不同，原来你这个人始终没有变化，就像岁月不曾光顾过你一般！你穿着一身浅褐色的运动服，看上去是那么迷人，你上楼的时候总是两级一步，步伐活泼而敏捷，显得格外潇洒。那天，你没有戴帽子，所以我一眼就看见了你那张容光焕发、表情生动的脸，你的头发很有光泽，这使你显得更加年轻。怎么说呢，我的惊讶简直难以形容：你是那样的年轻、俊朗，你的身材颀长、动作灵敏、英俊潇洒，说实在的，我真的吓了一跳。

你说这事不是很奇怪吗，我竟在这最初的瞬间非常清晰地感觉到了你所具有的独特之处。不仅是我，但凡和你认识的人大抵都怀着一种别样的心情来看待你：你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你是一个轻狂、贪玩、喜欢冒险的追风少年，另一方面在你所从事的的艺术领域内你又是一个无比严肃、认真负责、学识渊博的长者。就在那个时刻，我无意识地感觉到了后来每个人对你都怀有的那种印象：你过着一种反差极大的两极生活，你既有对外界开放的一面，又有极为隐晦的一面。当然，或许这一点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种被深深隐藏的两面性或许是你一生的秘密。可这又该怎么解释呢，我这个十三岁的姑娘，却在第一眼就感觉到了你身上的这种两重性，竟还着了魔似的被这样的一个你吸引住了。

你现在明白了吧，亲爱的，在当时那种情境下，你对我这个尚还稚嫩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奇迹，一个多么神奇而诱人的谜啊！想想看，一位因为写了好多书而在另一个大世界里声誉远播被大家所尊敬的人物，竟然是个年轻潇洒、帅气开朗的青年，况且这个青年只有二十五岁！还要我对你说些什么吗，一切都那么显而易见，因为就是从这天起，在我们这所房子里，在我整个可怜的幼年世界里，除了你便再也没有任何的东西能使我感到兴趣了。

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就这样把她全部的傻劲儿，固执地交给了你，从此，你的生活、你的存在成了她所有兴趣的所在！

此后，我仔细地观察你，观察你的出入起居，观察那些进出于你房间的人，在这些观察中，我开始渐渐了解你。当然，我对你的好奇并没有因为我的窥视和对你的了解而削弱，相反，这种好奇与日俱增。因为来看你的人形形色色，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身份不同、年龄悬殊，这些都暗合了你性格中的两重性。有时来看你的是一帮年轻人——你的同学——一批不修边幅的大学生，你毫无拘束地和他们一起高声大笑、发疯似的胡闹。有时也有些身份高贵的太太们乘着小轿车来。

我记得有一次歌剧院经理来了，我知道他是个伟大的指挥家，看见他站在乐谱架前时，我只能满怀敬意地从远处观望。还有一些正在上商业学校的年轻姑娘们，看得出她们很羞涩，通常是一闪身就溜进门去，那速度快得就像是训练有素的小偷。怎么说呢，总之，出入你房间的女人很多，多极了。当然，对此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就像那天早上我正要去上学，恰巧看见一位脸上蒙着厚厚面纱的妇人从你屋里出来，我也不觉得奇怪一样——十三岁的我，就是怀着这样一种热烈又难以抑制的好奇心，刺探你的行踪、窥视你的举动。可我毕竟还是个孩子，不知道这种好奇心已经是爱情了。可是亲爱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清楚地记得，我完全地爱上你，永远迷上你的那一天，那个时刻。

那天，我和一个女同学散步回来，正站在大门口闲聊。这时一辆小汽车向我们这边驶来，车子刚在门口处停下，你就迫不及待地从车上一跃而下，动作敏捷而轻巧，简直帅极了，那一幕我至今想来仍旧心动不已。下了车，你向大门走来，我想都没想就给你把门打开，这样的一个举动正好让我挡了你的道，我们两个差点撞在一起，你低下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温暖、柔软而富有深情，就像是对我温柔的爱抚，然后你冲着我微微一笑。天呐，我简直没有合适的语言来形容你的那一笑，我只能说：你温情款款地冲我一笑，用一种非常轻柔的，就像雪花落在窗前的温柔又亲昵的声音对我说：“多谢，小姐。”

这就是全部的经过，可是亲爱的，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从你那充满柔情蜜意的眼光降临到我身上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完全属于你了。在不久后我开始明白，你的这道既含情脉脉，又摄人心魄的目光，原来是一个天生的诱惑者的目光，它能把对方拥抱起来，吸引到你身边，甘心臣服于你。我知道，每一个从你身边走过的女人都沐浴过这样多情且温柔的目光，就像每一个卖东西给你的女店员，每一个给你开门的使女。或许，这种目光于你而言并不是有意为之的多情和爱慕，而是你对女人所怀有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柔情，使你一看见她们，眼光便不由自主地变得温柔起来。可这一切对我却是一种折磨，十三岁的我对这种柔情一无所知：我的心里像着了火似的难受极了。我以为，你的含情脉脉、你的温柔似水只针对我，是给我一个人的。

就在这样的一个瞬间，我这个还没有成年的女孩一下子就成长为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从此便永远属于你了。

“你认识这个人吗？”我的女同学抛出这个问题后，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我要怎么说出你的名字呢：就在这一秒钟，在这唯一的一秒钟里，你的名字在我心目中变得神圣无比，它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秘密，一个永远不能和他人分享的秘密。

“哦，是住在我们楼里的一位先生！”我支支吾吾地回答道。

“那他看你一眼，你怎么就一脸的通红啊！”我的女同学用一种别有意味的眼神打量着我，言语中满是嘲讽。或许是女同学的讽刺恰巧捅着我心里的秘密了，不安让血液急速涌上了我的脸颊，窘迫之下我就生气了。

我恶狠狠地回了她一句：“坏丫头！”其实心里把她活活勒死的想法都有了。可是她并不恼，反而笑得更欢了，而且对我的嘲讽也变本加厉起来，末了我才发现，我纵然心里有火也是拿她没办法的。眼里蓄满泪水的我能做的就是不理会她，然后一口气跑上楼去了。

所以亲爱的，也是从这一秒钟起，我真正而完全地爱上了你。我知道，这样的话，应该有很多女人对你说过，你那么骄傲。可是请相信我，没有一个女人像我这样死心塌地地爱着你，甚至爱得忘了自己，我对你从未变过心，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大抵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一个孩子那份神圣而不为人所觉察的爱情了，因为这种爱情是安静温顺的，不寄予太多希望，不奢求得到回报，有些曲意逢迎，有些委身屈从，还带着新鲜的热情奔放；这和成年妇女的那种太过热烈，在不知不觉中索取贪婪的爱情完全不同。只有孤独和纯粹的孩子才能把全部热情集中起来，毫无保留地付给一个人，而其他的人在复杂的人情世故中早已把感情消磨殆尽，他们已经丧失了谈论真情的能力。当然，他们也常听人谈论爱情，在小说里读到爱情，他们也知道，爱情是人们共同的命运。但悲哀的是，他们已经不相信爱情了，他们玩弄爱情，就像摆弄一个玩具，他们夸耀自己恋爱的经历，就如一个未成年的男孩抽到第一支香烟那样洋洋得意。

可我身边没有别人，我没法向别人诉说我的心事，没有人指点我、引领我，我毫无阅历，丝毫不知道如何安排自己：我一头栽进我的命运，就像跌进一个见不到底的深渊。我眼所见心所想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就连睡梦中我也只看见你，我把你视为知音，视为我的一切：我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我的母亲是个悲观的女人，她郁郁寡欢，仿佛生命中没有什么值得她开心的东西，她靠养老金生活，胆小怕事，总的来说她和我并不贴心；我也有同龄的玩伴，但她们把爱情当作游戏的轻薄行为令我十分反感，因为在我的心目中，爱情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我把从前分散零乱的感情收拢起来，包括我整颗紧缩在一起而又一再急切向外迸涌的心灵都奉献给你。

可是亲爱的，我要怎么对你说才好呢？任何比喻、任何言语都显得太过苍白，你是我的一切，是我整个的生命。世上万物因为和你有关才存在，我生命中的一切只有和你连在一起才有意义，是你让我的整个生活焕然一新。

从前在学校里学习一直平平常常，不好不坏的我现在突然一跃成为全班第一，我如饥似渴地念书学习常至深夜，因为我知道，这也是你喜欢做的事情；我开始以一种近乎倔强的毅力练起了钢琴，就连一向默然不语的母亲也表示出了她的惊讶，可我这么做只是为了你，我想你大概也是热爱音乐的吧。我把我的衣服洗了又洗，缝了又缝，为的就是让站在你面前的我是干干净净，讨人喜欢的。我那条旧的校服罩裙(是我母亲穿的一件居家服改的)很破，它的左侧还打了一个四四方方的补丁，我讨厌死这个补丁了，我怕你因为这个补丁而看不起我，所以我每次跑上楼梯的时候，总会用书包紧紧盖着那个地方，我诚惶诚恐，只担心你会看见那个让我窘迫的补丁。

一个陷入爱情的孩子是多么傻气啊！因为在那次以后你几乎从来也没有再正眼看过我一次，是的，一次也没有。

而我呢，我每天傻傻的什么也不干，却只为等着你，窥探你的每一个举动。我应该庆幸我们家的房门上面有个小小的窥视孔，因为透过这个圆形的小孔我可以一直看到你的房门。这个小小的窗孔啊，就是我望向世界的眼睛——啊，你在笑我吗，亲爱的。你不会知道，那几个月，那几年，我就是这样手里拿着一本书，一下午一下午地坐在小窗孔前，坐在冰冷的走廊里守候着你，还要提心吊胆地提防着母亲的疑心。那时候我的心啊，紧张得就像一根绷紧的琴弦，你一出现，它就会颤个不停。直到今天想到这些，我依然不会感到羞臊。

一年一年，我的心就这样为你而紧张，为你而颤动着；可是你呢，你对此却是毫无感觉的，就像你口袋里装了一只怀表，可你对它绷紧的发条始终没有感觉一样。这根不知疲倦的发条在不被你在意的黑暗中耐心地数着你的钟点、计算着你的时间，用一种你听不见的心跳陪着你走走停停。而你呢，在它嘀嗒嘀嗒不停的几百万次转动中，只有一次向它匆匆瞥了一眼，从此，便再无交集。你的任何事情我都很清楚，我知道你的每一个生活习惯，认得你的每一条领带、每一套衣装，认识你的每一个朋友，并且不久就能把他们区分开来，把他们分成我喜欢的和我讨厌的两种人：从十三岁到十六岁，我的每一小时都是在关注你的生活中度过的。

天，你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干了多少傻事！我亲吻过你的手触摸过的门把，我把你进门之前扔掉一个的雪茄烟头偷偷捡起，并视若珍宝，只因为它曾被你温柔的嘴唇亲吻过。晚上我费尽心思找遍借口上百次地跑下楼去，只为到胡同口去看看你的哪间房里还亮着灯光。多可笑，我仿佛只能用这样的办法来感觉你那看不见的存在，我只能依靠想象来亲近你。你出门旅行的那些周末中——当善良的约翰把你的黄色旅行袋小心地拎下楼时，我的心便在那一刻惊慌地停止了跳动——那些看不到你的周末我虽生犹死，活着对我来说丧失了它所有的意义。无比糟糕的心情，让百无聊赖的我茫然不知所措，你不会了解，我得要多小心，才能不让母亲从我哭肿了的眼睛中觉察到那些绝望的心绪。

我明白，现在告诉你的这些事情都是一些滑稽可笑的荒唐行径，一些孩子气的蠢事。或许在你眼里我应该为这些事而感到羞耻，可是我并不觉得，因为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纯洁、更热烈，这是一种在天真的感情中流露出的自然表现。如果要我说，我可以一连几小时，甚至一连几天几夜地跟你说，我当时是如何和你一起生活的，而你呢，在那么长的时间内几乎从来没有跟我打过一个照面。因为每次在楼梯上遇见你，知道自己躲也躲不开时，我就会一低头从你身边跑上楼去，你不会了解我有多么惧怕你那热烈的眼光，一如怕被火烧着的人，选择纵身跳入河里一样。如果要我讲，我可以一连几小时，甚至一连几天几夜地跟你讲那些早已被你忘却的岁月，我可以给你铺展开一份属于你整个一生的日历；可是我不能，因为我怕你无聊，更怕你难受。不过我还是想把我童年时代最美好的一个经历告诉你，我祈求你别嘲笑我，虽然这只是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于我这个孩子来说，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那应该是个星期天，你出门旅行去了，你的仆人刚把一条笨重的地毯拍打干净，想要把它拖进屋去。我看他干这个活十分吃力，不晓得从哪儿来的一股勇气，便向他走了过去，问他需不需要我帮忙。他看上去似乎很惊讶，但还是让我帮了他一把。于是我就看见了你房间的全貌——我实在无法向你形容，我当时是怀着何等敬畏甚至虔诚的心情！我看见了独属你的那个天地，你的书桌，你应该经常坐在这张书桌旁边吧，桌上摆放了一个蓝色的水晶花瓶，瓶里插着几朵新鲜的花，我看见了你的柜子、你的画、你的书。我就那么匆匆忙忙地向你生活的这个世界偷偷地望了一眼，我想你忠实的仆人约翰一定不会让我这个外人仔细观看的，可就这么一眼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你房间里的整个气氛都被我吸收进来，所以我无论醒着还是睡着都有足够的营养供我幻想。

这匆匆而逝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这样成了我童年时代最幸福的时刻。所以，我要把这个时刻告诉你，是为了让你——你这个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人啊——从这一时刻开始感到，有一个年轻的生命依恋着你，并且为你而憔悴。我要把这个最幸福的时刻告诉你，但同时我也要把那最可怕的时刻也告诉你，你或许不会想到这两者竟挨得如此之近！我刚才跟你提到过了，为了你的缘故，我几乎什么都忘了，忘了我的母亲，除了你，我似乎对谁都不关心。所以我没有发现，有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一个和我母亲沾着远亲的因斯布鲁克地方的商人，开始经常来我家做客，而且一待就是好长时间。原本这是很值得我高兴的事情，是啊，因为很多时候他可以带我母亲去看戏，这样我就可以一个人待在家里，想你、守着等你回来，这可是我唯一的可以炫耀的幸福啊！可我没想到的是有一天母亲把我叫到她房里，唠唠叨叨地说了好多话，并说是要和我严肃地谈谈。我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一颗心怦怦直跳：难道她预感到了什么，或者猜到了什么？我的第一个念头想到的就是你，这是我唯一的秘密，它是我和外界发生一切联系的纽带。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母亲突然温柔地吻了我一下(平时她是从来不吻我的)，她的样子有些羞涩，她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然后吞吞吐吐地对我说，她的这位远亲死了妻子，是个单身汉，现在向她求婚，而她出于对我的考虑，决定接受他的请求。听到这里，一股热血顿时涌到我的心头，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想到了你。

“那咱们还住在这儿吧？”我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这么一句话，天晓得我有多么害怕离开你。

“不，我们将搬到因斯布鲁克去住，斐迪南在那儿有座漂亮的别墅。”她又说了些什么，但我已经听不到了。我只觉得眼前一黑，后来才知道，我当时晕过去了。当我听见母亲对那位等在门后的继父低声说些什么的时候，我突然就向后一仰，像铅块似的倒在了地上。

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可我还是个没有独立能力的孩子，又怎么能抵抗得过他们，这一切的遭遇我无法向你形容：直到现在，我一想到当时的情景，我握笔的手还会抖动起来。我心里的秘密不能泄露，以致我的反对在他们看来纯粹就是一个脾气倔强、固执己见的孩子无理的表现。他们谁也不再理会我，所有的一切都是背着我进行。他们利用我上学的间隙搬运东西：等我放学回家，总有一件家具被搬走或者卖掉了。

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家被搬空了，我知道我的生活也将会随之毁掉。有一次我回家吃午饭，搬运工人正在打包所有的家具，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放着收拾妥当的箱子以及两张行军床，那是给我母亲和我准备的：我们还得在这儿过一夜，最后一夜，等天一亮我们就得乘车到因斯布鲁克去。

在这最后的时刻，我无比坚定地感觉到，如果不在你的身边，我就没法活下去，除了你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救星。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在那样绝望的时刻，我还能头脑清醒地进行思考，可是突然，当时我母亲不在家，我站起身来，穿上校服，走到对面的房间去找你。不，我根本不是走过去的：应该说是一种像磁铁一样神奇的力量，把僵手僵脚、四肢颤抖的我吸到了你的门前。我前面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到底打算怎么样：我想跪倒在你的面前，乞求你收留我，哪怕做你的丫头，做你的奴隶。可我又怕你会取笑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的这种狂热之情，尽管这份感情是纯洁无邪的。可是亲爱的，假如你知道，站在你门外那冷气彻骨的走廊里，当时的我被吓得是怎样的浑身僵直，可同时我的身体又被一股难以言明的力量驱使着，向你房间的方向移动，我是怎样用尽力气，举起不停颤抖的手臂，伸了出去——这场斗争虽然只经过了可怕的几秒钟，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像是一个世纪般漫长——用手指去按响你的门铃，如果你知道了这一切，你就不会取笑我了。

时隔多年，那天那刺耳的铃声至今还在我耳边震响，我记得按响门铃后接下来是一片寂静，我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我周身的鲜血也凝结不动，我屏息静听，看你是否走来开门。可是你没有来。谁都没有来。很显然，那天下午你不在家里，约翰或许也出去办事了，所以我只好拖着沉重的脚步，摇摇晃晃地回到已经搬空的、简陋冷清的家。门铃的响声始终在我耳际萦绕，我精疲力竭地倒在旅行毯上，从你的门口到我家一共有四步路的距离，而我却走得疲惫不堪，就好像在大雪地里跋涉了几个小时一样。可是尽管精疲力尽，我想在他们把我拖走之前看你一眼，和你说说话的愿望却没有熄灭。我向你发誓，这里面没有丝毫情欲的念头，我当时还是个天真单纯的姑娘，除了你以外实在别无所想：我一心只想看见你，再见你一面，就那么紧紧依偎在你的身边就好。

于是整整一夜，可怕而又漫长的一夜，亲爱的，我一直等着你。妈妈刚躺下睡着，我就轻手轻脚地溜到门廊里，竖起耳朵倾听，听你什么时候回家。整整一夜我都在等着你，这可是寒冬一月的冰冷之夜啊。我疲倦极了，四肢酸疼，门廊里已经没有椅子可坐，我只好趴在地上，阵阵寒风从门底下透过来。我穿着单薄的衣裳躺在冰冷的硬地板上，我没拿毯子，我怕毯子的温暖会让我轻易睡着，这样，我就听不见你的脚步声了。

躺在地板上的我浑身都疼，两只脚不停地抽筋、蜷缩，我的两臂瑟瑟发抖，我只好一次次地站起身来，在这可怕的黑漆漆的门廊里我冷得要命。可是我仍然等着、等着，就这么一直等着你，就像等待我的命运。

终于，我听见楼下有人用钥匙打开大门的声音，那大概是在凌晨两三点钟的样子，然后我听到了顺着楼梯上来的脚步声。刹那间我的寒意顿消，一股热流遍布全身，我轻轻推开房门，想一个箭步冲到你的跟前，扑在你的脚下……啊，我当时真无法想象，我这个傻姑娘会干出什么事来。

脚步声越来越近，烛光晃晃悠悠地从楼梯照了上来。我握着门把，浑身哆嗦。上楼来的，真的是你吗？

没错，上来的正是你，亲爱的——可是你不是一个人回来的。我听到一阵娇媚的轻笑，绸衣拖地的悉索声和你低声说话的声音——你是和一个女人一起回来的。

这一夜我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他们把我拖到因斯布鲁克去了，而我一点反抗的力气也没有了。

昨天夜里我的儿子死了，如果现在我真的还要继续活下去的话，我又要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了。明天他们要来，那些肮脏、粗笨的陌生男人，会带着一口棺材来，我将把我可怜的唯一的孩子装到那里面去。也许会来一些朋友，带来些花圈，可是鲜花放在棺材上又有什么用呢？他们也会来安慰我，给我说些好听的话，可是他们能带给我什么帮助呢？我知道，事后我又得独自一人面对这凄惨的生活。

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身在人群却又倍感孤独更可怕的事情了。当时，我在因斯布鲁克度过的漫无止境的两年时间里，早已体会到了这一点。十六岁到十八岁的那两年，我简直像个囚犯，像一个被抛弃的人，生活在我的家人中间。我的继父是个性情温和、沉默寡言的男子，他对我很好，我母亲呢，像是为了补赎一个无意中犯的过错，对我也总是百依百顺；很多年轻人围着我，讨好我；可是我固执地拒他们于千里之外。离开了你，我无法高高兴兴、心满意足地生活，我陷入阴郁的小天地里，自己折磨着自己，孤独寂寥地生活。他们给我买的花花绿绿的新衣服，我从来不穿；我拒绝去听音乐会、拒绝去看戏、拒绝跟任何人一起快快活活地出去远足郊游。我很少上街，几乎足不出户。

你相信吗，亲爱的，我在这座小城市里住了两年之久，认识的街道还不到十条。我每天忧愁着，一心只想着忧愁，看不见你，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从这种忧愁中得到某种陶醉。而且，我只是热切地想要在心灵深处和你单独待在一起，我不愿意任何事情使我分心。我一个人坐在家里，一坐就是几小时，或者一坐一整天，我几乎什么事也不做，就是想你，把成百件细小的往事翻来覆去地想个不停，回想每一次和你见面，每一次等候你的情形，我把这些小小的片段想了又想，就像看戏一样。

就是因为我把往日的每一秒钟都重复了无数次，所以对于整个童年时代我都记得一清二楚，过去这些年每一分钟对我都是那样的生动、具体，它们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我当时的心思完全集中在你身上。我买来了所有你写的书，只要你的名字一登在报上，我便把这天当作我的节日。你能想象吗，你的每一本书我念了又念，不知念了多少遍，甚至书中的每一行字我都背得出来。如果有人半夜把我从睡梦中唤醒，从你的书里选取那么一行孤零零的文字念给我，即使在今天，时隔十三年，我依然还能接着往下背，就像在做梦一样——你写的每一句话，对我来说都是福音书和祷告词啊！对我来讲，整个世界只是因为和你有关才存在。我在维也纳的报纸上查看音乐会和戏剧首次公演的广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你会对什么样的演出感兴趣。一到晚上，我就在离你遥远的地方陪伴着你：此刻他走进剧院大厅了，此刻他坐下了。这样的事情我梦见了不下一千次，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在音乐会上亲眼看见过你。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事情呢？为什么要把一个孤独的孩子的这种疯狂的、自己折磨自己的、这般悲惨和绝望的狂热之情告诉你呢？告诉你这个对此毫无所感、一无所知的人呢？难道我当时还只是个孩子吗？可我已经十七岁，转眼就满十八岁了——开始有年轻人在大街上扭过头来看我了，不过他们只会使我生气发火。因为要我想象着和别人恋爱，而不是爱你，哪怕仅仅是闹着玩的，仅仅是一个念头，我都觉得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难以想象的陌生。是的，哪怕是稍稍动心在我看来就已经是在犯罪了。

我对你的热情一如既往，只不过随着我身体的发育，随着我内在情欲的觉醒，这份热情和过去已有所不同，它变得更加炽烈、更加含有情欲的成分，更加具有女性的成熟气息。当年潜伏在那个不懂事的女孩子的下意识里、驱使她去按你的门铃的那个懵懂的愿望，现在已变成了我唯一的思想：把我奉献给你，完全地奉献给你。周围的人都认为我腼腆，说我脸皮薄而害羞，我听了只是咬紧双唇，我不能把我的秘密告诉任何人。于是在我心里便产生了一个钢铁般的意志。我一心一意只想着一件事：回到维也纳，回到你的身边。不管它在别人看来，是何等的荒谬，何等的难以理解。我的继父有丰厚的资产，他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一般对待。可是我不想依靠别人，固执地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经过努力，最后我终于达到了目的，我去维也纳投奔了一个亲戚，在一家规模很大的服装店里当了个职员。

难道还要我对你说，在一个雾气朦胧的秋日的傍晚，我终于——终于——来到了维也纳，也许你会问，我最先是到哪儿去的呢？我把箱子存在了火车站，然后跳上一辆电车，——心急的我觉得这电车开得真是慢啊，它每停一站我就满心怒火——就那样我一路奔跑到那幢房子跟前。透过窗户我看到你的房间还亮着的灯光，整颗心怦怦直跳起来。直到这时，这座城市，这座对我来说如此陌生、如此毫无意义地在我身边喧嚣嘈杂的城市，才算有了一点儿生气。直到这时，我才算重新复活，因为我感觉到了你的存在，你，是我永恒的梦。

只是我没有想到，我对你的心灵来说，无论是相隔万重的山川河流，还是在你和我抬头仰望的目光之间，只隔着你窗户的那一层玻璃，结果却都是同样的遥远。我抬头看啊，看啊：那里有灯光，那里有房子，那里有你，对我来说这就够了，这就是我渴望的天地。两年来我一直朝思暮想着这一时刻，如今总算是盼到了。在这个漫长的夜晚，天气已经变暖，夜色被一层薄雾弥漫，我便那么一直站在你的窗下，直到那扇窗户里的灯光熄灭，我才离开去寻找我的安身住处。

之后的每天晚上，我都这般站在你的房前。我每天在店里工作到六点，活很重，也很累，不过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工作一忙，我便不至于那么痛切地感受到自己内心的骚乱。每当铁制的卷帘式的百叶窗哗的一下在我身后落下，我便径直奔向我心爱的目的地。我心里唯一的愿望就是，只想看你一眼，只想和你见一面，只想远远地用我的目光去抚摸你的脸！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我终于遇见你了，而且恰好发生在我没有料想到的一瞬间：我正抬头窥视你的窗口，你突然穿过马路走了过来。那一刻，我似乎又成了那个十三岁的小姑娘，我觉得浑身的热血涌向我的面额，我违背了我内心强烈的渴望和与你对视的欲望，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如同一个被人追赶的逃兵一般，飞快地从你旁边跑了过去。事后我为自己这种女学生似的怯懦的逃跑行为感到羞臊，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打定了主意：我一心只想和你重逢，我一直在寻找你，经历了这些好不容易才熬过来的岁月，我多么希望你能认出我是谁，希望你注意到我，更希望我能为你所爱。

可是好长一段时间里你都没有注意到我，尽管我每天晚上都站在你必经的胡同里，哪怕风雪交加，维也纳凛冽刺骨的寒风吹个不停，也不例外。有时候我傻傻地等了几个小时，但更多的时候一等就是半天，然后我终于看到你和朋友一起从家里走出来，有两次我还看见你和女人在一起——我看见你和一个陌生的女人手挽着手紧紧依偎着往外走，那样子可真亲密啊!我的心就那么猛地一下抽缩在一起，我的灵魂几乎被撕裂，这时我突然感到我已长大成人，感到心里有种新鲜的又异样的感觉。从童年时代起我就知道老有女人来访问你，所以我并不觉得意外，可现在不一样了，我突然感到一阵肉体上的痛苦，感情的波浪也此起彼伏，我开始恨你和别的女人这样明显地表现出肉体上的亲昵，可同时我自己竟也渴望着能得到这种亲昵。出于一种幼稚的自尊心，一整天我都没到那条胡同里等你，要知道我从前就有这种幼稚的自尊心，也许直到今天我依然如此。可是这个因为倔强而和你赌气的夜晚变得非常空虚，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晚上啊！所以，到了第二天晚上我又忍气吞声地站在了你的房前，我等啊等啊，或许我的命运早已注定，我这一生就如此站在你紧闭着的生活前面等着你。

终于有一天晚上，你注意到我了。远远地我就已经看见你走来，我赶忙振作精神，告诫自己别到时候又躲开你。事情也真凑巧，恰好这时有辆卡车停在街上卸货，把马路弄得很窄，你只好擦着我的身边走过去。你那漫不经心的目光无意识地在我身上一扫而过，它刚和我专注的目光一接触，瞬间就变成了那种专门对付女人的目光。勾起往事，我大吃一惊——又是那种充满柔情蜜意的目光，既含情脉脉，同时又摄人心魄。对，就是那种把对方紧紧拥抱起来的能勾魂摄魄的目光，这种目光曾经在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把我唤醒，使我一下子从孩子变成了女人，变成了恋人。你的目光和我的目光就这样接触了一秒钟、两秒钟，我的目光再也无法和你的目光分开，而且也不愿意和它分开——接着你就从我身边过去了。我的心跳个不停：我开始身不由己，脚步不听使唤地放慢下来，一种难以克制的好奇心驱使我扭过头去。于是，我便正好和停住脚步正回过头来看我的你相遇了。你好像非常好奇、充满极大兴趣地仔细观察着我，我从你的表情立刻看出，你并没有认出我来。

你没有认出我来。你当时没有认出我，也从来没有认出过我。亲爱的，我该怎么向你形容我那一瞬间失望的心情呢。那是我第一次遭受这种命运，这种不为你所认出的命运，这注定了我一辈子都要忍受着这种命运，并随着这种命运而死。没有被你认出来，一直都没有被你认出来。我要怎样才能向你描绘这种失望的心情呢！

你可以想见，在因斯布鲁克的这两年，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念你，我几乎什么也不干，每天想象着我们在维也纳重逢的情景是怎样的，我跟随着自己情绪的好坏，想象着最幸福的和最恶劣的可能性。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么我已经在梦里把这一切都过了一遍了：在我心情抑郁的时候我设想过，你会把我拒之门外，会看不起我，因为我太低贱、太粗陋、太讨厌。你的厌恶、冷酷、淡漠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式，在我热烈亢奋所想象出来的幻境里都已然经历过了——可是这点，就这一点，即使我的心情再低迷，自卑感再严重，我也不敢去想。这是最可怕的一点，那就是你根本没有注意到有我这么一个人存在。今天我终于懂得了——唉，是你让我明白的——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一个少女、一个女人的脸大约是一种变化多端的东西，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一面镜子，它有时是炽热激情的，有时是天真烂漫的，而在某个时刻它又是疲劳困倦的，女人便如这镜子中的人影一样转瞬即逝。如此一来，一个男子也就更容易忘却一个女人的容貌了，因为年龄会在她的脸上刻下痕迹，或者布满阴影，而服装又会把她的样子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地加以衬托。

没有经历过伤心失意的女人或许是不会真正懂得这其中的奥秘的。可我当时还是个少女，还尚不能理解你的健忘，是我自己一头栽进对你毫无节制又没完没了的想念之中，结果却让我自己产生了错觉，以为你一定和我一样，常常在想念我，常常在等我。

如果我能明白地知道，我在你心目中什么也不是，你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一丝一毫，那么我要靠什么来支撑自己继续活下去呢！可你的目光告诉我，你一点也不认得我，你一点也想不起来你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曾经有过一些细如蛛丝的联系。你目光中的这种陌生让我如梦初醒，也令我第一次真切地跌到现实之中，第一次预感到我的悲惨命运。

那天，你没有认出我是谁。两天之后我们又一次邂逅，你的目光再次以某种亲昵的情绪拥抱我，这次，你依然没有认出我是那个曾经爱过你的、被你召唤的姑娘，你只认出，我是那个在两天前的同一个地方和你相遇的十八岁的美丽姑娘。你亲切地看了我一眼，神情里满是惊讶，你的嘴角泛起一丝淡淡的微笑。和上次一样，你又和我擦肩而过，又马上放慢脚步。我开始浑身颤栗，我心里开始欢呼，我开始暗中祈祷，你会走来跟我打招呼。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为你而活跃起来。我也放慢了脚步，不再躲着你。突然我的心里有种感觉，尽管我头也没回，但已经感觉到你就在我的身后，我知道，马上我就要再一次听到你用我喜欢的声音跟我说话了。这种期待的心情，使我四肢酥软，我正担心着，心简直像小鹿似的狂奔猛跳，我不得不停住脚步——这时你走到我旁边来了。你跟我攀谈，一副高高兴兴的模样，就仿佛我们是老朋友似的——唉，你对我一点预料之中的感觉也没有，你对我的生活从来也没有任何预感！你跟我攀谈起来，是那样的落落大方，富有魅力，你甚至感染到了我，我竟也能自若地和你对答。

我们一起走完了整条胡同。然后你就问我，是否愿意与你共用晚餐。我说好吧。我又怎么能拒绝你的邀请呢？

我们去了一家小饭馆吃饭——你还记得这饭馆在哪儿吗？你一定记不得了，这样的晚饭对你来说再平常不过了，你肯定记不得了，因为对你来说，我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几百个女人当中的一个，只不过是司空见惯的一系列艳遇中的一桩而已。又有什么事情会使你回忆起我来呢？我话说得很少，因为在你身边，听你说话就已然使我幸福到了极点。我不愿意因为提个问题，说句蠢话而浪费和你在一起的时间。我非常感谢，你给了我这一小时，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段宝贵的时间。你的举止使我感到，你完全受得起我对你怀有的那种热烈的敬意。你是那样的温文尔雅、大方得体，丝毫不会给人以压迫感，也丝毫没有匆匆表示温柔缠绵的意味，从一开始你就是那种稳重亲切、一见如故的神态。我是早就决定把我整个的思想和生命都奉献给你了，就算从前没有这种想法，但你在那一个小时里的态度也会赢得我的心。唉，你无法得知，我痴痴地等了你五年！你没有令我失望，这一点让我不胜欢喜！

我们离开饭馆的时候，天色已晚。直到饭馆门口，你才开口问我是否急于回家，是否还有一点时间。事实上我早有准备，这我怎么能瞒着你！我于是回答说，我还有时间。你稍微迟疑了一会儿，紧接着问我，是否愿意到你家去坐一会，随便谈谈。我觉得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就脱口而出道：“好吧！”随即我便发现，我答应得这么爽快，却忽略了你的感受，你会感到难过还是感到愉快，反正当时你对我的回答显然是深感意外的。

今天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你会感到意外；现在我才知道，女人通常会作出一副毫无准备的样子，假装惊吓万分，或者怒不可遏，即使她们内心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委身于人，也一定要等到男人再三哀求，说尽甜言蜜语，承诺一切可以想象的誓言之后，才转嗔为喜，半推半就。我知道，说不定只有以卖笑为生的女人，只有妓女才会毫无保留地欣然接受这样的邀请，要不然就是天真单纯、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小女孩才会如此。而在我的心里——这些你又怎么猜想得到——这句把心情转换成语言的剖白，是我千百个日日夜夜凝聚起来的相思啊。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你吃了一惊，从神情上看似乎对我很有兴趣。我察觉到，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你一面和我说话，一面略带诧异地在一旁悄悄地打量我。你在觉察人的种种感情时，感觉总像具有魔法一般，很有把握的样子，你立即感到，有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在这个小鸟依人的美丽姑娘身上存在着，似乎有一个秘密。于是你的好奇心瞬间大发，你绕着圈子提出许多试探性的问题，我觉察到，你一心想要探听在我身上察觉到的这个秘密。可是我避开了：我宁可在你面前显得有些傻气，也不愿向你泄露我的秘密。我们一起上了楼，向你的寓所走去。亲爱的，原谅我，要是我对你说，这条走廊，这道楼梯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曾感到什么样的陶醉，什么样的迷惘，什么样的疯狂的、痛苦的、几乎是致命的幸福。当然，这些你不会明白。直到现在，我一想起这一切，又如何能不潸然泪下，只是，我的眼泪已经流干了。我感觉到，你房间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渗透着我的激情，它们都是我童年时代相思的见证。就在这个大门口我曾千百次地等待过你，我总是守候在这座楼梯上偷听你的脚步声，我第一次看见你就是在这儿，透过这个窥视孔我几乎看得灵魂出窍，有一次我曾跪在你门前的小地毯上，当听到钥匙咯嘞一响你的房门打开的声音时，我便从我躲着的地方如受到惊吓一般地跳起。

我的整个童年，我全部的激情都献给了这几米长的空间，我整个的一生都在这里，如今总算一切如愿以偿，我终于和你走在一起，和你一起，在属于你的楼里，在我们的楼里，过去的生活就像一股洪流向我劈头盖脸地冲了下来。你可以想象——我这话听起来或许很俗气，可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表达——一直到你的房门口之前，一切对我来讲都是世俗的、沉闷的、平凡的世界，但从站在你房门口的这一刻开始，我便如进了儿童的魔法世界，阿拉丁的王国一般。

你想想吧，我曾千百次望眼欲穿地盯着你的房门，如今我竟然真的可以走进去了，你想象不到——充其量也只能模糊地感到，却永远也不能完全知道，我的亲爱的——这飞逝的一分钟从我的生活中究竟带走了什么。

那天晚上，整整一夜我守在你的身边。你一定不知道，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如此亲近过我，也从来没有一个男人接触过或者看见过我的身体。当然，你又怎么会想到这些呢，因为我对你一点也不抗拒，亲爱的，在你面前我忍住了所有因害羞而产生的迟疑，只是为了不让你猜出我内心的那个秘密，那个我爱你的秘密，这个秘密一定会让你吓一跳的——因为我知道那种轻松愉快、游戏人生、无牵无挂的感觉才是你喜欢的。你深怕干预别人的命运。你愿意在大家身上，在所有的人身上滥用你的感情，可是却不愿意作出任何牺牲。我现在想对你说，跟你在一起时，我还是个处女，我求你，千万别误解我！我不是责怪你！你并没有勾引我、欺骗我、引诱我——是我自己义无反顾地跑到你的跟前，扑到你的怀里，一头栽进我从一开始就注定的命运之中。我永生都不会责怪你，不会的，我只会对你心存感谢，永远永远。因为这一夜对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欢愉和幸福！在黑暗里我一睁开眼睛，听着你的呼吸，我知道你就在我的身边，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的头上怎么没有群星闪烁，因为我明明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天堂。不，我的亲爱的，我从来也没有后悔过，没有因为这一时刻而后悔过。我依旧记得，你睡得很沉，我听得见你的呼吸，摸得到你的身体，切实地感觉着自己离你如此之近，近到肌肤相触，幸福的泪水涌出了我的眼眶。

第二天一早我着急要走。我还要去店里上班，再者，我想在你仆人进来以前就离开，我不愿让他看见我。我穿戴完毕站在你的面前，你轻轻把我揽在怀里，久久地凝视着我。难道是有一些模糊而遥远的回忆翻滚在你的心头，或者说是我当时容光焕发、美丽动人让你有所思？然后你就在我的唇上留下了一个轻吻。我轻轻地挣脱身子，我真的要走了。这时你问我：“你不想带几朵花走吗？”我说好吧。你就从书桌上的那只蓝色的水晶花瓶里(呵，小时候有一次我曾偷偷地看了一眼你的房间，从此就认得这个花瓶了)取出四朵白玫瑰递给我。你不会知道，后来一连几天我都在这些花上留下了我甜蜜的亲吻。

在这之前，我们约好了要在某个晚上见面。我去了，那天晚上又是那么惊喜，那么甜蜜。我们一起度过了三个晚上。然后你就对我说，你要动身出门去了——啊，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对你出门旅行痛恨得要死——你承诺我，一回来就会通知我。我给了你一个留局待取的地址——我不愿告诉你我的姓名。我要把我的秘密锁在我的心底。然后你又给了我几朵玫瑰作为临别纪念——是的，临别纪念。

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去问……不必说了，何必跟你倾诉这种由于期待、绝望而引起的折磨呢，这如同地狱般的折磨。我不责怪你，真的，我爱你这个人就爱你这个样子，感情热烈而生性健忘，一往情深又爱不专一。我就是爱你这样的人，只因你是这样的人，你过去是这样，到现在依然还是这样。我站在楼下看你灯火通明的窗口，我知道你早已出门回家了，但是你没有写信给我。直到现在，在我人生最后的时刻，我也没有收到过你的只言片语，我把我的一生都给了你，却连你的一封信都没收到。我等啊，等啊，如同一个绝望的女人傻傻地等啊。可是你没有来叫我，连一封信也没有写给我，一个字都没有……

我的儿子昨天死了——亲爱的，这也是你的儿子，是那三夜缠绵销魂缱绻柔情的结晶，我向你发誓，人在将死的时候是不会撒谎的。他是我们的孩子，我向你发誓，因为自从那一夜之后，一直到孩子出生，除了你没有一个男人碰过我的身体。就算被你接触之后，我也认为我的身体是神圣的，我怎么能把我的身体同时给你和别的男人呢？你是我的生命，而别的男人只不过是我的生命中偶尔停留的过客。他是我们俩的孩子，亲爱的，是我心甘情愿的爱情和你不受拘束、任意挥霍的、几乎是无意识的激情过后的结晶，他是我们俩的孩子，我们的儿子，我们唯一的孩子。

你可能要问了——也许大吃一惊，也许仅仅是有些诧异——亲爱的，这么多年来，漫长的岁月中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把这孩子的事情告诉你，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说给你听呢？此刻他冰冷的身体躺在床上，在黑暗中沉睡，并打算永远沉睡下去，再也不回来，永不回来！可是你让我如何告诉你呢？像我这样一个女人，心甘情愿地和你过了三夜，没有丝毫反抗，甚至是满心渴盼地扑向你的怀抱。像我这样默默无闻地被你匆匆邂逅的女人，你是永远、永远也不会相信，她会对你，对你这么一个对爱情不忠实的男人是矢志不渝的，你也不会就那样坦荡毫不怀疑地相信这孩子是你的骨肉，永远都不会！即使我的话让你觉得这件事情是真实可靠的，但你的心里那种最深层次的怀疑也仍会存在：知道你很富有，便企图把一笔风流账转嫁在你的身上，硬说这个孩子是你的儿子。你会怀疑我，在你我之间会存在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即使这只是一片淡淡的阴影。我不愿意事情发展成这样。再说，我了解你，我对你十分了解，了解到你自己都不曾了解到的地步。我很清楚一个人在恋爱之中只喜欢轻松愉快、毫无束缚，突然一下子当上了父亲，突然之间就要对另一个人的一生负起责任，你一定觉得不是滋味。如你这般只有在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情况下才能呼吸生活的人，一定会觉得和我有了某种牵连。我怕你会因为这种牵连而恨我——我知道，你一定会恨我的，会违背你自己清醒的意识而恨我。也许只有几个小时，也许是短短的几分钟，但你一定会觉得我讨厌，觉得我可恨——而我也是有自尊心的，我要你这一生但凡想到我的时候，心里是没有忧愁的。

所以，我宁愿独自承担一切后果，也不愿变成你的一个累赘。我希望当你想起我的时候，心里是怀着爱情，怀着感激的——在这点上，我希望在你结交的所有的女人当中，我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当然，事实上是你从来也没有想起过我，更甚至，你已经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不是责怪你，我的亲爱的，我不责怪你。如果我的笔端偶尔会流露出一丝责怨，那么也请你原谅我吧——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死了，就那么冰冷地躺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我冲着上帝，紧握着我的拳头，我大呼着上帝是凶手，是的，我的心情悲伤，我的感觉混乱。所以，请原谅我的怨愤吧，原谅我吧！我心里也知晓，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而且打心眼里乐于助人。你对每一个人都愿意伸出友爱之手，哪怕是素不相识的人来求你，你也会给予帮助。可是你的善良和怜悯竟是如此奇特，它就那么无遮无拦地公开亮在每个人的面前，它那么广大无边，几乎人人可取，要取多少便取多少，可是，请原谅，它终究还是不够爽快的。你的这份善良和好意需要别人的提醒，需要别人自己去拿。因为你只有在别人向你求助、向你请求的时候，你才愿意拿出你的好心去帮助别人。其实，你的这份帮助是出于不好意思拒绝，是出于软弱，而不是你心甘情愿要去做的。好吧，让我坦率地告诉你，在你眼里，在苦难中艰难生存的人们，不见得比你快乐幸福中的兄弟更加可爱。如你这般的人，即使是其中最善良的人，向那些苦难的人施以帮助也是很艰难的。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一次，我通过窥视孔看见有个乞丐按响你的门铃，你开了门并给了他一些钱。事实上是他还没开口，你就把钱给了他，不过你给他钱的时候，脸上明显有一种害怕的神情，你的速度很快，而且相当匆忙，那种感觉就好像巴不得他马上就走，我仿佛觉察到你怕正视他的眼睛。总之，你帮助别人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惶惶不安、羞怯腼腆、怕人感谢的样子，我永远也忘不了。因此，我也从未想过去找你。不错，我知道，如果当时我去了你肯定会帮助我的，就算你不能确定，这是你的孩子，你也会帮助我的。你会安慰我，给我钱，给我一大笔钱，可是你一定会带着那种焦躁不耐的情绪，并且想尽快把这桩麻烦事从身边推开。是啊，我相信，你甚至会劝我尽快去打掉这个孩子，而我最害怕的也莫过于此了——因为只要你说出来，我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去做的呢！我怎么可能拒绝来自你的任何请求呢！可是，这孩子是我的命根子啊，因为他是你的骨肉，他是你，又不再是你。你这个幸福的、无所忧虑的人，我从来也不能把你留住，我想，现在你是永永远远地交给我了，禁锢在我身体里，渗透在我的血液里，和我的生命连在一起。这次我终于紧紧地把你抓住了，我能感觉到你在我的血管里生长，你的生命在生长，只要我那颗爱你的心有这样的渴望，我便可以哺育你、喂养你、抚摸你、亲吻你。

你瞧，亲爱的，正因为如此，在我知道自己怀了你的孩子后，我便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把这个事实藏在了心里：从此，你再也不会从我身边溜走了吧。

当然，亲爱的，这样的日子和我脑子里预先感觉的究竟还是不一样的，这些日子并不都是些幸福的时光，也有几个月充满了惶恐和苦难，充满了对卑劣人性的憎恨和厌恶。我的日子很不好过。快要生产之前的几个月，我都无法再到店里去上班，我怕会引起亲戚们的注意，更怕他们把这事告诉母亲。我怎么能向我母亲要钱！所以我只好靠变卖自己仅有的那点首饰来维持生活，至少要维持我直到临产时那段时间的生活。悲哀的是，就在临产前一个礼拜时，我放在柜子里的最后几枚金币被一个洗衣妇偷走了。别无选择之下，我只好到一个产科医院去生孩子，要知道，只有一贫如洗、遭人遗弃的女人迫不得已之下才会到那儿去，就在这些穷困潦倒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当中，这个孩子、你的孩子呱呱坠地了。

在那个简陋的产科医院，人真的很难活下去。陌生、陌生，一切都是那么陌生，躺在那儿的人，互不相识，孤独苦寂着又互相仇视着。是啊，谁不是被穷困、被同样的苦难驱赶到这间病房里来的呢。这里抑郁沉闷，充满了哥罗芳和血腥的气味，时时都有惨痛的喊叫和呻吟。

一个穷人不得不遭受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耻辱，我在那儿都遭遇到了。我不得不忍受着和娼妓之类的病人朝夕相处的痛苦，容忍着她们欺侮命运相同的病友的卑鄙行径；我不得不忍受着年轻医生无耻的态度，他们脸上挂着讥讽的微笑，掀开盖在那些没有抵抗能力的女人身上的被单，用一种虚假卑劣的医生嘴脸在她们身上摸来摸去；我还不得不忍受着女管理员的贪得无厌——啊，在那里，一个人的羞耻心被这些人的目光死死地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受尽了恶毒言语的鞭笞。只有写着病人姓名的那块牌子还能证明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因为在这些可恶的人的眼里，床上躺着的只不过是一块抽搐颤动的肉，他们好奇地东摸西摸，把那当作一个观看和研究的对象而已——啊，那些有舒适温暖的家庭，并温柔地期待着为丈夫生孩子的女人永远都不会知道，那种孤立无助，没有一丁点自卫能力，如同躺在一张实验桌上生孩子的境遇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直到今天，如果我在哪本书里念到地狱这个词，依然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那间挤得满满的，血腥弥漫的，充满了呻吟声、讥笑声和惨叫声的病房。是的，在那里我吃足了苦头，对我而言，那里简直就是一座让怀有羞耻心的人备受凌迟之苦的屠宰场。

请原谅，原谅我对你说出这些事情。不过，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谈论这些了，以后，我永远都不会再提起，再也不说。对此，我已经沉默了整整十一年，不久之后，我就要永远地对你保持沉默了，直到地老天荒。总得有这么一次机会吧，让我嚷一嚷，让我尽情地发泄一番。为了这个孩子，我付出了一生中最昂贵的代价，这个孩子就是我全部的幸福。可如今，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已经停止了呼吸。之前那么多痛苦的日子，我只要看见孩子的微笑，听见他的声音，我便陶醉在幸福之中，那些苦难便被这幸福融化得一干二净。可如今呢，我的孩子死了，那些经历的痛苦又回来了，它们历历在目。这一次，就是这一次，我不得不从我心灵的深处把它们叫喊出来。可是亲爱的，我并不怨你，我只怨上帝，是上帝这样无谓地蹂躏我的痛苦。我真的不怪你，我向你发誓，我从来也没有生过你的气、发过你的火。即便当我因为阵痛扭作一团的时刻，即便是痛苦几欲撕裂我灵魂的时刻，我也没有在上帝的面前谴责过你。对于那几夜发生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也从来没有怀疑、诅咒过我对你的那份爱情。我一直回味着你我相遇的那个时刻，是的，我始终都是那么深沉地爱着你。如果为此再让我去一次这样的地狱，如果事先让我知道，我将受到什么样的折磨，我也在所不惜，我的亲爱的，我愿意再受一次，哪怕千百次！

昨天，我的孩子死了——你从来没有见过他，也没有从他身边走过时看一眼这个俊美的小人儿——你的孩子，是的，你连和他这样匆匆相遇的机会也没有。

有了这个孩子之后，我就隐居起来，长时间以来都不再和你见面。我对你的想念已经没有原来那样痛苦了，更甚至，我觉得我对你的爱也没有原来那样狂热了，自从上天把这个孩子赐给我以后，我为爱情所受的痛苦已经没有原来那样厉害了。我不愿把自己一分为二，一半给你，一半给我的孩子，所以我放下了你全心全意照看孩子，不再把心思放在你这个无拘束的人身上。没有我你照样活得很自在，可是孩子不一样，他需要我，我得抚养他，我可以吻他，可以把他搂在怀里，可以随时随地倾尽我所有的爱。我似乎已经摆脱了对你的朝思暮想，也摆脱了我的厄运。怎么说呢，我似乎由于你的另一个你，又或许是我的另一个你而得救了——只有在非常难得的情况下，我才会产生低三下四地到你的住所去看你一眼的念头。此外，我只做一件事：每年你的生日时，我总要给你送去一束白玫瑰。还记得我们第一夜恩爱之后你送给我的那些花吗，就和它们一模一样。

在这十年、在这漫长的十一年中，你有没有问过，是谁送来的花，哪怕一次？也许你曾想到你从前赠过这种玫瑰花的那个女人？我不知道，也不会知道你会做出怎样的回答。我只是这样默不作声地把花送给你，一年一次，企图唤醒你对那一刻的回忆——这样对我来说，已是我最大的心愿。

那个可怜的孩子，你从来没有见过他，没有见过我们的孩子——今天我埋怨我自己，我应该让你们见上一面的，因为你要是见了他，你一定会爱他的。你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可怜的男孩，没有看过他的微笑，没有看到他轻轻地抬起眼睑，用他那轻灵的黑眼睛——你的眼睛——向我、向这个世界投出一道明亮而欢快的光芒。啊，他是多么开朗、多么可爱的孩子啊！你轻佻的性格在他身上天真地重演了，你迅速而又活跃的想象力也在他身上得到再现：他着迷地玩着玩具，可以一连几小时都不厌烦，一如你游戏人间一样，随后他会扬起眉毛，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看书。

是的，他越来越像你，在他身上，你特有的两重性格也已经开始明显地发展起来，时而严肃认真时而游戏人生。他越像你，我就越爱他。他学习尤其好，说起法文来，滔滔不绝如同一只小喜鹊，他的作业本永远是全班最整洁的，他长得那么漂亮，黑丝绒的衣服或者白色的水兵服穿在他身上是那么英俊。无论走到哪儿，他总是最时髦的。当我带着他在格拉多的海滩上散步时，女人们会停下脚步，爱怜地摸一摸他金色的长发，他在色默林滑雪橇玩时，人们总忍不住扭过头来欣赏他。他是这样的漂亮，这样的娇嫩，这样的可人儿。去年，他进了德莱瑟中学的寄宿学校，穿上制服，佩戴短剑，看上去简直就是十八世纪宫廷的侍童！可现在呢，他身上除了一件小衬衫一无所有，我可怜的孩子，他躺在那儿，嘴唇苍白，双手毫无知觉地合在一起。

也许你要问我了，我是怎样让孩子在富裕的环境里受到教育的呢，又怎么可能让他过上上流社会那种光明、快乐的生活的呢。我最心爱的人，我是在黑暗中跟你说话，所以我没有羞耻感，现在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但请你不要害怕，亲爱的，我卖身了。我倒没有变成人们称之为站街女的那种人，是的，我没有变成妓女，但是我卖身了。我有几位有钱的男朋友，阔气的情人。最开始是我主动去找他们，后来他们就来找我，因为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长得很美。每一个和我相处的男子都喜欢我，他们对我都心存感激，他们依恋我、爱着我，只有你，只有你不曾对我这样，我的亲爱的！

当你得知，我卖身了，你会因此看不起我吗？不会的，我知道，你不会看不起我。我知道，这一切你全都明白，你也会了解，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你，为了你的另一个存在，为了你的孩子。在那所产科医院的病房里所接触到的贫穷让我感到可怕，我开始明白，在这个世界上，穷人总是遭人践踏、受人凌辱的，他们总是被当作牺牲品。可我不愿意、我绝不愿意让你的孩子、你那个聪明的美好的孩子一出生就注定了要在这深不见底的底层，在这陋巷的垃圾堆中，在腐烂、卑微的环境中，在那么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吸着肮脏的空气中长大成人。我不能让他那柔软的嘴唇去说那些粗俗的语言，不能让穷苦人家破烂不堪的衣衫穿在他那白净的身体上——他应该拥有一切，他应该享有世间的一切财富，一切轻松愉快的生活，他应该和你一样，有着上层社会人士该有的生活和荣耀，他应该进入你的生活圈子。因为，他是你的孩子。

因此，我的爱人，我卖身了，只是因为这个缘故。不过，这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牺牲，因为那些在别人眼里很看重的名誉和耻辱的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它们纯粹是一些空洞的概念：我的身体只属于你一个人，既然你不爱我，那么这副躯体对我而言也就无所谓了。对于男人们的爱抚，甚至于他们最深沉的激情，我全都无动于衷。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使我不得不深表敬意，但对于他们想要的爱情我却不能给予一二，这一点我很同情他们，同时也令我回忆起我自己的命运，因此我也时常深受感动。我所接触的这些男人，对我都很体贴，他们都很宠爱我、顺从我，并尊重我。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那位帝国伯爵，一个略显老态的鳏夫。为了让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你的儿子能上德莱瑟中学学习，他到处奔走，用尽一切关系——他像疼爱自己的女儿那样疼爱我。他向我求婚，求了三四次——如果我答应了，今天应该是一位伯爵夫人了吧。我会成为提罗尔地方一座富丽堂皇的宅邸的女主人，我可以过上无所忧虑的生活，我的孩子也将会有一个温柔可亲的父亲疼爱他，把他当成掌上明珠，而我呢，身边也将会有一个性情温和、地位尊贵、心地善良的丈夫。不过，尽管他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恳求我，我始终没有答应，我深知我的拒绝是何等伤他的心。现在想来，我拒绝他的行为也许是愚蠢的，不然此时此刻我应该在那个地方安静地生活，并且受到很好的爱护，而我那惹人怜爱的孩子也会好好地和我在一起。可是——我为什么不向你承认这一点呢——我不愿意自己有丝毫的羁绊，我要随时为你保持自由。在我内心深处，在我的潜意识里，我那个昔日孩子的梦还没有破灭：或许你还会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再一次把我呼唤到你的身边，哪怕只有一个小时也好。为了这个也许，为了这个我幻想中的一小时的相会，我拒绝了所有的人的求婚，只为当某一天听到你呼唤我的时候，我可以在第一时间应召而去。

从我童年见到你的那一刻开始，我整个的一生就陷入了对你的等待中，等待着你的回应！

当这个时刻真正到来时，亲爱的，你却并不知道，你并没有感到！就是在这个时刻，你也没有认出我来——你永远、永远、永远也没有将我认出来！而在这之前，我已遇见过你多次，在剧院里、在音乐会上、在普拉特尔、在马路上——每次的相遇都让我的心不禁一颤，可是你的眼光从未在我的身上停留：从外貌来看，我的模样已经完全变了，我从一个羞涩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女人。就像他们所说的，妩媚娇柔、明艳动人，被一群爱慕者簇拥包围着。你又如何能想象得到，那个曾在你卧室的昏暗灯光照耀下的羞怯少女就是我呢？偶尔，和我一起的先生们当中有一个见了你会向你问好。你在回应他们的问候时，也会抬眼看向我，可是你望向我的目光是客气而陌生的，那里面虽然有赞赏的神情，可却从未流露出你认出我来的意思，陌生，多么可怕的陌生啊。你总是认不出我是谁，对此我几乎习以为常，可为什么我仍旧还记得，那一次，你对我流露出的陌生感曾使我痛苦不堪：我和一个朋友在歌剧院的一个包厢里坐着，隔壁的包厢里坐着你。演奏序曲时所有的灯光熄灭了，我看不见你的脸，只感到你的呼吸就在我的身边，一如那天夜里一样的亲近亲密，你把手支在我们这个包厢一侧铺着天鹅绒的栏杆上，那是你秀气的、纤细的手。那一刻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一阵阵强烈的欲望，我多么想俯下身去卑微地亲吻一下这只陌生的、又让我如此心爱的手，从前这只手曾经温柔地拥抱过我啊。耳边有靡靡之音撩拨着人的心弦，使我的那种欲望变得越来越强烈，我不得不用尽力气挣扎，拼命挺起身子，我怕那股无形的、强大的力量会迫使我去亲吻你的手。第一幕戏结束后，我请求我的朋友带我离开剧院。

你不会了解，在黑暗里你对我那样陌生，可是又离我如此之近，对我而言是怎样的一种煎熬。

但是这样的时刻还是来了，它又一次造访了我，在我这白白流逝的一生中这是最后一次。那应该正好是在一年前吧，对，是在你生日的第二天。真奇怪，我每时每刻都想念着你，因为你的生日对我而言是一个最值得庆祝的节日。一大清早我就出门去买了一些新鲜的白玫瑰花，像往年一样，托人送去你的住处，以此来纪念你已经忘却的那个时刻。下午我和孩子一起乘车出去，我先带他到戴默尔点心铺去，晚上又带他去了剧院。我这么做的原因只是希望孩子从小就能意识到，这个日子是个神秘的纪念日，虽然他并不知道它的真实意义。第二天我就去找我当时的情人了，他是布律恩地方一个年轻富有的工厂主，我们已经同居了两年。他很娇宠我，对我很是体贴，和别人一样，他也有和我结婚的想法，尽管他送了许多礼物给我和孩子，而且他本人也很亲切可爱，而我呢，也像对待其他人一样，没有任何缘由地拒绝了他的请求。说实在的，他这人心肠很好，虽说有些时候比较呆板，对我也有些低三下四。

那天我们一起去听音乐会，然后遇到了一些寻欢作乐的朋友，便约了一起在环城路的一家饭馆里吃晚饭。席间闲聊之中，我建议大家说等下再去一家舞厅玩。对于这种灯红酒绿的舞厅，我向来极为厌恶，平时如果有人建议去这种地方玩，我一定反对，可是这一次，我简直是被一种难以捉摸的魔力驱使着使我在不知不觉中突然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在座的人十分兴奋，马上叫嚣着表示赞同——可是这一次我的心里突然升起一种难以解释的强烈愿望，仿佛那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在等着我似的。在座的所有人都习惯了对我百依百顺，于是他们迅速地站起身来。我们去了舞厅，一起喝着香槟酒，我心里不由得产生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近乎疯狂的痛苦的高兴劲儿，这是突然才有的感觉。我喝了一杯又一杯，跟着他们一起大声唱着撩人心怀的歌曲，心里有一种欲望简直按捺不住，我想跳舞、想欢呼。可是突然——仿佛一种冰凉的或者火烫的东西猛的一下子落在我的心上——我挺起身子：在我们的邻桌坐的正是你和你的几个朋友，然后我看到了你用赞赏的、爱慕的目光望着我，就是那种曾无数次撩拨得我心摇神荡的目光。十年来这还是第一次，你又开始了，用你那种完全不自觉的带有强烈柔情的目光盯着我看。我颤抖起来，手里的杯子几乎失手跌落。幸好同桌的人没有注意到我的心慌意乱：它在哄笑和音乐的喧闹声中消失了。

你的目光变得越来越炽烈，我不禁坐立不安，浑身发烫。我已经无法辨别，是你终于认出我来了呢，还是把我当作新欢，当作另外一个对你抱有好感的陌生女人来追求？血液一下子涌上我的双颊，和同桌的人们互聊的我也开始有些心不在焉。想必你也已经注意到，我被你的目光搞得多么心神不宁。为了不让别人觉察，你微微地向我倾斜了一下脑袋，示意我先到前厅去一会儿。接着你故意做出明显的动作去付账，大声跟你的伙伴们告别，然后你走了出去，并用你那眼神再一次向我暗示，你在外面等我。我浑身开始颤抖，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又发热，我已经没有办法去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去平复我周身沸腾奔流的热血。好在这个时刻有一对黑人舞蹈家跳起一种古里古怪的新式舞蹈来，他们把脚后跟踩得劈啪乱响，嘴里大声尖叫个不停：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了他们身上，我便顺理成章地利用了这一瞬间。我站了起来，对我的男朋友说，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然后我便尾随你走了出去。

外面前厅里有一间衣帽间，你就在它的旁边等着我。见我出来，你的眼睛突然间就发亮了。你微笑着快步迎了上来；第一时间我便看出，你没有认出我来，没有认出当年的那个小姑娘，也没有认出后来的那个美丽少女，你又一次把我当作一个刚刚邂逅的女人，当作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来追求。

“您能不能也给我一小时时间呢？”你用了一种十分亲切的语气问我——从你笃定的神情中我感觉到，此刻的我在你眼里已经是一个在夜间卖笑的女人了。“好吧。”我说道。十多年前，在那条幽暗的马路上，那个美丽的少女也是用同样一个声音抖颤、可是心甘情愿地表示赞同的“好吧”来回答你的。你问我：“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面呢？”“什么时间都行。”我如此回答——从一开始我在你面前就是没有羞耻感的。你凝视着我，表情稍微有些惊讶，惊讶之中有些怀疑和好奇的成分，一如从前你见我很快接受你的请求时作出的反应。“现在可以吗？”你问我，语气有些迟疑。“可以，”我说，“咱们走吧。”说完我便打算到衣帽间去取我的大衣。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我的大衣是和我男朋友一起存放的，衣帽票在他手里。如果我回去向他要票，必然要唠唠叨叨地向他解释一番，另一方面，能和你在一起，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要我放弃这个机会，我当然不能愿意。所以我一秒钟也没有迟疑：我只披了一条围巾在晚礼服上，然后就走进了夜雾弥漫、潮湿阴冷的黑夜，撇开我的大衣不顾，撇开那个温柔多情的好心人不顾——要知道这些年来一直是他养活我的。而我对他做了什么，当着他朋友的面，让他脸面尽失，使他变成一个可笑的傻瓜：供养了几年的情妇被一个陌生的男人招之即去，最后还跟着他跑了。啊，在我内心深处，我非常清楚，对那样一个诚实的朋友做出这样的行径是多么卑鄙恶劣、多么忘恩负义、多么无耻。我深刻地意识到，这样的行为多么不可理喻，由于我的疯狂，致使一个善良的人永远地蒙受上致命的创伤。我感觉到，我已把自己先前安稳的生活彻底毁掉了——可是能怎么办呢，我是那么迫切地想再一次亲吻一下你的嘴唇，想再一次听到你的甜言蜜语，和这些相比，友谊对我又算得了什么，我的存在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就是这样爱你的啊，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如今一切都已消逝，一切都已过去，我终于可以把这些话告诉你了。我相信只要让我听到你的呼唤，我就是已经躺在尸床上，也会突然生出一股强大的力量，让我站起身来，心甘情愿地跟着你走。

一辆轿车停在舞厅的门口，我们驱车来到你的寓所。我又听到了你的声音，我又感觉到了你那令我魂牵梦绕的温存，然后，我又和从前一样如醉如痴，又和从前一样陷入梦幻般的幸福。这是相隔十多年以后，我再一次登上你的楼梯，我的心情——不说了，不说了，我该怎样向你描述，在那几秒钟里我的内心简直是两种极端的感觉。这里面，既有逝去的岁月，也有眼前的时光，而在一切的一切之中，我能切实体会到的感觉只来源于你。

你的房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多了几张画，多了几本书，一些角落里多了几件新的家具，不过这一切在我看来还是那么地亲切。书桌上依然摆着那只花瓶，里面插着玫瑰花——我的玫瑰花，那是前一天也就是你生日的那天我派人给你送来的，以此纪念一个被你遗忘的女人，即使此时此刻，那个女人就在你的眼前，和你手握着手，嘴唇紧贴着嘴唇，你也没有认出她来。可我还是很高兴你供养着这些鲜花，毕竟这里面还有一点属于我的气息、那一缕来自我的爱情的呼吸包围着你。

你把我搂在你的怀里，我又在你那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缠绵之夜。可是即使我脱去华丽的衣装裸露出身体，你还是没有认出我是谁。我幸福地接受来自你的温存和爱抚，这爱抚于你是熟练的。我发现，无论是对一位情人还是一个妓女，你的激情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你毫不节制地放纵你的情欲，不假思索地挥霍你的感情。你对我，一个从夜总会里带来的女人是这样的温柔、这样的真诚、这样的亲切而又充满尊重，在享受情欲方面又是那样的激情高涨。我陶醉于过去那属于我的幸福之中，再次深刻地感觉到你本质的那种独特的两重性，你既有肉欲的激情，又有智慧的精神层面的激情，就是这样的鲜明对比使我这个少女在当年成了你的奴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男人在温存抚爱之际，还可以这样贪图享受片刻的欢愉。你在放纵自己感情的同时，又把内心深处的意识披露无遗——而事后竟然任凭这一切烟消云散，全部归于遗忘，而且遗忘得那么彻底。可我自己也忘乎所以了：在黑暗中躺在你身边的我究竟是谁啊？是从前那个对你那么渴望的小姑娘吗，是你孩子的母亲，还是一个偶然邂逅的陌生女人？啊，在这激情燃烧的夜晚，一切是如此的亲切而熟悉，可一切又是如此非比寻常的新鲜。我不禁向上帝祷告，让这一夜永远延续下去吧。

可是，黎明还是来临了，我们很晚才起床，和那天一样，你邀请我和你一起共进早餐。有一个我没有见过的佣人很谨慎地在餐室里摆好了早餐，我们坐下来一起喝茶、聊天。你和我说话的态度像那天一样坦率诚挚而不失亲昵，你没有问我任何不得体的问题，也没有对我这个人表示任何好奇心。你不问我叫什么名字，也不问我住在哪里：我明白，对你来说，这只是一次艳遇而已，一个无名的女人，一段激情的时光，最后都会消失在你遗忘的烟雾中，直至无影无踪。你告诉我，你即将出远门到北非去，大概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看，你又要出门了！还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我又开始颤栗起来，因为在我的耳边有这样的声音轰隆隆地响起来：完了，完了，你又要把我忘了！当时，我恨不得扑倒在你的脚下，向你乞求：“带我去吧，这样你终将会认出我来，过了这么多年，你一定会认出我是谁！”可是我在你的面前还是如此羞怯、胆小、卑微、性格懦弱。我只能轻轻说一句：“多遗憾呢！”你听了微笑着望着我说：“你真的觉得遗憾吗？”

突然，一只带着突发的野劲儿的手抓住了我。我站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看，长时间没有移开。然后我对你说：“我爱的那个男人也总喜欢出远门到外地去。”我凝视着你，直视你漂亮眼睛里的瞳仁。“现在，现在他要认出我来了！”我抱着这样一种幻想，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颤抖起来。可是我失望了，你只是冲着我微微笑着，然后安慰我说：“他会回来的。”“是的。”我回答道，“他会回来的，可是回来后他就什么都忘了。”

我知道我说这话的腔调里一定有一种极为激烈的东西存在。因为你也站起来，用一种极为震惊的眼神注视着我，当然，你的态度依然非常亲切。你抓住我的双肩，说道：“美好的东西是无法让人遗忘的，相信我，我是不会忘记你的。”你说着，你的目光就那么一直射进我的心灵深处，仿佛想把我的模样牢牢记住似的。我几乎能感到你的目光直直地射穿我的身体，你在里面探索、感觉、吮吸着我整个的生命，这时我开始相信，盲人终能重见光明的。“他要认出我来了，他要认出我来了！”这个念头从我意识中生发出来时，我的整个灵魂都颤抖了起来。可是你还是没有认出我来。没有，你没有认出我是谁，我对你来说，从来也没有像这一瞬间那样陌生，否则，你绝不会做出几分钟之后的那些事情。你开始吻我，又一次狂热地吻我。你把我的头发给弄乱了，我只好梳理一下，站在镜子前面的我，正好从镜子里看到——我简直又羞又惊，几乎要跌倒在地——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你非常谨慎地把几张大钞票塞进我的暖手筒。在这样难堪的瞬间我怎么会没有叫骂出声来，怎么没有给你一个嘴巴呢——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爱上了你，如今又是你儿子的母亲，可你却为了这一夜激情而付钱给我！被你遗忘还不够，我还得忍受你这样的侮辱。

我要走，赶快离开这里，我急忙收拾我的东西。你不会了解，那一刻我的心里有多么的痛苦。我抓起我的帽子，帽子就在那张书桌上放着，靠近那只插着白玫瑰、我的玫瑰的花瓶。我像是不撞南墙不死心一般，心里又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不可抗拒的愿望——我想再尝试一次来提醒你：“你愿意给我一朵你的白玫瑰吗？”“当然愿意。”你说着马上取了一朵递给我。“这样好吗，这些花也许是一个女人、一个很爱你的女人送给你的呢？”我说道。“也许是吧。”你说，“不过我不知道，是别人送给我的，我不知道送的人是谁，所以我才这么喜欢它们吧。”我盯着你看，继续说：“也许是一个被你遗忘的女人送的！”你脸上立刻露出一副惊愕的神情。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你，用目光向你祈祷：“认出我来，认出我来吧！”可是你的眼睛还是那样无辜地微笑着，亲切却一无所知。你又吻了我一下。最终，你也没有认出我来。

我低下头快步向门口走去，因为我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儿了，可是我不能让你看见我落泪。

我出去时走得太急了，走进前屋时我几乎和你的仆人约翰撞个满怀。他像是躲避什么似的赶快跳到一边，一把拉开通向走廊的门，做出请我出去的手势。就在这一秒钟，你听见了吗？就在我面向他、噙着眼泪望着这位面容苍老的老人的一刹那，他的眼睛突然一亮。就在这一秒钟，你听见了吗？就在这一瞬间这位老人认出了我，可他从我搬离这里后就再没有见过我呢。因为他还能记起我，我恨不得立刻跪倒在他的面前，亲吻他的双手。但我没有，我只是把你用来羞辱我的钞票匆忙地从暖手筒里掏出来，塞进他的手里。他颤抖着，用一双惊慌失措的眼睛望向我——他在这一秒钟里对我的了解比你一辈子对我的了解还多。所有的人都顺从我、宠爱我，他们每个人对我都那么好——只有你，只有你把我忘得干干净净，只有你，只有你一次也没有认出我！

我的孩子昨天死了，我们的孩子。如今在这世界上，我再也没有别的人可以爱了，除了你。可是你是我的什么人呢？你从来都不知道我的存在，你从我身边走过，犹如从一条河边走过，你碰到我的身体犹如碰到一块石头一般，你总是走啊，走啊，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啊，却叫我永远等着。我一度以为把你抓住了，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抓住了你，抓住你这个飘忽不定的人儿。可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他和你一样残忍，一夜之间就撇开我独自走了，一去永不复回。我又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地孤苦无依，我一无所有，你身上的东西我一无所有——再也没有孩子了，没有一句话，没有一行字，没有一丝回忆，要是有人在你面前提到我的名字，你也会像陌生人似的充耳不闻。既然我对你来说生死并无区别，那么我又何必如此痛苦地活着，既然你已离我而去，我为何不远远走开？

不，亲爱的，我丝毫没有埋怨你的意思，我只是不想把我的悲苦搅进你欢愉的生活。你也不必担心我会继续纠缠你——此时此刻，我的孩子死了，躺在那里，没人理睬，你总得让我倾吐一番我心里积压的那些悲惨的情绪，请你谅解我。就这一次允许我和你说说，然后我再默默地回到我的黑暗中去，就像这些年来我一直默默地守在你的周围一样。可是只要我还活着，这些话你永远都不可能听到——只有等我死去，你才会收到我的这份最后的告白，收到一个女人向你诉说爱意的遗嘱。她爱你胜过所有的人，而你却从来没能认出她来，她始终在你的周围等着你，而你却从来不曾去唤过她一次。当然，说不定你在看到这封信以后会来叫我，但我再也不会听见你的呼唤，这将是我第一次对你不忠。我已经死了，我没有给你留下一张照片，没有给你留下一个印记，就像你也什么都没留给我一样。以后的日子你将永远也认不出我，永远也认不出我。我活着的时候命运如此，我死后这命运也不会再有改变了。我从未想过让你在我最后的时刻来看我，我就这样走了，你不知道我的姓名，也不知道我是怎样的模样。我死得很轻松，因为你在远处并未见证我的死亡，如果我的死会令你痛苦，那我又怎么能瞑目呢。

我已经写不下去了……我头晕得厉害……我的四肢疼痛难忍，我正在发烧……我想我得马上躺下才行。也许用不了多久这劲头就会过去，也许命运会怜惜我一次，这样我就不用亲眼看着他们如何把孩子抬走了……我实在没有力气写下去了。别了，亲爱的，别了，让我最后一次感谢你……过去那样的相逢或者别离，已然很好，不管怎么着，总之很好……我要为此感谢你，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现在，我的心里有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舒畅：要说的我都跟你说了，你现在知道了，不，只能说你或许能感觉到，我是多么地爱你，而这份爱情不会使你受到任何牵累。我的离去不会让你有失去的痛感——这已足够让我安慰。你那美好光明自由的生活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我的死并没有给你增添任何痛苦，这已足够让我安慰，这是我最后留给你的，你啊，我的亲爱的。

可是，还有谁，谁还会在你的生日那天送你白玫瑰呢？唉，那个美丽的花瓶将要空空地供在那里，一年一度在你四周洋溢着的属于我的微弱气息，我的轻微的呼吸，也将就此消散了吧！亲爱的，请听我说，我恳求你——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请求：就算是为了让我高兴高兴吧，以后每年你过生日的时候——那天，每个人总想到他自己——去买些白色的玫瑰花，插在那个花瓶里。亲爱的，就照我说的去做吧，一如别人一年一度为一个亲爱的死者做一次弥撒一样。可我已经不相信上帝了，我不要人家给我做弥撒，我只相信你，我只爱你，我只愿在你身上还能继续活下去……唉，一年就只活那么一天就已足够，就那么默默地，完全毫无声息地活那么一天，一如我从前活在你的身边一样。我请求你，照我说的去做吧，亲爱的，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请求，也是最后一个请求。我感谢你……我爱你，永别了……我那么深深爱过的你……

他两手颤抖着，把信放下。然后他陷入了长时间的凝神沉思。他的回忆开始苏醒，隐隐约约中似乎有那么一个邻家的小姑娘，一个少女，一个夜总会的女人，可是这些回忆，模糊不清，混乱不堪，就像被哗哗流淌的河水拍打着的石块一样，因为河水的流动而闪烁不定，变幻莫测。阴影不时涌来，又倏忽散去，最终也没能勾勒成一个完整的图形。他虽然感觉到了一些感情上的蛛丝马迹，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来。他仿佛觉得，所有这些形象他都曾在梦里见过，是的，他常常在深沉冗长的梦里见到，然而那也只是一个梦而已。

思维戛然而止，他的目光忽然停在他面前的书桌上，然后落到那个蓝花瓶上。花瓶是空的，很多年来，这是第一次在他生日的这天花瓶是空的，没有插花。他悚然一惊：觉得仿佛有一扇看不见的门突然被打开了，阴冷的穿堂风仿佛从另外一个世界吹进了他寂静无声的房间。他感觉到了一种死亡的气息，同时也感觉到了不朽的爱情。他百感交集，一种莫名的悲苦涌上了他的心头，他隐约想起了那个看不见的女人，她飘浮不定，却又热烈奔放，犹如一阵乐声慢慢从远方传来。

普拉特尔的春天

她像一阵旋风似的从门口冲了进来。

“我的衣服送来了吗？”

“没送来，小姐。”女佣答道，“说实在的，我也不大相信今天这衣服还能送来。”

“当然不会送来了。真是个懒家伙。”她大嚷道，声音里颤抖着一种试图强压下去的抽泣。“现在是十二点，一点半的时候我就该乘车出门到普拉特尔公园去看赛马。可这愚蠢的家伙竟害得我去不成了，看，难得今天的天气这样好。”

说到这里，她火冒三丈，猛的一下子就把她纤瘦的身子扔到沙发里。那是一张狭窄的波斯长沙发，上面罩满了毯子和流苏，这是一间被布置得光怪陆离又俗不可耐的闺房，而那张沙发就放置在一个角落。此时，她被气得抖作一团，没有衣服她就没法去参加赛马会，一想到在以往的赛马会上，自己作为众人熟悉的名媛贵妇，曾扮演过最最重要的角色，她的眼泪便从戴了许多戒指的狭窄手缝里汨汨流下来。

她就这样躺了几分钟，过了一会儿她稍稍抬起了身子，一只手伸向旁边那张英国式的小桌，她知道她的巧克力糖就放在这张小桌上，她机械地把糖一颗一颗地放进嘴里，糖在她的嘴里慢慢化掉。此时，她那沉重的疲劳感，整夜的辗转不眠，在房间凉爽的半昏半黑的光线中和她那巨大的痛苦合在一起，不知是她太累了，还是这光线的作用，总之，她慢慢地进入梦乡。

她睡了大概一个小时，睡得不沉，没有做梦，半睡半醒之间，她多少还能意识到一些身边的事情。她是个漂亮的女人，尽管此刻的她双眼紧闭，但在平时这双眼睛顾盼生辉，不知吸引了多少人，若不是那两道精心描过的眉毛让她有一种社交场上的贵妇人的样子，或许别人真会把她当作是一个正在沉沉入睡的孩子。她的脸蛋是那样的清秀，她的轮廓是那样的匀称，睡神把她因为失去了快乐而产生的痛苦一扫而光，此刻她脸上的表情一片宁和。

她醒来的时候，快一点钟了。她对自己睡了一觉这件事感到有些吃惊，睡意褪去后，之前发生的事情慢慢在她的脑海里清晰起来。她开始拼命地按铃，神经质地一再按铃。女佣听到铃声后再次走进房来。

“我的衣服送来了吗？”

“没有，小姐。”

“这个讨厌的家伙，她明明知道我需要这件衣服，现在好了，我彻底没法儿去了。”

她说完后激动地跳了起来，在狭窄的闺房里来来回回跑了几圈，然后到窗前探出脑袋看看她的马车来了没有。

显然，马车已经来了。如果这个该死的女裁缝恰好出现，那么一切都会配合得很完美，可是女裁缝没来，现在她只得待在家里，心情懊恼的她渐渐地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她太不幸了，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女人能像她这样不幸了。

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她竟觉得悲伤给了她一种快感，她无意中发现，在悲哀中自我折磨也是一份独特的魅力。在这种感情意识的支配下，她命令女佣把她的马车打发走，当然，马车夫也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道命令，毕竟在赛马的这一天他还是能做一笔好买卖的。

不过，当她看到楼下这辆高贵的马车飞驰而去的那一刻，就已经后悔下达了这道命令。如果不是因为害臊，她恨不得马上从窗口把这辆马车叫回来，因为她住在格拉本街，住在维也纳城最高贵的地区。

好，现在一切全完了。她焦虑地待在屋子里，就像犯了错的士兵被罚关禁闭不得离开营房一样。

她郁郁寡欢地在屋里乱转。在这间狭窄的闺房里，到处都塞满了东西，从最劣等的破烂货到最精致的艺术品，可以说应有尽有，既有一些高贵典雅，也有一些略显趣味低下。往常，她在这里感到非常舒服，更有那二十种不同的香水混在一起，并夹杂着刺鼻的烟味笼罩其上，所以屋里的每样东西都沾上了这种气味。如今，这些她喜欢的东西第一次让她感到如此厌烦，甚至那些黄皮装帧的普列沃斯特的小说集此刻对她也失去了魔力，她的心思全在普拉特尔公园上，她迫切地想着她的普拉特尔和欢乐草场上的赛马。

但这一切因为她漂亮的礼服没送到而全都落空了。

这真是叫人伤心得想要痛哭。她心灰意懒地靠在圈手椅里，想着就这样昏昏睡去也好，如此便能消磨整个下午的时光。恼人的是这法子似乎行不通，眼皮刚合上，又总是一个劲儿地硬要张开，想看看窗外的光亮。

于是，她又走到窗前，俯瞰那被太阳晒得发亮的格拉本街的人行道，还有那匆匆来去的过往行人。天空澄碧如洗，空气清新宜人，这让她投身原野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迫切，她似乎感觉到了自己心急如焚。突然，她闪过一个念头——独自一人到普拉特尔公园去，既然注定坐不上被鲜花包裹的彩车了，那至少也得看看彩车才是，她可不能不去普拉特尔。这样的话，她就不必非要穿一件高贵的礼服了，或许一身朴素的着装会更好，因为这一来，别人就不会认出她来了。

产生了这个念头之后，她很快就下定了决心。

她转身打开衣柜，开始挑选衣裙。满眼都是鲜艳夺目、花里胡哨或大红大绿的颜色，直把人看得眼花缭乱。她挑来挑去，丝绸在她手中沙沙作响，真不知道穿哪件才好，因为她所有的礼服几乎都是被委以重任的，那就是引人注目，不过这正是她今天想竭力避免的。她翻找了半天，终于，一抹天真而愉快的微笑在她的脸上瞬间浮现了。在柜子的角落里，她发现了一身简朴到近乎寒酸的衣衫，上面已经落满了灰尘，而且被压得皱巴巴的。当然，让她露出这种微笑的不仅是她发现的这身衣服，还有这件有纪念意义的衣服所引起的往事，在这一刻，那些往事历历在目。她想起那一天，她穿着这身衣服和她的恋人一起离家出走，想起她和恋人在一起的许多幸福时光，然后又想起她以幸福为代价换来的锦衣玉食的日子，先是作为一位伯爵的情妇，继而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情妇，接着成为其他许多人的情妇……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留着这身衣服。不过当她发现这身衣服依然还在的时候，她很高兴，她没有多想，立刻换上了这身衣服，在笨重的威尼斯大镜子前左顾右盼，看到镜子中自己的模样时她不禁感到好笑。是啊，她看上去那样的规规矩矩，如同一个寻常百姓家的姑娘，天真烂漫，像甘泪卿似的纯洁无邪……

她到处胡乱摸索了一阵，找到了与衣衫配套的帽子，然后笑吟吟地冲着镜子认真地看了一眼，只见镜子里有位朴素的少女穿着星期日的盛装同样笑吟吟地向她回礼。

就这样，她出发了。

她唇边挂着微笑漫步在街上。

起先，她觉得其实每个人都能觉察到，她并不是自己装扮出来的那种人。

但是，正值晌午的骄阳炽烈，从她身边匆匆走过的行人稀稀落落，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时间去打量她。所以慢慢地，她自己也就进入了角色，一路遐想着沿着红塔大街走了下去。

在这里，一切生物在阳光的沐浴下都显得熠熠生辉。星期日的热烈气氛从盛装出行、心情欢快的人们身上传到了动物和其他东西上，一切的一切都闪耀着动人的光芒，那么夺目地向她欢呼、向她致意。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眼前这热闹缤纷、熙熙攘攘的人流，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兴奋。其实这种场面她从来也没有见识过，她只顾着欣赏，差一点儿就撞上一辆马车，她不禁自嘲道：“看，真像个乡下姑娘。”

于是她稍微留心起自己的举止来。正当她走到普拉特尔大街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位爱慕自己的男士乘着时髦的马车紧贴着她的身体驶了过去，距离之近几乎可以让她扯到他的耳朵，其实她心里也真恨不得上去扯一下他的耳朵呢。想到这些，她又忘乎所以起来。只不过那位爱慕她的人却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把身体往后懒洋洋地靠着，竟然丝毫没有注意到她。看到此景，她不禁放声大笑，直笑得那位爱慕她的人回过头来。假若不是她飞快地用手绢遮住脸，真会被那人一眼认出也说不定呢。

她兴奋无比地继续往前走，没多长时间就挤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这些人都是在星期天到维也纳国家圣地去朝拜，或者到普拉特尔公园的一些林荫道上去漫步，他们穿着鲜艳的衣服成群结队地行走着。普拉特尔河边的草场绿草如茵，林木高耸，这些横穿草场的林荫道，宛如铺在绿茵上的白色木板，所以这里并没有幽径。她的好奇和疯狂在不知不觉中与人群的欢快情绪融为了一体。所有的人都被星期天的欢乐气氛所感染，为大自然的美妙风景所折服，全然忘记了星期天前后那六天的枯燥烦闷和繁重的劳动。

她被卷入人流中，就像大海里的一朵浪花，漫无目的，随波荡漾，却在充满活力的欢呼中不断喷吐着激情的水花，向未知的方面一路翻腾。

在这一刻，她几乎要感谢女裁缝忘记给她送衣服了。因为在这里，在这一刻，她感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幸福、自由，简直就像回到了初游普拉特尔的童年。

于是，那些远去的记忆和画面纷纷浮现出来，在被当下这种欢乐的情绪镶上了一道光亮的金边之后，她又回忆起了她的初恋。不过这种回忆并不像人们回忆那些不愿触及的事情时那般带着悲伤的心情，而是像回忆着一种命运，一种让人想要重新经历一次的命运，那只是一种全然的奉献、不是交易的爱情……

她继续向前走，一颗心沉浸在了往事的回忆之中，人群中喧闹的欢笑对她来说，变成了汹涌的滚滚浪涛，她已经分辨不出单个的声音。她就这样独自一人畅想着，从前，她躺在自己房间里的波斯卧榻上无所事事时，从未想过这么多，她只是向着宁静、滞重的空气喷吐一个又一个的烟圈……

突然之间，她猛地抬起头来。

开始她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这种感觉给她的意识瞬间蒙上了一层难以看透的轻纱。现在，她抬起头来，感觉有一双眼睛在四周注视着自己。尽管她没有朝那儿看，但是她女性的直觉，正确解释了把她从梦中惊醒的这一道目光。

这种目光来自一双深色的眼眸，它们镶嵌在一张年轻人的脸上。尽管那人的小胡子长得浓密，不过依然无法遮掩住那份青涩的稚气，实话说，这是一个十分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但从穿着看，这个人像个大学生，扣眼儿里插了一朵民主党的党花，这更加证实了她的推测。他脸上柔和而规则的线条被一顶圆顶宽边毡帽斜斜遮住，使那颗普普通通极为平常的头颅被赋予了一种诗人的风采和理想的成分。

她的第一个反应是轻蔑地蹙起眉头，然后高傲地把目光快速移开。她不禁在想：这个普通人想在她身上打什么主意呢？她可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她是……

突然，她停止了思考，一双俏皮的眼睛里重新闪出一种不安分的笑意。就在刚刚，她又让自己恢复到那个社交场上的时髦女子，完全忘记了自己已经戴上了一个平民少女的面具。她似乎没有想到自己乔装打扮得这样成功，为此她孩子气地感到异常得意。

年轻人把她的微笑理解成一种鼓励，他尝试着走近她，一双眼睛目不转睛地盯住她。他似乎想要使自己表现出一种信心十足和充满男儿气概的神情，很显然，他失败了。他那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模样，一次又一次地把他试图呈现刚强的表情扫得一干二净。不过，这恰好是让她觉得可爱的地方，因为对她而言，一个男人能够表现出含蓄和收敛是那样陌生的事情。而现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所特有的稚气给她带来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一种崭新而强烈的感受，这种感受是那样自然，她简直无法来形容。年轻人大概有十几次想张开嘴跟她搭讪，可是每到关键时刻，他的畏惧和羞怯便跑出来作祟。她仔细观察这个年轻人一而再再而三欲言又止的样子，觉得简直像看一出格外幽默的喜剧一样有意思。所以，她不得不用力咬住嘴唇，她怕自己的笑声会跑出来。

这个年轻人的另一个优点在于——他眼睛不瞎。他十分清楚地看到她漂亮的嘴角动了一下，这份流露出的真情，使他勇气倍增。

很突然地，他开始没头没脑地说起话来，他先是彬彬有礼地问她，是否可以陪她走一程。他说不出任何理由，因为他绞尽脑汁想了半天，仍然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理由。

尽管这个年轻人为了这句话准备了很长时间，可在他提问的瞬间，她还是被惊住了。她该接受吗？为什么不呢？千万不要在这种时刻去想，这事情最后该如何收场。既然已经穿上了平民少女的服装，也很想扮演一下这个角色，那么她也要像个平民少女一样，与自己的爱慕者一起去逛逛普拉特尔公园才是，说不定这还很有趣呢？

所以，她决定接受邀请，便对他说，她很感谢，不过这样似乎不太好，因为这会占去他很多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她的肯定回答就隐藏在句子里。

他立刻就明白了，于是走到她身边。

没过多久，俩人便很自然流畅地交谈起来。

这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年轻大学生，离开高等文科中学还没几年，他身上还有中学时代的那种奔放的疯狂劲。当然，他的人生阅历还太少，尽管他已经以男孩的方式爱过很多次，但是，大多数年轻人向往的“艳遇”体验，他却少得可怜，因为他缺少获得这种经历的关键条件——大胆进取的勇气。他的爱情往往只能停留于暗暗钦慕，表现为在远处小心翼翼地观赏，或者沉醉于诗句和梦境之中。

而她则恰恰相反，她惊诧地发现自己顷刻间变成了一个大话匣子，仿佛对什么事情都十分关心，并且在不知不觉间又操起她从前说的一口维也纳方言。这种方言她已经有五年没说过也没想起了，她甚至觉得这五年风流放荡的生活也在此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又变成了那个身材瘦弱却对生活充满渴望的乡下少女，如此迷恋普拉特尔公园和它特有的魔力。

不知不觉中她跟他一起慢慢离开了大道，脱离了喧嚣的熙攘人群，他们一起走进了普拉特尔春意盎然的广阔草地。

百年老栗树枝叶繁茂，浓荫蔽地，翠绿一片，宛如高高耸立的巨人。开满花朵的枝桠在风中沙沙作响，如同恋人悄声细语在互诉衷肠，白色的花瓣宛若冬天里的雪花，一片一片地飘落在翠绿的草丛里，落英缤纷组成一幅神奇的图案。一缕甜蜜而浓郁的芳香从泥土中热烈喷涌，紧紧地萦绕在每个人的身上，贴得紧密，以至于人们无法给这种享受一个明确的定位，而只有一种甜蜜温情的朦胧的感觉催人昏昏欲睡。如同蓝宝石拱顶的天空笼罩在森森树木之上，湛蓝明快而又清纯无比。而太阳之神也为它精妙绝伦、亘古长存、无可取代的创造物普拉特尔的春天洒上了万道光芒。

普拉特尔的春天！

这个词生动具体地飘在明媚的晴空之中，大家的体内都被它注入了深深的魔力，每个人的心中都产生了一种万物萌发、繁花盛开的感觉，一对对情侣手挽着手穿过碧绿无边的草场，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甜蜜的幸福，奔跑的孩子们虽然对这种幸福还不熟悉，但那种受感染后的内心的冲动，却迫使他们欢呼雀跃手舞足蹈起来，那快乐的声音被风儿送去远方，消失在密林之中。

普拉特尔的春天，如同轮转的荣耀光轮一般普照在这些卸下繁重劳务的幸福的人们身上。

他们俩人投入地畅聊着，丝毫没有感觉到这魔力已慢慢地萦绕在他们的心上。渐渐地，他们欢快的戏谑之中开始掺和进去了一丝知音般的亲密，在各自的心里，彼此都成了对方眼中不请自来，但是颇受欢迎的客人。是的，他们成了莫逆之交。他遇见了这位活泼开朗、娇柔迷人的姑娘，他感到满心的欢喜，她那旁若无人轻狂爽朗的神气使她看上去活像一位乔装的公主。她呢，也喜欢这个充满朝气的小伙子，而她与这个小伙子合演的这场巧逢偶遇的戏码，也让她有些认真了。在这一刻，她穿上了过去的衣服，也找回了过去的感觉，她开始渴望着一种幸福，那种初恋时才有的幸福……

她感到，她仿佛希望现在她是初次经历这种感情，那毫不掩饰的赞赏，那隐而不露的渴望，那单纯宁静的幸福……

他小心地挽住她的胳膊，她没有拒绝。他给她讲了好多好多事情，讲他的少年时代，也讲他的种种经历，然后，他说他名叫汉斯，现在正在念大学，他说他非常非常喜欢她，他讲这些的时候，她真切地感到他温暖的呼吸吹到她的发际。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她求爱，这些带给她快乐和幸福的举动让她浑身颤栗。她曾听过千百遍求爱的话，有些人甚至说得比他更美妙，她也接受过许多人的求爱，但是从来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他在她耳际低语着求爱的表白，发自内心的朴素言语使她的面颊绯红，发出一种迷人的光彩。他因为内心激动，所以声音有些微微震颤，但这些颤动的话语听起来却像一场每个人都渴望着亲身经历的美梦，轻微的颤动渐渐传遍了她的全身，直到她幸福得浑身颤抖起来。她觉得他压在她手臂上的手劲越来越重，这是独属于男性的狂野力量，它强烈而透着无限的柔情蜜意，令她感到如痴如醉。

这时，他们已经走进辽阔无边、人迹稀少的草场，一切都那么安静，只有远处汽车的轰鸣偶尔传来，声音轻微，犹如喃喃人语。万绿丛中偶尔会有身着鲜艳夏装的妇女闪现，宛如轻盈的蝴蝶，又继续自顾自地翩然飞去，他们几乎听不到人声，宇宙中的万物仿佛经不住日晒，都疲倦地沉入酣梦之中……

只有他的声音仍旧不知疲倦地，在她身边温存地诉说着千种柔情，万般蜜意。一句比一句亲切，一句比一句甜蜜。她听他诉说，昏昏沉沉地就像入睡时隐约听着远处飘来的一首乐曲，她听不清音符，只听见音乐的节奏和旋律。

当他用双手抚摸着她的头，并俯身吻她的时候，她也不作任何反抗，那是悠长的，深情的一吻，里面包含了无数埋在心底的拳拳爱意。

就是这一吻，驱散了她全部的记忆，她觉得这是她平生得到的第一个有关爱的吻。她和这个年轻人上演的戏码如今变得满是生机，感情充沛。她的心中突然萌发了一种深挚的爱恋，这爱恋令她忘记了她的全部过去，就像演员演到出神入化、物我两忘的时候，和角色融为一体，不再有其他的想法一样。

她觉得，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一个奇迹，是为了让她再一次体验初恋的滋味……

他们手挽着手，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了几小时，完全沉浸在脉脉的柔情之中。西边的晚霞烧红了半个天幕，树梢像漆黑的手指一般刺入赤红的天空，暮霭浓重，树木的轮廓在昏暗的天色中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朦胧。此刻，晚风习习，树叶瑟瑟作响。

汉斯和莉泽——平时，她总管自己叫莉齐，不过此刻“莉泽”这个儿时的名字更让她觉得可爱、可亲，于是她就告诉了他这个名字——转身向普拉特尔公园走去，远远的她就听到公园里人声鼎沸，并夹杂着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噪音。

形形色色的路人从一个个灯火耀眼的小摊儿前经过，有和恋人相拥的士兵，有明快开朗的年轻人，还有纵情欢呼的孩子们，他们在从未见过的稀罕玩意儿前面流连忘返。四周声音嘈杂，几乎要把耳膜震破。好几个军营乐队和其他乐师们卖力演奏着，企图压过对方的声音。小商贩用已经沙哑的嗓子频频夸赞着自己的宝贝。游艺靶场的射击声和各色的童声混杂在一起。举国上下的人们都汇集在一处，三教九流各有代表，各自怀着美好的愿望，而那些摊贩和店主们则尽力去满足这些美好的愿望。这一大堆人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却在这样热烈的氛围中交汇融为一体。

对莉泽来说，这个神奇的普拉特尔公园就像是一块新被发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新找回童年的乐土。从前，她印象中只有那条主要的林荫道和上面蔚为壮观的车队漂亮而又高贵，但是现在，她发现了这里的更多乐趣，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迷人，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带进玩具商店的孩子，贪婪地想抓住每一样东西。她又变得快乐而又充满活力，那些梦幻的、近乎惆怅的情绪早已烟消云散。他们像两个淘气的孩子，在无边的人海里欢笑着、嬉闹着。

每经过一个小摊儿前他们都要停下来，十分快乐地欣赏着摊主们用极其滑稽幽默的表情和单调而夸张的叫声来招揽过往的顾客：“世界上最高的女人”、“欧洲大陆上最矮的男人”，他们如是叫嚷着，或者吆喝着大家看柔体杂技演员、女算命先生、怪物、海底奇观，等等。他们两个好奇地参与其中，坐旋转木马，请人算命，总之什么事情都干，他们是那样的欢天喜地，乐不可支，大家都好奇地看着他们的背影，小声感叹着。

又过了一会儿，汉斯觉得，是时候解决肚子的问题了。她欣然同意，便和他一起走近一家稍稍远离喧嚷人群的酒店。在那里，热闹的喧闹声渐渐变成时有时无的嗡嗡声，越来越轻，也越来越静。

他们并排而坐，紧紧依偎着。他给她讲各种欢快的小故事，显然，他很善于在每个故事里巧妙地安插进一些奉承的话，这让她愉快的心情得到了很好的保持。他给她取了好些滑稽有意思的名字，把她逗得笑声不断。偶尔，他会故意做出一些蠢笨的事，把她乐得尖声大叫。她平时喜欢自我克制保持高贵端庄的神气，在当下统统都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从未有过的纵情奔放。本来她早已忘却那段童年时代的故事，如今又重新记起，那些早已从她记忆中消失的人和物，此刻又重新浮现在她眼前，并且以一种更为神奇的方式汇集在她的脑海中。她像中了魔法一般，和原来判若两人，她变得更加年轻，也更加快乐。

他们就这样依偎一起，聊了很久——

夜色早就来了，带着浓墨般的面纱降临，却没有把这傍晚的沉闷驱散开。空气变得滞重，仿佛一道沉重的魔障。远方，一道闪电打破这愈来愈沉重的宁静。渐渐地，灯火阑珊，游人四散，大家开始向着不同的方向各自回家。

汉斯也站起身来。

“来，莉泽，我们该走了。”

她像个听话的孩子一样跟着他走，他们手挽着手离开幽深而神秘的普拉特尔公园，他们的身后只剩下几盏彩灯像闪闪发光的猛虎眼睛一般，在簌簌作响的树丛中闪烁着。

洒满月光的普拉特尔大街上，已经没有多少行人，街道也开始陷入沉睡中。他们走在石子路上，街道很安静，以致他们每走一步都引来很响的回声。幢幢人影有些怯生生急匆匆地从路灯旁一闪而过，街灯漠然地发出一抹微弱的幽光。

一路上，他们没有谈论要走向哪里，不过汉斯却已默默地充当起向导的角色。他是在向自己的住处走去，这一点她早已预感到了，却不肯开口说出来。

他们就这样走着，几乎没说一句话，他们走过多瑙河大桥，接着穿过环形大道，走向第八区。这是维也纳大学的学生区。他们走过那闪闪发光的用石块砌成的宏伟的维也纳大学，路经市议会，最后向着狭窄破败的小巷走去。

突然，他开始对她说话。

他向她倾诉着炽烈的话语，用火烧一般的色彩吐露出青春爱情所特有的渴望，这样炽烈的话语只有在最热烈的欲念的支配下才能说出口。在他的倾诉中，隐匿着一个年轻生命对幸福与享乐的无限神往，以及对爱情最迷人的目标予以最狂热的追求。他滔滔不绝地诉说着，言语越来越奔放，欲望越来越强烈。他的话语就像腾空而起的火焰，男人贪婪的天性在他身上到达了最高点。他像一个乞丐般苦苦哀求着她的爱情……

这样一番炽烈的情话，令她浑身颤抖。

醉人的诗句和狂野的歌曲，在她耳畔汇成一片令人迷醉的音律。她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只觉得他急切地怂恿着她心中强烈的欲望，驱使她去和他的身体做最亲密的接触。

终于她答应了，她要把以往曾无数次像打发乞丐似的给别人的东西，当作一件价值连城、无可比拟的珍贵礼物馈赠给他。

他在一座古老而窄小的房子前面，停住脚步，他轻按了一下门铃，眼睛里闪耀着巨大的幸福。

门很快打开了。

他们先是快步穿过一条狭窄湿滑的过道，然后踏过许许多多狭窄的旋转楼梯。不过这些，她都没有注意到。他用强壮的双臂抱着她，像抱着一个羽毛球似地轻松迈上楼梯，他的双手由于迫切期待而颤抖，这颤动也传到了她的身上，几乎在同一时间，她如同游历梦境般地向天空飞升。

爬上楼他站住了，随即打开一间小屋。这是一个狭小昏暗的房间，需要用力盯看才能辨明房间里的陈设，一条破旧的白色窗帘遮住了原本就十分狭小的天窗，而稀疏的月光就洒在这窗帘上。

他轻轻地把她放下来，然后以更大的激情抱住她。无数的热吻频频涌入她的血脉，她的身体在他的爱抚下颤动不已，她所有想说的话化为充满渴望的低吟……

房间昏暗而又狭小。

但是，无边的幸福却充溢在房间里。爱情灼热的光照亮了这深沉的黑暗……

时间尚早，也许六点都不到。

就在刚才，莉齐又重新回到自己家里，回到她那间漂亮的闺房。

回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两扇窗户敞开，她要呼吸早晨新鲜的空气，因为那混浊的、甜得发腻的香水味道已然叫她感到恶心，这香味很容易让她想到眼前的生活。以往，她漠然地容忍了这种生活，不去思考，盲目顺从，听天由命。但这一切从昨天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昨天的经历像一缕清新欢愉的青春幽梦落入她的命运，令她突然对爱情产生了美好的渴望。

可是她又深深地感觉到，自己已无法回头。或许，马上就会有她的一个思慕者上门，接着是另一个。想到这儿，她怵然一惊。

她开始害怕这渐渐明亮、愈发清晰的白天。

但是她又回想起了昨天，昨天的那场经历就像即将消散的阳光一般照进她昏暗而阴郁的生活，让她忘记了即将到来的一切。

一缕孩子般的微笑慢慢爬上了她的唇角，那是一个清晨从美梦中醒来的幸福孩子的微笑。

一个不能忘记的人

在人生最困难的两桩事情上的经历，使我受到了教育：一桩是一个人为了内在的完全自由而不屈从于世上最强大的力量——金钱的力量；另一桩是生活在人们中间和所有人都成为朋友，连一个敌人都没有。假如我忘记这样一个人，那无疑就是忘恩负义。

认识这样一个极为独特的人完全是在一个极为平常的情况下。那时我住在一座小城里，一天下午带着我的西班牙狗去散步。突然间，这只狗显得极端不安，它不停地在地上翻滚，一会儿又去树上蹭痒，同时还不断地狂吠，间或发出呼噜的声音。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就在狗反常的空当，我看到有人正从我的身边经过，这人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他衣衫褴褛，没有领子，也没戴帽子。这也许是一个乞丐，我这样想着并准备从口袋里掏出小钱来给他。可这个陌生人的表情非常宁和，他安闲地朝我微笑着，用他那两只清澈的蓝色眼睛望着我，如同望着一个十分相熟的人。

“这只可怜的小家伙有些不舒服，”他说着并用手指向我的狗，“你到这儿来，我们马上就可以把它弄好的。”

他用“你”来称呼我，仿佛我们是好朋友一般；他的气质中所流露出的热心是那么友好，那是一种我根本不能拒绝的亲切。我跟着他走到一条长凳旁，在他的旁边坐下。他打了一个尖厉的口哨来召唤我的狗。

奇怪的事情就在这一刻发生了：向来对陌生人极不友好的卡斯巴尔竟真的向他跑过来，并且顺从地把头伏在这个陌生人的膝上。他开始用他那长长的敏感的手指在狗的皮肤上仔细查看。过了那么一些时间，他终于发出了一声满意的“啊哈”，随即进行了一种看来是非常痛苦的手术，因为我的卡斯巴尔多次狂叫了起来，可即使如此它并没有跑开的样子。突然这个人把狗放开，让它又自由了。

“好了，”他笑着说道，把一个什么东西捏在手上举了起来，“可爱的小狗，你现在又可以跑跳了。”

恢复常态的狗一溜烟儿跑开了，这时陌生人站起身来，对我说了声再见，点了点头便又走自己的路了。他离开得这样匆忙，我都来不及想给他点什么东西作为对他的回报，更谈不上去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了。他出现时带着一种笃定的自信，他消失时也是这样。

回到家中，我还一直在想这个男人奇怪的举动，并把这次奇怪的邂逅告诉了我的厨娘。

“这是安东，”厨娘说，“他对这类事情一向在行。”

“那这个人是做什么职业的，他靠什么来维持生活呢？”我继续问道。

她回答说：“根本没有。一种职业？他要职业来干什么？”厨娘的回答让我觉得自己的问题多么离谱似的。

“喏，就算是吧，”我说，“但每一个人毕竟得做点什么来养活自己吧？”

“可安东不是，”她说，“每个人都会给他所需要的东西。他对钱一向无所谓，他根本不需要钱。”

每一口面包和每一杯啤酒都必须付钱的，人们也必须为他的住处和他的服装付钱的。这样一个衣衫破旧看上去毫不起眼的人，怎么可能绕开这个人人都在遵从的法则而无忧无虑地生活呢。

所以，我决定去探索这个人所作所为背后的秘密。没过多长时间，事实就证明了厨娘的说法是完全对的。这个安东真的没有固定的职业。他的生活很是闲适，一天到晚都在城里游荡，表面看来他似乎毫无目的，但却用一双警醒的眼睛观察着一切。他拦住一辆马车，告诉车夫让他注意马的挽具松了。他发现了一个篱笆里有一根木桩已经烂了，便去告诉主人，并建议他把篱笆加牢。多半情况下人们就委托他来做这项工作，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从来不是出于别有用心才给人出主意的，而是出于他本身真正的善意。

我看到过他帮多少人的忙啊！有一次我看到他在一个鞋店里修补鞋，另一次是在一家公司里当临时工为大家服务，还有一次他领着孩子们散步。我发现，所有的人都是在遇到困难时去请他帮忙。真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坐在市集的女小贩们中间叫卖苹果，原来是摊位的女主人在坐月子，所以请他来代替她看摊位。

在所有的城市里，有很多人什么工作都能胜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安东的特别之处是不管工作多么辛苦，他总是拒绝多拿一分钱，只要够一天生活所需就可以了。若是这天碰巧他日子过得去，那他一定不会收取任何报酬。

“我会去找您的，”他说，“若是我真的有什么需要的话。”

不久之后，我开始了解了，这个奇怪的小个子男人，尽管他工作热情，衣衫褴褛，但他却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经济来源。与其把钱存在储蓄所，他宁愿把一笔道义存款放在他周围的世界里。这种无形的信贷让他积蓄了一笔小小的财富，这也让那些极端冷酷的人面对一个心甘情愿为他们服务且不索取报酬的人无法无动于衷。

只需在大街上看到人们对安东的表现，就能看出人们是以怎样特殊的方式敬重他。每一个地方都亲切地向他表示敬意，每个经过的人都会向他伸出手来。这个穿着破旧衣服的平凡正直的人，在城市中穿行，就像一个慷慨大方和蔼可亲的土地持有者一样在看管他的财产。所有的大门都向他敞开，他可以在任何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似乎这一切都供他自由支配。我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理解，一个不为明天担忧，而只简单地信赖所有的人能有如此的力量。

我必须诚实地坦白，在那次安东与我的狗打交道之后，每当在路上我们相遇时他也只是轻轻地点下头向我致意，在他眼里仿佛我是某个陌生人一样，开始的时候这让我感到恼火。诚然，他是不希望为这件小事而接受他人的感谢，但这种客气的态度却让我觉得自己被排除在一种强大而亲密的团体之外。所以，当我的房子需要修理时——屋檐水槽滴水——我便让我的厨娘去叫安东来。“他这个人是不能随便去叫的。要知道他从来不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地方。不过我能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她如是回答说。

于是我知道了，这个奇怪的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住处。不过尽管如此，想找他也是非常容易的，仿佛有一种无绳电话将他与每个城市联系在一起似的。人们只要对他遇到的第一个人说：“我现在需要安东。”接下来，这个消息就会一个人一个人地传下去，直到某个人偶然碰到他为止。事实上就在同一天下午他来到了我家。他先用审视的目光环顾了一下四周，在穿越花园时他说，这儿需要加一道树篱笆，那儿需移植过去一棵小树。最后他仔细地检查了下屋檐水槽漏水的情况，就开始工作了。

两个小时之后，他告知我说修好了，随即不等我有所反应又走掉——又是在我向他道谢之前。不过好在这次我有委托我的厨娘郑重其事地付钱给他。我问她，安东对这份报酬是否满意。

“当然啰，”她回答说，“他从来都是满意的。我本来要给他六个先令，但他只拿了两个，他说这已经够他今明两天用的了。不过，如果博士先生能有一件多余的旧大衣可以给他的话——他……”

能去满足这样一个人的愿望，我很难描述我当时的喜悦之情，要知道在我熟悉的人中他是第一个奉献的多索取的少的人。所以我急忙向他追去。

“安东，安东，”我一边跑一边朝下坡大喊，“我有一件大衣要给你！”

我的眼睛又和他那明亮安详的目光相遇了。他对我跟在他后面跑来的反应没有表现出一点儿的诧异。在他看来，一个人把他多余的一件大衣送另一个极为需要的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我的厨娘翻找出我的那些旧衣服。安东看了看，从一堆衣服里拣出一件旧大衣，他先套在身上试了试，随即非常平静地说：“这件我穿比较合适！”

他说这句话时，带着一个主人才有的表情，有点像从商店陈列的货物里挑选出自己需要的东西一样。随后他又把目光向其他的衣服投去。

“你可以把这双鞋送给住在萨尔泽巷的弗里茨，他太需要这样一双鞋子了！那些衬衣可以送给正阳大街的约瑟夫，它们对他或许更有用处。当然，若是你认为合适的话，我十分愿意替你把这些东西带给他们。”

他是用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表示一种自然而然的善意所带有的慷慨语气说出这番话的。为此，我必须感谢他，感谢他把我的这些衣服分配给了那些我根本不可能认识的人，而他们正好需要这些东西。他把鞋和衬衣包好并补充说道：

“你真是一位高尚的人，这些东西就这样送掉了！”

是的，就这样送掉了。

可事实上，他这句朴素无华的话竟使我感到无比的开心和骄傲，甚至我写的那些书所得到的称赞和评论与之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在此后的很多年，只要想到安东，我仍然怀着感激之情，因为除他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在道德上给予我如此多的帮助。每当我锱铢必较时，我就非常清晰地想起这个人，他生活得总是那么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因为他从没有更多的要求，够一天用的足矣。他的这种人生态度总是引我去做同样的思考：如果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彼此信赖的话，那就不会有仇恨和怀疑，不会有法庭，不会有监狱和……不会有金钱。若是所有的人都像安东一样生活，总是全力投入而只取其所需的话，那我们眼下这复杂的经济生活是否也应该做些改进呢？

此后的许多年里，我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安东的消息。但是我几乎可以向任何人表明，对此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担心：他永远也不会被上帝抛弃，并且，也永远不会被人们抛弃。

偿还旧债

亲爱的老艾伦：

相隔这么多年收到我的一封信，我知道，你一定会感到特别惊讶。想来从我最后一次写信给你到如今，也有五年的时间了，或者有六年之久也说不定。我记得那还是你最小的女儿出嫁时，我给你的贺信。不过，这次我提笔给你写信的原因可没有当初那么隆重而庄严了。现在，我要向你倾诉的是关于我的一次奇特的邂逅，这么推心置腹地倾诉与你，或许你会觉得奇怪。可是这件事我只能向你倾诉，也只有你一个人能够理解发生在几天前的事情。

写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停下笔来，一个人独自发笑。记得当年我们还是两个稚嫩的天真少女，十五六岁的样子吧，心里总有一些孩子气的秘密，当我们心情激动地坐在教室里，或者是在回家的路上互相倾诉这些秘密时，你不是也老说“只有你才能理解这件事情”吗？在当时那段青葱岁月中，我们不也是郑重地向彼此宣誓，一定把有关某个人的情况，丝毫不差地都告诉对方吗？如今这一切虽然都成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往事，但发过誓的承诺就应该始终有效不是吗。所以我要让你看到，虽然没有在第一时间说给你听，但总的来说我还是忠实地恪守着我们当初的诺言。

整个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今年我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日。身为主任医师的丈夫被调到R城的一家大医院里，这样一来，搬家的事情就全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偏偏这个时候我女婿又带着我女儿到巴西出差，把三个孩子留在了我们家里。可孩子们不知怎么回事，突然一个接一个地得了猩红热，我只得强打起精神照顾他们……令我悲痛的是，最后一个孩子还没有完全病愈，我的婆母又去世了。一切都乱了套，我开始还以为，自己有能力挑起这副重担，可这一切事情来得太过突然，它们对我的考验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简直要崩溃了。一天，丈夫默默地端详了我一阵之后，对我说道：“所幸孩子们都已经恢复健康，我想，玛格丽特，你应该好好关心一下你自己的身体了。你现在看上去疲惫不堪，这是劳累过度导致的，我希望你能到乡下的某个疗养院去待上两三个星期，这样你才能恢复精力。”

我丈夫说得很有道理，我也承认自己这段时间已心力交瘁，实际情况比这还要糟糕。每次有客人来访，我便意识到这一点——自从我丈夫在这里任职以后，我们不得不应酬大量的客人，偶尔还得外出做客——客人一旦坐上一个小时，我就有些心不在焉了，至于他说什么，我完全没有印象。还不止这些，就连最简单的家务事我也常常忘记，而且忘记的次数越来越多。早上我必须用力强迫自己才能起床。这一切，都被我丈夫那清澈的、训练有素的医生看在了眼里，所以他才能诊断出我身心极度疲惫的状况。我的确没有别的毛病，或许只是缺少那么两周的休养。两周之内，不去想厨房，不去想内衣床单，不去想做客或招待，不去想每天的琐事；两周之内，一个人待着，只做我自己，而不是只做母亲、外婆、家庭主妇和主任医师的夫人。我只要在两周内这样安排好我的生活，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碰巧我居孀的姐姐这时候要来我们家，这样即使我不在家一切也都有人照顾，我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我听从了丈夫的忠告。

说实在的，我有些兴奋，甚至有些迫不及待。这是我二十五年来第一次独自离家休假，是的，我希望这次休假会给我带来新的活力。原本我丈夫让我在一家疗养院疗养，我拒绝了他的这个建议，尽管他很周到，事先给我选定了一家疗养院，而且他和这家疗养院的院长在青年时代就是很好的朋友。我拒绝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那儿虽然是疗养院，可毕竟人太多，又有熟人，难免会讲究一些繁文缛节，应对进退。而我呢，在这两周内我只想和我自己在一起，看看书、散散步、做做梦，不受干扰地多睡一会儿。不打电话、不听收音机，安静休息，总之，两周之内我要平静无忧地做我自己。当然，如果可以这么做的话，我会很快乐。多年来我别无所求，在潜意识中只向往这种完完全全的彻底沉默和彻底休息。

我不禁回忆起婚后最初几年我们住在波岑的情景，我丈夫当时在那儿当助理医生。有一次，我们徒步三个小时，爬到山上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我们走到一个小得可怜的市中心广场边上，在教堂的对面，看到一家乡下旅店。这类旅店在蒂罗尔很常见，房子用又宽又大的四方石块盖在平地上，二层楼上面的木头屋顶很宽阔，几乎遮住了整座房子，屋顶上有一个宽敞的露台，从广场这边看去，整座房子都被浓密的葡萄叶包围着。当时正值金秋季节，葡萄叶已经变红，艳红的叶子像是清凉的火焰一般围着房子熊熊燃烧。旅馆左右两侧是一排排矮小的房屋和宽阔的谷仓，看过去颇像主人家养的忠实的狗，而旅馆则敞开胸怀站在柔和的流云下面，眺望着远处绵延无尽的群山全景。

当时站在这家小旅店的前面，我开始对这样的生活充满了憧憬，几乎像着了魔似的。你肯定知道这种情况：在铁道上，或在游走时如果看见一幢美好的房子，就会突然产生一个念头：为什么我不生活在这里？住在这里的人肯定会很幸福。我相信每个人在某个时刻都有过这样的念头，当你在一个地方长久地注视一幢房子，并有一种生活在这里肯定很幸福的秘密愿望。那么，那里感性的形象将会随着每根线条印在你的记忆之中。一如我，时隔多年，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窗前红色和黄色的花盆，以及二楼的木头走廊，那里晾挂着的被单内衣，像彩旗一样纷飞飘舞；回忆起那扇涂了颜色的百叶窗，蓝底上涂了黄色，当中还有小小的心型图案；还回忆起房间屋脊的木梁，上面有鹳鸟筑的小巢。真的，在我心情烦乱的时候，就会突然想起这幢房子，想到那里去住上一天。我会像一个沉醉在美梦中的人那样半梦半醒地想象着，就像别人想象一些不可能办到的事情那样。

现在不正是实现这个几乎就要消逝的旧日愿望的最好机会吗？山上那座花花绿绿的房子，那家安静惬意的旅馆，没有这个世界的那些令人讨厌的舒适设备，没有电话，没有无线电，没有访客和各种繁文缛节，这难道不是治疗过分疲劳的对症良药吗？在我把那家旅馆唤回记忆之中的那一刻，我仿佛已经闻到了山风带来的浓烈、馥郁的花香，听见了乡间悠远的牛铃的叮当脆响。单凭这些回忆，我便鼓起新的勇气，并且觉得这是我第一次精神如此亢奋。这种灵机一动的想法就这样不期而至地涌入我的脑海，这样说似乎也不对，事实上这应该是长久以来藏在我的大脑、潜入我的心底的愿望在苦苦等待许久之后得以放飞出来。我丈夫不知道我曾多少次梦见过这幢小房子，尽管它只是我多年前仅见过一次的小房子。听我这么一说，丈夫先是微微一笑，接着就鼓励我向那儿打听一下。结果让我喜出望外，因为那儿的人回答说三间客房全都空着，我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我心里暗想，这样更好，没有邻居，不用谈话，我就乘坐下一趟夜班车去。第二天早上，我坐在一辆乡间的单驾小马车上，我和我的小箱子一起向那座山间旅馆悠然而去。

一切都那么妙不可言，和我期望中的完全一样。房间里配备了松木制作的简单家具，光洁明亮。因为没有别的旅客，阳台就归我一个人享用了。从阳台上望去，可以看到无边无际的远方。看一眼收拾得锃亮发光的厨房，凭我家庭主妇的经验可想而知，在这里我定会得到最好的伙食。旅店女主人是一位体型干瘦的蒂罗尔女人，一头灰发的她态度很是亲切。她一再向我保证，在这里不用害怕会受到任何打扰。当然每天晚上七点钟以后，村公所书记官、宪兵队长和另外几位邻居会到旅店里来喝酒、玩纸牌和闲聊，但是这些人都很有涵养，从不大声吵嚷，而且一到十一点他们就会各自散去。星期天做完礼拜后，下午也会热闹一些，因为农庄里会有一些农民从山坡上过来，不过这丝毫不会影响到我，我待在自己房间里几乎什么也听不见。

白天的阳光好到不行，我不想待在房里浪费掉这么好的阳光。于是，我把随身带来的衣物从箱子里取出来，吃了他们给我的一块上好的乡间面包和几片冷肉，然后出门散步。沿着山路踏过草地，向上攀登，越走越高。大自然的一切在我面前一览无余，细浪翻腾的溪流在山谷里轻缓流淌，高山顶峰戴着白雪似的花环，它们和我一样自由自在。我几乎能感觉到阳光正缓缓地渗入我的毛孔。我走啊走啊，一步不停。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一直走到阿尔卑斯山草地的最高处。我停下来，摊开四肢，全身放松地躺在柔软而温暖的青苔上，耳畔有蜜蜂的嗡嗡声传来，山风有节奏地吹拂着，一种巨大的宁静笼罩着我，这就是我向往已久的宁静生活。我惬意地闭上眼睛，沉浸在这美梦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陷入沉睡。直到阵阵凉意袭来，我才从梦中醒来，恍然间发觉已是黄昏时分，算起来我足足睡了五个小时。这时我才知道，我是多么疲劳，不过好在我的神经和我的血液都已感到清新。身心放松的我踏着坚定而轻快的脚步往山下走，两个小时后，我回到了小旅馆里。

远远地就看到女店主站在门口，她是见我这么久不回来，担心我迷了路。此时，我已饥肠辘辘，她提出先为我做晚餐。我已经不记得近年来何时这样饿过，所以也就非常乐意地跟她走进餐厅。这是一间低矮的房间，光线昏暗，装有木头护壁，桌上铺着红蓝方格的桌布，给人平添了一些舒适之感，此外，墙上还挂着羚羊角和交叉的步枪。蓝釉砖砌的火炉足够大，现在正处于和煦的秋日自然也就无须生火，不过有了这火炉，房间里自有一种固有的暖意。餐厅里一共四张桌子，已经坐了些客人，不过我看那些客人也很顺眼。宪兵队长、税务官和村公所书记官，正围着一张桌子玩纸牌，他们每人身边放着一杯啤酒。另一桌是几个皮肤黝黑的农民，他们看上去强壮有力，模样也有些粗野，健壮的胳膊肘支在桌子上。这些客人一如所有的蒂罗尔人一样，寡言少语，只顾着用力吸着他们瓷制的长把烟斗。看得出来，他们白天干活很是辛苦，来这里的目的也只是想休息一下，他们实在太累了，懒得思考，也懒得说话。这些农民，朴实真诚，规规矩矩，看着他们如同树木一般朴素的脸，你会感到很舒服。第三张桌旁坐着的是几个马夫，他们正小口啜饮着烈性的大麦烧酒，一声不吭。从他们无精打采的神情上看去，就能知道他们也很疲惫。第四张桌子是用来招待我的。没过多久，一大盘烤肉就放在了桌上，若不是因为吹了山风，饿得发慌，我是连一半也吃不下去的。

饭后，我从房间里带了一本书下来，打算在这里看看书，置身在这样安静的房间里，看着这些和蔼可亲的人们，感觉很是舒服。他们在你身边既不打扰你，也不使你感到压抑。有时候门一开，一个金发男孩进来，为他的父母来取一杯酒；一个农民进来，从我身旁走过，站在柜台旁喝上一杯；一个女人走来，熟络地和女店主轻声聊天。女店主则坐在柜台后面，给她的儿子们或者孙子们补袜子。人来人往，这种悄无声息的节奏美妙极了，重点是这些往来的人不仅不会让你心烦，反而让你觉得十分舒服。在这种安逸的氛围中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畅快。

我就这样坐了下来，做梦似的，无所思想。大概在九点左右，门又被推开了。这一次与之前不同，之前那些农民进来，是慢悠悠地十分轻柔地把门推开，而这次门是用力撞开的。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没有马上把门关上，而是直挺挺地站在门槛上，看他的样子似乎还没完全想好，是否要进来。停顿了片刻之后，他猛地一甩手把门关上，那关门的声音实在是够响。他先是环顾了一下房间，然后用低沉又厚重的声音向大家问好说：“上帝祝福诸位，先生们。”他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做作，不像那些农民的问候，这使我不仅对他多了些关注。要知道，在蒂罗尔的乡村酒店里，人们问好，通常是不用城里人说的“先生们”的。事实上，这个做作的称呼看上去也没有激起餐厅里客人们的多少热情。没有人抬头看他，女店主依旧安安静静地继续补她的灰色毛袜，只有马夫那桌客人中，有人不冷不热地轻轻咕噜了一句“上帝祝福你”算是作为回答。不过这句话在蒂罗尔人口中说出来，和“见鬼去吧”则是差不多的意思。对于这个男人的奇怪之处，似乎谁都见怪不怪。可是这男人并没有因为这不友好的接待而变得手足无措。相反，他还以一种庄严的姿势，把他那顶丝毫不像农民戴的稍嫌大点儿的帽子挂在一只羚羊角上，那顶帽子的帽沿或许是常戴常脱的缘故已经磨损，他的一系列动作显得慢条斯理，一点儿也不着急。然后他挨桌打量了一番，似乎在犹豫着要在哪张餐桌入座。餐厅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向他发出邀请。打牌的三个人仍旧热衷于他们的纸牌，完全不理会发生了什么。坐在条凳上的农民也一动不动，他们根本不打算挤一挤腾出个位子给这个男人。而我自己呢，已经被这个陌生人古里古怪的举止弄得很不自在了，为了避免被他打扰，我急忙拿起身边的书慢慢打开。

男人似乎没有办法了，只好迈着有些沉重的、不大灵活的脚步向柜台走去：“美丽的老板娘，给我来杯啤酒，鲜美爽口的啤酒。”他说话的声音大得离谱，这种夸张的古怪声调又一次引起我的注意。蒂罗尔的乡间酒店可不是用这种文绉绉的腔调说话的地方，而这位已经做了奶奶的老实巴交的女店主身上，也没有出众的东西值得他如此奉承。和我想象的果然一样，这个夸张的称呼并没有让女店主有丝毫变化。她还是不答话，只是习惯性地拿起一个陶制的大肚子酒杯，用水洗了洗用布擦干后，从桶里接满了一杯酒——不算不客气，但确实又有些无动于衷的样子——隔着柜台，女店主把酒杯推到男人面前。

柜台前面那盏挂在链子上的圆形煤油灯，恰好悬在他的头上，这使我有机会更为仔细地打量这个奇特的男人。他看上去大概六十五岁的样子，身材已经发福。他一进门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走路拖着脚步，看上去有些笨重。作为一个医生的妻子，我是有些经验的。我猜想他这种步态的原因，想必是由中风所致，这是半身不遂的症状。我的猜想也是有所依据的，因为他的嘴歪向一边，左眼的上眼皮明显的松垂，这使得他的脸带有一种扭曲的痛苦神情。再仔细看，他的服装也与这里的居民十分不同，乡下的农民一般穿的是短上衣和皮裤，而他穿的则是一条松松垮垮的黄色长裤，又或许这曾是白色的也未可知。还有他的上衣，显然与他宽大的身材不符，而且肘部已经磨得发亮，看上去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一根黑绳子似的领带系得歪歪扭扭，从他那肥胖、变粗的脖子上垂了下来。当然，他这身装束一看就透着一种落魄潦倒，不过仔细分析可以想象得到，他也许曾气宇轩昂过。他面相不错，天庭饱满，头发浓密但有些蓬乱，颇有点慑人的威仪，只是浓重的眉毛下面却显出衰颓的迹象——他的眼发红，下面是一双浑浊的眼睛，面颊松弛满是皱纹，一层层垂落到粗大的脖颈上，尽显老色。他的这副模样不禁使我想起曾经在意大利看见过的那张罗马帝国后期皇帝的面具，那是某位帝国沦亡时期的皇帝。

在最初的那一瞬间，我也不清楚这样强烈地吸引我如此专注地观察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所以在第一时间我便提醒自己，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要向他暴露自己的好奇。因为显然，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找人聊天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驱使着他，让他说话。他的手微微发抖，刚把酒杯举起来喝了一口，就开始大声发表意见：“啊……真是奇妙，妙不可言。”说着他环顾四周，不过并没有人搭理他。玩牌的人洗牌分牌，其余的人吸着烟斗，大家似乎都认得他，对他的举动早已习以为常。

最后他有些憋不住了。他拿起杯子，走向那张农民们坐的桌子旁边：“先生们，请给我这把老骨头腾点位子吧。”农民们在条凳上相互挤了一挤，对他并无过多的注意。一时间，他不吭声了，只是把半满的杯子往前往后交替地挪动。我再次看见他的手指在挪动时发着抖。最后他把身子往后一靠，又开始说话，而且说得很大声，不过我实在看不出来，他在跟谁说话，因为他身边的那两个农民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了反感，他们不愿和他打交道。我想他大概是冲着大家说话。他说话——我立刻感觉到——就只是为了说话，就只是为了说给自己听。

“今天这件事，”他开口说道，“伯爵先生也是一番好意，不错，是一番好意，这没说的。他乘坐汽车在街上遇到我，停了下来，是的，因为我的原因他把车停了下来。他说他和孩子们乘车下山到波岑去看电影，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们一起去——他可真是个高雅的绅士，有涵养、有文化、懂得赞扬别人。对这样的人真是无法拒绝。再者我也明白如何做才得体，我便答应了一起去，当然我是坐在后座上，就坐在伯爵先生的旁边，能跟这样一位先生同车，这可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就这样我跟随着他一起来到位于主要大街上的那家电影院。真是太气派了，好多广告，好多电灯，就像举行教堂落成典礼似的。好吧，干嘛不去看看英国人或者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弄的那些玩意呢，他们可是花了大钱为我们拍片子。他们竟然说电影这玩意也是一种艺术，呸，让他们见鬼去吧。”他说着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不错，我说了，见鬼去吧。他们搬上荧幕的简直就是垃圾！这对艺术来说是耻辱，是对拥有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这个世界的耻辱！一上来就是一些花花绿绿的畜生搞的五颜六色的杂拌，天晓得这有多么愚蠢，好，我不说什么，也许孩子们很感兴趣呢，反正对谁也没有害处。可是接下来他们演了一场《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玩意应该禁演，以艺术的名义禁止它上演。那些所谓的诗句，听上去，就像是从火炉的烟窗里发出的尖锐叫喊，天哪，这可是莎士比亚神圣的诗句啊。全剧弄得花哨轻浮，庸俗不堪！这就是用最纯净的金子制造出的一堆狗屎，没错，就是一堆狗屎！是我们这号人不得不生活的这样一个时代！唉，要不是因为伯爵先生在场，我真就跳起来拔腿跑了，因为毕竟是他邀请我去的。”

他拿起杯子，又喝了一大口，随即把杯子往桌子上使劲一放，发出一声巨响。现在他说话的声音很大，几乎是在叫骂。“这就是现在的演员演出的东西——为了几个钱，为了这几个应该被诅咒的钱，他们把莎士比亚的伟大诗句吐到机器里，把艺术糟蹋得不像样子。如此我岂不应该赞美街上的每一个婊子了！我应该对婊子比对这些猴子更加尊敬才是。这些猴子不知羞耻地把它们光滑的脸蛋放大数倍，钉在广告牌上。他们对艺术犯下了罪行，还把几百万几百万的金钱捞进腰包。他们糟蹋了语言，生动的语言，他们不去教育民众、教诲青年，却冲着没有感情的机器大声吼叫莎士比亚的诗句。席勒曾经把剧院当作道德学校，可是席勒现在已经没有威严了，今天什么都没有威严了，只有钱——那该诅咒的钱——才是威严的所在，还有他们利用一切为自己做的广告，此外任何东西都已不作数了。生活在这个时代谁要是不精于此道，就活该死掉。可是我，宁可饿死也不屑如此。对我来说，谁如果把自己出卖给这个该被诅咒的好莱坞，就该上绞架！上绞架！上绞架！”

他大声嚷嚷着，情绪很激动，甚至挥着拳头猛砸桌子。玩牌的那桌客人中，有人不耐烦地说道：“见鬼去吧，你给我闭嘴！听你白痴一样的胡扯，我都不知道该打什么牌了！”

男人猛地一抽搐，仿佛要回敬一句什么，一种强烈而激愤的光芒从他那已经失去光辉的眼睛里刹那间闪出。可是随后，他又做出一个不屑于此的动作，大概意思是，如果回敬他们会有失身份。两个农民照旧吸着烟斗不闻不问，男人则用茫然的眼睛默默瞪着前方，他沉默了下来，神情迟钝而沉重。我仿佛看得出，他强迫自己不予理会已不是第一次了。

男人的表现令我大吃一惊，我的心不禁剧烈地跳动起来，仿佛在这个受到屈辱的人身上，我看到了令我激动不已的东西。立刻，我对他有了新的认识，他以往想必是个很有身份的人物，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由于酗酒——落魄到这般境地。我简直吓坏了，生怕他或者别人会因此大打出手。因为从他进门，从我听见他声音的那个瞬间开始，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具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使我忐忑不安。结果显然是我多虑了，什么事也没发生。他保持着他的安静，头垂得更低，双目依旧直瞪着前方。我好像看到，他在低声对自己喃喃自语地说些什么，大家继续进行着各自的事情，谁也不再注意他。

就在这个时候，女店主从柜台旁站了起来，进到厨房里去取什么东西。我趁机跟她走进厨房，向她询问那个男人的事情。“唉，”她的语气很是平和，“他是个可怜的人，住在这儿的穷人院里。我每天晚上施舍一杯啤酒给他喝。他自己没有钱买酒。不过这个人倒是不简单，听说他从前曾经在什么地方当过演员，不过大伙儿不大相信他曾经是个人物，对他也就不大尊敬，这让他很沮丧。有时候也会有人站出来跟他开个玩笑，要他给大伙朗诵点什么。他似乎并不介意这样的玩笑，真就一口气说上个把钟头，不过他说的那些大伙谁也听不懂。有时候大伙送他一袋烟，请他再喝一杯啤酒。但如果遇到大伙嘲笑他，他也会大发脾气，所以有时候还是得对他小心一些。不过，一直以来他倒是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两三杯啤酒下肚，他就乐得不得了——唉，他真是个可怜的家伙，这个老彼得。”

“什么，您说他叫什么名字？”我非常吃惊地问道，不过我自己也没弄清楚，为什么我会大吃一惊。

“他叫彼得·斯图尔岑塔勒，他的父亲曾经是这村里的一个伐木工人，所以大伙儿才把他收留在村里的穷人院里。”

亲爱的，你能想象得到我这样吃惊的原因吗，在得知男人的名字之后，我立刻明白了这难以想象的事情。这个彼得·斯图尔岑塔勒，这个落魄潦倒、沦落到穷人院里的醉酒的老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青春时期的偶像，我们睡梦中的主人啊。他就是彼得·斯图尔茨，我们市立剧院的演员和那时期万千少女的头号情人，对于我们来说，他曾经是崇高和典雅的化身。你知道这事——我们两个，作为少女，还是半大不小的孩子，曾经这样如醉如狂地崇拜过他，这样疯疯癫癫地迷恋过他。显然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在酒吧里刚说第一句话，我心里就有什么东西立刻被点燃起来。我没有认出他来——戴着这张不堪的面具，面目全非，穷困潦倒，我怎么可能认出他来——但是他的声音里还有些东西，能炸开瓦砾，让人进入那掩埋已久的回忆。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吗？他受到聘请，从一个不知名的外省小城来到我们因斯布鲁克的市立剧院演戏，碰巧我们的父母允许我们去看他的首场演出。那天演的是出古典名剧，格里尔派策的《萨福》，他演的是法翁，那个使萨福心乱神迷的俊美少年，可是等他登上舞台，我们自己竟也心乱神迷了。那天他穿了一身希腊服装，一顶美丽的花冠戴在他浓密的深色头发上，看过去俨然是阿波罗的化身。他还没有开口说出第一句台词，我们就激动得浑身哆嗦，互相紧握着手。在这满是小市民和农民的城市里，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男人。我们在最高一层楼的座位里看不清他的化妆和服装，这个外省小演员在我们眼里就像是上帝派到人间来的高贵和典雅的象征。我们小小的傻里傻气的心儿在我们年轻的胸中突突直跳；我们着了魔，在我们离开剧院时，已和原来判若两人。既然我们是知心朋友，不想损害我们的友谊，便互相发誓，一同去爱他，一同去崇拜他。荒唐的事情就从这一刻开始了。对我俩来说，再也没有任何事情比他更为重要，学校里、家里、整个城市里所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有着神秘的联系。至于其他的，对我们而言都已平淡无奇。书籍对我们已经丧失了诱惑力，我们只想在他的语言里寻找音乐。有那么几个月之久，我们不谈别的，只谈论他、议论他。每一天的话题都从他开始，我们飞步跑下楼梯，一定要在父母看报之前把报纸抢到手里，为的是知道他要演什么角色，以及阅读评论他的文章。在我们看来，所有文章里的褒扬对他来说都嫌不足，倘若发现有一句话对他不那么友好，我们便觉得绝望之极。如果另一个演员受到赞扬，我们就对那人深恶痛绝。唉，我们当时干的傻事实在太多，我现在想出的远远不及其中的千分之一。

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出门，要到哪儿去；我们知道，他跟谁说话，我们嫉妒每一个可以陪他逛马路的人。我们认得他佩戴的领带，他拿的手杖。我们不仅把他的照片藏在家里，也藏在我们包教科书的书皮里。这样我们就能在上课的时候，还能不时地悄悄瞄上一眼。我们发明了一种我们自己的手语，这样即使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也能从各自的位子上得到彼此的讯号——我们在想念他。我们把手指举到额上，就意味着：“我在想他。”如果朗诵诗歌，我们就情不自禁地用他的声调来高声朗读，直到今天如果我看到或听到一些他当时演出过的剧本，我的耳边响起的便只有他的声调，而不可能是别人的。我们在舞台出口处等他，一路悄悄地尾随着他。我们站在他坐的那间咖啡厅对面的一个门廊里，一动不动地观看他在那里看报。我们对他如此崇拜，以致那两年里，我们从来不敢跟他攀谈或者借机和他相识。我们也不像其他那些对他着迷的姑娘那样大方，去求他签名。是的，那些姑娘甚至敢在街上向他问好，而我们却从来没有这样做的勇气。可是有一次，他扔掉一个烟头，我们把它拣起来像圣物似的分成两半，然后各自拿了自己的那一半庄重地收藏。这种孩子气的偶像崇拜也泛滥地波及到与他有关的一切事物。我们非常羡慕他年老的女管家，因为她可以每日侍候他、照顾他，所谓爱屋及乌，于是她也成了一个值得我们崇敬的人物。有一次，她去市场采购，我们就提出帮她拎篮子。她温和地夸赞了我们一句，我们便觉欣喜无比。唉，我们这两个孩子，为了这个彼得·施图尔茨，几乎做尽了傻事！而他对此却一无所知。

如今我们已经上了年纪，也都变得足够理智，也许很容易把这些举动看成发育期的小姑娘常做的傻事而报以轻蔑的微笑，可是我不能欺瞒我自己，这种痴迷状态在当时已经变得相当危险。我甚至开始相信，我们对他的迷恋之所以会这样夸大和荒唐，是因为我们这两个傻孩子曾经互相发誓，一同去爱他。这就决定了我们彼此都在较着劲。我们每天不断地互相督促，极力去发现一些新的证据，以此来证明我们一刻也没忘记我们梦中的这位神明。我们和其他的女孩子不同，她们偶尔也会对有姣好脸蛋的男孩子着迷，玩些幼稚天真的游戏；可我们却把一切感情和一切热情全都倾注在这一个人身上。在那激情如火的两年里，我们的一切思想全都集中在了他一个人身上。有时候我也觉得奇怪，有过那么一段疯狂的经历后，后来的我们居然还能以清醒、坚定和健康的爱去爱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我们居然没有把我们的热情、我们的能量尽数耗在这无谓的崇拜之中。但是，不管怎么说，那段时间里的荒唐并不是可耻的。因为多亏这个人，我们得以生活在对艺术的激情之中，在我们的荒唐行径中毕竟还有一种向着更崇高、更纯洁、更美好的境界进取的冲动，而这个境界则恰好体现在他身上。

所有这一切都以如此可怕的方式变得遥远了，一切记忆也早已被琐碎的生活和情感所掩盖。可是当女店主向我说出他的名字的时候，我还是大吃了一惊。不过她没有看出我的惊诧，这真是个奇迹。当年我们只看到他置身于观众无比崇拜的光环之中，把他当作青春和美好的象征，并那般疯狂地热爱过。如今再见，他却沦落成乞丐，沦落成接受施舍的人，他被粗野的农民所嘲笑，年迈苍老，疲惫不堪，他甚至并不为自己的沉沦感到羞耻，这对我而言简直是天大的意外。我没法再转身回到餐厅里去，我怕我看见他会忍不住流下眼泪，或者会不受控制地在他面前暴露我自己。于是我上楼回到房间，我得先安抚一下那受惊的情绪，再好好回忆一下，这个人对于我的青春时代曾经意味着什么。人的心就是这样奇怪：这么多年里，这个人一次也没有在我的记忆中出现过，这个曾控制过我整个思想、充满我整个灵魂的人，可能到死去的那天我也不会再记起的这个人。我在房间里，摸黑坐着，没有点灯，想尽办法去回忆和他有关的所有细节，回忆开头，回忆结尾。一下子我又走进了那段早已逝去的旧日时光。我自己的身体，已经育有子女并有了外孙的身体，仿佛又变成了记忆里那个少女的身体，瘦瘦小小，尚未完全发育。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直到睡觉前我还坐在床上思念着他，一如曾经疯狂热爱他的那个少女一般。我的双手不由自主地发热，随后便发生了一件叫我自己感到震惊的事情，我简直无法向你描述。突然间，一阵寒意透过我的全身，似乎有什么东西震撼了我的内心。

开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一个思想，一个特定的思想，一种特定的回忆控制了我，它们让我回忆起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愿回忆的一件往事。就在女主人提到他的姓名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我不愿回忆的事情在压迫着、挤压着我的心，就像维也纳的弗洛伊德教授说的，我想“排挤出去”的东西——远远地排挤到我心灵深处，因为太深了，所以多年来便真的把它忘得一干二净，那深埋在内心最深处的秘密，人们固执地甚至对自己都加以隐瞒的秘密。当年我就是对你也隐瞒了这样的秘密，可我曾经向你承诺过，把有关他的事情全都告诉你。如今这个秘密倏地苏醒了，就在我眼前。那些如今该轮到我们的儿女们，不久该轮到我们的孙子们去干的傻事，我现在才能向你承认，当年在我和这个人之间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我可以坦白地向你吐露这个埋在我内心最深处的秘密。这个陌生男人，这个年迈渺小、彻底崩溃、潦倒不堪、为了一杯啤酒给农民们朗诵诗歌，被他们揶揄嘲笑的乞丐，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爱伦，却曾在一个危险的时刻，把我全部生命掌握在他手里。我的一生取决于他，全凭他随心所欲地摆布。如果没有他，我的这些孩子有可能不会出生，我今天不知会在哪里，又会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今天写信给你的这个女人，你的这个最最亲密的女友，或许会成为一个不幸的女人，和他如今的样子一般，被生活碾得粉碎、踩得稀烂。或许，你会觉得我这些话言过其实。其实，在我当时自己也没有理解，我的处境有多么危险，但是今天我清楚看到了，彻底懂得了我当时所不懂的事情。今天我才发现，我欠这个已经被我遗忘了的陌生人的情意有多么深重。

我愿尽可能详尽地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你。你还记得吗，你当时正好快满十六岁，你的父亲突然调离因斯布鲁克。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你当时如何绝望地冲到我的房间里啜泣不已，你不得不离开我，不得不离开他。我不知道，这两件事哪一件更令你难过。我几乎以为，你再也见不到他，见不到这个我们青春时期的神明。我也明白如果没有他，对你来说，生活也就不能成为生活了。我当时不得不向你发誓，一定把有关他的一切事情全都向你通报，我答应每个礼拜，哦不，每天都给你写信，写整整一本日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忠实地履行着我的承诺。对我来说，你的离开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再没有人听我倾诉满腹心事，以及那些荒唐的行径。

但是，话说回来，我毕竟还有他，我还能看见他，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还是属于我的。这于我而言是痛苦中的小小快乐。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你也许还记得——那个事件。关于这件事，我们只是模糊地知道个大概。据说，施图尔茨向剧院经理的夫人献殷勤——至少后来人家是这样告诉我的——于是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之后他就被解聘了。当时为了给他面子，才允许他最后一次登台。剧院方面只让他再上台演出一次，如此一来说不定连我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了。

如今回想起来，我一生中再没有比宣布彼得·施图尔茨最后一次演出的那一天更悲惨的了，我简直像生了一场大病。没有人分担我的绝望，没有人听我吐露心声。学校里的老师们也只是看到我脸色灰白，神情恍惚。在家里我变得心情恶劣、脾气暴躁，父亲对我的反常举动其实一无所知，但到底还是被我惹得发起火来，他不许我上剧院，以此来惩戒我。我向他苦苦哀求，可这过于激烈和冲动的哀求，并没有博得父亲的怜惜，反而把一切弄得更糟，因为这时就连我母亲也开始反对我了：她说若不是看戏的次数过于频繁，我也不会弄成这个样子，她命令我必须待在家里。就这一刻，我突然对我的父母有了恨意——是的，这一天，我的思维已经混乱了，我是这样的疯狂，我恨他们，简直不愿再看见他们。我把自己关在房里，一心想死，那种突如其来的，危机四伏的忧郁向我袭来。这种忧郁情绪对一些年轻人来说是相当危险的。我呆呆地坐在小沙发里，没有吵闹，没有哭泣——我太绝望了，所以欲哭无泪。我的内心世界几乎天翻地覆了，忽而冷得像冰，忽而又热得似火。我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来回奔跑，我打开窗户，凝视着窗下的院子，四层楼高，我目测了一下高度，心想要不要纵身跳下去。与此同时，我不停地看向钟表：才三点，戏是七点开演，这是他最后一次演出，别人会围着他欢呼，可我却听不到他的声音，也看不见他的样子，突然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迫切。父母虽说不许我出门，但此刻他们的禁令对我来说已毫无威慑力。想到这里，我拔腿就跑，跟谁也没打招呼。我跑下楼梯，跑上大街，却不知道到哪儿去。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怎样，只是心里有某种乱糟糟的设想，想跳河淹死，或者干出其他什么荒唐的事情。没有他，我绝不想再活了，可我又不知道该怎样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只好满街乱跑，我想这时候如果有朋友叫我，我也是不会理会的吧。我对一切都无所谓。这个世界对我来说，除了他，任何人都不复存在。突然，我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竟然在他的房子前面停了下来。还记得吧，我俩曾经常在对面的门洞里等着，看他是否回家，或者抬头仰望他家的窗户。我就这样毫无准备地来到了这里，也许是那混乱不堪的希望无意识地驱使我来到这里，只为能碰巧见他一面。但是他没有来，十几个不相干的人，邮差啦、木匠啦、市场上的一个胖乎乎的女店员啦，他们进出这幢房子，胡同里还有好几百个毫不相干的人匆匆来去，可他不在，他不在这里。

事情后来怎么发生的，我已不太记得了，只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驱使我到对面去。我跑过马路，沿着他那房子的楼梯，一口气跑上三楼，一直跑到他寓所的门前。我当时就像着了魔似的，只想接近他，只想更接近他！只想再跟他说些什么，尽管我自己也不知道想说些什么。这一切完全发生在一种疯狂的状态之中，我自己都讲不清为什么会这样。我不顾一切地奔跑，为的就是把所有的顾虑全都抛掉。我已经——我还没有喘过气来——我已经摁响了门铃。直到今天，我还能听见那尖锐刺耳的铃声。铃声过后是漫长的完完全全的寂静，寂静中我那颗突然清醒过来的心开始紧张地跳动。终于我听见屋里有脚步声传来，沉重坚定、神气活现的脚步声，就像我在剧院里所熟悉的那种。这一瞬间我恢复了知觉，我想从门前逃走，可恐慌的我已经浑身发僵，双脚好像瘫了似的不听一点儿的使唤，而我那颗小小的心脏也像是停止了跳动。

房门打开了，他诧异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认识我或者认出了我。大街上，那么多崇拜他的正值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一堆一堆地围着他拥来拥去，而我们两个，明明是最爱他的，却总是太过羞怯，看见他更是唯恐避之不及。这一次我也是低着头站在他的面前，不敢抬头看他。他等着，似乎在等待着说出一些什么事情，他显然是把我当作给哪家商店跑腿的小女孩，要传递什么消息给他：“怎么啦，我的孩子，有什么事？”最后他看着我，用他那充满磁性的声音鼓励我说。

我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只想……可是我不能在这儿说……”我说着就这样停住了。

他关切地点点头，对我说了一句：“好吧，你进来吧，我的孩子，出什么事了？”

我跟着他走进房间。这是一间很宽敞的房间，陈设简单，看上去有些零乱不堪：画像已从墙上取下，箱子东一个西一个，衣物装了一半。“好，那就说吧……你是从谁那儿来的？”他又问道。

突然之间，滚烫的泪水从我的眼眶里汨汨流出，一些未经准备的话夺口而出：“请您，请您留在这儿……请您，请您别走……留在我们这儿。”

他听了，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他的双眉扬了起来，一道深刻的纹路深深印在他的唇边。我似乎能感觉到他的思想，或许他会以为又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女性崇拜者来骚扰他。我开始担心他会粗暴地训我一顿，他当然没有呵斥我，或许是我身上有什么东西激起了他的怜悯，使他同情我的孩子气的绝望心情。他走到我跟前，十分柔和地抚摸了一下我的手臂，“亲爱的孩子，”他对我说道，就像一个老师在对他的学生说话，“我离开这里，并不取决于我自己。现在这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你今天能来跟我说这番话，实在是很令我感动。像我们做演员的演戏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青年吗？能够成为年轻人的知音，对我而言始终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现在决定已经做出，我已无法改变。好吧，就像刚才说的，”他说着往后退了一步，继续说道，“你来跟我说这番话，这的的确确是你的一番好意。我谢谢你，并希望你能继续对我怀有好感，也希望你们大家对我永远怀有亲切美好的回忆。”

我明白，他这是和我告别。可正是这告别使我倍感绝望。“不，请您留在这里。”我抽泣着向他大嚷起来，“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留在这里吧……我……没有您我会活不下去。”

“你这孩子。”他想安慰我，可是我紧紧地搂住他，用我的双臂紧紧地抱住他。可在这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勇气，哪怕去碰一碰他的外套呢。“不，请您别走。”我绝望地啜泣不已，“别让我一个人留下！请您把我一起带走。不论到哪儿去，我都跟您走……直到天涯海角……您想把我怎么样，都随您……只要您不离开我。”

我不知道，在当时那种绝望之中我还跟他说了些什么荒唐话。我紧紧地贴着他，仿佛只有这样才可以把他拉住，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这般近乎疯狂的举动，使我自己陷进了多么危险的境地。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当时有多么天真无邪，肉体之爱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多么陌生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年轻的姑娘，而且——今天我大概可以这么说——是一个相当可人的漂亮姑娘，走在街上，会有男人回过头来看我。他是一个男人，正值三十七八岁的壮年，他当时对我完全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的的确确会顺从他，他不论想怎样摆布我，我都不会反抗。当时在他的寓所里，他完全可以利用我的不理智，对他来说，这不过是逢场作戏。在我还没清醒之前，我的命运被他掌握在手里。倘若他卑劣地利用我孩子气的急迫心情，屈服于他自己的虚荣心，放任他自己的欲望，抵御不了这强烈的诱惑，天晓得，我会变成什么样子——今天我才知道，当时我是处于怎样危险的境地。我现在感觉到，有一个瞬间，他似乎把持不住自己了。他让我的身体紧贴在他身上，并且靠近我颤抖的嘴唇。但最终，他没有，他慢慢地把我推开。“等一等。”他说道，几乎是使劲挣脱自己，转身向着另一扇门喊道：“基尔歇太太！”

我吓得要命，出于本能地想要逃跑。莫非他想在这个老太太，他的女管家面前羞辱我？当着她的面把我嘲笑一番？这时女管家已经走了进来，他转过身对她说道：“您想想，基尔歇太太。这真是一番美意。”他对她说，“这位年轻的小姐特地来看望我，并以全校的名义向我转达衷心的临别问候。这难道不令人感动？”他说完又转过脸来冲着我，“是的，也请您代表我向大家表示最真诚的感谢吧。能受到青年的欢迎，对我而言也就拥有了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我一直认为我们演员这个职业的美好之处就在这里。只有像你们这样美好的年纪才会对美怀有感激之情。是的，只有青年才如此。亲爱的小姐，你今天的到来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快乐，我将永远铭记你的这番好意。”说着他握住了我的双手，“永远不会忘记。”

我停止了流泪，他没有让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也没有使我蒙受屈辱。甚至，他还用他的善良和温和替我分担窘迫，因为他转身过去接着对女管家说：“要不是我们有这么多事要做，我多么想和这位可爱的小姐再多聊一会儿。这样吧，请您送她下楼，一直送到门口，亲爱的小姐，愿您万事如意，再见！”

后来我才明白，他为我想得有多么周到。他派女管家一直送我到门口，是为了爱护我，为了保护我。在这小城里我也是有头有脸的，如果让哪个坏蛋看见我这么一个年轻姑娘独自一人从名演员的家里溜出来，肯定会乱泼脏水。什么事情会对我构成危险，这个陌生人比我这孩子更加清楚。他保护我，避免让我因为年轻和少不更事而受到伤害——时隔二十五年，我现在似乎对这件看得更加清楚。

一年一年，岁月流逝，所有这一切我都已经遗忘，亲爱的朋友，这不是很不应该也很令人羞愧的事吗，这也是因为我羞愧至极才会一心想要忘却这一切的啊。我从内心深处，从来也没有感激过这个人，在那之后，也再没有打听过他，没有打听过那天下午手里掌握着我的一生，掌握着我的命运的这个人。现在这个人就坐在楼下，面前放着一杯啤酒，他沦落成了一个彻底失败、潦倒不堪的废人、乞丐，他是众人的笑柄，除了我，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或者他曾经是谁。只有我知道，说不定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唯一还记得起他姓名的人。我欠他的太多，现在我也许有机会可以有所偿还了。想到这里，我的心平静下来，它不再怦怦直跳，不再恐慌惊惧，如果还有一丝别的情绪的话，那我也只有羞愧，我竟然会这样长久地忘却他，忘却他为我做的一切，这对他该是多么的不公平。这个陌生人在我一生最关键的时刻，用他的高尚救赎了我。

于是，我再次走进餐厅，从时间上看，大概只过去了十分钟，什么也没有改变。打牌的在继续打牌，女店主在柜台里依旧缝着什么东西，几个农民略带困意地抽着他们的烟斗。他还是坐在他的位子上，没有改变姿势，面前放着的啤酒杯已经空了，他依旧直愣愣地望着前方。这一次我才注意到，在这张神情困惑的脸上布满了多少悲哀，一双浑浊的眼睛躲在沉重的眼皮底下，目光呆滞，因为中风而歪向一边的嘴巴，显出痛苦而阴郁的神情。他就那么落寞地坐着，双肘支在桌上，支撑着他向前倾的头用来抵御倦意，这倦意不是瞌睡引起的困倦，而是对人生深深的疲倦。没人和他说话，没人理会他。他坐着，就像一只羽毛剥落的灰色大鸟，蹲在笼子里的暗处，也许此刻他正回忆着自己曾展翅飞翔，翱翔天空的自由和激情。

这时，门又开了，又有三个农民迈着沉重拖沓的脚步走了进来。他们要了啤酒，然后环顾四周寻找座位。“去，靠边去！”其中一位农民态度粗暴地向他发号施令。可怜的施图尔茨抬起眼来直勾勾地望着那位农民。我发现，他的神情里是有愤怒的，人们对他使用的这种粗暴的轻蔑态度，让他倍感羞辱，可是那种愤怒的神情稍纵即逝，他看上去已经疲惫不堪，也饱受过太多屈辱，他已经放弃了自卫或者争吵。所以他默默地向旁边挪动了一下，同时也把他的空酒杯推到一边。女店主给这三个人端上来酒。我看见他用贪婪的目光如饥似渴地望着别人杯子里的酒，但熟视无睹的女店主并未回应他那无声的请求。人家施舍给他的那一份他已经得到，他还不走，那是他自己的过错。我看见他再也没有力气进行反抗，心里竟觉得酸酸的，想着他这把年纪，不知道还会受到多少屈辱和难堪啊！

就这一瞬间，我的脑海里猛地闪过一个念头，令我豁然开朗。我不可能给他什么真正的帮助，这我知道。我不可能令他，令这个已经颓废不堪，意志消沉的人再焕发青春，但是我或许能够多多少少的给他一些保护，使他不再遭受被人耻笑的痛苦，我甚至还能帮助这个已被死神之笔画了记号的人，在他最后的生命里，在这偏僻的村子里为他挽回一些声誉。

于是我站起身，以一种相当夸张的方式走向他的桌子，走向被挤在农民当中的他。那些农民看见我走过去都立刻抬起头来，他们的眼神里满是诧异。我对他说：“不知我可有幸和宫廷演员施图尔茨先生谈谈话？”

他怵然一惊，好像被电击透了全身，就连他左眼上面沉重的眼皮也抬了起来，他凝视着我。他显然很惊讶，竟然有人用他过去的姓氏称呼他，在这个偏僻的山村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这个姓的，除了他自己，所有的人都早已忘记了这个姓。而我呢，甚至称他宫廷演员，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当过宫廷演员。这个意外实在过于强烈，他甚至没有力气站起身来。他的目光渐渐地变得游移不定，我想他或许会以为这也是一个早有预谋的玩笑。

“没错……这是……这是我过去的姓。”

我迎着他的目光向他伸出手去：“啊，那我太高兴了……我深感荣幸。”我故意大声地说，因为我知道现在必须要大胆地撒谎，为了让他人对他表示敬意，为了不再让他饱受屈辱，“虽说我从未有幸欣赏您在舞台上的演出，但是我先生一再向我谈起您。他在中学时代，常常上剧院看您演出，我想，那是在因斯布鲁克……”

“是的，是在因斯布鲁克，我在那儿待了两年。”他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活跃起来，同时他也发现，我丝毫没有嘲笑他的意思。

“尊敬的宫廷演员先生，您也许无法想象，他和我谈您谈了多少次，我对您的情况知道得多么详尽！啊，我明天一定要写信告诉他，说我有幸在这里遇见您，他一定会对我羡慕不已。您一定想象不到，直到今天他还崇拜着您。不，他常常对我说，谁也无法和您扮演的波萨侯爵相匹敌，连凯因茨也不行，谁也不能和您演的马克斯·彼柯洛米尼、莱昂德尔相提并论。我想，那一次我丈夫之所以特地赶到莱比锡去，就是为了看您登台演出，可是那时候他又没有勇气和您打招呼。不过您那个时期的照片他还都保存着，我真希望您能光临寒舍，看看这些照片保管得多么精心。能多听到一些您的消息，我先生一定会欣喜若狂的。或许您可以帮我个忙，给我随便说点什么，等我回去之后好把这些事都告诉他……我只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打扰到您。或者你如果不介意，我想邀请您坐到我这张桌子上去。”

坐在他旁边的那几个农民仰起头直盯着我，不由自主地恭恭敬敬地挪到旁边。我看到，他们有些忐忑不安，有些感到羞愧。在这之前他们一直把这个老人当作一个乞丐对待，有时赏他一杯啤酒喝喝，跟他开开玩笑。而我，一个陌生女人，对待他的态度却是这般尊敬，他们第一次心生怀疑，没准这个老人真是个人物，别人在外面认识他，甚至崇拜他，这使他们感到不安。我故意用恭敬的语气请求和他谈话，就像乞求莫大的荣耀一般，很显然，这种语气开始发挥作用。“喂，那就去吧。”他旁边的农民催他道。

他站起来，好像刚从梦中醒来一样，摇摇晃晃地站立起来。“很乐意……乐意。”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发现他在使劲压抑他激动万分的情绪，他这个老演员此刻正在和自己搏斗，不要在别人面前表露出他是多么感到意外，他是如何笨拙地努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要摆出一副在剧院里那种潇洒而有尊严的样子，就仿佛这种邀请和欣赏对他来说纯粹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就这样，他慢吞吞地踱到我的桌旁。

“请上一瓶葡萄酒，为了对宫廷演员先生表示我的敬意，请来瓶上等名酒。”我说得很大声，尽量让声音洪亮些。现在连在牌桌旁打牌的人也抬起头来看向我们这边，他们开始窃窃私语。他们的施图尔岑塔勒，居然是个宫廷演员，是个名人？既然这个从大城市来的陌生女人对他这样尊敬，他身上想必真有点令人赞赏的东西。年老的女店主把酒杯放在他的面前，姿势毕恭毕敬，和先前判若两人。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对他对我都奇妙无比。

我把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情况说给他听。我假装这些事情都是我丈夫告诉我的。我知道他扮演的每一个角色，知道那位评论家的姓名，知道这个评论家写的每一行关于他的评论。他简直惊讶极了。譬如有一次莫阿西前来客座演出，这位大名鼎鼎的莫阿西拒绝独自一人到台前谢幕，便把他拉着一同上台，到了晚上还建议和他像兄弟似的以“你”相称。他一再的表示惊讶，就像一个刚从梦中醒来的人一般：“这个您也知道！”他早就以为自己已被人遗忘、被人埋葬了，现在竟然有人伸过来一只手，敲敲他的棺材，并把他从棺材里一把拉出来，杜撰一些他实际上从未拥有过的荣誉。既然自我欺骗是人之常情，他也就相信他在这个世界里确实曾获得过这些荣誉，而且对此深信不疑。“唉，这个您也知道，可我自己却已经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一个劲地嗫嚅着说。我发现，他必须拼命用力，才不至于泄露他内心的感动；有两三次我发现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他那块脏兮兮的手绢，转过脸去擦鼻涕，而实际上他却是以最快的速度擦去顺着他憔悴不堪的脸庞滑下的眼泪。这个发现令我动容，看到我能使他高兴，看到这个病魔缠身的老人在死之前能够再次感到幸福，我整颗心都颤抖了。

在一种忘情狂喜的状态中我们就这样一直坐到夜里十一点，然后，那位宪兵队长非常谦虚地走过来，彬彬有礼地提醒我们，现在到了戒严时分。老人听了显然大吃一惊，难道天上的奇迹真的会在人间发生？他恨不得再坐上几个小时。听别人讲述和他相关的事情，这样他可以继续沉湎于对自己的梦幻之中。

但对我而言，我是很感激宪兵队长的提醒，因为我一直在担心，他最终还是会猜出事实的真相，所以我请求大家：“我希望，各位先生能劳驾，送我们的宫廷演员先生回家。”

“非常乐意。”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一个人恭恭敬敬地把他那顶破旧不堪的帽子拿来，另一个人则扶他站起来。我知道，从这一刻开始，他们再也不会嘲笑他，再也不会羞辱他，再也不会伤害他——这个可怜的老人，他曾经是我青春时期的幸福和苦难啊。

当然，在最后分别的时候，他还是失去了他那竭力保持的镇定和尊严。他感动至极，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汹涌的感情，泪水顷刻间从他那疲倦浑浊的眼睛里大颗大颗地涌出来。和我握手时，他的每根手指都在发抖。“啊，善良、慈悲的夫人。”他说道，“请您代我向您的先生问好，请您转告他，老施图尔茨还活着。说不定我还会再度复出，重新登上舞台。谁知道，谁知道呢，也许我会重新获得健康呢。”

两个男人一左一右地搀扶着他，不过他几乎已经能够挺直身板挺拔地走路了，一股新生的神气让这个潦倒不堪的人又重新振作起来。我似乎能听见他的嗓音里有了另外一种高傲的声调。他在我的生活开始之时曾经帮助过我，如今在他的生命结束之前，我总算也帮了他一把。我偿还了我欠他的那份旧债。

我知道自己不能再住下去了，第二天早上我向女店主表示歉意，表示山风对我而言过于强烈。我试图给她留一笔钱，让她从现在开始，不要只给那可怜的老人一杯啤酒，他如果想喝就给他送去第二杯、第三杯。没想到的是，我的这种行为碰上了本乡本土的傲气。女店主说，不必了，她自己就会这样去做。村里人先前都不知道这个施图尔茨·塔勒曾经是一个这样伟大的人物，现在，全村人对此都感到了极大的荣幸。而且村长已经作了安排，从现在起，每个月还会额外多给他一些钱。女店主甚至向我保证，他们大家都会很好地关心他。于是我给他留下了一封信，一封洋溢着感激之情的信，感激他如此善良好心，把整整一个夜晚赠送给我。我知道，在他去世之前，他会成百上千遍地读这封信，并且把这封信拿给每一个他遇到的人看。他还会一直幸福地做着那个关于他的荣誉的梦，直到走到生命的终结。

这么快就结束休假，我的丈夫对此非常惊讶。再看到我离家仅仅两天，脸色就变得这样新鲜，情绪还这样欢快，他更是惊讶不已。他称我的这次休假是一次奇迹疗养。但于我，却并不能从中找到任何奇妙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比感受到幸福更能令人健康的了，而除了使别人幸福再也没有更大的幸福。

这样，我也向你偿还了在少女时代欠下你的一笔债。现在你知道了关于彼得·施图尔茨的所有事情，也知道了你的女友埋在内心的最后的秘密。

既相同又不同的两姐妹

在南欧某地有一座城，这座城市的名字我还是不说出来的好，我刚从小胡同里拐出来，一栋气势雄伟的建筑物便横在我的面前，这是早期风格的建筑，两个巨大的塔楼耸立其上，式样完全相同，在夕阳映射下一个看上去就像是另一个的影子。这不是一座教堂，也不像是早已被人遗忘的年代里所建造的一座宫殿。我觉得这应该是一座修道院，可是从它所占有的宽阔场地来讲又像是一座世俗的建筑物，总之我也辨别不清到底是什么。

于是，我彬彬有礼地摘下帽子，向一个正在一家小咖啡馆的平台上喝酒的市民走去，他面色红润，手里正端着一杯淡黄色的酒。我有些唐突地向这位市民打听这座巍峨耸立于低矮房舍之上的建筑物的名称。这位市民惊奇地抬起头，随后便从容地露出美美的微笑，他回答我说：“我无法确切地回答你的问题。要知道城市地图上的标的可不太一样，但我们还一直沿袭旧时的说法：姐妹楼。也许是因为这两个塔楼十分相似吧，又或许，因为……”他说到这里突然顿住并小心地敛住笑容，他似乎想先证实一下我的好奇心是否被他煽动起来。如他所愿，他这样欲言又止，确实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就这样，我们交谈了起来。他建议我也喝一杯这种带有涩味的金灿灿的酒，当然我也乐意听从他的要求。夜色渐渐降临，在我们面前，塔楼的尖顶在慢慢明亮起来的月光下散发着一种梦幻般的亮光。我品尝着味道醇和的美酒，在那个温柔的晚上，那个既相同又不同的两姐妹的小小传奇也愈加显得别有风味，这个传奇是那个市民讲给我听的，在这里我想尽我所能地将它如实地复述出来，尽管我不敢对它的真实性作出担保。

特奥多西岛国王招募的军队被迫驻扎在了阿克维塔尼亚地区当时的首府，他们在此地建造了冬营地，美美地休整一段时间之后，劳顿至极的军马皮毛又顺滑起来，不过士兵们却感到更加无聊了。这时，一个轮巴德族人，名叫黑里轮特的骑兵队长，竟然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女商贩，女商贩是在那座城市市郊的偏僻小巷中兜售香料和蜂蜜甜面包的。他陷入热恋之中如痴如醉，为了能及早把她搂在怀里，他甚至毫不介意她低微的出身，很匆忙地就和她结了婚，并和她一道搬进集市广场上的一所宅邸里去居住。他们在那里度过了好几个星期，他们如胶似漆，忘记了他人，忘记了时间，甚至忘记了国王和战争。就在他们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之中、温情款款缠绵之际，时光却没有昏睡。和风蓦地从南方吹来，暖流所到之处，江河冰融，草地上清风徐徐，藏红花和紫罗兰被催出斑斓的蓓蕾。几乎是一夜之间，枯树泛出新绿，冻僵的暗褐色的树枝骨节上也开始吐出新芽，春天从雾气腾腾的大地上慢慢浮现，和春天一道而来的，还有那熊熊升起的战争烽烟。

一天早晨，蛮横急促的门铃声突然响起，把这对沉睡的恋人从晨梦中惊醒，国王派来的使者命令他的这支军队整装待发。然后，营地里开始鼓声喧天，风把军旗吹得哗啦啦响，不一会儿工夫，上了鞍子的马匹发出的一片卡嗒卡嗒声在集市广场上响起。于是，黑里轮特迅速挣脱妻子柔软的胳臂，离开那个温暖的怀抱，因为不管他的爱情多么炽热，都抵不过要上战场博取功名的男儿热血的烈焰。他对她的眼泪无动于衷，对她想陪伴他出征的愿望置之不理，他将她一个人抛弃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头也不回地和大队人马一道奔赴毛里塔尼亚去。他一连打了七场胜仗，彻底扫荡了萨拉逊人的老窝，并摧毁了他们的城市，心惊胆战的敌人被一一制伏。胜利之师以所向披靡之势，一路抢掠直达海岸，后来他不得不在那里雇用海员和租战船，如此才能将所缴获的堆积如山的战利品运送回家。从没见过如此迅速地取得胜利，从没见过如此闪电般地完成远征，难怪国王竟将被征服国的北方和南方赐给他做采邑，只征收低微的息金，作为对这位勇敢的斗士的感谢。

这样，过着戎马生涯的黑里轮特本来可以好好安享清福，享受荣华富贵了。谁知，这迅速获得的战绩没有给他带来安乐反倒更刺激了他的功名心。利令智昏的他竟不甘心俯首称臣，不情愿向一国之王承担纳贡的义务。在他看来，只有戴上王冠才能和妻子光洁的额头相般配。于是，他暗中在自己的军队里煽动军士敌对国王的情绪并策划起事。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事情过早败露，谋反没有获得成功。这在他看来异常神圣的一仗还没打响便被击溃，他不仅遭到教会的放逐，还被自己的骑兵们所背弃。最后，黑里轮特不得不逃进深山里，国王悬赏缉拿他，当地农民为了得到高额的赏金，在利益的驱使下用木棒将这个备受唾弃的人打死在睡梦中。

后来，国王的密探在那一座谷仓的草堆里找到了这个叛逆者的尸体，密探撕下他身上的饰物和衣服，接着将那赤裸的血淋淋的身体扔进了兽尸坑。而此时，对他的遭遇毫不知情的妻子，则在府邸的锦缎床上产下了一对双胞胎——两个女孩。在这座城里众多新生婴儿中，这两个孩子由主教亲手洗礼，并命名为海伦和索菲娅。钟楼里的钟还在轰鸣，水晶高脚酒杯还在宴席上叮当作响，黑里轮特叛乱和死于非命的消息就在这一时刻猝然而至。随后第二个消息又迅速传来：按照惯例国王将叛逆者的房屋和财产收回归为己有。就这样，刚刚满月的漂亮女商贩在享受了短暂的尊贵之后，不得不又穿上那件破旧的羊毛衣回到那条弥漫着腐烂气味的小巷里，有别于从前的是，如今她悲惨的生活中不仅有无限的失望和苦涩，还有两个幼小的孩子。她又要从早到晚坐在铺子里的矮木凳上，向街坊四邻兜售她的香料和加蜂蜜的甜品，在可怜巴巴地换取几个铜板的同时，她还不得不忍受着来自周围的讥诮和挖苦。悲惨的生活迅速熄灭了她眼中原本明亮的光芒，年纪轻轻的她早早地添了白发。好在，这一对聪明活泼、妩媚可爱的孪生姐妹，不久便对她的困顿与厄运有了补偿。

两姐妹继承了母亲的娇美容貌，她们曼妙的身材和优雅的言谈是那样相仿，以致人们常误以为，这是一个可爱的形象如同镜子般照出了另一个可爱的形象。不但外人，就连作为她们母亲的她也辨别不清这两个年龄相同，身材亦相同的女儿，哪一个是海伦哪一个是索菲娅，她们简直就是一个人。于是，她让索菲娅在胳膊上系一条廉价的亚麻布带子，有了这个标记人们便能将她和妹妹区别开了。但是如果她只听她们的声音，或者只看她们的脸。那么，她便摸不着头脑了，亦不知道该用哪一个名字来称呼她们中的任何一个。

不幸的是，这一对孪生姐妹虽然继承了母亲的花容月貌，但也继承了父亲那种极大的虚荣心和权势欲望，她们彼此较量，都力求在各方面超过对方，进而还要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一般的孩子在童年时期都是单纯、毫无邪念地玩耍，但她们两个却已经开始处处钩心斗角、事事互不相让了。倘若一个陌生人喜欢她们其中一个人的妩媚可爱，将一枚漂亮的小戒指戴在其手指上，却没将同样的礼物赠给另一个。那么，那个受到轻慢的孩子就会伸直身子平躺在地板上，牙齿咬住紧握的拳头，并用鞋跟愤怒地猛烈敲击地板。如果一个受到一声称赞，得到一个爱抚，做成了一件事，那么另一个就会受不了。虽然她们模样相似得让左邻右舍戏称她们是彼此的小镜子，可是她们却不以为然，甚至各不相让，她们的胸中整日里燃烧着熊熊的妒火。

作为母亲，她试图遏制这种不顾手足情谊的太过极端的虚荣心，并且想要她们放松这根你争我夺绷得太紧的弦，结果只是徒劳。后来她不得不承认，有一颗招灾惹祸的种子正在孩子们尚不成熟的形态中滋长起来，她虽满腔忧愁但也得到了些许安慰，因为恰恰是这种持续不断的你争我斗，才让她的孩子们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她们这个年龄段里最机智敏捷、最精明能干的人。就像不管一个人学习什么，另一个一定会马上跟着学，并急不可耐地想要胜过对方。由于她们心灵手巧，很快就学会了各种有用和有吸引力的生活技能，诸如织亚麻布、给织物染色、镶嵌首饰、吹笛子、优雅地跳舞、写语言优美的诗歌，后来她们学会了用悦耳动听的歌声和着琉特琴吟唱。最后，她们具有了超出宫廷贵妇们的一般特性，甚至她们还学拉丁语、几何学，以及更高深的哲学科学。这些学科的教授都来自一位亲切友好的年老的教会执事。不久，体态曼妙、举止优雅和思维敏捷的两姐妹成了阿克维塔尼亚的珍宝，人们再也找不到可以和女商贩这两个女儿媲美的姑娘了。不过，直到这时大概也没有谁能说得出，这孪生姐妹中的哪一个是海伦，哪一个是索菲娅，因为无论在身材上还是在思维活跃度和谈吐上，仍旧没有人能将她们俩辨别开来。

不过，随着对文艺的日渐爱好，随着对所有敏感、温柔的事物的了解——这些都给灵魂和肉体以随时摆脱禁锢，渴望进入情感的无穷尽境界的激情，也因此，不久后这两个姑娘的内心深处便萌发了对她们母亲低贱身份的强烈不满。每当她们参加学院的学术讨论会，与参会博士们热烈讨论完各种论点回到家，抑或当她们从舞会返回这烟雾弥漫的胡同而耳畔还回响着乐曲声时，再看到蓬乱着头发的母亲坐在她的香料后面，为了几块姜汁甜品或几个发霉的铜板而叫卖直到天黑，她们总是怒气冲冲地为她们长久以来难以摆脱的贫困感到无限的羞愧。更让她们难以忍受的是，床铺上破旧而锋利的草垫日复一日地摩擦着她们开始炽热燃烧着的、还一直保持着少女贞洁的肉体。夜晚，她们总是难以入睡，她们诅咒这悲惨的命运。以她们的优雅和才智完全可以胜过那些贵妇人，她们原本是有资格身穿柔软的、有好看花边的高贵衣裳，浑身珠光宝气地悠闲漫步，可是命运却使她们被活活埋葬在这个散发着霉味的腐烂的破屋里，仿佛能够给箍桶匠或者铸剑匠当家庭主妇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可是她们，她们毕竟是大元帅的女儿，天生就具有王家血统和盛气凌人的气势。她们渴望金碧辉煌的宫殿和成群的奴仆随从，她们渴望财富和权势，每每遇见身穿裘皮大衣的贵妇从身旁经过，四周簇拥着放鹰猎手和卫兵们，她们的脸总是因愤怒和嫉妒而变得像她们嘴里的牙齿那样煞白。于是，她们的血液里便沸腾起叛逆父亲的狂暴和虚荣。因为，她们的父亲同样也是不满足于小康生活和低人一等的地位。一天到晚，她们不想别的，只想着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摆脱这种卑微的生活。

随即，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似乎又在情理之中。一天早晨，索菲娅醒来时发现她旁边的床铺空了：海伦，她的小镜子，她意象中的对手，偷偷出走了，一夜未归。受到惊吓的母亲忧心忡忡，担心孩子是被哪个贵族子弟劫走了。因为少年中许多人曾被姐妹两个散发的光芒所射中，他们甚至为此头晕目眩神魂颠倒。想到这里，她更加慌张了，便衣衫不整地跑到以国王名义管理城市的行政长官面前，恳求他逮住那个诱骗女儿的坏蛋。行政长官答应了。然而，令她倍感羞愧的是，第二天谣言就传开了，这谣言说得有鼻子有眼，说是海伦，这个还没到结婚年龄的女孩和一个贵族少年私奔了，而她完全是出于自愿。这个少年甚至为了她强行撬开了父亲的钱柜。

一个星期以后，谣言还未散去，更糟糕的信息又飞速而至。一些四处旅行的人纷纷讲述，这个年轻的不知羞耻的女人，和她的情人在那座城市里过着阔绰、奢侈的生活，身边簇拥着成群的仆役、鹰隼和南欧的动物，她的身上穿着毛皮衣服和华美的锦缎，惹得当地那些体面的女人十分恼火。这则坏消息在众人嘴里传得正热闹之际，一个更糟糕的消息又接踵而来：海伦厌倦了那个年轻无知的子弟，花光他口袋里的钱之后，便去了已到耄耋之年的司库大人府上，以出卖自己年轻的肉体来换取更奢侈的生活，并且无情地掠夺那个向来一毛不拔的人。没过几个星期，她拔光了司库大人的金羽毛，将那个像被拔光了毛的公鸡一样光秃秃的老头抛弃之后，她又换了一个新的情人。就在最近，她认识了一个更富有的人，又将这个情人无情地抛弃了。

没过多久，人们终于知道了真相：原来海伦在附近一带以出卖自己年轻的肉体为生计，她勤勉的程度决不亚于她母亲在家里兜售香料和蜂蜜甜品。母亲在得知真相之后委托一个又一个乡邻去见这个不可救药的堕落女儿，劝说她不要这样恶毒地玷污她父亲的在天之灵，结果毫无用处。这无疑是极大地伤害了母亲，并让母亲蒙受了深重的耻辱。

一天，一支富丽堂皇的仪仗队伍从城门处沿着大街走过来。走在最前列的人身穿大红长袍，随后的人骑着马，这俨然是一位王公的入城仪式。令人想不到的是，在他们之间，在波斯狗和怪异的猴类簇拥下的人竟是海伦，那个早熟的妓女，那个美丽得如同与她同名的祖先——那位把富人们搅乱的海伦。眼前的海伦被打扮得一如示巴女王进入耶路撒冷时的模样。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工匠们放下了手中的活儿，文人们放下了下笔，看热闹的人群把这个队列团团围住，直至最后这群浩荡行进着的骑马人和仆役终于在集市广场上，准备隆重迎接贵宾。这时候，车帷终于拉开了，这个带着孩子气的荡妇高昂着头颅从宅邸的大门走进去，这座宅邸正是从前归她父亲所有的，她用三个缠绵的良宵虏获了一位挥金如土的情人全部的爱，于是情人从国王手中买下这座宅邸送给她。如同走进一块奴隶制的公爵领地那样，她迈入了那间摆放着豪华大床的卧室，她母亲就是在这张床上将她生下的。被荒弃很久的房间在极短的时间里便摆满了来自宗教的珍贵塑像。沿着木头楼梯向上伸展处有凉爽的大理石栏杆扩散开来，就像人工的瓷砖和马赛克镶嵌的图案一般，不断增多的手工编织的地毯上布满了各种有故事情节的图像，一枝绿色的常春藤，懒洋洋地攀爬于墙上，金质餐具的脆响和盛大宴席上演奏着的音乐声响作一片，拥有青春活力和诱惑力的海伦，对各种技能早已十分熟练，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她就变成熟谙种种卖弄风骚和暧昧本领的能手，成为所有妓女中最富有的人。不计其数的富翁从附近各城市，甚至异国蜂拥而来。基督徒、多神教徒和异教徒，甚至也要来享受一下她的宠爱。由于她对权势有着超强的欲望，丝毫不逊于她父亲对功名的渴望，所以她严格控制住这些恋人，并竭力抑制男人们的澎湃激情，直至把他们的财产压榨殆尽。就连国王的亲生儿子也不能幸免，在享受完一个礼拜的欢愉，带着痴迷又无比清醒地离开海伦的怀抱时，他也不得不向当铺老板和借贷者支付难以负担的赎金。

如此胆大妄为的行径，激怒市里的体面女人也就在所难免了，尤其是那些年岁较大的女人。教堂里，神父们痛斥海伦小小年纪便背叛道德。集市广场上，女人们纷纷握紧拳头以示愤怒，夜晚无数的石块砸在窗户和大门上哐啷啷直响。但是不管那些品行端正的女人们——那些被遗弃的妻子们、孤独的寡妇们——怎样发怒；不管那些年长的、对卖弄早已精通的娼妓们怎样愤恨咒骂——因为这匹既放荡又不知羞耻的小驹儿闯进了她们寻欢作乐的草地；这些，都比不上她姐姐索菲娅的强烈愤懑。当然，撕伤索菲娅的灵魂的，不是妹妹沉湎于如此邪恶的生活，而是一种懊悔——她恼恨自己错过了绝好的机会，当初没接受那个贵族子弟提出的私奔的提议。如今，那些她曾暗中热切渴望的、掌控一切的权势和阔绰奢侈的生活，都被那个人所占有了。可是她呢，每天夜里狂风还一直在往她那破败的冷房间里灌，风声和母亲吵闹的哭号声此起彼伏。虽然妹妹不断地派人给她送来高贵的衣服和首饰，然而索菲娅很有自尊，她知道妹妹是怀着一种炫耀财富的心理，所以她拒绝接受这样的施舍。但是，如果现在自己用一种更大胆的姿态去步妹妹的后尘，就像当初和她扭打着争夺姜汁甜饼那样争夺情人的话，这并不能满足她的虚荣心。她要胜利，她认为，她的胜利必须更彻底。就在索菲娅日思夜想该用怎样的方式在享受美誉和受人恭敬上超过妹妹的时候，她从那些日渐不受控制的蜂拥而来的男人们身上嗅到了机会，她至今保留的这份微薄的财富——她的少女的贞操，就是一份最为精美的诱饵，同时也是一件可以让一个聪明女人获取更高利益的抵押品。于是她当即决定，恰恰是妹妹过早浪费掉的东西将要变成她的一份珍贵的财产，她要像妹妹展示年轻的肉体一般来展示自己的德行。如果说妹妹是通过她的奢华和傲慢而备受赞美，那么她就用自己的困苦和谦卑来达到这一点。

就这样，那些人嘴巴里的诅咒的还没有歇息下来，一大早，新的好奇心便在惊愕的城市里滋生和弥漫开来：索菲娅，荡妇海伦的孪生姐姐，因为深感羞惭并且似乎也是为了替妹妹那不体面的生活赎罪而看破红尘，加入了一个虔诚的教团做见习修女，而那个教团正以不知疲倦、专心致志地奉献而著名，病院里残疾病人的护理和照料也正是得益于她们。于是，那些接踵而至的富豪们乱抓着自己的头发，懊恼自己竟迟了一步，未能触摸到这颗珍贵的珠宝。而虔诚的人们呢，则乐得利用这个罕见的机会将这个美丽的女神与那个放荡不堪的女人进行比较，并将这个消息大肆地向四面八方散布，以致阿克维塔尼亚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像索菲娅这样有口皆碑。人们都说索菲娅是个具有牺牲精神的美丽姑娘，她不分日夜地护理危重病人，就连麻风病人也毫不畏惧。每每她头戴白色修女帽低垂着头从街上走过时，女人们都向她行屈膝礼，就连主教也多次在讲话中称赞她是女性美德的典范，孩子们抬起头来像看天上的星星那样仰望她。一时之间——人们当然会以为，海伦一定气恼极了——在这座城市里，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只可怜善良的白色替罪羊身上，而无暇关注海伦。人们想着，为了赎罪，或许海伦已经进入了谦卑的天国。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一个奇异的狄俄斯库里式的双子星座频频闪耀在这个新奇事屡屡发生的地区上空，罪人们和虔诚的人们感到了一种难言的喜悦。因为如果说那些人无法离开海伦过分炽烈的肉欲的话，那么至少这些人还能够用索菲娅的这个闪烁着美好品德光芒的形象去振奋自己的灵魂。

多亏这样的双重性，阿克维塔尼亚这座城市里，尘世上神的王国自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似乎干净和明显地与那个敌对的王国分开了。谁爱纯洁，守护女神便会守护在谁的身边，而谁沉陷于肉欲，那么那个放荡的妹妹怀抱里的爱欲便会向谁招手。

但是在尘世中的每一颗心灵里，在善与恶之间，在灵与肉之间，都遍布着奇怪的走私者的道路。没过多久，事实便表明了这一点，恰恰是这种始料未及的双重性让宁静的心灵备受威胁。因为这一对孪生姐妹虽然生活作风完全不同，但外表依然无法分辨：一样的身材、一样的眼睛颜色、一样的微笑和一样的美丽。自然而然地，城里的男人们开始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矛盾情绪。若是一个青年在海伦的怀抱里度过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夜晚，次日早晨他便像是要清洗掉压在自己心头的罪恶感似地急匆匆跑到明媚的晨光里，那么他就会像见了鬼魂一样毛骨悚然地使劲揉着眼睛，因为他看到身穿女护理员灰色衣服的漂亮修女，正在医院的花园里用轮椅推着一个气喘的老人慢慢行走，并且用她既温和又轻柔的手擦去老人流下的口涎，没有一丝的厌恶之意。他觉得这个漂亮修女怎么看都和那个女人同为一人，他刚才离开她时她还赤裸裸、温软地躺在汗湿的床上呢。他定神仔细凝视：没错，就是她，同样的嘴唇，同样的既柔软又温存的举止，只不过不再是情欲之爱，而是一种更崇高的对全人类的博爱。他凝视了很久，眼睛都酸痛了，想慢慢穿透那件灰色的朴素衣裳，但那个熟悉的荡妇的肉体似乎正透过那薄薄的灰色向他闪着一种神圣的光亮。

而同样的感官上的差异，也愚弄了之前还敬佩地亲眼看见这位女护理员真诚护理病人的那些人。他们刚沿街角转过弯，便看见刚才还十分端庄的索菲娅竟神奇地变了模样，只见她裸露着酥胸、浓妆华服，在一群好色之徒和仆役们的簇拥下，正急急忙忙去参加一个宴会。“这是海伦，不是索菲娅。”大多数人都这样暗自思忖。然而，事情从这一刻起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当他们看到那个虔诚女子时便总忍不住会联想到她的裸体，甚至在做着祷告的时候脑子里就会生出不好的念头，他们的心就这样毫无察觉地从一个女人摇晃到另一个女人身上，头脑变得混沌不堪，导致他们的知觉往往走在与愿望相反的道路上。躺在妓女身边的青年心里想的却是那个不可触摸的女人的肉体；另一方面他们又用一种猥亵的渴慕的目光打量那个虔诚的女护士。由于造物主不知出于怎样的想法把男人的知觉弄颠倒了，所以男人们总是希望从女人身上得到她们所给予的相反的东西：一个女人如果轻易地把自己的肉体献出，那么他们对这礼物便不会珍惜，他们把自己伪装成只能真诚接纳贞洁的女人。但是如果一个女人对自己的贞洁小心维护，他们则又会备受刺激，并急不可耐地想去夺取被她小心看护着的贞洁。因此，什么要求能解决得了男人的这种矛盾，首先它要在灵与肉之间保持永远的对立。但是一个爱开玩笑的魔鬼在这里打了一个双重的结，因为荡妇和贞女，海伦和索菲娅，单从外表看她们的肉体完全一样，人们简直无法把一个与另一个分辨出来，当然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他究竟渴慕哪一个。

于是，医院前面游手好闲的人一霎间比小酒馆里的多了许多，那些纵欲者呢，做爱时则用金钱诱使荡妇披上那件灰色的护士服以此来达到完美的假戏真做，这样他们会觉得，既像享受了那个童贞少女，又仿佛享受了荡妇似的。整座城市，甚至整个地区都渐渐被卷进这场极富刺激性的真假游戏之中。主教的训诲、市行政长官的警告，对此都毫无作用。

一个是全市最富有的人，另一个是全市最纯洁的人。但是，她们并不满足于此。这两个人备受赞叹、备受尊敬，却都是虚荣心极重的人，并不顾念手足亲情反而愈发地钩心斗角，琢磨着用什么法子可以踹对方一脚。索菲娅每逢听说妹妹用近乎邪恶的逢场作戏亵渎她具有牺牲精神的品行时，总是气得咬牙切齿。而海伦每逢听到仆人们向她禀报朝圣者们如何满怀敬畏地向姐姐鞠躬，女人们如何俯吻她所经之处的土地时，她总要恶狠狠地向仆役们发泄胸中的怒火。不过这两个狂热的人越是互怀恶意，越是互相仇恨，便越是对彼此装出十分同情的姿态。海伦在吃饭时言语激动地替姐姐感到痛惜，她认为护理形容枯槁、去日无多的老者简直就是虚掷年华、浪费青春。索菲娅则每天在晚祷结束时也会特意为可怜的背负罪孽的女人背诵一段经文，为了贪图一时的享受，这些犯人用愚不可及的方式亵渎了可以使自己奉献一生的虔诚的，大有裨益的崇高事业。渐渐地，当她们俩发现她们无法通过信使和搬弄是非的人把对方从既定的道路上引开时，她们只好相互接近起来，犹如两个摔跤手，她们一边做出很无辜的样子，一边却已经在用眼光和双手准备作出一个可以将对方制伏的动作来。她们相互探望的次数变得日益频繁，并做出一副深切关怀的样子，其实心里都在暗暗盘算着如何坑害对方。

因高傲而显得模样谦卑的索菲娅在作罢晚祷之后又一次来到她妹妹这里，并再次警告她不要沉湎于这种遭人诟病的生活之中。如往常一样，她拐弯抹角地指责早已听得不耐烦的妹妹，说她的行为如何地不合情理，居然将自己的被上苍恩泽的肉体沦落进一堆罪孽的泥潭中。而此时的海伦正让女仆用乳膏为她涂抹自己那个“被上苍恩泽”的肉体，如此她才能精力充沛地去从事夜晚那个邪恶的行当。她一边半愤怒半戏笑地听着姐姐的牢骚，一边暗自盘算，她是讲几句亵渎神灵的玩笑话让这个无聊的说教者抓狂呢，还是干脆叫几个青年到房间里来搅乱她的心神。这时，如同一只嗡嗡叫的苍蝇一般的古怪念头从她脑海里一闪而过，一个邪恶的主意就这样诞生了，这主意狡黠而具有威胁性，以致让她忍不住地在心里偷笑开来。这个刚才对姐姐的说教不屑一顾的女人突然一反常态，把女仆和侍者全部轰出房间，然后望着姐姐，用一张忏悔的面孔掩藏起内心深处闪着邪恶之光的眼睛。啊，但愿姐姐不要以为——这个精通各种伪装技巧的女人开口说话了——她曾经常因自己陷入罪恶和愚蠢的生活而感到羞愧，不知多少次她的内心已经对男人们卑鄙的肉欲有了厌恶的感觉，很多次她已然作出了决定，要永远地摆脱那些男人，去过一种质朴的、踏实的生活。但是，但是到了最后她意识到，任何抵御在现实面前都是徒劳的，因为索菲娅拥有坚强的灵魂，而她呢，却被虚弱的肉体所困扰，对男人的诱惑索菲娅能做到浑然不知，可是这种诱惑对很多尝过情爱的女人来讲是无法抵抗的。啊，她，索菲娅，这被上天眷顾的幸运儿，她永远都猜想不到男人的情欲是多么强暴蛮横，但正是这种强暴之中所带有的一种特殊的甜蜜在起作用，让人们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愿望甘愿在这股甜蜜的情意中堕落下去。

这番意想不到的自白让索菲娅感到极其震惊，她从未奢望过这样的自白会从她这位贪求金钱和情欲的妹妹口中说出。于是，她急忙调动她的巧舌，继续进行说教。她说如此看来，一束神灵之光终于射向了可怜的海伦，因为厌恶邪恶本就是正确认识的开端，只不过她还是被错误见解和自我沮丧所掣肘，如果她认为坚定意志是无法战胜肉体诱惑的话——其实，只要从善的决心坚定，再经过千锤百炼，就一定能够战胜任何诱惑，历史上有了无数这样的先例，就像那些异教徒和信教的人。然而，海伦却只是忧郁地低下了头，她不无感慨地说，啊，是呀，她也曾读过与肉欲魔鬼英勇搏斗的故事，对此她也很钦佩。然而，上帝赋予男人们的不只是更强壮的体力，还有一颗更冷酷的心灵，此外，还选中他们充当战无不胜的斗士来保卫上帝。但是一个弱女子——说到这里，她长长叹了一口气——是永远也抗拒不了男人的狡诈和诱惑的，至少她这半生还从未见过一个先例，能证明一个女人在受到追求时能够抵御男人的爱抚。

“你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受到挑逗的索菲娅，用她一贯傲慢的口吻怒斥道，“我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吗？这说明一个有坚定意志的人是完全能够抵御得了男人无休止的纠缠的。那些人从早到晚围绕在我周围，他们悄悄跟踪我一直跟到病院里，甚至晚上睡觉时发现床上放满了写着种种污言秽语的信件。然而，没有任何人曾见到我看过谁一眼，是我的意志护佑着我扛住了各种诱惑。所以你的这番话并不确切，一个女人如果她真正有意志力的话，那么她就一定能抗拒，我自己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啊，我当然知道，迄今为止你一直都是能够抗拒任何诱惑的。”海伦惺惺作态地说，还不忘用一种虚情假意的恭顺眼神偷偷瞟了姐姐一眼，“但是你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也不过是因为幸运地受到这身衣裳和你所承担的职务的保护。你受到虔诚的护士们的护卫，受到教会的保护围墙的保护——你不像我似的孤单一人，更不像我无力抵抗！但是你不要因此就以为，你是靠你自己的力量才维护了你的纯洁，因为我坚信，索菲娅，你一旦站在一个英俊少年的面前，你就不能、也不愿抗拒他了。你也会败给他的，一如我们大家都败给他那样。”

“不会的！我决不会！”虚荣心重的索菲娅冲妹妹大喊着，“我保证，即使没有这身衣服的保护，单凭我自己的意志力我一样经受得住任何考验。”

这句从索菲娅嘴里说出的话恰恰是海伦最想听到的。她一边引诱不可一世的高傲的姐姐一步一步走近自己设下的陷阱，一边却不失时机，仍不停地对作这种抵抗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直到最后，索菲娅骄傲地断然表示自己要去经受一次考验。她说她渴求这样的考验，她甚至极为需要这样的考验，她要让这个意志薄弱的妹妹最终认识到，即使不需要外力的保护，仅仅依靠自己坚定的内心，也能保住自己的贞洁。海伦听了姐姐这番话似乎考虑良久——她的心迫不及待地剧烈地跳动起来，然后她终于说道：“听着，索菲娅，这或许真是一个适当的考验。明天晚上叙尔万德会来探访，要知道他可是当地最俊美的小伙子，至今为止没有哪个女人能抗拒得了他的诱惑，可是他却想占有我。他跋涉二十八英里路，带来七磅纯金和别的礼物，就是为了与我共度良宵。当然，就算他空手而来，我也会接受他的，甚至为了和他在一起，我可以付出同等的黄金，因为他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俊美和潇洒。既然上帝把我们造得如此相似，只要你穿上我的衣服，别人是看不出任何破绽的。所以明天你就顶替我在这里会见叙尔万德吧，不过他要是把你当作我而渴望占有你的肉体，那你只能尽力去拒绝他了。但是有一点，我会待在隔壁房间里，直到我亲自听到午夜之前你依然能把持住你的情欲为止。我想再向你强调一遍，姐姐：他对女人的诱惑力是强大的，而我们自己心灵上的弱点则比这种诱惑更具有危险性。所以，姐姐，我担心你会被你之前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所迷惑，一旦遇到这样强大的诱惑你就会失控，所以我恳求你，还是放弃这个危险的游戏吧。”

阴险狡诈的海伦可谓想尽了办法让姐姐中计，她这一席圆滑的说词是为了火上浇油，以助长姐姐的傲慢罢了。索菲娅骄傲地说，如果仅仅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考验，那么对她来说简直轻而易举，她敢说她绝对抵抗得了这样的诱惑，别说午夜，到凌晨也是没有问题的——她只有一个要求，允许她随身带一把匕首，以防自己受到强行逼迫。

姐姐一席激昂的演说结束后，海伦突然跪在地上，满怀钦佩的表情下隐藏着邪恶的喜悦之光。就这样她们达成了协议，第二天晚上由索菲娅来接待叙尔万德；而海伦则信誓旦旦地说如果姐姐成功了，她就永远放弃她恶劣的生活作风。索菲娅回到修女们身边，想借这些无私善良的女人多年经受住考验的力量来为自己增加能量。她加倍精心地看护最危重、最难护理的病人，以便从他们时日无多的生命中感受尘世一切事物的倏忽即逝。毕竟，他们也曾年轻过，也曾有过强烈激情，可如今还剩下什么呢？一具孱弱不堪的躯体而已。

当然，海伦也没闲着。她熟谙种种召唤情欲的技艺，她先让厨师做出最奇特的菜肴，然后往菜肴中加进了种种刺激性欲的调味品。她让厨师在酥馅饼里掺入海狸交尾状的馅饼，还有春药草和含斑蝥素的胡椒，还有葡萄酒，她都用天仙子和使知觉提前困倦的烈性药草使其颜色变黑。另外，她还安排了音乐——这个久经情场的老手自有她的精妙法子。她让以谄媚取悦著称的吹笛人和感情热烈的敲钹人藏在隔壁房间，别人看不见他们，所以对浑然不觉的情感更具危险性。她精心策划完之后，便急不可耐地等待着。

约定的时间到了，当因失眠而脸色苍白的索菲娅出现时，大门口一群等待着的年轻女仆便将她团团围住，她们立刻簇拥着一脸惊诧的索菲娅来到弥漫着浓郁药草香味的浴室里。那身灰不溜丢的修女服被飞快地脱掉了，女仆们用捏皱的花朵和花香浓郁的药膏搓揉她的胳臂、大腿和后背，她觉得自己的血液简直要从毛孔里流出来了。往她身上浇下的水一会儿凉丝丝，一会儿又滚烫灼热。女仆们用娴熟的动作把水仙油揉进这热烘烘的身体里，直到摩擦得她头发尖上溅出蓝火花来。总之，她们完全把索菲娅当成了海伦，为她做好了一切情欲缠绵前的准备，索菲娅也只能任其摆布。这时，带有迟疑和紧迫意味的笛声响起，燃着的香烛的檀香味道从四壁散发出来。索菲娅还没缓过神来，便在床上伸展开了四肢，金属镜子映出她的面庞，她竟认不出自己的面目了，她只觉得自己从未这么漂亮过。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轻飘飘的，充盈着一种活生生的快感；但同时她又感到很羞愧，因为她竟放任自己去感受这种惬意。海伦当然不会给她迟疑的机会，她像一只猫那样轻柔地走过来并巧言恭维姐姐的美丽，直至被姐姐粗暴地制止。姐妹俩再次虚伪地相互拥抱，一个因不安和害怕而发抖，另一个因迫切和邪恶的渴望而发抖。海伦让人点亮房间的灯盏，之后她像幽灵般飘然走进隔壁房间，她期待接下来会有场好戏看。

叙尔万德早已得到消息，海伦告诉他奇特的风流艳遇正等着他来猎取，并再三叮嘱他，一定要表现出绅士应有的风度，先使这个高傲的女人放松警惕、失去戒心。当叙尔万德怀着好奇心和虚荣心走进来，索菲娅的手不由自主地摸向那把匕首时，她震惊了：因为这个被认为是狂妄无礼的风流男子的态度是端庄而礼貌的。他既不试图把她强行搂在怀里，也不用亲昵的称呼问候她，而是先向她行了个屈膝礼。随后，他从站在后面的仆人手中拿过一条金项链和一件普罗旺斯丝绸的紫上衣，彬彬有礼地请求允许他将上衣给她穿上，将项链戴在她的脖子上。他举止得体，她无从拒绝。她一动不动地让他给自己戴上项链，穿上那件昂贵的衣服，她当然能感觉到，他灼热的手指怎样从她的脖颈上暧昧地滑过去。只是他的举动收敛到位，索菲娅也就不好贸然发怒。他没有过分殷勤，鞠了一躬后用极其难为情的口吻说，他觉得自己一身风尘，想先洗一洗头发和身子，之后再陪她一起进餐。索菲娅难为情地喊来女仆，让她们领叙尔万德到浴室去沐浴，但女仆们却听从了海伦的教唆，故意误解索菲娅的话，把少年脱得一丝不挂，英俊漂亮地呈现在她面前，那模样像极了神话中的美男子阿波罗。

沐浴完毕，女仆们把玫瑰花环戴在这个笑眯眯的裸体少年的头上，最后才给他披上了一件闪光的衣裳。他焕然一新地向她走去，她觉得他比先前更俊美了。索菲娅对自己的这种反应大为光火，再次摸向了那把藏在衣服兜里的救命匕首。可是，她没有机会，因为这个美少年礼貌周全，与病院里的那些饱学之士毫无二致。为此，她感到懊恼，因为她是要以女性的坚毅为榜样向在隔壁偷听的妹妹炫耀的。为了保卫德行，就必须先冲击德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叙尔万德却没有显露半点情爱的欲望，反倒是那些笛子的声音更具挑逗意味。他的冷漠装得十分出色，索菲娅完全放心了，她毫无顾忌地品尝了妹妹为她精心准备的“佳肴”。索菲娅有些气怒了，如果这个冷淡的少年不给自己向妹妹展示坚定意志的机会，那么，她就自己来挑起这个危险。

就在这时，索菲娅无意间发觉喉咙里卡着一丝让她自己都觉得陌生的笑意，这是一种勃发的兴致，一种宣泄和纵情欢乐的情绪。但是她不加以自制，也不感到羞愧，反正午夜将近，匕首就在自己手边，而眼前的这个少年却比那把匕首还冷。她一点一点向他靠拢过去，为了给自己制造一个全身而退的机会，这个爱虚荣的女子不由自主地施展起妹妹惯用的伎俩。

有句谚语说，魔鬼的胡子是一根也碰不得的，否则魔鬼会突然卡住你的脖子。索菲娅就遇到了类似的情形。浸泡过刺激性欲的香料的红酒，让人心神荡漾的烟雾，熏得索菲娅迷迷糊糊，软绵绵的笛声扰乱了她的神智，她渐渐颤声柔气、哼哼唧唧起来，坚定的意志抛弃了她。总之，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距离午夜敲响的钟声还很遥远，这就是理智和情感、男人和女人之间终究会发生的事。衣服滑落的同时，那把藏着的匕首也掉落在地上。但索菲娅不是卢克雷蒂娅(传说中的古罗马烈女，因被罗马暴君卢齐乌斯塔尔奎尼乌斯之子塞克斯图斯奸污，要求父亲和丈夫立誓为她报仇，随即自尽)，她没有捡起匕首刺向那个近在身边的危险少年，隔壁房间里的人也没有听到哭泣和反抗的声音。当奸计得逞的妹妹带着一群仆役得意洋洋地闯进已沦为洞房的房间时，胜败也就见分晓了。就这样，放肆的女仆们按异教的方式把玫瑰花撤到床上，霎时，一片耀眼的红。索菲娅也察觉到自己已经失身。妹妹激动地把尚未完全清醒的姐姐搂入怀里，乐声正欢，仿佛潘神(希腊神话中主宰森林畜牧的神。古希腊人认为，潘是一位快乐之神，他在深山密林中游逛，同自然女神跳舞，吹奏自己发明的笛子)又返回家乡。随后这群放荡不羁的女仆便用香水燃起一堆火，将那件受尽赞誉的虔诚修女服付之一炬，而一脸茫然微笑，仿佛是自愿委身于这个美少年的索菲娅，她的身体随即被女仆们撒满玫瑰花，这预示着一个新妓女诞生了。姐妹两个并排而站，一个羞得满脸通红，另一个得意得满脸通红，任谁也无法将索菲娅和海伦，将表面虔诚和放荡者区别开来了，而少年的目光则在两人之间来回游移，透出一种新奇而躁动的欲念。

太阳还没照到屋顶上，这个消息便像一阵风般传遍大街小巷：海伦战胜了贤明的索菲娅，不贞洁战胜了贞洁。当城里的男人们听说这久经考验的德行已垮台，他们当即兴高采烈地急忙跑来，他们受到(不该隐瞒这种耻辱)热情的接待，因为索菲娅和妹妹成为了同一个放荡世界里的人。于是，一切争斗和嫉妒宣告结束，此后，姐妹俩便一直在府邸上愉快地和睦相处。她们梳一样的发式，戴一样的首饰，穿完全一样的衣服，而由于她们从内到外不再有什么区别，所以对那帮好色之徒来说，如何凭眼神、接吻和抚爱去猜测他们搂在怀里的是谁，便成了一种百玩不厌、其乐融融的游戏，而这一对聪明的姐妹也以愚弄这群猎奇者作为一大乐事。

就这样，海伦战胜了索菲娅，美丽战胜了智慧，邪恶战胜了贞洁，情欲战胜了意志，这种事在我们这个虚假的世界上时有发生，也再次证明了约伯所哀叹的：“世上恶人境况好，而德行者却遭殃，正义者受嘲弄。”因为整个地区任何人的辛苦劳作都无法匹敌这两姐妹所赚取的金钱。尤其是两姐妹结成了忠实的伙伴后，更是大肆敛财，钱财和珠宝每个夜晚都滚滚流进她们的宅邸。她们除了继承母亲的美貌以外，也继承了母亲兢兢业业的小商贩意识，所以这两姐妹小心翼翼地用她们的钱放高利贷，把钱款贷给基督徒、异教徒和犹太人，她们把金钱利用得极为高明，不久她们的宅邸成了全城财富的聚焦中心。

有了两姐妹作为榜样，也难怪当地的年轻姑娘们再也不愿去忍受辛苦的劳作，就这样，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座罪恶的欲望之城。

然而，古老的格言总是有它的神圣之处：不管魔鬼骑马跑得多快，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总会跑断腿的。姐妹俩的结局便透着这种教化人的意味。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男人们渐渐厌倦了这种老套的猜谜游戏。来府邸偷欢的人少了，纵情的火炬也终将熄灭。而所有的人也都已看清，美貌的姐妹俩已经老了：细小的皱纹盘在傲慢的眼睛下面，如珠母般晶透的青春开始从渐渐萎缩的皮肤上剥落。现在，她们试图用化妆品来填补岁月从她们身上夺走的东西，她们拔除两鬓的白发，用象牙小刀除掉皱纹并涂红嘴唇，但这一切都是徒劳。她们的青春一经消逝，男人们就厌倦了。她们在凋谢，而其他的在萌发、茁壮。新鲜欲滴的妙龄女孩，其童贞的肉体对男人分外具有诱惑力，所以集市广场上的这座府邸渐渐被冷落了，门环开始生锈，火炬空燃着，松香寂寞地飘散，再没有人来享受壁炉和姐妹俩肉体的温暖。

吹笛人走了，守门人也百无聊赖，两姐妹对坐在楼上的长餐桌旁，回忆着她们觥筹交错，充满欢声笑语的时光。尤其是索菲娅，她怀着忧伤回想昔日抛却一切尘世欢乐，过着独善其身的虔诚生活的情景。当美丽消散，智慧便会择机造访，所以她再次拿起了那些因冷落蒙上了灰尘的虔诚的书籍。于是，一种奇特的意识在两姐妹的心中渐渐形成，正如海伦曾战胜过萦菲娅一样，这一次当历经泥潭的索菲娅提出重新皈依正道的忠告时，世俗的海伦也表示支持。清晨，她们开始行动了：先是索菲娅，她悄悄走进她曾冒天下之大不韪离开的病院，来请求善良人们的原谅，而后是海伦。当她们说出愿意将那些以邪恶的方式聚敛而来的钱财全部赠送给病院时，就连生性最猜疑的仆人也相信她们是真心忏悔了。

就这样，一天清晨，守门人还在打盹儿，两姐妹便以面纱蒙面，穿着朴素的衣裳像幽灵般走出了那一度奢华的宅邸，她们的步态谦卑，一如她们的母亲。五十年前她们的母亲也是这样抛下权贵生活悄悄回到她那低微、贫贱的胡同里去的。她们几乎用了一生的时间来争抢权势和名利，如今却希望整个人间把她们遗忘。据说，在过了很多年默默无闻的隐居生活之后，她们在一家对她们的国王一无所知的外地女子修道院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而她们留给那个病院的丰厚财富，也被人们好好利用起来，他们决定重新建一座漂亮的医院，比阿克维塔尼亚境内的任何一座医院都宏大、漂亮。

于是，一位北方的建筑师设计出图样，工匠们日夜不停，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才完成，当这座高大的建筑终于竣工时，整座城市的人都震惊了。不同于当地的建筑风格，这是带有女性色彩、饰有石头花边的左右两座塔楼，形态、大小，以及每个细节都如出一撤，以致从第一天起大家便称这两座塔楼为“两姐妹”——也许仅仅是由于它们外貌一致，又或者人们不愿让那一度风靡整个城市的故事失传。于是，这两个既相同又不同的姐妹跌宕起伏的经历和传奇，就这样流传在民间，而人们也乐意将这值得纪念的事情世代相传下去。

无形的压力

妻子睡得很香，呼吸均匀有力。她的嘴呈半张开状态，看上去像要绽放出一抹微笑，抑或想说句什么话，绵软的被子安静地铺盖在她身上，使她隆起的胸脯呈现出年轻而丰满的柔和线条。窗口正缓慢地露出微明的光色，这是冬日的黎明。此刻，正是日夜交错之际，半明半暗的光芒游移不定地涌动于酣睡的万物之上，将它们的形体掩盖其中。

费迪南轻手轻脚地起了床，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起床。最近，他总会出现这种状况。有时工作只做了一半，他便突然抓起帽子急速走出屋子，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到田野中去，越走越快，越跑越快，直到精疲力竭，突然他就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停下来，然后他的双膝会因为剧烈跑动而瑟瑟发抖，两边的太阳穴突突直跳。有时，他正和别人热烈地谈论着一个话题，突然他就会抬头凝视，那一瞬间，他听不懂别人说的话，听不见别人提的问题，他必须使劲控制自己，才能收住不受控的心神。更甚者，就连晚上脱衣服时他也会走神，他会呆呆地坐在床沿上，对着手里一只脱下的鞋子发愣，直到妻子叫他，或者靴子自己掉到地上，他才回过神来。

此刻，刚从闷热的卧室出来的他走到阳台上，一阵寒意袭来，他不由自主地把双肘紧贴向身体，以便让身体暖和一些。从窗中望去，被笼罩在浓雾之中的山下的景色还未苏醒。若在平时，从这所建在高处的小屋望去，就能看到宛如一面磨光了的镜子般的苏黎世湖面上，倒映着匆匆飘过的朵朵白云。而今天的苏黎世湖，却只有一层厚厚的乳白色泡沫浮动着。他的目光所及的景色，他的手所触摸到的东西，全都潮湿、昏暗。树上滴下了水珠，房梁上渗出着潮气，这个渐渐从雾气中升腾而起的世界，仿佛一个刚从洪流中狼狈逃脱的人，身上还正滴落着一串串的水珠。远处有人声透过浓雾传来，叽叽咕咕，沉闷而模糊，犹如一个溺水者吃力的痰喘。偶尔，也能听到铁槌敲打的声音和远方教堂的钟声，要搁在往常，教堂的钟声是清脆而明朗的，而此刻听去，却有一种湿淋淋的味道，就像是一块生了锈的铁块撞击的声音，沉闷湿冷。除了这些声音，在他和他周围的世界之间横亘着的，就只剩下一片潮湿的黑暗了。

寒气越来越重了。可他仍站在那，双手深插在衣服两边的衣袋里，他在期待着大雾散去后的晴空，这样，他就可以将山下的景色一览无余。浓雾依旧深沉，犹如一张灰纸般慢慢地从下往上卷起，他当然了解自己是眷恋山坡下这可爱的景致的，他也知道一切事物都依然井然有序，平时使他的心境豁然开朗的美丽景色，只是被清晨的雾霭遮盖住了明晰清楚的线条。他想到了从前，很多次心烦意乱的时刻，只要走到这扇窗前，他总能从眼前平和宁静的景色中找到一些慰藉：对岸的房屋，一幢挨着一幢，亲切而友好。一艘汽艇把澄蓝的水面轻巧安稳地分开，一群海鸥，欢快地飞翔在湖岸的上空；从红色的烟囱里冒出缕缕炊烟，就像一条弯曲的银线被缓缓拉起。还有那不断敲响的午间钟声轻缓地荡在耳畔，所有这一切都如此明晰地向他宣示：和平！和平！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疯狂，他分明是了解的，可他却一反常态，任由自己去相信这些美丽的标记，不仅如此，他甚至会因为这新选择的栖身之所而忘记了他的故国，虽然，这种遗忘只存在那么几个小时。

几个月前，为了逃避这个荒乱的时代，逃避周围的人，他从正处于战乱的国家来到瑞士，之后的日子，他感到那残破不堪，伤痕累累，被恐惧和惊慌弄得烦乱不堪的心灵，在这里渐渐平复，伤口渐渐愈合。这里的景色使他心绪宁和，那纯净的线条和色彩呼唤他去从事艺术创作，因此每当眼前景色幽暗，就像在这破晓时分，浓雾把他眼前的一切全都遮盖之时，他总感到自己已和从前判若两人，并且又有动力推着他向前。这时他心里突然对一切山下笼罩在黑暗中的人们，对他故乡的人们，对那些也是这样沉没在远方的人们产生无限的同情，对他们和他们的命运有着无限的同情，无限的渴望。

在雾霭中的什么地方，教堂钟楼的钟敲了四下，然后为了报时，又以更清亮的声音，敲了八下，钟声响彻三月的清晨。他觉得自己置身于高塔的尖端，说不出的孤独。眼前是广袤的世界，他的妻子在身后她梦乡的黑暗之中。他内心深处萌生了强烈的欲望，想撕破雾气筑成的这道柔软的墙壁，到某个什么地方去感受自己确已醒来，生命确实存在。他仿佛把目光从自己身上射向远方，他觉得在村子尽头，在坡下灰蒙蒙的一片之中，沿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道路一直向上延伸，通向山岗，仿佛那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挪动，是人还是动物。很小的形体为薄雾所遮盖，走了过来，他先是感到一阵喜悦，除他以外居然还有人醒着，可同时也感到好奇、焦急。那灰色的形体现在向前移动的地方，有个十字路口，通向邻村，或者通到山上，那陌生人似乎在那儿稍稍犹豫了一下，吁了口气，然后慢悠悠地沿着羊肠小道登上山来。

费迪南感到一阵不安。这陌生人是谁，他问自己，是什么无形的压力驱使他离开他昏暗的卧室的温暖，像我一样，走出门去，踏入这清晨的寒冷？他是要到我这儿来？他想找我干什么？现在，近处的雾已稍散，他认出来了，这是邮差。每天早晨，钟敲八下，他就爬到这山上来。费迪南知道是他，也想象得出他那木然的脸，蓄着水手的红胡须，须根已经变白，还戴着一副蓝眼镜。他叫鲁斯鲍姆，而费迪南则管他叫“鲁斯克纳克”，因为他动作生硬，神态俨然。这个邮差总是把那黑色的大包十分威严地往右边一甩，然后很郑重地把信件交给人家。此时，邮差正一步一步地向山顶走来，邮包在他的左边挎着，他努力迈动着他的短腿，神色相当凝重地走着，看到这里，费迪南不由得想笑。

就在这一瞬间，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双膝直哆嗦。举到眼睛上的手仿佛瘫痪了一般跌落下来。今天，昨天，这几个礼拜一直缠绕着的不安，又一下子向他涌来。他心里感觉到，这个邮差正向他走来，一步一步的，是向着他所在的方向而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出于怎样的心理，就打开房门，从酣睡着的妻子身边悄声溜过，急急忙忙地走下楼梯后，他沿着两旁都是篱笆的小道迎着邮差走下坡去。在花园门旁，他遇上了邮差，“您有……您有……”他支吾着，连说了三次才把一句话表达明白：“您有什么东西给我吗？”

邮差抬起脸，一双眼睛透过沾满雾气的眼镜看看他。“是的，是的。”邮差说着猛地把黑邮包向右边一甩，伸出手指——由于寒雾湿冷，他的手指被冻得又湿又红，活像粗大的蚯蚓——在信件中来回摸索，费迪南也被莫名的紧张所致而瑟瑟直抖。终于邮差把信掏了出来，褐色的大信封上面赫然印着“官方文件”四个大字，下面便是他的姓名。“请您签字。”邮差说着，用舌尖把复写笔舔湿，然后把登记簿递给他。费迪南快速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由于过于激动，写的什么都辨认不清。

然后他抓过邮差递给他的那封信。但是，他的手指却是如此僵硬，信件从指间滑落，落到地上、落进湿土和沾染着雾水的落叶之中。他俯下身子去捡那封信件，一股扑面而来的霉臭味直蹿进他的鼻腔。

是的，就是那件事了。现在他似乎终于知道这几周来是什么东西扰乱了他内心的安宁了：就是这封信。他违心地期待着这封从糟乱、粗野的远方寄给他的信，这封信一直在寻找着他，用冷硬的打字机打出的死板字句扑向他那火热的生命，也扑向了他的自由。他感觉到这封信从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向他走来，就像一个骑兵在浓密的树林中巡逻，突然觉察到在一个他看不见的地方，有一根冷冰冰的枪管正瞄准他，里面装了一颗子弹，随时打算射进他的肌肤深处。看来反抗是徒劳的了。他夜复一夜在脑子里思来想去的那些小小的诡计，全是徒劳——现在他们还是找到他了。大概八个月以前，还在边界那边的时候，他站在军医面前赤裸着身体，寒冷和恶心致使他浑身发抖。那个军医如同一个马贩子一般，用手拍打着他手臂上的肌肉。从这种屈辱中他认识到，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人的尊严已丧失殆尽，整个欧洲已经陷入奴役之中。

整整两个月，他强忍着在宣扬爱国主义滥调的污浊空气中生活，但是渐渐地，他感到了窒息。他身边的人一张嘴说话，他就仿佛看见他们舌头上长满了谎言的青苔。他们的话，使他恶心。每当他看到瑟瑟发抖的妇女们，天还没亮就拿着装土豆的空口袋，坐在市场的台阶上，他的心都要碎了。他紧握双拳，来回踱步，他感到自己的胸腔被一种火热的情绪充斥着，而且充满仇恨。但是这种愤怒是无力的，于是他对自己也生出了厌恶。多亏有人为他说情，他才得以和妻子一起移居瑞士。当他即将越过国境线时，热血突然涌上他的面颊。他脚步踉跄，不得不紧紧抓住柱子来支撑自己的身体。他有了一种久违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个活生生的人了，他感到生活、事实、意志、力量重新回来了，他的肺叶张开，呼吸着空气中的自由。祖国，那一刻对他来说只是监狱和压迫。而异国则成了他的世界故乡，欧洲成了人类的地狱。

不过，这种欢愉、轻松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紧接着，恐惧便向他涌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他预感有种危险还陷在后面这片血腥的密林之中，似乎有一种他既不知道，也不认识的什么东西，却知道他，不肯放过他；甚至有一只冷漠的眼睛，就这么彻夜不眠的、从看不见的什么地方窥视着他。于是，他缩着脖子，就像乌龟躲在壳里一样，他不看报纸，以此来避开让他报到的命令；他更换住宅，以此来掩盖自己的踪迹；他甚至让人把信件都寄给他的妻子，或者留局待领，这样就可以避免和人交往，免得别人提出问题。

很长时间，他隐姓埋名，隐于苏黎世湖畔的这个小村庄里，借了一幢当地居民的小屋。他从不进城，必要的时候就派妻子去买画布和颜料。但他始终很明白，在某一个抽屉里，在千万张纸片当中，必定有那么一张纸。他知道，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个人拉开这个抽屉，——他听见，有人取出了那张纸，然后关上抽屉。他听见打字机嘀嘀嗒嗒地响着，打印出他的姓名。这封寄给他的信，在不久就会传来传去，直到最后来到他的手里。

如今这封信带着异常的冰冷，在他的手指当中沙沙作响。费迪南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这不过是一张纸，又能说明什么呢？”他自言自语道，“明天，后天，在这儿的灌木丛上将会有成千上万张，几十万张纸片盛开，它们都一样，和我无关。这‘官方文件’四个字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我非读它不可吗？在芸芸众生中，我并没有担任什么官方职务，自然也就没有任何官方职务可以把我束缚住。可我的名字怎么出现在这呢——这难道就是我？谁能强迫我说，我就是它。谁能逼迫着我非把它读完不可？假如我看也不看就把它撕掉，任纸片飘到湖里，那么我就一无所知，别人也一无所知。水珠也不会比原来更快地从树上滴落到地上，从我嘴里呼出的气息也不会因此变样！是的，除非我想要知道，这张纸才会真正存在，不然它怎么可能使我心绪难安？可我不想知道它。是的，除了自由，我什么也不需要。”

他的手开始用力，想把那硬硬的信封撕破，撕成碎片。但奇怪的是，肌肉根本不听他的使唤。他觉得他的体内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在违背他的意志，不然他的手不会不听使唤。他的整个灵魂都希望他的手指把那封信撕碎，然而结果却是，他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把信封打开，颤抖着把一张白纸展开。上面写着他已经知道的事情：号码34.729F。根据M市区司令部的指示，请阁下至最迟于3月22日前往M市区司令部八号房间报到，再次接受兵役合格检查。军方证件已由苏黎世领事馆转交，为此，请您务必亲自前往领取。

一小时以后，他再次走进房间，妻子正捧着一束没有扎好的春花，笑吟吟地迎上前来，她的脸庞无忧无虑，光彩照人。

“瞧，”她说道，“我找到了什么！这些花就在那儿，在屋后的草地里盛开，可是那些树木之间的背阴地里还有没融化的积雪呢。”

为了迎合妻子的高兴，他接过了鲜花，弯下身子看向那束花，这样便可以避开妻子无忧无虑的眼睛，然后他急匆匆地逃到小阁楼上，那里是他的画室。

很显然，他的工作受到了影响。他刚把一块空白的画布放在面前，突然那封信上用打字机打的字句就出现了。调色板上的颜料，看上去如同泥泞和鲜血。他不由得想到血浆和溃烂的伤口。在半明半暗的地方放着他的自画像，他看见下巴下面有个领章。“疯了！疯了！”他跺着脚大声叫嚷道，企图把这些杂乱的图像驱赶走。但是他的双手瑟瑟直抖，膝盖下面的地面似乎也在摇晃。他不得不坐下，坐在那个小板凳上缩成一团，直到妻子提醒他该吃午饭了。

几乎每一口饭都能噎住他。仿佛在嗓子眼里，塞着什么苦涩的东西，他每次都想把它咽下去，而它每次都又翻腾上来。他弯着身子无声地坐着，他察觉到妻子在观察他。突然妻子的手轻轻地放在他的手上。

“你怎么了，费迪南？”

他没有回答。

“是不是听到什么坏消息了？”

他使劲地咽了一口唾沫，然后点了点头。

“军方的消息？”

他又点点头。妻子也沉默了。这个沉重的消息突兀地出现在这个房间里，粗大而又沉重，仿佛把一切物什全都挤到一边。它轻手轻脚地贴在刚动过的饭菜上，像一只湿冷的蜗牛，冰凉凉地爬到他们的脖子上，使他们颤抖。他们甚至不敢看彼此，只是弯着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由这个消息形成的重负就这样压在他们无力负担的身上。

终于，妻子说话了——她的声音里有种支离破碎的意味——“那么，他们叫你去领事馆了？”

“是的。”

“你去吗？”

他突然哆嗦了一下，说：“我不知道。不过我不去不行啊。”

“为什么不去不行？你现在在瑞士，他们凭什么命令你。你在这儿是自由的。”

他从咬紧的牙缝里狠狠地挤出一句话：“自由！在这样的时代，谁还有自由？”

“每个想要自由的人都有自由。尤其是你。这是什么？”她把那张摆放在他眼前的纸片不屑地扔在一边，“这对你能有什么作用，这不过是张废纸，一个可怜的官厅书记员涂过的废纸。对你，对你这个有血有肉的人，对你这个拥有自由的人能有什么约束？它能把你怎么样？”

“这张纸是没有力量，但是把他寄来的人却有强大的力量。”

“那么是谁把它寄来的？是哪一个人？那是部机器，是那架巨型的杀人机器。可是它能抓住你吗？”

“它抓住了千百万人，我又如何能幸免？”

“凭你不愿意。”

“可那些人也不愿意。”

“那是他们当时没有自由。他们左右都是站在枪林当中，他们没有办法。但你要知道没有一个人是自愿去的，没有一个人愿意从瑞士回到那个地狱里去。”

妻子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因为她看到，他很痛苦。她心里不禁生出了同情，一如对待一个孩子。

“费迪南，”妻子依偎着他，“你现在根本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你吓坏了，我明白，一只狡诈的兽类突然扑到你身上，很容易让人惊慌。可你想想，我们是想到过这封信会来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已经谈了上百次，你会让我为你骄傲的，我知道，你会把它撕成碎片，你不会让你自己去充当一个刽子手，你说对吗？”

“我知道，鲍拉，我当然知道，但是……”

“不要再说了。”她打断他道，“你现在已经被恐慌控制了。想想我们之前的谈话吧，想想你写的那份材料——就在写字台左边的抽屉里——你说你永远都不会拿起一件武器。你已经下定决心……”

他跳起身来：“可我从来就不坚定，从来就心里没底。我说的那些都是谎言，是为了驱赶我的恐惧。我说这些话是为了安慰自己。要知道这一切只有在我还拥有自由的时候它才是真的。我一直都明白，只要他们一叫我，我还会屈从，还会在他们面前发抖？他们可什么也不是啊——只要他们没有真的闯到我心里去，那么他们就是空气、空话，就什么也不是。可是我还是会害怕啊，因为我向来知道，只要他们一叫我，我就会去。”

“费迪南，你要去吗？”

“不，不，不。”他一跺脚，站了起来，“我不要，我不要去，我心里一万个不愿意。可是我的意志真的不听话。他们威力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会让你违背自己的意志，违背自己的信念去服从他们。如果你还有意志的话——可是当这张纸出现在你手里时，你的意志就会在瞬间化为乌有，你只有服从。于是你变成一个小学生：老师一叫，你就得站起来，浑身发抖。”

“可是费迪南，是谁在叫你呢？是祖国吗？不是，是那个书记员在叫你！那个无事可做的办公室奴隶！再说，就算是国家也没权力强迫一个人去杀人啊，没有权力……”

“我知道，我都知道，你在向我引证托尔斯泰的话吗！我可知道一切论据啊，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知道他们没有权力叫我去，我也知道自己没有责任跟他们走。我只知道一种责任，那就是做人、工作。我在人类之外，早已没有祖国，我也不想杀人，这一切我都知道。鲍拉，我和你一样，把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可如今，他们已经抓住了我，他们在叫我，所以，尽管有上述种种，但我还是会去。”

“为什么？为什么？我问你，这到底是为什么？”

他很痛苦：“我不知道。也许因为如今的世界，疯狂比理性更强大。也许因为我不是英雄，所以，我不敢逃走……总之，我没法解释这事，这是一种说不清的压力，我没有能力砸烂这勒死了两千万人的锁链。我做不到！”

他用两只手捧着脸。头上的时钟摆来摆去，如同一个巡逻时间的哨兵。妻子有些微微地哆嗦。“有人在叫你，这我明白，尽管我并不理解。可是难道你就没有听到这里也有人在呼唤你吗？难道这里就没有值得你留恋的东西？”

他猛地跳了起来：“我的画？我的工作？可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再作画了。今天这种感觉尤为强烈。我已经在那边生活了，而不是在这里。现在，当全世界都变成废墟的时候，再为自己工作，这就是一种犯罪。我不该只顾及自己的感受，更不该只为自己生活！”

妻子站起来，转过身去。“我从来也不认为，你仅仅是为了自己生活着。我以为……我从前以为，对你来说我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她说不下去了，如泉涌出的泪水已经让她语不成声。他想安慰她，可是当他接触到她的眼泪后面射出的愤怒时，他退却了。

“去吧。”她说道，“你去呀！对你来说，我算什么呢？还抵不上这一张废纸。那么你要走，便走吧。”

“我并不想去，”他举起拳头无奈而愤怒地敲着桌子，“我真的不想去，但是他们逼着我去。他们强悍，而我软弱。几千年来的战争锻炼了他们的意志，他们组织严密，阴险狡诈，他们早有准备，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向我们袭来。他们拥有的是强大的意志，而我却只有神经，这是一场根本没有胜算的斗争。一具血肉之躯是没法对付一台机器的。如果他们是人，我们还可以抵抗。可这是一部机器，一部杀人的机器，一部没有灵魂的工具，它没心脏，也不能指望它有理性，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反抗它。”

“要是你肯下决心，就一定能够反抗。”妻子如同丧失了理智一般大喊道，“你不能反抗，我能！你软弱，我可不软弱，我不会屈服于这样一张破纸，我不会为了这样的一句荒唐话而葬送掉活生生的生命。只要我还能影响你，我就绝对不会让你去的。你病了，我很确信。你是个神经质的人，就连碗盘碰一下，你都会吓一跳。每个医生都会看出这一点。你就在我们这里体检，我跟你一起去，我要把一切都告诉医生。相信他们一定会放过你。不过你必须要坚强，要咬紧牙关，坚定你的意志。你想想雅诺，你那位巴黎朋友，他让人把他关在疯人院里，观察了三个月，他们用各种检查来折磨他，不过他都挺过来了，直到那些人把他放掉。所以你必须拿出你的勇气来，千万不能投降，这可关系着全局。别忘了，他们要的是你的命，你的自由，你的一切。你别无选择。”

“抵抗！如何抵抗？他们比所有的人都强大，他们是全世界最强大的。”

“你说错了！只有在大家都愿意跟随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强大。人总是比概念强大的，但前提是他必须保持他的人格，有他自己的意志。他必须知道他是个人，想永远做人。否则，他们现在用来迷惑人的那些话，祖国啦、责任啦、雄伟功绩啦，全都会变成空话，散发着血腥味，散发着温热的活生生的人血的血腥味。你老实告诉我，你的祖国和你的生命一样重要吗？一个换了君主的省份，难道说就和你用来作画的右手一样亲近吗？我们用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鲜血在我们心里树立一种无形的正义，你除了相信这种正义之外，还有别的信仰吗？不，我知道，你不信！所以如果你要去，你就是在对自己撒谎……”

“我不愿意去……”

“这不够，你现在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了，你在让别人决定你的意志，这就是你的罪行。你把自己交付给你深恶痛绝的东西，为此你投入你的生命。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做你自己信仰的事情？为你自己的信仰流血牺牲？费迪南，你要记住，如果你有足够的意志，愿意保持自由，那么，那边的那些人会是怎样呢？他们不过是凶恶的傻瓜而已！如果你意志不够坚强，他们抓住你了，那你自己就是个傻瓜，你总是对我说……”

“是的，我说过，这一切都说过，不过那都是胡言乱语，胡言乱语，是为了给我自己壮胆。我说过大话，就像孩子在稠密的树林里，因为心里胆怯而唱歌一样。这一切都是谎话，现在我毛骨悚然，害怕到了极点。因为我一直知道，他们如果叫我，我就去……”

“你去？费迪南！费迪南！”

“不是我！不是我！是我心里的某种东西去了——它已经走了。我跟你说过的，我心里的某种东西站了起来，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心惊胆战，百依百顺！这些话，我全都听见了，我知道，你说得都对，千真万确，符合人性，十分必要——这是我唯一该做，也必须做的事情——这点我明白，我很明白。因此如果我去，那就是在犯罪。但是我没有选择啊，我已经鬼迷心窍了！你鄙视我好了！我自己也鄙视我自己。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非去不可！”

他用两个拳头猛敲着面前的桌子。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一些迟缓的、兽性的、囚徒样的东西。她不敢再看他，她爱他，她害怕自己会因此而瞧不起他。饭菜依然在餐桌上摆放着，放着的肉已经冷了，就像一具死尸，面包又黑又皱，如炉渣一般。饭菜闷热的蒸气弥漫了整个房间。她感到一阵恶心，直冲嗓子眼，她对一切都感到恶心。她推开窗户，让新鲜的空气流进来。正值三月，湛蓝的天空抽搐着在她肩上轻轻升起，朵朵白云掠过她的秀发。

“看，”她说道，声音更低，“往外看！只看这一次，我请求你，可能我说的话，并不全对。话总说不到点子上，不过我现在看到的，却是千真万确的，它不会说谎。山下的田地里有个农夫在扶犁，他年轻、强壮。为什么他没让别人杀死呢？因为他的国家没有战争，因为他的田地和那边隔着距离，所以那边的法律就无法制约他。你现在就在这个国家，那边的法律同样也管不着你。那些看不见的法律，只在一些界碑以内有效，越过这些碑石就什么都不是了，这样的法律能是真的吗？看到这里的和平景象，你难道不觉得这种法律很荒唐？费迪南，你瞧，湖上的天空是多么碧蓝，你瞧，这缤纷的色彩，在等着人们去观赏，你到窗边来，再对我说一遍，你如果愿意去……”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你明明知道我不愿意去！干嘛非要我看这些？我什么都知道，都知道，都知道！你只是折磨我！你说的每句话都让我痛苦。但这有什么用呢！毫无用处！”

看到他这样痛苦，妻子心软了。对丈夫的同情让她的力量消失。她轻轻地转过身来。

“什么时候……费迪南……他们让你哪天……到领事馆去？”

“明天！其实，昨天就该去了。但是这封信没送到我手里，他们今天才找到我，所以，明天我别无选择。”

“你明天如果不去呢？让他们等着吧。他们在这儿拿你无可奈何，我们对这事并不着急，让他们等下去吧。我写信告诉他们，你病了，不能下床。我哥哥也这样干过，结果他拖延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当然最糟的情况，也不过是他们不相信你，把领事馆的医生派到山上来，不过我们或许可以跟这位医生谈谈，不穿制服的人，总是有些人性的。也许他看见了你的画，觉得像你这样的人是不该上前线的。就算这帮不了什么大忙，至少也赢得了一些时间不是吗。”

他默不作声，妻子明白，沉默就是反对她的建议。

“费迪南，答应我，明天别去！让他们等着。你得振作点。你现在六神无主，他们可以随意摆布你。明天或许他们很强大，过了八天，说不定你就比他们坚强了。你想一想，如此一来，我们往后的日子会多么美好。费迪南，费迪南，你听见了吗？”

她使劲摇晃他的身子。他望向她的眼神空空洞洞的。在这呆滞茫然的目光里，她找不到半点振作的痕迹。她的心里开始升起难以名状的恐惧和惊慌。

很久，他才把心思收回来。“你说得有道理，”他终于说道，“你说得对，这事不急。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你说得对，我明天不能去，后天也不去。你说得对，难道这封信一定能找到我？我就不能出门旅行吗？我就不能生病吗？可是——我给那个邮差签了字。不过这没关系，你说得对，我得好好想想！你说得对，你说得对！”

他站起来，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他机械地重复着，不过听上去却是虚弱无力的。“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他心不在焉地，用迟钝的思想重复着这句话。妻子感觉到，他的思想已经游离了，远远离开这里，跟那边的人站在一起，置身于厄运之中。这无休止的“你说得对，你说得对”，只是一个机械式的重复，她再也听不下去了。她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听见他还一连几个小时在房里踱来踱去，就像一个被囚禁在牢房里的俘虏。

晚上，他仍然滴米未进。他的身子开始僵硬呆滞，看过去心不在焉。直到夜里，妻子才感觉到他活生生的恐惧。他紧紧搂住妻子柔软温暖的身体，仿佛想把自己藏在妻子的身上，他的身体在强烈地抽搐，他把妻子紧紧搂在怀里。妻子开始明白，这不是爱情而是逃遁。妻子的身子一阵痉挛，在他一阵热吻之中，妻子感觉到一滴眼泪落入唇边，苦涩带有咸味。然后他又沉默了，偶尔妻子听见他在呻吟，便把手伸过去给他。他握住妻子的手，仿佛在她手上找到了依傍。妻子不说话。只有一次，妻子听见他抽泣，便想安慰他：“还有八天的时间呐，现在不要想了。”可是妻子自己也感到羞愧，因为他冰凉的手和狂跳的心，让她感觉到，这个思想已经占据了他，他已经臣服于这个思想。没有任何奇迹能把他从这个念头中解救出来。

房间里，沉默和黑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重。仿佛全世界的恐惧都冷冰冰地集中在这四壁之间。只有挂钟这位钢铁的哨兵，还在坚定地走着。妻子知道，每走一步，这个人，这个躺在她身边的心爱的活生生的人就离她远一步。她再也无法忍受了，她跳了起来，把钟摆握住。现在再也没有时间了，只剩下恐惧和沉默。他们两个默默地躺着，紧挨在一起，一宿无眠，直到第二天太阳升起。他们内心的思潮涌动着，一刻不停。

他离开床的时候，还依然是冬日清晨，光线昏暗，绒毛一样的寒霜沉重地笼罩在湖上。他迅速地披上衣服，迟疑、茫然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接着又快速走回来，直到他像突然做了一个决定似的，一把抓起帽子和大衣，轻轻打开门。后来他常常回忆起，他的手碰到冰冷的门瑟瑟作抖，他恐惧地张望，生怕有人在窥探他的行动。果然，他的狗像看见一个小偷似地向他扑来，等认出是他，才又温顺地低下头来让他抚摸，并拼命地摆动尾巴，表示要陪他同行。他摆摆手把它赶了回去——他不敢出声。接着，他就沿着羊肠小道，快步走下山去，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当时有多么的慌张。偶尔，他停下来，折身回来看看他慢慢消失在雾气之中的房子，接着他又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着往山下走，他跑了起来，跌跌撞撞，仿佛有人在追他。直到他跑到山下的车站才停下来，被汗水浸湿的衣服冒着热气，他的额头上是满满的汗水。

车站里站着几个农民和普通人，他们都认识他，向他问好。有的人看上去心情不错，想和他攀谈，他便马上躲开，缩到一边。他心里又羞又怕，根本没法和人家聊天。可是面对着这潮湿的铁轨空等，又使他感到痛苦。甚至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站上一架磅秤，扔进去一枚硬币，望着挂在指针上面的那块小镜子，里面是一张面色苍白、汗水淋漓、直冒热气的脸，一直等他走下磅秤，钱币在秤里掉下，叮当乱响时，他才发现，自己竟忘了看指针指的数字。“我疯了，完全疯了。”他轻轻地喃喃自语。他对自己产生了恐惧。他坐在凳子上，想强迫自己把所有的事情想清楚。可是提醒列车进站的铃声就在这个时候猛然响了起来，他吓得从凳子上蹿了出去。火车头已经在远处吼叫。列车轰隆轰隆地开来，他跳进一节车厢，看到地上有张脏兮兮的报纸。他捡起报纸，直瞪着它，却不知道在读些什么。他只看见自己的双手拿着报纸，抖得越来越厉害。

列车停了下来，苏黎世到了。他有些摇晃地走下车。他知道，那无形的力量要把他带到那儿去，他感觉到自己的意志在反抗着，越来越软弱，越来越无力。他站在一个广告牌前面，强迫自己从头到尾把广告读上一遍，他想要确定他还能自由地控制自己。“我不着急。”他小声地对自己说。可是这句话没说完，那无形的力量却已带着他往前走了。他心里乱极了，异常焦躁，像一台开足的马达般，催他向前。他无能为力，东张西望着想找一辆汽车。他的双腿哆嗦个不停。这时，有辆汽车从他身旁开过，他立马叫住车子，跳了上去，如同着急结束自己的性命一般。他报了街名：领事馆的那条街。

汽车飞驰而去，他的身子往后一靠，闭上了眼睛。他觉得自己正风驰电掣般驶向深渊。他觉得汽车正飞速地把他带向他的命运，这速度给他一种轻微的快感。这种被动的感觉，竟让他很舒服。车子停住，他下车付了钱。在跨进电梯的那一刻，不知怎么回事，那种快感又一次出现了，这样机械地让人驱车疾驰，如今又被电梯带着直往上升，他已经不再是他自己了，而是一股力量，那陌生的捉摸不定的力量，在强迫他这样做。

领事馆的门还没有开。他摁了一下门铃，没人回答。他的心猛然间醒了：回家，快离开，快下楼梯！可与此同时他又一次摁响门铃，门里响起拖沓的缓慢的脚步声。半天门才打开，一个仆人样的人穿着衬衫，手里拿着抹布，显然是在打扫各个办公室。“您要干吗……”仆人很不悦地冲着他嚷道。“通知我……到领事馆来的。”他结结巴巴地说道，一个仆人竟让他这样语无伦次，为此他感到无比羞愧。

仆人生气地转过身子，大声说道：“您就不能念一念下面牌子上的字吗？办公时间是十点至十二点，现在这儿没人。”不等他说话，仆人就砰地一下把门关上。

费迪南愣在那里，缩成一团，感到十分羞愧。他看了看表，现在是七点十分。“疯了！我是疯了！”他抖着嘴唇说道，然后他如同一个年迈的老人，哆哆嗦嗦地走下楼梯。

两个半小时——这是一段可怕的空白时间，因为每等一分钟，他的力量就被耗去一分。现在他振作起来，做好一切准备，他需要周密思考，每句话都要说得恰当妥贴，他甚至把整个场面都在心里预演了一遍。可如今，这两个小时如同一道铁墙横在他和他积攒的力量之间。他惊慌失措地感到，他积攒的全部热情已经消散，那些想好的妥贴的话也在他的仓皇逃窜之下，一句一句地从他的记忆里溃散了。

来之前他是这样设想的：一到领事馆，就立即让人通报他要见负责军事事宜的处长，他和这个人曾有一面之交。有一次他在朋友那里认识了这位处长，他们有过一些简单的交谈。不论怎么说，找一个认识的对手还是有些用处的。这个人是一个贵族分子，穿着时髦，善于交际，自以为自己人缘极好，为此沾沾自喜。他喜欢隐去自己官员的身份，极力表现自己为人慷慨、心胸宽大的一面。这些人都有这种虚荣心，不知出于怎样的心理，他们都希望被人看成是外交官，是能够自己做主的人物，费迪南就打算利用这一点：让人通报，带着社交界彬彬有礼的风度，先和这个人泛泛而谈，然后问起他夫人是否安好。这位处长必然会给他让座，递上香烟，如果他沉默不语那人就会客客气气地问道：“有什么事我能为阁下效劳？”是的，必须由这位处长先开口问他，这点很重要。接着他会表现的很冷漠，无动于衷地答道：“我收到一封信，要我到M市去进行体验，这想必是个误会。当时我可是被郑重地宣布不适合服兵役的。”必须用冷淡的口吻来说这句话，好让这人马上看出，这只是一桩不足为道的小事。这位处长紧接着便——他很熟悉这个漫不经心的神态——拿起这封信来，向他解释，这不过是例行复查，他在报纸上应该早就看到过军方的要求，以前体检不合格的人这次也得报名参加。随后他会又一次非常冷淡地耸耸肩膀，说道：“原来如此！我根本不看报，也没有那份时间。我得工作。”对方或许马上就会看出，他对这场战争是多么自信，多么毫无担忧。这位处长当然得向他解释，他必须服从这个要求，虽然处长本人对此深表遗憾，不过军事当局……说到这里，大概是态度严厉的时候了。“我明白，”他必须这样说，“可是我现在的工作让我走不开。因为我已经和人家有约在先，要举办一次我个人全部作品的画展，我不能失信于我的合作者，做人要讲信用。”他接着要向这位处长建议，推迟他体检的日期，又或者让这里领事馆的医生为他复查。

一切都将按他的想法进行。从这里开始，会有几种可能出现。要么这位处长干脆利索地表示同意，那么至少赢得了时间。可是万一这人客客气气地——摆出那种官方的、躲躲闪闪的公事公办的面孔——向他解释，这不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无法通融，那他就必须显出坚决的态度。首先他必须站起身来，走近那人，用坚定的语气，必须非常非常坚定，不屈服，发自内心的果断口气说道：“这点我明白，不过请您记录在案，本人由于经济方面的缘故，无法立即应召，我得先尽道义上的责任，并为此推迟三周。本人愿意承担风险，本人没有丝毫要逃避对祖国应尽的义务的想法。”对于这几句绞尽脑汁得来的话，他特别得意。“记录在案”、“经济方面的缘故”，这些词听上去就事论事，全是公文的腔调。如果这位处长还用法律上的后果搪塞他，那他就会把嗓音变得更加严峻，果断及时了结这段公案。“我懂得法律，也很清楚法律上的后果。但是对别人的承诺，对本人来说便是最高的法律。为了遵守这个法律，本人必须承担为此惹下的任何风险。”然后他就迅速地鞠一躬，干脆利索地中断这次谈话，甩门而去！是的，他必须让他们看看，他并不是普通的工人或者学徒，等着人家打发他走，而是一个自己做主的人，谈话什么时候结束，得由他来决定。

他来回移动着步子，把准备要说的话默默地背诵了三遍，整体结构，语气他都非常满意，他已经迫不及待地盼着那个时刻到来，就像演员等着恰当的时机，好说出自己的台词一样。只有一处他还觉得不太满意：“本人并不想逃避对祖国应尽的义务。”他觉得这场谈话必须有点爱国主义的客气成分，这点十分有必要，以便让人家看到，他并不是执意违抗，只是还没做好准备，他虽然承认——当然只是在他们面前承认——这很必要，但并不认为适用于他自己。“爱国主义的责任”——这个词太过迂腐。他考虑了一下，也许换成：“我知道，祖国需要我。”不行，这更可笑。或者最好是：“我没有逃避祖国对我的召唤的想法”，这样是好一些，不过也不行，奴气太重，所以他不喜欢。如果这样鞠躬，身子又多弯了几公分。他继续斟酌。最好说得非常简练：“我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对，这才对。这句话可以翻过来倒过去，可以理解也可以误解，听上去也更简洁明确。这句话完全可以说得信心百倍：“我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现在一切都已就绪。但是，他又神经质地看了看表，现在才八点，他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

他沿着马路慢慢遛达着，不知道往哪儿去，于是他走进一家咖啡馆，想看看当天的报纸。可是那些繁密的字句使他心烦，报上随处可见的祖国和责任，扰乱了他的方案。他喝了一杯甜酒，又把第二杯一饮而尽，他想以此来压一压喉咙里的苦味。他一面思来想去如何打发这些时间，一面把他事先想好的谈话片段慢慢地拼凑起来。突然他摸了摸自己的面颊：“没刮脸，我没刮脸！”他急忙向对面的理发馆跑去，剃头、洗发，花去了他半小时的等待时间。接着，他又意识到，他必须穿着考究一点，这在领事馆里非常重要。他们对穷鬼往往会趾高气扬，呼幺喝六，但如果你衣着时髦、谈笑自若、举止得体的话，他们就会对你另眼相看。这个想法使他陶醉。他让服务生把他的外套整理得干干净净，然后又跑去买了一副手套。他挑来挑去，费了不少心思。黄颜色，似乎过于扎眼，太像花花公子；珠灰色的收敛，效果更好。弄完这一切他又在马路上瞎逛。在一家裁缝铺的镜子面前，他把自己端详了一番，正了下领带。忽然，他发现自己两手空空，他想到，拿根手杖或许能使他的访问显得更随意些。他又赶快跑去挑选了一根手杖。等他走出商店，钟楼上九点三刻的钟声正好敲响，他再一次背诵他的台词，他觉得满意极了。新的版本是：“我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现在这是最强有力的一句。现在他心里踏实了，迈开非常坚定的步伐，跑上楼梯，突然间，他的脚步轻快得像个男孩。

约一分钟之后，仆人打开了门，他心里突然一惊，他觉得自己可能打错了算盘，这使他心烦意乱。一切都不像他所预想的那样。他问起那位处长，仆人对他说，秘书先生有客，他得等一等。那仆人说着，十分不客气地指了指一排椅子当中的一张，已经有三个人苦着脸坐在那儿。他有些气愤地坐下，心有敌意地感觉到，他在这儿只不过是处理一件事情，了结一个问题，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案件。他身边的那几个人在互相诉说彼此凄惨的命运，其中一个像是哭诉地说道，他在法国拘留营里关了两年，之后出来也没人预支他回国的路费；另一个抱怨无处谋职，他还有三个孩子等着他养。费迪南气得心里直颤：他们是让他坐在申请救济者的座位上。他发现，这些小人物低三下四可又满是抱怨的样子令他大为光火。他原本想把自己想好的那些话再重新梳理一遍，可是这些家伙的谈话显然扰乱了他的思路，他恨不得冲着他们大叫：“住口，你们这些无赖！”或者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来打发他们回家，但令人沮丧的是，他的意志完全瘫痪，他和他们一样，手里拿着帽子，跟他们坐在一起。另外，不断来往的人群在房门口进进出出，也使他心乱如麻。每个走来的人他都担心会是熟人，会看见他坐在申请救济者的座位上。只要门一打开，他的心就戒备起来，随时做好准备，然后又失望地缩了回去。

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现在必须走掉，赶快逃走，趁他的意志力还没有完全消失。有一次他振作起来，起身对那个像警卫一样站在他们身边的仆人说道：“我可以明天再来。”可是仆人却安慰他：“秘书先生马上就有空了。”他听完膝盖立刻弯了下未，在这儿他就是个俘虏，没有一丁点儿的反抗能力。

终于，一位妇人走出门来，她满脸笑容，高抬着头以一种优越的目光骄矜地从等候者的身旁走过。仆人已经在喊：“秘书先生现在有空了。”费迪南立刻站起来，不过他发现他把手杖和手套放在窗台上了，只是他发现得太晚，要返回去已不可能了，门已经打开，他回头看了半眼，那些混沌的思想已经把他弄得昏头昏脑，就这样，他走了进去。处长正坐在办公桌旁看什么东西，现在抬头匆匆看了一眼，并向他点点头，却没有请这他坐下来的意思。这位处长客气而又冷淡地说道：“啊，我们的Magisterartium。马上就完，马上就完。”他站起来，向旁边的房间叫道：“请把费迪南的档案拿来，前天就办好了，您知道的，召集令已经寄给您了。”说着他又坐了下去：“看来连您也要离开我们了！好吧，但愿您在瑞士的这段时间过得很好。不过，您的气色确实不错。”处长说着匆匆地翻阅起文书给他拿来的档案：“前往M市报到……对……对……没错……一切都很正常……我已经叫人把证件都准备好了……您也许用不着旅费补偿金吧？”费迪南站着，一颗心直往下沉，他听见支吾的语言从自己的口中说出：“不用……不用。”处长便在那张纸上签了名，然后递给他：“原本您明天就该起程的，不过事情也不是那么着急。让您最后一幅杰作上的油彩干一干吧。如果您还需要一两天来处理一下您的各种事情，就由我来承担责任吧。祖国也不急于这一两天。”费迪南当然明白，这只是一个玩笑，他应该对此报以微笑，他的嘴唇向上弯起，他心里翻腾着：“说几句，我现在得说几句。别像根棍似的这样站着。”终于他挤出了两句：“只要应征入伍的命令吗……我另外……不需要护照了吗？”“用不着，用不着。”处长笑道，“在国境线上不会有人找您麻烦的。再说，您已经报到了。好吧，祝您一路平安！”处长把手伸给他。费迪南知道这是下逐客令了。他突然眼前一黑，便快速地摸到门边，胸腔一阵恶心。“往右，请往右走。”他身后的声音如是说道。他走错门了。处长及时为他打开那扇出去的门，他在模糊之中仿佛看见处长脸上挂着一丝微笑。“谢谢，谢谢……您不必费心了。”他还结结巴巴地说道，而心里却对自己这种行为火到不行。刚走到外面，仆人便把手杖和手套递给他，他就想起自己之前演练数遍的台词：“经济方面的责任……记录在案。”他这一生从来没有这样羞愧过：他还向此人表示感谢，彬彬有礼地表示感谢！可是他连愤怒也愤怒不起来。

脸色苍白的他缓缓地走下楼梯，仿佛走路的并不是他自己。那股力量，那股陌生的、冷漠无情的力量，已经控制了他，这股力量吞噬了整个世界。

下午他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他脚后跟很痛。一连几小时，他漫无目的地乱跑，三次路过家门又退了回去。他原本想从长满葡萄的山后那条隐蔽的小道溜回家去的，却被那条忠实的狗发现了。它狂吠不止，一下子就扑到他身上，热情地猛摇尾巴。他的妻子在门口站着，只消一眼就可以看出，她什么都知道了。他没有说话，径直跟着妻走了进去，他感到很羞愧。

妻子没有发火，也没有看他，很显然是为了不使他痛苦。妻子拿出一些冷肉放在桌上。他顺从地坐下，这时妻子走到他的身边。“费迪南，”妻子说道，声音抖作一团，“你病了。现在我没法和你说话。我不想责备你，你现在的行为可不是发自内心，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但是有一点请你答应我，在这件事上，如果你不打算和我商量，就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他不说话，他妻子变得更加激动了。

“你一直都是自由的，我从来没有干预过你的个人事务，这曾是我最引以为傲的地方。但是你现在不仅在轻贱你的生命，也在轻贱我的生命。我们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来建设我们的幸福，我不会让这一切被毁掉的，不会让你为了国家，为了杀人，为了你的虚荣心和你的软弱而放弃的。你听见了吗！你在他们面前软弱，我可不软弱。我知道这关系到什么，我绝不让步。”

他依旧沉默着，这种卑微的自觉有罪的沉默，让妻子骤然愤怒起来。“我不会让一张破纸从我身边夺走任何东西，这种谋杀式的法律我是概不承认的。我不会在公堂上折断我的脊梁骨。你们这些男人已经被各种意识形态给毁了，满脑子想的都是政治和伦理，可我们女人不一样。我也知道祖国意味着什么，但我更知道，今天她是什么：是谋杀和奴役。你可以属于你的人民，但是如果你的人民都发疯了，你也要和他们一起发疯吗？对他们来说你也许只是数字、号码、工具、炮灰，而对于我，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绝不把你交给他们，绝不！我从来没有狂妄自大到为你做出什么决定，但是现在，我要保护你，一直到今天我都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我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而你呢，已经变成了一部毫无意识、陈旧迂腐，只会尽责任的机器，你已经丧失了你的意志力，就和那边千百万的牺牲品一样。为了让你就范，他们抓住了你的神经，可是他们把我给忘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强。”

他保持着他的静默。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到任何抵抗力，既不抵抗别人，也不抵抗她。

妻子挺直了身子，像一个准备战斗的战士。她的声音坚定、果断、充满力量。

“你去领事馆都做什么？我要知道。”这句话就是一道命令。他无力地拿出那张纸，递给她。妻子皱起眉头读了一遍，咬紧牙关。然后鄙夷地把它扔在桌上。

“他们倒挺着急的！明天就得走！你或许还向他们表达了感谢吧，用你那种顺从的样子。‘明天前去报到’！前去报到！还不如说：去做奴隶。不，还没有到这种地步！还远远没到这种地步！”

费迪南站起来，一脸苍白，他的手痉挛地抓住沙发：“鲍拉，别自己骗自己了，已经这样了！你找不到出路，我曾经试图反抗，可是不行。这张纸，即使我把它撕成碎片，也改变不了什么。别再让我心烦了，我注定了没有自由。每一分钟我都会感到，在那边有什么在召唤我，在寻找我，在拉我、拽我。或许到了那边我倒能轻松些，在监狱里获得一种解脱。只要我还在国外，就总觉得自己是个逃犯，这样我永远都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再说，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悲观呢？他们第一次把我退回来了，或许这次也是这样啊？说不定他们不发武器给我，我甚至可以肯定，我会得到某种轻松的差使。为什么一定要想到最坏的可能性？也许上帝眷顾我，不见得我一定会陷入悲惨。”

妻子寸步不让：“现在问题已经不在这里，费迪南。不在于他们给你的差事轻松或者沉重。而在于你是否为那些恶毒的人去效劳。你是否甘愿违背你的信念，参与这场浩大的犯罪行为。因为谁不拒绝，谁就是帮凶，所以你必须拒绝。”

“我能拒绝？我什么也不能，什么也干不了！从前使我坚强的东西，我的反感、仇恨和愤怒，如今早已把我压垮了。我求你，别折磨我了，别跟我说这样的话。”

“不是我说这样的话。而是该由你来对自己说，谁也没有权利来支配一个活人。”

“权利！你竟然对我说权利！如今这世界还有权利吗？它早已被谋杀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可是他们，他们却有权力，权力就是一切，你懂吗？”

“他们为什么拥有权力？还不是你们把权力给了他们。你们胆怯一天，他们就多拥有一天。那些被我们所痛恨的人，是由世界各国十个意志坚强的人组成的，但是，十个人也可以把这一切摧毁。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果不承认这权力，这权力就得完蛋。可是只要你们有一丝恐惧，只要你们躲来躲去，想从他们指缝中溜过去，而不是一举击中他们的心脏，那么你们就会永远成为奴才，不配有更好的待遇。一个人，如果他是个男子汉，就不能任人摆布；你得说‘不’，知道吗，这才是你今天要担负的责任。”

“可是鲍拉……你想什么……我应该……”

“如果你心里说‘不’，你就应该说‘不’。你知道，我爱你、爱你的自由、爱你的工作。可是如果你今天对我说一定要到那边去，跟手枪去争取权利，如果我知道你非这样做不可，那么，我一定会对你说：你去吧！可如果你为了一个你自己也不相信的谎言回国去，由于软弱、由于神经质、由于抱着一种侥幸，那我就看不起你。是的，我看不起你！你如果是为了人类，为了你的信念要回国去，我不拦你。可是为了到野兽当中去当个野兽，到奴隶当中当个奴隶，那我坚决反对。你可以为你自己的思想而牺牲自己，而不是为了他人的游戏……”

“鲍拉！”他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你是不是觉得我的言论太忤逆？你是不是已经感到有人在你背后用军棍抽你？你完全无需害怕！我们还在瑞士。你要我保持沉默或者对你说：你不会出什么事的。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来多愁善感了。它已经迫在眉睫，关系到我和你！”

“鲍拉！”他再次试图打断她。

“不，我再也不会同情你了。我把你看作一个自由人才选择你、爱你的。我看不起懦弱和自欺欺人的人。为什么要我同情你？在你心里，把我当作什么呢？为了一张废纸，你就想抛弃我。我可不是让人家抛弃之后又拣起来的人，现在你决定吧！是要他们还是要我！是拒绝他们还是抛弃我！我知道，如果你留下，我们会遭到沉重的打击，我将和我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再无相见之日，甚至他们会阻止我们回国，可是我不在乎，只要你跟我在一起。但是你现在如果选择走，那么我们就是永远的分开。”

他只是不停地呻吟，而妻子却被愤怒冲击得亢奋起来。

“要我，还是要他们！你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费迪南，趁现在还有时间，你好好想想。我们没有孩子，为此我常常觉得很伤心，可如今我第一次为此感到高兴。我不想给一个懦夫生孩子，更不愿抚养战争的孤儿。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依恋你，也许现在的我让你痛苦，但是我跟你说：这次离开不是演习，而是真正的离别。你如果为了应征入伍，为了追随这些身穿制服的杀人犯而离开我，那你就不用再回来了。我绝对不和一个罪犯、一个吸血鬼、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来分享我的爱人。所以。你必须做出选择！”

妻子说完这番话便猛地关上门走了，而他还站在原地抖瑟着。剧烈的关门声使他膝盖发软。他只好坐下蜷缩着身体，他的脑子麻木、毫无思想。他用两个握紧的拳头抱住脑袋，之后像一个小孩似的失声痛哭。

整个下午妻子没有再进房间，可他感觉到，她就在门外，带着怒气、全副武装。同时他也知道，那另一个存在，一个钢铁般的机械，冷冷地插进他的胸中，驱赶着他向前奔驰。有时候他试图把各个细节从头梳理一遍，可是思想老是集中不起来，他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不过遗憾的是，他最后的一丝安宁也粉碎了，他变得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只感到他的生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抓住，在使劲地往外拽，几乎要将他一分为二。

为了缓解这种躁动，他去翻弄书桌的抽屉，撕掉一些信件，瞪眼看着另外一些信件，却一句话也看不明白。他摇摇晃晃地在屋里走动，坐下去又站起来，又坐下，他被弄得精疲力竭。然后他发现他的手正不受控制地整理旅途所需的物品，从沙发底下把背包拉出来，他震惊地看着自己的双手，这双手似乎无需自己去支配，它就已经把这一切都做了。当背包收拾妥当放在桌上的时候，他惊诧地看着，浑身发抖。他甚至觉得自己的两个肩膀变沉重了，就像背包已经压在上面，而这里面装着的，是这个时代的全部重量。

门开了，是妻子进来了，她手里拿着煤油灯。灯放在桌上，一圈亮光正好照在准备好的背包上，就像隐蔽的耻辱，一下被灯光从黑暗中揪出来。他结结巴巴地说：“这只是为防万一……我还有时间……我……”可是一道凝固不动、坚如石头、毫无表情的目光，打断了他说的话。妻子正凝视着他，长达几分钟，牙齿咬着抿紧的嘴唇，绝望而又顽强。她一动不动，微微摇晃着身子，把目光射到他身上。最后，她唇边的紧张消失了，她背过身去，肩头一阵抽搐。她离开了，没有回头。

几分钟后，侍女进来，给他端来饭菜。身边的座位空了，往常妻子坐在这里。他心里充盈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一眼望过去，看到了残酷的画面：背包在小沙发上放着。他觉得，他已经走了、已经离去，对于这幢房子来说，他已死亡。墙黑黝黝的，煤油灯的光照不到墙上。屋外，灯光后面山风凛冽，这样的夜晚使人感到压抑。远方一切都静谧无声，高远的天空无言地覆盖着地面，一派寂寞之感。他觉察到，身边的一切，房子、景色、作品，还有妻子，这一切正慢慢地在他心里死去，曾经开阔的生活也干涸了。他突然觉得他迫切地需要爱情，需要温暖的话语。他想要接受妻子的一切忠告，只要能重新回到往日的生活。悲愁淹没了烦躁，他如同孩子般渴望得到小小的温存，之前高昂激越的情绪如今已荡然无存。

他走到门口，扳了一下门把，它动也不动，门上了锁。他迟疑地敲敲门，没有回答。再敲一次，除了他怦怦直跳的心，别无声响，一切都沉寂无声。于是他知道：一切都完了。寒意迅速向他袭来，他关了灯，和衣躺在沙发上，盖上毯子。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他再次倾听，仿佛有什么动静。他抬起头向着房门的方向仔细听，什么声音也没有。他的脑袋又倒了下去。

突然沙发下面有什么东西碰了他一下。他吓得跳了起来，不过当他发现那条狗之后，惊吓很快就变成了感动。那条狗是刚才跟着侍女溜进门来，趴在沙发底下，现在它蹭到他身边来，用温暖的舌头舔他的手。动物的这种无知的爱显然让他无比温暖，因为这爱来自已让他绝望的世界，因为它是以往的生活留给他的最后一点还属于他的东西。他弯下身子拥抱着那条狗，就像是在拥抱一个人。他感到，这世界上居然还有一个生命爱他、不轻视他，对它来说他不是机器、不是杀人工具，也不是胆怯的人，而是一个可以爱、可以亲近的人。他不停地抚摩那柔软的毛皮，动作很温柔，狗跟他挨得更近，仿佛知道他的孤独。他们两个一起呼吸着，渐渐沉入睡梦。

他醒来的时候，觉得神清气爽，在明亮的玻璃窗外，清晨的曙光格外明朗。山风把蒙在万物之上的阴影吹走了，晶莹闪亮的湖面，映出远山白色的轮廓和连绵不断的山峦。费迪南一跃而起，由于睡过了头，他觉得有些晕晕乎乎，站好后他第一眼就看到了已经整理好的背包，这时，他才完全清醒了过来。突然间，他什么都想起来了。不过，他昨天的紧张情绪在大白天显得轻松了一些。

“我弄背包做什么？”他问自己。

“是啊，我还不想出门呢。春天已经来临。我要作画。那并不是什么火烧眉毛的事情。他不是也这么跟我说了吗，还有几天时间。就算动物也不会自己跑到屠宰场去。妻子说得对：这是一种对她、对我、对大家的犯罪行为。说到底他们也不会把我怎么样。如果我晚点儿再去，也就是关我几个礼拜禁闭，可当兵不也是坐牢吗？我对政治毫无野心，是的，在这个奴役的时代拒绝也是光荣，我不要离开，我要待在这儿，我要给这里的风景作画，这样等我以后回忆起来，才能知道我曾经在什么地方有过幸福的时光。在这幅画没有装进画框之前，我是不会走的。我不能让别人来摆布我的生活，不能。”

他拿起背包，一挥手把它甩到墙犄角里。他在扔的时候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心情也更加舒畅。趁着神清气爽之际，他迫切想要试试自己的意志力。他从皮包里取出那张纸，想把它撕掉，他把那张纸展开。

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这张纸条又重新控制住了他。他开始读起来：“您务必……”这句话一下子打在他的心上，仿佛是道不容违抗的命令。突然，他的身体摇晃起来，无名的恐惧又从他心里升起。他的手开始瑟瑟发抖，力量也消失殆尽。一股寒气不知从何方吹来，就像吹过一道穿堂风，让他的心里又感到不安。那个让他无力反抗的陌生意志又开始在他心里转动，他所有的神经都紧张起来，一直绷到手脚的关节。他不由自主地看了看钟。“还有时间。”他喃喃自语，却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是指驶开向那边的早车，还是他自己的期限。这种神秘的意志如同退去的潮水，又冒了出来，比以往更加强烈，他觉得他要屈服了。他很清醒的了解：现在如果没有人拉住他，他就完了。

他摸索着来到妻子的房门前，屏息倾听，毫无动静。他屈起手指迟疑地敲敲门，一片沉寂。他再敲一次，仍是一片沉寂。他小心翼翼地扳了下门把，门没上锁，可是屋里没人，床上被褥零乱。他吓坏了，轻唤妻子的名字，没有回答。他更加恐惧了：“鲍拉！”他开始满屋子大声喊叫，像一个遭到突然袭击的人：“鲍拉！鲍拉！鲍拉！”还是没有一点动静。他摸索着走进厨房，厨房里空空的。他怅然若失，这可怕的感觉在他心里上蹿下跳。他又跑到楼上画室里，他已经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是想向画室告别还是想让画室挽留住他。可是这里也没人，就是他那条狗也不见踪影。他被抛弃了，一股强劲的绝望向他袭来，摧毁了他最后的一点力量。

穿过空荡荡的屋子他又回到他的房间，从墙角处抓起背包。不知什么原因，他屈服于这无形的压力，反而觉得自己轻松了。“这是妻子的错，”他自言自语，“对，是她一个人的错。她不该这样走掉，她应该留住我才对，这是她的责任。她完全有能力拯救我的，可是她放弃了。她看不起我。她对我的爱已经消失了。她让我跌倒，所以我就跌倒了。我的鲜血洒在她身上！这是她的错，不是我的，是她一个人的错。”

走出房子，他再一次转过身去。或许会从什么地方传来一声呼唤，一句充满爱意的话。或许有什么东西想用拳头砸烂他心里那台钢铁机器。他失望了，没人说话、没人呼喊，也没人露面。他被抛弃了，他似乎能感到自己进了一个无底深渊。蓦然他心里有了一个念头：再走十步走到湖边，从桥上纵身一跳，是不是所有的痛苦就都解脱了。

教堂塔楼的钟声又响起了，沉重而严峻。那严峻的钟声穿过晴空，就像一记鞭子，把他惊起。还有十分钟，列车就会开来，然后一切就都过去了，干净彻底，不再重来。还有十分钟，可这十分钟对他而言不再是自由，他像被人追赶着拼命向前奔去，跌跌撞撞、跑跑停停、气喘吁吁地向前跑。他怕误车，吓得要命，他越跑越快，越跑越急，直到他跑到月台上，几乎和栏杆前的什么人撞个满怀，才停了下来。

他瞪大眼睛，背包从他失去知觉的手上滑落。站在面前的正是妻子，此刻她脸色苍白，一夜没睡的样子，正用一双悲哀的眼睛望着他。

“我知道，你会来的。三天前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不能离开你。一大早我就在这里等，从头班车等起，并打算一直等到末班车。只要我还活着，他们就别想抓到你。费迪南，你好好想想啊！你自己不是说过，还有时间，干嘛这么着急？”

他忐忑不安地直瞪着妻子。

“可是……我已经报名了……他们在等我……”

“谁在等你？是奴役和死亡在等你吧，此外没有别人！你能不能清醒一下，费迪南。你感觉一下，你现在还是自由的，完全自由，没有谁可以控制你，也没有谁能对你发号施令。你听见了吗，你是自由的、自由的！自由的！我要对你说千百遍、上万遍，每分每秒都说给你听，直到你自己也感觉到，你是自由的！自由的！自由的！”

这时，两个农民从旁走过，好奇地转过头打量他们，“我求求你，”他轻声说道，“别说得这么大声。别人都在看……”

“别人！别人！”她愤怒地叫道，“别人和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被炮弹打得血肉横飞，或者断了腿，瘸着走回家来，别人又能帮我什么忙？什么别人，别人的同情、别人的爱、别人的感激，对我都毫无意义——我只要你这个人，你这自由的活人。我要你自由，自由，我不要你去当炮灰……”

“鲍拉！”他轻唤着她，企图使妻子息怒。妻子却将他一把推开：“快丢开你那胆怯的的恐惧！我现在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我有言论自由，我不是奴役，我也不会放你回去做奴役！费迪南，你如果坐车走，我就挡在火车头前面……”

“鲍拉！”他把妻子按住，可是妻子脸上突然露出一种万分痛苦的表情。“不，”她说道，“我不想撒谎，或许我也很胆怯。千百万妇女在她们的丈夫，她们的儿子被拖走的时候，都会胆怯，但却没有一个女人去做她们必须做的事情。我们也中了你们怯儒的毒。要是你乘车走了，我该做些什么呢？呼天抢地地痛哭？跑到教堂去求上帝保佑？又或者去嘲笑那些没有去的人？哈哈，在这个荒唐的时代一切都有可能。”

“鲍拉。”他握住她的双手，“既然我已别无选择，你又何必再这样令我难过？”

“你想要轻松？不，就得让你难过，无限难过，尽我所能地让你难过。我就站在这里，除非你从我身上踏过去。否则，我绝不放你走。”

急促的信号钟声响起了，他猛地一惊，一张脸无比苍白，他刚要抓起背包。可是妻子已抢先一步夺过背包堵在他面前。“给我。”他乞求道。“绝不，绝不！”妻用尽力气说道，一面和他争夺。一旁的农民围了过来，像是在看一个笑话。火上浇油，近乎疯狂的喊叫声一阵接着一阵，正在玩耍的孩子也跑了过来，但他们两人丝毫没有注意到，只是拼命似的争夺着背包。

就在这时，火车头长吼一声，列车便轰隆轰隆地开进站来。突然，他放弃了背包，头也不回，发疯似地越过铁轨，跑向列车，奔着一节车厢，跳了进去。周围响起轰然大笑，农民们尖声向他喊道：“赶快逃吧，她要逮着你了。”“快点，快点，她要抓着你了。”他们一个劲地催促着他往前快跑，身后大笑的声浪就像阵阵鞭挞，抽打着他的羞耻。

这时，列车开动了。

妻子呆呆地站在那里，手里拿着背包，人们的哄笑声劈头盖脑地向她袭来。她凝视着开得越来越快、渐渐消失的列车，一句告别的话也没有，一点表示也没有。绝望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遮住了她的视线，直到她什么也看不见了。

坐在角落里，他蜷缩着身子，列车越开越快，他不敢向窗外看上一眼。他所拥有的一切，山坡上的小房子、连同他的画、桌椅、窗、他的妻子、狗，还有许多幸福的日子，都从窗外飞了过去，被急速行驶的列车撕成了碎片。他经常观赏的这开阔的景色，如今也连同他的自由和他整个的生命一起被远远地抛去。他觉得他的生命通过他身上所有的血管慢慢流出体外，最后什么也没留下，只剩下这一张白纸，在他口袋里飒飒作响的一张纸，他就带着这张任意摆弄他生命的纸，在风中飘散。

他有些迟钝地预感到，他将遭遇到一些事情。果然，列车员要看他的车票，他没有票，他像个梦游者似的说他的目的地是边境小镇，他不受控制地又换乘另一次列车。反正他心里的那台机器会替他做这一切，反正他已经麻木了。到了瑞士边境站，边防官员要他出示证件。他把证件交给他们：他已经一无所有，只剩下一张白张。偶尔他那些已经失落的东西在内心深处试图提醒自己，就像从梦境中发出的呓语：“回去吧！你现在还自由！你并不是非去不可。”可是他心里的那部机器没有说话，却坚定地支配着他的肢体，驱使他向前走，那是一道看不见的命令：“你别无选择。”

他站在月台上，前方便通向他的故国，在昏黄的光线里，可以清楚地看见有座桥横跨在河上——这就是边界。他那麻木的思维试图理解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在这里，你还可以生存、呼吸，自由自在地做你喜欢的事情，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工作。过桥走八百步，你的意志就不再属于你了，就像从动物的体腔里取出它的内脏，你必须服从一些你从未见过的人，并且把刀子扎进另外一些陌生人的胸膛。这便是这座小桥的意义。在两根横梁上面架起几百或者几十根木头桩子，有两个大兵身穿式样不同，花花绿绿的荒唐服装，手执步枪站在那里守卫这座小桥。一些不清晰的思绪折磨着他，他感到已经无法正常思考，可是思想却继续向前滚动。他们在这里守卫些什么呢？阻止人们从一个国家越境到另一个国家。谁也不许从那个剥夺人们自由意志的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去。而他自己，竟然愿意到那边去？是的，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他是从自由走向……

他想尽办法让思绪停下来，关于边界的思想已经把他催眠了。自从他凭着感官制造的幻觉具体地看到边界，实实在在由两个身穿军装的市民看守着，他对他心里的某些事情就有些无法理解了。他试图解释给自己听：正在打仗。可是他的那个国家才打仗——在一公里以外才有战争，准确地说，差二百米不到两公里。他忽然想起，也许还要少十米，也就是说，一千八百米还差十米。一种说不清的疯狂的欲望在他心里突然出现，他要调查一下这最后十米土地内是否有战争。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这个想法很有意思。或许在什么地方会有一条线，一条真正的界线，如果现在往边境走去，一只脚在桥上，另一只脚还在地上。那么他算什么呢，是自由人，还是说已经是士兵了？一只脚穿平民的靴子，另一只脚穿着军靴。这种越来越孩子气的念头在他脑子里上蹿下跳。如果是站在桥上，那就等于过了边界，如果跑回来，就该算是逃兵了？这河里的水，是嗜血还是爱好和平？或者在河底某处也有一条线，来表示着各个国家的界限？那么这些鱼呢，它们可以游到对面战区去吗？还有这些动物！他想到了他的狗，如果它也跟着来了，他们或者也会把它动员起来，说不定派它去拉机关枪，或者在枪林弹雨中去寻找伤员。谢天谢地，幸好它没跟出来。

想到这里，他被惊吓住了，他暗示自己一定要振作起来。自从他具体地看见了这条边界，这座介乎生死之间的桥，他便察觉到有什么东西开始在他的心里运转起来，不过不是那台机器，而是一种强烈的、想要醒来的认识，是一种反抗。另一条铁轨上他来时乘坐的列车还在那停着，只不过在他胡思乱想的这段时间里，火车头已换了方向，随时准备把列车再拉回瑞士去。这无疑是在提醒他，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他感到，那根渴望回到已经失去的家的死去的神经，又开始有了生机，从前的那个热情自信的他又活了过来。他看到那边，桥的那头站着的士兵，穿着陌生的制服，扛着沉重的步枪正百无聊赖地踱过来踱过去。在这个陌生人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像。这一刻他终于清楚地知道了他的命运，所以他也就看到了他的命运里将要出现的毁灭，所以，他的生命在他的灵魂里苏醒了。

刺耳的信号钟声此时又在他的耳边频频响起，这尖锐的声音扰乱了他正迟疑着的感觉。他知道，现在一切都该结束了，他如果乘上这辆列车，三分钟后，就会驶过这两公里，开到桥边，越过桥去。他甚至相信了，他会去的。再过一刻钟，他就不用再如此煎熬了。这样想着，他便体力不支地站在那里。

不过，列车并不是从他以为的远方驶来，而是从桥那边轰轰隆隆地慢慢驶过桥来。顿时，候车大厅便骚动起来，人们从各个候车室蜂拥而出，妇女们叫嚷着用尽力气往前挤，瑞士士兵则急急忙忙地排成一队。突然音乐响起，他侧耳细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这乐声响亮，不会听错的，正是《马赛曲》。从德国开来的列车竟然奏起了敌人的国歌！这让他万分惊诧。

列车轰轰隆隆地带着喘息声进了站，慢慢停了下来。候车的人们一拥而上，各个车厢的门都被猛地拉开，一群脸色苍白的人从列车上走了出来，灼热的眼睛里满是狂喜的光芒——身穿军装的法国人，法国的伤兵，这些人都是他故国的敌人，全都是敌人！他像是做了一个短暂的梦，然后他才明白，这是专门运载交换伤员的列车，这些人是在这里获释的战俘，是从疯狂的战争中获救的人们。他们都了解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们挥手致意、纵声欢笑，尽管有些人欢笑的脸上饱含着眼泪和痛苦！一个伤兵摇摇晃晃、跌跌绊绊地踩着木制假腿走了出来，用一根柱子支撑住身体，他喊道：“LaSuisse！LaSuisse！Dieusoitbeni！”妇女们隐忍着痛苦小声哭着，从一个窗口冲到另一个窗口，寻找着她们的亲人。人们呼喊、哭泣、相互安慰，嘈杂的人声乱成一片。不过，他们的情绪都很高昂，欢呼雀跃，纵情哭笑。音乐停止演奏，有那么一会儿的工夫，他什么也听不见，只听见汹涌澎湃的感情之浪叫嚣着、呼喊着，向人们扑面而来。

声浪渐渐趋于安静。三五成群的人们幸福地聚在一起，沉浸在欢乐之中，他们激动地互相交谈。有几个女人还呼喊着跑来跑去。护士们送来饮料和礼品。人们用担架把重伤员抬出车厢，他们身上裹着白色的绷带，脸色惨白，人们温柔地小心翼翼地围在他们身边，安慰着、关心着。人世间的全部悲惨似乎都在这里得以集中体现：有的伤兵失去了手臂，袖子空空，有的被炸断双腿，有的严重烧伤。他们原是年纪正好的青年，如今却变得粗野而苍老。让他难以理解的是，他们所有人的眼睛都仰望着上天，流露出一种骄傲的光芒：他们竟以为这是一条神圣的朝圣之路，而他们也圆满到达终点。

弗迪南站在这批意想不到的来客中间，如同瘫痪了一般。那张纸下面，原本无力的心脏猛烈地跳了起来。他看见在远离人群的地方，有副担架孤零零地停在那里，无人问津。他走过去，脚步踉跄，动作缓慢，他来到这个被遗忘的伤员身边。担架上的他脸色灰白、胡子蓬乱，被子弹打烂的手无知觉似的从担架上垂了下来，他双目紧闭，嘴唇毫无血色。费迪南用颤抖的双手轻轻地抬起滑落的手臂，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受难者的胸上。这时伤员的眼睛睁开了，他看着他，痛苦的脸上露出一缕感激的微笑，他在向他致意。

他不停地颤抖，一阵寒颤，活像一道闪电涌遍全身。他们竟然要他干这种事情？把人伤害成这样？让他用仇恨的眼光去注视弟兄们的眼睛？自觉自愿地去参加这惨无人道的罪行？这时他感觉到真正的真理在他心头强劲有力地一跃而起，砸烂了他胸中的那台机器，自由从他内心深处幸福而又强大地升起，把那种无知的屈从撕得粉碎。绝不！绝不！一种坚强有力、以前从未有过的声音在他心里振臂高呼，这个强大的声音几乎要把他击倒。他流着眼泪倒在了担架旁边。

人们向他围了过去，大家以为他突发了癫痫，医生也赶来了。但这时，他慢慢地站了起来，拒绝了所有人的帮助，表情平静而欢快，他掏出钱包，取出最后一张钞票，把它放在伤员的身旁。接着他拿出那张纸，慢悠悠地意识清醒地再读一遍，然后把它对半撕开，把碎纸片扔在站台上。人们瞪大眼睛看着他，就像在看一个疯子。不过。他再也不感到羞耻了。他只感到生命痊愈的欣喜。音乐又响起来，但他心里涌出的恢宏壮阔的乐声却已压倒了所有的声音。

夜深了，他回到自己的家里。屋里一片漆黑，房门紧闭，静得犹如一口棺材。他敲敲门，一阵拖沓无力的脚步声传来：妻子打开门，一看见他，吃了一惊。他马上温柔地抱住妻子，扶她进门。他们什么话也没说，幸福让他们浑身颤抖着。他走进自己的房间：他的画全都放在那里，是妻子把它们从画室里拿了下来，看到它们就像他还在身边。他从妻子的这一行动中感受到了无尽的爱恋，他于是懂得，他最终还是把握住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他默默地紧握着妻子的手。这时，狗从厨房里跑了出来，猛地跳起来扑到他身上：他们都在等着他归来。他知道，他的心灵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然而他又感到自己是从死亡之谷逃出又重返人间的。

他俩还是没有说话。但妻子轻轻地拉着他，把他领到窗前：窗外是一个永恒的世界，对于因一时晕头转向而创造痛苦的人类，它丝毫不受影响。他感到这个世界为他闪耀光芒，在广袤的夜空中，群星交相辉映。他抬头仰望，心情难以平复。他深切地认识到，对于世上的人来说，除了大自然自身的法则之外，别无其他法则，除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之外，便再没别的东西能真的把他拴住。妻子的呼吸在他唇边幸福地涌动，在这种心灵相通的快感之中，他们两个的身体紧紧挨在一起。他们沉默不语，他们的心灵自由飞翔，摆脱了虚伪杂乱和人为的法律，飞向万物永恒的自由。

看不见的珍藏

火车驶过德累斯顿，在第二个小站停下，这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登上我们的车厢。他先是很有礼貌地跟大家打招呼，接着又如一个很相熟的人一样朝我点头致意。在我们目光相对的第一眼，我实在没有想起来他是谁。随后，他笑了笑，紧接着介绍了自己的名字，这一次我便立刻回想起来了：他是柏林最有名望的艺术古董商之一，战前和平时期我还常光顾他那儿看一些旧书和名人手稿。于是，我们闲聊了起来，谈论的也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突然，他用一副很迫切的神态跟我说：

“我想我必须告诉您，登上这列火车之前我去了哪里。因为这个故事是我从事艺术品买卖所经历过的最不寻常的事情，至少在这37个年头里是如此。或者您自己也清楚，自从钞票的价值像煤气似地四处流散，转眼便化为乌有，而当下的古玩交易市场又是个怎样的情况：那些新近的暴发户突然对古旧的版画及画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哥特式的圣母像和15世纪的古版书，他们的需求量如此之大，以致让你觉得可怕。你甚至不得不尽力阻止，不然他们一定会把店里的东西一抢而光的。他们甚至会把你袖子上的纽扣和书桌上的台灯视为宝物，非要弄下来买了去不可。

“所以，你得有源源不断的新货供应他们——请您原谅，我竟然把这些让我们素来怀有敬畏之心的艺术品称之为货物，而且，更有甚者，这帮暴发户已经开始影响大众，他们努力让人们习惯于用金钱去定义一部精美绝伦的威尼斯古版书，把古埃齐诺的亲笔画当作区区几百张法郎钞票的化身而已。面对这帮家伙突兀而狂热的抢购欲望以及喋喋不休的纠缠，你所有的对抗都显得无济于事。就这样，一夜之间我几乎被洗劫一空，对此，我感到十分羞愧，甚至想放下百叶窗，就此关门停业。要知道这间老店可是我父亲从我祖父手里接下来的，可如今店里只剩下几件少得可怜的破烂货，如果在以前，这种破烂货就连北方的那些街头小贩都不屑一顾，更别说将它们摆到手推车上去了。

“面临如此困境，我突然想到把我们过去的旧账本拿出来翻一翻，或许能侥幸找到几个昔日的老主顾，这样我也能从他们那儿弄回几个复制品。不过像这样的一本顾客名单通常来讲简直就是个坟场，何况又是在如今这样的年头。话说回来，这些旧账本也告诉不了我什么东西，因为大部分老主顾的珍藏早就在一场又一场的大拍卖中拱手相托了，还有一些主顾则早已去世了，对于仅存的那几个显然也不能寄予过大的希望。然而，就在这时，我突然翻出一大捆信件，这些信件来自一位大概要算是我们最早的老主顾。对于这个老主顾我之所以想不起来，是因为1914年大战爆发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来订购或询问过什么东西了。但他与我们的那些通信——这么说可没有丝毫的夸张成分——可以追溯到大约六十年前。他很久以前就开始从我父亲和祖父手里买东西了，但在我接手经营这间店铺的三十七年来，对他是否曾踏进过我们的店铺，我确实没有什么印象。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或许是一个十分古怪的、旧式的，而且很滑稽的人物，就像门采尔或斯比茨维克笔下所描述的那种早已下落不明的德国人。他们努力活到我们这个年代，作为十分罕见的怪人，很难得知他们真实的居住之所。不过单从他的信件字迹来看，这种手书称得上是书法珍品，写得非常整洁，在每一笔数目下面用尺子标出红线，而且每次都把数字重复一遍，可见他是多么的细心。此外，他还把别人寄来的信件中没有写过字的空白信纸裁下来，用以写信。

“所有这些，无不表明他是一个节约成癖、古怪小气，同时又不可救药的乡巴佬。在这些稀奇古怪的信件上面，除了他的签名，还总是后缀着他全部的头衔：退休林业官员兼经济顾问、退役中尉、一级铁十字勋章获得者。作为一个七十年代的老兵，假若他还活着，也应该是八十好几的人了。但是，这位古怪可笑、节约成癖的老人作为一位古代版画艺术的收藏家，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聪明才智，此外，他还具有极其丰富的专业知识和高雅的艺术品位。我把他近六十年的订单慢慢地整理出来，甚至第一张订单还是用银币来计价的，这时我才发现，在只花一个塔勒便可买到一大堆最精美的德国木刻的时代里，这个乡巴佬就已经不声不响地收集了一批又一批的铜版画，而这些铜版画和如今那些暴发户手中名气最大的收藏品相比也丝毫不逊色。半个世纪以来，单单他每次用几个马克、几十芬尼从我们这儿买的东西加在一起，在如今也是价值连城了，更别说他还在拍卖行里或从其它商人手中收购过大量物美价廉的便宜货。尽管这捆信件很让我惊喜，但自从1914年以来，他就再也没有寄过订单了。以我对古玩市场情况的熟悉，如果这样一大批的版画被公开拍卖或私下出售，我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因此我断定，这个古怪的老人或许还健在，如若不是，那么这批收藏如今也应该掌握在他的继承人手中。

“这个意外的发现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第二天，也就是昨天晚上，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径直乘火车到了萨克逊的这个乡村小镇，这是个寒伧得简直无法想象的乡村小镇，这在萨克逊很常见。走出火车站，当我在这个小镇上最主要的大街上溜达时，我简直无法相信，就在这样一些住着平庸乏味小市民的陈旧破败房子当中，在某一间房子里面，居然会住着一位可能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伦勃朗的精美画作，以及丢勒和曼台涅的全套铜版画的人。当然，更令我惊奇的还在后面，当我去邮局打听有没有叫这个名字的林业官员或经济顾问的人在此居住时，那里的人们告诉我，这位老先生竟然还真的健在。于是我趁着午饭的间隙立即动身去拜访他，说实话，我当时的心情真是紧张到极点，我甚至能清晰地感觉得到自己的心跳。

“在那种简陋的乡村楼房的三层楼上，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他的住所，这种楼房看上去就像是上个世纪60年代某个蹩脚的土建筑师为了投机取巧而在仓促之间盖起来的。二楼住的是一位老实的裁缝师傅。三楼的左侧有一块刻着邮政局长名字的牌子在闪闪发光，在右侧我总算看到了那个写着林业兼经济顾问官名字的瓷牌。我在门口迟疑地拉了一下门铃，门很快就打开了，一位上了年纪的满头白发的老太太站在门口，她戴了一顶干净的黑色小帽。我把我的名片递给了她，并且恭敬地问她，是否可以拜访林业官先生。她先是十分惊讶且有些怀疑地打量了我一番，接着又看了看我的名片。她的神情告诉我，在这座与世隔绝的小镇上，在这么一间旧式的老房子里，有外地客人来访好像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不过，她还是很友好地请我稍候片刻，然后她拿着名片进屋去了。我听到她在里面轻声说话的声音，接着突然一个男人洪亮的声音响起来：‘啊……是柏林的Ｒ先生，从那所大古玩店来的……快请他进来，快请进来……这真是太令人兴奋了！’接着，那个老太太便又踩着细碎的步子走回来请我进入客厅。

“我脱下衣帽，跟着她走了进去。在这间朴素简单的客厅当中，笔挺地站着一位年迈却健壮的老人，他蓄着浓密的胡须，穿着半军装的家常便服，十分友好地向我伸出双手。很显然，这个手势所表现出来的心情是一种非常喜悦的、发自内心的激动，更是对我这个访客的到来的由衷欢迎，但是他就那么僵硬地站在那儿，所流露出的神情与这种欢迎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我只好走上前伸手去握他的手——我心里的奇怪和诧异并未退去。当我的手就要触碰到他的双手时，却发觉这两只手仍然平放在那儿，还是一动不动。是的，他不是主动过来和我握手，而是等待着我去握它们。这时我才恍然明白：他是个盲人。

“早在小时候，每每看到盲人，我的心里就会觉得有些不舒服。一想到他也是一个鲜活的人，可他对我的感觉却不能像我对他的感觉一样，心里难免会有些不安和尴尬。一如现在我所面对的，这对微微翘起的浓密白眉毛下的空眼睛，这对看似凝视着前方却只能看到漆黑一片的空眼睛，我的心里不由得有些恐慌。但是这个盲人根本不给我留有太多时间去感受这种恐慌，因为我一接触到他的手，他便马上握起来，十分有力量，与此同时还用一种激动而热情的方式再一次向我大声问好：‘真是稀客！’他朝我边笑边说，‘这真是个奇迹啊，柏林的大人物居然会光临寒舍……不过，像您这样一位商人一登上火车，我们就得多加小心喽！……在我们家乡有句俗语：吉卜赛人来了，快把房门关好，封好装东西的袋子……是啊，我能够想象得到，您来找我们的原因……在我们可怜的、每况愈下的德国，现在的生意很不好做，您也大概没有什么买主了。所以，大老板们又想起了他们昔日的老主顾，于是来寻找他们的羔羊了……不过在我这儿，恐怕您是交不上什么好运了，我们都是一些退了休的人，每餐饭桌上只要能有块面包，对我们来讲就已经是莫大的欣慰了。再说你们现在的价格又贵得惊人，我们可实在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总之，像我们这号人是早就被时代淘汰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赶紧向他解释，说他误会了我的来意。我这次来，并不是要向他推销什么东西，只不过是恰巧路过此地，便趁此机会来拜访他一下，我对他说他是敝店多年的老主顾，同时又是德国最大的收藏家之一。当我把‘德国最大的收藏家’几个字说出口的时候，这位老人的脸上发生了奇怪的戏剧般的变化。他依然笔挺地、近乎僵硬地站在那里，但他的面部表情中所显示的那种最由衷的得意和自豪，让他的面孔一下子就明亮起来，他把身子转向他夫人所在的那个方向，仿佛在说：‘你听见了吗！’接着他又转过身来跟我讲话，他的声音马上活跃起来，言语之中充满了快乐，先前讲话时的那种老军人的粗鲁和生硬一点儿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和的语气，他充满深情地说道：

‘您能来看我真是感谢了……但是总不能让您这么白跑一趟。既然来了，就该让您看点东西，不过这可不是一般的东西，即便是在您那阔绰的柏林城里也不见得随时都能看到的……我给您看几幅画，就算是维也纳的阿尔柏尔提那艺术馆和那该死的巴黎也不见得有比它们更为精美的东西了……是啊，一个人收集了60年，他就会得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只不过这些东西不是平时摆在大街上的。路易丝，把柜子的钥匙给我。’就在这时，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原本站在他旁边面带微笑、亲切友好、安安静静地听我们谈话的老妇人，在听到丈夫唤她之后突然向我求情般地举起了双手，与此同时她又连连摇着头，做了个显然是强烈反对的动作。我起初还不明白，她这是什么意思。接着她朝她丈夫走过去，两只手轻轻放在他的肩膀上，提醒他道：‘可是赫尔瓦特，您还没有问过这位先生，他现在是不是有时间来欣赏你的这些收藏，而且现在已经是吃午饭的时间了。医生明确强调过，吃完饭你必须休息一个小时。不如就等吃完饭再把你的东西拿给这位先生看吧，我们还可以一起喝杯咖啡，你看这岂不是更好吗？再说了到时安娜玛丽也正好回来了，她对你的这些收藏可比我了解得多，这样一来也可以帮帮你啊！’”

“老妇人讲完这番话，便又一次朝我重复她那个强烈反对的请求手势。这时我才明白她的意思。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是说这个时间看他的藏画不太方便，想要我回绝他，于是我随即编造了一个借口，说约了他人共进午餐。并强调能参观他的藏画，这对我来讲既是一种享受又是一种荣幸，只是要到下午三点以后，那时我会非常乐意前来观赏的。”

“就像是一个孩子被人拿走了最心爱的玩具一样，老人一边生气一边转过身来，嘴里咕哝着说道：‘这当然喽！一些柏林来的大老板总是忙得抽不出时间来。不过这次您一定得抽出时间来，因为这可不是三幅五幅的，而是足足27本夹子，每一本都是不同大师的作品，而且每一本都夹得满满的。既然你已经约了他人，那好吧，下午三点你再过来，不过你一定要准时，否则我们很难看完的。’”

“他又一次把手伸向空中，接着说道：‘您准备留神专心看吧，您一定会高兴的——当然，也许会恼火。不过您越是恼火，我就越高兴。我们收藏家都是这样的：一切只为我们自己，一点儿也不能留给他人！’说完，他再一次用力地握起我伸向他的手。”

“他的夫人送我走到门口。在刚才那段时间里，我留意到了她的变化，她一直又尴尬又害怕或者说担心着什么。此刻，到了大门口，她这才尽量放低声音结结巴巴地说道：‘可以让她……可以让她……我的女儿安娜玛丽在您来我家之前去接您吗？我觉得这样会好一些，因为……因为有诸多原因……对了，您大概是在旅馆里用餐吧？’”

“‘是的。您能让您的女儿来接我，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我说。”

“一如老妇人所言，一个钟头之后，我刚在集市广场边上那家旅馆的餐厅吃完午饭，一个穿着朴素年纪看上去不太年轻的姑娘走进了餐厅，一看就是在找人的样子。我朝她走过去，作了自我介绍，并告诉她，我已用完餐，可以立即同她一块儿去看那些藏画。可是她一听到我这么说，脸色突然涨得通红，和她母亲惊慌、不安的窘态如出一辙，然后她开口问我能否先跟我讲几句话。我开始意识到，她好像有难言之隐。每当她鼓起勇气要说话的时候，她脸上那片不安的、飘浮不定的红晕便一直升到额角，还有她的手，一直紧张地摆弄着衣服。最后，她终于开始讲话了，断断续续、结结巴巴，一边说着一边又陷入了迷惘和困惑：

“‘是我母亲让我来这里找您的……她什么都告诉我了……我们想请求您一件事……我们是想在您见我父亲之前把情况都告诉您……我知道父亲想把他的收藏拿给您看，可是这些藏画……这些画……已经不完整了……缺了好几幅……不，应该说缺了非常多，真是太可惜了……’”

“说到这儿，为了缓解紧张她不得不喘口气，然后她又看向我，急匆匆地继续说了下去：

‘我必须坦白地告诉您……对于现在的局势您应该很清楚，相信您是能理解这一切的……我父亲是在大战爆发以后完全失明的。在那之前，他的视力已经非常不好了，大战爆发之后他一激动视力就一下子完全丧失了——他原本还打算去参加与法国的战争的，尽管他已经是76岁的高龄，当他得知部队并没有像1870年那样胜利前进时，就大为光火，打那时起他的视力就可怕地恶化，且恶化的速度极快。除了眼睛有点毛病外，他本来身体还算硬朗，不久前他还能自己去散步，一连好几个小时都没问题，甚至还能参与他最心爱的狩猎。可如今他根本不可能再去散步了，他的藏画成了他唯一的乐趣所在，他每天都要看他的藏画……这就是说，他看那些画夹其实是看不见了，他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但他每天下午还是把所有的画拿出来，他觉得他至少可以摸一摸，一张一张地，总是按照同样的顺序，按照他几十年来已背得烂熟的顺序……现在，他对别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他只关注报上各种拍卖的消息，他让我们读给他听，他听见价线升得越高就越开心……因为……说来可怕，父亲对于物价和时势一无所知……他根本不知道，我们早已倾尽所有，他也不知道，靠他那点儿退休金，根本不够两天的生活开销……更悲惨的是，我的妹夫阵亡了，留下我妹妹和四个孩子……可这些物质上的困难，父亲却一点儿也不知道。开始，我们拼命节省，但这无济于事，后来我们只好变卖家里的东西——当然，他心爱的藏画我们没有碰……我们变卖了仅有的首饰，可是，我的天，这根本值不了几个钱！60年来，父亲把他省出的每一个芬尼都拿去买画了。有一天，家里实在什么也没有了……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所以这时候……所以这时候……母亲和我卖掉了一幅画。父亲要是知道的话，是绝对不允许的。当然，他也不可能知道，从黑市上弄回一点食物是多么艰难，他也不知道，我们的国家战败，阿尔萨斯和洛林已割让出去，这些消息，我们从未讲给他听。

“‘被我们卖掉的，是一幅非常珍贵的伦勃朗的铜版画。那个商人付给了我们好几千马克，我们指望能维持几年的生计。可是您也知道，货币贬值得太厉害……我们把剩下的钱全部存进了银行，没想到两个月后这笔钱便被贬得一无所剩。如此，我们不得不再卖一张，又卖一张，商人也总是拖很久才付款，等钱寄到时，已经值不了多少了。后来我们决定去拍卖行试试，却屡屡被骗，尽管一开价就是几百万……可是到我们手上时，几乎成了一堆废纸。就这样，父亲的收藏中最好的名画，被陆续卖了出去，我们只是想维持最基本最贫困的生活。这一切，父亲毫无所知。所以您今天的突然造访，让母亲吓了一跳，因为只要父亲打开那些画夹，那么，这一切都完了……要知道，这些旧纸板，父亲早已了然于心，所以，我们就把一些复制品和类似的画页塞在里面，填补那些被卖掉的画幅，这样他摸的时候就不会有所察觉。而且只要他摸一摸这些画夹数一数这些画页，他就会很欢乐，一种和他尚未失明时一样的快乐。平时，父亲觉得这个小镇上没有人值得让他来展示这些宝贝……他对这些画如此狂热如此珍视，如果他知道那些画被卖出，那么他一定会难过心碎的。自从德里斯顿铜版画陈列馆的前任馆长去世后，这么多年来，您是第一位他认为值得把那些画夹拿出来看的人。所以我们请求您……’”

“突然，这个中年妇人合并起双手，一双眼睛里满是泪光。”

“‘求求您……求您别让他难过……也别让我们难过……求您别把他最后的希望浇灭，请您帮帮我们，让他相信，他要拿给您看的那些画，都还在那儿……要是知道了怎么一回事的话，那他就活不下去了呀。这么做很对不起他，可我们还能有别的办法吗？人总得活下去啊……我妹妹的四个孩子，不比那些印着画的纸更为重要吗？……再说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剥夺他的那种快乐，他依然很幸福，他依然可以在每天下午把他的藏画夹子翻上三个钟头，跟他的那些不会说话的宝贝念叨一番，而今天……有可能是他最幸福的日子，许多年，他都期待着能有一位懂画的人来看看他的至宝；现在，他总算等到了！所以，请您一定要帮我们。’”

“她的话令我非常感动，我现在说的远不及她当时的一二。上帝啊，作为一个商人我曾经看见过各种生活悲惨的人，他们有的被卑鄙无耻地洗劫一空；有的被通货膨胀弄得倾家荡产，几百年祖传的家产可以让人随随便便用一个黄油面包的价钱给掠夺走——但是，今天，我在这个小镇上看到了让人振奋的一幕，这让我激动不已。最后，我答应为她保守秘密，并且尽力提供帮助。”

“于是，我们一道往她家走——在路上我才得知，那些商人们用少得可怜的钱欺骗了这个可怜的妇人，但也正是这个原因，更坚定了我的决心，是的，要尽我的努力去帮助她们。我们登上楼梯，还不等推开门，就听到老人那洪亮的声音从客厅里传来：‘进来吧！进来！’他以盲人敏锐的听觉，断定上楼的脚步声就是我们。”

“‘赫尔瓦特中午根本就睡不着，他这是着急给您看他的宝贝啊！’老妇人微笑着对我说。而她女儿的一个眼色便已让她明白事情都已妥当，并示意她放下心来了。桌上一大堆画夹已经摊开，正等着人看。盲人刚接触到我的手，连个招呼也不打，就马上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拉到座位上。”

“‘现在，让我们马上开始吧！——要看的东西真是太多了，你们这些柏林来的先生又总是没有时间。看吧，这第一个夹子里面全是大师丢勒的作品，收集得相当齐全，想必您也应该看得出来，这些珍品一幅赛过一幅。来，您自己可以评论，您看吧！’——他打开画夹的第一幅，说：‘这是《大马图》。’”

“就像我们拿一种易碎品似的，他十分小心地用手指尖从画夹子中取出一个纸框，里面嵌着一张已经泛黄的白纸。他用一种尤为庄重的姿态将这张一文不值的废纸举到面前，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当然，事实上他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端详时那种心醉神迷的投入，以及他所表现的出那种认真欣赏的迷人表情，让人觉得他和双目正常的人并无区别。他那本来如死水一般的瞳孔和目光僵直的眼睛，不知是因为纸反射的光线还是发自内心的喜悦——竟然在这一刻变得明亮起来，那是一种令人神往的、智慧的光芒。”

“‘怎么样，’他格外自豪地说，‘您还见过比这更精美的版画吗？您看，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分明——我曾把这幅与德累斯顿版的比较过，相比之下，那个德累斯顿版就相形见绌了，那个既平淡又死板。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来历。您瞧这儿——’他说着把画翻过来，用指甲熟悉地指着这张白纸上的某些地方，如果那幅真正的画还在，我相信他指的那个位置一定是精确的。‘您看这儿，这里是那格勒的藏图章，还有那边，是收藏家雷米和厄斯代勒的图章。这些都是先前拥有此画的大收藏家，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样名贵的画居然会跑到我的这间陋室里来吧。’”

“看着这个对事实还一无所知的老人，用那样激动的情绪去赞赏和夸耀着那一张白纸，我的后背倏地掠过一丝凉意。他用指甲所指的位置毫厘不差，那些实际上早已荡然无存的收藏家的图章，这一切，都让我产生了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正是由于这份恐慌，让我无法启齿，我该如何答他的话才是妥当的呢？在一种慌乱而不确定中，我抬起了眼睛，就是在这时，我瞥见了那两个妇人，老太太举起因激动而颤抖的双手满怀祈求地望着我。于是，我安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正式扮演自己的角色。”

“‘真是很难得见啊！’我终于艰难地说出我的第一句台词，‘这幅画真是印得精美绝伦啊！’马上，老人自豪的脸上容光焕发。‘这还根本算不上什么，’他很是得意地说道，‘您还得看看《忧愁》(是丢勒的名画，画面是一位天使托腮沉思)或者《受难》(是丢勒以基督受难的故事为题材的绘画作品)，这可是印得精美无比的版画，这样质量的版画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您请看吧。’说着，他的手指又轻轻地抚摸起了那幅只存在于他幻想中的画，‘如此新鲜明丽的色彩，如此细致入微的笔法，还有这柔和优雅的色调，就算柏林的大老板们和那些博物馆的专家们见了，也会目瞪口呆的。’”

“他就这样一边看一边讲述下去，用他那自豪欣喜的神情和语调。我简直无法形容，对我来说简直是惊惧：我们一起看了一百或三百张空白的废纸夹杂着一些糟糕的复制品，而这些东西如今在这位可悲的盲人的记忆中，却是那些真实存在的珍藏，所以至今他还能按照准确无误、分毫不差的顺序，细致入微地夸奖和描述每一幅画。当然，这些看不见的珍藏，想必如今早已随风散落，不知去向了，但它们对于这个毫不知情的盲人来讲，却是从未离开过。他对幻想中那些宝贝的爱是如此强烈，使我也不禁相信了那些珍藏依然被他完好保存着。只有一次，他的沉着自信和热烈的情绪突然中断了一下，甚至有一点梦游者要觉醒过来的意味：他拿着一幅伦勃朗的《安提莪普(希腊神话中英勇善战的阿马宗人的女王，为忒修斯之妻)》(这是一幅试印的复制品，原来确实价值连城)，又夸起了印刷的细腻，他用他敏感的几乎带有神经质的手指沿着印刷的线路重描这幅名画，但是，他敏感的触觉神经没有摸到那些凹陷的纹路，突然之间，他眉头紧锁，脸色突变，声音中有着紧绷的慌张。‘这是……这是《安提莪普》吗？’他低喃道。我当时想都没想便赶紧从他手里把这幅嵌在纸板里的画取出来，用我对这幅画的全部了解，满怀激情地向他描绘我所知道的细节。他终于放松了下来，那张本来很难堪的脸也渐渐展露出笑颜。我越是大加赞赏，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就越开心，那种由衷的快乐从他内心慢慢溢出来。‘总算来了一个懂画的行家，’他手舞足蹈地朝他的妻子女儿欢呼起来，‘可算，可算出现了一位行家，让你们也知道，我的这些画有多么值钱。从前，你们总是忧心地责怪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我的收藏上。当然，这也是事实，近六十年，我不喝酒、不旅游、不看戏，也不买书，总是省了又省，把所有的钱省下来买画。不过等有一天我不在人世了，你们就会发现，你们将非常富有，成为我们镇上最有钱的人，就跟德累斯顿的巨富们一样。到那时候，你们就会理解我了。但是，只要我还在一天，我就绝不允许这些画离开我的房子……你们先得把我安葬了，然后才可以动我的那些收藏。’”

“他说着，手指又习惯性地抚摸向那些早已空空荡荡的画夹，动作温柔，一如抚摸一些有生命的东西一样——这一幕令我十分震撼和动容。要知道，大战以来的这些年里，我还从来没有在哪一个德国人的脸上看到过这样幸福和快乐的表情，它如此纯净。站在他身边的妻子和女儿，像极了丢勒的《受难》版画上的妇女。画上的这些妇女前来参拜她们的救世主耶稣的坟墓，打开了的空空的墓穴让她们既恐怖害怕，同时又有一种虔诚的、得见奇迹的极度兴奋溢满她们的双眼。一如那些女门徒的脸上被救世主的神力感染得光芒四射一样，眼前的这两个被悲惨生活所逼日渐衰老的妇女脸上，也洋溢着老人的那种纯净、幸福和快乐的神情。她们时而流泪、时而微笑，这种情形，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显然，我的夸赞之词很得老人的心意，仿佛怎么也听不够，于是他不停地翻着画页，渴望我能够再多说些。终于，当那些骗人的画夹被推向了一边，老人极不情愿地腾出地方放咖啡的时候，我才得以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当然，我也知道，和这位老人激动、高昂的欢欣之情比起来，和他那几乎在一霎之间年轻了三十岁的忘我的劲头比起来，我的那种带有内疚的轻松实在算不得什么！他意犹未尽地给我们讲了成千上百个买画觅宝的小故事，一再站起身来，拒绝别人的任何帮助，执拗地去抽出一幅又一幅画来：他像一个醉酒的人，情绪高昂。末了，当我说出告辞的话时，他简直吓了一大跳，继而像个任性的孩子似的显出一脸不高兴的神情，赌气地跺着脚说：‘这怎么行。您连一半还没有看完呢。’两个女人想尽一切办法来说服，才让这个倔强的闹着情绪的老人明白，他不能多耽搁我，要不然我便赶不上火车了。”

“最后，他顺从了。当我说再见的时候，他的声音变得非常温柔。他握住我的手，以一个盲人的所能表达出的所有爱抚来抚摸我的手，一直摸到我的手腕，我知道，他是想更多地了解我，并企图向我传达一种言辞所不能表达的爱意。‘您的光临，给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他说道，言语里满溢着最真诚的的感激，这让我永生难忘，‘终于，终于，终于我又可以和一个珍惜并懂得我心爱藏画的人一起欣赏它们了，这对我真是一种幸福。不过你马上就会知道，您不是白白地到我这个瞎老头这儿跑一趟的。在这里，让我的夫人来证明，我承诺，在我的遗嘱里加上一句，委托您那间享誉收藏界的古玩店来拍卖我的藏画。这批鲜为人知的宝藏就拜托您来管理了。’他说着，再一次满怀热爱地把手放在那些早已空空如也的画夹上，‘一直到它们散落到世界各地为止。请您答应我，帮我拟定一个精美的藏画目录——以后它会成为我的墓碑，我不需要更好的墓碑了。’”

“我看向他的妻子和女儿，她们两个紧紧挨在一起，颤抖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这一刻，我的心情非常庄严和肃穆，因为这个生动的失明老人把他那看不见的一生的收藏，竟委托给我这个陌生人保管。被深深感动的我，许诺他一定会办好这件事情，而实际上这永远都无法完成。这时他那黯淡的瞳孔又一次明亮起来，我能感觉到，他从心里渴望能真实地、具体地看到我的存在。他的手使劲地握着我的手时，那种饱含着感激和心愿达成的热切心情，这一切，都让我体会到了他的这种渴望。”

“两个女人把我送到门口，她们不敢出声，生怕听力极好的老人会听到每一句话，但是她们含着热泪，满怀感激地注视着我！深受感动的我几乎是摸索着走下楼梯的，而心里则十分惭愧：如同童话中的天使一样，我降临到这个穷苦的人家里，用善意的谎言使一个盲人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重见光明，而实际上呢，我是另有所图的，想着如何从这里骗走几件珍贵的家藏。不过，我现在得到的，却是比这些珍藏更珍贵的东西：在这阴暗凝重、没有欢乐的时代，我收获了一种纯粹的，一种纯粹只为艺术而产生的精神上的极度快感。而这种感情，似乎已被这个时代的我们遗忘了。我的内心充盈着一种敬畏之情，虽然与此同时还有一种羞愧之情掺杂其间。”

“当我刚走在大街上，只听得哐啷一声，一扇窗户打开了，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是真的，是那位老人不听劝阻，一定要用他那什么都看不见的双眼目送着我，朝他以为的方向。他把身子探出窗外，两个无从阻止的妇人只好小心地扶住他。他挥动着手绢对我说：‘祝您一路平安！’他的声音晴朗明亮，一如一个开心的青春少年。这个情景我想我此生都不能忘怀：一张白发老人欢快的笑脸从楼上的窗户里探出来，俯瞰着大街上整日闷闷不乐、疲于奔命的芸芸众生，一朵用善良的幻觉编制而成的白云将他托住，让他得以远离我们这个令人作呕的现实世界。我不禁想起那句被印证了千万次的话——噢！我想起了，那是歌德说的——‘收藏家是幸福的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片流云 : 乔伊斯短篇小说集 / (爱尔兰) 乔伊斯著；央金译.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9

ISBN 978-7-80769-846-3

Ⅰ.①一…Ⅱ. ①乔…②央…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爱尔兰－现代

Ⅳ.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9686号

新业文学经典丛书

一片流云 : 乔伊斯短篇小说集

著    者|乔伊斯(爱尔兰)

译    者|央  金

出版人|田海明  朱智润

选题策划|黎  雨

责任编辑|胡俊生  王雪君

装帧设计|张子航

责任印制|刘  银

营销推广|张晓兵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  编：100101    电话：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9.25

字    数|170千字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69-846-3

定    价|29.8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毛姆在《书与你》中曾提到：“养成阅读的习惯，使人受益无穷。很少有体育运动项目能适合盛年不再的你，让你不断从中获得满足，而游戏往往又需要我们找寻同伴共同完成，阅读则没有诸如此类的不便。书随时随地可以拿起来读，有要紧事必须立即处理时，又能随时放下，以后再接着读。如今的和乐时代，公共图书馆给予我们的娱乐就是阅读，何况普及本价钱又这么便宜，买一本来读没有什么难的。再者，养成阅读的习惯，就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生命中任何灾难降临的时候，往书本里一钻，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古人也说：“开卷有益。”但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如何选取有益的读本来启迪心智，这就需要有一定的鉴别能力。

对此，叔本华在《论读书》里说：

“……对善于读书的人来说，决不滥读是很重要的。即使是时下享有盛名、大受欢迎的书，如一年内就数版的政治宗教小册子、小说、诗歌等，也切勿贸然拿来就读。要知道，为愚民而写作的人反而常会大受欢迎，不如把宝贵的时间用来专心阅读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这些书才真正使人开卷有益。

“坏书是灵魂的毒药，读得越少越好，而好书则是多多益善。因为一般人通常只读最新的出版物，而不读各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品，所以作家也就拘囿在流行思潮的小范围中，时代也就在自己的泥泞中越陷越深了。”

正如叔本华所言，“不读坏书”，因为人生短促，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出版好书，让大家有好书读。基于这样一个目的和愿景，便有了这样一套“国内外大家经典作品丛书”，希望这些“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能令大家“开卷有益”。

编  者

一片流云

几年前，在诺思华尔，他曾为朋友加拉赫送行，并祝他一路顺风。事实上，加拉赫也确实是一帆风顺。他脸上的那种走过许多地方、见过世面的神态，他穿着的那件剪裁得体的花呢西服，还有他那无所畏惧的口气，都充分说明他获得了成功。像他那样有才干的人实在太少了，像他那样在成功后仍能保持本色的人就更少了。心地淳朴的加拉赫获得成功，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确实应该成功。所以他觉得有加拉赫这样一个朋友，真值得庆幸。

吃过午饭后，小钱德勒的脑子里想的都是他将要与加拉赫见面的事情，加拉赫那么诚挚地邀请了他，当然，还有加拉赫居住的大城市伦敦。他之所以被人们称作“小钱德勒”，是因为他看起来很小巧，其实他的身材只比一般人稍微小一些，不过那种小巧并不过分。因此他看起来就像一个精致的小人儿，他的骨架瘦小，他的手白皙小巧，说话轻声细语，举止也十分文雅。他对自己那漂亮的柔软光滑的头发和胡子十分在意，他还喜欢用洒过香水的手帕。他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就像半月形那样完美；当他微笑的时候，还会露出他那一口雪白的牙齿，它们细小整齐，就像幼儿的牙齿那样可爱。综上种种，他便得了“小钱德勒”的名字。

就职于王室法学会的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边，不禁心里感叹：这八年来发生的变化太大了。他认识的这位朋友当年穷得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如今却成了伦敦报界响当当的人物。想到这些，他就对手头那些文书工作感到厌烦，因此他不时地抬起头，注视着办公室窗外的情形。

时值晚秋，落日的余晖照耀着草坪和小路，在衣着随意的护士和长凳上昏昏欲睡的老人的身上，洒下了一层柔和的金粉。光影在所有移动的人们身上跳跃——在那些沿着石子路奔跑尖叫的孩子身上跳跃，在那些穿过花园的行人身上跳跃。他望着这景象，想到了人生(正如每当他想到人生时都会出现的那种模样)，他情不自禁地感伤起来。一种淡淡的哀伤开始笼罩着他，他感到与命运抗争实在是毫无用处，这是岁月留给他的智慧的烦恼。

他想起家里书架上的那些诗集。那些诗集是他没结婚时买的。在许多夜晚，他坐在家里那小小的门厅里，都有一种想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诗集，为他的妻子念上几首诗的冲动。可最后，内心的羞怯还是阻止了他，因此那些书就只能一直待在书架上。有时候他会独自默默在心里念上几句诗，这样，可以给他带来一点安慰。

等到下班时间一到，他便站起身来，离开他的办公桌，和他的同事们打招呼告别。很快，在王室法学会那座带有封建色彩的拱门下，出现了他的身影。衣着整洁、态度谦和的他，正迈开步子，快速地沿着亨利埃塔大街走去。

落日渐渐淡去，天气也转凉了。一群脏兮兮的孩子霸占了街道，他们有的站在马路上，有的在马路上快速奔跑，有的在敞着门的门前台阶上爬来爬去，还有的像耗子似的蹲在门槛上。小钱德勒没有去注意这些孩子，他灵巧地找着路，穿过那群如虫蚁般聚集的生命，在荒凉诡异的大宅邸的阴影中前行，在这些大宅邸里，旧时的都柏林贵族们曾在里面寻欢作乐。这些过去的回忆并没有触动他，因为他的脑子被眼前的欢乐填得满满的。

他从来没去过考莱斯酒店，但他知道这家酒店有多高档。他知道人们在看完戏后，喜欢去那里品尝牡蛎，喝点儿烈性甜酒，他还听说那里的服务员都会讲法文和德文。在很多夜晚，他匆匆路过那里时，曾看见一些浓妆艳抹的女人从停在门口的出租车上下来，在男士的殷勤陪伴下走进酒店。她们穿着鲜艳闪亮的衣服，戴着各式各样的首饰。她们化着精致的妆容，脚刚一着地便提起曳地的长裙，那姿势就像受了惊吓的阿塔兰达公主。每次路过那里时，他经常连看都不敢看一眼。他总是急匆匆地走路，即便在白天也是如此；每当他发现自己深夜还在城里，更是又怕又兴奋，脚步也变得更加匆匆。不过，有时他的恐惧纯属自作自受。因为，他总是选那些最黑暗、最狭窄的街道，大着胆子往前走，脚步声衬托着周围的静寂，吓得他畏畏缩缩。游动的、不声不响的人影更是惹得他心惊肉跳，甚至一阵低沉远去的笑声都会吓得他浑身哆嗦，就像一片随风摇曳的树叶似的。

向右一转，他进入了凯普尔大街。

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在伦敦报界引起了轰动！八年前谁能预料到会这样呢？不过，现在回想起以前的事来，小钱德勒仍能记起许多预示了他朋友未来的辉煌的迹象。人们总是说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是匹野马，确实，他那时喜欢和一群浪荡子鬼混，饮酒无度，还欠了一屁股债。最后，他卷入了一些不光彩的事件，好像是金钱上的什么交易——至少这是关于他逃跑的一种说法。但是，他的才干从来没有人否认过。在加拉赫身上，总是有一种……令你难以忘记的东西。即便在他穷困潦倒、一筹莫展之时，他也表现得无所畏惧。小钱德勒记得(这记忆使他脸上微微泛起一抹自豪的红晕)加拉赫身陷困境时常说的一句话：“还有一半时间呢，朋友们，”他总是一脸轻松地说道，“我总会想出办法来的！”

这就是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可说句混账的话你绝不能不佩服他。

这时，小钱德勒走得更快了。他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比那些经过他身边的人优越。他也第一次觉得凯普尔大街沉闷庸俗得让人反感。他清楚地意识到：要想成功，你就得离开这儿，否则在都柏林你只能一事无成。

经过格兰顿桥时，他低下头，目光顺着河水流向低处的码头，满含怜悯地看着那些简陋矮小的棚屋。在他眼里，它们就像一群流浪汉，拥挤在河的两岸，破旧的外衣上沾满灰尘和煤屑，在落日的映照下显得死气沉沉。此时，那些小棚屋正等待着夜晚的第一股寒气叫它们站起来，迫使它们浑身颤抖地离去。他不知道他能否把这些想法写成一首诗，或许加拉赫还能帮他在伦敦的某家报纸上发表这首诗。他能写出新颖的东西吗？他说不清他心里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但诗兴一上来，写诗的念头就像初生的希望那样活跃起来。他感到自己浑身充满勇气，并大步大步地向前迈去。

每一步都让他更靠近伦敦，更远离他自己那毫无艺术情调的生活。在他心灵的地平线上，一缕跳跃着的光芒开始颤动。他还不算老——才三十二岁。他的性格可以说刚刚成熟起来。他的心中有那么多不同的情绪和感受，他希望在诗中表达它们。他感到它们就藏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他努力衡量着自己的灵魂，想看看它是不是一个诗人的灵魂。

他认为，他性格的主调是忧郁，但这是信念、屈从和单纯快乐的循环出现所形成的一种忧郁。如果他能出一部诗集来表达出这种忧郁，或许也会受到人们的喜爱。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不了伟大的诗人，也不可能影响大批的人，但却可能引起一部分与他思想相近的人的共鸣。也许英国批评家会将他看作一个凯尔特派诗人，因为他的诗中满是忧郁的笔调，他还会运用不少的引喻。他甚至开始幻想他的诗集会得到什么样的评论：“钱德勒先生的诗总是轻快优雅。”“诗里总流露出一种幽思的哀伤。”“凯尔特派的情调。”……只可惜，他的名字不能更像爱尔兰人的名字。当然，也许可以在姓的前面加上他母亲的名字：托马斯·梅隆·钱德勒；或者写成T.梅隆·钱德勒。关于这一点，他觉得需要和加拉赫商量商量。

这种幻想让他陷入了沉迷，以致他走过了他要去的街道都不自知，等到发现时他不得不折回来。当他走近考莱斯酒店时，先前的那种不安又回来了，他停在酒店门前，犹豫不决。最终，他推开酒店的大门，走了进去。

一进门，酒吧里的灯光和喧闹就刺激得他头晕目眩，因此他不得不在门厅里停了一会儿。他四处张望，可许多红红绿绿的酒杯闪来闪去，看得他眼花缭乱。他觉得酒吧里挤满了人，这些人都正在好奇地看着自己。他快速地往左看看，又往右看看(他的眉头略微皱起，脸上的表情很是庄重)，当他稍微适应酒吧的环境，把里面的情况看得清楚一些时，却发现根本没人转过头来看他；而在吧台那边，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正背靠着吧台，叉开两条腿站着，不错，就是他。

“嗨，汤米，我的老朋友，你可算是来了！你想来点什么？我在喝威士忌。这可比我们在国外喝的那些好多了。加不加苏打水？锂盐矿泉水？不要矿泉水？我也不喜欢掺东西，掺了味道就变得不纯正了……嗨，伙计，拿两份半杯的麦芽威士忌来，要纯的……哦，自从我们上次见过之后，你过得怎么样？天哪，我们都变老啦！你看我是不是也老了不少——你看我这脑袋上的头发越来越少了，白头发也越来越多了，是吧？”

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说着摘掉帽子，露出一个油光发亮的大脑袋，那上面真的快要光秃秃的了。他的脸看上去有些浮肿，面色也很苍白，脸上的胡须被刮得干干净净。在他那种苍白的脸色的映衬下，他那双蓝灰色的眼睛和脖子上那条鲜艳的橙色领带，就变得十分醒目了。他的嘴唇没有一丝血色，更加重了他五官上那种不协调的感觉。他低下头，用两根手指怜惜地摸着头顶上的那几根可怜兮兮的头发。小钱德勒摇摇头，表示不认同他的话。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便又把帽子扣回了他的大脑袋上。

“办报这行真是会把人累垮的。”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说，“每天都要东奔西跑地找新闻素材，而且新闻素材里还一定得有点儿新的东西，倒霉的时候连一点儿新闻素材也找不到。等到新闻找到了，该死的是我们还得干几天校对和印刷的活儿。告诉你吧，这次回老家来我真是太高兴了。能给自己放几天假，真是大有益处，一回到这亲切而肮脏的都柏林，我的感觉就好多了。来，汤米，这杯是你的。要水吗？要什么你就说啊。”

小钱德勒让服务员给他的威士忌加了水，那样酒的味道会淡一些。

“朋友，你真不懂喝酒。”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说，“你应该像我一样喝纯酒，不掺一滴水才好呢。”

“我很少喝酒，”小钱德勒一脸谦虚地说，“只有在遇到老朋友时我才喝一点儿，不过最多也就半杯。”

“哦，是这样啊，”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高兴地说，“那好，为了我们，为了我们过去的时光，为了我们的友谊，干杯。”

两人碰了碰杯，举杯共饮。

“今天我碰到了几个老伙计，”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说，“奥哈拉好像过得不太顺心，他在做什么？”

“什么也没做，”小钱德勒说，“他堕落了。”

“霍根好像混得不错，是吗？”

“嗯，他进了土地委员会。”

“我在伦敦时，有一天晚上碰见他，他好像是发了一笔大财……可怜的奥哈拉！我想，他是喝酒太多了的缘故吧？”

“不只是因为这个。”小钱德勒简短地说。

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笑了笑。

“汤米，”他说，“我发现你一点儿也没变，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严肃。还记得吗？以前每到星期六晚上我就会狂饮一番，搞得我星期天上午总是头痛得要命，舌头也腻乎乎的难受，那时，你就会板着脸，狠狠地训诫我一番。我记得那时你的梦想是漫游世界。可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可能连一次旅行也没有吧？”

“我去过曼岛。”小钱德勒说。

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又呵呵笑了起来。

“曼岛！”他说，“要去就去伦敦或巴黎。最好能去一次巴黎，那会让你大大地长一番见识。”

“你去过巴黎？”

“可以这么说吧，我去过！我在那儿待过几天。”

“巴黎真像人们说的那么漂亮吗？”小钱德勒问。

小钱德勒说完，抿了一口酒，而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却豪放地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漂亮？”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说，他一边琢磨着这个词，一边回味着酒的醇香。“算不上特别漂亮，你懂的。当然，它还是很漂亮的……不过，最美妙的是巴黎的生活，那真是妙不可言。说到娱乐、运动和刺激，巴黎可以说是做得最出色的了。”

小钱德勒一点点抿完了他那杯威士忌，费了好大一番周折才叫过来服务员，让他照着之前的那样再给他来一杯加水的威士忌。

“我去过红磨坊(巴黎的红灯区)，”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在服务员拿开空酒杯时说，“我去过那里所有的波希米亚咖啡馆。说实在的，那里真是火辣极了！不过像汤米你这样的正人君子，可能不太适合去那儿。”

小钱德勒没有说话，直到服务员端来他们新点的两杯酒，他才举起杯子，轻轻碰了碰加拉赫的杯子，算是作为朋友回敬先前的祝酒。

此刻，他对这次会面的美好幻想已经开始破灭了，因为他发现加拉赫变得十分俗气了，他的声调和自我表现的方式也让他感到不快。不过他又想，或许加拉赫之所以变得俗气，是因为他生活在伦敦，是报界的繁忙和竞争迫使他变了。不过，在这种新的华而不实的风度之下，依稀还能看到他那种旧日的个人魅力。毕竟，加拉赫见过世面，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了。想到这些，小钱德勒对他的朋友还是心存羡慕。

“在巴黎做什么都让人愉快。”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继续说，“巴黎人喜欢享受生活——你能认为是他们错了吗？如果你要想真正享受人生，那么你最好的选择就是去巴黎。你记住，老伙计，他们对爱尔兰人非常热情。他们一听说我是从爱尔兰来的，热情得几乎要把我吞了。”

小钱德勒接连抿了四五口酒。

“照你看，”小钱德勒说，“巴黎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放荡荒唐？”

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用右臂做了个泛泛的表示。“每个地方都有放荡荒唐，”他说，“当然，在巴黎确实有一些特别刺激的东西。例如，你去参加一个学生舞会。当交际花们开始放荡时，那个模样可真够刺激的。我想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听说过一些。”小钱德勒说。

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再次把他杯中的威士忌一饮而尽，然后摇了摇他的大脑袋。

“啊，”他说，“不管怎么说。巴黎的女人都是最时髦最有风度的。”

“看来它真是一个放荡荒唐的城市了？”小钱德勒说，他略显胆怯地坚持自己的看法，“我的意思是说，和伦敦或都柏林相比，它更放荡荒唐一些吗？”

“伦敦！其实都一样，不信你问问霍根，”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说，“他到伦敦时我曾带他逛过一些地方。我想他会让你开开眼的……我说，汤米，别再喝这种冲兑的甜酒了，来点地道的威士忌吧。”

“不，真的不用……”

“哦，来吧，再来一杯对你不会有什么伤害。要什么？我想还是刚才喝的那种吧？”

“那……好吧。”

“弗朗索瓦，同样的再来一杯……抽烟吗，汤米？”

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了一盒雪茄，从中取了一支递给了他的朋友。两个人就默默地抽着雪茄，直到服务员端来他们的威士忌。

“我可以同你说一下我的看法，”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说着，喷出一大口烟雾，烟雾缭绕着散开，过了一会儿才显出他那张胖脸来，“这个世道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有。就说说道德败坏！我听到过一些真实的例子——我说什么来着？——我应该说知道一些，一些……道德败坏的真实事件……”

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在短暂的沉思后，用一个平静的历史学家的语调，绘声绘色地描绘起国外流行的一些放荡荒唐的情形来。他讲述了许多首都的罪恶，听上去他似乎认为都柏林是最罪恶的城市。当然，有些事他是听朋友说的，所以不能保证它们完全属实，但其他许多事情都是他的亲身经历。无论对方地位高，还是地位低，他都毫不留情地批判他们。他还揭露了欧洲大陆修道院里的许多秘密，描绘了上层社会流行的一些习惯，最后还详细讲述了一个英国女公爵的故事——一个他认为很真实的故事。这些消息让小钱德勒感到十分震惊。

“啊，不过，”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说，“都柏林一向因循守旧，那样的事压根不会发生。”

“你去过很多地方，”小钱德勒说，“肯定会觉得都柏林太过沉闷乏味吧!”

“不一定，”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说，“这里是休息的好地方，你懂的。毕竟，就像人们常说的，这里是我们的根，对吧？你很自然地会对它有一种依恋。这是人之常情。……好了，还是谈谈你吧。我听霍根说，你已经……尝到幸福婚姻的滋味了。你是两年前结的婚吧？”

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最后的提问，让小钱德勒白皙的脸上泛起一抹红晕，他羞怯地笑了笑。

“是的，”他说，“不过我是去年五月结的婚，还不到两年。”

“那我可要恭喜你了，希望这恭喜还不算太晚。我的朋友，请你接受我晚到的祝福。”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说，“我不知道你的地址，要不然我当时就会祝贺你的。”

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说完伸出手，小钱德勒一把握住。

“好啦，汤米，”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说，“老朋友，我祝福你和你的家人，生活愉快，祝你财源滚滚，只要我不杀你你永远都不会死。这是一个老朋友真诚的祝福。你知道吧？”

“我知道。”小钱德勒说。

“有孩子吗？”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问。

小钱德勒的脸再次泛起了红晕。

“有一个孩子。”他说。

“男孩还是女孩？”

“小男孩。”

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伸出手，使劲在他朋友的背上拍了一下。“你行啊，汤米。”他说，“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你的本事。”

小钱德勒笑笑，目光迷茫地望着酒杯，两颗雪白的孩子似的门牙咬住下唇。

“在你回伦敦之前，”小钱德勒说，“我想请你在某个晚上去我家里聚一聚。我妻子会很高兴见到你的。我们可以听听音乐，并且——”

“首先，我非常感谢你的邀请，老朋友，”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说，“只可惜我们没有早一点儿见面，因为我明天晚上就得走了。”

“也许今天晚上……”

“真抱歉，老朋友。你看，我今天晚上约了另一个朋友，他是个年轻聪明的小伙子。我们要一起去参加一个牌局。只是为了……”

“哦，如果是这样……”

“可是，谁知道呢？”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无奈地说，“既然今年我回来了，明年说不定我还会回来。我们的聚会不过是推迟了一些时间而已。”

“好吧，”小钱德勒说，“下次你回来，我们一定要找个晚上好好聚聚。现在就算说定了，怎么样？”

“好，一言为定。”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说，“如果我明年来，一定去你家里好好聚聚。”

“为了这最后的决定，”小钱德勒说，“我们现在再来一杯。”

这时，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掏出一块挺大的金表，看了看时间。

“老伙计，这可能是咱俩今晚的最后一杯了。”他说，“你知道，我待会儿还有个约会。”

“那当然，肯定是最后一杯。”小钱德勒说。

“很好，”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说，“让我们再喝一杯，作为‘告别酒’——我记得有句本地话就是这么说的吧。”

小钱德勒叫来服务员点了酒。他的脸已经变得通红。他总是这样，只要喝一点儿酒脸就会发红。现在他开始觉得浑身发热，精神也极度兴奋。三小杯威士忌已经让他昏昏然了，加拉赫的烈性雪茄更加重了他的这个症状，因为他一向是个纤弱而不动烟酒的人。但八年后与加拉赫的这次会面，他在考莱斯酒店这个灯光耀眼和喧闹无比的酒吧里与加拉赫举杯对饮，听加拉赫讲那些放荡荒唐的故事，暂时分享加拉赫那些流浪而多彩的生活，这些大胆的举止无疑已经击碎了他敏感天性的平衡。他强烈感觉到了他和朋友生活间的巨大反差，心里开始愤愤不平。要知道，加拉赫的出身和教育都不如他，而他也确信只要有机会，他能比朋友做得更好，决不至于只是做一个俗气的记者。

是什么阻碍了他成功呢？是他不幸生来就有的怯懦啊！他渴望能用什么方式为自己辩白，证明自己也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他当然看出了加拉赫拒绝他邀请背后的含义。只是出于过去的老交情，加拉赫才和他一起喝酒，就像他是因为某些访问才来爱尔兰的一样。

等服务员端来他们的酒。小钱德勒把一杯推向他的朋友，然后豪爽地端起另一杯。

“谁知道呢？”他端起酒杯大声地说，“也许明年你来的时候，我会有幸祝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先生和夫人健康幸福。”

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正饮着酒，听了这话，意味深长地在酒杯上边闭起一只眼睛。喝完酒后，他咂了咂嘴，放下杯子，语气坚定地说道：“朋友，不必为这事担心。我要先尽情享受一番生活，游历游历世界，然后再套上婚姻的枷锁，当然，前提是如果我想套上那枷锁的话。”

“总有一天你会套上的。”小钱德勒不动声色地说。

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转转他那橙色的领带，睁大蓝灰色的眼睛，盯着他的朋友。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问道。

“你会套上婚姻的枷锁的，”小钱德勒坚定地重复说，“和其他人一样，只要你找到那个合适的姑娘。”

小钱德勒稍微加强了一下语气，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显得过分激动；不过，尽管他的脸已经通红，他仍然没有在他朋友直视的目光中退避半分。

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看了小钱德勒一会儿，然后说：“就算要结婚，你也应该了解，我绝对不会有什么花前月下的浪漫。我的意思是，我只会为了钱才结婚。她必须在银行有大笔的存款，否则我不会娶她。”

小钱德勒摇摇头。

“怎么，你不相信？”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变得有些激动，“你压根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要我说句话，明天我就可以又有女人又有钱。你不相信？对于这个问题，我可是清楚得很。数百个——我说什么来着——应该说有数千个有钱的德国人和犹太人，钱多得数不清，她们巴不得……你等着瞧吧，我的朋友，看看我能不能玩赢我的牌。告诉你吧，我要是想干什么事，就一定能干成。你就瞧好吧！”

伊格纳提厄斯·加拉赫说着，一下子把杯子举到嘴边，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他哈哈大笑起来。笑过之后，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前面，语气突然变得很平静，他说道：

“可我一点儿也不着急。她们可以等着。我可不喜欢自己被一个女人拴住了，你懂的。”

之后，他咂巴了几下嘴，似乎在品尝什么味道，还做了个鬼脸。“真是那样，就太没意思了。”他说。

小钱德勒在大厅外的房间里坐着，怀里抱着孩子。为了省钱，他们没雇保姆，只是叫安妮的妹妹莫尼卡来帮忙，她每天早上和晚上都来帮一个小时左右的忙。现在差一刻就九点了，因此莫尼卡早就回家了。小钱德勒回家时已经很晚了，不只错过了喝茶的时间，还忘了给安妮从贝莱商店里带包咖啡回来。为此她很生气，都不怎么搭理他。她嘴里说着不喝茶也不会死，可当街角那家商店关门的时间快要到了时，她还是决定自己出门去买四分之一磅茶叶和两磅糖。她利索地把熟睡的孩子搁进小钱德勒的怀里，说：

“抱好。别弄醒了。”

桌上摆放着一盏白瓷罩的小台灯，台灯下摆着一个牛角像框，灯光映照着镜框里的照片，照片中的人是安妮。小钱德勒望着照片，紧紧地盯着安妮那紧闭的薄嘴唇。照片中的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夏装上衣，那是他在一个星期六给她买的一件礼物。那件礼物花了他十镑十一个便士；但真正使他难受的还不是价钱，而是买衣服时那种紧张不安的情绪。

那天他真是吃尽了苦头，他先是在商店门口一直站着，等到商店里都没顾客了才敢进去，他竭尽所能地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站在柜台前看售货员给他一件件地介绍女式外衫，但在最后付款时还是出了点岔子——他忘了拿找回的零头，于是又被收款员叫了回去。最后他离开商店时，脸因为羞怯而变得通红，迫使他不得不低下头，紧紧地盯着手里包装好的衣物，装作是在看包装是否捆扎结实一般，其实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羞涩。当他把外衣拿回家送给安妮时，安妮很高兴地亲吻了他，说那真是一件漂亮时髦的外衣，随后待她知道价钱后，就把外衣往桌子上一扔，说这么一件衣服居然要十个镑十一个便士，简直太坑人了。她本来想把衣服退掉，可她试穿后又很喜欢，尤其喜欢那做法别致的袖子，于是她又吻了他，说他这样想着她真是太好了。

哼！

他冷冷地盯着照片上的眼睛，那双眼睛也冷冷地盯着他。无疑，那双眼睛很漂亮，那张脸蛋也很漂亮。但他在那张脸上看到了一些让人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神情冷冰冰的就像个高傲的贵妇？眼睛的沉着冷静也让他恼火。它们好像在排斥他、蔑视他：那里面没有一丁点儿的激情，没有一丝一毫的欢愉。他想起加拉赫说起的那些富有的犹太女人。他想，那些东方面孔上的黑眼睛，应该是怎样地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性感迷人的渴望！……他怎么娶了照片上的这双眼睛呢？

这个不愉快的念头困扰着他，他心里一惊，不安地看了看房间四周。他发现那些漂亮的家具也变得不那么可爱了。这些家具是他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的，但这些都是安妮挑选的，因此这也被打上了她的印记。家具看起来也像安妮一样，庄严而漂亮。他突然对这一切感到厌恶。他难道不能从这里逃离吗？去像加拉赫那样豪放地生活，这样有点大胆地生活会不会太晚了？他可以去伦敦吗？家具的钱还没有还清。如果他能写一本书出版，或许生活就会打开新的局面。

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部拜伦的诗集。他小心地腾出左手，生怕把孩子吵醒，然后翻开它，开始读诗集的第一首诗：

风声逝去，夜幕下一片静寂，

树丛中也没有一丝微风穿过，

我归来凭吊我的玛格丽特之墓，

将鲜花撒向我所爱的泥土。

他停了下来。他感到诗的韵律围绕着他，在整个房间回荡。这诗多么哀伤啊！他是否也能写出这样哀伤的诗，来表达自己心灵的抑郁?他内心有好多东西想要表达，例如几个小时前，他站在格兰顿桥上的感受。如果他能重新回到那种情绪中……

这时孩子醒了，开始啼哭。他的眼睛离开书页，想要使他安静下来，但他还是哭个不停。于是他抱着孩子摇来摇去，可孩子却哭得越来越厉害。他不得不更快地摇晃，同时又读起第二个诗节：

在这狭小的墓穴里躺着她的躯体，

那躯体曾经……

一点用都没有。他读不下去了，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孩子的哭声刺疼了他的耳鼓。没办法，没办法！他已经被生活牢牢地禁锢住了。愤怒使得他双臂颤抖，他突然低下头，对着孩子大吼一声：

“闭嘴！”

孩子被吓住了，停止了哭泣，随后却哭得更大声了。他从椅子上跳起来，抱着孩子在屋子里急匆匆地走来走去。孩子开始可怜地抽噎，四五秒钟才喘过气来，然后又哇哇大哭。房间的薄墙回响着哭声。他想尽办法安抚他，可孩子哭得一阵比一阵厉害，哭得全身不停地抽搐。他看着孩子抽紧颤动的小脸，内心被恐惧填满了。他数着孩子抽噎了七声都没有喘气，吓得他把孩子搂进怀里。要是他死了……

门砰的一声打开了，一个年轻女人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

“怎么啦？这是怎么啦？”她嚷道。

听见妈妈的声音，孩子突然爆发出更大的哭声。

“没什么，安妮……没什么……他刚才哭起来了……”

她丢下手里的东西扔到地上，一把从他怀里抢过孩子。

“你这是对他做什么啦？”她喊道，怒气汹汹地瞪着他。小钱德勒任她瞪着，当他看到她眼中闪现出仇恨的光芒时，他感到自己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他开始结结巴巴地说：

“我没怎么他啊……他……他哭起来……我怎么哄都不管用……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怎么啦？”

她不再搭理他，紧紧把孩子搂在怀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嘴里喃喃地说：

“我的乖宝贝！我的小宝贝儿！吓着你了吧，是不是？……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宝贝儿！不哭了啊，不哭了……小羊儿咩咩！妈妈最乖的小羊儿！……不哭了啊！”

羞愧占据了小钱德勒的脑子，使得他满脸通红，他默默地站到灯光照不到的暗处，听着孩子的抽泣声渐渐小了，他流下了万分悔恨的泪水。

圣恩

当时在洗手间里，还有两个先生，他们试图扶起他来，可怎么也扶不起来。他从楼梯上滚了下去，蜷伏在楼梯脚。他们费了很大一番力气把他翻过来。他的帽子滚到了几码远的地方，脸朝下伏在地上，衣服上沾满了地板上的脏东西，两只眼睛紧紧地闭着，嘴大张着，喘着粗气。嘴角有一缕鲜血流下来。

这两位先生和一位服务员把他抬到楼上，把他安置在酒吧的地板上。不到两分钟，他身边就围了一圈人。酒吧的经理问有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是和谁一块儿来的。但没人知道他是谁，只有一个服务员说他记得这位先生，因为他为他上过一小杯朗姆酒。

“他是一个人吗？”经理问。

“不，经理。有两个先生和他一起。”

“他们去哪儿了？”

人群中没人回答。

这时，有一个声音说道：“让他透透气吧，他晕过去了。”

于是那些看热闹的人向外散开，但片刻工夫马上又像有弹性似的围了起来。那人躺在镶嵌成棋盘似的地板上，脑袋附近有一滩已经凝固的黑血。他脸色白得吓人，酒店经理赶紧派人去叫警察。

这时有人解开了他的领扣，松开了他的领带。他睁开眼看了看，吐了一口气，又把眼睛闭上了。抬他上楼的一位先生手里拿着一顶弄脏了的旧丝帽。经理在酒店问了一圈，还是没人知道这个伤者是谁，也不知道他的朋友去哪儿了。没过多久，酒吧的门打开了，一个大个子警察走了进来。那些一路跟着他过来看热闹的人挤在门外，透过门上的玻璃朝里面张望。

经理立刻把他知道的情况讲给那位警察听。警察是个年轻人，看起来敦厚稳重。这时，他站在一旁听着，一会儿向左看看，一会儿向右看看，从经理身上一直看到躺在地上的人，仿佛怕自己错过什么。然后他脱下手套，从腰上的口袋中掏出一个小本子和笔，他用舌尖舔了舔铅笔尖，准备记录。他开口了，带有很明显的乡下口音，充满怀疑地问道：

“这个人是谁？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和住址吗？”

一个身穿骑车服的青年从围观的人群中挤了进来。他立刻跪在伤者身边，叫人拿水来。警察也跪下身来帮忙。青年擦干净伤者嘴角上的血，然后又叫人拿点白兰地过来。警察口气严厉地重复了青年的这一要求，直到一个服务员端着一杯白兰地小跑过来。青年掰开伤者的嘴，把白兰地灌了进去。

不一会儿，伤者就睁开了眼睛，看上去似乎有些清醒了，他看了看四周。就在他看着四周的面孔时，好像明白了怎么回事，便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你现在好点儿了没？”穿骑车服的青年问。

“哈，没事儿。”伤者边说边试图站起身来。

有人扶起了他，那顶旧丝帽也回到了他的脑袋上。经理说他最好去医院看看，旁边的围观者也附和。

那警察问他：“你住哪儿？”

那伤者用手指捻着自己的胡子，没有答话。看上去，他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的伤。他含混不清地说道：“这不过是个小意外罢了。”

“你住哪儿？”警察再次问道。

伤者还是没有回答，只说得找人给他叫辆出租马车。正当他们争论事情该怎么处理时，一位穿着黄色长大衣的先生从酒吧的另一头走来，他身材颀长，步伐稳健，气度不凡。他一看到伤者就喊道：“嗨，汤姆，老伙计！有什么麻烦啦？”

“哈，没什么。”那人说。

新来的人看了看自己朋友那副惨兮兮的模样，然后转身对警察说：“没事了，警官。我来送他回家吧。”

警察抬起手碰了碰他的警帽，向对方行了个礼，答道：“好吧，鲍尔先生。”

“来，汤姆，”鲍尔一边说，一边挽着他朋友的胳膊扶着他，“没伤着骨头吧？你现在能走吗？”

穿骑车服的青年则搀着他的另一条胳膊，两人一起扶着他穿过围观的人群，往门口走去。

“你怎么弄得这么狼狈？”鲍尔先生问。

“这位先生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来。”青年说。

“先生，非……非常……感谢……你。”被唤作汤姆的伤者口齿不清地对青年说。

“不用客气。”

“我们……要不要来一杯……”

“现在不行。现在不行。”

三个人离开了酒吧，围观的人也跟着走出门外，隐没在小巷之中。经理带领警察去到楼梯口，察看事故的现场。他们都认为，那位先生是自己没走稳才从楼梯上摔下来的。顾客们又回去喝自己的酒，一个服务员蹲在地上擦洗那些血迹。

三人走到克莱夫顿大街，鲍尔先生冲一个待在车外的人吹了声口哨。受伤的人努力想要口齿清楚地说道：“先生，非常……感激……你。我希望……我们……还会……再见面。我……叫……柯南。”受惊和逐渐明显的疼痛似乎让他稍微清醒了一些。

“我说过了，不用客气。”青年礼貌地回答道。

他们握了握手，以示告别。然后鲍尔先生扶着柯南先生上了汽车，当鲍尔先生告诉司机开车路线时，柯南先生再次对青年人说出感谢的话，他对自己不能请这个青年喝一杯而深表遗憾。

“下一次吧。”青年说。

汽车发动了，向威斯特摩兰大街驶去。路过鲍拉斯特办公大楼时，那里的大钟显示时间是九点半了。从河口吹来一阵寒冷的东风，扑打着他们。柯南先生冻得瑟瑟发抖，不由自主地缩成一团。他的朋友鲍尔先生询问他事故发生的原因。

“我说……不……说了，”他回答说，“我……的……舌头……疼。”

“我瞧瞧。”

鲍尔先生探过身来，朝柯南先生的嘴里张望，但什么也看不见。他划亮一根火柴，用手挡着风，柯南先生乖乖张大嘴，鲍尔先生再次朝他嘴里张望。车子颠簸着前行，火柴也跟着在张开的嘴上来回晃动。柯南先生的下牙和牙龈上都是凝固了的血块，舌头好像被咬掉了一小块。随后，一阵风吹来，火柴灭了。

“真是糟糕。”鲍尔先生说。

“哈，没什么。”柯南先生说着闭上了嘴，拉起脏兮兮外套的领子，围住脖子。

柯南先生是个老派的旅行推销员，对自己从事这个职业很是自豪。在这个城市里，他总是戴一顶相当体面的丝织礼帽，穿一双有绑腿的高统靴，出现在人们面前。他说，一个人要想体体面面的，就必须把这两样东西穿戴得体。他继承了伟大的布莱克怀特的传统——那可是他那一行的拿破仑——并时时通过传说和模仿唤起对他的回忆。但现代的商业方式使他的事业迅速没落，好在他还有一小间办公室，就在克柔街上，办公室的窗户上写着他的公司名称和地址——伦敦，中东区。在这间小办公室的壁炉上方，放着一排铅灰色的小茶叶罐，靠窗的桌子上放着四五个瓷碗，瓷碗里通常都盛着半碗黑色的液体。这些瓷碗是柯南先生品尝茶叶的工具。他总是喝一口茶水，含在嘴里，仔细感受一番，再吐进壁炉里。然后，他会对茶水的味道做出评价。

鲍尔先生比他年轻得多，在都柏林城堡中的皇家爱尔兰警察局工作。他的社会地位提高得很快，与此同时，他朋友的社会地位也衰落得很快。不过，一些在柯南先生的事业登峰造极时结识的朋友，仍然把他当作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物，这多少减轻了他的衰落感。鲍尔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朋友。在他那个圈子里，他这些人情债都显得有些莫名其妙，因此同行们都笑话他：这个年轻人真是太殷勤了。

在格拉斯尼波路上的一座小房子前，汽车停了下来，鲍尔先生扶着柯南先生进了屋子。柯南先生的妻子接过他，扶着他上床休息去了，而鲍尔先生则坐在楼下的厨房里，询问孩子们上学和读书的情况。这些孩子——两个女孩一个男孩——知道父亲动弹不得，母亲又不在眼前，就开始跟鲍尔先生胡闹起来。看着孩子们的举止和口音，他有些吃惊，皱起了眉头，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柯南太太进来了，嘴里大声嚷道：

“天啦，他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唉，总有一天他会因为这个送了命。自从星期五以来，他就一直喝个没完。”

鲍尔先生小心翼翼地给她讲明事件的经过，好让她明白此事与自己无关，他不过是碰巧遇到罢了。柯南太太想起每当她和丈夫吵得不可开交时，鲍尔先生都会好心地帮忙调解，并且好几次在他们需要钱时借给他们一点儿，所以她说：

“哦，鲍尔先生，你不用向我解释。我知道你是他的朋友，和那些陪他鬼混的人不一样。只要他口袋里有钱，能撇下老婆孩子跟他们去鬼混，他们就跟他好。什么朋友啊！我倒想知道，今晚他是跟谁在一块儿？”

鲍尔先生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真是抱歉，”她继续说，“家里没什么招待你的东西。如果你不急着走，我马上让人到拐角的佛加第店里去买些回来。”

鲍尔先生站了起来。

“我们在等他拿钱回来，可他好像忘了他还有个家。”

“哦，听我说，柯南太太。”鲍尔先生说，“我们会帮助他改过自新的。我去跟马丁谈谈。他肯定能想点办法。这几天我们会找个晚上过来，好好谈谈这事。”

她把他送到门口。司机正在人行道上来回跺脚，挥舞着胳膊取暖。

“你能送他回来，真是非常感谢。”她说。

“不必客气。”鲍尔先生说。

他上了汽车。车子开动时，他举起帽子向她致意。

“我们会塑造一个全新的他的。”他说，“再见，柯南太太。”

柯南太太盯着汽车渐渐远去，眼睛里充满疑惑。等汽车消失不见，她收回目光，走进屋里，掏空了她丈夫的口袋。

柯南太太是个精明务实的中年妇女。不久以前，在她的银婚纪念日，在鲍尔先生的伴奏下，她和丈夫还跳了一曲华尔兹，这让他俩的关系再次亲密起来。柯南先生当年追求她的时候，她认为他是个英俊潇洒的人：即便是在今天，只要听到有人举行婚礼的消息，她就会跑到教堂门口去，看着一对新人的俪影，脑海中浮现出她挽着一个阳光健康的男人从桑地蒙特的海星教堂走出来的情景。那男人真是潇洒漂亮，穿着一件长及膝盖的礼服大衣，搭配着一条淡紫色的裤子，一只手拿着一顶丝质礼帽，优雅地端放在另一只胳膊上。三星期以后，她开始讨厌做妻子的生活，后来正当她觉得没法再忍受时，不想又做了母亲。做母亲对她来说不是什么很难克服的困难，二十五年来，她一直为丈夫精打细算地操持着这个家。如今两个儿子已经独立了。他们一个在格拉斯哥的一家布店里工作，另一个在贝尔法斯特给一个茶商当秘书。他们都是孝顺的孩子，时不时给家里写信、寄钱。其他几个孩子仍在上学。

第二天，柯南先生仍然需要卧床休息，不过他给他的办公室发了封信，交代了一些工作事宜。柯南太太给他做了点儿牛肉茶，并狠狠地数落了他一番。对她来说，丈夫时不时发生的酗酒，就像这变化多端的天气一样，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当他醉了呕吐时，她还是会尽到一个妻子的职责，很好地照料他，尽量让他吃些早饭。她知道，比起一些丈夫更糟的人，她已经算好很多呢！自从孩子们长大以后，他从来没对她发过火；而且她知道，就算是为了一个很小的订单，他也会走遍整个托马斯大街。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柯南先生的朋友们来看他。柯南太太把他们带到楼上的卧室，那里弥散着一股病人的气味，她安排他们在炉子旁坐下。柯南先生舌头上的伤还没好，时不时地刺疼，因此他在白天总是很烦躁，不过到了晚上就平静多了。此时，他坐在床上，背后垫着个枕头，肥胖的双颊呈灰白色，看上去就像是尚有余温的灰烬。他向客人们道歉，说屋里太乱了；但同时又带着一点儿过来人的自豪感。

他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被算计——他的朋友卡宁汉先生、麦考伊先生和鲍尔先生刚才在客厅时，已经告知了柯南太太他们的秘密计划。想出这个主意的是鲍尔先生，但具体实施人却是卡宁汉先生。柯南先生本来是一个新教徒，虽然结婚时改信了天主教，但二十年来从不恪守天主教的教条。而且，他还喜欢对天主教教义旁敲侧击地表示怀疑。

这件事由卡宁汉先生来做再合适不过了。他和鲍尔先生是同事，但他资格比他老。他自己的家庭生活也不太幸福。大家一向对他满怀同情，因为大家知道他娶的妻子很不像话，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醉鬼。因为她，他曾经重新布置过六次房间，可每次她都把家具用他的名义当个精光。

大家都尊敬可怜的马丁·卡宁汉。他人很聪明，又特别通情达理，因此在当地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因为工作，他需要大量接触治安法庭的案件，这使得他拥有了一种独特的敏锐性，再加上他喜欢阅读各种哲学著作，就使得这种敏锐性得到了很好的锤炼。他的消息十分灵通，因此他的朋友们都习惯听从他的意见，甚至还认为他的面貌长得像莎士比亚。

柯南太太在听完他们的秘密计划后，曾感激地对他说：“那我就拜托您了，卡宁汉先生。”

在经历了二十五年的婚姻生活后，柯南太太对生活已经不再心存幻想了。宗教对她来说是一种习惯，而且她觉得像她丈夫这样年龄的人，到死也不会有多大改变。她甚至还下意识地想，他的这次意外事件没准是一个报应的结果，要不是不想在人前显得自己太狠心，她真想告诉那些先生：柯南先生即使舌头短了一截，也不会难受。毕竟，卡宁汉先生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而且宗教毕竟是宗教，这个计划说不定有效呢，而且这也没什么害处。本来她并不抱多大希望，不过她相信圣心，而且十分坚定，她觉得圣心是天主教虔诚的信念中最有用的东西，所以她也赞成圣礼和圣事。她的信仰被局限在她的厨房里，但别无办法时，她也会相信班希(Banshee：爱尔兰传说中的女鬼。传说只要她出现，就会有人死掉。她总会在人们死亡前的一两个晚上出现，在窗户下一面梳头一面痛哭)和圣灵。

几位先生开始谈起柯南先生的这次事故。卡宁汉先生说见到过类似的情形。以前一个七十岁的老头，羊癫疯发作时，也把舌头咬掉了一小块，后来又长好了，而且一点儿咬过的痕迹也看不出来。

“啊，我都没到七十岁呢。”柯南先生说。

“但愿您的舌头没有被咬掉。”卡宁汉先生说。

“现在还疼吗？”麦考伊先生问。

麦考伊先生曾是个很有名气的男高音，后来他娶了一个曾经做过女高音歌手的女人为妻，现在她的妻子在教孩子们学弹钢琴，但收入不多。说起来，他的经历也很坎坷，有些时候为了糊口甚至需要耍点小聪明。他在米德兰铁路公司工作过，也为《爱尔兰时报》和《自由人日报》做过广告兜销员，还为一家煤炭公司做过抽取佣金的推销员，他还曾经是一家私人咨询机构的代理，做过副行政司法长官办公室的秘书。最近，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市验尸官的秘书。因为这份新工作，他对柯南先生的事件产生了一点儿兴趣。

“疼？不怎么疼。”柯南先生回答，“但让人很难受，我感觉自己总想吐。”

“你肯定是喝多了。”卡宁汉先生的语气十分肯定。

“不。”柯南先生说，“我想我可能坐车时受了凉。我老感觉喉咙里有什么东西，不是痰就是……”

“黏液。”麦考伊先生说。

“它老是往嗓子眼涌，真让人难受啊。”

“对，没错，”麦考伊先生说，“那是胸部的问题。”

说完，他求证似的看看卡宁汉先生和鲍尔先生。卡宁汉先生很快地点了点头，而鲍尔先生则说：“好啦，只要结果好就行了。”

“老弟，这次真是太谢谢你了。”柯南先生说。

鲍尔先生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客气。

“跟我在一起的那两个家伙……”

“谁跟你在一起？”卡宁汉先生问。

“一个小伙子。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真是该死，他叫什么来着？那个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小伙子……”

“还有谁？”

“哈福德。”

卡宁汉“哼”了一声。

伴随着这“哼”的一声，大家都沉默了。很明显，卡宁汉先生知道点儿内情。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单音节的“哼”字带有一种道德的意向。

原来，这个哈福德经常会召集几个人，星期天中午一过他们就离开市区，尽快赶到市郊的某个酒馆，在那里，他们自诩是“真正的”旅行家。不过那些和他一起旅行的同伴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出身。他最早不过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小钱商，借一点小钱给工人，然后收取高额的利息。后来他结识了利菲信贷银行的戈德堡先生，并和这个又矮又胖的绅士结为了伙伴。虽然哈福德只是按犹太人的做法做生意，但每当他的天主教教友们和他们的朋友遭到他的催逼，痛苦就刺激了他们，他们就会跳起来恶狠狠地骂他说他是个爱尔兰犹太佬，是个无知的文盲，并认为他那个白痴儿子就是上天对他放高利贷的惩罚。然而在其他时候，他们倒是记得他的好处。

“我真想知道他去哪儿了。”柯南先生说。

他在心里祈祷朋友们不要再追问这次事件的细节。他希望朋友们认为是哪里出了点儿差错，所以他才会和哈福德在酒店碰上。他的朋友们都见识过并深知哈福德喝酒时的样子。但此时他们都一声不吭。过了好一会儿，鲍尔先生才说：“结果好就行。”

柯南先生马上把话题移开。

“那年轻人真是个好人，他是做医生的。”他说，“要不是他……”

“嘿，真是多亏了他，”鲍尔先生说，“要不然你就可能进警察局待上七天，想用罚款代替也不行。”

“是啊，是啊。”柯南先生说着，努力回忆那天的情景。然后他继续说，“我记得那天还有个警察。他看上去很正派的样子。他怎么会在那儿？”

“汤姆，你惹下麻烦了。”卡宁汉先生严肃地说。

“确实是这样，还有传票呢。”柯南先生同样严肃地说。

“我想你一定是用了点手段贿赂了那个警察，杰克。”麦考伊先生说。

“杰克”是鲍尔先生的教名，但他一点儿也不喜欢别人用这个名字称呼他。这倒不是因为他古板，而是他忘不了麦考伊先生最近欺骗过他的事实：当时他看见他大量搜罗旅行包和旅行箱便问他作何用途，他谎称说是他太太要去乡下演出，而事实上，他是为了组织一个公益活动。要知道鲍尔先生一向讨厌欺骗的行为，更讨厌别人用这种低劣的花招骗他。因此他回答了问题，把这个问题当做是柯南先生提出来的，而对麦考伊先生，并不予以理睬。

很显然，这样的回答让柯南先生火冒三丈。他一直自诩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希望在这个城市里受人尊敬，因此当他得知那个被他视为土老帽的警察冒犯了他时，他内心的愤怒汹涌而出。

“难道我们纳税就是为了这个？”他问道，“只是为了供这些无知的家伙们吃穿……他们可真不是东西。”

卡宁汉先生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只有在上班时，他才把自己看做是政府官员。

“他们还能是什么呢，汤姆？”他问。

他故意用一种浓重的乡下口音，以命令的口吻说道：

“六十五号，接住你的洋白菜！”

大家都被他逗得哈哈大笑。麦考伊先生很想找机会插进谈话，就装出一副他没听过这个故事的样子。卡宁汉先生说：

“据说——他们都这么说，你知道——这是发生在新兵站的事儿，在那里，他们把这些大个子的乡下蠢货集合起来，你知道的，就是对他们进行训练。队长会让他们靠墙站成一排，高举着自己的盘子。”

为了更形象地描绘这一事件，卡宁汉先生借助了一些夸张的手势，手舞足蹈地讲述开来。

“开饭了，你知道。队长就端来一个盛满洋白菜的大盆子，放到桌上，盆子里放着大得吓人的像铁锹似的勺子。他用勺子舀起一些洋白菜，然后用力向远处的那些新兵一甩，嘴里喊着：‘六十五号，接住你的洋白菜。’那些可怜的家伙必须用手里的盘子接住那些洋白菜才行。”

大家再次被逗得哈哈大笑。只有柯南先生仍处在愤怒的情绪中。他说要向报社揭发这件事才行。

“这些乡巴佬来到这里，”他说，“自以为高人一等，可以作威作福了。我想不用我说，马丁，你也知道他们是什么货色。”

卡宁汉先生有所保留地给予了赞同。

“就像这个世界上其他事情一样，”他说，“有坏的也有好的。”

“嗯，说得对，是有好的，这点我承认。”柯南先生满意地说。

“所以，最好别理会他们，”麦考伊先生说，“这是我的观点!”

这时，柯南太太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把它放在桌上，说道：

“先生们，随便吃点，别客气。”

鲍尔先生站起身，很绅士地要把自己的椅子让给她。但她推辞了，说她楼下还熨着衣服，然后她冲着鲍尔先生背后的卡宁汉先生点了点头，准备离开房间。这时，她的丈夫柯南先生却冲她喊道：“亲爱的，我怎么什么都没有？”

“哼，你？我给你个巴掌！”柯南太太刻薄地说。

柯南先生在她背后继续喊道：

“唉，我真是个可怜的小丈夫啊，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说话的语气和脸上的表情滑稽极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大家很快就分完了桌子上的那几瓶啤酒。

先生们个个开怀畅饮，喝完啤酒，他们又把杯子放回了桌上，歇息了一会儿。

过后，卡宁汉先生转向鲍尔先生，漫不经心地说：

“你是说在星期四晚上，对吗，杰克？”

“没错，就是星期四。”鲍尔先生说。

“好啊！”卡宁汉先生立刻嚷道。

“我们可以在马奥莱店里碰头。”麦考伊先生说，“那里最合适不过了。”

“我们可得早点去，”鲍尔先生认真地说，“晚了就挤不进去了。”

“那我们约在七点半在那里碰头吧。”麦考伊先生说。

“好吧！”卡宁汉先生说。

“马奥莱店里，七点半碰头，就这么说定了啊。”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柯南先生等了一会儿，心里想着看看朋友们会不会主动给他说明白。但他最终还是没忍住，于是开口问道：“你们要进行什么秘密的事吗？”

“啊，没什么，”卡宁汉先生说，“不过是一点小事，我们打算在星期四解决它。”

“是去听歌剧吗？”柯南先生问。

“不，不是，”卡宁汉先生支支吾吾地说，“只是一件小事……关于心灵上的……”

“哦。”柯南先生说。

大家又沉默下来。接着，鲍尔先生打断了大家的沉默，直接了当地说：“实话告诉你吧，汤姆，我们准备做一次宗教的静修。”

“对，就是这样，”卡宁汉先生说，“杰克和我还有麦考伊——我们都准备把壶好好洗洗。”

这个比喻似乎让他备受鼓舞，因此他继续语气亲切地说道：“汤姆，你知道，我们都是一群臭味相投的恶棍，所有人都是，包括我在内。”他的口气中带着粗野的怜悯，并转向了鲍尔先生继续说道，“你坦白承认吧！”

“是的，我坦白承认。”鲍尔先生说。

“我也承认。”麦考伊先生说。

“所以我们得一起把壶好好洗洗。”卡宁汉先生说。

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转向柯南先生说：“汤姆，你知道我刚才想到了什么？你可以参加进来，这样我们就是四人组了。”

“好主意，”鲍尔先生说，“我们四个人一起去。”

柯南先生没有说话。他没有看出这个建议对他的思想有什么意义，但这却让他意识到，一些宗教的力量试图来关心并影响他。所以他认为，为了自己的尊严，他有必要在态度上强硬一些。接下来，朋友们开始谈论耶稣会，他一声不吭地听着，表情镇定，但还是能明显看出他神情中流露出的一丝敌意。

“我倒不认为耶稣会有那么坏，”他终于忍不住插进来开口说道，“他们的成员都受过教育。而且我相信他们那样做是出于好意，这个出发点是好的。”

“在众多教会团体中，他们是最了不起的一个，汤姆，”卡宁汉满腔热情地说，“耶稣会会长的地位仅次于教皇。”

“一点没错，”麦考伊先生说，“假如你想把事情干得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你就去找耶稣会的教士。他们那些人影响力都不小。我跟你讲个真实案例……”

“耶稣会的人品德都很高尚。”鲍尔先生说。

“耶稣会有个地方还真让人费解，”卡宁汉先生说，“大家都知道，教会中其他团体到了一定阶段都会改组，可耶稣会从来没有改组过。”

“是吗？”麦考伊先生问。

“确实如此，”卡宁汉先生说，“历史就是这么记载的。”

“再看看他们的教堂，”鲍尔先生说，“看看他们的会众。”

“耶稣会真是符合上层阶级的口味。”麦考伊先生说。

“那当然。”鲍尔先生说。

“说得不错，”柯南先生说，“所以我才对他们还有一丝好感。倒是那些世俗的传教士，总是自以为是，愚昧得可怕……”

“他们也不是坏人，”卡宁汉先生说，“只是每个人传教的方式不一样而已。爱尔兰教士在全世界都有不错的名声。”

“啊，是这样。”鲍尔先生说。

“他们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传教士可不一样，”麦考伊先生说，“那些才是虚有其表的家伙呢。”

“也许你说得对。”柯南先生放缓了语气。

“当然我是对的，”卡宁汉先生说，“我走南闯北，见过好多人好多事，完全可以正确判断人们的品格。”

大家说到这里，又开始喝酒。柯南先生似乎受到了感染，若有所思。他对卡宁汉先生判断品格、解读表情的本事表示钦佩，于是他要求他说点儿具体的。

“哦，只不过是静修而已，你知道，”卡宁汉先生说，“由珀顿神父主持。你知道的，专门针对商人的静修。”

“他对我们不会太苛刻的，汤姆。”鲍尔先生劝诱说。

“珀顿神父？珀顿神父？”柯南先生嘴里念叨着这个名字。

“哦，汤姆，我敢肯定你认识他。”卡宁汉先生果断地说，“他是个乐观的好人！对世俗的见解很透彻。”

“啊……是的。我想我认识他。是不是个子很高，脸红红的？”

“对，他就是那样。”

“那么，告诉我，马丁……他是个好的布道者吗？”

“嗯，怎么说呢……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布道，你知道的。不过是进行一场友好的交谈，你知道的。”

柯南先生再次陷入了沉思。

麦考伊先生说：“不，不对，那人其实是汤姆·勃克神父！”

“哦，汤姆·勃克神父？”卡宁汉先生说，“那可真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你听他讲过吗，汤姆？”

“我听他讲过吗？”柯南先生似乎觉得自己被轻视了，口气很冲地说，“我当然听过！我听他讲过……”

“可是，许多人认为他实在不像个神学家。”卡宁汉先生说。

“是吗？”麦考伊先生问。

“确实如此，不过这也不算什么错，他不过是在某些时候，不太喜欢讲正统的东西罢了。”

“嗨……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麦考伊先生说。

“我听他讲过一次，”柯南先生继续说道，“但我不记得他讲的是什么了。只记得科洛夫顿和我坐在……大厅的后面，你知道……就是——”

“中殿？”卡宁汉先生说。

“对，在后面靠近门口的地方。我想不起他讲的是什么了……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他讲的是有关教皇的事，就是那位故去的教皇。我现在全想起来了。我敢说，他真是一个气度非凡的演说家，他的声音真是好听极了！他把教皇叫做‘梵蒂冈的囚徒’，他就是那么叫他的。我记得当我出来时，科洛夫顿就对我说……”

“科洛夫顿，他不是个‘橙色分子’(Orangerman：指爱尔兰在1975年成立的一个新教组织的成员，因该组织用橙色带做徽章而得名)吗？”

“哦，是的，”柯南先生说，“他还是个挺正经的‘橙色分子’。我们走进莫尔街巴特勒的店里——说真的，那场演讲让我非常感动，那感觉太真实了——我清楚地记得他说的每一个字。‘柯南’，他说，‘虽然我们在不同的祭坛参拜，但我们的信仰的本质是一样的。’这话说得真贴切。”

“那话确实精辟，”鲍尔先生说，“每次汤姆神父布道时，都会发现教堂里的听众有很多是新教徒。”

“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少不同，”麦考伊先生说，“我们都有信仰……”

他迟疑了一会儿，接着说：“……相信救世主。只是他们不相信教皇和圣母。”

“不过，毫无疑问，”卡宁汉先生平静而有力地说，“我们的宗教才是最正宗、最古老、最原始的信仰。”

“那是当然。”柯南先生热情地说。

柯南太太来到卧室门口，通报说：“有客人要见你!”

“谁？”

“福加第先生。”

“哦，快请他进来！”

灯光下，出现了一张苍白的椭圆形面孔。福加第先生进来了，他有着呈拱形的漂亮下垂的胡子，眼睛里闪烁着愉快而惊奇的光芒，眉毛的形状和他胡子的形状一样漂亮。福加第先生是个做杂货生意的小商人。他手头没有足够的资金，没办法在城里开一家专卖店，因此只能依附于二等酒厂和啤酒厂。他在格拉斯尼文路上开了一个小店，相信自己能够凭借优雅的举止风度，顺利赢得那片地区的家庭主妇们的好感。他为人温和，举止文雅，懂得夸赞孩子，说话口齿清晰。他可是个有文化的人。

福加第不是空手来的，他还带来一件礼物——半品脱特级威士忌。他先是礼貌地询问了一下柯南先生的病情，然后把礼物放到桌上，很随意地与大家坐在一起。柯南先生对这礼物格外赞赏，因为他心里清楚，他和福加第之间还有一小笔杂货账没有结清。他说：

“我信得过你，老伙计。杰克，能麻烦你打开它吗？”

于是，鲍尔先生站起身来，又一次担当了主持人的角色。他简单地冲洗了一下酒杯，给五个杯子里倒上威士忌。酒使得现场的谈话活跃起来。福加第先生坐在椅子的边角上，看上去对大家的谈话格外有兴趣。

“教皇利奥十三世，”卡宁汉先生说，“是这个时代最耀眼的光芒。你们知道，他的伟大的理想，就是要使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正教合二为一。那是他一生的目标。”

“我常听人说，他是欧洲最有智慧的人之一。”鲍尔先生说，“我的意思是，这与他教皇的身份无关。”

“他确实很有智慧，”卡宁汉先生说，“但算不上最有智慧。你们知道，他做教皇时的座右铭是‘Lux upon Lux’——‘光上之光’。”

“不，不对，”福加第先生急切地说，“我想你说错了。我觉得是‘Lux in Tenebris’——‘黑暗中的光明’。”

“哦，是的，”麦考伊先生说，“就是‘Tenebrae’，这个词是‘黑暗’的意思。”

“对不起，”卡宁汉先生一口咬定，“我认为是‘Lux upon Lux’，就是‘光上之光’的意思。他的前任庇护九世的座右铭是‘Crux upon Crux’，就是‘十字架上的十字架’的意思。很显然——这很好地表明了两位教皇之间的区别。”

这一推论被大家认可后，卡宁汉先生又继续说道：

“你们知道，利奥教皇是个伟大的学者和诗人。”

“他的五官真是坚强刚毅。”柯南先生说。

“是的，”卡宁汉先生说，“他还会写拉丁文诗呢。”

“真的吗？”福加第问。

麦考伊先生心满意足地品着威士忌，意义双关地摇了摇头，说道：

“我跟你说，这可不是玩笑话。”

鲍尔先生学着麦考伊先生的样子说：“我们可没有学到过，要知道我们当年上的可是一星期一便士学费的学校呢。”

“好多人都是上那种一星期付一便士学费的学校啊，学生们都在腋下夹一片草垫，”柯南先生装出一副很庄重的样子，说，“旧制度最好了，完全是简朴诚实的教育。一点没有你们现在这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

“太对了。”鲍尔先生说。

“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福加第先生说。他口齿清楚地吐完这句话，又文雅地喝了一口酒。

“我记得读过利奥教皇的一首诗。”卡宁汉先生说，“那首诗描写的是照片的发明——当然，那是首拉丁文诗。”

“关于照片！”柯南先生大为惊讶。

“是的。”卡宁汉先生说。他也喝了一口酒。

“喔，你知道，”麦考伊先生说，“仔细想想，照片不是很奇妙吗？”

“哦，那当然，”鲍尔先生说，“伟大的心灵总是能洞察一切。”

“就像诗人说的那样：伟大的思想近乎于疯狂。”福加第先生说。

柯南先生似乎有点慌乱。他努力回想新教神学那些有争议的问题，最后他转向卡宁汉先生，说道：

“告诉我，马丁，”他说，“有些教皇——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这位，也不是他的前任，而是很久以前的一些——不是也不太……你知道……不太好吗？”

现场又陷入了沉默。最终卡宁汉先生开口了：“哦，是的，是有些坏家伙……不过让人惊奇的恰恰是这个。他们当中，即使最大的醉鬼，最……彻头彻尾的恶棍，也从来没有在教堂布道时讲过一句不符合教义的话。你们说，这难道不让人惊奇吗？”

“哦，是啊。”柯南先生说。

“是呀，因为教皇在教堂布道时，”福加第先生解释说，“他总是正确的。”

“对。”卡宁汉先生说。

“啊，关于这事，我想我知道点儿什么。我记得那时我还年轻……或者那是——”柯南先生不确定地说。福加第先生打断了他的话。他拿起酒瓶，开始帮别人添酒。麦考伊先生看到酒不够分了，就推说他还没喝完第一杯。其他人也谦让了一番，最终还是接受了。威士忌倒进酒杯时悦耳的声音，仿佛是谈话中一支愉快的插曲。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汤姆？”麦考伊先生问。

“‘教皇一贯正确’这个教条的出现，”卡宁汉先生说，“真是整个教会史上最伟大的一幕。”

“为什么这么说呢？”鲍尔先生问。

卡宁汉先生竖起两根胖胖的手指，他说：“你们知道，在由红衣主教、大主教和主教组成的圣教团中，只有两个人不认同这点，其他所有人都赞成。除了这两个人之外，整个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完全一致。不！他们就是反对，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

“哈！”麦考伊先生嚷道。

“那两个人一个是德国的红衣主教，名字叫杜林……或者道林……或者——”

“道林不是德国名字，这我可以肯定。”鲍尔先生笑着说。

“好啦，知道他是德国红衣主教就行，随便他叫什么，反正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人就是约翰·麦克海尔。”

“什么？”柯南先生叫道，“是图阿姆的约翰吗？”

“你敢肯定吗？”福加第先生对此表示怀疑，“我认为更可能是一个意大利人或美国人。”

“就是图阿姆的约翰，”卡宁汉先生重复说，“就是他。”

他喝了口酒，别的先生们也跟着喝了口。然后他接着说：“他们都在那里参加秘密会议，世界各地的红衣主教、主教、大主教都聚集在那里，其他人和这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直到教皇本人亲自站起来宣布：‘教皇一贯正确’是教会的信条。这时，刚才还在竭力反对这个提案的约翰·麦克海尔站了起来，像狮子吼叫似的喊道：‘相信！’”

“我相信！”福加第先生说。

“一句‘相信！’”卡宁汉先生说，“充分表明了他内心的信仰。只要教皇一发话他便服从。”

“那道林呢？”麦考伊先生问。

“那位德国红衣主教还是不愿屈从。于是他脱离了教会。”

听卡宁汉先生说完，人们觉得教会的形象在他们心中变得高大起来。当他说到“相信”这句话时，他那深沉粗犷的嗓音震动了他们所有人。这时柯南太太擦着手进来了，她发现屋里的气氛很严肃。她没有说话，只是把身子倚靠在床脚头的栏杆上。

“我见过约翰·麦克海尔，”柯南先生说，“我永远忘不了那情景，这一辈子都不能忘。”

他转头望着妻子，似乎向她求证。

“我跟你提过很多次吧？”

柯南太太点了点头。

“那是在约翰·格雷爵士雕像的揭幕式上。埃德蒙·德怀尔·格雷正在讲台上说着一大堆废话，这位老人站在那里，满脸怒容，就这样透过眼睛从浓密的眉毛下直直地盯着他。”

柯南先生拧起眉头，低下脑袋，看起来就像一头愤怒的牛那样瞪眼望着他的妻子。

“上帝啊！”他惊叹道，之后又恢复了他自然的面目，“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目光。那目光仿佛在说：‘我看透你了，我的孩子。’他的眼神像鹰眼一样犀利。”

“格雷家族的人没一个像样的。”鲍尔先生说。

又是一阵沉默。鲍尔先生转向柯南太太，突然兴奋地说道：“哎，柯南太太，你丈夫快被我们变成一个善良、圣洁、虔诚而畏惧上帝的天主教教徒了。”

他像是得胜似的，向着所有在座的人挥了一下胳膊。

“我们大家准备一起去做一次静修，彻彻底底地忏悔我们的罪过——上帝知道，我们是多么有必要这样做。”

“我无所谓。”柯南先生说，脸上的微笑明显有点不自然。

柯南太太心里很高兴，但她知道她不能表现出来，于是她装出一副不太高兴的样子，说：“要听你们那些故事的神父，我真同情他，他太可怜了。”

柯南先生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如果他不想听，”他生硬地说，“他可以……干点儿别的。我将只告诉他一件让我烦恼的小事。我可不是什么坏人——”

卡宁汉先生赶紧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一起抛弃那个魔鬼吧，”他说，“一起来识破魔鬼的那些花招和诱惑。”

“撒旦，滚开吧！”福加第先生说，一边哈哈笑着，一边望着众人。

鲍尔先生沉默不语。他觉得自己主持人的位置被抢了，但他丝毫没有不高兴，因为他的脸上闪现出一种喜悦的表情。

“我们要做的很简单，”卡宁汉先生说，“就是手持点燃的蜡烛，站在那里重申我们洗礼时的誓言。”

“对了，别忘了蜡烛，汤姆，”麦考伊先生说，“不论你做什么，都别忘了蜡烛。”

“什么？”柯南先生问，“我还要带上蜡烛？”

“是的，汤姆。”卡宁汉先生回答。

“蜡烛，还是不要了吧，”柯南先生激动地说，“这触及我的底线了。我会好好去做那件事。我会参加静修、忏悔，以及所有那种事。但是……不能拿蜡烛！不，绝对不能，见他的鬼去吧！”

他说完神色庄重地摇了摇头。

“听听他说的那些话！”他妻子说。

“我就是不拿蜡烛，”柯南先生说，他意识到他的话似乎对听众产生了某种效果，于是继续来回晃动他的脑袋，“我可不想举个像魔灯似的玩艺儿。”

大家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你们还真有了个守规矩的天主教徒!”他妻子说。

“不要蜡烛！”柯南先生还在执拗地重复说道，“绝对不要！”

在加第纳大街的耶稣会教堂，人已经挤得满满当当的了，但还是有一些绅士时不时从侧门挤进来，在教友的引导下，踮着脚尖沿着侧廊走动，找到一个空隙坐下。这些绅士们个个穿着体面，举止文雅。在教堂里灯光的照耀下，人们可以看见一大片黑衣白领，以及穿插其间的一些花呢子衣服；人们还可以看见那些绿色大理石柱子上斑驳的暗点，还有墙上挂着的那些阴沉沉的油画。绅士们坐在长凳上，把长裤微微拉过膝盖，然后将帽子平稳地放在膝上。他们仰着身子靠后坐着，脸色十分庄重地望着远处悬在高祭坛前面的点点红灯。

卡宁汉先生和柯南先生坐在靠近讲坛的一条长凳上。在他们后面的凳子上，麦考伊先生一个人坐着。在麦考伊先生后面的凳子上坐着的，是鲍尔先生和福加第先生。麦考伊先生本来想和他们坐在一起，可惜没能如愿。后来当他们坐下，他发现他们几个人组成了一朵梅花的形状，他就此说了几句玩笑话，可惜没什么反响，只得作罢。

渐渐地，麦考伊先生也开始感觉到气氛的庄重，开始对宗教的激励有所反应。卡宁汉先生在柯南先生耳边低声说话，让他注意那几个人：坐在与他们有段距离位置上的哈福德先生，就是他们前面说起过的那位放债者；还有范宁先生，他是负责选举注册代理和决定市长人选的，此刻他就坐在讲坛下面；坐在范宁先生旁边的是一位该选区新选的议员；在他们的右边，坐着的是老麦克尔·格莱姆斯，他是三家当铺的老板；还有丹·霍根的侄子，最近他正在谋求市秘书处的位子；在更前面的前排，坐着亨德利克先生，他是《自由人报》的首席记者；还有柯南先生的老友、可怜的奥卡洛尔先生，他在商界也曾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在这里，柯南先生看见了不少熟悉的面孔，这让他渐渐放松了一些了。他把那顶被妻子洗干净的丝织帽子端正地摆放在膝盖上。有那么几次，他用一只手拉下袖口，用另一只手轻轻地、但却牢牢地捏着帽檐儿。

人们看到，一个看上去分量十足的人物走上了讲台，他穿着一件白色法衣，费劲地登上讲坛。一看这个人出现，现场骚动起来，会众们都激动地掏出手绢，将膝盖小心翼翼地跪上去。柯南先生也不例外。这时这个担当神父角色的人在讲台上站直身子，身子的三分之二露在讲台桌的上面，身子顶端是一张硕大的红脸。

珀顿神父跪了下来，把脸转向红灯，双手捂脸开始祈祷。祈祷完后，他放下手，挣扎着站起身来。会众也跟着站起来，重新坐到凳子上。柯南先生也把帽子照原样放好，脸上的神情十分庄重，专注地望着台上的神父。神父用力地挥动胳膊，将宽大的法衣袖子甩到了后边，然后慢慢地审视着听众席上的一排排面孔，说道：

“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珀顿神父大声地念着《圣经》中的这段最玄妙的经文之一，他那自信十足的态度很好地激起了听众心灵上的共鸣。他说，在整部《圣经》中，这是最难解释正确的一段经文。对一个不够用心的读者来说，这段经文看起来好像违背了耶稣基督在其他地方解释的高尚道德。但是，他告诉他的听众，他觉得这段经文特别适用于某些人，对他们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因为他们注定要过世俗生活，但又不想完全被世俗的名利掌控。这是一段适合商人和专业人员的经文。耶稣基督对人类本性有异常透彻的了解，他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罅隙，因为他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要过宗教生活，绝大多数人都被迫生活在俗世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要为这个世界而生活；耶稣基督说这句话，用意在于给他们一个忠告，在他看来，认为那些无限崇拜财富的人其实是严守宗教生活的典范，尽管他们看起来对宗教一点儿也不关心。

他告诉听众，今天晚上他来到这里，并不是想去震慑谁，也不是想要说服某些人；他只是作为一个世俗的人来到这里，和朋友们聊聊天而已。他是来跟商界的人谈话的，因此他会用谈生意的方式跟他们交谈。他说，如果可以这样比喻，他觉得他就是他们灵魂上的会计师；他希望他的每一个听众都打开自己的账本，打开那本关于自己灵魂生活的账本，看看它们和良心上的账目是否完全一致。

作为灵魂的监工，耶稣基督并非不近人情。他体谅我们的小过失，理解我们那可怜的堕落了的天性中的弱点，也清楚生活中的种种诱惑。我们可能受过诱惑，我们所有的人都常常受到诱惑；我们可能有过失误，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失误。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他说，他对大家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对上帝坦诚。如果他们的账目每一笔都清清楚楚，那就是说：

“好了，我已经核对过我的账目。我发现一点儿差错都没有。”

当然，账目上也可能会有差错，这种事情也是时有发生的。这时，发现差错的人就要勇敢地承认事实，像个男子汉那样坦率地认错：

“我己经核对过我的账目。我发现这儿出了差错，那儿也出了差错。但是，感谢天主的圣恩，我一定会改正所有的错误，整理清楚我的账目。”

伊芙琳

她临窗坐着，看着暮色渐渐吞噬了林荫道。她的头斜倚着窗帘，窗帘布上的灰尘一股脑儿地跑进她的鼻孔里。她感觉累了。

路上的行人渐渐稀少。一个男人从最后一幢房子里走出来，在她的窗前经过，然后踏上了归家的路。她听见他的脚步声一路噼里啪啦响过混凝土的人行道，又踏上了那条新落成的红屋区前的小道。那条小道是煤渣铺就的，踩上去便发出咔哧咔哧的声响。

曾几何时，那儿还是一片空地，每天晚上，他们姐弟几个和别人家的孩子就在那儿玩耍。后来，一个从贝尔法斯特来的人买下了那块地，在上面建起了房子，那是一栋和他们这儿的棕色小屋完全不一样的、有着明瓦的亮堂砖房。

从前，街坊邻里的孩子们常在那片空地上玩，迪万家的、邓恩家的，还有小瘸子基奥，当然，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也在其中。不过，厄尼斯特从来不玩，他少年老成，比其他孩子要显得成熟许多。她父亲常常提着一根刺梨木拐杖赶到这片空地上，把他们撵出野地。不过好在有小基奥负责望风，一见她爸爸来，便狂呼示警。总的来说，那时的她还是相当快活的：父亲脾气还没这么糟，而且，母亲也还健在。可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时间一晃而过，她和她的兄弟姐妹都已经长大，妈妈已经过世多年，蒂西·邓恩也已不在了。就连沃特一家，也搬回了英格兰。物换星移，眼下，她也要走上他们的那条路，离开家乡了。

这就是家呀！她环顾四周，屋中所有熟悉的器物历历在目，很多年来，她每周为它们拂拭一遍灰尘，很多时候她也纳闷，这么多灰尘到底从哪儿来的。也许，以后的日子里她再也见不着这些旧物了，她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一天。

房间里摆着一张信徒向圣女玛格丽特·玛丽·阿尔柯克许愿的彩色画片，旁边是一架早已破败不堪的风琴，风琴上面的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一位神父的，在那么多年漫长的时间里，她竟然从未弄清过那位神父的名字。神父大概是父亲的一位校友，每每家里一来客人，父亲就会指着那张照片给人家看，往往还漫不经心地添上一句：

“他现在在墨尔本。”

她已经决定要和他私奔了，她就要离开这个家了。可这样做明智吗？她努力从方方面面掂量这个问题。在家里，无论如何，她还不愁吃住，她还有亲戚朋友，大家相互知根知底也有照应。当然，她也得拼命劳作，家里、店里都一样。可如果被店里的人知道她跟个汉子私奔了，他们会怎么议论她？可能会说她是个傻瓜。至于她空出来的那个职位嘛，也许很快就会登出广告，招聘新人填补进来。这下，可遂了加万小姐的心意。平时，她总是爱跟她伊芙琳争上风，特别当旁边有人的时候：

“喂！希尔小姐，难道你没看见女士们都在等着吗？”

“打起精神来，希尔小姐，拜托啦！”

所以，离开这间店，她是不会伤心流泪的。

当然，在她即将要去的那个家，在那未知的远方，情形肯定就不同了。那时候她会结婚——她，伊芙琳。那样一来，人们就会尊重她，她绝不让自己有母亲那样的遭遇。哪怕是现在，她已经过了十九岁，还能时时感觉到来自那个暴力父亲的威胁。她明白，正是这种感觉让自己终日提心吊胆。在以前，父亲体罚哈里和厄尼斯特是常有的事情，但却从不招惹伊芙琳，因为她是女孩子。可是最近，父亲开始吓唬她，说什么要不是看在她死去母亲的分上，他一定要给她点厉害尝尝。现在，再也没有能够保护她的人了。厄尼斯特死了，而哈里在教堂装饰行里谋生，常常奔走于乡间，根本无暇照顾到她。

除了这些，每个星期六晚上，在钱的问题上，她和父亲总有一场雷打不动的争吵，她对此已经厌倦到难以言述的地步。她每月挣来的薪水有七个先令，她总会分文不少地交给父亲，哈里也尽可能地寄些钱来。但麻烦的是向父亲要钱的时候，他一贯说她乱花钱，又数落她没头脑，还说他不想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交给她，让她随随便便扔到大街上。除了这些，他还会叨唠些别的，总之一到星期六晚上，他脾气往往坏得不可理喻。不过到了最后，他还是会把钱给她的，然后再别有意味地问她是否有什么打算，诸如为星期天的晚餐准备点什么之类的。她只好以最快的速度跑出去，去市场采购。她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手里紧紧攥住自己那只黑皮夹子，等到她背着沉甸甸的食品回到家时，却已是深夜。

说到底，她之所以这样拼命干活，是为了把这个家拢到一起，也为了照看母亲托付下来的两个年幼的弟妹，她得让他们按时上学、按时吃饭。这对她而言，真可谓是辛苦的营生，是一种极为艰难的生活，可是现在呢，在这即将临别的时候，那些生活中的许多不如意，她竟然觉察不出来了。

她要跟着弗兰克，一起去开辟另一种生活了。弗兰克人很好，善良开朗，又有男人味儿。他们已经约好了，她将乘夜班船和他一道私奔，去做他的妻子，然后一起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他已经在那儿为她打理好了一个家，那个崭新的家正等着她。

她还记得，他们初次相逢的时刻，那是多么美好的回忆啊！他那时租住在大街上一户人家里，那一带她经常去。大约是几星期以前，他站在大门口，倒戴着遮阳帽，头发乱蓬蓬的，耷拉在他古铜色的面孔上。没过多久，他们就认识了。那时，他每天晚上都要到店外去接她，然后送她回家。他还带她去看《波西米亚女郎》。和他一起坐在剧院里，她真是高兴极了，因为那是她第一次坐雅座，她还有些不习惯。他酷爱音乐，还能哼上几句。大家都知道他俩在谈情说爱。每当他唱起那首少女爱上水手的歌，她就会意乱情迷。他常开玩笑，叫她“小宝贝”。刚开始的时候，身边有个男伴，她觉得很是新鲜，后来，时间一长，她也就喜欢上了他。他很健谈，知道许多遥远国度的故事。他曾在阿兰航运公司的一艘驶往加拿大的轮船上做过舱面水手，一个月能挣一英镑。他跟她说，他曾经在哪几艘船上待过，干过哪些活。他说他曾随船穿越麦哲伦海峡，还给她讲述那里可怕的巴塔哥尼亚人的故事。他说他后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交了好运，这次回国来，主要是度假来的。

对于他俩之间的事情，父亲自然是看出了端倪，警告她不许再搭理弗兰克了。

“我知道这些水手都是什么东西。”父亲说。

有一天，父亲跟弗兰克吵了一架，从那以后，他们只能私下悄悄见面了。

夜色笼罩了林荫道。她放在膝上的两个白色信封逐渐模糊了字迹。一封是写给哈里的，另外一封是给父亲的。从前，她最偏爱厄尼斯特，但也喜欢哈里。她注意到父亲最近老得特别快，他会想她的。有时候父亲也显得非常好，对她也慈爱。不久以前，她身体不适，躺了一天，他给她念了一篇鬼故事，还为她在炉上烤面包片。另有一天，那时母亲还在世，他们全家到霍斯山去野餐，她还记得，父亲戴上了母亲的软帽，把孩子们逗得哈哈大笑。

时光流逝，离别的时刻马上就到了，但她仍然坐在窗前，将头轻抵着窗帘，嗅着窗帘布上的粉尘味。大街深处传来一阵路边风琴手演奏的乐声，她熟悉这旋律，纳闷它怎么偏选择今天晚上出现。突来的音乐让她想起自己对母亲的承诺：答应要尽力维护这个家。她还记得母亲临终的那一夜，也是在过道那边紧闭的黑屋子里，像今晚一样，那晚她也听到过外面传来的曲子，她清楚地记得那是一支哀怨的意大利乐曲。当时，风琴手被勒令走开，父亲为此给了他六个便士。她记得当父亲昂首阔步地走回病房时，嘴里骂着：“该死的意大利佬，竟然跑这儿来了！”

思绪中，母亲凄惨的一生在她眼前浮现，那一幕幕，令她感到触目惊心。就这样，母亲的生命在疯病中宣告结束，她作为平凡生活的牺牲品的一生，就此完结了。此时此刻，伊芙琳浑身打战，仿佛又听见母亲疯疯癫癫的凌乱话语，她说：“我亲爱的小心肝！小心肝！”

她一个激灵，一跃而起。逃吧！她必须逃离！弗兰克会要她的，他会保护她，给她新的生活，也许，还有爱情。是的，她要享受人生，人生不就是用来享受的吗？为什么就不可以开开心心的呢？她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她坚信，弗兰克会拥她入怀，把她搂得紧紧的。他会救她的，一定会。

她来到北墙码头，站在来回涌动的人群中。他拉着她的手，她知道他在跟她说话，一遍又一遍地絮叨着跟这次行程有关的一些事。

码头上到处都是士兵，他们背着棕色行囊。透过几扇有遮檐的宽门，她一眼瞥见轮船乌黑的船身，亮着舷窗的轮船正停靠在码头墙边。她一句话也没说，只觉得面颊既苍白又冰冷，一缕迷乱的哀愁在她心中泛起。她祈祷，希望上帝会佑护她，并为她指点迷津。轮船在雾霭中发出一声绵长而凄凉的笛响。这一走，明天这个时候，她就已经和弗兰克一起，待在驶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海途中了。他连旅行的船票都已订好了。他为她做了这么多，她怎么能反悔呢？痛苦带给她一阵翻江倒海般的眩晕。她嚅动着嘴唇，默默又热烈地向上帝祷告。

突然，起航的铃声叮当响了起来，听得叫人惊心动魄。她发觉他正抓着自己的手。

“来吧！”

一时间，仿佛全世界的海浪都涌上了她的心头。他这是要把她拉下海去；他会淹死她的。她两只手拼命抓住船上的铁栏杆。

“来呀！”

不！不！不！这绝不可能。狂乱中，她的双手把栏杆抓得更紧了。她凄厉地尖叫一声，声音划过海面，然后消散。

“伊芙琳！伊薇！”

她看到弗兰克穿过障碍冲过来，他向她呼唤，让她跟上。一旁的人嚷嚷着让他快走，可他不管，还在朝她呼唤，而她面向着他，留给他的却是一张苍白的脸，懈怠得像一只无助的动物。他看着她，她的眼中已经没有一丝爱意，半点别情也没有，就好像他们本来就是陌路人。

对手

刺耳的铃声响了起来，帕克小姐取下听筒，一个愤怒的带着爱尔兰北部口音的声音从听筒传来：

“叫法林顿过来！”

帕克小姐放下电话，回到她的打字机前，对旁边一个伏在办公桌上抄写东西的男人说：“奥莱恩先生叫你过去。”

“见鬼！”那男人低声嘟嚷了一句，把屁股下的椅子往后挪了挪，站起身来。他站直身子时，个子很高，身材很魁梧。他有一张长脸，脸色紫红紫红的，眉毛和胡子却是浅浅的黄色；他的眼睛稍微有点往外凸，眼白上似乎有什么脏东西似的浑浊不清。他掀开柜台板，从顾客中侧身出去，步伐沉重地走出了办公室。

他上到了二楼，那里有扇门上镶着一块铜牌，铜牌上刻着“奥莱恩先生”。他停在门前，等自己因急匆匆上楼而喘着的粗气平息下来后，就敲了敲门。一个尖锐的声音喊道：“进来！”

他走进奥莱恩先生的办公室。与此同时，奥莱恩先生也正从一堆文件上抬起头来。他是个小个子男人，戴一副金丝眼镜，脸刮得干干净净，那颗红润的光秃秃的脑袋瓜，看起来真像是一只搁在文件堆上的大鸡蛋。一见他进来，奥莱恩先生就气势汹汹地说道：

“法林顿，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总是要让我说你呢？你为什么没有抄写好鲍德利和科万之间的合同？我明明很清楚地告诉过你，一定要在四点之前准备好的。”

“可是，雪莱先生说，先生——”

“什么‘先生’，‘雪莱先生说’……别拿这当偷懒的借口，还是老老实实听着我说些什么，别总拿雪莱先生当借口。我可告诉你，如果今天下班前你不把合同抄好，我就把这事报告克罗斯比先生……你听清楚我说的话了吗？”

“听清了，先生。”

“希望你真的听清了……还有一件事！跟你说话简直就是对牛弹琴。你给我好好记住，你午饭时间是半个小时，不是一个半小时。我真想知道，你一顿饭要吃几个菜……记住我的话了吗？”

“记住了，先生。”

奥莱恩先生说完又低下头，看他那堆文件去了。法林顿一动不动地看着眼前这颗统领着克罗斯比和奥莱恩公司事务的脑袋，就是这颗像鸡蛋似的秃脑袋，真让他有种上前去敲碎它的冲动。一阵怒火猛然涌上他的喉头，但很快又过去了，只留下一种异常干渴的感觉。他熟悉这种感觉，知道今天晚上必须要好好狂饮一番才行。这个月离月底没几天了，如果他今天能抄好合同，也许奥莱恩先生会同意给他预支一点工资。他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站着，目不转睛地看着那颗文件堆上方的脑袋。忽然，奥莱恩开始在文件中翻找什么东西，他这才发现法林顿还没走，于是又抬起头来说：

“哎，你准备在这儿站一天吗？我说，法林顿，你也太不把你的工作当回事了吧！”

“我在等着看……”

“够啦，你不必等着看什么了。赶紧下楼干你的活去。”

法林顿垂头丧气地向门口走去，刚走出房间，就听到奥莱恩在身后喊道：

“要是晚上还没抄好合同，我就只能把这件事告诉克罗斯比先生了。”

法林顿回到楼下，重新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拿出要抄的合同纸数了数。他拿起笔，蘸上墨水，却没有下笔，只是目光呆滞地看着他刚才写下的最后字句：“在任何情况下，上述伯纳德·鲍德利都不得……”

天渐渐黑了，几分钟后他们就会点上煤气灯，那时他就可以抄写了。他觉得自己眼下最应该做的，首先是解除喉咙干渴的问题。于是他再次站起来，像刚才那样掀开柜台板，向办公室外走去。这时，他发现主任正望着他，一脸疑惑。

“没什么事，雪莱先生。”他说，一边用手指指出他要去的地方。

主任瞥了一眼帽架，看到那里的帽子都在，就没再过问。法林顿刚走到楼梯口，就从口袋里掏出一顶帽子，那是一顶牧人常戴的苏格兰呢便帽。他把帽子戴到头上，然后急匆匆地跑下摇摇晃晃的楼梯。出了临街的大门，他就沿着人行道的内侧，偷偷摸摸地走到街口的拐角，飞快地窜进了那里的一个门廊。门廊里是奥尼尔酒店昏暗的私室，一进来，他那张紫红的脸就紧紧地贴着临向酒吧柜台的小窗，叫道：

“嘿，帕特，老伙计，给我来杯黑啤酒。”

对方很快给他端来一杯纯正的黑啤酒。法林顿接过杯子，一饮而尽，然后又要了一粒茼蒿籽。他掏出一个便士放在柜台上，也不管对方能不能看见，就像进来时那样，悄悄地溜了出去。

他出来时，二月的黄昏已经被黑夜的迷雾取代，尤斯泰斯大街上的路灯已经亮了。法林顿走过一幢幢房子后进入单位大门，心里想着自己能不能在下班前抄完那份合同。一走上楼梯，他就闻见了一股湿润的浓烈的香水味：很明显，在他外出奥尼尔酒店时，德拉科尔小姐来了办公室。他快速地摘下帽子，把它塞进口袋，然后若无其事地走进了办公室。

“你去哪儿啦？奥莱恩先生一直在找你。”主任严厉地说。

法林顿瞥了一眼柜台旁边站着的两个顾客，好像暗示有他们在场不便回答。主任见那两位顾客都是男的，便冷笑了一下。

“我清楚你那种鬼把戏，”他说，“但一天五次也太……算了，你最好快点找出有关德拉科尔案件的信件，抄好后赶紧给奥莱恩先生送去。”

当着顾客的面被训斥了一番，加上他刚才急匆匆地跑步上楼和之前喝了杯急酒，法林顿的心又慌又乱，当他坐在办公桌前开始抄写时，他才意识到他根本不可能在五点半之前抄完那份合同。

夜晚带着黑暗的潮湿渐渐来临，在他看来，只有在酒吧才能打发这样的夜晚，那里有明亮的煤气灯，酒杯在灯光下晃动着碰撞，朋友们坐在一起开怀畅饮。他很快找出了有关德拉科尔的信件，前往奥莱恩先生的办公室。他在心里祈祷，祈祷奥莱恩先生不会发现缺了最后两封信。

法林顿一迈上通往二楼奥莱恩先生办公室的楼梯，先前闻到的那种湿润而浓烈的香水气味就扑面而来。德拉科尔小姐是个中年妇女，看上去像犹太人。据说奥莱恩先生喜欢巴结她，或者说喜欢巴结她的钱更恰当一些。她常常来办公室，而且一来就待好久。眼下，奥莱恩先生的办公桌的旁边，就坐着浑身散发着浓郁香气的德拉科尔小姐，她一边抚摸着她的伞把，一边点头，帽子上的大黑羽毛也跟着一颤一颤的。奥莱恩先生坐在椅子上，面对着她，悠然自得地将右脚架上了左膝。法林顿把信件放在办公桌上，恭恭敬敬地向他们弯腰致意，可他俩压根没搭理他。奥莱恩先生用手指敲了敲信件，冲他挥了挥，仿佛是说：“行了，你可以走了。”

法林顿回到楼下的办公室，又坐回办公桌前。他愣愣地盯着面前不完整的句子：“在任何情况下，上述伯纳德·鲍德利都不得……”他惊奇地发现，后三个词竟然都是字母“B”开头。主任在催促帕克小姐，训斥她总是不能及时把信件打出来邮寄。法林顿听着打字机的嗒嗒声，神游了几分钟，才开始抄写他的合同。但此时他的脑子里乱糟糟的，他的心早就跑到灯火辉煌、杯盘叮当的酒店中去了。这样的夜晚就该喝点潘趣酒(用葡萄酒与果汁、牛奶、茶和糖调整而成)才是啊。他抄啊抄，写得很卖力，但到五点钟的时候，他发现还有十四页没抄写完。该死！看来他是没法按时完成这项工作了。他心里突然冒出一股强烈的愤怒，他想大声咒骂，或是用拳头使劲砸东西。这种愤怒让他昏了头，居然把“伯纳德·鲍德利”写成了“伯纳德·伯纳德”，害得他不得不把那页重抄一遍。

此时，他觉得自己的精力特别充沛，一个人就可以摧毁整个办公室。他的身体特别想干点什么，想要冲出去和人大干一场。生活给予他的种种屈辱在这一刻都汇集起来，激起了他的怒火……他在想能不能请出纳员私下给他预支点工资？不行，出纳员懦弱胆小，简直无用极了，他决不会预支给他的……他知道去哪里能和那帮弟兄碰头：利奥纳德、奥豪劳恩和努赛·弗林。他的冲动达到了顶点，似乎不来一次纵情的发泄是绝对不行的。

他想这些想得出神，有人叫他竟然都没听到，等别人再次叫他时，他才回过神来。奥莱恩先生和德拉科尔小姐正站在柜台外面，所有的职员都转过身来看着他，预感到某种事情即将发生。法林顿刚站起身来，奥莱恩先生的咒骂就接连不断地传来，说是少了两封信。法林顿说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完全是如实照抄的。奥莱恩先生显然不相信他的话，咒骂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而且言辞十分刻薄而激烈，法林顿用尽全力拼命控制着自己，才没让自己的拳头砸向面前这个矮冬瓜的脑袋。

“我根本不知道还有另外两封信。”他呆头呆脑地说。

“你——不——知道。你当然不知道，”奥莱恩先生说，“告诉我，”他说着瞟了一眼身边的女士，像是要从她那儿获得一点儿赞许似的，他继续说道，“你以为我是傻瓜吗？你以为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吗？”

法林顿看看那位女士的脸，又看看那个长得像颗鸡蛋的秃脑袋，然后又把目光放回那位女士的脸上，嘴里突然冒出一句妙不可言的话：

“我觉得，先生，”他说，“你拿这样一个问题来问我真不太合适。”

听到这话，所有的职员都屏住了呼吸。人们惊呆了(说这句妙语的人也同样吃惊)，而那位健壮、和蔼的德拉科尔小姐却乐得咯咯笑。奥莱恩先生的脸气得通红，看上去就像朵野玫瑰，愤怒使得他的嘴不停地抽搐，他看起来真像个盛怒的侏儒。他冲着法林顿挥动他的拳头，那样子看上去跟某种电机的球形旋钮颤动的样子真是像极了：

“你这个无礼的浑蛋！你这个无礼的浑蛋！我只消动动嘴就能收拾你！你等着瞧吧！你必须为你的无礼向我道歉，否则你就给我滚蛋！我告诉你，要么滚蛋，要么向我道歉！”

他站在办公室对面的过道里，等着看出纳员是否是一个人出来。他就那么等着，直到所有的职员都离开了，出纳员才和主任一起走出办公室。如果他和主任在一起，跟他说什么都没用。法林顿觉得自己的处境真是太糟糕了。因为刚才的无礼，他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奥莱恩先生道歉，可是他心里清楚，那样一来，整个办公室对他而言，就会变成一个马蜂窝。他记得奥莱恩先生是如何把小皮克逼走，让他的侄子坐上那个位子的。他再次感到愤怒在心中熊熊燃烧，烧得他口干舌燥，报复的念头充斥了他的大脑，他恼恨自己，恼恨这里的每一个人。从此以后，奥莱恩先生会让他没有片刻安宁的，他今后的日子将像生活在一座地狱一样。这次他可当了一回彻彻底底真正的傻瓜，他怎么就控制不了自己的舌头呢？不过话说回来，他跟奥莱恩先生一开始就合不来，自从奥莱恩先生听到他与希金斯和帕克小姐聊天，拿他的爱尔兰北部口音开玩笑那天开始，他们之间就产生了隔阂。他本可以找希金斯借些钱的，可希金斯肯定拿不出一分钱来。他一个人要养两个家，当然不可能……

他感觉他那魁梧的身躯又在渴望酒店里的舒适。夜雾已经开始令他感到寒冷，他不知道自己能否成功地向奥尼尔酒店的帕特借点钱。他最多只能借给他一个先令——可一先令一点用也没有。他很清楚当下他必须弄到点钱才行：他最后一个便士已经花在了那杯黑啤酒上，天色一晚就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弄钱了。突然，他的手指摸到了他的表链，弗利特大街上的特里·凯利当铺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对，就这么办！要是早想到这办法就好了。

他快速穿过坦普尔酒吧狭窄的小巷，嘴里小声地嘟囔着，那些烦人的家伙全他妈的可以滚了，因为他要痛痛快快地过一个夜晚。特里·凯利当铺的职员说：“值一个银元(一个银元相当于五个先令)！”但当的人坚持要六个先令；最终当铺的职员给了他六个先令。他高高兴兴地离开当铺，把硬币垒成一个小的圆柱，夹在拇指和其他手指之间把玩。

在威斯特摩兰大街的人行道上，拥满了下了班的青年男女，衣衫破破烂烂的报童穿梭其中，叫卖着各种晚报。法林顿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得意扬扬地观看街上的景象，神气傲慢地盯着那些走在街上的年轻女职员。他的脑袋里满是有轨电车的叮当声和无轨电车的哩哩声，他的鼻子已经闻到了缭绕的酒气。他一边向前走着，一边在脑子里组织词句，好让他给他的伙伴们讲述今天发生的这件事：

“于是，我就看着他——很冷静地看着他，你们懂的，然后又看看她。接着又回过来看着他——一点儿也不慌张，你们懂的。然后，我就对他说，‘你拿这样一个问题来问我真不太合适。’”

在戴维·勃恩酒店，努赛·弗林坐在他常坐的那个角落里，当他听完故事后，向法林顿敬了半杯酒，说这个故事是他听过的故事中最有趣的。法林顿回敬了他一杯。过了一会儿，奥豪劳恩和帕迪·利奥纳德来了，法林顿又绘声绘色地给他们讲了一遍那个故事。奥豪劳恩请大家喝了一杯热饮，然后讲起他在佛恩斯街卡伦公司时和主任顶嘴的故事；不过，由于他的顶嘴采用的是田园诗中自由牧童的方式，因此他的顶嘴可没有法林顿那么巧妙，他自己也承认这点。听完这话，法林顿就提议大家干掉杯中酒，好再来一杯。

正当他们又在点各自喜欢的烈酒时，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竟是希金斯！当然，他加入了这个队伍。在大家的要求下，他又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遍法林顿的那个故事，他讲得非常生动，或许是眼前的五小杯威士忌很好地刺激了他的神经，当他学着奥莱恩先生的样子在法林顿面前挥舞拳头时，逗得每个人都哈哈大笑。接着，他又模仿法林顿的声音说：“照我拍的地方打，随你的便。”而法林顿看着大家，醉眼浑浊面带微笑，不时用下唇吮掉挂在胡须上的酒滴。

那轮酒喝完之后，大家没再要酒了，奥豪劳恩还有钱，可其他几人身上已经没什么钱了；于是大家只好意犹未尽地离开酒店。在杜克大街的拐角，希金斯和努赛·弗林斜向左边去了，其他三个人又折回了城里。天飘起了毛毛细雨，让夜雾笼罩中的街道更加寒冷，当他们走到压舱物管理处时，法林顿提议去苏格兰酒家喝一杯。

酒吧里挤满了人，各种口音嘈杂一片，到处都是碰杯的声音。三个人费力地越过门口那些叫卖火柴的小贩，挤到柜台的一角坐下。他们又开始轮流讲故事。利奥纳德给他们介绍了一位叫韦瑟斯的年轻人，他在提沃利戏院表演杂技，还在其他地方跑龙套。法林顿请大家点酒。韦瑟斯说他想喝一小杯爱尔兰威士忌，加苏打水的那种。法林顿是个酒里行家，一听就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便问其他人是否也来一杯；不过其他人却决定来点热酒。有了韦瑟斯的加入，谈话开始变得富有戏剧性。奥豪劳恩请大家喝了一圈，接着法林顿又请大家喝了一圈，而韦瑟斯抗议他们的热情好客太爱尔兰化了。他许诺带他们去幕后，还要介绍一些漂亮姑娘给他们。奥豪劳恩说他和利奥纳德会去的，但说法林顿不会去，因为他结婚了。法林顿用他浑浊的醉眼斜瞥了他们一下，好像在说他知道他们在取笑他。轮到韦瑟斯请酒时，他只是请大家喝了一小杯药酒，不过随即他许诺说等下还要去普尔贝格大街的缪利根酒店，他们可以在那里见面再喝。

苏格兰酒家关门之后，他们又去到缪利根酒店。他们走进后面的酒厅，奥豪劳恩请大家喝了一小杯特制的烈酒。他们都感到自己有些醉了。正当法林顿要请大家再喝一杯时，韦瑟斯回来了。他这回只要了杯苦啤酒，这让法林顿大大松了一口气。钱如流水般花掉了，但幸好剩下的钱还够他们喝一阵子。

这时，两个头戴大檐帽的年轻女子走了进来，陪她们进来的还有一个穿着花格西装的年轻男人，他们在旁边的一个桌子边坐下了。韦瑟斯和他们打了个招呼，告诉大家他们是从提沃利戏院来的。法林顿的目光时不时停留在其中一个年轻女子的身上。那女子生有一张楚楚动人的面孔，一条孔雀蓝薄纱大头巾围着她的帽子，在下巴处打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她手上戴着一副长及肘部的明黄色的手套。法林顿满含爱慕地盯着她那丰满的胳膊，它们移动起来真是优雅。她似乎发觉了他的注视，所以过了一会儿，她也回望着他，她那双深褐色的大眼睛更让他着迷，那婉转凝眸的神情迷得他神魂颠倒。她看了他一两次，当她和她的伙伴离开时，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椅子，于是她用伦敦口音说了声：“哦，真是抱歉！”他望着她离开，期望她能回头看他一眼，不过他失望了。他怨恨自己没钱，怨恨自己不该请人喝那么多酒，尤其是不该请韦瑟斯喝加苏打水的威士忌。在这世界上，他最恨那些蹭酒喝的人。他被这种懊悔的情绪气昏了头，都没注意听他的朋友们在谈些什么。

等帕迪·利奥纳德叫他，他才回过神来，发现大家在谈论臂力。韦瑟斯正在那儿展示他坚实的二头肌，吹嘘他的力气多么大。因此其他两个人便呼吁法林顿来维护爱尔兰民族的荣誉。于是法林顿也卷起衣袖，绷起二头肌给大家看。大家比着看了看两条胳膊，一致认为他们应当来一场臂力的较量。随即，桌子上的杯子被拿走，两个人把臂肘搭在上面，两只手紧握在一起。帕迪·利奥纳德说声“开始！”两只手腕便开始使劲，努力要把对方的手压倒在桌上。法林顿脸色非常严肃，一副他一定要赢的样子。

较量开始后，大约僵持了三十秒钟，韦瑟斯就慢慢地把对方的手压倒在了桌上。输给这样一个年轻人，法林顿又羞又怒，深酒色的脸变都成了红黑色。

“你不能把身体的重量压在手腕上，这是犯规。”他说。

“谁犯规啦？”另一个说。

“那就再比比。三局两胜。”

于是两人又开始再一次的较量。因为拼命使劲，法林顿额上的青筋暴出，韦瑟斯苍白的面容也红得像朵红牡丹。双方的手和胳膊因为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不住颤抖。经过一番长时间的拼搏，韦瑟斯再次压倒了对方的手。观看这场较量的人低声为他们喝彩。酒保站在桌边，冲胜利者点着他那颗红脑袋，口吻亲切地说：

“瞧瞧！这就是真本事！”

“你他妈的懂什么？”法林顿冲着酒保凶狠地吼道，“这里还轮不着你插嘴！”

“嘘，嘘！”奥豪劳恩连忙阻止说，他已经注意到法林顿脸上的狂怒，于是接着说道：“差不多了，伙计们。再来一小杯，我们就该走了。”

在奥康奈尔桥的拐角处，站着一个脸色阴沉的男人，他在等着开往桑迪蒙特的单节电车来载着带他回家。难以抑制的愤怒和复仇心理充斥着他的心，他觉得他再次被折辱了，他有一肚子的不满和怨气。此时，他一点儿醉意都没有，可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了两个便士了。他诅咒一切。他在办公室的工作已经毁了，他当了表去喝酒，可花光了钱却连醉的感觉都没有。他又开始感到口干舌燥了，他渴望再次回到温暖喧闹的酒店中去。一想到他两次输给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从此以后大力士的名声也没了时，他的心里就充满了怒气。尤其是当他想到那个戴大檐帽的女人、那个蹭了他并对他说“真是抱歉”的女人时，他的愤怒简直让他喘不过气来。

到了谢尔本路，他走下了电车，拖着魁梧的身躯，沿着棚屋墙的阴影向前走去。他讨厌回家。当他从侧门进去后，发现厨房里什么都没有，炉火也快要熄灭了。他冲着楼上吼道：

“艾达！艾达！”

他妻子是个五官清晰的小个子女人。她在丈夫清醒时常常对他呼来喝去，可每当丈夫喝醉了，她就会忍气吞声。他们有五个孩子。一个小男孩从楼上跑了下来。

“谁？”法林顿在黑暗中张望。

“是我，爸爸。”

“你是谁？查理吗？”

“不是，爸爸，我是汤姆。”

“你妈妈呢？”

“她去教堂了。”

“哦……那她给我留晚饭了吗？”

“有的，爸爸。我——”

“你怎么不点灯。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别的孩子都睡了吗？”

叫汤姆的孩子便跑去点灯，法林顿把自己的身体重重地摔进了一把椅子里。他开始模仿着儿子平平的音调，像是半对儿子半对自己似的说道：“去教堂了，去教堂了！”

这时，灯点亮了，他突然一拳砸在桌子上，喊道：

“晚饭给我吃什么？”

“我这就去……做，爸爸。”小男孩说。

他怒气冲冲地从椅子上跳起来，用手指了指炉火。

“在那火上做吗？你把火都弄灭了怎么做！看来我得好好教训你一番了！”

他说着一步跨到门口，抓起放在门后的拐杖。

“我叫你把火弄灭，我叫你把火弄灭！”他一边说，一边卷起袖子，好使胳膊能自由挥舞。

小男孩大声哭喊着：“别打我，爸爸！”

他一边求饶一边绕着桌子跑，想要躲开父亲的追打，可没跑几步，他就被抓住了。小男孩惊慌四顾，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逃，于是绝望地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拐杖便如雨点般落在他的身上。

“哼，看你还敢不敢把火弄灭！”法林顿一边说，一边使劲用拐杖打他，“看我打不死你这个小兔崽子！”

孩子的屁股被拐杖打破了，疼得他发出一连串的尖叫声。他举起双手，攥起拳头，声音因为恐惧而颤抖着，他哭喊道：“别打我，爸爸！

“别打我了，爸爸！我……我会为你祈祷‘万福马利亚’……只要你不打我，我就为你祈祷‘万福马利亚’，爸爸……我会祈祷‘万福马利亚’……”

死者

看楼人的女儿莉莉真是忙得脚不沾地，她才领着一位先生进入到底层营业所后面的餐具间，帮他脱掉大衣，门铃就又响了起来，她不得不匆匆跑过空荡荡的过道，去开门迎接另一位客人。幸亏那些女客人不用她接待。凯特小姐和朱莉娅小姐显然是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于是她们把楼上的浴室改成了女客们的化妆间。

此刻，凯特小姐和朱莉娅小姐就坐在那个化妆间里，嘻嘻哈哈地聊着天，有事没事地瞎忙和，还时不时走到楼梯口，靠着扶手栏杆往下张望，大声呼喊莉莉，问她来的是谁。

摩根家的几位小姐每年都会举办一次舞会，这向来都是一件大事。她们会邀请所有她们认识的人前来参加，这其中包括家庭的所有成员，家人的老朋友，朱莉娅唱诗班里的成员，凯特教过的一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学生，甚至玛丽·简的一些学生有的也会前来。

她们的舞会每一次办得都很成功。人们还记得，这舞会开了好多年了，一次比一次精彩。自从哥哥帕特死后，凯特和朱莉娅就带着玛丽·简——她们唯一的侄女儿，搬离了斯托尼·巴特的那幢房子，住进了阿雪岛上的这幢幽暗、冷落的房子里，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她们从楼下做粮食生意的富勒姆先生手里租下了楼上的这一层，已经住了足足三十个年头了。玛丽·简那时候还是个穿短衫裤的小姑娘，如今已经成为这个家的顶梁柱了。海丁顿街上的那架管风琴就归她享有。她已经从音乐学校毕业，不过每年她都要在老音乐厅的楼上开一次学生演奏会。她的学生中许多都是金斯顿和达尔基一带上流阶层的子女。她的姨妈们虽然上了年纪，却都还在卖力工作。朱莉娅的两鬓都已经斑白了，可她仍然担任着“亚当与夏娃”唱诗班的第一女高音；凯特，因为身体虚弱，不能再到处奔波，就在后屋那架老式方型大钢琴上给启蒙学生教教音乐课。看楼人的女儿莉莉，则包揽了她们家女仆的活儿。

虽然她们生活简朴，却坚持在吃上要讲究，食物一定得买最好的：牛里脊肉要带菱形骨头的，茶叶要三先令一磅的，黑啤酒要喝那种瓶子最好看的。莉莉照吩咐做事，很少出差错，所以她跟三位女主人处得还不错。她们就是爱瞎忙活，如此而已。对于莉莉，三位女主人唯一不能忍受的就是她喜欢跟她们顶嘴。

当然，在这样一个晚上，她们有理由在那里大惊小怪地瞎忙活。早就过了十点钟，可加布里埃尔和他妻子还没出现。此外，她们还担心弗雷狄·马林斯会喝得醉醺醺地前来。她们可不想玛莉·简的任何一个学生看见他那副醉醺醺的模样；而且他一喝醉，就变得不受控制。弗雷狄·马林斯迟到倒不是什么稀奇事，但加布里埃尔还没来，就让她们很奇怪了，她们猜想他可能是被什么事绊住脚了。于是，每隔两分钟，她们就要走到楼梯扶手处，问莉莉加布里埃尔或是弗雷狄来了没有。

“噢，康罗伊先生，”莉莉为加布里埃尔开门时对他说，“凯特小姐和朱莉娅小姐还以为您不会来了呢。晚上好，康罗伊太太。”

“我就知道她们会这么想的，”加布里埃尔说，“可是她们忘记了，我这位太太每次出门前，都得花三个钟头来打扮自己啊。”

他站在擦鞋垫上，努力想蹭掉他套鞋上的雪，而莉莉则领着他妻子去了楼梯口，冲上面喊了一声：“凯特小姐，康罗伊太太来了。”

凯特和朱莉娅听到后，便马上蹒跚着走下幽暗的楼梯。她俩依次亲吻了加布里埃尔的妻子，说她肯定给冻坏了，随后她们又问加布里埃尔是否跟她一道来了。

“我在这儿呢，我可是跟邮件一样准时呢，凯特姨妈！你们先上去吧，我马上就来。”加布里埃尔在暗处大声说。

三个女人说说笑笑着，朝楼上女化妆室走去，加布里埃尔还在那儿继续使劲蹭他的鞋。薄薄一层雪覆盖在他的肩膀上，就像给他的大衣加了一条白色的披肩；雪还覆盖在他的套鞋上，看起来就像鞋头上的花纹；当他解开冻硬的粗呢大衣上的纽扣时，甚至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响，就连他衣服的缝隙和褶皱中，也透出一股清冽的寒气来。

“雪还没停吗，康罗伊先生？”莉莉问。

她领着他走进餐具间，帮他脱掉身上的大衣。加布里埃尔听她称呼自己姓时发出的那三个音节，微微笑了笑，瞅了她一眼。她是个身材细长的姑娘，应该正在长个儿，脸色有些发白，头发像干草那样黄。在小房间里的煤气灯的照耀下，她的脸色好像显得更苍白了。加布里埃尔还记得她小时候的样子，她总是抱着个破布娃娃坐在楼梯口。

“对，还在下呢，莉莉，”他回答，“没准儿会下一整夜呢。”

他抬起头，望了望餐具间的天花板，天花板被楼上脚步的踢踏和拖曳震得直晃动了，他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钢琴声，然后又瞅瞅莉莉，她正在那儿仔细叠着他的大衣。

“嘿，莉莉，”他很和气地问道，“你现在还上学吗？”

“噢，不上了，先生，”她回答，“我今年开始不上学了，以后也不会上学了。”

“是吗？”加布里埃尔快活地说，“看来我们很快就要去参加你和某个年轻小伙儿的婚礼了，是吧？”

女孩抬起头瞥了他一眼，口气忿忿地说：

“现在的男人都只会说好听话，占尽你的便宜。”

听了这话，加布里埃尔脸红了，感觉自己好像说错了话，不敢再看莉莉，于是，他不再说话， 只是脱下自己的套鞋，然后用他的厚手套擦着他的漆皮鞋。

加布里埃尔是个健壮的年轻人，个子很高。他脸颊上红润的血色甚至向上延展到他的额际，在那儿散成几小块淡淡的红斑；他的脸刮得干干净净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遮挡住了他那双灵敏的、四处转动的眼睛，只看见眼镜上光洁的镜片和铮亮的镀金框架闪闪发亮。他有一头富有光泽的黑发，它们从中间分开，又长又弯地梳向耳后，在帽子压过的地方，头发有些轻微的卷曲。

直到把鞋子擦得锃亮，他才站直身子，把背心向下拉一拉，使它更贴身地罩在他丰满的躯体上。然后他迅速从口袋里地掏出一枚硬币来。

“喔，莉莉，”他一边说，一边把硬币塞进她手里，“过圣诞节了，不是吗？不过是……一点小意思……”

说完，他迅速向门外走去。

“噢，不，先生！”女孩子跟在后面，大声叫他，“真的，先生，我不能要。”

“过圣诞节！过圣诞节！”加布里埃尔一边说，一边小跑着奔上楼梯，同时向她挥挥手，示意她把钱收下。

莉莉见他已经上了楼梯，便在他身后大声地说：

“那么，谢谢您了，先生。”

他站在客厅门外，等着客厅里那支华尔兹结束，听着衣裾扫过门边和脚步在地板上拖动的声音。他又想到了莉莉那句忿忿的回话，这仍然使他感到不安，让他感到莫名的抑郁。他拉拉自己的袖口，又整一整脖子上的领结，试图驱散这种抑郁。然后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仔细看了看，那上面是他为这次演讲列的提纲。他还没想好要不要引用罗伯特·勃朗宁的几句诗，因为他怕听众听不懂这些字眼。他想，或许他应该引用几段莎士比亚或是歌曲集上的话，这样听众对那些或许会更熟悉一些。听着这些人粗鲁地顿脚和鞋底在地板拖曳的声音，他突然意识到，他们受文化教育的程度和他不同，如果他引用他们听不懂的诗，只会让自己陷入尴尬。他们可能会想，他是在炫耀他受过高等教育。这样一来，他和他们就没法交流，就像他在楼下餐具间里跟那个姑娘没法交流一样。他定错了调子，他准备的整个演讲都不合时宜，他觉得这真是太失败了。

这时候，他的姨妈和他的妻子走出了女客化妆室。他的姨妈是两个身材矮小、衣着朴素的老妇人。

朱莉娅姨妈大约高上一英寸左右。她的头发已经灰白，向下披着盖住耳朵尖；她那张大脸也是灰白色的，但颜色比头发要深一些，脸上的皮肤看上去也十分松弛。虽然她身体结实，站姿端正，但她的眼睛显得呆板迟钝，微微张开着的嘴唇，让她看起来很迷茫的样子，似乎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

相比之下，凯特姨妈就要有生气一些。她的脸色比她妹妹的脸色好一些，虽然皱纹和褶子布满了她的整张脸，看上去就像一只干巴巴的红苹果，不过她的头发是那种还没有失去成熟的胡桃颜色，被编成了一个老式的发型。

她俩都疼爱地吻了加布里埃尔。他是她们心爱的外甥——死去的姐姐爱伦的儿子，她的丈夫是港口船坞公司的特·捷·康罗伊。

“格莉塔告诉我，你们今天晚上不打算坐出租马车回蒙克斯顿了，是吗，加布里埃尔？”凯特姨妈问道。

“是的，不回去了，”加布里埃尔说着，把身子转向她的妻子，“我们去年可吃了大苦头了，不是吗？凯特姨妈，你都不知道那天格莉塔被冻得有多惨。一路上马车的窗户都被风刮得哗啦啦直响，车到了梅里翁后，东风更是拼命往车里灌，可把我们冷得够呛。格莉塔因此得了重感冒。”

凯特姨妈皱着眉听着，表情严肃，他说每句话她都点一次头。

“就该这样，加布里埃尔，就该这样，”她说，“小心点总是没错的。”

“可要是格莉塔来说，”加布里埃尔说，“只要没人拦着她，她肯定愿意顶着风雪走回家去。”

康罗伊太太笑了。

“别听他瞎说，凯特姨妈，”她说，“他就是这么烦人，他总是要在晚上用绿灯罩，说是为了保护汤姆的眼睛，又逼着他练哑铃，还强迫伊娃吃麦片粥呀什么的。可怜的孩子！她一看见麦片粥就烦！……哦，你们肯定想不到，他逼着我今天晚上穿什么衣服？”

康罗伊太太说着咯咯地笑了起来，她瞥了一眼她的丈夫，发现他正用一双饱含爱慕的眼睛盯着她的衣服，然后又把目光上移到她的面孔和头发上。两位姨妈也露出了亲切的笑容，因为她们深知加布里埃尔的婆婆妈妈的作风，常常为这个笑话他。

“套鞋！”康罗伊太太说，“这是最近才出的一个玩意儿。只要路面有点潮湿，我就得穿上套鞋。甚至今天晚上，他也要我穿上套鞋，我坚决不肯。我看，下次他就该给我买套潜水服了。”

加布里埃尔尴尬地笑着，然后拍了拍领结，试图让自己沉着一点。凯特姨妈已经被这个笑话逗乐了，她笑得都直不起腰来了。朱莉娅姨妈笑了一会儿，脸色又重新变得严肃，她用一双直勾勾的眼睛看着她外甥的脸庞。停了一会儿，她问：

“什么是套鞋呀，加布里埃尔？”

“套鞋？朱莉娅！”她的姐姐凯特惊讶地说，“天哪，你居然不知道什么是套鞋？它……它是穿在靴子外面的东西，格莉塔，对吧？”

“是的，”康罗伊太太说，“它用古塔胶做的。我们俩各自有一双了。加布里埃尔说欧洲大陆的人都喜欢穿它。”

加布里埃尔拧起眉头，好像有点恼怒：

“这没什么奇怪的，可格莉塔就是觉得很好笑，她说，‘套鞋’这个词总让她想起克瑞斯蒂剧团(那是美国人乔治·克瑞斯蒂于十九世纪在纽约创办的一种剧团，由白人扮演黑人演唱黑人歌曲，这个叫法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那些滑稽的演员。”

“可是，告诉我，加布里埃尔，”凯特姨妈思路敏捷、措词得体地说，“你应该订好房间了吧，我听格莉塔说……”

“噢，房间的事您不用担心，”加布里埃尔回答道，“我已经在格列沙姆订了一个房间。”

“哦，是吗？”凯特姨妈说，“那可真是太好了。还有孩子们呢，格莉塔，你不担心他们吗？”

“哦，就一个晚上嘛，”康罗伊太太说，“再说，贝茜会把他们照顾得很好的。”

“说实话，”凯特姨妈又说了，“有她那样一个尽心尽责的保姆该多省心啊！你瞧瞧我这儿的那个莉莉，也不知道她这阵子怎么了，跟以前比真是完全变了个样。”

加布里埃尔正想向姨妈问问莉莉的情况，但她突然停住话，转头注视着正晃晃悠悠下楼的妹妹朱莉娅，只见她一边往下走，一边从楼梯扶手上伸长脖子朝下望。

“茱莉娅，我问你，”她几乎是烦躁地说，“你这是要上哪儿去？朱莉娅！朱莉娅！你上哪儿去呀？”

朱莉娅已经走到楼梯的中间了，然后她又回来了，不动声色地报告说：

“弗雷狄来了。”

与此同时，客厅传来一阵掌声，在掌声中钢琴手弹完了最后的装饰性乐段，这宣告着华尔兹舞结束了。客厅门从里向外打开，几对舞伴从里面走了出来。凯特姨妈急忙把加布里埃尔拉向一边，在他耳边低声说道：

“加布里埃尔，好孩子，麻烦你下楼瞧瞧去，看他对不对头，要是他喝醉了，千万别让他上楼来。我敢说他喝醉了。肯定是这样。”

加布里埃尔走到楼梯口，靠在扶手栏杆上，竖起耳朵听楼下的动静。他听见有两个人在餐具间说话。然后他听到了弗雷狄·马林斯的笑声。于是，他咚咚咚地快步走下楼去。

“有加布里埃尔在这儿，真是让人放心，”凯特姨妈对康罗伊太太说，“有他在这儿，我心里总是轻松点儿……朱莉娅，瞧，得让戴丽小姐跟鲍尔小姐吃点儿点心才行。戴丽小姐，谢谢您，您刚才弹的华尔兹舞曲真是动听极了，真叫人觉着愉快。”

一个面容干瘪的高个子男人正从客厅走出来，他留着一撮硬挺的灰白小胡髭，皮肤黝黑，旁边跟着的是他的舞伴。男人走到她们跟前，说道：

“我们也可以来点儿点心吗，摩根小姐？”

“朱莉娅，”凯特姨妈立即说，“这是布朗先生和弗朗小姐。朱莉娅，你陪着他们跟戴丽小姐和鲍尔小姐一道去吃点儿吧。”

“我是个讨女士们喜欢的人。”布朗先生说，并撅起他的嘴巴，撅得小胡子都翘直了。此刻，他正笑着，笑得满脸都是皱纹，他说：“您知道，摩根小姐，她们之所以那么喜欢我，就是因为……”

他下面的话没说出来，因为他发现凯特姨妈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于是马上就陪三位女客往后屋去了。在后屋中间，两张方桌拼在一起，朱莉娅姨妈正和看门人合力拉直一张大台布，然后把它平铺在桌子上。餐具柜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排杯盘碗碟，还有一束束的刀叉和汤匙。方型大钢琴被合上了盖子，好拿它的顶部当餐具柜用，上面摆放着多种多样的菜肴和甜食。在屋角一只小些的餐具柜前，站着两个年轻人，他们正在喝苦味蛇麻子啤酒。

布朗先生领着那三位女士去了小餐具柜前，开玩笑地请她们三位都尝点儿女宾用的混合甜饮料，又热，又浓，又甜。但她们说她们从没喝过烈性的饮料，于是他为她们开了三瓶柠檬水。然后他请其中一位年轻人让一让，拿起有玻璃塞的细颈酒瓶，给自己斟了一杯满满当当的威士忌。年轻人盯着他，看他喝了一口酒，目光中满是钦佩。

“上帝帮忙，”他笑眯眯地说，“这是我的医生嘱咐我喝的。”

他干瘪的脸上浮现出灿烂的笑容，三位女士都被他的话逗笑了，笑得前后摇晃着身子，肩膀直抖。其中一位女士大着胆子说：

“噢，布朗先生呀，我敢说医生才不会这么嘱咐你呢。”

布朗先生又喝了一口他的威士忌，侧身做了个鬼脸，说道：

“啊，你们瞧，我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卡西迪太太，她曾经说过：‘喂，玛丽·格兰姆斯，要是我不喝，您就强迫我喝，因为我感觉我需要喝。’”

由于他向前探去的脸离女士们太近了，散发出灼人的热气，他那伪装出来的都柏林腔调也显得十分粗俗，所以这些年轻女士很本能地没有做出反应，都一声不吭。弗朗小姐是玛丽·简的一个学生，此时她转头问戴丽小姐她刚才弹的那支华尔兹舞曲叫什么名字；布朗先生发觉女士们不注意他了，便立即将脸转向两位青年，觉得他们和他可能更谈得来一些。

一位脸色红润、穿着紫蓝色衣裳的年轻女人走了进来，拍着手激动地喊道：

“跳四对舞了！跳四对舞了！”

凯特姨妈也跟着她走了进来，大声说：

“有两位先生和三位女士啊，玛丽·简！”

“哦，这是伯金先生和克里根先生啊，”玛丽·简说，“克里根先生，您愿意陪鲍尔小姐跳舞吗？弗朗小姐，让伯金先生做你的舞伴，怎么样？哦，这不就好了吗。”

“有三位女士呢，玛丽·简。”凯特姨妈提醒说。

两位年轻人过来邀请三位女士跳舞，玛丽·简转向戴丽小姐。

“噢，戴丽小姐，您弹的那两场舞曲真是太棒了，很抱歉，我们今天晚上的男舞伴太少了。”

“没关系的，摩根小姐。”

“不过我会给你介绍一个出色的舞伴的，他就是巴特尔·达西先生，那位男高音。晚点的时候我还要请他唱一曲。他现在可是整个都柏林谈论的对象呢。”

“漂亮的嗓子，漂亮的嗓子！”凯特姨妈说。

钢琴已经两次弹起第一节舞的序曲，于是玛丽·简赶紧带着她请到的几位客人走出屋子。她们刚出去，朱莉娅姨妈就慢腾腾地踱进来，一边走一边扭头朝身后望。

“你干什么呀，朱莉娅？”凯特姨妈急切地问，“是谁呀？”

朱莉娅手拿一卷餐巾纸进来，听见她姐姐的声音似乎吓了一跳，她支支吾吾地回答说：

“是弗雷狄，凯特，加布里埃尔陪着他呢。”

其实，加布里埃尔已经出现在她身后了，他正领着弗雷狄·马林斯迈上楼梯的最后一个台阶，来到了二楼。

弗雷狄·马林斯大约四十岁，身材个头都和加布里埃尔很相似，只是他的两个肩头要圆一些。他肥胖的脸没有一丝血色，只有厚厚的两只向下挂着的耳垂上和两扇鼻翼上有点红润。他相貌粗俗，鼻子很塌，额头高高凸起，突然又向后斜缩回去，嘴唇肿胀往外凸。他的眼皮厚厚的，使得眼睛看起来很呆板。头顶没几根头发，还都乱糟糟地耸立着，看起来就像刚从被窝里被人硬拉出来没睡醒的样子。上楼梯时，他正在给加布里埃尔讲一个故事，一讲到关键处，他就乐不可支，用他左手拳头的指关节来回擦着他的左眼。

“晚上好，弗雷狄。”朱莉娅姨妈说。

弗雷狄·马林斯向几位摩根小姐问候了“晚上好”，但态度算不上恭敬，因为他说话向来都是那样怪声怪气。随后，他看见了布朗先生，他正站在餐具柜边咧开嘴冲他笑，于是他就踉踉跄跄地走了过去，重新给他讲那个他刚刚讲给加布里埃尔的故事。

“他还不算太糟，是吗？”凯特姨妈对加布里埃尔说。

加布里埃尔拧起眉头，但很快又舒展开来，回答说：

“哦，是的，几乎看不出来。”

“他可真不招人喜欢，不是吗？”她说，“他可怜的妈妈可是在除夕晚上要他起过誓的。不过，走吧，加布里埃尔，咱们到客厅去。”

在她跟加布里埃尔迈出这间屋子之前，她皱皱眉头，竖起食指，冲着布朗先生来回摇晃，这是他们打的暗号，是凯特姨妈在提醒他一些事。布朗先生点点头，表示他知道了，等她一走，他便对弗雷狄·马林斯说：

“那么，弗雷狄，你得打起精神来，来一杯柠檬水怎么样？”

弗雷狄·马林斯正要讲到故事的关键处，于是他不耐烦地挥挥手，不听他的，然而布朗先生还是提醒他注意他的衣服有不整齐的地方，然后递给他满满一杯柠檬水。弗雷狄·马林斯伸出左手，接下玻璃杯，右手则忙着机械地调整着他的衣服。布朗先生再次笑得满脸皱纹，他给他自己的杯子又斟满了威士忌。这时，弗雷狄·马林斯的故事也快要进入高潮了，他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这笑声就像一个人在高声咳嗽似的，他放下那杯还没喝过的、满得溢出来的柠檬水，开始用他左手拳头的指关节来回擦着左眼睛，尽管他还没停住笑，但他还是极力要把他最后一段话再重复一遍。

在客厅里，大家都安静地听着玛丽·简演奏她学院式的曲子，曲子中满是速奏和困难的乐段，这真是让加布里埃尔听不下去。他喜欢音乐，但他觉得她弹的这首曲子没有什么优美的旋律，并且他还怀疑其他听众是否真的觉得这首曲子的旋律优美，虽然是他们请求玛丽·简弹的。

四个年轻人从吃点心的房间出来，听到钢琴声便停在门口听了一会儿，但几分钟后就两个两个地走开了。能够领略这音乐的似乎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玛丽·简自己，她的两只手飞速地敲击着不同的琴键，或是在停顿的间歇高举着双手，那模样就像一个女祭司在念着咒语；另一个就是凯特姨妈，她站在玛丽·简旁边为她翻乐谱。

在庞大笨重的枝型吊灯照耀下，涂满蜂蜡的地板闪闪发光，这强烈的光线刺激得加布里埃尔几乎睁不开眼睛，于是他把目光转向钢琴上方的墙壁上去。那儿挂着一幅画，画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阳台上的那一幕场景，旁边的那幅画是伦敦古堡中被谋害的两个王子，那是朱莉娅姨妈年轻时用红、蓝、褐三色绒线绣成的。大概在她们上的那所学校里，这类手艺是必须要学的。加布里埃尔记得有一年他过生日，他母亲曾给他做过一件紫色波纹毛葛背心，当做他的生日礼物。那件背心外面有小狐狸头花样，衬里是褐色段子，还搭配有深紫红色的圆形纽扣。不过说来奇怪，他母亲居然一点儿音乐天赋也没有，虽然凯特姨妈总是叫她摩根家的智囊。对于有这么一位气质高贵大方的姐姐，她和朱莉娅两人一直感到很自豪。

加布里埃尔母亲的照片就摆在穿衣镜前。照片中的她膝头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正给康斯坦丁指着看书里的什么字句，他穿一身海军服躺在她脚边。儿子们的名字都是她指定的，因为她很在意整个家族的尊严。多亏她，康斯坦丁才能在贝尔布里根当高级牧师，也多亏她，加布里埃尔才能在皇家大学取得了学位。但他一想到她曾板着脸反对他婚姻的情景时，他的脸色就浮现出一丝阴郁。他至今仍能回想起从她嘴里吐出的那几个轻蔑字眼，这让他的心到现在都隐隐作痛；有一回她说格莉塔像个乡下人一样矫揉造作，这根本不是事实。在她生病卧床的最后时光里，都是格莉塔在照顾她。

他听到玛丽·简又重新弹起了开头时的旋律，每一小节后面都来一段溜音阶的速奏，心里明白这首曲子快要弹完了。在他等待曲子结束的期间，内心对母亲的怨恨渐渐消逝了。乐曲最后以一段高音部八度颤音和一段结尾的低音部八度音阶而告终。听众热烈地拍掌祝贺玛丽·简，她则红着脸，神经紧张地收起乐谱，从屋里逃似的跑出去。拍掌拍得最响的是站在门口的那四个年轻人，他们在曲子开始时离开去吃点心了，但等到琴声停止时又迅速出现在了门口。

接下来，开始安排大家跳四对舞了。加布里埃尔被安排给艾弗丝小姐做舞伴。艾弗丝小姐是个说话直来直去的健谈的年轻小姐，脸上有雀斑，棕黄色的眼睛有些往前凸。她没有像其他年轻小姐一样穿低领的紧身胸衣，但在衣服的领子正面别了一枚大大的胸针，上面刻有爱尔兰文题铭和格言。

当他们站好位置时，她突然对他说：

“我有件事情要问问你。”

“问我？”加布里埃尔有点疑惑。

她严肃地点点头。

“什么事情？”加布里埃尔看着她一本正经的样子，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加·康是谁？”艾弗丝小姐抬头看着他的眼睛。

加布里埃尔被她看得脸红了，正打算皱起眉毛，装作自己没听说过这个人，这时她直截了当地说道：

“哎，别装了！你居然在给《每日快报》写文章呢。嘿，您难道不觉得害臊吗？”

“我干吗要害臊？”加布里埃尔眨眨眼睛，试图挤出点笑容。

“我可替你害臊呢，”艾弗丝小姐直率地说，“你怎么会给那种报纸写东西。我真没想到你会是个西布立吞人(古代盎格鲁-撒克逊人，曾入侵以前住在不列颠岛上的凯尔特族人，后被迫退入西部山地，逐渐形成近代威尔士人；也有一部分渡海迁居高卢的阿尔魔利卡。此处艾弗丝只是用这个词讽刺加布里埃尔的行为不像个爱尔兰人)。”

加布里埃尔脸上露出一丝懊恼。的确，每个星期三，《每日快报》文学评论栏都会登载他写的一篇文章，他因此能获得十五个先令的报酬。但不能因为这个就说他是一个西布立吞人啊。比起那点微薄的稿酬，他更喜欢的是那些送来让他评论的书。他喜欢抚摸新出版的书的封面，翻翻其中的书页。每天当他在学院里讲完课后，几乎都会去逛逛沿海码头一带的旧书店，去巴切勒路的希基书店、阿斯顿码头上的韦布书店或梅西书店，或是去附近一条小街道上的奥克洛希西书店。

他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艾弗丝的指责。他想说，文学是超越政治的。然而，他们认识很多年了，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先是读大学，后来当老师，所以他不敢和她讲什么大道理，那太冒险了。他继续眨巴眼睛，试图挤出一点笑容，笨嘴笨舌地嘟囔，说他实在看不出写书评和政治有什么关系。

轮到他俩转到对面去的时候，他还是一副惊慌不安的样子。这时，艾弗丝小姐热情地一把抓紧他的手，语气也显得温柔而友好起来：

“好啦，我是跟你开玩笑的。来吧。咱们该过去了。”

等他俩又跳到了一块儿的时候，她谈起了大学的问题，这让加布里埃尔顿时松了一口气。原来是她的一位朋友给她看了一篇加布里埃尔评论勃朗宁诗歌的文章，这样她才发现了他的秘密，不过对于那篇评论她是非常喜欢的。后来她突然说：

“噢，康罗伊先生，您今年夏天有没有去阿兰岛旅行的打算？我们要在那儿待整整一个月。去大西洋里小住上一些日子，真是不错的选择，你应该来。克兰西先生要来，还有基尔肯尼和凯斯林·卡尼。格莉塔愿意来的话再好不过了，我记得她是康诺特人，对吧？”

“她老家是在那儿。”加布里埃尔简短地回答道。

“您会参加的，对吗？”艾弗丝小姐说着，把她的一只温热的手热切地放在了他的胳膊上。

“事实上，”加布里埃尔说，“我已经安排了要上……”

“去哪儿？”艾弗丝小姐问道。

“啊，你知道的，我每年都和几个朋友出去兜一圈，这样可以……”

“你们去哪儿呢？”艾弗丝小姐问。

“啊，我们通常是去法国，也可能去比利时或德国。”加布里埃尔尴尬地答道。

“为什么你要去法国和比利时呢，”艾弗丝小姐说，“而不是选择在自己的国土上游历一番呢？”

“啊，”加布里埃尔说，“想要深入了解那几种语言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我想换换地方呼吸一下其他国度的空气。”

“难道你就不想深入了解你自己的语言——爱尔兰语吗？”艾弗丝小姐的口气中含有质问的意味。

“啊，”加布里埃尔说，“这个啊，你知道，爱尔兰语并不是我的母语。”

他说完这话，发现其他人都转过头来看着他俩。加布里埃尔明显紧张起来，他东瞅瞅，西看看，额头上泛起了红晕，他努力想要克服心理的紧张，保持一个好的情绪。

“您难道没有自己的土地值得去游历吗？”艾弗丝小姐似乎不依不饶，她接着说，“还是说你对你的国家、你的人民、你的土地根本就一无所知？”

“噢，实话告诉你吧，”加布里埃尔突然怒气冲冲地说道，“我已经受够这些了，真是受够了！”

“为什么？”艾弗丝小姐问。

加布里埃尔没有回答，因为他发现自己的情绪过于激动了。

“为什么？”艾弗丝小姐又问一次。

到了他俩要加入大家一起跳舞的环节了，但是加布里埃尔还没有回答她的问题。于是艾弗丝小姐温和地说：

“当然咯，您没法回答。”

加布里埃尔努力想要掩饰自己的激动，于是他非常卖力地跳舞。他不再看她，因为他知道她处于愠怒中。然而当大家连成一串，而他又挨着她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他的手被她紧紧地抓住了。她的眼睛从眉毛下看着他，眼神十分古怪，直看得他露出尴尬的微笑。然后，正当排成一串的人要重新散开时，她踮起脚尖，悄悄在他耳边说了句：

“西布立吞人！”

四对舞跳完了，加布里埃尔走得远远的，他向远处的一个角落走去，那里正坐着弗雷狄·马林斯的母亲。她是一位身材矮胖、身体虚弱的老太太，头发已经全白了。她的嗓音也有点儿发噎，这点她跟她儿子一样，所以她说话显得有些结巴。很明显已经有人告诉她弗雷狄来了，说他一切都还好，没出什么差错。加布里埃尔询问她渡海峡时情况怎样。她住在格拉斯哥，跟她出嫁的女儿住在一起，不过每年她都会回都柏林来玩一趟。她温和地回答说，她渡海峡时平稳极了，船长给予了她特别的照顾。她还谈起她女儿在格拉斯哥的房子有多漂亮，谈起他们那儿的朋友们有多和气。加布里埃尔听着她唠唠叨叨地说着那些琐碎的事，期望这样能清除掉脑子里那段他和艾弗丝小姐不愉快的插曲。这个女孩，或者说女人更恰当，不管她是什么吧，虽然她很热心，可是说话做事总得看时候吧，当然，他也有错，或许他不该给出那样的回答。可是她也没权利当众叫他西布立吞人呀，就是开玩笑也不行。她就是打算故意刁难他的，想看他在大家面前出丑，当众给他难堪，还用红通通的眼睛瞪着他。

这个空当，他看见妻子正穿过跳着华尔兹舞的人群，向他走来。她走到他面前，在他的耳朵边低声说道：

“加布里埃尔，凯特姨妈想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像往年一样切鹅肉。戴丽小姐切火腿，我来切布丁。”

“好的。”加布里埃尔说。

“这场华尔兹一结束，她就会打发那些年轻客人出去，这样餐桌旁边就只剩下我们了。”

“你跳舞了吗？”加布里埃尔问。

“当然跳了。你没看见我吗？你和莫莉·艾弗丝两个人嚷嚷什么呢？”

“我没嚷嚷，怎么？她说我嚷嚷了？”

“差不多吧。我得去请那位达西先生唱一首歌。不过他看起来好像挺自以为是的。”

“我没嚷嚷，”加布里埃尔不愉快地说，“只是她要我去爱尔兰西部玩一趟，我说我不去。”

听到这话，妻子兴奋地一拍手，轻轻一跳。

“干吗不去，加布里埃尔？”她喊着说，“我还想再看看盖尔维呢。”

“你要是想去，你就自己去。”加布里埃尔显然还没从刚才那个尴尬的处境中解脱出来，于是冷冷地说。

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转向马林斯太太说：

“瞧瞧，瞧瞧，我这个丈夫真是顶呱呱！马林斯太太。”

她穿过房间回到原来待的地方去了，显然马林斯太太并没有在意这段插曲，她还在继续为加布里埃尔讲述苏格兰的美丽去处和美丽的风景。她饶有兴趣地说她女婿每年都带她们去湖泊区游览，他们每次都钓鱼。她还不无自豪地说她女婿钓鱼的技术真是棒极了，有一天，他钓到一条很大很漂亮的鱼，旅馆的主人就帮他们烧好，让他们当晚餐吃呢。

加布里埃尔已经没有心思听她在讲些什么了。晚餐就要开始了，他又开始仔细考虑他的演讲和引文。这时，他看见弗雷狄·马林斯穿过屋子，朝他的母亲走来，便站起身来，把椅子让给了弗雷狄坐，而他自己则斜靠在墙旁，紧挨着窗口站着。

房间很快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后屋里传来一阵盘子和刀叉磕碰的声音。待在客厅里的人似乎也没什么心思跳舞了，于是，几个人几个人地聚成一团小声地聊天。百无聊赖的加布里埃尔抬起温热、颤抖的手指，轻轻敲着冰冷的窗玻璃。外面怕是很冷吧！如果一个人出去，先沿着河岸走走，再穿过公园散散步，该是多么惬意啊！树枝上一定被雪花覆盖着，威灵顿(1769～1852，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军将领，以指挥滑铁卢战役闻名)纪念碑顶上肯定也有一顶雪堆成的白帽子。要是在那儿待着，肯定比待在晚餐桌旁舒服得多啊！

他又在心里匆匆温习了一遍他的讲演提纲：爱尔兰人的热情好客、悲伤的回忆、美惠三女神(指希腊神话中为人间带来美丽欢乐的三位女神：光辉女神阿格莱亚，激励女神塔利亚，欢乐女神欧佛洛绪涅)、帕里斯、勃朗宁的诗句。接着他又在心里默念了一遍他在评论中写过的句子：“你感觉自己正在听一段扰人心绪的音乐。”艾弗丝小姐称赞过这篇评论。她的称赞是发自肺腑的吗？她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真正拥有她自己的生活吗？在今天晚上之前，他们俩人从没有过什么矛盾。一想到在他发言的时候，她会坐在晚餐桌旁，用一双满含批评和嘲弄的眼睛望着他，他就心慌得厉害。也许她巴不得看到他演讲失败吧。突然，一个想法在他脑海里闪现，这给了他一种力量。他将在提到凯特姨妈和朱莉娅姨妈时这样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中间那正在逐渐衰老的一代人可能有缺点，但在我看来，他们身上是有某些优秀品质的，比如热情好客、幽默和慈爱，这些品质恰恰是那些人，那些在我们周围成长着的、受过太多教育、过度严肃的新的一代人所缺少的。”好极了，这段话就是说给艾弗丝小姐听的。他心里想他的姨妈们只不过是两个没什么学识的老太太，有什么可在乎的呢？

房间里突然有一阵低语声，他的思绪便被这窃窃私语打断了。布朗先生像个骑士一样，正护卫着朱莉娅姨妈走了进来，她倚在他的手臂上，低着头，脸上带着微笑。现场爆发出一阵凌乱的掌声，布朗先生一直送她来到钢琴前。等到玛丽·简在琴凳上坐好，朱莉娅姨妈就收了脸上的微笑，她半转过身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声音能清楚地传遍整个房间，这时掌声也渐渐停下来。加布里埃尔听出了那个序曲，那是朱莉娅姨妈写的一首老歌——《穿好嫁衣》。她的声音铿锵有力，气势十足地跟着那一段段快速变化的曲调放声歌唱。虽然她唱得很快，却连一个最细微的装饰音也没有漏掉。不用去看歌者的表情，只需闭上眼睛，用心去倾听这歌声，就能充分感受并且分享到那迅疾而可靠的灵感所引起的激情。

歌声停下时，加布里埃尔和其他人一起为朱莉娅姨妈热烈地鼓掌，在他视线难以达到的晚餐桌旁也传来了响亮的掌声。掌声听来是那样真诚，以致朱莉娅姨妈的脸上泛起了一抹红晕，她俯身把那本封面上有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的旧皮面歌本，放回了乐谱架上。弗雷狄·马林斯歪着脑袋，好像这样的姿势可以看得更清楚些。掌声渐渐停了，只有他还在大声地鼓掌，并且和他母亲热烈地谈论着，他的母亲脸色很庄重，慢悠悠地点着头，很显然，她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最后，他停止了鼓掌，突然站起来，急匆匆地穿过房间，走到朱莉娅姨妈面前。他双手紧紧地抓住朱莉娅姨妈的胳膊，拼命摇晃，却说不出话来，或许是他激动而噎得太厉害的缘故吧。

“我刚才还在对我母亲说，”他说，“我从没听见过您唱得这么好过，从来没听见过。没有，我从没听到过您的嗓子像今天晚上这样动听。你相信我说的吗？真的，我敢用名誉担保，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从没听到过您的嗓子竟然那么清亮，那么……那么优美和清亮，从没听过。”

朱莉娅姨妈抽回自己的手，露出大方得体的笑容，她轻轻说了些“不敢当”的话。布朗先生伸出一只手在她面前，手心朝上摊开，用一种演出主持人向听众介绍天才演员的架势对旁边的人说：

“朱莉娅·摩根小姐，我的最新发现！”

说完，他自己先乐了，弗雷狄·马林斯转过身，面对着他，说道：

“好了，布朗，你的玩笑一点儿也不高明。我想说的仅仅是，自打我到这儿来，我就从没听见她唱得这么好，连今天一半的好都不曾有过。这可是大实话。”

“我也没听见过，”布朗说，“我认为她的嗓子有了很大的进步。”

朱莉娅姨妈耸了耸肩，谦和中带着一种自豪，她说：

“即便是在三十年前，我的嗓子也不算坏啊。”

“我常对朱莉娅说，”凯特姨妈用一种言之凿凿的语调说，“她在那个合唱队真是糟践了，可她从来不听我的。”

凯特姨妈说完，转过身看着其他人，好像期待其他人附和她，帮她来对付一个倔强的孩子似的，而朱莉娅姨妈只是双目凝视着前方，脸上带着笑，似乎在回忆她年轻时的时光。

“哎，她不听，”凯特姨妈接着说，“谁劝她都不听，在那个唱诗班里，她没白天没黑夜地给人家卖力干活。圣诞节早晨六点钟就到那里去了！真不知道她图什么啊！”

“好了，凯特姨妈，这难道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吗？”坐在琴凳上的玛丽·简转过身来，微笑着问道。

凯特姨妈显然是生气了，她转过身去，冲着她的侄女玛丽·简说：“上帝的荣耀，我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可是，玛丽·简，我认为，把唱诗班里做牛做马唱了一辈子的女人们都赶走，让一群狂妄自大的毛头小子骑在她们头上，这对教皇可真是没有什么荣耀可言。我想教皇那样做，是出于教会利益上的考虑，可那样做不近人情，玛丽·简，那样做是不对的。”

她语气变得有些激动，还想继续为她的妹妹争几句，很明显，这是她内心的一个伤痛，但玛丽·简看见那些跳舞的人都回来了，便息事宁人地说道：

“哎，凯特姨妈，你再这样会让布朗先生笑话你的，他信仰的可是别的教派。”

凯特姨妈转过头去看着布朗先生，当他听到玛丽提到了他信仰的宗教时，正咧开嘴笑着。于是，凯特姨妈连忙说：

“噢，我当然知道教皇做得对。我不过是个傻老太婆，当然不会自不量力地去做什么，我只不过是希望能像其他人一样获得礼貌体面的感激而已。要是我是朱莉娅，我就会直接给那个希利神父说……”

“好啦，凯特姨妈，”玛丽·简说，“我们大家都饿坏了，您知道的，人的肚子一饿火气就会比较大。”

“渴了也会让人火气大呢。”布朗先生补充说道。

“所以我们最好去吃晚饭，”玛丽·简说，“等吃完晚饭再讨论出个结果吧。”

在客厅门外的过道上，加布里埃尔发现他的妻子正和艾弗丝小姐在一起，她正在努力劝说她留下来吃晚饭。可艾弗丝小姐没答应，她已经戴好帽子，正忙着扣斗篷扣子。她说她一点儿也不饿，而且她待得够久的了。

“只要再待十分钟就好，莫莉，”康罗伊太太说，“不会耽误你的事儿的。”

“好歹吃一点儿吧，”玛丽·简也说，“跳了那么多的舞。”

“我真得走了。”艾弗丝小姐说。

“我看你是在这里玩得不开心吧。”玛丽·简无奈地说。

“开心，我玩得很开心，我向你保证，”艾弗丝小姐说，“不过你真的得放我走了。”

“那你怎么回去啊？”康罗伊太太说。

“没事，沿着码头走几步就到了。”

加布里埃尔犹豫了一会儿，说：

“艾弗丝小姐，如果你不介意，还是我送您回家吧。假如你非得现在就走。”

艾弗丝小姐没有理会他，并迅速从他们身边走开了。

“我不想听这些，”她嚷道，“看在老天爷分上，你们都进去吃晚饭去吧，别管我了。我能照顾好我自己。”

“唉，你真是个奇怪的姑娘，莫莉。”康罗伊太太率直地说。

“晚安，亲爱的。”艾弗丝小姐一边说，一边笑着跑下了楼梯。

玛丽·简望着她的背影，脸上的表情有些阴郁、迷惑，康罗伊太太则靠在扶梯把手上，仔细听着门厅大门开关的声音。加布里埃尔在心里问自己，她突然离开不会是因为他吧？但是她看起来没什么不高兴啊——她脸上一直带着笑啊。想着这些，他茫然地望着楼梯口。

这时，凯特姨妈从开晚餐的房间慌慌张张地跑出来，几乎是绝望地来回绞着自己的两只手。

“加布里埃尔在哪儿？”她着急地嚷道，“加布里埃尔到底在哪儿呀？大家都坐好等着呢，可没人来切鹅啊！”

“我在这儿，凯特姨妈！”加布里埃尔回过神来，大声地喊着，“只要你需要，让我切一群鹅都没关系。”

在桌子的一端，摆着一只棕黄色的肥鹅，另一端放着一个装饰着欧芹细枝的皱纹纸垫，上面摆着一只剥了皮、撒满了干面包粉的大火腿，胫骨处套着一个精美的纸花边，火腿旁边还摆着一块五香牛腿肉。

在桌子中间，并列摆放着两列其他菜肴：两小碟堆得高高的果子冻，一红一黄；一只浅底的大盘子里盛满了大块的牛奶冻，顶上点缀着红色果酱；一个形状像一枚带梗绿叶的大盘里，盛放着几串紫葡萄和去了皮的杏子；另一只同样的盘子里，斯迈那(土耳其港口)无花果堆成了一个整齐的长方形。此外，还有一盘上面撒有肉豆蔻沫的牛奶蛋糕，一个小盆里盛满了包着金银纸的巧克力和糖果，桌上还摆放着一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一些长长的芹菜茎。在桌子正中央，是一只水果架，橘子和美洲苹果被堆得高高的，两边分别放着一只矮胖的老式雕花细颈玻璃瓶，一只盛着白葡萄酒，另一只盛着深色的雪利酒，就像两个卫兵似的守卫着果架。在盖好盖的钢琴上，放着一个盛满布丁的黄色大盘，在它后边放着三排烈性黑啤酒、淡啤酒和矿泉水，按各自包装的颜色列队排好，前两排是黑色的，贴着咖啡色和红色标签，第三排是白色的，它是最短的一排，瓶上横系着绿色的饰带。

加布里埃尔大大咧咧地坐到主座上，看了看刀刃，就一下子把叉子稳稳地插进了鹅身上。切肉这活儿他干得得心应手，而且他喜欢坐在丰盛餐桌的主座上。

“弗朗小姐，你想要点什么？”他问，“翅膀呢，还是脯子肉？”

“脯子肉吧，一小片就行。”

“希金斯小姐，您呢？”

“我都行，康罗伊先生。”

加布里埃尔和戴丽小姐忙着对调盛着鹅肉的盘子和盛着火腿跟五香牛肉的盘子，莉莉端着一盘包在白餐巾纸里的粉嘟嘟的热土豆，沿着桌子一个一个地分给客人们。这是玛丽·简的主意，她还建议要给鹅肉浇上苹果沙司，可是凯特姨妈认为还是吃不加苹果沙司的本色烤鹅比较好，她可不希望冒险，那可能会让鹅肉的味道变差。玛丽·简照应着她的学生们，确保他们能吃上最好的肉。凯特姨妈和朱莉娅姨妈把钢琴上的瓶子一一打开，然后把啤酒递给男客们，把矿泉水递给女客们。

一时间，整个房间里充满了笑声、喧哗声、让菜声、辞谢声，以及刀叉声和酒瓶的软木塞、玻璃塞被打开的声音，真是热闹极了。

加布里埃尔给大家分了一圈肉，都没来得及给自己切一份，马上又开始分第二圈。后来大家都向他大声抗议，他才不得不停下来，喝了一大口黑啤酒，因为他发现切鹅肉也是件费力气的活儿。玛丽·简安静地坐在那儿，开始享用她的晚餐。而凯特姨妈和朱莉娅姨妈还围着桌子忙乱着，她们一会儿这个在前，一会儿那个在前，彼此挡住去路，都在嫌对方不听吩咐。大家劝她们赶紧坐下来一起吃晚饭，可她们却说时间还来得及。最终，还是弗雷狄·马林斯先生站起来，抓住凯特姨妈的肩膀，强行把她按在了椅子上才算了事，这一幕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确保每个人都分到足够的肉后，加布里埃尔笑着说：

“嗯，我这里还有俗人们说的鹅肚皮里的填馅儿，要是哪位客人想来点儿，就请说话。”

“吃你的饭吧。”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道。

莉莉给他拿了三个土豆，那是她专门为他留的。

“好吧，”加布里埃尔一边说着，一边喝了一口酒，“女士们，先生们，请你们在几分钟之内忘了我的存在吧。”

他开始吃晚餐，不再参加桌上的谈话，趁人们谈话的工夫，莉莉开始收拾桌上的菜盘。他们在谈论最近正在皇家剧院演出的歌剧团。男高音巴特尔·达西先生的发言很积极，他是一个深肤色的年轻人，留着潇洒的小胡子，他高度赞扬剧团的首席女低音，可是弗朗小姐却不同意，她认为她的表演风格太俗气。弗雷狄·马林斯说，在舞剧《欢乐》的第二部分里，有个黑人队长唱歌，那嗓子是他听过最好的男高音之一。

“您听他唱过吧？”他向和他隔桌相对的巴特尔·达西先生发问道。

“没有。”巴特尔·达西先生漫不经心地回答。

“是吗？”弗雷狄·马林斯解释说，“不过我很想知道你对他的看法。我认为他的嗓子美极了。”

“真正的好东西，总是等着特狄去发现。”布朗先生调侃地说道，这话显然说得有些冒失。

“难道他就不能有副好嗓子吗？”弗雷狄·马林斯尖锐地发问，“就因为他是个黑人吗？”

他的发问根本没人理会，于是玛丽·简又将话题引回到正统歌剧上来。她的一个学生送了她一张《迷娘曲》的戏票，她说那部歌剧确实不错，但总让她想起可怜的乔治娜·伯恩斯。而布朗先生说的事情还要更早一些，他说起一些过去常到都柏林来演出的老意大利剧团——梯埃特因斯剧团，伊尔玛·德·莫尔兹卡剧团，康帕尼尼剧团，伟大的特列别里·朱格里尼剧团，拉维里剧团以及阿拉布罗剧团。他说，那时候在都柏林听到的歌剧才是像样的歌剧。他还谈到老皇家剧院的顶层楼座在以前的每个夜晚是如何被观众们挤满的，他说有一天晚上，一个意大利男高音甚至在听众的要求下，将《让我像士兵那样倒下》一连唱了五遍，每一遍都唱出了一个高高的C音，还有那些听歌的小伙子是如何地热情奔放，甚至解下了某个有名的歌剧女演员的马车上的马，把缰绳套在自己身上给她拉车，把她送回旅馆。接着，他问道：“为什么现在他们不出演那些气派的歌剧了，比如《迪诺拉》《鲁克列齐亚·波尔吉亚》？那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好嗓子，唱不了这些歌剧了。”

“噢，可是，”巴特尔·达西先生说，“依我看，现在还是有好嗓子的歌手，一点儿也不比以前的歌唱家差。”

“是吗？他们在哪儿？”布朗先生的口气里带有一丝挑衅。

“伦敦、巴黎、米兰，这些地方都有，”巴特尔·达西先生激动地说，“比如，卡鲁索，我就觉得他唱得挺好，并不比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人差。”

“或许吧，”布朗先生说，“但我对此表示怀疑。”

“啊，只要能让我听卡鲁索唱歌，让我干什么都行。”玛丽·简激动地说。

“要我说呀，”凯特姨妈正在剔一根骨头上的肉，这时她也插话了，“只有一个男高音。我的意思是，让我满意的男高音。不过我想你们当中可能没人听过他唱歌。”

“你说的是谁，摩根小姐？”巴特尔·达西先生彬彬有礼地问。

“他呀，”凯特姨妈说，“他叫帕金森。我在他最红的时候听他唱过，我认为他那时候的嗓子，是最棒的男高音嗓子了。”

“奇怪，”巴特尔·达西先生说，“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个人。”

“是啊，是啊，摩根小姐说得对，”布朗先生说，“我也听过老帕金森唱歌，不过那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真是一个美丽纯净、甜蜜圆润的英格兰男高音啊。”凯特姨妈满怀感慨地说。

加布里埃尔吃完了晚餐，这时那只盛着布丁的黄色大盘子被移到了桌上，于是，叉匙的碰击声又重新响了起来。加布里埃尔的妻子一勺一勺地舀出布丁，放在碟子里，然后把碟子沿桌往下传。碟子先被玛丽·简接过去，给布丁上浇满木莓冻，或橘子冻，或牛奶冻和果酱。布丁是朱莉娅姨妈做的，大家都在夸赞她的好手艺。但她自己谦虚地认为，这布丁要是烤得再焦黄点就好了。

“啊，摩根小姐，”布朗先生说，“但愿我在你眼里足够焦黄了，因为您知道，我是地地道道的焦黄色啊。”

男客们都对朱莉娅姨妈说了一番赞美之词，才开始品尝碟子里的布丁，但加布里埃尔是个例外。因为他不爱吃甜食，所以芹菜就留给他吃。弗雷狄·马林斯也取了一枝芹菜梗，就着布丁吃。他听人说，芹菜对净化血液有好处，而他最近正在接受医生的治疗。在晚餐桌旁一直沉默着的马林斯太太这时突然开口说，大约一个星期后，她儿子就要去梅勒里山了。于是，人们的话题就变成了梅勒里山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那儿的空气多清新，那儿的修士多好客，而且他们从来不向客人收一分钱。

“你们的意思难道是，”布朗先生不相信地问，“一个家伙到了那儿，就能像住旅馆似的住下来，被好吃好喝招待着，还不用付一分钱？”

“噢，不过大多数人走的时候都会给修道院布施一点的。”玛丽·简说。

“真希望我们的教会也能这样。”布朗先生坦率地说。

当听说那些修士总是一声不吭，早上两点多就起床，夜里睡在棺材里时，布朗先生大为震惊。他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是修士会的规定。”凯特姨妈肯定地说。

“可是为什么啊？”布朗先生问。

“这是规定，就是这样。”凯特姨妈又肯定地说了一遍。

布朗先生似乎还是一脸不解的样子。弗雷狄·马林斯尽可能地向他解释说，修士这样做，是为了尽力弥补俗世所有罪人犯下的罪行。很显然，这样的解释并不是很清楚，因为布朗先生没听明白，他咧嘴笑着说：

“我很欣赏这种做法，但是，睡舒适的弹簧床和睡棺材，有什么区别吗？”

“棺材嘛，”玛丽·简说，“是提醒他们每个人最终的结局。”

话题似乎变得丧气起来，大家都没有说话，只有马林斯太太口齿不清地低声对她邻座的人说：

“他们都是好人呢，那些修士，都是很虔诚的人。”

大家开始在桌子上传递葡萄、杏子、无花果、苹果、橘子、巧克力和糖果，朱莉娅姨妈热情地询问客人们要不要来点葡萄酒，或是雪利酒。一开始，巴特尔·达西先生本来不打算喝酒，但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客人用胳膊肘碰碰他，对他小声说了句什么，他就改变了主意，同意把酒杯斟满。等到最后一只酒杯被斟满，谈话也停了下来，房间安静得只听见喝酒声和椅子移动声。三位摩根小姐都垂下眼帘，盯着台布。有人咳嗽了一两声，接着有几位先生轻轻敲了敲桌子，示意大家保持安静。等到屋子完全静了下来，加布里埃尔朝后挪了挪他的椅子，站起身来。

为了给他鼓劲，人们把桌子敲得更响了，过了那么一会儿，他们就停了下来。加布里埃尔把他十个颤抖的手指按在台布上，紧张地对大家笑了笑。他瞥了一眼对面那排仰起的面孔，然后抬头望着枝型吊灯。钢琴正弹奏着一支华尔兹舞曲，他甚至都听得见裙子扫在客厅门上的声音。也许这会儿在外面码头的雪地里，正有人站着，凝视着这窗里的灯光，倾听着华尔兹乐曲呢。外边的空气现在应该很清新。在远处的公园，树木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威灵顿纪念碑戴着一顶巨大的雪帽，向着西边那一片十五英亩的雪原在闪着白光。

他的演讲开始了：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晚上，像往年一样，这项令人愉快的职责又落到了我的肩上，但我担心我的能力太微薄，不足以承担这个重任。”

“哪里，哪里！”布朗先生说。

“但不管我是多么不合格的演讲家，今晚我也只好请各位谅解我的这番心意，恳请各位耐心听我讲几句话，让我尽力用言词来表达一下我在这个场合的感受。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大家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这幢热情的屋子，围坐在这张好客的餐桌边了。我们领受——或者说‘承受’更恰当一些，我们承受着这几位女士的盛情款待，也不是第一次了。”

加布里埃尔说着，挥舞起胳膊，在空中划了个圈，之后，他停顿了一下。每个人都满含谢意地看着凯特姨妈、朱莉娅姨妈和玛丽·简，冲她们大笑或者微笑，而她们，也因为这样难得的兴奋而脸色绯红。加布里埃尔更加大胆地说下去：

“这些年来，我日益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国家最受称誉、最需要小心维护的传统，就是热情好客的传统。就我的经历来看，在现代国家中(我访问过不少国家)，只有我们有这个传统。也许有人会说，与其说它是我们的荣耀，倒不如说它是我们的弱点。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它是一种高贵的弱点，并且我坚信这个弱点还将在我们中间长久培养下去。至少有一点，我是敢肯定的。只要前面讲到的这几位好心的女士还住在这幢屋子里——我真心希望她们能住许多许多年——这种真诚、热心、殷勤的爱尔兰式的好客传统，这种由我们的祖先传给我们、而我们一定要再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的传统，就会一直存活在我们中间。”

餐桌四周传来一阵表示由衷赞同的低语声。这声音让加布里埃尔突然想到了艾弗丝小姐，幸好她不在其中，她很不礼貌地走掉了。于是他充满自信地说：

“女士们，先生们，

“在我们中间，新的一代正在成长，他们是受新思想和新原则激励的一代人。他们热情地追逐着这些严肃的新思想，尽管他们的热情可能用错了地方，但我相信，他们的心是诚挚的。但我们生活在一个习惯怀疑的年代，要是我能使用一个词儿清楚地描述它，那就是‘备受折磨’。有时我担心，这新的一代人，这些受过教育的，甚至受过太多教育的一代人，会缺乏老一代人身上的那些品质：仁爱、好客和善意的幽默。今天晚上我听到了许多过去的大歌唱家的名字，我不得不承认，在我看来，我们如今生活的时代明显不够敞亮。而那些过去的时光，可以毫不夸张地被称为是‘敞亮的岁月’；假如它们已经一去不返了，那么我希望，至少在像今天这样的聚会中，我们还能够满怀自豪与深情地谈起它们，还可以在心中缅怀着那些去世的伟大人物，而他们的威名，不会在这个世界就此消亡的。”

“对啊，对啊！”布朗先生高声说。

“然而，”加布里埃尔继续说道，他的声音陡然变得低沉了，“在像今天这样的聚会上，也会有些悲伤的回忆涌上心头：关于过去、关于青春、关于世事变迁、关于早已离去却叫我们思念的面孔。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有这种悲伤的回忆；但是，假如我们沉溺其中，我们就会没有勇气在生者间继续工作。我们在生活中都有责任，都有眷念，而这些东西要求我们，合情合理地要求我们去奋发努力。

“所以，我不能停留在过去。今晚我不会让阴郁的说教来侵扰我们。我们好不容易从生活的奔波和忙碌中解脱出来，来到这儿做个短暂的相聚。我们在这儿相聚，本着情长谊深的精神作为朋友，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本着真正的志同道合的精神作为同事，并且作为——我该怎么称呼她们呢——都柏林音乐世界中的三位美惠女神的客人们。”

听到这个比喻，来宾们被逗得哈哈大笑，热烈地鼓起掌来。朱莉娅姨妈努力地想要让她的邻座们，给她讲讲加布里埃尔刚才说了什么。

“他说我们是希腊神话的美惠女神呢，朱莉娅姨妈。”玛丽·简说。

朱莉娅姨妈不明白这话的意思，但是她微笑着，抬起眼睛来望着加布里埃尔，听见他继续讲道：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晚上，我并不想扮演帕里斯扮演的那个角色。我并不想企图在她们中间做什么优劣的选择。这项差事只会惹人讨厌，也是我微薄的能力所不能胜任的。我一一看着她们三个人，我们年长的女主人，她心地善良，这为她在朋友中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她的妹妹，似乎有让青春永驻的魔力，今晚她美妙的歌喉更是让我们惊叹不已；还有最后，但这并不代表是最末的一位，我们最年轻的女主人，她生性快活，才华洋溢，兢兢业业，还是世上最好的侄女。我承认，女士们和先生们，我确实不知道该把奖牌赠给她们中的哪一位才好。”

加布里埃尔向下瞟了一眼他的两位姨妈，看见朱莉娅姨妈笑得很开心，而凯特姨妈的眼眶里已经蓄起了泪水，就赶紧结束他的讲话。他风度翩翩地举起葡萄酒杯，看着所有人都端起酒杯，他才大声地说道：

“让我们为她们三位干杯，祝她们健康、富有、长寿、快乐、幸运，祝她们在各自的职业中继续创造辉煌，那都是她们靠自己的努力在职业上取得的骄傲地位，她们理应获得爱戴和尊敬。”

所有的客人都站起身来，端着酒杯，面向那三位坐着的女士，齐声歌唱，布朗先生领唱：

他们都是快活的人呀，

他们都是快活的人呀，

他们都是快活的人呀，

谁也不能不承认。

凯特姨妈当众用手帕抹起了眼泪，朱莉娅姨妈也被感动了。弗雷狄举着他吃布丁的叉子打着拍子，唱歌的人自发地转过身去面面相对，就像在音乐会里一样，大家卖力真诚地唱：

除非他用谎言骗人，

除非他用谎言骗人。

接着再一次转向那三位女主人，唱道：

他们都是快活的人呀，

他们都是快活的人呀，

他们都是快活的人呀，

谁也不能不承认。

晚餐房间门外的其他客人也应声欢呼和鼓掌，并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爆发，弗雷狄·马林斯像个军官似的高擎着他的叉子，在空中挥舞着。

晚餐结束后，他们站在楼下的前厅里，凌晨寒凉的空气从门外涌了进来，于是凯特姨妈说：

“谁去把门关上呀。要不然马林斯太太该得重感冒了。”

“布朗在外面呢，凯特姨妈。”玛丽·简说。

“他就是喜欢到处乱窜。”凯特姨妈低声嘟囔。

她的那种口气让玛丽·简乐得直笑。

“可不是吗，”她调皮地说，“他总是随叫随到。”

“在这个圣诞节，”凯特姨妈以同样的口气说，“他就像煤气灯一样装在这儿啦。”

对于从她口中说出的这个比喻，她自己也被逗笑了，又赶紧说：

“还是叫他进来吧，玛丽·简，再把门关上。但愿他没听见我的话。”

正说着，过道门开了，布朗先生从门外的石阶上走进来，咧开大嘴笑着，笑得好像他的心都要裂开似的。他穿着一件绿色的长大衣，袖口和领子都镶着一圈仿阿斯特拉罕的羔皮，头戴一顶椭圆形的皮帽。他用手指着下边被白雪覆盖的码头，从那儿传来一阵悠长刺耳的口哨声。

“看来特狄要把都柏林所有的出租马车都喊出来了。”他说。

加布里埃尔从小餐具间里走出来，正把胳膊套进他那件长大衣的袖子里，他看了看四周，说：

“格莉塔呢？”

“她在穿衣服，加布里埃尔。”凯特姨妈说。

“谁还在弹琴？”加布里埃尔问。

“没有人啊。全走了。”

“噢，不对，凯特姨妈，”玛丽·简说，“还有巴特尔·达西先生和奥卡拉汉小姐呢。”

“看来有人在钢琴上弹得正起劲呢。”加布里埃尔说。

玛丽·简瞅了瞅加布里埃尔和布朗先生的一身打扮，不自觉地打了个冷颤，说：

“看见你们裹成这个样，我都觉得冷了。我可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走一趟你们回家要走的那段路。”

“趁着这个机会在外面轻轻松松地散着步，或者坐出租马车飞快地奔驰，”布朗先生很有豪气地说，“可是最让我高兴的事儿了。”

“我们家原来有过一匹非常好的马，还有一辆双轮轻便马车。”朱莉娅姨妈伤感地说。

“乔尼确实叫人永远都忘记不了。”玛丽·简笑着说。

“噢，关于乔尼有什么故事吗？”布朗先生问。

“说到乔尼这就要说到我们的祖父——帕特里克·摩根，”加布里埃尔解释道，“晚年大家都称呼他‘老先生’，他是个做熬胶生意的商人。”

“你说得不对，加布里埃尔呀，”凯特姨妈笑着说，“他是有座淀粉磨房。”

“管他是熬胶还是磨粉呢，”加布里埃尔说，“老先生有一匹名叫乔尼的马，在老先生的磨坊里拉磨，一圈又一圈地拉磨。本来一切都很美好，可后来乔尼遇上惨事了。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老先生突发奇想，非要去摆一摆上流人士的架势，于是便到公园里参观军事检阅。”

“上帝怜悯他的灵魂吧。”凯特姨妈同情地说。

“阿门，”加布里埃尔也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继续说，“于是这位老先生，就像我说的，套上乔尼，戴上自己最好的高顶礼帽，穿上自己最好的硬领礼服，驾着马车出了他的祖宅，我想祖屋是在后街附近吧。”

加布里埃尔的样子把大家逗笑了，连马林斯太太都笑了，凯特姨妈说：

“行了，加布里埃尔，别瞎说了，他怎么可能住在后街，真的。只是磨坊在那儿。”

“他把乔尼套在车上，赶着乔尼出了门。”加布里埃尔继续说下去，“本来一路上都很顺利，直到乔尼走到比利大帝雕像前，不知是那雕像让它以为又回到了磨坊里，还是它看上了雕像身下的那匹马，总之它就围着雕像转起圈儿来了。”

说完，加布里埃尔穿着套鞋在前厅里模仿着乔尼踱了一个圈儿，这滑稽的举动再次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它走了一圈又一圈，”加布里埃尔说，“而这位老先生，他是个自视颇高的老先生，当然对此很生气，于是，他就冲它大声地吼道：‘往前走啊，老兄！你这是什么意思？老兄！乔尼！乔尼！真是莫名其妙！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加布里埃尔惟妙惟肖的模仿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时前门传来一阵响亮的敲击声。玛丽·简跑去开门，进来的是弗雷狄·马林斯。弗雷狄·马林斯把帽子推到了后脑勺上，冷得肩膀都耸起来了，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呵出一团团热气。

“我只弄到了一辆出租马车。”他说。

“噢，我们会到码头再找到一辆的。”加布里埃尔说。

“是啊，”凯特姨妈说，“最好别让马林斯太太老是站在风口上等。”

马林斯太太由她儿子和布朗先生扶着走下门前的台阶，然后两人手忙脚乱地扶着她上了马车。弗雷狄·马林斯跟着她爬上了车，又花了好大一番工夫来安顿她，布朗先生也在一旁给他出主意。谢天谢地，总算是把她安顿得舒舒服服的了，弗雷狄·马林斯就请布朗先生也上车来。大家又断断续续地讲了一大堆话，直到布朗先生跨上马车。马车夫整理好膝盖上的毯子，然后回过头去询问他们的目的地。这时，情况又变得乱糟糟的了，弗雷狄·马林斯和布朗先生各自从马车的一个窗户里伸出头来，说了两个方向完全不同的地址。麻烦之处就在于布朗先生不知道应该在中途什么地方下车，于是凯特姨妈、朱莉娅姨妈和玛丽·简也站在门口台阶上七嘴八舌地出主意，不过这些主意总是相互矛盾，所以引得大家笑声不断。弗雷狄·马林斯都笑得说不出话了。他为了告诉他母亲讨论的进展，只得把脑袋在马车窗子里伸进伸出，每一回进出都差点蹭掉帽子，看着都让人觉得惊险。最后，布朗先生压倒那些吵吵嚷嚷的声音，向已经被弄糊涂了的马车夫喊道：

“你知道三一学院吗？”

“知道，先生。”马车夫回答说。

“好，那就你就朝着三一学院的大门去吧，”布朗先生说，“到那儿我们再告诉你怎么走。明白了吗？”

“明白了，先生。”马车夫说。

“那就像鸟儿一样向三一学院飞吧。”

“好的，先生。”马车夫说。

马车夫挥起手臂一甩鞭子，在一阵笑声和再见声中，马车就沿着码头向前驶去了。

当其他人在门口送别马车时，加布里埃尔则站在过道的一个暗处，望着楼梯上的情景发呆。

在靠近第一段楼梯拐弯的地方，一个女人站在阴影里。他看不见她的脸，但他看见了她裙子上赤褐色和橙红色的拼花，那拼花在阴影中显出黑白的颜色，那正是他的妻子。此刻，她倚在楼梯扶手上，似乎在听着什么。加布里埃尔吃惊于她一动不动的样子，便也竖起耳朵听。可他只听见了门前台阶上的笑声和争执声、钢琴弹出的几个和音和几个男人的歌唱声音，此外再也听不出什么了。

他站在过道的暗处，一动不动，努力想要听清那声音所唱的歌词，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妻子。她的姿态极富优雅和神秘，好像象征着什么似的。他自忖，一个女人站在楼梯上的阴影里，倾听着远处传来的乐声，这象征什么。如果他是个画家，他一定要画下她的姿态。在幽暗的背景上，她的蓝色毡帽可以很好地衬托出她青铜色的头发，她裙子上的拼花会由深色的衬托出浅色的来。如果他是个画家，他要为这幅画取名为《远处的音乐》。

大门关上了，凯特姨妈、朱莉娅姨妈和玛丽·简回到屋子里，她们还在为刚才的事情笑个不停。

“啊，弗雷狄真要命，是不是？”玛丽·简说，“他真是太要命了。”

加布里埃尔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指了指楼梯上他妻子站的地方。大门关上后，歌声和钢琴声也就听得十分清楚了。加布里埃尔冲说笑中的她们举起手来，示意她们安静。那首歌好像是古爱尔兰的老调子，听上去歌唱者似乎对自己的嗓子缺乏自信，而且对歌词也没什么把握。由于距离，也由于歌者嘶哑的嗓子，歌声听来透着一种哀伤的意味，歌词也十分凄婉：

哦，雨点落在我浓密的鬈发上，

露水打湿了我的皮肤，

我的婴儿寒冷地躺着……

“天啊，”玛丽·简大声说，“是巴特尔·达西在唱，他今天晚上一直不肯唱。我得让他走之前唱一曲才是。”

“这是一定要的，玛丽·简。”凯特姨妈说。

玛丽·简擦过其他人，跑向楼梯，可是她还没等到迈上楼梯，歌声就停止了，钢琴盖也被砰的一声扣下了。

“哦，真可惜！”她叫道，“他正朝下走吗，格莉塔？”

加布里埃尔听见他妻子应了一声“是”，随即便看见她朝他们走下来。巴特尔·达西先生和奥卡拉汉小姐就在她身后。

“噢，达西先生，”玛丽·简叫道，“我们正听得入迷呢，你却突然停下了，真是太不应该了。”

“我劝了他一个晚上，”奥卡拉汉小姐说，“康罗伊太太也在劝他，他跟我们说他冷得厉害，实在没法唱下去了。”

“噢，达西先生，”凯特姨妈说，“你这可真是弥天大谎啊。”

“你没发觉我嗓子哑得像乌鸦吗？”达西先生粗声粗气地说。

他说完快步走进餐具间，套上他的长大衣。其他人被他这句粗鲁的话弄得不知所措。凯特姨妈皱皱眉头，之后她朝其余的人使了一个眼色，暗示大家就此打住。达西先生站着那里，皱着眉头，仔细围他的围脖。

“天气确实太糟糕了。”为了打破这尴尬的局面朱莉娅姨妈赶紧说了一句。

“是啊，好多人都感冒了。”凯特姨妈马上接着说。

“我听说，”玛丽·简说，“有三十年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了，我今天早晨在报纸上看到，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呢。”

“我喜欢下雪。”朱莉娅姨妈的语气有点伤感。

“我也喜欢，”奥卡拉汉小姐说，“我觉得要是地上没有雪，圣诞节就不是真正的圣诞节了。”

“可是可怜的达西先生就不喜欢雪呢。”凯特姨妈笑着说。

达西先生从餐具间走出来，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扣子也一颗不落地扣上了。他用一种为了弥补刚才的粗鲁无礼的口气，向他们谈起自己感冒的经过，并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大家都很体谅他，安慰他说真是太遗憾了，并极力叮嘱他，在夜晚一定要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喉咙。

加布里埃尔一直看着他的妻子，她没有参与大家的讨论。她就站在布满灰尘的扇形气窗下，煤气灯的光照亮了她深青铜色的头发，就在几天前，他还见过她在炉前晾干她这头美丽的长发。她一动不动地站着，神情十分入迷，似乎没听到她身边的谈话。终于，她转过身来，面对着大家，加布里埃尔看见她双颊泛红，眼睛亮闪闪的。不知为什么，他的心底突然涌上来一种快乐的感觉。

“达西先生，”她问，“您刚才唱的是什么歌？”

“是《奥格里姆的姑娘》，”达西先生说，“我记得不是太清楚。怎么，你听过这歌？”

“《奥格里姆的姑娘》，”她重复着说，“我想不起这名字了。”

“这首歌旋律真美，”玛丽·简说，“真可惜你今晚嗓子不好。”

“我说，玛丽·简，”凯特姨妈说，“别再烦达西先生了。我不想让他觉着烦。”

见大家都准备好了，凯特姨妈便送他们来到门口，和他们一一道晚安：

“晚安，凯特姨妈，今天晚上我们过得很愉快，谢谢你。”

“晚安，加布里埃尔，晚安，格莉塔！”

“晚安，凯特姨妈，非常感谢。晚安，朱莉娅姨妈。”

“噢，晚安，格莉塔，我刚才没看见你。”

“晚安，达西先生。晚安，奥卡拉汉小姐。”

“晚安，摩根小姐。”

“晚安，再一次祝您晚安。”

“大家都晚安。都要平平安安到家。”

“晚安，晚安。”

凌晨了，天还是很幽暗的。暗淡的黄色光线笼罩着房屋和河流；天空好像要压下来似的。脚下的雪融化了，和泥混在一块儿；屋顶上、码头的护墙上和围绕码头一带的栏杆上都积了一层雪。街灯仍然亮着，但也没能照亮这雾蒙蒙的清晨，河那边，四院宫(都柏林的著名建筑)在灰黑色的天空中威严地矗立着。

加布里埃尔看着自己的太太和巴特尔·达西先生一起走在他前面，她的鞋子包在褐色的小包里，夹在一只胳膊下，她用双手小心地提起裙子，以免裙角沾到地上的泥。这时她的姿态不再优雅，可是加布里埃尔看着这样的她，眼睛里依然闪烁着幸福的光亮。血液在他的血管中涌动，他心潮澎湃，各种思绪在脑海中碰撞：自豪、欢乐、柔情、英勇。

她就那样走在他的前面，步伐那样轻快，身材那样挺拔，他真想悄悄跑上去，一把抓住她的肩膀，在她耳边说点深情的傻话。在他看来，她是那样的脆弱，他渴望在某种东西前守卫她，然后和她单独在一起。他俩亲密生活的某些片段就像星星一样在他的记忆中闪烁：一只紫红色的信封搁在他的早餐杯子旁，他正用手摩挲着它，鸟儿在常春藤上叽叽喳喳，他幸福得连东西也吃不下；在挤满人的月台上，他正把一张票塞进她那戴着手套的热乎乎的掌心里；在冷风中，他和她依偎着站着，透过一扇装有栅栏的窗子往里看，看一个男子在红红的熔炉前吹瓶子，那天真是冷啊，她的脸几乎贴着他的脸，他都能闻见她的脸在冰冷的空气中发出芬芳。突然，她冲那个熔炉前的人喊道：

“那火很热吧？”

幸好那人因为炉子太响没有听见，要不他可能会回上一句很粗鲁的话呢。

他的心底迸出一股更温柔的快乐，随着温暖的血液流遍了他全身。就像星星柔和的亮光，他们共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没有人知道，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突然闪现出来，照亮了他的记忆。他急切地想要和她一起来回顾这些，让她忘记那些平淡乏味的生活，只记得那些心醉神迷的瞬间。因为他觉得，岁月并没有熄灭他或她的灵性。他们的孩子、他的写作、她的家务操劳，都不能熄灭他们心灵的柔情之火。他记得他曾在写给她的一封信中说道：“为什么这些词句在我看来是那么迟钝而冰冷？是不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词能够像你一样温柔？”

像远处传来的乐声一般，这些他在多年前写下的字句，又重新回到了他这里。他太想和她单独相处了。等别人都走开了，等他和她到了旅馆房间里，他们就可以单独在一起了。他可以温柔地呼唤她：

“格莉塔！”

或许她不会马上听见，她可能在忙着换衣裳；不过等她意识到他的声音里某种东西打动了她的时候，她就会转过身来，看着他……

在酒店街的转角处，他们看见了一辆出租马车。辚辚的车轮声让他高兴，因为这就省得他找话题聊了。她望着车窗外，一副很困倦的样子。其他人显然也很倦乏了，也只说过那么三两句话，只是为了指出到了某幢建筑或街道。在早晨阴霾的天空下，马儿疲乏地疾驰，拖着格格作响的旧车厢，这让加布里埃尔感觉自己又跟她坐在一辆马车中，赶去乘船，赶去度蜜月。

当马车驰过奥康内尔桥时，奥卡拉汉小姐说：

“人家说，每次过奥康内尔桥，你都会看见一匹白色的马。”

“是吗？可我只看见了一个白色的人。”加布里埃尔说。

“在哪儿？”巴特尔·达西先生问。

加布里埃尔指指雕像，它身上盖着一层厚厚的雪。他像遇见一个熟人一样，冲他点点头，挥挥手。

“晚安，丹。”他快活地说。

到了旅馆前，马车停了下来，加布里埃尔迅速跳下车，不顾巴特尔·达西先生的抗议，付了车钱。他还多给了车夫一个先令。因此车夫冲他敬个礼，说：

“祝您新年发大财，先生。”

“也祝您新年发大财。”加布里埃尔衷心地说。

格莉塔下车后，站在路边镶砌的石块上，靠着加布里埃尔的手臂，跟其他人挥手告别。她那么轻盈地靠在他的手臂上，轻盈得像几个钟头之前他搂着她跳舞时一样。他那时感到莫大的自豪和幸福，因为她是他的幸福，他因为她的举止优雅而感到自豪。然而此刻，在激起了那么多记忆之后，乍一接触到她的身体——这富有韵律的、陌生的、芬芳的身体，他的心里立刻涌起了一种强烈的情欲，而这情欲正在支配着他。趁她默默无声时，他把她的手臂拉过来，紧紧地搂着她，他俩站在旅馆门口，感觉自己似乎摆脱了烦琐的生活和责任，摆脱了家和朋友，如今他们怀着两颗奔放而灿烂的心跑开了，他们要去开始一次新的冒险。

旅馆的门厅里，一位老人坐在一只椅背顶端突出的大椅子上，正打瞌睡。见到他们进来，就在柜台间点燃一支蜡烛，领着他俩上楼去。他俩默默地跟着他，轻轻走在铺了厚地毯的楼梯上。她跟在看守人的身后爬着楼梯，她低着头，微微拱起背，好像不堪重负般柔弱，她的衣裙紧紧地包裹着她的身体。他真想立刻伸出两只手臂去拥住她的臀部，抱着她的身体，要知道此刻正是因为他的手指甲使劲抵在手掌心上，才没有让他的身体做出那么狂热的行为来。看守人在楼梯上停了一下，好稳住摇曳的烛光。他俩也跟着停在他身后的下一步梯级上。寂静中，加布里埃尔感觉自己好像听见了融化的蜡油滴落在烛盘里的声音，还有他自己的心脏猛烈撞击肋骨的声音。

看守人领着他们走过一道走廊，打开一扇门。然后他在梳妆台上放下那只摇摇晃晃的蜡烛，询问早上几点钟喊醒他们。

“八点。”加布里埃尔说。

看守人指指电灯开关，咕哝着说道歉的话，但是加布里埃尔打断了他。

“我们不需要灯。街上照进来的光就足够了。我说，”他指指蜡烛，又添了一句，“麻烦你把这个漂亮的玩意儿也拿走吧，拜托了。”

看守人动作缓慢地拿起蜡烛，对于这样的一个请求，他看起来有些吃惊。然后他嘟哝了一声晚安就走了。

加布里埃尔锁上门。

窗外的街灯照进屋里，形成一道长长的苍白的光影，从一个窗口直照到房门。加布里埃尔把长大衣和帽子甩在长沙发上，走到窗前。他看了看下面的街道，努力想平息自己的情绪。然后他转过身，靠在一只五斗橱上，背对着光。此时，格莉塔已经脱掉帽子和披风，正站在一面很大的转动穿衣镜前，解她腰上的搭扣。加布里埃尔犹豫了一会儿，望着她，然后说：

“格莉塔！”

她慢慢转过身来，沿着那道光向他走过去。她脸上的表情有些严肃，还有点疲倦的样子，这让加布里埃尔没法说出心底的话，至少现在不行。

“你好像累了。”他说。

“是的，是有点儿累。”她回答道。

“你是哪里不舒服吗？还是感觉虚弱？”

“不，只是累了，没别的。”

她继续向前走到窗下，站在那儿看着外面。加布里埃尔又等了一会儿，后来，他生怕自己会被羞怯压倒，于是他突然说道：

“听我说，格莉塔！”

“怎么了？”

“你认识马林斯那个可怜的家伙吧？”他急速地问。

“认识啊，他怎么啦？”

“哎，可怜的家伙，不过说实话，他还是个正派人，”加布里埃尔的声音有些不自然，“我曾借给他一英镑的硬币，他还给了我，我其实并没想要他还，说真的。可惜他不肯离那个布朗远一点，因为他也不是个坏人，说真的。”

看着她用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听他说话，他有些气恼，浑身都在颤抖。他不知道怎么开头才好。她是不是遇上了什么烦心事？她要是能转身向着他，或是走到他这儿来就好了！如果他现在过去搂她，就显得太粗鲁了。不，他必须要在她眼睛里看见一点儿激情才行。他急于掌握住她的奇特的情绪。

“你什么时候借给他那个英镑的？”停了一会儿，她开口了。

加布里埃尔努力压抑着自己，才没有对酒鬼马林斯和他的一个英镑说出什么粗鲁的话。他的灵魂已经在向她呐喊，他急切地想要把她紧紧搂抱在自己的怀里，急于要制服她。然而他嘴上却说：

“哦，圣诞节时候，他说他打算在亨利街上开个小小的贺年片商店。”

他被冲动和情欲的狂热支配着，连她从窗前走过来也没注意到。她站在他面前，盯着他好一会儿，眼神怪怪的。然后，她忽然把两只手轻轻地搭在他的肩头，踮起脚尖来，吻了吻他。

“你真大方，加布里埃尔。”她说。

因为她突然的一吻和她说这句话时的仪态，加布里埃尔心里顿时一喜，感觉全身都在颤栗。他把两手放在她的头发上，把它们向后抚平，手指几乎没有接触到头发。这洗得干干净净的头发真是又美又光亮。他的心被幸福装得满满的。正在他想要她的时候，她自己走到他这儿来了。也许她和他心有灵犀吧，也许她感觉到了他心中急切的情欲吧，所以她就有了一种顺从的心情。现在，她自己竟这样轻易地迎上来，他倒开始奇怪自己刚才为什么那么胆怯了。

他站着，双手捧着她的头。然后，一条手臂迅速滑过她的身体，将她搂向自己，温柔地说：

“格莉塔，亲爱的，你在想什么呢？”

她没有回答，也没有顺着他的手臂投身到他的怀里。他又温柔地说：

“告诉我，格莉塔。我想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我知道吗？”

她没有马上回答。过了片刻后，她说话了，眼泪跟着流了下来。

“噢，我在想那首歌，那首《奥格里姆的姑娘》。”

她挣开他的手，跑到床边，两条手臂伸过床架的栏杆，她捂住了自己的脸。加布里埃尔惊讶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他才向她走过去。当他经过转式穿衣镜的时候，他看见自己的整个身影，看见自己宽阔的结实的胸膛，看见自己脸上那迷茫的表情，这种表情他总能在镜子中看见，还有他那亮闪闪的金丝眼镜。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他停了下来，问道：

“那首歌怎么啦？怎么会让你哭起来？”

她抬起头来，孩子气地用手背抹抹眼泪。他的声音变得比他预想的更和气了一些。

“怎么啦，格莉塔？”他问。

“我想起了一个很久以前唱这首歌的人。”

“那个人是谁？”加布里埃尔微笑着问。

“是我在盖尔维跟奶奶住的时候认识的一个人。”她说。

加布里埃尔脸上的笑容突然消逝了。他感到心中升腾起一股模糊的怒气，而他那股阴沉的情欲的烈火也开始在他血管中愤怒地燃烧。

“是一个你爱过的人吧？”他讥讽地说。

“是一个我从前认识的年轻人，”她回答说，“名字叫迈克尔·富里。他特别喜欢唱的一首歌，就是《奥格里姆的姑娘》。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不过身体很孱弱。”

加布里埃尔没有说话。他不想她认为，他有兴趣了解这个聪明的年轻人。

“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她说，“他有一双大大的、黑黑的眼睛！眼睛里的神色真是——真是——”

“哦，这么说，你当时爱上他了？”加布里埃尔说。

“我常跟他出去散步，”她说，“在我还住在盖尔维的时候。”

一个念头从加布里埃尔头脑中闪过。

“你想跟那个叫艾弗丝的姑娘一起去盖尔维，不会也是因为这个吧？”他口气硬邦邦地说。

“去干吗？”

她的目光让加布里埃尔有点儿尴尬，他不自在地耸耸肩头，装作无所谓地说：

“我怎么知道？或许是去看看他吧。”

她默默地把眼光从他身上移开，沿着地上的那道光，向窗口望去。

“他死了，”她终于说，“他十七岁就死了。这么年轻就死了，难道不可怕吗？”

“他是干什么的？”加布里埃尔的语气中还是充满讥讽。

“他在煤气厂工作。”她说。

加布里埃尔突然感到尴尬极了，他的讽刺落了空不说，还让她从死者中唤起一个在煤气厂干活的年轻人的形象。他本来满脑子想的都是他们亲密生活的回忆，满心都充斥着柔情、欢乐和欲望，可她这时却在心里拿他跟另一个人做比较。羞愧的感觉浇灭了他身体里的情欲。他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这么滑稽，他不过是一个给姨妈们跑跑腿儿，赚上一两个便士的小孩子；是一个神经质的、好心没好报的感伤派；是一个在一群俗人面前大言不惭地讲演，把自己小丑般的情欲当作美好理想的可怜人。他又看到了镜中的自己，他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可怜又可鄙的愚蠢的家伙。他本能地转过身去，背对着那道光，他不想让她看见自己被羞红的脸。

他试图重拾那种冷冰冰的盘问语气来和她讲话，可是他一开口，声音还是谦卑的、淡漠的。

“我想你跟这个迈克尔·富里谈过恋爱吧，格莉塔。”他说。

“我们那时候很亲密。”她说。

她的声音是含糊而悲伤的。加布里埃尔明白，他已经不可能把她引到他原先打算的方向上去，于是他抚摸着她的一只手，语气哀伤地说：

“那么他怎么那么年轻就死了呢，格莉塔？他是害了痨病吗？”

“我想他是因为我才死的。”她回答。

听到这个回答，加布里埃尔感到自己被一阵朦胧的恐惧抓住了，仿佛是在他有望达到目的的时候，某个难以捉摸的、惩罚性的东西就那么突然地跳了出来，挡住了他的去路，跟他作对，并从那个朦胧的世界里聚集力量来反对他。好在，理性唤醒了他，让他摆脱了这种恐惧，他继续抚摸她的手。他没有再问她，因为他觉得她会主动说出来。她的手温暖而潮湿，但它对他的抚摸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不过他还是继续抚摸着它，就像他在那个春天的早晨抚摸她的第一封来信。

“那是在冬天，”她说，“大约是才进入冬天的时候，我准备离开奶奶家，上这儿的修道院来。那时候他就病了，病得出不了门，人们已经给他在奥特拉尔德的亲人们写了信去。他得的是肺结核，我听人说的，又或者是跟这个很相似的病。我一直不清楚。”

她沉默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

“可怜的人，”她说，“他非常喜欢我，他人又是那么文雅。我们常常一起出去散步，你知道，加布里埃尔，在乡下人们都是这样的。要不是因为他身体不好，他就去学唱歌了。他有一副好嗓子，非常好，可怜的迈克尔·富里。”

“是吗，后来呢？”加布里埃尔问。

“后来我快要动身前往这里的修道院的时候，他病得更厉害了，家人不让我见他。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要去都柏林了，夏天就回来，希望他能尽快好起来。”

她停了一会儿，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才继续说：“后来，就在我动身的前一天夜里，我正在尼古岛上我奶奶的家里收拾着东西，突然听见有小石块掷上来，打在了我的窗上。窗子被雨水打湿了，根本什么都看不清，我看不见外面，于是就跑下楼，从后门溜到花园，这可怜的人正站在花园的一头，冷得浑身发抖。”

“难道你没让他回去吗？”加布里埃尔问。

“我哀求他让他马上回家去，我告诉他，他这样站在雨里会送了小命的。可是他说，他不想活了。我现在都还能清清楚楚地回想起他的那双眼睛！他站在围墙尽头，那地方有一棵树。”

“那么他回家了吗？”加布里埃尔问。

“是的，他回家了。我到修道院还没一个星期，他就死了，他被带回了奥特拉尔德安葬，那儿是他的老家。噢，那一天，我听说他死了的那一天啊！”

说到这里她顿住了，因为她已经抽噎得说不出话来，她无法克制内心的激动，扑倒在床上，把脸埋在被子里呜呜啜泣，加布里埃尔握着她的手，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才好。后来，他想还是不要在她悲痛的时候打扰她，于是他轻轻放下她的手，之后又轻轻地向窗前走去。

她哭了一会儿，然后睡着了。

加布里埃尔躺在床上，用手撑着头，平静地望着她乱蓬蓬的头发和半开半闭的嘴唇，听着她深沉的呼吸。他一直都不知道，在她一生中有过那么浪漫的爱情：一个人曾经为她而死去。他想到自己，作为她的丈夫，却在她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多么蹩脚的角色，不过这一点并没让他觉得有多痛苦。

此刻，她安静地睡着了，他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她，仿佛他和她不是一对长期生活过的夫妻。他好奇地盯着她的脸，她的头发；他想象着，在她还是少女的时候，该是多么青涩美丽的模样，想到这儿，他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对她陌生而友好的怜悯。甚至对自己，他也不想说她的面孔如今已不再漂亮了，然而他知道，这张面孔已不再是那张迈克尔·富里愿意为它而死的那张面孔了。

也许，她并没有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诉他。他的目光移向那把椅子，那里放着她的几件衣服。衬裙上的一条带子垂在地板上，一只靴子竖着，上半部分耷拉了下来，另一只躺在它的旁边。他奇怪自己在一小时前怎么会有那样冲动的情欲。是什么引起的？是姨妈家的晚餐，是他那篇愚蠢的讲演，是酒和跳舞，是在门口道别时的说笑，是沿着河畔在雪地里散步的乐趣，难道是这些引起的？他有些迷惑了。

可怜的朱莉娅姨妈！不久后，她也要变成跟帕特里克·摩根和他的马一样的幽灵了。当她唱着《穿好嫁衣》的时候，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她脸上那一瞬间形容枯槁的样子。或许，用不了多久，他会再次出现在那间客厅里，穿了丧服，把绸帽子放在膝盖上。百叶窗关着，凯特姨妈坐在他身边，哭着，擤着鼻涕，给他讲述朱莉娅是怎么死的。他搜肠刮肚地想要找出一些能够安慰她的话，却只找到一些笨拙、无用的废话。是的，是的，这要不了多久就会发生了。

屋里的空气让他觉得肩膀冰冰的。他小心地在被子下伸展开手脚，挨着妻子躺了下来。

他想象着，一个接一个，他们全都将变成幽灵。在激情勃发的时候勇敢走到那个世界去，肯定要比随着岁月流逝而日渐枯萎消亡好得多。他想到，躺在他身边的她，想着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把情人对她说他不想活了时的那种绝望的眼神，深深地藏在心底。

想到这些，加布里埃尔的眼睛变得湿润起来。他自己从来没有对哪个女人有过那样的感情，但他知道，这种感情一定是爱。积在他眼眶里的泪水更多了，在半明半暗的微光里，他似乎看见了一个年轻人站在一棵滴着水珠的树下，旁边还有其他一些身影。加布里埃尔觉得自己的灵魂已接近众多死者的栖息地。尽管它们飘忽不定，变幻无常，但他还是能感觉到它们。他好像正融入到一个灰色的无法捉摸的世界里去；而他在这实实在在的世界里的身影，却正在溶解，直至化为乌有。

玻璃上传来几声轻轻的敲击声，引得他朝窗户看去，外面又开始下雪了。他困倦地望着雪花，那银白灰暗的雪花，斜斜地飘落到灯光上。他该动身前往西方了。报纸说得对：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雪落在阴郁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光秃秃的小山上，落在艾伦沼泽，还落在香农河黑沉沉的奔流中。雪也落在山坡上的教堂墓地的泥土里，那里安葬着迈克尔·富里。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上和墓石上，在一扇扇小墓门的尖顶上，在荒芜的荆棘丛中，都积起厚厚的一层。他听着雪花穿过宇宙，轻轻地向下飘落，微微地，就像最后时刻的来临，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他的灵魂渐渐昏睡了。

两个浪子

正值温热的八月，黄昏逐渐降临在这座城市，温馨的气氛和夏日的记忆弥漫着整个街区。由于是礼拜天休息日，大街上的窗门都关闭起来，一群群穿戴漂亮的人们在街上漫游，点亮的街灯如同耀眼的珠宝，光芒从灯柱的顶端一泻而下，照耀着街上不停变换着姿态和光色的人群，而那些人则在温暖而迷蒙的夜色中不断地窃窃私语。

两个年轻人顺着鲁特兰广场的斜坡走下来，其中一人似乎打算结束自己那冗长的独白，另外的一个则走在路边，不时被同伴粗鲁地挤到马路上，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副十分乐意倾听的神态。他长得红润而粗壮，头上那顶赛艇帽掀得很高，因为听到朋友的那番长篇大论，他的笑意从眼角、嘴角和鼻翼漾出来，一缕缕地汇集到他的脸上，与此同时，他的笑声更是不绝于耳，夸张的肢体动作让他几乎站不住脚。他那双眼睛闪烁出狡黠而欢快的光芒，时不时瞥几眼同伴的脸。有那么一两次，他抖了抖像斗牛士一样披在一边肩膀上的浅色雨衣。他的马裤，他的白色胶底鞋乃至他随意披挂的雨衣，都彰显出他年轻的风采，然而他整个人又因为腰身而显得过于胖了些，灰白的头发有些稀疏，再看他的那张脸，一旦笑意消失，立马就会露出憔悴之色。

等到他确信朋友的那段宏论已告结束，他又轻声笑了起来，足足笑了半分钟，然后他说：

“哦……真是太有意思啦！”

和他偶尔露出的憔悴之色不同，他的声音听上去还很有些力度呢。为了加强语气，他又用一种调侃的语气补充了一句：

“真是特别，简直是举世无双，或者可以说绝无仅有！”

说完这句话后他便不再吭声了，那神情看上去像是若有所思。之前，他们在多塞街的一家酒馆里侃了整整一个下午，现在，他的舌头已经有点麻木了。

他叫列内汉，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条寄生虫，尽管被人称此恶名，他却有足够的机敏和辩才去阻止来自朋友们对他的人身攻击。他可以毫无惧怕地闯进任何一间酒吧，参加他们的聚会，他常常机巧地待在一旁，直到被人邀请加入下一轮碰杯。大多数的时间里，他是个无所事事的家伙，他的脑子里总是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歪诗和谜语，而且对任何不敬和鄙夷都能做到视若无睹。因此，大家谁也不清楚他这几十年是怎么活过来的，只是觉得他跟赌马大概有些关联。

“那么，你是在哪儿把她搞上手的，考利？”他问。

考利伸出舌头，迅速舔了一圈上唇。

“有天晚上，伙计，”他这样说，“我正沿着贵妇街走，就在水塔的大钟下面，我逮着一个骚娘们儿，我就对她说了声晚上好。知道吧，我们绕着运河兜了一圈，她告诉我她在布袋街的一户人家里做女佣。那天晚上我搂抱了她，还捏了捏她丰满的身子。那之后，又过了一个礼拜天，伙计，我就约她见了面。我带着她一起去了尼布鲁克，领她钻进了一片麦地。她告诉我她以前跟过一个卖牛奶的家伙……还不错吧，伙计，每天晚上她都会给我送烟来，而且来回的车钱也全由她掏。有天晚上她给我送来两支特别棒的雪茄——哦，那真叫棒呢，知道吗，就是老家伙们常抽的那种……我开始担心了，伙计，我在想她是不是想到成家的事了。不过说实话，这娘们儿确实挺滑头的。”

“也许她以为你会娶她呢？”列内汉说。

“我跟她说过我没工作。”考利说，“我说过我给‘皮姆’干过。她不知道我叫什么，当然，我也不好意思告诉她，不过，她倒是认为我是挺有身份的人呢，知道吧。”

列内汉又像之前那样，轻声笑起来。

“这么棒的娘们儿，我可从来没听说过呢，”列内汉说，“真是太有意思啦。”

朋友的恭维，显然让考利很受用，他加大了步伐，那结实的身体左右摇晃，弄得他的伙伴只好在小道和马路间拐来拐去。考利的父亲是个警察巡官，他的身架和步态跟他的父亲简直是一个模子，走路时手垂两侧，身体挺直，脑袋一晃一晃的。他脑袋又大又圆，而且油光闪亮，不管什么样的天气，总是汗津津的。他歪戴着一顶大圆帽，看上去就像是从一只土豆里长出来的另一只土豆，搞笑极了。他总是直视着前方，好像在列队行走，如果他想瞧瞧身后有什么人，就得把整个屁股都倒转过来。如今，他常在城里闲逛，只要哪儿有事情可做，就会有朋友前来劝说他。时常有人看见他与便衣警察走在一起，谈笑风生。他似乎对任何事情的内幕都了如指掌，而且喜欢品头论足，通常他在发表高论时根本不听对方说些什么。他的话题总是离不开自己：他跟谁说了些什么呀，谁跟他又说了些什么呀，以及他又说了些什么话将一些棘手的事情搞定之类的。他复述这一切时，总会按佛罗伦萨人的习惯，把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考”念成“豪”。

同伴列内汉递给他一支烟。两个年轻人穿过人群时，考利总是不停地挑逗过往的姑娘，而列内汉则始终盯着被月晕环绕的黯淡的圆月，他注视着灰暗的流云掠过月亮的脸，眼神里有无限的痴迷。过了好一会儿他说：

“哎……告诉我，考利，你有把握搞定吧，嗯？”

考利意味深长地闭上一只眼，算是回答。

“那么她会顺从你吗？”列内汉疑惑地问，“你可不了解女人。”

“放心吧，不会有问题，”考利说，“我知道如何摆布她，伙计，她对我可是百依百顺。”

“这么说来，你是个情场老手啰，而且是那种地道的老手！”列内汉说。

他的这番恭维里面掩藏着一丝嘲弄的意味，为了让自己脸面上过得去，他总是习惯于将一些嘲弄掺杂进他的奉承里。好在考利的脑瓜没这么聪明，他丝毫没有意识到。

“伙计，玩什么女人都不如玩女佣，”考利似乎很有心得地说，“记住我的话。”

“只有什么女人都玩过，才敢这么说。”列内汉道。

“起先我喜欢泡小妞，知道吧。”考利诚恳地说，“就是南区的那些小妞。我常常掏钱领着她们坐车到处玩，伙计，我带她们去戏院听音乐会或者看戏，要不就买些巧克力糖果什么的，说实在的，我在她们身上花的钱还真不少啊！”他说话的口气很认真，好像担心别人不会相信他。

不过列内汉却深信不疑，他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

“我懂这一招，”他说，“这是傻瓜才用的招数。”

“你是不知道，我废了多大劲才甩掉她们。”考利说。

“是有点儿傻。”列内汉说。

“不过我还是迷上了其中一个。”考利说。

他说着，伸出舌头舐湿了上唇，一双眼睛仿佛被回忆点亮了，这时候他也如列内汉一样凝视着月亮苍白的脸盘，好像陷入了沉思。

“她……其实挺好的。”考利说，脸上有些愧意。

沉默一阵后，他又补充说：“她现在走上歧途了，有天晚上我看见她和两个家伙坐在车里，从伯爵街飞驰而过。”

“我觉得这都是拜你所赐。”列内汉说。

“可是，在我之前她还跟过别人呢。”考利说，显得很世故。

这次列内汉可不大相信了，所以他摇了摇头，笑着说：“你可蒙不了我，考利。”

“上帝作证！”考利说，“这可是她自己告诉我的！”

列内汉做了个伤心的手势，说：“欺骗朋友，这可是卑鄙的行为。”

两人继续前行，走过三一学院的护栏时，列内汉跳到马路上望了望钟楼。

“超过二十分钟了。”他说。

“时间足够，”考利道，“她会在那儿的，我总是让她等一等的。”

列内汉一阵窃笑。

“嘿！考利，你对付女人可真有一手啊。”他说。

“我能看穿她们所有的伎俩。”考利承认。

“不过你还是跟我说说，”列内汉道，“你真有把握做得到？这可是一件挺棘手的事呢，通常情况下，她们在这种事情上很坚持的……对吧？”

列内汉说着，用他那双闪亮的小眼睛搜寻着伙伴的脸，试图得到肯定的答复。考利晃了晃脑袋，像是要甩掉一只纠缠的小虫，眉头也皱了起来。

列内汉见此情形，便不再吭声。他可不想惹恼他的伙伴，招来一顿臭骂，说是根本不需要他出什么馊主意。当然，玩点小花招是必要的。不过考利的眉头很快又舒展开了，他的思绪又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神游。

“她是个正经妞儿，”他说，脸上呈现出一副很欣赏的表情，“确实很正经。”

他们沿着拿骚街溜达，然后又拐进了吉尔戴街。在距俱乐部门廊不远的人行道上，站着一个弹奏竖琴的人，他正朝着一小圈的听众拨动琴弦。他漫不经心地拨着，不时瞟一眼后来者的脸，或者同样漫不经心地望望天空。他那把竖琴和他一样，也显得心不在焉，琴罩脱落在地，那颓靡的模样就和听众的眼神和弹拨者的手一样毫无生气。弹奏者弹奏的是一支名为《安静些，哦，摩伊尔》的曲子，他的双手一只在低音区弹奏，另一只则在每组音符过后掠过高音区，听起来深广而丰盈。

两个年轻人一声不响地走在马路上，哀伤的音乐一直尾随着他们。快走到斯蒂芬公园时，两人横穿过马路。灯光、人群和喧嚣的汽车声在他们周遭响起，落寞已经远离了他们。

“她在那儿！”考利说。

顺着考利望去的方向看，一个年轻女子正站在休姆街拐角处。她穿着一件蓝色上衣，头戴一顶白色水手帽，就站在分界石的上面，手里还撑着一柄遮阳伞。列内汉马上来了兴致。

“我们好好瞧瞧她，考利。”他说。

考利斜眼瞅着他的伙伴，脸上露出一丝不快的神色。“难道你也想插上一手？”他问。

“什么话！”列内汉正色道，“我又没叫你引荐，只是想瞧瞧她而已。难道我会吃了她不成。”

“噢……瞧瞧她？”考利说着，口气也变得温和了些，“好啊……你就按我说的去做。我过去跟她搭话，你就从旁边走过去。”

“行！”列内汉说。

考利的一条腿已经跨过护栏，这时列内汉又叫住了他：“那之后呢？我们在哪儿见？”

“十点半。”考利回答说，另一条腿也跟着跨了过去。

“在哪儿？”

“梅里恩街拐角的地方，我们会转回来的。”

“那就好好干吧！”列内汉挥手向同伴加油。

考利没有答话，他慢慢悠悠地穿过马路，还是那副摇头晃脑的样子。他那魁伟的身躯、自如的步态和铿锵有力的脚步声，让他有了一种征服者才有的气派。他走近那年轻女子，没有任何寒暄，立刻就攀谈起来。她似乎很开心，手中那柄遮阳伞舞得更快了，脚跟转来转去。有那么一两次他凑近她说话时，她笑得低下了头。

列内汉的一双眼睛凝视着他们，大概有好几分钟，随后他沿着护栏快步走了一段路，紧接着斜穿过马路。快走到休姆街拐角时，一股浓郁的香味向他袭来，他赶紧看了一眼那个年轻女人。她穿了一身礼拜天的盛装，一条黑皮带束在藏青哔叽裙的腰间，皮带上一枚硕大的银纽扣在她身体中央，看上去恰到好处，如同一只别针别住了她那件质料轻巧的白色上衣。她套了一件镶着珍珠母纽扣的黑色短夹克衫，还披了一条黑色毛皮围巾。围巾略显陈旧，两端似乎是有意松开的，露出一大朵别在胸前的红玫瑰。列内汉用一种钦慕的目光注视着她那结实的躯体。她的脸庞，红润丰腴的面颊，一双碧眼毫无羞色，她身上的一切全都焕发出一种坦荡和豪爽的气息，使得她整个人显得不拘小节。她的鼻孔很大，嘴也不小，每逢抛媚眼时她的嘴便向后咧开，露出两颗凸出的门牙。

列内汉按照约定好的，从他们旁边走过，这时，他取下了帽子向他们行了个脱帽礼。过了大约几秒钟，考利也向他致以回礼，他漫不经心地向同伴挥了挥手，又挪了挪帽子。

一直走到谢尔本酒店列内汉才停下来，他在那里等着。等了好一会儿后，他才看见他们朝他走来，等到他们往右边拐的时候，他便尾随上去，踏着那双白鞋轻巧地走着，一直沿着梅里恩广场的一侧走。配合着他们行走的节奏，他也不紧不慢地跟着走，他看见考利的脑袋像一只转轴上的打球，老是转向那个年轻女子的脸。列内汉的双眼，就一直那么紧盯着他们那一对儿，一刻也没让他们走出他的视野，直到他们登上多尼布鲁克电车的阶梯。这时候他才转过身，顺着原路往回走。

孤身一人的他，此时看上去面容憔悴，别人的欢乐似乎也已弃他而去。当他走到杜克草坪前的护栏时，他伸出一只手抚摸着护栏慢慢走着。竖琴弹奏者制造出来的那种凄凉的氛围，似乎又笼罩上了他的心头。他的脚轻柔地踩着节拍，而手指也伴随着每一组音符，一路慵懒地敲打着护栏。

他绕着斯蒂芬公园漫无目的地走着，随后便拐进了格雷夫顿街。虽然在穿过人群时他看到了许多新奇的东西，可是心情却并没有变好，既不屑于理睬那些企图取悦他的东西，也不想搭理那些鼓励他大胆些的热切目光。他知道他现在需要说些什么才好，胡说八道，或者滔滔不绝，但是他的脑瓜和口舌已经干涸，它们已经无法胜任这种工作。

现在，该如何排遣与考利碰面前的这段时光，他在心里盘算着，显然，这个问题让他有点儿心烦。除了不停地走动，他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走到鲁特兰广场的拐角时，他转向了左边，他觉得置身于阴暗而宁静的街区里，自己或许会更自在些，他认为那种氛围比较符合他现在的心境。后来，在一间简陋的店铺橱窗前，他终于停了下来，橱窗上方写着“爽心酒吧”几个白字，橱窗玻璃上则有两行草体“姜汁啤酒，姜汁麦酒”，里面的一只蓝色大盘里摆放着一块切开的火腿，火腿旁配有一碟非常非常薄的葡萄干布丁。他专注地望着这些食物，注视了好一会儿，随后他瞅了瞅马路前后，便快步钻进了酒吧。

他真是饿坏了，因为除了向两位吝啬的助理技师要来几块饼干裹腹，从早餐到现在，他还没吃过任何东西。他在一张没有铺台布的木桌前坐下，对面是两名女招待和一名修理工。一个看上去很是邋遢的姑娘走过来侍候他。

“青豆多少钱一盘？”他问。

“一个半便士，先生。”姑娘说。

“来一盘青豆，”他说，“一瓶姜汁啤酒。”

他故意用一种粗鲁的语气，想以此掩饰自己的斯文气，因为他察觉到打他一进来，别人就停止了说话。他的脸颊滚烫，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自然些，他把帽子往后推了推，又把手肘支在桌子上。那修理工和两名女招待上下打量了他一遍，随后便压低了说话的声音。那个邋遢姑娘给他端来了一盘热乎乎的青豆，上面调了些胡椒粉和醋，此外，还有一把叉子和他的姜汁啤酒。他不管不顾，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感觉味道真是好极了，便暗暗记下了店名。吃完了所有的青豆，他慢慢啜饮着姜汁啤酒，脑袋里开始想象考利所冒的风险。

他想象那对恋人正走在幽暗的马路上，他听到了考利正用低沉的嗓音向那个女人大献殷勤，又看见那年轻女人正张嘴抛着媚眼望着考利。这种幻象让他觉得自己简直穷愁潦倒至极，就像一个一文不名的乞丐。对于流浪，对于扯谎，还有各种骗术和阴谋，他已经感到深恶痛绝，过了十一月他就满三十一岁了，难道他永远也找不到一份好的工作？难道他永远都不会有一个自己的家？他心想，要是能坐在一堆暖和的炉火旁边，饱餐一顿美味佳肴，那该多么惬意。他与他的伙伴和各种女孩一同玩乐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什么朋友，什么女人，他开始对这世界充满了抵触。

好在希望并没有离他远去，吃饱后的感觉确实要比吃饱前好很多，也少了许多烦恼和空虚。要是碰上那种心地单纯而又备好了嫁妆的姑娘，他兴许还可以在哪个暖和的角落里安顿下来，并且过上快乐的日子。

他掏出两个半便士给了那脏姑娘，从酒吧出来后他又开始溜达。他先是走进凯伯街，朝着市政厅一直往前走，随后又拐入贵妇街，在乔治街拐角他碰上了两个朋友，于是停下来和他们攀谈，他似乎很高兴可以停下来歇会儿。朋友们问他是否见到过考利，并问他近况如何。他说他一整天都跟考利在一起。那两个朋友说话不是很多，百无聊赖地望着人群中的什么人，不时地议论几句，言语很是刻薄。其中一人说他刚才还在摩兰西街见到过麦克，听到这话列内汉便说昨晚他在伊根酒吧还与麦克待在一起。在摩兰西街见着麦克的那个年轻人问，麦克玩撞球真的赚了一把吗。列内汉对此并不知情，他只是说霍洛汉在伊根酒吧请他们喝了几杯。

差不多差一刻十点的时候，他与朋友们分手，拐上了乔治街。进到城市商场时，他左拐进入了格雷夫顿街。原本成群结队的青年男女此刻已经变得稀稀落落，一路上，他听着一伙伙的人和一对对的人互道晚安。当他来到外科医学院的钟楼时，十点钟的钟声刚好敲响。于是，他沿斯蒂芬公园的北侧快步前行，他担心考利会回来得太早。刚赶到梅里恩街拐角的地方，他在一盏街灯的阴影里停住了脚步，从兜里省着没抽的香烟中掏出一支，点着了。他倚着灯柱，注视着他认为考利和那年轻女子会出现的那个方向。

他的思绪又开始活跃起来，心里思量着不知考利进行得是否顺利。他猜测不到考利是否已提出要求，或者他是否要等到最后一刻才这样做。他为伙伴身处的种种惊险而担惊受怕，就好像那些惊险也属于他自己。不过一想起考利对这件事情早已深思熟虑，他又多少有些安慰：他相信考利肯定会顺利得手。他忽然有一种念头，觉得考利或许会从另一条路送她回家，而忘记他还有个伙计等待在这里。他搜寻着马路，却不见他们的身影。自从他在外科医学院看过钟后，肯定又过去半小时了。难道考利真的把他给忘了？他点着最后一支烟，神情紧张地抽起来，一双眼睛专注地盯着每辆在广场远端停靠的电车。他心里开始有了结论：他们肯定从另一条路回家去了。他嘴里胡乱骂了一句便将搓碎的烟蒂掷向马路中央。

就在这时，突然，他看见他们朝他这边走来。他觉得快活极了，以致浑身发抖，他连忙紧贴灯柱，窥探着他们，想从他们的步态中看出一些端倪。他们走得很快，年轻女子迈着急速的碎步，考利则大步走在她的身边，两人好像都没有说什么话。某种预感如同利器一般刺痛了他。他知道考利没有得手，事情将到此为止。

看到他们转向布袋街，他便立刻尾随上去，走在另一侧人行道上。他们停下来，他也跟着停下。他们大概聊了几分钟，随后那年轻女子便步下台阶走进了一幢住宅。考利则在距前排台阶不远的路边站着，一动不动。几分钟过去了，只见前厅大门被缓慢而小心翼翼地推开，一个女人一边咳嗽一边跑下台阶。考利转身迎向她，他那宽大的身躯把她整个人都护住了，过了那么几秒钟，她又重新跑上台阶。大门在她身后关上了，考利开始疾步朝斯蒂芬公园走去。

列内汉急忙赶往同一方向，这时有几颗雨滴落下来。他把雨滴看做是一种警告，他回头警惕地瞧了一眼那年轻女子隐身的住宅，看看是否有人瞧见了他，确定没有人后，他就急忙穿过马路，焦急和奔跑已经让他气喘吁吁。他叫道：

“哎，考利！”

考利转过头，张望着看看是谁在叫他，接着他又继续像先前一样往前走。列内汉在他身后卖力奔跑，腾出一只手将雨衣披在肩上。

“哎，考利！”他又叫。

他追上他的伙伴，热切地注视着他的脸，却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怎么样？”他说，“成了吗？”

他们来到了伊利事务所拐角处，考利没停下来，左拐走上旁街，依旧一声不吭，他的表情看上去严肃而平静。列内汉追赶上伙伴，局促不安地喘着粗气，他一脸迷惘，声音中透出一丝迫切。他说：“你就不能说说？你到底得没得手？”

在第一盏路灯下考利停住了脚步，他鬼鬼祟祟地瞧了瞧前方，然后以一种庄重的姿态将一只手迎着灯光伸展出去，他微笑着，将手掌缓缓摊开在他的尾随者的目光下。他的掌心里，是一枚闪闪发亮的小金币。

寄宿客栈

穆尼太太是屠夫的女儿。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人，性格果断，做事情也果敢坚定。她嫁给了给父亲帮工的一个工头，并在斯普林附近开了一家肉店。令她想不到的是，她的父亲刚刚去世，穆尼先生就开始放肆起来。他不仅酗酒偷偷花光了钱柜里的钱，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很多次他都发誓再也不赌了，可过不了几天，他的赌瘾照犯不误。不仅如此，他还在顾客面前殴打老婆，卖变质的肉，结果毁掉了自己的买卖。

这种生活，他们过了很久。直到一天晚上，他竟然手提杀猪刀去找老婆，害得穆尼太太去隔壁人家躲了一夜，自此他们就分居了。

穆尼太太去神父那里解除了婚约，自己抚养孩子。她不再给丈夫钱，也不再过问他的食宿问题。于是，他只好去市政厅谋取一个差事。说实在的，他真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衣衫褴褛的他驼背，个子很小。他的脸色惨白，白胡子、白眉毛下面一双浑浊不清而布满血丝的小眼睛，一看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他一天到晚坐在值班室里，等着被人差遣。

而穆尼太太就不同了，她是个身材高大面色严肃的女人，离婚后她用剩下的钱，在哈维克街开了一家寄宿客栈。客栈里的客人很多，多半是从利物浦和马恩岛来的游客，偶尔也会有一些表演歌舞的艺人。当然，常住的客人主要还是城里的职员。她非常聪明，很懂得如何经营这家客栈，她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赊账，而什么时候需要苛刻一些。那些常住客栈的年轻人都亲切地喊她老板娘。

还有一些年轻房客，每个礼拜会给穆尼太太十五先令的饭钱和房钱，当然，酒水除外。这些年轻人性格都很合得来，相处得也十分融洽。

穆尼太太有个儿子，叫杰克·穆尼，在舰队街的一家商号里做职员，是个有名的刺头。他嘴巴上爱学大兵们讲的粗话，也总是很晚才回家。遇到朋友他总有很多有趣的事情要说——比如哪一匹赛马很可能获胜啦，一个杂耍艺人可能要走红啦。此外，他还很会玩棒球，唱滑稽歌曲唱得也不错。

每逢星期日晚上，穆尼太太客栈的客厅里经常举行联欢会。歌舞杂耍艺人表演节目；谢里登演奏华尔兹、波尔卡即兴伴奏乐曲。而穆尼太太的女儿——波里·穆尼，常常也会为大家献唱一曲。她表情丰富地唱道：

“我是个……调皮姑娘。

你不必跟我装腔，

你知道我是啥样。”

波里年方十九，身段苗条，长着一头浅色的柔发和一张丰满的小嘴巴，一双灰中带绿的眼睛，讲话时总爱向上瞥，看上去像是一位任性的小姐。

起初，穆尼太太把她送到一个玉米商的办事处当打字员，可波里那个恶棍老爹却总往办事处跑，要求和自己的女儿说话。无奈之下，穆尼太太只好把女儿接回家做家务。波里年轻好动，性格也活泼，穆尼太太就有意让她和年轻的小伙子多接触。年轻人在一起本来就容易互生好感，一来二去，波里就和那些年轻人眉来眼去了。不过，穆尼太太到底是个精明的人，心里自然很清楚那些青年人对波里表示好感只是为了消磨时间，事实上却没有一个是认真的。

这样的日子维持了一段日子，等穆尼太太又想把波里送回去打字时，她开始注意到波里和一个青年人已经有点意思了。不过她没有出来制止，只是暗中观察着这对年轻人，不露声色。

波里当然知道母亲在暗中监视她，不过既然母亲一直不说破，想必也是有她的深意。就这样，母女之间既没有挑明也没有达成协议。到了后来，当穆尼太太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开始出面干预了。她处理道德问题一如快刀砍肉，快、准、狠。其实从一开始，在这件事情上她就拿定了主意。

一个初夏星期日的早晨，阳光明媚，天气很热，不过好在有徐徐清风吹拂着。客栈里所有的窗子都打开着，房间里还算凉爽。乔治教堂钟楼上的钟声响起来，前去做礼拜的教徒们陆陆续续穿过教堂前的小广场，他们戴着手套，手里拿着经书，神情肃穆。

寄宿客栈里的用餐时间已经结束，餐桌上一片狼藉，散落着没吃完的残羹剩饭。穆尼太太坐在扶手椅里，看女仆玛丽收拾餐桌。这时，她开始回想昨晚和波里的谈话。情况果真和她预料的一样：她问得直截了当，波里也毫无隐瞒。不过母女两个都很不自在。母亲的不自在源于发生这样的事情后她不能随随便便地就表示许可。而波里呢，不单单是对这种事情的害羞，更深一层的不自在是因为她不想让母亲察觉到，自己其实已经猜透了母亲的真正用意。

穆尼太太正想得入神的当口，教堂的钟声突然停止了，这让她猛然回过神儿来，于是本能地看了一眼壁炉上的钟表。十一点十七分。嗯，时间还很充裕。穆尼太太觉得是时候和多兰先生挑明这件事了。解决好这件事，她还要在十二点之前赶到马尔波罗街乘车。她相信自己有绝对的胜算。事情到了这一步，她必须得到应有的赔偿。波里天真无知，很显然，是他占了她的便宜。不过说到怎么赔偿，她还没想好。

这种事情，对于男人来说简直就是占了大便宜，他们既享受了快活，又可以当一切没发生过。但女人可就不同了，那可是女孩子的清白啊！想到这里，穆尼太太决定：结婚才是最好的补偿。

决定好之后，穆尼太太让玛丽去楼上请多兰先生下来，说房东太太想跟他谈谈。对此，她信心十足。她认为多兰是个品行持重的年轻人，不像其他人那样行为不检。如果换成谢里登先生、米德先生或是班塔姆·莱昂先生，那她可真要为难了。她觉得他一定也不想把这事弄得人尽皆知满城风雨的。再者，他已经在一个天主教徒的葡萄酒商办事处工作了十三年，如果这样的事情被宣扬开去，说不定他还会丢掉饭碗呢。当然，如果他们达成共识，那一切都好说了。毕竟，多兰的收入也算得上丰厚，积蓄也有一些。

钟表指向十一点半，穆尼太太看了看镜子中的自己。脸色红润，眼神果敢，她对自己的状态感到很满意。

而与此同时，多兰先生却心乱如麻。一想到昨晚的忏悔，一阵痛苦便向他袭来。如今，神父了解了整件事情的所有细节，最后给他的判词是：罪孽深重。如果能有机会补偿对他来说还真是万幸呢。已经做出了这种事情，伤害也无可避免了，除了结婚或者逃婚，还能干些什么事情呢。他绝望地坐在床上，想着这种不光彩的事情或许已经传得人尽皆知了，毕竟，都柏林不是一个太大的城市。恍惚中，他仿佛听到年迈的利昂纳德先生用他那尖厉的声音喊道：“请叫多兰先生来。”想到这里，他的心咚咚直跳，简直要跳到嗓子眼里了。

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和长期以来才建立起来的声誉就这样付之流水了！一想到这里，他就很不甘心，当然，作为一个青年人，他也有过放荡的生活，不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如今他遵守教徒的教规，一年中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他都过着正经生活。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也想过把波里娶回家，他有钱，完全有能力去维持一个家庭。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他的家人会看不起她。首先，她的父亲声名狼藉，再者她母亲的营生似乎也不太体面。他甚至开始感觉，和波里发生那样的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圈套。他几乎可以想象出朋友们在这件事上对他的态度，他们一定都在嘲笑他。还有一点让他不情愿的是波里的俗气，不过如果他真心爱她的话，又何须介意这些呢？所以，他的直觉告诉他，结婚这事是不可行的，应保持自由身才对。人们不是总说“婚姻是坟墓”吗。

他神情恍惚，机械地穿着衬衫和长裤。这时候波里叩门进来了，她说她把一切事情都告诉她的母亲了，想必母亲会来找他谈话。她说完哭了起来，搂住他的脖子。她说她已经没有生活下去的信心了。他叫她别哭，徒劳地安慰她说不会有事的。隔着薄薄的衬衫，波里感觉到他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

当然，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作为一个单身青年，总是抵抗不了一些诱惑的。他记得那天深夜，他正准备睡觉，她来找他。说风把她房间的蜡烛吹灭了想找他借火。那天晚上她穿了一件宽松的睡衣，刚洗过澡的皮肤泛着红光。之后，仿佛一切就这样自然地发生了，他们在拐角处依依不舍地互相望着，他俩还接吻，他清楚记得波里的那双灰绿色的眼睛，他们肌肤间的接触，还有那种难以言说的欢乐……

可是，到底该怎么办呢？如今罪孽已经造成，他作为教徒的廉耻心告诉他，他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就在这时，玛丽上楼来了，站在门口说女主人想见他。他站起来，胡乱地穿上了外套，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他告诉波里不会有事的，让她不要害怕，然后他走下楼去。此刻的他真想遁地逃到别的国家去，可是他知道有些事情根本无法逃避。走到最后几级台阶的时候，他碰到了杰克·穆尼，看到他正提了两瓶巴斯从厨房走出来。

房间里只剩下波里，她坐在床边哭了一会儿，然后擦干眼泪，走到穿衣镜前。她先是看了看自己的侧脸，又整理了一下发卡，然后又走回床边坐了下来。她望着床上的枕头，望了许久，突然，她内心深处那种秘密的温柔的回忆被唤醒了。绝望的情绪消失了，她开始耐心地等候着，并伴着一些欢喜。对往事的回忆在毫无察觉之中变成了某种向往，那种向往是让人灼热而充满渴望的。

终于，她听见了她母亲的召唤。母亲喊道：“波里，波里，快点下楼来，多兰先生有话要同你说呢。”

这个时候她才有了清晰的意识，也终于了解了自己一直等待的是什么。

赛车之后

子弹一样的汽车掠过纳亚斯大道，向着都柏林飞驰而去。在英契科山顶上，游客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正激动万分地观看汽车匆匆返回故里的一幕。正是通过这条贫瘠的路线，欧洲大陆聚敛了自己的产业和财富。此时，人群中不时地发出阵阵欢呼声，为那些落后的选手鼓劲加油，不过他们真正同情的其实是那些蓝色的汽车——那些法国朋友的汽车。

那些法国人其实已经胜券在握，他们的车队已经跑完了全程，赢得了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好名次。排名第一的是那辆德国车的车手，听说他是比利时人。因此每当一辆蓝色的汽车奔上山顶，大家便齐声欢呼，而每一阵欢呼又赢来了车手们的点头和微笑。

其中有一辆漂亮的汽车，里面坐着四个年轻人，此刻，他们那副兴高采烈的样子，远远超过了为法国人的胜利而高兴的程度，他们看上去简直就像是在狂欢。他们四人是车主夏尔·赛古安，加拿大出生的年轻电工安德鲁·利维埃尔，个头高大的匈牙利人维罗纳，还有一位衣冠楚楚的小伙子多伊尔。赛古安很快活，因为他先前出乎意料地接到一批订货单(他即将在巴黎开设一家车行)；利维埃尔很快活，因为他先前被指定出任那家车行的经理。这两个年轻人这么快活(他们是表兄弟)，还因为法国车队获得了胜利。维罗纳也很快活，因为他终于得以饱饱吃了一顿，况且他天生就是一个乐观的人。那第四个人呢，由于过于激动，现在已经快活得不知如何才好。

这第四个年轻人，年约二十六，长着一脸柔软的浅棕色胡髭和一双天真无邪的灰色眼睛，他父亲早年是一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但很早就改变了观点，后来在王城卖肉，又在都柏林城内城外开店铺，这让他赚了不少钱。他的运气还不错，一直以来都得到了警察的某些照顾，最后变得阔绰起来，成为被都柏林报界不时提及的大富豪。起先，他把儿子送到英国一所大型天主教学院念书，后来又送他到都柏林大学学法律，可是吉米(多伊尔的昵称)对学业一直都不是很上心，有一段时间甚至称得上行为放荡，反正他有钱，又有人缘，于是便把时间和兴趣都花在了音乐和汽车上。再后来，他又被父亲送往剑桥去长见识，在那儿待了一个学期。他父亲表面上对他的所作所为很是不满，总是教训他，事实上却打心眼里欣赏他这种无节制的生活，所以，他在付清了儿子的欠账后，又把他带回了老家。

吉米初次和赛古安相遇，就是在剑桥。那时，他俩刚相识，吉米就发现跟这样一个人相处真是其乐无穷，他见过那么多世面，而且据说他还是法国几家最大的旅馆的拥有者。这样的人(连吉米的父亲也同意)虽然算不上是非常可爱的伙伴，但也值得交往。当然，维罗纳也很讨人喜欢，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钢琴手，可惜的是，他的家境清苦了些。

汽车载着这群欢乐的年轻人快活地往前开。那对表兄弟在前排就座，吉米则跟他那位匈牙利朋友坐在后面。维罗纳的心情显然十分愉快，一路上都用他那深沉的男低音哼着曲子。两个法国人时不时地哈哈大笑，偶尔从前座抛过来一些玩笑话，弄得吉米不得不探过身子，才能捕捉到那些连珠炮似的笑话，他不光要去猜测它们的意思，还得顶着犀利的风大喊，以便作出恰当的回答，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更何况维罗纳的哼哼唧唧简直要吵死人，此外，还有汽车的嘈杂声不绝于耳。

无疑，这场风驰电掣的运动让人感到很有激情，更何况还有这些臭味相投的哥们儿，又有钱，这是让吉米感到兴奋的三个原因。那天他在这伙哥们儿的陪伴下跟很多朋友见了面。车子在中途停靠站，赛古安介绍他去见了一些法国赛车手，其中一位车手的那张黝黑的脸上露出了一排明亮的白牙，算是对他那种茫然的敬意做出了回答。受到那样的礼遇后，再回到观众的胳臂和笑脸当中，他感觉到这确实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何况还有钱呢——他的确掌握了一大笔钱，当然，也许在赛古安眼里，那并不能算是一大笔钱，不过吉米尽管偶尔也会犯一些恶习，但还是继承了他父亲谨慎的本性，所以他深知积攒这么一笔钱是多么不容易。鉴于这种认知，他从不挥霍无度，虽然当年他一时兴起花费了不少，不过他总是能适可而止，他明白那些都是血汗钱，现在，要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都用来投资，这对于他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所以自然就要倍加慎重了。

当然这笔投资看上去还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赛古安巧妙地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他只是看在哥们儿的面上，才把他那几个爱尔兰小钱算进了车行的资本里。吉米很佩服父亲做生意的那种精明头脑，这笔投资起先还是父亲出的主意。做汽车生意可以挣钱，挣大钱，况且赛古安看起来确实有着雄厚的财力。于是吉米每天都会坐上这辆派头十足的汽车。它跑得多神气啊，在这乡村道路上真是出尽了风头！这趟旅行就仿佛是一只神奇的手指，按住了生命的真实脉搏，它让所有人的神经都振奋起来，同那奔驰的“蓝色动物”一齐跳动。

他们驾车朝着贵妇街的方向驶去，街上交通格外拥挤，到处都响着汽车喇叭声，还有急不可待的电车司机敲响的铜锣声。快到英格兰银行时，赛古安将车停住，吉米和他的朋友下了车。不一会儿工夫，便有一小群人聚集在人行道上，对这辆漂亮的汽车表示敬意。之后，这几个年轻人约定晚上在赛古安的旅馆吃饭，吉米和他那位形影相随的朋友则回家换身衣服。随即，汽车缓缓驶往格雷夫顿街，这两个年轻人从围观的人群中挤了出去。他们向着北面的方向走去，心中有些莫名的失落，头顶上的那一盏盏灯，在夏夜的雾霭中闪出昏黄的光。

吉米的家人把他参加这场晚宴看成是一件大事。他父母反复玩味着那些外国大城市的名称，感到十分惶惑，但惶惑中又夹杂着某种骄傲，还有某种渴望。吉米已经穿戴完毕，看起来也挺帅气，他站在客厅里，最后摆弄了几下领带上的蝴蝶结。或许从生意人的角度而言，他的父亲感到了一种满足，要知道儿子身上的那种品性，用钱是买不来的，因此他对维罗纳也表现得格外友善，那种态度体现出了一种对异国才艺的真正崇敬。不过那位匈牙利人也许并没有注意到主人的这种微妙情感，他正迫不及待地想饱餐一顿呢。

晚餐很丰盛，味美可口，无比美妙。吉米觉得赛古安有很高的品位。晚会上又增加了一位名叫罗斯的年轻人，他是英国人，吉米在剑桥时曾经看见过他跟赛古安在一起。小伙子们在一间舒适的屋子里喝酒，房间被烛形灯照得格外亮堂。他们大声说话，无所顾忌，吉米很有想象力，他觉得在那位神态刻板的英国人身旁的那两位法国人则显得更加热情洋溢，举止优雅，他觉得这两位法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正是他自己也具备的那种优美得体的风度。他很钦佩主人引导话题的那种机智，五个年轻人各有各的爱好，个个都是说话口无遮拦的人。维罗纳怀着无限敬意，开始对那位略显刻板的英国人叙说英格兰情歌的种种妙处，并对古老乐器的失传表达出一种惋惜之情；利维埃尔则一本正经地对吉米讲述法兰西汽车修理工如何如何了不得；那位匈牙利人更为热情，他说话的声音响如洪钟，高谈那些浪漫主义画家笔下的假琵琶是多么荒唐可笑；而赛古安则想方设法地把大家的话题引向政治。

总之，大家随心所欲，各得其所。吉米深受感染，他觉得父亲被埋没的热情又在自己心中复活了，甚至到了最后，他还使漠然的罗斯也受其感染，变得无知激动。房间里越来越热，赛古安的任务则越来越棘手，因为稍微有点处理不妥就会有爆发个人冲突的可能，主人很是机敏，他寻机以博爱之由使大家举起酒杯，趁大伙一饮而尽的时候，他有意推开了一扇窗户。

那天夜晚，城市披上了都会的神秘面纱。五个年轻人沿着斯蒂芬公园慢慢往前走，走在飘着芬芳的薄雾中。他们快活地高声说笑，披风在肩膀下有节奏地飘动。一路上，人们纷纷为他们让道。在格雷夫顿街拐角处，一个矮胖的男人正送两位标致的女士上车，那辆汽车由另一个胖男人驾驶。汽车开走后，那矮胖的男人瞥见了这一群年轻人。

“安德鲁。”

“是法利！”

接下来他们之间便有了说不完的话，法利是美国人，谁也不清楚他们在谈什么。维罗纳和利维埃尔的嗓门最高，所有的人都非常兴奋。之后，他们爬上一辆车，挤在一起，笑得更加肆意。在欢快的钟声中，他们驾车从人群中驶过，融入温柔的夜色里。到了威斯特兰街，他们又登上火车，吉米觉得好像只坐了那么一小会儿，王城站就到了。检票员朝吉米打了个招呼，那是一个老头：

“晚上好啊，先生！”

这是一个宁静的夏夜，港湾像一面镜子似的呈现在他们眼前。他们勾肩搭背走向港口，还齐声唱着《有个小子叫洛塞》，每唱一句就跺一下脚：

“嗬！嗬！嗬嘿，乐死人！”

他们来到船台上，随即登上一只划艇，朝那艘美国游船划去。接下来便是吃饭，唱歌，玩牌。维罗纳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喊道：“真是太美啦！”

船舱里摆放着一架钢琴，维罗纳为法利和利维埃尔弹奏了一支华尔兹，法利扮演骑士，利维埃尔扮演淑女。之后，他又演奏了一曲，是一首即兴方步舞曲，小伙子们各扮各的角色。真是快活！吉米使劲地跳着，心想他至少明白了什么叫生活。后来法利气喘吁吁地喊道：“别跳啦！”话音刚落，一个男人端进来几样酒菜，年轻人出于礼貌都围坐下来。于是他们以波西米亚方式举起了酒杯，开始说起了祝酒词，诸如为英格兰干杯，为法兰西干杯，为匈牙利干杯，为美利坚合众国干杯。吉米也跟着大发了一番议论，滔滔不绝，只要中间稍有停歇，维罗纳就会喊：“听啊！听啊！”吉米讲完后刚一坐下来，就赢来了噼噼啪啪的掌声。他心里想，看来自己一定是讲得很不错啦。法利拍拍他的背，予以赞同，放声大笑着。看看这群年轻人，多么快活的哥们儿啊！多么棒的伙伴！

打牌！打牌！桌子已经整理干净了。维罗纳悄悄回到钢琴前，为他们演奏即兴曲。其余的小伙子赌了一轮又一轮，一个个神经亢奋地沉浸在这种冒险活动中，他们已经赌得出神入迷。他们先是为红桃皇后的健康干杯，接着又为方块皇后的健康干杯。因为看客稀疏，吉米不由得为此感到可惜。因为每个人都绞尽了脑汁，他们的赌注下得非常高，有人开始掏出了钞票。吉米不太清楚谁是赢家，他只知道一直在输的是自己。这只能怪他自己，因为他老是出错牌，旁人只好为他记下欠账。看着他们的劲头，吉米开始了解到这些人都是些赌鬼，他真希望他们别赌了，因为天色已经很晚了。但陷入疯狂赌局的人们显然还没尽兴，他们有人为“纽波特美女”号游船干杯，后来又有人建议最后来一盘豪赌。

钢琴声早已停止了，维罗纳大概走上了甲板。这最后一盘赌得真是吓人，在胜负就要见分晓的时候，他们停下来为运气干杯。吉米知道最后一盘是罗斯与赛古安之间的较量。这真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啊！吉米自己也很激动。当然，他肯定是输家，到目前为止，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输出去多少钱了呢。小伙子们站了起来，打出最后几张牌，又是嚷嚷，又是比划。罗斯赢啦！一片欢呼声顿时响起来，震得船舱一阵摇晃。纸牌被收了起来。他们接下来的工作是算账收钱。结果是法利和吉米输得最惨。

他知道等到天一亮，他就会后悔莫及，不过现在他很庆幸，庆幸终于可以休息了，庆幸浑身上下不堪的疲倦可以让他忘却自己的愚蠢。他将胳膊支在桌子上，脑袋埋在两手间，数着太阳穴的跳动。这时，舱门打开了，他看见那个匈牙利人站在一道灰暗的光线里：

“天亮了，先生们！”

两姐妹

这一次，他应该是没有一丁点儿的指望了：已经是第三次发作了。一夜又一夜，我经过这幢房子(那时正是假期)，琢磨着那扇窗户里的光亮；一夜又一夜，我都看到它就是这么亮着，微弱而平和。如果他真的死了，我想，我应该能在那阴森的遮帘上看到一支支跃动的烛影，因为我知道，一具尸体的脑袋旁边，一定会点上那么两支蜡烛的。

过去他常对我说：我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那会儿我还以为他的话无依据呢，现在才明白他说得一点都不假。在我从前抬头凝望那个窗口的每一个晚上，我总是喃喃自语着“瘫痪”这个词，它传进我的耳朵里怎么听怎么疏远，如同欧几里德几何学里的磐折形和《教义问答》手册里的交易圣职罪一样。可是如今，我再次听来，它却变成了某个居心叵测而罪孽深重的人的名字。它开始让我觉得恐惧不安，可我竟然还是那样迫切地希望离它更近一些，这样也好看看它那要命的成果到底是怎样的。

现在，老科特坐在炉火边，正抽烟呢，而恰巧我也走下楼来用晚餐。在姑妈给我盛麦片粥的这段时间里，他都说着话，好像是在继续先前的话题：

“不，我不想说他，真的……不过说起来，有些事还真是透着些奇怪……他这人总是怪里怪气的。好吧，我跟你说说我的看法……”

他说着，开始猛吸烟斗，一口口的浓烟从他的嘴巴和鼻孔里喷出来，显然，他是在借着这会儿工夫在脑海里盘算着该从哪里说起呢。他是个令人厌烦的老家伙！记得我们刚认识他那会儿，他还是很有意思的，那时候他讲的都是一些劣质烟酒和蛇形管道的事情；可时间不长，我就厌烦了他和他那些和酒厂相关的没完没了的故事。

“这个嘛，我有我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觉得他那是一种……怪病……不过这种事谁说得准……”

话没说完，他又开始大口吸烟，到最后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姑父看我一双眼睛发直，就对我说道：

“唉，你的老朋友去世了，你听了这个消息，一定会难过吧。”

“谁？”我说。

“弗林神父。”

“他死了？”

“是啊，科特先生刚才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件事啊。在这之前他刚路过那幢房子。”

这样的时刻，我知道大家正注视着我，便径自埋着头吃饭，就好像这个消息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似的。姑父对老科特解释说：

“这年轻人跟弗林神父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之前没跟你说过吧，那老伙计教了这孩子很多东西，他还说他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呢。”

“请上帝宽恕他的灵魂吧。”姑妈虔诚地祷告说。

老科特瞅了我一会儿，我能感觉到他那双黑珠子似的小眼睛像做贼一样地打量着我，可我并不想遂了他的心，于是仍旧低头吃着盘子里的东西。他无奈，只好转过脸去继续抽他的烟斗，末了，还粗鲁地朝壁炉里唾了一口。

“我可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他开始说，“去跟他那样的人去打交道。”

“你为什么这么说，科特先生？”姑妈问。

“我是说，”老科特说，“那样对孩子们没有丁点儿的好处。我的意思是：年轻人么，就应该多走动走动，去和那些跟他同龄的人在一起玩，不要……你说我说得对吧，杰克？”

“不错，这也是我的原则，”姑父应和着说，“孩子嘛，就应该学着安分点儿。我为什么总对那边那个罗济克鲁兹小教徒说‘要锻炼啊’，就是这个道理。要知道，我还是个毛头小伙子的时候，不分冬夏，每天早晨都要冲一遍凉。这习惯一直到今天仍然保留着。对孩子的教育实在是又精细又博大呀……应该让科特先生尝尝那羊腿。”姑父对姑妈补了一句。

“不，不，不需要为我费神了。”老科特说。

姑妈起身从冷藏柜里端出一盘羊腿，摆到桌上。

“可是科特先生，你为什么觉得那样对孩子们一定是不好的呢？”姑妈问道。

“这还需要问吗，那对孩子们就是没好处。”老科特说，“孩子就是孩子，他们的头脑有着很强的可塑性。只要孩子们看到那种事，你知道，就会引起……”

听到老科特这么一说，我赶紧塞了一嘴麦片粥，生怕自己会忍不住一张嘴就流露出恼意。这个讨厌的红鼻子的老笨蛋。

那天到了很晚我才睡着，一想到科特先生竟把我当小孩看，我的心里就十分气恼，可我仍然绞尽脑汁，想从他那些吞吞吐吐的话语里琢磨出点名堂来。躺在黑漆漆的屋子里，我想象着自己又看到了那张呆滞灰暗的瘫痪病人的脸。我一把拉起毯子蒙住头，试图去想象圣诞节时的喜兴场景。但是那张灰色的呆滞的脸却始终尾随着我。它一直在很小声地自言自语着，我明白它是渴望着能忏悔点什么。我似乎感到自己的灵魂已经躲进了某个既欢愉又邪恶的地带；此外，我竟再一次发现，他在那儿等着我。

果然，他开始以一种低缓而模糊的声音向我忏悔了，不过我弄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一直不停地微笑着，他的双唇为什么会被唾沫沾染得那么黏湿。随即我想了起来，他是由于瘫痪症而死去的，于是我感到自己也在空洞乏力地轻笑着，似乎想要开脱他那买卖圣职一类的罪孽。

第二天清晨，吃完早餐我就出门了，我突然想去看坐落在大不列颠街上的那座小房子。这是一间不太显眼的店铺，用了一个意思很模糊的名字，叫做布服店。这里主要经营儿童毛线鞋和雨伞，平时，橱窗里总是挂着一张告示，名曰：翻修伞面。现在，店铺已经关门了，也就看不到什么告示了。门把上有人用丝带栓了一束绉纱花，这时，有两个穷女人和一个送电报的男孩，正在门口念那张别在花束上的卡片。我也跟着凑了过去，念道：

“1895年7月1日

詹姆斯·弗林神父(生前属于圣凯瑟琳教堂，米斯街)

享年六十五岁

R.I.P.”

这张卡片所表达的意义终于使我相信，他的确死了，而我居然一直在核实这一点，想起来我不禁万分沮丧。如果他还健在，那么我就会走到店铺背后的那间小黑屋里去，我就能看到他坐在炉边的摇椅上，蜷缩在他那宽大的几乎透不过气来的外套里。也许姑妈还会给我一盒吐司牌的高级鼻烟，那是准备捎去给他的，而这份礼物可以让他从昏昏欲睡的倦意中清醒过来。

从前的时候，每次，都是我把带来的鼻烟倒进他那只黑色的鼻烟盒里的，因为他的双手哆嗦个不停，凭他自己是根本做不了这件事的，如果让他做，非得有半盒烟末被浪费掉不可。不过，即使我都替他弄妥了，他颤悠着那只大手勉强能把鼻烟举到够着鼻孔的地方，但还是会有些若有似无的烟末缓缓渗过他的指缝，进而弥散到外套的前襟上来。也许就是这一阵接着一阵不断飘落的烟尘，愈加衬托出他那身老派的教袍已经失去了从前的鲜绿色，那袍子看上去，倒是和他那块一直以来都是脏兮兮的红手帕十分相称了，那手帕因为长期以来都沾着鼻烟渍，所以上面污迹累累，就算他拼命想用它来掸去洒落的烟粉，也不过是徒劳一番而已。

如今，我是那么热切地想要走进去看看他，却又没有勇气去敲门。迟疑了一会儿后，我只好慢慢踱着步子，沿着朝阳的一面街，一边走一边浏览着那些商店橱窗里所有的演出招贴画。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我自己也好，那一天的光景也罢，都没有半点遭遇丧事的悲伤意味，而更可气的是，我发现自己居然还有一种得以解脱的感觉，仿佛是他的死，才让我摆脱了某种束缚。这个发现，让我很是震惊，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就像姑父前一天晚上说过的那样，弗林神父教我明白了很多东西。

弗林神父曾经就读于罗马的爱尔兰学院，我之所以能正确拼读拉丁文，全赖有他。他给我讲过关于地下墓陵和拿破仑·波拿巴的故事，还向我解释过不同的弥撒仪式和披在牧师身上那些不同法衣所指代的意义。有时候他也会拿那些晦涩难懂的问题来考我，当然，他自己也能从中得些乐趣，比如说他会问我一个人在某种特定的场合下该怎么做，要不就是问些这样那样的罪孽，到底是必死无疑呢，还是可以得到赦免，或者根本就是免予追究。他的提问让我有了思考，我开始明白：之前，自己一向以为再简单不过的教堂里的某些条文，其实究其真意，竟是那样复杂而又高深啊。

我开始明白，原来牧师们不仅要对圣餐负责，还要负责对有关忏悔的事情保密，这一切对我来说似乎都太过严肃了。我有点困惑了，试想一个人到底得有多么大的勇气才能把这一切都担当起来呢。所以，当他告诉我以下的事情时，我已经不觉得有什么惊奇之处了，他说教堂里的神父们已经写了书，有《邮电指南》那么厚，印得密密麻麻的，就像报纸上的法院公告一样，而人们认为的那些难以弄懂的问题，都能从这部书里得到解答。通常只要一想到这一点，我就会觉得自己没法回答他的问题了，或者即使回答也会答得非常愚蠢，条理也不清晰。而他呢，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而且他还总是笑着，间或点三两下头。有时他喜欢让我参加弥撒仪式，体验会众对牧师的例行应答，并督促我用心牢记这些；而且，每当我喋喋不休地复述这些应答时，他往往若有所思地微笑、点头，还不时往两个鼻孔里轮番送上大撮的鼻烟。每次他一笑起来，那些被污损得变了颜色的大牙齿就露出来，舌头也伸出来，抵住他的下唇——在我们最初相识的那段日子里，他的这个习惯一直让我感到很不自在，后来我们熟了，也就无所谓了。

我在阳光里慢慢走着，忽地就记起了老科特的话并竭力要回想起来，我想要弄明白在那个梦里，后来都发生了些什么。终于，我想起来了，在梦中我见到过长长的天鹅绒窗帘，还有一盏古旧的吊灯。我觉得自己好像到了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在某个有着奇异习俗的陌生城域——或许是在波斯吧……可是，任凭我怎样努力，也已经记不起那个梦的结局来了。

那天晚上，姑妈带我去了那个居丧的人家。那已经是日落之后了，然而屋子朝向西面的玻璃窗上，仍然反射着一大团云彩的金褐色的光辉。

在客厅里，接待我们的是南妮，显然，这样的时刻向她大声问候已不合时宜，所以，姑妈只是轻轻握了握她的手，如此而已。这个老妇人像是在征询我们的意见似的指了指楼上，得到我姑妈的点头之后，她才走在我们前面引路。沿着那道狭窄的楼梯，她吃力地往上攀，她佝偻着的头，几乎就要碰着扶梯了。在楼梯的第一个转角处，她停下脚步，指着那间敞着的安静得如同死去的屋子，向我们示意。姑妈已经走了进去，而我还在迟疑着，举步不前，那老妇人见了，又朝我招了招手。

我放轻脚步，小心翼翼地走进去。天灰日暮，只有迷蒙的阳光从那嵌有蕾丝花边的百叶窗帘上透进来，房中的烛光在迷蒙的光影下，显得更加惨淡。

此时，他躺在棺材里。南妮带头，我们三人都在床脚边跪着。我装出一副正在祷告的样子，却心不在焉，那老妇人的呢喃声叨扰着我。我看到她背后的裙子被什么东西勉强钩住才不致滑落下来，这是多么不雅观啊，还有那双布靴的后跟，由于天长日久的踩踏，磨得都歪到一边去了。突然，一个虚幻的念头摄住了我：那位老牧师，似乎正躺在那儿，在他自己的棺木里正微微发笑呢。

事实却并非如此。等我们立起身来，都走到床头边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并没有在微笑。他只是躺在那里，庄严肃穆、经纶满腹地躺在那里。他已经穿好了参加祭祀的法衣，一双大手松展开来，轻握着圣杯。他的脸依旧是晦暗的，五官粗狂，显得面目狰狞，凹下去的黑色的鼻孔看上去就像洞穴一般，他头上那一圈白发稀疏散落。屋里弥漫着一股芳香的气味，那是花的味道。

我们为自己祈了福，然后便退身出来。在楼下那间小屋里，我看见艾丽莎正端坐在弗林神父曾坐过的那把摇椅中。我没有说话，暗自摸索着，朝角落里我经常坐的那把椅子寻过去。此时，南妮已经走向餐具柜，取出了一只盛有雪利酒的细颈水瓶，还有几只酒杯。她把这些东西放到桌子上，邀请我们能喝上一小杯。接着，她照着她姐姐艾丽莎的吩咐，把雪利酒斟入杯中，然后一一端给我们。她似乎很希望我能再吃几片奶油薄脆饼，我婉言拒绝了她的好意，其实，我只是觉得吃那东西的声响太过喧哗，这样的场合似乎不太合适而已。我看得出她对于我的婉拒有些沮丧，不过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悄然走向沙发，坐在了她姐姐的身后。

房间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没有一个人吭声，我们都盯着空空如也的壁炉，呆呆地出神。

一直等到艾丽莎叹了一口气，这时姑妈说话了：

“啊，呃，他一定是到了一个更好的去处。”

艾丽莎又叹一口气，垂下头来对姑妈的话表示赞同。姑妈把酒杯拿在手里，轻轻拨弄着杯脚，随后，她呷了一小口酒。

“当时，他……安详吗？”姑妈问。

“哦，安详极了，夫人。”艾丽莎说，“看上去，都分辨不出来他是在什么时候停止呼吸的。他走得很安静，很满足，感恩上帝。”

“那么一切都……？”

“星期二一整天，奥罗克神父都在陪他，他给他行了涂油礼，并为他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当时，他还清醒吗？”

“他很清醒，看上去非常顺从天意。”

“一直以来，他确实顺从天意。”姑妈说。

“这些话，是我们请到屋里来为他擦洗身子的那个女人说的。”她说，“他走的时候，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一样，他的模样安详又服帖。可能谁都不会想到，最后，他会以这样体面的方式离开。”

“是啊。”姑妈说，她停顿了一下，又呷了一口酒，继续说道：

“好了，弗林小姐，你们也不必难过，要知道你们对他已经尽心尽力了。我应该说，你们两个都是很善待他的。”

艾丽莎用手轻轻抻了抻膝头皱起的衣痕。

“哦，可怜的詹姆斯！”她说，“天知道我们穷成什么样，但是只要我们办得到的事却都是尽了力的——到了如今这一步，我们不忍心看到他再缺少什么。”

南妮显然是累了，她已经倒在沙发枕上，一副快要睡着了的模样。

“看看那可怜的南妮吧！”艾丽莎说着，朝妹妹望过去，“她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们包揽了所有的活，她和我，我们一起请那个女人来给他洗浴，之后又为他打扮，然后是放入棺木，最后安排在小教堂里做弥撒仪式。如果没有奥克罗神父，仅靠我们这么忙来忙去，还真是理不出个头绪呢。那些鲜花也是奥克罗神父给我们送来的，他还从小教堂里拿来了两支蜡烛，又写了讣告。哦，那则讣告在《自由人会报》上登着呢，他还帮忙掌管着葬礼的所有文件，还要负责那可怜人詹姆斯的保险单。”

“听你这么说，他真是太好了对吧？”姑妈说。

艾丽莎合上双眼，仿佛很累的样子，她慢慢摇了摇头。

“唉，没有什么朋友能跟老朋友相比啦。”她很是感慨地说，“说来说去，多数朋友都是靠不住的。”

“倒也是，这话说得一点儿都不假。”姑妈说，“既然他已经去到了那个永恒的安息之所，我想他一定不会忘了你们，还有你们对于他的种种好处。”

“啊，可怜的詹姆斯！”艾丽莎说，“他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给我们带来一点的烦扰。他在家时总是悄无声息的，和现在没什么两样。唯一不一样的是，我知道他已经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一切都会过去的，而你也会时常想念起他来。”姑妈说。

“我明白。”艾丽莎说，“以后，我再也用不着给他端牛汁茶，而你也再不用给他送鼻烟了，夫人。啊，可怜的詹姆斯！”

说到这里她突然停住了，好像是在和过去的那些日子作亲密的告别一般，之后她又用平和流畅的语调说：

“告诉你吧，其实在最后的那段日子，我就已经发觉他举止都有些异常了。不管什么时候给他送进汤茶去，我总会看到他大张着嘴巴仰躺在椅子里，而那本他日常用的祈祷书已经跌落在地上。”

说到这里，她用一根手指轻触着鼻尖，眉头也皱在了一起，那样子似乎在努力想点什么，接着她继续往下说道：

“可即便是在那个时候，他还总是反反复复不住地叨念着，说是在这个夏天结束以前，他想挑个好天气驾车出去走一趟。其实，他只是想再去看看爱尔兰镇上的那座老屋，我和南妮都是在那儿出生的。他希望我们能跟他一块儿去。他还说，只要我们能够租到一架新型四轮马车，就是奥罗克神父对他提到过的那种马车，没有一点声响，轮子晃晃悠悠的那种，那么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消磨一个周末的晚上，还是很合算的。奥罗克神父还告诉他，去爱尔兰镇的途中就有一家名为‘约翰尼·鲁斯’的车行，在那里就可以租到他说的那种车子。从那之后，他就已经开始筹划这件事了……可怜的詹姆斯！”

“祈祷上帝宽恕他的灵魂吧！”姑妈说。

艾丽莎的眼睛湿润了，她取出手绢，擦了擦眼睛，又把它放回了口袋。之后，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空荡荡的壁炉，许久没有再说话。

过了那么一会儿，她又开口了。

“他总是过于认真。”她说，“教士这职位对他来说，要承担的责任实在是太沉重了，所以他这一辈子，真是受了不少波折。”

“是的。”姑妈也跟着说道，“看得出他是个不得志的人。”

小屋里充斥着一阵沉默，趁这工夫，我蹭到桌前，端起那杯属于我的雪利酒尝了尝，之后又悄无声息地转回到我的那个角落里，重新坐在座椅上。艾丽莎似乎已深深陷入了沉思，有些走神了。我们尊重地等着她来打破这种沉寂，我们等了不少的时间，她才慢条斯理地开了腔：

“就是那只被他打破的圣餐杯捣的鬼……事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当然了，他们说那根本就不要紧，我是说杯里什么东西也没盛，可是仍然……有的还说是那男孩闯的祸呢。可是可怜的詹姆斯，他太敏感了，上帝可怜可怜他吧！”

“那么，是那么回事吗？”姑妈说，“我倒是听到一些传闻……”

艾丽莎点点头。

“总之，是一件事影响了他的情绪。”她说，“从那时候开始，他就闷闷不乐了，跟谁也不说话，只是自顾自地四处游荡。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晚上，原本约好了他要去拜访一个老朋友的，可是他自己却不见了踪影。他的那个老朋友到处找他，找遍所有地方也不见他的影子，后来还是教会里的文书提议说到小教堂里找找看。这样，他们才拿了钥匙，打开了教堂的门，然后就是那个文书和奥罗克神父，还有另一位在场的牧师，带了一支蜡烛进去找他……你猜怎么着？他还真在那里，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忏悔室里，看上去完全清醒着，但又好像在自顾自傻笑，你没想到吧？”

说到这里，艾丽莎突然停了下来，屏住呼吸，好像在聆听什么。我也竖起耳朵来，学着她的样子倾听，可是屋里什么声响也没有。我知道这个时候，那老神父仍然安详地躺在棺材里，一如我们先前所见的那样，在死亡之光的辉映之下肃穆而狰狞地躺在那里，他的胸前双手依旧懒洋洋地捧着一只圣餐杯。

艾丽莎接着往下说：

“他看上去完全清醒着，却好像在自顾自傻笑……所以那会儿，当然了，他们就看到了那种情形，他们觉得他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才会那样……”

偶遇

我们之所以能认识西部蛮荒之地，还要得益于乔·狄龙。在他家里，有一个小型书房，里面存放的都是一些旧杂志，比如《米字旗，加油》和《廉价奇观》。

每天傍晚，等到放学以后，我们便聚在他家后花园里，摆开印第安人式的战阵来一场大战。他和他那肥胖的弟弟，也就是懒汉雷奥负责据守马厩的草料棚，我们则向他俩发起迅猛的进攻，志在必得。当然，有时大家也会在草地上奋力拼杀，展开白刃战。不过，无论我们多么全力征战，从来也不会成为攻城略地或者驰骋沙场的最后的胜利者。几乎所有的较量，都是以乔·狄龙跳起凯旋战舞而宣告结束。

每天上午八点，乔·狄龙的父母会去伽德纳街做弥撒，这是他们雷打不动的习惯。于是，他家的大厅里，便只留下狄龙夫人身上常常散发出来的那缕馨香。和我们这些既年轻又胆小的同学相比，乔·狄龙玩起来真是太疯了。有时他看上去倒是活脱脱地像个印第安人，他在花园里活蹦乱跳，头上还戴着一只旧茶壶罩，一边用拳头猛敲马口铁一边大声吆喝：

“侠！侠客，侠客，侠客！”

因此，当大家听到他后来谋到了一个牧师职位的消息时，谁都不敢相信。可这毕竟是事实。

在那时候，我们这些人中正流行着一股桀骜不驯的风气，在它的影响下，人和人之间所有文化上的差异和脾性上的不同，都变得无关痛痒了。总之，那时候我们团结一心，当然，各自的出发点不太相同，有人出于勇敢，有人出于儿戏，还有人几乎出于惶惑和迷茫。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类，那时候，只是单纯地害怕会被大家当成书呆子或是软骨头，所以才勉为其难地扮上了印第安人。但说到那些描写蛮荒之地的西部文学作品中所涉及的冒险事件，其实和我的天性有着天壤之别，好在，它至少向我开启了一扇逃避生活、消愁解闷的大门。至于兴趣方面，我更偏爱几部美国侦探小说，那是我从几个又邋遢又漂亮的野丫头那儿得来的，之前，它们被那几个丫头传来传去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小说书并没有多少乐趣，而且其中还有一些文学意味，可即便如此，它们在学校仍然只能秘密流传。

一天，巴特勒神父正在让我们背诵那四页《罗马史》，雷奥·狄龙这个笨蛋竟被他查出手里有一册《廉价奇观》。

“是这一页还是那一页？什么，是这一页？行了，狄龙，站起来！背吧，‘天空微露……’开始！”

“‘天’什么？”

“‘天空微露晓色……’你温习过吗？你的口袋里是什么？”

被逮个正着的雷奥·狄龙交出那册书来，霎时，人人心跳加速，又都力图撑起满脸无辜的表情。巴特勒神父随手翻翻，眉头一皱，面露愠色。

“这是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他厉声说，“《阿柏支酋长》！你不好好学习你的功课《罗马史》，浪费那么多时间读的就是这个？我希望下次你可别让我再在学校里撞见这种无聊的玩意儿。写这书的，我敢说，一定是某个无聊的小文人，专靠搬弄这种东西换些酒钱。真是怪事，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受过良好的教育，竟然还看这种垃圾，如果你是国立学校的学生，倒也罢了……好吧，狄龙，我严肃地告诫你，把心思放到学业上，否则……”

就是这种课堂上出现的一本正经的责难，一度使我那些对于西部的幻想黯然失色；而雷奥·狄龙那张羞涩不安的胖脸，也曾唤醒过我心中的某种良知。但那都是瞬间的领悟，等到放学以后，一旦摆脱了校园的约束，我就又开始对野性、对逃亡充满了渴望。而这一切，似乎只有那些刊有神秘西部的杂志能够满足我。

渐渐地，晚上的模拟战事，已经变得和学校上午的课程一样，使我感到枯燥乏味了，因为我想亲身经历一场真正的冒险。可我知道，真的冒险事件，对于那些待在家里的人是无法体会的；要想体验这种经历，只有出国。

临近暑假的时候，我终于下了决心，只要能摆脱沉闷的校园生活，哪怕逃一天课也行。我和雷奥·狄龙，还有一个叫马霍尼的男生，我们三人一起商定了一天的行游计划。靠着平日的节省，我们每人都攒下了六个便士，约好早晨十点在运河桥汇合。马霍尼托付他的大姐为他写假条，而雷奥·狄龙得让他的哥哥去说他病了。我们原本打算沿着码头路一直走到船坞，然后摆渡，等到上了岸后再走一段，去参观鸽舍。

行程定下来了，雷奥·狄龙生怕会在外面撞见巴特勒神父或是某个学校里的人，马霍尼则振振有词地反问：巴特勒神父不在学校待着，跑去鸽舍干什么？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就都释然了。我开始实施计划的第一步，把他们的六便士零钱集中起来，当然，我也让他们看了看我自己的六个便士。出发前的那晚，我们在做着最后的准备，所有人都莫名地亢奋起来，大家握手，兴奋地大笑，然后马霍尼说：

“明天见，哥们儿！”

说不上什么原因，那天夜里我没睡安稳。因为住得最近，早晨我是第一个到达桥上的人。我把课本藏在花园尽头壁炉坑边的草丛中。心想着应该没人会到那儿去。弄完之后，我就匆忙沿着运河河堤往前赶路。

这是进入六月的第一个星期，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上午。我坐在桥栏上，欣赏着脚上那双轻巧的帆布鞋，为了它我前天我忙乎了一个晚上，好不容易才用白粘土把它擦得白白净净。我还看到那些温驯的马匹，正用力拉着满满一车子上班的人往山上来。林荫道旁的高树蔽天，枝叶婆娑，阳光从树缝之间洒落，斜映在河面上。桥上原本冷硬的花岗岩石块已经被太阳晒得渐渐暖起来，忽然，我的心中有了一段旋律，我开始轻拍着双手，打出一串节奏。在这样的时刻，我是多么快乐。

我在桥上大概坐了五到十分钟的样子，然后看见穿着灰色外套的马霍尼慢慢朝我移近。他登上山来，一路飞奔大笑着，翻过桥栏，在我身边的位置坐下来。现在，就差雷奥·狄龙了。在等待的间隙，马霍尼从他膨胀的夹克衫口袋里掏出他的那只弹弓，向我讲解他都做了哪些改进。我问他带这个来做什么，他说可以用它来“轰雀儿”。马霍尼的俚语用得相当熟稔，他把巴特勒神父称作“老笨赛”。

我们在桥上又坐了一刻多钟，仍然未见雷奥·狄龙的身影。马霍尼终于不耐烦了，他跃下桥栏，嚷嚷道：

“拉倒吧，我知道胖子不敢来了。”

“那他的六便士？”我说。

“就当是违约罚金，被没收啦！”马霍尼说，“这样一来，对咱们俩更有利：我们就有了一先令六便士而不止是一先令了。”

我们俩决定出发了，先是沿着北滨路一直走到硫酸厂，往右一转上了码头路。等到周围的人一少，马霍尼立马就扮起印第安人。他追逐一群衣衫褴褛的姑娘，很是神气地舞弄着他那没有装子弹的弹弓。有两个乞讨的孩子出于仗义，开始向我们掷石块，这时马霍尼说我们应该教训教训他们。对于他的提议，我没同意，毕竟人家还小。于是我们继续赶路。小乞丐追在我们身后叫骂：“小崽子，小崽子！”我想，他们准是把我俩当成了新教徒，因为马霍尼面色黝黑，帽子上还佩着一枚板球俱乐部的银色徽章。

后来，我们来到了镕铁厂，打算玩一次包围战的游戏，想想还是放弃了，毕竟那至少得有三个人才玩得起来。很自然的，我们把这份失望也怪罪到了雷奥·狄龙头上，我们对他大肆地进行语言攻击，以示报复，说他是个胆小鬼，还预测他到了下午三点，会从莱恩先生那儿领到赏钱。

接着我们来到了河边。我们在两旁砌有石头高墙的街道上穿行，由于街上热闹非凡，花去我们不少时间。我们两人东张西望了一番，最后把目光放在了运来转去的曲柄和引擎上，这令我们极其入迷。我们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看着，因此总会招来驾驭者的高声呵斥，他们赶着载满货物、嘎吱作响的马车，嫌我俩碍手碍脚地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等我们到达码头的时候已是正午，几乎所有工人都在吃午餐，我们也买了两只提子面包，往河边的一根金属管子上一坐就开吃起来。都柏林的繁忙景象真是令人赏心悦目——驳船从老远的地方发来信号，喷吐出来的烟圈像羊毛似的；棕色的渔船列队停靠在林森村旁；在村子的对岸，那艘巨大的白帆船正在忙着卸货。马霍尼说，如果我们能搭上一艘那样大的船出海，那才真叫过瘾呢。听他这么一说，我也开始盯着那些高耸的桅杆，一边看一边想象，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地理课上老师灌输的那点少得可怜的知识，竟渐渐在我眼前出现了栩栩如生的本来面目。我的心激动起来，学校和家庭此时已然不存在，它们所能施加的影响也好像减弱了。

我们作了一个决定，乘船横渡利菲河(爱尔兰的一条河，流入都柏林湾)，并预先付清了船费。和我们一起上船的还有两个码头工人和一个背着书包的犹太小孩。在这短程航途中，我和马霍尼绷着一张脸，一副煞有其事的样子，而一旦我们四目相对，却又忍不住笑起来。上岸时看到一条正在卸货的优雅的三桅船，就是我们早先在对岸就已注意到的那条。一旁有人说这是一条挪威船。我思量着一定要到船尾看看，我想弄明白船上神奇的异国风情，结果却是大失所望，我只好转回来仔细打量那些外国水手，看看他们当中到底有没有人长着绿眼睛。其实，这都是我的一种想象……这些水手的眼睛蓝的蓝，灰的灰，黑的黑(少许)，唯一称得上是绿眼睛的水手是个高个儿，而他惯用的取悦于人的招数就是在码头上大喊大叫，所以，一有木板卸落下来他就兴高采烈地招呼：

“好咧！好咧！”

眼前的场景看得我们很是疲累，于是就慢慢朝林塞德港踱去。天气愈发湿热了。杂货店的橱窗里陈列着一些点心，看上去霉迹斑斑的，我们买了一些新鲜的，又买了巧克力，一路走一路嚼，嘴巴一直没闲着。我们经过的街道大多污秽不堪，而渔民们的家就安在这里。因为找不到牛奶站，我们就走进一家路边小摊，一人买了一瓶覆盆子柠檬汁。有了这东西提神，马霍尼又开始龙腾虎跃起来，他去追一只猫，想把它逼到一条巷子里去。可是猫根本不理他的茬儿，自顾自窜进了一片开阔地，便没了踪影。这时候，我们都觉得疲倦极了，所以，一走到那片野地里，便立刻在田垄间找了一处斜坡坐下来歇息，在这个位置正好可以看到多德河。

天色已经不早了，而我们由于太过疲乏，没法再按计划去游览鸽舍，因为我们必须要赶在下午四点以前到家才行，不然我们这一历险的行为就会被人发现。马霍尼显然已经懊悔了，他正盯着他的弹弓发呆，我见势赶紧提议乘火车尽快回家，他脸上这才有了悦色。温暖的太阳已经跌落到云堆后面去了，只剩下孤零零的我们，和倦怠无力的思绪以及渐渐模糊的景物。

此刻，除了我俩，野地里了无人迹。我们并排躺在斜坡上默不吭声，就这样过了那么一会儿，我看见有人远远地从野地尽头摸索着走过来。我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瞅他，一边嚼着绿茎，这是一种女孩子用来算命的植物。只见这人沿着斜坡走上来，动作悠哉而迟缓，他一手叉着腰，一手拄着手杖，那手杖随着步履的前行一路轻击着草地。他的穿戴看上去很寒酸，一身绿不绿、黑不黑的套装，一顶我们通常称之为便壶帽的高冠帽子。他的年纪应该挺大了，连唇上的短髭都呈现出了灰白色。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他飞快地瞥了我俩一眼，之后又继续赶他的路。我们目送着他离开，他走出差不多有五十步的样子吧，突然一转身，竟然又折身回来，朝我们这边慢慢踱过来，依旧是用手杖点着地。他走得相当慢，以至于我还以为他是在草地上找寻什么遗漏的东西。

他走到我们身边，便停下脚步。他先跟我们打了招呼，于是大家互相致礼问好，之后，他挨着我们在斜坡上小心翼翼地坐下来，动作依旧是那种缓慢的。我们的谈话是从天气开始的，他用很肯定的语气说这个夏天会很炎热，末了又加上一句，说如今的天气已经和他小时候不一样了——他做小孩，那还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人一生中最快活的时光莫过于学生时代，他感叹说如果时光能够倒流，青春重现，不管花多大代价他都愿意去交换。他就此抒发着胸臆，而我们却不以为然，一直沉默着不说话。然后他谈起学校和书本来，还问我们是否读过托马斯·摩尔的诗，还有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和李顿勋爵的作品。我应和着，假装读过他所提到的每一本书，于是他下了结论：

“啊，看得出你是个书虫，就跟我那时候差不多。对了，”然后他指着马霍尼又做了些补充，其实那小子正大睁着眼睛注视我们，“他不同，他好动。”

他说他家中藏有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和李顿勋爵两人的所有著作，并大加赞赏地说读他们的东西永远不会感到厌烦。“当然啦，”他说，“李顿勋爵的有些作品，小孩子是读不了的。”马霍尼便问他小孩子为什么读不了，他这一问问得我心惊肉跳，我是担心眼前的这人会把我看得和马霍尼一样蠢。不过，那人只是微微一笑，他这一笑，让我发现他嘴里的黄牙之间有着宽大的缝隙。接下来他问我俩谁的女朋友多。马霍尼对这个问题有些不屑，轻描淡写地说他有三个。那人又问我有几个。我说我一个也没有。可他就是不相信，还硬说他敢担保我肯定有一个。我只好默然不语。

“跟我们说说，”马霍尼脸上带着几分淘气的意味，对那人说，“你自己呢，有几个？”

那人笑了笑，说他在我们这个年纪，有过许许多多的女朋友。

“告诉我们，”马霍尼依旧不死心，他很唐突地对那人说，“你自己有几个？”

那人和刚才一样还是笑了笑，他说在我们这个岁数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大堆情人。

“每个男孩，都有一个小情人。”他如是说。

在这个话题上，他的姿态对我的触动很大，能够如此豁达大度，在他们那个年纪的男人中间应该是十分少见的。我由衷地认为，他那些有关男孩和恋人的论调都站得住脚，可我就是很反感他的那种口吻，很好奇他为什么哆嗦了一两回，好像是惧怕什么似的，又像是突如其来感到一阵寒意似的。

我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口音很纯正。接着他就跟我们谈论起姑娘来，说她们的头发是多么柔软黑亮，她们的双手又是如何的绵软，还说其实所有的女孩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美妙，等等。他说这世上的任何事情都比不上看女孩能带给人激情，他最喜欢盯着年轻漂亮的姑娘看，看她曼妙柔软的素手，还有亮丽的柔发。

不知为什么，他的这些表现给了我一种印象，那就是他现在说的这些话，都是他反复念叨并用心背下来的话语，又或许，他是由于被自己言语中的某些词汇深深迷醉，思绪便被困在了同一个轨道上慢条斯理地兜着圈子。很多时候，我能察觉出他似乎是点到即止，好像是人人知晓的那些事实，但偶尔，他又压低嗓门，让人感觉他神秘兮兮的，就像是在告诉我们某种他并不希望别人听到的秘密。他重复来重复去，啰啰嗦嗦，措辞单一枯燥，腔调也极度乏味。已经丧失兴趣的我其实早已转移了视线，这会儿我一边凝视着坡脚，一边三心二意地听他说话。

应该过了许久，他的长篇大论终于打住。他慢腾腾站起来，说是有事需要先离开我们一小会儿，他强调就几分钟的时间。我根本无需变换自己原来的视线，就能看到他从我们这儿缓慢地走开，朝着野地尽头的方向走去。他已经走了，我俩还是没有说话。不过，也就只安静了那么几分钟，之后，就听马霍尼嚷嚷起来：

“喂喂！快看，他都在干些什么呀！”

见我不搭理他，而且连眼睛都不抬一抬，马霍尼又喊起来：

“我是说……他可真是个奇怪老头啊！”

“等下他回来如果问起咱俩的名字，”我说，“你就叫‘摩菲’好了，我来当‘史密斯’。”

决定好之后，我们再也没跟对方说话。就在我正琢磨自己到底该不该拔腿走人的空当，那人就回来了，又挨着我们坐下。还没等他坐稳当，马霍尼忽然看见了先前从他身边逃走的那只猫，他便一跃而起，叫嚣着追着那只猫跑到野地那边去了。那人和我在一旁冷眼看着这场逐猎。猫再次逃脱，马霍尼朝着它刚攀越过去的那堵墙的地方狠命地扔起了石块。好不容易才停下手，他又在野地的尽头溜达起来，一派优哉游哉的自在相。

过了那么一会儿，那人又开始和我说话，他评断说我的朋友是个野小子，又问他在学校里是不是常挨鞭子。我听了心里当然不痛快，刚想争辨说我们才不是国立学校的那种学生呢，只有那儿的学生才像他说的那样经常吃鞭子。可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说出口，而是继续保持着沉默。他倒是很有兴趣，开始跟我谈起了用鞭子责罚学生这个话题，他的思绪好像再次被他自己的言语所困，又开始围绕这个新的中心一遍又一遍慢悠悠地兜圈子。他说男孩子如果都像马霍尼的话，就得统统用鞭子抽，狠狠地抽；对于一个粗野而不守规矩的男孩来说，除了一顿痛痛快快的鞭刑，再没有什么能够给他留下更好的教训了。他还说笞手心不管用，掴耳光也不管用，只有一顿结结实实的鞭刑才能起到好的作用。对于他说的这个观点，我感到极为吃惊，便很不情愿地朝他那张脸瞥了一眼。这一瞥不要紧，我竟然看见了一双深绿色的眼睛，正从他急剧抽搐的前额下面窥探着我。我心里一惊，重新移开视线。

那人照旧继续宣讲他的长篇独白，他似乎已经把之前他说的那种宽宏大量忘得一干二净，声称一旦让他发现某个男孩和姑娘们交往或是谈情说爱，他就会用鞭子抽他，再抽，反反复复不停地抽，直到他吸取教训，不再和姑娘们挑逗。如果一名男生和姑娘谈了恋爱，但过后又为此编造谎言矢口否认，那么他就会给他一顿臭揍，那将是这世上从未有人领教过的一种鞭刑。他说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有如此激情的了，他甚至还向我仔细描述他将如何鞭打这种男生的情形，就好像他现在说的不是一顿再简单不过的鞭刑，而是某种复杂玄妙的学术似的。他说，他热衷于此，比对世上任何事情都要着迷；而他的那种一度引我洞悉玄义奥理的单调声音，此时忽然有了改变，变得几乎可以说是亲切起来，他努力着，试图说服我，让我相信他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我就那么听着，一直等到他的长篇大论再次打住，之后，我突然站起来，为了不使自己心头渐积的焦虑被他看穿，为此，之前我还刻意磨蹭了好一会儿，一直假装是在用心地整理一只鞋子。可是现在，我站起来便对他说我得走了。于是，我向他道了别，镇静地迈上斜坡，可是一颗心却在一阵恐惧中加速跳动，我怕，担心他会来抓我，捉住我的脚踝子。直到我爬上坡顶，我才立即转身，我不要我的视野里有他的存在，我狂喊，声音高亢，回荡四野：“摩菲！”

我当然清楚我的话音中有一种强打精神装出来的勇敢，我真为自己微不足道的招数感到惭愧。在马霍尼看到我并回应我之前，我不得不再一次呼唤这个名字。当我看到他从野地那边奔跑过来时，我的心跳得是多么厉害啊！他奔跑着，如同雪中送炭一般。我的心里极度懊悔，为了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我曾经对他怀着的轻视而感到难堪。

阿拉比

里士满北街是一条死胡同，这里向来都很寂静，当然，基督兄弟会学校的男生们放学的时候，就另当别论了。在胡同的深处，耸立着一幢楼房，那是一座两层楼，一直以来无人居住，和旁边一块方地上的房屋相隔对望。至于街上别的房子，仿佛各自都很有些体面的住户，这些房子以一种镇定自若的棕色脸孔相互对视着。

之前住在我家的房客是个教士，他就死在后面的那间客厅里。长期关闭的屋子里，弥漫着一种透着霉味的空气，在所有的房间中窜来窜去。厨房后面那间屋子，七零八落地四散着一些老旧的废纸。我在里面找到几本书页已经翻卷而且泛潮的平装书：瓦尔特·司各特写的《修道院院长》，还有《虔诚的领圣餐者》和《弗多克回忆录》。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一本，原因就在于它的书页已经变黄。

屋子后面的荒园中央有一株苹果树，围绕着苹果树的，是一些蔓生的灌木丛。我在一丛灌木下面发现了一只自行车打气筒，已经生锈了，那是死去的房客留下来的。据说那教士活着的时候仁慈慷慨，立遗嘱的时候，就已经把他所有的银钱全部捐给了教会。至于屋里的家具，则留给了他妹妹。

冬日的白天短了许多，晚饭还没吃，黄昏便来临了。等我们在街上聚齐的时候，家家户户的房子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而此时头顶的夜空，则呈现一片变换不定的神秘的紫罗兰色，在夜空的衬托下，街灯托举出微弱的光晕。寒气凝重，我们一直要玩到全身发热。大家喧闹的声音在静寂的街心来回飘荡。游走的过程中，我们穿过屋后那条条黑暗而泥泞的小巷，就是在那儿，我们遭到棚户区一帮野孩子的夹道狙击。之后，我们先是跑到家家户户暗黑潮湿的花园后门口，像那种地方有很多的炉坑，而且总会传出一阵阵难闻的气味。继续往下走，我们又来到黑漆漆、臭烘烘的马房中，看见马夫正在里面给马梳理鬃毛，他不时地抖动一下扣好的马具，马具碰撞后，便会发出悦耳的声音。

等到我们再转回到街上的时候，家家户户的厨房已经亮起了灯，从窗口透出的灯光已经把这一带的黑暗照亮。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发现我的叔叔正好转过街角的话，我们就会迅速地避到暗影里去，直到看见他真真切切地进了家才算放心。此外，就是曼根的姐姐了，她往往走出门来唤她弟弟回去吃些东西，这时我们便会躲在暗影里盯着她看，看她对着大街凝神张望的样子。我们似乎都怀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情，想知道如果喊不到人，她是继续留在门口呢，还是会进屋去。如果她待着不走，我们就打算从藏身的暗处走出来，乖乖向曼根家的台阶那边摸索过去。她正站在那里等着我们，从半开半闭的门缝里射出的光线，把她的身形勾勒得特别清晰。一般情况下，她弟弟在进屋之前，总要先拿她寻一番开心。我呢，则依靠着栅栏端量着她，她一走动起来往往裙裾生风，柔软的发辫也随着她摆动的身姿左右荡动。

每天一大早，我都会爬在前厅的地板上窥探着她的房门。如果我房间里的百叶窗拉好的话，只留下不到一英寸宽的缝隙，所以，她是看不到我的。每当我一看到她走到门阶的那个地方，我的心就情不自禁地狂跳起来。这时，我便会跑到门厅，抓起课本，紧跟着出去。我的目光一直锁定在她穿褐色衣裙的身影上，只有在即将走到她和我分道而行的路口时，我才会加快步伐，从她身子的一侧超过去。

日复一日，每天早晨都上演着这个剧情。除了偶尔打个招呼，我从来不会跟她搭话。可是每当我听到她的名字，就仿佛听到一种召唤似的，我的周身就会热血沸腾。即使在与浪漫最不搭界的种种场合，她的影子也常常伴随在我的左右。

通常一到星期六的晚上，我的婶婶就会去市场购物，我也要跟着去，负责为她拎包。我们在五光十色的大街上穿行，被醉汉还有一些讨价还价的妇人推来搡去，耳朵里塞满了各种喧闹声：工人们在叫骂；照看几桶猪颊肉的店伙计在高声唠叨；街头歌手用他带有严重鼻音的嗓音吟唱——他唱的是称颂奥唐诺万·罗沙的那首《你们都来吧》，有时，他还会选择一首诉说我们祖国苦难的民歌。这些噪音和喧嚣很容易让我对生活萌生出一种单一的感受，那种感觉，就好像自己正捧着圣餐杯，从一群蛮横的人中间安然走过。不过更多时候，她的名字会以种种奇异的方式涌到我的唇边，像是祈祷又像是唱赞美诗，总之，连我自己都不明所以。我的双眼，也总是毫无因由地时常充盈着泪水，每逢这种时刻，我的心潮就会跌宕起伏，那种思绪几乎要将我淹没。

对于未来，我想得总是很少，不知道自己往后还会不会去和她说话，如果说的话，我又该怎样做才能向她表明我的心迹、吐露我对她的爱意？尽管如此，我的身体在她面前仍然像一架竖琴，而她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则如同弹奏乐曲的手指，从琴弦上一掠而过。

一天晚上，我走进教士过世的那间后厅。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幽暗的雨夜，荒废的房屋中寂然无声。透过一扇破损的玻璃窗，我倾听着雨水击打地面的声音，那细雨如针，绵绵不绝，清洗着满是泥泞的花坛。我探出身子俯视下方，远处有一处灯火，又或者是一扇亮着灯光的窗户，在黑暗中闪闪烁烁。我很庆幸我看到的并不是很多。在那一刻，我的所有感官似乎都渴望着隐遁，于是，我有些头脑发晕，一边将双手紧紧地合拢在一起直至十指有些发抖，一边不断地喃喃自语：“啊，爱情！啊，爱情！”

终于，她跟我说话了。她一开口我的思维就乱起来，我开始手足无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她问我去不去阿拉比，我竟忘了我当时说的是“去”还是“不去”。那可是一家消费很高的商场呀，她说，她真想去那个商场看看。

“为什么不去呢？”我说。

她一边将腕上的银手镯转过来又转过去，一边说她去不了。她说因为那个礼拜她们女修道院有一次静修活动。她说这些话时，她的弟弟正和另外两个男孩在一旁抢帽子。我独自站在栅栏边，她则用手臂挽住一片木栅栏的尖端，向我微倾着头。对门的灯光照出来，正好勾勒出她颈部光洁的曲线，并照亮了她搭在颈上的头发，那有着静美光泽的头发倾泻下来，辉映出她扶栏的一只素手。光线继续在她身上流泻，一直落在她裙裾的一侧，她就那么安然自若地站着，里边衬裙的白色滚边隐约可见。

“你去好了。”她说。

“我如果去了，”我说，“一定给你捎点东西回来。”

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产生了难以计数的愚蠢念头，浪费了数不清的白天和黑夜的时光！我多么希望动身前这段冗长乏味的日子赶快到头啊，无论是在夜晚的卧室还是在白天的课堂，她的身影总是横在我和我的功课之间，我已经没有办法正常上课了。“阿拉比”这个词的音节穿过寂静的灵魂向我袭来，一种东方式的大喜悦笼罩着我。

我向婶婶提出要求，说我想在星期六的晚上出门去逛阿拉比商场。婶婶对此十分惊奇，担心这事跟共济会扯上关系。而在课堂上，我几乎回答不出任何问题，只好眼睁睁看着老师的脸由晴转阴。我当然明白，他是希望我不要就此懒惰下去。我终日神游太虚，没有一丁点儿的耐心去处理生活中的正经事，我觉得那些事情是阻挡在我和我的渴望之间的绊脚石，对我来说，它们就像是儿戏，丑陋而单调的儿戏。

终于等到了星期六上午，我提醒叔叔说，晚上我要去商场。他正在衣帽架旁漫不经心地寻找他的帽刷，懒洋洋地应着：

“好的，孩子，我知道了。”

过道被他占着，所以我没法到前厅去趴在窗边窥视她，这让我很是急躁，总觉得家里气氛很糟糕，无奈之下，我就慢悠悠朝学校踱去。走在大街上，天气阴冷无情，使我的心更加疑虑不安了。

等到我回来吃晚饭时，叔叔还没到家。天色还很早。我先是坐在那儿，眼睛盯着钟表看了有那么一会儿工夫，直到觉得它的“嘀嗒”声令人烦躁，我才离开了那间屋子。我上了楼，楼上的房间冷清阴暗，全都空荡荡的，这种寂静使我得以解脱，我一边唱着歌，一边到处乱走，从一间屋子窜到另一间屋子。透过前窗向下望去，我看见同伴们正在街上玩耍。听着他们模糊不清的喧闹，我把前额倚在冰凉的窗玻璃上，仔细盯着她住的那幢黑房子，就这样在那儿站了大概一小时，但是什么也没看见，除了我的想象，那想象勾勒出的那个穿着褐色衣裙的身影，被灯光温柔地映照，显出颈部的曲线、栅栏上的素手，还有衣裙的角边。

当我再次走下楼时，看见麦瑟夫人正坐在炉火边。这个当铺老板的遗孀，是个相当絮叨的老妇人，出于某种虚情假意的宗教目的，她专门做收集用过的邮票的营生。但是没办法，我不得不忍受着她们在茶桌上的家长里短。晚饭延误了一个多小时，叔叔还是没有回来，麦瑟夫人起身要走，每当这个时候，她总是会说一些表示抱歉的话，说不能久等，已经过八点了，她不想在外面逗留得太晚，夜里的风让她受不了之类的。她走后，我开始攥紧拳头，焦躁地在屋中踱来踱去。

婶婶说：“我的上帝，看来你得取消今晚到商场去的打算了。”

九点钟，我听到了叔叔的弹簧锁钥匙在开过道的门，随后，我听见他自言自语，还有衣帽架被他挂上去的大衣压得咣当咣当的声音，我能听懂这些信号。晚饭吃了一半，我就问他要钱，我没有打算放弃逛商场。可他呢，已经全然忘却了这件事。

“这个时候，人家都要休息了，睡觉都睡了好一会儿了。”他说。

我哪有心思去笑，婶婶敦促他：

“你就不能给他些钱让他去？事实上，你已经耽误了他太多时间。”

叔叔连连说着抱歉，他说他忘了这件事，又说他相信这句老话：“光学习，不玩耍，杰克变成傻瓜。”他问我想上哪儿去，我又跟他说了第二遍，他又问我知不知道《阿拉伯人与骏马的离别》。我走出厨房时，他正要向婶婶朗诵那故事的开场白呢。

我紧紧攥着一枚两先令的银币，沿着白金汉街大步流星地向车站走去。街上到处有卖东西的小贩，目光所及，那些煤气灯发出耀眼的光，令我想起此行的目的。列车上几乎没有什么人了，我在三等车厢找了个座位。列车耽搁了好一阵子，才缓缓驶出了车站，这真是令人难熬。车子穿过荒废破败的屋区，跨过明灭闪烁的河流。在威斯兰德罗车站停下，人群朝车厢门口拥来，列车员把他们推开，声称这是一趟驶往商场去的专程列车。我独自一人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几分钟后，列车停在一座临时搭建的木质月台边，我匆忙下了车走到街上，看见路灯下有一座钟，上面清楚地显示着此刻差十分钟十点。在我的正前方位置，耸立着一幢大型建筑物，那就是“阿拉比”商场了。

我几乎找了个遍，也没找到一个只需花六便士就能进去的入口，我又怕商场关门，于是倏地溜进一个转门，交了一先令给一位神情倦怠的看门人。之后我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大厅里，四周围了一圈半间房高的长廊。几乎所有的摊位都已经打烊，大半个大厅陷入了黑暗。我不禁有些害怕起来，如同一个人置身于礼拜结束后的教堂。当我小心翼翼地来到商场中心后，发现还有几间摊位正在营业，一些人围在那里。在一块用彩灯装饰着“乐声咖啡馆”几个字的帘前，两个男人正数着一只托盘里的钱。我听着钱币滑落的声音，很清脆。

我绞尽脑汁，才想起来自己是为什么来这儿的，于是快速朝一个摊位走过去，仔细端量着里面陈列着的瓷花瓶和印花茶具。在这间摊档的门口，有个女郎正与两位年轻绅士谈笑风生。我听出他们的英国口音，也隐约听到他们之间的谈话：

“噢，我从来没说过这种事。”

“哎，你确实说过。”

“啊，我的确没说。”

“她那么说过吗？”

“当然，我听见她说的。”

“啊，这简直是——一派胡言。”

那女郎看见了我，走过来询问我是不是要买东西。她说话的语气一点儿也不热情，似乎只是出于责任才这样对我说的。我不安地看了看大厅黑森森的入口处，那儿一边一个立着两个东方哨兵似的大缸。我小声说道：

“不了，谢谢。”

那女郎没再说什么，她把一只花瓶挪了挪位置，重新回到两个年轻人那里。他们又谈起了先前的话题。有那么一两次，我发现那个女郎掉过脸来瞥了我两眼。

我在她的摊位前徘徊了片刻，就像我真的对她的货物很感兴趣似的，虽然我也清楚我这样待下去毫无意义。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慢吞吞走开，沿着商场的中央小道往前走。我把两个便士重新扔进口袋，它落在口袋中另外一枚六便士的钱币上，碰出清脆的声响。这时我听到有人在游廊那端喊了一声，灯就熄了。眨眼工夫，整个大厅就变成了一个黑洞。

我抬头凝视着眼前的黑暗，看见自己就像是被幻想驱使玩弄的一个玩物。因为痛苦和愤怒，我仿佛感觉到自己的双眼在灼灼燃烧。

伤心命案

詹姆斯·达菲先生住在查皮利佐德，住在这里，主要出于两个考量，一是他宁可尽可能住得离那座他是其臣民的城市远些；二是他发现都柏林的其他郊区都已经变得吝啬、浮夸和虚伪。

那是一幢阴暗的老宅，透过窗户，目光所及，不是一座废弃的酒厂，就是一条流向下游的小河，都柏林城就建在那条河旁。他，就住在这幢老宅里。

房间内没有铺地毯，墙壁上也没有贴任何图片，看上去很是空旷。这里的每一件家具都是他亲自购置的：黑色的铁架床、铁盆架、四只藤椅、衣架、煤斗、烤架和火钳，还有一张搁着双人用写字台的大方桌。书架摆放在壁橱里，用白色的木板隔开来，一盏盖着白色灯罩的台灯是壁炉上唯一的装饰，那是白天刚放在那儿的。

白色书架上的书籍按书的高低依次排列整齐，最低一格的一角摆着一部《华兹华斯全集》，在顶格的一侧，竖着摆放着一本用笔记簿硬布壳缝制而成的《梅努斯学院教义问答》。一些用来抄写的用品码放在写字台上，抽屉里搁着一份豪普特曼所著《米切尔·克莱默》的译本的手稿，其中的舞台指导文字是用紫红墨水书写的，还有一小叠纸张，是用铜扣钉起来的。纸张上时常出现那么几句随手写下的话，第一页上贴着“苦豆子”广告的一行用语，尤其让人感到滑稽。写字台的盖子一旦打开，便会有一阵淡淡的芬芳飘出来——这香味的来源，不是一只崭新的杉木铅笔，就是一瓶胶水或者一只被遗忘的已经熟透的苹果。

对于任何有可能导致精神与肉体混乱的东西，达菲先生都十分讨厌。当然，对于这类人，中世纪的医生或许会说他们有些忧郁。他那张饱经沧桑的脸，如同都柏林的马路一样泛着棕黄色。他那扁脑袋很大，几绺干枯的黑发贴在上面，一张木然的嘴在淡黄色的胡髭下显露出来。高出来的颧骨给他的脸更添一种严峻之色，好在他的眼神还算温和，在两道淡黄色的眉毛下面从容地注视着世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时时都在期待他人悔过，但又时时陷入失望中一般。

他总是和自己保持着一些距离，用一种旁观者怀疑的目光，观照着自己的一言一行。此外，他还有一种为自己做传的老习惯，依照着自己的这个习惯，他经常暗暗地想些和自己相关的短句，主语用的是第三人称，而谓语则用的是过去时态。对那些乞讨的人，他从来不给予施舍，他拄着结实的榛木拐杖，从他们身边迈着坚定的步子漠然走过。

在布袋街有一家私家银行，他在那里做了多年出纳，每天早上乘电车由查皮利佐德赶来，中午去丹·伯克餐馆吃顿午饭，一般情况下，他都会点一瓶淡啤酒和一小盘竹芋粉饼干。下午四点钟下班后，他会到乔治街的一家小馆子吃饭，他喜欢这个地方，在这里会让他有一种远离纨绔子弟的安全感，当然，这里的价钱也算是很公道的。至于晚上，他可以选择听女房东弹钢琴，或者在城郊四处闲逛一番。偶尔，他也有很浪漫的时候，他会因为爱好莫扎特的音乐，去欣赏一场歌剧或者音乐会，这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乐趣。

他没有伴侣，也没有朋友，既不上教堂，也不做祈祷，可以说，他过的是一种无需与他人交流的精神生活，圣诞节时他也会去串门走亲戚，等到亲戚死了就送他们进公墓。他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是出于对古老礼仪的尊重来尽这两项社会义务的，也是为了借此保持他的公民身份，仅此而已，他并不想做得更多。他也容忍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在某种情况下他想象着去抢劫哪家银行，当然，那某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他就一直这样平庸地生活，毫无刺激可言，激情对于他来说，仿佛是不存在的。

一天晚上，他去剧院看演出。在剧院的圆形大厅里，他落座之后发现自己竟坐在两位女士旁边。剧院里观众寥寥可数，冷冷清清的，这种气氛似乎也预示着演出的结局不会太妙。坐在他身边的那位女士有好几次在张望观众稀少的大厅，然后她说：

“剧场今晚冷清成这样，真是太遗憾了！对着这些空荡荡的座位唱歌，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呢。”

女士的这番评论，让他产生了错觉，他将此看作是一种攀谈的邀请，并对她那种似乎漫不经心的态度感到惊讶。他一边说话，一边试图把她记住。在得知她身边的那个年轻姑娘是她的女儿之后，他判断这位女士应该比自己要年轻一两岁。他想象着她年轻时候的模样一定很俊俏，不过就算是现在，仍然能察觉出她十分富于灵气。她那张脸呈椭圆形，轮廓非常分明，一双幽蓝色的眼睛透露着一种坚定。一开始的时候，她的眼神有些凛然，当瞳孔消失在虹膜里之后，似乎又有些困惑，眨眼的工夫，又显出极度的敏感。接着她的瞳孔又迅速出现，半遮半掩的天性重新被她的谨慎所支配，她把那护住丰满胸脯的阿斯特拉坎羔皮上衣微微一挺，摆出一种更为凛然清高的姿态。

过了几个星期，在伊尔斯福特斜街的一个音乐会上，他们再次相逢。他显然很兴奋，趁她女儿环顾左右的空当，他抓住时机与她悄悄交谈了一阵。有那么一两次她提起了她先生，但从她的口气可以判断，那些话里并没有警告的意味。她说可以称呼她“西尼可夫人”，于是他得知，她的先生祖上是从来亨(意大利西部的港口城市)迁居而来的。她先生是一艘商船船长，那艘船主要往来于都柏林和荷兰，两人育有一个孩子。

第三次与她偶然相遇时，他终于鼓起勇气向她提出约会的邀请。她来了，那是之后他们诸多约会的开始。他们总是在黄昏相见，挑选最安静的地段一同散步，不过达菲先生对这种躲躲闪闪的方式很不情愿，他觉得有点被迫偷情的意味，于是他要求她邀请他到她的家中做客。西尼可船长倒是和他很投缘，还欢迎他常来，他以为这个客人是在向他女儿献殷勤。在这样的场合，他显然是忘记了他太太的存在，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想到还会有谁对她感兴趣。

由于她的丈夫经常外出，女儿还要上音乐课也经常不在家，因此达菲先生有许多机会与那位女士相聚。不管是他还是她，在没遇到对方之前，他们都不曾有过这种冒险的经历，因此也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任何不妥。渐渐地，两人的爱好越来越相近，观点也越来越相同，他借书给她看，向他讲解书里的各种看法，与她分享他的知识分子生活。对这些，她全都悉心聆听，一副很陶醉的样子。

他给她讲述各种理论知识，有时候为了能和他有些互动，她也会讲述她的一些生活情况。她用近乎母性的关爱鼓励他充分展露自己，于是，她又成了他忏悔的聆听者。他对她说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他常常参加爱尔兰社会党的聚会，在一间用油灯照明的昏暗阁楼里，他第一次发现在二十个脸色阴郁的工人当中，他竟显得如此卓尔不群。后来，该党分裂成三个小团体，每个团体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领袖和自己的阁楼，从那之后，他便不再参加那类活动。他说工人讨论时大多数都胆怯得很，对薪水的问题也总是拿不定主意，他们是一些有着严肃表情的现实主义者，对精神层面的问题怀有很大的抵触，因为精神的确是闲暇的产物，而闲暇对他们而言，是不可企及的。他还告诉她，都柏林在几个世纪内都不可能被社会革命所席卷。

她听了这些，表示很困惑，问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呢。

“为什么要写呢？”他用一种讥讽中带着小心的口吻反问，“去跟那些连一分钟的思考能力都没有，却夸夸其谈的人比个高低？让自己摆在那些把道德交给警察、把艺术交给代理人的愚不可及的中产阶级面前，任他们评头论足？”

他经常造访她在都柏林郊外的那栋小房子，两人就那么单独待在一起，消磨掉无数的黄昏。随着两人交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思想相互交融，谈论的话题也越来越接近。她的陪伴对于他，就像是温暖的土壤滋养着移植的花枝。许多次，她任由着暮色将他们笼罩，而并没有去点亮油灯。房间昏暗而宁静，那份与世隔绝的孤独和萦绕耳畔的细碎声音，把他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他的想象力被这种联系深深刺激了，它磨平了他性格中那些粗粝不堪的部分，给他的精神生活中注入了无限柔情。有时候，他甚至发现自己在倾听自己的声音，他觉得在她的心目中，他会上升为一名天使，对此，他深信不疑。就在他越来越亲近他精神伴侣的热烈天性时，一种陌生而超自然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知道那是他自己的声音，那声音要求灵魂固守着他那份无可救药的孤独。

“我们不能献出自己，”那声音说，“我们就是我们自己。”

最后，他们交往的结局就变成了这样，一天夜里，西尼可夫人显出异乎寻常的激动，她热情满满地将他的手一把抓住，最后，把他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脸蛋上。

达菲先生简直震惊极了。很显然，她误解了他的话，而这个误解让他感到幻灭。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他没有去看她，后来他写信给她，希望再见一面。

对于这最后一次见面，他希望不要因为那些旧情而过于缠绵，所以他把地点选在了靠近公园后门的一家小饼屋。

到了约定的这天，秋风瑟瑟，他们顶着冷风在公园里来回走了将近三个钟头。最终，两人同意不再往来。

“每次见面，”他说，“都是伤心的见面。”

离开公园，两人谁都没有再说话，他们沉默地走向电车，这时候她开始发抖。他看见她抖得那么厉害，害怕她会再次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于是他慌忙向她告别，匆匆离她而去。几天后他收到一个包裹，里面装着他的书，还有乐谱。

四年过去了，达菲先生重又回到了他平庸的生活中。他的房间依旧跟他的脑袋一样有条理，楼下房间的乐架上放着几页新乐谱，书架里竖着两部尼采的著作：《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快乐的科学》。他几乎没有在写字台上的那叠纸上写过任何东西，上面的那句话还是在和西尼可夫人最后告别的两个月后写下的，那句话这样说：男人与男人是不可能相爱的，因为不可能做爱；男人与女人则不可能有友谊，因为总难免要做爱。

从那之后，他远离音乐会，以免遇上她。他父亲去世了，银行的年轻伙伴如今也已退休，而他依旧每天早晨坐电车去城区，每天晚上在乔治街吃顿便饭，然后再从城里往家里走，他把阅读晚报当做饭后的甜点心，这成了他的习惯。

一天晚上，他正准备把一勺咸牛肉和卷心菜往嘴里塞，忽然，他的手停住了，眼光盯着他用玻璃水瓶顶着的晚报，上面的一则报道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把那勺食物放回盘子，仔细地读了一遍那则报道，然后喝了一杯水，把盘子推到一边，他将报纸对折后摊在自己的两肘之间，把那则报道读了一遍又一遍。时间慢慢流逝着，卷心菜开始在盘子里结出一层冰凉的白色油脂。一位姑娘过来问他，是不是饭菜做得不好。他说很好很好，硬着头皮又吃了几勺，随后付了钱离开。

十一月的暮色，透着清冷，他快步走着，那根结实的榛木手杖有节奏地敲着地面，淡黄色的《晚邮报》边缘从他紧身的双排扣外套的一只侧袋里露出一角，在经过公园大门到查皮利佐德那段冷清的路段时，他的脚步放慢了，手杖对地面的敲击也没那么急促了，他那极不均匀的呼吸，几乎变成了一阵阵的叹息，凝结在冬日冰冷的空气里。

一回到家，他就直奔卧室，慌慌张张地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报纸，借着窗户中透进来的微弱的光亮，他又念了一遍。他念得声音很低，就像是神父做祷告时那样翕动着嘴唇。报道是这样写的：

女士命丧悉尼广场车站

——一桩伤心命案

今天在都柏林市立医院，代理验尸官(弗莱雷特先生外出期间代理)对爱米莉·西尼可夫人的遗体进行了尸检，西尼可夫人年约四十三岁，昨晚死于悉尼广场车站。有证据表明，这位死去的女士当时试图穿越铁轨，被一列十点整从王城开来的慢车车头撞倒，最终女士因头部和身体右侧受伤严重而死亡。

火车司机詹姆斯·列农声称，他已在铁道公司工作了十五年，听到保安哨音时，他已启动列车，几秒后听见叫喊，他又停了下来，他强调说火车当时开得相当慢。

铁路搬运工皮·邓恩声称，火车即将启动时，他看见一个女人试图穿越铁轨，他一边大喊着制止一边朝她跑过去，可是他还没来得及接近她，她就被车头的挡板挂住了，然后摔倒在地。

陪审员——你看见那位女士摔倒吗？

证人——是的。

警官克罗利作证说，他到达时发现死者躺在月台上，显然已经死亡。他下令将死者的遗体移进候车室，等待救护车赶来。

五十七号警察证实警官所言属实。

都柏林市立医院外科住院部的助理医生霍尔平声称，死者的两根下肋骨折断，右胳膊伤势严重，头部右侧摔倒时受伤。这样的伤势并不足以造成一个正常人死亡，据他的意见，死亡的原因很可能是休克和突发性心力衰竭。

赫·布·派森特·芬雷先生代表铁道公司，对这件事表达了深刻的歉意。他说铁道公司一向都有采取各种措施，以防止行人从天桥以外的地方穿越铁轨，此外，在每座车站都贴有告示，而且还在平面道口设有标志明显的弹簧门。相关证明显示，死者生前就习惯于在深夜穿越铁轨，由一个月台走到另一个月台。鉴于此案还牵涉到某些其他情况，因此他认为铁路官员对此并不负有责任。

作为死者的丈夫，家住在悉尼广场附近的利奥韦尔的西尼可船长，也出庭作证。他声称死者是他的太太，出事时他不在都柏林，只是在事故发生后的次日清晨他才从鹿特丹赶回来。他们结婚已经二十二年，如果两年前太太没有染上酗酒的恶习，他们的生活会一直很美满。

玛丽·西尼可小姐也说，她母亲近两年习惯于晚上出去买酒喝，她作证道，之前她经常对母亲晓以道理，还劝她加入了一个戒酒团体。她说她是在出事后一小时才回到家中。

最后，陪审团根据医学证据作出裁决，认定列农无罪。

代理验尸官说，这是一宗十分令人伤心的案例，并就此案件对西尼可船长和他的女儿表示深切的同情。他要求铁道公司将采取有力措施，以消除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的任何可能性。不过，没人对此事负有责任。

达菲先生的眼睛从报纸上离开，他抬眼望着窗外毫无生气的黄昏景色。寂静无声的河流在空旷的酒厂旁缓缓流淌，昏黄的灯光不时在奥肯街的房屋间闪烁，这是什么结局啊！有关死亡过程的通篇报道令他感到作呕，更让他作呕的是，他居然跟她说过话，还有过那么一段交往，而且对此，他还一度引以为圣洁。报道中陈腐的句子，虚假的同情，小心翼翼的新闻措辞，这一切，全都试图淡化这则平常的死讯，所有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恶心。

他有些怒意，觉得她不但贬低了自己，也贬低了他。他看见了她的恶行，卑微而丑恶，而可笑的是她居然是他灵魂的伴侣！他想起了那些蹒跚而行的可怜虫，他曾经见过那些人拿着瓶瓶罐罐等候他人的施舍。哦，上帝。这是一个什么结局啊！种种证词都显示，她根本不适合于生存，她没有判断力，还沉迷于恶习，她完全是那种被文明所唾弃的不良之徒。达菲先生显然没想到她会如此堕落！莫非在与她交往时，他一直都在自欺欺人！他记起了那天夜晚她那种不能自抑的情形，并用前所未有的挑剔尺度对此进行衡量。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现在，他似乎可以毫无困难地表示欣赏。

随着光色的逐渐黯淡，他的思绪也开始飞扬开来，他突然想到了她曾经碰过他的手。之前那种让他作呕的震撼，如今又击中了他的神经。他立即穿上外衣，戴上帽子，匆匆走出家门。他的脚刚一跨出门槛，冷风就扑面而来，钻进了他的袖口。他走出家门，走到查皮利佐德大桥旁的一间酒吧时，他立马钻了进去，并要了一杯热乎乎的潘趣酒。

酒吧老板很恭敬地给他把酒端上来，但并没有说话的意思。酒吧里面坐着五六个工人，正在讨论基尔戴尔郡一位阔人的财产总共的价值有多少，他们大盅大盅地喝酒，还抽烟，他们把痰吐在地板上，并不时用沉重的靴子拨拉着地上的木屑，用以掩盖痰的痕迹。达菲先生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望着那些人的方向，但是他既没有看见他们，也没有听见他们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他们出去了，他又要了一杯潘趣酒，他端着酒就那么坐着，坐了很长时间，酒吧里异常安静，老板懒洋洋地靠着吧台翻阅《先驱报》，不时打一个呵欠。门外偶尔可以听见一辆电车从寂静的马路上呼啸而过的声音。

他坐着，开始回想他与她度过的那段时光，她的两个幻影在他的眼前交替出现，这时他才意识到她已经死了，她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不再存在，她已经成为一段记忆。他开始感到有些局促不安。然后他问自己：如今你又能做些什么呢？是啊，他不可能去上演一出蒙骗她的喜剧，也不可能与她公开同居，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对于她而言，已经是最好的选择。既然如此，他又什么可自责的呢？如今她走了，他可以想象得到她的生活有多么孤单，夜复一夜独守着空房，过着寂寞的日子。可他的生活也很孤单，没有朋友，没有可以交往倾诉的人，除非死掉，不再存在，变成一段记忆——当然，前提是如果有人记得他。

九点多，他才离开酒吧，暗夜寒气逼人而凄凉。他从头道门走进公园，走在干枯的树枝下，走在荒芜的小径上，这是四年前他们一同走过的地方。在夜色下他似乎感应到了她就在他的身边，有那么一瞬间，他好像感到她的声音从他的耳边轻轻掠过，她的手触到了他自己的手。他站下来侧耳聆听。他为何要索走她的生命？为何要判处她的死刑？想到这些，他感到自己的良心被撕成了碎片。

他来到了军械山的山顶，停住了脚步，他望着流向都柏林的那条河，望着在寒夜中闪耀着的温暖的灯光。他又顺着斜坡往下望，看见下面公园围墙的阴影里，躺着一些人的身影。突然，他的心充满了绝望，为那些用金钱换来的偷情。他厌恶自己所谓的正人君子的生活，他感到自己已经被人生的盛宴拒之门外。有那么一个人曾经爱过他，而他却拒绝给予她生命和幸福。是他，将她推向了耻辱，使她因为耻辱而选择了死亡。而他知道躺在墙角的那些东西正注视着他，它们眼巴巴地期望着他跳下去。

是的，这个世界没有谁需要他，他已被人生的盛宴拒之门外，他将目光转向那条波光闪烁的暗河，河水正向着都柏林城蜿蜒流淌。他看见河的对岸有一列货车，正慢慢驶出国王桥车站，就像一条脑袋发红的虫子，固执而艰难地在暗夜中穿行。渐渐地，它滑出了他的视线，但仍能听见车头沉重的轰隆声，就好像在不停地呼喊着她的名字。

他顺着原路返回，耳朵里充满了车头有节奏的回响。他突然有些惶惑，开始怀疑记忆告诉他的现实。走到一棵树下，他停下来，企图让那呼喊她名字的回声散去。暗夜中，他已经感觉不出她在身边，耳际也不再有她的声音掠过。他等待了几分钟，仔细倾听着，然而什么也听不见——漆黑黑的夜，十分宁静。他又听了听——还是十分宁静。这一刻，他突然感到自己原来这样孤单。

泥土

女主管答应玛利亚，只待夫人们用过茶点，她就可以出门，因此玛利亚一心盼望着晚上快些到来，这样她就可以出去。厨房里打扫得干净整洁，厨师甚至跟她开玩笑说你可以把那口大锅当镜子用了。

此时，炉火烧得正旺，一张靠墙的桌子上放着四块很大的醋栗面包，远远看过去面包好像没有分切开，不过若走进些看，就会发现其实已经切成了平整厚实的长条，只等用茶点时拿起来分送就是了。这可是玛利亚亲手切的。

整体来讲，玛利亚确实是个非常非常小巧的女人，不过她的鼻子和下巴并不怎么小巧。她说话带点鼻音，总是柔声柔气地说：“亲爱的”，或者“不对，亲爱的”。一旦女佣们为一些琐碎的事情产生纷争，她就会被请去调解，而她也确实有能力让事态平息。一天女主管对她说：玛利亚，你真是个和平使者。

这句夸赞的话，副主管和另外两个管膳宿的女人都听到了。金格·穆尼老师絮叨说，要不是看在玛利亚的面子上，她早就把那个熨衣服的哑巴给收拾了。

总之，人人都是那么喜欢玛利亚。

夫人们会在六点钟用茶点，她在七点前就可以离开。由鲍尔斯桥到圆塔需要二十分钟，由圆塔到德鲁康德拉也要二十分钟，再用二十分钟的时间买东西，这样她在八点钟之前就可以赶到那里。她拿出镶着银扣的荷包，又念了一遍上面的那行字：来自贝尔法斯特的礼物。她非常喜欢这只荷包，这是五年前圣神降临节，乔和阿尔菲一起前往贝尔法斯特旅行时，乔专门为她买的。荷包里有两枚银币和几枚铜毫，付过电车钱后就只能剩下五先令。玛利亚想象着，这会是多么快乐的夜晚啊，孩子们会齐声歌唱！她只希望乔可别喝醉了，要知道他随便喝那么一点酒，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

之前，乔不止一次地邀请她去和他的家人一块住，可是她觉得那会妨碍到人家，况且她也已经习惯了洗衣店的生活。她曾是乔的保姆，当然知道乔是个好人，她也照看过阿尔菲。小时候，乔常常这样说：母亲只是母亲，但玛利亚才是我亲爱的母亲。

后来，她的那个家散了，这两个男孩就为她在一家名叫“灯光下的都柏林”的洗衣店找了份差事，对于这个工作，她非常喜欢。

刚到洗衣店时，一度，她对新教徒的印象并不好，现在却越发觉得他们都是大好人。虽然平时他们显得古板又严肃，但相处起来就能发现他们的好。后来她在洗衣店的温室里种了些漂亮的花草，每日悉心照看，这样的日子却也快活。只要有人去探望她，她就会在温室里摘一两朵花送给来者。不过有一种东西她挺不喜欢，就是交错在地面上的那些管子和线，此外一切都还不错，尤其女主管是个很好相处的人，而且显得特别有教养。

这时，厨师过来告诉她全都准备好了，于是她就走进女工们的房间，拉响了那口大钟。没过几分钟，女工们就三三两两地进来了，她们用围裙擦着冒着热气的双手，扯下袖子遮住烫得通红的胳膊。她们就在自己的茶缸前坐下，茶缸里已经由厨师和哑巴斟满了热茶，大罐子里还调进了牛奶和糖。玛利亚主管分发醋栗面包，每个女工都拿到了四片。用茶期间整个饭厅都充满了欢声笑语。

一个叫弗莱明的女工说玛利亚肯定可以戴上戒指了。尽管弗莱明几乎每逢万圣节夜晚都这样说，玛利亚还是如往常一样笑笑，说她可不想要什么戒指，也不想要男人。她笑起来时，浅绿色的眼睛里露出了一丝失望而羞怯的亮光，鼻尖几乎顶到了下巴尖上。在其余女工把桌子上的茶缸弄得叮当直响时，金格·穆尼举起茶缸提议为玛利亚的健康干杯，并说她感到抱歉的是此时喝的不是黑啤。玛利亚又笑得鼻尖差点顶到下巴尖上，瘦小的身子都快散了架了，她知道尽管穆尼说的话有些不拘小节，但她完全是出于一片好意。

等到女工们都用完了茶点，厨子和哑巴开始收拾茶具。这时玛利亚开心极了！她走进她的小卧室，想到明天早上要做弥撒，便把闹钟的指针由七点调到六点。随后她取下围裙和长靴，把她最好的裙子摊在床上，又把小巧的礼靴搁在床脚。她脱掉外衣站在镜子前，回想自己还是个少女时，每个礼拜天做弥撒，会穿上什么衣服。她无限怜爱地注视着自己那曾经引以为傲的小巧的身体，尽管时光流逝，她发现它还是那么纤巧而光洁！

当玛利亚收拾停当走出门时，街上已被雨水淋了一片晶莹，她庆幸自己穿上了那件雨衣。电车里已经挤满了人，她只好在车尾部的小凳子上坐下，面向所有的乘客，两只脚悬着。她想了一遍要做的那些事情，心想一个人若是有钱独自在外，真是再好不过了！她盼望着接下来他们能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她坚信这样的夜晚肯定会有，可同时，她又不能不想到乔和阿尔菲如今互不理睬形同陌路的糟糕关系，这多少是件遗憾的事情。要知道他们小时候可是最好的朋友。不过生活就是这么回事，谁又能料想得到呢。

她在圆塔下了车，在人群中走进了西站。她来到恩斯饼屋，饼屋里面人头攒动，她等了好长时间才轮到她。她买了一打便宜的什锦蛋糕，拎着个大包的她费了好大力气才走出了饼屋，心想还买些什么好呢？她想再买些真正上好的东西，像苹果啦，核桃啦，但一想他们肯定已经准备好了。她是真的不知道该买些什么东西，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买蛋糕好。于是，她决定再买些葡萄干蛋糕，可是恩斯蛋糕房里东西不够多，她在那里花了很长的时间挑选，柜台后面那位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子显然对她有些恼火，便问她莫非是想买婚宴蛋糕。玛利亚被问得脸红起来了，只得冲着那年轻女子笑了笑，可那姑娘竟当真了，切下一块厚厚的蛋糕对她说：两先令四便士。

买完东西后，她赶去乘车。她本以为会在德鲁康德拉街的电车里一直站下去，因为电车上的年轻人全都不搭理她，没想到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给她让了座。这位绅士身材矮胖，戴一顶褐色的帽子，一张方脸很是红润，留着两道八字小胡子。玛利亚觉得他看上去那么有教养，跟前面的小伙子相比显得礼貌周全多了。

老绅士开始跟玛利亚聊起万圣节的夜和多雨的天气，看到她的包里塞得满满当当的，以为里面肯定是装满了给孩子们的好东西，便说小孩子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及时快活才好。玛利亚对此也表示赞同，不时点头发出嗯哼的声音。老绅士对她非常友善，在运河桥站下车时，她向他鞠了一躬以示感谢。而老绅士也给她回了鞠躬礼，并脱下帽子向她告别。

下了车之后，她顺着坡地一路向前走，在雨中低着脑袋，心想这样一位绅士多么亲切呀，即使爱喝点酒也是没大关系的。

她刚走进乔的家，家里的人就开始喊：玛利亚来啦！

乔正好在家，孩子们都已经穿好了礼拜日的盛装，还有邻家的两个女孩也来了。玛利亚把蛋糕给最大的男孩阿尔菲，让他去分发。唐纳利太太直说带这么大一袋蛋糕来实在太客气了，连忙吩咐孩子们说：“谢谢玛利亚。”

玛利亚还说给他们带来了特殊的礼物，他们一定会喜欢的，说着她开始找葡萄干蛋糕。可她找遍了恩斯饼屋的口袋和雨衣口袋，最后也没找着。随后她问所有的孩子，是不是有谁吃了，可是孩子们都说没有，那神情分明表示如果非要说他们偷吃，那他们就不吃糕点了。唐纳利太太安慰说玛利亚说，或许是忘在电车上了。而玛利亚心里想到的却是那个八字胡的绅士把她弄得恍惚的情景，她不禁开始后悔，一想到没让大家小小地吃一惊，还白白扔掉了两先令四便士，她差点就大哭起来。

不过乔说不要紧，他拉着她坐到火炉边，对她还如往日一样的好。他跟她讲述办公室里面的事情，不断重复他跟经理说的话，还演示了一遍他用来对付经理的一个妙招。玛利亚没弄明白，不过一个招数而已，乔为什么会笑得这样夸张。不过她没有问原因，只是说经理一定是个很不好打交道的专横人物。乔说只要摸准了他的脾气，顺着他的性子去做事，就不会有问题。他还说其实那人倒不是很坏，还有点儿经理的样子。

孩子们开始唱歌、跳舞，唐纳利太太用钢琴伴奏。两个邻家女孩递过来几个核桃，可谁都找不着轧钳，为此，乔差点发脾气，说没有轧钳玛利亚怎么吃核桃呢。玛利亚见状立刻说她不爱吃核桃，不用麻烦了。乔于是问玛利亚要不要喝点黑啤酒，唐纳利太太也亲切地问葡萄汁酒怎么样，家里也有。玛利亚说她什么都不需要，可乔却执意取了酒来。

玛利亚没有继续推辞。大伙儿开始坐在火炉边回忆往事，玛利亚心想得为阿尔菲说几句好话才对，可是一句话还没说完乔便打断说他要是再跟弟弟说一句话他就去死。唐纳利太太对她丈夫说不该用这种口气说自己的弟弟，后来乔说他不想在这样的夜晚发脾气，便叫妻子多开几瓶酒。两个邻家女孩已经准备好了万圣夜的游戏，一会儿工夫，刚才沉闷的气氛就被大家的欢乐赶跑了。看见孩子们那么开心，乔和妻子那么恩爱，玛利亚感到十分欣慰。

接着，孩子们开始做游戏。邻家女孩在桌子上摆了几个盘子，然后把被蒙上眼睛的小孩牵到桌边。每个盘子里都有不一样的物品。他们一个摸到了一本祈祷书，有三个人摸到了水，其中的一个邻家女孩摸到了戒指，竟羞得满面通红。之后，他们硬是把玛利亚也拖进了这个游戏，他们牵她到桌边，看看她会摸到什么东西。

在欢声笑语中，她依照吩咐伸出一只手，在空中挥来舞去四处摸索，然后落在一只盘子上。她的指头感觉到一种湿漉漉、软乎乎的东西，不过让她感到奇怪的是，既没人讲话，也没人给她解下蒙眼布。几秒钟后，她模糊地听到一阵拥挤和窃窃私语的声音。最后是唐纳利太太非常发火的声音：把那东西马上扔出去，这哪里是游戏。

后来，玛利亚又重新摸了一次：这一次她摸到了祈祷书。

接下来，唐纳利太太为孩子们弹奏了《麦克劳小姐的里尔舞》，玛利亚喝了杯葡萄酒。唐纳利太太说玛利亚会在年底之前进修道院，因为她摸到了祈祷书。玛利亚觉得那晚的乔对她格外好，令她十分感动，她说这里人人都对她很好。

他们玩了很久，孩子开始有了睡意，乔问玛利亚回去前可否唱一支短歌，唐纳利太太也一直试图去劝说玛利亚唱首歌，所以她说：“唱吧，求你啦，玛利亚！”玛利亚知道推却不了，只好起身站在钢琴旁。唐纳利太太招呼孩子们安静下来，听玛利亚唱歌，而她自己则弹起了序曲，她说：“来吧，玛利亚！”

玛利亚平复了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开始用一种细幽幽的颤音唱起来。她唱的是《梦中居所》：

我梦见居住在大理石宫殿，

身旁有大臣也有仆役，

宫墙里聚集着万千英豪，

我是希望，我是荣誉。

我有无尽的宝藏，可以夸耀，

我有望族血统豪门身世，

而最高兴的是，我还梦到

你爱着我依旧如同往昔。

该唱第二段的时候，玛利亚又唱出了第一段歌词。不过没人想指出她唱错了什么地方，等到她唱完这首歌，乔已经被深深地打动了。他说什么曲子都不如可怜的老巴尔夫。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眼里含着泪水，以致看不到想找的东西，最后只得问太太拔塞钻放在哪儿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白的寂静：杰克·伦敦小说精选集 / (美) 杰克·伦敦著; 沈樱译.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9

ISBN 978-7-5699-0521-2

Ⅰ.①银…Ⅱ. ①杰…②沈…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Ⅳ.①I712.44银白的寂静：杰克·伦敦小说精选集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4489号

新业文学经典丛书

银白的寂静：杰克·伦敦小说精选集

著    者|(美)杰克·伦敦

译    者|沈  樱

出版人|杨红卫

选题策划|黎  雨

责任编辑|胡俊生  杨  洋

装帧设计|张子墨

责任印制|刘  银

营销推广|新业文化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  编：100101    电话：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80599760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9

字    数|166千字

版    次|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99-0521-2

定    价|3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毛姆在《书与你》中曾提到：“养成阅读的习惯，使人受益无穷。很少有体育运动项目能适合盛年不再的你，让你不断从中获得满足，而游戏往往又需要我们找寻同伴共同完成，阅读则没有诸如此类的不便。书随时随地可以拿起来读，有要紧事必须立即处理时，又能随时放下，以后再接着读。如今的和乐时代，公共图书馆给予我们的娱乐就是阅读，何况普及本价钱又这么便宜，买一本来读没有什么难的。再者，养成阅读的习惯，就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生命中任何灾难降临的时候，往书本里一钻，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古人也说“开卷有益”。但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如何选取有益的读本来启迪心智，这就需要有一定的鉴别能力。

对此，叔本华在《论读书》里说：

“……对善于读书的人来说，决不滥读是很重要的。即使是时下享有盛名、大受欢迎的书，如一年内就数版的政治宗教小册子、小说、诗歌等，也切勿贸然拿来就读。要知道，为愚民而写作的人反而常会大受欢迎，不如把宝贵的时间用来专心阅读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这些书才真正使人开卷有益。

“坏书是灵魂的毒药，读得越少越好，而好书则是多多益善。因为一般人通常只读最新的出版物，而不读各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品，所以作家也就拘囿在流行思潮的小范围中，时代也就在自己的泥泞中越陷越深了。”

正如叔本华所言，“不读坏书”，因为人生短促，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出版好书，让大家有好书读。基于这样一个目的和愿景，便有了这样一套“国内外大家经典作品丛书”，希望这些“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能令大家“开卷有益”。

编  者

银白的寂静

“看来卡门没几天活头了。”梅森说着吐出一块冰碴，用一种哀怜的眼神瞧着这只冻坏了的狗。随后，他又抓起它的爪子，再次塞进自己的嘴里，继续把深嵌在它爪趾间的冰块给咬出来。弄完这些之后，梅森一边把狗推向一边，一边说：“名字听起来动听的狗从来都是不太中用的。它们往往跑着跑着就垮掉了，事情还没等到做完就要一命呜呼。而那些名字很土气的狗，像卡斯亚，西瓦施，或者哈斯基，你可见过它们这样不中用吗？没有，老兄，你看舒肯吧，它……”

嗖！还不等梅森说完，那条瘦狗便一个箭步蹿上来，尖牙差点咬到梅森的喉咙。

“想咬我，嗯？”梅森用鞭子的手柄猛击在那条狗的头上，之后，它倒在雪地上，抖成一团，一股黄色的黏液从牙边流出来。

“真是不错，瞧见了？舒肯就是有这么一股子蛮劲。我打赌，出不去这周卡门就会变成它的口中食。”

“那我也打个赌吧。”基德一边说话，一边翻烤着火堆前的冻面包，以便让它快点化开。“我赌在到达目的地前舒肯就会被我们吃掉。你怎么说，露丝？”

被唤做露丝的印第安女子正往咖啡里放冰块，听到这话她的目光从基德身上转到丈夫梅森身上，随后又转到那群狗身上，并没有说什么。看来答案很明确，根本不需要回答。距离目的地还有两百英里的路程，这一路荒无人烟，干粮也只够再撑上六天，狗呢什么吃的都没有。这情形还需要什么别的答案吗？

两男一女围着火堆坐下，开始吃中餐，他们的食物少得可怜，只能说比没有强一点。现在是午间休息时间，所以狗都带着绳套趴在一边，它们一个个望着主人一口口地吃着东西，口水不停地往外流。

“从今天起，再没有午餐了，”基德说，“以后得盯着这些狗——它们开始敌视我们了，一旦被它们瞅准机会，就会扑倒我们中的一个。”

“我在卫理青年会当过会长，还在一所主日学校教过书。”陷入回忆中的梅森目光注视着自己脚上冒着热气的鹿皮靴，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直到露丝往他的杯子中倒水时，他才醒过神来，“托上帝的福，茶，我们还有还多！在田纳西的时候，我看见过茶叶是怎么长的。如今这个时候，就算是为一块热玉米饼，我也什么都豁得出去！别急，露丝，也许过不了多久，你就不会饿肚子了，也不用再穿这鹿皮靴了。”

无疑，这番话让这个印第安女人的脸阳光明朗起来，她两眼中充盈着对白人丈夫的深爱——这是她生平见到的第一个白种男人——也是她见过的第一个对女人比对牲口要好的男人。

“这是真的，露丝，”她的白人丈夫用两种语言的土话混杂着说，好在双方都能听懂，“走完这段路，我们就去奥德赛。到了那里我们可以坐白人的独木舟去盐水河。不过那条河可不好玩，浪很大——从来都是白浪滔天。河面又宽又长，一眼望不到头——要走十天，二十天，四十天……”他一边说一边屈指算着，“白天黑夜都在水里走，风高浪急的。之后，你就来到一个大镇子，那里的人多极了，如同夏天的蚊子那么多。那里的房子，噢，那是高高的印第安的棚屋——真高呀，有十棵、二十棵松树那么高。哦，真是棒极了！”

他觉得自己有些说不清楚了，于是停下来，求助般地瞧了一眼基德，随后又卖力地比画起来，一棵接一棵，二十棵松树高的棚屋。基德不言语，只是嘴角挂着一抹嘲讽的笑；而露丝则睁大双眼，诧异的神情中流露着极度的快乐。虽说丈夫的说笑令她半信半疑，但他能这样用心来讨她欢心，已是很难得，所以露丝高兴极了。

“然后你进到一个箱子中，‘噗’的一声你就飞上天了。”为了让自己的描述形象具体点，他拿起一个空杯子向空中抛去，又一下接住，他继续喊道，“只要猛击一掌，你就能下来了。啊，万能的巫师！然后你去育空堡，我则去北极城。二十五天的路程，我们就一直用巫师的绳子来联系彼此——我对着绳子的一头儿说：‘嘿，露丝！你好吗？’你就问：‘你是我的好丈夫吗？’于是我回答：‘当然是呀。’你接着说：‘没有苏打粉了，我烤不出好吃的面包来。’我便告诉你：‘到仓库去找找，面粉下面就是。再见，亲爱的。’于是你去找了，找到许多苏打粉。你就一直在育空堡，而我呢，便一直在北极城。瞧，这巫师可真神啦！”

这些轻松的话好像很有魔力，所以露丝就那么天真地笑了，而两个男人也开心地大笑起来。旁边的狗群一阵骚乱，打断了梅森关于奥德赛的奇思妙想，当这群狂吠的斗士被扯开时，露丝也已经把雪橇捆好，一切准备就绪，就要上路了。

“驾！波尔第！嘿，老兄，走啦！”梅森威风地舞动鞭子，狗在雪橇压出的冰辙上低嗥着，等到梅森一声令下，狗群便拉着雪橇疾驰而出。作为第二队的露丝紧随其后，基德帮她起动上路后，他自己殿后。虽说基德身材魁伟，一拳可击倒一头公牛，但对于这些可怜的狗群他却不忍挥鞭子，还从来没有一个坐雪橇的人像他一样心软呢，一看到狗吃苦他就想流泪。

“好啦，上路吧，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他喊着试了几回，满载的雪橇纹丝未动，他知道这些家伙实在也是没力气了，便低声哄着它们。终于，他的耐心没有付诸东流，狗们号叫着，雪橇动了，随后更是疾步奔着追上了前面的伙伴。

没有人再说话了，苦难的旅程承受不了这样的享受。人生的辛苦，莫过于在北极地带跋涉。在这样荒凉的无人区行进，如果沉默一天就能一路平安，便是最高的快乐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做开路先锋，大抵是最累人的苦差事了。每前进一步，雪鞋都要陷进没膝的深雪中。等拔出脚时，一定要笔直向上，如果稍有偏差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所以行走时必须将雪鞋拔出雪面，然后向前迈，实实地踩下去，而另一只脚则必须垂直拔出距离雪面半码高的位置。初次在这样的雪地里跋涉的人，即使幸运地不让自己绊倒在地上，也只能坚持走上一百码，再想继续迈出步子，基本上不可能了。如果一个人不靠狗在前面开路，单靠自己这样走上一天，那么到了晚上他便可骄傲地爬进睡袋了，因为那种成就感不经历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假若一个人能在朗特瑞尔的漫长旅途中走上二十天，那么就连天上的众神都要对他肃然起敬了。

时光一点一点地流逝着，这白色的寂静最是令旅人敬畏，基德他们把所有的思想都凝聚在自己的苦役中。要知道大自然有太多的手腕使人类感到自我的渺小和生命的可贵——汹涌的海啸、狂猛的风暴、撼人的地震、轰隆的雷电——但一切手腕都抵不过这白色的寂静。一切都停止了，万里无云，天空的颜色如同黄铜；就连最轻的耳语都会令人产生渎神之感。在这样的天地间，人类臣服了，生怕弄出一点响动。一粒细微的生命在穿越阴魂主宰的雪原，因感到自己的冒犯他颤抖着，他感到自己不过是一只卑微的虫子。在这种惊恐中，种种古怪的念头纷纷而至，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难以测度，这神秘是天地无言的象征。对死亡、上帝、宇宙的恐惧向他袭来——对生命和再生的渴望，对永生的渴求，对生命奥义徒劳的探索——这就是——假如存在——人类与上帝同行。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河流开始拐大弯了，梅森驾着他的那队雪橇引领着后面的队伍抄近路从陆上的弯道插过去。高高的堤岸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尽管露丝和基德在雪橇后面一次次地用尽全力向上推，但最后还是都滑了下来。无奈之下，大家只得聚集力量再来一次。那些可怜的畜生已饿得虚弱不堪，它们使出了最后的力气。向上——向上——终于，雪橇爬上了岸顶，突然领头狗向右一歪，连带它身后的狗都向右甩过去，正好撞在了梅森的雪鞋上。这下糟糕了，梅森一下就被撞倒了；拖索中的一条狗也跟着倒了下去，最后连带着雪橇一起向后翻扣下来，上面装载的所有的东西都被摔到河岸底部。

一通鞭子猛地抽向狗们，那只跌倒的狗挨得尤其多。

“梅森，别打啦！”基德哀求说：“这可怜的家伙已经快不行了。等一下把我的狗队套上。”

梅森扬起的鞭子停了下来，好像故意等基德说完最后一个字，随后他甩出一记长鞭，鞭子带着呼号暴风雨般地打在了那只惹怒了他的狗身上。卡门——正是卡门——它在雪地上颤抖着，哀号着，随即向一边翻倒过去。

这种光景，简直糟糕透了，路上出了不小的麻烦——一只垂死的狗，两个怒气冲冲的伙伴。露丝一双忧郁的眼睛看看这个男人又转去看看那个男人，尽管基德眼中充满了对梅森的谴责，但他还是把怒火压下去。他向被打的卡门弯下身去，割断它身上的绳套。这时，谁也说不出一句话了。就这样，两队狗合拉一队雪橇，困难解决了。大家继续行进，几乎要撑不住的卡门，拖着身子跟在最后面。只要一个生命还能继续走下去，就不能打死它。这是卡门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它能爬到宿营地——如果大家能射到一只麋鹿，那么它就能活下来。

梅森仍旧充当开路先锋，冷静下来的他开始为自己之前狂怒的行为后悔，但又碍于面子不好表露出来，只是，他没有想到，一个巨大的危险正在前面等着他，他没有丝毫察觉。

阴冷的背坡下面，是一片密林，他们在其间穿行。距离小路五十英尺或更远一些的地方有一颗巨松耸立着。几百年来，它一直耸立在那里，就像在几百年以前就注定了它将有这么一个下场——又或许这原本就是梅森的命数。

梅森弯下腰去把鹿皮靴带系紧一些。雪橇停了下来，狗们在雪中静卧着，一声不吭。寂静在这一刻变得异常诡异：雪林中一丝风声也没有。寒寂把天地的心和唇都冰封住了。一声叹息，让空气抖动了一下——它们好像并没有听到它，而是感受到了它，一如在真空中对动作的预感一样。

带着沉淀的岁月与冰雪的负荷，那株巨松在生命的悲剧中终于行使完它最后的使命。听到了危险的断裂声的梅森正要打算跳开，但还不等他站直身子，巨松就实实地砸在了他的肩膀上。

基德曾多次目睹这世间难以预料的横祸，让很多人瞬间丧命。当他刚发出命令并打算采取措施时，巨松的枝杈还在晃动着。那个印第安女子和她的许多姐妹不同，面对这种情形，她既没有昏过去也没有大声哭号，在听到基德的命令后，她飞身扑到代用杠杆的枝杈上以此来减轻巨松的压力；与此同时，基德挥舞着手中的斧子频频砍向巨松。斧子砍在冰冻的树干上，发出清脆的金属声，每砍下一斧，都伴随着基德闷喘的哼声。

最后，基德把那可怜的血肉模糊的物体——不久前那曾是个人呀——放在雪地上。伙伴的痛苦令他更痛苦，而露丝脸上没有情绪的痛苦更让他难受，还有那种希望与绝望交织在一起的探寻的目光。没有人说话，时间和空间都凝结住了，在北极地带长大的人，天生就懂得言语的无助和行动的宝贵。

-65℃的极寒地带，一个人躺在雪中是撑不了几分钟的。基德和露丝割断了绳索用兽皮把梅森裹起来，放在树枝架成的床铺上，之后又在他前面生起一堆篝火，木柴便取自那棵导致这场灾难的巨松。他们又在梅森身后斜上方撑起一面大帆布，这样一来，它可以将篝火散发的热量聚集到受伤的梅森的身上——只要有一点物理常识的人都懂得这种土办法。

与死亡打过交道的人，似乎会明白上帝何时会召他回去。梅森的伤势很严重，单单这么一看，便可知道他的伤情。他的右臂、右腿和后背骨头都碎了，下肢也瘫痪了，此外还有可能造成了大面积的内伤。如今，只有间断发出的一丝呻吟，还能证明他活着。

别指望奇迹会发生，一切都是徒劳。在这个心惊胆战的夜晚，时间像被冻结住似的过得特别慢。在绝望中，露丝只能以她印第安人所固有的坚韧，顽强地和命运的打击相抗，而沉默的基德，他青铜般的脸上已经爬上了几道新的皱纹。事实上，这个夜晚梅森倒是没吃太多苦头，他好像重返了田纳西州东部，重温在大烟山度过的童年时光。在呓语中，当他说起儿时在深潭游泳、捉树狸和偷西瓜时的趣事，用的竟是早已遗忘的家乡方言，露丝一句也听不懂，这真是让人伤心。不过基德听得懂，他能够体会到其中的滋味，那是一种只有当一个人体验过文明又与文明隔绝多年之后才会有的感觉。

清晨，梅森清醒了，为了听清他的细语，基德把耳朵贴近他。

“还记得我们在塔纳纳第一次相遇的情形吗？待到下次冰雪融化就整整四年了。那时候我并不是很喜欢她。只是觉得她长得很美，容易让人莫名兴奋。可从那以后，我不知为什么常常想起她。她是我的好妻子，患难时对我总是不离不弃，说起做买卖，没人能比得过她。你还记得那次在鹿角滩，她飞奔过来把我们从岩石上救下来吗？水面上的子弹密集地打来就像冰雹一样。还有那次饥荒，是在纳克鲁克耶杜，还记得吗，那次她抢在冰融前带回消息？是呀，她可真是我的好妻子，比之前那个要好上许多。你还不知道我结过婚吧？我以前从来没有对你讲过，呃，没错，在美国老家时我结过一次婚。就是因为那次婚姻我才到这儿来，我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离家出走就是为了给她一个离婚的机会，现在她已经办完了离婚手续。

“不过这不关露丝的事。我原本打算把这儿的事了结后，明年带她去奥德赛——她和我一起去——可现在晚了，基德，我请求你别把她送回部落。独自回去过日子对一个女人来说太残酷了。想想看——她跟在我们身边快四年了，已经习惯了我们的饮食习惯，咸肉、豆子、面粉和干果，怎么能再让她回去吃他们的鹿肉和鱼？在尝试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知道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比他们的好之后，再回到从前，这可不是一件好受的事。基德，好好待她，为什么你不——噢，对了，从前你总是躲着他们——你还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你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伙计，好好待她吧，尽快把她送到美国去。不过你要帮她安排好，在她想回来的时候能回来——你了解的，她很可能会想念她的家乡。

“那个小东西——会使我们俩更亲密的，基德，我真希望他是个男孩。试想一下，基德，我的亲生骨肉，千万别把他留在这个国度。如果是个女孩呢，不，应该不会的。把我的皮货卖掉吧，它们起码能卖五千块钱，我在公司里的钱也跟这个数差不多。把我的利息和你的放在一起管理。我想我们对那块地的申请迟早会有结果的。但是你要保证这个孩子能受到好的教育；还有，基德，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让他回到这里。这个地方不适合白人。

“我知道我不行了啦，基德，我最多还有三四天的活头。所以你们必须马上赶路。一定要走出去！记着，这是我的妻子，我的儿子——噢，上帝！我真希望他是个男孩！所以，你不要再守着我了。我现在命令你，快上路吧。”

基德恳求：“再给我三天时间，你要相信你可能会好转的；也许会发生奇迹。”

“不行。”

“就三天。”

“你立刻上路！”

“两天。”

“这是我的妻儿，基德。我求你别折磨我了。”

“一天。”

“不，不行！我命令——”

“就一天。这点儿吃的我们省着吃还能再维持，再说我或许还能打着一只麋鹿。”

“不行——好吧，就一天，多一分钟也不行。还有，基德，别——别让我一个人在这里等死。只需一枪，可是由谁来扣动扳机呢？基德，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想想吧！想想吧！我的骨肉，我却没有机会活着见到他了！

“让露丝过来。我要跟她告别，还要嘱咐她必须为孩子着想，不要在这儿守着我等死。如果我不这样请求她，她是不会和你上路的。再见吧，老哥，永别了。”

“基德！你听我说——我们去山谷边的小山坡上挖个洞，在那儿我曾一铲子挖出了四十美分的金子。还有，基德！”

基德说着俯下身来，凑在这个临终之人脸前，这样就可以听清他最后的微弱的声音了，现在，梅森已经不再顽固了，他说：“你明白，我——对不住卡门。”

基德穿上防雪外套和踏雪鞋，夹上来复枪，便向林中走去，只留下露丝守在她丈夫身边默默哭泣。对基德而言，在北极一带遇到意外伤祸并不是第一次，但从来没有哪一次像今天这样让他为难，总体来说，这就像一道非常简单的数学题——三个有望活着的生命与一个注定要死的人相比。只是，现如今他真的拿不定主意。

整整五年了，他俩并肩行走在山间小径上，在金矿营地一起淘金，一次次从雪原、洪流和饥饿中逃生，如今，他们已然是手足兄弟。露丝初次来到他们中间时，露丝和梅森亲密的行为常使他感到不甘，他不否认他曾对露丝有一种模糊的嫉妒。没想到如今，竟由他亲手砍断这联系。

尽管他一直祈祷麋鹿能够出现，哪怕就一只，但好像所有的动物都远离了这片雪原。夜色渐渐降临，心力交瘁的基德两手空空，拖着疲惫的脚步返回营地。突然，一阵狗吠和人呼喊的声音响起，使得他的脚步变得飞快。

他冲进帐篷，看见露丝正站在狂吠的狗群中，抡着的斧子四处挥舞。此时的狗们对主人立下的铁律已然不管不顾，它们开始哄抢食物。基德倒抡起来复枪，雨点般砸向狗群。他和露丝就那么拿着枪托和斧头上下挥舞着，也不管打中与否。狗们显得十分灵活，它们躲闪着，眼睛里燃烧着疯狂，尖牙上吊着口水。这样紧张的对峙，狗与人都已经陷入疯狂了。之后，溃败的狗们爬到火边，舔着伤口，对着夜幕上的星星哀号，像是在倾诉自己的不幸。

鲑鱼干被狗群一抢而光，只剩下大约五磅的面粉，支撑他们接下来穿越二百英里的雪原。露丝回到丈夫身边，基德则把一只尚有余温的死狗剖开，它的头已被斧子劈碎。基德细心地存放好每一块肉，然后把皮和内脏留下来抛给狗吃。这种场景真是残忍，它们刚刚还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呢。

第二天清早，新的情况出现了。狗群开始了内战。群狗贪婪地围着尚有一口气的卡门，全然不顾抽在它们身上的皮鞭。它们虽然也畏缩、哀号，但并不逃开，直到最后它们把卡门的骨头、皮毛哄抢而光，一点痕迹也没留下。

基德走开做事去了。他侧耳听着梅森的动静，此刻，梅森的思绪又重返田纳西州，呓语中全是和过去的朋友们大声笑谈的欢乐。

四周的松树很多，基德干得很快。露丝见他在搭一个类似于棚架的东西，看上去和猎人用来防狼獾和狗贮藏肉食的架子很像。一棵接着一棵的小松树被他砍断，他先是把两棵小松树的树梢相对弯到接近地面的位置，用鹿皮条把树梢捆紧。接着，他的鞭子向狗们猛地抽打过去，打得它们一个个服服帖帖的，并把它们分别套在两个雪橇上，他把剩余的东西分装在两个雪橇上，除了包裹梅森的兽皮，他用兽皮把梅森捆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把这个皮筒子的两端捆紧在压弯的松树树梢上。接下来，他只需用猎刀砍断鹿皮条，两棵树梢便会弹起来，把这具躯体扯进高高的天空。

露丝满足了丈夫的遗愿，没有一点点的反对。这个可怜的女人，早就学会了顺从。从儿时起，她就明白要服从天地的安排，她看见所有女人都是这样做的。女人似乎生来就该是顺从的，不能反抗。

最后，当她与丈夫吻别时——这当然不属于她部落的风俗——基德允许她宣泄自己的痛苦，之后，他把她带到前面一辆雪橇前帮她穿上雪鞋。就这样，两眼空空的露丝机械地拿起套杆和鞭子，吆喝着狗群上路了。

基德转身回到梅森身旁，如今，他已陷入昏迷。露丝的身影已消失了许久，基德还在火旁蹲着，等待着同伴咽下最后一口气。

在这片雪白的寂静中，独自哀思，痛苦就会显得尤为深刻。幽暗的寂静此刻很仁慈，它像保护伞一般掩护着这些生命，并给予千百种无言的怜悯。只是洁白莹亮的寂静，沉寂而寒冷，在钢铁般冷硬的天空下，尽是无情。

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了，梅森仍有气息。到了正午时分，太阳还没有露出脸，它潜行在南边的地平线下，幽幽地抛出一抹橘红，斜跨着天空，不过很快又将它收了回去。基德这才警惕起来，他强迫自己来到伙伴身旁。最后，他深深地看了一眼梅森。银白色的寂静像是在冷笑，突然，一阵猛烈的恐惧向基德迎面扑来。“砰”的一声，枪响了，接着，梅森被弹向他的空中之墓。

基德扬起鞭子挥向狗群，狗群一阵呜号之后，雪橇在茫茫的雪原上狂奔而去。

北方的奥德赛

雪橇和着挽具的嘎吱嘎吱声，领头狗的脖子上铃铛晃来晃去的丁零当啷声，像是咏唱着一支永恒的哀歌。不过此时的人和狗都已疲惫到极点了，他们已发不出任何声音。

他们来自远方。

路上铺上了一层厚厚的、刚刚落下的雪。雪橇上载着很多撕开的冻得如同燧石一般僵硬的鹿。橇板紧贴着还没有被轧结实的道路，却总是往后退，这条路仿若人一般的倔强。

夜幕正在降临，但是这一晚他们没有帐篷可搭。雪从毫无生气的空中缓缓飘洒着，哦，那不是雪花，而是小巧精致的水晶。天气并不寒冷——只有-10°——这样的气温大家已经不觉得冷了。迈耶斯和贝斯特把护耳翻了起来，马尔穆特·基德也把手套摘了下来。天气确实算暖和了。

这群狗在下午，应该是更早些的时候就已经累坏了，不过现在，它们有了新的活力。那些感觉向来敏锐的狗显然是有点儿坐立不安了——它们似乎已经无法承受拖索的束缚，它们想快点儿跑起来但又显得犹豫不决，它们就那么竖着耳朵，用鼻子吸着气，时刻做着出发的准备。可是慢慢地它们开始对那些感觉太迟钝的伙伴发怒了，然后不断地咬着它们的后腿，用一种狡猾的手段催促着它们前进。那些遭到责怪的狗也感染了这样的情绪，继而又将这样的毛病传给别的狗。最后，最前面那架雪橇的领头狗终于心满意足了，它仰着头高吠了一声，然后匍匐在雪地中，使出浑身力气绷紧了颈圈向前冲去。别的狗也都来了精神，跟着它做出同样的动作。

就这样，后面的皮带一缩，拖索一紧，一架架雪橇就向着前方冲去了。这时，人们不得不紧抓着橇把，猛地将双脚抬高许多，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橇板压住。一天的劳累瞬间都消失了，人们大声呼叫着，催促狗们快点儿前进。那群狗像是听懂了他们的语言，也用兴奋的喊叫声回应着他们。狗们精神抖擞着，在渐渐变黑的夜色中，放开脚步，啪嗒啪嗒地快速奔跑在雪地中。

“往右转！往右转！”他们依次喊着，一架架雪橇突然就偏离了原本行驶的主道，掀起一侧的橇板，如同顺风行驶的小帆船一样向前方狂奔而去。

雪橇一下子冲出了一百多码的样子，在一个透着光亮的羊皮纸窗前停了下来。无疑，这座木屋就是他们的家了，房间里有一架育空式火炉烧得正呼啦作响，一把茶壶也正冒着热气。只不过，这座木屋此时已经被旁人占领了。六十只威风凛凛的爱斯基摩狗一起朝着木屋外面咆哮着，这群浑身是毛的狠家伙突然猛地朝拉着第一架雪橇的狗群扑了过去。门被猛烈地撞开了，一个身穿红色束腰制服的西北警察样的人，踏着及膝深的雪，挥起狗鞭的柄把这群疯狂的家伙收拾得服服帖帖。这人倒是很沉着，也很公正。之后，房间里的人和房间外的人握了握手，就这样，马尔穆特·基德在一个外人的迎接下，走进了本属于他的木屋。

原本，出来迎接他们的人应该是斯坦利·普林斯，因为往常总是他负责照看房间里的那只育空式火炉，并准备好滚烫的热茶等待他们回来。而这个时候，普林斯却无视他们，而是忙着招待木屋里的客人。客人有十二人之多，都是为英国女王服务的执法者以及派送邮件的邮差，不过如今他们混在一起，实在是很难区分。

这群人有着不同的血统，不过相同的生活环境却使他们变成了同一类人——一种消瘦、健壮的人。他们身上的肌肉由于长年奔走而显得异常坚韧，被阳光晒成棕褐色的脸看上去很健康。

他们的内心没有忧虑，一双双明亮而又坚定的眼睛直率地凝视着前方。也正是他们，驱赶着英国女王的狗队，使得那些反对她的敌人每天都胆战心惊。他们吃着女王分配给他们的极少的食物，却是异常快乐。他们中每个人都见多识广，做过不少了不起的事情。一直以来，他们都过着一种传奇一般的冒险生活。只是，他们自己却并不清楚这一点。

此刻，他们完全把这儿当成了他们自己的家。有两个人甚至伸开四肢躺在马尔穆特·基德的床上，嘴里还哼着法国歌谣。想当年，他们的法国先祖第一次踏上西北部这片土地与当地的印第安姑娘结婚时，唱的就是这种歌谣。贝特斯的床也没逃过被侵犯的厄运。此外，还有三四个健壮的客人围着地毯，一边搓着他们的脚趾，一边听其中的一个人讲故事。这个人曾经在沃尔斯利的舰队服役，而且随同将军远征过喀士穆。

他讲累了，停了下来，一个牛仔接着讲。讲述他跟随布法罗·比尔游历欧洲各国首都时曾经见过的宫廷、国王和贵妇。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是两个混血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他们成了朋友，到了如今他们已然是两个老朋友了。他们一边修理着马具，一边谈论着当年在西北部的起义热潮，还有路易斯·瑞尔做首领时的景象。

房间里，此起彼伏的粗鲁的对话和粗野的笑话一个接着一个。陆地、河道上发生的那些令人惊恐的危险，在他们口中如同家常便饭一般，他们之所以还会想起它们，也可能仅仅是因为其中的经历还带有一点点幽默和滑稽的成分。

听着这些无名英雄的故事，普林斯格外着迷，这些人亲眼目睹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但他们却将那些伟大而又神奇的事件当作了日常生活中一桩桩再平常不过的意外。这让普林斯感到了一种震撼。所以，他一点儿也不介意将自己那些珍贵的烟草，分给他的这些客人们。在烟草的作用下，客人们陷入了回忆，已经生锈的记忆的链条开始转动，像是给予普林斯的慷慨回报一般，那些已经被遗忘的，与奥德赛有关的故事在这个夜晚又焕发了新的生机。

谈话最终停了下来，当那些旅行者将最后一袋烟装进烟斗，并打开那些被他们捆扎得结结实实的毛皮毯子时，普林斯才退到他的老朋友身边，他希望从老朋友这里得到一些更为详细的补充资料。

“哦，你很清楚那个牛仔，”疲惫的马尔穆特·基德一边解开自己的鹿皮靴鞋带，一边说，“可以猜出，那个和他同床的人身上有不列颠的血统。至于其他人，他们都是丛林中长大的孩子，也许只有上帝才会晓得他们身上到底混合着多少血统。不过睡在门边的那两个家伙倒是纯种。还有那个用毛布裹着屁股的小家伙——你只要留心一下他的眉毛和他的下巴形状——你就会知道，在他母亲那顶印第安圆锥形帐篷里有个苏格兰男人曾流过眼泪。至于那个看上去很英俊、把斗篷当作枕头的小伙子，他有一半的法国血统——你刚才已经听到过他说话。其实，他应该很不喜欢睡在他旁边的那两个印第安人。你知道的，当这些‘改良品种’在瑞尔的领导下进行起义时，那些纯种人完全是没有反应的，这也是后来他们彼此不再那么相爱的原因。”

“不过，我说，挨着火炉的那个家伙看上去阴郁得很，他到底是什么人呢？我敢断定他是不会说英语的。想想看，整个晚上，他都没有开口说过一个字。”普林斯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你错了。他英语可是相当棒。你有留意他听人们说话时的眼神吗？我有注意。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既不是那些人的同乡也不是他们的同胞。当那些人用家乡的方言谈话时，可以看得出他并不明白那些话的意思。说到这里，我自己也感到很奇怪，他到底是什么人呢。现在，让我们来查找一些线索吧。”

“再往火炉里放几根木柴！”马尔穆特·基德提高音量，眼睛直直地盯着那个正被讨论的人，如此命令。

那人想都没想便立刻执行了命令。

“他好像在什么地方受过训练。”普林斯低声说。

马尔穆特·基德深有同感，便点点头。之后，他脱掉袜子，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些已经躺下的人，向火炉那边走去。在炉火旁，大约挂着二十双袜子，他把自己的那双已经浸湿的袜子也挂在其中。

“你希望什么时候到达道森？”基德试探着继续问道。

那人先是看了他一眼，而后回答：“他们说还有二十五英里。不知道是这样吗？如果是的话大概还要两天的路程吧。”

他说话确实稍稍带些口音，不过他的回答并没有出现丝毫迟疑，也没有费心寻找合适词句的痕迹。

“你以前到过这儿吗？”

“没有。”

“西北地区呢？”

“去过。”

“你出生在那里？”

“不。”

“哦，那你出生在什么鬼地方呢？你看上去和那些人完全不同。”马尔穆特·基德向着那些赶狗人指了指，甚至将睡在普林斯床上的那两个家伙也包含在了其中，“你从哪里来？我以前见过长相和你差不多的人，只是我已经忘记了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了。”

“我认识你。”那人突然插了一句，就是这么一句答非所问的话立刻将马尔穆特·基德的问题引开了。

“在哪儿？你是什么时候见过我？”

“不是你，是你的伙伴，一位牧师，我是在帕斯提里克见到的他，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问我有没有见过你，马尔穆特·基德。他还给了我一些食物。不过我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他难道没有向你提到过我吗？”

“啊！难道那个用水獭皮换了一群狗的家伙就是你？”

那人点点头，用手敲了敲他的烟斗，将里面燃尽的烟灰敲掉。之后他拉开他的皮毯子，那意思是不愿再继续交谈下去了。马尔穆特·基德领会了那人的意思，便吹灭了油灯，和普林斯一起钻进了皮毯子。

“怎么样，他到底是什么人？”

“不清楚——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转移了我的话题，就像一只蛤蜊一样封住了一切。不过，他确实是一个能挑起你好奇心的家伙。对他，我早有耳闻。那还是八年前，海岸一带所有的人都对他充满了好奇。你知道，他的确有些神秘。那是一个隆冬季节，他从北方来到了这里，据说那个地方距离这儿有好几千英里远。他是沿着白令海一路走过来的，仿佛身后有魔鬼在追赶他似的。海岸一带的人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来自哪里，不过大家可以肯定的是那是个非常遥远的地方。他到达高乐文海湾的时候整个人已经累垮了，是瑞典牧师给了他一些食物，他才算活了过来，他还向牧师询问了通往南方的路线。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我后来听说的。之后，他就离开了海岸线，一直沿着诺顿湾往前行。那时候，天气异常可怕，暴风雪和飓风一刻都不停歇，但是他却神奇地挺了过来。要知道换了其他人，一千个人也早都死光了。或许是错过了圣·迈克尔的缘故，所以他便在帕斯提里克上了岸。那一路上，他几乎失掉了一切，只剩下两只狗，还差点被饿死。

“他着急继续赶路，罗布神父便给了他一些食物，但神父已经不能再给他提供拉橇狗了，因为等我到了那儿，神父也要上路出发。他心里非常清楚，没有狗他是无法继续前进的，为此他焦急不安了好几天。那时那人的雪橇上，有一捆鞣制得非常出色的水獭皮，那可是海獭啊，你应该了解，它们的价值简直等同于黄金呀！当时，有一个老夏洛克的同行也在帕斯提里克，是个俄国人，他手上恰巧有一些狗要处理掉。这下大家都合适了，没过多久，他们就谈妥了一笔生意。又过了些时间，他便出发了。那时，他已经有了一支跑得飞快的狗队，而夏洛克先生也顺手得到了那些水獭皮。我见过那些皮子，真的是太出色了。后来我们估算了一下，那些狗每只至少给夏洛克先生带来了五百块钱的收益。这并不是说，那人对海獭皮的价值不了解。虽然他是一个印第安人，可是在他不多的谈话中，我可以听出他曾经和白人一起生活过。

“海上的冰层解冻后，从奴尼瓦克岛来的人带来消息说，为了得到一些食物他到过那里。只是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八年来人们也再没有听到过任何与他相关的消息。现在，他到底从哪儿来呢？在那个地方他又做过些什么？他为什么选择离开那个地方？尽管他只是一个印第安人，可是他却到过很多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他还受过专业的训练，这对于一个印第安人来说真是一桩不寻常的事情。看来，又有一个来自北方的奥秘需要你来解开了，普林斯。”

“真是太感谢你了，只是这样的奥秘我手上实在是太多了。”普林斯说。

马尔穆特·基德已经睡熟了，他的呼吸渐渐沉重起来，不过年轻的采矿工程师普林斯却依旧瞪大了他的眼睛，仰望着眼前的一片黑暗，他在等待他心中那阵奇异而又令人兴奋的热潮慢慢平息下去。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闭上了眼睛，但他的脑子却仍在飞速地转动着。他陷入了一个梦境，在梦中他也开始穿行在那些无名的雪野中，随着那些拉橇狗在无边无际的雪路上狂奔、挣扎，看着那些贫苦的人们生活、劳作，最后，像个男子汉一样死去。

凌晨时分，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赶狗人和首领便动身向道森方向出发了。为了女王的利益，那些在女王统治下的政府掌有这些小人物的生杀大权，他们不允许这些邮差有片刻的休息，所以一星期后，这些人便出现在了斯图亚特河边，他们携带着沉重的邮件正要赶往盐湖地区。

当然，他们更换了一批新的拉橇狗。不过，新更换的狗毕竟也是狗。

本来人们还指望着能够停留几天，缓解一下疲乏。此外，克朗代克是北方地区新兴建的城市，对于这座黄金城，他们有着很大的好奇心，他们想看一看它那如同流水一样的金砂，还有这座城市中昼夜狂欢不止的舞厅。但最终，他们这次和从前到达这里一样，只来得及烤干他们的袜子，以及在夜间抽上几袋烟。

所以，有一两个勇敢的人开始盘算着丢下手中的差事逃跑，他们在心里估算着有多大可能才能够穿越人迹罕至的落基山脉到达东部，然后再经由山谷，回到他们喜欢并熟悉的彻帕文地区。另外的两三个人也已经决定，一旦他们的服役期满，他们也要沿着这条路线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对于这个决定，他们一点也不迟疑，甚至马上开始制订起了他们的返乡计划，并期盼着这次冒险行动最后能得以成功。他们那一刻的心情，就像一个在城市长大的人，渴望到森林中度过他们悠闲的假期一般。

那个曾用水獭皮换狗的人看上去相当不安，虽然他对这种讨论毫无兴趣，不过最后，他还是把马尔穆特·基德拉到一旁，低声交谈了一会儿。

普林斯用好奇的眼神瞅着他们，让他越来越觉得神秘的是，那两个交谈的人后来居然戴上帽子和手套走出了房间。当他们再次回到房间后，马尔穆特·基德取了用来称黄金的天平放到桌子上，他称出六十盎司的黄金，放进那个怪人的口袋里。随后，赶狗人的首领也加入进了他们的秘密会议，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和那个怪人谈妥了一笔交易。

到了第二天，当那一群赶狗人向上游出发的时候，那个怪人却单独带着几磅食物，返回了道森。

“我也说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普林斯问马尔穆特·基德的时候，他如是回答，“不过，那个可怜的家伙之所以一心想要摆脱眼前的工作，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至少，那对于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原因，尽管他并没有向我透露其中的内容。你很清楚，他的这种工作和在军队服役并无差别，他已经签了两年的工作合约，他又不能逃跑，否则他以后就不能继续留在这一带。所以他只有花钱才能解除这项合约，赎回他自己，重新得到自由。他说，到达道森后他便下定决心要在这一带生活下去，他是极度渴望留下来的。只是，他在这里没有相识的人，口袋里又没有一分钱，而我是唯一和他说过两句话的人。于是，他就找副州长谈了一个条件，假若他能从我这儿借到钱，他们就可以解除他的服役合约，我想这一点你应该清楚才是。他还说，他在今年之内一定可以把借的钱还给我，假使我愿意，他还能让我发大财。他知道一些财宝，当然，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些财宝，不过他知道它们藏在什么地方。

“你听我说！唉，他把我拉到外面后，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先是乞求我，然后又想尽办法来说服我，甚至跪在雪地中，我没有办法了，只好把他拉了起来。他说的那些话，和一个疯子说胡话无异。他说，他已经拼命苦熬了太久太久，现在再也受不了失望的打击了。我问他这样做的原因，可他死活不说。他只是说，将来他可能会被安排在这条路线的另外一半上去工作，那样一来，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他都不能去道森了，他说到那时就一切都来不及了。知道吗，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男人。当我答应借钱给他的时候，我把他从雪地上再次拉起来。对他说，这笔钱就算是我的投资。普林斯，你觉得他会同意吗？哈哈，你猜不到！他竟然发誓说他要找到所有财宝，并把它们全部送给我，他要让我成为做梦都想不到的有钱人，总之他反复说的都是此类的话。现如今，一个人靠一笔投资拼命工作，但往往得到收益后，连一半的财富也不愿回报给投资人。可他说的这件事真的有些不同寻常，普林斯，你记住这一点。如果他以后还在这一带，那么我们一定会听到他的消息——”

“如果他没有留下来呢？”

“那么，就当我好心买了一个教训吧，我那六十多盎司黄金长了翅膀飞走了。”

随着漫长黑夜的到来，严寒降临了，沿着南方的雪线太阳也玩起了旧日的藏猫猫游戏，而马尔穆特·基德的投资却没了消息。后来，在一月初一个寒冷的早上，一架载满货物的雪橇被拉橇狗拉着狂奔而来，最后在马尔穆特·基德那座位于斯图亚特河下游的木屋前停了下来。那个怪人出现了，随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一个男人，大概连上帝也已经不记得当初是如何创造他的了。

人们每次谈论到好运、勇气和价值五百美元的金砂时，总是忘不了阿克塞尔·冈德逊这个名字。就算是坐在营火旁，讲述那些充满勇气、力量和胆识的故事，大家也不会忘记这个人的存在。当人们的谈兴渐渐淡了下来，但只要提起那个和他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女人，那么，那逐渐冷却的兴致便会重新高涨起来。

我们已经提到过，在创造阿克塞尔·冈德逊的时候，大概是因为上帝想起了那些远古时代的美好形象，于是就仿照创世之初的人类模样创造出了他。他身材高大，有七英尺之高，就像一座矗立的高塔，而他那身独特的装束恰巧成了黄金国君王的特殊标志。他的胸膛、脖子、四肢，身体的每个地方都如同一位巨人一般。为了承受重达三百磅的骨骼和肌肉，他的雪鞋也比常人大出许多。他的面部线条过于粗犷，额头上布满了皱纹；他的下巴很厚，一双浅蓝色的眼睛中充溢着一种无所畏惧的神色。他的这副面孔仿佛在告诉人们，这是一个相信力量能掌控一切的家伙。他的头发像是结了一层霜雪，黄得如同成熟的玉米穗，就像灿烂的日光穿过漆黑的长夜，散落在他的熊皮大衣上一般。当他走在拉橇狗面前，顺着狭窄的道路摇晃着巨大的身体走过来的时候，便可隐约看出常年的海上生活深入他身体的痕迹。而当他拿着狗鞭柄敲打马尔穆特·基德的房门时，简直就是一个到南方进行劫掠的海盗。

普林斯站在火炉旁，露出女人一般的胳膊，把揉好的烤面包的发面团放进模具中，同时，他的眼睛时不时地向三位客人瞥去——这样奇怪的三个人光临这座木屋，可真是一生难得一见的新鲜事。那个怪人，也就是马尔穆特·基德口中的尤利西斯，在此之前正是他，一直吸引着普林斯。不过，如今普林斯的注意力却转向了阿克塞尔·冈德逊和他的妻子。

经过了一天的长途旅行，阿克塞尔·冈德逊的妻子已经感到很疲倦，因为自从她的丈夫得到寒冷地带的金矿并以此发财之后，她便一直生活在舒适的木屋中，日子久了，她的身体也变得娇气起来。此刻，疲惫的她依偎在丈夫宽阔的胸前，就像一朵娇嫩的花儿倚靠着墙壁一样，用一种懒洋洋的语气回应着马尔穆特·基德善意的玩笑。偶尔，她也用她幽深的黑眼睛瞥一眼普林斯，接触到这种眼神，普林斯的血液就像倾斜的泉流一般变得湍急起来。毕竟，普林斯是一个男人，是一个身体健壮，却长年累月看不到几个女人的男人。虽然她比他年长许多，又是一个印第安女人，但是却完全不同于他以前遇到过的那些土著妇女。他知道，她到过很多地方——从他们的交谈中他便可以了解，她确实到过很多国家，甚至还包括他的家乡。她不但懂得很多女人都懂得的事情，而且还知道很多女人原本不该知道的事情。她可以用干鱼做出美味的餐饭，还能够在雪地上搭出一张舒服的床。显然，她是有意戏弄他们，不厌其烦地向他们描述宴会上那一道道精美的菜肴，弄得他们为各种美味垂涎欲滴，贫瘠的肠胃内开始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斗争。她懂得驼鹿、熊和小蓝狐的生活习性，也懂得那些生长在北方海域的野蛮的两栖类动物的特征。她除了精通有关森林和河流的各种知识，就连人、鸟和野兽在雪地上留下的痕迹也能够一一辨别出来。最后，普林斯还发现，当她看到他们的露营规则时，她的眼睛里闪烁出一种赞赏的光芒。至于那些规则，是向来容易冲动的贝特斯在一时兴起下“发明”出来的产物。

在这个女人来之前，其实普林斯已经将这些所谓的规则翻过去面朝墙壁了，没想到的是，这位土著妻子——算了，现在说这些已经太迟了。

总之一句话，阿克塞尔·冈德逊的妻子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的名字与传说和她丈夫的一起成为整个北方地区的神话。

餐桌旁，马尔穆特·基德以她老朋友的身份，肆无忌惮地取笑着她，而普林斯也摆脱了初见时的羞怯，也开始跟她开起了玩笑。只不过，这个女人的嘴上功夫十分了得，总是能迅速地反击来自两个男人的唇枪舌剑。她的丈夫反应迟钝，虽然不能与妻子并肩作战，但还是在一旁欢呼着为她助阵。很明显，他为有这样一个妻子而感到格外自豪。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说明了她在他的生命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至于那个曾经拥有水獭皮的怪人，则一直默默地吃着东西，一句话也不说，好像被排除在了这场愉快的舌战之外，成为被大家忽略的人。很快他吃完东西，于是离开了餐桌，走到屋外的拉橇狗中间。随之，他的伙伴们也套上了手套，穿上了皮大衣，随他一起走到了屋外。

已经很多天没有下雪了，雪橇沿着育空路向前滑去，轻快得就像滑行在冰面上一般。怪人驾着第一架雪橇在最前面带路，普林斯和阿克塞尔·冈德逊的妻子驾着第二架紧随其后，马尔穆特·基德和黄发巨人阿克塞尔·冈德逊则驾着第三架雪橇落在队尾。

“这只是一种预感，基德，”冈德逊说，“不过，我倒是认为这种事情还是有可能的。虽然他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可是他的话却很让人信服，重要的是他还给我看了一张地图。很多年前，我在库特奈人那儿就听说过这张地图。本来我是非常希望和你一起去的，可是你也知道，那个家伙就是个怪人，他提出的条件也很明确：一旦有其他的人介入这件事，他就放弃这次行动。不过，我向你保证，等我回来以后，你肯定是第一个知道这次行动结果的人，到时我会把我的矿产附近的金矿送给你，另外，筹建城市的地基我也会分给你一半。

“不！不！”他突然大叫道，因为基德正试图打断他的话，“我已经决定了，在我的计划完成之前，我也需要有个人能帮我出出主意。如果一切都很顺利，哦，想象一下吧，那将会是第二个克里普尔河啊，老伙计！你听见了吗——第二个克里普尔河！那可是一座石英矿，你知道吗，不是寻常的矿砂，是石英矿。假如我们干得漂亮，我们完全可以把整个矿产都装进我们的腰包里——你知道的，那可是成百上千万啊。很久以前，我就听说过那个地方，我想你肯定也听说过的。我们要建起一座城市——还要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开一条顺畅的水道——开通轮船航线——进行繁忙的运输贸易——让小火轮可以直通上游——当然，我们还要勘测一条铁路线——建一座锯木厂——建发电站——建属于我们自己的银行——贸易公司——财团——天哪！在我回来之前，你千万要对这个计划保密啊！”

在即将要通过斯图亚特河口的时候，雪橇停了下来。在他们的面前，是一片茫茫无边的冰海，一直伸向神秘不可知的东部。他们从各自的雪橇上将雪鞋解下来。阿克塞尔·冈德逊依次和大家握了握手后，率先出发。他那双巨大的带有蹼足的雪鞋，在轻软得如同羽毛一般的雪地里陷下去，雪几乎埋没了他的脚腕。脚下的积雪被他踩压得结结实实，这给拉橇狗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他的妻子走在最后一架雪橇的后面，单从她走路的姿态就能看出，在操作这种并不容易掌握的雪鞋技术上，她显然是训练有素。随后，笼罩着雪野的沉寂被豪放的告别声打破了，拉橇狗们“呜呜”地争鸣着。而那个曾经拥有水獭皮的怪人，则举起他的鞭子教训着一条胆敢像他叫嚣的拉橇狗。

一个小时后，他们乘雪橇再次出发，就像黑色的铅笔一笔画出的一条长长的直线一般，他们笔直又快速地穿过了雪野这张辽阔无垠的雪纸。

时间过去了几个星期，一天晚上，马尔穆特·基德和普林斯正在研究一个棋谱，那是印在一张从一本旧杂志中撕下来的纸上的旧棋谱。这时，基德刚刚从波那泽矿山回来，他打算好好休息一下，猎鹿季节马上就要到了，他需要为这长长的猎鹿季做好准备。

当然，普林斯也是一样，毕竟几乎整个冬天他都是在河道和雪路上度过的，现在，他也非常渴望留在温暖的木屋里，过一个星期的安逸日子。

“黑爵士跳到上面去，这样可以给王施加压力。不行的，那样走没有任何意义。你看，下一步棋——”

“为什么要让卒子前进两步呢？可以用它来换子，这样的话只要在中间吃掉主教就——”

“等等！那样走会留下隐患的，而且——”

“不会，这样非常安全，往前跳！等下你就会看到这一步棋非常有用。”

显然，这是一盘非常有意思的棋局，所以门外的人敲了两次门，马尔穆特·基德才回应了一声“进来”。

门开了，一个家伙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小木屋。普林斯抬头看了一眼，便惊跳了起来。看到普林斯那惊恐的眼神，马尔穆特·基德顿觉一惊，他急忙转身看过去。虽然他以前看到过很多可怕的东西，但眼前的景象还是把他给惊着了。那个家伙此时正摇晃着身子，摸索着向他们走过来。普林斯颤抖着慢慢地向后退去，一直退到他的手摸到那枚悬挂着他的手枪的钉子，他才停住脚。

“上帝啊！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低声对马尔穆特·基德说。

“不知道。看样子这个家伙是冻僵了，而且它应该很久没有吃过东西了。”基德一边说着，一边向那个家伙慢慢移过去。

“小心！有可能这个家伙已经疯了。”当基德关好房门走回来时，心有恐惧地提醒普林斯说。

那个家伙没有理会基德和普林斯，而是径直走向小屋里的桌子。这时，明亮的火光照在它的眼睛上。它好像很开心，虽然它的嘴里发出可怕的“咯咯”的声音，但基德知道，这声音是这个家伙开心的表示。然后，突然，他——怎么说呢，原来他们认为的“它”是一个人——向后晃了晃身子，然后猛地拉紧自己的皮裤，他竟然唱起了船夫曲。这船夫曲一般是水手们转动绞盘的铁链时，在“哗哗”的海浪声中唱的——

美国佬的船哟，顺流而下，

拉起来啊！我勇猛的青年！拉起来啊！

你想知道船上的船长是谁吗？

拉起来啊！我勇猛的青年！拉起来啊！

他就是南卡罗来纳州的乔纳森·琼斯，

拉起来啊！我勇猛的——

突然，他停了下来，如一只狼一样咆哮着，踉踉跄跄地向放着熏肉的搁板扑去。当基德和普林斯赶过去想要阻止他的时候，他的牙齿已经把一大块生熏肉撕开了。

戏剧化的一幕上演了，他和基德开始激烈地争夺着那块生肉。虽说他身上的那股疯狂的力气来得突然，不过消失得也很快，最后，他终于体力不支，虚弱地交出了那块已经被撕开的生肉。基德和普林斯急忙将他扶住，搀着他到一张凳子上坐下来。他就像没有骨头支撑的软体动物一般，四肢伸开，大半个身体就那样趴在了桌子上。

基德和普林斯见他毫无精神，便给他灌了一小杯威士忌，他的精神才算振作起来。所以当基德把一只糖罐放到他面前时，他已经能够自己拿着匙子从罐子里取糖了。稍微吃下一些东西后，他的胃算是得到了一些满足，这时和他一样全身颤抖的普林斯又取来一杯清淡的牛肉汤递给他。

一口牛肉汤下肚，他的眼睛中忽然露出一种阴森和近乎疯狂的光芒，他每喝下一口肉汤，这种光芒就随之一闪，然后又慢慢暗淡下去。火光下，他脸上的皮肤支离破碎，很是狰狞。这是一张怎样的脸啊！异常凹陷、瘦弱，简直很难将之定义为一张人类的面孔。严寒严重损伤了他脸部的皮肤，可以看出，他每次冻伤还没有完全复原，新的冻伤又在旧日的伤痕上层叠。他的脸又干又硬，皮肤几乎变成血黑色，仔细看还能发现几道可怕的锯齿状裂痕，更令人惊惧的是裂痕处还隐隐露出一些擦掉皮的红肉。真是很难想象他到底经受了什么，他身上的皮衣很脏，几乎被扯成了碎片，其中一侧的皮毛已经烤焦了，有的地方甚至已经被完全烧光，从这一点可以知道，他曾经在火上躺过。

基德感到惊诧极了，他指着那人皮衣上那些被太阳晒黑的地方，在那里明显有被割掉的痕迹——这是极度的饥饿留下的印记。

“你——是——谁？”基德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问道。

那个人似乎没有反应。

“你从哪儿来？”

“美国佬的船上，顺流而下。”他颤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惊惧。

“很明显，这个乞丐是顺着大河下来的。”基德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去摇他，希望这样可以让他清醒些，以便让他更清楚地回答问题。

令基德想不到的是，他的手刚刚碰到那人的身体，那人便尖声大叫起来，同时还用一只手轻轻拍着自己的肋部，显然他那个地方非常疼痛。之后，他慢慢地站起来，将半个身体倚靠在桌子上。

“她嘲笑我——就是这样——她的眼睛里带着憎恨。还有，她——怎样也——不肯——来。”

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当他的身体支撑不住向后倒去的时候，基德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大声问道：“谁？你说谁不肯回来？”

“她，恩卡。她嘲笑我，还打我，就这样，一次次打我。然后——”

“怎么样？”

“然后——”

“然后怎么了？”

“然后她就躺在雪地里，非常安静，她躺了很久。她很——安静地——躺在——那片——雪地里。”

普利斯和基德彼此对视着，很无助。

“谁躺在雪里？”

“她，恩卡。她用一双满是憎恨的眼睛看着我，然后——”

“是的，是的。”

“然后，她举起了刀，就这样。一下，两下——其实她已经没有力气了。一路下来，我走得很慢很慢。在那个地方有很多金子，非常多的金子。”

“恩卡在哪儿？”从基德所领会到的意思中，那个名叫恩卡的女人很可能就躺在一英里之外的某个地方。他粗暴地摇着那个人，反复追问着，“恩卡在哪儿？恩卡到底是什么人？”

“她——躺——在——雪——里。”

“继续说下去！”基德用力握着他的手腕，企图让他快些清醒过来。

“所以,我——也——想——躺——在——雪——里。可——我——有——一——笔——债——要——还。它——很——重。我——有——一——笔——债——要——还，一——笔——债——要——还，我有——”他断断续续得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述说着，之后他停了下来，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里摸索着，然后摸出了一只鹿皮口袋，“一——笔——债——要——还，五——磅——金——子，回——报，投——资，马——尔——穆——特——基——德——我——”话还没有说完，他的头便伏在了桌子上。他已经筋疲力尽了，无论如何，基德也无法唤醒他了。

“他是尤利西斯，”基德平静地说着，然后他抖了抖那只鹿皮口袋，把它往桌子一扔，“也许，阿克塞尔·冈德逊和那个女人已经凶多吉少了。来吧老兄，我们把他抬到床上去吧，再给他盖上几张毯子。他是一个印第安人，我相信他会活过来的，等他醒来，他会向我们详细讲述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的。”

他的衣服已经和皮肉混杂在一起，当基德和普林斯将他的衣服用刀割下来时，才发现他的右胸附近竟然有两处刀伤，伤口已经硬化，不过还没有愈合好。

“我会以我自己的方式把这一切告诉你们，不过你们会明白的。首先，我要向你们讲一下我和那个女人的故事，然后，就是那个男人了。”

这个曾经拥有水獭皮的男人说完这句话，向炉火旁挪了挪身子，他像是担心这种温暖会被剥夺去，他太渴望温暖了。马尔穆特·基德点亮了油灯，并将它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这样它的光线就能够照在那个讲述者的脸上。普林斯也从床沿上起身走过来，坐到了他们中间。

“我叫纳斯，是一位酋长，同时也是一位酋长的儿子。我出生在日落和日出之间，在漆黑的大海上，我降生在我父亲的皮舟里。在那个晚上，男人们整个夜晚都在不停地划桨，而女人们则忙着把涌进皮舟里的海水弄出去，所有的人抱做一团和暴风雨搏斗着。咸涩的海水溅到我母亲的胸口上，结成了冰，等到海潮终于退下去之后，她的呼吸也停止了。可是，我——我却一直在狂风暴雨中喊叫着，活了下来。

“我们居住在阿卡坦——”

“哪儿？”基德问道。

“阿卡坦，一个属于阿留申群岛的地方。阿卡坦，比契格尼克远，比卡尔达拉克远，也比阿尼麦克还要远。是的，我们居住在阿卡坦，那是地处世界边缘的一个岛屿，在它的四周，全是看不到边际的大海。我的族人便在那咸涩的海水中以捕鱼为生，当然也捕捉海豹和水獭。我们的房屋建在树林和黄色沙滩旁边的岩石上，家家户户连在一起，我们赖以生存的皮舟就停放在沙滩上。我们人数不多，所以我们生活的世界也很小。在我们栖居地的东边，有几座陌生的岛屿——这些岛屿跟阿卡坦很相似，所以我们便认为全天下的地方都是岛屿，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认知。

“从小，我就是一个和其他族人不太一样的人。那时，海滩上停放着一艘船，这艘船只留下了几根弯曲的船骨和几块被海浪冲弯的木板，但是我知道我的族人从来也没有造过这样的船。我还记得，在小岛的一端，生长着一棵松树，只有一棵，这棵树光滑、挺拔、高大。族人中流传这样一个传说，据说曾经有两个男人来到这个地方，在这里转了很多天，每天都待到太阳落下去。这两个男人就是乘着那艘已经成为碎片的船从海外来到这里的。他们是白人，就像你们一样。那时，他们的身体很虚弱，就像两个在海豹逃走后只好空手回家的打猎的孩子。当然，我知道的这些事，都是从族里的那些老人那里听来的，而他们又是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听来的。我说过，这是我们族人代代相传的一个传说。一开始，这两个白人并不愿意接受我们族人的生活方式，不过，他们吃了我们的鱼和鱼油后，身体开始变得强壮起来，而且极为凶猛。再后来，他们各自建起了自己的房子，并娶了我们这里最好的女人，很快，他们有了孩子。就这样，其中的一个孩子就成了我父亲的父亲的父亲。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跟我的族人不太一样，因为我身上流着那个从海外来的白人的血液，我有着天生的强壮。传说，那两个白人还没来到阿卡坦的时候，我们这里有另外一套法规，不过，自从他们生活在这里之后，一切变得不一样了。这两个白人不但凶猛，而且还喜欢吵架，他们总是很容易和族人起冲突，到了最后，因为惧于他们的凶狠，再也没有人敢与他们对抗。于是，他们就封自己做了族人的酋长，并且废除了族人以前的法规，还重新制定了一套他们自己的法规。新法规规定所有的男孩子都是他父亲的儿子，而不再是从前的法规所规定的那样是他母亲的儿子。他们还规定，第一个儿子有权继承其父亲留下的一切，而其他的兄弟或者姐妹则必须靠自己的能力谋生。慢慢地，他们开始教族人用新的方法捕鱼和猎熊，要知道树林里的熊几乎泛滥成灾了。他们还教导族人学会贮存大量的食物，这样饥荒到来的时候才不至于饿死。当然，这些事都是好的。

“他们成了酋长，再也没有人敢惹他们发火了，不过他们好斗成性，到了最后，两个人相互较量起来。其中是我祖先的那个人，甚至还将他戳海豹的鱼叉扎进了另外那个白人身上，鱼叉刺入他的身体足有一臂长。后来，他们的孩子们也继承了他们好斗的脾性打来打去。再后来，他们的孩子的孩子也和他们父亲一样，从此代代如此。

“他们两家之间仇恨越积越深，常常制造出流血事件，甚至到我这一代，照旧没有任何改观。以致每家只有一个人能够活下来，将家族的血脉传下去。所以，在我这支血统中，到了最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而另外那支血统只剩下了一个女孩子，她就是恩卡。一直以来，她都和她的母亲住在一起。一天晚上，她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出去打鱼，之后两人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的某一天，他们被海浪冲上了海滩，我们才发现两个人已经死去，但是彼此的身体却依旧紧紧缠在一起。

“其实一直以来，族人都感到十分奇怪，为什么我们两家的仇恨结得这么深。后来，那些见证过我们两家人恩怨的老人们总是摇着头说，等恩卡生了孩子，我也有了孩子，我们两家的这场战争还会继续下去。他们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所以，我相信了他们的话，把恩卡当作了我的敌人，当时的我坚定地相信她将来有了孩子，那么她的孩子也一定会和我的孩子打来打去。从那之后，我每天都想着这件事。慢慢地，我长大了，成为一个壮年，那时我就问那些老人为什么我们两家人的关系会是这样。他们回答说：‘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因为什么，只是从你们的祖辈开始就已经这样了。’我感到不解的是，上一辈人的战争，为什么还要让后一辈人去继续，我开始觉出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是，族人们却说一定会是这样的，他们对此有着宿命般的认定，而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伙子。

“后来，老人们开始提醒我说让我一定要快点儿结婚，这样我就会比恩卡早些有自己的孩子，这样我的孩子就会比她的孩子先强壮起来。这事说起来其实很容易，毕竟我是这里的头领，我的先辈在这片土地上立下的功绩和他们制定的法规，还有我所拥有的财产，这一切都使得族人们对我很尊敬。所以，族里的姑娘们都很乐意嫁给我，不过那些姑娘们没有一个令我满意的。老人们和那些姑娘的母亲都催促着我，要我快点儿结婚，因为那时候恩卡已经成为很多猎人争抢的对象。他们都争着出很高的聘礼给恩卡的母亲，希望能够成为恩卡的丈夫。如此一来，恩卡的孩子一定会比我的孩子先强壮起来，那么我的孩子最后只有死路一条了。

“我虽然也很着急，但是令我满意的姑娘没有出现，着急也没办法。直到有一天我打鱼回来，那是一个傍晚，太阳正缓缓西沉，我的眼前是一片和暖的夕阳，微风吹拂着，几只皮舟飞快地冲过白花花的海浪。突然，恩卡的皮舟从一旁超过了我的皮舟，她看了我一眼。我的目光也望向她，只见她黝黑的头发迎风飘扬，就像夜晚的乌云一样，浪花打湿了她的脸颊，夕阳下，显得异常美好。我说过，当时我的眼前是一片阳光，而我也只是一个小伙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的心里竟完全领会了她的意思，我知道那是一种爱慕的流露。

“在她飞快地划着皮舟从我身旁划过的时候，在前面不到两桨的距离，她回头看了我一眼——那是怎样一种眼神呢，是只有像恩卡这样的女人才会有的眼神——然后，我又一次体会到了那种深深的爱慕。后来，在人们的叫喊声中，我们乘风破浪飞快地超过了那些笨重的大皮舟，并把它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可是，她的皮舟疾驰，尽管我的心就像是涨满风的船帆，却始终没能追上她。那时候，海风越来越大，在海面上掀起一片白茫茫的浪花。我们的皮舟随着浪花上下跳跃着，如同在浪尖上迎风飞奔的海豹，在海浪的怒吼声中，在海面上那条被阳光铺出的金色小路上——飞驶。”

纳斯说着，做出一个蹲伏的动作，半个身体已经脱离了凳子，他是在向基德和普林斯演示一种划桨的姿势，仿佛又重新回到了当时赛舟的那一刻。透过煦暖的炉火，他好像又看到了那只在海浪中摇摆的皮舟，还有恩卡迎风飘扬的黑发。他的耳朵里又回荡着当时的风声，他的鼻孔里也满是带有咸味的清新的海风的气息。

“可是，当她靠岸后，却飞快地跑上了沙滩，大笑着跑进了她母亲的房子里。她没有再回头看我。那天晚上，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现在想想，这才是整个阿卡坦人的酋长才能想出来的好办法。于是，待到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我来到恩卡的母亲居住的房前，看着亚士-努士堆放在门前的货物——我心里很清楚这些货物都是亚士-努士给恩卡的聘礼。他是一个强壮的猎户，一心盼望着能成为恩卡的孩子的父亲。

“还有其他几个年轻人，也曾把他们的货物作为聘礼放在恩卡母亲的门前，不过后来他们又把那些东西搬走了。

“我抬起头对着星空大笑起来，随后回到我储存财产的房子里。我往复搬运了好几次，直到堆放的聘礼足足比亚士-努士的礼物高过一手。聘礼什么都有：有晒干、熏过的鱼；有四十张海豹皮和二十张毛皮，且每张皮子都扎着口，里面装满了油；还有十张熊皮，那是熊在春天出没的时候，我在树林里捕到的。另外，还有玻璃珠子、毯子和红布，它们都是我向居住在东边岛屿的人交换来的，而他们则是向居住在更东边一带的人们手中交换来的。我看着亚士-努士的那一堆聘礼，不禁骄傲地笑起来，我是阿卡坦的头领，我的财产自然远远超过所有的年轻族人。我的先辈曾经为整个部族立下很多功绩，为阿卡坦制定了各种法规，他们的名字也永远地被族人们世代流传下来。

“于是，天亮后，我就走上了海滩，是的，我是去观察恩卡母亲的房子，却发现我的聘礼还原封不动地堆在那里。女人们开始笑开来，并窃窃私语着。这个局面显然是出乎我的意料，毕竟还从来没有人出过这么高的聘礼。所以那天晚上，我又在原来聘礼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些东西，还在一旁放了一只从来没有下过海，而且鞣制得非常好的皮舟。可让我疑惑的是，聘礼依旧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它成了所有人的笑料。恩卡的母亲真是一个足够狡猾的女人，她让我在我的族人面前丢尽了尊严，对此，我当然非常生气。于是，那天晚上我又加了很多东西，使得那堆聘礼变得更壮观，我还把我的大皮舟拖了过去，要知道，它的价值可以抵得上二十只小舟。果然，早晨我再去看，那堆东西已经不见了。

“就这样，我开始筹备我的婚礼。部落首领的婚礼自然要隆重很多，婚宴上丰盛的食物和待客的谢礼甚至让那些居住在东边的人也不辞跋涉前来参加我的婚礼。根据族人计算年龄的方法，恩卡比我大四个太阳年。尽管我还只是一个小伙子，但我毕竟也是部落的酋长，所以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

“就是在这个时候，远处的海面上，一艘轮船的船帆渐渐显现出来，在海风的吹拂下，船帆变得越来越清楚。轮船的排水管向外排着清水，船上的人们正手忙脚乱地开动抽水机。船头上站着一个强壮的男人，他一边观察着海水的深度，一边指挥着船员们的行动，声如雷鸣。他的眼睛是淡蓝色的，如同深海之蓝，他的头仿佛带有鬃毛的海狮，发色枯黄，像南方人收割的稻草，又像水手们编绳子的马尼拉麻线。

“那几年，海上经常有一些从远方开来的轮船来去，不过驶向阿卡坦海滩的轮船这还是第一艘。我的婚宴就这样被这艘突然出现的轮船搅乱了，女人和孩子都逃进了各自的房子里，而我们这些男人则拉开弓箭、手拿长矛，等着轮船靠岸。让人不解的是，船靠岸后，那些远途而来的陌生人并没有在意我们，他们只顾忙着做他们自己的事。等到潮水退去，他们将他们那艘双桅纵帆船倒了过来，开始修补船底的一个大窟窿。一切显得很平静，那些女人和孩子又跑了回来，中断的婚宴又继续进行了。

“等到潮水涨上来的时候，那些船上的流浪汉便将他们的纵帆船在深水区抛下锚，之后，他们来到了我们中间。他们显得非常友好，还带来一些礼物。于是，族人也热情地让出位置给他们。像对待所有的宾客一样，我也照样很豪爽地送给他们一些谢礼，毕竟是我大喜的日子，况且我还是阿卡坦的头领。那个长着一头海狮的鬃毛样的男人也来到了婚宴上，他高大壮实，给人一种一脚踏下去地面都要抖三抖的感觉。他双臂交叉，一双眼睛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恩卡。直到太阳西沉、星星都出来了，他才回到了他的大船上去。他走后，我牵着恩卡的手，把她带到了我家里。整个居所，都充溢着欢快的笑声，女人们和我们开着各种玩笑，一如她们在这种喜庆的日子中通常习惯的那样。当然，对此，我们并不介意。最后，人们玩闹得差不多了，便各自回家去，房间里，只剩下我和恩卡两个人。

“大家的笑闹声还没有完全消散，那个长着一头海狮的鬃毛样的男人就走进了我的家门。他带来一些黑色的瓶子，我们喝着瓶子中的液体，很是兴奋。你们都知道的，我当时只是一个小伙子，一直居住在世界的边缘，所以我很容易被一些新鲜的事物影响，那些黑色的液体进入我的身体之后，我的血变得热辣辣地像火在烧，我的心轻得仿佛海浪飞上悬崖溅起的泡沫。那时，恩卡就待在房子的一个角落里，静静地坐在一堆皮毛中间，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看上去好像非常害怕。那个头发像海狮鬃毛的人，直勾勾地看了她很长时间。后来，他的水手们也来了，带着一捆捆货物，他把那些货物堆在我的面前。那些货物都是阿卡坦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其中有两支长枪和一把短枪，有子弹和炮弹，有明亮的斧头和钢刀，有各种漂亮的工具，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东西，那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他用手势向我示意，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了。我当时便单纯地认为，他这样慷慨大方，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随即，他又朝我示意了一下，意思是说他要带恩卡一起走。

“你们听明白了吗？——他带恩卡上船跟他一起走。我当然是不答应的，先辈勇敢的血液在我身体中猛地沸腾起来，于是我拿起长矛投向他，想要把他刺穿，但是那瓶子里的液体已经夺走了我身上的力气。他抓住我的脖子，就这样，将我的头猛烈地向墙壁上撞去。我被撞得全身发软，一如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孩，我的两条腿就那么倒了下去，再也站不起来。当那个人将恩卡拖向门口时，恩卡发出了尖厉的叫声，她用手胡乱抓着房子里的东西，直到那些东西在我们周围倒了一地。后来，那人用他的两只大胳膊把恩卡抱在胸前。惊恐愤怒的恩卡便开始撕扯他的黄头发，而他却不为所动，他大笑起来，就像雄海豹发情时的模样。

“我用尽力气爬到海滩上，企图召集我的族人来投入这场战斗，不过，那时候族人们已经被吓坏了。唯一一个像个男人站出来的是亚士-努士，他和那些海上的流浪汉打了起来。可是那些家伙拿着船桨打他的头，一直把他打到脸朝下扑倒在了沙滩上，再后来，他就一动不动了。那群家伙像是打了一场胜仗般扬起船帆，唱着他们的船歌，在风的吹送下，离开了阿卡坦。

“后来，族人们都说这样也好，因为从此后，阿卡坦再也不会出现流血事件了。对此，我一个字都没有说，一直等到满月的那一天，我把鱼和鱼油装上我的皮舟，之后起航向东方去。一路上，我看见了很多岛屿，也看见了很多人，直到那个时候我这个生长在世界边缘的人，才明白世界原来是这样辽阔。我打着手势和人们交谈、打探，但是没有一个人见过一艘双桅纵帆船，也没有见过那个长着一头海狮鬃毛的人，他们能给我的唯一答案，就是指向东方。为了寻找那些人，我在很多恶劣的条件下休眠过，吃过各种奇怪的食物，也遇见过各种肤色和神态的脸孔。我被很多人嘲笑过，因为他们把我看成了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不过也有一些老人让我的脸转向阳光，然后为我祝福。一些年轻的女人还会询问我与那艘陌生的轮船、恩卡以及那些航海人相关的事情，当他们听完那些故事后，她们的眼睛就会潮湿起来。

“就这样我一路漂游着，穿过风大浪急的海面，穿过疯狂的暴风雨，最终来到了阿纳拉斯卡。虽然那里停泊着两艘双桅纵帆船，但都不是我要找的那艘船。于是，我继续一路向东航行，世界也随着我打开的眼界变得更大了。可无论是在犹那莫克岛，还是科迪卡岛，或者是在阿托格纳克岛，我都没有得到一丝与那艘轮船有关的消息。有一天，我又到达了一个岛屿，岛上有很多的岩石，那里的人们在山上挖了很多巨大的山洞。那里也有一艘双桅纵帆船，只是不是我要找的那艘。那时，岛上的人们正把他们挖出来的石头装满船舱。我当时觉得他们这样做简直太可笑了，因为整个世界都是用岩石造成的。不过这些话我并没有说，他们给我食物，让我为他们干活儿。当那艘纵帆船吃水很深后，船长给了我一些钱，告诉我可以离开了。我问他这艘船要去什么地方，他向南方指去。我用手势比画着，告诉他我要跟他一起到南方去的打算。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嘲笑我，后来由于船上缺少人手，他就答应了，让我在船上帮他干活。于是，我开始照着他们的样子学说话、拉绳索、在暴风雨突来的时候收起绷紧的船帆，以及轮流去掌舵。当然，对于这些活计我并不陌生，毕竟我的先辈身上就有着航海人的血统。

“我一直坚信着，一旦我到了这些人中间，找到那个长着一头海狮鬃毛样的人将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一天，当我看到地平线上隐隐出现陆地的时候，我们的轮船便已穿过海峡，驶向了一个港口。我以为，这里的双桅纵帆船最多不过我一只手的手指那么多，可我没想到的是几英里长的码头停靠的全都是这种船，它们塞满了港口，多得就像小鱼一样。于是我来到这些轮船之间，向每一艘船的船员打听那个一头海狮鬃毛样头发的男人，让我惊诧的是他们竟然都大笑起来，然后用各种我听不懂的语言来回答我。我那时才发现，原来这些人来自世界的不同地方。

“再后来，我走进城市，观察着我遇见的每一个人的脸。可是那里的人多得如同不断涌上海岸的鳕鱼一样，让我目不暇接。各种喧闹声不断地撞击着我的耳膜，直到最后我什么都听不见了，眼前眼花缭乱的场面已经把我弄得头昏脑涨。就这样，我不停地向前走去，穿过在和煦的阳光下回荡着歌声的地方，穿过堆满庄稼的富饶的平原，穿过很多大城市，以及那些地方的人们。那里的男人大多都身宽体胖，过着女人一样的日子，他们满嘴谎话，对金子的贪欲让他们成为心黑手毒的人。我看着他们，开始想念我的族人。在这些人贪婪无度的时候，我的那些阿卡坦族人却在打猎、捕鱼，生活得快快乐乐。在我的族人们的头脑里，世界不过是一块很小的地方。

“除了族人，恩卡捕鱼回家时看我的那种眼神，也一直伴随着我，我深信在某个时刻到来的时候，我一定能找到她。从前，她喜欢在傍晚的暮色里去安静的小路上散步，或者引我穿过被晨露打湿的田野去追赶她，她的眼神里是那种天荒地老的誓约，而那种眼神只有像恩卡那样的女人才会有。

“就这样，我寻找着恩卡，一路经过上千个城市。有些人对我温和有礼，还送给我食物；有些人嘲笑我，觉得我不正常；当然还有一些人诅咒我。我努力不让自己有任何抱怨，就那么慢慢地走在陌生的路上，看着陌生的一切从眼前一一走过。我，作为一位部落的酋长，而且还是一位酋长的儿子，如此卑微地去给他人做苦工——那些人言语粗鲁，铁石心肠，他们从同伴的汗水和痛苦中掠夺金子。我把自己弄得这般低贱，却还是没有那个人的任何消息，直到我像一头离家的海豹又回到了海上时，我才算得到了一些信息。不过，这是在另一个港口，在一个位于北方的国家得到的。在那里，我了解了一些有关那个黄头发的海上流浪汉的消息，只是这些消息并不确切。我只知道他是个猎海豹的好手，在无边的大洋上到处游荡。

“于是，我随着一些懒惰的西瓦什人，登上了一艘捕捉海豹的双桅纵帆船，沿着一条那个家伙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路线，一路追踪到了北方——听人说那里正是捕捉海豹的好季节。

“我们在海上航行了几个月，早已疲惫不堪。大家谈论了很多船队的消息，我听到大量有关我要寻找的那个人的疯狂举动，遗憾的是，我们一次也没有遇见他。我们的船继续向北行驶，甚至到了普里比洛斯群岛。在那边的海滩上，我们猎杀了成群的海豹，然后再将这些身体还有余温的海豹尸体搬上船，直到船上的排水管流出的都是海豹的油和血，再也没人能在甲板上站得住脚为止。后来，我们被一艘开得很慢的汽船追赶，他们还动用了大炮向我们开火。于是，我们只得扬起了船帆，滔天的海浪冲上我们的甲板，甲板上的血迹被冲刷得干干净净。最后，我们消失在浓雾中。

“听人说，就在我们吓得心惊胆战落荒而逃的时候，那个黄头发的海上流浪汉正好把他的船驶入了普里比洛斯，并径直开进了那里的工厂。之后，他命令手下的一部分水手把公司里的员工控制住，又命令另外一些水手从装满盐的仓库里搬走了一万张还没有鞣制的皮子。虽然这些消息都是别人讲的，我并没有亲眼所见，但我相信这些消息都是真的。沿岸航行的期间，我虽未见过他，但北方一带海域却传遍了他那些惊人的举动，以至于三个在那里有领地的国家，都在派人缉拿他。

“当然，我也听到了恩卡的消息，因为她在一些船长口中被广为称许。一直以来，她都和那个家伙在一起。她已经适应了他那种人的生活方式，他们说，她活得很开心。可是，我比他们更清楚——我清楚，她的心仍然怀念着她自己的族人，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阿卡坦的黄沙滩上简单淳朴的人。

“很久之后，我又返回了靠近海峡的那个港口，就是在那里，我听说那个家伙已经横渡大洋，跑到俄国海域以南那些气候温暖的陆地东部捕捉海豹去了。而这时，我已经做了水手，我便随同他的同胞一起登上猎豹船，沿着他的踪迹去往捕捉海豹的地带。那一年的整个春季，我们的轮船都航行在海豹群的旁边，并想办法将它们赶向北方。后来，当那些怀着小海豹的母海豹拖着笨重的身体穿过俄国海岸线时，船上的人开始抱怨了，他们感到了深深的恐惧，因为那里雾气很重，每天都有载着人的小船失踪。于是，人们再也不肯干活儿了，船长迫于无奈只得掉转船头顺原路返航。但我知道，那个黄头发的海上流浪汉是不会害怕的，他会一直追赶海豹群，甚至追到很少有人敢去的俄国的岛屿。就这样，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趁着看守的人在甲板上打瞌睡的机会，解开了船上的一只小艇，一个人向那片温暖、狭长的陆地划去。我一路向南，希望能和航行在江户湾的人会合，要知道他们可是一群野人，什么都不怕。我先是到了吉原，那里的姑娘虽然身材娇小，但皮肤却很光洁，看上去非常迷人。只是，我不能在那里停留，因为我知道此时恩卡正航行在海豹聚集的北方海域。

“汇聚在江户湾的人，来自天涯海角，他们既不相信上帝，也没有自己的家，他们的航船上都悬挂着日本国旗。跟随着他们，我到达了富裕的考珀岛海岸。从到达到离开，在寂静的大海上，我们没有看到过一个人。有一天，突然狂风大作，吹开了海上的浓雾，远远的，我看到一艘双桅纵帆船向我们急驶来，还有一艘冒着浓烟的俄国军舰尾随其后，徐徐逼近。见此情景，我们赶紧调整航向，乘风飞快逃命，可是那艘纵帆船还是像我们慢慢地靠了过来，因为它每向前航行三英尺，我们只能前进两英尺。我清楚地看到，在那艘纵帆船的船尾站着一个人，没错，就是那个长着一头海狮鬃毛的家伙。只见他按着船帆的横木，正得意地大笑着。恩卡也在那艘船上——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可是，在隆隆炮火响起来的时候，他把她送下了船舱。

“我方才说过，纵帆船每向前航行三英尺，我们只能航行两英尺，直到它每次跳上浪尖时，我都能看见它那高高耸起来的绿色船舵——在身后飞来的炮弹中，那一刻，我不禁流下了眼泪。我一边掌着舵，一边咒骂着，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他这是存心要跑到我们前面去，因为只有把我们推向后面的军船他才有逃走的机会。如他所想，俄国人击倒了我们的桅杆，我们就像受伤的海鸥般迎风飞旋，而他呢，则继续向前逃去，一直驶向了天尽头——他和恩卡。

“我们有什么办法？被抓住之后，我们几乎被剥了一层皮。他们把我们押送到一个俄国港口，后来又送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区，我们被囚禁在一个盐矿里挖盐。有的人撑不住，死在了那里，还有——还有一些人活了下来。”

说到这里，纳斯把披在他肩上的毯子拉开，他身上凹凸不平扭曲的肌肉袒露在普林斯和基德眼前，那上面是一道道明显的鞭痕。普林斯不忍再看，急忙为他盖好毯子，那些伤痕太令人难过了。

“那简直就是非人的生活，有些人忍受不了，便想向南逃跑，可是他们总是被抓回来。于是，我们这些来自江户湾的人商量后，决定在晚上采取行动，从那些保卫手里夺了枪后，我们就一路向北逃去。那个地方真是太大了，除了到处布满了沼泽和水塘的平原，还有辽阔的森林。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下来，地上有很深的积雪，没有人知道怎么走出去。一连好几个月，我们在无边无际的森林里疲惫不堪地穿行——我也不清楚我们到底走了多久，哦，主要是那个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果腹的东西，有很多次，我们已经打算躺下来等死了。最后，我们终于熬出了头，来到了海边，不过那时我们一行人只剩下三个人看到了大海，其中一个是来自江户的船长，他的头脑里对这片辽阔的大陆地形很是了解，而且他还很清楚从什么地方可以穿过冰面到达另一个大陆。

“他一直带着我们向前走——我不记得我们究竟走了多久，那一段路程实在是太长了——直到三个人最后变成了两个人。当我们到达那个能穿越到另一个大陆的地方时，竟然遇见了五个居住在当地的陌生人。他们随身带着一些狗和兽皮，而我们却穷得一无所有。于是，我们在雪地里展开了一场决斗，最后的结果是，那五个人死了，那个来自江户的船长也死掉了，很神奇，那些狗和兽皮最后竟都成了我的。然后，我从那个地方的冰面上穿过去，后来冰碎了，我掉进了海里。那一次，我在大海里漂了很长时间，直到一阵从西方吹来的大风把我送上海岸。如此，我便来到了高洛文湾，也就是帕斯提里克。在那里，我遇到了那位神父。再往后，我便向南走，向南，一直向南，走到我第一次到过的那个有温暖阳光的地方。

“只是，那时候海洋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出去捕捉海豹的人收益很小，却还需冒着极大的风险。这种情况下，船队们就都散了，而那些船长和水手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要找的那个人的消息。而我，也厌倦了那片永远都不会安宁的海，来到了陆地上。是的，我喜欢陆地上的生活，那里有树、房子和群山，它们永远待在一个地方，从来不会移动。我走了很远，去了很多地方，自然也学会了很多东西，而且受一些书本的影响我还学会了读书和写字。这种改变很好，我觉得自己应该学会这些东西，因为我知道恩卡一定也学会了这些东西。等到有一天，那个我盼望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我们——你们应当了解的，当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

“之后，我到处漂流，就像那些小小的渔船一般，只能顺风航行，却不能控制方向。不过，我的眼睛和耳朵是极其灵敏的，它们一直保持着警惕。我常常走进那些游历过很多地方的人中间，我很清楚，只要他们见过我要找的那两个人，他们就一定会记住他们。最后我遇到一个人，他刚刚走出群山，带着几块含有一些豌豆大小的金粒的矿石。我向他打探，他说知道我要找的那两个人，也遇见过他们，而且对他们还有很深的了解。他告诉我，他们很有钱，就住在那个能从地里挖出金子的地方。

“那是一个十分荒凉的地方，而且路途遥远。不过，最后我还是走到了那个躲在大山中间的地方。在那里，人们不分昼夜地干活儿，常年不见阳光。令人沮丧的是，我所期待的那个时刻还是没有到来。我从人们的闲谈中得知，他已经走了——他们已经走了——去了英国。人们说，他们离开是要从外面带一些有钱人来一起开公司。我去了他们居住过的房子，就像是一座古老的王宫。晚上，我从窗户中溜进那座房子，我想了解一下恩卡是怎么生活的。我走过一个个房间，感受着他们那种只有国王和王后才有的生活，是的，一切看上去都太好了。后来，他们都说，他把她当作王后一样珍视着。很多人对那个女人感到好奇，好奇她到底属于哪个种族，因为她身上带有另外一种血统的特征，她和阿卡坦的女人们不同，对于她的来历，大家都不清楚。是的，她是一位王后，可我也是一位酋长啊，而且还是一位酋长的儿子。为了她，我拿出了数不清的兽皮、小船和玻璃珠子。

“唉，何必说这么多呢？我是一名水手，自然很清楚轮船在大海中航行的路线。于是，我追随他们到了英国，之后又到过其他几个国家。有时候，从我经过的那些国度，我听到过他们的一些传闻；有时候，是从报纸上看到和他们相关的消息，但我还是没有遇见过他们，一次也没有。他们拥有太多太多的金钱，走得自然很快，而我呢，当时却只是一个穷人。后来，他们遇到了大麻烦，有一天，他们的财产突然就像一阵风似的消失不见了。那个时候，报纸上登的全是这个消息，不过登过之后就再也不提了。我知道，他们肯定又回到了那个地方，那个能从地里挖出大量金子的地方。

“一无所有的他们似乎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他们成了穷人，于是我又追随着他们走过一个又一个营地，就连北方的库特奈地区我都去过。在那儿，我得到了一些意义不大的消息：他们到过那个地方，没几天就又走了。有人说他们是顺着这条路走了，有人说顺着那条路走了，还有一些人说他们去了育空河一带。我不能确定哪条路是对的，于是就走走这条路，然后再走走那条路，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一直走到我对这个广阔无边的世界逐渐感到厌烦起来。在库特奈时，我曾和一个西北人一起走过一条很糟糕的路，那条路太长太长了。饥饿折磨着我们，那个西北人似乎已经觉察到死神的降临。从前，他曾沿着一条没有人知道的路，翻过群山，走到了育空河一带。所以，当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时，便给了我一张地图，而且他还把那个秘密之地告诉了我，那时，他向着上帝发誓，说那里有大量的金子。

“就是从那时起，人们开始成群结队涌向北方。我呢，只是一个穷人，我卖了自己最后的一点家当成了一个赶狗人。剩下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我在道森遇见了他和她。只是她没有认出我，毕竟那时我年纪尚轻，而她现在生活得又那么尊贵，所以她压根就不可能想起一个曾为她付出过无数代价的人。

“我这么说对吧？是你帮我摆脱了服役期限的限制。我回到了道森，我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过去的一切，因为我已经等了太久了。如今他已经在我的手里，我有充裕的时间。我说过，我一心想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之间的一切，因为当我回头去看这些年的经历时，我想起我所看到的和遭受过的一切，记起在俄罗斯海边望不到头的大森林中所承受的寒冷和饥饿。和你们了解的一样，我带他去了东部——他和恩卡——在东部那个地方，去的人很多，回来的人却很少。我带着他们走向那个满是白骨的地方，那是一个被诅咒的地方，人们躺在黄金堆上却永远带不走那些金子。

“那条路太漫长了，一路上根本就没有人走过的痕迹。我们的狗很多，吃得也很多。我们的雪橇有限，不可能将春天到来之前所需要的东西都带上，我们必须在河水解冻之前赶回来，所以，我们在沿途的各个地方藏下了许多食物，这样一来，不但可以减轻雪橇的负重，而且回来时也能保证有食物可吃。

“我们先到达了麦克凯斯申，那里住着三个人，在他们附近，我们建了一个粮窖，到了梅奥时我们又建了一个粮窖，在那里的打猎营地上住着十二个佩里人，他们是翻过南方的分水岭到达那个地方的。此后，我们继续向东行进，一路上再也没有看见过一个人，我们能看到的，除了沉睡的河流、静静的森林之外，就是北方寂静无边的雪野。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那条路很长，没有人走过的痕迹。有时候，辛苦跋涉一整天，我们也不过走上八英里，或者是十英里。到了晚上，我们都睡得像死人一样沉。而他们就算是做梦也没有一次梦到过跟他们日夜在一起的人就是纳斯，是阿卡坦的头领，他要报仇。

“那时候，我们建的粮窖很小，到了夜间，我会毫不费力地再顺着我们走过的路线回到那里，将粮窖做些改变，让那些粮食看上去像是被狼獾偷走了。路上我们会经过一些容易失足落水的河段，那里的水势非常凶猛，河面上只有一层薄薄的浮冰，所以下面的冰层就很容易被河水冲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赶的雪橇和狗一起掉进了冰窟窿里。当然，对于他和恩卡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倒霉的意外，那架遭受意外的雪橇上拖着的粮食最多，狗也最强壮。可是，他并没有恼怒，还大笑起来。之前由于他的生命力非常旺盛，所需的食物也就很多，所以他只能给剩下的那些狗喂一丁点儿粮食，直到我们切断那些狗的挽具，把它们一个个地拖出来，分给那些没有落水的同伴。他说，这样我们回家的时候就会轻松些，我们可以一路步行，从这个粮窖吃到另一个粮窖，而这些狗和雪橇也就不需要了。事实确实如此，因为当时我们的粮食非常紧张。直到一个晚上，我们终于到达那个堆满黄金和白骨、被人诅咒的地方，而我们的最后一条狗也死在了它的挽具里。

“那个地方——地图上画得很正确——它位于群山的中心，我们必须在一座分水岭的峭壁上凿出一些冰梯，借助那些冰梯我们才能到达那里。我们希望分水岭后面是一片山谷，可到了之后才发现不是山谷，而是一片伸向远方的雪野，平坦得好像一片巨大的收割后的平原，一座座山峰环绕在我们四周，它们像一把把雪剑直插云霄。在那片奇异的平原上，大地和积雪一起向下沉去，似乎要一直沉进大地的心脏。假使我们没有做过水手，那么看到眼前的这一切，我们一定会头晕目眩。而事实上，我们站在那个令人目眩的山崖上，脑子里唯一想到的问题是如何找出一条下山的路。在山峰的一侧，而且只有这一侧的峭壁是逐渐向下倾斜的，但是陡得厉害，就像是被狂风掀起的甲板一样。我不明白这个斜坡怎么会是这样，可它就是这样。

“‘这是地狱的入口，’他说，‘让我们走下去吧。’如此，我们便走了下去。

“在斜坡底部我们发现了一座小木屋，想必是从前来这里的人建造的。木屋又旧又破，里面散落着森森的白骨，看来是在不同时间到达这里的人，最后都孤独地死在了这座木屋里。几块桦树皮证实了我的猜想，上面记录了他们最后的留言和诅咒。一个人死于败血病；另一个人是被同伴抢走了他最后的粮食和弹药给饿死的；第三个人是被一头灰熊拍伤后死掉的；第四个人到处寻找猎物，最终体力不支还是饿死了——大概都是这样。他们舍不得那些金子，最后只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死在了金子旁边。他们找到的那些金子，堆在小木屋的地板上黄灿灿的一片，就像是人们在梦境中所期望的画面一般，只是他们没想到到头来却变成一堆毫无价值的金块。

“但是，那个被我不惜跋涉万里引到这里来的男人，他的心倒是很平静，头脑也很清醒。

“‘我们已经没有食物了，’他说，‘我们只能看看这些金子，看清楚它们从哪儿来，到底有多少，然后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不然，它们就会迷惑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失去理智。我们只要记住这条路线就好了，将来我们还是要回来的，带上足够的食物，到那时候所有的东西就都是我们的了。’

“接下来，我们察看了那个大矿脉，它就像一条血脉一样贯穿了整个矿壁。然后，我们对这座金矿进行了测量，从上到下画出它的走向，然后钉下一些树桩，并在树上刻了一些字作为标记。弄完这一切的时候，饥饿已经使我们的膝盖发抖，肚子也非常难受，就像我们的心要从嘴里跳出来似的。最后，我们爬上那个巨大的峭壁，按来时的路线返回。

“到了最后那段路，恩卡已经很虚弱了，我们两个人就一直扶着她向前走。不知摔了多少次跤，终于我们走到了藏粮食的粮窖。是的，你们知道的，那里已经没有粮食了。我布置得相当成功，因为他确实认为是狼獾偷走了我们的粮食，他咒骂着那些狼獾也咒骂着他的神。恩卡果然是个勇敢的女人，她微笑着将她的手放进他的手里。我转过身去，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我们在火边休息一会儿吧，’恩卡说，‘等明天一早再走。我们可以割掉鹿皮鞋，吃下去会让我们增加一些力气。’我们各自割下鹿皮鞋的鞋筒，切成条状，将它们煮了大半夜，这样我们才能将它们嚼碎吞下去。到了早上，我们说起了我们将会遇到的各种可能。按当时的情形，要走到下一个粮窖至少还需要五天的路程，可是我们不可能坚持到那儿。我们必须找到一些猎物。

“‘我们四处看看吧，打些猎物。’他说。

“‘对，’我说，‘我们去走走，打些猎物。’

“他决定让恩卡留在火边，这样可以保存她的体力。随后我和他一起出发了，他去寻找驼鹿，而我则去了我动过手脚的粮窖。不过，我只是稍微吃了一点儿东西，我怕他们看出我还很强壮。那天晚上，他摔倒了很多次，很晚了才回到我们的营地。至于我，也装出十分虚弱的模样，我被自己的雪鞋绊倒过无数次，好像每迈出一步都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一步。最后，我们把鹿皮鞋全都吃了，才算增加了一些力气。

“说实话，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男人。他的精神一直支撑着他的身体，直到最后一刻。除非为了恩卡，他从来没有大声哭过。第二天，我和他又出去了，这次我跟着他去打猎，我不能错过看到他倒下去的那一刻。他常常躺下来休息一会儿。那天晚上，他几乎丧命，可是新的一天到来的时候，他也只是虚弱地咒骂几句，又继续向前走去。他就像是一个喝醉酒的人，有好几次我都看到他快不行了，可是他总能再奇迹般地站起来。我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巨人的精神，因此他能支撑着身体，度过那个劳累的一天。那天，他打中了两只松鸡，但他自己没有吃。要知道，人饥饿到一定程度，松鸡不要火烤也可以吃下去，它们能救他的命。但他心里想到的是恩卡，所以他转身朝向营地的方向。

“那时候，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往下走了，只能匍匐在雪地上，用手和膝盖往前爬。我朝他走过去，从他涣散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死亡的迹象。如果这个时候，他肯吃下那两只松鸡还是会有生存下去的希望的。他把手里的步枪扔掉，像一条狗一样用嘴叼着那两只松鸡。我走在他的身边，没有像他那样倒下。在休息的间隙，他看着我，我知道他是好奇我为什么还能支撑着没有倒下去。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不过我能看出，他的嘴唇在动，尽管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他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男人，那一刻，我的心不禁软下来。可是，随即我又想起了我一生的经历，想起我在俄罗斯海边辽阔的大森林里遭受的寒冷和饥饿。更重要的是，恩卡原本是属于我的，我为她付出了数不清的兽皮、小船和玻璃珠子。

“就这样，我们穿过了白茫茫的树林，四周寂静得可怕。令人悲伤的往事浮现在半空，将我们紧紧包围着。我看见了阿卡坦金黄的海滩，捕鱼归来的皮舟，还有修建在树林旁边的房屋。那两个自封自己为酋长的人，我是其中一个立法者继承人，我娶的恩卡身上则继承着另外那个人的血统。是的，亚士-努士也陪我一起走着，潮湿的沙子落进他的头发里，他用来打仗的那根长矛，已然折断，却还是被他握在手里。这时候，我期待的那个时刻到了，我看到了恩卡眼中那信誓旦旦的眼神。

“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就这样穿过了树林，直到我们闻到了营地上飘来的烟火味。就在那一刻，我弯下腰来，从他的咬紧的牙关中夺过了那两只松鸡。他转身侧卧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儿。我看得出他眼中的意味，他身子下面的那只手慢慢地向别在臀部的刀子摸去。可是他太虚弱了，我夺走了他的刀，然后凑近他的脸，微笑着。到了这个时刻，他依旧没有认出我。于是，我学着从黑瓶子里倒酒喝的样子，并比划着堆成小山似的货物，我向他再现了我结婚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虽然我什么都没有说，而他却已经完全明白了。只是，他并没有害怕。一丝冷笑在他的嘴角边拉开，他的眼里带着冷冷的愤怒。或许是知道了我是谁的缘故，他身体里又激起了一股新的力量。我们距离营地虽然不远，可毕竟雪路难行，他只能非常缓慢地向前爬去。

“中间有一次，他趴着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我只得把他翻了过来，盯着他的眼睛。有时候他眼睛看着前方，有时候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死亡。当我再次放开他的时候，他便又挣扎着向前爬去。就这样，我们终于回到了营火边。见到他回来，恩卡立刻凑到他的身边。我看到他的嘴唇蠕动着，却没有发出声音，之后他指着我，我看得出他是希望恩卡能够明白这一切。从那以后，他就躺在了雪里，非常安静地躺了很长时间。一直到现在，他还躺在那儿。

“我什么也没有说，直到松鸡烤好之后。我用的是故乡的语言，那种语言恩卡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听到过了。她挺直了身体，就是这样，她的眼睛睁得很大，然后她问我到底是谁，是从哪儿学会了这语言。

“‘我是纳斯。’我回答她。

“‘你？’她说道，‘是你？’她爬过来，为了能够看清我。

“‘是的，’我继续说，‘我是纳斯，阿卡坦的头领，最后一个继承了先辈血统的人，就像你也是你那个血统的最后继承者。’

“这时，她大笑起来。我以我见过、做过的一切发誓，这一生，我再也不想听到那种笑声了。它使我心里发冷，在那片寂静无声的雪野里，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死亡和那个大笑的女人。

“‘来！’我对她说道，我以为饥饿已经让她有些神经错乱了，‘吃了这些东西，我们离开这里。从这里到阿卡坦还有一段很远的路。’

“可是，她根本不听我说了什么，只是把她的脸扎进那个人的黄鬃毛里，大笑着，一直笑到我感觉耳边的天都要塌下来。我原以为，她看到我之后，一定会兴奋无比，会立刻回想起从前那些美好的时光，可是她的表现似乎并不如我所想。

“‘起来！’我大声说着，用力抓住她的手，‘路还很长，很黑。我们要赶快离开！’

“‘去哪儿？’她停止了大笑，坐起来问。

“‘回阿卡坦。’我回答，我期待着我的回答可以使她的脸色变得好起来。可是，她的表情就像他一样，一丝冷笑在她的嘴角浮现，她眼中流露出的，是一种冷冷的愤怒。

“‘对啊，’她说道，‘我们回去，手拉手，回阿卡坦，你和我。然后我们住在那些肮脏不堪的小棚子里，吃鱼和鱼油，生一个小崽子——一个让我们一生都自豪的小崽子。我们会忘掉这个世界，高高兴兴，快活极了。那真是太好了，简直是好极了。来啊！让我们赶快走吧。让我们回到阿卡坦去吧。’

“她没有回应我，只是用手指梳理着他的黄头发，脸上带着一种可怕的微笑。在她的眼中，我再也看不到信誓旦旦的神色。

“我安静地坐在那里，眼前的恩卡成了一个奇怪的女人，她让我有些迷惑不解。我回想着那个晚上，她被他从我家里拖走的时候，她曾那么尖叫着，撕扯着他的头发——可现在呢，她却抚摩着他的头发，不愿意离开。后来，我又想起这么多年来我付出的代价和漫长的等待，于是我走过去抓住她，一如那个家伙对她做过的那样，强盗般地要把她拖走。她向后退着，甚至也像那天晚上一样，就像母猫保护她的幼崽一般地反抗。我们拉扯着，离开那个男人，移到火堆的另一边，之后，我松开了她。她坐在那里，终于安静下来。

“我开始向她讲述她走后所发生的一切，讲述我在那片陌生的大海上的各种遭遇，讲述我在陌生的陆地上遭受的种种劫难，讲述为了寻找她我走得精疲力竭，挨饿受冻很多年，讲述一开始她对我流露出的信誓旦旦的眼神。是的，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她，甚至包括那天我和那个男人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当然，还有我们年轻时的那些好时光。在我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我看到她的眼睛里又露出了那种信誓旦旦的眼神，那种眼神丰富而辽阔，就像黎明时的阳光。我从她的目光中看到了怜悯，还有女人的柔情和爱，我知道，那就是恩卡的心和灵魂。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在阿卡坦的时光，因为那个眼神，就是当初恩卡跑上沙滩，大笑着跑进她母亲家时所流露的眼神。我所经历过的那些艰难、不安消失了，还有那些饥饿和疲惫不堪的等待，统统化为了云烟。

“我所希冀的那个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感到她的内心在召唤我，仿佛我必须把我的头停放在她的胸前，才能忘记过去的一切。她对我伸出双臂，我向她的怀里扑过去。就在这时，她眼睛里的绵绵情意突然变成了燃烧着仇恨的火焰，她的一只手伸向我的臀部。一下，两下，她从我的腰间拔出刀来刺向我。

“‘狗！’她冷笑着，把我推到雪地里，‘猪！’她又开始疯狂地大笑起来，直到那笑声搅碎了四周的沉寂。她又回到了那个死人的怀里。

“我说过了，她用刀刺了我一下，两下。但是，她太饿了，身体也极度虚弱，她根本就没有力气杀死我。就算这样，我还是愿意留在那个地方，我愿意闭上眼睛和他们长眠在一起，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和我的生活交织在了一起，并催促着我迈开脚步走过人生中无数陌生的道路。可是，我不能就那么闭上眼睛，我还有一笔债务偿还，不然它会压在我的心上，不让我安息。

“路，那么漫长，天气，也冷得刺骨，食物，已所剩无几。那些佩里人没有找到驼鹿，便抢夺了我的粮窖。那三个白人也是一样，只不过在我经过的时候，骨瘦如柴的他们已经躺在他们的木屋里，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什么都不记得了，直到我走到这里，发现了食物和火——很多火。”

说完这些，他蹲下身子又向炉火处靠近了些，他试探着那些火焰，仿佛觉得这一切都不真实一般。

“可是，恩卡！”普林斯大声喊道，显然，他还沉浸在那个人所描述的景象中。

“恩卡？她不肯吃松鸡。她躺下来，用胳膊抱着他的脖子，一张脸深深地埋在他的黄头发里。我把火移到她的身边，这样，她便可以暖和一些，可是她不接受我的好意，爬到了另一边。我便又在那边点起了一堆火，但还是没有用，因为她不肯吃东西。就这样，现在，他们应该还躺在那个地方的雪里。”

“你有什么打算？”马尔穆特·基德问道。

“我不知道。阿卡坦是一个小岛，我一点儿都不想再回到那个世界的边缘。但是你也看到了，再活下去也没有多少价值。当然，我也可以走到康斯坦丁那儿，他们会把一些铁家伙戴在我身上，然后在某一天，他们还会给我套上一根绳子，这样我就可以好好地睡一觉了。但是——不。我不知道。”

“可是，”普林斯说道，“你这是谋杀！”

“安静！”马尔穆特·基德突然命令说，“有一些事情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智慧所能判断的范畴，也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道德标准。所以，这件事情的对与错，我们几个人显然是说不清楚，再者这也不是我们所能审判的。”

纳斯颤抖着，将身子又向火炉边移过去一些。后来，是一种长长的沉寂中，在这种沉寂中，每个人的眼前轮番上演着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基斯的传说

这是一个十分悠远的故事。那时基斯住在北极的海边，是那个村落的酋长。那个部落在他的带领下经过多年的繁荣，一直到他带着荣耀离开人世。后来，他的功绩在那个部落中代代相传。但毕竟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太久了，久到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才记得他的名字；老人们是从更早的老人们那儿听到他的名字和他的传说的，然后这些老人再讲述给他们的儿女听，儿女们又讲给他们的孩子听，就这样，时间流逝着，而这个故事也随着人们的口口相传流传着。

每每极夜到来、暴风雪横扫着这无边的冰天雪地，千山万壑都杳无人迹时，人们便躲在屋里，围在火堆边，听着基斯是怎样从村中最简陋的圆顶茅屋里，抵达万人之上的权力巅峰的。

老人们说，他是个很有智慧的少年，健壮而又明理。老人们说他见过十三个太阳，所以人们就以他的方式来计算岁月。每个冬天，太阳便沉入黑暗的大地之下，而在下一年中，又有一个新的太阳出来，如此他们就能再次体验到温暖，并看清彼此的模样。

基斯的父亲是部落里的一位勇士，他死于一个荒年。那年，他和一只巨大的北极熊展开了一场搏斗，他想用熊肉来拯救饥饿的族人。在那场厮杀中，他死死地抱着那只熊，他的骨头全断了，熊咬下来很多他的肉，但是最终他用他的性命拯救了饥饿的人们。基斯是他的独子，他死了之后，家中只剩下了基斯和基斯的母亲。只是，人们总是容易忘恩负义，没过多久，族人们便忘却了基斯的父亲是怎么牺牲的。当时，基斯还只是个孩子，他的母亲也只是个女人，相依为命的母子俩很快就沦落为大家视而不见的人，不久之后，他们就住进了村子中最破落的茅屋。

一天晚上，在酋长科万的大茅屋中，召开了一次村务会。会上，基斯表示，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堂堂正正的汉子了，他以大人的模样站起来，等到人群中的私语声静了下去，他才开口说：“熊肉的确是按比例分配给了我，但基本上都是一些又老又糙的肉，骨头也特别多。”

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猎手们听到这些话都愣住了，这样的场面，他们可是第一次碰到，一个少年居然像个大人那样发言，而且是当着他们的面，对人心的隐秘之处一击即中。

基斯的神态沉稳冷静，他用一种严峻的语气接着说道：“我知道我的父亲勃克是一位杰出的猎手。我之所以敢这样讲，是因为他带回家的肉，比两个最优秀的猎手的还要多。他用自己的双手，参与分配猎到的肉食，他用自己的双眼，看着最老的妇女和最老的男人，拿到属于他们的最公平的份额。”

“不！不！”男人们开始喧嚷起来，“把那东西轰出去！”

“上床睡觉去！”

“他怎么能向男人和白胡子们这样说话！”

基斯没有急躁，他耐心地等待着人们平静下去。

“你有一位妻子，乌赫，”他说，“你是在为她说话；还有你，马苏克，你也有一位母亲，你们都是为了她们说话。而我的母亲呢，除了我之外，什么人也没有，所以我要讲话。我要说，因为我的父亲勃克为了大家而牺牲的，我，作为他唯一的儿子，伊基伽——我的母亲，作为他的妻子，只要部落里有足够的肉食来分配，我们就应该分到足够的肉。我，基斯——勃克之子，今天就要这么说。”

说完，他坐了下来，安静地听着因为他的话而引起的骚动。

“这个小东西有什么资格在村务会上发言！”乌赫嘀咕道。

“难道我们这些大人需要这个吃奶的娃娃来指责该去干什么吗？”马苏克大喊道，“难道我就活该是个要让每个哭着要肉吃的孩子来嘲笑的男人？”

人群中开始沸腾起来，人们相继命令着基斯快滚到床上睡觉去，并且威胁他说以后将不再给他一点儿肉，而他刚才的无礼，也必将招来一顿狠揍。

坐在人群中的基斯怒了，他两眼闪闪发亮，体内也热血沸腾，在一片咒骂声中，他猛地站起来：“你们这些人都给我听着！”他怒吼道，“我将永远不会在村务会上发言，永远不会了！直到有一天你们前来对我说：‘好吧，基斯，你来讲话了，好了，这是我们大家的愿望。’所以，你们这些人，今天记住我的话吧，因为这是我最后的话。勃克——我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猎手；我，他的儿子，从今以后会自己去猎取我要吃的肉食。现在，我还要你们知道，所有我杀死的猎物，都将会得到公平的分配。我保证，从此之后，再没有鳏寡老弱的人在壮汉因撑得过多而哼哼唧唧时因为腹中空空而在夜里哭泣。你们记住，总有一天，羞耻会落到那些吃得过多的壮汉头上。我，基斯，今天就要说出这些话！”

在一片嘲笑声中，基斯走出了茅屋，他紧闭着双唇，双目直视着前方，脚步坚定地走下去。

第二天，他一个人沿着冰土混杂的海岸线向前走去。人们看到他拿着一张长弓和许多倒钩骨箭，而他肩上背着的正是他父亲的大猎矛。一路上，人们肆无忌惮地嘲笑着他，因为这样的事人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小的孩子，从来没有出过猎，更不用说是单打独斗了。有些人摇着头、不住地感叹着，而女人们则用一种哀怜的眼神望着满脸忧伤的伊基伽。

“别担心，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她们安慰他的母亲。

“让他去吧，或许这对他是个教训，”猎人们说，“他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的，以后他的嘴巴也会变软一些。”

人们似乎都料错了，一天过去了，基斯没有回来，接着是第二天，到了第三天突然起了风暴，而基斯依旧没有回来。

伊基伽似乎要发疯了，她扯着自己的头发，用浸有海豹油的烟灰涂满了脸，以此来表示自己的悲伤；女人们说着最尖刻的言词，她们指责着男人们对基斯的不公，激他去送死。男人们呢，则一声不吭，他们商量着准备暴风雪过后，马上出去找回基斯的尸体。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第四天清晨，基斯却回来了。他踏着矫健的步子走进村庄，而他的肩膀上扛着的是一大挂新鲜的熊肉。挺着胸膛、迈着大步的基斯就像是一个勇士，他的言语中流露着自豪。

“男人们，带着狗和雪橇去吧，沿着我的足迹，而且今天出行更有益处，”他说，“冰面上有很多肉——一只母熊和两只半大的熊仔儿。”

原本一脸悲伤的伊基伽兴奋了，而基斯却以男子汉特有的神气对她说：“来呀，伊基伽，让我们先饱餐一顿吧，等吃完我要睡上一觉，我真是太累了。”

他说完，扛着熊肉走进自家的圆顶茅屋，他大碗吃肉，大碗喝酒，之后便昏沉沉地陷入了沉睡。他真是太累了，竟连睡了二十个小时。

一开始，人们还狐疑不已，他们悄悄议论。要知道杀死一只北极熊可是一件极危险的事情，而险中又险的是，杀死一只母熊和她的幼崽儿。男人们实在是无法相信一个小男孩竟然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这样一个不可能的奇迹。而女人们则一起讨论着基斯背回来的新鲜肉食，并嘲笑男人们对此的疑虑。所以当他们四散而去时，女人们仍旧唠叨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如果事情真是那样的话，他或许会忘记切开大熊，而这时的北极，一旦熊被猎杀之后，这可是首要的工作。不然的话，肉就会像最锋利的刀刃那样被冻得僵硬。要知道一只三百磅重的大熊一旦被冻硬，要想把它放上雪橇，并在崎岖的冰面上拖行，那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男人们发现，基斯不仅把熊给杀了，而且用的还是真正的猎手方式，把那只野兽割成四份，掏净了它的心肝五脏。

如此一来，一个神秘的光环开始环绕在基斯周围，他的光辉形象变得愈来愈高大。

第二次出猎，基斯杀死了一只半大的熊。

之后，他又猎杀了一只大公熊和一只大母熊。

每一次狩猎，基斯通常要花上三四天的工夫，有时在冰原上耗上一周也是常有的事情。每次出猎，他都独自一人。人们开始对他有了更多的好奇，“他是怎样做到的？”他们大眼瞪小眼，怎样都想不通：“为什么他连狗都不要？要知道猎杀野兽时狗可是缺不了的呀。”

“你为什么只猎熊呢？”有一次，酋长科万终于忍不住了硬着头皮问他。

基斯的回答也很巧妙：“熊的肉多呀。”

尽管如此，村子里还是响起了巫术的传言。“他一定是有鬼魂相助，”一些人用一副自认高明的神情说，“这当然很厉害啦，除了鬼魂相助，还能是什么呢？”

“这可说不定，或许不是鬼，而是善者，是神保佑的。”有些人如此说，“我们都知道他父亲是个神猎手。也许是他父亲的英灵护佑着他，帮他打猎，他才有这样的收获，谁说得准呢？”

不过，传言归传言，他的猎物却从未间断，那些笨拙的猎人们常常忙着拖运他猎来的肉。就像他之前说的那样，他分肉很公平，像他父亲在世时那样，他要看着最年幼的女孩儿和最老迈的老妇得到她们公平的一份，而他留给自己的也从来不会多于他必需的。

他就是这样的公平而又神奇，因此他得到了人们的敬畏，慢慢地，大家开始谈论着科万之后最有资格做酋长的一定是他。就是因为他如此多的功绩，人们开始期待着他能够再次出现在村务会上，只是，如他之前所说的那样，他没有再出席过，而人们对于希望他能参加村务会这件事却总觉得难以启齿。

“我想建造一个圆顶茅屋，”一天，他对科万酋长和几位猎手说，“我希望能建一个大茅屋，这样的话，我和伊基伽就可以在里面安适地栖居。”

“啊，是要这样。”他们认真地点头。

“不过我没有时间，我现在的职业是打猎，它几乎用去了我所有的时间。所以我想，让村子里吃过我猎来的肉的人们给我造个茅屋，这样才是公平的。”

于是，茅屋就这样建成了，它的规模甚至超过了科万酋长的居所。基斯和母亲搬进了新屋，那是自勃克死后他们所享受的第一个豪宅。对伊基伽而言，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享受，而是她那个神奇的儿子，以及他给她的地位。从那之后，她被大家公认为村里的第一妇人，女人们常常前来拜访她，聆听她的指点，当她们之间或者和男人们发生争吵时，她们就会搬出伊基伽的名言。

但基斯神秘的狩猎术，还是一直萦绕在男人们的头脑中，挥之不去。一次，乌赫碰到了基斯，指责他使用巫术。

“有人说，”乌赫阴沉地说，“你喜欢和‘鬼’在一起厮混，以出卖灵魂来换取回报。”

“那么我猎的肉里有鬼吗？”基斯说，“村子里有人吃它得了怪病吗？你怎么知道我和巫鬼混在一起？你难道不是因为嫉妒而胡思乱想？”

被基斯这样一问，乌赫灰头土脸地溜了，女人们看着他开溜的背影嘲笑着他。

到了晚上，村子里又召开了村务会。会上，大家经过长时间讨论后，男人们决定在基斯出去打猎时，派人跟踪他。

就这样，基斯一出猎，比姆和勃恩——两位最机灵的年轻猎手，便悄悄地跟在他后面。五天后，两个人灰头土脸地回来了，两眼红肿不说，就连舌头也不听使唤了，但总算讲清了他们见到的一切。

村务会在科万酋长的家中紧急举行，比姆首先发言：“兄弟们！总算不负大家所托，我们一路机警地跟踪着基斯，当然，他并不知道我们就跟在他的后面。第一天，他走在路上，迎面遇到了一只大公熊，那真的是一只巨熊。”

“是的，大得简直不能再大了。”勃恩作证并接着说道，“不过那只熊没有和他进行搏斗，它转过身，沿着冰面慢慢地走开。这是我们从岸上的岩石后看到的情景，熊朝着我们走来，它的后面是毫无畏惧的基斯。他在熊的后面尖声喊叫着，挥舞着他的臂膀，制造出杂音。后来，熊被激怒了，它支着后腿站了起来，大声咆哮着，但基斯却并没有后退，而是径直朝着熊走了过去。”

“啊，没错，”比姆接着勃恩的话继续讲下去，“他正对着熊，走了上去。待到熊扑上来抓他时，他却又跑开了。不过他在跑开的时候，还随手在冰上丢下一个小圆球，熊停了下来去闻那个小圆球。而基斯呢，则继续边跑边丢下小圆球，熊就一一把那些小圆球吞了下去。”

人们听到这里，开始惊叹、喊叫、吵闹起来，但乌赫却跳出来，表示不信。

“语言有时候或许不可信，但眼睛造不了假。”比姆说道。

勃恩说：“是啊，这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的。基斯和熊就这样继续着，突然，熊立起身子痛吼起来，它的前爪拼命地扑腾。基斯见此情景马上退出好远。但这时候，熊已经不再管他了，我看得出，应该是熊吞进体内的小圆球控制了它。”

“对，就是他体内的东西控制了它，”比姆忍不住又插话进来，“它开始用爪子抓挠肚子，看上去就像一只玩耍的小狗在冰上跳来蹦去，只是它发出的嘶吼绝不是在玩耍的样子，而是痛苦得忍受不了。说实在的那场面我可是第一次见！”

“对，我也一样，”勃恩再次插进来，“而且还是那么大的一只熊。”

“这是巫术。”乌赫声称。

“至于是什么我就不清楚了，”勃恩说，“我只是说我的眼睛看到了这样的事情发生。没多大一会儿，熊就疲软了，它很笨重，用力跳了跳，就沿着冰岸走了下去，只是它的头向两边摇动着，后来它就坐了下来，又哀号起来。基斯就在熊后面跟着，而我们则跟在基斯后面，一连四天，我们就一直这样跟着。熊越走越慢，而且从未停止过痛吼。”

“这是种魔力！”乌赫大喊道，“肯定是魔力！”

“或许是吧。”

比姆又接过勃恩的话，继续说，“熊就那么一跌一撞，一会儿跌向左，一会儿撞向右，一会儿向前迈一步，一会儿又马上向后退两步，一会儿围着自己的足印转圈。最后，它走近了基斯第一次遇到它的地方，那时，它已经累得一塌糊涂，再也没有力气往前爬了，就在这个时候，基斯便走了上去，用矛结束了它的生命。”

“然后呢，怎么样了？”科万急问。

“后来，后来基斯就开始剥熊皮了，我们就跑了回来，再后来杀熊的消息就传开了。”

就是在那天下午，女人们拖着熊肉嗨哟嗨哟地进了村，而男人们则全坐在屋里开大会。

基斯回来了，他是在女人们的簇拥下凯旋。这时，男人们派了一个人前来，请他去开村务会。不过最后这个被派去请基斯的人只带回一句话，说基斯说自己又累又饿，而他的圆顶茅屋又宽敞又暖和，可以坐很多人。

男人们听了，难以抑制住好奇心，于是，整个村务会的人，由科万带头，朝着基斯的茅屋走了去。待他们来到基斯的圆顶茅屋时，他正在大吃大喝，但还是很礼貌地迎接了他们，并让他们按辈分就坐。这时的伊基伽既自豪又羞怯，而基斯表现得却很沉稳。

大家落座之后，科万把比姆和勃恩之前说过的话一字不差地复述了一遍，之后他走近基斯，严峻地问：“所以，你现在必须解释一下，基斯，你打猎的那种方式，到底是不是巫术？”

基斯抬起头，瞟了一眼屋顶，他的脸上突然绽开了一朵笑容，他说：“不是啊，科万酋长，一个小男孩是不知道任何巫术的，我丝毫不了解什么巫术，我只是创造了一种猎杀北极熊的新技巧，只是这种技巧更安全也更省力而已。在我看来，这是‘智’术，而不是什么巫术。”

“听你这么说，是不是任何人都能学会？”

“对，任何人。”

圆顶茅屋中一片寂然。大家你望着我，我看着你，一脸诧异。

而基斯却一脸无谓的样子，仍旧是一个人大吃大喝着。

“那……那……那你能把这种技巧告诉我们吗，基斯？”科万声音颤抖。

“当然，我会告诉你们的。”基斯吮完了最后一口骨髓，然后站起身来，他说，“其实这非常简单，你看着！”

他说完便拣起一薄片鲸鱼骨拿给大家看，鲸鱼骨的一端就像针尖一样尖锐。他小心地将骨片卷成圈儿，鲸鱼骨于是消失在他紧握的手掌中。然后，他一松手，骨片就弹了起来。这时，他拣起一块鲸油。

“就是这样，”他演示着说，“用一小块鲸油，就这样，像这样，把一块鲸骨片儿包在这块鲸油的里面，当然，要把鲸骨片儿很紧地卷成一个卷儿，然后在包有鲸骨的鲸油外面再包上一层鲸油。弄完之后，就把它放在茅屋外面，让它冻成一个小圆球。我就是用这样的小圆球来猎杀熊的。因为熊吞下了小圆球后，鲸油就会融化，而带有尖端的鲸骨卷儿就会弹开，这样一来，熊自然就会觉得难受，当它难受得难以忍受时，我们就可以用矛枪来刺杀它了。看，就是这样，非常简单。”

乌赫惊呼：“哇！”

科万酋长也跟着惊叹说：“啊！”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对此表示惊叹。直到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

以上的故事就是基斯的传说。他生活在遥远时代的北冰洋上，他用来猎杀野兽的是智术而并非是巫术，他从一个住在最破落的圆顶茅屋中的小男孩成长为一个村子里的酋长。传说中他活了很久。而且，在他当酋长的那些年月里，他的部落一直人丁兴旺，再没有寡妇或者老弱病残的人因为没有肉吃而夜夜啼哭。

墨西哥人

一

他的过去没有人知道——至少地下党人不知道。他是一个“小鬼”，同时他又是一个“大爱国的人”。他用他独特的方式，为即将到来的墨西哥革命而战斗，从这一点上说，他投入程度丝毫不亚于他们。不过当他们明白这一点时，已经很晚了。

从来没有一个地下党人亲近他。他第一次挤进他们那个拥挤而忙碌的房间时，每一个人都怀疑他是个间谍——是一条被迪亚士的秘密警察收买的走狗。他们有太多的同志囚禁在美国各地的监狱里。甚至有一些囚犯刚被押过边境，就在土墙边，站成一排，然后被残忍地射杀。

说到第一眼，这个小伙子是真的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好印象。他看上去不超过十八岁，个子小小的。他说他叫里维拉，只是单纯地想为革命做些事。他就说了这些，多一个字都没有，对于其他的他并不再解释。他就那么站在那儿，等着，他脸上看不出一丝微笑，眼中也没有温和的神情。可不知道为什么，身材高大且性格刚烈的维拉却忍不住打了个寒噤。他感觉这小伙子是一个凶险难测的存在。

小伙子的一双眼睛很黑，如同蛇目，喷溅出有毒的光。而且这目光中还燃烧着冰冷的火焰，里面积淀着一种巨大的怒与苦。他就用这样的目光检视着一张张密谋革命人的脸，最后他的目光落到打字机上。那时，塞丝夫人正忙着打字。他的目光在塞丝夫人的脸上停留了一会儿。塞丝夫人显然是感受到了目光的压力，于是回头一看，就这样，双方的目光瞬间相碰——她如同蝴蝶般翻飞的手骤然停止了，并且她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待她回过神来时，她早已忘了自己之前打了一些什么，只好将已打好的部分重读一遍。

维拉不安了，他看了看阿里拉诺和雷蒙斯，眼神中带着一连串问号，而他们射来的目光也写满了问号。看来他们同样看出了彼此的心神不安。这个看上去瘦弱的男孩令人捉摸不透，他身上充满着危险，关键是大家还不了解他。所以，不是你说痛恨迪亚士和他的残暴革命党人就能让你进入革命的阵营。这个小伙子身上带着一些他们说不出来的异样感觉，不过维拉这个激烈、敏锐的人还是先开口回答了小伙子的话。

“那真是好极了，”他沉着地说道，“你说你想参加革命，那好，你先把外套脱下来，挂到那边去，我来给你做个示范——过来，这儿有水桶和外衣。你看地板脏极了，你就从擦地板开始吧，除了这间还有其他房间的地板也要擦洗。痰盂也需要清洗。做完这些之后就擦窗户吧。”

“这都是为了革命吗？”小伙子问。

“当然是为了革命。”维拉回答。

里维拉按捺住自己的疑惑看看他们，然后脱掉外套。

“这不错。”他说。

他开始投入到工作中，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此后，他日复一日地来上班——扫地、擦地、洗刷，在那些四处奔忙的人们还未坐到办公桌前时，他已倒空炉灰，加好煤并且生好了炉子。

一次，他问：“我能睡在这里吗？”

哈！这就对了——迪亚士间谍的尾巴总算掉出来啦。睡在地下党人的屋子里，就意味着他想刺探他们的机密、地下党人的名单，还有那些墨西哥大地上从事地下活动的同志们的住址。这个要求自然遭到了拒绝。从此，里维拉再没有说起过这件事。当然他们也就不清楚他睡在哪里，吃在哪里以及吃些什么。阿里拉诺曾给过他两块钱，被里维拉摇头拒绝了。当时维拉也参加进来，想硬把这两块钱塞给里维拉，不过里维拉坚持不要，他说：“我在为革命服务。”

就是为革命服务也是需要金钱的。地下党人就总是缺钱。革命者们常常是饥寒交迫，日子过得相当艰难，而且有很多次就因为缺那么几块钱，革命几乎就要停止或完蛋了。有一次，他们两个月没交房租，房东就咆哮着说要把他们扫地出门。

当时就是里维拉，这个擦地板的男孩，这个一身破衣烂衫的男孩，拿出了六十元钱放在了塞丝的桌上。还有一次，三百封由打字机噼噼啪啪打出的信，因为没有邮票，被迫放在那里无法邮寄(这些信都是求助信。是呼吁得到劳工组织的承认；请求报界给予革命以真实的报道；抗议美帝国主义的强权等)。为了这些信，维拉的表不见了——那块老式金表是他父亲唯一的遗物。还有，塞丝的赤金戒指也不见了。但就算这样也还是无济于事。雷蒙斯和阿里拉诺几乎陷于绝望，他们用手扯着自己的长胡子。信必须发出去，不过邮局已经明确表示不再赊给他们邮票了。这时，又是里维拉站了出来，他戴上帽子出了门。回来时，他拿出一千张二分面额的邮票放在了塞斯的桌上。

“这钱，我担心不干净，恐怕是从迪亚士那里弄来的？”维拉向同志们说道。

他们听了，眉毛向上扬了扬，谁都无法判断。里维拉，这个为革命擦地板的小工，时常会拿出一些金银供地下党人用。但地下党人却怎么也不能喜欢他。是的，他们不了解他。他和他们不一样，他不相信任何人，一切旁敲侧击的试探都令他感到厌恶。而且他年轻气盛，也没人敢开门见山地去问他。

“一个精灵，巨大而孤独。也许吧，反正我不懂，我不懂。”阿里拉诺无奈地说。

“他应该不属于人类。”雷蒙斯说。

“他的心灵已枯焦了，”塞丝说道，“光明与欢愉在他的体内已经烧尽；他已经死去，但又那么令人恐怖地活着。”

“他来自地狱，”维拉说，“不是从地狱升起的灵魂，决不会如此——可是他还是一个孩子。”

没办法，他们还是不喜欢他。而他也从不张嘴，不问任何事，不提出任何建议。当他们谈论革命，谈到群情激奋之时，他也只是站在一旁听着，脸上看不出一丝的涟漪，他的脸，沉寂得如同死尸。很长时间以来，他只有那么一双眼睛带着那么一点情绪，喷溅出一道冰冷的烈焰。那道冰冷的烈焰总是从这张脸“烧”到那张脸，从这个说话的人身上“刺”到另一个说话的人身上，就像一个寒冰般的手钻，直钻向人心的深处，让人深感不安。

“他不可能是间谍，”维拉向塞丝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是一个爱国者——请你记住我的话。他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爱国者，这一点我很确定。这是我的直觉，是我用心灵感受到的，尽管我对他没有丝毫的了解。”

“但是他的脾气很坏。”塞丝说。

“我知道，”维拉说，同时他的身子不由得颤抖了一下，“他那双眼睛盯着我时，我能感觉到那眼神中没有爱，有的只是一种震慑，就像林中的猛虎。我很清楚，如果我对革命不忠心的话，他一定会干掉我。他没有心肝，像钢铁般无情，又像霜花一样锐利、冰冷。当你躺在孤峰之顶，饥饿交加，将要丧命之时，那么他就是照在你身上的那一丝寒冬的月光。我不在乎迪亚士和他所有的刺客，不过这个男孩，我怕他，真的，我怕他。他就是死亡的化身。”

虽然维拉这样评价里维拉，但也正是他开始劝告其他人信任里维拉。

后来，洛杉矶与南加州之间的联络中断了，有三位同志壮烈牺牲，另外两个同志则被囚禁在洛杉矶的监狱里。阿尔维拉多——联邦司令官，一个恶魔，他把他们所有的安排全都打乱了。由于他的破坏，使得他们无法与那些革命者联系上，更没有办法和南加州那些行动起来的革命者对上头。

就是在那么特殊的时期，里维拉接到了指令，他马上奔向南方。等他回来时，联络线迅速重建起来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阿尔维拉多死了。人们发现他死在床上，胸前紧紧地插着一把匕首。在给里维拉的指令中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安排，但他们对他行动的时间是很了解的，只是他们没有多问一句，当然，他也照旧一言不发。他们更多的是面面相觑，各自在心底暗自揣摩着。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维拉说道，“迪亚士惧怕这个青年，比对任何人都怕。要知道对于那些犯罪的人，他从来不宽恕。因为他是上帝派来的人。”

当然，里维拉的脾气确实很坏。塞丝也这么说过，大家也深有同感。其实不要说感觉了，单单看看他的外貌就知道了。通常情况下，他的嘴巴破裂，脸颊青黑，再不然就是双耳红肿，有很明显地打架斗殴的痕迹。至于他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吃、住、赚钱，以及在什么地方打架斗殴，他们都一无所知。

随着大家相处时间的增多，他开始为他们每周出版的革命传单排字。只是他经常无法工作，不是他的指关节红肿或被打烂，就是他的大拇指受伤。当他一只胳膊吊在身体一侧，一脸默默无语的痛苦时，他铁定是无法排字的。

“简直就是流氓。”阿里拉诺说道。

“痞子。”雷蒙斯也这么说。

“但是钱呢？他的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维拉问，“就拿今天来说吧，我刚知道，是他支付了白纸的账单——一百四十元。”

“可是有时他连个影子都找不到，”塞丝说，“他从来也不说他上哪儿去了。”

“那就派个密探跟踪他。”雷蒙斯提议。

“我倒是不害怕去当这个密探，”维拉说，“就是怕你们从此再也不能见到我了，当然，这也不错，可以省掉一笔送葬费。这个青年天生就有一种骇人的激情，可怕的是他的这种心灵上的激情连上帝都无法制止。”

“不得不承认，在他面前，我反倒像个孩子。”雷蒙斯也软了下来。

“对我来说，他就是一种威力——他像一个猿人，一匹野狼，横冲直撞的响尾蛇，要叮人的蜈蚣。”阿里拉诺说。

“不错，他就是革命的化身，”维拉坚定地说，“他是革命的烈焰、灵魂，是一种从不停息的无言的呐喊，更是冲出这黑色监狱的毁灭天使。”

“我想我会为他哭泣的，”塞丝说，“他不认识任何人。说白了，他恨一切人。他之所以能忍受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实现他信仰的大道。他遗世独立，……遗世独立。”塞丝说着抽泣起来，泪水像珠串一般一串串地滚下。

里维拉的行踪确实怪异，有时他们一周都见不着他。还有一次他竟离开了一个月。每当他回来时，大家总是向他脱帽致意。没有任何吹吹拍拍与夸夸其谈，他把金币放在塞丝的桌上。于是，又是数天，数个星期，他和地下党们成天待在一起，然后又突然失踪，从清早到傍晚都不见人影。也有这种时候，他早上来得很早，晚上走得也很晚。阿里拉诺还曾发现过他半夜排字。他的手指关节有了新的红肿，或是嘴唇上又有新的重创，还在渗血。

二

十万火急的关头快要到了。革命能不能发动起来，就得看革命委员会了，而革命委员会偏偏窘得厉害。现在，他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钱，可是弄钱却愈来愈困难。爱国志士们已经拿出了他们的最后一分钱，现在再也拿不出了。季节工——从墨西哥逃亡出来的以劳役抵债的农民——捐出了他们的微薄工资的一半。可还是远远不够。多年的辛苦、密谋和地下工作，已经快要有收获了。时机已经成熟，革命成败未决。只要再加一把劲，再做一次最后的英勇努力，就会像在天平上加了一个砝码，把革命推向胜利。他们了解他们的墨西哥，只要一旦发动起来，革命就会自然而然地进行下去。狄亚士的整个政权就会像纸板的房子一样垮台。

现在，边境上的人们正在准备起义。有一个美国人，带领着一百名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正在等待越过边境的命令，去攻打下加利福尼亚。不过他需要枪支。同时，革命委员会跟大西洋那边的人也有联系，而他们也都需要枪支，其中有纯粹的冒险家、碰运气的军人、土匪、心怀不满的美国工会会员、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恶棍、从墨西哥流亡出来的人、逃出来的以劳役抵债的农民，以及在科尔达伦和科罗拉多的监狱里受尽鞭打之后逃亡出来、更加迫切要求战斗的矿工——一切在这个混乱复杂的现代世界里，给弄得流离失所和被抛弃了的不顾一切的人。而他们的不停的、永远的呼声，就是枪支和弹药、弹药和枪支。

情急之下，革命委员会只好派这支不名一文的旨在复仇的人冲过边界，到那时革命就会爆发。海关，北部的港口，都会被他们占领。狄亚士也不能抵抗。他不敢驱使他的主要兵力来对付他们，因为它必须控制南方。可是南方也会到处燃起革命的火焰。人民会揭竿起义。他的防御会一个城池接一个城池地崩溃，一个州接着一个州地垮台。最后，胜利的革命军队，就会从四面八方汇合拢来，围攻狄亚士的最后据点——墨西哥城。

但是，从哪里弄钱呢？他们有的是人，这些人一个个地迫不及待，都愿意拿起枪支。他们也认识那些肯出卖和运送枪支的商人。但是把革命培植到这种地步，已经把委员会的力量耗尽了。如今，最后的一块钱也用掉了，最后的资源，以及最后一位挨饿的爱国志士的口袋都已经空了，而伟大的革命仍然在天平上摆动。要枪，要子弹！这些拼凑起来的队伍必须得到武器。可是怎么办？拿什么去武装部队呢？雷蒙斯叹息他那过早贡献出来的地产；阿里拉诺叹息青春年华就这样浪掷。塞丝疑疑惑惑，或许他们以前再节省一点，事情就大不一样了。

“想想看，解放整个墨西哥，成败竟取决于几千块钱这个细节上。”维拉说道。

一个刚刚传来的消息，让他们陷入一片绝望之中。阿马利诺，他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个刚加入的革命者，他答应出钱，可是他在齐华华自己的庄园里被捕，之后他被击毙在他的马厩的墙边。消息刚刚传来的时候。里维拉正跪在地上擦地板，他抬起头瞧了瞧，手里举着刷子，两只光胳膊上沾满了肥皂泡与脏水。

“再有五千元，革命就能成功？”他这样问。

大家听到他这么说，全都大吃一惊。维拉点点头同时还咽了口口水，他虽然说不出话来，但立刻信心大增。

“那么，快去订枪吧，”里维拉说了这么一句，之后他又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他们从未听他说过如此多的话，“时间很紧张。三星期内我一定会把五千块钱交到你们的手上。好吧，就这么办。到那时，气候对于那些战斗的人来说或许会更暖和些。当然，我相信这也是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

实话说，维拉并不敢抱太大的指望，毕竟这怎么想都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自从他搞革命以来，不知有多少美妙的希望都破灭了。他相信这个衣衫褴褛的、革命的打扫夫说的话是真的，可是他又不敢相信。

“你疯啦！”他说。

“三星期内，”里维拉的语气很坚定，他说，“订枪去吧。”

说完，他站起身，把卷起的袖子放下，然后穿上外套。

“订枪吧，”他说，“我这就走。”

三

凯利打了无数电话，经过一阵忙乱和吵吵闹闹之后，晚上，他在办事处开了个会。

凯利办事向来干脆利落，可这回却触了霉头。他把丹尼、华尔德从纽约请来，安排好了他跟卡尔塞的拳击比赛。三星期过去了，离比赛只剩两天了，可在这节骨眼上卡尔塞却被人打趴下了，而且伤势严重，他们偷偷摸摸地躲过了跟踪追击的体育记者，可是，如果没有代替卡尔塞的人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凯利发了许多电报到美国西部去，问遍了每一个合格的轻量级拳击家，但是他们都限于赛期和合同，不能前来。现在，他总算又有了一点希望，可是不大。

“你的胆子可不小。”凯利见到里维拉，看了他一眼之后，说出这样一句话。

里维拉面无表情。虽然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深刻的仇恨，脸上却不动声色。

“我能打败丹尼·华尔德。”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你怎么会知道？你有看过他拳击吗？”

里维拉摇了摇头。

“他闭上眼睛，只需用一只手，也能把你打倒。”

里维拉有点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

“你怎么不说话？”凯利咆哮起来。

“我能打败他。”

“你倒是说说看，你究竟跟谁打过拳击？”迈克尔问他。迈克尔是老板凯利的兄弟，开设一家黄石赌场，在拳击比赛上也赚了很多钱。

里维拉只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并没有回答。

这时，老板的助手，一个看起来像是个运动员的人，突然冷笑一声。

“这么说来你和罗伯茨很熟吧？”凯利打破这充满敌意的沉默，“本来，他应该在这儿的，我已派人去找他了。现在你先坐下来，我们稍等一下。恕我直言，单从你的外表看来，我想你不会有这个比赛的机会。我不会让大家把钱扔在这种低水平的拳击赛上去。比赛场外围的位置如今都卖到了十五元一张，我想这个你应该很清楚。”

罗伯茨来了，又高又瘦的他看起来有些醉意，样子很是低迷，走起路来就像他说话一样，慢条斯理的。

凯利直奔主题。

“看这儿，罗伯茨，这就是你吹牛找到的那个小墨西哥人。卡尔塞的胳膊坏了。好吧，这个面黄肌瘦的小子今天居然厚着脸皮跑来，说他能代替卡尔塞。你倒是说说看？”

“这不是挺好的吗，凯利，”他说话慢吞吞的，“他能打好这场比赛。”

“以你的话，接下来你就要说他能够打败凡尼·华尔德了是吧？”凯利迅速地顶了他一句。

罗伯茨没有立即回答他，而是慎重地考虑了一会儿。

“不对，我可不能说这种话。凡尼·华尔德是个一等一的好手，他是拳王。不过，即便如此，他也不能一个回合就把里维拉打倒。我很了解里维拉。谁也无法使他慌张。我从来没见他慌张过。再说了，他还是个能使双手的拳击家呢。他能够随便从哪个方向一拳就把人打得头昏眼花。”

“当然，这些都是小事情。关键是，他能给观众带来些什么？你这一辈子，一直在培养和训练打拳的人，实话说，我很佩服你的眼光。可是，你能保证他能让大家看了觉得钱没白花吗？”

“这当然不成问题，而且，他还会把丹尼·华尔德弄得筋疲力尽。你是不了解这个小伙子。但我知道，所以我发现了他。他是个没有畏惧感的人。或者可以这么说，他简直就是个魔鬼。如果有人问你，你也可以说他是个魔术家。他那套自学的拳击，会让丹尼大吃一惊的，当然，也会令你和那些观众吓一跳。我不能说他一定会打败华尔德，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他一定会打得很出色，让你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拳师。”

“好，”凯利转身对他的助手说，“给丹尼打电话。我先前对他说过，如果我认为合适，他就一定要出场。他现在正在黄石赌场那边寻欢作乐呢。”凯利说着转回到空调旁，对罗伯茨说，“喝一杯，怎么样？”

罗伯茨呷了一口掺有姜汁啤酒的威士忌，紧绷的神经这时才松弛下来。

“伙计，我还从来没告诉过你，我是怎么发现这小子的。那是在两年前，他游荡在我们的屋子外。我当时已决定让普拉耶准备好与迪兰尼对打。你知道的，普拉耶是个暴徒。他的天性残忍到极点，每一个陪练的人都被他打得惨极了，我四处寻找，就是抓不到一个愿意陪他练的拳击手。那天，我就注意到了这个在四周游荡、身材瘦弱的墨西哥小子。我当时也不管不顾了，想着只要是个人就行，于是就一把揪住他，给他戴上手套，然后把他推入了拳击场内。实话说，他的条件很好，比生牛皮还粗硬，唯一不足的就是身体太弱，而且他连拳击的最起码的知识都没有。不用想也知道结果，普拉耶把他揍得几乎不成样子。令我想不到的是，在他晕倒之前，居然还招架住了两轮残暴的比赛。他为什么晕倒呢？其实是他太饿了。他被打得几乎没有人样，我给了他五角钱和一顿饱饭。你们真应该来看看当时的情景，看看他当时是怎样狼吞虎咽的。在那之前，他已有两天没吃一口东西了。我猜想着打完那场拳击以后他再也不会来了。没想到的是，到了第二天，他又来了。尽管身体已经僵硬，而且疼痛不堪，他还是来为五角钱和一顿饱饭而拼命。后来，时间长了，他的拳越打越好。两年来，我发现他就是一块寒冰，从我认识他开始算，他说的话从来没超过十一个字，此外，他还帮我锯木头，打零工。”

“我见过他，”凯利的助手说，“他经常为你跑腿。”

“所有的好的拳击手都跟他打过，”罗伯茨接着说，“而且他从那些好手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我知道他能打赢一些人。只不过他的心思不在这上面。我甚至想过他从没有喜欢过这项运动。他这么做好像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几个月前，他才在地方小俱乐部里胜过几场。”凯利说。

“没错。我现在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打动了他，让他一下子用心了。他一出场就把所有的本地拳手收拾完了。他好像特别需要钱，当然，他也的确赢了一点，虽然从他的外表上看不出来。他这个人脾性很古怪，没有人知道他的事情，也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过生活的。甚至在他拳击比赛的时候，也是一打完就走，然后这一天就不见人影了。有时候，他也会一连好几个星期不露面。对于别人的劝告，他总是充耳不闻。我敢打赌，谁要能当上他的经理，准会发财，不过这种事情他压根不会考虑。当然，等到你跟他谈条件的时候，你瞧吧，他准会要现钱的。”

他们刚谈到这里，丹尼·华尔德正好走了进来。这简直就是大批人马，他的经理和教练也一块儿来了。丹尼就像一阵风刮进来一般，殷勤、和蔼，还带着征服一切的神气。他到处跟人打招呼，跟这个开个玩笑，对那个反驳一句。对所见的每一个人，他不是微微一笑，就是哈哈几声。这就是他的作风，当然，这里面只有一部分是出于他的真心。他是个十分懂得人情的人，他知道，在处世为人这方面，殷勤是最好的法宝。但这只是他的表象，其实骨子里他只是个谨慎、冷静的拳击家和生意人。那些人自然也很了解他，还有那些跟他谈过生意的人，他们都说，一遇到金钱的问题，他的真面目就会立刻显现出来。凡是遇到谈生意的时候，他都要亲自到场，甚至有的人说他的经理其实只是一个傀儡，唯一的作用就是替他开开口。

里维拉的为人则是大大的不同。他的血管里流着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血液；他一动不动地默默坐在后面的角落里，只有他的黑眼睛从这张脸扫到那张脸，注意着一切。

“原来是这么个家伙，”丹尼·华尔德一边说，一边用审视的眼光把他预计中的对手上下打量了一番，“你好，伙计。”

里维拉眼睛里冒着火，他一点儿也没有要理会他的意思。是的，他讨厌所有的美国佬。而对这个美国佬，他简直是一看见就恨得咬牙切齿。这在他也是很少有的情况。

“哦，我的上帝！”丹尼向老板开玩笑般提出了抗议，“你不会要我跟聋子哑巴拳击吧。”一阵笑声平息下去之后，他继续讥讽道，“如果这就是你找来的头等角色，想来洛杉矶一定也小得可以啦。你们究竟是从哪个幼儿园中把他找来的。”

“他可是个出色的小伙子，丹尼，这一点请相信我，”罗伯茨解释道，“他可并不像他的外表那样容易对付。”

“况且门票都卖出去一半了，”凯利也加入了劝说的队伍，“你一定得跟他打，丹尼。我们找不到再好的了。”

丹尼明显地很不在意，又轻蔑地端量了一下里维拉，然后叹了口气。

“我只好下手轻点儿了。但愿他能有命吃我一拳。”

罗伯茨不禁哼了一声。

“你可得小心点，”丹尼的经理警告他说，“别跟不熟悉的对手冒险，那可能会出大事。”

“知道啦，我会小心的，”丹尼微笑说，“我会一开始就把他掌握住，然后为了我的亲爱的观众，好好地照顾他。凯利，就这样打十五回合——然后来个杀手，你看怎么样？”

“当然可以，”这就是凯利的回答，“只要你能做的像真的一样就没问题。”

“那么我们来谈生意吧。”丹尼停了一下，心里开始盘算起来，“当然了，还是门票的六成半，就跟和卡尔塞拳击一样。不过这次我们的分法要有点不同。我得拿八成才合适。”他说到这里接着朝他的经理问了一句：“你觉得怎么样？”

经理点点头。

“那么你呢？同意这个分成法吗？”凯利冲里维拉问道。

里维拉头一晃。

“是这么回事，”凯利跟他解释说，“给你们俩的总报酬是门票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因为你是新手，也就是所谓的无名小卒。所以，你和丹尼之间的分成法又按照你拿百分之二十，丹尼拿百分之八十进行分配。这是很公平的，对吧，罗伯茨？”

“很公平。里维拉，”罗伯茨也赞同，他说，“你想想看，你还没出名呢！”

“门票费的百分之六十五有多少？”里维拉问。

“哦，也许五千元，也许高达八千元，”丹尼插进来向里维拉解释，“大概就这么多。你那份总计将达一千元到一千六百元。跟我这样的著名拳师打拳简直棒极了。你觉得怎样？”

但里维拉的一句话，震惊了全场。

“钱全归胜者。”

然后，一片死寂。

“这就像从婴儿手上抢糖吃。”丹尼的经理叫道。

丹尼摇摇头。

“拳击这一行，我很清楚，”丹尼解释说，“当然，我并不是指责裁判或举办这场赛事的公司。我只是说那帮文绉绉的人，他们如果要耍个什么花招，我这样的名角可就麻烦了。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倒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也许在比赛中我会断根手指，你们说对吧？也许某个家伙偷偷塞给我一颗兴奋药，”他说着做出一副很严肃的表情，然后摇摇头，“无论是输还是赢，我都要拿百分之八十。你觉得呢，墨西哥人？”

里维拉没有说话，还是把头一晃。

丹尼的肺都要气炸了，这下，他终于暴露出真面目了。

“为什么？你这个墨西哥小垃圾！我恨不得马上打扁你的脑袋。”

“谁赢谁拿全份。”里维拉绷着脸重新说了一遍。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丹尼有些不明白。

“我能打败你。”里维拉很干脆地给了他答案。

这时，丹尼的上衣只脱下了一半。不过他的经理很明白，这只是一种要观众喝彩的伎俩。当然，丹尼的衣服并没有脱下来，因为他会赢得大家的安抚，人人都同情他。里维拉却孤立无援。

“看这儿，你这个小傻瓜，”凯利插进来说，“在这里你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们知道你在最近几个月里打败了几个小小的本地拳击家。不过丹尼可是第一流的。打完这场以后，下一次他就要夺锦标了。而你呢，你只是个无名小辈。洛杉矶以外的人，连你的名字都没有听过。”

“在这场比赛以后，”里维拉耸耸肩膀不屑地说，“他们就会知道了。”

“你居然想到你能打败我？”丹尼终于忍不住了。

里维拉点了点头。

“你好好考虑一下，”凯利继续劝说，“想想看，这等于在给你做广告。”

“我要钱。”这就是里维拉最后的答案。

“简直就是做梦，给你一千年的时间你也休想赢我。”丹尼肯定地对他说。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同意呢？”里维拉反问说，“如果钱那么容易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挣到手呢？”

“哎，好吧！”丹尼忽然间信心百倍，他喊道，“我要在台上打死你，小子——你竟敢这么挖苦我。现在就把条件写下来，凯利。最后的钱都属于赢的那个人，把这个消息登到体育栏里宣传一下。告诉他们这是一场报仇的拳赛。我要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一点厉害。”

就在凯利的秘书正要写的时候，丹尼打断了他。

“等一会儿，”他转身向里维拉问说，“要称一下体重？”

“到拳击台外再称。”里维拉说。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小子。如果胜者通吃的话，我们上午十点必须称体重。”

“钱全归胜出的那个人？”里维拉问。

丹尼点点头，是的，他打算好了，就这么定了。他准备拿出全部的杀手锏来对付这个狂妄的家伙。

“那么十点称体重。”里维拉说。

凯利的助手重新拿起了笔，刷刷作响。

“你比他轻五磅，”罗伯茨抱怨里维拉，说，“你让步让得太多了，就这一点，你已输掉了。丹尼壮得像头牛。你这个傻瓜。他赢定你了。这下，你可没有一点儿指望了！”

里维拉一脸仇恨地望了他一眼，算是给他的答案。如今，就连这个美国佬他也瞧不起，虽然曾经他认为在所有的美国佬里面他是最正直的一个。

四

里维拉刚走上拳台的时候，压根就没有几个人注意。欢迎他的，只有那么几下零零落落的冷淡的掌声。首先，观众都不相信他，在他们的眼中，他不过是一只牵来让强大的丹尼亲手宰割的羔羊。再者，观众又很失望。他们本来希望能看到一场丹尼·华尔德和比里·卡尔塞之间的激战，如今却只好凑合着来看这个不上台面的新手。还有，他们对丹尼实在是太有信心了，已经在丹尼身上押了二对一，甚至三对一的赌注，来表示他们对这种变动的不满。而对于这些打赌的观众来说，他们的钱押在哪儿，他们的心也自然就向着哪儿。

里维拉坐在属于他的那个角落里等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慢慢拖延下去。看得出，丹尼是故意让他等着。这虽然是新鲜把戏，可是用来对付年轻的新手却很是见效。一般来说，年轻的新手这样一直坐下去，一边担着心事，一边还要看着冷漠无情、不断吸烟的观众，往往会生出一些畏惧感。不过很显然，这一次丹尼的诡计落空了。

罗伯茨说得没错，里维拉从来就没有慌张过。他比他们任何一个人的神经都更健全，比他们更有勇气，更沉着，他绝不会有这种神经过敏的情形。场内打赌他必然失败的气氛，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他的助手都是些陌生的美国佬。他们简直就是一群废物，是拳击比赛中最肮脏的垃圾，既无耻，又不中用。如今，他们显然是对他没有丝毫的信心，他们一脸颓丧，似乎已经预感到里维拉最终一定会失败的。

“现在，你可得小心点，”斯派德尔·海格尔特警告他。斯派德尔是他的主要助手。“你必须尽量拖长时间，这是凯利特意嘱咐我的话。否则，报纸上就会说这又是一场骗人的比赛，而且会在洛杉矶对这场比赛散布很多不利的新闻。”

很明显，这一切都不是鼓励他的话。不过里维拉并没有放在心上。他鄙视拳击，这是可恨的美国佬搞出来的一种可恨的把戏。之前，他之所以进入这个行当，到训练场里给别人当工具，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对于自己那不可思议的成绩，他觉得并没有什么。他恨这一行。直到他加入了委员会以后，为了挣钱他才去打拳击，他发现这种钱最容易赚。

他没有去分析这场比赛该怎样打。他只知道这一场他一定要赢，必须要赢。此外，不会有第二个结果。因为在他后面，鼓励着他坚持下去的，是这个拥挤的场子里的人所梦想不到的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丹尼拳击是为了钱，这样他可以用钱换来舒适的生活。可是里维拉拳击，却完全是为了那些在他脑子里燃烧着的东西，那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幻象，一种不死的信仰。现在，他孤单单地坐在台上的一角，眼睛睁得大大的，一面等着诡计多端的对手，一面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许多幻象，那些幻象如同是他亲身经历过的。

在这些幻象中，他看见里奥布兰柯河畔白围墙的水力发电站。他看见六千个工人挨着饿，面无血色，还有许多七八岁的小孩子，做一整天的工作，却只能挣到一毛钱。他看到了许多染坊里的工人，脸色惨白的如同死尸。他记起了他曾经听到他父亲把这种染房叫做“自杀洞”，只要在里面做一年工就会死掉。他看见了那个小院子。他母亲正在院子里烧饭，忙着粗杂的家务，还抽空来亲吻他一下。他又看见了他身材魁梧的父亲，父亲长着一脸大胡子，有着宽阔的胸膛，他比任何人都仁慈，他爱所有的人，他的心非常博大，因此那里面还能留一部分爱，留给妈妈和他这个在院子角落里玩耍的小淘气身上。那时候，他的名字并不叫菲利普·里维拉。他姓弗尔南德斯，这是他父母的姓。他的名字叫璜。后来，他自己改了姓名，因为他发现弗尔南德斯是那些警察局局长和宪兵们所痛恨的姓氏。

魁梧的，善良的霍亚金·弗尔南德斯！他在里维拉所见到的幻象中占有很大的地位。那时候他还不懂，现在，回头一看，他觉得自己懂得了。他好像又看见他在那个小印刷所里排字，或者在那张堆满东西的桌子上，无休无止地、急促地写着一行行不整齐的字。他又看到工人们在那些不可思议的夜里，偷偷摸着黑，像做坏事的人一样，来跟他父亲聚会，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而他这个小淘气则躺在角落里，其实很多时候，他并没有睡着。

幻象渐渐隐去，这时里维拉好像听见斯派德尔·海格尔特正在从遥远的地方对他说话：“不要一开始就躺下。这是命令。挨一顿打，你就能多挣点钱。”

已经过了十分钟，他还在他那个角落里坐着。丹尼依旧没有露面，他很清楚，他要尽量让自己的诡计得逞。

这时，更多的回忆汹涌地流进了里维拉的脑海。那次罢工，或者说老板停业更为贴切，那是因为里奥布兰柯的工人支援了帕布拉的工人弟兄的罢工而引起的。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饥饿，大家跑到山里去找野果、树根和野菜，可那些东西一吃下去，肚子都疼得跟刀绞一样。还有那个更为悲惨的场景：公司商店前面的一片空地，成千上万饥饿的工人；罗萨利奥·马丁那兹将军，还有波尔弗里奥·狄亚士的军队；喷出死亡火焰的来富枪仿佛永远不停地射击着，仿佛工人们的罪孽永远要用自己的鲜血来洗涤。还有那个夜晚！他看见那些军车上，被屠杀的尸体高高地堆着，一辆又一辆的车向着维拉克路兹开去，那些刽子手要把这些死去的人们喂给海湾里的鲨鱼。

幻象在继续，接着，他又爬到了恐怖的死人堆上，他寻呀找呀，只看见父母被剥光了衣服的尸体，他们已经被砍得血肉模糊。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妈妈那时的模样——只有一张脸露在外面，她的身体被几十具尸体压在底下。后来，波尔弗里奥·狄亚士的军队又用来富枪砰砰射击起来，而他只得跳下来，如同一只被猎人追赶的小狗一样，快速地逃开。

吼声，一阵巨吼传进了里维拉的耳朵，如同海啸。接着，他看见丹尼·华尔德率领着他的一班教练跟助手，正从中央的过道走下来。场子里立刻沸腾了，观众都在欢迎他们所崇拜的必胜的英雄。人人都称赞他，人人都向着他。等到丹尼一脸骄傲地弯下腰，从绳子下面钻到台上的时候，就连里维拉的助手也跟着兴奋起来。丹尼的脸上频频露出一种十分亲切微笑，他笑的时候，脸上处处都在笑，甚至眼角和眼珠里都在笑。可以说，里维拉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和气的拳击家。他觉得丹尼的脸就像一面宣扬好感和友谊的流动广告牌。是的，在这个场子中，丹尼没有不认识的人。他隔着绳子向他的许多朋友逗趣，说笑，打着招呼。那些坐得较远一点的，也都抑制不住对他崇拜的心情，高声喊着：“嗨，丹尼！”这种十分快活的、表示亲爱的热烈的欢呼，足足持续了五分钟。

没有人注意到里维拉。在观众的眼里，他似乎并不存在。

这时，斯派德尔·海格尔特的水肿的脸凑到里维拉的面前。

“别被他吓住了，”斯派德尔警告道，“记住命令。你得硬撑下去。绝对不能躺下。你如果躺下了，我们得到的命令是，在更衣室里弄死你。明白吗？所以，你现在能做的只有拼。”

场子里掌声响了起来。丹尼跨过拳击场来到了里维拉身前。他弯下腰，用双手握住里维拉的右手，极为热情地摇了几下，一张笑意融融的脸跟里维拉贴得很近。观众中爆发出一阵热烈的喝彩声，这是对丹尼运动家风度的一种赞美，是呀，他正在向弟兄一样亲热地招呼他的对手。这时，丹尼的嘴唇动了几下，观众因为没有听见，都认为这是一位很有风度的运动家的客气话，于是又大声喝起彩来。只有里维拉听到了他的低低的声音。

“你这个墨西哥的小崽子，”丹尼微笑的嘴唇里发出了嘘嘘的声音，“我要把你打得屁滚尿流。”

里维拉根本不为所动。他也没有站起来，只用眼睛表示了他的仇恨。

“站起来，你这个狗东西！”有人在绳子外面喊起来了。

观众觉得里维拉的行为没有运动家的风度，所以开始对他发出“哧哧”和“嘘嘘”的声音，可是他还是依旧故我，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等到丹尼跨过拳击场回去的时候，观众又对他报以喝彩。

场子迅速热了起来。丹尼刚一脱下衣服，就听到一片“啊！”“哦！”的欢呼。他的身体简直棒得没话说，肌肉柔软、强健、有力，显得神气十足。他光滑洁白的皮肤，跟女人一样，身体十分优美的线条，充满了弹性和力量。他在过去的几十次比赛里，早已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所有的体育杂志都刊登过他的照片。

接下来是里维拉了，当斯派德尔·海格尔特从他头上剥掉他的汗衫时，只听见一种哼声。里维拉的皮肤黝黑，这让他的身体显得更加瘦。其实他也有强壮的肌肉，不过没有他的对手的肌肉那样让人惊叹。观众由于对他并不看好，所以并没有注意到他那宽阔的胸部。他们更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肌肉纤维之坚韧，他的肌肉细胞的迅速反映，以及把他的全身变成一个出色的战斗机构的精密的神经系统。观众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十八岁的孩子，一副孩子般的身材。而丹尼完全不同。丹尼是一个二十四岁的男子汉，他的体格是男子汉的体格，他强大有力。所以，当他们一同站在台中央，听着裁判员的最后嘱咐的时候，这种对比就更加明显了。

里维拉观察到罗伯茨就坐在新闻记者背后。他醉得比寻常更厉害，因此，他说话的声音也更慢了。

“里维拉，放松，”罗伯茨拖长声调说，“记住，他杀不了你，他一开始就会冲锋，别慌。你只需让一下，立好足，钉牢在地。他不会打得很猛的，你只当他是在训练场上与你对阵就可以了。”

里维拉听清一切，不过他一点也没有露出听见了这些话的样子。

“这个阴阳怪气的小崽子，”罗伯茨朝着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人念叨说，“他总是那副神气。”

不过，里维拉并没有露出他那通常的仇恨眼光。他的眼前，是一片由无数来富枪构成的幻象，这弄得他眼花缭乱。他尽量想从这片幻象上越过去，一直望到高高的票价一元的座位上。可是，观众席上的每一张脸都变成了来富枪。接着，他又看见了漫长的墨西哥边境，那里寸草不生，烈日当空，炙烤着所有的生物，他看见沿着这条国境线，有无数衣衫褴褛的人群，他们就是为了等待枪支，才留守在那里。

看到这些，他站了起来，在他的那个角落中继续等着。他的助手已经穿过绳子，爬了出去，随身带着自己的帆布矮凳。在四方形的拳击台的对角，丹尼正在盯着他。锣声一响，战斗就开始了。观众快活得狂呼起来。他们从来没见过一开头就这样动人的拳赛。报纸上说得很对。这是一场报仇的拳击。丹尼一下子就窜到了全台四分之三的地方，面对着他的敌手，他的打算，旁人一看就明白，他这是摆明了要吃掉里维拉。他不是一下子猛攻一拳，两拳，或者十拳。他的拳头好像转得飞快的轮子，像摧毁一切的旋风。显然，里维拉吃了一个大亏。他简直被这位拳场老手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而来的一阵暴雨似的拳头给压制住了，淹没了。他垮了下来，背靠在绳子上，待到裁判员把他们分开，他又立刻被打得靠在绳子上。

这哪里是拳击。这简直就是扑杀，这是一场残杀。任何观众，除了押下赌注的以外，都几乎在头一分钟里紧张得耗尽了全部精力。丹尼的确显出了他的一切本领——不得不说，这真是一场精彩的表演。

丹尼的强势表现，让观众太自信了，也太兴奋、太偏袒了，因此，他们竟然没有注意到那个墨西哥人还好好地站在那里，他们已经把他忘掉了。他们几乎看不见这个人，因为丹尼的近乎杀人的攻击已经把他完全给淹没了。这样的局面大概持续了一分钟，两分钟。等到裁判员把他们拉开的时候，他们才清楚地看到了那个墨西哥人。他的嘴唇破了，鼻子也在流血。当他转过身来，摇晃地过去跟丹尼扭到一起的时候，人们发现，在他的背上，因为频频靠着绳子，所以留下了一条条的血印。只是，观众忽略掉了他一起一落的胸膛，也没有在意他的眼睛还是和之前一样冷冷发光。他们不知道，在过去训练场的残酷战斗里，不知有多少雄心勃勃的拳手都在他身上练习过这种杀人的攻击。在这种从一次半块钱到一星期十五块钱为代价的生活里，他学到了怎样对付这类猛攻的经验——这是一所严酷的学校，他受到了严酷的训练。

所以接着，一件惊人的事情发生了。旋风似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混战突然停止了。里维拉独自一个人站在拳台上。而丹尼，那个勇不可当的，不可一世的丹尼，却仰面朝天地躺下了。当他的知觉用尽全力要恢复过来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抖作一团。他不是摇摇晃晃地倒下去的，也不是直挺挺地如同慢动作般躺下去的。里维拉的左拳突然向他右面死命一击，好像把他从半空中打了下来，裁判员用一只手把里维拉推到后面，就站在倒下去的格斗家丹尼面前，一秒一秒地数着。这样干脆利落地一拳把对方放倒，按照以往的惯例，看拳击比赛的观众是应该喝彩的。可是这些观众并没有喝彩，因为这件事太出人意料了，他们根本没有一点儿的准备。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观众在沉寂中注意着报秒的声音，只有罗伯茨的欢呼声打破了这一片寂静。

“我跟你们说过，他是个双手拳击家！”

当裁判数到五秒时，丹尼的脸抬起来；七秒时，他单腿跪起；刚数过九，他就已经站了起来。如果在裁判数到十时，他的膝盖还没有离开地面的话，他就要被判为倒地，并且输掉这场比赛。反过来，只要他的膝盖一离开地面，那么他就算是站起来了，当然，在丹尼刚离开地面的这一刻，里维拉可以再次出击，把他打倒在地。但是，里维拉却没有得到这个机会。因为丹尼膝盖离地的那一刻，里维拉原本是打算要再给对方一拳。可他转了一圈，根本找不到空当下手，因为裁判在他和丹尼中间转开了圈子，里维拉心里明白，事实还不仅如此，就是在读秒时，裁判都读得特别慢。他明白，所有的白人都不愿意胜利的一方属于他，裁判也一样。

九这个数字刚数完，裁判就将里维拉狠狠地往后一推，对于比赛来讲，这很不公正。就是这一推，让丹尼有了站起来的机会，于是，微笑又重新回到他的嘴边，他弓着身子，用手捂着脸和腹部，很聪明地跌撞两下，之后，他趁机一把抱住里维拉。根据所有的比赛规则，这个时候，裁判应上前制止这种举动才是，但裁判动都没动。丹尼像被大浪打晕的人，搭在里维拉身上不下来，因为只有这样，他的体能才能一点一点地复苏过来。这一回合一分钟后就结束了，这一分钟跑得飞快。如果丹尼挺过这一分钟，那么他就可以在他的角落里获得整整一分钟的休息时间，这一分钟足以让他恢复体能。这是最后一分钟，他挺住了，并以微笑度过了这千钧一发的时刻。

“微笑永远属于丹尼！”有人高声大喊着。观众大大地吐了一口气，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

“那臭小子的一拳真是厉害。”丹尼回到自己那个角落，喘着气对教练说。助手们连忙为他按摩擦汗。

第二回合和第三回合都打得很平常。

丹尼是个狡猾老到的拳场老将。他采取拖延、抵挡以及贴住对方不放等战术，极力使自己从刚才被打晕的那一拳中恢复过来。到了第四回合，他恢复了元气。虽然他之前受到了里维拉猛烈的打击和震动，但是他天生良好的体质又使他恢复了精力。这一次，他放弃了杀人的战术。因为他发现，这个墨西哥人原本就是个野蛮的家伙，所以他换了个法子，尽量发挥他最好的拳击本领。

毕竟，丹尼是个久经战场、诡计多端、拳术高强、经验丰富的老手，他虽然不能一拳把对方打倒，可是他已经开始有计划的用疲劳战术来攻打他的对手。里维拉打他一拳，他会反攻三拳，不过这只是想把对方拖垮，并不是致命的回击。只有这样打了无数拳以后才会让对方致命。他很佩服这个左右开弓的不知底细的墨西哥人，他有用双拳快速出击的惊人本领。

为了抵抗丹尼的快拳，里维拉打出了一种难以对付的左直拳，他不停地出攻，左直拳直打向丹尼的嘴和鼻子。但丹尼是个多面手，他的战术变幻莫测，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成为冠军的原因。他战术多变。现在他拼命打贴近战，他打得棒极了。这种战术可躲避对方的左直拳。他的战术一次又一次引起了全场观众的一再热烈欢呼。只见他用一记漂亮的锁拳砸下去，然后曲臂挥拳向上猛地一击，那墨西哥人马上被打飞到半空中，然后摔倒在地上。里维拉单腿跪在地上，动也不动，裁判在为他数秒数，他心里很明白，裁判在给他读秒时，数得特快。

如此，在第七回合里，丹尼又得到了一个极恶毒的机会，他一个凶猛的曲臂挥拳向上，这一拳只把里维拉打得摇晃，站立不稳。不过，里维拉并没有倒下去，他只是被打得倒退了两步。紧接着，丹尼又趁里维拉猝不及防之时，将里维拉打飞到绳栏外去了，砸到了下面记者们的头上。记者们又把他推到绳栏外的拳击台边上。于是，他就单膝跪着休息。裁判员一秒一秒地急急数着。眼下，里维拉必须穿过绳子，钻到里面去，可是丹尼就在绳子里面等着他。现在，那个裁判员既没有干涉，也没有把丹尼推到后面。

场下的观众炸开了锅，兴奋一团。

“打死他，丹尼，打死他！”有人喊道。

吼声越来越猛，后来简直成了一片鬼哭狼号。

此时的丹尼正处于巅峰状态。但是，就在裁判员刚数到八还不到九时，里维拉闪电般地钻过绳栏，一下子扭住对方。这时裁判快步走上前，把里维拉拖开，让他处于被打位置，这给丹尼创造出了一个很好的战机。一个黑心裁判所能做的一切，这个裁判员全做到了。

里维拉奇迹般地挺过来了，他的脑子也清楚了。他明白，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一样可恨的美国佬，他们从未实施过真正的公正。在他的脑海里，那些最痛心的情景仍然频频浮现——长长的铁轨在沙漠的酷热中慢慢延伸；农夫与美国警察，监狱与拘留所；趴在空水槽上的流浪儿——眼前浮现的全是他离开里奥布兰柯和那次罢工之后，一路漂泊时所看到的种种污秽痛苦的景象。接着，他看到了光辉灿烂、席卷祖国的伟大的红色革命。枪就在他眼前。每张憎恶的脸就是一支枪！他是为枪杆子而战的。他就是枪杆子。他就是革命。他是在为全墨西哥的人民而战。

很明显，里维拉把观众惹火了。观众开始对里维拉发怒了。他为什么不接受给他指定的失败呢？当然，他是要失败的，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倔强呢？只有极少的人对他发生兴趣，这些人在赌徒里占有一定的比例，他们专门押希望渺茫的赌注。他们相信丹尼会赢得最后的胜利，可是他们仍然以四对十和一对三的比例，把钱压在这个墨西哥人身上。当时，大多数的人都在赌里维拉能坚持几个回合。从押赌的钱上看，绝大多数人认为墨西哥人至多能挺到七回合。甚至有人认为他只能坚持六回合。现在赢了的人，既然他们的冒险已经侥幸成功，在金钱上没有出入了，于是就一起来给那位拳场的红人丹尼喝彩了。

但里维拉没有倒下，第八回合中，丹尼竭力想再来一次从下向上击的拳法，可是枉费气力。在第九回合中，里维拉的表现令所有看客大跌眼镜。他俩扭在一起，突然他轻灵地往边上一蹦，解开纽扣，在两人之间那贴近的缝隙里，他突出右手，从腰部向上猛击一拳。丹尼当场倒地，一动不动地任由裁判读秒。大家都给吓呆了，里维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现学现用，用丹尼的右手上勾拳，然后击在丹尼的头上。当数到九时，丹尼站起来了，里维拉不再准备补上一拳，因为裁判员公然站在他们的中间，这很明显是防止他的进攻的。当然如果事情反过来，如果里维拉趴在地上，准备站起来的时候，裁判员准会远远地站着。

第十回合比赛中，里维拉两次使出右手上勾拳。从对手的腰部一直打到下颌。丹尼要拼命了。虽然他脸上仍然带着微笑，可是他已经重新用起他的吃人战术来了。丹尼的拳头像旋风一样，却挨不上里维拉的身。里维拉尽管眼前一片模糊、晕眩，还是接连三次将丹尼击倒在地。丹尼恢复得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快了，到了第十一回合，他的情况就很严重了。

不过也正是从这时起，直到第十四回合，丹尼开始使出了拳击家的一切本领。他闪着、挡着、省力地斗着，精心积存自己的体能。作为一个老练的拳击手，他知道如何犯规却又不会让人看出。他耍出的每个诡计与花招，都是在两人扭在一起时，所以从表面上看像是无意而为。他把里维拉的手夹在自己的腋下，却把自己戴手套的手顶住对方的嘴，屏住他的呼吸。此外，他还常常在扭成一团的时候，用他那满是鲜血带笑的嘴，对着里维拉的耳朵，说出许多下流不堪的侮辱他的话。只是场中的每一个人，从裁判员到观众，他们都向着丹尼，帮着丹尼。他们自然都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他虽然给一个无名小卒的这套惊人拳法打败了，他还是在集中一切力量，准备做最后一击。为了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拼尽全力打上一拳，借以扭转局面，他甚至故意让自己挨打。他时而试探，时而佯攻，时而诱敌，对准里维拉的腹部和颚骨双拳频发。他坚信自己能够办得到，因为他是以臂力大出名的拳师，只要他还站得住，他的两只胳膊就有这样不可动摇的力量。

里维拉的助手们在两回合比赛的空隙时间里，假心假意地照顾他，他们手上拿的毛巾只是做样子，一点都没为他气喘如牛的肺部扇进一点空气。斯派德尔·海格尔特也来忠告他，可是里维拉知道那些都是不能听信的。每一个人都在反对他，他陷入了阴谋的包围之中。

在第十四回合中，他又打倒了丹尼，裁判员数数的时候，他垂着双手，站在那儿休息。从对面的角落里，他听到了可疑的私语。他看见凯利走到罗伯茨那儿，弯下腰在悄悄说话。里维拉的听力很是了得，他曾在沙漠里受过锻炼，跟猫一样灵敏。他竖起耳朵，听到了几句不连贯的话。他想多听一点，所以，等到他的对手站了起来，他就乘势扭到一块儿，靠在绳子上面。

“必须这样做。”他听见凯利说，罗伯茨点点头。“丹尼一定得赢——否则我要输一大笔钱。我压了很大的赌注——我自己的钱。如果他撑过了第十五回合，我就要破产了。伙计，这家伙会听你的话，所以，你去想点办法。”

里维拉不用看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想玩弄他。他再次把丹尼打倒在地，然后站在那里不动，双手垂在两边。这时，罗伯茨站起身来。

“够了，回到自己的角落去。”罗伯茨如是说。

他的声音很冷峻，就跟他平时在训练场上与里维拉说话的腔调一样。但里维拉目光如刀地盯着他，等待着丹尼从地上爬起来。就在里维拉回到自己角落休息一分钟的空当，凯利，那个主办人，上前来了。

“你要躺下去！你这个该死的东西，”他的声音很尖利，不过他努力把声音压得很低，然后一脸怒气地继续说，“你得倒下去，里维拉，听话，我会给你一个好前程的。下次我一定会让你打赢丹尼。不过这次，这次你必须输。”

里维拉的眼神表明他听得一清二楚，可他的表情既看不出同意，也看不出不同意。

“你为什么不说话？”凯利愤愤地问道。

“你反正输定了，”斯派德尔·海格尔特帮腔道，“裁判员是不会让你赢的。听凯利的话，快躺下吧。”

“躺下，小家伙，”凯利已经在恳求他了，他说，“我会帮你夺到锦标的。”

里维拉依旧没有说话。

“我一定会帮你夺到锦标的，你就算帮我个忙吧，小家伙。”

锣声响了，里维拉似乎预感到要出什么事情。只是观众可没有这样的预感。究竟有什么危险，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他可以肯定是台上跟他有关系的事，而且已经事到临头。丹尼好像又有了先前那样的把握。他的大胆进攻令里维拉心里一惊。

这里面一定有鬼。这是里维拉的第一个想法。这时丹尼已经冲了过来，里维拉不跟他交手。他闪到了一边比较安全的地方。丹尼一心要跟他扭到一起。这好像是那套鬼把戏里不可少的一步。里维拉向后一退，避开了，可是他知道，他们迟早是要扭到一起的，丹尼的那条诡计总会有机会得逞的。里维拉把心一横，做出一个很冒险的决定，他要把丹尼的诡计引诱出来。所以，他装作要在丹尼再冲过来的时候跟他扭在一起。可是，到了最后一刹那，就在他们的身体要碰到一起的时候，里维拉迅速地猛然向后一退。就在那一刹那，丹尼的那个角落里大喊出一声“犯规”。

他们谁也没有料到，里维拉会有这么一招，他把他们骗过了。裁判员迟疑地停顿了一下。他的话已经到了嘴边，不过始终没有说出来，因为楼座里传来了一个小孩尖叫的声音，“无耻！”

丹尼被惹恼了，他开始公开咒骂里维拉了，他直逼过去，里维拉再次跳开了。此时，里维拉已决定不往他身上打了。虽然这会丢掉一半取胜的机会，但他明白，要想取胜，他现在能做的一件事，就是远距离作战。因为只要有一点儿空子可钻，他们都会撒谎说他犯规。

如今，丹尼明显是在拼命了。接下来两回合，他向里维拉猛攻。里维拉在避开时一次又一次被击中，他挨了几十拳。丹尼的八面威风，又重新燃起，看客们全部发狂地站起来。他们什么都不懂，只断定他们倾心的拳击手终于要打趴对手了。

“为什么不上呀？”看客全都朝里维拉疯号着，“你这个狗杂种！小崽子！上呀，你这个黄狗，杀呀！宰了他，丹尼，宰了他！你能一脚踢烂他！”

整个赛场，所有的人都在疯号大叫，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里维拉。此时，里维拉的头脑仍冷静地运转，他沉着地傲立于群情激动之上。从性情及血统来说，他的心灵，充满最高的激情，但他已体验过最狂暴的场面。这一万张大嘴汹涌而出的吼声，就像是暴风中的大海，一个浪潮腾起一个更高的浪潮，全都朝他扑面打来。不过这一切在他的感官中，反倒如初夏晨露中的一丝凉风。

进入第十七回合，丹尼再次振奋，一记重拳击中了里维拉。被击中的里维拉开始往下直坠，晃晃悠悠地往后倒，两手无力地在虚空中晃荡着。

“哈哈，这下他可完蛋了，这小子已经逃不出我的手心了。”丹尼在心里暗自兴奋着，这下他开始放松了。

不过这一切都是假相，为的就是让对方放松。刹那间的工夫，里维拉的拳头如同闪电连连挥出，直砸向对方的嘴，丹尼倒下了。当他再次站立起来时，第二拳、第三拳又猛地砸向他的颈子和下巴，紧接着第四拳、第五拳、第六拳密集砸下。不管是哪个裁判员在这个时候想说犯规都不可能了。

“喂！比尔，比尔。”凯利向裁判员恳求道。

“不，”裁判员满脸悲伤，“他不给我一点儿空当。”

丹尼被打得落花流水，但他还是很顽强地想要站起来。凯利以及拳击台附近的人开始叫喊，要警察过来阻止这场比赛。虽然丹尼这方拒绝就此休战，但里维拉看见那胖警察已开始很困难地爬越过绳栏，他不清楚这将意味着什么。里维拉唯一清楚的是，在与这些白人的比赛中，卑鄙的手段简直太多了。这时，丹尼终于站起来了，他踉踉跄跄，已经毫无还手之力，等到裁判和警察来到里维拉面前时，他挥出了最后一击。现在已经不需要有人来中止这场比赛了。因为丹尼再也爬不起来了。

“数呀！”里维拉哑着嗓门，朝裁判员大喊。

当秒数读完后，丹尼的助手们迅速跳上台来把他架起来，然后退到属于他们自己的角落。

“谁赢了？”里维拉问。

裁判员没有说话，只是很不甘心地抓起他戴着手套的手，然后往上举了举。

里维拉赢了，但是没人向他祝贺。他独自一人走回到自己的角落。在他的角落里，助手们还没有给他放好凳子。他便背靠着绳栏站着，用他仇恨的眼光一一看过他们，然后又把这仇恨的眼光向周围扫过去，直到他把全场的美国佬看了个遍。他的膝盖在下面抖着，他已经筋疲力尽，无声地抽噎着。一张张可恨的脸孔在他面前来回晃着，直把他晃得头晕，想要呕吐。这时，他突然想到自己站在这里的使命，于是，这一张张可恶的脸立马变成了枪杆子。不错，他们是枪。现在这些枪是他的了，革命可以进行下去了。

印第安女子

突然，帐篷的门帘被顶开了，一个狼头般的东西伸进来，它的双眼旁结着一层白霜，仿佛一副沉思的模样。

“嘿！去，西瓦希，去，鬼家伙！”帐篷里的人一起怒喝道。贝特斯拿起铁皮盘子，照着那只狗头狠敲了一下，它连忙缩了回去。路易斯重新又把门帘绑好，抬起脚来将那口平底锅踢翻在地，然后靠在炉子上烤着手。

外面真是冷极了。

就在两天两夜前，酒精温度计停到-68℃时，碎裂了，之后，天气便越来越冷、越来越难过。这种极寒天气何时才能终结，谁也说不准。除非万不得已，不然，谁都不想离开火炉半步，是啊，没有哪个人愿意去呼吸户外的寒气。不过还是有些人不得不在这种天气出行，其结果就是冻坏了肺，之后便不断干咳，特别是当闻到煎咸肉气味时咳嗽得就更厉害了。再后来，到了春天或夏天的某一日，人们就在已经冻死的黑土地上烧开一个洞，把那人的尸体扔进去，再用苔藓盖在上面。相信如果到了世界末日，这个冷冻的、完整的、从未腐烂的死者就会复活过来。所以，对于那些不相信到了世界末日肉体会复活的人，最好把他葬在克朗代克。只是，你不能以此来推断，这个地方就是宜居之地。

此刻外面冷气彻骨，可屋里面也并不温暖。房间里，唯一可以被当作家当的，也只有那个炉子了，大家对它的宠爱之情溢于言表。地上有一部分面积铺着松枝，松枝上盖着皮褥子，而下面就是冻雪。剩下的地方，则放着用鹿皮袋盛的雪，此外还有一些锅、陶罐，以及北极帐篷中所需的一切用具。

此刻，炉子烧得通红，但不到三尺之外的地上，就有一块冻冰，锋利干爽得就和刚从河底采来时一样。帐篷里面的寒气直逼得热气往上升。炉子顶上，也就是烟囱穿过帐篷的地方，有一小圈帆布是干燥的；外面的一圈帆布上则环绕着烟囱喷着热气；再往外就是一个湿漉漉的圈子了；此外，帐篷其他的地方，无论是篷顶还是四壁，都蒙着一层亮白、干燥、大约有半寸厚的、结晶般的浓霜。

“哎哟！哎哟！哎哟！”一个脸上长满胡须且脸色惨白的年轻人躺在皮毯子里，睡梦中的他正发出阵阵呻吟。他睡得很沉，不过呻吟声却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惨。之后，他从毯子底下半撑起身子，痉挛地颤抖着、瑟缩着，就好像床上铺满了刺一般。

“去给他翻个身，”贝特斯命令说，“他这是在抽筋。”

于是，六个善良的汉子，只得残忍地把那人的身子折腾来倒腾去，然后又重重地给他捶打了一遍。

“这真是一条该诅咒的路，”那人一边呢喃着，一边掀开皮毯子坐了起来，“我几乎跑遍全国，一年多的时间，什么艰苦的地方没去过，以前我总以为自己已经很棒了，可如今一到这个鬼地方，我倒成了一个跟娘们似的雅典人，真是一点男人气概也没有了。这真是想不到。”

说到这里，他向火炉凑近一些，卷了一根烟，然后接着说，“我这么说并不是在抱怨。这些苦头，我还是吃得了、扛得住的，只不过觉得很丢面子，就这么回事。想想看，在这么一个该死的三十英里站上，我就垮掉啦，浑身僵硬不说，而且还又酸又疼，活脱脱一个弱不禁风的公子哥在乡间路上走了五英里路一样。唉！想想就觉得丧气！有火吗？”

“你可别激动，小伙计。”贝特斯说着把一根点着火的木头递给他，然后用一副江湖老手的语气继续说下去，“你会慢慢适应的。我当然知道你现在难过得要发狂！我自然也忘不了我头一遭走这条路的情形！冻僵啦？哈，我也是一样的。记得那个时节，我每次从冰窟窿里喝够了水，总要花上十几分钟才能站起来——浑身的关节都在咯嘣咯嘣地响，真是疼得要命。说到抽筋，当初我碰上这种情形时，整个帐篷里的人在我身上捶了大半天，我才算缓过来。所以说你这新手已经很不错了，算是一条汉子了。我相信，再过几年，你肯定会赶上我们这帮老头子的。再者说你长得也不太胖，要知道有很多身强体壮的人，都是因为太胖了，以致还没到年纪就回了老家。”

“胖？”

“是啊。就是块头大的意思。你要知道，走雪路时块头太大可不是一件幸运的事。”

“这我倒从没听说过。”

“从没听说过？嗯？这可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要讲力气，块头大自然是占上风，但要说到耐久，块头大就不见得啦。这种事情只有小个子才能吃得起苦，顶得住，如同一条瘦狗盯住骨头就不放口一样。所以说，小伙计，要讲耐性，光靠块头大可不成！”

“这话没错！”一旁的路易斯也插嘴道，“说得很有道理！我就认识一个人，块头大得像公牛。那时，当我们一起拥向硫黄河时，他跟一个叫麦克范的小个子是一路。那个麦克范，你们都认识的，就是那个红头发，总是咧着嘴笑的爱尔兰小伙子。他们两人一路不停地走，不分昼夜地赶路。后来，那个大块头就累倒了，在雪地里躺了老半天。然后那个小个子就踢了大块头一脚，大块头突然就哭起来了，哭得就像个，怎么形容呢——对啦，就像个小鼻涕虫。于是，那个小个子就这么一路踢呀踢的，不知用去了多少时间，走了多长的路，总算是把那个大块头踢到了我的木房子里面。三天三夜啊，他在我的毯子里足足躺了三天三夜才爬起来。说实在的，我可从没见过他那样的大块头。真是一辈子都没见过。他就跟你说得一样，就是太胖了。所以说你这话确实不假。”

“可冈德森呢，”普林斯说。说到那个高大的北欧人和他的惨死，留在这个采矿工程师心中深深的印迹至今无法抹去，“他就埋在那儿，就是那边吧。”他说着，便举起手来指向神秘的东方。

“那些到海边去的人，抑或是那些猎麋鹿的猛士中，数他的块头最大，”贝特斯也插进来说，“他确实是与众不同。你们还记得他老婆吗，就是恩卡？她多说也不过一百一十磅重，浑身都是健壮的肌肉，几乎没有一点脂肪。但是她比她的男人更强韧。为了他，她可谓吃尽了苦，一心一意地关心、疼爱他。可以说，这世上的事，只要她肯，就没有她做不到的。”

“这也只是因为她爱他。”工程师反驳道。

“我不是说这个。那……”

“喂，兄弟们，”坐在食品箱上的查理这时打断了他们的话，“你们说到了男人的肥肉、女人的强韧、还有爱情，不错，你们都说得很公道。不过我倒想起了此地的另外一件事，那时这里还是荒无人烟的地方。我跟一个又高又胖的男人，还有一个女人，有过一番不同寻常的经历。我记得很清楚，那女人个子很小，不过她的心却比那个高胖男人的心高尚许多，她很坚韧。那时，我们往海边去，路况简直糟透了，天气极冷，雪也很深，大家都饿得快受不了了。这个女人的爱情是一种高尚的爱——一个好汉如果这样称赞女人的爱，那也算得上至高的褒奖了。”

说到这里，查理停顿了一下，顺手用斧头劈碎了一大块冰。然后他把碎冰放到炉子上淘金用的锅里，化成水用来解渴，这时，大家往里挤了挤，那个正抽筋的人似乎也在徒劳地往前使劲，试图让自己僵硬的身体舒服一点。

“兄弟们，虽然我的血管流淌的是西瓦希人的鲜血，但我的心是白人的心。第一点首先要抱怨我的老祖宗，第二点便是我朋友们的功绩。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就明白了一个大道理。我听说，大地是属于你们和你们这类人的。西瓦希人抵挡不住你们，所以只得像麋鹿跟熊一样，在冰天雪地里丢了性命。就这样，我跑到了温暖地带，认识了你们，并建立了感情，坐在你们的火堆边，瞧，如今我变成你们中的一员了。回想我的一生，见识也不少，我和很多种族的人去过很多地方。我总是按你们的方式来对事看人，考虑问题。所以，当我谈到你们当中的一个人并说了不好听的话时，我知道你们一定不会怪罪我。自然，当我称颂我的一个同胞时，你们也一定不会说什么‘查理是个西瓦希人，他的眼光有问题’之类的话，对吗？”

这时，在座的人们都在喉咙里咕哝了一声，以此表示赞同。

“这个女人叫做帕苏克。我是从她亲人那儿，用公平的价钱把她买来的。他们都是海边的人，他们的契尔凯特图腾就竖立在一个海岬上。起初，我并没有把她放在心上，也没有注意过她的相貌。因为她的眼睛总是低垂着看向地面，和那些给扔到她们从来没见过的男人怀里的姑娘一样，她又羞又怕。我刚才说过，我没把她放在心上，因为当时我想到的只有我要走长长的路，需要一个人来帮我喂狗，再者在河上长途漂泊我也确实很需要一个人来帮我划桨。况且，一条毯子也可以盖两个人。因为这种种原因吧，所以，我选上了帕苏克。

“我不记得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我是给政府当差的人。如果没有，那么你们现在也知道了。就这样，我带着雪橇、狗和干粮，还有帕苏克，一起乘上了一艘军舰。军舰向北行驶，一直开到白雪皑皑的白令海边，我们在那儿登陆——我跟帕苏克，还有我的那些狗。因为给政府当差的缘故，政府给了我一笔钱，还有几张地图，但那上面的地方谁也不曾去过，此外还有几封信。不过这些信都是密封的，而且封得很巧妙，就算再大的风雪也不会破坏到它，我需要把这些信送给困在茫茫的麦肯齐河冰块当中的北极捕鲸船。除了我们自己的育空河——万河之母以外，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河。

“不过，这些都暂且不提了，因为我要讲的，跟捕鲸船和我在麦肯齐河边度过的严冬都无关。我要说的是后来，春天来了，白昼也变得长了起来，雪面开始融成了一层冰，我们——我和帕苏克，便向南走，我们要走到育空河一带去。这段路十分难行，好在有太阳给我们指路。我说过，这个地方当时还是一片荒凉的平川，我们便撑起篙，划着桨，溯流而上，一直划到四十英里站。在那里我们又看见了白人，这可是一件很让人兴奋的事情，于是我们上了岸。那个冬天真是很难熬。阴森森的天和逼人的寒气几乎要击垮我们，而那时恰巧又赶上闹饥荒。公司的代理人分给每个人四十磅面粉、二十磅腌肉，但是没有豆子。没有食物，拉雪橇的狗开始嗥个不停，大家的肚子也都凹了进去，脸上全是一道道深陷的褶皱，健壮的汉子变成了虚弱不堪的人，而那些原本就体弱的人就归天了。当时还有不少人得了坏血病。

“到了后来，一天夜里，大家一起来到商店里，可里面的货架上也早已空空如也，那种场面更是令我们感到饥饿。借着炉火，大家开始低声谈论起来，最后决定要把蜡烛藏好，留给活到春天的人。我们还商量着，决定先派一个人到海边去，把我们当时遭遇的境况告诉外面的人。就在这时，大家的目光突然全射到我身上来，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清楚我是个行路高手。当时我就说，‘沿着海岸前往汉因斯教区，总共有七百英里路，而且每一英里路都要套上雪鞋才能走。所以，如果你们能把你们最好的狗和最好的粮食给我，那么我便愿意跑一趟。不过，我需要帕苏克同我一道走。’

“我提出的这些条件他们全答应了，但有一个人站了起来，他叫杰夫，是个美国佬，身高体壮，还很傲气。他说他也是个优秀的行路老手，而且生来就善于在雪中行走，他还是吃水牛奶长大的。他说他愿意跟我一起去，如果我在路上不行了，他就会把信带到教区。当时的我还比较年轻，对美国佬还没有多少了解，哪里知道说大话的人都不可信呢？哪里知道心高气傲的美国佬通常都是金口难开呢？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帕苏克、杰夫和我，就带着几只最好的狗和最好的粮食一起上路了。

“当然，你们都曾在雪地里当过开路先锋，扳过雪橇的舵杆，也见惯了拥挤的冰块，所以我就不用再谈路上的艰险了。我们就这样上路了，有时一天走十英里，有时一天走三十英里，不过大多数都是一天十英里。其实说是最好的粮食，也没有多好，由于食物有限，我们一开始就得省着吃。同样，那些挑出来的所谓好狗也都不中用，我们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使它们前进。刚到白河，我们的三辆雪橇就变成了两辆，而我们却只走了两百英里路。好在我们没浪费什么，那些丧命的狗全部成了那些活命的狗的食物。

“一路上，我们既没听到一声来自人类的问候，也没看到一缕炊烟，在荒无人烟的雪地中我们一直走到佩利。本来我是想在那儿补充一点粮食的，并且打算把杰夫留在那儿暂作修养，因为他总是喘个不停，我知道他已经走得太累了。但是那里的公司代理人也不健康，他咳嗽、气喘得很厉害，病得两只眼睛直放绿光，而且他的地窖也差不多空空如也了。他带我们看了一下传教士的空粮窖以及那里的坟，为了防止狗去挖，坟墓上面堆满了石头。此外，那儿还有一伙印第安人，但是没有小孩和老人，不用想也能知道，他们当中没几个能挨到春天。

“所以，我们只好空着肚子，揣着一颗沉重的心再次上路了，前面还有五百英里，而在我们和海滨的汉因斯教区之间，是一片死寂。

“那是一年里的极夜时期，即使在正午，太阳也没冒出南方的地平线。不过冰块少了一点，路也好走了一点，我们驱使着狗，从早走到晚。我说过，在四十英里站，每一英里路都要套上雪鞋来走。雪鞋把我们的脚磨烂了几大块，冻疮破了，结了疤，怎么也好不了。严重的冻疮搞得我们越来越受不了，有天早上，我们套上雪鞋时，杰夫像小伢一样哭了。我叫他在一辆轻一点的雪橇前面开路，可是他为了舒服，脱下雪鞋。这样，路就不平整了，他的鹿皮鞋踩得雪上尽是大窟窿，害得那些狗全陷到窟窿里打滚，骨头已快要戳破它们的皮了，这当然不好。因此我说了几句狠话，他嘴上虽然答应了，可并没有做。后来我就用狗鞭子抽他，这样才解决了问题。他简直是个小孩，是煎熬和一身肥肉改变了他。

“可是坚强的帕苏克！每当这个男人躺在火旁哭时，她总是忙着做饭；早晨她总是帮我套上雪橇，晚上又解开雪橇。她很爱护狗。她总是走在前面，提起套着雪鞋的脚，踩在雪上，让路可以平整一点。帕苏克——我该怎么说才好呢？——我只觉得这是她分内的事，我一点也没放在心上。因为我脑子里有许多别的事情在打转，再说，当时我还年轻，不懂女人的风情。后来等到事情过去，回头一想，我才懂了。

“那个男人后来差不多一无是处。那些狗已经没有什么劲了，可每逢他掉队，就要偷乘雪橇。帕苏克说她愿意驾一辆雪橇，这样那小子就没事干了。早晨，我公正地分给他一份粮食，让他一个人先行，然后由帕苏克跟我一同拆帐篷，把东西装上雪橇，把狗套上。等到中午，太阳和我们捉迷藏时，我们就已经赶上那个男人，看见泪水在他脸上结成了冰，接着，我们就超过了他。晚上，我们搭好帐篷，把他的那份粮食放在一边，替他把皮毯子摊开。同时我们还要点起一大堆火，引他前来。几个钟头后，他才会一颠一晃地走来，边哼边哭边吃饭，然后入睡。这个男人没病，他不过是走了太长的路，累了，饥饿让他没了力气。不过我跟帕苏克也是走了太长的路，累了，饿了，力气全无；我们什么事都做，他却什么也不做。但是，他有我们的老前辈贝特斯讲过的那一身肥肉，所以我们还是很公平地分给他一份粮食。

“一天，我们在死寂的荒原上碰到两个形如鬼魅的路人。一个大人和一个少年，他们都是白人。巴尔杰湖上的冰已解冻了，他们的大部分行李都掉到了湖里，两人只剩下了肩膀上背着的一条毯子。晚上，他们点起篝火，在那儿一直蹲到早晨。他们只有一点面粉了，只能把它调在水里当糊喝。其中的那个大人拿出面粉给我看——他们所有的粮食全在这儿了，可是佩利如今也在闹饥荒，而且远在两百英里外。他们还说，他们的后面其实还有一个印第安人，他们分给他的粮食也很公平，不过他总是跟不上他们的步伐。说实话，我可一点儿也不相信这个男人的话，怎么可能分得公平呢，不然那个印第安人一定跟得上。不过话又说回来，眼下这个情况，我是不能分给他们食物的。他们想偷走我的一条狗——那条最肥的，实际上也已经很瘦了——我拿手枪对他们的脸一晃，呵斥他们赶快滚开。他们显然很害怕，只好走了，就像两个醉鬼一样，摇晃着，融入死寂的荒原，向着佩利而去。

“这时，我只剩下三条狗和一辆雪橇，狗已经饿得皮包骨头。柴少火不旺，房间里自然冷得厉害。我们吃得少，冻得更够呛，脸冻得发黑，我想这个鬼样子连我们的亲妈也不会认出我们。还有，我们的脚也很疼。早晨上路时，我一套上雪鞋就疼得要命，我竭力忍着不哼。帕苏克也从来不哼一声，她总是在前面开路。那个男人呢，他只会号啕。

“三十英里河的水很急，河水正从下面把冰化开，那儿有许多空洞和裂口，还有大片暴露在外的水面。一天，我们和以往一样，赶上了杰夫，他正在那儿歇脚，因为他每天早晨总是提前上路。

“看到杰夫后我就停了下来，事实上我们之间还隔着水。他是从旁边的一圈冰桥绕过去的，那些桥很窄，雪橇根本过不去。后来我们找到了一座宽冰桥。帕苏克的身体很轻，所以她先开路，她手里横拿着一根长竿，打算万一压碎了冰掉下去的话，也可以用它救救急。她显然是多虑了，因为她很轻，雪鞋又大，小心一点也就走过去了。接着，她就招呼那些狗。可是它们既没有竿子，也没有雪鞋，最后都掉下去被水冲走了。我在后面紧紧抓住雪橇，直到冰破了，狗全部掉到了冰底下去。那些狗身上的肉少得可怜，不过按照我原来的打算，它们还是够我们吃上一周的，如今这个指望也没了。

“第二天早上，我把仅余的一点粮食分成三份。对杰夫说，他可以跟着我们，也可以不跟着，一切都由他自己做决定，因为接下来我们准备轻装快进。他听了我的话，立马号哭起来，不停地抱怨脚疼和苦难，而且还说了许多不中听的话，他指责我们不讲义气。可帕苏克的脚和我的脚也一样很疼——唉，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我们还得给狗开路。

“这个时候，杰夫赌咒发誓地说他快死了，再也没有力气往下走了。于是，帕苏克就拿了一条皮毯子，我拿了一个锅和一把斧头，是的，我们准备动身。临行前，帕苏克看了看留给那个男人的一份粮食，说：‘把粮食用在没用的人身上，简直就是糟蹋，这样做可不对。我看他还是死了比较好。’我听了摇了摇头，说我们不能这样——一旦成了伙伴，那么一辈子都是伙伴。可这时她提起了在四十英里站的人。她说那儿有许多人，他们都是好人，他们都指望到了春天我能给他们送去粮食。我仍然坚持，说这样不成，不想她竟然很迅速地抢下我皮带上的手枪，在我还来不及做出反应的时候朝杰夫打了一枪，而杰夫也就像我们的老前辈贝特斯说的一样，年纪轻轻的就魂归天国了。为了这事，我狠狠地骂了帕苏克一通，不过她并没有因为这而难过，当然，她也不懊悔。更让我惊诧的是，我的内心竟也赞同她的做法。”

查理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又捡了几块冰，扔进炉子上的淘金锅里。大家一言不发，外面，狗群悲号起来，好像在诉说冰刀雪箭之苦，帐篷内，每个人的背上腾起一股寒气。

“那两个鬼魂睡过的地方，我们日复一日地走过——而我们，帕苏克和我，也很清楚在走到海边之前，能够像他们那样过夜，就已经很快活了。后来，我们遇到了那个印第安人，他也像幽灵一样，一张脸永远朝着去往佩利的方向。他跟我们说，那个男人和少年对他很不公平，所以他已经三天没吃到面粉了。每天晚上，他只能从鹿皮鞋上撕下几块鹿皮，放在杯子里煮熟了当晚餐果腹。不过如今他的鹿皮也剩得不多了。

“他是居住在海边的印第安人，他说的这些话都是帕苏克翻译给我听的，因为她通晓那里的语言。他不认识路，对育空河一带也不熟，可他正在朝佩利走。有多远呢？两夜的路程吗？十夜吗？一百夜吗？——对这些，他一点儿都不清楚，不过他很坚决，一定要走到佩利。就眼下的境况来看，就算他想回头也已经晚了，所以他只能继续往前走。

“他没有向我们讨要任何东西吃，他看得出，我们自身也有很大的难处。帕苏克看上去很不忍心，她看了看那个人，又看了看我，变得有些不安了，就像一只母鹧鸪见到受折磨的小鹧鸪的神情一样。于是，我对她说，‘他之前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已经好多天没有吃到东西了。我们分一点儿粮食给他，你看好吗？’她听了，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一双眸子里充满光彩，就像进入了极乐世界。不过，她并没有马上表态，而是直视了那人很久之后，又看了看我，仿佛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咬紧牙关说：‘不。海还那么远，我们随时都有死掉的危险。所以，我宁愿让这个异乡人去死，也要让我的男人度过危险。’后来，那个印第安人朝着佩利的方向走远了，直到消失在死寂的雪原里。那一夜，帕苏克的眼泪滴了一夜。在这之前，我从未见过她流泪。我很清楚，这不是火堆里的烟熏得她流泪的，因为木头是干的。看她这么难过，我有点奇怪，心想，她的心灵可能因为走了太多的黑路，受了太多的苦，已变得多愁善感了。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荒唐。我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来思考这件事，可是日复一日，这种荒诞感不仅没减少，反而愈演愈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苦苦地挣扎下去呢？人生这场赌博，人注定是赢不了的。活着就是劳苦，受压迫，直到岁月压垮我们，把双手放在火堆熄灭的冷灰上。生活就是这么艰难。婴儿吸第一口气时很苦，老人吐最后一口气时也很苦，人生就这样充满了不幸和痛苦；可当他滑向死神时，他依然是不甘心，于是挣扎折腾，不断地回望，唉，这就是人啊，一定要将挣扎进行到底啦。但死神呢，并不因为人的挣扎而恼怒，死神为人和善，只有生存才会让人难受。可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热爱生命，仇恨死亡。想想这可真是怪。

“后来的日子里，我俩，也就是帕苏克和我，我们很少再说话。晚上，我们像死尸一样挺在雪里；早上，我们继续赶路，就像两具行走的尸体，死气沉沉的。没有松鸡，没有松鼠，也没有雪鞋兔——什么都没有。河水在白外套下沉默地流淌，莽林里的树汁都上了冻。天气冷得厉害。晚上，夜空中的星星近极了，也大极了，它们跳跃着；白天，阳光从林子间贴着地平线射进来，我们继续行走着，阳光就在林子间闪烁个不停，这不禁令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眼前有无数太阳似的。

“整个天空都变得灿烂辉煌起来，积雪幻化成了亿万颗闪烁的、细小的钻石。不过这些灿烂辉煌中既没热气，也没有声音，有的只是死寂的冻原。我说过我们前进犹如行尸，仿佛梦游，在这个梦乡里，时间仿佛被软化、融解了。我们的脸，朝着远方的海，我们的心，渴望着远方的海，我们的脚，奔向着远方的海。

“我们过夜的地方在塔基纳，可不知为什么，我们一点儿也不觉得那就是塔基纳。我们看着白马村，也一点儿也没看出那是白马村。我们的脚踩在深谷里的土地上，可是我们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是的，我们什么都没有觉察到。我们不停地跌倒，但我们即使摔倒脸也是朝着远方的海摔下去的。

“终于，最后一点儿口粮也被我们吃光了，这一路上，帕苏克和我，总是平分着吃那些可怜的粮食，不过，她摔倒的次数越来越多，到麋鹿口的时候，她已经站不起来了。已经是清晨了，而我们仍在一条皮毯子下面躺着，我们不走了。是的，我准备停在这儿，跟帕苏克手拉着手，我要陪着她一起迎接死亡的到来。也就在这段时期，我变得成熟了，也懂得了女人的爱情。此时我们离汉因斯教区还有八十英里的路程，中间横着大奇尔古特山，山势险峻，山上常年刮着风暴。当时，帕苏克为了能使我听见她说的话，就把嘴唇贴在我的耳边，她说了很多话。如今，她不再怕我生气，她把她心底的话全部说了出来，她告诉我她如何爱我，以及我从未留意的许多事。

“她对我说：‘你是我的男人，查理，而我，是你的好妻子。我一直给你生火，给你做饭、喂狗，帮你划船、开路，这一切，我从无怨言。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我爸爸的家里更暖和，或在契尔凯特吃的东西更好。只要你说，我就听，你吩咐，我就做。是吗，查理？’

“我说：‘是的。’接着，她就说：‘你第一次到契尔凯特来时，根本就没正眼看我一下，便把我买了下来，就像买一条狗，带着就走，当时我心里真是恨极了，而且也十分害怕。不过那已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因为你对我很好，查理，就像一个好男人待他的狗一样。我知道你的心是冰冷的，那里没有我的位置，不过你对我很公平，你为人也很正直。每当你做出勇敢的事情，或者干出伟大的事业时，我都和你在一起，我常常拿你跟别的种族的人相比，觉得你在他们当中总是那样的光彩熠熠，我知道只要你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的，你从不失信。慢慢地，我开始为你自豪了，再后来，你就占据了我整个心灵。而我，也决定，从此后一心一意只想着你。你就像盛夏的骄阳，总是亮闪闪地打着转，从不离开高高的天空。无论我朝哪里看，我都会看见这个太阳。但是，你的心依旧是冰冷的，查理，你的心里没有我的位置。’

“我接着说：‘是啊。我的心是冰的，那里没有你的位置。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了。现在，我的心就像暖阳下的雪，它在融化，在柔软，那儿开始响起溪流声，有萌发出嫩芽的烟柳，那儿有松鸡拍翅的声音，那儿有知更鸟鸣啭的声音，那儿有美妙恢宏的音乐，因为冬天已经远去了，帕苏克，我开始学会领悟女人的爱了。’

“她突然对我笑了笑，并且做了个十分娇媚的手势，她让我把她抱紧一点儿。于是她说：‘我真是快乐极了。’说完这句话，她就安静地躺着，躺了很久，她把头贴在我的胸口，她很累了，轻喘着。

“后来，她开始低语着：‘路已经到了尽头，我累极了。但是，我要先说点别的事。很久以前，当我还是契尔凯特的一个小女孩时，我在堆放着一捆捆兽皮的小屋里玩，那时候，男人全出门打猎去了，女人和男孩都出去负责把肉拖回家来。那是一个春天，我独自一人，我遇见了一头大棕熊。我想它一定是睡了一冬才醒过来，它一下子把头伸到了我的小木屋里，并且‘噢’地叫了一声，它是饿坏了，瘦得皮包骨头。就在这时，我哥哥刚拖着一雪橇肉跑回来。他一看见这头棕熊，从火里抽起烧着了的柴就去打，那些狗见我哥哥动手，它们也带着挽具，拖着雪橇向熊扑了过去。他们打得很激烈，四处轰响。之后，他们一起滚进火堆，一捆捆皮子被打得满处飞舞，后来就连木房也被他们打翻了。最后，那头熊就这么给打死了，当然我哥哥也被它咬掉了几根指头，脸上被它的爪子抓了好几道血印子。你还记得之前那个到佩利去的印第安人吧，他在我们的火旁烤手时，你注意到他的手套没有？那上面没有拇指。他就是我的哥哥。可我却没有给他东西吃。而他呢，也就饿着肚子离开了，消失在了死寂的雪原。’

“兄弟们，你们听到了吧，这就是帕苏克的爱情，最后，她死在了麋鹿口的雪堆里。这就是伟大的爱情，这个印第安女人，她为了我，牺牲了自己，不但如此，她连她的哥哥也牺牲了。而我干了什么？把她带出来，受尽苦难，最终还惨死异乡。这个女人的爱情就是这么惊天动地。在她往生极乐之前，她拉着我的手，然后放到她的松鼠皮外套的里面，让我摸她的腰。之后，我摸到了一个装得很满的袋子，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了她的身体垮掉的原因。我每天都把粮食分得很公平，谁也不少一点儿；而她呢，每天却只吃掉一半，留下另外的一半全放进了这个装得很满的袋子。

“她说：‘帕苏克的路走到尽头了；可是查理，你的路，还要向前延伸，越过奇尔古特山，到汉因斯教区，再到大海，而且还要继续向前，在众多的太阳下，越过异乡的土地和陌生的海洋，你要一直这样走，走过很多年，年年都充满了荣光。它会领你走到有许多女人的地方，而且那里都是好女人，不过它再也不会让你得到比帕苏克的爱更深广的爱了。’

“我知道她说的都是实话。可是我当时已经急疯了，一下子就把那个装得很满的口袋扔得远远的，并对她发誓，说我的人生之路也到了尽头，她听了，那双疲惫到极点的眼里盈出两颗眼泪。她说：‘在所有的男人里面，查理一生所走的路都是光闪闪的，他说的话永远都是可信的。难道现在他会忘了他的荣誉，他会在麋鹿口犯浑吗？难道他忘记了四十英里站的人吗？他们把自己最好的粮食和最好的狗都给了他。帕苏克一直都认为她的男人是值得她自豪、骄傲的。所以，振作起来，套上雪鞋继续走下去吧，让我仍旧觉得他是值得我自豪和骄傲的。’

“她离开我了，等到她在我怀里变得冰冷坚硬之后，我站起身来，找着那个装得满满口粮的口袋，然后套上我的雪鞋，晃晃悠悠地继续向前行进。这个时候，我的腿已经没有力气了，颈子上就像顶着一个天大的头，耳朵里有一种轰鸣声，眼前是一闪一闪的红光。童年的影像来到了我的眼前。我仿佛坐在节日的筵席上唱着歌，一会儿又伴着男人和姑娘们的歌声，在海象皮鼓的咚咚声中跳起舞来。而我的帕苏克则握着我的手，在我的身旁走着。每当我趴下来想要眯上眼睛时，她就跑来把我叫醒。每当我体力不支栽倒下去时，她就前来搀扶我。如果我在风雪里迷失了方向，她就会把我重新引回正确的道路上。我就像一个梦游的人，幻象丛生，头脑迷醉，整个人轻盈得几乎要飘起来，就这样，我一直半梦半醒地走到了海边的汉因斯教区。”

查理说完，便拉开了帐篷的门，此时正是正午时分。南面，在荒凉的亨德尔森山峰顶上，一片冰凉的太阳远远地挂着，两旁的幻日闪闪发光。青白的大气闪烁着，如同霜花织就的轻纱一般。帐篷前的路边，一条狼狗立在那里，沾满了霜花的密毛耸起，它口中呼出的长吻，直指那片寒阳，独自悲号着。

丢  脸

一切都结束了。经历了漫长的充满痛苦和恐惧的旅行后，苏比安科仿佛一只要飞回欧洲各国首都的鸽子，终于在俄属美洲停下了脚步。这个地方比他到的以往任何一个地方都要远。

如今，他就那么坐在雪里，被五花大绑，等待着那些用刑和折磨他的人。

他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高大的哥萨克人，此时，这个哥萨克人正俯卧在雪地里，痛苦地呻吟着。这个大个子的人被那些人处理完后，那些人便把他交给了女人们。很显然，女人们的凶残程度远远超过了那些男人，仅是大个子的哭喊声就可证明这一点。

此时，在一旁耳闻目睹了那个哥萨克人所受的折磨后，苏比安科早已浑身哆嗦。对于死亡，他并不畏惧，从华沙到努拉托，这一路下来凶险万分，他也一路闯了过来，所以，纯粹的死，他不会感到任何恐惧，只是，他厌恶酷刑。因为那些酷刑，会触犯他的人格。这是一种他不能忍受的羞辱，说到不能忍受，并非是他不能承受剧痛，而是那些剧痛将导致一些令人恐怖的精神扭曲。他也十分清楚，自己的下场会和那些祷告、求饶，甚至会和巨人伊万和那些受折磨而死的人一样——死得很难看。

面带微笑，言语从容，视死如归，这才是一条好汉应该有的神气。如果让肉体的剧痛主宰了你的人格，让你控制不住嘴巴、动作，就像一个猿猴一样的嘶号、胡言乱语，沉沦为一头纯粹的牲畜——那简直是太可怕了！但是逃跑，绝没有可能。

从一开始，命运就在戏弄着他，曾经他把追求波兰的独立当成自己的毕生信仰。于是，从那一刻开始，不管是在华沙，在圣彼得堡，还是在西伯利亚的矿穴；不管是在凯姆恰特卡，还是在海盗船上，命运就这样一步步把他拖向了这个终结点。这是他的命，上苍早就给他定好了这样的一个结局——为他这类人——这些敏感多思的精英。他是很敏感，他的神经几乎敏感到如同没有皮肤遮盖一般，所以他可以更深刻地感受许多精微之妙。

他，一个梦想家，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以前他完全没料到，命运竟然是这样的不可抗拒。是命运让他这个全身布满敏感神经的精英在粗野、荒蛮之中讨生活，最终又在这乌云浓重的雪原中心，一片远离文明的、愚昧落后的黑暗大地上死去。

一声长长的叹息从他的鼻孔中传来。看来，眼前这一摊肉是巨人伊万无疑了——他简直是个巨无霸，就像是钢铁打造的一般，没有痛感神经。作为一个海盗，这个哥萨克人头脑迟钝得像头牛，除了头脑，他的神经系统也如此原始，以至于常人感到的剧痛，对他而言仿若隔靴搔痒。但即使如此，这帮残忍的努拉托人也挖出了他的神经，并沿着这些神经追根溯源，剥离出让他灵魂战栗的主根源。无疑，这些努拉托人正是这样做的。一个人在经受了这样残酷的折磨后还活着，简直就是个奇迹。最终，巨人伊万那低下而迟钝的神经系统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承受折磨的时间和痛苦是他人的两倍。

亲眼目睹了努拉托人对伊万所施的酷刑，苏比安科有些忍受不住了。伊万怎么还不死呢？他如果再不停止号叫，苏比安科一定会发疯的。可是，如果这号叫一停止，那么也就意味着该轮到他自己了。在那边，亚卡嘎正等着他呢，他那一阵阵阴险的笑正朝他飞来，看来那家伙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亚卡嘎，是苏比安科上周才从要塞踢出去的人，当时，他在他的脸上挂上了一道用狗鞭抽打的伤痕。

苏比安科想，亚卡嘎一定会来“侍候”他的，他一定会为他“奉献”上更精细、更持久的刑罚，他还会更“无微不至”地探究他的神经。

噢！又是巨人伊万的一声号叫，那痛苦一定是到了极点。然后，那些围着巨人伊万的印第安女人向后散开，她们拍着手，大笑着。

苏比安科看见了这些女人的残酷，开始神经质地狂笑起来。印第安人的目光纷纷向他扫来，一脸不明所以的神色。然而苏比安科依旧狂笑不止。这样下去可不行，他必须要控制住自己，渐渐地，一阵阵抽搐消隐了。

苏比安科尽力想用一些别的事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他开始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想起了父母，斑点小马，还有那位教他舞蹈课的法国家庭教师，有一次他还偷偷塞给他一本卷了边的《沃尔塔瓦》。他仿佛又看到了浪漫的巴黎，雾霭沉沉的伦敦，飘扬着优美旋律的维也纳，还有壮美的罗马。他又看见了那个狂热的青年团，和他一样，他们都梦想着有一天波兰独立，拥有自己的国王，国王会坐在华沙的王位上。是啊，那是他们的信仰，于是，后来漫长的跋涉就这样开始了。

在那些人中，他挺得最久。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之中就有两个人在圣彼得堡被处决了。在那之后，一个又一个同志倒了下去，苏比安科默数着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灵。有一个是被狱警殴毙的，在那里，在那血迹斑斑的放逐的路上，他们不眠不休地走了几个月，被哥萨克人监管、虐待、殴打，于是又一个同志倒在路边再也没爬起来。那些哥萨克人除了野蛮，就是残忍，兽性的残忍。

曾与苏比安科比肩战斗的同志，有的在矿井死于高烧，有的死于鞭笞。最后两个在逃出来的路上，遇见了哥萨克人，两人在搏斗中被打死。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后来他逃到了凯姆恰特卡，身上带着偷来的证件和那个旅行者身上的钱，他把那个旅行者杀死在了雪地里。

野蛮和凶残充斥着这个世界。许多年来，他生活在蛮荒之中，但他的内心仍眷恋着画室、剧院和宫廷。当然，他的手上也沾染了太多人的鲜血，他以他们的生命换取自己的生命。

其实，每个人都是凶手。苏比安科为了通行证杀死了那个旅客。杀他前，他很清楚这个人不好对付。他曾亲眼看见这个旅客在一天之中和两个俄国军官决斗。可是，他必须证明自己不是胆小鬼，才能在海盗中赢得一席地位，他必须争得那个席位。因为，在他的身后，是一条贯穿西伯利亚和俄罗斯大地的流放之路，那是一条无望之路。唯一的出路在前方，穿过阴沉、封冻的白令海，到阿拉斯加去，但是这条唯一的出路却只能把人们从荒蛮引到残忍之地去。

那艘偷猎海豹的海盗船上正流行着败血病，大家没有吃的也没有水喝，飓风一个接一个。在这种境地中，一心求生的人类都被还原成了兽类。他曾跟着这艘船从凯姆恰特卡出发，向东航行过三次。但每一次，他都由于受不了航行中的种种苦难，而和那些幸存者们又回到了出发地——凯姆恰特卡。没有其他的出路，但他又绝不能返回原路，他知道，在那里等待他的只有矿井的奴役和凶残的鞭笞。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他随船再度向东航行。他和那些首先找到传说中的海豹岛的人们一起越过大海，不过他没有和他们一起回去分享盗卖皮货赚到的钱。那些人回到凯姆恰特卡后就开始花天酒地、纵情作乐。而他则发誓，这一次，他绝不回头。

他明白，如果要抵达那些他向往已久的欧洲都会，他就必须向东，向东，再向东。所以，他换了几次船，最后留在了这片正在开垦的处女地上。和他一起来的同伴还有斯拉夫猎人和俄罗斯探险者、蒙古人、鞑靼人以及西伯利亚土著人。他们一起在新大陆的荒蛮中拼出了一条血路，他们屠杀了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的土著人，如此残忍的杀戮只是因为那些村民拒绝向他们进贡皮毛。但反过来讲，他们自己也被皮货贸易公司的人所屠杀。后来，他和一个芬兰人，在一次类似的大屠杀后侥幸活了下来。在冰天雪地的阿留申岛，他们两人一起度过了一个与世隔绝的、饥饿的、漫长的冬天。直到第二年春天，一艘运皮货的船把他们救了出来，说实在的，这种机遇简直是千载难逢。

但是，他们却始终摆脱不了野蛮的包围。苏比安科深知走回头路等待他的只有死亡，所以他们换了一条又一条的船，直到后来他们遇到了一条去南部探险的船。

他们上了那艘船，从阿拉斯加海岸南下，一路上遇到的全是成群结队的野蛮人。每一次停泊，不论是在海岬上还是在大陆的悬崖下，他们总会遇到一场场残忍的战斗或是风暴，不是暴风骤雨，就是大群土著人驾着独木舟呼啸而来。由于这些土著人之前曾领教过海盗们火药的厉害，所以他们便涂成大花脸，自以为这样便能防止被弹药所伤。

他们跟随着这艘船不断地向南航行，一直驶到了加利福尼亚那块神秘之地。据说这个地方是西班牙探险者的地盘，那些探险者是从墨西哥一路打到这里的。苏比安科对那些西班牙探险者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想着可以先逃到他们那儿去，只要能逃出去其他的就好办了——用上一年或两年，时间长点儿短点儿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只要能跟着逃出去，就能抵达墨西哥，然后，只要再搭上一艘船，那么欧洲就在眼前了。

不幸的是，他的希望破灭了。因为他们遇到的不是西班牙人，那些挡住去路的正是那些很难对付的野蛮人。这是一群住在化外之地的土著人，他们的脸上涂抹了迎战的图案，把苏比安科他们从海边赶了回去。最后，探险者的其中一条船被阻截，上面所有的人都丢了命，这时，带队的指挥官只好放弃探险的目的，驾船驶回了北方。

白驹过隙，时间流逝。在修造米开罗夫斯基要塞时，苏比安科正在台本科夫手下工作，所以他在库斯科克维姆地区度过了两年的光阴。有两个夏天，都是在六月份，他想尽一切办法终于登上了考茨布埃海峡的海岬。每到这个季节，各个部落的人总会在这里汇集，进行着以货易货的贸易。人们会在这里找到来自西伯利亚的梅花鹿皮、迪奥米兹的象牙、来自北冰洋海岸的海象皮以及奇形怪状的石头灯。这些东西在交换中从一个部落流通到另一个部落，没人知道它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有时，你甚至还会看见一把英国造的猎刀。苏比安科知道，这个地方是了解地理的大课堂。因为他遇见了来自各地的爱斯基摩人，这些人有的是从诺顿海岬来的，有的是从国王岛和圣劳伦斯岛来的，还有的来自威尔士亲王的海岛和巴罗海岬。当然，这些地方还有别的名字，至于这些地方距离这儿有多远，没人知道，它们之间的距离是用行程的天数来计算的。

这些来赶集的土著人来自广大的北极圈，而他们的石灯、钢刀，在反复的贸易中则来自更远的地方。在贸易中苏比安科也使用恐吓、哄骗和贿赂等手段，每个远道而来的、陌生部落的人大多都会来到他面前。总会有人向他提起旅途中遇见的凶险野兽，那些怀有敌意的部落，难以穿越的森林和雄伟的群山，以及旅途中遭遇的种种危险，这些凶险万分的遭遇真是数不清也想不到。

只是，这些人说来说去，总会提到那些来自远方的流言和传说，当然，那些都是关于白人的。在流言和传说中，那些白人长着一双碧蓝的眼睛和一头金色的卷发。他们一旦战斗起来就如同恶魔一般，并且到处搜寻皮毛。传说这些白人住在东方，遥远的东方。当然，没人亲眼见过这些传说中的白人，这些来赶集的土著人只是相互传言而已。

想要在这样一个大课堂中学习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需要通过千奇百怪的各种方言来学习地理，这很令人头痛。那些没受过文明训练的土著人很容易把事实和传说混成一团，根据“睡多少个觉”来估量距离，而这种算法会有很大的出入，毕竟旅途难易直接影响到计算的准确性。不过好在，最终有人传来的悄悄话，还是会令苏比安科大受鼓舞。于是，苏比安科知道了，在东边有一条很长的河，那一带生活着那些拥有蓝眼睛的人。那条大河叫育空河，在米开罗夫斯基要塞的南方。这条大河最后汇入了另一条大河，俄罗斯人便把这条河称作奎克帕克。

如此，苏比安科又回到了米开罗夫斯基要塞。他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四处游说大家去奎克帕克远征。终于，他说动了马拉科夫，这是一个有一半俄罗斯种的混血儿。马拉科夫同意带领他的那些最粗野、最凶残的混血夜叉去远征，他手下的这混血夜叉都是从凯姆恰特卡航海过来的，而苏比安科则给他当副手。

船起航了，他们穿过迷宫似的奎克帕克大三角洲，选择了北岸的低矮丘陵山路，在大约走了五百英里之后，他们又把货物和火药装上了兽皮做的独木舟，在流速十分湍急的河水中破浪前进。这条河的河道宽有二至十英里，水也有好几寻(深度单位，一寻等于六英尺)深。后来马拉科夫决定在努拉托这个地方修建要塞。一开始，苏比安科不赞成，劝他再向前走看看情况。不过到了最后，他还是服从了这个决定。因为漫长的冬季马上就要到了，停下来等一等才是最明智的选择。这样，等到来年夏初冰消雪融时，他就可以不辞而别去奎克帕克，然后再想办法去哈德逊海湾公司的贸易站。要知道，马拉科夫可从来没有听到过关于奎克帕克就是育空河的传言，当然，苏比安科也没有告诉过他。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修建要塞了，这是一份很艰苦的奴役。那一层层用原木搭成的墙，把努拉托的印第安人累得直吐血。海盗们残酷的铁掌中，握着皮鞭，一下一下抽在这些印第安人的身上。有一些印第安人忍受不了这种奴役生活，选择了逃跑，但一旦被抓回来后，他们就会被吊挂在要塞前。在那里，他们和他们的部落明白了什么是鞭子，有两个印第安人最终惨死在海盗们的皮鞭下；还有几个人则终身残废；至于那些没有逃跑的人，都被逃跑者的下场吓住了，不敢再逃。

还没等到要塞竣工，雪花飘飘而来，这时节便需要兽皮了。要塞的人向印第安部落强征大批兽皮，只要交不出兽皮，就把那些人拳打鞭抽，甚至把妇女儿童抓去做人质。所以，这些印第安人遭受的暴行，只有那些皮货盗贼才干得出。

唉，曾经发生的一切就是印第安人血泪交融的生存史。如今轮到盗贼们来吞咽下他们自己种的苦果了。要塞最终灰飞烟灭，在熊熊烈火中，有半数的皮货盗贼被砍杀，另外一半则死于酷刑。只有苏比安科活了下来，或者说还剩下苏比安科和那个巨人伊万——当然，如果那摊在雪地上哼哼叽叽的一堆肉还能叫做巨人伊万的话。

苏比安科当然是看到了亚卡嘎向他奸笑的模样。对此，他已经无话可说。那道鞭伤仍挂在亚卡嘎脸上，苏比安科无法抱怨，但苏比安科可不愿去想象亚卡嘎将会采用什么酷刑来招待他。当然，他也想到过向部落的首领酋长求饶，但理智告诉他这样的乞求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又想到过挣脱掉绳索，和这群土著人战斗而死。至少这样可以很快死去，不用遭受这许多的折磨。可他又挣不脱捆绑，鹿皮条比他的筋骨还要结实。他尝试着让自己冷静下来，绞尽脑汁，终于，一个点子出现了。他打着手势表示自己要见酋长，一个会说沿海方言的翻译被土著人带了过来。

“噢，尊敬的酋长，”他说，“我并不惧怕死亡。我不是一个普通人，要我去死是很愚蠢的。事实上，我是永生的，我和这些东西并不一样。”

他用满不在乎的表情看着曾经的巨人伊万，现在变成一摊只会发出一阵阵怪叫声的肉堆，然后，他用脚指头蹬了蹬摊着的伊万。

“我是很有智慧的人，死不了的。听着，我有一种很神奇的药，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我反正不会死，现在我想拿这药和你做笔交易。”

“这是种什么药？”酋长问。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药。”

苏比安科说到这里故意装出一副犹犹豫豫的模样，停顿了一下。

“那我就告诉你吧。如果把这药涂在皮肤上，皮肤就会像岩石一样结实，像钢铁一般坚硬，任何一种利刃都伤不了它。剁骨头的刀砍上去会成一堆烂铁，就连我们给你们的那种钢刀的刀口也会卷起来。好了，现在我已说出这药的功效，你能给我什么呢？”

“我将饶你一命。”酋长通过翻译对他说。

苏比安科听了不屑地笑笑。

“就让你做我的家奴，直到老死。”

苏比安科大笑起来。“先给我把绳索解开，咱们再谈。”他说。

酋长对他的手下打了个手势。

苏比安科松绑后，自己卷了支烟，点上火。

“你在说谎话，”酋长说，“世界上没有这样的药。这根本不可能。利刃比任何药都更厉害。”

酋长虽然不肯轻信，却又有些犹豫。他见识过这些皮货盗贼的许多怪东西都很有用，因此他半信半疑。

“我饶你一命。你也不用当奴隶。”酋长宣布道。

“那也不成。”苏比安科克制着内心的激动，继续表演下去，做出一副抬高价码的样子。

然后，苏比安科说出了自己的条件，“那药非同小可，因为它我多次逃过生死之劫。我要一辆雪橇和几只雪橇狗，还要六个猎手跟我一起到河的下游，从米开罗夫斯基要塞出发，保证我一天一夜行程的安全。”

“你得待在这儿，把你所知道的法术全都教给我们。”酋长说。

苏比安科耸了耸肩，不说话，只把烟喷向空中，心里想着，巨人伊万现在不知怎么样了。

“一条伤疤！”酋长指着苏比安可的脖子，突然说。苏比安可的脖子上有一道深色的疤痕，那是他在凯姆恰特卡的一次争斗中留下的刀疤。“看吧你在撒谎。刀刃比药水更厉害。”酋长这么说。

“那是一个巨人砍的，”苏比安科一边想一边说，“那是一个比你还壮，比你最强壮的猎手还要强壮，比他还要高大的人。”他说着又一次隔着鹿皮鞋，用脚趾碰了碰那个哥萨克人——巨人伊万，此时他已不再有感觉了——然而，在这样一具已经四分五裂的躯体中仍有一丝生命迹象残存着，似乎不愿离去。

“所以，那些草药的药力也不够抵抗那个巨人的。因为在那个地方找不到一种浆果，不过我注意到你们的土地上那种果子有很多，我想草药的药力在这里一定更强。”

“好吧，我同意让你去河的下游，”酋长说，“也答应给你装备雪橇和狗，并给你配上保证你安全的六个猎手。”

“你同意得太迟了，”苏比安科冷静地说，“因为你没有立即答应我的条件，你怀疑了我的药的效力，你的心不诚。听着，现在我的条件又涨了。我要一百张水獭皮。”酋长冷冷地一笑，“我要一百磅干鱼，”酋长点了下头，鱼嘛，他们这儿有的是，便宜得很。“我要两辆雪橇——一辆我用，另一辆用来装皮货和鱼。还有，你必须把我的来复枪还给我。如果你不同意我开的条件，一会儿我还得涨。”

亚卡嘎向酋长交头接耳耳语了一番。

“那么，你怎样证明这药是真的？”酋长问道。

“这很简单。首先，我要到树林里去——”

亚卡嘎又对酋长交头接耳一番，酋长一脸疑惑地盯着苏比安科。

“当然，你可以派二十名猎手跟我去，”苏比安科继续说下去，“你看，我需要采掘浆果和根茎，用它们来制作那种药。之后，你要准备好两辆雪橇，上面装好鱼和水獭皮，还有我的来复枪。当一切都弄好后，我会把药抹在我的脖子上，然后把脖子搁在那根原木上。这时，你就让你最强壮的猎手用斧子在我脖子上砍三下。当然你自己也可以砍这三下。”

酋长听了不由得张大了嘴，他站了起来，开始有些相信这魔药的魔力了。

“不过首先，”苏比安科赶忙补上一条，“在每砍一下之前，我必须再涂上一层药，因为斧子又沉又锋利，我可不希望出任何差错。”

“好，我答应你所有的要求，”酋长急忙喊道，“你现在可以出发去采药了。”

苏比安科克制不住，露出了笑。成败在此一举，绝不能有一点大意，于是他一脸傲慢地说下去。

“你又晚了一点，很显然，你对我的药还是有所怀疑。你的心不诚，所谓心诚则灵，为了弥补你的过错，你得把女儿送给我。”

他说着指了指那个姑娘。那姑娘病怏怏的，一只眼睛有点歪斜，一颗尖牙从嘴里暴出来。这下酋长真是火了，不过苏比安科却沉住气，他很悠闲地卷起一支烟，点上火。

“快答应吧，”他吓唬道，“要再不快点儿，价码又涨了。”

一切声音沉寂下去。在苏比安科眼前，雪原淡了、远了，祖国的那片热土，还有法国，显现了，近了。当他瞟着那个暴起尖牙的姑娘时，脑海里浮起的却是另一个少女的倩影，那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姑娘，是他初次到巴黎时见到的，那时他还是个小伙子。

“你要我的女儿做什么？”酋长问。

“跟我一起到下游去，”苏比安科用一种奇怪的眼神审视着那个姑娘，说，“她会成为贤妻良母的，再说，和你结为亲家，也能给我的药增些光彩啊，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苏比安科似乎看到了在他脑海中的那个少女正轻歌曼舞，他随口哼起了一首她曾教他唱过的歌，他享受着已逝去了的生活，沉醉其中。场景一幕接一幕地在他眼前上演，而他超然得像个旁观者。

这时，酋长的声音突然响起来，把苏比安科惊醒了。

“我同意了，”酋长说，“我女儿将和你一起去下游。但是我们得讲清楚，必须由我本人用斧子在你脖子上砍三下。”

“不过，每次我都得再涂抹一次药。”苏比安科答道，故意表现出一种控制不住的担忧。

“我允许你每次抹一回药。这些猎手是防止你逃跑的。现在你们到森林中去采药吧。”

由于苏比安科表现出的贪婪索价，酋长真相信了这魔药的魔力。他想这药必定非常神奇，否则他的主人不会在死到临头才肯说出来，而且还“他妈的”不忘拼命讨价还价。

“还有呢，”当苏比安科和看守他的猎手们消失在杉树林中时，亚卡嘎又低声对酋长说，“等你学会使用这药以后，就可以很容易地把他弄死。”

“怎么能弄死他呢？”酋长问道，“由于他的药的魔力，我根本没办法弄死他。”

“总会有一些部位他是无法抹上药的，”亚卡嘎回答，“我们就在那些部位下手。也许是他的耳朵。好极了，就用长矛从耳朵刺穿他的头。也许是他的眼睛。这药一定太刺激，不能抹在眼睛上。”

酋长觉得此言有理，于是点点头，说“你很聪明，亚卡嘎。如果他没有别的魔法，我们就能干掉他。”

其实，苏比安科并没有用多少时间去采集草药。他顺手而采，品种有杉树针叶、柳树内皮、一条桦树皮，还有一堆苔藓、浆果等等。浆果是他让猎手们从雪下为他挖出来的。最后又挖了些冻硬的根茎，如此，便算是品种齐全了，在猎手们的前呼后拥下他回来了。

酋长和亚卡嘎在他身边弯着腰观看，一一记下他往一口大锅里投下的草药数目，那口锅里的水沸腾着。

“注意，要先放苔藓浆果。”苏比安科解释说。

“接着……噢，对了，还少了一样东西——一个男人的手指头。来吧，亚卡嘎，我要剁下你的一根手指头。”

亚卡嘎忙把手藏在身后，怒气冲冲地瞪着苏比安科。

“就要一根小手指。”苏比安科哀求说。

“亚卡嘎，给他一根手指。”酋长命令。

“这儿遍地都是手指头，”亚卡嘎嘀咕道，指着雪地上遍地狼藉的残尸，有二十多具，全都是受尽酷刑而死的。

“必须是从活人手上剁下的指头。”苏比安可强调说。

“好，就给你根活人的手指头。”亚卡嘎眼珠一转，飞快跑向那个哥萨克，割下了他的一根手指头。

“他还没死呢，”亚卡嘎证实道，说着便把这个血淋淋的战利品扔到苏比安可脚边的雪地上。“这个手指更棒，个儿也大多了。”

苏比安科把那根手指丢进锅下面的火堆中，然后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这是一支咏叹男欢女爱的色情小调，他无比庄严地对着那口大锅唱着。

“不对着它唱出这些话，这药就没魔力，”他解释着，“这些话是这药的魔力来源，看，总算熬好了。”

“你慢慢说一遍，好让我记住这些字。”酋长命令他。

“现在还不行，得等到试验完了再说。等斧子从我脖子上弹回去三次之后，我就会告诉您这些歌词的奥妙。”

“如果你的药不像你说的那么灵呢？”酋长一脸忧虑。

苏比安科怒气冲冲地喊道：“看吧，你又来了，这药从来都是心诚则灵。如果它这次不灵验，你可以像处置其他人那样处置我好了。凌迟处死，就像你们一刀刀地割他那样。”他说着指向躺在一边的哥萨克巨人伊万。“好了，现在我的药已经凉了。我该往脖子上抹药了，我们要恭恭敬敬地称它是‘神爷爷的药’。”

于是，他用一种极为神圣庄严的神情吟诵了一行《马赛曲》的歌词，与此同时他开始往脖子上反复涂抹那黏糊糊的药汤。

突然，一声嘶吼，从苏比安科的身后滚滚轰来，打断了他那煞有介事的法事，他被吓坏了，面色如土，瘫坐在了地上。他的身后——惊叫一片，大笑一片，掌声一片。他战战兢兢地转头看去——巨人伊万，他身体中那种顽强的生命力让他再次苏醒过来，他跪了起来，剧烈地抽搐着，在雪地上乱滚乱撞。刚才，苏比安科身后的那片喧哗与骚动，便是巨人伊万和努拉托人的一次合作伴奏。

这个突发状况令苏比安科感到懊恼，但他控制住了自己，并努力装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

“这是不行的，”他说，“马上干掉他，然后我们才能开始进行试验。你，亚卡嘎，立马让他闭嘴。”

生命，最终还是从巨人伊万的躯体里消失了。

苏比安科转向十分听话的酋长。

“你一定要记住，要狠狠地砍下去。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您先拿起斧子砍砍这段原木试试，这样我才相信你是个好刀斧手。”

酋长听从了苏比安科的话，照着原木砍了两次，既精准又沉猛，很利索地砍下了一大块原木。

“真厉害。”苏比安科说着看了看周围站着的野蛮人的面孔，这些脸孔上充满象征的意味，这代表着荒野的氛围。那氛围自从他在华沙初次被沙皇的警察逮捕后，就一直不曾离开过他。

“请拿起你的斧子，酋长。现在，请你站好了，我要躺下了，我一举起手来，你就用尽全力，向我的脖子猛砍下去。不过你要当心你身后有没有人，这药的威力特别大，会让这把斧子从我的脖子上弹起来，然后飞出你的掌心。”

苏比安科说完，看了看那两辆雪橇，拉橇的狗都套好了绳索，雪橇上也装满了皮货和干鱼。他的来复枪就放在水獭皮的顶部。六个做保镖的猎手也都已经在雪橇旁站好。

“你的女儿呢？”苏比安科问酋长，“在我们进行试验之前，你先把她带到雪橇那儿去。”

当最后一个要求被满足后，苏比安科躺在了雪地上，他把脖子搁在原木上，就像一个玩累了的孩子要上床睡觉一般。

已经很多年了，他一直在悲凉的荒野中挣扎前进，走到现在，他是真的累了。

“你的力气还不够，噢，酋长，”他说，“砍，一定要用力砍，让斧头来得更猛烈吧。”

他举起一只手向酋长示意了下。

酋长挥起了斧子。这是一把劈砍原木很得力的阔边宽斧。斧子在冷气中划出了一道寒光，在酋长的头顶上稍停片刻，然后向苏比安科僵硬的脖子沉沉落下。斧子斩过血管、颈肉、气管和脊椎骨，直入原木，并且深深地切进原木中。土著人都惊呆了，他们眼巴巴地瞪着：一腔热血从苏比安科躯干上喷溅而出，他的那颗头颅在斧子砍下去的同时猛地蹦了出去，足足有一码远。

在场的所有人，他们的大脑就像停止了转动，全都一声不响。慢慢地，过了一些时间，他们的大脑里开始有个念头在蠢蠢欲动，他们都悟出了真相，其实根本没有神药，一切都是这个皮货贼给他们开的大玩笑。因为所有的俘虏中，只有他逃脱了酷刑。这个江湖骗子，折腾半天，葫芦里卖的原来就是这个药——死得干脆些。

明白过来的人们全都哄然大笑起来，只有一个人没笑。他就是酋长。这一刻，酋长低下头，他明白是那个小子耍了他，让他在全族人面前出尽洋相。族人们的狂笑此起彼伏，震耳欲聋。酋长则转过身，低着头，大踏步走了。

他心里明白，从这一刻开始他不再是族人们心目中的霸王了。他已经丢尽了脸。他深知，这一耻辱将伴随他一生，直到他死去的那天；而且当各部落的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是春天大家一块捕鲑鱼，还是在夏天的集市上人们闲聊，这件事都会当作篝火旁的笑话而口口相传。那时，有人会说皮货贼是如何“狡猾狡猾地”赴死，只一斧子就被砍死了，他们会说动手处死那个人就是“没脸见人”，是他亲自动的手。

“‘没脸见人’是谁呢？”

他似乎听见，某个愣头愣脑的族人如此问。

“噢，‘没脸见人’呀，”有人这么回答，“他在砍掉那个皮货贼的头之前，曾是个酋长，是族人中的霸王。”

为赶路的人干杯

“一口下去。”

“不过我说，基德，是不是兑得太猛了？威士忌加酒精已够猛了，你又把白兰地和辣椒酱兑进去……”

“到底谁在兑这潘趣酒，嗯？来，一口喝下去。”透过腾腾蒸汽，基德大笑说，“老弟，等你在这鸟不生蛋的地方待久了，你就会明白圣诞节一年就这一回。而没有潘趣酒的圣诞节，和一眼打到底仍然毫无指望的矿井没什么区别。”

“本来还想着能挖个大金娃娃呢。”大吉姆也插话进来。

他是从马扎麦山上下来的，为的就是来此过圣诞节。那山上有他的一块标地，让大家都很羡慕。要知道，前两个月他顿顿吃的可都是麋鹿肉。

“还记得我们酿的毒酒吧，那次在塔纳纳河边，嗯？”

“操，好家伙，那怎么能忘？整个部落都蒙上了醉意，打成一团——全因为糖和酸面一顿棒极了的发酵。孩子们，那场面，你的心都恨不得跳出来瞧一番热闹。那时节还不是你们的时代。”基德回头对普林斯说，他是个来了两年的采矿工程师。“那时节，这一带还没有白种女人，偏偏梅森却想娶娘儿们了。露丝的父亲是塔纳纳人的酋长，他和他的族人全反对这桩亲事。醉了？好家伙，我连最后一磅糖都用上了，想想那可是我这辈子在那档子事上干得最棒的一次。你们真该看看那个场面！那帮醉汉沿着塔纳纳河穿堤越坝一路穷追不舍。”

“那印第安娘儿们呢？”听得很起劲儿的路易斯兴致勃勃地问，他是个法裔加拿大人，个头很高大，去年他在四十英里铺时对那次疯狂的壮举就已有所耳闻了。

于是基德便把梅森这位大情圣的故事绘声绘色、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通，要知道，基德可是雪国非常有名的名嘴。无疑，梅森的故事拨动了这些在雪原闯荡的大汉们内心深处的心弦，在那回荡的乡音里，他们的眼前现出了一片南国阳光下的草原，那里的生活绝不像这里，只有与严寒和死亡的无望挣扎。

“穿过了第一条冰河，我们到了育空河，”他接着说，“当地人离我们只有一刻钟的路程，但我们还是得救了。因为第二条支流冲破了上面的冰层，将他们的去路挡住了。等到他们终于到达奴科鲁克盖陀时，整个宿营地都已做好了迎接他们的准备。不过关于那次大会师的情形，还是请在座的鲁勃神父说吧，因为是他主持了那次仪式。”

在新老教徒的热烈掌声中，耶稣会的教士鲁勃神父摘下了嘴里的烟斗，现在他能做的只有向大家报以温暖的微笑，以表达他的谢意。

“老天啊！”路易斯似乎还沉浸于这段浪漫的奇情史中，他不无叹息地说，“噢，印第安小妞，勇敢的梅森，上帝啊！”

当铁皮杯盛的潘趣酒在大家手中轮了一圈后，“混江龙”贝托斯跳了起来，口中高唱起他每醉必唱的饮酒歌：

俺是亨利·沃德·彼彻，

和江湖师父在一起，

痛饮黄樟树根的汁液。

那玩意儿，如果确切地来说，

打个赌，你会叫它——

伊甸园的苹果汁。

噢，伊甸园的苹果汁。

这时，兴致高昂的酒徒们也齐声应和：

噢，伊甸园的苹果汁，

那玩意儿，如果确切地来说，

打个赌，你会叫它——

伊甸园的苹果汁。

大家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哼的哼，甚至还有人侃侃而谈地讲述过去的冒险经历。无疑，基德扣人心弦的故事把气氛烘得暖洋洋，这些荒原中的莽汉在这融洽的气氛中打成一片。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人们时而举杯为对方，时而为所有人祝酒干杯。英国人普林斯的祝酒词是：“为新世界的奇葩山姆大叔干杯。”美国人贝托斯说：“为女王陛下干杯，愿上帝保佑我的王。”路易斯和德国商人梅耶思也一起为阿尔萨斯和洛林碰杯。接着，基德也手端酒杯站起身来，他先看了一眼足有三英寸厚积雪的油纸窗，说：“祝那些今晚还在小路上跋涉的汉子们身体健康，路途平安；愿他们的粮食有富余，愿他们的狗跑得欢，愿他们的火柴都能燃起亮光。”

叭！叭！屋外面突然传来一阵熟悉的狗鞭声、爱斯基摩狗呜咽的悲嗥声以及雪橇压雪停靠在小屋旁的声音。大家停止了所有动作，静了下来，一起朝门的方向望去。

“很显然，这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你看他是先顾狗，然后才顾人。”基德小声对普林斯说。小屋外，撕咬声、嗥叫声和哀号声搅成了一片，小屋里的人用他们敏锐的耳朵一听，就明白是来人在赶开他们的狗，以便给自己的狗喂食。没多大工夫，敲门声就响起了，节奏有力，听来充满自信。门开了，走进来了一个人。耀眼的灯光打在他的脸上，他在门口停了一下，大家趁此机会把他打量了一番。

这个大汉的模样很惹人注目，就如同刚从油画上走下来的人物。他穿一身北极的毛皮装，身高足有六英尺二三，虎背熊腰大抵就是他这个样子吧。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一张红得发亮的脸一看就知道是被烈风常年吹打的，又黑又浓的睫毛和眉毛上满是白霜，巨大的狼皮帽护耳和护领微微往外翘着，仿佛是黑夜中显形的冰雪之神。他的毛上衣外面扎了条子弹带，上面别着两支大号柯尔特左轮手枪和一把猎刀。他的手中除了那根几乎不离身的狗鞭外，还提了一杆最大号、最新式的无烟来复枪。这时，他迈步走了上来，步子虽然沉稳轻捷，却依旧掩盖不住他强烈的疲惫感。

“我说哥们，你们这里有什么提神的东西？”陌生人一点儿也不拘谨，一声爽朗的问话立即便把冷场的气氛一扫而光，于是，大伙一下子又活跃起来。只那么一眨眼的工夫，基德的手和陌生人的手已经握在了一起。他们虽然从未谋面，却彼此都有所耳闻。一番介绍后，陌生人被强灌了一大杯潘趣酒，这才算有机会说明来意。

“那辆三人乘坐、八匹狗拉的雪橇大概过去多久了？”他问道。

“整整两天了。你在追他们吗？”

“是的。唉，这些畜生让他们从我鼻子底下溜掉了。不过我已经和他们缩短了两天的距离——到下个支流我就可以赶上他们了。”

“我猜他们可能会动武吧？”为了不让谈话的兴致冷却，大吉姆这么问，因为他发现这时候基德已经放上咖啡壶，正忙着煎熏肉和麋鹿肉呢。

陌生人意味深长地拍拍他的左轮枪。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道森的？”

“十二点。”

“昨夜吧？”问话的人语气听上去很笃定。

“是今天正午。”

人堆中发出一片惊讶的低语。也难怪他们惊讶，因为这时才过子夜，他竟然用了十二个小时就赶了七十五英里的崎岖河道，这是谁都很难办到的。

过了一会儿，大家谈话的方向突然变了，竟转到童年的话题上。当这位陌生人吃着粗劣饭菜时，基德这才有机会细细地端详他的脸。其实不用细看，就可断定这是一张十分坦诚的脸，并且这张脸会很容易让周围的人感到愉悦，虽然他年纪尚轻，可是苦难已在这张脸上侵蚀出一道道的皱纹。还有他那双海蓝的眼睛，谈话时流露着一种宽容，憩息时又透着一种淡泊，却能让你相信，一旦行动起来，特别是出现意外时，那海蓝的眼底一定会迸出钢铁般的光芒。他的颌骨宽大刚劲，下颌很是方正，让他那种不屈不挠和桀骜不驯的气质呼之欲出。不过，尽管他的脸上有着雄狮般的威猛，但同时也氤氲出一道不易察觉的柔情，这便是他钟情的特质。

“我和我太太就是这么结婚的。”大吉姆说，他在总结他那段感人的求婚历程。“‘我们来了，父亲。’我太太说。‘你们下地狱去吧，’她父亲这么对她说，然后转向我，继续说，‘吉姆，你把你那身好衣服脱了，晚饭前你必须把右边那四十顷地耕出来。’说完这句话，他又转头对我太太说，‘还有你，莎尔，你给他们做饭。’说完，他吸了一口鼻气，吻了我的太太。我当时真是开心极了。但他瞧见了我，还对我大声吼道：‘你，吉姆！跟你说，我打扫过谷仓了。’”

“美国那边还有孩子等你吗？”陌生人问大吉姆。

“没了。来这儿之前，莎尔就死了。这也是我来的原因。”说到这里，大吉姆的神情有些恍惚，他举起手来想给烟斗点火，其实烟斗本来就没有熄灭，接着他像回过神来似的问道：“你呢，陌生人，成家了吗？”

陌生人没有回答，只是打开了他的表，从当作表链子的皮条上摘下来，然后递了过来。大吉姆挑亮那盏昏暗的油灯，细致地端详着表匣里的物件，只见他的眼睛突然一亮，马上便忍不住赞叹了，接着他把表匣递给路易斯。“我的老天啊”他重复了几遍这样的话，才又把它交给普林斯。大家都注意到他的双手哆嗦起来，眼里流露出一种柔情。

就这样，表匣在一双双粗硬的大手间传看着——里面贴着的是一张女人的照片，是这些男人最喜欢的小鸟依人的那种女人，女人的怀中还抱着一个婴儿。还没有看见这奇迹的人都忍不住争先恐后地好奇起来，而已经看过的人却都默默无言地陷入回忆。他们都是勇敢且坚强的人，他们不怕面对饥饿的煎熬、疾病的折磨，也不怕暴死在荒野上或血泊中，然而这张女人和孩子的照片却使他们全都变得如同女人和孩子那般的无助。

“我还没见过这小子呢——她说是个男孩，已经两岁了。”陌生人接过他的宝贝说，又恋恋不舍地对着照片凝视了片刻，之后他就“叭”的一声将匣子合上，转身默默走开，但却没有来得及掩饰他难以止住的泪珠。基德把他带到一张床前，要他先休息。

“四点整叫我。一定要记得。”他说完这话，没一会儿，就陷入了深沉的睡眠。

“天哪！他可真是条好汉，”普林斯说，“赶狗跑了七十五英里，再睡三个小时，又要上路。他是谁啊，基德？”

“他叫杰克，来这儿干了三年，什么也没得着，真是倒霉透了。之前从没有和他见过面，只是听查理跟我说起过。”

“有这样的娇妻，却在这个鬼都难熬的地方白花力气，可真不容易。”

“他倒霉就倒霉在太顽固了。有一块地，他标了两次，但两次都弄丢了。”

话刚聊到这儿，就被大吉姆的一阵喧哗打断了，瞬间，大家刚刚为那陌生人黯然神伤的气氛被大吉姆的喧闹声赶走了。生活的种种苦难在狂放的宴饮中消融得一干二净。只有基德一人一副心神不定的模样，他焦急地频繁地看着表。有一次，他还戴上手套和海狸皮帽子跑到屋外，在地窖里折腾了一通。

基德显然是等不及了，便提前一刻钟叫醒了客人。此时，大块头的陌生人浑身已经僵硬，基德就给他使劲揉搓一通，他这才站立起来。起床后，他咬着牙，跌跌撞撞地走出屋子，竟发现他的狗已上好了套，一切都备好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都祝他好运，希望他能尽快追上。神父匆匆为他祝福后，就领着众人冲回了小屋。这也正常，毕竟外面天寒地冻，露着两耳两手站在-74℃的风雪中那真是要人命的。

基德送他上路，紧握着他的手，叮嘱了一番。“雪橇上给你带了一百磅鲑鱼子，”基德说，“靠这些鱼子，狗能跑得和带一百五十条鱼一样远。佩利那个地方你是弄不到狗粮了，也许你原来打算到那儿弄的。”

陌生人听了基德的话，一时间愣住了，他双眼闪着泪光，不过他没有说什么。

“在到达五指山前，一粒狗粮和人粮你都弄不到的，那可是很难走的二百英里路。你要留心看着没结冰的河面，也就是三十英里河那儿，一定要走巴尔杰湖最上面的那条宽敞的近道。你一定要记住了”基德继续嘱咐他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消息不可能已经传在我前面了吧？”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你追的那队狗不是你的，是查理去年冬天卖给他们的。不过他跟我说起过你不错，我信得过他。我看了你的面相，也和我想的一样。而且，我还看见——噢，你他妈的泪汪汪的样子和你的老婆与……”基德说着脱下手套，从腰间拽出了自己的钱袋。

“不，我不需要。”他紧紧捉住基德的手，泪珠在他的面颊上结了一层薄冰。

“那到时候你就不要顾惜狗，一倒地就马上丢开。然后花钱买好的，十块钱一磅也别嫌贵。在五指山、小沙蒙和胡塔林卡这些地方都能买到。另外，你还要注意保持脚的干燥，”他最后说，“一次要跑二十五英里，要是跑不动了，就生火，换双干爽的袜子。”

杰克走了，还不到一刻钟的时间，一阵叮当的铃声便由远而近。小屋的门被推开了，走进来一位西北骑警，后面跟着两个混血赶狗人。他们和那个陌生人杰克一样，也是武装到了牙齿，同样散发着浓重的倦意。那两个混血人可能从小就在小路上跑来跑去的，倒是没有多大问题；那年轻的骑警却已是透支过度了。但警察特有的那份执着仍然使他保持着进来时的气势，并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将支撑着他，直到他昏倒在路上为止。

“杰克什么时间走的？”他问，不等大家回答，他接着说，“他在这儿停过，是吗？”

他这句话简直就是明知故问，因为地上的痕迹已经表明了这一切。

基德看向大吉姆，大吉姆也感到情况不妙，含糊地说：“有好一阵子了。”

“好了，伙计，你还是说清楚点。”警察劝道。

“你们好像很着急要找他，难道他在去道森的路上惹你们了？”

“他抢了哈利家四万块，然后去太平洋港湾公司的商店换成了一张在西雅图支付的支票。要是我们不追上他，谁去阻止支票承兑？他什么时候走的？”

基德向每个伙伴都眨了眨眼，大伙意领神会全都呆着眼，一语不发。于是，年轻的骑警看到是一张张死板的脸。他大步走到普林斯身边，把这个难题放在了他的面前。普林斯凝视着自己同胞那张恳切的脸，心里真是难过极了，但他还是含含糊糊地不知说什么才好。骑警便用他审视的眼睛从眼前这一张张脸上看过去，终于，他发现了一张脸，他相信这脸不能说谎，因为这是一张神父的脸。

“一刻钟以前，”鲁勃神父回答说，“不过他和他的狗都休息了四个小时。”

“走了十五分钟了，而且还吃饱睡足了，我的上帝啊！”这个倒霉蛋警察嘴里唠叨着，然后念叨着什么从道森一口气跑了十个小时啊，狗都快死光了啊，说着说着他就晃晃悠悠地向后退去，疲倦和无望差一点让他晕倒在地。基德硬给他灌了一大杯潘趣酒，他才算定住了神。然后，他转身走向门口，嘴里招呼那两个混血儿的赶狗人跟上。很显然，他们的分歧极大，毕竟温暖的小屋和近在咫尺的休息真是太诱人了，基德能懂法语的方言，便倾听着他们的话。他们赌咒说狗都不中用了，跑不了一英里地就得将西瓦施和巴贝特这两条狗射杀，当然，其他狗也强不了多少，照目前的情况看最好他们都能歇口气。

“能借我五条狗吗？”警察转向基德问道。

基德摇了一下头。

“我给你开一张五千块的支票，授票人是康斯坦汀上尉——这是我的证件——我是有权随意开填支票的。”

基德还是一声不吭，冷冷地拒绝了。

“如果这样的话我就要以女王的名义征用了。”

基德笑了，满不在乎地朝他装满长枪短枪的武器架瞅了一眼。那警察立刻明白他的意思，只好无可奈何地转身向门口走去。不过那两名混血儿赶狗人还在反对，警察有些怒了，便猛地冲向他们，大骂他们是娘儿们、杂种。那个年纪大点的混血儿也不示弱，立马跳了起来，黝黑的脸紫胀着，咬着牙，把一个又一个字吐了出来，赌咒要把他的两条腿跑断，并且很高兴让他葬身雪地里。

青年骑警不再说话，他强打起精神，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让自己不至于太狼狈地走向门口，作出一副雄壮的样子。大家心里都明白，暗自佩服着他的敬业。只是他脸上的表情犹如波涛起伏，阵阵痛苦在他的脸上明显地震荡着。狗身上披满了冰霜，蜷缩在雪地里，让它们站起来几乎都不可能了。两个赶狗人因愤怒而变得残暴，狗在疯狂的皮鞭下哀号。直到赶狗人把领头狗巴贝特从套索上解下来后，这群狗才算拉动雪橇上路。

“这个下三滥的恶棍加骗子！”

“老天啊，他真不是东西！”

“这个强盗！”

“印第安人都不如！”

小屋里的人显然愤怒了，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被哄骗了；另一方面是因为北国的行为准则遭到了破坏。诚实在这里被视为超越一切的品质。

“更可恨的是，在了解到这个浑蛋的行为后，我们还帮了他。”然后所有严厉的目光都射向基德，他一直在屋角处照料巴贝特，此刻他站起身来，一声不吭地给每一位斟上最后一杯潘趣酒。

“今天晚上，真是冷透了啊，弟兄们，真是冷到骨头里了。”这是基德的开场白，他的话让大家摸不着头脑。“你们都在风雪小路上跋涉过，都应该明白这滋味。所以请别乱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像你们或我，同锅吃过饭、同毡睡过觉的这些白人，没有谁比杰克更清白一些。去年秋天他把他所有的收获——四万元交给小乔买进靠近加拿大自治领的金矿地。说起来到今天他本该是个亿万富翁了。可是在他留在环城照顾患病的伙伴时，小乔干了什么事？他进了哈利的赌场，他输得很惨，最后把四万全输干净了。第二天有人发现他死在雪地里。可怜的杰克本来计划好今年冬天要回到妻子和还未见过面的儿子的身边，可就连这样简单的愿望也泡汤了。你们该注意到他拿走的恰是他伙伴输进去的钱的数目——四万。好吧，如今他已经走了，为这事，你们想干点什么？”

基德从众“法官”的脸上一一看过，此刻，所有冷冰冰的脸全都开颜融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暖若春阳的笑容。

这时，基德便举起酒杯，说：“祝那些今晚还在小路上跋涉的汉子们身体健康，路途平安；愿他们的粮食有富余，愿他们的狗跑得欢，愿他们的火柴都能燃起亮光。愿上帝保佑他，幸运跟着他，还有——”

小屋里响起了一阵乒乒乓乓声，那是人们摔了一地的空杯子的声音。这时“混江龙”贝托斯大吼道：“愿骑警——晕头转向，找不着北！”

面对意外

眼前的事物，是很容易看见的。意料之中的事情，也总是不难对付。每个人都喜欢过安适的人生，正如人们常言：一动不如一静。人类越文明，生活也就越安适，所以在文明社会里，人们做事的条理很清晰，很少会有意外状况发生。当然，一旦出了意外，那么问题就严重了，像那些对突发状况适应能力不强的人很容易就没命了。这些人往往看不到阴影里的事物，应对意外的能力很差，也无法调适自己原有的生活习惯，他们很难融入新的、陌生的生活。总之一句话，当他们习惯的生活无法再继续下去时，那么一条死路也就在他们面前展开了。

当然，也有一些善于生存的人，假如他们迷失方向，或者不得不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走上一条全新之路时，他们也能很快地让自己顺应新的生活。伊迪茨·惠特尔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出生在英格兰的一个小乡村，那里的生活，向来都是一成不变的，一丁点儿的越轨之举都会让人们感到意外，甚至还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举动。

伊迪茨很早就参加工作了，按照当地的传统习俗，在她还是一位少女时，就已然成了一位贵妇的侍女。

说到文明，其效力就在于它能迫使环境服从人类，令它变得跟机器一样听从人类的支配。如此，意外的事情不会有，一切尽在人类的掌握之中。更甚至，人能雨淋不湿，霜冻不冷，就连死亡，也不是那样恐怖和不可捉摸的，它会随时潜伏在你的周围；也就是说它已成为一幕事先安排妥当的剧，能够稳妥地演到进入家族坟墓的高潮，不但不会让墓门上的锁链生锈，就连空气中的灰尘也要日日地打扫干净。

伊迪茨便身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从出生以来，她的成长之路可谓一路平安。

二十五岁那年，她陪女主人去美国旅游了一次，可是这也算不得什么。她的路依旧是一帆风顺，只不过在行走的时候掉了个方向。这条横跨大西洋的水路，一路顺风顺水，所以，船也不称其为海船，更多像是一座宽广的、有许多走廊的旅馆。这个海上旅馆在海里迅速而平稳地移动，凭着它那笨重的身体，把浪涛制得服服帖帖的，海洋也成了一个安静单调的磨坊水池。到了大西洋彼岸之后，伊迪茨所走的这条路在陆地上继续向前铺展开。无疑，这是一条安排得很好，又很体面的路，在每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有许多旅馆，而且在那些落脚点之间，还有许多装上了轮子的旅馆。是的，装上了轮子的旅馆，就像她之前乘坐的那艘海船一样。

伊迪茨和她的女主人在芝加哥住了一些日子。那时候，她的女主人看到了社交生活的一面，而她看到的却是另一面。直到她向她的女主人提出辞掉差事变成伊迪茨·纳尔逊之后，她才显露出一点儿她的才能，当然，她只稍微显露了一下，以此来表示她不仅能应付意外，而且还能控制意外。

再说这个汉斯·纳尔逊，他是个木匠，原籍瑞典，移民到芝加哥。他身上充满了条顿人孜孜不倦的精神，也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这个民族才不停地向西方进行伟大的冒险事业。

汉斯·纳尔逊是一个典型的身强力壮，头脑迟钝的人。不过他虽然缺乏幻想和创造力，却有着无穷的进取心，而且他对爱情的忠诚，一如他的体魄一样坚强。

“等我再辛苦地干一段时间，攒够了钱，我就要到科罗拉多去一趟。”结婚的第二天，汉斯·纳尔逊对伊迪茨说。

一年之后，他们真就来到了科罗拉多。汉斯·纳尔逊在那里头一次采矿，就染上了采矿热的毛病。为了勘探金矿银矿，他几乎走遍了南北达科他、爱达荷以及俄勒冈州的东部，后来，他又来到了英属哥伦比亚的群山里面。无论是宿营还是走路，伊迪茨总是和他同甘共苦，任劳任怨从无怨言。从前，她在做家庭妇女时走的是小步，如今跟着汉斯各处奔走，早已变成了登山越岭的大步。此外，她还学会了用冷静的眼光和清醒的头脑来应对危险，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吓得不知所措了。

那种出于无知的恐惧，大抵是生长在都市里的人的通病吧，它会让人们变得如同一匹笨马一样愚蠢，一旦受到惊吓就僵在那里，听天由命，不敢去做一丁点儿的挣扎和反抗，再不然，就是吓得四处奔逃，你拥我挤的，把路都给堵住了。

这一路上，伊迪茨总是遇到一些意外的事情，自然，她的眼光也锻炼出来了，她不仅能看到水光山色中很明显的一面，还能看到其中隐秘的很难窥探到的一面。就连她这个从来没有下过厨房的人，竟然也学会了不用忽布花、酵母或者发面粉就可以做面包的本事。她学会了用普通的锅子，在火堆上烘面包；遇到连最后一块腌猪肉也吃完了的时候，她也能够当机立断，用鹿皮鞋或者行李里比较软的皮子，做成代食品来食用，这样做至少可以让他们保全性命，勉强继续走下去。她还学会了套马，套得跟男人一样棒——这可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情，要知道无论哪个都市人干起这个活来可都是要灰心的。她知道哪一种行李该用哪一种方法捆扎；在倾盆大雨的日子里，她还能够用湿木头生火而从不发脾气。总之，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她都能够应付自如。只是，那些大的意外还没有到来，所以，她还没有受过如此的考验。

当时，寻找金矿的浪潮正热，大量的人开始向北涌到阿拉斯加，因此，汉斯·纳尔逊同他的妻子伊迪茨也不可避免地给卷进了这股热潮，向克朗代克地区行进。

1897年的秋天，他们来到了狄亚，因为没有钱，他们无法带着行李穿过契尔库特山隘，再从水路到道森。所以，这一年的冬天，汉斯·纳尔逊便干起了他的老本行，帮着大家一起建设这个应运而生，供应行李用品的史盖奎镇。

汉斯·纳尔逊觉得自己就像停留在黄金国的边缘上似的，整整一个冬天，他都觉得全阿拉斯加都在召唤他。其中，以拉图亚湾的呼声最高。所以，在1898年的夏天，他和妻子伊迪茨就乘着长约七十英尺的西瓦希木船，顺着曲曲折折的海岸线一路摸索前进。跟他们一起的，还有许多印第安人以及三个白人。那些印第安人负责把大家的给养运到离拉图亚湾约一百英里的一个小地方。那个地方很是荒凉。登陆之后，那些印第安人就回到史盖奎镇去了，不过那三个白人留了下来，因为他们跟汉斯·纳尔逊夫妇是搭伙的。当然，所用的费用由大家一起摊，等以后赚了钱也由大家一起分。在这段时间里，伊迪茨负责给大家烧饭，她付出了劳动，自然将来也可以跟大家一样分到一份好处。

首先，他们砍了许多枞树，造了一幢有三间房的木屋。伊迪茨负责的任务是操持家务。男人们的责任则是去找金矿，并且一定要找到金矿，当然，这些他们都办到了。说起来，这并不是什么惊人的发现，这个所谓的金矿其实就是一个贮藏量很低的冲积矿床，一个人一天要付出很大的辛苦，才能得到十五到二十块钱的金砂。

这一年，阿拉斯加一向短暂的夏天似乎比往年长了许多，为了利用这个难得机会，他们一直在推迟回史盖奎镇的时间。而等到他们终于要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原本，他们是跟当地的几十个印第安人约好的，趁他们在秋天到沿海一带做生意的机会，和他们一块回史盖奎镇。那些西瓦希人一直等着他们，直到不能再等了他们才动身走了。现在，汉斯·纳尔逊他们除了等待机会搭船以外，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只好继续挖矿，直到把金矿挖空，他们又砍了许多木柴贮存起来预备过冬时用。

晚秋时分，天气分外暖和，就像梦境一般，好天气持续不断，突然间，在锐利的呼号声中，冬天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来了。一夜之间，天气就变了，待到这几个淘金者醒来，早已是狂风怒号，大雪漫天，千里冰封了。一个接着一个的风暴呼啸着，在间断的时候，四外是死一般的寂静，只有荒凉的海岸上澎湃的浪潮打破这一片沉寂，浓霜一样的盐在海滩上镶了一条白边。

好在，木房子里面的一切都很好。汉斯·纳尔逊把他们挖到的金砂已经称过了，大约能换到八千块钱，对于这个结果，大家也都很满意。几个男人都做了雪鞋，出去打一次猎就可以带回许多新鲜的肉，他们把这些肉贮藏起来，来应付整个寒冬。慢慢长夜中，他们不停歇地玩起纸牌来，有时玩惠斯特，有时玩五点。既然采矿的工作已经结束，伊迪茨便把生火洗盘子的活儿交给了男人们去做，而她自己则给他们补补袜子、缝缝衣服什么的。

在这个小木屋里，他们生活得倒也安乐。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抱怨、口角，或者无谓的吵闹，毕竟大家的运气还算不错，辛苦了一季总算有了收成，所以他们常常彼此庆贺。汉斯·纳尔逊头脑迟钝，性情随和，自然很容易和人相处。而伊迪茨待人接物的本领也很独到，对此，汉斯早就非常钦佩。哈尔基，是个又高又瘦的德克萨斯州人，虽然他平素沉默寡言，性情孤僻，可是却非常和气，只要没有人来反对他那种金子会生长的论调，他跟大家还是相处得很好的。这群人中第四位是麦克尔·邓宁，他的爱尔兰的情趣无疑给这所木屋子里的人们带来了欢乐。他身材高大，很健壮，也很有气力，平时容易为了一点小事突然发火，可是一旦遇到事态重大、局面很紧张的时候，他的脾气却又是很好的一个。其中的第五位，也就是最后一位，他的名字叫达基，是一个甘心为大家充当小丑的人，只要能让大家高兴，他甚至可以拿自己来开玩笑。仿佛他一生为人，就是为了引人发笑而存在的。

大家从建造起这幢木房子生活在一起之后，生活一直都很平静，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争吵。想想看，他们只干了短短的一个夏季，每人就可以得到一千六百元，这可是相当丰厚的收入，所以，这所木屋子里充满富裕满足的欢乐气氛也是自然的了。

只是，意外总是会在人们最幸福的时刻降临。这群人也不例外，很快，他们的生活中就发生了意外的事情。

这一天，他们刚坐下来准备吃早餐，这时候，已经八点钟了(自从淘金停止后，他们用早餐的时间也自然而然地推迟了)，可是还得点着那支插在瓶口里的蜡烛来吃东西。伊迪茨和汉斯·纳尔逊面对面坐在桌子的两端。哈尔基和达基则背朝着门，坐在桌子的一边。在他们的对面空着一个位子——麦克尔·邓宁还没有来。

汉斯·纳尔逊先是瞧了瞧那个空着的椅子，然后慢慢地摇摇头，他打算卖弄一下他那笨拙的幽默，于是说：“平常吃东西，他总是第一个到。今天简直太奇怪了。难道是他生病了？”

“麦克尔·邓宁到哪儿去啦？”伊迪茨问。

“他比我们起来得早一点，一个人到外面去了。”哈尔基回答说。

这时达基脸上露出调皮的笑容。他装作知道邓宁为什么没来，并摆出一副神秘的样子，以此来引诱大家前来询问。

伊迪茨先到男人们的卧室里看了一下，回到桌子边来。

汉斯·纳尔逊用一副询问的表情看看她，她摇了摇头。

“他以前吃饭，从来不迟到。”她说。

“我可真不明白，”汉斯·纳尔逊说，“他的胃口一向大得像马。”

“这太糟啦！”达基悲伤地摇着头说。

就这样，因为一个伙伴没来吃早餐，他们便借此开起了玩笑。

“这可真是太不幸了！”达基只好主动地开了个头。

“什么？”他们异口同声地惊问。

“可怜的麦克尔呀。”他凄惨地回答道。

“麦克尔究竟出了什么事？”哈尔基问道。

“我想他再也不会饿啦，”达基悲伤地说，“他是没有胃口啦。这种伙食他以后不会喜欢了。”

“不喜欢？他吃起来，几乎连耳朵一同浸在盆子里。”哈尔基说。

“他那样做，是出于对纳尔逊太太的礼貌，”达基立刻反驳说，“这个我明白，我明白，真是太糟啦。为什么他不在这儿呢？因为他出去了。出去干什么呢？因为他需要开开胃。怎么才能开胃呢？他光着脚在雪地中走路。哎呀！难道我还不明白这种事情吗？有钱的人一般遇到胃口不开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开胃的。你们也知道，麦克尔有一千六百块钱。他现在是个有钱的人了，有钱人很容易没胃口的。所以呀，这就是他想法子开胃的原因。不信，你们就看看，只要把门打开，就会看见他光着脚在雪里走路。不过，他的胃口你们是看不见。这就是他的麻烦。等他找到了胃口，他就会抓住它一起回来吃早饭啦。”

达基的胡言乱语把大家引得一阵笑。笑声未停，门就开了，麦克尔·邓宁走了进来。大家都回过头来看着他，发现他手里正提着一支猎枪。就在大家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把枪举到肩头，开了两枪。第一颗子弹刚打出去，达基就趴倒在桌子上，咖啡也被他撞翻了，一头乱蓬蓬的黄头发浸在了他那盆玉米粥里。他的前额压在盆子边上，盆子翘了起来，跟桌面形成一个四十五度的角。

受到惊吓后，哈尔基也跳了起来，就在他的身子还停在半空时，第二枪又响了，哈尔基便脸朝下直直地栽倒在了地板上。

“我的天！”这句话在达基嗓子里咕噜了一声，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谁能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汉斯和伊迪茨也都给吓坏了。他们紧张地坐在桌子旁边，浑身颤抖着，眼睛像中了魔似的，盯着那个杀人凶手。他们从火药的烟雾里，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他。这时候，房间里只剩下一片寂静，唯一的声音来自达基的那杯倒翻的咖啡落在地板上的“滴滴答答”。

这时，邓宁拆开猎枪的后膛，抽出了子弹壳。他一手端着枪，另一只手又伸到口袋里去掏子弹。

就在他要把子弹装上膛的时候，伊迪茨突然清醒了过来。他这明明是要打死汉斯和她呀。这个意外来得太可怕，太让人费解了，她一时间无法接受，才神智迷惑、精神麻木了大约三秒钟。不过紧接着，她就发现了邓宁接下来的举动，于是挺身而出，跟他进行对抗。她是真的和邓宁展开了一场战斗，她像猫一样迅速地跳到凶手面前，用两只手揪住他的衣领。她的这一撞，撞得邓宁踉踉跄跄，不禁往后退了几步。

邓宁是想快些把伊迪茨甩开的，可是他又不肯放弃手里的那支枪。想要轻易甩掉伊迪茨可不容易办到，因为她结实的身体此时已经变得像猫的身体一样了。她灵敏地掐住邓宁的脖子，用尽全身的力量向旁边一拉，差一点就把邓宁摔倒在地板上。当然，邓宁也不示弱，他立刻站直身子，飞快地转起来。由于伊迪茨抓得很紧，所以她的身体也跟着邓宁转了起来，一双脚也离开了地板。她只得用手更紧地抓住他的脖子，索性悬空转了起来。转了一会儿，她的身体突然撞在了一把椅子上，就这样，这一男一女就在疯狂的搏斗下，一齐摔倒在地板上。

碰到这种意外，汉斯·纳尔逊也开始行动了。但比他妻子迟了半秒钟的时间。他的神经和头脑都比他的妻子反应慢一些。因为感觉比较迟钝，他需要多用半秒钟才能看明白眼前的情况，他定睛看了看，迅速地拿定主意开始行动。伊迪茨已扑到邓宁面前，掐住他的脖子，纳尔逊才跳起来。可他没有她那样冷静。他是气疯了，就像古时喝醉了酒混战的武士那样，怒气冲天。只见他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嘴里发出一种半像狮吼半像牛鸣的巨大声响。伊迪茨同邓宁的身体已经旋转起来了，他还在那儿咆哮嘶吼，接着，他就在房间里到处追赶这股旋风，直到他们摔在地板上了，他才算追到。

汉斯·纳尔逊一下子扑到那个躺平了的男人身上，拳头便像冰雹一般砸向他，这些拳头就和打铁的锤子一样。后来，伊迪茨觉得邓宁身上好像没劲了，才算松开手，一个翻身滚到一边。她实在是累坏了，躺在地板上，一边喘气，一边观察。汉斯·纳尔逊冰雹般的拳头还在一下一下地砸向邓宁。而此时的邓宁似乎已经毫不在意，他甚至连动也不动。这时，伊迪茨才想起他是昏过去了，于是连忙大叫着让汉斯·纳尔逊停手。见丈夫没有停手，接着她又喊了一遍。可是任凭她怎么喊，他就是不理。她去抱住他的胳膊，他还是不理，只是由于被她抱着，他挥起巨拳来不大方便罢了。她没有办法了，只好把自己的身体挡在丈夫和那个不再抵抗的凶手之间。她的这种举动，并不是出于理智，也不是出于怜悯，更不是为了服从所谓宗教的戒律，从某种程度上说，她的这种举动，是出于一种法律精神，这是她从小就养成的道德观念驱使她这样做的。

终于，汉斯·纳尔逊停下手来，他是发觉自己的重拳打在自己妻子身上时才停手的。这次，他驯服地听凭伊迪茨把他推开，就像一条听话的大猛犬被主人赶开了一般。汉斯·纳尔逊的喉咙里，哼着一种只有野兽才有的余怒未息的狺狺之声，有好几次，他都忍不住想要跳回去，扑到那个杀人凶手身上，好在伊迪茨飞快地用身体挡住了他。

伊迪茨一步接一步地把丈夫向后推。她从没见过丈夫现在的这副模样，她觉得他的神情比邓宁最凶时的表情还恐怖。她几乎不能相信这只狂怒的野兽就是她的纳尔逊；她不禁哆嗦了一下，一种深深的恐惧本能地从她的内心深处升了上来，她开始担心他会跟发狂的野兽一样来咬她的手。至于纳尔逊，他虽然不想伤害她，却又不甘心就此罢休，仍然寻找机会回身再打。有好几秒钟，他总是忽而往后退，忽而向前扑。因此，伊迪茨就必须坚决地挡在他前面，直到他恢复了理智，平静下来。

两人站了起来。汉斯·纳尔逊晃晃悠悠地退回到墙边，靠在那里喘息着。他脸上的肉抽搐着，喉咙里时时发出嘶吼，不过声音已经低下去了，又过了几秒钟，他的嘶吼就停止了。现在，情况好像是反过来了。换成伊迪茨站在房间中央，她绞着手，大口大口地喘起粗气，浑身猛烈地颤抖着。汉斯·纳尔逊什么也不看，不过伊迪茨的眼睛倒是狂热地在房间里来回张望，打量着眼前的一切。

此刻，邓宁就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刚才被邓宁和伊迪茨在飞转之中撞翻了的那把椅子，就倒在邓宁的身边。那支猎枪一半压在他身下，后膛仍然是拆开的。两颗没有装上膛的子弹，已滚出了他的右手，原本他是捏得很紧的，直到被汉斯·纳尔逊打昏了过去之后才松手的。

死去的哈尔基脸朝下，就倒在他摔下去的那个地方；达基呢，还是向前伏在桌子上，一头乱蓬蓬的黄发依旧浸在他那盆玉米粥里。那个盆子仍然翘起一边，跟桌面形成一个四十五度的角。正是这个翘起来的盆子令伊迪茨感到极为怪诞。它为什么这样立着呢？居然一直不倒，这简直太不合乎情理了。虽然房子里躺着几具死尸，但是那只盛粥的盆子这样翘立在桌子上，还是很令人诧异的。

伊迪茨回头瞅了一眼邓宁，一双眼睛又马上回到了那个翘起的盆子上。这真是太不合乎情理啦！她这么想着，突然有一种想笑一下的歇斯底里的冲动。接着她注意到了房间里的寂静，她开始期望发生点什么，这样她就可以把那个盆子忘掉。从桌子上滴下去的咖啡还在那里滴滴答答着，声音那么乏味，让原本就很安静的一切更寂静了。为什么汉斯·纳尔逊一动不动呢？为什么他不说话呢？她盯着他，想说点什么，这时她才发现自己的舌头早已僵住了。她的嗓子里顿时有一种疼得很奇怪的感觉，嘴巴又干又苦。她只能盯着汉斯·纳尔逊，而汉斯·纳尔逊也在盯着她。

突然，一声锐利的金属响动，击碎了这一片寂静。一声尖叫从她的嗓子里跳出来，她马上掉转目光望向那张桌子。那个立着的盆子终于倒下了。这时，汉斯·纳尔逊发出一声叹息，仿佛刚从梦里醒来。盆子“回归正常”的声音，让他们想到了今后将要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里。而这所木房子，就是他们以后要生活行动的那个新世界了。原来木房子中的生活在第一声枪响的时候就已经粉碎了。眼前全然是一种新的、陌生的生活。

这个意外的发生，在事物的表面施了一层魔法，更换了它们的远景，改变了它们的价值，把现实和梦境交织起来，弄得人不知所措。

“我的上帝呀，纳尔逊！”伊迪茨终于喊出了第一句话。

纳尔逊没有说话，只是满脸恐怖地瞪着她。他的眼睛慢慢地把房间扫视了一遍，直到这时，他仿佛才全弄明白。接着，他戴上帽子，朝门口走去。

“你要到哪儿去？”伊迪茨十分担心地问。

纳尔逊已经抓住了门上的把手，他扭转半个头，回答说：“我去刨几个坟。”

“纳尔逊，别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儿，跟这些——”她说着向整个房间扫了一眼，“跟这些尸体待在一起。”

“坟迟早都要刨的。”他说。

“可是你不知道该刨几个坟，”她拼命地反对，看他犹疑不决，她又说道，“再说，我要跟你一块儿去，可以帮帮忙。”

于是，纳尔逊走到桌子旁边，想都没想就吹灭了蜡烛。接着，两人就一块儿检查房间，看看具体的情况。哈尔基和达基已经死了——他们死得很可怕，因为猎枪的射程太近了。纳尔逊不愿意去看邓宁，伊迪茨只好一个人去进行这一部分的检查。

“他没有死。”她对纳尔逊说。

纳尔逊走过去，低下头瞧了瞧这个凶手。

伊迪茨听见汉斯在那里模糊不清地咕噜着什么，就问道，“你说什么？”

“我很丢脸，居然没有把他揍死。”纳尔逊如此回答。

伊迪茨正在弯着腰检查邓宁的情况。

“你走开！”纳尔逊突然非常粗暴地向伊迪茨命令说，声调有点奇怪。

被纳尔逊这样一吼，伊迪茨突然惊慌起来，她瞧了他一眼。这时，他已经抓起邓宁丢下的猎枪，正在把子弹塞进去。

“你要干什么？”她一边喊，一边迅速地挺直了弯下去的腰。

纳尔逊没有回答，可是她看出猎枪正在举向他的肩头，她连忙用手抓住枪口，迅速把它向上一推。

“不要管我！”他厉声喝道。

他打算把枪从她手里夺过来，可是她靠得更近了，已经把他整个抱住。

“纳尔逊！纳尔逊！你醒醒吧！”她大声喊着，“别发疯啦！”

“他杀死了达基和哈尔基！”纳尔逊依旧嘶吼着，“我要打死他。”

“可是这样做是不对的，”她劝说着丈夫，“还有法律。”

纳尔逊冷笑了一声，他不相信在这种地方，法律会有什么作用，他只是固执地、毫无感情地重复着那句话，“他杀死了达基和哈尔基。”

伊迪茨跟他争论了很久，但这只是一种单方面的争论，因为他很固执，总是一再地重复那句话：“他杀死了达基和哈尔基。”而她呢，又摆脱不开她从小所受的教育和她本身的民族传统。这是一种守法的传统，对她来说，正确的行为就等于守法。她看不出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更正确的路。她认为纳尔逊这种惩治凶手的行为，并不比邓宁杀人的行为来得正当。用错误来对待错误是不对的，现在，要惩罚邓宁，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按照社会上的规定，依法处治。

终于，纳尔逊终于被伊迪茨说服了。

“好吧，”他说，“随你好了。说不定明天或者后天，他就会把你我都打死的。”

她摇了摇头，伸出手要他交出猎枪。他刚要伸手交出去，却又缩了回去。

“最好还是让我打死他吧。”他再次恳求道。

伊迪茨又摇了摇头。纳尔逊没有办法，于是又准备把枪交给她，就在这时，门开了，一个印第安人没有敲门就进来了，在那个人推开门的同时一阵猛烈的风雪刮了进来。他们转过身子，面对着他，纳尔逊手里仍然抓着猎枪，这个不速之客看到这番情景，一点儿也不慌张。他随便扫了一下就看清楚了有死的，也有伤的。他脸上一点儿吃惊的神气也没有，甚至连好奇的样子也没有。哈尔基就躺在他的脚边，可是他理也不理。仿佛对他来说，哈尔基的尸体并不存在。

“好大的风呀。”这个印第安人说了这么一句，算作问候了，“都好吗？都很好吗？”

纳尔逊手里仍然抓着那支枪，他觉得那个印第安人一定以为地上的尸体都是他打死的。他用恳求的目光看着他的妻子。

“早晨好，尼古克，”她说，声音显得很勉强，“不好，很不好。这次出大事了。”

“再见吧，现在我要离开了，事情太多了。”那个印第安人说完，就不慌不忙，十分仔细地从一摊血渍上跨过，然后他推开门，走出去了。

汉斯·纳尔逊夫妇面面相觑。

“他一定以为是我们干的，”纳尔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以为是我干的。”

伊迪茨沉默着，过了一会儿，他用简短而老练的口气说：“他怎么想，我们不用去管，那是以后的事。现在，我们要挖两个坟。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得先把邓宁捆起来，免得他跑掉。”

纳尔逊不肯去，他连碰一碰邓宁都不愿意，不过伊迪茨一个人也把邓宁的手脚捆紧了。后来，她和纳尔逊走到门外的雪地里。寒冷的冬天，地已经冻硬了，锄头凿不进去。他们就先弄来许多木柴，然后扫开积雪，在冻结的地面上升起一堆火。一个小时过去了，才烧化了几英寸深的泥。他们把这些泥挖出来，又升了一堆火。按照目前的速度，他们一个钟头只能挖下去两三英寸深。

这是一件十分难办的事。暴风雪刮得很厉害，火总也烧不旺，寒风穿透了他们的衣服，把他们冻得浑身冰冷。他们很少说话。风也不给他们开口的机会。除了偶尔猜测邓宁犯罪的因由以外，他们基本上一句话不说，这场悲剧给他们带来的恐怖就那么悬在他们的心头上。到了下午一点钟的时候，纳尔逊望着木房子那面，说他饿了。

“不成，现在还不行，纳尔逊，”伊迪茨说，“屋子里弄成那个样子，我可不能一个人回去烧饭。”

到了两点钟，纳尔逊主动提出陪她回去，可是她不肯，一定要他干下去。到了四点钟，两个坟才算挖好，坟坑很浅，只有两英尺深，倒也够了。到了晚上，纳尔逊拉出雪橇，在暴风雪的黑夜，他拖着那两个死人向那个冻结的坟墓走去。这简直不像出殡。

雪橇深深地陷在被暴风刮成的雪堆里，非常难行。再加上他们夫妇从昨晚起就一点东西也没有吃过，如今他们又饿又累，身体十分衰弱。他们已经没有抵抗风的力气了，甚至还差点儿被风吹倒。有几次，雪橇翻了，他们只好把跌落的尸体再装上去。走到离坟坑还有一百英尺的地方，有一个陡坡，两个人只好趴下去，像拖雪橇狗一样，把胳膊当成腿，把手插到雪里使劲拉。可即便这样，有两次，他们还是被沉重的雪橇拖倒，从山坡上滑下来，最后弄得活人和死人、绳子和雪橇，纠缠在一起。

“明天，我再来插上两块木牌，把他们的名字写上去。”他们把坟堆好以后，纳尔逊这样说。

伊迪茨抽泣着。她所能做的，也只是断断续续地祷告几句，葬礼这样就算完成了，纳尔逊便扶着她回到木房子里。

这时，邓宁已醒过来了，他在地板上滚来滚去，徒劳地想挣脱捆住他的皮带。他两眼放光，盯着汉斯·纳尔逊和伊迪茨，一言不语。纳尔逊还是不愿碰一下这个凶手，他郁闷地看着伊迪茨把邓宁从地板上拖到男人的卧室里。不过就算她费尽力气也没有办法把他从地板上弄到床上去。

“给他一枪是最好的，这样就省心了。”纳尔逊最后一次恳求着伊迪茨。

伊迪茨还是摇摇头，然后又弯腰去搬邓宁。她感到惊奇，这一次，邓宁很轻松就被搬上了床。原来是纳尔逊拎起了另一端，她明白他这是心软了。然后，他们开始清扫餐厅，只是地板上的两摊血渍怎么也洗不净，那红色让人触目惊心。没有办法，纳尔逊只好把那一层刨掉，然后把刨下的那层木屑放在炉子里烧掉。

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多数时间，他们都是在阴沉和死寂里度过，只有偶尔的暴风雪和海潮声打破这种死寂。纳尔逊对伊迪茨唯命是从，他那种惊人的奋斗精神如今已经全没了。既然她要用她的方式来处置邓宁，那么他就把一切都交给她，让她去伤脑筋。

邓宁实在是个随时存在的危险。他们也不知道他会在何时挣脱捆着的皮带，所以，他们只好日夜监视着他。纳尔逊或伊迪茨，他们总会有一个人坐在他旁边，拿着那支子弹上膛的猎枪。最初，伊迪茨规定八小时轮一次班，但这种监视太耗人心力了，后来她和纳尔逊就每隔四小时换一次班。因为他们要轮流睡觉，看守邓宁，以致连做饭和砍柴的时间都没有了。

自从那次被尼古克碰了个正着以后，当地的印第安人就再也不到木屋这里来了。于是，伊迪茨让纳尔逊到那些印第安人的木屋去一趟，要他们用一只独木船把邓宁送到沿海最近的白人村落或者贸易站上，可交涉许久也没有结果。伊迪茨只好亲自去拜访尼古克。尼古克是这个小村子的首领，他完全清楚自己的职责，几句话就把他的观点说得明明白白。

“这都是白人惹的祸端，”他说，“不是西瓦希人惹的祸端。我们的人如果帮助了你们，这件事就会变成西瓦希人的争斗了。等到白人的争斗跟西瓦希人的争斗混在一起，成为一场战争时，那就会变成一场搞不清的、没完没了的大战。这种战祸可没有好处。我们的人没有做错事。他们为什么要帮助你们，给自己添麻烦呢？”

被尼古克拒绝后，伊迪茨只好回到那间可怕的木屋里，去过那无休无止的、四小时轮一次班的日子。有时候，轮到了她值班，她坐在囚犯旁边，腿上搁着实弹的猎枪，困意就会向她袭来。每每这时，她总是会突然惊醒过来，抓起枪，立刻盯着邓宁。这分明是神经过度紧张所致，对她的影响自然很不好。她对他非常恐惧，甚至在她清醒的时候，如果看到他稍微动了动，她也会被吓一跳，然后急忙去抓猎枪。

她知道，再这样下去，她的神经一定会出毛病。第一个征兆就是眼珠子跳，她只好闭上眼睛，让它们安定下来。可没过一会儿眼皮又会神经质地抽搐起来，怎么也控制不了。但最令她痛苦的是，她忘不了那场悲剧。发生意外的那天早晨所感到的恐怖，始终在折磨她。每当她给那个邓宁吃东西的时候，她就不得不咬紧牙关，挺着身体，以此来壮胆。

纳尔逊所受的影响和伊迪茨不同。他被一个念头缠住了：将邓宁处死是他的责任。所以，每当纳尔逊去给邓宁吃的，或者在他旁边监视的时候，伊迪茨总是提心吊胆，生怕纳尔逊会在这间木房子的死亡簿上又添上一笔。他总是很野蛮地咒骂邓宁，对他很是粗暴。甚至为了掩饰他的杀人欲望，他有时还会对伊迪茨说：“慢慢地，你就会叫我杀死他的，可是到了那时候，我可就不愿意杀死他了。我不想让我的手沾染这么肮脏的血。”

有好几次，伊迪茨不值班的时候，她会悄悄走到那间屋子里，总能看到这两个男人像一对野兽一样，恶狠狠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纳尔逊的脸上，杀气腾腾，而邓宁的脸色则更可怕，就像一只给逼到绝境的老鼠一样凶野。这时，她就会大喊一声：“纳尔逊！你醒醒！”被伊迪茨这么一喊，纳尔逊就会镇定下来，他为自己方才的不受控制感到吃惊，甚至还很难为情，但他并不为此懊悔。

所以，自从发生这件意外以后，纳尔逊也成了伊迪茨要对付的一个问题。

起初，只有一个要用合法方式对待邓宁的问题，所谓的合法方式，在她看来，也就是要把他看守起来，直到把他交给正式的法庭受审。可是还得考虑到纳尔逊，她觉得他的神志是否清醒，灵魂能否得救，如今都是个问题。接着，她又发现自己的精力和耐心也成问题了。由于神经太紧张，她的身体要崩溃了。她的左臂会控制不住地抽动。她拿汤勺时会把食物泼出来，她的左手已不听使唤了。她认为自己身上的神经出问题了，她担心病情会急剧发展。要是她垮了，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她一想到将来这所木房子里只剩下邓宁和纳尔逊时，内心的恐怖更深了。

三天后，邓宁开口了。第一句话是：“你们想把我怎么办？”

他每天都问这句话，一天问好几次。伊迪茨总是说，一定要依法办事。同时，她也天天问一句：“你为什么要这样干？”邓宁从不回答，而且一听这句话他就火冒三丈，拼命想挣脱捆在他身上的皮带，还威胁她说，等到他挣脱了，他会如何如何处置她，他说，早晚他会挣脱的。每到这时，她就抠住枪上的两个扳机，准备在他挣脱皮带时打死他，可是由于紧张过度，她自己又会全身发抖，心慌意乱。

日子长了，邓宁开始变得老实了。在她看来，他好像厌烦了捆着的生活。他开始恳求她放了他。他发了很多毒誓，说绝不伤害他们夫妻俩。他说他会一个人沿着海边走下去，去法庭那里自首。他还愿意把自己的那份金子送给他们。他说他要一直走向荒原的深处，永远与文明世界隔绝。他甚至还说只要她放了他，他自杀也是情愿的。往往，他恳求到最后，就会胡言乱语，直到她觉得他快要疯了，但是尽管他这样发狂似的求她，她还是摇摇头，不肯释放他。

后来，过了几个星期，他变得更加老实了。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的精神也越来越委顿了。他常常像一个性格怪僻的孩子那样，把头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口里喃喃地说着：“我真厌烦了，真厌烦了。”后来，没过不久，他就非常激动地请求他们把他处死，他一会儿求伊迪茨杀了他，一会儿又求纳尔逊快些帮他解除痛苦，至少可以让他安静地长眠。

局面开始迅速地变得叫人不能忍受。伊迪茨的神经愈来愈紧张，她知道自己随时都有垮掉的可能。她甚至不能好好休息一下，她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在她睡觉的时候，纳尔逊发起狂来，把邓宁杀死。虽然已经到了正月，但前来做生意的双桅帆船还要过几个月才可能靠岸。原本，他们也没有打算要在这所木房子里过冬的，如今，粮食一天一天地少下去，纳尔逊又不能出门打猎补贴生活。为了看守他们的犯人，他们简直被捆住了手脚。

伊迪茨也明白，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她必须想办法解决才行。她强制着自己把这个问题重新考虑了一下，却依旧是摆脱不开她那个民族的传统观点，以及她那种来自血统和教育的守法精神。她知道，无论怎么做，她都得依照法律。

所以，每当她握着猎枪，不安的凶手躺在她旁边，暴风雪在外面狂吼着，她要一连看守几个钟头的时候，她就发挥她的理解力来思考社会问题，然后自己理出一套法律演变的理论。她认为，所谓法律，不过是一群人的判断和意志。至于这群人的人数多少，是毫无关系的。按照她的理解，其中有小如瑞士的人群，也有大如美国的人群。依此来推理，那么就可以得出这个人群无论小到什么程度都没有关系。也许，一个国家只有一万人，但他们集体的判断和意志，仍然会成为那个国家的法律。如此，为什么一千个人不能算一群人呢？她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一千个人可以成为一群，为什么一百个就不可以呢？为什么不可以是五十个呢？为什么不可以是五个呢？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两个呢？

这个结论很令她吃惊，她把这个问题同纳尔逊讨论了一下。一开始，纳尔逊根本就听不懂，等到他终于明白了，他便举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他谈起了淘金者的会议，每逢开会的时候，当地的淘金者都要聚在一起，制定法律，执行法律。他说，有时，参与会议的淘金者加在一起也不过十个到十五个人，可是对于这十个或者十五个人来说，多数人的意见就是法律，谁要违反了多数人的意见，谁就会受到惩罚。

直到这时，伊迪茨才搞清楚了她的问题。邓宁必须受到绞刑。纳尔逊也很赞成。在他们这一群里，他们两个占了多数。根据集体的意志，邓宁必须受到绞刑。为了执行这个决定，认真的伊迪茨一定要按照习惯上的形式办事。可毕竟这个群体太小了，纳尔逊和她，角色都不够分配，所以两人只好一会儿充当证人，一会儿充当陪审人，一会儿充当法官——然后还要充当行刑人。

伊迪茨正式控诉邓宁。邓宁犯了谋杀达基和哈尔基的罪，那个躺在床上的囚犯邓宁，先听了一遍纳尔逊的证词，然后又听了一遍伊迪茨的证词。他既不肯认罪，也不说自己无罪，等到伊迪茨问他有没有什么为自己辩护的话时，他还是不言不语。如此，她和纳尔逊连位置都没有换，就宣布了陪审人认为犯人有罪。之后，她去充当法官，当庭宣判这一结果。虽然这时她的声音颤抖，眼皮总跳，左臂也跟着抽搐，但她到底是读完了这份判决书。

“邓宁，在三天之内，就对你执行绞刑。”

这就是判决书。

听完宣判结果的邓宁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接着轻轻一笑说：“不错，这张硬床不会再磨痛我的背，这下我舒服了。”

宣判之后，三个人仿佛都解脱了。特别是邓宁的脸上流露得最清楚。那种阴森凶野的神情消失了，他跟看管他的人侃侃而谈，甚至还像从前那样，说些才气横溢的俏皮话。伊迪茨给他读《圣经》，他也很满意。她读的是《新约》，读到浪子和十字架上的贼的时候，他好像听得津津有味。

执行绞刑的前一天，伊迪茨又提出那个老问题来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干？”

邓宁回答，“这很简单。我想……”

这时，伊迪茨突然马上拦住了他，让他等一会儿再讲，然后她匆匆地走到纳尔逊的床边。正轮着休息的纳尔逊从梦里醒来，揉揉眼睛，对伊迪茨埋怨了几句。

“你出去一趟，”伊迪茨对纳尔逊说，“把尼古克找来，另外再找一个印第安人一起来。邓宁要招供了。无论如何你都要逼着他们来。把枪带去，万一不行，就用枪逼着他们，把他们带来。”

半小时之后，尼古克和他的叔叔哈狄克万来到了这间死过人的屋子。他们不是自愿，是纳尔逊用枪押着他们来的。

“尼古克，”伊迪茨说，“这件事不会给你以及你的族人惹来麻烦的。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不过请你坐在这儿，听一听，了解一下之前的情况。”

就这样，邓宁在被宣判完死刑之后，终于公开地招认了他的罪行。他一边说，伊迪茨一边记录下他的口供，那两个印第安人在一旁听着，由于怕证人逃走，纳尔逊便守在门口。

邓宁说，他已有十五年没回老家了，他一直在打算，将来要带上很多钱回去，让他的母亲安享晚年。

“但是，这一千六百块能派上什么用场呢？”他如是问，“我的目的是要把所有的金子，把那八千块钱的金子全部弄到我的手里。这样，我就可以衣锦还乡了。于是我就想，这还不容易吗？我可以先杀死你们，再到史盖奎镇去报告，就说你们是被印第安人杀死的，然后我就逃回爱尔兰去。有了这个打算之后，我就动手了。只是，我没有想到，就像哈尔基从前常说的那样，我太野心勃勃了，等到我要把这些金钱吞下去时，却噎住了自己。这就是我的口供。我既然杀了人，现在只要上帝愿意，我也愿意向上帝赎罪。”

“尼古克，哈狄克万，现在你们都听见了这个白人说的话了，”伊迪茨对那两个印第安人说，“他的口供也都写在这张纸上了，现在该你们来签字了，就签在这张纸上，这样，等到以后再有别的白人来时，他们就会知道有你们旁听作证了。”

尼古克和哈狄克万在他们的名字后面画了两个十字之后，伊迪茨又给了他们一张传票，要他们明天带着他们部落里所有的人来再作一次见证。两人拿了传票离开了木房子。

伊迪茨和纳尔逊把邓宁的手松了一下，以便让他能在文件上签字，接着，屋子里就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纳尔逊脸上有种不安的神色，伊迪茨也好像觉得很不舒服。邓宁则仰面朝天地躺着，直愣愣地望着屋顶上长着苔藓的裂缝。

“现在我就要向上帝赎罪了。”邓宁喃喃。接着，他就掉过头，看着伊迪茨，“请再为我读一段《圣经》吧，”他说，然后，他又像开玩笑似的补了一句，“也许这样会让我忘了这张床有多硬。”

对邓宁执行绞刑那天，天气晴朗而寒冷。温度表上显示的温度是-25°，寒风一直透进人的衣服、皮肉和骨头。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这一天是邓宁第一次站起来。

由于肌肉长时间来一直没有活动过，他已经不能正常保持直立的姿势了，简直连站都站不住。他总是前前后后地摇晃，走起路来跌跌撞撞，只好用那双捆着的手抓住伊迪茨，免得摔倒。

“真的，我真有点头昏眼花了。”他无力地笑了笑。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这样倒也叫人高兴，总算都过去了。我明白，就算不这样，那张该死的床也会把我折磨死的。”

伊迪茨把邓宁的皮帽子给他戴在头上，当她要替他放下护耳的时候，他突然哈哈地笑了一声，说：“你为什么要把它们放下来呢？”

“外面天气很冷。”她回说。

“再过十分钟，可怜的麦克尔·邓宁就是冻坏了一两只耳朵，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这么问。

伊迪茨本来已经打起了精神，准备对付这场最后的严峻考验，可是就在刚刚，邓宁的这句话打击了她的自信心。直到现在，一切都好像是梦中的幻影，可是就在刚才，邓宁说的一番话令她惊醒过来，她开始睁开眼睛，看见了正在发生的事实。当然，这个爱尔兰人也看出了她心里难受。

“对不起，我不该说这样愚蠢的话让你难过，”他懊悔地说，“我不是有意的。对我麦克尔·邓宁来说，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我真是快活得跟云雀一样。”

他立刻吹起了快活的口哨，可是一会儿就变成阴郁的调子，不响了。

他马上吹起了快乐高亢的口哨，可是一会儿就滑向阴郁苦涩的深谷，不响了。

“我希望这儿能有一位牧师，”邓宁若有所思地说着，然后又很快地添了一句，“不过，像我麦克尔·邓宁这样的老兵，在出发的时候，就是没有这些享受，也不会难过的。”

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很衰弱了，再加上长时期没有走路，门一开，他才跨出去，就几乎给风刮倒了。伊迪茨和纳尔逊，只好一边一个地架着他走，他就对他们说着笑话，尽力使他们高兴。后来等到他告诉他们，怎样把他那份金子，寄到爱尔兰他母亲那里的时候，他才停止了说笑。

他们爬上一座小山之后，到了树林里的一片空旷的地方。这儿，在一个竖立在雪里的圆桶周围，很严肃地站着一群人，有尼古克，哈狄克万，以及当地所有的西瓦希人，甚至连孩子同狗也来了，他们要看一看白人是怎样执行法律的。附近还有纳尔逊烧化了的冻土，掘好了的一个坟穴。

邓宁用一种老练的眼光，瞧了瞧这些准备好的东西，他瞧到了那个坟，那个圆桶，那根绳子和吊着绳子的那根大树枝，还注意到绳子和树枝的粗细。

“说真的，纳尔逊，要是叫我来给你准备这些东西，我肯定不会办得比你更周到。”

说完这句玩笑，邓宁不由高声笑了起来，可是纳尔逊却依旧，他那张死气沉沉的、阴森森的脸似乎只有世界末日的号声才化得开。同时，纳尔逊也觉得很痛苦。直到现在他才明白，要把一个同胞处死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伊迪茨倒是早想到了，只是就算想到了也无法使这个任务变得轻松一点。如今，她已经失去信心，不知道自己能否坚持到底。她觉得心里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念头，她想尖叫，想狂喊，想扑在雪里，想用手蒙住眼睛，想转过身盲目地跑开，跑到树林里，或者任何其他的地方。她之所以这个时候还能挺起胸膛，走到前面，做她必须做的事，完全是依靠心灵上的一种崇高的力量。她觉得，这一次，自始至终，她都得感谢邓宁，因为他帮助她度过了这一切的难关。

“扶我一把。”邓宁对纳尔逊说，然后他就借着纳尔逊的力量，勉强登上了那个木桶。

他弯下腰来，为的是能让伊迪茨把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随后，他就站起来，这时，纳尔逊已经拉紧了那根套在树枝上的绳子。

“麦克尔·邓宁，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伊迪茨的声音很干脆，可是仍然能听得出她的颤抖。

邓宁在木桶上挪动了一下他的脚，腼腆地望着下面，就像一个人第一次发表演说一样，然后他清了清嗓子。

“我很高兴，一切都要过去了，”他说，“我很感谢，你们始终拿我当作一个基督徒来看待，我衷心地谢谢你们对我的好意。”

“上帝会收下你这个悔过的罪人的。”伊迪茨说。

“是呀，”他说，他那深沉的声音好像在回应着她尖细的声音，“上帝会收下我这个悔过的罪人的。”

“永别了，麦克尔·邓宁。”她大声喊道，声音中带着一种绝望的情绪。

之后，她用尽全身的力量来推那个木桶，可是无论她怎么用力也推不倒它。

“纳尔逊！快！来帮我一下！”她无力地喊道。

她觉得她已经用完了自己最后的一点力气，可是那个木桶依旧动也不动。纳尔逊连忙跑到她旁边，一下子将木桶从邓宁脚下推开。

她立刻背转过身去，把手指塞在耳朵里。紧接着，她发出了凄厉的尖笑声，如同金属的声音，纳尔逊吓了一跳，他虽然也经历了这场悲剧，可是却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惊吓。

伊迪茨终于垮了。虽然她已经神经错乱，但她还是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垮了。唯一令她高兴的是，她总算在这样紧张的环境里撑过来了，而且一切都按照她的标准结束了。她摇摇晃晃地走到纳尔逊面前。

“扶我到屋里去，纳尔逊。”她勉强说出了这几个字。

“让我休息休息，”她又说，“就让我休息，休息，休息吧。”

于是，纳尔逊搂着她的腰，搀扶着她，引领着她那无力的脚步，向木房子走了去。可是那些印第安人仍然留在那儿，他们神情肃穆地看着白人的法律怎样迫使一个人在半空中荡来荡去。

快！生一堆火

天气，阴冷得出奇，他离开了育空河主道，朝着高堤爬去，然后看见一条阴暗的、少有人行走的小径，他便顺着这条小径往东，直穿过一片茂密的云杉林。高堤很是陡峭，待他爬到顶上时，方才停下来喘口气。

他看了一下手表，现在是早晨九点钟，天空一片云朵也没有，连太阳也没了踪影。显然，天是晴的，只是万物仿佛被罩上了一层什么东西，没有太阳的缘故，天空便显得灰蒙蒙的，不过这些倒没有令他感到不安。对于这一切，他已习惯了，太阳有好几天没露脸，不过他明白，再过上几天，就能看到那个令人兴奋的光球。它就在南方尽头，地平线已经隐约可见，或者不过是在视线之外的一点点的地方。

他回头看了看他走过的路。足足一英里宽的育空河躲在三英尺厚的冰层下，冰上还有好几英尺的积雪。好一派清寂的纯白，触目所及，全是白茫茫的大地，宛如波浪般起伏着，但一瞬间被凝固了。只有一条暗色的细带，蜿蜒绕过杉树林覆盖的小岛向南伸去，其另一端蜿蜒向北，绕到另一个杉树林岛后面，消失不见了。而这暗色的线条就是那条主道——育空河上的道路——它向南五百英里直通奇尔古特隘口、黛牙和海洋；向北七十英里通向道森，再向北一千英里是纽拉图，终点是白令海上的圣邓宁，距此约有一千多英里。

不过对这所有的一切：那神秘的、遥不可及的细带般的主道、没有太阳的天空、刺骨的严寒以及它们所特有的那种漠然与森严的意味，都令他无动于衷。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对这些已经习以为常了，恰恰相反，这个地方对于他来讲还很陌生，是的，他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新手，并且这是他在这儿遇到的第一个冬天。

他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想象力。他对活动着的东西警觉而敏感，但他的警觉和敏感却仅限于那些活物本身，此外，他察觉不出表象之下的意义。-50°也就是意味着冰点以下80°，对于这一事实，他的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很不舒服，像患了感冒一样，仅此而已。这一事实并没有让他意识到自己作为恒温动物所具有的弱点，或者说作为人类所具有的弱点：也就是那种只能在极其有限的温度范围内才能生存的生命力；当然，他也没能意识到这些不可克服的天生的缺陷以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要知道如果抵御持续的-50°的严寒和针扎般的霜冻就必须有手套、耳套、温暖的鹿皮靴和厚厚的长袜才行。可如今，-50°在他的认知中就是-50°，至于这个数字还意味着其他的什么，会不会引发别的连锁反应，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他继续前行，随意地吐了口痰，却被一种突来的尖锐、爆裂的劈啪声震到了。之后他又吐了一口。接着又试了一次，在空气中，在痰落入雪层之前，就爆裂开了。他有点惊诧，因为他知道-50°的时候，痰只有在落到地上时才会爆开，可现在，它竟然还不等到落地就爆开了。这下他开始明白，这里的气温已经低于-50°了，至于温度到底有多低，他却是不知道的。可尽管如此，温度在他眼里依旧不是问题。他的目的地是亨德森港附近的营地，他的朋友们正在那里等他。他们现在已经越过了一条叫“印第安小溪”的小河，而他却在这里兜圈子，四下里寻找利用溪流从育空河中的小岛上运出木料的可能性。他希望在六点钟，也就是赶在天黑之前赶回营地，是真的，因为朋友们应该都在那里，点着篝火，准备好了热腾腾的晚饭。

他这么想着便伸手摸了下外套里面一个凸出的包裹，包裹就放在衬衫的里面，用手帕包着，紧贴着他的皮肤。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使饼干不被冻住的方法。很显然，他很得意于自己的这种做法，每每想到这些饼干，想到大片大片的烤肉，而且每一片都浸透着油脂，他就笑得合不拢嘴。

他低着头钻进了杉树林，继续赶路。只是这条路太模糊，好像是最后一辆雪橇经过后又下了一英尺厚的雪，所以很难看清。他很庆幸自己没有雪橇，这样便可以轻装上路。事实上，除了手帕里包着的午饭，他什么都没带。天气这样寒冷，多多少少还是令他感到一些惊讶的。他戴着手套，搓了一下冻僵的鼻子和脸，心想这鬼天气确实冷得很。虽然他是个大胡子，但这些毛根本保护不了他高高的颧骨，也保护不了他如挑衅一般伸进冰冷空气中的大鼻子。

在他的身后，是一条庞大的野狗，这条狗是狼和狗的混血品种，灰色的毛，无论从外形还是脾性来看，它都与它的野狼兄弟没有什么区别。对这种极端寒冷的天气，狗也显得很沮丧，它明白这是一场没有止境的旅行。它的本能比人类的判断更能让它了解真相。事实上，气温并不是只比-50°低一点点，而是比-60°还低，甚至已经低过了-70°，达到了-75°。因为凝固点是零上32°，那么这就意味着现在是华氏温度-107°。

当然，狗对温度没有概念，它的脑子中也不像人类那样对严寒天气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但野兽自有属于它们的直觉，它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威胁，并且这种直觉驱使着它，让它跟在他的后面。在每个不寻常的时刻，狗的这种想法就更加强烈，它开始迫切地期望他能快点回到营房或是找到一个庇护所，又或是生一堆火取暖也是好的。是的，狗知道火是什么东西，它也想要一堆火，否则的话他只能在雪层下面挖一个洞穴，然后躲在里面以避免自身温度的流失。

狗呼出的热气在它的皮毛上凝成一层细细的冰粒，特别是在它的颚骨和凸出的口鼻周围以及眼睫毛上，都挑着亮亮的冰晶。他的胡子和唇髭也同样冻上了，而且冻成了更结实的冰坨，它们随着每一股热气而逐渐变大。导致这样的原因与他在咀嚼烟草也有关系。他嘴巴周围的冰已经让他的嘴唇发僵，所以当他在往外吐烟草汁时，就没有办法很利落地完全避开下巴上的胡须，结果那冰胡子越冻越长，而且渐渐变成烟草的琥珀色。如果这个时候他跌上一跤，那冰胡子大概会像玻璃一样被摔个粉碎。但对于这挂在下巴上的累赘，他并不在意。只要在雪原上嚼烟草的人，大抵都得吃这个苦。他已有过两次在寒流袭击时的外出体验。当然，那两次都没有这次冷得如此出奇，上两次时，他在迈尔看到酒精温度计显示的是-50℃和-55℃。

他在林中走了几英里，穿过一片宽广而暗淡的河滩地，然后走下河堤，来到一条封冻的小溪的河床上。这里是哈德森湾。他知道这个地方离河汊还有十英里。他看了看表，已经十点整。以目前来看，他正以一小时四英里的速度前行，他计算着到十二点半准能走到河汊。他决定到那儿再吃午饭，也算是对自己的庆祝。

狗仍然跟在他的脚后，尾随着他从堤岸上下来，当主人轻快地在河床上行走时，它耷拉着尾巴，显得有些怏怏不快，旧的车辙印虽依稀可辨，但上面已盖上了一英尺多厚的雪。这条空寂的河，已有一个月没人行走了。可他不管不顾，照样前行着。是的，他不爱思索，再说那一时刻也确实没有什么好想的，他只想到再走些时间他将去河汊吃午饭，到了傍晚六点钟，他将在营地与那些朋友汇合。

这条路太静了，没人可以说说话，即便有，也没法说，因为嘴周围都被冰冻住了。他还是机械地嚼着烟叶，一刻不停，并且任其琥珀色的胡子越来越长。偶尔，会有一个念头又从他的脑中浮现出来。天真的太冷了，他第一次体验到这么冷的天气。他一边赶着路一边用戴着手套的手背摩擦脸颊和鼻子。他不时地换着手，心不在焉地做这个动作。尽管他不停地摩擦它们，但就在稍微停歇的瞬间，脸颊又麻木了，接着鼻子尖也失去了感觉。他明白脸颊一定是冻伤了，他的心中突然一阵懊恼，开始后悔没做一个像巴德在寒流时戴的那种鼻罩，不管怎么说它还能遮住面颊，确保它们不被冻伤。不过这也没什么，冻伤了脸颊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有点疼而已，又不会很严重。

尽管他脑子里空空荡荡的，但对事物的观察却还是很敏锐的。他看得出河湾的变化，那些弯道和弧度，还有木材堆，他知道脚该落在哪儿，怎么走更安全，这些他总是十分留意的。一次，当他绕过一条河的弯道时，突然警觉起来，他躲开正在走的地方，选择顺着小路后退了几步。他知道这条河是整个冻到底的——北极的冬天没有哪条河还能有水——但他也知道山坡下有一些泉水会冒出来，这些泉水会在雪下面贴着河在冰面上流淌。他还知道，这些泉水在最寒冷的时候也不会被冻上，同时他也清清楚楚知道它们的险恶。那是些陷阱。一洼洼的水塘在雪下面隐藏着，那雪可能有三英寸厚，也可能有三英尺厚，谁也说不准。有时水面上有一层半英寸的薄冰，上面盖着雪；有时冰、水相间有好几层，因此当有人不小心踩到上面时，就会连续下陷好几层；有时水会一直湿到腰部。这也是他如此惊怕得向后退的原因。

其实就在刚才，他已感到脚下有松动的迹象，并且还听到雪下薄冰的坼裂声。在这样的奇寒下，如果弄湿了脚，那麻烦可就大了，弄不好会有性命之忧。就算不会威胁到生命，延误时间总是要的。因为他将不得不停下来，点上一堆篝火，只有在火的保护下他才敢脱光鞋袜再将它们烤干。

于是，他停了下来，站住脚打量着河床和河堤，他认准水流是从右面过来的。他摩擦着鼻子和脸颊，动了一会脑筋，然后转向左面，谨慎地蹑步前进，每一步都用脚先试探一下冰面的虚实。一旦险情解除，他就嚼上一把新的烟叶，甩开步子，恢复到一小时四英里的速度前行。

在之后的两小时行程中，他遇到了几处相似的陷阱。下面藏有水洼的雪通常看上去有些凹陷，并且像砂糖结晶似的，能让人看出危险来。不过他还是差点儿上当。还有一次，他怀疑有危险，强迫那只狗在前面走，狗不愿意，一直躲到后面，直到主人把它推上前去，它才快步穿过洁白平整的雪面。就在这时，雪面突然塌陷，那条狗踉跄着歪向一边，迅速跳出水坑，寻找一个更稳固的落脚点。狗的前爪和腿都湿了，沾在腿上的水瞬间就结成了冰，狗的反应也很迅速，它在第一时间舔掉腿上的冰，然后倒在雪地上，开始咬爪趾上的冰块，不难看出，它这么做是出于本能的一种反应。如果让冰留在爪趾间，脚就会疼痛。狗并没有思考，只是它的腺体分泌出的一种神秘的刺激促使它这样做。当然，这个男子会思考，他能对眼前之事做出判断，所以他脱去右手手套，帮助狗除掉脚趾上的冰碴。天气远比他想象中的要冷，他的手指露出来还不到一分钟，他就惊异地发现手已经麻木了。是的，天真的是太冷了。他赶忙戴上手套，拼命在胸前敲打这只手，企图让它缓和一些。

十二点——正午时分，是一天中最明亮的时辰。只是现在是冬季，太阳的轨迹在遥远的南方，还不能越出这里的地平线。凸出来的大地挡在太阳与哈德森河之间，他走在晴空下，虽是正午时分，却没有阴影相随。

十二点半，一分不差，他来到了河汊，这个结果很令他自豪。如果按照这个样子走下去，六点以前和他的伙伴们会师是完全不成问题的。是该用午餐的时间了，他解开衬衫扣子，把午饭从衣衫里面掏出来，全过程还不到十五秒钟，可就在这么短的时间，他暴露在外面的手指就冻麻木了。这次，他没有戴上手套，而是用力在腿上敲打手指，连敲十几下。

之后，他在一个落满雪的圆木上坐下来，开始吃午饭，但还不等他咬口软饼，他又连续敲打手指，而且还戴上了手套，原来刚才他敲打手指而产生的刺痛感一下子消失了，他只得再重复一边，然后摘下另一只手套才得以吃上饭。他试着咬了一口吃的，但满脸的胡子已经结了冰，他根本吃不进去。这时，他才恍惚想起来，应该生火把它们烤化才是，想到这里他不禁笑了，觉得自己真是愚蠢，这个问题早该想到才对。他一边笑着一边似乎已经感到麻木悄悄爬上了他裸露的指尖。同时，他也发现刚坐下时他的脚趾还有刺痛感，如今却什么也没有了。他想知道脚趾是否冻僵了。他开始试着在鞋里活动它们，最后明白它们确实是冻僵了。

他连忙戴上手套，然后站了起来。他有些害怕了，开始上下跺着脚，直到脚趾有刺痛的感觉。此刻，他想的是，天气真的太冷了。从硫黄河来的那人曾告诉过他，这地方有时会冷到怎样的程度，如今想来一点儿都不假，可是他记得当时自己还嘲笑过那个人！这下事情发生了才想起人家善意的提醒，看来一个人真的不能太自信。

是的，天冷得有些过分。他跺脚、甩手、来回走动，直到确定自己暖和过来为止。这时，他才掏出火柴，准备生火。他从林子里的灌木丛中找到柴火，都是一些春天雪融时冲到一起的小枝杈，现在都已经干透了。他小心地先点燃一小堆火，很快就燃成了熊熊大火，他靠近火堆，先把满脸的冰胡子烤化了，才开始在火旁进餐。

熊熊篝火燃起来了，狗也十分满意，他把身子伸展开来，尽可能地靠近火堆取暖，当然，他还要保持起码的距离以免被火燎着。

男子吃完饭，又把烟叶装满烟斗，很享受地抽了一通。之后，他戴好手套，把帽子上的护耳紧紧地扣在耳朵上，顺着河面小道的左河汊往前走。

狗和男子的想法似乎不一样，它显然是失望极了，它不想继续前进，它是惦记着身后那堆火。这个人或许不明白冷，或许他的祖辈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冷，他们没经受过真正的寒冷——冰点以下107°的冷。可是这狗很明白，它所有的父辈也都清楚，这是一种遗传本能。它心里十分清楚，在这种冰天雪地中是不该行路的，这种时候应该蜷缩在雪洞中，等待积雪筑起一道厚厚的屏障把外界隔绝开来，挡住这天地间的酷寒。再说了，这狗原本与他的主人之间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不过是他的苦力，唯一体验到主人对它的“抚爱”，就是鞭打，抑或是凶恶的恐吓声，所以这狗也就没有必要让主人知道它对寒冷的恐惧了。自然，它留恋身后的那堆篝火是出于对自身的考虑，而不是替主人着想。主人显然是没有去关注这条狗，这时他吹起口哨，模仿出鞭子的抽打声，那狗只得撵上来，仍然走在主人身后。

咬上一口新烟叶，男子琥珀色的胡子又冒尖了。他呼出的热气又让唇髭、眉毛和睫毛结满了白霜。哈德森河的左河汊看上去没那么多泉泡，他走了半个多小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痕迹。不过，事情还是发生了。在一片柔软平整的雪面上，从表面上来看，它的下面是坚实的大地，可当他一脚踏上去时却陷了进去，好在水并不深，他慌忙跳到硬冰面上，但膝下小腿部分还是湿透了。经历这么一劫，他懊恼极了，连连诅咒着噩运。之前，他打算的是六点前赶到营地，如今他不得不再点堆篝火烤干他的鞋袜，如此，他将耽搁一个小时的时间。

他当然明白，想要在冰天雪地中活命，他就必须这么做，这一点不容置疑。于是，他折回河堤，爬了上去。在河堤顶部由几棵小树围着的低矮的杂树丛中，他发现了涨潮时冲积的干柴堆，主要是一些小树枝，当然也有大一些的干树杈和去年的细枯草。捡完柴火，他就在雪地上架起几根大树枝，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刚燃起的小火被烤化的雪浸灭。然后他从衣兜里取出一小片桦树皮，划一根火柴点着，这种东西比纸还容易点燃。他把火引子放在用大树枝搭起的柴架上，再往小火苗上添上一把把的干草和最细小的干枝杈。

他生火的动作很小心，此刻，他已经非常清楚自己深陷危险了。火渐渐燃起来，他往火堆里又放了些大的树枝，他就这么蹲在雪地上，从缠裹在一起的树丛中抽出小树枝往火堆上放。他明白这火必须生起来。在-75℃中，一个人如果打湿了脚，他就必须成功地一次性地把火点燃起来。当然，如果脚干的话，第一次没成功，他还能跑上半英里来恢复血液循环。但是在酷寒下，打湿并冻木了的脚，即使跑步也是无法恢复的。不管他跑得多快，打湿的脚只能是越冻越硬。

这些情况他都十分清楚的。入冬前，住在硫黄河一带的一位“智叟”曾向他传授过这些知识，现在他终于知道感激这些忠告了。他的两脚已麻木，为了生火，他不得不摘掉手套，但很快，手指就冻僵了。当他保持一小时四英里的速度行走时，心脏还可以把血挤压到身体表面和所有的末端，不过一旦停下来，心脏的挤压就会跟着变弱了。

寒流令人畏惧，而大地上的微渺生命只能承受着它全部的凶残。此时，他全身的血液，在酷寒面前畏缩了，他的血液和那只狗一样，是有感觉的，也像狗一样，在奇寒面前想立刻躲藏起来，把自己包裹起来。只要一小时走四英里，不管他愿不愿意，心脏都能把血液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的表皮，但现在他的热血后退了，它们全部缩进身体里面去了。最先尝到缺血的味道的是他的四肢，虽然还没完全冻僵，但他那打湿的双脚却越来越冻得受不住了，露在外面的手指也渐渐没了知觉。然后是他的鼻子和脸颊，已经丧失了感觉，继而是全身的皮肤，也因为缺血而变得冰凉。

幸运的是，他还算平安，脚趾、鼻子、面颊的冻伤也不会太重，因为火已经旺了起来。他又往火里添了些手指般粗细的小树枝，心里想着，再过一会儿，就能续上手腕粗的树杈了。然后他就可以脱掉湿鞋袜，而在鞋袜烘干之前，他的脚也不至于受冻，当然前提是要用雪先把脚搓一搓，以保证血液循环。火烧旺了，危险自然就被赶开了。他想起硫黄河那位“智叟”的忠告，脸上露出了微笑。

这时，他突然想起来，那位“智叟”曾严峻地下过这样的断语，说-50℃以下，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喀隆堤一带独行。看！他此时不正是在这一带吗？刚刚他出了点麻烦；他独身一人；可毕竟也是他自己拯救了自己。那些上了年纪的人难免畏畏缩缩的，他认为，起码有些人是这样的才对：一个男子要临危不惧。他觉得自己不缺这一点，是的，只要有这一点，任何硬汉都可以单独行动。

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行了，他没想到脸颊和鼻子这么快就冻住了，这显然令他有些诧异，而且手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麻木也令他意外。是的，它们没感觉了，他几乎无法把它们合拢起来去抓树枝，十个手指就在眼前，可他感觉它们遥远到似乎相隔千山万水。所以，当他好不容易摸到一个树枝时，他不得不用眼去确认，自己是否真正拿住它了。他与指间的神经传导系统并没有阻塞，只是，他没有感觉了。

这没什么。眼前这堆旺旺的篝火，正噼啪作响着，熊熊的火焰升腾着生命的希望，他开始解开他的鹿皮鞋。鞋子早已成了一个冰坨子；德式防寒袜像铠甲似的几乎箍到膝盖，鹿皮鞋带如同钢条一般盘结在一起，他用麻木的手指折腾半天，才明白这简直就是白费力气，然后他拔出鞘中的刀。可还没等他割断鞋带，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这是他自己造成的，或者说是他考虑不周而酿成了这场灾难。他不能在杉树下生火。尽管从树丛中扯出树枝直接投到火堆中要省事得多——他应该在空地上点火才是。因为篝火上方的杉树枝上承受着很重的积雪，而且这里已经有几周没起风了，导致每根树枝上都积着一层沉沉的雪。所以他每从树下抽出一根树枝都会引起一次微渺的抖动，只是他对这种抖动毫无感觉罢了，但在正常人看来这样的抖动却足以引发一场灾祸。

果然，灾祸降临了。高处的一个树枝上的雪被震了下来，抖落到下面的树枝上，而下面树枝上的雪也被打落，如此便引发这一连锁反应迅速扩展，最后波及整棵树。可他和正在燃烧的篝火并没得到一丁点儿的警示，积雪便像雪崩一样塌崩下来，于是，火被扑灭了，刚才燃着篝火的地方，如今罩着一堆软软的雪。

这突来的惊吓，让他呆住了，就好像听到一声死刑判决一般，有那么一会儿，他就那么呆呆地瞪着刚才还烈火熊熊的地方。过了一会儿，他的头脑才算冷静下来。他想着，或许硫黄河的那位“智叟”是对的。这种时候，如果还有一个旅伴，他就不会有危险。那个旅伴将会点燃另一堆火。可是，很明显，这只是一种假设。所以，现在他只有靠自己再生一堆火，而且这第二次点火绝不能失败。不过，即使这次成功了，他也很可能会因此牺牲几个脚指头。这工夫，他的脚一定已经冻得不行了，在第二堆火燃起之前，他还得忍上一阵。这就是他脑子里闪现的念头，当然，他不是坐着想的。当这些念头一闪而过，他就立刻行动起来。

于是，他又重新搭起一个点火的支架。这次他吸取了前一次的教训，选择搭在空地上。这下，树再休想扑灭他的篝火。他又从涨潮时漂来的残枝中收集了些干草和小树枝。他无法用手指把它们挑拣出来，只能一把把地抓出来。他有条不紊地干着，他还准备好了一大堆的大树枝，他打算在火旺时添上这些。那条狗一直蹲在那儿，看着它的主人忙过来忙过去，它的眼中流露着一种渴望，它知道主人是能为自己生火的人，只不过这火还得等一阵子才能烧起来。

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他伸手从兜里摸出第二张桦树皮，他知道树皮放在那儿，尽管他的手指已经没了感觉。当他摸索着去翻寻时，他很清楚地听了到那清脆的沙沙声，可是无论他怎么费力，就是无法拿起这薄薄的树皮。同时，他也很清楚地意识到，此刻，自己脚上的冻伤正逐渐变得严重，这个想法令他十分恐慌，他竭力想要驱赶走围攻着他的这种恐慌。为了保持镇定和清醒，他用牙把手套戴上，前后使劲地甩动胳膊，用尽全力在身体上敲打双手。他先是坐着做这些动作，然后又站起来重复做这些动作。这期间，那条狗一直蹲在那里，它那毛茸茸的大尾巴弯到它的面前，暖暖地盖在他的前爪上，当它看着主人忙做一团的样子时，它那尖尖的狼一样的狗耳朵就十分专注地向前耸着。男子呢，还在继续甩着他的胳膊，在他甩胳膊拍手时，一阵剧烈的妒忌涌上他的心头，在他看来，这畜生由于有天然的保护竟然可以这样温暖安适，这令他十分恼火。

过了一会儿，被敲打的指尖，总算有了一点儿知觉，这微渺的感觉似乎来自十分遥远的地方。细微的针刺感变大了，难以忍受的刺痛开始折磨他的神经，但他却是格外渴望这份折磨的。他摘掉了右手的手套，去拿桦树皮。暴露在外的手指立刻又麻木了。接着他又掏出一把硫黄火柴棍。但奇寒已经把他的手指冻僵硬了，他想从这一把硫黄火柴中取出一支火柴棍，结果，一整把都掉在了雪里，他想把它从雪里捡起来，但是不能。木然的手指既无触感，也无法弯曲。他小心翼翼，不去想冻麻的脚、鼻子和脸颊，他把注意力全集中在火柴上，他谨慎地看着，用眼力代替触感，当他看到手指放到了火柴束的两边，便合拢手指——也就是说，他想合拢手指，这个意念已传导下去了，可手指一动不动，他把手套戴到右手上，使劲儿地在膝盖上拍打它。再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把那束火柴，连同夹带着的雪一起捧到大腿上，然而情形并未好转。

他经过一通摆弄之后，总算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把火柴束夹在了两个手掌之间，把它送到嘴边。他艰难地张开嘴，唇边的冰胡子咔嚓响了，他收紧下腭，翘起上唇，露出上牙插入火柴束以便把它们分开。用这办法，他拔出了一根火柴棒，丢在大腿上。情况仍不妙，他不能拿起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用牙叼起火柴棒在腿上划着打火，划了足有二十下才划着，火苗蹿起来，他用牙叼着去点燃桦树皮，可是燃烧的硫黄烟直冲到鼻孔和肺里，呛得他咳起来，火柴棒掉到雪地上，灭了。

一阵绝望涌上心头，硫黄河的“智叟”说得没错。他拼命驱赶着升腾起来的绝望情绪，他还是想到了“智叟”的忠告：-50℃以下，必须两人以上才能出行。他拍打双手，但没有产生任何感受，突然，他用牙齿咬掉手套，露出双手，用手掌后侧夹起整束火柴，胳膊肌肉没有冻僵，使他能够用手掌夹紧火柴。他用整束火柴在腿上划火。七十多支火柴棒同时燃起，闪出耀眼的火苗，什么风也吹不灭它。他把头偏向一边，躲开火柴呛人的硫黄味，然后夹着燃烧的火柴束去点燃桦树皮。当他这样夹着火柴束的时候，他突然感到手上有了知觉，原来是他手上的肉烧着了，他闻到了烧焦的气味，而且表皮以下的深层部位也开始有了感觉，这种感觉最后发展成一种疼痛，而且这痛感变得越来越强烈。他忍受着被烧伤的剧痛，笨拙地夹着燃烧的火柴凑近桦树皮，却怎么也点不着它，因为他烧着的双手太碍事，大部分火苗已经在他手掌内燃烧开了。

终于，他受不了了，双手痉挛地弹开了，燃烧的火柴掉在雪地上吱吱地响着，好在树皮已经点着了。他往火苗上放干草和细小的树枝，他已经没办法挑拣那些柴火比较好燃了，因为他只能靠手掌根儿把它们举起来。树枝中夹带着很多烂木和青苔，只要能做得到，他都用牙齿把它们挑出去。

他呵护着这团火苗，小心又笨拙，他觉得此刻这团火苗就是生命，所以它不能熄灭。热血从他的身体表面收缩，奇寒令他打起浑身抖作一团，他添柴的动作更加不受控制，一大块青苔把小小的篝火砸个正着。他原本想用手指把它拨开，可他的身体抖得太厉害，一下子拨得太重，就把小火堆给打散了，燃烧着的干草和小树枝儿也散开了，他竭力想要把它们再拢到一起，可不管他是如何地全神贯注，抖动的身体已经无法完成这个动作，小树枝儿如同一片绝望的叶子，无助地散落开来。每一段小树枝儿都腾起一缕青烟，最后灭了。

生火的男子，最终失败了。他眼神涣散，四下望去，目光最后碰在那条狗身上。此时，那条狗正坐在他对面的雪地里，中间隔着灭了的小火堆残迹，它显然很是不安，弓着身子前后摇晃着，两只前爪交换着稍稍抬起，流露出一种期待的神情。

看见了狗，他脑子里突然蹿起一个疯狂的念头。他想起一件事：一个男人被暴风雪困住了，他便宰杀了一头小牛，然后钻进牛尸内，侥幸活了下来。他不禁想到，如果宰了这条狗，把手埋进它暖和的体内就可以恢复知觉了。如此他就有机会再生起一堆火。

于是，他开始唤狗，叫它过来。只是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异样的东西让狗感到畏缩，它以前从未听到他这样唤它。它想主人这么做总是有缘故的，它本能地感到了危险——它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危险，但它对主人已经心存疑惧了。它放平双耳听着主人的呼唤，然后弓起身，来回挪动着它的前爪，表露出一副极度不安的样子，是的，它很不情愿去到主人身边。男子见狗没有反应，于是趴下来，用双手和双膝向狗爬去。这一反常的举动更是引起了狗的疑心，它迅速地侧身小跑着避开。

男子失望了，在雪地上坐了一会儿，他想努力让自己起伏的心潮平静下来。之后，他用牙齿戴上手套，站了起来。首先，他向下看了一眼，这么做是为了确认自己是真的站起来了——他的脚没有感觉了，他已经感受不到和地面的接触。他这么一站，狗的疑心立刻就没了。他又开始恐吓它，嘴里模仿着鞭打声，狗又恢复了原有的忠心，向他慢慢走来。狗离他近了，他觉得时机到了，于是猛地向狗伸出胳膊，却发现双手已经无法抓捏，手指既不能弯曲也没有感觉。

就在这一瞬间，他从心底爆发出一种最强烈的惊奇。那一刻，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手已经冻坏了，而且冻伤正在深入。这一切只发生在这一眨眼的工夫，狗还没来得及跑开，他便用双臂圈住了狗的身体，他就这样抱着狗，坐在雪地上，而狗呢，则不停地狂嗥，哀号，挣扎。

他用尽了全部的努力，也只能这样——用胳膊抱住狗坐在那儿，他清楚他已经没有能力杀死这狗了。是的，他没有任何办法杀死它，他不能靠这两只不听使唤的手抽出刀或握住刀，当然，他更无法掐死它，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狗从他的臂弯里拼命挣脱开，狂吠着，夹着尾巴，一直跑出四十英尺的地方才站住，它的耳朵直冲着前方耸立，用一种探究的意味观察着它的主人。

死亡的阴影越来越浓，它沉重地从四面八方向他爬来。他开始明白了，现在早已不再是冻掉几个手指和脚趾的问题了，甚至不是冻掉双手和双脚的问题，而是已到了生死攸关的关头，一种深深的恐惧猛烈地从他的心头喷发出来。他整个人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惊慌之中。

深深的惊惧让他顾不了太多，他转身向河床的方向奔跑去，沿着原先那条暗色的小路一直跑下去，狗也紧跟着他追上来。他双目茫然，不停地奔跑着，那种深度的恐惧从未有过。当他慢下来，在雪中踉跄前行时，景物才在他的眼前重新现出模样——两岸的河堤，陈年的木材堆，光秃秃的白杨树，还有灰灰的天空。刚才的那一阵狂奔令他感觉放松了不少。他已经不发抖了。他想着如果继续跑下去，或许脚也会恢复过来。并且，如果跑得足够长的话，他甚至还能回到营地见到小伙子们。当然，如果继续跑下去冻掉几个手指和脚趾是肯定的了，甚至还会冻伤一部分脸，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当他跑回营地时，他的伙伴们一定会照料他并拯救他的。想到这里，他似乎看到了希望，不过同时，他的脑海里还有另一个念头沉浮着，这个念头对他说，他肯定回不到营地和伙伴们的身边了。长路漫漫，他身上的冻伤太重了，他会很快冻僵，然后死掉。他极力想把这个念头从脑海中驱除，不去理它。可这念头很固执，不停地又从他的脑海浮出来，并强迫他听它说，他又把它抛出脑海，如此反复。

他的双脚冻得太严重了，以致当它们踏在地上，支撑着身体的重量时，他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更让他感到惊异的是，他居然还能用这样一双脚奔跑，他感到自己是贴地在飘，飘浮在天地间。他记得他曾在哪儿看到过长着翅膀的墨丘利神，他想弄明白他飞行时是否和自己的感觉一样。

他打算就这样一直跑回营地，与伙伴们会师，但这计划明显是不可能的，他没有这样的持久力。有好几次他跌跌撞撞几乎跌倒，他的脚步凌乱，最终累得栽倒在雪中。他想站起身，却站不起来。他知道必须坐下来休息，而且等到再次出发时，他也只能走着前进了。当他坐在地上缓过气来时，感到身体已经暖和了许多，而且不再战栗了，甚至好像有一团暖烘烘的热气在他的身体中流窜，可当他触摸鼻子和脸颊时，还是毫无感觉。跑步也不能让鼻子和脸恢复感觉了，手脚也一样，他想到一定是冻伤的面积正在身体上扩大，所以，他的身体各个部位才丧失了知觉。他努力不去想这些东西，只希望忘掉它去想点儿别的事情，他当然知道这会引起自己的惊恐，显然，这种感受让他害怕极了。可这念头总是一遍又一遍地从脑海里浮现出来，挥之不去。这念头在他眼前描出一个十分惨烈的场景：他仰面死在雪地中，身体冷硬如石头。他不敢再想下去，只能沿着小路拼命狂奔。一度，他曾放弃奔跑放慢速度改为行走，但一想到冻伤正在蔓延，又不得不飞奔起来。

那条狗一直尾随着他，紧紧跟在他脚后跑着。当他再次摔倒在地上时，狗面对着他蹲下来，毛茸茸的大尾巴弯到前面，盖住前爪，好奇地看着主人。狗的温暖与安适激怒了他。他咒骂起它来，直到狗不再感到好奇，把两只耳朵平放下来为止。

这一次，抖动马上又控制了他。与奇寒的拼搏，他已注定败下阵来。奇寒从身体的各路向内部长驱直入，意识到这一点，他又爬起来向前跑，跑了也就一百米左右，他便站立不稳，一头栽倒在地上。这是他最后一次感到惊恐了。他喘着气，镇静地坐起身，脑子里跳出一句话：面对死亡，要有尊严。当然，他的这句话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源自他想到的一个比喻，他觉得自己刚才那副尊容一定蠢透了，就像一只被砍掉了头的鸡在四处乱窜。是呀，不管怎样，冻死已经是一件事实了，既然不能改变，那还不如坦然地面对它。

这样想着，他便进入了一片澄明之境，他初次感到一股浓浓的睡意，他想，就这样死去也不错，在梦中告别人世，就像服了一剂鸦片一样，并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冻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可怕，还有很多死法比这要痛苦得多了。他想象着伙计们第二天看到他尸体的情景。他感到自己正混在他的那些伙伴中间，一路过来寻找他自己。他和他的伙伴们一起顺路转弯，然后发现自己正趴在雪地里。当然他已经不是他自己了，在那一刻他超脱了肉身，和伙计们站在一起，瞧着雪地里自己的尸体。天真的太冷了，他想。当他回到美国时，可以告诉亲朋们什么是奇寒无比，他的思想飘游开了，仿佛看到了硫黄河的“智叟”，非常真切，“智叟”穿得暖暖的，一副适意闲散的模样，吧嗒吧嗒地抽着烟斗。

“你，对了，老家伙，你说对了。”他对硫黄河的“智叟”小声低语了一番。之后，他便入睡了。这一晚对他来说，仿佛是有生以来最舒服、最满意的一次休憩。那条狗就那么一直面向着他坐着，等着。短暂的白天已经过去，漫长的黄昏来临了。他还是没有一点儿要生火的意思，而且这狗也从未见过一个人就那样坐在雪地里却又不生火。暮色已渐苍茫，对篝火的渴望让这条狗再也无法沉默下去了，于是它跳起身子，交替移动着前爪，低低地哀号起来。它哀号了一会儿，耳朵耷拉了下来，似乎在等着主人责骂它。可是它的主人呢，还是一言不发地躺在那里。片刻后，狗尖声呼号起来。又过了一会儿，它悄悄走近那男子。一种死气，沉沉地从周围包抄过来，狗竖起毛，有些惊慌地连连后退。之后，它又逗留了一会儿，在一颗一颗泛着寒气的星辰下面悲伤地嗥叫起来。

星河灿烂，熠熠生辉。狗掉转过头，向着原来营地的方向，顺着小径，一路急奔而去。远方，会有人给它吃的，还会有一堆温暖的篝火让它取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片叶子 : 欧·亨利短篇小说集 / (美) 亨利著；沈樱译.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9

ISBN 978-7-80769-857-9

Ⅰ.①最…Ⅱ. ①亨…②沈…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Ⅳ.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4594号

新业文学经典丛书

最后一片叶子 : 欧·亨利短篇小说集

著    者|欧·亨利(美)

译    者|沈  樱

出版人|田海明  朱智润

选题策划|黎  雨

责任编辑|胡俊生  王雪君

装帧设计|张子航

责任印制|刘  银

营销推广|张晓兵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  编：100101    电话：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0.5

字    数|180千字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69-857-9

定    价|32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毛姆在《书与你》中曾提到：“养成阅读的习惯，使人受益无穷。很少有体育运动项目能适合盛年不再的你，让你不断从中获得满足，而游戏往往又需要我们找寻同伴共同完成，阅读则没有诸如此类的不便。书随时随地可以拿起来读，有要紧事必须立即处理时，又能随时放下，以后再接着读。如今的和乐时代，公共图书馆给予我们的娱乐就是阅读，何况普及本价钱又这么便宜，买一本来读没有什么难的。再者，养成阅读的习惯，就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生命中任何灾难降临的时候，往书本里一钻，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古人也说：“开卷有益。”但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如何选取有益的读本来启迪心智，这就需要有一定的鉴别能力。

对此，叔本华在《论读书》里说：

“……对善于读书的人来说，决不滥读是很重要的。即使是时下享有盛名、大受欢迎的书，如一年内就数版的政治宗教小册子、小说、诗歌等，也切勿贸然拿来就读。要知道，为愚民而写作的人反而常会大受欢迎，不如把宝贵的时间用来专心阅读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这些书才真正使人开卷有益。

“坏书是灵魂的毒药，读得越少越好，而好书则是多多益善。因为一般人通常只读最新的出版物，而不读各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品，所以作家也就拘囿在流行思潮的小范围中，时代也就在自己的泥泞中越陷越深了。”

正如叔本华所言，“不读坏书”，因为人生短促，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出版好书，让大家有好书读。基于这样一个目的和愿景，便有了这样一套“国内外大家经典作品丛书”，希望这些“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能令大家“开卷有益”。

编  者

最后一片叶子

在华盛顿广场的西面，有一个小区，小区的街道很是奇怪，被分割成很多狭窄的长条，人们称这些长条为“小巷”。这些“小巷”相互间穿插，形成许多奇特的角度和曲线。有的一条街自身也会交叉一两回。有一次，一位艺术家发现这条街也有它的可贵之处。如果一个商人去收颜料、纸张和画布的账款，不成想却在这条街上大兜圈子，最后猛然发现自己转来转去又回到原点，更令他生气的是到头来一文钱也没收到，落得空手而回，那才有意思呢！

于是，没过多久，一些搞艺术的人便都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这个古色古香的格林威治村。他们四处打听，寻找朝北的窗户、18世纪的三角墙、荷兰式的阁楼，更重要的是，房租还要低廉。接着，这些人又从第六大街买来了一些锡蜡杯子和一两只烘锅，把这个地方弄成了一个“艺术区”。

苏艾和琼珊的画室就是在这里成立的，画室设在一座矮墩墩的三层砖屋的顶楼。“琼珊”是琼娜的昵称。两人一个是从缅因州来的，另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她们是在第八大街上一家名为“德尔蒙尼戈”的饭馆认识的，那时她们都去用餐，恰巧碰到，她们对彼此都很有好感，她们谈艺术、饮食、着装等等，竟发现彼此的口味也十分相投，于是便一起租下了那间顶楼作画室。

那还是五月发生的事。到了十一月，一个冷酷无情，肉眼看不见，医生称之为“肺炎”的不速之客，潜入到了艺术区，他用他那冰冷的手指这儿碰碰那儿摸摸。在广场的东面，这个坏家伙明目张胆地行动起来，他每闯一次祸，总有那么几十个人受到伤害。不过，当他来到这错综复杂、狭窄，并且长满苔藓的“巷子”里之后，他的脚步已经没有原来那样畅行无阻了，他开始用一种缓慢的速度行走。

这位“肺炎先生”并不是大家眼中的那种有风度的老绅士。一个弱小的女人，已经被加利福尼亚的西风吹得毫无血色了，自然无法和那个有着红拳头、气吁吁的老家伙相对抗。所以，琼珊被他击倒了。她躺在那张漆过的铁床上，一动也不动，一双眼睛望着荷兰式小窗外的砖屋，那是空荡荡的邻居家。

一天早晨，那位忙碌的医生，把苏艾叫到过道里，皱着他那灰白色的粗眉毛。

“照现在的情形来看，她的病很不乐观，只有一成的希望了。”他一边对苏艾说，一边把体温表里的水银甩下去，“那一成的希望主要看她自己，看她自己有没有强烈的求生欲望。这个你应该明白，如果一个人情愿照顾殡仪馆的生意，那么一切的治疗都是毫无意义的。现在，你的这位小姐一门心思以为自己不会好了。你知道她有什么愿望吗？”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去那不勒斯海湾，她想画它。”苏艾说。

“绘画？——简直太荒谬了！那她心里就没有很让她思念的东西？——比如说，男人？”

“男人？”苏艾像吹小口琴似的哼了一声说，“难道男人就值得——但是，唉，大夫，这根本就是没有的事情。”

“这样说来，一定是身体虚弱的缘故了。”医生说，“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只要科学能达到，我一定可以救治好她。不过，每逢我的病人开始盘算有多少辆马车送他出殡的时候，我就会把医药的治疗力量减去百分之五十。但如果你能诱导她对今年冬季大衣的袖子式样发生兴趣，并提出一个相关问题的话，那么我就可以保证，她康复的几率可以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

送走医生后，苏艾来到工作室，她狠狠哭了一把，眼泪把一张日本餐巾纸浸湿成了一团纸浆。然后，她拿起画板，吹着拉格泰姆音乐(美国流行音乐形式之一。产生于19世纪末，是早期爵士乐的一种)的口哨，摇头晃脑地走进琼珊的房间。

琼珊躺在床上，脸朝着窗口，一点儿动静也没有。苏艾以为她睡着了，便赶紧停止了吹口哨。

她架起画板，开始替杂志画一幅短篇小说的钢笔画插图。青年画家通常都会有这么一段经历，他们不得不以杂志小说的插图来为将来能够进入艺术殿堂铺平道路，而那些青年作者，为了给自己铺平文学道路，便创作了那些小说。

现在苏艾画的插图，正是小说里的主角——一个爱达荷州的牧人，她先给主人公画上一条在马匹展览会里穿的漂亮马裤和一片单眼镜。这时，她忽然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重复了几遍。于是她赶紧放下画笔，走到琼珊的床边。

琼珊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望着窗外，嘴里正在念着一些数字，她是在数数——倒着数。

“十二，”她说，过了一会儿，又说，“十一”；接着是“十”、“九”；再接着是“八”和“七”，这两个数字几乎是连在一起说的。

苏艾关切地向窗外瞧了瞧。有什么可数的呢？外面只是一个空荡荡、阴沉沉的院子，和二十英尺外的一幢砖屋的墙壁。一根看上去极老的常春藤，缠绕的根已经枯萎，爬在半墙上。秋季的寒风把藤上的叶子吹落得已经所剩无几，只剩下几根近乎光秃秃的藤枝依附在那堵松动残缺的砖墙上。

“亲爱的，你这是怎么了？”苏艾问道。

“六片。”琼珊说，声音低得像是耳语，“它们现在落得更快了。三天前差不多还有一百片呢，那时数得我眼花缭乱。可现在容易多了。喏，又掉了一片。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亲爱的？来，告诉你的苏艾。”

“叶子，常春藤上的叶子。等最后一片叶子掉落，我也得去了。三天前我就知道了。难道大夫没有告诉你？”

“啊，我可从没听到这样荒唐的话。”苏艾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数落她说，“老藤叶和你的病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你一直很喜欢那株常春藤，得啦，你这淘气的姑娘，别犯傻啦。我差点忘了，今天早晨大夫告诉我说你康复的机会是——让我想想，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康复的希望有十分之一呢！这么跟你说吧，差不多跟我们在纽约搭街车或者走过一幢新房子的机会一样多呢。好琼珊，现在起来喝一点儿汤吧，也好让你的苏艾继续画画，然后卖给编辑先生，换了钱才能给她生病的乖孩子买点儿红葡萄酒，也买些猪排解解她自己的馋嘴。”

“你不用再买什么酒啦。”琼珊仍然凝视着窗外说，“又掉了一片。不，我不要喝汤。只剩四片了。我希望在天黑之前看到最后一片藤叶飘下来。那时候我也该去了。”

“琼珊，亲爱的，”苏艾弯着身子对她说，“你能不能答应我，在我画完之前，别睁开眼睛，别瞧窗外？这些画我明天得交。我需要些光线，不然我早就把窗帘拉下来了。”

“你不可以到另一间屋子里去画吗？”琼珊冷冷地问道。

“我要待在这儿，跟你在一起。”苏艾说，“而且我不喜欢你总盯着那些莫名其妙的藤叶。”

“你一画完就告诉我。”琼珊说着，便闭上了眼睛。她脸色惨白，就那么静静地躺着，跟一尊倒塌下来的塑像没什么两样。“因为我要看那片最后的藤叶掉下来。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像一片可怜的、厌倦的藤叶，悠悠地往下飘，一直往下飘。”

“乖，你争取睡一会儿。”苏艾说，“我要去叫贝尔曼上来做我的模特儿，我要画那个隐居的老矿工。我一分钟后就能回来。在我回来之前，你好好待着别动。”

老贝尔曼也是一个画家，就住在砖屋的底层。他约莫六十岁，一把胡子和米开朗琪罗的雕像上摩西的很相似，从森林之神萨蒂尔似的脑袋上顺着瘦小的身体卷垂下来。在艺术界，贝尔曼算得上是个失意的人。他握了将近四十年的画笔，同艺术女神还是有相当远的距离，几乎连她的长袍的衣角都摸不到。他总是说即将要画一幅杰作，可说来说去却一直没有动手。除了偶尔涂抹了一些商业画或广告画之外，很多年里，他几乎没画过什么。如今，他成了“艺术区”里那些雇不起职业模特的青年艺术家的临时模特，以此来挣几个小钱。他平时喜欢喝杜松子酒，每每总是过量，然后没完没了地唠叨着他未来的杰作。此外，他还是个脾气恶劣的古怪老头儿，对于他人的软弱总是极尽嘲弄之能事。不过他对楼上的两个青年艺术家倒是极力保护，甚至把自己看做是随时待命的猎犬为她们看护门院。

苏艾找到贝尔曼的时候，他已经满身酒气，一个人待在楼下那间灯光黯淡的小屋子里。角落里是一个画架，上面绷着一幅空白的画布，画布已经安安静静地等待了二十五年之久，它想成为杰作的梦想却还是空空。

苏艾把琼珊的想法告诉了贝尔曼，并说出了她的担心，她怕那个虚弱得像枯叶一般的琼珊，会放弃她同这个世界最后的一丝微弱的牵连，然后撒手而去。

老贝尔曼充血的眼睛明显是在流泪，他大声呵斥着，对琼珊这种白痴般的想法很是不屑，还不忘讽刺一番。

“简直是不可理喻！”他嚷道，“世界上竟有这种傻子，就因为该死的藤枝落下几片叶子，居然就想着自己快要死了？我活了一辈子也没有听到过这种荒唐事。绝对不行，我现在没有心思为你这个愚蠢的隐士做模特。你怎么能让她脑袋里有这种傻念头呢？唉，可怜的琼珊小姐。”

“她病得很严重，现在很虚弱，”苏艾说，“高烧已经把她烧得脑子都不清楚了，她现在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念头。那好，贝尔曼先生，既然你不愿意做我的模特，我也不勉强你了。不过，我现在终于认清你了，你是个可恶的老——老贫嘴。”

“你可真是个小女人！”贝尔曼嚷道，“谁说我不愿意了？走吧。我现在就跟你一起去。我说了半天，就是为了说明我愿意为你效劳。上帝保佑！像琼珊小姐那样好的人实在不应该在这种地方病倒。看着吧，有一天我会画出一幅杰作，到那时候，我们就都可以离开这里啦。天哪！是吧。”

等他们来到楼上时，琼珊已经睡着了。苏艾把窗帘拉下来，然后做了个手势让贝尔曼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两人很有默契地望着窗外的常春藤，忧心忡忡。接着，他们默默无言地对视了一会儿。窗外，寒雨夹着雪花下个不停。贝尔曼穿着一件蓝色的旧衬衫，一口铁锅倒扣着充当着岩石，他就坐在上面，扮作一位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只睡了一个小时的苏艾醒来，她发现琼珊正大睁着一双无神的眼睛，凝视着放下来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上去，我想看一看。”她用微弱的声音命令道。

疲惫到极点的苏艾照着做了。

天哪！她们看到了奇迹。在经过了漫漫长夜的风吹雨打后，砖墙上居然还留着一片常春藤的叶子。这是藤蔓上最后一片叶子了。叶柄的颜色还是深绿的，锯齿形的边缘染上了枯败的黄色，尽管如此，那片叶子仍傲然挂在离地面二十来英尺的一根藤枝上面，一副无所畏惧的姿态。

“这是最后的一片叶子。”琼珊说，“我以为昨夜它一定会掉落的。我听到风还在吹。或许，今天它就会掉落下来，那时我也要跟着去了。”

“亲爱的，亲爱的！”苏艾轻唤着，把她困倦的脸垂到枕边，对她说，“如果你不为自己着想，那么就为我想想吧。你去了，我怎么办呢？”

琼珊没有回答。这世上最寂寞的事情，莫过于一个灵魂准备走上一条黑暗的远行之路。当她与尘世和友情之间的连结一个个地脱离时，那个可怕的念头似乎也就完全地掌握了她。

白昼渐渐远去，黄昏慢慢降临，即使在夜色将近的时刻，那片孤零零地贴在藤枝上的枯叶仍然清晰可见。夜色来了，北风又起，雨还没有停，一滴一滴不住地打在窗上，从低矮的荷兰式的屋檐上滴落下来。

天色微明，狠心的琼珊再次命令苏艾把窗帘拉上去。

窗外，那片常春藤的叶子，仍完好地贴在墙上。

琼珊躺着，久久地注视着那最后的一片藤叶。随后，她呼唤苏艾的名字。此刻，苏艾正在煤气炉上给琼珊煮鸡汤。

“我真是一个坏姑娘，苏艾，”琼珊说，“冥冥中一定是老天让最后的一片叶子保留下来，好让我清楚自己有多么邪恶。放弃生命是一种罪恶的行为。现在，你把那些鸡汤端来吧，还有牛奶，麻烦你在里面掺些葡萄酒，哦，等一下，还是先拿一面小镜子给我吧，再给我垫几个枕头，我想坐起来看你煮东西。”

过了一小时，她又说：“苏艾，我希望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去那不勒斯海湾写生。”

下午医生又来了，他离开时，苏艾找了个借口来到过道。

“好的机会有了五成。”医生一边说着一边握住苏艾瘦弱颤抖的手，安慰说，“好好调养她吧，你会如愿的。现在我得去楼下看看另一个病人，据我所知，他也是搞艺术的，叫贝尔曼。他得的也是肺炎。他年纪挺大了，再加上身体虚弱，病势十分凶险，就他目前的状况来看，几乎可以断定是没有希望了，不过今天还是要把他送进医院，这样可以让他舒服些。”

第二天，医生又来了，看过琼珊后，他对苏艾说：“祝贺你，她已经脱离危险了，你赢了。当前要做的就是营养和照料，其他的就不需要了。”

那天下午，苏艾跑到琼珊的床边，她正靠在床头，心满意足地织着一条毫无用处的深蓝色羊毛披肩，苏艾激动地伸开双臂，将琼珊连同枕头一把揽在怀里。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乖孩子。”她说，“贝尔曼先生今天在医院里去世了。死于肺炎，他只病了两天就这么走了。头天早上，看门人在楼下的房间里发现了他，那时他痛苦得要命，鞋子和衣服都湿透了，冰凉冰凉的。大家想不明白，在那么可怕的雨夜里，他能到什么地方去呢。后来，他们找到了一盏还亮着的灯笼，一把被挪动过的扶梯，还有一些散落各处的画笔和一块调色板。调色板上调好了绿色和黄色的颜料，末了——好心的贝尔曼先生啊，亲爱的，你瞧瞧窗外，那贴在墙上的最后一片叶子，在风中竟也纹丝不动，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哦，亲爱的，那是贝尔曼先生的杰作啊——那晚，当最后的一片叶子掉落时，他便在墙上画下了这片最后的叶子。”

回合之间

正是五月，皎洁的月光照着墨菲太太经营的寄宿旅馆。查看历书便可知道，同样的月光也洒到一片更为广大的地区。春天已经披上了盛装，紧接着枯草也要肆意蔓延着生机了。公园里满是新绿，还有来自西部与南方的商贾旅人。花儿在招展，避暑胜地的商家也在招揽着顾客，气候连同着法庭的判决都日趋温和起来，到处都是手风琴声、喷泉和纸牌戏。

墨菲太太寄宿旅馆的窗户正敞开着。在门口的高石阶上，一群房客坐在又圆又扁的草编垫子上，那垫子看上去就像是德国式煎薄饼。

倚在二楼前面窗口上的麦卡斯基太太，此刻正等着她丈夫回家。桌上准备的晚饭已经凉了，它的火气一股脑儿地跑进了麦卡斯基太太的肚子里。

九点钟的时候，麦卡斯基终于回来了。他嘴里叼着烟斗，外套搭在胳臂上，一边小心翼翼地在坐满房客们的石阶上寻找空隙，以便搁下他那九号长四号宽的大脚；一边因为打扰了他们而不住地道歉。

他推开房门，对此时碰到的情况表现得很是意外。放在往常，他闪避的不是火炉盖，就是捣土豆用的木杵，可这次不同，因为向他飞来的只是老伴的话语。

麦卡斯基先生由此推断，一定是温和的五月的月光软化了老伴的心。

“我全听到啦。”代替锅碗瓢盆向他扔过来的话语是以这样一句话开头的，“看你平时笨手笨脚，踩到了马路上那些四处招摇的家伙的衣角倒很会赔不是，而你自己的老婆伸着脖子在窗口等你，把脖子都伸得足足有晒衣绳那么长了，你反倒毫不在意，就算是你在她脖子上踩过，也是连一声‘对不起’都不会说的；还有，你每星期六晚上跑到加勒吉的店里喝酒，工钱几乎被你喝光了，只剩下一点儿来买吃的，现在那仅剩的钱买的食物又统统搁凉了，我可告诉你，收煤气账的今天又来催过两次账啦。”

“真是个絮叨的婆娘！”麦卡斯基把外套和帽子往椅子上一扔，说道：“你总是这样聒噪，害得我胃口都没有了。要知道，你这样不讲礼貌，就是在拆社会基础的墙脚。那些太太们挡着道，你要从她们中间走过，说声‘借光’也是应该的事情。你这副猪脸能不能别再对着窗口了，赶快去弄吃的！”

麦卡斯基太太慢吞吞地站起来。她的动作明显有点不对劲儿，麦卡斯基先生不免有了提防。他心里清楚得很，她的嘴角突然像晴雨计的指针那样往下一沉的时候，往往就预示着锅碗瓢盆的来临。

“你说我这是猪脸吗？”麦卡斯基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抄起一只盛满咸肉萝卜的炖锅猛地向她丈夫扔去。

显然，麦卡斯基先生已经被老伴锻炼成了一个随机应变的老手。他知道头一道小菜之后该上什么。他瞥见桌上有一盘配着酢浆草的烤猪肉，便端起这个来回敬，可随即又招来一个搁在陶器碟子里的面包布丁。之后，他很准确地甩过去的一大块瑞士奶酪正好打在麦卡斯基太太的眼睛下面。当她端起满满一壶又烫又黑的咖啡作为恰当的回礼时，根据上菜的规矩，这场战斗应该算是结束了。

不过，麦卡斯基先生可不是那种吃五毛钱客饭的人。让那些劣等的波希米亚人用咖啡当作结束吧，假如他们愿意的话，让他们去丢人现眼吧。他可要比他们精明得多。他不是没有见识过饭后用来洗手的水盂。当然，墨菲寄宿旅馆没有这种玩意儿，不过它们的代用品就在手边。于是，他很是得意地举起旁边的那个搪瓷脸盆，朝他老伴的头上一送。结果是麦卡斯基太太躲过了这一招。之后她伸手去拿熨斗，打算把它当做提神酒来结束这场可口的决斗。就在这个空当，一声响亮的哀号从楼下传来，她和麦卡斯基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如此，一场混战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警察克利里站在房子犄角的过道上，正竖着耳朵倾听锅碗瓢盆的砰嘭声。

“约翰·麦卡斯基同他太太又开战啦。”警察思忖着，“我是不是该上楼去劝劝呢？算了，还是不去为好。他们是名正言顺的夫妻，平时又没什么娱乐，应该不会闹得太久的。当然啦，再闹下去的话，他们可要借用别人家的碗盏才能进行。”

就是这个时候，楼下响起了那声尖厉的号叫，这说明，不是有什么恐怖事件发生，就是情况相当危急。“也许是猫叫也说不定。”警察克利里咕哝着，匆匆朝相反方向走开。

坐在石阶上的房客们开始骚动起来。先是保险公司职员出身、以问长问短为职业的图米先生，走进屋去打听尖叫的原因。片刻工夫他回来报信说，是墨菲太太的小儿子迈克不见了。跟在图米先生后面蹦出来的便是墨菲太太本人——两百磅的眼泪搭配着歇斯底里，正呼天抢地地哀悼着失踪的三十磅的雀斑和调皮捣乱。或许你会说这种描写手法太大煞风景了，这一点不错。可尽管如此，图米先生还是挨在女帽商珀迪小姐的身边坐下，他们把手握在一起对墨菲太太表示同情。还有沃尔什姐妹，那两个整天抱怨过道里太嘈杂的老小姐，立刻询问有没有谁找过钟座后面。

跟他的胖太太坐在一起的格里格少校，从最上面的一级石阶站了起来，将外套扣好。“小家伙不见了吗？”他大嚷道，“我要在全市范围找找看。”他的妻子向来不准他在天黑之后出去，现在却用男中音的嗓门喊道：“去吧，卢多维克！看到一位母亲如此伤心而坐视不管的人，才真是没有心肝儿呢。”“亲爱的，给我三毛——不，还是给我六毛钱吧，”少校说，“小孩走失一般需要追到很远的地方。我可能要坐车子，身上得备些钱。”

坐在石阶最下面一级的是住在四楼后房的丹尼老头，此刻他正在借着街灯的亮光看报纸。他翻过一版，继续看那篇有关木匠罢工的报道。墨菲太太紧着嗓子朝月亮喊道：“啊，我们的迈克呀，天哪，我的小宝贝儿你到底在哪儿呀？”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丹尼老头问着，眼睛还盯在建筑公会的报告上面看。

“哟，”墨菲太太哀叫着，“我也记不清啦！也许是昨天，也许是四个钟头以前。我的小儿子迈克肯定是走丢啦。今天早晨——也许是星期三吧——我还看到他在过道上玩耍。可你知道的，我实在太忙了，连日子也记不清楚。屋子里上上下下我都找遍了，就是找不着他。哟，老天哪——”

任凭人们怎样喧闹、喊骂，这座大城市始终是沉默、冷酷和庞大的。有人说它是铁石心肠，说它没有恻隐之心；有人把它的街道比作荒寂的森林和熔岩的沙漠。其实不然，我们常说龙虾的硬壳里面还可以找到美味可口的食品呢。这个说法也许不很恰当，不过，不至于惹谁不满。要知道，没有足够的把握我们是不会随便把人家叫做“龙虾”(美国俚语中把容易受骗的人称作“龙虾”)的。

一个孩子的走失比任何灾害都能引起人们的同情。要知道他的小脚是那么柔弱无力，而世道又是那么崎岖坎坷。

格里格少校匆匆拐过街角，进了比利的铺子。

“来一杯威士忌苏打。”他对伙计说，“你有没有在附近什么地方见到一个孩子，六岁左右，有点罗圈腿，小脸也有些脏兮兮的？”

而此时，坐在石阶上的图米先生对孩子丢失的事情并没有反应，他依旧握着珀迪小姐的手不放。

“想起那个可爱的小家伙，”珀迪小姐无限怜悯地说，“失去了母亲的保护——柔弱的他或许已经倒在马蹄下面了——哦，这太可怕了！”

“可不是吗？”图米先生捏紧她的手，很是赞同，然后他说，“你看我要不要出去帮着找找他呢？”

“或许你应该去，”珀迪小姐说，“不过，图米先生，你这样见义勇为，这样不顾一切，可如果你出于热心而遭到了什么意外的话，我怎么——”

而另一边，丹尼老头依旧用手指顺着报纸上的一行行字，继续看着那篇仲裁协定。

二楼前房的麦卡斯基先生和太太走到窗口来喘口气。麦卡斯基先生弯起食指一心一意地抠着坎肩里面的萝卜；而他太太则用手揉擦着眼睛，想必是被烤猪肉里的盐分搞得很不自在。这时，楼下的喧哗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两人把头伸出窗外。

“小迈克不见了，”麦卡斯基太太压低了嗓门说，“那个可爱的、淘气的、天使般的小家伙！”

“那个小家伙走失了吗？”麦卡斯基先生说着把身子探出窗外，“哎，那可真是糟糕。孩子走丢可就严重了，不过若是换了女人则另当别论了，因为她们一走就天下太平。”

麦卡斯基太太没有理会这句带刺的话，她突然拽住丈夫的胳膊。

“约翰，”她十分激动地说，“墨菲太太的孩子不见了。这个城市太大，小孩子很容易走失。何况他只有六岁啊。约翰，想想看，如果我们六年前生个孩子的话，现在也有这么大了。”

“可我们从来没有生过呀。”麦卡斯基先生把事实琢磨了一会儿，然后说。

“我是说如果我们生过的话，约翰，如果我们的小费伦今晚迷了路，不见了踪影，你想我们心里该有多难受呀！”

“你在说什么疯话。”麦卡斯基先生说，“他应该叫做‘帕特’才对，跟着住在坎特里的我父亲的名字来起。”

“你胡扯！”麦卡斯基太太说，话虽如此，可她的语气听起来并没有火气，“我哥哥抵得上十打泥腿子麦卡斯基。孩子一定要起他的名字。”她说着从窗台上探出上身，还不忘观看下面的热闹。

“约翰，”麦卡斯基太太转而温和地说，“对不起，我刚才对你太急躁了。”

“正如你说的，”麦卡斯基先生说，“急躁的布丁，匆忙的萝卜，还有撵人的咖啡。你不妨称这些为一客快餐，这样才贴切得很。”

麦卡斯基太太伸手勾住丈夫的胳臂，接着握住他那粗糙的大手。

“你听听，可怜的墨菲太太的哭声多悲惨。”她说，“一个小不点儿的孩子在这样一个大城市里走失，实在太可怕了。如若换了我们的小费伦，约翰，光是想想我的心都要碎啦。”

麦卡斯基先生不自在地从太太手里抽出了胳臂。不过，之后他又把手搭在了他太太的肩膀上。

“这种说法听起来虽然荒唐，”他粗鲁地说，“但如果我们的小——帕特碰上绑票一类的事，我也要伤心的。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从来没有生过孩子。唉，朱迪，有时候我太不应该，我对你太粗暴了。你别放在心上。”

两人偎依着，望着下面一场正在演出的伤感的悲剧。

他们这样坐了很久。

人们在过道上涌来涌去，凑在一起打听消息，传播着许许多多的谣言和毫无根据的揣测。墨菲太太如同犁地似的在他们中间进进出出，脸上的泪水如瀑布般流着，哗哗直响。报信人你来我往，忙个不停。

突然，寄宿舍门前响起一片嘈杂的人声，人群中又闹腾开了。

“又是怎么回事，朱迪？”麦卡斯基先生问道。

“是墨菲太太的声音。”麦卡斯基太太一边倾听，一边说，“她说她在屋里找到了小迈克，原来小家伙在床底下的一卷漆布后面睡着了。”

麦卡斯基先生听了哈哈大笑。

“你的费伦就是那样。”他讥讽地喊道，“换了帕特，才不会玩那种鬼花样呢。我们那个未曾出生的孩子如果真的走丢的话，尽管叫他费伦好啦，看他像条小癞皮狗似的躲在床底下。”

麦卡斯基太太没再说什么，她慢吞吞地站起来，朝碗柜走去，两个嘴角往下一沉。

人群散开之后，警察克利里才从拐角那儿踱回来。他竖起耳朵听着麦卡斯基家的住屋，不禁大吃一惊：里面铁器瓷器的砰嘭声，摔打厨房用具的哐啷声，听上去就跟刚才一样的响亮。克利里掏出挂表看了一眼。

“好家伙！”他脱口喊道，“照我的表看来，约翰·麦卡斯基同他太太的这场战争已经干了一小时又十五分钟。他太太的体重比他多四十磅，希望他加把劲不要输得太惨。”

警察克利里拐过街角，慢悠悠地踱着步子走了。

丹尼老头也折好报纸，慌慌忙忙地走上石阶，因为他发现墨菲太太正准备锁上门过夜。

幽默家的自白

有一种疾病没给我带来过任何痛苦，虽然它已经在我身上潜伏了二十五年。突然有一天它发作了，每个人都看出来了，并且都说我得了这种病。

不过，这种病不是麻疹，而是幽默。

公司里的职员们为了庆贺经理的五十大寿凑份子买了一个银质的墨水台，我被选为赠送礼物的发言人。这天，我们大家一起拥进了经理的办公室，我说了一段足足准备了一个星期的贺词。

演说非常成功。在我的演说词中有警句，有一语双关，更有精彩的笑料，以至于大家的反应很热烈，笑声几乎震倒了我所在的这家公司——在五金批发行业中，它的位置已经足够坚固了。当然，我们的经理老马洛也笑了，笑容还很夸张。也就是从那一天起，具体一点说，是从那天上午的九点半起，我作为一名幽默家的名声便传开了。

同事们对我的赞叹并没有因为生日聚会的结束而宣告结束，相反却是愈演愈烈。在之后的好几个星期中，时不时总会有同事跑到我的面前称赞我那天的演说，他们甚至还会把演说词中的一个细节拿出来仔细分析，之后反复强调这句话到底有多么精彩。

这件事情之后，大家对我的要求似乎变高了。所有的人都可以平淡地谈论公司里发生的事情和当天的话题，只有我不行，因为大家希望我能说出惊人的句子，以让这个谈话变得更加轻松有趣。他们喜欢听我拿陶瓷开玩笑，当我把一件精美的陶瓷器皿讥讽一番时，他们简直开心得不得了。

在公司，我的职位是记账员。以往我的工作只是递交报表，而现如今我的任务除了递交报表，还得以一份资产负债表的总额为题，讲一个幽默的段子，或者是在我开出的一张犁具发票中找到一些笑料。假如我只是单纯地完成工作，而没有幽默的只言片语，那么其他同事会觉得很失望。

就这样，我的幽默被大家认可，并且逐渐尽人皆知，我成为了一位“名人”。只不过我所在的镇子很小，当名人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后来，我的一些幽默、讽刺的言论时常被当地的一家报社刊载，我还被各种聚会邀请出席。如此一来，在镇子里，我几乎成了必不可少的人物。

我自信我有这方面的天赋，再加上我本来就有些小聪明，遇到事情往往可以随机应变，所以我打算努力培养自己这方面的本事，在实践中锻炼我的幽默，以便让这种技能能够尽善尽美。我知道，幽默的本质是善良亲切的，绝对不能依靠贬损他人、得罪他人来取乐。而我能做到的是，当一个人微笑着向我走来的时候，我往往会在对方走近我的过程中，便能想到让他由微笑变成哈哈大笑的语句。

我结婚很早，现在有一对非常可爱的儿女。男孩三岁，女孩有五岁了。做为一名小小的记账员，我的薪水不是很多，但这已足以让我们全家在一幢绿荫掩映的小房子里温馨度日。我并不觉得钱多就是好的，我相信过多的财富也会带来额外的烦恼。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会主动将我写的几个小笑话和有趣的随感寄到一些登载幽默文学的杂志社。幸运的是，只要是我寄出去的文字都会被杂志刊登，甚至还有编辑给我来信向我约稿。这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著名周刊的编辑来信。他在信里说，要我试着写一篇幽默小品文，用来填补一个专栏的版面，他说如果这篇文章的效果很好，那么他将为我开辟一个专栏，如此一来我每周都可以刊登一篇文章了。这对我来讲真是激动得很，于是我欣然接受了这个编辑的提议。

不出所料，由于我的小品文受到了热烈的追捧，所以这位编辑主动提出和我签订一年的合同。当然，我从中获得的薪金也要远远多于在五金公司的报酬。这个消息让我既高兴又振奋，更甚至，在我妻子的眼里我俨然已经成了一位顶尖的文学大师。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吃了一顿大餐。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知道这是我摆脱枯燥工作的最好时机，于是我很认真地和路易莎商量了一下未来的规划，最终我们达成一致：我去辞掉在五金公司的工作，潜心在家创作幽默文学。

辞职那天，同事们给我开了一个热烈的欢送会。在这个欢送会上，我自然发表了一段精彩而又幽默的演说，并且我的这篇充满才华的演说稿被当地的一家报社全文刊登。

到了第二天，我一睁开眼睛，便着急地大喊：“天哪，我要迟到了。”我慌乱地去翻找上班时要穿的衣服。还是路易莎在一旁提醒我，说我已经不用再为资本家打工了，我现在已经是一位作家了。我才想起有这么一档子事。

刚吃完早餐，路易莎就迫不及待地把我拉到厨房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怪不得路易莎的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原来我可爱的妻子已经为我准备了书房。只要是写作所需要的工具，书房里一应俱全，如桌子、椅子、笔、墨、纸、字典，还有烟灰缸及插满新鲜玫瑰和金银花的花瓶。她真是一位心思细腻的姑娘啊，竟然还在桌子上放了一小包巧克力，或许她听说作家在寻找灵感的时候需要一块巧克力。快来看看，墙上还挂了去年的日历，当然，故事总是发生在以前的某一天的。

我坐到了我的书桌前，开始着手成为一名作家。酝酿幽默的时候，我的目光停留在壁纸上。从远处看，这个壁纸的图案不是固定的，就像天空的云朵总会让我们想象出不同的东西一样。它有些像阿拉伯的一些花的模样，也有些像苏丹宫女，或者还像其他什么，或许只是一个个四边形而已。

这时，路易莎的声音把我从沉思中惊醒，她说：“亲爱的，如果你现在不是很忙的话，那就过来吃饭吧。”听到妻子的话，我不禁看了一下时间，这一看真把我吓了一跳，原来五个小时的时间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如果收走时间的是位老人家，那他还真是位从不感情用事的严格的执行者。好吧，看来我是该去吃饭了。

当路易莎看到我的时候，满是心疼地说：“亲爱的，你才刚开始写作，不要把自己弄得太辛苦。我记不清是歌德，还是拿破仑了，反正有位名人说过，脑力劳动每天不要超过五小时。那么今天下午，你可不可以带我和孩子到树林里散散步呢？”我很坦白地说：“我还真的有些累了。”于是，我们夫妻二人带着孩子在小树林里度过了一个下午的美好时光。

说到写作，我还是有一定天赋的，没过多久，我就找到了专职作家的感觉，写作也就变得挥洒自如了。我的文章在一个月内源源不断地涌现，就像我原来公司的五金器皿出货时一样。是的，我成功了。不仅如此，我还声名远播，因为我的专栏不仅引起了社会读者的关注，还引起了评论界人士的小小骚动。他们会低声地议论我的名字，说我是幽默作家里的新秀。除了我负责的专栏，我还将我的其他作品投递到别的刊物，所以钱也赚得越来越多。

在这段时间里，我摸索到了这一行的诀窍。假如我有一个有趣的想法，那么我把这个笑料写成笑话也就两行文字，如此我可以赚一块钱。如果我将这个笑话再添枝加叶地伪装一下，那么就变成四行文字，这样我可以多赚一倍的钱。然而，在此基础上，如果我再将这个四行的短文加上韵脚，配上美丽的插画，它就会变成一首诙谐幽默的讽刺诗。而且，你根本看不出它原本只是一个笑话。

渐渐地，我们家开始有了些积蓄，所以添置了新的地毯，还买了风琴。这个小镇上的居民开始意识到我已经成了名人，所以他们开始对我刮目相看，我再也不是那个只在五金店打工的小人物了。

但是这种文思泉涌的状态只维持了五六个月，在之后的日子里我觉得我的才思枯竭了，我再也不能出口成章了。我的幽默感在远离我，我的那些漂亮的双关语也不再出现，甚至有时我已经找不到写作的素材了。于是，我开始特意倾听朋友们的谈话，希望从中能够汲取一些写作的素材。我经常一个人在书桌前冥思苦想，但这只能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咬着铅笔，盯着墙纸，对我的写作没有一点儿帮助。我只是想写出一些看起来不那么做作的，又有一些好笑的泡沫而已。

现在的我，在朋友们的眼中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就像是一只吸血鬼，总是无情又贪婪地吸吮着他们的言辞。我会经常和朋友们在一起，但再也不是那位总能给他们带来惊喜和幽默的人了，因为我的笑话和讽刺都是用来赚钱的，我不能免费送给他们我赖以谋生的东西。我只是在一旁听着他们聊天的内容，一旦出现了一些精彩的言论和词语我就会偷偷转过身，用纸笔将它们记录下来，以备不时之需。有时没有带纸，我甚至会将这些笑料写在我自己的袖口上。我承认，这很煞风景，并且有些厚颜无耻，但我必须这么做。每当如此，我的朋友们都会用一种怜悯的目光看着我。

或许我不是吸血鬼，也不是摩罗神，我没有那么神气。我只是一只骗吃骗喝的狐狸，而我的朋友们就是乌鸦。我站在树下，赞美着乌鸦，祈求它能开口唱歌，之后它嘴里的肉掉下来，变成我的幽默作品中的一部分。但是时间一长，我的角色又改变了，我也不是狐狸了，我成了瘟神，大家都开始躲着我。

我的生活轨迹就是寻找笑料，但可笑的是我居然忘记了怎样笑。即使听到了某些我可以盗为己用的笑话，我也只是机械地记录，脸上毫无表情。我四处奔走搜集笑话，我监听所有人的对话，不分时间地点。即使在教堂中，我那龌龊的搜寻工作也没有停止过。当牧师开始朗诵赞美诗时，我也在一刻不停地功利地找着笑点：“赞美诗”，这让我想到了有同样尾音的“吃零食”，之后我又联想到了吃零食的人。从韵律想到相遇，再从相遇想到与她相遇。我只注意他们说过的词会不会牵引出一丝一毫的幽默，完全忽略掉了赞美诗的含义，也忽略掉了这里是神圣的教堂。庄严而带领人们进入美好心境的唱诗，只不过是我遐想的伴奏而已。我在思考怎样将女高音和男高音、男低音相互嫉妒的老旧笑话重新演绎，变成我的稿费。

我除了在外面寻找笑料，对家里也必定不能放过。我的妻子是一位非常贤良淑德的人，并且率真而有同情心，当然还有些任性。在此之前，她所说的话总是能给我带来快乐，因为在她的思想中，快乐就是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将她的快乐变成我的矿藏，毫无节制地开采，将女人的可爱和可笑这种矛盾的思想变成我谋生的饭碗。原本这些淳朴的欢笑只应该在家庭中享用，而我现在却将它们变成了商品肆意兜售。

我就像一个贪婪的恶魔，不断地鼓励她讲更多的话，而我善良的妻子完全不知我的用意，她毫无防备地向我敞开心扉。我把它们复制在毫无感情的纸张上，任凭别人评论。我就像《圣经》里出卖耶稣的犹大，亲吻只是为了索取和出卖。为了那区区的稿费，我将她对我说的私房话粗略地穿了件外衣，便装模作样地展现在大众面前。我亲爱的妻子，我就像一匹狼一样盯着你这只小羊羔。每天晚上，当你睡着了，我还试图窃听你的呓语。希望在你的喃喃梦语中找到一丝灵感，为我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

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很糟糕，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更糟糕的在后面。我开始对我幼小的儿女下手，我将魔爪伸进了天真孩子们的童言童语中。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盖伊和维奥拉就如同两个生机勃勃的智慧喷泉，他们的童言趣语体现了另外一种天真的思想，深受读者的喜爱。于是我将他们的幽默变成了另外一家杂志上的专栏，名为“童言妙想”。因为是专栏，所以必须定时交稿，也因为这样，我不得不经常潜伏在孩子们的身边，就如同那些要搞偷袭的猎人一样。我会躲在沙发和门的后面，我会匍匐在院子里的树丛中，为了听他们无意中的对话，我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偷窥者，除了自责外，我与那些野蛮的掠夺者毫无区别，以至于我的孩子们开始对我避之不及。就像那一次，我的交稿期限马上就到了，必须在规定的日子邮递出稿件，所以我不得已再一次潜伏在孩子们玩耍的院子中。我把自己藏在一堆树叶下面。我自认为这个伪装毫无破绽，孩子们一定觉察不出我的存在。但事实太出乎我的意料，我实在不敢相信盖伊不仅发现了我，还在那堆落叶上生了把火。这把火不仅毁了我的新衣服，还差点把我直接火化，但是我仍然不会责怪孩子，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的错。

这件事过后，我的孩子见到我之后的反应就更加夸张了。每当我想偷偷地靠近他们的时候，第一个发现我的人就会喊：“爸爸来啦。”之后两个孩子便同心协力地快速收拾玩具，去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玩耍。

在家庭中，我变成了孤立的幽魂，没有人愿意和我交谈，但我的收入却日渐丰厚。不到一年的时间，我攒下了一千美元。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品质完全可以用物质衡量，那么我的生活倒算不错。但生活没那么简单。我为了钱，失去了温馨的家庭和朋友，失去了所有的人生乐趣。在精神上我就像一个逃荒者。或许用一个好的比喻，我就像一只蜜蜂，忙碌地、贪婪地吸吮着正在盛开的花朵中的蜜汁，那是花朵最美丽的年华。所以花朵们看见带刺的我就会自然地恐慌、畏惧，巴不得赶快逃走。

有一天，我正从彼得·赫弗尔鲍尔殡仪馆门前经过，彼得站在门口，面带微笑地向我打招呼。我好久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了，在这几个月里，我的朋友见到我都是转身逃走的。是难过还是感动？我不知道，总之我停下了脚步。于是，彼得请我进去坐。由于那天下了雨，空气中湿气太重，有些阴冷，所以彼得带我进到殡仪馆后面的一个房间后，生了一个小炉子。这时，一个顾客上门，彼得让我自己先待会儿。也就是在我独自一人坐在这个温暖的小屋时，我突然顿悟了一种宁静、自然的满足感。

我环顾四周，满是与殡仪馆相关的配备。一排排发亮的黑黄檀木棺材，棺材上有黑色的棺衣，还有棺材架、灵幡、羽毛……这里的安详与庄严营造出了一个最佳的沉思场所。因为这里距离死亡太近，这里是所有生命的边缘，所以这里永远被沉寂的氛围笼罩。当我一踏进这个屋子，所有的尘缘琐事便烟消云散。我无心思考什么幽默，只想让我的心灵躺下来休息一下，四周陪伴我的是那些曾经的温柔。前一刻钟，我还是一个被家人和朋友孤立的幽默家；后一刻钟，我却成了一个看破世间琐事的哲学家。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能让我安心的地方。在这里，我不用煞费苦心地制造那些我已经完全失去兴趣的幽默；不用挖空心思地去琢磨一句话如何表达才会更讽刺；不用为了一个笑料、一个噱头去偷窥、去剽窃别人的思想，让自己斯文扫地。

过了一会儿，彼得回来了。因为在此之前，我和他还不是很熟悉，所以我没有先开口说话。但是我也很害怕他一开口就破坏了这里的圣洁和庄严，破坏了我刚刚感受到的一切，成为恬静美梦中那刺耳的声响。不过最终我知道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的谈吐与这里的气氛相得益彰。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为朴实的人，即使是死海，与他相比也会如同喷泉。他的言语中没有一丝油腔滑调和精彩措辞，他的陈词老调就像这里的黑莓一样普遍。他的平铺直叙，如同每周一固定发布的股票行情，轻而易举地就让人忽略掉。然而，他那沉闷的话语居然让我激动得微微发抖。为了确认，我用我最经典的笑话试探他。果不其然，就像打太极一样，他将力卸得无影无踪，我的笑话在他那里没有一点成效。从那刻起，我喜欢上了我面前的这个人。

从那以后，每周我都会挤出两三个晚上偷偷溜到彼得这里，待在那个能让我心情沉淀的小房间里。我沉迷于这里，因为这是唯一能给我带来快乐的地方。我会早早起床，我会快速做完我该做的工作，只为能够快些来到这里。因为在除此之外的任何地方，我都会想方设法地搜索幽默的素材，这已经变成了习惯，我无法控制。但在这里，我即便想这样做，也不会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无论我怎么抛砖引玉，他都会按他自己的语言习惯平铺直叙。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我的精神好多了。当然，每个人都需要通过娱乐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压力，我需要的就是这里。我在街上邂逅朋友时，偶尔也会面带微笑地和他们打招呼了，甚至还会说上一两句开心的话，这让我的朋友们很惊诧。在家里也有那么几次，我会和家人畅所欲言，开怀大笑，这同样让我的家人瞠目结舌。我一定是被之前的状态折磨得太久了，以至于我现在就像是一个不爱学习的孩子一样，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假期和休闲时间。

孩子贪玩自然不能好好学习，一个幽默家贪玩必定会影响他的作品。虽然写作对我来说已经不是那么痛苦的事情了，甚至在创作的过程中我还可以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文思泉涌。但我却收到了几封退稿信。因为我总是急于想完成手上的工作，完成我很不感兴趣的工作，然后跑到彼得那里，体验那种能让我快乐的感觉。这就如同一个白领急于下班，将自己置身于酒吧中，排解一天的忧愁。

不过我的行为开始让我的妻子担忧了，她不知道我最近为什么总是频频消失一个下午，她也肯定猜不到我到哪里去了。不过我依然不想告诉她，因为你知道的，这个可爱的女人她一定理解不了，甚至还会被吓到的。

出于喜爱彼得的那个小屋，所以我爱屋及乌地喜欢上了与殡仪馆有关的小玩意。有一天，我将棺材上的银质把手拿回家，作为我的镇纸；还有用来装饰灵车的羽毛，我也将它们带回来，用来轻掸纸上的灰尘。我大大方方地将它们放到了我的几案上，每当我看到它们，就会联想到那个带给我温暖和快乐的小屋。但是当我的妻子看到它们时，她被吓坏了。我只能用蹩脚的谎言来安慰她，但显然，从她那恐惧和疑惑的眼神中，我看得出她依旧恐慌。所以我只能把它们拿走。

有一天，我又来到彼得的殡仪馆，这一天他向我提出了一个让我激动不已的建议。他先是拿出了一本账册，之后用他固有的波澜不惊的语气和我说，他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营业额也在不断增长，所以他想寻求一个合伙人，将事业做大。他说，在他认识的人当中，只有我是最适合的股东。满心欢喜的我，丝毫没有犹豫。当我离开殡仪馆的时候，彼得已经拿到了我的一千美元存款的支票。我的身份发生了改变，我已经是这家殡仪馆的股东之一了。

我欢天喜地地回到家，虽然我依旧心存顾虑，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妻子，但这并不影响我内心喜悦之情的外溢。因为从此之后我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将自己变成幽默的工具；为了按时供稿，不得不将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为了取悦别人，而将自己的思想压榨得粉碎。一想到这些，此时的我便有种被释放的畅快。

晚餐过后，我的妻子将今天收到的信件交给我，其中有几封依旧是退稿信。其实，去彼得那里之前，我写出的每则幽默短文和随感都需要挖空心思，将自己折磨一番。但是自从那之后，我的思路不再闭塞，写作的速度变得很快，只是退稿现象有些明显了。在众多的来信中，其中有一封是来自那家改变了我命运的，和我签订一年合同的周刊。我迫不及待地将信打开，信中写道：

尊敬的先生：

根据合同内容，我社与您签订的以一年为期限的约稿合同将于本月到期。我们不得不很抱歉地通知您，我社没有续签计划。其实您的作品诙谐幽默，一直广受读者的喜爱和好评，我社也非常欣赏。但近两个月，我们发现稿件的质量有明显的下滑。

较之前的行云流水、幽默生动的作品，近来的作品则显得矫揉造作，而且辞藻堆砌的痕迹也很明显，甚至有些佶屈聱牙，显得作者力不从心。

所以我社决定不再刊登您的稿件，我们为此而感到十分遗憾，再次送上我们的歉意。

看完这封信后，我便将它递给妻子。她一边看信，表情一边不由自主地变化，直到看完后，她的眼里已经盈满了泪光。她愤慨地说：“这些家伙肯定是不识货。我相信你的文章还是一如既往的好，何况你写作的时间比以前减少了一半还多。”

而当这可爱的小女人气愤地发完牢骚之后，她忽地想到了钱，想到了以后将没有人提供给我们经济来源，于是她带着哭音说：“哦，约翰，以后我们该怎么办，你有计划吗？”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是站起身，绕着餐桌跳起了舞。我想妻子一定会认为我被这个残酷的事实逼疯了。而我的孩子们的表现则恰恰相反，他们倒是很希望我丢掉那份让我变成另外一个人的工作。因为他们正跟在我的后面，模仿着我的舞步，高兴得大喊大叫。我想他们此时一定在想：我们以前的爸爸回来了，他又可以陪我们玩耍了。

想到这里，我简直是太高兴了，便说出了一个精妙的提议：“晚上，我们去狂欢。先去看戏，之后到皇家饭店美餐一顿。伦普蒂——迪德尔——迪——迪——迪——登。”当然，我还要把我高兴的原因解释给我善良的妻子听。于是我大声地宣布：我已经是一家殡仪馆的股东了，并且我相信这份事业将会有很好的前景，所以，就让那些幽默作品见鬼去吧。我的妻子看了看摆在她眼前的信，如今她已别无选择，因此她也觉得这或许是目前最为明智的决定了。只是她无法理解彼得，也无法理解彼得的殡仪馆。哦，不，这家殡仪馆也是我的了，我已经是这家企业的股东了。在我们那间充满温馨和快乐的小屋中，一切是多么的美妙啊！

故事还没结束，下面，我要说一下我现在的状况。如今，在这个镇子里，你依然能够看到那个最会讲笑话，最会让人快乐的人，当然，那个人依旧是我。我的笑话再一次被大家广为传播，并且成为大家茶余饭后回味无穷的经典，乃至被无数人引用；我呢，还是继续听着我那可爱妻子的唠唠叨叨，但只是作为夫妻间增进感情的聆听与分享，不再存有任何功利目的；我的一双儿女又重新喜欢上了我，他们在我的面前不受拘束地说着那些天真与浪漫，并且充满着小小智慧与哲理的话语，不过我不会再拿着小本子将它们一一记录下来了。对了，还有我的生意。殡仪馆的生意很好，我负责掌管公司的账目和料理店铺，彼得呢，则负责联系业务。他不无赞叹地说我的机智、幽默和活泼会让任何一个葬礼都变成具有爱尔兰特色的追悼宴席。

警察与赞美诗

苏比心事重重地躺在麦迪逊广场的长椅上。当大雁开始在夜空中穿行、鸣叫；当一个女人因为没有毛皮大衣而对她的丈夫越发温柔；当苏比心事重重地躺在街心公园的长椅上时，那么你应该知道，冬天将至。

一片枯黄的落叶飘到了苏比的膝盖上，那是霜冻的前兆。霜冻这个节气真的很温情，每当它到来之前，总会给人们一些提示。在十字街头，枯黄的树叶变成了一封提示人们的信笺，北风这个信使将它带给在室外的人们，好让这个城市的居民作好准备。苏比当然也看到了这封信笺，他知道他将一个人抵挡这即将到来的寒冷冬天了。为此，他在长椅上辗转反侧。

对于如何度过寒冷的冬天，苏比没有太多的奢望。他既没想过到地中海海上泛舟；也没想过可以移驾南方，睡眼惺忪地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更没奢望过到维苏威海湾戏水漂流。他的心愿只是可以住在岛上，三个月不用担心食宿，再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相陪，过三个月没有寒风、也没有警察的舒服日子。对于苏比来说，这个心愿已经是他最梦寐以求的了。

这些年，好客的布莱克韦尔岛的监狱一直是他过冬的地方，就像那些幸运的纽约人可以去棕榈滩和里维埃拉度假一样，他也要赶紧安排逃奔到岛上的事宜。现在到时候了。在前一天的晚上，他睡在那个古老的喷泉广场的长椅上，他用了三沓星期日的报纸，分别包裹着上身、脚踝和大腿，但依旧没有抵挡过严寒的侵袭。所以，那座温暖的岛再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他厌恶布施，鄙视那些自以为是的慈善家为流浪者提供的救济。他认为法律比慈善事业更仁道。虽然在这座城市里，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团体设立的救助机构一个挨着一个，只要苏比去申请就会得到一个住所、几顿饱饭，并且能过上标准化的简朴生活。但是苏比是一个将灵魂看得更加崇高的人，他不愿意接受嗟来之食，他觉得施舍是一种对人格的侮辱。没错，他可以不花一分钱就从慈善家那里得到住所和食物，但付出的代价是精神上的屈辱。就像深得恺撒器重和宠爱的布鲁图斯最后却刺杀了恺撒一样，如果要睡在免费的床上，就必须按照他们的规定去洗澡；如果要吃那些免费的食物，就必须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来历。在慈善家面前，那些求助者没有隐私和尊严可言。所以相对而言，还不如去“求助”于法律。法律虽然无情，但不会刨根问底地究查这个人的身世，也不会干涉一个绅士的行为。

苏比的心意已决，他必须要去那个岛，所以他必须开始准备了。其实想要实现那个愿望，说简单也简单，最佳的办法就是在一家餐厅酒足饭饱之后，告诉店家自己是个穷光蛋，就是来吃了顿霸王餐。那么店主就会不由分说地把他交给警察，再之后的事情，就是他被好心的地方治安官处理到岛上服刑。

苏比立即从长椅上翻身而起，踱着步走出了广场，穿过百老汇大街和第五大道交汇处的柏油马路，在坐落于百老汇大街上的一家富丽堂皇的酒店门口停了下来。在这种歌舞升平的地方，向来都是美酒佳肴的会聚地，也是那些衣着华贵的人士和各路精英扎堆的地方。

对于马甲上最后一颗纽扣以上的部分，苏比还是信心十足的。他刮了胡子，穿上了比较得体的上衣，配上了整洁的黑色领结。这个领结是在感恩节那天，教会的一位女士送给他的。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能够走到餐桌前，如此他就算成功了。因为只要他坐下，只露出上半身，就绝对不会有人怀疑他了。苏比盘算着该点些什么饭菜，一只烤鸭应该就可以了，再配上一瓶白葡萄酒，还有卡门贝浓味奶酪、一小杯黑咖啡和一支雪茄。嗯，他想雪茄要一美元一支的就可以了，这样全部算起来价钱也不会太高，否则酒店的管理人员可能会因为心生厌倦而报复他。鸭子肯定能填饱他的肚子了，那样他就可以满心欢喜地开始驶往冬季避难所的旅行。

可是，事情总是那么不尽如人意，苏比刚到酒店的门口，侍应生就注意到了他那条破旧的裤子和走了形的皮鞋，于是他被一双有力的手动作敏捷地推得转了个身，就这样，顷刻间他站在了人行道上。就是那个转身的瞬间，拯救了一只鸭子的命运。

苏比无奈地离开了百老汇大街。看来赶赴度假岛的路充满了坎坷，一顿大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还想进监狱的话，只能另作他法了。

在第六大街的转角处，有一家商店依旧在营业，店内的装潢典雅别致，十分招揽顾客。苏比立刻心生一计，从道路边拾起一块石头便向店家的窗户砸去，众人因为好奇都赶了过来，警察当然在最前面。苏比站在原地等候，他双手插着兜，看着向他奔跑过来的警察。警察衣服上的黄铜纽扣熠熠生辉，苏比不禁露出了微笑。

“砸窗户的人呢？去哪儿了？”警察恼羞成怒地问道。“你不觉得我就是吗？”苏比的语气中带着讥讽的意味，但态度却很好，因为他觉得他就要交好运了。

但警察并没有认为这件事和苏比有什么关系，他觉得没有人会那么蠢，砸完了玻璃还等着被抓，并且与法律的执行者说话时还能谈笑风生，他相信嫌疑人早已经离开了案发现场。这时，警察看到有一个人正在半条街外追赶一辆汽车，于是他便提起警棍向那个人跑去。当然，这次的追赶显然是无稽之谈，可是苏比却开始有些懊恼，他只能继续闲逛，以寻找下一个机会。

在马路的对面，有一个装潢普通的餐厅，不过在里面一定能填饱肚子，而且也不用花太多的钱。确实，这家餐厅很是一般，餐具质量粗糙，空气中弥漫着复杂的味道，饭菜也清淡无味，餐巾纸薄如蝉翼。苏比仍旧穿着那条充满了负罪感的裤子和鞋子，他走进了餐厅，等待着侍者的审判。最终，他坐在了餐桌前，并且吃了牛排、煎饼以及炸面圈和馅饼。饱餐后他直接叫来侍者说：“我没钱，所以你现在可以去叫警察了，动作快点，别让我等太久。”

“没有必要叫警察！”那位侍者说话的声音就像奶油蛋糕一样油腻，眼睛则像曼哈顿鸡尾酒里的红樱桃，他叫道，“嘿！这儿有一个骗子！”随后，两名侍者协同合作，动作敏捷而且熟练地将苏比扔到了那个又冷又硬的人行道上。苏比的左耳朵与粗糙的地面进行了一下紧密的摩擦。他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将关节缓缓移动，就像是木匠打开一节节的折尺那样，最后还不忘掸了掸身上的尘土。看来想要被警察抓走，只是一个美梦而已，那个岛真的越来越遥远了，因为他看到在距离餐馆两扇门的地方，正站着一名警察，但他只是笑了笑，之后便走开了。

苏比一直走过了五个街区，他的心理在作怪，他又恢复了实施被捕行动的勇气。眼前就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志得意满地认为这次绝对可以成功。在他的前方，一位衣着朴素的可爱姑娘正痴痴地站在一家店铺的橱窗外，眼睛盯着橱窗里陈列的男士用来刮胡须用的水杯和墨水瓶架。而不到两米的地方，就有一个身材高大、壮硕的警察正依靠着消防栓站着，神情严肃。

苏比这回的策略是装扮成一个色鬼，侵犯的对象自然是那位端庄的姑娘，而一位严守自己岗位的警察就在不远处，眼前的一切让苏比相信他马上就会体验到警察那熟练的擒拿术，他相信当他的胳膊被扭住时，那将是快乐的。之后他就可以马上到达他的小岛了，寒冷的冬季将不会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苏比把教会女士送给他的领结扶正，又把已经缩进去的衣袖拉了出来，把帽子向后戴了戴，让它保持摇摇欲坠的样子，然后很痞地向那位姑娘走去。他对着那位姑娘抛了个媚眼，又突然干咳几声，嬉皮笑脸地在她旁边转来转去，将一个无耻的好色之徒的形象塑造得生动贴切。苏比偷瞄了警察一眼，果然那个警察已经注意到他了，并且眼睛死死地盯着他。那个姑娘避讳地走了几步，之后继续饶有兴致地看着橱窗里的展品。苏比也跟着姑娘走了过去，他像个痞子一样，举了举头上的帽子，大胆地说：“哎，贝德莉亚，去我家玩玩怎样？”

警察仍旧寸步不离地盯着他。这个时候只要那位姑娘向警察示意一下，他就可以到那个岛上去过冬了。现在的他已经可以想象出警察局里的温暖与舒适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位年轻的姑娘并没有转向警察的方向，而是转向了他，并且用一只手抓住他的袖口，兴奋地说：“好啊，不过你得先请我喝一杯啤酒。倘若不是那个死警察总盯着我，我早就和你说话了。”年轻的姑娘攀附在他的身上，就像是常春藤缠绕着大树一样，他们两个人就这样从警察的身边走过。苏比感到十分丧气，他觉得他命中注定就是一个自由的人。当他们二人转过街角的时候，苏比用力甩开了那位女士的纠缠，拔腿就跑，一直跑了很远才敢停下。这时他才发现，他已经站在了灯火最为明亮的街道上，这里各色行人你来我往，上演着一幕幕真实生活的歌剧。名门淑女身穿貂皮大衣，绅士们则身穿礼服，即便在这样寒冷的冬季夜晚，他们都能迈着轻快的步子走来走去。此时的苏比感觉到一种恐慌，他害怕自己是中了某种魔咒而错失一次次被逮捕的机会，并且永远不会被逮捕，这个想法让他胆寒。直到看到明亮的剧院门口正在巡逻的警察时，他才又恢复了信念，他这次想用扰乱治安来进行绝地反击。

苏比开始像一个酒鬼那样，在人行道上大喊大叫，嗓子里发出的声音都是撕裂的。他用尽浑身解数，四肢全部都用上了，总之是想尽办法大闹一番。可是警察却轻松地玩转着警棍，背对着苏比，反倒对市民解释说：“这是耶鲁大学的学生在庆祝自己球赛的胜利，他们让哈特福德学院一个球都没有攻进。这种庆贺的方式确实有点吵，不过还算可以忍受。我们已经接到上级的通知，所以就让这帮孩子尽兴吧。”苏比有些绝望了，他停止了毫无意义的吵闹。难道就没有一个警察愿意管他的闲事吗？在他的脑海中，那座小岛就如同是难以触摸的世外桃源。一阵寒风来袭，他只能把上衣的纽扣扣上。这时，苏比看到一个绅士正在一家雪茄店里摇晃着火苗去点燃手里的雪茄。就在那个人进入店铺的时候，顺手将自己的优质绸伞戳在了门口。苏比觉得这是个再好不过的机会，于是进了店铺，不紧不慢地拿起那把伞，再缓步离开。正在点雪茄的男士赶忙追了出来，他厉声怒斥：“这是我的雨伞。”“哦？是吗？”苏比用嗤之以鼻的态度回应，他完全不在乎在盗窃罪的罪名上再加一个侮辱诽谤罪，“既然是你的，那你报警好了，让他们来抓我啊。是的，你的伞就是我偷的，你快去叫警察啊。街角那儿就站了一个。”

伞的主人有些胆怯地放缓了脚步，而苏比也跟着慢了下来。苏比有种不祥的预感，这次他又会希望落空。而街角的警察正注视着他们。“当然，”那男人说，“那是——伞——哦，好吧。你知道有的时候难免会发生一些误会，如果这真的是你的伞，那我希望你能原谅我。我承认这把伞是我今天早上在一家餐馆里捡到的，如果你认出了它是你的，那么就物归原主吧。”

“它就是我的。”苏比气急败坏地说。伞的前任主人怨恨失意地离开了。那位警察则腿脚麻利地跑去搀扶一位身穿华贵礼服、身材火辣的金发女士过马路去了，他担心两条街上来来往往的车会不小心撞到她。

苏比继续向东走，当他穿过一条正在翻修的街道时，恶狠狠地将那把伞丢进了一个被挖开的坑里，嘴里不停地咒骂着那些戴着头盔、拿着警棍的家伙。他一心想犯错被捕，但偏偏变成了一个无论做什么事都没人说错的国王。

无奈之下，苏比又来到了通往东区的一条街道上，这里的路灯昏暗，但也比较安静。他沿着这条街往麦迪逊广场走去。纵使他的家只是公园里的一条长椅，但回家是一个人的本能反应。

可就在一个异常安静的街口，苏比停了下来。这里是一个古老的教堂，它的样式古雅，而且带有山墙。透过一扇已经褪色的紫罗兰色的窗，可以依稀看到里面柔和的灯光。毫无疑问，风琴师正在为了星期天的赞美诗而刻苦练习呢。甜美的音乐飘进了苏比的耳朵，他痴迷地将身体紧紧地贴在那些螺旋形的铁栏杆上面。月光皎洁、静穆，车辆和行人都很稀少，只有几只在屋檐下的麻雀偶尔在睡梦中发出几声唧唧喳喳的声音。此时，他仿佛身在一个让人肃穆的墓地之中。风琴师弹奏的圣歌把苏比牢牢地粘在了铁栏杆上。因为曾经他是那么熟悉这首圣歌，那时候他还对生活饱含热情，他还有母爱、玫瑰、理想、友情等一切纯洁的思想，当然还有洁白的衣领。此时，苏比的心软化了，风琴手弹奏的圣歌和这古老的教堂影响着他的精神和思想，他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变化。他突然恐惧地看到自己已经掉进了深渊，他正过着堕落的日子，作着毫无价值的打算，破灭的希望和欲望糟蹋着他自己的身体，还有卑鄙的动机——这一切就是他全部的生活。

突然，一种从未有过的想法让他异常激动。此时他有了一种要与命运作抗争的冲动。他要自己拯救自己，把自己拉出泥潭。他会再一次证明给世人看，他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他能战胜已经被邪恶念头所控制的自己。他还年轻，他的野心还在，他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管风琴发出的音符已经在他的思想中引发了一场革命。明天，他就要去嘈杂的市中心，寻找一份工作。曾经有一个做皮草生意的人为他提供了一个司机的工作，明天他就要去找到那个人，重新申请这个职位。他要成为一个对这个世界有用的人，他会……苏比感觉有只手正按在自己的胳膊上。

他霍地扭过头来，只见一位警察的宽脸盘。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警察问道。

“没干什么。”苏比说。

“那就跟我来。”警察说。

第二天早晨，警察局法庭的法官宣判道：“布莱克韦尔岛，三个月。”

麦琪的礼物

怎么数，也只有区区的一美元八十七美分，其中的六毛钱，还是一分分的硬币。即便是这点儿钱，也是德拉从杂货铺、菜市场、肉食摊位那里厚着脸皮，软磨硬泡地砍价一分一分地攒下的。德拉不是厚脸皮的妇女，她在和商贩们斤斤计较的同时，也会暗暗脸红，她知道自己这样的行为会被别人所不齿，甚至是嘲笑，但是她没办法。德拉反反复复地把这一美元八十七美分数了三次，但每次结果都是一样。可是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此时她还能做什么？除了在她那张破旧的小床上大哭一场。她别无他法。她突然领悟到人生无非是由抽噎、哭泣和微笑组成的，而抽噎占了其中绝大部分。此时的德拉，这位家庭主妇，正在努力将自己的情绪平复，那我们先来看看她的家吧。

这是一套租来的公寓，屋子的主人为这个公寓添置了些破旧的家具。整体来看，这间屋子简直糟糕透了，如果说这是一所贫民窟的房子也会有人相信。就这样一套小屋，它的租金是每周八美元。

在楼下的门廊里有个信箱，可是投递员从来没有光顾过这里；在门边还有一个电铃，当然，它也从来没有被按响过。除此之外，门边上还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

“迪林厄姆”这几个字，是名片的主人在其职场得意之时加上去的，那个时候，他每个星期的收入是三十美元。然而，随着他每周收入缩减到二十美元，那个名片上的名字也显得黯然失色了。或者这些字母正在考虑把当初张扬、高傲的“迪林厄姆”缩减成为谦虚的字母“D”。不过不是所有的一切都这么糟糕，每天当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下班回到家，走进自己楼上的房间时，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夫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德拉，就会送给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亲昵地称呼他“吉姆”。

再说回德拉吧，刚才痛哭过后已经让她的心情平静许多，她起身，用粉扑掩盖一下自己刚才失态的痕迹，之后站在窗前。德拉呆呆地望着外面的一片灰色，灰蒙蒙的天空下，有一只灰白色的猫走在灰白色的篱笆上。或许这些灰色与德拉的心情有关。明天就是圣诞节了，然而德拉却只有那少得可怜的一美元八十七美分，这点钱能给她心爱的丈夫买怎样的礼物？她已经尽力了，在这几个月里，她省吃俭用，对自己已经十分苛刻了，只要能多节省下一分，她就会多节省一分。但是，每周的二十美元确实不够花，最终的支出总是比她预计得要多。无论她怎样努力，还是周周如此。德拉用了那么长的时间来筹备吉姆的礼物，虽然说筹备的时光是幸福的，但这一美元八十七美分怎样也买不到一件精致的礼物，至少是配得上吉姆的礼物。

在房间的两扇窗户的中间墙壁上，挂着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与这每周八美元的廉价房真是绝配。假设一个娇小身材的女生站在这面镜子前，那么她只能通过这种纵向的断断续续的影像，对自己的容貌和身材轮廓有个大致的了解。对于身材苗条的德拉来说，她已经深谙其道。

德拉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将身体转向镜子，与镜子里的自己面对面而站，此时她的眼中闪烁着一丝光亮，但是这种光芒却维持了不到二十秒的时间，随后便被满脸的阴郁所取代。她快速地将绾起的头发拆开，它们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

其实，德拉与她的丈夫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各有一样引以为傲的宝贝。一件是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的金表；这块金表是他的祖父传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又传给他的。另外一件，就是德拉的秀发。这样说吧，如果《圣经》中的希巴女王就住在德拉的对面，那么当德拉洗完头发，将头发伸到窗外晾晒的时候，希巴女王的所有珠宝都会黯然失色；如果所罗门王自己给自己的地下金库当守门人的话，那么当吉姆走过他的门前，掏出那块金表看时间时，所罗门王也会嫉妒吉姆有这样一个宝贝，乃至捶胸顿足。

眼前，德拉一头美丽的长发一直垂到膝下，披散在她那瘦小的身体四周，宛如一件棕色的晚礼服，光闪夺目；又如一道瀑布，微波起伏。可是，德拉只让这种状态保持了一瞬，便又立刻将其绾起，之后就傻傻地站在镜子前，满心踌躇，任由两滴热泪肆意地溅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德拉穿上那件棕色的，有些破旧的外套，顺手戴上了依旧很破旧的棕色帽子，轻盈的步伐带动着衣裙飞扬。她走出房门，来到了大街上，只是眼里依旧还闪烁着泪光。

德拉走到一家店铺前，只见店铺的招牌上面写着：索弗罗妮夫人——头发制品专营店。她不由自己多想，快步冲上楼去。进入店铺时，她已经气喘吁吁了。德拉定了定神，看见一位体态臃肿的妇女。她面色苍白，态度严正，一副不可接近的样子。这个人与“索弗罗妮夫人”这个名号一点都不相称。

德拉问道：“你买头发吗？我想卖掉我的头发。”那位夫人说：“是的，我买头发。把你的帽子摘下来，我先看看你的头发。”棕色的瀑布一泻而下，美丽极了！那位夫人一边老到地抓着德拉的头发，一边说：“二十美元。”说实话，无论出多少价钱，对于这完美的头发而言都是少的，只是德拉已经下定了决心，她无心讨价还价，只想快些结束这场交易，于是她说：“就这么定了，快给我钱吧。”

快乐的时光就像是装了翅膀，总是流逝得格外快，不管这个比喻是否恰当，但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德拉确实从一家店铺逛到另一家店铺，一家家搜寻着适合吉姆的礼物。

几番周折过后，德拉终于找到了适合吉姆的礼物。与其说是适合，不如说这就是为吉姆准备的。这是再好不过的礼物了，一条简洁大方的白金表链。白金的品质上乘，除了镂空的设计别无其他，正如一切高贵典雅的艺术品一样，它无须过多庸俗的装饰。这条表链与吉姆的金表简直就是绝配，当德拉看到它的时候，她就知道它是吉姆的了。因为高贵而不张扬的表链与成熟又稳重的吉姆相得益彰。德拉花了二十一美元将这条表链买下，紧攥着剩下的八十七美分往家赶。一路上她都在想，这下吉姆可以大大方方地用他的金表看时间了，他再也不用因为羞愧于金表上那破旧的皮带而总是偷瞄时间了。

一路上的兴奋与喜悦都在德拉进门的刹那开始慢慢消退了。她的表情从小女人的那种快乐变得谨慎而又充满智慧。她麻利地找出烫发的工具，开始着手补救因为爱，因为慷慨而造成的损坏。这是德拉今后的工作中最难的一项，简直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

在不到四十分钟的时间里，德拉的头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卷，它们紧贴着她的脑袋。她死死地盯着镜子，打量着镜子里那个人，怎么看怎么觉得完全是一个习惯逃学的小男孩模样。德拉将头转向左面，之后又转向右面，挑剔地看着自己的新发型，自言自语道：“如果吉姆看到现在的我，一定想要把我杀了。如果我能幸存，他也会觉得我像康尼岛上的卖唱姑娘。但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一美元八十七美分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每天晚上七点钟左右，吉姆都会准时回家。此时，德拉已经将咖啡煮好了，并且将煎锅放在炉子上加热，只等待吉姆进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煎上牛排了。德拉坐在最靠近门边的椅子上，手里握着那条她精心挑选的圣诞礼物。突然，她听到了一阵熟悉的脚步声，与往日不同的是，她此时非常紧张，脸色变得苍白。她轻声地祈祷：“上帝保佑，一定要让吉姆觉得我像以前一样漂亮。”德拉总是为一些小事祈祷，但此时她觉得这件事并不小。

门开了，吉姆像往常一样自然而又熟练地将门随手关上。他的身材很消瘦，只是在他的脸上，有种不该出现在二十二岁的年轻人身上的那份镇静与严肃。这一切或许是因为他过早地承担起家庭重担的缘故。此时的他，不仅外衣是破旧的，就连手套都没有。

打从吉姆进门后看到德拉的那刻起，他就一动都没有动过了，就像是一条猎犬嗅到了猎物的味道。他死死地盯住德拉，脸上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既不是愤怒，也不是厌恶，更不是惊讶，这种怪异的表情德拉无法读懂，她只是感觉到了一丝丝恐惧。德拉猜想过吉姆看到短发的自己时的反应，但此时吉姆的表现不是她预料中的任何一种，他只是死死地盯着她，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

德拉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走到吉姆的身边，她有些失控地喊道：“哦，吉姆，我亲爱的吉姆，别这样盯着我看。我剪掉头发，只是想用它们换些钱，给你买件圣诞礼物。否则我真的没办法安心度过这个圣诞节。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头发剪掉了可以再长出来，况且我的头发长得很快的。好了，吉姆，快说‘圣诞快乐’，我们来高高兴兴地过节。你一定猜不到我为你准备了一样多么适合你，又多么精致的礼物。”这一连串的话，吉姆仿佛并没有听到，他的思绪仍旧停留在德拉的头发上，他一字一顿地说：“你真的把头发剪掉了？”德拉回答道：“是的，剪掉了，并且已经卖了。我知道，没有头发，你也一样会爱我的，对吗？”

吉姆好像仍旧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他用那副没人能懂的表情四处张望，之后傻乎乎地问：“你的头发，已经没有了吗？你是这个意思吗？”德拉安慰道：“是的，亲爱的。头发我已经卖掉了，没有了，你不用找了。为了能让你度过一个美好的平安夜，我才卖掉了我的头发。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对待我。”此时的德拉突然变得很温柔，她深情款款地说，“或许我的头发能数得出来有多少，但我对你的爱已经多得数不清了。好了，亲爱的，我去煎牛排，好吗？”此时的吉姆终于从恍惚中走了出来，他紧紧地将德拉拥入怀中。

现在，我们先让那对恋人相拥一会儿。因为我们得用十几秒的时间从另外一个角度审度下面一个问题：每周八美元的房租和每年一百万美元的房租，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你征询数学家或者是很聪明的人，他们给你的答案也不会是正确的。因为麦琪(指圣婴基督出生时来自东方送礼的三贤人)——也就是圣贤——带来了宝贵的礼物，只是不包括这件东西在内。也许你觉得这句话有些难懂，甚至是莫名其妙，那么你看到下面的内容就会明白了。

吉姆轻轻将德拉推开，从自己的外衣口袋中拿出来一个小包，放到了桌子上。他深情地对德拉说：“亲爱的，你千万不要误会，无论你是长发还是短发，我都会一样爱你。头发的长短与我们之间忠贞的爱情无关。只是，你把这个包裹打开之后，就会明白，为什么刚才我的表情那么怪异了。”

德拉用她那纤瘦细长的手指将包裹打开，伴着包裹内东西的显现，一声欣喜若狂的尖叫声也随之而来。但是这兴奋的叫声立刻被满脸的泪水和抽泣声所取代。如果不明真相的人，一定认为这位女士有些神经质。而这间屋子的男主人却在用尽全力地去安慰他的妻子。原来包裹里的东西是一整套梳子。它们包括用来梳两鬓的，也有用来梳后面头发的，总之是样样俱全。其实德拉在很早之前就喜爱上这套梳子了。有一次，德拉在经过百老汇时，一眼就看到了橱窗里的它们。她真的很渴望拥有它们。这套梳子是用纯的玳瑁做的，不仅做工非常精细，而且在发梳的边缘还有珠宝镶嵌在上面，它的颜色与德拉的头发也很相配。只是德拉知道这套梳子的价钱一定很昂贵，对于拥有这样奢侈的东西简直是不敢想象的。所以，她只是对它们有一种渴望，她很清楚自己与它们之间的距离。而现在，她终于梦想成真了，而与其相配的长发却没有了。

德拉将这套梳篦紧紧地抱在胸前，她用了好长的时间来体味这种失去与得到交错的感觉。之后，她慢慢地抬起了头，双眼带着晶莹的泪珠，而嘴角却微微翘起，她说：“吉姆，我的头发长得很快的，我会用得上的。”她猛地像被烫着的小猫一样跳起，欢快地说道：“对了，你的礼物。”

德拉将双手摊开，一条白金的表带闪着灵动的光，就如此刻德拉的心情一样欢快。她将礼物送到了吉姆面前，问道：“吉姆，它漂亮吗？这可是我走了好久，几乎搜遍全城所有的店铺才找到的。快把你的金表拿出来，让我看看它们有多么的相配。”

吉姆没有去拿他的金表，反而平躺在小床上，头枕着双手，嘴角挂满微笑。他说：“亲爱的，让我们把我们各自的圣诞礼物都保存起来吧。现在它们还派不上用场。因为我的金表已经被我卖掉，换了你的梳子了。现在，你去准备平安夜的牛排吧。”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当耶稣出生在马槽里的时候，有三位贤人给耶稣送来了礼物，也正是这三位圣贤发明了圣诞节互赠礼物的习俗。他们三位是聪明的，所以他们互赠的礼物都不一样，即使一样，也还有交换的权利。上面故事里的主人公，为了对方而牺牲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或许，他们这样做很不明智。但是，我想对那些聪明的人说，其实这两个傻孩子是聪明的；在一切的赠与和接受礼物的人当中，如他们两人一般才是最聪明的。无论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最具智慧的。

因为，他们就是麦琪。

爱的付出

当你对你的艺术十分钟爱时，就会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不能忍受的。

这是我们的前提。这篇故事将由这里得出一个结论，同时证明那个前提的不正确。从逻辑学的观点来说，这无疑是一件新鲜事，不过就故事本身来讲，这却是一个比中国的万里长城还要古老的奇迹。

来自中西部槲树参天的平原的乔·拉勒比，是一个在绘画艺术方面有着非凡才华的天才。他还只有六岁的时候就画了一幅镇上抽水机的风景，抽水机旁边画了一个匆匆走过去的、有声望的居民。这件作品被配上架子，挂在药房的橱窗里，和一只留有几排参差不齐的玉米的穗轴紧挨着。二十岁的时候，他背井离乡到了纽约，束着一条飘垂的领带，还有一个更为飘垂的荷包。

生长在南方一个松林茂密的小村里的德丽雅·加鲁塞斯，把六音阶之类的玩意儿搞得极其出色，以致她的亲戚们给她凑了一笔数目很小的款子，让她到北方去“深造”。他们没有看到她成——下面就是我们要讲的故事。

在一个画室里，乔和德丽雅见了面，那儿有许多研究美术和音乐的人经常聚会，讨论明暗对照法、瓦格纳、音乐、伦勃朗、绘画、瓦尔特杜弗尔、糊墙纸、萧邦、奥朗。

乔和德丽雅彼此一见倾心，短期内就结了婚——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会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不能忍受的。

婚后，拉勒比夫妇租了一层公寓，开始组织家庭。那是一个寂静的地方——单调得像是钢琴键盘左端的Ａ高半音。不过他们很幸福；因为他们有了各自的艺术，又有了对方。对于一些有钱的年轻人，我的劝告是——为了争取和你的艺术以及你的德丽雅住在公寓里的权利，赶快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卖掉，施舍给穷苦的看门人吧。

公寓生活是唯一真正快乐的生活，住公寓的人一定都赞成我的论断。家庭只要幸福，房间小又何妨——让梳妆台坍下来作为桌子；让火炉架改作练习划船的机器；让写字桌充当临时的卧榻；让洗脸架充当竖式钢琴；如果可能，让四堵墙壁合拢来，而你和你的德丽雅仍旧在里面。可是假若家庭不幸福，随它怎么宽敞——你从金门(旧金山湾口的海峡)进去，把帽子挂在哈得拉斯(“帽架”的谐音，指北卡罗来纳州海峡)，把披肩挂在合恩角(“衣架”的谐音，指南美智利的海峡)，然后穿过拉布拉多(“边门”的谐音，指哈得逊湾与大西洋间的半岛)出去，到头还是枉然。

乔在伟大的马杰斯脱那儿学画——大家都知道他的声望。他课程轻松，取费高昂——他的高昂轻松给他带来了声望。德丽雅在罗森斯托克那儿学习，大家也知道他是一个出名的专跟钢琴键盘找麻烦的家伙。

只要钱没用完，他们的生活将是非常幸福的。谁都是这样——好吧，我不愿意说愤世嫉俗的话。他们的目标非常清楚明确。乔很快就能有画作问世，那些发疏须白而钱袋厚实的老先生，就要争先恐后地挤到他的画室里来抢购他的作品。德丽雅要把音乐搞好，就要表现出对它满不在乎，如果她看到音乐厅里的位置和包厢不满座的话，她可以假托喉痛，拒绝登台，然后在专用的餐室里吃龙虾。

不过，在我看来，最美满的还是那小公寓里的家庭生活：学习了一天之后的情话絮语；舒适的晚饭和新鲜、清淡的早餐；关于志向的交谈——他们不但关心自己的，也关心对方的志向，不然就没有意义了——互助和灵感；还有——恕我直言——晚上十一点钟吃的菜裹肉片和奶酪三明治。

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艺术动摇了。即使没有人去摇动它，它自己也会动摇的。俗语说得好，坐吃山空，他们应该付给马杰斯脱和罗森斯托克两位先生的学费也没着落了。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不能忍受的。于是，德丽雅说，她得教授音乐，以免断炊。她在外面奔走了两三天，兜揽学生。一天晚上，她兴高采烈地回家来。

“乔，亲爱的，”她快活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啦。噢，那家人可真好。一位将军——爱·皮·品克奈将军的小姐，住在第七十一街。多么漂亮的房子，乔——你该看看那扇大门！我想那就是你所说的拜占廷式。还有屋子里面！喔，乔，我从没见过那样豪华的摆设。

“我的学生就是他的女儿——克蕾门蒂娜。我见了她就喜欢极啦。她是个柔弱的小东西——老是穿白色的衣服；态度朴实可爱极了！她只有十八岁。我一星期教三次课，你想想看，乔！每课五块钱。数目固然不大，可是我一点也不在乎；等我再找到两三个学生，我又可以到罗森斯托克先生那儿去学习了。现在，亲爱的，别皱眉头啦，让我们好好享用一顿晚饭吧。”

“很好，德丽，”乔一边说，一边用斧子和切肉刀在开一听青豆罐头，“可是我怎么办呢？你认为我能让你忙着挣钱，我自己却在艺术的领域里追逐吗？我以本范努托·切利尼(意大利著名雕刻家)的骨头赌咒，决不行！我想我去卖卖报纸，搬石子铺马路，多少也挣一两块钱回来。”

德丽雅走过来，勾住他的脖子。

“乔，亲爱的，别犯傻。你一定得坚持学习。我并不是放弃了音乐去干别的事情。我一边教授，一边也能学一些。我永远跟我的音乐在一起。何况我们一星期有十五块钱，可以过得像百万富翁那般快乐。所以，你绝不要打算脱离马杰斯脱先生。”

“好吧，”乔说，一面去拿那只贝壳形的蓝菜碟，“可是我不愿意让你去教课，那不是艺术。你这样牺牲真了不起，真叫人佩服。”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不能忍受的。”德丽雅说。

“我在公园里画的那张素描，马杰斯脱说上面的天空很好。”乔说，“丁克尔答应我在他的橱窗里挂上两张。如果碰上一个合适的有钱的傻瓜，可能可以卖掉一张。”

“我相信一定卖得掉的，”德丽雅亲切地说，“现在，让我们先来感谢品克奈将军和这烤羊肉吧。”

之后的一个星期，拉勒比夫妇每天一早就吃早饭。乔很起劲地要到中央公园里去在晨光下画几张速写，七点钟的时候，德丽雅给他做了早饭，在他们拥抱、赞美、接吻之后，乔便出门。艺术真是个迷人的情妇，每当他回家时，多半已是晚上七点钟了。

到了周末，愉快自豪、可是疲惫不堪的德丽雅，得意扬扬地掏出三张五块钱的钞票，扔在那八英尺阔十英尺长的公寓客厅里的八英寸阔十英寸长的桌子上。

“有时候，”她有些厌倦地说，“克蕾门蒂娜真叫我费劲。我想她大概练习得不充分，我得三番四次地教她。而且她老是穿一身白，也叫人觉得单调。不过品克奈将军倒是一个顶可爱的老头儿！我希望你能认识他，乔，我和克蕾门蒂娜练钢琴的时候，他偶尔走进来——他是个鳏夫，你知道——站在那儿捋他的白胡子。‘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教得怎么样啦？’他总是这样问道。

“我希望你能看到客厅里的护壁板，乔！还有那些阿斯特拉罕的呢门帘。克蕾门蒂娜老是咳嗽。我希望她的身体比她的外表强健些。喔，我真是越来越喜欢她了，她多么温柔，多么有教养。听说品克奈将军的弟弟还一度做过驻波利维亚的公使呢。”

听德丽雅说完，乔带着基度山伯爵的神气，掏出一张十元、一张五元、一张两元和一张一元的钞票——全是合法的纸币——把它们放在德丽雅挣来的钱旁边。

“那幅方尖碑的水彩画卖给了一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他郑重其事地向德丽雅宣布。

“别跟我开玩笑啦，”德丽雅说，“——不会是从庇奥利亚那么远来的吧！”

“噢，确实是那儿来的。我希望你能见到他，德丽。一个胖子，围着羊毛围巾，衔着一根翮管牙签。他在丁克尔的橱窗里看到了那幅画，开始还以为是座风车呢。他倒很爽快，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把它买下了。另外他还预定了一幅——勒加黄那货运车站的油画——准备带回家去。我的画，加上你的音乐课！呵，我想艺术还是有前途的。”

“你能够坚持下去，真使我高兴。”德丽雅热切地说，“你一定会成功的，亲爱的。三十三块钱！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钱。今晚我们买牡蛎吃。”

“再加上炸嫩牛排和香菌，”乔说，“肉叉在哪儿？”

到了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乔先到的家。他把他的十八块钱摊在客厅的桌子上，然后把手上许多黑色颜料状的东西洗掉。

半个钟头以后，德丽雅来了，她的右手被绷带包成一团，简直不像样了。

“这是怎么搞的？”乔问道。德丽雅笑了，可是笑得很勉强。

“克蕾门蒂娜，”她解释说，“上了课之后一定要吃奶酪面包。她真是个古怪姑娘，到了下午五点钟还要吃奶酪面包。将军也在场。乔，你该看看她奔去拿烘锅的样子，好像家里没有佣人似的。我知道克蕾门蒂娜身体不好；神经很过敏。她浇奶酪的时候泼翻了许多，滚烫的，溅在了我的手腕上。痛得要命，乔。那可爱的姑娘难过极了！还有品克奈将军！——乔，那老头儿差点要发狂了。他冲下楼去叫人——他们说是烧炉子的或是地下室里的什么人——到药房里去买一些油和别的东西来，替我包扎。现在已经不那么痛了。”

“这是什么？”乔轻轻地握住那只手，扯扯绷带下面的几根白线，问道。

“那是涂了油的软纱。”德丽雅说，“喔，乔，你又卖掉了一幅素描吗？”她看到了桌子上的钱。

“可不是吗？”乔说，“就是那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他今天把他要的车站图取走了，他没有确定，可能还要一幅公园的景致和一幅哈得逊河的风景。你今天下午什么时候烫痛手的，德丽？”

“大概是五点钟，”德丽雅可怜巴巴地说，“熨斗——我是说奶酪，大概在那个时候烧好。你真该看到品克奈将军，乔，他——”

“先坐一会儿吧，德丽。”乔说着把她拉到卧榻上，然后在她身边坐下，用胳臂围住了她的肩膀。

“这两个星期来，你到底在干什么。德丽？”他问道。

德丽雅带着充满了爱情和固执的眼神熬了一两分钟，含含糊糊地说着“品克奈将军”；但到最后，她终于垂下头，一边哭，一边说出实话来了。

“我找不到学生，”她如实说，“我又不忍眼看你放弃你的课程，所以在第二十四街那家大洗衣店里找了一个烫衬衣的活儿。我以为我把品克奈将军和克蕾门蒂娜两个人编造得很好呢，不是吗，乔？今天下午，洗衣店里一个姑娘的热熨斗烫了我的手，我怕你担心，所以在回来的路上编出了那个烘奶酪的故事。你不会生我的气吧，乔？如果我不去做工，你也许不可能把你的画卖给那个庇奥利亚来的人。”

“他不是从庇奥利亚来的。”乔慢慢吞吞地说。

“他从哪儿来都一样。你真行，乔——吻我吧，乔——你怎么会疑心我不在教克蕾门蒂娜的音乐课呢？”

“到今晚为止，我始终没有起疑。”乔说，“本来今晚也不会起疑的，可是今天下午，我把机器间的油和废纱头送给楼上一个被熨斗烫了手的姑娘。这两星期来，我就在那家洗衣店的炉子房烧火。”

“那你并没有——”

“我的那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主顾，”乔说，“和品克奈将军都是同一艺术的产物——只是你不会管那门艺术叫做绘画或音乐罢了。”

他们两个都笑了，乔开口说：“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

德丽雅用手掩住了他的嘴。“别说下去啦，”她说，“你只要说‘当你爱的时候’。”

没有讲完的故事

如今，当有人再提到地狱的火焰时，我们已不会再唉声叹气，也不会再把燃烧过的灰烬涂在我们自己的头上了(这是一种犹太人表示忏悔时的风俗)。因为，就连那些布道的人也开始向我们揭示，我们所说的上帝，不过是镭或或一些科学检测出来的化合物。就算我们做了坏事，那么惩罚我们的也只是那些化学反应而已。这种说法真算得上一个喜讯，不过那些正教所启示的古老说法，多多少少还是会给我们带来恐惧。

有两个话题，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挥、自由解说，绝对没有被反驳的可能性。一是你可以谈谈你的梦境；二是你可以告诉人们你听见鹦鹉说话了。反正梦神摩非斯和小鸟都不可能成为证人，所以你对你的听众说什么，都没有人敢指出你所说的有什么不对。而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的材料，就取自一个梦境。因为漂亮的小鹦鹉能说的话实在太少了，所以我只能很抱歉，并且有些遗憾地放弃它了，而选择了不受领域限制的梦境。

我做了一个梦，它与古老的《圣经》的推论并无关系，而是与目前最令人敬畏的“末日审判”这个历史问题有关。加百列(七大天使之一，上帝传递好消息给人类的使者)已经吹响了号角，而我们这些人没有号角可吹，所以要被提走审问。我注意到一群身穿庄重的黑色长袍、领口背在后面的人站在一边，他们是专业的保证人。但是似乎他们也有麻烦，好像我们不会从他们身上得到任何帮助。

一个天使警察——也就是警察中的天使——飞到了我的面前，他抓住了我左边的翅膀，就把我带走了。在这之前，挨在我身旁的那群已经很有声望的人在接受审问。

“你是和他们一起的吗？”警察问我。

“他们是谁？”我用提问代替回答。

“他们啊，”他说，“他们是……”

当然，这些都是与故事不相关的东西，还是先来说故事。

达尔西在百货公司工作。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卖汉堡，或者是辣椒酱，或者是其他的小饰品，总之百货公司有什么，她就卖什么。这份工作可以让她每个星期有六美元的收入。至于其他的，都算进了上帝经管的总账上——哦，牧师先生说，这个叫“原始能量”——那么，也就是说其余的都记到了她原始能量的总账上。

在店里工作的第一年，每个星期达尔西只能赚到五美元。如果知道她是怎样依靠这五美元过日子的，那么对你肯定是有益的。不在乎吗？很好，你可能、你可能对较大数目的钱才会感兴趣。六美元，金额算较大了吧。我会告诉你，她是怎么用六美元过一星期的。

一天下午六点的时候，达尔西一边扎帽针——在贴近她延髓八分之一英寸的地方，一边对她的密友萨迪——总是在她左侧接待顾客的女孩——说：“萨迪，我和你说，我今天晚上要和皮吉吃晚餐，我们早就约好了。”

“你从来没说过！”萨迪羡慕地惊呼，“嗯，你真是太幸运了。皮吉可是很有钱哦，他总是带女孩子到高级的餐厅吃饭。有一天晚上，他就曾带布兰奇到霍夫曼酒店吃饭。那里的音乐优美动听，而且你还会看见许多社会名流和多金人士。你将度过一段奢华的时光，达尔西。”

达尔西急急忙忙往家赶。她的眼睛明亮，闪烁着光芒，她的脸颊粉嫩——有一种天然的美丽，就像黎明前的曙光一样美丽的粉红色。这一天是周五，她上周的工资还剩下五十美分。

街道上车马如龙，人们都在争分夺秒地往家赶。百老汇的灯光明亮耀眼——导致几英里、几里格，甚至几百里格以外的飞蛾乱哄哄地朝这里飞来，并且争先恐后地自焚。表情如着装一样规整的男人，看上去就像是一位在养老院中养老的水手在樱桃核上雕刻出来的人，他转过身，盯着从他身边经过的还在一味加速跑的达尔西。曼哈顿，这朵只有在夜晚绽放的昙花，开始展现它苍白、香浓的花瓣了。

在一家商店门口，达尔西停了下来，这家商店的商品都很便宜。她买了一条假花边的衣领，用掉了仅存的五十美分。原本这些钱另有他用——十五美分用来买宵夜，明天的早餐还需要十美分，午餐十美分。另外还有十美分攒起来，作为储蓄。还有五美分是要买甘草糖的。尽管，对于她来说，甘草糖简直是一种奢侈品——就像是参加狂欢的舞会——但是没有乐趣，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达尔西租住在一间有家具的房子里。这种带家具的房子与寄宿客栈之间存在的差异在于，如果你在这间带家具的房间里挨饿，是不会有人知道的。

达尔西上了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在西区一栋棕色石头房子的三楼中的一间后房——那里就是她的屋子。她点燃了煤油灯。科学家告诉我们，钻石是已知的最坚硬的物质。他们错了。女房东知道的一种化合物比钻石还要坚固，与此相比，钻石就像是燃烧后的灰烬。她们用这种东西把煤气灯的出气孔堵住一大半，即使你站在椅子上，直到手指弄到发红，甚至是伤痕累累也是白费力气。就连发针不能动它分毫，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才是最坚固的。

当达尔西点燃了煤气灯之后，我们得借用这十分之一的光亮来观察这间屋子。

沙发床、梳妆台、桌子、脸盆架、椅子——这些东西都是房东提供的。其他的都是达尔西自己的。梳妆台上，全是达尔西珍爱的宝贝：萨迪送给她的一个镀金的瓷瓶，一个咸菜公司发的日历，一本解梦占卜的书，一些装在玻璃盘子中的脂粉，还有一束绑着粉红色丝带的假樱桃。

靠着一面廉价的、已经有破损的镜子摆放的是基钦纳将军、威廉·马尔登、马尔巴勒公爵夫人和本范努托·切利尼的画像。在其中的一面墙上挂着一个石膏的复制品，是戴罗马式头盔的爱尔兰人形象。在它旁边是一张色彩浓烈的石印油画，画面的色彩极具冲击力：一个黄色的孩子在捕捉鲜红色的蝴蝶。达尔西对这幅画的评判是，它是最上乘的艺术作品，无人超越。

对此，也没有人否定过。没有人窃窃私语说这幅画是赝品，也没有人说这位黄色的昆虫学家太过幼稚。皮吉和她约好的时间是七点，他会来这里接她。此时就让这位姑娘忙着梳妆打扮吧，我们就礼貌性地回避一下，不打扰她了。先来聊聊其他的。

达尔西每个星期需要支付两美元的房租。平时呢，她早餐的成本是十美分。当她穿衣服的时候，她会在煤气灯上煮点咖啡、煎一个鸡蛋。周日清晨，她会到“比利”餐厅吃一顿盛大的早餐：牛排和油煎菠萝饼，这会花掉她二十五美分，另外还要付给服务员十美分的小费。在纽约，总是有那么多极具诱惑的东西，很容易就让人铺张浪费。她平时的午餐在百货公司的餐厅吃，一周需要六十美分；晚餐是一美元五美分。晚报需要六美分，但是每到周日就要买两份报纸——一份是招聘信息，另一份用来阅读，总共十美分。总金额为四美元七十六美分。不过，女孩子总需要买些衣服，还有其他……

好了，先不说这些了。我曾听说过有的人在讨价还价之后总会买到非常便宜的布料，之后用针线创造出美丽的衣服，但是我始终对这个说法持怀疑的态度。我很想为达尔西的生活补充一些神圣的、自然的、不成文的、没有实施的条例，以便在她的生活中添加一丝快乐。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我的笔不听我的，没有办法写下去了。她去过康尼岛两次，是的，总共才两次，还骑过旋转木马。如果一个人期盼快乐的事情不是按照天来等待，而是按年算，那么人真是没什么可指望的。

说到皮吉，介绍他不需要太多的文字。当女孩子们提到他时，高贵的小猪(皮吉，英文pig)可能会无辜地受到牵连了。你可以打开那本最基础的蓝色的单词本，之后翻到由三个字母组成的词语的那一页，那么你就会看到对于他的正确描述：他很胖，有老鼠一样的心，蝙蝠的习性，和一只猫的神气——他穿着昂贵的衣服，是鉴别饥饿的专家。他只需随意看一家店铺里的女孩，就能告诉你这个女孩有多长时间没有吃过比茶和棉花糖更有营养的东西了。神奇的是，误差不会超过一小时。他总是出没于各大商业街，寻觅漂亮的姑娘，之后请她们吃饭。对于他的品性，没有人看得起，就连在大街上遛狗的人也是一样。公平点儿讲他也算是一个独特的人，但是我不可以再纠缠他了，我可不打算在他的身上浪费笔墨，再者，我又不是木匠。

差十分钟七点的时候，达尔西准备好了。她看了一眼斑驳的镜子，映照出来的效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深蓝色的礼服很合身，帽子上插了根黑色的羽毛做装饰，手套虽然有点污迹，但也还说得过去。这可是她省吃俭用之后置备的行头，很成功。

在这一刻达尔西忘记了一切，当然除了她自己的美丽。但是生活就是善于揭开面纱的一角，让她看看里面的奥妙。以前从来都没有男士约过她，但是现在，她马上就要过上流社会的生活了，她将要体验那种最闪亮、最夺目、最高品位的上流社会生活。

女孩们都说，皮吉是一个“大款”。也就是说等待达尔西的将是一个隆重的晚宴，有音乐，有打扮出众的女士们。不仅可以看，还可以吃。所以每当女孩们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小脸都会奇怪地变形。毫无疑问，有了这次必然还会有第二次。

在很久以前她就注意到了一件蓝色的真丝上衣，它就摆在一家商店的橱窗里——如果每周都能攒下二十美分，那么——我得好好算算！——哦，也得需要好几年啊！但是第七大道那边，有一个二手商店，那儿——

这时，有人敲门。达尔西打开了门，看见房东太太站在门口。她一脸虚假的笑容，鼻子还在嗅着屋子里的气味，看看有没有盗用煤气烹煮食物。

“有一位绅士在楼下，他想见你，”她说，“一位叫威金斯的先生。”

对于那些不幸地把他看作有头有脸的人物的傻女人来说，皮吉总是以这个名字示人。

达尔西转身到梳妆台上拿手帕，她突然停了下来，并且用力咬着自己的下嘴唇。在她刚才照镜子的时候，仿佛已经进入一个仙境，她看到一个公主，她刚刚从漫长的睡眠中苏醒过来。她却忽略了那个总用犹豫的眼神看她的人，这种眼神很迷人也很严肃，只有真正关心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有这种眼神出现。这个人是真的关心她，使用的方式是表达赞成，或反对。这个人就是梳妆台上摆放在镀金相框中的基钦纳将军。他身材修长高大，英俊的脸上写满了忧郁，就像晴朗的天空中出现了黑色的乌云。他严厉地看着她，目光中有一丝责备。

达尔西像是一个被人打开了开关的娃娃，之后机械地转身。转到房东太太的对面时，她停下说：“告诉他，我不能去了。”顿了一下，她继续说，“告诉他我病了，或者其他什么理由。反正就是告诉他，我不去了。”

达尔西把房门关好，锁住后，一头扑到自己的小床上。她开始大哭起来，一直哭了十分钟才停下来。那顶黑色的帽子，帽檐都压碎了。基钦纳将军是她唯一的朋友。他是她心中一位英勇的骑士。他看起来有一丝隐约可见的忧郁，他上翘的小胡子把她迷得神魂颠倒，但是他还有一种庄重威严的神情，让她有一丝畏惧。她总是幻想有一天，她心中的骑士会穿着马靴来这里找她，并且向她求婚。有一天，当一个调皮的小男孩挥动链条，抽打街边的路灯灯柱，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动声时，她竟然以为是将军来了，并且还打开窗户努力地向下张望。但是没有用，她知道这都是她的幻觉和期望而已。她更知道作为指挥将领基钦纳将军现在正在日本与凶残的土耳其人作战呢，他怎么可能从镀金的相框中走出来，向她求婚呢？但是这个夜晚，他确实战胜了皮吉。是的，至少这个夜晚他做到了。

大哭一场之后，达尔西重新振作起来，她脱下了参加晚宴用的、她最好的衣服，换上了一身很旧的蓝色睡衣。她没有胃口，不想吃东西。她唱了几句《萨美》，然后她看到自己的鼻翼上有一个小小的红色斑点。她把这个小红点弄掉了。之后，她把椅子搬到了一张破旧的桌子旁边，开始用一副发黄的纸牌算命。

“你这个可怕的、无礼的家伙！”她大声说，“我从来没有给他一点暗示，让他觉得我对他有意思！”

九点钟，达尔西从一个锡盒里拿出了饼干和树莓果酱，开始狂吃。她也给基钦纳将军敬了一些涂了果酱的饼干，不过他好像不大理会，就像是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看见一只蝴蝶那样冷漠——当然，如果在沙漠里有蝴蝶的话。

“如果你不想吃，就不要吃，”达尔西说，“不要摆出一副傲慢和责骂我的眼神。如果你每个星期只有六美元，看你还有没有现在这样的优越感，还能不能这么神气。”

达尔西这样粗鲁地对待基钦纳将军，可不是一个好兆头。然而，她又将矛头指向了本范努托·切利尼，她把他的脸翻了下去，贴在了桌子上。对于她来说，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因为她一直以为他是亨利八世，所以对他一直都很不满意。

九点半的时候，达尔西对着梳妆台上的照片看了一眼，熄了灯，并跳到床上去了。在睡觉前，基钦纳将军、威廉·马尔登、马尔巴勒公爵夫人和本范努托·切利尼也看了她一眼，算是说了晚安。这件事真的很无聊。这个故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说明什么问题。它接下来要发生的是——又一次，是的，皮吉又一次邀请达尔西出去吃饭，达尔西感觉到比平时更加孤单，而基钦纳将军又恰好看错了方向，然后……

正如我前面所说过的，我梦见我站在一群很有钱有势的灵魂的旁边，一个天使警察抓着我的胳膊，问我是和他们一起的吗？

“他们是谁？”我问。

“他们啊，”他说，“他们是那些开商场，雇用女孩，每周只给她们五六美元的老板。所以，你是和他们一起的吗？”

“绝对不是。”我说，“我可没有背负那么深的罪孽。我只不过是烧了一所孤儿院，此外，还曾经为了一些钱财，夺走了一个瞎子的性命。”

比绵塔薄饼

当时我们在弗里奥山麓，正骑着马将一群烙有圆圈三角印记的牛赶拢到一起，不幸的是我的木马镫被一株枯死的牧豆树的枝桠钩住了，结果害得我扭伤了脚踝不说，还被迫在营地里躺了一个星期。

被迫休息了两天，第三天我实在躺不住了，便一拐一拐地挨到了厨房的营地。我依靠着旁边的一棵大树站立，听着贾德森·奥多姆这位厨师喋喋不休。天意弄人，对于贾德森来说，以他的话痨潜质不应该做一名厨师，因为这个职业注定了他将失去听众。

厨师都是自顾自地做菜，哪个地方会为厨师配备听众呢？然而我的到来，无疑成了他的灵食(《旧约·出埃及记》中记载：摩西率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在荒野中漂泊了四十年，饥饿时，上帝便撒下灵食。这里喻指希望)，就如同在满是风沙的沙漠中发现的一片绿洲。

很快，我便体会到病人的贪嘴需求，我很想吃一些除了大锅饭之外的东西。我想起了妈妈，想起了妈妈的橱柜，于是便不由自主地“像体会到初恋一样，又深情又充满哀怨”(引自英国诗人丁尼生的叙事诗《公主》中的歌曲)。

于是我问贾德森：“你会做薄饼吗？”

听到这句话，贾德森放下了手里的左轮手枪，因为他正要用它来砸开羚羊的排骨。之后他双眼闪烁着蓝色的冷光，一股寒冷咄咄逼来。当他走近我时，这种愤怒越加明显。尽管他没有暴跳如雷，但从他听似正常的语调中，依旧可以感觉到那股被按捺的愤怒，他说：“喂，小子，你是故意来问我会不会做薄饼，还是听了别人的什么话来取笑我？”

他的反应让我感到很疑惑，不过我还是很坦诚地说：“你到底是在说什么？我只是因为嘴馋，所以想用我的小马和马鞍向你换取一摞薄饼。就是那种用黄油烙的，酥酥脆脆的薄饼，上面还得抹上新奥尔良蜂蜜。不过，听你刚才那话的意思，好像关于薄饼还有个十分有趣的故事，是吗？”

贾德森确定我没有讽刺他的意思，之后，他的态度也慢慢缓和了许多。他默默地从装有炊具的车上取出来一个盒子和一个铁罐子，放在我依靠的树下。他熟练地忙活着：解开袋子上的绳子，一边干活一边给我讲那个关于薄饼的故事。

他说：“说来这并不是故事，而是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我也不怕让你知道，索性和你说了吧。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跟一个从陷骡山谷来的牧羊人和威莱拉·丽莱特小姐三个人之间的故事。事情发生在圣米格尔牧场，那时候我正帮着老比尔·图米赶牛。

“有一天，我嘴馋了，突然很想吃一盒罐头，无论是什么罐头都行，只要不是肉类的。那种欲望实在是太强烈了，它迫使我立即骑上那匹还没有驯好的小野马，向着埃姆斯利·特尔费尔大叔的小店飞奔而去。他的店铺就在纽西斯河比绵塔渡口那里。大概下午三点的光景，我就到了那里。距离店铺门口不到二十米的时候，我下了马，然后将马拴在一旁的牧豆树上，便直奔店铺。我当时动作十分敏捷，纵身一跳，就坐到了柜台上。我对埃姆斯利大叔打趣道，看来水果们要遭殃啦。随后，我便一手拿着饼干，一手拿着一根长勺子，向各种口味的水果罐头展开了进攻。有菠萝的、青梅的、樱桃的，还有甜杏的，总之罐头的种类真的很多。以至于我一边吃，埃姆斯利大叔一边在一旁帮我开启罐头，主要是罐头外包装的黄色铁皮箍实在太难砍断的缘故。吃着罐头的我别提有多快乐了，就像是伊甸园中的亚当一样无忧无虑，当然，这是在他偷吃禁果之前。唉，怎么说呢，反正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快活，我一边吃，一边用马靴上的马刺有节奏地踢着柜台。当我偶然抬头的时候，透过店铺的窗口我看到了埃姆斯利大叔家的后院。就在那个后院，我看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

“这个姑娘真是动人得很，只需看一眼就知道她不是本地人。当时，她一边玩着槌球，一边偷瞄着像孩子一样贪吃水果罐头的我，并且时不时地偷笑着。我不好意思地从柜台上狼狈地下来，并且把手里的勺子递给了埃姆斯利大叔。我的这些反应都被埃姆斯利大叔尽收眼底，他说：‘她是我的外甥女，是从巴勒斯坦过来的，到我这里玩几天。她叫威莱拉·丽莱特，你想认识她吗？’

“实话说，那个时候我的脑袋里乱极了，思维乱得就好像一群四散的牛，即便我努力地将它们赶进了栅栏里，它们仍旧会在里面绕圈。我喃喃自语道：‘哦，巴勒斯坦可是圣地，是的，天使都在巴勒……哦，我当然……不过我真的有幸认识丽莱特小姐吗？’随后，埃姆斯利大叔就把我带到了后院，经过他的一番介绍，我们算是认识了。比起丽莱特小姐，我的表现简直糟糕透了。她是那样的落落大方，从容优雅，没有一丁点儿的羞涩和胆怯，而我呢，却是汗流浃背，说话也变得磕磕巴巴起来。我一直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男人可以轻而易举地驯服一匹野马，可以在黑暗中刮胡子，却没有办法在漂亮姑娘面前保持以往的镇定自若。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以极快的速度变得亲密起来，仔细想来好像连八分钟都不到。之后，我们一起玩槌球，玩耍时，我们简直亲密得如同表兄妹一般。她还笑我竟然可以吃掉那么多的水果罐头，我则机智地回应说，关于水果的问题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那是在第一个天然牧场上，一个叫夏娃的女生惹出来的——‘却在巴勒斯坦结束的，对吗？’这句话是我的肺腑之言，当我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就像用套马竿套住一匹一岁的小马那样灵活自如。

“从那之后，我对待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一直非常的真诚，也因为这样，我和丽莱特小姐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了。那段时间，为了健康的缘故，丽莱特小姐一直住在比绵塔渡口。不过她的身体很健康，她来此的原因只是因了这里的气候更加适合居住，因为这里要比巴勒斯坦的温度高出百分之四十。此后的日子里，我每周都会骑马来这里看望她一次。不过这样的见面显然不够，所以后来我觉得如果我每周可以来这里两次的话，那么我见到她的次数就是原来的两倍了。

“不过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就发生在那一周内，当我第三次去看丽莱特小姐的时候。也就是从那次之后，薄饼和红眼睛的牧羊人插进了我和丽莱特小姐之间。那天晚上，我同样是坐在埃姆斯利大叔的柜台上，如往常一样往嘴巴里塞着一个桃子和两个李子。我问埃姆斯利大叔丽莱特小姐的身体最近是不是不好。‘为什么这么问？’埃姆斯利大叔说，‘她现在正和杰克逊·博德一起骑马呢，就是那个陷骡山谷的牧羊人。’听到这话，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自觉地竟将一个桃核和两个李子的核都吞了下去。我想当时一定是有人拽着柜台，否则当我纵身跃下的时候，它必然会伴着一声巨响翻倒在地。我当时头脑已经不清醒了，气愤地一直向前走，直到撞上了那棵拴马的牧豆树才停下。

“‘她去骑马去了，’我对着那匹小野马的耳朵小声地喃喃着，‘她和一个名叫杰克逊·博德的人去骑马了，不对，不是马，他们骑的是骡子，是牧羊人租来的骡子。你能明白吗？’我的小野马如同听懂了我的悲伤，用它自己的方式为我哭泣着。我当然知道它对儿女私情根本一窍不通，因为从它生来就被训练做一匹只会赶牛的小马。

“后来，我重返埃姆斯利大叔那里，问道：‘你刚才说一个牧羊人？’‘嗯，我说的就是那个牧羊人。’埃姆斯利大叔说，‘你应该听说过杰克逊·博德，他可是拥有八个牧场和四千头品质最佳的美利奴绵羊。’听到这些，我又从店铺里走了出来，在一棵满是刺的霸王树下坐下来。阳光斜射过来，使我整个人都躲在店铺的阴影之中。我就那么颓废地呆坐着，无意识地用手抓起沙土然后灌进我的靴子里，我自言自语说了好多话，全都是咒骂那个名字里带有博德的牧羊人。

“一直以来我对那些牧羊人都很友善，从来也不欺负他们。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牧羊人坐在马背上学习拉丁文，从头到尾我都没有打扰过他。虽然他们的行为总是让其他的牧牛人发怒，但我却不会。当你看见他们围坐在桌前融洽地吃饭，当你看见他们穿的那种灵巧而可爱的鞋子时，你又怎能忍心放下眼前的工作去攻击他们，去欺负他们呢？虽然我从来没和他们推心置腹交谈过，也没有推杯换盏的交情，但也不至于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都找他们的麻烦。我通常做的也不过是和他们聊上几句，或者谈论一下天气。这种感觉就像是将一只兔子放生一样，我从来都没有丝毫要欺负他们的想法。难道，就是因为我的仁慈，他们才会觉得我好欺负吗。如今，一个小小的牧羊人，居然欺负到我的头上来了，居然认为自己有资格约威莱拉·丽莱特小姐去骑马，这简直是对我的蔑视。

“距离天黑还有一小时的时候，他们两个才策马奔腾地回来，两个人的样子高兴得不得了。疾奔的马儿到了埃姆斯利大叔的家门口才停下，牧羊人将丽莱特小姐扶下马后并没有立刻离开的意思，他们两个人还站在门口聊了半天，那劲头相当地热乎。当牧羊人离开时，他还用手把他头上那顶像极了双把炖锅的帽子抬起又放下，之后他在马上向丽莱特小姐挥手告别，这才向他的羊圈奔去。就是这个时候，我敏捷地将靴子里的沙土倒了出来，然后快速地侧身上马，挥着鞭子朝那个叫博德的家伙奔去。马儿跑了半英里，便追上了他。先前我说这个牧羊人的眼睛是淡红色的，其实当我走近他看时才发现，他的眼球是深灰色，只是睫毛是红的，再加上他那黄棕色的头发，乍看之下，便觉得他的眼睛是浅红色的。他的身材也真的是瘦小得可怜，我甚至怀疑他真的能放羊？如果能，也就只能放几只羊羔罢了。一个男人不仅脖子上系着黄丝绸的围巾，居然连鞋带也打着蝴蝶结。

“我率先开口说：‘兄弟，下午好。现在和你并肩骑行的就是有着“百发百中”称号的神枪手贾德森。我想在我动手前，你总得知道你的对手是谁，我可不想让你死不瞑目。’‘啊哈，’他说，他说话的方式就是这个德行——‘啊哈，很高兴认识你，贾德森先生。我是从陷骡山谷来的牧羊人杰克逊·博德。’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一只眼睛看到了一只走鹃，它嘴里衔着一只毒蜘蛛正从山坡上下来，另外一只眼睛看到的是一只猎兔鹰，它正安静地停在水榆树的枯枝上。我干脆利落地拔出手枪，几乎在同一时间打死了它们。我是故意要在杰克逊·博德面前炫技的，之后，我用一副十分傲气的口气说：‘三次中也就有两次是这样的吧。我自己也很奇怪，无论我走到哪儿，这些动物总是爱往我的枪口上撞。’

“‘好枪法！’牧羊人就像在看一场表演一样，神情自若地说，‘不过在三次中还是有一次会失败，不是吗？上星期的那场雨你还记得吗？小草们因为那场雨水的灌溉而变得更加生机盎然了呢，贾德森先生。’

“‘威利，’我骑近他的马，说，‘你的父母一定是被亲情冲昏了头脑才会叫你杰克逊，但是当你被脱了毛，就会还原成一个唧唧喳喳的威利。别岔开话题说什么雨水、气候了，我直截了当地和你说了吧。你不该和威莱拉小姐骑马的，这对你来说可不算是什么好事，你要知道刚才那些鸟，在获得陪美女骑马的机会之前就已经丧命了。威莱拉小姐一定不会同意她的爱巢是由一只山雀用羊毛建造的。你想好了吗？是就此放手，还是要体验一下我的百发百中？如果选择后者，我会送你一个葬礼。’

“在听完这句话后，杰克逊的脸马上就红了，但在顷刻间又转为哈哈大笑。他对我说：‘贾德森先生，我想你是误会了。我确实去找过威莱拉小姐几次，但初衷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纯粹是为了品尝一种味道，解解馋。’

“听到这里，我被气得立刻将手伸向我的手枪，并且说：‘你这个色狼！竟敢这么明目张胆地……’还没等我说完，他便抢着说：‘等一下，你听我解释。如果你了解我的生活，你就应该知道我根本不需要妻子。我自己会做饭，自己会缝补衣服，女人是我最不需要的。我的乐趣就是养羊，之后吃它们鲜美的肉。对，美味，我的乐趣就是美味，贾德森先生，你吃过丽莱特小姐做的薄饼吗？’‘薄饼？没吃过。’我很坦诚地说，‘我从来都不知道她还会做饭，更不知道她可以烹饪出美味。’

“杰克逊一脸向往的神情对我说：‘那金黄色的薄饼，色泽如阳光一样金灿灿的，咬上一口，酥脆的甜美滋味就会从舌尖荡漾开来，简直就像是用伊壁鸠鲁天厨的神火烤出来的。如果可以，我愿意用我自己两年的寿命去换取那个薄饼的烹饪方法。而我时常去找丽莱特小姐的原因也正是源于此。’杰克逊的神情一转，继续说，‘只是我现在还没有将那个秘方搞到手。我听她说，那是丽莱特小姐家中祖传的烹饪工艺和配方，到今年已经有七十五个春秋了。我多么希望我能掌握这个美味的烹饪方法啊，这样我就可以自己亲手做了，只要我想吃，就可以做，那样我就什么都不奢求了。’

“‘你真的只是想要配方，而不是知道配方的人吗？’我问道。

“‘当然，’杰克逊说，‘我承认丽莱特小姐确实很不错，但我真的没敢奢望能和她发生什么，我只是单纯地想要饱饱口福……’博德看到我又将手伸向枪的时候，他马上意识到了自己有些地方失言了，于是改口道，‘是为了得到制作薄饼的配方。’

“我压抑着心中的愤怒，尽量心平气和地说：‘其实你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幸好你没有其他想法，否则你的小羊们就变成无人照看的孤儿了。这次饶了你，你只需要好好讨要薄饼的配方，不可有任何越轨的想法，否则下一次我可没这么容易就放过你。估计那时这个牧场上也就听不到你的歌声了。’

“‘我保证我说的句句是真话，如果……’牧羊人说，‘如果可以，你能帮我去拿那个配方吗？我知道你和丽莱特小姐的关系很亲近，她不愿意把那个薄饼的配方给我，但是她一定愿意把这个配方给你。只要拿到配方，我就再也不去打扰丽莱特小姐了。’

“‘好，就这么办。’我握了握他的手，继续说，‘我很高兴能帮你促成此事。’之后我们就互相道别，各走各的路了。他转头走向皮德拉的大梨树平地，直奔陷骡山谷；我则选择西北方向，回老比尔·图米的牧场了。

“一连五天我都没有时间去比绵塔，后来我见到威莱拉小姐的时候，我们在埃姆斯利大叔的家里度过了一个十分快乐的夜晚。她不仅唱了歌，还用钢琴演奏了许多歌剧的插曲。我也给她讲了一些我深谙的事情，比如我亲自模仿响尾蛇的样子，还告诉她‘长虫’麦克菲自己摸索出了一套剥牛皮的新方法，当然还有我在圣路易斯的旅行经历。我们各有擅长，所以彼此都十分欣赏。那时我认为，只要杰克逊·博德不进来插足，那么我一定会和威莱拉小姐结为连理。于是我想起了关于薄饼配方的事情，我一定得想办法快点把配方搞到手，那样的话杰克逊就再也别想见到我的威莱拉小姐了。所以，大概在晚上十点的时候，我满脸堆笑地对威莱拉小姐说：‘说真的，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在茫茫的绿草原上看见红色的马儿更让我欣喜的事情，那应该就是吃上一张刚出锅的、涂着蜂蜜的美味薄饼了。’

“威莱拉对我那句话的反应很不正常，她原本坐在钢琴凳上，可是当她听到这句话时，身体微微一震，之后满脸的惊诧。她说：‘是啊，薄饼是很美味。你刚才说在圣路易斯的一条街丢了帽子，那条街叫什么名字来着？奥多姆先生。’‘是薄饼大街啊，’我调皮地向她眨了眨眼，我是想幽默地告诉她，如果她不说出薄饼的配方，那么我就不和她聊别的话题了，我有些心急地对她喊道，‘好啦，威莱拉小姐，你就告诉我你的薄饼是怎么做的吧。’因为这个时候我满脑袋都是薄饼的事情，我期盼她快点告诉我——五百克左右的面粉、八打鸡蛋……乃至所有做薄饼的配方，比例、火候等。可最后等来的却是威莱拉小姐说：‘对不起，我得失陪一下。’之后她没有正眼看我，而是快速地斜瞄了我一眼后，从钢琴凳子上起身离开了。

“威莱拉小姐走到另外一个屋子，埃姆斯利大叔却来到我正待的屋子里。他没穿衬衫，手里拿着一个水壶。当他转身拿杯子的时候，我的天，我看见他的裤兜里居然有一把四五口径的手枪。我当时心想：‘他们家把薄饼的配方看得太重要了，即便有血海深仇也不至于带着枪过来吧。’‘喝点水吧。’埃姆斯利大叔递给我一杯水说，‘贾德森，你今天骑了太久的马，一定是累坏了，我们谈一点轻松愉快的话题，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太过紧张。’我没理会这句话，只是迫切地想要知道配方，于是我锲而不舍地问道：‘埃姆斯利大叔，你会做薄饼吗？’

“‘会，只是我不大精通厨艺，做出来的东西也不好吃。做薄饼无非就是用些生面团、石膏粉，再往里面加点儿小苏打、玉米面、鸡蛋、全脂牛奶，把它们一起混合就行了嘛。’埃姆斯利大叔岔开话题说，‘对了，今年春天老比尔还会把牛肉卖到堪萨斯城吗？’

“那天晚上，关于薄饼的配方我也只能套出这些内容了。怪不得杰克逊迟迟不能完成心愿呢，如果再纠结这件事恐怕不太好，所以我只能暂时将薄饼的事情搁置，和埃姆斯利大叔聊一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完全不挨边儿，直到后来威莱拉小姐进来和我说‘晚安’，我才骑马回牧场去了。又过了一周左右的时间，我在去比绵塔的路上正巧遇到了杰克逊·博德，他刚从那边回来。于是我们就在路边聊了会儿天。我问他：‘你拿到薄饼的制作方法了吗？’杰克逊说：‘还没有，这太难了，恐怕我拿不到了。那你呢，你帮我问了吗？’我回答说：‘我试着帮你问过了，不过确实太难了，就好比让我用花生壳去挖草场里的犬鼠。他们那么守护薄饼的秘方，可见它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和宝贵。’杰克逊有些失落地说：‘这么看来，我是肯定拿不到配方了。我还是放弃吧。唉，我无非只是贪恋那种美味，而且也只是做给自己吃而已。有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总是想着那个味道而失眠很久。’他语气中的伤感与无奈让我觉得这一切好像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他一样。所以我对他说：‘先别那么早放弃，再努力试试看，我也会继续帮你的。我猜想不用多久你我之中总会有一个人能得到薄饼的配方的。不过现在我得先走了，再见杰克逊。’

“你看见了吧，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就像是亲密的战友。当我知道他不是觊觎我的威莱拉小姐的时候，我对那个牧羊人真的好得没话说。为了帮助他拿到配方，为了能让他解馋，我总是在威莱拉小姐的面前提到薄饼，但每逢我这样做的时候，她的眼里就闪烁出忐忑。如果我再不识趣地追问下去的话，她就会找各种借口逃跑，之后就和前面发生过的事情一样，埃姆斯利大叔就会拿着水壶进来，当然裤兜里还揣着枪。

“后来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骑着马去拜访威莱拉小姐，不过我还带着礼物，是我亲手在草原上摘的一束蓝马鞭草，它们很美。但当埃姆斯利大叔看到我时，他眯着一只眼睛，表情有些尴尬地问：‘难道你还不知道吗？’我立刻问：‘什么？牛涨价了吗？’埃姆斯利大叔说：‘昨天，威莱拉与杰克逊·博德举行了婚礼。我是今天早上看到他们给我写的信才知道的。’

“我把那束马鞭草插到了正在吃的饼干桶里，之后努力让自己的身体慢慢地消化这个震撼的消息。先是耳朵，之后是心脏，直到脚底。我整理了一下心情问：‘埃姆斯利大叔，您刚才说的是什么事情？我的耳朵好像出问题了，没听清楚。是不是说优质品种的小牛犊已经涨到四块八一头了？还是别的什么？

“‘他们昨天结婚了。’埃姆斯利大叔说，‘现在他们两个人正在维克和尼亚加拉大瀑布度蜜月呢。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甚至连一点迹象都没看出来？就是他们一起去骑马那天，杰克逊开始对她展开追求的。’

“‘可是，’我几乎是吼出来的，‘那薄饼的事情呢？他跟我说的薄饼配方是怎么回事？’

“当我提到‘薄饼’这两个字的时候，埃姆斯利大叔显然十分警惕地向后退了几步。

“‘薄饼是一个阴谋！’我说，‘你肯定知道真相，你快告诉我这整件事情是谁的主意，是谁要陷害我？我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否则，我不是会走的。’于是我纵身越过柜台，去追埃姆斯利大叔。他本想去拿枪的，但由于枪在抽屉里，距离他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趁机抓住他的衣角，将他逼进一个墙角。我对他说：‘告诉我薄饼是怎么一回事，否则你就会变成薄饼！威莱拉小姐会做薄饼吗？’

“‘她肯定不会，至少我没见她做过一张饼。’埃姆斯利大叔安慰道，‘好了贾德森，冷静一下，你现在太过激动了，这样会让你头上的旧伤复发，让你神志不清的。我们现在不要再想薄饼的事情了，好吗？’

“‘埃姆斯利大叔，’我立刻反驳道，‘我的脑袋是笨了些，但那也是天生的，我的头从来没受过什么外伤。杰克逊·博德跟我说，他接近威莱拉小姐完全是因为她会做很美味的薄饼，而他只想得到做薄饼的配方。他还求我帮忙，所以我才会不断地问你们这个问题。难道我是被那个该死的红眼睛牧羊人骗了？还是有其他隐情是我不知道的？’

“‘你先松开我，’埃姆斯利大叔说，‘之后我告诉你，我所知道的。如果你所说的事情是真实的话，那么你确实被杰克逊·博德骗了，然后他抱得美人，并溜之大吉了。其实，在他和威莱拉小姐一同骑马后的第二天，他特意来拜访我们，并且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你一提到薄饼，我们就要小心谨慎地对待。他说，因为你以前在营地烙饼的时候，曾有人用平底锅砸过你的头。从那之后你就留下了后遗症。只要你一激动，无论是高兴还是伤心，都会引发你头上的伤势，从而影响你的神经，让你发疯，并且不停地谈论薄饼。他还说只要我们将话题引开，你就没什么危险了。所以我和威莱拉小姐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埃姆斯利大叔叹了口气，继续说，‘哎，看来杰克逊·博德还真是一个狡猾的牧羊人啊。’”

其实在贾德森刚开始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已经熟练地将袋子里和罐子里的东西搅拌在一起了。当故事快讲完的时候，他的薄饼也出锅了。他亲手把这刚完成的金灿灿的薄饼端到我面前，还将他私藏的上等黄油和蜂蜜从一个秘密的地方拿出来给我。

我问他：“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贾德森回答我说：“大概在三年前。现在杰克逊和威莱拉小姐还一直住在陷骡山谷，只不过我再也没见过他们了。我听别人说，就在杰克逊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装扮他的牧场了。在那里，他新配了摇椅和窗帘。其实，这件事情我早就释怀了，只是我的那帮兄弟总是将这件事作为笑料，不停地说。”

我问他：“那你现在做的这个薄饼，是你按照他们家的秘方做的吗？”

“你没听明白吗？根本就没有什么配方。”贾德森说，“关于薄饼的制作方法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之后就剪了下来。因为我的那群兄弟总是用薄饼来开我的玩笑，后来他们也真的很想吃，所以我才按照剪报上所说的制作方法做给他们解馋的。你品尝一下，看看如何？”

我由衷地赞叹道：“真的很美味！贾德森，你也吃啊。”在听到答案之前，一声夹杂着复杂情感的叹息声清晰地传入我的耳朵。

“我呀？”贾德森说，“我从来不吃薄饼。”

女巫的面包

在街道的拐角处有一家面包店，每当有顾客登上门口的三个台阶，推开门时，门上的小铃铛就会“丁零丁零”响。这家小店的老板是四十岁的玛莎·米查姆小姐。她不仅拥有这家店，还拥有两千元的存款，以及两颗假牙和一颗多情的心。对于那些已婚女士来说，她确实是条件相当不错的一位。

在光顾这家面包店的客人之中，有一位中年男士引起了玛莎小姐的兴趣，并且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他每周都会很固定地来这家店两三次。他的鼻子上总是架着一副眼镜，显得很斯文，另外他那棕色的胡须也是被精心打理过的。虽然他身上的衣服到处都是被缝补过的痕迹，并且满是褶皱，但是他的外表却很整洁、端庄；他的英语虽然带有很重的德国口音，但是对人却彬彬有礼。或许可以这样说，他虽衣着古怪，但气质超群。

他每次来面包店，只买两个不新鲜的隔夜面包，除此之外，他没买过任何东西。当然，新鲜的面包五分钱一个，而不新鲜的面包两个只需五分钱。

有一次，当这位男士又来买面包的时候，玛莎小姐看到他的手指上有一块红褐色的颜料，这一发现使玛莎小姐浮想联翩，她觉得他一定是一位落魄的艺术家，他没有钱买新鲜的美味，只能一边在阁楼上作画，一边吃着不新鲜的面包。玛莎小姐想，他一定很想吃到鲜美的食物。尤其在玛莎小姐品尝着美味时，这种感觉更甚。每当她吃着牛排、新鲜的面包卷、果酱，喝着红茶时，她都会为那位落魄的画家感到悲伤，她甚至想和他一起共进这一餐，而不是让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独自在闷热的阁楼里啃着那又干又硬的面包。是的，这就是玛莎小姐，善良而又多情。

玛莎小姐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她特意将一幅在很早之前从拍卖会上买下的油画放到了蛋糕店柜台后面的架子上。在此之前，这幅画一直被保存在她的房间里。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威尼斯风景画。威尼斯是有名的水城，它因水而生，也因水而美，所以画面的近景处是一座壮丽的大理石宫殿，它耸立在水面之上。画面上还有几艘小船穿梭于这座水上都市，其中一艘小船上有位妇人正饶有兴致地用手撩拨着水面，四周荡起一圈圈涟漪。远处的天空中飘着几片云朵。无论是色彩的运用，还是明暗的对比都显出画家卓越的功力。只要是懂画的艺术家，都会被它深深吸引。

在这幅画被摆出后的第三天，那位男士又来了。他习惯性地说：“我要两个陈面包。”玛莎去给他包面包的时候，那位男士的目光停留在那幅画上，之后不自觉地说：“夫人，您的这幅画很棒。”

玛莎尽量让自己保持自然地说：“是吗？我一直都很喜欢艺术和绘画，你觉得这幅画很好吗？”其实在玛莎的心中想说的是“我一直都喜欢艺术家”，只是理智让她压抑住了内心的欣喜，并且她也认为现在就说他是艺术家也不是很妥当。那位男士说：“是的，只是这个宫殿的透视法用得不是很好，显得不真实。好了，夫人，我走了，再见。”他拿起面包，礼貌性地欠身行礼，之后很快地走出了这家店。

玛莎在确认了他是一位艺术家后，便将那幅画又重新搬回了自己的房间。玛莎小姐觉得那镜片后面的目光是那样的温柔，又是那样的锐利，他一眼就能看出这幅画的缺点是什么。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人居然要靠陈面包充饥度日。是的，一个人在成功之前，一定要有一段艰苦奋斗的过程，即使那个人是天才。不过如果天才能有一位好心人的支持，而这个好心人又有两千元的存款、一家面包店，那么他将在艺术上取得多大的成绩啊！当然，这一切不过是玛莎小姐的幻想而已。

在此之后，那位男士每次来买面包的时候，都会与柜台里的玛莎小姐聊上一会儿，他似乎很喜欢，甚至是有些渴望听到玛莎小姐那些令人愉快的语言。只是，他仍然只买不新鲜的面包，从来没买过店里的其他美味。

玛莎小姐觉得他越来越瘦了，精神也变得很糟糕，甚至有些颓废。她很想送给他一些别的，更新鲜更有营养的食物，但是她又怕自己的这种行为会伤害一位艺术家的自尊心。因为她知道，艺术家都是高傲而敏感的。

玛莎小姐开始注意自己的妆容了。站在柜台里的时候，她总是穿上那件她最喜欢的带蓝色点点的丝质背心；在后厨的时候，她也会熬制一种大家都会用的养颜汁液，是一种神秘的草籽和硼砂的混合物。

这一天，那位男士又来这家店买陈面包，他很自然地将五分钱放到了柜台上，而玛莎小姐当然也知道他的习惯。就在玛莎小姐给他取面包的时候，店铺外面一片嘈杂的声音响起。伴随着气鸣声和警笛声，一辆消防车从窗前驶过，所有的顾客都下意识地往窗外瞧。这对于玛莎小姐来说，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送牛奶的人刚刚送过来一磅新鲜的奶油，它们现在就在柜台后面最下面一层的货架上。玛莎小姐灵机一动，快速地将这两个陈面包切开，满怀热情并且十分慷慨地将两片奶油塞了进去，之后又快速地将面包贴好、压好。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当那位男士转过头来取面包的时候，玛莎小姐已经将面包包好，并且递给了他。

他们两个人习惯性地聊了一会儿，之后那位男士便离开了这家小店。玛莎小姐此时的心情就像一位怀春的少女，她有一种幸福和窃喜的感觉，但是她也有一种担心。她担心这位艺术家会不领情，她怕他会生气。但是后来，她自我安慰道：“不会的，他一定不会生气的。只是食物而已，食物是不会侮辱人的。而且，黄油又不是定情信物，不会有失自己的身份。”

整整一天，玛莎小姐都在琢磨这件事情。她一直在想当这位男士切开面包之后，看到那些新鲜甜美的黄油时，会是一种怎样的反应。玛莎小姐想象着这样一个场景：那位男士在阁楼里凝视着自己的画作，这幅画的透视法肯定运用得非常好。他慢慢地放下笔，准备吃些东西再继续作画。当他切开面包的那一刻，他会很惊讶。想到这里，玛莎小姐的脸有些红了，因为她猜想着这位男士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会不会想起她呢？他会不会……

在这个时候，玛莎小姐的思绪被一阵急促的铃铛声打断，她抬起头，看到两位男士已经站到了柜台前。其中一位就是那个艺术家，而另一位年轻人她没见过，那个人叼着个烟斗。那位艺术家的脸涨得很红，帽子只是轻轻地挨着他的后脑，头发被抓得乱七八糟。玛莎小姐赶紧来到大堂，那位艺术家则将紧握的拳头恶狠狠地挥向她，并且狂暴地喊着：“笨蛋。”一句“笨蛋”显然不解恨，他又骂了一句德语，意思应该是她该被千刀万剐。

他太冲动了，以至于他旁边的那位年轻人不得不上前去拖走他，而他则气愤地喊道：“我不走，我要问个清楚。”一声巨响，他用尽所有的力气将自己的拳头砸在了玛莎小姐的柜台上。他大声地质问：“你为什么要毁我！你这个八婆，你这个爱管闲事的巫婆。”

玛莎小姐被吓坏了，她整个人瘫软在货架旁，另外一只手还按着自己身上的那件丝绸背心。那位年轻人赶紧过来抓住了他同伴的衣领，并且说：“我们走吧，你已经骂够了。”他把那位疯狂的同伴连拖带拽地弄出了面包店，自己又走了进来。

他说：“夫人，我想我应该告诉你刚才发生的一切是怎么回事。刚才那个人是我的一个同事，他叫布卢姆伯格。我们都是建筑师。在这三个月中，他一直在为一项比赛作准备，也就是绘制一份新市政厅的平面规划图纸。绘制图纸时，我们通常都是先用铅笔打个草稿，之后再描好。而擦掉铅笔痕迹的最好工具就是陈面包屑，它们比橡皮好用得多。然而，他昨天刚刚描好了图纸，正打算用面包屑擦掉铅笔的痕迹，可是……您知道的，他刚刚在您这里买了陈面包，但是面包里却有黄油。他一直在这里买陈面包都没什么事，可偏偏这次，他马上就要完成了。现在那张图纸已经变成废纸了，它仅剩下的用途或许就是去包装三明治了。”

玛莎小姐听完这件事的整个过程，默默地走到后面的房间。她重新穿上了那件老旧的棕色衣服，换下了丝质的背心。紧接着她又将她精心熬制的美容养颜的汁液倒进了窗外的垃圾桶中。

天窗室

起初，帕克太太会先带你去看那个双开间的客厅。当她开始滔滔不绝地夸赞说房间的优点以及那位住了八年的先生的各种优点时，你压根就不敢打断她的话。接着，你总算找到一个空当吞吞吐吐地说出，你既不是大夫也不是牙医时，那么帕克太太对于你这番话所表现出来的神气，一定会让你对你的父母顿然多出很多不满来，你甚至会嗔怪他们当初为什么没有把你培养成为适合帕克太太的客厅的那种人才。

随后，你带着闪躲似的表情走上一排楼梯，去看看每周八块钱租金的二楼后房。那么，此刻的帕克太太便会换上一副二楼的嘴脸，她会对你说，当初图森贝雷先生还没有到佛罗里达去接管他兄弟在棕榈滩附近的柑桔种植园时，就住在这里。房间的租金一直是十二块钱，这是相当便宜的价钱了。她还会强调说住在双开间前房、有独立浴室的麦金太尔太太，每年冬天都会到那个棕榈滩去。你听了她的一番介绍之后，支吾地说出你的想法，你希望看看租金更便宜一点的房间。

如果你此时没有被帕克太太的鄙夷神情所吓倒，你就会被她领到三楼去看看斯基德先生的那个大房间。当然，斯基德先生的房间并没有空出来。他整天待在房间里写剧本，抽香烟。可是每一个来这里找房子的人总是会被帕克太太引到他的房间里去欣赏那门窗上的垂饰。而每次被新租户参观之后，斯基德先生就会付一部分欠租，因为他害怕有被勒令搬家的可能。

接着——啊，接着——如果你到目前为止仍旧局促不安地站着，一双滚烫的手不安地插在口袋里，用力攥紧那三块早已汗津津的钱，用低哑的嗓音说出你那可耻又无奈的贫困，那么帕克太太就不会再给你做向导了。她会拉开嗓门，叫一声“克拉拉”，立马调转过头，迈开步子下楼去了。于是，那个被唤作克拉拉的黑人使女会陪你爬上那代替四楼楼梯的、铺着毡毯的梯子，让你看看天窗室。

所谓天窗室是一间位于房屋中央，有七英尺宽、八英尺长，而且两边堆放着一些黑黢黢杂物的贮藏室。

天窗室里有一张小铁床、一个洗脸架和一把椅子，外加一个木头架子权当是梳妆台。四面墙空空荡荡的，咄咄逼人，就像棺材的四壁一般，逼得你透不过气来。这时，你的手会不由自主地摸到自己的喉咙上面，你喘着气，就像一个坐在井里的人一般抬头一望——总算恢复了正常呼吸。不过，透过小天窗的玻璃向外望，你会见到一方蓝天。

“两块钱，先生。”克拉拉会用一种半是轻蔑、半是特斯基吉式(美国南方阿拉巴马州的城市，黑人居民较多)的语调对你说。

有一天，丽森小姐也来这里找房子。她随身带着一台和她这样娇小的人十分不符的打字机。她那非常娇小的身材给人一种在身体停止发育后，眼睛和头发却长个不停的感觉。它们仿佛在说：“天哪！你为什么不跟着我们一块儿长啊？”

帕克太太领着丽森小姐去看双开间的客厅。“这个壁柜里，”她说，“可以放一架骨骼标本，或者麻醉剂，或者煤——”

“很抱歉，我不是大夫，也不是牙医。”丽森小姐打了个寒战说。

帕克太太听了，又把她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不够大夫和牙医资格的人的猜疑、怜悯、轻蔑和冰冷的眼神显露出来，她瞪了丽森小姐一眼，然后领她继续去看二楼后房。

“这要八块钱吗？”丽森小姐说，“啊！我样子看上去虽然年轻，可并不是有钱人家的小姐。我只是一个穷苦的做工小姑娘。所以，还是麻烦您带我去看看位置高一点儿，租金低一点儿的房间吧。”

照例，斯基德先生又听到了叩门声，他被惊得连忙跳起来，烟蒂也撒了一地。

“对不起，斯基德先生。”帕克太太说，当她看到他一副大惊失色的模样时，便露出一脸奸笑，然后做出一副不知情的样子说，“我不知道你在家。我请这位小姐来看看你的门窗垂饰。”

“这太美啦。”丽森小姐嫣然一笑说，她笑起来的样子跟天使一般美。

待到她们走了之后，斯基德先生着实忙了一阵子，把他最近的(没有上演的)剧本里那个高身材、黑头发的女主角全部抹去，随之换上一个头发浓密光泽、容貌秀丽活泼、娇小顽皮的姑娘。

“安娜·赫尔德(当时美国著名演员)肯定会争着扮演这个角色呐。”斯基德先生自言自语地说。他抬起双脚，踩在窗饰上，之后如同一只空中的墨斗鱼一样，消失在香烟雾中了。

没过多久，那声不耐烦的“克拉拉”便响了起来，如通过警钟一般地向全世界宣布了丽森小姐的经济情况。紧接着，一个皮肤黑得如同小鬼一般的克拉拉便抓住了她，并引领她爬上阴森森的梯子，把她推进一间顶上透着微光的拱形屋子，随即，那几个带有轻蔑和神秘意味的字眼从她口中吐了出来：“两块钱！”

“我就租这间了！”丽森小姐嘘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的表情里带着一抹轻松，接着她便朝着那张吱嘎作响的铁床坐了下去。

丽森小姐每天都出去工作。晚上她还会带回一些有字迹的纸张，用她那架打字机誊清。如果恰巧这天晚上没有工作，她就会跟别的房客一起坐在门口的高台阶上。或许上帝创造丽森小姐的时候，并没有让她住在天窗室里的打算。不得不说丽森是个十分开朗的女孩，她的心胸豁朗，脑袋里尽是一些微妙的、异想天开的念头。有一次，她甚至让斯基德先生把他那伟大的(没有出版的)喜剧《并非玩笑》(一名《地下铁道的继承人》)念了三幕给她听。

每每丽森小姐有空在台阶上坐上一两个钟头的时候，男房客们都简直快乐得不行。不过，那位在公立学校教书的，碰到什么都说“可不是吗”的身材高挑的金发小姐——朗纳克，却坐在石阶顶级，不以为然地嘿嘿冷笑着。而那位在百货商店工作，每星期日都会去康奈岛打活动木鸭的多恩小姐，也会坐在石阶底级，同朗纳克小姐一样嘿嘿地冷笑着。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一旦丽森小姐坐在石阶中级，男人们就会马上在她身边围拢过来。

尤其是斯基德先生，他虽然没有说出口，不过心里早就把丽森小姐当成了他现实生活中私人浪漫剧中的主角。还有那位四十五岁，愣头愣脑，血气旺盛的大胖子——胡佛先生；以及那位极年轻的埃文斯先生，他老是吭吭地干咳着，以此来博得丽森小姐的注意，好劝他戒烟。男士们一致公认丽森小姐是“最有趣、最快活的人儿”，当然，正处在顶级和底级的冷笑却是难以与之妥协的。

说到这里，我请求诸位允许戏文暂停一下，让合唱队走到台前，为胡佛先生的肥胖洒一滴哀悼之泪。为了这脂肪的凄惨，臃肿不堪的灾害以及因肥胖而遭遇的嘲讽而唱哀歌吧。如果情场的得意与否取决于油脂的多寡，那么福斯塔夫可能要远远胜过瘦骨嶙峋的罗密欧。不过，情人大可以叹息，只是千万不能喘气，因为胖子是归莫默斯发落的。腰围五十二英寸的人，不管你的心脏跳得有多么忠诚，到头来还是白费工夫。去你的，胡佛！四十五岁，愣头愣脑，血气旺盛的胡佛也许能拐带着海伦逃跑；然而同样四十五岁，愣头愣脑，血气旺盛的胡佛，如果脑肥肠满的话，那么他只能是一具永不超生的臭皮囊罢了。这样的胡佛，是永远没有机会的。

在一个夏日的晚上，帕克太太的房客们如往常一样闲坐着，丽森小姐忽然抬起头看看天空，然后爽朗地笑了起来，她嚷道：“呀，那不是比利·杰克逊吗！我在这儿的楼下也能见到。”

听此言，大伙都抬起头来——有的看高楼的窗子，有的则东张西望，像是在寻找一艘杰克逊操纵的飞艇。

“我说的是那颗星星。”丽森小姐解释道，同时伸出一根纤细的手指指点着说，“不是那颗一闪一闪的大星星，而是它旁边的那颗，是一颗不动的蓝色星星。每天晚上我都可以从天窗里望到它，并且还给它起了名字，叫比利·杰克逊。”

“可不是吗！”朗纳克小姐说，“我竟然不知道你还是个天文学家呢，丽森小姐。”

“是啊，”观望星象的小人儿丽森小姐天真地回答着，“和任何一个天文学家一样，我知道火星居民的秋季服装会是什么新式样。”

“可不是吗！”朗纳克小姐不以为然地说，“你指的那颗星是仙后星座里的伽马星。它的亮度和二等星相仿，它的子午线程是——”

“哦，”年轻的埃文斯先生打断说，“不过我倒是认为比利·杰克逊这个名字要好得多。”

“是的，我也同意。”胡佛先生说，他呼噜呼噜地喘着气，对朗纳克小姐也提出了反对意见，“我认为既然那些占星的老头儿有权利给星星起名字，那么丽森小姐也应当有此权利。”

“可不是吗！”朗纳克小姐又说出了她的口头禅。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流星。”多恩小姐说，“星期日的时候我正好在康奈岛的游乐场里打枪，十枪当中打中了九次鸭子，一次兔子。”

“从这儿看还不是很清楚。”丽森小姐说，“你们如果在我的屋子里看效果会更好。你们也知道，如果坐在井底的话，即使白天也是可以看见星星的。每当夜色来临时，我的屋子就成了煤矿的竖井，而比利·杰克逊星就如同夜晚女神用来扣住她睡衣的大钻石别针一样。”

后来有一段时间，丽森小姐没有把那些冠冕堂皇的纸张带回来打字。并且她早晨出门也不是去工作，而是挨家挨户地跑事务所，央求傲慢的工友通报，为此她受尽了冷落和拒绝，每天都是一副很颓丧的样子。这种情形持续了很长时间。

一天晚上，丽森小姐筋疲力竭地爬上了帕克太太的石阶，往常这个时候，正是她在饭店里吃了晚饭回家的时刻，不同的是，这天她并没有吃晚饭。

正当她要踏进门厅的时候，胡佛先生遇到了她。他觉得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于是向她求婚，一身肥肉颤巍巍往她面前一杵，活脱脱一座随时可以崩坍的雪山。丽森小姐见状立马闪开了，一把抓住了楼梯的扶手。他想去抓她的手，她却举起手来，有气无力地给了他一个耳光。随后，她拉着扶手，一步一顿地挨上楼去。她从斯基德先生的房门口经过的时候，斯基德先生正在蘸着红墨水修改他那出喜剧(没有被接受的)中的舞台说明，注明女主角梅特尔·德洛姆(也就是丽森小姐)应该“从舞台左角一阵风似地跑向子爵身边”。终于，拖着疲倦身体的丽森小姐爬上了铺着毡毯的梯子，打开了她天窗室的门。

此刻，她已经没有气力去点灯和换衣服了。她倒在那张铁床上，纤弱的身体倒在老旧的弹簧垫上，几乎看不出弹簧床做出的反应。在这个如同地府般幽暗的屋子里，她慢慢地抬起沉重的眼皮，一抹微笑嵌在了她的嘴角。

她觉得，此刻，那颗比利·杰克逊的星辰正透过天窗，安详、明亮而不渝地照耀着她。她仿佛坠入了一个黑暗的深渊，周围一片空虚，顶上只是一方嵌着一颗星的、苍白的夜空。她给那颗星起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名字，可这个名字并不恰当。朗纳克小姐说的是对的：它原是仙后星座的伽马星，不是什么比利·杰克逊。可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愿意称它为伽马。

她仰面躺着，想把胳臂抬起来，可是抬了两次都没有成功。第三次，她总算把两只瘦削的手指举到了嘴唇上，从黑暗的深渊中她朝着比利·杰克逊飞了一吻。随即，她的胳臂便软绵绵地滑落了下来。

“再见啦，比利。”她微弱地低吟着，“你远在几百万英里之外，甚至连眼睛都不肯眨一眨。可是当四周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你却还能待在我能看见的地方陪着我，是吗？……几百万英里……再见啦，比利·杰克逊。”

第二天，大约上午十点钟时，黑使女克拉拉发觉丽森小姐的房门还锁着，房客们担心起来，他们一起把门撞开，看到丽森小姐毫无生气的样子后，他们开始擦生醋，打手腕，给她嗅烧焦的羽毛，可这些都不见效，有人便跑去打电话叫救护车。

没过多久，救护车来了，倒退着停在门口。一位穿着白亚麻布罩衣的年轻精干的医生跳上了石阶，他的举止沉着、灵活，神态也很镇静，他那光洁的脸上显得又潇洒，又严肃。

“四十九号叫的救护车来了。”他简洁地说，“出了什么事情？”

“哦，是这里，大夫。”帕克太太显然很不高兴，好像她屋子里出了事而引起的麻烦比什么都叫人心烦，她没好气地说，“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搞的。我们用尽了各种办法，都没有效果，还是救不醒她。那是个年轻的女人，一个叫做埃尔西——是的，埃尔西·丽森小姐。我这里从来没有出过——”

“哪个房间？”医生打断帕克太太的絮叨暴喊起来，帕克太太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询问房间的口气。

“天窗室。就在——”

救护车的随车医生显然很熟悉天窗室的位置。他四级一跨，已经率先上了楼。帕克太太唯恐失了自己的尊严，也慢条斯理地跟了上去。

她刚走到第一个楼梯口，就看见医生已经抱着那个“天文学家”下来了。医生站定后，便用他那训练有素，如同解剖刀一般锋利的舌头，任性地把她数落了一顿，不过声音并不高。可尽管如此，帕克太太还是像一件从钉子上滑落下来的浆硬的衣服一般，慢慢地皱缩起来。从那以后，她的身心上便永远留下了皱纹。偶尔，她的那些好奇的房客们也会问她，医生究竟对她说了些什么。

“算了吧，”她会这样回答，“如果我听了那番话，就能得到宽恕，那么我也就很满意了。”

救护车的随车医生抱着病人，大步穿过那群围观看热闹的人，以致到了后来他们也羞愧地退到了人行道上，因为他们发现医生的神情看上去就像是抱着一个死去的亲人。

他们还有留意到，医生并没有把他抱着的人安置在救护车里专用的担架上，他只是对司机喊了一句：“拼命快开吧，威尔逊。”

事情到了这里便完了。难道这也算是一篇故事吗？第二天早晨，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小段消息，其中最后一句话可以帮助各位(正如帮助了我一样)把一丝半缕的细节联系起来。

报道说，贝尔维尤医院接收了一个住在东区某街四十九号，因饥饿而引起虚脱的年轻女人。结尾这样写道：

“负责治疗的随车医生威廉·杰克逊大夫声称，病人并无大碍。”

公主与美洲狮

在这样的故事里，当然不会缺少国王和王后。国王呢，身佩枪支，是那种六响的手枪，而且还是好几支同时佩带，脚上常穿着靴子，是那种安有马刺的马靴。总之呢，就是那种很厉害的老头儿。他声若洪钟，倘若在草原上说一句话，响尾蛇都会被吓得躲到刺梨树下面的洞穴里。不过，在他拥有这样显耀的家庭背景前，人们叫他“柔声细气的本恩”。当他拥有了五万英亩土地和成千上万头牛的时候，人们又叫他“牛王”奥唐奈了。

王后是拉雷多(美国得克萨斯州南端的城市，在格朗德河畔，对岸即是墨西哥)人，但是她拥有墨西哥人的血统。她是一位典型的科罗拉多州主妇，她不仅善良贤惠而且也将自己的温柔深深地传染给了本恩，以至于本恩在家里说话的时候会尽量放低自己的音量，以免过高的音频会震碎家里的瓷碗碟。在本恩还没成为国王之前，她每天都会坐到刺头牧场正厅的回廊里，编织草鞋。可是随着那些椅子和大圆桌从圣安东尼运来，随着财富如泉水般流入，她的生活也就变成了达纳埃(希腊神话中阿尔戈斯王的女儿，被幽禁在高塔内)的生活。

其实在这个故事中，国王和王后并不是主角。介绍他们二人的目的只是出于对他们的尊重，以防落下欺君之罪。接下来我要讲述的这个故事，它的真实内容是——“美丽的公主、对快乐的憧憬及碍事的狮子”。

现在国王与王后只有一个幸存的女儿，公主名叫约瑟法·奥唐奈。她继承了母亲热情的品质，还有亚热带美女那种健康的黑色皮肤。从本恩·奥唐奈国王身上，她继承了勇敢的胆量和执政的才能，并且学到了许多知识。像她这种能够将父母双方的优点集于一身的姑娘，实在是行万里路也值得一见的。约瑟法可以骑着她的小马，在策马奔腾的同时射出六颗子弹，至少有五颗子弹可以打中那些用绳子穿挂起来的摇晃的番茄；她也可以和她的小白猫一起玩上几小时，给它穿上不同样式的荒谬滑稽的衣服；她不用动笔头儿，就可以心算出如果一头小牛价值八块五，那么一千五百四十五头会是多少钱；可以粗略地估算出多刺牧场的长与宽，长大概是四十英里，宽是三十英里——只是大部分的面积是租来的。约瑟法骑着她的小马曾走过这个牧场的每一寸土地，所有的牧童都见过她，并且随便哪一个都会愿意做她忠实的奴仆。里普利·吉文斯是多刺牧场中一个牛队领头的牛倌，一天也看见了公主，于是他有了与皇室攀姻亲的想法。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倒也未必。因为在那个时期，在纽西斯的男人们人人都是好样的。更何况，“牛王”也并没有真正的皇室血统。通常情况下，被称为“牛王”的人，也只是因为人们称赞他偷牛技术的精湛，这个封号只是一种标志而已。

有一天，里普利·吉文斯去双榆树农场打听一群误入歧途的小牛的下落。他往回赶路的时候，时间已经有些晚了，当他到达纽西斯河的白马渡口时，太阳已经下山了。这里距离自己的营地还有十六英里，即使到多刺牧场也要十二英里。可是吉文斯实在太累了，他决定在白马渡口过夜。

河床上有一潭清澈的潭水。它被一层层茂盛的树木厚厚地覆盖着，旁边还有一些矮小的灌木丛。距离水潭五十码的地方，是一片野生的牧豆草场——这里可以给他的马提供丰盛的晚餐，也可以当做自己松软的床。吉文斯把马拴好，又把马鞍上的毛毡摊开来晾干。他背靠着一棵大树坐了下来，并且掏出了一根烟。忽然，从沿着河边密集的树丛中的某个地方传来了一声让人瑟瑟发抖的哀号。小马也被这恐怖的声音吓得上蹿下跳，不断地抖动缰绳，鼻子里喘着粗气。吉文斯把手里的香烟猛吸了几口，之后慢悠悠地走到草地上晾着的马鞍带那边，从枪袋子里拿出一把手枪，转了转装子弹的转轮，试了试。一条大鱼跳入深潭，随着一声清脆的巨响，水花四溅；一只棕色的小兔子跳过了一撮碍事的小草，之后坐在那边抽动着它的胡须，并且很滑稽地看着吉文斯；小马又去吃草了。

当一头墨西哥的狮子，在黄昏的时候蹲在河床旁边高声吟唱，那么还是提高些警觉才好。那头狮子一定在唱：在这片草场上，肥美的牛犊和羊羔是那样稀少，所以产生了食欲。

在草地上有一个被人吃空的水果罐头盒，应该是以前在这里待过的人留下的。吉文斯赶紧上去，把它捡起来，满意地咕噜了一声。在他的马鞍后面绑着一件衣服，衣服口袋里有烟，还有咖啡。咖啡和香烟！作为牧场的工人怎么可能渴望更多呢？在两分钟内，他已经生起了一小堆篝火。他开始用罐头盒去水潭边取水。当他距离水潭还有十五码的时候，他看见一匹耷拉着缰绳的小马在离他不远的灌木丛那边吃草。他仔细看了看，那匹马上还有马鞍，而且是女孩子专用的那种侧鞍。约瑟法·奥唐奈在水潭边喝水，她用膝盖跪在潭边，双手支撑着身体。当她喝完水后慢慢地站起来，两只小手互相拍打掉手上的细沙。距离约瑟法十码外的地方，在丛林中隐藏着一头墨西哥狮子。它的身体呈蹲着的姿势，并且用它那琥珀色的眼睛如饥似渴地怒视着她；距离它的眼睛约六英尺的地方，竖着它的尾巴，直挺挺的就像一个指针。它挪动了一下后腿，这是猫科动物跳跃前习惯性的准备动作。

吉文斯做了一切他能做的事情。他把手枪扔到三十码开外的草地上，之后响亮地吆喝了一声，迅速跑到了狮子与公主之间的地方。

“格斗”，这是吉文斯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对这个行为的称呼。格斗很短暂，并且有些混乱。当他刚刚抵达进攻的最前线时，他看到空中闪过了一个黑影，随之就听到了几声若隐若现的子弹炸裂声。一百公斤的墨西哥狮子扑通一声倒了下来，正好压在了他的头上，顿时他感到自己要被这个庞然大物压扁了。他立刻喊了起来：“让我起来，这不公平！”然后他像蠕虫一样从狮子身下爬了出来，嘴里满是青草和泥土。在他的后脑勺上还有一个肿块，那是他磕在水榆树根上弄的。狮子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吉文斯觉得委屈极了，他质疑有人违反了规则，于是狠狠地在狮子的面前挥动拳头，喊道：“咱俩再较量二十回合——”他随后才意识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约瑟法的脚步没有移动过，静静地为她那把银色的三八径手枪重新装上子弹。其实对于约瑟法来说，打死这头狮子本没有任何困难，你要知道，狮子的头可比西红柿大多了，而且那些西红柿还是被穿在绳子上不断摆动的。从她的嘴角和黑亮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一丝笑意，还有一些发人深思的戏弄，令人发狂。这位骑士本来想表演英雄救美，可是现在他的脸颊如同火烧一般，甚至已经烧到了他的内心深处乃至灵魂了。这对于他来说原本是一个机会，是他梦寐以求的机会。只是制造这个机会的是戏弄之神莫摩斯，而并非爱神丘比特。毫无疑问，这片森林中所有的生物都在因为这场戏剧而默默地嘲笑他呢。吉文斯先生和一头毛茸茸的狮子为大家演出了一场极为有趣的杂耍剧。

“是你吗，吉文斯先生？”约瑟法说，她用她那含有糖精的声音，沉稳而低沉地说，“你刚才大叫的那声，差点让我的枪偏离了位置。你摔倒的时候，头没受伤吧？”

“哦，没有，”吉文斯静静地说，“并没有受伤。”他羞惭地弯下腰，从这头狮子的身下拖出他那顶最后的斯特森帽子。帽子被压得扁扁的，而且全是褶皱，这种款式非常具有喜剧效果。然后，他蹲了下来，轻轻地抚摸着死去的狮子，它还张着大嘴，很吓人的样子。

“可怜的老比尔！”他凄惨地感叹道。“怎么了？”约瑟法一针见血地问道。

“当然，你是不会知道的，约瑟法小姐。”吉文斯说，他表现出一种悲痛，但宽恕的情感却远胜于自己的悲伤，“没有人能够责怪你，我只是想试图挽救它的生命，却没能及时通知你。”

“挽救‘谁’？”

“为什么是比尔。你知道吗，我已经在草原上找了它一整天了。它是我们营地的宠物，我们已经养了它两年的时间了，哦，可怜的老家伙，它连兔子都不会伤害。如果营地里的那些兄弟听到它已经死去，一定会心碎的。当然，大家不会怪你，其实比尔只是想和你一起玩而已。”

约瑟法黑亮的眼睛没有从他身上离开一刻，里普利·吉文斯看到自己的谎言成功了。他站在那里若有所思，摸了摸它头上黄棕色的卷毛。他的眼睛里充满了遗憾，也有一丝温柔的责备。他的脸上摆出了一种悲哀态度，约瑟法动摇了，她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的话。

“你的宠物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她拿出了最后一丝对于自己立场的坚持，问道，“白马渡附近根本没有营地。”“这个老东西，昨天晚上就跑出营地了，”吉文斯很轻松地回答，“这真是一个奇迹，这里的小狼居然没有把它吓死。你知道我们营地的那个牧马人叫吉姆·韦伯斯特吧。他上周带来了一条小猎狗。就是这个小东西把比尔逼走的——小狗总是追着比尔，之后咬它的后腿，一连几小时都是这样。小狗把它害惨了。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比尔会偷偷地钻到小伙子们的毛毯下面睡觉，目的就是为了躲开小狗。我觉得它一定是非常绝望了，不然它是不会自己跑走的，因为它离开营地就会害怕的。”

约瑟法看着那只猛兽的尸体。吉文斯轻轻地拍了拍它厚壮的大爪子，它的爪子足以轻而易举地在一起一落之间杀死一头一岁的小牛。一片红晕在女孩深橄榄色的脸上漾开来。这是不是一个猎人在错杀一只动物后，那种感觉到羞辱的信号呢？她的目光变得柔和，低垂的目光已经赶走了之前明显的嘲弄。“我很抱歉，”她虚心地说，“但是它显得那么大，而且又跳得这么高，可……”

“可怜的老比尔很饿。”吉文斯打断了她的话，快速地为死者辩护道，“在营地里，我们喂它吃东西的时候，总是要让它跳起来。它还会因为吃不到一块肉而在地上打滚。当它看到你的时候，一定是以为只要跳得高一些，你就能给它吃的呢。”

突然，约瑟法的眼睛睁得很大。“我刚才可能会伤到你！”她感叹道，“你当时就站在我和它的中间，原来你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你的宠物！你简直太善良了，吉文斯先生，我喜欢疼爱动物的人。”

现在，在她的眼中甚至出现了钦佩的目光。毕竟，一个英雄，在一片废墟之中又重新站了起来。看看吉文斯的表情吧，这个表情绝对可以为他在动物保护协会谋得一个很高的职位。

“我一直都很喜欢，”他说，“马啊，狗啊，墨西哥狮子，还有牛、鳄鱼什么的。”“我讨厌鳄鱼，”约瑟法立刻提出异议，“让人很害怕，而且身上总是有泥水！”“我说鳄鱼了吗？”吉文斯说，“我的意思是羚羊，哦，绝对是羚羊。”

约瑟法的良知促使她想做出一些补偿。她悔过地伸出手，眼睛里有泪水在闪动，马上就要夺眶而出了：“请原谅我吧，吉文斯先生，好吗？我只是一个小女孩，你知道的，我是第一次这么害怕。对于比尔的死，我真的感到非常、非常抱歉。你知道我现在有多么惭愧吗？如果我在一开始就知道事情的真相，我是不会这么做的。”

吉文斯握住了她伸过来的手，并且握了一段时间。他用他表现出来的慷慨战胜了他失去比尔的悲痛。最后，很明显，他已经原谅她了：“你不要再提这件事了，约瑟法小姐。比尔的模样确实很吓人，我想任何一位年轻的女士看到它，都会作出同样的反应。我会对营地里的小伙子们解释这一切的。”“你真的确定你不恨我吗？”约瑟法主动接近他。她的眼神是甜蜜——哦，除了甜蜜，还有恳求原谅的忏悔：“我也会恨任何一个杀死我的小猫的人。你真的好勇敢，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试图挽救你的宠物！很少有男人能做到的！”从失败转为胜利！从杂耍表演转为煽情的剧目！干得好，里普利·吉文斯！

现在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当然不能让约瑟法小姐独自骑马回牧场。吉文斯重新把马鞍放回马背上，准备送公主回家，只是他的马似乎不大高兴的样子。一位是公主，另一位是守护动物的英雄，两个人并排地骑着马，飞驰着穿过这片光滑的草场。泥土的芬芳加上盛开的鲜花那微妙的甜香，已经把他们围绕在一个甜蜜的氛围之中了。远处的山坡上，有阵阵狼叫的声音传来。

约瑟法将自己的马逐渐靠近吉文斯的马，并且她的小手似乎在摸索着什么。吉文斯用他自己的手抓住了它。两匹小马保持着一致的步调。马背上的两个人手拉着手。其中一只手的主人解释说：“我从来都没有被什么事情吓到过，但是你想想，一头真正的野狮子是多么可怕啊！可怜的比尔！不过我却很高兴有你在身边！”

奥唐奈坐在牧场的回廊里。“你好，里普！”他喊了一声，“是你吗？”约瑟法说：“我迷路了，是他陪我骑回来的。有些迟了。”

“非常感谢。”牛王说，“今天晚上就住在这里吧，等明天早上再骑回营地去，里普。”但是吉文斯没有。他还是需要赶回营地，因为在拂晓的时候，会有一群牛被运来。他说了声晚安，便疾驰而去了。

一小时后，当灯光熄灭的时候，约瑟法穿着睡觉时穿的长袍，站在她的卧房门口，对隔着砖墙的走廊里的国王的房间大声喊道：“嘿，爸爸，你知道那只老墨西哥狮子吗？就是人们叫它‘独耳大王’的那只——就是把给马丁先生放羊的牧羊人冈萨勒斯咬死的那只，还在萨拉达牧场杀死了五十多头小牛。你还记得吗？嘿嘿，今天下午我把它解决了，就在白马渡口那边。当它准备跳起来的时候，我用我的三八口径的手枪，直接打在它的头上，两枪毙命。我知道是它，因为它曾经被老冈萨勒斯砍掉了一大块左耳朵，所以我不会认错。怎么样你不一定有我这么厉害吧，爸爸。”

“你这个专会欺负人的小丫头！”在黑暗的皇宫中，“柔声细气的本恩”发出了雷鸣般的吼声。

证券经纪人罗曼史

上午九点半方才看到证券经纪人哈维·麦克斯韦尔在年轻的速记员小姐陪伴下匆匆走进事务所，他的机要秘书皮彻那向来毫无表情的脸，也不禁因为一丝诧异和好奇而动容。麦克斯韦尔飞快地道了声“早，皮彻”，就冲向了自己的办公桌，仿佛要从上面跳过去似的。接着，他就埋头于那一大堆等待他处理的信件和电报里。

那位年轻小姐担任麦克斯韦尔的速记员已经有一年光景。毫无疑问，她的美貌可不是草率几笔就能速记下来的。她没把头发做成浮华艳丽的蓬巴杜发型，也不戴什么项链、手镯、鸡心之类的东西，身上更没有那种随时准备受邀外出进餐的习气。她的灰色衣服简单素净，却精心勾勒出身材的线条而又不失矜持。精致的黑色无边帽上插了一支金绿色的鹦鹉羽毛。这个早晨，她春光满面，温柔而羞涩，双眸如梦幻般流光溢彩，面颊如桃花般娇艳，脸上流露出幸福的表情，又沁染着一分回味。

皮彻依然有点好奇，察觉到女速记员今天早晨的举止有些异样。她不像平时那样直接走向隔壁房间里自己的办公桌，而是略为犹豫地在外面的办公室里徘徊。有一次，她挪近麦克斯韦尔的办公桌，近得足以让他感受到她的存在。

坐在办公桌前的人早已成了一台办公机器——一个忙碌的纽约证券经纪人，被嗡嗡作响的齿轮和卷动的发条推动着前进。

“喂，干吗？有事吗？”麦克斯韦尔尖锐地问。他那些拆封的信件铺满了杂乱的桌面，就像舞台上的人工降雪。他锐利的灰色眼睛，粗鲁而毫无人情味儿，颇不耐烦地扫了她一眼。

“没事。”速记员回答，带着一丝笑意走开了。

“皮彻先生，”她对机要秘书说，“麦克斯韦尔先生昨天有没有说起过要另请一个速记员？”

“说过，”皮彻回答道，“他是让我另请一位。我昨天下午就通知了职业介绍所，让他们派几个过来看看。不过现在已经九点四十五分了，还没有哪个戴花枝招展的帽子或者嚼菠萝口香糖的人出现呢。”

“那我还是照常工作吧，”年轻姑娘说，“直到有人接班为止。”她立刻走到办公桌前，把那顶缀着金绿色鹦鹉羽毛的黑色无边帽挂在老地方。

谁要是无缘得见一个忙碌的曼哈顿证券经纪人在生意蜂拥而入时的光景，谁就不配当个称职的人类学家。诗人歌颂着“灿烂生命中拥挤的钟点”。证券经纪人不仅每一个钟头挤得满满当当，就连每一分每一秒都忙碌不堪，像车厢前后左右都挤满了乘客，人人都紧紧抓住扶手的吊带，没有一个空当。

今天就是哈维·麦克斯韦尔的大忙之日。证券行情收录器开始间歇痉挛地吐出一卷卷纸带，桌上的电话不断地铃声大作。人们开始涌入事务所，从栏杆外探进身子招呼他，有人喜形于色，有人言辞尖锐，有人刻薄阴毒，也有人激动不已。传信的小弟抱着信件和电报跑进跑出，事务所的职员们四处跳腾，活像暴风雨中的水手。就连皮彻那张扑克脸也露出了近乎于生气的神情。

交易所里风云变幻，如飓风、山崩、暴风雪、冰川移动、火山爆发，这些自然界的剧变在经纪人的事务所里微观地重演了。麦克斯韦尔一把将椅子推到墙边，像跳踢踏舞一样迅捷地处理业务，从行情收录器跳到电话，从办公桌蹦到门口，灵活得像个训练有素的滑稽戏小丑。

正在这个忙得不可开交、愈来愈紧张的紧要关头，证券经纪人忽然瞅见一堆高耸的金色卷发，顶着一顶颤颤巍巍的丝绒帽子，上面缀着鸵鸟毛帽饰；一件仿冒的海豹皮短外套；一串核桃大小的珠链，底下挂的银鸡心坠子几乎要垂到地板上。这些装饰物包裹着一个镇定自若的年轻姑娘，而皮彻正准备介绍她。

“速记员介绍所派来的姑娘，来应聘这个职位。”皮彻说道。

麦克斯韦尔转过半个身子，手中抓满了纸张和记录股票行情的纸带。

“什么职位？”他皱起眉头问。

“速记员的空缺，”皮彻说，“您昨天跟我说打电话给介绍所，让他们今天早上派一个过来。”

“你头脑发昏了，皮彻，”麦克斯韦尔说，“我干嘛要叫你办这种事？莱斯利小姐一年来在这里的工作完美到无可挑剔，只要她情愿在这儿干下去，这个职位就只可能是她的。小姐，这儿没什么空缺。赶快跟介绍所取消招聘的事，皮彻，也别再把其他什么速记员引进来啦。”

银鸡心摇摇晃晃，不听话地在办公室家具上磕来碰去，忿忿不平地离开了事务所。皮彻抓紧时间跟簿记员说，“老大”最近一天比一天心不在焉、容易忘事了。

事务愈发急迫，节奏愈发迅猛。麦克斯韦尔的大投资客户们持有的证券中，有五六种正剧烈震荡。买进卖出的票据像竞翔的飞燕一般传来递去。他自己投资的几种股票也被风险侵袭，他就像一部高速运转、精密坚固的机器般埋头工作——绷紧上弦、全速前进、精确无误、果断无疑、措辞妥当，决策和行动都像钟表机芯一样到位而迅速。证券、公债、贷款、抵押、保证金和担保品——这是一个金融的世界，人性或是自然界在这里丝毫没有立锥之地。

午餐时间将近，喧嚣得到了些微的平息。

麦克斯韦尔站在办公桌旁，手里满是电报和备忘便笺，右耳朵上夹着一支自来水笔，一缕缕头发凌乱地垂在前额上。他的窗子开着，因为春天这位可爱的女门房，已经在大地苏醒过来的暖气管里输送了一点儿暖意。

窗口飘进了一股飘忽的气息——也许是若有所失的——是紫丁香纤细又甜美的芳菲，一瞬间使经纪人动弹不得。因为这样的芳香属于莱斯利小姐，是她的，也只属于她一个人。

那股气息使她的体貌活灵活现地、几乎触手可及地显现在他眼前。金融的世界骤然缩成了一颗小小的微粒。那个她就在隔壁房间——相隔只有二十步的距离。

“天哪，我得马上过去，”麦克斯韦尔压低声音说，“我现在就得去问她，真不明白我怎么没早点过去。”

他一个箭步跃进里面的办公室，像做空头生意的人急于吃进一样，冲向了速记员的办公桌。

她抬起头，面带微笑地看着他。淡淡的红晕浮上她的脸颊，她的目光亲切而又坦诚。麦克斯韦尔的一只手肘撑在她的桌子上，双手依然抓着颤动着的纸张，耳朵上还夹着那支自来水笔。

“莱斯利小姐，”他急促地开口道，“我只能腾出一点儿时间，我打算借机来说几句话。你能做我的妻子吗？我实在没时间用寻常人的方式向你诉说衷肠，但我真的爱你。快回答吧，拜托——那帮家伙正在疯狂抢购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票呢。”

“啊，你在说什么呢？”年轻姑娘喊道。她站起身来，瞪大了眼睛，凝视着他。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麦克斯韦尔几近失控地说，“我要你嫁给我，我爱你，莱斯利小姐。我早就想跟你说这事，所以业务稍微松下来一点儿，我就抽空过来了。他们又叫我去听电话了。叫他们等一下，皮彻！你愿意吗，莱斯利小姐？”

速记员此时的行为让人十分错愕。她显然在用力克制自己的大惊失色，之后眼泪便从她那疑惑的眼睛中夺眶而出。再之后她居然笑了，笑容是那样的阳光，她用手臂搂住经纪人的脖子，动作很温柔。

“我现在知道了，”她轻声说道，“你的脑袋被那一群杂乱无章的事情占满了，搞晕了。刚才你真的吓到我了。你还记不记得，哈维？昨天晚上八点钟，我们已经在街角的那家小教堂结婚了。”

无常的人生

一个人抽着一个接骨木的烟斗，正坐在办公室的门口。这个人就是这里的治安官，贝纳加·威德普先生。在远处，可以看见耸入云端的坎伯兰山脉，在午后的薄雾中呈现出一种灰色下特有的蓝。在居留地大街上，只有一只威风凛凛的花斑母鸡走在上面，并且还“咯咯咯”地叫嚣着。

不远处传来车轴转动的吱吱呀呀的声响，没过多一会儿，就有一辆被粉尘包裹住的牛车疾驰而来。在这辆牛车上坐着的就是兰西·比尔布罗和他的妻子。牛车在治安官办公室的门口停了下来，并且夫妻二人都下了车。兰西身高六英尺，比较瘦，皮肤呈红褐色，头发是黄色的。大山赋予了他冷峻的外表，就好像穿着一件盔甲。他的妻子则穿着花布做的衣裳，身材也很瘦，虽然头发是被拢起的，但还是不很精神，体现出一种烦躁的情绪。或许这些景物和人物，再加上那只花斑母鸡就已经构成了一幅忧郁山村的画作。

出于身份的考虑，治安官赶忙穿上了鞋子，之后站起身，将两位带进了办公室。“我们要离婚。”女人说。她说话的声音就像是寒冷的风吹过松林，沙沙作响，又带着一丝凄凉。她看了一眼兰西，用意是想知道兰西是否同意她说的话，甚至包括陈述的事实是否真实，是否全面，是否有所偏袒，总之就是想确认一下。“离婚，”兰西冷酷地点了点头，说：“我们过不下去了。在这座大山里面，即使是一对和和美美的夫妻都生活得很无趣。更何况她还不是那种让人舒心的人。一天到晚不是像野猫一样发狂，就是像猫头鹰那样阴沉着脸。根本就没有男人愿意过这样的日子。”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在说别人之前怎么不先看看你自己有多窝囊，”女人虽然这样说，但表情却没有很激动，“你看看你那群狐朋狗友，不是无赖就是酒贩子，喝了玉米酒回来就直接扎到床上呼呼大睡。还有你养的那群恶狗，我还得天天伺候着。”“她总是摔锅盖，”兰西受到指责很不服气，于是便反过来讥讽道，“她居然用滚烫的水往浣熊狗身上泼，她这个蠢女人，根本不知道这条狗有多好，在整个坎伯兰山就找不出第二只这样的。还有，她不仅不愿意给我做饭，还总在半夜的时候唠唠叨叨，还让人怎么睡！”

“他总是不老老实实地缴税，所以山里人才叫他二流子，和这样的人过日子，我也睡不着。”

治安官开始淡定从容地执行公务了，他首先把一把椅子和一张木凳并排摆好，让两位当事人坐好。然后翻开办公桌上面的法条，开始仔细查看法条索引。不大会儿工夫，他把眼镜拿下来擦拭了一下，又把墨水瓶重新摆放了一下，说：“在法律条文上，还有规章制度上，我并没有查阅到本法庭具有这个权限。但是，根据平等的原则，还有宪法、《圣经》里反推论的箴言，我觉得既然我们治安官有权利批准人们结婚，那么我们也应该可以批准人们离婚。所以我可以给二位办理离婚手续，并且遵守最高法院的决定，我所颁发给二位的离婚证书是有效的。”

兰西·比尔布罗从裤兜里掏出一个放烟叶的布口袋，并且从这个小口袋里掏出五美元放在了桌面上。他说：“我就只有这五美元了，这还是用一张熊皮和两张狐狸皮换来的呢。”“我们这里办理离婚案件的手续费，”治安官说，“就是五美元。”他故意装出不屑的态度，之后把钱装进了自己粗呢布料的坎肩口袋里。接着，这位治安官费了好多脑细胞，用出了吃奶的劲儿才写出来一份证书。他把内容写在了半张大纸上，之后又用另外一张大纸原样抄写了一遍。兰西·比尔布罗和他的妻子听着治安官宣读那份可以为两位换取自由之身的文件：

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现宣布：兰西·比尔布罗与其妻子阿里艾拉·比尔布罗今天来到本法官这里协议决定，两个人从此一刀两断，无论今后彼此境况如何。签订协议时，当事人神志清醒，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凭借本州治安和法律的庄严，特发此离婚证。上帝作证，今后再无瓜葛，绝不反悔。

田纳西州，比德蒙特县

治安官贝纳加·威德普

治安官刚要把这张离婚证明递交给兰西，却突然被阿里艾拉的声音阻止了。两个男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着她。天生对于感情就很迟钝的男性，碰到了一个女人出人意料的变卦。“法官大人，你先等会儿再发离婚证，事情还没说清楚呢。我还得索要我应有的权利呢，我的赡养费呢？一个男人要抛弃自己的妻子，却一分钱都不给，这可说不过去。离婚之后，我得去找我的哥哥埃德，他家住在霍格巴克山。我去之前总得买双新鞋，还有鼻烟之类的东西吧。兰西既然能付得起离婚费，那我的赡养费他也得给。”

兰西·比尔布罗都听傻了。在此之前他可没听说她要赡养费啊。女人啊，总是横生枝节，不停地制造麻烦。治安官贝纳加·威德普倒是觉得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法律的裁定。不过法条上可没写要给多少赡养费。他觉得这个女人确实需要一双鞋子，因为霍格巴克山的道路崎岖不平，还满是小石子。

“阿里艾拉·比尔布罗，”治安官完全一副法官的派头，问道，“在本案中，你觉得你需要多少赡养费？”

“我觉得，”她说，“我要买鞋子，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五美元应该可以了。赡养费才五美元，这简直就算不上什么。不过我觉得只要能让我到埃德哥哥家就行了。”

“钱数上来看，还算合理，”治安官说，“兰西·比尔布罗，本官判你需要支付给原告五美元作为赡养费，之后才会给你们颁发离婚证书。”

“我没有钱了，”兰西很郁闷地说，“刚才我所给你的，就是我所有的钱了。”

“你如果不支付这笔钱，”治安官将眼睛挑得很高，目光是从眼镜的上方射到兰西身上的，他继续说，“就是藐视法庭。”

“我想，如果可以缓一天的话，”这位丈夫诚恳地央求说，“如果是明天，我或许能凑出来。我从来没考虑过还有赡养费这么一回事。”

“现在休庭，明日再审。”贝纳加·威德普说，“你们两个明天再来这里听判，然后再给你们离婚证。”他又坐回门口，并解开了刚穿上的鞋的鞋带。

“我们现在去山下的齐亚大叔家，”兰西决定说，“现在也只能住在他家了。”他爬上牛车，阿里艾拉也从另外一边上了车。兰西拉扯缰绳，小红牛跟着慢悠悠地转了方向，之后牛车又裹着尘土离开了。

治安官贝纳加·威德普又开始抽那个接骨木烟斗了。黄昏时，他订阅的报纸被送了过来。他开始专心地读报，直到光线越来越暗，他无法看清上面的字迹。接着，他点燃了桌上的牛油蜡烛，借着烛光，一直看到月亮挂在天空中，到了晚饭的时间了。他家住在山坡上，那棵剥皮白杨树的旁边有一个双开间的小木屋就是他家。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他需要穿过一条被月桂树层层掩映的小岔路。当他正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一个黑影从树丛中跳了出来。这个黑影，带了一顶帽子，帽檐被压得很低，几乎遮上了一大半的面孔，他用枪指着治安官的胸口。

“钱，我要钱，”那个人说，“不要啰唆，我的神经很紧张，一个不留神就可能扣动扳机。”

“我只有五……五……五美元。”治安官一边说着，一边顺从地掏出了兜里的钱。

“把钱卷起来，插进枪口里。”那个人命令道。

那五美元是一张新钞，所以很脆。治安官虽然被吓得瑟瑟发抖，但是他的手指头还是可以完成这个卷钱的动作的，只是要把钱卷对准枪管不是很容易。

“好了，你可以走了。”那个人说。

治安官怎么敢再停留半刻，当然撒腿就跑。

第二天，那辆小红牛拉的车又来了，依然在办公室的门口停下。治安官贝纳加·威德普知道他们今天会来，所以早就把鞋子穿好了。兰西·比尔布罗当着治安官的面，把五美元交给了他的妻子。治安官看见那张钱的时候，目光呆滞。因为那张钱是卷起来的，就像是被放到过枪管里面。但是，治安官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他觉得或许有同样巧合的经历也是有可能的。他把离婚证书发给了这两个人。

从接过离婚证书的那刻起，这两个人变得有些不适应，他们伫立在那里，只是慢慢地将这个自由的凭证折好，两个人都沉默不语。女人压抑着自己情感的宣泄，只是偷偷地看了一眼兰西。“你是要赶车回家了吧，”她说，“你记得面包我放在木架子上的铁盒里了。还有咸肉，我把它藏在烧开水用的锅里了，就怕狗会偷吃。还有，晚上要记得给钟上发条。”

“你这就去你哥哥家吗？”兰西问得好像也不是那么关切，只是顺口一说而已。

“我得在天黑之前赶到他那里。我没期望他们会主动热情地接待我，只是除了那里，我也没地方可以去了。路还挺远，我得马上走了。那么，我们要说再见了，兰西——我是想说，如果你还愿意和我说再见的话。”

“如果连一句再见都不会说的人，那也就不是人了，就是畜生。”兰西的声音中透着难过，“除非你是着急走，不愿意等我说出来。”

阿里艾拉沉默不语，她默默地将手里的离婚证书和那五美元的赡养费小心翼翼地折好，之后揣进怀里。贝纳加·威德普的目光透过眼镜，射到那张五美元的钞票上，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钱已经归了别人。然后，她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确实是她那时心里一直记挂的，这句话也充分地证明了她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女人中的一员，这句话还把兰西的处境与少数穷得只剩下钱的富翁相提并论。“今天晚上，老房子里会很寂寞吧，兰西。”她说。

兰西·比尔布罗双眼死盯着远处的坎伯兰山脉，在阳光的照耀下，山脉变成一片美丽的蓝色。只是，他没有看她。“我知道，一定会的。”他说，“但是有一个人有一肚子的怒气，吵着闹着一定要离婚，我又怎么能强迫她留下呢。”

“不是一个人闹着离婚的，”阿里艾拉也没有看着他，只是死死地盯着板凳说，“更何况没有人要她留下。”

“可那个人也没说不让留啊。”

“可是那个人也没说要她留下啊。我觉得我还是马上动身，去我哥哥那里吧。”

“那只钟太旧了，没有人知道该怎么给它上发条。”

“那我和你一起先回去，给钟上了法条再走，兰西？”

在那个山民的脸上还是看不出有一丝激动的表情，但是他用自己厚实的大手牵住了阿里艾拉那只又小又瘦的、不再白皙的手。而她却不能将自己的感情控制得那么好，她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脸上顿时闪耀出了光辉。

“我不让那些狗惹你生气了，”兰西说，“你说得对，我是有些窝囊，不进取。以后，还是你来给钟上发条吧，阿里艾拉。”

“其实我的心一直都留在那座木屋里，兰西，”她小声地呢喃，“心里永远都是你。我也不发脾气了。我们走吧，兰西，趁着太阳还没下山，我们赶回家吧。”

治安官贝纳加·威德普看见他们两个人居然当自己是隐形的，当他们走到门口的时候，他不得不用一种方式来警示两个人他的存在。“我以田纳西州政府的名义——”他说，“警告你们，不得藐视本州的法律和法规。本法官看到两个相爱的人终于解开所有误会，拨开了存在已久的浓雾，现在重归于好了。我很是替二位开心。但是我的职责要求我必须维护本州的伦理道德和治安，所以我需要提醒你们二位的是，你们现在已经离婚了。就是在刚刚，我才将离婚证书交到了你们的手上。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不宜以夫妻的名义生活在一起，不能做夫妻间才能做的事情，也不能享有夫妻间的权利。”

阿里艾拉一把抓住了兰西的胳膊。难道治安官的这番话是要告诉她，她好不容易才找回来的真正的爱情，刚刚接受了生活的惩罚，这么快就要再一次失去吗？

“但是，”治安官接着说，“本法官可以解除你们之间的障碍。我可以现在就为二位举行一个庄严的结婚仪式，让你们重新恢复高尚的婚姻状态。这样就可以解决已经离婚所造成的弊端了。只是，执行这个程序的手续费用，把所有的一切都包括进来的话，总共是五美元。”

阿里艾拉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一丝转机，她没有多想，快速地将钱从怀里掏了出来。那张五美元的钞票就像一只长了翅膀的和平鸽，转瞬间就平安地落在了治安官的办公桌上。她挽着兰西的手，倾听着让他们结合的美丽、神圣的词句。阿里艾拉那黄色的脸上，因为羞涩或者因为幸福，总之是泛起了红晕。

这次，兰西先搀扶着她上了牛车，之后自己才爬上去，坐在了她的身边。那头小牛熟练地转身，之后，他们手牵着手，向山里进发了。

治安官贝纳加·威德普又坐在了门口，解开鞋带，之后把鞋子脱掉。他摸了摸自己坎肩口袋里的五美元钞票，之后又抽起了他那个接骨木烟斗。在居留地大街上，只有一只花斑母鸡威风凛凛地走在上面，并且还“咯咯咯”地叫嚣着。

春天的先兆

早在迟钝的乡下人感到春天到来之前，城里人就已经知道春之女神来临了。城里人坐在四堵石壁中间，吃着早餐的煎蛋和烤面包，只消翻开晨报，稍加留意就可以看到新闻远远地跑在季节的前面。

如果说，“春天的信使”曾一度是由我们敏锐的感觉所扮演的角色，那么现在就不同了，它已经由美联社取而代之了。

哈肯萨克知更鸟的第一次欢唱，本宁顿枫树枝叶的悄然舒动，锡拉丘兹的大街两旁杨柳顶出的新绿，蓝鸟最初的啁啾，蓝角的天鹅绝唱，圣路易斯一年一度的旋风，新泽西州庞普顿人那些估计桃子歉收的牢骚，比尔其沃特车站附近的池塘里那头每年必来的、瘸了一条腿的野鹅的出现，众议员金克斯在议院揭露了药品托拉斯哄抬奎宁价格的卑劣企图，遭到雷击的第一株高白杨，还有在树下躲雨而被震昏的野餐者，阿勒根尼河的解冻，派驻朗德角的记者在苔藓地上发现了一朵紫罗兰——这些报导无疑都构成了新绿季节的徐徐而来的脚步，成为春天的先兆，通过电讯的方式传到了智慧的城市，只是农民除了田野上一片死寂的冬天景色之外，他们什么也看不到，那些城市人所了解到的先兆，距离他们是遥远的。

当然，这些只不过是一些表面现象。而真正的先兆只存在于人们心里。当斯特雷方要找他的克萝伊，迈克要找他的麦琪时，真正的春天才算到来，而报上关于佩蒂格鲁法官的牧场上打死一条五英尺长的响尾蛇的新闻才能得到证实。

第一朵紫罗兰还没有绽放，彼得斯先生、拉格斯代尔先生和基德先生并排坐在联合广场的一条长椅上，他们正在策划一个阴谋。在这三个痞子之中，彼得斯先生充当的是达太安(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三剑客》中的主角)的角色。放眼望去，在公园里任何一条椅子的绿色背景上，最邋遢、最懒惰、最显眼的褐色污点就是他。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此时此刻在三人中最为重要的地位。

因为彼得斯太太有一块钱，一张完整的一元钞票，这是一张合法的货币，全国通用，可以用来支付各项捐税和公共事业费用。而怎样才能把那一块钱弄到手，就是那三个不入流的剑客正在探讨的问题。

“你是怎么知道那一块钱的呢？”拉格斯代尔问道，他产生疑惑的原因在于钞票的面额之大。

“是送煤工看到的。”彼得斯先生说，“她昨天出去帮别人洗了些衣服。你们知道她早饭给我吃的是什么——一个面包头和一杯咖啡，而她自己身边却有一块钱！”彼得斯先生的语气明显有着难以按捺的气愤。

“真是岂有此理。”拉格斯代尔说。

“不如咱们一起跑上去，把她推倒，然后用毛巾堵住她的嘴，把那一块钱抢来如何？”基德恶狠狠地提出自己的建议，“我们总不至于怕一个女人吧？”

“她一定会大声嚷嚷的，到那时会害得我们脱不了身。”拉格斯代尔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我可不希望在人多嘴杂的地方去欺负一个女人。”

“各位先生，”彼得斯先生透过他黄褐色的胡子茬厉声说道，“请别忘了，你们现在谈论的是我的妻子。要知道，男人是不能对一位太太动手的——除非是——”

“麦圭尔，”拉格斯代尔直截了当地说，“如今已经挂出了卖黑啤酒的招牌。只要有一块钱，我们就可以——”

“别再讲啦！”彼得斯先生舐舐嘴唇，显然是难以抵抗诱惑，他说，“咱们总得想点儿办法把那张钞票弄到手才是，是吧，伙计们。难道一个男子汉连自己的老婆都驯服不了？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好啦。我现在就回家去把它弄来。你们在这儿等着。”

“对于女人，踢她们的肋骨是最好的办法，她们立马就会向你屈服，告诉你钱藏在什么地方，我可是亲眼见过的。”基德说。

“男子汉是不可以踢妇女的。”彼得斯又重重地重申了一遍，之后，他胸有成竹地说，“稍稍掐住她的喉咙——只需要那么轻轻地在气管上来一下——马上就能见效——而且还不露痕迹。你们等着吧。我肯定能把那一块钱弄来，伙计们。”

二马路和河滨之间有一座经济公寓，彼得斯夫妇就住在那里。他们住的是一间后房，光线很暗，甚至在房东连收房租时都有点儿不好意思。彼得斯太太很能吃苦，到处找些擦地板、洗衣服的杂活来挣些小钱。而彼得斯先生五年来从没有挣过一文钱，并且这项纪录至今仍保持着从未打破。作为一种习惯，他们一直相依为命，分担着彼此的憎恨和怜悯。不得不说，是习惯的力量维持着地球的内聚力，它才没有散成碎片；尽管有人提出一些愚蠢的地心引力的学说。

此刻，体重两百磅的彼得斯太太正坐在家里两把破椅子中比较结实的那一把上，呆呆地从窗口处望着对面的砖墙，那是家里唯一的一扇窗。她的眼睛又红又湿润。屋子里的家具早就该让收破烂的人运走了，可是这些东西白送给他们都没人要。

门被打开了，彼得斯先生走了进来。一双小猎狗似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个迫切的愿望。妻子用一种判断的眼神打量着他，确定了这个愿望来自他身体的哪一部分，只是她错把馋渴当成了饥饿。

“天黑之前，你休想再找吃的啦。”她说完又向窗外望去，“你趁早带着那张猎狗脸到外面去吧。”

彼得斯先生打量了一下他们两人之间的距离。他思量着假如趁她不留意，也许有可能扑到她身上，将她打翻，然后施展他的掐脖子战术，要知道他可是在那两个等待着的伙伴面前夸下海口的。不错，那只是夸口而已；到目前为止，他始终不敢对她使用任何粗暴的手段；可是一想到那可口劲爽的黑啤酒，他就六神不安，甚至，他开始考虑要推翻自己那套关于绅士该怎么对待女士的理论了。作为一个习惯多用诡计、少动筋骨的懒汉地痞，他选择先采用外交手段，使出了一张极令牌——装作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

“你有一块钱。”他带着满不在乎而意味深长的口气说，一如财产已经唾手可得，他点燃一支雪茄时所说的话一样。

“是啊。”彼得斯太太说着从胸口处掏出那张钞票，并逗惹似的甩得哗哗直响。

“有人请我到一家——一家茶叶店去干活。”彼得斯先生努力作出轻松的样子说，“明天就上工。但是我必须买一双——”

“你撒谎。”彼得斯太太收好钞票，对于丈夫的诡计，她已然洞察，她说，“没有哪一家茶叶店、旧货铺、废品回收站会要你的。我洗工作服、工装裤，两手的皮都磨破了，好不容易才挣到那一块钱。难道你以为从肥皂泡沫里挣来的钱可以让你去换取那些灌进你肚子的啤酒泡沫吗？别做梦了！你最好别打那块钱的主意啦。”

很显然，即使塔列朗(法国政治家，以纵横捭阖、善使手腕著称)的装腔作势也终是换不到那一块钱了。但不得不承认他的外交手段还是很巧妙的。彼得斯先生足智多谋的气质拉住了他的半统靴的皮带，把他抬到一个新的立足点上。此时，他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百般无奈的伤心神情。

“克拉拉，”他假惺惺地说，“继续挣扎也没用。你一直就不肯多理解我一下。老天知道我是如何用尽气力，拼命挣扎，就是想在不幸的波涛中冒出头来，可是——”

“别说啦，什么希望的彩虹啦，逐一克服困难，走向幸福之岛啦，”彼得斯太太叹了一口气，继续无奈地说，“这些话我已经听烦了。壁架上那个空咖啡罐头后面有一小瓶石炭酸，你就拿去喝个痛快吧。”

彼得斯先生沉思了一会儿。心中暗忖：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看来老办法已经行不通了。而那两个发霉的剑客正在破败的宅邸里苦苦等着他——所谓宅邸，就是公园里那张铁腿已经摇晃的长椅。如今，他的荣誉实难保全了。回来之前，他答应同伴要单枪匹马地攻打城堡，带回宝藏来供他们欢饮，给他们慰藉。他是那么胸有成竹地许诺的呀，因为挡在他和令人垂涎的那一块钱之间的只是他的妻子，是那个以前百依百顺的小女人——啊！——干吗不再尝试一下呢？以前只要用几句甜言蜜语，就可以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把她玩弄于股掌之上。是啊，为什么不再试试呢？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试过了。悲惨的穷困与相互间的憎恨和厌恶，已经使那些甜言蜜语消失殆尽。但是拉格斯代尔和基德在等他把那一块钱带回去呢！

彼得斯先生偷偷朝妻子瞥了一眼。她已经胖得没有模样了。一身肥肉溢出了那把破旧的椅子。此刻，她正神情恍惚而奇特地望着窗外。眼睛红红的，看得出她刚哭过。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彼得斯先生暗忖道。

敞开的窗户外面空空如也，只看到砖墙和单调光秃的后院。假如吹进来的风不带一丝和煦的暖意的话，整座城里仍然是一片仲冬景色，对围攻的春天摆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面孔。但是春天的到来并没有隆隆炮声伴随，她是地道兵，是地雷手，不容你不投降。

“我还是得试试。”彼得斯先生扮了一个苦脸，喃喃自语着。

于是，他踱步来到妻子身边，伸手搂住她的肩膀。

“克拉拉，亲爱的，”他的语气连一只小海豹都骗不过，“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顶嘴呢？难道你不是我的小亲亲吗？”

可是彼得斯先生，爱神圣洁的总账上已经有了你不光彩的记录。你的罪名是企图蒙骗、伪造并使用爱神最圣洁的称呼。

然而春天的奇迹还是实现了。春天的先兆从黑墙之间的小胡同里溜进了后屋。看着仿佛很可笑，可是——哎，那本来就是一个捕鼠夹，你们，太太和先生，还有我们大家无一幸免，全都给夹住了。

所以，又红又胖的彼得斯太太，如同尼俄柏(希腊神话中尼俄柏有七子七女，她嘲笑了只有一子一女的拉东娜，于是拉东娜的子女把尼俄柏的子女全部射死，尼俄柏悲痛而绝，化为一块终年淌水的岩石)或者尼亚加拉(美国东北部的大瀑布)那样泪水滂沱，她激动地伸出双臂一把抱住她的丈夫，软瘫在他身上。彼得斯先生本可以想法子把那张钞票从存放的地方掏出来，只是他的胳臂被箍得紧紧的，动弹不得。

“你爱我吗，詹姆斯？”彼得斯太太问道。

“当然，爱极啦，”詹姆斯说，“不过——”

“你不舒服啦！”彼得斯太太嚷道，“你脸色怎么这样苍白，样子看上去这么疲倦？”

“我觉得身体很虚弱。”彼得斯先生说，“我——”

“哎，等一会儿，我知道是什么原因。等一会儿，詹姆斯。我马上就来。”

临去之前，彼得斯太太又搂了他一下，劲道之猛使他想起了可怕的土耳其人。她随即匆匆跑出房间，下了楼。

彼得斯先生用两只手的大拇指钩着背带。

“行啦，”他长出了一口气，向天花板吐露说，“我把她骗上手啦。没想到我老婆的心肠居然这么软。嘿，先生，我简直成了下西区的克劳德·梅尔诺特(英国作家利顿所著《里昂夫人》中的人物，他是园丁的儿子，伪装成科莫亲王，赢得了女主角的欢心)。就目前来看，我已经十拿九稳，等下准能把那一块钱弄到手。只是不知道她跑出去干什么了。大概是去告诉二楼的马尔登太太，说我们又和好如初了。我得记住，这没用的东西！拉格斯代尔还说要揍她呢！”

没多大功夫，彼得斯太太拿着一瓶菝葜水(藤本植物，根茎可入药，有祛风解毒的作用)回来了。

“幸好我有那一块钱。”她兴奋地说，“不然你的身子就全垮啦，宝贝。”

彼得斯太太把那东西倒出一匙，塞进彼得斯先生的嘴里。接着，她坐到他腿上，喃喃地说：

“再叫我一声亲亲，詹姆斯。”

他一动不动地坐着，这下，他已经被他的有血有肉的春天女神镇住了。

春天来了。

而口干唇焦的拉格斯代尔先生和基德先生，此刻还坐立不安地待在联合广场的长椅上，等着达太安和他那一块钱。

“一开始我就该掐她的脖子。”彼得斯先生暗忖道。

提线木偶

在第二十四大街和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窄巷的交汇处，有一位警察正在那里巡逻。而在街道的上方，正好横亘了一条高架铁轨。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再过几小时天就亮了，而黎明前的黑暗总是最难熬的，再加上四周潮湿的空气，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一位身穿长款大衣的男人此时正悄悄穿过那条漆黑的小巷，他的步伐很快，头顶戴着的帽子被压得很低，已经挡住了他的额头。他的手里好像还提着什么东西。警察很有礼貌地走过来拦住了他。在询问中，警察故意流露出强势与自信，而这源于他自己的职责，更多的是权威。在这个时间，在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小巷中，一个人行色匆匆，还提着重物——所有这些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可疑”这两个字。所以警察必须要体现出自己的职能，调查一番。

这位嫌疑人很配合地停下了脚步，将帽子向后推了推，露出了额头，再加上路灯微弱的光线，才得以看清楚他的脸庞，一派气定神闲。他的鼻梁骨很长，眼睛深邃幽远。他的手上戴着手套，但这并不影响他将手伸进大衣兜里取出一张名片，进而交给前来询问的警察。警察将名片举起，就着昏暗的光线仔细辨认着上面的字迹：医学博士查尔斯·斯宾塞·詹姆斯。地址上写明的街道和门牌号也是处于被人尊敬的社区，这一点甚至不会引起人们一丝的好奇。警察的目光又向下看了一眼医生的手，一目了然——一个漂亮的黑色皮革药箱，上面还有一些小银架做装饰——这进一步为他的身份作了保证。

“好吧，医生，”警察说着便为他闪出了一条路，语气笨拙但很亲切，“这个时候出诊可要格外小心，最近在这里出现了很多盗窃、抢劫的案件。这个夜晚简直太糟糕了，虽然不冷，但湿气太重了。”

詹姆斯医生礼节性地点着头，接着也说了一两句关于天气的话题来附和警察的观点，之后他就快步离开了。在这个夜里，他已经接受了三次夜间巡逻警察的检查了，每一次他都递上名片，还让警察一眼就看到他手里提着的专职敬业的药箱。这些足以让他挺直腰杆，让警察相信他是一名尽职尽责的好医生。倘若真的有某一位心思细腻的警察在第二天去核对名片上所登记的名字与住址的真伪，那么他会发现地址是真实的，而且在漂亮的门牌上也写着医生的名字。并且，詹姆斯医生正穿戴整齐游刃有余地工作着，办公室的装备十分精良——他还会得到与其相处过两年的社区居民对这位医生的优秀评价，他是一位良好的公民，具有奉献精神的医生，并且向来如此。

因此，那些维护和平的热心家伙中，如果有一位能够窥探一眼表面完美无瑕的箱子里面，准会大惊失色的。当打开箱子，你能看到的第一件物品就是一套新式的工具，名为“撬锁专家”，是专为保险箱设计的。其实这个优雅的名字只不过是那些盗窃保险柜的人自己为它封的名号。这套工具采用了很特别的设计理念——短小却强大的撬棍，一套奇怪的钥匙，脾气火暴但品质一流的蓝钢钻头和冲头——所有这些都能轻而易举地钻透钢制的保险柜门，就像老鼠吃奶酪一样简单。夹钳可以像水蛭吸附人体皮肤那样，牢牢地吸附在光滑的保险箱的拉门上，之后就像拔牙一般，轻松利落地拔出嵌入门里的密码锁。在华贵的“药箱”的内侧，有一个小袋子，里面装有半瓶硝化甘油，如果装满的话，可以装四盎司。在工具的下面，是一些皱皱巴巴的钞票和几把金币，这些钱总共加一起应该有八百三十美元。

在詹姆斯医生的社交圈里，人员非常有限，而他则被朋友称为“了不起的‘希腊人’”。这种神秘的封号一半来自于他给人带来的冷酷的感觉和自身的绅士风度；另一半则暗暗涵盖了在另外一个领域，他是一位领导者，一位策划者，一位可以凭借自己的住址和职业来赢得社会权力和威信，并且借此来做一些危险事业的人。

在这个圈子中，还有其他几位成员，他们分别是：斯基才·摩根、根姆·德克尔——他们是专家中的“撬锁专家”；还有利奥波德·普雷兹菲尔德，他从事的是珠宝生意，所以负责操控三人工作小组所收集来的珠宝饰品的销售渠道。他们所有人都是忠诚于这个组织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对他们的事情秘而不宣，讳莫如深。

那晚，一整夜的工作成果让他们并不满意，因为辛苦的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这是一家资历雄厚的老字号，他们所经营的是上等的纺织品。按道理说，在周六的晚上，在老式的双层侧螺栓保险柜里，不应该只有两千五百美元。但是，他们只发现了这么多，他们当场就平分了这笔钱，这是他们三个人当初就订好的规矩。按照他们的预期，在这里应该能找到一万到一万两千美元。但是店里的其中一个股东显然太保守，天色刚刚暗下来，他就带着装满大部分资金的衬衫盒子回家了。

詹姆斯医生走到了第二十四街，无论从哪里看这条街，都是空无一人。即便是长久以来一直在这里聚会的民间戏剧的爱好者们，这个时间也都回家睡觉了。蒙蒙细雨中，街道被淋湿了，石头铺就的小路上也聚集了许多小水坑。光线射到水中，再折射到其他地方，整个街道上有无数的亮片闪闪发光。一阵刺骨的寒风，夹杂着雨水，从房屋之间的夹道吹了过来。

这位医生路过一个比周围的建筑物都高大的房屋，它的建筑风格与周围的房屋不同，而且墙面是由砖砌成的。当他刚走到拐角处时，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有人刚好把门打开。从门里走出一位黑人妇女，她的嘴里不停地咒骂着，既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和某人谈话——这个种族的妇女总是这样，无论当她们独自一人，还是被某种问题困扰的时候，她们都会如此发泄或请求别人的支援。从外表看，她应该是南方的老式佣人——喜欢聊天、行为放肆、忠贞不二，却不服主人的管束。单凭她的外形，就足以推断出她是一个丰满、整洁的人，总喜欢系着围裙，扎着头巾。

这突如其来的幽灵，从无声的房子里突然间冒出来，当她走到台阶下面的时候，刚好站在了詹姆斯医生的对面。她的大脑将刚才喊话的能量，转移到观察能力上，她停止了叫喊，死死地用眼睛盯住医生随身的药箱。“上帝保佑！”那个药箱吸引住了她，并且迫使她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她接着问，“您是一个医生吗，先生？”

“是的，我是一个医生。”詹姆斯停住了脚步回答道。

“哦，那请您看在上帝的分上，来看看钱德勒先生吧。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犯了急症，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他现在躺在床上，动都不能动了，就像死了一样。艾米小姐让我去请大夫。我的天，如果你不出现在这里，在这个时辰该让老辛迪去哪里给他找个大夫。哦，如果老主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哪怕只是一点点端倪，那就有热闹看了。先生，他绝对会立刻掏出手枪，对，是手枪——用脚步丈量好距离，之后决斗。还有那如同小羊羔一样的，艾米小姐……”

詹姆斯医生说：“前面带路，如果你需要一位医生的话。”他的脚已经登上了台阶，“但如果你只想找个人听你唠叨，那么我没空。”

黑人女人在前面领路，他们进了屋子，走过一个用厚厚的地毯铺就的楼梯，来到了两条灯光昏暗的走廊。在走到第二条走廊的时候，被累得气喘吁吁的引路人推开了一扇大厅的门。“我把医生带来了，艾米小姐。”

詹姆斯医生进入了房间，看见一位年轻的女士站在床前，他向那位女士略微鞠了个躬。之后他把手上的药箱放在一旁的椅子上，又脱下了自己的外套，将它盖在椅背和那个箱子上面。他安然自若地走向床边。

一个男人躺在床上，他的四肢大张，应该是一直保持着刚刚倒下的姿势——这名男子衣着华贵，只有鞋子是脱掉的；身体瘫软在床上，一动不动，就像一个死人。

詹姆斯先生自身独具一种淡定的力量，他那镇定自若的气质就如同一种特殊的光环。对于他的客户来说，那种力量就像是在沙漠中备感软弱和荒凉的人，突然看到了甘露一般。尤其是女人，她们会在病室中，被这种特别的东西深深吸引。他对待病人的方式从来都不是刻意的讨好和谄媚，而是用一种稳重的方式。他踏实，有能力，他可以帮助人们克服命运的坎坷。他对病人给予的是保护，是奉献的精神。他的双眼充满了坚定，并发出棕色的光芒，就像磁石一样具有吸引力。他冷静的面部下面，给人们带来一种安宁祥和的感觉，就像牧师一样散发着潜在的威严。这一切都符合他医生的身份，因为这样他才能担负起知己或者安慰者的角色。有时候，在他第一次出诊到一位女士家里的时候，那些初见他的女人总会很信任他，并且告诉他，为了防止贼人入室盗窃，她们把钻石藏在了哪里。

通过无数次的实践，詹姆斯医生不用转动眼珠，就可以估算出这栋房子中陈设和家具的等级与质量。它们都价值不菲。同样地，他也对眼前的女人一目了然。她的年龄不大，几乎还没超过二十岁。她的容貌很迷人，不过现在她的脸色黯淡无光，笼罩着一种长期以来存蓄的忧郁。当然，这种忧郁不是刚刚产生的，而是由来已久。在她的额头，眉毛以上的地方有一块铁青色的淤青。作为拥有专业医术的詹姆斯，他一眼就能辨别出这块伤痕的制造时间，绝不超过六小时。

詹姆斯医生用手指去摸那男人的脉搏，而他的眼睛却在无声地向那位女士提出疑问。

“我是钱德勒太太，”她回答，她的语气中充满了凄婉的感叹，具有标准的南方人含糊的语调，“我丈夫突然发病了，就在你来这里的十分钟前。应该是心脏病，在此之前他也犯过病，其中有几次的情况也非常糟糕。”在现在这个时辰，病人却穿着整齐，女士觉得似乎应该进一步解释一下：“他晚上出门了，很晚才回来——晚宴，我相信他是去参加晚宴了。”

詹姆斯医生现在将注意力全部转向了他的病人。对于他的“专业性”，毋庸置疑。无论他从事哪一种职业，是“作案”还是“医治”，他总会全身心投入，并做到完美。

病人看起来大约三十岁，他的面容给人一种鲁莽和对任何事情都无所谓的感觉，不过长得还算周正，五官对称，还有一种幽默的味道，算是一种补充吧。从他的衣服上，散发出来一股浓烈的酒气。医生缓慢地解开了病人的外衣，然后用小刀把他的衬衫从领口处划开，直到腰部。清除所有的障碍后，他把耳朵放在他的心脏处，专注地倾听胸口上的声音。

“二尖瓣关闭不全？”他站起身，小声地说道。话的结尾处，用了一个不确定的上扬的语调。他又俯下身子听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次他十分确定地说：“二尖瓣关闭不全。”

“夫人，”他开始说道，语气中包含安慰的色调，以扫除人们心里的焦虑，“有一个概率是——”他慢慢地转过头，面向那位女士。他看到这位女士脸色发白，晃动了一下，便晕倒在了那位黑人老女人的怀里。

“可怜的小羊羔！可怜的小羊羔！他们是不是把辛迪大妈的宝贝害死了？但愿上帝可以用他愤怒的火焰烧死那些将她引入歧途的人，那些伤害了她天使般心灵的人，那些让她陷入不良处境的……”

詹姆斯医生说：“抬起她的脚，”一边说一边帮她撑住毫无支点的下肢，“哪里是她的房间？必须把她放到床上休息。”

“在这里，先生，”那个扎着头巾的黑女人，用她的头指着一个方向，顺着她指点的方向是一个关上的房门，“艾米小姐的房间在那儿。”

他们把她抬进了房间，并安置在她的床上。她的脉搏跳动得很微弱，但是至少还很平稳，不会就此昏厥，没办法恢复意识而从此一直沉睡下去。

“她是思虑过度，”医生说，“睡眠是一个很好的补救措施。当她醒来的时候，记得给她喝一杯加热的甜酒——里面再放一个鸡蛋，当然，得她肯吃下去才行。对了，她额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她自己撞的，先生。我可怜的小羊羔，她摔倒了——不，先生，”老女人的种族中带有的易变性格，让她突然变得愤怒，她说，“老辛迪是不会让我为了那个恶魔说谎的。是他干的，先生。但愿上帝惩罚他的手，让它烂掉——啊！辛迪答应过她甜美的小羊羔，绝对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的。艾米小姐受伤了，先生，她的额头是她自己撞的。”

詹姆斯医生走到一个精美的灯架旁，用手将火焰捻暗了一些。

“你留在这里陪你的主人，”他下令道，“注意保持安静，尽量让她可以多睡一会儿。如果她睡醒了，就给她加热的甜酒。如果她变得更加虚弱了，就过来告诉我。这件事很奇怪。”

“在这里，比这件事奇怪的事情多着呢。”黑人女人又开始发牢骚了。不过，医生却一改故态，用命令的语气强制她闭嘴。他经常用这种声音平息那些癔症发作的病人。他回到了另外一个房间，用手轻轻地关上了门。这个男人始终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但是他的眼睛是睁着的。他的嘴唇似乎在表述一些文字，詹姆斯医生低头仔细倾听他窃窃私语般的声音：“钱！钱！”

“你能听懂我说的话吗？”医生问道。他的声音故意压得很低，但足够清晰。那个人的头部微微点了点。

“我是一个医生，是你的妻子派人叫我来的，他们告诉我，你是钱德勒先生。你现在的情况有些危险，千万不能太过激动或者紧张。”

病人的眼睛似乎在向他招手，医生赶紧俯下身子，倾听他微弱的声音。

“钱——两万美元。”

“这笔钱在哪里？——在银行吗？”

眼神表达了否定的含义。“告诉她，”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那两万美元——她的钱。”他的眼睛在这个房间里到处徘徊。

“你把这笔钱放在什么地方了？”詹姆斯医生的声音就像海妖塞壬一样神秘，极具诱惑，他想要从这个神志不清的男人那里获得这笔钱的下落，“是在这个房间里吗？”

他认为他看到的暗淡下去的眼神，是表示对这句话的赞同。而他手指下的脉搏却细若游丝了。

詹姆斯医生的大脑和心脏，此时都产生了另外一个职业的本能反应。他果断地抉择，就像他在做其他事情一样雷厉风行，他决定探知这笔钱的下落，即便其成本是一个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他掏出了一个空白的开处方的便签，从上面撕下来一张纸，按照常规，潦草地写下了适合病人服用的药方。他走到了房屋门口，轻轻地叫那位老女人，并把处方给她，嘱咐她去药店，把这些药买回来。

她喃喃自语了几句，便独自离开了。医生走到钱德勒夫人的床边。她睡得很香，而且脉搏也强劲了许多。她的额头除了因为淤血而变得红肿的地方外，其余地方的温度已经降下来了，并且上面还有一层微小的汗珠。除非受到外界的打扰，否则她还会继续睡上几小时。他找到了大门的钥匙，在把房门锁上后，才回到刚才的房间。

詹姆斯医生看了看手表，他还有半小时可以自由使用，因为那个老女人不可能在比这个还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赶回来。然后，他找到一只水罐和平底的玻璃杯。他又打开了他的药箱，拿出了装有硝化甘油的小瓶子。而他的那些兄弟——善于摆弄钻头和扳手的兄弟，称它为“油”。

他把这种淡黄色、黏稠液体滴了一滴到平底的玻璃杯中，又拿出银色的注射器，拧上针头，仔细按照注射器上的刻度测量了每次的取水量，之后分多次稀释了硝化甘油，最后在玻璃杯中差不多有半杯的水。

就在这天晚上，也就是两小时之前，他同样是利用这个注射器，把未被稀释过的液体注射到一个保险柜中。注射的小孔是在保险箱锁上事先钻好的。在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后，保险锁中控制运动的螺栓被摧毁了。现在，他要用同样的手段来撼动一个人的生命——炸开这个人的心脏——每一次强烈的撼动都是为了让人垂涎的金钱。

同样的方式，却打着不同的幌子。前者是一位狂野暴躁、充满原始能量的钢铁巨人，而这位，则是将致命的武器掩盖在柔软的天鹅绒和美丽的蕾丝花边之下的投其所好的朝臣。因为，医生正在用他的针管抽取那些被稀释了的液体，之后又小心翼翼地注入病人的体内。这种被稀释了的液体称为三硝酸甘油酯溶剂，也就是在医疗界众所周知的最强的心脏兴奋剂。两盎司的硝酸甘油足以炸裂一个坚固的保险柜；那么一滴硝酸甘油的五十分之一的容量，可以让一个人错综复杂的生命机制永远停止工作。

但不是马上。他没有这么打算。首先，出现的现象是让这个人的生命活力快速增强，心脏在剧烈的运动之下，为身体中的每一个脏器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因为心脏会在这种液体致命的刺激下奋力跳动，血管中的静脉血液会快速地流回它的源头。但是，作为一位医生，詹姆斯知道，用这种方式来猛烈地刺激心脏，也就意味着死亡。这种感觉就好比用步枪对准他的心脏，之后让子弹迅速穿过。在这种“油”的刺激下，血液的流动量会增大，这就造成原本就拥挤的血管更加流通不畅，最终全部堵塞，生命将停止活动。

医生将已经没有意识的钱德勒先生的前胸露出，轻松而巧妙地将注射器里的液体，注射到他心脏区域的肌肉中。他有两项专长，无论哪项都干得利落完美。注射完成后，他仔细地擦拭了他的针头，并且将不使用时，用来堵住针孔的细金属丝插好。

三分钟后，钱德勒再一次睁开了眼睛，并且开口说话。他说话的声音虽然依旧很微弱，但足够让人听得清楚了。他询问是谁在照料他。詹姆斯医生把他是怎么到这里的和大致的情况又作了一次说明。

“我的太太呢，她去哪儿了？”病人问。

“她在睡觉——由于过度思虑和疲劳。”医生回答，“不过我不建议你现在去叫醒她，除非——”“不用——没有必要了。”钱德勒的呼吸短浅而急促，所以说话时也是断断续续的，“为了我……去叫醒她……她不会……感谢你的。”

詹姆斯医生展开了主动攻势，他绝不能把这短暂的时间浪费在闲聊上。

“几分钟之前，”他开始问道，此时的语气是属于他另外一种职业的，因为足够阴森严肃，也足够直接，“你刚才想要告诉我一些事情，是关于一笔钱的。我没有期待你会对初次见面的我十分信任，但是我必须告诉你，焦虑紧张或者是担忧等情绪都会对你的健康不利。假如你想要我帮你传递一些信息——借此解除你的焦虑——关于两万美元，我记得你清晰地提到过这笔钱的数目——你最好还是都说出来。”

钱德勒先生没有办法移动自己的身体，包括他的头，所以他只能转动眼睛，看向说话人的方向。

“我说了……这笔钱……放在哪里了吗？”

“没有，”医生回答道，“我只是通过你之前的话猜测而已，好像你很担心这笔钱是否安全。如果它们就放在这个房间的话——”

詹姆士医生突然停下来不说话了。因为他担心是不是自己所说的话已经让对方怀疑了？是不是在病人的脸上闪过一丝嘲讽？是不是有一丝怀疑的目光？他怀疑自己有些心急了，是不是说得太多了，问得太迫切了？不过他的怀疑和不自信在听到钱德勒接下来的话时，便全部消失不见了。

“除了……那边那……保险箱。”他呼吸急促地说，“还会……在哪儿？”

他的目光移向这个房间的一个角落。说实在的，直到跟随目光的指引，医生才第一次见到了那个铁质的保险箱，它的体积很小，而且被拉下来的窗帘挡住了一半。

医生站起身，用手指触摸病人的脉搏，脉搏跳动得十分剧烈，而时不时还夹带着具有危险信号的停顿。

“抬起你的胳膊。”詹姆斯医生命令道。

“你知道的——我根本不能动，医生。”

医生快速走到门口，打开门，听了听外面的响动，寂静万分。他没再绕圈子，而是径直走向了保险箱。他仔细地观察了保险箱，它的样式是老款的，保密设置很简单，至于安全性也就只能防止家里的佣人顺手牵羊而已。以他的专业性来讲，与其说它是保险箱，不如说它就是个玩具。在他的眼里，这个玩具就像是用稻草和纸板糊成的小盒子，从这个东西里面取钱，简直如探囊取物般容易。他可以选择用钳子把密码锁拔出来，或者是用钻头钻开制动栓然后打开保险箱的门，如果这样做估计两分钟就搞定了。但换个方法，或许一分钟就差不多了。

他单膝跪在地板上，把耳朵紧贴在保险柜的密码盘上，之后用手慢慢地扭动旋钮。果然如他所想的，这个密码箱是单组密码锁。所以当螺栓被制动的时候，他的耳朵会听到一声轻微的咔嗒声。这个声音虽然微小，但对于拥有敏锐听力的他来讲，已经足够了。他成功地对上了密码，之后转动手柄，保险箱被打开了。

但是保险箱里面什么都没有——铁盒子里空空荡荡的，哪怕一片废纸屑都没有。詹姆斯医生站起来，走回到床边。

垂死的人已经被病痛折磨得大汗淋漓，但就在那张憔悴的脸上居然有一丝不屑和嘲讽的冷笑。

“我还从没……从没见过，”他费尽力气地说，“治病的医生和……入室盗窃的人合二为一！你有两种职业……能够获得双份报酬……收入很可观吧……亲爱的医生！”詹姆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尴尬的场景，而眼下他正在经历。这种经历比之前的任何挑战都磨炼人，也考验人。这位生命垂危的人，居然用魔鬼般的微笑嘲弄着他，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境遇，也使得他陷入了一种荒谬和不安之中。但是他的素养却使得他能够保留清醒的头脑和一份尊严。他掏出手表，看着指针的转动，等待着眼前的男人死去。

“你对……那笔钱……也太……心急了。可是，亲爱的医生……那笔钱……你绝对……看不到。它们很安全。绝对的安全。因为那些钱在……我的赌注……经纪人的……手里。两万……美元……都是艾米的钱。我拿它去……赌马了……也输光了……一分都没有剩。我是个败家子，强盗先生……对不起，应该是……大夫，但是，我输得很坦然。我想……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像你一样……只是表面光鲜的恶贯满盈的人。医生……哦，错了……强盗先生，我从没见过像你一样的人。给受害者……原谅我又错了……给病人倒一杯水……没有违背……你这个行业的……职业道德吧？”

詹姆斯医生给钱德勒先生倒了杯水。但是他已经病得几乎无法吞咽了。一股强劲的药力很有规律地阵阵袭来，他已经站在死亡大门的门口了，然而即便这样，他仍旧不忘羞辱一下别人。

“赌棍……酒鬼……败家子……都是我，可是……一个医生居然是盗贼！”

医生对他的羞辱和刁难只用了一句话回应。他轻轻地俯下身，怒视着钱德勒急剧扩散的眼神，用手指着那位正在沉睡的女人的房间。他的姿势如此含蓄深远、耐人寻味，以至于连那个奄奄一息的病人都用尽全身的力气努力抬起头，看向他手指所指的方向。但是他什么都没看到，只听到了医生冰冷的一句话——这是他在这个世上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我从来没有——打过一个女人。”

要对这种人作出分析和研究那简直就是徒劳的，没有哪一门知识可以解释得了他的行径和内心。人们总会在提及一些人或事的时候说“他会做出这种事的”，或者“那件事他做得出来”，他就是这些人的后裔。我们仅仅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群这样的人类，而且我们也会经常看到他们，谈论他们的无耻行径，谈论他们毫无遮掩地所做的事情，就像孩子们经常看并且谈论的一种节目：提线木偶。

然而，这两个人——一个是谋财害命的强盗和凶手，站在受害人面前；另一个虽然没有严重违法，但行为更其恶劣，令人嫌恶，他躺在受他迫害、侮辱和毒打的妻子的房屋里；一个是虎，另一个是狼，他们两人互相憎恨对方的卑劣；尽管大家都罪恶昭著，却互相炫耀自己的行为准则(即使不谈荣誉准则)是无可指摘的。

詹姆斯医生的反驳肯定刺伤了对方剩余的羞耻心和男子气概，成了致命的一击。他脸上泛起一阵潮红——临终红斑；钱德勒停止了呼吸，几乎没有颤动，已经一命归天。

他刚咽气，黑人女人配好药回来了。詹姆斯医生一手轻轻按着死者合上的眼皮，把结果告诉了她。她并不伤心，只带着遗传的，与抽象的死亡友好相处的态度，凄凉地、抽抽搭搭地抱怨说：“可不是吗！上帝自有安排。他会惩罚有罪的人，帮助落难的人。他现在该帮助我们了。辛迪为了买这瓶药，把最后一枚硬币都花了，结果药也没用上。”

“难道钱德勒太太没有钱吗？”詹姆斯医生问道。

“钱？先生，你知道艾米小姐为什么晕倒，为什么这么虚弱？是饿成这样的，先生。家里除了一些破饼干以外，三天没有吃的了。那个小天使几个月前就变卖了她的戒指和怀表。这座房子里的红地毯和漂亮家具全是租来的，催租的人凶极了。那个魔鬼——饶恕我，上帝——他已经在你手里遭到了报应——他把家产全败光了。”

医生的沉默使她越说越来劲。他从辛迪杂乱无章的独白中理出了一个古老的故事，其中交织着幻想、任性、灾难、残酷和傲慢。她喋喋不休的话语组成的模糊概貌中，有几幅比较清晰的画面：遥远南方的一个舒适的家庭；草率的，随即后悔的婚事；充满侮辱和虐待的不幸生活；女方最近得到一笔遗产带来了重振家业的希望；狼夺去了那笔钱，两个月不照面，在外面挥霍得精光；一天晚上喝得醉醺醺的又回来了。从一团乱麻似的故事里可以看到一条纯白的线索：黑人女人的质朴、崇高和始终不渝的爱，不论任何艰难险阻，她都坚定不移地追随着女主人。

她终于住嘴时，医生问她家里有没有威士忌或者任何什么酒。黑女人说有，餐具柜里还有那条豺狼剩下的半瓶威士忌。

“照我刚才对你说的那样，倒些酒，兑些热水，打个鸡蛋在里面。把你的女主人叫醒；让她喝下去，然后告诉她家里出的事。”

十来分钟后，钱德勒太太由老辛迪搀扶着进来了。她睡了一会儿，喝了热酒，看上去不那么虚弱了。詹姆斯医生已经用床单盖好了床上的死人。

那位太太哀伤和半含惊恐的眼睛朝床上一瞥，向她保护人身边更挨近了些。她的眼睛干而发亮，极度的痛苦使她的泪水已经涸竭。

詹姆斯医生站在桌边，他已穿好大衣，手里拿着帽子和医药包。他的神情镇定安详——他的职业使他见惯了人类的痛苦。只有他那闪烁的棕色眼睛里流露出审慎的、医生的同情。

他体贴并简洁地说，由于时间太晚，请人帮忙肯定有困难，他可以亲自去找合适的人来料理后事。

“最后还有一件事，”医生指着打开的保险箱说，“钱德勒太太，你的丈夫最后知道自己不行了；他把保险箱的组合号码告诉了我，让我打开。如果你要使用，请记住号码是四十一。先朝右拧几圈，再朝左拧一圈，停在四十一这个数字上。他虽然知道自己即将去世，却不让我叫醒你。

“他说他在保险箱里存了一笔数目不大的钱——也够你用来完成他最后的请求了。他请求你回你的老家去，以后日子好过一些的时候，请你原谅他对你犯下的种种罪愆。”

他指指桌子，桌上是一叠整整齐齐的钞票，钞票上面放着两摞金币。“钱在那儿——如他所说——一共是八百三十元。请允许我留下我的名片，以后有我可以效劳之处，请吩咐。”

他在最后时刻居然顾念到她——并且想得很周到！来得太迟了！但是这个谎话在她认为已经成为一片灰烬和尘埃的地方煽旺了一个柔情的火花。她脱口喊道：“罗勃！罗勃！”转过身，扑在忠诚的仆人怀里，用泪水冲淡她的悲哀。在往后的年月里，凶手的假话像一颗小星星，在爱情的坟墓上空闪烁，给她慰藉，争取她的原谅，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黑人女人把她搂在胸口，像哄小孩似的低声安慰她，她终于抬起头——但是医生已经走了。

命运之路

我曾在许多条道路上寻觅

什么才是命运的真谛

难道内心最为真实的感受，还有挚爱的火焰

都不足以让我赢得生命战斗中的胜利

让我可以自由地选择顺从，或者重塑

我的命运吗？

——大卫·米格诺特  未发表的诗

歌曲结束了。歌曲是大卫写的，曲调由始至终都弥漫着清新的乡土气息。在这家小酒馆里，所有的人都热烈地鼓掌，这是一种发自肺腑的赞赏，因为这位年轻的诗人还为大家支付了葡萄酒的钱。这里面，只有一个人仅是轻轻地点了点头，他就是公证人M.帕皮诺先生。他这样做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他博览群书、学富五车；第二，因为他离喝醉还有些时间。

大卫走出小酒馆，一个人漫步在乡村的小路上，夜晚的风吹散了他身上的酒气。这才让他想起来，他今天刚和伊冯娜吵了一架，并且下定决心要离开家，出去闯闯。他想要到更大的舞台上做出些事情，以赢得更大的名位和荣誉。

“等到有一天，全世界的人们都诵读着我的诗，”他越想越激动，竟然说出了声音，“她一定会后悔为什么在今天说出了如此伤人的话。”

这个小镇上，除了在酒馆里狂欢的人之外，所有人都已经睡下了。属于大卫自己的小屋，其实只是他父亲的农场边搭建的一个棚子而已。他尽量放轻动作，生怕不小心弄出声音来，他进了棚子，先是找到几件自己的衣服，打了个包裹，又找来一根木棍，将包裹挑在木棍的另一头。就这样，他扛着木棍，大踏步地向着自己梦寐以求的新世界进发了，至于要去哪里他还没想，他只是知道离开维尔诺伊就好。

漆黑的夜里，当他经过羊群的时候，那群小羊已经蜷缩在圈里休息了。在此之前，他每天都会帮父亲放羊，只是在放羊的时候，他往往没有那么用心，总是自顾自地写诗，而被他遗忘的羊群则自由地奔跑。再往前走，他又看到了伊冯娜家中的窗口还亮着灯，就在这一瞬间，他离家出走的计划有了那么一丝动摇。他觉得这灯光或许代表了她的悔意，或许她很懊恼自己对他发了脾气而夜不能寐，或许明天早上……不！绝对不行！他已经决定了，不能动摇。维尔诺伊不可能是他这辈子永远生活的地方。这里没有懂他的人，更没有心心相印的人，只有远离这个乡村的道路才是真正属于他的命运之路。

微弱的月光照亮了眼前这条通往前方的小路，前面三里格的道路笔直笔直的，就如同耕地的犁沟。村子里的人都说，这条路至少可以通往巴黎。诗人不断念叨着“巴黎”，以此作为他向前的动力。大卫打从出生就没离开过维尔诺伊，巴黎对于他来说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了。

左边的道路

大概在行走了三里格的路程后，出现了一个让人难以抉择的问题。在脚下这条小路的对面是横亘在小路尽头的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正好与小路呈现出一个丁字路口。大卫站在路口，迟疑了一会儿，最终他选择了左边的道路。

这是一条因为与大卫的命运联系得异常紧密，从而显得更加重要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有一道清晰的车辙，应该是不久前一辆大车刚刚轧下的。大卫又走了三十分钟，他的揣测得到了证实，眼前正好有一辆四轮马车陷在小溪里了。因为马车太大了，而山脚下的小路很崎岖，所以笨重的马车便顺势陷进了旁边的小溪之中。此时，马车夫和副手正一起冲着马匹大声喊叫，并且不停地拽扯缰绳。而另外的一男一女则在路面上站着，男的身材魁梧，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女的看上去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身上披裹着一件很薄的外套。

大卫看得出，那两个拖曳马车的人已经用尽了全力，不过由于他们使用的方法不对，所以总那么僵持着，没有效果。于是，他便自愿亲自去帮助他们。他让副手停止对马匹下口令，因为通常情况下，马儿只会对他主人的口令有认同感，所以他指挥那位副手去推车。而他自己也站在车辆的最后面，用他厚实的肩膀牢牢抵住车厢。车夫开始大声吆喝，三人同时合力，一下就将笨重的马车推回到了坚实的路面上。车夫和副手都重新上车，坐回到原来的位置。

大卫单脚站立了一会儿。身材魁梧的绅士向他挥了下手，说：“你也坐上马车。”绅士说话的声音很洪亮，但由于他自身的素质，所以听起来还是很平和舒服的。只要是这种声音飘过的地方，都让人无法拒绝。年轻的诗人大卫还是有一丝犹豫，但这丝犹豫很快便被接下来简短而充满命令口吻的声音打断了。他不再迟疑，直接登上了马车的踏板。在暗影之中，他看见一位小姐坐在后座。正当他犹豫着是否要坐在她对面的时候，那个绅士的声音再次响起，他说：“你坐在这位小姐的旁边。”绅士的语气中听来带着不容商量的强制性。

然后，那个身材魁梧的绅士在前排的座位上坐下。马车继续向山上走。小姐蜷缩在坐椅的角落里，沉默不语。大卫估算不出她的年龄，不知道她到底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但是他能从她的衣服上嗅到一丝温和而微妙的香水味。这与他曾经的梦境出奇地吻合。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他也没能揭开这一行人的神秘面纱，尽管他和他们已经坐在了一起，但是他们之间没有言语的交流，大家一直保持着沉默。

马车行驶了一个小时后，大卫透出窗口看到了有车辆往来的城市街头。接着，马车在一间大门紧锁且一片黑暗的房子前停下。首先跳下车的是那个车夫，他十分不耐烦地捶打着大门。楼上的一个窗户突然打开，一个戴着睡帽的脑袋露了出来。

“是谁在敲门，半夜三更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客栈已经停止营业了。这个时候来住宿，肯定没什么钱，有钱人哪会等到这个时候还在到处找地方？你们别吵了，快走，快走！”

“开门！”车夫大声叫着，“快开门！这位是博普杜依斯侯爵殿下。”

“啊！”那个刚才还嚣张万分的声音顿时变得惊讶之极，“还请侯爵殿下恕罪，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更何况天已经这么晚了……我马上就下来开门，所有人都会听大人的差遣。”

一会儿工夫，门里便传来了解下锁链和放下门闩的声音，之后大门从里面打开了。这家客栈叫“银狐客栈”，此时这家客栈的老板已经被吓得浑身抖个不停，他亲自举着蜡烛在门口迎接，只是在慌忙之中还没来得及换衣服，所以现在又冷又惊恐。

大卫跟随侯爵一起下了马车。“去搀扶小姐。”那位绅士也就是车夫口中的侯爵指示他，他自然是不能违抗命令。于是，大卫搀扶起了那位小姐，他能感受得到小姐的手在发抖。接着，又是一个简短的命令：“进去。”

一行人就这么来到了客栈中的一个长方形的餐厅。一张长方形的橡木桌几乎占据了这里的所有空间，堵住了两头儿。身材伟岸的侯爵在桌子的顶头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那位小姐则自己一个人瘫软在墙角的一把椅子上，看来一定是旅途的劳顿把她累坏了。大卫站在一边，心里琢磨着该如何和这一行人告别，好继续他自己的行程。

“侯爵殿下，”店老板先是向着侯爵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然后说，“如果……如果我知道您会……会光顾寒舍，我肯定会早早地就将一切事宜准备妥当。可是，现在只有一些葡萄酒和冷肉，或许还有……还有……”

“蜡烛。”侯爵打断店老板的话说道，并且伸出了一只厚实的手掌，摆出他独有的姿势。

“好的，好的，殿下。”店老板一下拿来了六支蜡烛，并且将它们点亮后摆放在桌子上。

“如果大人，不屑于饮用这种酒，我是想说我们这里还有一桶葡萄酒……”

“蜡烛。”侯爵说出这两个字的同时，依旧带着他特有的手势。

“遵命……马上……我马上就拿来，殿下。”

随即，十几支蜡烛被点燃，客厅顿时被照得一派通明。侯爵壮实的身体几乎要超出了他所坐的椅子。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从头到脚只有袖口和衣领是雪白的，就连他的剑柄和剑鞘都是浓重的黑色。他的神情中只有讥讽世间一切的骄傲。两端上翘的小胡子，几乎要和他嘲讽的眼睛齐平了。那位小姐呢，依旧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不过现在大卫总算看清了她整体的容貌。她不仅年轻，而且在她的身上还有一种楚楚可怜的极具吸引力的美。就在他沉浸于欣赏这份美丽的当口，侯爵洪亮的声音又把他吓了一跳。

“你叫什么名字？是做什么的？”

“我叫大卫·米格诺特，是一个诗人。”

此时，侯爵卷曲的胡子更加接近他的眼睛了。

“你靠什么维持生计？”

“我原来是放羊的，帮我父亲照看农场的羊群。”大卫回答着，将头向上仰起，但是他的脸颊已经绯红了。

“那好，听着，牧羊人和诗人，看看今天晚上命运在仓促间为你准备了什么。这位小姐是我的侄女，她叫露西·德瓦内斯。她拥有高贵的血统，还有每年近万元的法郎收入，这些便是她所拥有的权力。至于她的魅力，我想你自己已经观察到了。如果你觉得这所有的一切能够让你怦然心动的话，那么她立刻就能成为你的妻子。现在，你不要打断我。今天晚上，我曾送她到孔德·维尔莫庄园，因为他们已有婚约在先。当时，嘉宾已经全部出席，牧师也在等待着良辰吉时的到来，一位与她的名利、地位和财富都相匹配的新郎也已经到场。可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这位向来温顺、孝顺的小姐居然变成了一头母豹，疯了似的向我扑来。她当场控诉我的残暴和种种罪行，并且在被吓呆了的牧师面前撕毁了我为她订的婚约。我发誓，她今天必须结婚，而结婚的对象就是在我们离开城堡后所遇见的第一个男人。无论他是王子，还是烧火打杂的家伙，哪怕是盗贼。所以，牧羊人，你就是我们离开城堡后遇到的第一个男人。既如此，这位小姐今天晚上必须嫁人。如果你不愿意，那么我会去找下一个。现在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作决定。不要说任何无意义的话，也不要提问一些愚蠢的问题。记住，你只有十分钟，牧羊人，你要抓紧时间。”

侯爵说着，用他白嫩的手指用力地敲击着桌子，此时，他已陷入另外一种含蓄的状态，那就是等待，就好像一座大房子关闭了所有与外界沟通的门窗。大卫原本是想说些什么的，但是眼前这位魁梧男人的态度却让他的舌头无法动弹。所以，他只好转过身，对坐在椅子上的小姐绅士般地鞠了一个躬。

“小姐，”他说，他自己在内心都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叹服，在这样优雅美丽的小姐面前，他居然还能轻松自如地说话，“你刚刚已经听到了，我是个牧羊人。当然有时候，我看起来也算是个诗人。如果对于诗人的检验标准是，是否崇拜和珍惜美丽的话，那么我绝对是一位诗人。请问，我可以用任何方式为您服务吗，小姐？”

年轻的小姐慢慢地抬起头，望向他，一双眼睛中充满了让人怜惜的哀怨。她的表情坦率而热情，但也因为刚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冒险而充满了威严的神情。她的身躯健美挺拔，蓝色的眼睛中流露出同情。或许是她太迫切需要的一种她长期得不到的帮助和善意，突然解冻了她的眼泪，使其夺眶而出。

“先生，”她说，她的声音很低，“我看得出你的真实与善良。那个人是我的叔叔，是我父亲的兄弟，也是我现在唯一的亲人。但是由于他喜欢上了我的母亲，所以他恨我，恨我长得太像我的母亲。是他，让我的生活陷入了恐怖之中。只要一看到他，我就会因为害怕而服从他。可是，就在今天晚上，他要把我嫁给一个比我老三倍的男人。先生，请你原谅我把这个麻烦带给你。你当然可以拒绝他试图强加在你身上的这种疯狂的行为。不过我依然感谢你刚才对我说的那番慷慨的话，这么多年来，已经没有人和我说过这样的话了。”

现在，诗人大卫的眼里已经充满了更多的同情以外的东西。他一定是位诗人，因为此时伊冯娜已经被他遗忘了。眼前这位刚刚邂逅的可爱的佳人，用她高雅清新的举动征服了他。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微弱的香水味，已经使他的内心溢满了异样的情愫。而她，正用一种无可抵挡的炙热的眼神看着他，没有一丝迟疑。她是渴望依赖他的。

“十分钟，”大卫说，“本来我可能用上十年才能完成的事情，现在只要短暂的十分钟就可以了。我不会说我是在可怜你，小姐。不是因为可怜，我真实的感情是——我爱你。当然，你现在可以不爱我，但是我要把你从这种悲惨的人生中拯救出来。用不了太久，我相信你会爱上我的。我觉得我的未来是光明的，我不可能永远都只是一个牧羊人。但从眼下来看，我只能用我整颗心去疼爱你，珍惜你，让你的生命中不再有悲伤。小姐，你信任我吗，愿意将你的命运交到我的手上吗？”

“啊，难道你的自我牺牲，只是因为你可怜我。”

“不是的，是源于爱情。时间差不多了，小姐。”

“你会后悔的，会瞧不起我的。”

“我今后生活的目标就是能够让你更加快乐，让我自己配得上你。”

她动摇了，从她的外衣之下，伸出了她精致的小手，并且畏畏缩缩地放在了他的手中。

“我相信你，”她说，并一口气把下面的话说完，“关于我的生活——或许爱——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已经被封闭很久了。去告诉他，一旦挣脱他的目光，我就会从过去的生活中解脱出来。”

大卫来到侯爵的面前。那个黑色的身影用嘲讽的眼神瞟了一眼客厅中的时钟。“还有剩下两分钟呢。一个牧羊人需要用八分钟来决定是否要迎娶一位美貌与财富兼备的新娘！现在你可以大声地告诉我，牧羊人，你同意成为这位小姐的丈夫！”

“这位小姐，”大卫自豪地挺立着身体说，“已经给了我这个荣誉，如此我便有权利娶她为妻了。”

“说得好！”侯爵说，“你对官僚那些阿谀奉承的本事倒是很有领会，牧羊人。原本这位小姐可能会找到一个更糟糕的夫婿。那么现在只要牧师和魔鬼都赞成这件事，你们就可以成婚了。”

侯爵说完，用剑柄敲了几下桌子。店老板立刻闻声赶来，立在一旁，他的膝盖还在发抖。与此同时，他也带来了更多的蜡烛，并且自以为对侯爵的心思是了然的。“找个牧师来，”侯爵说，“一个牧师，你听明白了吗？在十分钟之内，这里需要一个牧师，否则……”

店老板听到这里，立马放下蜡烛，几乎是飞了出去。

牧师来了，一双不胜困倦的眼皮很是沉重，时不时地往下掉，他的态度很明显地带着些气愤。他为大卫·米格诺特和露西·德瓦内斯做了证婚，然后带着侯爵扔给他的一袋金币，又消失在夜色之中了。“酒。”侯爵下令，同时挥着他那不祥的手指。

“倒满。”酒被拿来之后，他再次命令道。烛光中，他站在桌子的一头儿，看过去如同是一座黑色的充满毒液和自负的山。他看着他的侄女，眼神凶狠，如同看着旧日里的爱情回忆，只不过那些爱情在如今已全部变成了恨。

“米格诺特先生，”他举起酒杯说，“先等我把话说完，你再喝下这杯酒。现在，她已经成为你的妻子，她将会把你希望的美好生活统统毁掉，让你的生活充满背叛和猥琐的事情。因为她所继承的血液是黑色的，具有毁灭性的。她会给你带来无止境的耻辱和悲惨。要知道，魔鬼已经渗透在她的眼睛、皮肤、嘴巴里，几乎覆盖了她的全身，无处不在。她会自甘堕落，甚至会去勾引一个农民。伟大的诗人，这就是你的承诺所换来的所谓幸福生活。喝了你的酒，最后，我必须要说，小姐，现在，我终于可以摆脱你了。”

侯爵说完便将那杯酒一饮而尽。这时，一阵微弱的哭声从那位小姐的唇边传来，那样子就像是她刚刚遭受了一次严重的伤害。大卫将其手中的玻璃杯端了起来，迈着坚实有力的步伐向前走了三步，他与侯爵面对面地站着，他的这一举动没有一丝一毫牧羊人卑微的感觉。

“刚才，”大卫心平气和地说，“您称呼我为‘先生’，对此，我感到很荣幸。并且，我希望我和小姐的婚姻，可以使我的地位更加接近您——让我们说话的时候，可以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所以我想，我能够有资格与您站在同一个高度谈话，是这样吗？”

“这可能是你的希望，牧羊人。”侯爵冷笑一声道。

“那么，”大卫在说出这句话的同时，也将手里的酒泼到了那双轻蔑的、嘲笑他的眼睛上，“现在，麻烦您屈尊接受我的挑战。”

侯爵显然是没有想到大卫会有这样的举止，他简直气爆了，他大声愤怒地诅咒，就像突然吹响了号角。他如同撕毁什么东西似的将剑抽出了鞘，并冲着一旁犹疑不定的店老板喊：“拿一把剑，给这个蠢货！”他又转向那位小姐，脸上带着一种让她心寒的凶狠恶毒的笑，他说：“看看，你到底让我费了多少事，夫人。看来今天我不仅要给你找个丈夫，还得在今晚让你成为一个寡妇。”

“我不知道怎么用剑。”大卫说。在自己的妻子面前说出这样的话，他难堪得满脸通红。

“‘我不知道怎么用剑’，”侯爵模仿着大卫的声音和语气说，“难道你想让我像一个农民那样和你挥棒子？好了，弗朗索瓦，我的手枪！”

那名被唤作弗朗索瓦的侍卫从枪套里取出两支手枪，这两支手枪上面都有闪亮的雕刻精美的银质装饰徽章。侯爵随便拿了一把抛出去，扔在了大卫的手边。“你去桌子的另外一头站好，”侯爵大喊，“就算是一个牧羊人也应该知道如何扣扳机吧？很少有人能有这个荣幸，可以死在博普杜依斯枪下的。”

如此，大卫和侯爵分别站在长方形桌子的两边。此时的店老板已经吓得整个身子都颤抖了，他随意地比划了几下，结结巴巴地说：“殿……殿下，看在耶稣基督的面子上，不要在我的店里动手！——出了人命——这会毁掉我的生意的……”侯爵用威胁的眼神看了他一眼，店老板的舌头就立马瘫痪了，再也不敢言语。

“懦夫！”侯爵大声说道，“停止你的喋喋不休吧。如果你还能说话，那就由你来喊口令。”

店老板听了扑通一下跪到了地板上，此时他已经说不出一句话了，他甚至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尽管如此，他的手还是那么的渴望和平，还在不停地挥舞，他只是想要保护住这个房子和其他的顾客。

那位小姐说：“我来喊口令。”她的话清晰干脆。她先是来到了大卫的身边，给了他一个甜蜜的吻。她的眼睛是亮闪闪的，脸颊满是少女娇美的红晕。然后她倚靠着墙站好，看着两个男人对好枪口，她便开始数数：“一——二——三！”

两支枪同时发出巨响，刹那间，烛光轻摇。侯爵面带微笑地站着，他的左手手指已经放松了，五指伸开，垂放在桌子的边缘。大卫也站立着，他慢慢地转过头，努力寻找着他妻子的眼睛。接着，他的身子一软，就如同一件衣服一样，跌倒在地上。他是红色的，瘫软的，皱皱巴巴地倒在地上的。

一声恐怖而绝望的呐喊声响起，那个刚刚丧偶的女人连忙跑过去。她弯下腰，检视着他身上的伤口，然后她脸上悲痛的表情又逐渐恢复了那种淡淡的忧郁。“他的心脏被射穿了，”她低声说，“哦，他的心脏！”

“来吧，”侯爵浑厚的嗓音再次响起，“赶快上车！拂晓之前我一定要把你嫁掉。你还得再嫁一次，嫁给一个活人，就在今晚。接下来我们碰到的第一个人，不论他是强盗还是一个庄稼汉。如果实在没有什么人可以遇见，我就把你嫁给为我开门的人。快点出来，上车！”

身材魁壮的侯爵无情地发誓，再一次将那位小姐包裹进了那个神秘的斗篷之中。侍卫们收好手枪——所有的人都已经登上等待出发的马车。沉重的车轮开始滚动，他们在沉睡的村庄中呼啸而过。在银狐客栈，被吓得失了魂的店老板搓着双手，无措地看着倒在地板上的尸体。此刻，桌子上那二十四支蜡烛的红色火焰正在微风中跳着舞，尽情地摇曳着。

右边的道路

大概在行走了三里格的路程后，出现了一个让人难以抉择的问题。在脚下这条小路的对面是横亘在小路尽头的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正好与小路呈现出一个丁字路口。大卫站在路口，迟疑了一会儿，最终他选择了右边的道路。

他不知道这条路将把他带到哪里，但是他很明确的一点就是，这条路足以将他带离维尔诺伊，就在今晚。他又往前走了一里格，并途径了一座很大的庄园。从外观来看，这个庄园在不久之前刚刚招待过客人。因为庄园的房间里每个窗内都亮着灯，在庄园宽敞的庭院中，有很多马车留下的深深浅浅、清晰可见的交叉的车辙，很显然，是访客的马车留下的。

大卫又继续往前走了三里格。此刻，他感觉到了疲惫，便用路旁的一堆松树枝当床，躺在上面睡了下来。等他醒来之后，又继续沿着未知的方向前进了。

就这样，他在这条宽阔的道路上持续走了五天。如果要睡觉，就睡在大自然带有松油香味的床上，或者是农民家的草垛里；要吃东西，只能吃热情好客的人们给他的黑面包；至于喝水，要么去溪流边喝，要么就向好心的牧羊人讨要一小杯。

在经过漫长的长途跋涉之后，他又跨越了一座巨大的桥梁，随后便面带微笑地站在了一个城市的土地上。这里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适合诗人的孕育，当然，也比世界上任何的地方都埋没诗人。他听到巴黎这座城市，正在用低沉的音色高唱着欢迎他的曲目——那是城市特有的车马声、吵闹声和各种鸟鸣。此时他心潮澎湃，呼吸也跟着急促起来。

他继续向前走，最后在康迪大街的一栋老房子前停了下来。他付了房租，随后把将自己安置在一把木质的椅子上，便开始写诗。这条街巷曾经是名门望族的聚集地，而如今聚集在此的只有社会地位低下的穷人们。

街上的房屋高大，虽然破损的痕迹有些明显，但仍能看出当初的威严。只是大多数的房间都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里面空无一人。到了晚上，就会听到市井流氓挑衅滋事的声音，还有从小酒吧里传出的叫喊声。曾经温婉高雅的宅院，如今已经到处可嗅到腐臭的气味，到处可以见到粗鲁、野蛮的人。但是这里的房租，恰好和大卫的钱包相符。他无论在白天的阳光下，还是在夜晚的烛光中，总是与他的笔和纸为伍，通宵达旦地谱写着未来。

这一天的下午，他刚刚完成了一次这个世界上最低级的觅食之旅，回到租住的地方。他的手上提着面包、凝乳，还有一瓶低度数的葡萄酒。在昏暗的楼梯间，他刚走了一半，就看见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此时正在楼梯上休息——一个美丽迷人的年轻女子。至于她的美丽，应该完全符合一位诗人的想象力。她的黑色外衣敞开着，在外衣之下露出了华美的长裙。她的眼神迅速地跟随着耐人寻味的思想变化。这一刻，她的双眼睁得大而圆，就像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但是下一刻，她的眼睛就会眯成一条狭窄的长缝，像极了一位阴险智慧的吉卜赛女郎。她单手提起了她的长衫，露出了一只小巧的鞋子，鞋跟很高，但是鞋带晃来晃去的已经解开了。她就是从天上坠落的天使，她自身的美丽和魅力绝对不允许她亲自屈尊俯下身。她或许已经看见了大卫正要向她走来，所以她便坐在那里等待他的帮助。

“啊，先生，请您原谅我占据了这个楼梯的位置。只是我的鞋——太可恶的鞋子！哎！鞋带好端端的怎么就开了呢！啊！先生，您看起来是那样的亲切，您会给我帮这个忙吧！”

诗人的手指在颤抖，他尽力控制着自己的双手将鞋带系好。然后，他想迅速逃离这里，因为他已经隐约感受到她给他带来的危机。她的眼睛慢慢地眯成了一条缝，像极了一个吉卜赛人，她的目光已经足以控制他的身体了。他靠在楼梯的栏杆上，一动不动，手里紧紧地握着那瓶红酒。

“您真是太好了，”她面带微笑地说，“请问先生，您也住在这栋房子里吗？”

“是的，夫人，我——我想是这样的，夫人。”

“或许是住在三楼，是吗？”

“不，夫人，还要再高一些。”

这位女士摆动了一下她的手指，但尽可能地收敛住不耐烦的姿态。

“先生，请您原谅，我很抱歉刚才的提问。我不应该询问您住在哪个房间，这样的问话太不谨慎了。”

“夫人，请不要这样说，我住在……”

“不，不，不，不要告诉我，我明白的。我已经犯了错误，但我只是因为对这栋房子感兴趣，还有关于这栋房子的一切。这里曾经是我的家。我经常到这里来，而每次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重温那些已经消逝的快乐时光。您可以把这当做我刚刚犯错的理由吗？”

“让我告诉你吧，其实，你不需要有任何理由，”诗人结结巴巴地说，“我就住在这栋房子的顶层——在楼梯拐角处的一个小房间。”

“是前面的房间吗？”女士将头侧向一边，问道。

“是后面的，夫人。”

那位女士叹了口气，仿佛得到了救济一般。

她说：“那我就不耽搁您了，先生。”她的眼睛又睁得大而圆，就如同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帮我照顾好我的房子。哎！我现在的回忆里就只剩下这栋房子了。再见，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她走了，留下了一个微笑和一丝甜美的香气。大卫如睡着了一样，昏昏沉沉地爬上了楼梯。等他从梦幻中苏醒时，那个微笑和香气仍然萦绕在他的左右，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这位偶遇的女士——对她的身世一无所知的女士——激发出了他的创作灵感，他写出了一首赞美明眸的诗。一瞬间，他已经坠入了爱河，他歌颂她卷曲的头发，描写她修长的腿下有一双小巧的鞋子。

他一定是位诗人，因为伊冯娜已经被遗忘了。这位刚刚遇见的可爱的佳人，用她高雅清新的举动征服了他。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微弱的香水味，已经使他充满了异样的情愫。

一天晚上，有三个人围坐在这栋楼三层的一个房间中。这个房间里的所有家具，就只有三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另外就是桌子上面燃烧的蜡烛了。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他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他的表情带着嘲讽的高傲。他上翘的小胡子的两端，几乎要触碰到他那蔑视一切的眼睛了。另外一位是女士，她年轻漂亮，当她的眼睛又大又圆时，就像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而当她把眼睛眯成一条缝的时候，就像极了一个阴险智慧的吉卜赛女郎。但是现在，她的眼神中充满了火热和勃勃雄心，就像其他任何一位阴谋的策划者一样。第三个人，他是一个实干家，或者说是一位战斗英雄。他就像是一个勇猛的、不惧怕任何困难的钢铁侠，别人总会称呼他为“德罗尔斯上尉”。

这名男子用拳头猛烈地砸向桌子，尽力控制住自己的火暴脾气说：“今晚，就在今天晚上，就在他做纪念耶稣的仪式时，我们就动手。我已经听腻了那些所谓的密谋，我也厌倦了总是要等待什么信号、密码、秘密集会之类的东西。让我们做一群坦诚的叛逆者。如果法兰西要除掉他，那就让我们大开杀戒，明刀明枪地干起来，而不是在这边设置什么圈套和陷阱。今天晚上，我说了，就在今天晚上动手。我说到做到，我会亲自上场。就在今天晚上，在他做仪式的时候动手。”

女士转过身，亲切地看着他。女人，无论怎样狡诈，怎样擅长谋划，但总是会对不拘泥于小节的英勇男士投去仰慕的目光。身材壮硕的男人骄傲地摸了摸自己上翘的小胡子。

“尊敬的上尉，”他说，他说话的声音很洪亮，但由于他自身具备的素质和修养，这话听起来还是很平和舒服的，“这次我同意你的看法。等待只是徒劳，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宫廷卫士做内应了，我绝对相信我们的这次行动是把握十足的。”

“今天晚上，”德罗尔斯上尉重复着强调，他再一次将拳头砸在桌子上，“你相信我，侯爵，我绝对会亲自动手的。”“但现在，”拥有庞大身躯的男子轻声道，“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我们还需要一个送信的人。让他把这个消息送到皇宫的侍卫手中，并且和他们商定一个暗号。跟随皇家马车出行的人，必须是我们自己的人。可是现在这个时候，谁才能把信送到皇宫的南门口呢？现在他正在南门口守卫，只要把信交到他的手上，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我去。”女士说。

“你，伯爵夫人？”侯爵扬了扬眉毛说，“你的奉献精神是值得赞扬的，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但……”

“听着！”小姐惊呼，她起身站好，双手撑住桌子，“就在这栋房子的阁楼里住着一个朴实的牧羊人，他温顺得就像是他放养的羊羔。我在楼梯间见过他两三次。因为我担心他所住的房间会靠我们太近，所以我才问了他住在哪里。只要我愿意，他就会折服于我。他现在正在阁楼里写诗，或许诗中的内容全部都是我的影子。我觉得我已经成了他的一个梦。只要我说一句话，他肯定会去办。就让他去皇宫里送信吧。”

侯爵从椅子上站起来，向她鞠了一躬，说：“请您容许我说完这句话，伯爵夫人。”他说，“我想说，您不仅有伟大的献身精神，您更具有伟大的智慧和脱俗的魅力。”

在阴谋的策划者们商量大事的时候，大卫正在为那首“楼梯间偶遇的恋人”的诗斟酌润色。突然，他听到了一声有一丝胆怯的敲门声。当他打开门时，他的心开始悸动。原来敲门的正是令他魂牵梦绕的她。那个女士在门口气喘吁吁的，睁大的双眼充满了孩童一般的天真和烂漫。

“先生，”她喘了一口气，继续说，“我遇到困难了，而且我相信您是善良而真诚的，所以我来向您求救。我不知道除了您，还能去找谁了。我跑过了好多条街道，甚至穿行于大摇大摆的男人们之间，才来到这里。先生，我的母亲已经奄奄一息了。我的舅舅在国王的宫殿里当警卫队长。现在我必须要带封信给他。我希望……”

“小姐，”大卫打断了她的话，他的眼睛里闪耀着为她服务的渴望，“您的希望已经为我插上了一对翅膀，您现在就告诉我怎么能找到他吧。”

这位女士将一个密封的信塞到了他的手中：“去皇宫的南门——南门，记住了——对守门的卫兵说：‘猎鹰已经出巢。’您把这句话对他讲，他就会放您进去。之后您继续重复这句话，直到有人回应您说：‘如果您想，就让您出巢吧。’这是接头的暗语，先生。听到这句话您就把信交给他。是我舅舅让我这样做的，您也知道现在国家的局势动荡不安，甚至有人想刺杀国王。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暗语，您是不能够获得在夜间进入皇宫的权利的。如果您可以把这封信交给我的舅舅，我想我的母亲就会在临死前看到他了，即便是去了，也会安息的。”

“给我吧，”大卫急切地说，“只是，这么晚了，我不能让您独自一人走在街上，我送您回家吧，我……”

“没关系，没关系——现在的每一分钟都像珠宝一样珍贵，您快去吧。”女士说，此时她的眼睛又眯成了一条缝，像极了阴险狡黠的吉卜赛女郎，“我以后一定会竭尽全力地向您表示感谢的，谢谢您的善良。”

诗人把信塞在了胸口的口袋中，大跨步地往楼下跑去。当他走后，女士当然是回到了楼下的房间。

侯爵粗大的眉毛显然在询问她事情办得怎样了。“他已经去了，”她说，“就像他自己放的羊一样，跑得很快，只是脑袋有些愚蠢。”

德罗尔斯上尉又一次地将拳头砸在了桌子上，震耳欲聋。

“我的天！”他喊道，“我忘记带我的手枪了，我只用得惯我自己的手枪！”

“拿着这支，”侯爵说着，从他的斗篷下面挥出手臂，随之带出了一把很大的手枪，上面还配有雕刻精致的银质徽章，闪闪发亮，“没有哪支枪比这支更值得信赖了。不过你可要好好地保护它，千万别丢了，因为上面有我的徽章和标记。再加上，早就有人怀疑我了。今天晚上我必须离开巴黎，明天早上我必须出现在我的城堡里面。再见，亲爱的伯爵夫人。”

侯爵猛地将蜡烛吹熄。这位女士也穿戴整齐跟随两位男士轻轻地走下楼梯，融进了康迪大街狭窄步行街的人流之中。

大卫加快了脚步。当他抵达皇宫的南门口时，有一名侍卫用枪抵着他的胸膛，但是他只说了一句话，侍卫就转身让开了。他说：“猎鹰已经出巢。”

“你可以通行了，兄弟，”侍卫说，“快去吧。”

在皇宫南面入口的台阶上，又有几个侍卫拦住了他，但同样地，这句暗语又一次显现出了神奇的魔力，让这几个人再次放过了他。其中有一个声音说：“如果他想……”还没等这个卫兵把话说完，一阵骚动在众多的卫兵中响起，这告诉他们有情况发生了。一个目光如炬而又敏锐的男人从一群人之中大步走了过来，并且查获了大卫手上的那封信。“跟我来。”他说完，便把大卫带进了一个大厅里。接着，他将信拆开，读了一遍。然后，他又向正在这里通行的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招了招手，说道：“泰德洛上尉，你把南面入口处和南大门的守卫都抓起来，关在秘密的地方。换上忠诚的守卫。”他又对大卫说：“跟我来。”

他们通过一条走廊和一个前厅，最后进到一个宽敞的屋子里。房间里有一个神情忧郁的人，他的穿着打扮也是暗色调，他坐在一张宽大的牛皮椅子上一言不发。卫士对这个人说：“陛下，我向您进谏，宫廷中到处都是内鬼，就如同下水道中的老鼠一般。然而陛下却认为我太过谨慎。现在这个人就是在许多门卫的纵容下，畅通无阻地走到了您的眼皮底下。我还在他的身上截获了一封密信。我已经把他带来这里了，陛下可能就不会再认为是我太过谨慎，或者捕风捉影了。”

“我自己来问他。”国王说，他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之后用混沌不清、慵懒的眼神看着他。诗人的膝盖已经弯曲了。“你从哪里来的？”国王问。

“从维尔诺伊村来的，在厄尔-卢瓦尔省，陛下。”

“那你为什么来巴黎？”

“我——我想成为一个诗人，陛下。”

“你在维尔诺伊是做什么的？”

“我帮我父亲照看羊群。”

国王又挪动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刚刚在他眼睛中蒙上的薄雾已经消失不见了。

“哦，在田间地头放羊！”

“是的，陛下。”

“你生活在田间地头，每当清晨的时候就会呼吸到最新鲜的空气，置身于绿草成茵之中。羊群在山坡上自由地吃草。你在溪流边喝水，在树荫下啃食着甜美的黑面包，毫无疑问，你还会听到小鸟们自由欢快地歌唱。是这样吗，牧羊人？”“是这样的，陛下。”大卫喘了一口气，说，“我还能听见蜜蜂在花朵上嗡嗡地采蜜，甚至有时还会有采葡萄的人传来一曲曲动听的山歌。”

“是的，是的，”国王有些烦躁地说，“是会听到这些，但主要还是能听见小鸟的歌唱。它们总是在树林里唱歌，对吗？”

“它们无处不在，陛下。在厄尔-卢瓦尔省的鸟叫声是最甜美的。我一直尝试着用一些动听的诗句去描写它们的叫声。”

“你现在可以朗诵一下那些诗句吗？”国王急切地问，“在很久以前，我也听过树林中的鸟叫声。如果谁能用文字正确地诠释出鸟叫声，那么它可比一个王国还要可贵。到了晚上，你把羊群赶回圈中，然后宁静安详地坐在椅子上，愉快地吃着面包，对吗？你现在还能朗诵出来那些诗句吗，牧羊人？”

“我这就给您朗诵一段，陛下。”大卫怀着崇敬的热情朗诵道：

懒惰的牧羊人，看看你的小羊，

它们跳跃，它们欣喜若狂；

看，羊毛在微风中摇曳舞蹈，

听，畜牧的神仙在吹奏着芦苇。

听，我们在树梢上呼喊，

看，我们在羊背上盘旋；

丰厚的羊毛为我们搭建起温暖的巢，

在枝叶间……

“启奏陛下，”一个刺耳的声音打断了大卫的朗诵，“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希望能问这个牧羊人几个问题。因为时间有限。臣渴望得到您的原谅，陛下，因为我实在为您的安全而焦虑，所以才敢冒犯。”

“我知道你的忠诚，杜马尔公爵，”国王说，“我不会因此降罪于你。”他又将身体全部倚靠在座位之中，眼睛里又蒙上了一层薄雾。

“首先，”公爵说，“我把他带的信读给您听。”

“今天晚上是太子的忌辰，如果他按照往常的惯例参加宗教仪式，为他儿子的灵魂祈祷的话，猎鹰就要出击到伊斯普拉那德大街。如果他的行动确定的话，就在宫殿西南角的房间点燃一盏红色的灯。猎鹰会注意观察，以此为信号。”

“农民，”公爵严厉地说，“这些话你都听清楚了吧。这就是这封信的内容，现在你可以告诉我，是谁让你把这封信带进来的？”

“公爵大人，”大卫真诚地说，“我会告诉您的。这封信是一位女士交给我的。她说，她的母亲生病了，生前的唯一心愿就是看看她的兄弟，也就是那位女士的舅舅。我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发誓，她绝对是一位美丽而温婉的女士。”

“那你描述一下这位女士的容貌吧，”公爵命令道，“说说她是怎么骗你的。”

“描述她的容貌！”大卫带着他标志性的笑容说，“您的这个要求，就等于让我用语言去创造一个奇迹。嗯，她很阳光，但是又不刺眼，就是那种在厚厚的树荫下透进来的阳光，温暖、舒服。她的身材苗条，亭亭玉立，走路的时候婀娜多姿。至于她美丽的双眸总是很神秘：时而很圆，时而又微睁，就好像是太阳偶尔被云层遮蔽，偷偷看着这个世界。当她出现的时候，就仿佛将人们带到了仙境；当她离开的时候，世间又变得混乱，但会有山楂花的香味留存。她亲自到康迪大街二十九号去找的我。”

“这栋房子，”公爵转向国王说，“我们一直在留意。而且这个诗人所描绘出来的图像，正是臭名昭著的库珀多伯爵夫人。”

“陛下、公爵，”大卫认真地说，“我希望我笨拙而低劣的语言没有诋毁她的容貌。我已经看过那位小姐的眼睛，我可以用我的生命起誓，她绝对是一位天使，不管那封信里写了些什么。”

公爵先是直勾勾地看着他，之后语速缓慢地说：“那你就亲自去证明。你可以假扮成国王，坐着马车去参加午夜的宗教仪式。你接受这个测试吗？”

大卫自信地笑了笑，说：“我看过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已经告诉了我什么是事实。就用你的方法去检验。”

还差半小时十二点的时候，杜马尔公爵带上自己的亲信，在宫殿西南角的房间中点亮了一盏红色的灯。当时间还有十分钟就到午夜的时候，大卫从头到脚已经装扮成国王的样子了，并且将头藏在宽大的斗篷下面。公爵搀扶着他的手臂，缓缓地从皇宫里走出来。在公爵的协助下，他登上了马车，在里面将门关好。马车向大教堂飞奔而去。

在伊斯普拉那德大街的转角处，泰德洛上尉已经带着二十人潜伏在那里。只要出现刺客，那么他们必定会进行反击，将其一网打尽。

但似乎出于某种原因，密谋者的策划作了轻微的改变。当皇家马车行驶到克里斯多夫大街的时候——此时距离伊斯普拉那德大街还差一个街区——德罗尔斯上尉突然发起了进攻。他带领的一群图谋刺杀国王的杀手一下子全都围了上来，弄得皇家车马队人仰马翻。车上的侍卫虽然对这个突然袭击感到吃惊，但也并非手足无措，他们立刻跳下马车，与这群人厮杀起来。惊天动地的搏斗声引起了泰德洛上尉的注意，他们飞快地赶来救援。但是，在此期间，疯狂的德罗尔斯上尉已经撞开了马车的门，并且用手枪抵着一身黑色衣服里面包裹的人，来不及阻止，子弹就发射了。

这时，忠诚于国王的援兵赶到，街道上响起了呼喊声、兵器交错的声音，还有受到惊吓的马匹。在马车里，那个瘫软在坐垫上的穷苦可怜的假国王兼诗人，已经被博普杜依斯侯爵大人手中的枪击毙了。

中间的道路

在行走了三里格笔直的道路后，出现了一个让人难以抉择的问题。在脚下这条小路的对面是横亘在小路尽头的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它与小路呈现出一个丁字路口。大卫站在路口，犹豫不决，最终他在路边停了下来。

他不知道眼前的每条路都通往什么地方，但是他似乎可以感觉到无论他选择哪一条路，都在充满机会的，同时也充满危险。他坐在路边，仰望天空的时候，突然注意到了一颗很闪亮的星星。这颗星星对他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他和伊冯娜两个人曾把这颗星星看做是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突然的睹物，必定会带来思人的后果，他开始想念伊冯娜，他开始质疑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太过冲动。只因为发生了几句争吵，就要离家出走，是不是太过幼稚。难道爱情就这样的不堪一击，难道因为爱产生的嫉妒也能打碎爱情吗？其实每一个看似很重的烦恼都会在一夜的沉淀后，随着清晨的来临而变得没那么重要。现在他还可以后悔，维尔诺伊村还在如孩子般甜美地酣睡，只要他回去，那么今晚的一切也就没有人知道。他的心里还是爱着伊冯娜的。并且在生他养他的故乡，他同样可以写出伟大的诗作，同样可以过得很快乐。大卫站起身，他挣脱了那些诱惑和令他不安的情绪，他毅然决然地转身，沿着来时的路走了回去。当他一脚迈进维尔诺伊的时候，那些离家出走的想法已经没有了一丝踪影。他路过羊圈，那群羊听到夜晚经过这里的主人的步伐，立刻向他拥了过来，它们快乐地跳着、蹦着，那感觉再熟悉不过了，这时他的心感受到了温暖。他小心翼翼地钻回自己的棚子，一纵身倒在了温暖舒适的床上。他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离家出走成功，他不用在陌生的道路上忍受痛苦。

他对女人的心思洞若观火！第二天的晚上，伊冯娜来到了路边的一个水井旁，这里是许多年轻人听牧师传播福音的地方。她默默地用余光寻找着大卫的身影，而且嘴角上还有一丝未完全消散的怒气。这一切在一旁的大卫都尽收眼底。他自己给自己鼓了鼓劲儿，走了过去，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宽恕。接着，在两个人一同回家的路上，他还得到了一个吻。

就在三个月之后，他们结为夫妻。大卫的父亲是一个机灵聪明、办事能力很强的人，所以他们家的家境自然也殷实许多。他的父亲为他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三里格外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一对恋人在整个村子里面人缘都很好，所以贺喜的人也络绎不绝。他们在草场上举行了舞会，还请来了德鲁克斯那里的杂技演员和木偶剧演员为大家演出。

在此之后的一年，大卫的父亲去世了。大卫继承了父亲的羊群和农舍。此外，他还拥有全村最贤良淑德的妻子。只要是伊冯娜擦洗过的奶桶和铜水壶，就一定锃光瓦亮，如果在阳光底下看，反射回来的光绝对晃得你的眼睛睁不开。但是，你必须把眼睛睁开了，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去参观他们家的院落：花坛里的花朵不仅娇艳美丽，而且如列队的士兵般整齐。只要你看见它们，保准会震惊。还有你得去听听她的歌，每一首都婉转悠长，那美妙的声音，即使你站在格鲁诺大伯的铁匠铺前面的那棵板栗树旁，也可以听得见。

可是从那一天起，大卫又重新翻动了那个很久没有被打开过的抽屉，他从里面抽出一张纸，然后又开始咬着笔头，思考着他的诗了。因为春天来了，春天总是会拨动每一个人的心弦。他一定是位诗人，因为伊冯娜已经被遗忘了。在春风覆盖过的大地上，一片生机盎然，这清新淡雅的美丽景色征服了他的心。丛林与绿草的香气使他充满了异样的情愫。以前他总是能在早上赶着羊群出门，在夜色降临的时候准时回到家里。可是现在，他躺在刚刚萌发出嫩芽的小树下，整个心思都在他的创作上。他忘我地创作着诗句，让羊群自由奔走，野狼当然看准了这个时机，便贪婪地叼走每一只小羊。

大卫的诗歌越写越多，但是能放的羊则是越来越少。伊冯娜随着羊的数量的减少，体重也在降低，增长的只有她的脾气，甚至还有尖酸刻薄的语言。她所清洗的奶桶和铜水壶已经逐渐了失去了光泽，只是她的眼睛还闪着光亮。她开始对诗人无止境地抱怨，因为他对于工作的怠慢，已经让羊的数量减少，也让整个家庭的经济不堪重负。大卫雇了个男孩来替他放羊，他则将自己关在农舍上面的小房间中，继续写诗。只是，这个被雇来的男孩，与大卫有同样的潜质，都会疏于对羊群的照顾。只不过他不写诗，而是睡觉。时间一长，野狼当然发现了写诗与睡觉对于它们来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所以羊的数量更加急剧的减少。是的，当然有增加的，还是伊冯娜的脾气。有时，她会站在院子中间，对着大卫写诗的窗口大声地咒骂，声音之大，即便站在格鲁诺大伯的铁匠铺前面的那棵板栗树旁，也可以听得见。

公证人M.帕皮诺是一位很善良和蔼的老头，并且极具生活的智慧，只是有些爱管闲事而已。他对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明辨是非、明察秋毫，只要是他目光所及的地方，就都逃不出他的法眼。所以，大卫家里的事情他也看得一清二楚。他找到大卫，深吸了一口鼻烟后，说：“米格诺特，我的朋友，曾经在你父亲的婚礼证书上盖章的人是我。但是我真的不希望，我还会在你的破产证书上盖章。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会十分悲痛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你现在正徘徊在破产的边缘。作为一个真正的朋友，我要对你说几句真心话，你要听好了。我知道，你已经迷上了作诗，如果我武断地制止你，那是我的不对。所以我介绍一个人给你。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他住在德鲁克斯，他的名字叫布里尔——乔治·布里尔。在他的房间里，满满堆放了一屋子的书籍。他博览群书、学富五车，而且每年都会去巴黎，同时他自己也写了很多书。他清楚地知道地下的墓穴是什么时候建造的，每一颗星星是怎样命名的，长着那种特别长的喙的鸟叫什么。至于对诗歌的了解，无论是形式还是含义他都了如指掌，就像你能清楚地辨别出羊的叫声一样。我可以写封信给他，只要你带着这封信去见他，并且将你的诗稿交给他看，那么你就知道你这条写作的路到底还要不要继续。或许到那时，你就会觉得让你的妻子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才是正确的选择。”

“请您现在就写信吧，”大卫说，“真遗憾，您为什么不早点说这件事。”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大卫就迫不及待地前往德鲁克斯了。当然，在他胳膊下面还夹着一卷自己十分珍惜的诗稿。大概中午的时候，他来到了布里尔先生的家门口，以示尊重，他在敲门前擦拭了鞋上的尘土。这位学识渊博的先生拆开了M.帕皮诺先生的信。他阅读文字的方式就如同阳光蒸发水分一样，用明亮的眼睛瞬时扫过信纸上的全部内容。他将大卫带到他的书房，在成堆的书籍中为他挪出了一小块可以坐下来的位置，就如海洋中的一座孤岛。

布里尔先生做事情总是很认真仔细的。面对有一指厚、横七竖八地被卷曲的诗稿，他没有一丝的不耐烦，甚至连眉头都没蹙一下。他将这些诗稿摊放在腿上，一丝不苟地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甚至已经把自己埋在了诗稿之中，就好像是一条钻入果子里面的虫子，努力地啃噬。

与此同时，大卫则坐在书海中漂荡。巨大的海浪让他失去了安全感，心脏开始剧烈地跳动。在这里没有导航员的帮助，也没有指南针的引航，他在心里很笃定地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肯定有一半的人在写书。

布里尔先生看完了书稿的最后一页，才慢慢抬起头，将眼镜摘下，用手帕擦了擦眼镜后问道：“我的老朋友M.帕皮诺的身体还好吧？”

“嗯，不错。”大卫回答。

“你家里现在还有几只羊，米格诺特先生？”

“三百零九只，我昨天才数过的。最近运气不好，羊群的损失很大，原来有八百五十只，现在只剩下这些了。”

“你已经成家了，而且生活得很舒适。羊群带给你的不仅仅有经济的价值。在赶着它们去吃草的同时，你可以呼吸到最新鲜的空气，在空闲的时光，你可以吃着甜美的面包。你甚至可以尽情地亲近自然，躺在自然的怀抱中，倾听枝头上小鸟欢快的歌唱。你能享受这一切，只是需要注意羊群的安全就可以了，对吗？”

“是的，没错。”大卫说。

“你写的诗，我读了。”布里尔先生继续说，只是眼睛一直游移在书海之中，总是没能定下来看着一个地方，好像是在海平线上寻找帆船的影子，“米格诺特先生，麻烦你现在从窗口看向窗外。你能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吗？”

“一只乌鸦。”大卫瞥了一眼窗外后回答。

“就是这只鸟，”布里尔先生说，“它能帮我讲明白一些事情。你应该了解乌鸦的习性和特点，米格诺特先生。它可以算是一位会飞的哲人，而天空就是它可以施展才华的地方。它因为顺从了命运的安排而感到心满意足。它有它自身的优势：它的目光敏锐，它的脚步轻盈，再没有其他的鸟类像它那样快乐了。它想要的，它已经全部得到了，所以它不会觊觎黄鹂的美丽羽毛，更不会因为没有而伤心。您一定听过大自然赋予乌鸦的嗓音吧，米格诺特先生？难道你觉得夜莺就一定比它快乐幸福吗？”

大卫站起身时，恰巧乌鸦发出了“哇哇”的刺耳叫声。

“很感谢您，布里尔先生，”他语气缓慢地说，“我只想问一个问题，难道在满耳的乌鸦的叫声中，就没有一个如同夜莺一样甜美动听的声音吗？”

布里尔先生叹了口气，说：“如果有，我一定不会漏掉的。你也看见了，我是逐字逐句地拜读了你的诗稿。还是将所有心思都放在牧羊上吧，这样至少你可以过诗一般的生活。小伙子，停止写诗吧。”“谢谢您，”大卫说，“我这就回去照看我的羊群。”

“如果你愿意留下和我共进午餐的话，”知识渊博的人说，“如果你还能听进去我的逆耳良言，我倒是还可以和你仔细分析一下这其中的道理。”

“不用了，”诗人坚定地拒绝道，“我想我还是回到田间地头，对着我的羊群哇哇大叫来的好些。”

大卫还是如往常一样，将诗稿夹在胳膊下面，拖着沉重的步伐往维尔诺伊走。刚刚进了村子，他便进了一家商店。这家商店店主的名字叫齐格勒，是从亚美尼亚来的犹太人。这家店铺所经营的物品琳琅满目，什么都有，只要是店主能弄到手的，就会在这些货架上出现。

“嗨，哥们儿，”大卫说，“最近森林里总是有野狼出没，我的好几只羊都被野狼吃了。我想买支枪，来保护我的羊群，你这里都有什么枪啊？”

“唉，说到这事儿，我还真得和您好好说说。不得不承认我的运气真是衰啊！米格诺特，我的朋友，”齐格勒说着，无奈地摊开双手，“我这儿有把手枪，想来只能便宜你了，价格只是原价的十分之一。这个东西是我上个星期从一个小贩那里买来的，这么说吧，其实我从那个小贩那里买了一马车的货品，这只是其中的一件。据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从一个王室侍卫的拍卖会上弄来的。那个拍卖会上拍卖的东西来自一个贵族世家，这还包括他的庄园和所有物品——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伯爵——只知道因为他刺杀了国王，所以家产都被查封了，所有的人都被发配了。其中被拍卖的就有几把做工精良的手枪。你看这支，简直都可以给太子王孙们用了！这样，你只需付四十法郎，我就把枪给你了。米格诺特，我的朋友，说起来，这笔生意我不仅没得赚，还赔了十法郎呢。不过，如果你还是想买火绳枪……”

“就它吧，”大卫顺手将钱扔在柜台上，又问道，“里面有子弹吗？”

“哦，我这就给你装上，”齐格勒说，“如果你能再加我十法郎，我还可以送你一包火药和子弹。”

就这样，大卫把手枪揣进外衣口袋里，回了家。正巧伊冯娜不在家，最近她总是喜欢往邻居家跑。不过，炉台上正生着火。大卫一把拽开炉台的门，把全部的诗稿都丢进了火堆中。熊熊的烈火烧得十分欢实，间杂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

“这是乌鸦的叫声！”诗人说。

做完这一切后，他回到阁楼上，把自己关在那个小房间里。此时，整个村子一片寂静，因此当那支巨大手枪发出巨响之后，足以让十几个人听到。听到巨响的人们一起赶来，寻着冒着青烟的阁楼窗口，他们找到了诗人。

可是，此时的诗人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赶过来的男人们笨手笨脚地将他平放在床上，又将尸体处理干净。他们觉得，如今能帮助这只可怜的黑乌鸦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他已经被撕裂的羽毛掩盖起来。村里的女人们小声地议论着，感叹着，无不表达着对诗人的怜悯和同情。还有几个人急匆匆地跑去给伊冯娜报信。

向来爱管闲事的M.帕皮诺也听到了枪声，并且在第一时间赶了过来。他也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人之一。他拿起那支手枪，仔细地辨认了枪座上的银质徽章。随后，他的神情变得十分复杂，那神态看上去，既充满了对这支精美手枪的赞赏，又充满了对死者的同情。

“从这支枪上的徽章和纹饰来看，”他对旁边的牧师轻声耳语，“是博普杜依斯侯爵的。”

宝  藏

世界上有很多种傻瓜，他们犯傻的方式却是五花八门。好了，现在请大家坐好，不要动，直到我叫到谁的名字，谁再起立。我在每件事情上都像个傻瓜，但除了一件事。我挥霍无度，我期盼一桩婚姻，我赌扑克，我在草坪上玩网球，我搞投机，最后我终于花光了所有的遗产，与金钱就此分手了。但是还有一种角色，就是那个头上戴铃铛的，时时都会成为人们笑料的寻宝者，我还没有尝试过。只有很少的人才会迷恋上这项活动，但是每一位追随点石成金的迈达斯国王的人，都会认为寻宝才是最刺激和愉快的事情。

我还要先说一些别的事情——蹩脚的作者都是这样的——我还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傻瓜。当我第一次见到梅·玛莎·曼格姆时，我的心就沦陷了。她刚好十八岁，美丽白皙的皮肤就像钢琴的白色键盘，容貌甜美、纯净，就像被人施了巫术的天使，被迫生活在得克萨斯草原上的这座小镇中。她的身上有一种奇异的气质和魅力，单凭她的美貌和气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摘取比利时国王或者其他任何国王宝座上的红宝石。倘若她想这样做，就如同摘个草莓一样简单。只是她却不知道自己的魅力，而我也没有告诉她。

我明确地知道自己的想法，我想得到梅·玛莎·曼格姆。我要娶她，我要一生与她厮守。她可以每天晚上都把我的烟袋和拖鞋藏到我找不到的地方。

梅·玛莎的父亲与她截然不同，他留着浓密的胡子，戴着眼镜，这两样在脸上的东西就足以把他的脸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了。他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昆虫，为了蝴蝶，为了天上飞的，为了地上爬的，为了那些能钻进人们领口的，或是黄油中的那些昆虫。他是一位昆虫学家，或者是作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学家。他这一生都在做着一件事：捕捉它们，用大头钉固定它们，给它们命名。

他家里只有他和玛莎两口人。玛莎除了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外，还为那些浸泡昆虫的瓶子加满酒精。所以，他对玛莎视若珍宝，把她当做他最精致的人类标本。据说，科学家们都是忽略生活的。

除了我，还有一个人对梅·玛莎·曼格姆虎视眈眈。那个人叫做古德罗·班克斯。他刚刚大学毕业回到家。他熟悉课本，只要是书上写的，无论是拉丁文、希腊文、哲学，还是高等数学与逻辑学，他都了如指掌。

如果他不那么高调，总在众人面前卖弄自己的学问的话，我想我会喜欢他的。不过即便如此，他或许仍然认为，我和他是好朋友。只要有空，我们就凑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想从对方的口中寻找些关于梅·玛莎·曼格姆的真实想法的蛛丝马迹。或许这不完全对，因为古德罗·班克斯才不会轻易上当呢，这是情敌之间应有的防备。

或许你每次见到古德罗的时候，都会想起书籍、礼貌、文化、才智，还有衣着。而看见我则会想到垒球和每周五晚上的辩论会——这些对于我来说就算是我的文化了——或许你还会想到一个马术高手。

但不管怎样，我们在彼此交谈，或者是我们和 梅·玛莎·曼格姆一同聊天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中没有一个人能感觉到梅·玛莎·曼格姆的心会偏向于哪一方。梅·玛莎·曼格姆的性格就是这样，她从不主动表达自己明确的想法，她只是躺在摇篮中，让别人去揣测。

我已经说过，曼格姆老爷子是不可能洞察这一切的。很长时间之后，他才在某一天发现——肯定是一只蝴蝶告诉他的——有两个小伙子正在费尽心思地捕捉那个将他的生活照料得十分妥帖的姑娘，也就是他的女儿，或者也可以说是法律上的附属品。

我发誓，我从没见过这位科学家居然可以如此自如地应对这种生活上的事情。曼格姆老爷子已经在表述中把我和古德罗归类到最低等的脊椎动物的纲目中，他是用英语说的，没有使用晦涩难懂的拉丁文。哦，对于拉丁文，我就知道这么一句——“奥格托里斯，赫尔维蒂之王。”他警告我们不许再出现在他家门口，倘若他再看见我们在此转悠，他一定会抓住我们，并且将我们制作成标本。

古德罗·班克斯和我为了避风头，消停了五天。等我们整理好心情再次踏访她家的时候，梅·玛莎·曼格姆和她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搬家了！原本这栋房子只是他们租住的，现在大门紧锁，他们的行李、财产也都被搬走了。

梅·玛莎·曼格姆没有给我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留下些文字或口信。在山楂树上，没有随风飘动的白色字条；在门柱上，没有用粉笔写下的记号；在邮局里，没有一张属于我们的明信片。毫无提示。

两个月的时间，我和古德罗动用了我们所有的脑细胞，分头追寻那两个人的踪迹。我们去询问火车站的售票员和火车上的乘务员，我们和出租马车的人套近乎，我们甚至和小镇上的警察拉关系，但结果仍旧让人失望。

就这样，我和古德罗成了比任何时候都要亲密的朋友，当然也是敌人。我们每天干完活儿，都会聚到斯奈德酒馆后面的房间里，玩玩牌、聊聊天。但每句话都包含着刺探，彼此都想从对方的口中得到新的消息。情敌之间就该是这样的。

古德罗·班克斯总是用打击别人的方式来凸显自己的博学，他把我定义为只读“简·瑞真可怜，她的小鸟儿死掉了，没有可以玩的东西了”这样文字的人。不过我还是挺喜欢古德罗的。像他看不起我一样，我也同样看不上他在大学里学来的东西，而且我向来与人为善，所以我也就忍受了他的嘲讽。再者说，我见他的主要目的是想打探梅·玛莎·曼格姆的消息，其实这才是耐心的原动力。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聊天，他对我说：“埃德，就算你能找到她，那又能怎样呢？曼格姆小姐很有头脑，虽然她很单纯，但她注定应该享受更有品位的生活，而这些你都无法提供。我和许多人交谈过，但是没有人能像她一样真正地领会古诗的精髓，以及那些吸收到古人的精华，并将其发展的现代文人的魅力。你难道不觉得你是在浪费时间吗？”

“我认为的幸福生活，”我说，“就是在得克萨斯草原上有一栋属于自己的，八个房间的房子。房子临水而建，周围种上橡树，葱郁而轻灵。客厅里，”我继续说，“放着一架可以自己演奏的钢琴，牧场里有三千头牛。然而，这只是个开始。一辆四轮的马车，和一匹听话的小马随时听从‘女主人’——也就是梅·玛莎·曼格姆的差遣。她可以动用每一分钱，只要她喜欢，牧场里赚来的钱她都可以用。我将和她白头到老，她可以每天晚上都把我的烟袋和拖鞋藏到一个我找不到的地方。幸福的生活，”我说，“就是这样的。而你所学的课程，哲学之类的玩意就连一颗无花果——一颗干瘪的、拿来摆地摊售卖的无花果都不如。”

“她应该享受更有品位的生活。”古德罗·班克斯又强调了一遍。

“好了，不管她该过怎样的生活了，”我回答说，“现在的问题是她失踪了。我们现在需要想尽办法找到她，可是你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却一点用都没有。”

“这牌没法玩下去了。”古德罗扔下手里的牌说。然后我们便开始一起喝啤酒。

在这之后没有几天的时间，我认识的一个年轻的农民来到了镇上。他给我带来了一张蓝色的被折好的纸。他说，他的爷爷刚刚去世。我硬撑着没有流泪。他接着说，他爷爷已经将这张纸保存了二十年，并且把它作为遗产的一部分留给了后人。除了这张纸，还有两头驴和一片不能用来种田的土地。这张纸上标注的日期是1863年6月14日，这种纸张通行于废除奴隶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战争的时期。上面画的是价值三十万美元的金币和银币的藏埋地点。老朗德尔——也就是山姆的祖父——这个宝藏的信息来源于一位西班牙的传教士，他曾亲自参加了埋藏宝藏的事情，许多年以前——哦，应该是在此之后的几年——这位传教士在老朗德尔家中去世了。而眼前的这张纸就是老朗德尔根据传教士的说法记录下来的。

“你父亲为什么不自己去寻找这笔钱呢？”我问小朗德尔。

“他还没来得及动身，眼睛就看不见了。”他说。

“那为什么你不去找呢？”我又问。

“唉，”他说，“虽然我是十年前知道的这张藏宝图，但是春天我要犁地，秋天我要在玉米地里割草，然后为牲口准备过冬的饲料，到了冬天又哪儿都去不了了。这么一年一年，很快这十年就过去了。”我觉得他的话很可信，所以便决定和他一起探寻宝藏。不过图纸画得很粗糙。驮着宝藏的骡队是从多洛雷斯县的一个非常古老的西班牙传教士的基地出发的。他们按照指南针的指示，一路向南行，最终到了阿拉米托河。他们蹚过河水，把宝藏藏在两座大山中间的一座小山顶上，这个小山有点像马鞍的形状。在埋藏地的上面，还堆了一些石头做记号。但是就在几天后，那些埋藏宝藏的人被印第安人杀害了，只有西班牙传教士侥幸逃了出来。所以，我认为这个独家的寻宝图实在真实不过了。

李·朗德尔提议再买一套野营用的装备，之后雇用一个勘测员，让他测量出西班牙传教士的地基到宝藏埋藏地的线路图。再之后就是拿到那三十万美元的金币和银币，到沃斯堡游山玩水。不过，虽然我没读过太多的书，但是我仍旧想出了一个既能节省成本，又能减少时间的方法。

我们去了州土地局，请工作人员绘制了一张所谓的简图，就是从老传教基地到阿拉米托河一带的地图。我在地图上画了一条越过阿拉米托河的通向正南方的直线。这张简图上注明了每条测量路线的实际长度和所在区域。我们凭借着这些，在河岸上找到了那个通往山涧的起点。然后，将这个点与罗斯安尼莫斯五里格测量图上的一个重要的，以及确定的地区连接在一起——这就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的授地。这样做，我们就不用再聘请勘测员进行全部路程的勘测了，所以可以节省不少开支和时间。

李·朗德尔和我架好一辆马车，使用两匹马拉的大车，装上我们所有的行囊，行驶了七百四十九英里，最终来到了距离我们要去的地点最近的城镇——奇科镇。我们又找到了当地勘测局的代理人，让他帮助我们找到了罗斯安尼莫斯测量图上的区域，之后又按照我们自己绘制的地图上要求的向西走了五千七百二十瓦拉(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长度单位，一瓦拉相当于三十二至四十三英寸不等)的路程，并在找到的地方放了块石头留作记号。接着，负责勘测的人喝了杯咖啡，吃了培根，之后跟一班邮递车回奇科镇了。

我越来越确信我们可以找到那三十万的宝藏了。但李·朗德尔只能分到三分之一，因为这次寻宝的所有费用都是我来支付的。如果能顺利拿到二十万，倘若梅·玛莎·曼格姆还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就一定会找到她，并且用这笔钱把曼格姆老爷子喜欢的所有蝴蝶都抓进鸽笼里。只要我能找到宝藏！但是现在，我必须和李·朗德尔搭起营帐了。在河的对岸有非常密集的雪松，它们覆盖着十几个小山脉，然而却没有一座小山像马鞍的形状。不过这不会阻止我们寻宝的信念，山的外形只是用来迷幻视觉的，或许马鞍形状只是一个美好的形容，只存在于一个旁观者的眼中。

我们一起研究那些雪松掩盖的小山，就像那些女士精心挑拣跳蚤时一样。我们沿着河岸，在两英里的范围内研究着每一座小山的侧面、顶部、四周、平均高度、倾斜角度、坡度，乃至凸凹处。我们就这样花了整整四天的时间。最终，我们套好那两匹杂色的和深栗色的马，拉着我们剩下的咖啡和培根，回到了一百四十九英里外的康卓市区。李·朗德尔在回程的路上咀嚼了很多烟草，而我则忙着驾驶马车，因为我归心似箭。

乘兴而去，空手而归。不久，我就又在斯奈德酒馆后面的屋子和古德罗·班克斯会面了。同样的，我们玩骨牌、套话。我告诉了他，我去寻找宝藏的事。

“如果我可以发现那价值三十万美元的宝藏，”我对他说，“我就可以踏遍全球，寻找梅·玛莎·曼格姆了。”

“她应该享受更高品位的生活。”古德罗说，“我自己可以找到她。但是你可以和我讲一讲，那个宝藏是怎么被轻率地埋藏，之后你又是怎么去挖掘的呢？”

我告诉了他每个细节，还把那个简约的地图递给他，上面清楚明了地标明了路线和距离。但是，他只是看了这张地图一眼，便开始将身体向后靠在椅子上，大笑不止。那一定是在大学时学习过的大笑，因为他的笑声中满是嘲讽和轻蔑，充满了优越感。

“嗯，你真是个大傻瓜，吉姆。”他勉强克制了自己的大笑，对我说。

“该你下注了。”我说着，并且用手指掐住我两边都是六点的牌，耐心地等待。

“二十。”古德罗说，他用粉笔在桌子上画了个十字。

“为什么我是傻瓜？”我问道，“在许多地方都曾发现过宝藏。”

“因为，”他说，“在计算河上的那个起点时，你忽略了一个问题，这让你所有的工作都是无用功了。你应该考虑到磁差，在那里的磁差应该是向西偏九度。把你的铅笔给我。”古德罗·班克斯立刻就在一张信封的背面计算起来“从西班牙的传教基地，从北往南的距离，”他说，“正好是二十二英里。根据你所说的，这条线是按照袖珍的罗盘画出来的。那么，你应该把罗盘的磁差考虑进去。所以你寻宝的地点，应该是在你实际到达的地方，也就是沿着阿拉米托河岸再往西六英里九百四十五瓦拉的地方。哦，你真是个傻瓜，吉姆！”

“你是说什么变化？”我问道，“我认为数字从不会说谎。”

“是罗盘上磁差的变化，”古德罗说，“也就是磁针与真正子午线之间的夹角。”

他用一种高高在上的方式微笑着，然后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寻宝的念头，并且跃跃欲试，表情贪婪。

“有时候，”他对着空气，就像一位预言家似的说，“这些藏匿宝藏的古老传说，也并非全无根据。假如你可以让我看看那张藏宝图，看看具体的位置，也许我们可以一起……”结果，古德罗·班克斯和我原本是情场上的对手，却变成了冒险的同伴。我们从奇科镇出发，那里是距离铁路线最近的小城，也就是亨特斯堡塔驿站。到了奇科镇，我们雇了一辆有弹簧和车篷的旅行马车，并且装上了我们的野营用具。我们同样雇用了上次的那位勘测员，接着按照古德罗的磁差理论，修订好正确的方位，重新测定了路线。在之后，那位勘测员完成使命回去了。

夜幕降临时，我们才到达目的地。我喂了马匹，并且在距离河岸不远的地方生起了篝火，烹饪了晚餐。本来古德罗应该一起帮忙做的，但是在大学的课堂上没有人教他该怎么做这些实用的工作。

不过，在我做着实用工作的时候，他却能用古人留下的经典思想逗我开心。他引用了许多来自希腊的译文。

“阿那克里翁，”他解释道，“这是曼格姆小姐最喜欢的一篇文章——就是我刚才背诵的那篇。”

“她真的应该享受更有品位的生活。”他依旧重复着那句话。

“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古德罗问道，“除了古典文学所构造出来的知识与文化的氛围，还有什么能让人感受到生活的品位吗？你时常看不起教育，甚至谴责它。但是只因为你缺少基本的数学常识，让你之前的努力都变成了徒劳，不是吗？如果不是我的知识帮助你，指出你之前的错误，那么你还需要浪费多少时间才能找到宝藏呢？”

“我们还是观察一下对面的那些山吧，首先，”我说，“看看我们有什么发现。因为我仍然怀疑你的磁差理论。我一直相信指南针的指针始终对着正北。”

第二天清晨，六月的阳光温暖而灿烂。我们起得很早，吃过了早饭。古德罗被眼前的美景吸引住了，我负责烤培根，而他则负责朗诵——嗯，大概是济慈的诗，要么就是凯利的，当然也可能是雪莱的。这条河，其实如同小溪一样，我们已经准备好蹚水到对岸，去寻找那座被雪松掩盖住的小山了。

“我的好尤里西斯，”在我洗早餐用过的盘子时，古德罗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对我说，“让我再看一看那张让人心醉神迷的藏宝图吧。我记得它给我们的线索是一座马鞍形的小山。可是我从没看过马鞍，马鞍是什么形状的，吉姆？”

“这次文化分文不值了吧，”我说，“我看见了就知道。”

古德罗看着老朗德尔留下的那张藏宝图，突然咒骂了一句。

“你来，”他说，并且把藏宝图对着阳光，“看。”他用手指指着一个地方给我看。我看见那张蓝色的纸上面有一行颜色较浅，但很清晰的文字和数字：莫尔文，一八九八。说实话，在此之前我还真没注意到这些文字的存在。

“这行文字怎么了？”我问。

“这是水印。”古德罗说，“水印表示这张纸的出厂时间是1898年。可是藏宝图的落款时间却是1863年。这张藏宝图是假的！”

“哦，不会吧，”我说，“朗德尔一家向来都很忠厚老实，他们一家都没有受过教育，只是淳朴的乡下人。或许这是生产商的一个错误，或是他们的骗局。”

这时，古德罗大发脾气，当然是在他的文化许可内的最火暴的发泄方式。他摘下眼镜，目视着我。

“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傻瓜。”他说，“你自己被别人耍了就算了，居然还来愚弄我？”

“我怎么可能是故意在愚弄你呢？”我反问。

“无知，是你的无知欺骗了我……”他说，“在你整个计划中，我发现了两大纰漏。但是，只要是上过小学，你就不至于犯下如此荒谬的错误。另外，”他继续说，“让这场寻宝的游戏见鬼去吧。我已经花了不少冤枉钱了，我可不愿继续当冤大头，我不干了。”

我站起来，手里握着一个刚从洗碗水里拣出来的勺子，并用它指着他问：“古德罗·班克斯，在我眼里你所受到的教育分文不值，就连这颗半生不熟的豆子的价值都赶不上。倘若是别人我还可以容忍，但是对于你，我真的受够了，我鄙视你。你所谓的学识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了？它只是欺辱了你的朋友，让你的朋友讨厌你。走吧！”我说，“带着你的磁差和水印走得远远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无法阻止我寻宝的决心。”

我用勺子指着河对岸的一个马鞍形的小山说：“一会儿，我就要到那座山上去寻宝。你现在给我一句话，是去，还是不去。如果水印和磁差让你选择放弃，那么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寻宝者。现在立刻就给我一个最后的决定。”

恰巧此时，在河边的土路上，扬起一团白色的灰尘，并且向这边径直过来。那是赫斯帕卢斯去奇科镇的邮车。古德罗拦住了它。

“这个荒唐的行为与我再无关系。”他依旧很愤怒地说，“只有傻瓜才会把那张虚假的破图当成宝贝。就这样吧，你一向都是傻瓜，吉姆。你就留下来继续当你的傻瓜吧，与我无关。”

他麻利地收拾了自己的东西，爬上了邮车，神经质地推了推他的眼镜框，随着一片白色的粉尘消失了。

我继续洗好了盘子，把马牵到一片有嫩草的地方拴好，然后蹚水到对岸，穿过茂密的松柏树林，爬上了那座形似马鞍状的小山的顶端。那一天应该是六月里最美好的一天。在我的一生中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鸟，还有这么多的蝴蝶、蜻蜓、蚱蜢——总之是所有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带翅膀或带刺的昆虫。

我将这座小山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地勘察个遍，但是始终没有发现与宝藏沾上一点边儿的事物。没有藏宝图上标记的乱石堆，树上也没有留作记号的人工划痕，那三十万的宝藏连个皮毛都看不到。

在凉爽的下午我登上了山顶。当我走过一片松树林时，突然之间步入了一个美丽的画面中。绿色的山谷中流淌着一条小溪，最终与阿拉米托河相聚。在那里，我看到一个野人一样的家伙，他蓬头垢面，脸上蓄着长长的胡子，衣衫褴褛，正在陆地上捕捉一只挥舞着翅膀的巨型蝴蝶。“也许他是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我心想。他怎么会来到这么一个远离教育和知识的地方呢？我始终没有答案。

然后，我又向前走了几步，看到小溪的旁边有一个用藤条掩盖的小屋。在一个小块草地上，我看到梅·玛莎·曼格姆正在摘野花。她站起身，看着我。我第一次看到她那如同白色琴键的脸，开始变成粉红色。我朝她走去，静静地无须言语。她手中刚刚收集的野花，如同涓涓细流般散落一地。

“我知道你会来，吉姆，”她清清楚楚地说道，“我父亲不让我写信给你，但我知道你会来。”接下来的事情我想你们已经猜到了。我的旅行车和马匹就在河对岸。

我常常想知道一个人为什么要受那么多的教育——如果他们不能很好地利用它们的话。如果他们的学识都被别人所用，那么又何苦去受教呢？

梅·玛莎·曼格姆和我长相厮守了。我们有一栋八个房间的房子，还有可以自己演奏歌曲的钢琴，围栏里还有许多牛，当然它们正在向三千的数字发展。

当我晚上骑马回家时，她已经把我的拖鞋和烟袋藏起来了，我找不到它们。

但是谁在乎这一点呢？——谁在乎？

爱情信使

在每年的这个时节，在这个时节的这个时间，公园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名游客。然而在公园小路旁的长椅上，却安坐着一位姑娘。或许她只是一时兴起，想抢在别人的前面，好好欣赏一下早春的景色。

姑娘安静地坐着，一动不动，她在沉思着什么，因为她的脸上写满了忧虑。想必让她忧心忡忡的事情应该是最近发生的，至少她那美丽的脸廓和线条依旧分明的双唇，没有因为思虑和伤心过度而有丝毫的损耗。

一位身材瘦长的男士此时正沿着女孩座位旁边的小路往这边走，速度很快地穿过了花园；男士身旁还有一个小男孩，帮男士提着一个手提箱。当男士看到长椅上的姑娘时，脸色时白时红的。他一边走，一边用眼睛搜索着姑娘脸上的表情，心情十分忐忑，眼睛里充满期盼和不安。男士距离她只有几百米了，但是那位姑娘依然沉浸在思索和痛苦之中，没有一丝迹象表明她意识到了他的出现。当男士又向前走到只距离那姑娘四五十米的时候，他猛然停住了脚步，选择坐在另一个长椅上。小男孩也跟着停了下来，只是一双机灵发亮的眼睛疑惑地看着男士。

这时，男士从兜里掏出个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手帕很淡雅，男士的额头很漂亮，男士真的很英俊。他对小男孩说：“你看到那位坐在长椅上的姑娘了吗？我想让你帮我传个话，告诉她，我正要去赶火车，前往旧金山。我要去参加阿拉斯加驼鹿猎捕队。告诉她，我尊重她的禁令，不能和她说话，不能给她写信，所以我只能选择这个方式最后一次恳请她：请她看在我们过去的海誓山盟上，别意气用事。告诉她，憎恨一个人、抛弃一个人，却不告诉那个人原因，不给对方解释辩白的机会，这简直不是她的做事方式，我不相信她是这样独断专行的人。告诉她——或许我以这样的方式与她交流也是不被允许的，但我只是希望她能够理智一些，选择更加正确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好了，就这样告诉她吧。”

男士说完，给了小男孩一枚五角的硬币。小男孩的脸上满是污迹，却掩盖不住他那聪明相和闪闪发光的机智的眼睛。小男孩看了看男士，之后便转身跑向那位姑娘。当他靠近那位姑娘时，尽管有些疑虑，却没有表现出很慌张。他先用手抬了一下自己头上的旧方格呢帽的帽檐，这种帽子只有骑自行车的时候才戴。姑娘则不带有任何情感地看着他。她没讨厌他的到来，但也没对此有什么期盼。

“小姐，”小男孩说，“坐在那边长椅上的先生让我过来给您唱首歌，跳个舞。您认识那位先生吗？如果他只是想调戏您，那么三分钟之内我就可以帮您把警察叫来，只要您的一句话。但如果您认识他，那我觉得他倒是一位很老实的人，我就可以把他让我给您带的那些废话一五一十地告诉您了。”

姑娘听小男孩这么一说，脸上露出了好奇的模样。“唱歌、跳舞吗？”她说话的时候语气温婉，声音甜美，就连节奏也刚刚好，即便语言中有一丝嘲讽，却如同用一层薄薄的丝绸包裹着，若隐若现，“这倒有点意思，那就唱一个舒缓的曲子吧。至于那个让你传话的人，我在之前是认识的，所以就不用去叫警察了。你现在可以唱歌跳舞了，只是声音不要太大，免得招来别人的围观。现在可不是玩杂耍的时候。”

“哦！”小男孩说话的时候，身体随着双肩耸动了一下，“小姐，您一定看得出其实我的主要目的不是要表演节目。我只是想把他唠叨的一些话说给您听。那位先生让我告诉您，他已经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打包到箱子里了，因为他要去旧金山，之后到克朗代克达去打雪鸥。他说您给他下了禁令：不许他再送花言巧语的书信，也不许他出现在您家的花园门口，所以他才想出让我传话的办法，阐述自己的冤情。他说您将他一脚踢开，却没告诉他任何原因，也没给他一个辩驳的机会，这让他很受伤害。”

这个时候，姑娘眼中原有的好奇和兴趣丝毫未减，或许是那位马上要去猎捕雪鸥的男士的创意让她心生了一丝好感，或许是这个男士的执着和勇敢打动了她。总之，这位姑娘打破了那些原有的禁令，她继续以这种方式交谈了。她的目光落在公园里一座愁眉不展的塑像上，她对这个小使者说：“你去告诉那位先生，他应该最了解我的理想是什么，我没有必要再次和他强调了。而这件事只是让我更加确定了我最崇尚的就是忠诚和坦白。你去告诉他，我是一个正常人，虽然我的内心也有柔软的地方，但我的信仰不会因为软弱而妥协，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一个怎样的人陪伴终身。这也就是我不听他任何解释的原因。我不会无理取闹，单凭一些道听途说而去指责他的行为。但是现在他明明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还明知故问。所以你不妨告诉他，那天晚上我本想为我的母亲摘一枝玫瑰花，但当我走进温室后门的时候，却看见他和阿什伯顿小姐两个人在粉红色的夹竹桃下面。那可真是一幅醉人的画面啊，两个人相拥在一起，画面真是绝美，一切尽收眼底，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任何解释都是软弱无力的。所以，我静静地离开了温室，同时远离的还有我的玫瑰和誓言。现在你可以把这段歌舞表演再带回去给那位先生了。”

“很抱歉，小姐。我有一个词没听懂，那个相……拥……是什么意思？”

“相拥——你也可以理解成拥抱，或者身体挨得很近，总之就是两个人将彼此的身体挨得最淋漓尽致的程度。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小男孩又一次拔腿就跑，身后带起了一溜灰尘和碎小的石子，转瞬间就来到了那位男士的面前。男士用急切的目光等待着这个使者的回音。小男孩真可称得上是一位出色的翻译，他从心里到眼睛都具有十分敏锐和客观的判断力。

“那位小姐说，因为她知道她抵挡不住一个骗子的花言巧语，担心自己因为一时的心软而上当，所以她宁可选择不听任何解释。她说，她亲眼看见你在温室里抱着另外一个妞儿。她是从后门进去的，本来是想为母亲摘玫瑰花的，却看到你和那个妞儿腻歪在一起。她说那个画面很精彩，只不过让她觉得很恶心。她说让你去赶你的火车吧。”

男士听到这里，反倒轻松地吹了个口哨，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智慧的光芒。他灵机一动，迅速从外衣的口袋里掏出来一打信。他从中挑选了一封，之后递到小男孩的手上，又从衬衣里拿出来一枚硬币给他。他对小男孩说：“你帮我把这封信送给那位小姐，务必让她读一下。另外，帮我告诉她，这封信可以把那件事完全解释清楚。你告诉她，在坚持理想的同时如果能多给予理想一丝信任的话，那么她就可以避免这种无谓的心痛了。另外，还请你转告她，我同样誓死捍卫着那份忠贞，并且至死不渝；请务必对她说，我等待她最终的判罚。”

这位爱情的信使随即又来到了姑娘的身边。他对姑娘说：“那位先生说，你的凭空猜想真的是冤枉他了。他说他不是那种装腔作势、虚情假意的人。小姐，这儿有一封信您看一下吧。我只想说你没有爱错人，他确实是个好人。”

姑娘接过信，半信半疑地将信打开。信的内容是：

亲爱的阿诺尔特先生：

我十分感谢上周五晚上，您对我女儿的及时抢救。再一次感谢您的仁慈与精湛的医术。她在沃尔德伦太太的晚宴中心脏病突发，若不是您及时赶到，扶住了她，她必定会晕倒在温室中；若不是您及时、恰当的抢救，我们恐怕已经失去这个女儿了。在这里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如果您能来寒舍，继续为小女治疗疾病，那我将备感荣幸。

永远感谢您的罗伯特·阿什伯顿

姑娘看完信，仔细地将信叠好后交给那个小男孩。小男孩说：“小姐，那位先生正在等待您的回复呢。我该怎么对他说呢？”

姑娘将头抬起，一双盈满泪光的双眼望了那位男士一下，眼角的笑容却溢于言表。她的声音有些微微的颤抖，但能听得出激动里面的欢喜，她说：“小信使，麻烦你告诉那位男士，他的姑娘让他过来。”

红毛酋长的赎金

这看起来倒是个好买卖，不过，你得等我把话说完。故事发生在我们——我和比尔·德里斯科尔——南下的途中，当时，我们正途经阿拉巴马，这个绑票的念头就在我们的头脑里产生了。后来，比尔称这一时兴起的念头是“一时糊涂”，不过在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

那一区域有个小镇，地势平坦，看上去犹如一张大饼，说来可笑，名字还叫顶峰镇。镇上住的都是一些丰衣足食的农民，所以，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住在这里的人生活得多么自在。

原本，我和比尔打算合伙在伊利诺斯西部地区买块黑市地，可是我俩身上总共只有六百多块钱的资金，而要实现这一计划，少说也得再有两千块钱才够用。无奈之下，我们便在旅馆门口的台阶上坐下来商量。我们聊到，乡村集镇上的居民通常都特别疼爱孩子，如此，再加上另外一些因素，在这里绑票相比较而言是很容易得手的，不像那些周遭有报纸杂志出版的地方，一旦有点风吹草动就会被一些记者搅得沸沸扬扬。我们当然也知道，顶峰镇有几名警察，或许还有几条懒狗，案发后镇子上的《农民周报》也可能登出一两篇文章，不过就凭这么点力量想要抓住我们是很困难的。综上所讲，这无疑是个好买卖。

经过一番了解，我们打算将镇上的头面人物埃比尼泽·多尔斯特的独生子作为我们的目标。这位父亲在当地很有地位，他经营建筑业，是个严肃认真的生意人，不过他也很吝啬。男孩子大概十多岁的样子，脸上有些雀斑，头发的颜色就像我们平时赶火车时在报摊上买到的杂志封面。我和比尔都认为，埃比尼泽怎么也得给两千块钱的赎金来救他的儿子吧，不过你别着急，还是等我把话说完吧。

在距离顶峰镇大约两英里路的地方，有座草木茂密的小山。那座山的后面有个岩洞，里面储藏着我们的食品。

那天，太阳已经落山，临近傍晚的时候，我们驾着一辆马车从老多尔斯特的家门口经过，发现那男孩正在街上，手里拿着石子朝对面人家栅栏上的一只小猫身上扔。

“喂，小家伙！”比尔向那孩子打招呼说，“你想不想吃糖果，或者坐在车上兜兜风？”

那男孩没说话，一甩手，就用一块砖头子儿击中了比尔的眼睛，动作很是利落。

“就冲你这么一下子，你那老子得额外多给五百块钱。”比尔愤愤说着下了车。

小家伙还挺有气势，像头半大不小的熊一般揪住我们就是一阵撕打，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最终的结果是他被马车带离了顶峰镇。我们带着他到了山洞，然后由我负责将马栓进树林，并在天黑以后再驾车赶到三英里以外的一个小村子将租来的马车还掉，一切妥当之后我又步行回山。

等我回去时，比尔正在往脸上受伤的地方涂着膏药。洞口那块大石头后面已经生起火，而男孩则默默地守在一旁看着一壶煮开的咖啡。他的红头发上插了两根鸟的尾毛。等我走进他身边时，他突然举起手中的树枝指着我说：“哈哈！该死的白脸皮，你竟敢走进平原魔王红毛酋长的营地？”

“他现在很好，”比尔说，然后卷起裤脚看看腿上的伤痕，“我们扮演印第安人来玩。我们要让这个小家伙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游戏。”

比尔说得没错，小家伙长这么大，好像还是头一回玩得这么开心。他觉得在山洞里的生活很有趣，早已忘记自己原本是被绑架来的了。他看上去很有兴致，甚至还给我起了个“蛇眼侦探”的绰号，并宣布说，等他的那些印第安勇士打完仗回来，太阳出来时就将我捆在火刑柱上处以火刑烧死。

接着我们开始吃晚饭。嘴里塞满肉片和肉酱的小家伙又接着发表他的演说。他的演说内容大致如下：

“我很喜欢这种生活。之前，我从来没有在野外住过；不过我倒是有过一只可爱的野猫。如今我九岁的生日已经过了，说实在的，我很讨厌上学。吉米·塔尔博特的婶婶家的母鸡下了很多蛋，可惜被老鼠吃掉了十六只。这个林子里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印第安人呀？我还想吃点肉酱。树枝动了是不是说明在刮风？我们家有五只小狗。哎哟，你的鼻子怎么会这么红呢，汉克？我爸爸有很多很多的钱。天上的这些星星也很热吗？上星期六的时候，我和埃德·沃克对决，他败了两次。对女孩子我可没什么兴趣。没有绳子你就别想捉癞蛤蟆。公牛会叫吗？桔子为什么都是圆的呢？如果这个山洞有床睡觉会更舒服吗？啊，莫斯·默里长了六只脚趾头。鹦鹉会说话，猴子啊鱼啊什么的都不会。几乘几等于十二？”

如此，每隔几分钟，他只要一想起自己是个印第安人，就会拿起那根树枝，像握着一杆枪似的悄悄走到洞口巡视，看看有没有讨厌的白种人在这边侦查。他还时不时地发出一声喊杀声，老汉克听到这种声音就害怕。没想到孩子一来就把比尔给吓唬住了。

“红毛酋长，”我对孩子说，“你想回家吗？”

“咦，干吗回家呢？”他说，“家里一点意思也没有。我讨厌上学，我喜欢在这里野营。你不会把我再送回去吧，蛇眼，不会的，是吗？”

“现在不会，”我说，“我们要在这个洞里待些时间。”

“好啊！”他很兴奋地说，“这再好不过了。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这么痛快地玩过。”

约莫十一点钟，我们准备睡觉了。我们把几条又厚又宽的毛毯铺在地上，让红毛酋长睡在我们中间，我们并不担心他会逃跑，不过这一宿还是没有睡好。洞外的树林里一有点风吹草动的声音，小家伙就以为有歹徒来偷袭了，便一次次跳起身去取他的那支长枪，并且在我和比尔的耳边一个劲地喊“伙计，你听”，如此几次，害得我和比尔三个小时都不能入睡。最后也不知什么时间我迷迷糊糊睡着了，却梦见自己遭了绑架，被一个凶神恶煞般的红发海盗用铁链锁在一棵树上。

天色微明时，我被比尔的一阵极其尖利的叫声惊醒。你怎么也想不到一个男性竟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既不是一阵怒吼，也不是一声长嚎，而是像女人见了鬼或毛毛虫时发出的那种歇斯底里的、让人惊恐而又难堪的一阵阵的尖叫。想想看，一大早，又是在一个山洞里，突然听到一个壮汉如此尖声尖气没命似的叫喊，实在是让人很不舒服。

我翻个身坐了起来，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一看我也吓了一跳，原来是那个“红毛酋长”已经骑在比尔的胸口上，一只手揪着比尔的头发，一只手拿着我们切肉用的快刀，那样子看上去就像是在为如何执行昨晚对比尔的判决而大伤脑筋，正想着怎样才能完整地割下他的头皮。

我连忙过去一把抢过孩子手中的刀，并强迫他重新躺下。但比尔的情况不太好，惊魂未定，他在他原来的位置躺下后，因为这孩子的缘故，就再也没有敢合眼。我又睡了一会儿，在太阳快要出来时候忽然想起了“红毛酋长”说要在日出时把我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的话，我虽然没觉得有多可怕，不过还是坐了起来，点上烟斗，独自倚在身后的一块石头上抽烟。

“你起这么早做什么呢，萨姆？”比尔问。

“我啊？”我说，“噢，我的肩膀这儿有点痛。我想，坐着或许会好受些。”

“你在说谎！”比尔说，“你是害怕了。昨天你被他判了火刑，你担心他会烧死你。如果让他找到火柴的话，他真的会这样干的。这难道不可怕吗，萨姆？你想，谁肯出钱把这样一个小恶魔赎回家呢？”

“会的，”我说，“很多做父母的就是喜欢这样淘气的孩子。喂，你快点和酋长起来做早饭吃，我去山顶看看那边什么动静。”

我爬上小山顶，先将整个乡村扫视了一遍。当我朝着顶峰镇的方向眺望时，本以为会有一些身强力壮的村民拿着农具四处搜寻绑匪，很显然，我失望了。因为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幅宁静的风景画，画中唯一的点缀是一人一马在田间劳作。既不见有人在河塘里打捞；也不见有人惊慌地来回奔走，向孩子的父母报告些什么。整个阿拉巴马似乎还处于朦胧的睡意之中。“或许，”我喃喃自语说，“他们还没有发现圈中的小羊已被狼叼走。老天保佑我们这两头狼吧！”说完，我便从山顶下来吃早饭。

当我刚迈进山洞，发现比尔竟靠着洞壁站在那儿喘粗气，而那个“红毛酋长”则举着半个椰子大的石块威胁着要砸他的脑袋。

“他竟然把一个滚烫的熟土豆放进我的衣领，烫我的脊背。”比尔解释说，“然后又把土豆踩在脚底下。我当然气不过，便给了他一记耳光。你身上带枪了吗，萨姆？”

我疾步过去夺下小家伙手里的石块，硬是阻止了这一场争吵。

“你等着，我会收拾你的，”小家伙对比尔说，“敢动手打红毛酋长的人没有一个不受惩罚的。你给我小心点。”

用完早饭，小家伙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用绳子捆着的皮板儿，他一边解着绳子一边往洞外走去。

“他又想搞什么鬼？”比尔忧心忡忡地问我，“他不会逃跑吧，萨姆？”

“这倒不用担心，”我说，“他可不像是个喜欢待在家里的人。不过我们当务之急还是要商量出一个讨钱的办法来。顶峰镇并没有因为这个孩子不见了而引起多大的躁动，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孩子被绑架了，又或许他家里的人还以为他是在珍妮婶婶家或哪个邻居家过夜呢。但不管怎么说，今天总该留意到孩子不见了吧。我们今晚一定要给孩子的父亲捎个信去，叫他拿出两千块钱赶快把人赎回去。”

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一声喊杀声，想当年大卫很可能就是这样大喊一声，然后将石块甩出把勇士歌利亚击倒的。“红毛酋长”刚才从口袋里掏出来的皮板儿正是一个投石器，此刻，他正在头顶上挥舞着他的投石器瞄准目标。

我见状一跃而起，只听得一声沉重的响声过后比尔一声呻吟传来，像是马被卸下鞍子时的一声长嘘一般。一块鸡蛋大的石子直击比尔左耳后面，然后他全身散了骨架似的瘫倒在烧着洗碗水的热锅上。我顾不得许多，立马把他拖到一边，往他头上足足浇了半个小时的凉水。

比尔终于慢慢坐起身，摸着受伤的后脑勺说：“萨姆，你知道我最喜欢的《圣经》人物是谁吗？”

“别紧张，”我说，“你已经清醒过来了。”

“犹太王希律。”他说，“你不会离开，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不管吧，萨姆？”

我走到外面，抓住那个小家伙的肩膀一阵猛摇，直到我自己摇不动了才住手。

“你如果还不听话，”我说，“我就马上送你回家。你说，你是要做个乖孩子呢，还是坏孩子？”

“我不过是和他闹着玩的，”他立马哭丧着脸说，“又不是存心要伤害老汉克。可是他为什么要打我呀？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听话的，蛇眼先生，只要你不赶我走，而且今天就让我玩黑人侦察兵的游戏。”

“这个游戏我不会玩，”我说，“那是你和比尔先生的事情。今天他陪你玩，我等下有事要出去一下。这样吧，你进来和他和好，毕竟是你伤了人，所以你得先认错，不然的话你就回家，马上走。”

他显然是不想回家，便依我所言跟比尔握手言和，之后我把比尔拉到一旁，告诉他距离山洞三英里外有个叫杨树湾的小村子，我说我想去那里打听打听顶峰镇的村民对这起绑架有些什么反应。我还对他说，如果可行的话当天就给老多尔斯特捎封信去，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多少赎金，并把交款的时间和地点给他标注明白。

“你知道的，萨姆，”比尔说，“我们两人一起玩牌、躲警察、抢火车、抵御龙卷风，总之上刀山下火海，天大的困难我都跟你一起闯过来了。若不是抓了这么个小恶魔，我还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担惊受怕呢。如今，这个小家伙已经把我弄得寝食不安了。你不会出去很长时间，让我一个人陪着他吧，萨姆？”

“我今天下午肯定回来。”我说，“不过在我回来之前，你一定要好好逗他玩，千万别把他惹毛了。好吧伙计，我们现在就给老多尔斯特写信吧”。

我和比尔取出纸和笔准备给老多尔斯特写信，而此时的“红毛酋长”，则披了条毛毯，在洞口来回巡视呢。

眼泪汪汪的比尔怜悯地请求我把赎金从两千元减至一千五。他说：“我不想亵渎父母对子女神圣的爱，不过我们是跟人打交道，按照人之常情，有谁会为这个满脸雀斑四十磅重的野猫花上两千块钱的赎金呢。所以我宁可少要五百的好。当然，你可以将这个差额记在我的账上。”

为了让比尔安心，我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我们两人便你一句我一句写成了下面这样一封信：

尊敬的埃比尼泽·多尔斯特先生：

你的宝贝儿子已经被我们藏在一个远离顶峰镇的地方。别说你本人，就是最有本领的侦探也休想找到他。如果你想让他回到你身边，唯有答应以下条件：给我们一千五百元大面额的钞票作为他的赎金；这笔钱可按照下面所说的回信方法，于今晚午夜放到同一地点的同一盒子里面。如果你同意这些条件，那么就派一人于晚八时半送来书面答复。在通往杨树湾的大路上，过了猫头鹰小溪后，路右边沿麦田篱笆处有三棵相距一百码左右的大树，在第三棵树的对面篱笆桩底下放有一个小纸盒。送信人将回信放入此盒后须立即返回顶峰镇。

你如果背信弃义或拒不答应上述条件，那么你就永远也别想见到你的宝贝儿子了。你如果按照要求交款，那么你的儿子便会在三小时之内平平安安回到你身边。这些条件乃最后决定，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再联系。

两个亡命徒

我在信封上写下多尔斯特的地址，将信揣进口袋。正要动身，男孩走到我面前说：“喂，蛇眼，你说了你走了以后我可以玩黑人侦察兵的游戏。”

“玩吧，完全可以。”我说，“比尔先生会陪着你玩。你想怎么个玩法呢？”

“我当黑人侦察兵”，“红毛酋长”说，“我负责骑马报信，通知寨子里的居民印第安人来犯的消息。之前我老是扮印第安人，已经厌烦了。这次我想当黑人侦察兵。”

“行，”我说，“反正你不会被伤到一根毫毛。本来我还指望比尔先生会帮助你打退那些凶猛的野蛮人呢。”

“要我做什么呢？”比尔似乎很担心，眼睛盯着那孩子看。

“你来做马呀，”小家伙说，“给我趴下来在地上爬。没有马骑我怎么能赶到寨子呢？”

“你可不要扫了他的兴，”我对比尔说，“我们计划还没有开始实施呢。权当活动一下手脚吧。”

比尔虽然不情愿，但也只得趴下，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兔子掉入陷阱时的神情。“到寨子有多少路，小家伙？”他怯声怯气地问道。

“九十英里，”小家伙说，“我命令你，就算是豁出性命也得准时赶到那里。现在就出发！”

小家伙说完，猛地跳到比尔背上，两只脚后跟还在比尔腰上蹬了一下。

“看在老天爷的份上，”比尔说，“萨姆，你要早点回来，越早越好。早知道如此，我们真不该把赎金定在一千元以上。喂，我说，你别踢我好不好？你要再踢，我就起来揍你了。”

到了杨树湾，我在那家兼卖杂货的邮局里坐下，看到有进来买东西的当地老乡就凑过去聊上几句。有个胡子拉碴的家伙说，老埃比尼泽·多尔斯特的儿子也不知是走失了还是被人拐走了，如今顶峰镇乱得如同一锅粥。很好，我就是为了打听这个消息而来的，如今已得到证实。之后，我买了些烟丝，又故意问了问豇豆的价钱，当我走出邮局时趁四下没人注意便将信投进了邮筒。听驿长说，用不了一个钟头，过路的邮车就会将这批邮件带往顶峰镇。

当我回到山洞时，发现比尔和那个男孩不见了。我在附近的地方一阵寻找，情急之下还大胆喊了两声，但没人答应。我只好点起烟斗，坐在长满青草的土堆上等待事态的发展。

大约过去了半个钟头，树丛里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比尔从树丛里面钻了出来，拖着摇晃的身体来到山洞前的那一小块空地。而那个小家伙就像个侦探似的轻手轻脚尾随其后，竟然还咧着嘴在笑。比尔站定后，脱下帽子，掏出一块红手帕擦汗。小家伙也在离他大约八英尺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萨姆，”比尔看着我说，“我想你也许会说我对不起朋友，但我实在是被逼无奈啊。俗话说大丈夫能屈能伸，我也已经逆来顺受惯了，但人总有个受不了的时候。那个小恶魔已经被我打发回家了。这下全完了。古有殉道者，”比尔接着说，“他们干一行爱一行，宁死不肯改弦易辙。但我敢说他们当中肯定没有一个受过像我这样的非人的折磨。我忍气吞声为的是信守我们共同商定的协议，可是忍耐毕竟是有限度的。”

“到底出了什么事，比尔？”我问。

“我驮着那个小家伙跑了九十英里赶到那个寨子，我没让他下来走一步路。后来，居民得救了，给了我一点燕麦，可地上的泥沙毕竟代替不了饲料啊。回来的路上，他继续胡搅蛮缠，折磨了我足足有一个小时，我反复向他解释为什么洞是空的，为什么一条路可以两头走，为什么草会发青。我敢说，萨姆，没有人能经得起这样的折磨。我揪住他的衣领硬是把他拽下了山。一路上我的两条小腿被他踢得青一块紫一块，大拇指也被他咬了两三口，如今我的整个一只手都得找医生治。”

“可他到底还是走了，”比尔接着说，“他回家去了。我指着那条去顶峰镇的路，一脚把他送出去八英尺远。萨姆，我很抱歉丢掉了一笔赎金，但如果不把他送走，比尔·德里斯特尔科就要被送进疯人院了。”

比尔说到最后，几乎喘不上气来，不过他那张红扑扑的脸看上去却是格外平静，那是他说到最后才露出的一点满足的神情。

“比尔，”我说，“你家里没人有心脏病，对吧？”

“没有，”他说，“没人有这种病。除了疟疾，就是意外事故。你问这个干吗？”

“那你现在可以转过身，”我说，“看看你后面的人是谁。”

转过身去的比尔看到了小男孩。他大惊失色，一屁股坐在地上，一脸愣怔地抓弄起手边的青草和小树枝。我担心再这样下去他的脑神经肯定会出毛病，经过一小时的思考后，我对他说我已经有了立即结束这场闹剧的办法，又说，要是老多尔斯特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一拿到赎金就连夜离开。比尔这才缓过神儿来，勉强给孩子一个笑脸，并允诺他说等身体稍好后就跟他玩俄国人打日本人的游戏。

我想了个安全的取款办法，不会落入任何圈套，我想在此介绍给那些以绑票为营生的兄弟们。我选中的那棵树——先在下面放回信，后在下面放赎金的那棵大树——离路边的篱笆很近，四周又有一大片空地。只要派几名警察在一旁守侯，那么来取信的人在穿过空地甚至是在路上时就会被发现了。不过这样反而不会出事，先生！我在八点钟时就已经躺在树上，像只树蛙似的坐等送信人的到来。果然很准时，一个尚还稚嫩的男孩骑着自行车来了。他在那篱笆桩子底下找到了那只盒子，然后迅速塞进了一张折叠好的信纸，信纸放好后他随即踩着自行车回顶峰镇去了。我又在树上等了一个小时，确定没有危险了便悄悄下树取了信，之后，我沿着篱笆溜进树林，半个小时后回到山洞。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凑到灯前念给比尔听。信是钢笔写的，字很难认。主要内容如下：

致两位亡命徒

敬启者：你们的来信已于今天收悉。关于出钱赎回儿子一事，我认为你们的要求有点高，特提出相反建议，望能乐意接受。你们亲自将我儿子约翰尼送回并付给我二百五十元现款，我就同意从你们手中接过孩子。不过我建议你们还是趁夜晚来比较好，因为邻居们都相信孩子是自己走失的，若是被他们发现事情的真相，恐会对来人采取何种行动，我可担当不起。

埃比尼泽·多尔斯特谨启

“简直就是英国彭赞斯的海盗！”我说，“真他妈的蛮横无理——”

不过当我看了比尔一眼后，到了嘴边的脏话又被我咽了回去。他那苦苦央求的眼神真是太可怜了，我还从来没有在哪个人的脸上——无论是不能言语的哑巴亦或是会讲话的野兽——见到过这样的神情。

“萨姆。”他看着我说，“二百五十块钱究竟算什么呢？这钱我们有。但如果多留这小子一晚的话，我就会被送进疯人院了。多尔斯特先生只向我们要了这个价，我看他不但是个十足的绅士，而且简直就是个慷慨仗义的人。我想你也不愿意放过这个机会，对吧？”

“实话告诉你吧，比尔。”我说，“对于这个小兔崽子我也感到十分厌烦。我们把他送回去，给了钱就赶紧脱身。”

商量好之后，当晚我们便把那孩子送往他的家中。我们对他说，他父亲已经给他买好了一支银色的来复枪，还特地买了印第安人的衣服给他，又说我们第二天要去捕熊，才终于把他骗上路。

当我们来到埃比尼泽家门并敲响大门时，正好是夜里十二点。按原本的计划，此刻本应由我从树下的纸盒子里取出一千五百元赎金的，而现在却是比尔从自己的口袋里数出了二百五十元交到多尔斯特的手里。

当小家伙发觉我们要丢下他时，“哇”地一声便哭开了，他的哭声听上去就像狂风在呼号。他紧紧抱住比尔的腿，像只蚂蟥似的叮住不放，以致他的父亲如同揭膏药一般慢慢扯开他才勉强把他拉了过去。

“你能拽住他多久？”比尔问。

“我现在的力气也不如以前了，”老多尔斯特说，“但我可以为你们争取十分钟。”

“这已经足够了。”比尔说，“有十分钟时间，我就能穿过中部、南部和西部各州，朝着加拿大边境飞奔了。”

尽管天色非常黑，比尔又是那么胖，而我呢，几乎可称得上是个飞毛腿，但等我追上比尔时，他已经跑出顶峰镇足足有一英里半的路程了。

苹果的诱惑

已经走出乐园城二十英里了，在距离日出城还有十五英里时，比尔达·罗斯勒住马，准备停下来休息。鹅毛样的大雪已经下了一整天，路上的积雪足足有二十厘米那么厚，根本看不清路况。再加上剩下的路程比较远，都是些崎岖不平的山路，即便是白天行车都要揣着十二万分的小心，不然一个失误就会酿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更何况现在天色已经黑了，大雪丝毫没有停下的迹象，就更不能继续往前走了。比尔达·罗斯如是说。于是，他让那四匹健壮的马儿停下，并将自己英明的决策告诉给车上的五名乘客。

一个法官率先跳下了马车，他叫梅尼菲，具有当官人所有的特质，永远把自己摆在领导的位置上，毋庸置疑。随后另外三名乘客也走出了马车，在这位领导的带领下他们时而抱怨，时而妥协，时而要求涉险，时而又坚持赶路。这马车里的第五名乘客是位年轻的女士，只有她没有下车，始终待在马车里。

比尔达将马车驱赶到第一座山峰的山肩处，在道路的两边有标明道路边缘的黑色木栅栏。距离一个较高的栅栏大约五十码的地方，有一栋小房子。只不过小屋的房顶被积雪覆盖住，就好像是白色画面中飘移的一块墨迹。当人经历过积雪和焦虑之后，这一栋小房子足以让法官梅尼菲和其他乘客像孩子一样欢呼雀跃，他们叫嚷着向那栋小房子走去，更准确一点说，应该是他们向那栋房子的方向走了过去。走近时，他们一边叫着屋里的主人，一边敲打着门窗，可是屋里的沉默让他们的情绪有些暴躁。于是他们对那扇隔绝冰冷与温暖的阻碍物发起了进攻，破门而入。

尚且留在马车里的人可以清晰地听见从那栋小屋子里发出的嘈杂的声音，有碰撞也有叫嚷。过了一会儿，那个小屋子便被温暖的火光填满，火焰越烧越旺，像那群人的心情一样明快地跳动着。这群探险者又回到了马车旁边，梅尼菲法官用他那比号角还要嘹亮、高亢的嗓音宣布他们得救了。音量之大，可以与整个管弦乐队媲美了。他介绍着他的发现，那个房子已经没人住了，所以家具不是很多，但幸运的是房子里有个很大的壁炉，而且他们已经从屋后的柴房里找到好多柴火。这下这个寒冷的夜晚就不会那么难熬了，他们至少可以在暖和的房间里住上一晚了。另外，让车夫比尔达惊喜的是，屋子的旁边还有一个马厩，虽然有些破旧，但还是可以使用的，而且在房间的阁楼上居然还有干草。

“先生们，”比尔达坐在驾驶马车的位置上，他已经用毛毯和大衣将自己包裹得很严实了，他继续喊道，“把栅栏搬下来两块，好让我的马车可以直接走过去。我本以为我们今天晚上只能在屋外过夜了呢。这个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名叫雷德鲁斯的老男人，今年八月的时候刚被送去了精神病院。”四位男士很配合地跑向被白雪掩埋得很深的栅栏。马儿在比尔达的驱赶下，穿过栅栏的缺口，艰难地攀爬着斜坡，一直到了那位发神经的老头所建造的房子门口。比尔达协助两位乘客卸下马车上的行李，梅尼菲法官则绅士般地将马车门打开，行了个脱帽礼。

“我不得不向您宣布一个消息，加兰小姐，”他说，“我们的旅行被迫中止了。车夫说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夜晚驾驶马车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丝毫的疏忽都会酿成惨剧。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这栋小房子里度过一晚。或许这对于女士来说会有些不便，但我希望您可以打消其他顾虑。我仔细地检查过这所小房子，在这样的雪夜能够保暖是它最大的功能了。我相信您会觉得很舒服的。请允许我扶您下车吧。”

就在这时，在法官的身边又出现了一个人，他是一个风车公司的员工，名字叫邓伍迪。其实他叫什么，在哪里工作等这些信息都不重要，因为在这场旅行中，乘客间没有必要熟知彼此，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也是无所谓的。只是对于一个总是喜欢挑战法官麦迪逊·梅尼菲的人来说，这个名字我们就应该记得了，以便我们知道在这个荣誉花环上应该写下谁的名字。

邓伍迪用一种轻松的语气大声说：“麦克法兰太太，看来您不得不下车了。这栋小房子虽然不像帕尔默大酒店那样舒适，但它至少可以阻挡大雪，而且当您离开这里的时候，也没有人会检查您的行李，看看您是否不小心带走酒店里的东西。房子里面已经生了火，不仅可以去除身上的潮湿和寒气，而且火光也会赶走老鼠，我相信您会觉得舒服的，放心吧。”

就在他们两个努力说服麦克法兰太太的时候，还有两个乘客正在按照比尔达·罗斯的苛刻命令与马匹、缰绳，还有地上厚厚的积雪僵持不下。这时，一个高亢的声音传来，它来自其中一个劳动志愿者：“喂！拜托你们快些把所罗门女士请下马车行吗？喂，站住！给我老实点，你这个顽固的畜生。”

说到称呼，还得旧话重提：从乐园城到日出城的旅途，相对于漫长的人生来说，只能算极短的那种，所以没有必要弄清楚同行的路人都叫什么名字。但是对于梅尼菲法官来说，出于他的年龄和声望，他这样在女士面前作自我介绍也是无可厚非的。所以，作为回应，那位女乘客软语温言地说了一声自己的姓氏。但由于声音太小，以致这个姓氏进入每个人的耳朵里的声音都会不大一样。然而这些男士太过固执己见了，或者也因为存在相互间的嫉妒，所以没有人愿意承认别人听到的发音是正确的，他们坚持自己所听到的发音，用不同的姓氏称呼她，比如，加兰、麦克法兰，或是所罗门。而那位女士也并没有纠正他们的错误，欣然接受了所有的称呼，因为在这样一个旅途中，她没有必要和他们显得太过热络，而且太过在意别人的称呼，也会显得太小家子气了。在短短的三十五英里的旅途中，叫错名字又有什么关系，其实“旅伴”这两个字就已经够用了。

没多大工夫，马车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了这个小屋子里，而且都作了用来取暖的工具，比如长袍、垫子……而马车上所有的人也都已经围坐在炉火边了，他们形成一个半圆形，那位女士就坐在最靠近火炉的地方，也就是半圆形的末端。她很淑女地坐在众多男士为她准备的垫子上，那好比是她的臣民为讨好国王而刻意准备的王位。她的背靠在被长袍包裹的木箱和空木桶上，这样不仅是为了舒适，还为了抵挡从门窗的缝隙里钻进来的寒风。女士将穿着鞋袜的双脚伸直，这样可以更加靠近火源，方便烘烤。她摘掉了手套，但是颈上的毛皮围脖却始终没有脱下，她一半的面颊也藏在里面。借着跳动而温暖的炉火，虽然只能看到一半的面容，但足以确定那是一张青春，并且姣美的脸。她举手投足间都是那样的优雅，散发着女性的魅力，透过她那恬静安适的神情，可以看得出她对于自己美貌的自信。

此时，由于雄性心理作祟的缘故，炉火旁男士们的骑士精神和男子汉的保护欲令他们争相献媚，想尽办法地让这位女士更加舒适。而这位女士也没有推让，只是将这些关心全部笑纳，她的表现不愠不火，就像是花朵接受甘露那样自然。对于这些讨好的行为和呵护的举动，她没有小女生的那种骄纵，没有孤芳自赏的高傲，也没有太过冷漠不屑，而是表现得恰到好处。

外面狂风大作，大片大片的雪花借着风势肆意地飘洒，偶尔也会有一些雪花钻过门窗的缝隙进入屋子，不断地袭击着那六位男士的后背。即便如此，这场旅行或者说这一夜仍然使得一些人感觉美好。在今夜，梅尼菲法官所扮演的角色是律师，他的委托人是天气，他的当事人是暴风雪。他努力地为他的当事人作着辩护，目的就是要让那些身体不断瑟瑟发抖的陪审员相信，这个屋子到底有多么的温馨，这里如同温煦的春天一般。他不停地说着好多的奇闻趣事，故事中充满了风趣幽默，还有律师独有的诡辩，这些故事听来虽然难登大雅之堂，却取得了圆满成功。快乐的感染力让每个人都无法抗拒，所以其他的人也都尽自己的所能贡献出自己的那份快乐。就连那位女士也不由自主地加入快乐的氛围之中。

“我认为这很迷人。”她说得很慢，话语如同水晶般清脆悦耳。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人站起来看看这间屋子，就像是一个幽默风趣的探险家。但是在这间屋子里已经找不到一丝雷德鲁斯老人居住的痕迹了。比尔达·罗斯被大家央求着讲一讲关于这个隐居老人的故事。

马匹已经被安置妥当，乘客们也都舒适地待在这个温暖的屋子里了，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所以比尔达也纾解了原来紧张的情绪，重新变得平易近人、和颜悦色了。“那个老家伙啊，”他调侃道，“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二十多年了，但是从来都不和任何人打交道，对于别人的有意接近，他总是避之不及。倘若有人从他的小房子前面走过，他会立刻将探出的头缩回去，之后‘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这座小房子的阁楼上，还有一个纺车，至今保存得都很完好。在此之前他一直到泥口的山姆蒂的商店买一些食品和烟草，今年八月的时候，他又来山姆蒂的商店，只是他身上披了一个红色袍子，并且告诉山姆蒂他是所罗门国王，希巴女王要来拜访他。他还把他所有的积蓄——满满一袋子银币丢到了山姆蒂家的水井里。他对他说：‘如果希巴女王知道我有一点点钱，她都不会来看我了。’大家听到那老头的疯言疯语，又看到他将钱丢到水井里，这才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

“他过去经历过很浪漫的爱情吗？是那场风花雪月让他独居在此吗？”一个年轻的经销商打断比尔达的叙述，问道。

“不，”比尔达回答，“我从来没听谁过说。我想只是普通的麻烦导致他精神失常的。他们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只是与一个年轻的姑娘恋爱过，后来分手了。但是在他披着红袍子去扔掉所有的银币之前，我没听说过任何关于他的浪漫爱情故事。”

“哇！”梅尼菲法官大声感慨道，“显然，这是一个人一厢情愿的案件，毫无疑问。”

“不能这么说，先生，”比尔达继续说道，“不应该这样认为，其实他们两个已经订婚了，但没能结婚。乐园城的马默杜克·马林认识雷德鲁斯的一个老乡，有一次他们遇见的时候，他听这位老乡说雷德鲁斯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只是家里太穷了。翻弄他的口袋时，虽然也能听见金属撞击的声音，但那并非是钱币，而是他的纽扣与钥匙碰撞的声响。与她订婚的那位姑娘叫爱丽丝，或者是别的什么，我记不清了。他说那个姑娘很漂亮，就是当你和她同行的时候，你会自发地想要替她买票的那种女孩。可是后来那个小镇又来了一个小伙子，他的家境很殷实，出手也很阔绰。他不仅有四轮马车、矿山的股票，还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尽管爱丽丝已经和雷德鲁斯订婚了，但她仍然与那个纨绔子弟交往甚密，在他们之间总是上演偶遇、登门拜访等让人想要退婚的戏码。这就好比一首诗中描述的‘战利品上的裂痕’。后来，有人看到雷德鲁斯和爱丽丝小姐在门口谈话，时间不长。临走前，雷德鲁斯还很绅士地脱帽行礼。再后来，这位老乡也就没在那个小镇看到过雷德鲁斯了。”

“那，那个姑娘后来怎样了？”那个小伙子又问道。

“我也不知道了。”比尔达说，“我知道的已经全告诉你们了，无论你们怎么问，我也没办法告诉你们下面发生的故事了。这就好比你们鞭打一匹瘸腿的老马，能力至此，再用力它也不会往前走一步了。”

“真是个伤感……”梅尼菲法官还没把话说完，却听到了一个在这个屋子里更具权威的声音。

“好一个迷人的故事！”那位年轻的女士用比故事更加迷人的声音说道。随后便是一小段时间的沉默，屋子里只能听到外面嗖嗖的风声和炉火中劈柴燃烧的声音。那些男士所坐的地方，无非是用一些外套和杂散的木板块垫起来的，虽然能隔些凉气，但坐久了依然不是很舒服。这时，那个风车公司的员工站了起来，为了缓解一下屁股上的肌肉酸痛。

突然，他发出了一个如同胜利般的欢呼声。他急匆匆地从一个昏暗的角落赶回房间，手里拿着一个像轴承一样的东西。当他走近时，人们才发现他手里拿的是一个诱人的苹果。这个苹果很大，外皮有些许斑点，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品质上乘的苹果。它绝对不可能是雷德鲁斯留下的，因为他八月份就搬离了这里，如果是，那么苹果早就发霉了。他是在一个高架子上的牛皮纸袋中发现的这个苹果，毫无疑问，一定是有人在这里共进午餐，只是走的时候忘记带上它了。

邓伍迪——因为这个苹果，他又一次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看看我发现了什么，麦克法兰太太！”他大声地叫道，并且将握着苹果的手高高举起，在火光中，苹果诱人的红色已经变得色彩斑斓。而那位女乘客只是淡然一笑——她总是那么恬静。

“好一个迷人的苹果啊！”她说话的声音很低，却足以让人听得清楚。

就是这个瞬间，梅尼菲法官觉得自己被打垮了，被压碎了，他感觉到了羞辱。为什么这个可以让人成为焦点的苹果的发现者不是他自己，而是那个粗俗的、做风车生意的家伙。为什么幸运之神不来光顾他呢？倘若发现这个苹果的人是他，那么他一定会让苹果的出场更具魅力和风趣。他会假定一个情景、一段演说，或者是一段即兴的发挥，总之一定会巩固自己现在的主角地位。然而现在，这个女乘客正满脸笑容地看着这个十分滑稽的，叫邓伍迪或者叫武班迪的人，就好像这个家伙做了一个让人钦佩的壮举。这个做风车生意的年轻人已经开始膨胀了，此刻他就像自己的风车一样，被众人的目光和注视刮起的一阵风，带他飞快地转动了起来，成为今夜的明星。

这个欣喜若狂的小伙子正拿着被他视若珍宝的苹果，享受着众人对他的注视，而足智多谋的法官大人则在思考着怎样收复失地。梅尼菲走上前去，把苹果从邓伍迪的手中接过来，法官的派头尽显无遗，他那肥嘟嘟的脸上堆着标准的绅士笑容。原本诱人的苹果显然已经成了第一号证物。“这个苹果太好了。”他称赞道，“我们都曾在这个屋子里探寻过食物，可是你的发现让我们这里所有的人的成绩归零了。我有一个提议，我们就把这个苹果当成一枚胸章、一个奖品，奖励给我们这里最具智慧、最懂女人心思的那个人。”

听到这个提议，所有的人都拍手响应，只有一个人冷冷地说：“说起来容易，不好实施啊。”这个人就是那个年轻的代理商。另外一个没表态的人，就是找到苹果的那个做风车生意的人。本来众人的焦点应该是他，可是转瞬间投在他身上的聚光灯熄灭了。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个苹果会变成一个奖章性的玩意，他原本想把它分了，然后用苹果籽做一个小游戏，作为大家的娱乐节目。他设想把苹果籽贴在额头上，一个苹果籽就代表他认识的一个姑娘，当然其中一个一定是麦克法兰太太，如果哪一个掉下来就代表……可是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

“苹果，”梅尼菲法官开始面对陪审团展开了他的第一轮陈述，“显然现如今苹果已经成了极为平凡的东西，地位也不比从前那么高了。而且在任何的商业活动和烹饪料理上，苹果的出现已经变得很是频繁，因为不稀有，所以不能称之为高档。但在古代，苹果的境遇则完全不同。打开《圣经》，或是看一段历史、一个神话传说，那里面有庞大的证据证明苹果一直是贵族的水果。当我们想要描述一个事物十分珍贵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比喻成苹果，说成‘如同苹果的明珠’。在我们常用的谚语中，还将苹果说成‘银苹果’。我敢说再也没有植物的果实能够被赋予这么多含义了。有谁没有听过希腊神话中夜神的女儿所负责看守的金苹果树？而每个人都奢望得到那个金苹果。我想我不需要再提醒各位关于苹果的事件中最重要的那个，如果不是我们的祖先偷吃了禁果，我想他们也不用从伊甸园来到人间了。”

“像这样的苹果，”做风车生意的男人抛开一切感性的文字，继续客观地说，“像这样的苹果，在芝加哥的市场上每桶可以卖到3.5美元。”

“现在，我提议，”梅尼菲法官给了打断他说话的人一个纵容的微笑，之后继续说道，“我们在这个小屋子里必须待到天亮，虽然这个屋子足够温暖，但漫漫长夜我们得想办法打发，否则时间太难熬了。我建议我们把这个苹果先交给加兰小姐，此时这个苹果已经是一个奖励，它代表了伟大的人类思想。而加兰小姐本人也暂时不属于她自己了。”梅尼菲法官向加兰小姐深深地鞠了一躬，充满了古典韵味，之后继续说，“她现在代表的是她的性别，是全部女性的缩影和化身。我敢说她的勇气和智慧已经是上帝的杰作了。她现在就以这样的身份参加到我们接下来的比赛中，并且给出最终的判断。”

“就在几分钟前，我们的朋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小屋主人的浪漫故事，虽然很有趣，但只是零星地描述，而且故事不完整。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个故事已经在我的头脑中展开了一段唯美的臆想，我也想让大家根据这个故事来揣测一下主人公的想法，做一个想象力的训练——简而言之，就是编故事。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每个人都讲述一个关于这两个主人公的自己版本的故事。就从这对情侣在大门口分手时开始讲起，也就是从罗斯先生中断的那里讲起。故事的延续不能脱离主线，结局必须与故事的背景和内容相符合，但不能把整件事情的责任都归咎于那位小姐身上，我们需要给雷德鲁斯的疯狂行为和他隐居的生活找一个更好的理由。当我们每个人都讲完自己的故事后，加兰小姐就可以凭借自己的感觉，完全从女性的视角出发，选出那个最让她钟爱的爱情故事，那个完全契合她心目中雷德鲁斯性格的，完全符合她心中所想的那位订婚女士观点的故事。这个苹果就赐给那个人。如果你们所有的人都同意，那么我很愿意从邓伍迪先生那里听到第一个故事。”

最后一句话，可谓在对手不作防备的时候，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但是做风车生意的人可不会被轻易打倒，这小小的进攻，他还是有力招架的。“好啊，这个想法简直棒极了，法官大人，”他很高兴地说，“这就如同自己编写一个短篇故事，不是吗？我可曾在斯普林菲德尔的一家报社做过记者，记得当时版面上还缺少一点内容，于是我立刻编造了一个。我想，这下我可以大展拳脚了。”

“我认为这个想法很有趣，”那位女乘客用欢快的声音说，“就像做游戏一样。”

梅尼菲法官径直向那位年轻的姑娘走去，并且殷切地将苹果递到了姑娘的手上，说：“曾经，帕里斯就是像这样把金苹果送给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

“我怎么没听说过呢？”做风车生意的人已经从刚才的失落中走了出来，他打趣道，“我也参加过巴黎的博览会，虽说我的工作与机械有关，但我也不是只去机械展馆的，我还经常去博览会的娱乐场所，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但是现在，”梅尼菲法官说，“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苹果与女人不可揣测的心思和智慧联系在一起。加兰小姐，这个苹果给你。听听我们的浪漫故事，最后将它奖励给你最认可的那个编剧。”

那位女乘客发出了悦耳的笑声。苹果就躺在她那被长袍包裹的腿上。她舒服地依靠在那个众人为她搭建的堡垒之中，轻松又自在。如果不是有太大的风声，此时一定可以听得到她那舒适又平稳的呼吸声。这时有人往壁炉里添了柴火，梅尼菲法官儒雅地向做风车生意的人点头示意，说：“你愿意第一个给我们讲那个故事吗？”

做风车生意的人就像一个土耳其人那样坐着，他的帽子戴在他的后脑勺上，在光影中就像是一个国际跳棋的棋子。“好吧，”他没有任何推诿，信手拈来，“当然是雷德鲁斯被那个有钱又有闲的小子惹火了，那小子一定是要抢他的订婚女友。嗯，所以他必须去找他的未婚妻，问清楚她的想法，看看这个婚是否还能结成。嗯，大家都该了解吧，没有人希望看到自己的未婚妻，被一个既拥有马车又拥有金矿股票的小子追求，半路杀出来搅局。嗯，所以呢，他去找他未婚妻谈话的时候，理所当然有些火大。嗯，可是毕竟是未婚妻，又不是真正的妻子。嗯，这种态度和语气是爱丽丝从未见过的，原来的温情蜜语突然间变成了强烈的质问，所以她也很恼火，于是就上演了一出河东狮吼。嗯，就这样，他……”

“我说，”一个乘客打断了他的讲述，开玩笑说，“你如果在每说一个‘嗯’字的时候都能架上一个风车，那你是不是可以提前退休了啊？”

做风车生意的家伙听到这一句，憨憨地傻笑，露出了洁白的牙齿。“嘿嘿，反正我又不是莫泊桑，”他爽直地说道，“我说的可是地道的美国话。嗯，之后那个姑娘这样回答他：‘我们虽然只是普通朋友，但是他却能带我坐马车兜风，还能陪我去看戏剧。而你呢，作为我的未婚夫，你为我做过什么？难道你不能带我去玩，我也不能接受别人的邀请吗？难道我就不配拥有这些娱乐吗？当别人提出邀请，而我又很想去玩的时候，我还要虚伪地、愚蠢地拒绝吗？’雷德鲁斯听到这里，心思开始烦乱了，他不想再确认自己的无能，于是便直截了当地说：‘别和我说这些。我只需要你直接告诉我，是和他断交，还是和我退婚？’”

“我觉得他用这样的态度和一个姑娘说话简直糟糕透了。我相信那个姑娘原本是很爱他的。她只是想在结婚之前再享受一下单身女士的快乐，像其他的姑娘一样享受一下青春和活力，做一些甜蜜而有趣的事情，就算是给自己留下些回忆，纪念一下自己的年轻岁月。但是雷德鲁斯不但不理解她的所作所为，还用这样的语气和她说话，所以她觉得自己丢了面子，接下来的事就水到渠成喽。碍于面子，或者是小女生的稚气，她赌气般地将戒指还给了雷德鲁斯。备受打击的雷德鲁斯肯定天天酗酒解忧，而那个姑娘也一定和那有钱的小子断了交。后来男士离开了那个让他伤心的小镇，带着行囊便搭上了一辆不知驶向何方的货车。一直被酒精麻痹的他，终于有一日作出了隐居的决定，他肯定这样说：‘我要选一个地方，把我这个没有钱的钱罐埋在那里，我要留起胡子当隐士了。’”

“至于爱丽丝，她的生活也并不幸福。她终身未嫁，为了生计，已经满脸皱纹的她依然做着打字员的工作。她还养了一只很乖巧的小猫，只要有人叫它，它就会向叫它的人跑过去。我确信女性的善良，我确信她们绝对不会为了钱或是利益而抛弃一个自己深爱的男人。”做风车生意的人讲到这里，将这个故事收尾了。

“我想，”女乘客在她那简单又粗陋的“宝座”上微微动了动，说，“那是一个……”

“加兰小姐！”梅尼菲法官用手示意那位女乘客不要说话，“我恳求您先不要发表意见，否则会对后面的选手不公平的。好了，下一个，先生，你可以开始讲你的故事了。”他对那个代理商说。

“我的版本是这样的。”年轻的代理商显然没什么经验，他有些胆怯和羞涩地搓着手说，“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确实是分手了，但雷德鲁斯并没有和那位姑娘争吵什么，他只是表示自己会去赚更多的钱，他想要离开小镇。他信任那位姑娘，那位有钱的小伙子根本不会让他的未婚妻有丝毫的动摇，因为他的姑娘是那样的纯洁，那样的善良。我认为雷德鲁斯想到的赚钱的办法就是到怀俄明的落基山去淘金。但是这个不幸的人在淘金的时候，突然遇上了也要去那里的海盗，于是他们把雷德鲁斯抓走了，后来……”

“哦！你在讲什么？你是说海盗登陆了，而且还到了落基山？这太不符逻辑了，他们是怎么到那里的呢？”其中一个普通的乘客诧异地大叫。“火车啊，他们坐火车到的那里。”讲故事的人十分镇定地回答，似乎他早就料到有人要问这样的问题，之后他继续他的故事，“后来，海盗把他关进了一个山洞，几个月后他们又把雷德鲁斯带到了阿拉斯加森林，之后把他放逐。在那里，一个美丽的印第安姑娘爱上了他，但是他的心始终还记挂着爱丽丝，所以一年后，他带着钻石离开了那里——”

“钻石？怎么又出来个钻石？”那个普通的乘客用极其刻薄的语气刁难地问道。

“是在迷路神殿，一个马具商人给他的。”那个商人含糊地一带而过，“他历尽千辛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但是等待他的却是一个噩耗。当他拜访爱丽丝的时候，只见到了她的母亲。她的母亲把雷德鲁斯带到一棵柳树下，那里立着一个坟墓，她伤心地说：‘自从你走后，她便日日夜夜地牵挂你，最后她的心碎了。’雷德鲁斯十分悲痛地跪在了她的坟前，他问爱丽丝的母亲：‘我的情敌呢？切斯特·麦金托什那小子怎样了？’她的母亲回答：‘他确实对爱丽丝很动情，但当他知道不能代替你在爱丽丝心里的位置的时候，他也因为悲伤而日渐消瘦。直到后来，他在大拉皮兹开了一家木器店，他的心情才开始转好些。不过，在前不久我听说他远离城市的喧嚣去了印第安纳州，但不幸的是他被麋鹿咬死了，地点就在南本德。’后来发生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雷德鲁斯先生由于伤心过度所以也离开了城市，过上了隐居的生活。”

在年轻的代理商讲完他的故事之后，他还不忘自己总结一番，他说：“我所讲的故事或许缺乏唯美的艺术感，但我却证明了那位女士对雷德鲁斯先生至死不渝的爱情。在她看来，真爱是无价的，多少金钱都不可能换取爱情。我敬佩这样的女性，但是对于结局，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合理的了。”在他作完最后陈述时，他瞥了一眼那位女乘客。

接下来讲故事的人是车夫比尔达·罗斯，他也受到了梅尼菲法官的邀请作为这次苹果争夺比赛中的一个选手。他开始向大家讲述他的版本，只是内容比较精练。

“我可不是把一切不幸都归咎于女性的卑鄙男人。”他说，“法官先生，我所要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故事是这样的：造成这个悲惨结局的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懒惰。当那个叫泊西瓦尔·德莱西的小子想要争抢别人的未婚妻时，当爱丽丝由于一时的不清醒，被甜言蜜语蛊惑时，雷德鲁斯就该用男人的方式，狠狠地教训那小子一顿。倘若他那样做了，我确保事情不会往悲剧的方向发展。想得到一个女人哪那么容易，得出些力气，打场架才行。”

“帅气地征服对手后，他只需要绅士地抬抬他那斯特森呢帽，之后对爱丽丝说：‘如果那小子再来骚扰你，你就来找我。’然后就可以潇洒地大步离开。他以为避免争夺是维护了自己男士的尊严，然而那就是懒惰。没有哪个女人会主动追一个男人，她只会一直等待，她觉得男人应该要自己回来。我发誓，她绝对不会和那个有钱的小子好，她只会每天坐在窗前，看着远方，期盼属于她的那个有着小胡子的穷小子回来找她。”

“而雷德鲁斯这边也在等消息，他一直等着爱丽丝会托人带信给他，告诉他她错了。这一等就是九年，但始终没能等到那个他期盼的消息。所以雷德鲁斯心想：‘算了，看来她放弃我了，那么也该是我放手的时候了。’于是他开始留起了胡须，隐居起来。对，懒惰和胡子都是这场悲剧的导火索，它们总是伴着悲剧产生。你们看到过一个留着长长胡须的人非常幸运吗？肯定没有。你们回忆一下马尔巴勒公爵和那些经营美孚石油公司的垃圾吧，想想他们是不是留了长长的胡须和头发。”

“到最后，爱丽丝也没有嫁给任何人。倘若她知道雷德鲁斯已经娶了别人，那么她或许会因此放手而改嫁他人，但她没有雷德鲁斯的一丁点消息。她的一生都在等待，并且珍藏着他们的爱情信物。那信物或许是一缕头发，或许是一个被他弄坏的胸衣上的钢圈。对于爱丽丝来说，这个信物已经化身为她的丈夫，她孤独地守着他们的爱情。这个有怪癖的老头不理发，不换衬衫，过着堕落的生活都是他自找的，怪不得任何人，尤其是那个女人。”

车夫的这个故事讲完了，下面轮到那个总是一惊一乍的普通乘客了。我们只知道他也是从乐园城来，去往日出城的，但其他的一切我们都一无所知，包括姓名。

如果火光还足够明亮，那么就借着他在和梅尼菲法官说话的时间，我们来看看他的长相。他的身材瘦小，外面裹着一件深褐色的外套。他的坐姿和青蛙一样，两个胳膊抱着自己的双脚，下巴自然地枕在膝盖上。他的头发是麻絮一样的颜色，但很油亮，鼻子很高，嘴巴和萨蒂尔的一样，在他微笑的时候，会发现嘴角处有烟叶的污迹。一对死鱼眼，扎着红色的领带，领带夹是马蹄形状的。在他讲述故事之前，先是控制不住自己“咯咯”地笑了一阵，随后才娓娓道来，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你们的故事都有严重的欠缺。你们想想，任何一个浪漫的故事怎么能少了鲜花作为衬托呢？现在你们恍然大悟了吧。其实对于这个故事，我看好那个领口打着蝴蝶结，口袋里有支票的小伙子。”

“故事的要求是从分手的门口开始，是吧？那我就从那里讲起。雷德鲁斯对爱丽丝小姐说：‘我知道你一直都没爱过我，否则你怎么还会答理那个对你别有用心的家伙——那个能给你买冰激凌的家伙。’爱丽丝发自内心地辩白道：‘我很讨厌他。我厌恶他的马车；我厌恶他送给我的那些用金纸包装的、用丝带扎起来的奶糖；我更加厌恶那个用蓝宝石和珍珠镶嵌、心形样式的小盒子。每当我见到这些，我都想杀了他，让他滚出我的生活，我的心里只有你，我只爱你。’雷德鲁斯并没有被这些话感动，反而冷笑了一声说：‘哼，收回你的伪装吧！你觉得我是三岁的孩子那么容易被骗吗？你还是把那些礼物宝贝地珍藏起来吧。你是否厌恶他，厌恶那些礼物都和我没有一点关系，关我屁事。我要去找尼克森家的姑娘了，我会嚼着口香糖，带她去骑电车。’”

“就在当天晚上，约翰·伍·克里塞斯来到了爱丽丝的家。当他低头整理自己的珍珠领带夹的时候，看见爱丽丝在偷偷地掉泪，他立刻问道：‘你怎么了？为什么哭？’爱丽丝哭得更凶了，对他嚷道：‘都是你的错，是你让我失掉了我的爱人。我讨厌你，这都怪你。’‘那你嫁给我吧。’约翰·伍点燃了一支雪茄，那支雪茄是亨利·莱克牌的。爱丽丝听到这话，立刻回绝道：‘什么？嫁给你？这绝不可能。除非我们一起到街上，而刚好店铺的门口有电话，那时你就可以打电话给政府的工作人员，让他给你办结婚证。’”

讲到这里，讲故事的人一脸的坏笑，之后继续说：“千万别问他们是否会结婚？这简直是一定的。肉都到嘴边了，还有不吃的道理吗？我们再来说说那个雷德鲁斯老头。我觉得，你们对于他的推理都是错的，对于隐居的原因，你们一个说是因为懒惰，一个说是因为伤心，还一个说是因为酗酒。我认为是女人造成的。对了，那个老头多大年纪了？”他问比尔达·罗斯。

“可能是六十五左右。”

“哦，那他在这里已经隐居了二十年。我们现在假设他和爱丽丝分手的时候，他是二十五岁，那么他还有二十年的人生，我们是不了解的。在这二十年中，他到底做了什么？我想，他或许犯了重婚罪，在监狱里度过了这二十年。这个花心的人在圣乔有个金发碧眼、身材丰硕的老婆；在煎锅山有一个黑色头发、身材苗条的老婆；在考谷还有一个镶着金牙的老婆。当她们三个知道彼此的存在后，一同把这个猥琐的骗子告上了法庭，彻底结束了与他的一切。他服了刑，后来被放了出来。此后他开始惧怕女人，他说：‘除了与女人相处，让我做什么都行。对，还是隐居起来更保险一点。没有女人来找工作，梳子里不会再出现长头发，烟灰缸里也不会有女人做的泡菜。’你们觉得他的精神出了问题，是源于他说的那句他是所罗门国王？其实他健康得很，因为他就是所罗门国王。好了，我讲完了。我想我是肯定得不到那个苹果了，因为这个故事肯定不会被人看好，所以我已经作好了失败的心理准备了。”

由于梅尼菲法官对于游戏的规则中有一条是不能随便评论别人的故事，所以大家为了不招惹法官的责怪，也就没有人说话了。故事结束了，就真的结束了，一片安静。一声清脆的咳嗽打破了尴尬的安静，这个人就是这场活动的发起者，他也是这个游戏的最后参赛者，下面轮到他了。尽管坐在地上一点都不舒服，但没有人能从他的脸上看出任何痛苦和不适。炉火慢慢地变得柔和而暗淡，就是在这样昏暗的火光下，依旧可以看到他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就像是一张古币上的罗马帝王浮雕。

“一个女人的心！”他开始用激动人心的音调讲述，“谁能有希望揣摩明白一个女人的心思呢？每个男人的想法和行为作风都各不相同，但我觉得每个女人的心，都是以同一个节奏跳动的，还有那老调重弹的爱情。对于女人来说，爱情就意味着牺牲。对于一个真正的女人来说，她们对黄金和地位的重视程度，绝对不会超过她们对爱情的虔诚。

“先生们，哦，不，应该是朋友们。今晚，我们每个人都将雷德鲁斯的爱情审理了一遍。可是，我们在审理的人真的是雷德鲁斯吗？不是的，因为他已经不需要我们的审理，他已经受到了生活给予他的惩罚。那我们审理的是那些对爱情矢志不渝的人吗？也不是，我们的生活需要那些相信爱情的天使来丰富。那我们到底在审理谁？其实是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审者，因为我们讲出的故事就代表了我们的心，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心是阳光的还是黑暗的。而一位杰出的女士正在用她充满智慧的双眸注视着我们，她的手里拿着奖品，虽然奖品不是很珍贵，但值得我们努力争取，因为它代表了女士对我们的认可，对我们思想的认可。

“下面，我就来讲一讲在我心里的那个关于雷德鲁斯和爱丽丝的故事。不过在此之前我还得在此声明，我坚决反对是女人的不忠和自私造成了最后的局面，那种想法太过卑鄙了。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女人绝对不会趋炎附势，也绝对不会是一个拜金主义者，她们不会因为爱慕虚荣而抛弃一个深爱她的人。我们必须找其他原因，那么只有从男人卑鄙和低俗的动机中寻找了。

“在那个让人一生难忘的时刻，一个改变两个人命运的时刻，一对年轻的情侣站在门口，他们一定吵架了。年轻气盛的雷德鲁斯太过自卑，也太过鲁莽，在嫉妒心理作祟的情况下，他决定离开这个小镇。但具体为什么要离开，或许我们怎么讲都是缺乏证据的。但是比证据更让人信服的，就是女人的善良和忠贞，爱情是她们的信仰，她们绝对不会背弃。

“我可以很清楚地想象出那个男人在鲁莽地外出后孤独流浪的场景。我能想象出他的意志在逐渐消沉，直到最后他终于意识到原来是他自己撕碎了上天赐予他的最好的礼物。于是他悲痛欲绝，除了隐居，别无他法。但隐居的生活也没有让他完全淡忘尘世的爱恋，于是他疯了，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推理了。

“我们再来说说那个女人，她的生活会是怎样呢？我觉得她会一直孤苦无依地让岁月肆意践踏她的美丽和健康的身体，直到容颜苍老，步履蹒跚。但是她始终如一地爱着那个人，一直在等待他归来的消息。她会每天坐在窗边，凝望远方，或是在楼梯旁侧耳倾听是否有她期待的脚步声响起。现在，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依旧很细心地打理着自己的头发和衣着。她依旧没有放弃希望，她每天都坐在门前，看着尘土飞扬的马路。她固执地认为，她的爱人只是出门了，早晚有一天会回家的。这就是女人，我对她们的忠贞充满信心。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等不到重逢的那一天，但她依旧不肯放弃。甚至在凡世等不到，她也会期盼在极乐世界的相逢。而男人却在绝望的泥潭中等待与她的相见。”

“我还以为他会在疯人院等呢。”又是那个爱插嘴的普通乘客说了一句。

梅尼菲法官的身体稍微动了一下，以表示对这句话的厌烦。其他的男人也都有气无力地正襟危坐。外面的风变小了，时有时无地散漫地吹着。壁炉里的木块也烧成了通红的炭，将屋子变得昏暗。那位女乘客依旧坐在角落里，看起来舒适而安详。她的发髻盘得依旧整齐，透过毛皮围巾，可以看到一丝雪白的肌肤。

梅尼菲法官站了起来，稍稍活动一下已经麻木的腿脚后，对女乘客说：“加兰小姐，我们的故事都讲完了，现在该是您颁发奖品的时间了。您可以按照您的想法，把奖品颁给最符合您心意的那一位。不过我得补充一点，除了故事，对于女性的评价和认知程度也是评选的标准之一。”

奇怪的是，在法官大人说完这番话之后，没有得到女士的任何回应。梅尼菲法官弯下腰，表示关切时，那个总喜欢打岔的普通乘客笑出了声音，他的笑声中充满了讽刺的意味。原来女乘客已经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就在梅尼菲法官想要拉她的手，叫醒她的时候，他的手碰到了一个湿湿凉凉的、不规则的圆形东西。

“她已经把苹果吃掉了。”梅尼菲法官把苹果核举起来的时候，用一种十分敬畏的语气说道。

幕后黑手

“有许多成功人士，”我之所以这样说，当然是有许多事实作为依据，“他们会告知人们，他们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要感恩于某位伟大女性的帮助和鼓励。”

“这个理论我也知道，”杰夫·彼得斯说，“而且我在历史和神话故事书中也读过关于圣女贞德、耶鲁夫人、考德尔太太、夏娃还有其他许多著名的女性事迹和传说。但是，依我看，女人的成就也就不过如此了，难道不是吗？全世界一级的厨师、服装设计师、护士、管家、速记员、职员、理发师甚至是洗衣服的工人，全部都是男人。‘女人’啊，唯一让男人自愧不如的恐怕就是如何愉悦正在杂耍中的男演员了。”

“哦，我承认你说的这些我也考虑过，”我说，“但是你又不得不承认女人与生俱来的机灵与直觉，对你现在这行——哦，我是说对你现在的生意是有帮助的。”

“确实，”杰夫有板有眼地点头称是，他继续说道，“不过你真的这么想吗？几乎在每一场骗局中，女人都是不可信赖的搭档。因为她们总会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扯你的后腿，居然毫无掩饰地展示她们的诚实。我可是体验过的。

“我在准州那边有一个老朋友，他名叫比尔·亨伯尔。有一次他突然和我说，他想去联邦法院当执法官。你要知道，那时我正在做一个生意，合伙人是安迪。当然这门生意是合法的，我们正在推销一种手杖。不过这款手杖的奇特之处在于，只要你拧开手柄的位置，之后将其对准自己的嘴巴，就会喝到半品脱优质的黑麦威士忌。这种琼浆玉液就是对聪明才智的奖赏。可是那时总是有警察找我和安迪的麻烦。所以，当比尔把他的突发奇想告诉我之后，我觉得这再好不过了，满脑袋都是比尔任职于执法官的位子后，我将在无阻力的情况下，做好我的生意。这对于彼得斯-塔克公司的业务发展是最好的帮助。

“‘杰夫，’比尔和我说，‘你有知识，有文化，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还很博学。在很多领域你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并且成绩显著。’

“‘这个倒是没错，’我说，‘我从没后悔过。我从来都不认为当教育变成免费的时候，它的身价就会大跌。你们谁能告诉我，哪一项才算是对人类更具价值的东西，是文学还是赛马？’

“‘这个……嗯……我想，咬文嚼字的，哦，我是说好像诗人和作家的声望比较高一些。’比尔说。

“‘这话貌似很有道理，’我说，‘不过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金融家和慈善家他们会对每一位进入赛马场的人收取两元的费用，而进入图书馆却不用花钱？’我接着说，‘难道这种做法的潜台词不就是告诉人们一种价值观吗？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对自我约束和不守秩序的行为给出了它们本身的价值。’

“‘你阐述的观点太深奥了，我没怎么听明白。’比尔说，‘其实我只想让你去一趟华盛顿，之后帮我取得这个职位就行了。我的涵养不高，也不擅长钩心斗角。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很想得到这份工作——虽然我曾杀过七个人。’比尔说，‘而且我有九个孩子。就在今年的五月一号，我成了一名优秀的共和党党员。我是个文盲，不会读，但却是个聪明的家伙，而且一定擅长交际，我想它会协助你帮我得到这份工作的。我先给你一千美元，这些就作为你们的差旅费和吃、住的费用。事成之后，我再付给你们一千美元，并且我能确保至少十二个月你们可以放心地做走私威士忌的生意。你对西部是否足够忠贞，能帮我到东部疏通一下吗？就是那位生活在宾夕法尼亚铁路东边的终点站的白房子里面的老人家。’

“后来，我把这件事和安迪说了，他很感兴趣。其实安迪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个性也复杂多变。他向来不屑于我这种埋头苦干的做事风格。我总是向农民推销那种既能捣肉，又能擦鞋、做扳手、烫发、锉指甲、捣碎土豆、做音叉等的万能工具，而他的志向从不在此。其实安迪更像一位艺术家，不能把他单纯地归类为牧师或者商人，或者是正人君子，这些单纯的定位都不是他。最终，我们接受了这门差事，决定前往华盛顿了。

“在华盛顿，我们选择住宿的酒店位于南达科塔大道。我对安迪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做毫无诚信的生意吧。我们现在需要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我们需要走后门，而这些我们都从来没做过。可是为了比尔·亨伯尔，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如果这是一场正当合法的生意，’我说，‘那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夸张、虚假的手段。然而对于这种违法乱纪的交易，我想我们还是直截了当更好些。’我继续说，‘我的想法是，我们直接从佣金中抽出五百美元，交给国家竞选委员会的委员。当场让他开个收据，之后再将这张收据摊放在总统先生的办公桌上，开门见山地说出比尔的要求。我猜想总统应该更加喜欢这种光明正大争取职位的做法，总比投机倒把好多了。’

“我的想法得到了安迪的认可，但是酒店的服务员却不这样认为。当我们和他提起此事后，他的话让我们改变了看法。他说，如果想在华盛顿谋得职位，必须有一位能说会道的女说客，而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他恰好有人选——那个人就是艾弗里夫人——并提供给了我们她的地址。据说她在社交圈和外交界都有很显赫的地位。

“第二天一早，大概是十点，我和安迪就来到她所住的酒店，接着我们被带到了会客厅。当我第一眼看到艾弗里太太时，我简直惊讶极了！她应该属于标准的外交人才，当你看到她时，她的美会让你很舒服，整个人都像活在梦幻中一般。一头金色的头发，与二十元面值的黄金证券的背面一样的颜色。她那一对蓝色的眼睛，犹如海水般湛蓝。你看过《七月》杂志的封面女郎吗？她的美丽绝对盖过她们。甚至可以说，那些封面女郎与她相比，简直就像是孟农加希拉煤船上的烧火姑娘。

“她的衣服领口很低，并且镶了一圈银色亮片，戒指和耳环都有钻石镶嵌，裸露的香肩极具风韵。她一只手按着电话，另一只手端起一杯清茶。过了一会儿她说：‘哦，小伙子们，你们有什么事情？’

“我尽可能用最简洁的语言说明了来意，并且开出了我们可以支付的报酬。

“‘我想在西部做个官并不是一件难事，’她说，‘让我想一想，看看谁能帮我们这个忙。准州的代表肯定是不行的。我觉得，’她说，‘斯奈普参议员应该可以办这件事，他就是从西部的某个地方来的。我先看看他在我的资料簿里是怎么记载的。’说着，她从面前书桌上的一打卡片中，‘斯’字开头的一格中抽出了一张名片。

“‘哦，’她说，‘他的卡片上被标记了一颗星，这说明他可以“随时帮忙”。我再看看，“现在五十五岁，有两次婚史，是一位长老会的教徒。他喜欢金色头发的姑娘、托尔斯泰的小说、扑克，还喜欢吃清炖甲鱼。还有，他的酒量有限，三瓶就足以让他情绪激动了。”‘哦，’她接着说，‘我想我有信心让你的朋友布莫先生顺顺利利地当上驻巴西公使。’

“‘亨伯尔，’我立刻纠正说，‘不是驻外使节，而是联邦法院的执法官。’

“‘哦，对，’艾弗里太太说，‘我做过太多这样的事情，难免会弄混淆。你现在把这件事做一个详细的笔记，彼得斯先生，再过四天你来找我，我想到那时事情就可以办好了。’

“于是我和安迪就回酒店去了。在等待的时候，安迪一直在房间里左右徘徊，并且还捋着自己的胡子。他说：‘一个女人不仅有如此美丽的容颜，还有如此的智慧，真是罕见啊，杰夫。’

“‘确实很少，少得就像神话故事中的埃比德米斯的神鸟，哦，不，就像是神鸟下的蛋做成的蛋卷。’我说。

“‘这样的女人，’安迪说，‘假如她肯为一个男人服务的话，那么这个男人一定会名利双收，拥有卓越不凡的地位。’

“‘我对此表示怀疑，’我说，‘女人除了能为她的丈夫准备好饮食起居外，就是八卦张家长李家短，或者告诉她的丈夫，他对手的夫人曾经在店铺里偷过东西。除此之外，她们还能做什么？她们对于她们丈夫的实际工作没有一点用途。她们没有做生意的头脑，当然，政治也不行。这一点很明了，就像是英国诗人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不适合在查克·康纳斯每年一次的舞会上担任主持的工作一样。我知道，’我对安迪说，‘女人们有的时候是会陪同自己的丈夫出席一些政治场合，但那又怎样呢？就比如说，一个男人本来就已经处在某种职位上了，他或是在阿富汗驻外领事馆工作，或是在特拉华-拉瑞坦运河当闸门的看守员。可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无论怎样，这个男子都会看见他的妻子穿上鞋套，小心翼翼地将三个月的食物放到金丝雀的鸟笼里。“我们到苏福尔斯去怎么样？”那位男士心存一丝希望地看着自己的太太，结果呢，那位太太说：“不，亚瑟，我们到华盛顿去吧。在这里，我们的地位已经被埋没了。”她说，“你不应该这样生活，你可以在圣布里奇特宫廷谋得一个特派员的职位，或者是去波多黎各岛当总门房。总之，你放心，我会安排好这一切。”’

“‘于是这位女士，’我继续说道，‘就独自一人带着行李和必要的钱来到了华盛顿。她要找当权者谋取职位。她从她的行李中翻出了五打信，那是在她十五岁时一位内阁成员写给她的内容大致相同的信，还有一封介绍信，是利奥波德国王写给史密斯学会的，另外在行李中放着的，就是一套粉色的绸子套装，只不过因为时间太久了，上面清晰可见淡黄色的印迹。’

“‘你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继续我的臆想，‘她会把那些信发表在晚报上，一份如同她那件衣服颜色的晚报上；她会在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的火车候车室发表演说；她会去拜访总统。可是此时等待她的却是商业和劳工部的九等助理秘书，蓝厅的第一副官，还有一个身份不明的黑衣人。他们会抓住她的手和脚，直接把她扭送到西南B街，扔在一个地下室的门口。她所能做的只有这些而已。当然，或许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你还会听到她的消息，因为她给中国的大使写了封信，目的是求得一份在茶叶店打工的职位，当然还是为了她的亚瑟。’

“‘按你这么说，’安迪说，‘艾弗里夫人也如同你所描绘的角色那样，不能办成此事？比尔无法通过她获得执法官的职务？’

“我说：‘我希望我自己并不怀疑一切事物，但我的确这样认为。反正我的观点是，你我两个聪明的男人做不到的事情，她一个女人更是无法完成。’

“‘我不相信，’艾迪说，‘这样吧，我们打个赌。我赌她可以完成这件事。我觉得这个女人很厉害，她的社交才能绝对数一数二。’

“按照约定，我们如期而至。当我们看到那位夫人时，她依旧光彩亮丽、美艳动人。她仅仅依靠她的容貌，就足以让许多人听命于她，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那么谋个官职更是不在话下。只是我对于外表的作用却没有什么信心。所以，当她把一张公文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满脸惊诧。这张公文的上面盖着美国政府的印章，而背面的签名正是：威廉·亨利·亨伯尔。这几个字在我面前显得那样的硕大和漂亮。

“‘其实如果你们第二天来，也可以拿到它，小伙子们，’艾弗里夫人微笑着说，‘我办这件事简直易如反掌，’她说，‘我只不过是张嘴闭嘴那么几下，公文就拿到手了。我很想和你们再聊一会儿，’她说，‘只是我实在没有空闲的时间，我手头还有几个别的小职位需要我去申请。说真的，现在连睡觉的时间都变得奢侈了。你们回去后，请带我向亨伯尔先生问好。’

“我按照约定给了她五百美元，她数都没数就扔进写字台的抽屉里了。我把比尔的委任状折好，放在口袋中，与安迪一起向她告辞后，便离开了那里。我们没有耽搁时间，当天便决定返回准州。在起程前，我给比尔发了封电报，内容是：‘事情已经办妥，等待凯旋。’我们的心情也大好，所以一路上有说有笑，安迪还取笑我小看了女人。

“‘好吧，’我说，‘我承认她的能力确实在我的意料之外。这个女人真是不简单，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个女人可以按时地完成一件事情，并且如此完美。’

“到了阿肯色州的边界时，我掏出委任状仔细看着，随后又交给了安迪。安迪看过之后，我们两个人的表情出奇的一致，都是沉默不语。

“这份委任状确实是发给比尔的，而且绝对是真实的。但是职务却不是执法官，而是佛罗里达州达德镇的邮政局长。

“我和安迪很默契地选择了提前下车，在下车的小石城把委任状邮递给了比尔。之后我们沿着东北方向，逃往苏必利尔湖。在此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比尔·亨伯尔。”

菜单上的春天

这是三月里的一天。

作为故事的起始，这句话显得缺乏想象，过于平淡乏味，可以说是很糟糕，不过用在这里还是可以的。因为下面这一段本来应该用在故事的开头，但是为了给读者一个思想准备，所以用了这一段不着边际、叫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先做一下小小的铺垫。

在餐桌旁，莎拉对着菜单伤心地哭着。

看到这里，你的头脑中会有这样的疑问：莎拉为什么哭呢？也许菜单上没有牡蛎？也许她答应过不吃冰淇淋了，而现在想吃？然而你猜的都不对，还是听我继续把故事讲下去吧。

有位先生把世界想像成一个大牡蛎，他要用刀把它剖开，此话一经发表，那位先生便声名鹊起。仔细想来，用刀剖开一个牡蛎并不难，可是用打字机打开世界的人，你看见过吗？

这个用打字机把世界打开一点儿的人就是莎拉。她的工作就是打字。她打字的速度不是很快，所以她不能胜任大办事处里的工作，一个人干会更好一些。

莎拉和舒伦伯格家庭餐馆达成了一项协议，她把这看成是同这个世界最成功的一场战斗。她在一幢旧红砖房子的一间屋子里住，隔壁就是那家餐馆。有一天晚上，她带走了舒伦伯格餐馆的菜单。

菜单上的手写字简直让人无法辨认，既不像英文，也不像德文，一不小心把菜单看倒了，就会先看见甜食，而汤和星期几只有到最后才被看见。

第二天，莎拉把用打字机打得整整齐齐的菜单拿给舒伦伯格看，菜名诱人地排列在恰当的位置上，“衣帽物件，各自小心”排列在最后一行。看了莎拉的工作成果，舒伦伯格高兴极了，在莎拉离开以前，他愿意达成一项协议：莎拉为餐馆里的21张餐桌打菜单，晚餐的菜单要每天打印一次，以便调整。如果早餐和午餐换了花样，也要打一份新菜单，或者菜单脏了，也要打一份干净的菜单换上。

莎拉的报酬就是舒伦伯格每天派人送来的三顿饭。每天下午，一张用铅笔写好的菜单会如约而至，这就是命运女神为第二天舒伦伯格家顾客准备好的饭菜。

协议双方对此都非常满意。于是，那些在舒伦伯格餐馆进餐的顾客现在知道他们吃的菜叫什么名字了，即使这些菜的性质有时候使他们感到困惑。在寒冷而沉闷的冬天，莎拉终于可以用劳动换来一日三餐了，这对于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三月已是春天了，但是却迟迟没有春天的气息。春天总是在该来的时候才来。街上一月份的积雪还冻得硬邦邦的。一些手拿乐器的人在街上演奏《在往昔美好的夏天》这支曲子，但是，脸上的表情和肢体动作却还停留在十二月份。各家各户的暖气都关了。每逢发生这些情况，人们就会知道，冬天依然控制着这座城市。

下午是最难熬的，莎拉在她的卧室里冻得直打哆嗦。除了打舒伦伯格的菜单外，她没有事情可做。坐在摇椅上的莎拉望着寂静的窗外，那个月是春天的月份了，它不停地对她呼唤：“春天来了，莎拉，肯定地说，春天来了。你身材匀称、美好，莎拉，你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为什么在望着窗外时带着一丝伤感？”

莎拉的房间不在临街的一面，从窗子里望出去可以看到邻街的一家制盒厂没有窗子的砖墙。但长满青草的牧场、树林、灌木丛和玫瑰花却溜进了她的记忆。

去年夏天，莎拉去了一次乡下，她爱上了一个农民。莎拉住的那个农场叫森尼鲁克农场，在那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她爱上了农民富兰克林的儿子沃尔特。农民们谈恋爱到结婚往往时间较短。不过年轻的沃尔特与他们不同，他是个新型的农艺师，他的牛棚里装着电话，他还能对加拿大来年的小麦产量作准确的计算，以及会对他种植的农作物产生什么影响。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年轻的沃尔特用他的才学和智慧赢得了莎拉火热的心。他们坐在一起，沃尔特用蒲公英编了一个花冠戴在莎拉头上。他赞美蒲公英的黄花配她那棕色头发所产生的美感，于是莎拉便一直戴着那顶花冠，手里挥动着草帽回到寓所。沃尔特计划在来年春天同莎拉结婚，而且一开春就结婚。后来莎拉就回到城里来用打字维持每天的生活。

一阵敲门声把莎拉从回想那一个幸福的日子的梦中惊醒，一个侍者拿来一张家庭餐馆第二天的菜单，是用铅笔写的，字迹很潦草，看笔迹莎拉就知道是老舒伦伯格写的。

莎拉拿着菜单在打字机旁坐定，把一张卡片卷在滚轴上。她是个灵巧的工作者，通常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把21张卡片全部打好。今天菜单上更动的项目比往常要多。各种汤都比较清淡，肉食花样改变也比较多，整个菜单充满了春天的气息，那些油炸食品都被清淡的食品取代了。

莎拉的手像夏天小溪上飞舞的小虫一样在打字机上灵巧地跳动着。她从上到下仔细地看着，按照各种菜名的长短把它们打在恰当的位置上。刚刚打到水果名称，不知怎么，莎拉对着那张菜单哭了起来。泪水从她失望的心灵深处涌上来，积聚在她的眼睛里。她的头抵在打字机的小桌上，很久没有抬起来。

她朝思暮想的沃尔特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写信给她了，而菜单的下一个菜名正好是蒲公英和一种什么鸡蛋——别管它是什么鸡蛋！——蒲公英，沃尔特正是用蒲公英做成美丽的金黄色花冠，为他爱情的王后和未来的妻子加冕的啊！那是春天的使者。然而春天是多么奇妙啊！在这个用石头和钢铁筑成的寒冷的大城市里，爱人的信息一定会飞来。除了穿着毛茸茸的绿衣服的田野的信使蒲公英——法国人形象地叫它狮子的牙——还有谁来传递春天的信息呢，蒲公英开花的时候，它就盘在姑娘的深棕色头发上成全好事；而鲜嫩未开花的时候，它就跑到开水壶里去了。过了好一会儿，莎拉的心情才渐渐平复下来，泪水也止住了。她神思恍惚、心不在焉地按着打字机的键，她的思绪、她的心灵已飞往乡村和她心爱的青年约会了。不久，她的心又回到曼哈顿的石砌建筑中来，打字机又开始快速跳动。

六点钟，侍者送晚饭来，然后把打好的菜单带回去。莎拉闷闷地吃了晚饭，她看了看钟表，已经七点半了。隔壁房间里传来了两个人吵架的声音；住在楼上那个房间的男人好像在弄什么乐器；煤气灯的光稍微暗了一点，有人正着手撤掉煤火；隐约还可以听到后院篱笆附近传来的猫叫声。根据这种迹象，莎拉知道她现在该看书了。

她拿出书来，把脚搭在一旁的箱子上，认真地看起来。门铃声打破了寂静，房东太太急忙去开门，莎拉放下书来听。

“哦，是你，要是你，也会跟她一样的。”高亢洪亮的声音从楼下门厅一直传到莎拉的房间，莎拉跳起来去开门，书掉在地板上了都不去理会。

讲到这里，你大概已经猜出来者是谁了。莎拉跑到楼梯口时，她的农民正一跨三级地跑上楼来，他一下把她搂在怀里。“你为什么不写信？这到底是为什么？”莎拉大声说。

“纽约可真是个大城市，”沃尔特·富兰克林说，“一星期之前我就按着老地址去找你了。到那里一问才知道，你在星期四就已经离开了。从那以后，我想尽办法到处找你，我甚至去了警察局！”

“可我明明给你写信了呀。”莎拉情绪激动地说。

“我一封也没有收到啊！”

“那你怎么找到我的呢？”

年轻农民的脸上此时绽放着灿烂的笑容，他细细地向莎拉把事情的经过娓娓道来。

“今天晚上，我到隔壁的那家家庭餐馆去，”他说，“我不在乎它有没有名气，每年春天的时候，我都吃一些清淡爽口的蔬菜。我的眼睛在那份用打字机打得漂漂亮亮的菜单上看了一遍，想找一样蔬菜吃，我看着看着，眼前一亮，激动得把椅子都弄翻了，于是急忙喊来老板。他告诉我你住在这里。”

“这是怎么回事？我记得白菜下面就是蒲公英。”莎拉高兴地叹了口气。

“我知道，你打字机上的大写字母Ｗ，不论打在哪里，都与其他字母不在一条直线上，总是偏上。”富兰克林说。

“嗨，可是‘蒲公英’这个词没有Ｗ字母啊？”莎拉惊奇地说。

年轻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张菜单，指着其中的一行。

莎拉一看便知那是她在今天下午打的第一张卡片，因为在它的右上角还有一滴眼泪的痕迹。但在本来应该是一种蔬菜名称的位置上，却出现了一行字，莎拉突然想起来，那是对那金色花朵的回忆使她的手指不听使唤而按在了别的键上，于是有了这行字。

在两道菜名之间，那一行字如是写着：

最亲爱的沃尔特和白煮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