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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壹 倭刀沉沙：明朝台湾抗倭战争

1. 鞭长莫及：明朝中前期倭寇侵台全纪录

2. 一个新时代的线头：明朝中期的台湾

3. 开通海路：影响台湾命运的海盗们

4. 鬼子来了：日本幕府对台湾的图谋

5. 明军威武：沈有容与台湾保卫战

贰 强敌西来：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早期对台湾的侵略

1. 分赃的小丑：葡萄牙人在台湾的不光彩角色

2. 疯狂的“马尼拉备忘录”：西班牙人的侵华战略

3. 牛皮骗国土：荷兰人的东犯

4. 澎湖浴血：明朝收复澎湖列岛之战

叁 血脉难断：台湾沦陷三十八年大史记

1. 从“汉奸”到“民族英雄”：颜思齐的争议人生

2. 亮剑“海上马车夫”：郑家海商集团争锋荷兰

3. 血洒料罗湾：郑家水师与荷兰舰队的碰撞

4. 海上丝绸路：台湾与明末海外贸易的“黄金期”

5. “国姓爷”心中的一根刺：郑成功的青少年岁月

肆 挥师东进：明末清初的收台战争

1. 分崩离析：清军南下时代郑氏家族的分裂

2. 国破台湾在：郑成功的收台抉择

3. 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台湾人：郭怀一抗暴起义

4. 鹿耳门作证：大明水师扬帆东进

伍 天下一统：康熙时期的收台战

1. 近代台湾奠基人：被遗忘的台湾延平郡王郑经

2. 难弃难离：清政府“纠结”的对台政策

3. 天下一统：施琅收复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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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们这本书中的故事，起点在公元1368年，终点在公元1683年。故事的主人公，叫台湾。故事的内容，是收复台湾。

主人公是我们熟悉的名字，内容是我们熟悉的名词。熟悉的背后，却藏着一段遥远的陌生：在15世纪至17世纪人类大航海时代，这个如今越发牵连着我们情感的岛屿，它所经历的一段痛苦的分别与喜悦的团聚。在这痛苦与喜悦之间，是一场场接踵而来的侵略、灾难，是一代代炎黄子孙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所有的奋斗、牺牲，只为了一个传承到今天的朴素信念：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说到这个“不可分割”，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下，人们似乎都说得很多。但说得多，却未必就能懂得，简单的四个字经历了怎样漫长的沉积，又意味着怎样的沉重。

说到它的沉积，我们总是习惯追溯台湾的历史。如果仅仅按照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台湾与大陆建立联系，开始于东吴孙权时代，距离今天大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真正开始设立官府，进行行政统治的历史，更是直到宋朝才开始，距离今天大约有一千年。对于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来说，虽然也算漫长，却也只是其中一段。但是考古发现与科学研究证明出来的历史，却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台南发现的“左镇人”化石，距离今天有一万至三万年，越来越多的证据可以佐证，它与“元谋人”和“北京猿人”，都存在着传承关系。台湾东海岸台东县出土的“八仙洞遗址”，是台湾旧石器时代原始文化的见证，距离今天大约有七千至一万五千年，其文明被称为“长滨文化”，然而从其遗留的石器、角器等物件看，恰与大陆系统的砾石砍器文化息息相关。在台湾地区发现的古文明遗址，更与相邻的福建、广东地区出土的类似遗址有惊人的相似。考古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台湾旧石器文化与大陆旧石器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台湾“中研院”前副院长张光直教授更直言不讳：“台湾‘原住民’的祖先，应该从福建省去找。”今天的台湾民间故事，仍然留存着一个凄美的传说：有一个下地干活的小伙子，有一天在种地归来的路上，却突然遭遇到了地震，接着他看见自己眼前的土地剧烈地震颤，与大陆分割，竟成了海上一个岛，与望眼欲穿的家乡越来越远。这个小伙子就是台湾人的祖先，这个漂流而去的小岛，就是台湾。“无巧不成书”，在20世纪开始震动世界的“大陆漂移说”中，同样有这样的科学假说：台湾岛原本就是和大陆连成一体的，是在著名的“版块漂移运动”中，变成了今天的模样。美国科学家曾经按照地图的比例，用电脑将台湾岛与福建省做了一次“模拟重合”。实验的结果是，福建省与台湾岛之间的地形轮廓，完全可以拼接在一起。

台湾的“不可分割”，其历史累积，并不是某朝、某个时间段才开始的；相反，更加遥远，起于我们祖先繁衍生息的最早阶段，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开始，它就是我们民族躯体上的血肉。

因为漫长的累积，所以有了它的沉重。虽然台湾有文献记录的历史，是从三国时期才开始的，但是东吴的史料告诉我们，早在孙权之前，福建、广东、浙江沿海的人们，世世代代都与台湾岛有过交往。秦汉时期，就曾有沿海百姓与台湾居民用粮食交换土珠、玛瑙等货物。在三国东吴孙权时代，卫温第一次率领“甲士万人”造访台湾。到隋朝时期，又有朱宽、陈梭等人以朝廷官员的名义巡视台湾。在这日益密切的往来下，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交往越发互通有无。宋朝的时候，在台湾地区定居的大陆百姓已经形成了规模。北宋时期，第一次将台湾的人口“编户”，隶属于福建晋江县管辖。这是中央政府在台湾设立府衙的开始。到元朝的时候，更是开始驻扎军队、征收赋税。从千年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看，如果说最初的台湾，只是我们这个民族躯体上普通的一部分，那么到了14世纪，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血液输入进来，日益茁壮。它“不可分割”的地位，在这个大趋势下越来越重要。

然而台湾命运的挑战，也正是在这时期开始了。自14世纪，正是人类进入“航海时代”的前夜。波涛万里的航船上，承载着外来的野心家们。他们一次次越洋而来，造访中华。台湾，作为中国东海的珍珠，自然引来了无数垂涎。它太美好了，美好得有无数人要争抢到它。暴风骤雨的灾难，自14世纪的倭寇之乱开始，一轮轮接踵而来。然而纵然伤痕累累，纵然血雨腥风，纵然分分合合，却有那么多的人，愿意舍生忘死地保护它。拜他们所赐，有了我们这本书的故事：从明至清，在人类大航海殖民时代下，一轮又一轮可歌可泣的保卫台湾、收复台湾的历史。一切，还只为了那个朴素的愿望：不可分割。

以“不可分割”的名义，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三百多年前那一幕幕荡气回肠的笔墨。同样以“不可分割”的名义，有了我们今天的这本书，在台湾依然牵连着我们情感的今天，真实地再现祖先曾经走过的那一段道路。

壹 倭刀沉沙：明朝台湾抗倭战争

三国时期，台湾被称作“夷洲”。那是公元227年，东吴国主孙权派大将卫温率水师万人东渡台湾，从此确立了台湾的归属。但那时候魏、蜀、吴三国正打得热闹，谁也顾不上台湾岛。隋唐时期，台湾被称作“流求”。那是公元607年至609年，隋炀帝先后派大将何蛮和陈棱东征台湾，终击败了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大业。可那时候的中国里里外外十分热闹，隋炀帝忙着修运河和征高句丽，忙来忙去忙出个“千古暴君”的名号。然后是农民起义、军阀混战、打突厥……属于台湾的“露脸”机会，是少之又少。宋朝时候台湾又被叫作“澎湖”。那是12世纪中叶，南宋政府将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按照现在的说法，差不多是“乡镇级”编制。那时候，中国的半壁江山沦入金人手中。南宋小朝廷与女真铁骑打得激烈，从朝廷到民间的话题多是“光复河山”，小小的台湾“乡镇”，比起沦陷的“河山”，自然是微不足道。1297年以后，台湾又改名叫“澎湖巡检司”。当时的元太祖忽必烈两次派兵东征，平定台湾岛后，在当地设立“巡检司”，这是一个负责维护地方治安以及征收赋税的军事机关，相当于今天的“县公安局”级别，比起“乡镇级”虽然小有提升，但此时大元朝一统天下，蒙古铁骑傲视全球，小小的“巡检司”自然无法引起关注。

可就是这“微不足道”的台湾，早在“跑龙套”的时候，就成了越来越多的沿海百姓向往的乐土。那年头外来侵略闹得最凶的是万里长城一带，“西方殖民者”们还在绕着地中海兜圈子，中国沿海除了个别海盗外，还算是风平浪静。从公元610年隋炀帝平定台湾开始，但凡是东南沿海闹个灾荒、出个战乱，便有人卷包袱跳船向东跑，先来到最近的澎湖列岛，渐渐地扩展到台湾本岛。登上岛后种两亩地，建几间屋。岛上气候湿润、物产丰富。岛上的“少数民族”乍一看蛮凶，住久了却也好相处。小日子就这样愈发地滋润起来。到了后来，没灾荒、没战乱的时候，也有人往台湾岛上跑。聚的人多了就渐成规模，台湾的地位，渐渐地就从“乡镇级”变成了“县级”。特别是宋末元初和元末明初两个时期，因为战乱的缘故，大批福建、广东、浙江沿海的居民迁往台湾。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重新在当地设立“澎湖寨巡检司”时，统计当地户口，汉人已有万人之多。小小的台湾岛，在从三国至明初的一千多年里，在无数次的“跑龙套”中，默默地攒着人气，渐渐繁荣。

攒到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年），一声晴天霹雳，人气散了，繁荣没了，原本“跑龙套”的台湾，却从此有了更重的戏份。之后几百年的历史大戏里，它越发地吸引眼球，先是配角，然后是重要配角，最后成了主角，并且有了响亮而稳固的名字——台湾。

所谓的“晴天霹雳”，是那一年明太祖朱元璋的一道轻描淡写的圣旨：“撤澎湖寨巡检司，所辖军民，悉数安置于漳、泉二地。”然后台湾当地汉人们就被集体“搬家”了。房屋全被拆毁，农田尽数荒弃，粮食财产能拉走的拉走，拉不走的一把火烧掉。随后又在台湾海峡“划线”，规定“片板不能下海”。澎湖列岛和台湾岛严禁沿海居民进入，违者举家严办。原本欣欣向荣的台湾岛，“一夜回到解放前”。当年的“乐土”，此时却成了沿海居民可望而不可即的“禁区”。

这近乎荒唐的“强制拆迁”，并非是彼时明太祖朱元璋的心血来潮。“晴天霹雳”的导火索，是一段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历史——倭寇入侵。

1. 鞭长莫及：明朝中前期倭寇侵台全纪录

说起倭寇入侵，那是从元朝中期至明朝末年，一笔绵延了二百多年的血债。

血债的源头在日本。从元朝中期开始，中国处于“天下一统”的状态，而日本却进入了内战不休的“战国时代”。“天皇”成了摆设，诸侯们割据一方，相互攻打。本身就穷，外带战乱，土匪强盗们更是“放了羊”，大批海盗结伙到中国沿海打家劫舍，这些人就是“倭寇”。他们穷凶极恶，每到一处都大肆烧杀抢掠。元末中国也天下大乱，各处起义不断，元军疲于应付，自然也顾不上海防。倭寇们打家劫舍变得更加容易。便宜占多了，不少日本诸侯也开始眼红，纷纷组织自己麾下的正规军来中国沿海“发财致富”，中国沿海的海盗们也纷纷与之勾结。于是从元末开始，倭寇侵扰的规模与破坏力都连年扩大，几乎到了愈演愈烈的地步。

台湾自然也难幸免，台湾岛位于日本列岛南部，对于倭寇来说本就是“近水楼台”。起先台湾少数民族多，经济比较落后，外带元王朝在澎湖地区有“巡检司”，经常截击倭寇海盗船队，“油水少”而且“风险大”，因此倭寇也就很少侵扰台湾。后来元末大乱，原本驻在“澎湖巡检司”的元朝军队，陆续被调回大陆平叛，所谓“巡检司”早就名存实亡。此时中原战乱不休，不少沿海居民纷纷迁至台湾避乱，人多了，经济也渐渐繁荣，“油水多”而且“风险性”低，倭寇侵扰也就越来越频繁。《元史》上关于倭寇侵扰台湾的第一次记录，是元朝至正十三年（1353年），数千倭寇窜犯澎湖列岛，毁弃元朝“巡检司”在当地的要塞工事，劫掠大批钱粮后扬长而去。此后，倭寇对台湾的侵扰便日渐频繁。

到了元朝末年，倭寇的“开工地点”又发生了变化。此时中国北方连年战乱外加自然灾害，“抢劫利润”大大降低，富庶的福建、广东等省份成了倭寇的首选，而台湾则是倭寇进入福建、广东沿海的必经之地。如此一来台湾就要遭受“二茬罪”：倭寇来的时候遭一遍抢，倭寇在广东、福建抢完了，返航的时候还不忘再到台湾抢一把。有时候倭寇在广东福建碰了壁，更要回头在台湾“捞一票”。台湾，既成了倭寇入侵的“中转站”，又是倭寇劫掠的“重灾区”。

到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平定福建割据势力方国珍后，大批逃难到台湾的乡民闻讯纷纷返归大陆，见到明朝官吏后哭诉道：“我等渡海（去台湾）前遭兵祸，渡海后又遭倭祸，今终见太平也。”

他们并不知道，距离“太平”还早着呢。

因为大明王朝建立了，“倭寇问题”却更复杂了。东南方面，被朱元璋平定的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等元末割据势力，都有大批残部流落海外，他们盘踞在东南沿海的海岛上，坚持与大明王朝为敌。这些当年和朱元璋争天下的“枭雄”们，如今成了杀人越货的海盗，偏偏他们又与倭寇相互勾结，甚至有不少人移居日本，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张士诚的旧部刘通、陈友定的旧部金子隆等人。这群人常年生活在东南沿海，对东南沿海各处的人口、地貌、城镇分布了如指掌，更兼戎马半生，作战经验丰富，而今摇身一变当了“二鬼子”，那更是相当有“敬业精神”。每次倭寇抢掠，他们都积极响应，辛勤带路不说，碰到明军更杀红了眼朝上冲，掩护“日本友人”撤退，可谓是“抢劫在前，分钱在后”。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刘通就曾作为向导，引着数千倭寇在苏南、浙东一带大肆抢掠，史载“大掠五府，饱掠而去”。

更可恨的是金子隆，此人早年就是元朝“澎湖巡检司”的一名水手，在澎湖列岛和台湾岛都曾生活多年，台湾的一草一木都烂熟于心。后来他跟着陈友定打水战，历经数战练出了卓越的海战本领。他的故主陈友定是被朱元璋杀掉的，所以他对明王朝自然怀有切齿仇恨。后来他逃亡到日本，摇身一变当了“二鬼子”，不但积极带领着“鬼子进村”，更帮倭寇训练水师、研发火器，特别是他对福建、澎湖、台湾岛的地貌情况非常熟悉，经常领着倭寇来此袭扰。一旦遭遇明军攻击，他就能想出坏主意，牵着明军的鼻子走，帮助倭寇全身而退。在倭寇内部，他成了身兼向导、军事科技顾问、狗头军师的“复合型人才”。根据《明史》和《明实录》记载，朱元璋在位的头二十年间，倭寇对明王朝沿海的大规模袭扰共有七次，其中五次发生在福建、广东地带，全是拜此人所赐。而台湾，则成了倭寇入侵的固定“中转站”。根据当时明朝“闽浙巡抚”汤和的奏报，倭寇每次侵扰福建、广东地区，中途必定会去台湾、澎湖列岛补充淡水粮食，而这些地方兵少势孤，又兼移民众多，着实成了倭寇唾手可得的“肥肉”。这个金子隆后来索性改了日本姓，改姓为小山，可他当“鬼子”也不甘寂寞，又介入了日本九州当地倭寇内部的权力斗争，在内耗中被一刀宰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当汉奸总没有好下场。

“汉奸”玩儿完了，但倭寇的侵扰没有停，台湾还是“中转站”兼“重灾区”，广东、福建等省份也因此受害颇深。福建、广东、浙江、苏南等屡遭倭寇侵扰的地区，是大明王朝赋税粮米的主要来源，是当时中国的“钱袋子”。“钱袋子”动不动就要被倭寇抢一把，颜面无光不说，国计民生更是大问题。

为解决问题，朱元璋用尽软硬办法。朱元璋是苦出身，做皇帝前南征北战，打败了无数强劲的对手，区区倭寇岂能容忍？洪武四年（1371年）、六年（1373年）、八年（1375年）、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四次召集文武群臣，商议征伐日本倭寇的问题。有些老将军非常积极，比如大将周德兴就建议“集水师于澎湖，乘北风而进，旦夕可灭倭奴也”。但开国名将李文忠等人担心胜败未知，且贸然开战，有可能造成国家混乱。文臣韩宜可则拿出元王朝征伐日本失败的“前车之鉴”。朱元璋并不太理会武将的反对，但他最重视“历史的教训”。权衡再三，朱元璋终于还是把这口气硬生生地憋回去了。

憋着气的朱元璋也曾想“外交解决”。当时的日本内战停止，国家分裂成了南北两个政权，即日本的“南北朝”时代。洪武二年六月（1369年），朱元璋两次派使者出使日本南朝，面见日本“南朝”的“掌权人”怀良亲王，斥责他纵容倭寇。此时日本“南朝”正遭“北朝”进犯，不愿多树敌人的怀良立刻认怂，对以往的侵略罪行表示“真诚忏悔”，不但送还了被掳百姓七十多人，更捆绑了多名“战犯”送到南京交给朱元璋治罪。次年七月倭寇又经台湾进犯福建，军民死伤数千人。朱元璋再次派使者“抗议”，怀良却推卸说这些倭寇是“北朝”来的。后来日本“北朝”也与朱元璋“建交”，但倭寇侵扰并没有停息。洪武八年（1375年）明王朝与日本“北朝”建交，之后十二年中相继发生了洪武十三年倭寇侵扰海南、洪武十五年倭寇侵扰福建、洪武十九年倭寇侵扰两广等三次大规模入侵事件。三次入侵的“中转站”，全是台湾岛。每逢明朝派使节“最强烈抗议”，日本人就故伎重演，北朝推卸责任给南朝，南朝推卸责任给北朝，把明王朝当了“冤大头”。

要打，有元王朝的“历史的教训”，打不得。要外交解决，有日本南、北朝“唱双簧”，耍你个团团转。打不行，不打更不行，咋办？

朱元璋这几十年的“憋气”也不是没成果，明王朝经过二十年休养生息，国力大大增强，早已与建国初期不可同日而语。但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到底还是“农民思维”：农民家老闹贼，那就扎篱笆、砌墙、养家丁护院，至于闹倭寇嘛……

当然还是“扎篱笆了”，在整个中国东部沿海扎一个大大的“篱笆”，养一群精兵，看你小鬼子还敢不敢进犯。

从朱元璋登基开始，“扎篱笆”工作就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王朝在北至辽东半岛，南至广西北部湾的漫长海岸线上，一共设置了五十八个卫，八十九个所，安置战船两千多艘，精锐部队三十万人，在整个中国东部沿海，打造出了一条当时世界上最坚固的海上防线。从明朝洪武五年开始，沿海明军就陆续有了歼灭倭寇的战报。洪武十年以后，倭寇对浙江、山东、辽东地区的入侵，也以失败居多。打游击战的倭寇，真碰上正规军的明军，硬碰硬打当然不是对手。倭寇像过去那样“打一枪换个地方”，但这条防线修得严密，换个地方照样挨揍。朱元璋苦心修起的“篱笆”，看上去是无懈可击了。

不对，还是有一个漏洞的——台湾。

因为朱元璋的篱笆是沿着海岸线修的，但台湾却是一个岛，朱元璋的篱笆扎得再紧，也不能跨过大海，把台湾岛“包”进来。

这下就让倭寇找到漏洞了，他们再来中国的时候，别的地方不去，先去台湾岛和澎湖列岛。明朝要是防备得严实，就先窝在岛上看看情况。明朝稍有松懈，就趁机进兵捞一票。反正台湾岛上有居民有粮食。倭寇千把人，给养补充能供得上，耗个十天半月没问题。退一步说，就算是进不了中国沿海，临走在台湾捞一票也值了。

澎湖虽有明朝的“巡检司”，但兵少势孤，用以自保都难，更别说反击倭寇了。请求战友增援？小心中了倭寇的“调虎离山”之计。沿海的船队刚出动，说不定倭寇就乘虚而入了。往台湾调兵？台湾当地人口稀少，增了兵粮食给养供应困难，岛上百姓要勒紧裤腰带；如果从大陆运粮，成本又太大，不划算。洪武十八、十九年，倭寇连续两年侵扰福建，都是用的这招。先扎在台湾，然后找机会在福建“叼一口就跑”，来来回回地在福建与台湾岛之间搞起了折返跑，把当地明军折腾得疲惫不堪。特别是洪武十九年（1386年）七月，倭寇以台湾岛为基地，在福建沿海连续转悠了一个月，数次声东击西，相继抢掠了漳州、泉州、福州、兴化、厦门等地，赚得盆满钵满后才扬长而去。战报传到明朝都城南京后，朱元璋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当时的闽浙巡抚汤和：“开国功臣，竟奈何不得区区倭奴！”

可骂完了还是要解决问题，说汤和无能这是气话，仗打成这个怂样，一是倭寇太狡猾；二是台湾这个“漏洞”太难补。所以，朱元璋再次运用了“农民思维”：难补，那就不补了。

不就是篱笆扎不着吗，那你别在篱笆外面，搬到篱笆里面来不就行了？

当然，不是只有朱元璋这么想，明王朝内部许多“名臣”也这么想。比如后来当过朱允炆老师，又当过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国防部长）的黄子澄，此时虽只是个翰林院编修，却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也大胆上书言事，认为“小琉球汉夷杂居，孤悬海外，守之徒耗钱粮，不如迁其民以收抗倭之效也”。这正中朱元璋的下怀。

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旨：澎湖巡检司裁了，兵撤了，人都强制拆迁了，快裁快撤快拆，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几代台湾移民的财产、房屋、粮食全毁了，台湾“一夜回到解放前”。当然，身为贫苦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很理解移民们的难处。迁至福建安置的台湾移民，家家给地给房子，“拆迁费”也发足，明朝初期朱元璋重手肃贪，敢贪污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也稀少，总之移民们的日子还算是过得去。

当然，台湾“被搬家”在当时只是朱元璋抗倭战略里的一环，整体的“战略”就是今人所熟悉的明朝“海禁”。为了防备倭寇入侵，明王朝禁绝了一切民间的海外贸易往来，严禁沿海百姓出海，以防与倭寇勾结。同时强化官方贸易，特别是与日本之间的“朝贡贸易”，把两国的经济往来作为逼迫日本限制倭寇的外交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台湾移民们纷纷“被搬家”，但明朝此举，并非是今天某些学者论证的“放弃台湾”。台湾的少数民族诸部落纷纷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明实录》记载的泰雅、阿雅登部皆曾入京朝贡，明王朝都是“以土司之礼待之”。明朝永乐时期，日本“北朝”大将军足利义满（就是《聪明的一休》里被一休耍弄的那位）曾遣使招抚台湾基隆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未能成功。当地居民向明王朝汇报此事，永乐皇帝朱棣曾为此遣使申斥日本。虽是孤悬海外，但台湾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始终没有动摇。

“被搬家”初期效果显著。台湾岛“被搬家”的次年，明朝福建“备倭军”就打了一个打胜仗，在福州歼灭倭寇数百人。之后，随着明朝国力的日益强大，以及“朝贡贸易”的巨大利润，日本方面开始主动禁绝本国倭寇侵扰中国沿海，甚至数次主动派兵抓捕倭寇送给明朝治罪。倭寇之祸，暂且收敛。台湾“被搬家”的效果，看似立竿见影。

确实是立竿见影，只不过，是反着的……

有关台湾“被搬家”的恶果，大儒顾炎武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就曾感叹：白白让出了台湾这块倭寇往来必经的战略要地。道理很简单：台湾地理位置特殊，是倭寇入侵广东、福建地区的必经之所，岛上有人在他要来，没人在他照样也要来。你驻兵他会来，你撤了他更来。不仅如此，明朝沿海的海盗、逃犯，也纷纷把“禁区”台湾岛当成了避难所，犯了事就朝这里跑。明朝海军来回巡逻，却一样是防不胜防。戎马一生的朱元璋，在“台湾问题”上却犯了傻。

当然，犯傻的还有那位跟着瞎出主意的黄子澄。他后来辅佐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面对燕王朱棣的叛乱，身为兵部尚书的他却傻主意不断，虽然尽心竭力却总是帮倒忙，害得朱允炆丢了江山。傻人，放到哪里总逃不过一个“傻”字。

而在台湾问题上，明王朝的“傻主意”很快遭报应了——在朱元璋过世仅一年后。

明朝建文二年（1400年），正忙于和四叔朱棣争皇位的明惠帝朱允炆，被日本人在背后捅了一刀。是年八月，大批倭寇以台湾岛为基地，对明朝福建、浙江、广东三省再次展开大规模侵扰。此时明王朝东南地区的大批军队正调往北方参加对朱棣的作战，沿海防务空虚。倭寇背靠台湾岛，来来回回牵着明军的鼻子走。“兵至倭退，兵退倭兵复又来”。整整两个月，倭寇连续袭扰明朝东南沿海宁波、温州、泉州、惠州、海口五大城市，在中国东南沿海轻轻松松地搞起了“自由行”。日本历史学家田中芳树在记录倭寇入侵时承认，当时日本侵扰中国东南沿海，有两个重要的落脚点，一个是今天毗邻韩国的对马岛，倭寇以此为基地，进犯朝鲜半岛以及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地区；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台湾岛。

靖难之役以朱棣的胜利告终。这位皇帝在位时励精图治，明王朝的综合国力较朱元璋时代进一步增强。对倭寇问题，朱棣也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对日本展开“外交攻势”，用“朝贡贸易”笼络日本上层；另一方面又采取强硬措施，全力绞杀进犯中国沿海的倭寇。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军在辽东望海窝全歼了入侵的两千倭寇，导致日本倭寇元气大伤。终永乐一朝，日本方面极少有倭寇进犯，只能夹起尾巴与明朝做生意。

对台湾岛，朱棣也还惦记着。永乐时代震惊世界的“郑和七下西洋”，其中有五次都曾在台湾岛停留。郑和舰队不但在岛上补充淡水食物，更接见当地部落首领，宣示明王朝主权。朱棣通过日本使者转告当时日本的实际统治者足利义满，宣称“澎湖，小琉球（台湾岛）之民，皆朕子民，不可欺也”。总之这段时间，慑于明王朝强大的国家实力，再加上日本此时“北朝”平灭“南朝”，国家短暂统一、政治暂时稳定，一时未敢造次，只能老老实实与明王朝做生意。

老老实实了没几年，日本人开始不老实了。

强硬的永乐皇帝朱棣过世后，继位的明仁宗朱高炽是个守成之君，不到一年即过世，之后的明宣宗朱瞻基，也是一个不愿多生是非的人。此时明朝海疆承平日久，对倭寇入侵也就不像早年那般敏感了。明朝人好了伤疤忘了疼，日本人却渐渐开始得寸进尺。早在宣德四年（1429年），就在南京发生了日本朝贡使团打死中国商人的事件。朱瞻基“襟怀宽广”，下诏从宽处理，仅让日本凶手赔偿了一百两白银了事。两年以后，日本贸易使团公然在山东劫掠商队，杀死商队成员、抢劫货物，朱瞻基也一样赦免不办。明朝越“宽容”，日本人就越蹬鼻子上脸。本来明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对日本商队的规模、人数、携带武器，都有严格的限定。朱棣在世时，日本人老老实实守规矩，半个“不”字都没有。朱棣过世后，日本人就开始“违禁”，经常是大批船队携带武器来中国“做买卖”，开了价不许还价，价格谈不拢就明抢。明朝官员稍有抗议，日本人就把脸一板，扬言要带大批倭寇来华抢掠。连霸道带吓唬，每次都能逼得明朝方面忍气吞声。当年制约日本的“朝贡贸易”，搞到明朝中期的成化、弘治时期，反成了明朝人自己作茧自缚。当然，强买强卖的日本人同样不老实。明朝正统四年（1439年），就有一支日本商队打着“朝贡贸易”的名义，突袭浙江沿海，攻破台州、宁波、定海三城，一路杀掠无数。

朝贡贸易时期，地理位置特殊的台湾岛对日本人十分重要。日本国内各类史料都记录，日本大批武装船队来华“贸易”时，其大部队多停靠在台湾、澎湖列岛观望，先派小股船队至南京“贸易”，若发现明军防备不严，则大队人马随后跟进，对中国沿海伺机进行劫掠。而一旦倭寇遭到明军沉重打击，甚至面临遭围歼的灭顶之灾时，在澎湖、台湾“望风”的倭寇船队就会前来增援，帮助同伙突出重围。台湾岛地广人稀，少数民族多是原始部落，不是倭寇的对手，只好坚守自保了。倭寇在明朝成化十三年、弘治十二年两次对浙江、苏南发动大规模袭扰，都是在明军即将歼灭敌人的情况下，遭到来自台湾岛的倭寇舰队袭击，最终功亏一篑。对此，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时任福建巡抚的林俊曾在给明孝宗的奏折里痛陈：“澎湖周遭，今海贼倭寇聚集，来去进退多凭依也，故倭寇屡剿屡不平，实因此也。”

明朝立国早期对台湾的政策，以及台湾早期遭到倭寇侵扰的历史，无论在当时人的观念里，还是在后代史家的各种记录中，都没有被当作一件大事。倭寇侵扰？不过是几个毛贼作乱而已。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明朝历史上不算稀罕事。比如台湾“被搬家”的同时，明王朝还曾迁移江南、湖广地区的大批人口到北方屯垦。南宋时期人丁繁茂的湖北、湖南地区，一度竟成了“无人区”。大明将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台湾就像是芝麻粒大小的一个点儿。倭寇侵扰，对于明王朝来说不过是挠痒痒。

如果说历史是一部电影，那么这个时期的台湾，确实只是一个龙套。波澜壮阔的风云变幻中，连个特写镜头都捞不到。但历史是一个高超的编剧，前面故事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没准什么时候，就会成为影响剧情的大人物，甚至是一段故事情节的主角。跑了上千年龙套的台湾，在中国历史的这部大戏中，伴着零零星星的战火，渐渐成为重要的角色。因为与之相关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东南海防问题，更不只是几个打家劫舍的倭寇，而是牵连着一个中国从未经历的新时代，它是一个细细的线头，在未来的历史中，牵起这个时代，牵动整个中华的变局。

这个新时代的名字，就是大航海时代。

2. 一个新时代的线头：明朝中期的台湾

说到“大航海时代”，熟悉历史的人并不陌生，但是长期以来，“大航海时代”似乎只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有关。说起欧洲人的扬帆远航，大多数中国人仅仅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而事实上，这却是一个影响了中国近五百年国运的大变局。

台湾“被搬家”的时候，是明朝洪武年间，距离后来达伽马、哥伦布们扬帆远航，还有足足一百年时间。然而对于此时的中国来说，却已经山雨欲来。台湾，是中国迎接这场风暴的第一扇门。

后来的许多史学家，对于明王朝早期对台湾的政策，既充满了误解，也充满了费解。说误解，是因为很多历史学家都把朱元璋的这个政策，简单地当作了“弃台”。事实上，虽然“被搬家”，但是台湾与大陆之间，并没有因此而分割。相反，在明朝的历史资料记录中，台湾岛的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朝贡史不绝书，在明王朝早期的国土划分中，台湾岛始终是大明政权治下的一部分。令人费解的是，作为中世纪世界上国土最辽阔、国力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大明王朝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政策？

在后人眼里，台湾的“被搬家”对于整个明朝来说，可谓吃力不讨好。兵没少派，钱没少花，沿海没少折腾，麻烦却越折腾越多，是个十足的笨办法。但为什么明王朝这么“笨”？后代的史家，有说统治者目光短浅的，也有说是当朝大臣愚蠢的，但往根源上说，原因只有一个：那时代的中国，是个封建农业国。

说到中国古代的“封建农业制”，通俗的说法就是“重农抑商”，这是中国自西汉王朝开始就绵延下来的国策。农业是国家的根本，种地就是国家的“手心”，做生意就是国家的“手背”，内陆主要是用来种地的，而周边的海岛大多都是出外做生意的中转站。既然种地比做生意重要，台湾也就自然变得不重要。事实上不只台湾，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版图中，对内陆的省份，国家可以很快修起衙门、建立政府，但中国沿海的岛屿，没人住的，大多都当作兵营、仓库、中转站；有人住的，只要愿意归顺，基本也就不怎么管。台湾，也就这样成了明朝早期“不怎么管”的地方。

明王朝早期的历史上，“重农”政策可以说被明王朝“重”到底。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本身就是农民起家。在建国之后，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是建立一个农业大国。朱元璋时代，通过“休养生息”政策，大力恢复大陆的农业生产。台湾汉民“被搬家”，也是为了补充大陆劳动力的不足。与此同时，明朝也把“抑商”给“抑”到底。明朝早期对商业有严苛的限制，商人的地位极低，甚至不许穿丝绸衣服。对外贸易方面，明朝延续了元朝末年开始的“海禁”，勒令“片板不得下海”。朱元璋时期撤销了中国固有的官方贸易机构“市舶司”，到了永乐皇帝朱棣时期虽然恢复，但是对外贸易的特权，却被牢牢垄断在国家手里。在明朝建国早期，甚至农民地里种什么农作物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同地区的人员流动，都要有政府的介绍信。老百姓的职业，也有严格的划分。当兵的要世代当兵，就是所谓的“兵户”。做工匠的要世代做工匠，就是所谓的“匠籍”。这一时代的中国，其实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大农庄。海岛台湾，就是这个农庄一个不起眼儿的边角。

其实这样的情景，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里，都有着固定的剧本。任何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说到底都是大农庄，区别只在于农庄内部的松紧程度不同。但凡是有点责任心的中国皇帝，考虑最多的也不过是让这个农庄风调雨顺、人丁兴旺、家大业大。做到这些，也就是所谓的“盛世”了。不过这个农庄并不是封闭的，很早就与外面的世界有了往来。最开始是走陆路，比如从西汉开始，经河西走廊开辟的“丝绸之路”。稍晚一点儿，又开始坐船，这就是后来被历史学家津津乐道的“海上丝绸之路”。虽然从三国开始，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就非常发达，但古代造船技术有限，而古代中国主要的往来对象，还是中亚、中东那些国家。所以在14世纪以前，陆路的“丝绸之路”，比海上的“丝绸之路”要发达。

在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外邦交往，除非涉及国土安全甚至战争，普通的贸易往来在皇帝眼里只是小事。对外贸易的几个小钱，也占不到中国古代政府“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头。至于农庄以外的世界发生什么，那时代的中国人并不关心。

然而外面的世界却渐渐变了样。

在中世纪时代，整个西方世界也基本是封建社会。那时候的世界各国，大部分也都是农庄，但比起中国来，可以说是又穷又小又落后。再加上离得远，相互往来不易，所以东西方贸易这类中国皇帝眼里的“小事”，在西方人眼里一直都是大事。其实所谓的丝绸之路上，中国就好比“大批发商”，往来贸易的商旅乃至间接贸易的西方国家，就是层层的“小商小贩”。就像今天美国金融市场一波动，全世界就可能“金融危机”一样。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我们自己不在意，但对于世界尤其是西方，却常常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的丝绸、瓷器在古代世界是最昂贵的“高科技产品”，随便一片丝绸扔出国门，都足够让西方人打破头。比如中国南北朝时期，东罗马皇帝查丁示尼与波斯帝国的惨烈战争，目的就是为了争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中世纪意大利的商业中心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就是靠着加工中国丝绸起家的。地中海经济带的兴起，完全就是被丝绸贸易带动起来的。在明朝之前的元朝，由于震撼世界的“蒙古西征”，从中国西北到地中海的陆上通道被完全打开。这之间的一百多年，是中世纪东西方贸易最发达的一百多年。大量中国商品的涌入，刺激了欧洲工商业的发展。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因为中国封建王朝政局的变化，“丝绸之路”有时繁荣、有时凋零，但毫不夸张地说，它的每次变化，都会导致整个西方的政局发生震荡。欧洲的“农庄”，在每一次的震荡中发生蜕变。按照历史学家的话说，就是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萌芽。

而到了明王朝建立之后，整个西方世界却因为中国政局的变化，遭遇了又一次震荡。明朝是取代元朝建立起来的，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普通的改朝换代，但对于世界来说，却是一次连锁反应。明朝之前，从中国一直往西绵延到中东，全是自成吉思汗西征开始建立的各个“蒙古汗国”。作为“宗主国”的元王朝一灭亡，其他“蒙古汗国”紧接着也发生动荡。察合台汗国、伊儿汗国、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纷纷陷入战乱。短暂繁荣的帖木儿帝国，也在帖木儿过世后陷入了分裂。整个14、15世纪，是中亚、西亚战乱纷飞的时代。原本畅通无阻的东西方商路，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这时期基本歇菜了。海上航路也好不到哪去。中国元朝末年开始的“倭寇之乱”，逼得元王朝厉行海禁。明王朝也延续了这个政策，在朱元璋时代甚至更严厉。“大批发商”关了门，“小商小贩”们的日子当然难过。以丝绸为例，按照许多西方历史学家的描述，在15世纪的威尼斯，五年之间，丝绸的价格竟然上涨了五十倍。这时期的欧洲，工商业迅速发展，加上中国“三大发明”的西传，早不再是过去的“穷农庄”，科技水准早已追近东方。实力强了，自然心就野了。商路堵塞，自然穷则生变：走路走不过去，那我就坐船去。从14世纪末开始，一代又一代的欧洲人坐上船，驶离地中海，孜孜不倦地寻找着走向东方的路。从早年的征服北非，到后来的发现好望角，再到达伽马造访印度、哥伦布发现美洲、麦哲伦环游世界，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开辟新航路”。这条航路的开辟，开启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大航海时代。而古老的中国，却是这条航路开辟时的终极目标。到了明朝正德四年（1509年），开辟新航路的葡萄牙人在征服了印度和马六甲的诸多国家后，终于来到了中国沿海。之后，就是大批西方殖民者纷至沓来，在中国东南沿海大肆骚扰。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进犯，就是起于此时。

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为后世中国的命运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比如鸦片战争，比如让国人痛心疾首的一次次丧权辱国。说起这一切，后人总是习惯地说“鸦片战争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而事实是，在此之前，一扇新的大门早就横亘在这个时代的面前——台湾。

前面我们用了这么多的笔墨，去梳理14、15两个世纪东西方交通的演变历史，原因正是在此：在这个大航海时代的早期，中国不是置身事外的。绵延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同样面临这个时代的风暴。这个历史的新纪元，伴随着西方航海家们的风帆，向中国东南沿海驶来。台湾，将在这段历史中成为主角。

就像欧洲当时发生的蜕变一样，明王朝这个古老的大农庄，自身也在悄悄地改变。

明王朝的立国政策，依然是中国历代流传的“重农抑商”，但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东南沿海，在经过了15世纪的“休养生息”之后，经济早已蓬勃发展。明朝立国初期，长期战乱导致经济凋敝，所以“重农抑商”比较好办：吃喝都发愁，种地当然是正事。但后来经济发展了，有钱人多了，贫富分化大了，原先的政策也就越发行不通了。比如明朝立国早期，严禁老百姓随便流动，出村都要政府批准。可到了15世纪中期，明朝土地兼并严重，无地农民增多，农民为了躲避赋税，纷纷逃亡谋生，成了“流民”。相当多的“流民”都跑到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找生计，成了最早的“无产阶级”。有了“无产阶级”，当然也就有“资产阶级”。沿海的商人集团日益增多，赚钱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国内市场”的钱赚到了，自然也就开始打“国际市场”的主意。但明朝厉行海禁，垄断海外贸易。“新富”的沿海士绅越来越多，面对巨大的外贸利润，不眼红是不可能的，搞走私也就越来越普遍了。说到明朝15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大家津津乐道的大多是“土木堡之变”这类大事。其实明朝的东南沿海，从15世纪中叶明英宗在位起，就不断发生暴动，比如福建的邓茂七起义。历史书上的普遍说法是“农民起义”，其实参与者多是沿海私商。到了后来，许多东南沿海的地方官也与私商勾结，合谋走私、坐地分赃。私商，成了明朝自开国起到明朝中期，一个日益汹涌且发展壮大的暗流。原本被朱元璋封锁得严严实实的中国东南沿海，早已经出现了千百个小窟窿。

在明朝“私商日炽”“奸民日多”的背景下，台湾也越来越多地见诸于史料。不过就像从前“跑龙套”一样，15世纪中叶至15世纪末的台湾，一样还有很多种名字，通俗的叫法还是叫“东番”，也有叫“鸡笼”“淡水”等称呼的。早期记录比较多的，是沿海的商民们。经常有人私下里和台湾岛的少数民族进行贸易、交换货物。而和大陆往来最频繁的台湾少数民族，就是居住在台湾岛南部安平、平甫一带的“台窝湾”部落。后世许多学者都认为，这一支部落的名称“台窝湾”，就是后来“台湾”一词的由来。对于这种和台湾少数民族部落的私商往来行为，按照早期明朝的“海禁”政策，是要厉行打击的。但早在15世纪末的明朝弘治年间，这种情况就已经到了“令不能行”的地步。从明朝成化（1465—1487年）时期，与台湾毗邻的福建，就出现了大量的“乡集”。所谓的“乡集”，就是违背明朝政府垄断禁令下的“黑市”。在这些“黑市”里，来自台湾的鹿皮、甘蔗等货物应有尽有。两岸之间的经济联系，并未因为早期的“被搬家”而割裂，相反越发地密切。

在东南沿海的这些改变背后，是明朝人观念的改变。早期的明朝人，对待商人基本是鄙视的，商人的地位比较低。国家的政策，一直是“农为本，商为末”。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业税。可是重商主义的思潮，在明朝中期就出现了。最著名的当属明孝宗（1488—1505年在位）时期的名臣丘濬，他在其著作《大学衍义补》中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食货者，生民之根本也。”翻译成白话就是：商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而从明朝景泰（1450—1457年）年间开始，内阁大学士徐有贞就提出放松海禁。之后到明朝嘉靖年间，明朝的“海禁”政策时紧时松。总的趋势，却是越来越松。从事“私商”贸易的群体，从早期的商人、士绅、官员，到最后也有了底层的平民。当西方人不远万里，冒着死亡的威胁寻找走向东方的航线时，大洋彼岸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在尝试着冲开沿海的屏障，走出一条新的生存道路。两者的交汇之处，就是台湾。

说台湾是一个“交汇”，看看地图就知道了。台湾岛与大陆东南沿海隔海相望，一个岛屿足够屏蔽中国东南五省。对于一心冲破海禁，走向远洋的早期中国私商来说，台湾是他们的必经之地。对不远万里开辟航路、一心敲开中国大门的西方殖民者而言，台湾，同样是他们的第一站。一个要走出去，一个要打进来，两股力量的碰撞，势必发生激烈的化学反应。当西方殖民者来到中国沿海后，迅速爆发了倭寇之乱。

对于明朝时期的中国来说，倭寇不是个新鲜词，早在元朝末年就有了。从明朝建国之后，一直都是小打小闹，今天劫掠个州县，明天打劫个村镇。明朝虽然一直在“抗倭”，也不过是把他们当作土匪而已。然而，就是在西方殖民者到达东方后，倭寇变得不一样了，变得更强大、破坏范围更广、破坏力更强。特别是在明朝嘉靖（1522年——1566年）年间，倭寇，成了一场波及整个东南沿海、持续四十多年的大祸害。之所以如此不一样，是因为此倭寇非彼倭寇。

明朝初年的倭寇，虽然也间或有中国人参加，但主要成员基本都是日本人。但嘉靖时期的倭寇，却有日本人、中国人、葡萄牙人，甚至还有东南亚人，成分五花八门。装备更是鸟枪换炮，用上了当时连明朝正规军都没有的鸟铳和佛郎机炮。战船也不是当年的小帆船，甚至有了比明朝水师更大型的武装炮船。前后累积有数百股倭寇，大的团伙居然有上万人。不同于早年倭寇打一枪换个地方、见了正规军就跑，嘉靖年间的倭寇，很多时候把正规军打得狂逃。比起普通的土匪来，这群怪胎可是难对付得多。

“怪胎”的产生，当然是拜日本所赐。此时，日本处于“战国时代”，日本的“中央政府”早歇菜了，各路诸侯一边抢地盘一边跑到中国打劫，忙得不亦乐乎。倭寇的规模和数量，自然要大得多。但日本人只是催化剂，根子却还在中国自己这边。这时期东南沿海走私猖獗，沿海各地私商林立，明王朝对“海禁”的打击也日益严厉，甚至有了“举家连坐”的法律。但打击越严，反弹就越厉害。为牟巨利，一直在拼命冲破“海禁”的沿海私商们，早就结成团伙、组建武装。这时候西方殖民者已经来到中国沿海。葡萄牙人从明朝正德年间开始，就屡次进犯东南沿海，一面通过走私收购中国的货物，一面趁机大肆劫掠。这自然和私商们一拍即合。外加这时期倭寇猖獗，几股势力合流，也就有了“倭寇”这个怪胎。这时期的沿海私商们，几乎都有自己的武装团伙，游走于明朝政府、西方殖民者和倭寇之间。大部分都是“有奶就是娘”，谁给好处多就和谁合作。于是从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开始，东南沿海的大规模暴乱就越演越烈，大批人口被掳掠，无数村镇化成灰烬。海防废弛的明朝沿海军队屡屡溃不成军，中国东南沿海遭遇一场空前的灾难。

这场持续几十年的灾难，为历史留下了诸多记忆：惨无人道的倭寇暴行，明王朝的抗倭战争，戚家军、俞家军荡气回肠的战斗。然而对于灾难中遭受荼毒甚深的台湾岛来说，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却促成了台湾岛命运的改变。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林道乾寇乱边海，都督俞大猷逐道乾于台，因设巡检守之。”也就是说，在这一年，一个叫林道乾的海盗骚扰沿海，被当时的福建都督俞大猷驱逐出台湾，明朝遂重新设立澎湖巡检司，加强防卫。从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废止近二百年的澎湖巡检司，就这样恢复了。

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后来证明，成了一件影响明末清初台湾命运的大事。

3. 开通海路：影响台湾命运的海盗们

对于台湾的历史沿革来说，恢复澎湖巡检司是一件大事。政治意义很大：洪武年间“被搬家”近二百年后，中央政府再次在台湾设立了统治机构，进行直接统治。军事意义也不小：澎湖巡检司成为整个福建省的沿海前哨，也是明军进兵台湾岛的跳板，无论是对当时的抗倭，乃至对后来的抗击荷兰、西班牙殖民者的侵略，甚至对后来的郑成功收复台湾，都非常重要。促成这件大事的人，不是深谋远虑的谋臣，也不是建功立业的将军，却是一个叫林道乾的海盗。

海盗经常造访台湾，这在当时不是稀罕事。这时候的明王朝，“海禁”并没有被取消。敢在海上来回折腾的中国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剿杀海盗的官兵，另一种就是被官兵剿杀的海盗。那年头东南沿海乱，海盗团伙多，福建到台湾的这段海峡不算长，海盗们常来常往，被官兵追得没处躲了，就跑到台湾岛上躲风头，风头过了立刻再出来打劫。多少年来，官兵来了海盗躲、官兵走了海盗来，来来往往地折腾，明朝政府从没想过要重设澎湖巡检司。可偏偏这个林道乾一冒头儿，朝廷却立刻这么做了。

因为这个林道乾，在当时并不是一般的海盗。无论生前还是身后，他都是一个很传奇的人，传奇到让明朝政府头疼无比。

林道乾，广东潮州澄海县南湾村人，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海上枭雄。身为海盗，这个人的出身格外特殊。那年头儿出来做海盗，和《水浒传》里上梁山差不多，要么是有家族传统，要么是被人逼得活不下去了，再就是穷得过不下去。可林道乾既不穷也没人逼他，家世也清白得很：他本来是潮州当地的小康之家，从小受过良好教育，据说还会写诗，做海盗之前，还在潮州县衙里做过小吏，属于当地人羡慕的“政府公务员”。直到今天，关于他出来做海盗的原因，依然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被人拉上贼船的，也有人说是得罪了县官，遭县令通缉。说法五花八门。

不知道为什么成了海盗的林道乾，很显然知道怎样做一个强悍的海盗。只不过他的“强悍”很奇怪。最早的时候，他带着一群人在海上活动，专做打劫的买卖，刚捞了一点儿好处，就主动“转换经营思路”。别的海盗大都打劫过往客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专门为往来的各类走私商船保驾护航，只要肯交保护费，就绝对保证过路客商安全，开起了海洋上的“保安公司”。但这个奇怪的人，在当时的海盗中却也是一个强人。史载他“智力无二，有风望”，是个有勇有谋的人物。特别是和明朝沿海的水师打仗，经常出奇制胜、以少胜多，连此时福建第一名将俞大猷都曾败在他手里。更“奇怪”的是，虽然后世史料说他是“倭寇”，但在广东、福建沿海的许多百姓眼里，他更是“民族英雄”。因为他不止打明朝的官员，还打日本倭寇和葡萄牙殖民者。比如明朝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有三艘葡萄牙战舰进入蒲苇港，企图上岸劫掠。还没摸到岸边，葡萄牙战舰就被跟踪过来的林道乾船队一通猛打，几乎全军覆没。他更喜欢干的是“黑吃黑”，每当有倭寇骚扰福建、广东地区，他都带着船队埋伏在倭寇船队的归路上，专挑倭寇满载而归的时候下手，一抢一个准儿。吓得倭寇每次返航的路上都战战兢兢。

奇怪加彪悍，外带有“民族英雄”的色彩，林道乾的这一支海盗发展很快。最早收保护费的时候只有二百多人，不过几年竟发展到了三千人。不过朝廷是不管什么“民族英雄”的，敢破坏国家法律，当然要往死了打。明朝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林道乾遭遇了其海盗生涯里第一次沉重的打击。当时他企图攻打福建走马溪，却一头扎进了俞大猷布下的口袋里。这次林道乾吃了大亏，部下伤亡近半。还是老样子，林道乾又撒丫子逃到了台湾岛，但这次俞大猷也死硬，竟然一路追了过来。双方又在台北基隆港打了一仗，林道乾再次大败，仓皇向台南蹿去。这下俞大猷没办法了：他虽然能打，但台湾岛水道纵横，自己在这里实在是路盲，当然不敢再追。然后就发生了那件台湾历史上的“大事”。经俞大猷奏请，明朝恢复了澎湖巡检司，在澎湖驻兵守卫。毕竟这个林道乾战斗力太强，不防不行。

俞大猷和林道乾都没有想到，无意之间，他们竟然开创了历史。澎湖巡检司设立的意义自不用说。当初俞大猷一路死硬地追到了台湾基隆，无意之间，他居然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支进入台湾本岛的政府军。而林道乾后面做的事情却更“雷”：以往海盗躲进台湾不是新鲜事，风声紧了躲进来，风声松了拍拍屁股就走。但这次林道乾有创意：来了，就不走了，不但不走，还要在这里盖房子。

林道乾成了明朝历史上第一批在台湾岛盖房子定居的大陆人，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他带来的几千残兵。不只盖了房子，还修了碉堡，开了荒地农田。他修的碉堡很有名。半个多世纪以后，荷兰人造访台湾，见这个碉堡修得好，就兴致勃勃地搬进去住。又过了近半个世纪，郑成功收复台湾，荷兰人就凭着这个碉堡，外带几百荷兰兵，硬是和郑成功的水陆大军死磕了三天，最后郑成功还是靠断掉碉堡水源才艰难攻克。这个碉堡的名字，林道乾当时称它为“北海”，后来的荷兰人，又叫它赤嵌。今天，这里就是台湾岛的著名城市——台南市。

当然，对于林道乾来说，他是没有开创历史的热情的，在台湾修房子种地，那是无奈之举：当时明王朝大规模剿匪，原先福建沿海海盗们的据点，被一口气清理了个干净。至于盘踞台南的林道乾，明王朝也没打算继续渡海征剿：台湾当时还是个鸟不生蛋的荒凉地方，把澎湖列岛一封锁，让他没法到大陆打劫，看他能撑几天。

没想到的是，林道乾不但撑了下来，还越活越滋润：没粮食，就开荒种地，拿着海盗船上的货物，和当地居民换食物。不让我到福建打劫？那我就改行做正当生意。他派船队绕过中国大陆，一直开到今天的越南、泰国等地，把台湾当地的土特产拿过去贩卖，竟然一举打开了销路，生意越做越大，贸易网络遍布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拉队伍的本事也没落下，刚到台湾的时候，他只有二十多艘船、一千多人。到了明朝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的时候，他竟然已经有了五十多艘战船、五千多人。有了兵马，林道乾又有想法了。这一年他派兵攻打福建诏安等地。起初打了几场胜仗，可是这时候福建精英云集，戚继光、俞大猷、刘显等名将都在这里。接着林道乾就被打了个头破血流，灰溜溜地逃了回来。祸不单行，也就是在这一年，入福建作战的戚继光马不停蹄，率领戚家军相继平定了横屿岛、牛田岛两处倭寇势力。这两处倭寇早年都曾被林道乾“黑吃黑”过，而且他们都来自日本九州地区，是诸路日本倭寇中战斗力最强的两股。这次被戚继光端了巢穴，他们急着找立足的地方，瞄上了林道乾盘踞的台南。这下林道乾害怕了，他倒不是怕倭寇，而是自己的实力和倭寇拼起来，就是能赢，恐怕也要元气大伤，到时候万一明军进攻，自己肯定完蛋。所以林道乾决定“狡兔三窟”，诏安之战后，林道乾仅留千余人留守台南，自己率领大部队来到东南亚，凭着他强大的实力压服了当地国王，竟然成了泰国国王的乘龙快婿，并拥有了一块自己的土地。

林道乾的这段在台湾的经历，对于台湾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他和他的部下，是第一批在台湾长期定居的大陆人。为了扩充实力，他大力招募沿海农民来台湾垦荒，并给予优厚的待遇。对台湾当地的少数民族，他也利用自己的“国际贸易人脉”，大力向其收购土特产。当地部落酋长居然和他拜了把兄弟，“民族关系”处理得非常好。而最重要的是，台湾后来享有的“东亚黄金贸易岛”的名号，离不开林道乾开辟的贸易航路。说这个人是台湾发展的拓荒者，那是相当妥帖的。

纵观林道乾做海盗的人生，可以说是强悍得不能再强悍，葡萄牙人、日本人都曾败在他的手下，明朝水军里一度能和他抗衡的只有俞大猷。俞大猷、戚继光、刘显三大名将合围，竟然还让他突围出来。别人不愿长住的台湾，他非要住。别人打家劫舍，他收保护费。别人当海盗，他有时候还当“民族英雄”。鸟不生蛋的台南，被他开发得有声有色。东南亚的国王们，都要给他三分薄面。大摇大摆地占了在现今泰国、越南、柬埔寨那一带的领土，属于“严重侵犯别国主权”，对方却连个“不”字都不敢说，乖乖地忍气吞声。如此强悍、奇怪，结合到他的身份，就很正常了——他是个海商。

在当时大航海时代的地球，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明王朝，海商是个新鲜词，却也是个必然产生的事物。海商的来路，基本就是早年海禁时代做走私起家的私商们。随着实力的增强，这些团伙也在迅速膨胀。本身做的就是“违法”生意，当然手里要有武装，能做买卖就做，不能做买卖就打，人生的目标就是赚钱，谁不让我赚钱，管你是官军、日本倭寇、西方殖民者、东南亚国王，统统打你没商量。在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狭长的台湾海峡间，他们穿梭于两岸，来来往往于战火纷飞里。无意之中，他们成了连接大陆与台湾岛的纽带。

海商的活动，对台湾的直接影响，首先是开发了台湾。自从林道乾驻扎台湾后，海商们都纷至沓来，比如同时期的林国显、许栋、何亚八、刘香老、杨四等人，或大或小的，都在台湾岛设立了自己的据点，并迁移人口、定居开荒。最早认识台湾“经济潜力”的，也是他们。他们开始发现，原来台湾的物产是这么丰富，庄稼种什么长什么，年年大丰收。经济作物也多，台湾当地的橡胶、鹿皮、香料，拿到“国际市场”上，转手就能卖高价。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海盗”们虽然良莠不齐，但是在台湾岛大多还是守规矩的。比如林道乾修筑赤嵌，他的那块土地就是花钱从台南少数民族同胞手里买来的。盘踞台湾期间，每个月他们都要和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开“乡集”。双方公平交易，虽然之间也小有摩擦，也有个别不讲规矩的人，但总的来说还是和谐的。而且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许多海商还担负起“保卫台湾”的责任，帮助岛上的少数民族部落打跑倭寇，确实是“增进了两岸人民感情”。他们对台湾的另一个影响是：当时台湾的橡胶、鹿皮等土特产，经他们的手输入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西方殖民地，引起了西方殖民者的贪馋。后来荷兰、西班牙侵略台湾时，主要就是掠夺这几种作物。

但是比起同时代得到政府支持的西方海商们，这些中国的海商大多数时候都被称为“海贼”。而他们的军事力量，也确实是明帝国海防的威胁。其实他们的发迹，更多的是拜明帝国传统的“海禁”政策所赐。明朝过去禁止私商贸易、政府垄断海外贸易的做法，使沿海商人损失颇多，沿海乡民也因此贫困。在大航海时代下，海禁已经越来越“过时”，海商们其实就成了润滑剂。随着嘉靖晚期倭寇渐渐平息，怎样处理海商问题，也成了明帝国的难题。到了嘉靖皇帝临近去世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许多有识之士提出废除海禁。这在当时的明朝不是小事，中国封建王朝最重“祖训”和“祖制”，海禁政策是朱元璋钦定的，如果擅自修改，势必承受舆论压力。最早要求废海禁，是在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之后的四十年里，明朝政局变幻，官员换了一拨又一拨，争论却始终未停。坚持海禁的，大多是些顽固老臣，尤其是那些学理学出身的大臣。而主张废海禁的，越来越多的是当时新兴起的“心学”门派的大臣们，他们受王阳明思想影响，观念新颖，许多人也曾在东南沿海为官，亲眼看到当地“士民纷纷下海”的实情。在嘉靖皇帝去世后，当年十二月，新登基的明朝隆庆皇帝朱载垕，为了海禁一事再次召开廷议。两派大臣还是争论不休，反对开海禁派依然拿着“祖制”压人。这时候明朝户部侍郎王国光一句“昔撤澎湖巡检司，亦祖制也”反驳了反对派们：既然当年朱元璋裁撤的澎湖巡检司都可以恢复，那么海禁为什么不可以？中央驻台湾军事机构的重设，无意中竟成为中国打开国门的钥匙。次年正月，明王朝正式宣布：废除海禁，允许沿海商品自由贸易。在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始近百年的时候，中国的大门，终于主动向世界敞开了。

废除“海禁”，史称“隆庆开关”，是明朝历史上一件大事。关于它的“伟大意义”，世人说得比较多的，是“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增进了中外经济关系”“制造了明朝东南经济的繁荣”。公认的事实是，在明末海外贸易最繁荣的时期，世界市场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都流入到了中国。但世人关注比较少的，却是对于台湾的意义。

海禁废除对台湾的直接好处，就是增进了两岸的沟通交流。大量的中国沿海商民出海贸易，台湾成了必经之地。许多船只都在台湾补充淡水、购买货物，台湾与大陆之间的经济往来日益增强，而大陆先进的生产方式特别是农业生产，也在台湾本岛少数民族中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开始渡海移居台湾，甚至在当地娶妻生子。与海禁废除相关的，就是明王朝对“海商”们态度的变化，特别是在名臣殷正茂提督两广军务后，对沿海的海商改成了招抚为主，赦免其罪过。比如那位“创造历史”的林道乾，他在移居泰国之后，也曾经多次组织兵力侵扰沿海，和明朝的几次交锋互有胜负。到了隆庆四年（1570年），他终于接受了明朝两广军务提督殷正茂的招安，被安置在潮州地区。但是他最终没有得到明王朝的信任。到了万历元年（1573年），因为他和明王朝之间常年的相互猜疑，最终他还是决定离开。当时他召集了大批战船，意图离开中国到东南亚自立为王，结果明王朝召集重兵围攻。经过浴血奋战，林道乾还是突围而去，再次到了泰国地区定居下来，继续当他的泰国驸马爷。可这次明王朝却不想放过他。为了剿灭林道乾，明王朝动用了“外交压力”，要求泰国国王除掉林道乾。察觉风声不对的林道乾提前行动，再次在敌人动手前逃脱。关于林道乾的结局，说法甚多，有说他摆弄火器误把自己给打死了，也有说他逃到东南亚自立为王。但他确实是一个值得后人纪念的人。

在“隆庆开关”以后，中国东南沿海大规模的海商团伙暂时转入了低潮。有些招安的海商为明朝带来了精良的武装和先进的战船，在后来的抗倭援朝战争中还成了主力。有些海商却上演了悲壮的结局，比如曾与林道乾同属一个团伙的林凤，虽然在中国的知名度不高，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却是一个很有名的中国人。他与台湾的渊源同样颇深。和林道乾不一样的是，他家世代就是做海盗的，到他这一代到了极盛。嘉靖晚期，他一度盘踞在澎湖列岛，在元朝“澎湖巡检司”的故地建立了据点，拥有战船三百多艘，垄断了从日本到东南亚的贸易。嘉靖四十年（1561年），名将俞大猷发动进攻，端掉了林凤设在澎湖的据点，将其部下驱赶。兵败之后的林凤，游走于福建、广东两地的岛屿之间，和明朝打起了游击战，一度在海南建立了据点。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经过多年休养生息的林凤“反攻大陆”，一举攻陷与台湾岛隔海相望的南澳岛，之后又大掠澄海等地，甚至一度兵逼广州，成了林道乾之后令明王朝最头疼的人。后来在遭到明朝反击后，他于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冬退守台湾，驻扎在基隆地区。他的到来，是继林道乾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这次他带到台湾的部下近万人，战船六十多艘。之后他虽然一度侵扰福建、广东，但势力日衰。到万历元年（1573年）的时候，林道乾不知所终，他留在台南垦荒的几千部下，也就群龙无首。考虑到明朝此时已经在福建部署重兵，随时可能东进台湾，林凤决定去菲律宾开辟新殖民地。第二年，他带走了在台湾的六十多艘战船以及五千五百多人，除了作战部队之外，里面还包括许多农民、工匠。这支远征军到达了菲律宾，一度包围马尼拉，击毙了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督戈伊特。值得一提的是，林凤虽然是“海匪”，但很少滥杀。他在远征菲律宾时，采取了温和的政策，不但菲律宾华侨纷纷迎接他，就连当地的百姓也相继归附。后来西班牙调集重兵增援，寡不敌众的林凤兵败。万历二年（1574年）八月四日，林凤遭到西班牙优势兵力包围，在菲律宾彭加斯苦苦坚守了四个月，眼看着覆灭在即，却巧妙地用“声东击西”之计，用小股兵力引开西班牙舰队，自己率领主力舰队成功突围出来。一个月后，林凤带着剩下的四十艘战船重新出现在台湾岛。没过多久，他又集结起了一百五十多艘战船，近万人的规模，在台湾海峡和明王朝周旋。但这个时候，他的内部却出现了分化。常年跟随他出生入死的许多亲信部下，比如他团伙里的老二马至善、老七李成等人，都不愿意再打了。这时候的林凤，也已经年过花甲，进取之心大减。结果，马至善和李成率领一千多人向明王朝投降。其余的军队，包括当时在台湾的大部分部下，都被林凤打包带走。他率领着船队一直向西，临走前只说自己要“至西番国”。然后就不知所终了。关于这支舰队的下落，至今历史界争论颇多。有人说他们葬身于大海，有人说他们去了印度地区。然而在明王朝已然解除海禁的局面下，继续与政府武装对抗，已经渐渐失去了生存土壤。在台湾大航海时代的早期，这些海商无意中成了探路人，此时他们已经走过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也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4. 鬼子来了：日本幕府对台湾的图谋

“隆庆开关”之后，台湾进入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期，与大陆之间的往来愈发频繁。我们说过，明王朝在“隆庆开关”之后，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都流入中国。而在中国这一时代的“出口创收”中，台湾的市场份额占了很大的比例。比如在明朝的《食货志》中就有记录：大陆的商人在台湾收购土特产，一面转卖大陆，一面远销国外，获利颇丰。台湾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也很迅速。比如和大陆交往密切的“台窝湾”部落，已经开始推广牛耕。毫不夸张地说，在经过了早期“被搬家”折腾，和几十年东南沿海的战乱之后，在这个大航海时代里，隆庆开关后的台湾，正迎来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

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一直延续到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台湾很和平，经济很繁荣，一切看着都是那么好。突然有一艘船，从台湾岛的北面进入台湾的鸡笼、淡水地区。那艘船的样子，和驶来的方向，老一辈的台湾居民再熟悉不过了。从船上下来的人，他们凶神恶煞的样子和五短的身材，是少数民族再熟悉不过的了。那些人的暴行，也是特别特别地熟悉：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嘴里吼着听不懂的鸟语。船开来的方向，是日本；船上下来的人，是久违了的倭寇。

在嘉靖末年大规模围剿倭寇后，中国东南沿海竟然再次出现了大股的倭寇，只是这一次来的倭寇，似乎不是一般的倭寇。

说他们不一般，一是他们的成分很纯粹，就是传说中的“鬼子”，没有杂七杂八的中国海商和欧洲人；二是他们的衣服很统一，穿着统一的日本政府军军装，不再是过去那种七拼八凑的海盗团伙。他们不是土匪，是政府军，是日本政府侵略台湾的政府军！

这场起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春天的倭寇入侵，波及台湾淡水、基隆等地。在沿海居住的少数民族，跑得慢的大都被杀。村庄被烧毁，不得不躲入深山之中。凭借险要地势和硬弩毒箭拼死抵抗，剩下的人终于打退了倭寇。可没过多久，又一艘日本船来了，这次下来的不是军队，而是使者，送来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猖狂：“我乃梦日而生，太阳化身，受命于天，我既能生长万物，也能枯竭万物。”言下之意很明显：我是上天派来的主人，台湾要服从我，不然我就让你枯竭。

赤胆忠心的台湾人民是不怕“枯竭”的，火速禀报了明朝政府。明王朝也立刻做出了反应：在澎湖增派士兵，陈列精锐战船四十艘，士兵数千人，严密监视台湾海峡，一旦有倭寇敢来，就打他个屁滚尿流。只是，这个狂妄的人是谁？他想干什么？

这个人就是日本当时的实际统治者——大名鼎鼎的丰臣秀吉。他想做的，不只是征服台湾，还要征服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

从这个狂妄的人开始，在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里，一块新的战争阴云，已经沉重地压在了台湾的头上。

中国有一句老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日本就是这么惦记着台湾，惦记得让人害怕。

台湾现代言情片里常有这样的反面角色：某家不务正业的坏小子，盯上了邻居家貌美如花的姑娘，然后玩命追、骚扰。人家瞧不上他，就使阴谋耍诈，当面威胁利诱，背地里蝇营狗苟。挑拨个是非，散布个流言蜚语，胆子大了，或许还会来个霸王硬上弓。下流手段全用尽，折腾得主人公七荤八素。这样的缺德孩子，虽然闹到最后恶有恶报，可七八十集看下来，也直叫观众恨得牙痒痒。

如果说16世纪的台湾，已出落成貌美如花的大姑娘，那么倭寇就是邻居家那个缺德孩子。

说起这个“缺德孩子”对台湾的罪行，那更是罄竹难书。前面讲过，从元朝末年开始，到明朝洪武、永乐、弘治、正德、嘉靖，一百年来倭寇对台湾的骚扰始终不曾中断。那年头儿日本国内不太平，家里闹分家（战国时代），打得一团糟。但日本朝廷的态度还算好，日本这阶段历代“实际统治者”，对倭寇都是极力反对的。每当出了事，大都会第一时间赔礼道歉，甚至还时常“大义灭亲”，把肇事者送交中国惩办。“危机公关”做得很到位。所以说起那段历史，虽然可恨，但善良的中国人也大多理解，比如晚明学问家冯梦龙就曾信誓旦旦地说：“倭寇之乱，乃奸民自为，其国王不知也。”

但到了万历十八年（1590年），这个“缺德孩子”的家长，终于撕下了他以往伪善的面纱：抢人家姑娘算什么，白吃白拿也太没眼光了，抢他全家才够本！

这个家长的名字，叫丰臣秀吉。

这个人今天相当有名。大名鼎鼎的日本“太阁”，“战国英雄争霸”的最后胜利者。几代日本电影工作者拿着他的故事拍电影，连他的部将们也都被吹成了战神。

当然反面评价更不少。除了日本本土外，周边国家的老百姓对他那真是恨到咬牙切齿。比如在韩国南部农村，小孩子们至今还有称作“打猴子”的扔石块游戏。所谓“猴子”，就是这位丰臣先生的绰号。明清时代的文人们，把他看成目无君父、篡权自立，挑战天朝天威的奸贼。现代中、韩、朝三国的历史教科书，说到他，以及那场由他发动祸及整个朝鲜半岛的侵略战争，对他的评价非常一致：侵略者，战犯，可耻的失败者。

无论是本国后代的吹捧美化，还是教科书上的激烈抨击，丰臣秀吉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人。日本从一个岛国走向扩张道路的蜕变里，他是宗师。深刻影响东亚政治的日本军国主义，他是鼻祖。而台湾岛的命运，也因他的出现，被他所预言。

丰臣秀吉，日本爱知县名古屋人，出生于1537年，原名木下藤吉郎。其父只是个下等武士，家庭条件只能说一般。丰臣秀吉的先天条件更惨，人长得砢碜，年轻时候的绰号叫“秃鼠”，后来发迹了，才改成“猴子”。在诸侯割据的日本战国时代，极讲究门第出身和个人形象。以丰臣秀吉的条件，想发迹，那基本是没什么希望的。

但丰臣秀吉从小就不一般。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敢想。早在他穷困潦倒的青年时代，他就曾对好友蜂须贺氏立言：“他日必一统天下，成就万世功勋。”不但敢想而且敢做，二十岁不到就主动投身内战洪流，先后在几家诸侯麾下效过力，最后跟定了一个主子——织田信长。从足轻（普通持矛士兵）开始干起，在多次战斗中奋勇冲杀。他绰号“秃鼠”，脑袋比老鼠还贼，兵法韬略无师自通，打仗的鬼点子一套接一套，很快就被织田信长看重，直升机一般往上提拔，先当组头（小队长），又当城主（小诸侯），再到国主（大诸侯）。打了一堆胜仗，也拥有了一支战无不胜的嫡系军队。姓名也改了，叫“羽柴秀吉”。到1581年织田信长削平群雄、统一日本时，这只出身贫寒的“秃鼠”，已是织田信长身边的实力派大将。

1582年的“本能寺之变”，更成为丰臣秀吉的人生转折点。诸侯明智光秀发动兵变，杀死了投宿在京都本能寺的织田信长。织田信长这棵“大树”倒了，但丰臣秀吉这只“猢狲”，却是给点阳光就灿烂。他先是在五日内迅速带兵返回京都，急行军五百里，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垮明智光秀，并扩充实力，一举成为日本最强大诸侯。这场战斗，就是日本历代军事家津津乐道的“中国大撤退”。随后他或打或拉，击败反对派岛津氏，收服死对头德川家康，终于1585年再次统一日本，挟持日本天皇号令诸侯，被日本天皇赐姓为“丰臣”，官封日本“关白”（宰相），五年后又将“关白”职务让与外甥丰臣秀次，自任“太阁”（前任宰相），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

这就是丰臣秀吉的简略发迹史。很能打（征战数十年仅遇一败），很能混（从平民到关白），能屈能伸（连姓名都随便改）。但如果仅限于此，丰臣秀吉也不过就是一个枭雄。之所以说他对日本乃至东北亚政治影响深远，全是因为他身上的一个特点，可概括成一句广告语：世界有多大，梦想就有多大，行动就有多大。

年轻的丰臣秀吉梦想统一日本。当他削平群雄，执掌了日本最高权力后，日本的狭小天地当然装不下他。他有了一个更加宏大的梦想——征服世界。而台湾，就是他梦想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有了“大梦想”，当然就有“大行动”。他掌权之后发诏令，宣称日本是“神国”，和中国“天朝”相对应。把一向对中国“纳贡”的日本，抬到了和中国平等的位置。定下了征服世界的疯狂计划，决定三年征服朝鲜，五年征服中国，将都城迁到北京，然后挥师南进，征服印度和印度支那半岛，从此一统世界。连他的养子丰臣秀赖也觉得“干爹”太疯，托病不想参与。丰臣秀吉写了封字条给他，上书“只要打下北京，你就是中国的关白（宰相）”。“干儿子”丰臣秀赖立刻热血激荡，当即表忠心愿赴汤蹈火。疯狂，也是有遗传的。

“大梦想”是美好的，“大行动”却是残酷的。“梦想”的第一步是征服朝鲜。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二十万日军直扑朝鲜半岛，一开始摧枯拉朽，三个月就几乎占领朝鲜全境。但朝鲜是明王朝的藩属国，打朝鲜竟不看大明朝的脸色，这还了得？几万明军挥师入朝，把二十万日本“战国英雄”打了个稀里哗啦。战争持续了整整六年，几十万日军被明军分割包围在朝鲜半岛。全日本被拖得筋疲力尽，内部反对声四起。丰臣秀吉在内忧外患中死去。侵朝日军在仓皇撤退中，被明军围困在露梁海域，几乎全军覆没。今天的日本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场战争几乎让一半日本青壮年丧生。

说起这位疯狂的丰臣秀吉，历史学界，特别是中韩历史学界几乎都是嘲笑：疯狂，不自量力，螳臂当车，飞蛾扑火……说啥的都有。隐没在嘲笑声里的，却是丰臣秀吉疯狂计划中两句影响深远的话。

第一句话，现代人非常熟悉。这是近代日本侵华战略里极出名的一句话：欲征服支那，先征服满洲；欲征服满洲，先征服朝鲜。说起这句话，现代人往往想起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但这句话的最早出处，却来自丰臣秀吉：“欲图唐土（中国），先图辽东；欲图辽东，先图朝鲜。”

现代人知道不多的，是他的第二句话。不够高调，但绝对是真理。如果说第一句话是近代日本的一条明线，那么第二句话就是一条暗线。

“得唐之土，关键在得唐东南之土；欲图唐（中国）之东南，必先图夷洲（台湾）；欲图夷洲，先图琉球。”

翻译成白话就是：占领中国，关键就是要占领中国东南地区；要得到中国东南地区，就要先得到台湾；要得到台湾，就要先得到琉球（冲绳群岛）。

就在当年丰臣秀吉做出疯狂战略的同时，他就已经开始行动了。1592年，他派大将有马晴信出使台湾，威逼台湾少数民族向日本“纳贡”，却被骂得狗血淋头。对台湾，丰臣秀吉一直都是有想法的。

在丰臣秀吉的征服战略中，侵略中国其实是有两条路线的。先占领朝鲜，进而攻占辽东，威胁中国北方，进而进兵琉球，拿下台湾，以台湾、琉球群岛为基地，对中国东南沿海展开攻击，最终占领中国全境。很疯狂，但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三百年后，就会发现这段话准得离谱：1874年，日本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北京专条》，承认其对琉球的统治，继而废琉球国，将琉球国改为日本冲绳县。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政府，吞并朝鲜。而在之后的“议和”中，日本狮子大开口，借机迫使清政府割让台湾。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台湾成了日本海军的基地，日本海军以台湾为跳板，大肆攻打中国东南各省，不但占领南方诸省，更封锁了中国的海路。中国只能通过西南的滇缅公路和青藏高原的驼峰航线获得外援……丰臣秀吉这句疯狂的话，被日本人以低调的方式，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一步一步地完成着。

这就是丰臣秀吉对于日本的意义。这个人的出现、疯狂、失败，激起了一个民族潜意识中的对外扩张欲望。如果说之前倭寇之乱的日本只是一群一盘散沙的毛贼，那么丰臣秀吉及其身后的日本，却是一支在惨遭失败后蛰伏休养、默默积蓄力量的巨盗。丰臣秀吉将日本定为“神之国”，宣称日本“梦日而生”，太阳照耀的地方就是日本的领土。这些在外人看来疯子般呓语，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自大的源泉。他的存在，是整个日本历史的拐点。

而随着丰臣秀吉的死去，蛰伏休养的日本，终于暂时收起了那条“明线”，默默地等待着时机。丰臣秀吉疯狂的梦想，并未随着他的死而消逝，相反化成了病毒，在之后一代又一代日本人身上扩散，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源泉。而16世纪末的日本，有一个人，接过了丰臣秀吉的“枪”。他收起了明线，走向了暗线，向着日本岛南面的台湾，伸出了一双无形的手。

这个人的名字，叫德川家康。

和丰臣秀吉一样，德川家康也有自己的绰号。丰臣秀吉先叫“秃鼠”，又叫“猴子”。德川家康的绰号一直比较固定——“忍者”。叫这个名字，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太能忍。纵观他的人生履历，可以说大半辈子都在忍。

德川家康，原姓松平氏，1543年生人，是名古屋刚崎城主松平广忠之子。看似出身不错，实际上也是一肚子苦水：战国时代弱肉强食，有能耐的去灭别人，没能耐的被人灭，没能耐又不想被人灭的就要夹着尾巴做人。夹尾巴的主要方式，就是送子女到有能耐的家里当人质。偏巧松平广忠是不太有能耐的。于是，1547年仅有四岁的德川家康被送到骏河诸侯今川氏处做人质。他的“忍者”生涯开始了。

可连“忍”却都忍不成。德川家康在被送去做人质的路上，遭到对头户田氏的劫持，被劫到热田做了人质。按说在哪里忍都一样，但屋漏偏逢连夜雨。没过两年，德川家康的父亲松平广忠被家臣暗杀。身在热田的德川家康，在战乱中又被今川氏掳走做人质。

幼年丧父，家族血仇，颠沛流离，寄人篱下。这样的人生遭遇怎一个“惨”字可以概括。但德川家康本人似乎不这么觉得。史载他能吃能睡，性格开朗乐观，捎带着还娶了老婆（今川氏的侄女）。寄人篱下的惨日子，过得也有声有色。忍到十九岁，终于忍得云开见月明。在日本战国著名的桶狭间合战中，今川氏被织田信长击败。忍了十一年的德川家康终于爆发，他趁火打劫，拉起一支自己的军队，更和织田信长结成同盟，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战国纷争中。

战国就是争天下，赢了是英雄，败了是狗熊。但德川家康的表现，却似乎哪样都不是。他先是打下了三河营这块地盘，然后就关起门过日子，全力发展经济，尤其是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和工商业。他找了一个好靠山——织田信长，偶尔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打一仗，大多时间都在韬光养晦。他的个人生活也很简单，声色犬马基本没兴趣，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写字，最崇拜的学问家叫老子，最崇拜的一句话叫“知足常乐”。

所以日本战国那些年里，各路诸侯打得一团糟，唯独德川家康这边清净得很。在刀光剑影的战国时代里，他忍着，忍到织田信长灭了武田信玄，统一了日本岛，又忍到织田信长大意失荆州，一不留神在本能寺被宰了。然后他于1584年在尾张国与丰臣秀吉打了一仗，用三万军队打败了丰臣秀吉十九万人。这也是丰臣秀吉在整个战国年代里唯一的一场败仗。打赢了还要继续忍，主动和丰臣秀吉媾和，先把自己儿子送到丰臣秀吉处做人质，后来干脆把自己的母亲送去做人质，终成了丰臣秀吉的部属。“忍”的好处也不少，织田信长掌权的时候，他是重要盟友。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他更成了丰臣秀吉之下的“五大老”（五个最有实力的诸侯）之一。到丰臣秀吉咽气后，德川家康多年媳妇熬成婆，成了执掌国政的“五大老”之首。他终于爆发，先灭掉了五大老之一的上衫景胜，又在关原之战中打败了宇多喜光、小西行长等人组成的反对派“西军”，从此以“右大臣”的身份正式接管了日本政权。到1615年5月，德川家康在大阪夏之战中击败丰臣秀吉的儿子丰臣秀赖。丰臣秀吉的后代被屠戮，从此建立了德川幕府政权。观其掌权过程，与其说是打出来的江山，实在不如说是忍出来的江山。

而“忍出江山”的德川家康，在对外政策上也相当能忍。对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朝鲜，他主动修好，遣使向朝鲜“谢罪”，于1608年实现了“朝日关系正常化”。对中国，那更是格外谦卑，掌权初期就主动遣使通好。1615年灭掉丰臣秀吉全家后，他又遣使请求册封，终被明朝皇帝册封为“日本国王”。对此时正在拓展殖民地的西方殖民者，他的态度更是格外开明，主动聘请英国人三浦按针做自己的贸易外交顾问，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他治下的日本，虽然内战打得一团糟，但是在对外政策上，那是相当的爱好和平。

实际上，德川家康其实和丰臣秀吉一样有野心。修好朝鲜、称臣中国，和他当年寄人篱下当人质一样，是在忍。在背地里，他的魔爪早就对准了一个新目标——台湾。

丰臣秀吉说过，欲图夷洲（台湾），先图琉球。德川家康就是这么做的。和丰臣秀吉一样，德川家康也找到了一块跳板——琉球国

琉球国，又称琉球群岛，即今天日本的冲绳列岛。在当时，这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更是和中国有着悠久渊源的藩属国。论关系，琉球跟中国更叫一个铁，早在隋朝的时候就接受了中国的册封，当时赐名为“琉虬”。其后历代中原王朝和琉球的来往都没有中断过。到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派大臣杨载出使，赐名为“琉球”，再次建立藩属关系。当地本来有“中山”“山南”“山北”三个政权，起初相互攻杀不断，朱元璋还曾调停三家的纠纷。到明朝宣德年间，山南王统一了琉球群岛，此后与明王朝往来的就是“山南”一家。

对明王朝，琉球国可谓是忠贞不渝：其国家的官方语言是汉语，官方文字为汉字。从洪武五年（1372年）开始，琉球就使用中国的年号，历代国王即位，都要接受中国的册封。历代王子中更有多人曾到中国国子监学习。民间往来也同样亲密，一百多年来不断有福建、广东、浙江沿海边民移居琉球。明朝政府甚至多次迁移百姓至琉球，传授中国先进的农业水利技术。几百年后的今天，还时常有冲绳岛的日本居民突然跑到中国福建、浙江沿海渔村，信誓旦旦地说要认祖归宗。

而其对外政策，特别是在抗倭战争中，琉球的表现也相当够意思。虽然国家比较弱，自身也常被倭寇侵扰，但对东南沿海的抗倭事业，一向是无条件支持，还曾多次派军队协同明军剿杀倭寇，主动袭击倭寇返航船队，解救被掳掠中国百姓。琉球是大明王朝的“铁杆小弟”。

但琉球的军事实力却着实弱了些，连朝鲜都不如。琉球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位于日本岛和台湾岛之间，是东北亚与东南亚的贸易中转站，有“万国津梁”之称。所以，琉球就成了德川家康下手的目标。

当然，德川家康毕竟是老谋深算。琉球没实力，但琉球背后的大明朝，却是相当的有实力。丰臣秀吉的惨痛教训就在前面摆着呢，大张旗鼓地闹腾一番，招来明王朝的正规军，那可就不好办了。所以德川家康耍了个花招：他派密使接洽萨摩藩诸侯岛津义弘，授意其出兵琉球。这样一来，大明朝不管最好，大明朝若是出兵，直接把责任推给诸侯便可。

之所以选中岛津义弘，也是有原因的。这个岛津义弘，也是许多“日本战国迷”所熟悉的“战国名将”，绰号“鬼石曼子”，放在日语里，是说一个人愣头愣脑，却又偏偏走狗屎运。观其一生，也确实如此。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时候，他就是死硬派，一直和丰臣秀吉硬抗到底。后来在侵朝战争里，他更是急先锋，和明朝军队打了不少硬仗恶战，运气也一直不错。比如抗倭援朝战争中的泗州之战，本来他已被明军打得无路可逃，偏偏这时候明军的大炮炸了膛，硬是助他逃过一劫。后来的露梁海血战，他的五百战船就剩下三十多条，却还能捡回一条命。后来德川家康夺权，他又是死硬派，跟着小西行长等人在光原之战里和德川家康大战一场，全军覆没。眼看着要被杀头，可他靠着贿赂德川家康的近臣，不但捡回一条命，还成功保住了萨摩领地。选他当然有原因了，头脑简单又兼作战生猛，可谓打仗兼背黑锅的复合型人才。

1609年12月1日，日本萨摩诸侯岛津义弘命大将桦山久高率三千人，悍然发动了对琉球国的战争。兵不习战的琉球国果然一触即溃，不到半月国都就沦陷了。日军在琉球大肆抢掠。琉球国的府库财宝甚至宗室祭器都被掳掠而去。琉球国王侍从的日记里说：“有如家家日记、代代文书、七珍万宝，遗失无遗。”琉球国王尚宁更是被带至萨摩藩囚禁，流落整整三年半。最终尚宁不得不屈辱地接受日本苛刻的条件：琉球割让北方五岛给日本，每年向萨摩藩上贡白银八千两。日本历史学家们至今都在得意扬扬地说：这是日本取代中国，成为琉球“宗主国”的开始。

杀了大明藩属国的人，抢了大明藩属国的地盘，甚至掳走了大明藩属国的国王。按说日本这次可是把大明朝这只老虎惹得不轻，但是大明朝廷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说完全没反应也不尽然。琉球事件发生后，就有琉球宗室到北京求救，请求明王朝出兵支援。而在这之前，明王朝也早得到了消息。浙江总兵杨宗业就把琉球事件的过程，原原本本地奏报给了万历皇帝。但万历只是严令沿海边镇加强巡逻、严防倭寇。

没反应其实是正常的，因为明朝已经不是抗倭援朝时候的明朝了。抗倭援朝之战虽重创日本，却将张居正改革数年积累的财富消耗一空。再打一场，大明朝实在是心疼钱。再说此时明王朝的“工作重心”也不在这里。万历皇帝已经十二年不上朝了，正为了太子的事情和文臣们“争国本”呢。皇太子朱常洛正战战兢兢地在深宫里熬时间。外加朝廷里党派林立，东林党正忙活着浑水摸鱼，齐党、浙党、楚党上蹿下跳，北方边境也不安定，时常有蒙古人入侵的消息传来，东北的女真人也在蠢蠢欲动。在大明王朝君臣的眼里，日本、琉球，都是屁大点儿事，当然懒得做出反应。

而没反应的结果，却是严重的。

首先是日本。试探性的攻击，却收到了这般丰厚的成果。琉球五岛的割让，让日本萨摩藩得到了琉球几乎一半的领土，实力大为扩充。琉球每年八千两白银的上贡，更是养肥他们的外财。在后来的历史中，萨摩藩渐成日本诸侯中的强藩，到了19世纪，更成为著名的“倒幕运动”的先驱，帮助日本天皇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萨摩的岛津氏，其后更是英才辈出。倒幕运动的领导人岛津齐彬，近代日本著名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皆是出自这一门下。德川家康想找“替死鬼”，却无意中培养了一群掘墓人。这恐怕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德川家康的振奋却是显而易见的。打琉球，大明不管，那么下一步就是台湾，一样是明王朝眼中的“海外孤岛”，明朝不管也是非常可能的。拿下台湾，把台湾变成日本国土，迈出征服中国东南的第一步，这是完全可以畅想的。

日本新一轮扩张的触角，从日本岛南部伸出，勾住了琉球。接下来，就要把战争的阴云，笼罩到台湾岛的上方。

值得一提的是，琉球虽然被迫签下不平等条约，但对大明朝忠诚依旧。还是那位琉球国王尚宁，最先向明王朝通报了日本侵台的图谋。明史上记载，琉球曾向明朝通报说：“日本有取鸡笼山之谋，其地名台湾。”台湾这个称呼，从此正式成了大陆民众对宝岛统一的称呼。

而在此时，新一轮危机即将到来了。琉球已经臣服了，日本舰队将不受任何阻拦地扑向台湾。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发起攻击。与过去的倭寇不同，他们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的抢掠，他们要的是占领、服从、朝贡，要的是一步一步地蚕食，将台湾并入日本。若如此，中国东南沿海势必将面临南北两面受敌的险境。平静了数十年的中国东南海疆，势必要面临新一轮的波涛汹涌。

而就在台湾岛的对面，福建厦门石湖水寨，一个五十六岁的中国老军人正在等待着这一切。他一生身经百战，建功无数，更是倭寇天生的死敌。他的出现，将是粉碎德川家康侵台阴谋的利器。

他就是沈有容！

5. 明军威武：沈有容与台湾保卫战

说到沈有容，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在今天比较有知名度的明朝将军。如果论官职品级，沈有容一辈子做到的最高级别官职是都督同知。这在明王朝是正二品，看着不低，但明王朝的国策是“以文制武”。作为武官，这么一“制”，看着不低的官，也就给“制”得不入流了。有明一朝，做到这个官职同时身经百战、立过战功的，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想出人头地、青史留名，貌似是有很大难度。

但沈有容的知名度，还是很高的。比如我们在互联网上“百度”一下，在搜索栏里输入“沈有容”这三个字，结果会看到约79100个搜索结果。看上去也不是很高，但是我们可以找一个历史人物做比较。比如输入“宋晟”——这可是明朝的开国功臣。整个明王朝的大西北几乎都是他打下来的，活着的时候号称“西北王”，级别是“西宁侯”，过世后又追封“郧国公”，是响当当的公侯贵族。搜索的结果，却只有约61400个网页，比沈有容少了一万多。

身份、级别、战功都貌似“一抓一大把”的沈有容，在今天能有比较高的知名度，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和他打的仗有关系。他的对手不是最难对付，却是让中国人非常刻骨铭心的“倭寇”，他做的事情在当时不算出名，身后很出名——保卫台湾。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毕竟他打的仗，都是后来历史中注定要有很高知名度的仗。但更重要的是，沈有容的出名，是当之无愧的，不只是因为他所经历的战争，更是因为他的能力，在当时明朝的将领中，他是一个很牛的人。

说到沈有容的牛，早在他受命镇守东南沿海之前。在他早年镇守北方边境的时候，他的一位领导，就对他有一个极高的评价：“敢当险战，可当险战也。”言下之意是说：多难打的仗，他都敢打，而且都能打得赢。对于军人来说，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做出这个评价的人更不一般，他就是明朝最牛的抗倭将领，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戚继光。

沈有容，明朝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生人，字士弘，号宁海，安徽宣城人，史载“少有大志，性寡言”。是个少年老成的武将胚子，功夫练得好，自小在当地就“弓马娴熟”。二十二岁那年，沈有容在应天府参加武举考试，考取了第四名。这在当时也算是个小“新闻”。是年应天府武举的前十名，沈有容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当时的武举，从科目上比文举还高难度，不但要功夫好，还要考策论兵法，年少毛躁的小年轻基本没戏。刚过弱冠之年的沈有容，算是爆了一个冷门。

“爆冷”之后的沈有容，如果按照一般武举人的人生轨迹，应该在家继续发奋备考，等着来年考武进士。然而他却偏偏做出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决定：主动去北方参军。这在当时人看来是很“傻”的：明朝的武将和文官一样，官场上除了看出身，就是看功名，功名越低越不被待见，举人虽然也能做军官，可都要从不入流的小官干起。至于沈有容为什么要这样？以后来他的老搭档陈第的笔记看，后来沈有容给陈第说，当时他就是一心想上阵杀敌，做梦都想，一天都等不及了。所以就毅然去北方从军了。这个说法，表面看来有些“表决心”，但观他的一生，他真的是一个这样纯粹的人：不为立功，不为升官，就为杀敌保国。

“纯粹”的沈有容，在放弃了考武进士的机会后，在明朝边防重镇之一的蓟镇，做了一个旗牌官。这个官职听着很威风，京剧里时常露脸，但实际上就是一个传令兵。沈有容投军的时候，是万历七年（1579年）。当时蓟镇的总兵是戚继光。在他的镇守下，多次挫败蒙古人入侵。北边的蒙古部落被打得稀里哗啦，别说入侵，连靠近蓟镇边境的胆子都没有。蓟镇也就好多年没仗打。军人是要靠打仗立功的；没仗打，也就意味着没有立功的机会。立不了功，升官也就没有希望。

沈有容在蓟镇的头三年经历，历史上记载的比较少。他这个人寡言少语，不太爱表现，但他的官运却很好。先做旗牌，没多久就升了，三年时间，就升成了千总，相当于现在的团长。没立功，没打仗，升官却快，他凭什么？

就凭一个人的眼光。谁呢？戚继光。

沈有容十分幸运，他是给戚继光做旗牌。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戚继光最大的本事就是看人。武艺娴熟且沉稳冷静的沈有容，当然入了他的法眼。看上了就好好栽培，一步步地提拔起来。刚锻炼了不到三年，变故却发生了。万历十年（1582年），当时明朝权臣张居正病逝，随即遭到万历的清算，生前的封赏荣誉全都给追夺没了。清算完死人后，万历又开始清算活人，只要是张居正的亲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戚继光就是头号亲信，这下可倒了霉。“平级调动”打发到广东去了。好不容易有了点儿前途的沈有容后台倒了，貌似是前途堪忧。

实际上，对二十五岁的沈有容来说，他的前途恰恰从此时变得更加广阔。戚继光临走的时候和继任的蓟镇总兵杨四畏交接工作，着重推荐了沈有容，给出了这样的评语：“敢当险战，可当险战也。”戚继光前脚没走多远，和平了将近十年的蓟镇一下子又战火漫天了。眼见着戚继光离职，憋屈了多年的北方鞑靼又发动了进攻。万历十年，鞑靼连续发动了多次对蓟镇的进攻，在边境杀掠平民、抢夺马匹，甚至一次性俘虏了几十个巡逻的明军。可这时候的蓟镇总兵杨四畏，就和他名字里的“畏”字一样，是个胆小如鼠的人。开始几次小败仗还能遮掩，可后来败仗越打越多，捂是捂不住了，不打个胜仗没法跟领导交代。可谁能打胜仗呢？杨四畏想起了沈有容。

沈有容就这样临危受命了。万历十二年，他受命以千总的身份镇守蓟镇的要冲燕儿河。到了那里以后，碰上了“最难打的仗”。他刚着手布置工作，三千多鞑靼骑兵就杀来了，而这时候的沈有容身边只有二十九人。这样的仗，貌似岳飞都没法打。危急时刻沈有容当机立断，带领二十九个勇士躲入明朝要塞“空心敌台”之中，用火器射杀鞑靼骑兵。明史上说他操作火枪，在整整一天的战斗中一个人射杀了七十个鞑靼骑兵，虽然有夸大嫌疑，但他们挡住鞑靼骑兵却是事实。结束一天的战斗后，沈有容多处受重伤，从此名震全国。

随后沈有容又调到了辽东重镇。因为他善于使用火器，因此被任命为辽东军队的火器教练，期间参加了李成梁讨伐鞑靼炒花部以及两次征讨女真叶赫部的战斗。在攻打叶赫部的战斗中，当时的叶赫部据城死守，明军多次强攻都被击退。后来沈有容发现了敌人城墙的弱点，率领突击队硬冲，立下破城头功，被荣升为钦总。这是明朝万历十九年（1591年）的事。这时候的沈有容三十四岁。按说做到这个职务，也算很不错了，可沈有容脑袋里却没有“当官”这根弦，一心想着做事。攻打叶赫部的战斗，让他深感明军战斗力低下。出于对国防大计的考虑，他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提升军队战斗力的几条建议。可这摆明了要得罪人：说明军战斗力差，这不是嘲笑领导无能吗？连带着把当初提拔他的辽东总兵李成梁也一起得罪了。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虽然沈有容只是被申斥了一顿，但领导的“小鞋”很快就穿来了。次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悍然下令进犯朝鲜。李成梁干脆把沈有容打发到明朝征东大军经略宋应昌身边做贴身保镖。这种工作沈有容哪做得了。干了没多长时间，他就和领导处不下去了。在明军进入朝鲜的前夜，英勇善战的沈有容以“母多病”为由，被打发回安徽老家照料老母了。

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万历朝鲜战争爆发开始，沈有容在家照料老母，整整三年都没有出门，尽了孝道也当了看客，眼见着前方打得欢，自己却插不上手。这时候的明朝在第一次抗倭援朝中击败了日军。接着双方开始了“和谈”。所谓的和谈，只不过是丰臣秀吉为了准备战争而使的缓兵之计。谈判谈了三年，啥都没谈成。等丰臣秀吉准备就绪了，立刻撕破脸：不谈了，接着打！

而沈有容的机会，也就因为这次“接着打”来了。

这时候的福建巡抚是金学曾，这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人。早在丰臣秀吉第一次侵朝时，他就认定丰臣秀吉狼子野心，竭力反对和谈。不但有眼光，这个人也很“疯”，他提出了一个疯狂的战略。以至于后来许多人认定，如果照他说的办，当时的日本很可能就亡国了。

他提出的战略是：集中所有的水师，发动对日本的进攻，直接攻打日本本土，灭亡日本！

如果以当时两国的水师实力而论，明朝确实远远强于日本。这时候的明朝和葡萄牙等西方殖民者打了多年交道，海军装备早就鸟枪换炮了，无论是舰船吨位，还是火炮火力，都要远远压过日本。但是渡海远征不是小事。明朝上下都记着当年元朝征讨日本失败的前车之鉴。当年的元朝，各方面力量都远远压过日本，可两场台风刮过，就把元帝国的无敌舰队刮没了。

金学曾提的这个计划，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批准。以后来的兵部资料看，那时候的明朝，主要在两个区域集结了海军，一个是天津、山东沿海，一个就是福建沿海。负责福建防务的总兵，是当时的另一个名将童元稹。但这种大规模的跨海远征需要专项人才。当时的海战已经以火器为主了，尤其需要善于使用火器作战的将才。作为这方面的专项人才，在家照料老母的沈有容终于盼到了机会。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沈有容被任命为福建海坛把总。这是一个负责海坛水师训练的要职，算是当地水师的“总教官”。虽然在家闲了多年，但沈有容还是老脾气。上班第一天，眼看着身边将领庸碌无能，他二话不说就要辞职。金学曾好话说了一箩筐，直到答应沈有容全权处理水师操练事宜，这才让沈有容肝火平息。之后的几个月里，沈有容在福建训练水师、更新装备，把这支海军打造成了福建水师的精锐，就等着朝廷一声令下，杀向日本去。

等了几个月，一直等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的春节都过了，却一直没有接到指令。又等了几个月，望眼欲穿的沈有容总算等来了指令：别忙活了，日本鬼子投降了。

原来，丰臣秀吉因为朝鲜战局不利，急火攻心外带年迈，一蹬腿就咽了气。而日本侵朝的二十万大军，除了少部分退回日本本土外，大部队都在朝鲜被歼灭了。消息传来，金学曾还是很“疯”，他上奏说可以趁此机会直捣黄龙，彻底平灭日本。他还是想跨海东征，但万历不干了。因为这时候的明朝，在西南有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西北有鞑靼顺义王扯立克叛乱，实在分不出精力兼顾朝鲜。沈有容辛苦一年多，算是空忙一场，但他的好运也来了。早年在蓟镇，碰上了胆小的杨四畏；后来在辽东，碰上了爱给人穿小鞋的李成梁；如今在福建，总算遇到了一个赏识自己的好领导金学曾。就这样沈有容扎根福建了。事实证明，金学曾对沈有容，那真不是一般的好，先让他在厦门负责水师，后来又调到泉州等地，哪里有倭寇就把他往哪儿派。这时候的东南，虽然大规模的倭寇侵扰绝迹了，但也时常有小规模的倭寇流窜作案。对这帮人，沈有容的态度十分明确：杀。基本是走一路杀一路，碰上倭寇就不留活的，不赶尽杀绝不算完。最疯狂的一次，他在泉州碰上了倭寇，一路追杀，一直追到兄弟部队把守的广东境内，把几十个鬼子全杀光了，这才提着鬼子头大摇大摆地回来。这下可闯了祸。广东的将领自然不爽：这不是欺负到我家门口来了吗？告状！接着就有人诬告沈有容杀良冒功。这是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事。组织上派了调查组，查了好几个月才还沈有容清白。本来金学曾是想提拔沈有容的，这样一来全耽误了。

升不升官沈有容是不在乎的，让他打仗就好。这一年十二月金学曾调任，继任的福建巡抚朱运昌也很器重沈有容。这个朱运昌不像金学曾那么疯，他主张增修沿海卫所，加强防御。沈有容受命修缮厦门重镇石湖水寨。最终，沈有容只用了一年时间，没花上级一分钱，就凭着往年杀敌得的奖励，外加卖掉旧水寨材料的钱，就把新水寨修成了。修得好不如修得巧，石湖水寨刚落成，一支倭寇舰队就撞进来了。这次不是普通的海匪流寇，而是日本的正规军：德川幕府的政府军。

按照日本有关史料的记载，当时的德川家康，在征服了琉球群岛之后，就动了征服台湾的念头。万历三十年（1602年）十一月，德川家康经过精心准备，派出了由七艘战船组成的远征舰队。之所以才用了七艘，一是觉得台湾主要是老百姓，比较容易对付；二是这场战斗是以偷袭为主，舰队太大容易暴露目标。关于这支水军的头领，日本史料的说法大都含糊其辞，不过从最后的战果看，大概是不好意思说。让他们“不好意思”的人，就是沈有容。

事实上沈有容确实是这股倭寇的“霉头”。本来他们是要偷袭台湾，谁想路上遇到了风暴，竟然给吹到了厦门沿海，还偏偏就是石湖水寨对面，接着就被沈有容一顿猛打，还好跑得快，很快就溜了。但这拨鬼子也确实不知好歹，竟然还想在中国沿海“捞一票”。之后几天，他们绕过沈有容的防区，在福建沿海大肆掳掠，抢完了又调转船头在台南登陆，在台湾安平建立了据点。到了这时候，他们倒还没忘了德川家康的任务：占领台湾。

这次倭寇入侵，是嘉靖晚期倭寇被平灭后，四十多年来福建遭到的最大一次倭寇劫掠。新官上任的朱运昌气愤不已：刚当巡抚就碰上这事，不报仇脸往哪儿搁。沈有容心里也憋着火，打了这么多年倭寇，这次竟让倭寇从自己眼皮底下跑了。

领导很气愤，将军很憋气，后面就该办事了。朱运昌随即密令沈有容：跨海东征，把这股倭寇干掉。话容易说，事可不容易做。在沈有容之前，明朝政府军所有的水师将领，也只有俞大猷曾有一次渡海东征台湾的壮举。就那一次，还因为不熟悉水道，到了基隆就跑回来了。而这一次倭寇的流窜路线，和当年的林道乾一模一样，就是驻扎在水道纵横的台南。也许是认定了明军不敢来，这拨倭寇在台湾异常嚣张，四处奸淫掳掠不说，还向路过台湾的各国船只强征税费，理由是你过了我的地盘就要交钱。此时的福建已经是外贸大省，海上贸易是重要税收。不解决掉这股倭寇，福建的经济要受严重影响。要解决他们，就要渡海。谁去？

沈有容去！从来不曾远洋作战、陆军出身的沈有容，这次要率领一支海军跨海东征、消灭倭寇。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胆敢侵犯中国领土的强盗，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但这次东征一开始就不顺。沈有容是个持重的人，不打无准备之仗，一下子动用了二十四艘战船。侦查工作也做得细致，他派了士兵化妆成渔民反复侦查，锁定了倭寇所在的位置，接着下令：十二月二十一日大军出发。没想到舰队刚过澎湖就遇到风暴，二十四艘战船只剩下十四艘。更要命的是，关于日本人有“神风”佑护的说法又开始在明军中流传。关键时刻沈有容当机立断：二十四艘战船的仗我能打，十四艘的仗我也能打。他掷地有声地说：“就是剩下一艘船，也要给我开到台湾去，谁敢说撤退，我的刀不答应！”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1603年1月19日，沈有容率领的十四艘经过风暴考验的战船横渡台湾海峡，在台南安平海域与日本“远征军”决战。这是整个中国两千年封建历史上，中国军队第一次跨过台湾海峡，履行他们神圣的使命：保卫祖国神圣的国土——台湾。

日子很神圣，过程却很简单。这些年沈有容在福建别的没干，干得最多的就是训练海军和改造火炮。训练有素的中国海军，轻松地给日本鬼子上了一场海军战术训练课，三两下就把倭寇打得落花流水。按照史料上的记载，这场战斗中国海军“殊死向前，以一当百，敌大败”。值得一提的是，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日本海军纷纷把劫掠的财宝扔向明军，意图诱使明军争抢，自己好赶快脱身。但明军早就经过沈有容严格的训练，在金银财宝面前眼皮都不眨，照打不误！结果，七艘日本战船一艘没跑，统统被中国海军打沉到海里喂王八。这场战斗的日军伤亡，史料上说是“明军斩首十五人”。其实这是明军斩获的日本人头的数目，因为整个日本舰队全沉到海里，捞人头实在太困难。日本真实的伤亡数字无法计算，但全军覆没的事实不容置疑。

这场战斗结束之后，出现了一段被历代史家记录的感人的一幕：台湾少数民族扶老携幼，箪食壶浆，迎接大明海军的到来。一直在台南率领乡亲们殊死抗击倭寇的台南少数民族领袖大弥勒，率领部众们犒劳明朝大军。他流着泪说：“今终见王师，死无憾也！”是的，关于这一天，饱经磨难的台湾百姓等得太久了。

就在沈有容凯旋的时候，他才知道一个噩耗：一直赏识重用他的福建巡抚朱运昌过世了。跨海东征的日子里，朱运昌一直牵挂着前线战事。当时风暴大起，前方战事不明，朱运昌焦虑不已，身染急症，临终之时依然对台湾战事念念不忘。朱运昌的过世对沈有容是个沉重打击。他原本就是个只知埋头苦干却不会处事的人，好不容易能遇到一个赏识自己的领导，但命运给他开了这么一个玩笑。朱运昌过世后的那些天，沈有容多次痛哭失声，甚至哭至昏厥。这位沙场上血染战袍却不流泪的铁汉也动了真情。

好在接替沈有容担任福建巡抚的徐学聚也深知沈有容有才干。朱运昌过世后，沈有容一度心灰意冷，想回家侍奉老母。徐学聚知道后再三挽留，诚恳攀谈，终感动了沈有容。而这件事情，却成了后来他一生难以释怀的恨事。沈有容在福建又镇守了两年，本来有机会请假回乡探母，却又赶上荷兰侵犯澎湖。沈有容以重兵御敌，怒斥荷兰入侵，逼退荷兰舰队。紧接着他官升浙江参将。虽然福建巡抚徐学聚一再挽留，但沈有容去意已决：他已经整整十一年没有见过母亲了，他真的想借机会回家探母。可还没动身，丧讯就传来了：沈有容的老母病逝。为抵御外敌入侵而呕心沥血的沈有容最终没能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

沈有容化悲痛为力量，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打倭寇上，只要是从他防区过的倭寇，基本别想活。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日本再度侵扰台湾、澎湖、金门等地。在时任福建巡抚的黄承玄百般邀请之下，沈有容回到了福建，担任水标参军，第二年就打了个漂亮仗，将企图进犯台湾的倭寇明示有道部三艘战船全部捕获，且自己的部队不伤一人。这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后，福建百姓在莒江立碑纪念。晚年的沈有容在天启年间还曾调任北方，担任山东副总兵，期间做的另一个重要的事，就是帮助家贫的戚继光一家，刊刻了戚继光的文集。两位同样因抗倭而名扬四海的军人，在早年蓟镇短暂的“人生交集”后，却用这种方式联系到一起。天启四年（1624年），六十七岁的沈有容在山东任上退休，三年后去世。他的八个儿子中，有三个后来牺牲在明末抗击清军入侵的战场上，可谓满门忠烈。

贰 强敌西来：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早期对台湾的侵略

在沈有容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跨海东征，并且全歼日本远征舰队后，日本又曾发动过几次侵扰。比如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德川家康的亲信有马晴信也曾发动过一次对台湾的“远征”，结果到了澎湖就被明朝守军一顿痛打。这时候的明朝，增设了澎湖“游兵”，并在基隆、淡水都驻扎了军队。这也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台湾本岛驻军。日本的小破船，基本是没戏的。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有历史记录的最后一次侵台，发生在明朝崇祯元年（1628年）。当时日本人弥兵卫率领四百多亡命徒侵扰台湾，结果刚一下船，就被当地军民一顿猛揍，活着回去的没几个。从这以后，日本基本就消停了，德川家康以及他的子孙们，老老实实地接受了中国的册封，做起了中国的附属国。明治维新之前，占领台湾？日本是没戏的。

但日本没戏了，不代表台湾安全了，相反却更危险了。因为随着日本逐渐淡出，几个更强大的对手却陆陆续续走到了前台。他们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论实力一个比一个难对付。在晚明国势衰败的背景下，台湾岛，注定也会迎来有关他们的新风暴。

报一下三个对手的名字：葡萄牙，西班牙，荷兰。

1. 分赃的小丑：葡萄牙人在台湾的不光彩角色

说到葡萄牙，这应该是我们比较熟的一个，来中国最早，侵扰中国最早。倭寇，他们掺和过；澳门，他们赖着不走了；后来和林道乾等海商开打的，也大多是他们的舰队。从16世纪早期至17世纪早期的一百多年里，有关台湾的大事件中，似乎都少不了他们，但似乎在哪里他们都唱不了主角。

没错，如果说早年侵扰台湾的倭寇是强盗，后来纷至沓来的荷兰、西班牙是武装到牙齿的巨盗，那么葡萄牙说到底就是个到处凑热闹、看准机会就捞好处、没了好处就撒丫子开溜的小丑。

可就是这个小丑，在早期台湾与西方关系的历史上，却有着别样的意义，因为葡萄牙人是第一批和台湾打交道的西方人。今天，西方人仍会称台湾为“福摩萨”。这个名字，是葡萄牙人起的。明朝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驾着船在中国沿海捞好处的葡萄牙人，第一次在路过台湾海峡的时候看到了台湾岛。按照葡萄牙传教士的记录，那一天恰好雨过天晴，天上出现了美丽的彩虹。彩虹之下，就是美丽的台湾岛胜景。葡萄牙人激动得高呼：“福摩萨，福摩萨。”意思是美丽之岛。从此以后，福摩萨就成了台湾的名字。而也正是那时候开始，葡萄牙人不遗余力，将有关台湾岛的一切极尽美化，疯狂地介绍给西方人。最早一批造访台湾的西方冒险家就是这么被诱惑来的。

那么为什么早期的葡萄牙人在见识到台湾的美丽之后，却并没有在台湾建立殖民地呢？相反，却选择了澳门？要了解这一切，还要从葡萄牙造访中国的来龙去脉说起。

说到葡萄牙早期造访中国，后人往往说他们是“葡萄牙殖民者”，其实说他们是“殖民者”，恐怕后来的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都要觉得寒碜。因为从国家实力上说，葡萄牙实在差了太多。

在新航路开辟时代，葡萄牙的运气很好，他们动手比较早。早在明王朝“郑和下西洋”时期，葡萄牙人已经在非洲西海岸的几内亚、刚果、安哥拉地区建立了殖民地。在达伽马抵达印度的同时，葡萄牙人又在非洲东岸的莫桑比克、索马里地区建立据点，从而控制了连接红海和亚洲南部的海路。在经过了连续多次的试航后，葡萄牙舰队在16世纪初期开始发动对东方的武力扩张。正德四年（1509年），葡萄牙舰队在印度第乌港海战中击败了土耳其与印度的联合舰队，继而在印度果阿建立了他们的东方殖民总部。正德六年（1511年）夏，葡萄牙人发动了对马来王国（今马来西亚）的进攻，一个月后灭掉马来王国，在当地建立据点，从此彻底控制了马六甲航线。侵略的阴云渐渐笼罩与马六甲隔海相望的大明王朝。事实上，葡萄牙人没怎么遇到过太强的对手。在欧洲，葡萄牙是个小国，他们的人力、物力本来就无法支撑大规模的海上远征，即使凭借先进的武器击败了当地的国家也无法站住脚。所以除了对待类似马来王国这种实力差距太悬殊的国家外，他们在大多数的殖民地主要还是建立商站、获得贸易特权，然后再通过挑拨占领地各派势力仇杀的方式，来攫取利益。比如在印度，他们就经常出钱出枪，支持当地各部族的仇杀。在日本，他们介入到日本的“战国时代”中，向日本内战中的各方卖武器。在中国，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葡萄牙人造访中国之后，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获得殖民地，而是像在印度和日本那样，获得一块他们享有贸易垄断特权的领地。他们的方式，一般就是软硬兼施，先来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硬的不行再来软的。正德四年（1509年）他们首次造访中国后，就曾假装自己是“满剌加国”的使臣，行贿献殷勤这一套学起来也无师自通。当时广东和福建两省的镇守太监外跟地方官，大多数都收了他们的好处。马屁甚至都拍到了当时在位的正德皇帝朱厚照那里。先送重礼结好了朱厚照的宠臣江彬，继而又送给朱厚照西洋火铳等“稀罕物件”。朱厚照龙颜大悦，不但慷慨赏赐了大笔金银，更发给了葡萄牙人“贸易勘合”。期间广东御史邱道隆曾上书揭发葡萄牙海盗肆虐广东沿海以及贿赂镇守太监的事实，却不了了之。偏偏是在这时，滞留在广东的葡萄牙船队露出了他们的狰狞面目。他们在广东当地“大造火铳，为攻占具”，四处打家劫舍。事情引起了明王朝的震怒。此后不久正德帝朱厚照病逝，其堂弟嘉靖帝朱厚熜即位，随即下令禁止葡萄牙在中国沿海活动。这时候的葡萄牙却已经趁机占领了广东屯门岛，打算把这里变成葡萄牙人的据点，干脆和明王朝“来硬的”。这下可惹怒了大明朝。正德十六年（1521年），当年被葡萄牙人哄得“龙颜大悦”的正德帝尸骨未寒，明朝就立刻由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发动了屯门海战，一举击败葡萄牙舰队。次年葡萄牙再次派出一千多精兵，进攻中国广东新会，又被明军打得大败，连总司令别都卢都被活捉。一千多葡萄牙侵略军，活着回来的只有四十多个，几十个葡萄牙俘虏全被明朝砍了头。

软的、硬的都不行，葡萄牙就开始做起了小丑。而葡萄牙人和台湾，也就是在这时期扯上了关系。葡萄牙人做“小丑”的方式，就是收买中国沿海的“奸民”，以及和倭寇联合，一道在中国沿海抢掠。他们相继在福建走马溪和浙江双屿岛建立了贸易据点。但是好景不长，这些据点被明军给拔掉了。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在他们占有双屿岛期间，一次葡萄牙船队路过台湾，看到了这个美丽的岛屿，有了“福摩萨”的称呼。那艘船上，恰好有当时葡萄牙在马六甲的总司令佩雷斯。根据葡萄牙有关史料记录，当时的葡萄牙人确实曾经有过动议，是否要在台湾建立殖民地。后来，葡萄牙船队曾经从双屿出发，尝试对台湾岛进行考察，不料却遇上了风暴。这次旅程，反而让他们看上了毗邻福建的澎湖列岛。当时的葡萄牙马六甲总督在听到属下的汇报后，曾经由衷的感叹说：“如果能够在澎湖得到一块自由土地，那将会是我们财富的源泉。”殖民者们有时候也“强盗所见略同”。后来的西班牙人、荷兰人都是这么想的。

虽然想的一样，但葡萄牙人没这么大的胆子。当年被中国海军在屯门揍得头破血流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何况这时候的葡萄牙也已经实现了他们的目的。他们伙同倭寇以及海盗李光头、林三等人盘踞的双屿岛，在后来日本人的历史记录中，被称为“十六世纪东方的上海”。那里被葡萄牙人搞成了贸易集中地，每天出入双屿岛的商船就有上百艘之多。不但贸易利润惊人，葡萄牙人还在岛上设立教堂、建立总督府，实现了直接统治。如此局面下，葡萄牙人当然不愿意再找麻烦。但是好景不长，明朝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王军由浙闽提督朱纨发动双屿岛之战，一举摧毁了这个“走私集散地”。之后明军又在福建走马溪大破葡萄牙人，两场战斗的结果，就是把葡萄牙人之前几十年的辛苦全都打包收了。葡萄牙人依然两手空空，无法在中国得到一块土地。

2. 疯狂的“马尼拉备忘录”：西班牙人的侵华战略

在15世纪末开始的“新航路开辟”运动中，最早“吃螃蟹”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占据澳门的葡萄牙，另一个就是葡萄牙的“主子”西班牙。

说西班牙是葡萄牙的“主子”，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关系非常特殊。他们一度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在开辟新航路的时候，两国就在“赛跑”。为了抢在对方前面开辟新航线，两国都不惜血本。葡萄牙人支持了达伽马的远航，最先开通了从欧洲到印度以及亚洲的航线。西班牙搞出的动静更大，投资给意大利人哥伦布，缔造了“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惊世航行，还策反了本是葡萄牙人的麦哲伦，成就了震撼世界的环球航行。在这场“比赛跑”中，葡萄牙人在亚洲撞线，西班牙人却得到了整个世界。

这两个唇齿相依的邻国，在中世纪的历史中，有着一段“亡国恨”。万历八年（1580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借口自己有一半葡萄牙血统，硬要“兼职”做葡萄牙国王。血统加拳头，实力弱小的葡萄牙最终被西班牙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这两个国家，拥有了一个共同的主人。这时期的西班牙，在整个欧洲都呼风唤雨。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广阔的殖民地。欧洲大陆的国家，谁不服就打谁，甚至提出了“统一欧洲”的口号。在征服葡萄牙之前，西班牙人先是和法国开战，迫使法国向西班牙臣服，然后以“欧洲基督教盟主国”的名义，发动了对当时一心向地中海扩张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战争，在勒班陀战役中率领欧洲联军重创强大的土耳其舰队，阻止了他们向欧洲的扩张。与此同时，西班牙在世界各地大肆占有殖民地，其势力范围包括了南美、北美、非洲的广袤范围。虽然中间也有西班牙“无敌舰队”遭英国重创的挫折，但这时期的英国，论综合国力与西班牙相去甚远。我们今天说起大航海时代势力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会很自然地想起近代海上霸主英国，但是在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的地球上，这个荣耀只属于一个国家——西班牙。

当然，西班牙这个“日不落帝国”比起英国来还是有差距，至少他并没有照到彼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国度——中国。

对中国，西班牙是曾经想要“照一照”的。不但想照照，还曾想过让整个中国沐浴在他们的“阳光”下。西班牙人最早造访亚洲，是在麦哲伦航海的时候。他们与亚洲是很有缘分的——率领西班牙船队进行环球航海的麦哲伦，就死在菲律宾。但这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他们一直没有染指亚洲的土地。因为这时候欧洲国家抢新航路抢破头，互相掐，今天和法国掐，明天和土耳其打。西班牙人到达亚洲的时候，已经是他们基本掐完了欧洲所有对手，实力正处于鼎盛之时——明朝嘉靖年间。比起“小弟”葡萄牙一路东进的节节胜利，西班牙人却是抬脚就踩了满腿泥——菲律宾群岛可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岛上的居民虽然还是原始部落，但湿热的热带雨林气候却成了远道而来的欧洲人的杀手。那些都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占了也没多大用。倒是菲律宾群岛中的吕宋岛是块宝地，当时已经是一个繁荣的国家，且和中国友好往来已久。此地地处南海贸易航线的要冲，北连中国南海，南接马六甲航线，属于典型的黄金地段。西班牙自然要抢夺，但没那么容易。当时的吕宋国王苏莱曼奋勇抵抗，数次挫败西班牙的进攻。当然他也是有底气的，靠山就是我们在第一章提到的诸多中国海商。当时的吕宋岛，早已成为中国海商的活动场所之一。当地海商势力林立，如前面提到的林凤、林道乾等人，早就在这里扎根多年，哪里容得西班牙人插足。漫长的吕宋争夺战，前后一直打了近十年。明朝隆庆五年（1571年），西班牙人攻陷吕宋首都马尼拉，整个马尼拉被烧成一片火海，吕宋末代国王苏莱曼战死，以古吕宋国为核心的菲律宾群岛从此成了西班牙人的囊中之物。

吕宋国的沦陷，是西班牙帝国殖民亚洲所迈出的第一步，意义自然非凡：他们占有了连接东亚国家与太平洋之间的黄金地段。之后他们修建的马尼拉城，是东南亚历史上第一座欧洲化城市。一直到十九世纪末美西战争前，菲律宾都是西班牙人在东南亚的“自留地”。而在当时，比起这些“后世意义”来，有一件事却对西班牙人更重要：征服菲律宾，让他们第一次认识了中国人。

在欧洲人殖民东南亚的早期历史里，菲律宾的抵抗是东南亚诸国中最为激烈的，拉锯时间长，前后几经反复，尤其是末代国王苏莱曼的悲壮殉国，今天还被菲律宾人写进历史教科书里，当作“爱国主义教育”的先进典型。但是有一个真相，今天的菲律宾学者是极力回避的：当年那个经济文化极其落后、国力极其孱弱的吕宋古国，究竟是靠什么和拥有强大舰队的西班牙人死磕了十年？

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得到了帮助。帮助他们的人，就是那时代的中国海商们。

拜明朝几百年海禁政策所赐，早在西班牙人开辟新航路以前，吕宋古国就是中国海商的自留地了。跑船做生意，这里是重要市场。政府抓海禁抓得紧的时候，这里更是避风港。所以日久天长，往来的华商越来越多。到了明朝中期的时候，特别是随着林凤、林道乾等人相继扎根台湾、扩展势力。菲律宾也成了他们的重要“分舵”。在今天的菲律宾，华人往往被称为“生理人”，原因就是当西班牙人初次造访吕宋的时候，很奇怪地发现当地华商店铺林立，黑眼睛、黄皮肤的华人众多，问他们是什么人。华人往往回答：“生意人。”语言不通加耳朵不好使，“生意人”被西班牙人听成了“生理人”，音译叫作Sangley。这一称谓在今天的菲律宾，主要是指具有华人血统的混血儿。

当时几股比较大的海商势力，不但和吕宋王室贸易往来频繁，甚至在吕宋岛上驻有军队，设有商站据点，俨然成了“化外之国”。“不巧”的是，这个时候西班牙人来了，要抢吕宋做地盘。对于吕宋国来说，中国海商们虽是“海盗”，却只为了赚钱，西班牙人却是要吕宋的命，站哪边是很明显的。吕宋国不但从中国海商手中购买武器，甚至还准许各路海商势力直接参与作战。长达十多年的战争，其实主要是中国海商与西班牙殖民者的战斗。吕宋本国的土著军队，也就只是勉强凑数而已。

在这场中国海商与西班牙殖民者之间的“吕宋争夺战”中，当时东南沿海几乎所有的海商势力都有参与。包括作为“倭寇”最后被明朝剿灭的吴平等人，也曾经派船队助战。毕竟吕宋的得失牵涉的是整个东南沿海海商势力的贸易利益。而最著名的，还是前面提到的林凤、林道乾等人。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最初也多为获得西班牙皇室授权的海盗团伙，等于是中国海商与西班牙海盗的较量。但人比人气死人，当时的西班牙皇室采取的是扶植海盗殖民的政策，只要你打下了地盘，就可获得皇室的委任册封。十多年的吕宋争夺战里，西班牙政府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到最后甚至派出了他们横行欧洲的巨型战舰。中国海商的情况就寒碜多了，本身就不被明朝政府待见的，别说政府支持，不被背后捅刀子就烧高香了。好比体育赛事，我们派民间的业余选手，与对方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选手比赛。这种PK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

但“不对等”的中国海商们，还是把西班牙人打得叫苦连天。经受过常年海上闯荡的华商们装备并不差，作战经验也丰富，远非东南亚土著们可比。从嘉靖末年至隆庆初年的历次海战，双方有胜有负，谁也不能彻底消灭对方。但当时的中国海商们其实是受“夹板气”的。在中国东南沿海，要被明军清剿；到了东南亚海上，又要被西班牙人炮轰。没根基的，自然打不过有背景的，能和有背景的西班牙人打到最后的，也只能是有根基的华商。比如著名的林凤，他的根基就是台湾。

所以打到后来，林凤成了西班牙人最头疼的对手。而林凤当时所盘踞的台湾，就是对抗西班牙入侵菲律宾的“大后方”。西班牙人占优势的时候，林凤就跑回台湾，整顿了兵马后再打回来。双方来来往往打了数年，但毕竟心态不一样。对于华商们来说，此时的台湾已经成了他们的根基，菲律宾只是第二战场，有机会就打一把，没机会就撤回台湾保存实力。所以战斗虽然多，却多是中小规模的，始终也没有倾全力。西班牙人却不一样，吕宋是他们拓展亚洲势力的突破口，就算是爬也要爬进去。到了隆庆四年（1570年），他们终于“爬”进去了。“隆庆开关”后，明王朝废除海禁政策，大力招安海商。海商们纷纷投诚，争着做大明朝的“朝廷命官”。吕宋的得失，大多数人都顾不得了。偏是这一年，西班牙再次对吕宋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次吕宋国最终没能躲过亡国的厄运，国王阵亡、国家沦陷。钻中国海商忙着“招安”的空子，西班牙人终于“爬”进了亚洲。

吕宋的沦陷在西班牙的历史书中，向来被视为一件大事。比如菲律宾的首任西班牙总督黎牙实比，在给西班牙政府的信中就骄傲地宣称：“我们从此拥有了一个稳定的跳板，将帮助我们得到一切。”之后的三年里，从菲律宾到中国东南沿海的航线上一直很平静，双方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大量西班牙银元流入中国。原本和西班牙人周旋数年的中国海商们，有的早被明王朝灭掉，有的被招安，还有的正被明王朝清剿，自身朝不保夕，谁也顾不得管吕宋的事情。可西班牙没有想到，吕宋沦陷仅仅三年后，一场巨大的风暴就从天而降，这场风暴被后来西班牙历史学家们认定为“到达亚洲后第一场大规模战争”。菲律宾群岛的命运、东南亚的势力版图乃至台湾的命运，都因此大受影响。

风暴的制造者，就是西班牙人的老对手——林凤。

吕宋沦陷的时候，林凤正盘踞在澎湖列岛。这时候的他，眼看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隆庆开关”后，林凤也曾动过“招安”的念头，但对这位世代做海盗的“巨寇”，明王朝极为警惕，绝不接受投降。眼看招安无望，林凤本人也不想坐以待毙，先是大肆攻击福建、广东沿海各地，反遭明王朝报复。如前文提到，万历二年（1574年）十月，明王朝攻占了林凤的老窝澎湖列岛，逼林凤退守台湾岛。这时候的明王朝，在广东、福建沿海，集结了战船一百五十多艘，兵员四万多人，意图跨海东征，彻底将林凤斩草除根。林凤自然不甘心被“斩”。要打，显然不是对手；要守，也守不住。唯一的选择只有跑。跑的目标，自然就是毗邻台湾的菲律宾群岛了。

林凤之所以打菲律宾的主意，一则是因为他与吕宋国往来颇多，在当地颇有根基；二则是盘踞台湾时，林凤截获了两艘从菲律宾开过来的商船，得知此时的吕宋岛兵力空虚，西班牙人立足未稳，正是最好时机。眼下明王朝大兵压境，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赌一把：占领吕宋岛，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

这一赌，就赌大了。

万历二年（1574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菲律宾马尼拉近郊的巴贡拉扬村（今菲律宾马尼拉巴贡巴扬广场），一支神秘的突击队突然从天而降。这支突击队的成员是清一色的黑眼睛、黄皮肤的华人，手持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绳枪等武器，悄无声息地摸进了西班牙军营。此时正是清晨，西班牙驻军总指挥戈杨特还在熟睡，奇袭就骤然打响了。突击队迅速冲入村庄，解决掉每一个看得见的西班牙士兵。惊慌失措的戈杨特还没来得及逃跑，就被突击队杀死。凄厉的警钟刹那间响彻整个马尼拉城上空。到处是西班牙军官疯狂的嘶叫：“武器，武器，敌人，敌人。”

仓促集结的马尼拉守军们慌忙抵抗。在经过了短暂的战斗后，因伤亡过大，这支突击队火速撤退。然而当稍松一口气的西班牙人抬起头来远望时，海面上的一幕却再次惊呆了：数十艘战船整齐地排列在海洋上，迎风招展的，是一面面醒目的妈祖旗。

这就是林凤向整个菲律宾群岛投下的赌注：他亲自带来的六十二艘装备精良的战船，两千名经验丰富的水手，两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一千五百名妇女儿童，大批的稻种、谷物，甚至还有数百头耕牛。他把从嘉靖时代开始至此时，中国海商在台湾的所有家底儿都带来了。他要在蛮荒的菲律宾，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国家。在长达十年的吕宋岛争夺战尘烟散尽三载后，中国海商与西班牙殖民者，此时终于开始了这场迟来的决战。

西班牙人一开始的反应极其迟钝。林凤是当年十一月发兵南下的，第一站先到了菲律宾依罗格群岛，并击沉了一艘西班牙战舰。他的行踪被当地西班牙驻军发现。依罗格群岛司令萨尔西多在判定林凤意图后，急率手下五十四人驰援马尼拉，却还是慢了一步。到达马尼拉外海的林凤，起先欲用奇袭之计占领马尼拉，因此派出了一支由他的手下庄公（日本人）率领的突击队。这支突击队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凌晨登岸，虽然行踪隐秘，却还是被当地土著发现。曾有周边土著连忙向西班牙人报信，却无人相信。突击队本来也没打算攻击巴贡拉扬村，意图直接偷袭马尼拉，但听向导说西班牙驻军司令住在那里，随即改变计划，成功地“擒贼先擒王”，将马尼拉司令戈杨特击毙。但这一“擒”，反而把自己也暴露了，有所准备的西班牙人殊死抵抗，打退了突击队的进攻。原本可以兵不血刃直取马尼拉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事实上，这不是林凤失去的唯一机会。

奇袭失败后，林凤随即准备强攻，舰队前进到了距离马尼拉城只有十一公里的吉阿米蒂。这时候的马尼拉城，可以说是凶险万分：整个城里的驻军如林凤事先得到的情报，只有五十多人，而且几乎所有西班牙驻菲律宾的高官，包括总督拉维萨雷斯都在城里，几乎要被“一锅端”。林凤的钢刀，几乎已经顶到了西班牙人的脖子上。

形势大好，林凤却再次犹豫了。十一月二十九日奇袭失败，十二月一日才再次发动进攻，就这短短的一天时间差，萨尔西多率领的五十四名援军已经到了。马尼拉的防御力量得到了增强。但即使如此，西班牙人还是命悬一线：此时的马尼拉城，火炮只有几门，兵只有一百多。趁着林凤休整的这一天里，西班牙人抓紧修筑了外围碉堡，部署了防御。十二月一日，林凤的攻击再次打响了，六百多中国士兵向马尼拉城发动了猛烈的攻势。按照西班牙人的记载，这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非常凶悍，作战经验很丰富，懂得在冲锋的时候躲避子弹，且兵种也很多样，既有步兵、火器兵，更有骑兵，真正的“多兵种协同作战”。这些离乡背井、无家可归的中国探险者们，为了自己的命运，向马尼拉城发起了决死的冲锋。

然而冲了一天，却丝毫冲不动。林凤的冲锋很凶猛，西班牙人的抵抗也很顽强。对于西班牙人来说，这也是背水一战。此时西班牙在菲律宾群岛立足未稳，马尼拉是他们唯一的城市，一旦丢了，就意味着丢掉了整个菲律宾，当然要决死抵抗。不但士兵们殊死拼杀，连城里西班牙的老弱妇孺乃至神父，扛得动枪的都纷纷上城抵抗。打了整整一天，林凤伤亡了二百多人，虽然摧毁了马尼拉外围的西班牙据点，却无法攻上马尼拉的城墙。

林凤本人也犯了大错误。作为开辟家园的生存之战，林凤虽然下了血本，却并没有决死一搏，第一次奇袭尚且动用了四百人，这一天的强攻，却仅仅只动用了六百人，而且攻城的部队连轰击城楼的火炮都没有装备，全靠人海战术往上填。而西班牙虽然人少，但城防却非常坚固，哪是这么容易就啃下来的。眼见得出师不利，林凤却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第二天，当历经死战的西班牙人正紧张地等待着新一天的战斗时，他们却再次吃惊地发现，原本旌旗招展的中国舰队居然消失了。偌大的海面上空空如也，先前决死般战斗、惊心动魄的奇袭、声势浩大的阵仗，仿佛只是一场不曾真实发生过的噩梦。

当然不是梦。数月之后，西班牙人终于知道了答案，一个令他们震惊的答案：林凤的舰队在攻击马尼拉失败后，沿着菲律宾群岛一路北上，来到了距离马尼拉二百二十公里的玳瑁港，即今天菲律宾阿诺河流域的邦阿西楠地区。他在这里安营扎寨，建立城市，扎根生存。这些华人在当地开辟农田，建房定居，招募流民。周边不甘心受西班牙人奴役的菲律宾本土部落，也纷纷前往投奔。林凤本人更是自立为王，接受当地部落的朝贡。值得一提的是，比起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烧杀掠夺的殖民政策，林凤要宽和许多，他平等对待当地菲律宾人，不搞歧视，友好相处，甚至还把中国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给他们，因此威望日涨。这片原本荒凉的土地，渐成欣欣向荣的乐土。

惊出一身冷汗的西班牙人，自然容不下这样的欣欣向荣。此地距离马尼拉太近，按照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林凤来“酣睡”，后果很严重，不但眼皮底下崛起一个巨大的威胁，而且还带来了连锁反应。林凤的威名鼓舞了菲律宾本岛的抵抗力量，各地菲律宾部落纷纷起事，攻击驱逐西班牙驻军。一日不除林凤，菲律宾一天不得安宁，所以西班牙人很快就做出了决定：除了他！

决定好做，事情却不好办。林凤带来的是一支强大的军队，且他在玳瑁自力更生，经济力量强大，更有名望。以此时西班牙在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是很难取胜的。无可奈何的西班牙人，一面眼睁睁地看着林凤在眼皮底下一天天壮大，不断地扩大势力；一面咬牙切齿地磨刀霍霍，边“磨”边想招，最后终于想到了：以牙还牙，用当年林凤偷袭西班牙人的方法偷袭林凤。

万历四年（1576年）三月，一支经过精心准备的西班牙突击队向玳瑁港出发了。这支部队包括两百名西班牙士兵，以及重金招募的数千菲律宾土著。主持这次行动的正是马尼拉战役中火速驰援的萨尔西多，这时候他已经是西班牙驻军总司令。对于西班牙人可能采取的报复，林凤起初并未掉以轻心。从盘踞玳瑁港开始，他就一直在密切关注西班牙人的动向。但偏偏是一场“意外事件”，让林凤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当年3月马尼拉发生土著暴乱，整个马尼拉港的西班牙船只都被焚毁。没船了，你拿什么偷袭？

所以林凤很放心，但他还是失算了。没有了战船，就不能用小船？西班牙人就是这么做的。萨尔西多在当地挑选了六十多艘小船，于是年三月二十五日疾驰玳瑁港。这次林凤比一年前的西班牙人还迟钝。西班牙突击队摸到阿诺河口的时候，发现林凤居然没有设任何的警戒点。随后西班牙人封锁了河口，兵分两路向林凤扑去，一路从水路袭击林凤在河口的船只，一路从陆地攻击林凤的据点。吸取了上次林凤攻坚失败的教训，这次西班牙人还带来了四门火炮。轰然巨响中，毫无防备的林凤被西班牙人的奇袭打蒙了。他停泊在河口的三十多艘战船尽数被焚毁，部下尽数溃散。林凤本人被西班牙人团团包围在据点里。这一记“闷棍”可让林凤吃了大亏，整个据点一下子被打散了。据点内燃起的熊熊火光，令分守在各地的部下们误以为林凤已死，忙不迭地逃跑。偌大玳瑁，很快就剩下林凤这一支“光杆司令”。这位当年叱咤中国东南沿海的枭雄，此时已陷入了最凶险的境地。

如同上次围困马尼拉的剧本一样，西班牙人的攻坚也碰了壁。从短暂慌乱中清醒过来的林凤，开始冷静地布置反击，利用地形优势多次打退西班牙人的冲锋。萨尔西多暂停了进攻，改为长期围困。这次的情况毕竟和上次林凤包围马尼拉不一样。那次林凤在海上，这次他在陆地上。船都被烧了，陆上也被团团围住，除非是插上翅膀飞出去。

没想到，林凤真的飞出去了。

在长达四个月的围困中，中国士兵们决死抵抗，始终没有让西班牙人前进一步，每天都是惨烈的厮杀。萨尔西多并不担心，按照事先他对林凤部俘虏的审问，林凤据点里的粮食最多只能坚持四个月。断粮那天，就是他的末日。到了八月四日，依萨尔西多的计算，林凤应该断粮了。清晨放眼望去，硝烟弥漫的据点果然如死亡一般平静。西班牙人试探着发起进攻，一路冲锋，没有遇到丝毫的抵抗。进了据点后，才发现整个据点居然连个人影儿都找不到了。挖地三尺地搜了半天，最后西班牙人差点儿没晕过去：就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林凤居然忙里偷闲，带领部下挖掘了一条从据点到阿诺河的运河，更一口气制造了三十多艘战船。等到西班牙人回过神来的时候，林凤和他的远洋舰队，此时正在阿诺河上高速奔驰。之后，就是那场至今在菲律宾民间被津津乐道的悲壮突围：阿诺河沿途的西班牙军队设置了密集的火力，在河道里布置了重重障碍物，企图将林凤彻底消灭。然而勇敢的中国船队却硬是杀开了一条血路，在付出巨大伤亡后，最终冲破了包围圈，重新徜徉在太平洋的茫茫海面上。这条打通了林凤生命线的运河，就是今天菲律宾著名的旅游景点：林凤运河。

这个谜一般的中国海商，有关他的文字记录的历史，至此已彻底告终。此后的他，则成了一个神话般传说。今天的东南亚诸国，都留下了有关他的种种说法。然而传说虽然美丽，结局却还是扼腕：这场持续十年的菲律宾争夺战，最终还是以中国海商的失败落幕。分析原因，除了中国海商们缺少政府支持，受“夹板气”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心态”。西班牙人是玩命的强盗，中国海商们却是寻找家园的流民，四海漂泊就为找个地方好好过日子，惹不起我躲得起。从道德层面说，中国海商显然更“高”一些。但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大航海时代，你死我活才是生存法则。

林凤与西班牙人的这场决战，看似是他一个人的战争，其实对中国历史和东南亚历史的影响都很深远。此战失败后，原本在这一地区啸傲一时的华人海商日益被边缘化。同样受到深重影响的，却是林凤的大本营台湾。林凤的这次远征，几乎带走了台湾所有的家底，原本呈现生机的台湾岛，此时又是一片空白。曾经在当地名噪一时的各路海商势力或散或逃，曾是各路海商据点的台湾岛，又成了“真空地带”。

对于西班牙人来说，这场艰难的争夺战，也让他们更清楚地认识了中国人。整个过程里，中国海商机智的战略战术、坚忍不拔的战斗意志，无不给了他们震撼，让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极难战胜的民族。

对于中国，西班牙人一开始就是有想法的。按照他们与葡萄牙的协议，中国沿海的势力范围归葡萄牙，他们在东南亚扩展。但海上争雄，素来是实力说话，协议不过废纸一张。从来到亚洲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在打中国的主意。他们与中国的经济贸易，从他们征服菲律宾的初期就开始了。按照中国东南沿海的地方志记录，在嘉靖晚期的时候，西班牙的货币“鹰洋”就已经在福建、广东各地流通。今天西班牙的历史资料显示，早期西班牙人的主要政策，就是“对华贸易，以华养菲”。中国的富庶刺激了他们的野心。此时的西班牙人虽然已经通过葡萄牙人对中国有所了解，但对中国的军事实力却还是两眼一抹黑，因此自大到了可笑的地步：曾征服了北美哥斯达黎加的将领阿提达，在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信中，自称只要给他两条船和八十名士兵，他就能够征服中国。另一位曾经参与征服北美的殖民者比亚斯也夸下海口，说只要给他六十名士兵，就可以把中国变成西班牙的殖民地。

在林凤争夺菲律宾失败后，西班牙逐渐巩固了在当地的统治，马尼拉日益成为西班牙人在亚洲的坚固堡垒。对中国的征服逐渐提上了西班牙人的日程。那位曾被林凤围困在马尼拉的菲律宾总督拉维萨雷斯，就曾把中国沿海的地图完整绘制下来，呈交给西班牙菲利普二世。这也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份绘制精确的中国地图。当然，吃过林凤大亏的他还是很务实的，在他给菲利普二世的报告里，他认为要和中国开战，至少需要四千至六千军队。这倒不是他小看中国。虽然这点儿军队在中国微不足道，但在欧洲已经算是大规模的远征了。

西班牙人的侵华计划并不停留在痴人说梦当中，相反一直很认真地落实着。包括搜集情报等工作，从万历二年（1574年）开始就一直在进行。到了万历十四年（1586年），自以为准备就绪的西班牙人决定“玩大的”，竟在这年四月于菲律宾马尼拉召开了著名的“马尼拉会议”。该会议云集了西班牙在亚洲地区从军界、政界到宗教界所有的“精英人物”，制定了一份包含十一个条款、九十七条内容的备忘录，然后由五十一名贵族成员联合署名，由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桑切斯亲自至马德里，提请国王菲利普二世审批。如此隆重，只因该备忘录的主题是侵略中国。

乍听此备忘录的主题，联想到彼时大明王朝强大的国力，自然会觉得西班牙人实在疯狂。但如果细看该备忘录的内容，却足够让国人惊讶，因为西班牙人的疯狂是很认真的。

认真的表现，就是他们经过了非常细致的调查，对中国实力的认识，也比以前进步了许多。原先叫嚣着几十个人到几千人就能征服中国，这时候已经改口，说发动对中国的战争至少需要动用一万至一万六千名士兵。而且西班牙人要拽上小弟葡萄牙一起干，还要利用在日本的教堂招募雇佣兵，至少要动用五千名信奉天主教的日本倭寇。进攻的路线图也选好了，要从中国广东、福建、江南、山东四个地区登陆，全线封锁中国沿海。

要打大仗，当然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这份备忘录决心很大，内容却很细致，细致到了军队作战的各个细节，比如各路部队登陆后，一定要注意协同作战，防止被中国军队分割包围。在部队纪律上，一定要改变以往在美洲、非洲奸淫掳掠的不良作风，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得随便烧杀。按照备忘录里的说法，这么做是为了“防止中国人口减少，因为中国的人口就是财富”。还没开战，就已经把中国人民当自家财产，这想法很“超前”。

更“超前”的是，西班牙人不但计划打仗，更计划了打完仗以后的事情，比如战后要在中国广设教堂学校，用天主教取代儒教，用西班牙语取代汉语，推行奴化教育，还要给中国改良人种，鼓励西班牙人多娶中国老婆，生的孩子可以在中国当官。“超前”到搞笑的是，八字还没有一撇，就先给参战人员论功行赏了，谁当伯爵，谁当省长，分得清清楚楚。米还没买呢，就先想着吃饭了。

没买米就想着吃饭，最终自然是吃不到饭。桑切斯回到西班牙后，将这份计划呈报给当时的菲利普二世。自我感觉良好的菲利普二世很兴奋，当即批准。但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还没等西班牙人准备好，和欧洲新崛起的海洋强国英国的争端就找上门来了。万历十六年（1588年），西班牙和英国爆发加莱海战，集结西班牙倾国之力的“无敌舰队”被英国人打得全军覆没。英国都搞不定，中国就更别想了。所谓的“马尼拉备忘录”，被西班牙政府一拖再拖，拖到1873年西班牙皇室都被推翻了，却还是停留在纸面上。

当然西班牙政府也有难处。加莱海战之后，西班牙国力日衰，海洋上有英国成日挑战，自己家里又有荷兰捣蛋。从明朝隆庆年间开始，原属于西班牙的尼德兰地区，爆发了以脱离西班牙统治为目的的“尼德兰革命”。内战持续到万历九年（1581年）。最终从西班牙眼皮底下崛起了另一个欧洲海洋强国——荷兰。当年筹划周详的侵略中国计划，越发不靠谱了。但对中国死心是不可能的。这时候的明王朝，政治上处于晚明江河日下的阶段，经济上却是新一轮海商经济的勃兴期，东南沿海贸易日趋繁荣。面对这样一块“肥肉”，西班牙自然要咽口水。咽完了口水后，西班牙退而求其次。全面侵华不指望了，能像葡萄牙一样从中国沿海得到一个据点，做点儿生意赚钱才是王道。

所以从十六世纪下半叶开始，西班牙就不断开始尝试。比如曾经多次派使者来到中国，提出设立商站等要求，但都被明朝政府拒绝了。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西班牙海军将领萨姆迪奥率领舰队来到澳门，要求在当地设立据点，遭明朝政府拒绝。恼火万分的西班牙人干脆擅自登岸，在澳门以西十里的虎跳门修筑据点，这下可惹怒了明王朝。明朝立刻出兵，水陆齐发将西班牙人一顿猛揍。软的、硬的都用过了，西班牙人碰了一鼻子灰。

西班牙人慢慢也学乖了：那就找你看不见的地方。

在虎跳门之战后的几十年里，西班牙人不断地派人在中国沿海活动，意图找到一块明王朝“看不见”的地方。他们最后找到的就是台湾。

西班牙人很早就知道台湾了。早期西班牙驻菲律宾的几任总督的奏报中，都曾经提到过这个被葡萄牙人称为“福摩萨”的地方。林凤等人和西班牙的争锋，也是以台湾岛为大后方的。但是对于早先志在吞并中国的西班牙人来说，他们根本没看上台湾。后来吞并中国泡汤了，也只好退而求其次了。在林凤南渡之后，台湾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解除海禁，令它与大陆的经济往来日益增多，但是林凤当年带走了台湾本岛几乎所有的武装力量和汉族青壮年人口。此后的各路商旅们把此地作为中转站，虽然也有越来越多的大陆人移居此地，但多为良民百姓，武装团伙少之又少。明朝最东部的沿海驻军，最近的也才到澎湖列岛。从万历末期开始，北方边患日重，崛起于辽东的后金政权才是明王朝眼中的心腹大患。中国东南地区的精锐部队，越来越多的抽兵北上，沿海的防务日益空虚。台湾，又一次成了一个钻空子的地方。

西班牙人钻这个空子，是在明朝天启六年（1626年）。这次侵略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同为殖民者又是老对手的荷兰人，此时已经占有了台湾南部，再不下手就晚了；二是此时西班牙人在北美的殖民地墨西哥，发生了著名的“银矿危机”，即原本盛产白银的墨西哥地区，其本土的白银开采已经接近枯竭，这是关系着西方商业国家生存的大事。因此，贸易地位重要的台湾岛，此时变得更加重要：它关联着和日本的贸易航线。而此时的日本正是世界上新兴的产银国。从十六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日本本土大批银矿的发现和开采，日本的白银产量激增。虽然其本国物产贫瘠，贫困依旧，但到十七世纪上半叶，日本在中国史料里有了“穷银国”的称号，可以说“穷得只剩下钱了”。

“穷得只剩下钱”的日本，成了当时白银贫乏的欧洲国家的救命稻草。这时期中国海商们的主要活动区域，也大多转向了日本。连接日本对外航路的台湾，成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宝地。而这时期台湾的防务空虚，也就再次给了西班牙人机会。天启六年（1626年），西班牙人进攻台湾，先在基隆登陆，建立据点，三年后又占领沪尾地区，正式吞并了台湾北部地区。忙于辽东战事的明王朝，此时已经顾不上台湾的变故了。钻了空子的西班牙人，胆子也就大了，先是大胆地给台湾各地改名字。比如他们登陆的鸡笼山，就被他们命名为圣地亚哥。基隆湾里的和平岛，有他们修的第一座城楼，被他们叫作萨尔瓦多城。在淡水又修了座圣多明哥城。接着就大胆地搞“奴化教育”，在基隆、淡水两地修起教堂，强迫当地百姓信奉天主教。看明王朝没管他们，干脆就大胆地修衙门、建政府了。他们在台湾北部征收赋税，强行征收可以在欧洲卖高价的台湾鹿皮，还强行驱赶少数民族部落进深山为他们采集硫磺，造成死者无数。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多次到少数民族村落进行种族清洗。比如崇祯五年（1632年）发生的宜兰惨案，西班牙人在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地区烧杀抢掠，焚烧村落。对照他们在北美和南美对印第安人的所作所为，西班牙人在台湾统治的十六年同样无比残暴。

西班牙人占有台湾的最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控制从日本到东南沿海的航线，即从日本获得白银，从中国获得可以在国际市场卖高价的瓷器、丝绸等货物。他们占有的台湾北部，距离日本更近，贸易也更繁荣。最初西班牙人也尝到了甜头。从天启六年（1626年）到崇祯五年（1632年），是西班牙人占据台湾的黄金时期。当时仅基隆一地港口，每天停泊的外国船只就有数十艘。人算不如天算，随着新一代中国东南沿海海商的兴起，和西班牙人的冲突日益加剧。而崇祯六年（1633年）日本发布的锁国令，则给了西班牙致命一击。彼时的日本幕府已走上闭关锁国道路，全面禁绝对外贸易，仅与中国和荷兰通商。西班牙人的商路立刻断掉了。而拥有贸易特权的荷兰则后来居上。崇祯十五年（1642年），在经过与荷兰人十多年的争夺后，力不从心的西班牙人最终被驱逐出荷兰。这也标志着西班牙人对中国的侵略彻底失败。此后实力衰弱的西班牙人，除了拼力维持他们在美洲的势力范围外，在亚洲基本没有什么动作了。在西班牙人雷声大、雨点小的侵华过程中，台湾是一个起点，也是他们最后的终点。

而西班牙人的失败，除了和此时东南沿海局势的变化有关，更重要的却是此时欧洲海洋帝国力量的此消彼长。进入十七世纪的欧洲，正经历一次势力版图的重新划分。传统的海洋强国葡萄牙、西班牙相继走向了衰落。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对手，却早已出现在了台湾海峡，那就是西班牙人的死仇，彼时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

3. 牛皮骗国土：荷兰人的东犯

在相继进犯中国沿海的欧洲国家中，葡萄牙是起步最早的。西班牙是当时全球殖民地面积最大的，号称“日不落”帝国。相比之下，荷兰的国家历史最短，抢殖民地也最晚，但是也有一个优势——海军，远远强于上面两个国家。所以在17世纪的中国东南沿海，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是荷兰，给台湾带来最沉重灾难的也同样是荷兰。

现代人说到荷兰这个国家，首先想到的一般都是他的足球。而放到十七世纪的地球上，说到荷兰，当时的欧洲人首先想到的却是他的海军。荷兰海军带给对手的记忆，不只是头疼，更是死亡的恐惧。在那个时代，荷兰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绰号：海上马车夫。

所谓“海上马车夫”，字面意思就是开船和驾车一样轻松。就荷兰的实力而言，“海上马车夫”的绰号绝非浪得虚名。十七世纪的荷兰拥有各种船只一万五千艘，水手八万多人。船只数量和水手人数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的总和，其中战舰的总吨位超过当时欧洲强国英国一倍多，商船吨位更占当时欧洲商船总吨位的四分之三。

在海军战斗力和军事技术上，荷兰人极其强大和先进。荷兰人作战所使用的巨型战舰，被中国人称为“夹板船”。它的船体下部为双层，航行稳定，抗沉性能好。体积更是巨大，当时已经有了排水量一千吨以上的战舰。火力同样强，后来被中国称为“夹板铁船”的荷兰战舰，载炮数量多近百门。在崇祯九年（1636年）以后，荷兰人更拥有了制造排水量一千五百吨，载炮数超过百门的超巨型战舰的能力。在决定海战杀伤力的火炮技术上，荷兰人更走在了当时世界的前头。他们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出爆破炮弹的国家，即明末军事资料中常说的“开花弹”。这种火炮解决了中世纪火炮的最大难题——炸膛问题，可以延长火炮的轰击时间，同时其炮弹在爆炸后可以炸成弹片，提高爆炸杀伤力。明朝在与努尔哈赤争夺辽东的宁远会战中，正是以这种火炮（葡萄牙在与荷兰的作战中缴获，由明朝辗转购买）击伤努尔哈赤，扭转了当时的辽东战局。在作战素质上，荷兰人更是当时欧洲顶级水平。荷兰水手吃苦耐劳、坚韧勇敢，在整个航海时代都是欧洲闻名，甚至一直被当作欧洲水手的楷模。按照后来曾在英荷战争中与荷兰人交手的英国将领的话说：“他们就是海洋上的蒙古人。”就像生长在马背上的蒙古骑兵，曾经在陆地上战无不胜一样，十七世纪的荷兰海军也曾拥有相同的辉煌。

相比于葡萄牙和西班牙，荷兰人争抢殖民地的起步虽然晚，但更“猴急”。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出来的他们，是中世纪后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与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帝制国家比，在欧洲被叫作“低地”的荷兰，是个地势低洼、物产贫瘠的国家，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工商业和海外贸易。荷兰独立的时候是明朝万历九年（1581年）。西班牙一怒之下，利用自己广阔的殖民地对荷兰进行贸易禁运。穷急生疯的荷兰人，最后干脆自己开着船杀到亚洲来了。比起西班牙这些殖民者们在亚洲地区烧杀掠夺，更具商人本色的荷兰人却很狡猾。他们初次造访马六甲海峡的时候，并不急于抢占地盘，相反通过拉拢当地土著部落的方式，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货物，之后又借助当地人的支持和自己的坚船利炮，将葡萄牙人在马六甲的势力尽数驱逐。在这之后的荷兰人，才开始露出奸商本色，在世界各地大肆占有殖民地。在亚洲，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确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马六甲航线上疯狂劫掠各国商船。原本在当地嚣张一时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基本被打得无还手之力。但和西班牙、葡萄牙人集中力量抢地盘不同的是，早期的荷兰人势力非常分散，基本是各自为政，甚至相互之间还互掐。荷兰人解决这个问题，也很“商人本色”。别的欧洲国家都在当地建政府，他们反而办公司。万历三十年（1602年），十四支荷兰殖民势力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宣告联合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按照荷兰法律的规定，这家公司拥有组织军队、发行货币、委任官员的权力，并垄断了从好望角到马六甲的香料贸易。至此，这个新兴的欧洲海洋国家，已然成为亚洲殖民势力中最强的。

对于赚钱为目的的东印度公司来说，钱是越多越好。想赚更多的钱，光在东南亚小打小闹没用，最重要的是要赚到彼时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的钱。其触角也就伸向了中国东南沿海。而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窗口的台湾，自然进入了荷兰人的视线。

在进入大航海时代后，台湾遭遇了又一个强盗，也是最凶悍的一个——荷兰。

荷兰人和中国的往来，从年代看是非常早的，甚至早于他们国家独立的时间。第一个造访中国的荷兰人叫庞帕，他曾于明朝嘉靖中期在葡萄牙统治的印度果阿担任秘书，期间曾多次跟随上司造访中国。他的著作《航海志》是荷兰第一部对中国有介绍的作品。他以大量的笔墨记录了中国瓷器与丝绸的制作与销售情况，盛赞中国的富庶与巨大商机。如此种种，皆令以贸易为生的荷兰人神往不已。但“神往”也没用，那时候的荷兰还只是一个蕞尔小邦，自己国家都没有，被西班牙人往死了欺负。所谓建立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也只能在梦里想想。

到了16世纪晚期，这个“梦”距离荷兰人渐渐近了。他们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拥有了强大的军队，也开始有了拓展东方航线的尝试。荷兰人第一次造访东方，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由惠特曼率领的四艘荷兰战舰抵达马六甲。之后数年，他们或打或拉，成功取代了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在当地的势力，之后就把触角伸到了中国东南沿海。正当荷兰人踌躇满志准备在中国大发横财的时候，现实却浇了他们满头冷水。

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中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其实还是盘踞澳门的葡萄牙人。海外贸易其实就和在街上摆摊做生意一样，谁家的地段好，谁家获利就多。这时候的葡萄牙占据澳门，正好占着黄金地段，在中国沿海混的年头也最多，到处都是熟脸，跟他们竞争当然没戏。荷兰人每到一处，都是“赶个晚集”。想买啥中国货都买不着，想做生意就得从澳门的葡萄牙人手里进货。葡萄牙人是大明朝的“房客”，背靠大树好乘凉，管你什么“海上马车夫”，来了就宰你没商量。按照荷兰有关资料的记载，当时一匹中国丝绸从进货价到荷兰人的收购价，涨个三四倍都算是仁慈的。

荷兰人哪吃得了这种亏。葡萄牙人能占摊子，我凭什么不能？可是大明王朝却很严肃地告诉荷兰人：你不能。

这已经不是嘉靖年间海禁时候的行情了，那年头儿的大明官员两眼一抹黑，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外带倭寇闹得欢，里里外外一团乱麻，才让葡萄牙人连蒙带骗地赖在澳门不走，想想就后悔。不是看在钱的份儿上，早撵他们下海滚蛋了。你荷兰什么东西？还想给我大明吃后悔药？没门儿！

为了能在大明“占摊子”，荷兰人很猴急，啥招都用了，比如上上下下托关系，大把的白银撒出去，托沿海熟识的中国商人牵线，贿赂明朝大小官员。可这不是个小事，牵涉到大明的内外政策，哪那么容易办成。猴急的荷兰人撕下了商人面目，开始明火执仗地抢。饶是荷兰人能打，可毕竟离本土远，外加初来亚洲羽翼未丰，先后和明朝开战了两次，分别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和天启四年（1624年）两次攻打澎湖，却都被打得灰头土脸。凶悍的荷兰人，这下可碰了硬茬子。

但荷兰商人的本性，就是办事不择手段，不达目的不罢休。打不赢就骗，骗不来就偷。

要偷的地方，就是台湾岛。

如前面章节所说，在明朝天启年间，台湾岛与大陆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但随着当年诸多海商势力散伙，这时候的台湾岛是个不设防的地区。地段好，物产丰富，这样的台湾自然也是荷兰人要下手的目标。

荷兰人第一次和台湾岛发生联系，却是和日本有关。当时全球正闹“白银危机”，有丰富白银矿产的日本也就变得重要了。荷兰人早在17世纪初就在日本设立了商站，且当时日本有大量的华商势力，荷兰人也倾力结交，引为己用。这些人的主要用途，就是率船队拦截他国来日本的贸易商船，他们活动的区域就在今天的台湾北部。此外，荷兰人雷约兹也曾于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来到台南地区，测量当地的地理水文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给荷兰人“帮闲”的海商里，就有后来中国东南海商的头面人物，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也正是在明朝与荷兰的澎湖争夺战打到最激烈的那年七月，郑成功出生于日本平户。

这些都是后话了。在当时，郑芝龙还只是荷兰舰队的一个“通事”，即翻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这时候荷兰人的主要目的，还是想在澎湖“占摊”，台湾岛在他们的眼里也没有多重要。到了那年九月，荷兰人遭到明军优势兵力合击，在澎湖败局已定，灰头土脸地滚蛋了。然而，在返航路上，荷兰舰队却并没有回到巴达维亚，而是停靠在了台湾西南部的一鲲山地区。台湾，也是荷兰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几千号人的目标太大了，他们还没靠岸，就发现沿海的少数民族部族，早已经全副武装严阵以待了。本来想偷台湾，这下可又要一场血战了。

按照欧洲殖民者的一贯做法，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无非就是殖民者用火枪大炮强攻，和当地百姓们血战一场，甚至大肆屠杀。但身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着实狡猾，偷既然偷不成，那我就骗。

于是准备大杀一场的少数民族同胞，吃惊地发现海滩上来了几个惨兮兮的人。一个个灰头土脸，面带菜色，捧着一包散碎的银子，见了面二话不说，先可怜巴巴地抽泣起来。

这群人说自己是老实商人，为养家糊口出来跑买卖，谁知道遇上风浪，现在船漏水走不了，粮食也快吃光了，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人等着自己回去。凑了这点儿钱送来，求求父老乡亲们行行好，让他们在岛上租块地方歇歇脚。

这几个人应该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倾诉起来一把鼻涕一把泪，表演天赋十足。人心都是肉长的，何况是纯朴善良的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大伙儿的心马上软了，接着就嘘寒问暖地问：“那你们要多大的地方？”

荷兰人连忙说，不大不大，就要一块牛皮这么大的地方就成。

一块牛皮才多大地方？台湾少数民族同胞们叹息：真是一群老实人啊。同情心有了，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包围圈撤除，钱收下。荷兰人被允许上岸，找一块牛皮大的地方休息。

这一同情，就同情坏了。

没过几个月，台湾少数民族同胞惊讶地发现，这群老实的洋鬼子，竟然在安平一带建起了一个城堡。发觉上当的台湾少数民族纷纷质问。没想到荷兰人很理直气壮：“我没违背约定啊，我是把牛皮裁剪成细条，结成牛皮绳圈出了这块地，大小正合适，一寸也没超标。不信你自己量量看。”

台湾少数民族白白吃了哑巴亏。吃亏的后果却是严重的。因为这座荷兰人修筑的城市，就是他们在台湾三十八年殖民统治的政治中心：热兰遮城，即今天台湾的安平古堡。

到了天启五年（1625年），荷兰人又故伎重演，在今天台南西南的新港社，以十五匹粗布的价格，又骗来了一块土地，在这里修筑了赤坎城。看看地图就知道了，赤坎城和热兰遮城之间，就是台湾岛著名的台江湾，湾边生活着台湾少数民族。而两个城堡之间的平原地带，则适合移民耕种。台南最肥沃的地区，也就被荷兰人以两座城堡互为犄角的方式，纳入到自己的统治之下。当初命令舰队装孙子的荷兰海军宋克司令，被东印度公司任命为台湾历史上第一任总督。从这时起，荷兰人在台湾长达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开始了。

既然是殖民统治，也就用不着装孙子了。在站稳了脚跟后，荷兰人露出了禽兽的獠牙。按照历史术语说，就是他们开始了殖民掠夺。按照台湾最后一任荷兰总督揆一在他的回忆录《被贻误的台湾》里的说法：“台湾真是一头好奶牛。”这段时期，也正好是荷兰人全球殖民霸业的黄金期。台湾这头“奶牛”对荷兰人来说，确实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荷兰人的税收政策，花样遍布各行各业，税率更是高得吓人。比如农业税，荷兰人征收的农业税，每亩土地高达十八石，是同时期明王朝农业税的六倍。而像打猎、捕鱼这些少数民族的日常工作，到了荷兰统治时代，不但要交税，还要办许可证。办证要交钱，无证干活更要罚款。更缺德的是人头税。荷兰人在台湾征收人头税，是以人丁算钱，而且不许交白银，只许交鹿皮。在当时的台湾，鹿皮这一台湾特产在市场上是不许中国人私自交易买卖的。少数民族手中的鹿皮，只许卖给荷兰当局，而汉人要想用鹿皮交税，也必须到荷兰当局指定的地方购买。这一买一卖，一张鹿皮荷兰人就能刮走两份钱，可谓一本万利。荷兰统治台湾三十八年，每年仅人头税一项收入就高达七万里尔（荷兰货币），折合白银三万多两。以台湾当时稀少的人口，这样的收入可谓敲骨吸髓。鹿皮还是荷兰人对外贸易的重要创收手段，当时仅每年台湾对日本的鹿皮出口，就高达十五万张。一张鹿皮卖到日本的价格，比起台湾本地的收购价，差价高达五十倍。绝对是暴利行业。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账目统计，每年台湾向荷兰东印度公司上缴的财政收入，占当时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收入的四分之一。而平均每年从台湾运到荷兰的财富，价值相当于四吨黄金。更让人发指的是，大批台湾百姓被贩卖到东南亚做奴隶，这些人在荷兰人口中被称为“猪猡”。这一带有侮辱意味的称呼，甚至成了荷兰历届总督对中国人的代称。直到今天，还是西方种族主义者对华人的侮辱性称呼。

对台湾这头“奶牛”，荷兰统治者很明确：既让牛挤奶，又不让它吃草。

对于荷兰人统治台湾时期相关的统治政策问题，西方学者杜丁里斯的《台湾岛史》里有这样的总结：“荷兰人屡次要求与这个临近种族（台湾百姓）和睦相处，并为他防卫一切敌人而使他能安乐地生活。”

表面看来，这句话有一部分不是胡扯。荷兰人统治台湾，确实有很多“和谐”的时候。对台湾少数民族部落，他们贯彻西方人今天还在说的“民族自决原则”，尊重各少数民族部落的长老选举，给予部落自治权，还亲切关怀各部落的生产生活，经常亲切地嘘寒问暖，赠送各种慰问品，还很关心台湾儿童的生活状况，尤其是教育问题，很懂“再穷不能穷教育”，在台湾各地设立学校。等到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整个台湾岛上的荷兰学校竟有五十多座。而且在台湾岛上普遍推行“义务教育”，台湾家家户户的小孩儿，不但上学免费，学习好的孩子，政府还赠送衣服等礼品奖励。更狠抓治安工作，什么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海盗、倭寇，谁来了就揍谁。医疗工作也搞得好，在各地广建医院，还派医生深入到田间地头甚至深山老林，为看病不方便的百姓排忧解难、施药诊治。类似的记录，不但广泛出现于欧洲的各类史料，甚至在今天港澳台的各类资料中也有记录。但如果透过表面看真相，也就不难发现，所谓“和睦相处”“防卫敌人”“快乐生活”全是胡扯。

尊重台湾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原则”？台湾少数民族不让你们来台湾的时候，你们怎么不“尊重民族自决原则”了？殊死抵抗你们侵略的时候，你们怎么不“尊重民族自决原则”了？等到要求人家做顺民了，就尊重人家的“民族自决原则”。这种尊重也只能糊弄鬼。荷兰统治时期的少数民族部落，确实还是按照旧有的习俗选举长老。当选者会获得荷兰人颁发的刻有东印度公司徽章的藤杖，以确认其地位。至于馈赠礼物，那也是常有的事情。但承认你的地位、送你礼物都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你要干活。荷兰人在台湾总共才几千人，像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这类日常工作，主要都靠这些长老完成。不拉拢一把，谁替他干活？事实上对于完不成赋税的长老，荷兰人的惩罚也是很严厉的，从下水牢到死刑，依照欠税的数目来定。

至于“狠抓治安”就更是搞笑。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海盗，都是来抢台湾的，而台湾是荷兰人眼里的自家奶牛，怎么能让抢走？自然是要采取武力措施的。值得说说的是台湾的“义务教育”问题。广修学校不假，儿童免费入学、发东西也不假，可那学校里什么都教，就是不教中文，反而要学荷兰语。说是爱护下一代，不如说是毁下一代。他们要让下一代孩子接受洗脑，断掉对中国的归属，接受奴化教育。荷兰人的“医疗工作”也是同样道理，那些深入群众的洋大夫，基本都是基督教的传教士，你吃了我的药就要信我的教，信我的教就要听我的话，要你干啥你就干啥。

作为西方第一个取消帝制的共和国，荷兰人在台湾的殖民方式比起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来说，是非常进步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多是奸淫掳掠，荷兰人却是软刀子杀人不见血。荷兰人最大的创举，就是“制度殖民”，建立一个表面公平的制度，只为了能更方便地奴役殖民地百姓。

荷兰人在台湾创建的最重要的制度，就是评议会制度。这个机构的总部设在印尼雅加达，在台湾设有分部。乍一听很民主，对荷兰人来说确实也很民主。所谓评议会，就和西方近代的议会差不多，用以监督荷兰各级行政长官，并拥有对政治、军事大事的表决权。看似很民主，但这民主，人家是不带华人玩的。恰恰相反，荷兰人在台湾设立了“结首”制度，即将台湾本岛的汉族人，按照数家为单位编成“结”，“结”的头领叫作“结首”。其实是为了方便对台湾百姓的控制。对本民族人民主，是为了对异族人专制，这就是荷兰人的“殖民式民主”。

那时候在台湾的中国人，主要就干三件事：送钱，洗脑，挨整。如果你是一个从大陆来的屯垦农民，那你要种地，叫“王田”，税赋一年十八石，而且自己不能随便种，得荷兰人让你种什么你才能种什么。比如今年国际市场上白糖价格高，你就种甘蔗。明年小麦行情好，你就种小麦。但不管种什么，你都是和钱无缘的。因为种出来的物产，必须得按荷兰人给的价格卖给荷兰人。一般都是花买萝卜的钱买人参。你还要交人头税，得花高价从荷兰人手里买鹿皮，然后再充人头税交上。一买一卖，还是给人家送钱。你家的孩子，到了年龄必须去上学，不上学你就要坐牢，上了学就要从小学洋文，说洋话，几年下来就成了根“小香蕉”，怕是连自家祖宗都忘了。平时出门上街，碰到洋人一定要绕着走。因为他可以骂你是猪猡，也可以打你，你却不能还手。因为他打骂你是天经地义，你还手就是犯法。要是碰上荷兰兵，而你偏巧又长得身强力壮，那更要能躲多远就躲多远，没准人家正在做奴隶贸易，一高兴把你当华奴抓了卖到东南亚去，你和你家人也就算是永别了。而如果你是少数民族，也许你还会有更多的烦恼。比如你要打猎，工具要交税，挖陷阱要交税；要打鱼，渔网要交税，打到的鱼要按照条数一条一条交税。干活之余，没准还要被族长抓去和人干仗。因为荷兰人经常挑唆你的族长，今天带着乡亲们和东家打，明天又和西家打，只有他看着你们自家人打……

这就是荷兰统治台湾三十八年的真相：一个表面平等、民主、和谐，实则虚伪、严苛、横征暴敛、灾难深重的世道。

后人每读到这段历史，无不扼腕叹息，但扼腕叹息完了，却有一个疑问涌上心头：为什么荷兰人这么容易就在台湾倒行逆施，明朝干嘛去了？

说到明朝的角色，却还要从台湾沦陷之前的那场战斗——明荷澎湖海战说起。

4. 澎湖浴血：明朝收复澎湖列岛之战

荷兰人侵犯澎湖列岛，在时间上要早于他们登陆台湾，之所以放在这一章说，是因为正是这场发生在澎湖列岛的海上血战，为台湾岛后来三十八年的沦陷命运，埋下了沉重的伏笔。而所谓“沉重”，并非是因为战败了，相反倒是一场漂亮的胜利。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六月，一支神秘的欧洲舰队突然出现在中国台湾海峡澎湖列岛的水域。说神秘，是因为这支舰队与之前中国边民熟悉的倭寇、葡萄牙人大不相同，其舰队的旗帜上写着“VOC”三个奇怪的字母。舰只的数量不多，仅仅只有两艘，却是两艘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超级巨舰。舰船高二十余米，长七十余米，远大于之前的葡萄牙“蜈蚣船”以及小的可怜的倭寇战船。这是十七世纪欧洲刚刚出现的铁甲巨舰，是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所特有。

虽然后来登陆台湾的荷兰人，在台湾岛上先哭穷再装可怜，煞费心机地表演半天，才总算站住了脚。但在这之前二十年，他们曾经很嚣张，曾经以为武力恐吓外加威逼利诱就可以轻易地在中国打下一块殖民地。1604年他们初次造访澎湖的时候就是这样认为的。

台湾岛，他们曾经根本看不上眼，澎湖才是他们最早心仪的黄金之地。在经过了日本倭寇、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等几轮海上风暴后，十七世纪欧洲最强大的海上国家，称雄于大西洋的荷兰来了。

这是荷兰人第三次造访中国沿海了。此时距离东印度公司挂牌成立只有两年的时间。初来乍到的他们在亚洲还并未站住脚。他们曾想先行占领葡萄牙人租借的澳门，失败。然后又想夺取西班牙人盘踞的菲律宾，再失败。接着他们将目标对准了澎湖。立足未稳的他们一下子动用了他们仅有的两艘铁甲战舰。舰队的司令中文名叫韦麻郎，荷兰名叫“wybrand van warwijck”。他是荷兰的海军上将，拥有丰富海战经验。优秀的战舰配上善战的将领，对澎湖荷兰人是志在必得。

荷兰人敢把压箱底的本钱拿出来，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澎湖毗邻中国海岸线，富饶的中国东南大地尽收眼底，既方便做买卖更方便打劫，实在是黄金地段。他们相信，此时占有澎湖已经是水到渠成，拿着铁甲战舰吓唬一下好比是趁热打铁。

而所谓的水到渠成，是因为比起之前其他殖民者，荷兰人不但能打，能骗，更能混。

首先是混汉奸。荷兰人远航东方的第一站，是1599年造访泰国。他们用金银财宝拉拢了泰国王室，然后想着趁泰国使团向中国朝贡的机会，浑水摸鱼混进去。谁想人算不如天算，泰国国王竟然莫名其妙地死掉了，朝贡的事情自然泡了汤。当然也没有白混，荷兰人在泰国结识了来此做生意的华商潘秀、李锦、郭震三人。这三位是常年在东南沿海从事走私贸易的奸商。混熟了自然无话不说，荷兰人得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情报。李锦上赶着给荷兰人出坏主意，建议他们拿下澎湖，以此要挟明朝政府。潘秀更主动表态，愿意帮荷兰人收买福建政府官员，帮助他们得到贸易特权。郭震更是牛皮吹上天，拍胸脯保证上面有人，实在不成，能帮荷兰人直接跑到北京送“国书”。

荷兰人又开始混政府了。李锦说的没错，澎湖列岛着实是风水宝地。更可恶的是，李锦还向荷兰人透露了一大机密：澎湖列岛的明朝守军分春、冬两汛期换防。如果七月份动兵，正好是澎湖的换防期，占领澎湖可谓兵不血刃。潘秀也真卖力，在福建政府各部门上上下下花钱打点，希望明朝政府能允许荷兰人“通商”。尤其是税务太监高彩，他在福建当地是出了名的财迷。此人多年来在福建掠夺民财、横行霸道，是当地一霸，但他收钱就办事，随即就向福建巡抚林学聚提议允准，更写了奏章向万历皇帝汇报。有关荷兰“通商”一事，明王朝各级官员也是意见不一。有强烈反对的，担心荷兰人狼子野心，反招来祸害。收了好处的官员自然是极力赞同，特别是那位高彩高太监，连续给万历皇帝上奏折。荷兰人的通商计划貌似大有希望。

就在这时候，荷兰人来了。

1604年7月15日，荷兰舰队司令韦麻郎率领两艘铁甲战舰，突然占领了中国领土澎湖列岛。诚如李锦所透露的，此时正是澎湖守军换防期，岛上并无一兵一卒。荷兰人兵不血刃占领澎湖列岛的马公岛，在岛上胁迫当地居民为他们构筑堡垒，企图长期占据。

其实在此之前，荷兰人早就和三位“汉奸”说好，等到“通商”事情办妥后，再率舰队造访中国。但一来明王朝上下对“通商”意见不一，拖延日久，荷兰人等得急了；二来荷兰人善于“生米煮成熟饭”，比如在东南亚和美洲、非洲拓展殖民地的时候，他们就惯于先斩后奏，先占下人家地方不走，再武力胁迫对方签署不平等条约。但这次他们面对的可是大明朝。

对于长期自信为“天朝上国”的中国人来说，多年以来，土地可以谈，通商也可以谈，做买卖吃亏也认了，但唯独没得谈的就是面子。招呼不打就占了大明朝的地方，还大模大样地修碉堡，实在是太不把大明朝放眼里了。明朝上下一下子炸了锅。

福建巡抚林学聚立刻表态，荷兰人必须马上滚蛋。福建守备陶拱圣更是把潘秀下了狱。李锦跑来打探消息，刚下船就被驻军五花大绑。就连收了好处的高彩，也不好说什么通商的话了，只是委婉地表示：荷兰人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要不派人劝他们走？

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也没错。福建政府派了官员詹献忠去与荷兰人交涉，可这人选却派错了。这位詹大人也是个财迷，当官不尽心，却偏好做点儿买卖。得到这趟差使后，他竟然带了大批货物去和荷兰人交易，结果正事没办成，外快反而捞了不少。

高彩也不消停，他收了荷兰人的钱，送钱过来的潘秀给抓了，自己脱不了干系是肯定的。那又咋办呢，也就俩办法，要么是干到底，帮着荷兰人把通商的事情办妥了。要不就反咬一口，大义凛然地做回爱国愤青。高彩毕竟还是财迷，他派了个亲信偷着见韦麻郎，试探着索贿：“给我三万两白银，我帮你把通商的事办妥了。”荷兰人很干脆：没问题！

收钱简单，可办事却不简单。

高彩又耍小算计了，他找到了自己的死党福建总兵朱文达。一番威逼利诱，把朱文达拉上了贼船。随后朱文达主动找到林学聚。前两天还信誓旦旦说要收拾荷兰人的他，这下却异常怂包，大谈荷兰人“船坚炮利”，对荷兰人要求占领澎湖、通商贸易的无理要求“不如许之”。林学聚强硬，没了你就不能打仗吗？当场严词拒绝，命令参将程德政火速调兵遣将，筹划对荷兰人的攻势。程德政的效率着实高，不足十日，澎湖列岛周围已然集结了五十多艘战船。五十对二，看似是绝对优势，但程德政却是一肚子苦水。由于总兵朱文达消极应对，借口战船失修，程德政只得临时征调大批渔船凑数，看着像样的船全拉出来，摆阵势吓人很威风，至于打仗就不中用了。

事情到这里似乎就僵住了。明朝内部意见不一，更兼有人收了好处。荷兰方面机关算计，连混带糊弄更兼恐吓。这么搞下去，要么是在高彩之流的活动下，明王朝同意荷兰的无理要求，荷兰人取得贸易特权外加占有澎湖；要么是干脆硬碰硬死打一场，明朝战船多而杂，荷兰舰队少而精，真打起来胜负不好说，血染海疆却是一定的。

然而事情发展到最后却出现了第三种结果，因为此时的明军中还是多了一个人—— 沈有容。

在我们的书中，沈有容算是个老熟人了。当年抗倭援朝有他，后来跨海东征、平定台湾也有他。而大明王朝与欧洲最强大海洋帝国的这次对撞中，他更是主角。

澎湖事件发生时，沈有容是福建都司。他刚在抗倭援朝中建立功勋，升任都指挥使司。但都指挥使司这个官职并不掌握实际的兵权。明末军制，地方带兵权更多掌于总兵手里，都指挥使司虽说平级，却更多是个闲职，封这个官，多半都是养老的。

但沈有容闲不住，看问题更是一针见血。早在荷兰要求“通商”时，沈有容就极力反对。他说：“夷意岂在市？不过悬重赂饵我，幸而售，将鼾睡卧侧，踵香山澳故事，睥睨中土尔。”同时，他还建议林学聚加强澎湖防守，防止荷兰人偷袭。他的担忧最终变成了现实。起初拒绝沈有容建议的林学聚，也终于想起了这位战功卓著的老军人。在朱文达犯浑后，林学聚命令沈有容与程德政一起集结水师准备迎敌。台湾的命运，再次掌握在他的手中。

而当沈有容亲眼见识了荷兰铁甲战舰的炮口时，以一个老军事家的经验，他也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这一战很难打。如果打赢了，敌人没准还会来；打不赢，反而丢国家的脸。（剿而得胜，徒杀无罪，不足明中国广大；不胜，则轻罢百姓力，贻朝廷羞，不如谕之。）

不打不行，打却难，怎么办？强攻？偷袭？以多打少？人海战术？沈有容却选择了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办法：敌人不一定要打跑，其实也是可以骂跑的。

沈有容开始行动了，他先是一反之前的强硬态度，主动释放了先前被扣押的荷兰翻译林玉（华人）。一番畅谈，终把林玉“策反”成功。接着他仅乘一叶小舟，带数名卫士，上澎湖岛，开骂。

此时的情况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相当的糟糕。明朝内部战和意见不一，又兼荷兰人霸占澎湖，沿海商船皆无法进入，福建当地的贸易经济深受影响。荷兰方面也不好过，韦麻郎志在必得，却碰了一鼻子灰，上上下下钱也花了，却不战不和，连个音信都得不到。他们远道而来，粮食补给有限，这么下去更不能持久。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直到沈有容的到来。

对于沈有容来说，这次交涉的任务是艰巨的。荷兰方面船坚炮利，明军战船虽多，却都是小战船，想吓住他们是非常困难的。吓不住，更不能让步，还要让他们乖乖滚蛋。这谈判任务，不是一般的难。

但沈有容找到了办法，他知道荷兰人之所以一直死硬，是因为他们还有通商的念想，让他们滚蛋的办法，就是断了荷兰人的念想。

沈有容迎难而上，他的办法就是先给荷兰人上课，先耐心地给荷兰人介绍大明朝的组织机构，把巡抚、知府、都司等各个机构的职责介绍了个遍，千言万语总结出中心思想：想来做生意，就要遵纪守法；所谓贸易特权，那是痴人说梦。一番陈词，却真让韦麻郎听得入了迷，半天才嘟囔了一句：“高彩给我说，通商是可能的。”沈有容接着又给他上经济课，耐心介绍了大明朝的经济状况，再总结出中心思想：我大明朝不缺你这几个钱，哪儿来的你给我回哪儿去。韦麻郎听得还算耐心，却不料身边一个荷兰卫士突然插嘴：“你们派了战船来围我们，是不是想来打仗，有本事你来打啊。”对于这样的亡命之徒，沈有容当然不能示弱，当场厉声呵斥：“我们中国人最能打仗，你们不是说自己是商人吗？难道是来捣乱的？再敢胡闹，教你看看大明军威。”连上课带批评，荷兰人终于开始怂了。韦麻郎立刻满脸赔笑，不但表态说愿意返航，更设宴招待沈有容一行。巧合的是，高彩的密使吴范此时就在澎湖岛。韦麻郎本来要他把贿金带给高彩，但沈有容这番交涉，却让韦麻郎开始怀疑高彩“不靠谱”，当即从吴范手里索回了贿金。高彩的外快就这么让沈有容搅黄了。

就在这时候，被沈有容策反的翻译林玉也回来了，他也声称明王朝即将调遣重兵围剿荷兰人，极力劝说韦麻郎放弃澎湖。韦麻郎内心松动，却还寄望着高彩那边能“通商”。所以沈有容在澎湖岛上待了几天，却见荷兰舰队还是在磨洋工，既不撤退，也不进攻。更可气的是，虽然韦麻郎对他客客气气，却也着实怕了他的嘴上功夫，几次要求谈判，却总是借口“忙，没时间”。沈有容明白，这家伙还是欠骂。

欠骂就接着骂，可人家连面都不见。沈有容使计，假意说准备离开。按照礼节，荷兰方面应该相送。韦麻郎总算出来见面了。本来就是握个手客气两句道个别，谁料到就在码头上，原本有礼有节的沈有容突然脸色大变，对韦麻郎怒目而视，骂出了一段流传千古，让后世无数华人扬眉吐气的名言：

郎不去，恃汝舟大与？壑可藏、力可负、凿可沉、撞可破，而舟何可恃耶？郎不闻沈将军破倭奴东海上，海水尽赤？吾不忍若颈之续其后，故谕而归，汝郎不从吾言，吾去矣，郎请后勿见我，毋贻空自悔也！

逐句翻译成白话，大体是这个意思：你赖着不走，不就是因为仗着你的船大吗？船大有什么了不起，我凿能凿沉你，撞能撞翻你，你不知道我沈有容当年在东海大破倭寇，杀得海水都红了，我是不忍心看你步倭寇后尘，好心好意劝你们自己走，你倒还端起架子来了。今天咱们告别，你以后也别见我了，就怕你会后悔的。

这是一个中国将军，在中国澎湖列岛岸边，对西方列强发出的愤怒吼声：中国的土地，不允许任何人践踏，企图染指的人，必然将付出血的代价！

沈有容的一串连珠炮，一下子把韦麻郎给打懵了。还没等他回过神儿来，马上又传来了让他抓狂的消息：围困澎湖列岛的五十艘中国战船正全线逼近，上面有大量的火攻装备，看样子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澎湖列岛。

数日的强撑、硬挺，到此刻终于挺不住了。原本骄横万分、心比天高的韦麻郎，终于低下了他高傲的头颅，当场表态：撤，马上撤！

1604年10月20日，盘踞澎湖列岛三个月的荷兰舰队，终于灰溜溜地踏上了返航的路程。值得一提的是，把荷兰人骂得狗血淋头的沈有容，反而得到了荷兰舰队司令韦麻郎真诚的尊重。就在起航之前，韦麻郎命随军的画师绘制沈有容的画像，留作回国的纪念。临别之时，韦麻郎更将随身的火铳赠予沈有容做礼物。强者，即使在敌人眼里，也一样是强者。

然而身为强者的沈有容，在战后却未得任何赏赐。原因是先前收受了荷兰人贿赂的高彩，对沈有容搅黄他的“生意”怀恨在心，因此极力阻挠。但澎湖百姓自发集资篆刻的“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的石碑，至今屹立于澎湖的马公岛上，被誉为“澎湖第一碑”。“第一碑”上的沈有容，当为“拱卫澎湖第一人”。

荷兰人第一次染指澎湖的企图，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那位韦麻郎后来多次劝说东印度公司暂停对中国的军事行动，理由是“这是一个极难战胜的民族，必须要做好充分战胜他们的准备”。然后，为了这“充分战胜他们的准备”，荷兰人足足等待了十八年。

1622年7月11日，明荷澎湖战争风云再起。

这十八年里双方都发生了很多事情。荷兰人在东南亚击败了西班牙、葡萄牙联合舰队，彻底控制了马六甲航线。从此，他们的物资补给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印度尼西亚输送到中国海。除了中国海之外的远东地区制海权，已牢牢掌控在他们手中。到1620年，荷兰的舰队总吨位已经相当于英、西、葡、法四国的总和。他们还在非洲、美洲、亚洲夺取了大片殖民地。

除了一个地方还未征服，那个让他们不战而退、尽尝战败耻辱的国家—— 中国。

1622年的荷兰，已不是1604年的“吴下阿蒙”，他们不再只有两艘铁甲舰，他们可以派遣一支强大的特混舰队，和中国人打一场炮火轰鸣的近代海战。1622年的东印度公司，总督换成了Jan Coen。这是一个在美洲、非洲以及西荷战争中都建立过无数功勋的统帅。开辟中国航线，获得一块在中国的根据地，垄断中国的贸易，是他将要追求的荣誉。

当然中国发生了更多的事。万历皇帝挂了，万历皇帝的儿子泰昌皇帝一个多月后也挂了。现在在位的是明朝天启皇帝，他只知道在深宫里做木匠活，国家大事正被魏忠贤闹得乌烟瘴气。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打得热闹，女真人正在辽东闹得欢，努尔哈赤连续攻占明朝广宁、辽阳等重镇。明军损兵折将，精锐部队几乎全调往长城沿线。中国东南沿海，正是前所未有的空虚时期。

荷兰人未必知道明朝发生的事情，但他们对自己的实力绝对有信心。一个蒸蒸日上、处于勃兴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攻打一个日薄西山的封建王朝，在其内忧外患的时期攻打其最薄弱的部位。战争的胜负，似乎是没有悬念的。

所以荷兰人再次动手了。1622年夏天，荷兰东印度公司再次拿出了压箱底儿的本钱：不是两艘铁甲战舰，而是十二艘荷兰最精锐的战舰，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四艘炮舰，以及一千多名作战经验丰富、全副武装的士兵。这是英国、荷兰—— 两个欧洲最强大海洋国家组成的联合舰队。舰队的装备、远征的规模，在荷兰亚洲殖民史上可谓空前。这支舰队不再惧怕围困，不再恐惧呵斥，他们要的是刀光剑影的战斗，要的是洗雪十八年前不战而退的耻辱，就像Jan Coen下达的作战指令里说的那样：“我们要借助上帝的力量，在中国东南沿海获得一块永久的领土。”

这块“永久的领土”，他们依然选择了澎湖。

1622年7月11日，由荷兰海军名将雷耶斯率领的荷英联合舰队再次进抵至澎湖列岛。此时又是澎湖中国驻军换防期，荷兰人再次兵不血刃地登陆。这次荷兰人惊喜地发现，比起十八年前，他们遇到的抵抗更为零星。以澎湖列岛为据点，荷兰人的军事行动全方位地铺开了，他们大肆袭击沿海中国渔村，仅二十天里，就掠夺六百余条船，被俘人口一千五百多，其中壮丁被他们统统押送到东南亚做奴隶。因为Jan Coen说了：“对中国人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从8月开始，荷兰人在澎湖岛上大修碉堡，大约有一千三百多中国百姓死于他们强制的劳动，剩余的几百人被送到东南亚，但最终只活下了二十七人。

荷兰强盗在肆虐，中国边民在被掳掠屠杀，东南沿海在呻吟，澎湖在呻吟，然而中国沿海的军队，却不约而同地在沉默。

没有办法不沉默。辽东努尔哈赤犯边，南方的大批军队被调往北方，尤其是水师。当年在抗击倭寇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福建、广东水师，此时大部分被调往山东登州、蓬莱一带以及辽东皮岛一带，用以对付努尔哈赤。就连东南沿海的陆地卫所，缺员也高达一半以上。留守当地的，不过是一群老弱残兵。在这样的局面下，福建当地驻军能做的不过是消极防守。荷兰人的侵扰在扩大。在澎湖要塞构筑完成后，荷兰人不断向澎湖增兵，其在澎湖的驻军已增至战船十八艘、士兵一千三百多人，侵扰的范围也扩展到漳州、厦门等地。好在厦门总兵赵一鸣等人严防死守，数次挫败荷兰人的攻击，才令战局逐渐转为相持。

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同时，荷兰人的脑袋也在发热。1623年6月，荷兰方面竟然不自量力地向明王朝提出外交照会，狮子大开口索要贸易特权，更要求“未经荷兰人允许，中国方面不许与其他任何国家贸易”。在自己的领海上，不许和他国贸易，这就是荷兰人的强盗逻辑。明王朝再次愤怒了。本来福建告急的文书早就如雪片一样飞入北京，但一来天启皇帝忙着做木匠活，二来辽东军情如火，举国的关注都在北边。福建的烽火连天，在朝廷大员眼里当然不是大事。所谓荷兰“红毛”，在朝臣的眼里只是一群形同倭寇的“蛮夷”。可这次荷兰人的狂妄，却一下子刺痛了“天朝”自尊的神经。天启皇帝即刻下诏，任命素来主张对荷兰开战的太仆南居益为福建巡抚，受命平定“福建海患”。

中国的反击开始了。

1623年8月，新任福建巡抚南居益抵达福州。这位出身陕西渭南的名儒，之前主要从事的是司法工作。他的名声好得很，是当朝著名的清官。但打仗却是赶鸭子上架头一回。此时荷兰人的恶行正变本加厉。在其无理要求被拒绝后，Jan Coen下令荷兰军扩大战争规模，企图逼迫明王朝接受条件，同时命令军队大肆掳掠东南人口。1623年11月，兵力不足的南居益，用疑兵之计围困住荷兰一艘大型战舰，用火箭将其焚毁。没打过仗的南居益，上来就给了荷兰人一个下马威。随后明军一改往日的消极防守，开始有限度地出击，截杀荷兰人的散兵。胜利的天平，在一点点地向明朝倾斜。

到了次年1月，随着辽东战局的暂缓，明王朝终于可以调动部分兵力南下。1624年1月，四十艘满载明军的战船终于出现在了澎湖列岛，明王朝的反攻打响了。1月22日，冒着瓢泼大雨，明军在荷兰澎湖要塞强行登陆，一举摧毁荷兰人的防线。作战经验丰富的荷兰人并不慌乱，反而火速集结部队撤入要塞。这是他们苦心经营两年的要塞，装备有百余门火炮，堡垒由糯米砖石构成，坚固无比。荷兰人坚信，两年的苦心建筑，足够架设起一条中国人冲不过的天堑。

堡垒攻防战开始了。明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前仆后继地向着堡垒发起冲杀。荷兰人用战舰封锁海面，和堡垒相互依托，用交叉火力轰炸着冲锋的明军。如荷兰人所预料的那样，在荷兰火枪手密集的排枪和铁甲战舰轰鸣的火炮中，一排又一排的中国士兵倒了下去。小小的澎湖岛上，很快堆满了明军士兵的尸体。然而明军针锋相对，暂缓了进攻，也开始修筑堡垒，与荷兰军对峙。同时，明军水师从外围冲击，向荷兰的铁甲舰队发起疯狂的冲锋。尽管高大的铁甲战舰一次又一次打沉明军战船，一排又一排的明军士兵倒在冲锋的路上，但荷兰人很快乐不起来了。从1月开始，中国军队竟然越打越多。外围的水师彻底断绝了荷兰人的外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粮食补给几乎被全部切断。地面战场的情况更让荷兰人抓狂。堡垒面前的中国兵天天冲锋，倒下一批又冲上来一批，源源不断。

荷兰人不会想到，就在明王朝决心解决澎湖问题后，半年之内，明王朝先后调集了两百艘战船，一万五千名士兵。明军的士兵数量是荷兰军的十多倍，战船数量更是荷兰军的二十倍。荷兰人的败局已定。

1624年2月，在战事久拖不决之际，福建巡抚南居益亲临福建前线。这个没打过仗的老清流，却是一个很动脑子的人。此时的澎湖战局已是胶着状态。荷兰人严防死守，用坚船利炮抵抗。明军虽兵力占绝对优势，但攻攻不下来，赶赶不走，一时也无计可施。南居益却找到了办法：既然攻不下来，那就先不攻。

所谓的不攻，只是减少冲锋。荷兰的堡垒，中文名叫“风柜城”，地势险要、城池坚固，明军的火炮对它无计可施。南居益有办法，既然打不动墙，就打墙上的人。

南居益的办法很简单。澎湖旁边是马公岛，比风柜城地势高，用炮对准了轰。城墙上谁冒头就一轰一个准，一发发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飞进了堡垒。这可把荷兰人轰惨了，缩在城里不敢冒头。

然后要对付在岛外搞交叉火力的荷兰铁甲舰。不就是铁甲大船嘛，我的船不如你大，打不过你还烧不过你？放火船！几十条火船烧向荷兰人。战无不胜的荷兰铁甲舰，这下可吃了船大的亏，一下子就被烧掉了五艘，虽是主力尚存，却也支持不了多久了。

荷兰人的火枪很厉害，一排排放枪，冲上去倒一片。没关系，让你打不着我。很快荷兰军就发现，明军使用了一种新式武器：一种长宽五尺的巨型堡篮，下面铺上圆木，里面填满了圆石。荷兰人的火枪打上去，却半点儿杀伤都没有造成。明军白天用它躲子弹，晚上推着它前进。荷兰守军只能眼见着明军一天天逼近，就像眼看着死亡一天天逼近。

挺不住了。

挺不住的荷兰人，很快接到了南居益的最后通牒：再不滚蛋，我就用沙石把整个澎湖湾填平了。

这可掐了荷兰人的死穴了。澎湖湾地势低洼，水港狭窄，一旦明军填满了沙石，那是一堵一个准儿。眼前死亡在逼近，后路又眼看着要被断，水师此时正被烧得鬼哭狼嚎。这一战，算是彻底打不下去了。

认栽！

1624年3月18日，驻扎澎湖的五百荷兰残兵向明军投降。在明军的监督下，荷兰军拆除了澎湖的军事要塞，灰溜溜地逃走了。历时两年的第二次澎湖会战，在明军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之后，终于再次以胜利告终。战后，先前信誓旦旦要在中国夺取“神圣领土”的Jan Coen，被荷兰政府解除了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总督的职务。这场荷兰亚洲殖民扩张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上联合远征，终以完败而告终。

而完胜的明王朝，却得到了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结果：打赢澎湖，却丢失台湾。

联系到前面一章荷兰侵犯台湾的经过，我们大体可以做一个前因后果的梳理：这支在澎湖血战中伤亡惨重的荷兰残兵，在启程返航的路上，并未返回总部巴达维亚，而是转道去了台湾岛。之后，以“牛皮换国土”的方式，成功地在台湾岛上修筑了堡垒，设置了军队，委任了总督，开始了他们对台湾岛长达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一幕沉痛的国土沦丧的悲剧，就此上演。一场光荣的澎湖大捷，却成了中国东南宝岛沦陷的导火索。

面对这样的事实，包括后世的史学家，乃至今天的互联网上，许多人都在追问原因。比起中国历史上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台湾的这次沦陷更像是一笔糊涂账，连个白纸黑字的文件都没有。偌大的岛就这么丢了。而且面对国土沦陷的悲剧，从南居益之后直到明亡的历届明朝地方官，没有一个人筹划过跨海东征、收复台湾的行动。这个自明朝中后期开始成就过无数英雄、经历过无数悲壮的岛屿，从1624年开始至明朝灭亡的二十年间，基本是被忽略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记录荷兰人殖民台湾历史的西方资料《热兰遮日志》里，荷兰人获得台湾岛，与其说是处心积虑的结果，不如说是个意外收获。澎湖战役的后半段，由于战事久拖未决，荷兰人不得不临阵易帅，由擅长打海战的宋克（Martinus Sonck）火线接替。在赴任的途中，宋克的船只遭遇风浪，在台湾岛补充淡水和给养，第一次见到了这个美丽的岛屿。其绚丽的风光和丰富的物产，无不让他惊讶。更让他惊喜的是，这么重要的岛屿，竟然见不到一个明朝政府军。按照他后来报告的说法：“从那时候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给我们带来长久财富的岛屿。得到了它，就可以得到亚洲海洋上的一切。”在荷兰人被迫撤出澎湖时，宋克随即决定率领舰队抢占台湾岛，作为他们在东亚的基地。但这个动议一开始并没有在荷军内部得到支持，毕竟当时刚打完仗，荷兰海军元气大伤，武器弹药也严重不足，实在是经不起折腾了。而且许多荷兰军官对台湾也不看重。这个小岛在当时还是蛮荒状态，虽然交通位置重要，但经济基础实在太差，不能与澎湖、澳门这些黄金地段相比。在究竟是返回巴达维亚复命，还是占领台湾的问题上，荷军内部发生了激烈争论。结果是“折中”了一下，由宋克带领舰队主力返回巴达维亚复命，分拨出三艘舰船去台湾。荷兰人上岛后之所以采取“牛皮骗国土”的办法，也是苦于实力不足。

虽然内部分歧严重，但宋克抢占台湾的方略，却还是筹划得很仔细的。在荷兰舰队造访台湾前，他制定了慎重的步骤，比如选择在一鲲登陆，就是为以后盘踞台湾做准备。看看台湾岛的地图就清楚了，在台湾岛的外部，从北到南一共环列着十一个岛屿，其中的七个岛屿，是从台江口以南的一鲲到七鲲，可谓是天然屏障。屏障的里面，就是一个宽六里、长三十多里的天然海港。只要在这里扎下根，就等于占有了台湾岛最易守难攻的要地。在登陆台湾之前，宋克还曾经告诫执行任务的荷兰军，让他们约束手下人的纪律，不要和当地人发生冲突。荷兰人在登陆台湾的初期，确实一度和台湾少数民族和平相处。除了“骗”来几块落脚点之外，他们还开设市集，和当地人交换物品。而率领舰队回到巴达维亚的宋克，一度曾经遭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强烈质疑，外加他之前有过贪污腐败的劣迹，这次被新账老账一起算，解除职务送上法庭接受审判。在受审的几个月里，放弃澎湖移师台湾，也被荷兰当局当作了一条罪状。就在这关键时刻，先前受命进占台湾的荷兰军回巴达维亚复命了，不但带来了荷兰人已经在当地修筑城市、站稳脚跟的消息，更带来了大批台湾土产的麝香、鹿皮、檀香木等紧俏商品。原本是罪犯的宋克也就时来运转，随即被任命为台湾第一任总督。荷兰人就这样占有了台湾。

虽然如此，但早期的荷兰人无论是在台湾的势力，还是对台湾的重视程度，都还是非常有限的。宋克就任台湾总督的时候，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内部的反对声极大。在巴达维亚“评议会”议员里，有许多人对占有台湾的举动很不理解。那时候的荷兰，在亚洲地区的实力并不是太强大，一场动了他们血本的澎湖战役令他们损失极大。在这种局面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评议会”甚至有放弃中国东南沿海航线，全力经营印度尼西亚地区的提案。当时的东印度公司总督顾恩力排众议，任命宋克为台湾总督。但是他的力量非常有限：跟随他一起去拓展台湾的荷兰人，总数只有二百四十人，战船也不过三艘。所谓的扩张，也不过是拓展和当地部落的贸易、修筑城堡、向过往船只征收租税。宋克在就任台湾总督的时候，干得最多的就是给东印度公司写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要人。他认为公司在台湾“人员严重不足，根本不足以保证荷兰人在当地的安全”。

宋克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就像他给东印度公司的报告里说的，占有台湾的最大突破口，就是让当地少数民族画地为牢、势力分散。所以当时荷兰人主要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先通过赠送礼品、金钱的方式，取得当地部落的信任。对不听话的部落，则出钱出枪，挑动部落互相之间争斗。最早遭荷兰人血腥征服的地区，就是台湾南部新港社部落。当时宋克强迫新港社部落交税，当地居民不从，招来了荷兰人的武装进攻。荷兰人杀死数十名居民，烧毁部落所有房屋，迫使当地人臣服。这也是荷兰人在扩张时惯用手段。比起西班牙人的烧光抢光，他们比较“温柔”，往往都是“先礼后兵”，先武力威慑，威慑不成就进攻，进攻中当然要杀人，但主要是烧房子，最后迫使当地部落和他签订契约、宣誓效忠。宋克，于明朝天启五年九月，在台湾热兰遮城外大员湾港口溺水而死，也有说法是死于新港社人的报复。

随着时间的推移，荷兰人逐渐重视台湾。随着荷兰占领军控制区域扩大，大量台湾土特产品经东南亚输入欧洲，给荷兰人带来暴利。同时，日本航线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日本本土出产的白银在世界市场上份额越来越大。台湾，也就成为一个连接中国和日本的枢纽中转站。在明朝天启八年（1628年）之前，荷兰人在台湾岛上的驻军，一直维持在二百至三百人的规模。促成他们加强台湾防卫力量的导火索，就是发生在明朝天启八年（1628年）四月的滨田兵卫事件。当时荷兰人向过往日本商人征收重税，引起日本不满。作为报复，日本海盗滨田兵卫于天启八年（1628年）四月带领四百七十多人到达台湾，以和当地少数民族部落通商为名，企图浑水摸鱼。荷兰人得知后，立刻扣押滨田兵卫，并没收日本人所有的货物。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在被荷兰人没收的货物里，有进献给当时幕府将军德川家光的礼物。日本人这下有了口实。滞留在台湾岛的日本人，于是年6月28日袭击荷兰人，拘捕了荷兰驻台湾总督茨纳。经过双方“交换人质”，是年7月25日，事件得到解决，滨田兵卫率领船队返回日本。事发后，日本政府震怒，立刻禁止荷兰人到平户与日本贸易，将在日本的荷兰人全部作为人质囚禁。面对实力不足的现实，荷兰人只能低头，随即撤换了原总督茨纳，并派员和日本交涉。在给足了日本人面子以后，日本人方才恢复了荷日贸易，释放被关押的荷兰人。这个茨纳回到巴达维亚后，随即被逮捕，后又作为替罪羊送到日本受审。初来乍到的荷兰人，确实是“夹着尾巴做人”。

但荷兰人是不想“夹尾巴”的。在滨田兵卫事件之后，荷兰人随即加大了对台湾的投入，驻守兵力连年激增。替代茨纳担任台湾总督的普特曼斯，本身就是荷兰殖民者中的名将。他在任的时候，荷兰驻军规模维持在五百人以上。从他开始，荷兰人不断在台湾岛修筑城池堡垒，在已经落成的热兰遮城和赤坎两城之间，修筑了大量的炮台和海堡。比起前几任总督的“怀柔”来，从他开始，荷兰人开始对台湾岛上各部落血腥征服。台湾给荷兰殖民者输送的财富也在连年激增。普特曼斯到任前，虽然荷兰人也在台湾岛上大量掠夺，但因为要花大量金钱收买当地部落，外加控制区域有限，前三任荷兰总督（普特曼斯是第四代）时期，荷兰驻台湾的商馆是连年亏损的。从普特曼斯开始，荷兰人不但扭亏为盈，更向东印度公司源源不断地输送财富。在明王朝的眼皮底下，荷兰人步步为营，最终在台湾岛上站住了脚跟。

纵观荷兰人得到台湾的过程，可以说是“摔跟斗捡了个金元宝”。在之后的三十八年里，台湾岛成为荷兰人亚洲殖民网络里重要的一环，为他们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利益。他们渴望在澎湖得到的利益，在台湾得到了加倍的弥补。但是作为这个“金元宝”的主人，明朝为什么会毫无反应呢？

在今天这个观点流通更为迅捷的网络社会里，流传着许多新说法。比如说明朝当时的前线总指挥南居益，其实是和荷兰人签订了协议，即明朝允许荷兰人占领台湾，而荷兰人则保证不再窜犯澎湖，此后就有了台湾三十八年殖民统治的悲剧。这类说法来自于互联网上流传的荷兰方面的资料。甚至许多荷兰当事人的回忆录里，也承认明朝政府默许他们占领台湾。中国方面的文献中，对于这个事件的说法，则多来自于一些当时以及稍后年代文人的笔记。比如沈德符的《明季荷兰人侵据澎湖残档》中，曾说过荷兰人在遭明朝包围时“岂缓进师，容运米粮上船，即拆城还地，扬帆台湾”。意思就是说荷兰人表示愿意撤出澎湖，退守台湾。而连横所著的《台湾通史》中，则记录说是荷兰人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主动求和，然后明朝顺水推舟，准许荷兰人的“互市”请求，“互市”的场所则定在了台湾。

综合这几种说法，结合明朝末年的政治局面，首先我们可以肯定，荷兰人所谓“明朝允许荷兰占领台湾”的说法，可信度是不高的。因为在明朝，日本图谋侵占台湾即遭到明王朝的警告。明王朝的附属国琉球，还曾向明王朝通报日本的侵台图谋。可见在明朝的眼里，台湾就是国家的领土。身负守土职责又以忠诚刚直著称的南居益，无论就他的个人操守，还是身为总督的守土职责，以及一旦答应必然会承担的欺君之罪，都很难会和荷兰人达成这样的条款。而“许互市”之说，可信度相对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也是晚明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常用手段。而这并不牵涉主权问题。事实上，在中国沿海岛屿进行“互市”，在明朝官员的思维里，也是一件比较正常的事情。这在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打交道的时候都曾有过。应该说，这是当时东西方两种领土观念的差异。

毋庸置疑的是，荷兰人在明王朝的眼皮子底下占领了台湾，后来西班牙人也染指了台湾岛。但是明王朝一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灭亡，却一直没有对台湾做出任何官方的反应。其中的原因又在哪里呢？

如果说一点儿反应都没有，那也是不准确的。在这二十年里，有关台湾问题的奏折一直很多。比如在荷兰人迁移台湾后，福建籍名臣沈鈇曾上书南居益，提出了著名的《六策书》。其中包括改变澎湖驻军方式、移民澎湖屯垦、增强澎湖防御、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发展海军、建造新式战船等多项措施，以经济和军事双重手段驱逐荷兰人出台湾。但是南居益除了采纳了其中加强澎湖兵力一条外，对其他条款都没有采纳。此后因为明朝军费困难，沿海驻军裁撤者日多，澎湖驻军也名存实亡。澎湖一度成了刘香老、郑芝龙等海盗的乐园。一直到后来郑芝龙被闽浙总督熊文灿招安，并平定刘香老等各路海匪后，明朝才利用郑芝龙的海商势力恢复了对澎湖列岛的控制。除此以外，在崇祯年间，如给事中何楷等言官们也曾提出集结兵马、驱逐荷兰的奏议，但并未被采纳。可见明朝政治家们并未忽略台湾的情况。但是没有动作，却也是真的。

然而在两次的澎湖之战中，明荷水师对比的一个现实情况，或许能够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一个比较现实的答案：实力。

今天我们在肯定澎湖之战中明朝水师浴血奋战、勇挫强敌的辉煌时，却也不得不正视这样的事实：在荷兰人的第一次造访中，虽然只有两艘炮舰，且遭到明朝优势水师的围困，但即使如沈有容这样久经沙场的名将，也不得不承认此时的明朝水师绝无必胜的把握。而到了二十年后的第二次澎湖大战，明朝调动上百战船、数万兵马，以十倍的兵力与荷兰人拉锯，却始终相持不下。当时的史料记载荷兰人的巨型炮舰“坚铳大，能毒人于十里外，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在实战中，荷兰人的战舰虽少，但无论是战舰性能还是火力，都远远压倒明朝水师。当时荷兰人已经拥有了排水量近千吨、载炮六十门以上的巨型战舰，而明朝的战船与之相比只能算是“小不点”了。即使是明朝著名军事家俞大猷，对海战的认识也是“海战是以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在那个世界海战已经进入热兵器化的时代里，决定海战的关键，就是船只的火力和吨位。而在这两条上，明朝都处于完完全全的劣势。

如果盘点一下从葡萄牙殖民者东来以后明朝与西方殖民者的历次交手，不难发现明王朝的水师在许多重大战役中，火力和船只吨位都是吃亏的，往往都是集中数倍于敌人的兵力船只，最后才能艰难获胜。我们今天说到明朝的水上力量，提到的都是当年“郑和下西洋”的光辉。但是明朝中后期至明末，明朝的水师已经开始落后了。郑和的巨型宝船早已经是昙花一现。此时的明朝主力战船大福船，虽然明朝人自己说“高大如楼”，也曾出现过体积堪与西方舰船媲美的一号福船，但总体来说，无论吨位还是载炮数量，乃至火炮的制造技术，都处于劣势。早在明朝中期清剿倭寇的时候，抗倭名将俞大猷就曾提出过“海防”的建议，即发展一支强大的海军，以海上力量捍卫国家的安全。但是巨大的开支令明朝政府最终没有完全采纳他的建议。而这段时期正是西方造船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以火炮的配置而论，明朝虽然在抗倭时代就已经装备了杀伤力强的海船重炮，但是按照《筹海图篇》的记录，这种重型火炮往往容易在发射时造成船身的倾斜乃至断裂。就在同时代的西方，欧洲舰船设计者已经开发出了船舷炮门，即在船的侧身上托撑火炮的装置，可以发射重型火器。在“加莱海战”中，英国人正是依靠这个技术优势重挫了西班牙。后来的荷兰人也学习了这个技术。在这个连接东西方航线的大航海时代里，作为传统农业国的中国，虽然也打开了国门，融入了世界市场，但是长期以来对海权的漠视和不作为，使当时的中国海军虽然在近海尚能与敌人争锋，但对付强大的欧洲舰队，已经日益力不从心了。

明朝水师的落后，与其说是单纯技术上的落后，不如说是国家发展理念的落后。这是一个欧洲人主动拓展万里海疆的时代，却也是一个我们在被动中渐渐接受，被动应对挑战的时代。观念上的差别，决定了东西方在整个海洋时代的所有差距。

在明王朝围剿澎湖荷兰侵略军的时候，明军虽然成功形成了围困，以优势兵力与敌人对峙，但是以明朝水师的实力，围困容易，相持容易，要彻底歼灭这支荷兰军队却是非常困难的。沈国元的《两朝从信录》记录了当时明朝政府水师和荷兰人在厦门海上交手的情景。明朝战船和商船被击沉者，竟多达七八十艘。身为总指挥的南居益，在他的《谨陈闽事始末疏》中也承认，以明朝水师的能力，与荷兰人在海洋上是“万难接济战”的。因此，即使合围局面已经形成，明朝用计谋烧毁了荷兰人的战舰，但是荷兰人的据城死守，还是无法令明军获得胜利。对这支入侵的荷兰舰队，明朝能够将其击退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何况战事旷日持久，军费开支巨大，而此时明朝的大患是北方的后金政权。

因此，明朝政府对荷兰侵占台湾的行径只能采取放任的态度。天启时代政治腐败、阉党当道这些问题自不必说，最为要命的却是从万历晚期开始出现的国库亏空。这个封建帝国此时无法把东南沿海蓬勃的资本主义萌芽，纳入整个国家的经济轨道中来。北方战争的危急局面，也让国家把更多的财政投入到北边的战事中。这样下来是个恶性循环。东南沿海防务废弛——海盗和西方殖民者势力猖獗——国家贸易税收锐减——北方战局严重吃紧——东南沿海防务继续废弛。这是一个没落而又错过最佳调整时期的封建帝国，在行将就木之际必然会出现的景象。台湾的沦陷，只是这个恶性循环中的一环而已。

因此，即使知道荷兰殖民者的恶行，明王朝又能怎么样呢？喊打喊杀的口号，人人都可以说，但作为执政者，实力才是基础。跨海东征、驱逐荷兰人，以当时明王朝的实力是很难做到的。

而此时台湾的局面，也在恶性循环之中。站稳了脚跟的荷兰人，开始以台湾为跳板骚扰东南沿海。倭寇干过的事，他们变本加厉地重复一遍。福建、广东沿海的对外贸易受到沉重打击。同时，荷兰人凭借着从台湾获得的低廉原材料，以及在中国沿海抢掠获得的商品，周转于整个东亚的海上航线上，霸占了这条财富之路。虽然许多学者都有荷兰人的到来“促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但熟悉经济的人都会明白，恰恰相反，中国沿海的工商业遭受了剧烈打击。

可即使这样又能如何呢？从明朝天启到崇祯的年代，是中国官方海军实力急剧萎缩的时代。守在家门口护院，都力不从心，谁又能拿荷兰这个巨无霸有办法呢？

有办法的人，却早就出现了。就是那位和台湾早就结下不解之缘的人—— 郑芝龙。

叁 血脉难断：台湾沦陷三十八年大史记

今天的我们可以列举出无数的成就，来证明荷兰殖民台湾时期的建设成就。比如台湾的人口有了成倍的增加。到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台湾本岛除了少数民族外，汉族屯垦人口已经有两万多人。农田数量更比从前翻倍。特别是原来以渔猎为生的少数民族，此时已经转入了农耕生活，并以水稻种植为业。学校更遍布各地。但这一切，对大部分人来说其实是“无关”的。这就好比你本来在家好好的，突然有一帮人冲进你家，占了你的房子，当了你家的主人，把你当奴才使唤，稍不如意就非打即骂。这样的日子，就是家财万贯又怎么会幸福？

三十八年里，台湾民众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海峡相隔，当牛做马，苦巴巴地熬。

而台湾的未来，也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看看中国东南沿海的地图就知道：在中国东南海洋上，屏障沿海各省的台湾岛，其实就是中国海与蓝色海洋的分界线。台湾就是一扇门。此时，这扇门已经落到了荷兰人手里。如果这样的“既定事实”一直被荷兰人延续下去，经过数十年乃至百年，再经过几代奴化教育洗脑，外加荷兰人大量移民后，台湾很可能真的会成为荷兰人在远东的“合法领土”，从此彻底脱离中国。

在明末最后的二十年，盘踞台湾的荷兰人其实就在做这样的事情。那时候的他们是整个东亚海洋的最强者，在千里海岸线上无人可与之争锋。日落西山的明朝水师此时已经冲不进深海，葡萄牙老老实实地缩在澳门做生意，西班牙窝在马尼拉鞭长莫及。东南沿海的海上“老大”，在这几年确实姓“荷”了。荷兰最后一任总督揆一在其回忆录《被贻误的台湾》中所说：“本来，以我们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一代代的推行文明开化运动，我们原本可以继续巩固在那里（台湾）的统治，将它变成我们永远的国土。”

本来可以做到的，结果却没有做到。究原因，就是南明永历十六年（1662年）郑成功那一场波澜壮阔的跨海东征。其实，如果历史是一场足球赛的话，那么郑成功确实是最后完成临门一脚破门的人。而之前的配合、突破、反攻，却是一代代人在前仆后继地努力着。

看似没有对手的荷兰人，从他们占有台湾的第一天起，宿命的对手就已经出现了。这是一群与他们联系密切的人——明末的中国海商们。

说明末中国海商是这时东亚海洋上荷兰人唯一的对手，原因很简单：葡萄牙太弱，西班牙太忙，明王朝太衰，至于忙着入关的大清王朝，这时候还正晕船呢。只有那些啸傲海洋的中国海商们，被正史称为“海盗”“海匪”的他们，有着争议命运的他们，才是不可一世的荷兰人最强大的敌人。因为他们原本都是一类人，是为这个大航海时代而生的。

1. 从“汉奸”到“民族英雄”：颜思齐的争议人生

说起明末的中国海商，知名度最高的是郑芝龙家族。然而说到晚明中国海商与荷兰人的争雄，却必须从另一个人说起：颜思齐。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东亚的这片海洋其实也是一个江湖。从明朝中后期倭寇之乱开始，这个江湖就很热闹了。日本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中国海商，能开得动船的，基本都露了露脸。

长江后浪推前浪。到了晚明的时候，倭寇基本已经给拍没了，老一代形形色色的海商们，有被拍散了架的，有被拍没了影的。牛气烘烘的西班牙、葡萄牙也早就老实了。只剩下“后浪”荷兰，带着一帮小弟在东亚海面上兴风作浪。

就在荷兰人风光无限的背影里，一个潜在的对手已经悄悄崛起——那些给他当小弟的中国海商们。

说到这里，先要说说万历以后，东南沿海中国海商的变化情况。隆庆开关以后，海禁政策已经被废除，沿海商人与政府的主要矛盾不复存在，东南沿海算是消停了一段时间。老一代的海商们有的散伙儿，有的接受招安。但海边消停了，海洋上却不消停。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外加新来的荷兰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做生意的没枪没炮，总归还是没安全保障。沿海贸易不断发展，东南地区豪商家族增多，既有钱又要安全，大海那头的花花世界又商机无限，不动抢地盘的心思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短暂的平静过后，新兴的武装团伙出现了。

晚明东南海商的实力，和明朝水师的实力，可以说是此消彼长。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时期至万历三十年（1602年）之前，是中国东南沿海比较太平的时期。那时候明朝水师刚经历过剿倭战争和抗倭援朝战争，实力强劲，敢来惹事的也少。但到了万历中后期，随着北方边患日重，海防也日渐废弛，精兵猛将一拨拨地往辽东调。不甘寂寞的海商们，也就躁动起来了。隆庆开关后的海商势力，主要以福建海商为主。早期尤以漳州海商最强。明朝解除海禁初期，规定漳州月港为主要通商口岸，沿海商人出海做生意，归港复命，都要在这里办理手续。近水楼台的漳州商人，也就迅速发展起来了。在明朝解禁海禁初期的万历二年（1574年），月港每年上交的税银，还只有区区五千两。而十九年后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就上涨到了五万两，号称“天子东南银库”。之所以发展如此迅猛，是因为大明朝的生产力太强，当时中国的丝绸、瓷器，还是全球欢迎的“高利润产品”。而中国海商的扩张速度也更强，以日本广岛、长崎为例，万历年间朱国帧的《涌曈小品》里记载，万历三十年在长崎岛做生意的华商还不到十个人，十年以后，居然就激增到了上千人。事实上当时中国海商的足迹，已经出现在从日本至东南亚的整个航线，比如在菲律宾，华人的人口就增长到了上万人。东南外贸，一派欣欣向荣之相。

这段历史，素来被看作明王朝“对外开放”的时期，但就明朝政府而言，这样的“开放”其实是很有限的。比如明朝虽然允许私人海商“许贩东西二洋”。但政府对此控制极严，出海的商人，必须要去政府有关部门办理“勘合”，即出海许可证，在许可证上要写明出海的日期，归来的日期。一旦超期，就要遭到严惩。严重的甚至会被没收货物。茫茫大海，情况瞬息万变，哪能准时回来？一旦海商们在航海中遭遇打劫，指望政府做主，那是不可能的。比如万历年间朱运昌担任福建巡抚时，当时福建沿海商人就曾上书，请求政府出兵剿灭劫掠海商的外国海盗，却被朱运昌以“保境安民”为由拒绝。在与外国商人的贸易中，明王朝格外小心，虽然允许通商，但也只能在指定的地区。未经政府许可而与外国商人接触，要判重罪。另外，对商人出海贸易，在船只的大小、携带的货物、往来的日程上都有严格的限制，官府会严格盘查。尤其是“违禁货物”这条，内容几乎每年都变，基本上是什么货物赚钱，什么就是违禁。管得多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朝令夕改。明朝有关开放海禁、允许贸易的法令，基本都属于地方政策，也就是古人所谓的“令”，而限制海外贸易，尤其是限制私商贸易规模、贸易内容、对外交往等方面的法令，大多是属于《大明律》《大明会典》等“祖制”的内容。相比较而言，“令”自然大不过“律”。而且“令”大多属于临时性政策，变动非常大。就以收税来说，在“隆庆开关”后的重点贸易地区福建月港，商业税的征收就几经变化，税收名目多如牛毛，比如有出海的手续费、交易的关税、货物税，等等。到了万历后期，万历帝向全国各地派太监强征税赋，沿海地区自然不能幸免。当时太监高彩在福建横征暴敛，几乎引起民变。而从根本上说，晚明虽然也有保护对外贸易和商人利益的法令，但这些法令，一是权威性不强，多是临时性地方政策；二是地位不高，大多是各类法律中的细枝末节。已经走向“对外开放”的中国，对于海外贸易的管理依然是粗线条的，更没有出台一部完整稳定的、适合海外贸易发展大势的法律。处在封建社会末期的明王朝，已与这个大航海时代日益脱节。

在这样一个“脱节”的时代里，身为一个生意人，如果要做个老实人，其实是既吃亏又倒霉的。赚钱的货物，政府基本不让你卖。对能买你货物的大客户（外国商人），政府往往百般阻拦，限制你和他们接触。挨了欺负，尤其是出门做生意被欺负了，政府通常不管。政府能想起你的时候，就是在你交税的时候，还经常说话不算话，本来说好了可以不交的税，说变卦就变卦。辛苦挣来一点儿钱，有时候全搭进去都不够。这样既吃亏又倒霉的老实人，稍微有点头脑的海商都是不愿做的。日久天长，不老实的就越来越多了。“不老实”的主要办法，就是走私，越是不让卖的货，我偏要卖；越是不让打交道的客户（外国人），我偏要打成一片；越是不让去的国家，我偏要去。对这种行为，明王朝当然要严打，但枪炮打不死经济规律，一来二去，从万历中后期开始，一度消停的中国东南沿海走私团伙死灰复燃，各个有兵有枪，往来于千里海岸线上，生意也越干越大。一开始，不过是贩卖点儿违禁物品，后来就开始在海上兴风作浪。比较可恶的，还打劫往来商旅，甚至上岸打家劫舍，渐渐成为明王朝海防大患。

如果仅仅是一群中国海盗也就算了，偏偏这帮人还有“外援”。像和明朝做生意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不是善茬儿。海商们最早打交道的对象，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当时葡萄牙人盘踞澳门，与中国的贸易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毕竟还是租用中国的土地，和明朝政府的关系也密切，虽与各路海商势力常打交道，但碍于明王朝的盘查，外加利益纷争，与中国海商们的矛盾也非常多。而盘踞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一度是中国海商们的重要合作伙伴。万历中后期起相继崛起的海商势力，其头领大多都曾游走于菲律宾一带。在西班牙人眼里，华商就是肥母鸡，有用的时候生蛋，没用的时候就宰了。一开始，华商们来菲律宾贸易，带着满满一船的货物，换回来的是成船成船的白银。但好景不长，眼见华人赚得盆满钵满，又兼菲律宾华人人口增长太快，西班牙人眼红不已，多次发动排华运动，在万历、天启年间曾大肆屠杀菲律宾群岛的华人。这时候的海商们有钱，但力量分散，加上缺少政府支持，的确很难和这些西洋虎狼对抗。

但海商们也不甘心坐以待毙，一个办法就是联合，在日本、菲律宾等地设立商会，大家抱团维护利益。这时期的海商们，虽然帮派林立，但籍贯主要是福建。因为“隆庆开关”后，福建月港成为重要的贸易口岸，泉州海澄更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相比之下，临近的广东、浙江各省，对外贸易政策却是时松时紧。所以福建人也就成为中国海商团伙的主流。这时期两大主要海商团伙，其头领都是福建泉州人。一个是李旦，他曾是菲律宾华商的领袖，后被西班牙人排挤出马尼拉。此后他北上日本，在日本平户扎下了根。在日本，他软硬兼施，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网络，成为日本华商的头领。他势力最鼎盛的时候，每次做寿，到场祝贺的大小华商势力就有五十多家。另外他和日本政府的关系极好，拥有当时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颁发的“朱印”（贸易许可证）。在明朝万历、天启年间，他称得上是中国海商在日本的领袖。另一个是许心素，他是李旦的拜把子兄弟，也是重要合伙人，但比起李旦纯粹的“海盗”身份来，他更八面玲珑。他长期游走于东南沿海，和明朝官府，海外华商甚至西方殖民者来往密切，做的也多是“中转商”的生意，主要是把大陆的货物倒手卖给外国商人。尤其是在荷兰人占领台湾后，他一度是荷兰人的重要贸易伙伴。而在同荷兰人关系交恶后，他又投降了明王朝，帮助明王朝招降了多股海盗势力，成为明朝福建总兵俞咨皋的重要谋士。

当时海商们的主要合作伙伴，是新兴的海洋帝国荷兰。荷兰海上力量强大，比反复无常的西班牙要好。荷兰人虽然实力强，但初来乍到根基不稳，无论是打仗还是谈判，总要找盟友，所以双方一拍即合。早期荷兰人和明朝政府的谈判，基本都是海商牵线。荷兰人和明军作战时，许多海商还充当帮凶，一同对付明军。比如在澎湖水战的时候，李旦的部下们就曾协同荷兰人作战，在台湾海峡拦截过往船只，甚至为荷兰人输送给养。此外，对荷兰人所需要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紧俏商品，明朝政府往往限制得非常厉害，无论从供货量还是价格上都极其苛刻，所以也需要中国海商们利用手中的网络，从中国内陆购得。

明朝万历末期至天启时期的中国海商，生存状况大体如此：想要出海闯，就要有自己的武装，但政府不支持，力量着实有限，许多时候只能跟在荷兰人后面当帮手。对这帮人，明朝官员视之为“海贼”“海匪”，都是些认钱不认人、毫无信仰原则的贼寇。比如那位在澎湖击败荷兰人的明朝闽浙总督南居益，就曾在奏折里把走私海商们称为“奸盗乱民”。

从万历晚期开始，一直到天启年间，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商们，“群盗林立”。他们的主要活动据点，大多是在今天日本南部地带。此时的日本，因其丰厚的白银储量，已成欧洲远洋贸易热点。中国—日本—东南亚这条黄金航线已然形成。欧洲人用欧洲货赚日本的钱，再拿来买中国货，接着回欧洲牟取暴利。在这条航线下发家的中国海商们，此时也出现了多个团伙，包括荷兰人的铁杆刘香、盘踞日本的华商头目李旦等人。虽然一个个也都有了武装、地盘，但比起坚船利炮的荷兰人来，还是差得远。帮派虽然多，牛人虽然多，但也大都是些西方殖民者的随从帮凶，很难独自成气候。

直到一个人—— 颜思齐出现。

在今天的海峡两岸，颜思齐是一个名望颇高的人。在他的家乡海澄，每年都有隆重的纪念活动。台湾民众更给了他一个如雷贯耳的称号：开台圣王。

这个称号可不一般。中国古人皇权思想极重，尤其是对海盗，“王”这个称号是不能随便用的，能用这个称号的，一要有实力，二要有大功业。像早年几位在东南沿海叱咤风云的海商人物，都没有获得这样的称号。嘉靖时期那位盘踞日本、肆虐整个东南沿海的王直折腾了一辈子，也不过混了个“老船主”的名号。而另一位曾盘踞南澳，势力遍布东南沿海以及印度支那的吴平，绰号也不过是“闹海长鲸”。在颜思齐的同时代，那位成为日本华商领袖的李旦，其称呼也不过是“中国加必丹”。

几个世纪以来，颜思齐称王都被认定为实至名归。第一，他是明朝天启年间最牛的海商。第二，他是一位对台湾命运有重大影响的人。

在“称王”之前，他曾是一个未成年的在逃杀人犯，流落日本的小裁缝，混迹日本华商界的“甲螺”，无路可逃的残兵败将。

颜思齐，万历十七年（1589年）生人，福建海澄人。明朝时期的福建海澄，是很有“海商传统”的。当地的月港，是明朝对外贸易的核心港口，也是唯一一个允许中国商人合法出海贸易的地方。遍布整个东亚海域的海商势力，也多以海澄人为领袖。“隆庆开关”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路线，绝大多数由海澄人开辟。明朝隆庆年间以后，当地外贸繁荣，商旅往来不绝，外国船舶云集，每年从当地扬帆出海的船只多达三百多艘。在这样的地方出生、成长，耳濡目染，颜思齐对出海跑船自然是十分熟悉。

颜思齐从小就是一个极不安分的人。据连横的《台湾通史》记载，少年时代的颜思齐体魄雄壮，精通武艺，整日里好打不平，从小就很有“大哥范儿”，是当地青年中的领袖人物。这样的人物，平日里争强斗狠，终有一次闹大了。因为和当地一个官员发生冲突，一怒之下打死了官员家的仆人。这下可捅了娄子，为了避祸，他只得躲进一艘货船的船舱里，偷渡出海远逃日本。也正是拜这段经历所赐，他被自己的家族革除了宗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仰慕他名号的后人不远万里，来到他的家乡海澄瞻仰，却无法在家族祠堂里找到他的牌位。

惹了事的颜思齐，一路逃到了日本平户，这是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事。这年颜思齐只有十四岁，身上除了一把剪刀外一无所有，真是走投无路。但颜思齐很快找到了路：我不是还有把剪子吗？那就当裁缝。

颜思齐就这样扎根在日本平户，当了一名小裁缝。他犯事前就在家乡学过裁缝手艺，到了日本重操旧业，很快生意兴隆。这时候的日本，正是德川幕府执政的初期，平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商旅往来繁荣，福建老乡也是随处可见。裁缝这工作看着不起眼，其实格外重要，不管是刀口舔血的海盗，还是夹尾巴做人的良民，总是要穿衣服的，尤其是离乡背井的福建老乡，听一口家乡的方言，穿一身家乡手艺的衣服，心里当然暖暖的。这就是机会。

而这时候的日本平户，可以说是晚明中国海商的一个“大贼窝”。那些纵横海洋的中国走私团伙，大都选在此处落脚。在大陆如雷贯耳的海盗巨寇，走在平户大街上，一不留神就能碰到。华人朋友之间吹牛扯皮，话题也大多是某某人有多少队伍，走私了什么货，杀了多少人。对于生性爱惹事的颜思齐来说，混在这样的地方，自然是如鱼得水。

所以颜思齐很快就在日本站住了脚，外带着天生的“大哥范儿”，为人豪爽仗义，肯为朋友出头，明明身上没多少钱，还整天仗义疏财。一来二去，三教九流都有了他的朋友。除了裁缝外，也很快有了“第二职业”：加入海商团伙，做海盗。

这段看似不重要的经历，其实却给颜思齐后来的人生埋下了伏笔：第一，他是一个谁都敢惹的人；第二，他是一个很能混，而且在哪里都能混成大哥的人；第三，他是一个很能活的人，就算是山穷水尽，哪怕身上只剩下一把剪刀，他也能找到活路。

很能混的颜思齐，就这样在日本混了很多年，裁缝手艺越混越精，海盗生意也越混越好。他是个胆大的人，越危险的事情越敢干，干多了就干出了名声，不管在什么层次的朋友圈里，都混成了大哥。比如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个重要的朋友：晋江船主杨天生。比起颜思齐来，这时候的杨天生可谓成功人士，他本身就有一支自己的武装，还认识一大批搞冒险事业的青年死士。这帮人跟颜思齐一接触，立刻认他做了大哥。日久天长，颜思齐的名声也传到日本政府耳朵里。日本当地政府主动邀请他担任专门负责中日贸易的“甲螺”（官职名称，即商业官员）。这时候的颜思齐，裁缝生意外加海盗买卖攒了不少钱，铁哥们儿遍布三教九流，外带日本政府的公务员身份，脚踩黑白两道，可谓越混越滋润。

但这时候的颜思齐依然是个小人物。比起此时身在日本的李旦等商界头面人物，他的力量还差得远。如果颜思齐安于现状，安安稳稳在日本过日子，也算是个成功人士了。可颜思齐不是个安分的人，出国之前就敢要人命，到了日本没人管了，还有什么不敢惹。天启四年（1624年），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颜思齐命运的事情。

这一年大事发生了不少，比如明朝和荷兰为了争夺澎湖，打得天昏地暗；小事也发生了不少，比如颜思齐的哥们儿郑芝龙喜得贵子，取名叫郑福松，也就是后来的郑成功。当然也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颜思齐有一群信天主教的日本哥们儿，偏偏这时候日本幕府打击天主教，这几个哥们儿忍无可忍，就想着要推翻幕府。这事说大也大，毕竟是造反的事，但比起后来日本发生的岛原起义等暴乱，这事的规模却也小得可以。

无论大小，几个日本哥们儿还是找到了颜思齐，以颜思齐经常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性格，这件事他当然也要插手。而且“插”得很认真，不但答应帮忙，还把杨天生等死党全叫了来，一共二十八人歃血为盟，结成兄弟。颜思齐本人被推举成老大。这二十八个人在当时并不算出名，但以后却有许多震惊海峡两岸的大人物，比如后来东南海商的头面人物郑芝龙。

这是颜思齐在海盗生涯里拉起的第一队人马。应该说他等这个机会很久了。从小到大，走到哪里他都是要做老大的，而今到了群英荟萃的日本，不折腾出点儿动静也说不过去。天主教徒倒幕府，就是他眼里干出大动静的机会。按照江日升《台湾外记》的说法，颜思齐的种种举动之下，隐藏着一种东西：理想。

和其他为钱而活的海盗不同，颜思齐是一个为理想而活的人。从少年背井离乡开始，尝够了客居他乡、有家难回的滋味，经历了无数次搏命海洋、刀口舔血的考验，见惯了无数和自己有着一样命运的老乡们。他们光彩的外表下隐藏的是相同的隐痛：我们是被祖国称为海匪的贼，是没有家园的人。

这就是当时那些客居日本的中国海商共同的隐痛。和别的地区的华人不一样，在日本的华人海商，基本算是“罪犯大集合”。因为当时的日本，由于倭寇的缘故，没有获得明王朝的贸易许可。但穷得叮当响的日本人啥都缺。要买，就只能做走私。混迹日本的华商们，基本都是做这类犯法生意的。

犯法生意虽然有钱赚，但传出去名声毕竟不好，一般做这个事的，基本都是在中国犯过案子混不下去的。你赚的钱再多，地位再高，可你在祖国连个合法身份都没有，那也是一钱不值。有家难回的滋味，对任何身份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深深的创痛。

颜思齐也是有这个创痛的，但不同的是，从避居日本开始，他就梦想着要改变这个创痛。他要让流落海外的华商们，从此拥有合法的身份，不再以罪犯的名义生活，而是挺起胸膛，做骄傲的大明子民。

所以颜思齐可以和杨天生等人打成一片。这些和他年龄相仿的青年们，都是有相同经历和愿望的人。他们奉颜思齐为大哥，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人可以带领他们，去实现这个共同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们愿意抛头颅洒热血，就像他们结拜的誓言里所说：生不同日，死必同时。

这场天主教倒幕运动，之所以被颜思齐视为实现理想的机会，并第一次勇敢地投入赌注，原因在于颜思齐认为，明朝禁绝日本贸易是为了躲避倭寇的肆虐，如果日本改朝换代，由华人来执政，那么明王朝就很可能改变态度，发展与日本的友好关系。那样，居留日本的华商们，也就可以从此洗掉“叛逆”“海贼”的罪名了。更重要的是，如果明朝愿意和日本发展贸易，那就等于是掌握了一条财富航线。这就不免让他激动。

所以颜思齐在答应了日本哥们儿的要求后，随即做了周详的准备，动用了可以调动的一切兵力，计划八月十五日起义，一举推翻德川幕府，建立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华人政权。

谁料出师不利，动静还没闹出来，消息却先走漏了。八月十五日起义的消息，在八月十三日就被日本政府知道了。德川幕府连忙派兵捉拿，颜思齐等人仓皇逃走。二十八个弟兄经过浴血奋战，总算逃出了平户，乘船来到了日本九州岛。

这时候的颜思齐，可以说是惨得不能再惨。由于事发突然，颜思齐和他的弟兄们可以说是杀出一条血路逃出来的。多年来蛰伏日本积累下的财富，这一仗下来基本全都赔光了。跟随颜思齐跑出来的，只有十三条伤痕累累的破船，而他们此时停靠的九州岛，也不是安全的地方，日本幕府的人马随时可能追来，但又能跑到哪里去呢？日本是回不去了，回中国也会被抓起来。眼前一片茫茫大海，却根本无容身之处。

正当颜思齐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的把兄弟陈衷纪的一句话，却给他指明了新的方向。

“（台湾）海上荒岛，势控东南，地肥饶可霸，今当先取其地，然后侵略四方，则扶余之业可成也。”

对于当时的颜思齐来说，南下台湾，已经成了他唯一的选择。“隆庆开关”之后的台湾，虽与大陆往来日益密切，但还是一片不毛之地。林风远征菲律宾，几乎带走了台湾岛所有的屯垦人丁。这之后的台湾，在万历、天启年间也时常有人往来。在十七世纪早期，每年来台湾贸易以及捕鱼的船只，大约有近百艘。台湾北端的基隆，也常有大陆人在此居住，不过多是一些渔民和商旅，常住人口几乎没有。这个当时没人去的岛屿，确实是最好的避难所。

但在当时来说，这也只能算死马当活马医。所谓“侵略四方”“扶余之业”，对于那时候的颜思齐来说，也只能是嘴上随便说说，要紧的还是避难逃命。这支走投无路的残兵败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南进发了。是年八月二十九日，他们抵达了台湾北港。当颜思齐踏上台湾岛的土地时，映入他眼帘的，是台湾岛美丽的风光。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一片片未被开发的肥沃土地。是的，这是一片等待着他来开发的土地。失败的沮丧从这一刻起荡然无存。这个物产丰饶的岛屿，再次点燃了他的理想。

就在这里扎根吧，在这里建成一个家园，一个经济繁荣、和平安定、欣欣向荣的家园。让这片未经开垦的土地，成为中国人永远的乐土。

说干就干，颜思齐随即下令，全体登岸，在台湾岛上修筑房屋，开垦荒地。正干得欢快的时候，却发现周遭多了大群土兵。原来，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听说来了一支船队，还以为海盗又来打劫了，连忙整顿兵马，要和颜思齐死磕。

以颜思齐谁都敢惹的性格，貌似是要死磕到底了，自己这伙人虽然是残兵败将，可也不缺火枪大炮，对付这些少数民族还是没问题的。但颜思齐却极其冷静，他耐心劝住了要和对方动手的部下，反而悉心和他们攀谈。事实证明他的“大哥范儿”果然管用，几番交谈下，双方握手言和，且划定了活动范围。颜思齐在北港东南的新港，建立了自己的村落，经艰辛劳动，总算安顿了下来。但这拨人劳动力太少，开发台湾显然不够，颜思齐又命杨天生回大陆招人，旋即带来了三千流民。颜思齐的这支垦荒大军，就这样在台湾站住了脚。

颜思齐的此番选择，于他自己而言，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是对于台湾的发展来说，却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他们是继林风远走南洋之后，第二批集体开发台湾岛的大陆人，比起第一次开发台湾半途而废，这一次他们不但坚持了下来，并且将台湾的繁荣从遥远的明末延续到了今天。

这一切颜思齐当然是认识不到的，他只知道，经营好了台湾，就会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就可以实现他的梦想。他干得很认真。对来台湾屯垦的大陆人，他分成十个寨子，发放稻种和耕牛。轰轰烈烈的开发开始了，但起步却很艰难。这时候颜思齐的残兵败将，力量比当年的林道乾弱得多，何况种地垦荒，庄稼得到秋收的时候才能长得出来。这中间的苦日子最难熬。但颜思齐有办法，没粮食吃，就带着部下去深山里打猎。没钱，就发展和少数民族的贸易。他和当地的少数民族平等相处，和平贸易，把当地的物产转运南洋和大陆，换取所需要的白银。经过艰苦奋斗，台湾终于初见繁荣。

正当颜思齐干得起劲的时候，那个给台湾带来三十八年噩梦的仇敌——荷兰人来了。

天启四年（1624年）九月，那件影响台湾历史的事情发生了：荷兰人从台湾西南岸登陆，相继修筑了赤坎城和热兰遮城。与之为邻的是颜思齐部。双方关系就立刻微妙起来，很快发生了摩擦：荷兰人强行向颜思齐的屯民征收赋税。颜思齐闻讯后，立刻与荷兰人交涉。兵威之下，荷兰人不得不退让，甚至爽快地答应颜思齐，向他缴纳税赋。之后两家各自划定势力范围，商定秋毫无犯。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荷兰人立足不稳，而颜思齐部的力量也不足以和整个荷兰舰队对抗。何况，双方在海外贸易上还有诸多合作关系。所以，暂时还不能撕破脸。

不能撕破脸，却不能不掉以轻心。荷兰人的打算颜思齐太清楚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占有中国领土的企图。眼前的和平是暂时的，所以必须要抓住时机，尽可能地壮大自己。

这正是荷兰殖民台湾历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微妙关系。尽管在台南地区，荷兰人步步为营，不断扩展着势力范围，但是对盘踞北港的颜思齐，却丝毫不敢进犯。与此同时，颜思齐部也加快了开发的步伐，他四处派遣船队，除了拓展贸易外，更不断地从大陆招纳流民来台屯垦，并提供武力保护。双方都知道，眼前的和平是暂时的。台湾的主人只能有一个。到了第二年，台湾本土屯垦的人口，已经达到了数万人。

当然除了种地之外，其他事情也没闲着。他们干的另一个主要工作就是打劫，用打劫得到的钱，尽可能地购买武器和战船。尤其要对付强大的荷兰人，没有精良的战船是不行的，没有训练有素的水军更不行。颜思齐的船队游走在台湾周围的航线上，不断打劫商旅。

这样的日子一直在继续，屯垦的汉人和荷兰殖民者展开了一场“和平发展竞赛”。如果事情一直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也许台湾的命运会很不一样。但是意外再次发生了，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台湾粮食大丰收，兴奋的颜思齐拉着弟兄们进入普罗山中打猎，一路纵酒狂歌，畅谈时事。然而意外却突然发生，归来后的颜思齐竟然一病不起，数日后便英年早逝。临终的时候，面对跟随他打拼一生的老弟兄们，他叹息一声，说出了那个埋藏在他心中许久的理想。

“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

颜思齐的人生，对于台湾的历史而言，仿佛一颗转瞬即逝的流星，然而他的光芒却照亮了整个台湾岛的未来。从那时起，大规模的移民高潮终于到来了。每年都有大批的百姓跨越海峡，进入台湾岛，在岛上屯垦耕种，繁衍生息。他的功业与威名，也因此超越了历史，当得起王，更匹配得起圣。

颜思齐走了，但对于当时这些立足未稳的拓荒者来说，现实却很严峻，荷兰人还在一边虎视眈眈。谁能接过“开台圣王”的班，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

人选，就是颜思齐二十八位结义兄弟中最小的一位：郑芝龙。

2. 亮剑“海上马车夫”：郑家海商集团争锋荷兰

毫不夸张地说，台湾的开发肇始于颜思齐，但繁荣却来自于郑芝龙。他不但亲手造就了一个初现繁荣的台湾，更将这群离乡背井的流浪者，锤炼成敢与海上马车夫荷兰争雄的铁血海军。

如果论资排辈的话，颜思齐死后，无论如何也是轮不到郑芝龙接班的。他年龄最小，是年只有二十二岁。有一个说法是，在颜思齐下葬之日，众人都想接班。争执不下时，颜思齐生前的老弟兄杨天生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颜思齐的坟头插一把剑，众位兄弟轮流拜祭，谁拜祭的时候宝剑跳出来，谁就是颜思齐的接班人。结果轮到郑芝龙拜祭的时候，忽见寒光闪过，宝剑飞跃而出。于是顺理成章的，郑芝龙接班了。

这个说法虽有神话色彩，却也有其道理。所谓“宝剑”，在中国传统的说法里，往往代表一个人用兵的才能。而郑芝龙在这方面的素质，决定了他接班是众望所归——善打海战。连横的《台湾通史》里说他“陆梁海上，官军莫能挡”。此时荷兰人虎视眈眈，内忧外患，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接得了颜思齐的班。后来那支威震东亚海洋的郑家水师，也正是从此开始。

身为颜思齐结拜兄弟的郑芝龙，和颜思齐有很多相同点。比如他也是从小好舞枪弄棒，尤其一手剑术，在当时颇有威名。不过，不同点更多，和颜思齐是为了避祸当海盗不同，他当海盗很主动。他是福建南安人，原名郑一官，字飞黄，“芝龙”是后来改的名。虽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他的父亲郑士表曾做过福建泉州知府蔡善继的库吏，但自小家道就败落了，为了生计，十七岁开始就跟随舅舅黄程出去做海盗。比起颜思齐来，他更多才多艺，比如外语好，什么样难懂的外语，到他这里都变得非常轻松。跟着舅舅去东南亚做生意，一路上把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全学会了。至于大海战的本事，那更像是无师自通的天赋，基本是一点就通。不过他和颜思齐最大的不同点，恐怕就是性格。

颜思齐是典型的豪杰脾气，到哪里都是“大哥范儿”，举手投足透着派头，待人接物慷慨豪爽，属于那种天生做大侠的人。相比之下，郑芝龙就八面玲珑得多了，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会来事。比如当年跟着舅舅出去做生意，走到哪里都混了个脸熟，不管是葡萄牙人还是荷兰人，见了几次面就跟他称兄道弟。对长辈更是孝敬，他舅舅安排他去日本投奔当时日本最大的华商李旦。作为日本华商的领袖，李旦一向牛气哄哄，没什么人能入他的法眼，但郑芝龙一去，立刻就把李旦给迷住了，怎么看都觉得这小伙子顺眼，顺眼了没多久就干脆提出来：小伙子给我当儿子吧。放在别人身上，这么大的事情，怎么着也要和家里人商量一下，可郑芝龙二话不说，当场下跪：“父亲大人在上，请受孩儿一拜。”在日本混了这么久，感情生活更没耽误，去当地大户田川氏家拜会，一来二去就和人家闺女勾搭上了，没多久就有了儿子郑成功。除此以外，他还和德川幕府的退休将军德川光秀成了死党。郑芝龙在日本的生活、工作，可谓是爱情事业双丰收。

这样的“双丰收”，却也折射出了郑芝龙的真性情。他本身就是个花花公子，场面上的事那是相当有经验，混得好也就不奇怪了。但是另一些事，却也决定了他的命运。比如认李旦当爹，连眼皮子都不眨。外加当年混东南亚的时候，为了讨洋人欢心，人家让他信天主教，他二话不说就信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心机深不可测，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

而这时候的台湾，以及万千流民，需要的也就是他这种人。

在颜思齐去世初期，台湾屯垦移民们的状况很不好，不少人担心荷兰人突然打过来，甚至扔下土地跑回大陆。关键时刻，郑芝龙火速出手，杀了传谣者多人，稳住了局势，也体现出他狠辣果决的一面。等到局势稳定下来后，他开始对颜思齐集团内部进行整顿。颜思齐在的时候，这伙人都是各有各的势力，属于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但郑芝龙认定，这样是不对的，要有战斗力，就必须听指挥。他开始在海盗集团里进行“体制改革”。设立监军、监守、参谋等职，给麾下弟兄们封官的同时，也牢牢把住了这支海盗团伙的大权。从这时候起，这支团伙才真正姓郑了。

好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正当郑芝龙在台湾大展拳脚的时候，他的义父李旦去世了。按说“丧父之痛”不是好事，但李旦临终留下遗嘱，把自己的船队和部下，统统交给郑芝龙继承。对于此时百废待兴的台湾来说，此举真是雪中送炭。郑芝龙把这群人尽数带到了台湾，除了有上千劳动力外，还有数百艘精良的战船。这份“彩头”来的确实及时。

然而“姓郑”之后的郑芝龙，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局面。他所盘踞的台湾岛，依然处在夹缝生存的状态里。身边就是强大的荷兰人，西边还有明朝政府的围剿，外加屯垦初期，百废待兴，经济困难。里里外外都是一片烂摊子。

而郑芝龙也找到了生存的首要事情：建立一支纵横中国沿海，所向无敌的强大海军。

郑芝龙擅长带兵，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优点，个中原因除了天赋外，应该还有他在荷兰军中的历练，在荷兰军队攻打澎湖的战斗中，郑芝龙就曾做过荷兰人的翻译官，荷兰海军的坚船利炮、战术特点，他是耳闻目睹。也正是因为有这个交情，所以郑芝龙接班后，荷兰人并没有乘人之危攻打他，反而主动修好。但郑芝龙知道，利益面前，最靠不住的就是人情，翻脸往往比翻书还快，要不想让对方翻脸，就要强大。

郑芝龙的建军步骤，是从他著名的“十八芝”开始的。他从福建等地招募了郑明、杨耿、陈辉、郑彩等部将，引其为亲信，编成十八个先锋军团，他也把名字改成叫“郑芝龙”。一个“芝”字，把他与这支精锐水师的命运，从此紧紧拴在了一起。和以往历代中国海军比起来，郑芝龙的这支水师，可谓是空前强大的。他的水师配备了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开花炮”，即明朝人所说的“红夷大炮”。当年曾参加澎湖之战的福建水师总兵俞咨皋曾评价说，郑芝龙的水师，船只“则皆制自外番（指红夷），艨艟高大坚致”“铳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为了打造这样一支水师，郑芝龙煞费苦心，多次派人绘制荷兰、葡萄牙船只图纸，依照图纸进行仿制，并礼聘各类火器制造技师。在他的麾下，有来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各国兵器工匠，在今天台湾的北港地带，有他最早建立的兵工厂。“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没说，却最早做了。

建设这样的水师，只有技术和人才自然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拿钱砸。“接班”初期，郑芝龙在财政方面面临的困难是非常大的。虽然他和荷兰人是老相识，也是贸易伙伴，但对这个邻居，一开始荷兰人并未太重视。不重视的坏处就是，他起初并不是荷兰人的主要贸易伙伴。当时荷兰人收购中国的丝绸、生丝、瓷器这类高价货物，主要是通过另一大海商头目许心素。作为和李旦齐名的海商大佬，许心素在明朝天启年间一度炙手可热，他不但在沿海有着广泛的人脉，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接受了明王朝的招安，成了福建总兵俞咨皋的幕僚，他是当时整个东南沿海唯一一个和荷兰人有合法贸易权的商人。这种半官半商的身份自然更吸引荷兰人。双方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尤其是在荷兰人占领台湾后，许心素一度垄断着对荷兰人的“独家供货权”。他每次供应给荷兰人的生丝，通常在两百担以上，每担价格高达一百四十二两。如此暴利自然让人眼红。对此郑芝龙的应对很简单，你既然“认”许心素，那我就灭了许心素。从接班颜思齐开始，郑芝龙就不断侵扰福建沿海。偏偏这时候的明朝，也无意中给郑芝龙“帮了忙”。在天启四年（1624年）的澎湖海战后，明王朝错误地撤掉了澎湖地区的防务，甚至裁撤沿海水师，防线全面内缩。当时的明朝兵部尚书冯家会脑袋里全无海防意识，竟然认为沿海战火四起的根由，是因为贸易繁荣，导致“奸民”和“海贼”相互勾结。外加此时明王朝国库空虚，和北方女真族后金政权作战军费开支激增，也实在没有办法支持沿海防务了。于是从天启四年（1624年）至天启七年（1627年），中国浙江、福建沿海狼烟滚滚。活动在福建沿海的，有杨六、蔡三、钟六等多家海匪，随便一股势力，就足够让明王朝焦头烂额。这样的大好机会，郑芝龙自然要凑一把热闹。

从接班开始，郑芝龙就一直在伺机骚扰福建沿海，既为了敛财也为了练兵。更重要的是，许心素之所以混得风生水起，归根结底，因为他是俞咨皋的幕僚。痛打俞咨皋，也就削弱了许心素。郑芝龙最早还只是小规模骚扰。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羽翼初丰的郑芝龙开始了大举进攻。他率领百余艘战船，悍然攻击明王朝海防重地铜山，继而又攻击中前卫。以“朝廷”自居的明朝水师，居然被吓得闭门不出。得意扬扬的郑芝龙，甚至在中前卫大肆“叫阵”，嚷嚷着要取许心素等人的人头。见明朝政府毫无反应，郑芝龙干脆在福建沿海来了次“环海游”，一路上凡是看到的兵船民船，一律当场击沉烧毁。郑芝龙没想到的是，他这一闹居然“超额完成任务”，连福建总兵俞咨皋也因此下课，被逮捕到京城治罪；许心素自然也因此失势，最终被郑芝龙擒杀。

许心素覆灭后，郑芝龙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时也开辟了第二战场——对日贸易。虽然自己这拨人马，当年是因为得罪了日本幕府逃出来的，但郑芝龙毕竟在日本人脉广泛，外加对华贸易的巨大利润，结果郑芝龙不但修复了和日本的关系，而且双方通商不断。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后来郑成功家族在台湾建立政权的时代。这时期日本政局的变动，也帮了郑芝龙的忙。从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开始，日本因为国内天主教势力的膨胀，对天主教以及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采取了敌视态度。就在颜思齐去世的那一年，日本政府正式下令，禁止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来日贸易。明朝天启六年（1626年），日本又下令在日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尽数离开。而信奉基督教的荷兰人，反而因此渔翁得利，大大扩展了与日本的贸易。同样获利的还有郑芝龙，因他与日本的特殊关系，贸易份额也大大扩张。而他与荷兰人之间的海上战争，也同样日益迫近。

从天启五年（1625年）郑芝龙接班起，至崇祯元年（1628年），这支新兴的海商力量以台湾岛为基地，迅速崛起强大起来，俨然成为明王朝东南沿海的又一大患。然而明王朝很快发现，这个“大患”有时候却很不正常，不像个海盗。

比如海盗的主要工作——打劫，郑芝龙当然也没少做，但比起颜思齐的时代，郑芝龙很注意“工作方法”，不像以前那样逮谁抢谁，相反订下了规矩。如果遇到读书人，是不能抢的；如果遇到穷人，不但不能抢人家钱，还要给人家钱。而如果深入到大陆去抢劫的话，更不能烧房子、奸淫掳掠，否则严惩不贷。一来二去，把他手下的海盗们搞得很郁闷，这不让抢那不让抢，我们吃谁去啊？而明军更郁闷：海盗的纪律比政府军还好，那咱俩谁像海盗？

虽然海盗们不理解，但是郑芝龙的苦心还是得到了回报。比如他每次深入内陆抢劫，以前是谁见了谁躲，现在却有了群众基础。沿途的穷人瞧见了，反而很高兴地给他们做向导。甚至还有当地的读书人，编诗歌来称赞他。而更让明朝官民大跌眼镜的是，郑芝龙这个海盗还特别热衷于“公益事业”，除了抢劫之外还喜欢献爱心。福建连年灾荒，饥民遍野，郑芝龙经常携带满船粮食，来到沿海地区施粥赈济，当然，也没少了趁机招兵买马。

而让称雄东亚海洋的荷兰人最揪心的是，这个曾经是他们小弟的郑芝龙，此时已经初步建成了一支强大的海军。

在荷兰人殖民亚洲的各种官方记录里，谈到郑芝龙，许多当时的荷兰军官都赞不绝口。在他们眼里，郑芝龙是一个随和、谦虚、与人为善的人。见人都是一副笑脸，碰上途经台湾海峡的荷兰船只，他都会主动凑上去嘘寒问暖，很热情。

但热情的背后却是阴险。一开始的时候，还只是瞅机会打荷兰人一记闷棍，比如经常派遣一些船只，打着别家海盗的旗号，打劫落单的荷兰商船，后来就开始明目张胆地同荷兰人开战。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铜山之战后，郑芝龙胆气更壮了，原先是不管谁家的船只都打劫，这时候开始只朝荷兰人开炮。台湾海峡里，遍布着郑芝龙的船队，昔日强大的荷兰舰队遇到敌手了。在荷兰人的资料中，留下了这样的话：“一官（郑芝龙）在台湾始终与我们友好相处，平等相待，但最终在海上不加区别地对所有船只予以拦截。”

按照荷兰人的脾气，碰到这种人，自然是灭了没商量，何况郑芝龙在台湾的大本营，就在荷兰人的身边，要打是很容易的。但这时候的荷兰人发现，郑芝龙已经成了气候，动不了了。

郑芝龙是天启五年（1625年）接班的，到了天启七年（1627年）的时候，已经拥有了近千艘大小战船。这样的规模，荷兰人原本是不太在意的，但真正让荷兰人在意的，是郑芝龙水师的战斗力。他的战船不只是购买或缴获来的，更有自己制造的。在造船工艺上，他积极吸取荷兰人的工艺技术，开发新型战船。当时他已经有了载炮三十门的火炮战船，看着数量不多，但是这种战船的火炮，大多都是重型火炮，杀伤力非常强。在郑芝龙的地盘上，已经有了专门生产火器的兵工厂，在武器装备上实现了自力更生。这个在荷兰人眼皮子底下崛起的对手，此时已经成了荷兰人的大患。

更让荷兰人惊讶的是郑芝龙对台湾的开发。这时期郑芝龙的主要工作，就是不断从福建沿海往台湾迁人。自颜思齐时代开始的台湾开发移民潮，被郑芝龙延续并发展了起来。郑芝龙在台湾的总部，位于安平城，即今天的台南市。以此为中心，散布着上万大陆移民，他们多是郑芝龙趁福建灾荒招募的难民，在当地耕种土地，向郑芝龙缴纳租税。在闽浙连年饥荒的局面下，郑芝龙竟然能够自掏腰包，赈济大陆灾民，足见其强大的经济储备。

荷兰人自然是容不得郑芝龙这么嚣张的，他们巴不得郑芝龙赶紧从台湾离开。这恰好是荷兰人在台湾南部扩张的时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郑芝龙和荷兰人的第一次海战，爆发在天启七年（1627年）。当时郑芝龙正率军侵扰福建沿海，背后却突然被荷兰人捅了刀子，在福建铜山发生激战。于是，郑芝龙第一次向荷兰人展示了郑家水师的强大战斗力。荷兰舰队一艘战舰被击沉，一艘战舰被俘虏，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郑芝龙被惹恼了。在之后一年里，基本没让荷兰人消停。他的战船遍布台湾海峡的水域里，只要看到荷兰舰船，就猛揍一通。和明朝政府军往往用人海战术取胜不同，郑芝龙这边，一两艘战船就敢于向装备精良的荷兰战舰发起攻击。在天启七年（1627年）这一年里，荷兰人被击沉的商船数量达十艘之多，还有多艘战舰被俘。打到最后，如荷兰驻台湾总督揆一的回忆：“我们都不敢在中国沿海露面，否则就会成为一官（郑芝龙）的俘虏。”

郑芝龙接班后的台湾岛，就是这么让荷兰人头疼。这时候台湾岛经济迅速发展，郑芝龙治下的百姓安居乐业，粮食储备丰厚，军队战力强大。此消彼长之下，反而是荷兰人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按照之前和荷兰人的协议，郑芝龙占有农业区，而荷兰人占有森林高山。这样一来，荷兰人的粮食就需要海运的补给。郑芝龙的海上剿杀政策，让荷兰人吃饭都困难，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恐怕荷兰人就要卷铺盖走人了。

正当荷兰人在焦头烂额中度过了天启七年（1627年）时，突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郑芝龙走了。

郑芝龙离开了台湾，带走了他精心打造的那支强大水师，和几乎所有的军事装备。留在台湾的，只有那些肥沃的良田、屯垦的百姓、繁荣的村庄。这些都成了留给荷兰人的礼物。没有打败仗，没有天灾人祸，他为何就这么放弃了？很快荷兰人弄清楚了原因：郑芝龙当官了。

和颜思齐的理想一样，郑芝龙也有着相同的愿望，但是实现这个理想的办法，却比颜思齐更加简单直接：费那个劲儿干啥，直接当官不就完了吗？

郑芝龙想当官，可以说做梦都想。他本来就是官宦子弟，没饭吃才出来做海盗的。即使做海盗，也没改了他官家公子的做派。从接班颜思齐第一天起，郑芝龙就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比如之前的“抢劫纪律”，那是为了树立好形象。除此以外，郑芝龙还曾经多次向明王朝示好，包括在福建饥荒的时候，主动安排流民去台湾，以减轻政府负担。还曾经在和明军作战的时候，故意不追杀败逃的明军，抓到的俘虏也全部放回。一切都是为了在明朝政府里“争取好印象”。甚至有一次，他活捉了明朝游击卢玉英，反而请卢玉英回去转告闽浙总督熊文灿：如果肯接纳他郑芝龙投降的话，他愿意誓死效力，让明朝东南半壁江山从此高枕无忧。

一来二去，郑芝龙的态度让明王朝动了心。早在天启七年（1627年）的时候，泉州巡海道蔡善继就曾招抚郑芝龙，但这位蔡大人态度太过傲慢，在见面的时候要求郑芝龙下跪，这当然惹怒了郑芝龙，这次招抚遂告失败。到了次年，闽浙总督熊文灿亲自招抚，郑芝龙在得到了熊文灿不会拆分他的军队、削弱他的势力的保证后，最终同意招安，受封为明王朝的“五省游击将军”。这是郑芝龙告别海贼身份，正式成为明朝朝廷命官的开始。在接受招安后，郑芝龙将其驻扎在台湾的三万军队和上千战船统统带到了福建。如此一来，正掀起开发热潮的台湾岛，就只剩下了少数郑芝龙的旧部，以及大批平民百姓。郑芝龙离开之后，荷兰人逐渐吞并了郑芝龙的地盘，开始了残酷的殖民统治。

郑芝龙在接受招安后，也没忘了老朋友荷兰人。就在崇祯元年（1628年），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郑芝龙，第一把火就烧向了荷兰人。他与荷兰人签订了一项沿海贸易协定，规定了荷兰人来华贸易的次数、船只吨位、交易规模、向自己所缴纳税金，既维护了海疆平安，又趁机发了笔私财，可谓工作、生意两不耽误。他的第二把火，则烧向了自己的住房问题。他在晋江安海镇建了自己的豪华府邸。这座占地一百三十八亩的豪宅，与其说是住宅，不如说更像一座碉堡，不但有奢侈的装修，更有精良的火枪火炮和严密的防御，可见是既享受生活，又狡兔三窟。

郑芝龙的这些作为，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的话，就是商人本性。作为强大的明郑水师的缔造者，郑芝龙确实是这个时代中国最杰出的海军统帅，但他最大的缺点，恐怕就是“利令智昏”。他始终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为了做官，可以扔下跟随他来台湾屯垦的百姓；为了上位，可以当场认爹，改宗教信仰。他所做的一切，无不是利益至上。他的成功来自于此，他最后的悲剧，却也来源于此。

补充说一句，在郑芝龙接受招安，离开台湾岛的早期，他的据点台南地区，一度还是在他的控制之下的。当地的百姓照样要向他缴纳租税，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他的儿子郑成功接班后。但毕竟鞭长莫及，回迁大陆的郑芝龙，渐渐将自己的力量转移到福建地区，台湾本岛也就慢慢顾不得了。荷兰人这才步步为营，在之后的多年里一步步吞并了郑芝龙的土地。

无论郑芝龙接受招安、抛弃台湾是对是错，从他受封为五省游击将军的那一天起，他已经做到了他的诸多前辈，乃至前代诸多海商们做梦都想，却不可能做到的事：他以一个商人的身份，成为明王朝的“朝廷命官”，担负起了国家的守土之责。这不只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制度演进的重大突破。

拜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所赐，长期以来，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位置，都是非常尴尬的。虽然“富可敌国”的说法，多用来形容某些富商，但是“富”或许可以做到，“敌国”却根本就是做梦。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富商，可以做到抗衡国家。尤其在大一统的社会里，有钱的私商，往往更可能成为肥猪。国家没油水的时候，想刮你一刀就刮你一刀。放在明朝，因富招祸的商人，有了沈万三这么个典型，大家也就夹着尾巴做人了。

但郑芝龙开了一个先河，以一个商人的身份成为明王朝的朝廷命官。这不稀罕。但稀罕的是，他带着一支名义上属于国家，其实却只听命于他一个人的军队。对于明末中国封建社会来说，郑芝龙横空出世，更像是一种体制的变异。

如果对比一下西方殖民时代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意义：早期的西方国家拓展殖民地，说是政府行为，其实主力是那些流窜海洋的海盗，只不过他们有国家的支持，要钱给钱，要官给官。拓展海外殖民地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一种经济行为。对于那些殖民者来说，却是他们“漂白”自己身份，由匪变官的最好办法。西方数百年海外殖民历史上，因殖民战争的功勋，由土匪强盗摇身一变成为官僚贵族的，可谓不胜枚举。

相比之下，中国海商就惨多了。国家不待见，管得严，勒索重，更悲惨的是没地位，在国家眼里就是盗匪，加官晋爵甚至当贵族，基本就是痴人说梦。从封建制度的演变来看，东、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新兴的商人团体，包括海商势力，基本没有被纳入到国家正常的行政体系中。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封建帝国来说，他们大多数时间都是浮游体。按照政治学的原理说，这样的国家体制，自然还是封闭保守、死气沉沉的。

但郑芝龙的发迹，却捅开了一个窟窿，甚至毫不夸张地说，至少这个封建帝国的一角，已经部分按照近代国家的发展脉络演进：新兴的海商势力，第一次以合法的身份，被纳入到国家正常的行政体系中，海商在海洋上的拓展活动，可以得到来自国家的支持。受了几百年“夹板气”的中国海商们，这时终于可以挺起腰来了。

但“挺起腰”的郑芝龙自然是想不到这些的。说到底他还是一个生意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把生意做大。在摇身一变做了官后，他依然在继续做生意，首先以政府的名义，去剿灭其他各股不听招呼的海盗。比如这时期同样活动在福建沿海的杨六、李魁奇等团伙，都被他一一剿灭。然后趁着福建灾荒的机会，继续往台湾岛移民，一边收地租一边做买卖。同时大力拓展郑家水师的活动区域，扩大控制范围，顺便也办了点儿私事，把扔在日本多年的儿子接回了自己身边，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郑成功。

而对于荷兰人来说，这样的“变异”，自然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郑芝龙的出现，让荷兰人的海洋利益受到了巨大威胁，原先是想打谁就打谁，如今却不得不小心翼翼，一不留神就要被人打。曾经畅通无阻的东亚海上航线，如今却多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一个完全可以在海洋上重创他们的对手。如此局面，荷兰人当然不能坐视。为了自己的贸易利益，他们必须要给郑芝龙一个教训。

荷兰人筹划的这个教训，就是著名的“料罗湾海战”。

3. 血洒料罗湾：郑家水师与荷兰舰队的碰撞

对于荷兰人来说，郑芝龙被招安，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情。喜的是从此开始，他们真正成了台湾南部的主人，可以肆意宰割台湾岛上屯垦的农民。忧的是，他们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活动，恐怕不会像以前那么自在了。因为郑芝龙的离开，虽然导致台湾彻底沦陷，但此时的明朝东南沿海，终于有了一支拱卫国门的强大舰队。一直霸占台湾的荷兰人自然不能坐视，他们也有样学样，拉拢了另一股海盗势力刘香。明王朝与荷兰舰队的战争，再次一触即发。

这里有必要说说这位刘香，其实他也是当时中国海商中的一位名人。刘香，又名刘香老，广东香港人。此人和郑芝龙一样，是当年与颜思齐结拜的二十八人之一，也是其中唯一一位非福建人。在郑芝龙接班颜思齐的时候，他是郑芝龙的重要助手，还曾是郑芝龙“十八芝”的成员之一。此人原本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走得很近，给西班牙人做过买办，但他是个火爆脾气，性格凶狠残暴，和西班牙人闹翻后，转而与颜思齐联合。郑芝龙盘踞台湾时，刘香是“十八芝”里的重要战将，尤其是对大陆沿海的侵扰，他往往是急先锋，数次挫败明朝水师。对于郑芝龙当时的“部队纪律”，他却极为抵触。他性格凶狠毒辣，最好奸淫掳掠，因此和郑芝龙多次发生冲突。在明白了郑芝龙的招安目的后，刘香坚决反对，结果和郑芝龙分道扬镳，拉着队伍出去单干了。

郑芝龙受招安后，刘香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难过了。脱离了大部队的他，数次遭到明军的围剿，偏偏郑芝龙又是个翻脸不认人的人，对刘香的势力下死命清剿。而刘香也是个执拗的人，拉出去单干后，数次被郑芝龙击败。有史料可查的，就包括他在崇祯四年（1631年）连续在海澄、漳州、广州湾、西草湾四地与郑芝龙发生激战，双方皆死伤千余人。但郑芝龙毕竟家底厚实，拼消耗自然是刘香吃亏。几番打下来，刘香死硬到底，毫不服软。对这样一个人，荷兰人自然要全力拉拢。在刘香最困难的时候，荷兰方面既给钱又给武器，很顺利地把刘香拉到自己的阵营里来。从此之后，刘香就成了荷兰人的盟友，多次带着荷兰人窜犯，对沿海危害极大。借助刘香这股势力，荷兰人也动了打一场大仗的念头。

打大仗的直接原因，就是此时荷兰的台湾总督换人了。这时候的台湾总督，叫普特曼斯，这是一个欠着台湾血债的人。崇祯元年（1628年），他率领军队镇压台湾麻豆社的抗荷斗争，在当地大肆屠杀，制造了麻豆社惨案。他素来是心狠手辣的角色。他于崇祯五年（1632年）接替了台湾总督，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对郑芝龙也心狠手辣一回。

而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经济利益的驱使。这时候的荷兰人在东亚海洋上的势力，已经远远压过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但是让荷兰人不忿的是，明王朝始终没有给过他们优惠的贸易待遇。所以对荷兰人来说，是时候再和中国打一场大仗了。如果能消灭郑芝龙的水师，剪除自己在东亚海洋上的最大威胁，固然是好；如果能迫使明朝政府屈服，给予荷兰人“贸易最惠国待遇”，那就更好了。按照荷兰人的算盘，两个目的，至少也能达成一个。

崇祯五年（1632年）二月，回巴达维亚述职的普特曼斯得到任命，继任台湾总督。接着他就给明朝福建地方政府写信，要求明王朝给予荷兰贸易特权，否则就兵戎相见。还没等到答复，他就擅自带领舰队驶向了中国沿海。在行军的路上，他才向当时新上任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维尔写信解释。按照他信里的话说：“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迫使中国人接受我们的条件。”到了是年七月，荷兰东印度公司指令普特曼斯，同意他的作战计划。

按照普特曼斯先前给荷兰东印度公司上报的作战计划，他显然吸取了当年澎湖之战的教训。发动这场会战，荷兰人是做了周密的准备的。首先是坚决避免登陆，要发挥自己船炮机动性强的优势，打完了就走。尽可能避免陷入胶着战中。二是要拉拢海商势力，刘香就是个很好的选择，让他发挥牵制的作用，尽量不给明军以多打少的机会。三是要想办法封锁海口，断绝明朝的海外贸易，迫使明朝就范。

这一次的荷兰人，像是好好研究了中国兵法，也知道虚实结合了，基本不露任何战争意图。郑芝龙本人也给瞒哄了过去。在这一年的六月，他还和荷兰人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是年六月底，郑芝龙在自己的晋江豪宅里举行饮宴，普特曼斯还曾派使者到场祝贺。一片和风细雨下，郑芝龙怎么也没想到荷兰人会突然翻脸不认人。

是年七月七日，荷兰人的进攻突然打响了。当日荷兰军队先强攻南澳炮台，南澳守军奋起反击，将荷兰舰队击退。事已至此，郑芝龙却还不相信荷兰人会发动大规模进攻，不顾别人阻拦，依然坚持把自己事前准备待修的一批船只送到厦门维修，结果一下子就被荷兰人逮了个正着。七月十二日，荷兰舰队突袭厦门。战斗打响的时候，厦门守军张永产竟然还在泉州出差。毫无防备的厦门遭到沉重打击，仅停靠在港口的战船，就被击沉了十五艘。之后，荷兰人又封锁了厦门港口，勒令厦门居民向荷兰人纳贡。原本信誓旦旦认定荷兰人不可能开战的郑芝龙，这下可是颜面扫地了。

战事爆发后，明王朝起初并不想闹大。厦门被封锁了几天，明朝一直试图努力用谈判来解决问题。结果荷兰人提出了相当荒唐的条件：明朝必须立刻停止同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只能同荷兰一国贸易，同时允许荷兰人在中国沿海修筑据点，建立商站，中国的船只只能开往台湾或者巴达维亚，而绝不能开往马尼拉。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明朝方面的答复说：别的事情以后再谈，现在必须先赔偿明朝的经济损失。双方各执一词，谈判自然就破裂了，那只有接着打了。

这次荷兰人学乖了很多，首先不再盲目地抢占陆地修筑要塞了，在海战中也尽量发挥机动性，不给明朝重兵围困的机会，最大限度地以坚船利炮重创明军。在单个战船吨位远不如对手的情况下，这种打法确实让明朝很头疼。

火速从泉州赶回来的厦门游击张永产正憋着火呢，来得正好，打你没商量。这次荷兰人也玩大了，竟然派军队登陆攻坚。这就不是荷兰人的强项了，上来就被张永产带兵一顿狂打，死了十几个人。冷静下来的荷兰人连忙退到外海。明军追击了一番，却还是惧怕荷兰人的海上优势，未敢追太远。

厦门风波很快传到了京城。正为内忧外患而上火的崇祯帝，闻讯自然大怒，立刻下严旨，要福建方面全力一战。福建总督邹维琏不敢怠慢，立刻亲自到前线指挥，命令郑芝龙担纲前锋。在此事件中丢脸最大的当属郑芝龙了，被荷兰人虚虚实实地玩了一把。厦门一战被击毁的战船，也大多是他的。损兵折将加丢脸，恼怒万分的郑芝龙也动血本了。除了调动了自己嫡系精锐部队外，还以江湖大佬的身份，颁布了悬赏令，即每个参战士兵，都有二两白银赏钱；砍死一个荷兰人，赏白银五十两；烧掉一艘荷兰战舰，赏白银五百两。换算成人民币的话，此战击毙一个敌人，就可以拿到三万块钱奖金；击沉一艘敌舰，赏金更高达三十万。重赏之下，全军士气高涨，誓要与荷兰人决一死战。

但这次的荷兰人确实比以往历次都难对付。澎湖血战的时候，荷兰人只是依靠小股海盗从旁协助，尚弄得明军寸步难行。这一次荷兰人动用的战舰数量多达十一艘，全是一等一的重型炮舰，总吨位远比澎湖之战要大。此外他们还有刘香的五十艘战船协助。这个刘香实力强劲，又熟悉郑芝龙的战法，极难对付。所以悬赏令虽然下了，但是之后的数月，郑芝龙一直都很谨慎，静静地等待着战机。

在郑芝龙的悬赏令下了后，荷兰人与刘香的联合舰队开始了游击战，经常趁郑芝龙不注意的时候打一把，郑军要追击的时候，他们却又不见了踪影。毕竟荷兰的重型炮舰拥有极强的远洋作战能力，明军是轻易不能冒险的。郑芝龙的战船，虽然在火力上远胜于先前明朝水师战船，但是比起荷兰人的大炮舰，却还是太过逊色了。正因如此，荷兰人的战略计划也很有针对性，他们就是要通过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持续消耗郑芝龙的力量，等到郑芝龙最疲惫的时候，再发动致命的一击。

偏偏在这时候，老天爷也来凑热闹。从这年九月开始，福建沿海台风大作，暴雨如注，双方只得暂时休战。从九月中下旬起，荷兰人恢复了对中国沿海的骚扰，他们的战术是“咬一口就跑”，只要见到有中国船只，立刻展开攻击。甚至劫掠沿海村落，逼迫当地居民向他们提供粮食和淡水。刘香这些海盗们的主要任务，跟抗战时候的伪军差不多，一方面要给荷兰人带路，引导他们去攻击沿海的薄弱防区；另一方面充当抢劫的急先锋，每到一地，都率先去打劫村民，劫掠粮食和淡水。荷兰人的物资补给，基本全靠这些“二鬼子”来办理。

在与荷兰海军对峙的同时，郑芝龙也以牙还牙。他下令其麾下的战船，在台湾海峡展开撒网式的搜捕，击沉一切敢于经过台湾海峡的荷兰船只。如此一来，连通向日本的航线也大受影响。对于以商业贸易为生的荷兰人来说，这样下去显然是不行的。既然武力吓不倒明朝政府，那就必须尽快准备决战，以一战摧毁中国海军的有生力量。九月二十八日，荷兰人经过考虑，将舰队全数移至金门。目的很明确，找一个落脚的地方，以便发起对郑芝龙的总攻击。

对荷兰人的算盘，郑芝龙又怎能不知。以现在明军的力量，远洋作战确实是下策。消极防守，等于把主动权拱手相让。所以最可行的办法，就是要找到荷兰舰队的集结处，集中优势兵力发动突袭，将其一次性歼灭。

从十月十五日福建总督邹维琏在海澄誓师，任命郑芝龙为前锋（其实就是总指挥），准备决战，到十月二十一日，整整六天的时间，郑芝龙一直在寻找着荷兰舰队的方位，轻易不敢下达出击的命令。郑芝龙冷静，但总督邹维琏却沉不住气了。这次的荷兰入侵事件，发生在明朝东南沿海的重要贸易港口厦门，国家颜面扫地，崇祯皇帝怎能不急。崇祯急了，就催邹维琏，邹维琏急了，就跟着催郑芝龙。这时候的郑芝龙，再次发挥了“会来事”的特长，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总算哄得邹维琏稳住了心神。这期间双方小战斗不断。十七日，郑芝龙得到消息，荷兰与刘香的联合舰队正自北而上，在金门附近的外海游弋。为锁定敌人方位，郑芝龙命令部分舰队进至金门西北角。“投石问路”马上就有了结果，查知郑芝龙动向的荷兰人，火速将舰队布置在金门西南角的料罗湾，与中国海军对峙。决战，终于打响了。

按照之前的战略部署，在锁定了敌人方位后，就应该立刻集结所有的兵力，发动对敌人的总攻。但在知道目标是在料罗湾后，郑芝龙却犹豫了。常年的军事经验告诉他，这次很可能是个圈套。

按照普特曼斯事后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他将舰队部署在料罗湾，也是经过考虑的。料罗湾，位于今天台湾金门岛，此地号称“金门之门”，其东西长九千米，南北宽三千米，呈一道弧形弯向外海。具有火力优势的荷兰舰队，从西南角一字排开，其炮火恰好可以覆盖整个海湾。再加上刘香的海盗船队从旁配合，借助风向的优势，就像是一张罩住敌人的大网。很显然，这是一个荷兰人精心设下的圈套，就等着郑芝龙钻进来。

可是此时的军情，已经不容郑芝龙核实这是不是圈套了：朝廷催问的诏书一封接着一封，再不去收拾荷兰人，恐怕连自己都要被崇祯收拾了。何况此时荷兰人与刘香合并一处，正是重创他们的绝好机会，一旦对手化整为零，想一举歼灭就难了。所以，即使是圈套，却也要跳进去。

十月二十二日，郑芝龙跳进来了。

这次郑芝龙带来的，大约有一百五十艘战船，他最精锐的炮船基本都在这支舰队里。为了准备这一仗，他特意命令自己的炮厂，为舰队的大型战船尽数换上新仿制的英国新型加农炮。黎明时分，明军出现在了荷兰舰队眼前。对于突然杀到的明军，荷兰人并不慌张，整个舰队冷静地摆开阵势：十三艘荷兰重型炮舰居中，每艘荷兰炮舰四面，是刘香的轻型战船。这就是荷兰人的主意，就是要故意集结在一个地方，吸引你来决战，然后就地歼灭。

应该说荷兰人布置阵型是花了心思的。荷兰的重型炮舰杀伤力强，但行动力弱，而四周布置的小战船，就有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你要和我对轰，那肯定死得很惨。如果要玩机动，刘香的小船能奉陪。快打也不成，慢打也没招。看你究竟还有什么办法。

荷兰人这么布阵，也是来自于长期以来和中国海军作战的经验。万历之后的中国官方海军，主要特点就是船小炮火少，尤其是抗打击能力弱。以往与欧洲舰队交手，往往是凭借“船海战术”，以数量优势来取胜。但这次要是这么对付荷兰人，怕是玩不转了。荷兰重型炮舰火炮射程远，杀伤力强，且十三艘战舰部署均衡，相互呼应，外围还有刘香海盗船保护，中国战船轻易近身缠斗不得。可若是比拼射程和火力，中国战船恐怕统统都要被打沉。

这是一张无懈可击的网，精心设计，只为网住郑芝龙这条大鱼。

二十二日凌晨五更，战斗打响。郑芝龙发起了第一轮攻击。当喊杀声响起来的时候，荷兰人惊奇地发现，眼前的沉沉黑夜里，居然密密麻麻冲来了一百多团火光，不顾刘香海盗船的纠缠，直朝荷兰人扑来。扑到近处，熊熊火光中，只见到一排排密密麻麻的绳索刷刷地扔过来，齐刷刷钩在荷兰战舰护栏上。接着就是一声声沉闷的撞击，一阵阵恐怖的灼热。号称全欧洲最勇敢、素质最高的荷兰水手们，在回过神来后慌不迭地纷纷跳水，边跳边发出撕心裂肺的呐喊：“火！火！”

郑芝龙用的，不是船海战术，而是火海战术，他的武器，就是火船。

火船这种武器，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历史悠久。得益于《三国演义》里的赤壁之战，火攻在中国几乎是妇孺皆知的战法。但是荷兰人估计没看过《三国演义》，欧洲的海战，也很少有这么玩的。

其实如果单纯是火船，荷兰人是不会傻的，他们在欧洲的海战中也用过这玩意儿，但欧洲人毕竟用的时间短，经验也不行，每次使用，最多不过是十几条船，且就是闷着头冲一次，烧着烧不着就是一锤子买卖。碰到有几千年用火船历史的中国，原有的经验就都抓瞎了。为了让荷兰人开眼，郑芝龙一共安排了一百艘火船，而且使用的花样也丰富。整个火船冲击波分工明确，有佯攻的，也有牵制的。主攻的火船，清一色扑向位于中央的两艘荷兰重型炮舰。

战斗刚一开打，荷兰人就给烧惨了。部署在舰队阵型中央的Jacht号和Brouckerhaven号炮舰率先中招，还没回过神来就被熊熊烈火吞噬。心急火燎的普特曼斯还算冷静，他连忙指挥位于阵型两侧的Stootodijck号和Weiringen号火速还击，向中国舰队猛烈开炮，以压制中国舰队的冲锋。按照现代军事学的说法，这叫交叉火力。没想到命令刚下，更让他抓狂的一幕又发生了，几艘奇怪的中国战船正缠斗住他的这两艘战舰。说这几艘中国战船“奇怪”，是因为他们比以前见过的中国船都要高大许多，桅杆达到了三桅，射程火力更不在荷兰战舰之下。可怜两艘荷兰炮舰，被轰得自保尚且不能，哪有工夫提供“交叉火力”。没打多一会儿，两艘舰就相继被击沉了。

这一幕，便是郑家海军，乃至大航海时代的中国海军，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刻。一种新型的中国战船出现在历史的海洋中，它骄傲地宣布，坚船利炮不再是西洋人的专利，中国人同样做得到——三桅炮船。

三桅炮船，是郑芝龙水师里的巨型战船，长二十丈，可容纳兵员三百人，分五层，竖三桅杆，桅杆高四丈，上载佛郎机火炮四十门，重型“红夷大炮”八门。从设计上说，三桅炮船堪称是东西方造船思路结合的产物，其船身造型属于中国传统的大福船，但是甲板和炮身的设置却参考西方战舰的甲板和炮位造型，其体积大于传统的中国大型福船，火力又直追西方战舰，堪称是东西合璧的利器。该战船的造法自清朝后已失传，于2001年在福建东山岛出土过船体残骸。

一阵猛烈的对轰后，荷兰炮舰被打得支离破碎。九艘大型战舰，连烧带轰一下子被干掉了五艘。荷兰人提前摆下的“网”被捅开了一个大窟窿。

这就是郑芝龙的对策。荷兰人的战术看似轻重结合、气势汹汹，但漏洞也是非常明显的：只要在第一时间里打掉荷兰的重型战舰，就好比是斩龙先斩头，敌人的整个舰队就会变成一盘散沙。至于刘香的五十艘轻型快船？荷兰这棵“大树”倒了，他那群“猢狲”还能跑得了？

大难临头，同盟义气也顾不上了，荷兰舰队总司令普特曼斯吓得立刻撒丫子逃命，把盟友刘香和他的五十艘小船扔在了战场上。可怜刘香苦苦支撑到最后，四十多艘战船被毁，他本人拼死驾着小船逃出重围，侥幸捡了一条命。虽然全军覆没，刘香却依然整顿残兵，继续和郑芝龙对抗。双方连续打了五战，刘香屡败屡战，甚至还在最后一次战斗——广东田尾洋之战中击毙了郑芝龙的弟弟郑芝虎。恼怒万分的郑芝龙身先士卒，亲自带兵发起攻击，最终将刘香彻底制服。是役消灭刘香部六百多人，刘香本人被郑芝龙投入烈火中烧死，可谓赶尽杀绝。

荷兰人虽然没有被杀绝，但是也被杀得很惨。按照明朝公文里的记载，明朝俘虏一百一十八名荷兰人，斩首二十多人。看似不多，但也正常，毕竟打沉了人家六艘船，淹死、烧死、炸死的没法数，毕竟谁也不能为割个人头冒着生命危险爬沉船。战败的荷兰台湾总督普特曼斯，在逃亡路上算是体会到“屋漏又逢连阴雨”的滋味，一路上风暴大起，差点把他的船掀翻了。可气的是，逃跑途中他躲在铜山躲雨的时候还不老实，居然又派手下去抢当地农民家的猪。带着抢来的几头猪，普特曼斯仓皇逃回了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也没饶了他，立即就把他舰队总司令的职务免了。

料罗湾海战，是一场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胜利。比起之前的澎湖海战来，料罗湾海战可算是东方海商和西方海商的直接“对话”。对话的结果，是荷兰人遭到了他们殖民亚洲以来最惨痛的一场失败。此战之后，原本在东亚航线上嚣张一时的荷兰舰队，算是基本消停了。澳门—马尼拉—台湾—日本的航线，基本全由郑家商船垄断。荷兰人老老实实地窝在台湾岛上。值得一提的是，从此战后，行走在东亚航线上的商船，只要花钱购买郑家的令旗，安全就能得到保障。在十七世纪上半叶的东亚海权战争里，号称世界上海军最强大的荷兰，被中国海商压制住了。荷兰人虽然占据着台湾，实际上却失去了对东亚大海的控制权。

对照后来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过程不难发现，从颜思齐开拓台湾开始，到料罗湾海战，中国海军跨海东征驱逐荷兰殖民者的行动，可谓是水到渠成。郑成功后来收复台湾的军队，前身恰是当年追随颜思齐开发台湾的拓荒者们。而料罗湾海战，同样也是这个过程里重要的一环。此战后的荷兰，失去了在东亚航线上的话语权，因此在收复台湾之前，郑成功可以非常容易地对荷兰殖民者实行经济封锁。为收复台湾，已经做了充足的铺垫。

4. 海上丝绸路：台湾与明末海外贸易的“黄金期”

料罗湾之战，郑芝龙下了血本悬赏，但事后他会发现：他赚大了。

料罗湾海战结束后，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惊慌失措，生怕郑芝龙会一鼓作气，直接攻下台湾岛，连忙主动表态，表示愿意每年向郑芝龙提供十二万法郎的“孝敬”。对此郑芝龙欣然笑纳，毕竟谁也不会和钱过不去。

财运来了，官运也挡不住。十一月打完仗，十二月就被提拔了。郑芝龙升任福建副总兵，相当于福建海军司令。说是名利双收，那是一点儿也不过分。

但和另一个意义相比，上面的名利双收都算不得什么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东端，终于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了。

从中国经海路向西方输入商品的航线，素来被称作海上丝绸之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这条道路就是一条财富之路。但是从十六世纪葡萄牙人造访中国开始，这条航线的控制权就已经不在中国人手里了。多少年来，倭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走马灯一般来来往往，高兴了就做买卖，不高兴了就抢劫。

明朝中后期的中国政府，极度缺乏海权概念。从皇帝到官员，多在乎的只是陆地上的风景，海外贸易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不被重视的，后来因为倭寇闹得凶了，这才重视起来。是禁还是废的，先后摇摆了很多次，最后虽然废了海禁，但是海商的地位依然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和尊重。相当多的海商，基本还是被当作“贼”“匪”。像英国的海商可以封爵位，西班牙的海商可以得到皇帝的授权，而中国的海商们长久以来都是在孤军作战。

因为这样的孤军作战，所以即使在中国东南沿海外围，在自己家门口的地盘上，多年以来也都是外国人闹得欢。从最早的倭寇，到后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中国的海商虽然也混迹其中，但是唱主角的时候少，跑龙套的时候多。来来往往，始终成不了气候。

对于一个走向近代化的国家来说，对待新兴海商势力的态度，和海商阶层的发展状况，其实就是这个国家文明演进程度的一个标尺。明代晚期，欧洲国家在这方面走到了中国前头，但历史的演进从来不是“先来后到”，相反往往是“后发效应”。比如最早开辟新航路的西班牙、葡萄牙，纵然曾经风光一时，但起得快衰得也快，过了十七世纪就基本没动静了。在十七世纪一度称霸全球海洋，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折腾了一个多世纪后，不但没折腾成世界强国，反而把他们自己的“共和国”也折腾没了。最终将世界强国的地位保持到今天的，反而是如英国、法国等在大航海时代起步最晚的一批国家。这就是“后发效应”，即在同一场角逐中，起步比较晚的国家，可以凭借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正确的发展思路，最终后来居上，赶超前人。

而在那个时代，中国确实有“后发”的机会。这个机会的苗头，就是从郑芝龙开始。

在大航海时代，中国不缺少经济实力，也不缺少发展潜力；中国欠缺的，是对待航海时代的正确发展理念，和跟得上时代趋势的海权意识。多年以来，明朝政府最多只是面对世界打开半扇门，丝毫意识不到海外贸易对于整个国家的巨大意义。仅靠几个缺少政府支持的海商，同如狼似虎的欧洲殖民者周旋，就像断线了的风筝，纵然能扑腾两下，却飞不了几天，不是被人家灭了，就是给人家当帮凶。

郑芝龙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从闯荡日本开始，到蛰伏台湾埋头发展，再到当上朝廷官员，他做到了无数前辈做梦都想做，却把命搭上都没做到的事情。他让海商的身份、地位得到了政府的承认，以国家的名义，去完成之前诸多海商们穷尽一生未完成的梦想：成为这片海域真正的主人。

所以外国殖民者的船只经过他的地盘，不听话的他说打就打。杀气腾腾的荷兰舰队，他说灭就灭。过往的商旅，他说收保护费就收保护费。这一切看似只是海盗抢地盘，意义却不一般：这一片连接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海域，从这时候起由中国人做主了，而且从此太平了。

从料罗湾海战结束的1635年，到明朝灭亡的1644年，这九年的时间，在中国传统史家眼里，是明王朝日薄西山、黑暗腐败，在内忧外患中走向灭亡的九年。然而同样是这九年，在欧洲人的字典里，却还有另一个形容词：吸泵。在英语中，这是形容疯狂吸收东西的意思，而放在明末，它指的是中国市场疯狂吸收全世界的白银。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甚至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崇祯末年，全世界至少有一半数量的白银流入中国。这个数字虽然还有争议，但中国是那个时代全世界贸易的核心地区，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料罗湾海战至明朝灭亡的这九年，是中国“吸泵”的一段黄金期。原因很简单——安全。这段时间中国海的贸易航路，完全由郑芝龙家族把持，把持的主要方式，就是收“保护费”，即沿海过往船只，必须要购买郑家的航海令旗，才能保证安全，否则按照荷兰人在《热兰遮日志》里的说法，被拦截的概率将超过百分之五十，如果是出入福建沿海，被拦截的概率更超过百分之百。这时候的明王朝，和以前最大的区别，就是对“海禁”想禁也禁不住了。早在料罗湾海战结束后，年轻气盛的崇祯皇帝，还试图重拾“海禁”之法。但户部认为，一旦再行海禁，容易引起东南的民变，激化帝国矛盾，削减国家税收，最后只好作罢。而郑芝龙控制了中国海，让通行了近三百年的明朝海禁条令，成为一纸空文。作为福建总兵，福建地盘上的事他能做主，别的地方不能出海，来到福建就能，给钱就能放行。结果自然是有钱的全都来了。郑芝龙收“保护费”生意最好的这几年，计六奇在《明季北略》里说仅“令旗”这一项收入，就高达上千万两白银。同时，中国东南沿海通向日本和东南亚的商业路线，在这时期也全打开了。尤其是日本，明朝“隆庆开关”的时候，日本被列为禁止贸易的国家。同时，日本在十七世纪上半叶，经过“岛原起义”等事件后，出于对西方文明的恐惧，早中国一步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明朝崇祯五年（1632年），日本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禁绝海外贸易。到了明朝崇祯十一年（1638年），日本再次颁布锁国令，把葡萄牙也列为禁止贸易的对象，仅允许中国与荷兰商人来长崎通商。锁来锁去，日本偏偏锁不住中国，一则因为日本本国华商众多，利益阶层庞大；二则也因为郑芝龙与日本德川幕府的特殊关系。在那个时期，中国商船在日本得到的优待，能把荷兰人气得跺脚。就以船只进日本港口这点来说，日本明确规定，如果中国商船和荷兰商船同时到达日本，按照规矩，中国商船要优先进港。日本政府还多次警告荷兰人，如果开往日本的中国船只在沿途遭到荷兰人的攻击，那么荷兰商船在日本海域也将遭到同样的攻击。最让荷兰人抓狂的是，打着对日贸易的旗号，郑芝龙大张旗鼓地收购葡萄牙、西班牙等被日本禁绝贸易国家的货物，再转手到日本卖高价。对这种“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行为，日本人也听之任之。在晚明的最后十年，中国商船每年输入日本的货物，郑芝龙要占百分之八十左右；而和荷兰人比，更是优势明显。仅以崇祯十二年（1639年）为例，是年来日本贸易的中国商船总数，为八十九艘，荷兰人只有区区九艘。在这条重要的贸易航线上，料罗湾海战之后的商业格局是中国人吃肉，荷兰人喝汤。

当然，以日本人的性格，绝不会平白无故地给郑芝龙好处。郑芝龙八面玲珑，日本政府上上下下的关系都打理得好。但归根结底还是实力。当时郑芝龙拥有中国海上最强大的舰队，比起远在欧洲的荷兰人来说，郑芝龙的威胁更近，何况他在日本人脉深厚，一旦通商不成，势必变商为匪。当年一个颜思齐，都把日本搅得鸡犬不宁，何况一个更强大的郑芝龙？

除了拓展对日本的商路外，对于东南亚的商业航线，郑芝龙也没放过，特别是在对西班牙贸易方面。根据西班牙方面的资料，崇祯后期，中国海船造访马尼拉的数量每年都维持在五十艘左右，远远超过天启、万历时期。作为西班牙的敌国，以往荷兰经常在菲律宾至台湾之间的航线上骚扰沿途的商船，但现在有了郑芝龙的保护，就不得不老实了，见到“郑”字令旗，都得躲远远的。当年曾批准料罗湾战役的巴达维亚总督维尔，多次命令在这条航线上的荷兰战舰要“保持克制”“不要轻易引发与一官（郑芝龙）的纠纷”。

当然荷兰人的这种“风度”，说到底也是憋出来的，中间也有憋不住的时候，比如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年），荷兰人就憋不下去了。眼看着中国商人优哉游哉地往返在蓝色海洋上，赚着大把大把的白银，而自己的日子实在不好过。过不下去的荷兰人，也就又憋出了胆子：再打一仗，不信打不死你。

这次荷兰人咬咬牙，派出了一员猛将——朗必即里哥。比起早先的宋克和普雷曼斯，这个人的履历更辉煌，从非洲打到亚洲，还从来没吃过亏。他天生神力，还耍得一手好剑术。战舰也精良，比起上次和刘香海盗团伙的鱼龙混杂，这次荷兰人精选了九艘“夹板炮船”，也就是他们常年驰骋海洋的巨型炮舰。每艘战舰的载炮量，都在五十到六十门之间。崇祯十二年（1639年）六月，朗必即里哥袭击浙江沿海，击毁多处炮台，每到一地即烧杀抢掠，而且抢完了立刻卷包袱跑路，绝不过夜。没过多久，福建那边又传来警报，这厮又窜犯到了福建沿海，袭击厦门、泉州、海澄等地。等着明军赶到，他又跑得没影儿了。

朗必即里哥着实是一员经验丰富的战将，他抓住了中国海防的要害：千里海岸线，不可能处处防守，瞅你不注意的时候打一把，打完了就跑，再换个地方打，仗着船快，就和你在这海岸线上打游击！

战报传来，明朝上下自然又慌作一团。这个朗必即里哥来得很不是时候，这年正好是狼烟四起的年头。李自成和皇太极，像商量好似的，一个闹中原、一个闹长城，闹得明王朝摇摇欲坠、大厦将倾。偏偏荷兰人也来凑热闹，这不是落井下石吗？又摊上崇祯这样的皇帝，中央的大臣稍微出个差错，说罢就罢，说杀就杀，何况福建的地方官？面对这么大的压力，郑芝龙自然要把荷兰侵略者消灭掉。

对郑芝龙这位老对手，朗必即里哥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他的战术是离海岸远远的，绝不给你近海决战的机会，有本事你就出来找我，看看茫茫大海上，到底谁的船厉害。郑芝龙也知道凶险，在出征之前就反复告诫部下：荷兰人的战舰很厉害，外海作战我们不占优势，遇到敌人要慎重，千万不要逞能。戎马一生的他知道，荷兰人此行来者不善。这将是一场恶战。

郑芝龙的船队在福建沿海溜达了一圈，时常会碰到荷兰战舰骚扰一下，往往是开两炮就跑。他一跑，郑芝龙就追，越追离海岸线就越远，一路纠缠了几番，终于不用追了，在湄洲岛外海域，出现了等待已久、装备精良的九艘荷兰炮舰。决战，开打了。

比起前几次交手，这次双方算是“公平较量”了。不用像澎湖之战那样挖沙子，也不用像料罗湾水战那样堵港口，茫茫大海这么宽，你放火船也烧不着，只能拼船坚炮利了，可这个是荷兰人的强项。起初郑芝龙有自信，你的船炮厉害，我的三桅炮船也不是吃素的，可真打起来才知道，跟这种荷兰新式夹板船相比，三桅炮船还真是吃素的……

和前面几次交手不同，这次荷兰的三桅炮船，普遍都加厚了船舷上的挡板，甚至还装上了铁皮，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铁船”。郑芝龙的大炮打在荷兰船身上和挠痒痒似的，半点儿用都没有，可人家一炮打过来，郑军这里就天崩地裂了。你死我活的海战打了整整一个白天，荷兰人没什么损失，郑芝龙这边却伤亡惨重，其族弟郑芝蟒、郑芝鹤的战船相继被击毁。眼看着要吃眼前亏，郑芝龙不愧是“好汉”，连忙下令撤退。仗着船小跑得快，总算从荷兰人的火炮射程里逃了出来，全军退到附近的枫亭港休整。

在郑芝龙身经百战的航海人生里，这应该是他为数不多的败仗之一。顾不上总结经验，因为荷兰人像嗜血的鲨鱼一样紧紧跟了过来。好战的朗必即里哥的目的很明确：打赢你是不够的，灭了你才算完。

这时候的郑芝龙，已经到了人生中最凶险的时刻。跑是跑不了，人家的船不慢，一路盯得紧。就算是跑得了，回去有什么脸见人？多年打下来的海上霸权，怕是也要一战赔个精光了。可不跑又能怎么样？荷兰人的战舰忒硬，火炮忒狠，真恨不得一把火烧了。

危机局面下，众将不免人心浮动，有说突围的，有说交替掩护跑的。关键时刻，还是郑芝龙能撑，他勉励众将莫慌，他有办法对付敌人。

郑芝龙的办法很简单：一把火烧了它。

次日再战，荷兰人还是老样子，排成欧洲海军惯用的海军编队，得意扬扬地点火放炮。郑芝龙的水师还是一如既往的不经打。照着朗必即里哥的盘算，用不了多久，这些中国战船就会被统统打烂。火炮在继续轰鸣，硝烟弥漫的海洋上，一艘艘中国战船在起火、沉没。

朗必即里哥正欣赏着这动人的一幕，却忽然觉得不对，不是郑芝龙的船队在起火吗？怎么烧到我这里来了？

然后他又听到了那熟悉的嘶叫声：火！火！火！

见鬼了，这火从哪里来的？仔细一看差点儿没晕过去。郑芝龙确实没用火船，那玩意儿危险性大，外加成本高，在这外洋上用不划算。但不用火船，不意味着我不能烧你。选一群经验丰富的水手，七八艘小船，每人背俩火药桶，外加点火的油料，每艘船上有铁链，在其他战船掩护下，小船迅速突破荷兰人的火力网迫近对手，然后把小船牢牢钉在敌船上，接着跟点炮仗似的放火，烧！

对于打惯了阵地战的荷兰人来说，这招确实很怪，但郑芝龙却点到了荷兰人的死穴上：你的战舰大，防卫坚固，但船身下部就行动不便，而且有射击死角，正好被钻了空子。“噼噼啪啪”一通点火，荷兰战舰来了通连环炸，一声声轰隆巨响，五艘战舰瞬间起火。趁着荷兰人灭火的机会，郑芝龙开始反击了。雨点般的炮弹砸向荷兰舰队，熊熊烈火中，铁甲也白搭了。先前牛气烘烘的朗必即里哥，眼见败局已定，不得不匆忙下令突围。在经过一波三折之后，湄洲岛海战，再次以郑芝龙完胜而告结束。

对于郑芝龙来说，湄洲岛海战的惨胜，算是把他“打醒”的一次。这之前的郑芝龙，虽然反复告诫部下不能轻敌，但因几次大战的胜利，也确实飘飘然了。此战的凶险让郑芝龙明白，荷兰人的野心是不会收敛的。而志在拓展万里海疆的欧洲人，他们的决心和发展能力都是惊人的。上次可以放火，这次可以放炮仗，下次估计就没这便宜事了。郑芝龙绷紧了战备的弦。从崇祯十三年开始，郑芝龙陆续在福建海澄、漳州各地建立新式兵工厂，礼聘专业技师研发火器。后来他儿子郑成功的军火生产厂，就是在这时期奠基的。

荷兰方面不是惨胜，而是只剩下惨了。连最能打的朗必即里哥都歇菜了，外带五艘精锐战舰报废，打一次败一次，这赔本的买卖无论如何也不能做下去了。此战后的荷兰人，算是老实了。明朝崇祯十三年（1640年），郑芝龙和荷兰人缔结了有关对日贸易的分成协定。按照协议，每年对日贸易的利润，郑芝龙拿六成，荷兰人拿四成。虽然荷兰人觉得很吃亏，但郑芝龙脑袋里却全然没有这个概念。和你签协议就算瞧得起你了，还想拿四成？做梦！结果是协议虽然签了，可一天都没兑现，在海洋上郑芝龙照样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荷兰人一开始也很愤怒。当时的荷兰驻台湾总督顾恩，曾威胁要劫掠中国商船进行报复，没想到郑芝龙立刻反驳道：“你要劫掠我一条中国船，我就劫掠十条荷兰船！”面对这个说得出做得到的老对手，荷兰人只好服软了。还有啥办法，继续忍吧。

中国东南沿海基本算是消停了，对于这条连接全球的东亚航线来说，这时候的郑芝龙，真实的角色就是保护者。虽然他没有维护世界和平的觉悟，每张令旗三千两银子的“保护费”也够高，可对于当时的中国海商来说，这确实是个双赢的选择。有钱就出海，出海就赚钱，交点保护费算什么。更重要的是，按照有关历史资料的记录，这时期的东南沿海，从此“海氛频息”，也就是说太平了。虽然三千两白银的保护费够高，但是过往的商贾可以获得的利润，有“二十倍之利”。东南亚的华人数量，每年出海的中国商船，都滚雪球般增长着。一个由中国人主宰，北至辽东半岛，南到曾母暗沙的东亚海洋帝国，在郑芝龙的努力下已经悄然形成了。中国海商靠着“后发效应”，此时正勃勃向上。

荷兰人是不甘心的，可海洋争霸靠实力说话，不甘心也只能憋气，憋到后来，荷兰人还要忍气吞声，辗转从日本购买郑家的令旗。也就是承认了郑芝龙家族对这片海域的主宰地位。控制这片海洋没指望了，还是关起门在台湾过日子吧。

而郑家主宰这片海洋的时期，也是荷兰人通过台湾为中转站，与中国大陆贸易的高峰期。比起早期他们的强买强卖、欺行霸市，这时候的荷兰人算是老实了，每次买货，都老老实实按照郑芝龙提供的价格购买。也正是这时期，占有台湾的荷兰人，输入大陆的台湾土特产日益增多，比如鹿肉、砂糖、硫黄、牡蛎、盐鱼、鹿皮。同时荷兰人从东南亚劫掠的象牙、犀牛角这些奢侈品，也同样通过台湾中转，输送入大陆。晚明富贵阶层奢靡之风大兴，靠转卖这些物品，郑芝龙同样也年年大赚一把。但是他不会想到，他给台湾百姓带来了灾难。

虽然我们说到台湾落入荷兰人之手的历史，往往都说“三十八年殖民统治”。但荷兰人真正开始他们在台湾岛上的独大地位，却是在郑芝龙接受招安，离开台湾之后。虽然成为“朝廷命官”的郑芝龙也曾借着福建饥荒的机会，多次招募流民到台湾垦荒，但醉心于仕途以及拓展海洋航线的他，慢慢地忽视了台湾。他迁去的那些吃苦耐劳的百姓，最后都成了送给荷兰占领军的“大礼”。

荷兰人在台湾关起门过日子，是有一个从怀柔到残暴的过程的。总的趋势是一开始很怀柔，往后就越来越残暴，比西班牙人杀光烧光的做法更狡猾。西班牙人是把占领地的居民当奴隶，想杀就杀、想抢就抢，而荷兰人则是一开始把占领地的居民当邻居，赌咒发誓要和睦共处，一开始也还算老实，慢慢地就不老实了。先是小偷小摸占点儿便宜，然后就开始明火执仗地敲诈勒索，等着最后实力强大了，就干脆露出獠牙，“光明正大”地把你变成他的奴隶。无论是对台湾少数民族，还是对后来源源不断上岛屯垦的沿海汉族百姓，荷兰人都是这样的。

对少数民族，荷兰人“翻脸”比较快。天启四年（1624年）他们上岛，欺负少数民族不懂数学，连装可怜带忽悠地骗了几块地。等着城堡修起来后，一开始也还算老实，除了首任总督宋克曾强行征服新港社部落外，基本算是和当地部落公平买卖，交换土特产品。他们开始大规模武力征服，是从明朝崇祯二年（1629年）开始。那年荷兰人入侵麻豆社，反而遭到麻豆社痛打，死伤五十多人。事发后荷兰人很恼火，但麻豆社是个大社，以荷兰人当时在台的兵力很难一下征服，荷兰人于是“杀鸡给猴看”，没去找麻豆社算账，反而大举进攻和麻豆社相邻的家遛弯，将这个相对弱小的部落全部烧毁。在欺软怕硬的荷兰人眼里，麻豆社也好，家遛弯也罢，都是“土番”，杀谁都一样。

荷兰人在台湾开始“不怕硬”，是从料罗湾海战结束后开始的。料罗湾海战后，遭到惨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大为震惊。为了应对郑芝龙越来越近的威胁，开始大力加强台湾少数民族上的防务。那位在料罗湾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台湾总督普特曼斯，一再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写信，要求增加在台湾岛的防卫力量。到了崇祯九年（1636年），荷兰人在台湾的兵力增加到了四百七十五人。人多了，荷兰人也胆大了。之后，就是长达八年的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血腥征服。先是当年被荷兰人“杀鸡儆猴”的麻豆社，被荷兰人强行烧掉了所有的房屋，大肆杀戮。荷兰人带来了当时欧洲流行的天花病，导致当地瘟疫横行，三千多麻豆社居民，仅死于瘟疫的就有三百多人。这还是来自荷兰人的统计，显然是缩了水的。在荷兰人的重压之下，麻豆社被迫同荷兰人签订契约，宣誓效忠。

比起小琉球岛百姓的遭遇，麻豆社的同胞还算是幸福的。崇祯十年（1637年）春，荷兰人对小琉球群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继续“杀鸡给猴看”，他们居然在当地搞起了种族屠杀。一千二百名小琉球群岛居民，死于战火和屠杀的有四百多人，另有一百多青壮年被荷兰人挑选出来，分批卖到东南亚做奴隶。部落的所有女人，则分配给士兵做“礼物”。整个小琉球岛几乎灭族。此举之酷烈，甚至惊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十七人董事会经过投票发表声明，认定这种做法“不是很妥当”。

当然，所谓“不是很妥当”，也就是随便说说，“不妥当”的事该做还是做。比如荷兰人之所以对一些部落并不赶尽杀绝，而是和他们签订契约，建立统治，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方便强征他们的兵马，再去征服别的部落。既省力气，还能挑动各部落间的仇恨，可谓一举多得。从崇祯九年（1635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荷兰人用烧毁部落粮食房屋，强迫签订契约等方法，陆续征服了台南各主要少数民族部落。在荷兰人的《热兰遮城日志》里，只要涉及少数民族部落，满篇都是“不妥当”的事。比如在记录荷兰人对虎尾龚社的征服时，荷兰人用细致的笔墨，描绘了他们三次扫荡虎尾龚社村落的全过程。每次都是在秋收之后动手，将该村落过冬的粮食、房屋全部烧毁。从崇祯九年（1636年）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连续干了三回，要的就是让这些村民在入冬时节吃不上饭，也没地方住。荷兰人在《热兰遮日志》里详细记录了这些躲避杀戮的少数民族，在回村后面对惨景集体失声痛哭的景象，然而很得意扬扬地说：“他们终于明白拒绝文明开化的后果。”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冷血心肠，在字里行间昭然若揭。

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荷兰人赶走盘踞基隆的西班牙人，从此独霸整个台湾。经过八年的征服，这时期荷兰人控制的少数民族部落已经有二百一十九个，六万一千六百九十六人。部落多了，管理起来却也麻烦多。为了方便管理，荷兰人又别出心裁，搞出了“地方集会”制度。这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担任台湾总督的卡隆提出来的。主要内容是每年在台湾的重镇赤坎城，举行由各部落头领参加的“地方集会”，分别是三月份举办的北方集会和四月举办的南方集会。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忽悠！忽悠台湾同胞做顺民。

为了把忽悠进行到底，每次开会，荷兰人都煞费苦心。届时荷兰驻台湾的所有高级长官都要参加，总督还要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很高规格。更会不辞辛苦，到村落里深入群众，拉着老幼妇孺的手嘘寒问暖，很亲民。另外到会的各部落首领，还将得到由荷兰驻台湾总督亲自颁发的银冠权杖，确认其部落首领地位，很隆重。

这么煞费苦心的会，自然不会只务虚。荷兰人也有务实的，每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催缴税款，宣传纳税光荣，逃税可耻，谁家欠了税的，要一一通报批评，外带恐吓威胁，说点儿再不交税就把你咋样之类的话。顺便也要显摆一下。会议期间士兵荷枪实弹环列，领导视察的时候威风凛凛地跟在后面，以展示荷兰帝国的强大。最后总结会议中心思想，大体都是荷兰至高无上，效忠荷兰光荣啥的，每年也都不带重样的。

饶是荷兰人如此煞费苦心，可日久天长，该“忽悠大会”的尴尬事始终不断。比如有一次举行的基隆地区的大会，会议还没开，负责传达领导精神的翻译官就让人宰了。语言不通可是麻烦事，但荷兰人真能凑合，领导照常讲话，观众照常听。还有好几次召开的南方集会，会议开了没一半，就有人试图暗杀荷兰长官，虽说最后未遂被逮，但大会也给搅黄了。一开始，台湾总督去开会，还都是穿便装，带两个卫兵在身边，到后来，都要穿厚厚的铁甲，身边站一排卫兵。最让荷兰人尴尬的是，第一届地方集会的时候，到会的部落有二百多家，覆盖台湾少数民族人口高达六万。仅仅是十年后的清朝顺治十一年（1654年），荷兰人控制下的少数民族部落就锐减到了一百六十家，人口四万人。“锐减”的原因，一是常年的反抗，造成许多地处偏僻的部落逐渐脱离了荷兰人控制；二是荷兰人对台湾同胞一次次残暴的大屠杀，使得少数民族人口减少。煞费苦心的“忽悠大会”背后，是荷兰人残暴的殖民统治。

对台湾少数民族，荷兰人“翻脸”比较快。而对台湾岛上屯垦的汉族人，荷兰人“翻脸”的速度却比较慢。毕竟荷兰人欺软怕硬，汉人不那么好欺负，更何况他们大都是郑芝龙从沿海各省招募来的流民。对他们，荷兰人从一开始就忌惮万分。天启四年（1624年）登岛的荷兰人，总数不过二百多人，而岛上垦荒的汉族百姓，却已经有了数千人。所以一开始荷兰人也是夹着尾巴做人。颜思齐说让他们交税，他们连价都不还。后来郑芝龙接班后，势力迅速膨胀，在台的汉人也有了保护伞，和荷兰人之间基本是邻居关系。荷兰人修筑的赤坎、热兰遮等城池，也都有专门供中国人居住的华人区。从天启年间至崇祯年间，大陆百姓移民台湾有一个高潮期。按照荷兰殖民者当时的统计，在郑芝龙接受“招安”前后，当时平均每年往返于两岸之间的船只，多达一千多艘，在两岸之间往返的汉族移民，总数也超过万人。在当时的沿海老百姓看来，去台湾垦荒，就跟农民进县城打工一样，分分钟的事情。到了明朝灭亡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后，无休止的战火更让大量沿海百姓抛家舍业，远奔台湾。清朝顺治五年（1648年），当时荷兰台湾总督欧沃德估算，台湾垦荒汉人的总数已经超过了两万。

大量沿海人口的进入，对台湾岛的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崇祯六年（1633年）的时候，从大陆来台垦荒的汉人，就把甘蔗带到了台湾。这个后来成为台湾支柱产业的农作物，从此开始在宝岛生根。更重要的影响就是牛耕的推广。到了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时候，整个台湾岛的耕牛总数已经超过了一千头，大部分都是垦荒百姓用船从大陆运来。晚明时期的台湾农业，以水稻和蔗糖为主，辅以烟草、大麻、生姜、棉花等经济作物。耕地的总田亩数也滚雪球般上升，到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前的清朝顺治十七年（1660年），台湾的耕地总量已经超过了一万三千公顷。昔日的蛮荒不毛之地，而今已是良田万顷、欣欣向荣的世界。

在荷兰人眼中，这是一块流着油的肥肉。

在早期垦荒台湾的百姓眼里，荷兰人是商业合作伙伴，是来台湾闯世界的行商。但是荷兰人却不想和你做伙伴，他要做主子，把你当奴隶。在台汉人人数的增长，让历届荷兰驻台湾总督既喜且忧，喜的是人口带来财富，忧的是汉人人口增长太快，恐怕不好控制。所以台湾垦荒人口的增加，向来都是台湾总督朝东印度公司要兵、要预算的借口。

其实即使在郑芝龙接受明王朝“招安”返回福建后，他和在台湾岛垦荒的居民之间，联系也一度很密切。一直到他儿子郑成功的时候，还依然在向许多台湾村落征收租税。当时荷兰人曾和郑成功交涉，郑成功反驳说，这是从他父亲那时候就定下的传统。但不争的事实是，从返回大陆后，郑芝龙在台湾本岛的势力，一步步被荷兰人所侵占，甚至他在台湾的部下，也大多离散。

荷兰人最早开始对汉人下手，是在颜思齐死后。当时他们力量弱小，只是在鹿耳门周围的港口征收过往船舶税，对在岛内垦荒的汉人还不敢下手。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离台后，带走了岛上的大部分武装力量，滞留在岛上的，大多是老实巴交的屯垦百姓，荷兰人也就放心大胆地“翻脸”了。次年3月，荷兰人首先颁布法令，向岛上的汉人征收十分之一的酒税。崇祯三年（1630年）又出台了人头税，这是荷兰人控制台湾岛汉人的主要手段。最早的税赋并不高，但是按照规定，岛上的汉人每三个月要到热兰遮城领取税单，登记户口。台湾岛的汉族百姓，渐渐被纳入荷兰人的控制之下。

荷兰人对汉人变本加厉的压榨，是从崇祯八年（1635年）大规模征服少数民族部落的战争开始的。随着大批少数民族部落被荷兰人征服，岛上屯垦的汉人被荷兰人包围了。因为少数民族部落大多在山区，而汉人屯垦区却多在平原，外加荷兰人不断修筑碉堡工事，本来就失去靠山的岛上屯垦汉人，也就变成了砧板上待宰割的肉。

身为“刀俎”，在宰割汉人方面，荷兰人当然是不会客气的，从崇祯八年（1635年）开始，各种针对汉人的法令就不断出台。就以最简单的走路来说，汉人经过少数民族的村落、山川，都要向荷兰当局缴纳“过路费”。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荷兰人规定，汉人不能私售鹿皮，只能卖给荷兰当局。两年后又规定，汉人在热兰遮、赤坎等地区买房卖房，都要缴纳十分之一的税款。崇祯十二年（1639年）开始，汉人买盐要交税，种植甘蔗不许私自出售，只能以低价卖给荷兰当局，以方便荷兰人制作白糖牟取暴利。崇祯十七年（1644年）开始，汉人购买糖、蜡烛、烟草、鱼，甚至过年杀猪、冬天取暖，都要按照货物交税。按照荷兰当局的人口统计，从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年）到清朝顺治十一年（1654年），台湾本岛的汉族人口大约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七，但是缴纳的赋税，却增长了十五点八倍，可谓竭泽而渔。用当时一位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的话说：“我们简直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从中国人手里拿到钱。”

“宰”得如此狠，汉人的社会地位自然低。随着郑芝龙远走福建，对台湾岛越发鞭长莫及，荷兰当局对华人的歧视政策，也就越发明目张胆了。早在料罗湾海战后，为防止台湾岛上的汉人与郑芝龙有联络，荷兰当局于崇祯五年（1632年）出台禁令，禁止汉人拥有武器。如果违反，轻者坐牢，重者甚至要枪毙。荷兰驻军有敢擅自卖武器给汉人者，也一律处以死刑。甚至连外地的汉人乘船至台，登岛后第一件事也是交出武器。荷兰人在台湾做的另一件恶劣的事，就是挑拨恶化台湾岛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以荷兰人针对少数民族部落办的“忽悠大会”来说，每次会议的主题之一，就是诋毁丑化汉人。每次集会上，荷兰的地方长官只要说到汉人，往往在少数民族酋长面前宣传汉人是“卑鄙、懒惰、下流无耻的强盗”。长期的“丑化教育”，也加剧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除了严加防范外，荷兰人更推出“种族隔离制度”，从崇祯十三年（1640年）起规定，不许汉人在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建房子，更不许未经许可而擅自和少数民族接触和贸易。他们甚至在少数民族村落中悬赏，凡是抓住擅自进入少数民族村落的汉人，每抓住一个，可以获得五里尔（荷兰货币）的赏钱。在荷兰人建造的热兰遮、赤坎两城，更出台了“宵禁令”，晚上九点钟以后，汉人在城里没打灯笼，就不许穿过六个房屋以上的距离，违者罚款。如果是一群汉人走路，则只允许提一个灯笼，违者也罚款。而如果一个汉人提着灯笼走路，不小心走到了热兰遮城尽头的房子边，还是要罚款。如上种种，简直把汉人变成二等公民。

少数民族沦为了顺民，汉族沦为了二等公民，与郑芝龙争夺东亚海权失败的荷兰人，就这样关起门来在台湾做老大了。在两次与郑芝龙交锋失败后，荷兰随即改变了在东亚的政策，加大了对台湾岛的投入，并驱逐西班牙人出台湾。他们在台湾的兵力，也逐渐增加到了两千人的规模。按照后来台湾最后一任总督揆一在《被贻误的台湾》里的说法，荷兰应该把台湾变成“东亚海洋上不沉的桥头堡”。而对于志在拓展海洋的荷兰人来说，这个桥头堡对着的地方，仍然还是充满财富的中国海。

而这时候的中国，明王朝已然到了末世，内有李自成作乱，外有清军叩关，对台湾岛的事情肯定顾不上了。唯一能顾得上台湾的，也只有身为福建总兵的郑芝龙。以他当时称霸东亚海域的力量，收复台湾是很有把握的。当时郑芝龙的部将，也有人劝郑芝龙重新拓展台湾，赶走荷兰人，可他偏偏没这个兴趣，他是个商人，一切“工作重心”就是赚钱，至于国家领土主权之类的事，在他脑袋里是没概念的。于郑芝龙而言，确保东南沿海航路的畅通，保证每年源源不断的经济收益，才是最重要的。正沦为荷兰人“桥头堡”的台湾，万千百姓正在做亡国奴。朝廷不管，郑芝龙不管，还有谁能管？

“管”台湾的人，其实早已出现了。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八月二十七日，日本平户千里滨海滩，一位孕妇在散步时忽然腹中剧烈疼痛。急中生智下，她慌忙倚住身边一块平坦巨石，几番挣扎，一个婴儿终于呱呱坠地。

这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似乎与台湾有莫大的渊源，就在他降生的同时，他的父亲正在平户四处奔走，跟随颜思齐密谋那件后来险些颠覆日本历史的大事。在他降生一个月后，父亲因为事败避祸，跟随颜思齐远走台湾，成为十七世纪台湾第一代拓荒者。而就在千里之外的澎湖水域，明军与荷兰人的澎湖争夺战，正打得炮声隆隆……

在他降生两个月后，宋克率领的荷兰船队登陆鹿耳门，从此开始了荷兰人对台湾岛的殖民统治。在他降生三十八年后，他亲自率领一支舰队劈波斩浪，东征宝岛，将沦陷已久的台湾岛重新收回祖国的怀抱。三十八岁，是台湾沦入荷兰统治的时长，却也是他整整一生。

为台湾而生，为台湾而逝，似乎是这个孩子一生的宿命。

他的父亲，叫郑芝龙。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郑成功。

5. “国姓爷”心中的一根刺：郑成功的青少年岁月

记得20世纪80年代一部轻喜剧里，曾有一句这样的台词：名人的特点，就是加在他身上的“形容词”格外多。

作为一个生前身后都绝对“高光”的历史名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郑成功从来都不缺“形容词”。中国这边，他是公认的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精忠报国的忠良。而在海外更传奇，连他出生时候，他母亲倚住的那块大石头，后来都被叫作“诞儿石”，今天已是日本平户的重要旅游景点。同样位于平户的郑成功庙，至今香火旺盛。至于各种极尽赞美的“形容词”，近四百年来更是一抓一大把。

但如果要找一个形容词，去形容童年时候的郑成功的话，那恐怕只有一个词最合适——倒霉孩子。

出生在日本平户的郑成功，生下来就很倒霉。虽说倚石降生的过程很传奇，但生下来的时候就差点儿没气。只要稍微熟悉点儿妇产知识就知道，这种生法实在是危险，没弄出个胎死腹中，就已经算万幸了。

但万幸之后，却是一连串的不幸。首先是他那位叫郑芝龙的爹，虽说也算当时平户的一号人物，但在当爹的问题上，却是非常不靠谱，天天跟着颜思齐、杨天生等一帮人在外面胡混，混还没混成老大，反而是一帮人里的老小。主要的工作，说好听了叫“图谋大事”，说不好听了，就是煽动叛乱，属于社会不安定因素。至于家里的事，自然也就能不管就不管了。老婆生孩子的时候，还在外面忙活。孩子生下来以后，照样在外面忙活，难得回几次家，拉扯孩子的事全扔给了老婆。忙到天启四年（1624年）中秋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吃团圆饭，他干脆彻底不回来了：他伙同颜思齐发动的那场叛乱彻底失败，一群人仓皇逃离日本。对于17世纪东亚海洋历史来说，这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台湾从此来了一批拓荒者，在17世纪后的历史正是从此奠基。而对于当时才满月的郑成功来说，这也是一件大事：他爹跑了。

跑了爹的后果，对当时刚满月的郑成功，还有含辛茹苦拉扯他的娘，都是很严重的。平户叛乱事件之后，颜思齐、郑芝龙等二十八人，被日本政府列为通缉犯，尽管追不到海上去，可大街小巷都贴满了通缉令。出门买菜都能瞧见。这娘儿俩也就成了“罪犯家属”。跟大多数罪犯家属一样，这样的日子自然不好过。流言蜚语和白眼歧视都是少不了的。郑成功小时候，经常被邻居家孩子骂作“野孩子”“海盗儿子”。娘儿俩走到哪里，都经常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原先跟他家来往比较密切的朋友，瞧见风声不好，都忙不迭地划清界限，躲瘟神似的躲着。偏偏祸不单行，郑芝龙走了没几年，郑成功母亲家的亲人就相继病故，生活陷入困境，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的日子是少不了的。有些日本的资料说，童年时期的郑成功，经常跟着母亲，出入郑芝龙那些故旧家中，忍着人家的白眼讨点接济，可谓饱尝世态炎凉。郑芝龙“跑路”了以后，在台湾海峡渐渐混得风生水起，而远在日本相依为命的郑成功母子，却生活得水深火热。

许多历史资料，在提到郑成功这段早年的经历时，大多说这段童年的艰辛“磨炼了郑成功的意志”“塑造了郑成功的品格”。话倒是没错，但哪有这么容易：爹跑了，家里穷，没人待见。这种家庭悲剧，虽然许多伟人都遭遇过，但破罐子破摔的恐怕更多。

郑成功之所以最终成了伟人，而没有破罐子破摔，首先还是要感谢他的母亲。

郑成功的母亲，中国史料称她“田川氏”。关于她的身世，常年以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说是日本华侨翁家之女，也有人说是养女，还有说法是日本大名松浦家族的家臣田川氏之女。不过公认的看法是，她是一个美丽而坚强的母亲，生郑成功的时候，就很坚强，没人在旁边照应着，倚着石头冒着生命危险还是生了下来；在拉扯郑成功的日子里同样坚强，也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告诉儿子：你要坚强。

郑成功幼年的名字叫“福松”。取这个名字，一是为了纪念郑成功特殊的出生经历（“诞儿石”旁边有两棵松树），二是母亲希望儿子的性格像松树一样宁折不弯、不屈不挠。童年的郑成功，虽说生活艰辛，但在母亲的关爱呵护下，过得也很幸福。在“坚强”这条上，更没让母亲失望，反而“坚强”得让母亲头疼。他从小就是周遭有名的淘气包，好勇斗狠，尤其是别家孩子骂他的时候，他往往二话不说，不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不罢休。他还是个武术爱好者，七岁之前就跟人练过日本剑道。至于调皮孩子小时候都会干的各种恶作剧，小郑成功当然也没少干。

田川氏确实是个不一般的母亲，比起封建时代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她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许多资料上都说她自幼受过良好的家教，文化水平也很高，不但知书达理，而且通晓中、日两国语言，已经算得上是“才女”了。才女做母亲，教育孩子自然也有一套，比如很少打孩子。每次郑成功犯了错误，都是要被叫到身边，用儒家的教条来教育孩子，谆谆教诲半天，磨破嘴皮子，总能说得小郑成功幡然悔悟。对儿子的学龄前教育，田川氏更没有放下，虽说生活艰苦，可再苦也没苦了教育，学习环境再差，也要想尽办法教孩子读书识字，通过各种渠道找来儒家典籍，手把手一个字一个字教儿子念。念得最多的，就是儒家“仁义礼智信”方面的信条。十多年后，二十三岁的郑成功在南澳建军，誓师抗清，将其兵马分为“仁义礼智信”五部，可以说是对童年的一种特殊纪念。

也同样是这段特殊的童年，让郑成功的眼界从小就不一样。平户这个地方，是当时日本的“国际化都市”，云集各国商旅，高鼻子、矮鼻子的，穿洋装、穿汉服的，鱼龙混杂。见面打招呼，聊的也多是远洋航海的趣事。从小耳濡目染，让郑成功比国内同年龄的中国孩子，更早地看到了外面浩瀚的世界。

早年的这段生活，对郑成功一生都有重要影响，可以说有好有坏。好的方面说，见的多，听的多，眼光也就比别人宽广。家穷，生活艰难，但母亲教育得好，亲眼见着母亲一个人苦苦支撑这个家，自然就比别家孩子懂事早。他后来精忠报国，不屈不挠，诚如后人对他的评价“果敢刚毅传之自母”。当然也有坏的。特殊的身世让他从小受歧视非议，也让他比别人多了一分敏感。可能是无意的话、善意的玩笑、微不足道的小错，到他眼里都成了深深的伤害。他性格敏感偏狭，遇事容易冲动发怒，时常难容人的缺陷，也同样来自于此。

对于那时候的郑成功母子来说，艰辛的生活中，只有唯一的牵挂——郑芝龙。

郑芝龙算不上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对郑成功母子，可以说是很“薄情”，说扔就扔，在台湾混好了后，又娶了夫人颜氏（颜思齐的女儿）。据说郑芝龙也曾回日本看过他们。崇祯二年（1629年），田川氏还为他生下了郑成功的弟弟七左卫门。田川氏着实是个好妻子，含辛茹苦拉扯大孩子不说，对丈夫的感情也是思念多于埋怨。七岁之前的郑成功，经常被母亲带着，在他出生的平户千里滨海滩散步。每到那个时候，田川氏总会指着茫茫波涛，对满脸不解的小郑成功说一句话。

“孩子，海的那边就是你的故乡，你的爸爸就在那里。”

对于这对相依为命的母子来说，海那边的故乡可望而不可即。当时的郑芝龙忙着打天下，整天刀光剑影，远在日本的老婆孩子是顾不上了。就算顾上了也没用，此时的日本正处在“闭关锁国”的时期，连续多次发出“锁国令”，逐步限制外国人进入日本，更严禁日本人出国。所以一年又一年，田川氏也只能带着儿子，数着冬去春来，痴痴地隔海相望。

望到明朝崇祯三年（1630年），机会来了。

这一年的郑芝龙，不管是身份还是实力，都已“鸟枪换炮”了。他已经不再是占山为王的海盗，而是大明朝的“五省游击将军”。其麾下千艘大小船只，几万海盗，也摇身一变成了大明朝正规军。官位，钱财，地位，女人，想要的全有了，却还有一样没有：儿子。

功成名就的郑芝龙，又挂念起了远在平户的郑成功母子。此时距离他在日本“叛乱”已经过去了六年，外加他现在强大的实力，和德川幕府的旧账早就一笔勾销了。于是他派同族兄弟郑芝燕赴日，试图接回他们母子。可郑芝燕到日本就碰了壁：此时日本正开始“闭关锁国”。如上文所讲，日本法律严禁本国公民离开日本。饶是郑芝龙想尽办法，找他在日本的朋友打通关节，可对这事关“国策”的原则问题，却是谁也不肯松动。最后郑芝龙怒了，他派遣了一艘战船，上面有六十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由其另一个同族兄弟郑芝鹗率领，杀气腾腾地造访平户。态度很明确：不交人我就打。这下日本人慌了，一艘战船，六十多士兵不算啥，但以郑芝龙此时的实力，把日本沿海打个稀巴烂是很轻松的。结果，日本政府给了这支使团“高规格”接待，由彼时日本幕府实际统治者德川家光亲自接见郑芝鹗。据说郑芝鹗还特意带来了一张图画，上面绘有郑芝龙的巨型战船。这基本算是武力恐吓了。对这样的恐吓，没实力的日本幕府也只好忍气吞声，集合重臣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郑家母子的处理问题。最后总算折中了一下：锁国令是日本国的基本国策，是不能动摇的，所以田川氏不能离开日本，但郑福松（郑成功）毕竟是中国人的儿子，所以可以离开。

折中的结果改变了郑成功的命运。他被叔父郑芝鹗接走，离开生活了六年的日本和生养他的母亲，回到海那边的故乡和朝思暮想的父亲身边。对于田川氏来讲，辛苦拉扯大的儿子，被突然从身边带走，自然是残酷的，可窝在这日本岛上，自然也没什么出息，为了儿子的前程，也只有接受这样的残酷了。对只有七岁的郑成功来说，这样的选择自然也难以接受。史料上没有记载当时郑成功与母亲分别是怎样的场景，但是后来有关他的一个生活细节的记录，却做了最好的注解。在回到父亲身边后，一直到他二十一岁那年母亲从日本归来，这期间的郑成功，总保持着一个习惯：经常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独自一人站在海边，向海的那边痴痴张望，就像他童年生活在日本时一样。不知当年与他一道望海的母亲，是否也正与他一样隔海相望。

以一场别离，结束另一场别离，这是郑成功人生里的第一次。从此以后，一直到他去世，他的生活总是在重复着这样的别离。

在崇祯三年（1630年）五月这场别离之后，郑成功回到福建南安，跟随父亲郑芝龙开始了新生活。对这个儿子，郑芝龙还是很疼爱的。此时的郑家也不是当年的海盗身份了，而是富甲一方的官绅。身为郑家的大少爷，郑成功自然是锦衣玉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比如十五岁那年他去福州参加乡试，一路上都有郑家的仆人打前站，包租下最豪华的客房，所过之处，身边都有一大群佣人前呼后拥地伺候。考试的时候，他在考场里答题（当时考试全是单间），外面佣人排着队往里送山珍海味，着实是一派奢侈拉风的“官二代”做派。

但这个官二代，有时候也并不顺心，思念母亲自不必说，毕竟是老爹在国外生的儿子，和父亲的关系很长时间也不亲近。郑家的许多长辈看他不太顺眼，比如他的叔叔郑芝豹就经常欺负他。他经常在海边思念母亲，就被一些郑家的叔叔辈嘲笑。但也有赏识他的人，比如他的四叔郑鸿逵，就曾断定这孩子将来必大有作为，曾赞他是郑家日后的“千里驹”。这个郑鸿逵不是一般人，在郑芝龙的同辈弟兄里，别人也就练个武、打个仗，他不但能打更能学习，肚子里有墨水，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时候更高中了武进士，成为明王朝的锦衣卫指挥使。他对郑成功的判断，更证明了他的眼光。在后来的一次关键时刻，他帮助郑成功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择。

郑芝龙把儿子从日本接回来，自然不是为了让他做“官二代”的，相反是要他做千里驹。这时候的郑成功，已不叫原先的名——“福松”，而是改叫“郑森”。取这个名字，也足见父亲对他的希望。像那时代大多数官宦家族一样，做了官的郑芝龙也希望儿子走正规的科举仕途，金榜题名光耀门庭。对儿子的教育，郑芝龙自然不敢马虎，为他请了当地最好的老师。对这个老师的姓名，史料上一直有争议，但没争议的是，他被小郑成功搞得很头疼。

读书了的郑成功，跟学龄前的郑成功一样，是个不听话的孩子。比如老师要求他读四书五经，别的他也就敷衍着看两眼，偏偏逮着《春秋》和《孙子兵法》读个没完。老师要求他读书要认真，做到精益求精，他偏偏“不治章句”，还不知天高地厚，喜欢边读边修改，觉得书上说得不对的，就在旁边空白处写意见。又比如老师要求他好好学习，一心只读圣贤书，他却很热衷业余活动，比如习武练剑。练得上瘾了，功课就全扔一边去。这样“顶牛”的孩子，放在哪个老师身边自然都头疼。

但郑成功的这位老师，却着实是个不怕头疼的好老师，对郑成功的“不听话”，不但不压制，反而因势利导。喜欢读《春秋》，就讲《春秋》里的名人趣事；喜欢看兵法，那就探讨兵法，顺便学习一下古代军事家的诗篇作品；至于习武练剑之类的“业余活动”，孩子喜欢当然也不拦着，但功课一定不能落下。一来二去，也把小郑成功调教得像模像样。外加天资聪颖，郑成功八岁就能背四书五经，十岁就能写八股文，科举考试要考的功课，样样都进步很快。科举考试不考的功课，他也学得颇有心得。比如武功练得好，兵书读得多，却并不纸上谈兵，反而活泼好动，闲着没事就去父亲军营里闲逛，逮着当兵的，就跟人家侃行军打仗的趣事。他还是一样边读书边写意见，在他给《孙子兵法》的批注里，曾有“挥尘谈兵效古之英豪，究心天下封侯非所愿”之语。青葱少年的胸怀中，已经有了凌云之志。

少年郑成功就这样按照父亲设计的人生路线走着——科场登地，光宗耀祖。他走得很不错，十五岁就中了秀才，还是福建南安二十名“廪膳生”之一。所谓“廪膳生”，就是明朝享受“国家财政津贴”的秀才。能得到这种待遇的可不是一般人，其名额有限，摊在每个县也就二十个左右，必须得是当地学业成绩出色的优等生才行。十五岁郑成功，就是这些优等生中的一员。在这段时日里，他与父亲郑芝龙的感情，也渐渐从疏离变得亲近起来。就学以后的郑成功，在父子交往中谨守孝道，礼敬有加。随着他渐渐懂事，父亲横扫海疆、力挫外敌、保卫一方平安的光荣事迹让他钦佩不已。在他十六岁以前的诗文中，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咏叹。

学业优等的同时，郑成功也迎来了人生里的又一件大事——结婚。十七岁那年，他娶了泉州董家的女儿董酉姑。这个董家不一般，新娘的父亲董飏先（有说叔父）做过明王朝的礼部侍郎，在当时以刚直不阿著称。但对郑成功来说，这位成为他妻子的董酉姑，对他一生的影响更不一般。这是一个知书达理且外柔内刚的女子，在日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她以其沉稳精细、坚韧果敢，成为丈夫的支撑，一生事业里重要的助手。在后来波澜壮阔的岁月里，她与郑成功不离不弃，相携走过。

按照封建迷信的说法，不一般的女子，一般都有旺夫相。娶了董酉姑的郑成功，家庭事业都是越发的兴旺，婚后第二年就有了儿子，即后来继承他的事业，扎根台湾的郑经。学业也蒸蒸日上，在当地声名鹊起。到了郑成功婚后第三年的时候，他以福建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南京国子监，成了一名监生。对于这个小吏出身、靠海盗发家、打打杀杀多年的家族来说，这更是旺到祖坟上都冒青烟了：国子监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文化圣殿，地位尊贵且前途远大。光宗耀祖的金光大道，俨然铺在了郑成功眼前。

于是二十岁的郑成功收拾行李，告别了父亲与妻儿，还有他生活了十三年的福建南安，走入了南京国子监。

跟南京比起来，无论是郑成功的出生地日本平户，还是故乡福建南安，显然都不是一个档次。六朝古都，大明朝的陪都，南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又兼是国子监这样的高等学府，进出的都是大人物，见的都是大场面。传说中的文化名流、位高权重的政治显贵，到了这里全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秦淮河畔绮丽的风光，熙熙攘攘的繁华，更是先前闻所未闻。来这样的花花世界，机会多，诱惑多，当然，也很难混。

郑成功却混得很滋润。作为一个文化人，他读书时最有名的诗篇，几乎全写于此地，还多是风景田园诗，许多名作今天还被看作明朝诗词中的经典。可见不但学业抓得紧，生活也过得丰富多彩，交的朋友也多。他本就是个生性活泼的人，喜好四处交游，身为官家子弟，出手也阔绰，出去聚会游玩，常常抢着买单，朋友自然交了不少。授课的老师，一道求学的同学，来来往往的名流人物，里里外外至少都混了个脸熟，其中不乏重量级人物。比如后来成为南明永历政权大学士的瞿式耜，当时就曾赞他“他日必为伟器”。另外一位当时的政治名流，江南“复社”创始人徐孚远，还曾做过他的诗文老师。他后来诗词中的苍劲豪拓之气，大多袭自徐孚远的风骨。而到他起兵抗清的艰苦岁月里，那些曾与他并肩战斗的同仁们，许多也是他在南京读书时的故友。

但要说对郑成功影响最大的人，还要数钱谦益，他是郑成功读国子监时的老师。在南京这个纸醉金迷的世界里，是他为懵懂年少的郑成功确立了一生坚持的东西：信仰。

钱谦益这个人，因为与柳如是的不伦之恋，以及最后投靠清朝的“叛徒”结局，到今天已经是一个负面的人物。但在当时的明朝士林界，他是一个神话：中过科举的探花，做过中央级的高官，斗过只手遮天的阉党权奸，政治上几起几落却誓不低头，是晚明著名的政治团体“东林党”的重量级人物。文化地位也很高，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一生著述辉煌，当时就有称号叫“当代文章伯”，堪称政治界与文化界的“双料”泰斗。这样的人物，看人的标准也是相当高的，但对郑成功，钱谦益却早早就下了定语：此人英雄，非他人能比。

钱谦益之所以赏识郑成功，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与其父郑芝龙的关系。晚明的政治领袖多好结交武将，以待关键时候为自己所用。在郑成功考取国子监的前一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钱谦益曾亲写贺诗，为郑芝龙贺寿。其中有“荷鼓光芒朝北斗，握奇壁垒镇南冥”之语，极力赞颂郑氏家族痛击荷兰、拱卫海疆的大功。所以自郑成功至南京求学后，就对他格外关照，而更重要的原因，却还在于郑成功自己。他跟随钱谦益系统学习的，基本是传统儒家的经典思想。他天资聪颖，对各类学问的理解比别的学生快得多。而且他还很胆大，别人都死记硬背，他却喜欢勤于思考，经常举一反三，还和钱谦益发生过多次辩论。在重视师道尊严的晚明，这种行为碰上一般老师当然是自找倒霉，但钱谦益不是一般老师。连妓女都敢娶回家当正房妇人的人，观念自然开放，对郑成功的“冒犯”不但不介意，反而十分欣赏，还经常“开小灶”，把郑成功带到家里单独辅导。郑成功在自己的诗文里曾经记录，他曾在钱谦益位于苏州常熟虞山的家中，与钱谦益就儒家思想中的某些教条展开逐一的辩论，吵得激烈，却更对了脾气。

在越来越多“对脾气”之后，钱谦益终于确信：这个聪颖、刚毅、勇敢的青年，他日必成英杰人物。因此，他做主给郑成功取了字——大木。木者，国家栋梁之材也。

而对郑成功来说，得到的就不仅仅是个字了。身为“东林党”的大佬，钱谦益本身就是很有政治热情的。晚明最后几年时局艰危，国家内忧外患，无不让他忧心。郑氏家族扬威东南的武功，少年郑成功的勃勃英气，成了他心中挽救朝局的希望。早在明军与李自成打得天昏地暗的时候，他就曾上书朝廷，要求调郑芝龙的军队北上保卫南京，并大赞郑家强兵“如长鱼拥剑，跳跃于惊涛巨浪之中”。他教郑成功最多的，除了儒家的典籍外，更多的则是儒家传统的君臣之道、忠义思想，经常讲述当年东林党人不惧强权、勇斗阉党、以身报国的事迹。也因钱谦益的缘故，郑成功在南京交往最多的，是当时明朝“东林”“复社”这些清流团体的人物。这些人多以气节自居，往来交谈说得最多的也是忠孝节义、家国社稷。东林党人当年百折不挠的斗争，恩师的心怀天下、忠贞高洁，“复社”名流们的慷慨激昂、道德节义，无不让年轻的郑成功心向往之。在此时的郑成功心中，应该有两个偶像。一位是他那抵御外辱、护佑东南的父亲郑芝龙，一位是教他做人、受他尊敬的钱谦益。从童年母亲的教诲，十三年正规儒家思想的教育，到钱谦益的激励训导，年轻的郑成功确立了终生不渝的信仰：精忠报国，匡扶社稷。

这时候的郑成功，按照史料上的说法，是“风仪秀整，倜傥有大志”，俨然一个英姿勃勃的热血知识青年。从一个平凡的富家子弟，到信仰坚定、万众敬仰的民族英雄，在他心灵的成长中，这是重要的一步。

天启四年（1624年），二十岁的郑芝龙还在忙着闯世界。从小他就出来跑船，基本没有家国观念，老婆孩子说扔就扔，唯一的念想就是拉队伍、赚钱、抢地盘，管你是朝廷、海盗、荷兰人，谁给我好处我就和谁合作，谁挡我的路我就和谁玩命。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十岁的郑成功正忙着读书受教育。读四书五经，听恩师教诲，经常为东林党人的无悔牺牲感动一把，也时常跟着复社清流高谈阔论，平日里满脑子的忠孝节义，嘴上时时挂着以天下为己任。

这对父子的信仰不同，但就像一位欧洲哲学家说的，生存逼出来的信仰虽然层次很低，却很牢固，考验是最简单的。生活造就的信仰虽然层次很崇高，却是不牢固的，考验是最残酷的。郑芝龙的信仰是生存逼出来的。生计无着的破落公子，无家可归的罪犯，避居台湾的拓荒者，闯荡海洋的枭雄，称霸东南的大明朝福建总兵，东亚海洋的保护人。一切都是出于生存的本能，层次很低、很牢固，考验也貌似简单，却还是打了许多仗，耍了许多心眼，杀了许多人，逃了许多次命，一步一个脚印，终成大业。

相比之下，二十岁的郑成功，还更像一朵温室里的花朵，没冒过险，没打过仗，没杀过人，没逃过命。无忧无虑地生活了几十年，他的所谓信仰，是母亲灌输的，是老师课上课下教过的，是子曰诗云的书本里讲过的，是停留在口头上的。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深夜，郑成功还在南京国子监，千里之外的国都北京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拉开了这场残酷考验的序幕：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上吊。

从一个一心苦读圣贤书的儒生，到以身许国的勇士、收复台湾的英雄，天崩地裂，孤军奋战，矢志不改。一切的光荣与残酷、希望与绝望，皆从此开始。

肆 挥师东进：明末清初的收台战争

崇祯之死，表面看是一个军事问题，对内打不过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对外打不过关外的八旗铁骑。但从另一个层面上看却是一个经济问题：国家每年军费开支激增，外加贪污腐败，挣的没有花的多。好比一家公司连年财政亏空一样，破产完蛋是迟早的事。可是，为什么以当时中国每年吸收世界三分之一白银的外贸能力，仍然不能改变国家的财政窘境？原因很简单，明朝政府自始至终只是开了半扇门。面对已经进入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蓬勃发展的工商业严重脱节。就以税收来说，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还是来自于农业税，工商业占的份额很少，海外贸易占的份额更少。沿海海商每年缴纳的税款，仅仅占每年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左右。至于每年“吸泵”一样疯狂涌入的白银，那更是明王朝自食其果了。在对外贸易方面，明王朝习惯于严加防范、百般限制，这笔生意不让做，那笔生意不让来。可赚钱的事情谁不想干，到最后你想限制也限制不住，人家赚了钱，凭什么要交给你？典型如郑芝龙，他做买卖收保护费赚了钱，除去给各级官员送好处，交给国家的寥寥无几。

郑芝龙和他的郑氏海商家族，虽然在此时已经是明朝的“朝廷命官”，是福建当地的望族，但说到底还是被招安的海寇，他的贸易利润完全属于他的家族，他跟国家之间完全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老舍说过：国家这东西，你原先就知道他是个词，可真到没了的时候，你才知道他和你连得是那么紧，就和皮跟肉似的。撕裂皮肉的剧痛很快地降临在郑芝龙家族身上。

1. 分崩离析：清军南下时代郑氏家族的分裂

明末这样改朝换代，说好听点儿是“群雄逐鹿”。整个中国地图上的“群雄”着实不少。占了北京的李自成，俨然一派新朝开国的气象。流窜西南的张献忠，也扯起了“大西王朝”的旗号，大有盘踞西南的派头。雄踞山海关宁远的辽东总兵官吴三桂，虽说地盘兵力有限，却地处明朝辽东防线的核心，手握晚明最强大的陆军“关宁铁骑”。滚滚烟尘中，能逐到那只“鹿”的，又会是谁？

“逐”了没几天，这几位“群雄”就全变成“群熊”了。一派新朝开国气象的李自成，根子上还是个土匪，进了北京后，成日骄奢淫逸，手下的兵将也各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成天跑到富户家敲诈勒索，再就是攀富比阔，基本上啥正事不干。结果三月十九日进北京，四月二十九日就被打了出去，然后如丧家犬般被一路追杀，最后在湖北九宫山彻底覆灭。曾与李自成齐名的另一路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更不是玩意儿，行军打仗就知道奸淫掳掠，到四川建立了政权，还是整日奸淫掳掠。而盘踞山海关的吴三桂，更是一“熊”到底，干脆勾结关外清兵入关，给清军做急先锋，一口气席卷了北方半壁。

所以滚滚烟尘中，天下的大势很快就清晰了。在这场改朝换代的“逐鹿”中，胜利者其实只有“二选一”：一方是和明王朝打了二十五年仗，雄踞北方的清王朝；一方则是沿长江划江而治，以正统自居的南明王朝。

从军事实力上看，满人着实强大。当年明王朝版图内“建州女真部落”，而今已坐拥辽东黑土地，手握精锐满洲八旗。当年唯一能与他们抗衡的明朝辽东“关宁铁骑”，此时也在吴三桂的带领下尽数投降，可谓如虎添翼。此时的中原大地早被李自成折腾得七荤八素，骁勇的满洲铁骑自然是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到崇祯十七年年尾，长江以北的中原各省，已经悉数落入清王朝手中。

划江而治的南明王朝，却没这么容易对付了。虽然后来的历史资料都把1644年视为明王朝的终点，但在当时的人看来，明王朝是亡不了的。北方半壁江山沦陷的事，在历史上发生的不少。先前的东晋、南宋，最差也能落个划江而治，偏安东南。况且比起那时候来，此时的南明王朝形势好得不能再好。长江以北，还有隶属于南明王朝的“江北四镇”，分别是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左良玉部，是整个南中国的屏障。隶属于南明王朝名下的各路军队，总数近百万。“政治基础”更好，明朝当年迁都北京的时候，在南京留下了一整套机构班子，政府和人员都是现成的，换个皇帝，以“正统”名义号令天下，都是很方便、很容易的。所以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清王朝想统一中国没那么容易；明王朝再不济，偏安还是没问题的。

不过对于那个时代的仁人志士来说，偏安是绝对不行的，恢复河山才是理想。何况乱世出英雄，国难当头，也正是一展身手的时候。所以但凡有点儿理想的人，面对纷乱的时局都不免有些激动，比如郑成功。

郑成功那时候只是南京国子监的一个普通学生，但授业的老师，是当时的“泰斗”钱谦益；交往的朋友，也多是以才学气节著称一时的青年名士。国家大变之下，这些热血青年自然容易激动。尤其是号称“小东林”的复社，经常举行各种文化界的聚会，一个个慷慨陈词，骂时局、表决心，恨不得明天就提刀杀过长江去，将满人赶出关。这里面的郑成功尤其激动，各种聚会他都参加过，也经常发表针砭时弊的言论。后来他返回福建，跟随父亲面见南明隆武帝的时候，隆武帝第一句话就说：“你在南京不到一年，到处就传颂你的名声啊。”

当然他激动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一直悉心教导他的钱谦益，在赋闲了许多年之后，也因南明开国而得到重用，官至礼部尚书。老师升官自然也是学生们的机会。那时候郑成功除了读书、参加各类聚会外，最重要的就是给手握大权的老师钱谦益提各种“合理化建议”。比如他曾建议钱谦益要任用贤才，招募勇将，储备粮草，精练军队，贬斥庸才，以准备收复河山。到后来，钱谦益自己都受不了了，批评郑成功“少更事，知之易，行之难”。意思就是说你这小毛孩子懂什么，这些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哪有那么容易。恩师都泼冷水了，但郑成功更激动，慷慨陈词：“此岂贪禄位，徒事粉饰地邪？”身为学生，面对面说自己老师贪恋权位混日子。这番激动，为这对师徒后来的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

当然，远在福建的郑芝龙也很激动。南明弘光政权一建立，就先封了郑芝龙一个伯爵。原先只是朝廷命官，现在却有了世袭爵位，成了贵族。崇祯上吊、国土沦陷，对明朝官民来说是国难，对郑家来说却是因祸得福。手握重兵且财富充足的郑芝龙自然不会放弃升官发财的机会。他与儿子郑成功之间的最后决裂，也在此时埋下了伏笔。

没过多久，郑成功激动不起来了。因为这个以“正统”自居建都南京的南明弘光政权，实在是让人激动不起来。

南明弘光政权，建立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这个政权的皇帝，是明朝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菘，是上吊的崇祯皇帝的堂兄，身份说得上是根正苗红，被当时大多数志在收复河山的志士们寄予了很大希望。大批英才云集南京，南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军队也听他号令，可以说是英杰荟萃、兵强马壮。

但是这个政权却毛病多多，首先是皇帝本身就不给力。朱由菘在做藩王的时候就声名狼藉，吃喝嫖赌的毛病样样不少，登基之后更是日日花天酒地。南明辖下的军队，看似数目不少，其实水分极大，吃空饷的情况十分普遍。而且一个个心怀鬼胎，比如担负“屏障”作用的江北四镇，其中一镇的总兵刘泽清战前就曾告诫部下，敌人来了别玩命，能跑就跑，不能跑就赶快投降。内部的重重矛盾最致命。英才荟萃不假，但掌权的就两种人，投机的和迂腐的。前者如拥立弘光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成日就知道排斥异己、卖官鬻爵。后者如最后慷慨捐躯的史可法，他当时是弘光政权的兵部尚书，有忠心不假，但看问题却实在白痴。比如他在给弘光帝的奏疏里，就坚决主张南明借清军的力量剿灭李自成，说什么清兵入关是给崇祯皇帝报仇。也正是拜他所赐，清王朝可以步步为营，先以“平贼”为名，毫无后顾之忧地扫荡李自成。

皇帝不给力，大臣忙着争权夺利，军队各怀鬼胎，就算是钱谦益这样的“泰斗”，也不过是混日子。

所以郑成功也渐渐地不激动了。匡扶社稷，精忠报国。理想很美好，可现实很无奈。皇帝指望不上，朝廷指望不上，连自己一向敬重的老师也指望不上。还能指望谁？

或者还有一个，那就是父亲郑芝龙。

弘光元年（1645年）三月，恰逢南京国子监解散，于是失学青年郑成功带着这样的指望，告别了恩师钱谦益，踏上了回家的路途。他走得很是时候，因为再过一月兵灾就来了。是年四月，稳定了北方的清王朝调动铁骑向南明进攻。从四月中旬开始，清军大举南下，南明设在江北的“江北四镇”一触即溃，除黄得功部力战殉国外，其他三镇或逃或降。不给力的弘光帝拔腿就跑，但没有跑掉，路上被部下田维乘出卖，被清军俘虏后送到北京斩首。五月十七日，清军兵不血刃占领南京，以“正统”自居的南明弘光政权不到一年就亡了。在清军进入南京城时，带头投诚的恰是郑成功的恩师钱谦益。大难面前，常年教导郑成功“气节”的他早早露出了懦夫本色。本来清军破城前，他以江南士林“魁首”的身份，大张旗鼓地说要投湖殉节，引得一群名士纷纷围观。众目睽睽之下，他假模假样地摆了几个POSS，弯腰一试水，嚷嚷了一句“水太凉”，说什么也不跳了，然后出城投降，主动剃发。围观的名士们大跌眼镜。当年的“神话”，从此成了“笑话”。

钱谦益变笑话的时候，郑成功已经远在福建南平。他对钱谦益的变节是什么态度，史料上很少提及，但回到家乡的他有一段时间基本过的是“宅男”生活。在南京的这一年，能人见过，奸人也见过，南明政权的腐朽无能更是亲身经历。皇帝不干正事，大臣蝇营狗苟，老师尸位素餐，热血青年们除了激动一把，其实啥也干不成。从小树立的忠义理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位年方二十一岁的青年，不能说没有过动摇。他在返回福建后曾经写过一副对联：“养心莫如寡欲，至爱无如读书。”归乡后的郑成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在家读书习字，吟诗弄文，一副“双耳不闻窗外事”的做派。这时候的他，其实还只是一个满脑子儒家经义的青年文士，眼见时局不可挽回时，奉行的还是“穷则独善其身”的理念。

弘光政权的灭亡，并不意味着这场改朝换代之争的结束。相反，南中国的抗击风暴越演越烈。早在弘光政权时，郑芝龙的亲弟郑鸿逵就率军北上瓜洲。清军攻掠江南时，沿途明军或逃或降，郑鸿逵却是少数坚决抵抗的。这支只有几千人的郑家家兵，虽在清军优势兵力的围攻下不支败退，但其奋勇的抗击却也迟延了清军的南下脚步，为南明各政权集结抗击力量争取了时间。南京沦陷后仅十九天，另一支明朝宗室潞王朱常芳在杭州监国，但这个政权更不给力。“监国”了六天，清军就摧枯拉朽地杀来了。时任杭州总兵的郑鸿逵请求潞王南下福建继续抗战，却被六神无主的潞王拒绝。无奈的郑鸿逵只得独自离去，熟料“无心插柳柳成荫”，在逃跑路上郑鸿逵路遇了另一宗室，同样因不甘投降而逃亡的唐王朱聿键。双方一拍即合，一道去了福建。

对于已经是南明“伯爵”的郑芝龙家族来说，捞到朱聿键算是捞到宝了。此时清王朝已下“剃发易服令”，激起整个东南地区的强烈反对。原本是兵不血刃占领的江南地区，一时间义师并起，殊死抗击清军南下。这般局面下，手里握着一个王爷，就等于握着一把统领全国抗清的旗帜。六月十五日，这杆大旗正式树起来了：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建元“隆武”。对于当时全国的抗清力量来说，这可算是“及时雨”。一时之间，江西、湖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各省的文臣武将纷纷上表，宣誓效忠。拥立有功的郑芝龙家族自然获得了不少好处。朱聿键虽然称帝，可他手里无兵无权，只有黄道周等几个亲信文臣，算是一条“弱龙”，可郑家却是福建的“地头蛇”。弱龙遇到地头蛇，非但压不住，反而是要被地头蛇压制的。郑芝龙本人被封为定国公，官封太师。在明朝，这样的职务算是威风到家了。太师一般都是文臣过世之后，国家才给予追认的崇高名号。至于公爵，必须得有盖世的军功才可得到。明朝近三百年历史上，更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活着的时候既封公爵又做太师。

但对郑芝龙来说，这些都是不够的。他脑袋里基本没什么民族大义，所谓的抗清复明、保家卫国，在他眼里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家利益，外带着能多捞好处。

这时候的清军，虽说势如破竹，攻城掠地无数，但真正属于清王朝本部的“八旗”不过二十多万人，控制广阔的中原大地尚且力不从心，何况南下统一江山？当时给清军打头阵的，多是南明的叛降兵马。但这群人不牢靠，今天可以跟你混，明天说叛变就叛变。特别是“剃发令”下后，全国上下反抗四起，不止老百姓纷纷组成义军，许多归降清朝的前明军队也纷纷叛变。就当时的形势来说，郑芝龙完全有抗击清军的本钱：福建三面环山，地势险要，不是善于平原冲锋的满洲八旗能攻打得了的，只要守住唯一的对外要道仙霞关，就可以抵挡清军。清军从海路进攻福建？那更是开玩笑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海军就是郑家海军。

所以如果郑芝龙一心抗清，拿出他当年抗击荷兰的劲头来，能不能恢复大明江山不好说，但至少能保东南一隅。就算是最后壮烈失败，那也是虽败犹荣，说不定清朝人编明史的时候，还能进入《忠臣传》，在青史上留名。

但郑芝龙显然对青史留名兴趣不大，他更看重的是眼前的好处。比如多要官，隔三岔五地向隆武帝推荐他的宗族子弟。每次面见隆武帝的时候，还是一副海盗做派，在皇帝面前吆五喝六。对这一切，人在屋檐下的隆武帝也只能忍气吞声，要什么就给什么，特别是推荐的子弟，就算是不学无数的草包，也得给个官当。

除了是年八月十七日他见到的那个人——郑成功。

从1645年的四月至八月，中国发生了很多事。除了清朝的“顺治”年号外，好多年号立了又废，政权起了又亡，战事也一直不断。清朝和南明打，民间义军和清朝打，甚至南明内部也互相掐。然而这时候的郑成功，却是基本不问窗外事的，每天就是习武练剑，读书作诗。他这时期写的诗有很多忧怀时事之作，但总的来说，他的情绪是很消沉的。一向尊敬的老师变节了，志同道合的好友们也四散奔逃，曾经要誓死保卫的江山也摇摇欲坠，要效忠的皇帝更是一个比一个不靠谱。消沉，是难免的。

对于名义上是天子，其实是傀儡的隆武帝朱聿键来说，这是他最孤独的时候。不仅因为郑芝龙大权独揽，还因为在郑成功见到他之前，一个最忠诚的大臣刚刚与他告别：黄道周。

在晚明的历史上，黄道周是个著名的忠臣，也是个蠢臣。比如崇祯年间，他曾经是明朝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当时明朝内外交困，外有清军进犯，内有李自成作乱，已经到了焦头烂额的地步。兵部尚书杨嗣昌曾建议明朝暂和，集中力量剿灭李自成。但黄道周坚决反对，反对来反对去，最终把议和反对黄了，明朝也就失去了一次避免灭亡的机会。崇祯上吊时，黄道周已经被贬斥回福建铜山老家，又借朱聿键称帝的机会复出，在隆武朝廷中一人身兼吏部、兵部两部尚书，是文官里位高权重的重臣。

和当年在崇祯朝一样，这时候的黄道周还是既蠢又忠。对隆武帝，那是百分之二百的忠心，对北上收复河山更是百分之二百的热心，但福建的军政大权全掌握在郑氏家族手里，他这个尚书其实是挂名的。黄道周主动向隆武帝上奏，自请募兵北伐。他最崇拜明朝心学大师王阳明，也立志效仿王阳明，干一番募兵勤王的伟业。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无奈，他本身就没这个本事，外加郑芝龙恨他多事，处处掣肘，一番忙活，才招募了三千多人。这群人大多都是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平民百姓，许多人甚至连武器都没有，只能拿扁担凑数，所以被称作“扁担军”。这样的军队上了战场，很明显是送死的。但黄道周显然没有送死的准备，临出征时，人家问他有胜利把握吗？他信誓旦旦地说：“我是正义之师，敌人是一群贼寇，以我堂堂正正的正义之师，打区区贼寇，怎么能不赢呢？”这就是纸上谈兵了。

这次北伐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黄道周七月出兵，十月到了江西，很快就被打得稀里哗啦。十二月五日，全军覆没的黄道周在江西婺源被俘，次年三月初五被杀害于南京。临死的时候，他还不忘了慨然朝南明政权的方向拜三拜，可谓尽忠到家。

但尽忠到家的黄道周，其实原本是有机会为苟延残喘的明王朝续上一口气的。当初他四处募兵北伐的时候，虽然成果惨淡，但毕竟精神可嘉。迫于舆论压力，郑芝龙还是象征性地给他派了一小队兵马增援。这支军队随着黄道周一道去了江西。因为是郑芝龙的兵，黄道周不怎么待见，可这支军队毕竟是受过军事训练的正规军，其中更隐藏着一位后来威震台湾海峡的人物。当时他只是这支军队的一个营级干部，人微言轻，却给黄道周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先不要急于和清军决战，而是以大学士的身份进入江西赣州城，然后用朝廷名义诏令各路义军集结，待到实力强大后，再与敌人决战。

这个建议看似平常，其实却是黄道周当时最好的选择。这时候的江西，清军的兵力并不多，地方上多是些叛降的前明旧部。当地义军虽多，但都是群龙无首，各自为战。如果能以朝廷名义统领各部，即使不能获得全胜，至少黄道周也能坚持得久一些。遗憾的是，以儒学正宗自居的黄道周，怎么看得起这个大头兵，摆摆手拒绝了这个建议。结果就是全军覆没，被俘，遇害。这个大头兵逃了出来，回到福建。他当时的名字叫施郎，后来多了一个绰号叫“海霹雳”，三十八年后他率领大军横渡台湾海峡时，已经改名叫施琅。

黄道周自以为尽忠的决定，对当时孤独无助的隆武帝来说，其实是个巨大的打击。有黄道周的时候，他就是个光杆司令。黄道周一走，身边连个可以相信的人都没有。就在这个时候，他见到了郑成功。

郑成功觐见隆武帝，起初只是隆武帝和郑家之间的一场“政治秀”。我带孩子来觐见，大家亲热地说些场面话，再大方地封个官，算是表示咱们一家亲。郑成功的觐见，起初也是这样，隆武帝见面就说：“听说你去了南京不到一年，南京当地到处都传播你的名声。”但接下来的事情，就让隆武帝开始觉得郑成功“亲”了。只见郑成功恭敬有礼，叩首下拜，连说不敢不敢，非但毫无郑家人不拿领导当干部的土匪习气，反而是个恪守儒家君臣礼仪的儒生模样。外加他相貌俊朗，英气逼人，活脱脱年轻版的黄道周模样嘛。端详再三，隆武帝也不禁百感交集，觉得自己总算找到一个可以诉苦的人了，就信口慨叹了几番时局。正在倾诉着呢，却见眼前这个英气少年已然抬起头，目光炯炯地盯着他，掷地有声地说出一句豪言：

“文不贪财，武不怕死，江山可保矣。”

一直在孤独、苦闷、忧愁中生活的隆武帝，一下子热泪盈眶了。本来还是正襟危坐、一本正经的“政治秀”，这下却真性情尽现，连忙把郑成功叫到身边来，拉着手抚着背，亲亲热热地端详，越端详越觉得这小伙子亲近，越亲近就越想亲近亲近，最后终于说了一句超级亲近的话：“可惜我没有女儿啊，要不我就招你做驸马了。”

在封建时代，对于年轻人，尤其是世家子弟来说，这话算是极大的荣宠了。皇帝的女儿向来是不愁嫁的，能让皇帝主动求着嫁的，必须得是文武双全的英杰。在苦闷了许久的隆武帝眼里，郑成功就是这样的英杰。当然，没闺女的隆武帝也绝对不开空头支票，当场就下了旨：赐郑成功“国姓”，并给予驸马级别的待遇，并改名为“成功”，意思是反清复明一定成功。荣宠之至，期待之至，可谓绝无仅有。

在整个的觐见和封赏过程里，郑成功表现得很规矩，觐见的时候彬彬有礼，谨守儒家臣仪，封赏的时候惶恐之至，忙不迭地推辞，一个劲儿表忠心。然而就是从此时开始，面对这个孤独的皇帝，乃至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这个表现很规矩的青年，坚定了他从此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粉身碎骨，精忠报国。

之所以说这时候才立下这个理想，自然不是因为贪图朱聿键家那个莫须有的闺女，更不是因为他是皇帝。弘光也是皇帝，鲁王也是皇帝，却唯独隆武帝，让郑成功坚定了这个信念。因为这短暂的觐见让郑成功确信，这是一个值得自己效忠的人。

后世谈论晚明历史的时候，比较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就是明朝皇室多草包，从皇帝到藩王，浑蛋、白痴可谓一抓一大把。而相比起来，这位隆武帝朱聿键，却是个绝对的另类。

隆武帝朱聿键是比较命苦的，在见到郑成功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四岁，之前蹲监牢就蹲了二十八年。先是因为自己的父亲不为祖父喜爱，结果和父亲一起被祖父关监牢关了十六年，差点儿饿死在里面。到了崇祯即位的时候才放出来，却很快因为得罪了崇祯，又被关在监牢里过了十二年，直到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后才被释放。之后就是弘光政权完蛋，逃难，再被郑芝龙拥立当傀儡。纵观他的一生，算是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

但这个苦命的皇帝，却是明末宗室中少有的有为之主。在二十八年监牢生活里，他一不怨天，二不尤人，反而天天坚持读书锻炼，个人的学问和修养都非常高。后来由郑芝龙拥立做了皇帝，在做皇帝的各类表现上，也是可以打高分的。他的生活很俭朴，后宫只有曾氏一个皇后，连个妃子都没有，在行政用人上提出“用舍公明”，即消除门户之见，改变晚明以来因党争而造成的政治危害。金声、杨廷林、何腾蛟等后来的抗清名将，也都是在此时被他启用。尤其重要的是，他最先提出联合各地农民军抗清的主张。这一点对整个南明的抗清决策影响深远，即使在他败亡之后，也被之后的永历等南明小朝廷坚持下去。他的政权虽然短命，但他的行为，却颇有中兴英主的气象。

在恪守儒家君臣大义的郑成功心里，士为知己者死是一个重要信念，而这位对他荣宠有加的隆武帝，显然就是他心目中的英主。这次觐见之后，隆武帝对郑成功颇多器重，给了他“统领御营都督”的官职，即把保卫皇帝的御林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他。虽然没多少兵马，但地位不一般。而且出入“仪同驸马”，成了没娶皇帝女儿的驸马爷。这时候的郑成功，可以说是喜事不断，没过几个月，在听说郑芝龙已经是大明朝“太师”后，郑成功之母所居住的日本平户地区的诸侯，慌不迭地拍马屁，连忙将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认为义女，以盛大的礼节隆重送到了福建，以图“中日友好”。不管目的怎么样，这个破碎了二十二年的家庭，至此终于团圆了。

这应该是郑成功一生家庭生活中，最为温暖的一段时期。皇帝赏识，父母团聚，事业顺心，家庭圆满。儒家教育长大的郑成功，也同样是个极其恪守孝道的人。有当地说法称，当时田川夫人归国时，郑成功亲自到码头迎接。是日天降大雨，郑成功站在雨中，一等就是几个时辰，等田川氏的船靠岸的时候，已经给淋成了落汤鸡。在田川氏归国后，郑成功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父母请安，更怕初归福建的母亲寂寞，虽然自己繁忙，却常和媳妇一起陪母亲。碰上闲暇时候，常带着母亲出外游玩。后来他在隆武帝的朝廷里官越做越大，军情也紧急，顾不上回家了，他也时常写奏折要求回家探母。比如有一次田川氏生病，他给隆武帝的奏折里说：“非成功敢轻离陛下，奈七岁别母，去秋乃归……忽尔病危，为人子者心何安？”其情意切切，堪比流传千古的《陈情表》。有些资料里记录，当时在郑芝龙的各处别墅里，经常举办郑家的家宴。郑成功与媳妇一道陪母亲出席，对父母恭敬有礼，“宾客莫不赞之”。如果历史到这里就打住的话，按照小说里大团圆的写法，应该是“从此以后，他们一家人其乐融融，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可惜历史是不会就此打住的，所以这段幸福的生活仅仅只幸福了几个月。在郑成功关于家庭生活的记忆里，这应该是最快乐，也是唯一团圆温馨的时段。在短暂的团圆之后，就是痛苦的分裂与永别。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还是他的亲爹郑芝龙。

那次觐见后，郑成功铁了心要做精忠报国的岳飞。他每天勤于工作，受命操练御林军，裁撤老弱挑选精壮，后来跟随他起兵的一些部将，比如甘辉、蓝理等人，就是从这时候开始跟随他的。“岳父”隆武帝对他好得更是不得了，加封晋爵不断，没多久又封了他“忠孝伯”。明朝封爵是要有军功的，即使是当年独柄朝纲的权臣张居正，一辈子也没封过爵。郑芝龙封爵，也同样是仗了他纵横海上的军功。寸功未立的郑成功，一下子得到了这么多荣宠，他自然感激涕零，为隆武帝誓死尽忠。但作为一个有“中兴气象”的皇帝，隆武帝对郑成功这么好，不只为了感动他，更为了感动他爹。按照《台湾外记》里的说法，就是“欲令其父顾名思义也”。

但郑芝龙可没那么容易感动，他一辈子混迹海上，干的就是见风使舵的买卖。感动？笑话！对他来说，当年受明朝招安也好，被隆武帝封爵也罢，都是在做买卖，你给我官位利益，我给你效忠。可他是不知足的，正当儿子郑成功干得热火朝天，准备做一番岳飞式的事业时，他也正筹划着一笔更大的买卖——卖国。

平心而论，郑芝龙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卖国的，只是那位隆武帝的“雄才大略”和他的利益相冲突，甚至是南辕北辙。

隆武帝这个人，论私人品德在晚明诸王中着实是出类拔萃的，胸襟宽广，抱负远大，非弘光等庸碌之辈可比。但事情毁就毁在他的“志存高远”上。饭总要一口一口吃的，此时清军锐意南下，敌强我弱，巩固现有的地盘才是要务。但隆武帝显然不这么想，他和他的那位近臣黄道周一样，在这方面属于典型的“想当然”思维，总觉得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百姓箪食壶浆迎王师，转眼间就能驱除外敌收付河山。他不但这么想，也要这么做。

所以他自登基之后就开始北伐。一开始是黄道周出去打前站，黄道周挂了，干脆就自己上，要“御驾亲征”，命令郑鸿逵、郑彩俩人（皆为郑家嫡系）为左右先锋，从浙江、江西两路进兵。但郑鸿逵进浙江就打了一仗，立刻就跑回福建。郑彩到了江西就按兵不动。这下把隆武帝气得直跺脚，立刻下令撤掉郑鸿逵的“太师”，并命郑成功接管郑彩的部队，领兵出大胜关。这也是有历史记录的郑成功第一次统军。当然以隆武政权当时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自然不可能建什么战功。

郑鸿逵和郑彩当然没这么大胆子抗旨，背后给他们撑腰的人是郑芝龙。在郑芝龙眼里，明朝也好，清朝也好，都是朝廷。这样一个改朝换代的乱世，各个政权都朝不保夕，提前把本钱拼光了当然不值，按兵不动、观望形势才是上策。对隆武帝来说，此时他根本没有嫡系兵马，只是一个傀儡，提前动作，只能把自己和郑芝龙的关系搞糟。果然，是年十二月六日，隆武帝见诸将不响应，干脆自己御驾亲征，招募了几千民兵，杀气腾腾地要出福建。这下可捅了郑芝龙的痛处：隆武帝虽然打仗不咋地，但毕竟有“天子”的名分，真要离开了福建，就好比是蛟龙入海，自己就再也没法控制他了。隆武帝大张旗鼓地起兵，结果刚出福州，就被郑芝龙带兵堵住了，不但亲征不成，连福州的皇宫也回不去，被郑芝龙逼着驻留在延平，从此也就彻底被软禁了。

这位隆武帝还有个很不好的毛病：气量狭窄。当年他称帝的时候，浙江的鲁王朱以海也自号“监国”，在绍兴建立政权。隆武帝宁可团结农民军，也不团结自己的宗室亲人。后来鲁王遭清军进攻，向隆武帝求救，本来是唇亡齿寒，可隆武帝见鲁王的信里称自己是“皇伯叔”而不是“陛下”，竟然气得当场杀了鲁王来使，坐视鲁王政权覆灭而不救。鲁王败亡后，福建失去了门户，隆武帝自己也危险了。

闹腾了半天，隆武帝的“北伐”雷声大雨点小，但已经平定了浙江的清军，却在磨刀霍霍，直指福建。

1646年，在陆续平定了浙江、江西的抗清势力后，清王朝以贝勒博洛为主帅，大举进攻福建。在这次进兵前，清政府在“隐蔽战线”上取得了重大战果。同为福建人的洪承畴写信，成功劝降了郑芝龙。清政府给郑芝龙的许诺主要有两条，一是他在清王朝的官位，绝对会比现在高。甚至拿吴三桂、耿精忠之流做例子，“许以破闽为王”。二是保证郑芝龙的商业利益，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利益。价码如此之高，郑芝龙决心“卖”了，他先是允诺清朝，等到清军南下的时候，他会尽可能撤出沿途关隘，给清军大开方便之门。八月，清军进攻正式开始。当时福建与外界的主要关口，是仙霞关、杉关、分水关，号称福建“三关”，只要守住这三个易守难攻的要地，就是百万清军也进不来。结果郑芝龙大手一挥：放进来！还没等着清军进攻，这三关的守军就跑的跑、降的降。清军长驱直入，所过之处，郑芝龙的军队不是避而不战，就是直接投诚。

隆武帝是管不了的，但危急之下，他还是要最后一搏，办法就是命令郑成功火速率军到分水关迎战。郑成功倒也听命，得令后日夜兼程赶赴前线。铁心卖国的郑芝龙，干脆连儿子也一起卖，他立刻下令停发了郑成功部的粮饷，结果这支军队在半路上就尽数逃散，只留了郑成功光杆司令，率残兵返回安平。

郑芝龙的兵尽数都撤到了福建沿海他的老窝，而被软禁在延平的隆武帝，几乎就是被扔在那里等清兵俘虏了。危急局势下，隆武帝做出了最后的努力，他一面致书郑成功，请他火速派兵救援；一面集结自己能集结的几千兵马，打算一举冲出福建，到江西赣州地区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赣州地区，也正在进行着惨烈的赣州会战，明清双方数万大军在此拉锯。如果隆武帝能来到赣州，以他“天子”的地位号令群雄，很可能扭转局势。但人算不如天算，火速救援的郑成功半路被清军截击，一番恶战后不得不撤退。而一心要冲出福建的隆武帝，也最终在福建丁州被俘，并最终绝食死于清军监狱。九月十九日，清军攻破南明隆武政权首府福州，一度是南中国抗清希望的隆武政权就此灭亡了。

从隆武政权灭亡的整个事态的发展看，傻子也能看出来郑芝龙要干什么。郑成功气呼呼地找郑芝龙理论。大势如此，郑芝龙也不隐瞒，大摇大摆地承认自己准备降清。这时候清朝博洛贝勒统帅的大军已经进抵泉州，就在郑芝龙的眼皮底下，意思很明确：不投降，我就打！虽然知道郑成功忠义，郑芝龙却不慌张。现在大敌当前，整个家族的老少爷们儿都在这里，不投降也得投降，投降还可以谈条件，不降是死路。

可他着实低估了自己儿子的决心。爷俩见面以后，先是理论，从大势、时务说到家族命运。郑芝龙认为，投降了以后，要什么有什么，反正以前也投降过，不吃亏。郑成功却认为，福建地理位置重要，投降了等于拱手让人，而且到时候你本钱全没了，人家还跟你谈什么条件？理论了半天说不到一起去，就开始吵。郑成功哭着愤然拽住郑芝龙的袖子，跪下来苦苦劝。郑芝龙也急了，甩手一巴掌把郑成功打到一边，当场拂袖而去。

在郑芝龙看来，和儿子闹的这一场，不过是个小事情。在他眼里的郑成功，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就算你忠君爱国，可现在皇帝都让人抓了，你还怎么尽忠。流泪哭劝、誓死不降，不过是小娃娃使性子，过两天就好了。

但郑芝龙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儿子面前拂袖而去的那一刻，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擦干眼泪的儿子，脑海里升腾起一个古老的信念：自古忠孝难两全！

虽然“难两全”，但怎么处理和父亲的关系，对从小仁孝的郑成功来说，还是非常纠结的。对生养自己的父亲，不是说翻脸就能翻脸的。但一件意外事情的发生，却让他不得不翻脸了。和郑成功吵完后，郑芝龙也很生气，回到大营后，就给自己的亲弟弟郑鸿逵说了一句话，大体就是说，这小子要是再闹，我就把他绑到清营去当人质，既能表忠心又不让他添乱，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但郑芝龙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这位弟弟和他也不是一条心。在他的众兄弟里，郑鸿逵是中过武进士的，崇祯年间就干过锦衣卫，又兼眼光独特，是郑家老一辈里少有的明白人。听了郑芝龙的话，郑鸿逵二话不说，转头就找了郑成功，将郑芝龙的话原封不动转告了。这还了得，郑成功急忙集合部将，准备逃跑。

逃跑这种事，当年郑芝龙也干过，在日本招呼都不打一声，跟着就开溜，老婆、孩子全扔了。但相比起来，郑成功却跑得很负责任，和老婆、孩子以及母亲都打了招呼。本来是想躲躲风头，但郑成功的老婆董酉姑更有决心，抱着孩子收拾行李，说一家人要死就死在一起。在郑鸿逵的帮助下，他们一家人成功离开了安平，来到金门一带暂且栖身。至于母亲田川氏，各种史料里没有记录母子话别时候的对话，但对于郑成功来说，这应该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一生最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这场匆匆的道别，是母子之间的永别。

郑成功的逃跑让郑芝龙很恼火。还没投降儿子就跑了，毕竟是很没面子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对于降清的决定，本来郑家上下意见就不统一，这下可做出榜样了。放走郑成功的郑鸿逵，也曾多次劝阻郑芝龙。但这时候的郑芝龙，已经吃了秤砣——铁了心，外加还是没拿郑成功当盘菜，总觉得小孩子使性子，过几天就好了，因此又像模像样地给郑成功写了封信，谆谆教诲儿子要听话。郑成功回信了，信中有一段斩钉截铁的话：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意思很明确：是做叛徒还是做我爹，你只能选一个。

郑芝龙选做叛徒。

十一月十五日，铁心投降的郑芝龙不顾众将劝阻，仅带五百亲兵至福州会见清军统帅博洛，商讨投降事宜。博洛给郑芝龙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亲率文武官员在福州郊外迎接。郑芝龙的车马一到，博洛亲自迎上前去，挽着郑芝龙的手走下来。如此推心置腹，可把郑芝龙感动坏了。他当时检讨自己拥立朱聿键即位、对抗清政府的罪过。博洛则很豁达地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以后还要同心协力，共为大清效力嘛。”

仪式很隆重，场面很亲热，会晤很成功，至于结果……

从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郑芝龙每天都得到热情款待，成日宴会不断。胡吃海塞到十七日深夜，郑芝龙突然被博洛从驿馆里叫起来，连同他的五百亲兵都一道给看住了：圣旨说让我立刻回京，跟我一起走吧！

郑芝龙这才明白，上当了！饶是他算盘打得精，现在却被人当猴耍。什么进京面圣，不过就是找机会软禁你。逮着了你，你的十几万大军也就群龙无首，消灭起来还不容易？至于什么入闽为王、封官许愿，都是空头支票。事到如今，你郑芝龙已经是人家案板上的肉了。

威风了一辈子的郑芝龙，这下算是彻底栽了。曾经叱咤东海的他，此时却露出了熊包本色，先是可怜巴巴地请求说：“我的部将没有我，会作乱的，放我回去吧。”见清王朝不理他，就干脆逆来顺受，清王朝让他写信劝降，他就写，封王闽省算是没指望了，保命要紧。在他的“逆来顺受”下，郑家的主力军队，包括施天福、洪齐山、黄庭等人都放下武器。之后几日，清政府累计招降郑家军队达十一万五千人，曾经称霸东海的郑家大军，一夜之间就全数玩儿完了。

当然还是有几个不听招呼的，比如郑鸿逵就提前把兵带走，和郑成功一道盘踞在金门。不过在清政府看来，这都是小威胁，不足为患。

确认只剩下“小威胁”的清王朝，干脆撕破脸了。原先面子上还尊重郑芝龙，现在也不用尊重了，这个人能力太强，威胁太大，斩草就要除根。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三十日，郑芝龙还在被押解去北京的路上，清军就悍然对郑芝龙的老窝动手了。清军突袭南平。因郑家毫无防备，以致南平全境遭屠戮。郑芝龙乃至郑家部将留在南平的家小，几乎被杀戮一空。清军在当地大肆烧杀、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而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也在这场劫难中遇害。

田川氏的死因，史料上有多种说法，最可信的应该是江日升《台湾外记》中的记录：清军由前明将领韩岱率军到安平劫掠，大难之下，田川氏手持利剑，站在郑府大院中央。旁人劝她赶快逃跑，她却充耳不闻。清军破门而入时，她愤然挥刃，切腹自尽。这是一个刚烈的母亲，用她毅然的牺牲，给儿子上了最后一课：坚持到底，宁死不降。

田川氏很刚烈，但郑家男人的表现却相当懦夫。南平周围不是没有兵马驻守，特别是驻扎南澳的郑芝龙之弟郑芝豹、郑芝鹏等人，事发前得到消息，却一不通知二不救援，只是慌忙带着自己的家小逃难，全然不顾别人死活；事后又卖身投靠，步郑芝龙的后尘降清。得到消息的郑成功紧赶慢赶，从浯屿率军救援，但等他杀散清兵赶到南平时，却只见到全城满地的尸体，烧杀后的断壁残垣，还有惨死的母亲……

这是郑成功人生中最悲痛欲绝，也是最重要的一场别离。之前的他，虽然忠心为国，宁死不降，但对于家族，尤其是父亲的海商集团，尚怀有幻想。即使是为了抗拒降清、栖身金门，在与父亲的书信往来中，仍不忘以忠孝大义劝父亲悔悟。但是从此刻起，一切就都不存在了，不再有父子亲情，不再心存幻想。国恨家仇，清王朝和卖身投靠的父亲都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对于他的一生来说，这是一场最彻底的告别。

在厚葬了母亲之后，郑成功还做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以这件事情，来完成这场最彻底的告别。

他穿上自己在南京国子监读书时曾经穿过的儒巾蓝衫，来到自己曾经读过书的南安文庙。那是他儒生生涯里记忆犹新的地方。十五年前他在日本开蒙学的时候，母亲用粗浅的汉语，一个字一个字告诉他这些圣人的名字，勉励他将来要像他们一样。七年前他考取秀才的时候，曾在这里拜领儒服，面对满屋儒家圣人的雕塑，立下匡扶社稷、忠心为国的誓言。

七年后的此时，物是，人已非。繁华的家乡已是断壁残垣，开蒙学的母亲早已阴阳相隔。锦绣文章在兵与火的战乱中不过废纸一张，圣人教诲更救不了这灾难深重的国。二十二岁的郑成功一字一泪，对着那一排排曾经心向往之的圣人牌位，说出了自己从此奋斗终生的誓言：

昔为儒生，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所用，请先师谅鉴。

然后，他当众手持火把，脱下儒服，在圣人的灵像前缓缓点燃。烈烈火焰中，满面的泪水渐渐烘干，青衣蓝巾，已然换成精钢铁甲、青锋宝剑。这之后，不再有忧怀国事、吟诗弄月，只有金戈铁马、征战杀伐。

配甲，上马，出征。

顺治三年（1646年）十二月初一，也就是南平浩劫后的第三天，就在清军征南统帅博洛在奏折里得意扬扬地向清政府汇报“海贼尽平，东南从此无事”时，二十二岁的郑成功在金门烈屿誓师抗清。这之前，他是儒生郑成功；这之后，他是军人郑成功。

2. 国破台湾在：郑成功的收台抉择

按照许多资料的说法，郑成功在烈屿誓师后，清王朝大惊失色，沿海震动，个别牛人还大发感慨，说什么对大清勾成威胁的，就是此人云云。事实上，在当时东南各路抗清力量里，郑成功是最不受重视的一个。他的“誓师”阵仗很大，口号也很骇人——杀父报国。但他此时的力量很微弱，只有陈辉、张进、陈霸、洪旭等几个部将，和九十多个残兵，连地盘都是借他叔叔郑鸿逵的。在当时的清政府眼里，这个叫郑成功的毛孩子，不过是个小毛贼而已。

所以当时清王朝的战略重点，还是南下广州，消灭继隆武帝后建立的南明永历政权。作为继承“皇统”的永历王朝，一开始也没怎么瞧得起郑成功。就连郑芝龙原本的那些部下们，也大多不待见他，特别是盘踞厦门的郑彩，宁可去扶持盘踞舟山的鲁王朱以海，也不和郑成功合作。郑成功扯了旗，第一步就是要招兵买马，但开头就碰了钉子。他先去晋江永宁一带招兵，却遭当地清军伏击，结果连累当地民众死亡两千多人。还好此时清王朝的重点不在他，而是在广东并立的两个南明政权：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清军以佟养甲、李成栋统军，趁两个政权内讧之机，于1646年十二月将绍武政权消灭，永历政权也被驱赶到了湖南地区。这场战争给郑成功带来了两个影响：一是清军大举进攻广东，福建兵力空虚，给了郑成功扩张的机会；二是在平灭南明绍武政权的战争中，郑芝龙昔日的一个部将跟随参加，却因不满清军对他的不信任，毅然火线倒戈，率部投奔了郑成功。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施琅。

郑成功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大好机会。到了1647年初，他终于收获了“第一桶金”，成功在南澳岛招募到了三百勇士，这成为他建军的资本。

虽然有了资本，但是郑成功也很明白自己的斤两。在誓师起兵的早期，他一度也非常“老实”，只是偶尔趁着清政府不注意，率军打打游击而已，基本都是打完了就跑。他的地盘，除了借叔叔郑鸿逵的金门外，就是老家安平。对于打游击来说，这些地盘都是很不保险的，所以他很聪明地将大本营放在了鼓浪屿，在当地设立兵营，招募军队。这样一来，福建东南沿海，其实形成了一片由郑家残部组成的犄角：盘踞厦门的郑彩，盘踞金门的郑鸿逵，外加鼓浪屿的郑成功。当然，他其实还是最弱的一支。除了埋头练兵、招募兵马外，他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在鼓浪屿打造战船、训练水师。那支曾经称霸东海的郑家舰队，在他的手中厚积薄发，渐成规模。

但是从当时的局面看，郑成功想发展起来却依然是非常难的。他的部属最少，地盘最小，仅这两条就很难解决。但郑成功用了另一个办法：继承父亲郑芝龙留下的海外贸易网。

郑芝龙投降的时候，基本上啥都交出去了，但有一样东西交不了，就是他历经数十年打造的东亚贸易网络。他的势力遍布东亚各地，而今他不在了，这些力量也就成了断线的风筝。这个时候郑成功出现了，他以“长子继业”的身份，将这些力量重新整合起来，尤其是对于日本，因他的特殊身世，更容易和日本平户当局搭上关系。很快，他就和日本重新建立了贸易往来。据《被遗忘的台湾》记载，他还遣使去台湾，主动和荷兰人发展贸易往来。小小的鼓浪屿，和日本以及东南亚之间，重开贸易航线。商路打开了，财源自然滚滚来。有了钱，招兵买马之类的事情就好办多了，甚至还有许多散落在海外的郑芝龙旧部，自愿归国参加抗清，诚如《海上见闻录定本》里所说“平国公旧部咸归附之”。

所以仅仅是烈屿誓师不到半年，郑成功就拥有了兵员数万，战船五百多艘。事实证明在带兵方面，他虽无太多经验，却如其父一样无师自通。比如在海战上，他继承其父思路，独创了“五梅阵法”，即按照战船的作战特点，将水师排兵布阵，发挥最大效用。在管理上，他以“仁义礼智信”来划分麾下军队，大有其父当年“十八芝”的风采。比起郑芝龙时代“十八芝”的英杰荟萃，他麾下的人物也不差。蓝登、施琅等人都为一时名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已经“焚儒服”，但对于前来投奔的儒生，郑成功皆格外尊重，礼遇有加。比如在南京曾教过他写诗的徐孚远，来投奔他时，郑成功以弟子礼迎接。当年东林复社的许多杰出人物，如原浙江巡抚卢月腾、进士叶翼云等人也前往投奔，这些人后来多数跟随郑成功前往台湾。明末清初台湾文教大兴，儒家文化广传，实从此肇始。

有兵有将之后，年轻的郑成功信心大增，也想出去打一把大仗了。此时福建兵力空虚，清军主力集中在两广地区，正是扩展力量反击的大好机会。按照郑成功的想法，此时正好可以一鼓作气，彻底将清军驱逐出福建。但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1647年，郑成功频频出击，大举攻击驻福建清军。他先是和盘踞厦门的郑彩合作，联兵攻打清朝福建沿海重镇海澄。清军据城死守，攻击受挫，反而遭清军援兵背后袭击，部队伤亡惨重。关于这次战败，一直倾力支持郑成功的叔父郑鸿逵早有预判，在战前就曾致信郑成功，认为海澄此地易守难攻，外加郑彩效力的是盘踞舟山的南明鲁王政权，同依然奉隆武帝为正朔的郑成功（郑成功自封为隆武政权的“招讨大将军”）是死对头。貌合神离之下，联合作战自然矛盾重重。这两条不幸都被郑鸿逵言中。海澄之战初期，郑成功本来占据先机，但郑彩的部队打仗敷衍，清军来袭时又率先逃跑，让郑成功的军队腹背受敌。

此战郑成功不但伤亡惨重，部将洪政更中弹身亡。

在吸取了联合作战的教训后，郑成功听从郑鸿逵的提议，决定和叔父联合攻打泉州。这一次双方指挥统一，开局也异常顺利：郑军于八月二十二日列阵桃花山，先击退了清朝守将赵国祚的反扑，继而击毙清将解应龙，全歼了泉州城外屏障溜石寨的一千五百名清军。这是郑成功自起兵以来的第一场大捷。形势一片大好，连泉州城的一些士绅也大为振奋，主动给郑成功做内应。眼看着泉州唾手可得，但郑成功却开始碰钉子了。先是猛攻泉州二十天，却毫无进展，接着清将王进增援泉州，沿途大放风声，说是此行要围魏救赵，袭击郑成功的老窝安平。消息一出，郑军上下人心哗然，毫无斗志。无奈之下，郑成功只得忍痛撤围。按照地方志记载，此时清军的局面其实凶险万状，泉州城里用于守城的火药，也只能支持两日。可谓功败垂成。

1647年接连两场攻坚战的失败，在令郑成功扼腕叹息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他的声威。沿海怀念明朝的遗民们，开始知道抗清力量中还有这么号人物，许多名士慕名投奔，而以“正统”自居的南明永历王朝，也不敢小视这股力量。1648年，永历帝朱由榔正式遣使，册封郑成功为威远侯。在做了几年隆武帝的“招讨大将军”后，郑成功也终于奉永历帝为正朔。此后他一直沿用“永历”纪年。这支孤军奋战的抗清力量，从此开始得到了南明政府承认。

但郑成功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他辛苦拉起来的兵马，其实没打多少胜仗，相反是屡战屡败。人有了，钱有了，为什么胜利就没有呢？接受永历册封前的郑成功，还曾发动过同安之战，这次的结果有些进步，他一度攻占了同安，却还是在清军的反扑下不支败退。在这场战斗中，他的队伍伤亡更惨重，得力部将邱晋、林壮猷、金做裕阵亡。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问题其实很简单：战斗力。

纵观郑成功早期的几次败仗，共同的“剧本”是：战略选择上基本没问题，都是挑敌人防守最薄弱的环节下手。开局也很顺利，不是打下人家的战略要地，就是歼灭敌人的勇将主力，但只要战斗进入攻坚相持，问题就来了。不是攻击受挫，就是部队经常在敌人的心理战下出现哗变，甚至崩溃逃命。人多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人越多，有时候“计划外因素”也就多。这么下去，所谓匡扶社稷，永远没戏。

所以从1647年开始，郑成功做的另一个重要的事，就是练兵。先是广泛招募人才，这个前面说过，他的麾下云集了一批文武英才，而且他还专门挑选一批精于兵事的文人，组成自己的文官幕僚。比起当年郑芝龙“任人唯亲”，郑成功铁面无私，用人不拘一格。尤其是他沿用了明朝时期的“监军”制度，以文官监军，防止诸将拥兵自重，所以虽然后来几经风雨，也出现过诸如施琅等人反叛的事，但他仍然能把军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未出现分裂局面。用严格的纪律和统一的管理制度，打造一支铁血强军，终其一生，他一直在努力。

当然相比于上面几条，最重要的还是练兵。连后来郑家军的老对手，曾担任过清朝闽浙总督的姚启圣都曾承认，郑成功的军队，作战极具纪律性，号令森严，更兼武器先进，极难对付。而这些恰是从这时期的郑成功开始的。郑家的水陆军队作战条例，是郑成功亲自制定的，且训练极其严格。史载“朝夕操练部伍阵法”。作战思路也极其先进，海战自不必说，陆战方面，尽管福建缺少战马，难以建立一支在陆地上堪与满洲八旗争锋的骑兵，但郑成功独辟蹊径，你有骑兵，我有火器。他设在鼓浪屿的军营，建立了最完备的火器生产厂，招募各国工匠为他生产。而且他不但生产，还大搞自主研发。在他的陆军中，已经出现了当时最先进的“火轮枪”和“开花大炮”，火力不但远胜于清军，即使比荷兰人也不落下风。战术方面，郑成功也格外先进，他特意训练了一支重甲步兵，名为“铁人兵”，部队身披重铠，且借鉴戚继光“鸳鸯阵”等阵法，按照不同的武器划分作战职责，作战时配合默契，共同进退。这一切在不远的将来，都会成为敌人挥之不去的噩梦。

其实就是在郑成功遭受惨败的同安战役中，已经可以看出他苦心练兵的成果来了。之前的海澄战役和泉州战役，郑成功最多只能坚持二十天，就在敌人的围困下忍痛撤军。而在同安战役中，他与清军各路增援部队血战六个月，逼得清朝闽浙总督陈锦不得不亲自统兵救援。如果不是郑成功的主力部队在海上遭遇风浪，延迟增援，最终的胜负仍未可知。

从1646年起兵到1648年接受南明永历政权的册封，短短两年时间里，以小小鼓浪屿为基地的郑成功，与清军大小数战，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实力越挫越勇，战事越败越强，其兵力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发展着，至1648年尾，已然是东南一方枭雄。

然而到了1649年，事业蒸蒸日上的郑成功却横遭了一个“计划外”的考验：粮食。

纵观郑成功之前的发展战略，基本就是依托海岛、避实击虚、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物资供应，除了自力更生外，基本仰仗海外贸易。他的声威越打越强，招的兵马越来越多，但地盘却一直只有这么大，终于，粮食不够吃了。

偏偏1649年福建沿海横遭天灾，粮食减产严重，几乎到了“斗米千钱”的地步，拿钱都买不到粮食。而这时期，郑成功在战场上连战连捷。从是年正月开始，郑成功先以施琅为将，率军攻克漳浦。这是郑成功自起兵以来，攻克的第一块根据地。之后又攻克了云霄镇。在经过数年海岛蛰伏后，他的触角终于在大陆开始了扩展。偏偏此时粮食问题拖了后腿。之后与清军的几次战斗，皆因为粮食供应不利而退兵。困境之下，郑成功干出了一件自断臂膀的错事：南攻潮州。

潮州，是当时东南地区的粮仓，此地物产丰富、储粮充足。按照当时清王朝福建总督陈锦的估算，该城的粮食储量足够养活十万大军。虽略有夸张，但养活郑成功是没问题的。问题是，此时的潮州是南明永历王朝的地盘。

郑成功要攻潮州，首先是因为私怨。此时镇守潮州的守将，是南明重臣李成栋的亲信郝尚九。这个李成栋算是郑成功的“老熟人”了，他本是农民军的一员，后来投奔了弘光政权。弘光政权败亡后，又投降了清王朝，做了清王朝平灭隆武政权的急先锋。后来因为内部矛盾，又和清朝翻了脸，摇身一变成了南明永历政权的重臣。对这样的人物，郑成功向来是鄙视的。双方摩擦不断。作为李成栋的亲信，又是郑成功的邻居，郝尚九自然也和郑成功不对付。郑成功在与清军作战时，曾多次遣使，向郝尚九讨粮，皆被他拒绝。郑成功大怒。你不给，那我就自己来拿。

打潮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潮州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得到了潮州，也就等于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粮食产地。对于一直缺少地盘的郑成功来说，自然是极为重要的。

可是再重要，郑成功还是忘记了一个原则问题：李成栋纵然千般卑鄙，此时却已是他的同僚；郝尚九再怎么不对付，却也是他的友军，一旦开战，就是内讧，后果自然是严重的。

但郑成功是管不了这么多的。自这年四月起，郑成功开始不断侵扰潮州，先是派人到潮州征粮，遭到郝尚九痛击，这下给了他开战口实。从七月开始，郑成功动用兵力上万，数次攻打潮州，郝尚九也以硬对硬，率领主力和郑成功鏖战。双方在海阳、惠阳、揭阳、普宁等地大打出手。郝尚九虽然勇猛，却还是架不住郑成功更狠。打到次年二月，已被郑成功攻城掠地，只剩下潮州孤城苦苦支撑。期间郝尚九曾多次向南明永历朝廷上奏诉苦，请求朝廷为他做主。可南明朝廷又哪里管得了，只好不断派大臣调停，甚至加封郑成功为“延平公”，请求郑成功收手。但得胜不饶人的郑成功不管不顾，非要灭了郝尚九不可。正当郑成功猛攻潮州的时候，清军由尚之信、耿继茂率领，大举进犯广东。郝尚九闻讯后火速归降，结果在清军夹击下，强弩之末的郑成功再度败退，不得已退回福建。恶战半年，反而给死对头做了嫁衣裳。

潮州之战，无论对郑成功本人，还是对南明永历政府，后果都是灾难性的。作为粮仓的潮州最终落到了清王朝手中。随后清王朝大举南下，逐步吞并广东各地，把永历朝廷赶到了大西南地区，和郑成功之间的联系也因此隔绝。原本大好的形势从此快速恶化。但更重要的是，郑成功性格中最重要的弱点——偏狭，也因此暴露无遗。仅仅因为贪图一点粮食，外加一些私怨，就不管不顾地冲动行事，最终葬送大好局面。“冲动是魔鬼”的错误，在他起兵后是第一次犯，但绝不是最后一次。

攻打潮州的“冲动”，给郑成功带来了“魔鬼”一般的后果。损失大量兵马是小事，清军趁机大肆攻打广东，导致永历政权几乎崩溃却是大事。但冲动之后，郑成功还是做出了一个冷静的决定：取厦门。

和潮州一样，厦门此时也是南明的地盘，而且掌握在同是郑家宗族的郑彩手里，怎么看也是不该取的。但郑成功此时取却是正确的。首先，这个郑彩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以专横暴虐著称，在当地横征暴敛，民愤极大。其次，厦门掌握着当年郑芝龙对外贸易的重要航线，郑成功所在的鼓浪屿，比起来只能算旁支。最重要的是，夺取了厦门，也就等于将原本分散的郑家力量，完全整合到自己的手里。抗清的底气，也就壮了。

当然，吸取潮州之战的教训，这次郑成功不敢轻易动兵了，他选择的是智取。1650年中秋节，厦门守将郑彩外出，城中只留了部将郑联等人，郑成功假装前来拜访。进了厦门后，郑成功的士兵来了场快速的特种兵斩首行动，当场杀死郑联，控制厦门城。郑彩闻讯，虽愤懑却也无奈，又怕郑成功来打，只得主动低头，将手中兵权悉数交出，自己归家养老。整个行动从开始到结束，前后不过三天。而给郑成功献上智取之计的，正是此时他最信任的部将施琅。

厦门的获得，对于郑成功来说，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没得到潮州这个粮仓，反而得到了厦门这个贸易航线，以及原本隶属于郑联、郑彩的大批船只。从此开始才可以说，他继承了父亲郑芝龙海上贸易霸主的地位。晚明开始形成的日本—福建—东南亚的海上航路，从此开始畅通无阻。郑芝龙当年的“保护费”事业，也被郑成功继续做了下去，他的水师重新遍布东亚海洋，控制航路。他的“仁义礼智信”五路舰队，被他扩充成“海路五行”。从1650年夺取厦门起，每年郑家出海的商船，总数在五十艘以上。原本由郑芝龙控制的东亚海洋航线，从此由他掌握。这在后来收复台湾的战争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然而另一个决定后来台湾命运的事情，也在随后发生了，原因还是郑成功的冲动。

郑成功从1646年起兵后，之所以能屡获战果，固然是因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却更与麾下的精兵猛将分不开。其中之一就是施琅。比起其他部将来，施琅更像一个智将，不但作战勇猛，更兼眼光独到。当年攻克漳浦，就是他用计智取。轻取厦门的战略也是由他制定。仅此两条，对于郑成功事业的拓展，就是意义非凡。

但意义非凡的施琅，在郑成功军中并未获得非凡的地位。原因之一，还是他的“叛徒”身份。郑成功从小受忠义思想训导，虽然治军时也强调公正待人，但从内心里说，对叛徒还是歧视的。偏偏施琅就是个多次做过叛徒的人，最早是郑芝龙的部下，后来又投靠了清朝，再后来投靠了他。这样的人，想让郑成功喜欢是很难的。

外加郑成功比较爱冲动，更兼气量偏狭。偏偏施琅也是个极有性格的人，此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恃才傲物。两个有性格的人碰一起，摩擦也就不断了。

但两人真正的交恶，却是源于厦门失守。

1651年在厦门站稳脚跟的郑成功，又意图拓展广东地区了。他和叔叔郑鸿逵一道带兵南下，留另一个叔叔郑芝莞留守厦门。对这个决定，郑军上下大多同意，唯独唱反调的还是施琅。他看得很清楚，此时清王朝在广东屯有重兵，不是郑成功说打就能打的。可几番反对，除了被郑成功臭骂一顿，勒令留守厦门外，几乎毫无作用。事实再次证明了施琅的判断。郑成功前脚刚走，后脚清军泉州总兵马得功部就窜犯厦门。厦门守将郑芝莞被吓得拔腿就跑。危急时刻，施琅仅带六十余人奋勇拼杀，击毙马得功之弟，硬是杀退清军，但郑家囤积在当地的财富，乃至部分家眷，都尽数被清军掳走。消息传来时，正在广东奋战的郑军官兵闻讯，军营里居然一片嚎啕大哭之声，足见损失惨重。

损失很惨重，郑成功很愤怒，被人摸了老窝不算，更愤怒的，却是郑家老一辈的那群浑人。对于郑成功有提携之恩的郑鸿逵，也因临阵犹豫，未能追击清军，而遭郑成功怒骂。一辈子很有眼光的郑鸿逵这次也识趣，连忙交出兵权，学郑彩回家养老去了。对郑成功来说，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从此郑家的所有军队，已经全部掌握在他一人手中。郑成功仍然余怒未消，在回来后大骂道：“家门如此，与掳何干。”

愤怒的郑成功决定整顿，先是临阵脱逃的郑芝莞。虽有众人说情，还是被郑成功一刀砍了，此举立刻震慑全军。接着开始整顿军队纪律，在厦门设立“五军制”，加强管理。陆军分为七十二镇，海军分为二十镇，在厦门周边的铜山、南澳、闽安诸岛设置防御，形成连环防御地带。苦心经营之下，郑家军纪焕然一新，战力大增。

但如此苦心，还是犯了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错误，最后捅了大娄子：对施琅的处理。

在厦门之战中，施琅是有功的，不是他率军力战，恐怕清军不只是劫掠，估计当年南安惨案的一幕也要重演。但如此大功，郑成功却只赏了二百两纹银，从心里，他对施琅还是不待见。如此赏罚不明，施琅自然心里憋气。偏又出了一件小事。施琅的一个亲兵曾德违反纪律，施琅本要处罚，但这个亲兵实在不是省油的灯，跑到郑成功处告状。一向处事公正的郑成功这次却犯了大糊涂。他轻信了曾德的花言巧语，反而赦免曾德无罪。这事要搁在别的将领身上，估计也就忍气吞声了，但施琅怎是能忍的人。他二话不说，带兵冲进营帐，当场将曾德绑起来砍了。等郑成功派人传令赦免的时候，看到的却是曾德的脑袋。面对郑成功的怒气，施琅本人也理直气壮，他昂首回答说：“您不是说要纪律严明吗？我就是照您说的做的。”

这事要搁在胸怀宽广的将帅身上，也就不算事了，但郑成功性格偏狭，眼见施琅如此“有性格”，郑成功勃然大怒，竟当场将施琅一家逮捕。按说事情到这里也还有转圜余地。施琅作战勇猛，在士卒中威信很高，和蓝登等部将也交好。事发后，诸将纷纷为他说情。但施琅本人受不了这个气，趁着郑军防备松懈，竟然偷偷跑了。跑出去没地方待，干脆一跺脚投奔了清军。这下可就完了。为了杀一儆百，郑成功干脆把施琅的父亲与弟弟一并杀害。从此，这两个有性格的人，走上了彻底的决裂与对立。而他们俩都没想到的是，对立一辈子的结果，竟是在台湾岛上殊途同归。

台湾的事情算是后话。在当时，施琅的叛逃，并未给郑成功的事业带来太大影响。起初清政府并不信任施琅，仅给了他同安副将的官职。郑成功的事业依然蒸蒸日上。厦门、金门这两块根据地的巩固，不但让他有了稳固的根据地，更借机通商世界。依他的部将冯世成的建议，他正式修书日本，签署了长期贸易协议，贸易网络北至日本，南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除了他个人名下的贸易外，他还大力鼓励私人贸易，给私人船只发“商牌”，征收商业税，并保护私人商业利益。在经济上收获颇丰的同时，在政治上他也获得了重要收获：屡遭败绩的鲁王监国政权，在走投无路后向他投诚，寄居在厦门地区。这个王爷的到来，也让他有了一张扩展势力的招牌。散布在浙东沿海的抗清势力，也因此和他搭上了线。他的直接控制区域也在扩大。到1653年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了海澄、长泰、普阳等内陆据点。尤其是发生在1651年至1653年的漳州、海澄之战中，郑成功以围点打援的战术，相继杀败清朝福建总督陈锦、汉八旗名将金厉。至是年四月，郑成功在海澄保卫战中，以火攻战法大破金厉大军。屡遭失败的清军，不得不主动与郑成功议和。这之后的郑成功，和清军时战时和，假借“议和”为由，暗自壮大实力，期间还曾一度收复舟山群岛，攻打浙江沿海。为了对付郑成功，清政府做出“迁界禁海”的决定，将沿海边民尽数迁入大陆，断绝海外贸易，即历史上著名的“海禁”。但别的地方“禁”，郑成功的地盘厦门却禁不了。结果除了造成郑成功垄断航线，获得暴利外，其实收效甚微。这期间的郑成功，依然围绕着福建漳州、泉州等地，和清军反复拉锯，同时与南明另一位抗清名将李定国密切配合，在东南、西南两个战场上持续给清王朝以打击。大清这个庞然大物，被折腾得气喘吁吁。

就这期间，郑成功依然犯了“冲动是魔鬼”的错误。比如在1656年安平之战中，因恼火安平沦陷，愤然斩杀了败将苏茂，又杖责其副将黄梧。事后，他又把守卫重镇海澄的重任交给了黄梧。结果黄梧在清朝的诱降下叛变，将海澄重镇拱手交给了清廷。海澄丢失，等于抽断了郑成功的脊梁骨。此地是郑成功囤积物资，乃至连接辖区的中转站，一经丢失，郑成功在内陆的属地急剧萎缩。最要命的是，这座原本郑成功苦心经营，用以保卫厦门的屏障，从此就成了清军进犯厦门的跳板。黄梧在投降后，立即被清政府解除了兵权，后来虽然得了“海澄公”的爵位，但实际上连薪水都没有，晚年全家二百多口人生活困顿。虽是小人枉做了小人，但归根结底，却还是郑成功“冲动”所致。

到了1655年，在东南沿海越战越强的郑成功，也得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任命。此时作为“中央政府”的南明永历王朝，已经远走大西南，对奋战东南的郑成功已难节制，索性封郑成功为“延平王”，并允许他在福建设立官署，称王统治。在明朝历史上，这算是破例了。明朝的制度，异姓不能封王，包括诸如徐达、常遇春、沐英这些开国元勋们，都是死后追封的王爵，在世就得到王爵的，郑成功算是明朝历史上第一人。得这个任命的郑成功异常激动，他将自己所在的福建改名叫“思明州”，每次任命官员时，皆邀请明朝宗室在旁观礼，以表效忠之意。这个传统延续到了他收复台湾后。

当然这些举措都是形式上的。郑成功知道，非同寻常的任命意味着非同寻常的使命：光复大明。

1658年，机会来了。

在这一年，郑成功迎来了人生中最好的抗清机会：经过长年苦心经营，他的麾下已拥有十多万大军，以及上千艘精良战船。而他所誓死效忠的南明永历王朝，此时却已经风雨飘摇。偏安于大西南的南明永历政权，经历了孙可望弄权的内讧，实力大损，一度大好的抗清形势转入低潮。清王朝趁机出重兵打击。这年二月，清军分三路从云南、广西、贵州进击永历政权，意图一举将其剪除。南明抗清的最后旗帜，摇摇欲坠。

清军主力悉数奔赴西南，东南地区防务空虚。如果能趁机进攻东南，牵制清军动作，不但能够挽救永历王朝的危局，更有可能一鼓作气，在清王朝最薄弱的环节上给予致命一击。

郑成功正是这么想的。从是年二月起，他就积极筹划北征，先精选各部的精兵勇士，继而颁布严格的纪律条令，严明军纪。五月十三日，大军在厦门誓师，继而沿水陆北进。同时，坚持在内陆抗战的鲁王麾下名将张煌言，也率领一支劲旅从陆路出发，两支大军水陆并进，不仅仅要牵制清军，更要一鼓作气，收复沦陷十四年的东南河山。

郑成功的这次北征，隶属于他个人的军队多达十万人以上，几乎全是能征善战的精兵猛将。虽然出师不利，在浙江沿海遭遇风浪，甚至郑成功的三个幼子也在这场风暴中遇难，但郑成功在浙江经过半年多时间的休整后，于次年年初愤然进击，一路势如破竹。此时的清王朝在江南的兵力十分空虚，难以抵挡郑成功的攻击。从浙江一路打到苏南，几乎是兵不血刃。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郑成功一反常态，在出征的途中，带上了全军将士的妻儿家眷。此事也成为事后他被人诟病的缺点之一。于他而言，他几乎把所有的希望，全押在了这一次征战上。

第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顺着浙江沿海一路北进的郑成功，在浙江定海经历了他们北征以来的第一场恶战。经过两日激战，郑军夺取了定海一线的所有炮台，击沉清朝浙江水师战船一百多艘。此战的意义，就是让清王朝完全丧失了制海权，此后只能依托陆地防御，处处被动挨打。同时，定海的沦陷也让清王朝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即认定郑成功要以定海为基地，进攻浙江各地。正当清军火速往浙江集结的时候，郑成功却掉头北上，进兵长江要塞吴淞口。这时候，他即将遇到此次北征的最大考验：清王朝经十多年苦心经营修筑的长江防线。

清朝从建国开始就喜欢修炮台，毕竟海军比较差，面对郑成功这样的海洋枭雄，也只有修炮台一个办法了。仅在吴淞口沿线，清政府就修筑有大小炮台上百座。长江两岸火炮林立，另在长江内设有密密麻麻的木桩、铁链，意图让滚滚长江变成埋葬郑成功的陷阱。

但铁壁防线才打了一仗，就成了豆腐渣工程。郑成功率军抵达吴淞口后，并未如清军料想的那样强攻吴淞口要冲崇明岛，反而绕开崇明，一路进兵到了瓜州。这是一着险棋，一旦攻打瓜州受挫，他的舰队就很有可能被清军重重围困。在清军眼里，瓜州是整个防线最难攻打的要地，清军在此地拥有两个隔江而对的大型炮台，完全可以把郑成功的舰队覆盖在“交叉火力”下。此外江面上还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障碍物，俗称“滚江龙”。江面上更设有木头搭建的浮城，上面遍布火炮。战术很简单：轰不死你就撞死你。

但苦心经营的防线一开战就被打得稀巴烂。郑成功命令部将马信率领他的精锐“三桅炮船”进攻两岸炮台，才打了一天，清朝苦心修筑的炮台就被打惨了，两处炮台相继被郑成功占领。至于设在水面上的“滚江龙”，郑成功派敢死队潜水，将这些拦江障碍物尽数拔除。而搭在江面上的木头浮城，更成了郑成功水师的靶子，被打得支离破碎。不到两天的工夫，瓜州沦陷了。

在攻克瓜州后，郑成功马不停蹄，又发动了对南京城的屏障——镇江的猛烈进攻。这次清军学乖了，在水上打不过你，那就在陆地上打吧。他们调动了大批骑兵，意图趁郑成功登陆的时候发动反扑，将郑成功一举冲垮。然而郑成功等的就是这一招。当清军骑兵杀来的时候，意外地发现，没有骑兵的郑成功军团，竟然出现了一群穿铁甲的家伙。这群人身披铠甲，刀枪不入，手持精钢砍刀，一刀就能把马头剁下来。几番冲锋下来，骄横的清军骑兵伤亡惨重。而郑成功的火器也打响了。一天交兵下来，清军损失惨重，骑兵大部被歼。清军镇江提督管效忠所属的四千骑兵，生还的仅一百四十人。惨败之下，镇江知府戴可进主动投降。至此，郑成功已经完全打通了通向南京的门户。而瓜州、镇江两战的惨烈局面，震动了整个江南，各地投诚者无数。在经过近二十年孤军奋战后，郑成功迎来了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刻。以一支东南海岛上成长起来的军队，一路攻城拔寨，他距离恢复大明的不世之功，似乎只剩下一步之遥了。

但一步迈错，就将坠入万丈深渊。

这年七月七日，郑成功率十万大军、三千艘战船，浩浩荡荡杀到了南京城下。志得意满的他，望着眼前的南京城，发出了“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的豪言。五天以后，郑成功全军缟素，在战船上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隆重祭奠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十万大军哭声震天。按照《清史稿》的记载，当时焦急万分的顺治皇帝甚至想御驾亲征，结果被孝庄皇太后所阻。大好形势下，郑军内部对攻城的战术却产生了分歧。如大将甘辉认为，应该集中兵力，火速占领南京。但参军潘庚钟却意见相反，认为郑军应该保存实力，围点打援。应该说两种看法都有道理。虽然南京就在眼前，但清军实力犹存，即使占领南京，也免不了恶战。强攻或围困，都有道理，但郑成功在之后的十三天里，却开始了一场“奇怪战争”。大军对南京虎视眈眈，却不见有任何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另一路大军张煌言部，正在陆路扫荡外围，连克芜湖、徽州等地，也一再劝说郑成功火速进兵，但郑成功却不为所动。个中的原因，按照史料的说法，是郑成功中了南京守将管效忠（从镇江逃回来的那位）的诈降计，即管效忠当时求救的奏章被郑成功截获，郑成功反而写信给管效忠，劝管效忠献城投降，但管效忠提出：自己的家眷都在北京，按照清朝法律，如果守城一个月以上再投降，就可以免受责罚，所以请郑成功给他一个月的时间。这一听就是骗人的鬼话，无非是为了争取时间，但郑成功偏偏信了。清王朝抓住了这段宝贵的喘息时间，从中原以及长江沿线火速调集援军。至七月二十二日，南京周围已经集结了大批清军。是日中午，清军发动反扑，从观音山后面发动突袭。郑成功大军溃败。清军多路追杀，沿长江疯狂攻击。深陷重围的郑成功浴血奋战，最终于七月二十八日突围到吴淞口。但这时候的郑成功仍然没有放弃，他意图攻占崇明岛，封锁长江出海口，作为继续进攻的跳板。但崇明岛久攻不克，部将韩英、王起等人相继阵亡。败局已定的郑成功只得退回厦门。

这次北征的失败，与其说是郑成功大意失荆州，不如说是性格决定命运。爱冲动的郑成功在这场战役的几个关键时段，因他的冲动、轻信，最终葬送了大好的战局。更为严重的是，在整个战役中，他的军队损失过半，多年积攒的精锐经此战一次性赔光，可谓元气大伤。这支南明末期最强大的抗清力量，此时已失去和清王朝对抗的能力了。

但厄运还没有完，郑成功退回厦门没多久，清军就紧跟着杀来了。之后两年，清军数次发动攻打厦门的战役。虽被郑成功击退，但抗清大局却一天不如一天了。西南的永历王朝早已经被清王朝消灭，永历皇帝远走缅甸。自己这边，精锐水师在攻打南京的战役中伤亡殆尽，厦门等根据地不断萎缩。清王朝又厉行迁界禁海，断绝外援。眼看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苦苦支撑的抗清大业，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1661年年初，郑成功找到了一条新路：收复台湾。

3. 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台湾人：郭怀一抗暴起义

当大陆改朝换代、山河变色的时候，海峡对岸的台湾同样也不平静。

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巴达维亚日志》的记录，从1644年以后，荷兰人对于中国的局势一直非常重视。东印度公司曾经计划与清王朝合作，夺取厦门、金门、澎湖等地，甚至图谋将葡萄牙人从澳门驱逐走。但终因内部意见不统一，最终未能成真。

对于荷兰人来说，有一点是意见统一的，那就是要利用中国内乱的机会，最大限度地攫取在台湾的利益，将台湾彻底变成荷兰的殖民地。

荷兰人绝不是在痴人说梦。自古以来，要合法占有一个国家的领土，最好的机会就是趁他国内乱甚至改朝换代。这就好比是一户人家兄弟打架，邻居假装过来看热闹，趁机顺走点儿东西。道理都是一样的。荷兰人能够偷到台湾，说到底还是沾了晚明内乱的光。而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偷到台湾的他们希望能把台湾变成他们的合法财产。在郑芝龙降清早期，荷兰战舰多次游走于福建沿海，企图浑水摸鱼。好在当时虽然福建战乱，但郑成功、郑鸿逵、郑彩三家力量盘踞沿海，恰好形成了一个犄角。无计可施的荷兰人尚对当年料罗湾海战的惨烈记忆犹新，因此未敢轻举妄动。郑鸿逵、郑彩，乃至郑成功，在早期创业时代，都和荷兰人继续着贸易往来。在郑成功以鼓浪屿为核心拓展航线后，他与荷兰人之间的关系一度很密切。在郑成功建立了以金门、厦门为核心的根据地后，由于清王朝的全面海禁政策，荷兰人已经无法从中国沿海得到商业好处，所以郑成功就成了他们唯一的贸易伙伴。出于经济利益，双方友好往来了很长时间。在荷兰人的相关资料里，甚至称呼郑成功为“值得尊敬的国姓爷。”

侵占中国沿海无望，荷兰人加紧了对台湾岛的剥削和压迫。在1644年以后，荷兰人开始逐步推行强化统治的政策，除了征税、挑拨汉族和少数民族内斗外，他们的另一个重要政策，就是“去中国化”。

所谓的“去中国化”，就是在整个台湾岛上，传播以欧洲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荷兰文明，包括荷兰的语言、文字、宗教思想，动用一切手段，强迫台湾岛上的各族同胞接受荷兰奴化教育，经过几代洗脑，让他们从心里认定自己是荷兰人，完完全全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这同后来日本人在台湾做过的事情一样。

荷兰人最先开始的奴化教育，是传播宗教思想。这一点从他们登陆台湾的早期就开始了。早在明朝崇祯三年（1630年），荷兰传教士康迪钮斯就曾致信东印度公司总部，要求东印度公司用立法的形式，规定台湾少数民族部落必须信奉基督教。但是荷兰人担心此举会招来各族的反抗，因此暂未实行。此后多年，在荷兰人大肆征服少数民族部落的过程中，每次战役都有随军传教士参加。这些传教士通常都是“一专多能”的，打仗之前，主要做特务，混入各族部落中刺探情报；打仗的时候，主要做医生，给受伤的荷兰兵治伤；打完仗以后，又摇身一变成了传教士，兼职做老师，主要工作就是诱导少数民族部落信教，并且在当地讲课。从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年）荷兰人赶走西班牙人后，荷兰人开始用立法的形式，强迫当地少数民族同胞信教。比如他们规定，每个部落定期都要有传教士去上课，不来听课的，就要拿出一张鹿皮作罚款，但是以当时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条件，一张鹿皮可以算是天文数字了，根本无力缴纳，所以表面上自愿的信教，也就变成必须信教了。

为了能让基督教起到奴化作用，荷兰人甚至大逆不道地擅自曲解修改基督教教义。基督教里关于和平平等的内容，这些传教士们能不讲就不讲，反而加上了许多“惩罚异教徒”之类的莫须有内容，以收忽悠之效。比如每当荷兰人要征讨某个部落的时候，传教士们总打着上帝的名义，在其他部落广招教友，用其他部落的力量来替荷兰人打自己的同胞。结果就是少数民族各部仇杀内斗不断。荷兰人不费吹灰之力，巩固了他们的统治。

随着荷兰人控制区域扩大，人口不断增多，先前简单地派传教士传教，显然是不够用了。荷兰人又开始规模化经营，主要的方式就是办学校。

荷兰在台湾岛上办的第一座学校，是由传教士祐纽斯在新港设立的，建于明朝崇祯七年（1634年）五月，而这里正是荷兰人最早征服的地方。之后随着荷兰人扩张范围的扩大，他们每征服一处，都会在当地设立学校。至明朝崇祯十一年（1638年）的时候，已经陆续在麻豆社、北港等地，开设了大小十一所学校，而且他们的教育成果也很显著。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时候，在台湾的荷兰学校，学生总数只有三百多人。仅仅过了七年，人数就增加到了一千两百多人。之所以这么显著，主要还是荷兰人的强制政策。比如对台湾少数民族，他们规定凡是七岁以下儿童，必须要入学接受教育，凡是拒绝接受教育的，就要遭到罚款甚至劳役。尤危险的是，从崇祯十一年（1638年）开始，荷兰人在台湾岛上推广荷兰语，凡是七岁以下的儿童，都必须从小学习荷兰语。按照另一个传教士范德烈的记录，当时荷兰人在台湾岛上的奴化教育已经取得了成果，在1659年的台湾新港地区，已经有许多人，特别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每天穿荷兰衣服，甚至取了荷兰名字。同样是1659年，荷兰人开始广泛在台湾岛上推广荷兰文写作。根据是年荷兰台湾总督写给东印度公司的报告称，荷兰当局对台湾岛少数民族部落进行过全面调查，皈依基督教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而尤其是最早被征服的新港社地区，信教人口竟然高达百分之八十五。虽然台湾岛上的汉族，因为其传统文化的影响，很难立刻开展奴化教育，但是按照荷兰台湾总督在公文里说的原话讲：“那是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做的工作了。”

对于台湾的归属来说，这其实才是最危险的事情。如果在这个小岛上，荷兰人成功完成他们的奴化教育，那么他们占据台湾的事实也将彻底板上钉钉；和大陆的血缘纽带，更会遭到彻底的剪断。这段时期里，明清双方忙活着改朝换代的战争，谁也没有力量顾及台湾。在台湾岛上的各族同胞遭到血腥杀戮和压榨。台湾的归属命运，似乎正向着荷兰人期待的方向滑行着。

然而就在这个“滑行”中，却有一个壮士挺身而出，以他的铮铮铁骨，发出了不甘做亡国奴的吼声：“然死等耳，计不如一战！”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抗荷英雄：郭怀一。

在今天许多荷兰人的资料里，都言之凿凿地认定，郭怀一领导的台湾人民抗荷起义，是一场由郑成功精心策划的暴乱。这么说的原因，在于郭怀一与郑家的关系。

郭怀一是福建泉州人，也是第一批来台湾垦荒的大陆流民之一。他是在郑芝龙到达台湾后，从大陆带来的垦荒农民，其早年的人生经历已不详。在郑芝龙接班颜思齐后，他曾经做过郑芝龙的部将，跟随郑芝龙打了不少硬仗恶战。郑芝龙接受招安后，他留在了台湾岛上，继续率领流民垦荒，很快成了一方大户。除了拥有广阔的良田外，他甚至还按照荷兰法律所允许的，在许多村落里包租土地、拥有投资。在当时的台湾汉人中，他属于德高望重的上层人物。

但随着荷兰人统治的加强，即使是他这样的上层人物，也无法忍耐了。

荷兰人与台湾汉人之间的矛盾众多，包括民族歧视、司法权力等各方面，但是最尖锐的，莫过于税收矛盾。在《热兰遮城日志》中，就记载过多起荷兰人与汉人因为税收而引发的冲突。比如1646年的日志中就曾记载，在当时的台湾农村，荷兰人只要见到中国人，就可以借着收税为名，肆意掠夺他们的财产。1649年，荷兰人甚至可以半夜搜查中国人的家，以催缴人头税。1650年的时候，因为抗拒荷兰人下乡收税，在当时台湾一些村庄里，已经发生了反抗荷兰人暴政的“群体性运动”。当时新任的荷兰总督为了维持稳定，不得不做出承诺，放宽对人头税的征缴。但是到了1651年，荷兰当局又出尔反尔，将汉人该缴纳的人头税上涨了百分之十七。于是，矛盾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个时候的郭怀一，他的身份是台湾士美村村长。对于人头税政策，像他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有苦难言。荷兰人收税，主要是由各村村长代劳，一旦缴税款额不足，就要从村长的私人财产里扣除。郭怀一并不是一般的村长，早在郑芝龙时代，他就是一员猛将，如今虽说转兵为农，血性却依然不改。对于武力反抗，他自然酝酿了许久。

此时汉人的生存状况越发艰难，其中一条原因就是台湾本土经济局面发生了变化。荷兰人占领台湾后，蔗糖业成为台湾岛重要的出口产业，台湾岛上甘蔗园大增。但荷兰人多年的残酷压榨，却令当地从事甘蔗生产的农民贫困加剧。因为要缴纳的税多，出产被荷兰人压榨购买，以至于许多荷兰人在笔记里也承认，当地的中国农民穷得连鞋都穿不起。外加长久累积的种族歧视、民族矛盾，反抗在台湾民众中间悄悄地酝酿。

但是真反抗却也困难。为了防止台湾汉人反抗，荷兰人早就定下规矩，严禁汉人持有武器。手拿农具棍棒的汉人，去对付拥有火枪、大炮的荷兰人，胜负是很容易想象的。但对于郭怀一来说，他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所在的村子在荷兰重镇赤坎的旁边，况且当年跟随郑芝龙南征北战，也累积了一些统兵打仗的本事，所以郭怀一渐渐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设计夺取赤坎城，然后利用荷兰人的武器，把荷兰人彻底赶出台湾岛。

利用村长的身份，郭怀一直在四处串联。为了躲避荷兰人的耳目，他们聚会的名头，往往是借用中秋、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团拜的机会。1652年，经过反复的酝酿，在九月一日的一次集会上，郭怀一确立了起义方针，即利用中秋节的机会，于是年九月七日，假装邀请荷兰当地长官福尔堡赴宴，趁机将其杀死，然后趁乱夺取赤坎城，进而夺取全台湾。

这个计划还是非常冒险的，但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这时期荷兰人在台湾岛上的驻军并不多，维护统治主要还是靠几个堡垒，只要能够夺取其中之一，用得到荷兰人的武器武装自己，赶走荷兰人是非常有希望的。但计划赶不上变化，郭怀一千算万算，却还是漏算了一样东西——汉奸。参加会议的各路代表中，有一位叫郭宝宇的村长，恰是荷兰人内应。会议刚开完，他就脚底抹油，火速通知了赤坎城的荷兰驻军。得知消息的福尔堡加强了赤坎城的防务，命令军队进入一级战备，并搜查赤坎城内所有汉人的住宅，查找武器。眼见消息泄露的郭怀一当机立断提前举事。九月七日深夜，郭怀一率领四千多起义军强攻赤坎城。按照荷兰人的有关记录，这支起义军的装备极其落后，不要说火器，竟然连砍刀之类的铁器都很少。他们的主要武器，就是竹矛以及铁农具。就是这么一支军队，却差点儿端了荷兰人的老窝。暴动发生后，荷兰人惊慌失措。起义军在赤坎城内到处焚烧房屋，消灭一切可以看到的荷兰兵。但郭怀一却犯了一个大错误，他没有趁着荷兰人猝不及防的时候，火速攻占荷兰人的军火库。结果就在这时，荷兰人火速调来了一百二十多名火枪手。在密集的排枪下，起义军士兵们一排排地倒下。关键时刻，郭怀一又和助手发生了争论，他们还没争论完，荷兰人的反扑就开始了。火枪、大炮的轰击下，起义军终于不支，不得不且战且退。待到天明时分，眼看败局已定，郭怀一只得命令起义军化整为零，四下躲避。

得胜的荷兰人立刻展开了反攻倒算。比起郭怀一的优柔寡断来，荷兰人很坚决，立刻召集新港社、麻豆社等部落，一道展开撒网式搜捕，每个参与动乱的汉人悬赏一匹棉布的高价。短短五天里，就从台湾各处农村搜捕到了五百多名起义者，一律被荷兰人处死。之后荷兰人得到情报，郭怀一的残部败退到了今台湾冈山镇一带，随即集结了六百多荷兰兵前往镇压。战斗打响后，武器低劣的起义军用竹矛、农具和弓箭殊死抵抗，但抵挡不住荷兰人的火枪、大炮。一天的恶战后，领导人郭怀一壮烈牺牲，前后遇害的起义者多达两千多人。此后，荷兰人在台湾岛上大肆搜捕，先后又杀害无辜者两千六百多人。前后遇害的汉人，竟多达近五千人。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挑拨台湾岛的民族矛盾，荷兰当局调动了许多部落，参加对郭怀一部的镇压。但即使如此，许多起义者仍然是在少数民族同胞的掩护下躲过了荷兰人的搜捕，顺利逃到福建，向远在福建的郑成功通报此事。

荷兰人大肆镇压的时候，正是郑成功抗清战争最艰苦的时段，根本无暇东顾，但即使如此，在得悉台湾岛的惨剧后，郑成功仍然悲愤异常。当时在他的辖区内，有数艘因风暴滞留的荷兰船只，郑成功命令部下向这些荷兰船只投掷石块，并高呼“荷兰狗”。这时候的郑成功只能把悲愤埋在心里。他真正开始和荷兰人翻脸，是在1655年之后。从1655年起，郑成功开始照会日本、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严禁与荷兰通商，尤其是不得与台湾岛上的荷兰人通商，否则就将遭到郑家的惩罚性攻击。几年后，遭受经济封锁的台湾本岛物价暴涨，荷兰人苦不堪言。在1658年郑成功北征南京失败后，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局面，收复台湾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4. 鹿耳门作证：大明水师扬帆东进

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原因，现代人大多存在一个“误会”。在有关郑成功的人生中，1661年以前的郑成功，主要经历是反清复明、尽忠南明。他似乎从来和台湾没有过交集。而根据福建地方志的一些记录，早在南明隆武政权时代，郑成功就曾向父亲提出过收复台湾、驱逐荷兰的主张。虽然在历史学界还存在争议，但是从1655年开始，他就对台湾的荷兰人进行过经济封锁。所以，东渡台湾绝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经过深谋远虑的选择。

一个人的到来，坚定了郑成功的这个选择——何斌。

何斌这个人，历史上也有叫作何延斌的。有说他是逃出来的，也有说是荷兰人派来的，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不是他第一次见郑成功。早在1657年的时候，他就作为荷兰人的使者，来与郑成功谈解除经济封锁的事宜。当时由于黄梧叛逃，将郑成功设立在大陆的秘密商号尽数出卖给了清政府，导致郑成功损失惨重。为了拓展商路，郑成功也就暂时解除了对台湾的经济封锁。正是在这一次见面中，何斌详细地向郑成功介绍了台湾的风土人情，力劝郑成功出兵台湾，并且向郑成功表示，自己愿为内应。

对这个人，郑成功是百分之一百相信的。因为他是个老牌地下工作者了。早在天启年间的时候，他就是郑芝龙的一员部下。和郭怀一一样，他也是在郑芝龙离开台湾后留守当地的，后来荷兰人倒行逆施，奴役岛上百姓，他曾愤然离台投奔郑芝龙。熟料人算不如天算，途中船遇风暴，反而又给刮回到台湾岛，偏巧落在荷兰人手里。出于生计考虑，何斌一度改信了基督教，并在荷兰人身边做了一名翻译。但多年以来始终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趁着郑成功进行经济封锁的机会，他终于得以返回大陆。在那次与郑成功的会面中，经他斡旋，郑成功与荷兰人达成协议：每年荷兰人向郑成功进贡白银五千两、硫黄三千担，作为给郑成功的“贡品”。但在何斌看来，进贡是不够的，把荷兰人从台湾岛上赶走才是最终目的。

对这位年龄可以做自己父亲（何斌是1603年生人）的老卧底，郑成功非常敬重。受郑成功的委托，1657年至1661年，何斌一直在台湾岛勘察地形、搜集情报、绘制地图，为郑成功收复台湾做准备。由此可见，对于郑成功而言，收复台湾只是时间问题。

而1658年北伐的失败，也让收复台湾提上了日程。此时的郑成功，地盘急剧萎缩，困守金门、厦门，最后只能死路一条。要想开辟活路，必须打出去。打陆地显然不成，打下来也没力量守住。唯一的选择，只有找一块清军打不着的地方，扎根休养生息，再图大业。台湾，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何斌这次来，是冒了很大风险的。有资料称，他是趁着元宵节的机会，假装在宴会上肚子疼，借故开溜后偷渡过来的。无论是否确有其事，能从荷兰人严密的封锁下逃出来，本身就是一件极需要决心的事情。但郑家部下对收复台湾的决定，一开始却很没决心。虽然这次何斌带来的是他历经四年精心绘制的台湾岛城防图，连每个据点甚至每一口大炮的位置，都标注得清清楚楚。但在是否东进收复台湾的问题上，郑成功的部将们仍然争论激烈。

认为没必要收复的，以郑成功身边的一群文士幕僚为主。这群人从小受儒家传统教育长大，眼界比较狭窄，认为台湾还是蛮荒之地。认为没能力收复的，则是一些到过台湾的将领。比如宣毅后镇吴豪，他认为荷兰人火炮厉害，不可轻易与之交锋。大将黄廷也随声附和。眼见反战声四起，却有一个尚不显山露水的参军出来和稀泥了，他认为到底可行不可行，需要打了才知道，打不打，却全凭郑成功一句话。只要郑成功下令，大家就豁出去干。话说到这份儿上，众人全都没话说了。干吧！

这个年轻的参军，是年二十九岁，跟随郑成功已经十三年，之前却一直未有太多建言，平日里也寡言少语。但从此事上郑成功发觉：这是一个稳重、沉着，且忠心耿耿的人。这样的人，是值得托付一些重要的事情的。

他叫陈永华，后来被塑造为一个帮会的头领，写进了诸多武侠小说里。那个帮会叫天地会，他在小说里常用的名字，叫陈近南。

一番争论下，攻台的决策很快拍板了，之后就是准备。其实从1658年北伐失败后，实力大损的郑成功就一直在做准备。他此时最犯难的就是战船问题。南京一场大败，把郑成功积攒了十多年的水师班底全都赔光，尤其是大型战船，几乎损失殆尽。所以从1659年开始，郑成功就加紧造船，这期间他还曾击败了清军将领达素的进攻，稳定了后方局面。到1661年的时候，他重新组建起了一支水师，但比起当年那支北伐的水师，这支舰队的规模要小得多，虽然其主力战船也有十丈长，号称“大青头”，但载炮只有两门，火力远弱于当年他的王牌战船“三桅炮船”。这么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火炮和战船的损失，不是短期突击造船就能弥补的，而且因为何斌的缘故，他也清楚彼时台湾荷兰水师的实力，到时候以多打少，以小打大，才是制胜之道。

尽管郑成功的攻台准备，一直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但是荷兰人还是听到了风声。此时他们正在与英国进行旷日持久的英荷战争，没有多少精力来应对亚洲事务，但即使如此，守卫台湾岛的荷兰军队总数，依然增加到了两千八百人。在赤坎城和热兰遮城周围，修了大量军堡要塞。与此同时，荷兰人在鹿耳门水港大量沉船，阻遏舰队进入。守住台湾的城堡，封锁住台湾的海港，在荷兰人看来，郑成功就算有收复台湾的心思，也飞不过来了。

郑成功真飞过去了。

老天似乎也在成全郑成功。之前郑成功虽然默默准备了很多年，但他最大的顾忌，就是清军很可能会趁他东进的时候突袭金门、厦门。若真如此，征台大军的后路就要被断绝了。但利好消息再次传来：清朝顺治皇帝驾崩！清王朝忙于“权力交接”，暂时无暇他顾。收复台湾的时机到了！

1661年，郑成功从厦门移师金门。他精选了两万精锐军队。三月初一，大军在金门誓师。三月二十日，由郑成功亲自率领的两万四千名士兵，四百艘战船，从金门起航，开始了这场等待了三十八年的远征：收复台湾。

为了这场收复国土，同样也事关抗清大业的远征，郑成功准备得非常仔细。在整个台湾海峡，有黄安率领的六千人的兵船队伍来回巡航，不许一切船只进入台湾海峡。制定的进军步骤也非常仔细，先占澎湖，再攻台湾岛，步步为营，以求全胜。当然对金厦地区，郑成功也不敢掉以轻心，委派他的长子，时年只有二十岁的郑经率军留守。而起航的地点，就是当年郑芝龙扬威东亚海洋的料罗湾。

二十五年前，父亲来到这里，建立了属于他的功业——击败荷兰人。二十五年后，郑成功从这里出发，开创更大的功业，收复原本是中国的国土，赶走占有中国国土的敌人。

作战的进程，就像郑成功以往历次进军一样，非常顺利。在作为台湾岛门户的澎湖，荷兰人只有些散兵游勇，很快就被解决了。郑成功留一部分兵马驻扎澎湖，作为东征大军的中转站。也就是在驻兵澎湖时，曾与郑成功联手北伐的抗清名将张煌言，派人带信至澎湖劝阻。他认为郑成功远征台湾，就是放弃抗清大业，属于典型的逃跑主义。对这样的误解，在做出东征的决定时，郑成功就听得多了，所以不予理会。岂料老天爷也跟着凑热闹，到达澎湖没多久，天气就变坏，连日暴风大作，舰队寸步难行。风暴倒是小问题，但这次出征，郑成功的大军并没有带太多粮草，被风暴一耽误，粮草定然接济不上。一连几日，眼见风暴没有好转的迹象，众将领也多有退缩之意，郑成功却最终下定了决心：继续进兵！

进兵，不要说风暴，就是刀山火海也要闯一闯。以这样简单的信念，这支舰队在风暴里艰难航行。经过一天的风雨，待到四月一日拂晓的时候，忽然雨过天晴，出现在中国海军眼中的，就是暗礁四伏的鹿耳门。

在荷兰人占领台湾的一章中说过，荷兰人选在鹿耳门建港是有原因的。鹿耳门是连接台江的主要航道，吃水极浅，外加荷兰人早就在里面沉满了船只，一不留神就可能触礁，大船很难进入。而在另一个港口——大港道，荷兰人早已经修好了热兰遮城，密布的火炮可以覆盖整个海港。一句话，进大港道，是找打的；进鹿耳门，是找沉的。

郑成功选择了“找沉”。

他耐心地等到了中午，太阳正高的时候。荷兰人惊讶地发现，这支冲破暴风雨的中国舰队，居然奇迹般地驶过了鹿耳门，飞也似的登岸。黑压压的中国军队，扑向收复台湾的第一个目标：赤坎城。

于是，在荷兰人发往巴达维亚的求救信中，只有短短一句话：中国兵从天而降，我们非常危险。

当然不是从天上下来的。荷兰人千算万算，却独独漏算了一件事：涨潮。此时恰是鹿耳门涨潮的时候，汹涌的大潮托着中国舰队飞跃了鹿耳门天堑。这是当年何斌在绘制鹿耳门水道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和郑成功探讨过的。经过缜密的计算，中国军队在时隔五十八年后，终于“飞”上了台湾岛。

起初荷兰人并不惊慌。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让他们的自我感觉超级良好。特别是之前镇压郭怀一起义军时，由于义军缺少火器装备，以至遭到失败，所以荷兰人对于中国兵的战斗力极其轻视。在荷兰人中间，居然有“一个荷兰兵可以对付二十三个中国人”的说法，实在狂妄到了极点。

但狂妄终究要付出代价的。比如此时正遭受攻击的赤坎城。

郑成功发起攻击的时候，荷兰人依然很狂，明明人很少，居然还主动出击。荷兰将领贝德尔居然率领二百四十名火枪兵杀出，用排枪向郑成功发起攻击。大概是之前打台湾少数民族同胞打习惯了，他以为开几次火，面前的中国兵就会像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村民一样四下逃窜，可等着枪打完了才发现，中国兵已经杀到面前了。

郑成功派出来的，是他的另一支王牌部队——藤牌军。这些人都是一手持藤牌，一手持刀，交替掩护着向前冲锋。他们的藤牌防御坚固，可挡火枪子弹，外加人人一手绝好刀法，见到红头发蓝眼睛的就猛砍。结果贝德尔看到了做梦都想不到的一幕：素来以勇猛著称的荷兰人，居然一个个扔下火枪，忙不迭地逃命。逃不掉的，还没反应过来就做了刀下鬼。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没多久就见了分晓。荷兰人被砍死和淹死的，总共有一百五十八人，包括他们的队长贝德尔。侥幸逃回来的八十多人，也基本各个带伤。狂妄的试探以惨重的伤亡而结束。这场战斗发生的地点，正是九年前荷兰人血腥屠杀郭怀一起义同胞的北线屿。当年的死难烈士若在天有灵，当可告慰。

然后郑成功告诉荷兰人，这样的伤亡才仅仅是开始。

就在贝德尔被中国军队狂砍的时候，另外一支驻扎在热兰遮的荷兰军队火速冲击，意图夹击郑成功，跑到半路目睹了如此惨剧，又果断地集体转身逃命，转眼间跑回热兰遮。荷兰人“果断”的结果，就是郑成功轻松地在热兰遮和赤坎城之间扎营，原本互为犄角的两个城堡至此被切成两段。

郑成功以出其不意的突袭、暴风骤雨般的进攻、密不透风的合围，将驻台湾岛荷兰军主力死死压制在两座要塞里，从而掌握了整个战争的主动权。但作为此时欧洲一等一的军事强国，荷兰人的反应也是很迅速的。他们随即做出了两个决定：一，固守堡垒待援；二，派遣舰队出击，向郑成功反戈一击。

荷兰人反扑的本钱，就是他们此时在台湾的重型战舰——郝克托号。

在当时荷兰海军的战斗序列里，郝克托号属于重量级战舰，整个战舰载炮七十多门，火力强大，是驻台湾荷兰海军中战力最强的。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是以古代特洛伊神话中的英雄名字来命名的，足见其地位之重。和它一起出战的，还有另一艘战舰弗兰号，外加两艘小型战舰。战斗在外海开打，郑成功以六十艘小型战船迎战，以中国战船轻便灵巧的特点，和“五梅花阵”灵活的阵容配置，与荷兰海军的庞然大物周旋。战斗非常激烈，按照荷兰人的记述，海面上硝烟弥漫，根本就看不清楚情形。但很快就看清楚了，滚滚硝烟中，郝克托号缓缓下沉，最终葬身台湾海峡之中，而另一艘战舰弗兰号也遭受重创，慌不迭地逃往巴达维亚。中国海军一方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一千多名战士从此长眠在鹿耳门外海中。

尽管付出了惨重的损失，但郑成功终于获得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上千荷兰驻军，此时已是瓮中之鳖。

连续的惨败，让荷兰人老实了。身为台湾总督的揆一主动约郑成功谈判，表示愿意送上一笔钱，只要郑成功能退兵。见郑成功不允，又做出让步，表示愿意把台湾让给郑成功，只要郑成功允许他们继续保留在台湾的城堡、要塞，一切都好商量。在揆一看来，地方都让给你了，应该是很够意思了。

但在郑成功看来，揆一说这些很没意思，因为他根本没搞明白一个事实：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所以，面对揆一摇尾乞怜的面孔，郑成功说出了那句流传后世的豪言！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

这是我们中国的领土，现在我们要收复回来，天经地义！

眼看郑成功不允，揆一索性死扛到底了。似乎是嫌自己死得太慢，他居然于谈判破裂的当天夜里，再次发动了进攻，由阿尔多普率领二百人出城偷袭。谁料刚摸进营地，就被中国军队一通猛打。阿尔多普侥幸捡了条命跑回热兰遮，回来清点人数，才发现又少了一百四十个人。

打打不过，谈谈不拢，揆一只剩下一个选择：死守待援。

毕竟东印度公司是不可能主动丢弃台湾的，他们一定会派援军过来，只要能够拖得住，守上三五个月，到时候里应外合，就可以扭转局势。

没想到刚抱定了死硬的念头，对面赤坎城守将猫难实丁已经挂白旗投降了。

这也不能怪猫难实丁没觉悟，仗打成这惨样，死多少人在其次，关键是郑成功下令截断了赤坎城的水源。

赤坎这座城，防卫坚固，地势险要，属于易守难攻的地方。当年为了驻守方便，修的时候是沿着台江修的，但却也留下了毛病：整座城的用水全靠一条台江供应，水源一断，全城玩儿完。

在围困赤坎城没多久后，赤坎就断水了，直把一群荷兰兵渴得鬼哭狼嚎，嗓子直冒烟，只能投降。四月七日，猫难实丁签订投降书。整个台湾岛，仅剩下了热兰遮城这一处荷兰人占领的城池。收复台湾全境，似乎指日可待。

在郑成功的人生里，发生过许多次“将要成功”的事情。从当年打泉州的“唾手可得”，打潮州的“指日可待”，打南京的“胜券在握”，到如今的热兰遮城。当然，最终都没有真正成功，实在是因为他性格中的弱点，关键时刻总做出错误的判断。

面对这个荷兰人苦心经营三十八年的坚固堡垒，他会再一次重蹈覆辙吗？

危局之下，揆一的对策，和之前郑成功遇到的大多数对手差不多：坚守待援。虽然巴达维亚离得远，但以荷兰人的坚船利炮，及时赶到是不成问题的。况且揆一召开了台湾本岛的评议会，那些荷兰议员们一致认定，如果就此放弃了台湾，那么荷兰人将永远失去台湾。因此坚守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所以揆一也豁出去了，他下令撤掉了整个热兰遮城外围的所有荷兰兵，仅存的几百荷兰人，被尽数撤进了热兰遮内城的堡垒中。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我就是不投降，有本事你来打啊！

打起来才证明，荷兰人不怕开水烫，是有本钱的。

热兰遮在当时号称叫“东亚第一要塞”，整个城池是以糯米拌着石灰砌成，坚固异常，普通的炮弹对它根本没有作用。整个城堡四周，环列着三十门火炮，外加密集的火枪防御。所以五月初四开打，整整一天，攻坚毫无进展。

以当时郑成功的兵力，如果几万人前仆后继玩命攻，就是用牙咬也咬下来了。但郑成功很清楚，此战的目的不只要收复台湾，更要尽可能减少伤亡，以台湾为基础，建立抗清的根据地，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在尽可能减少伤亡的情况下，逼台湾投降。

在攻坚受挫后，郑成功没有强攻，相反却把所有的陆战大炮摆出来，和荷兰人打起了炮战。一番对轰之下，多座荷兰炮台被毁，荷兰人伤亡惨重，却还是咬牙硬挺。硬挺了没几天，荷兰人惊喜地发现，郑成功似乎支撑不下去了：从望远镜里往外看，他的部队竟然断粮了，居然一个个都在吃野果充饥。

就在郑成功全军浴血奋战、收复国土的时候，他背后的清王朝却给他捣乱了。清政府通过“地下工作”，居然策反了镇守铜山的郑家部将蔡禄、郭义。本来镇守厦门的郑成功之子郑经已经得到了消息，但他优柔寡断，除了派人千里迢迢去找郑成功汇报外，自己没敢做任何应对，结果等郑成功知道时，黄花菜都凉了。五月间，这二人杀铜山守将张进，逼忠于明朝的部将吕簇自杀，然后准备将铜山献给清王朝。如此一来，郑成功征台大军后路尽断，他一生里几次遭遇的“功亏一篑”的悲剧，很可能会重演。好在郑成功反应迅速，火速命令陈豹、杜辉、黄元等部将四面围剿，终于五月十九日收复铜山。两个叛徒在清军的接应下成功逃脱。经这一番折腾，原本作为囤粮重地的铜山被抢掠一空，征台大军的粮草难以为继。

偏偏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五月二十八日，荷兰人的援军杀来了。

说到这支援军，其实也算是个“误会”。揆一的告急报告送到巴达维亚后，时任东印度公司总督的莫斯切尔和揆一早就不睦，看到军报，第一反应居然是揆一谎报军情。外加揆一此人性格飞扬跋扈，仗着朝中有人（他和荷兰威廉亲王交好），从来不拿同僚当盘菜，结果经前荷兰台湾总督维德拉添油加醋，东印度公司评议会认定揆一这是想谎称中国军队进攻，以此向东印度公司骗经费。荒唐的认定后，就是荒唐的行动。荷兰人任命赫尔曼为新任台湾总督，带领两艘战舰前来赴任，顺便把揆一抓回去受审。熟料一进台湾海峡，荷兰人立刻看到了满眼的中国战船，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中国海军一通乱打，两艘战舰都被打得重伤，赫尔曼二话不说拔腿就跑，还跑反了方向，没想着去巴达维亚求援，反而先跑到日本去躲风头。一来二去，就把救援的时间给耽误了。

趁着荷兰人犯傻的空儿，郑成功火速平定了内乱，同时干了另一件让荷兰人抓狂的事。他一边打仗，一边在台湾设立政府。他在荷兰人投降的赤坎城，设立了自己在台湾的首府——承天府，并分为东安、西安、宋南、镇北四坊，以部将杨朝东为承天府尹。这也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在台湾本岛设立行政机关。同时为了解决断粮问题，他开始主动在台湾开辟屯田，同时严明军纪，禁止士兵劫掠民财。对这支祖国大军，台湾百姓从一开始就热烈欢迎。郑成功初登陆的时候，就有赤坎周边的民众推着小车前来迎接。值得一提的是，跟随郑成功多年的亲信吴豪，就是因为在台湾纵兵劫掠，被郑成功忍痛杀掉的。部队断粮最困难的时候，部将洪朝曾建议郑成功向台湾百姓征粮，郑成功拒绝说：“台湾百姓被荷兰人盘剥得太苦了，怎么还能再加重他们的负担。宁可饿肚子，也绝不向台湾百姓征粮。”

经过一番努力，郑成功终于在台湾扎下了根。政府建起来了，民心收过来了，按说事情到这里，荷兰人再赖着不走，就属于不要脸了。本来就不是你的地盘，人家现在衙门都修起来了，你还不滚蛋，赖在这里干吗？

但荷兰人却不要脸到底了。到了七月份，总算搞明白揆一不是“谎报军情”的东印度公司，火速派来了新一拨援军。比起上一支援军来，这次阵容异常强大，派来了十艘精锐战舰，并制订了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以舰队主力袭击郑成功的水师，另派两艘巨舰运兵登陆，以陆军袭击郑成功大营，水陆夹击把郑成功彻底赶出台湾。七月二十二日，荷兰人开始反扑。海战方面，荷兰舰队杀气腾腾地扑来，却被郑成功引诱到近海，集中优势兵力打了个伏击。非但没有消灭郑成功，自己的战舰反而被击沉两艘，被俘虏三艘。海军失利，登陆偷袭自然也就无从谈起。这场荷兰人集结大军发动的救援，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这场打援之战结束后，郑成功并没有继续攻城。郑成功在台湾的主要工作，就是走访台湾各地少数民族部落。比起荷兰人用枪炮征服，郑成功却与各族酋长亲切交谈，和平相处。台湾南北各少数民族部落诚心归附，尤其是以后来许多荷兰人的见闻记录，郑成功到来后，各部落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捣毁各处的教会学校，焚烧荷兰的课本。当年荷兰人自吹的“百分之八十”受西方教育率，到底还是虚假繁荣。情势对荷兰人越发不利。因为困于英荷战争，东印度公司已经再也无法组织起一支有效的援军了。到了1661年，热兰遮的荷兰人因长期围困而断粮，外加瘟疫横行，累计已经死亡一千六百多人，大批荷兰人出城向郑成功投降。总攻的时间到了。

从十二月初六开始，郑成功发动了总攻。这期间修筑在热兰遮四周的高台发挥了作用，把炮弹打进了城市里的每个角落。无处藏身的荷兰人终于受不了了，经过热兰遮城“评议会”紧急磋商，最终做出决议：把这个城市交给中国人，争取最优惠条件才是上策。

然后就是郑成功与荷兰方面的谈判。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大明延平王”的身份，也就是说，他是以一个中国将军的名义，而非一个独立领袖的名义来谈判。他再次对荷兰人重申，此次出征是为了收复中国自己的领土。1662年，在郑成功的坚持下，双方最终于二月二日达成了议和条款：荷兰人撤出台湾，其在台湾的属于“东印度公司”的财产，要全部留下，属于其个人财产可以带走。也就是说，荷兰人必须留下他们在中国领土台湾抢掠的财富，然后卷包袱滚蛋！

是日合约正式签字，十天以后，荷兰人全部撤出热兰遮城。城中的大炮、火枪、弹药、商品、金钱等物资，尽数留给了中国方面。最后从热兰遮城活着离开的荷兰人，总数不到五百。这场持续近一年的拉锯战，终于以中国军队完胜、胜利收复台湾而拉下帷幕。但在当时，这场反侵略战争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理解，比如同时期坚守在大陆抗清的许多明朝遗臣们，就纷纷指责郑成功此举是“弃大就小”“明哲保身”。曾与他并肩战斗的老战友张煌言也与他绝交。这些眼中只有“反清复明”的孤臣们，又怎能看得清身后事呢？如果没有1661年的那次渡海东征，郑成功的抗清力量在清王朝的绞杀下迅速覆灭，盘踞台湾的荷兰人势必稳固他们的统治。台湾，将从此成为荷兰海洋帝国治下的一块“领土”，几个世纪以后，或许会继续留在荷兰版图里，或许会如今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一样，成为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邦”，不再为华夏所有。若是那样，才是万千炎黄子孙真正的恨事。

根据当时资料记录：荷兰人撤退那天，台湾当地百姓载歌载舞，城市乡间鞭炮齐鸣，家家户户喜气洋洋。是的，或许只有亲身体会过沦陷痛苦的人，才会明白光复的可贵。

无论怎样，台湾，终于回来了。

但在郑成功眼里，他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如果说到郑成功的历史贡献，假若仅仅给他冠以“爱国主义楷模”“民族英雄”之类的名号，那对于他的了解，或许可以说仅仅是皮毛而已。

单就史学研究本身的价值来说，郑成功本人的身世，就是一个连接中国、日本乃至荷兰历史的重要人物，所以在最近一百年来，海外尤其是日本，一直非常尊崇郑成功。比如有“日本莎士比亚”之称的近松门左卫门，就写过一部《国姓爷合战》。当然以日本人爱给自己脸上贴金的传统，里面的郑成功被塑造成了日本武士。这从侧面体现出这位英雄在海外受到的尊崇。

其实更应该尊崇他的是我们，不仅仅是因为他收复台湾的战功，更因为在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的十七世纪下半叶的特殊时期里，郑成功，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引领中国走向这个时代的英雄。他所收复的台湾，原本可以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

在明末清初的各路抗清势力中，有愚忠的儒生、铁血的军人、拥兵自重的军阀，林林总总，鱼龙混杂。然而郑成功的身份，却是既兼而有之，更不可复制。他做过儒生，投笔从戎，他的军队更是属于他自己的私家武装，但是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这个时代纵横海洋的海商。正是这个特殊的身份，令他的为人行事表现出不同于大多数中国人的海权思想。他以纵横东亚的强大舰队，驰骋于海洋之上，通商世界，以战养战。他的发迹路线，与他同为海商的父亲郑芝龙一脉相承，他也确实有许多缺点，然而有一点却是远远超越了郑芝龙：比起郑芝龙纯粹海盗起家、毫无信仰，他却是一个终生恪守儒家传统思想的斗士。这样一个承袭中国传统儒家理念却不拘泥守旧、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才能够在那个时代引领中国融入世界。这一点意义，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和两个不同政权间的纷争。

所以对于郑成功来讲，收复台湾只是他个人理想的第一步，他要做的事情还远远没有做完。他不但要把这片经受荷兰人三十八年残暴统治的国土，变成欣欣向荣的家园，更要让它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窗口。时局的变化让他不能再等待了。就在郑成功屯兵台湾的同时，清王朝也过了“国丧”期，正大举进攻郑成功的厦门、金门根据地。“迁界禁海”的推行，让郑成功无法获得大陆的补给，也无法维持原本欣欣向荣的对外贸易。毕竟郑成功的外贸生意，是贩运大陆货物至外洋，现在遭遇海禁，还拿什么去贸易？

所以郑成功的选择，也只剩下扎根台湾了。他在台湾设立政府，废除了荷兰人的殖民机构，在台湾“定府县”“任职官”，细化之前早已设立的政权框架，并沿袭明制，在台湾设立六部，在台湾颁布“屯田”“建政”“司法”三大法，作为台湾地区的司法总纲，之后在台湾兴建学校，传播儒家文化，大力迁移流民至台湾。台湾光复后的建设时代开始了。

这段时期，按照清朝某些文人的说法，郑成功是“自立为王”。事实上，当年郑成功受封南明永历政权的延平王，有权以延平王的身份自行组建政府。他在台湾所做的这些，其实都是符合南明永历政权法统的。而且，这个政权将光复后的赤坎城改名叫“东都”，意为大明朝东部陪都之意。直到清朝收回台湾，郑氏家族都始终沿用南明永历王朝年号。所以，郑成功在台湾建立的政权，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大明朝郑氏台湾政权”（后面为表述方便，简称“明郑”政权）。

郑成功的这些举措，看似平淡无奇，但其中的每一条都意义深远。就以“三大法”之一的“屯田”法来说，这一条在台湾当地推行最早。早在郑成功包围热兰遮城后，就曾由郑军官兵在台湾广为推广。表面上看，它与历朝历代的屯垦政策一般无二，具体来说却有不同之处：比起历朝历代将土地收为国有的屯田办法，明郑政权的“屯垦”法规定土地是私有的。在南明永历十六年（1662年）五月郑成功颁布的“屯田”法令中，明文规定：“各镇大小官兵，开辟田地，尽其力量，永为世业，以佃以渔以经商。”这个条令的创举颇多，首先就是土地的私有制，这在之前中国历代的屯田政策，尤其是军屯政策中绝无仅有。如此举措，自然是为了解决台湾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吸引大批劳力来台。另一条就是“以佃以渔以经商”，也就是说，屯田者不但土地私有，更可自由支配这块土地。虽然法令上说怎么使用都可以，但以台湾当时的外贸局面，经济作物比粮食作物利润高得多，自然是什么挣钱做什么，其实是鼓励自由经济。但郑成功却并非放任自流，他甚至在诏令中反复告诫，要求部下屯田时，对当地的山林树木切莫过度开发，不能竭泽而渔。同为屯田，比起前代确实创举颇多。以后明郑政权的发展证明，这项政策恰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强心针”。

但这在当时却并不太受欢迎。郑成功的部将大多都是福建沿海居民，当年随郑成功征台湾时，本身内部反对声就颇多，眼见得扎根台湾木已成舟，反对声也就四起。中国人素来主张“安土重迁”，从不轻易离开故土。而且此时的台湾，虽然已经开发多年，但大多数土地依然处于蛮荒状态。日久天长，反对定居台湾的声音愈发高涨起来。郑成功的态度很明确：必须“扎根”。为了斩断某些人的念想，郑成功一不做二不休，采取强制手段，将麾下士兵的家眷尽数接到台湾定居，甚至严惩了多名抗命的亲兵。雷霆手段下，这支垦荒大军别无选择，只能披荆斩棘，跟着郑成功开辟新天地了。

在“三大法”中，“建政”法意义同样不俗。这是中华五千年来，中国政府在台湾岛上设立的第一个行政机构，包括有第一个省会，第一所州府，第一座县城，第一个知府，第一个县令。然而和诸多的“第一”相比，其“三大法”中的“司法”内容，却更是开天辟地。其主要法律条文，承袭自《大明律》的相关内容，但明文写入了保护商业贸易、尊重私有财产、税制清查等内容，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带有商业保护思想的法律。外加“屯田”法中鼓励工商业发展的内容，中国自西汉开始延续两千年的“重农抑商”政策，却在小小的台湾岛上悄然转向。

从南明永历十六年（1662年）二月开始，台湾的开发在郑成功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完备的政府机构陆续建立了起来，垦荒工作遍及台湾全岛，数万军队以“寓兵于农”的政策，在台湾岛上定居了下来，大片的良田以惊人的速度被开垦出来，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陆续传入少数民族部落中，原本“土番”与“汉民”之间森严的壁垒被打破，各族民众逐渐往来密切。而郑成功煞费苦心制定的法律，事实证明更非“务虚”，他严厉推行各项政令，尤其是各类禁止士兵侵掠台湾百姓的条文，更是令行禁止。他的部将吴豪因为掠夺民财，被他愤然处死。首任台湾承天府尹杨朝栋，也因贪污罪被他论死。这两个人，是他起兵打天下以来的绝对亲信，有了这两个“榜样”，明郑政权上下焕然，令行禁止，震慑全岛上下。明郑政权早期的官风吏治，也因此一派清明。

为了能在短时间内刺激台湾的生产，除了颁令屯垦、招募流民外，郑成功还出台了各种奖励政策。比如对移居台湾的百姓，由政府提供耕牛和谷种；对于生产技术落后的部落，派专人教习他们耕作之法。他的苦心也收到了回报，大陆沿海百姓一时间“归之如流水”，许多少数民族部落也逐渐摆脱了传统的渔猎生活，转而定居农耕。台湾岛呈现一派蒸蒸日上之势。然而郑成功本人的状况，却开始江河日下了。

就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前后，他却又遭到了人生里另一个沉重打击：被软禁在北京多年的父亲郑芝龙及其一家十一口，被新登基的康熙帝以“图谋不轨”为名杀害。这位前半生叱咤四方的英雄，后半生一念之差，落得个客死他乡的悲惨结局。消息传到台湾，听闻噩耗的郑成功悲痛万分。就像他少年时喜欢望海思母一样，后来的很多个夜晚，他独自一人漫步在海边，望着北方的茫茫大海痛哭号啕。只是，值得他思念的亲人们，此时皆已阴阳相隔了。

郑芝龙的死，虽是因清王朝背信弃义，却终还是与台湾有关。郑成功东渡征台的决定，对于中原的“南明遗臣”来说，属于“逃跑主义”；对于虎视眈眈的清王朝来说，也是“不识趣”。在郑芝龙被软禁北京后，出于劝降郑成功的考虑，清王朝对郑芝龙一家很是优待，但随着郑成功态度越发坚决，郑芝龙的利用价值也就越来越小。待到郑成功起兵征台后，清王朝终于明白，这个铮铮铁骨的硬汉终难为自己所用。于是，郑芝龙彻底失去了利用价值，清王朝自然不想让他再浪费粮食，所以罗织罪名将其杀死。忠孝不能两全，这对封建时代的人来说，大多是挂在嘴边的教条，但对于郑成功来说却是残酷的人生。

打击往往是接踵而至的。就在郑成功得知父丧后不久，他的“君父”也横遭劫难。南明永历十七年（1662年）三月，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朱由榔在败逃缅甸后被清朝“平西王”吴三桂捕获，一个月后被吴三桂用弓弦勒死在云南府。这意味着自崇祯十七年（1644年）开始，持续近二十年的南明抗清风暴，此时已然尘埃落定，改朝换代的大幕就此落下。

永历帝的死，是郑成功在短短几个月里遭到的第二场打击。甚至一开始，他都不肯相信是真的。有记录说他当场呕血，也有记录说他数次痛哭失声，总之，他一定是悲痛万分。他一生恪守忠君信条，而今“君”已蒙难，却还能忠谁？郑成功不再意气风发，身体健康每况愈下。

郑成功依然在坚持，纵然是永历帝没有了，但明郑政权的年号却不改。跟随他来台湾的各路英杰中，还有同为明朝宗室的鲁王朱以海一家。对这位皇族，郑成功只是做贵宾一样好生奉养起来，并未再做拥立的事情。但不拥立皇帝，不代表他效忠朱明王朝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在历经千百次失败后，他依然不曾动摇。没有了老师，没有了父亲，甚至没有了效忠的君父，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却依然还要坚持下去。

这时期最让郑成功振奋的，就是台湾逐渐繁荣起来的工商业。从扎根台湾起，郑成功就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化理念的发展思路：以商为本。凭着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郑家船队北至日本，南抵印度洋，甚至与此时刚刚在亚洲站住脚的英国人也建立了贸易往来关系。郑家多年以来创立的海上贸易网络，在此后二十年里尽数交汇于台湾。明郑政权所独有的“六符银币”，因其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竟一度成为东南亚地区流通的主要货币。清王朝为困死郑成功所采取的“迁界禁海”政策反而帮了倒忙。随着台湾屯田的稳固，农业生产的复兴，这个曾经蛮荒的孤岛终成沃野千里的家园。台湾以其丰富的物产，强大的生产能力，取代之前的福建，成为整个东亚海上贸易网的核心。即使是作为对头的清政府也不得不承认：“通洋之利，唯郑氏独操之，而国用饶。”郑成功知道，要掌控航线，没有强大的水师是不可能的。收复台湾之战，更让他看到了与荷兰舰队的差距。在占领台湾后，他就开始着手打造新式战船，特别是他将荷兰人留在台湾的武器、装备、军火制造图纸，尽数收入自己囊中，并且命令部将研究仿制。经过他和后人的苦心经营，郑家终于拥有了一支更加强大的水师。这支水师的规模、火力都远远强于之前中国本土的任何一支海上力量。

在收复台湾的短短几个月里，郑成功以惊人的耐心和决心，推进着经营台湾的大业。仅仅是在他大行屯田数月后，台湾就出现了“田筹日盛，不让大陆”的繁华局面。按照江日升《台湾外记》里的记录，这也是郑成功一生里最繁忙的一段时期，他每日奔走在台湾各地，劝课农桑、督促生产，并整顿吏治，严查贪墨害民的劣迹。活越干越多，饮食起居也越来越马虎，吃得越来越少。能干的活，能受的累，收复台湾后的郑成功全受了。值得一提的，还是他和台湾少数民族的关系。在收复台湾之后，郑成功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废除荷兰统治时期所制定的残暴法令，严禁部下侵扰少数民族，尊重各民族生活习惯。比起荷兰人时常召开的忽悠大会来，郑成功则非常重视保护各族同胞利益。比如他的屯垦法令中，就严禁擅自侵夺少数民族的财产土地，并鼓励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互通。荷兰占据台湾时期一度恶化的岛内民族关系，从此重归融洽。

台湾岛内很融洽，郑成功个人的家庭生活却陡然出现了危机。在相继失去了父亲和母亲后，他人生里又一场决裂到来了。这次的主角，就是他的儿子郑经。

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争里，作为郑成功的长子，郑经还是很卖力的。他率军镇守厦门，在陈永华的辅佐下多次击败清军侵扰。虽然中间也发生了叛乱，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总归是守住了厦门。

问题出在郑经的个人生活作风上。趁郑成功远在台湾的机会，郑经居然胆大包天，与自己弟弟的乳母通婚，并生下了一个儿子。按照封建伦理道德说，这属于“乱伦”大罪。从小恪守儒家礼仪的郑成功自然不会容忍。但留守厦门的郑成功夫人董酉姑从旁遮掩，娘儿俩一道唱双簧，谎称这孩子是郑经的小妾生的，并派人给郑成功报喜。这样，一件原本是见不得人的丑事，报到郑成功那里，就成了一件壮年得孙的大喜事。郑成功自然喜出望外，立刻派人给夫人董酉姑和儿子郑经送彩币，热热闹闹地庆贺了一番。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偏偏郑经的岳父唐显悦也是个有性格的人物。此人曾做过隆武帝的兵部尚书，以刚直不阿著称，素来眼里不揉沙子，很得郑成功敬重。眼看亲家公如此糊涂，唐显悦愤然给郑成功写了一封信，不但详细叙述了郑经私通弟弟乳母乱伦败德的经过，还顺带着挖苦了郑成功几句，大体意思是说：你治家都治成这样，还谈什么匡扶大明。

这一挖苦就惹出祸事来了。

郑成功本就是个脾气火爆的人，又兼撞上这样的丑事，再被亲家公这番羞辱，立即暴跳如雷，下令厦门的部将把那个没廉耻的乳母和杂种孩子处死，连丢人的儿子郑经、串通郑经一道糊弄他的结发妻董酉姑，也一并都杀了。

郑成功的命令直接下给明郑驻厦门守将黄廷、洪政、王秀奇等人，这几个都是郑成功的亲信部将，对郑成功的脾气心知肚明，但即使这样，郑成功命令下来时，众人还是给吓傻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爹，一怒之下要杀自己的老婆、孩子？这几个人都是郑成功的老班底了，除了熟悉郑成功脾气外，更熟知“疏不间亲”的道理。你可以说杀就杀，真杀了，难保你将来不会迁怒于我。所以对郑成功的命令，几个人来回推三阻四，竟把郑成功给推急了，他又叫来族兄郑泰，企图让郑泰来做这个“恶人”。但老谋深算的郑泰非但不干，反而暗中和黄廷等人订立攻守同盟，相约一旦郑成功苦苦相逼，就干脆反了他娘的。而闯下大祸的郑经，在众人的拥立之下，也老老实实地窝在厦门静待时机。眼看着，如当年郑成功与郑芝龙反目一般的悲剧，又要在郑家上演了。还好郑成功胸中的这口气顺过来了，外加正是建设台湾的关键时期，后方不能起火，也就忍下了这口气，收回了处死郑经的成命。但即使如此，郑经还是窝在厦门不敢去台湾。

对于郑成功来说，这桩丑事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之前的郑成功，承受着很多压力，比如要开发台湾、通商四海，样样都很忙；也遭受过很多打击，永历帝的死，父亲一家被抄斩，样样都锥心刺骨。但没有哪一件比自己儿子的背叛更让他伤心了。痛苦万分的郑成功偏又感染了风寒，只得暂且休息两天。偏在这时候，坏消息又传来了：当年从他这里叛逃的黄梧，竟然带人掘了他家的祖坟，这更将郑成功气得几乎昏厥，发誓他日一定要挖黄梧的祖坟。连番打击之下，郑成功终于支撑不住了。

据台湾当地的说法，当年五月，台湾本土风暴肆虐，席卷海岸线。按照迷信的说法，这是郑成功这位大英雄去世的先兆。

郑成功本人似乎也预感到了生命的终结。从五月初一病倒后，养了几天病，五月八日那天，他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一反常态地找出抛弃了十多年的冠带儒服，端端正正地穿在身上，然后恭恭敬敬地捧出明朝开国皇帝撰写的《太祖训》，供在香案上庄重行礼。然后，坐在床上一边饮酒一边翻读，时而朗声大笑，时而高声呼喝，时而泪流满面。

对于他的这一番失常举动，后人的说法也颇多。有人说他心情忧郁，纵酒泄愤，也有人说他忧怀时局，情系抗清大业。但可以确信的是，这个一生忠义、流血不流泪的汉子，此时此刻所读的，绝非是《太祖训》里刻板的教条，却是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被人辱骂的海盗儿子，骄奢淫逸的富家子弟，指点江山的热血文士，挺身而出的少年将军，匡扶南明的耿耿忠臣，只手擎天的铁血将军，虎踞东南的海上枭雄，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别母、求学、立志、尽忠，然后是父子反目，家破人亡，转战东南，孤军奋战，扬威靖海，震撼清廷，挥师东进，再造台湾。这一切，只为一个从青年奋斗到此时的理想：精忠报国，匡扶社稷。

多少磨炼，多少忍耐，多少辗转，多少彷徨，换来多少辉煌，多少风光，多少气概，多少锋芒。却又有多少失去，多少愧悔，多少扼腕，多少迷茫。

在那个深夜里，郑成功与其说在读《太祖训》，不如说是一个苦苦坚持到最后的人，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回首一生走过的道路。在几番的喟叹、感慨、流泪后，郑成功怆然昏厥，在一番抢救苏醒后，他自知病入膏肓，不但拒绝吃药，更长叹一声，道出一个孤忠臣子人生最后的呐喊：

“自国家飘零以来，枕戈泣血，十有七年，进退无据，罪案日增，今又屏迹避荒，遽捐人世，忠孝两亏，死不瞑目，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于此极也。”

南明永历十七年（1662年）五月初八，一代民族英雄，南明永历王朝延平王郑成功，因感染伤寒病逝于台湾，享年三十八岁。

如果单看郑成功临终时的时局，以及他个人的愤懑，他的一生显然是很失败的。奔波一生的抗清大业，屡屡功败垂成，至此前路渺茫。辛苦经营的郑氏集团，此时也隐隐有分裂的危险。连他的长子都敢和他唱反调，部将也敢不听号令。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却是他继承郑芝龙的事业，称霸东亚海洋的风光。他离去的背影里，更有一个已然欣欣向荣、贸易繁华的台湾岛。他人生中最壮丽的一笔，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国土上。

伍 天下一统：康熙时期的收台战

1662年，延续了近二十年的抗清战争，到此时终于偃旗息鼓。尽管民间依然存在着零星的抗清力量，但清王朝掌控天下的大局已然不可逆转。是年三月，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朱由榔在缅甸被俘，随后被处死。这场改朝换代的角逐，已经以清王朝的完胜而结束。

此时唯一在法统上对清王朝构成威胁的，也就仅仅剩下坐拥台湾与清王朝隔海相望的台湾明郑政权。他们拥有南明永历王朝的臣子身份，也是此时中国唯一一支还打着“明朝”旗号的政权，又兼其特殊的战略位置，成为此时距离清王朝最近的对手。

但仔细看看就会发现，这一对对手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清王朝已然统一了中国大陆，继承了明王朝灭亡后的中国“正朔”地位。明郑政权虽然一直坚持使用永历王朝的年号，并且以“大明延平王”的身份自居，将台湾称作明王朝的“东都”。但此时连南明的皇帝都没影儿了，何况对比清王朝此时上千万平方公里的陆地版图，明郑政权所盘踞的台湾地区，只不过是弹丸之地，欲图恢复谈何容易？所谓反清复明，不过是浮华泡影。

但郑氏集团毕竟拥有此时东亚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又兼其出身海商的特殊身份，凭借着海洋优势也可割据一方。而素来不重视海权的清王朝，陆上作战或许威风，入海作战却着实是弱项。所以从永历帝败亡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台湾明郑政权与大清王朝之间维系着微妙的“战略平衡”。一个是大如牛的庞然大物，一个是小硬如钉的锥子，明郑政权“反清复明”没指望，大清王朝挥师入海收复台湾同样也难。近二十年里，已然天下一统的大清王朝，在东南半壁却依旧神经高度紧张，几乎每年都与明郑政权的水师发生战争，更因迁界禁海导致无数沿海乡民流离失所，生计无着。在这个战火渐熄、人心思治的时代里，因与明郑政权的对峙，海峡两岸其实并没得到休养生息。

这样的局面注定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对于清王朝来说，平定台湾也就意味着他们彻底完成改朝换代的最后一步。而对于此时的中国来说，这更是彻底结束战乱，国家完成统一，从此天下太平的最后一步。对于此时海峡两岸的国人来说，这是结束分离、骨肉团圆的最后一步。这“最后一步”，自然有人要去做，大清王朝和明郑政权，因这“最后一步”中，也同样将发生一次次冲撞，却更注定了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结局。因为，走这“最后一步”的人，不管在海峡的哪一边，都是炎黄子孙。

1. 近代台湾奠基人：被遗忘的台湾延平郡王郑经

在郑成功过世后，长子郑经继承了他的爵位与事业，以大明朝延平王身份统治台湾。

比起他那位成了民族英雄的爹，郑经的名声要小得多。得益于《鹿鼎记》等武侠小说的人物塑造，他那位草包小儿郑克爽都比他的知名度高。但在真实的历史上，他却是一位对台湾命运有着深远影响的人。

郑经，字贤之，号武天，出生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他是郑成功的长子，母亲就是郑成功的正房夫人董酉姑，可谓是郑成功“根正苗红”的接班人。郑成功过世后，他承袭了延平王的爵位，接管了台湾地区。表面看起来，他的接班是很顺理成章的，基本属于生得比较幸运，有正房长子的身份。但其实却不是这样。因为他的延平王爵位，不是郑成功给他的，而是他自己抢来的。

郑成功一辈子忙了很多事，几乎什么都忙到了，临终之前，也基本把自己忙过的事情都感慨了一遍，甚至忧怀了一番时局，却偏偏忘了一件大事：安排谁接他的班？

按照封建纲常秩序，能接郑成功班的自然首选郑经。无论是身份还是资历，郑经都十分符合条件。常年跟随在父亲身边征战，虽然没有郑成功那般英雄神武，却也还算精明干练，也有一些将领忠于他，尤其是在厦门跟随他的将领。而且母亲董酉姑对他也非常疼爱。偏偏他关键时刻不争气，竟然搞出勾搭弟弟乳母的丑事来，差点儿就被郑成功砍了。接班掌权，似乎是没指望了。

结果在郑成功部将黄朝等人的拥戴下，最后接班人变成了郑袭。这个郑袭是郑成功的五儿子，虽然当时的年龄还有争议，但此时长子郑经才二十一岁，郑袭自然小得多。对于这帮将军来说，首领的年龄越小就越容易控制。至于根正苗红的郑经，众人也有话说：干出这等丑事来，没宰了你就算烧高香了，还想接班？做梦！

但郑经显然是个爱做梦的人。眼见得郑袭已经接班，郑经加紧了动作。他一方面在厦门设立灵堂，以长子的身份隆重祭奠郑成功，其实是作秀给人家看的：我才是郑成功的长子，偌大的家业怎么能给别人？同时利用身边的亲信部将陈永华、冯锡范、周全斌等人，加紧打造战船，但对岛上的郑袭他却逆来顺受，忍着气听他吆五喝六。在他准备东进台湾时，偏偏清王朝的靖南王耿继茂也来添乱，威逼郑经投降。对于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郑经很愤怒，但是他却非常友好地接待了耿继茂的使者，并请使者替他向耿继茂表达诚挚的慰问。但是对耿继茂提出的条件，坚决拒绝，尤其是“剃发”一项，更是百般反对。这一番表演总算稳住了耿继茂。后方安稳了，郑经于是年十月进兵，一举击败黄昭等人，把他的亲弟弟郑袭打得投降了清朝。郑经因恼火叔叔郑泰帮过弟弟，二话不说对郑泰发动进攻，将郑泰杀死。至此，这个当年把他父亲郑成功气得吐血的逆子，才算正式接了他父亲的班。

能屈能伸，能打但又有原则，这大体就是郑经的处事风格了。

和他父亲经营台湾的宏伟志向不同，最早郑经还没这个觉悟，即使他在继承了延平王爵位后，大部分时间他还是待在厦门。在他眼里，台湾不过是一个大后方而已。但是现实立刻就给了他当头一棒。这时候的清王朝也学乖了，不但水师力量增强，也学会借助荷兰人的力量了。而荷兰人在被赶出台湾后，也无时不想着恢复台湾。双方自然一拍即合。当时负责福建地区军务的，是靖南王耿继茂。按照荷兰人的说法是，他与荷兰人签订了一份协议，规定只要击败郑经，荷兰人可以重新得到他们在台湾的城堡，也就是变相占有台湾。这个协议并未见于相关的中国文献中。如果确有其事的话，耿继茂算是卖了一次国，出卖了中国自己的领土台湾。

1663年，靖南王耿继茂以一百艘战船的规模，连同荷兰的十四艘精锐战舰，于十月悍然向郑经的金门、厦门一带发起进攻。由于先前经历过明郑政权的内讧，势力受损严重，以至于郑经的军队很快不支，只好败退到铜山，后来又不得不进入台湾岛。此战也证明，郑经比起他父亲的作战水准来，确实差了太多。但郑经也算条汉子，在铜山的时候，清军曾多次前来劝降，皆被郑经拒绝，一路上众叛亲离，却还是逃了出来。至此，郑成功当年辛苦打下的金门、厦门等据点，已经全部落入清军手中。占明郑政权四分之一的金厦驻军，也在这场浩劫中或败或降，几乎全军覆没。原本对台湾岛没有兴趣的郑经，此时也只好去了这个他唯一能去的地方。之前他没有经营台湾的觉悟，现在却不得不有了。这之前的郑经，是一个气死父亲的“逆子”，然而这以后的郑经，却做成了父亲郑成功一辈子没有做完的事情：缔造一个繁荣富庶的台湾岛。

从败退台湾岛开始，郑经就着手经营台湾。事实证明他或许不是一个合格的开拓者，却实在是一个优秀的建设者。一同随他来到台湾的，除了五千厦门、金门当地难民外，更有大批明朝宗室、儒生文士。这些人也成了之后台湾发展的生力军。虽然如此，初到台湾的郑经，面临的却是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首先是金门、厦门的丢失，使以贸易立国的明郑政权，失去了连接大陆的落脚点。之前他们通商世界，以金门、厦门为基地。如此一来，等于血管被卡断，经济一下陷入了困顿之中。与此同时，不甘心失去台湾的荷兰人，也开始频频趁火打劫。就在明郑政权与清王朝相互攻杀之时，永历十八年（1664年），趁明郑政权风雨飘摇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动了旨在收复台湾的“远征”，以波特为舰队司令，率领两千六百士兵，十六艘战舰，大举攻打台湾基隆港。腹背受敌的明郑军不支退去。光复台湾仅两年，基隆港就沦陷了。与此同时，荷兰人在海洋上也发动了对明郑政权的绞杀战。尤其是在郑氏集团外贸的重要基地东南亚地区，荷兰人四面撒网，见到郑氏的商船就打，原本是郑氏集团主要贸易来源的东南亚贸易，一度陷入瘫痪。

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郑经保持着头脑冷静。以性格论，与其父郑成功相比，郑经少了些刚勇血性，多了些优柔寡断，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但比起郑成功性格偏狭、极爱冲动的缺陷，郑经却更加沉稳睿智。不利局面下，他能灵活应对。荷兰人在占领基隆港后，满以为胜券在握，竟狮子大开口，提出只要郑经允许他们割占东平等地，他们就和郑经和平相处，同时郑经必须赔偿之前郑成功收复台湾时给他们造成的“经济损失”。如此无理要求，激得明郑军队上下大怒，但郑经却深知，此时不是同荷兰人翻脸的时候。他大度地表示愿和荷兰人谈判，并主动释放数百名先前俘虏的荷兰官兵，只求对方先别闹。种种和平信号，让骄横的荷兰人飘飘然了：这个叫郑经的公子哥是个熊包，兵不血刃，他们就可以得到台湾的一切。

出于这样的错误判断，荷兰人并未乘胜追击，反而和郑经达成停战协议，占有基隆港发展贸易。他们的如意算盘其实和当年一样，先占住台湾的一块地，然后步步为营，顺势扩张，直到把郑经挤出台湾。但世易时移，台湾已经不再是宋克当年到来时的荒岛了，郑经也绝不是熊包。郑经虽然没有郑成功那么刚烈，却比郑成功多了几分狡黠。荷兰人很快发现，郑大公子坏主意很多。基隆周边的荷兰人居然一颗粮食都买不到。因为所有的村镇都被郑经下了禁令，无论荷兰人出多高价格，都不许卖给荷兰人粮食。这种事搁在郑成功身上也会这么干，但郑成功一般是强制性的，郑经却不让群众吃亏：荷兰人找你买粮食出多高的价格，政府就出更高的价格补贴你，只要能饿死这帮人。就这样，荷兰人被饿惨了。两千多人的补充给养，全要靠船队从巴达维亚运来，断炊对荷兰人来说就是常有的事情。

在稳住荷兰人的同时，郑经开始了对台湾的全面建设。金门、厦门丢了，与大陆的贸易血管断了，那就自己造血，贯彻父亲当年制定的“三大法”，在具体实施中细化条令，比如政府出资金，扶持从事工商业的商户，在全岛上下大搞“减税”，尤其是削减对外贸易的税赋，以减轻百姓负担，发展生产。郑成功时代开始的屯田政策，在此时也得到全面推广，且做出更细致的划分。从荷兰人手中夺来的庄园田地，称为“官田”，是由国家掌握的土地；文武百官开垦的田地，称为“文武官田”；军队开垦的田地叫“营盘田”。台湾的土地制度正式确立了下来，而跟随郑经到台湾的沿海官民，也得到了妥善安置。明朝宗室，由政府划拨土地供养起来。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明郑政权出台政策，鼓励百姓发展丝绸、制瓷等工商业，给予经济扶持和税赋优惠。在农作物种植上，也鼓励多种经济作物，以给对外贸易“造血”。没过几年，大陆能生产的东西台湾全都能生产了。物产丰富的台湾逐渐繁荣起来。

相比郑成功逮谁揍谁的做法，郑经的外交手腕就灵活多了。荷兰人封锁东南亚航线，掐断了郑氏船队的航路。既然暂时不能与之争锋，那就另辟战场，于是主动通好日本，大力拓展对日贸易。郑经当政时期与日本的贸易额比起郑成功时期激增，日本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长崎港，每年进出的台湾船只多达近百艘，远超明末的规模。面对荷兰人的挑衅，大搞“连横合纵”。东南亚海面上又不止你荷兰一家。郑氏集团不但和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发展了友好关系，拓展了盟友，更拉来了一个新帮手——英国人。此时正与荷兰人打得天昏地暗的英国殖民者，与明氏集团一拍即合，双方签署贸易协定。英国人向明氏集团提供火器、战船技术，一道打击荷兰人。此举在中国海商的贸易拓展史上意义重大：自郑和下西洋后两百年，中国船队再次进入了印度洋流域。在广交朋友的同时，郑经也没忘了原则：通商可以谈，贸易协定可以签，但主权问题却丝毫不能马虎。比如西班牙人就曾浑水摸鱼，以“传教”为名，请求在台湾设立据点，结果被郑经严词拒绝。郑经知道，多次在东南亚发动排华、屠华运动的西班牙人并不老实。因此在与西班牙人的交往中，郑经多次派遣使节警告西班牙人，如果东南亚当地的华人遭到了不公正对待，他将采取一切严惩措施，甚至兵戎相见。在那个时代里，他不只是台湾的守护者，更是东南亚的保护者。

郑经的恩威并施很快收到了效果。内政方面，台湾经济高速发展，屯田大兴，农业产量激增，政府经济储备丰厚。对外方面，占领金门、厦门的清王朝，因水师力量限制，对台湾岛是鞭长莫及。多年的苦心经营让郑经重建了一支强大的水师，比起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候，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时候的郑成功，主力战船大青船只有两门火炮，比起西洋战舰来实在是“袖珍”。这时候的郑经拥有了一支三万人规模的新式海军。和英国人的通好，让明郑政权买到了此时英国新开发的后膛火炮。但明郑政权不但能买，更能自己造。郑成功时代设在台湾各地的兵工厂，此时也开花结果。当年收复台湾时缴获的荷兰军火，后来与英国、西班牙通商得到的新式武器，在台湾全能自主生产。战船方面，比起当年郑家驰骋东亚的三桅炮船，此时明郑海军的主力战船，被称为“鸟船”。这个称呼，来自老对手清王朝。顾名思义，就是在海洋上航行，如鸟儿飞翔一般迅捷。在后来收复台湾的水师名将施琅的笔下，这种战船不但飞快，更能打，其船体已大于当年郑成功的“三桅炮船”，每艘船船头上装备有重型巨炮一门。这种巨炮重达三千斤，杀伤力惊人。此外还有大型火炮二十门，中小型火炮一百门。如此规模，已堪称是当时海洋上的巨无霸战船。在明郑水师的鼎盛时期，这种巨型炮船的总数在五十艘以上，如此规模，即使对比当时的海洋帝国荷兰、英国，也毫不逊色。

这支水师的成军也是有个过程的。永历十八年（1664年）郑经败退台湾后，以韬光养晦的方式，经几年苦心经营后终于建立了这支水师。到了永历二十二年（1668年），腰杆儿硬了的郑经再次向荷兰人叫板了。他向基隆的荷兰人发出强硬照会，勒令他们限期离开台湾，否则就开打。此时的荷兰人虽然处境艰难，却还是死赖着不走。郑经说话算话，不走就打。十月，以刘国轩统军，发动了对基隆荷兰军的攻击。荷兰军本来还想顽抗，但见到明郑水师的浩大阵仗后，荷兰舰队司令波特很识趣，连忙表示愿意撤走。十月八日，明郑水师兵不血刃收复基隆，随后立刻拆除荷兰人在当地的城堡堡垒。搞笑的是，撤回巴达维亚的波特遭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怒斥，他们说什么也不相信明郑水师竟有了如此规模。次年一月，一支二十艘炮舰的荷兰舰队再次出征，然而这次更丢人。荷兰人来到澎湖外海，亲眼看到不逊于荷兰炮舰体积的明郑“鸟船”后，居然一炮不放，立刻撒丫子逃命。荷兰人重霸台湾的企图，就这样成了泡影。基隆的收复，是明郑政权巩固统治的一件大事，之后他们不但把基隆变成了重要的贸易港口，更以此为基地西扩，在澎湖列岛设立工事，驻屯水师，成为抵抗清军东进的要地。

能做到这一切，自然因台湾本岛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但同样也离不开郑经本人的才略手腕。他父亲的名声太响，外加他名声太臭，这位明郑政权历史上在位十八年的王爷就被历史忽略了。他与西方人打交道的手腕灵活，颇有其父风范，而在用人上则比他父亲更强。

郑成功这位英雄缺点很多，其中一条就是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他性格偏狭，常因小事动怒。纵观他的一生，经常发生部下叛变、内部反水的事情。虽有各种原因，但他性格的缺陷，却应该是重要一条。

相比于郑成功，郑经在这一点上显然就强多了，许多史料上都说他“性宽和”，是个平易近人、礼贤下士的厚道王爷。也正因如此，当年郑成功要杀他时，厦门、金门地区的郑家部将，不惜抱团反对，甚至要和郑成功兵戎相见。在选人的眼光上，尤其是在选择治理台湾的建设者上，郑经也比他的父亲强，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他委任的第一批驻台官吏，后来相继发生过贪污、虐民之事，遭到他的严惩，虽然后来许多史料都以此说郑成功治军严明，却也证实了他在看人上的缺陷。

郑经在这一点上就好多了。在他败退台湾后，重新整顿了明郑政权的政府机构，尤其是明郑政权的“六部”，更是做到人尽其才。其中杨英管户部，柯平管刑部，谢贤管工部，这几个人都是郑成功时代的文人幕僚，虽然早就参政，可那时候的郑成功委任官吏还是信任那些征战沙场的骄兵悍将，文人幕僚大多是靠边站的。郑经更懂“马下治天下”的道理。这几个人里，杨英是早期台湾屯垦时期的重要人物。早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在当地屯田的时候，他就曾多次献计献策，尤其是他建议设立互市、消弭民族界限、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的主张，对台湾的民族融合影响深远。屯垦的细节性条令政策，大部分也出自他手。到了郑经时代，他终于获得重任，成为明郑政权的财政部长。而管刑部的柯平，是明郑政权的“烈士遗孤”，他的父亲就是当年郑成功麾下的大将柯晨枢，在攻打泉州时力战身亡。他的牺牲曾让郑成功痛惜不已，对柯平也着力培养。与其父不同，柯平更热衷于司法工作，早年在郑成功军中，做的就是执行军法等工作。到达台湾后，郑成功所颁布法令中有关严肃纪律、整顿吏治等条文，都是出自他的手笔。管工部的谢贤，也早就是郑成功时期就名声在外的“工程专家”。当年金门、厦门地区的军事堡垒、要塞，都是出自他的设计。他也是中国较早的主动学习西方建筑经验的人。到台湾后，他的主要工作一直是干工程，尤其是他曾向郑成功提出，为了台湾的长期繁荣，不能过度开采山林矿产。在之后的多年里，他主持了明郑政权的多项工程，除了遍布全台的各类农业水利工程外，更有硫黄、煤矿等带有近代化色彩的工程。这几个人，也是明郑政权时代建设台湾的中坚。

但如果比起对台湾的历史作用，乃至历史影响，他们都不如一个人。在郑经统治台湾的十八年中，他任用过许多人才，却只对这个人始终保持着推心置腹的信任、毫无保留的支持——陈永华。

陈永华就是金庸小说《鹿鼎记》中的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原型。他是否做过天地会总舵主，这个在后世有争议；他是否有高深莫测的武功，这个在后世也有争议；唯独没争议的，是他在当时明郑政权内部独一无二的地位，和对台湾历史独一无二的作用。

陈永华，字复甫，福建龙海人。他的父亲陈鼎做过明朝进士，在郑成功起兵抗清的时候就跟随了他，是早期的文士幕僚。1648年清军血洗南安的那场浩劫，让郑成功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也让陈永华失去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陈鼎宁死不屈，在当地学堂自杀明志。十五岁的陈永华趁乱逃出，投奔在厦门的郑成功。对这位“烈士遗孤”，郑成功非常照顾，让他做了“参军”。此时他毕竟还年轻，军国大事自然掺和不上，主要的工作就是陪郑成功六岁的儿子读书，也就是郑经。从那时候起，他与郑经建立了意气相通的感情。郑经读书的时候，他是郑经的伴读书童，也常辅导郑经学业。后来郑经长大，他就成为郑成功的助手。郑经那时候主要是给郑成功做后勤工作，比如提供征战的粮草，镇守大本营。这些事都是陈永华来落实，件件处理得有条不紊。在郑成功的眼里，陈永华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平日里话不多，但是在军国大事上，他往往都能拿出重要的见解。渐渐地，陈永华得到了郑成功的关注。曾有一次，郑成功当众称赞陈永华为“当世卧龙”。虽然如此，在此时郑成功的阵营里，他也只是个青年参军。

陈永华开始崭露头角，是在郑经“通奸”事发后。当时郑成功怒不可遏，要求金厦守军“斩子来报”。眼见得郑经性命不保，陈永华随即出面，以“疏不间亲”的道理，成功游说了金厦各守将，联名上书为郑经说情。当时惊慌失措的郑经，甚至想着独身一人去台湾向郑成功请罪。深知郑成功脾气的陈永华拽住了他，劝他集结兵马，在金厦静观其变。郑成功去世后，在台诸将拥立郑袭接班，眼看着郑经地位岌岌可危，身边也有部将向清朝投诚。关键时刻又是陈永华力劝郑经渡海东征。郑经在厦门誓师时，陈永华已经成了他的咨议参军。在他的谋划下，郑经一面以假谈判迷惑清廷，一面火速进兵。在抵达澎湖时，陈永华却拉住急于进攻的郑经，认为应该静观其变。果然郑袭部在大军威逼下自出内乱，不攻自破。之后又设计杀掉了另一股反叛势力郑泰部。郑经能够顺利接班，从中出力谋划颇多的陈永华可谓劳苦功高。

但更值得称道的，却是他建设台湾的功业。郑经移师台湾后，陈永华先做监军御史，不久升为总制使，成了明郑政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管家。此后他全面主持了台湾岛的建设大计，派专员至各处落实屯田，而且一反传统儒家重学问轻视生产技术的观念，招募具有专业生产能力的技术人员，委任官职并至各处传授生产技巧。此外他还在台湾划定保甲，加强政府统治。今天台湾岛行政区域的划分，就以他那时的保甲制度为雏形。当时台湾“里甲互保，安居乐业”。为了缓解郑经即位初期台湾物资匮乏、经济贫困的局面，陈永华建议，每年定期派船至大陆，与沿海各地开展走私贸易，在台湾大兴制盐、蔗糖、橡胶等产业，以扩大出口。同时严行律法，执法铁面无私。这时期的台湾，在经过了早期迅猛发展后，也未避免封建经济的固有规律——土地兼并。对此陈永华铁腕对待，不但出台各种法律遏制兼并，更身体力行，严惩各种兼并行为，在执法上铁面无私，连郑家宗室功臣犯罪，也照样不徇私情。当时常有郑家的亲眷找郑经哭诉，每次郑经都回答说，别犯到陈永华手里，否则他也没办法。对陈永华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陈永华也有宽仁的一面。郑经在平定郑袭叛乱、确立统治的初期，为了杀一儆百，曾计划严惩卷入叛乱的在台兵将。陈永华坚决反对，苦口婆心地劝说，终于令郑经收回成命，对相关人等从宽处理。对普通百姓，更是宽仁为上。他每年年底都要集中复查全台各类大小案件，事无巨细都要一一复核。执政十八年，仅经他亲手平反的冤案就有二十七起。对台湾少数民族同胞，更是以团结为重。每年都亲自走访各部落，拜会酋长，对他们礼敬有加，遇有饥荒灾年，更不遗余力赈济。金庸《鹿鼎记》里说到他的种种江湖事迹，多为小说笔法虚构，唯独不虚构的，却是他在台湾岛的崇高威望。即使在清王朝统一台湾之后，台湾岛上有关他的宗庙、祠堂依然遍布，至日占台湾之前，几百年间香火不绝。

对于台湾的历史来说，陈永华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台湾推广文教。

拜荷兰政府几十年“去中国化”教育所赐，明郑政权建立初期的台湾，殖民统治痕迹依然很重。当时如新港社、麻豆社等部落，几乎都会说荷兰语，甚至生活习惯也严重荷兰化。陈永华深知，兵威只能喧嚣一时，文化才能持久。从南明永历十九年（1665年）起，陈永华建议在台湾“设宗庙，立学校”，将儒家文化在台湾岛广为传播。这条重要的建议，起初遭到郑氏集团上下的反对。当时明郑政权的重臣们，大多是些文化水平低下的兵将，既认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更担心文教会危及武将地位。甚至郑经本人也认为，此时台湾人口稀少，立足未稳，外加经济困难，还不是发展教育的时候。但陈永华据理力争，力陈教育可以“以收人才，庶国有贤士，邦本自固，而世运日昌矣”。一番力争，最终说服了郑经。是年，东宁府立起了台湾历史上第一座孔庙，陈永华兼职为台湾“教谕”，即明郑政权的“教育部长”。随后一整套教育体系在台湾建立：中央设国子监，地方上设府学、州学、县学，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小学”，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儒家文化。同时建立一整套科举制度，分州试、府试、院试。中国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和教育体系，被他全盘移植到了台湾。除了移植之外，陈永华还有创新。他制定了义务教育法令。凡是送孩子读书的家庭，一律减免赋税。各州县每年要选拔家庭贫困且勤奋好学的子弟，由政府补贴读书。同时在沿海各地广泛招募文士，来台任教。中华的正统文化，从此在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台湾岛正式确立。郑经统治台湾的十八年里，台湾岛掀起了“自是始奋学”的热潮，且并不因后来政权更迭而中断。今天台湾岛内国学昌隆、文化繁盛，与陈永华的贡献密不可分。

对陈永华，郑经自始至终都是毫无保留地信任。不但委以重任，更极为礼敬，自始至终都称他为“先生”。永历二十年（1666年），在台湾北部推广屯田的陈永华积劳成疾，患风寒病倒在工作岗位上。远在东宁的郑经闻讯后大惊，竟亲自赶往探望。之后十几天里，郑经陪护在身边，亲自端水喂药调理，可谓关切之至。在国家大事方面，十八年间郑经对陈永华是言听计从。明郑政权的经济、外交、司法等方面的大政方针多出自陈永华的奏议。在个人生活上，陈永华更像是个“苦行僧”式的人物，他不好享乐，生活简朴，身为台湾的“大总管”，每日却多穿粗布衣服，行事低调坚韧，表面上与人无争，待人谦和，但原则问题上却宁死不退，不管是谁触犯了法令，就是郑经本人来说情也没用。他本人更以身作则，不但清正廉洁，更严格约束属下亲眷，越是和他近的人犯法，处罚却越重。如上种种，皆是中国传统儒家名臣的典范。

郑经统治台湾的十八年里，“抚土民，通商贩，兴学校，进人才，定制度，境内大治”。这个以纯商业贸易为主要发展思路的政权，此时更通商世界，它每年对日本的贸易税收，有一百四十万两，对荷兰、西班牙、英国等地区的贸易税收，更高达三百多万，是东亚的贸易中心。民生方面更是“夜不闭门，百姓乐业”。这个曾经挣扎在殖民统治下的蛮荒岛屿，此时已是丰衣足食、生机勃勃的乐土。

2. 难弃难离：清政府“纠结”的对台政策

以明朝延平王身份坐镇台湾的郑经，以其坚韧的忍耐，正确的用人，十几年间发展生产、拓展商路的努力，终成十七世纪下半叶东亚一方霸主。他拥有巨大的财富，雄厚的物资储备，以及傲视东亚的强大舰队。拥有如此强劲实力的郑经，自然不安心做王爷了。作为郑成功的儿子，他心中其实也传承着父亲临终时还念念不忘的理想：抗清复明，光复山河。即使在清王朝已然统一大陆、明朝宗室如漂萍般四下离散的此时，他依然不肯放弃。

对隔海相望的清王朝，败退台湾早期的郑经还是很讲策略的。早在盘踞金厦的时候，他就曾和耿继茂谈判过。在立足台湾后，为了向清政府示好，他主动把建在赤坎城旧址上的台湾首府“东都”改名为“东宁”。一字之变，其实是给清王朝一个政治信号：反清复明我不想了，我只要在台湾岛上过日子。

而这时候的清王朝，正是康熙即位的早期。这位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代明君，此时却还只是一个不到十岁的毛孩子，国家大权皆由鳌拜、苏克萨哈等满族亲贵把持。这些人多是当年清王朝统一天下的勋贵，他们脑袋里没有半点儿海权思想，尤其是以鳌拜为最。在郑经败退台湾后，鳌拜首先提议裁撤东南沿海的水师，收缩防御，至于盘踞台湾的明郑政权，只要他不来找事，也就由着他去。对于台湾岛，这帮人脑袋里没有半点儿概念。有这帮人当权，外加康熙还是毛孩子，说了也不算，此时的清政府对于台湾岛自然是没有收复的打算。之后的几年，除了清朝沿海的水师时不时地严打台湾走私船外，双方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郑经能够顺利地在台湾岛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放心大胆地痛打荷兰人，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外部环境。

但这样的情况注定是不能长久的。首先，不是所有的清朝高官脑袋都那么迷糊。比如在康熙登基初期，担任过兵部侍郎的黄锡衮，就是坚决主张收复台湾的一派。他是康熙的亲近重臣，尤其在康熙早期被鳌拜架空、受尽欺凌的时候，坚定地表示自己对皇帝的效忠。对台湾，黄锡衮认定“天朝之地，不可轻弃”。相比于武力解决，他这时候更倾向于“招抚”。康熙登基后与明郑政权的第一次“和平对话”，发生在康熙六年（1667年）八月，河南候补道孔元章奉旨至台湾，与郑经商谈“招抚”事宜，提出了“通商、入京、纳贡”三大招抚条件，遭到郑经拒绝。这是明郑政权与清王朝隔海对峙以来，清王朝向台湾派出的第一批官方使团。这次出使的直接原因，是清政府于康熙五年（1666年），曾试图两次发动征讨台湾的战役，结果都是船队尚在半路上就遭遇风暴，还没遇到敌人就被刮得支离破碎。征台的失败在清朝朝野激起反响，一时间“和平解决”的呼声大起。此时清王朝的注意力还放在越来越尾大不掉的“三藩”身上，对台湾实在无暇顾及。外加此时掌权的贵族，如鳌拜等人，担心发展水师会扩大汉人的力量，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在这样的情况下，康熙朝早期对台湾的政策很明确：能招抚就招抚，招抚不成的话，只要他不闹腾，就让他在那里待着吧。就在孔元章赴台的同时，清政府还下诏，重申海禁法令，在东南沿海增派陆军，修筑堡垒，防线严重内缩。

这一阶段清王朝对台湾的政策可以说是既消极又迷糊，但还好有不迷糊的人。当孔元章的船队正驶向台湾岛的时候，另一个人却愤然上了一道关键的奏疏。这个人正是当年叛降清朝的施琅，他的那道奏疏，就是著名的《边患宜靖疏》。

此时的施琅，已经是福建水师提督。对台湾问题，他一再坚持，不能怀有“招安”的幻想，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台湾。在这封奏疏里，施琅以他几十年征战海洋的阅历，和对台湾的深切了解，向康熙详细叙述了收复台湾的必要性。首先，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没有抛弃的道理（安得之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其次，收复台湾，不仅意味着天下一统，东南沿海，才能得到真正的休养生息。这片占清政府财政收入大头的富庶之地，才能从此得到稳定（台湾平，百姓得享升平，国家获增赋税）。这份奏疏对年少的康熙帝影响颇大，他在读到奏疏后，立刻批示命施琅入京朝见，商讨平台事宜。

施琅此举在当时的官场上激起一片“官愤”。对于台湾问题，此时清朝主要的掌权者大多都不热心。比如鳌拜，在他眼里，小小孤岛能成何气候？对于力主招抚的诸多汉臣来说，施琅此举更是扇了众人耳光，外加他“贰臣”“败军之将”的身份，自然引起一片指责。施琅进京没多久，弹劾他的奏章就满天飞，甚至有人攻击他“邀功贪占，置社稷于不顾”。他那些平定台湾的深谋远虑，也被看作是为了找郑家报私仇的行为。一片骂声中，羽翼未丰的康熙帝也不好回护施琅，大手一挥，将施琅的水师提督职务给撤了，给了他一个“内大臣”的虚衔，解除兵权留京闲住。就在施琅被解职的同时，清政府又大力裁撤福建水师，尤其是当年归顺清王朝的南明部将们，也多被解除了职务，遣散了军队。对隔海相望的台湾，清王朝此时是既不想管，也管不过来。

但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年轻的康熙帝深知台湾的重要性。对施琅的这番处理，只是此时群臣反对下的一种政治平衡。就在施琅被免职一年后，即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忍气吞声八年的康熙帝突然行动，计擒大权独揽的权臣鳌拜，正式宣布亲政。对台湾的政策，也从此转向。认同施琅主张的康熙，决定解决台湾问题，但此时的政局却让台湾问题更难解决：有比台湾更近的大患——三藩问题。当年为清王朝建功立业的三位前明叛将——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此时已是清王朝的心腹大患。他们占据了从云南至福建的半壁江山，大有自立为王之势。对于康熙来说，解决三藩显然比解决台湾问题更迫切。所以对台湾的政策，还只能以招抚为主。当时，还曾有大臣奏议招抚台湾，然后借助台湾明郑政权强大的海军，从侧翼夹击三藩。所以康熙五月亲政，六月就部署对台湾的“和平对话”，由此时康熙的重臣刑部尚书明珠亲自主持，率领由兴化知府慕天颜、都督季俭组成的使团，至台湾与郑经会谈。相比于第一次接触，这次使团官员的官职更高，可谓是高规格接触。

但郑经的反应却很冷淡。当年孔元章仅仅是个候补道台，到了台湾还能得到热情接待，这次派来了刑部尚书明珠，郑经却根本不参加会谈，只派自己的刑部尚书柯平同他会晤。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此时明郑政权实力大增，又兼刚刚修理了荷兰人，士气高涨，所以尽管明珠苦口婆心，郑经却终不为所动。在经过了一个月唇枪舌剑的交锋后，这场招抚自然无果而终。

郑经对清王朝的冷淡，除了自己实力大涨外，更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实现父亲理想、抗清复明的机会，已然近在眼前了。对于此时图谋叛乱的“三藩”来说，拥有强大实力的明郑政权，自然是他们拉拢的对象。这其中尤其盘踞福建的耿精忠最积极。论起关系来，耿精忠算是郑经的老朋友了。当年郑经镇守金门、厦门的时候，就常和他爹耿继茂打交道。郑经同清王朝的最早接触，也是和耿继茂谈的。图谋叛乱的耿精忠知道，远亲不如近邻，拉住了明郑政权，就等于保障了自己的侧翼。所以从袭封“靖南王”爵位开始，耿精忠就与郑经往来不断，起初还只是偷偷摸摸地派些使臣，私下里搞点儿小动作，后来就互相派遣船舶走私，连逢年过节、婚丧嫁娶，都要找机会走动一把。耿精忠家的太妃周氏过世的时候，郑经还专门派使团前往吊唁，并送上重礼。在多年的往来中，两家究竟达成了什么协议，清朝各种笔记上的说法各异，但联合三藩、推翻清王朝，却早已成了郑经的选择。

对郑经这个选择，当时明郑政权内部的看法还是统一的——非常可行。此时的清王朝，表面上天下一统，但西北有葛尔丹虎视眈眈，正北有察哈尔王图谋不轨，南方的三藩更掌握着强大的军队。一旦内战爆发，自然是明郑政权扩张地盘，甚至实现复明大业的好机会。明朝宗室鲁王一脉，此时也正由明郑政权恩养，挂着“监国”的名号，自然是“复明”正统所在。前途貌似是很美好的，就等着大干一场。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月，大干一场的机会来了。是年，清王朝为了剪除三藩威胁，下诏撤藩，熟料事与愿违，反导致“三藩”举兵反叛，是为“三藩之乱”。十月，“三藩”中实力最强的吴三桂杀云南巡抚朱国治，在昆明扯起反旗，接着就是“连锁反应”。尚之信在广东响应，耿精忠在福建响应，甘肃王辅臣在仁羌响应，孙延龄在广西响应。承平没几年的大清帝国，再一次烽烟四起。从大西南到华南华东，到处是“反”声一片。而这场叛乱的名号却也简单，吴三桂自称“天下招讨大元帅”，号称要“扶明驱掳”，并伪称拥立了明朝“朱二太子”。短短数月间，各路叛军连战连捷，清王朝丢城失地。

郑经也开始动作。在“三藩”之中，他的亲密战友耿精忠是造反最晚的，因他家中的老太妃坚决反对。在吴三桂起兵后，耿精忠虽然也立刻派员赴台湾与郑经密谋，但他正式举兵已是康熙十三年（1674年）春的时候。在这之前，郑经的精锐水师就已经集结在澎湖地区，准备随时登陆作战。他确实有“三藩”所没有的政治条件：此时如吴三桂、耿精忠这些造反势力，虽然气焰嚣张，但都是有当年卖身投靠清王朝的“前科”的，外加他们常年追杀南明抗清力量的恶行，早就背上了“乱臣贼子”的名号，这注定了他们不会得到前明遗民太多信任与支持。而郑经则不同，他孤悬台湾，常年坚持抗清，外加驱逐荷兰，保卫海疆，在诸多明朝遗民心中，显然是精忠报国的榜样。所以他的力量虽不是最强，但师出有名，是唯一配得上“王师”称号的。

康熙十四年（1675年）春，总算熬死了自家老太妃的耿精忠，悍然在福建起兵造反，活捉福建总督范承谟，杀福州知府王之一，坐镇福州对抗清廷。起事之前郑经就已许诺耿精忠，愿集结所有兵马入福建作战。是年三月，郑经命陈永华辅佐长子郑克臧留守台湾，自己亲率“王师”，大举进攻厦门。开局异常顺利，此时福建已然大乱，郑经大军所过之处，无不望风而降。当地依然心怀明朝的各路志士，宁可投奔“忠臣”郑经，也不肯归顺耿精忠，因此短短几十天“士民归之如流水”。他的作战计划是陈永华制订的，即登陆后直插福建内陆，夺取闽北地区，特别是要夺取连接福建对外要道的“三关”，以阻遏清朝援军。但登陆后的郑经，眼看福建大乱迭起，立刻变了卦，占领福建后，除了在当地招抚流民，宣传“王师”声威外，基本上啥事不干。他其实还是打得小算盘：都是反清，凭什么非得我来打，要打你耿精忠去打，你打完了我再来。

郑经按兵不动看热闹，这让耿精忠很生气。为了敲打郑经，耿精忠干脆断绝了和郑经之间的贸易往来，甚至违背盟约，拒绝给郑经提供补给。这下可把郑经惹怒了，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郑家水师立即出动，以摧枯拉朽之势连夺海澄、漳州、泉州、登州等重镇，一时间“坐拥三府，兵强马壮”。值得一提的是，在夺取海澄后，郑经依然念念不忘郑成功临死前要掘黄梧家祖坟的誓言，将黄梧开棺鞭尸，黄家上下被抢掠一空。这样做固然很解气，但也失去了“王师”的声誉。郑经的声威令耿精忠大为震撼，他慌忙和郑经遣使修好，双方再立盟约，但这对“亲密战友”之间的裂痕已经隐隐出现。

郑经的“开门红”看似很威风，但其实犯了大错。郑氏军队之前也曾多次夺取泉州、海澄这些沿海城市，但这些要地大多毗邻大海，难以立足。要想真正巩固地盘，必须深入内陆夺取根据地。如果依陈永华先前的战略，趁福建大乱、清军群龙无首的机会，一举横扫闽北地区，阻遏清军南下，即使不能获得全胜，至少也能坚持得久一点儿。说到底，郑经其实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将军，在统兵打仗的眼光谋略上远逊其父。而且此次出兵，郑氏军队一反当年郑成功时代纪律严明、令行禁止的“王师”形象，反而四处烧杀劫掠，顺便掳掠大量人口至台湾，活脱脱的一副“海匪”做派，于是民心尽丧。“复明”的大业就此蒙上了阴影。

但威风八面的郑经却看不到这些，外加此时他身边的部将也有问题。郑经此次出征，几乎带走了明郑政权所有的精兵猛将，包括刘国轩、陈胜武等名将都在这支军队里，但他最信任的人，却是侍卫冯锡范。对比足智多谋的陈永华，冯锡范是个既能打仗又能拍马屁的人，深得郑经信任。他和陈永华一样，都是郑经多年的贴身亲信。郑经当年渡海破郑袭时，正是由他率兵破敌，立下拥立大功。但是在这场战争里，他的短视却几乎葬送了郑经的大好局面。此时据有漳州、泉州、厦门、潮州的郑经，已是各路势力拉拢的对象，和耿精忠更约定“有事相援，不得侵扰”。双方共同进退，在东南沿海同清军对峙。康熙十五年（1676年），耿精忠的部将马英林暗通郑经，表示愿把原属耿精忠的丁州城进献郑经。本来郑经也很顾忌与耿精忠的“盟友”关系，意图拒绝。但冯锡范认定机会难得，磨破嘴皮子地忽悠，最终忽悠着郑经笑纳了丁州。贪了这点儿小便宜，后果很严重，暴怒的耿精忠提兵攻打郑经。双方在漳州、泉州大打出手，反而让对面的清军看了笑话。趁着他们死掐的机会，清朝康亲王杰书率领大军，一路摧枯拉朽进入福建。腹背受敌的耿精忠内外交困，竟主动向清朝投降。原本大好的抗清形势一下子土崩瓦解。而唇亡齿寒的报应，也马上降临到郑经头上。是年九月，清军发动了对郑经的猛攻。因恼火郑经“不仁义”，原属耿精忠的各路兵马更纷纷请战，甘给清军当急先锋。两面夹击下，郑经的“王师”迅速崩溃，辛苦打下来的漳州、泉州、兴化各地相继沦陷，损兵折将的郑经只得退守厦门。贪一个小小丁州的便宜，却葬送了整个抗清的大局。

多年征战锤炼出来的郑氏军队保持了强悍的作风，虽遭受重创，但很快就缓过劲来。康熙十七年（1678年）二月，在厦门养精蓄锐的郑经再次发难，连克漳州、同安，兵围泉州，一时间“东南大震”。但这次进兵的条件并不成熟，耿精忠已然败亡，广东的尚之信也尽数投降，整个东南地区就只剩下郑经一路军队孤军奋战，横挑强敌固然勇敢，却着实不明智。果然，从是年九月起，清军集结大军反击，寡不敌众的郑经再次败退，辛苦打下来的漳州、同安地区相继丢失。康熙十九年（1680年）一月，清朝福建总督万正色集结各路大军合击厦门，郑军林陛、刘国轩各部相继战败，不得不忍痛放弃厦门。月底，郑经率残军撤回台湾岛。

这场西征以损兵折将结束，究其原因：一则明郑水师虽然强悍，但陆战能力有限，活动区域仅限于沿海，自然无法立足；二则郑经本人在大战略上屡犯错误，没有抓住机会深入内陆，又和耿精忠发生内讧，最后成了光杆儿司令，战败也就难免。最重要的一点是民心。这是一场把郑经形象彻底“败坏”了的战役，当年那支纪律严明、与民秋毫无犯的“国姓爷”的王者之师，此时却只剩奸淫掳掠、烧杀害民。在这场战役的进程里，清王朝始终没有放弃招抚明郑政权的努力。康熙登基后至收复台湾战役开战之前，就“招抚”问题，双方一共进行了十次谈判，其中发生在郑经盘踞福建期间的就有六次，当时受命平定福建的康亲王杰书，多次亲自致信郑经，商谈招抚问题，一直到了康熙十九年（1680年）一月，郑经盘踞的厦门已经遭清军压境时，康亲王杰书依然不放弃努力，甚至做出让步，允许郑经在台湾“封王”。但郑经得寸进尺，竟然狮子大开口，要求清朝提供饷银六万，直把清朝上下气得跳脚。

郑经的这些做法，在后世颇遭指责。尤其是在多次“议和”中，郑经始终坚持拒绝剃发，坚持台湾的归属要“仿朝鲜例”，也就是要求清政府承认其独立的地位，并且要求和朝鲜“平级”。此举在他身后遭到颇多非议。但如果仔细看看郑经一辈子的所作所为，他从年轻时候起，和所有对手之间的“议和”，全都是缓兵之计，没有一次是真的。所谓“仿朝鲜例”等狮子大开口的要求，其实也是看准了清王朝不会答应，靠谈判来拖延，争取休养生息的时间而已。至于他的真实想法，或许他写于永宁王宫里的诗作，反而可以表明心迹：“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秋。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这个在军事才能上远逊于其父的王爷，却与父亲有着同样奋斗到底的理想——抗清复明。

但现实很残酷。郑经兵败福建后，一度轰轰烈烈的三藩之乱很快落下了帷幕：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这些人或降或亡。清王朝的统治继续巩固，所谓抗清复明也就更成了浮华泡影。何况就个人能力而论，郑经虽然在建设台湾上建树颇多，但论起雄才大略，比起海峡对面的康熙帝相差太远。在他兵败回台后，其母董酉姑就曾指责他“无略果断”“不能任人”。对此郑经也默然。从此之后郑经性情大变，成日沉迷于享乐之中，花天酒地荒废政事，抗清复明的理想也给抛到了九霄云外。明郑政权在经历了十几年高速发展之后，此时终于走入了下坡路。收复台湾、华夏一统的日子临近了。

对于清王朝来说，此战的影响有两点：一是彻底和明郑政权撕破了脸，台湾的归属终要靠战争解决了。二是强大的明郑水师，依然给了清军极大震撼。在整个福建的海上战役中，明郑水师驰骋海面，锐不可当，即使是最后大势已去的厦门之战，明郑水师仍然能够冲破清军水师的重围，扬长而去。其强大的战斗力令清朝上下极为警醒：要完成收复台湾的大业，必须要启用一个同样强大的人。

而在当时，这个人选只有一人：施琅。

3. 天下一统：施琅收复台湾

在清王朝决定武力收复台湾之前，施琅已经等待很久了。康熙六年的那次觐见之后，他被康熙帝解除了兵权，在京闲住。康熙除鳌拜，没他什么事；平三藩，没他什么事；抗击郑经侵扰，还是没他什么事。

这倒不是因为朝廷瞧不起他，实在是因为他武力平台的主张，和清王朝招抚路线背道而驰，所以只能让他闲着。但他当年那份奏折却并没白写，清王朝依他奏议，大力招抚明郑政权的军民，台湾岛上的兵将也多有归附。用其谋，却不用其人，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了十三年。

起初，清朝君臣对施琅十分轻视，因此他得不到重用。后来施琅受命平台前，康熙帝在接见他的时候也承认，其实早就要给把这个重任给他，但因为朝野上下对施琅轻视颇多，因此也只能搁置。被轻视的原因：一是因为他是一个叛将，对于恪守忠孝的封建大臣来讲这一条就足够让人鄙视。二是因为他的脾气，施琅的绰号叫“海霹雳”，不但打仗很霹雳，做人更霹雳，凡事都要争个先，显得自己有能耐。当年得罪郑成功，是因为这脾气。后来得罪朝中大臣，也是因为这脾气。就连后来一心举荐他的重臣李光地，早年也曾对他印象恶劣，说他“性骄狂，无以成事”。

赋闲的十三年对施琅来说是很苦闷的，不但朋友少，甚至还经常出现经济上的困难。他虽然被封为伯爵，有国家的爵禄，但按照李光地后来的记录，施琅的爵禄经常被扣着不发，有时候甚至要靠他老婆做针线活儿贴补家用。对于一个官员来说，这样的日子可谓艰辛。

皇帝不管，同僚不待见；工作没人找，工资没人发。这大体就是施琅在这十三年的全部生活了。

没人待见，就千方百计地让人待见。明明家里穷，还散尽家财去送礼。朝中重臣的家门他几乎都串过，串到最后人人见了他都躲。工作没人找，就主动找工作，没权力管兵，就管能管的。比如观测风向，估算台湾海峡的风信，每天坚持写日记，看地图，筹划平台方略。没人要求他这么做，但他却做了。因为这是他的理想。

跨越台湾海峡，收复台湾，实现国家统一。这就是“叛将”施琅的理想。一般人认为，他有这个理想，主要因为他和郑成功的“世仇”，他主张武力收复台湾就是为了报仇。但是在他给康熙的奏折里，他指出台湾的这种局面延续下去，国家每年就要承受大量的损失，沿海百姓死伤无数，解决这个问题，是为人臣子的责任。有人认为这属于套话，但是看他跨越台湾海峡后的表现，就知道这些都成了实话。

无论后人对他有什么样的评价，为一个崇高的理想而孤独奋斗十三年的施琅，是令人敬重的。

日久天长，尊重他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比如成为大学士的李光地就是其中一个。李光地和施琅是福建老乡，起初他对施琅的印象并不好，但是随着交往加深，他越发认识了这位老将军的决心，从此对朝廷极力推荐施琅。

这时候的清王朝开始意识到，收复台湾是势在必行了。

其中的原因，除了明郑政权的威胁外，更现实的却是经济问题。为了防备明郑政权侵扰，多年以来清政府厉行“迁界禁海”政策，断绝沿海百姓与明郑政权的联系，但这个政策是把双刃剑，对清朝自身也造成了损失。迁界禁海涉及的省份，主要包括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重地，这些地区是清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迁界禁海”令一下，东南沿海三十至五十里的区域全变成了无人区，仅福建一省荒废良田就达三百万亩，一度欣欣向荣的海外贸易全数禁绝，更有无数百姓流离失所。长此以往，恐怕用不着明郑政权来“抗清复明”，东南沿海就将发生民变。

此时，清王朝在西北还有一个强大的对手——葛尔丹。准噶尔蒙古对清王朝的侵扰愈发频繁。要平定准噶尔，东南沿海的稳定就是前提。东南沿海要稳定，就必须一劳永逸地解决台湾问题。所以在三藩之乱平定后，台湾问题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多次招抚失败让清王朝明白，武力解决才是最好的选择。

但对于此时的清王朝来说，武力解决并不容易。

最现实的就是海军问题。清军水师素来弱于明郑政权，在多次战争中，双方在战船性能和作战素质上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从康熙十六年（1677年）开始，清政府恢复了福建水师的编制，以万正色为水师提督，同时在江苏连云港、山东登州、广东惠州等各地广设船厂，仿照明郑水师，制造大型战船。这一时期，清政府采取了“更名田”的政策，全力发展农业，国家收入增加，有经济能力去建造大型战船。但最紧要的，却还是水师将领的人选。

重建福建水师的时候，清王朝选择的水师提督是万正色，而不是施琅。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万正色听话，是个老成持重的人，人缘好。在就任水师提督之前，他是湖南岳州水师总兵，有作战经验。但跨海作战不是闹着玩的，万正色之前的军事生涯大多都是在鄱阳湖、长江这些江河里，跟大海是不能比的。后来在反击郑经入侵的战斗中，这位提督非常英勇，打了不少硬仗恶战，但连战连胜的结果，却是他被打出了“恐郑症”。尤其是在收复厦门的战役里，按照福建总督姚启圣的计划，此战不但要收复厦门，而且要活捉郑经。然而兵力三倍于郑氏军队的清军，却硬是被明郑水师打开了一条血路，成功突围东归。明郑水师强大的火力和超强的作战素质，算是把万提督打怕了。在平定三藩后，康熙帝给福建水师下诏，要求福建水师加紧操练，准备平台战争。哪知万正色上了一道叫“三难六不可”的奏疏，大体意思是说明郑水师强大，刘国轩等武将勇猛，福建水师不是对手云云，中心思想就是既不想打，也不能打。值得一提的是，对万正色的这份奏疏，清朝中央许多高官都是赞同的，比如兵部侍郎温带、礼部侍郎吴努纯、刑部侍郎介山，都附议万正色的看法。

因这份奏折写得太过分，连一向沉稳冷静的康熙都失态了，当场大骂万正色：“我使他有本事，委他重任，他却畏服贼将不成。”但骂人不解决问题，骂完了还得干活，可谁去干呢？万正色是不能用了。此时，无论是身在福建筹划平台的姚启圣，还是内阁大学士李光地，都不约而同地推荐了一个人：施琅。

对施琅，康熙不是没有过考虑，但还是对他不放心。因施琅名声太臭，大家都觉得这人夸夸其谈，徒有其表。当姚启圣推荐施琅时，就曾有御史拿出早年施琅征讨台湾失败的例子来说事。康熙询问李光地时，李光地极力举荐，并认为施琅“若论才略，实无其比”。随后康熙召见施琅，施琅以其十三年来对台湾形势丝丝入扣的研究，得到了康熙的赏识。康熙十九年（1680年），苦苦等待了十三年的施琅终于获得任命，以太子太保衔受封福建水师提督。对施琅的毛病康熙也是知道的，临走之前，康熙专门嘱咐施琅，到了福建以后，最要紧的就是和当地文武搞好团结。

就在施琅得到任命的同时，台湾海峡那边也传来了“利好”消息：统治台湾岛十八年的明郑延平王郑经过世了。

在败退回台湾后，郑经再也不复往日的壮志雄心，每日就知游玩享乐，“极岛中之华丽”，大兴土木，建造行宫，更常深入丛林打猎。史载“欢饮校射，夜以继日”。日常事务都放手交给“监国”的长子郑克臧做。按说事情到这一步还不算糟糕，郑克臧此人很有能力，又有陈永华辅佐，在台湾民望很高。但他的“出身”成了问题，他是郑经偏房小妾生的，而且此时郑经的母亲董酉姑也还在世，对这个孙子很不待见。最重要的是，此时明郑政权的政治派系已经分为了两派：一派是以陈永华为首，辅佐郑克臧监国的留守派；一派是以冯锡范、刘国轩为首，曾跟随郑经西征的西征派。岛内的政局隐隐有了内乱之势。

董酉姑之所以不待见郑克臧，关键还是因为郑成功的死因。作为郑成功的结发夫妻，她与丈夫感情很深，但丈夫的死，导火索却是郑经的“风流债”。所以除了郑经的正房夫人外，她恨一切勾引儿子的女人，以及她们生的孩子，包括郑克臧。唯一招她待见的孙子，也就剩下郑经正房生的郑克爽了。

在郑经的诸子中，郑克臧是最有能力的，因他是陈永华的女婿兼弟子，行事颇有陈永华的风范，尤其是在铁面无私这一点上。担任监国期间，对郑经家族的弟兄，他一向约束很严。在性格上，郑克臧很有其祖父郑成功的风范，行事坚毅果决，处理政务井井有条，且自小受儒家教育，事父极其仁孝。郑经在归台后敢日日享乐，也是因为对这个儿子很放心。对政权内部的暗流，郑经其实也早有防备。为保护儿子，郑经特意划拨了三千亲兵给他，可谓关心之至。

但仅有关心是不够的，此时台湾岛内反对郑克臧的势力之强，是超乎郑经想象的。其中上蹿下跳最厉害的，却是他最亲近的冯锡范。冯锡范反对郑克臧，主要还是阵营问题。他的女儿嫁的是郑经的小儿子郑克爽，在郑经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要谋大前程，还得想办法除掉郑克臧，所以他四处串联。郑经的几个弟弟郑聪、郑明、郑智、郑仁，素来在台湾横行霸道，民愤极大。郑克臧曾经制止过他们的不法行为，招来他们怨恨。如此一来，这几个人自然结成了统一战线。

这其中比较特殊的是刘国轩。从人品上说，刘国轩算是个正人君子，他是个一心只知打仗的职业军人，原本无心卷入这场纠纷。可他是冯锡范的父亲冯登世的义子，冯家对他有再造之恩，而他本身也是一个很重情意的人。这种特殊的关系就让他别无选择。

对于冯锡范来说，他必须要除掉一个人——陈永华。

和女婿郑克臧一样，对于这场即将到来的变乱，陈永华也是浑然不觉的。聪明了一辈子的他，偏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糊涂，尤其是连敌人是谁都没看清。在冯锡范的眼里，陈永华是个敌人。可在陈永华的眼里，冯锡范却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每次见了他都极其恭敬，还经常谦虚地向他请教问题，两人私下里也经常饮宴聚会，探讨时局。可他并不知道，这个满脸正义感的老同事，却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但冯锡范想扳倒陈永华却还是很困难的。郑经对陈永华的信任超过了任何一个人。冯锡范设下了毒计。一次和陈永华在一起喝酒，冯锡范借故聊起了不久前的西征之战，从战事的惨烈聊到时局的艰危，说到激动处，还忍不住抹了几把眼泪。忠心王事的陈永华自然百感交集，唏嘘感叹了一番。这时候冯锡范假装愧疚地说：“西征战败，王爷（郑经）意志消沉，这都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罪过，我准备辞去侍卫的职务，以为这场战败承担责任。”陈永华一听就激动了：一个侍卫都能如此负责，我再赖在这个位置上，岂不是太不负责。于是陈永华当即表态：“你辞职，我也辞职。咱们弟兄们一起终老山泉，岂不是一件美事？”

陈永华冒出辞职的想法，倒也不完全是心血来潮。多年以来他呕心沥血，建树颇多，但台湾的时局却也每况愈下：外有清军虎视眈眈，岛内又权贵林立，郑经一辈子很宽和，但宽和的结果就是勋贵飞扬跋扈，破坏国家法度。执法严明的陈永华和这帮人斗了一辈子，也确实心累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冯锡范自称的“辞职”，其实是忽悠他的。几天后，陈永华的辞呈送了上去，郑经哪舍得他走，连忙找来冯锡范商量。面对郑经的垂询，冯锡范又打感情牌，拿出给劳模做报告的派头来，一个劲儿说陈永华这些年的艰辛，比如一心扑在工作上，身体每况愈下，家里的事都顾不上云云。说得郑经也感动了，既然如此辛苦，那还是准了吧。结果，陈永华的辞呈被批准了，但他“总制使”的官职却被口口声声要辞职的冯锡范接替。陈永华这才明白，自己掉进了冯锡范早就策划好的圈套里：先骗你辞职，再顶你的缺。可现在为时已晚了，辞职是自己主动的，想找郑经告状也没用。心灰意冷的陈永华不久郁郁而终，死后与夫人葬在台南大潭山。他的死意味着明郑政权的顶梁柱塌了。大厦将倾，不可避免。

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二十八日，郑经闭上了疲劳的眼睛。他的死因，有的说是中风，也有的说是肠梗阻。他走得还是很心安的。因为就在病重期间，长子郑克臧衣不解带，陪侍身边。望着这个刚勇仁孝的儿子，后继有人的喜悦令他很欣慰。临终之前，郑经专程把刘国轩叫到跟前，将跟随自己一生的佩剑连同儿子都托付给了他，勉励他辅佐幼主，抗清复明。然而他没有想到，刘国轩辜负了他的希望。他寄托厚望的儿子，更是没过多久便随他而去。

就在郑经过世后的第三天，即当年正月三十日，郑经的四个弟弟，即郑聪、郑明、郑仁、郑柔，集体觐见董酉姑，大说郑克臧的坏话。主要是说郑克臧欺压众位叔叔，侵夺宗室财产。董酉姑虽然不待见郑克臧，但也不敢轻信。董酉姑说，要不把郑克臧叫来问问吧。冯锡范等的就是这句话。以董酉姑的名义，冯锡范召郑克臧觐见。祖母召见，郑克臧哪敢有疑，连忙进了董太夫人府。熟料他前脚刚进门，身后保护他的亲兵毛洪、沈城就被挡在门外，接着冯锡范的亲信蔡添迎面冲来，伸手就是一刀，直刺入郑克臧腹部。明白中计的郑克臧忍痛疯跑，还想着赶快脱身，可已经来不及了。他的四个叔叔手持大棒围了过来，如狼似虎地把他围住痛打。这位被郑经寄予厚望的接班人，就这样被活活打死。当董酉姑明白郑克臧被害后，一切都已经晚了。随后，冯锡范等人迅速解除了董府的武装，董酉姑本人也被软禁。台湾的大权落在了冯锡范手中。这场造成明郑政权剧烈内耗的争斗，史称“东宁之变”。

东宁之变后，明郑政权的上层展开了一场大清洗。诸多曾是郑克臧近臣的官员或被杀或被罢。先后发生了“沈瑞事件”等大案。陈永华嫁给郑克臧的女儿自杀殉夫，侄儿陈绳武被撤职，台湾岛上一片血雨腥风。为了遮人耳目，冯锡范发布文书，历数郑克臧罪恶，但毕竟是骗不了人的，结果“民心军心尽丧”。但冯锡范不管这个，自己权力不丧才是最重要的。此后郑克爽即位，冯锡范晋位忠诚伯，从此大权独揽。董酉姑因痛惜长孙的被害，“日日啜泣郁叹不已”，半年之后也撒手人寰。而在整个政变中“失语”的刘国轩，作为回报，被加封为“武平侯”，成为台湾军界第一人。此后他离开东宁，赶赴台湾海防要塞澎湖，在当地抽佣调丁，扩充军力，将澎湖守军增加到了两万人，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筑起了坚固要塞，史载“星罗棋布，坚如铁桶”。算是躲开是非做了点儿实在事。相比之下，大权独揽的冯锡范就不干正事了。比起陈永华的执法严明，他反其道而行之，带头圈占土地，并提高赋税，盘剥商旅，更将制糖、贩盐等重利行业收归自己名下，谋取暴利。台湾岛从他当权后，连年物价暴涨，仅大米的价格，两年里就上涨了八倍多。陈永华一生呕心沥血、振兴台湾的努力，几乎被他败坏殆尽。

眼见台湾岛的经济状况越发恶化，冯锡范也无可奈何。他搞阴谋是好手，搞建设就是白痴了，因此他也就干出了更白痴的事，竟然连年组织船队到大陆打劫，结果自然损兵折将。不满他统治的兵将们更纷纷向清王朝投诚。危急局势下，冯锡范索性破罐子破摔，他勒令台湾全岛广修堡垒，家家出人丁入伍，把小小的台湾岛，修成了碉堡林立的铁桶阵。这更闹得百姓怨声载道，民变不断。

台湾的“利好”消息，主要是通过福建总督姚启圣传来的。作为长期主持平台大计的封疆大吏，姚启圣费尽心思。他的情报站做得很好，在台湾各处都安插有他的眼线。明郑政权的一举一动，清王朝都能及时得到消息。因此，面对大好机会，清王朝自然开始了部署。除了施琅就任福建水师提督外，清政府更下令，命令全国各地的大型战船尽数集结在福建沿海，用于给养输送。同时，给予施琅绝对的信任。康熙本人在给施琅的诏书里就说得很明白：陆地作战，我也许还能部署。海上作战，确实是你的专长，所以你可以便宜行事，不必事事奏报。

即使形势一片大好，但清王朝反对“征台”的声音依然很大。当时大多数大臣都认为远洋作战，胜负不可预测，不如不打。更有人荒唐地说什么“以静制动”。就在“东宁事变”发生的前后，北京上空突现彗星。这在古代属于不吉祥的“扫把星”，这下可又给了反对派口实。以“天变”为名，户部尚书梁清标又上书反对。重压之下，康熙不为所动。偏偏这时候的施琅，又干了一件“犯忌讳”的事。他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一月，上了著名的《秘陈专征疏》，要求朝廷给予他“专征”的大权，不受任何人节制。这下可引起了轩然大波。在高度专制的清王朝，又是汉臣，还是个“叛将”，提这样的要求，和谋反也没什么两样了。而且施琅此举，不但得罪了“反战派”，连本与他一个阵营的福建总督姚启圣也得罪了。姚启圣这个人，后半辈子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谋划平定台湾，包括情报搜集、物资准备、操练兵马，样样都贡献颇多。他时常对人说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亲自提兵东进，平定台湾岛。没想到大战未开，理想先让施琅断了。

但施琅并非有意和姚启圣过不去。姚启圣是个能臣，但并非样样都能。打仗是一个需要独断专行的活儿，到时候两个领导全去，大军听谁的？而且在进军方略上，施琅和姚启圣更是分歧严重。姚启圣主张乘东北风进军，但施琅的主张却是南风。这就涉及了地理学问题。如果乘东北风进军，就需要在十月出兵；如果乘南风，则需要在夏季出兵。在姚启圣等人看来，南风风力微弱，船只行进缓慢，根本不利于海上作战。两人各执一词，争吵了多次，最后实在争吵累了，就奏请皇帝裁夺。

对于康熙来说，这些征讨台湾前的风波，可以说样样都是兵家大忌。朝臣众口一声地反对，老天爷也出“凶兆”，寄予厚望的前线统帅还没开打就先掐了起来。

但康熙收复台湾的决心是异常坚定的。在经过了反复权衡，并征求了大学士明珠等人的意见后，康熙做出了他的选择：同意施琅的要求，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他。要什么给什么，只要你能做到一件事——收复台湾！

平台大业，从此进入了“施琅时间”。事实证明，康熙帝的选择是对的。

乘南风还是乘东北风，表面看来没区别，其实却区别极大。东北风猛，南风柔和。海洋作战，如果乘东北风，则船速迅猛，冲击剧烈。舰船对阵，风向选得对，就可事半功倍。

但施琅却偏偏选择了南风，原因很简单：平定台湾，表面上看是要打海战，但实际上是要打攻坚战，胜利的关键不是摧毁明郑政权的水师，而是他们密密麻麻的堡垒，尤其是他们在澎湖苦心经营的防线。

所以南风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东北风剧烈，船队很容易被吹散，到时候就成了人家的活靶子了。南风平稳，即使攻坚受挫，也能够从容布置，稳健攻击。所以南风才是最好的选择。

平台的路线图也早早确定了下来。此时的台湾岛，就像一只蜷缩成一团的刺猬，等着扎你个鲜血淋漓。要吃掉他，就要拔刺。刺的名字，叫澎湖。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五月，福建总督姚启圣奏报，攻台战役一切准备已经就绪。康熙随即下诏，命令全军枕戈待旦，相机出征。六月，坚持南风进兵的施琅终于等到了他盼望已久的风信。乘着烈烈南风，两万清军，六百三十艘战船，在施琅的率领下誓师出征。他们誓师的地点，就是当年郑氏水师曾经的光荣之地——铜山。五十七年前，草创时期的郑氏水师第一次在这里浴血奋战，重创荷兰，从此开始了争霸海洋之路。

五十七年后，在六十三岁的施琅的率领下，这支大多由当年郑氏水师后人组成的舰队，跨海东征，去完成一项比前辈们更伟大的使命：结束海峡两岸长达五十九年的分裂，收复台湾。

这支水师的将领，大多数都是郑氏家将的后裔。比如在之后战斗中建功颇多的陈蟒、董义等人，其父辈都是郑氏水师的干将。从装备上说，这支水师更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舰队，其战船同样仿制欧洲战舰，火力强大。其中由施琅亲自坐镇的大型炮船舰队，拥有炮船五十六艘，每艘炮船的载炮都在五十门以上。这是一场志在必得的跨海东征。

六月十五日，舰队兵临澎湖南大门八丈岛，明郑水师的巡逻船，很快发现了他们。刘国轩闻讯后大惊，命令澎湖列岛全线戒备。当时宣毅总兵左镇建议主动出击，乘清军立足未稳时发动进攻。这时清军的大部分尚在后面，如果此时出击，尚有获胜机会。黄昏时分，明郑将领丘辉又意图趁夜夜袭。但如上建议，皆被统帅刘国轩拒绝。这位一生战功卓著的名将，此时的表现，却像极了春秋时代的宋襄公，同样，也将付出宋襄公的代价。

六月十六日，清军第一轮攻击开始。清晨时分，施琅发动攻击。双方在澎湖海面恶战，清军出师不利，被刘国轩依托海岛炮台猛轰加以侧翼合围，险些被包了饺子。危急时刻施琅亲督战船反扑敌阵，与兴化镇吴英前后夹击，总算突出重围，是役清军伤亡惨重，阵亡两千多人。连施琅本人也眼睛负伤。之后至二十一日，双方在澎湖列岛相互冲杀，互有胜负。犬牙交错的态势一直在持续。局势的发展，越发对施琅不利。事实证明，以刘国轩在澎湖的苦心经营，壁垒纵横，清军欲突破澎湖，却是何其难，一旦局面胶着，等着台湾本岛援军到来，施琅的攻台大军，很可能会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

所以在二十一日战罢后，当时清军中，已经出现了暂且退兵的声音。毕竟此时损失尚不大，同时台湾本岛的援军也势必正火速增援，暂且退兵等待战机，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但施琅不为所动，更颁下严令：退兵者斩！他一生的理想、信念，皆维系在这惨烈的一战上，更何况他坚信，他的判断不会错，苦苦等待的战机，就在眼前了。

二十二日，战机到来。

是日清晨开始，平静的澎湖海面忽然狂风大作，施琅的判断是对的：西南风来了。激动的施琅火速布置，清军兵分四路，施琅亲自率领五十六艘巨型炮船，攻打刘国轩的主阵地娘宫庙。总兵陈莽率领五十艘战船，从侧翼攻打基隆屿，牵制刘国轩的防御。董毅率领的西路军登陆牛心湾，夹击西路明郑军队。其余战船跟在施琅身后，作为后援。呼啸的西南风，果然成了清军进攻的助推，乘着风势，清军奋勇冲杀，一举突破刘国轩的主阵地。关键时刻，刘国轩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本来有堡垒优势，稳固防守是上策，但此时他却一反常态，率领水师主动出击，和施琅杀成一团。当然他也是有信心的，他率领的，正是从郑经时代开始就扬威东亚海洋的王牌战船——鸟船。这种载炮上百，拥有三千斤巨炮的巨无霸，火力远远强于清军主力战船。在刘国轩看来，施琅选择攻击，其实是一种“自杀式”打法，以明郑水师优势的配备，完全可以将清军聚歼。

然而甫一交手，刘国轩就发现自己错了，施琅的炮船比他小不假，但却排成了一种奇怪的阵型冲向他，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发现施琅水师以五艘为一对，已经把他们鸟船编队团团包围了，四面全是呼啸的炮弹，笨重的巨型鸟船，一下子被笼罩在火网中了。没过多久，一艘艘鸟船被击沉。澎湖水师，完了。

刘国轩的果断出击，成了整个战局的转折点。明郑水师的官兵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清军的阵型，好比一张网，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巨型战船，在密集的火网中一艘艘沉没。澎湖守将邱辉、曾瑞、王德、吴福、王受的战船相继被击沉。逆境之下，刘国轩发动了最后一击，以喷筒火箭向清军反扑，焚毁清军战船多艘，清军也伤亡惨重，总兵朱天贵战死，施琅的爱将蓝理受重伤，肚皮被射破。此时，施琅押上了所有的预备队，外围待命的八十艘战船全数投入战斗，他亲自带领旗舰向刘国轩冲锋，力不能支的刘国轩终于崩溃了：他的旗舰被击沉，他本人乘小船离开；他的舰队全线溃败，战船或毁或沉……

仓皇离开的刘国轩，在登上小船的一刻，或许会想起来：施琅这套奇怪的战法，正是著名的“五点梅花阵”，那是明郑水师抗击外敌，收复台湾的时候曾经用过的，那时候，那个人，经常用。

堪称中国古代史最大规模海岛攻防战的澎湖海战，至清晨终于见出了分晓：清军击沉俘虏明郑水师大小战船二百艘，歼敌一万两千人。刘国轩仅带二十六艘战船败退台湾岛。这是一场让明郑水师输光了所有家底的战役：那支曾经啸傲东亚的明郑水师，主力已在此战中损失殆尽。郑氏家族在台湾岛二十一年的统治，至此也大势已去。胜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澎湖惨败之后，明郑政权上下都很惊慌。最惊慌的当属郑克爽，施琅的父亲就是郑成功杀的，此时“爷债孙还”，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台湾岛上也流言满天飞，说施琅这次来就是复仇的，要杀光郑家所有子孙来陪葬。刘国轩也很惊慌：当年杀施琅父兄的事情，就是他执行的。眼见大势已去，又该何去何从？

所以在澎湖战役之后，明郑政权就忙着开会，一干人等叽叽喳喳，却连个像样的主意都拿不出来，主流的意见就是跑，至于往哪里跑，有说去南下菲律宾的，冯锡范甚至还想过北上日本。还没商量出个丑寅来，又传来消息，台湾宁靖王自杀了。这个宁靖王，就是当年跟随郑经来到台湾的明朝宗室朱术桂，一直被视为明郑政权对外的一块“招牌”。大势已去，“招牌”也没了。

当时的台湾岛，可谓人心惶惶，什么流言都有，家家户户忙着逃难。许多有钱人二话不说，卷起东西乘船南逃东南亚。就在这时，澎湖之战中的败兵，也陆续跑回台湾岛了，缺胳膊断腿的，陆续在东宁街头出现。正当大家人心惶惶时，逃兵们的话，却让许多人不慌了：我们都是清军放回来的。

他们确实是清军放回来的，澎湖之战，施琅累积俘虏近万人，对这些士兵，施琅的态度是“去留尊便”，有愿意留下的自然好，愿意回台湾和家人团聚的，还发放路费。施琅优待俘虏的事情很快在台湾岛传开了：对俘虏都这么优待，何况台湾？

在得知消息的明郑政权中，投降的建议很快占了主流。但是有一个疙瘩却始终不解：施琅是和郑家有仇的，他要报仇怎么办？

施琅来解疙瘩了：其实清朝平定台湾的整体方略，在战前就定下来了，就是“寓抚于剿”，即在战场取得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采取招抚手段，力争和平解决问题。在攻克澎湖列岛后，施琅并没有急于进兵，相反则在澎湖休整，不断向明郑政权发出和平信号。和平解决的突破口，还是放在了刚刚交过手的刘国轩身上。他从台湾俘虏中找到了刘国轩的亲兵，托他给刘国轩捎话，表示不会与刘国轩为仇，如果刘国轩能促成明郑归降，他甚至愿意和刘国轩结成儿女亲家。为了表示诚意，施琅“折箭为誓”，对于军人来说，这好比是发了毒誓。

施琅的诚意，最终打动了刘国轩，在明郑政权内部，他开始极力主张归顺。他的意见在明郑集团中尤其重要，毕竟现在台湾最后一支军力还在他的手中，他都要降，别人还有什么办法。

一向喜欢弄权的冯锡范也没了主意。在刘国轩的坚持下，明郑政权向施琅提出了条件，即清军入台，必须尊重“三不伤”原则，即不伤百姓，不伤官民，不伤宗室。施琅全部答应。这时候的台湾岛上，已是“民心既散，谁肯死守”。归顺，已经水到渠成。

七月十五日，台湾延平郡王郑克爽上降表，正式宣布投降。七月二十五日，康熙皇帝下赦谕，接受郑克爽投降。八月十三日，施琅率一万水师，从鹿耳门进入台湾受降。明郑政权全体官员前来迎接，施琅当场宣布安民告示，禁止官兵劫掠百姓，一路纪律严明，于台湾百姓秋毫无犯。之后施琅巡视台湾南北，安定地方。十一月二十二日，清军班师回朝，将郑克爽并台湾官员一干人等护送至北京。收复台湾的大业，至此彻底完成。

台湾的收复，意味着这场绵延数代人的战争，最终落下了帷幕，中国东南沿海，从此迎来了真正意义的和平。在这场战争中最终殊途同归，做出选择的人，也迎来了他们不同的结局。

进京觐见过康熙帝后，郑克爽等一干台湾降官们，得到了清王朝妥善安置，郑克爽受封海澄公，从此世居北京。刘国轩和冯锡范受封伯爵。冯锡范的事迹不再见诸史料，这个弄权弄了一辈子的小人，应该彻底老实了。而职业军人刘国轩，一度曾担任过天津总兵，在任上清正廉洁、与民休息，尤其是他在天津推广水稻种植，惠民颇多，也深受康熙赏识，之后康熙曾多次赏赐他财物宅邸，过世时受封太子太保。在明郑政权诸多降将中，他应是最受信用的一个。其余如林兴珠等部将，也各有任用。当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建立奇功的“藤牌军”，在台湾收复两年后更被调往黑龙江，参加了清军两次收复雅克萨的战斗，继续屡建战功。

在台湾平定初期的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年底，清政府“弃台论”一度甚嚣尘上，即将台湾的全岛人口尽数迁回大陆，只留一空空荒岛。持此议的，是大学士苏拜，该主张在清廷上下颇有市场。连当年举荐施琅的李光地也认为，台湾岛是可以抛弃的，至于荷兰人要占，只要他们愿意纳贡称臣，也可以由着他们占。连收复台湾决心异常坚决的康熙帝，在战事胜利后，竟然也认为“台湾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弃之无所损”。如果此议成真的话，这无疑是历史的倒退；之前几百年，数代人的心血，都将付之东流。

关键时刻，却还是施琅挺身而出，在台湾收复后，他为康熙上了著名的“恭陈台湾弃留疏”，在这份事关台湾命运的奏疏中，施琅丝丝入扣，以他几十年来对台湾的理解，全面分析了台湾对于中国的意义，包括军事上巩固边防的作用，经济上其沃野千里，对国民经济的支撑，甚至地处黄金海域，巨大的商业价值。奏疏中的每一个理由，都以他亲身的见闻经历为佐证，包括当年的海商经历，海洋征战，在各家势力间的反复辗转，更包括了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日本人，不同势力与它发生的战火纠葛，这是一份详细阐述台湾历史的著名奏疏，以一个老将军沉浮海洋的一生为佐证，证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清王朝收复台湾的战役，真正的战斗只有一战，前后不过两个月，而事后关于台湾命运的争论，却长达八个月，几乎所有康熙朝的著名人物都牵涉进来，每天口水满天飞的争吵。到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二十一日，这场争论也终于有了结果：依施琅奏议，清政府在台湾设台湾府，下设台湾、凤山、诸罗三县，继承了南明时期郑成功在台湾的建制，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设机构统治。这以后的台湾，进入了它又一个黄金时期。在经过了战后早期的“回大陆潮”（移民纷纷返回大陆）后，更多的沿海移民进入台湾岛，至清朝乾隆年间，台湾岛的人口已经突破了百万人。而其经济贸易，也和大陆贸易圈连接在一起。两岸之间商船游走频繁，贸易繁荣，台湾的物产远销各省。这个五千年来中国领土中的蛮荒之地，至此已成中国国土密不可分的东南重镇。18世纪清朝重行“海禁”前的台湾，依然延续了它在东亚贸易圈中的特殊地位，更有了大陆的坚固依托，两岸的经济、文化，从此更成为难断的血脉。

战后的施琅，也得到了清政府的表彰，被晋封为“靖海侯”，并永镇福建水师。之后施琅在台湾招纳人才，稳定人心。并力主解除海禁，发展工商业。虽然也有过垄断贸易，掠夺田产之类的劣迹，但因他不世的功勋，依然有理由得到尊重。

然而他做的最值得尊重的一件事，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二十二日，即收复台湾战役结束的伊始，那时候的施琅，是刚刚打赢一场战争的胜利者。全岛上下，上至明郑王室，下至官民百姓，对他无不恭恭敬敬。可谓威风到了极点。

然而就是那一天，一直威风的施琅，却庄重地更衣、备礼，不坐轿、不骑马，步行出发，来到了一个地方，焚香，叩拜，献礼，恭恭敬敬，来拜见一个人，一个他念念不忘数十年的仇人，却也是一个给予了他一条道路，并令他奋斗终生的前辈。

他到的地方，叫国姓爷庙。他拜祭的人，是郑成功。

自南安侯（郑芝龙）入台，台地始有居民（大量泉、漳移民）。逮赐姓（郑成功）启土，世为岩疆，莫可谁何！今琅赖天子威灵，将帅之力，克有兹土，不辞灭国之诛，所以忠朝廷而报父兄（应为“父弟”）之职也。但琅起卒伍，于赐姓有鱼水之欢，中间微嫌，酿成大戾。琅与赐姓，剪为仇敌，情犹臣主。芦中穷士，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是而已！

追随过他的身影，分享过他的光辉，冲撞过他的威严，逃避过他的愤怒，怨恨过他的绝情。然而沉浮起落，戎马奔波，却最终走上了和他一样的道路，奋斗着他所曾奋斗过的事业。

直到此时此刻，相逢，未笑，恩仇却早已尽泯。因为殊途同归的他们，都是中华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