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统政治文明书系

（套装全四册）

马平安   著

目录

华夏传统政治文明书系

版权页

走向大一统

序 言

跋：新思想之旧途径

第一章 大一统溯源

第一节 黄帝、炎帝、蚩尤间的斗争

第二章 走向大一统

第一节 有夏氏与其他部族间的斗争

第二节 邦国体制下的殷商王朝政治

第三章 初步形成大一统

第一节 周公治国

第二节 宗法政治化与王权的加强

第三节 以德治国政治理念的诞生

第四章 推进大一统

第一节 稷下学宫的思想交融与争鸣

第二节 《吕氏春秋》对百家的总结及政治设计

第五章 大一统政治的完全确立

第一节 横扫六合

第二节 为万世开基业

第三节 以法治国从政理念的进一步固化

第六章 大一统政治的进一步固化

第一节 周秦二制之比较

第二节 汉承秦制与亡秦之鉴

第三节 “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第七章 华夏最强音

第一节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鲜明的符号

第二节 大一统政治形态经历四个阶梯式发展阶段

第三节 “大一统”是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需要

第四节 大一统是中国民族国家现代政治建构的基础

第五节 大一统是中国政治文明一种自然历史延续

主要参考与引用文献

传统士人的家国天下

第一章 孔子论政

一、孔子：一个乱世中的追梦人

二、法乎上：大同世；法乎中：小康世

三、主张仁，讲求礼

四、中庸和执中

五、以德治国

六、“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第二章 孟子之狂

一、亚圣的渊源

二、人皆可以为尧舜

三、养我浩然之气

四、得民心者能得天下

五、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第三章 曾参、子思的修身与治国

一、曾参、子思的学问继承关系

二、《大学》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

三、《中庸》中的修身治国之道

第四章 荀子的知与行

一、“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

二、制天命而用之

三、“人性恶”与“化性起伪”

四、“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

五、法后王、兼王霸

六、尚贤使能、富国富民

第五章 墨翟的“利天下为之”

一、以宗教家精神济世的贤者

二、“置立天志以为仪法”

三、“兼相爱，交相利”

四、尚贤、尚同、节俭、非攻

第六章 “无为而无不为”的老聃

一、神龙见首不见尾

二、“治大国，若烹小鲜”

三、“无为而无不为”

四、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五、理想国：小国寡民

第七章 韩非的帝王学

一、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二、帝王学的根基与渊源

三、君主如何操纵和行使权力

四、治理民众的办法

第八章 董仲舒的大一统

一、“孔子之文在仲舒”

二、“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三、“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

四、三纲五常：中国伦理政治学的建立和完善

第九章 朱熹对儒家治国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宋代理学集大成者

二、“存天理，灭人欲”

三、“正君心是大本”

四、“格物致知，正心诚意”

五、朱熹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影响

第十章 王阳明的心学

一、山中贼心中贼全破

二、“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三、“致良知”

四、知行合一

五、“天下一家”

六、治理乡村：“十家牌”制度和“乡约”制度

七、王阳明心学对后世的影响

第十一章 顾炎武的家国情怀

一、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理念

二、提出“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政治思想

三、探索“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践行路径

四、主张“名”“法”“礼”兼用的综合治理方案

第十二章 黄宗羲的传统政治新思维

一、一位超越时代的思想家

二、“天下为主，君为客”

三、“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四、宰相理政、方镇御边、学校议政、用士要严

五、“重定天下之赋”与“工商皆本”主张的提出

第十三章 王夫之的政治哲学

一、“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

二、今必胜古

三、“循天下之公”

四、“得理自然成势”

五、道统与治统合一

六、天下惟器，人法并重

七、王夫之思想对近代的影响

主要参考与引用文献

政治家与古代国家治理

第一章 宗法制度与以德治国

一、以民情视天命，全面开创人文新时代

二、开创以德治国新模式，敬德保民慎罚

三、封邦建国，奠基华夏政治大一统格局

四、制礼作乐，完善传统中国的宗法制度

第二章 尊王攘夷与商业治国

一、临危受命，成为齐桓公的股肱重臣

二、制定与实施富国强民的经济发展战略

三、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四、尊王攘夷，辅佐齐桓公成就齐国霸业

第三章 中央集权与以法治国

一、宝剑锋自磨砺出

二、大变革前的风雨

三、商鞅能令政必行

四、奏响东进统一的序曲

五、身前的不幸与身后的永恒

第四章 皇帝制度与郡县制

一、创立皇帝制度

二、巩固与完善郡县制度

三、建设帝国官僚制度

四、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

五、重视与强调以法治国

第五章 治理转型与黄老治国

一、以秦亡为鉴，推行分封与郡县并轨制

二、总结亡秦教训，成功实现治国理念转型

三、与民休息，取用黄老之术治国

四、审时度势，以法治国

第六章 罢黜百家与大一统

一、纠错补弊，加强中央集权

二、开疆拓土，拓边置郡

三、兴修水利，发展经济

四、打通丝绸之路，开拓中国与亚欧经济文化往来

五、独尊儒术，统一官方意识形态

六、讲法治与尊儒术的有机结合者

第七章 “唯才是举”与“屯田制”

一、海纳百川，唯才是举

二、推行屯田，发展经济

三、抓政治根本，挟天子以令诸侯

第八章 民为邦本与权力制衡

一、正确处理君民关系的典范

二、治国施政上的制度创新

三、如何处理好君臣关系

第九章 强干弱枝与文官治政

一、以法治国，重振朝纲

二、加强中央集权，把兵权、政权牢牢掌握在皇帝之手

三、推行文官治国，将科举取士与文官政治有机结合

第十章 尊主庇民与治体用刚

一、历史呼唤改革者

二、以考成法为核心推行政治改革

三、经济改革：清查田赋与实行一条鞭法

四、军事改革：外示羁縻，内修战守

第十一章 因俗而治与巩固统一

一、致力于恢复经济与社会秩序，彻底完成清王朝转型大业

二、消灭各地反叛力量，挫败沙俄侵略我国东北地区的阴谋

主要参考与引用文献

晚清政治地图

第一章 利弊相因

一、康乾盛世

二、危机的出现

第二章 形势剧变

一、海洋时代的到来

二、滞后的执政理念

第三章 错失机遇

一、错失良机的乾、嘉二帝

二、道光、咸丰二帝的应对

第四章 国策转变

一、同光年间的探索

二、自强运动失败原因

三、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地位

第五章 治吏因循

一、捐纳之弊

二、陋规种种

三、胥吏“坏”政

四、金钱政治

第六章 权力相争

一、从林、穆权争到肃、恭党争

二、叔、嫂斗法

三、帝后党争

四、从丙午恶斗到丁未政潮

五、从袁、铁之争到载沣驱袁

六、皇族内部的党争

第七章 内轻外重

一、清前中期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二、晚清地方势力之崛起

三、中央与地方博弈之结果

第八章 清朝的边疆治理

一、“因俗而治”的治理模式

二、向“治同内地”模式转变

三、清朝治边经验教训之小结

第九章 民间动荡

一、太平天国运动与清政府的对策

二、义和团运动与清政府的对策

三、1910年湖南抢米风潮及官方对策

四、辛亥革命与清政府的对策

第十章 精英干政

一、绅商的崛起

二、立宪派的政治诉求

三、政治精英的结社与建党

四、因怨恨转投革命阵营

第十一章 历史启示

一、晚清改革是一柄“双刃剑”

二、文化传统与现代化

三、发展的条件和战略

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主要参考与引用文献

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华夏传统政治文明书系 /马平安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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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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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定价：152.00 元（4册）

本电子版由 团结出版社-数字出版部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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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大一统

序　　言

“华夏传统政治文明”书系很快就要出版了，团结出版社的同志要我在前面说上几句话。

这四本书分别是：《走向大一统》《传统士人的家国天下》《政治家与古代国家治理》以及《晚清政治地图——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和世界》。

四书的写作，既有个人文化使命担当的考量，也有新时代新气象召唤的使然。

一是梳理、总结中国政治智慧及政治文化资源的需要。中国是一个传统政治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度，上下五千年，政治智慧斑斓多彩。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国人去学习，去继承，去发展。这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展现自己魅力的一份自信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一种动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自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特质。五千余年的历史长河，早已经铸就了极具东方特色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从五帝时代开始，经过历代大浪淘沙，不断积累，不仅成为中华民族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而且也成为世界政治文化的一份独特因子。它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更是世界的。这笔财富必须继承，必须发展，更必须由人民大众来继承与发展，只有让人民大众皆知这笔财富之丰富、之重要、之价值，这笔财富才能够真正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它应有的、无可替代的巨大驱动作用。

二是新时代文化传播的形势发展和读者的学习需要。观现下图书市场，从通史角度对政治史概括和总结的书籍并不算多，尤其是尝试走出学术金字塔，力图从启蒙、普及、宣传、教化、通俗等角度尝试对五千余年中国传统政治文明进行梳理、分类、总结、扬弃，用大众学术精品思路铸就相关种类的书籍作品就更是寥寥。个人以为，学人的学术研究固然重要，但让自己学术成果走向大众，承担移风易俗、化育人心的责任，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如果连中国古典文化、中国政治历史脉络大致是个怎样的状况，也因为研究者作品文字晦涩难懂而不能为广大民众所了解、所认可、所接受、所喜爱，不能由此登堂入室，学有所得，就不足以说明今日学术昌盛与文化发达。

三是源于本人的学术情怀及对大众学术门径的初步探索。古人治学，很注意在经济、义理、考据、辞章四个方向上同时着力，并不顾此失彼，相反倒是格局阔大，气象万千，文质彬彬，尽量在内容、意境、形式等方面追求尽善尽美，追求天人合一，追求修齐治平。这种文以载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的远大志向与目标，应该成为今日我辈努力的方向。大众学术作品就是在继承先人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面向大众，服务大众，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让人们发现历史的美、文化的美、知识的美。就大众学术作品而言，首先，它应该是学术实践和思想思考的产物，是学术力与思想力的有机统一，应该是真实、严肃，充满正能量，具有感染力的东西。其次，它的服务对象应该是人民大众。这就需要它的形式、文字等要生动活泼，内容、逻辑等要深入浅出，而不是语言诘屈聱牙，内容抽象艰深而令人难学难懂。

就四书而言，各书内容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彼此之间又具有严格的内在联系，是对华夏传统政治文明的一种鸟瞰式的观察与小结。

《走向大一统》主要是从制度史角度对华夏早期政治文明史所作的一种简单的概括与梳理。

中国是一个传统政治文明积淀深厚的国度。大一统构成了这个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古老而常新的国度中传统政治文化的最大格局和最鲜明的符号与特征。

从中国现代政治的结构要素来看，中国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之间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其模式与建构成分主要来自西方所开启的现代政治文明体系，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然而，我们不应忘记，中国现代政治是中国人自己建构起来的。尽管近代中国人在救亡形势下直接采取拿来主义，力图超越中国传统政治的价值观念与制度系统，但其所立足的政治和文化氛围仍然还是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社会的文化体系及其价值观念等等。由此导致的一个尴尬现象是，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现代政治不是西方的正统模式，因而将之打入另册；而在现代中国人看来，中国现代政治不是从中国文明中自生自长出来的，是学来的，很多人也对之采取不痛不痒的态度。这种情况，就使得中国现代政治缺乏有效的自我认同与国际认同，它无法明晰地告诉世人：它是什么？从何而来？为何如此？价值何在？存在理由何在？这是当前中国政治史研究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就中国现代政治建构而言，人们固然可以依据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变化来探索、来建构、来说明。然而，它却无法摆脱中国人在几千年历史、社会与文化发展中所形成的独特族群存在方式及其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对于从西周开始具有三千多年大一统的传统而言，中国人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维系统一国家的行动与维系大一统的中华民族的行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中国，国家的统一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结构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完善的一个和谐共生的过程，这使得中华民族大一统结构成为传统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基础和内在要求。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来说，大一统既是一种政治形态，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组织形态及其文化心理形态。正是这种综合意义上的大一统，使得中国文明与中华民族能够延续、发展至今，并且还会不断地更加完善和发展下去。

《传统士人的家国天下》则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十二位思想家的主要思想进行简单的概括与介绍。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反映在《论语》《孔子家语》以及他所编定的“六艺”等书中。孔子的“仁”“礼”政治思想及其高尚人生追求，他对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继承发展，他所提出的人生价值理念以及诸多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等等，都对后世的中国人影响至深至远。

孔子的学生曾参曾作《大学》一文，主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他提出人的修身实践路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今仍为人们所尊奉、所实践。

孔子的孙子子思则在其祖父学问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中庸”这条儒家最高的力行准则，要求人们注重“慎独”、立定“中”道，在好坏、快慢两个极端之间进行折中，做到不偏不倚，既不过分，也不要不及。中庸之道就是要求人们遵守社会的既定秩序，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做越位非分的事情。

像孔子一样，战国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也十分热衷政治事业，以一肩担承道统自任。为了推行儒家的政治主张，孟子曾周游列国，到过魏、齐、滕、鲁等国，极力游说他的“王道”和“仁政”的政治主张，虽然整个过程极其艰难坎坷，没有诸侯愿意采纳他的政治主张，但并没有击垮他的理想信念。孟子仕途不顺，最后退居讲学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他的思想，对后世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荀子是战国时期继孟子稍后的另一位儒学大师。荀子以儒学为本，但并不以此为牢笼，而是博学广采，集诸子百家之所长，熔儒家的礼与法家的法为一炉，取儒法之精华，弃儒法之糟粕，别开天地，开后世历代君主专制治理理论之先河。他培养出像韩非与李斯这样对中国历史具有深远影响的学生，一位成为中国早期法家的集大成者，另一位则成为大秦帝国制度的草创者。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经过两千余年世界文化长河的大浪淘沙，《道德经》已经被证明是人类文化史上真正瑰宝之一，成为超越国界、人生修养必备的最重要的宝典之一。据有人统计，《道德经》在全球的销售量仅仅次于《圣经》，居第二位。老子思想与孔子思想一样，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最精髓部分。

韩非是中国古代法术势思想的集大成者。人们公认，他吸收了公孙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同时又吸取了老子、荀子等人思想中的积极成分，经过个人熔铸和创新，使法、术、势三者有机地融合为一体，从而构成了中国法家完整的政治理论思想体系，其专著《韩非子》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帝王学的经典范本。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他上承孔子，下肩朱熹，对中国儒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承接作用。董仲舒以天为主导，以天人关系为轴心，以阴阳五行为材料，创造出一套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融合了先秦诸子思想的天人感应说、三纲五常说，并将它成功实践于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经过他的大力提倡，儒家学说成为汉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学说也从此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干，从汉至清，一直在中国思想界与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处于统治的地位。

朱熹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闽学”的开山者。自元朝中期恢复科举制度后，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定为官方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朱熹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主导思想的地位正式确立，直到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朱子之学统治中国思想界、教育界长达八百余年。

王阳明是中国心学的集大成者。他一生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破山中贼”；一是“破心中贼”。前者是指他消弭民间动乱、维护明王朝统治秩序的事功；后者是指其建立心学理论体系的学术成就。他以“辅君”“淑民”为目的，在南宋陆九渊开创的心学基础上，发展和奠定了中国心学的理论体系。他精通儒、道、佛等诸家学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政治家，更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学者。他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等方面，皆有独到的建树。他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开辟榛莽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杰出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有清一代朴学风气之先，是乾嘉汉学的“不祧之祖”。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理念，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不息的精神力量。

黄宗羲则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他提倡经世致用，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用心研究，在学术上以“濂洛之统，综合诸家”，他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等鸿篇巨制，皆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不朽篇章。他的学说对曾国藩、毛泽东、蒋介石等皆有很大的影响。

《政治家与古代国家治理》是从管理史角度对中国古代十大政治家的核心政治智慧以及主要政治治理成就等方面进行初步总结和探讨。

周公是中国政治与文化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谈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封建制度、礼乐文化，谈人文化成，谈儒家道统，都离不开周公。更为重要的是，周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独特、杰出的贡献。他一生辅佐武王和成王，在政治上有大作为，在文化上有大开拓。他尊重传统，注意以史为鉴。他所开创的以德治国的治理模式以及早期人文主义精神，对后世中华文化传统及其政治治理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后世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管仲是中国春秋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改革家。他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在经济上，农商并重，使齐国成为当时各诸侯国中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在政治外交上，他采取以法治国与尊王攘夷的政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帮助齐桓公建立了春秋早期的霸业。无论是在维护华夏文化之统绪，还是在创造华夏文化之新质等方面，他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商鞅是战国时期一位杰出的改革家。他以铁血手段与言必行、行必果的变法改革，开启了秦国统一天下大业的总枢纽。商鞅变法，无论对当时的秦国，还是对后世中国政治之变化，皆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帝国政治以及他所创制的若干重要政治制度，特别是皇帝制度、郡县制度、官僚制度等，对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发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实现了统一的高度集权的秦帝国，其执政的理论基础即是法家的以吏为师、以法治国、以刑去刑、事皆决于法的基本思想，这为后世中国政治提供了一种颇具参考价值的治理模式。

刘邦是汉帝国的创立者。他承袭了秦帝国的全部国家制度，并且根据汉初的实际情况采用了黄老治国之道，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理政策，这不但让汉政权顺利实现了“秦果汉收”，而且还开创了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一个盛世——大汉盛世的到来。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北击匈奴，经营西域，设郡辽东，统一两粤、西南夷等地，使汉朝疆域版图超过了大秦帝国。更重要的是，汉武帝在治国理政诸多方面可谓开前人所未有。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家学说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开创了中国思想界的大一统。在尊儒的同时，他又博采百家，重视法治。他的霸王道杂用之法，开创了后世统治者治术的百代之风。他所启动的古代丝绸之路，开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先河。

唐太宗是继汉武帝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统治时期，将三省六部制度高度完善，诸项治理措施得当而效果明显，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政绩可圈可点，他一手启动了大唐盛世。

宋太祖以文抑武，实行文官治国，代表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宋太祖的文治思想，其基本内涵就是将科举取士与文官政治相结合。他确立殿试制度，培养天子门生，压抑世家大族，改变武人政治，士大夫从此成为赵宋王朝统治大厦的基石与支柱。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构成赵宋王朝统治的主要特色，对后世中国的官僚政治影响很大。

张居正执政期间，面对明王朝出现的财政困难、政治腐败、边防松弛等状况，以其缜密而又远见卓识的谋略和果敢魄力，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通过他的强有力的改革，暂时解决了明王朝积重难返的一系列老大难问题。张居正的改革，就那个时代看，是非常成功的，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他在位六十年，文治武功兼备。文治方面，他奖励垦荒，轻徭薄赋，惩治贪污，以儒家思想治国；武功方面，他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消灭噶尔丹反叛势力，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管辖，将沙俄侵略势力赶出东北地区、实现中俄东端划界。他的业绩，为清王朝的强盛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晚清政治地图——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和世界》则是从中国早期现代化史角度将中国置于世界变化发展的视野中来综合考察晚清政府的施政得失。

从秦始皇开创中华帝制，到十九世纪中期清王朝的统治出现严重危机，经过两千多年风风雨雨的侵蚀与打击，帝制这种政治运作模式已经存在太多的问题。不仅如此，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传统中国政治正在寻求转型之际，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已经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在坚船利炮开道下，他们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了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中国。在民族、国家前途出现重大生存危机的情况下，运用传统帝国制度的清政府又不能及时调整转型，对内不能革新，对外不能开放。最终，因为制度的缺陷与治理的不力，国人将全部过失清算在了帝制代表者的清政府身上，中华帝国制度也就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总结起来，清王朝统治之溃堤，从其内部来看，决非是一日之失。

清政府在1840年直至1912年在国策上所犯的错误主要有：

第一，昧于对世界大势的了解与掌握。自乾隆晚年起，面对西方国家一次又一次在政治、经济、外交上不断采取行动、意欲与中国进行沟通的现实，清政府抱着传统的夷夏观念不放，对世界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统治者不去积极了解世界已经变化了的形势，继续固步自封，结果一再丧失调整与发展自己的宝贵时机。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观念落后，必然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

第二，缺乏自强自立的决心与恒心。面对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清政府没有自强自立的一个长期决心，不去积极建设国防现代化、逐步改良政治、发展经济与文化，对外政策也只是以抚为主，以和为贵。真正认清世界形势的只有曾国藩、李鸿章等少数有眼光的地方督抚。他们虽然也发起过洋务自强运动，但由于不是中央政府的自发自强行为，其结果自然也就可想而知。晚清七十年，清政府的国防现代化始终没有真正启动起来。

第三，吏治腐败，权力基础癌变。晚清官场腐败黑暗，官吏做官的目的大多是求名求利，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人将国家振兴、百姓安足的事情放在心上。官员们只知贪财索贿，取宠保荣，维护国家基础的权力场已经彻底发生了病变。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束手无策，最终官逼民反，致使统治者最终丧失了先辈们通过努力好不容易才在国民心目中建立起来的政治合法性资源。

第四，高层统治阶层争斗不停，严重削弱了自己统治的基础，最终引发了统治危机。从道光开始直到宣统时期，统治集团内部高层争斗不断。决策层不是团结一致共同对外，而是权力倾轧、利益集团崛起，这必然会引发统治混乱，从而给野心家们乱国乱政提供机会。

第五，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基本上保持的是内轻外重的一种不正常的状态。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与义和团运动，地方督抚逐渐侵夺了原本属于中央政府的诸多军政大权，尤其是经过曾国藩集团、李鸿章集团、袁世凯集团接力棒式的侵夺、腐蚀，清政府赖以维护统治的暴力工具如军队与警察最终为地方督抚及其他异己的利益集团所控制，这是引发清政府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六，利益集团的政治鼓荡。在改革过程中，清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相反，倒培养出了三个异己的利益集团。它们一个是以张謇为代表的国内立宪派集团。这个集团以新生的商人阶层与士大夫精英阶层为核心力量。另一个则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事官僚集团。这个集团以官僚阶层与军人阶层为根本。第三个是以留学生为首的各省新军团体。正是这三个利益集团不断的政治诉求与政治鼓荡，耗尽了大清帝国最后一点生存能量。因为对在清末新政过程中这三个新生的利益集团处置不力，最终导致三者在根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合流，并利用辛亥革命之机与革命党人联手推翻了清政府。

第七，最高统治者缺乏调整政策实现政治转型的应变能力。面对政治改革与对外开放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压力，清政府不是积极去根据国民的要求与形势的变化及时对政治体制进行必要、合理的调整，而是顽固守旧，能拖则拖，一再丧失其利用合法性资源及时实现政治转型的宝贵时机。虽然清政府在武昌起义后颁布了十九信条，宣布全面实现立宪，但正如雨后送伞，全然没有了任何的用处，最终民心尽失。

第八，高层满汉联盟的彻底破裂。清王朝的统治与历代王朝相比，明显有一个不同的特点，这就是清王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满汉联盟的一代政权。清前中期这个政权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至成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性政权，关键之一就在于最高统治者深知满汉联盟的重要性。早期在统一过程中，满汉联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彻底实现对全国统治的过程中，满汉地主阶级联盟的作用愈来愈大。特别是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以后，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已经完全为汉人督抚所代替。到清末，汉人与满洲贵族联盟的代表只剩下了张之洞、袁世凯两个人。张之洞在1909年病逝，袁世凯则在1908年已被摄政王载沣罢黜回家。张之洞病逝与袁世凯被罢黜，标志着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满汉联盟彻底瓦解，表明清政府统治基础已经彻底崩溃，这就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反清革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九，清政府垮台于辛亥革命，但能够决定当时中国政治走向的力量却握在袁世凯集团的手中。辛亥革命为袁世凯重新翻盘提供了机会。没有辛亥革命，在皇权体制下，袁世凯很可能会终老于林泉。但没有袁世凯对清政府的背叛及其夺取政权的野心，辛亥革命的前途似乎也充满变数。此时的袁世凯重兵在握，他一手培植和始终暗中控制的北洋军是无人可以匹敌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清政府的依靠力量，而南方政权的军队又大多是临时组织而未经训练的新兵队伍，战斗力相对不强。可以这样说，当时只有袁世凯具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力量，他也因此成为南北双方争相利用的抢手货。南方许其以临时大总统职位促其早日“反正”，以结束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清政府则不得不屡次为其加官晋爵，以致使自己的命运完全捏在袁世凯的手中，为其彻底出卖自己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这个千载难逢或者说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机遇”出现在袁世凯的面前，何去何从任由自便。既然清政府在1908年已经抛弃了袁世凯，在这个决定王朝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袁世凯自然也就不会去做第二个曾国藩，用北洋军的力量去彻底平定革命派的反政府运动。这样，清政府垮台的命运最终也就不可避免。客观地说，清王朝与其说是被革命推翻的，倒不如说是因为维护自己统治的内部机制迅速烂掉而灭亡更为恰当。中外大量事实表明，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长于内斗、短于外争的政府是没有前途的。

总之，“华夏传统政治文明”书系是从总结政治和历史经验的角度，对中国数千年传统政治文明所作的一点简单梳理、概括和剖析，力图从中找出一点规律性、代表性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如其中能有一言片语为读者大众所接受、所运化，则笔者一片苦心即不算白费。写到这里，魏武帝曹操《短歌行》中的一句话忽然跳上心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是啊！世间有做事之人，如管仲、商鞅；世间也有行教之人，如孔子、孟子。人生一世不能如草木一秋，总应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总应该让自己有所绽放才是。我辈不才，仰望圣人如观日月，力虽不逮，不等于只能空耗余生。小子狂妄，敢用李太白“天生我材必有用”、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言来勉励自己。值今日盛世年华，不用为衣食住行操心，更应该集中心力扬鞭奋蹄、致力耕读，以为民族文化继承和传播尽一份心，虽力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最后，四书只是笔者之谬言，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马平安

2018年夏于京西大有北里宿舍

跋：新思想之旧途径

“华夏传统政治文明”书系即将付梓，此马平安先生所作也，其著述之苦心孤诣，于自序中已言之甚详，此不论。权且写几句编外话，以代跋。

近来，读史、读诗风行，传统文化之复兴正以其燎原之势横扫神州，国学已然复为显学，可谓昌明时代之盛举。张之洞尝劝学云：“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诚哉斯言！

然则何为“文化”？“经纬天地谓之文”，“文化”即以文教化，以文化育。何为“传统”？“统”可以解为“本”、“始”、“纲纪”……那么传其本、传其始、传其纲纪就是传统么？“五帝不同道，三王不同法”，时移世易，古圣人之文治武功尚能改造今日之世界么？其本始之道统尚可复制于今日么？旧时代之纲常倘能复制于今日，尚复可用么？此人所共知也，不待赘述。传统，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而是动态的传承更新，其根本还在于传承绵延千年的文化精神，使合之当世，简言之，传统不在复制过去，而恰在开创未来。否则，即是“糟糠鄙俚叔孙通”之泥古不化，抑或“以往圣人法治将来”之劳而无功，于今何益？

钱穆先生治国学志在“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是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正其宜也。俞樾治经谈到“著述之经解”不同于“场屋中之经解”，“句梳字栉，旁征博引，罗列前人成说，以眩阅者之目，而在己实未始有独得之见，此场屋中之经解也，著述家则不然，每遇一题，则必有独得之见，其引前人成说，或数百言，或千余言，要皆以证成吾说。合吾说者，吾从之；不合吾说者，吾辨之、较之，而非徒袭前人之说以为说也。”以此来论，马平安先生对华夏传统政治文明的梳理无疑乃著述家之新解也，其著史论政，旨在创新，持论审慎，务求精微，于义理、考据、辞章几方面颇见功力：

一、挖掘渊源，直接元典，而不囿于历代章句之繁琐。

其治学沿袭“六经注我”之旧途径，并不忘旧道统之真谛，因此特别注重经史互证，以加深对元典的解读。

二、务求通博，慎思审问。

作者于史料之拣择可谓弘而审，弘备于史又能审慎拣择；于文则能博而粹，博明万事又约文申义；于义理能明而辨，明觉精察以辨析疏通。酌古以御今，摧陷廓清，而见一家之言。

三、“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

行文雅正，用典古奥，但不觉其晦涩。说理透彻，不惮其烦，而不流于庸浅。因之以接通学术殿堂与江湖，学术思想得以走出象牙塔，而能经世致用也。

该四书立意高远，以通史之格局，“举其宏纲，撮其机要”，深入探究中华传统政治之治乱成败，国运盛衰，文化消长，政教得失，以为鉴戒，宣张资政，启迪后学。华夏的政治文明，肇于轩黄之大一统，历周秦、汉唐、明清数千载不断建构、完善，终将走向现代化，此作者立言之大端，亦其谋篇之根基也。十九世纪以来，清之君臣因循盛世，固步自封，与海洋文明失之交臂，我国现代化之进程直被延误近一百年！国家昏乱，疮痍满目，政乱世衰矣，其学亦颓败不堪。是以本书作者论及有清一代之政治史，皆本于教训、本于鉴戒立言，切中肯綮，不徒为盛世烟幕所惑，是卒以儆世也。

温故而知新，述往而思来者，吾固知文章乃“不朽之盛事”，然士之读书治学尤当以道德经济为己任也，是所寄望于此四书哉！

赵真一

2018年6月20日

第一章　大一统溯源

——万邦时代的远古政治

华夏文明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搏击冲撞和交汇融通中逐渐诞生的。黄帝、炎帝与蚩尤是中华民族公认的三大始祖，他们开创式的作为，构成了中国政治史的活水源头。

尧舜禅让之事，法家从现实利益与利害角度出发，认为此事不可信，“篡位夺权”更可信；墨家将之归于“选贤”；儒家将之描绘成彬彬有礼的“礼让”。到底是“让”，是“选”，还是“篡”，这需我们认真辨析，从历史演进的常态中去尽可能把握这一历史事实的真相。

第一节　黄帝、炎帝、蚩尤间的斗争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华夏文明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搏击冲撞和交汇融通中逐渐诞生与发展起来的。

从古史传说来看，昆仑神山、轩辕古国、大洪水时代的生存空间之争等等都构成了华夏早期政治文明史的开端。

黄帝、炎帝与蚩尤成为中华民族公认的三大始祖。

他们的情况，构成了中国政治史的源头。

据学者考证，五帝时代，黄帝部落是活跃于北方的一支游牧部落。“昆仑山的原型在内蒙古阴山地区；轩辕古国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的森林、草原间。”[a]炎帝部落是生活在黄河流域中游的一支从事农业生产的氏族部落。蚩尤部落则是东夷以狩猎为主的氏族部落。

距今5000年前后，气候骤变，生存环境恶化。迫于生存压力，黄帝龙族团部落挥师南下，在阪泉、涿鹿同属于华族团的炎帝、蚩尤等部落发生大规模战争，炎帝战败、蚩尤被杀，炎黄从此组成新的婚姻联盟，华夏政治文明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黄帝、炎帝与蚩尤之事，经司马迁“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的认真严谨审视，载入《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很重视轩辕、炎帝与蚩尤之间战争的意义，他认为，正是由于轩辕战胜了炎帝与蚩尤，才使轩辕氏成为黄帝，列于五帝之首，开创了华夏政治文明的先河。

司马迁说：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b]

这说明，轩辕氏兴起之时，中原大地居统治地位的部落是神农氏，即炎帝部族，他在“诸侯相侵伐”之时，由于世衰而无能为力，中原地区各部族依凭所据的一方物质资源不断壮大实力，开始对原本以农业文明较为发达的神农氏部落产生怠慢之心，各部族之间为争夺生存与发展权而战争不断。这时，北方实力较为强盛的轩辕氏部落，倚仗武力“以征不享”者，起而取代炎帝部落，在中原“诸侯”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并进而征服了其他众多不服从的部落，扩大了本部族统治的地域。

在部落联盟形成的过程中，神农氏部落的统治地位遇到别的氏族部落的挑战与背叛，“炎帝欲侵陵诸侯”，即用武力征服不顺从的部落，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太史公从大一统的正统观点出发，尊黄帝，贬炎帝，其理由也同样无可挑剔。只不过，他没有明白说明这样一条政治发展的规律即实力原理：

实力是决定成败的最基本条件。

成功者是靠拳头发言的。

政治成败，实力至尊。

当时，除神农氏外，蚩尤部族亦难以征服。

问题很清楚，在这华夏族进入英雄时代的当口，在中国广大地域中，存在着轩辕、炎帝和蚩尤三大氏族部落集团的鼎立对峙，一时难以出现一个统一的局面，逐鹿中原的战云笼罩在中原大地的上空。

面对这种长期对峙、战乱不断的局面，势力迅速发展的轩辕氏部族，为战胜炎帝、蚩尤部族，进行了充分的物质与军事准备。

首先，黄帝决定先行征服炎帝势力集团。

“黄帝之谋炎帝也久矣。”[c]

“至黄帝时，生齿日繁，民族竞争之祸，乃不能不起。遂有炎帝、黄帝、蚩尤之战事，而中国文化，借以开焉。”[d]

此时，炎帝部族虽已经势力衰落，但要完全征服之也并非易事，对此，司马迁简要概括说：“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e]

这个记载表明，轩辕氏与炎帝相比，“诸侯咸归轩辕”，说明其实力与人气旺盛，为与炎帝决战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黄帝认真准备，对“艺五种”即将黍、稷、菽、麦、稻主要食粮作为战备条件，以备战士战争中食用；他振兵修武，教士卒习战练武，以猛兽之名命名，显示军威；度四方部族，理顺人心，以支持他的统一战争。正是由于黄帝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凭借其部落强大的力量，加上其他背叛炎帝的部落的支持，所以经过多次的交战，最终取得了对炎帝部落战争的胜利。贾谊说：“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f]这说明黄帝、炎帝本为联姻的兄弟部族首领，由于利害严重冲突，自相残杀，且异常惨烈，由“血流漂杵”词句即可想象当时战争的残酷程度。战争以人类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却同时又为文明开辟新的路径。

炎黄两个部族的大战，奠定了黄帝族在中原部族中的统治地位。更重要的是，从此炎黄两个部落氏族群合二为一，成为华夏族正式形成的标志，亦为兼并蚩尤族群打下了基础。

接下来，黄帝又将征服蚩尤部落提上了日程。

蚩尤是一个怎样的人物？

他与炎帝、黄帝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史籍中相关的资料少而纷乱。

《世本》言：“蚩尤，神农臣也。”

《大戴礼记·用兵》说：“蚩尤，庶人之贪者也。”

《尚书·吕刑》传文引马融之言云：“蚩尤是少暤末九黎之君号。”

《韩非子·十过》说：“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上述这些记载虽然众说纷纭，甚至具有神话色彩，但毕竟还是可以理出一个头绪的。《世本》说蚩尤是神农之臣属，《逸周书·尝麦篇》亦言：“蚩尤乃赤帝臣。”这说明蚩尤曾一度归顺神农。神农氏后来衰落，众部族相互侵伐，不听从神农，蚩尤自然也是如此。《韩非子》中说，黄帝曾集众部族于泰山之巅，奏着黄帝之琴，“蚩尤居前”，立于一个显著的地位，这说明在神农氏衰落、轩辕氏取而代之时，蚩尤曾一度归顺轩辕氏，在众部族中，因为持有强大的实力，而地位“居前”。

在《尚书》传注中言，蚩尤是九黎之君，三苗是九黎的后裔；又言少暤本是九黎之君，少暤是东夷部族首领，很可能原先蚩尤部族为东夷一支，后其势力因武器装备得以改进而迅速壮大。

关于蚩尤“作兵”，史籍记载说：“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孤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顿戟一怒，伏尸满野，此见戈之本也。”[g]

崛起后的蚩尤部族在东夷、苗蛮地域兼并达“八十一兄弟”，即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部落联盟集团，起先成为神农氏部落联盟中的一支，后来又归顺于轩辕氏，最后又叛轩辕氏形成三足鼎立，乃至势不两立的局面。

由于蚩尤联合了东部及南部众多的部族，先对神农氏、后对轩辕氏构成威胁，同时又先归顺神农氏、后归顺轩辕氏，以至于最后与其发生严重的冲突，进而与炎帝、轩辕氏争夺黄河中游的地盘。这是大洪水时代海水上升东夷部族被迫内迁以期生存，从而同中原氏族部落发生冲突的真实写照。

司马迁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h]

因此，轩辕氏在兼并了神农氏部族之后，又将解决蚩尤部落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按照司马迁的叙述顺序，轩辕氏是在征服了炎帝部落后，才同蚩尤进行决战的。

司马迁在记述了轩辕战胜炎帝之后，接着说：“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i]

关于黄帝战蚩尤之事，在《山海经》中有记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j]

上述两则文献都记载了黄帝与蚩尤决战的简要经过，但又有略微不同，如《史记》言，由于蚩尤不听帝命，故黄帝举兵讨伐；而《山海经》则言蚩尤凭借自己有实力，主动发兵进攻黄帝，于是便展开大战。又，根据《归藏》中记载：“蚩尤伐空察，帝所居也。”[k]“空察”不知其所指，但蚩尤主动进攻黄帝部族却是很清楚的。

根据史籍记载，轩辕与蚩尤两个部族的交战，很可能是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有文献记载说：“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l]“九”是一个最大的概数，说明黄帝与蚩尤的战争，经过无数次的战斗，才最终取得胜利。

还有文献记载说：“昔蚩尤暴横。黄帝举贤用能，诛强伐叛，以佐神农之理，三年百战，而功用未成。”[m]

上述这些文献记载皆说明，黄帝征战蚩尤，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炎帝、蚩尤部族敢与黄帝部族角逐，凭借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他们拥有众多部族强有力的支持，二是他们有自己部族传统宗教意念作为精神力量，致使黄帝一度对他们束手无策。如在与蚩尤部族的战争中，有史籍记载说：“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五兵，仗兵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不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节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这段出于《龙鱼河图》绘声绘色地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文字，实质上是反映了在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的战争中，蚩尤一度在军事上占有强势，因此轩辕才会“仰天而叹”。

然而黄帝取得了最终胜利，蚩尤失败被杀，这说明黄帝比之蚩尤，具有更大的优势。

首先，黄帝与炎帝部族联合，这两大部族最先进入农耕文明，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方面均优于蚩尤一方，且已形成一定的社会管理形式，因此，他们所建构的社会组织，代表着上古历史发展的方向，这是其制胜的基础。

其次，黄帝善于学习应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全力对付蚩尤，使蚩尤的优势转化为劣势。如黄帝用“畜水”战法，因为农耕文化中，对水有深刻认识，水犹兵也，利用水的特性进攻敌方；又如在广阔的山川和平野之地，风云不测，黄帝“作指南车，以别四方”，在战争中清楚认识敌我情势并取得胜利。在《孙子兵法》中，孙武总结黄帝制胜在“处军、相敌”，即配置军队、判断敌情方面，值得重视的有四：一是在山岳作战，应择据高向川之处，此谓“绝山依谷”；二是在河流地作战，应取居高向阳之处，此谓“绝水必远水”；三是在沼泽盐碱之地作战，应依水草而背树木扎营，此谓“绝斥泽，惟亟去无留”；在平原地作战，应选背高而通达、面临天然障碍之处，此谓“平陆处易”。孙子认为：“凡此四军之利，黄帝所以胜四帝也。”[n]孙武认为黄帝之所以战胜周围部族的进攻，说明他有种种兵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实行了这四项原则。至于传说中黄帝的战法是得于神人所赐，不过是后世为歌颂黄帝取胜而制造出来的一种玄奥故事罢了，不可以之为依据。

蚩尤死后，黄帝与蚩尤两大部族的旷日持久之战，终以蚩尤部族的失败而告结束。但蚩尤被杀后，天下只有相对的和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还不可能在一日内化解，只能在社会前进中逐步整合与解决。

司马迁分析蚩尤死后的形势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o]

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黄帝部族联合炎帝等部族的联盟，经过长期艰难的争斗，才最终战胜了强大的蚩尤“八十一兄弟”部落联盟。炎黄部族虽然胜利，但是蚩尤的显赫威名，也因此而传播遍四方。当时，天下并不太平，形势仍然严峻，作为一位大政治家，黄帝除了倚仗自己的智慧和部族力量，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胜利成果外，也不得不借助蚩尤的名望，求得境内的绥靖平和。

据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记载：

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

一、黄帝具有政治家的胸怀和大气。他为了天下的统一与安定，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民众的幸福与安康，不以胜利者自居，敢于将强敌蚩尤形象大白于天下，以示和好与敬意，争取原蚩尤部属的人心，减少旧日的仇恨，化解长期形成的积怨。这一举措显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蚩尤形象的再现，从客观上肯定了蚩尤刚强有为精神之可贵，画蚩尤的形象，即可弭服扰乱的“八方万邦”，由此可见蚩尤在民间的威望之高。“天下咸谓蚩尤不死”，蚩尤的英勇奋斗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当时各部族，既包括蚩尤的原部属，也包括炎黄部族的人们，成为后世天下公认的一笔精神财富。

这样，根据先秦诸子和两汉著述的评论，揭开那些云遮雾罩般神秘性的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到，黄帝、炎帝与蚩尤的部落氏族之间，解决政治问题的终极办法是用战争的方式，主要凭借点还是各部实力强弱等因素。除了军事方式外，政治智慧亦是相当的重要。部族联盟在炎帝、蚩尤与黄帝大战时得到迅速发展。黄帝部族兴起之时，众部族依赖其所拥有的一方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展，然而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部族的生存与发展，他们必须选择部族联合的组织结构。在征战过程中，黄帝部族以武力同炎帝部族联合起来，蚩尤部族同“八十一兄弟”也实行结盟。蚩尤与黄帝的大战，继续沿着这一发展趋势，最终实观了三大族群的统一。通过战争，黄帝将众多部族融合成为一个相对合作与共存的群体，为中华民族早期政治形成与不断向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氏族部落联盟的出现，标志着上古社会的历史实现了跨越性的进步。

部族的融合必然导致早期华夏政治文明的迅速发展，加强各部族自远古以来形成的不同文化的交流。

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文化的长期并存，相互借鉴，使中华政治文化从一开始，就形成一种兼容并包的优良传统。而这种传统，正是从黄帝时代开始形成的。

黄帝战胜炎帝部落后，轩辕氏与神农氏两个部族相互妥协。战胜蚩尤之后，由于蚩尤部族成员众多，又因为蚩尤乃为非凡之士，其人虽逝，但其声誉与功绩犹存，从而迫使黄帝及其部族郑重对待这一现实。

一方面，黄帝为此智慧性地选择了一种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持开放与宽容的态度；

另一方面，他又真诚学习蚩尤部族的长处，如对天文地理的认识以及冶炼技术，以应用于发展社会生产方面；特别是黄帝命绘画蚩尤的形象，以威天下，求取社会安定，这种思想文化上的包容与开放，显示了黄帝的大度气魄与政治家的胸怀。黄帝不以成败论英雄，保留了蚩尤及其部族积极进取的精神，从而形成了一种闪光的和而不同的文化模式，这种允许不同文化形态的共同生存与相互交融，促进了上古政治与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帝、炎帝与蚩尤三大部族共同开凿了中国远古政治文化的甘泉，奠定了中华政治文化整体发展的基础，为后来治理天下者树立了一个值得效法的榜样，他们理应成为中华民族的共祖。[p]

第二节　颛顼与共工部落之间的战争

在中国早期政治文明的传说中，除了炎帝、黄帝和蚩尤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而不断发生的战争外，颛顼与共工之间的战争也颇负盛名。这些争斗，多少反映出我国先民们在迈进华夏文明门槛时的一些情况。

《淮南子·天文训》中说：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毫无疑问，这是一则破天荒的神话，共工氏怎么可能把天地撞得东歪西斜呢？然而，虽然是神话的传说，但它毕竟是对我国早期历史的一种折射，从中能够找到原始部落时代先民们的一些早期政治朦胧时代的文明轨迹。

共工与颛顼之间争斗的传说流传很广，《淮南子》中的《天文训》《兵略训》及其他一些文献都提到过，然而与共工相战的并非仅有颛顼一帝：《淮南子·原道训》提到共工“与高辛争为帝”，《韩非子·外储说》说“（尧）举兵而流共工于幽州之都”，《孟子·万章上》提到“舜流共工于幽州”，《荀子·成相篇》则云“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可见史料传说之多样，亦见共工氏与帝颛顼、帝高辛、帝尧、帝舜、大禹皆有矛盾。《山海经·海内经》中明确提到：共工乃炎帝之后。而据《大戴礼记·帝系篇》可知，共工氏的对立面皆为黄帝后裔。由此可见，共工与颛顼之争，可以视为黄炎斗争的继续。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郯子曾说过“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q]，加之大多数有关共工的传说都与洪水有关，那么问题就来了——共工与黄帝后裔之间的斗争，究竟是因洪水而起，还是因争夺领导权而起呢？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涉及对史前罕见洪水的正确认知。从《诗经》《尚书》到战国秦汉文献，有不少古籍追述了这场洪水以及共工与颛顼之争。如：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r]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s]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乌迹之道交于中国……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t]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u]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v]

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开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w]

大洪水传说主要发生在五帝中后期，这场旷日持久的治水斗争怎么看都像是炎帝后裔与黄帝后裔之间政治斗争的延续，反映了炎、黄后裔之间跟治水斗争纠缠在一起的矛盾与冲突。

总之，从黄帝与炎帝、蚩尤的阪泉、涿鹿大战，到以共工、颛顼为代表的炎、黄后裔间之激烈冲突，古史传说里的中国舞台焦点自北向南缓缓移动，黄帝及其后裔是这一系列族群冲突的胜利者。由于炎帝与蚩尤族群世居中原，比黄帝族群自然更适应大洪水的自然环境，而黄帝族裔则因为对洪水成因缺乏正确的认知，他们很容易把洪水理解为共工氏的报复手段。这样，五帝后期的大洪水传说便跟以共工、颛顼为代表的炎、黄后裔间激烈冲突很自然地纠缠在一起了。共工与颛顼的战争，实际的情况可能是由于水患问题而引发的部落之间的纷争。

当时，共工氏居伊洛流域，“欲壅防百川，堕高烟庳，以害天下”。另据《淮南子·本经训》：“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这当然就要和帝颛顼发生利害关系了。

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地当今河南濮阳，正处于古黄河之南。”另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若水，历来以为是蜀之若水，即今四川之雅砦江，实误。按若、汝音同义通，故若水即今河南中部之汝水。从汝水到濮阳地区，正是颛顼部活动的地方，所以断为汝水是非常合理的。至于四川之若水，则是由于后来有一些颛顼后裔活动到了那里，也把原来的水名带过去了。空桑，照清代学者据《山海经》考证，其地有三：1．在莘、虢之间，今河南陕县境内；2．在赵、代之间，今山西北部桑干河流域；3．在古兖州境，今山东西南部。这三个地方均与上述空桑之地不合。按古有空桑、穷桑和扶桑。扶桑指日出的地方，穷桑在曲阜，空桑地当陈留，今属开封，其北就是濮阳了。”[x]古黄河从今武陟折而北流，至浚县大丕山又折向东流，经内黄、濮阳间后再折而北流，在今天津南入渤海。黄河自古就是铜头、铁尾、豆腐腰，其腰身古代在今浚县至内黄段。所以，共工从上游“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直接威胁到颛顼氏族部落生命财产的安全。因此，双方发生了战争。结果，共工战败，颛顼称帝。

在早期神话传说中，帝颛顼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这不仅由于他战胜共工而为帝，更重要的是他还进行了一次“绝地天通”的社会改革。其说见《国语·楚语下》：

及少皋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燕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并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这里讲的“及少皋之衰也，九黎乱德”，不是氏族部落之间的纠纷和战争，而是氏族社会内部出了问题。其表现主要是：“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即人人作享，祭祀天地鬼神。这样，每人都可以代表神灵，家家都成了巫史，人与神之间的界限完全消失了。结果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侵渎，什么盟约都不灵了，什么信物都无效了，社会秩序为之大乱。天时因此也不顺事，作物也长不好了。在这当儿，颛顼站了出来，“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解救了社会的危机。所谓“司天以属神”，实际上是观察天象。在古人眼里，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等，都是有神的，所以观察天象叫作“司天以属神”。例如，日食和月蚀在古人看来都是由神灵在作怪，所以都要祭祀。“司地以属民”，实际上是管理农事。古代有火历，以火星来纪时，故火正即历正。按照季节和气候进行农作，解决人们的衣食问题，也就是“司地以属民”了。当然，相应的祭祀也是少不了的。如播种时要祭祀，收获后要祭祀。按后世的历法说，播种大约在初夏，收获约当秋冬之际。总之，天上人间各有其司，专职的祭司出现了。所以，“绝地天通”是一次重大的社会改革，它预示着文明社会就要到来。正是这样一个雄踞于中原的部落群体，后来建立了许多国家。如：“郑，祝融之虚也。”其地在今之新郑。且“祝融作市”，和四方是有交往的。再如：“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和“登此昆吾之虚”，其地在今濮阳。楚灵王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其地在今许昌。仅此亦可见帝颛顼当年之神威了。[y]

诸多事例说明：共工和颛顼之争，反映的是黄河中上游和中下游的氏族部落群体之间的利害冲突关系。在黄、炎、蚩尤之间进行循环战争的时候，还是各不相同的氏族部落群体，到颛顼和共工大战之后，他们就开始逐渐走到一起来了。在中原大地上，原来各不相同的氏族部落群体后来经过冲突而发生联系进而相互融合了。这表明，到了帝颛顼时期，部落之间的战争已往往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常常以和平结盟而告终，而和平联盟的结果一般又都会形成新的社会共同体。正因如此，氏族部落能汲取不同的文化而形成一种新文化，脱出原有的氏族部落共同体而形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至少是从血缘部落联合体发展为地域部落联合体。也正因此，部落联盟共主制度才率先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社会的滥觞。

华夏族就是在这样的冲突与融合中逐渐形成的。

第三节　尧舜禹权力交接的历史真相

中国古代的传说大多是以人为载体的。

人们的认识不同，需要不同，理解不同，同一件事便会产生不同的说法。

长期以来，尧舜以贤传天下的“禅让制”之事，经过司马迁等人的正史记载，再加上历代儒家的不停赞美与讴歌，似乎已成定论，至今人们还是深信不疑，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即仍然持着此种说法。

然而，翻阅先秦历史文献，发现还有不同的声音。

尧舜之事，法家从现实利益与利害角度出发，认为此事不可信，“篡位夺权”更可信；墨家将之归于“选贤”；儒家将之描绘成彬彬有礼的“礼让”。到底是“让”，是“选”，还是“篡”，因为史料缺乏，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讲述清楚。不过，发生过的事实毕竟是历史，只要我们认真辨析，还是能够从历史演进的常态中去尽力把握到一点事实真相的。

传说，帝尧是帝挚之弟，帝喾之子。史称他“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z]尧在位共九十八年，在即位七十年时得舜，最后二十八年便由舜实际执掌政事。

据正史记载：“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aa尧死之后，百姓非常悲痛。三年之内天下不举乐，以寄托对尧的哀思。尧虽然让位于舜，舜却不肯即位，让位于尧子丹朱，自己避于“南河之南”。但是，“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ab舜说：“这是天意啊！”于是即位为天子。由此看来，尧舜间领袖地位的继承过程似乎是十分和平的。“后代的史家所以用‘禅让’这一后代的政治概念来说明尧舜禹之间的权力转移，是因为‘禅让’的意义即在于指‘最高政治权力的和平交接’”ac。

但是，历史文献还有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记载。

至迟从战国起，与尧舜禅让传说同时流行的，还有与此完全相反的帝位篡夺说。战国以后的文献中，关于暴力取位的记载很多，表述亦更加激烈。

据战国时魏国史书《竹书纪年》中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后《史通》所引的《竹书纪年》，内容也与此大致相似，如说“舜放尧于平阳”。

韩非曾多次否定尧舜禅让一事。

《韩非子》中说：

“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ad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ae

“（天下）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刹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af

可见，在韩非看来，禅让完全是后世某些人的一种政治上的欺骗，尧舜不是圣王，他们的权力交替实际上充满了腥风血雨。

唐人《括地志》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ag

对于禅让与篡夺二说并存的现象，刘知几在《史通》中评道：

《尧典·序》又云：“将逊于位，让于虞舜。”孔氏《注》曰：“尧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禅位之志。”案《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其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凭斯异说，颇为禅授为疑。然则观此二书，已足为证者矣，而犹有所未睹也。何者？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虽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ah

关于鲧因反对舜继承尧之位而被杀一事，《吕氏春秋》中也有记载：“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禹山，副之以吴刀。”ai

上述诸记载反映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一方面，舜的继位遭到了部落联盟中的某些成员的反对（其中可能以鲧和共工为主要代表）；另一方面，为了使舜的继位得以实现，曾经动用了武力，而且舜还亲自主持了平息不满的武力行动。可见舜的继位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既可能同尧对抗过，也可能同部落联盟中的其他成员对抗过。aj

根据文献的记载，尧属于陶唐氏，而继尧而立的舜则属于有虞氏。传说舜是冀州之人，出身于帝颛顼的系统，但是自五世祖穷蝉时已经寒微，接连几代都是贫贱之人。所以他曾经在历山种过地，在雷泽打过鱼，在黄河边上做过陶器，在寿丘做过手工，在负夏做过生意。总之是历经诸业，备尝甘苦，颇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意思。这显然是后代的史家（包括司马迁）根据他们生活时代的情况对三代以前的上古社会所作的一种美好的推理和想象。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可能出现的。无论唐尧、虞舜、夏禹，都必然是出身于当时的氏族部落中强大而有势力的部族中的最有势力的家族，否则绝不可能有力量问鼎部落联合体的最高首领的位置。所谓舜的祖先“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禹的“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绝非是指舜、禹出身寒微，而仅仅是说他们所从属的部族并非当时最为强大的部族，因而要想担任部落联盟的最高领袖面临的困难要更大些而已。ak

舜继尧位之后，部落联合体的政治规模有了更大的发展。

据说舜特别善于团结当时势力强大的不同部族，把那些相对愚昧野蛮的落后部族驱逐到已经开发的富庶地区之外，让那些落后部族到洪荒野地去面对“魑魅”的考验。

根据文献记载，当时雄踞于中原地区、以尧舜为代表的强大氏族部落曾经频繁地发动对于落后部族的战争。

《淮南子》记载：“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al

《吕氏春秋》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am

《荀子》说：“尧伐獾兜，舜伐有苗。”an

正因为有上述的功绩，舜因此而获得了力量强大的先进部族的拥戴，成为继尧之后的又一位部落联合体最高权威领袖。

舜年老以后，仿效尧的做法，把处理政事的权力转交给禹，自己又过了十七年才去世。舜死之后，禹也仿照舜的故事，把最高领袖的位置谦让给舜的儿子商均，自己避居于阳城。然而诸侯们却一致拥戴禹，禹于是继舜而即位。

不过，和舜的继位一样，关于禹的继位，文献中也有另外一种记载。

韩非说：“舜逼尧，禹逼舜。”ao

司马迁说：“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ap

《战国策》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交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aq

对于这一类的记载，以往人们往往不予重视。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过去史学家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大都以儒家所传的禅让说为实录，信之不疑；而对篡夺说则不予理睬，或直认为系周末人不经之谈。”其实，“禅让和篡夺正是前后两种新和旧的社会因素、犬牙交错的过渡阶段的社会现实”ar。

那么，尧舜禹时代的真实情况究竟可能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

王和在其所著《中国政治通史 ——从邦国到帝国的先秦政治》一书中认为，至少以下几点应当是确凿无疑的：

首先，就当时相对发达的黄河流域中游地区来说，具有一定规模、由来源于不同族姓的强大部族共同组成的、属于酋邦性质的部落联合体不但久已出现，而且其内部的运行机制已经相对稳定。这种运行机制的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于那些势力强大的部族之间不再动辄以激烈的外部冲突的形式（例如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来争夺酋邦的最高领导权，而是已经具有和能够运用相当成熟高明的政治智慧，通过相对和平的方式达成必要的妥协，以完成最高领导权的交接和嬗替。我们无论对于尧舜禹的“禅让”或“篡夺”，皆应作如是观。因为即使是发生过属于暴力性质的“篡夺”，就其过程和影响来看，所有参与各方显然都是相当克制的。

其次，从唐尧到虞舜再到夏禹的领导权交接，我们都不应看作个人之间的权力转移，而应视作是部族地位变更的反映。按照文献记载，尧在位共九十八年，其中前七十年为亲政，后二十八年将行政权力转交给舜，但尧仍保有最高首领的地位。不言而喻，执掌这近百年权力的显然不可能是某个个人，因为任何一个个人都不可能有这样长的执政寿命，古今中外从来没有。所以只能是尧所从属的陶唐氏部族。因此，所谓尧在位近百年的说法，可以看作陶唐氏部族曾经在近百年的时段之内握有部落联合体最高权力的一种曲折反映。而前七十年“亲政”与后二十八年“令舜摄行天子之政”的差异，也隐约向我们透露出有虞氏部落势力渐强，逐渐赶上和超过陶唐氏部落的史影。

虞舜时代的情况就更加明显了。

舜在尧的晚年便“摄政”二十八年，尧死之后舜亲政多年，到晚年再仿效尧的榜样让政于禹，自己又过了十七年才死去。由此看来也不大可能是属于个人的行为。

尧在晚年使舜“摄政”二十八年的史实透露出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这就是有虞氏部落势力渐强，逐渐赶上和超过陶唐氏部落的力量，舜在晚年“让政于禹”，透露出的应是类似“有虞”和“有夏”两大部族之间力量强弱对比方式变化的信息。

倘若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上古历史的话，那么“舜殛鲧而用禹”“禹逼舜”“天下谓禹名传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之类的记载，便有了与过去的认识不同的崭新意义：它清晰地折射出了“有虞”和“有夏”两大部族为争夺部落联合体最高领导权而进行的尖锐斗争，昭示着“有虞”在逐渐衰落的趋势中尽管竭力抑制“有夏”的兴起，却终于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的过程。

由此而去认识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排列的世系，不难明白，其中一些或为黄帝之孙或为黄帝曾孙的人物，其实不过是代表着一些强大的、曾经执掌过部落联盟最高权力的部族。他们之间的权力继承，与唐尧、虞舜、夏禹之间的权力继承一样，都不是个人之间的权力转移，而是部族地位与力量发生变更的反映。这个事实反映出，自炎、黄时代通过激烈的大规模战争形式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强大的酋邦式的部落联合体之后，酋邦内部最高领导权的交接便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成熟的机制，它保证了这种权力交接不必动辄采取激烈的外部冲突的形式，而能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进行。这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智慧与技巧的早熟性。

唐尧和虞舜既然是分别代表着各自部族的利益统治的时代，我们对于文献中那些充分个人化的活动记载便不能仅仅从个人活动或个人权力斗争的角度去探究，而应看到其后面所反映的部族势力变化的背景。由此亦不难发现，过去那种竭力拔高由“禅让”到“家天下”的意义，将其视为我国前国家时代与国家时代的分野的评价，也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舜禹权力交接的情况大致也应作如是观。

在舜、禹之间，权力交替的和平过程中同样暗流涌动。 “有虞”和“有夏”两大部族为争夺部落联合体最高领导权同样进行着复杂而尖锐的斗争。禹终能继舜位的事实表明： 有虞氏在逐渐衰落，有夏氏在发展壮大，有夏氏在与有虞氏的利益争夺中终于取得了胜利。as

第二章　走向大一统

——家族与邦国递进时代的夏商政治

夏王朝不过是当时“天下万邦”中最强大的一族邦而已，与其他众多族邦的关系往往视彼此间实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夏后氏自身强大且善待众邦时，众邦便来依附；夏后氏力量衰减且与众邦关系交恶，或另有新的力量强大且善于笼络众邦的族邦兴起时，众邦便纷纷与之脱离关系。

在商代，众多诸侯国对于“大邑商”而言，亦是一个相对松散的政治合作实体，它们拥有自己的领土，有独立的军队和自己的政治组织，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它们对商王朝的归附要视王朝的施政得失而定。如果商王朝施政不当，它们就会独立而不向中央履行职贡。诸侯的向背，是殷商王朝强弱的标志。

第一节　有夏氏与其他部族间的斗争

禹在我国上古历史传说中，堪称是一位伟大的传奇式的英雄。

据说，他曾受尧之命，继父鲧之志，治理“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的滔天洪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终于制服洪水，“众民乃定，万国为治”。禹也因此而“声教讫于四海”at，在众部族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先秦与两汉文献典籍中，关于禹活动的记载甚多。

《墨子·非攻》说：“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禹既已克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置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

《国语·鲁语下》说：“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

《左传·哀公七年》说：“禹既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山海经·海外北经》说：“禹杀相柳……乃以为众帝之台。”

这里所谓的“诸侯”“万国”，皆是指禹在治理洪水过程中加以征服或者争取过来的众多氏族部落。上诉文献记载说明，除了禹所属部落联合体中的众多部落之外，还有原本并不属于禹部落联合体的众多其他部族。他们之所以前来对禹表示服从，有的是为禹的德行所感召，有的是为禹的威势所慑服。

据《国语·鲁语》记载，禹在会稽大会诸侯的时候，防风氏部落的首领因为迟到，就被禹杀戮。由此不难看出，禹在当时的确具有很大的、远远超过尧舜个人的权威。

禹虽然具有远高于尧、舜的个人权威，然而根据文献的记载，禹在继舜为部落联合体的最高首领之后，仅仅过了十年便“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au，而绝不像尧、舜那样，动辄执政八九十年。

这种差异说明，关于禹在位的记载与尧、舜在位的记载已有很大不同，关于舜的文献记载尚多是神话传说，而关于禹的记载已经不再是神化了的传说，而是有了真实可信的记录。就文献中记载的上古“帝王”代系传承的真实性而言，禹是一个关键的分野。禹以前的代系传承，如黄帝传颛顼、颛顼传帝喾之类，直至尧、舜时期，每一个传说的人物其实都代表着一个部族执掌部落联合体最高权力的时代，这些时代一般来讲都不仅止于一代人的时间。禹以后的每一位人物则是一个真实的个人。从这个意义来讲，完全可以说，禹以前的史迹属于中国上古史的传说时代，其主要的人物传承和活动归属都是模糊不清的。禹以后则进入基本可靠的信史时代。

大禹作为英雄时代分野的关键人物，古人对此早有认识，今人也仍然不断对此加以强调。

古人的认识是以禹之前后的时代作为“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的分界。这也就是国人常津津乐道所向往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av

可见，在古人的认识中，是将禹作为“小康”时代的第一人而传承的。

在人们的观念中，大禹开创夏王朝，让中国古代社会由前国家时代跨入了国家时代，由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据《史记·夏本纪》记载：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按照五帝时代“禅让”的惯例，益为禹的合法继承人，然而启却破例即天子之位。所谓“启贤，天下属意焉”恐怕只是一种粉饰之词，因为《尚书》等很多文献都记载了夏启即位后有扈氏不服且与帝启兵戎相见的传说。禹、启之际的确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只是变革没有“世袭制代替禅让制”这样简单罢了。

在司马迁看来，在禹晚年时，曾经仿照尧、舜的故事，“以天下授益”，但是“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故而威望明显不足；而禹子启则在禹的长期刻意培植下，早已执掌了部落联合体的实际最高权力，“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aw。最后，启杀益，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

然而，历史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地乐观。启代禹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具有“家天下”的完全意义。

实际上，禹、启时代仍然属于部落联合体的时代，尽管这时已经到了部落联合体时代的末期。启代禹的艰难过程本身反映出了有夏氏部族的实力尚不够强大，甚至在姒姓部族之中也并不具有无争议的地位。禹的部族本为姒姓部族中的一支。按照《史记》中的记载，姒姓部族在当时的势力很大，包括“有夏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ax等，禹属于其中的有夏氏。从文献中透露出的信息来看，有夏氏部族在姒姓部族中很可能本来并不是最强大的一个部族，或虽然曾经是最强大的部族但后来地位有所下降。特别是鲧的被杀，暗示着有夏氏和禹的家族在这场与以舜为代表的有虞氏的斗争中曾经大伤元气。由于禹治水而带来的个人威信，以及他后来继舜而成为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有夏氏部族也随之兴盛，成为姒姓部族中迅速崛起的一个强支。但这种迅速崛起的“暴发”地位很可能并没有得到所有姒姓部族的政治认可。所以，在禹去世以后，当禹的儿子启“即天子之位”ay时，姒姓部族中的另一强支有扈氏便出来挑战启的地位。“有夏之方兴也，有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国亡。”az看来，这两个同姓强族之间曾在甘地（今陕西户县西南）为最高领导权而展开过激战。

据《尚书·甘誓》的记载，夏王启在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之前，曾经历数有扈氏的罪状，声称是“天用剿绝其命”，而自己则是“恭行天之罚”，即秉承神的意旨讨伐有扈氏。这说明启在当时地位并不稳定，亦未完全得到各部族的肯定，因而必须动用神的意旨来对抗同姓部族的反对，而这一事实恰恰说明虽然禹由于个人的巨大功绩和威望而获得代表姒姓部族出任部落联合体最高首领的权力，但是否应当由禹的家族继续垄断这一权力，却受到同姓的其他强宗大族的质疑。

启受到有扈氏的反对是同姓部族的反对，这一点以往多被学术界所忽视，而这恰恰是一个颇具有关键意义的信息。在前国家时期，血缘纽带是人们社会联系的基础。在一个大的部落联合体之内，具有血缘纽带的部族一般都是关系最为密切的部族。特别是在尧舜时期，已经存在由最强大的部落中的最显赫的家族世袭部落联合体最高首领的惯例，那么何以“启即禹位”并未被异姓部族所反对，相反却受到了来自同姓部族的激烈攻击呢？答案应当是明确的。启所以受到的反对不是来自异姓部族，而是来自同姓部族的这一事实告诉我们，这场斗争的性质并非所谓“僭取与反僭取”或“新的王权与旧的氏族制度”之争，而恰恰是由谁代表姒姓部族出任部落联合体最高首领的位置之争。古人认为有扈氏是“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ba；或今人认为有扈氏是逆历史潮流，维护过时的氏族制度。其实都不相干。bb

夏启去世以后，其子太康即位。

但是，太康不久就丧失了政权，史称“太康失国”。

这段历史，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语焉不详，非常简略而且蹊跷。只是简单地记载太康失国以后，其“昆弟五人，须于洛汭”，在洛水之边等待他。太康为什么失国？一点儿也没有交代。其后的历史则是“太康崩，弟中康立”，“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bc似乎是很正常的继立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司马迁从大一统的正统史观出发，以夏的统治为王朝正统，自然视“太康失国”为不正常的意外过程。但是实际上，其背后的真实情况肯定非常复杂且难言，而且所反映出的问题也是意味深长的，它只能说明夏初的政权仍然具有部落联合体的性质。我们从其他文献的记载中，也可以约略窥见类似的真相。

根据《左传》《帝王世纪》和《古文尚书》等文献的记载，“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其德，黎民咸贰”，结果被东夷有穷氏的后羿“自锄迁于穷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夺取了太康的政权。

后羿究竟是怎样“因夏人以代夏政”的？由于史载不详，具体的过程只能任凭后人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夏代是一个族邦结构的社会。在这种结构的社会里，血缘纽带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联系纽带，族邦或部族社会的人们倘若脱离了本族邦这一最基本的纽带，根本就无法生存。所以，上层贵族集团脱离下层族众而他迁，在当时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下层平民抛弃本部族的上层首领集团，却去接受和拥护异部族的统治，更是匪夷所思。由此可以推知，文献中的“因夏人以代夏政”的“夏人”，不是指有夏部族的平民或下层族众，而只能是指以有夏氏的太康为最高首领的部落联合体中的其他部族，或者可以说是对太康的统治不满而又被后羿争取过去的，并非是有夏氏部落的其他一些族邦。

古人以夏朝为“家天下”之始，故而凡是夏之属民皆称夏人。所谓有穷氏“因夏人以代夏政”，即暗示着中原地区最强大的部落联合体又一次以相对和平的方式更换了其最高首领，表明当时尽管早期国家区别于氏族部落社会所应具有的一切条件，诸如明显的社会分层、相对正规的管理机构和军队、明确的统治意识和领土意识等等都已具有，但是部落联合体的残余机制仍然又一次起了作用。太康由于“尸位以逸豫，灭其德”，从而引起了其他部族的强烈不满。所谓“尸位以逸豫”，指占着最高首领的位置，却只知吃喝玩乐；“灭其德”，指已经不具有使其他部落服从的实力和威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东夷有穷氏的杰出首领后羿，以自身不断发展的部落实力为后盾，争取到其他不满太康统治的部落的支持，取代了太康部落联合体最高首领的位置。这一事件的真实过程很可能十分复杂，且必然暗存十分激烈的斗争。但从“因夏人以代夏政”的有关记载看，至少表面的形式还是相对和平的。然而，这次中原地区最强大的部落联合体又一次以相对和平的方式更换其最高首领的行为，已经是部族社会政治功能的最后一次表演。当标志着早期国家产生的所有社会条件都已完全具备的时候，部族社会自然便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后羿取代太康登上部落联合体最高首领的位置之后，有夏氏受到有穷氏的压迫，被逼迁离故土。

史载，禹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和平阳（今山西临汾），又都安邑（今山西夏县）；禹子启都夏邑（今河南禹县）；启子太康都斟寻（今河南偃师二里头）。太康失国以后，夏族被迫迁走，在少康的时候甚至远迁到今之山东观城和济宁一带。这反映有夏氏族邦和有穷氏族邦之间的武力斗争已经非常激烈，继中康即位的夏后相就是被有穷氏所杀。

当时的情况是，不但有夏氏和有穷氏之间的关系是如此，而且在有穷氏内部也持续发生激烈的武力斗争。

据《左传》记载，有穷氏的首领后羿在夺取夏政之后，仗恃自己精于射术，整日优游玩乐，沉湎于田猎而不理民事，废弃贤臣，却重用伯明氏的不肖子弟寒浞，结果被寒浞网罗党羽，夺取了政权。寒浞夺权之后，派人攻灭帮助夏后相的斟灌氏和斟寻氏，并且杀掉夏后相。这些事实均表明，到了有穷氏夺取有夏氏政权以后，尧、舜、禹时代那种旧有的部落联合体最高领导权力以相对和平方式交接的机制已经完全被破坏，残存的部落联合体政治秩序与功能已彻底失去了作用，中国上古社会开始进入以强大邦国间的武力争雄为特征的早期国家时代。

当寒浞派兵攻杀当时正居留在斟寻氏那里的夏后相的时候，相的妻子缗拖着怀孕的身子从墙洞中爬出，逃到母家有仍氏，生下儿子少康。少康长大之后，做了有仍氏的“牧正”。其后为了逃避寒浞之子浇的追杀，又逃往有虞氏。有虞氏君将自己的二女儿嫁给他，并让少康到纶邑居住。少康以此为基础，收集有夏部众，并联络友好邦国，终于攻杀寒浞，攻灭有穷氏。夏作为众邦之首的地位再次得到承认，夏政权由此而复兴，史称“少康中兴”。

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经历了三代人的时间，其间充满着部族间尖锐激烈的武力斗争。少康在复兴夏邦的过程中，不但依靠本族力量的恢复积聚，也有赖于友好族邦的帮助和支持。史载，当少康得到有虞氏的帮助，“有田一成，有众一旅”，积极做反攻有穷氏的准备的时候，其臣子靡又联合受到有穷氏攻击的斟灌氏和斟寻氏的残余力量，更有方夷等部族“来宾”bd，还得到有仍氏等部族的支持，才得以攻灭有穷氏，恢复夏邦的原有领袖地位。

少康“中兴”之后，到了少康之子杼在位的时候，夏以众族邦之首的地位统领各族邦的局面达到了鼎盛的时期。此时杼的都邑已经从原（今河南济源）迁往老丘（今河南开封县北），并向东方开拓经营。到杼的儿子槐及槐子芒即位以后，夏邦的势力更进一步扩展到大海之边。居住在淮、泗一带的于夷、黄夷、风夷、白夷、赤夷、玄夷等九夷部族纷纷向他称服并纳贡；到了芒的儿子泄和泄子不降在位的时候，夏邦不但在东方巩固了地位，还更进一步向西面发展，一些西方的族邦方国也向夏表示服从。

至此，夏邦的国势发展到极盛。

夏王不降死后，其子孔甲即位，夏王朝开始由极盛走向衰落。相传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叛之。”be

夏的国力衰弱以后，原来服从和拥戴夏邦的一些族邦纷纷叛离而去。《史记·夏本纪》叙述陶唐氏的后代御龙氏，在孔甲时代由于所豢养的龙死去，“惧而求去”。这看来像是在讲神话故事，实际上却是曲折地反映了当时一些方国族邦疏远和叛离夏王朝的情况。

孔甲死，其子履癸即位。履癸名桀，这位使夏王朝归于毁灭的亡国之君，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夏桀。

据《史记·律书》记载，夏桀勇武过人，能够“手搏豺狼，足追四马”。也许正因如此，夏桀酷爱使用武力。《史记·夏本纪》称他“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这里的“百姓”并非指平民，而是指诸侯贵族。他用武力征伐来镇压和恐吓一切不服从或不合自己心意的族邦，这使自孔甲以来就已经存在的“诸侯多叛夏”的离心趋势更加恶化。

当夏统治者处于诸侯离心的时候，起源于东北方、至夏末已长期居住于冀南豫北一带的氏族——商，却正在迅速兴起。史载，“汤修德，诸侯皆归汤”bf。夏桀在当时已经感到了这个日益兴盛的邦国的威胁，曾经将商族的君长成汤囚禁于夏台，后来又予以释放，夏商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激化。

商汤为了翦灭夏邦，取而代之，长期以来做了充分的准备。他曾访得有莘氏的贤人伊尹，并因而得以与有莘氏结盟，力量从此大增。商汤以此为基础，进而广泛争取到其他许多族邦的支持，开始将灭夏的计划付诸实施。在逐步消灭了一些忠诚于夏邦的氏族部落后，公元前十六世纪，鸣条一战，成汤灭夏。至此，我国传统所说的第一个王朝——夏，被新崛起的商王朝所取代。bg

夏作为众邦之首的地位，前后持续了约四百年的时间，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此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个家族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内维持它对一个庞大的十分松散的政治实体的统治达到如此长久的程度。诚如有人所言，在我国历史上，“这标志着由中原酋邦向国家的转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已不可逆转”bh。

第二节　邦国体制下的殷商王朝政治

前面已经提到，在夏代初期，前国家时代部落氏族联合体的政治秩序与传统，在部落联合体最高首领的更替上，仍然在顽固地发挥着作用。夏代的族邦国家均以“氏”相称，如有扈氏、有仍氏、斟寻氏、有穷氏等，夏王朝自己也称“有夏氏”或“夏后氏”。《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bi以夏、商、周三代制度相比较，而独称夏为“氏”。这说明，夏代虽然已有领土意识，但血缘因素实居于第一位。与同属于早期国家时代、同样具有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特征的商王朝相比，商之邦国皆称“方”，而称“氏”者则属于方国之内的宗族或家族组织。这说明由夏代发展到商代，地缘因素已超越血缘因素而居于最优先的位置。这恰恰从反面衬托出夏代国家形态的原始性。

事实上，后世称夏代为王朝，实则有夏氏不过是当时“天下万邦”中最强大的一族邦而已，它与其他众多族邦的关系往往视彼此间实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夏后氏自身强大且善待众邦时，众邦便来依附，这就是史书所说的“诸侯咸朝”；夏后氏力量衰减且与众邦关系恶劣，或另有新的力量强大且善于笼络众邦的族邦兴起时，众邦便纷纷与之脱离关系。这就是史书所说的“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bj。先前依附夏后氏后来又“惧而迁去”的御龙氏，与夏邦的关系即是如此。夏后氏作为众邦之首，自然要求其他众邦对它表示服从，众邦对夏也要承担诸如交纳一定的贡物等义务。但是，这种要求主要是以夏后氏自身武力的强大为后盾的，不见得有以血缘、宗法乃至政治制度等作为约束的条件。

从国家形态来看，商代应属于典型的早期国家时代。一方面，商代的国家机器已十分完备；另一方面，商代又仍是以部族的血缘组织作为国家的基础，而依地域组织划分居民的地缘国家形态尚未出现或仅处于萌芽状态的时代。当时方国林立，所谓方国，就是这种以部族血缘组织为基础的早期国家。

不过，与夏代相比，商代国家的地域意识和领土意识无疑已较前朝大大加强，不但其方国不再称“某某氏”而改称“某方”，而且依据《尚书》等文献的记载，似已出现乡里之类地域组织的萌芽。同时，在考古发掘的材料中也显示，在有的地方，不是由某个单一的血亲部族的成员，而是由不同部族的成员构成同一“邑”的居民点中的居民的现象已经出现。这表明，经过夏代几百年的发展，地缘因素在社会组织中的比重逐渐加重，国家形态进一步向成熟迈进。

不过，就总体而言，殷商时代显然仍然处于以血缘部族聚居的方国为基础、尚未达到纯依地域组织划分居民的早期国家时代，这已被大量的文献和考古材料所证明。直到西周初年，“殷民七族”“殷民六族”等血缘组织仍然是周王分封诸侯时分赐殷遗民的基础单位，这些殷遗民无疑是依族聚居的，否则周人就不可能以族为单位将他们分赐诸侯，说明这种情况直到商代末年也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

殷人的方国在当时是最为强大的，自称“大邑商”“大邦殷”；与它同时并立的还有众多的大小方国，著名的有羌方、舌方、人方、鬼方等等。这些方国包括大邑商自己在内，于各自直接控制的辖土之内，均采取血缘聚居的方式。我们从甲骨卜辞材料的记载来看，“大邦殷”虽然征服过许许多多的方国，但并没有把这些异姓方国融化为自己邦族的一部分，而仅仅是迫使它们处于附属、服从的地位。因此，所谓的殷王朝，实际上不过是以大邑商为领袖的、由众多方国组成的一个方国联合体，不但与秦汉以后的大一统王朝有着天壤之别，也与家国同构、“宗统与君统合一”的周代迥然有别。周代的诸侯称呼周王为“天王”“天子”，而绝不会称“大邦周”，自己也绝不敢称“小邦齐”“小邦晋”“小邦鲁”，这恰恰体现了殷周国家体制的根本差异。简言之，周代的人们已经有了“天下一体”的意识，诗人所吟唱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所以产生于周代而非殷代，原因即在于此。在殷代，即使在“小邦周”与“大邦殷”之间关系最密切的时候，二者也并非是一个政治实体。殷王朝直接控制的地方被殷人称为“四土”，其地域并不广大。根据战国时人吴起的说法是：“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bk即今天黄河中下游的冀南、豫中一带。其他的邦族方国，特别是那些重要的邦族方国，大多是基本独立、原来就有的，而不像周初的齐、鲁、卫、晋那样，是在周王分封之后才出现的。它们和“大邦殷”之间的关系，与部落联盟时代氏族部落之间的“递等”关系一脉相承，可视为一种首领邦国和从属邦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尽管“大邦殷”在整个有商一代始终是实力最为强大的一个方国，但其他方国对商王国并不是一贯俯首帖耳，奉命唯谨，而是根据殷人和他们自己力量对比的消长而变化，或叛或附，或敌或友。例如，商王雍己在位的时候，朝政混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其他的方国就不再来朝表示服从。雍己死后，其弟太戊即位，修德理政，“殷道复兴”，于是其他方国又纷纷“归之”bl，表示恭顺。这种时即时离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殷亡。因此，倘若用后代大一统王朝实行的那种中央集权统治的标准来衡量，商代的王权实在是十分有限的。bm

由此可见，在商代，众多诸侯国对于“大邑商”而言，亦是一个相对松散的政治合作实体，它们拥有自己的领土，有独立的经济、军队和自己的政治组织，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它们对商王朝的归附要视王朝的施政得失而定。商王施政不当，它们则采取独立而不向中央王朝履行职贡。所以在商朝历史上出现了几次“殷道衰”而诸侯“莫朝”或“不至”的局面。bn诸侯的向背，是殷商中央王朝强弱的标志。中央王朝的强弱，又是与王朝最高统治者商王的施政得失密切相关的。所以，在商朝，诸侯的向背，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央王朝的施政，亦即王权的作用，有一定的影响。商王若滥用王权、暴虐，不仅诸侯不从，甚至还有亡国的危险。bo

历史表明，武丁死后，“大邦殷”的鼎盛时期就已经过去了，国势逐渐衰落。武乙死后，其子文丁即位。此时西方的小邦周已经开始崛起。文丁寻找借口，杀死了小邦周的首领季历，这说明殷人已经深深感觉到来自周的威胁。但殷人却无法遏制周的发展壮大。到武乙的孙子帝乙继承王位的时候，“殷益衰”，诸侯的反叛更加明显。当最后一代殷王帝辛刚刚登上王位的时候，昔日无比强大的殷王朝已是败象渐呈、岌岌可危了。

中国的历史上，商纣王是与夏桀齐名的著名昏君的代表，俗称“桀纣”。按照《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帝乙的长子名启，由于其母地位微贱，故而不得继承王位。纣为帝乙的幼子，母亲为帝乙正妃，他因此在帝乙死后即位为王，称帝纣。据说帝纣才分颇高而又胡作非为。司马迁对他的描述是：“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实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bp

在司马迁看来，“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说明这位末代商王显然是一位文武双全、才能出众的君主。从这一意义来说，帝纣是个颇具“英雄”色彩的人物。这样一位君主，又适逢王权上升的时代，故而养成他刚愎自用、格外自信的性格，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这也就是文献所说的“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的胡作非为也就不可避免。但是，像这样的状况如果处于承平时代还可以，不幸的是，殷纣所处的时代却是“大邑商”江河日下的时代。随着土地的开发和人口的生聚，一些原本依附和服从于大邑商、处于荒凉僻远之地的方国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壮大，已经日趋强盛，开始觊觎和试图挑战大邑商的众邦之首地位。北方的宿敌土方、舌方、羌方等又不断对商王朝进行侵犯，东南方的人方及后起的强邦盂方等也时常与商王朝发生冲突和战争。在这种强敌环伺的险恶情况之下，纯以武力为依托、以大邑商为众邦之首的邦国联合体的固有弱点愈发充分地暴露了出来。

前面说过，大邑商驾驭诸侯、统率众邦的基础仅仅是自身的强大武力，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更强固坚韧的维系纽带。史载，从帝甲开始，随着武力的逐渐衰落，商王朝经历了“复衰”——“益衰”——“诸侯有叛”——“诸侯益疏”这样一个日益走下坡路的过程。

当大邑商正处于江河日下的时候，作为商王朝邦国联合体一员的小邦周却在日益发展壮大，其首领“西伯”姬昌通过积极地“阴修德行善”，从而使“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bq。到了姬昌之子姬发继任周侯的时候，天下诸侯邦国已经有三分之二“归周”，亦即由拥戴“大邑商”转为拥戴“小邦周”，大邑商作为众邦之首的地位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据《史记》中记载：“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br这其实是一次小邦周对大邑商的武力侦察试探，所以文献称此次行动为“观兵于孟津”。“观兵”二字准确揭示出大邦殷与小邦周二者关系的实质。由此不难看出，殷周之间的关系绝非后世那样的君臣依附关系。

“观兵于孟津”之后两年，纣的行为更加暴虐，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bs，周侯姬发认为伐商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遍告周之友邦诸侯：“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大举起兵，“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bt。周师东渡黄河，至于孟津，拥护周邦的友邦诸侯纷纷前来会合，一路浩浩荡荡直杀到距离殷商的都城只有七十余里的牧野（今河南省淇县南）。 誓师于牧野的反殷联军，包括周人与西土的“友邦冢君”，以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部族邦国的军队，共有兵车四千乘，陈师于牧野。据《史记》记载，殷纣王闻讯以后，发兵七十万迎战。双方于牧野大战，殷纣的军队很快就溃败了。史称：“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叛纣。”bu

牧野之战兵败以后，以周为首的反殷联军旋即攻入殷都朝歌，纣王登鹿台自焚而死，以殷为“诸侯之长”的邦国联合体从此而被周的封建制封国体制所替代。随着殷王朝的灭亡，一个新的、以周王朝政治文明为标志、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伟大时代即将拉开序幕。bv

第三章　初步形成大一统

——周公对夏商政治之扬弃

周公生活于殷周之际，历经文、武、成王三代，既是创建西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又是稳定西周王朝、促使“成康之治”出现的主要决策人。周公深明社会变迁发展的原因，精通政治统治的管理策略，思想敏锐而勇于创新，博学多识而善于决断。西周初年的典章制度，多为周公损益前代政治文化而兴创制作。西周政权的稳固，实乃周公审时度势为之奠基。他一生辅佐武王和成王，在政治上有大作为，在国家制度创新上有大开拓。他创建的一系列政治制度以及仁德政治，超过前人，足可垂范后世。

第一节　 周公治国

周公，姬姓名旦，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成王的叔父，因受封于周，故称周公。

周公生活于殷周之际，历经文、武、成王三代，既是创建西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又是稳定西周王朝，促使“成康之治”出现的主要决策人，“周公集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之大成，其道繁博奥衍”bw。他深明社会变迁发展的原因，精通政治统治的管理策略，思想敏锐而勇于创新，博学多识而善于决断。西周初年的典章制度，多为周公损益前代政治文化而兴创制作。西周政权的稳固确立，实乃周公审时度势为之奠基。周公倾其一生，先后辅佐武王和成王，在政治上有大作为，在国家制度创新上有大开拓。他创建的一系列新的政治制度以及仁德政治，超过前人，足可垂范后世。

周公生活在一个戎马倥偬、万事草创的时代。

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牧野一战，瓦解了商朝，商纣王自焚而死，周王朝取商而代之。

在这场灭商兴周的波澜壮阔的战争中，周公不仅是目击者，而且也是积极的参与者，他目睹了商王朝覆亡的全部过程，对国家的兴衰有着深刻的体会和感悟。

周王朝是通过牧野一战而定天下的。周人虽然占领了商都朝歌，但并未全部解除殷人的武装。因此，暂时的征服不等于永远牢固的统治，而如何取得最后的胜利，“小邦周”如何真正取代“大邑商”，如何有效地统治新征服广大地区的民众，这个相当复杂而尖锐的问题摆在周初统治者的面前。

周初，政治形势十分严峻。

首先，表现为殷民及其同盟的基层组织并没有被彻底摧毁，“殷顽民”蠢蠢欲动，伺机反扑，“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bx。这是指商朝虽然因周武王攻取朝歌而灭亡，但其基层政权组织与力量仍然独立存在，周武王总感到是个心腹大患，以致为此彻夜不寐。

牧野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周王朝势力不达今豫东、山东、河北。东方地区与周王朝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为了安定局面，武王封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照旧统治商故都地区，派管、蔡、霍三叔监视，但适得其反，不久就发生了“管蔡以武庚叛”的乱象。《尚书》中记录了这次叛乱的发生：“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by武庚叛乱波及面很广，东达整个山东半岛直到海边的东夷各族，东南及徐淮各族，南方荆楚也与东方叛乱此呼彼应。bz管叔、蔡叔和武庚是叛乱魁首。经过三年多的激战，王师方才平叛。对于周室来讲，正如他们感叹所云：“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越予冲人。”ca东征平叛弄得他们焦头烂额，捉襟见肘。东征虽取得了胜利，但殷“顽民”并没有完全臣服。“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屡未同”cb。虽屡次开导，也不与周人同心同德。为此周公劳心费神。周公特意告诫不听命的殷民和东方诸国说：“尔乃迪屡不静，尔心未爱；尔乃不大宅天命，尔乃屑播天命，尔乃自作不典，图忱于正。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乃惟尔自速辜。”cc周公责备殷民不听劝告，两次三番谋反。周公严厉地向他们发出警告，要对不听命者坚决镇压。可见，殷顽民与东方诸侯的叛乱已成为周王朝初期存在的一个最大的社会与政治问题。

其次，周贵族集团虽然是胜利者，但内部矛盾也开始显露出来。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灭商之后，周统治者滋生了麻痹松劲情绪。牧野大胜后，武王就把“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包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櫜’。然后，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cd。这就是历史上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成语的由来。

第二，周贵族生活开始腐化。周公总结商亡的重要原因是：“荒腆于酒。”ce周公敏锐地觉察到，灭商不久，周人也染上了酗酒等不良习气。他指出：“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cf周公对年幼的成王不放心，语重心长地劝告说：“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cg从周公的告诫之词也能透露出西周贵族集团的腐化风气已有了苗头，迫使周公不得不向自己敲起了警钟。

第三，此时，西周贵族集团内部也开始出现了裂痕。东方叛乱固因殷民和东方部落首先发难，但也是他们串通三叔从内部瓦解策应才得以发动的。更为严重的是中央集团的核心人物之间出现了不和的情况。据史籍记载，太保召公对周公摄政“不说”，甚至“疑之”ch。这必然削弱周的统治力量。

第四，周初，周政权把军事重点放在东方，这就必然会造成大后方的空虚。“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ci“西土人”指的是周人以及西方同盟部落。这说明当时周王畿内部也出现民心不稳的倾向。东方叛乱就正是在这种“知我国有疵，民不康”cj的情况下发生的。

灭商第二年，周武王去世，周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东方叛乱，新生的王朝面临危急存亡之秋，周公肩负着保卫家国的历史重任，怎样处理好创业和守业关系，这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周公面前。

根据《尚书大传》的记载，周公的政治智慧主要集中在武王死后，因成王年幼而摄政的七年时间内。“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ck战国时期，荀子也在《荀子·儒效》篇中说：“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这就是说，在周武王死后，周公为了统一天下，就摒开成王，自己来继承武王之位，安然地坐在天子的位置上听天下之政，攻杀反叛之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分封诸侯，完全把天下当作自己之天下。但人民很信服他，并无半点闲言碎语。根据荀子所言，武王死后，周公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至高无上的周王。事实上，周公之所以能够在周初立下那么多的丰功伟绩，没有这样一种至高无上的王者的身份作为依靠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周初七年中，周公主要做成了以下五件大事：

一、东征平叛

周武王死后，叛乱席卷整个东方大地。东夷诸小国，本来在殷商时代就没有真正统一于中央王朝，商王屡次用兵，效果并不明显。西周初年，他们趁周王朝内部的分裂，鼓动武庚反周复商，处于摇篮中的西周王朝大有夭折的危险。国难当头之际，周公力排阻力，果敢地承担了平叛的历史重任。

东征前，周公发布《大诰》，尖锐地指出当时形势的严重性。针对当时贵族内部有人公然反对出征，散布什么“不可征”言论，周公反复说服太公望与召公奭等在周王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希望他们了解文王创业的艰难，竭尽全力支持他去完成文王的未竟事业。

东征平叛，用了三年的时间，仗打得非常激烈，无论是先秦文献，还是发掘出土的铜器铭文都记载了当年的实际战况。

《逸周书·作雏篇》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衅……二年，作师旅临卫攻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

《孟子·滕文公下》记：“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几乎描述了周公东征的全过程，战果辉煌。

《诗经·破斧》云：“既破我斧，又缺我戕。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四国指殷、东、徐、奄，皇借为慌，诗中所言：周公东征，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周军兵锋所指，打得东夷四国十分仓皇。平叛结果，王子禄父北奔，不知下落，杀管叔，流放蔡叔，贬职霍叔，“灭国者五十”，商王朝时即不服中央王朝管制的东夷诸邦这才最终真正纳入了周王朝的版图。

周公东征意义甚大。

第一，周公东征，挽救了濒于颠覆的新建王朝，避免了历史再回到殷末那种“如蜩如螗，如沸如羹”cl的纷纷扰扰的氏族部落林立的万邦社会中去。由于“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cm，使周初社会获得了初步的安定环境。史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cn。

第二，通过周公东征，进一步扩大了周王朝的统治疆域，甚至把一直不服从商王朝统治的东夷诸部落也纳入到了周王朝的版图之中。东达海隅，南及徐淮，为后来大分封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没有周公东征，就没有后来华夏族与东夷族的迅速融合与发展。

第三，通过周公东征，向东方或东南方传播了华夏文化。对后世中国文明影响很大的齐鲁文化就是在周公东征胜利的基础上逐渐孕育起来的。

二、营建洛邑

营建洛邑是周公东征后所完成的第二件大事。

周武王灭商之后，不久就产生了营建一个东都的设想。《逸周书·度邑解》记载武王曾打算把东都设在伊洛之间。《何尊》铭记：武王曾考虑在地处天下之中的商故都附近建立一个新邑。先派召公奭到伊洛之间勘察地形，选择新邑的地点。东征胜利后，“周公往营成周”co。应该说，营建洛邑的倡导者是武王，而实践者是周公。

营建洛邑的目的是把洛邑变成周在东方的一个经济政治军事中心。洛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cp。这里便于向东方各族收括，是吸吮东方财富的咽喉。同时，迁殷“顽民”于洛邑成周，便于加强对他们的政治统治。另外，这里驻防成周八师，严密监视东方各族的行动。由于洛邑的营建，也加强了西周王朝与东方各族的政治经济联系，“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cq，周王室向东方诸侯宣扬文治德政，“四方民大和会”cr，四方诸侯来新邑朝见，为王室效劳，洛邑成了联系东方各族的政治经济中心。

三、封藩建卫

平叛胜利后，周王朝实际控制的疆域较之商代有了空前的扩大，如何实现对新征服的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达到长治久安，是周公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在这一关乎周王朝未来命运的重大决策面前，周公决心结束周之前的万邦时代，他在武王初步分封的基础上，彻底实现了中华早期文明由部落制到邦国制的完全转变。

封建制虽然并非从周公开始，但在他摄政期间，分封进入高潮，封建制也最终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体制真正确立下来。

据《荀子》一书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cs。

又据《左传》记载：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ct

可见，西周王朝的规模是在周公大分封后才奠定下来的，通过层层分封，扩大了西周的疆域，这是中华民族政治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

封建制对中华民族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封建制把许许多多独立分散的氏族、部族组织用血缘宗法关系联系起来，“以藩屏周”，地方诸侯都要宗周，周天子的政令下达到诸侯，造成初步的政治大一统的局面，“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此成为华夏民族一种共同承认的政治观念，这为华夏文明的孕育发展与政治上的进一步统一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没有周初的大分封，也不会有战国以来的郡县制，更不会有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制度。

四、制礼作乐

制礼作乐，是世所公认的周公一生的主要功绩之一。

周公的制礼作乐，实际上就是建立周代一系列政治文化制度，它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宗法、礼仪、祭祀、文化、教育等一系列典章制度，是对周人社会政治文化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的一次比较全面的规范。

后世儒家称周公“制礼作乐”，把周初一切制度，包括《周官》都说成周公一手制定，未免有武断、夸大之嫌。然而，先秦典籍多处确实记载了关于周公与礼乐的关系。如：“先君周公制周礼”cu；“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cv此外，《逸周书·明堂位》《礼记·明堂位》《尚书大传》等文献都直截了当地称周公“制礼作乐”。可见，周公为制礼作乐作过重大的贡献，当是毋庸置疑的。西周的典章制度非一时一人所作而完成，从文、武开始创制，由周公总其成，后又经历代充实完善，应是符合实际的结论。

周公非常重视历史的借鉴。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cw周公参考了夏、商两代的历史资料，加以损益，删去陈腐、过时的内容，增添新鲜的成分，创造了灿烂、丰富的周文化。这种对历史遗产采取“损益”态度，正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原则。

（1）在西周政权机构建设方面，实行“内外服”。西周政权机构的特点是“内外服”的设立。“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cx所谓“内服”，即在中央任职的各级官吏；所谓“外服”，即指分封于王畿范围以外及边远地区的贵族与侯伯。“内外服”制度构成中国早期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雏形，是周公制礼作乐的一项重要内容。

（2）在经济制度方面，推行“井田制”。周政权对全国统治的局面稳定下来以后，周公在经济方面沿承商制，进一步完善井田制度，制定籍田法。cy西周推行的井田制，亦是周公制礼作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与西周政权建设相配套，建立一系列相关的礼仪制度与祭祀制度。这些制度，对于中华民族政治与文化心理的积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所导引出来的心理定式，经过后世儒家的不断放大，最终奠定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基础。

（4）教育制度方面，周公重视道德教化，实行“政教合一”的官学制度，加强对贵族子弟入仕前的教育。

五、以德治国

周公不愧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政治家，他清楚地看到了民众在改造历史进程中的伟大作用。因而，他在总结夏、商两朝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要“祈天永命”，必须“明德”，实行与殷末不同的政策，改革弊政，励精图治。周公重视以礼治国，明德慎罚，提出了一系列颇具创造性的法律思想，在治国方面实现了由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的法律思想与制度的转变。他在治国理政的实践过程中，重视贯彻“明德”“保民”。

在中国历史上，“明德”思想是周公第一个提出的。

在《尚书·康诰》《尚书·多方》中周公提出“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在《尚书·无逸》《尚书·立政》中又反复讲“明德”“敬德”的重要性。

“明德”是指与暴政对立的德政而言。

“明德”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重教化、感召。周公反复强调教化的重要性，要百官臣僚“其尔典听朕教”cz，还指出：“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da，“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诪张为幻”db，教化人民不酗酒，不互相欺骗诈惑。

第二，慎罚。明德与慎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明德包括慎罚，做到慎罚就叫明德。周公认为处罚得当就是“秉德”的表现。

如何慎罚?

周公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行罚主要不看罪之大小，而要视其犯罪的动机，倘若是故意犯罪，罪行虽小也要施之重刑；若非故意犯罪，而又知道悔改，罪行虽大，也可以量刑处理。二是审查供词要慎重，要考虑五六天，甚至十天，以免发生断案的错误。三是对“不孝不友”的“元凶”巨恶，要“刑兹无赦”；对“乃别播敷，造民大誉”的贵族，也应施以极刑。做到以上三点就达到“义刑义杀”dc，这就叫慎罚。慎罚的目的是更好地用刑，以维护国家与民众的利益。dd

在“保民”思想落实方面。

“保民”思想首由周公提出。周公反复讲：“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明乃服命，高乃听，用康乂民”de。其内容都是劝告康叔要懂得“保民”的重要性。周公告诫统治者要“知稼穑之艰难”，“知小民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怀保小民，惠鲜鳏寡”df。注重体察民众的艰难和疾苦，不过分剥削，给百姓安居乐业的空间。

综上可见，周公不愧是中国政治文化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谈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谈人文化成，都离不开周公。更为重要的是，周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独特的贡献。”dg他一生辅佐武王和成王父子，在政治上有大作为，在文化上有大开拓。他尊重传统，注意以史为鉴。他所开创的西周人文主义精神，对后世中华文化传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后世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印记。史学家钱穆因此感叹说：“中国之有孔子，其影响之大且深，夫人而知之。然孔子之学术思想，亦本于中国固有之民族性，构成于历史的自然之发展，绝非无因而致者。孔子晚年，有‘久矣！不复梦见周公’之叹，则其壮年以来之于周公，其思慕之忱为何如？孟子云‘周公、仲尼之道’，后世亦每以周、孔并称，非无故也。”dh

第二节　宗法政治化与王权的加强

周代政治制度是以封建制为基础的一整套庞大的政治体系构建而成的。它主要包括分封制、礼乐制以及在二者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整套详细而庞杂的宗法制度。封建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di上面。也就是说，诸侯国是天下的屏障，宗族是天下的栋梁，德政是安定的保证，嫡子是天下的城墙。这种通过封建制度，将周政权与整个国家牢固地连接在一起，“较好地解决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弥补了夏商二代所暴露出来的中央对地方控制十分薄弱的缺陷。它对于维护一姓之天下在一定时期内的有效统治而言，也不失为一种较为明智的选择”dj。

周人在古公亶父之前，还是一个弱小的族群。自古公亶父迁岐以后，励精图治，团结族众，为周人日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武王克商后，回顾历史，认为周人取天下的基础肇始于古公亶父时期，因而追封他为“太王”。自古公亶父开始，接着是季历和周文王，连续三代自强不息，到文王时，弱小的周人已经开始强大起来。

恰好与此同时，威震天下数百年之久的“大邦殷”由于几代殷王的昏庸无道，以及其他种种因素，国势江河日下。骤然强大起来的周人利用殷人专力对付东方反叛邦国的时机，联合“友邦冢君”，率领各方国、部落联军突然发难，一举取殷鼎而代之。这样，僻处西陲的“小邦周”便从此取代了“大邦殷”在中国早期的统治地位。

周人之所以能够打败殷人，除了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外，实有种种偶然的因素。殷人虽然因牧野一役战败，然而积威日久，力量尚存。而且殷遗民人数众多，势力依然雄厚。所以周人代殷之初，在心理上对于能否成功地统治天下并无充分的自信。只是到了周公东征胜利以后，随着周人统治的巩固，这种自信心才随之增强起来。

正是由于在代殷之初周人对拥有与治理天下尚无充分的自信，故殷人作为数百年盟主的威望所具有的强者启示的作用，以及对历史惯例的遵循与受传统习俗的影响，使周人在代殷之后最初试图建立的国家体制，仍旧是效仿殷政治模式的、以周为领袖国的方国联盟王朝。过去的大量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周初大规模分封诸侯是在成王时代。武王克商以后，所做主要不过是“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封比干之墓”，其后不久便“罢兵西归”。对于作为亡国之余的殷人，反而倒是“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dk。这说明一开始周统治者还是按照夏商以来的惯例，在打败敌国之后令其服从即可，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消化殷国的重要性，而仅仅是让殷人作为邦国联合体之一员服从于周即可，正如“小邦周”曾经长期作为邦国联合体之一员服从于“大邦殷”一样。这种处理方法，正是部族社会时代的典型做法。倘若失败的殷人能够从此甘心屈居于从属的地位，那么周政权未必不会像殷商那样，最终成为一个众多方国林立的时代。

然而形势总是在发生变化，企图复兴祖业的商纣王之子武庚，联合被周政权派来监视他，却因对周公摄政不满而与之勾结的管叔和蔡叔，想乘武王新死、成王年幼而周公大权在握的“主少臣疑”之机起而叛周，这就使立足未稳的周王朝立即面临被颠覆的危险。大政治家周公旦于危急存亡之时坚决果断地力排众议，毅然率师东征平叛，再次挫败殷人，彻底粉碎了殷人重登盟主宝座的复辟梦想。

东征平叛后，周公总结教训，深感殷人的霸主地位积数百年之久，势力尚在，余威犹存，而周族则乍然兴起，力量有限，倘若治国方略完全依照殷代制度，那么殷人一旦于猝然打击之后的失败中复苏，由于其人口众多，旧土广大，周政权能否巩固统治将吉凶难卜。基于此种考虑，挟再胜之威，由雄才大略的周公旦亲自规划设计，对国家制度进行了具有极其深远意义的重大改革，彻底实行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制度，将同姓诸侯与周室勋臣封派到原先周人势力不及的地区进行统治；同时，又通过“制礼作乐”，使周系诸侯与其他文化落后的部族方国截然区分开来，而周系诸侯之间则具有了共同的文化观念与制度约束的同一性基础。这就改变了周初那种不平等方国联盟的政治格局，把周王朝改造成为一个宗法政治化的、以共同的政治利益为基础的、以礼乐制度和文化观念为纽带的、以周王为宗主的宗族诸侯为主、异姓诸侯为辅的强大的统一王朝。

在这一改造的过程中，周人原有的、成熟的农业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文化特性，与现实的迫切政治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以长治久安为目的，以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内外服制等制度为基石，创建了发达的、打破夏商以来部族结构社会桎梏的、以宗法封建制、礼乐制度为基本特征的、由早期国家开始向成熟国家发展过渡的农耕文明政治时代。

夏、殷二代，天下众多的方国邦族大多采取亲族聚居的形式，所谓的一国其实就是一族，兼有血缘部族与早期地缘国家的特点。殷人的方国在当时是最为强大的，自称“大邑商”“大邦殷”。与它同时并立的还有众多的大小方国，这些方国包括大邑商自己在内，都是自然生长起来的，它们于各自直接控制的辖土范围之内，均采取血缘聚居的方式。“大邦殷”虽然征服过许许多多的方国，但并没有把这些异姓方国融化为自己邦族的一部分，而仅仅是迫使他们处于附属、服从的地位。因此，所谓的殷王朝，实际上不过是以大邑商为领袖的、由众多方国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方国联合体，与周王朝在政治、文化上全方位的大一统有着天壤之别。殷王朝直接控制的“四土”不过为今天黄河中下游的冀南、豫中一带。其他的邦族方国，基本上都是独立的，它们有着各自的宗教信仰、神灵崇拜、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它们和“大邦殷”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种首领和从属的关系。它们之所以奉“大邦殷”为领袖，听从“大邦殷”的调遣指挥，仅仅是因为“大邦殷”的实力强大而不是什么其他更重要的共同文化因素。舍武力震慑外，二者关系中并无其他以制度和信仰为基础的、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制约力的恒久性因素。

周初封建制则与殷商的方国政治联合实体不同。它是在打破旧式部族方国血缘界限的基础上，以周王授土授民的名义赐予，由姬姓或异姓功臣建立的、以周人为统治族的新型国家。在分封整合过程中，原来的“殷民七族”“殷民六族”以及其他一些商代强大方国的贵族和遗民，整族整族地被迁往各周人封国，由封国统治者“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dl。进行分化式管理。这样做的结果，使得殷人的旧有势力脱离本土，云散四方，被分别羁绊，已不可能重新聚合，死灰复燃。所以，经过周公分封之后的殷人，已没有了重温复国旧梦的可能。更重要的是，通过周初的封建制过程，这些由周王授土授民新建的国家，已经不是旧式的血缘聚居的方国，而是由周人、本地土著以及外迁的殷人和其他方国各部族混合、以周人为统治者的新型国家。过去那种一族即是一国的情况在周系诸侯（至少是其主要诸侯国）里不复存在，从而，兼具血缘与地缘特征的早期国家时代向以地缘划分居民的成熟国家过渡的发展过程已经开始。同时，这些分封的诸侯国家在名义上属于周王所有，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也必须听从周王的指挥，并承担各种责任与义务。它们与周王室的关系，已不再是方国联合体中的那种松散的成员与首领的胁从关系，而是臣属与君主的利害统一关系，这使王权大大得到强化。这种变化，正如王国维所言：“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dm中华民族“天下一体”的观念也由此产生。

周初大规模的分封不但使中国早期的国家制度向前发展了一大步，而且又因为宗法关系的政治化而导致了宗法制度的完善与发达，这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中国的历史与民族的文化习性。

周初宗法关系政治化是周统治者加强王权的手段，而宗法制度的发达完善则是这种宗法关系政治化的结果。周初分封的主要国家，大多与周王室有着宗亲或姻亲关系。《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皆举亲也。”《荀子·儒效》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周统治者以宗法、礼乐政治化的方法实行统治，大约出于三种考虑：

1．为对那些鞭长莫及的地区实施有效的统治，把它们纳入周政权的势力范围之内。

周初，人烟稀少，自然界的大部分领域尚是洪荒天地，人类的活动充其量不过开辟了少量的中心地区，以及中心地区之外的一些重要的地方。因此，在周初阶段，以宗法、礼乐政治化的方法实行治理，乃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周政权采取武装殖民，派同姓子弟及异姓姻亲，于远离邦畿数百里乃至数千里之外的要冲地区建国，用强化宗法关系、加强家族血缘纽带的办法，使大部分诸侯特别是那些分封于要冲地区的主要诸侯家族化，实际上是以宗族分权的形式扩大和巩固姬姓的家天下。这些分布在极其广大地域之内的周系诸侯，以宗法关系为基础，以礼乐制度为纽带，同气相求，守望相助，他们以“华夏”自称，以自别于周系诸侯之外的其他“蛮夷”，使周王朝在远较“大邦殷”的范围广阔得多的地域内实现了有效的统治，从而为三代之后的中央集权帝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2．为巩固贵族阶层的内部秩序，减少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摩擦与财产争夺。

所谓宗法与礼乐制度，其最初的本质意义不过是贵族内部的组织法、习惯法而已，它具有以“名分”约束同姓贵族成员安守本分、不使“僭越”的作用。“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葖孽无别则宗族乱。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dn由此可见，将宗法、礼乐制度化的结果，是使周天子成为天下的共主，海内的大宗；诸侯成为封国内的共主，卿大夫的大宗；卿大夫成为贵族家庭内部的共主，士人的大宗。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周统治集团内部尊卑等级的关系制度化、秩序化，明确不同身份、不同等级贵族间的权利和义务。

3．强化周民族整体意识的需要。

周人是传统的农业民族，消弭贵族内部的分争、追求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其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必然要求。过去，在周人处于强敌环伺的艰难环境下时，第一位的迫切要求是必须要有精明强干的领导，其他考虑尚无暇顾及。所以古公亶父死后，由于他的小儿子季历以贤能著称，因而被立为继承人。但周人代殷以后，特别是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天下大局已定，如何能够长治久安，开始成为周统治者首要考虑的重大课题。周公在制礼作乐、实行分封、变革国家的政治制度时，在殷人已有的嫡子继承制度的基础上，把这种区分嫡庶的王位继承制度进一步严格化和推广，并由此而贯彻到底，把这一制度由天子、诸侯进而推行到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阶层。

按照这种严格化的宗法制度的规定，各级统治者和贵族的配偶均有妻妾之别，正妻所生之子为嫡子，其余为庶子。从周王、诸侯、卿大夫到士，有权继承王位及各级爵位者只限于嫡子，在理论上为嫡长子。宗法制度在周代是一种全社会性的制度。按照这种严格化的宗法制度，由嫡长子继承的世系被称为“大宗”，嫡长子称为“宗子”，又称“宗主”，为全体族人所共尊。大宗之外的其余支系称为“小宗”。大宗在决定宗族事务，如财产、外交、祭祀、军事活动等方面拥有种种特权，而小宗则有服从大宗的义务。由此推见周代的大宗所具有的尊荣与权威。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嫡长子继承制”，由于当时各种具体因素的影响，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会有种种情况各异的结果。例如在位君王的性格能力，妻妾的受宠程度和势力大小，众子的贤愚差别等等，都可能影响到这一制度的贯彻与执行。而且，由于条件不同，各诸侯国制定的具体政策往往也并不一样。有的采取以嫡幼子继承为主，有的甚至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着由“兄终弟及”到“父死子继”之“一继一及”制度。尽管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种种例外的情况，但从总体来看，周代至少在理论上是明确规定了嫡长子继承制的。这就是《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说的：“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意思是说：倘若太子在未即位时死去，那么应当立他同母的兄弟为太子；倘若没有同母的兄弟（意指国君正妻所生嫡子只有一人），那么就应当立庶子中最年长的为太子；倘若庶子中有两人年龄一样，那么应当立其中贤能的一位为太子；倘若年龄与贤能程度都一样，那就只好通过占卜，由神意去裁决了。应当看到，区分嫡庶，是周人宗法思想中最具关键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伟大发明，后世的尊尊之统也由此奠基。周人在宗法关系政治化的过程中，不但把殷人已经实行但尚未明确总结的“亲亲”原则观念化，更明确在思想上和制度上区分嫡庶，提出了“尊尊”的原则，把宗族内部本来因血缘亲疏相同而居于同等地位的人进一步依嫡庶身份的不同而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从而使宗族内部的等级关系更加复杂、细密和固定，并通过“礼”的强制约束使这种等级关系制度化。

今日看来，周代封建制不仅是一种制度的变革，而且还导致人们的文化心理素质发生变化。就文化心理素质变化的意义而言，嫡庶制度建立的最重要结果，在于使宗族内部及与之有关的姻亲之间的人际关系大为复杂化，它不仅表现为嫡子与庶子之间的关系，而且牵涉到大宗与小宗、大宗的族人与小宗的族人、妻与妾、妻的亲属与妾的亲属、妻妾的亲属与不同等级的各类族人之间的层层关系。从宗族关系来讲，尽管“大宗”在名义上的限定比较严格，但是这种制度一旦实行，那么在每一个宗族的内部，除了继承始祖的主系之外，其他各旁支宗系在事实上都兼有大宗小宗的双重地位。

从个人关系讲，属于不同宗系、处于不同等级的人，由于各自依据自身的血缘与嫡庶地位而与宗族中的其他人具有不同的尊卑亲疏关系，所以必须分别按照尊卑亲疏关系的不同，对于地位不同的族人和姻亲采取各不相同的态度，遵守各不相同的礼仪，拥有各不相同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复杂而制度化的等级关系，大大强化了国人的角色意识，这是华夏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最显著的一个特点。do

周政权以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等为内容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完善的封建制度，对传统中国产生了长期的影响。数千年来王朝虽然兴替更迭不断，但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组织——家族，一直充当着中国社会的基石。经过后世汉、宋等朝的继承与发展，中国民间以男系血统为中心，以家国观念为文化核心的宗族共同体长期存在，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政治文化生活。

第三节　以德治国政治理念的诞生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但很多人尚不知道，“礼仪之邦”是由周王朝奠基与开创的。“有周一代之事，其关系于中国者至深，中国若无周人，恐今日尚居草昧。盖中国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艺，皆周人所创也。中国之有周人，犹泰西之有希腊。泰西文化，开自希腊，至基督教统一时，希腊之学中绝。洎贝根以后，希腊之学始复兴。中国亦有若此之象，文化虽沿自周人，然至两汉之后，去周渐远，大约学界之范围，愈趋于隘，而事物之实验，愈即于虚，所以仅食周人之弊，而不能受周人之福也。”dp

德政之始，始于周朝。

殷周王朝新旧政权的交替变革，开启了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崭新发展历程。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初年的统治者，在创建巩固新兴政权的政治活动中，基于对历史与现实、政治与文化的理性反思，创立了宗法制度的社会结构体制，确立了礼乐文化的政治道德规范，推进了中国文化的道德精神特征的兴起与发展。特别是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德治主张，作为西周初年中国政治文化的道德精神特征的集中体现，不仅从政治策略上和文化意识上巩固了周初政权，而且具体展示了当时中国文化对于人的存在的自觉认识和主动构建的时代轨迹。它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更新递进，以及民族生存方式的抉择完善，无疑具有影响深远的政治意义与重要的文化价值。

周初统治者的德治思想与实践，是在创建巩固西周政权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周公等人对于社会文化的反思认识和总结阐发而形成的。它不仅概括了夏商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精华，而且开启了中国政治文化对于人的存在的自觉认识历程。

周族长期作为臣服于夏、商二代的一个地方政权，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从公刘开始，历经古公覃父、季历、文王等周族首领，在其创业过程中，皆能积德行义，笃仁行孝，敬老慈少，礼贤下士，注重倡导道德，管理教化民众。特别是文王，尤能遵后稷、公刘之业，守古公覃父、季历之法，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周公也是“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dq。应该说，周代德政，是周人重德文化长期熏陶与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是，周朝以德治国思想升华与贯彻落实则是经周公之手完成的。

探讨政治策略与政权兴亡的内在关系，是周公德治思想形成的原因之一。

周初统治者在对夏、商、周三代政权变革的反思中，认识到了统治者自身行为得失是政权转移的关键因素。夏亡商兴，是由于夏朝统治者为政不行善德所致。夏朝“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dr。商汤从夏代灭亡的教训中，认识到了为政要勤于民事，有功于民，才能持有天命，巩固政权，故他说：“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ds。由此可见，能否实行有德于民的政治策略，是一个政权兴亡的重要因素。周公在总结商亡周兴的原因时认识到，商朝的灭亡是由于其统治者为政实行残暴统治和腐败淫虐所致。商朝先王盘庚和武丁，由于为政不敢“自荒兹德”，“不敢动用非德”，注重“用德彰厥善”dt，“式敷民德，永肩一心”du，所以商代政权得以稳固兴盛。但是，自商王祖甲以后，“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dv，政权因以衰落。特别是商纣王，为政重用奸佞，残害贤人，滥施酷刑，不闻民苦，横征暴敛，荒淫无度，最终导致政权的覆灭。而周王朝的兴立，在于周人实施了重视德治的政治策略。特别是周朝的奠基者周文王，在其政治活动中，提倡惠和，选贤任能，注重民生，减轻税赋，奠定了灭商的基础。故周公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抱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dw由于文王为政“礼贤下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dx，最终武王得以推翻商朝政权。“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陨，周是以兴。”dy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在对历史的认识总结中，在亲身经历了殷周变革的社会活动中，深刻认识到了德治政策与政权兴亡的直接关系，这就决定了他为了巩固新兴的周朝政权，必然吸取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实施以德治国的大政方针。

周代以德治国的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规范君德。

在周人看来，王之德具有多方面的要求，刘泽华将其归纳为十项内容：（1）敬天。（2）敬祖。（3）尊王命。（4）虚心地接受先哲的遗教。（5）怜小民。（6）慎行政，尽心治民。（7）无逸。（8）行教化。（9）做新民，即改造殷民，使其改邪归正。（10）慎刑罚。dz这十项内容全面概括了周人之君“德”的内涵，从中可知。周人的王德主要在于处理好与天的关系、与民的关系、与祖先的关系以及处理好君主自身的修养等等。

2．运用尊卑有序的政治道德原则，维护人们的社会等级关系地位。

宗法制度和礼乐文化的创建形成，确立了西周社会的政治道德原则，它将人们纳入了上下一统的尊卑有分、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轻重有别的社会存在关系之中。为了维护这一社会结构的巩固和运行，周政权依据人们的尊卑有分的地位关系，进行了制礼作乐的文化建构，确定了人们的社会职能和行为规范。

周代制礼作乐的文化建构，其内容主要有：畿服之制，规定了周朝中央与地方政权的等级关系；爵位之制，规定了贵族之间的等级关系；田赋之制，确定了西周的经济制度；礼仪之制，规范了人们的日常行为准则。礼乐制度的形成，不仅对人们的社会职能进行了严格的等级规定，而且对人们的行为准则进行了严格的规范。无论是在为国尽职的社会政治职能上，还是在祭祀、婚丧、服饰、宫室等生活行为上，不同的社会地位关系，皆有不同的等级规范准则，都贯穿体现了尊卑有分、贵贱有等的政治道德原则。礼乐文化制度的确立，是对人的存在的行为方式的主动设制，周代统治者智慧地运用了宗法制度和礼乐文化的尊卑有分的政治道德原则，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维护了西周政权的巩固，推进了中国早期社会和谐有序的发展。

3．推行慈孝友恭的伦理道德规范，规正人们的社会行为准则。

推行慈孝友恭的伦理道德规范，是周统治者德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它的目的在于维护宗法社会的和谐运行。由于西周初年天命神学的观念意识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和行为，周政权的德治思想并没能完全超越天命神学的束缚制约，依旧运用天命神学的观念意识来论证并规正由现实社会体制所决定的人的伦理道德规范的至上合理性和神圣权威性。在周初执政者看来，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伦理道德规范，是上天对人们行为准则的合理规范，它具有不可违背的天赋神圣性和至上公正性。亦即人道来源于天道，天道决定了人道。周政权推行慈孝友恭的伦理道德规范，在于将人们的行为纳入统一的准则之内，人们只有绝对地遵循这些天赋的道德规范，规正自身的社会行为，才是合乎上天的意旨。不遵守慈孝友恭的天赋道德规范，就要受到代天行道的统治者“刑兹无赦”的严厉惩罚。

4．实施敬德保民的政治统治策略，保证政权稳固与发展。

敬德保民的统治策略，是周代统治者德治思想的集中体现。作为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更新递进的时代精华，它的形成和实施，具体展示了周政权对于人的存在意义的积极追求。

周代以德治国思想与主张以周公为代表。他主张执政者治理百姓，应该恭敬谨慎，具有“徽柔懿恭、怀抱小民、惠鲜鳏寡”ea的仁德意识，在为政中要以慈仁宽厚、惠和恭义的道德来规范自身的行为。统治者要能够了解民众的困苦，保证民众的基本生存。周公指出：“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eb周公明智地意识到，天命的转移并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根据，而以是否合于民心为尺度。他说：“弗永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ec如想稳固政权，执政者就要“克敬德，明我俊民”ed，“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ee。由于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兴亡，所以执政者只有不贪图享乐，“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ef。故周公称赞商王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要求为政要“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不要过分贪图安逸享乐，而要学“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要学“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与民众打成一片；对于臣民不可横征暴敛，而要减轻贡赋负担，“以庶邦惟正之供”eg；只有勤于政事，体恤民情，才能拥有天命政权。更重要的是，官吏的选用，也要以是否有德为标准。尽管西周的宗法制度有着世禄世职的规定，但周公仍然指出要选用有德之人。周公在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中认识到，桀、纣政权的覆灭，在于他们的统治集团多无德之吏，不能为政以德，“不可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为，大不克开”eh，因而“是惟暴德，罔后”ei。而文王之所以能够创立灭殷根基，就在于“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ej，所以散宜生、姜太公等一大批贤臣能够以德辅助周王朝的创建。因此，周公指出，从今以后，继位君王设立官员，必须任用贤能善良的人，“继自今后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凡是“克俊有德”的贵族贤明之人，都要“用励相我国家”ek。以德治国，统治者还要实施明德慎罚的策略。周公多次指出，文王之所以能够拥有天命，就在于他实行了“明德慎罚”的统治策略。周公强调，执政者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el；要多学习多思考，“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em，只有修养道德，有德于民，才能巩固政权。只有推行德教，民众才能认识到自身的行为规范，遵守伦理道德准则，社会才能和谐有序地运行发展。唯有明德慎罚、恩威并施、宽严并济的重德策略，民众才能服从管理，自觉规范自身的行为，国家才会得以稳固发展。

周政权德治思想及其实践， 开启了中国政治以德治国的先河，开启了中国文化对于人的存在的自觉认识历程，表明了周朝统治者在对天、人、德、政的关系认识中，发现与运用了人的存在的道德特征，认识到了人的道德存在在国家政权兴衰存亡中的重要作用。

周政中的德治思想，在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它推进了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道德精神特征的形成，促成了中国政治体制与道德规范的融汇合一，构筑了中国社会的政治与伦理相结合的治理范式，形成了天下一家、社会一统的结构特征，这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发展，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凝聚向心作用。en

第四章　推进大一统

——春秋战国时代的整合序曲

《吕氏春秋》是春秋战国时代最后的文化成就，也是即将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文化标志。从《吕氏春秋》一书来看，吕不韦不愧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不为诸子门户所囿，从政治需要出发，择可用者而用之，不可用者而弃之，试图通过理论改造与创新来改变秦国一味尊法的治国路线。于是，他组织与汇集各方面的人才，编纂与写作《吕氏春秋》，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的意图应该说十分明确、很有见地，有利于秦的统一，对秦统一后的建国方略更具有指导性的意义。秦始皇虽然雄才大略，但为法家理论所囿，缺乏吕不韦兼收并蓄的肚量，结果把治术推向了极端。他如果能够采纳《吕氏春秋》中的一些政治主张或见解，秦祚或许不至于那么快就短命而亡！秦汉以后的统治者尽管名义上尊崇儒家，但在实际上走的是吕不韦的道路。

第一节　稷下学宫的思想交融与争鸣

稷下学宫是齐桓公在齐国都城临淄设立的一个集学术研究、教育和政治咨询为一体的类似于今天社会科学院性质的官方机构。它由官方提供物质条件（场所、生活费用等），学者们自己管理，自由学习、讨论、研究，甚至来去自由，真正实现了一种思想言论的自由，使这里成为当时华夏学术文化和思想交流的中心，在春秋战国的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稷下学宫创办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延续了130多年。

著名学者余秋雨认为：“稷下学宫以极高的礼遇召集各地人才，让他们自由地发展学派，平等地参与争鸣，造成了学术思想的一片繁荣。结果，它就远不止是齐国的智库了，而是成了当时最大规模的中华精神会聚处、最高等级的文化哲学交流地。”正是因为稷下学宫，“中华文化全面升值”。“进入了世界文明史上极少数最优秀的文化之列。”eo

齐国政府所以创办稷下学宫，原本是出于招徕天下贤士以增强其国力的政治目的，但局面一旦形成，其政治与文化的意义便远远超越了创办者目的本身。它使曾经活跃在历史上原始民主精神和阔达好议之风得到弘扬，为百家争鸣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样一个由国家举办的、持续百年以上的大型“学术机构”，其规模、成就、影响，不仅为古代中国所仅有，在世界古代史上也堪称独步。ep

稷下学宫的设立是在列国争霸与兼并战争之时，当时各国为了富强图存，礼贤下士，吸引人才蔚成风气。齐国久有尚贤传统，这时也不甘落后，便设学宫以吸引天下学者，“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eq也就是说，齐国主观上是招揽贤才，为我所用。然而由于齐的开放的文化传统和开明的文化政策，客观上又在稷下造成了一个不受官方控制的思想自由，学术上不拘一格、兼容并包，各家可以充分发展的独特环境。稷下学宫存在约150余年，并与齐国政治盛衰相对应，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齐桓公和齐威王时期是第一阶段；齐宣王和齐闵王时期为第二阶段，是稷下学宫鼎盛和由盛入衰的转折点。司马迁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er闵王时稷下学士甚至达数万人。齐襄王和齐王建时为第三阶段，这是稷下学宫的衰亡期。随着齐亡，稷下学宫使命也宣告结束。

稷下学宫的突出特点是“百家争鸣”，先秦思想史上所谓 “百家争鸣”的时代是与稷下时代相重叠的。稷下士人相聚一堂，挈徒属而演道术，穷事理而致诘难，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分化和融合。其发展的趋势，大体是随着政治形势的需要，由黄老而转入名、法、儒、墨之学，前期（桓公—宣王）以道家与黄老为主体，后期（滑王—建王）以名、法为时尚。es兼收并蓄，将长期以来的历史成果进行整合，主要集中在礼法、王霸、人治与法治等问题上面。

整合之一：儒法融合。

首先，应春秋战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生气勃勃的早期法家的影响，黄老之学与齐文化相结合，在战国中期以前逐渐形成了黄老之学，并在稷下学宫优越的自由争鸣和交融中发展、壮大，在战国中后期以至西汉初年广泛流行和参与汉初政治。郭沫若说：“黄老之术，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et王充说：“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淡，其治无为，正身共己而阴阳自和，无心于为而物自化，无意于生而物自成。”eu黄老学派奉黄帝及老子为宗，假托黄帝的名义，汲取《老子》哲学中“虚静”、物极必反等思想加以改造，形成一个重要思想流派，稷下学宫时期形成的代表著作主要有《黄帝四经》《尹文子》《管子》《慎子》等，其内容不外都是调和儒法道等家的内容，以期能成为王者争霸天下的指导理论。

《黄帝四经》核心是阴阳刑德思想，《尹文子》强调正名，《管子》重在融合各家，《慎子》则强调依法治国因时而变的重要性。

黄老学派从天道自然的高度论证：刑与德不是绝对排斥，而是相反相成、相得益彰，因而主张刑德对举、强调兼用，德先刑后、德主刑辅。

法治和德治两种治国方法的结合和兼用，是取法家之“要”，又采儒家之“善”——这是对儒法思想高度整合，开启了阳儒阴法的政治文化模式的理论建构。这是礼法结合、调和儒法的最初尝试。ev这种思想为后来的汉代儒家所接受，成为中国政治文化模式中德主刑辅的先声。

不仅如此，黄老学派还认为，与刑德兼用密切相关的还有“文武并用”。有感于儒法之争的偏向，在作《黄帝四经》时，为未来统治者设计治国安邦之术，黄老学派提出行文武之道。他们认为，儒家重德轻力，趋向重文轻武；法家重力轻德，趋向重武轻文。都不适宜，应该调和二者，审行文武之道，文主武辅。唯有如此，才可以定天下，才可以安国家。

黄老学派这种对儒法进行高层次的整合，符合儒法思想发展的逻辑和先秦思想发展的趋势，当然也合乎社会历史发展要求。这种治国方略更主要的是为汉代文武兼治、德主刑辅、王霸道杂之的政治文化模式的构建做了理论上的有益探索与准备工作，对汉初的治国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整合之二：王霸融合。

王霸之辩也是稷下学宫学术争鸣的话题之一。这个问题关涉到当时天下的统一与齐国的霸业。通过争鸣，王霸对立渐消，走向融合，行成霸王一体之论，把三代儒法治国理天下的方略、措施都涵盖在霸王之道下糅合到了一块，以适应战国中期以后日益趋向统一的形势，也迎合了齐国君主要做霸王之主的政治需要。

《管子》书中“霸”“王”并提的相关词语很多，反映了作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热衷探讨的情况。认真考察《管子》中的“王、霸”之言，不难发现，它们既不同于儒家的尊王贱霸，也不同于法家的崇霸贬王，而是把“王”和“霸”同等对待，只不过具体内涵不同而已。总的来说，《管子》是以齐法家为本位容纳儒家的，反映在“王、霸”说中就是多言“霸王”，综合霸道和王道且合成一个名词。另外，《管子》还提出了比“王、霸”更高的“帝”的概念。

《管子》中“王、霸”说首先对“王、霸”的含义作了不同于儒法的阐释。其典型的表述有：“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ew“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ex“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ey其思路是以道统摄儒法，强调强国富兵，扩地增土，建立实力强大之国，成就王、霸、帝业。

《管子》对王、霸的具体内容有所阐发。《管子》认为，行王道则得民心，行霸政要靠武力，王霸之不同若此。“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半者霸。”ez仅从得民心角度来看，霸自然不如王，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图霸图王还要因形势而异：“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夫神圣，视天下之形，知动静之时；视先后之称，知祸福之门。战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fa这就是说，在强国林立时要合强攻弱，成为强中强，这就是能称霸，或面对战国争斗厮杀激烈时，先坐山观虎斗，最后一举战胜别国，便可以称霸。而称王则不同，在强国还少时，团结众小国家以攻大国而称王，或在列国争战尚不激烈时可先下手以称王。这分明是通过比较言春秋与战国的不同形势，来说明应采取称王或称霸的不同战略。

王霸的区别在军事上表现为：“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fb“情伐”“事伐”和“政伐”类似于《孙子兵法》上说的“伐谋”“伐交”和“攻城”。情伐就是攻心、谋攻。

“王、霸”的区别在经济上是：“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fc所谓“藏于民”即藏富于民，让老百姓富起来，民心稳定，社会安定，便是王者之业；而让一部分大夫聚积财富，形成贵族势力，便是霸者之业；而让财富都中饱私囊，藏在自己的小箱子里，人人以自保为务，必然使国家走向衰败、灭亡。后来荀子受其影响也有类似的说法：“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者富筐箧，实府库。”fd这里王、霸的褒贬是很分明的，王比霸高，纯以刑杀必然很快灭亡。

整合之三：人治与法治融合。

《尹文子》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fe这是典型将人治与法治进行整合的理论。

《尹文子》中有一段宋钘与田骈、彭蒙讨论人治、法治问题的记述，生动地反映了几位学者就这个问题在学术上的争鸣：

田子读书，曰：“尧时太平。”宋子曰：“圣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侧，越次答曰：“圣法之治以至此，非圣人之治也。”宋子曰：“圣人与圣法，何以异？”彭蒙曰：“子之乱名甚矣。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此万物之利，唯圣人能该之。”宋子犹惑，质于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

从这段有趣的记述中可以看出，齐国自威王变法后推行法治，在稷下学者之间必然产生人治、法治之争，并且提高到“名、理”的层次。宋钘初来齐国，不甚懂得人治、法治的区别，仍坚持人治的观点，但田骈、彭蒙却持法治的观点，彭蒙指出法治优于人治的道理。文中“宋子犹惑”，说明宋钘并没有轻易地接受田、彭二人的意见，可见这个问题是一个不容易争辩清楚的问题，作者尹文也似乎“犹惑”ff。

稷下人治与法治的争辩，还反映在德治与法治的争辩上。

早在齐威王即位之初，淳于髡便以隐语向齐相邹忌提出“修法律而督奸吏”的治国方针。fg其后，慎到则进而提出倚势明法论：“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fh“为人君者，不多听。据法倚数，以观得失。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fi慎到强调国君要依靠国家权力依法实行统治。孟子以其性善论为思想基础，提出“以德行仁”的仁攻德治理论：由于人性本善，天生就具有仁、义、礼、智四端，故以此施政，就必须按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fj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行仁政于天下。荀子则从性恶论出发，提出隆礼崇法，“化性而起伪”fk的治国主张。

这里应当指出，荀子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结束时一位调和各家、整合三代、对前秦诸子批判继承的集大成的人物。

郭沫若说：“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的。”fl

西方学者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安乐哲说：“荀子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性的思想家，他将墨子的思想儒家化，将兵法思想儒家化，他熟悉百家思想，加以选择、分疏，他导致了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的转变。董仲舒很赞赏荀子，认为荀子是非常重要的。”fm

荀子涉猎广泛，学说渊博，兼综儒、道、墨、法、名，构建起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对秦汉，乃至其后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影响深巨。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与荀子曾在稷下有着直接关系。荀子久居齐国，曾在稷下“三为祭酒”，熟悉稷下各家之学，也有了百家争鸣、学术交融的思想自由的宝贵经历，这为他批判总结先秦学术思想、构建自己庞大思想体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荀子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然而其核心内容则不外“隆礼重法”四字。

作为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强化周公和孔子重礼乐的传统，注重规范和制度，主张“礼治”，强调礼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并对儒家礼治的思想做了比较系统的发挥。他说：“礼者，治之始也。”fn“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fo“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历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不由所以陨社稷也。”fp从而把周公、孔子的礼治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其治国思想体系的核心观念。

与此同时，荀子也吸收了前期法家的理论成果，援法入礼，充实了传统礼学，克服了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的对立，使两者在政治和法律层面交融互摄。他认为，礼是法的纲领。“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fq“故非礼，是无法也。”fr所以他也非常重视法的作用：“法者，治之端也。”“至道大形：隆礼重法则国有常。”fs进而，他主张礼法并用：“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ft荀子继续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fu

荀子的礼法并用理论以及人治与法治相结合的主张，体现了他的综合治理的治国理想。他把思想的触角伸向了儒法思想的源头——西周礼乐文化传统之中，是继孔子之后较全面地重构政治文化模式的又一理论大师。荀子对礼法德刑的重构是在经过了春秋战国学术分化、百家争鸣、学派交融之后，因此而具有集大成的优势。荀子礼法德刑重构正是儒法结合、阳儒阴法的集中体现，这一政治文化模式的理论设计，被他的学生韩非与李斯分别发挥与实践，从而构架起了秦王朝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治国之道。经过汉代儒家的进一步发挥，为汉代统治者应用，成为汉代，乃至此后中国传统社会长期采用的政治文化模式。fv

夏曾佑在《论近代政教之原》一文中说：

考韩非、李斯，同事荀卿，斯学帝王之术于荀子，知六艺之归，于是相秦以王于天下；非虽遭谗死，不见用，然史称斯自以为不如非，则非亦为荀卿高弟可知，而始皇读其书，有与此人游死且不恨之叹，则非亦不可谓不遇矣。盖祖龙与韩非、李斯，相契如是之深也，是以秦人一代之政，即荀子一家之学。fw

夏曾佑在《论八股存亡之关系》又说：

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孟子称尧舜，荀子法后王；孟子论孔子，推本于《春秋》，荀子言孔子，推本于《礼》，此其大端矣。若其小节，更仆难终。孟子既没，公孙丑、万章之徒，不克负荷，其道无传。荀子身虽不见用，而其弟子韩非、李斯等，大显于秦。秦人之政，一宗非、斯，汉人因之，遂有今日。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博士，则其学必为荀子之学无疑。故先秦两汉皆兰陵之学，而非孔子之宗子也。fx

谭嗣同也在其所著《仁学》中提出了“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的观点。

综上可见，夏曾佑与谭嗣同的这些观点，都是对荀子政治文化理论的实用价值和历史地位的准确概括，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奥秘。fy

第二节　《吕氏春秋》对百家的总结及政治设计

《吕氏春秋》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夕，相邦吕不韦集合门客花费巨资所作的一部重要著作，其目的在为秦国统一天下后如何进行治理做好理论上的准备。

吕不韦可谓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原本是阳翟巨商，往来贸易，家累千金。商业利润虽然丰厚，但这并不能满足他的胃口。秦昭王晚年，吕不韦结交了以质子身份居住在邯郸的秦国公子子楚。子楚是秦太子安国君之子，但是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子楚的母亲早已失宠，因而地位低微，又因为秦赵两国长期频繁交战，不能得到赵国的礼遇。吕不韦细心观察形势，发现子楚是位可“居”而以待增值的“奇货”，于是利用安国君所爱幸华阳夫人无子的机会，进行政治投机。他给予子楚五百金作为交游之用，又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献给华阳夫人，说服她同意确立子楚为继承人。

秦昭襄王去世后，安国君即位，子楚顺理成章成为太子。安国君即秦孝文王。他在位只一年就短命而死。子楚顺理成为秦王，即秦庄襄王。秦庄襄王元年，吕不韦被任命为相邦，多年的政治投资终于得到回报。三年后，秦庄襄王去世，出生在赵国的嬴政立为王。少年秦王尊称吕不韦为“仲父”。

应当说，秦实现统一，在吕不韦专权时大势已定。后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的建立，吕不韦是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之一。秦国用人可以专信，如商鞅、张仪、魏冉、蔡泽、吕不韦、李斯等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而论其功业，吕不韦完全可以与商鞅并居前列。

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以个人财富影响国家历史进程的第一人。从这一角度认识当时的社会与经济，或可有所新知。吕不韦以富商身份参政，并取得非凡成功，就仕进程序来说，也独辟新径。秦政治文化实用主义的特征，与山东各国文化“迂远而阔于事情”fz风格大异。而商人务实精神，正与此相契合。司马迁笔下巨商白圭自称“权变”“决断”ga类同“商鞅行法”，是发人深思的。吕不韦的出身，是他身后招致毁谤的原因之一。而这种由商从政的道路，虽然履行者罕迹，但对于国家政治文化风貌的影响，也许是有其特殊的价值。

吕不韦执掌秦国朝政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都以礼贤下士、大聚宾客闻名。吕不韦羞于秦虽强国，却不能形成同样的文化气氛，于是也招致天下之士，给予特殊的优遇。一时宾客云集门下，据说多达三千人，形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学术与智囊合一团体。

当时，各地学者游学成风，多有倡论学说，著书传布天下者。吕不韦让他的宾客人人著述自己的所见、所思及所倡，又综合整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余万言，以为天地万物古今之事，都充备其中，号为《吕氏春秋》。

据说，书成之后，吕不韦曾经将之公布于咸阳市门，悬千金于其上，请列国诸侯游士宾客修正，号称有能增减一字者，给予千金奖励。可见这部书在当时的秦国已经占据了一种不容否定的文化权威的地位。

刘泽华说：“《吕氏春秋》的编写不只是一部书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化政策的产物，这一层意义，应该说，更值得注意。”gb

在《吕氏春秋》中，吕不韦不囿一家一派之成见，而是居高临下，看到各家各派之中都有利于君主统治的内容。他像百花中的蜜蜂，无花不采。他站在百家之上，用有益于统治这一标准去通百家。吕不韦没有取消任何一家的企图，也没有想用一家一派把其他家吃掉的打算。他对诸家之说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针。但是，在对各家各派的选择上，吕不韦是有自己原则的，他对各家各派中走向极端的流派，一般是不选的。比如，对儒家的君臣父子伦理道德之论选取了，对儒家许多迂腐之论和繁缛之礼却弃而不选；对法家的通变、赏罚分明，依法行事的思想选进来了，但遗弃了轻罪重罚那一套；对道家的法自然的思想选取了不少，但对道家中以自然排斥社会的思想却弃而不取；对墨家的节葬、尚俭思想选取了，但对明鬼、非乐的思想却置之不顾。总之，他很有眼光。gc

吕不韦杰出之处，不仅在他能广蓄人才，而且他很善于折中，能够汲取百家的长处，去粗取精，为我所用。班固将《吕氏春秋》一书列入“杂家”之中，又说，“杂家”的特点，是兼采合化儒家、墨家、名家、法家诸说，“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gd。《吕氏春秋》的确是“兼”“合”以前各派学说编集而成的一部文化名著。司马迁记述《吕氏春秋》成书过程的特点时使用“集论”一语，可谓切中肯綮。

汉代学者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曾经评价说，这部书的基本宗旨，是以“道德”作为目标，以“无为”作为纲纪，儒学的说教只是被借用为形式。侯外庐先生在其《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中根据这样的说法分析说，吕书作者虽然包括有儒家学者在内，但此书是以道家学说为主体内容，以儒家学说为宣传形式，在吕不韦的主观上，比较是有意倚重于道家的。

《吕氏春秋·序意》中写道，有人问这部书中《十二纪》的思想要点，吕不韦回答道，黄帝教诲颛顼帝说，天好比宏大的圆规，地好比宏大的矩尺，效仿天地规矩之道，才可以施行成功的统治。所以说古来之清世，都是法天地而实现的。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要调整天、地、人的关系使之和谐，要点在于无为而行。吕不韦的这段话，很可能是当时说明《吕氏春秋》中《十二纪》写作宗旨的序言，全书的著述意图，自然也可以因此得到体现。其中关于“治乱存亡”，“无为而行”的话，说明《吕氏春秋》中表现的文化方向，首先指在政治上要因道、法时、顺自然，是要营造一个接近道家理想的“清世”。

由于吕不韦政治生涯的终结，以致《吕氏春秋》中提出的一整套治国思想，实际上并没有来得及在国家治理中加以实践。

《吕氏春秋》全书一百六十篇，从形式上看，《十二纪》《八览》《六论》中的论文，都有定数，比较整齐。可以说，《吕氏春秋》对诸子学说的整合，在系统上是相当严密的。形式齐整，内容系统，是被称为“杂家”的《吕氏春秋》的一个重要特点。这部文化名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这样的形式下，对于百家之学，并没有采取对分歧之说简单地加以齐合裁断的做法，而比较多地保存了各自明显的歧见。有些篇章的内容，不免相互矛盾。

《吕氏春秋》博采诸子之说的特点，应当与吕不韦往来各地、千里行商的个人经历有一定的关系。这样的人生阅历，或许可以使得见闻较为广博，眼光较为阔远，胸怀比较宽容，策略比较灵活。不过，《吕氏春秋》能够成为杂家集大成之作的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为即将来临的“大一统”时代，在政治上提供理论依据，在文化形态提出涵容百家的要求。曾经领略过东方多种文化因素不同风采的吕不韦及其宾客们，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文化进步的方向，明智地顺应了这一文化发展的趋势。

《吕氏春秋》这部书的重要文化价值，还突出表现在其实质，是在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即将形成的时代，为推进这一历史进步所进行的一种文化准备。

在政治文化的总体构想方面，吕氏又是怎样为秦的最高统治者进行设计的呢？

“智”识应当“由公”，这是《吕氏春秋》提出的一个基本原则。《吕氏春秋·序意》说，如果出于私，则会使公智、公识、公意受到阻塞，导致灾祸。“私视”则导致“目盲”，“私听”则导致“耳聋”，“私虑”则导致“心狂”。三者都是出于私意而“智无由公”。智识不能以“公”为基点，则福庆日趋衰减，灾祸日趋隆大。《吕氏春秋·贵公》还提出了政治公平的主张：“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

《吕氏春秋》接受了当时流行的重民思想，另外，对民性看法又接受了法家的性好利说。这两点是《吕氏春秋》倡导的治民政策的基础。

得民心而得天下，失民心而失天下，这是《吕氏春秋》许多篇中反复论述的一个基本思想。《顺民》说：“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民众是力量的源泉，得民心，力量无穷；逆民心，势孤力单。汤武等圣王之所以成功，主要是由于得到民众的支持。《用民》说：“汤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国虽小，卒虽少，功名犹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历史上败亡之主之所以败，其根本原因在于失民。失去民心，即使拥有物质力量，这种力量也会变为死的东西，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似顺论》以陈败为例说道：“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赋敛重也，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洫深，则民力罢矣。兴兵伐之，陈可取也。”物质力量由于没有主动的积极的主体，变成了一堆无用之物，反而为自己的灭亡准备了条件。

如何才能顺民心，得民心？这涉及如何看待民情、民欲问题。《吕氏春秋》认为，人的生理需求和追逐物质利益是人们的共同情欲。《情欲》说：“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精谕》说：“同恶同好，志皆有欲，虽为天子，弗能离矣。”《审为》篇把人们之所以勇于“危身、伤生、刈颈、断头”等行为，都归因于“徇利”。《离谓》把问题说得更明快：“凡事人，以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人的这些情欲是天生的、不可更改的。《诚廉》说：“性也者，反受于天也，非择取而为之也。”因此，治民之道的纲是顺民性、从民欲。《用民》说：“用民有纪有纲，一引其纪，万目皆起；一引其纲，万目皆张。为民纪纲者何也？欲也、恶也，何欲何恶？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贵当》篇对问题的论述尤为别致：“治物者不于物，于人；治人者不于事，于君……治天子者不于天子，于欲；治欲者不于欲，于性。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为欲》篇曰：“圣王执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谓也。执一者，至贵也，至贵者无敌。”其中所谓“执一”，即顺从情欲。《功名》说：“民无常处，见利之聚，无之去。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达郁》篇还指出，民欲不能通达，百害并起，文中曰：“民欲不达，此国之郁也。国郁处久，则百恶并起，而万灾丛至矣。”人的欲望是多方面的，因此要从多方面利用。善于利用，众为我用；用之不当，人物两失。《为欲》说：“人之欲虽多，而上无以令之，人虽得其欲，人犹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审矣。善为上者，能令人得欲无穷，故人之可得用亦无穷也。”在作者看来，最难对付的是无欲望者。“使民无欲，上虽贤，犹不能用。……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

为了顺从民欲、民情，《吕氏春秋》的作者提出君主要有爱民之心，实行德政。《精通》说：“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适威》说：“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鳖（印泥）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圜则圜。”《爱士》说：“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上德》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

先秦诸子和政治家广泛讨论过如何对待民的问题，法家的主流派主张弱民、胜民；儒家主张爱民、利民。《吕氏春秋》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倾向于儒家。秦国自商鞅之后奉行法家的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弱民、胜民政策。《吕氏春秋》上述理论是对秦传统治国政策的纠偏。ge

《吕氏春秋》强调，施政要依照十二月令行事。而十二月令，实际上是长期农耕生活经验的总结。《吕氏春秋·上农》强调治国应当以农业为重，指出，古代的圣王之所以能够领导民众，首先在于对农耕经济的特殊重视。民众务农不仅在于可以收获地利，而更值得重视的，还在于有益于端正民心民志。《吕氏春秋》提出了后世长期遵循的重农原则，特别强调其意义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有可以“贵其志”，即发生精神文化方面的作用。

《吕氏春秋》从三个方面说到推行重农政策的目的：

（一）“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

（二）“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

（三）“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gf

这就是说，民众致力于农耕，则朴实而易于驱使，谨慎而遵从国法，积累私产而不愿意流徙。很显然，特别是其中前两条，“民农则朴，朴则易用”以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的内涵，其实都可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加以理解。这样的思想，对于后来历代统治者有长久的影响。

此外，《吕氏春秋》又有《任地》《辨土》《审时》三篇，都是专门总结具体的农业技术的。《汉书·艺文志》称“农家者流”计有九家，班固以为其中“《神农》二十篇”和“《野老》十七篇”成书在“六国时”。然而这两种农书至今已经无存。因而《吕氏春秋》中有关农业的这些重要篇章，成为秦以前极其可贵的农史文献资料。《吕氏春秋》有关农业的内容，不仅体现了一种重视农耕的政策传统，还体现了一种重视发展经济以及讲究实用的文化传统。gg

还有，君主问题是进行政治统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当时国家问题的核心。君、臣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和条件，以及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会影响政权能否稳固，又涉及国家的兴亡。《吕氏春秋》许多篇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在论述中，历史的回顾和现实的希望与要求是交融在一起的。

研讨历史是为了说明现实；讨论君主的产生和本质，是为了给现实的君主进行理论规定。《吕氏春秋》的作者们共同认为，周天子已被历史淘汰，眼前的状态是群龙无首，争战不已。历史要求一位新天子君临天下。《谨听》说：“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观世》也说：“今周室既灭，天子既废。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不得休息，而佞进。今之世当之矣。”历史迫切需要一位新天子，那么新一代的天子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质呢？他们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当时的情况，提出了如下理论规定：

第一，天子必须是法自然和与自然取得和谐的模范，并统领天下民众沿着这一条道路走，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谓之天子。

第二，在与民的关系上，天子必须顺从民意。《顺民》说：“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爱类》说：“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如果民意与君主私欲发生矛盾时，必须放弃君主私欲而从民意，《行论》说：“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为故（事）。”

第三，在公私关系上，天子必须贵公而抑私。《贵公》说：“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春秋以降，国家观念有了飞快的发展，君主与国家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国家之事为公，除此之外都为私，包括君主个人的事在内。为此要求君主崇公抑私。

第四，由以上规定必然引出如下结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gh“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gi类似这种提法慎到早就说过，道家也有过论述。但把问题说得这样清楚，在先秦诸子中，《吕氏春秋》显然堪称第一家。视天下为天子私物是当时流行的观念，吕不韦支持作者向这种观念发起挑战，不能不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显然是在教诫秦王政如何成为天下一统后一位合格的新天子！gj

总之，《吕氏春秋》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最后的文化成就，同时作为文化是即将进入新的时代的重要的文化标志，可以看作一座文化进程的里程碑。《吕氏春秋》中的文化倾向，对秦汉帝国的政治治理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吕氏春秋》一书来看，吕不韦不愧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不为诸子门户之见所囿，而是高居其上，从政治需要出发，择可用者而用之，不可用者而弃之。作为一种学说或一个思想家，常常受自己信仰的理论逻辑所限，囿于一见。这对思想家来说，既是缺陷，但又是优点和长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非如此，不能把一种思想彻底澄清并坚持下来，但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家就不能机械地沿着思想家们的设计去行事，他必须根据现实的需要而有所选择。先秦诸子相互之间争论炽热，水火不容，其实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为了给君主献策献计。吕不韦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超出派别门户之见，敢于博采众议。秦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尽管名义上尊崇儒家，但实际上走的是吕不韦的道路。就当时秦国的实际情况看，吕不韦企图通过编辑和公布《吕氏春秋》，改变秦国一味尊法的治国路线。这个意图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有利于秦的统一，对秦统一后的建国方略更为重要。秦始皇虽然雄才大略，但为法家理论所囿，缺乏吕不韦兼收并畜的肚量，结果把治术推向了极端。他如果能够采纳《吕氏春秋》中一些见解，秦祚或许不至于那么短命而亡！gk

第五章　大一统政治的完全确立

——秦帝国的建立与中央集权格局的彻底定型

秦始皇汲取周王朝衰亡的经验教训，废分封，建郡县，主张中央政府实行绝对的集权，国家大事最终由皇帝一人说了算。这种做法，对于一个分裂了五百年才又重新统一起来的国家而言，是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不管怎样说，秦始皇对中华帝国一系列制度的草创，不仅继往，而且开来。两千年来，不管后来的政治家如何评价他，但都得遵循他所开创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他所开创的中央集权式新的大一统模式，彻底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础。

第一节　横扫六合

秦王嬴政亲政之初，六国皆弱而秦独强，天下一统已经呈现出几乎不可逆转之势。

只要秦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的重大方略不出现失误，只要各国得不到休养生息、重振旗鼓的机会，只要六国不能结成同心协力的抗秦联盟，就必然会被秦国一一吞掉。

战国七雄的兼并战争就要进入尾声。

不过，历史上有太多的教训启迪人们：优势并不等于胜势，胜势并不等于胜利，胜利并不等于成功。

在中国历史上，国与国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反败为胜、化弱为强的事例多不胜数。在一定条件下，众多弱国只要众志成城、团结一心，完全有可能共同战胜霸权。在秦之前，殷商亡于以西岐周人为首的“八百诸侯”；智伯亡于韩、赵、魏三家；夫差亡于勾践有例在先。在秦之后，西汉末年的昆阳之战，东汉末年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东晋时期的淝水之战等等，都是弱者通过一战而扭转整个局面的著名范例。

秦王嬴政亲政之后，他的确手握胜算。然而，他的对手又皆非等闲之辈。秦国一着不慎就可能导致满盘皆输。要获得最后的成功，秦王还必须运用智慧，进行充分的“庙算”与准备。

1．修明内政。

中国历来有“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说法。统一战争的胜利之本在于成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策略。

在内政方面，秦王嬴政首先贯彻既定的各项法律制度和勋爵制度，做到了令行禁止，赏罚分明。

他从谏如流，采纳李斯的建议而废止逐客令，听从茅焦的诤谏而改善与太后的关系，落实尉缭的意见而对占领地实行安抚政策，同时又减轻了对嫪毐、吕不韦仆从的处罚，令一些流放者回归。嬴政的这些积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改善了秦国的政治形象。另外，秦王嬴政竭力勤政。他重视各种利国利民的基础建设，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致力安定民生、富国强兵。

历史表明，在统一战争期间，秦国内部的君臣、君民关系基本上是融洽的。内政修明，这是秦国统一战争所以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保障。

2．战略正确。

在军事战略上，秦王嬴政在谋臣们的帮助下制定了由近及远、中间突破，先灭韩亡魏，拦腰斩断南北之间的联系，然后南灭强楚，北扫燕国，最后再灭亡齐国的战略方针。

在正式发动统一战争之前，秦王嬴政派遣大军大举进攻三晋，通过占领韩魏城池，将国土推到了齐国的边境，完成了中央突破、分割南北，切断六国“合纵”之脊的战略任务。

具体而言：

在统一战争的第一阶段，秦军的主要战略目的是灭亡韩、魏。韩、魏地处中原，临近秦国，本着由近及远的战略构思，从吞并韩、魏入手，自然是高明正确之策。

在统一战争的第二阶段，秦军以三晋为腹地，展开两翼进攻，向南：征服楚国，向北：攻灭燕、赵。

在东进、南征、北战的任务完成后，最后乘势将统一战争推进到最后一个阶段：大兵压境，争取不战而让齐国投降。

后来统一战争的进程，充分证明了秦王嬴政这一战略决策的英明。

1．在敌国内部开辟第二战场。

在注重军事打击的同时，秦王嬴政也十分重视破坏敌国内部的君臣团结，运用外交、金钱等手段，从敌国内部进行分化、瓦解。据史料记载，尉缭向嬴政献策说：“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gl嬴政从其计策，指派姚贾、顿弱等人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携带重金珠宝，贿赂诸侯，收买大臣，发展奸细，铲除对手。

这些手段主要包括：（1）用离间计破坏敌国的君臣关系，使其贤能之士得不到信任与重用；（2）用重金收买敌国的权臣、名士，让他们为了自己狭隘的私人利益去进谗言、害忠臣；（3）用行刺手段消灭那些坚决反对秦国统一战争的敌国内部的能臣猛将。

司马迁说：嬴政“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以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gm。秦王嬴政的这个谋略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王翦强攻邯郸不下，秦国就改用反间计，促使赵王错杀良将李牧。秦国在大军压境的同时，用重金收买齐相后胜，最终让秦国兵不血刃地灭掉了齐国。

2．致力连横、孤立对手。

在外交上，秦王嬴政君臣继续贯彻破坏六国合纵的方针，运用外交手段破坏各国之间的邦交。东方六国最大的弱点在于各国之间存在着利益矛盾，难以齐心，而且目光短浅，意在苟安，容易分化。秦国正是抓住了这个弱点，以连横破合纵，或利诱，或威胁，屡屡得手。

3．抓住时机，及时决战。

在经过七八年的战争之后，秦国统一天下的时机已经成熟，秦王嬴政抓住时机，及时启动了统一战争。秦国君臣上下齐心，决策果断，兵锋如风。他们调兵遣将如紧锣密鼓，行兵布阵如雷霆万钧，连年征战，马不停蹄，速战速决，夺地、拔城、虏王、灭国一个接着一个，没有一着缓棋，不给对手留下任何喘息的机会。

在秦王嬴政的指令下：

公元前230年，秦国灭韩，转年就会师攻赵；

公元前228年，秦国灭赵，转年就进军燕国；

公元前226年，在歼灭燕国的主力军后，转年就进攻楚国；

公元前225年，秦国战胜楚国后立即以得胜之师回兵灭魏；

公元前224年，秦王发兵60万与楚国决战，转年就灭亡楚国；

公元前222年，在平定江南后，立即发兵北上，消灭燕赵残余势力；

公元前221年，覆燕灭赵之师南下，齐国不战而降。

至此，自西周以来的分崩离析的分裂局面宣告结束，天下重新归一，大秦帝国诞生于世。不过，这还只是军事上、政治上的统一。天下人心并未归附秦国。大秦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能否做到让天下人归心，从内心中认可这个新统一的政权，这还需要时间与政策来考验。

第二节　为万世开基业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gn这是唐朝诗人李白称颂秦始皇对天下的统一。

经过多年的兼并战争，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终于实现了天下统一。作为这个帝国独一无二的主人，秦始皇又做了几件即使今人也没能够超越的大事。

皇帝制度的创立便是他的一大杰作。

一、统一战争的进程刚刚结束，嬴政就吩咐丞相和御史大夫等大臣重新议定新朝的各种名号。

秦王嬴政说：

以前韩王献来土地，奉上玉玺。请求做我大秦的藩臣，然而不久就撕毁了约定，和赵国、魏国合纵叛秦，我不得不兴兵诛伐，俘虏了韩王。寡人认为这样做是十分适当的。本来以为或许就可以不再打仗了。而赵王派他们的国相李牧来约盟，于是我们归还了赵国作为人质的王子。可是不久他们也背弃了盟约，占领了我国的太原。因此，我兴兵诛之，俘虏了赵王。赵公子嘉又自立为代王，我因此又举兵将他击灭。魏王起初到秦国来和谈，态度还比较好，但是后来又和韩国与赵国合谋，一同袭击我大秦。秦军予以坚决的反击，于是击破其国。楚王曾经献青阳以西的土地，然而不久也背弃合约，进攻我南都地方，我因此发兵进攻，俘虏了楚王，平定了楚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策划阴谋，让荆轲做刺客，秦军攻燕，灭其国。齐王断绝了和大秦的外交往来，要发动变乱，秦军远征，俘虏了齐王，平定了齐地。寡人没有什么能耐，能够发动大兵诛灭暴乱，实在是有赖于先祖宗庙之灵的佑护，终于使得六王皆伏其罪，天下得以大定。

接着，嬴政转入正题：“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go

秦王嬴政在这段话里，自称自己为“寡人”。而就在发表这番议论，群臣议定政体名号之后，则规定了最高执政者要用“朕”来自称。

臣下称君主，则用“陛下”的尊号。

“陛下”和“朕”作为政治称谓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政治史的演进，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陛下”和“朕”的称呼，后来在中国通行了2130多年。这一历史阶段，就是中国漫长的帝制时代。

“陛下”和“朕”这样的称呼，标志着对最高政治权力的崇拜达到了一个顶峰。皇帝制度的所有秩序，都建立在这种崇拜体现的奴性意识之上；秦王嬴政以为现在“天下大定”，而名号如果不变更的话，则无法标志成功，使他的帝王事业传之后世。

根据秦王嬴政的意思，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经过商议，很快上奏说：过去五帝时代，地方不过千里，在他们统治中心地带的外围，地方势力有的顺从，有的反抗，天子不能够完全控制。现今陛下兴正义之兵，诛灭各地顽贼，使天下得以平定，四海之内都归为秦地，法令终于实现一统，这是自上古以来从来没有的功业，“五帝”均望尘莫及。我们咨询了博士们，都说：古来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地位最为尊贵。我们昧死上尊号，王称为“泰皇”，所宣布的政令，称为“制”，所颁发的文告，称为“诏”。

秦王嬴政大笔一挥：把“泰”字去掉，保留一个“皇”字，再采用上古“帝”位号，称作“皇帝”。

于是，秦王嬴政承袭“三皇”“五帝”的传说，自称“始皇帝”。他又追尊其父秦庄襄王为“太上皇”。

嬴政说，我听说远古的时候有名号，没有谥称，中古的时候有名号，死后又以其行为表现确定谥称。这样做，其实导致儿子议论父亲，臣下议论君主，没有什么意义，应当废除。

秦王嬴政随即宣布：“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gp

中国，从此走进了帝制新时代。

司马迁说：“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

一个羞与三皇五帝相提并列的人，一个把自己的功业看得高于任何前人的人，他的志向与心胸，该是多么地阔大，这是何等的气概！

皇帝尊号与制度，无疑是秦始皇的一大创举，是他根据当时国人的心理做出的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创造。

莫秀瑺在他著的《大秦帝国》中说：“嬴政创造这一尊号，主观上可能只是为了满足他那迅速膨胀起来的极端自大欲望。客观上却是对长期以来潜藏于人们内心的一种美好愿望的巧妙利用。”

翻开中国的历史，满目可见人们对圣君明主的声声呼唤。这种呼唤就像人们祈求佛祖降福一样，充满了虔诚与由衷的神圣。

既然人们把三皇五帝视作统治者的美好化身，那么，秦始皇将这顶桂冠用法律的形式戴在了自己的头上后，他就为后世的君主们立下了一个高高的标杆：这就是理政能力、教化能力完美结合，是完美的道德与人格、人性与纯熟的治国能力集于一身的最高权力象征。

皇帝制度开两千年来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之先河。

皇帝高踞塔顶，文武百官与天下百姓构成塔基和塔身。

皇帝操纵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又必须服从中央政府。

从秦始皇开始，三王时期的分封制度，开始逐渐被郡县制所替代，从此进入了中国历史的博物馆。

秦王朝的统治虽未能长久，但是，秦始皇创制的若干重要制度，特别是皇帝独尊的政治制度，却对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的演进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大智慧，这是大一统中国的雏形。至此以后，中国大势，虽然合合分分，分分合合，但统一与复兴始终成为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

二、皇帝制度创立后，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秦始皇汲取了战国时期设置官职的具体经验，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与皇帝制度配套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政权机构。

我们可以从官制入手，来看一下秦代国家机构设置的大致情况：

丞相分左、右，是中央政权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

太尉是中央的最高军事长官，协助皇帝处理全国军务。

御史大夫掌管监察工作，协助丞相处理政事。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习称“三公”。“三公”之下设有“九卿”，即：

奉常，负责宗庙礼仪。

郎中令，执掌宫廷戍卫大权，负责统辖皇帝的禁卫军工作。

卫尉，掌管宫门警卫。

太仆，负责皇帝使用的车马。

宗正，管理皇族事务。

典客，主管少数民族事务。

少府，负责山林池泽的税收和宫廷手工业，属于管理皇室私家财富的机构。

治粟内史，负责租税赋役和财政开支。

廷尉，掌管刑罚。

秦汉以降，人们常将秦代中央官制归纳为上述“三公九卿”。然而，事实上，在此之外，秦代还设置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官职，比如博士，“掌通古今”，即通晓古今史事以备皇帝咨询，同时负责图书收藏。

典属国，与典客一样主管少数民族事务，不同的是典客掌管与秦友好的少数民族的交往，而典属国则负责已投降秦朝的少数民族。

詹事，管理皇后和太子的事务。

将作少府，负责宫殿建造。

秦王朝建立的这套中央集权的政权机构，一直被后来的历代王朝所承继。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为了使秦王朝的军政大权能够操纵于一己之手，实现皇帝的个人独裁，同时又要让政府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有效地运作，以加强对国家的有效管理，秦始皇对如何集权、又如何分权，颇费了一番苦心。其中，他对相权、兵权以及司法权，进行了独到的处置。于此，最能看出秦始皇是怎样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

丞相，秦时或称相邦、相国，他的职责是辅佐天子，助理万机，是皇帝以下最重要的官职，有百官之首之称。

秦国的丞相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在此之前，史籍中虽有“商鞅相秦”一类的记载，但此“相”并非官名，像商鞅担任的是“左庶长”“大良造”。自武王任甘茂、樗里疾分别为左、右丞相以后，丞相才在秦国成为正式的官职。自设丞相以后，秦国的一些国君就将军国大事全部委于丞相，以致出现了像魏冉那样擅权的丞相。吕不韦为相国，也是总揽一切军政大权。所以，从一开始，君权与相权之间就既存在着互相依赖的一面，又存在着矛盾斗争的一面：皇帝要依靠丞相处理政务，但丞相又最容易侵犯和削弱君权。

这一点，秦国在初置丞相时就已意识到了，所以它设了左、右二相，其目的就是要分散相权，便于国君的控制。但是，以后的事实证明，以这种方法分散相权，并不能解决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对此，秦始皇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进一步缩小相权。

1．在统一后的秦王朝，丞相仅系文官之长，武事由“三公”之一的太尉掌管。太尉与丞相地位相等，同由皇帝颁予“金印紫绶”。

2．以御史大夫分割相权。位列“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原为秦国所无，系秦始皇参照六国官制在统一后所设。御史大夫地位低于丞相，但他掌监察，又参与处理朝政，对丞相的权力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3．用博士侵削相权。秦王朝博士的地位和作用向来为人们所忽视。其实，博士在秦的政治生活中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类似于顾问和智囊的人物，经常活动在始皇帝的身边，发表各种议论。由于秦始皇特别迷信，所以对“通古今”的博士也就格外信赖。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令朝臣议帝号时，丞相、御史大夫、廷尉“与博士议”gq后才向上回奏。始皇三十四年“焚书”后，博士是唯一有权读禁书的人。所以，博士以其特殊的地位和放谈各色言论，影响秦始皇，影响朝政，从而在事实上构成了对相权的一种侵削。

秦始皇不仅在官制上制约相权，在平日里也对丞相存有戒心。有一次，秦始皇来到梁山宫，从山上见到李斯的车骑仪仗很是隆重，就表示不满之意。谁知道这话后来传到了李斯那里，李斯立刻削减车骑。当秦始皇再次见到李斯的车骑仪仗时，发觉已经减少了，马上意识到是有人向李斯泄露了自己说的话，就下令将当时在场的人全部处死。

秦王朝的兵权，理论上是交给太尉执掌的，然而事实上，秦的太尉形同虚设。据考核，秦代未发现有一人担任太尉之职，在重大军事行动中也从不见有太尉出场。秦始皇始终亲自控制着兵权。

此外，秦始皇又有意抬高廷尉的地位。廷尉为秦王朝最高司法官，深受法家思想影响的秦始皇，赋予廷尉很大的职权，以此威慑百官。如秦始皇二十六年，李斯身为廷尉就能同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一起向秦始皇“上尊号”。由于地位显赫，所以后来当王绾提出分封皇子之议时，李斯就敢于站出来予以反驳。

秦王朝的“三公九卿”制，确立了传统中国政治制度中的一种分权原则。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就这样初步建立起来了。

现在有人将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喻为中国的“三权分立”，这种比喻十分形象、引人注目。不过要注意，这种分散的权力不是最后集中到了国家的手中，而是都集中到了皇帝一人的手中。分权是为了让百官公卿通过互相牵制，更好地服务于皇权，所以也就是为了更好地集权，这和西方的三权分立有着本质的区别。

秦始皇汲取了周朝衰亡的经验教训，主张皇帝与中央政府实行绝对的集权，国家大事最终由皇帝一人说了算。这种做法，对于一个分裂了五百年才又重新统一起来的国家，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秦始皇虽然没有留下什么风雅的篇章，但在皇帝理论以及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上，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政治家，属于开天辟地式的设计师角色。他对中华帝国制度的一系列的草创，不仅继往，而且开来。两千年来，不管后来的政治家如何评价他，但都得遵循他所开创的一系列的制度。在这一点上，说秦始皇是历代帝王的祖师爷，一点儿也不为过。

三、在地方管理问题上，秦始皇也较前人有所创制。

在刚刚统一六国、强化中央集权机构之后，对于辽阔的国土如何进行统治与管理，秦朝君臣展开了一场大的争论。

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一批大臣，认为关东诸侯各国刚刚消灭，地方不靖，燕、齐、楚又距秦王朝统治中心偏远，若不置王不利于统治。为此，他们请求秦始皇将其诸子封于燕、齐、楚等地为王，成为秦王朝的辅翼。

王绾的主张，实质上是沿袭西周以来“封亲建戚，以藩屏周”的制度。

但是，秦始皇却有着与众不同的想法。

秦国的历史告诉人们：在秦昭王初年，由于太后当权，大封宗室贵族和贵戚以及所宠爱的人。除了贵戚魏冉被封为穰侯外，还有昭王的同母弟公子市被封为泾阳君，公子悝被封为高陵君，宣太后的同父弟芈戎被封为华阳君和新城君，当时被合称为“四贵”，造成君权侵夺的局面。到了秦始皇初年，有王弟成蛟被封为长安君，嫪毐由于太后宠爱而被封为长信侯，除得山阳为封地外，“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吕不韦被封为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结果成蛟叛乱后，又发生嫪毐之乱，秦始皇自己差一点因此丧了性命。在除去嫪毐和吕不韦两大势力以后，秦始皇才亲自掌握政权。有感于分封制造成的弊端，他决定否定王绾的建议，不给无功的宗族贵族高级爵位，也不分封子弟为封君。

司马迁说：“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gr

但是，当时主张分封的势力相当大，许多大臣认为王绾的建议是可取的。于是，秦始皇便下令群臣专门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在议论中，廷尉李斯不同意分封，他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gs

李斯从两个方面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

第一，历史的教训。

周文王、周武王曾经大封子弟同姓，后来封国之间日渐疏远，以致相互攻伐如同寇仇，结果周天子也难以禁止。

第二，现实的实际。如今海内统一后，已普遍设置郡县。对皇帝诸子及功臣，只要让他们坐食赋税并重加赏赐就足够了。这样天下无异也才是永久安宁之术。

据此两点，李斯坚决反对分封制，认为重新分封诸侯会削弱皇帝的权力，使国家重新处于四分五裂的混战局面。

秦始皇同意李斯的分析，认为过去天下苦苦争斗，战乱不休，就是因为天下有诸侯王的缘故，分封诸侯是战乱的根源。对此，唐代柳宗元曾经做过具体的分析。

柳宗元认为，在周武王得到全国政权以后，就把天下的土地瓜分开来，封给诸侯，根据封地的大小，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建立了一大批的邦国君长。诸侯邦国真如天上的星星一样遍布各地。诸侯尊奉王室，团结在周天子周围，就像车轮运转时许多辐条都集中在轮子轴心一样。他们集合起来，就一起去朝见天子，或者自己聚集开会，分散开来，在自己的封国内就是保卫朝廷的守臣、大将。但是，下传到周夷王，他破坏了礼制，损害了天子的尊严，竟亲自下堂去迎接前来朝见的诸侯。直到周宣王时，凭着国势复兴和恢复周朝初年的德望，曾一度发挥了南征北伐的威力。尽管这样，周宣王到底还是无力决定鲁国君主的继承人选。后来衰落到周幽王、周平王时代，京都东迁，周朝已丧失了号召天下的威望，实际上它已经把自己降到和诸侯差不多的地位。此后，前来窥伺周朝的九鼎有多重的人有了，放箭射中周王肩膀的人有了，攻击并劫走周王使者凡伯和要挟周王杀死周大夫苌弘的事情也发生了。总之，天下已经反常，都不把天子当天子看待了。此时的周朝已失去统治诸侯的实际力量多时了，只不过在诸侯之上徒然保存一个空名罢了。这就是分封诸侯，以致诸侯太强大而无法指挥所酿成的恶果。尔后，周朝的政治权力就被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十二国所瓜分，到了战国又并成为秦、楚、齐、燕、韩、赵、魏七个强国。周王的权威已被韩、赵、魏、齐这些由陪臣篡夺的国家所分裂，周朝的天下终于被最后分封的秦国所覆灭。据此，柳宗元最后所得的结论是：周朝灭亡的起因，就在于分封诸侯。

秦始皇对历史上分封诸侯的过程以及所带来的恶果是了解的。他让群臣讨论本身即具有教育群臣的意思在内，所以当李斯旗帜鲜明地反对分封制时，秦始皇认为十分有理，他说：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gt

于是，在全国各地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主要表现在：

1．县制的推行。

县制在春秋初年已有，秦、晋、楚等大国往往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一般在国家边境，带有国防的性质。后来随着国境的扩大，国内也开始设县。有关设置的记载最早出现于楚武王时（公元前740—前689年）。秦国在武公时（公元前697—前677年）推行县制。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翼戎，初县之”gu。十一年（公元前687年）“初县杜、郑”gv。到了商鞅变法时，又两次改革县制。第一次在公元前355年，“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gw，将未设县的地方建立县制，或将原来的县划小另行设县，全国设“四十一县”。第二次在公元前350年，“初聚小邑为三十一县”。即将原来的县加以调整、合并，缩小县的数量，扩大县的面积。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县制建设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备并成为秦王朝法定的地方行政制度。

万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万户以下的小县设县长。

县令是一县的最高长官，直接由国君任免。

县丞是县令的助理。

县尉管军事。

县司马管畜牧。

县啬夫管农业。

2．郡制的推行。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即分天下为36郡。以后，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整，全国的郡数最多时曾达到46郡。

郡制的产生晚于县制，它原是县之外更加荒僻之区，组织较县简单，也不及县富庶。地位较县低，故赵简子誓师时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gx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物产的丰富，人口的增多，经济的繁荣，一些地域辽阔的郡就被划分为若干县；而在内地，由于县的数量增多，为了加强和便于管理，也就把郡推行于内地，县的地位降在郡之下，从而形成郡县两级制。

郡制是秦国兼并战争的产物。如：公元前324年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公元前316年灭巴，设巴郡；公元前279年，秦伐义渠，设陇西郡；公元前271年，秦灭义渠，置北地郡；公元前301年，“司马错定蜀”，置蜀郡；公元前278年占领郢都，置南郡；公元前277年，秦取楚国黔中，置黔中郡；公元前273年，秦取南阳，置南阳郡；公元前248年，攻赵，定太原，置太原郡；公元前242年，“伐魏取三十城，置东郡”；公元前230年灭韩，置颖川郡；公元前228年灭赵，置邯郸郡；公元前223年灭楚，置长沙郡、九江郡；公元前 221年灭齐后，置齐、琅琊、东海、胶东、济北五郡；公元前226年灭燕后，置广阳、上谷、渔县、右北平、辽西等郡；公元前214年秦灭南越后，置南海、桂林、象郡；公元前214年，秦伐匈奴，在河套至包头一带置九原郡。可见，郡制的推行同秦国军事推进的步伐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秦国兼并战争的产物。郡县由开初多设置在边境地区，到后来在新占领的地方也均设置郡县，进而全面设置。在县制之后又设立郡制，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就又多了一个层次，这样使中央集权统治就更稳固了。

3．乡、亭、里制度的推行。

县以下有乡、亭、里的设置，这是秦代重要的地方基层组织。

乡，是秦代地方基层组织，直接隶属于县。大致是百家一里，十里一乡。大乡为一千五百户到二千户，小乡为三百户。乡的官吏设置比较简单，只有三老、啬夫或有秩啬夫、游徼以及乡佐。

亭，是和乡同级的地方政府，直接隶属于县，一亭直接管辖的户数有几百户到一千多户居民，并且亭下设里。亭所设的官吏比乡复杂得多，这是因为亭的职责范围要比乡广泛得多的缘故。亭设有亭长、亭啬夫、亭佐、校长、求盗、亭父、亭侯、鼓武吏等。

里，是秦地方政府最低的基层组织，一般说来百家为一里，里有“里正”，相当于后世的保甲长。秦简《法律问答》均不称“里正”，而称“典”或“里典”，这是避秦王政讳而改的。“里正”的职责有：派徭、监督户口、维护本里的治安、协助官吏办乡事、组织生产等。

郡县制的推行，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进步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与管理。郡县制的推行，大大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交流。通过郡县机构，秦王朝中央政府可以统一调用全国的人力、物力，这对于加强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力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郡县制度的推行，使秦始皇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大规模的移民等都得以成功地贯彻与实施。由于郡县官吏的任免权操纵在皇帝的手中，中央通过郡县控制地方，就集中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权力。郡县受中央管辖，对于消除地方与中央的对立，铲除叛乱的祸根意义更加重大。实际上，秦王朝的灭亡是由于政治昏暗、酷刑激起民众的反抗，并不是因为郡县制度不好。今日中国的省县制，就是由秦朝的郡县制演变而来的。

纵观历史，中华民族对大一统制度的抉择，是在一个动态的制度变迁中实现的。

中国历史发展表明，一个君主集权之下的全国统一局面，是古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再三出现的态势。这种发展势头在大禹治水以后，随着各地经济交流的增加而得到了强化。如果说大禹治水时的夏代，还有数万个部落称自己为国家的话，那么在一两千年的兼并战争中，无数的小国逐渐被吞并了。到商代有3000多个，到周代剩1800多个，春秋之初尚有1200个，其中见于记录的约有170个，再经过300多年的激烈兼并，到战国时代就只剩下十多个了。在这个长期的兼并战争中，中国社会发展中逐步走向统一的趋势越来越强劲。

历史发展到战国末年，华夏大地上就只剩下七个诸侯国了。它们在对小国的兼并战争中不断壮大，而且在扩大统治区域的过程中，往往将所并小国及封邑改为郡县，直属国君，这样就使郡县制逐渐取代分封制，成为基本的行政区划，形成一种有别于旧诸侯国的新型统一王国。这说明，大一统不仅成为了广大人民从混乱和战争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唯一出路，而且也是各诸侯国君主争相追求实现的根本目标，并已在行政制度、思想理论上开始有所探索了。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只用了十年时间，就完成了“六王毕，四海一”的宏大伟业。从此，一个广袤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统一帝国就在中国历史上诞生了。秦始皇所开拓的广袤疆域，是在他当时所知道的天下范围内，实现的空前的政治统一，他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基本轮廓。

然而，当时的形势是，秦始皇虽然在军事上统一了中国，但由原来各个国家演变而来的郡县，还保留着各国原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生活的基础，除了因田亩大小不一和车轨不同所造成的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困难以外，更为严重的是，在政治管理制度上还存在不同的律法条文，在文化上还有不同的文字和语言，尤其是，六国原先的思想文化及其人们早已形成的社会风俗文化等等，并不会随着军事上的统一而统一。这种情况，将会成为不久以后诸侯割据和分裂的潜在因素和条件。

为了防止再次分裂，顺应历史和政治对大一统制度的抉择，正式建立了大一统帝国的秦始皇，从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目的出发，以其恢宏的气魄，依托其史无前例的国力和权威，将原来各个诸侯国的政治权力全部集中到了自己的手中，采用郡县制牢牢地掌握了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权。他通过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中实行的官僚制度，形成了一整套高度发达的中央管理体系，并以古今第一帝的始皇帝身份将自己凌驾于政府之上，最终为大一统制度的实现奠定了君主集权和官僚制度统治的组织保证。

杨松华在《大一统制度与中国兴衰》一书中认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国家是一种“制度”结构，它的职能就是生产和出售一种确定的社会“产品”，即安全、公正和秩序。因此，秦统一中国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当时消除了国家分裂的局面，使整个中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关键在于它找到了一套今后在遇到矛盾冲突时，以安全、公正和秩序来调解矛盾的大一统制度，并使其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有效的一整套规则。它使中国古代的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有了长期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与保障。尽管大一统制度的国家政治规则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把其称为宪法秩序，但在实际运行中，它对国家日常生活的权威一点也不比宪法小。大一统制度给中国传统社会提供的一套关于解决冲突的基本价值和程序，使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了稳定而有活力的类似西方现代宪法秩序那样的文明秩序，从而大大降低了大一统制度的运作成本和风险，节约了大量的制度费用，产生了巨大的制度效益。

建立起统一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秦始皇，是用铁血手段铸成大一统制度的雏形的。

除了上述的制度开创外，他的智慧与手段还主要体现在：

第一，推行 “行同伦”“书同文”。

为了从文字和伦理上统一全国，秦始皇依照韩非子在《韩非子·五蠹》中宣称的“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文化统一主张，通过一系列强制手段，推行“行同伦”政策，迫使人们将法家思想作为行动的指南。然而秦始皇所崇拜的这种由道家派生出来的法家思想，与当时在东方六国地区适应家族制度的孔孟正统派儒家学说相去甚远。也就是说，这种建立在文化专制主义基础上的“行同伦”政策并不可能真正统一人们的伦理行为，中国人在伦理行为上的真正统一还得在汉代汉武帝时期才最终得到实现。

文字是思想的物质外壳。要想统一人们的思想，就必须统一语言文字。为了更有效地推行文化统一政策，秦始皇还批准推行一套新汉字的改革方案，把小篆、隶书作为全国通行的字体。这套新汉字是经过李斯、赵高、王次仲、程邈、胡毋敬等人的不断努力，汲取了战国时期各国文字的精华，创造出了笔画相对简单、好学的统一方块字——秦篆与隶书。至此之后，虽然中国广大土地上的方言仍然不同，但是各民族因为有了统一的文字，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也就变得容易多了。

有关中国的方块字对于国家统一的意义，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教授1999年12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行的“金禧讲座”上以“中国文化与科学”为题发表的演讲中，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中国的文字与国家统一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有一个很强的统一趋向。它不像拼音文字，容易出现文随音转的情况，并由新文字的产生而增加国家分裂的可能。从杨振宁先生的这番话语可以看出，秦始皇统一文字对中国国家统一的功绩，具有永远不可磨灭的意义。

第二，统一货币、度量衡。

秦统一中国以前，各地货币非常复杂，各国货币的形状、大小、轻重、成色都不一样，计算单位也不一致。各国原来流行的不同形制货币，显然已经不利于帝国商品的交换，不利于国家赋税的统一征收，归根到底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秦统一后，秦始皇首先废除了六国旧有的货币，将货币铸造权收归国家所有，黄金以镒为单位一律统一使用秦半两钱。

战国时期因各诸侯国长期割据，度量衡制度也各不相同。秦统一后，秦始皇决定把商鞅在秦国所制定的度量衡制度推行到全国。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颁布了统一的度量衡诏书，并规定以后凡制造度量衡器具，都必须刻上这一诏书，以表示采用了新的度量衡制度。国家还严格了对度量衡器具制造的管理制度，规定度量衡器具必须由官府遵照诏书制造，民间不许私造，从而为全国走向共同的经济生活和交流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例如，过去由于战国时期各国车轨的宽窄不同，从而影响了同一种尺寸的车辆在全国的通行。自从秦统一规定车轨的宽度为6尺（古时计量单位）后，全国各地同一个标准尺寸的车就可以通行了，这就极大地方便了全国运输的畅通。

第三，颁行“自实田”法令，确定和保护土地产权。

公元前216年，秦始皇颁行“自实田”法令，推行“使黔首自实田”的政策，即允许地主和自耕农向国家申报私人占有的土地，按亩缴纳租税，以此来取得帝国政府承认其所占有的土地并加以法律上的保护。

应该说，“自实田”法令的颁布，在中国土地制度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一方面，它对土地占有者是一种奖励和鼓励，对于促进他们更好地利用土地起着很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随着这项土地法令的颁布，土地从此可以随意转让和买卖，这又为民间的土地兼并创造了新的条件，从长远看，它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

从当时情况来看，这些土地大多是因为战争荒芜或是曾被推翻的旧贵族的土地，这时由帝国政府正式给予批准，是大一统政权正式承认土地私有产权的开始。而土地产权的确定，也标志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土地所有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确定，并得到了国家政府的保护。在这个法令下，地主和有田农民纷纷自动陈报所占土地的实际数量，并按照政府规定缴纳赋税，有效地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使国家获得了稳定的赋税来源，迅速增强了国家实力。

第四，修驰道、通水路、去险阻、设邮传、大移民。

修驰道，是指修筑可以行车的大道。秦帝国以京城咸阳为中心，向全国各地修筑发散性的驰道。驰道宽300尺，用铁锥将土夯实，两旁种植松树并标明路线。驰道中央是皇帝独用的专路，专路两旁允许老百姓行走。驰道的修成，为秦帝国的统治带来了方便，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实效。它对于古代中国陆路的四通八达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通水路，是指掘通原来由各国修筑的阻塞水道畅通的堤坝和疏浚地处河南的鸿沟，作为水路中心来连通济、汝、淮、泗等河流。在吴、楚、齐、蜀等地，还大兴水利工程，以便于各地的行船和周边农田的浇灌。水上航道和陆上驰道的同时建成，使秦国各地有了发达的交通网络相连接，改变了战国时期各国经济人为闭塞和交通受阻的状态。

去险阻，是指拆除原来各个诸侯国利用险要地形建筑的城池，毁去原来用来分守各国疆土的长城以及为了便于防守而在交通要道上修筑的障碍物，消除了人为所制造的关隘和屏障。这样一方面方便了各地居民的经济和物资交流，另一方面真正去掉了各国贵族再次据险关、修城池、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

设邮传，是指秦政府在交通要道上，每隔30里所设置的“传舍”，在那里置有车马、厨房、宿舍，专为差官信使的过往、换乘、饮食和住宿所用。这一邮传设施，是在当时只能采取人力或驿马传递信息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为快捷的一种古代通讯方法。秦王朝正是应用这一以短途接力的方式传递文书的制度，保证了皇帝的指令能够及时地传达到全国各地。这一制度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世界也是一个实现高速信息传递和管理的奇迹。

大移民，是指秦始皇初灭六国后，迁徙天下豪富12万户到秦国都城咸阳和将一部分人分散到巴蜀等南方各地的行动。这些豪富大多是原来的六国贵族和富商大贾。秦朝建国后，他们还继续在原来他们执掌政权的国家，即秦建立后新建的郡县里，凭借经济上与宗法上的实力，不服从秦帝国的政令，兼并土地和横行乡里，成为同中央政府闹分裂的潜在力量。如果不把他们迁出原居地，他们的存在就会影响中央政府号令的实施，有碍国家的统一。在秦始皇的武力威逼下，他们被迫迁徙到了新的地区。在人生地不熟的条件下，他们失去了往日的权势，也失去了再次复国的力量。在新居地，他们最多只能再次成为新土地上的地主、富豪，而他们原先占有的土地则被分派到部分贫民手里。在这次大移民中，还有不少罪人被遣送到了当时还处于蛮荒状态下的一些南方烟瘴地区。他们在那里传播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对全国经济和文化的统一、各兄弟民族的进一步融合、边远地区的开发等等，无疑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帝国政府在处置上操之过急，在手段上过于强暴，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被迁移者，这些人无疑又成为大秦帝国最激烈的反对者，成为秦末反秦洪流中的一支强有力的力量。

第五，推行文化专制政策。

秦统一六国以后，原六国的贵族和书生仍然依照各国的价值体系，诽谤时政，操纵舆论，反对郡县制，企图动摇秦帝国的专制统治。

为了从思想上加强专制集权统治，秦始皇依照商鞅在秦国酝酿变法时关于“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的主张，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于公元前213年发出如下禁令：

史官所藏的《秦纪》以外的史书，民间所藏的有关医药、卜筮、种树书籍以外的《诗》《书》、百家语，一律限期烧毁；有敢于谈论《诗》《书》的就处死，以古非今的就灭其全家；三十天还不烧毁者，脸上刺字，罚作修筑城墙的苦役。

公元前212年，秦帝国历史上又发生了震惊后世的“坑儒”事件。那些非议时政、诽谤秦始皇以及被认为妖言惑众的460多个方士、学子，其中主要是儒生，被集体活埋，以“天下知之，以惩后”。自此以后，那些未被处罚的学子们，除了改习代表皇帝意志的法令和法家学说，为秦帝国政府的大一统政治服务以外，已没有别的诸侯国家可以前去投奔，也没有别的政治理想可以依托了。

从历史上看，秦国自秦孝公以后的历代的统治者是一贯轻儒的。秦孝公就支持商鞅的反对儒生和儒术的建议，他们把儒书看成是侵蚀社会治安的害虫，主张焚诗、书而明法令。秦昭襄王也是一个轻儒的人，他认为“儒无益于人之国”。秦始皇对诗、书与儒生的成见，不过是继承了秦国先王的“轻儒”政策而已。

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结果来看，他似乎并没有因此达到巩固大秦帝国统治的目的，反而因此失去了民心。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的历史教训：思想文化的统一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它不能靠强制，更不能靠暴力。如果强求一律，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去统一思想，必然会引起民众的不满与反抗。这种结果，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进行了总结。他说：“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秦始皇的文化专制措施，中断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文化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它不但严重扭曲了中国文化的正常发展道路，将其硬性纳入为大一统政治服务的轨道，同时也正因为它所使用的方式简单而粗暴，激化了秦帝国内部本来就存在的各种矛盾，成为大秦帝国覆亡的原因之一。

以上是秦始皇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制度博弈和铁血手段，正是因为上述各项政策和措施的实践与贯彻，一个真正保障统一的中华大帝国才最终能在中国扎下根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秦始皇推行的大一统制度是对春秋战国以来各国政治管理经验的一次提炼和升华。秦统一中国，不但标志着经过了漫长的酝酿和发展时期的大一统制度的正式诞生，更为重要的是奠定了“百代皆行秦政法”的基础，从此，大一统已经成为中国正统的国家形式和制度体系。大一统制度下的中央政府，通过庞大的官僚体系，对全国履行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管理功能，从而把传统中国社会结合成一个结构复杂、组织严密的统一整体，在大一统政府的统治下进行着有序的运动。

历史已经证明，秦始皇的统一措施，除了在建立共同的文化伦理方面没有成功以外，其他制度和做法基本上经过汉承秦制已经被以后的各个朝代所继承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大一统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

然而，由于秦始皇的严刑急政，也由于一项制度在开创时必然需要一定的学费和一定的探索过程才能成熟，大秦帝国在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军事、政治统一任务后，仅仅存留了15年便烟消云散了。如果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认识这种现象，这也是先行者需要付出的必要的代价，它作为一面明镜，对后世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第三节　以法治国从政理念的进一步固化

秦代，是法家理论得以全面实践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实现了“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大帝国，秦王朝执政的理论基础就是法家的以法治国、以刑去刑、事皆决于法的基本思想。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主张用法律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的朝代之一。秦始皇继承前代的法治传统，在法律制度日益完善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政治准则。

1975年12月出土的睡虎地秦简，除了《编年纪》以外，都多多少少地涉及了秦的法律制度。其中，《语书》是公布法律的文告；《为吏之道》是官吏的守则；《法律答问》主要是对刑法条文的运用和解释，涉及《盗律》《贼律》《囚律》《杂律》《具律》等多方面的内容；《封诊式》主要是诉讼程序法规和有关侦查、勘验、审讯等法律文书的程式；其他则涉及行政法、经济法和民事法律关系方面的内容。在《法律答问》中，也有一部分是行政法、经济法和民法的内容。从睡虎地新出土的秦简上看，除了商鞅变法时颁行的《刑律》《军爵律》之外，还有《田律》等三十项单行法规，内容丰富，体系庞大。

公元前 238年，在粉碎嫪毐、吕不韦两大政治集团后，秦始皇便开始着手成文法典的编纂工作，大约到公元前227年以前完成了这项任务，前后共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

从睡虎地新出土的秦简上看，秦始皇编纂的成文法典中主要涉及如下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刑事、民事以及诉讼法方面。

除了商鞅变法时颁行的《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和《具律》之外，还包括新出土的《法律答问》的全部内容。这里涉及犯罪构成、量刑标准、刑事责任、共犯、犯罪未遂、犯罪中止、自首、累犯、数罪并罚、损害赔偿、婚姻的成立及解除、财产继承等一系列理论原则和概念，也涉及诉讼权利、案件复查、诬告、失刑、不直、纵囚等诉讼法的理论原则问题。仅《法律答问》就有一百八十七条，除去二十六条关于法律概念、术语的解释，其余一百六十一条中，有关惩治盗窃的四十五条。属于惩治所谓“贼”的有四十一条。

第二，依法行政方面。

商鞅变法后，秦国家政权的一个根本变化，就是以中央政府统一任免官吏的行政制度，取代了过去的世卿世禄制度。一来历史不允许回归；二来秦统一以后，面对这样一个庞大国家机构和官员队伍，也需要用法来规定各级国家机关的有组织的活动，规范和约束大小官吏的工作行为。在秦简中，有不少类似现代国家的行政法规，如《置吏律》《行书律》《内史杂》《尉杂》等。

第三，用法律来确定兵员和保证军队战斗力方面。

在“诸侯争力”的战国时代，秦国有着重视军队建设的传统。商鞅说：“国之所兴者，农战也。”gy秦统治者通过制定法律，把他们的这一主张具体化、制度化，并以此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秦简中的《除吏律》《军爵律》《中劳律》《屯表律》《戍律》《秦律杂抄》中摘录的其他一些法律条文，都是有关军队建设的法律。这些法律和条文，对服兵年龄、士吏训练、军事检阅、战斗指挥、军队纪律、功劳计算、爵位予夺、军马饲养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如秦国的男子自15岁傅籍以后，随时皆有被征调入伍的可能。据云梦秦简《编年纪》记载，喜这个人在秦始皇三年、四年、十三年曾三次入伍。可见，秦国的每个男子一生服兵役不止一次，当兵的年龄也绝非自23岁开始。正由于秦国有这样的法律规定，才保证有源源不绝的兵源，使秦国的军队数目最多达到百万之众，为统一六国准备了重要的条件。秦统一六国之后，这些法律规定仍然在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

第四，经济法规方面。

法属于上层建筑，它同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一样，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秦简中有不少类似现代国家的经济法规和条款，如《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均工律》等。这些法律对所有制关系、农田水利、山林保护、种子保管、防止风涝、除虫灭害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充分说明秦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

有一种说法：秦王朝重视农业生产而对工商业实行打击。从秦律看，并非如此。对工、农、商之间的地位，秦始皇当然有所侧重，而且他把重心放在“重农”上面，但不能由此得出打击工商业的结论。秦统治者对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也是相当重视的。秦律对手工业管理、劳动力调配、生产计划以及产品规格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从有关规定看，秦王朝非常注意手工业技术力量的保护和使用。《均工律》有这么一条规定：凡是有技术的奴隶，不让他们从事一般杂役；手工业技术奴隶解放之后，也让他们继续充当技术工人。对于商业贸易，在《金布律》等也作了许多保护的规定，这都表明秦统治者对工商业的重视。重农而不轻商，这正是秦始皇的高明之处。gz

秦始皇不仅继承了商鞅变法以来重视法令宣传的传统，主张把法律、法令公布于众，并且通过种种方式进行法律的普及工作，使更多的人知法守法，这就是所谓“宣明法制”。李斯曾提出：“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上则学习法令辟禁。”ha秦始皇同意李斯关于学习法令、宣传法令的建议，明令全国：“若欲有学法令，以史为师。”hb

从新发现的云梦秦简材料来看，秦律包括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但是法律条目简单易懂，如

《田律》六条

《厩苑律》三条

《金布律》十五条

《关市律》一条

《仓律》二十六条

《工律》五条

《均工》三条

《工人程》四条

《徭律》一条

《司空律》十三条

《军爵律》二条

《置吏律》三条

《效律》二十六条

《傅食律》三条

《内史杂》十条

《尉杂》一条

《行书》二条

《属邦》一条hc

为了达到更好地控制民众的目的，秦始皇在朝廷、郡、县等各级行政机关中普遍设置法官或法吏，负责法律的公布、解释、宣传和实施的任务。秦统治者对于法官或法史的要求很高。这些人必须精通法律，各个主管法令的人如果胆敢违背执行法令条文的某项规定，就各按照他们所违背的法令条文的某项规定，来办他们的罪。同时秦法规定，官吏如果不努力学习法律、法令，就不能继续为官。

秦始皇带头讲法，他在巡视各地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宣传法律和法令，让所有的官吏都知法讲法。

在《泰山刻石》说：“训经宣达，远近毕理，成承圣志。”hd就是说，要广泛宣传法制，使全国臣民完全领会，并按法律法令办事。

在《琅琊台刻石》说：“端平法度，万物之纪”，“除疑定法，咸知所辟”he。就是说，制定了统一的法律制度，就有了办事的准则；确定法令，消除疑点，使大家都能遵守而不触犯。

在《芝罘刻石》：“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hf就是说，全面地推行法治，使之永远成为治理天下的准则。

在《会稽刻石》说：“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hg就是说，秦始皇亲自执政以后，开始确定了崇尚刑名，明白地宣布继承秦国以往的规章制度。

秦始皇继承了秦的法治传统，在法律制度日益完善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实行法治的原则。

秦始皇时代，上至军政大事，下至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有法律进行规范。司马迁在谈到秦始皇法律思想的特点时说：“事皆决于法。”hh的确，秦始皇把法看成治理国家唯一有效的工具。封建制度的特点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封建社会的种种法典往往只是封建帝王和封建官僚意志的摆设品，而秦帝国却是法网严密，一定程度上真正实行了法治。

秦始皇不相信人们经过道德教育可以不犯罪，相信只有经过刑罚，人们才不敢犯罪。因此，他主张为了防止犯罪，必须轻罪重罚，以刑去刑。秦始皇采用连坐法，实行家属连坐、邻里连坐、部门连坐等等。秦始皇信奉商鞅、韩非等人的重刑理论，就不可避免地从历史寻找并继承许多残酷的刑罚。

历代都认为秦律酷烈，故激起民叛以至短命而亡。但是，从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简牍中，我们看到了秦法的另一面，那就是以法律管理官吏，要求官吏必须知法、守法、严格依法办事，这对秦的统一及其统一的巩固，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后代历史的发展无疑也具有借鉴的价值。

秦律规定，官吏的选拔要依法进行。官吏作为国家政权的支柱，他们的能力与素质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治的清浊状况，因此秦律特别重视对官吏的选拔，规定了严格的官吏任用条件。

秦律规定，所任官吏必须有一定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尚武功”和“治民事”两个方面。

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兼并战争连续不断，以军功大小授官爵成为秦国重要的任官手段。秦朝统一前后，随着疆土的不断开拓和控制区域的不断扩大，巩固统治就成为秦朝政治的重要内容。相应地，强调官吏“治民事”的能力，就以此来作为任用官吏的重要标准。

在秦朝，为了保证被任官吏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任职能力，秦律规定任用官吏必须有年龄条件和文化程度的限制。《秦律十八种·内史杂》规定：任命官府的佐吏必须是壮年以上的男子，刚刚被登记入户口的无爵位的青年人不能任职。官吏还必须有一定文化水平，才能承担处理政务的工作。

为了防止任官上的随意性和徇私舞弊行为的发生，秦律规定任官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首先，任官要有现职官吏的保举。

为了避免任人唯亲或滥行保举的情况出现，秦律规定保举者要对被保举者负连带责任。《秦律杂抄》规定：如果举荐因为违法犯纪曾被撤职的官吏再度任官，举荐者要受到经济处罚。如果被举荐者犯了罪，举荐者还要负法律责任。

其次，官吏必须经过正式任命才能行使职权。

《云梦秦简·置吏律》规定：如果没有经过正式任命就行使职权或派往就任，要依法论处。

再次，秦律还规定了严格的官吏委任时间。

正常的官吏任免，要在十二月到次年三月底之间进行，如果因为特殊原因官吏出现空缺，才可以随时补充。严密的任免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新任官吏的较高素质。

最后，《秦律》规定，官吏必须依法考核与奖惩。

官吏任职后，秦律规定了严格的考核措施，并根据考核结果决定他们的奖惩与升黜。对于工作业绩差的官吏，秦律制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秦律把考核评比与对官吏的奖惩升降密切结合起来，无疑有利于官吏尽职尽责地搞好本职工作，有利于形成一种竞争进取的氛围，有利于官吏积极性和主动精神的调动，这对促进秦国的统一与政治控制是极有好处的。

除了定期评比外，对于日常工作中出现的失职、渎职、违纪等现象，秦律也予以严厉处罚。对于官吏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行为，秦律的处罚相当严厉。

对于秦朝法律，过去人们较多注意到了它的严酷暴戾、盘剥镇压的一面，而对于其奖励引导官吏兢兢业业，为国效力的一面则认识不足。秦王朝把奖励作为管理官吏的重要手段，对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必然起到积极的作用。秦依法治吏，不仅注重对官吏的选拔培养，而且要求官吏必须精通法律，严肃执法，恪尽职守，公正无私。在严格考核的基础上实行责任追究制，奖勤罚懒，劝善惩恶，这既调动了各级官吏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作效率，保证了国力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也限制了各级官吏的私心膨胀，减少了以言代法，以权谋私情况的发生，体现出了封建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蓬勃朝气与进取精神。严肃法治，依法治吏，促进了秦国的迅速强大和封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这是秦国最终胜出六国，一统天下的因素之一。

今天看来，秦始皇颁行的法律不仅规范类型较为完全、结构较为严密，而且确定性程度相当高，为各级官吏和平民百姓明确指出应该做什么、允许做什么、禁止做什么、要求做什么，并且也有对违犯规范的后果作出法律制裁的具体规定。秦始皇的明法定律，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有其一定的进步性。它对普及法的观念，完善法制体系，提高法在整个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地位，都是很有价值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六章　大一统政治的进一步固化

——高度整合的汉政模式

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而言，大秦帝国对中国政治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创立了大一统政治模式。这套政治模式包括政治观念、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疆域空间以及与之配套而成的社会经济制度、民族心理特征等等。大秦帝国建立者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明显高于起事于草莽布衣的汉帝国的创建者们。换句话说，秦始皇草创的政治制度和治国模式具有开辟性的特点及优势，继秦而起的任何新朝都不可能再在一个短时间内创造出比之更加完备的国家制度与治理的范式。大秦帝国虽然因统治者施政不当而短命夭亡，但其创建的国家政体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不会随着大秦帝国的灭亡而消亡，而且以新的面孔继续影响着继秦而后的新王朝的政治之路。

第一节　周秦二制之比较

周制与秦制，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两大高峰，对中国大一统文明影响至大至深至远。

在大秦帝国建立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之前，先秦制度史已经先后经历了以“共主”为表征的氏族部落联盟共主时代、王权政治时代和基于血缘宗法制度所确立的君主政体时代。许倬云先生在《西周史》中比较系统地揭示出夏商周政治创造者们在三个方面所做出最重要的政治文明成就：一是建立华夏国家；二是建立了封土封民，构筑以“族”为单位的国家共同体的分封制；三是确立了与宗法社会相匹配的完整礼乐制度。这三大成就都在周王朝得到了集中体现，人们亦往往将其视作“周制”的具体内容与表现特征。

“周制”因为其漏洞与弊端无法解决而最终被“秦制”所替代。

“秦制”是通过用“郡县制”替代“分封制”、用“官僚制”替代“贵族制”、用“书同文、车同轨”式的中央集权终结诸侯割据而建构起来的一套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管理方式。

不过，“秦制”的出现丝毫没有降低“周制”在传统中国政治文明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这是因为，源于夏、发展于商、成熟于周的宗法制度与礼乐制度成为中国传统国家支撑制度、运行治理的根本所在。孔子论礼中讲清楚了这个重要性，礼也由此成为历代治国者必须遵循与重视的治国基础与法则。他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hi由于宗法制度与礼乐制度完全嵌入到中国的文化习俗、社会组织以及国家治理之中，全面协调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天地鬼神之间等等的关系，所以，它“就构成了中国宗法社会的基本伦理观念、组织结构和行为准则，也确立了中国文化的传统”hj。

周制创造了周王朝曾经一度的辉煌。以周制为基础所形成的周王朝政权确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是政权与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础的族权相结合的产物。在宗法制度下，族权的权力，一方面来自家族的地位，另一方面来自家族所霸据的天下大小。于是，以封土封民的方式推动家族内部力量霸据天下，并平衡家族内部权力秩序与权力关系，就成为周制政权与族权结合的必然制度选择。但这个制度既是家族霸据天下的制度，也是家族内部割据天下的制度。因为，它是以家族内部族权的自然分化、分立为基础的，而以族权体系为合法性基础的周朝政权是无力用自身的力量去解决这其中的矛盾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这种霸据天下机制与权力配置模式。hk所以，当诸侯割据周朝天下时，各诸侯一面继续遵从周制保证自己势力的合法性，另一面则放弃周制霸据天下的方式，开始探索新的制度，即用郡县制替代分封制，派官员驻守新领地，逐步减少给家族内部力量封土分民，从而逐渐弱化血缘与宗法制度在国家权力组织和国家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这是后来一统天下的秦制得以实践和发展的重要历史与社会基础。

秦制自然源于秦国，但其生成和发展却是建筑在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为赢得统一霸业而展开的各种政治改革和政权建设的实践上面。其中，作为秦制核心的郡县制即是在效法三晋的郡县制实践基础上创设的。hl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秦制是中华早期文明发展中出现的一种崭新的制度文明，因秦国借这个制度一统天下，并将其进一步全面深化与巩固，故而世人冠之以“秦制”。

秦制与周制的使命一样，就是创造大一统的家国天下，但两者的取向完全不同，周制是从族权逻辑出发的，而秦制是从政权逻辑出发的。与此相对应，推动周制成长的背后力量是礼制及其所形成的贵族势力；而推动秦制成长的背后力量则是法家理论以及能够为皇帝管理天下的文臣武将。所以，相对周制来说，秦制无疑是革命性的。这决定了秦制的确立过程，不仅是制度替代的过程，而且是用君王—官僚的权力结构替代君王—贵族的权力结构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终通过秦统一中国，建立皇帝制度得以最终完成。正如周制所形成的家天下有内在的矛盾一样，秦制所形成的家天下也有内在的矛盾。前者的矛盾导致空间上的诸侯割据，后者的矛盾导致了时间上的朝代更替。

从一开始，中国早期政权就是完全建立在家族统治的基础之上的。这决定了秦制与周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性质与基础结构是一致的，即宗法社会。所不同的是，周制直接将宗法社会的宗法制度上升为国家政权建构的制度基础，从而将政权与族权结合一体；秦制没有否定宗法社会与宗法制度，否则，它就不可能确立家天下制度。但秦制政权建构又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宗法社会与宗法制度，最重要的体现就是除了皇帝制度之外，国家不是靠家族来治理的，而是靠人才来治理的，从而使得家族的社会地位不能直接转化其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力地位。这样，基于封建制必然形成的贵族阶级与贵族统治就逐渐被基于人才治理国家所形成的官僚制所取代。秦制正是依靠这样的制度，建立了比周制更具统一性和牢固性的家天下格局。

秦制创造了中央集权的高度统一以及相应的强大皇权，但它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使得秦始皇用秦制统一中国时所追求的“万世一系”变成黄粱美梦。这是因为，秦制在用官僚制替代贵族制的时候，就使得“万世一系”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正是这种家天下的内在矛盾，使得国家权力可以被某一个家族所掌控，但不可能永远掌控在一个家族的手中。国家权力的归宿和掌握一旦失去了血缘与家族的神圣性，国家权力自然就成为全社会的公器，在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社会中，各家各姓都有权染指。中国是百家姓社会，任何一家一姓都拥有掌握皇权的权力与机会，因而谁家在有条件时都可以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挑战，表达“彼可取而代也”的宏志。所以在这套制度与治理体系下，皇权不可能为一家万世垄断，必然是在百家姓之间流转，从而形成王朝更替。不同家族掌握国家权力，就会形成不同的朝代。但掌握皇权的任何一家，要想江山巩固，则必须拼命守住政权，而守住政权的关键，不在权力本身，而在能否赢得天下，而赢得天下的根本，除了人心之外，就是皇权能否赢得既有制度和治理体系蕴含的“正统”合法性基础。拥有了这种合法性基础，既能有效运行制度与治理体系，也能赢得广泛的民心。正是这种独特的政治传统与政治文化，使得传统国家的制度与治理体系，虽依赖皇帝制度而运行，但又能超越皇帝制度而存在，从而成为维系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制度与治理体系。于是，朝代更替就成为秦制家天下的形式。这与诸侯分封与割据的周制家天下形成了鲜明对比。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以皇权统治为核心，以郡县制和官僚制为主干的中央集权体制，并试图用这样的政权体制创造“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格局。然而，秦“二世而亡”。汉承秦制，此后，秦制得以在中国延续了近两千年。从西汉贾谊总结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来看，秦朝早亡的原因，不在于秦制本身，而在秦朝的施政，用贾谊的话说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结果，一统天下的皇皇帝国，不经意间毁于一介草民陈涉之手。显然，秦朝不是亡于秦制，而是亡于暴政。秦的暴政固然与秦制有关，但更与秦始皇施政不施“仁义”有直接关系。秦不施“仁义”，一方面于国家统一之后，亟要用政权力量创立与巩固中央集权的新制度，消除被征服的六国残余势力的反抗，固守扩展好几倍的大国边疆这样的客观政治形势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秦制统一中国过程秉承的法家治国哲学有关，过于强调“法术势”在固权治国中的作用。正因如此，秦亡之后而起的汉朝，继承秦制，但不用法家治国，而是用“黄老哲学”，强调以礼为本，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从而创造了汉初的“文景之治”。在这个过程中，汉承的秦制有意识地吸纳了周制中的礼治体系及其背后的思想与原则。

无论周制还是秦制，都重视人才与制度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不重视宗教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虽有原始宗教，但由于中国是以天地自然的法则来安排世俗权力的，是以宗法伦理来安排人伦关系与世俗生活的，所以，君王治国所要借助的智力支撑，主要不是来自宗教力量，而是来自掌握天下国家之“道”的士人。君王要治天下，就必须将其所掌握的“势”与士人掌握的“道”有机结合。这种治国形态兴起于西周时期的“天人合一”“敬天保民”观，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讨论，随后成为一种政治形态贯穿中国传统政治始终。秦制要得以巩固，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建构起应有的意识形态基础，获得充分的价值合理性。为此，秦始皇选择了法家哲学，汉初王朝选择了黄老哲学。这两套哲学立足点不是民情、民心与民生，而是君王的治国之策，所以，这两次选择都是从统治的需要和政权的巩固出发的，没有更多地从秦制本身如何立足社会，深入人心，融入传统出发。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汉武帝所进行的第三次历史性的努力，即同意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秦制配上以儒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系统。这个意识形态系统，相对于法家和黄老哲学来说，它立足于中国伦理本位的宗法社会，将宗法社会的伦理原则与家天下的皇权统治所需要的治国原则有机统一起来，相互衔接、相互协调，从而形成源于人性、立于人心、扎根社会、贯通国家的意识形态运行体系，创造了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一体的大一统的政治文化。在这样的大一统政治中，皇权真正之“势”，不是来自皇权本身，而是来自支撑皇权的“制”及其背后的“道”。秦制的实际运行者是官僚，在天下太平取决于“势”“制”与“道”衔接有序的大一统政治格局下，官僚队伍的选拔及其管理，就成为王朝兴衰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汉承秦制之后，一方面为秦制选择相应的意识形态系统，另一方面努力为秦制搭建其运行所不可少的选官体系，并力图实现两者的有机协调。

历史研究表明，不论是周制，还是秦制，都建立了相应的官制系统。直接反映周制形态的《周礼》，就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并由此确立了以官制来表达制度体系、国家组织以及治理形态的中国政治传统。在这个传统下，国不可一日无君，同样，君不可一日无臣，君臣一体，是立政安国之本。所不同的是，在周制下，天子和诸侯以下的各官都是世袭的，称为世卿。到了春秋战国，随着士的崛起，世卿制度开始动摇，举贤任能逐渐成为公认的治国安邦之道。秦统一中国过程中所确立的按军功授爵的原则，从根本上摧毁了周制的世卿制，拉开了选官制度的序幕。汉承秦制之后，汉武帝在元光元年（前134年），开启每年一次的“举孝廉”活动，从而使选官成为制度性的安排，这一举动奠定了中国千年选官制度的基础。此后，历朝历代选官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就成为秦制完善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并成为秦制完善性和有效性的关键所在，以至于成为中国传统国家走向成熟的标志，不是皇权在制度上得以巩固的程度，而是选官制度得以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程度。从这个角度讲，隋唐的科举制确立，既标志着选官制度经历了汉代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之后终于定型于规范而系统的科举制，也标志着传统大一统政治所运行的“秦制”也达到了最成熟和完美的形态。辉煌的大唐盛世正是在这样的完美的制度形态基础上形成的。

今天，纵观人类所创设的各种政体以及相应的制度形式，制度得以巩固和完善的关键主要有两个：一是制度能够与外部保持持久的互动关系；二是制度内部自身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与完善功能。由此来透视秦制，不难发现秦制在这两个关键点上都是非常有效的：首先，通过选官制度，秦制既能将其意识形态有效地贯穿到人们的知识体系与日常生活之中，同时又能源源不断地从社会中选拔到既认同意识形态，又具有治国理政知识的为官之才。其次，通过选官制度，将支撑国家体系的三大系统有机整合为一个能够相互支撑、相互塑造的闭合的循环体系。这三大系统就是：官僚系统、意识形态系统以及宗法社会系统。最后，虽然秦制是以皇权为核心的，但由于皇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基于不触犯整个国家的基本制度体系为前提的，使得皇权能够自我塑造，但必须尊重秦制的内在的机理和基本结构。这样，相对于不同时期、不同朝代的个性化皇权来说，具有历史通用性的秦制拥有了一种相对自主性。由此可见，不论从外往里看，还是从里往外看，秦制的结构与运行皆具有内在的精密性，环环相扣，任何环节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整体与根本。 1911年，运行二千年的秦制之所以会被爆发在离京城千里之外的武昌起义所摧毁，并不是起义本身有多大的破坏力，更重要的是因为此前的晚清新政早已把秦制的核心支撑自行变革掉了，这就是1905年的废科举改革以及朝廷对官僚制度的的肆意破坏。所以，武昌起义不过是压垮千年秦制的最后一根稻草。从一定意义上讲，千年秦制最终是在内外力量的作用下自行彻底崩解的，以至于失去了任何复原的基础与可能。秦制历史之长久与秦制崩解之彻底，都构成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奇观。然而，随之出现的更大的奇观是与秦制相伴相生二千年的中华民族并没有因为秦制的彻底崩解而四分五裂，相反，因为有大一统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基础作保障，中国人依然守住国度，依然中华一家，依然能够在历史的大转折中重铸辉煌。创造这更大奇观的力量，一方面是来自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大一统的生存与发展方式；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秦制解体之后的中国创造共和民主所形成的机制与力量。hm

第二节　汉承秦制与亡秦之鉴

公元前206年，经过3年多的反秦战争，大秦帝国这座当时举世最宏伟的大厦，在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为首的各阶层民众的一致讨伐声中，轰然倒塌。

公元前202年，刘邦经过垓下一战最终夺鹿在手，天下战乱渐归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刘邦在汜水北面登临皇帝之位，建国号汉，大汉帝国从此诞生。

为了保证新王朝的长治久安，汉高祖刘邦必须着手恢复大一统帝国的统治秩序。

尽管刘邦是推翻了秦始皇的帝国而称帝，尽管从此之后汉代的史书、官牍把秦帝国描绘得一片黑暗，但是，汉帝国君臣却毫不犹豫地承袭了秦帝国的所有国家制度。

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而言，秦帝国对中国政治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它创立了一套以大一统形式为标志的政治模式。这套政治模式包括政治观念、政治制度、法制体系以及与之配套而成的社会经济体系 。大秦帝国建立者的知识水平和理论水平明显高于起事于草莽布衣的汉帝国的创建者们。换句话说，秦始皇草创的政治制度和治国模式具有开辟性的特点及优势，继秦而起的任何新朝都不可能再在一个短时间内创造出比之更加完备的国家制度。大秦帝国虽然因统治者施政不当而短命夭亡，但其创建的国家政体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不会随着秦帝国的消亡而消亡，而且以新的面孔继续决定与影响着继秦而后的新王朝的政治。

历史发展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汉之法制，大抵因秦。”hn根据云梦秦简提供的资料表明，许多原来以为是汉帝国创建的制度及其有关称谓，原来都是由前朝秦帝国那里传承下来的。“汉承秦制”，确凿无疑。

一、汉帝国全盘接受了秦始皇创造的皇帝尊号及其相应的一整套皇帝制度与帝王观念

皇帝制度与帝王观念是大秦帝国统治模式的基础框架和核心内容。只要这个基础框架与核心内容不改变，新王朝的一切损益、更始、变制，都不具有变革统治模式的意义。这就是说，只要汉帝国的创始人继续实行帝制，汉代的政治制度与治国模式就不会与秦朝差异太大。

二、汉帝国承袭了秦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

汉代基本上沿用了秦朝的职官制度。东汉史学家班固就说：“汉迪于秦，有革有因，举僚职，并列其人。”ho事实也正是这样，秦帝国确立中央集权制度，皇权至高无上，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立法、司法、监察等各种权力皆决于皇帝，从中央政府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一直到地方上的郡守、县令及各种军事长官，其任免权最终决定在皇帝的手中，或由皇帝直接任免，或由皇帝授权上级官员任免。汉帝国建立后，基本上沿用了秦帝国的这一套政治体制，只是在中央政府管理核心的“三公”设置上，略有变动。

大秦帝国后，秦始皇建立了一套以丞相为核心的文官体制。丞相王绾主管全国政务，御史大夫冯劫司职监察百官、廷尉李斯负责法律事务。“三公”均为文职官吏，极似现代西方国体的三权分立，各司其职管理国家。而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功勋卓著的将军们，如王翦、王贲、王离、蒙恬等，虽皆封侯，但似乎并不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除蒙恬将兵30万北逐匈奴，修筑长城外，其他武将似只授爵位与重赏，并不给予实际职权。

汉代承袭秦代官制，其主要职官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长，其职责是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负责管理军事。御史大夫，辅佐丞相，司职监察百官。

汉代与秦代不同的是，太尉取代了廷尉，其位次也有变化：秦的廷尉位居御史之后，位列第三；而汉的太尉晋升为第二，而主管法律的廷尉不在“三公”之列。这一改变可以看出，汉代法制地位下降，军人地位上升。这似乎表明，秦帝国较之汉帝国，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也许在秦始皇看来，一旦消灭六国，“收天下兵，聚之咸阳”，天下则从此太平，不会再有战争，剩下的就是依法治国的事情了。所以，秦帝国的中央集权最高层，没有将军介入。汉高祖刘邦则亲历了秦末的战乱，其政权便是在群雄混战中靠武力争得的。因此，汉家天下一开始似乎更重视军事方面的建设。

经过汉代的继承发展，中央集权的“三公九卿”制度更加严整与完善。汉魏以降，中央机构和国家官制虽然不断在改革与完善，但其基本框架与思路则没有超出秦始皇的设计与智慧。中国传统政治的发展趋势是：中央政府的权力在不断地加强和集中，皇权更加强化，明清两代较之秦帝国更加专制。

三、汉帝国承袭了秦帝国的郡县制度

郡县制是维护中央集权的基本行政区划制度。

汉初，基本上沿用了秦帝国的行政区划。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hp后又在今河套地区建九原郡，在两广地区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共四十郡，郡下设县。

然而，要否定周朝八百年的诸侯封国的体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大秦帝国建国初期，在朝堂之上，关于郡县与分封孰优孰劣，就曾经展开了一场著名的大争论。

丞相王绾等向秦始皇进言说，诸侯初破，六国刚灭，燕国、齐国、楚国地处偏远，不在这些地方设王置藩，就无法镇抚确保那里的治安。他们建议秦始皇仿周朝旧制，分封各皇子到六国各地为诸侯王。

王绾的这个建议，既符合当时人们的习惯思维，也道出了王族和统治阶层绝大多数人的内心想法。

司马迁说：

秦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hq

这就是说，王绾的主张是得到了秦帝国绝大多数群臣赞许的。

但是，廷尉李斯独具异义。他认为：周武王虽然将同姓子弟进行分封，但结果并不理想。诸侯国之间“相攻击如仇雠”，战乱不断，即使周天子最后也不能制止。现在天下既然已经重新统一，辟为郡县，这是长治久安的办法，未可轻易地去改变。至于对于诸公子功臣，完全可以用国家财政的方法去奖赏与安置他们，完全不需要再去重蹈周王朝分封制的覆辙。

最后，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否决了分封诸侯王的建议，他说：“天下共苦战斗不止，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安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hr但是，争论并没有结束，由于人们的利益、立场不同，人的智慧有高低之分，人的政治远见也有远近之别，所以，秦始皇建立的郡县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被人们接受。汉魏至唐，历代争论从未断过。

班固在总结秦亡的原因时这样认为：秦亡的原因是因为“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陈、吴奋其白挺，刘、项随而毙之。故曰，周过其历，秦有及期，国势然也”hs。这就是说，秦王政自己为皇帝，而子弟为普通百姓，在内没有骨肉亲人相辅佐，在外没有子孙党羽之护卫。所以陈涉、吴广不过是暴民起事，刘邦、项羽随后就灭亡秦帝国。所以，有人说，周朝能够延续数百年，而秦帝国只能维持几十年，就是因为其国家体制分别实行了分封或者郡县制度的原因。

早在公元前206年刘邦、项羽灭秦之时，楚霸王项羽有绝对实力再次统一天下。但是，由于深受分封制的影响，他不愿意做秦始皇重建一个统一的帝国，同时又顾忌现实，知道也不能再回归实行周王朝的王政，于是，项羽决定调和现实，折中古今，选择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行了霸王支持下的封王建国。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然后，他将剩下的天下分封给在灭秦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十八个诸侯王。项羽的这种分封建国，表面上看兼顾到了当时的历史传统、政治实际情况以及人心的取向，但是这种不伦不类的政治模式根本就不可能长久。它既不优越于秦始皇创建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也没有周王朝分封时的那种大气和王气的约束，而只是一个松散的暂时的独立政治联盟体。很快，当项羽的军事实力虚弱之际，便是各诸侯王重新开战之时。

公元前202年，当刘邦最后战败项羽建立汉家天下后，他借鉴秦始皇因郡县而亡、项羽又因分封而灭的教训，调和二者，采用了以郡县制为主、封国制为辅的政治模式。很快，他又翦除了异姓诸侯王而以刘氏同姓诸侯王代替之。

刘邦以为，如此天下就能永享太平，然而，那也仅仅是一厢情愿。刘邦一死，先是吕后杀刘姓王，封吕姓子弟为王，后有周勃等人以非刘姓为王“天下共伐诛之”ht为由，发动宫廷政变，杀吕姓，立刘姓为王。然而，没过多久，这些刘姓的王子皇孙们，小者违法乱纪，荒淫无度，大者图谋不轨，犯上作乱。惠帝、文帝、景帝时期，诸侯王叛乱不断发生。

文景之时，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这两个刘邦的子孙虽有反吕之功，但因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刘襄为帝的打算，所以汉文帝即位以后，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刘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刘兴居于文帝三年乘汉文帝亲自领兵攻打匈奴的机会，发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于是，汉文帝趁机废除了济北国。文帝六年，淮南王刘长谋反，被废徙蜀，死于道中。

继承汉文帝皇位的汉景帝，同样每天都在应付危局，最后还是爆发了“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以刘邦之侄吴王刘濞为首，联合其他同姓王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足以撼动国本的大叛乱，起因是汉景帝和晁错欲削他的会稽和豫章两郡。刘濞就乘机串通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联合发动了这场叛乱。

刘濞发兵20万，号称50万，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联络，“以诛错为名”hu，举兵西向。叛军顺利地打到河南东部。汉景帝惶恐，杀晁错，希望刘濞退兵。刘濞不仅不退兵，还公开声言要夺取皇位，直到此时，汉景帝才决心以武力平叛。他命太尉周亚夫与大将军窦婴率军，以奇兵断绝了叛军的粮道，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大破叛军。刘濞逃到东越，为东越人所杀。其余六王皆自杀，七国遂皆被废除。

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基本改正了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所产生的弊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叛乱平定之后，汉景帝痛定思痛，下决心效法秦始皇废除分封，把行政区划体制又完全恢复到原来秦始皇制定的框架中来。到汉武帝时，通过颁布推恩令，将诸侯王的权力进一步分散。这之后，汉代才最终完全承袭了秦代的郡县设置。

四、汉帝国继承发展了秦帝国的官吏选任制度

秦国官吏的选任主要有荐举与征召两种方式。

所谓荐举，主要是中央与各郡长官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国君推荐人才。

所谓征召，即是对全国特别有名望的人才，由皇帝派专人去聘任。

《史记》中说，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hv。叔孙通因为文章和学问，被征召为待诏博士。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除了继续使用上述两种方法外，特别注重通晓法律和绝对服从皇帝意志的人才。

汉初，统治者完全沿袭了秦帝国的人才选拔方式。刘邦曾于汉十一年下诏：“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hw文帝时，下诏举贤良方正。武帝以后，又有秀才、孝廉之选。

但是，由于西汉至武帝时儒家思想开始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的意识形态，选官制度因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缺乏了像秦帝国时期那样的法制化，任人唯亲、任人唯私的现象开始抬头，其结果如何，不再像秦朝那样要严格受到法律的追究。

五、汉帝国沿袭了秦帝国的监察制度

秦帝国建立了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府，亦称御史大夫府、御史大夫寺。御史府的主管是御史大夫，其职位相当于副丞相，具有皇帝秘书性质，并有监察百官之责。秦始皇时代，御史大夫还拥有司法审判之权。《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另外，秦御史府中还设有御史中丞，直接辅助御史大夫监察百官。

秦统一后，在郡一级普遍设置了监郡御史，监郡御史隶属于御史大夫。他的主要任务是代表皇权监察地方官吏。由此可见，秦朝已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置御史司监察，并置御史大夫府为中央监察机构，这标志着秦朝以御史制度为主体的监察制度已经确立。

汉代的监察制度与秦朝一脉相承。

在地方，汉高祖刘邦放弃了对地方的监察。“秦有监御史，监诸郡，汉兴省之。”hx然而这一废置，导致了地方吏治的日趋腐败。鉴于这样的教训，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汉帝国又部分地恢复了地区御史监郡的制度。

汉武帝时期，废除了监郡御史，改为设立十三部刺史，驻当地专司监察地方。

班固说：“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hy

十三部刺史皆隶属于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府，有御史中丞具体督管，在地方设有固定治所。十三部刺史的设立，虽然改变了秦代地方监察头绪过多，不利于上通下达的问题，也造成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十三刺史权力过大；一人掌握几个郡官员的生杀大权，容易产生腐败和冤案。

由于御史大夫常因身兼副丞相职务而忙于政务，行政权日重，检察权日轻。而名义上属御史大夫领导的御史中丞因为和皇帝接近等特殊原因成为皇帝的耳目，不仅一般地承担纠察百官的任务，而且可以受皇帝之命监察其上司御史大夫，逐渐演变成为专职的最高检察官。

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监察组织发生变化。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后，不再担任监察的任务。与此同时，御史台作为独立执行监察的职能机构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标志着监察权开始同行政权分离。

总而言之，帝国的监察制度始于秦始皇，经过汉代的承袭和完善，趋于成熟。其后，虽经两千多年各朝代的损益，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很多合理的东西甚至一直沿用至今。

六、汉代还承袭了秦朝的赋税制度

秦始皇统一后，对赋税制度进行了统一和改革。公元前216年，命全国各地自报占有田亩数目，即文献记载的“令黔首自实田”hz制度。这是我国历史上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登记制度的开始。民众有纳税，服徭役、兵役的义务。

汉代承袭秦朝这一制度，并发展成一套完整的封建管理制度和赋税制度。秦帝国的《田律》《仓律》和《徭律》，主要征收田赋、户赋和口赋。汉朝在这三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田租税律》和《盐铁税律》等税收法规。另外汉代实行了编户齐民制度，登记人口，加强对全国各地的人口管理。这种制度，更加有利于国家对农民征收赋税和徭役。

汉高祖刘邦建国初期，曾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改秦代田租十税一为十五而税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统治者又将田租恢复为十税一。汉惠帝即位后又恢复为十五税一。汉文帝二年，为了鼓励农民生产，减收当年天下田租之半。此后，由于实行重农积粟政策和募民入粟赐爵政策，国家掌握的粮食大大增加。汉文帝于十二年再次减收天下田租之半，十三年又完全免除民田的租税，以鼓励农业生产。到汉景帝二年又恢复征税，正式规定三十税一。到了东汉光武帝初年，田租又恢复为十税一。

总的看来， 汉代承袭秦代的赋税制度，并发展为灵活的征收方式，以适应国家发展和朝廷政策的需要，这是一个进步。

七、汉帝国基本沿袭了秦帝国的礼仪制度

在中国古代社会，礼仪制度是区别上下、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历史条件下，用礼仪制度来区别和规范官员之间的身份与交往的方式往往显得十分的重要。因为，在人们看来，享受不同的礼仪是一个人的权力、地位、尊严以及富贵荣华的特殊象征。

历史的事实是最好的答案。

汉代的礼仪制度基本上沿袭了秦朝制度，即使有所损益，其基本原则也毫无变动。

大秦帝国建立后，为了显示气派，区别尊贵，秦始皇为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制定了一整套规模宏大的礼仪制度。汉代秦后，对于秦帝国的礼仪制度在艳羡的同时，统治者基本上采取了照单全收的政策。

班固说：“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又说：“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说而叹曰：‘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ia可见，汉帝国建立后，君臣尊卑的朝堂礼仪、宗庙礼仪、宫室制度以及宫廷内部的繁琐礼仪等皆沿袭秦朝。司马迁为此总结道：“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更。”ib

八、汉帝国对秦帝国的法律、德运、历法、风俗等也都加以承继

汉初七十年法律，多依秦旧制。顾炎武说：“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ic陈寅恪说：“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采入法典。”id据史料记载：汉丞相张苍好律历，专门遵用秦朝的《颛顼历》。他“以为汉乃水德之时，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ie。

汉朝的风俗也沿袭了大秦帝国。西汉思想家贾谊、董仲舒等人都认为：秦朝的“遗风余俗”，在汉朝皆“犹尚未改”。其实，汉帝国本来就是从秦帝国脱胎而来，时间距离又不太长，生活习俗、风俗习惯沿袭秦朝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if

总的看来，汉帝国对秦帝国的继承是一种全方位的继承，也是一种发展性的继承。这种继承的特点表现在：秦开其端，汉总其成。秦帝国虽然夭亡，但其灵魂犹存，通过大汉帝国之身，它又变相地得以复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大秦帝国就如一只涅槃的凤凰，在经过一场血与火的战争考验后又再次以汉帝国之身得以再生。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秦帝国的夭亡，主要不是因为其政治制度、文化、理念、治国模式的错误导致，而是最高统治者的个人行为之失所引发。因此，汉承秦制是西汉统治者的一种明智的选择。通过继承前朝的一切优秀、合理的东西，汉王朝迅速迎来了它的盛世。

汉承秦制具有系统性。大到政治制度、治国模式、疆域区划，小到许多具体的习俗、礼仪、文字、度量衡等等，基本上采取是全部的拿来主义。这表明，从秦至汉，整个政治制度及其社会文化体系是一种比较完整的继承关系，在一切主要方面都没有发生断裂。继汉之后，魏晋又承继汉制，以后，隋唐宋元明清各代一脉相承，“秦政”历经二千年而香火不断。

汉承秦制，或有改良，或有发展，主要还在于继承。自秦汉而后，历代王朝代代相传，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更加牢固，疆域更加辽阔，经济实力提高，人口数量增加。汉之后或有短暂的分裂，终归一统；或有偏远异族的入侵，终被汉化。

由此，一个问题就必须做答：大秦帝国灭亡了吗？我想，如果抛开宗法观念上的家天下尺度，或嬴氏，或刘氏，或曹氏，或司马氏，或杨氏，或李氏，或赵氏，或朱氏，或爱新觉罗氏，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的中华帝国，随着时代的变化，经历了不同姓氏皇帝的统治，一直在不断完善、发展、富裕、强大。直到近代西方文化独领世界风骚，中国被迫被纳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圈后，中华帝国才像步履蹒跚的老人一样在1912年从形式上宣告寿终正寝。但是，它所引领的中华政治制度、治国理念、法制文化、大一统观念等依然存在，并且在激励中华民族挺起腰杆去实现新的伟大的复兴。

人生有起伏，国家有兴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ig时至今日，大一统的中国，面临着又一次崛起的机遇，它必将以一个全新的，前所未有的姿态，重新崛起在世界的东方，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列，给世界和人类带来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在前人开辟的事业的基础上，大国之梦不再遥远。

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时，历数了项羽的罪行有十条。汉代的统治者以及汉代思想家对秦政的指控也有十条之多。千百年来一提到秦政，好像一个凶神恶煞立刻出现在面前。这同汉人对秦始皇过多的指控和渲染有关。

一曰“繁法严刑”。刘邦召来各县的父老豪杰等，首先宣告秦朝的“繁法严刑”。他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ih汉初的贾山说：秦“不笃仁义，故天殃已加矣”ii。扬雄说得更明白：“秦王之法度负圣人之法度，秦弘违天地之道，而天地违秦亦弘矣。”ij贾谊也说：“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ik对秦的刑法作必要的批评是应该的，但这里是一概抹杀，对秦始皇完备法制，“一断于法”的方面不加应有的肯定也是不妥的。

二曰“赋敛无度”。贾谊指出：“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il班固指出：“至于始皇……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而溃畔。”im这的确是秦始皇的一大失误，打了那么多年仗，急于事功，造成民穷财尽，这也是秦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曰“徭役繁重”。班固指出：“秦王贪狠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秦始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in‘至秦……’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io

四曰“刑罚酷虐”。晁错对秦始皇的评论是：“法令烦僭，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ip贾谊也说：“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iq

五曰“暴兵露师”。主父偃评论说：“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ir汉人对秦始皇穷兵黩武的指控甚多。严安评论说：“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者，穷兵之祸也。”is伍被也指出：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it。这种指责也有点过分。秦在统一中和统一后，有些战争是必要的，也有一些是不必要的，但大多数是必要的，是一种争取和巩固统一的战争。

六曰“吏治刻深”。贾谊在评论秦始皇的吏治时说：“吏治刻深，赏罚不当。”iu晁错说：“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iv还说：“秦始乱之时，吏之所先侵者，贫人贱民也；至其中节，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涂，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亲疏皆危，外内咸怨。”iw范阳人蒯通对范阳令说：“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停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ix

七曰“废先王之道”。伍被评论说：“昔秦绝先王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iy董仲舒评论说：秦“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iz。贾谊评论说：“秦王怀贪鄙之心……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ja这一点，最值得研究。所谓“先王之道”要作具体分析，有的是符合时代需要的，有的则不是。秦始皇的“废先王之道”不少是有益于统一和社会进步的，不应否定而恰恰应加以适当肯定。

八曰“焚百家之言”。贾谊评论说：“及至秦王……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jb焚书坑儒尽管主观上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使用的方法是粗暴和残忍的，后果也极坏，当然不足取。

九曰“多忌讳之禁”。贾谊说：“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jc在秦始皇时代，忌讳甚多，忠言还未说完，却已经被杀戮了。忌讳多所带来的恶果是：忠贞的臣子不敢向他劝谏，智慧的士人不敢为他谋划，天下已经大乱，皇帝还不知道，实在太悲哀了。这可能点到了秦始皇的要害处，也是他的悲剧之所在。

十曰“足己不问”。贾谊说：“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jd认为秦始皇居功自傲，自我陶醉。司马迁评论说：“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之与侔。”je秦始皇自以为功劳比五帝还大，领土比三王还广，司马迁认为秦始皇如此和三王五帝相比，是不知羞耻之事。

以上十条是汉人的公论，其中涉及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方略、政策原则和具体操作等，几乎包括了秦政的各个方面。既然汉从亡秦而来，总结亡秦之鉴虽然有过度之嫌，但也可以理解。

大汉帝国是在明确借鉴秦帝国的政治得失的情况下才取得巨大成功的。

大秦帝国是中国君主专制的初次实验，它虽然庞大与辉煌一时，但毕竟短命而亡。这面明镜，一方面在提醒后代政治家们要以大秦雄风为榜样去续写历史的辉煌，另一方面更提醒他们要注意去研究总结秦短命夭亡的血的教训，避免历史覆辙重蹈。

亡秦之鉴的教训是深刻的，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

汉高祖刘邦目睹了秦帝国大厦坍塌的全部过程，他本人即是它的最成功的破坏者之一，因而，这位汉帝国的创始人及其后代继承者就更有一番痛彻肺腑的体会与见解。这样，在汉取代秦后，汉帝国的统治者们就在继承秦政的同时，又特别借鉴秦亡的教训，在如下方面特别加以了调整。

（一）马上打天下，不再用马上治天下。由法家一尊变成儒、法两家并驾齐驱，甚至是儒家一花独秀。

大秦帝国执着于倡导与实施绝对君权的法家学说。从公孙鞅开始，法家治国就逐渐成为秦国政治的绝对发展方向。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是在长期大规模战争洗涤后采取与民休息、恢复经济的政策，而是将法家学说在政治上推向了极端。它“别黑白而定一尊”，一切“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jf。到继任者二世皇帝时，更是把法家学说发展为“督责之术”，使法家学说的负面效应发展到了极致。“秦任刑法不变，足灭赵氏。”jg大秦帝国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充分表明，把法家作为国家唯一的政治统治思想是件行不通的事情。血淋淋的教训教育了大汉统治者，要想在夺取天下后达到长治久安，就必须要补救秦朝暴政之弊，社会更需要休养生息。因此，汉初统治者一改秦单一的以法家治国的办法，在思想文化统治上面动用脑筋，采取了相对宽松的统治政策，以黄老思想居支配地位，杂以其他各家有用的主张，多元并存，诸子百家学说遂又呈现出复兴的趋势。

汉武帝时，社会经济充分发展，国家统治已经稳定下来，探索一套长远有效的治国思想的任务便被提上了日程。在这种情况下，大汉帝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的准则被法律化并得到了其后历代王朝的支持与采用。以此为标志，阳儒阴法，儒法并用的霸、王道之术就成为历代统治者执政的二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秦皇以“焚书坑儒”而失败；

汉武以“独尊儒术”而成功。

事实上，无论秦皇还是汉武，其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要禁绝异端，统一思想，维护统治者的绝对权威，以让自己的皇朝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不过，手段不同，效果也就大相径庭。秦皇以暴力高压而败，汉武以“学而优则仕”的利诱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二者出发点并没有差别，只不过是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在这里起了绝对的作用而已。

（二）君主权力应当适度制约。

阿克顿（Acton）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jh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权，把国君的权力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失去任何约束力的权力，必定是滋生腐败的肥沃土壤。统一六国前，嬴政尚能以法行政；六国一统后，他便变得意得欲从，刚愎自用，滥施国家的权力。结果，他无所顾忌，任意妄为，“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ji。“二世皇帝，势为天子，富有天下……然纵耳目之欲，穷奢靡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jj绝对的权力让秦皇父子把人的残忍自私、欲壑难填等劣根性的一面肆无忌惮地展现了出来。“政者，正也。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身正，有令必从。”jk君王权力的无限滥用，不仅让下层民众在水深火热的境遇中无法再生活下去，而且让统治阶层也人人自危，恐惧不知明日所终。君权的无限滥用的结果，一是让始皇帝断子绝孙；二是导致秦帝国基业灰飞烟灭。

大秦帝国短命而亡的教训深刻地教育了后世历代执政者，他们鉴于秦亡之惨烈，从汉代开始，政界人物与思想家便开始寻求出路，在绝对维护君主权威的条件下，用“天命”与道德观念来教育与约束君主，从而让天子认识到“天命无常，唯德是辅”的准则，让他们明白“百姓，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深刻道理。从而不敢去无限地膨胀个人的野心与私心，从而防止因君权走向极端而导致国家政权的彻底失控。

这样，从汉代开始，周文化又逐渐开始复兴，用儒家思想治国便被统治者提上日程并最终固定下来。

汉代大思想家董仲舒在君主之上，抬出了“天”的概念。他指出，君主是上天安排来统治万民、管理天下的。但是，他的行为只有在体现天意的条件下，才能得到上天的庇护；否则，悖逆天意，便会导致天怒人怨，从而让自己的统治走向灭亡。董仲舒用“天人感应”的学说，用阴阳谶纬的技巧，让统治者相信天命，惧怕天威。

客观上讲，董仲舒的这套“君权天授”主张，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是深远的，历代正史中层出不穷的《五行志》《灾异志》《祥瑞志》等等的记载，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历代大臣也往往以“天谴说”为武器，利用大自然的灾异来警戒皇帝，让君主们去节制个人的私欲，努力做到亲贤臣，远小人，轻徭薄赋，赈灾安民。事实上，翻开一部二十四史，其中的记载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因为惧怕天威，对大臣们的劝谏还会加以考虑或者接受的，这对限制君主行政的随意性、无序性、野蛮性，改善王朝政治，稳定社会局面，发展农业生产等等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鉴于秦朝皇帝蔑视道德的错误做法，董仲舒主张用“天人感应”说去有限地限制君主外，还主张皇帝不仅是天下万民之主，而且应当以道德修身，成为天下万世的师表。这种主张也为自汉代以后历朝统治者所接受。自汉代开始，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后继者的培养与教育。 他们往往严格选拔教师，挑选学伴，指定教材，力图使皇子从小接受封建的正统教育。这种把君主的个人修养、品德与行为看作天下万民的表率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方面的做法，显然是封建统治者聪明地汲取了秦亡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努力避免因自己权力失控而可能给皇家与王朝带来的灭顶之灾。

（三）民本思想得到有限的回归。

在我国历史上的周文化中，以民为本的思想占着一定的地位。

战国时期，齐国大政治家管仲就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jl

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主要代表人物孟轲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jm

秦国统一六国前夕，吕不韦组织门人撰写《吕氏春秋》，主张集各家力量，形成一个新的治国模式。

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明确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jn只不过，由于他与秦王嬴政的个人恩怨与治国主张的分歧，在他死后，他的主张徒成一纸空文而已。

以民为本，就是要执政者关心民众的疾苦，重视民众的力量，保护民众的生活稳定与个人幸福的获得，以争取得到民众的拥护。

秦始皇父子完全无视民众的意愿与存在，不顾百姓的死活，自以为大权在握，就可以无法无天，随心所欲，结果，事物的发展必然走向反面。据司马迁记载，始皇父子为所欲为的结果是“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jo。这种不顾人民死活的做法，终于导致百姓揭竿而起，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便迅速被民众反抗的熊熊烈火所湮没。

秦亡的教训，给后世执政者以极大的震撼，让他们不能不加以警戒，不得不对民众的力量与作用重新加以认识，从而在心目中给民众以应有的地位与重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jp的理论与主张，从此得到历代士大夫与执政者们的接受与认可，让他们在施政中注意关怀民众的疾苦问题，从而使自秦朝断代了的民本思想从此得到了有限的回归。

汉初，政论家贾谊在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时就特别认识到了民本思想的重要。他认为：“闻之于政者，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jq自汉高祖刘邦开始，历代有为之君无不把安定民生放在关乎朝代盛衰兴亡的高度上加以考察。从而在一定范围内与不同程度上制定与实施与民休息、发展经济的政策，让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据《史记·孝文本纪》中记载，汉文帝在位时，“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汉文帝原准备修建露台，但经过工匠计算，要耗掉百金之费，考虑到这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家产的耗费，他就果断地停止了这项工程。这位以节俭著称的汉代帝王，还多次下令减免百姓的赋税，给民众以更多的休养生息的时间。他的继承者汉景帝，也效父风，重视民间疾苦和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工作，结果，中国历史上的汉盛世——文景之治由此开创。

在中国历史上，汉唐往往在史家的笔下联结在一起。这是因为汉唐盛世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两大高峰。

唐帝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与其缔造者唐太宗李世民以秦、隋之亡为鉴分不开的。

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循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jr

秦皇只顾个人享乐而压榨百姓、导致亡家亡国的教训被唐太宗当成了一面镜子，这是大唐能够迅速开出盛世，气象宏大的原因之一。

秦皇以民众为刍狗，结果民众以秦皇为仇雠。唐宗以民众为动力，民众以唐宗为共主。以民为本还是以君主为本，国家成败，皇朝安危一系于此，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启示。

（四）对待边疆民族由武力相逼转变为和亲羁縻。

秦始皇统一中国，认为“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过大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js。对于不臣服的边疆民族，秦皇采取了武力征服的单一手段。当时，秦始皇派蒙恬将兵北去击匈奴，修筑万里长城；南使尉屠睢率楼船之士征伐南越。

“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jt崇尚武力，敌视和轻视少数民族，不惜代价地用战争手段加以打击，严重动摇了大秦的国本，这是导致秦帝国迅速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汉代秦后，统治者总结了秦朝在民族政策上的教训，确定了对少数民族的团结政策。汉唐虽为中国数千年两大盛世朝代，但统治者并不主张动用国力，用武力去逼迫边疆民族，他们往往采取和亲团结政策，达到内省民力，外让边疆民族政权倾心相服的效果。此后从汉至清，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的和亲团结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稳定、长期而有效果的。昭君出塞、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亲，清代皇室与蒙古王公的联姻，等等，都是在借鉴秦亡教训中制定出来的明智政策。

第三节　“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霸王道杂之”是汉宣帝刘询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

据《汉书·元帝纪》记载：“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这里就直接提出了汉代的治国方略——“霸王道杂之”。

宣帝虽然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治国方略，而事实上，“霸王道杂之”这样的思想从刘邦夺取天下时就已经有萌芽。

刘邦虽是武人，马上夺天下，但从夺天下时就不自觉地兼用霸、王之道。

皇甫谧在《帝王世纪》说：“观汉祖之取天下也，遭秦世暴乱，不偕尺土之资，不权将相之柄，发迹泗亭，奋其智谋，羁英雄鞭驱天下。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义成，或以权断，逆顺不常，霸王之道杂焉。”

虽然其后在惠帝、高后、文、景之世一方面皆实行黄老无为之治，重长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学在汉初销声匿迹。另一方面，“汉承秦制”，法家思想一直在政治实践中继续发挥作用。

事实上，从汉初开始，儒学就在民间开始逐步复兴。汉初统治者不断地受到儒家经典的熏陶，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化。

刘邦登上皇帝宝座后，不断在反思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他在执政过程中，对儒学和儒生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事例就是他起用儒生叔孙通制定朝仪，确立君臣尊卑秩序；任用叔孙通为太子太傅，将培养汉室接班人的重任交给了儒者；礼遇儒家创始人孔子，“汉十二年，过鲁，以大牢祠孔子”ju；晚年还曾写《手敕太子》的诏书，追悔自己过去对待儒学的错误态度，承认自己“追思昔所行，多不是”jv。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国家的时新派政策以更强有力的形式出现；一个虔诚的《道德经》是很难赞同国家朝积极的和扩张主义的政策方向作明显的转变的”jw。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刘彻接受儒者董仲舒的建议，明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将儒学作为治理国家的理论，使儒学成为汉代统治者的指导思想。汉武帝提倡儒家孝道，注重以儒家的道德标准选拔人才，重视教化。从汉代开始，尊儒政策成为此后两千多年历代封建王朝意识形态的模式。

与此同时，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汉武帝除用德治外，还必须使用法治。在汉代政治文化整合过程中，以黄老、法家、儒家为主要派别的诸学一直进行着复杂的文化调整与整合。

汉武帝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儒法并用者。他内虽多欲，却注重外施仁义，追求霸主吏事却又注意缘饰以儒术。这样，在他那里，儒为外饰，法为内行；儒为虚用，法为实制。他采纳董仲舒的“举孝廉”的建议，实行察举制度。元光元年，下诏“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元朔元年，汉武帝又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则英俊宜可得矣。”jx在长安设太学，由郡县选择十八岁以上仪表端正、爱好儒学、尊敬长者、遵守法令、行为恭顺的五十人为博士，由五经博士讲授儒家经典，“一岁皆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jy。这样，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都得学习经学，儒学从此成为汉代的统治思想。

另外，汉武帝又不断强化法律制度，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对法术酷吏的信用和放纵也于汉为烈，他“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颁布了苛刻的刑法，“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jz。

有一次，汉武帝招来文学儒者，对着儒生们大谈要准备怎样推行儒道，而这时憨直的汲黯给武帝当面顶撞一下：“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武帝“怒，变色而罢朝”ka。原因就是汲黯说到了他的痛处。这里的“内多欲”乃武帝与法家心理上的共振，“外施仁义”是武帝对儒家的思想上的采用。武帝名曰尊儒，但所信用的乃张汤、杜周、赵禹一班文法酷吏，这些人以经术古义附会当今狱事。即使他所器重的董仲舒、公孙弘、儿宽，虽为儒者，但也是因为他们“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所以，“天子器之”kb。司马迁对当时的情况描述得更为详细。他说：“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以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当是之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而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kc

这也难怪汉武帝，因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儒家的文化政策远不及发家的严刑苛法来得更为立竿见影，见效迅速，“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体制背景之下，道德和法都不过是统治者的为政之具而已”kd。

范文澜说：“武帝表面上尊崇儒家，实际上杀人很多，用的是法家的刑名之学。《公羊传》说：‘君亲无将，将而被诛。’意思是说，臣子对君父不能有弑逆的念头，如果有的话，就可以把他杀死。这个论点很合乎武帝随便杀人的意思。”ke

实际上，对于汉武帝阳儒阴法的这一套做法，历史上很多学者都看得一清二楚。司马光直批评“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但他同时也肯定汉武帝“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认为这就是“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秦以之亡，汉以之兴”kf的根本原因。司马光之论，一分为二，客观精当。

到了汉宣帝时期，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更是自觉地奉行“霸王道杂之”这一汉家制度，进一步实现霸道与王道的相互配合。

宣帝少时，受《诗》《论语》《孝经》，因卫太子好《榖梁》而崇其学。他承武帝而尊儒，“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kg，“招选名儒俊才置左右”kh。不仅继续擢进经术之士，而且亲自主持、参与经术活动，曾召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榖梁春秋》博士。宣帝显然充分认识到经术在道德培养、文化教育上的功用和价值，并乐于推行此道。他统治时期，儒生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将国家政治生活领域全面地向经术开放。在他看来，经术自有其划定的适应范围，它不能够也不应该对文法刑政越俎代庖。宣帝在政治上并不纯用儒生、儒术，他因太子“柔仁好儒”，而欲用“明察好法”的淮阳宪王，“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ki关于淮阳宪王，《汉书·玄成传》说他“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为嗣”。同书《淮阳宪王刘钦传》说：“宪王壮大，好经书法律，聪达有材，帝甚爱之。太子宽仁，喜儒术，上数嗟叹宪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张婕妤与宪王。”太子专好儒术，而刘钦兼好“经书法律”，宣帝的偏爱清楚地反映他的思想倾向。又《汉书·王吉传》说：“宣帝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时。外戚许、史、王氏贵宠，而上躬亲政事，任用能吏。”他的这种态度和立场，让人觉得空立尊儒之名，实则重用刑法之吏，对此，《汉书》上多有批评，“宣帝不甚用儒”kj，“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kk，“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kl，“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km，以至于被臣下讥为“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kn。不过，考诸史实，宣帝对文法吏的重用也是当时社会政治事务日趋复杂，行政管理的广度和难度增加的需要。所谓“文吏”，即主管“文史法律”方面事务的吏员，他们负责案治律令、考核狱讼、办理文书簿记，乃至处理与官场逢迎、对答等有关的日常公务。其中法律事务占据着核心、要害的位置，“文吏治事，必问法家。县官事务，莫大法令。必以吏职程高，是则法令之家宜最为上”ko。文吏可以说是汉代政治运作过程中所一直依靠的主要力量，也是汉初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建设的主要力量。统治者不得不依赖他们来进行具体的政治操作。不过，与汉武帝重用文吏中的酷者相比较起来，汉宣帝虽也多用文法吏，却不像武帝那样纵滥法术。无论从思想渊源还是文化素养、人格修养、处世方式、个性气质，文吏与儒生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参与政治过程中，也往往形成了对立。文吏中的极端者就成为酷吏，儒生中进入政治实践的吏员往往就转变成为循吏。汉初随着儒学的复兴，越来越多的儒生进入官僚机构，为汉代政治注入了新鲜血液，提高了官僚队伍的基本素质，更新了汉代吏治的面貌，这实质上是在实践上运用儒法治国进行政治文化整合的主要途径。

宣帝还专门昭示天下，称：“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这在强调王道。但王道作为儒家的政治理想和王者的向往，其实效却只能在与霸道的配合中实现。所以，复有言曰：“盖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犹不能以化天下……或以不禁奸邪为宽大，纵释有罪为不苛，或以酷恶为贤，皆失其中。”kp

综上可见，汉宣帝的治国理念即是赏刑并用，法治与德治相配合，走中道。这样看来，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确实是洞见，以儒、法思想为主体兼用霸王之道，是从汉兴以来一直在积极进行政治文化整合的基本思路，其最终成果就是在武、宣时期基本形成的“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文化模式。宣帝上述一番话，反映了中国上古文化经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和秦汉之际的文化变迁，逐步地完成了转型，步入了新的历史航道。

西汉至元帝时，政治又为之一变，由武、宣的儒、法并用转为专意尊儒。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kq。元帝所用宰相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皆一时名儒。元帝以迄成、哀、平帝四朝，尊儒之风愈演愈盛，王莽即借此风势获得社会赞誉，得到儒生的支持，篡位登上中国政治的舞台。

《汉书·王莽传》曰：“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

为了模仿周公制礼作乐，王莽让大臣们旷日费时地展开讨论，为了表示对制礼作乐的重视以显现升平气象，他更不惜耗费民脂民膏。他还在京师大兴土木，建筑豪华的九庙，“功费数百巨万，卒徒死者万数”kr。

事实表明，王莽改制，实际上是儒家思想运用于现实政治的一次十分极端的行为，它与秦王朝以法家思想为主导而走极端之例构成了遥遥相对的两极。

王夫之在论及汉代政治文化整合过程中这一段历史曲折时，充分地估价了思想学术对政治变革的影响。他说：“宣元之季，士大夫以鄙夫之心，挟儒术以饰其贪顽。故莽自以为周公，则周公矣；自以为舜，则舜矣；周公矣，舜矣，无惑乎其相惊如狂而戴之也。当伪之初起也，匡衡、贡禹不度德、不相时，舍本逐末，与明堂辟雍，仿《周官》，饰学校于衰淫之世；孔光继起为伪之魁，而刘歆诸人鼓吹以播其淫响。而且经术之变，溢为五行灾祥之说；阳九百六之数，易姓受命之符，甘忠可虽死而言传，天下翕然信天命而废人事，乃至走传王母之寿而禁不能止。故莽可以白雉、黄龙、哀章铜匮惑天下，而愚民畏天以媚莽。则刘向实为之俑，而京房、李寻益导之以浸灌人心，使疾化于妖下。”ks

在王夫之看来，西汉政权的移鼎是儒者挟儒术变乱风俗、蛊惑人心导致的恶果。这也让我们深刻反思王莽改制的失败原因。无论儒者还是王莽，可以说都怀有私心，违背了思想学术发展和政治变革的规律，有乖于国情民意，他们都在本质上背离了儒家中道原则，因而失败不可避免。kt

纵览汉史，从汉惠帝至景帝，德、刑基本适中；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至征和四年（前89年）间，德、刑失衡；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轮台诏》，德、刑又趋适中；昭、宣两朝，德、刑也较为适中，从而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由此观之，从汉武帝时开始确立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因此为后世所称颂和遵循。

从秦孝公时代商鞅变法到汉武帝时代董仲舒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以儒、法思想为主的各家思想经过长期的“磨合”，此时告一段落。“秦汉政治文化整合的结果形成了礼法并用、德刑兼备、王霸结合的基本构架，这其中王霸结合是整体的概括，礼法并用、德刑兼备是其不同侧面的展开和延伸。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王与霸、礼与法、德与刑是双双对应的，相反相成，结构为一体，而王霸是涵盖礼法、德刑的。言王霸可以指礼法，也可以指德刑，当然可以指代自己；言礼法或德刑，在特定情况下，也可指代王霸。这一基本构架在儒法两家思想体系上，王道、礼治、德治和霸道、法治、刑罚又分别是两家思想体系主要支柱的借用。而这种‘借用’又不是绝对一一对应的，虽不能说王、礼、德就绝对是儒家的，而霸、法、刑又确乎可以说完全是法家的。也就是说，儒家在思路上是两点论，法家是一点论。儒家的两点论无法家一点论的配合又落不到实处，是悬空的；法家的一点论任其发展又走向极端，造成很多弊端，它必须回过头去受儒家的制约。这样，一虚一实，一高一下，便可以构成立体网状，相反相成、相互对立、相维相济的结构体。”ku这一政治文化模式，为造就雄浑、质朴、开放、刚柔相济的中国政治文明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奠定了中华民族此后两千年历朝历代治国理政模式的基础。

第七章　华夏最强音

——大一统与中国政治

秦制与周制的使命一样，都是创造大一统的家国天下。周制从族权逻辑出发，而秦制则是从政权逻辑出发；推动周制成长的是礼制及其贵族势力，而推动秦制成长的则是法家理论以及能够为皇帝管理天下的文臣武将。所以，相对周制来说，秦制无疑是进步的。秦制的确立过程，不仅是一个制度替代的过程，而且也是用皇帝—官僚的权力结构替代君王—贵族的权力结构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终通过秦统一中国、建立皇帝制度得以完成。正如周制所形成的家天下有其内在的矛盾一样，秦制所形成的家天下也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前者的矛盾导致空间上的诸侯割据，后者的矛盾则是导致了时间上的朝代更替。

第一节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鲜明的符号

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余年传统政治文明积淀深厚的国度。大一统，构成了这个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国度中传统政治与文化的最大格局和最鲜明的符号与特征。

迄今为止，大一统政治形态主要可分两种：

一、传统的；

二、现代的。

传统政治形态，从传说的三皇五帝开始，生根、萌芽、破土而出、茁壮成长，从部落之间往来开始，到家天下的国家出现；从万邦时代纷杂异彩的政治形成到将血缘、地缘充分扬弃与整合而后形成的宗周新的政治文明；从秦王朝开创的以及为后来历朝各代所继承并不断发扬光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政治到1912年孙中山引进欧美的共和政治，其间绵延数千年，历经了无数风风雨雨，才构筑了屹立于世界而不倒的具有东方特色的大一统政治模式与文化价值及民族观念。

所谓现代政治形态，时间则不算太长，是晚清以来中国人源于救亡图存的需要，采取拿来主义，照搬照抄于西方与前苏联的结果。近代以来，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曾经侵略与欺负过中国，对中国进行过殖民掠夺。在亡国灭种危机面前，中国人暂时放下曾经引以自豪的传统政治文明，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实验和探索之后，最后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综合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国家原有生态的基础上，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形态。

与典型的东方式传统政治文明相比，中国现代政治文明是价值取向完全不同的两种政治形态，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唯一的联系是从古至今没有解体的中国社会以及剪不断理还乱的历时数千年才积淀起来的中华民族的政治生态、政治价值、政治观念、政治生活方式。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实践与探索，时至今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无论是典型的大一统传统政治形态，或者是以民主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政治形态，都各有其不同的用世价值，二者之间没有你高我低的是非判断，有的只是谁更适合中国的国情，谁更能让中国走向繁荣与富强；有的只是如何能发掘它们真正的价值，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从而真正达到国家的富强与人民幸福的目的。

由于现代中国政治主要是依据于西方政治的文明而建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产生这样的疑惑：中国现代政治，到底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中国之路，是应该按照西方的逻辑走，还是按照中国的逻辑走？抑或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传统与现代两种模式高度兼容？这种困惑，多少影响到了人们对中国现代政治及其未来前途和方向的认识与把握，成为眼下国人亟须探讨与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对此，本书给出的答案是：历史不能割断，现状必须承认。在全球化、现代化、民族国家高度化的今天，中国政治应该从中国本身出发去把握。一切以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根据，以国家统一富强，人民幸福快乐为整合与发展的出发点，以大一统文明为基础根本，开创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具体国情并能充分引导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政治运行模式。

第二节　大一统政治形态经历四个阶梯式发展阶段

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

“中国政教，以先秦为一大关键。”kv

“至黄帝时，生齿日繁，民族竞争之祸，乃不能不起，遂有炎帝、黄帝、蚩尤之战事，而中国文化，借以开焉。”kw

“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自秦以来，垂二千年，虽百王代兴，时有改革，然观其大义，不甚悬殊。譬如建屋，孔子奠其基，秦、汉二君营其室，后之王者，不过随时补苴，以求适一时之用耳，不能动其深根宁极之理也。”kx

历史传说表明，华夏政治文明的源头大致是在大洪水时代前后的炎黄时代。为了争夺生存的空间，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炎黄部落与蚩尤部落先后多次发生战争，最后，打败炎帝与蚩尤的黄帝成为华夏民族公认的始祖，共主制度开始出现。

中原地区华夏族部落联盟共主制度的形成，是早期中国人对大一统政治的最初探索。

虽然，“部落文化中的共主制度，其实只是一个组织化程度很低的契约，共主自营的领土面积比较小，对加盟者的控制力也比较弱”ky，但毕竟是华夏族先祖寻求用统一和政治协商的办法来解决争端的一种智慧性的尝试。这一政治体制形成后，鉴于战争的腥风血雨与极度的破坏性，各部落联盟的首领共同探讨出了用体制的力量来融解冲突与避免流血的办法，逐渐形成了尊重实力与秩序的双重观念，形成了后来尧舜禹最高权力相对和平过渡的局面，充分显示出了中国政治智慧的早熟性。

公元前21 世纪，启据禹位，建立夏王朝，破坏了部落联盟首领由大家推举的公天下的共主制度，家天下从此代替了公天下，王权制度代替了共主制度，公共权力进一步集中，这是中国大一统政治早期探索的阶梯式的第二个阶段。

夏王朝虽然破坏了大洪水时代形成的政治体制，但在中国政治前进的道路上，却是向前迈开了很大的一步，这主要表现在公共权力更加集中等方面。但因为历史的惯性，有夏一代，残存的部落联盟体制与固有部落血缘族群观念仍然在顽固地发挥着作用，氏族部落联盟长期形成的最高权力交替时避免武力冲突的体制仍然在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公元前14世纪，商王朝代夏而兴。方国体制开始代替氏族部落体制，以血缘为中心的部落群体生存方式开始逐渐让步于地缘生存的部落群体方式。尽管这只是一个初步，但毕竟预示着中华政治文明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大一统政治与文化也随之又向前行走了一大步。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周政权在伟大政治家周公旦带领下大胆创新，先后实行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将商王朝的殷民部落分散迁徙至各诸侯国家，同时放弃商王朝的崇神政治，以民为本，高举以德治国的旗帜，建立起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前代的新的政治文明体制，形成了家国同构、天下一体的国家政治与观念。这是中国早期政治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的全面确立，标志着中国王权政体时代从此进入君权政体时代，标志着早期中国政治从邦国制转型到了封建制的时代，这是早期中国人对大一统政治的探索进入了阶梯式的第三个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春秋战国时代，分封制的弊端毕露，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发生动摇，战乱蜂起，连绵不断。在探索政治治理的过程中，百家并起，各种治国方案纷纷登台，其中，儒家、法家、兵家、墨家、道家等诸子影响最大。到战国中后期，先后形成了齐国稷下学宫与秦国相邦吕不韦组织门客编著《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整合力量，他们的天下一统的政治主张，为即将出现的大一统国家政权在政治理论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创皇帝制度，用官僚制代替贵族制，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建立了以君权至上、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从国家治理，到日常的民众生活，全部纳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这是对周政的扬弃，是中国早期政治文明发展从此进入第四个阶梯式阶段的重要标志。以此为标志，中国君权政体时代进入皇权政体时代，封建贵族制被郡县制官僚制度所替代。

公元前202年，汉王朝建立。统治者汉承秦制，同时十分重视总结亡秦的教训，将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采用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的双轨体制，等到西汉中期条件成熟后，才彻底废除了分封制，完全实行中央集权大一统政治治理模式。同时，汉朝统治者实现国策转移，采纳百家主张，先后对黄老及儒、法数家的治国理政的理论进行高度整合，最终形成了颇具汉家特色的“霸王道杂之”政治治理之道，并对后代发生深刻影响。

“百代都行秦政法”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政治大一统即传统华夏政治的“东方模式”至汉代已经完全形成，并经此后历代王朝不断继承与发展，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政治与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部分。

第三节　“大一统”是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需要

“大一统”政治主张的提出，是华夏民族政治与文化共同体建设和发展的客观需要。

早期儒家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大一统观念的产生，时间应该很早。儒家经典中很早就有对“大一统”理想的描述与向往。

在《尚书·尧典》中有“光被四表”“以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虽然还比较松散，却已有了一个中心，尧就是这个中心。在这个中心之外，围绕这个中心形成不同层次的政治圈，有小到大，由最亲近的“九族”到周围的“百姓”，再到远方的“万邦”。这是一个大一统系统，是中国政治文明史大一统的最初雏形。后来，这个系统一直延续了下来，并且在夏商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周王朝，周公采取封建制度，运用分片包干的办法，把天下广阔的土地与众多的民众，一起分封给先王之后、开国功臣以及自己的亲戚，由他们分别管理。周王称周天子，封国国君称诸侯。《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中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就是说：“王”的权力遍及四海之内，宇内田野都是“王”的土地，民众都是“王”的臣民。这一诗句，充分体现了早期人们心目中的大一统观念，后来不断被世人频繁引用，成为国人所信奉的一种普遍的政治信条。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五霸率诸侯尊王攘夷，是对大一统观念的继承。秦得天下，就下令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这些措施，也可以看作是大一统的继续。“车同轨，书同文”对后代影响很大，成为中华民族形成强大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周公定制，其礼乐等级制度一直为后人所继承。

据《左传·昭公七年》中记载，楚王做令尹的时候，使用国君的旌旗去打猎。大臣芋尹无宇就砍断了他的旌旗，义正词严地说：“一个国家两个君王，有谁受得了？”臣下刚有分君权的企图，就受到“一国两君，其谁堪之？”的严正责难。芋尹无宇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引用《诗经》的名句来作为他论证的依据，告诫君王不要数典忘祖。

孔子的理想国是大一统的君主国家。《礼记·坊记》载孔子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在大一统的君主国家里，天子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的一切政事出自天子：“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kz春秋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正是天下无道的表现。由于君主的至尊地位，君主必须是圣王明君。儒家宣扬的尧、舜、禹、汤、文、武等就是理想国中的理想王。《孟子·万章上》中也曾引述了《诗经》中的这一句以及孔子“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话来表述儒家的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孔子所说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见于《礼记·曾子问》和《礼记·坊记》，然而都写作“天无二日，土无二王”。 很显然，“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或者“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也是“大一统”政治意识的朦胧体现。

“大一统”一词的明确提出，最早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

在对于《春秋》一书中为什么以“王正月”启始这一问题，作者回答道：“大一统也。”

大一统政治体制，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但是，在当时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却并不仅仅是这一派政治学说的主张。和一切政治概念同样，同一政治命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进行解释，可以为不同立场的人们所利用。

大一统主张，可谓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共同主张和要求。只不过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对于“大一统”来说，儒家往往期望恢复周王朝“大一统”的礼乐有序，而其他学派则倾向于根据现实情况建立在新的政治基础上的新的“大一统”秩序。

早期法家的政治理论即以君主权力的一元化为思想基点。《慎子·佚文》载录慎到的言论：“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强调政治权力一定要集中，避免二元和多元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将会导致动乱，如《慎子·德立》所说：“两则争，杂则相伤。”《太平御览》卷三九十引《申子》也说，这种高度集中的君权，是以统治天下为政治责任的，“明君治国”，“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以“天下”作为管理的对象，表明事实上“大一统”的意识已经深入到法家理论的核心之中。

与大一统的提法相表里，“天下”的说法，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这就是所谓“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可见“天下”的观念，一开始就是和“大一统”的观念相联系的。应当看到，这一观念，显然不是一种单纯的地理概念，也不是单纯的文化观念，而是一种政治观念。

与当时“天下”意识的普及相同时，许多思想家都相应提出了统一天下的主张。

《孟子·梁惠王上》说，孟子见梁襄王，梁襄王问：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天下归于一统，就会安定。梁襄王又问：谁能够使天下归于一统呢？孟子回答道：不嗜杀人的国君能够使天下归于一统。

另外，《孟子·离娄上》中还宣传了孟子这样的观点：国君如果好仁，则可以天下无敌。对于同样的政治主张，《孟子·尽心下》表述为“仁人无敌于天下”。

《荀子·王霸》提出“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的观点。

《易·系辞上》说，“圣人”以“易”为思想基础，就可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定天下之业”。

《墨子·尚同中》也曾经提出过“一同天下”的说法。

甚至逍遥如庄子者也曾经发表类似的涉及“天下”这一政治命题的观点。如《庄子·天道》中所谓“一心定而王天下”，《庄子·让王》中所谓“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等。

成为战国晚期秦国政治建设和政治管理指南的《韩非子》，可能是先秦诸子中谈到“天下”一语频率最高的一书，书中竟然谈及“天下”多达267次。其中多见所谓“霸天下”，“强天下”，“制天下”，“有天下”，“取天下”，“治天下”，“王天下”，“一匡天下”，“强匡天下”，“进兼天下”，“谓天下王”，“为天下主”，“取尊名于天下”，“令行禁止于天下”等。而“一匡天下”凡四见，“治天下”凡六见，“王天下”凡六见。很显然，谋求对“天下”的统治，谋求“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建立，已经成为当时士大夫们十分明确的政治目标，已经成为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政治十分急切的发展需要。使“天下”归于“大一统”，已经成为许多政论家的政治理想。争取实现政治“大一统”的“天下”，已经成为当时许多政治理论家的政治追求。

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政治理想能够形成，并得以传布，这表明华夏政治文化在走向统一、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中又迈过了一个新的台阶。

但是，在如何实现大一统的问题上，诸家意见不一。

孟子《孟子·公孙丑上》中提出反对通过战争手段“以力服人”，而应当推行“王道”，实施“仁政”才可能实现“大一统”的主张。但是，这与当时的政治现实相差太远。兼并时代，各国都在积极强兵备战，企图通过武力使“大一统”的理想得以实现，孟子愿望虽好，但实现的办法却不符合现实实际需要。

吕不韦在《吕氏春秋·荡兵》中提出，古代圣王和古代贤王都有“义兵”，以正义的军队、正义的战争实现其圣贤之业。“义兵”，是医治天下弊病的“良药”。以实现“大一统”为目的的战争形式，皆可视作“义兵”。

法家支持用战争解决问题自不必说，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亦有成书于战国晚期的体现道家政治思想的《十六经》，其明确肯定在“今天下大争”的形势下，应当坚持“为义”的“兵道”，“伐乱禁暴”。

春秋战国以来大一统局面最终由秦国来完成。秦王嬴政就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基础，通过严酷的战争形式，灭六国，建立了第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帝国，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的。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李斯等人赞美秦始皇的说法，即：“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所谓“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大一统”的局面，是通过“兴义兵”的战争过程实现的。

应当看到，儒家较早提出“大一统”的理想，却没有找到真正实践“大一统”的正确道路。战国时期以法家、兵家为主的诸家学派的共同努力，使“大一统”终于成为一种政治现实。

“大一统”的理想，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为当时社会大多数人所共同向往。秦国实现“大一统”的战争过程，与历史进步的方向是一致的。la

第四节　大一统是中国民族国家现代政治建构的基础

从中国现代政治的结构要素来看，中国现代政治与中国传统政治之间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其成分主要来自西方所开启的现代政治文明体系。然而，不应忘记，中国现代政治是中国人自己建构起来的，尽管近代中国人直接采取拿来主义，力图超越中国传统政治的价值与制度系统，但其所立足的还是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社会。中国现代政治形态的周围，仍然到处充满传统的气息，充满着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观念与判断。结果是，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现代政治不是西方的正统模式，将之打入另册；而在现代中国人看来，中国现代政治不是从中国文明中自生自长出来的，是学来的，很多人也对之采取不痛不痒的态度。这就使得中国现代政治缺乏有效的自我认同，无法明晰地告诉世人：我是什么，从何而来，为何如此，能量何在，存在理由何在。

其实问题并不复杂，我们如果仔细回顾一下中国从古代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变的整个历史过程，仔细考察其中的种种前因后果，就会发现，中国现代政治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中国人在经历了一次次试错性的探索和实践后而慢慢摸索出来的。

在这其中，有两个历史大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一，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即人民民主；

其二，保持国家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领土、民族心理等全方位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其目的是使千年文明古国实现整体的现代转型。

实际上，中国现代政治的具体制度选择及其所决定的国家组织形态，是由中国大一统历史大势所决定的。 作为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形态的大一统， 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社会与文化之根，是中国建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一体化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所在。

马克思早就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lb可见，任何现实的活动与发展，都必须要面对历史所塑造的现实基础及其所蕴含的内在规定性。无论是从历史上观察，还是从现实细看，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始终是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强大的文化信仰和政治使命。在现代化转型中如何有效维系住一个政治、疆域、文化、人心统一的中国，如何使千年古国完整地转型为现代国家。从辛亥革命以来，我们这方面教训不少。历史经验证明，大一统是中国之轴，是中国现代政治建立的根基，失去了大一统，中国就会一盘散沙，就会失去生机与震撼世界的能量，就会与复兴民族伟大事业的机遇擦肩而过。

第五节　大一统是中国政治文明一种自然历史延续

历史与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论现实的运动以及人们的主观意志如何冲击历史本身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过去发生过的无数次历史事实都已经证明，所有一切不过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传统是割不断的。

就中国现代政治建构而言，人们固然可以依据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变化来建构，但却无法超越中国人在几千年历史、社会与文化发展中形成的族群存在方式及其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清末民国时期，当人们用民主来否定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上的大一统君主专制的时候，也否定了中国人作为族群存在和发展而形成的社会大一统。而中国近代以来致力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恰恰表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实际上是在告别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的同时，又是在紧紧围绕着作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形态的大一统而展开的。

维持与巩固国家内在统一是创造现代中国政治的历史大势，但中国现代政治的形成过程，却是一个在价值上和行动上否定中国传统社会用于维系其内在统一的大一统政治传统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基于民主共和所形成的历史大势几乎完全掩盖了维系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大势对现代政治建构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维系统一与维持大一统确实不是一回事。维系统一，是从国家建构来讲的，而维系大一统是从中华民族维系来讲的。对于具有两千多年大一统政治传统的中国人而言，其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维系统一国家的行动与维系大一统的中华民族的行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中国，国家的统一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结构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相互决定的，相互发展完善的一个和谐共生的过程，这使得中华民族大一统结构成为传统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基础和内在要求。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来说，“大一统”既是一种政治形态，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组织形态与文化心理形态。正是这种大一统，使得中国文明能够延续至今。

中国是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联盟时代聚合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后逐渐迈入文明时代门槛的。这使得中国传统的政体演进是呈阶梯式步步提高的，先后经历了氏族部落联盟共主政体、夏商时代的王权政体、周代的君权政体与秦帝国至清亡的皇权政体。在这阶梯式演进中，首先迎来的就是基于氏族部落通过共主聚合为一个共同体的共主政体时代。夏王朝虽然开启了王权政体时代，但由于组织化程度很低，显得很粗线条，商王朝是这个时代的继续和发展。王权政体的最大特点在于：中央集权是基于称王的部族对其他部族的聚合，形成以王畿为中心的四方共主格局而确立的。夏商的政治体系与周王朝在全面兴起的分封制基础上形成的政治体系完全不同。周王朝将君权政体建立在血缘宗法制度基础之上，以贵族制为支撑体系。随着分封制的全面确立，王权政体时代也就进入到君权政体时代，王权政体被君主政体所替代。与此相应，以万邦共主为机制的大一统开始向以宗法制为机制的大一统演进。春秋时代出现的诸侯割据是这种君主政体不完善的产物。春秋末年，大国诸侯还在鼓吹尊王攘夷。但到战国时代，各国诸侯，都将寻求天下统一，重建大一统格局作为其最基本的政治理想。由此可见，早期中国在迈入文明门槛，开始国家发展历史的时候，就是将建立大一统的格局作为国家的理想与使命的。

不仅如此，我们再从传统社会结构来观察，由于在传统社会，人的现实社会存在不是作为“个体”的存在，而是作为共同体一员的“共同体成员”的存在，其个人的实际社会存在正如整个族群一样，也都是将大一统作为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形态。这就使得政治的大一统与作为族群和个人生存与发展形态的大一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可以从中国传统社会信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逻辑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这个逻辑中，个体、家族、民族、国家是贯通的，治国平天下是个体人生最有价值的社会追求，其背后的共同心理与文化基础即是基于大一统生存状态所形成的天下情怀。

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体现为人的社会存在、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以及传统政治体系三者的浑然统一，既是政治的大一统，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进而也是人与家庭、与社会、与国家的大一统。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来说，大一统是中国人创造的一种生存与发展的文明形态，传统国家的大一统政治是这种文明形态的代表性产物。

如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政治和文化形态早已有之。但其系统的价值观与文化观则奠定于周秦时期，尤其是秦统一中国后所确立的中央集权制的官僚政治。

汉承秦制，在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政策中，为大一统政治配置了相应的意识形态基础。

由此，大一统政治成为中国传统国家的根本政治形态，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正是基于中国古代的历史事实所做出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历史已经证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政治形态，不是基于一日之功而骤然形成的，而是数千年成长和演化而成的一种自然的结果。它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滋养于中国人的文化智慧，成长于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因而，它在形态上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生存与发展形态相契合，在功能上与中国传统的家天下的皇权国家相契合，从而将社会与国家紧密联系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同时又有效地支撑起庞大的传统型家国体系的组织与运转。lc

今日，要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政治上高度统一，经济与文化上高度发展，各民族相互融合和共同繁荣的富强国家，就迫切需要发掘文化传统中的大一统资源，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在今日世界的政治文化格局中，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建立起自己民族的、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和强大自信基础上的政治文化品牌。

这，就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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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cr　《尚书·康诰》。

cs　《荀子·儒效》。

ct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cu　《左传·文公十八年》。

cv　《左传·昭公二年》。

cw　《论语·八佾》。

cx　《国语·周语》。

cy　《国语·鲁语》。

cz　《尚书·酒诰》。

da　《尚书·酒诰》。

db　《尚书·无逸》。

dc　《尚书·康诰》。

dd　参见詹子庆：《周公——我国古代第一位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de　《尚书·康诰》。

df　《尚书·无逸》。

dg　辜堪生、李学林著：《周公评传》序，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dh　钱穆著：《周公》，弁言，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di　《诗经·大雅·板》。

dj　辜堪生、李学林著：《周公评传》，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dk　《史记·周本纪》。

dl　《左传·定公四年》。

dm　王国维著：《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dn　《吕氏春秋·慎势》。

do　参引齐涛主编，王和著：《中国政治通史 ——从邦国到帝国的先秦政治》，泰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 189—202页。

dp　《夏曾佑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06—807页。

dq　《史记·鲁周公世家》。

dr　《史记·夏本纪》。

ds　《史记·殷本纪》。

dt　《尚书·盘庚上》。

du　《尚书·盘庚下》。

dv　《尚书·无逸》。

dw　《尚书·无逸》。

dx　《史记·殷本纪》。

dy　《左传·昭公四年》。

dz　参见刘泽华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ea　《尚书·无逸》。

eb　《尚书·君奭》。

ec　《尚书·君奭》。

ed　《尚书·君奭》。

ee　《尚书·召诰》。

ef　《尚书·康诰》。

eg　《尚书·无逸》。

eh　《尚书·多方》。

ei　《尚书·立政》。

ej　《尚书·立政》。

ek　《尚书·立政》。

el　《尚书·召诰》。

em　《尚书·多方》。

en　参见孙聚友：《论周公的德治思想及其文化价值》，《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eo　余秋雨著：《中国文脉》，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46页。

ep　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周斌：《文化中心由曲阜到临淄的转移》，《管子学刊》1989年第1期；白奚：《稷下学宫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韩星著：《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7页。

eq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er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es　张柄楠：《稷下钩沉·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et　郭沫若著：《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eu　王充著：《论衡·自然》。

ev　白奚：《稷下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9页。

ew　《管子·霸言》。

ex　《管子·乘马》。

ey　《管子·兵法》。

ez　《管子·霸言》。

fa　《管子·霸言》。

fb　《管子·禁藏》。

fc　《管子·山至数》。

fd　《荀子·王制》。

fe　《尹文子·大道下》。

ff　参引韩星著：《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7页。

fg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fh　《慎子·威德》。

fi　《慎子·君臣》。

fj　《孟子·梁惠王上》。

fk　《荀子·性恶》。

fl　郭沫若著：《十批判书·荀子批判》，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页。

fm　胡治洪著：《儒哲新思》，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41页。

fn　《荀子·礼论》。

fo　《荀子·议兵》。

fp　《荀子·议兵》。

fq　《荀子·劝学》。

fr　《荀子·修身》。

fs　《荀子·君道》。

ft　《荀子·性恶》。

fu　《荀子·成相》。

fv　参引韩星著：《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55页。

fw　《夏曾佑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fx　《夏曾佑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

fy　谭嗣同著，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37页。

fz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ga　《史记·货殖列传》。

gb　刘泽华著：《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6页。

gc　刘泽华著：《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7页。

gd　《汉书·艺文志》。

ge　刘泽华著：《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5—456页。

gf　《吕氏春秋·士容论·上农》。

gg　参引齐涛主编，王之今著：《中国政治通史——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泰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41—47页。

gh　《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

gi　《吕氏春秋·恃君览·恃君》。

gj　刘泽华著：《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1—453页。

gk　刘泽华著：《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0页。

gl　《史记·秦始皇本纪》。

gm　《史记·李斯列传》。

gn　《唐诗鉴赏辞典·古风（秦王扫六合）》。

go　《史记·秦始皇本纪》。

gp　《史记·秦始皇本纪》。

gq　《史记·秦始皇本纪》。

gr　《史记·李斯列传》。

gs　《史记·秦始皇本纪》。

gt　《史记·秦始皇本纪》。

gu　《史记·秦本纪》。

gv　《史记·秦本纪》。

gw　《史记·秦本纪》。

gx　《左传·哀公二年》。

gy　《商君书·农战》。

gz　郭志坤著：《秦始皇大传》，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131页。

ha　《史记·秦始皇本纪》。

hb　《史记·秦始皇本纪》。

hc　郭志坤著：《秦始皇大传》，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138页。

hd 《史记·秦始皇本纪》。

he　《史记·秦始皇本纪》。

hf　《史记·秦始皇本纪》。

hg　《史记·秦始皇本纪》。

hh　《史记·秦始皇本纪》。

hi　《礼记·礼运篇》。

hj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

hk　参见王健著：《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416页。

hl　杨宽著：《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hm　参引林尚立著：《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43—49页。

hn　洪迈：《容斋随笔》卷九。

ho　《汉书·叙传下》。

hp　《史记·秦始皇本纪》。

hq　《史记·秦始皇本纪》。

hr　《史记·秦始皇本纪》。

hs　《汉书·诸侯王表序》。

ht　《汉书·高帝纪下》。

hu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hv　《史记·叔孙通列传》。

hw　《汉书·高帝纪下》。

hx　《后汉书·百官志》。

hy　《汉书·百官公卿表》。

hz　《史记·秦始皇本纪》裴骃《集解》。

ia　《汉书·礼乐志》。

ib　《史记·礼书》。

ic　《日知录·会稽山刻石条》

id　《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ie　《汉书·郊祀志上》。

if　参引张分田：《秦始皇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0—655页。

ig　［清］赵翼：《论诗》。

ih　《史记·高祖本纪》。

ii　《汉书·贾山传》。

ij　《法言·寡见》。

ik　《史记·秦始皇本纪》。

il　《史记·秦始皇本纪》。

im　《汉书·食货志》。

in　《汉书·贾山传》。

io　《汉书·食货志》。

ip　《汉书·晁错传》。

iq　《汉书·贾谊传》。

ir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is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it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iu　《史记·秦始皇本纪》。

iv　《汉书·晁错传》。

iw　《汉书·晁错传》。

ix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iy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iz　《汉书·董仲舒传》。

ja　《史记·秦始皇本纪》。

jb　《史记，秦始皇本纪》。

jc　《史记·秦始皇本纪》。

jd　《史记·秦始皇本纪》。

je　《史记·秦始皇本纪》。

jf　《史记·秦始皇本纪》。

jg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jh　［英］阿克顿著：《自由与权力》，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42页。

ji　《汉书·食货志》。

jj　《淮南子·兵略训》。

jk　《论语·子路》。

jl　《管子·霸言》。

jm　《孟子·尽心下》。

jn　《吕氏春秋·贵公》。

jo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jp　《尚书·泰誓》。

jq　《新书·大政》。

jr　《贞观政要·论俭约》。

js　《史记·秦始皇本纪》。

jt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ju　《汉书·高帝纪下》。

jv　转引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jw　《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157页。

jx　《汉书·董仲舒传》。

jy　《汉书·儒林传》。

jz　《汉书·刑法志》。

ka　《汉书·汲黯列传》。

kb　《汉书·循吏传》。

kc　《史记·平准书》。

kd　关健英著：《先秦秦汉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第188页。

ke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10页。

kf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

kg　《汉书·王褒传》。

kh　《汉书·刘向传》。

ki　《汉书·元帝纪》。

kj　《汉书·匡衡传》。

kk　《汉书·萧望之传》。

kl　《汉书·元帝纪》。

km　《汉书·宣帝纪》。

kn　《汉书·盖宽饶传》。

ko　《论衡·程材》。

kp　《汉书·宣帝纪》。

kq　《汉书·元帝纪》。

kr　《汉书·王莽传》。

ks　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上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4页。

kt　参引韩星著：《儒法整合　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244页。

ku　韩星著：《儒法整合 ——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245页。

kv　《夏曾佑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45页。

kw　《夏曾佑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96页。

kx　《夏曾佑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47页。

ky　成君忆著：《中国历史周期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kz　《论语·季氏》。

la　参见齐涛主编，王之今著：《中国政治通史·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泰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6页。

lb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lc　参见林尚立著：《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48页。

传统士人的家国天下

马平安 著

第一章　孔子论政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儒学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学派，在春秋战国之时，也是诸子百家中最为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关于儒家学派的特点，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有个十分著名的概括：“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

孔子的政治思想学说，主要反映在他与其弟子及时人的谈话汇录《论语》一书中。孔子编定的“六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除此之外，《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说苑》《韩诗外传》等书中也都多少涉及到孔子以及儒学的史料，这些都构成了我们今天研究孔子的主要文献史料。

一、孔子：一个乱世中的追梦人

孔子（约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他是中国春秋末期的一位颇具特质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的礼崩乐坏的乱世。周公在西周开创时代所制定的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礼乐制度，发展到孔子的时代，已经弊端百出，人心思变。旧秩序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新秩序还没有强有力的人或者大国诸侯能够有建立的能力。身逢这样的乱世，孔子感到忧心与尴尬。

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孔父为宋督所杀后，鲁桓公二年，其族避难于鲁。孔子出生在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有“周礼尽在鲁”之说。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情形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少时贫且贱，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据孔子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a]孟子也说他：“当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b]孔子没有常师，而无所不师。史书所记，说他问礼制于老聃，问官制于郯子。他“入太庙，每事问”[c]。他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d]

虽然少年时期生活贫苦，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难的生存环境催发了孔子的早熟。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博习诗书礼乐；到十七岁时，就由于“年少好礼”，已经被鲁国大夫视为特别有发展前途的有为青年。

据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经过到东周洛邑的访学，孔子眼界大开。自周返鲁后，孔子开始实现“三十而立”的人生规划，创办私学，授徒讲学，从此弟子稍益进焉。他主张“有教无类”，凡是能交纳“束脩”的，也就是真心实意想要学习的人，无论贵贱，他都收为弟子，所谓“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e]。因为孔子办学有方，培养出了很多的有用之才，其办学也因此闻名遐迩。他早年所教的是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这些知识，成为学生们从政干禄的本领。据《列子·周穆王》篇中记载，因为孔子所教，“鲁之君子多术艺”。春秋时期，孔子创设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当时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企图致仕。因为齐国当权大夫的排挤，孔子在齐三年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求学的，几乎遍及东方各诸侯国。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孔子五十一岁，才有机会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升迁至司空，再升为大司寇。他企图实现中央集权，从朝中既得利益集团的手中夺回权力归鲁国国君，失败后匆匆离鲁流亡。

表面上看，孔子离开鲁国，是因为齐人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的缘故。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实则是因为鲁国当权派不容孔子。孔子政治抱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

孔子短暂致仕这段经历，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所记载。他说：

（孔子）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孔子离鲁是年，已经五十五岁。孔子一行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到监视，恐获罪，适于陈。途中被围困五日。解围后欲至晋，因晋内乱，只得又返卫。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并没有放弃希望，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f]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孔子并未得到楚国的重用。六十八岁那年，孔子重返鲁国。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文献整理和学术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晚年潜心于讲学授徒和整理古代文献。相传他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又二。对于古代文献，孔子的学术旨趣是“述而不作”，对古典文献只是整理而不是创作。据《庄子·天运篇》中记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也？”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如果孔子与老子的这段对话可信的话，那么所谓儒家六经，就是先王之陈迹，是先王嘉言懿行的档案记录，故而这些记录使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换言之，所谓经，并不出之于一人之手，孔子所编六经，实际上都是先王们形成的档案文件，这是将儒家经典称之为经的最早记录。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儒学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学派，在春秋战国之时，也是诸子百家中最为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关于儒家学派的特点，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有句十分著名的概括：“儒家者流，……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

孔子的政治思想学说，主要反映在他与其弟子及时人的谈话记录《论语》一书中。他编定的六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我们今天研究孔子的主要文献史料。

孔子在政治文化上继往开来，终成一代至圣。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二、法乎上：大同世；法乎中：小康世

政治理想是政治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的美好设计与描绘，是对社会政治终极走向的一种价值性的判断和确定，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政治理想制约着政治思想体系的价值取向和理论构架，所以，把握政治理想对于理解政治思想十分重要。

能不能提出一个政治理想国理论和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原则，是衡量能否成为政治思想家的一个基本标准。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拥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这四种美德的“公正”之国。孔子的理想国则可以称为“有道之世”。“有道之世”的理想国是针对“无道”现实而发，最高境界包括“大同”和“小康”两个层次。

孔子的政治理想，概括起来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孔子的理想国是大一统的君主国家。

《礼记·坊记》载孔子言：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

在大一统的君主国家里，天子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的一切政事出自天子：“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g]春秋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正是天下无道的糟糕表现。

孔子说：“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h]孔子对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非常反感，站在大一统的立场，他主张恢复周礼，恢复到周公定制的大一统政治秩序。

其次，孔子的理想社会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管理。

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是稳定的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指出的，儒家有些地方尽管迂腐繁琐，“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i]。“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j]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上，建立安定的统治秩序，“目巧之室，则有奥阼，席则有上下，车则有左右，行则有道，立则有序”[k]；这样的社会，任何的僭越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从天子到庶人，每一等级都必须谨于职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再次，孔子的政治理想追求道德完善、上下和谐。

在孔子看来，尽管有道社会等级分明，但各个等级之间应该是和谐的。有道社会里，君臣之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l]。君民之间，君对民以爱，民事君以敬，凡民有丧，君则扶服救之。君臣上下之间待人以仁让，克己以中和，和谐相处。这是一个君贤民和、上下有序、社会稳固、道德完善的理想社会。

孔子的“有道之世”的理想国是针对“无道”之现实而发的，“有道之世”的最高境界包括“大同”和“小康”两个层次。

《礼记·礼运》篇中记载了孔子所推崇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个理想国的总纲是“天下为公”，这是一幅以原始公有制社会为摹本而设计出来的理想社会蓝图，其间人们对远古社会美好的回忆清晰可辨。在这个理想社会里，财产公有，政治民主，人人各尽其能，人与人之间平等、博爱，各得其所，社会安定，没有盗贼，也没有战争，一派安定和谐的景象。

这个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不是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要求历史倒退，它表达了孔子对“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现实的不满和批判，也寄寓了孔子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与憧憬。

大同，是儒家政治大一统追求的最高目标。

儒家的“大同”理想，不仅是对人类公平、正义和美好社会的追求，而且也是对政治社会合理性、合法性的高层面的期冀。这一政治理想，曾经对中国社会与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自孔子提出“大同社会”方案以后，“大同”便成了一个令先贤圣哲上下求索的社会理想，一个令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的世代憧憬，一个令炎黄子孙魂牵梦萦的千年情结。

大同世界，也是近现代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

从康有为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一直没有停止其追求的步伐。戊戌变法前，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他说，人类社会是依“据乱世”——“小康世”——“大同世”循序渐进的。一人专制是据乱世，君主立宪是小康世，民主共和是大同世。他认为这是孔子的真经，以此为其变法维新提供理论根据。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把《礼运》篇中的大同世界作为自己为之终生奋斗的社会理想的最高形式。

1935年10月，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其《念奴娇·昆仑》一词中大笔一挥：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彻底改造人类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梦想，毛泽东的气势栩栩然跃上纸面。

世界大同，今日似乎尚遥不可及，与“大同”等而下之的便是“小康”社会。

《礼记·礼运》篇接下来描述道：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皆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儒家所讲的小康社会则是夏、商、周三代的“天下为家”的理想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里，尽管大道已隐，但城池坚固，以“礼义”来维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人们谨慎地依礼法行事，并且用礼来表明道义，考查诚信，辨明过错，效法仁爱，讲求谦让，向民众昭示为人做事的常规。如果有不遵守这种礼法常规的人，即使是执掌权力者，也要撤职去位，被民众视为祸殃。可见，孔子的所谓“小康”是一种礼法完备、赏罚严明、秩序井然、君主圣贤、人人和谐相处的社会状态。在这种社会中，虽然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但是，毕竟礼法整肃，赏罚有度，诚信仁爱，谦恭礼让，帝王亦谨行其礼，民众皆遵守常规，违背礼法者，一律加以处罚，即使是当权者也不例外。在孔子所处的时代，这无疑也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m]

三、主张仁，讲求礼

仁与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两大支柱。

孔子将治理国家与人际关系的处理作了较好的结合，把人际关系概括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四个方面，夫妇问题基本没有涉及。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他用过许多概念，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恕、孝、悌等等，要之，还是以仁、礼为总纲，以此上升为他的治国理政纲领。

第一，仁是孔子的伦理政治之本，是孔子的最核心的政治精神。

“‘仁’这一个词在孔子以前已广泛应用，但作为哲学范畴的提出，是从孔子开始的。”[n]

春秋时，人们把亲敬尊长、爱众庶、忠君主皆称为仁。孔子把春秋时期仁的观念发展为系统的仁学。

据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一书中统计，在《论语》中，孔子讲 “仁”的地方共109次，讲礼的地方出现了75次。孔子提出“仁”的概念可以说是他全部思想的核心，它是“礼”的根本内涵，是伦理道德的基本依据，是做人的根本道理，是人们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在《论语》中，孔子从各个角度论述了仁的本质、含义、致仁的方法。

大致来说，“仁讲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精神指导，要之可归纳为三点，即克己、爱人、复礼”[o]。

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仁，指的是血缘关系范围内的“爱亲”。“爱亲”是仁的一个最基本的规定。

早在孔子之前，就已有“为仁者，爱亲之谓仁”[p]的说法；而在孔子之后，孟子也曾指出：“亲亲，仁也。”[q]《中庸》里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说文》则直接把仁定义为“亲也”。所谓亲也、亲亲、爱亲等等，都是指在一定血缘关系范围内人们之间的相亲相爱的一种秩序状态。

孔子把“爱亲”作为仁最基本的含义，并视其为仁之本质与根本。《论语·学而》里有一个经典的表达：“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基于血缘的爱亲，是仁之根本。反之，就是不仁。《论语·阳货》中孔子斥责认为三年之丧太长的弟子宰我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孔子的仁以“孝弟”为本，而又不局限于爱亲。他把基于血缘之爱的仁扩展到爱无血缘关系的其他人。所谓仁者，爱人也。《论语·颜渊》里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学而》提倡：“泛爱众，而亲仁。”仁的最高境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但是，孔子的泛爱众，不是无差别的平等之博爱。他的仁者爱人，强调爱有差等。他主张根据人与人之间血缘关系的远近和政治地位的尊卑，爱人要有差等。如君对臣之爱，符合礼即可，所谓“君使臣以礼”，而臣对君之爱，则表现为忠，所谓“臣事君以忠”。因尊卑不同，爱应有差等。同样，因血缘远近，爱也应有程度之别。

仁表现在外，就体现为五种品质。《论语·阳货》里，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子张请问是哪五种品德，子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如何行仁？孔子提出了由己及人的践行方法。当子贡请教他：“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乎？”孔子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r]“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s]“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忠。孔子的弟子曾参曾经总结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t]

孔子的忠恕即从眼前的事情推及其他，从自身推及别人的实践仁道的方法。忠在尽己，恕以及人。孔子的己立己达，是忠；立人达人，是恕。孔子认为，忠恕，可以做到，却不容易推行。如果真正能行忠恕之道，则“违道不远”，可成圣人了。君主能践行，不仅本人可以成为圣人，而且能成就王道政治。

关于如何践仁，孔子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命题：“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u]在这里，复礼是行仁的最终目的，而克己则是复礼之必由途径。

在《论语》里，孔子从各个角度来谈如何“克己”。

“修己”是其中一途。子路问什么叫君子，孔子的答案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v]。

“约”则是孔子提出的另外一重要方法。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w]意思是以礼约束自己，所犯错误就会减少。他又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x]颜渊说：“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y]颜回就是约束自己的典型，所以孔子盛赞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z]

“自戒”是克己的又一种方式。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aa《论语·学而》里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这也是教人“自戒”。

孔子还提倡“自讼”“自省”和“自责”，其意仍在于克己。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ab《论语·学而》里，曾子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在《论语·卫灵公》里，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因此，对于当时人少有自我检讨的情形，孔子感慨良多：“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ac

除此之外，《论语》中还多次讲到“慎言”与“慎行”，这也算是克己的方式。尤其是，孔子还讲到一种极端克己的方式——“无争”。《论语·八佾》里说：“君子无所争。”《论语·卫灵公》里说：“君子矜而不争。”《论语·泰伯》里曾子说：“犯而不校”，即便别人触犯自己也不去计较。

由此可见，在孔子看来，把克己的精神用于对人就是忠恕，就是爱人。孔子的仁是指一个人内在的道德品质，它源于血缘之亲，立足于自我，以反身求己的实践为根本。所以，孔子在谈到为人处世的准则时说：“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ad克己、爱人、复礼形成三位一体，内在精神修养与外在行为规范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孔子由此把高尚和平庸、内美和外辱、精神满足与自我约束高度统一起来，成为统治者最理想的伦理原则。

第二，礼是孔子的伦理政治的实体。

礼讲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在实践活动中，孔子的礼是人的界碑。”ae孔子所要实行的礼，基本是周礼，正如他自己所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af孔子认为他生活的时代是“天下无道”的时代，“有道”时代是西周。由于周礼已衰，而自己对春秋以来的礼崩乐坏又十分不满，故而孔子提出了“复礼”ag的主张，并且以此作为他终身的使命。

孔子认为，做一个合格的统治者，必须在思想上行动上符合周礼的规定。

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是西周以来的传统思想。孔子的政治思想继承了这一点，认为礼是治国之本。“为国以礼”ah集中表达了孔子对礼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孔子一生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在恢复周礼的上面。在他看来，恢复周礼的政治措施即是“正名”，恢复周礼的思想保证是贯彻仁的原则。孔子信而好古，对传统礼乐文化有渊博的学识和精深的研究。孔子自称“吾从周”，他关于礼的思想是对周礼的全面继承，同时又有所损益。《论语·为政》里，子张问今后十世的礼仪制度是否可知，孔子答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在实践中，他也的确有过损益。《论语·子罕》里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意思是说，帽子用麻织，本来是礼的规定，可是现在人们都用丝织品，比用麻织品节省。我也从众，改用丝织，因为这合乎孔子所说的“与其奢也，宁俭”ai的原则。

礼在西周作为行为规范，已经具有道德准则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双重含义。礼在孔子那里同样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礼是社会生活必须遵守的道德规则。孔子要求处处以礼为规范，“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aj。因为在他看来，“不学礼，无以立”ak。“不知礼，无以立也。”al所以，孔子对遵礼的要求十分严格，有时甚至达到刻板和迂腐的程度。《论语·八佾》记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古代秋冬之时，周天子向诸侯颁发第二年的历书，诸侯接受历书后，把它藏于祖庙。每月初一，杀一只活羊到祖庙祭祀，然后回朝廷听政。这种仪式称“告朔”。举行这种仪式时所用的羊称“饩羊”。当时鲁国君主既不亲自去告朔，也不听政，只是让有关部门杀一只活羊应付了事。子贡想去掉这种有名无实的形式，把杀羊一事也免了。孔子则认为，尽管如此，保留这种形式还是比去掉的好。所以，孔子看到子贡欲去其羊，颇为感慨。

另一方面，礼不仅是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而且还是个政治规范。为君者好礼，就能治理好民众，“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am；“上好礼，则民易使也”an。孔子甚至把礼提高到治理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的重要地位上，“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ao？把礼视为“政之本”。

第三，在仁与礼的关系问题上，仁为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外在表现。

仁是基于血缘之亲而扩展的内在的道德品质，礼则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政治规范。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孔子政治思想的两个核心概念。

首先，仁重自律，礼在他律。前者作为一种道德品性，重在自我修养，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ap。后者作为外在规范，强调遵守。

其次，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孔子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aq如果没有仁的内在品质，就不可能使自己的视听言动都符合礼的规范。仁学，是在“礼崩乐坏”的背景下产生的。三代以来的礼乐文化，到了春秋之时，已逐渐难以维系人心，礼作为外在的规范和制度也已废弛，社会陷入无序状态。孔子在这样的背景下为礼这种外在的硬性规范找到了一个内在的支撑点。

再次，仁是礼的最高境界，礼是实现仁的途径。如前所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主张通过礼的节制，达到天下归仁的境界。人的言行视动，都在礼的约束下，才是归仁的途径。礼则是仁的政治目标。

最后，仁与礼结合，实际上是血缘关系与社会等级关系的结合，人道与政治的结合。仁是一种伦理观念和品德，礼是一种伦理规范和政治制度。一方面，用道德的力量来促进和约束人们遵守礼制；另一方面，可利用礼制的强制力量来保证仁德的修行。复礼和归仁互为因果，最终达到维护西周以来的宗法等级秩序的政治目的。ar

四、中庸和执中

孔子不只是以政治和伦理原则教人，他更主张在实际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培养人“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

孔子的政治思维方式即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范畴，还是儒家思想最高的道德准则和思维方式，决定着儒家如何处理政治关系和作出政治决策。

“中庸”是孔子提出来的，“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as孔子提出的中庸继承自古代圣贤“中”的思想。《论语》记载道：“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at尧禅让帝位给舜时告诫说，舜呀！天让你坐上帝王的位子，你治国爱民要一视同仁，做到公平、公正。如果四海的人民都很穷困，你的帝位就坐不成了。舜禅让帝位时也这样告诫禹。这里的中是公正、公平的意思。孔子把尧舜的治国方针推广到人们处事的一切言行，首次提出了中庸的概念。孔子之孙子思记录了孔子在这方面的论述，并将之传于孟子，辑成一书名曰《中庸》。《中庸》亦被后人推崇为“实学”，被视为人们可以终身享用的儒学经典。

那么，什么是中庸呢？

中庸有几层基本含义：

第一，是用中、执中、中正。

在孔子看来，中是礼，用中、执中，就是符合礼。用中，即是坚持原则。孔子处处事事都以礼分是非，臧否人物。他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au的政治原则，分明就是证明礼与中是一致的。

中庸之道要求人们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自觉地调节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言论行动，使之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严格保持在儒家规定的道德规范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所以，中庸的这层含义指的是不偏不倚以礼为言行准则，即坚持原则的意思。

在孔子看来，当时的政治是偏险不正的，何以正之？他主张用仁义正之。孔子惶惶然奔走于列国，就是试图以仁义以匡正之，匡正而不得才退而著述讲学。用中之道、中正之道是其后儒家从道不从君，坚持仁义的最高原则的理论依据和渊源。

第二，孔子从日常生活到政治行为，一再提出要避免“过”与“不及”。中庸不仅是一种为人处世要坚持原则的观念，还是一种方法论。这种思维方法认为“过”和“不及”都是不对的，因为他们都不符合“中”的标准。作为一种重要的决策原则和方法，中庸之道反对做事走极端，主张任何事情都要遵循一个适当的标准“度”。“过”就是过火，“不及”就是火候不到，过和不及都是应该反对的，凡事都要适中和适度。在一定意义上讲，整部《论语》都是在论述中庸之道，如“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av。“乐而不淫，哀而不伤。”aw“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ax“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ay这都是在论述“度”，即事物都有一个限度，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事物就会发生质的变化。要做到中庸就要时刻注意这个度。孔子认为舜是这方面的典范，他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az这是说舜能够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善于审察不大引起注意的言论，能够容忍别人的缺点，充分发扬大家的长处，权衡人们言论中过与不及的两个极端，采用正确的主张来治理国家，这就是中庸之道，这就是舜所以能够成为大智的圣贤呀！

《论语》中有个十分通俗的解释。

一次，学生子贡问孔子，他的同学“师（子张）与商（子夏）也孰贤”？孔子回答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是不是师比商好一些呢？”孔子回答说：“过犹不及。”从此之后，过犹不及成为人们衡量中庸的尺度，比如勇敢是中庸，鲁莽就过了，怯懦是不及，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勇敢就成了鲁莽或怯懦。

第三，中庸的另一个含义是中和。

《中庸》提出，“中和”是天下之“大本”“达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ba《论语·学而》说：“礼之用，和为贵。”“和”，是与“同”相对立的思维方式。“同”是重复、叠加、附和，“和”则是异质的事物、因素的对立统一。《国语·郑语》里说：“以它平它谓之和”，《中庸》里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一种声响不成音乐，一种颜色不成文采，一种味道不成佳肴，只有各种不同的事物、因素、成分合理配置，甚至相反的事物、因素、成分相成相济，处置得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才能形成和谐，产生新的事物。“以它平它”的对立面是“以同裨同”，是同一事物、因素、成分的机械重复、简单相加。“中和”实际上指的是对立面之间的调和、平衡、相辅相成、整合。“中和”的目的是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但这种和谐并非是无原则的，更不是盲目的附和。中庸要求人们追求“和而不流”。孔子主张“和”，反对“同”，甚至把“和”和“同”作为君子和小人的区分。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bb

儒家把“中和”原则运用到政治上，如齐国的晏婴认为君臣关系应和而不同：“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干，民无争心。”bc君主认为可行的事，但其中也隐藏着不可行或行而不利的因素，臣下把这一方面意见提出来使君主能考虑得更为周全，以避免不利因素；反过来也一样，君主认为不可行的事情，其中可能存在着可行的、有利的因素，臣下把这些因素说出来以使君主放弃其认为不可行的决定。这是一种君臣之间的“中和”：对君主的意见不盲从，作理性分析，进行必要的补充，促其完善，甚至放弃原来的意见而形成更好的决策。那种一味逢迎附和的臣子，则是“以同裨同”，不利于治国。正因为这样，孔子才称前者为“君子”，而后者为“小人”。

第四，中庸还有一个含义是“时中”。《中庸》引孔子的话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这里中是原则性，不可变；时是灵活性，是可变的，目的是更好地实现原则。“时中”就是坚持原则能审时度势，不死抱教条。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bd这句话也是说，没什么事必须怎样去做，或绝不能怎样去做，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怎样能合于义就怎样去做。孔子在教育学生方面有个例子：一次子路问，听到了应该要办的事就要去办吗？孔子答，有父母在，怎么能听到了就去办呢！冉有问同样的问题，孔子肯定地说，听到了就要去办。公西华不解，请老师解惑。孔子答：“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be意思是冉有平时畏缩怕事，所以鼓励他大胆去干；子路好胜争强，所以让他冷静一下。所以，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也”，称道他“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可以处则处，可以仕则仕”bf。

“时中”，也就是通权达变。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也颇能说明问题。齐桓公、公子纠都是齐襄公的弟弟。襄公无道，鲍叔牙侍奉桓公逃往莒国，管仲和召忽侍奉公子纠逃往鲁国。后来襄公被杀，桓公先入齐为君，兴兵伐鲁，迫使鲁国杀了公子纠，召忽因此而自杀，管仲却归附桓公，还做了宰相。子贡问孔子，管仲不是仁人吧？齐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但没有以身殉主，还为相辅佐齐桓公。孔子答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bg在孔子看来，管仲就是一个懂得“权”的人，他不以小信（忠君自杀）而失大信（使百姓得益）。

孔子在谈到时中时，还说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话：“可以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以适道，未可与立；可以立，未可与权。”bh意思是说，可以一起学习仁义道德的人，不一定能达到道；可以一起和他达到道的人，不一定做到坚守；可以和他一起做到坚守的人，不一定能做到通权达变。这样，孔子就把权作为中庸的最高境界，即只有能够通权达变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和实行中庸之道。孟子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多精彩的注解，他说：“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bi意思是说，能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近乎中庸了，但是固执一端，客观情况变了，他还死抱教条，不懂得通权达变，那还是偏颇的。我们之所以厌恶那种固执偏颇的人，就是因为他们损害了中庸之道，只顾一隅不顾全局呀！孟子还对权作了一个很通俗的解释：“男女授受不亲，礼也，但嫂溺于水，伸手援救，就是权。”bj

第五，孔子还提出了不可则止的运动原则。

不可则止就是权的思想的具体体现。孔子认为处理事情要注意分寸，不可使行动突破质的规定。譬如，在处理君臣关系中，他一方面强调臣子要“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bk。“从道不从君”“以道事君”，但如果进谏不听，臣子应适可而止，或引退以洁身。“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bl“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bm“用之则行，舍之则藏。”bn“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bo如果遵照这样的理论行事，臣绝不会对君构成威胁。对于朋友也是一样，“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bp。可见，中庸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寻求正确的方法，以达到所追求的目标。

第六，中庸还有一种方式，即无可无不可。

如果说“中庸”是折中主义不尽妥帖，那么“无可无不可”则无疑是典型的折中主义了。孔子把自己同一些逸民作了比较，他说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但仍然“言中论，行中虑”。虞仲、夷逸表现又不同，“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他们虽然过着隐居生活，说话随便，但保持自身洁白；虽然离开职位，但仍合乎权宜。这三类人虽有高低之分，但各有自己的行为哲学，孔子很敬重这些人。他自己呢，与这些人又不同，他的行为原则是“无可无不可”bq。孔子这一方面的言行极多，这里仅举数例：

一方面信神，“祭神如神在”；另一方面又怀疑神。

一方面主张人“性相近”；另一方面又认为“有生而知之者”br，“惟上智与下愚不移”bs。

一方面认为自己是学而知之；另一方面又说自己是天命的承担者，“天生德于予”bt。

一方面主张“杀身以成仁”bu，“见危授命”bv；另一方面又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bw。

以上所说的并不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而是对待两种不同的事物的两种态度。依据它们的性质，两者之间不能调和，只能二者必居其一，但孔子却要无可无不可。从理论上说，无可无不可似乎也可以说得过去，应该算是一种通权达变的智慧吧。bx

中庸不是折中主义。孔子一生主张仁义，是非分明，反对调和，他曾严厉指责：“乡愿，德之贼也。”by对于孔子这句话，后世的万章疑惑不解，曾问孟子：全乡人都称赞的好人，为什么孔子责骂他是破坏道德的贼呢？孟子回答说：“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以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人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说这种人表面上似乎样样都好，挑不出毛病，但他们不分是非，与尧舜之道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孔子首创的中庸与无原则的折中、调和，并不是一回事。

孔子及其后儒家的“中庸”政治思维，以“用中”为本义，以“中和”即对立面的统一，系统的整合来求“中正”，“时中”和“权”是根据情势的变化灵活追求实现“中正”。“用中”“中和”“时中”和“权”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起着重要的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的作用。中庸思想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内中蕴含着妙不可言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艺术。诚然，“中庸”思想在政治层面上，旨在维护帝业，使君臣相济、上下相安，以及维护等级秩序、劝民安身守己等内容，但其“和而不同”“发皆中节”“中正不倚”“无过不及”“通权达变”等具有恒常价值的因素，在今日的政治关系乃至一般的社会关系中，仍然是极具启迪价值的。bz

五、以德治国

孔子的政治主张是德治。他十分强调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主张政治应该与道德实践相结合，甚至认为政治中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保证民众道德的实践问题。

首先，孔子认为，德政是统治者影响民众和获得民众支持的根本所在。

在孔子看来，所谓德治，实际上就是仁、礼学说在治国方式上的具体体现。既然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外在表现，那么，礼最终归依于内在品质仁的培养。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ca统治者自身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并且依据优良的道德品质治理国家，以优良的道德品质影响民众，就可以获得民众心理上的支持。在《论语·为政》里，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不懂得以礼的基本精神来治理国家，礼制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他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礼治的关键是要懂得以道德品质为基础的礼让。

其次，孔子主张以礼治国，要求以礼来辨别等级名分的差异。

孔子说：“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cb这就要求每个人确认其在礼仪制度中的身份地位，其视听言行合乎自身的地位身份，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cc也。作为一种治国模式，孔子提出的德治所维护的社会秩序是一种上下有分、尊卑有序的等级社会。这种社会秩序以礼来维系。这就是孔子的以礼治国的主张。“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cd在孔子看来，在一个秩序优良的社会中，从天子至于庶人，都应该谨于职守，第一个等级都应该做与自己的社会地位相应相称的事情。因此，在孔子看来，礼所规定的名分等次是绝对不可僭越的。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愤愤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ce因为周礼规定，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作为大夫，依礼只能用四佾，他却越级用八佾，孔子认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僭礼行为。

为贯彻礼治主张，孔子提出了正名思想。孔子对不同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作了集中的概括，这就是他的正名思想。

“正名”的思想是孔子在游卫时讲的。子路问他：“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答道：“必也正名乎！”子路觉得老师有些迂腐，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cf所以，正名在政治领域中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正名指的是按照其名分行事，确切地说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的言行举止要符合君的身份，臣、父、子亦然。

再次，孔子提出了德刑并用，先德后刑、以德去刑的治国理政主张。

德与刑是政治中的两手。孔子主张两手并用，先德后刑、以德去刑。

在治国理政上，孔子首先强调德优于刑，强调道德感化的作用，主张先教后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谓“导之以德”，就是指统治者必须推行德治，表现为宽惠使民，轻徭薄赋，省法轻刑。同时要为人民树立道德榜样，启发民众的心理自觉。所谓“齐之以礼”，一是统治者要模范遵守礼的规定，从而感化和影响群众；二是所有的人都应该用礼来规范自己，用礼来约束自己。这样，道德教化和礼教的结合就能防止犯罪和反叛。行政命令与刑罚手段，只是一种外加的强制和威慑，可以使人畏惧、服从，免陷于罪，但却不能以犯罪为耻，达不到至善的境界。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孔子的德治思想以德为主，当道德与法律发生冲突时，孔子的选择是舍法取德。

据《论语·子路》记载：“叶公与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其父偷了人家的羊，其子告发，这从法律角度来说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用父慈子孝的道德规范来评价，却是一种有悖道德的行为。孔子主张父子相隐，是他德重于刑、礼重于法的思想的反映。既然仁德为治国施教之本，父慈子孝作为仁德之体现，父子之亲不能互相庇护，是不合逻辑的，也是不符合统治者的根本利益的。孔子“父子相隐”的主张，被后世封建刑律采用后，一直是封建法制的重要内容和指导原则。在封建法典中，称为“亲亲相隐不为罪”。这是中国古代法不外乎人情，情大于法的普遍法观念的源头之一。

实际上，孔子并非不重视刑罚的作用，只不过是他主张德主刑辅。

在强调德教、礼治主导作用的同时，孔子主张以刑罚辅助德教。对于不可教化之民，孔子亦主张以刑禁之，以刑治之。

《孔子家语·刑政》中说：“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主张“先教后诛”。在一般情况下，孔子反对杀人。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他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cg他还认为，“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ch，把克服残暴、免除虐杀作为善人治国百年的政治成果。但对于那些罪大恶极、非杀不可的人，孔子认为只有在当政者曾施行过德教，使百姓都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美，什么是丑，懂得如何做人之后，对那些不接受教化、不改其恶的人，再判处死刑。

六、“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在政治诸种因素中，孔子最注重执政者的作用。孔子把政治的实施过程看作是道德化过程，十分强调领导者自己在政治实践中的以身作则。

《论语》中很多地方对此都有记载。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ci孔子还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cj“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ck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cl在孔子看来，从政不必当官，宣传孝道就是参政。所以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曾子也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cm

在孔子看来，君臣之间不只是权力制约关系，而且要靠礼、忠、信等道德来维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cn这种关系维系的主要纽带便是执政者、管理者之间都要遵守道德的准则。孔子主张，培养官僚不是首先讲如何学会政治之道，而是首先从事道德训练与培养。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阕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阕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co孔子的话包含了一部分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从基本精神上看是讲处世之道、官场之术，而不是讲统治之理。子张又一次问为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cp同样是讲道德修养。这样，孔子主张人治，把政治视为道德的延伸和外化，这一认识构成了人治的理论基础。cq

在治国理政问题上，孔子重视管理过程中的策略的运用，主张软硬兼施、德威并用、宽猛相济。

《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以是和”。孔子主张管理百姓有张有弛，“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cr。孔子反对苛政，认为“苛政猛于虎也”。但他并不一味地反对重刑，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孔子认为“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不算严酷，却是“知治之道”，因为弃灰易引起争斗，甚至“三族相残”的严重后果。而且“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相易也，使人行其所易无罹其所恶，此治之道”，是合乎人之常情和心理状态的，从而可以减少犯罪。

在治国理政上，孔子很重视人才在治理中的作用，提出过类似贤人政治的观点。

孔子主张德治，但德治必须由人来体现、来实行，因而其政治思想必然强调人的作用。人定法，人执法。有了人，才能制定良法，执行良法，使社会安定，国家昌盛长久。“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cs所以孔子的结论是“故为政在人”ct。孔子认为，当政者都要以文王、武王为榜样，律己严，施仁政，言必信、行必果，要善于考察和选用官吏，用以作为实施治理国家的基础，才能求得统治者的长治久安。在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问题上，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cu。即把正直的人提拔到奸佞的人的上面，这样就能使百姓服从。相反，如果“举枉错诸直”，民众就不会服从。有一次，樊迟请教孔子什么叫“知人”，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cv孔子认为重用正直的人，置其于奸佞之人之上，还能使奸佞之人也变得正直起来。子夏进一步解释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cw对于贤才的标准，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cx既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又要有一技之长。也就是德才兼备。孔子还提出了举贤之途，即“学而优则仕”。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因为他认为学稼不足以治民，只有礼义才能治民。孔子主张出仕任官一定要有礼乐知识。他认为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人，首先学习了礼乐知识，然后才能入仕；而出身于卿大夫世家的贵族子弟，入仕后也必须学习礼乐知识。孔子“学而优则仕”的举贤观，明确反对商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在孔子的弟子中，孔子认为雍父为贱人，出身贫微，但有德行，“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可担任一个地方或部门的长官；子路，如果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可负责兵役和军政方面的工作；冉求，可做千户人口的县的县长，或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封地，可叫他做总管；公西赤，可以穿着礼服，立于朝廷之中，接待外宾，办理外交；等等。他认为弟子中凡学而优者，皆可以量才而用。孔子关于选拔贤才的思想，反对商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而且强调从文化素质较高的人中选拔国家官吏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后世影响也极为深远。

孔子在治国理政中强调富民、使民、教民的重要性。

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上，孔子主张先经济后政治，对于民众，先富而后教。子贡问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cy孔子认为，治理一个国家，最起码得具备三个条件：食、兵、信。还是将“食”放在首要地位。

先秦诸子，一般均重视经济问题，如管仲就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廪实而后知礼节”之论。孔子及其学派亦不例外。在《论语·颜渊》篇中，孔子在回答子贡关于政事的问题时，首先提到的就是“足食”问题。因为“民以食为天”，如果百姓食不果腹，时处饥馑之中，还去侈谈什么社会安定？孔子在与冉有的对话中提出，对于民众百姓，统治者不但要对之“足食”，而且要“富之”；不但要“富之”，而且要“教之”cz。《论语·子路》里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富民，是孔子的一贯思想。所以，有若在答鲁哀公“年饥，用不足”的提问时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da而为了民殷国富，还须“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db，反对聚敛。所以，当冉有帮助季氏聚敛时，孔子便十分生气，说：冉有“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dc。“使民以时”，使民要像祭祀那样慎重，“使民如承大祭”dd。孔子还提出过以义使民、先惠而后使民等等。针对当时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孔子反对厚敛，主张应取民有度，少征用民力，少收赋税。de通过调整分配关系和节用民力，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是孔子的最高理想。

长期以来，孔子的政治主张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地位，其价值不应低估。

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封建统治者最先采用法治，继而又采用无为而治，都行之一时，而当孔子的政治思想一登上历史舞台，便占据统治地位长达两千余年之久。北宋宰相赵普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从某种程度上讲，《论语》就是一部关于中国人自己的政治管理学。今天反省中国政治，孔子的治国之方和统治之道自应当加以重视、研究和扬弃。

第二章 孟子之狂

像孔子一样，孟子也十分热衷政治事业，以一肩担承道统自任。孟子曾自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曾周游列国，到过魏国、齐国、滕国、鲁国等，极力游说他的“王道”和“仁政”的政治主张，虽然整个过程极其艰难坎坷，没有诸侯愿意采纳他的主张，但这并没有击垮他的信念。孟子仕途不顺，最后退居讲学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一、亚圣的渊源

孟子名轲，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邹国人，享年八十四岁。

高寿八十四，不要说是在战国年代，即使就按物质生活、医疗条件已很发达的今天来看，这无疑也是一个高寿的年纪。

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他幼年丧父，家庭贫困，但幸运的是，他有一个极有远见、十分热爱并懂得孩子教育的严厉的母亲，正是这位对孩子十分负责的妈妈，将孟子的人生拔高到了一个普通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孟母三迁的故事广为人知。

著名的孟母三迁讲的是：为了孩子将来有个好一点的前程，孟母将家迁到鲁国的都城。因为家贫，为了省钱，孟子一家就在墓葬区附近落下脚来。这是个哭丧的地方，小孟子就经常模仿着别人哭葬；孟母看到这种现象，认为这对孟子的成长不好，就将家迁往闹市区；闹市区是商人做生意的地方，小孟子又很快学着商人和别人讨价还价来；孟母认为这对孟子的教育也不利，于是将家再迁到书院的旁边。于是，小孟子就又跟着学生们诵读诗书。孟母认为这对教育孟子最好，于是就在书院旁边定居下来。

孟母三迁的故事反映出这样一种现实情况：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人所处社会环境的好坏往往对具体个人的成长影响很大。

小孩子都是善良的，社会环境好不好，会影响到小孩的品德情操的养成，这为以后孟子人性善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另外，孟母断机喻学的故事也流传甚广。

在家庭教育上，孟母可谓是教子有方。

孟子小时候厌倦学习，有一天不愿读书，早早就离开学校回了家。孟母正好正在织布，见孟子逃学回来，一句话没讲，就把织布的梭子给弄断了，这意味着马上将要织成的一匹布全毁了。孟子非常孝顺与敏感，忙跪下来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孟母告诉他：“读书求学不是一两天的事，就像我织布一样，必须从一根根线开始，然后不能停下来，一寸一寸地积累才能织成一匹布，而布只有织成一匹了，才有用，才可以做衣服。读书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不能持之以恒，像你这样半途而废、浅尝辄止，以后怎能有望成才呢？”孟子的根基毕竟不同于常人，为了供他上学，母亲起早贪黑地织布。断机让孟子如梦初醒、恍然大悟，他立即向母亲认错，从此一心向学，不但不随便旷课，而且倍加努力。孟子崇拜孔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因此，孟子继承孔子、子思的学术，成为战国中期最著名的儒学大师。现在邹县有孟庙、孟府、孟林，加上孟母林，合称四孟。孟子好学深思，最后终于学有所成，继孔子之后而成为儒家的“亚圣”。

就像孔子一样，孟子十分热衷于政治，在政治上也有远大抱负，同时他也十分自信，以一肩担承道统自任。孟子曾经自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df

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也曾周游列国。

据不完全统计，孟子到过魏国、齐国、滕国、鲁国等国，极力游说他的“王道”和“仁政”的政治主张。其间历时二十余年，虽然整个过程极其艰难坎坷，没有诸侯愿意采纳他的政治主张，但这并没有击垮他的信念与执着。与孔子一样，孟子仕途不顺，最后退居讲学著书。

当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dg。在收徒教学活动中，孟子得到了很大的慰藉。他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dh

在战国前期，儒、墨并称“显学”，到了战国中期，儒学被边缘化了，杨朱一派与墨翟一派成为显学，流行于天下。孟子为了维护儒学，挺身而出，辟杨、墨，弘扬儒学。孟子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di孟子辟杨墨，捍卫儒学，对于后来儒学复兴，贡献极大。

孟子是儒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自中唐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被宋神宗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时，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后“四书”的实际地位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成为儒家地位仅次于孔子的重要历史人物。孟子的思想学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尤其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深刻，宋代以后常把孔子与孟子的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现存《孟子》一书，是研究其思想的可靠材料。

二、人皆可以为尧舜

人性善学说是孟子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孟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研究人性问题的思想家。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dj

孟子的人性善学说主要集中在《孟子·告子》上下篇中，孟子以对话论辩的方式提出他的人性理论。

孟子反对以自然性来规定人性。告子认为“食色，性也”，主张“生之谓性”。孟子对此进行反驳。告子认为，应该以自然本性即人的自然欲望和需要来看待人性，那么食色既是人的本性，同样也是犬的本性，也是牛的本性，也就是说人的本性与犬的本性、牛的本性就没什么差别了。在孟子看来，人性不应该以自然性来界定，否则，就把人贬低为动物了。人再饿也不会“兄之臂而夺之食”，再有性的需要也不会“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dk。因而，人的本质规定性应该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方面来界定。

孟子主张，人性应该是人异于禽兽的规定，而人异于禽兽的本性应是人类所普遍具有的善性。

在人性是否本善的问题上，孟子与告子也针锋相对。告子认为，从本性而言人无所谓善恶，“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dl。告子以水为喻，认为人性无先验之善或不善。而孟子则认为，人具有一种先验的善性，他同样以水为喻，“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dm。人性本善，犹如“水之就下”，是自然之势。

孟子通过“同类相似”的命题来论证人具有普遍的善性，他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dn在孟子看来，人的味觉、听觉、视觉，同样的感官具有相同的特点，同样，人心也应具有相同的特性。他由此得出结论：“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但是，孟子的论证使用的是类比推理，这在逻辑上是不严谨的。他推论的前提是“同类”，而口、耳、目是感官，心则非感官，并非同类；“理”“义”与味、声、色等感觉更是不同，故其论证又超出了“类”的范围。孟子的论证是不成立的。

孟子强调人的本性存在先验之“善”。但现实生活中的人有善有恶，如何解释这一矛盾？孟子的性善论主张人先验具有的只是“善端”，即善的萌芽，也就是具有的是向善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do仁义礼智是“人皆有之”的四种善德的萌芽。这就是孟子著名的“四端”说。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于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dp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善性，是“不学而能”的“良能”，是“不虑而知”的“良知”。他还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dq仁、义、礼、智是君子的固有本性，不过是成于内而形于外罢了。

人从本性来说具有善的可能性，但现实社会确实存在不善之人。孟子分析了不善的原因，他认为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外界的影响，这是客观因素使然。他说：“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dr意思是，水的本性是往低处流，但是，用手拍打水，它可以溅得很高，高过额头：用戽斗汲它可以倒流，以至引上高山。这哪是水的本性呢？是情势使它变成这样的。人可以被怂恿做不善之事，本性起变化的道理与水一样。

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可见，孟子承认人之“不善”，但不善不是本性使然，而是客观环境所致。二是人自身是否有向善的主观愿望。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ds；“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dt。与强调客观因素的作用相比，孟子更强调主观因素的作用。他说：“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认为，一个人主观上不愿意向善，“不能居仁由义”，那就是“自暴自弃”“自贼”，也就会丧失本性之善。

孟子的性善论，以善端说为理论出发点，既能合理解释不善之现实，又逻辑地推演出仁义礼智“四端”如何发展到“四德”的必要性，即修身养性的必要性。所以，孟子性善论的最重要内容就在于如何保存和扩展人的“善性”，为此他提出了既然人人都具有善端，所以只要肯努力存养、思考和扩充，人人都可为尧舜。

孟子的性善论把善与食色相对立，把人的社会属性（道德性）与自然属性相对立，把自然欲望排除出人性的范围，必然要求压抑物欲之性，推而行之，在实践中必然实行禁欲主义。由于其思想影响巨大，对中国人的文化人格的设计的影响不可低估，儒家思想禁欲主义色彩浓郁，与此关系密切。

纵观世间历史，一切有益于人类的伟大功业，没有不是起源于人本性中的善端的。因此，仁、义、礼、智四种善端，可以说是人生的一切善行，也是国家一切善政的根源。正是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他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仁政学说。

孟子的性善论是一种道德先验论。孟子要求人们保持、养育、扩充人的天赋善性，注重人的自身反省。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du。这种内省的修养方法，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主流。程颢、程颐、陆九渊、王守仁等宋明理学家，都是对孟子这一方面学说的继承和发挥。从性善论对政治的影响来说，孟子的先验性善论开辟了内求式的政治思维方式，儒家以“内圣”为“外王”条件的政治观，正是从这一“反求诸己”的思维方式中产生出来的。同时，性善论也为儒家的伦理型政治提供了人性的形而上学论证dv。

三、养我浩然之气

孟子有比孔子更突出的独立人格。

这种独立人格来自于孟子对人生境界的不断内修。他说：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dw

孟子十分强调自身人格的修养。他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dx有志者就应当居庙堂之上，始终能坚持独立的人格与正确处事的原则。得志，忧民；不得志，忧君。

为了能保证实现自己独立的人格，孟子认为需要做到“寡欲”dy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dz两件事情。

孟子说：“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ea

要想达到以上的目的，孟子提出了“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修身养德措施。他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eb在《孟子·公孙丑上》篇中，公孙丑请教孟子：“请问老师您长于哪一方面呢？”孟子说：“我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语，我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公孙丑问：“怎样才算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语呢？”孟子回答说：“偏颇的言语知道它片面在哪里；夸张的言语知道它过分在哪里；怪僻的言语知道它离奇在哪里；躲闪的言语知道它理穷在哪里。” 公孙丑接着问：“何谓浩然之气？”孟子说：“这很难用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这种气，至大至刚，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加以伤害，就会充溢天地之间。不过，这种气必须与仁义道德相配合，否则就会缺乏力量。而且，必须要有经常性的仁义道德涵养才能长成，而不是靠偶尔的正义行为就能获取的。一旦你的行为问心有愧，这种气就会缺乏力量了。所以我说，告子不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成心外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培养义，心中不要忘记，但也不要一厢情愿地去帮助它生长。不要像宋人一样：宋国有个人嫌他种的禾苗老是长不高，于是到地里去用手把它们一株一株地拔高，累得气喘吁吁地回家，对他家里人说：‘今天可真把我累坏啦！不过，我总算让禾苗一下子就长高了！’他的儿子跑到地里去一看，禾苗已全部干死了。天下人不犯这种拔苗助长错误的实在是很少的。认为养护庄稼没有用处而不去管它们的，是只种庄稼不除草的懒汉；一厢情愿地去帮助庄稼生长的，就是这种拔苗助长的人。不仅没有益处，反而害死了庄稼。”

正是将自己的事业与日常生活建立在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的基础上，因而孟子才懂得时刻去小心翼翼地不断养育自己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的重要性。他之所以能够敢于藐视王侯，靠的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这种通彻天地的浩然之气。

对于为政者，孟子提出了存心、养心、尽心等比较具体系统的一套道德修养方法。

所谓存心，就是要保持自己的善心。孟子认为，能否保持自己的善心，是君子与小人的首要区别，保持善心是为政者首要应该达到的修养。“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ec如果失去了善心，就一定要把它找回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ed。

所谓养心，就是不断地培养自己的善心。养心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寡欲”和“养浩然之气”。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ee在孟子看来，修养品性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减少欲望。节制感官欲望，即使失去一点善心，也不会很多；如果不节制感官欲望，即使有一些善心，也会很快失去。对于养心，孟子根据他对现实社会的观察还提出了天爵与人爵的问题。他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ef孟子认为，“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是天爵，“公卿大夫”为人爵。修天爵，人爵自得。在修养方面，孟子很强调取舍的重要性。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eg孟子认为，做官者在于为民众服务，而不是讲求自己的享受。他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eh孟子认为，那些当官的讲究排场、享受，我如果当了官，不要那些东西，我还害怕什么？许多当官的怕上级，就是怕丢了乌纱帽，怕失去官位与权力，怕失去既得利益，我不在乎那些东西，我害怕什么？因此，孟子才会说：“向权贵进言，要藐视他，不要看他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殿堂几丈高，屋檐几尺宽，我要得志了，就不这么干。面前摆满美味佳肴，侍妾有数百人，我要得志了，就不这么干。饮酒作乐，驰骋打猎，让成千辆车子跟随着，我要得志了，就不这么干。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我所不愿干的；我所愿干的，都是符合古代制度与官德标准的，我为什么要怕他们呢？”为了欲望就顺从上级，这是历代从政者的大忌，也是贪官奸臣的基本特色。孟子这种大丈夫精神是支撑中华民族气节与社会正义的支柱。在提出“寡欲”的同时，孟子还提出“养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一种道德精神力量，是结合“义”与“道”，经过平日修养积累而形成的。有了“寡欲”与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可以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节操了。

所谓尽心，孟子认为心之官则思。“尽心”，就是用心去发现、扩充内心固有的“善端”。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ei人能够尽自己之力去行善，就算是懂得人的本性了。懂得人的本性，也就懂得天命了。能保存人的善心，培养人的本性，便可用以对待天命了。无论夭折长寿都态度如一，修养身心以待天命，就可用以安身立命了。孟子把尽心、知性作为知天命的前提和途径，并作为安身立命的基本方法。从尽心、知性、知天、立命的途径出发，对于一个人来说，知天命在于尽其心，那么一切无须外求，只要“反求诸己”，就能达到知天立命这一天人合一的人生最高境界。对于为政者来说，道德修养达到这一境界，就可以实行仁政，最终使天下归于至善，实现太平盛世。他说：“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ej在孟子看来，始终保持自身清白是为政者治理国家最基本的品质。

孟子之后，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曾作有《正气歌》。他之所以敢于以弱抗强，知其不可而为之，最后誓死不降，杀身成仁，依然是因为他心中养育有浩然之气。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中华民族需要这种独立人格！

中华民族需要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

四、得民心者能得天下

孟子提出仁政无敌于天下。他反复说：“仁者无敌。”ek“仁人无敌于天下。”el“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em正因为仁政之下民众向心力强，所以孟子断言，得民心才能得天下。

然而，怎样才能得到民心呢？

对此，孟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总结，他得出的结论是：欲得民心，统治者就必须认真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民众想要的，要替他们办到；二是民众反对的，要帮他们去掉。即所谓兴民利除民害。

至于对如何兴民利除民害？孟子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主张和措施。他主张：

第一，要给民众一定的“恒产”。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en因此，要给民众一定的“恒产”，恒产就是土地。有了土地，民众生活就有了保证。丰收年，可以生活得富裕些，歉收年，亦不至于饿死。上可以赡养父母，下可以抚养子女，这样百姓就会安家乐业。

第二，要重视对民众的教育。有了生活保证以后，还要对民众进行教育。“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eo富裕以后，如果不进行教育，人就会变得像禽兽一样，不懂礼义，缺乏道德。因此，孟子十分重视对民众进行道德伦理教育。

第三，要施行仁政，减免刑罚，少收赋税。孟子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ep

第四，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eq的著名命题。要想让老百姓长期拥护政府，孟子主张在国家治理上应该是行王道，以己之心来度人之心，以己之欲来兼及天下人之欲。

第五，孟子提出了“与民同乐”的主张。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er

第六，孟子强调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为此，孟子提出了“尊贤使能，俊杰在位”es的用人主张。

孟子主张：“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et这也就是说，仁人适宜在高官的位置上；如果不仁的人做了高官，他们就会将恶劣的风气传播给民众。做官者要清廉自守，以身作则，当官的人不遵守道义，百姓就会不遵守法律，天下安定的局面就不可能实现。

孟子又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eu这就是说，各级官吏应该由贤能者担任，“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认为，有的人是好人，是贤者，但未必适合为官当政，做官与做人是不一样的。对于贤人要尊重，未必都让他们当官。“使能”，是指任用能力强的人来办政事。“能”，是指能人。道德与能力，是当官的两个必要条件。愿意为民众办事，能够为民众办事，二者兼而备之，这就是实行仁政所需要的符合标准的最好的官员。

孟子还提出，君主在选拔贤能为官吏时，一定要善于倾听百姓的意见。

在《孟子·梁惠王下》中，孟子说：“国君进贤……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在孟子看来，只有这样，才能选拔出真正执行君主仁政路线的各级合格官吏，并能有效惩治那些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不法官吏。

至于贤能选拔出来后，在如何为君王做事方面，孟子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孟子认为，臣事君不能一味顺从。他说：“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ev这就是说，助君为恶的人罪比较小，而对君阿谀逢承之人则罪比较大。臣事君的原则是道。在《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说：“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天下三样东西最尊贵：爵位、年寿、道德。在朝廷中，首要的是爵位；在乡里，首要的是高寿；在辅佐君主统领百姓方面，首要的是道德。所以，有成就的国君，一定有召唤不动的臣子。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齐王召见，孟子称病不去，他不认为是不敬。相反，他自认为齐人没人能比他更懂得尊敬齐王，因为他能做到“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所以齐国人谁也比不上他对齐王的尊敬。

五、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治理国家根本问题上，孟子要求君主自身要做臣民的道德楷模，对于君主的位置与重要性，孟子则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具体政治主张。

孟子主张以“德治”思想治理国家，行仁政，倡王道，首先要求君主以身作则。

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ew行仁政的关键是统治者必须成为道德的楷模。“君主暴虐则民背离，君主行仁政则民顺从。”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ex

孟子把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道德标准基础上，所以，一旦君主成为“残贼仁义”的“一夫”，他就失去了为王的合法性。因此，孟子主张：“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在《孟子·梁惠王下》里，孟子说，国君如果滥杀无辜，各级贵族和官僚都可以抵制。“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ey 孟子反对暴政，称历史上的暴君为独夫民贼，赞成“汤放桀”“武王伐纣”为正义之举。可以说，孟子的仁政学说无疑就是一套系统的儒家政治学。

在孟子看来，仁政的实质在于以民为本。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十分重视民的地位，他提出“保民而王”，“得其民，斯得天下矣”ez。孟子甚至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fa的结论，认为政府要保障民众的利益，君主应以爱护民众为先决条件。他告诫统治者要懂得“重民”“保民”富国裕民的重要性。

第三章 曾参、子思的修身与治国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庸”最高的准则，要求人们立定“中”道，在好与坏两个极端之间进行折中，做到不偏不倚，既不过分，也不要不及；要求人们遵守社会的既定秩序，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做越位非分的事。身居上位不骄慢，身居下位不背叛。只是端正自己，不去责求别人。不怨天，不尤人。

一、曾参、子思的学问继承关系

（一）曾参简评

曾参，是孔子的学生，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人，比孔子小46岁。他以通晓孝道而闻名，著有《孝经》，被后世尊为宗圣，为儒家五圣之一。

在韩非子的眼中，曾参是个以孝出名的人。他曾说过：“修孝寡欲如曾（参）、史（）”fb。

据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如此看来，曾参还是战国初期著名改革家、军事家吴起的老师。

从《论语》中可知，孔子对曾子的评语是：“参也鲁”fc。所谓“鲁”，是指性情迟钝，反应慢，固执，不善变通。可见曾参的先天条件并不优秀。不过，曾参虽然智商情商都不是很高，但“鲁”也有“鲁”的好处。有这种性格的人往往认死理，能坚持，一旦选择一条正道，往往比那些聪明但不懂坚持的人更能取得成功。

《韩非子》中载有一则曾参杀彘的故事，颇能反映出曾参“鲁”的性格。这个故事说的是：

有一天，曾参的妻子要到集市去购物，儿子哭哭啼啼地闹着要跟去，妻子随口对儿子说：“你先回家去，等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妻子从集市回来后，看到曾参正在准备杀猪，妻子立即劝阻道：“我只是随口说说，哄哄小孩子的，您怎能当真呢。”曾参却一本正经道：“小孩子是不可以随口骗骗的。小孩子什么都不懂，父母教他什么，他就学什么。现在你教他欺骗，他就和你学欺骗。父母从小欺骗自己的孩子，孩子长大以后就不再相信父母了，所以这不是教育孩子的正确方法。”说完，他果真把猪宰杀了给儿子吃。fd

这则故事虽然有点儿夸张，却真实地表现了曾子“鲁”的一面。

《礼记》中也记载这样一件事情，也十分生动形象地说明了曾参的“鲁”。

有一次，有若问曾参道：“你向夫子请教过如何正确对待丧失官位的问题吗？”曾参说：“我曾听夫子这样说过：人失去官位后最好赶快贫穷，人死后最好赶快腐朽。”有若语气肯定地说：“这不可能是夫子说的话。”曾参说：“这是我和子游一起亲耳听到夫子这样说的。”有若说：“那么夫子肯定是针对某种特殊情况说的。”事后，曾参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子游。子游惊讶地说：“有若真不简单啦，他说话的口气很像夫子，夫子说这话确实是有所指的。当年夫子居住在宋国，看见贵族桓司马为自己预做石椁，让石匠精雕细琢，花了三年时间还没完成。夫子批评道：‘像桓司马这样奢侈，人死了还不如快速腐朽呢！’所以夫子这句话是专门针对桓司马说的。鲁大夫南宫敬叔失去官位后，每次出使回来，都要带回许多财宝进献给君主，贿求官位。于是夫子说：‘像南宫敬叔这样花大钱贿求官位，还不如让他失官后快速变穷呢！同样，夫子这句话是专门针对南宫敬叔用钱贿求官位这件事说的。”曾参后来又把子游的话告诉了有若，有若说：“这就对了。夫子说这话肯定是有所指的，不可能一概而论。”曾参问道：“那么你是怎么知道夫子这话是特指的呢？”有若说：“夫子任中都宰时曾作出棺木厚四寸、椁木厚五寸的规定，据此推理，我就能知道夫子并没有‘死欲速朽’的意思。夫子失去鲁国大司寇官位后，想去楚国发展，他先派子夏去联系，接着又派冉有去斡旋，据此推理，我就能知道夫子并没有‘丧欲速贫’的意思。”fe同为弟子，曾参理解的只停留在文字表面，而有若理解的则往往逼近精神实质，这样的智力差距还是蛮大的。

曾子志存孝道，善养父母，每天都要亲自侍奉父亲曾皙吃饭，而且每餐必有鱼肉，撤席时必定要问，剩下的饭菜给谁，曾皙如果问饭菜是否还有剩余，即便没有，他也一定回答说有。孟子说他事亲做到了“养志”：“事亲若曾子，可也。”ff齐国曾想礼聘曾子，让他担任国卿，他却回绝了，有人问他缘故，他说：“我父母年事已高，我接受别人的俸禄，就必须尽心尽力为人谋事，而我现在不能远离父亲受人差遣。”曾参的后母对他很不好，但曾参仍然供养她，孝敬她。他的妻子因藜羹没有蒸熟，他就要休妻。有人对他说：“你的妻子没有犯七出条款呀。”他却说：“蒸藜羹不熟，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却反映了对父母的态度问题，难道这不是大事吗？”后来他果真把妻子休了，终生不娶。他的儿子曾元劝他再娶，他对儿子说：“殷高宗武丁因为后妻的缘故而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孝已，尹吉甫也因为后妻的缘故而放逐了自己的儿子伯奇。我上不及高宗贤明，中不及尹吉甫贤达，怎么能知道自己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呢？”fg曾参父母去世后，他南游到越国，受到越王礼聘，官位尊显，俸禄丰厚，府邸阔绰奢华，堂高九仞，但他却经常因思念父母，独自一人面北而泣。

司马迁说：“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fh孔子认为曾参虽然为人刻板，但恪守孝道，尽事父母，于是重点向他传授关于孝道方面的礼仪与知识，他勤习反省，反复体会，后来将有关内容整理成《孝经》，在孝道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fi

《论语》中记录了曾参的一些言论，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fj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fk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fl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fm……

据《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中记载：“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这说明，孔子去世后，许多弟子认为有若学识最好，深得孔子真传，而且他的言谈举止都很像孔子，因此想推举他为儒家学派的领袖，后因曾子不同意而只好作罢。《论语》书中记载孔子弟子一般都称字，只有有若和曾参称“子”，这很可能说明他们两人在传承孔子学术思想方面的成就比较突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也可能他们二人弟子众多，影响较大的缘故。

曾参最后“死于鲁”fn。

（二）子思简评

子思是孔伋的字，他是孔子的嫡孙、孔鲤的儿子，曾参的学生。

子思大约生在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享年82岁。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子思“年六十二”，很可能是八十二之误。

在那个各方面条件都极端匮乏的年代，一个人能够活到82岁，应该说是一个绝对高寿且幸福的年龄了。

有学识而且长寿，本身就证明了子思是一个具有很高文化与道德修养且高寿的士人。

子思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与教育家。

子思是孔子学生曾参的高徒。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参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由此可见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在孔孟思想学说的传承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子思、孟子的学说，在战国时期就有人进行抨击和批判。

荀况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论子思、孟轲之学时，就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才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大致上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而不知道他们的要领，然而还是自以为才气横溢、志向远大、见闻丰富广博。根据往古旧说来创建新说，把它称为“五行”，非常乖僻背理而不合礼法，幽深隐微而难以讲说，晦涩缠结而无从解释，却还粉饰他们的言论而郑重其事地说：“这真正是先师孔子的言论啊。”子思倡导，孟轲附和，社会上那些愚昧无知的儒生七嘴八舌地不知道他们的错误，于是就接受了这种学说而传授它，以为是孔子、子弓立此学说来嘉惠于后代。这就是子思、孟轲的罪过了。

据《圣门十六子书》中记载：孔子晚年闲居，有一次喟然叹息，子思问他是不是担心子孙不学无术辱没家门。孔子很惊讶，问他如何知道的。他回答说：“父亲劈了柴而儿子不背就是不孝。我要继承父业，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十分努力地学习丝毫不敢松懈。”孔子听后欣慰地说：“我不用再担心了。”

《中庸》出于子思之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明确指出：“子思作《中庸》。”以后，汉唐宋历代注家也多遵从此说。如郑玄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唐代的陆德明、孔颖达也同意这一看法。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也是如此，他们都认为《中庸》为子思所作。如朱熹在《中庸章句》里清楚地指出：“《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又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作为战国时期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子思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他的思想方面，特别是他的中庸思想上面。

“中庸”是指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为人处世，“中”是中和、中正的意思，“庸”是常、用的意思。“中庸”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一书中，然而它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却有久远的历史渊源。据说，尧让位于舜时就强调治理社会要“允执厥中”。周公也力倡“中德”，他曾经强调折狱用刑时要做到“中正”。在古代材料的基础上，孔子进一步提出了“中庸”的概念，把它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后来，子思作《中庸》一书，对孔子的中庸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阐述。该书全篇以“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和自然法则，讲述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把“中庸”从“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提到了哲学世界观的高度。

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子思和孔子一样，非常重视礼，也身体力行地遵守礼。

据《礼记·檀弓下》中记载：“子思之母丧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子之庙？’子思曰：‘吾过矣！过矣！’遂哭于他室。”

礼归礼，孝归孝。但子思与孔子不同，二人在人生道路上的选择是有差别的。为了施展抱负，孔子曾仕鲁参政，但却以去鲁告终。孔子周游列国，企图游说诸侯，但处处碰壁，甚至在各国受困。子思则不然，他对仕途没有太大的兴趣，只是想著书立说，教授门徒。鲁穆公请他做国相，子思以推行自己的学说为重婉言谢绝，就是一个重要的佐证。

在儒家学说史上，子思上承其祖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学生孟子心性之论，并由此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北宋徽宗年间，子思被追封为“沂水侯”；

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子思被晋封为“沂国公”；

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子思又被进一步封为“沂国述圣公”；

明嘉靖九年（1530年），子思被封为“述圣”，后人由此而尊他为“述圣”。

因为在儒教中的重要地位，子思常年享受儒教祭祀的香火。

据《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曾经被编辑成《子思子》一书。

二、《大学》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

《大学》开篇即讲：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这既是《大学》的开篇，实际上也是《大学》篇中的点睛之处。在这里，它明确提出了政治治理的最高目标是“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三个方面。

《大学》开始即开门见山地说：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勇猛精进，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够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够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够有所收获。每样东西都有根本有枝末，每件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明白了这本末始终的道理，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 通过对万事万物的认识、研究后才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 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大学》认为，人生来就具有高尚的“明德”，入世以后，“明德”被掩，需要经过“大学之道”的教育，重新发扬明德，革新民心，达到道德完善的境地。具体说来，就是做到“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八目中，“修身”是根本。前四目是“修身”的方法，后三目是“修身”的目的。

《大学》宣扬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理由如下：

首先，个人、家、国、天下是一种系列关系，个人是系列之始。修身和治家、治国有内在的统一性。治国是治家的扩大。其间的统一性就在于一个“孝”字。孝的基本精神是遵守列祖列宗遗志，另外，还必须坚持一整套祭仪礼制。《大学》中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fo在这种情况下，孝是维护家的思想纽带，家是国的细胞，又可转化为国。因此，修身首先要以孝为首。孝是个人、家、国、天下系列中的精神中枢。

《大学》强调维护宗法制度即“齐家”对于“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意义。在这方面，《大学》提倡孝、悌、慈。孝是协调下辈对上一辈的关系；悌，是协调同辈之间长与幼的关系；慈是协调上辈对下辈的关系。《大学》认为，协调这些关系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协调国家中君与臣、君臣与民的关系。这样便把家族中宗法治理与国家中政治统治高度结合在了一起。

其次，在社会道德诸种关系中，修身是起点或中心环节。“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体恤、体谅）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九经即九项原则。在这九项原则中，修身不仅是始，而且是本。只有修身才能立道，即所谓“修身则道立”fp。其他八项只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是修身在某一个方面的展开。《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八者之间，修身处于枢纽地位。正心、诚意、致知、格物是修身的工夫和修身的方式。修身向外扩充表现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知道怎样严格要求自己，才能知道怎样治理别人。《中庸》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治人、治物、治国、治天下是治己的外化与扩大。

最后，在道德与人的关系中，人是道德的体现者。只有己正而后才能正人，己不正也就不能正人。《大学》说：“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fq也就是说，个人有好品德才能要求别人，自己不违犯道德，才能指责别人。自己不讲恕道，而让别人通晓并遵从道德是不可能的。所以身修是对别人提出要求的资本和前提fr。

总之，《大学》把个人的品质与修养作为政治成败之本：“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fs统治者一家仁，一国跟着兴仁；一家礼让，一国跟着兴礼让；一人贪暴，那么一国跟着作乱。事情的诀窍就在于此。一句话就能坏事，一人就能使国家安定。ft

把政治视为个人品质的扩大，把政治过程看成是由己及人的过程，把国家和政治问题归结为个人的修养，这就是《大学》中的政治之道。

三、《中庸》中的修身治国之道

前面提到，《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司马迁、郑玄、朱熹等历史名人都认为此文是子思所作。

《中庸·第一章》中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就是说：人的自然禀赋叫做“性”，顺着本性行事叫做“道”，按照“道”的原则进行修养叫做“教”。“道”是不可以片刻离开的，如果可以离开，那就不是“道”了。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也是谨慎的，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也是有所戒惧的。越是隐蔽的地方越是明显，越是细微的地方越是显著。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在一人独处的时候也是谨慎的。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叫做“中”；表现出来以后符合节度，叫做“和”。“中”，是人人都有的本性；“和”，是大家遵循的原则，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了，万物便生长繁育了。

“中庸”，在字面上是折中平常的意思。“中庸”又称“中和”。《中庸》篇认为，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的情感时，心中是淡然平静的，这就是“中”。表现出来以后经过整饰，符合常理，叫做“和”。达到“中和”的境地，人们就会恬静快乐，天地就会正常运行，万物就会正常生长发育，国家也就天下太平了。

《中庸》篇认为，“中庸”是最高的准则。它要求人们立定“中”道，在好与坏两个极端之间进行折中，做到不偏不倚，既不过分，也不要不及。它要求人们遵守社会的既定秩序，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做越位非分的事。身居上位不骄慢，身居下位不背叛。只是端正自己，不去责求别人。不怨天，不尤人。

中庸表现在行动上，是礼和儒家道德伦理规定，如孝、忠、智、信、仁、义等。《中庸》篇认为，要想在政治上实行“中庸”，就要恰如其分地处理好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要尊重贤人，亲爱亲族，恭敬大臣，体谅小臣，爱护平民，招集百工，安抚远人，取信诸侯。对于平民要按照时令役使，尽量减免赋税。要嘉奖有才能的人，同情才能不足的人。要继绝世，兴灭国。

《中庸》篇认为，君子的一言一行符合“中庸”，小人肆无忌惮，违反“中庸”，因而感叹“中庸”难行。

《中庸》篇强调“诚”的重要意义。“诚”即《大学》篇中所说的“诚意”。“诚”被说成是先天的原则，人的本性。主观的“诚”，决定了世间万物的存在，所谓“不诚无物”。极端“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本性，感化人群，与天地并存，成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典范。fu

“诚”，重在强化意志和修身，是修身的内在标准。

无论是《中庸》，还是《大学》，修身之道的基本点都是向内作工夫，并由内而外。实际上，所谓向内也就是顺性和诚心。天的旨意和自然生就的叫“性”，顺着本性而行的叫做“道”。通观《中庸》《大学》的“道”，大同而小异。《中庸》中的道主要指中庸之道。《大学》中的道即开篇所讲的三项：“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两者提法不同，实际内容却十分接近。如何才能率性？要之在一个“诚”字。《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fv即是说，只有至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本性。又说：“自诚明，谓之性。”fw意思是，由诚而明白道德之理的叫做性。《大学》中没有讲“率性”，但在讲到修身时，其中心点也是讲诚意正心。诚虽是指主观意识内求的修养，但这种诚不只是限于个人，求诚是为了改造客观。“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又说：“不诚无物。”fx从《中庸》中看，“不诚无物”大致有两方面含义：1．不诚就没有物。2．不诚就做不成事。只要诚，无事不通，无事不成。

中庸之道则是修身的外在标准的具体体现。

中和是中庸之道的精髓。《中庸》篇的“中”，首先是指非常稳定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最近于本性，最符合道德与诚，故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喜怒哀乐是欲望的诸种表现。人的情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背离“中”，亦即背离道，肆无忌惮；另一种与“中”统一，称之为“节”。“节”指节度，恰到好处，既不过，又非不及，“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可以说是情感上的中庸。

对待矛盾的事物，中庸要求“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fy。治理国家者应把两者有机统一起来，不偏向任何一端。在言行上，《中庸》主张人们要留有余地，“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fz。大意是，实行平常的道德，谨慎平常的话语。不足的地方，要尽力去做；说话要留有余地。说话要照顾行动，行动要照顾说话。在言行上要通盘考虑、谨小慎微。

《中庸》《大学》在论述修身时，一致强调“慎独”，即单独一个人时也要规规矩矩，以求思想行为彻底的一贯性。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做到“慎独”。

总之一句话，《中庸》《大学》的修身，内心在于求诚，行动在于求中。《中庸》篇中一些言论，积淀了古代统治者处理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的政治经验，对于人的道德修养有比较深入的阐述，具有不同程度的普遍意义，其中合理的因素，在今天仍然可以作为借鉴。

第四章 荀子的知与行

荀子是战国时期继孟子稍后的另一位著名儒学大师。他以儒为本，但并不以此为牢笼，而是博学广采，集诸子百家之长，熔儒家的礼与法家的法为一炉，取儒法之精华，弃儒法之糟粕，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培养出了韩非与李斯这样两个著名的学生，一个成为中国早期法家的集大成者，一位成为大秦帝国制度的草创者。

司马迁说：“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於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一、“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

荀子是战国时期继孟子稍后的另一位著名儒学大师。

司马迁说：荀卿嫉恨昏乱世道的政治，国家被灭亡，君主遭乱离，接连不断，不遵循王政大道，而被神鬼所迷惑，迷信吉凶之兆，鄙陋的儒生拘泥于细枝末节，如庄周等人以其能言善辩淆乱世俗，于是，他考察儒家、墨家、道家的所作所为及成败得失，加以整理论述，著作数万言而最终成就一家之言。

荀子的学说具有实际的可操作空间。

他的礼治思想开辟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

他的礼法一体论为二千年来历代统治者所采用，既有理论性，又具有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可操作空间。即使今日来看，要说中国诸子百家的学说能够兼理论与实践性为一体的，以本人目前有限的眼光来看，非荀大师的学说莫属。

荀子生年约在公元前298年至前238年之间，名况，后人多尊称他为孙卿。

荀子是战国末年的赵国人。

他年轻时曾到燕国游说过燕王哙。15岁时即到号称集天下贤士的齐国都城稷下学宫游学，50岁时再游学齐国，在稷下学宫同各个学派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受到齐襄王的优渥接待，曾经三次居于“祭酒”之位，颇受人尊敬。公元前266年左右，荀子还应聘入秦，曾与秦昭王、应侯范雎等论天下大政，后又曾议兵于赵国，“赵以为上卿”。春申君主政楚国时，荀子曾两度任楚国兰陵令。晚年罢官居兰陵，著书立说，直到去世。

荀子一生从教，弟子颇众，著名者有韩非、李斯等人，汉代贾谊是其再传弟子。

总的看来，荀子应归入游说纵横家行列。游说之余，他又著书立说，广收门徒，成为一个大学者兼教育家。

荀子自称为儒，以孔子、仲弓的继承者自居，斥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为“贱儒”，对子思、孟子一派也颇多批评。

他被公认为先秦孔孟之后儒学的第三大家。

对于经学的传扬，荀子也功不可没。如《诗》中的《毛诗》《鲁诗》，《春秋》中的《左传》《谷梁传》，都是由他所传；《大戴记》与《小戴记》中也有多篇他的论文。“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ga

然而，荀子并不拘泥于儒家一派，他广采博收，学识渊通，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对孔子儒学有所损益；他还集各家各派之短长，对先秦道、法、名、阴阳各家加以综合、改造，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学说，可用“百科全书”来概括。

在政治思想上，荀子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采纳法家的法治之长，主张治理国家，礼治、法治应当充分结合，其中心思想就是“隆礼”和“重法”。他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最早儒法结合的伟大思想家之一。

荀子著作颇丰，据载汉代流传有300多篇，经刘向编定，定著《荀子》三十二篇。其中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其中有几篇是荀子学生编辑的有关荀子的言行录。《荀子》涉猎广泛，几乎无所不论，天地古今、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教育、文艺、逻辑、道德等，都有专论，在各方面均有自己的见解。正如前面提到，他的著作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

荀子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梁启超说：“二千年政治，既皆出于荀子矣，而所谓学术者，不外汉学、宋学两大派，而其实皆出于荀子，然则而二千年来，只能谓之荀学世界，不能谓之孔学世界也。”gb

孔子主张仁、礼并重，孟子发展了仁的思想，提出仁政说，开辟了反身求己的内在超越的政治思维传统。而荀子则发挥了礼的思想，倡导礼治，重在强调礼、法的外在规范的作用，是外在超越的思维路向的肇始人。如果称孟子思想为“内圣”之学，那么荀子思想则可完全称为“外王”之道。

最重要的是，荀子不仅自成一家，他还培养出了李斯、韩非这样两位对中国大一统及帝王制度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影响的学生，这很让后人对之刮目相看。

二、制天命而用之

荀子提出“天人之分”，强调天不能干预人事，天道不能决定社会的变化，主张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定胜天”。

儒家讲天人合一，讲天道、地道、人道。荀子亦赞同这些，但他反对将儒学神秘化、宗教化，主张“天人之分”，人天分开。

荀子在《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荀子认为，天是自然的，大自然是伟大的；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吉凶祸福、贫富夭寿，是人们自己决定的，与上天无关。

在荀子看来，上天并不神秘，大自然的运动是有其规律与法则可循的，人可以通过了解和掌握天命来为自己造福，但是不能改变天的客观运行规律。他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辽远也，辍广。”gc天不会由于人们厌恶寒冷而取消冬季。地不会由于人们厌恶路程遥远就取消辽阔。自然界及其规律的存在不受人的愿望所决定。所以，荀子提出“不求知天”。然而在大自然面前，荀子指出人类对于自然不是无能为力，人类是可以用主观努力去改变自然，给人类造福。他的“制天命而用之”思想的提出，彻底将人们从“人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消极、神秘思想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荀子认为，君子要依靠自己，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努力，不断进步；小人依赖上天的恩赐，托命于天，自己偷懒，经常落后。人在社会上生活，放弃努力，企望上天，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最终不会得到幸福。

荀子指出，“大天”“颂天”不如“制”天、“用”天。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gd

在荀子看来，与其尊崇天而思慕它，哪里比得上把天当作物一样蓄养起来而控制着它呢？与其顺从天而赞美它，哪里比得上控制自然的变化规律而利用它呢？与其盼望、等待天时，哪里比得上适应天时而役使它呢？与其依顺万物的自然繁殖而求它增多，哪里比得上施展人的才能而使它按着人的需要有所变化呢？与其思慕万物而使它成为能供自己使用的物，哪里比得上管理好万物而不失掉它呢？与其希望于万物能自然生长出来，哪里比得上掌握万物的生长规律呢？所以放弃人的努力而只是寄希望于天，那就不能理解万物的本性，也就不能去利用它了。总之，自然界的恩赐是有限的，它不会主动去满足人类的自然需要，人类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积极地利用天时、地材，去开发、控制、改造、征服自然，向自然界夺取财富，让自然界为人类服务。

“制天命而用之”的提出，是中华民族认识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这种人能胜天，不信邪，靠自己拼搏的思想，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史上的一笔巨大的财富。

三、“人性恶”与“化性起伪”

人性论是先秦思想所争论的一个热点，从现有文献来看，最早对人性进行了深刻总结与认识的人是孔子。

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ge

然而，人性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其内涵和外延究竟应该如何划定，孔子并没有就此进一步展开。孔子的高徒子贡当时就说“不可得而闻也”gf。这样，因为孔子没有讲清楚这个问题，孔学后门就对此看法不一，意见分歧当属于自然现象。

进入战国时期，诸子对人性的探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告子认为：“生之为性”“食色性也”“性无善，无不善也”gg。孟子则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只要很重视自己品德的修养，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和先秦许多思想家一样，荀子对于国家治理的思考也是从探讨人的本性开始的。他的政治思想也是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和逻辑出发点而展开论述的。

不过，荀子对人性的看法与其他儒家不同，和孟子的性善论相反，荀子的人性论是一种性恶论。

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gh

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所以有“善”，那是人为后天改造修养的结果。

荀子认为：人生而好利，贪情欲好名利。“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gi因此，要想拥有一个正常稳定的社会秩序，就必须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社会约束机制，以礼治、法治与人治的共同治理来防止人的阴暗性一面出笼作乱。

与孟子“人之性善”论相反，荀子说：“是不然，人之性恶。”gj

荀子认为，所谓人性，并非后天习得之善性，而是天成之自然本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gk，这种人的天性，一方面表现在生理的层面上，“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gl，人的生理欲求决定了“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gm。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心理和意识层面，由生理层面所决定，“人生而好利焉”“人生而疾恶焉”，“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gn。

不论是生理层面上的耳、目、口、鼻、性之欲，还是心理、意识层面上的荣辱利害计较，都体现出人的逐利避害之本性。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社会就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

如果人性本恶，那么如何解释现实中的善恶并存现象？

人性的善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事实上，强调人性恶是荀子人性论的特点，但并不是荀子人性学说中最有价值的观点，荀子人性学说中最有价值的观点还是他的“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论。荀子认为，善是后天人为的结果。善，不是人先天具有的本性，而是后天环境影响、教化和学习以及通过自身修养而形成的。荀子认为，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现实中之所以有善、恶之分，就是因为后天环境和经验对人性的改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由此可见，荀子虽认为人性本恶，但又认为善可人为，这就很自然涉及了人性的改造问题。

如何改造人性恶的本性呢？荀子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荀子说：

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仪者为君子。go

荀子又说：

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仪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gp

他还认为：

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gq

总结起来，荀子的人性改造，包含了如下几层含义：

1．人性可化。

荀子说：

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gr

人的本性是可以改变的，若没有这种可能性的话，纵然你是贤是圣，也无法将恶的本性加以矫正。在利害面前，人能以理智的思虑，使其行为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对恶的本性本身会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有效的约束或者调整，从而达到“可化”的效果。

2．抑制性恶应该依靠道德教化的引导和法律制度的制约。

只有圣人的道德教化以及统治者的法律制度双管齐下，才能达到弃恶扬善的效果。矫正人之性恶，只有圣人与大人才能为之。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圣人与执政者能清醒地认识到矫正人性恶的必要性，二是因为圣人与执政者懂得以“礼义”这种社会弱控制手段与“法度”这种社会强控制手段，来有效矫正人的性恶的一面。

3．改造人性恶要靠老师的教育。

荀子说：

“人无师法，则隆性也；有师法，则隆积矣。而师法者，所得乎积，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独立而治。”gs为了改造性，必将有师法之化。gt

在荀子看来，单靠本性是难以达到改造性恶的目的，所以荀子将“师法”称为“人之大宝”。

4．改造人性恶要靠好的环境和习俗的熏陶。

《荀子·儒效》篇中说：

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

习俗移志，安久移质。

荀子认为习俗习惯能改变人的思想和习性，久而久之，甚至会改变人的素质。对于这一观点，荀子还有十分精彩的论述。他说：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gu

这段话的大意是：蓬草长在麻地里，不用扶持也能挺立住，白沙混进了黑土里，就再不能变白了，兰槐的根叫香艾，一但浸入臭水里，君子下人都会避之不及，不是艾本身不香，而是被浸泡臭了。所以君子居住要选择好的环境，交友要选择有道德的人，才能够防微杜渐保其中庸正直。

正是因为人“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gv，所以，荀子坚持：“化性”，最重要的就是“积靡”gw。

5．改造人性恶要靠人们自己的不断修身与进步。

荀子还十分重视修身，为此专门写了《修身》篇。他主张以道理来节制人性恶的一面，提出要时时处处注意用礼仪来克制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善行。

荀子还说：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gx

在荀子的眼中，“涂之人可以为禹”gy。圣人君子都是积善而成的，是人为的。所以，礼仪法度都出于人为。人人都有积善的可能，所以，只要经过努力，人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改造而成为圣人。

总而言之，人性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荀子认为，善是后天的人为，不同意道德先验论，强调自我改造和社会改造，这是他比孟子高明的地方。荀子的性恶论为政治控制的必要性和政府管理提供了理论根据，将人们对伦理政治的关注焦点，从伦理一端转移到了政治的一端，这是荀子对东方政治的一大贡献。

四、“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

如何有效地控制人性恶的一面？

如何进行政治控制？

如何加强外在规范的权威的政治控制问题？

对此，荀子给出的答案是：“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主张以隆礼重法的双重手段，来保证人心抑恶趋善与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隆礼”“重法”可谓是荀子政治学说的重要特征。

重视礼，这本是儒家的特征和传统。

孔子贵“仁”，主张德礼并重。

孟子主张仁义，强调仁政。

与孔孟不同的是，荀子隆礼，也主张法治。“隆礼至法，则国有常。”gz

上文说过，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本恶，但又认为礼治和法治能够矫正人之性情中的恶的一面。因而，荀子所以特别重视礼治和法治。

荀子说：“国之命在礼。”ha礼是国家命运之所系。

他又说：“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hb“为政不以礼，政不行。”hc

在荀子看来，礼是治国的标准，为政的前提。“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陨社稷也。”hd礼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是使国家强盛坚固的根本，是威力盛行于天下的途径，是建立功名的总纲。天子诸侯遵循礼，就能夺得天下；反之，就会毁坏国家。“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he君主崇尚礼义则国治，怠慢礼义者，国家就会产生混乱。

《荀子·王制》中还说：

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

荀子所说的“礼”，内涵丰富，主要包括外在的道德规范和礼节仪式。荀子认为，礼，不仅是个人立身处世的规范、思想言论的准绳，同时也是治国安民所不可缺少的准则。

《荀子·修身》篇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在《荀子·礼论》篇概括说，礼是人修身、处世、治事、安国、平天下最高的准则。只有遵守外在的道德规范和礼节仪式，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最终结束割据状态，实现天下的统一。

荀子隆礼，是因为他看到礼的作用重大。

荀子将礼的作用归纳为四个方面：“治辨之极”“强国之本”“威行之道”“功名之总”，即，礼是确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界，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遵循的法则，是从事政治的人能够具体运作的规范法式。孔子仁、礼并重；孟子内求于仁；荀子则承继了孔子之礼治为用的思想。孔子以仁、礼学说确定了儒家的伦理政治理论的构架，孟子的性善论、仁政说凸显了它的伦理内蕴。荀子少言仁义，而专注于礼义，把本于人伦的礼外在化、政治化、制度化、实践化了，这也是儒学适应当时社会现实的必然结果。

荀子不但“隆礼”而且“重法”。

他深刻认识到了“法者，治之端也”hf的重要道理。

荀子不仅继承了孔子政治思想中的礼治观，而且在“隆礼”的同时还特别“重法”。他的政治思想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调礼法并重，荀子指出：“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hg他首先在地位上把法这样的外在规范提升到与孔孟认定的体现了仁义的礼同等重要的水平，这是荀子与先秦其他儒家的最大区别。他主张礼法并重，认为“隆礼重法则国有常”，礼和法都是治国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这说明，荀子与主张“法治”的法家也有明显的区别。

荀子强调要重视法度的作用与尺度。他认为治理国家离不开法律。对犯法的人不加以严惩，社会就会发生混乱，民心就会不服，国家就会不稳定。在实施法治时，刑罚必须与罪行相当，“故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hh。刑罚与所犯的罪相称，社会就安定；刑罚与所犯的罪不相称，社会就混乱。对于犯法的官吏，也要依法惩治。“正法以齐官”hi，这样，“百吏畏法循绳”hj，君主才能把自己的治国理念落到实处。

荀子引法入礼，隆礼而不轻法，这给儒家传统的礼治观、德治观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内容。他的“隆礼重法”思想，为汉以后中国历代王朝所重视，在政治治理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实践和运用。

五、法后王、兼王霸

荀子主张法后王，兼王霸。

先秦诸子，几乎都喜欢挟先王以令当今。自荀子出，方提出了“法后王说”。法后王是荀子针对孟子的“法先王”的思想而提出的政治主张。

《荀子·儒效》里说：“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今持古，以一持万。”

荀子的“法后王”是从现实出发的。

《荀子·性恶》说：“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荀子也认为王道礼制千古不变，但因为远古圣王之道的失传，使人只好效法较近而清楚可见的王道，“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韩非子的厚古薄今思想的产生，如果要寻找思想发展的逻辑环节的话，荀子的“法后王”说就是其间不可忽视的一环。

法后王，荀子主张兼王霸。

《荀子·强国》中说：“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

《荀子·王霸》中说：“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这就是王道、霸道、亡国之道。

荀子在《荀子·王制》篇中又有四分法：“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荀子没有固守孔孟的“仁政”“王政”而主张“礼治”，没有取法“先王”尧舜，而是取法“后王”春秋五霸，提出“兼王霸”。所谓“兼王霸”，就是兼取“王政”和“霸政”的长处，而弥补其各自的不足。单纯的王可以存国安民，而不足以应变创业；单纯的霸可以兼并而不足以守业有成。荀子提出“兼王霸”的政治主张，放弃夏商周的政治模式，而取法于春秋时期的历史，这是他对春秋战国以来现实社会状况的充分思考与研究的结果。

六、尚贤使能、富国富民

荀子主张尚贤使能与富国富民。

在荀子看来，礼、法执行得好坏，取决于执法之人。能否尚贤使能，是衡量明君与昏君的重要标准。

荀子说：“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执。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执，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hk

荀子认为，重视不重视贤才，是君王明昏的标志。荀子为此专门作《君道》《臣道》这样的篇目来论述君臣之间关系的问题。

荀子认为，要实现国家强大昌盛的目标，其捷径是选用贤能为相。使用贤能时必须充分信任，使其充分发挥能力。荀子认为，人主不可任人惟亲，金石珠玉可以赏给亲近者，而官职则不行。任职者若无能力，则君臣必定一起灭亡。荀子主张“无德不贵，无能不官”，因人的才能决定其取舍，“不恤亲疏，无偏贵贱，唯诚能之求”hl。荀子的用人思想对后人影响很大，司马迁就说：“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hm

君民关系是先秦诸子争鸣的重点。如何认识君民地位及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荀子政治学说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荀子主张立君为民说。

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hn

在荀子的王道观中，君与民的关系是：“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ho“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唱而应，视意而动。”hp“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hq君臣关系是：“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生则天下歌，死则四海哭”hr。相反，“世无王，穷贤良，暴人刍豢，仁人糟糠”hs。唐人李白也有与荀子相同的体会，他的《古风》诗中有“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之类的名句。

君与民关系，既然是“仪”与“景” 的关系，“盘”和“水”的关系，“原”与“流”的关系，“唱”与“应”的关系，“舟”与“水”的关系，那么荀子谈隆礼致治，讲修身治国平天下，自然不能不重君、尊君，同时也不能不重民、顺民。

在大讲重君、尊君的同时，荀子亦特别重视“裕民以政”，主张重农抑商。

荀子是先秦诸子中第一个以“富国”二字为题来论述经济问题的思想家。他的富国论建立在富民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以富民为目的的富国论。

荀子在《富国》篇中提出了“节用裕民”为“足国之道”的政治思想。他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它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此无它故焉，不知节用裕民也。《康诰》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谓也。’”ht

荀子认为：保障国家富足的途径，在于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并妥善贮藏那些多余的粮食财物。节约费用依靠礼制，使民众富裕依靠政策。推行节约费用的制度，所以粮食财物会有盈余；实行使民众富裕的政策，所以民众会富裕起来。民众富裕了，那么农田就会被多施肥并且得到精心的耕作；农田被多施肥并且得到精心耕作，那么生产出来的谷物就会增长上百倍。国君按照法律规定向他们收税，而臣民按照礼制规定节约地使用它们。这样，余粮就会堆积如山，即使时常被烧掉，也还是多得没有地方贮藏它们。那君子哪里还用担心没有余粮呢？所以，懂得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就一定会享有仁爱、正义、圣明、善良的名声，而且还会拥有丰富得像山陵一样的积蓄。这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由于贯彻了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的方针。不懂得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那么民众就会贫困；民众贫困了，那么农田就会贫瘠而且荒芜；农田贫瘠而且荒芜，那么生产出来的谷物就还达不到正常收成的一半。这样，国君即使热衷于索取侵占掠夺，仍将得到很少；如果有时还没有按照礼制规定节约地使用它们，那就一定会有贪婪搜刮的名声，而且还会有粮仓空空穷困贫乏的实际后果。这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不懂得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的办法。他利用《尚书·康诰》中的内容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广大地庇护民众啊就像上天覆盖大地，遵行礼义道德就能使你本人也得到富裕。”说的就是这个啊。

荀子主张轻徭薄赋，保护民力。“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hu

总体上来看，先秦的儒学大家，各有主张，特质有别。

孔子强调仁，重视礼，其思想是复杂的、丰富的。孟子重点发挥了孔子的心性修养方面的思想，着重于内圣，同时也提出仁政设想，属于内圣的范畴。荀子则主张隆礼重法，着重于外王，比较切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对中央集权制度有可行性和实用性。荀子的政治思想对汉代以后的政治有着很大的影响，谭嗣同认为“荀学”统治中国思想界长达两千年之久。

荀子也强调人的修养，第一篇是《劝学》，第二篇是《修身》，他的著作中还有《荣辱》等篇，都与修身有关，也属内圣的范畴。孔、孟、荀，虽有侧重，但都还是比较全面的。孟子学说理想成分大一些，而荀子理论对于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更切实可行。

先秦有两条政治路线：礼治与法治。用孔子话说，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hv法家主张法治，儒家主张礼治。荀子则熔二家精华为一炉，强调礼法并重，主张隆礼重法，起了综合的作用。在乱世，重法可以富国强兵，他的学生韩非、李斯帮秦王嬴政统一了天下，是成功的。在治世，不知隆礼，忽视文化，统治不巩固、不长久，秦因此迅速灭亡。汉以陆贾“下马治天下”，重视文化建设，才最终取得了“秦果汉收”的理想结果。因此，荀子的政治学说有功于中国政治，应当好好加以总结。

第五章 墨翟的“利天下为之”

墨翟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与主要代表人物，是战国初期为救天下苦难民众而到处奔走的一位伟大践行者。“行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墨翟衡量其一切思想和行为价值的标准。《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可见，墨子初学儒术，因不满儒术而转而学习大禹刻苦简朴的用世精神，最终别开天地，自立新说，创建了墨家学派。墨子的学说在战国的思想界影响很大，与儒学并称“显学”，对中国后来的侠义道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以宗教家精神济世的贤者

墨翟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与主要代表人物。

他的生卒年月不详。大约生于公元前479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81年左右。至于他的籍贯，后人说法不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是宋国的大夫。《吕氏春秋·当染》中则认为他是鲁国人。不管怎样说，墨子是战国初期一位伟大的践行者——为救天下苦难民众而到处奔走的践行者，这一点，当没有疑问。

墨翟可以说是一位最能以宗教家的精神而力行救世的行动型政治活动家，司马迁说他“善守御，为节用”hw。“行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墨翟衡量其一切思想和行为价值的标准。他一生都在为国家的富足、人民的繁庶、政治的清明而努力奋斗。

《庄子·天下》篇中说：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顺。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暗闇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奇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以自苦腓无、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东周列国志》中说：

“墨翟不蓄妻子，发愿云游天下，专一济人利物，拔其苦厄，救其危难。”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本人宁肯将墨翟视为中国民众心目中的英雄。

据历史记载，墨翟很有政治雄心，组织能力极强，门徒众多。这些门徒大多来自社会下层，他们结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性团体，其首领称为“钜子”。墨翟就是墨家的第一代“钜子”。《庄子·天下》篇中说道：“以钜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墨家组织有严格的纪律，称为墨者之法，其中规定：“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他们吃苦耐劳，勤于实践，作战勇敢，平时从事生产劳动。墨子及其门人行侠仗义，专做济人利世之事，即使是牺牲个人性命也在所不惜。《淮南子》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不仅如此，更要命的是，他们不为功名利禄所驱使，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过着极其简朴与艰苦的生活。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富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团体啊！一个政府如果有此一个组织，一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墨子本人一生都在为扶危济困的正义事业奔忙。

班固是继司马迁之后东汉时期又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对墨翟的评价语是：“孔席不暖，墨突不黔。”也就是说，墨子像孔子一样为天下事而终日奔劳，连将席子坐暖和将炉灶的烟囱染黑的时间都没有。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墨翟颇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殉道者般的自我牺牲精神。后世侠客多奉他为祖师爷，看来还确实有几分的道理。

相传，墨翟曾阻止强大的楚国进攻弱小的宋国，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后来鲁阳文君要攻打郑国，墨翟知道后又前去晓之以理，说服鲁阳文君停止伐郑之举。他“南游使卫”，宣讲非战主张，“蓄士”以备守御。又多次访问楚国，献书楚惠王。不过，墨翟其意不在功名利禄，他拒绝了楚王赐给他的封地与官爵，离开了楚国。

相传，墨翟喜交当世才德智兼备的实干型人物。他深服孙膑学问，曾将他推荐给魏惠王。孙膑在魏被庞涓所欺，墨翟知道后，派其弟子禽滑厘又将孙膑救至齐国，将他推荐给齐国的王庭。墨翟及其弟子因为爱惜人才，毫无私利地帮助孙膑，成为一段历史佳话。

墨翟晚年来到齐国，企图劝阻项子牛讨伐鲁国，但没有成功。越王邀请墨翟到越国做官，并许给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听吾言，用我道”作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主张。

墨学在战国、秦汉显赫一时。到了西汉中期，因为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而从此衰落不显。但是，墨家精神并未失传。汉代以后的侠士，是墨家“兼爱”灵魂的继承者。中国历史上的民间社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平等互助的侠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墨家精神的真传。很多歌颂侠义精神的诗歌和侠士小说，其精神源头莫不与墨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墨家思想在民间的社会底层一直流传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实际上并不亚于儒学和道学。

墨家学派的代表著作是《墨子》。《墨子》是墨翟的弟子们根据墨子言论记录而成的，现存五十三篇。据考证，除《亲士》《修身》《所染》等系后人伪托，《经》《经说》《大取》《小取》等为后期墨家的作品外，其他二十四篇直接记载了墨翟的言论，是研究墨子其人及其思想的可靠资料，值得有心者放置案头，经常翻阅学习。

二、“置立天志以为仪法”

墨翟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即所谓的“天志”。

“天志”，是最高政治秩序主宰者。正所谓“头顶三尺有神灵”，天意不可违。

墨翟认为，天下人常常“知小不知大”，只知道在家不要得罪家长、在社会不要得罪国君，却不知道不能得罪于天。因为得罪家长、国君尚可以避至邻家和邻国，而得罪于天则无处可以逃避。

“天志”是墨翟衡量人的言论行为的“规矩”，是从上到下都必须遵循的统一社会秩序的准则。《墨子·天志下》中说：“故墨子置立天志以为仪法，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今轮人以规，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圆之别矣。”在墨翟看来，天下的王公大人、卿大夫、士的言行善与不善，都必须以“天志”为最高标准。天志是任何人都不得例外的最高裁判者。天是主宰人间赏罚的最高权威，具有赏善罚恶的功能。《墨子·天志上》中说：“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此顺天意而得赏者也；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墨子·天志下》中说：“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由此可见，“天志”实际上是墨翟按照其社会理想设计出来的一种最高的主宰力量。墨翟企图借助于它去匡正天下，使人人有所畏惧，从而升华灵魂，努力做到兼爱，消除战乱，实现“非攻”，以达到“尚同”的政治目的。

除了肯定“天志”外，墨子还主张“明鬼”。所谓“明鬼”，就是辨明鬼神的存在。墨翟认为，上有天志，下有鬼神，无时无刻不在严密监视着世人的一举一动。鬼神不但存在，而且还能扬善惩恶，“赏贤罚暴”。《墨子·明鬼下》中说：“幽涧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

“天志”和“明鬼”是墨子所代表的中下阶层民众的政治哲学。是基层民众寻求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从而幻化出来替他们主持正义的一种理想的反映。这既表现出墨翟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同时也说明了他想改善现实社会不平等秩序的途径和方法。

三、“兼相爱，交相利”

墨翟是一个泛爱主义者。他主张：兼相爱，交相利。

墨翟在《墨子·天志上》中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在墨翟的眼中，人不分高低贵贱，都是“天之民”；国无分大小强弱，都是“天之邑”。因此，天下万国的人们都应当“以天为法”，即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法。

在墨子看来，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与人之间为了角逐利益而互不相爱。残酷的社会现实是：“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hx人们由于其自私自利的天性，人与人相处之道在于亏人而自利；国与国相处之道在于攻他国而利其国。这种不正常的局面是一切祸害中的最大祸害。

《墨子·兼爱上》中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自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

既然不相爱是起乱之根源，墨子对症下药的治世良方便就是“兼相爱”。

墨翟说：“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hy人人相爱相利，社会上互相残杀争夺的现象就会自然消灭，也就达到了天下太平的大同局面。

墨翟要求人与人之间实行普遍的、无差别的互相友爱。墨子说：所谓“兼相爱”，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hz。基于这样的看法，墨翟反对儒家作为一种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道德原则，即儒家的“亲亲”“尊尊”的仁爱原则。它认为，儒家的道德原则不利于墨家“天下之利”目标的实现。因为在所谓的仁爱之中，统治者或居于上层等级者的利益已经得到了优先考虑和保障。统治者要维护自己既得的利益就必须从维持礼制的稳固角度着手。所以，儒家并非不言利，而是更关注既得利益的实现手段与方式问题。而这些，是与墨翟的视人若己，“爱无差等”的政治思想是相对立的。由此可见，墨翟用“兼相爱”来代替儒家的等差之爱，是对传统宗法等级制的一种否定。他的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其实质是为了调和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四、尚贤、尚同、节俭、非攻

墨子主张尚贤、尚同、节俭、非攻。

墨家认为，古代圣王非常尊重有德、才、智的人，用种种办法来鼓励、提拔他们，叫“尚贤”，然后根据其能力加以提拔重用，就叫“使能”。

《墨子·尚贤上》中说：“尚贤者，政之本。”

墨翟还认为，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首先是国君要做到尊重人才、聚集人才、重用人才。尚贤是为政之本，是治国之要。贤良之士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墨子·尚同上》），因而只有选用贤良之士，才能治理好国家。墨子强调统治者要实行开明政治，就必须任人惟贤，不能任人惟亲。将人才问题与国家的治乱、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这不能不说是墨翟治国之道中的一种政治智慧。墨翟主张打破社会地位的局限，将“有能”定为用人的标准。墨翟在《墨子·尚贤上》中说：“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他在《墨子·尚贤中》提出了尚贤使能的三个基本原则：“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这三个基本原则反映了墨翟所代表的“士”阶层要求改革西周以来的世袭贵族等级制度，想参与政治的强烈愿望。

在墨翟看来，“尚贤”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尚贤”是为了达到“尚同”。“尚”与“上”相通，所谓“尚同”，就是政令、思想、言语、行动等要与圣王的意志相统一。他要求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他主张选出“仁人”“贤者”，“立为里长、乡长、国君、天子”，“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人民尚同于天子，而天子则尚同于天，这样，整个社会就达成一个统一的标准。墨翟具体设计了“尚同”的方法，这就是“尚同而不下比”。即只听从上面的意见，而不附和下面的意见。墨翟认为，如此就可以形成一种有序的社会政治局面：里长尚同于乡长，乡长尚同于国君，国君尚同于天子。即里长听乡长的，乡长听国君的，国君听天子的，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

在国家治理方面，墨翟还提出了尚俭抑奢的政治主张。

墨子从“人民之大利”的立场，提出了节用的原则。他提出的非乐、非命和节葬的主张，实质上即是“节用”原则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应用，是防止贵族浪费的具体措施。针对战国时期统治阶级奢靡的生活作风和不爱惜民力财力的堪忧现状，墨家阐述了节俭与治国之间的道理，提出“强本节用”的主张。节用，就是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勤俭节约。他认为，对于君主来说，圣人施政一国，一国可得到加倍的利润。扩大为施政天下，天下可得到加倍的利润。其利益的加倍，不是来自对外扩张土地，而在于省去“无用之费”。墨翟深明“为政清廉，国泰民安；为政污贪，不战自亡”的道理，故而，他在《墨子·辞过》中提出了“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至理名言。

墨翟从“兼爱”的思想出发，亦主张“非攻”，即反对侵略性的非正义战争。

战国时期，战事频繁，尤其是小国如卫、鲁、宋、郑等国不断受到大国、强国的攻掠蚕食。战争问题不仅是当时儒、法、道等诸子百家关注的现实问题，也是君、臣、士、将、卒、百姓都非常关注的现实问题。墨子生活的鲁国是一个小国、弱国，处于楚晋争霸的必经之地，这使墨子对战争带来的苦难体会犹深，也使他对“大攻小，强执弱”的社会现实非常不满。在墨翟看来，在政治混乱中，祸害人民的最大事情，就是侵略战争。因此，他特别提倡“非攻”。墨翟及其弟子为制止战争南下北上，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用实际行动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墨翟的“非攻”思想是以维护民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他的“非攻”在制止战争、减轻人民痛苦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开了后世中国人和平主义、人道主义的先河，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总的说来，战国时期，儒、墨同为“显学”，皆“言盈天下”，其救世济民、治国安邦的良策被各诸侯国所知悉。但是，墨与儒是对立的。儒家站在体制内的立场维护体制内的正义，墨家则是站在弱势力的立场维护体制外的正义，因而墨家不可避免地要和体制发生一定的冲突，所以到了汉代以后，儒学得到了统治阶级独尊的地位，而墨家学说及其治国理论则被冷落，慢慢地转入了民间的地下活动。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墨翟以他利天下的实践力量为后人所铭记，墨家思想仍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在代代流传。

纵观历史，每朝每代在治国安邦方面的措施，无不带有墨家学说的痕迹。荀况曾经说过：“若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近代名人梁启超说：“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实行家，不惟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全世界也是少见。”胡适说：“墨翟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ia秦末刘邦进军咸阳，也曾用墨家纪律来作为约法三章以取悦于当地父老民众。可见，墨子对中国后世影响的至深至远。

总结起来，墨子为中华民族树立起了多面旗帜：

1．墨子为中国人民也为世界人民树立起了一面酷爱和平的旗帜。他提出的“非战”“非攻”，反对互相侵伐，主张“兼爱”、防御，申张“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正义，并为之赴汤蹈火、舍身取义。这种精神与当代和平发展主题相吻合。

2．墨子为中国树立了一面人类古典人道主义的旗帜。墨子主张和平、兼爱、交相利、扶弱济困等广泛利人主义哲学，对于现实生活中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的价值观，无疑是强有力的挑战和抨击。

3．墨子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一面勤劳智慧的旗帜。墨子虽然创立有自己的学派，拥有众多的学生，但他仍然亲身奔劳，不辞辛苦地为天下“摩顶放踵”，他本身就是一面永久性的劳动者勤奋与智慧的旗帜。

4．墨子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重视发展科学技术的旗帜。在科学技术方面，墨学在诸子百家中可谓奇葩一枝，内容涉及天文、几何、物理、化学、数学以及工艺制造、土木建筑、测量学等等诸多技术领域。一部《墨子》，较之整个古希腊的科学技术内容还要丰富，时间也更早。

一句话，墨翟及其著作《墨子》，为世人展现了兼爱、非攻、勤劳、智慧等人道主义的思想，是圣贤者为生民立命最典型的表现。

第六章 “无为而无不为”的老聃

经过两千余年世界文化史上的大浪淘沙，《道德经》已经被证明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真正瑰宝之一，成为超越国界的人生修养最重要的经典，其销售量仅仅次于《圣经》。不过，由于该书用语古朴简约，内容包罗万象，思想深奥幽玄，有无相生，正反相通，因而其丰富的思想极易被人误解。一提到道家思想，总有一些人认为是消极避让、不思进取的隐士哲学；是明哲保身、与世无争的弱者哲学；还有人干脆说老子是阴谋家的鼻祖等等，其实，这都是人们对老子的误解。老子思想与孔子思想一样，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最精髓的部分。

一、神龙见首不见尾

说起道家的首要代表人物，自然非老子莫属。

早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在中国的中部，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楚苦县厉乡曲仁里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位具有深刻思想的智者，这就是《道德经》一书的作者——老子。

像耶稣一样，关于老子的诞生，中国民间也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诡奇异的传说。

相传，春秋时期某年某月某日，在楚苦县厉乡曲仁里的流星园，一位少女忽见红光闪闪、流星奔突，但见一颗流星砸在前面的李子树上，顷刻间化为鲜红的李子。这位少女忍不住眼前鲜艳欲滴的果实，遂吃了一枚下肚，这样，她就怀上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一直被中国人引为自豪的老子。据说，老子出生时，“天上万鹤翔空，九龙吐火，以浴圣姿”。

老子在中国文化史上也确实颇具神秘色彩，他留给后人的，似乎永远只是一个飘忽不定的背影。称他为“老”，是因为有人说他一生下来就是一副老相。《神仙传》中就说：“生而皓首，故称老子。”我想，老子所以为老，大约是因他的思想被人们所认识的时候，他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的缘故吧。要是真的这么来看，“老子”，是否有点今天我们常说的“老先生”的意思呢？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人们也叫他老聃。“聃”就是人耳朵的意思，大约这位老先生天生长了两只硕大的耳朵——这在中国传统的相面术中乃是天资聪颖、富有智慧、加上有福相之人才会具有的一种外部特征。有人言之凿凿，说他“耳长七寸”，故而又有人称他为“大耳朵的哲学家”。

老子是春秋时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后来他又被奉为道教的始祖，也就是几乎为全中国人所熟悉的太上老君。可是，后人对老子的认识却犹如云山雾罩一般，除了《史记》留下的有限的一点互相矛盾的史料外，老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始终是一个难解之谜。就是对于两千年前的《史记》作者司马迁，也是一头雾水，无法准确撰写出有关老子事迹的比较详细的传记，何况今日我辈远远不及太史公呢？

在人们的心目中，老子的形象就像神龙一样“见首不见尾”，神秘异常。我们只是从《老子》和其他与此相关的历史资料中知道，老子学问渊博，造诣极高，是一个真正达到了天人合一境界的智者。

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老聃是楚国人，他曾担任过的一个社会职位是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大约相当于现今国家图书馆或博物馆的馆长。这个职位一般要学识渊博的人才可担任，老子学问的博雅丰富也可由此得到一点佐证。老子的祖先世代为周室史官。他自己曾做过周守藏室之史，是东周王朝掌管典籍图书的史官。这个守藏室，相当于现代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珍宝馆等的综合。守藏室不但收藏了周朝和武王前周人的书籍、史官记载、珍宝物品，还有一百多大小诸侯国的历史文字、上古遗书，各国的供奉，记载了早期华夏各氏族的渊源。另外，夏商遗民遗物，大禹所制的九鼎，也都存放在这里。老子在这里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当时和上古的书籍，从而为他后来形成道家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史记》还记载了老聃与后来成为中国人“至圣先师”的孔丘的一次对话。孔丘向老聃请教关于周礼的问题，老聃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给了他一番忠告：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ib

老聃大概是觉得孔丘的用世之心太切，所以不客气地批评了他。而在孔子的感受中，老聃则属于那种世俗尘网所不能拘束得住的世外高人，是那种能“乘风云而上天”的人中之龙。孔丘虽表示自己不能理解老子，但仍表现出了对他由衷的钦佩。

孔子回去后，对他的弟子曾经大发感慨：“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习惯奔跑的可以用网来捕捉；习惯在水中游的可以用鱼竿来钓；习惯在天上飞的可以用箭来射。至于龙，它没有习惯性要求，因此事先我根本无法知道它会怎么动作。它只是根据形势而动，当出现适合它行动的风暴来临时，它就会顺势形成龙卷风而直上青天。我今天所见到的老子，就像神龙一样，是一个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啊。”

关于《道德经》的产生，《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司马迁的这段话，简要地披露了老子的身世和学问，并记录了老子著书的个中原委。

对于这本书的产生，民间也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

据说，周朝有一位大夫叫尹喜，字公文，自幼聪颖好学，善观天象，曾在陕西终南山结庐隐修。一天，尹喜看见天空中有一股紫气东来，如蚊龙腾舞，形状奇异。他掩不住心头的兴奋，连声赞道：“妙哉，妙哉！此乃祥瑞之气，真人将至矣！我当于函谷关去迎接。”于是便上书朝廷愿为函谷关令。到关以后，尹喜就命令守关的门卫，如有一个乘青牛的老翁从东边来，不要放他过关，立即禀告。

过了九十天，果然有一位老者，天庭饱满，两耳垂肩，鹤发童颜，神清气爽，骑着一头青牛，嘀嗒嘀嗒，迈着有节奏的步伐，悠然自得地从东边向函谷关而来。门卫立即禀报，尹喜赶紧出迎，再三稽首参拜：“圣人来矣，有请！有请！”

这骑青牛过关的老者，便是老子。

大概是因周室内乱，老子辞官西行，路过函谷关。看见面前这位官员清奇不俗、气度非凡、彬彬有礼，便问道：“你是何人？为何得知老夫将至？”尹喜恭恭敬敬地回答道：“我乃函谷关令尹喜，去年冬天，见天理星西行，今春又见紫气东来，状如龙蛇，知真人将西行，故在此迎候。”

尹喜对老子执弟子礼，甚是恭敬，他再三恳求老子道：“您老就要归隐了，无论如何要留下一本书才好。”老子拗不过尹喜，就应其所求，留下了千古名篇《道德经》，然后骑着他的青牛继续西行。此后，便再也没有了关于老子的消息，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活了多久。关于老子的思想，我们也只能在他的《道德经》中窥探出一鳞半爪。

今天，我们看到的《道德经》一书，是用韵文写成的哲理诗，分上下篇，共81章，五千余言。前37章为《道经》，后44章为《德经》，两篇合称《道德经》。此书含有丰富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与古希腊哲学一道构成了人类哲学的两个源头，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信息量与内涵十分丰富，确实值得我们仔细品味与探讨。

经过两千年世界文化史上的大浪淘沙，《道德经》已经被证明是人类文化史上真正的瑰宝。据有人统计，在全世界有史以来的出版物中，各种文字的《老子》译本的印行数量仅次于《圣经》，居第二位。《道德经》是人生修养最重要的经典，书中思想自古至今极受世人推崇，被现代人誉为“智者的低语”“滋润心灵的甘泉”。

不过，由于《道德经》一书用语古朴简约，内容包罗万象，思想深奥幽玄，有无相生，正反相通，因而其丰富的智慧思想极易被人误解。一提到道家思想，总有一些人认为是消极避让、不思进取的隐士哲学；是明哲保身、与世无争的弱者哲学；还有人干脆说老子是阴谋家的鼻祖等等，这其实都是人们对这本书道听途说式的误解。

今天，随着现代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对科学过度的崇拜，社会生存危机正在日益严重，人们在进行反思的同时，越来越认识到《道德经》它那独特的智慧魅力和与众不同的思想价值。老子和他的伟大思想一起已经从中国走向世界，越来越成为人类共同敬仰的精神导师和共同分享的思想财富。

1910年，一个叫尤利斯噶尔的德国人写了一本书：《老子的书——来自最高生命的至善教诲》。他说，也许是老子的那个时代没有人真正理解老子，或许真正认识老子的时代至今还没有到来。老子已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一个名字了。老子，他是推动未来社会的能动力量，他比任何现代的思想都更加具有现代意义，他比任何生命，许多许多生命，都更具有生命的活力。

英国人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思想史》一书中说，中国人的特性很多最吸引人的地方，都来自道家的传统。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

德国物理学博士彼德·洛伦兹盛赞：“老子《道德经》对我来说是包罗万象的。老子的很多观点在今天也十分恰当，不必要改动便可借用，一部著作的永久性给予它一个伟大的、不寻常的形象；文章给后人留下各种理解的可能性也使我赞叹不已！”他甚至得出结论：“老子在他生活的社会里，已经体验到人类生活、社会形态的总旨和精华。” “老子及其著作与人类共存！”

虽然，后人对老子及他的著作赞赏有加。但在当时，对周王朝失去了信心的老子却最终选择了离去。据说他是骑了一头青牛，头也不回，西出函谷关，在萧瑟的秋风中，飘然向西不知何处而去了，似乎是很默然、寂静、欢喜。

他离我们远去，天地间留下一个剪影——一个永远神秘的背影。这个背影在夕阳之下，依稀幻化为十六个大字：无为自化，清净自正，清心寡欲，为而不争。

二、“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

《道德经》中包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这为统治者所重视，历代治国理政者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学习与运用着老子的方法。

《道德经》一书共81章，论治国的有8章，论朝政的有7章，论天下各国的有5章，论战争的有两章，共22章。全书有关政治的有63章，占2/3以上，这从一个方面说明《道德经》的主旨偏重于政治。

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治国谋略，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因势利导、后发制人等处世原则和策略至今仍不失睿智。

“治大国，若烹小鲜。”ic这是老子对治理国家的一个总体思考。

这个说法，喻示为政的奥秘在于安静无为，应当遵守一个稳定而长远的政策与秩序。

我们大家都知道，烹煮小鱼，最忌不停地来回翻动。治理国家就像烹小鱼一样，路线与政策一旦制定出来，就应该具有长期稳定性，应小心翼翼以不扰民为上。纵观历代的治理得失，治理国家，一旦路线、方针、政策、法令制定下来，就应当坚定不移地长期坚持与贯彻执行。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都是如此。如果君主或单位领导朝令夕改，以个人的主观愿望去不断改变社会，调整政策，改变工作秩序，百姓就会无所适从，国家就会动荡不安。“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个比喻，形象地概括了“无为而治”的治国谋略。

纵览中国历史，对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一治国谋略娴熟运用并得以成就治国大业的，当属西汉文帝刘恒了。汉文帝执政，以道家清静无为的指导思想治理国家。文帝在位，“萧规曹随”，朝廷继续遵从刘邦与萧何留下来的治国之策，约法省刑，主持刑制改革，废除连坐，废除肉刑，实行罪人有期，使刑由重至轻。他轻徭薄赋，不仅不扰民，还多次减免税收。在个人生活方面，汉文帝自己也身体力行做到了勤俭节约。汉文帝在位期间，宫室、园林、服饰器具都没有增加。其政策也保持连续稳定。结果，“无为”政治收到了“有为”的良好效果。汉文帝以黄老之术治国的结果是，生产得到发展，经济得到恢复，社会矛盾缓和，百姓也安居乐业，从而迎来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第一个伟大的盛世——文景之治。

三、“无为而无不为”

道与德是老子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出发点。

从道德观出发，老子认为：人和宇宙万物皆源自道，蕴含道的本质，依道而行，与道同在，这一观点适合任何领域，包括政治领域。

老子说，域中有四大：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id

这四者的关系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ie“王”应效法“地”“天”“道”和“自然”。老子从“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视点来审察社会政治，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一整套政治学说，这为治国理政者提供了一套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治理之术。

在老子看来，要实现“无为而治”，就必须以行道为根本原则。他说：“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if意思是就帝位，拜大臣，虽有宝玉驷马以作献礼，不如先行学道，这样才能求善得善，求功得功。

老子还说：“道常无名。朴，虽小，而天下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已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也。”ig道是永久存在的、超越时空的精神实体，它永恒存在，如无名之朴，幽微深妙。侯王若能遵守道，万物都会自然进化而自动地服从。制度、方针、政策一经制定，各种名分、地位也就随之确立。名分、地位既然已经确立，侯王们掌握它，也就有了分寸，国家就不会发生危险。为政治国就在于效法、奉行自然之道，奉行真理，顺势而为，这是老子政治观的核心和最高原则。

在老子的心目中，无为并不是不作为，而是指人们在面对自然和客观现实时，为政处事必须依照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主观地任意妄为，按照自己的嗜好随意变动国策。

老子说：“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ih

我想，这大概才是老子在政治上的真正“无为而治”之道。

老子认为，真正能体现“道”的“圣人”，要治理百姓，就应当不尊尚贤才异能，不鼓励民众去争夺权位和汲汲于功名利禄。

任用贤才，富国强兵，开疆拓土，而后取列国为一统，这本是春秋战国时代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卿世禄制向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发展的一大时代特征。对人才的重视、使用，早已经成为先秦社会中的热点政治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老子提出“不尚贤”的观点，敢于与百家诸子形成对立，似乎不合时宜。不过，仔细品读《道德经》，还是可以明显感到，在老子的政治治理观点中，并不包含贬低人才、否定人才的意思。他只是希望统治者不要给贤才过分优越的地位、权势和功名，以免使“贤才”成为一种诱惑，从而引起人们纷纷争权夺利，从而导致天下大乱。

老子认为，不使人们贪欲，并不是要剥夺人们的生存权利，而是要尽可能地“实其腹”“强其骨”，使民众的生活温饱，身体健壮。在此基础上，还要“虚其心”“弱其志”，使百姓们没有盗取利禄之心，没有争强好胜之志，这样做，才算是顺应了自然规律，做到了无为而治。

墨家、法家对人性作出了“恶”的假定，并因之而提出“崇贤尚才”的主张。主张用积极、斗争的方式来促进社会的改良。他们高扬人类的创新精神，为先秦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积极作用。与之相反，老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纯真的。而种种人类丑恶行为，则应当是不合理不完善的社会制度造成人性扭曲的不正常现象。由此，老子坚持去伪存真，主张保留人性真善美而契合自然之道的东西。摒弃所有引起人的贪欲的东西，尤其是当时流行的推崇贤能的风尚，更被他认为是最易产生罪恶的渊薮。

老子的政治思想，在今天看来，似乎是难以理解。因为他理想社会中的民众，都是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没有奢侈的物质享受欲望，也没有被各种令人头晕目眩的文化或知识困扰的烦恼的百姓。在老子的眼里，让人们在一种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中保持人类淳朴天真的精神生活，与自然之道相契合，比物质文明虽然发达，但充满着危机、争斗、谋杀和阴谋的社会制度显然更符合于人类的本性。老子所强调的“无为”，即是顺应自然，其治理社会的效力，显然要比用法令、规章、制度、道德、知识来约束人的社会行为要合理得多，有力得多。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基础含义。

老子主张为而不争。他对统治者提出了这样几条告诫：

1．去甚，去奢，去泰。

老子说：“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弗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ii

老子明言，谁要想占有天下并且按照自己主观意图去治理它，我看他是达不到目的的。天下是自然的现象，是不可以用有为的机智乱搞的。用有为之机智欲取天下者，必不能成功。坚持执用机巧之心，其结果必定也是失败。因此，圣人必须不走极端，杜绝奢侈，不采取过度的措施。“三去”的目的，是在于回归自然，无私无欲。落实到具体措施，就是要求统治者轻刑罚，慎用兵，薄税敛。

2．去智。

去智，是指消除为统治者的心智技巧。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也，以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ij

老子认为，在人类的原始状态，人们不知痛苦为何物。智慧出现后，才知痛苦与愉悦。他又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ik老子认为，智慧是人间伪诈的根源。人们迷失本性，这是导致国家昏乱之由。

3．寡欲。

寡欲，指控制统治者内心的欲望。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il圣人有三件法宝，要保持着：一是慈善，二是俭约，三是不敢把自己的私欲放在民众的前头。以慈爱对待百姓，得到民众的支持，就有勇气；处事节俭，不劳民伤财，就能财用充足；不敢把自己私欲放在百姓之先，就能成为一国之长。治理国家者应该“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im。把自己的欲望不当作欲望，不追求难得的东西。所以，老子主张统治者应“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朴德是一种顺任自然之德，统治者见素抱朴，才能以自然之道治民。

4．以百姓之心为心。

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老子主张圣人“以百姓之心为心”。以“道”为最高原则，改变统治者对民众的态度。他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in圣人没有固定不变的动向，以百姓的动向为动向。对有道德知识的，我以善意对待；对无道德知识的，我亦以善意相待，这样才合乎道德。信实的，我以信实对待他；不信实的，我亦以信实对待他，结果得到信实的效果。圣人任天下事，不怀成见，和和恰恰地处世。圣人作天下事无所不可，浑浑然不独自主张，百姓都注意其行动，但他都不去计较。表现了圣人治身浑身于道，治国浑心于民的思想。

5．欲先民，必以身后之。

老子主张统治者不与民争利。“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io江海之所以能为百川的总汇，因为它处在百川的下游。所以，圣人虽身居上位，但对待民众必须表示谦下。虽然领导群众，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后头。所以圣人在上而百姓不觉得有很重的负担。领导百姓，而百姓不觉得有什么妨害。因此，民众都推崇他，而不讨厌他。由于他不与民争，所以天下没有谁和他相争。因此，为政者不能自私自大，与民争利。老子还认为，理想的执政者不仅不应与民争利，而且还应当做到大公无私。“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无私。”ip当政者应该为百姓精心打算，而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后头，这样才能领导群众而保存自己。

6．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的四项原则。

在老子看来，“无为而治”不仅是对执政者提出的修养原则，也是统治者为政治国的原则。

老子说：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iq

由此可以看出，老子无为取天下的四项原则是指：

1．在教化方面，统治者“无为”，民众便可以自我教化。

2．在治理社会方面，统治者“好静”，不临之以法，威之以刑，民众自然安分守己。

3．在民生问题上，统治者“无事”，无事则无战，无劳役兵役，少赋税，民众便可以安心农事，自然富足。

4．在民风民俗方面，统治者“无欲”，顺任自然，不尚奢华，民众自然质朴。

老子认为，为政者如果能以这四项原则来要求自己，真正做到以“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的方式来治理民众，民众就会自然顺化、自然规矩、自然富足、自然淳朴。可以说，这四项原则具体体现在老子的诸多政治思想方面。

老子认为，高明的当政者和领导者应懂得自然之道，顺应人的天性，让下属和百姓各尽其能，各守其职，各得其所，相安无事，而切忌用过多的条规制度来进行强制性约束，否则会适得其反。也就是说，最好的治国之策应该是“清静无为”，不要左一个政策，右一个政策，搞得民众无所适从。要让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安定大治，就像对待井水一样，搅动得越凶，残渣败叶就越是泛起，水就越是混浊，最好的办法是停止施加外力，让它自己慢慢平静下来，这样井水就会自然清静了。“无为而治乃大治”，这是老子“无为”论给后人的有益启示。

四、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老子的政治思维方式与孔子及其儒家的中庸之道有所不同，表现出了极其鲜明的独特个性。

在老子的政治思想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道德经》提出了一系列哲学意义上的矛盾概念。如：大小、高下、长短、前后、难易、美丑、有无、损益、强弱、刚柔、祸福、荣辱、智愚、拙巧、成败、生死、攻守、进退、静躁、轻重等等。

老子比较系统地揭示出事物的存在是运动的、相互依存的，而不是静止的、相互孤立的。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ir意思是，当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这就知道丑了；当天下人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这就知道恶了。所以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音与声、前与后，都是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功成身退，知足不辱，这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真理。

从事物及其现象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永恒性出发，老子提出了道的运动的普遍性法则：即“反者道之动”is。

所谓“反者道之动”，意即道的运动原则是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

老子描述了大量事物向自己相反方面转化的现象。如：“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it“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iu“物壮则老。”iv“躁胜寒，静胜热。”iw“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ix“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iy“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iz

在政治领域，老子同样遵循“反者道之动”的运动规律，提出了所谓“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ja的政治现象。老子认为，政治越是宽厚清明，民众反而淳朴敦厚；为政者过于明察秋毫，政治严厉苛刻，为了生存，民众反而会变得更为狡诈。

“反者道之动”意味着事物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事物的否定是自我否定，是合乎规律的否定，所以，老子利用道的这种运动规律，提出了“弱者道之用”jb的全新政治思维逻辑。

老子把“柔弱胜刚强”jc作为人世间普遍运动变化的原则。他认为，万事万物之间都是相生相克，不断地在发生着变化。“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jd“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je他还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统治者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jf正因为柔弱胜刚强，因此，老子主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jg“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jh

老子的政治思维达到了很高的辩证法水平，是对春秋以前古代辩证法的发展和理论的总结。原始五行、阴阳学说中的矛盾及其依存、转化等等思想，都被《道德经》经过扬弃、综合而纳入自己的体系。这些都体现出了《道德经》对古代辩证法进行理论总结的思想水平与高度。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老子的政治思维，在看到事物对立面的广泛存在、以矛盾的思维来认识事物的同时，主要强调的是矛盾的同一性的一面，即对立面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而忽视了矛盾向对立面的转化需要一定的条件，把“反”即向对立面的转化绝对化了。由此逻辑推演出的“弱用之术”，也同样蕴含着深刻的片面性，即只看到了由弱至强的规律性，但忽视了这种转化的条件性。ji

五、理想国：小国寡民

“小国寡民”是老子向往的一种理想社会的状态。

在老子所精心描绘的这个理想国里，人们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一幅有趣的画面：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jj

细品上面这段文字，老子设想的“小国寡民”的理想国大致具有以下几大特征：

第一，国家的规模小，人口少，即“小国寡民”，以至于“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

第二，民众崇尚原始质朴的生活状态，不尚智巧，虽有文化和文明成果可资利用而不用。人们有器具而不用；有船只车马而不使；“虽有甲兵，无所陈之”；虽有文字，却结绳而记。

第三，这个国家的百姓重生寡欲，知足常乐，人民因重生而不愿远离家国。且以寻常衣食为甘美，以简居陋室为安乐。

第四，国与国、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交往，过着十分封闭的自然生活。虽然“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却“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理想国与儒家的大同、小康理想社会大异其趣，特别是与小康社会迥然不同。老子的乌托邦是以古代田园牧歌般的农业社会为蓝图描绘出来的。

老子的理想国，是从他的道论中逻辑地演绎而来的。由于老子把道作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并根据道的精神设计了理想中的人类社会，所以，老子的政治理想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是格格不入的。在他看来，“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jk。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在老子的眼中，残酷的现实是：奇巧利器是祸患的根源，文化与文明成为人们争名夺利的工具，现实的一切都是对道的破坏，人类群体生活所必需的伦理规范和礼仪制度都不符合道的原则，因此也就没有任何重要的价值。

老子的政治理想与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是相违背的，他把不断进步的社会看成是不断倒退的社会，不符合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客观历史事实。礼仪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老子批判礼仪压抑人的自然本性的一面是正确的，但因此完全抛弃礼仪，就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把原始蒙昧状态作为其理想社会的摹本，这就决定了他的政治思想必然带有浓厚的复古主义的倾向。

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老子所描绘的理想国蓝图，不只是对远古时代的美好回忆和留恋，其深刻之处在于其有批判现实的一面。他主张简朴单纯的文化与人格，实际上是对当时诸侯国尚武力争的为政之道的一种大胆的否定，也是对当时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的一种无情的批判。jl

第七章 韩非的帝王学

韩非是中国古代法术势思想的集大成者。人们公认，他吸收了公孙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同时又汲取了老子、荀子等人思想中的积极成分，经过个人熔铸，使法、术、势三者有机地融合为一体，从而构成了中国法家完整的政治理论思想体系，其专著《韩非子》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帝王学的范本。

一、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一位雄才大略的国王，为了得到一个人才，会不惜去发动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这位战争的发动者就是秦王嬴政。而值得他发动战争、梦寐以求想得到的人便是《韩非子》一书的作者——韩国人韩非。

韩非是韩国的一位公子，其生年已不能详考，与秦国丞相李斯是同时代人，大约生于公元前280年，死于公元前233年。韩非出生于韩国贵族世家，政治起点很高。他喜欢研究刑名法术之学，也曾钻研过黄老南面之术。他曾拜当时著名的儒家大师荀况为师，与后来做了秦帝国丞相的李斯有同门之谊，二人曾经一道学习，相互切磋，他的聪颖曾经引起李斯的嫉妒。

或者由于和韩王有宗室的关系，或者由于在韩国王宫担任了一定的职位，韩非对于韩国的前途非常忧虑，不忍心看着韩国走向灭亡。他见韩国日渐削弱，急切地探索起弱致强之道，数次书谏韩王，但韩王不能用，于是退而发愤著书，从而成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认为，韩王不能以法治国，不能以权势驾驭群臣，不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去求人任贤，反而重用那些徒有虚名的人担任重要的官职，这是韩国不能振兴的重要原因。

在韩非看来，“儒士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jm。对国家有害的人反而博得了好的名声，在战场上拼死拼活厮杀的将士却没有得到应得的爵禄。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是韩国积贫积弱的症结所在。为此，他发愤著书，先后写了《孤愤》《五蠹》《说难》《主道》《二柄》《八奸》《十过》《有度》等有声有色、内容十分深刻犀利的文章，以讥讽韩国当轴。

司马迁说：韩非的著作是“观往者得失之变”jn的求强之术。

韩非的目的在于拯救故国，可是他讲的道理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所以，韩非的著作传到了秦国，秦王嬴政阅读之后大为赞赏，感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正好李斯在他身边，立即回答说：“此韩非之所著书也。”jo于是，秦王嬴政立即派兵攻打韩国，战争的唯一要求就是要得到韩非这个人。

对于韩国来说，韩非是无足轻重的，在大兵压境之下，韩王便拱手把韩非送给了秦王。

秦王嬴政得到了韩非，非常高兴。然而渴求得到的东西，一旦真正到了手，就不觉得那么珍贵了，韩非并没有立即得到重用。

李斯与韩非是同学，自认为才能不及韩非，担心自己在秦国的地位受到威胁。姚贾是秦王的宠臣，对于韩非也十分不满。因为韩非曾在秦王面前直言不讳地批评他不该贿赂燕、赵、吴、楚，浪费国家的财物，并嘲笑他出身卑贱。

于是，李斯、姚贾联合起来，在秦王面前诋毁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jp

嬴政一听，觉得也有道理，就派人把韩非关进了监狱。李斯借此机会，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逼迫其自杀。韩非想见到秦王嬴政，当面提出申诉，但由于李斯、姚贾从中作梗，无法实现。等到秦王嬴政悔悟不该如此处置韩非时，韩非已经在云阳狱中死去多日了。

韩非的命运，和公孙鞅、吴起两个法家先驱人物一样，是个悲剧，法术被君王采用，然而自身却遭惨死，结局都十分不幸。

不过，古人认为，人的不朽表现在生前能够立德、立功、立言三个方面。韩非以立言而不朽。忌妒他的人，可以谋害他的性命，但无法消灭他的言论和著作以及他身后的巨大影响。

韩非的著作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流传了，但那时流传的不过是些单篇的文章。秦汉时期，韩非的作品被编订成集，称为《韩子》。司马迁说韩非的著作有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说《韩子》有55篇，现有的《韩非子》这部书，篇数刚好是55篇，与汉初班固所见的篇数相同，但其中有些是其他人的作品。

韩非是中国古代法术势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曾批评申不害“徒术而无法”jq，指出，申不害辅佐韩昭侯，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所以韩国不能称霸。他又批评公孙鞅“徒法而无术”jr，指出，公孙鞅辅佐秦孝公，推行法治，虽然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但因为不善于权术，人君得不到利益，大权旁落，未能达到帝王之治。

因此，韩非主张兼用法、术。同时，他又采用慎到的势治学说，重视权势的重要性。韩非强调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js

在这样的认识驱动下，韩非从时代的要求出发，研究创新法家的治国理论。他吸收了公孙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集三派之长，同时又汲取了老子、荀子思想中的积极成分加以发挥，终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

韩非认为，法是官府公布的成文法，是编著在图籍上的法规；术是君主暗藏在心中的权术，是驾驭臣民的手段；势则是君主掌握在手中的权势，是控制臣下的凭借力量。韩非把这三种学说综合起来，形成法家完整的政治学说。这样，韩非的政治学说就集前期法家代表人物之大成，为大一统帝国君主集权制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从而催化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在韩非的政治思想体系中，法治、术治、势治各有侧重，互为作用，互为依托。概括起来说，就是君主凭借地位和权势运用术数来驾驭群臣，并通过群臣的辅助，使老百姓严格遵守已经公布的成文法规，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帝王统治术，也正是韩非集法家思想大成之所在。

作为韩国贵族，又曾与李斯一起跟随注重现实问题的著名学者荀况求学，种种经历，使得韩非对于当时的政治局势与时局问题的症结洞若观火，可谓了然于胸。

李斯长于游说，被秦国重用；韩非因为口吃，不善言谈，就把主要精力放在著书立说上。韩非的贡献，在于为即将出世的秦帝国在理论上做好了准备。李斯则辅佐秦始皇从实践上为这个帝国创建了一套新的政治模式。

韩非看到韩国在战国时期日益走向衰亡，这个关注国家命运的人焦虑不安，便急切地探索救弱致强之路。

经过对历史和时代的研究，韩非认为，只有法家路线能够改变韩国的命运。韩非的理论虽然没有达到挽救韩国命运的目的，但它适应了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国家的时代需要，成为大秦帝国建立自己政治统治的指路明灯。

二、帝王学的根基与渊源

韩非继承了以前法家的历史进化理论，把人类的历史从远古到战国分作四个时期，即“上古”“中古”“近世”和“当今”四世。

在韩非看来，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变化，治国的办法也要作相应的改变。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只是在过去具体的时代具体环境下才具有意义，把它原封不动地移用后世，绝不是对历史的尊重，而只能说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圣人不盲目学习照搬古代的一套，不墨守成规，而是考察研究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对症下药，为它制定出相应的正确的治国之道以及具体措施来。对此，韩非给出的结论是：“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jt

为了给法家路线提供伦理学方面的根据，韩非改造了荀况的性恶论，提出了人性好利论。

在韩非看来，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这种本性本无所谓好坏。利，可以使人变成懦夫、贪夫，但也能驱使人变成猛士。君主利用好群臣民众的这种天性，是从事一切事业的推动力。针对这种情况，韩非主张，政治就应该从这个实际出发，把全部政策自觉地建立在“利”的基础上。君主的主要举措不是改变人的本性，而是要搞好“利”的排列组合，利用刑赏法治等手段，适应臣民趋利避害的要求，用刑德二柄建立起自己的王霸之业。

在以前法家君主中心论的基础上，韩非也吸收了老子有关“道”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君道同体论的独特主张。

司马迁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ju。

在韩非看来，君主不仅应该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且还要“体道”。为此，他提出了“君”“道”同体的重要政治观点。

在韩非看来，之所以要如此，是因为，“道”是万物的本源，是事物运行的规律。君主本身就是“道”的体现，这也是君主高于臣民的原因所在。“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jv“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jw韩非认为，既然“道”是绝对的、唯一的，君主的地位也应该是绝对的、唯一的。在人世间，君主是道的体现者，群臣与民众就应该要受君主的制约。

实力原则是韩非政治理论的重要基础。

韩非认为，当今时代的特色是角力。在当今时代，在社会矛盾关系中，要想吃掉一方或绝对压倒一方，最有效、最可靠的手段就是“力”。“力”是定乾坤、成大事的不二法宝。“力”是君主得以控制臣民，国家得以保全乃至称霸的利器。

在《韩非子》中有很多对于“力”的颂扬。如：“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jx“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jy“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jz

历史进化思想、人性好利论、君道一体论和功利主义与实力原则，构成了韩非政治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

三、君主如何操纵和行使权力

在韩非看来，“好利”是一切人的本性。君王应当明确并充分利用这种人的本性，处理好驾驭群臣与管理民众的事情。

韩非认为：“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ka安全有利的人们就靠近它，危险有害的人们就离开它。由于人性是“好利”“自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纯粹是一种利害关系，有利则合，无利则散。君主应该充分利用这种利益关系，调动群臣的积极性并且处理好与臣工之间的关系。

韩非认为，在各种利益关系中，君主的利益应该是最高的，甚至高于国家利益，“故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kb。国家是君主的日常运行工具，是君主的私物。为了保持自己的最高权力，君主就应该顺应群臣和民众“好利”的本性，用“利”来调动臣民。君与臣的关系就是一种买卖交换关系，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君主只有通过利益才能求得大臣们的忠贞报效。君臣之间，并不是父子那样的骨肉之亲，而是以互相计算利害得失为出发点的。

韩非还认为，为了实现君主的利益，只有群臣不行，还必须把民众动员起来，动员的方法也是一个“利”字，应该用“名”“利”来充分动员民众的力量，“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kc。对于那些不为利禄诱惑，不为君主卖命的大臣与民众，则应当加以严厉的打击和制裁，对于这样的人，韩非主张只能杀掉。“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kd总之，臣民只有对君主有用、有利，才有存在的价值，否则，均应加以除掉。

韩非主张以法治国，反对贤人政治。他对贤人政治持批判的态度。

韩非提出：尚法而不尚贤。

他认为，对君主而言，无须待贤人而后治，亦无须等贤君而后治。

韩非说：

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ke

韩非显然认为，放弃法术而凭主观办事，就是尧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要规矩而胡乱猜测，就是奚仲也不能做好一个车轮；废弃尺寸而比较长短，就是王尔也不能做到半数符合标准。假如中等才能的君主遵循法术，笨拙的匠人掌握规矩尺寸，同样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做君主的如果能去掉贤人、巧匠也办不成事情的做法，奉行中主、拙匠都万无一失的做法，人们就会竭尽全力为君主效力，君主功名自然也会建立起来。

韩非认为，历史上的贤君和暴君都是千世不一出，绝大多数的君主都是“中人”。中人只要“抱法处势”，也可以治天下。甚至暴如桀、纣者，只要“抱法处势”亦可治好天下。“立法，非所以备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kf韩非的不尚贤，主要是出于维护君主的权力统治的立场，出于戒备的心理，害怕尚贤将被贤者所篡，“信人则制于人”kg。但是，假若一个亲信也没有，事情也难办，不过越少越保险。韩非说：“贞信之士不盈于十。”kh就是说，君王身边的心腹之人不能超过十人。韩非尚法不尚贤，甚至认为庸人、暴君也可以依法治理国家的观念，实际上为扩大君主政治的消极因素开辟了道路。

韩非的法制虽有强调政治规范化的内容，但更主要的是表现了君主对所有的人都不信任。一方面信法而不信人，另一方面又要使所有的臣民都要变成法的工具和奴仆，君主则要稳坐在法之巅。所以法如同势一样，是君主实行绝对专制统治的工具。

除了法治，韩非同样强调术治。但术有君驭臣之术，也有臣弄君之术。韩非是君主的讴歌者，他所讲的术都是维护君主专制的驭臣之术。由于韩非把君臣关系视为虎狼与买卖关系，所以除了讲考课监察之外，更多的是讲阴谋诡计。韩非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ki术与法不同，法是臣之所师，术为主之所执，法要公开，术要暗藏，所以韩非又说：“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kj韩非在论术时着重指出近亲与近臣是最危险的人物，《说疑》中他指出：“难之从内起，与从外作者相半也。”kk

韩非之所以强调用术驾驭臣属，是因为他看到臣僚在政权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毕竟，君主最终的统治对象是民，然而君主却不能直接面对民众，必须通过官吏这一中间环节以实现统治。因此，韩非说：“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kl这段话意思很明显：官吏叛乱，仍有守法的善民；如果民起来作乱，就决不会有好的官吏，民作乱是由官吏逼出来的。依据这一观点，韩非明确指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这一重要的观点。

事实上，在整个传统国家统治结构中，官吏为“本”，民为“末”，官吏如网之纲，民如网之目。君主治吏比治民更重要，术的作用主要在于治吏。

韩非的术中，有些属于积极的考课监察方法，如：

第一，任能而授官。

第二，赏罚严明。

第三，形名参验。主要是指：官任其职，以其职课其功；臣不兼官，事不越位；言行一致，“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km。

第四，众端参观，听无门户。韩非说：“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kn即是说，听谏不以私故，而看是否有利于事。“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ko听无门户，十分重要，但还要善于抉择才会益事。

不过，韩非的术更多的是为君王提供的驾驭群臣的谋略，主要有以下十项：

第一，深藏不露。君主在决断以前，要保持绝对的“无为”状态，去好去恶，绝不让臣下揣摩清楚自己的意图。为了防止泄露机密。他特别提出要备内，以防备夫人、后妃、太子、左右之人等等。他还深怕说梦话泄露机密，劝君主在重要时刻要“独寝”。

第二，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第三，“用人如鬼”kp。

第四，深一以警众心。什么是深一以警众心呢？不妨举一例说明：“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数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谓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岂可谓忠哉？’吏乃皆悚惧其所，以君为神明。”kq

第五，装聋作哑，以闇见疵。“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闇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kr故意装聋作哑，等待臣工大意时自露马脚。

第六，倒言反事。即故意说错话，作错事，以检验臣下是否忠诚。“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门者何白马也？左右皆言不见。有一人走追之，报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诚信。”ks这种方法未尝不是对付那些贪官污吏的一种办法，但毕竟是一种阴谋，不能多用。

第七，事后抓辫子。凡遇事，君必须设法让臣发表意见。韩非说：“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kt这一招实在太厉害了，而更厉害的是言必有记录。韩非又说：“言陈之日，必有策籍。”ku仅作记录还无关紧要，问题在于，韩非要求事情的结果必须与陈言相合，符合者受赏，不合者则受罚。人非圣贤，哪能言必有中！韩非的主观设想是为了防止臣下危言巧语，但实际上却使人根本不敢讲话，然而韩非又设法使人非讲话不可，讲了又抓辫子，从而让众大臣畏君如虎，唯恐出半点差池，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第八，防臣如防虎。时时要有戒心，如“不食非常之食”kv等等。

第九，设置暗探。“设谏（同“间”“间谍”）以纲（纠正）独为”，“阴使时循以省衰（当为衷）”kw。暗设侦探以刺群臣实情。

第十，暗杀。对于可疑者或任重势大之人，要设法加以控制与削权，不能控制的便应借故处死。如果明罚不便，“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kx。一句话，设法暗杀，以免太阿倒持。

总之，韩非认为，君主要集权于一人，首要之事就是抑制左右大臣。君臣之间绝不是忠义关系，而是虎狼关系、利害关系。君主对所有臣属，甚至自己的妻子儿女都必须时刻警惕戒备，切不可以“亲”“爱”“信”“依赖”相待。因为篡位窃权者首先是这些身边的人。“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重，必易主位。”ky“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息，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kz“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la亲属也不例外，“后妃、夫人、适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从人情上说，这些人未必憎君，但利害之争会超过情感，当“君不死则势不重”，影响到自己权势利益时，利欲就会压倒人情与亲情，不仅欲君早死，甚至还会亲下毒手。为了防止大臣以及左右势侵君主，韩非提出了如下一些具体措施：

第一，严格控制分封。“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lb“有国之君，不大其都。”lc

第二，臣不得擅专兵权。臣子“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ld。

第三，臣不得专财权。“臣制财利则主失德。”le

第四，臣不得专人事大权。任免臣吏之权，只能由君主专擅，臣下不得“树人”，“臣得树人则主失党”lf。

第五，臣不得有刑赏之权。“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刑、德二柄落入臣下之手，“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lg。

第六，禁止臣下结交私党。“大臣之门，唯恐多人。”lh一旦发现臣下结党，就要下决心“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li。

第七，取缔私朝。春秋时期，大夫效法国君设立家朝。在家朝内，大夫形同国君，家臣以君相奉。这种家朝制到战国时还仍然存在。韩非指出，私朝是一种奸邪行为，应加以取缔，提出“人臣处国无私朝”lj的主张。

韩非把君臣之间的较量视为能否实现君主集权的关键，应该说，他十分准确地抓住了要害。从中国历史实际过程看，君主的高度专制与集权往往都是在君臣之间的较量中形成的。在没有民主制度的情况下，君臣之间的每一次较量，不管是哪方胜利，所产生的合力必然是推动君主集权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推动君主专制的主要动力。lk

韩非主张取长补短，把“法”“术”“势”三者结合使用。在他看来，国家如同君主的车，“势”好比拖车的马，“术”就如同驾驶的手段。韩非所说的“法”，是指赏罚的标准，“术”则是国君根据“法”控制群臣的手段。“法”是公开的，而“术”是隐蔽的，是藏在君主心里用来对照验证各方面的事情从而暗地里用它来驾驭群臣的东西。“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ll国君有了“术”，就可以独揽政权。“势”就是权势，是君主利益的保证，对于威严和权势，君主应该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君主如果不掌握术治，就会在上面受蒙蔽；臣子如果不遵守法制，就会在下面闹出乱子；所以法、术这两样东西是不可或缺的，都是成就帝王大业的工具。

韩非把国家视为君主的私物，从而把君主独裁推向了新的高峰。

韩非描述的君主专制的格局是：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lm

“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无或作恶，从王之路。”ln

就是说，具体的事务分配给各地官员，主要的大权集中在中央政府。圣明的君主掌握了关键的大权，四面八方的臣民就会自动来奉献与效劳了。

韩非指出，君主平时不仅要独揽大权，还需要获得群臣的协助。可以听取不同的意见，但决事必须乾纲独断，决断之前还要做到深藏不露，不可让臣下摸到自己的意向，从而被臣下所利用。前面说过，为了防止走漏风声，韩非特别写了《备内》篇，警告君主，切莫让后妃、太子、左右之人得到消息。为防止说梦话泄露机密，韩非还劝君主要“独寝”。凡此种种都是为了确保独断。

韩非认为：“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lo

赏罚是君主控制臣民的两把利器，英明的君主用来控制臣下的手段，不过是两种权柄罢了。这两种权柄，就是刑和德。

何为刑德？

杀戮的权力为刑，奖赏的权力为德。

赏罚的目的除了控制大臣外，更是为了让民众专心于农战，从而保证富国强兵。

韩非的帝王学说对秦帝国政治统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秦始皇读到他的书，竟然崇拜得五体投地。韩非的思想也因此成为了秦帝国政治建设的基本政治纲领。

韩非思想对秦帝国政治上的影响，核心集中在两个方面：

1．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韩非“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体制的思想，完全为秦始皇所采纳。

秦灭六国后，用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官僚政权机构。在中央建立皇帝制度与实行三公九卿制。三公九卿直接对皇帝担负各种责任。在地方，先后在全国设置40余郡，彻底废除封国建藩制度。郡设郡守、郡尉、郡监，分别掌管一郡的行政、军事、监察。郡下设县，县下有乡、里、亭等基层政权组织，从而形成了从上到下严密的行政控制体系。

按照大秦帝国制度，中央和地方所有重要官吏都要由皇帝任免调动，从而铲除了地方割据与官僚尾大不掉的可能性。为了防止官吏违法弄权，大秦帝国制订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官吏选拔和考核制度。规定官吏必须经过中央政府正式委任才可以任职，官吏调动时，不准带随员，使官吏难以形成私人势力。官吏一经任命，就要服从调遣，否则就会受到惩处。对官吏随时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分别给予处罚或奖赏。官吏任职期间享受国家俸禄，如被免职则俸禄取消。通过这样一套制度，官吏变成了君主豢养的鹰犬和奴才，国家权力牢牢地被皇帝所完全控制和操纵。

为了保障帝国政令的畅通，防止因受六国固有传统影响，地方各自为政局面的出现，秦始皇废除了六国原有的法令，颁布实行统一的国家法令。同时，统一文字、货币、车轨度量衡，修建沟通全国的交通网络，拆除内地的长城、关隘、堡垒、堤坝等。通过这样一系列措施，既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加强了各地的联系。秦始皇建立的这一套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国家政治体制，在当时是有效的、先进的。这一套高度中央集权制度被后来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十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2．帝王独尊、独裁的国家治理模式。

在秦始皇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实践中，把韩非帝王独尊、独裁的理论奉为至典，极力宣扬并全面付诸实施。秦代通过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君尊臣卑的政治制度，建立起了皇帝个人的绝对权威。

秦帝国的政治制度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国家最高权力的不可分割性，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

（2）皇权的不可转移性，皇位只能在皇帝本家族内世袭。

（3）从中央到地方实行官僚制度，官吏可以随时罢免。

（4）集权中央。钳制民意，轻视地方，以严刑酷法与暴力来维持统一和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这四个特征，是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条件。自大秦帝国建立伊始，伴随着统一的国家的诞生，专制主义就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大秦帝国时期确立的帝王独尊文化与帝王独裁的国家治理模式，在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不断被发扬光大，对中国历史和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韩非极端夸大帝王独裁与帝王驭臣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其政治理论也埋下了大秦帝国灭亡的祸根。

在国家治理方式上，韩非主张君主掌握对大臣的生杀予夺之权，以术驭臣，自操权柄；对民众则采用严刑峻法，严加控制。这些思想在秦始皇的政治统治中完全被付诸实践。

秦始皇父子对大臣抱防范之心，自匿行踪，与群臣隔绝，导致欺谩取容之风大盛，歌功颂德之声四起，犯颜直谏之风尽消。由于他们听不到真话，了解不到实情，政令越发偏颇而失去了修正的机制和机会。

法家政治虽然适应了特殊时期集中国力、动员民力参与战争的需要并在秦国获得了成功，然而统一之后，秦始皇仍把这种成功当作和平时期高度集权统治的逻辑根源之一。严刑酷法，横征暴敛，与民众渴望和平、安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要求大相径庭。这种继续用打天下的手段来治理天下的结果，就是大秦帝国最终没能实现由战争到和平、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完全转变。同时，法家鼓吹暴力至上，认为重刑的威力无穷，只要不断地加重刑罚，就能够保证民众的绝对服从，完全忽视了道德教化的作用；法家学说所鼓吹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思想及秦始皇采取的“焚书坑儒”政策，使帝国政治难以吸收其他学说理论的合理因素，变成了一种僵化而封闭的思想体系，这就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

这样看来，韩非学说所造就的大秦帝国的极权政治，其有效性和局限性是同时并存的。任何极权政治的初期，都有很高的行政效率；但因违反人道精神，终究不能久存，不能作立国的长治久安之计。

四、治理民众的办法

在韩非的帝王学中，人主除了以刑德制臣外，还有治理民众的职责。对于民众的治理，韩非主张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实行愚民政策。

企图以法律条文代替人们的精神生活，直至取消人们的精神生活，这是韩非政治理论的一大发明。

韩非在强调君主绝对至上的权威性时，同时主张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禁绝一切文化传统。“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lp就是韩非的一大政治发明。

为了把遵守法令，将听从君主长官指挥和学习结合为一体，韩非提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lq

从表面看，战国时期的思想领域是诸子并存，百家争鸣。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各种学说的政治思想脉络，就会发现，争鸣的每一家都不把对方的存在当作自己存在的条件，从而给予应有的尊重，每一家几乎都要求独尊己见，禁绝他说。由于争鸣与争霸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争鸣形成的合力是朝着文化专制主义方向迈进。法家是这方面跑得最快的一家。韩非提出言轨于法、以吏为师，就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很好地把文化专制主义落实了。

韩非提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lr必须把国人的思想统一到国家法令上来。他认为不仅要颁布法令，还要宣传法令，使民众妇孺皆知。他说：“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ls所有人的思想方式和全部生活的出发点，都必须“以法为本”，“本治者名尊，本乱者名绝”lt。“一民之轨，莫如法。”lu韩非所说的法令，无疑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特别是君主的意志。人人服从法，自然是维护君主统治，维护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最有效的办法。把法作为人们的行动规范，从法律的观点看，无疑是合乎逻辑的，是先秦法家的共同主张。

不过，把法作为人们思想的唯一规范，则是韩非提出的新主张。这个主张的意义不在于要求人们都必须遵法，而在于取消人们进行思考的权利。韩非明确规定了思想犯罪说。他说：“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lv他更进一步提出：“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lw用法禁心禁言，从根本上扼杀了人们的精神生产活动，这无疑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是非常严酷的专制主义的明显表现。

在韩非看来，法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而官吏则是君主的爪牙和法律的执行者。为了把人们遵法守令与学习结合为一体，韩非提出了“以吏为师”的政治主张。纵观先秦历史，儒、墨、纵横等流派从不同角度出发，基本上都是倡导以圣为师，以贤为师。在形式上，圣贤与当权者不完全一致，教育与政治也不完全是一回事，教育有它的相对独立性。韩非“以吏为师”的提出，一笔勾销了教育的相对独立的性质，使教育完全变成政治统治的从属品，同时也取消了教育的认识价值。教育的职能只有一个，这就是政治驯化的作用，这是专制主义的一个十分极端的表现。

韩非把法术之学与诸子之学，特别是儒、墨之学，视为不可两立、不可并存的两种思想体系，对儒、墨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把一些国家衰败的原因归诸儒学的影响。在《五蠹》中，他指责学习儒学的儒生是“邦之蠹”，也就是国家的蛀虫。韩非认为：“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lx。他把六国衰败与秦强盛的原因归结为六国受儒家影响太重，秦则一直奉行法术。这虽然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显然也有所偏颇。

韩非抨击儒、墨与其他诸子，并不是简单地委罪和批评，他的确讲出了一些道理。最根本的一点，韩非认为仁爱之道与人的好利本性是相悖的。其次，仁爱慈惠与国家法令也是相互对立的。平心而论，韩非这种见解是有相当道理的。因为舍法而从心，就失去了政治标准，在无标准的情况下，与其把仁义与残暴视为对立，不如视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更为合理。

除了儒、墨之外，韩非对其他学派也多有批评。批评的主要点也是认为这些学派的学说不切实际。如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说，辩则辩矣，然而白马过关并不能以此为据而免税。他还用画马与画鬼为喻，斥责诸子的宏阔辩说如同画鬼一样，不过都是些不切实际的鬼论。

韩非为了打击诸子百家，还使用了陷害手法。他认为凡属称颂古圣者，都是借古讽今，借先贤而刺今主。他说：“为人臣常誉先王之德厚而愿之，是诽谤其君者也。”ly为了加害于人，他甚至认为诸子百家称颂尧舜是鼓动人臣造反篡主。因为在韩非看来，尧、舜、汤、武都是人臣篡主之辈，“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也”lz。在韩非的眼中，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圣人，而是奸劫弑臣。儒、墨等对之倍加称颂，这分明是鼓动人臣篡主，是导致天下所以至今不治的重要原因。如果说前面那些批评还有一些道理的话，这种说法显然就是存心诬陷了。

“以法教心”ma、“以吏为师”，以及禁绝百家等皆是韩非文化专制理论的主要内容，这与政治上的极端君主专制主张是一致的。

总的说来，韩非的全部政治思想，是以加强君主独裁和维护君主利益而展开的，这是韩非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加强君主集权和维护君主利益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按照利导、利诱、利用、利禁的方式去调动臣民为君主服务时，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一系列变动。在这种变动中，有一部分内容表现了对旧秩序的破坏，如取消无功受禄者的特权等，这些变动有益于社会的进步。但在韩非看来，严刑高压又是利导、利用、利禁的一种特殊方式，而且这种方式更简便、更有效，所以利导、利用一反手又引向了高压政策。

韩非的专制政治主张无疑符合君主的口味，但是，由于他把君主公开置于与一切民众对立的地位，从而又使君主陷于孤立。韩非最真实地揭开了君臣、君民之间关系的帷幕，不揭开这个帷幕，双方都缺乏自觉性，遭了殃都不知原因在哪里；可是一旦揭开了这个帷幕，又使双方都处在了恐怖之中，双方之间无法建立完全信任的关系，从而对维护君主的统治带来了副作用。韩非的著作不能说不明、不智、不圣，但他却没有捞到圣人的牌位，享受上后世治国理政者祭祀的香火与提供的冷猪头肉，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他太忠于事实，太敢说真话了。在封建时代，虚伪比诚实更有用，更能赢得帝王政客们的欢心。mb这也许是秦始皇特别喜欢韩非的著作，却又特别讨厌与害怕韩非这个人的原因吧。

第八章 董仲舒的大一统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他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对中国儒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承接作用。董仲舒以天为主导，以天人关系为轴心，以阴阳五行为材料，编造出一套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融合了先秦诸子思想的天人感应说、三纲五常说，并将它用于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生活领域。从他开始，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干，统治中国思想界与官方的意识形态长达两千余年。

一、“孔子之文在仲舒”

董仲舒是西汉人，大约生于公元前198年，卒于公元前106年，广川（今属河北省景县）人，他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他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对中国儒家学说的政治继承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司马迁说：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mc

司马迁与董仲舒是同时期人，他的记载和判断应该是有说服力的。

司马迁认为：“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这就是说，在司马迁的眼中，从汉高祖到汉武帝五世间，虽然治经者不乏其人，但只有董仲舒才称得上是最精通《春秋》学的经学大师。

东汉时期，班固在《汉书》中称董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md。“为群儒首”me，是汉代儒学的宗师。王充对董仲舒更是赞誉有加。他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mf文王传孔子，孔子传仲舒，说明董仲舒是周文王、孔子的正统嫡传，也是圣贤级的学者。晚清康有为在《春秋董氏学》中说董仲舒思想“轶荀超孟”。孟子是亚圣，荀子是大儒，超过孟子和荀子，自然就是圣人了。如此看来，从汉到清，董仲舒的学说对中国思想界、政界、学术界，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西汉时期，《春秋公羊学》盛行，当时有两位大师：一是董仲舒，一是胡毋子都。他们都是汉景帝时代的博士。胡毋子都比董仲舒年长，董仲舒曾经“著书称其德”，敬佩他的品德。胡毋子都由于年老，退休回到故乡齐国，在那里教授弟子。齐地讲《春秋》的学者都以他为宗师，公孙弘也曾经向他学习过。胡毋子都的学生不少，而出名的只有公孙弘一人。公孙弘以研究《春秋》出身，后来因为善于给汉武帝的政策作论证，“缘饰以儒术”，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平步青云，位至三公，封平津侯，成为当时学子倾慕的楷模。公孙弘官大，名气大，为老师争了光。但他没有弟子，研究学问也不如董仲舒，对后代影响比较大的是董仲舒。

在胡毋子都与董仲舒之前，谁传《公羊学》，史无定论。唐代徐彦在《春秋公羊传·疏》中称：“孔子口授子夏。”引《说题辞》云：“传我书者，公羊高也。”又引《戴宏序》曰：“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与董仲舒皆见于图谶是也。”按照这种说法，孔子把《春秋》传给弟子子夏，然后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以后父子相传，五代到了公羊寿。公羊寿与其弟子胡毋子都合作，把《春秋公羊传》写在竹帛上，形成了有文字的《春秋》注释。《汉书·儒林传》说胡毋子都“与董仲舒同业”。如果这个史实成立的话，那么，董仲舒与胡毋子都同受业于公羊寿，就是同窗的关系，而不是师生之间的关系。

《公羊传》是汉景帝时的公羊寿主持撰写的，并非是公羊氏一家的思想汇编。在汉代，《春秋公羊传》影响很大，与这一学派靠近政权、介入政治有着一定的关系。胡毋子都和董仲舒都是汉景帝时的《春秋》博士。汉武帝当政以后，举贤良对策，董仲舒和胡毋子都的弟子公孙弘都通过对策，进入政界，董仲舒对策虽然受到汉武帝的赏识，但只当了江都相、胶西相，并未能进入中央政府的决策层。公孙弘则深受汉武帝信任和器重，位至三公，封平津侯，他在汉武帝一朝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孙弘80岁终于相位上，对世风有导向作用。《史记·儒林列传》中说：“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为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因为公孙弘的成功，天下学士学儒，特别是学《春秋公羊传》，一时成为时髦。董仲舒本人虽然没有公孙弘政治地位那么显赫，但他的学问大，学生多，当官的也多，例如兰陵褚大任梁相，温吕步舒任丞相长史，还有赢公在汉昭帝时任谏大夫，其他任郎、谒者，掌故者有数百人。而且他的子孙也当了大官。

据郑玄《六艺论》中记载：“董仲舒弟子赢公，赢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庄（严）彭祖及颜安乐，安乐弟子阴丰、刘向、王彦”，严彭祖传王中，王中传东门云和公孙文。颜安乐的弟子很多，除了郑玄提到的三人，《汉书》中还提到冷丰、任公、管路、冥都。冷丰的弟子有马宫和左咸。管路的弟子有孙保。据范晔的《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治《春秋严氏学》的学者有丁恭、周泽、甄宇、楼望、程曾。严彭祖的弟子王中，王中的弟子东门云下狱诛，大概就再没有弟子了。王中的另一弟子公孙文任东平太傅，“徒众尤盛”，因此，东汉治《严氏学》的丁恭等人可能都是公孙文的弟子。东汉治《春秋公羊学》的还有张玄、李育，李育的弟子羊弼，羊弼的弟子何休。何休是东汉时代著名的公羊学大师，代表作是《公羊解诂》。总之，这些公羊学家都是董仲舒的后学。由于这些学者都在汉代朝廷中任博士、谏大夫、太傅或国相，参与政治，使公羊学盛行于汉代，并影响着汉代的政治、思想和文化。mg

董仲舒一生著述颇丰，《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所著，皆推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实际上这只是董仲舒的一部分著作，主要还是一些解经义的论文、上书、文告之类。在《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应该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些著作。但就是这些著作，现在大部分也已经散失了。《汉书·董仲舒传》中又说：“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这些著作也大部分散失了，只有一些残片保存。此外，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包含了《三策》，《汉书·五行志》中有董仲舒论灾异的七十七事，而在《汉书·食货志》中有《说武帝使关中民种麦》《又言限民名田》，在《汉书·匈奴传赞》中有《论御匈奴》。还有《汉书·艺文志》中列出《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而在《后汉书·应劭列传》中有《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有学者怀疑这两本书是同一本。《春秋决狱》本为张汤等人向董仲舒请教断狱的案例汇编，晋以后失传，清王谟、马国翰有辑本，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

董仲舒现存最为重要的著作是《春秋繁露》，曾在《隋书·经籍志》中列有《春秋繁露》十七卷。由于《春秋繁露》（今本凡八十二篇）始见于《隋书·经籍志》，而未曾出现于《汉书·艺文志》，因此就有人怀疑这本书是后人的伪作。不过，现代学者经过对其中篇章与其他材料比对，认为今本《春秋繁露》应该是董仲舒的著作，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中认为，《春秋繁露》只有残缺，并无杂伪。mh通过以上的概述可知，董仲舒的著作现在主要保存在《春秋繁露》中，这也是现代人了解董仲舒学说的主要文献。

二、“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汉武帝登基以后，为了施展雄才大略，招致人才，多次举行贤良对策，即由各地方推荐贤良文学之士，汉武帝亲自提出策问，贤良文学之士进行对策，汉武帝亲自阅读对策，从中发现人才，加以任用。公孙弘是参加对策，受到汉武帝赏识，才进入仕途的。董仲舒也是通过对策，而被任为江都相的。《史记》没有提到董仲舒参加对策，只说“今上（汉武帝）即位，为江都相”mi。《汉书·董仲舒传》则明确说董仲舒由于对策受到汉武帝赏识而被任为江都相，并把董仲舒对策系于元光元年五月。mj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把董仲舒对策认定在建元元年，即汉武帝即位的当年，根据就是《史记》上的“今上即位”。

在《汉书·董仲舒传》中，收录了汉武帝三篇策问和董仲舒的三篇对策全文。在这三篇对策中，董仲舒讲天人关系主要是讲天人感应，因此又称“天人三策”。董仲舒的著作较多，而这三篇对策则是他的代表作，是他政治哲学的核心。后人汇集的《春秋繁露》则是三策思想的展开与细化、深化。

殷周时代的上帝说、天命论为天人感应说的长生奠定了基础。西周时代的“天道无亲，惟德是辅”的政治思想与墨子的顺天意者“必得赏”，逆天意者“必得罚”的天志论，也为天人感应说增添了催化剂。战国时代，天人感应说的观点已具雏形。同气相应思想与天命论思想相结合，产生了天人感应说，在先秦的著作中就已经有了这种思想，《周易·乾卦·文言》和《吕氏春秋·应同》都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类的思想。《吕氏春秋》首先将同气相应用于说明朝代更替的征兆，“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寅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mk。秦始皇用武力统一天下，他不怎么相信天命论，但他却相信五德终始说，认为自己是得了“水”德，以水德胜周的火德。因为水的颜色尚黑，数尚六，因此，秦始皇在制度上做了一系列的规定，如旗帜、服饰用黑色，车轴长六尺。由于秦朝很快灭亡，天命论又反弹了回来，西汉一些思想家认为秦始皇灭亡的原因有不信天命、不施仁义、封建制改为郡县制、好大喜功、贪欲无度等若干条。西汉陆贾在《新语·明诫》中说：“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当时，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的思想都已经有了萌芽。汉初的刘邦、吕雉、汉文帝、汉武帝等人都有天人感应的思想，并在政治活动中有所表现。例如刘邦有病，不肯就医，说他自己的命是由上天决定的，医生如何能改变天意。“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ml吕雉在刘邦死后，任用吕氏家族的人，垄断了朝廷上下要害部门，排挤刘氏家族。当时发生一次日食，吕雉很紧张。根据阴阳学说，日食是阴侵犯阳。吕雉是个妇女，属阴，在朝廷擅权，正是阴侵犯阳。根据天人感应理论，天文变化是上天对政治的态度，日食是大灾异，表明上天对当时政治的严厉谴责，谴责女人居然在朝廷擅权。吕雉对别人说：“此为我也。”mm她认为日食是上天针对她而发的。男女分阴阳，君臣也分阴阳。君为阳，臣为阴。赏罚也分阴阳。赏，大家高兴，属阳；罚，悲哀痛苦，属阴。德为阳，刑为阴。因此，汉文帝时也曾经发生日食，当时并没有皇后干政擅权的问题，那就可能在别的方面出现了毛病。汉文帝小心行政，不知哪儿有问题，赶紧下诏，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诫不治。”然后，他向广大贤良征求意见，“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mn。他希望敢直讲真话的人给他指出缺点错误，指出他的不足之处，以便他更正。这说明，汉文帝是相信天人感应的，是真心诚意征求改善政治的意见的。有天命论或天人感应论在那儿，对皇帝的主观施政有抑制作用，对皇权也有制约作用。文、景盛世的出现与此不无关系。

汉武帝对汉初的天人感应说有点怀疑，因此才会提出策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mo他询问：夏、商、周三代受命，他们的瑞符在哪儿？历代灾异的出现都是怎么产生的呢？

董仲舒的对策是：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mp

董仲舒回答汉武帝的疑问说，天要让谁当王，是自然而然的，人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受命之符”。天下人都同心归向它，天的瑞祥就相应天下人的诚心而到来，例如《书》中所载的（商汤时）白色的鱼跳入汤的船，（周文王时）有火落在文王的屋顶上，变成红色的乌鸦。这些都是“受命之符”。这都是不断积累善德的结果。后世君主贪图享受，又不能统理百姓，诸侯背叛，驱逐民众投入战争来争夺土地，不进行道德教化，只用刑罚。刑罚使用不当，就产生邪气。民众中积累邪气，对官方的埋怨和厌恶也在积累。官民不协调，阴阳就会混乱，而产生妖孽。这就是灾异之所以产生的原因。

董仲舒在对策中又说：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mq

董仲舒提出《春秋》。《春秋》是孔子根据古史编的中国最早的政治学典籍，有很高的权威性。在尊古卑今、厚古薄今的时代，利用《春秋》讲道理，就更有说服力。董仲舒说自己认真考察了《春秋》中所记载的前世已经做过的事情，来观察天与人相互作用的关系，是很可怕的。一个国家将要发生失道的败坏时，天就先发出灾害来警告它，这个国君如果不知道反省，天就会发出怪异现象来恐吓他，如果还不知道改变，那才会达到伤害败亡。由此可以看出，天对人君是仁爱的，想帮助人君防止祸乱。只要不是十分无道的时代，天都要给以扶持，让君主安全。这事就在君主的勤勉。也就是说，如果君主勤勉地为民众做好事，那么上天一定会扶持他，他就可以平安地做君主；相反，如果君主不勤勉政事，贪图享受，那么，上天就会使他家破国亡，身败名裂。

天人三策，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说的主要内容，借助于《春秋》的权威，适应了当时社会的政治需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他退休在家，又加以思考与修改，使天人感应说更加完善了。这就是他的《春秋繁露》一书。在这本书中：

第一，董仲舒提出宇宙模式，这就是天有十端说，十端是天地阴阳五行与人。具体说来，就是：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人。他说：“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mr“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ms

第二，董仲舒认为天地生万物。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mt天地之气派生阴阳五行，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人也是天地生的，而且是天的骄子。“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mu“为人者，天也。”mv“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mw

第三，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同类感应。董仲舒认为天生人，人象天，“以类合之，天人一也”mx。天人同类，同类相动，因此，天人相感。人们从共振现象概括出同类相动，董仲舒以这个道理为根据来论证自己的天人感应说。

第四，天人相感，为什么都看不见？董仲舒列举出许多同类相动的现象，如把不同的琴瑟摆在那里，“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音调相同的琴瑟会感应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天将阴雨，人欲睡卧，这是阴气相感。鸡到天将明，都相互呜叫。美事招美害，恶事招恶类。总之，物本来就有“以类相招”的本性。弹这把琴上的宫调，那把琴上的宫调也自动响起来，这是同类相动，“其动以声而无形，人不见其动之形，则谓之自鸣也。又相动无形，则谓之自然。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物固有实使之，其使之无形”my。感应是看不见的，但它是确实存在的。所谓自鸣、自然都不是独立自然的，都有相互作用的东西，只是这种作用是无形的，没有被人们所发现、所认识而已。

第五，董仲舒认为，同类相感有中介物，天人相感的中介物是阴阳五行之气。弹宫而宫应，弹商而商应，中介物是声音。声音是无形的，所以看不见，人以为是自鸣的。天与人之间的中介物是阴阳五行之气，这种气充满空间，人在气中，就像鱼在水中，不知道自己周围充满了气，空间好像是虚空的，其实是充满气的、实的。他说：“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者也。所以异于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其澹澹也。然则人之居天地之间，其犹鱼之离水，一也。其无间，若气而淖于水。水之比于气也，若泥之比于水也。是天地之间，若虚而实，人常渐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乱之气，与之相流通相淆也。”mz“渐”在这里是浸的意思。这里提到气是“无间”的。鱼之离水，这里的离，不是离开的意思，相当于“丽”，是附着、接触的意思。《诗经·渐渐之石》载：“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月接近毕宿时，天就将下大雨。《周易·离卦·彖》载：“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

第六，对于天人感应，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说的道理太多，人们对天人感应仍然持怀疑态度，根据当时人的理性，不能使人相信天人感应。董仲舒举出当时人们尚未认识的十种现象，都是奇怪的，人们还理解不了的现象。董仲舒认为，大家都不理解而又确实存在的现象，对人们有利还是不利，也无法知道，那是十分可怕的，有些现象为当时人所观察到，但还无法解释的现象，对人有利还是有害还不清楚，因此也是很可怕的。盲目性是可怕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危险性就在于盲目性。董仲舒的可贵在于承认事实，对于这些奇怪现象，自己解释不了，没有妄加否定，承认奇怪现象的存在，承认“非人所意”，而且提出这些现象对人有利有害还不清楚。

第七，利用阴阳五行讲灾异劝诫当政者。在《春秋繁露》中有论阴阳的五篇，论五行的九篇。以阴阳五行讲天人感应、灾异谴告，占相当大的篇幅。董仲舒以天、君、父为阳，为尊，地、臣、子为阴、为卑，因此强调：“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地事天也，犹下之事上也。”na“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任何荣誉都要归于国君，任何罪过都要臣子承担。臣子做一件事，做好了是应该的，是托皇帝的洪福；做坏了，则是自己的失误。这当然是为国君树立权威的说法，这种说法用于维护君权，维护大一统政权，维护正常的稳定的社会秩序。然而事情总有两方面。维护了君权还要对君权有所限制。这就是从另一方面来维护君权。为国君者，要法自然，要以德配天。董仲舒说：

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阴阳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天志仁，其道也义。为人主者，予夺生杀，各当其义，若四时，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恶戾，任德远刑，若阴阳。此之谓能配天。nb

在董仲舒看来，当政的王者不应该不知道天，天又是难知的。通过阴阳出入虚实的变化来观察天志，通过五行的性能、生克来观察天道。根据阴阳变化，王者在行使授予、剥夺、赏赐、诛杀时要适时恰当，像寒暑四季变化那样。设置官吏，必须知人善任，像使用五行那样。王者要好仁恶恶，常施德政，讨厌残酷，尽量远离刑罚，像阴阳那样。这些都做好了，王者才可以说“能配天”。

天志、天意，都是可以从各种灾异中解说出来的。例如，“土干火，则多雷；金干火，草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火，则地动”nc。

雷震多，就是“土干火”。土干火，可以有多种解释。据《五行顺逆》载，水主成长，“举贤良，进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赏有功，封有德，出货财，振困乏，正封疆，使四方”。土是“君之官”。官是指功能、作用的意思。土的功能与国君的职能相似。土干火，就是国君干扰、妨碍了选举贤良，用人不当。也就是说，打雷多，皇帝就要考虑一下，在选举和任用方面有没有不妥之处。董仲舒用五行相生相克来比附政治，希望各官尽职尽责，让国家的政治进入正常的轨道。nd

总之，董仲舒系统论证了天人感应说，形成了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为后代官员向皇帝进谏提供了实用的理论武器，为制约皇帝权力、稳定政治与社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董仲舒的宇宙系统的核心是天人感应，天人感应的目的则在于政治。”ne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一方面说皇帝代表天意，要人民服从皇帝，这就是所谓‘君权神授’。另一方面要皇帝尊天保民，不要胡作非为，这就是所谓‘神道设教’。这两方面的意义，在董仲舒的以下两句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即：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nf

董仲舒以天为主导，以天人关系为轴心，以阴阳五行为材料，编造出一套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融合了先秦诸子思想的天人感应说并将它用于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从此，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文化的主干，统治中国思想界长达两千年之久。

三、“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

大一统，包括思想统一和政治统一两个方面。

“大一统”政治主张的形成与不断完善，是中华民族政治与文化共同体建设和发展的客观需要。

早期儒家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大一统观念产生比较早。儒家经典中很早就有对“大一统”理想的描述与向往。

在《尚书·尧典》中有“光被四表”“以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虽然还比较松散，却已有了一个中心，尧就是这个中心。在这个中心之外，围绕这个中心形成不同层次的政治圈，由小到大，由最亲近的“九族”到周围的“百姓”，再到远方的“万邦”。这是一个大一统系统，是中国政治文明史大一统的最初雏形。后来，这个系统一直延续了下来，并且在夏商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周王朝，周公采取封建制度，运用分片包干的办法，把天下广阔的土地与众多的民众，一起分封给先王之后、开国功臣以及自己的亲戚，由他们分别管理。周王称周天子，封国国君称诸侯。《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中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就是说：“王”的权力遍及四海之内，宇内田野都是“王”的土地，民众都是“王”的臣民。这一诗句，充分体现了早期人们心目中的大一统观念，后来不断被世人频繁引用，成为国人所信奉的一种普遍的政治信条。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五霸率诸侯尊王攘夷，是对大一统观念的继承。秦得天下，就下令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这些措施，也可以看作是大一统的继续。“车同轨，书同文”对后代影响很大，成为中华民族形成强大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周公定制，其礼乐制度一直为后人所继承。据《左传·昭公七年》中记载，楚王做令尹的时候，使用国君的旌旗去打猎。大臣芋尹无宇就砍断了他的旌旗，义正词严地说：“一个国家两个君王，有谁受得了？”臣下刚有分君权的企图，就受到“一国两君，其谁堪之？”的严正责难。芋尹无宇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引用《诗经》的名句来作为他论证的依据，告诫君王不要数典忘祖。

孔子的理想国是大一统的君主国家。《礼记·坊记》载孔子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在大一统的君主国家里，天子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的一切政事出自天子：“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ng春秋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正是天下无道的表现。由于君主的至尊地位，君主必须是圣王明君。儒家宣扬的尧、舜、禹、汤、文、武等就是理想国中的理想王。“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显然是“大一统”政治意识的朦胧体现。

大一统的提出，最先出现于《公羊传》。

《公羊传》在解说《春秋经》“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时说：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元年是指国君登基的第一年。春是一年的开始。王指周文王。为什么先说“王”后说“正月”呢？这是说周文王历法的正月。为什么要用周文王历法的正月呢？这是大一统。这里所说的“大一统”，首先是指统一历法。其次，大，可以理解为重视，视某物为大，那么，大一统可以理解为重视统一历法，即孔子重视使用统一的历法。最后，从使用统一历法推出，孔子是主张政治统一的。先秦历法有古六历，分别是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孔子不用鲁历，而用周历，说明他尊崇周朝的中央地位，也反映他对统一政治的倾向。

汉承秦制，建立了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适应中国社会与政治发展规律的。汉代秦后，社会经济虽然稳定发展，但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风波不断。悍将造反，诸侯国割据，外戚专权，朝局动荡等等，都极大影响了统治者对国家的治理与统治。在政局不稳的背景下，董仲舒将儒家尊君重民思想用于现实政治，提出了用儒家大一统学说来统一政治，统一人们的思想，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与封建国家的全方位的统一。

首先，维护君权至上是董仲舒的基本政治主张之一。他把君主视为国家政治的核心。他说：“君人者，国之本也。”“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nh

董仲舒根据《公羊传》的“大一统”作了政治上的发挥。这就是，天下大一统，必须统一于王。所谓“大一统”，“尊王”之义是也。

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对策中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ni

天地指空间，古今指时间。天地古今，古人称宇宙，佛教称世界。董仲舒把“大一统”称为宇宙普遍存在的根本法则。在这里，大，已经不能解释为重视，而是作为广大的意思，与一统组成一个特殊词组。把“大一统”看作宇宙普遍法则，不是《春秋》和《公羊传》的明确思想，而是董仲舒借《春秋》的名义发挥出来的思想，是他的重要的政治观点。

董仲舒对“春王正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以君权神授来论证君权的合理性。他说：“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nj王介于天人之间，起着联系天人的作用。他又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nk民众要服从皇帝，皇帝要服从上天。董仲舒把“春王正”变成社会的三个层次：天、王、人。王即天子、皇帝。人即天下之民，泛指天子以外的所有人，包括各诸侯王、各级官员和普通百姓。人受命于天子，服从天子的命令。天子受命于天，顺从天的命令。上天的命令，就是天命。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灾异现象来探讨天意，直接为汉武帝以及后来执政者强化君主专制与集权制造理论根据。

王，只有皇帝一个人，至高无上，权力极大，地位特殊。

人却是非常复杂的，上有卿相大夫、诸侯国王，中有各级官员，下有平民百姓。平民百姓中有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诸种复杂关系。董仲舒用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把小到封建社会的细胞——家庭都树立了中心，再把各家庭统一于为民父母的各级官员，再统一于皇帝一人身上。这就实现了全社会的政治大一统。社会形成一个整体，单个人是无法破坏这种统一的，只有那些盘踞一方的诸侯王有条件闹独立，搞分裂割据。吴楚七国之乱就是破坏统一的现象，因此，董仲舒所谓“屈民而伸君”，所要屈的不是平民百姓，而是各地诸侯王。而且这种政见正是从吴楚七国之乱的教训中引申和总结出来的。

其次，董仲舒又认为，思想统一是政治大一统的基础。

如何统一全国民众思想？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代表天意，思想统一应该统一到儒学那里去。

董仲舒在对策中说：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姓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统一，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nl

师异道，人异论，百姓殊方，指意不同，讲的是百家争鸣。百家议论不同，法制常变，使民众不知道如何是好，会造成思想混乱，从而危及政治统治。《吕氏春秋·不二》篇中早说过：“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吕氏春秋·执一》篇又称：“王者执一，天子必执一。”治理国家，思想必须统一。这是政治的根本思想。政治的根本思想统一了，社会才能正常运转，保持稳定的局面。政治的思想一旦改变，社会就会大动荡，就要进行社会大改革或革命。政治的根本思想在一个国家中不允许是多元的。根本思想确立之后，在不违背根本思想的前提下，对于特殊情况，可以采取特殊的方式处理事情，或者实行特殊制度、特殊政策。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全国思想统一于儒学。儒家学说就成了当时以及以后历代政治的指导思想。儒学产生于分封制时代，而在汉代也采纳了秦朝的郡县制，同时保存一部分分封制。但不影响儒学根本思想的权威地位，也不影响在全国政治中推行儒家的思想原则，即仁义之道。

周汉两代的政治实践证明，分封制度下的诸侯国容易搞独立活动，诸侯国各自独立，全国就会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甚至有些比较大而富强的诸侯国还想叛乱、夺权。世界历史也表明，欧洲那些国家就是由于过去没有统一的政治力量和统一的权威思想，才留下至今分散的几十个国家。中国从秦汉开始，历代统治者都强调统一，而且深入人心，因此能保持统一大国的局面。一旦有分裂的危机就群起反对。在各种条件的逼迫下，不得已分裂了，中国人还都追求统一。东晋祖逖率军渡河北伐，虽未能成功，临死还大喊“渡河”。南宋诗人陆游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反映了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虽然知道“死去元知万事空”，还对祖国不能统一感到极度悲哀。祖国统一成为中华民族魂。全民族都为统一而奋斗。谁搞分裂均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提倡统一的则是民族的功臣。这些都是董仲舒提倡大一统，独尊儒术给中华民族奠定的灵魂。董仲舒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之一。nm

政治大一统，有利于维护统一大国的局面。思想大一统，有利于统一思想，增加民族凝聚力，凸显民族精神的特色。不可否认，思想大一统也存在一些弊端，限制了主流思想之外的各种所谓“异端”思想，使思想界失去百家争鸣的活泼局面。另外，政治家强化主流思想，在民众中也会导致逆反心理，并使原有较多合理性的活泼的主流思想僵化，被歪曲成实用主义的工具。人类历史的实践表明，凡事都是利弊相连、功过并存的。利大还是弊大，功过孰多，要由实践来说话。由于董仲舒大一统论的深刻影响，中国始终维持统一的大国局面，分开了仍要再合。中华民族精神有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同化力。从历史上看，太平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都是出现在统一大国的时代，分裂时期难有这种景象。中国与周边国家相比，在两千年中一直处于天朝地位，无论在文化、科技或经济诸方面，都是各国不可企及的高水平。从总体上分析，大一统论对中国的影响，利大于弊，功大于过，应当肯定并坚持。

四、三纲五常：中国伦理政治学的建立和完善

董仲舒提出了诸多实行大一统的治国方略。在治国方略上，董仲舒力主人伦政治。重视人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先秦儒家在国家治理方略上的基本主张，但在董仲舒以前，它基本上只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思想，并未付诸政治实践，是董仲舒将其全面完善并使之成为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治国理念。

先秦儒家认为，社会有五伦，即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五种基本的人伦关系。其关系准则既有道德规范的意味，又兼具政治规范的含义，但主要还是非强制性的伦理规范。

先秦儒家认为，人伦关系是相互对应的。

就君臣关系来说，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臣之忠君，以君的礼让为前提。孔子还提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为臣之道。

先秦儒学强调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义妇听，朋友有信，也都是对双方各有要求。在五伦中，孔子强调的主要是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而未涉及夫妇关系。如齐景公问政，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nn

董仲舒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各种人际关系择其要者定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再将儒家张扬的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这样，他就提出了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伦理政治学说。

“三纲”是实现董仲舒理想社会等级秩序的总纲，是他最为欣赏的人伦等级基本公式。“三纲”概括了人类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人际关系，在这三种关系中，父子、夫妇关系是基础。这种对家族宗法伦常关系的强化，是与自给自足的家庭小农经济相适应的。董仲舒认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君臣关系就是家庭伦常关系的扩大，国家是大“家”，家庭是小“家”，其中的上下尊卑关系是相同的。倡导维护尊卑、贵贱等级秩序的礼，是儒家的一贯传统，“礼治”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维护等级制。

董仲舒的“三纲”思想，附会上阴阳学说和天意论来论证其尊卑关系。他以类比的方式说明自然界的“贵阳而贱阴”，人类社会与此相应，则是“阳尊阴卑”。在自然界中：“阳始出，物亦始出；阳方盛，物亦方盛；阳初衰，物亦初衰。物随阳而出入，数随阳而终始，三王之正随阳而更起。以此见之，贵阳而贱阴也。”no董仲舒将人类社会的基本人伦关系用阴阳关系来比附。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其间的关系是“阳尊阴卑”。这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关系，不可逾越，即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

董仲舒认为，“三纲”思想不仅符合阴阳之道，也是天意的体现。“王道之三纲，可求阴阳化生万物于天。”“三纲”是顺应天意而产生的，是不能改变的。董仲舒说：“凡物必有合。”np“合”就是相互配合，协调统一。他说，“阴者阳之合”，因此“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nq。“三纲”的实质，是君为臣主、父为子主、夫为妻主；相反臣、子、妻则是完全为了配合君、父、夫才存在的。

这样，董仲舒就把儒家的“五伦”简化为“三纲”，并使之成为绝对的服从和被服从的关系，使原本是一种源自血缘的天伦关系完全成为一种人为的强制性的外在规范。董仲舒对儒家伦理思想的修正，使儒家思想变成为专制政治服务的学说，成为君（政）权、父（族）权、夫权的辩护者和有力维护者。

“五常”，则是董仲舒把先秦儒家“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用阴阳五行理论加以神秘化，从而成为不变的“五常”。仁，爱人也。义，宜也，是要求人们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品行与其身份地位相符合。礼，敬也，用以“序尊卑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nr，是一种行为规范和社会规则。智，聪明之质也，是一种“不惑”的资质，是达到仁的境界的前提和条件。信，诚也，是人与人交往言而有信的品质。

董仲舒把“五常”视为统治者永享天命的根本保证，他说：“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也，王者所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ns在“五常”之中，仁、义最为根本，是其他“三常”的基础。他把仁、义看作是天志、天理的体现：“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nt《春秋》讲的就是仁义的基本原则，而仁义的作用则在于：“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nu爱人和正我，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最基本准则，人们懂得这一点，国家就能安定。

董仲舒以五德配五行，以五行的永恒性证明五常的不变性。他先以五行配五官，再以五德配五官，即以木、金、水、火、土五行，与司农、司徒、司寇、司马、司营五官相配，并把五常确立为五官的道德准则，使之成为体现天道之不变伦常。

董仲舒借助阳尊阴卑和五行的观念，使“三纲五常”成为调整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天道，使“五常”成为忠臣孝子之伦，构建起了一套封建专制的社会秩序的政治理论。“三纲五常”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不断因为统治者的重视与贯彻，从而对中国人的基本社会生活与规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nv

综上所述，董仲舒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用天人感应的神学形式包装起了一整套新的政治哲学。它的核心内容是大一统论。大一统论包括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两个方面。政治统一，一方面，要求全国臣民服从皇帝；另一方面，要求皇帝服从上天。至于上天是什么？上天有什么命令？这就得由儒家来解释天命。因此，皇帝服从天命，实际上就是服从儒家学说的标准。思想统一，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在先秦是百家之一，到汉代登上了独尊的地位，并且从此以后，儒学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思想史上一直居于指导地位，深深地渗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思想统一和政治统一是一致的，都统一于儒学，这就是董仲舒对中国政治学的贡献。

第九章 朱熹对儒家治国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朱熹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闽学”的开山者。自元朝中期恢复科举后，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朱熹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主导思想的地位正式确立。明朱元璋推崇朱子之学，规定科举取士以朱熹等宋儒的“传注为宗”。清康熙皇帝诏命李光地等人编辑《朱子全书》并亲自为之作序，认为虽圣人复起，也不能超越朱子。晚清名臣曾国藩以朱子为日课，李鸿章还特地为《婺源县志》作序，称朱熹“道德文章，照耀千古”。直到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朱子之学统治中国思想界、教育界长达八百年之久。

一、宋代理学集大成者

朱熹，生于公元1130年，卒于公元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六十岁以后又改称晦翁，别称紫阳，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等。祖籍徽州婺源（古属安徽，今属江西），出生于福建南剑州尤溪（今福建尤溪县）城外毓秀峰下的郑氏馆舍。为南宋宗师级的儒家学者，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之一，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闽学”的开山者。

《宋史·朱熹传》说：

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松异之。就傅，授以《孝经》，一阅，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尝从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

朱熹不但从小聪颖，且幼承家学，其家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其父朱松为二程再传弟子罗从彦的门人，少时又师从属于“洛学”一派的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人皆为理学的信奉者，又好佛学。特别是刘勉之，对朱熹早年的人生影响很大，他视朱熹如子侄，并以其女嫁之。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以受学于刘勉之为开始。朱熹早年为学博杂，泛滥词章，出入佛老，对各种学问都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三十一岁时，他受学于其父同学、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继承了程颐的学说，从此真正走上理学的发展道路。“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nw在经过长期的刻苦研究和努力之后，朱熹终于学有所成，不仅自成“闽派”师宗，而且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经学家、教育家。

朱熹自五岁就学，开始励志圣贤之学，一生乐此不疲，刻苦勤奋，因此学问渊博，在先秦诸子、佛道思想、史学文学、天文地理、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典章乐律等诸多方面，都有相当深入且独到的研究与见解，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更重要的是，朱熹以继承二程“洛学”为己任，广泛吸收了周敦颐、张载、邵雍等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养分，成为一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构建起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精致的哲学、政治、文化思想的体系。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盛赞朱熹思想“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清康熙皇帝更是称赞朱熹是：“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nx 由此可见他的学说与贡献不同一般。

朱熹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后任枢密院编修官，在江西南康、福建漳州、湖南潭州等地做过几年最高行政长官，晚年曾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朱熹平生不喜为官，“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ny，只是考察巡视九次，在朝廷只有四十天，没有正儿八经坐下来当个像模像样的官。为什么呢？一则他不喜为官，更因为是讲了真话，得罪了当道权贵。仕途不顺，他一生将主要的时间（约四十年）用在福建讲学，其弟子也多是福建人，因此，以他为主的学派被称为“闽学”。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65岁时，政治风云突变，他不幸被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旋涡，权臣韩侂胄称朱熹学派“伪学猖獗”，不断从攻击上给予升级，从“伪学”“伪党”直到“逆党”“死党”，甚至上书要求“斩熹”，不仅将朱熹夺职罢祠，而且还将朱熹定为“伪学首魁”，直到朱熹去世之时，加于他身上的罪名还没有解除。但韩侂胄死后，局势立即改变，“党禁”解弛，朱熹的地位又开始日渐上升。嘉定二年（1209年），宋宁宗追谥朱熹为文公，三年后，《四书集注》被立于国学。宝庆二年（1226年），宋理宗“诏赐熹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宝庆三年（1227年），又追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nz，按照祭祀孟子的礼仪祭祀朱熹。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又手诏朱熹跟周敦颐、张载、二程一起“从祀孔子庙”，最终成为配享孔庙的宋代大儒，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咸淳五年（1269年），宋度宗下诏赐文公阙里于婺源。阙里，本专自孔子故里或曲阜孔庙，诏赐朱熹故里为阙里，实际上是使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将朱熹提升到了与孔子比肩的高度。

自元朝中期元仁宗年间恢复科举后，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定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朱熹理学作为官方主导思想的地位正式确立。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推崇朱子之学，登基第二年即诏令天下，规定科举取士以朱熹等宋儒的“传注为宗”。清康熙皇帝亦很重视朱子之学，他诏命李光地等人编辑《朱子全书》并亲自为之作序，认为虽圣人复起，也不能超越朱子。晚清名臣曾国藩、李鸿章等也十分推举朱子之学。曾国藩以朱子为日课，李鸿章在光绪八年（1882年）还特地为《婺源县志》作序，称朱熹“道德文章，照耀千古”。一直到清末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主张废除科举制度为止，朱子之学统治中国思想界、教育界长达八百年之久。由此可见，朱熹的思想学说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哲学。朱子理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如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学”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朱熹一生著述颇丰，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影响最大的当推《四书集注》，其他有重要影响的还有《周易本义》《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家礼》等等，研究其政治思想的材料主要是《四书集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

2002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安徽教育出版社一道，共同出版了《朱子全书》，共27册，不仅囊括了朱熹的全部著述文字，而且将今人对已经失传的朱熹文字的考订辑录编辑成册，并附有历代文献家对各种版本朱熹著作的著录、序跋、考订，等等，是目前最为完备的《朱子全书》，这对于想深入研究探讨朱熹的学人，无疑是一种福音。

二、“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强调所谓的“王霸之辩”，认为汉唐等朝代都是霸道政治，不以汉唐之治为理想，他的理想是直接孔孟的仁政，效法与实现夏商周三代的王道政治。他结合历史经验，以理学为指导，针对当时国家的政治形势，提出了一整套自己的颇具有理学特色的治国理政的方略。

天理观是朱熹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理”是朱熹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

1．朱熹提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

在朱熹看来，“理”是宇宙之本体，万物之本原。“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oa“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ob

朱熹汲取并改造了张载哲学气本体论的思想，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理本气化论，提出以理为宇宙本体，以气为构成万物的材料的理本气末的观点。

朱熹认为，“理”是“所以生万物之原理”，“气”则是“率理而铸型之质料”。理是本，气、物则是末。从本体来说，是理在气先：“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气以为质也”oc。“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od。从万物生成来看，他说：“二气五行，天之所以赋受万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缘本，则五行之异，本二气之实。二气之实，又本一理之极。是合万物而言之，为一太极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则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之中各有一太极。”oe作为本体的理，派生出二气、五行、万物，而万物又复归于理，这就是朱熹的宇宙生成论。在朱熹看来，理生万物是这样一个过程：“既有此理，便有此气；既有此气，便分阴阳，以此生许多物事。”of

2．朱熹提出：宇宙万事万物皆是“一体两分”。

朱熹的宇宙观是辩证的，是理气同体两分。他在其理气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体两分”的辩证法命题。

朱熹认为，宇宙万物是理与气妙合而成的，理和气是统一的，二者不能截然分开。他说：“须是合理与气看。理是虚的物事，无那气质，则此理无安顿处。《易》说‘一阴一阳之为道’。这便兼理与气而言。”og“理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oh“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oi朱熹说，对于理气的一体二分，“当离合看”oj。他进一步解释说：“形上形下，只就形处离合分别，此正是界至处，若只说在上在下，便成两截矣。”ok这就是说，合而看，理气浑然一体，不能分开认成两截；离而看，理气又可谓有先后，理在气先。朱熹在理气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凡一事物便有两端”ol的道理。“天下的道理，只是一个包两个。”om于此可见，朱熹的宇宙观包含着十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的所谓的“一体两分”，实质上就是对立统一。这就使得他在提出自己治国理政的政治主张时，能够比较好地做到各方面辩证的统一。

3．朱熹提出：“父子、兄弟、夫妇皆是天理自然。”

朱熹认为，理不仅是宇宙万物创生的本原，而且还是社会运行的最高准则。作为封建统治秩序的道德伦理——“三纲五常”规范即是天理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on他还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oo“如舜之命契，不过是欲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只是此五者。至于后来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明此而已。这个道理本是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圣贤而有余，不为愚不肖而不足。”op这样，他把“三纲五常”这一人类社会的政治和伦理关系，说成是天理的表现。“父子、兄弟、夫妇皆是天理自然”oq。

4．朱熹提出：“人人都有一个太极。”

朱熹提出“理一分殊”的观点，来说明作为万物本原的“理”与丰富多样的具体万物的关系。他把“理”之全体称为“太极”，这个太极就是一，是宇宙的本体。就每一事物来看，它们都完整地禀受了这个“理”（太极）作为自己的本性。他举例来说：“人物之生，天赋之以此理，未尝不同，但人物之禀受自有异耳。如一江水，你将勺去取，只得一勺；将碗去取，只得一碗；至一桶一缸，各自随器量不同，故理亦随以异。”or“一江水”是“理一”：容器不同，水之体未变，而水之量随之而不同，是“分殊”。不同容器的水来自于“一江水”，这是万殊归于一理：“一江水”变成不同容器里的水，则是一理化为万殊。这一思想源于佛教的“一多相摄”，通过“一即多，多即一”的论证来说明一和多的关系。朱熹用“月印万川”的比喻来说明“理一分殊”。佛教说：“一月普现一切水（月），一切水月一月摄”，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却完整地映现在每条江河之上。他进一步指出，“人人都有一个太极（理）”，这个太极并非太极的一部分，而是太极的整体，就像月亮只有一个，“及散在江湖，随处可见”一样。以此，朱熹论证人人固有伦理道德规范的各种德性。既然德性是人人所共有的，那么遵守君臣、父子、夫妇之理就是人人应尽且能尽之本分。

5．朱熹提出：“性即理。”

从天理观和“理一分殊”的观点出发，朱熹得出了“性即理”的结论。

朱熹认为，从人类的本性来说，“理”构成人的性，具有天理的人性叫“天命之性”。性即理，也就是性本善。然而，虽然人人都有一个本善之性，在实际中却不是人人皆善、事事皆善。原因何在？关于这一问题，从张载开始，理学家引入了“气质之性”说来解释，朱熹沿袭了这个概念。与“理”构成人的“性”相应，“气”构成人的“形”。由此，朱熹把人性区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层面，前者指人禀理而生、纯粹至善的性；后者指人禀气而有形的，有清浊、偏正、善恶的性。这也是朱熹与其理气观相应的人性观。

朱熹利用传统的“气禀说”，认为气禀的“精粗”“通塞”决定了人物之分。

作为禀气而生的人，其贵贱、贫富、寿夭都取决于其所禀得之气。气禀的“昏明”“清浊”决定了圣凡、智愚之别；气禀的多少、厚薄则决定了贵贱、贫富之分。“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清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久长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不肖、为贫、为贱、为夭。”os

朱熹在“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基础上，与此相应，引入“道心”和“人心”两个概念。“道心”出于“天命之性”，来源于“性命之正”，是至善的。人人都有天赋的善性，即便是小人也同样有“道心”。“人心”则生于“气质之性”，来源于“形气之私”，即口、身、鼻、目、四肢等私欲，所以有善与不善。人人都有“形气之私”，故君子也有“人心”。

“道心”和“人心”之别，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使“人心”服从“道心”，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的问题。这是如何保存心中之天理，即善本性的问题。

6．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认为，保存心中的天理，就是恢复自己的本性，就是保持自己的“道心”。要保存天理，保持“道心”，就必须去掉那蒙蔽了天理的东西，也就是恶的“人心”，这就是人欲。因此，恢复本性的过程，就是存天理、去人欲的过程，这是使人们“气质之性”回归“天命之性”的问题，也是克己复礼的过程。依朱熹所说，礼就是理，是理之节文。复礼，就是复理，就是恢复本性。

理、欲关系一直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论题。天理、人欲之分首见于《礼记·乐记》。其中把天理、人欲作为一对对立的伦理范畴提出来：“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乐记》认为，天理与人欲是相对应的，人易受外物的影响而好恶无节，就会人欲横流而天理灭绝。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一般肯定“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肯定人欲一定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人的正当合理欲望正是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的出发点。同时提倡，当人欲与天理冲突时，人欲应服从天理。一个人不能无限制地放纵自己的欲望，而要把自己的欲望限制在合理有限的范围内，要靠礼义道德来调节人的欲望。汉儒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把理、欲关系对立起来，但也不是此消彼长的绝对对立关系，道、利之间有相互联系的一面。由此可见，在宋代以前，理、欲关系并非是绝对对立的，其基本主张是“以理节欲”。到了宋代，在程朱理学那里，天理和人欲的关系却走向了极端，成为截然对立的、不能相容相成的东西。

朱熹就认为，天理与人欲是相互对立、此消彼长、不可并存的。“人只有天理、人欲两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复得这一分天理来。”ot“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ou“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ov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一事不到，则天理便隔绝于一事之下；一刻不贯，则天理便隔绝于一刻之中”ow。因此，“天理”不会自发“扩充”，只有“革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因此，朱熹认为致学的目的就在于“存天理、灭人欲”。“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

不过，朱熹尽管把天理与人欲截然对立，但他还是通过对“天理”“人欲”的辩证统一给人的基本物质欲望留下了一席之地。朱熹说：“日用之间莫非天理。”ox“饥便食，渴便饮，只得顺他。穷口腹之欲，便不是。盖天只教我饥则食，渴则饮，何曾教我穷口腹之欲？”oy他认为饥食、渴饮是天所教我，亦即天理所然，但穷其欲则违背了天理。朱熹更明确地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oz可见，朱熹并不完全否定人的客观的物质需要和欲望，但他强调必须以理来限制、节制欲望，不知节制的欲望，才是与天理相悖的应灭之人欲。pa

三、“正君心是大本”

朱熹把传统儒家关于君主在施行仁政时的中心地位和关于正君心的重要性的主张概括为：“正君心是大本”。

朱熹说：“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pb

在朱熹看来，正君心是人心与道心的理论要求。

所以要正君心，是因为君主之心也有可能不正；所以必须正君心，做臣子的有正君心的任务，做君主的有加强自我修养以保证自己的心常保持仁心，即道心常为一身之主，做到君心正的义务。

朱熹说：

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pc

以上一大段是在理学中极为有名的话。它包含了以下几项重要的内容：

1．提出了传道与传心之说。所谓传道就是传道统。韩愈提出尧舜禹道统相传，至孟轲之死而不得其传，但韩愈没有提出传心之说。朱熹始阐传心之说。他认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就是所谓十六字传心诀。所谓传道即传心，传圣人之学与其道，即是传圣人之心。

2．区别人心与道心。朱熹说心是人人共有的，但其中有人心、道心之别。道心乃原于性命之正，人心则生于形气之和。这并不是说一个人有两个心，其为“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每个人都有人心、道心，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人们应当审慎地区别人心与道心，使二者不杂，坚守道心之正而不离。这就要通过不间断的修养，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听命于道心，就可以使人心由危而安，道心由微而著，言语行动起来，恰到好处，无过也无不及了。

3．君心与常人一样不可以没有修养。既然人人皆有人心与道心，而人心与道心有别，包括上智在内，即使像尧舜禹这样的既是贤君又是圣人的君主也不能例外，他们的心也不全是道心。因此有可能存在不正的东西，更不用说是后代的君主了，因此格君心之非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也就是说，修身对于每一个君主均是必要的。只有坚持修身，才可以使天理之公胜人欲之私。

4．传道、传心的问题，也就是正君心问题，它是国家能否治理好的一件最大的事。所以，尧舜禹在他们传禅帝位时，才以此丁宁告诫接替他们帝位的人。

关于人心道心之辨，朱熹晚年在注《尚书·大禹谟》时，有进一步的解释。

他说：

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则谓之道心。人心易动而难反，故危而不安。义理难明而易昧，故微而不显。惟能省察于二者公私之间以致其精，而不使其有毫厘之杂。持守于道心微妙之本以致其一，而不使其有顷刻之离。则其日用之间，思虑动作，自无过不及之差，而信能执其中矣。pd

这个注，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朱熹关于人心道心的思想，特别是关于人心为什么会“危而不安”，道心为什么会是“微而不显”，朱熹在这里讲得更为清楚。

从以上朱熹关于人心道心之辨，可以看到他已经从他所理解的人的本质，从所谓自然道理，从政治伦理的角度上，阐释了为什么要正君心，正君心的任务是怎样提出来的问题。至于为什么正君心是治道的大本，这里虽然也已提到，但还没有展开阐释。

为什么说正君心是治道的大本？

朱熹是从两个方面展开对这一个问题的进一步阐释的。

朱熹指出：“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pe“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pf要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就必须修德以正心。一方面，只有君心正了，政事才能正，君心如不正，他底下的臣子，虽可以在处理政事上帮他改正错误，但是这一事纠正了，在另一事上可能又犯了；这一个人用得不当，帮助他去掉了，他可能又用了另一个不该用的人。君主的错误将是纠不胜纠。而且，还要估计到君主根本不听谏的可能性。如果不听谏，连帮他纠正也不可能。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只有“格君心之非”，使君心正。朱熹在《孟子集注》中，引用了一段程子的话，以注什么叫“格君心之非”，为什么要“格君心之非”，以此阐述自己的观点。

程子曰：“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之仁与不仁耳”。心之非，即害于政，不待乎发之于外也，昔者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门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后天下之事可从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谏之。由然非心存焉，则事事而更之，后复有其事，将不胜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后复用其人，将不胜其去矣。是以辅相之职，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后无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则莫之能也。pg

总之，“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ph。君心正，政才得正，君主有仁心，才有仁政。这就是朱熹为什么讲治道以正君心为大本之第一个理由。朱熹认为，这个结论不仅是符合逻辑的，而且也是为历史所已经证实了的。他在平日与弟子的言谈中，就曾多次有所引证。

与君主正心问题密切联系的，还有一个心术问题。

朱熹的所谓心术相当于他讲的本领。他认为心术直接影响本领，本领即在心术。心术正，本领大；心术不正，本领就小。只有心术正、本领大的君主，才能施仁政，行王道，为尧舜之君。否则，虽有智谋、有能力，也只能为管仲、齐桓，为汉祖、唐宗。关于朱熹这方面的言论，《朱子语类》中记载了很多。如；

问管仲小器。曰：“只为他本领浅……大凡自正心、诚意，以凡平天下，则其本领便大。……管仲资禀极高，故见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许多事。自刘汉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谋功力中做来，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pi

太宗后来做处尽好。只为本领不足，与三代便别。pj

朱熹还认为，一个人如果心术不好，即使是有礼乐制度，也不能发挥作用。

他说：

圣人救世之心虽切，然得做便做，做不得便休。本领更全在无所系累处。有许大本领，则制度点化出来都成好物。故在圣人则为事业。众人没那本领，虽尽得他礼乐制度，亦只好小屋收藏器贝，宝塞都满，运转都不得。pk

朱熹在这里明白地讲了本领如何在心术。心术好，本领就大；反之，就是没本领。

心术的状况还牵涉到君道与师道的统一问题。

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君道与师道是统一的，叫做作之君、作之师。但朱熹认为既为君又为师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做君主的，必须君心正，能明明德，能新民，否则就不能有师道，不能把君道与师道统一起来。所以，他又说：

自秦汉以来，讲学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业，然无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间有得其一二，而师道则绝无矣！pl

在朱熹看来，无师道，为君者仅凭才智以成功业，就决不能有理想的君道，其功业充其量也不过是霸者之业，而不可能是王道仁政。因此，这也就不是朱熹的理想。

以上主要是从心政的关系上论证正君心是治国的大本。

另一方面，正君心之所以是治国的大本，还由于君主在一国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朱熹是“君权天授”论者，又是“君权天理论”的主张者。他在《大学章句序》中写道：

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pm

在这里，朱熹除了以他的理气心性的观点说明教育的必要性外，还讲了君主的起源、君主在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以至整个国家机器设立的目的。

在朱熹看来，君主是受天命以为亿兆之君师的。君对民的影响很大，是国家治乱之所系，其地位朱熹又称之为“以一身托乎兆民之上”。“君者表也，民者影也，表正则影无不正矣，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源清则流无不清矣。”pn

正是基于“论学便要明理，论治便须识体”po的认识，朱熹十分重视强调识大体，抓根本，把正君心作为整个治国纲领的出发点和核心。人君一身既是天下国家之本，而人君的行止又决定于君心，所以抓根本就是抓正君心。“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pp这就是朱熹理学治国纲领的出发点。

四、“格物致知，正心诚意”

朱熹之学，被人归结为正心诚意之学，朱熹自己对这个归结也深以为然。

如前所述，朱熹认为，“存天理，灭人欲”就是治国之本。

至于如何才能做到“存天理，灭人欲”，朱熹主张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为去欲之方。他的格物穷理的道德目的，就是要实现封建道德的准则，使人能“革尽人欲，复尽天理”，达到穷理与尽心的统一，成为心与理想合一的圣贤。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哲学命题。它最早出现于《礼记·大学》中。《大学》开篇即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朱熹十分重视格物致知论，并且将它作为构筑其理学体系的思想方法。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了以《大学》的“三纲八目”作为治国纲领的政治主张。

“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德”，指人本来清明、未被物欲所蔽的德性。“明明德”，是使蒙蔽的清明德性重新清明起来。“亲民”，即用自己的清明之德，使天下人都清明纯净起来，做到日新，日日新，更日新。“止于至善”，即达到至善至美之境界，具体来说就是为人君至于仁，为人臣至于敬，为人子至于孝，为人父至于慈，与国人交往至于信的所谓儒家一套社会规范与社会秩序了。

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朱熹以“三纲”之中的“明明德”为纲中之纲，即以君主的正心为治国的本源性工夫。同时，他又以八目中的修身为本，修身就是诚意己心。他试图通过澄清端正君心的工夫，使君主达到人格完善的境界，以身教引导下效，以此来成就他理想中的王道政治。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他在《壬午应诏封事》中向宋孝宗建言治国大政时说：“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应天下之务。”pq

《大学》中的“八目”，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之方，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之结果。如果说“正心诚意”是修身即“灭人欲”之方，那么，“格物致知”则是“正心诚意”之方。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指出，人们之所以不能保持自己本来的善性，原因之一是“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因为不能知，所以不能全性；为了全性，首先必须知。这是朱熹特别强调格物、致知的真正目的之所在。

朱熹认为，所谓“格物”，就是指穷尽事物之理，通过研究认识事物，彻底认识其中所包含的道理；所谓“致知”，就是指扩大自己的认识，穷究一切道理，以求达到认识的极致境界。

朱熹所说的“格物”，原则上是格一切物，既包括有形的自然物，又包含社会现象和道德人伦。他说：“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pr“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ps由此可见，朱熹提出的“格物致知”是一种要求人们养成“涵养心性”的工夫。

在朱熹看来，人心的灵明，都是有知的，而天下的万物，都是有理的，“格物致知”的目的即是“穷理”，理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的。一旦有一天豁然贯通，大彻大悟，做到了“穷理”，就可以达到“顺理以应物”的境界，人们就可以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中到达自由自在的地步。

朱熹所谓格物的一个意义就是读书，特别是读儒家的经典。他认为，通过读书就能学到圣贤的思想，就能用圣贤的思想去观察和了解客观的世界。

朱熹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pt“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pu“圣人言语皆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排得恁地整齐。今人只是心粗，不仔细穷究。若仔细穷究来，皆字字有着落。”pv“格物只是穷理，物格即是理明。”pw“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px“致知，所以求真知，真知是要彻骨都见得透。”py“穷理须是穷得尽，得其皮肤是表也，见得深奥是理也。知粗而不知其精，皆不可谓之格，故云表里粗精无不尽。”pz朱熹要求人们不脱离日常实际生活格物，要求对事物的大小粗精进行周密的考虑，他的方法论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朱熹还指出：“格物致知”的具体方法是“主敬”，即“居敬穷理”。所谓“居敬穷理”，就是要自始至终使自己保持一种恭敬警惕专一的心态，竭力体察认识事物之“理”，力争回归合于“理”的状态。朱熹说：“学者工夫，惟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更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qa强调持敬的主体修养，使朱熹的认识论的伦理学意义更为突出，气味更为浓厚，伦理本位主义更为突出。

在修养工夫方面，朱熹主张“主敬涵养”；他不仅发展了程颐“涵养须用敬”的思想，也吸收概括了程门弟子及他自己的修养体验。朱熹的“主敬”理论突出强调了“未发”，即人在无所思虑及情感未发生时，仍须保持一种收敛、敬畏和警觉的心理状态，最大程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这样就可以涵养一个人的德性。此外，朱熹也注意人在动的状态中的“主敬”，这贯穿于“未发”和“已发”“知和行”的全过程。而人们学习和道德修养的目的，朱熹认为就在于“存天理，去人欲”，这一结论一方面有维护政治统治秩序的意味，但另一方面，在伦理学上也有用理性原则来作为社会普遍道德法则的意义。qb

五、朱熹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影响

朱熹是继孔子、董仲舒之后对中国思想文化与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汉以来的传统儒家学说，还继承和发展了北宋兴起的新儒家学说，他集儒家学说之大成，亦因其学问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接近现实生活，有利于统治者巩固稳定其统治，从而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实践与民众的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又一座新的里程碑。

朱熹的天理治国思想，特别是他的一系列用儒家学说治国的政治主张，经过其私淑弟子真德秀著的《大学衍义》以及明朝中叶丘浚的《〈大学衍义〉补》的阐释，并得到南宋理宗以及元、明、清各朝统治者的提倡与不同程度的实践，对中国的传统政治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熹的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于封建社会后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有机部分。

朱熹的治国理政思想首先是传统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继承。

在继承儒家学说方面，朱熹首创“道统”二字，从形式上完善了儒家学说的传授体系。他还提出“十六字心传”说，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高度提炼并丰富了儒家道统说的内涵。在前人的基础上，他把《春秋》大义概括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尊王，贱伯，内诸夏，外异狄”qc。这对后世史学观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以孔孟为代表的传统儒家的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于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囊括了孔子、孟子等儒家哲圣对解决现实政治矛盾的意见和他们对自己最终的政治理想的描绘，考虑现实问题的角度和他们仁政理想的阶级实质。他们的以“伦理道德”为特色的治国理政思想，基本上反映了下层社会民众的一些政治要求。如孔子的重民、富民，“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孟子提出的“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qd“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qe“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qf以及要求统治者与民同乐等等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统治者的要求，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沟通以及建立起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搭起了一座良好的桥梁。

对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无疑是孔孟治国理政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孔孟治国思想中所包含的限君思想，关于“见利思义”和“上下重征利，而国危矣”等的论述，以及关于用人、鉴别人才等等的论述，其中包含了很多积极因素。这些思想与主张，经过朱熹的继承与发展，已经成为中华政治文明中不应忽视的一份可贵的文化遗产。

从世界眼光来看，从孔孟到朱熹，从传统儒家的治国思想直到朱熹的治国思想，不能说没有缺陷和遗憾。比起古希腊、罗马的著名思想家的治国思想，比起欧洲封建社会那些著名思想家的治国思想，传统儒家最大的弱点是没有把国家明确地作为单独研究的对象，没有从国家制度上探讨政体与立法问题。中国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都未能产生像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那样的系统地研究国家的学术专著。从早期儒家的治国理政思想，直到朱熹的治国理政思想，其学说主流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已经为统治者所利用。特别是其“三纲”“五常”的政治伦理观念和朱熹的天理人欲说为统治者所重视和利用，对中国传统政治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能为汉武帝所采纳，朱熹的天理治国思想在元、明、清几代中能为君主所赏识，并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儒家的治国思想本身存在着可以给历代治国安邦者提供政治哲学以及一些具体有用的东西。

其次，朱熹的治国理政思想又是对传统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在先秦儒家以及二程学说思想的基础上，朱熹进一步发展了天理治国论，其政治智慧为元明清三代统治者所接纳并用于国家的实际政治生活之中，这充分体现了朱熹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大贡献。

所谓天理治国论，即把内在于人心的天理，贯彻到外在的政治事务中去，由内圣开出外王，在政治治理的实践中落实天理的原则。程颢、程颐首倡天理治国论，认为天理既是宇宙的本体、人伦的原则，又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准则。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朱熹进一步发展了天理治国论。朱熹把天理与道等同，道既是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核心和最普遍范畴，又是政治治理的依据，循道而行，则天下大治；背道而行，则政治昏暗不明。由此，朱熹把是否行道作为检验政治昏明的标准，强调从道不从君，道统之道高于君主之位的思想。他认为尧舜三代之君主行王道，推广义理之心；而汉唐君主推行的则是霸道，追求利欲以行私，尤其是唐代君主与儒家天理原则多有不合，不仅杀兄劫父以代其位，而且伦常关系混乱，并以智力把持天下，所以，朱熹把汉唐诸君排斥在道统之外。这是以“天理即道”为标准来衡量政治是非的表现，而不是以君主的意志作为政治治理的原则。朱熹以道作为政治治理的理论依据，把学术与政治相结合，扩大了“天理”思想的影响和运用范围，使儒者传道与王者统道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起来。然而，客观现实往往是，掌权者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往往不按“道即天理”的原则办事，这就使得后世思想家在入仕的同时，不得不以理抗势，祭起朱熹的天理论及从道不从君，以仁义之道重于君主之位的思想的旗帜与之抗衡，这体现了朱熹思想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除此之外，朱熹提出了“正君心是大本”的政治主张。这一主张从治体的高度批判君主的独断，体现了其在维护君主专制同时又欲约束君权的意图。这种圣王合一的政治理想既有强化道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力度和调节力度的一面，也有进一步神化君权的一面。

总的说来，朱熹的治国理政学说主要在于节制执政者的不当欲望，强调统治者的修身修心，更好地协调君臣民众间的矛盾关系，凝结着传统文化的精华，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与重新探讨，对之加以扬弃，以更好地为今日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服务。

第十章 王阳明的心学

王阳明一生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破山中贼”；一是“破心中贼”。前者是指他镇压民间动乱、维护明朝廷统治秩序的事功；后者是指其建立心学理论体系的学术成就。他以“辅君”“淑民”为目的，自认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他的主要学术活动是在南宋陆九渊开创的心学基础上，发展和奠定了中国心学的理论体系。他精通儒、道、佛等诸家学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政治家，更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

一、山中贼心中贼全破

王阳明，本名王守仁，浙江余姚（今属宁波余姚）人。

他生于公元1472年，卒于公元1529年，字伯安，幼名王云，后更名为王守仁。因曾筑室阳明洞，创办阳明书院，自号阳明子，世称他为阳明先生。

王阳明一生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破山中贼”；

二是“破心中贼”。

在“破山中贼”方面，王阳明站在官方的立场，积极镇压民间动乱、维护明朝廷统治秩序。他修炼民兵，“行十家牌法”，制定与颁行“乡约”，将维护君主政治的道德原则贯穿融通于实践之中，事功厥伟。他以“辅君”“淑民”为根本目的，自认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

在“破心中贼”方面，王阳明学宗陆九渊，建立以“致良知”为核心的一套心学理论体系。他的主要学术活动是在南宋陆九渊开创的心学基础上，发展和奠定了中国心学的理论体系。他精通儒家、道家、佛家等诸家学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政治家，更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诗人。

王阳明出身于明朝中后期的一个士大夫家庭。其父自幼好学，35岁科举及第，榜列状元，后又任东宫辅导，为太子讲读，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如此优越的家庭环境，对王阳明影响是很大的。他少年时，“豪迈不羁”，喜“读书学圣贤”，兴趣聚焦在军事、文学上面，15岁便留心边事，“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他好言兵事，且善骑射。28岁时，王阳明考取进士，步入仕途。34岁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是年开始授徒讲学，一路可谓是春风得意。

不料，世事难测。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上疏抗议宦官刘瑾把持朝政，被捕入狱，随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顿时命运突变，仕途运蹇。

不过，人世间的道路都并非是笔直的，挫折也并不都是坏事。

龙场处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偏僻边塞苦寒之地，在这里，王阳明正好可以暂时远离世间烦扰，集中精神深入思考一些人生与学术上的深层次问题，最终做到了豁然开悟。

王阳明本人在追忆这段经历时说：“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然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之六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之海也。”qg“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具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qh王阳明龙场所悟之道，是对宋儒以来的圣人之道的重新认识，他认为圣人之道不应外求，而是“吾性具足”。

经过龙场悟道，王阳明的人生、学问由此得到进一步升华与发展。

悟道之后的王阳明，对于圣学传承有了更为自觉的使命感，他在龙场创办了龙冈书院。书院有具体的“教条”，规定书院的目标“一曰立志，二曰劝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qi。据王阳明自己的描述，这个书院虽然地处边鄙，但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出现了“门生颇群集”qj的景象，赢得了众多学子的青睐。

四年之后，王阳明结束贬谪生活，离开龙场升任江西庐陵县知县。庐陵任上的王阳明，积极将其所悟之道用于政事，“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qk。决积案，清邮驿，杜苛捐杂税，禁迷信神会。

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伏诛。王阳明再次时来运转，此后一路升迁，历任刑部、兵部主事，兵部尚书，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等职。

在政治上，王阳明忠于明王朝君主，热心政治，敢于任事，一生事功显著。

他曾多次镇压福建等地的民间动乱，又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朱宸濠叛乱平定后，王阳明抵杭州献俘，因奸人谗言，非但无功，反遭诬获咎，经太监张永设法调停才得以免祸。正德十六年（1521年），王阳明方因功被封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此后，从嘉靖元年（1522年）到嘉靖六年（1527年），他丁忧在家，不被幸召，以讲学著书为事。后广西思恩、田州叛乱，朝廷起用他前往征讨。1529年，王阳明因肺病急疾上疏乞归，逝于江西南安舟中的途中，时年57岁。随后，朝廷以其擅离职守，追夺其封爵世袭。至穆宗即位方重予世袭，谥文成。万历十二年，诏从祀孔庙，“终明之世，从祀者止守仁等四人”ql。如朱熹一样，王阳明生前毁誉交加，死后倒饱享殊荣。

王阳明以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谋略于一身，做事智敏，用兵神速，在镇压民间动乱方面颇显他的军事才能。对于他的事功，《明史》中曾这样评价说：“守仁所将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数十年巨寇，远近惊为神。”“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qm

王阳明的一生，不但事功厥伟，而且还是宋明理学心学派的集大成者。

他在为学初期，就曾遍读朱熹遗书，并按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格亭前竹子，“格”竹七天，无所得且罹疾。后又涵咏出入于佛老之学，亦无所得。但这段经历对于王阳明来说并非是可有可无，对于他的学问的增长与思考是有作用的。

前面提到，王阳明36岁时被谪贬于贵州龙场驿，正处人生困厄之机，他自筑草棚栖身，因穷荒无书，潜心悟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这一后人所称的“龙场大悟”，正是王阳明心学的起点。王阳明的理学思想主要继承了南宋理学家陆九渊的“心学”主张，并加以发展，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新说，后人将他的学术成就与陆九渊并列，称“陆王心学”，以与程朱理学相区别。黄宗羲评价阳明心学的创立，结束了明代学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qn的宋代理学的统治局面。从更深的含义看，陆王心学与明清之际的思想启蒙有着一定内在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陆王心学特别是王门后学奏响了中国反思传统与近代启蒙思潮的序曲。

王阳明的著作，被辑为《阳明全书》（又称《王文成公全书》），共38卷，现在也有多种版本《王阳明全集》的问世，其中《传习录》《大学问》是研究王阳明政治思想的主要著作，值得对此有心者仔细学习和推敲。

二、“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王阳明的政治哲学，可以概括为“心即理”。

相对于程朱的“格物致知”思想，王阳明将关注点更多地投注于对人们“心”的认知与开发上面。

宋明理学是儒学应对佛、道挑战的产物，由北宋大儒周敦颐、张载、邵雍等人发其端，经程颢、程颐兄弟发展而创立，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理学援佛、道思想精华入儒，打破了汉唐经学专务章句训诂的学风，重在阐发儒家经典的义理，并以“理”为宇宙的本体、本原，故而称为“理学”，因为二程与朱熹的贡献尤大，故而学界长期将这一段的儒学发展概括称为“程朱理学”。差不多与朱熹同一时代的陆九渊，则以“心”为宇宙本原，创立“心学”；至明代，王阳明集心学之大成，继承了陆九渊的学术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使阳明心学大行于世，终成一代显学，学界又概称为“陆王心学”。

从狭义上讲，“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是两个不同的学派，二者并立，分庭抗礼；但是从广义上看，二者则同属宋明理学的范围。因为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其学问宗旨都在于探讨与促进人格完善，并且都把“存天理，去人欲”视为完善人格的必由之路、成圣成贤的不二法门。所以，对所有宋明理学家，包括王阳明而言，“理”始终是圣贤学问的终极旨归。在这一基本点上，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并无二致。

在宋明理学的语境中，“理”是最高的哲学范畴，具有两方面含义：

首先，理是派生天地万物的宇宙本体，是所有生命的本原。朱熹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qo所谓形而上，就是形体未生之前，也就是天地万物和所有生命都还没形成的时候。朱熹说“理”是一切万物形成之前的“道”，也就等于说“理”是永恒的、超验的、抽象的。作为心学鼻祖的陆九渊，虽然以“心”立说，但同样也承认“理”的本体意义。他说：“塞宇宙一理耳。学者之所以学，欲明此理耳。”qp“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qq

其次，理也是指事物的条理、规律和准则，寓于具体的万事万物之中。

如程颐就认为，“凡一物上有一理”，甚至“一草一木皆有理”。

由于理除了本体上的抽象意义外，又作为规律性的知识寓于具体的万事万物之中，所以它是可以为人们所认知并践履的。而当“理”落实到道德实践层面时，它就表现为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符合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就被宋儒们称为“天理”。

“天理”与“人欲”，由此成为一对并立的哲学概念。

宋儒们所谓的人欲，不是指人的正常、基本欲望，而是指那些违背伦理道德的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宋明理学的全部内容，包括阳明心学在内，就是要人们在日用伦常的道德实践中，彻底去除人欲，让天理得到全部呈现，从而获得人格完善，达到圣贤的做人境界。王阳明说：“须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一应私心扫除荡涤，无复纤毫留滞，而此心全体廓然，纯是天理。”qr

由此可见，无论是二程、朱熹还是陆九渊、王阳明等人，在“存天理，去人欲”这一理学的根本宗旨上都是毫无二致的。程朱与陆王最重要的不同点，在于如何认识“理”，也就是要通过什么样的修行功夫，才能让此心达到“纯是天理”的境界。

在修行和为学的方向上，程朱理学强调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就是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认为人的道德境界会随着知识的增进而逐步提升。程朱认为，理在万事万物中，所以，必须把万事万物中的理一一研究透彻，功夫方能得力。如平时读书治学、待人接物等，都是修行工夫，“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须是今日格1件，明日又格1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qs。他们认为，如果学人不脚踏实地走这条路，而是沉溺于玄思冥想，那就是“师心之用”，会导致空疏自大的毛病。

然而，陆王心学则恰恰相反，在陆王看来，知识的增长并不能直接促成人格的完善，程朱的方法未免过于支离琐碎，会导致学人漫无所归。王阳明说：“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求孝之理于其亲，则孝之理其果在于吾之心邪？抑果在于亲之身邪？假而果在于亲之身，则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欤？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是恻隐之理果在于孺子之身欤，抑在于吾心之良知欤？以是例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与理为二之非矣。”qt王阳明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qu的观点，否认在主观之外有客观“物理”的存在。可以说，心学与理学最根本的分歧就在这里。两个学术系统的所有差异，都是从这个命题发端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陆王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从而创立了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心学”。

在了解王阳明“心即理”这个命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弄清“心”这个概念。

在朱熹看来，心具有能知能觉的功能，是身体的主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qv。就是说，人以此知觉功能便能与外在的事事物物打交道。但是除此之外，朱熹又认为心具有二重性，他说：“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则谓之道心。”qw也就是说，当心表现为个体之私时，便是人心；当它合乎天理时，便是道心。所以在朱熹那里，人格完善的过程就是以天理主宰人心、转人心为道心的过程。

而在王阳明这里，心首先是指知觉功能：“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qx但是，王阳明与朱熹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把心打成两截，分什么人心和道心，而是认为此心即是天理。在阳明看来，就是你当下能够直接体验的这个心，这个“能视听言动”的心，便是天地万物的本体，便是超越时空的宇宙本原。

以心为本的观点从先秦思孟学派的“尽心知性知天”，到唐代禅宗的“以心法起灭天地”，再到南宋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提出，都有较系统的理论观点，然而把这些理论观点上升到心物、心理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并对之作出系统哲学论证的，则是王阳明。

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直到陆九渊的“心即理”的心学观点，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qy。

王阳明认为，对于万事万物的本原，不应从外部世界来寻求。他在《咏良知四首示诸生》中有一首这样的诗：“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缘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王阳明所说的万化根源的“心”，究竟何指？《传习录下》记载王阳明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从《传习录下》这段生动的记载里可以看出，王阳明心学所谓的“心”，指的是人的感觉经验。他说：“心不是一块心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qz由此可见，在陆王心学的思想体系中，“心”可以说是最高的哲学范畴。

在王阳明这里，心指的是各种知觉，万事万物都是心的外化，心是世界的本原。他说：“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ra外物离却人心，便不复存在。这样，王阳明与朱熹把理作为世界的本原的观点针锋相对，认为世界的本原不是理，而是心。王阳明说：“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rb他还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rc

前面说过，王阳明早年曾是朱子理学的忠实信徒，不仅笃信格物穷理之说，而且身体力行，但是徒耗多年的精力和光阴，始终一无所获，最后还差点退失了学为圣贤的道心。究其原因，按照王阳明后来的反思，就在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会导致“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的结果。换言之，就是心与理割裂为二、知与行断成两截。最后，经过多年的反复摸索和苦心实践，王阳明终于在龙场驿那个“居夷处困”的绝境中，大悟陆九渊的“心即理”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阳明心学由此诞生。

不可否认，王阳明之所以能够在龙场悟道并在后来创立自己的心学思想，其学术渊源主要来自陆九渊。但是，倘若没有此前数十年的对各家学说的广览博收，身心践履，没有颠沛流离、百死千难的生活阅历，没有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似的生命体验，就绝没有后来的王阳明，也不会有风靡天下、传诸后世的阳明心学。由此可见，阳明心学的根本特色，不在于其思想资源来自何处，而是在于其独特的人生体验及其具有的强大的实践品格。王阳明对“心”的体认，对于确立人的主体性，高扬人的主体意识，其哲学意义十分重大。这，就是阳明心学最核心的精神价值，也是王阳明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精神遗产。rd

三、“致良知”

在“心即理”的理论基础上，王阳明提出了他自己的“致良知”的思想理论体系。

“致良知”是王阳明一生全部学说的最高概括，是其心学思想体系中的核心部分。

王阳明说：“吾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re

应该说，致良知是王阳明对孟子“良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良知”，是儒家的基本概念之一。它由孟子最先提出。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rf可见，孟子所谓不学而能知的良知良能是指天赋先验的道德观念。王阳明所说的良知，继承了孟子的观念，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的“良知”的含义首先保留了孟子的原意，继而又赋予了“良知”本体论的学术意义。

本来，“良知”已经兼具本体论意义和道德实践的功夫论意义双重功能，然而，王阳明又在“良知”之前加上了一个“致”字。一字之加，全局皆变，这不仅极大方便了世人的修学，更是突出了阳明心学“简易直截、当下即是”的方便特点。

王阳明认为：

第一，良知是“心之本体”，人所固有，是先验的，不用外求。“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rg

第二，良知是人心固有的是非之心。王阳明的良知源于孟子的良知、良能。“良知者，孟子之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rh良知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ri。

第三，良知即天理。“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rj“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rk

可见，王阳明的良知是指先验的、与生俱来的、人人俱有的是非、好恶之心；是内在于人又超越万物的宇宙本原；是自圣人以至愚人，无不相同的普遍价值标准。

王阳明的“致良知”，是对《大学》“格物致知”的新解释。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与生俱来，人所固有的。但是，良知会受到遮蔽，有人明知善恶却昧着良知为恶不善，“知得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不去做，则这个良知便遮蔽了”rl。

王阳明认为，“良知”固然是愚夫愚妇与圣人共同具有的，没什么差别；但能否“致良知”，却是愚夫愚妇与圣人区别之所在。“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rm王阳明又说：“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无学矣。自孔、孟既没，此学失传几千百年，赖天之灵，偶复有见，诚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rn

王阳明非常强调 “致良知”的重要性，他指出：“人孰无是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ro他认为《大学》八目的宗旨在于“致知格物”。

八目指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对于“致知”，王阳明解释为“致良知”。他主张“性无不善，知无不良”rp，所以“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rq。致良知，也就是好善而去恶。

王阳明认为，“致良知”在于“格物”。他把“物”解为“事”，将“格”解为“正”。他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之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rr这样，“格物”便是在意念发动处的件件事情中为善去恶，避开主观意念中恶的认识，接近善的感觉。

这里必须指出，王阳明的“格物”，不同于朱熹的外求的格物，而是在于正心，“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rs。在他看来，这样就可以避免朱学之“务外遗内”之弊，杜绝其“支离破碎”之病。

王阳明的“致知格物”，主要目的在于好善去恶。他把“致知格物”总结为著名的“王门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rt这四句诀，可谓阳明学的真谛。

在王阳明看来，八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同一过程的不同表现，是穷究人心之良知。他说：“身、心、意、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功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ru这样，他就把《大学》的实践道德思想转变成自己的“格物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

更重要的是，王阳明指出，“破心中贼”也就是致良知的最要紧的功夫是在于克己。

王阳明曾多次奉命镇压民众的“叛上作乱”，致力于“破山中贼”，厥功甚伟。但他认为，“民虽格面，未知格心”，比“山中贼”更难破的是“心中贼”。他的“致良知”学说就是破“心中贼”的一粒灵丹，有点铁成金的功效。他说，即使愚夫愚妇，倘真能“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rv。这个破“心中贼”，达到“存理灭欲”的具体方法与诀窍即是“克己”。

王阳明认为，克己的功夫应该包括四种境界：

一是“静坐息虑”。这种功夫使吾心处于“悬空静守”状态，可以排除杂念。

二是“省察克治”。这种功夫要求人们认真内省吾心一己之私，努力克制、革除“好色、好货、好名” 等私利之欲。

三是“防于未萌之先”，“克于方萌之际”，注重防微杜渐。

四是勘破“生死念头”。这种功夫是“克己”的最高境界。由于生死之念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所以最不容易去掉。但人只要有了生死念头的“毫发挂带”，私欲的克制便不能彻底。人们只有将生死念头看得透彻，才能使心之全体“流利无碍”，最终达到“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的崇高境界，实现人之至善本性的彻底归复，就可以做到人的视听言动莫不体现天理。rw

四、知行合一

明正德四年（1509年），王阳明受聘在贵阳“文明书院”主讲，始揭“知行合一”之教。在王阳明哲学中，“知”仅指主观形态的知，不包括宋儒经常使用的求知之义；“行”既指人的实践行为，也包含宋儒不使用的心理行为之义。知行范畴的区别，决定了王阳明对知行关系及其内涵的认识有自己独到的创见。

王阳明十分强调“致良知”的“致”，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政治道德实践问题。

早在《尚书·说命》中就有“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知行思想，此后，知行关系问题就成为历代中国儒家学说的一个争论不断的、历久而弥新的重要的理论问题。在王阳明之前的传统儒家知行观中，“知”主要是指对伦理道德的认识，“行”则主要指的是道德实践。在知行关系上，朱熹的观点是知与行分离为二的。朱熹主张的是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知行互发的知行观。

王阳明明确反对前儒将知与行截然分离的观点。在他看来，知即行，行即知，知行原为一，原是在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这也就是知行本体。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rx“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ry。“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rz由此可见，王阳明既反对只重行，不懂知；也反对只重知，而不懂行。反对将知行二者割裂，认为前者是“冥行妄作”，践行后者也不会有什么实际功效。

王阳明强调以“知”指导“行”，以便“行得是”；又以“行”躬行“知”，以便“知得真”。他主张“知行合一”。

王阳明说：“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sa 王阳明认为，行不但包含了动机，而且包含了某种意向、念头。不知而行是冥行，知而不行是妄想，王阳明把厌恶和喜好的情绪也都叫做行。他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做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尝未尝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sb

王阳明认为，“知是行之始”，对于伦理道德的认识而言，这是道德实践的起点；“行是知之成”，对于伦理道德的实践而言，这则是道德认识的目的。他说：“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功夫。”sc

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知”和“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在他看来，知行是同一个功夫，知行合一并进不可分离。知则必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真知则必行，不行终非真知。

王阳明十分强调“知”“行”的相互联系，以至提出了著名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命题。这一命题似乎抹去了“知”与“行”的质的差别。他比喻说：“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sd所以，他认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se。实际上，王阳明的“意”“一念发动处”，只是“行”的动机，尚不是“行”。他之所以强调“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是有明确的立言宗旨的。他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sf心中的一念不善，就叫做“心中贼”。“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sg王阳明讲知行合一，就是为了解决“破心中贼”的问题。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不在于把知等同于行，而是强调在邪念、妄念方萌未萌之际，就要依据良知本体，痛下“诚意正心”的自省功夫，彻底克倒邪念、妄念与不善之念，不留一丝一毫，从而保证道德活动从动机初始到实践完成全部过程的正确，即使之合乎良知、合乎道德。他认为“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此正《中庸》戒慎恐惧、《大学》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无别功矣”sh。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致良知”是一致的。对于“致良知”蕴含的“知行合一”内容，明末儒家多有论述。刘宗周说：“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上即下。”si这个论述虽然过于玄妙，但指出了“致良知”学说中所蕴含的“知行合一”关系，良知为知，而致良知为行。后来黄宗羲也说：“先生致知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之理。”sj

可见，王阳明所说的“行”，实质只是一种道德践履，是专指所谓的克己功夫。在这一点上，王阳明与朱熹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所以，王阳明要求人们“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sk。他们都是要求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在方法与手段上，朱熹更多地强调以知识的增进作为修养的基本途径，而王阳明则以为不必在增进知识上下功夫。在他看来，学问思辨都是行，不徒朱熹所说的由学问而达到致知的一条途径，而应该包括陆九渊所强调的尊德性、重实行的修养方法。由此可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实际上是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说的折中而成。sl

五、“天下一家”

“天下一家”是王阳明的政治理想。

王阳明把“致良知”的思想与《大学》的政治伦理学说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万物一体”说，产生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理想政治观。他的“万物一体”说是“致良知”思想的扩展，与其“明德、亲民”说相联系。《大学》有所谓“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王阳明将大学定义为“大人之学”，故视为“大学问”。

关于“明明德”，王阳明写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侧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sm

所谓“明德”，即是指人心中固有的完美的德性，亦即孔子讲的“仁”。“仁”就是良知之所以为“良”者。这种“良知”，即“仁”，是根源于天命之性的天赋。这是不同等级、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都所共有的“本然良知”。“良知”的显露发用，就是“天道”的贯彻流行。“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sn由于人人都有共同的“良知”，因此人与人，不论是富贵贫贱，也不论是古今远近，都以“良知”为融合汇通点，凝成一体。不仅世上不同的人都有共同的“良知”，而且宇宙天地、世间万物也具有人的“良知”。人与天地、万物的共同发源处都是“良知”，“良知”又把人与天地、万物凝为一体。他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因此，“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so。这种“良知”，也是天地万物与人所共有的，使人可以与鸟兽一体之仁。“明明德”也就是恢复“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心”。

王阳明把“明明德”和“亲民”视为体用关系，以前者为体，后者为用。关于“亲民”，他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神鬼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sp

可见，王阳明的“亲民”，即“仁民”，也就是用“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来对待百姓，这是一个由己及人的过程，亦即孟子所说的推仁于四海的过程。把一己之仁心推及吾之父兄，然后及于人之父兄，最后推及山川神鬼草木，最后实现“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理想政治。

关于“止于至善”，王阳明写道：“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也。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则之极，而不容少有拟议增损于其间也。少有拟议增损于其间，则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谓矣。”sq

所以，王阳明思想的核心是“致良知”，而“致良知”的最后归宿，不是别的，正是“天地万物一体”。

不过，在王阳明“万物一体”的整体观中，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有厚薄亲疏的，物与物之间也是有等差的。这又与“万物一体”论不相和谐。在王阳明的认识中，人与人之间的爱之所以有厚薄，这不是人为刻意要这样，而是先天注定的，“道理合该如此”。而这个“合该如此”的“道理”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知此条理，便谓之智；终始是这条理，便谓之信”sr。这也就是封建伦理道德的仁、义、礼、智、信。按照这个“条理”，得不到爱，甚至作出牺牲的人或物，就要“忍得”。不论是用草木去养禽兽，还是宰禽兽以养亲、祭祀、宴客，抑或箪食壶羹宁救至亲不救路人，这都是“道理合该如此”，因此必须要做到“心又忍得”。

既然爱有等差厚薄，那么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也就“合该如此”了。王阳明把社会人群分为生知者、学知者、困知者三类，“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阶级，不可躐等而能也”ss。他说，达成其理想政治的根本原则只是“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st。而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纲常伦理又是从“良知”上自然生发出来的，同样是“合该如此”。

在王阳明看来，因为是“万物一体”，所以要“仁民爱物”；因为爱有差等，所以必须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既要施行仁政，又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这是封建时代难以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应该说，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对此从哲理的高度上作了更完整、更严密、更巧妙的回答。他确信，只要贯彻“以万物为一体”，就可以把整个社会凝聚成既有秩序、有等差，又相亲相爱、不分彼此的和谐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由于人人都能做到“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su，因此便可实现天下大治。

王阳明从“万物一体”出发，提出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观点，是对先秦以来儒家学说“天人合一”观的发展。这种整体观是中国古代政治思维和政治理想的典型形态。除了荀子强调天人相分，大部分思想家都主张“天人合一”的和谐观。但在宋明理学以前，天人合一，还是以天、人的区别为前提，是有区别的天、人的合一。而在理学家这里，则天、人无别，天人本为一，因此不必言合。程朱理学认为，万物一体，皆有此理，以“天理”把社会、自然、万物凝为一体，明确提出“万物一体”论。而作为陆王心学的大师的王阳明的观点则是对“万物一体”论的系统全面的论述。这种以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整体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凝聚，在文化上起过积极的作用。

在当代，对中华民族传统整体观加以扬弃，剔除其封建宗法的糟粕，弘扬其强调整体、和谐、统一的合理内容，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它还将超越国界，在世界文明范围内，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也是中华政治文化对世界人类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sv

六、治理乡村：“十家牌”制度和“乡约”制度

作为一名忠实于君主与重视封建统治秩序的官僚，王阳明曾积极镇压民众“叛上作乱”。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对于如何进行民众控制，他提出过自己的种种主张，并予以实施。对于乡村治理，王阳明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这主要体现在他提出的乡治主张中，他的乡治主张主要包括“十家牌”制度和“乡约”制度两部分内容。

“十家牌”法有《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和《牌行崇义县查行十家牌法》两篇文献资料。该法确定以牌为编排单位，十家为一牌，详列各家丁口、房产、寄寓客人等资料。该牌由同牌之家轮流收掌，如发现可疑之人，要即行报官：否则犯隐蔽之罪，十家连坐。所以“十家牌”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保甲制。十家牌法，究其本质，是中国古代什伍连坐之法的变种，其根本目的在于加强对民众的控制，稳定乡村的社会秩序。

“南赣乡约”与“十家牌法”相仿，只是在具体运作上更胜一筹。它以约为单位，以定期聚会（每月望日）管理地方事务为主要形式。由乡村中的豪绅任约长、约副、约正、约史、知约和约赞，择定寺观为固定的会所。

与“十家牌法”的简约实用不同的是，“南赣乡约”散发出相当浓厚的教化色彩，更容易使人联想为王阳明“乌托邦”式的社会控制模式。王阳明相信“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所以要修身自省，互相监督和劝勉，消除内心恶念。同约聚会主要就是通过一系列较复杂的礼制程序彰善纠过，培养仁厚之俗；兼及调解经济和民事纠纷，严防暗通“贼人”。王阳明反复强调劝诫无效后，要呈报官府究治。“乡约”实际上就是借地方豪绅的力量，加强对乡村民众实行具体的统治。

王阳明坦言，施行“十家牌法”的目的是“防奸革弊，以保安良善”，要求各家“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而族规中有“国课早输，谓之上农”，犯匪僻奸邪等重罪者，“合族鸣官究治”的类似条款。

王阳明乡治计划的重点是“牌”和“约”，而很少有“宗族”。这是因为，王阳明要想采取新型的乡治方案，就必须重组乡村的权力结构。宗族内部有过多的共同利益，内聚力强的另一面是对外排斥性强；不如以“牌”和“约”来重新整理，国家权力更容易自由得以伸展。况且，王阳明的乡治计划并未将宗族作为直接打击的对象，而是默许它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只不过官府成为乡村社会控制“金字塔”式权力结构的顶端。就此而言，国家权力与宗族系统之间的依存和融通是极其微妙的。sw

七、王阳明心学对后世的影响

明初，程朱理学在思想界一统天下，“非朱氏之言不尊”sx，圣道已明，“不烦后人发挥，照他说的去做就成”sy。这种思想沉闷导致理学日趋僵化、没落，面对明朝中期的社会危机，更陷入束手无策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弘治、正德年间，王阳明顺应“天下之士，厌常喜新”的思潮，集南宋以来“心学”思想之大成，建构了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心学”理论体系。他用四句话概括了他的主要哲学思想，被后人称为“王门四句诀”，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诀，可谓是“阳明学”的真谛。

王阳明心学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代，形成了对官学权威的冲击和否定，为知识界的思想解放提供了一定的氛围。其后，以泰州学派的兴起为标志的儒学世俗化思潮，尤其是一些具有异端色彩的政治思想，都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在宋明理学中形成了陆王学术流派，在明中、后期的思想界曾经风靡一时，一度取代了程朱理学的地位，左右中国思想界长达百年之久。

王门心学与官学化的程朱理学思想体系相呼应，形成了另一种官学政治认知系统，在明代中期以后的政治思想界影响极广，从而使明代政治思想的发展越发显得多样化而异彩纷呈。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把王门后学分为浙中王门、南中王门、粤中王门、江右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及泰州学派八派。这八派遍布整个南中国，可谓兴盛一时。但不久之后，便趋衰落。黄宗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sz 王阳明身后，其心学由门人王艮、王畿、钱德洪等人发扬光大，遂成一代显学，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五百年的中国思想史。从明到清，及至民国，无数政治家、思想家和仁人志士，都将王阳明奉为心灵偶像，对阳明心学顶礼膜拜，并从中汲取了源源不绝的精神力量。

例如，黄宗羲受王阳明的影响很深，他所写的《明儒学案》，就以王阳明为明代学术的中心人物，他更坚持王阳明“心外无理”的观点，认为“天地万物之理实不外于腔子里，故见心之广大”，如果“以天地万物之理即吾心之理，求于天地万物以为广大”，那就是“仍为旧说所拘”ta。

此外，王阳明不仅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且传至日本，形成日本的阳明学，在日本的历史尤其是日本近代历史进程中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王阳明死后，他的学问和思想也一度受到攻击，但是由于其弟子的不懈努力，其学依然风行天下，辉煌一时，而其时谨守程朱藩篱者，几复无人，可见明中叶以后阳明学的势力影响之大。

当代学者周桂钿认为，陆王心学的影响是巨大的。陆九渊强调发明本心，蔑视一切权威，“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六经皆我注脚”。王守仁讲求理在吾心。他们都强调主观意志、自立精神、独立意识。“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李贽和“不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的黄宗羲都受到陆王心学的明显影响。顾炎武说：陆学以德为宗，学者“群然趋之”tb。“冲决网罗”的谭嗣同和“礼赞”阳明的郭沫若，他们进步的激烈思想都有心学影响的痕迹。蒋介石将台湾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也有推崇阳明学的意思。不过，陆王心学对后代的消极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后世的意志决定论、知识反动论、读书无用论、只红不专等，都与陆王心学强调道德不重视知识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所谓“易简功夫”，所谓“一通百通”，所谓“狠斗私心一闪念”，都可以说是陆王心学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新泛起。tc

第十一章　顾炎武的家国情怀

顾炎武，原名绛，字忠清，后因清朝入主中原，更名炎武，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他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建树。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杰出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有清一代朴学风气之先，是乾嘉汉学的“不祧之祖”。他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理念，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顾炎武著述宏丰，计有著作40多种，400余卷，主要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他的一些具体政论集中在《亭林诗文集》里面。

一、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理念

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远大政治抱负，作为一名处在中国刚刚进入转型时代的传统士人，顾炎武正是怀着建设家国的坚强信念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最早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理念。

在《日知录》中，顾炎武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td

这段话，被梁启超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段话包含着三层意思：

第一，“亡国”与“亡天下”，“保国”与“保天下”的区别。“亡国”是指在国家中处于执政地位的统治者被新的统治者所取代，王朝更替；“亡天下”则是指国民伦理道德严重沦丧。“保国”是指统治者维持和巩固其执政地位与既得利益；“保天下”是指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全体国民培养和保持其应有的做人良知与道德本性。

第二，“保天下”与“保国”的联系和区别。统治者应该以身作则地努力培养和保持其做人应有的正能量品质，以自己高尚的道德行为来引导和化育天下民众，使民众也都具有做人应有的良好德性，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而坐稳江山。怎样才能保住执政地位而坐稳江山，这是统治者自己的事，无关乎百姓，但培养和保持做人应有的品德节操却是事关每一个人，事关天下的兴亡，即使是普通民众也不能置身事外。

第三，提出维护社会道德，保天下人人有责。顾炎武强调，伦理道德是国家赖以存在的文化基础，仁义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者的本原，一个人如果丧失了其做人应有的道德品质，他就成了“无本之人”，如果一国之人普遍丧失了做人应有的道德品质，那就意味着要“亡天下”了。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出发，顾炎武尖锐抨击当时腐朽颓废的社会风俗，提出了“拨乱反正，移风易俗”的政治建设之主张。

中国历史上，孔子很早就提出“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te；又说足食、足兵、民信三项立国的要素，必不得已而要去其二，则去兵、去食，“民无信不立”tf等等。曾子在《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见梁惠王说“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指出“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tg等等，他们都强调人们的道德自觉和良好的社会道德秩序是立国之基、为政之本。顾炎武在前人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这一传统，明确区分保国和保天下，并说明了二者的关系。把国家的安定，政权的稳固，建立在官方教化、提高人们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这是顾炎武对中华文化在社会治国理政方面大智慧的继承和拓新。

明清交替之际，江南士子的抗清活动此起彼伏，满汉矛盾异常激烈。顾炎武的天下兴亡责任感却能超越时空。他能够跳脱传统的“华夷之辨”的羁绊，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将视野放大到“天下大义”的广阔空间来对待，在当时，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顾炎武通过广泛研究当时的社会风俗，得出“风俗者，天下之大事”th。认为人心风俗的好坏是社会治乱的根本原因。对于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和道德堕落的风气，他痛加抨击，主张实施“清议”，让每一个人都积极参与到家国兴盛的管理之中并努力贡献其力量，“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ti。总之，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一种境界，一种胸怀，一种气概，一种理念，是一种所有人都应该肩负的神圣历史责任感。然而，这种品质的塑造和养成，在顾炎武看来，则需要每个人从自我做起，从日常做起，躬身践行，持之以恒。

二、提出“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政治思想

顾炎武把个人私欲与国家公器结合起来，提出了“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政治理念，进一步将社会道德领域的主张推及到政治领域。

“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是顾炎武家国情怀中的理想意识。在他的道德理想中，一生都表现了追求一种“合私成公”的大公情怀。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蒙昧主义，顾炎武指出，古贤早已说过“衣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之类的话，个人私利是客观存在的，是人之常情，无可非议，道德不能离开人们现实的物质生活环境来培养。顾炎武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tj“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tk在顾炎武看来，自从天下有家以来，人们就得繁殖人丁，养家糊口，生存发展，因此，追求利益，满足适当私利是合理的，无可非议的，与人性近于善及其社会道德建设并不矛盾。无“私”就无“公”，没有现实的物质利益就没有道德上的善，利益是向善的动力。这里充分体现了顾炎武“利为民所谋”的富民观，天下之“公”是天下人“私”的综合表现，没有天下之“私”，就不可能有“天下之公”了。针对封建道德说教的虚伪性和荒谬性，顾炎武指出“至于当官之训，曰以公灭私，然而禄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无将母之嗟，室人之谪，又所以恤其私也，此义不明久矣”tl。认为当权者们大谈“有公无私”“以公灭私”，不过是好听的言辞，其实是把少数统治者之私冒充为“天下为公”。统治者要治理好天下，就不能否定人们的私利，而是要满足人们的私利。因此，“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圣人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tm。顾炎武认为“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tn。《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荀子说：“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to顾炎武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只有改变民众贫困的生活状况，才有道德可言，他提出“欲使民兴孝兴悌，莫急于生财”tp。他指责那些否定个人必要利益的空洞的道德说教，指出“所恶于兴利者，为其必至于害民也”tq。统治者应该“使民以利”，实施社会治理要以利奖名，造成一个“以名为利”的风化局面，发展人们的精神建设。采取奖励的办法，对名节突出的个人或给以物质奖励，或赐以官爵，以此淳化风俗，使社会上人人向善。顾炎武认为，民富与国强始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体，“以名为利”教化世人的道德路径，体现了顾炎武的“利民”“富民”之情。顾炎武“藏富于民”“还利于民”“以名为利”的治理理念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tr

三、探索“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践行路径

顾炎武的家国责任感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思想上的认识，更多的是反映在他的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之中，表现为一种自一身而至于家国天下的身体力行的探索方式上面。

明清鼎革之际，山河破碎，国破家亡。顾炎武，这位苏州昆山的传统士人，曾参加过南明的抗清活动。血与火的洗礼，激活了他治学报国的热忱；生与死的考验，锻造了他对家国兴亡深深的忧患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体现了他将家国命运与个人荣辱融于一体的独到见解，表现出了他欲“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ts的宏大理想。

那么，一介布衣匹夫，如何才能肩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呢？

顾炎武给出的答案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tt这是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道德责任在个人道德实践上的具体要求。

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顽固思维和科举考试的无比有力的指挥棒，使得大多数读书人只知背诵四书，娴熟八股，醉心功名，导致“士无实学”。清军入关，国难关头，许多书生虽然能够挺身而出，敢于抗争，却进退失据，无力抗阻清兵铁骑，只能“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记述了这一切。面对理学空谈无力的状况，充满国家天下责任心的顾炎武决心有所改变，靠他的努力，探索一条不同于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但有价值、有前途的经世致用的新路。为此，顾炎武提倡“博学于文”，期望以此达到改变世俗人心、移风易俗的目的。

“博学于文”源自于《论语》。

在《论语·雍也》篇中，“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大意是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化知识，并且用礼来约束自己，也就不会离经叛道了。

顾炎武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业。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业。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tu在顾炎武这里，“文”不是指一般的文章与单纯地追求广博的知识，而是立身处世、待人接物以至天下国家大事的一个总称。“君子博学于文，自一身而至于国家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tv在他看来，“学”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明道淑世”。顾炎武鲜明地反对那些“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形，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tw的“面墙之士”和“为利禄者”。正是这些人使得“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只有通过认真学习与获得“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的具体文化知识，才能真正从中把握“一贯之道”和“天地性命之理”，也才能做出“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有益于社会”的事情来。

在立身处世方面，顾炎武提出了“行己有耻”的行为准则。

“行己有耻”一词也源自于《论语》。

在《论语·子路》中：“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顾炎武认为，“行己有耻”主要是指人们都要看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不能只关心个人的名利，而忽略关心天下国家的大利，要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坚贞的气节。顾炎武说：“吾观三代以下，世道衰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tx在顾炎武看来，人的一言一行要讲是非、善恶、廉耻，“有耻”是个人日常行为核心的底线。更重要的是，顾炎武所谓的“有耻”，主要来自对国家民众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顾炎武认为，只有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实道理，才能“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学经世之文，行淑世之事。“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ty

明末清初，顾炎武抗清失败后归隐山林。由于被人出卖，他被县衙逮捕，命悬一线。好友归庄等人多方奔走营救，但真正帮顾炎武死里逃生的是钱谦益。这位曾经的东林名士、南明弘光朝廷礼部尚书，曾是顾炎武平生最钦佩的读书人，也曾是江南士大夫群体的领袖人物。然而，面对清兵压境，钱谦益没有赴死报效南明，而是奉表降清，居庙堂，享厚禄，成为清廷招降江南士人的一面旗帜。牢狱之灾，偶像降清，严酷的现实使顾炎武深刻认识到，明末清初的士大夫身上，依旧存在着很多负面因素，包括夸毗、贪婪、势利、虚伪、浇薄、游惰。尤其是“夸毗”之性，就是没操守、没骨气，奴颜卑膝、谄媚阿谀。南明政权迅速垮台，跟这一劣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劣根性的出现，说到底还是社会道德风气败坏所致。因而，要重塑民族之魂，就必须“正人心”，讲廉耻，重建世人道德防线。缘此，顾炎武构建了人的道德防线，这就是“行己有耻”。“行己有耻”的立论基础，是现实的人性。孟子说：“食色性也，君子不谓之性也。”顾炎武则超出这一传统的认知，承认男女之欲是普遍人性。然而，承认“私欲”并不意味着认可“为所欲为”。他认为，礼义廉耻四者，以“耻”为最根本。无耻是万恶之源。士大夫是公众人物，代表国家形象，“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因此，“行己有耻”被顾炎武视为关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应做好慎独，不做有亏良心气节的事情；不与贪腐坏同流；保持耿介的独立人格；不放弃良知、信念和操守等等。

顾炎武倡导“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道德准则和立身处世的道德底线，特别强调“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tz。他践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认为做人必须要有远大的抱负和崇高的理想，要以“明道救世”为己任。“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救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ua这种基于“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的情真意切之责任感与积极躬身践履的优良风范，对于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主张“名”“法”“礼”兼用的综合治理方案

顾炎武虽然肯定人的“私利”的合理性，但更认为人们的逐利行为应该受到“礼”的制约。如果超越“礼”的限度去追逐私利，那就不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是小人贪财，取之无道，属于贪图“不义之财”的无耻行为了。顾炎武虽然不反对人们对私利正当的追求，但是坚决反对置“礼义”于不顾而无耻贪婪地追逐私利的不义行为，强调求富应该坚持“行己有耻”的原则，将自己的逐利行为严格控制在“礼”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人们的逐利行为应该在政府政治教化下进行，即所谓“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ub。

顾炎武总结明朝亡国的历史教训，告诫后世治国者，管理国家当采用“法”“名”“礼”兼采并用的综合治理方式。顾炎武“名”“法”“礼”兼采并用的综合治理思想，具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以培养人的羞耻心为廉政建设的目标。“耻维不张，国乃灭亡”是顾炎武廉政思想的根本观点。他认为，羞耻心是廉政的道德心理基础；离开这个心理基础，廉政就无从谈起。二是“名”“法”“礼”应该兼采并用、综合治理，廉政建设的开展才可能取得成效。在这里：

首先，顾炎武主张以“名教”治国。顾炎武回顾明朝的历史，指出明朝末年社会世风日下，人心道德沦落是导致王朝更替的根本原因。顾炎武指出，自宋明以来，执政者在政教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宋真宗赵恒所著《励学篇》倡导的利诱方式，以“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的歪理，来教育和激励人们从小立志于追求荣华富贵的生活，为争取“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车马多如簇”而勤奋学习，如此“以利为教”，其结果必然是士子们为官后，不再以修齐治平为目的，而是利用职权谋私，不择手段地追求“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车马多如簇”的腐化生活，最终酿成“无官不赂遗”“无守不盗窃”的黑暗腐败、政权沦亡的悲惨结局。针对长期以来由于统治者“以利为教”所造成的人欲横流、唯利是图的民风和官风，顾炎武认为“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uc。这就是主张用“以名为教”来代替“以利为教”。如果说“以利为教”是劝人求“利”的话，那么“以名为教”则是教人求“名”。顾炎武所讲的“名”是指“忠信廉洁”之类的道德名声，主张国家教化应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来风化世人，重建道德人心秩序。与“名教”主张紧密相关的是，顾炎武力主改革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反对以科举作为取士的唯一途径，主张将汉代的“察举”制度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以平时的道德操行作为取士的首要标准，以科举考试的成绩作为其次要标准。他希望通过推行这种新的选官制度，来达到改善民风和官风的目的。

其次，顾炎武主张以法治国。在顾炎武看来，名教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对于那些极端自私自利的人，名教就起不到作用，对这部分人只能依靠“法治”方式来治理。对于官场上的贪腐行为，顾炎武主张以严法惩治，认为“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毋贪，不可得也”ud。对犯有贪污贿赂罪的官员，一律不得赦免其罪，按照刑律该杀的则格杀勿论，罪不至死的也必加严惩，决不仁慈。

最后，顾炎武主张用“礼教”治国。顾炎武认为，仅靠“名教”和“法治”，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官风和民风败坏的局势。要使官风和民风有根本的好转，还应该采取“以礼治心”的“礼教”方式。他说：“周公之所以为治，孔子之所以为教，舍礼其何以焉？”ue又说：“弟少习举业，多用力于四经，而三《礼》未之考究。年过五十，乃知‘不学礼无以立’之旨。”uf顾炎武所谓的“礼教”，是要求统治者重视儒家“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在国民中普及儒家所提倡的做人标准和行为规范，使人人懂得为人处世的基本规矩。在顾炎武看来，无论官场还是民间，“礼教”皆十分重要。如果连为人处世的基本规矩都不懂、基本修养都没有，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待人接物、处理问题，为官者那就不但是盲人骑瞎马，更可能是胡作妄为了。ug总之，“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uh。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顾炎武主张用礼治国，可谓是找到了问题的根本。

第十二章 黄宗羲的传统政治新思维

黄宗羲提倡经世致用，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用心研究，在学术上以“濂洛之统，综合诸家”。明亡后，他举兵抗清，在明王朝恢复无望的情况下，隐居林下潜心著述，晚年拒绝清廷征召，成为清初的一名不与朝廷合作者。黄宗羲著作等身，其中《明儒学案》及《宋元学案》是具有创造性的学术史鸿篇巨制；《明夷待访录》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不朽篇章，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演变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一、一位超越时代的思想家

明末清初，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国破君亡的政治大变局，促使大批传统士人反思明代弊政，反思宋明理学，对传统政治思维和政治体制进行再认识。在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他们纷纷主张明道救世、崇实致用、调整君权、改革体制，形成一股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批判思潮。黄宗羲就是这个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黄宗羲，生于公元1610年，卒于公元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他多才博学，提倡经世致用，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用心研究。他是明末东林遗孤领袖、复社名士，师事理学大师刘宗周，在学术上以“濂洛之统，综合诸家”。明亡后，他举兵抗清，在明王朝恢复无望的情况下，他隐居潜心著述。晚年拒绝清廷征召，成为清王朝的一名不合作者。黄宗羲著作等身，其中《明儒学案》及《宋元学案》是具有创造性的学术史鸿篇巨制；《明夷待访录》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不朽篇章，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变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还见于《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说》《破邪论》《汰存录》等。浙江古籍出版社编有《黄宗羲全集》，可供对此有兴趣者涵咏和研究。

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明末清初社会政治批判思想家高举公天下的旗帜，激烈抨击暴君暴政，乃至否定秦汉以来的政治制度。其中，黄宗羲的政治观点最具代表性。

黄宗羲是中国明末清初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是一位最先从民主的立场来反思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弊端者，堪称是中国思想界启蒙第一人。他的成就，凝集着中国古代政治批判思想的精华。黄宗羲对现实和历史的批判是激烈的、精彩的、深刻的。在近代维新思潮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明夷待访录》曾起过积极的启蒙作用。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黄宗羲的思想言论只能成为历史上特定形势下的一段慷慨陈词而已。黄宗羲终其一生，他所代表的思潮长期处于沉寂之中。就客观形势而言，他的政治理想和具体设计，在当时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明夷待访录》一书，可谓集中了黄宗羲一生的主要政治思想，在清代被列为禁书。直到清末，进步的知识分子才把这部书刊布出来，作为中国民主主义思想启蒙的宣传教材，当时，这部书对于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启蒙起到了重要的鼓舞作用。

二、“天下为主，君为客”

在君民关系上，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这一在当时石破天惊的骇世之论。

黄宗羲将“古之君”与“今之君”、“古之法”与“今之法”相互比照，认为皇帝制度的要害是以“大私”为“大公”，并由此带来一系列弊政。据此，他批判乃至否定秦汉以来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土地制度和政治关系。

黄宗羲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无君时代。“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无君则天下混乱无序，人们都孜孜于一己之私利，纷争不已。这无疑属于乱世。第二阶段是有君且王者大公无私的时代。有人站出来为天下兴利除害，这就是君主。在当时，“天下为主，君为客”，古代圣王皆公而忘私，“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由于“凡君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故造就了人类的盛世。从黄宗羲的全部政论看，这个阶段指的是尧舜禹汤文武等在位的时代。第三阶段是君主一心谋私的时代。当此之时，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有君反而不如无君，“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在这种情况下，君主遂成为“天下之大害”ui。

这种君主制度起源论和发展史的阐释方式表明，在黄宗羲看来，无君则天下利不兴，害不除；有君而君心不公也违背设君之道。简言之，君主制度是为了公众利益的需要而设立的，君主理应是公众利益的代表，有君且君心大公无私是最理想的政治模式。这个思想进一步发挥了中国古代的“公天下”论。

黄宗羲以天下为公、一人为私为价值尺度，对皇帝制度下的帝王意识、政治关系和政治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思考。

黄宗羲的公私论和王霸论与朱熹等著名理学家的认识十分接近。他认为，“王霸之分，不在事功而在心术”，战国以来，人主之所讲求，策士之所揣摩，只在“利害二字”，帝王皆无“王者之心”，而行“霸者之事”，就连汉唐盛世的帝王心术也只是一个“霸”字。这必然会导致“举世尽在利欲胶漆之中”uj，而帝王尤甚。他认为，春秋以来，天下有乱而无治，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君主的心术不正，违背了公天下的设君之道。帝王们都“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许多帝王为了争夺天下，聚敛财富，不惜涂炭万民，结果“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由此可见，那些没有王者之心的帝王是人间一切祸患的根源。“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uk。

黄宗羲之所以得出如下结论：主要原因有四：

第一，引发了围绕最高权力的厮杀和征战。帝王既然以天下为自家的私产，那么“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帝王们千方百计维护既得利益，而“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众”ul，结果必然导致王朝更迭不断，强者逐鹿中原，从而天下涂炭、生民流离失所。

第二，君民关系恶化，形成对立的关系。皇帝制度的特征之一是“以天下而养一人”um。古代圣王之时，君主以井田制将土地分配给民众，而战国秦汉以来则实行向民众自有土地征收赋税的制度，这就使古代的民养于上，一变而为当今的民无以自养。许多帝王横征暴敛，这又使王道仁政一变而为霸道暴政。因此，“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黄宗羲不仅肯定了仇视乃至诛杀暴君的正义性，而且对“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un的成见不以为然。

第三，君臣形成主奴关系。黄宗羲说：“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君臣皆为天下而设，“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uo。在他看来，君臣共治天下，彼此之间是分工合作关系，“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因此，“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臣“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up。他认为战国秦汉以来，“天子而豢畜其臣下，人臣而自治以佣隶，其所行者皆宦官宫妾之事，君臣之礼，几于绝矣”uq。黄宗羲对这种形同主奴的君臣关系模式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主张恢复“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君臣关系模式。依据这种“君臣正道”ur，臣君都要以道义为重，以天下为重，以万民为重，臣可以不服从无道之君，而君则必须以臣为师为友。

第四，帝王行“非法之法”，导致天下大乱。黄宗羲认为，由于古代圣王立法为天下而后世帝王立法为一家，所以“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他以“三代之法”为典范，抨击秦汉以来的制度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帝王们为了维护一家一姓的王朝，处处设禁，严加防范，“故法不得不密”，结果“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这种法实属“非法之法”us。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秦汉以来的制度、法律、礼仪、政策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把皇帝制度视为天下动乱的根源。ut

黄宗羲认为，君主的角色应是人民最大的公仆，而不是奉天承运的真龙天子。上古时代，“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国君不仅从属于天下百姓，而且也直接为他们服务。所以，“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后来，情况就颠倒过来了，“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君王“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把天下看作是“一人之产业”。故黄宗羲大声疾呼：“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uu黄宗羲在这里深刻揭露了专制集权制度的不合理性，直接否定了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

君民关系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政治关系。黄宗羲的以上观点，对两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体现的是与中国历史上以往思想家们未曾有过的、崭新的“民主”的思想，而不是传统的“民本”的思想。“民主”的思想是以“民”为主体，而“民本”思想则是以君主为主体，“民”只是作为君主政权的关键成分而已，它与“主权在民”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正是在君民关系的基础上，在《明夷待访录·原臣》篇中，黄宗羲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关于君臣关系论的观点。

黄宗羲指出，在国家治理中，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非不平等的主仆关系，更不可以“父子”相比拟。“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uv天下并非君主一人所能治，所以就需要臣吏帮助君主共同治理天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uw，君与臣的差别只是为天下服务的分工不同而已。黄宗羲认为，“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黄宗羲批判传统的“仕于君”的思想，认为臣不应该仕于君，应该仕于天下：“故我之出而仕，为天下也，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ux。他呼吁天下士子“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uy。他指出为官者应该努力追求“天下大治”，所谓治应该是民众的安乐。“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告诫官吏的职责要以“万民之忧乐”为依归，官吏应为民众服务而不是为君主服务。

黄宗羲的君臣关系与君民关系的学说，打破了“君为臣纲”的封建思想藩篱，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抨击与批判，对于近代先进人士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改革中国传统政治的弊政，促使中国本土民主思想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法》中，继承和发展传统政治思维中“法为要，人次之”的思想，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他抨击“谓天下之治乱不系于法之存亡”的观点是“俗儒之剿说”，认为“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使“有能治之人”也因制度上的牵制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在他看来，必须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才能发挥“治人”的作用。

黄宗羲认为：“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uz因为三代以上之法，非为一己而立，而是为天下而立的。“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va

三代以下无法，是因为三代以后，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黄宗羲质问说，法没有一丝一毫为天下之心，还能称之为法吗？“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汉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vb

黄宗羲还认为，三代之法是“无法之法”，而后世之法则是“非法之法”。“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vc“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vd这样的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ve。黄宗羲通过三代之“天下之法”与后世之“一家之法”的对比，指出三代之法疏而乱不作，后世之法密而乱生于其中。可见，法不在疏与密，而在于公与私。“三代之法”是公之法，治之法；“一家之法”是私之法，乱之法。

黄宗羲在批判了封建君主的专制法律制度之后，提出应该建立“天下之法”来取代“一家之法”。他反对“天下之治乱不系于法之存亡”的观点，认为行“天下之法”则治，行“一家之法”则乱。

黄宗羲强调“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只要有了维护天下民众利益的公法，才能取消君主一家之法的专制弊端。有了好的法制不怕没有好的治理者，否则“非法之治”只能“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vf。

黄宗羲在分析“三代之法”与三代以下之法之后，最后得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命题。这一思想已包含近代法治思想的萌芽。vg

四、宰相理政、方镇御边、学校议政、用士要严

黄宗羲理想中的政治模式是“三代之法”，他主张恢复三代的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制。在他看来，“不以三代之治为治者，皆苟焉而已”vh。不过，黄宗羲又是头脑清醒、面对现实的思想家、理论家，他并不主张立即原原本本地尽复旧制，而是力图用西周、汉唐制度中的某些合理成分，调整弊端百出的宋明制度。他针对明代弊政，提出恢复宰相制度和学校议政制度，设置相对独立的边镇等，以改革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防止宦官专政以及加强边境保护等等政治主张。

明清之际，人们普遍把辅臣无权视为明代弊政和亡国之因。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置相》中就尖锐地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他认为废除宰相制度有三大弊端：一是君主更加轻视群臣，使君臣之间形同主奴。二是不能补救君权传子之弊。“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三是朝政尽归于宦官。明代阉党之祸尤为酷烈的根源在于罢相，而相权落入宦官手中。黄宗羲主张恢复汉唐宰相制度，由宰相、公卿、谏官与天子公议与治理朝政，从而排除宦官专政的可能性，即“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vi。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黄宗羲主张参行郡县和方镇两种体制。黄宗羲认为“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边疆民族频频侵扰乃至入主中原，“则是废封建之罪也”vj导致的结果。但是，“今封建之事远矣，因时乘势，则方镇可复也”。他分析了唐代的盛衰，认为“唐之所以亡，由方镇之弱，非由方镇之强也”vk。他又分析了封建与郡县的利弊，指出：“封建之弊，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为了兴利除弊，巩固边防，他认为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之方镇最为可取。具体做法是：在边疆各地俱设方镇，“田赋商税，听其征收，以充战守之用；一切政教张弛，不从中制；属下官员亦听其自行辟召，然后名闻”。凡按时朝贡，治理边疆有方有功者，“许以嗣世”vl。

黄宗羲提出所谓方镇的方，实质是享有自主权、近乎封君的地方行政实体。以中央放弃对边疆地方的统治权，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中央集权问题，这种方案，未必科学。

如果说恢复和加强宰相、方镇权力是为了调整帝王与朝臣公卿、封疆大吏的政治关系和权力配置，那么完善和加强学校的职能，就是为了强化舆论制约，调整朝廷与在野士大夫的不协调的关系。

宋代以后，君权日趋绝对化，谏议机制的功效大大削弱。宋制与唐制相仿，而其机构与职官往往形同虚设，谏官的职能也进一步向监察百官偏移。至元、明、清三代，朝廷干脆取消了专职谏议机构及相应的言官，以致弊端丛生。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主张仿效古制，完善谏议制度。宋代名相范仲淹依据《礼记》等儒家经典中的思想材料，主张建立天子定期斋戒受谏制度。宋明理学诸子及其传人大讲“格君心之非”，主张天子以天下之心为心，服从舆论的监督。王夫之等人力主恢复唐代制度，以充分发挥封驳、言谏机制的作用。黄宗羲则集前代之大成，独具匠心地设计出了一套学校议政的、以“士权”限制君权的制度。

在《明夷待访录·学校》中，黄宗羲提出了以学校为议政机关的政治思想。他主张天子“公其非是于学校”。

黄宗羲认为，学校议政是圣王之制。在三代，人们可以在学校评议朝政，“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vm。“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搥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贼道奸邪摄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vn

为充分发挥学校议政职能，黄宗羲主张实行学校议政制度，即学官由国家任命改为公议推举，学校定期评议政治，天子百官必须接受舆论监督。在他的政治设计中，提出建立三个具体制度：一是天子定期亲临太学听谏制度。具体做法是：给予太学祭酒相当于宰相的地位或者由离任的宰相担任太学祭酒。每月初一，天子率宰相、六卿、谏官到太学，以弟子身份听祭酒讲学。祭酒有权批评朝政，“直言无讳”。这项改革的目的是将历代帝王听讲学、纳谏诤、采舆论的做法制度化，并进一步提高学校地位，扩大其议政职能。二是建立地方官定期接受舆论监督制度。具体做法是：郡县学官不再由国家任命，而由“郡县公议，请明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谢事者，皆可当其任，不拘已仕未仕也。其人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起而易之”vo。每逢初一、十五在学校举行缙绅士子大舍。学官讲学，地方官以弟子身份听讲。郡县官政事有差错，集会者可以批评、责罚，令其改正，所谓“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vp。这项改革的目的是充分发挥士大夫群体的清议作用，强化对地方官的舆论监督。三是建立学校荐举人才的制度。“择名儒以提督学政，然学官不隶属于提学……每三年，学官送其俊秀于提学而考之，补博士弟子；送博士弟子于提学而考之，以解礼部，更不别遣考试官。发榜所遗之士，有平日优于学行者，学官咨于提学补入之。”vq

黄宗羲对学校体制的认识和设想，触及到了中国政治史的一根主线——公议与独裁的矛盾、人才与官僚的矛盾。他的“以学统政”论旨在倡公议，并由公议培养人才。他强调学校不是朝廷或天子培养“驯良”之所，学校应有言论自由。这样的学校体制，兼有议事、监察和用人之权，而且把教育与治国、育人与用才统一起来。人才的内涵包括才能与公议两个方面，从而在才能与身份上都将不同于“家天下”政制下的官僚。更重要的是，学校成了一个可以与君权相抗的、代表民意的机构。黄宗羲设计的学校制度，虽然与资产阶级的代议制不同，但却有了议会制度中的评议、审查、监督、质询、弹劾等职能的初步构思。黄宗羲主张将历代君主政治中的积极因素，诸如乡校议政、群臣谏议、处士横议、太学生干政、书院谠论、士大夫清议及帝王听讲经书、采纳民意之类，加以集粹并力图使之制度化、经常化。其中太学祭酒、郡县学官由士人公推，由他们代表民意的设想内蕴着某些近代民主的因素。但是，黄宗羲没有设想：如果议而不纳，谏而不改，帝王和官僚一意孤行，又当如何处置？采取什么样的政体、规范和程序制衡最高统治者，使其不得违反公议和民意？如此看来，黄宗羲的政治设计仍属于谏议的范畴，还不能与近代民主政体同日而语。vr

黄宗羲对明末取士制度之弊也多有批评，在取士制度上，他主张通经致用，建议恢复古代之“取士也宽，用士也严”的选官制度。

黄宗羲批评明代取士“取士也严，用士也宽”的制度。取士严，只科举一途，“虽使古豪杰之士若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董仲舒、扬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而进取之”，结果“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vs，士不能尽其用。同时，用士宽，一旦科举进身，则“上之列予侍从，下亦置之郡县。即其黜落而为乡贡者，终身不复取解，授之以官”，结果“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vt。

他主张恢复宽于取、严于用的选官制度，认为“宽于取则无枉才，严于用则少幸进”vu。取士宽，则多途取士，在科举之外广辟仕途，“宽取士之法，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用士严，唐时“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复试之，然亦只是簿、丞、尉、录”，对人才的任用不能轻许以官爵，要经严格的审查和试用。

黄宗羲主张六部院寺及郡县的吏胥必须全部从士人群体中选拔担任。他认为，今之吏胥或以徒隶为之或为无赖之人所据，或造成有利之处，无所不至，并创文网以私其私，使得“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并使士人羞与为伍；或造成“父传子，兄传弟”，“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vv。“诚使吏胥皆用士人，则一切反是，而害可除矣。”vw

为了促进人才的选拔与完善，黄宗羲甚至还提出了废除科举八股取士，提倡奖励“绝学”，任用有用之才，大力发展天文、水利等自然科学技术等建议。vx

五、“重定天下之赋”与“工商皆本”主张的提出

在国计民生问题上，黄宗羲要求“重定天下之赋”，提出“工商皆本”的治国主张。

在传统时代，土地和赋税问题是关系到君民关系、政治稳定和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黄宗羲注重民生困苦，他根据当时豪强地主肆意霸占田地，农民无地可耕，且百姓困于赋役的现状，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认为秦汉以来，无论田制、税法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他主张根据实际情况改革田制，重定国家税法，以减轻民众的负担。同时，在发展经济上，黄宗羲也反对重农抑商的传统观点，代表新兴工商业的利益，提出了“工商皆本”的重要政治主张。

黄宗羲说：“古者井田养民，其田皆上之田也。自秦而后，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养民，使民自养，又从而赋之，虽三十而税一，较之于古亦未尝为轻也。”vy黄宗羲认为，井田系由帝王授田于民，是君养民；后世庶民自己买田，是民自养。民众耕种自己的私田，即使按古制最轻的税法征赋，也还是太重了。造成民生困苦的原因，不仅在于井田不复，而且在于税法不周。官家的横征暴敛使民众到达无以自养的地步。针对这种状况，黄宗羲主张推行屯田，“重定天下之赋”。

所谓“重定天下之赋”，有四层含义：一是“履亩而税”。他主张将土地编号，设立号长，“按号而为催科”，改变按户征税的现行办法。二是“任田不任用”。即改变秦汉以来根据国家和君主的需求确定赋役数量的做法，而根据土地数量重新确定赋役数量，“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vz。三是“任土作贡”。即废除专以钱和银为赋、困瘁民生的税法。四是解决税额不齐问题。具体做法是：土地分为五等，分别定为一亩二百四十步、三百六十步、四百八十步、六百步、七百二十步，“鱼鳞册字号，一号以一亩准之”，“使田图之等第，不在税额之重轻而在丈量之广狭，则不齐者从而齐矣”wa。这种改革，是土地制度上的一种民主主义。黄宗羲要求取消封建的土地占有，还农民以土地，同时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对于清初统治者调整政策、缓和阶级矛盾，无疑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面对明清之际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现实，黄宗羲批评“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反对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的传统观点，他从当时社会的实际出发，鲜明地提出“工商皆本”的发展经济的思想。在黄宗羲看来，“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wb。他反对官府垄断矿产，他主张废除金银等贵金属货币，以铜钱作为统一货币。

毋庸置疑，黄宗羲的“重定天下之赋”和“工商皆本”的经济治国思想，其目的在于调整君民关系，着眼于发展“切于民用”的事业，冀望以此达到国家社会繁荣、经济安定、民众富足。尽管他的一些具体主张是不现实的、幼稚的，诸如恢复井田、废除金银货币等，但总的说来，黄宗羲的财政经济思想和主张，切中时弊且符合潮流。特别是“履亩而税”的主张，与清代赋税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wc他的“工商皆本”的思想更具有积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实开清末民初中国工商业发展之先声。

第十三章 王夫之的政治哲学

王夫之少年时曾拜衡阳有名的学者伍定相、邹德溥为师，儒学功底深厚，因生逢乱世，无缘通过科举取得功名。顺治三年，清军南下到湖南，王夫之举兵衡山，武装抗清，失败后，又参加南明桂王政权，后见事无可为，归隐深山，潜心著述，以文字抒发自己的志向。他一生治学多端，对于古代所留存的各种学问都有所涉猎，而尤其对儒家义理和历史评述最为精辟。主要政治、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读通鉴论》《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宋论》等。

一、“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

王夫之，生于公元1619年，卒于公元1692年，字而农，号薑斋，明末清初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自称“船山遗老”，故人称他为“船山先生”。

王夫之少年时曾拜衡阳有名的学者伍定相、邹德溥为师，儒学功底深厚，因生逢乱世，无缘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崇祯十七年五月，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王夫之闻此，数日不食，作《悲愤诗》一百韵，思及即哭，悲苦难抑。明亡以后，继有弘光、隆武帝相继被杀，王夫之更是十分悲愤，续作《悲愤诗》百韵。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南下到湖南，王夫之曾举兵衡山，武装抗清，失败后，又曾参加南明桂王政权，后来见事无可为，决计归隐，遁藏深山，窜身“瑶”洞，潜心著述，以文字抒发自己的志向。

王夫之反对豪强地主的特权，曾经多次指斥豪强地主对于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对于商人，他颇持鄙视的态度。他说：“生民者农，而戕民者商。”wd他竭力反对农民的造反行动，希望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社会秩序。他的活动和理论研究的目的，也还是寻找巩固封建统治的办法。

贯穿于王夫之思想中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对于各思想学派的严肃批判精神。他对于历史上祸国殃民的暴君污吏，对于老庄思想，对于法家申韩学说中敌视人民的方面，对于汉代的天人感应论，对于佛教的一切唯心的理论，对于程朱学派及陆王学派，都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解剖和尖锐的批判。we王夫之的政治思想融哲学、史评、政论于一体，尤其在政治哲学方面博采众长，独放幽馨。他推崇王充，独宗张载，修正程朱，扬弃陆王，改铸佛老，然后精研易理，淹贯经史，参驳百家，推陈出新。王夫之把哲学思辨、历史分析和时政品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建构起了一个集批判、调整、改造、肯定于一体的极其宏富的政治思想体系。

在王夫之的著作中，大部分儒家义理的阐释都是以注疏体的方式写成，没有作为语录体的著作。而这一状况也可能是他缺乏思想上的对话者，其所教授的学生仅能接受初级的儒学，而难以与王夫之进行思想上的交锋。正是由于王夫之的思想以注疏体写出，许多地方都以书面语表述，而且随着经典语脉转合，使得他的思想经常以片段的、不连续的状态阐发，而且有时为了解释不同的语句而使得自己主张前后有所分歧，用语枯涩难解，缺乏宋明语录体那种清晰流畅性。

王夫之的著作很多，但是他的著作在当时很少见之于世，因此当时知道船山书的人较少。而且，在王夫之去世时，吩咐他的儿子将其著作藏起来，不要流通。但他的儿子不愿父亲的著作湮没无闻，于是从王夫之一生所传下的著作中选取27种，包括《周易大象解》《春秋世论》《老子衍》《庄子解》《张子正蒙注》《思问录》等，共60余卷，刊刻行世，是为《王船山先生书集》。此书流通获得当朝学者的好评，并有专门研究者。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收录了船山的《周易稗疏附考异》《尚书稗疏》《诗经稗疏附考异、叶韵辨》《春秋稗疏》，而《尚书引义》和《春秋家说》未收全文，仅存目。不过，王夫之的书中难免有激愤之词或引用反清文人的词句，在乾隆年间所起的文字狱中，他的一些书也遭到查禁。而且由于清代学术风气重于考据之学，船山所论义理之学既不为人所喜，也较少为人所知，故在清季之前船山之学可谓十分冷寂。

直到晚清，湖南学者始关注到王夫之的思想之特异，决意流通他的著述，由此而打开了王夫之思想影响中国近代学术界的门径。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湖南学者邓显鹤与友人欧阳兆熊、邹汉勋等搜集编校王夫之的其他遗著，刊布了《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等18种，150卷，总题为《船山遗书》（称为“守遗经书屋”版）。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衡阳学署重刻《船山遗书》5种58卷。同治四年（1865年），由曾国藩和曾国荃兄弟二人多方搜求王夫之的著作，刻成《船山遗书》，通称“金陵本”“曾刻本”，其中收录王夫之著作56种，288卷，内容包括经、史、子、集，王氏重要著作基本纳入此书。曾国藩极为推崇船山为人为学，亲自校阅了部分著作，并为《周易外传》和《周易内传》《船山遗书》作序。曾氏兄弟刊刻和推广王夫之学问，使得王夫之的思想在近代大行于世，与当时启蒙思潮相对接，一时成为显学，颇受近人推崇。wf近代的蒋介石等都深受王夫之的思想影响，对王学也都颇为推崇。

二、今必胜古

在历史观方面，王夫之提出了许多超越前人的新见解。他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进化与发展的过程，后来者必胜于往古者，上古时代并不是人们理想中的社会，秦汉以后的情况事实上就比夏商周三代要更好一些。

古今之争，贯穿中国学术界与文化界的分歧始末。

历史上，从孔子开始，就有众多道学家认为尧舜及夏商周三代是最好的时代，以后的政治是一代不如一代。王夫之则根据他对中国历史情况的研究与考察，得出明显不一样的结论。他说：“唐虞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裳未正，……婚姻未别，……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至于春秋之世，弑君者三十三，弑父者三，卿大夫之父子相夷，兄弟相杀，姻党相灭，无国无岁而无之。……孔子成春秋而乱贼始惧，删诗书定礼乐而道术始明。”“然则治唐虞三代之民难，而治后世之民易，亦较然矣。”wg

王夫之认为，尧舜以前，中国文明未开，人们衣服尚不完整，婚姻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社会生活与鸟兽虫鱼相去不远。到了春秋时代，社会文明虽然较前有所发展，但政治文明却十分糟糕，社会道德十分低下，杀君杀父的事情屡见不鲜，孔子提倡教化以后，这种情况才逐渐变好了一些。即使如此，春秋时代也比尧舜禹三代要好一些，今明显胜于古。王夫之今胜于古的观点，打破了长期以来文化士人所谓上古时代是理想境界的神话。

王夫之将夏商周三代与秦汉时代政治制度相比较后指出，三代是分封诸侯，贵族世袭；秦汉以后改为郡县制度，地方官吏不能世袭。官吏选择不当也会残害民众，但可随时撤换，比起世袭的贵族政治来说是好多了。秦汉以后，每一朝代的年数比三代为短，所以郡县制度并非于天子有利，但对于百姓的害处则是比较轻些了。这样，王夫之就肯定秦汉以后的政治制度比上古三代要好，人类社会是前进上升的历史进化观。

根据他的历史进化观，王夫之进一步认定，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其必然的发展趋势，而这发展趋势中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历史事件是由于必然趋势形成的，而趋势表现了事情变化过程中固有的规律，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向前发展，常常是通过一些皇帝与大臣的活动，这些皇帝、大臣图谋自己的私利，却不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然而却促进了历史的向前发展，使历史前进了一大步。对于这种情况，王夫之以秦始皇、汉武帝为例证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wh“武帝之始闻善马而远求耳，……然因是而贵筑昆明，垂及于今，而为冠带之国，此岂武帝张骞之意计所及哉？故曰天牖之也。”wi王夫之用秦皇汉武的事例来讲述自己的历史进化观点，秦始皇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废弃分封诸侯的办法，采取郡县制度。他的政权只两代就灭亡了，郡县制度却从此得以在中国确立起来，历史是前进了。汉武帝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寻找宝马，开通“西夷”，结果使贵州云南等西南一带变成为文明地区。秦始皇建立郡县制，汉武帝开发西南，主观上是追求私利，客观上却是历史的客观规律与必然趋势在那里发生了作用。王夫之阐明历史进化的观点，并且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其客观规律，而这规律即在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中。这些都是深刻的见解。wj

三、“循天下之公”

在王夫之那里，“公天下”是他所追求的最高政治价值标准。

而要实现“公天下”，就必须做到“不以天下私一人”的政治清明。

王夫之说：“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wk “一姓之兴亡，私也；而民之生死，公也。”wl他坚持天下为公、君为私的标准，主张“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并据此对秦汉以来的政治作了深刻的分析与批判，力主“濯秦愚，刷宋耻”，“绝孤秦、陋宋之丰祸”wm。所谓“秦愚”“宋耻”，即君主以天下为自己的私产，实行绝对君权，而招致颠覆、外侮。在他看来，秦汉之制虽客观上实现了“天下大公”，而君心之私仍为天下之大弊。许多帝王“欲思其子孙以长存”，违背“天下大公”wn的原则，这是导致天下动乱的根源。

王夫之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批判了历代君主因为私心而导致的政治弊端：

其一，帝王“独富”是民生疾苦的政治根源。王夫之认为，导致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豪强兼并，而在于政府横征暴敛和官吏的贪污腐败。不均、不公是天下之大弊，“天子无大公之德以立于人上，独灭裂小民而使之公，是仁义中正为帝王桎梏天下之具”。要根治这种弊端，就必须实行这样的制度：“天子不独富，农民不独贫，相仿相差而各守其畴。”wo

其二，帝王“独尊”是导致君臣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王夫之认为，帝王本应“贵士大夫以自贵，尊士大夫以自尊”wp，而秦汉以降“天子孤高于上”，视臣下为犬马、土芥，“身为士大夫，俄加诸膝，俄坠诸渊，习于呵斥，历于桎梏”wq，备受凌辱。这就必然造成大臣在君主面前阿谀奉承无耻，对国家事情因循苟且；对下层官员贪欲无礼，对于百姓盘剥变本加厉，从而导致政治腐败，引起社会关系的极端紧张。

其三，法制之弊是导致政治腐败的重要原因。在郡县制下，“其治九州也，天子者一人也”wr，辅臣人数不多，且难于广开言路，一旦帝王肆意横行，大臣奸佞枉法，就会引发政治灾难。

王夫之虽然对秦汉以来的政治制度多有非议，但是，他历史地考察三代之制和汉唐之制的利弊得失，肯定后者的历史进步及合理性。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明显地优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ws

四、“得理自然成势”

王夫之自称是一个“观变者”。在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评论中，有着丰富的政治变革思想。他认为理是“当然而然”，势是“不得不然”，“得理自然成势”，顺“势”亦即合“理”，势因理成，理因于势，“理势不可以两截沟分”wt。王夫之以理势相成的哲理，系统地阐释了政治变革的必然性。

王夫之根据理势合一的哲学观，提出“时异而事异，势异而理亦异矣”的变化观。他说：“洪荒无揖让之道，尧舜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日之道多矣。”wu他认为“事随势迁而法必变”wv，治国平天下之法不能一成不变。在王夫之看来，历史是不断进化的，“法无有不得者也，亦无有不失者也”，任何具体的制度、法律、规范都会有自身的缺陷，历代制度皆有利弊得失，“法弊而必更，不可复矣”，三代的分封制被更为合理的郡县制所取代就是典型事例。

王夫之提出，对于历史上的成功经验，无论“三代之隆、两汉之盛”，还是“一事之效，一时之宜，一言之传”，都要正确对待，不能盲目效法。历代的政治方略、制度、法令、政策都是适应那个时代而构建的完整的体系。对这种因时因势而形成的政治模式，无论其整体，还是局部，都不能生搬硬套。将古代的某些成功的案例照搬过来的做法尤为不妥。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未有慕古人一事之当，独举一事，杂古于今之中，足以成章者也。”“举其百，废其一，而百者皆病；废其百，举其一，而一可行乎？”在他看来，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王安石“偏举《周礼》一节，杂之宋法之中”，这就像“庸医杂表里，兼温凉以饮人，强者笃，弱者死”，结果不仅“王不成王，霸不成霸”ww，而且容易导致天下大乱。

针对宋明以来的制度之弊，王夫之主张仿效隋唐制度，恢复并完善宰相制度、会议制度、封驳制度、谏议制度，中央与地方都实行逐级负责制，并强化地方权力。

王夫之主张天子、郡县、乡邑分级而治。他认为，“天下之治，统于天子”，而所谓天下一统就是分级而治。如果违背分级而治的原则，天子越级而治，则天下乱；州郡越级而治，则州郡乱。汉唐宋明实行中央集权，剥夺封疆大吏的擅兵专杀之权，这是自取衰弱灭亡之道。因此，王夫之主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一律实行分级而治，逐级负责，上级不得越级干预地方政务。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人情风俗和自然环境，“不可以一切之法治之”。一个地方实行的政策，应先由当地民众提出意见，地方官与士大夫斟酌商量，报有关部门裁决，最终由天子批准。总之，“一统”即“分统”，分级而治才能使“一统”可靠而有效。wx

王夫之继承儒家的人禽之辨，并作为其政论的主要依据。王夫之把“三代以下无盛治”，国家丧乱、天下沦亡、世道衰弱，归咎于人极不立，具体而言就是夷狄乱华夏，小人居上位，盗贼叛君上。因此，他认为夷狄、小人利欲熏心，“人道几于永灭”，“故均是人也，而夷、夏分以其疆，君子、小人殊以其类，防之不可不严也”wy。“禽兽”一词是儒家指斥违逆纲常的常用词。人禽之辨的主旨是肯定礼教中心论。维护礼教、纲常是王夫之全部政论的基点和主干。

王夫之是倡导“大变”的，但他所谓的“大变”，归根结底是还对“大常”的恪守。

因为在王夫之看来，“三纲五常，是礼之本原”wz。纲常就是礼，礼是纲常之显，“天道、人性、中和化育之德皆于礼显之”。因此，“礼为君柄”。“君之所以自正而正人者，则惟礼而已矣。礼所以治政，而有礼之政，政即礼也。故或言政，或言礼，其实一也。”xa他在《周易外传·系辞下传》中提出，“圣人反常以尽变，帝立而变不出其范围”。千变万化不能脱离一个特定的范围，而这个范围就是儒家学说中的“礼”。“何云因变而变邪？故圣人于常治变，于变有常，夫乃与时偕行，以待忧患；而其大用，则莫若以礼。”礼是衡量常与变的合理性的标准。王夫之言：“《易》兼常变，礼惟贞常。”xb这就是说，世道虽然常变，礼是不易不变的。纲常、礼法不可变，这是儒家政治学说的命根子，智慧如王夫之者也未能从这个大限中跳出来。xc

五、道统与治统合一

王夫之以圣人论道统，以心术论治者，把政治企盼寄托于某一个特定的主体，冀望当政者能够君师合一。他批判暴君暴政的目的是想建立合乎“天理人心”的一套君主制度，他提出的道统与治统分二合一论，堪称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王夫之寄希望于帝王的心术，即君主有“君天下之心”，“始于大公，终于至正”。换句话说，即道统与君统合一。他说：“天子者，化之原也。”xd“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xe所谓道统，即孔孟之道，亦即礼仁政治的基本原则。所谓治统，即君统、帝统、帝王之统。君统或治统是道统的一种传绪形式。道统与君统有所区别：道统是对治平天下一般原则的传承，其传承者未必身居大位；君统是治平天下一般原则的实施和运作，其传承者必须居天子之位。所以王夫之又分别称之为“儒者之统”和“帝王之统”。

王夫之认为道统与君统是分二合一的关系，其分与合决定国家的治与乱。他说：“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可亡。”有些朝代，“天下无道”“天下无君”“上无教，下无学，是二统者皆将斩于天下”，幸赖“儒者有统”“斯道亘天垂地而不可亡者也”xf。

王夫之提出道统与治统分二合一论，旨在否定“舍天下之道而论一姓之兴亡”的传统史论和政论。他以“大公至正”为准则，在驳论中立论，提出了论史、论政、论君的四条原则，即正与窃、合与离、治与乱、德与功。依据这四条原则，王夫之将历史上的多数朝代和大多数帝王列入批判、抨击乃至否定的对象。

道统与治统合一是王夫之探讨政治制度中的最高政治理想。王夫之说：“君天下者，道也，非势也。”xg“德立而后道随之，道立而后政随之”xh，方称其为帝王。这种政治思维方式注定了王夫之的政论以批判为起点，以肯定为终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圣人垂训，天子行法”上，这就又回到了儒家政治学说的传统老路上。xi

六、天下惟器，人法并重

王夫之反对历史上各种片面夸大道或器的作用的道器论，以道器合一论为基础来论述他对国家治理的观点和看法。

王夫之提出“天下惟器”的学说。他说：“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岂患无道哉？……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xj道器相须，道丽于器，所以“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xk。他将“尽器明道”与“尽道审器”结合起来，以此论证礼与法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提出任人与任法并重的重要主张。

王夫之把道器关系从哲学领域引向政治领域以论说政治原则、伦理规范与社会制度、政治设置的关系。他认为：“礼因器以载道，器用上达。”礼乐之道是通过一系列礼器、礼仪体现的，离开具体的君臣、父子关系就不存在相应的道德规范；社会政治制度和人际关系在变化，礼乐原则、伦理规范也在变化。“故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谓之道，道得则谓之德，器成则谓之行，器用之广则谓之变通，器效之著则谓之事业。”xl在王夫之看来，治器、尽器、审器是知道、得道、行道的关键。道器合一，道丽于器，道与器都是不断变化的，各种具体的社会政治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必须重视“法”及“变法”在政治中的作用。xm

王夫之主张任人与任法并重。在《读通鉴论》中，王夫之结合历史上不同的历史事件对法治与人治的关系进行了多方辨析和探讨，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礼法是道的体现，国家应以法制规范政治，整饬吏治，否则“治道之裂，坏于无法”xn。二是人是弘道者，“治之弊也，任法而不任人”xo，君主不能单靠法制治国。三是必须任人任法并重，“举一废一，而害必生焉”xp。四是“法者因人”，政治的关键是“先有制法之主”xq。弘道之君才是政治之本。在王夫之看来，“治天下以道，未闻以法也”xr，而“道者因天，法者因人”xs，因此，“任人任法皆言治也，而言治者曰：任法不如任人”xt。归根结底，王夫之还是人治论者。

七、王夫之思想对近代的影响

王夫之是一位思想巨人。他“集千古之智”，几乎在所有传统哲学范畴和命题上，都提出汇聚精华或超越前人的见解。经过王夫之的反刍和重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发展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新高度。王夫之的学说体系汇聚并强化了传统哲学思辨内蕴的各种理性成分，代表着明末清初群体性政治批判思潮在哲学上的新思维及其局限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王夫之的哲学与政治思辨，标志着中国古典哲学与政治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前面已经说过，王夫之学问虽然博大而细密，但在很长时间里却因为各种原因而默默无闻，只是在晚清曾国藩整理出版了《船山遗书》之后，其思想影响力才真正逐渐为世人所知。首先受到王夫之思想影响的自然是曾国藩，曾国藩为这样一位故乡大哲的思想所震撼，他特别感兴趣于王夫之对于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评论，认为“船山先生《宋论》，如宰执条例时政、台谏论宰相过失及元祐诸君子等篇，讥之特甚，咎之特深，实多见道之言”xu。由于王夫之的思想与学说为曾国藩所推动，由曾国藩所倡导的“洋务运动”，自然在思想上也多有王夫之思想的影响，如“中体西用”说的提出等。

王夫之的思想与学说对清末谭嗣同影响很大。谭嗣同为清末戊戌维新变法之关键人物。他早年喜读王夫之的著作，并私淑为船山弟子。他曾说：“三代以下无可读之书。更以论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次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亦具此义。”xv王夫之的思想对谭嗣同的影响是深入和多方面的，如道器、变易等思想。但由于清末时代变革风气的兴起，王夫之的政治经济思想成为谭嗣同最为感兴趣的部分。谭嗣同所提出的君主由民众共同选举，也可由民众共同废除的思想就是受到了王夫之关于君权“可继、可禅、可革”的影响。同时，谭嗣同接受西方科学思想的观念，对王夫之重视实用科学、反对巫术迷信等观点也深表赞成。而王夫之所论“一圣人死，其气分为众贤人”的气论思想，使谭嗣同认识到：“知身为不死之物，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惮怖于其衷。”xw后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慷慨引颈就义，不为死亡所动的心怀，可说与王夫之此论不无关系。

梁启超说：“船山学术，二百多年没有传人，到咸同间，罗山泽南像稍微得著一点，后来我的畏友谭壮飞嗣同研究得很深。我读船山书，都是壮飞教我。但船山的复活，只怕还在今日以后哩。”xx戊戌变法失败后，知识界对于清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改革才是出路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王夫之的思想受到很大追捧。梁启超说：

自将《船山遗书》刻成之后，一般社会所最欢迎的是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这两部自然不是船山第一等著作，但在史评一类书里头，可说是最有价值的。他有他的一贯精神，借史事来发表。他有他的眼光，立论往往迥异流俗。所以这两部书可以说是有主义有组织的书。若拿出来和吕东莱的《东莱博议》、张天如的《历代史论》等量齐观，那便错了。“攘夷排满”是里头主义之一种，所以给晚清青年的刺激极大。xy

王夫之书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也为章太炎所推重，他说：“康氏（康有为）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纵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xz他后将王夫之称为民族主义之师，可见也是受晚清学术与政治风气导向之影响。但这样一来，王夫之的思想便被作为革命的精神宣传品不断流传，尤其是对湖湘之地的知识士人产生了甚大的影响。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对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很深，他曾对王夫之的学说颇有研究，不仅研读了王夫之的部分史论著作，对于《张子正蒙注》也曾看过，并对极其推崇王夫之学说的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著作也认真研读过。现存《达化斋日记》中就有许多他专心读书的心得体悟。杨昌济很受王夫之经世致用和民族主义思想影响，认为这是王夫之思想的关键。ya毛泽东作为杨昌济特别器重的学生，最早接受到王夫之的学术思想，这其中自然有杨昌济的因素在内。民国时期，王夫之思想对于政治精英进行中国现实的社会变革也颇有影响，许多志士仁人都以王夫之作为自己为中国未来奋斗的精神良师。贺麟在《文化与人生》中就这样高度评价王夫之的成就：

王船山乃是王阳明之后第一人。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远较与他同时代的顾亭林、黄梨洲为高。他的思想的创颖简易或不如阳明，但体系的博大平实则过之。他的学说乃是集心学和理学之大成。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格物穷理即所以明心性。表面上他绍述横渠，学脉比较接受程朱，然骨子里心学、理学的对立，已经被他解除了，程朱陆王间的矛盾，已经被他消融了。yb

主要参考与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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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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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

《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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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繁露》

《吕氏春秋》

《朱子语类》

《陆九渊集》

《四书章句集注》

《朱文公文集》

《王阳明全集》

《宋元学案》

《明儒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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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与古代国家治理

——政治家与中国古代国家治理

马平安 著

第一章　宗法制度与以德治国

——周公治国论

周公是中国政治与文化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谈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封建制度、礼乐文化，谈人文化成，都离不开周公。更为重要的是，周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独特的贡献。他一生辅佐武王和成王父子，在政治上有大作为，在文化上有大开拓。他尊重传统，注意以史为鉴。他所开创的以德治国的模式以及人文主义精神，对后世中华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发动牧野之战，一举灭掉了商王朝。一年后武王去世，成王年幼，由武王之弟周公旦辅政，周公因此而成为周王朝各项制度的实际制定人。饱经沧桑的周公，认真汲取殷亡的历史教训，对于如何巩固新生的周王朝，从政治观念到政治制度，均有比较深入的思考与大胆的开创。周公提出了系统的政治主张和理论，他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开山鼻祖。

一、以民情视天命，全面开创人文新时代

周王朝建立伊始，统治者就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这就是对于周人国家的意识形态，如何实现从神本世界向人文世界的转变。

商王朝非常重视祭祀上天鬼神，为什么还会灭亡呢？这是周初的统治者不得不思考与求解的一个迫切问题。

殷商时期盛行神权政治，单靠神威治理天下，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糅合在一起，以致虚无缥缈的上帝意志支配着国家机器的日常运转。西周初年，周人在宗教信仰上仍然与殷人一样，也把上帝视为至上神。这样便有一个极大的矛盾摆在周人的面前，一方面，上帝不能被抛弃；另一方面，如何才能把上帝从殷王手里夺到自己手中，变成自己的保护神？周公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周公从殷商亡国的教训中认识到“天命靡常”[a]，人事好坏则在政治兴亡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殷商统治者人无分君臣，事无分巨细，时无分春秋朔望，地无分宗邑山河，不停地占卜，虔诚地祭祀，深信有命在天，到头来牧野一战，终究逃不脱亡国之祸。这件事情对新兴的周王朝教训太深刻了。周公面对现实，从中悟出了‘天命靡常’的道理……比起殷人来，周人的占卜与对天神祇的祭祀确是少多了。”[b]商王朝灭亡之后，周人总结了商朝灭亡的教训，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为决定国家存亡的根本并不是上天，而是人的德行，如果德行出了问题，无论如何祭祀上天，也是没有作用的。因此，在周公摄政七年中，在处理政务上直接走向前台，不再像殷商时代那样事事都要占卜请示上帝。一方面，他尊重人心，继续高举上帝的旗帜；另一方面，他则将主要精力寄托在周王朝统治者的勤政爱民上面。在周公的言论中，上帝的权威得到了绝对的遵从。上帝被称之为“天”，周公不管讲到什么或做什么，都声称是天或上帝的意志和命令。这种权威的典型表现是“命哲、命吉凶、命历年”[c]。“命”，意思是天把大命赐予圣哲。人间的祸福吉凶，或年头的长短也都仍然由天命决定。然而，周公并没有简单地继承商王朝关于上帝至上权威的政治观念，而是有所修正，利用神权来抬高王权，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周王朝自己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了“惟命不于常”[d]的政治观念。

周公提出的“惟命不于常”命题是对天即上帝理论最重要的修正和补充。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所赐予的大命不是固定不变的。由此引发出一个疑问，既然天命不是固定不变，那么上帝是根据什么来赐予或更改大命呢？周公认为，这要看王的表现。天之所以不保佑殷王，就是因为殷王辛胡作非为，奢靡无度，酒气熏天，被天抛弃。《尚书·酒诰》说：“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周公以此为依据来解释夏、商、周的朝代更替因由。周公指出，夏人不听上帝的规劝，不能节制自己的淫泆放荡之举，因而才会有“成汤革命”之说。从成汤到帝乙，诸王都努力行德政，尊祀上帝。于是上帝保佑殷，平安得治，可是继起的嗣王即帝辛以及武庚，不听上天的教诲，而且还欺骗上帝，奢侈腐败，不顾民难，因此，“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e]，殷被周灭亡。周代殷而起是因为周的先王，特别是文王、武王谨遵天命，努力从政，不敢荒政，“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f]。

第二，提出了上帝以德选民人之主的命题。

这是周公对殷人天命观的另一项重要修正。周公认为，谁能做“民之主”，由天选定。周天子知天命，上帝也就只保护周天子。周之所以被天选中取代了殷商，就是因周有德。《尚书·康诰》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大意是，英明的祖先——文王崇德慎罚，不敢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老少，用可用，敬可敬，威可威，使民都明白道理。因此上帝使我们小邦周强盛起来。《尚书·大诰》中也说：“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大意是：唉，我是文王之子，不敢废弃上帝之命。上帝帮助文王，使我们小邦周兴旺起来。经过周公的改造，周人天道观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直接称周王为天子，以往夏、商仅说王之祖先出自上帝的安排，现在将在位之王直接呼为天子，确立王权神授的观念意识，这就进一步神化了王权，提高了统治者的威信。

第三，以民情视天命。

这是周公对上帝观念的第三项修正。周公民本思想的产生与小邦周战胜大邑商这个事实有着极大的关系。小战胜大，弱取代强的事实说明，不能简单地一味依赖神明，也不能依靠固有的权力，必须找到一个能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这个源泉就是民众。周公对民众的重视与他对商王朝灭亡原因的总结以及深刻的反思，有着很大的关系。《康诰》中说：“天畏荣忱，民情大可见。”这就是说，上帝的威严或诚心，从民情上可以看到。由此进一步引出民近而天远，不知民情就不要妄论天命的思想。《大诰》说：“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如果还没有使民通情明白，引导民达到安康之境，怎么能说知天命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鲁穆叔引《尚书·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句话又见于《左传》昭公元年、《国语》中的《周语》《郑语》等。《孟子·万章上》引《尚书·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种思想显然在周初已经萌芽。

从神本世界走向人文时代，这是一场深刻的文化转型，而与之伴生的则是重整世界礼乐文明秩序的时代性课题。周公可以说是位绝顶聪明的政治家，他以清醒的头脑、理智的思考、大胆的尝试，成功地实现了官方意识形态由神本到人文政治的转变。因为他提出了类似于以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政治思想，就有人说他根本不信上帝，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周公确实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周初还没有抛弃上帝的历史条件，他也不可能抛弃上帝，将上帝的代言权收归周天子之手，重新加以诠释，确立官方的意识形态，周公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周公的理论既保存了上帝，又解释了朝代的更替；既把上帝继续当作政治的保护伞来满足人们精神世界需求，又提出了要面向现实，注重人事，注重民情，从而满足了神、人两方面的要求。

二、开创以德治国新模式，敬德保民慎罚

德在殷代已经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被提了出来，《尚书·盘庚》篇即把德视为关系到国家政治成败的关键之一。周公的贡献是进一步提高了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确立了以德治国的政治新模式。周公用“德”说明了“天”的意向，天惟德是选；用德的兴废作为夏、商、周三代更替的历史原因，有德者得天下，无德者失天下，有德而民和，无德而民叛。

周公所说的“德”，内容极广，归纳起来主要有十项：

（1）敬天；（2）敬祖；（3）尊王命；（4）诚心接受先哲之遗教；（5）怜小民；（6）慎行政，尽心治民；（7）无逸；（8）行教化；（9）“做新民”；（10）慎刑罚。周公将德作为一个综合政治治理的政治理念，充分融信仰、道德、行政、政策为一体，这是对中国政治治理史的一项重要贡献。

“保民”是周公提出的又一个新的政治概念。

《尚书·康诰》中反复讲“用民乂民”“用康保民”“惟民其康”，还有“裕民”“民宁”等。“乂民”即治民。“保民”与“乂民”相近，但又不同。《说文》：保，养也。“畜”，亦作养。《尚书·盘庚》中有“畜民”“畜众”“重我民”之说。“保民”当是这种思想的发展。“保民”又延伸出“养民”等不同说法。“保民”的基本点是强调治民的态度。周公认为，以德治国，就是要体察民情，关心民生之疾苦，“知小民之依”[g]。统治者应把民众的痛苦视为在己身一样加以重视。周公认为，不关心民众的疾苦就会引发民叛，只有像对待自己的痛苦一样去对待民的痛苦，才能使执政者的统治地位安如磐石。为了达到保民的目的，周公告诫群臣子弟，不要贪图安乐，恣意妄为，要谨慎从治。《尚书·无逸》说：“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要做到“怀保小民，惠鲜鳏寡”。

鉴于殷代滥刑乱罚招致民怨民叛的经验教训，周公对刑罚的原则也做了新的阐发，提出以善用法，以德施刑，并将“慎罚”与德并列。德为根本，罚是补充。在用刑问题上，周公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要依据成法成典用刑。《尚书·康诰》说：“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周公强调按“常典”“正刑”用刑，以纠殷纣王滥刑之偏，这对稳定民心有重要作用。

第二，用刑要注意犯罪者的态度。《尚书·康诰》说：“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式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意思是，一个人犯了小罪，但他不知反省，还坚持不改，继续顽固下去。这样，即使罪不大，也必须把他杀掉。相反，一个人犯了大罪，知道悔罪，而且又不是故意犯罪的，便可以宽恕不死。

第三，用刑原则在于使民众心悦诚服。《尚书·康诰》说：“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用刑使民心服，民就会安于本分，勤劳从事，不犯法。

第四，谨慎刑决。判决时切忌匆忙，要多考察一些时间。《尚书·康诰》说：“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意思是判决罪犯时，谨慎思考五六天乃至十天、三个月，以免出现差错。

第五，对于不从王命，寇攘奸宄，杀人越货，不孝、不友，违法之官吏等等均应严加处刑，以刑去刑。[h]

周公的敬天、明德、保民、慎罚等行政治理思想显然是为优化现存秩序，维护周王朝统治利益而设置的，其基本政治取向是维护周天子及各级诸侯官吏的政治权威。但周公能够高瞻远瞩，大胆创新，在建立周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与一系列配套的政治制度时，用高度的政治智慧将各种政治规范归纳为德，统一于道，通过道德的哲理化，王的君权神授化和先王之道的系统化、完善化，形成了一整套理想的政治准则，这是创先人所未创，大大有益于中国政治及文化的发展。从周公开始，有关民本的政治思维模式始终占据了历代统治思想的主流位置，周公的开创之功不可没。

三、封邦建国，奠基华夏政治大一统格局

分封制度在周武王灭商后就已经开始，但真正完成则在周公摄政时代。

尧舜禹时代，氏族部落林立，一个部落就是一个邦国，被史学家称为万邦时代。夏商两代，经过兼并，邦国已经减少为三千余个。大禹涂山大会诸侯时的所谓万邦到西周初年只剩下一千八百余国，经过周公东征扫荡后更是所剩不多，也就只有百余个了吧。

这是一个由分散到集中的组合过程。

在周公东征西讨下，周王朝的统治已经逐步突破殷商贵族和地方诸侯势力的制约，在中央高度集权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周公东征胜利后，周王朝疆域较之殷商时代有了空前的扩大，采取何种体制有效维护统治，达到长治久安，这是摆在周初统治者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面对这一问题，周公根据现实具体情况，大胆创新，在武王初步分封的基础上，全面推行分封制度，彻底实现了华夏早期政治文明由部落制向邦国制的根本性的转变。

周王朝政治制度是由以分封制为基础的一整套庞大的政治体系构建而成的。它主要包括分封制、礼乐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整套详细而庞杂的宗法制度。西周封建制的意义，即在于通过这种分封制度，将周王室的统治势力扩展到过去达不到的地方，较好地解决了过去夏、商两代王朝所没有解决好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弥补了夏、商两代所暴露出来的中央政府对地方力量控制十分薄弱的缺陷。

大量历史事实表明，在代殷统治之初，周人对如何治理新夺得的天下并无成熟的经验可循，周武王在灭商之后最初试图建立的国家政治体制，仍旧是效仿殷商王朝政治模式的旧有的方国联盟体制。以另起炉灶为标志的周初大规模分封诸侯是在周公东征以后。倘若殷商灭亡后失败的殷人能够从此甘心屈居于臣属的地位，那么周政权未必不会像殷商时代那样，沿着众多方国林立时代的体制老路继续走下去。然而，失败者总是不甘心自己失败的命运，企图复辟的商纣王之子武庚，联合被周政权派来监视商遗民却因对周公摄政不满而与之勾结的管叔和蔡叔，想乘武王新死、成王年幼而周公大权在握的主少臣疑之机起而叛周复辟，这就使立足未稳的周王朝立即面临被颠覆的危险。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周公力排众议，坚决果断地率师东征平叛，经过三年多时间，不仅彻底粉碎了殷人重登盟主宝座的复辟梦想，而且还趁间消灭了周王朝过去管束不到的众多邦国集团。

东征平叛后，周公认真总结教训，挟再胜之威，对周王朝国家制度进行了极具深远意义的根本性改革，彻底废除夏、商的盟主联盟行政体制，全面推行分封制度，将同姓诸侯与周室勋臣封派到原先周人势力不及的地区进行统治；同时，又通过制礼作乐，使周系诸侯与其他文化落后的部族方国在文化意义上截然区分开来，而周系诸侯之间则具有了共同的文化观念与制度约束的同一性基础。这就改变了周初那种不平等方国联盟的实体政治格局，把周王朝改造成为一个政治宗法化，以共同的政治利益为基础，以礼乐制度和天下文化观念为纽带，以周王为宗主，宗族诸侯为主、异姓诸侯为辅，同时又具有“夏夷”之辨意识的强大的统一王朝。

历史表明，周人封邦建国虽然并非从周公开始，但在他摄政期间分封制度的建设进入高潮却是不争的事实。分封诸侯的目的是拱卫中央王朝。经过周公大规模的封邦建制，周王朝的行政管理模式与殷商的方国政治联合实体已经有了实质性的不同。它是在打破旧式部族方国血缘界限的基础上，以周天子授土授民的名义赐予，由姬姓或异姓功臣建立的、以周人为统治族的新型国家政治实体。在分封整合过程中，原来的“殷民七族”“殷民六族”以及其他一些商代较大方国的贵族和遗民，整族整族地被拆散并被迁往各周人的封国，由封国统治者“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i]，进行分化式管理。这样做的结果，使得殷人的旧有势力脱离本土，云散四方，被分别羁绊，已不可能重新聚合，死灰复燃。所以，经过周公分封之后的殷人，已没有了重温复国旧梦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周初的封建制过程，这些由周公授土授民新建的诸侯国家，已经不再是旧式的血缘聚居的方国，而是由周人、本地土著、外迁的殷人以及其他方国各部族混合的，以周人为统治主体的，具有新型中央与地方关系意义的新型国家。这些分封的诸侯国家在名义上属于周天子所有，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也必须听从周天子的指挥，并必须对周王室承担各种责任与义务，如镇守疆土、缴纳贡赋、随王出征、定期朝觐、派人为王室服役等等。它们与周王室的关系，已不再是方国联合体时代的那种松散的成员与首领的胁从关系，而是一种新式的君臣关系，这就使得王权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中华民族“天下一体”的观念也由此产生。

四、制礼作乐，完善传统中国的宗法制度

世所公认，制礼作乐与完善宗法制度，是周公一生的主要政治业绩之一。

周公的制礼作乐，实际上就是在吸收夏、商前朝政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周王朝自己的一整套政治文化制度。制礼作乐是对周人政治、社会文化活动等各个方面进行的一次比较全面的规范，更是对周王朝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与固化。

后世儒家称周公“制礼作乐”，草创百制，把周初所有制度建设，都说成是由周公一手制定而成的，这未免有吹捧、夸大之嫌。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先秦典籍中确实多处记载有关于周公制礼作乐的事情。如：“先君周公制周礼”[j]；“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k]此外，《逸周书·明堂位》《礼记·明堂位》《尚书大传》等文献都直截了当地称周公“制礼作乐”。可见，周公为在制礼作乐方面确实做出过重大的开创性贡献。西周的典章制度非一时一人所能完成，从文王、武王开始创制，由周公总其成，后又经历代充实完善，当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周王朝建立后，殷商时期具有政治宗教性质的礼乐文化制度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要求重新建设。尊崇鬼神的殷人失败亡国，天地鬼神失去了以前的崇高地位，人的地位受到了空前未有的重视，中国礼乐审美文化发生了里程碑意义的巨大变化。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大约从周公已经开始了人文主义性格的构建。礼乐是人文主义的表征，而这恰是周公的最大成就之一”[l]，这是“人文精神之跃动”[m]。傅斯年则把周初的这种思想称为“人道主义之黎明”[n]。周公“制礼作乐”，建立了标志人文觉醒的礼乐文化体系，“尊礼尚德”成为周代礼乐审美文化的基本特点，我们称其为“德仪之美”。正如《礼记·表记》所言：“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夫商道尚鬼，乃至窃神祇之牺牲，卿士浊乱于上，而法令隳废于下，举国上下，惟奸宄敌仇之是务，固不待孟津之会、牧野之誓，而其亡已决矣。而周自太王以后，世载其德，自西土邦君、御事小子，皆克用文王教。至于庶民，亦聪听祖考之彝训。是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o]

作为执政者，周公非常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借鉴。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p]周公正是参酌夏、商两代的政治文化历史资料，根据周王朝的实际情况加以损益，删去陈腐、过时的内容，增添新鲜、实用的成分，在此基础上创造了灿烂、丰富的周文化。这种对历史遗产采取“损益”“扬弃”的科学态度，正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原则。

礼乐制度是周公对中国政治文化制度的一次飞跃性的革新。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q] 周人取得天下后，用什么制度才能管理好这样一个偌大的国家，是摆在统治者面前既严峻又急迫的问题。周公扬弃前朝经验教训，设计出了一套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封侯建国”“制礼作乐”方略。实际上，所谓宗法制度，就是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缘关系远近区别嫡庶和亲疏的一种政治法则。周初所制定的宗法政治制度主要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和宗庙继承制等内容，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是西周时期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

实际上，商代后期已出现嫡庶分别，但仅是萌芽而已。周文王之时正式确立世子之制，即文王在位期间即指定武王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在这以后，逐渐出现了一些成文制度，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r]的原则。这一原则通过西周初年加以完善的宗法制度而最后确定下来。

宗法制度的核心问题就是通过血缘亲疏及长幼辈分的血族观，保证嫡长子继承王位。即在嫡庶所生诸子中，必须确定嫡正所生之子的优先继承地位，而在诸嫡子之中，又必须确定长子的优先继承地位。这一客观的标准使继承人的资格被限制在一个人身上，其他诸王子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争夺王位。这为统治集团提供了权力的继承和更迭原则，降低了权力转移时政治震荡的频率。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了嫡长子在继承权力、财产和主持祭祀等方面相对于其他兄弟的优先权。按今天的观点看，它所反映的是一种法律与权力秩序规范的关系。但在周初，平民和奴隶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传给后代的，因此它主要是周代贵族在进行权力分配时的一种政治规则。“周代宗法制的主要特征是宗统与君统合一，宗法制度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思想一切领域。周王为天下大宗，诸侯为一国大宗，卿大夫为采邑内大宗，宗法制度从天子至士庶人普遍存在，成为‘家天下’的一个系统”[s]。“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直接受封的诸侯必须奉天子为共主，接受王室的行政领导；就家族关系而言，西周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周天子即是同姓诸侯群体的最高家长——宗主，诸侯在封国内则是由其子弟构成的中小贵族的宗主，在此政治格局之下，天子与诸侯之间，是君臣而兼家长与子弟的双重关系，国事也就是王族的家事。”[t]由此可见，家国同构，应是周公制定宗法制度的核心点与出发点。

周王朝建立后，周王、诸侯、大夫、士等各自的地位身份、相互关系的处理准则，全部体现在以宗法为核心的分封制度与礼乐制度当中。宗法制、分封制、礼乐都是国家制度。“为了便于统治的从属关系能够巩固，以血统的嫡庶及亲疏长幼等定下贵贱尊卑的身份，使每人的爵位及权利义务，各与其身份相称，这在当时称之为‘分’，‘定分’即所以建立当时的政治秩序。‘分’，是以身份作根据所划分的；通过各种不同的礼数，把分彰显出来，且使之神圣化。其分封异姓时，也必以婚姻连系起来，使成为姻娅甥舅的关系，这依然是以血统为统治组成的骨干。”[u]“分”既体现在礼乐制度当中，也体现在分封制度当中，由周公根据当时各种条件而确定，其中最重要的是血缘关系。[v]

西周初年，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w]，在“制礼作乐”、建立以血缘关系以及人伦道德为中心的宗法制度，重构人文礼乐文化等方面，在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史上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随着民本、重德观念的不断发展，中国终于在周公时代孕育出了人文思想的曙光，标志着天地鬼神祛魅、人文真正觉醒时代的来临。周公在政治文化上的开创，为孔子开创儒家学说提供了宝贵的火种与丰沃的思想土壤。周公是中国政治史、文化史上的伟人，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牟宗三说：“周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很大的，就是在人之所以为人、人如何能站起来这人道方面，也是贡献很大。”[x]杨向奎说：“宗周承袭了过去而创造了自己的灿烂文明。在这种文明的创造过程中，永远不能忘掉周公，周公、孔子都是创造中国文明的不二祖先。”[y]“宗周是夷夏合流，此后华夏民族形成，而‘郁郁乎文哉’的周，使夏商以来的传统文明发展到新的顶峰，为以后中华民族之灿烂文明建立下良好的基础。”[z]周公制礼作乐等宗法政治文化制度与思想的提出及其实践，对传统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祖述周公的儒家学派始终倡导对宗法制度的维护。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长期居于正统学术思想的地位。这就使宗法制度在民间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推行，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了始终是由血缘纽带与儒家文化维系着的宗法组织——家族，家族充当着中国社会的基石。在西汉至南北朝时期，由于推行了保护门阀世族的九品中正制和占田制，一些宗法豪强势力崛起，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大批豪门世族。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战乱频繁，统一的中央政权长期缺位，造成世家大族横断乡里，独霸一方，形成了一个个集宗法权力和政治权力于一体的血缘组织。隋唐以来，随着科举制与均田制的推行，门阀世族遭到毁灭性打击，并逐渐绝迹。但从北宋以后，在宋明理学的大力倡导下，宗法制度又在新形势下重新恢复起来。宋儒把周公所制定的宗法制度理想化，主张重建古代宗族组织，于是在中国民间自发组成了以男系血统为中心的宗族共同体。这种新的宗法组织既不同于西周时期的政治关系、血缘关系和人神关系高度统一的宗法组织，也不同于东汉以后的门阀世族及宗法豪强，而是普遍在民间形成的宗法家族，它更具有大众性和普及性。这种民间宗法家族在宋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存在了七八百年的时间，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基本社会单元，至今在某些地方仍然存在影响。

总的说来，周公不愧是中国政治史与文化史上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从大处讲，谈中国传统礼乐文化，谈人文化成，谈宗法社会，谈分邦建国，谈以德治国，谈大一统等等，都离不开周公。从小处讲，周公不避嫌怨，勇于担当，能够在武王死后辅佐成王“摄行政当国”aa，不贪恋权力，在周王朝统治巩固下来后，急流勇退，决然归政于成王，其中所表现出的高尚人品与政治操守也永远成为后世从政者不能逾越的一座丰碑。盖棺论定，周公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中国早期大一统的草创等等均有着独特的贡献，厥功甚伟。他一生辅佐武王和成王父子，在政治上有大作为，在文化上有大开拓。他尊重传统，重视以史为鉴，敢于开拓进取。他所开创的西周人文主义精神及以德治国模式，对后世中华政治文化传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政治文化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印记。

第二章 尊王攘夷与商业治国

——管仲治国论

管仲相齐对齐国历史乃至中国历史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改革家，管仲治国理政的突出成绩是：1．在经济上，农商并重，使齐国变成了当时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2．在政治与外交上，采取以法治国与尊王攘夷的政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无论是维护华夏文化之统绪，还是创造华夏文化之新质，都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一、临危受命，成为齐桓公的股肱重臣

管仲名夷吾，字仲，又作敬仲，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他是我国早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其事迹《国语》《左传》《管子》《史记》等书中均有记载。管仲的言行经后人整理记载，于战国时成书《管子》。学术界对《管子》一书的研究较多，提出了不少问题，而针对管仲其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管仲作为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一代贤相，他的思想很多是开古人之先的，内容丰富，见解独特，值得学界不断深入挖掘与探讨。

管仲处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此时的齐国面临着这一时代所特有的诸多社会问题的困扰与挑战。在齐国，社会上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贵和贱的对立逐渐向富和贫的对立关系上移转。以传统贵族为代表的大土地所有者利用井田制遭到破坏的时机，肆意突破原来的封地范围，兼并土地，因而出现了耕地不均、迁徙逃亡的情况。面对下层民众的苦难，齐国统治者却陷入了腐败内争之中。齐国在太公望治理下的短暂繁荣后，陷入了“中衰”。而严峻的国际形势却对衰败混乱的齐国提出了挑战。当时，周天子大权旁落，逐渐丧失了控制各诸侯国的权威和维护周天下统治秩序的能力。周边少数民族也开始频频挺进中原：北狄南下，西戎东进，南蛮北上，掠夺人口和财富，严重威胁着周王朝各诸侯国的安全。而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都无力抵御这场“北佬”灾难。曾经一度“小霸”的郑国逐渐丧失了霸主地位，晋国长期处于内乱之中，秦国偏于西方，楚国的势力还远没有北上，其他国家都比较弱小。只有齐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东方大国，土地广大，物产丰富，实力比较雄厚。严峻的形势要求齐国迅速从中衰中恢复过来，成就霸业，领导各诸侯国进行尊王攘夷、驱逐戎狄的斗争。管仲正是在这种国内外形势下走到历史前台的。春秋中期，齐国是东方的大国和强国，但在齐襄公时，由于政治腐败，公室内乱不止，国力严重衰弱。齐襄公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在管仲和鲍叔牙保护下相继逃奔鲁国和莒国。后齐庄公之孙公孙无知杀齐襄公自立。公孙无知即位不久被杀，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君位。时管仲辅助公子纠，挽弓射小白，中钩，以为公子小白已死。鲍叔牙机智过人，驾车疾驰，使小白先公子纠入齐庙堂，在世卿高子、园子的支持下夺取了君位，即齐桓公。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欲以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和管仲私交甚笃，深知管仲之才，极力推荐管仲为相，齐桓公以管仲为仇人，不同意。鲍叔牙说：“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管仲为其君射人，君如果得而臣之，则亦将为君射人。”在鲍叔牙一再请求下，齐桓公终于听取了鲍叔牙的意见。时管仲被囚于鲁国，齐桓公以与管仲有仇，愿得而亲手杀之为名，要求鲁庄公将管仲送还齐国处理。鲁庄公明知管仲有将相之才，将为齐国所用，对鲁国不利，但齐国强大，不敢怠慢，立即将管仲以罪犯身份用囚车送还齐国。进入齐国国境时，齐桓公换朝车迎接，命在庙堂上进见。这件事在《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中都有较详记载。从此，管仲相齐，四十年间，通货积财，冠带天下，一举而致富民强国，使齐国一跃而成为当时列国诸侯之盟首。

管仲治齐，不负所望，齐国很快富强，初建霸业直至一匡天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以公元前685年管仲拜相至公元前679年。这一阶段，管仲辅佐齐桓公实施国内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调查土地，分等征收农业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仲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悦）”，齐国国力迅速上升。第二阶段，公元前679年至公元前657年，这一时期管仲推行“尊王攘夷”战略，走出海岱大地，迈向国际空间，加强齐国与周天子以及各个诸侯国之间的联系，广泛结盟，提升齐国在诸侯国之间的地位，诸侯国纷纷与齐国结盟，寻求庇护，齐桓公霸业初成。第三阶段，公元前658年至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逝，管仲把“尊王攘夷”战略实施到淮河流域诸侯国，采用“弱强继绝”的战略，深化发展“尊王攘夷”路线。在此期间，管仲政治上坚持拥护周王室的立场，坚持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扶持周王室，扶持弱小诸侯国，遏制和削弱“亢强”的诸侯国与北方夷狄的南侵，藉以扩大诸侯国的联盟，最终确立了齐国在春秋初年的霸主地位。

二、制定与实施富国强民的经济发展战略

相齐期间，管仲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改革。在这些改革中，管仲将经济发展放在国家治理中的优先地位，以富国强民作为改革的重点。司马迁说：“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ab经过管仲的努力，齐国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东方的强国，为齐桓公称霸奠定了基础。

第一，发展农业，减轻农民负担。

春秋时期是我国社会发生剧变的重要时期。西周推行的井田制度走向瓦解，“公田不治”“草在田间”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随着争霸战争的需要，改革现有经济制度，想方设法发展经济，已经成为当时各诸侯国家生存发展的第一要务。在齐国，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对齐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治理齐国期间，管仲积极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注意减轻民众的负担。在《管子·牧民》篇中，管仲首先便提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仲认为治理国家必须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农业就必须重视土地的大量开发，只有大量开荒，扩大耕地，增加农业产出和储备，才能富国强兵，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口。在春秋诸侯国相互争霸的时代，人口的多少意味着生产力和财富的多少，意味着综合国力的高低。

管仲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农业生产是治国的基础。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管仲首先遇到的是耕地不均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当时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农民除了要到井田上参加集体的无偿劳动以外，还耕种着贵族从井田中分出来的小块土地，受着沉重的贡赋剥削。国家收赋只根据井田的数量，而不考虑土质的好坏。同时，统治者还经常在农忙时节征发徭役，妨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农民的主要财产家畜也常遭贵族掠夺。由于所受剥削加重，农民无法生活，被迫背井离乡，大批迁徙，离开井田到荒野开垦私田，或进入山林水泽去寻觅生计。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有鉴于此，管仲按照周朝的井田制，恢复并强化了齐国受到破坏的授田制度，采取了“正地”和修治经界等措施。“正地”是把长于、短于、小于、大于百亩授田的边界，按照井田模式纠正过来。修治经界为“三岁修封，五岁修界”，使井田疆界不受破坏。每隔一年再“更制”一次，重新划定和分配土地，以保证授田的“平均和调”。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管仲还制定了“相地而衰（差别）征（田赋）”ac和“赋禄以粟，案田（区别土地肥瘠）而税”ad的政策。在此之前，国家向农民征收田赋，对土地肥瘠不加以区别，一律照田亩数征收，农民不堪重负。管仲则认为应当以土地的肥沃贫瘠，分别等级征收，并且规定“二岁而税一，上年（丰年）什取三，中年（平年）什取二，下年（歉收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ae，让农民依照粮食收成丰歉缴纳赋税，还规定每二年缴纳一次，遇到荒年可以不缴纳。这一改革，较之不论土地肥瘠，也不管年成丰歉，每年必须按田亩数缴纳赋税的办法，农民负担显然要减轻多了。更重要的是，这一新的田赋制度使土地占有者和耕种者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收取田赋的已经不再是奴隶主贵族，而成了封建地主，耕种土地的也已经不再是奴隶，而成了农奴或佃农。这和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初税亩”，标志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在性质上是相同的。不过，管仲在齐国采取“相地而衰征”，在时间上却要早得多。至于“赋禄以粟”，顾名思义，也就是说西周以来各国诸侯和卿大夫等贵族，都是依照分封的土地或采邑（包括依附土地上的奴隶），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但管仲要求齐桓公给卿大夫等贵族发给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俸禄，这样做的结果，实质上就打破了世卿世禄制，那些卿大夫等贵族也就和土地脱了钩，不再是世袭的奴隶主贵族，而成了新的领取俸禄的封建官僚了。虽然这个制度在齐国实行得并不彻底，但客观上对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毕竟是一次重大冲击。这项改革前所未有，为战国时期李悝、吴起、商鞅等人的变法开创了先路。

不仅如此，管仲还规定征发劳役不妨碍农耕的时令，不掠夺农民的家畜。尤其是在农忙季节，他要求保证有足够的人力、物力用于农业生产。管仲特别强调：“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开发要有一定的时间）；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建造宫室必须有一定的限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网眼大小必须有规定），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不可一网打尽）。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并非吝啬草木鱼鳖，而是担心荒废了粮食生产）。”af这些措施减轻了农民负担，使农民生活趋于安定。这无疑有利于齐国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工商业。

在提高民众的劳动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管仲还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有效措施。

齐国东临大海，有鱼盐之利，管仲主张凡鱼盐出口可不纳税。他又设置盐官、铁官，发展盐、铁业；铸造和管理货币，促进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根据年成的丰歉和百姓的需求，集散货物，“以其所有，易其所无”ag，做到通货积财，增加国家收入。具体而言，管仲发展工商业的措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使四民分业定居。即士农工商各有其居住区，不许迁徙，不许杂处，职业世代相传。这样，使工商从业人员确立起有利于本行业发展的生活环境，并通过各自职业和居住的固定化，逐步养成浓厚的专业气氛和良好的职教风气，业务专长也可得到不断提高。（2）放宽商业税收，发展商业贸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免征商业贸易税，鼓励对外商品贸易。《国语·齐语》载，管仲主张：“通齐国鱼盐之东莱，使关市讥而不征，以为诸侯利。”又据《管子·大匡》载：“桓公践位十九年，驰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关市讥而不征”是对过往关卡的客商及其所带物资只盘查不收税；“五十而取一”是 2%的轻税。总之，管仲任相期间，对商人是非常宽容的，这对发展齐国的社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3）对国外来商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为了开展对外贸易，以“来天下之财”，管仲建议桓公：“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二乘者有刍菽，伍乘者有伍养。”也就是设立宾馆，并提供膳食、牲畜的厩棚和饲料，以招待天下客商。结果大见成效，“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4）“官山海”，就是由国家占有并经营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一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设官管理山海，便于国家对山海资源的开发；另一方面，将山海所产盐铁产品由政府经营并定价出售。（5）为使手工业能正常发展，管仲提出了禁末问题，禁止雕木镂金和华丽锦绣等奢侈品的生产。禁末不是禁止一般手工业，而是去掉“无用”之业，改变“侈国之俗”，使手工业得到健康发展。由上可见，在外贸政策方面，管仲采取的是朴素的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政策，在招揽外商和专业人才方面，管仲着重以经济利益吸引外商，如免税轻税、为外商提供食宿条件等。在发展工商业的所有制性质方面，管仲着重发展由国家直接经营或控制的工商业。“官山海”措施，将几种最有利可图的商品经营（主要是盐铁）从私人手里夺过来，由政府进行垄断经营。这实际上是将私营商业和商品生产改为官营，使私营工商业者失去谋利机会，打击私营工商业者。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统治者往往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管仲则认识到了工商业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要性，重视发展工商业，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创见。

三、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管仲对法治的重要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并切实在政治生活中贯彻落实。

第一，在国家治理中，管仲首倡“治民之本莫要于令”的理念。在君主“一言九鼎”的人治社会，尽管当时宗法制度还占着统治地位，法治尚处于萌芽时期，但管仲在治国的实践中已经对法治的重要作用有了充分的认识。《管子·明法》就有“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之说。《管子·任法》载：“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以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管子·法禁》中有：“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也。”在这里仪与法、制与度对举，强调君主治国要以法律、制度为准则。对于法治的重要性，《管子·法法》中有：“规矩者，方圆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因此，管仲主张“任法不任智”，“不失其法然后治”，法治应该是治国的重要手段和规范上下成就事业维护秩序的基本依据。《管子·君臣上》中有：“治国无法，则民朋党而下比，饰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则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纳其忠。”认为治国重在治民，治民在于用法。无法，人们就会拉帮结派而在下面相互勾结，搞虚伪巧诈以求得个人的私利。有法，并且法治行之有术，人们就不会分帮分派而会靠近君主，全心全意贡献其忠诚。“立朝廷者”“用民力者”“用民能者”“用民之死命者”，概出于法。以法治民，民治而国安，这说明当时管仲对于治理民众管理国家的手段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这种以法治国的方略应用到了他治理齐国的实践中，从而使齐国取得了号令一致的效果，一跃而成为当时的强国。

第二，在国家治理中，管仲提出并贯彻“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主张。

《管子·任法》说：“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在实践中，管仲认为民足国富则天下大治，经济实力增强是社会政治安定的基础，与经济上“富治”思想相适应，政治上则要推行“法治”。“富治”与“法治”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富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则是“富治”的重要保证。对于政治上的“法治”理政手段，管仲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首先，管仲从历史方面寻找到法治的依据，即古之治世皆有任法。《管子·任法》中言：“昔者尧之治天下也……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这里从古之圣贤之君的治国之道中总结出了“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也就是说所谓仁义礼乐，都是从法里产生出来的，法是先圣用来统一民众行动的。国法废弛不统一是国君的不祥。民众不守法，国家擅改法度，不依法办事都是不祥的。管子从历史的角度为依法治国找到了理论依据，也确定了在政治实践中必须坚持依法理政的正确原则。

第三，管仲在治理齐国的实践中提出并贯彻“严其行”的执法理论。

管仲认为，法是“王者典器”“百姓之父母”，在以法治国的实践中要做到“法不轻出，立则必行”。行法必须自上始。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具有至尊的地位；法是君主治国的法宝，发挥“兴功惧暴”“定分止争”的社会功能。虽然君是法的制定者，但在为政行法时也必须以身作则，要做到“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政”，而不能“淫意于法之外”或“惠于法之内”。如果君主视法令为儿戏，既立又废，发出又收回，歪曲公法而迁就私意，毁坏政令而残缺不全，就会招致权贵威胁、富人贿赂、贱人讨好、近臣亲服、美色迷惑，从而走上失国的歧途。所以君主在执法问题上要做到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行法要不论亲疏，不分远近。不仅如此，执法、守法还应该从近臣和显贵们做起。管仲认为，凡民皆从上，君主好勇则民众轻死，君主好仁则民众轻财，且“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所以，国家治乱的根源在上边。统治者必须做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ah。否则，上不行，则下不从，民不从法则国必乱。

第四，除了以法治国，管仲也很重视礼治在执法中的补充作用。

除了以法治国，管仲也十分重视礼治在执法中的补充作用。管仲提出“严其行”的执法理论，但并不排斥礼治在执法过程中的重要性。一方面，管仲认为治理国家要靠法治，“令贵于宝”“法爱于人”“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ai。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在现实政治的实践中，只靠赏功罚罪是不够的，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aj。所以还必须借助道德教化的力量，使人们自觉遵纪守法。与法家极力反对以德治国不同，管仲提出了礼法相辅的教化观，开创了“四维”说。管仲认为道德品质教育对治理国家有重要作用，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ak。《管子·牧民》中有：“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管仲认为，如果不提倡和发扬礼、义、廉、耻这治国的四条纲纪，国家就要灭亡。《管子·权修》中说：“朝廷不肃，贵贱不明，长幼不分，度量不审，衣服无等，上下凌节，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可见礼对于维护君主的权威、政令的推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四维”相对应，管仲在《管子·七法》中将“常令”“刑法”等法治手段称为“四经”。这种“经”与“维”结合，礼与法相辅的思想，是管仲治理国家政略中的又一个亮点。

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历史作为人类的遗产，其价值不是使我们回到历史的记忆中去，而是应立足于为现实实践提供克制利用的借鉴性资源。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言，历史永远是当代史。作为一位古代伟大的政治家，管仲对当时的历史有过巨大的贡献，在治国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也有极有价值的建树，这些方面都需要今人总结与升华，以为当前伟大的民族复兴大业服务。唯如此，我们在以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方面才可以对得起这位法家的开山鼻祖。

四、尊王攘夷，辅佐齐桓公成就齐国霸业

管仲任相后，辅佐齐桓公对内施行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得齐国迅速强大起来，再次成为春秋时期的强国。为了谋求齐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地位，管仲制定“尊王攘夷”“弱强继绝”的外交战略，捍卫周王室的“共主”地位，阻遏北方夷狄的南犯，打击楚国北侵淮河流域、问鼎中原的嚣张气焰。

春秋时期，王室式微，周王朝中央统治势力衰弱，天下共主局面已经成为历史，诸侯国纷纷崛起，新的政治社会局势，成为管仲实行与调整“尊王攘夷”“弱强继绝”战略的历史依据。

周平王至襄王在位，史家谓之春秋前期，政治格局开始发生变化。春秋初年，周天子还有些威信，自鲁桓公五年（前707年）“周郑交恶”，周桓王聚集蔡、卫、陈等国兵力伐郑失败，郑国将领“祝耽射王中肩”，蔡、卫、陈转而依附郑国，周王室威望扫地，一蹶不振，从此，大多数诸侯国不再受制于周王室的控制。诸侯国之间频频发生以强凌弱、你侵我夺的不正常现象，力量弱小的诸侯国畏惧大国的欺凌，采取各种外交方式，寻求大国的庇护。大国欲争霸于其他大国，则会盟各诸侯国扩大势力。诸侯国相互争夺和寻求联盟，成为春秋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淮河流域的诸侯国，位于“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成为全国政治活跃的地区。这里列国并峙，纷争不休。黄淮之间，比较活跃的大国有齐、鲁、郑、宋、卫，小国有邢、遂、谭、纪、祀。靠近淮泗流域的齐、鲁、徐结盟较深，靠近淮汀流域的郑、宋、卫结盟较深。鲁国附近还有任、宿、须句、颛臾等风姓小国。小国附属在各个大国一边。淮河中下游以及江淮地带，分布有徐、江、葛、黄、随、锤离、英、六、舒鸿等诸侯国，他们与诸夏通婚，政治上“即事诸夏”，参与会盟。在春秋争霸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受到南北诸侯大国挟制，政治上摇摆不定，或北盟于齐鲁，或南盟于楚吴。据《史记·楚世家》记载：“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楚成王在令尹子文的辅佐下，治理强盛，到楚庄王在位，武功彪炳，励精图治，选拔孙叔敖施行文治，使楚国经济繁荣、文化鼎盛。楚庄王征伐陆浑之戎，派人向周天子问九鼎之轻重。楚国先后灭掉了黄淮之间的申、息、邓等国，并伐黄服蔡，多次向郑国进攻。郑国位于黄淮地区北部，是齐国的亲密盟国，郑国接连遭遇楚国的军事进攻，支持不住，准备背齐向楚。在这种情况下，齐国如果再坐视不管，就将会示弱天下，失去盟友。齐楚矛盾渐渐明朗，齐国必须面对楚国这一强劲对手，齐楚争夺淮河流域的矛盾冲突已经不可避免。其实，周王室虽然衰微，但名义上仍然是“天子”，是诸侯国的“共主”。管仲高举“尊王”的政治大旗，藉以号令诸侯各国，坚持周公制定的宗法制度，礼乐制度；采取“攘夷”与“兴灭继绝”的战略，藉以维护各诸侯国的地位，赢得诸侯国的拥护，谋求取威定霸的大计。管仲提出“弱强继绝”，其实际上主要所指，就是要削弱楚国的势力，遏制楚国的锋芒。具体做法如下：

1．救邢、援卫、助郑、扶宋，进军淮河流域。

公元前661年，邢（今河北邢台县）受到翟人的侵袭。管仲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al齐派兵救邢，使邢免于亡国。为了使邢国不再受翟人的威胁，齐帮助邢国迁徙到夷仪（今山东聊城县），并为它筑了城。公元前660年至公元前658年，翟人灭卫，杀了卫懿公。卫国男女730人，以及其、滕两邑的居民五千人，逃到曹（今河南滑县），立戴公。卫国濒于灭绝之际，管仲建言齐桓公率诸侯之兵救卫，帮助卫国戍守曹邑，赠送卫君生活物资。戴公死，弟文公立，齐又带领众诸侯国军队为卫国修筑楚丘城（今河南滑县）作为卫国的新都。齐国救卫，阻挡了翟人南侵，在诸侯国间取得了信誉。孔子修《春秋》予以记载，对此表示肯定；《左传》也赞誉说：“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齐国率军救卫之际，“楚人伐郑”“囚郑聃伯”am，焚烧、毁坏郑国的城邑，郑国支持不住，向齐国求救。楚国不但伐郑，又侵犯宋国，破坏宋国的农业生产。面对楚国嚣张的气焰，管仲决定“兴兵而南”，率领联军援救宋、郑，抗击楚国北犯中原，实行“弱强继绝”的战略。管仲先礼后兵，向楚国派遣使者，商量帮助郑国和宋国恢复“郑城与宋水”，结果“楚人不许”。于是管仲率领诸侯国联合军队“退七十里而舍”，在郑国南面驻扎下来，“使军人城郑南之地，立百代城”，为郑国重建坚固的城邑，帮助郑国恢复家园；管仲又帮助宋国恢复农业生产，修建灌溉工程，“东发宋田，夹两川，使水复东流，而楚不敢塞”an。初步遏制了楚国北进的锐气。

2．伐蔡逼楚，取威定霸。

齐国援卫、救郑、扶宋之后，挥师前进，讨伐蔡国。齐桓公为什么出兵“伐蔡”？原因有二：首先，蔡国位于楚国的边境，出兵伐蔡，敲山震虎，威慑楚国；其次，齐国伐蔡前一年，即公元前657年，齐蔡两国之间的联姻发生了戏剧性的冲突。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蔡国国君蔡缪侯的妹妹嫁给齐桓公，齐桓公很喜欢这位来自蔡国的美女蔡姬，与之一同乘船游玩。蔡姬出生淮河蔡水之滨，水性很好又年轻活泼，摇荡游船玩耍。齐桓公害怕摇晃，制止蔡姬。蔡姬不听，结果齐桓公被摇晃落水。齐桓公一怒之下，把蔡姬送还蔡国。当时，并没有毁弃婚姻，也没有断绝两国关系，史称“弗绝”。但是，“蔡侯怒，嫁其女”，让妹妹改嫁了。齐桓公对此十分愤怒，蔡国背齐的政治态度，不单纯是个人情绪，也是诸侯各国政治上摇摆的信号。管仲这次“伐蔡，蔡溃”，俘虏蔡国国君蔡缪侯，旨在教育缪侯，挽回蔡国背齐的影响，防止其他诸侯国政治上的摇摆。不久“齐侯归蔡侯”，恢复缪侯的国君地位，充分体现了联盟为主的政治战略。

3．论楚之罪，逼楚言和。

管仲伐蔡以后，进军楚国的隆邑。楚国见齐国盟军强大，不敢轻率交战，派遣大夫屈完会见齐桓公，观望齐师虚实。双方在隆地会谈。屈完质问齐桓公：“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为何率领大军侵犯楚国的土地？管仲高举尊王大旗，首先拿出历史依据，向屈完证明齐桓公的身份和责任：“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齐国很早就受命于周王室，负责监督各个诸侯国。今天是履行使命而来。管仲进一步说明：周王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权力范围包括全国各地。接着，管仲指责楚国的两大罪状：其一，“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另一条罪状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无以缩酒（祭祀滤酒），寡人是征。”这两个问题，都是历史问题。周昭王，成王之孙，公元前977年死于南征途中。史载昭王“南巡，守（狩猎）涉汉，船坏而溺”，昭王没有回来，这件事情发生于楚国境内的汉水岸边，楚国应当负责。另外，楚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缴纳本地贡赋“包茅”，这是国家“缩酒”祭祀的用品。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楚国必须纳贡。两个历史问题，屈完代表楚王，接受了后一个批评，说：“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ao屈完认为当年周昭王死于汉水，应该调查当时居住于汉水的王室诸亲戚。周昭王时期，汉水一带不属于楚国境地，故楚不受罪。最后在楚国同意恢复向周天子进贡后，管仲罢兵。

4．首止会盟，维护周王室的嫡长子继承制度。

公元前655年，周王室发生内讧。周惠王打算废掉太子郑，立爱妃之子叔带为太子，这不符合周王朝立嫡立长的宗法制度。齐桓公为了保全太子郑的地位，以诸侯拜见太子的名义，在公元前655年5月，联合八个诸侯国，在首止（今河南睢县东）召开会盟大会，讨论“王太子郑”的继承问题。太子姬郑参加了会议。这次会盟的结果，保住了姬郑的太子地位。周惠王觉得太子郑不听使唤，但又无力和齐桓公抗争，私下派人劝告郑国不要参加结盟。郑国听了周惠王的话，中途逃离了首止会议，剩下的七个诸侯共同缔结了共辅太子的盟约。会后，齐国率军征讨郑国，迫使郑国继续参加盟约，维护联盟的稳定。首止会盟，不仅维护了宗法制度，保住了姬郑的太子地位，也进一步提高了齐桓公的盟主威信。公元前651年，周惠王死，太子郑登基即位，是为周襄王。惠王妃和襄王弟弟叔带不甘心，联合戎狄发动武力叛乱，“谋伐襄王”。“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把叔带留在齐国，成功解除了王室的危机。

5．葵丘会盟，霸业高峰。

周襄王在首止会盟上保住太子地位，后又在顺利继承王位后，得力于齐桓公、管仲平息了叔带的宫廷叛乱。为了表彰齐国的功劳，派人给齐桓公送了祭肉、珍贵的弓箭和车子等礼物。齐桓公利用这个机会，于公元前651年在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境内）会合诸侯，以招待周襄王派来的使者为名，举行诸侯联盟大会，扩大齐国的影响，进一步提高齐国的威信，史称这次会议为“葵丘之盟”。周天子的使者在葵丘之盟大会上，大力表彰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葵丘之盟”是最盛大的一次，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高峰。

到葵丘之盟时，齐桓公先后帮助了三十多个小国，保护了周王朝太子郑的地位，拥立周襄王顺利继承王位。召集诸侯国兵车之会六次，乘车之会三次，九合诸侯，修钟磐而复乐。《韩非子·有度》说：“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荀子·仲尼》说：齐桓公“并国三十五”。据统计，管仲辅佐齐桓公，会盟诸侯26次，用兵28次，顺利建立了齐国在诸侯国中的霸主地位。

“尊王攘夷”与“弱强继绝”战略的本质在于兴灭继绝、援救弱小，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公羊传》评价这一战略说：“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对于齐桓公与管仲建立的“尊王攘夷”之霸业及其影响，孔子赞叹道：“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ap顾颉刚先生说：“为了周平王的微弱，郑庄公的强暴，使得中原诸国化作一盘散沙，而楚人的势力这般强盛，戎、狄的驰聘又这等自由，夏、商、周以来积累了千余年的文化真动摇了。齐桓公处于如此艰危的时局，靠着自己的国力和一班好辅佐，创造出‘霸’的新政治来，维持诸夏的组织和文化……所以霸政行了百余年，文化的进步真是快极了，战国时代灿烂的建设便是孕育在那时的。”aq不用再多说一语，上引评价足以说明桓、管称霸对维护华夏文化统绪所起的重要作用了。

总之，管仲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改革家，作为齐国的贤相，倾毕生之精力，内行富国强兵之大道，外建尊王攘夷之伟业，无论是维护华夏文化之统绪，还是创造华夏文化之新质，都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总之，管仲相齐对齐国历史乃至中国历史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管仲治国理政的突出成绩是：1．在经济上，使齐国变成了当时经济上特别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2．在政治与外交上，采取以法治国与尊王攘夷的国策，在此基础上，齐才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首霸。不过，管仲改革的方式是向齐桓公提出主张，通过桓公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推进其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改革的，改革中体现的是一种“人治”精神，这与当时齐国的专制政体是相吻合的。管仲死后，尽管齐国“遵其政”，但齐国的社会危机仍然不可避免地日趋严重。迨至齐桓公后任统治时期，管仲改革遂告终止，齐的霸业也随之衰落了。

第三章 中央集权与以法治国

——商鞅治国论

在秦孝公富国强兵政策感召下，公孙鞅来到秦国。从此，他的命运便与秦国复兴的命运实现了高度结合。他以铁血手段与言必行、行必果的改革揭开了强秦新帷幕，开启了秦国统一天下大业的总枢纽。公孙鞅变法，无论对当时的秦国，还是对以后的中国，皆至关重要。秦始皇的大一统、以法治国、郡县制、中央集权等“秦政”，无一不是从公孙鞅的施政方针发展而来。公孙鞅的变法，不但实现了秦孝公的强国梦，而且为秦王朝统一六国开辟了坚实而广阔的道路。无公孙鞅变法，秦恐怕无力得天下。其诸多变法内容对于以后中华两千年的政治影响之甚之大，已经由后世的历史做了很好的诠释。

一、宝剑锋自磨砺出

公元前360年的暮春，在通往秦国都城栎阳的漫漫古道上。有一人正在匆匆前行。这位行者名叫公孙鞅，后因在秦有功被封于商地，以此后世史书多称他为商鞅。

此刻，他正怀着复杂与忐忑的心情，边行边思考着自己逝去的韶光，思考着诸侯各国的大势走向及形势对策，反复盘算和想象着见到秦国君主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形与结果。

公孙鞅，本名叫卫鞅。他的祖辈是卫国的国君，按照当时“诸侯之子曰公子，诸侯之孙曰公孙”的礼制，他才又名公孙鞅。

公孙鞅虽是卫国国君的后代，但却是“庶孽公子”，也就是卫君的非正室的姬妾所生的公子，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小老婆所生的孩子。尽管他的祖辈是卫国的国君，他也是卫国贵族的后裔，但是，到了他这一代，家道已经败落，如三国时代的刘备一样，虽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到他时却成了一个只能以编织草鞋为生的破落的农家子弟。不过，公孙鞅虽然身为一个破落户的子弟，但他到底比刘备多读了很多的书，知识比较渊博。早年他偏好法家的学说，从中汲取许多的养分，这为他成年后的发达奠定了基础。

公孙鞅生活在一个动荡战乱的时代。

当时，经过春秋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到战国初年，主要的诸侯国已经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对峙的大国了。

经过反复对比和权衡，最初，年轻而又希望有所作为的公孙鞅将目标锁定在了魏国。

这是因为，魏国是战国初年政治比较先进，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一个有希望统一天下的强国。

魏文侯时，曾经任用李悝、吴起等一批能人贤士进行变法，富国强兵。而李悝、吴起正是公孙鞅仰慕、效法的改革派人物。

李悝是战国初年著名的改革家，曾在魏国任相，在他任内，魏国富国强兵，称雄诸侯各国。

据《魏书·刑法志》记载：“商君以《法经》六篇入秦。”《晋书·刑法志》中也说：“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六篇，公孙鞅受之以入秦。”由此可见，李悝的《法经》对公孙鞅以后在秦国的改革与施政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吴起则是公孙鞅的同乡。早年弃卫前往鲁国，因为仕途不顺后又离鲁奔魏，“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ar

英雄的召唤，刺激着公孙鞅。贵族后裔身份的高贵、家道败落后生活的窘迫，都使得公孙鞅产生了强烈的功名心理。他热衷于法家的学说，对李悝、吴起等人的改革成就十分向往。当时卫国又是魏国的属国，因此，在魏惠王即位不久，公孙鞅为了寻求出路，谋求发展，便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卫国，顺理成章地踏着吴起等人的足迹，来到了魏国当时的都城——安邑。

这时，虽然李悝早已去世，吴起也因受到魏武侯的亲信大臣的诽谤与排挤，已经逃亡楚国，但是，李悝、吴起的变法措施还在继续推行，魏国仍然相当强大。公孙鞅多么想用自己的热血去浇灌这块土地，踏着他心中顶礼膜拜的李悝、吴起等先人的足迹，用智慧让魏国继续强大，也让自己功成名就。

但是，在当时十分看重身份与地位的魏国，公孙鞅一时间竟找不到接近魏惠王的机会，在反复权衡后，他投到当时正受到魏惠王信任与重用的魏相公叔痤的门下。我们不知道公孙鞅是通过什么途径认识公叔痤的，各种史书上也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凭猜想，我们也会明白，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要知道，公叔痤当时可是一个中原大国的堂堂宰辅，不是谁想在他身边工作就能在他的身边工作的，可是公孙鞅做到了。从这件事上，无论后人怎样看待公孙鞅，起码，我们应当敬佩他的公关才能。一叶落而知秋，公孙鞅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公孙鞅投到公叔痤的门下后，做了名“中庶子”。中庶子是公叔痤家中的执事人员，也就是个家臣，官并不大。但是，在公叔痤身边的生活与阅历，却使公孙鞅有机会系统地研究李悝、吴起的学说与改革的实践，这为他后来在秦国的变法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在帮助公叔痤办理魏国政事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大了见识，拥有了从政的实践经验。

公孙鞅在公叔痤身边兢兢业业地一干就是四年有余。在这四年多的时间中，他十足地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政治见解和卓越的才干。以致丞相公叔痤认为，公孙鞅将是继他之后唯一可以支撑魏国的栋梁。公叔痤在找机会准备将公孙鞅推荐给魏惠王。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公叔痤还没有来得及推荐公孙鞅，他自己就重病缠身、卧床不起了。

有一天，魏惠王亲自去探望重病中的公叔痤，问道：“万一先生有个三长两短，我的国家可怎么办呢？”公叔痤乘间回答说：“我有个家臣，叫公孙鞅，虽然年轻，但是有非凡的才能。希望大王能把国家托付给他，听凭他去治理。”

魏惠王虽然心比天高，然而却眼拙不会识人，而且，还有一点刚愎自用。他在公叔痤临终前拒绝了这位老人最后一次认真恳切的建议。

公叔痤见魏惠王不肯重用公孙鞅，在魏惠王临别时，支开了身边的仆人，小声叮嘱魏惠王道：“大王如果不肯重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把他杀掉，千万不能让他离开魏国为别国所用。”然而，魏惠王却心不在焉。

魏惠王一走，公叔痤又于心不忍，马上派人将公孙鞅找来，对他说道：“刚才魏王问我，谁可以接替我做魏相。我推荐了你。不过看他的表情，并没有应允。我本着先君后臣的原则，对魏王说，如果不重用你，就把你杀掉，以免将来为敌国所用。魏王已经答应了，你还是快点逃走吧，如果耽误的话，你就会被他们捉住杀掉。”

公孙鞅听了，倒很冷静，思忖了片刻，不慌不忙地对公叔痤说：“您让魏王重用我，他不听；那么您让他杀掉我，他怎么会听呢？”他倒劝公叔痤不要烦忧，好好养病。

事情果如公孙鞅预料的那样，魏惠王见公孙鞅年纪轻、资历浅，又没有什么名望，根本看不起他。魏惠王回去以后，满不在乎地对左右说：“公叔痤病得太厉害了，他竟叫我把国家大事交给他的家臣公孙鞅，真够荒唐的。”

实际上，真正荒唐的，不是公叔痤，倒是这个自以为聪明的魏惠王。

公孙鞅是公叔痤的家臣，自然在了解公孙鞅方面，公叔痤拥有足够的权威。公叔痤能够长期做上魏国的相国，本身就说明他有着独特的能力。他长期协政魏国，广泛招揽宾客，在发现与重用人才上，自然有着独到的眼光。他临终前以国事为重，郑重地把公孙鞅推荐给魏惠王，却不料魏惠王不以此为喜，反把这件严肃的事当成了笑话，讲给左右大臣听。事后既不重用也不杀掉公孙鞅，这真真是魏国的悲哀，也足以表明魏惠王的平庸。

天耶？命耶？人事耶？

公叔痤去世后，公孙鞅成了一个无处可归的人，他感到魏国异乎寻常的寂静和寒冷。但是，他不甘心，仍然抱着希望，赖在魏国，希望通过别的做官友人如公子卬等人的推荐，魏惠王能够改变主意最终重用自己。但是，他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这样，他不得不另谋生路。

恰在这时，从秦国传来消息，秦国新任国君秦孝公很有远图，已经颁布了招贤令，要仿效关东各国，变法图强。

于是，对魏国死了心的公孙鞅立即收拾行装，带着李悝的《法经》，带着他多年来收集起来的与山东六国有关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相关的资料及文献，告别了安邑的故友，跋山涉水、日夜兼程地向秦国奔去。

本该能够使魏国进一步强大的一位旷世奇才，就这样不经意间被魏惠王推向了对手秦国。

从此，魏、秦两国开始换势。

一个新时代就要开始了。

二、大变革前的风雨

公孙鞅投奔的地点是当时的秦都栎阳，他要投奔的主人是正在极力寻求贤才、欲有所作为的秦孝公。

人间正道是沧桑。

秦国自厉公以来，内部危机迭出，发展的步伐大大减弱下来，与正在轰轰烈烈变法改革的中原各主要国家相比，秦国则因宗室贵族的力量强大、君位继承权争斗不已等问题，而逐渐失去了先辈秦穆公那样的雄风，退离了当时的“国际政治”大舞台。 在那样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征战激烈的年代里，落后本身就意味着挨打甚至灭亡。

自秦躁公即位以后，秦国的宗室贵族操纵了国家的政权，少数庶长甚至可以任意决定国君的废立，争夺君位的斗争也时有发生，造成了国君更替不迭、君臣乖乱的局面。

秦怀公在位不到4年就被庶长鼂逼死，于是，秦国大臣又立了秦灵公。

秦灵公死后，灵公的叔父又发动宫廷政变，废太子公子连，篡夺了王位，这就是秦简公。公子连被迫在国外流亡了21年。

在秦简公统治时期，秦国经常受到魏国的进攻。结果是丢城失地，放弃河西。因此，史称“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as。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秦国，已经无法同变法后的魏国相匹敌。面对着这种“国内多忧、未遑外事”的局面，秦国的统治者迫于形势，也开始了社会变革。

公元前408年，秦简公宣布实行“初租禾”，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租税。尽管这个变革比鲁国实行的“初税亩”晚了近300年，但是，它毕竟标志着土地私有制的合法确立，为秦国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秦简公在位16年卒，其子惠公立，惠公励精图治，收回了南郑等领土。

秦惠公在位13年卒，国内权臣再度发动政变，并纠合诸侯的力量攻陷都城，太子及其母后均遇害。早年被废的公子连被拥立，是为秦献公，秦国此时的内乱已经达到了高峰。

公元前385年，秦献公正式即位。为了改变秦国长期内忧外患、贫弱落后的局面，秦献公决心仿效中原各国，发愤图强，积极进行社会变革。

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宣布了“止从死”，废除了在秦国实行了300多年的杀人殉葬的旧制度。

公元前383年，秦献公建都栎阳（今陕西临潼东北），把政治中心进一步东移，从战略上进一步把秦国的东进事业向前又推进了一大步。

公元前379年，秦献公在蒲、蓝田、善名氏等地设县。县是直属于国君的地方行政组织，县令也由国君直接任免。县的增设，有利于实行中央集权，这对于加强王权与巩固国防，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公元前375年，秦献公初步制定了户籍制度，把全国人口编入国家户籍，五家编为一伍，称为“户籍相伍”。户籍制度的实行不仅确认了以一家一户为基础的个体封建经济的合法性，破坏了旧有的宗法关系，保证并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大大加强了国君的权力。国君从此不仅直接掌握了全国的劳动人手，而且掌握了征发兵员、组织军队的权力。这样就打击与削弱了宗室贵族的利益，限制了他们的私人武装。

秦献公时期，由于实行了上述改革，秦国宗室贵族和少数庶长操纵国家政权的局面基本结束，秦国也开始逐渐地由弱变强，这为接下来秦孝公任用公孙鞅变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时年21岁。

21岁的秦孝公正充满着青春与理想、热血与激情。

但是，摆在他面前的形势却明显地不让人乐观。

一方面，秦献公在临终时留下了遗言：没有收复河西之地是为父的耻辱。他要继任者子继父业，实现强秦的大业。

另一方面，秦国已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内外交困的谷底痛苦地挣扎着。

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描写道：

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这就是说，秦孝公即位初期，他所面临的“国际政治”大舞台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局面。东迁后的周王室，经过数百年的苟延残喘，已经形同虚设。黄河及太行山脉以东、长江流域，六国争雄的政治局面业已形成。夹杂在其间的，还有淮水及泗水中的十余个不足道的小国。秦国南有楚国，东有魏国，又受到中原各国的轻视，在大国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气盛的秦孝公在秦民族复兴的呐喊声中，登上了秦国的政治舞台。

刚成为秦国国君的秦孝公，其心情与其说是兴奋，倒不如说是激愤。

秦孝公回顾了先祖秦穆公的历史功绩，总结了秦国强弱兴衰的经验教训，肯定了先父秦献公勇于变革、收复失地的雄心壮志，汲取了献公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经验与教训。

秦孝公认为，战国以来，秦国内忧外患，各诸侯国瞧不起秦国，这是莫大的耻辱。他说，每当他想到秦献公的遗志还没有实现时，便非常地痛心。为了继承父亲的未竟之业，秦孝公一即位就马上颁布了招贤令，号召群臣宾客献计献策，只要能使秦国富强，便封赏他高官，封给他土地。

招贤令中说：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继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at

从这个招贤令中我们可以看出，秦孝公最为关心的还是王权的重建，“东伐，复穆公之故地”等等。他认为朝纲不振是秦国国势衰退，被各国轻视的主要原因。为此，秦孝公要以秦穆公为榜样，进一步强化王室的权威，变法革新，决心为秦国开创一个新的辉煌时代。

于发布招贤令前后，秦孝公已经开始了他的实际行动。

首先，秦孝公在国内“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接着，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王。

正是在秦孝公这种急于富国强兵政策与行动的感召下，秦孝公三年，公孙鞅来到了秦国。从此，他的命运与秦国复兴的命运高度结合，他的改革揭开了战国时代国家新格局的帷幕。

公孙鞅来到秦国都城栎阳时，并没有立刻直接去求见秦孝公，而是投到秦孝公宠臣景监的门下，做了一名食客。

公孙鞅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一是公孙鞅对秦孝公还一点也不了解，凭公孙鞅之聪明才智，他一定不会在一件事毫无把握的时刻，就去贸然做之。他需要先进一步了解他要投奔与依靠的主人的真实心态、性情及其他方方面面的事情。

二是尽管当时秦孝公求贤若渴，但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找一个国君信任的人推荐，或许更合情合理与更加稳妥一些。

三是公孙鞅虽然建功心切，但他在魏国怀才不遇的挫折经历，也不能不在他的心头留有一丝阴影，他需要把自己即将拿出的方案与计划考虑得更加审慎与合理一些，他明白这次努力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四是景监是位名字叫作景的太监，他性情爽朗而好客，当时正深得秦孝公的信任，朝夕伴在秦孝公的身边。先投在景监的门下，取得景监的信任与赏识，并通过景监全面深入地摸透秦孝公的脾气与心性。待时机成熟后，再由景监安排推荐给秦孝公，这样就会更加稳妥些，成功的概率也会更大一点。

后来的事实表明，公孙鞅的这一思路是正确的。正是在景监不辞怨劳的再三举荐下，秦孝公才耐住性子先后数次召见公孙鞅，从而给公孙鞅向秦孝公彻底阐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最为稳健的条件。而这一切，在魏国时，公孙鞅就无法通过公叔痤与魏惠王来达到。

公孙鞅是如何取得景监的信任与赏识，从而使景监愿做伯乐，在秦孝公三番五次责骂下仍然对推荐公孙鞅坚定不移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更详细的历史记载。但可以肯定，公孙鞅是用他的雄才大略与办事的能力征服了景监，从而使他愿意全心全意、尽心尽力、耐心地向秦孝公反复举荐自己。由此推断，景监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从他获得一代雄主秦孝公推心置腹的信任、从他对公孙鞅的态度与行为来看，都应该认定他是一位聪明、豁达、善于体贴人意并且胸有大志的人物。否则的话，作为一个衣食无忧、得到君王宠信的太监，根本没有必要招揽笼罗宾客与天下的英雄，也不敢三番五次去冒险推荐公孙鞅。这样看来，在秦国的帝业构建历史上，在公孙鞅变法这一决定秦国甚而决定与影响了后来华夏历史的重大事件上，景监都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是他促成了急欲有所作为的秦孝公与公孙鞅二人的千古遇合，成就了战国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也因此奠定了秦国政治的规模与发展的走向，甚至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景监能被正史列载，千古传颂而不朽不是没有道理的。

经过充分的准备与计划，在景监的引荐下，公孙鞅终于见到了秦孝公。

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公孙鞅与秦孝公的初步磨合，总共经过了四次面试的过程。

第一次，公孙鞅大讲“帝道”，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治理之道来游说秦孝公。这是属于道家学派的一种政治学说，公孙鞅讲得津津有味，秦孝公却听得昏昏欲睡，似听非听。伏羲、神农、唐尧虞舜时的理想世道虽好，怎奈都是一些传说与过时的东西。这种方案作为一种美好的理想，去吸引人们的向往未尝不可，但对于眼下秦国积贫积弱、一直遭到魏国侵略的现状来说，与秦孝公的人生目标差得实在太远了。显然，新即位的国君听不进这些空洞的东西。但是，思贤若渴的秦孝公还是耐着性子让公孙鞅讲完了他的帝道高论。事后，秦孝公大怒，责备景监：“你介绍的这位客人，狂妄得很，哪能重用呢？”

景监回府后也责备公孙鞅，但公孙鞅似乎成竹在胸，他告诉景监：“我这次进说的是帝道方案，国君志向不在这里。您再劳驾给予引见，最后必然能够成功。”好在景监已经认识到了公孙鞅的才能，答应继续为他引荐。

五天后，秦孝公第二次面试公孙鞅。这一次，公孙鞅带去的是“王道”的方案。他希望用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夏商周三代的事业去打动秦孝公。公孙鞅谈得比上一次还起劲，但仍然没有合乎秦孝公的意愿。三王事业对秦孝公来说，不过是天边一片绚烂的云霞，虽然美丽但显然只能是画饼充饥。事后，推荐公孙鞅的景监又挨了秦孝公的一通臭骂。景监回府后又去埋怨公孙鞅。公孙鞅不急不慢，等待景监消了气后说道：“这一次，我给国君讲了三王的道理，可他还是听不进去，不过，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国君想要做的事业，还请您设法让他再召见我一次，这次保准不再让您失望。”

这样，又过了五天，在景监的不懈努力下，秦孝公第三次召见了公孙鞅。

这一次，公孙鞅给秦孝公带去的是“霸道”的方案。他认真、详细地为秦孝公说明了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及可能带来的光明的前景。他用春秋五霸（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的事业来劝说秦孝公这位年轻的君王，显然起到了效果。秦孝公不但听了进去，而且显示出了很感兴趣的样子，但并没有表示出要采纳的意思。公孙鞅见目的已经达到，便适可而止，及时告辞出来。

公孙鞅走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这位客人不错，应该跟他好好谈谈。”他让景监第二天再把公孙鞅带来。

但是，公孙鞅却坚持五天后再去见秦孝公，这自有他自己的理由：

1．三次召见与面试，公孙鞅把他已经准备好的三套方案献了出去。虽然秦孝公表现出了对公孙鞅第三套方案的兴趣，但对于公孙鞅来说，尚须花费时间进一步深入、量化、系统完善第三套方案。

2．在三次面试过程中，公孙鞅充分展示了他丰富博学的知识，其才能与多种治国方案已经表现给了秦孝公。公孙鞅与秦孝公在三次面谈中已经逐渐找到了双方的契合点，得到重用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因此，公孙鞅倒显得不那么急切了。

3．秦孝公虽然表现出了对公孙鞅“霸道”方案的兴趣，但接受与消化显然还需要时间。

4．能给公孙鞅三次面试的机会，让他充分展现出自己的才能与想法，说明秦孝公是一个求才若渴且极富耐心的人物。一个刚刚过20岁的年轻君主有如此的定力，公孙鞅认为这是千年求不来的珍贵品质。因此，在公孙鞅看来，迟延四天后二人再谈，不会引起秦孝公的愤怒与不满。

5．也许在公孙鞅看来，既然自己的才能已经显露，不急于求见，很可能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更好的策略与技巧。这样也许能表明自己并不是热衷做官而是想在秦国帮国君做成大事的更高境界的人物。

对于秦孝公十分了解的景监，经过反复的思考，同意了公孙鞅的意见。

剩下来的五天，秦孝公与公孙鞅恐怕是这个地球上最为忙碌的君臣了。一个心情迫切，在急于等待见面；一个是在三次试探的基础上正在准备更加妥帖的说案。这五天，对于君臣二人来说，一个感到日子过得太慢，一个觉得时间消逝得太快。

转眼到了第六日的清晨，秦孝公派人用专车来接公孙鞅。君臣二人见面后，秦孝公赐座，请教其意甚切。于是，公孙鞅将他充分准备的秦国政治应当更张的事情一件一件讲给秦孝公听。君臣二人彼此问答，相见恨晚。两人越谈越投机，秦孝公甚至忘记了君臣的礼节，不知不觉地凑近了公孙鞅。一连三日三夜，二人都还没有谈够，好像是久别重逢的朋友，总有说不完的话。

后来，景监问公孙鞅：“你用什么打动了我的君主？我君主的高兴，那是到了极点。”

公孙鞅回答：“我用成就帝王事业的道理劝说他，劝他同夏、商、周三代相比，而他说：‘太久远了，我不能等，而且贤明的君主都希望各自在世的时候就扬名天下，哪能郁郁不欢地等待几十年、几百年后才成就帝王之业呢？’所以我用使国家强盛的方法劝说他，他就大大地喜欢了。不过，用这种方案治国，很难达到殷代、周代统一天下那样的大功德了。”

事实证明，秦孝公与公孙鞅二人的君臣遇合注定是一个足以彪炳史册、传之万世的重大事件。秦孝公具有的胸襟阔大、志向高远、极富耐心、勇于做事的领袖素质，使他能够像先祖秦穆公一样，做出一件顶天立地的大事来。公孙鞅具有的善于规划、长于管理、意志坚定、手段强硬、决策与执行二者兼备的素质，也足以让他帮助秦孝公去完成复兴秦国的宏大的志愿。

然而，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秦孝公与公孙鞅二人的遇合事实表明，秦孝公可谓是公孙鞅的慧眼识人才的伯乐，公孙鞅也无愧于秦孝公选中与赏识的一匹真正的千里驹。没有秦孝公的富强愿望与变法决心，就不会有后来载入正册、名传后世的公孙鞅变法。魏国的魏惠王也有称霸的愿望，也在招贤纳士，但由于他的胸襟与眼光的限制，只能接受像公叔痤、庞涓这样的二流人才，真正一流人才如公孙鞅、孙膑等人都先后被他当做草芥，从眼皮底下白白地丢弃了出去。一句话，没有秦孝公，就不会有公孙鞅的变法与成功，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因果关系。今天，我们在追念商鞅这个大政治家的彪炳青史的业绩时，千万不要忘记了发现并给他这个千载难逢的政治大舞台的秦孝公。

山雨欲来风满楼。

虽然公孙鞅揣摩出了秦孝公想要达到的理想层面，秦孝公也知道了公孙鞅在强国之术上所能达到的高度，然而，公孙鞅毕竟是外来的宾客，对秦国而言，他拿出的那一套政改理论和方案毕竟都是陌生的，是否能够真正适合秦国的国情，是否能够真正达到二人希望的富国强兵的效果，秦孝公的心中并没有定数，秦国上下更是心中无数。

实际上，秦孝公产生这个顾虑完全是正常的，放在谁的身上也都会这么去思考问题。

秦国与山东各国的情况几乎完全不同，起家的资本也不一样，人的思维、办事方式和习俗文化均与中原各国有着很大的差异。

公孙鞅的“霸道”方案，对于年轻的秦孝公而言是一个既感到新奇又心中确实没有把握的东西。秦孝公一时下不了决心，这才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

虽然，当时秦国受华夏文化濡染固然不深，保守势力固然不是十分强大。然而，触及到“变易祖宗家法”，要将秦国政治体制来一次伤筋动骨的手术时，必然会触及与伤害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反对者必定有之，存心阻扰者更会有之，并且，这股反对力量与势力一定十分强大，千万不可小视，弄不好还会引起政局的大动荡，甚至会影响到王室的安危。

秦孝公既想用公孙鞅变法，又“恐天下议己”，造成对自己统治局面的不利。这种尴尬两难的局面，正是当时秦国实际情况的生动写照。

为了让自己想得更清楚一点、顾虑更加减少一点，也为了让秦国政权上层人物对这次变法有个心理上的准备，从而减少一点反对声音，经过反复思虑，秦孝公安排了一场“御前大辩论”，让赞成与反对的双方各自摆出自己的理由，既“互通声气”，也希望能够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

经过摸底测验，秦孝公选中了甘龙、杜挚等人作为反对派的一方来与公孙鞅当堂辩论，商讨是否在秦国实行变法。

《商君书·更法》详细记载了这场大辩论：

秦孝公说：“我既然是国君，就应该以国家为重，这是做国君的本分。现在我很想变法图强，改变统治方法，但是又担心天下人议论我，而最终达不到目的。”

针对秦孝公的发问与顾虑，公孙鞅首先发言回答道：“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有所成就；办事疑神疑鬼，就难以取得成功。您应当下足变法的决心，而不要去顾虑天下人的议论。况且有非凡作为的人，本来就容易受到世俗的非难；有独到见解的人，往往会被人诋毁。俗话说，愚笨的人，对已经做过的事情还不明白为什么那样做；聪明的人，在事前就知道怎样才能把事情办好。在新事业开始时不能同一般人去商讨创新的大事，只能让他们去坐享其成。因此，‘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只要能使国家富强，就不必沿袭旧制度；只要有利于民，就不必遵守老规矩。”

在这里，公孙鞅批评了秦孝公既想变法图强又举棋不定的矛盾心理。他热情地鼓励秦孝公当机立断，不要顾虑太多。同时，公孙鞅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见解，这就是：治理国家要从实际出发，只要能强国利民，就不必因循守旧。

公孙鞅的观点，得到了秦孝公的积极支持，曰：“善。”但是，公孙鞅一系列明确的观点，引起了甘龙、杜挚等秦国守旧势力的强烈不满。

甘龙首先跳出来反对变法。

他否定公孙鞅的变法论点，引经据典地进行辩驳：“圣人只能在不改变民众习惯的前提下，去进行统治；智者只能在不变更现有制度的情况下，来治理国家。他们因循百姓的习惯去进行教化，不用费力就可以成功；沿袭旧法度而治理国家的，官吏们熟悉而人民也安心。现在如果变法，不按秦国的传统办事，天下人肯定要议论国君，这股力量不能轻视，还是希望国君郑重考虑一下吧！”

对此，公孙鞅针锋相对。

他认为：甘龙之论是“世俗之言”。平常人安于老习惯，学究们迷恋自己听熟的老一套，让这两种人挂个官名、守守旧法度是可以的，但不能同他们讨论打破常规的事情。夏、商、周三代礼制各不一样，却都成就了霸业。智者勇于创立新法，笨家伙只能受到旧法的制约；贤者敢于变更礼制，不肖之徒只好受到旧制的约束。受旧礼约束顽固的人，是不值得同他们商量大事的；受旧法制约的人，是不需同他们讨论变革的。国君您再不要受他们困惑了。

杜挚实在忍受不住了，他站起来大声说道：“我听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可以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能够改换祖先的器物。我还听说过：遵循古法不会有过错，依照旧礼不会出现偏差。请国君三思。”

公孙鞅立刻反击道：“前代的礼教各不相同，你究竟效法哪一个朝代呢？各代帝王的礼制并不一样，你究竟遵循哪一个帝王的旧礼呢？”

公孙鞅认为，历来帝王都是适应各自时代的需要来创立法度、根据实际情况来制作礼教的。“礼”与“法”，总是因时、因地、因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时代变化了，社会发展了，“礼”与“法”也必然随着发生变化，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

据此，公孙鞅提出了自己变法的理论根据：“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意思很明显，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应该一味地效法古代。

公孙鞅还认为，商汤、周武王并没有恪守古制，商、周却能兴旺发达，夺得天下。而由他们一手创建的商、周二朝，最后归于灭亡的原因，正是因为不能因时、因地、因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变革。因此，他请求秦孝公，不要去听信杜挚的迂腐因循之论。

这场大辩论，主要围绕下面几个命题而展开：

第一，先知及后觉之别。公孙鞅提出了“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的著名命题。

第二，革新与循古之别。公孙鞅根据“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历史事实，得出了“故智者作法，而愚者制焉”的结论。

第三，法、礼变否之别。在辩论的过程中，公孙鞅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提出了治国之道要从当时的客观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办理的重要命题。

双方针锋相对，争执不休。

最后，由秦孝公拍板结论：“我听说，荒僻小巷的人少见多怪；头脑顽固的学究喜欢无谓的争论。愚蠢的人所高兴的，正是聪明的人感到可怜的；狂妄的人所快乐的，正是贤能的人感到忧虑的。他们所说的都拘泥于社会上那种庸俗的议论，现在我不再犹豫了。”

一场史无前例大变革的国策，就这样决定了下来。

今天看来，举办这场大辩论是十分必要的。大辩论固然费神耗时，但是却解决了许多关键性的问题。

1．它给保守势力一个良机，让他们公开表白他们的立场与见解。他们在与公孙鞅的交锋过程中，至少表面上也知道了自己存在的问题，引起他们的反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导致一部分保守力量中的明智者改变自己的立场，至少不再明目张胆地阻挠变法。

2．它给公孙鞅一个良机，给了他展示自己雄辩的口才及渊博学识的一个平台，给了他在反对派攻击下进一步完善自己变法理论与实战的机会。在这场以寡敌众的大论战中，公孙鞅以他雄辩的口才、超俗的见解、无畏的勇气，驳得反对派方面理屈辞穷、哑口无言。通过这次大辩论，公孙鞅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秦国高层政界，让秦国权要对公孙鞅初步有了一个鲜明的认识与了解。对公孙鞅来说，这次亮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许，这正是秦孝公在决心任用他变法前在政坛上先透出的一股强风，好使秦国上下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

3．它给秦孝公一个良机，使他了解了朝臣不同的政治主张与能力风格，并且解除了他在变法上的种种困惑与顾虑，最终使他下定了变法的决心。要知道，秦孝公虽然想通过改革建立霸业，但他本身并无中原文化的素养，对公孙鞅的变法主张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到全盘接受的。

因此，对于任何一方而言，这场大辩论都是成功的。

应当看到，推行任何一场新政，必然会触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特别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改革从某种程度上说实际上就是一场权力资源、物质资源、社会身份与地位等等的重新分配，受到守旧势力的反对是必然的事情。因此，秦孝公在发动变法之前，精心设计一场大辩论，向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保守派人士展开政治宣传，告诉他们国君的想法与举动，使他们从思想上到行动上有一个认识与接受的转变过程，以此来减弱新的变政对秦国政局可能造成的巨大冲击力，这是一个必须做的明智的举动。秦孝公的这一举措，用事实证明了他是一个经验丰富、全局在胸的英明雄主。

通过这场大辩论，秦孝公向社会各阶层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告诉他们，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就要到来，国家领导人将以最坚强的决心及最彻底的措施强力推行。只有认真做好思想准备，认清形势者，才能适应新的环境，否则，政令无情，历史会将其淘汰出局。

不久，秦孝公便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让他协助自己，主持秦国的变法。谕群臣：“今后国政，悉听左庶长施行。有违抗者，与逆旨同！”

这样，战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一场大变革揭开了帷幕。

三、商鞅能令政必行

从公元前359年起，公孙鞅终于找到了他的人生位置，开始了他名传千载的变法实践。这个平台，是秦孝公给他的，从公孙鞅角度来看，也是他自己付出努力得来的。

人们常说，幸运女神只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公孙鞅的事业起步离不开他多年处心积虑的准备与磨炼。

在这个列国争霸的时代，落后就会挨打。谁放慢了发展自己的步伐，谁就会被欺凌甚至被兼并，落得亡国破家的悲惨下场。

国家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

各国都在争夺人才，有本事的人也都在积极奔走，希望能找到自己可以依托的“良木”，能够找到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建一番功业，凭本事博得一个“封妻荫子”的美妙结局。

公孙鞅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时机来临时，他牢牢地抓住了机遇。在落后的秦国急于要振兴的时机，他把全身本事像赌注一样押在了秦国的富强上面。因为他明白，如果这一次不再努力争取成功，上帝就真的要把他当成弃儿了。

凡是了解公孙鞅性格与处境的人，谁都清楚，故乡卫国太小了，而且四处强邻，朝不保夕，何况，公孙鞅本人在卫国的身份、地位也不高，卫国不可能给他施展才华的平台，他也打心眼里不认可这是能够让自己腾飞的地方。于是，这个有野心、有能力、急想出人头地却缺乏辉煌背景的年轻人，一点也不留恋地离开了他的故土卫国，来到了当时经过魏文侯变法后强盛一时的魏国。

公孙鞅满心地希望，他能在魏国找到一个可以使自己起飞的平台，从而实现他的伟大梦想。

但是，魏惠王的刚愎自用，给了公孙鞅兜头一盆冷水，淋得他浑身透湿。

那时的公孙鞅，不禁感到了绝望，感到了世态的炎凉，而且自然地产生了怨恨报复的情绪。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公孙鞅无路可走的时候，秦孝公为了秦国强大而招揽奇才的消息，传进了公孙鞅的耳朵，在对魏国伤心与愤恨之余，他离开了自己已经熟悉的魏都安邑，到一个荒蛮之地去寻求发展。这其中固然有秦孝公物质刺激的因素，但对于公孙鞅来说，何尝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步棋呢？魏惠王要是稍微给他一点发挥才能的空间，让他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我相信，公孙鞅是不会离开他朝思暮想都想使其发达的魏国的，即使是秦国的招贤令价码开得天大。但是，魏惠王看不起他，根本就没有重用他的打算。公孙鞅于是被激怒了，他甚至有点负气，他很可能暗暗地对天发誓：他要凭“自己的实际行动，让秦国迅速发达起来，然后打败甚至灭亡魏国。他要让魏惠王为轻视他而付出代价，悔恨一生”。那一时刻，公孙鞅的心中阴冷阴冷。

现在，公孙鞅已经说服了秦孝公，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他的理想的翅膀就要张开了，他能不激动、能不全心全力地投入去证明自己的价值，让世人都知道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平凡的人吗？

在变法之前，公孙鞅首先做了一件重要的事，这就是重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其实，把这件事视为建立民众对左庶长公孙鞅的信任，完成民众对这个还不知道来自何处的、正在受到国君信任与重用的人物形成言出必行的认识，似乎更加贴切。

这个做法就是，他在国都栎阳的南城门外立起一根高有3丈的木杆，派官吏守着，并贴出告示：

左庶长有令：有谁能将此木由南门扛到北门，立刻赏给十金。

按秦汉的货币单位，一金就是一两黄金。哇，把一根木杆从都城南门扛到都城北门，就能得到十两黄金。人们一时困惑了，搬动一根木杆，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一件提都不用提的简单小事。正因为太容易了，人们反而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这也太不合常情、太不合常理了。

民众对一件看似不起眼事情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如此。

但是，南城门口贴的告示上又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把守木杆的官兵也对前来围观的民众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徙木赏金，人们既想赶快搬走木杆得赏金，又怕这是骗局，让别人笑他是幼稚虫、精神病。他们不知道公孙鞅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于是，人愈聚愈多，观者如潮，议论纷纷，疑惧兼有，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去移走这根木杆。

这种状况，正好符合了公孙鞅的心意。公孙鞅的本意就是要将民众不相信的这件小事闹大，造成一个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就是要让民众揣摸不透他的心事而最终只能凭其摆布、听其命令。

于是，公孙鞅又让人在原告示旁边贴上了一张新的告示，明确宣布，谁能响应政府号召，将这根木杆搬到北门的，把赏金提升到五十金。

一时，人们更加轰动、更加困惑不解了。

50两黄金呀！政府该不会是犯病了吧！

各种想法、各种议论，一时间充满栎阳城的大街小巷。

最后，有一个从大老远的乡间来都城赶集的农家汉子，从人群中挤了出来。他对把守木杆的官兵说，“我来扛木头，得不到赏金，总不至于遭到治罪吧”。于是，人群中又轰动起来。人们像欢送一个重要人物一样，看着汉子、跟着汉子，从南门来到了北门。

其实，当时的栎阳虽为秦国都城，但两门之间相距并不甚远。这个汉子将木杆放到指定的地点之后，公孙鞅马上走了出来。他大声地表扬这个汉子道：“你是一个好百姓，能够听从我的命令。”同时，他命人拿出50两黄金，当场送到了这个正在用他的破旧衣衫擦着脸上汗水的农家汉子手中。

围观的人们傻眼了、后悔了。这些可供一家人生活一辈子都不一定用得尽的黄金，就这样被一个农家汉子拿走了。

有的人叹息，有的人追悔，有的人羡慕。但不管怎样说，人们从此认准了一个死理，左庶长公孙鞅言必行、行必果，说话办事不打折扣。听他的话，没有错，怀疑或违背他的命令，就要倒霉与后悔。

徙木赏金之事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整个秦国。其超常的效果，正是公孙鞅想要达到的。他就是要通过一个象征性的举动作让人们记住他的铁腕，记住他所掌握的权力。他就是要通过一次震撼民心的举动来达到取信于民的目的。因为，公孙鞅认为，取信于民，是实行变法的基础，决定着变法的顺利与成败。

现在的栎阳城，依然静静地坐落在渭河的北岸，经过岁月的侵蚀，古都的一切早就已经化成了尘埃。站在这里，回想着历史上它曾经有过的辉煌岁月，想象着这里曾经是美女如云、珍宝如山、繁花似锦的地方，不禁令人产生物是人非、恍如隔世的感觉。然而，这里虽然昔日繁华不再，徙木赏金的故事却还在流传。栎阳，因为这个故事，人们永远地记住了它，人们因为公孙鞅的政治智慧将永远地凭吊它。写到这里，我终于透出了一口气，浑身觉得舒服了许多，真想大喊一声：栎阳城，你值了！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凭借着秦孝公的全力支持，公孙鞅在秦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变革的大旋风。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人的行为规范到人的观念改变，来了一个伤筋动骨的大变动。

关于公孙鞅变法的内容，多年来，各种学术书籍中都有涉及，多如牛毛，人们也都知其一二，我不想在这里多加置喙。

我只想就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这里与读者诸君共同探讨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一）奖励耕织、重农抑商

公孙鞅治国思想的核心就是“农战”，其中“农”处在基础的地位。

新法规定，凡粮食和布帛生产得多的人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因游手好闲而贫穷的，将其个人连同妻子、儿女一起没入官府为奴。用司马迁的原话就是“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国家不许商人买卖粮食、不许开设旅店，通过“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重关市之税，则农恶商”（《商君书·垦令》）等措施，加强对工商业者的限制，加重他们的徭役和赋税，促使他们尽可能多地破产，从而扩大农业劳动者的队伍。

由于秦国地广人稀，荒地很多，公孙鞅便把奖励开垦荒地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他甚至建议秦孝公，采取奖励措施，从秦国以外的三晋地区招徕移民，给予支持，使其为秦国开垦与农耕出力，以便让更多的秦国本土居民腾出手来成为军人为国家开疆拓土。

公孙鞅的这个改革，奠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治国思想的基础。这一思想，被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继承，长期以来，使中国的经济模式成为单纯的农业经济，使中国的社会成为了一个农业社会。这一思想与举措，对于两千年来中国大一统集权制封建国家的发展与稳定，客观地说，还是功不可没的。

（二）奖励军功，按军功授爵

在重视农本、富利国家的情况下，公孙鞅推出了强兵的政策。其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实现秦孝公收回河西之地的目标，并进而东进中原，开疆拓土。

与奖励军功联系最密的是爵位制。在公孙鞅变法之前，秦国也有官爵，如上造、大夫、庶长等等，但不细密。

功名是一项巨大的荣誉，它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利益，足以吸引人们的眼球、驱动人们的心灵与支配人们的行动。

公孙鞅深谙人们的这种心理，在变法的过程中，对秦的爵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明确规定出了20个等级：1．公士；2．上造；3．簪袅；4．不更；5．大夫；6．官大夫；7．公大夫；8．公乘；9．五大夫；10．左庶长；11．右庶长；12．左更；13．中更；14．右更；15．少上造；16．大上造；17．驷车庶长；18．大庶长；19．关内侯；20．彻侯。

与官爵配套的，便是规定相应的特权与待遇：

1．凡在战争中能杀得敌人甲士一人并取得其首级者，赐爵一级，赐田一顷，宅九亩。

2．凡在战争中杀得敌人甲首一人，并取得其首级者，可得百石之官。

3．凡在战争中斩得敌一甲首者，还可役使一人（或一家）为自己的农奴，“除庶子一人”，得五个甲首的即可“隶五家”。

公孙鞅同时规定：无军功者虽是宗室贵族，也不得超越规定的标准多占田宅、臣妾。“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au

公孙鞅还明确规定，严厉禁止私斗，违犯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以军功大小为标准来重新确定人们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取消过去以血缘亲疏及世袭制确定功名利益及官爵贵贱的方法，是注定要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的。

这是因为，既得利益者不是一般的普通百姓，他们或为宗室贵戚，或为达官贵人，他们本身手中就握有一定的权力，拥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推翻旧的规则重新建立一套新的规则，这是秦国政坛上的一次巨大地震。公孙鞅在此时就已经深深地得罪了秦国的权贵。只不过，他们惧怕秦孝公的惩罚，敢怒不敢言，把心中的怨气与报复情绪压在心底罢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废除世袭爵位，改为以军功大小为标准来确定政治上的尊卑、高低等级，确实调动了秦国下层有志气、有本事但苦于无门第、无门路而不能升迁并取得荣华富贵的民众的积极性。

以军功大小授爵，鼓励人们为国家奋勇作战，就是为自己及家庭的美好幸福而战，将国家利益与民众的私人利益有机地高度合二为一，这是公孙鞅运用自己政治智慧的又一项令人赞绝的发明。这一政策，不但把秦人的尚武精神推向了一个极致，而且更重要的是，公孙鞅以此为手段巧妙地将这种精神转化成了为国家拼死效力的物质力量。

（三）实行连坐，轻罪重罚

在公孙鞅的眼中，严刑峻法是保障他实行富国强兵道路上的卫兵。他本人就亲口说过：“刑生力，力生强。”这里的刑，我们可否将其理解为法律政令呢？可以。因为通过刑治确保变法的顺利实施与社会的治安与稳定，是公孙鞅法治思想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在变法过程中，公孙鞅把全国居民编入户籍。五家为一伍，二伍为一什，互相监督，一家犯法，其他九家同法治罪，发现有人犯罪要及时报告，“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av。这种什伍制度，最终成为后代历朝封建国家在乡村实行的保甲制度的滥觞，成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治理乡村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来源。

公孙鞅还实行轻罪重罚，主张重其轻者，以刑去刑。“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所谓以刑去刑也。”aw

在他看来，先人发明断足、黥面、车裂等刑罚，表面上看甚是残暴，但其目的却不是用来伤民，而是为了达到禁奸止过的目的。在重刑面前，老百姓感到恐惧，就不敢轻易地以身试法，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来了。

在他看来，如果一味地强调量刑公允，以重刑罚重罪，用轻刑罚轻罪，就会让人们去钻法律的空子，容易滋长违法犯罪的心理与行为，不容易达到真正“用刑”的目的。

韩非子说过：“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

为了真正达到以刑去刑的效果，公孙鞅甚至对随便倒垃圾的人也要治以重罪，处以黥刑，对盗窃牛马者更是重判以死刑。

今天看来，公孙鞅确实有其理想家的一面。事实上，任何法令都有它出笼的理由与不足的一面，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是能够达到十全十美的标准的。“以刑去刑”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有利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但真理往前再走一步，往往就会走向真理的反面，变成谬误，反而达不到目的。“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ax，并不是绝对的真理。“国无刑民”可能只是治理者心中一种永远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自从阶级、国家诞生以来，目前还未见到哪个国家或地区真正达到过这种理想的境界。

（四）移风易俗，“令民父子兄弟内室内息者为禁”ay

这是令公孙鞅十分自豪的一项改革成就。

公孙鞅说过：“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也就是说，昔日秦国充斥着西戎习俗，父子男女无别，从公孙鞅开始，才下令禁止了父子兄弟姐妹同室而居的陋俗。这条禁令，对于文明程度较高的东方六国或许算不得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但是，这件事放在了当时的秦国，却是一件了不起的改革，它促进了人们的人伦规范及观念的变化，有利于小家庭在社会上的普遍确立及伦理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五）推行郡县制

公孙鞅在秦全国推行郡县制。“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az

公孙鞅在法令中规定：郡县的长官不能世袭，由国君直接任免。县下设立乡、亭、里等地方机构，直至“什伍”编户的最基层组织。

经过公孙鞅的这一改革，全国的政权、兵权、财权、人事任免权就统统集中到了国君的手中，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在秦国以法律制度的形式正式确立。秦国正是凭借这种先进的政体，迅速改变了当时所谓的“国防格局”。从一个落后挨打的西方国家一跃而成为了东方各国的克星。这岂不正应了《周易》里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就是今天，我们再翻阅审视这段历史，还是止不住感情地想赞扬这位敢于改革政体的“弄潮”英雄。专制政权，是近现代以来国人批判抛弃的重点对象，多少人为了战胜它，抛了头颅，洒了热血。专制政体成为了人们口诛笔伐，恨不得打翻在地再踏几脚的可悲的东西。但谁能想到，在历史上，这一政治体制为我华夏国家实现大一统、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与疆域统一等方面却曾起过重大作用。

（六）迁都咸阳

公元前350年，秦国把首都由栎阳迁到了咸阳。

这一决定，是秦孝公与公孙鞅二人高瞻远瞩、通力合作的结果。

1．随着变法的推进、秦国国力的增强，对魏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魏国已经不能再构成对秦国的威胁，斗争中心需要进一步向东转移，栎阳作为都城显然已经完成了它的政治使命。

2．咸阳位于关中的中心地带，周围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它北依高原、南临渭水、东扼函谷要关、西拥雍州重地，雄踞甘陇和巴蜀通往中原的要津，东又有水路直通渭水、黄河，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的原话形容，就是真可谓“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

3．随着变法的成功与对魏战争的胜利，秦孝公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已经远不满足于当初刚继位时“招贤令”中所说的“强秦”及“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的愿望，他又在现有基础上，产生了“帝业”的冲动。贾谊说：

秦孝公据肴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ba

从秦孝公任用公孙鞅在秦国实行伤筋动骨的大变革举动来看，这话的确是一语中的。

公孙鞅在这里“筑冀阙宫廷”，全力贯彻秦孝公的战略意图，为秦国向东统一天下，在战略上做了进一步准备。

客观地说，迁都咸阳是一个极有远见的决定。从秦国的长远利益上看，这应当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公孙鞅晚年，贵族赵良曾以大筑宫阙，批评公孙鞅“不以百姓为事”，劳民伤财，看来并非完全尽然。

总之，关于公孙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大抵不过上述六条，至于细节，本书中不再继续探讨。我只想以此说明，公孙鞅的变法，无论对当时的秦国，还是对以后的中国，都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它不但实现了秦孝公的理想，而且为秦王朝统一六国开辟了坚实而广阔的道路。无公孙鞅及其变法，秦恐怕无力得天下，其诸多变法内容对于以后中华两千年之历史，影响之甚之大，已经由后世的历史做了很好的注脚与证明。

四、奏响东进统一的序曲

随着变法的进一步深入、国家综合力量的迅速增强，秦孝公、公孙鞅开始将东进拓疆提上了议事的日程。

在公孙鞅的心中，一直没有忘记魏惠王对他的冷落与忽视。他早就想通过兵戎相见，让魏惠王睁开他那昏睡的眼晴，看一看他昔日瞧不起的小人物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能人。他要用实际行动让魏惠王悔肠百结，寸心欲断。

在公孙鞅看来，对一个人实施最大的惩罚，不是砍头与剁身，那是让人一了百了的简单事情。报复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要打乱他心中的平衡，打掉他高贵的自信，打造他心中的地狱，让他的灵魂整日生活在追悔莫及的煎熬难受之中，生活在恐惧不安的阴影里面，让他对做过的错事付出千百倍的代价，让他生不如死。

多年的积怨，一旦要求索还，那代价将会是极为可怕的。

现在，公孙鞅有这个条件了，他能不去发泄一下隐藏在心中多年的不快吗？

况且，国君秦孝公时时挂在心中的“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的心愿也一直还未得到实现。这是取悦国君的最好礼物，聪明能干而富于心机的公孙鞅能不为之付出全身的力气吗？

这是一个公事与私心完美结合的事业，是一个无论于秦孝公还是公孙鞅都愿意积极进取的双赢事业。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看来，魏惠王真的有麻烦事了。

恰恰这个时候，东方各国战云密布。秦孝公八年（公元前354年），一场国际性的大战爆发了。

事情起因于赵国进攻卫国，企图迫使卫国朝赵。

卫国四处强邻，左右不敢得罪，就像一只可怜巴巴的羔羊，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被周围的恶狼咬上一口。

卫国原来是入朝于它西部的魏国的，但当北方的强邻赵国向它发起进攻的时候，势单力薄的卫国没奈何只得转而入朝于赵国，赵国此举自然引起了魏国的强烈不满与武力干涉。

于是，魏惠王派兵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坚持到第二年，不得不派人向齐国和楚国求救。

齐、卫、宋联合发兵攻魏，楚军也去偷袭魏国的南方。

公元前353年十月，魏军攻破了赵都邯郸，齐军在桂林大败魏军，楚军则趁机夺取了魏的睢水间的大片土地。转过年，魏又联合韩国的军队在襄阳打败齐、宋、卫联军。

经过这场持续了三年之久的厮杀，东方的几匹野狼都已经喘着粗气，精疲力竭。这种状况，给西方的醒狮秦国提供了东进伐魏、收复失地的机会。

公元前354年，趁魏、赵大战邯郸之际，秦军开始东进伐魏，在元里一战，大获全胜，斩魏军将士首级七千，夺取了魏的少梁，这是秦国自公孙鞅变法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军事上的重大胜利。

公元前352年，公孙鞅调升为大良造，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趁魏与中原各国正在酣战、无暇西顾的形势，公孙鞅率领大军，穿过河西，直奔魏国的旧都安邑，将之夺为秦国之物。直到这个时候，魏惠王才真正领教了公孙鞅的厉害，感到非常后悔，连声大呼：“寡人恨不听公叔痤的话啊。”

可惜，太晚了。

紧接着，公孙鞅又乘魏与齐、赵等国议和之机，率领精兵奔袭正在筑魏长城以防秦的固阳，迫使守军投降。魏国门户开始全面暴露在东进秦军的面前。

但是，上述的三次袭击还只不过是公孙鞅的牛刀小试。

在战略上，秦、魏是不能并立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一点，公孙鞅早已成竹在胸。

公元前342年，面对魏国在马陵被齐国打得落花流水、国运日衰的状况，公孙鞅向秦孝公建议：

“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西则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叛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bb这就是说，在公孙鞅的眼中，魏国与秦国，二者不能并存，必须死去一个，不是秦灭魏，就是魏灭秦，这个客观形势是不能改变的。现在，魏国陷于中原战争的泥潭，正是秦国收复河西之地，实现秦孝公“复穆公之失地”的大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作为一个极端的功利主义者，公孙鞅岂能白白地错过这个机会。

在秦国君臣图魏的同时，魏惠王也正在积极安排着报复秦国。

公元前344年，从魏都大梁传来消息，魏国正在日夜操练军队，并派出使节穿梭往来于宋、卫、邹、鲁、陈、蔡等国家之间，准备以带领十二诸侯朝天子的名义，对秦国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讨伐。

咸阳震动了。

秦孝公失眠了。

这时的公孙鞅，再一次显露出了他超众的智慧与冷静。

他向秦孝公分析道：

看来，单靠秦国一国，纵使全力以赴，万幸而能存国，也定然损失惨重，只能视为下策。若能说动齐、楚来救，是为中策。但齐、楚皆有亡我之心，即使答应出兵，也必在我损兵折将接近危亡之时。他们出兵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分赃。臣熟思三日，以为解困的上策是齐、楚等国不由我请而自行怒而奋起反魏。那么秦国边境非但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固若金汤，而且还可以趁大梁受困难以自保之时，迅速出兵，收复河西之地。

接着，公孙鞅主动请缨去实施他的移花接木的计策。

早年在魏国，公孙鞅就没少对魏惠王进行研究与揣摩。尽管公孙鞅没有能够得到魏惠王的重用，但对魏惠王好大喜功、重虚而不务实的特点还是了然于胸的。魏国在魏文侯、魏武侯时经过李悝、吴起变法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一点资本，经过庸陋浅薄的魏惠王的一顿瞎折腾，已经所剩无几了。

而这，正是公孙鞅心中窃喜的事情。

眼下，秦国危在旦夕，公孙鞅决定去魏国亲自游说欺骗魏惠王，让他取消纠集列国讨秦的计划，同时，还要唆使魏国进攻楚、齐，使之继续战争，从而让秦国从中渔利。

公孙鞅真的去了魏国，他迎合着魏惠王一心想称帝王的心理，劝他“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bc，并做出秦国坚决支持魏王称帝的许诺。早有称帝野心的魏惠王果然上当，列国伐秦计划不但受挫，魏国倒因为得罪了列国而重新陷入四面楚歌的战争泥潭之中。

公孙鞅笑了。

孙子不是说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之类的话吗？

公孙鞅的削魏计划，正是贯彻了孙子的最高明的计策，首先即消灭敌国的阴谋与军事计划于无形，其次是破坏敌国的盟交，在外交上挫败他们携手对秦的计划。

公孙鞅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关键是在于他揣摸透了魏惠王内心深处的想法，正确地预测了当时东方各国之间互相争夺攻伐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客观态势。

据《战国策》中的《齐策五》中记载：

魏王悦于卫鞅之言也，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斿，从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处之。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魏王大怒，跣行按兵于国，而东次于齐，然后天下乃舍之。当是时，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

看看，魏惠王因为虚荣心所驱使，竟然被公孙鞅的一句空话，骗得光着脚东奔西忙，落得个列国叛之、伐之，不仅帝王没有做成，相反丧师失地。魏国从此转盛为衰，真真是凄凄、惨惨、戚戚的一番景象。

中国历史上像魏惠王这样的大傻瓜，各代不乏其人。三国时袁术就是魏惠王的翻版。他们都是手中拥有了一点点资本，心中欲望就无限地膨胀起来，也不看看自己吃几两干饭、不看看天下有没有取得成功的形势，就急急然皇袍加身，闭其门做只有自己承认自己的天子。结果，他们都为天下弃之，众叛亲离，不得善终，为人嗤笑。相反，聪明人也有，如曹操、朱元璋类。他们都深知实力是决定一切的因素这个简单的道理。他们也都是南面称寡，但是，并不急于皇袍加身，而是努力打造自己横行天下的实力与能力。机会不成熟，他们决不会盲目乱干。

曹操戎马一生，挟天子以令诸侯，三分天下有其二，晚年尚能头脑清醒地拒绝孙权上书劝进的建议，认为这是孙权将他放到火炉上烤，是不安好心的馊主意。

朱元璋接受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让做反王的出头椽子先在元军进攻下一个个烂去，待各方精疲力竭的时候，他再渔翁得利，出来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天下。

看来，如何才能真正做上天子，这还真是一门学问。魏惠王傻气十足的小丑式的表演，作为反面教材，足以儆诫后人。

接着，秦孝公采纳公孙鞅的建议，立刻任命公孙鞅为大将，率兵收复河西之地。

《史记·商君列传》中这么记载：

军既相距，卫鞅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从司马迁的这段记载中，足见公孙鞅这次战胜魏军使用的是“兵不厌诈”的计策。在军事战争中，这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成功范例。

但是，问题出在公子卬与公孙鞅虽为两国敌军将帅，但昔日却是志同道合的密友。当初公子卬为了让魏惠王重用公孙鞅，在魏王面前没少下功夫。两人的友情，为当时人所熟知。公孙鞅以朋友的信用作担保，来欺骗公子卬，虽然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一时达到了他多年来处心积虑的军事目的。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一做法却未必高明。出卖旧时的朋友以换取功名，这实际上为秦、魏两国都不容。从此，他不仅没有了真正的朋友，而且秦国君臣也不敢太相信他了。以透支道德与信用来博取功名，日后证明，公孙鞅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秦国收复了河西之地，就掌握了黄河天堑，东进的门户已被打开，秦孝公在昔日“求贤令”中提出的“强秦”“复穆公之故地”的目标已经实现。

凯旋而归的公孙鞅，达到了他一生中事业的顶峰。秦孝公亲至东郊，隆重地迎接他的归来，同时兑现了自己“有能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丰厚支票。“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bd公孙鞅从青年时就孜孜以求的功名与事业，终于在他的多年不懈努力下变成了现实。

为了这一天，从他至秦之日算起，已经为之奋斗了将近20年！

五、身前的不幸与身后的永恒

常言道：日满则坠，月满则亏。

公孙鞅帮助秦孝公推行变法，实现“强秦”；在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夺回河西之地，达到“消魏”的目的时，他的人生与事业也就达到了巅峰。

巅峰其实是一种危险。没有人能够在巅峰上长久地停留。

果然，不出两年，公元前238年，全身心支持变法的秦孝公便因劳累过度而英年早逝。

同一年，为秦国富强与自己功名而发愤了20年的公孙鞅，也便从权力的巅峰上跌落下来，不仅自己，而且连累全家亲人一起跌进了苦难的地狱。

今天看来，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总是残酷得使人不忍回首，总是令人止不住地扼腕叹息。从古至今，人们都在为理想所吸引，为理想而奋斗，却很少有人能真正品尝到由理想结出的幸福果实。

从历史上来看，秦孝公与公孙鞅，确是一对事业上的天生搭档。如果说公孙鞅是秦国变法运动的设计师与执行人的话，那么，秦孝公则的的确确是这次变法运动的监护人与支持者。秦国变法运动能够最终如此顺利地取得成功，没有秦孝公的理解与自始至终的鼎力支持，是很难做到的。

在公孙鞅变法前不久，吴起在楚国也推行了变法，但因为触动了方方面面的贵族集团的特权和利益，遭到了他们一致坚决的反对。虽然楚悼王信任与支持吴起，怎奈这股守旧势力太大，在做他们的说服工作中，楚悼王最终因劳累过度很快去世。就在楚悼王尸骨未寒的灵前，楚国贵族联合起来，残忍地杀死了吴起并将他五马分尸。

距离公孙鞅变法1000多年后，中国北宋大地上也发生过一场王安石变法，与公孙鞅的变法目的颇为接近，旨在富国强兵。但王安石却没有公孙鞅那样的运气，其监护人宋神宗虽然也急于通过变法来挽救统治危机，但是他性格犹豫，在做事方式上不如秦孝公那样圆融与彻底。当然，王安石也不是公孙鞅，没有公孙鞅那种为功名敢于拼尽一切的劲头。最终，在宋神宗积劳成疾去世后，保守派掌权，新法尽废。在这一新一旧的混乱中，北宋也被搞得疲倦不堪，终至亡国。

对比来看，如果从实现人的使命与人生价值的角度来观察，我们禁不住地要为公孙鞅能够遇到秦孝公而感到庆幸。

秦孝公贤明、有能力、有志向而且又年轻。能够遇到这样一位胸襟豁达的君主，公孙鞅实在是太幸运了。

天下有本事的人多了去，哪里就缺你一个公孙鞅。“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公孙鞅就是有天大的本事，如果遇到的是一个不识相的主人，他这匹千里马还不是得最终老死槽下，一事无成。当初公孙鞅满怀希望地在魏国一待就是四五年，还不是由于魏惠王不赏识而空怀一身本事？

话又说回来，魏惠王与秦孝公毕竟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重量级选手。虽然魏惠王也在到处笼络寻找人才，虽然他也想称王称霸，虽然也能够幸运地接受到先人传下来的一份丰厚的家业，虽然像公孙鞅、孙膑这样的文武全才都曾经投奔到他的帐前，但他的不识人的眼睛、刚愎自用的性格以及好大喜功的做派却把这些优势全都抵消得干干净净。

我经常猜想，如果历史能够倒回来再演一遍，假设魏惠王接受了宰相公叔痤的临终建议，最终重用了公孙鞅，那么，后来的中国历史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与变化？会不会是魏国不断强大，直至由它来一统天下？经过反复的推理与思忖，我还是得不出这样的结论：魏国不是秦国，它身上背着太多的历史包袱，没有公孙鞅这样个性的人彻底施展才华的空间与土壤。魏惠王也不是秦孝公，他不可能把公孙鞅推到政治舞台上的聚光灯前，让耀眼的光芒长时间地全部倾洒在公孙鞅的身上。他没有秦孝公要把国家彻底治理好的志气以及信人不疑、用人彻底的胸襟。在这一点上，魏惠王根本无法同秦孝公相提并论。如果公孙鞅留在魏国，他也不可能得到魏惠王的全力支持而真正地实现他的理想。他不可能在魏国做出像在秦国那样名留青史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历史进程的伟大事业来。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地想对公孙鞅大声地说一声：你是多么地幸运，你的使命与人生的价值，已经经由秦国的政治舞台发挥得淋漓尽致。虽然你身遭不白之冤，像吴起一样被五马分尸，但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来到这个世上风风火火走上了一遭，值了！九泉之下，你该高兴、庆幸与安息才对。多少能人、英雄千年等一回也等不到的奇遇，能够垂青并成就于你，令人羡慕、妒嫉，多么值得自豪与高兴呵！

作为秦国国君，秦孝公不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且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在“招贤令”中提出的“强秦”目标，实际上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蓝图。因为“强秦”这个目标的可塑性非常大。它可大可小，可远可近，可长可短。在我的理解中，这很可能就是秦孝公给其本人制定的要终身努力的最高目标。至于秦国要在他的领导下强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才叫强，秦孝公没有明确的界定。也许，这正是秦孝公高明的地方。

他在“招贤令”中提出的“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基本上可以视作为他要一定实现的目标。或许在秦孝公看来，实现这一目标是现实的，是一定能够在他的任内做到的。但我们如果稍微再深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即使这一目标，也是一个很大很宏伟的计划。至少，在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的手中，就根本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即使在秦孝公的任内，也是奋斗了二十余年才最终将这一目标变成了现实。

但是，正是因为这种理想主义的气质与个性，秦国才最终在秦孝公的手中，真正由一个西方大国最终走向“世界”，直至统一天下。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理想的驱动，秦孝公何至于在即位的当年就向天下发布了“招贤令”。如果没有理想的驱动，在前两次召见公孙鞅的过程中，面对公孙鞅滔滔不绝的迂阔的所谓三皇五帝神圣事，毫无兴趣的秦孝公，如何能耐心地等待他唠叨完！要知道，秦孝公当年也还只是一位才20多岁的热血青年，要是没有一定理想的支配，他是不会如此苦了自己的。紧接着，从孝公第三次、第四次继续召见公孙鞅这位外籍人士，更可以看到秦孝公理想的远大，以及他难得的气度、胸襟与求贤若渴的品质。

听到公孙鞅的富国强兵之策，秦孝公立即大喜过望，“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be这个生动的历史事实充分展示了这位年轻国君的急想有所作为的一面，这种童稚般的热情与激情，也许正是许多杰出并有所成就的领袖所共有的魅力。

秦孝公在位24年便去世，死时正值45岁的壮年时期，很有可能与他过度操劳国事有关。因为从现有的各种历史资料中，并没有发现这位有为君主有别的有伤身体的嗜好，如纵欲过度、荒嬉过度等等。相反，历史材料上所记载的都是他严肃工作，专注于秦国富强大业的事实。我们可以推断，这位有为君王如果不是死于暴病，基本上就可以认为是因改革大业劳累过度、油尽灯枯的结果。

从史料记载来看，公孙鞅是位外籍政客，本身在秦国没有一点人脉基础，他所以能够顺利地推行变法的法令，完全是因为秦孝公的全力支持。因为，真正能够推动变法，迫使全国臣民严格遵从实行的，并不是公孙鞅，而是站在幕后的身为国家最高掌舵人的秦孝公。

公孙鞅变法使秦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进行了全新的大变动，触动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各阶层的利益，反对之人当不在少数；加上公孙鞅的个性，为人“刻薄”、严酷果断、轻罪重罚、不留情面，这就为秦孝公的日常工作无形中增加了许多难度。秦孝公既要耐心说服或强迫本土实力派接受公孙鞅的改革举措，又要承担这场改革运动的风险与失败的责任。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足以使一个人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损坏健康而最终丧命。秦孝公英年早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断定是因为这次史无前例的大变动耗尽了他的心血，减短了他的寿命。这是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运动必须付出的代价。春秋末年的楚悼王、北宋中期的宋神宗概莫能外。

这是一个宿命，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宿命。

秦孝公刚死，腥风血雨便铺天盖地向公孙鞅直扑过来。

继位的太子驷，刚刚坐上龙椅，周围的旧贵族便纷纷将他包围起来，诬告公孙鞅欲行谋反。

公孙鞅的命运危在旦夕。

也许，自来到秦国，获得孝公信任重用以来，公孙鞅已经忘记了，他本来不过是一名宾客而已，他体内流的是中原卫国的血，和嬴秦没有任何关系；他忽略了，信任与支持他变法的，当权派中只有秦孝公一人，而不是那些根深蒂固、人数众多的贵族官僚。也许，在公孙鞅看来，信任他的孝公比他年轻十多岁，只要孝公健在，他就不怕什么风吹草动。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没想到，他策划并进行的这场改革事业，从决策到执行，要理顺整个过程中复复杂杂的人际关系，巨大的压力，已经把秦孝公彻底累垮了！

就在秦孝公去世前五个月的一天，有一个名叫赵良的秦国人，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

俗话说，旁观者清。尽管赵良对公孙鞅的变法也抱着反对的态度，但他敬重公孙鞅拼命实干的精神，他看出公孙鞅处境危险，出于一片真诚，他前去劝说公孙鞅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交出权力，交出封地，到秦国偏远地方去做一个富家翁，颐养天年。公孙鞅虽然真诚地接待了赵良，但却否定了他提出的赎救建议。以公孙鞅的个性与处事方式，他是不会走回头路、停下还在疾驰的战马的。何况，他凭半生的心血打拼而来的於、商封地，是他一生功名的广告牌，是他为后代造福的根据地。失去权力，再失去封地，就等于彻底否定了自己前半生的努力与成就，不要说是公孙鞅，就是换上我等碌碌之辈恐怕也一时难以下定决心。但是，不交出权力和封地，就必须交出自己的生命。二者只能选择其一。公孙鞅的悲剧人生就在这稍纵即逝的瞬间注定了。

果然，五个月后，秦孝公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太子驷继位，便是秦惠文公。

一朝天子一朝臣。

新君不用旧臣，这是一条铁定的政治法则，几千年来，谁也逃脱不了这幕铁网的制约。作为先王重臣，公孙鞅官爵至大良造，已经是相当于其他诸侯国国相的职位。国相无权率领军队，而公孙鞅则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秦孝公对其言听计从，加上於、商之地十五邑，公孙鞅的权势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换上任何一个新上任的君王，都不可能不对之深深加以关注与忌讳。何况，秦惠文公并不是一个庸碌无能的君王，他并不想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国君。

因此，在第一次朝会中，善于揣摩国君意图的公子虞和公孙贾立刻跳了出来。他们援引“大臣重则国危，左右重则身危”的古训，并进而分析，公孙鞅立法治秦，秦国虽治，但国中老少男女都只说商君之法，而不说秦国之法，如今又加封采邑十五，权位已极，势必谋叛。望君上立刻明断，切莫养虎贻患！

这些话，秦惠文公不仅全部听进了耳朵而且深以为然。

于是，秦惠文公下令收缴公孙鞅的相印及兵权，命他立即从咸阳走人，回到封地於、商去。

但是，聪明而精通政治的秦惠文公是不会就这样轻易地放过公孙鞅的。

一则，在早年变法时，公孙鞅对他的定罪及惩罚，他还历历在目，心中之恨未除。

二则，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族怨者很多，民众也苦不堪言、苦不敢言。借公孙鞅的人头安抚人心、收买人望、增强政治凝聚力，又何乐而不为？

三则，公孙鞅之人的影响已经深入秦国各个角落，借公孙鞅人头做文章，正可晓喻天下民众，借此迅速建立自己的威信。

四则，“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变法已经20余年，公孙鞅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该到了借他的人头向改革中的被伤害者表示慰抚的时候了。

这样，公孙鞅就死定了。

新上任的秦国国君，采取了逼反的高明策略。

对于公孙鞅这样一个深得先君信任、重用，而且为秦国服务了20余年的重臣，要杀他也必须找一个高明的借口，否则，各国会议论，民间会议论。根据其20余年的从政生涯，已经使秦惠文公太了解公孙鞅的个性与为人了。他知道，公孙鞅是不会甘心束手走上绝路的，只要自己再加一把火，公孙鞅就会狗急跳墙，叛逃或谋反的。

就在这最后的危急关头，公孙鞅似乎还没有嗅到即将到来的血腥气味。

也许，在功成名就之后，他的政治敏感性已经大大地退化了。在他辞庙返回封地时，还特意再用了一次犹如国君的威仪。很可能，在公孙鞅看来，这是他最后一次临朝听政、指点江山的机会了，他要给自己的前半生从政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他也想让咸阳的文武百官知道，他虎去威犹在。

公孙鞅觉得自己需要有这样一个结束，他的政敌也正需要他再显摆这么一次威风。

公子虔、公孙贾立即禀奏：“这叛贼已撤去相位，竟然还敢僭拟王者仪制，倘若任其回归商、於，必然后患无穷！”

当年曾在朝堂上与公孙鞅有过激烈争论，受到公孙鞅挫辱的甘龙、杜挚，也急急赶来做了同样的禀奏。

秦惠文公等的就是这样的罪状，他立刻命令公孙贾率领武士三千去追赶公孙鞅，斩首来报。

公孙鞅闻迅，赶忙扮成卒隶带着妻儿老母仓皇出逃。奔至函谷关时，看看天色已晚，便往旅店投宿，但公孙鞅没有公函证明，便被不客气地拒在门外。店主告诉公孙鞅：“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面对此情此景，公孙鞅不禁喟然长叹：“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bf

这就是“作法自毙”成语的来历。

没办法，趁夜色，公孙鞅等人混出了函谷关，企图奔魏，但因公子卬事件，魏人已对公孙鞅产生极大的不信任，他们以“陷人于危，必同其难”的理由将公孙鞅赶回了秦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公孙鞅只好逃回自己的封地於、商，组织子弟兵，准备做孤注一掷式的抵抗。但惠文公很快派出大军，粉碎了公孙鞅有限的一点军事力量，在郑国黾池这个地方将他抓获，施以六种死刑中最残酷的一种：车裂。

惠文公指着公孙鞅的尸首说：“今后有敢造反者，公孙鞅就是他的下场！”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公孙鞅一家也全部惨遭杀戮。

一个理想主义者，就这样为他的理想，将自己及其全家的生命献上了祭坛。

事实上，惠文公处死公孙鞅，并非是要否定公孙鞅的作为，更不意味着要在秦国恢复公孙鞅变法之前的旧制度。公孙鞅的变法在秦国推行了21年，已经深入人心，连妇孺童稚都能言“商君之法”。变法给秦国带来的好处，惠文公心中清清楚楚。对于新法的成果，惠文公不但没有废止，而且全盘继承，甚至还有所发展。这说明，惠文公是一个合格有为的君主。

关于公孙鞅的死因，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有这样的分析：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bg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公孙鞅之死是因为他做人行事“刻薄”“少恩”，这是不错的。但是，这绝不是公孙鞅一定要死的根本理由。秦惠文公之所以要除掉公孙鞅，我想，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公孙鞅在秦国权大势重，已经构成了对秦惠文公的潜在威胁。

从更深刻的层面上讲，公孙鞅之死，也不是死在秦惠文公的手中，而是死在中国传统政治的潜规则中。君相之争一直是中国几千年政治权力斗争的一种常见的现象。新即位的君主对于前朝留下的宰相重臣没有几个是加以继续重用的。任何一位新君，只要想建立自己的权力统治，都不能不把一切人们不满意的东西都推给前朝，而把一切好的都记在自己的名下。除非有万不得已的特别情况，先君的光辉形象是绝对不能损坏的。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莫过于推出像公孙鞅这样一个颇有民愤、个人品性又有瑕疵的人出来，使他成为前朝所有过失的箭靶，杀之以安抚民众，又可借以收回权臣的权力，树立自己新的气象。明朝崇祯皇帝诛杀魏忠贤、清朝嘉庆皇帝诛杀和珅，无不是这一法则在历史长河中变相的继续。所以，即使继位的不是秦惠文公，公孙鞅侥幸不被车裂，也决不会有太好的下场；即使没有公子虔、公孙贾的借机报复，秦惠文公迟早也要借个题目做成这篇文章。

后来的历史发展事实是：处死公孙鞅后，秦惠文公也并没有重用公子虔等宗室贵族。在其统治的27年间，没有一个无功无能的宗室贵族得到过高官显爵。公孙鞅人虽亡政未息，其变法措施继续在秦国大地上成长壮大，直至成为参天大树，庇荫秦始皇统一六国，兼并天下。这样看来，如果撇开个体生命的得失，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评估人生的价值与长生之道，我们还是要为公孙鞅这位理想主义者感到庆幸，毕竟人生只有百年，不过瞬间即逝，能够用肉体生命来创造精神不朽与永生，这才是真正的不老长生之道。

第四章　皇帝制度与郡县制

——秦始皇治国论

秦始皇创制的若干重要制度，特别是皇帝制度、郡县制度、官僚制度，对此后两千多年中国政治的演进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秦始皇继承前代的法治传统，在法律制度日益完善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法治国、以吏为师的政治准则。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实现了“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秦帝国，秦始皇执政的理论基础是法家的以法治国、以刑去刑、事皆决于法的基本思想，这为后世中国政治运作提供了一种颇具价值的治理模式。

一、创立皇帝制度

秦始皇对中国政治第一个开山式、里程碑式的创造，便是为自他而后的最高统治者发明了“皇帝”这一称号。从秦始皇开始，“皇帝”称谓一直成为封建时代历代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正式尊号。“皇帝”也由此而成为秦汉以来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文化代表性符号，与此相应的皇权观念亦一直成为最高统治者权力和权威的重要来源之一。

公元前221年，经过多年的兼并战争，秦灭六国，实现了天下统一。

司马迁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bh

天下统一后，秦王嬴政不满意前朝君王的政治称谓，指令群臣议上尊号。嬴政历数自己横扫六合的功勋，指令丞相、御史等人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这个明确的指示，说明嬴政对这个新生的帝国核心制度已经成竹在胸。

很明显，1．“称成功”，就是说他的尊号与权力，要与他前无古人的功业相匹称；2．“传后世”，就是要让这个新创立的帝国制度规范能够代代相传下去，实现千秋一统。

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立刻召集公卿百官集议，根据秦王嬴政的指令，他们提出了一个供嬴政裁决的提案：“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嬴政的裁定是：“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不久又“更名民曰‘黔首’”bi。秦始皇遂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

皇帝制度形成过程倒很简单，众大臣经过一番搜肠刮肚、冥思苦想，纷纷附和秦王的意见提出了自己的办法。最后，还是嬴政一语定乾坤：

取三皇之“皇”，五帝之“帝”，号曰皇帝。

司马迁说：“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

皇帝尊号与制度，无疑是秦始皇对中国政治的一大发明与创举。

从历史上看，“皇帝”一词，古即有之。《尚书·吕刑》有“皇帝哀衿庶戮之不辜”“皇帝清问下民”等。这是现存文献中“皇帝”称谓的最早用例。对于《吕刑》所说的“皇帝”，学界大多认为是对尧、舜等前代帝王的尊称。在功盖“三皇五帝”的意义上使用“皇帝”一词，并将这顶桂冠加在当代君主之头上，显然始于秦王嬴政，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皇和帝联系起来，称皇帝的帝王。

表面上看，“皇帝”是一种名号、一种君主称谓，但实质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问题，而是帝王观念的体现，它把帝王的尊贵推向了顶峰。秦始皇设置名号的根本目的是利用民众对君主制度和王权的普遍信仰来建立统治者自己独一无二的权威。在秦始皇之前，最高统治者已经有过一系列的高贵名号，如夏朝的“后”、商朝的“王”、周朝的“天子”等。但秦始皇认为这些称号还不足以概括其权势，显示其功德，彰显其神圣，于是指令群臣另上尊号。群臣引经据典，认为人类之中“泰皇最贵”，建议以“泰皇”为号。而秦始皇意犹未足，他干脆将概括天皇、地皇、泰皇之“皇”与上古最高统治者的“帝”号连缀在一起，创造了“皇帝”称谓。

秦始皇所谓的“皇帝”名号，既是对新生帝国制度的新的概括与发展，也含有权势与功德都超越“三皇五帝”的意味。“皇帝”称谓是在一系列君主称谓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既可以与“皇”“帝”“王”“天子”“陛下”等其他君主称谓并用，又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正式尊号而凌驾于一切君主称谓之上。

秦始皇创立的皇帝制度，不仅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与一系列国家名、器联系在一起的。皇帝权力表现在为民立极，即对全国臣民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做了详尽、具体的规定。所有的臣民都必须按照皇帝的意志和命令行事。琅琊刻石中如下一些词句很能说明问题：

皇帝临位，作别明法，臣下修饬。

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

这类词句可不是官样文章，而是为臣民划定行为准则，并宣布皇帝的意志就是命令，所有的人必须遵从，从而把皇权至上的思想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与提出皇帝称号同时，秦始皇还确立了尊君卑臣的礼仪制度。蔡邕《独断》说：“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曰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车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为了维护皇帝尊严，从秦始皇开始，历代最高统治者还有一系列极为烦琐的礼仪规范，就连皇帝的衣、食、住、行都打上了皇权至上的印记。这就从名号、制度、礼仪、法律等各个方面，确保了皇帝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在制度与观念的互动中，“皇帝”就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文化符号，而是成为中国传统统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最高概括。

皇帝称谓自秦始皇确定之后，中国帝王的正式尊号再也没有更改过。原因很简单，在汉语中已无法找到更尊贵、更贴切的词汇。正如朱熹所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bj

皇帝制度开两千年来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之先河。从秦始皇开始，周王朝实行的分封制度，开始逐渐被郡县制所替代，从此进入了中国历史的博物馆。

这是政治上的大智慧，是大一统传统中国政治所需要，皇帝制度对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秦始皇这一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不可没！

二、巩固与完善郡县制度

秦帝国的政治制度，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新鲜的气息。

秦统一天下之后，疆域空前广大。

据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帝国的国土，东边至于海滨暨朝鲜地方，西边至于临洮（今甘肃岷县）及羌人居地，南边至“北向户”，也就是到了北回归线以南的地方，北边则据河为界，国防线与阴山并行东至辽东。

如何治理这片广阔的疆土？是继续采用周王朝的分封制，还是采用春秋战国以来新兴的郡县制？秦帝国君臣曾经就此进行过两次激烈的辩论。

秦刚刚实现统一之初，丞相王绾曾经主张实行传统的分封制度，以维护帝国的安定。

王绾认为，诸侯初破，燕国、齐国、楚国旧地距离关中都非常遥远，如果不分置诸侯王的话，就没有办法镇抚管理。他建议秦始皇分立诸子做诸侯，以统治距离国都咸阳较远的土地。

秦始皇吩咐朝廷对这一意见开展讨论，群臣大都表示赞同王绾的建议。只有廷尉李斯提出了不同的政治见解。

李斯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了许多子弟同姓为诸侯，但是后来这些诸侯国和周王朝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又彼此如同仇敌一般互相攻击，连周天子也没法加以禁止。现在，全靠陛下英明神圣，海内实现了一统，都成为直属朝廷的郡县，对诸子和功臣可以用国家的赋税收入给予丰厚的赏赐，这样便于控制天下，这是实现海内承平的“安宁之术”。而分置诸侯，是不宜施行的建议。

经过斟酌，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他说：天下苦于战争长久不息，就是因为侯王割据相互争夺的缘故。现在幸有祖先神灵护佑，使天下终于得到安定，如果重新分立诸侯国，就会再次埋下战争的隐患，要想谋求海内安定，岂不难哉！廷尉的主张是正确的。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公元前213年，秦帝国君臣就是否推行郡县制，又发生了一次著名的御前辩论。

秦始皇置酒咸阳官，博士七十人在御前祝酒。

仆射周青臣进颂说，以往秦国地方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的地方，全都成了陛下的国土。以诸侯统治旧地设立郡县，于是人人自安乐，不再有战争的祸患，天下可以传之万世。自上古时代算起，诸多帝王，哪一个都不及陛下的威德。

于是秦始皇大悦。

随后博士齐人淳于越进言，却直接反驳了周青臣的说法。

他说：殷周政权能维持一千多年，正是因为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却废除分封制而推行郡县制。做事不遵循古训而能够长久的，从来没有听说过。

于是，秦始皇命令就分封或是郡县制度再次进行讨论。

在第二次辩论中，李斯继续批驳“师古”的主张，以为五帝的政策不相重复，三代不相沿袭，但是各自都实现了安定进步，政制只能依时势而变化演进。明确了郡县制政治革新的意义。李斯又指出，古来天下散乱，不能一统，以致出现“诸侯并作”“诸侯并争”的严重危害。他坚持郡县制对于“创大业，建万世之功”有重要作用的主张。李斯肯定郡县制的意见再次得到秦始皇的赞同，而对于与此不同的政见，随后秦始皇则采取了以“焚书”为标志的严厉打击的措施。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中曾经称李斯倡行郡县之议是“千古创论”，又就“置郡县”之举多所赞誉。他说，李斯等人，都是应运豪杰、因时大臣。假使圣人重新复生，所推行的政策也不会有所改变的。

在明确了治理之策之后，秦始皇于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每一个郡，设置守、尉、监诸官职，分别负责行政、军事、监察，从而彻底固化郡县制度。

秦王朝最初设置的三十六郡，包括：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北地（郡治在今甘肃庆阳西南）、上郡（郡治在今陕西榆林南）、汉中（郡治在今陕西汉中）、蜀郡（郡治在今四川成都）、巴郡（郡治在今重庆）、邯郸（郡治在今河北邯郸）、钜鹿（郡治在今河北平乡西南）、太原（郡治在今山西太原南）、上党（郡治在今山西长治）、雁门（郡治在今山西大同西）、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东北）、云中（郡治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河东（郡治在今山西夏县）、东郡（郡治在今河南濮阳南）、砀郡（郡治在今河南商丘）、河内（郡治在今河南武陟南）、三川（郡治在今河南洛阳东）、颍川（郡治在今河南禹县）、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黔中（郡治在今湖南沅陵）、南阳（郡治在今河南南阳）、长沙（郡治在今湖南长沙）、九江（郡治在今安徽寿县）、泗水（郡治在今安徽淮北西）、薛郡（郡治在今山东曲阜）、东海（郡治在今山东郯城）、会稽（郡治在今江苏苏州）、齐郡（郡治在今山东淄博）、琅琊（郡治在今山东胶南南）、广阳（郡治在今北京）、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密云）、上谷（郡治在今河北怀来东南）、右北平（郡治在今天津蓟县）、辽西（郡治在今辽宁义县西）、辽东（郡治在今辽宁辽阳）。

管辖京畿附近诸县的“内史”，是和郡平级的行政单位，然而不在“三十六郡”之内。

后来，随着疆域的扩展，又设九原（郡治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南海（郡治在今广东广州）、桂林（郡治在今广西柳州西）、象郡（郡治在今广西崇左）、闽中（郡治在今福建福州）五郡。

于是，除了内史管理的京畿地区外，秦有四十一郡。

秦的政区范围的确定，标志着中华帝国最基本的文化圈的初步形成。后来中土文化向四方传播，都是以此作为主要基地的。

在秦的地方行政体系中，郡的下级单位是县。少数民族地区的县级行政单位则称“道”，这是因为当时中央政府对于这些地区一般只能控制主要的交通线，并由此推行政令、集散物资的缘故，秦县的数量大约有一千个。

从历史上看，郡县制度是春秋战国以来逐步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地方行政制度。

关于“县”的设置的最早的资料，可见于《史记·秦本纪》的记载。这就是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后，在所占领地区设立了最初的“县”，以及秦武公十一年（公元前687年）在杜地和郑地设置了“县”。

《国语·齐语》中也说，齐桓公时，曾经在齐国设立了“三乡为县，县有县帅”的制度。

另外，从《左传》中，也可以看到有关晋国、楚国等国曾经设县的记录。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二《郡县》中写道：“当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已为‘县’矣。”就是说，“县”，起初是列国兼并时代管理新占领区的行政区设置。顾炎武又指出：“当七国之世，而固已有郡矣。”通过战国时期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郡制，也是中原周边地区后起的强国赵、燕、楚、秦初创的新的地方行政制度。

海内一统后，郡县制度为秦帝国继承发展并巩固下来，成为后来历代王朝中央政权控制地方行政的基本形式。秦王朝的统治者确定了“置郡县”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确实是英明的政治决策。bk

秦帝国的郡县制度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地方行政机构设郡、县（道）两级，县以下有乡、里等基层政权组织。基本上实行单纯的郡县制。封君食邑的“国”数量很少，且实际上相当于县一级建制。中央政府之下设数十个郡。作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划的郡规模相对较小。

2．郡县主官一律由中央政府任免，其他各种重要官吏的任免权也全部操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各级官吏的基本职责和行政行为主要依靠国家制定的各种法规加以规范。一切地方官都属于官僚制度中的官僚，他们必须服从国家及上司的法令、政令，定期向上一级政府报告政务，并接受上一级政府的考课。中央在地方设置专门的派出机构以监察郡县百官或直接管理有关事务。

3．国家将各项重大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通过掌握大政方针的决策权、国家法规和制度的制定权、各级主要官吏的任免权、所有军队的调动权、最高司法权、最高监察权和财政管理权等，加强对郡县的控制，使地方很难形成对抗中央政府的政治势力。

4．初步形成地方官吏分权、制衡的机制。如在郡一级，郡守、郡尉、监察御史在行政、军事、监察方面有所分工，军事、监察权力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但是，在这方面还有许多有待进一步改进、完善的地方。

5．中央赋予地方较多的实权，使之与后世郡县相比有较多的自主权。各级政权机构基本上实行行政、司法、军事、财政、监察等诸权合一。郡守和县令还有制定地方法规、政令和选任低级官吏、属吏的权力。每一级行政机构只有一个权力中心，行政首长的权力仍然比较大。地方享有的权力足以承担属于其职权范围中的各项日常政务。必要时郡守还有条件集中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各种资源以应对危机。

过去，许多政治史的研究著作都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是秦始皇嗜权如命，导致中央集权过甚而地方政权权力太少所致。其实，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综观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史，在历代王朝中，秦朝郡县一级政权及其行政长官的实际权力属于较大的一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容易出问题的。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秦帝国郡县体制的弊端主要有两个：一是地方主官的权力太集中。由于秦帝国立国时间太短，这个问题还没有从内部充分地暴露出来。但是在发生动乱时，项梁、刘邦等一批豪杰只要夺取守令印信，便可以形成一股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这个问题。二是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的规模太小。全国分划为40多个郡，中央直接管理的下一级政权机构数目太多。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也是有问题的。郡一级的行政区划太小，致使力量过于分散，在国家出现危机时，单凭各个郡县的力量，很难在更大的范围内组织有效的应对措施，而中央权力又难免鞭长莫及。秦末天下动乱之际，这个弊端暴露无遗。从稳定“家天下”的政治结构的角度看，在认同旧的政治体制的传统势力仍然相当强韧的秦代，特别是在刚刚实现国家统一的立国之初，如果秦始皇在关键地区适度分封若干嬴姓王国，可能在政治上对稳定统治会更有利一些。bl这样做既可以减少一些舆论的批评，加强高层内部的团结，又有利于保持嬴秦王朝的家天下，使整个国家的政治运作状况适度增加一些稳定性。这些缺失，汉帝国的创建者刘邦都十分明智地在借鉴秦亡教训的基础上加以了改进和完善。

三、建设帝国官僚制度

实行郡县制度后，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与官吏，秦始皇汲取了战国时期置官设制的经验与教训，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中央与地方二级政权组织。

在中央官制方面：设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行政、军事、司法工作。

丞相分左、右，是中央政权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

太尉是中央的最高军事长官，协助皇帝处理全国军务。

御史大夫掌管监察工作，协助丞相处理政事。

“三公”之下设有“九卿”，即：

奉常，掌宗庙礼仪。

郎中令，掌宫廷戍卫大权。

卫尉，掌管宫门警卫。

太仆，负责皇帝使用的车马。

宗正，管理皇族事务。

典客，主管少数民族事务。

少府，负责山林池泽的税收和宫廷手工业，属于管理皇室私家财富的机构。

治粟内史，负责租税赋役和财政开支。

廷尉，掌管刑罚。

秦汉以降，人们常将秦代中央官制归纳为上述“三公九卿”。然而事实上，除此之外，秦代还设置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官职，比如：博士，“掌通古今”，即通晓古今史事以备皇帝咨询，同时负责图书收藏。

典属国，与典客一样主管少数民族事务，不同的是典客掌管与秦友好的少数民族的交往，而典属国则负责已投降秦朝的少数民族。

詹事，管理皇后和太子的事务。

将作少府，负责宫殿建造。

内史，掌治京师。

主爵都尉，掌列侯。

在地方官制方面：前文已经说过，根据郡县制度，设立郡、县两级长官。

无论是中央官员还是地方官员，秦始皇全部打破周王朝的贵族世袭制度，结束终身制，任免与考核全由中央政府决定，同时全面强化政治监控机制及其相关的一系列管理制度，防止与惩办官员的腐败与不作为行为。

由此可见，秦王朝的官僚制度已经相当严整完备。后来有“汉承秦制”的说法，就是说秦代的这一制度为汉代统治集团大体继承沿袭。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中，秦代的官制确实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周政衰败，官制混乱，战国并争，各有变异，秦兼并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王朝予以继承，没有大的变动。秦立百官之职，汉代基本因循秦制又经进一步健全之后，终于确立了中国历代王朝官制的基本格局。

四、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

秦始皇以武力征服天下，摧毁了各国政治疆域的篱笆，建立了统一的帝国政治制度。但他没有停步于此，又把目光对准了斑驳陆离的文化领域、经济领域，致力于构建“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经济文化形态。秦帝国建立不久，秦始皇就雷厉风行地扫荡各地经济文化差异，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推行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等有利于大一统的经济文化政策。

（一）“书同文”

统一文字、简化字形是秦始皇在统一文化制度方面最重要的举措之一。秦始皇称帝不久就下令“书同文字”bm。他针对各国“文字异形”不易相认的状况，下诏令统一文字的字形与书体。

秦始皇首先推行经过整理的秦篆，也就是小篆。小篆是以秦国文字为基础，以西周以来通行于周地、秦国的《史籀》大篆为蓝本，又汲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画简省的优点，修改而成的。秦始皇将李斯、赵高、胡元敬等人用小篆编写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标准的文字范本。李斯等人创造的“小篆”又称“秦篆”。秦篆形象匀圆、字体齐整、笔画简略。它作为官方规范文字，颁行全国。另外，秦始皇还推行隶书。“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bn云梦秦简的发现证实了这个观点的正确。

秦始皇简化汉字、统一字形，对于中华民族政治与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方言、乡音差别很大，而汉字的表意性很强，有了统一的文字，就基本上克服了各地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的方言障碍、乡音隔阂。统一文字不仅对促进国家政治统一、经济、文化交流有积极的意义，还促进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迅速形成。

（二）“车同轨”“行同伦”

“车同轨”，秦始皇改变各国车轨尺寸不一的状况，将全国车轨统一为六尺，以加强政治的统一功能。

“行同伦”，即统一人们的文化心理。秦始皇以政令、法律等形式，统一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诸如“依法为教”“禁止淫泆”等。秦帝国还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曰“三老”。在颂扬秦始皇功德的秦代刻石中，至今仍然依稀可见到一批列举着与“行同伦”相关的政治措施。

（三）统一货币、度量衡

秦始皇以法令的形式统一币制。战国时期各国货币本位制、单位和铸币的轻重、大小、形制都不一致。“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bo根据实际需要，秦始皇依法统一币制并加强货币管理，还制定了中国现存最早的货币金融法规《金布律》及一系列有关法规。

统一度量衡也是秦始皇巩固国家统一与保障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发布诏书令，“一法度衡石丈尺”bp。他统一了度量衡，规定了统一的度量单位和进位制。为了保证这项法令的贯彻落实，由中央政府向各级地方政府颁发统一制作的标准量器。凡制造度量衡器，都要刻上皇帝诏书全文。不宜刻字的陶器也用刻字木戳印上字样。从现存秦代量器看，秦始皇把商鞅变法时确立的度量衡标准推行到全国，也就是说，他以秦国的标准统一了各国在度量衡上有所不同的标准。

五、重视与强调以法治国

秦始皇是一位非常重视“以法治国”的封建皇帝。秦帝国是一个厉行“法治”的封建王朝。秦始皇深受法家思想影响，重视以法为治。他公开宣称以法治国，把法作为治国之本，立法度，行法治，任狱吏，严刑罚。正是因为秦始皇对法治的高度重视，使得秦帝国的政治模式和秦始皇的统治方略与后世很多王朝有所不同而别具特色。

秦始皇比较全面地实践着法家的法治理念。秦帝国的群臣颂扬他：“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bq后世也有人以“繁法严刑而天下振”“禁暴诛乱而天下服”br来评说他。秦始皇汲取先秦法治思潮的各项成果，基本上将有关的法治理念贯彻到了秦帝国的政治实践中。

（一）秦始皇是一位“因道全法”的皇帝

这一点可以从三个重要事实推定：一是秦始皇十分欣赏韩非的政治学说，而韩非坚信道是“万物之始”“是非之纪”，国家法制、治国之道、赏罚之术等等，都因道而设，依道而行。二是秦始皇相信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并依据“水德”确定了秦帝国的政治模式和法制风格，而阴阳家相信一切根源于道，“五德终始”则是天道运行在政治上的体现。三是秦朝的三公、九卿、博士大多有法家或儒家学术背景，都相信法据于道。自百家争鸣以来，道或天（天道）一直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它必然被历代统治者引为一切政治活动的最高依据，秦始皇也不能例外。

（二）秦始皇是一位重视立法定制的皇帝

秦始皇集先秦法学理论和法制实践之大成，在“天下大定”之后，以法为本，逐步建立“法令由一统”的国家制度。秦始皇自诩大小政务“皆有法式”，“除疑定法，咸知所辟”，实现了“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群臣颂扬他“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bs李斯也称赞秦帝国“明法度，定律令，皆从始皇起”bt。正是因为秦始皇重视完善法制与倡导以法治国，秦帝国有关的法律、法规体系相对比较健全和完备。

（三）秦始皇是一位热衷普及法制的皇帝

秦朝的法制具有公开性。秦律在依法规定臣民必须履行某种义务时，总是先宣布对于违反者的处罚手段及其量刑标准，以明令禁止、事前告诫乃至威吓的方式，敦促臣民履行义务。秦始皇明确规定：秦朝各级官吏都要学习法律，精通法律，他们有责任向民众宣讲法律，并回答有关法律问题的咨询。《语书》为秦帝国各级政府官员注意成文法的公布及国家法制的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范例。《内史杂》规定有关官吏必须及时抄写其职责范围内所需要的法律。《法律问答》还明确规定：官员必须及时地、正确地解答百姓的法律咨询，否则有可能负连带法律责任。在这一方面，秦始皇的理念和行为完全符合法家学说的要求。

（四）秦始皇是一位善于依法施治的皇帝

为了使秦帝国政治“合五德之数”，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为了有效贯彻法制，秦始皇建立了以法吏为基干的官僚体系。与历代王朝相比较，秦王朝的法吏体制和法吏责任制颇具特色。秦帝国尚法而治，因此法律和法吏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其他朝代有所不同，有关体系之完备和制度之严密也非常突出。从现存文献看，在通常情况下，秦始皇注意依据制度和法律实施统治，办理政务。历史事实表明，秦政之得与秦政之失皆与秦法制定与实施之好坏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秦始皇是一位依法严格治吏的皇帝

秦始皇对违法的权贵、官吏严惩不贷，在很大程度上贯彻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bu这条法治原则。在国家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只要触犯法律，无论贵贱亲疏，都要受到制裁。为了保证国家法制得以贯彻，秦始皇在方略上实行“事皆决于法”，司法官吏很难违法定罪科刑或贪赃枉法而不受惩处。bv

总之，在政治理念上，秦始皇的思路是法律至上，其基本政治模式就是将国家治理统一于“法治”“法吏”“法教”。秦始皇对法制和“法治”的重视和强调居历代皇帝之首。在政治实践上，秦王朝前期的依法为治也堪称典范。汉代以降，历代王朝都奉儒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的基干，提倡以“礼”“德”“仁”为主的政治方略，大大降低了“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秦帝国和秦始皇也因此招致“专任刑罚”之讥。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始皇可谓是中国古代史上唯一的一位高调落实以法治国的皇帝。

第五章　治理转型与黄老治国

——刘邦治国论

尽管刘邦推翻了秦始皇的江山而建汉，尽管从此之后汉代的史书、官牍把秦帝国描绘得黑暗一片，但是，汉帝国君臣却毫不犹豫地承袭了秦帝国的全部国家制度，并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用了黄老治国之道，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这不但让汉政权顺利实现了“秦果汉收”，而且还开创了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一个盛世——大汉盛世。从刘邦的作为来看，他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公元前206年，经过数年反秦战争，大秦帝国的统治大厦在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为首的各阶层造反者的讨伐声中轰然坍塌。公元前202年，刘邦建汉。在大汉帝国建立与巩固的过程中，刘邦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根据汉初的实际情况，在政治上推行了分封与郡县并轨并以郡县制为主的政治体制，采用了黄老治国，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这不但让大汉政权顺利得以巩固了下来，而且还促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的迅速到来。

一、以秦亡为鉴，推行分封与郡县并轨制

周公实行的分邦建国曾经对中国政治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分封制的弊端也日渐显露。分封制是造成西周后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乱和分裂割据的一个重要政治原因。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除分封制，代之以郡县制，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帝国体制。然而，推行了八百年之久的分封制，毕竟已经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秦统一后，原先的六国旧贵族仍在思念故土，而且统治者的暴政又使民众看不到统一的好处，人民不免对过去裂土分封的时代存有依恋之心。因此，秦亡之际，要求分封的呼声十分强大。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刘邦审时度势，既尊重历史惯性，继续保留分封制，同时又汉承秦制，大规模推行郡县制。因而，他的分封与郡县并轨制不仅没有重蹈周秦的覆辙，反而继秦之后建立起了一个统治长达二百余年之久的大汉王朝。究其原因，正在于刘邦正确处理了分封与统一的关系。

从历史上看，刘邦的分封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在反秦战争和楚汉战争中对部将和各种势力的分封；二是称帝前后分封异姓王和功臣侯；三是在铲除异姓王的同时，对同姓王的分封。

第一阶段是刘邦集团的创业时期。这个时期，刘邦采用了以分封促进统一的正确做法。秦亡以后，刘邦和项羽成为争夺天下的主要竞争对手。基于对当时形势和人们的观念的认识，他们都采纳了分封制度。项羽是先于刘邦实行分封的。但两人对分封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和策略造成了不同的结果。项羽出身于楚国的武将世家，割地而王、称霸一方，是其固有的观念。与项羽相比，刘邦则大为不同。他起自下层，没有过多的旧有观念束缚。尽管刘邦也意识到分封会对将来国家的统一带来不利因素，但他认为分封却是争取力量、孤立项羽、最终取得天下的最有效的办法。所以，刘邦利用了项羽的弱点和失误，在分封问题上形成了一个灵活应变、步步解决的战略思想。事实也证明，正是刘邦在与项羽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巧妙灵活地运用了分封功臣这一做法，才赢得了人心，孤立了项羽，壮大了自己，最终以弱胜强，取得了胜利。

刘邦称帝完成统一大业后，又承认和分封了一批异姓王和功臣侯，这是刘邦分封的第二阶段。在这一时期，刘邦继续尊重历史，用分封来稳定统一的格局。

这次分封，刘邦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此时刚刚打败项羽，形势尚未稳定，原来的诸侯王和一些将领手中仍握有重兵。刘邦虽然明白分封之后，他们会成为巩固一统江山的威胁和阻力，但是刘邦更清楚自己的力量尚不足以镇压和钳制他们，如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一定又会造成背叛汉室而与自己争夺天下的祸起萧墙的局面。为稳定统一大局，刘邦明智地继续实行分封。刘邦虽不得已而为之，但并不甘心按诸侯王的意愿回归分封制的老路，他在分封中采取积极的措施对诸侯王加以限制，并为日后削除他们做好准备工作。在分封过程中，刘邦对这些列侯的权力做了适当的限制。分封之后，列侯虽有侯国，但却无治民之权。侯爵一般都在京城。侯国设相，其相职和县令相同，由中央任免，归所在郡管辖。侯国相只对列侯负责每年所得租税。因此，列侯与侯国相以及封户的人身依附关系非常薄弱。刘邦这样做，既对功臣裂土分封的要求采取了必要的妥协，政治上给其名位，同时又不予实权，实行一定的限制，从而稳定了新王朝的统治秩序，避免了侯国封邑成为封君独霸一方的领地。历史表明，刘邦这一时期的分封，不仅不是倒退政策，反而是现实有益的措施。它有助于团结各种力量，稳固新的统一政权，从而为新政权的建设和皇权的加强赢得了时间。

刘邦第三阶段的分封是在铲除异姓王的同时，分封同姓王，目的是用分封维护统一。刘邦从称帝一直到去世（公元前195年）为止，重起征战之师，初封的八个异姓诸王被铲除掉七个，解除了心头之患。刘邦在铲除异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同姓王，其用意是鉴于“汉兴之初，海内初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bw。也就是说，刘邦是在接受秦没有实行分封子弟因而导致速亡的教训的基础上，才决心分封刘氏子弟，屏藩皇室，维护汉室统一江山的。刘邦先后分封荆王刘贾、楚王刘交等十一个同姓诸侯王，统辖异姓王故地，并杀白马为盟，立誓：“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bx刘邦并没有忘记西周分封的历史教训，所以在分封同姓王时，没有完全效法西周。首先，刘邦对同姓王的分封只是局部分封，所封的十一个王的辖区，仅限于原来异姓王的故地，中央所辖的中心地区和重要地区并没有分封。另外，在实行分封的同时，仍然推行郡县制。这样全国的行政区划就形成为一种郡县制占主导地位的郡国并行制，这对诸侯王的发展起到了抑制作用。by历史证明，实行分封与郡县双轨制度，确实是刘邦政治管理的成功实践。刘邦的分封实际上不过是袭取了西周分封制的外壳，从根本制度上，他还是继承了秦帝国的郡县官僚制度，这对中国后世政治体制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二、总结亡秦教训，成功实现治国理念转型

大汉帝国是在秦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9年起兵反秦，公元前202年称帝，公元前195年离开人世，活了62岁，实际参政14年。在这14年中，他发动起义，推翻秦王朝，与项羽楚汉相争，登上皇帝宝座，翦除一个个异姓王，每一事件都给史家提供了丰厚的素材，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这是戎马倥偬的14年，这是风云变幻的14年，也是惊心动魄的14年。如果从公元前202年刘邦登上皇位算作他开始正式治理国家的话，他在位仅七年。也就是说，在他实际参政的14年中，前七年戎马倥偬，奋斗的目标是夺取权力，建立国家，一统天下。而夺取政权后，从公元前202年起，则面临着要转变治国理政思路，确立治国理念的新问题，也就是要将治理国家的中心从打天下转移到巩固政权、治理国家上来。在这种情况下，确立何种思想作为统一政权的意识形态，就不可避免地摆到了汉初君臣的面前。

从史料上看，刘邦本人对这个转变的思想准备相对不足。十几年的征战生涯，无数次大大小小攻城略地的战绩，一个又一个战争对手和政治敌手的灰飞烟灭，不能不使他坚信“马上得天下”、一切都要凭实力说话的真理。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的雄才大略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家的务实态度和统治艺术，用什么人、采纳哪种理论都要服务于夺取天下这个最大的政治目的，符合这个目的的策略就毫不犹豫地采用，而有碍于实现这个目的的策略则遭到他毫不留情的遗弃。

据《史记》《汉书》等史料记载，登上皇帝的宝座后，刘邦自己也在反思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请看刘邦与群臣的下面一段对话：

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

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bz

刘邦将自己成功的原因归结为正确用人，确实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刘邦手下很多为他夺取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出色的谋略家和军事家，除了张良出身于韩国的世家外，其余大都出身低微，萧何、曹参是沛县吏、掾，韩信是无业游民，郦食其是乡里守门者，樊哙以屠狗为事，夏侯婴为沛厩司御，周勃以织苇席为生，灌婴以贩缯为业。从中可见，他所使用的人都是为了实现夺取政权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多是出于功利的考虑，而不论其出身。由此也不难看出，刘邦政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多为行伍出身，正如司马迁所说：“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ca班固也说：“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cb

由此看来，汉初刘邦不用儒者，没有将儒学纳入治理国家的通盘考虑中也自是当然。刘邦不好儒天下皆知，以致郦食其前去求见时不敢说明自己的身份。他曾经把儒者的帽子拿来当溺器，动辄大骂儒生。他骂说客郦食其是“竖儒”cc，讨厌叔孙通身穿儒服。所以，当新王朝建立之初，陆贾给他讲儒家的《诗》《书》时，难怪他会大为光火：“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cd这说明“马上得之”的思维定式仍然在左右他对国家时政和前景的判断。可当陆贾给他继续分析“马上得之”与“马上治之”的不同，著《新语》十二篇呈送给他之后，刘邦对陆贾、儒学和儒生的态度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记载：

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刘邦对儒学态度的变化可以从下列四项史料窥见一些端倪。

1．刘邦起用儒生叔孙通制订朝仪，使诸侯群臣尊卑有别、进退有序。据《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刘邦做了皇帝以后，他的功臣们经常“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这令刘邦感到很是恼火。儒生叔孙通趁机向刘邦进言，“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史载：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传。於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

叔孙通制定了一套能显示出帝王之尊的朝仪，令刘邦感受到了作为皇帝的权威与尊严，“今日始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将叔孙通擢升为太常，赏五百金。刘邦对儒者态度的改变，表明他认识到了儒学虽“难与进取”，但“可与守成”的功用。

2．任用儒者为太子太傅。“汉九年，高帝徙叔孙通为太子太傅”ce，这表明，刘邦将培养汉室接班人的重任交给了儒者。

3．刘邦晚年曾写《手敕太子》的诏书，追悔自己对儒学的态度。“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cf

4．礼遇儒家创始人孔子。“汉十二年，过鲁，以大牢祠孔子。”cg

尽管刘邦在位七年就离开了人世，尽管在这七年中尚未立稳脚跟的新兴汉政权的当务之急是要一一翦除所封的异姓王，即“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ch，尽管刘邦转而对儒学的青睐更多的是出于实用功利的考虑，但从历史事实来看，刘邦对儒学的态度确实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虽然，刘邦之后的文景时代直至武帝之前的几十年汉朝官方奉行的主导思想是黄老之术，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学在汉初销声匿迹，相反，它正在蓄势待发。到汉武帝时儒学能够确立起独尊的地位，应该说是汉帝国开创者刘邦对儒学态度的转变奠定了这一政策的基本走向ci。

三、与民休息，取用黄老之术治国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由于长期的战乱，经济凋敝，民力困乏。皇帝乘车，甚至不能找到同一种毛色的四匹马，将相们有的只能乘牛车。汉初君臣们多起自社会中下层，他们熟知民间疾苦，为顺应百姓的要求，这就需要采取宽松的政策治理社会，黄老之术于是顺理成章走上了历史舞台。刘邦在建立汉帝国后，认真汲取了秦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顺应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民心所向，采取与秦政权严法苛刑政策相反的治国方略，用黄老之策休养生息，宽刑薄赋，还利于民，依法治国，安定社会，从而开启了继之而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汉代数百年江山的基础。

黄老思想是战国时期一批名士假托黄老之言，以老子道家学说为主旨，同时兼采儒、法、名、墨众家之长而形成的一套颇具特色的治国理论体系。无为而治是黄老思想最根本的特点。黄老思想形成于战国时期，盛行于秦汉之际，对西汉初年统治者的治国理政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作为汉代的开国者，刘邦是汉代黄老之学的首推者，他的治国实践见证了黄老思想在汉初如何走向官方意识形态，并逐步发挥作用的全部过程。

张衡说：“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临其境恬淡，其治无为。”刘向在《列子新书目录》中也言：“列子者，……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秦汉时期黄老思想或称黄老，或曰道家，其实为一。它渊源于老庄之学，以道为本，以“无为”为思想内核，无为而治构成其基本的政治主张。但是，“其为术也，因阴阳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经过战国、秦、汉三代的不断完善，黄老思想的“无为而治”较之老庄之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其基本要点主要包括：

1．清静无为。清静无为是黄老无为而治思想的核心。《新语·无为》中说：“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若无忧民之心，则天下治。”不干涉主义成为黄老思想最基本的治国和处世原则，但是，此种不干涉主义并不等于传统道家的“道法自然”。黄老思想的清静无为，其最终目的是因势利导下的无所不为。最终目的还是在有为。

2．任性当分。“任性当分”是黄老思想最根本的政治理想，是奉行清静无为原则的必然结果。关于任性当分的理想境界，汉初黄老思想的代表人物陆贾曾有过完整的勾勒：“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驿无夜行之吏，乡闾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乌不夜鸣；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并议，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岂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后行哉？”这是对老子“小国寡民”理想社会和庄子“至德之世”的进一步补充与发展，也是对传统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重大突破。

3．德法并举。对于德与法，老庄基本持否定态度。而黄老思想则不然，它反其道而行之，将“无为之治”直接建构于德和法的基础之上，并就此在政治上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德、法理论。就法治而言，黄老思想认为，“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有曲直世。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世，法立而弗敢废也”，“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刑名声号矣。刑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匿正矣”。法由道所生，它的功能是明是非曲直。有了法，就可以立刑名，建声号，也就容易达到“无为”“无私”“无执”“无处”的境界。就德治而言，黄老思想肯定了道家“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基本主张，但也提出“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陆贾认为，“是以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立，杖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符合自然无为原则的仁义德化也是必需的。由此可见，以无为而治为核心的黄老思想虽脱胎于老庄，但又超越于老庄。它以道为本，但又儒法兼具。然而，正是这种思想特质，使黄老思想契合了汉初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统治者的个人需要，在西汉初年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首先，黄老之术适应了汉初“天下初定”时改变贫弱经济状况的客观需要。经过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后建立起来的汉政权，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当时，统治者是“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普通民众的生活更是艰难，“民失作业，而大饥谨（馑）”。面对此种“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的局面，统治者实不敢妄为。“君臣俱欲休息无为”在当时既属必然，又属明智。

其次，黄老之术成为秦朝以法治国失败的反拨。汉帝国建立在秦王朝的废墟之上。汉初统治者为避免重蹈覆辙，曾再三对秦亡汉兴的原因进行反思。他们无不认为，事愈烦而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亡的原因在于举措暴众和用刑太极。因此，秦代以法治国的失败要求汉初统治者对黄老的无为而治给予更多的关注。

最后，它契合了汉初统治集团的文化传统。黄老思想贯通道、儒、法，“指约而易操”，是一套开放而灵活的思想体系。这容易为刘邦等无教养的军功之人所接受。

在政治管理方面：

第一，君佚臣劳，分任责成。“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君佚臣劳、分任责成是黄老思想基本的执政观。刘邦深谙此道，他先后提出“功人”和“功狗”的概念。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刘邦此处所言涉及的虽是众臣之间的关系，但他揭示的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泛化开来，无疑与黄老道家“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理论有着极大的相通之处。

第二，重申纲纪，去苛以宽。“无为”是“道”的应用，是指在制度法律已备的情况下，君王“垂拱而治”。刘邦对此了然于胸。早在其西入咸阳时，就“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一统天下后，又因“四夷未时，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而令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同时命“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加强制度建设。

第三，一承秦旧，巧施分封。为保持政权稳定，在行政建制方面，刘邦“一承秦旧”。从中央到地方郡、县、乡、亭各级组织基本上保持了秦代旧貌，而未对中央集权的本质做丝毫的改变，但是在具体的管理方式上他却做了相当大的调整。他大封功臣、兄弟、子侄，让他们分赴各地为王，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的行政体制，以收 “屏障王室”的功效。

在经济发展方面，在黄老无为而治思想的指导下，刘邦也推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改革措施：

第一，崇俭禁奢。为防止过分地掠民、扰民，刘邦从适欲开始，提出要崇俭禁奢，量入为出。早在西汉建国之初，萧何兴造未央宫，他就狠狠批评道：“（天下）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对于必要的财政支出，刘邦也严格财政管理，“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予民”，尽量减轻人民负担。

第二，轻徭薄赋。汉初“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面对此种民生凋零的局面，为恢复生产，刘邦轻徭薄赋，放宽政策。在其未入咸阳而军次霸上之时，关中父老以酒食劳军，他辞谢不受，以示与民更始。建国伊始，他便决定“轻田赋”，“什伍而税一”，同时对新开垦的田地在头几年给予完全免赋的优待。这种轻徭薄赋政策在我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第三，“驱民而归之农”。农业繁荣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基础。为发展农业改善百姓的生存状况，刘邦把“重本抑末”作为发展经济的基本国策，强调农业为“天下一步之本”，并采取了一系列“驱民而使之农”的具体措施。据《汉书·高帝纪》记载，高帝五年，刘邦下诏：“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庶人。”并根据法令每人还可受田20～30亩，使之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从而使自卖为奴的这部分人获得解放。同时，对逃亡的“聚保山泽”的农民也给予优惠政策，分给土地和房屋，使之回归故里，安心生产。诸如此类政策的推行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有利于消除“流民”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这对巩固汉政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黄老无为而治思想的指导下，刘邦实行清静无为和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方面均取得显著成就。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安定。在皇帝与封国、皇族与豪族、农民和地主等关系问题上，刘邦采取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使其得到很好的解决。西汉政权由此从动荡走向稳固和强大。第二，经济繁荣。经过刘邦及后继者的努力，随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使汉帝国迎来了全面的繁荣。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暴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第三，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矛盾缓和。在国家富裕的同时，民众生活也逐渐富足起来。《律书》称：“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狗吠，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其又言。”“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这清晰地勾勒出汉初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图景。很显然，这与黄老思想的社会理想也颇具相似之处。

四、审时度势，以法治国

汉朝初定，汉高祖君臣清楚地看到，本来秦国经过商鞅变法，成效显著，威服诸侯，统一格局奠定，但秦始皇平定六国后却为所欲为，横征暴敛，使百姓陷入苦难的深渊，而且刑罚苛刻，百姓稍有触及，就遭残酷镇压，一人犯法，祸及三族，一家违法，邻里连坐，造成“刑者相伴于道，死人日积于市”的惨状。在此高压之下，人心思变，终于爆发了秦末农民战争，秦朝统治者则在吞下自己酿制的苦酒之后迅速灭亡。针对这一深刻历史教训，如何既改变秦朝的严刑苛法，又要依法治国，使汉王朝的政治社会秩序在法律的规定之下走上正常轨道，这是摆在汉初以刘邦为首的统治者面前的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这一重任，落在了丞相萧何的肩上。

萧何，沛郡丰县人，随刘邦起义夺取天下，因其“镇国家，抚百姓”之功，在汉兴功臣中排序第一，被封为酂侯，封地在今天的永城市酂城镇。作为汉初第一任丞相，萧何在巩固汉帝国政权、治理国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在稳定社会、制定国家法律等方面的贡献最大。萧何在刘邦提出“约法三章”的基础上为适应国家长期法制建设的需要，制定汉朝《九章律》。《九章律》是萧何在《秦法经》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既保留了历史上治国约民的积极成分，又剔除了暴秦残酷罪民的部分，对于稳定汉政权，稳定社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九章律》不但通行两汉400年，对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保障作用，而且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说它承上，《九章律》是在前代的基础上，由李悝的《法经》和《秦法经》修订增补而成；说它启下，汉代以后，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的法制建设，其基本内容都是取自汉律，影响甚至延及明清时期。故而汉代《九章律》是中国历史上法律文化的代表和以法治国的范本cj。

刘邦在西汉初期，一方面以文治礼仪理顺朝政，一方面根据前朝得失制定法律，以法治国，使汉初社会逐步走上了稳定繁荣的道路。作为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汉高祖刘邦在汉兴时期为巩固国家政权而采取的治理转型，采取儒、法、黄老兼治和与民休息的方略，为大汉帝国的兴盛做出了极大贡献。汉初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为后世历代统治者所沿用，从传承历史文化角度来看，对当今国家治理思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亦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在实现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转型过程中，刘邦显示出了其独具魅力的治理能力与领导能力。这笔宝贵财富，值得认真汲取与深入研究。

第六章　罢黜百家与大一统

——汉武帝治国论

汉武帝刘彻在位的半个多世纪中，北击匈奴，经营西域，设郡辽东，统一两粤、西南夷等地，使汉朝疆域大大超过了大秦帝国原来的版图。曹植称赞说：“世宗（武帝）光光，文武是攘，威震百蛮，恢拓土疆，简定律历，辨修旧章，封天禅土，功越百王。”更重要的是，汉武帝在治国理政方面可谓开前人所未有。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家学说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开创了中国思想界的大一统。在尊儒的同时，他又博采百家，重视法治。他的霸王道杂用之法，开创了后世统治者治术的百代之风。

在中华五千年的政治文明史上，功业显赫的帝王有十几位之多，汉武帝刘彻即是其中一位少有的颇具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毛泽东在其最雄伟词篇《沁园春·雪》中，直将其与千古一帝秦始皇并称。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是汉景帝的次子。汉景帝先立长子刘荣为太子，后来刘荣因母亲栗姬失宠而被废，刘彻被立为太子。公元前141年，汉景帝死，他继承王位，将汉帝国的事业直接带上了鼎盛的时期。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有三个人：第一位是清代的康熙皇帝，在位61年，其次是康熙皇帝的孙子乾隆皇帝，在位60年，第三位就是汉武帝了，一直做了54年皇帝。

汉武帝是汉王朝第四代传人，他的曾祖汉高祖刘邦打下天下，采取“与民休息”的国策，发展了社会经济，建立了帝国的基业。他祖父的长兄汉惠帝和汉惠帝的母亲吕后，以及祖父汉文帝、父亲汉景帝都是继承汉高祖的与民休息的国策，减轻赋税，增殖人口，开垦土地，春秋战国以来因为战乱被破坏的生产力重新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汉帝国的国力迅速增强。汉武帝在先人的基础上大展宏图，在文治和武功方面都建立了显赫的功业。过去史学家常常颂扬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并称之为“文景之治”。其实，汉武帝的时代才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尽管汉武帝一生（特别是晚年）犯的错误不少，但他依靠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强大实力，确实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鼎盛之业”。他的雄才大略在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中非常突出，只有秦始皇、唐太宗和康熙大帝才可以与之比肩。他在位的半个多世纪中，开疆拓土，疆域版图大大超过了大秦帝国。他用儒家学说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在尊儒的同时也博采百家，重视以法治国。他所开创的丝绸之路，不仅加强了当时中国与欧亚国家经济文化的往来，对于后世中国走向世界亦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纠错补弊，加强中央集权

汉武帝在位期间，对于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大力改革。其所作所为，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这就是加强中央集权与巩固王朝统治，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主要表现在：

第一，推行“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

面对“郡国并行”现状，尤其是鉴于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的教训，汉武帝推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他用主父偃之策，颁行“推恩令”，使诸侯王得推恩分封子弟为侯，借以削弱王国势力。随后，因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他又制订“左官之律”和“附益之法”，严惩诸侯王官吏犯罪，严禁朝臣外附诸侯王，限制诸侯王结党营私。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借口列侯所献酎金分量和成色不足，夺爵一百又六人。如此，“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

第二，加强对地方州郡县的控制。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除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和弘农以外，分全国地区为十三个监察区域，是为十三州部（冀、青、兖、徐、扬、荆、豫、益、凉、幽、并、交趾、朔方），每州部设部刺史一人，“以六条问事”，考察吏治，惩奖官员，断治冤狱。对于地方豪强势力，汉武帝任用酷吏，坚决予以打击。

第三，建立内外朝制度，削弱丞相职权。

汉初，丞相权力很大。随着社会的稳定，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在行政体制上，汉武帝提高“内朝”在决策机制中的作用，实行“内朝”决策、“外朝”执行的职权分工制度。“中朝”与“外朝”的分化，削弱了丞相与“外朝”的职权，形成以“中”驭“外”、以轻驭重的格局，使权力最终全部集中在皇帝的手中，便于决策与集中力量做成一些大事情。

二、开疆拓土，拓边置郡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汉武帝在军事方面的显赫功业，主要体现在在大秦帝国原有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开疆拓土、拓边置郡上面。

在北方边境，居住在中国北方边疆的匈奴部落，以其强悍的骑兵优势，侵扰中原一百多年。因限于国力，汉王朝无法与之抗衡。汉高祖曾倾全国兵力与匈奴战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终因军力不敌，而委曲求全地以“和亲政策”求得安宁。但尽管汉王朝不断给匈奴送去美女、金帛，匈奴还是侵扰不止。文景以来，汉匈之间一直是旋和旋战，和平时期少，武力相向时候多。汉武帝时，匈奴吞并了西域30多个国家，势力大增，更加频繁地向汉朝北方边境大举进犯。当时仅北方边境各郡，每年被虏杀的人口就有好几万，被抢夺的财产更是不计其数。汉武帝即位后忍无可忍，乃厉兵秣马、整饬军备，积极准备力量与匈奴决战，彻底解决匈奴扰边问题。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找反击匈奴的同盟军。与此同时，在陇西、代郡一带集结汉军主力，一面进行军事训练，一面寻找时机，打击匈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采纳熟知匈奴事务的官员王恢的意见，在马邑（今山西朔州）布设口袋，企图引诱匈奴入塞，聚而歼之。这次动员的汉军兵力达30余万，可惜这个计划后来被匈奴单于识破，未获成功。公元前129年、128年、127年、124年、123年、119年，汉武帝多次派名将卫青、霍去病等统率大军与匈奴作战，深入匈奴后方消灭了匈奴军队主力。公元前119年的漠北大战是汉匈之间一次决定命运的大战，双方出动的兵力都在十万以上，在狂风沙砾中生死搏战。最后是汉胜匈败，匈奴单于仅率数百骑突围，向西北逃遁。汉军追逐到北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此役汉军共杀虏匈奴九万余人，汉军自己亦损失几万人。《资治通鉴·汉纪》中对于此役予以了高度评价，指出从此“匈奴远遁，漠北无王庭”。汉武帝的抗匈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换来了国家北方边境长年的和平和安宁。

在东北边疆，解决了北方边防问题后，汉武帝又用兵东北。当时朝鲜为燕国人卫满及其后人占据。卫氏王朝常杀害汉朝边郡的官吏，汉武帝认为他们有意挑衅，乃派兵水陆并进，灭掉了卫氏王朝，在其地分设四郡，设置真番（治所在霅县，即今朝鲜礼成江、汉江之间）、临屯（治所在东暆，即今朝鲜咸镜南道北部）、乐浪（治所在朝鲜，即今朝鲜平壤市南）、玄菟（治所在沃沮城，即今朝鲜咸镜道）四郡。

在东南地区，汉武帝利用闽越、东瓯、南越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内部矛盾，出兵平定闽越，又平定南越，分别加以征服，将其地置于汉帝国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在南越地区置南海（治所在今广东广州）、苍梧（治所在今广西梧州）、郁林（治所在今广西桂平西故城）、合浦（治所在今广西合浦东北）、交趾（辖境相当于今广东、广西的大部和越南的北部、中部，治所在今越南河内西北）、九真（辖境相当于今越南清化、河静两省及义安河东部地区，治所在今越南清化西北）、日南（治所在今越南广治省广治河与甘露河合流处）、珠厓（治所在今海南琼山东南）、儋耳（治所在今海南儋县西北）等九郡。

在西南方面，汉武帝派唐蒙、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说服夜郎和邛、笮归附汉朝，先后在西南设立犍为（辖境相当于今四川简阳、新津以南，云南东北部，贵州北部）、牂柯（今贵州大部及云南东部）、越巂（今四川西昌地区、云南丽江、楚雄北部）、沈黎（今四川汉源一带）、汶山（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区一带）、武都（今甘肃武都一带）、益州（今云南晋宁晋城）等七郡。于是，今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均统一于西汉帝国。

三、兴修水利，发展经济

在发展经济方面，汉武帝亦有其一套成熟的办法与举措：

第一，兴修水利，发展农业。

汉武帝是秦汉时期兴修水利工程最多的一位皇帝。他虽然出身皇家，但却是一位懂得水利对农业生产重要性的皇帝。他为了巩固帝国统治，促进农业发展，首先在关中，继而在全国范围兴修水利。

据《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中的记载，汉武帝时兴修的水利工程，其中较重要的如下：

1．漕渠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采纳大司农郑当时建议，引渭穿渠，自长安终南山下，至黄河三百余里，三年而通，既便于运输，又灌溉民田万余顷。

２．河东渠

漕渠建成后，河东郡守番系建议穿渠引汾河与黄河水灌溉河东土地。当时估计，渠修成后，年可增收谷物二百万石。汉武帝认为可行，“发卒数万人”开渠。但此渠修成后只用了几年，就因河道迁移而无法再用。

3．龙首渠

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前105年），有个叫庄熊罴的人建议穿渠引洛水，灌溉关中重泉（在今陕西蒲城东南）以东的万顷盐卤恶地，每亩可增收十石。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发卒万人”穿渠引洛。但两岸地质条件不好，坍塌严重，建设者只好在地下开渠通水，十年才完工。此渠因为是从地下取水，效益不是很大，不过这个办法后来传到缺水的西域，人们按这个办法修建地下引水渠道，名之为“坎儿井”，“坎儿井”对当地的农业灌溉起了很大作用。

4．治理黄河

汉武帝初年，黄河在瓠子（旧址在今河南濮阳境内）决口，淮泗一带连年被灾。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东巡，发卒数万人治河，并亲临工地督促。竣工后，黄河几十年不再为患，东南16郡20多年的水患得以解决，当地农业生产得到恢复。

5．朔方、西河、河西、酒泉水渠

据《汉书·沟洫志》中记载，瓠子堵塞黄河决口工程完成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这些工程所灌溉的土地数以万顷计，皆具有一定的规模。

6．灵轵、成国、韦水渠

汉武帝元封年间，关中又有灵轵、成国、韦水三条水渠兴建，共灌溉土地万顷。其中包括周至、户县和渭河南，以及渭河北的眉县、扶风、武功、兴平、咸阳等地大片地区。

7．六辅渠

这是著名的郑国渠的辅助工程。郑国渠是战国时秦国所建，至汉武帝元鼎年间已经用了130多年。此时左内史倪宽建议在郑国渠上游开掘六条辅助水渠，灌溉郑国渠旁边的高地。汉武帝批准了这一计划。六辅渠完成后，许多地势高的田地也得到了灌溉，充分发挥了郑国渠的灌溉作用。

8．白渠

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赵国中大夫白公建议穿渠引泾河水，灌溉渭中平原。经汉武帝批准，工程很快上马。完成后，渠水流经泾阳、三原、高陵、临潼等地，灌溉田地4500余顷，产量大为提高。

除此之外，汉武帝期间修建的水利工程还有汝南、九江的引淮工程，东海郡的引巨定泽工程，泰山下的穿渠引汶水工程。这些工程所灌溉的田地面积也都在万顷以上。由于汉武帝的提倡和支持，全国各地兴建的其他小型水利工程不可胜计。可以说，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古代兴修水利的高潮时期ck。

第二，鼓励改进农具和耕种方法，增加农业生产。

汉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耕植，其法二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换耧，日种一顷，取名耧犁。赵过的新法比旧法效率提高了四倍。

第三，抑制豪强兼并，限制过度剥削。

汉武帝时期，豪强地主和大商人，依靠他们的权势和财富，逐渐加重了对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的剥削。土地兼并和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为解决因贫富悬殊而激化的社会矛盾，汉武帝采取了许多抑制豪强兼并、限制过度剥削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1．多次把郡国的豪族富家迁入三辅，将他们在郡国兼并来的土地收为公田，再以较低租税租给农民耕种。2．以商人“无得籍名田”的命令，没收他们占有的大量土地，并将这些土地转化为公田，租给农民耕种。3．任用酷吏“锄豪强兼并之家”，并命令刺史监察郡国，查问“强宗豪族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事项，犯者“大者灭族”，“小者乃死”，家私充公。此外，汉武帝还屡次命令各级官府将所属公田、荒地、山林、园囿，特别是边郡的土地租给农民耕种，或实行屯垦，以缓解农民无地耕种、流离失所的状况。他抑制豪强，限制剥削，注意赈济灾荒，安置流民。特别是对赈济灾荒，一直抓得比较认真。

第四，实行盐铁国营，增加国库收入。

盐指晒制和熬煮海盐、池盐，铁即炼制钢铁以及用钢铁制造各种兵器和生产用具。这些物资都是社会重要的生活、生产资料。从战国以来，盐铁大都为豪门和富家所经营，他们利用盐铁“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形成一股强大的与官民争利的中间势力。汉武帝时，抗匈战争耗费巨大，加上赈灾移民，国家财政出现困难，而盐铁富豪“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cl。汉武帝采纳公卿们的建议，下令在全国实行盐铁国营。盐铁国营之后，大大增加了国库收入，解决了抗匈战争和赈灾移民所需的数以万计的开支。

第五，建立平准、均输机构，调控物价，保障供应。

平准又名平粜、平籴，是战国时魏相李悝创立的一种调剂民食、平抑物价的措施。即丰年粮多时，由政府以平价买进粮食，存贮于粮仓；荒年缺粮时，再由政府以平价卖出粮食，以解决民生之疾苦。汉武帝将调剂民食扩大为调剂各种重要物资，要官府“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谓之平准。

均输，就是从中央到地方设立货物的运输兼贸易机构，主管物资的采集、运送、售出事宜。均输的主要物资还是盐铁、粮食、布帛及其他生产、生活必需品。一般的操作是在各地采集价格低平的必需物资，运到京师和需要这些物资的地方，然后以稍高价格出售。这样既可以保证政府的物资供应，免除大商人中间剥削，又可以从中获得商业利润。民众也可以从均输中以较合理的价格买到生产、生活必需用品，免除“万物腾跃”之苦cm。

四、打通丝绸之路，开拓中国与亚欧经济文化往来

抗匈战争胜利后，汉武帝派出许多使节到西域和中亚各国联系，开辟了中国通往欧洲的交通干线——丝绸之路，促使中国和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出现了新局面。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西域是玉门关、阳关以西直至欧洲的通称。张骞通西域所去的大月氏在今阿富汗北部，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喀尔巴什湖、伊塞克湖地区。张骞派副使所到的康居在今喀尔巴什湖至咸海之间，安息在今伊朗高原东北部。李广利征伐的大宛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今乌兹别克斯坦或塔吉克斯坦境内。《史记·大宛列传》所载条支在今伊拉克境内；黎轩，即大秦，就是罗马帝国。这都说明《史记》中所说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直至欧洲的广大地区。汉武帝通西域是件意义重大的事情。晋代从战国魏王墓中发现了先秦古书《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西游的故事，反映了中西交通的传说，中国的势力还未达到西域。“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cn。汉武帝通过经营西域，打通了中国和西方经济文化交往的通道，促进了中国与中亚、阿拉伯地区、欧洲、北非以及南亚次大陆在物产、科技、经贸、文化方面的互相交流，这一点有着重大的意义。近年以来，国际上对这条陆上的丝绸之路给予了经久不衰的关注，正说明了它在古代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这种意义上看问题，汉武帝时期中国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不仅对中国历史，而且对世界历史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co。

五、独尊儒术，统一官方意识形态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时，年仅17岁。

汉武帝虽然年少，但却有胆有识，雄才大略，一心要振兴朝纲，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汉家天下。他认为儒家思想比黄老思想更适于他的需要，即位伊始，就采取了三项措施：

1．起用儒生。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这些人主要是儒生。

2．任用重视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主持政府的要害部门。

3．派人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接著名儒生申培公入朝。申公是《诗》学大师，又是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的老师，名重当时。武帝迎申公，“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以及草拟巡狩、封禅、改历、服色等改革事项。

汉武帝的这些措施引起了黄老派的不满。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御史大夫赵绾建议“毋奏事太皇太后”，终于引发了汉武帝和窦太后之间的矛盾。窦太后逮捕了赵绾、王臧，令他们自裁。窦婴、田蚡被免职。在以窦太后为代表的黄老派强力反击下，汉武帝只得暂作让步，将申公送回家乡，诸所兴为者皆废。

但是，在挫折面前，汉武帝并没有打消“崇儒”的信念。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十月，汉武帝诏举贤良方正时，丞相卫绾建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这个建议深合汉武帝之意，从此成为选用人才的重要政策。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广泛招揽儒学之士，“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封以官职。

最为引起朝野震动的是，汉武帝将布衣出身治《春秋》的公孙弘拜为丞相，封平津侯，食650户。这件事使儒学的政治地位急剧提高，学习儒术成为士人们寻求政治出路、谋取利益的最热门途径，致使“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汉武帝就是通过大量征用儒学之士的手段，在政治上促成了崇儒局面的形成。

为了实现政治指导思想的转换，汉武帝还多次下诏策问“治乱之事”。他曾满怀希望地询问申公。申公说：“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这显然不符合汉武帝的要求，汉武帝很失望。后来，公羊学大师董仲舒解决了这个疑难问题。他在对策中提出：“治乱废兴在于己。”“《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在董仲舒看来，思想混乱必然导致动乱，百家“邪辟之说”不利于汉家一统天下的稳固，必须断绝其政治出路，“勿使并进”。唯有儒学讲求“大一统”，宜定为一尊。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儒学代替黄老之学成为官方政治学说，儒学典籍成了国家教科书。汉武帝终于举起了独崇儒术的旗帜，初步实行了政治指导思想的转换。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病卒，汉武帝崇儒的最大障碍去掉，从此他开始逐步实现其崇儒的目标。翌年初，令郡、国荐举孝、廉各一人。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封泰山”。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始拜明堂如郊礼”。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修正历法，“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终于实现了当年“立明堂封禅改历服色”的初衷。

汉武帝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为汉帝国找到了较之黄老之学更为适用的政治理论。他看到，儒学的尊君、礼制等级和忠孝思想有助于维护君主的权威，儒家的德治教化也是束缚人们思想的重要手段。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严密控制人的思想意志与约束人的行为同等重要。儒家的德治仁政学说又能为君主政治进行某种修饰和补充，特别是儒家的各种仪制典章，可以将专制主义暴力统治装点得温情脉脉。因而，汉武帝之崇儒，并非以儒家政治学说作为其全部政策的出发点，而是注重儒术的“文饰”的功能。正如司马光所说，汉武帝“虽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实，慕其华而废其质”。不过，经过汉武帝的擢升，儒学终于有了官方身份，走上了与政权治理相结合的道路。以后经过历代君主一再确认，儒学始终占据国家政治指导思想的宝座，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汉武帝通过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尊崇儒学，实现了政治指导思想的转换与定型。然而，这并不说明他一味笃奉儒学。作为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独裁者和传统政治家，他不会拒绝任何一种有利于巩固政权的政治理论。只要有益于君主政治，什么样的思想、主张都会被汉武帝所采用，这是政治家与学者的区别所在。再者，汉初诸子之学有别于秦，亦不同于汉中期以后，各个流派之间的交融合流成为时尚。许多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是杂学之士，如陆贾兼学儒道，贾谊兼及儒法，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融入公羊《春秋》，主父偃“学长短纵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公孙弘“少时为狱吏”，后来“乃学《春秋》杂说”。汉武帝在这样的学风熏陶下，自然不会固守一说。他明倡儒学，实际兼采百家，杂用王霸之术。

据刘泽华总结，汉武帝的政治思想具有下列四个特点：

1．求变。汉武帝登上政治舞台之际，西汉王朝正处于发展的转折关头。汉武帝对形势的认识十分清楚，他反对墨守成规，多次提出要“变”。他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变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样，对国家政策原则做适度调整，也是成就丰功伟绩的重要前提，所以“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汉武帝所说的变主要是指从实际政治要求出发，根据不同情况将施政方针作灵活的调整。他对儒家的权变思想领会颇深，曾评论说：“盖孔子对定公（《论语》作叶公）以徕远，哀公以论臣，景公以节用，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所急异务”就是讲政策的灵活性。武帝认为在调整政策时，还要注意历史联系，于是提出“据旧以鉴新”，“稽诸往古，制宜于今”。在变的过程中，手段、方法要服务于目标，即所谓“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求变”是汉武帝变更一系列重要政策的思想基础。

2．求治。汉武帝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自知“任大而守重”。为了汉家天下长治久安，他“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曾几次下诏策问，渴望寻找到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

长期困扰汉武帝，使其夜不成寐的问题主要有三：

一是政权得失兴亡的根本原因是天命还是人为？

他说：“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桀、纣之行，王道大坏……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二是治平天下的根本方略是什么？

他说：“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欲以此达到天下大治。

三是如何实现政治思想的统一？

汉武帝的政治视野相当宽广，他思考的是君主统治如何长治久安的重大政治问题。正是在求治思想指导下，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学为国家政治学说，杜绝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现象，加强对思想的统一和专制。

3．德刑兼用。汉武帝汲取了汉代儒学的德主刑辅思想，把德治教化和刑暴惩恶作为维护君权不可或缺的两手。他说：“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他特别注重德治的功能，说“扶世导民，莫善于德”。德治的主旨是“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亲以孝，育民以仁”。德治是引导人民安分守己、服从统治的良方。武帝深感当时世道礼崩乐坏，设想通过宣化仁义道德，“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使民“仁行而从善，义立而俗易”，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

汉武帝通过征辟选用儒学之士，设立太学，立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在中央政府形成仁义道德宣化中心。然后，设置专职礼官，“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官员均负有教化民众的责任，他曾告诫臣属：“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一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在社会基层，汉武帝也十分重视利用乡、县三老，孝悌、力田等地方基层官吏宣扬教化。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武帝下诏，“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教育宣化，敦促民众自觉遵行礼法，致力农亩，安分守己做顺民，实现百姓和乐，政事宣昭。

汉武帝在宣传上重教化，在行政操作中则更重刑罚。他密织法网，亲信法术之士，强化暴力统治。班固说，武帝即位以后，“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宄不胜。于是使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放纵，监临部主’之法”。又作“沉命法”，对于不能揭举罪犯者，以及镇压“盗贼”不力的地方官都要施以重刑。

以刑罚督责吏民构成汉武帝治国的特点之一。

在汉武帝严刑酷法思想指导下，西汉时期“禁网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汉武帝说：“夫刑罚所以防奸也。”刑暴和劝善一样，同为帝王之道，都是用来巩固汉家天下的重要政策原则。唐令狐德棻说：“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上，皆行王道；惟秦任霸术，汉则杂而行之。”汉武帝这种兼及德刑，内重刑暴、外饰德化的治术便是“汉家制度”的精髓。

4．任贤。汉武帝颇有自知之明，十分清楚“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的道理，认为若想成就帝王大业，为汉家天下筑起万世不朽的根基，必须将天下英才全都罗致麾下。在汉武帝当政的几十年里，他“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求之如弗及”。任贤乃是武帝的一项基本政策。

汉武帝认为，任贤的诀窍在于知人善任。他曾感慨地说：“知人则哲，惟帝（指尧）难之。”

为了确保能选得有用之才，武帝采取了两项措施。

第一，扩大征选人才的数额，使地方举荐人才制度化和经常化。他“深诏执事，兴廉举孝”，三番五次责令郡国地方官员推举才德之士。他说：“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壅于上闻也。”为此，武帝特别严明奖惩制度，“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如果地方官员“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武帝运用行政手段广招人才，给予任贤以制度保障。

第二，放宽选贤的标准，对于“茂才异等”不计其出身或其他小节。汉武帝说：“马或奔踞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才能优异之人往往行为怪异，不同于世俗，或者出身低微。汉武帝认为这些都不足为虑，他说：“夫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只要驾驭得法，行为超常之士同样能为君主所用，至于出身高低更可存而不论。

汉武帝的任贤之道收效显著，一时“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廷自衒鬻者不可胜数”。武帝时代的名臣中出身不高者大有人在，如“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正是在这样的用人思想指导下，汉武帝才能将各种类型的优秀人才汇聚于中央，形成以他为中心的高智能统治集团。正如班固列举的那样，“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记。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六、讲法治与尊儒术的有机结合者

世所公认，汉家治国，“霸王道杂之”。

汉武帝则是这一治术的开创者和成功的实践者。

汉武帝不仅“独尊儒术”，而且重视以法治国。

汉武帝时代，法律条文繁多、严密。汉武帝继承了先秦和汉初执法公平、“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法治思想，以法治国。以身边人为例，汉武帝妹妹隆虑公主之子昭平君，又是武帝女儿夷安公主的丈夫，犯法当死，隆虑公主临死前，以金千斤、钱千万为其赎罪。按汉朝的法律是可以以钱赎罪的，所以汉武帝批准了她的请求。可是隆虑公主死后，昭平君又犯法当死，因为是公主之子，廷尉不敢作主处决他，又请示汉武帝决处其罪。汉武帝“为之垂涕叹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因弟（妹）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朔前上寿，曰：‘臣闻圣王为政，赏不避仇仇，诛不择骨肉。’《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难也。陛下行之，是四海之内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cp再如方士栾大，在乐成侯丁义的推荐下来到了汉武帝身边，靠诈骗博得了武帝的信任。武帝赏给他大量财富，并封其五利将军、天道将军、乐通侯等官、爵，赐予其六颗金印，武帝还把自己的女儿、卫皇后生的长女嫁给了他。但后来汉武帝一旦发现了他的诈骗活动后，就毫不犹豫地坚决处死了他，并对推荐他的乐成侯丁义也判处弃市。从这些案例中足以看出汉武帝对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的继承与坚持。

汉武帝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就是他能够将“重法治”与“尊儒术”相互结合。这主要表现在：

以“《春秋》决狱”。这是汉武帝时法律形式的一个新特点，所谓“《春秋》决狱”就是把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作为判断案件的法典。《春秋》一书维护君臣、父子、夫妇的纲常伦理，其大一统思想对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十分有利。汉武帝尊儒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以《春秋》之义正君臣关系。汉武帝大搞《春秋》决狱，如令董仲舒弟子“吕步舒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下皆以为是”cq。董仲舒病退后，“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至陋巷，问其得失”，问的就是关于《春秋》决狱之事，董仲舒“动以经对，言之详矣”cr。公孙弘所谓“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搞的就是《春秋》决狱。“《春秋》决狱”不仅在镇压诸侯王叛乱中起了作用，并在严格规范臣下的行为方面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汉武帝开创的这一先例，对后世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汉武帝时断狱数比过去大为增加。据《汉书·刑法志》中的记载，西汉时断狱最少的文帝，年“断狱四百”。武帝断狱次数大增，年“天下断狱万数”，或“断狱岁以万千数”。汉武帝是重视法治同时兼顾德治的一位比较出色的皇帝，他在重法治、以法治国的同时，也贯彻着儒家以“德教”化人的精神，能够将重法治与尊儒术在政治实践中完美地结合，这一点是汉武帝与只知用严刑峻法治国的秦始皇等皇帝的最根本的区别，也正是汉武帝的高明之处。

历史证明，汉武帝在政治上十分精明。秦皇因废先王之道而秦亡；汉武则因采用周政与秦制中的合理成分兼用而托起大汉盛世。他在开疆拓土方面超过历代帝王；他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开创了后世治理思路；他开辟的丝绸之路今日仍然粲然可点；他创始的杂用王霸政治之道更成为中国古代君主政治的基本模式之一。

第七章　“唯才是举”与“屯田制”

——魏武帝曹操治国论

毛泽东生前多次评说曹操。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吟诵曹操《观沧海》一诗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一、海纳百川，唯才是举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豪杰蜂起，曹操集团能在群雄并起的政治格局中脱颖而出，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二，与他十分重视任用人才以及在选人用人上高人一筹的见识有着直接的关系。

俗话说，能用人、会用人、善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

争天下必先争人。曹操起兵时，只有本家族的几个兄弟和子侄做骨干，七拼八凑，不足四千兵马，但他求贤若渴，从一兵一卒抓起，从一官一吏用起，用他的政治感召力与强大的人格魅力，在短短的数年内，让贤才奇士争相归附，造就了谋士如云、战将如林的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依靠这样一支力量，曹操屡胜对手，芟荑群雄，“克成洪业”，实现了大半个中国版图的统一与安定。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cs这是曹操《短歌行》一诗中的名句。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他为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抱负而延揽天下人杰的想法。

当初，曹操与袁绍一同起兵时，袁绍曾问曹操：“如果起兵之事不成，什么地方可以容身？”曹操说：“您觉得呢？”袁绍答：“我向南守住黄河，向北占据燕、代，联络狄人的强兵，向南夺取天下，或许可以成功吧？”曹操则说：“我只要凭借天下有才之士，用好的方法驾驭他们，就没有什么做不成的。”答问之间，二人的胜负成败显然已经分出了高低。

曹操在创业初期，因为条件所限，主要是采取招降纳叛的手段网罗人才。每攻占一个地方，每打败一个敌人，他总会得到一些人才。在迎接汉献帝到许县、取得“挟天子令诸侯”的地位以后，除继续招降纳叛外，曹操开始以朝廷名义征召人才，同时注意要下属为自己推荐人才。在曹操强大的人才战略下，四方有识之士主动前来投奔，从而形成了人才济济、一方独大的局面。凭借人才优势，曹操取得了统一北方的胜利。

曹操聚贤纳才的政策措施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1．征辟。征，是征聘地方名位较高、品学兼优的社会名流；辟，是择优选拔中下级官吏。征辟是两汉选拔人才的一种途径。2．投效。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有才能的人都想找一个强有力的主人作为依托。曹操倚重的五大谋士荀彧、荀攸、郭嘉、程昱、贾诩等人，都是以这种方式加入曹操集团的。3．推荐。荀彧等人为曹操推荐了一大批人才，如钟由、陈群、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畿、杜袭、辛毗、赵俨等，或为卿相，或为地方大吏，有数十人。4．纳降。曹操每征服一个异己势力，都大量录用对方的人才，如陈琳、张郃、辛毗、王脩、管统、张辽、徐晃、庞德等。5．强征。曹操初辟司马懿，司马懿不就征，使者往返多次。曹操对使者说：“司马懿三请不来，就把他抓起来。”司马懿害怕了，于是接受了曹操的委任。曹操征阮瑀，阮瑀逃入山中，曹操派人放火烧山，终于得到了阮瑀。上述五种手法，以征辟、投效、推荐三者为主要形式。曹操对于纳入自己麾下的人才，都量其才学，一视同仁，委以重任。

赤壁战后，随着曹操统治地区的进一步扩大，随着他的政治地位的进一步显赫，为了发展统治区的政治经济，治理好国家，进而统一全国，曹操凭借手中的权力，公开树起了“唯才是举”的旗帜，先后下了三次求贤令，进一步选用和提拔人才。

公元210年春，曹操颁布《求贤令》。在这篇招揽人才的文件中，曹操明确提出了他自己的“唯才是举”“得而用之”ct的人才战略。

曹操说：

自古以来开国和中兴的君主，哪有不是得到贤能的人和他共同治理天下的呢？而当他们得到贤能之人时，又往往不出里巷，难道这是侥幸碰到的吗？是当政的人去访求得来的罢了。现在天下尚未完全平定，正是迫切需要寻求贤才的时候。如果一定要从廉洁高尚的人中间选用，那么齐桓公又怎么能称霸当世呢？现在天下难道没有姜子牙那样身穿粗布衣服、怀有真才，而在渭水之滨垂钓的人吗？又难道没有像陈平那样“盗嫂受金”者还没有遇到像魏无知那样的人吗？你们应该帮助我发现和选拔那些地位低下的被埋没的人才。只要有才能就可以推举，使我能够任用他们。

管仲是春秋时期大政治家，年轻时曾同鲍叔牙合伙经商，分财利时，管仲欺骗鲍叔牙自己多拿，被认为是不廉洁，后来他辅助齐公子纠，曾谋杀小白（齐桓公）。齐桓公不嫌管仲有不廉之名，也不计较他曾伤害过自己，任用他为卿相，终于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姜子牙早年不得志，在渭水边钓鱼，周文王访到了他，请他辅佐自己。文王死后，他帮助武王灭商，完成兴周大业。陈平家境贫寒，先辅佐项羽，后由魏无知推荐到刘邦手下做官，后来被人进谗言，说他曾和嫂子私通，又受过贿赂。刘邦责备魏无知，魏无知说：“当今楚汉相争，最需要人才，陈平是有奇谋的人，对国家很有用，‘盗嫂受金’又有什么值得疑虑的呢？”

曹操举这几个事例，要求僚属们扩大眼界，帮助他发现和寻找那些出身低微或德行不够廉洁，却有奇才异能的人，加以任用。这篇《求贤令》中，反映了曹操急于得人成就事业的迫切心情。

公元214年12月，曹操又下了一道求贤令（《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再次提醒主管选拔人才的官员，人无完人，不要因为“偏短”而错失了真正有用的人才cu。他说：

有德行的人，未必能有所作为，有作为的人未必能有德行。不能说陈平品德好，也不能说苏秦守信用。但陈平能协助汉高祖，奠定了西汉帝业，苏秦能救助弱小的燕国。由此说来，有才能的人即使有短处，怎么能够废置不用呢！主管选拔官吏的部门好好考虑这个道理，那么有才能的人就不会被埋没和遗漏，官府也就没有旷废的事了。

在第二道求贤令中，曹操继续强调他的“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除再次提到陈平外，又列举了苏秦的例子。苏秦是战国时期纵横家，曾游说燕、赵、韩、魏、齐、楚六国合纵抗秦，后来齐燕间闹对立，苏秦又劝说齐王归还燕国十城，齐人说他反复无信。在这里，曹操又一次说明了人才品德有偏短，也不能废弃不用的道理。他决心继续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来壮大本集团的力量，扩大统治的基础。

公元217年8月，曹操又下了第三道求贤令（《举贤勿拘品行令》），令文说：

从前伊挚、傅说出身微贱，管仲曾是齐桓公的仇敌，都因重用他们，而使国家兴盛。萧何、曹参原先是县吏，韩信、陈平曾经蒙受不光彩的名声，有被人讥笑的耻辱，但他们终能成就王业，名传后世。吴起贪图做将军，杀了妻子，取得鲁君的信任，又曾散尽家财谋求官位，母亲死了也不回家。然而吴起在魏国为将，秦国便不敢向东侵犯魏国；在楚国任相，韩、赵、魏三国就不敢向南侵犯楚国。现在天下难道没有品德极高的人还埋没在民间？以及那些在军伍中勇敢果决，不顾生命同敌人奋力死战的人；或者担任下级官吏，而有超人的才能和优异的素质的人；或者胜任将军、郡守，却背上不好名声，行为被人耻笑的人；或者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你们要把自己所知道的都推荐上来，不要有所遗漏。

在第三道求贤令中，曹操除第三次提到陈平，再次提到管仲外，又列举了历史上出身低微、品行不端而才能突出、建立大的功业的人物，不断强调“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伊挚，即伊尹，奴隶出身，辅佐商汤灭了夏桀；傅说也是奴隶出身，被商王武丁举用为相，治理国家。萧何、曹参出身低微，后来辅佐刘邦有功，都位至丞相。韩信年轻时家境贫寒，曾向漂母讨饭，还忍受胯下之辱，后来成了刘邦平定天下的最得力的大将。吴起是战国时的兵家，是卫国人。在鲁国时，齐国攻鲁，鲁君因其妻是齐国人，不敢任他为将，于是他杀了妻子当了大将，打败了齐国的进攻。他年轻时为了外出做官，花光了家财，被人讥笑，他发誓不位至卿相，绝不还乡，不久母亲死去，果然没有回家。他后来在魏国、楚国为将相，建立了功业。

在这里，曹操又一次要求有关部门及各级官吏，把那些埋没在民间、置身于基层的文武人才，或者背着不好名声甚至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才能的人，统统推举出来，以便扩大人才的来源，满足各方面对人才的需要。

曹操不厌其烦，三下求贤令访求天下人才。他的基本精神是“唯才是举”，中心思想只有一个，不讲门第，不拘品行，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只要有才能，即使在德行方面有某些缺欠，也要加以任用。这种以才能为主要标准的选官方针，对汉代传统的以德见长的选官方针是一个不小的冲击，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曹操选人纳才胸怀宽广，容才气度恢宏超越前人，直追汉高祖刘邦。曹操不仅政治抱负宏大，在用人上更是气度非凡。当时，曹操最想争取过来的是刘备和孙权这两个枭雄。他认为刘备是一个可与自己打天下，也可争天下的屈指可数的英雄人物，因此对刘备十分敬重。两人相处时曾“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对刘备极尽恩宠笼络之致。但刘备不甘在曹操之下，时刻准备自起家业。刘备在许都时，曹操的谋士程昱、郭嘉等人，几次提醒曹操趁机杀掉刘备。程昱讲：“我看刘备很有才能，又很受人们拥戴，最终不会甘心居人之下，不如早点除掉他。”曹操却认为：“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心，不可。”孙权是三国时期的后生才俊，尽管比曹操晚生 27 年，但他仍是必用之而后快。赤壁大战后，曹操采取过多种措施，想把孙权团结过来。曹操让阮瑀代他起草的《与孙权书》，完全是站在平等立场上讲话，从“百姓保安全之福”、孙权也可为天下一统做出更大贡献的高度，劝导孙权与他合作。孙权经过得失利弊的综合考量，也做出了称臣的表示。如果不是曹操突然死去，三国历史便很可能会因为两人联手而呈现出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局面。

在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方面，曹操同样也是不让古人。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晏子曾提醒齐景公认真注意“三不祥”：“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要避免“三不祥”，就必须做到知人善任。曹操深悟其中的道理，他“仁者用其仁，智者用其智”。打徐州，荀彧有完整的思路，就让他做军师；征辽东，郭嘉有极具创意的策划，就带他随军出征。战将中有的性如烈火，视死如归（如典韦、庞德等），每有大战恶斗，总是派他们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有的智勇双全、文武兼备（如曹仁、张郃等），平时把他们放在重要岗位，遇有战事，放手让他们统帅军队，独当一面。任何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有优点也有缺点。如果一个领导者不看大局，要求人皆完人，结果只能是有的人认为自我不可能得全，而主动退出，有的人即使被录用，也难以被委以重任。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投机取巧、言虚行伪之人，还会因此乘机而入，窃取高位。正因为懂得其中的奥妙，曹操才敢于打破当时比较流行的用人倚重品行和身世的陈规，不废偏短，不轻微贱，容忍他人的矫情任性，不计旧日恩怨，用其所长，尽其所能。

汉代的选官方针主要是注重德行，注重儒家经典，注重封建道德，注重出身门第，把忠孝仁义等作为选官的重要标准，对才能方面是比较忽视的。这样一个选官标准，往往不可能把有治国平天下真才实学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好国家和军队，更谈不上在乱世之中拨乱反正了。曹操打破了选官的旧传统，抛弃了选官的旧标准，大胆地提出了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是有“不仁不孝”行为的人，也要选用的方针，确立了以才能为根本的选官制度，以适应拨乱反正的需要，这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

应该指出的是，曹操的“唯才是举”，并不是不要德行，如果德才兼备那当然更好，只是在现实中德才兼备的人不多，不能由于过分看重德行，把有才能的人弃而不用。实际上，曹操非常重视人的德行，重用忠于故君、孝顺父母、崇高信义之士。曹操曾赞许荀彧是“怀忠念治”“忠恪祗顺”；说荀攸“真贤人也，所谓温良恭俭让”“无毫毛可非者”；说郭嘉“尽节为国”“忠良渊淑”；说乐进、于禁、张辽“质忠性一，守执节义”；说“毕谌是一个孝顺父母的人，难道会不忠于君主吗？这正是我所要访求的人啊”；说“邢颙忠于旧君，有一致之节”；因为关羽忠勇，曾不惜一切代价笼络他，等等。这些都表明曹操是注重德行的，要忠孝仁义的。只是他深知得人不易，对有才能的人，不能求全责备而已。另外，曹操的不看重德行，主要是指在乱世，而且也只是指在德行的某些次要方面有偏短，并不是指在根本上的不忠。如果在政治上有不忠于自己、不利于自己统治的人，他是要排斥的，即或是已经重用的人，也要加以清除，如陈宫、孔融等人。cv

二、推行屯田，发展经济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军阀混战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经济。当时，生产凋敝，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cw，到处是一片满目疮痍的荒凉景象。原来生产发达的中原地区，粮食极度匮乏。

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cx

曹操集团统治的地区虽然尚未出现“瓦解流离”的情况，但形势也相当严重。他数次出征，都因粮绝食尽而不得不罢兵自守；他在收复兖州时，因为没有东西吃，程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颇杂以人脯；他西迎汉献帝，所将千余人皆无粮，过新郑时将士们险些饿死，新郑县令杨沛“乃皆进乾椹，太祖甚喜”；他进入洛阳，曾见到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诸官自己到野外采野菜充饥，有的甚至饿死在断壁残垣之间的情景。严酷的现实，让曹操深深体会到粮食对军事行动与稳定统治的重要性。曹操深知，在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不解决当前的饥饿问题，不考虑农业经济以解决今后的吃粮问题，就不可能稳定人心，就不可能在群雄角逐中站稳自己的脚跟并巩固与发展自己统一天下的大业。因此，他把“富国强兵”之道列为首要问题，在将汉献帝迁到许县后，马上把“休耕植以蓄军资”提到行动的日程上来，并表奏天子请大家议论“损益”。这说明，作为一个政治家，曹操深知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曹操在《陈损益表》中，突出地强调：“昔韩非闵韩之削弱，不务富国强兵，用贤任能。”曹操一生的精力与活动，主要投入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因而表现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相对来说，他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思想则内容较少，而且不成系统。曹操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行屯田以资军食，薄赋税开租调制之先，重兼并之法抑制豪强，以及其他一些零星措施与主张上面，诸如重视水利、主张酒禁、盐铁监卖等等。其中作用最大、影响最深者则莫过于推行屯田制度。

实际上，屯田在曹操以前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秦孝公时，商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秦始皇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戍以充之；西汉晁错上汉文帝《守边备塞疏》，具体设计了徙民实边，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的屯田方案；汉武帝时，在河西屡兴屯田；汉昭帝始元二年，诏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汉宣帝神爵元年，将军赵充国将兵在北方边境屯田，大获地利；东汉初年，马援在今甘肃榆中等地屯田。所有这些，对于解决粮食转输问题以及当地农业生产发展都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曹操屯田的提出和实行，则完全是时代使然。前面已经说过，自黄巾军事起，数十年间战乱不断，人口锐减，大批的农业劳动力或死、或亡、或被征为军士，土地大面积荒芜，军民饥饿乏食。出路何在呢？不少地方割据势力都想到了屯田。如徐州牧陶谦“表登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粳稻丰积”cy。典农校尉源于西汉之屯田校尉、农都尉，是主管屯田的官。公元195年，公孙瓒被袁绍打败，“力田蓄谷”cz，稍得自支。曹操面临着残酷的现实，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在借鉴历史与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建安元年（196年），他在《置屯田令》中提出了“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da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新主张。羽林监枣祗，首先向曹操提出用屯田的办法解决军粮问题。据《资治通鉴》献帝建安元年记载：“羽林监枣祗请建置屯田，曹操从之。”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曹操多次召开会议，要求大家权衡利弊，发表不同意见。武将们多主张用出兵打仗、扩大地盘来解决。曹操问夏侯悖的部将韩浩说：“你看应该如何解决好？”韩浩回答说：“当急田。”就是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韩浩也是位武将，但其见解就较其他将领高明，曹操很看重他。但“修耕植”和“当急田”，都只强调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急迫性，而没有涉及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实施办法。于是，枣祗将屯田的意见提出来，经过讨论，大家倾向于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发布《置屯田令》，将屯田发展农业作为国策定了下来。他说：

安定国家的大计，在于强兵足食，秦国掌政者把发展农业作为紧迫的任务，兼并了六国，统一了天下；汉武帝推行屯田，平定了西域，巩固了西北边防。这是先代人做出的良好榜样，值得我们效法。

可以说，韩浩、枣祗二人对于曹操决定在建安元年实行屯田制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发布屯田令的同时，曹操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负责经营管理屯田事宜。屯田生产是国家政府直接经营管理的，要具备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国家要有直接控制的土地，不能占用私人土地；一是要有可以利用的劳动力，不能专靠强制拉人。

就前者来说，连年战乱，地主和农民死亡流散，大量土地荒芜，无人经营，国家直接掌握了不少已开垦的土地。此时曹操已经控制了兖、豫二州，环境也基本稳定，又掌握了军政大权，完全可以利用其中的无主荒地。就后者来说，曹操先后镇压招抚了青州、颍川和汝南的黄巾军，他们的好多家属都是有农业生产经验的劳动力，有些还拥有耕牛、农具，可以组织起来进行屯田生产。还可以招募一些四处流亡生活没有着落的农民为劳动力。这在当时来说，都是可行的。

屯田制定下来后，枣祗、任峻等人便把这些劳动力同国家控制的土地结合起来，用军事组织形式加以编制，进行屯田生产。屯田的基层组织称为屯，由屯田司马管理。生产者称屯田民或屯田客。屯田组织不统属于郡县，而是自成一个系统。屯田都尉（或称典农都尉）官位相当于县令，典农中郎将官位相当于郡太守，直接隶属于中央的司空府，由司空掾属掌管。后来，归丞相府的掾属管理。大司农官恢复后，由大司农全权负责。

屯田制首先在许都地区推行，很快就有了效果。

屯田客是直接受国家地租剥削的佃客。如何对佃客收租？开始时存在意见分歧。不少人主张采用“计牛输谷”，即按使用国家耕牛的多少，向国家缴纳定额租，曹操也表示同意。但枣祗经过仔细思考后，觉得这个不管收成好坏定额收租的办法不合适。他认为按这个办法，收成好的年份，国家只能按规定的定额收租，增加不了收入，而收成坏的年份，国家还不能不减免农民的负担，这样不尽合理，而且影响了国家的收入。他向曹操讲明情况，建议采用“分田之术”，就是根据每年的实际收成，按一定的比例缴纳租谷，丰收时多缴纳，歉收时少缴纳。曹操认为已经做出了决定，只是屯田客少交些，不用再改变了。可枣祗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于是曹操让枣祗去找尚书令荀彧商议。荀彧征求手下人意见，军祭酒侯声表示看法说，按租用官牛的头数收租，对屯田客有好处，按枣祗的办法收租，对官家有好处。最后，曹操觉得枣祗的分成收租办法合理，且能增加国家收入，便采纳了枣祗的意见。

按照分成收租办法，屯田客用官牛耕种的，要将收成的60%交给国家，自己得40%；用自己的牛耕种的，收成各得50%。这个租税比例是很高的，同汉代佃户向地主缴纳对半左右的地租负担相似。但是，屯田农民不负担兵役和徭役，比汉代佃户的总负担要轻些，这对于当时饱受战乱、生计没有着落的屯田农民而言，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种由屯田民进行生产交租的屯田称之为民屯。

屯田制推行后，迅速出现成效，“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曹操用枣祗之策建置屯田，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督领屯田事。任峻按照曹操的意旨和枣祗的办法，于各州郡例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在许下屯田的第一年，就取得了得谷百万斛的好收成。曹操非常高兴，又下令将屯田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加以推广，只用四五年的时间，就使粮食的产量大增，有屯田的地方，粮食都装满了仓廪。屯田的成就，除了解除了粮荒外，还极大地支援了曹操消灭群雄统一北方的战争。

随着曹操统治地区的不断扩大，屯田地区也随之不断增多。曹操时期民屯的主要地区有颍川郡、安丰郡、弘农郡、沛国、东海郡、淮南郡、庐江郡、上党郡、扶风郡。

除民屯外，还建立有军屯，就是由士兵参加生产，建立战时作战、平时务农的体制。不过军屯在曹操时期尚不普及。

汉武帝实行的屯田便是军屯，只是在西北边疆地区实行，因为当时军事行动主要在西北地区，出于对匈奴战争的需要，屯田生产者主要是承担戍守任务的士卒，生产的粮食全部上交国家，由国家发给口粮和衣物。曹操实行的屯田主要是民屯，实行的地区在中原，因为当时的军事行动主要在中原地区，是出于兼并战争的需要，主要生产者是贫困无地的农民。生产的粮食由农民与国家按比例分成，国家不发给口粮和衣物。由此可见，曹操虽然效法了汉武帝的屯田，但明显有了创新和发展。

曹魏屯田制的推行，将劳动力与土地结合起来，使许多贫困农民和流民重归土地，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并有力地支援了曹操对其他武装势力的兼并战争。

首倡推行屯田的功臣枣祗，不幸早逝。后来，曹操打败袁绍，在追思枣祗的功绩时说：

（枣祗）为屯田都尉，设施田业，大收粮食，丰足军用，因而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早宜受封，拖延至今，是我之过错。枣祗之子处中，应加封爵，以使祭祀枣祗之事永垂久远。

对另一个推行屯田有功的典农中郎将任峻，曹操也十分重视。在官渡之战以后，表封任峻为都亭侯，食邑300户。并以其为长水校尉，成为京师禁军将领之一。不久，任峻也去世了，曹操悲痛不已，立即让其子任先继承了父亲的爵位。

任峻死后，曹操又使国渊负责屯田事。史载“太祖欲广置屯田，使渊典其事。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db 曹操在世之时，军民屯田官职设置已趋完备，及至魏文帝曹丕于公元223年设司农度支校尉（亦称司农校尉），比二千石，掌诸军屯田，实际已是曹操数十年屯田经验的总结了。

总之，曹操推行的屯田制度确曾收到过很好的效果。屯田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解决了严重的粮食危机，促使百姓逐渐安定下来，社会秩序赖以恢复，同时也使北方农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曹操扫灭其他军阀统一北方的战争。

屯田制到曹魏后期走向衰落，到西晋初年，屯田客基本上转变成为自耕农。

三、抓政治根本，挟天子以令诸侯

东汉末期，黄巾起义爆发以后，各地豪强打着镇压农民起义的招牌招兵买马，趁机壮大自己的势力。中原地区是农民起义军活动的主要场所，黄河南北也就成了各个豪强势力角逐的战场。在这种形势下，曹操也趁势起兵，加入镇压农民起义的行列之中。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曹操官拜“骑都尉”，奉命“讨颍川贼”dc，从此开始了他逐鹿中原的政治生涯。当时镇压颍川黄巾军的主帅是皇甫嵩和朱儁，拥兵四万余众的皇甫嵩等人被黄巾军击败后据守长社（治所在今长葛市东北），待曹操将兵至，才获得解围。击败颍川黄巾军，使曹操获得了政治资本，官职升为济南相，管辖十余县，后又升为东郡（治所在今濮阳南）太守。数年之后，曹操应征入朝，官拜典军校尉，具有了一定的实力和政治影响力。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地方割据势力蜂起，相互之间不断进行着争夺地盘的战争。东汉王朝对全国的统治虽然名存实亡，但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对全国各地军阀势力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各大诸侯之间奉迎皇帝以获得政治优势的角逐随之开始。公元189年，董卓带兵进入洛阳，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以丞相的身份专权跋扈，把京都搞得大乱。曹操不愿与董卓合作，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以诛董卓。曹操起兵后，与各地拥有军事实力的州郡官僚联合攻打洛阳，董卓挟汉献帝迁都长安，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的封建军阀为了争夺地盘，再度陷于混战之中。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曹操由东郡太守自领兖州牧，十二月，在济北镇压了进入兖州的青州黄巾军后，受降卒30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从此拥有了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曹操在控制了兖州以后，于建安元年（196年）二月击败并收服了依附于袁术的汝南、颍川黄巾军，占据了兖、豫二州之地，驻兵于许县（治所在今许昌市东），开始实施他逐鹿中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措施。

从当时的局势来看，曹操虽然占据了兖、豫二州，却处于豪强势力的包围之中。袁绍占据河北，拥有冀、青、幽、并四州之地，刘备、吕布占据徐州，袁术据有淮南，刘表控制了荆襄九郡，韩遂、马超陈兵关中，张绣近在南阳。这些势力都很强大，均拥有与曹操争夺黄、淮之地的实力。如何在军阀混战中保有既得利益并最终消灭对手，这是曹操集团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曹操自领兖州牧之时，毛玠就曾向他建议：“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dd由于当时曹操尚不具备挟持天子令诸侯的条件，只能将毛玠之言记纳于心。曹操占据许县等地以后，采取屯田制发展生产，逐渐兵精粮足，拥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实力，便将挟汉献帝迁都许县之事提上了议事的日程。

在对待汉献帝的问题上，荀彧向曹操指出：“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de 荀彧列出了奉迎汉献帝的三大好处，虽然是出于维护汉王朝统治的目的，但也很符合曹操集团的政治利益。汉献帝虽然四处漂泊，没有控制全国局面的实力，但在国人的心目中依然具有天下共主的地位，是名正言顺的大汉天子，在群雄逐鹿之中仍有重要的政治价值。经过权衡利弊之后，曹操接受了荀彧、程昱等人的建议，决定奉迎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

事实上，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从董卓开始的，并非曹操政治集团的首创。当初，董卓拥立汉献帝却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各地豪强势力的联合讨伐而逃亡关中，被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卓将吕布共谋杀掉，董卓成为三国时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第一个牺牲品。不久，王允被杀，吕布在与关中军阀的争斗中失败，丢下汉献帝逃到徐州。李傕、郭汜挟持汉献帝以后，也没有得到多少利益，反而把关中搞得狼藉不堪。之后，汉献帝在关中诸将的控制下四处漂泊，流落到已经因战火而变得残破不堪的洛阳。由于这些事实的存在，大多数军阀并没有看到汉献帝的价值，反而将汉献帝看作一种包袱，对他的去留并不看重。所以，能否利用汉献帝作为争夺政权的筹码，取决于各政治集团自身的能力、见识的高度和军事、经济力量。在奉迎汉献帝的问题上，能够与曹操竞争的首推袁绍。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名门望族，占据了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四州之地，地广人多，实力雄厚。沮授曾向袁绍献策：“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df但是，郭图、淳于琼认为：“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dg袁绍采纳了郭图、淳于琼的建议，错失了奉迎汉献帝的良机。

相较于袁绍而言，曹操在这个问题上就很具有战略的眼光。曹操能够奉迎汉献帝于许，也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除了曹操本人政治见识的因素以外，随汉献帝流落到洛阳的董昭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当时，控制洛阳的韩暹、杨奉、董承等人违戾不和，与袁绍有矛盾的董昭竭力促成杨奉与曹操联合，甚至不惜伪造出一封假借曹操的名义写给杨奉的书信：“吾与将军闻名慕义，便推赤心。今将军拔万乘之艰难，反之旧都，翼佐之功，超世无畴，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宁，神器至重，事在维辅；必须众贤以清王轨，诚非一人所能独建。心腹四支，实相恃赖，一物不备，则有阙焉。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杨奉正兵微将寡，粮尽兵疲，看到这封假信以后便信以为真，十分高兴地对诸将说：“兖州诸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国家所当依仰也。”遂共表曹操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dh。 曹操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亲自到洛阳朝见汉献帝，借以标榜他对汉室的忠诚。董昭向曹操献计：“此下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幸许耳。”由于洛阳是杨奉等人的地盘，曹操在洛阳很难有所作为，如果奉汉献帝迁都于许，又必然会受到杨奉等人的阻挠。为此，董昭建议以“京都无粮，欲车驾暂幸鲁阳，鲁阳近许，转运稍易，可无县乏之忧”为由，巧妙地避开了杨奉等人的掣肘。曹操终于将汉献帝移到了许县自己的老巢，取得了挟天子而令诸侯的优势。曹操挟汉献帝迁都于许之后，很快被封为丞相，成为东汉王朝末年政权的实际掌控者，对其势力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巨大的影响。

曹操得势，袁绍有些后悔，他摆出盟主的架势，以许县低湿、洛阳残破为由，要求曹操将献帝迁到鄄城，因鄄城离袁绍所据的冀州比较近，便于控制献帝。袁绍以为，鄄城是曹操的地盘，曹操容易答应。可是，曹操拒绝了袁绍这一要求，而且还以汉献帝的名义写信责备袁绍说：“你地大兵多，而专门树立自己的势力，没看见你出师勤王，只看见你同别人互相攻伐。”袁绍无奈，只得上书表白一番。曹操见袁绍不敢公开抗拒朝廷，便又以汉献帝的名义任袁绍为太尉，封邺侯。太尉虽是“三公”之一，但位在大将军（不常设）之下。袁绍见曹操任大将军，自己的地位反而不如他，大怒道：“曹操几次失败，都是我救了他，现在竟然挟天子命令我来了！”拒不接受任命。曹操这时的实力毕竟还不如袁绍。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跟袁绍闹翻，决定暂时向他让步，便把大将军的头衔让给袁绍。自己任司空（也是“三公”之一），代理车骑将军（车骑将军地位仅次于大将军和骠骑将军），以缓和同袁绍的矛盾。由于袁绍不在许都，曹操仍然总揽着朝政。与此同时，曹操在朝中安排和提升一批官员。以荀彧为侍中、尚书令，负责朝中具体事务。以程昱为尚书，又以他为东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巩固这一最早的根据地。以满宠为许都令、董昭为洛阳令，控制好新旧都城。以夏侯悖、夏侯渊、曹洪、曹仁、乐进、李典、吕虔、于禁、徐晃、典韦等分别为将军、中郎将、校尉、都尉等，牢牢控制着军队与皇帝。

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曹操奉迎汉献帝，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政治利益，是他在政治上迅速发展的重要环节和转折点。在争夺人才方面，曹操获得了比其他政治集团更大的优势。挟汉献帝迁都于许县，使曹操成了维护汉朝正统地位的政治代表，赢得了天下名士的拥戴，纷纷相继归附于他。在军事方面，以天子的名义讨伐不臣之人，成为他威慑与对付对手的重要法宝。正如时人所言：“汉德虽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挟天子以令天下，虽敌百万之众可也。”di未出茅庐的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也不得不承认：“（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dj，劝说刘备向荆、益二州发展。

综上可见，曹操挟汉献帝迁都许县，在政治上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绝对优越地位；在经济上实行“屯田制”发展农业生产；全方位地发掘与重用具有富国强兵之能的人才。这三大治国理政的杰出智慧，对他逐步消灭北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加速国家统一进程，均起到了巨大的助力作用。

第八章　民为邦本与权力制衡

——唐太宗治国论

唐太宗是继汉武帝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统治时期，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政绩可圈可点，“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他启动了大唐盛世之门。他的某些政治理念与作为超过了前人，实可为中华政治万世师表。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能够将个人权力欲望与国家治理高度完美结合的伟大的政治家。他统治时期，以民为本，重视制度建设，致力发展经济，与各民族实现天下一家，他的一些政治理念与施政作为超过了前人，值得今人治政时认真借鉴与研究。

一、正确处理君民关系的典范

唐朝建立后，如何处理好君民关系以实现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这是统治者必须解答而且必须答好的政治课题。

唐太宗以史为鉴，明智地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dk君主的地位系于国之存亡，国家的盛衰系于民众之苦乐。他从四个角度论证了民本论及贯彻重民政策的重要性：

其一，立君为民。

《尚书》中就有天佑下民而作君师说。立君为民，君为民主，这个思想一直是公认的“设君之道”。荀子说：“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dl唐太宗认同这种说法，他说：“天之助民，乃是常道。”dm天立君的目的是让君主作民之主，为民之父母，因此爱民养民是为君之第一要义。唐太宗赞同“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观点。dn这种思想在充分肯定天下应由君主一人主宰的前提下，承认君主必须为天下众生谋福利，必须以安定民生为政治大本，而不能利用权势地位谋取个人利益，更不能横征暴敛，肆无忌惮地剥夺民众，安享天下的供奉。君主“不恤民事”属失道之举，严重者将丧失为君的条件。天下为公、立君为民的“设君之道”，既是民本论的重要命题之一，又是论证有关君主规范的主要依据。

其二，民养君。

《论语》中即有富民足君之说。其实这种思想有更为古老的渊源。“百姓足，孰与不足！”do这是隋唐帝王论及重民政策时常说的一句话。唐太宗深知“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dp。民众是赋役之源，国家财政依赖民众，所以“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dq。承认民养君这一客观事实，循着君主与国家、国家与财政、财政与社会生产、社会生产与民众的关系链，推及民众在君主政治中的基础作用，这是传统治国论中民本思想的基石。

其三，民择君。

唐太宗说，“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dr。荀子说：“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ds这是自先秦以来获得大众共识的政治理念。唐太宗认为，民众是一支令人敬畏的政治力量。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他们把帝王君临天下比作以腐朽的缰索驭使“六驾马车”，随时会索绝马逸，车毁人亡，怎不叫人心惊胆战。君主治民必须敬之畏之，谨之慎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中国古代社会，民众暴动、弃君择君是王权再造机制中最重要的主观因素，是促进王朝更替和君主政治自我改造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主要动因。历史一再重现的民众载舟覆舟的经验教训，使得唐太宗深刻地认识到：“但有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dt治理民众问题事关国家兴亡、君主安危，所以是政治之本。能够将民众治理上升到如此高度来认识者，在历代最高统治者中，唐太宗属于凤毛麟角中的最清醒者。

其四，民归于君。

自先秦以来，君民一体就是民本论的主要论点之一。君有赖于民，而民归于君，二者之间既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和矛盾，又有和谐统一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唐太宗认为，“天下无不可理之民”du，治乱兴亡之机把握在君主手里。他根据自己在隋唐兴替之际的亲身体验，发现即使在天下动荡时期，民众之中“欲背主为乱者”也是极少数，有野心谋夺天下者更是少而又少。尽管天下大乱，民众仍然“思归有道”，可见导致动乱的主要原因是“人君不能安之”dv。民众最终要归顺于某个君主，谁实行王道仁政，谁就可以赢得民心，所谓“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dw。唐太宗还从历史的教训和亲身的体验中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经验：“得民心者得天下”，“王者之兴，必乘衰乱”dx，“天下嗷嗷，新主之资”dy。当此之际，谁实行重民政策，谁得民心，谁就能夺取天下，进而巩固政权。

在取得政权的过程中，李世民深刻感受到，民是“治乱之本源”，君如舟，民如水，民载舟还是覆舟，取决于君主的政治举措是否得当。 “民可亲近，不可卑贱轻下，令其失分则人怀怨，则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国之本，本固则邦国宁，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dz因此，在做了皇帝后，唐太宗不仅确定了“治天下者，以人为本”ea的政治方略，还提出了系统的重民政策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君主无为。

唐太宗主张“为政之本，贵在无为”eb，把君主无为奉为最高的德治典范。作为治民方略的无为论，强调一个“静”字。治民犹如防水，“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抚之使静”，“静之则安，动之则乱”ec，千万不要把民众这潭水激成冲决堤防、颠覆舟船的狂涛巨浪。实现“静”的关键是“君能清净”ed、“俭以息人”ee，即顺应自然规律，节制个人欲望，尽量减少对农事的干扰和对庶民的索取，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具体做法是尚节俭、慎用兵、薄赋敛、轻刑罚等。

二是施惠于民。

唐太宗主张君主必须体察民情，顺应民心，关心民瘼，以德政施惠于民。如此施政，一可缓和君欲与民欲的矛盾。“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二者之间有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是君主“节己以顺人”ef，千万不能“损百姓以适其欲”eg。二可调整国富与民富的矛盾。“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因此“贮积者固是有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eh，横征暴敛，只会激起民怨，导致君富而国亡。

三是不竭民力。

“悦以使人，不竭民力”ei是唐太宗重民政策的基石，其核心内容是节制劳役征发和赋税征收。国家征收赋役的数量不能超过民众的承受能力，否则“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ej。唐太宗以形象的比喻揭示了这个政策原则的思维逻辑：马“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休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ek。君民关系犹如人马关系，君重民犹如人重马。民是赋役的人格化，君主不竭民力，才能年年向民众索取源源不绝的赋役。

四是以农为本。

在传统农本社会中，农业发展与否关系国家的兴亡与民众的稳定。从《贞观政要·务农》《帝范·务农》等文献的记载来看，农为政本论的主要依据有三：（1）食乃民天，农业的丰歉会直接影响民生，进而影响政治的盛衰安危。（2）农业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农业的兴衰关系到财政的盈亏和国家的强弱。（3）务农与赏罚一样是“制俗之机”，民众一心务农则性格淳朴，遵守礼义，否则就会贪残、骄逸。因此，重农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而且还是一项重要的化民之术。正如唐太宗所说：“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民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el

五是调整官民关系。

唐太宗及其辅臣认为，官吏贪赃枉法、鱼肉百姓是导致隋末民溃民乱的重要原因，因此自觉把限制官僚法外侵民作为施政重点之一。唐太宗在《金镜》等文中曾发出“民乐则官苦，官乐则民劳”的感慨，清醒地认识到调整官民矛盾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的重民政策，唐太宗慎选临民官，并以行政、监察、立法、司法手段整饬吏治，严肃风纪，限制官僚豪强法外侵民。但是，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改变官民之间的主从关系。唐太宗明确表示：绝对不容许“百姓强而凌官吏”em。

唐太宗通过对传统的民本思想的总结升华和面向实际的施政实践，把传统民本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重民政策在唐初施政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为开创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做出了重大贡献。唐太宗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充分表明：民本论不是君主政治的对立物，而应是统治者执政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en

二、治国施政上的制度创新

唐朝建立以来，唐太宗就以史为鉴，不断地从历史中学习与探讨前人治理国家的经验与教训。他认为，秦朝和隋朝是两个失败的王朝，最大的失败在于统治者过度集权，形成唯权是视、唯我独尊的专制体制。在这种体制运作下的君臣，其结果必然是权力、利益至上，没有诚信，只有利益，结果君不君，官不官，民不民，上下相合的政治秩序荡然无存。为此，唐太宗在夺得天下后，非常重视政治体制的建设，这使得唐朝政治制度的建设在中国历史上颇有影响。

隋王朝短命而亡的前车之鉴，促使唐太宗认真反思，认识到权力与利益的处理与分配不当是引发隋王朝政权危机的主要因素。如何才能把权力这头怪兽重新关进法制的笼子里，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权力制约平衡体制，这是唐太宗登基后常常困扰于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听说地方官张玄素深受百姓爱戴，便不耻下问，向他请教如何治国。张玄素说了一段对唐太宗产生深刻影响的话：

臣观自古以来，未有如隋室丧乱之甚，岂非其君自专，其法日乱。向使君虚受于上，臣弼违于下，岂至于此？且万乘之重，又欲自专庶务，日断十事而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况一日万机，己多亏失，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如其广任贤良，高居深视，百司奉职，谁敢犯之？eo

张玄素认为，隋朝灭亡，是由于其君主太过专权、法制紊乱所致。如果隋朝皇帝能够虚心听纳意见，大臣们在下面敢于指出其理政的缺失，再加上官员恪守职责，隋朝就不会灭亡。对张玄素的分析，唐太宗深以为然，他曾经说：“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ep皇帝日理万机，曾经被歌颂为励精图治的表现。唐太宗因为亲眼所见，深刻体会到君主一人专权的危害性，所以，他对于皇帝事必躬亲并不以为然，主张在尊君的前提下君臣共治天下。

据《旧唐书·张行成传》中记载，唐太宗曾经说过：“我为人主，兼行将相之事，岂不是夺公等名？昔汉高祖得萧、曹、韩、彭，天下宁晏；舜、禹、汤、武有稷、契、伊、吕，四海乂安。此事朕并兼之。”因此，在借鉴前代政治和制度的基础上，唐太宗在行政举措上多有创新。

政治体制演进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结构和权力的分配及使用。政治良明首先体现在政府能依法执政，能重视制度化建设，对权力进行合理的分割，是制度性的刚性需求，也是唐太宗十分重视的理政问题。唐朝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这套制度虽来源于前朝，但是，将它运作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和效率，将国家治理推向一个新高度的，还是唐太宗李世民。

中国古代三省制以唐朝为代表，然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之建制并不始于隋唐，三省的重要职官大都源于魏晋。

曹魏时，尚书台脱离少府，变为最高行政机关，尚书令便是宰相，其下的仆射为副相，于是出纳王命，敷奏万机，政令、选举、罪赏均由尚书出。南朝至梁时，尚书台改称尚书省，北朝则自北魏开始称省，仍为行政中枢。中书之官始于建安年间曹操为魏王时所设之秘书令，掌起草诏令，至魏文帝即位，始改秘书为中书，并置省，长官为中书监与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为侍中。侍中一职，始于秦代，本为皇帝侍从之臣，后以职司顾问应对，又得参预机密，因此汉魏以后，地位渐隆。唯晋武帝时，中书、门下虽较尚书亲近君主，然其权位犹不能凌驾于尚书之上。

至晋惠帝时，贾后专政，对尚书重臣任情杀戮，于是尚书权势大受破坏，政治中枢由尚书转至中书，中书监令成为实际的宰相与副相，独掌大政，且地在枢要，多承宠任。及晋室南渡，江左政事操于权臣方任之手，尚书省仍为名义上发号施令之机关，尚书令兼扬州刺史或再加中书令监，遂为东晋宰相之常任。如王导领扬州刺史凡二十余年，与其录尚书事相终始，其后庾冰、何充、蔡谟、谢安、会稽王道子、世子元显、桓谦、王谧、刘裕，均相继以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东晋末年，尚书省的权势在名、实两方面均发展至巅峰状态，于是大为君主猜忌而逐渐受到摧残。南朝齐、梁以后，尚书令仆渐成优崇之职，不甚理政。至陈，尚书令仆仅有宰相虚名，掌握国政者，实为中书舍人。北朝则门下省职权转重。元魏之世 ，录尚书事、尚书令仆仍为宰相之官；而侍中、黄门侍郎以近中枢，亦掌有实权，有“小宰相”之称。北齐时，侍中秩次虽比尚书令仆为低，但秉持朝政，实居宰相之任者，尚书令仆不过综理庶务而已。

隋文帝统一全国以后，废除北周六官之制，并综合历代制度，立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及诸台寺卫府。秘书省较悠闲，内侍省则皆宦官，故前三省方为枢要之地。尚书省的令仆，门下省的纳言，内史省（即魏晋的中书省）的监令，并为当时之宰相，唯对其职权及其相互关系，隋代并未明白厘定。

唐初，因袭隋制，尚书仆射为正宰相，中书令则颇带君主秘书色彩。至唐太宗时，始将三省职权确定。

唐代对三省制的调整，最主要的有四点：

（1）使中书舍人参议表章，分押尚书六曹，协助宰相判案。凡军国大事，经舍人初判，中书令、中书侍郎省审，于是中书省正式成为制定政令的政府机构，机衡之任，乃由尚书仆射转移于中书令。

（2）使给事中掌封驳之任。“封”指封还诏书而不行，“驳”谓驳正诏书之缺失，于是门下省的审议制度得以建立。

（3）整理门下组织，划分侍中与敬骑职掌，并置“拾遗、补缺”，以加强门下省的审议作用。

（4）加强尚书职权，使其能负实际行政责任。从此三省并列，中书省主制定法令，门下省主审议法令，尚书省主执行法令。三省权责分明，凡有军国大事先由中书舍人各尽所见，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议，然后进呈书押。敕旨既下，由中书舍人署行，门下省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然后送尚书省执行。

由于三省权力的彻底分化，中书与门下省有时不免各持己见，发生公务上的争执。唐太宗为弥补此一缺点，乃设政事堂于门下省，侍中虽出席议政，给事中仍可封驳。如敕旨已行，发觉处理失当，两省谏官又得论奏。中书门下既一主出命，一主审议，换言之，政令的决定，由中书、门下两省共同负责，所以唐代两省属官都具有政务意义。自散骑常侍、谏议大夫、“拾遗、补缺”，以至起居舍人，都可论朝政得失。贞观元年（627年）起，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史官随入，有失辄谏。两省属官上可以察君主，下可以纠百官，故父为宰相，子不得为谏官，以免使子论父。且中唐以前，谏议论事，多使宰相先知，因此谏官受宰相的影响多，承皇帝的意向少，故其时宰相多能淬砺谏官以节制君主。三省制的精神一方面在谨慎大政之决策，一方面在使君主与权臣俱不得独断。因为每一个意见由舍人判事直至给事中署行，中间系经两省官员的审议，并非一二宰臣的意见。一二宰臣的意见，君主易于举手弃之，经两省审议的共同意见，天子则不得轻易改动。所以中唐以前大小庶政，大率由中书进拟，经门下审议。不经中书门下，不得称为敕。武后垂拱三年（687年），刘祎之曰：“不经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何名为敕？”eq可见在三省制中，行政决策实系于两省，政事堂乃成为实际决策的中枢所在。唐人李华曾论政事堂之职责，颇可以窥三省制之精髓，他说：“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议之。臣不可以悖道于君，逆道于仁，黩道于货，乱道于刑，克一方之命，变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兴，权不可以擅与，货不可以擅蓄，王泽不可以擅夺，君恩不可以擅间，私仇不可以擅报，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诛之。”er所以君主欲专断，必先破坏三省制；权臣要弄柄，也必先破坏三省制，这是武后称制与“安史之乱”以后专君权臣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

历史表明，在尚书省六部与九卿的权力关系设计上，唐太宗确实煞费苦心。宰相班子做出的决策，交由尚书省来落实。尚书省下设六个部，分别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并不是政策的执行部门，而是根据国家政策制定各个领域的政令的行政机构，更具体地说，六部是掌管政令的机构，不是执行部门。具体政令是由“九卿”（太常卿、光禄卿、卫尉卿、宗正卿、太仆卿、大理卿、鸿胪卿、司农卿、太府卿）来分别贯彻、执行与具体落实的。政策制定同执行相分离，实现权力的制约与平衡，这是唐朝朝廷行政中的一大特色。

唐太宗对国家制度的建设还远不止于此。除了对决策的民主、理性的追求之外，在制度设计上尽量保证公正与制衡。历代历朝大量失政的教训说明，不公正的根源是权力的腐败。权力的腐败既有官员个人的腐败行为，也有制度的腐败，后者是人们谈论较少却危害更大的方面。制度腐败源于利益分配的不公正、不公平。为此，必须尽可能让具体的利益关系同国家政策的制定分割开来，防止国家政策的制定受到利益集团具体利益的影响，甚至被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所驱动。让决策和行政分离，让政令和执行分离，这实际上就是将行政与利益相分离。通过改革后的三省六部制，对于国家行政中的权力制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三、如何处理好君臣关系

唐太宗认为，在治国行政上，君臣一体。其相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君不可以独治。

唐太宗在长期征战与治理中深刻地认识到：治理国家，单靠君不可能完成，必须依靠臣的协助。君与臣的关系犹如元首与股肱、船夫与舟楫、飞鸟与羽翼、大厦与栋梁的关系，彼此相须一体。唐太宗说：吾“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es，“重任不可独居，故与人共守之et。”从政治结构和政治运作的高度，承认了君对臣的依赖性和臣对君的相对制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其二，君臣合道。

在唐太宗看来，“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eu。这一认识的基本思路是：君与臣是依据道或道义结为统一体的。君有君道，臣有臣道，二者又统一于道。君与臣必须以道来规范各自的思想和行为，共同实现“天下有道”的理想政治。唐太宗认为，君与臣是道义的结合，君应依靠臣“弼成王道”，臣应“论道佐时”，辅弼君主。“君臣一体”方能“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ev。君臣皆以道自守，以道相和，才能实现君臣和谐、天下大治。

其三，君臣师友。

这是对君臣合道说的推论和补充。其基本思路是：“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ew君应以有道德、有智慧、有才能的臣下为师为友，以实现君臣相须一体，“和同盐梅”“形如鱼水”。师友说是合道说的人格化，获得许多帝王的认同。如唐太宗曾发布《建三师诏》，列举历史典故，指出：古代的“明王圣帝”皆有师傅而功业卓著。当今“智不同圣人”的君主若无师傅教诲、辅佐则不可治天下。他把魏征等忠良之臣比为师友、良工、良冶和镜鉴，留下许多君臣际遇的千古佳话。

其四，君臣利害攸关。

既然君臣同体合道，那么君臣必然利害攸关。君臣政治统一体的中介不仅有亲情、道义，还有利害。唐太宗认为，“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ex。从历史过程看，君与臣是以权与利为中介而结为政治统一体的。君强臣弱、利害一致时，君臣系统会趋于协调和稳定。然而，一旦君弱臣强或利害背反，两者就会化为仇敌。对此，李世民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子不肖则家亡，臣不忠则国乱。”ey这就需要君主掌握极其微妙的统治术。

其五，君主臣辅。

“君为政本”是君臣一体论诸命题的基本前提。在君臣统一体中，君主居于主导地位，臣居于从属地位。君主臣辅说是中国传统君臣关系论的一般结论。君主臣辅说的主旨可以归结为两条：一是臣不得染指理应属于君主的一切特权。即“杀生威权，帝王之所执，而宪章法律，臣下之所奉”ez，对于君命，臣下必须绝对遵从。二是君臣共治乱，而君的作用更关键。在君臣关系中君居于主导地位、臣居于辅助地位。fa唐太宗就说：“君治则善恶赏罚当，臣安得而乱之！苟不为治，纵暴愎谏，虽有良臣，将安所施！”fb他更具体指出：“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fc

其六，用对人才。

贞观年间，因为腐败而落马的官员非常罕见，这与唐太宗对官员标准的尺度以及使用公正严明的监督机制有着重要的关系。唐太宗曾经与吏部尚书杜如晦探讨过用人问题。他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fd魏征的意见是：“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fe由此可见，唐初君臣对于选官的重视程度。注重官德、政绩与监督考核机制，官吏认真办事，有法可依，君臣关系自然就会得到很好的处理。

总之，唐太宗的治国理政思想具有很多独创性，是中国治国理政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为后世帝王如何治理国家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式，其统治经验与模式值得探讨与借鉴。

第九章 强干弱枝与文官治政

——宋太祖治国论

宋太祖重文抑武，是由赵宋王朝初年的形势决定的。唐末五代武将跋扈、内战不断、酷刑暴敛、荼毒生民，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宋王朝建立后，国家统一和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最大政治。宋太祖以文抑武，实行文官治国，代表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宋太祖的文治思想，其基本内涵就是将科举取士与文官政治相结合。太祖确立殿试制度，培养天子门生，压抑世家大族，改变武人政治，士大夫从此成为赵宋王朝统治大厦的基石与支柱。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构成宋王朝统治的主要特色，对后世政治亦影响甚大。

一、以法治国，重振朝纲

宋太祖赵匡胤是从禁军统领通过“陈桥兵变”当上皇帝的，面对唐末以来军人干政、纲纪紊乱的现状，为了巩固统治，他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力图重建社会文化秩序，为此在这方面煞费苦心，想尽了办法。

北宋初年面临的局面是：“孟唐之弊，自天宝以后，纪纲寝坏，不能自振，以至于失天下。五代兴起，五十余年之间，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之变数矣。”ff宋太祖对此十分清楚。他深知，要巩固统治，首先必须用法律来重整政治秩序。因此，从宋朝的基本法律到具体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出台，宋太祖都十分重视，这为他以法治国奠定了基础。

宋太祖统治时期，一直都在完善国家的法律。

“乾德元年七月己卯，判大理寺事窦仪等上重定《刑统》三十卷，《编救》四卷，诏刊板模印颁天下。”这一诏令的颁发，是宋太祖以法治国的开始。乾德四年三月，宋太祖又从大理正高继申言，改正“刑统救律有错误条贯未周者，凡三事”。“三事”是“准《刑统》，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亲属犯罪，各用荫减赎。伏恐年代已深，子孙不肖，为先代曾有官品，不畏宪章，欲请自今犯罪人用祖父亲属荫减赎者，即须祖父曾任皇朝官，据品秩得使前代官，即须有功及国，有惠及民，为时所推，官及三品以上者方可”fg。《刑统》起源于唐代的《律疏》，是国家的基本法律，而宋太祖又根据复杂的社会现象，制定了《编救》，使它成为《刑统》的补充。除了《刑统》外，宋太祖还制定和完善了其他一些基本法规。

宋太祖时期，宋王朝执法机构不断健全。宋以前已经有刑部、大理寺这两个专门的执法机构，但是太祖担心这两个机构用法不当，在建隆三年“别置审刑院”，从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司法机构。“凡内外所上刑狱，刑部、审刑院、大理寺参主之，又有纠察在京刑狱，可以相审覆……四方之狱，则提点刑狱统治之。官司之狱在开封，有府司、左右军巡院在诸司，有殿前、马步军司及四排岸外则三京府司、左右军巡院、诸州军院、司理院，下至诸县皆有狱。”fh 另外，宋太祖在位期间，还制定了许多“家法”，以约束皇室、外戚、宦官，不使其乱政。“其待外戚也，未尝少恩，然在内不得预政，在外不得真刺史，则无吕、霍、上官之祸。其于宦官也，未尝滥杀，然内侍官不得留后，虽有功不除宣徽，则无伯牙专恣之祸。”fi大宋王朝基本法律法规的完善和祖宗家法的制定，是对宋太祖法治思想在治国理政中的贯彻和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为改变五代以来权臣篡位，政权频繁更替的局面，在贯彻以法治国思想的同时，还大力提倡忠节观的道德文明建设。宋太祖曾在武成王庙观两廊陈列历代著名将相的画像，当场指示“功业始终无暇”的人才配享有如此殊荣。因之班超、秦叔宝等人进升，张飞、关羽等人被退，管仲则特制塑像奉祀。在宋太祖提升、标榜的这些历史人物中，皆是文治武功突出，终其一生忠于君主国家的德功兼备的忠臣。宋太祖提倡“忠臣不事二主”，认为这是人臣应尽的义务。也正是从北宋开始，忠君爱国的传统观念才逐渐真正深入人心，真正积淀成为一种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和优良文化。后人所传扬的《杨家将》《岳飞传》等忠君爱国的题材，无不与宋太祖提出的忠节观对后世的影响有着一定的关系。

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宋太祖赵匡胤突然去世。宋太宗在其即位诏书中郑重宣告：“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这几句话，不仅是对宋太祖统治立法原则的概括和继承，而且成为两宋三百年间历代帝王遵承不辍的治国原则。宋太祖重视用法治国，努力恢复社会秩序，这使宋初很快就取得了拨乱反正的明显效果，真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使多年的混乱社会再次走向和平与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赵宋政权的长治久安。

二、加强中央集权，把兵权、政权牢牢掌握在皇帝之手

唐代中期以后，府兵制被募兵制所破坏，各地节度使统帅的军人，都是招募的职业兵，将领们可以长期拥有大量军队，并不断扩大队伍，军队私人化最终导致武人干政，安禄山因此得以起兵反抗中央，酿成让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节度使们竞相扩大自己的军队，尾大不掉，中央政府失去了控制节度使的能力，最终形成藩镇割据混战的局面，这是导致唐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五代十国以来，“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现象屡屡发生，宋太祖即是在掌握禁军大权基础上才得以黄袍加身的。因此，他在上台之后，就不断采取措施，逐步削弱节度使手中的兵权，将兵权牢牢掌握在皇帝自己的手中。

太祖即位初年，在平息了李筠、李重进的反抗后，就开始限制与削弱军阀势力。“建隆二年，上既诛李筠及李重进，一日，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灵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无复言，吾已喻矣。’”fj这是太祖集权思想的开始。

宋太祖中央集权的措施主要包括“夺权柄”“制钱谷”“收精兵”三项策略。

首先是从夺取地方行政、司法之权开始。

五代后期，节度使通常兼任治所所在州的长官，不但握有军政大权，同时操控地方各州的行政权力。为了改变军人掌握地方政府的局面，宋太祖以知州易方镇，以文官易武将。同时，将全国分为一十五路，各路设转运使，主管财政兼监察地方，谓之“潜臣”；设提点刑狱公事，主管司法及监察，谓之“宪臣”；设安抚使主管军事，谓之“帅臣”；设提举常事，主管农田水利，谓之“仓臣”。这样，节镇的权力就大大被削弱。“建隆元年十月，太祖下令，把原来由将吏担任的两京军巡及诸州马步判官，改用文人，由吏部流内铨注拟选人。”fk

“建隆三年三月，下达录案闻奏令，节度使不能再对属下行大辟，要由中央的刑部详覆。太祖下令时对宰臣说，‘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且人命之重，姑息藩镇当如此也’。”fl此后，藩镇节度使掌握的生杀大权就收归中央。开宝三年，宋太祖又再次重申上述命令：“诸道州府，应大辟案罪决论，录其案，朱书格律、断辞、禁仪、月日、官典、姓名以闻，委刑部复视。”这又更详细地规定了报告的格式、内容。“乾德三年七月，命令诸州的录事参军与司法掾一同断狱。”进一步削弱地方的司法权。开宝五年七月，宋太祖下诏说：“颇闻诸州州司、马步院置狱外，置子城司狱，诸司亦辄禁系人，甚无谓也。自今并严禁之，违者重议其罪，募告者赏钱十万。”开宝六年七月，宋太祖下令不许诸道州府的马步都虞候及判官断狱，因为二者都是任命牙校担任的，所以在罢免这两种官职的同时，把马步院改为司寇院，用新及第的进士、九经、五经以及选任资序相当者做司寇参军，掌管司寇院，参与审理案件。这样，一般案件的审理权也就收归中央办理。乾德元年九月，下令禁止州府长吏以仆从人干预公事。乾德二年三月又下令，节度使幕府中不许召署幕职，幕职人员都由中央铨授。七月，下令藩镇不许用初任官职的做掌书记，必须是历经两任并且有文学才能的人，才许奏辟。乾德三年三月，下诏诸州长吏或须代判，勿得使用元从人。这样就避免了节度使虽是武夫悍将，却自署亲吏，代判州政，导致他们擅权不法。“乾德四年七月下诏：‘自今诸州吏民不得诣京师举留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使、知州、通判、幕职、州县官。’”fm以防止节度使等利用这种手段达到长期在一地发展其势力的目的。

其次是夺取地方的财政之权。

从财政上断绝藩镇的经济来源，把财政大权集中到中央，是宋太祖控制藩镇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举措。南宋叶适曾经指出：“太祖之制诸镇，以执其财用之权为最急。”fn乾德三年，宋太祖又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运都下，无得占留。从此，地方藩镇的财权亦渐归中央。这样，宋太祖发布一系列的诏令，大大削弱了节度使的权力，使他们再也无力同中央抗衡。

更重要的是，兵权直接关乎朝廷的安危，宋太祖对此有亲身体会。“石守信、王审奇皆是赵宋王朝的开国功臣，各典禁卫。建隆二年，赵普数言于上，请授以他职，上不许，普乘间即言之，上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上悟。”fo对于宋太祖回收兵权一事，《类编皇宋大事记讲义》卷二中记载了这样两件事情的基本过程：一是建隆二年，“上召守信等，饮酒酣，曰：‘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节度使之乐，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计，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不益善乎。’石守信等明日皆称疾请罢”。二是开宝三年十月，“凤翔王彦超等罢节镇。上宴藩臣于后苑，酒酣，从容诏之曰：‘卿等皆国宿旧人，临剧镇，王事鞅掌，非朕所以优贤之意。’王彦超等五人喻上意旨，请老罢节镇”。这样，宋太祖就把全部的兵权都收归中央。这是太祖集权思想的初步实现。

除上述举措之外，宋太祖还十分重视对中央政府军事力量的控制。他对五代以来的治兵措施加以改革、完善，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新的兵制。开宝二年，宋太祖遣使分往京西诸州赐太原所徙民帛，人一匹，又命控鹤都虞候京兆崔翰差择其勇悍习武艺者籍为禁兵，以此来增强禁军力量。fp“建隆二年甲戌，令殿前、侍卫司及诸州长吏阅所部兵，骁勇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fq宋太祖在兵力的配置上，实行“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的政策。太祖时期禁军约二十万，其中十万驻守京城，十万分屯各地。太祖盛时，皇城之内，有诸班之兵；京城之内，有禁卫之兵；京城之外，列营犹数十里。太祖常说，虽京师有警，皇城之内已有精兵数万，况天下乎？京城兵强马壮，地方自知兵力不敌，一般就不敢萌生异心，这就是“强干弱枝”的军事防卫政策。驻屯各地的禁军，主要是侍卫马军和侍卫步军，两军的精锐虽不及主要屯驻京城的殿前军，但相去不远，加上各地的厢兵、蕃兵、乡兵等部队，其数量则要超过京城兵力至少一倍以上。如京城有变，各地军马亦可联合起来，足以控制局面。这样“内外相维，无轻重之患”，既不会发生类似唐朝的“安史之乱”，也不会发生京城兵变。

宋太祖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北宋政府能够较快地铲除五代时期所形成的士族门阀地主与军阀势力的割据，这对于消除分裂之祸，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推行文官治国，将科举取士与文官政治有机结合

唐末，藩镇割据，中央政府大权旁落，使考试制度缺乏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五代时期，武夫悍将左右政局，文人普遍不受重用，武将专政导致了国家政局的混乱。从9世纪到1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仕宦途径由武人垄断，文人上达虽仍有考试一途可循，但终缺乏保障，远不及武人势力之盛。

宋王朝建立后，在宋太祖看来，要想国家稳定，就必须改变武将专政这一不正常的局面。正如《宋史·文苑传序》所云：“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指宋太祖建立宋朝），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宋太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也未及武人一人也。”fr太祖尝曲宴，翰林学士王著乘醉喧哗，太祖以前朝学士优容之，令扶以出。著不肯出，即移近屏风，掩袂痛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宫大拗，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谙，况一书生哭世宗，何能为也。”fs就太祖心理而言，他对武将心存芥蒂，认为文臣不过是一书生而已，根本无法威胁他的政权。所以，太祖比较重用文臣，另外也是由于武将多不识文。建隆元年，太祖将改年号，谓宰臣等曰：“须求古来未尝有者。”宰臣以乾德为请。三年正月平蜀，宫人有入掖庭者，太祖因阅奁具，得监，背字云乾德四年铸。大惊曰：“安得四年铸字监？”以出示宰相，皆不能对。方召学士陶毅、窦仪问之，仪曰：“蜀主曾有此年号，监必蜀中所得。”太祖大喜曰：“做宰相须是读书人。”自是大重儒臣矣。ft

宋太祖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为选择士人进入官僚队伍，创立“殿试”并曾经亲自主持科举考试，借以培养自己的“天子门生”。据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中记载，宋太祖开宝八年二月下诏曰：“向者登科各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基无谓也。令朕躬亲临时试，以可否进退，尽割畴昔之弊矣。”又说：“贵家子弟，惟知饮酒弹琵琶耳，安知民间疾苦？”因此下令：“凡以资荫出身者，皆使之监当场务，未得亲民。”fu太祖不准资荫出身者直接做州县长官，这是对氏族门阀势力的一种压抑，从中也可看出他对科举取士制度的重视和改革的决心及力度。

宋太祖的文治思想，其基本内涵就是将科举取士与文官政治相结合。太祖确立殿试制度，培养天子门生，压抑世家大族，改变武人政治，士大夫从此成为赵宋统治大厦的基石与支柱。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是宋王朝政治的主要特色。宋太祖又设制科，“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悉许应诏对策”fv。人才选拔与任用的权力被中央政府甚至被皇帝亲手掌控，本身就是加强中央政府集权的一条重要途径。从宋太祖开始，科举制成为大宋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到宋太宗时，科举制愈加完善，取士名额大增。降及后世，“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fw宋太祖这种重文及用文人治国政策，给宋代的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宋代之所以能够创造出“郁郁乎文哉”的文化景象，在哲学、文学、史学、科技等领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无不与宋太祖及宋初诸帝所提倡的重文政策以及文官政治所带来的宽松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据学者统计，在宋代，通过科举选拔，文职官僚的队伍成为统治集团中的核心力量。两宋310年，进士科等第者即达39721人fx，就其规模而言，远远超过前后各代。当时的135位宰相中，90%以上是通过科举选拔最终出仕成功的。fy由寒门学子通过科举途径直接参与决策的上层群体所占比例如此之高，这是前朝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它活跃了官民上下交流的途径，增加了政府管理层的活力。更重要的是，通过科举选拔方式造就出来的文官制度，对后来的中华政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的来说，宋太祖重文抑武，是由宋王朝初年的形势决定的，唐末五代时武将跋扈不臣、内战不断、酷刑暴敛、荼毒生民，给广大民众带来沉重的灾难。当时，国家统一和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最大政治问题。宋太祖以文抑武，实行文官治国代表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过，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变化总是表现在两个方面。宋太祖抑制武将是为改变五代以来的武将跋扈所造成的社会不稳定的局面，无可厚非。然而，后世继任者把抑制武将作为祖训教条，不顺应时势的变化加以调整，最终又导致了后来的宋朝武功不竟、国防不足的局面。

第十章 尊主庇民与治体用刚

——张居正治国论

张居正执政期间，面对明王朝出现的财政困难、政治腐败、边防松弛等状况，以其缜密而又富远见卓识的谋略和果敢魄力，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通过其强有力的改革，暂时解决了明王朝积重难返的一系列老大难问题。张居正的改革，就那个时代看，是非常成功的，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一、历史呼唤改革者

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嘉靖时，政府每年收入田赋约200万两，而支出竟达500万两之多，岁收不足支出之半。嘉靖三十年，政府支出为595万两，收入则不足200万两，亏空几近400万两，超出收入的两倍。自嘉靖七年至穆宗隆庆元年（1528—1567年）的40年间，几乎岁岁出现超支，平均每年亏空在二三百万两之数。隆庆元年太仓存银130万两，而当年支出竟多达553万两，也就是说，全年库存不足三个月之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全国年输京粮谷400万石，而朝廷需要向各地王府支付的俸禄粮就多达853万石，不足半数。大量事实说明，到明王朝中期，国家赖以存在的财政经济已经陷入到“四方之民力竭，各处之库藏空失”的积贫积弱、几近崩溃的境地，伴随着财政危机而来的，则是各类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财政匮乏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危机，正不断地把明王朝国家政治乃至社会生活推向崩溃的边缘。

明朝中期以后，整个国家统治机器已经锈蚀不堪，吏治败坏，贪污私饱，贿赂腐败之风猖行，政治腐败已经成为明王朝另外一个沉疴积弊。自明英宗正统以来，吏治败坏日甚一日。英宗时，宦官王振当朝，每次百官朝觐晋见，例须送贿百金，送至千金者方得一醉饱。及其事败没籍时，所抄金银六十余库，玉盘数百，珊瑚高达六七层者有二十余株之多。武宗时，宦官刘瑾掌控朝政，凡官吏入见，例索千金至四五千金。他弄权败落被抄家时，仅黄金就搜出2万两，其他财物之多自不待言。世宗嘉靖时，严嵩为首辅21年，凡文武百官进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界畀之，公开以卖官聚富。他倒台后，抄出黄金达30万两，白银200万两，其他珍宝无数，而其时国库太仓存银尚不足10万两。吏制之败坏足见其端绪。

不仅如此，明中期后，虏患日深，边事旧废，北方鞑靼和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掠变本加厉。明政府每年用于国防上的军费支出也扶摇直上。边饷由弘治、正德年间的40多万两白银，猛增至世宗嘉靖年间的270余万两，至神宗万历时，更达385万两之多。这对本来已债台高筑的朱明王朝，无疑是雪上加霜。fz

种种事实表明，明王朝在立国二百年后，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统治危机。张居正将此概括为五大弊症：“曰宗室骄恣，曰庶官宦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ga

要么是沉沦与崩溃，要么是变法鼎新以求重新振兴。面对明中期政治腐败、财政匮乏、边防疲软的局面，从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到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的十余年间，作为首辅的张居正以其大刀阔斧的改革，拨乱反正，演出了令后人肃然起敬的一幕幕改革大剧，并因此使他得以跻身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政治家的行列。

二、以考成法为核心推行政治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目的，在于“集权、富国、强兵”。面对明朝中期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张居正辅政后，果断选择了变法维新之路，他首先从整饬吏治、裁汰冗员入手，拉开了明王朝刷新政治的序幕。

张居正在政治方面的改革是以整顿吏治为重点，目的是“尊主权、课吏治、信赏罚、一号令”，其实质还是加强中央集权，提高朝廷办事效率，以改变明王朝长期积存下来的文恬武嬉、政务懈怠的现象。张居正的具体做法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考成法”。这个考成法，实际上是改变国家权力机制的运作方式，即把皇权的一部分转移到内阁。“考成法”的大致方法是让每个政府部门都建立三个公文簿，把所要办的大事均记在公文簿上。这种公文簿各部门留一本，一本交由与六部相应的六科备注，剩下的一本交由内阁保管。记事本上的每件事都要注明完成期限，每完成一件就注销一件。每到月底，他让六部官员据簿检查各地督抚落实的情况，由六科据簿检查六部，再由内阁据簿以检查各科，这样大权归于内阁。过去六部和六科都对皇帝负责，现在内阁要先控制六科并通过六科控制六部，内阁就剥夺了一部分皇权，因此这一时期也是明代内阁权力最大的时期。考成法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通过有效的层层监督网络，用几个小公文簿理顺了政事，不用花费很大气力就使政令得以顺利推行。gb

隆庆二年八月，张居正向朝廷上《陈六事疏》，列举“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条治政要旨，揭开了他的政治改革的帷幕。

所谓“省议论”，就是要坚决摒弃官场中空泛不实的虚妄风气，培植“敦本务实”之政。张居正认为：“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用。”gc“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gd对那些指责他行霸术而不行仁义之道的迂腐之议，张居正针锋相对地驳斥道：“孔子议政，开口便言‘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也只曰‘食哉惟时’，古代圣贤们何尝不意欲图国之富强？”张居正执政后，要求各级政府机构办事情必须“省事尚实”，“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要“反薄归厚、尚质省文”ge。

所谓“振纲纪”，就是要“严明法纪”，杜绝迁就姑息之风。张居正明确指出：“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法之所加，唯在于微贱，而强梗者虽坏法干纪，而莫之谁何。”如此办理，法度纲纪，焉有不废弛之理？张居正希望朝廷能够严肃法纪，“使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真正做到“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gf。

所谓“重诏令”，就是旨在提高各级政府部门官吏的办事效能，做到令行禁止。张居正指出：“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听之必效。”gg因此，他于万历元年（1573年）六月奏请皇帝，请实行“考成法”以匡纠吏风。张居正主张在“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强公室、杜私门”的原则下，对各级官吏实施政绩核查考成。此法实施后，一度成效斐然，政令“朝下而夕奉行”，“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gh。在张居正看来，吏不恤民，无异于驱民为盗。只有惩办贪官污吏，才能足民；只有理清欠赋，方可足国。政府政弊财乏的祸根主要表现在贿政与姑息之政上面。如不根除这两大隐患，一切改革将无从谈起。对待贿政，他强调要自上而下树立俭约之风，以杜绝贿门，同时对那些贪墨之吏要严加惩办，绳之以法。对姑息之政，则应严肃法纪，做到令行禁止。对怙恶不法的豪富之家，要理清其欠漏，予以追比。考成法推行仅四年时间，国家财政收入便大有起色。万历四年，国库存粮已可支七八年之用，存银也达400余万两，改变了以往国家财政上寅吃卯粮的不正常状态。《明神宗实录》中说：“自考成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gi这说明张居正对吏治的整肃是卓有成效的。

所谓“核名实”，就是政府在使用人才、任用官员时，要做到“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才脱颖而出，使各级官吏任其能，尽其责，名副其实。在官吏的使用和管理上，张居正提出了“立贤无方，唯才是用”的用人原则，认为只要有能力，即使和尚道士、衙卒之辈皆可拔擢，不必受资历、毁誉和爱憎的影响。张居正尤为注意选用那些埋头苦干的实干家。他曾感慨道：“天下事岂有不从实干而能有济者哉？”他认为对皇亲贵戚中的无能平庸之辈，宁可赏以钱物，而不能轻许以官职。他主张各级官吏不论其职位高低，一律不得世代相袭。在任命官员时，要保持其相对稳定，不要频繁更动吏员，对各级衙门的权限职责要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知府以上军政官员的任免一律由中央决定。这就使军政大权高度集中于内阁，真正做到“事权归一，法令易行”。张居正在位期间，先后任用了一大批卓有政绩的事业家、实干家。如他起用并委托当时有名的水利专家潘季驯督修黄河、筑堤塞决，使黄河水患变水利，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漕河可直抵京师。用户部尚书张学颜整顿财政，在丈量土地和推行赋役制度改革上政绩赫然。任命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门，骁将李成梁据戍辽东，有效地扼制和抗击了边敌的侵扰。在大胆擢用新人的同时，张居正还大力整顿积弊已久的庸官冗员。他执政时，曾一再裁汰冗员。对敢于以身试法的官吏，不管其职位多高，一经发现，立刻绳之以法。对那些贻误国事、累害百姓、以虚谈贾誉、卖法养交的学政和并无真才实学而专以驰骛奔趋为良图、以剥窃渔猎为捷径的生员举子，张居正下令予以汰削。他坚决主张清除封建士大夫中的“刁泼无耻之徒”，以正士伍风气。他力主在士子阶层中倡导“著实讲求，躬行实践”的学风，废除群聚徒党、空谈无行之举。这些主张对于澄清当时政界、知识界中积习既久的空疏、虚妄之风，起到了巨大的导向作用，达到了一号令，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的效果。

对当时官场中沿习成风的假公济私、章法混乱、有章不循的状况，张居正也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与改革。驿递是明朝的一种交通制度，从京师到各省的交通干线上都设有驿站。驿站中的车、马、驴、船等交通工具都征自民间，马夫、船夫也派自民间。明初只有军国大事才能使用驿站，后来几乎各级官吏都可以使用。他们到驿站后又任意勒索，驿递制度渐渐地成为一项扰民的苛役。万历三年（1575年），张居正提出了整顿驿递的方案，对勘合的发行、管理及驿站的使用章程等重新进行了规定。张居正针对驿递害民的状况，对驿递制度进行了整顿，严格“勘合”的发放制度。官员不是公事，则一律不能使用驿站。各地官员不许托故远行参谒，官员丁忧、给由、升转、改调、到任均不能使用驿站。同年，张居正又规定自京师出差外省者，回京之日须缴还勘合；无须回京者，即将勘合缴至所到省之抚、按衙门，年终一并回讫兵部。有自外省入京者，则由各省抚、按衙门签发外勘合，至京后一并交兵部，其中要回省者，再由兵部另行颁发内勘合。张居正对驿递制度的整肃，由于有考成法的监督约束，推行顺利，既减轻了交通干线百姓之苦，又相应澄清了腐败的吏风。张居正本人更是身体力行，首先从自己做起。他的儿子回江陵应试时，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上路；父亲过生日，他打发仆人背着贺寿礼品，骑驴回家祝寿。万历八年，其弟居敬病重，返乡里调养，保定巡抚张卤发给勘合，张居正当即封还，并致函云：“仆恭在执政，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望俯谅鄙愚，家人往来，有妄意干泽者，即烦擒治，仍乞示知，以便查处，勿曲徇其情，以重仆违法之罪也。”gj体现了作为政治家的张居正秉公执法、严于律己的为政品格。

张居正在政治上的改革，对当时腐败的政治局面，无疑是吹进了一股清新之气，对整个社会改革也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在执政期间，能够较为顺利地推行其一系列社会改革计划并取得卓著的政绩，首先得益于他对吏治严肃而认真的整治。历史的经验证明，凡属真正卓有成效的社会改革运动，如果没有相应的吏治改革，结果往往是无法奏效。

三、经济改革：清查田赋与实行一条鞭法

节流安民，清源固本，想方设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是张居正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张居正改革，以“清巨室，利庶民”，充实国库为原则。

在中国传统社会，封建国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赋役收入。明中期国家财政经济困境，正是由于赋税收入锐减所致。而造成这一积弊的根本原因，便是承担国家赋税的田亩数量日削月减。史载，“嘉靖八年霍韬奉命修会典，言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gk。此时，桂萼等人又请履亩丈量，这些动议均未认真付诸实施。万历五年十一月，张居正上奏请对全国户籍、田亩进行清丈。他委任户部尚书张学颜“撰《会计录》以勾稽出纳，又奏列《清丈条例》，厘两京、山东、陕西勋戚庄田，清溢额、脱漏、诡借诸弊”gl。这一清丈活动后又全面推向全国，对勋戚庄田、民田、职田、屯田、荡地、牧地，悉数丈度，这一工作历时三年，至万历九年结束。在张居正的全力推行之下，清丈田亩的任务大部分按时完成。经过清丈，全国总计田亩数由弘治时的432万顷增至701万顷。清丈后全国实有垦地503.4万顷，比弘治十五年的税田422.8万顷多出了80.6万顷。这80多万顷田地是被豪强地主所兼并隐匿的。经过这次全国范围内的清丈田亩后，“豪猾不得隐期，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gm，百姓的负担因此而大大减轻。不过，清丈一事对那些自置田土、隐而不报、拒纳赋税的公侯勋戚们来说，自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清丈之议，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则殊为未便，张居正本人自然晓知其风险利弊，但要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又不加重民众赋税之苦，只有触动这些贵族们的某些特权和既得利益。阳武侯长期对公田之外自置的私田拒不纳赋税。清丈中，他又横生枝节，加以搪塞。对此，张居正毫不退缩。他明确表示：“若自置田土，自当与齐民一体办纳粮差，不在优免之数也.……除赐田外，其余尽数查出，不准优免。”gn张居正此举自然要激起某些达官贵人的怨恨和诋毁。张居正对此坦然置之。他坚定地表示：“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go置个人得失于度外，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凛然正气。这次清丈田亩的目的，在于从整顿土地、户口实数入手，抑制土地兼并和人口流失现象，使赋役均平，为其后推行一条鞭法奠定了基础。

张居正在经济上的改革，除了清查田赋整顿税收外，还以实行一条鞭法而著名于后世。

所谓一条鞭法，是以“强公门，杜私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为目的。其核心内容就是简化税制，改进以往繁冗杂乱的徭役制度，将徭役与田赋合而为一。其具体内容是先将所征调的赋和役分别归并，再将扰民最烈的役并入田赋内；原来十年一轮的里甲制度改为每年编派一次。赋役普遍用银折纳；征收起解运送由百姓自理改为官府办理；赋税外的“土贡”和杂税也合并征收。

一条鞭法的优点在于，它能在赋税征调方法上化繁为简，统归为一。原来的赋和役是分而为二的。赋以田亩为对象，征收夏税秋粮；役则以户丁为对象，分里甲（以户计征）、均徭（以丁计调）、什泛（临时抽派）三等差役。现在则统一为量地计丁，使“役归于地，计亩征收”，即以田亩作为征调依据。此外，一条鞭法又将原来力役与银役两种差役改为一律征银，力役改为雇役，役户只要缴纳一定银两，便可免除役劳，而由官府雇人代役。役粮按人丁数和田粮情况缴纳，丁役部分摊入土地征收。对田赋之外政府额外加派实物、土贡品，也一并加以简化。万历四年，在浙江、江西、福建试行的基础上，张居正又奏请将一条鞭法推行到湖广实施。万历九年，又诏旨通行全国，一条鞭法遂成通行法制。

一条鞭法的推行，首先，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来赋役不均的弊病有所匡纠，使原来沉重的财政负担，部分地从农民身上转到了大土地所有者身上。因为在当时的封建土地制度下，土地大多为地主所占有，户丁则多数为农业劳动者，户丁税的一部分赋役摊入土地，加之经过普遍丈量田亩，查出了大量私瞒土地，这就使承担赋税的范围扩大，赋税压力也相对趋向均平。其次，这一改革措施也较为有效地限制了地方官吏无节制地借繁杂征调之名对百姓进行苛求和勒索，改变删并了一些繁冗的征收项目，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再次，一条鞭法以银役代替力役，这客观上使封建依附关系有了某些松动，有利于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工商业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萌芽，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最后，一条鞭法计亩征银，折办于官，在田赋征收上，除苏、松、杭、嘉、湖一带仍征实物以供皇室官僚食用外，其余一律改为折色银。这在我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转折和巨大进步。它标志着自汉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田赋制度，已由实物税阶段转入货币税阶段。这一变化，无疑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货币经济此时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由于一条鞭法实施，也大大减少了实物起解输送过程中因漕运、贮存而造成的极大损耗，使“丁粮毕输入官”。这种赋役制度的改革，是中国封建田赋制度继两税法之后又一重大的发展。一条鞭法推行不久，便一举扭转了财政多年积贫窘困的局面。至万历三年，太仓积粟已达十三余万石，可支奉国家五六年之用。一条鞭法实行之后的万历十年，更是“帑藏充盈，国最完富”gp，乃至“太仓粟可支十年，同寺（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gq，确实达到了“犹得以用裁余数十百巨万，征伐四夷，治漕，可谓至饶给矣”的效果。

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在经济、政治改革中，张居正坚持安民固本的原则。

张居正认为，民是天下的根本，国家施政应当着重维护民众的利益，只有大多数“民”生活安定，国家才能安定。他说：“自古虽极治之时，不能无夷狄盗贼之患，唯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gr所以他又说“根本固者，华实必茂；源流深者，光澜必章”gs。在此思想基础上，张居正提出了“固邦本”的政治主张。

所谓“固邦本”，就是要切实解决好民生问题。张居正认为：“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gt张居正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百姓生计问题，缓解已处于剑拔弩张的社会矛盾。他力主实行省征发、轻关市，以利农商的经济政策。他说：“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农商之势常若权衡。”gu这里，张居正对农业与商业之间的互辅互利、相互依托的关系认识得既清楚又透彻。他进一步指出：“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gv张居正商农并重的经济思想，在以重农抑商为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不能不说是一种真知灼见。在此以前虽然也有人提出“重商”的理论，但他们始终没走出商是末富的理论。只有张居正才真正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恢复了商的应有地位，新兴的工商业者才得到应有的尊重。明代是中国商业发生质变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张居正开始的，在张居正的影响下，黄宗羲才明确地提出了“工商皆本论”。

除了通过改善管理机制和发展农商经济来解决财政危机之外，如何严格控制政府庞杂的支出，也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只有在“开源”的同时抓好“节流”的环节，才能使经济的振兴不至于落空，财政的丰收不流于枉费，真正收到富国裕民的效果。张居正主张从生产的主体——民的负担入手，通过节约各项费用，减轻民的负担，以达到固本的目的。皇室的耗费和国防费用的支出，是政府当时两项巨大的财政用项。对于皇室侈靡的用度，由于张居正加强了内阁的权力，对其有所限制。诸多开销，经其“锱铢必争”，能省则省，能减即减。穆宗隆庆五、六年间，皇室抚赏所费，即由原来每年百余万两，减至不足万两，而年节赐宴费用，也由于张居正的力争而罢停。宗藩封王之俸禄，历来世袭，至嘉靖末，始重定条例，大加裁损，以减少国家支费。万历六年，经张居正再次纂定守藩条例，停止封爵世袭，汰除冗费颇多。万历五年五月皇太后要求翻整修葺慈庆、慈宁两宫，张居正认为此乃耗费不急之务，予以驳回。太监崔敏请买金珠，张居正予以严辞拒绝。至万历九年，国家财政状况已基本好转，张居正奏请神宗皇帝将隆庆元年到万历七年各省未完滞征钱粮一百余万石，兵工二部马价、粮价等项悉数蠲免，以减轻民众的负担。张居正力倡节俭的主要目的，即在于一为节财用，二为固民本。他曾意味深长地说过：“与其设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数以病民，孰若加意省俭，取之于自足之中以厚下乎？”张居正再三告诫那些当权者要“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上下唯务清心省事，安静不扰”。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使“庶民生可遂，而邦本获宁也”gw。

从一定意义上讲，张居正不愧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他能将工、商放在与农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他确实也以自己的能力与权力将“固民本”的观念落实到了具体的实践之中。他没有将目光仅仅停留在减轻民众的负担、重视生产的发展上面。他深深地懂得：要使明王朝能够延续下去，首要在于安定民心。在当时天怒人怨的情况下，他力倡节俭，“轸念民穷”，冒险地拿豪强地主开刀，清理田赋，打击豪右，不惜牺牲一些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通过“因民立政”“为政以法”来约束统治阶级，保住民众利益，以此求得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在这以前，统治者的“崇本”常常是句空话，只有张居正才把“崇本”落到了实处，并将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是张居正经济思想的独特之处。

四、军事改革：外示羁縻，内修战守

张居正在军事上的改革是以强兵固边为目的，主要是整饬守备，巩固边防。

明朝中期，北方蒙古部落的俺答汗拥有骑兵十万，活动于今呼和浩特一带，并与西部河套的吉能部和东部辽东的土蛮部彼此呼应，不断侵扰三北边境。为此，明朝廷“增兵增饷，选卫修垣，万姓疲劳，海内虚竭”gx，每年仅九边军费即需银276万两，然而却收效甚微。嘉靖时，蒙古贵族曾数次入侵内地。明政府边将却敌无方，却精于钻营之道，将诸边军粮百万，强半贿赂严嵩，造成军力饥疲，边防大坏。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率兵长驱直逼北京城下，朝野为之震惊。终嘉靖朝，鞑靼先后三次兵临京师，给明朝统治者造成严重威胁。针对这一严重情势，张居正提出了自己的治边御敌方略。他主张以蓟州为北部边境和御敌守备的重心，对蓟州以西的俺答和套寇采取怀柔政策，封贡主和，对蓟州东面的土蛮则主战。这样，西可“避俺答之锋，而使其就范于我”，东可使敌“知其弱而冀其受制于我”。这就是张居正推行的“外示羁縻，内修战守”的军事战略方针。张居正特别注重选好边将。他调任抗倭名将戚继光御守蓟门，骁将李成梁镇守辽东，王崇古、方逢时分别戒备宣化、大同，完善防务；同时，屯田理盐，厉兵秣马，足食足兵，以备战守。张居正大力倡导在边境地区实施屯田制。他曾说：“八事之中，屯政为要……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则舍屯种莫繇焉。诚使边政之地，万亩皆兴，三时不害，但令野无广土，毋与小民争利，则远方失业之人，皆被负而至，家自为战，人自为守，不求兵而兵自足矣。”gy这种屯田制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可使边民解决衣食之忧，增其卫家护土之心，解决兵源兵饷以固边，真可谓一举数得。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长城线上，加筑了三千余座瞭望台，边墙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修缮，这使得长期以来边防废弛、有边无防的状况得到彻底改变。在边防军事策略上，张居正对鞑靼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意在削弱其锋锐，以减轻边患的压力。这种威德并举，“待之以信，谕之以理”的治边政策，后来证明是有成效的。隆庆五年，张居正利用俺答孙子把汉那吉少年失恋与俺答汗反目降明的机遇，与俺答汗修睦和好，达成了两国之间茶马互市之盟。明边防送还把汉那吉，俺答对明奉表称臣，贡名马三十匹，明册封其为顺义王。从此“东自四海冶，西尽甘州，延袤五千余里，无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北方边境的安定，节省了大量的军费开支。“计三镇岁费二十七万，较之向时户部客饷七十余万，太仆马价十余万，才十之二三耳。”gz随着边患的消弭，边疆田野得以开辟，商贾往来频繁，边境地区的居民得以安居乐业，一时出现了“西镇边垣迄有成绩，官民城堡次第兴修，客饷日积于仓廒，禾稼岁登于田野”ha的升平景象。

综上所述，张居正执政期间，以其缜密而有远见卓识的谋略和果敢魄力，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暂时解决了明王朝积重难返的一系列老大难问题，对社会和历史做出了巨大贡献，使得“十年内海寓肃清、四夷慑服”hb，“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hc。张居正的改革，就那个时代看来，是非常成功的，改革也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每一场改革，无不涉及到各种利益关系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与北宋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所引发的社会震动并不剧烈，改革也在平稳有序中进行，改革的效果也很快显现出来。政治上，在没有增加官员、衙门和政府开支的情况下，使政令更具体划一，各衙门办事效率得到提高。在军事上有力地扫除了明中期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的局面，南倭北虏得以平息，西方殖民者尽管出现在沿海但也未能兴风作浪。在经济上，极大地增加了国库收入，与隆庆年间相比，为国家多增收了300多万亩田亩税和300多万人口税，将过去财政收入连年亏损发展到绰有剩余。在没有加重百姓负担的状况下达到这一步实属不易。张居正改革虽然不能解决明朝当时面临的所有问题，但形成了一个明朝再度中兴的极好局势，如果按照张居正改革的路子继续深入走下去，则有可能扭转明中期以来所形成的颓势，在国势强大的基础上与世界发展潮流齐头并进，缓慢但不停息地向资本主义社会迈步。可惜的是，人亡政息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张居正刚死，明神宗就下令剥夺张居正生前所有的官秩，亦抄没其家产，张居正改革的进程也就从此中断。但不管怎样说，无论就其施政能力，抑或是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来看，张居正都无愧列于“古今第一流人物”的门墙。

第十一章 因俗而治与巩固统一

——康熙帝治国论

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他文治武功兼备，在位期间，奖励垦荒，轻徭薄赋，惩治贪污，以儒家思想治国；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消灭噶尔丹反叛势力，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管辖，将沙俄侵略势力赶出东北地区，实现中俄东端划界，为清王朝的强盛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公元1661年，清世祖顺治皇帝病死，遗诏由其子八岁的爱新觉罗·玄烨即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改元康熙。康熙帝是清王朝历史上一位十分著名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康熙六年（1667年），13岁的康熙开始亲政。康熙帝在位61年（1662—1722年），勤政事，重德治，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确立和实行了一系列奠基性的政策措施，为清王朝的强盛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并与其子孙雍正、乾隆一起，开创了延续至19世纪的所谓“康乾盛世”。他在位期间，文治武功兼备，中国疆域空前辽阔，社会繁荣，文化发达，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致力于恢复经济与社会秩序，彻底完成清王朝转型大业

康熙帝亲政时，面前摆着两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一个是必须煞住一部分保守的满洲贵族顽固维持和继续推行满族入关前的早期奴隶制度，强制将汉族地区的先进生产力纳入满族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倒退做法；一个是必须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在康熙帝亲政前，满洲贵族内部的奴隶主残余势力还有相当力量。他们凭借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掳掠人口，追捕逃人，大量圈占土地，扩大旗地庄田制，在先进的汉族地区扩展满族落后的生产方式。他们把在战争中掳掠的人口、财物都视为战利品，还制造借口，“将良民庐舍焚毁，女子俘获，财物攘取”。在北京附近500里内，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共圈占了14.6766万顷肥田沃土。除役使东北迁来的“壮丁”和战争中俘虏的人口外，还强迫汉人“投充”，编庄生产，补充和扩大满族的奴仆队伍。满洲贵族从东北地区带来的这些“壮丁”、进关后的战争俘虏和强迫“投充”的汉人，在满洲贵族的强制下从事生产劳动，被称作八旗“户下人”。他们受不了主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纷纷逃亡。满洲贵族使用暴力追捕，并制定极其严厉的“逃人法”，因而激起受害民众的强烈反抗，也给清朝统治者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不少汉族官员提出限制扩大旗地庄田制和不再接受“投充”、放宽“逃人法”的建议。但清廷认为反对扩展满族落后的生产方式，就是反对他们在全国的统治，这些建议一律遭到严厉拒绝。康熙帝亲政前，辅政四大臣中，索尼年老多病，不甚管事；遏必隆为人圆滑，为回避鳌拜的嚣张气焰，从不发表不同意见；苏克萨哈遇事常与鳌拜冲突，最终被鳌拜借故处死。鳌拜纠集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阿思哈、兵部尚书噶褚哈、户部尚书玛尔赛、吏部侍郎泰壁图等人把持朝政。他们反对满人学习汉人的生活习惯和文物制度，反对朝廷任用汉臣，反对改革满族落后的旧制度。当时，鳌拜位尊权重，在朝中有不少亲信党羽。康熙帝以下棋为名召索额图进宫秘密策划处置鳌拜，乘鳌拜入朝，由其平日训练的一批少年侍卫，出其不意地将他逮捕，交付朝臣审判定罪，然后将其党羽诛杀，16岁的康熙皇帝亲自掌握政权，逐步把清王朝推向新的发展时期。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亲政后的康熙帝宣布停止“圈地”，平等对待满汉军民。他依靠亲信大臣索额图、杰书、图海等人，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旗地生产关系变化的措施，推行了适合汉族经济关系的政策和照顾满族特权利益的措施，不仅严令停止“圈地”，而且禁止“投充”、放宽“逃人法”，逐步完成了满族从奴隶占有制向封建制度的变革过程。旗地庄田制逐步变成旗地私有制，隶属于主人的“壮丁”也逐渐变成佃户，“以丁责粮”的剥削关系也逐步过渡到租佃剥削的形式。这种变化是满族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进步，这个转化的完成也基本上停止了满族落后生产关系对汉族地区生产力的阻挠和破坏，并进一步使满、汉封建地主在阶级的根本利益上趋于一致，从而使清王朝的统治牢固地稳定了下来。

经过几十年农民战争和清的统一战争，全国土地荒芜，人员稀少，财政收支入不敷出。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国人丁户口只有1900多万，还不到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6069万的1/3。全国的田地只有526万多顷，也还没有恢复到万历时的五六百万顷。很多地方百姓流亡，田地荒芜，甚至一些人口稠密的繁荣地区也出现了弥望千里、人烟稀少的惨相。四川是“民无遗类，地尽抛荒”，“有土无人”。江西是“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山东高唐州在崇祯年间有人15.3万多口，到顺治四年（1647年）当差人丁只有7700个。河南是“兵焚之余，无人佃耕”。湖南“自岳至长，村不见一庐舍，路不见一行人”。广西罗城是“遍地榛莽，县中居民仅六户”hd。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处处荒芜、破坏严重的一派凋敝的景象。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使清初统治者苦于税粮短缺，财政收支捉襟见肘。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是摆在康熙帝面前的又一重大问题。康熙帝顺应这一社会的需要，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并取得明显的成效。主要表现在：

1．奖励垦荒。清初面临大量土地荒芜、赋税难征的状况。顺治六年，清朝统治者就命令各地方官吏召集流亡，开垦荒地，将各州县卫所的无主荒地分给官兵和流民屯种，“开垦耕种，永准为业”he。康熙帝即位后，继续大力推行这一政策，要求地方官在5年之内垦完境内荒田。招徕的流民不论原籍和别籍，都编入保甲，“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不得阻挠”hf。这样，一部分被招垦的农民获得少量土地，由佃户变成自耕农。在“开垦无主荒田”的名义下，一些农民将明代藩王的大量庄田和战争中死散地主的荒田占据垦种。清朝对这种既成事实加以法律上的承认，规定“凡地土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经垦熟，不许原主复问”hg。并宣布将藩王庄田改为“更名田”，归垦种之人所有。占有“更名田”的农民，只缴田赋，不再缴纳地租。由过去的佃户，变成占有土地的自耕农，这就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据清朝官方统计：到康熙六十年年底，全国土地已经达到7.3亿亩，奖励垦荒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2．轻徭薄赋。康熙帝亲政不久，就宣布免除明末苛扰百姓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只按《万历会计簿》的旧额征收正项钱粮，令各级官员对明末弊政“蠲者蠲，革者革，庶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康熙年间，蠲免钱粮的次数和数量都远远超过前代。在康熙帝亲政的55年之中，免天下钱粮3次，漕粮2次，遇有庆典、巡幸、用兵和水旱灾荒等情，也都分别减免有关地方的钱粮。虽然常常是官吏受到实惠，老百姓所得甚少，但对老百姓还是有好处的。除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可以减免赋税外，无地农民也可以豁免本身丁银。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更明确规定：以后凡遇捐免钱粮，合计分数，业户捐免七分，佃户捐免三分，永著为例。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又宣布以上年全国丁银额为准，以后新增人丁，概不加赋，谓之“盛世滋丁，永不加赋”hh。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众的负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社会财富的增加。

3．惩治贪污。康熙帝曾一再强调：“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噶尔丹。此后澄清吏治，如图平噶尔丹则善矣。”他又说：“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康熙帝不仅激励官吏争当好官，还把当好官、当清官与家族荣辱联系在一起，明确告诉臣下：“人能当好官，不惟一身显荣，且能光宗耀祖，否则丧身辱亲，何益之有？”在他统治期间，充实和严格官吏的考核制度，包括“京察”“大计”等，明确规定考核的内容、评价等级以及惩罚的标准。据有关资料介绍，到康熙中期，有700余人因廉洁勤政而受到表彰，有1500多人因“才力不及”和“浮躁”而被降职调用，有1500余人因“不谨”和“罢软无为”而被革职；有500多名贪官污吏遭到严惩；有2600多人因老病残而被免去官职。hi同时，康熙帝大力扶植清廉之吏。对于成龙、张伯行等“操守廉洁”的“清官”，康熙帝则予以奖励和提拔，以为治吏树立好的榜样。

4．用儒家思想治国。思想文化是执政的根基和决策的指南。康熙帝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把儒家思想作为其执政的基本理论指导，以理学治国。康熙帝即位后，每年二月和八月都分两次祭孔子。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康熙帝冒着严寒，亲至曲阜在大成殿向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大礼，并宣读“御制祝文”，赞扬孔子“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并特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大成殿上，倾注了虔诚敬奉之情。hj康熙帝以皇帝至尊拜倒在汉族信奉的至圣先师孔子面前，表现出了他冲破民族的狭隘观念，消除满汉之间隔阂的决心，这对于清初中期吸引知识阶层向统治者靠拢，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康熙帝的上述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对于清王朝统治政权的稳定和巩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消灭各地反叛力量，挫败沙俄侵略我国东北地区的阴谋

清初，清政府对全国的统治虽已确立，但部分地区一直未能置于有效的控制之下。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处理上，南方数省有三藩的割据势力，台湾岛屿有郑氏的反清集团，西北有噶尔丹割据势力，他们一直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不断向清政府发起挑战。在争取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的同时，康熙帝先后削平“三藩”割据势力，统一台湾，击败噶尔丹叛乱，平定西藏，彻底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事业，使中国成为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而且牢固统一的国家，从而为清中期康乾盛世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为清初、中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削三藩。清初，为了充分利用汉族降将的力量，统治全国，清政府封了四位汉王。他们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和定南王孔有德。顺治六年（1649年），耿仲明死于江西，其子继茂袭爵。顺治九年（1652年），孔有德死于桂林，无子爵除。此后，清政府令吴三桂镇守云南，尚可喜镇守广东，耿继茂镇守福建，继茂死，其子精忠继之。史称之为清初三藩。“三藩”手握重兵，其中吴三桂势力最大。

清政府建立三藩的目的，不外乎“辑守疆圉，以宽朝廷南顾之忧”。然而三王分镇之后，手握重兵，雄踞一方，位尊权重，为所欲为，骄恣无忌，逐渐走上了与中央集权政府相对立的道路，成为影响中央号令全国，建立统一政治秩序过程中的最大隐患。当时吴三桂控制云贵，称霸西南；尚可喜父子专制广东；耿继茂父子盘踞福建。三藩势力与清政府的中央集权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矛盾越来越深，最终发展到了必须用武力方能解决的地步。

在政治上，三藩专擅一方，所踞之地，形同独立王国。尤其是吴三桂在三藩中势力最大，节制云贵督抚，将各处安插私人，吏部、兵部不能干涉，这就使中央对云贵的行政统治权实际上名存实亡。

在经济上，三藩的巨额军费一直是清朝中央的沉重负担。三藩兵力雄厚，分驻沿疆，所令汉军八旗及绿营兵总数达十余万人，庞大的军费都由国库支付，给清廷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时，三藩“糜俸饷钜万，各省输税不足，征诸江南，税两千余万，绌则连章入告，赢不复清稽核”。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这其中尤以吴三桂为最。直到康熙十一年（1672年），这一状况仍未改变。

在军事上，三藩久握兵柄，分驻沿疆，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康熙初年，国家养兵共58万有余。三藩兵力虽只占全国兵力的1/10左右，但其兵将久受藩王豢养，心中只知为藩王家丁，不知有朝廷。不仅如此，三藩除了额兵之外，还拥有私征兵，并给府中成年男子发放兵器，经常操练。因此，三藩的武装力量已构成了对清朝中央政府的潜在威胁，是清初国家稳定的一个极大隐患。

早在顺治年间，御史郝浴、杨素蕴，布政使胡章，给事中杨雍建等便已疏劾三藩的不法行为。康熙初年，庆阳知府傅弘烈也曾奏告吴三桂图谋不轨。浙江巡抚范承谟更是在卧榻之侧悬一小牌，上书时事数则，第一条便是三藩应撤。三藩势力的恶性发展，使清中央政府深感不安。此时，康熙帝也清醒地认识到：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吴三桂非宋功臣可比，乃唐藩镇之流耳。并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决心寻找适当的时机来消除这一巩固中央集权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因与长子尚之信不和，疏请归老辽东，以尚之信袭爵留镇。清廷借机以父子宗族不宜分离为由，同意尚可喜告老还乡，但不允其子袭爵留镇，令其尽撤部中家属回籍。七月，吴三桂、耿精忠也疏请撤藩，试探清廷意旨。八月，康熙帝否定了大多数廷臣反对撤藩的意见，毅然下令三藩并撤，并立即派员前赴云南、广东、福建，办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九月，撤藩诏使到达云南，西南震动。十二月，吴三桂公开叛乱，各地藩王先后响应。康熙帝调整部署，沉着冷静，针对各藩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康熙帝采用了安抚收买和军事压力相结合的手段，使参加叛乱的耿精忠、尚之信、王辅臣等汉族军阀先后倒戈，不久又控制了广西、广东、福建、江西、陕西等省。吴三桂情竭势拙，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在湖南衡阳即皇帝位，建国号周，建元昭武，企图以此稳定人心，鼓舞士气。不久，吴三桂病死，他的孙子吴世璠（吴应熊庶子）在衡阳即位。吴世璠是个十多岁的小孩子，不能定攻守之策，于是吴军内部人心益散。与清军交锋，屡战屡败。清军招降了吴军水师将军林兴珠，并采纳他的建议，水陆两军猛攻岳州，岳州守军溃败。长沙等地吴军闻讯，也放弃守位，狂奔不止，逃回贵州、云南。西南地区多山地，八旗骑兵特长很难发挥。绿旗官兵容易适应地形，屡立战功，因此，康熙帝确定了用绿旗兵剿灭“三藩”的方针。他任命绿旗将领、陕西提督赵良栋为勇略将军兼云贵总督，与湖广总督蔡毓荣、平南将军赍塔分别从四川、湖南、广西围歼吴世璠。每路兵马都以绿旗兵居前，八旗兵继后。康熙十九年（1680年），赵良栋等人长驱直入，攻下贵州，直逼昆明。吴世璠被困在城内，束手无策。城内文武官员见大势已去，纷纷出降，吴世璠自杀。经过8年苦战，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一月，彻底平叛，全国局势从此稳定下来，清王朝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三藩反叛，对清中央最高决策层震动很大。康熙帝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巩固清王朝的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做出了一系列艰苦努力，从而形成了清初至鸦片战争前国家基本上处于一个统一、团结、稳定、发展的局面。这为清初、中期封建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奠定了一个坚固的政治基础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所谓的“康乾盛世”正是产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讲，平定三藩开康乾盛世之端。

2．收复台湾。平定三藩之后，清廷立即转入了收复台湾，消灭郑氏集团割据势力的斗争。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明天启元年（1624年），台湾被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了台湾，对中国历史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然而，随着清王朝统一事业的发展，自比琉球、朝鲜，坚持不薙发、不登岸的郑氏武装集团，已经蜕变成为分裂国家统一的地方割据势力。三藩叛乱，郑成功之子郑经作为支持者和参加者，一度猖獗海上，并且占据了泉州、漳州、惠州、潮州等地，“杀掠所至，十室九匮”，使广大人民深受其害。康熙皇帝决意消除沿海战患，消灭这一不服从中央政府管辖的地方割据势力。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三藩叛乱即将平定之时，康熙帝便命吏、兵二部从速制定进军台湾方略。经过一年多的充分准备，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二万多人，战舰300余艘，进军台湾，消灭了郑氏集团势力，重新统一了台湾。台湾统一以后，康熙皇帝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管辖。自此，台湾完全处于清王朝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这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台湾统一以后，在免受外敌侵扰的条件下，也促进了海岛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3．击败噶尔丹。新疆地区在汉、唐和元朝时期，都是直接隶属中央王朝，并同内地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密切的联系。明朝时期，蒙古分为东部的鞑靼与盘踞在新疆北部的瓦剌两大部。满洲兴起以后，从16世纪中叶起，大漠以南的察哈尔、科尔沁、土默特、鄂尔多斯等24部蒙古族先后归附清朝，称为内蒙古。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分为车臣汗、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3部，都与清朝有“朝贡”关系，称为外蒙古。阿尔泰山以西的瓦剌部，当时叫额鲁特蒙古，分为互不统属的4个卫拉特（部）：杜尔伯特部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土尔扈特部在塔城附近的雅尔一带，和硕特部在乌鲁木齐地区，准噶尔部在伊犁河流域。4个卫拉特中，准噶尔最强。噶尔丹夺得汗位后，用武力占据了新疆北部，然后又进攻天山南路，控制了南疆的维吾尔族地区，形成一个拥有60万人口的强大割据势力。噶尔丹和清朝保持着传统的朝贡关系，每次入贡有千人或数千人之多，常常请求清朝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并和达赖喇嘛、青海诸台吉（贵族的一种称号）一起给康熙皇帝上尊号，自居臣属之列。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土谢图汗与扎萨克图汗发生冲突，噶尔丹支持扎萨克图汗，遭到土谢图汗的痛击。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正当土谢图汗派人包围了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打击俄国侵略者，收复失地的关键时刻，噶尔丹率领3万骑兵越过杭爱山，进攻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被迫撤回与俄军作战的军队，与噶尔丹作战。噶尔丹打败土谢图汗部后，又占领了扎萨克部，侵入车臣汗部。三部几十万人奔向漠南，请求清朝保护。康熙帝给予牲畜、茶、布等物资救济，把他们暂安置在科尔沁地区，并命令噶尔丹率众西归，退还喀尔喀三部故地。噶尔丹不听从清朝命令，继续率兵内犯，康熙帝决定亲征。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任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出古北口，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出喜峰口，在乌兰布通（今赤峰境内）与噶尔丹决战。噶尔丹败逃后，派人到莫斯科向沙皇提议缔结同盟，但沙俄当时无力出兵参战，只是派人到噶尔丹那里进行阴谋活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噶尔丹要求清朝把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活佛）送交给他处置，并煽动内蒙古诸部背叛清朝。第二年，噶尔丹率兵侵入巴颜乌兰，大肆抢掠。康熙帝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决定再次亲征，命令萨布素率领东三省兵从东路出击，费扬古率陕甘兵从宁夏出西路，截断准噶尔兵的归路。康熙帝亲率八旗兵从独石口出中路，进逼巴颜乌兰。噶尔丹在山顶望见康熙御营的黄帷龙旗后，慌忙拔营逃走。逃到昭莫多，遭到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军的截击，噶尔丹大败，仅率数十骑逃跑。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九月，康熙帝亲自到归化城，命令青海诸台吉和策妄阿拉布坦协力进攻噶尔丹。噶尔丹的属下看到大势已去，纷纷归附清朝。第二年，康熙帝第三次亲征，到宁夏指挥作战，命令马思哈和费扬古率军大举深入，追歼噶尔丹。噶尔丹在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服毒自杀，部下把他的尸首送交清军，投降清朝。康熙帝平定噶尔丹之后，喀尔喀三部几十万人重返漠北故地，由37旗扩充为55旗，增设赛音诺颜部，统辖19个旗。清朝对外蒙古四部74旗实行有效统治。

4．进剿侵入西藏的策妄阿拉布坦部，加强对西藏的管辖。远在1300年前的唐朝之时，汉藏在经济、文化上就有了密切的联系。从元朝时开始，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统一的版图。到了清朝时期，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里，西藏与内地的联系有了更进一步的加强。在中央的直接管理下，确立了一系列的制度，推动了西藏社会的发展。16世纪后期，西藏的喇嘛教传到蒙古，西藏与新疆、青海、蒙古等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明朝末年，蒙古顾实汗的力量进入西藏。清朝建立后，通过蒙古与西藏发生联系。崇德二年（1637年），西藏派人到盛京（沈阳）会见皇太极。随后，皇太极向达赖五世宣布了清朝崇敬佛教的政策。顺治九年（1652年），达赖亲自到北京朝见顺治帝，受到清朝的隆重款待，专门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黄寺，作为达赖在京期间的住所。第二年，清朝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达赖喇嘛”，颁赐金册金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清朝又封驻在日喀则的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这就是“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称号的由来。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去世，第巴桑结匿丧不报，并盗用达赖的名义胡作非为。他一面支持噶尔丹与清朝作战，一面请求清朝封他为土伯特国王。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桑结的部属勾结准噶尔的策妄阿拉布坦引兵进藏，杀死拉藏汗，西藏陷入混乱。为了安定西藏局势，康熙帝调拨大军入藏。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军驱逐了侵藏的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势力，护送六世达赖喇嘛从青海进藏“坐床”，封拉藏汗的部属康济鼐为贝勒，管理前藏，颇罗鼐为台吉，管理后藏，恢复了西藏的社会秩序。随后，清政府在西藏驻兵，设立台站，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巩固了西南边疆，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完整。

5．两战雅克萨反击俄罗斯。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从1638年开始，沙俄不断派出远征军侵入中国的东北地区。1666年，康熙帝曾派使节与沙皇谈判，但沙皇政府置若罔闻。这使康熙帝清楚地认识到，“若辈非创以兵威，则罔知惩威”hk。于是，康熙帝构筑黑龙江城（今瑷珲），设置黑龙江将军，决定自卫还击。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1685年、1686年，清军两次收复雅克萨，并促成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最终签署。该条约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规定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整个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广大流域都是中国的领土，从而有效地遏止了沙俄殖民主义者对我国北方边境的侵略活动。

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消灭噶尔丹反叛势力，平定西藏，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等内外忧患问题的解决，标志着清王朝的统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历史清楚地表明，在西方殖民势力汹涌东侵的前夕，中国的统一和强大，对于中华民族抵抗侵略、保卫边疆，有着巨大的作用与影响。如果说在这以前，清朝中央政府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用武力消除敌对势力，确保新政权的存在和稳定上面的话，那么接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采取更多的经济、政治手段，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发展社会经济，保证大清王朝江山的长治与久安了。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后，清王朝的财政收支情况大为好转。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以后，户部库存银由原先的一二千万两增至五千多万两。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因太仓贮粮过多，将430多万石陈旧粮食散发给官兵。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丁户口增加到2490多万，田地增加到735万多顷，生产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百姓安居乐业，出现了相对安定的繁荣局面。经过康、雍、乾、嘉四朝的中央集权，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可以说中央政府对地方拥有绝对的发号施令的权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长期处于基本的稳定运行的状态之中。这其中，康熙帝的文治武功起到了巨大的开创和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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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张世平著：《盛世战略：历史上的盛世与现实崛起的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晚清政治地图

马平安 著

第一章　利弊相因

——康乾盛世光环下潜伏的危机

自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和航海时代开始以后，人类历史从此进入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社会演进的新时代，往昔几乎无法逾越的浩瀚大洋已经不能成为隔绝各大洲国家之间来往的障碍，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已经降临。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变动和发展已经与外部世界息息相关，变革与发展成为中国不能回避的两大社会主题，通过变革与发展，迅速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显得尤为紧迫，但到乾隆皇帝撒手人寰时，老问题依然如旧，新问题越发严重，有限耕地与人口无限滋长的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统治阶层的吏治腐败问题三大隐患暴露无遗，落日的辉煌几乎转瞬间便在天际间消失殆尽。

一、康乾盛世

时间的车轮从17世纪中期行进到18世纪后半期，大清帝国已经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

眼下，清王朝正如西方天际的一朵绚烂多姿的云霞，其景色壮观而阔大，让全世界的人们都会忍不住地驻足仰观。

大清帝国从白山黑水起家，前面数代君王个个都是人中的龙凤。

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盔甲起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经过艰苦的奋斗，1616年在赫图阿拉建立了后金政权。

清太宗皇太极子继父业，在1636年改国号为清。

清世祖福临挥师入关，定鼎北京，灭掉李自成与南明政权，最终一统华夏，代明而兴。

到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时，励精图治，终于将中华帝国治理得如夏花般绚丽，他们用自己的勤政与智慧，将中国托上了中华两千年仅有的五大盛世之一——康乾盛世的大舞台。

翻开历史，17、18世纪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十分辉煌的一页。

康熙、雍正、乾隆三个英主统治中国长达130年之久。

在这个时间段内，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琉球；挫败了准噶尔、大小和卓分裂新疆的阴谋；有效地统一与管理了内外蒙古、西藏等广阔的边疆地区；多次挫败了入侵中国东北边疆地区的沙俄侵略势力。

在这段时间内，清帝国的疆域已经发展成为东到大海，西跨葱岭，北越外兴安岭、贝加尔湖，南覆盖南海诸岛的广大地区。

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无论从耕地面积之广还是农作物种类之多、产量之丰来讲都超过了过去的任何一个朝代。中国农作物的总产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

在这段时间内，手工业与商品经济也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冶炼业、采煤业、纺织业都有了新的发展。粮食、布匹、棉花、丝、绸缎、茶、盐、瓷器、木材等已经成为主要的流通商品。

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对外贸易始终保持着大量的出超地位，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首位。

在这段时间内，清政府完成了两项巨大的科学工程：

一项是《律历渊源》，系统总结了中西各种音乐理论、天文历法以及数学等方面的成就；

另一项是用近代方法绘制出了第一幅中国地图。

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城市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9世纪初，全世界只有10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占6个。它们是：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a]

在这段时间内，清政府国库富裕、财力雄厚、百姓安居、宇内燕然，中国历史上自汉唐以来又一个盛世新高峰已经到来。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盛世中，以大一统为格局的，由56个民族组成的疆域空前辽阔的统一、团结、繁荣、富强的中华民族国家已经完全形成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幅员辽阔，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基础。

一直以来，大一统是中国政治家们追求的最高理想，也是中华民族心中最神圣的情结。经过数千年一代又一代人的开拓与进取，到了清朝康雍乾时期，终于实现了稳定的国家大一统局面，最终奠定了今天中国的领土、民族与政治文化传统。

这个成就来之不易，堪称超越千古。

历史上，汉唐元明强盛时期，我国的版图也曾达到过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大漠南北、辽阔的西域、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台湾、澎湖，以至南海诸岛，但像康乾盛世那样对边疆地区真正实现了长期、稳定、有效的政治管辖和军事控制，边疆地区完全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内地的汉族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以经济文化纽带联系在一起，成为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一个整体——这一切都是以往任何朝代所无法望其项背的。对这一项伟大成就，无论给予怎样高的评价都不能算作过分。

第二，人口突破3亿，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值。

乾隆六年（1741年），国家开始实行在内地省份各州县依据保甲门牌统计户口的新制度，这一年年底统计的人口总数是1.4341亿余人。过了20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首次突破2亿，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突破3亿。半个世纪里人口总数翻了一番，这在中国人口史上是空前的，增长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中国今天人口的基数以及在整个世界人口格局中所占的地位是康乾时代奠定的。那时，国家能以10亿亩上下的耕地养活30%左右的世界人口，而又能长期保持国家安定和社会稳定，谈何容易。这不能不说是康乾盛世又一个超越千古的成就。

第三，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经济总量长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康雍乾时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已经越来越加快了步伐，东亚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的制造业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绸缎、生丝、瓷器、茶叶等独步世界的商品，不仅销往南洋、日本、中亚等传统国家地区，而且还远销俄国和欧美许多国家。一直到乾隆辞世的18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仍超过整个欧洲5个百分点，大约相当于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那时美国刚刚建国，百废待兴，经济发展上还无法与中国相比。中国GDP在世界总份额中占到将近1/3。

第四，国库充裕，国家财力雄厚。

清朝前中期，银库是户部三库之一，为天下财赋总汇，各省岁输田赋、漕赋、盐课、关税以及各项杂赋等除留本省支用外，凡起运至京的，全部存入银库。户部存银数的消长，无疑是全国经济财政状况好坏的一个重要的晴雨表。盛世巅峰期，户部银库所存白银常年在六七千万两。康雍乾时代国家财政储备的雄厚与以往各朝代相比，都是空前的，就有清268年而言，也堪称达到了顶峰。

第五，文化繁荣，多项大型文化工程得以建设并完成。

康乾盛世标志性的大型文化工程至少可以举出历时百年修成的《明史》，踵接《永乐大典》之后历康熙、雍正两朝修成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年间纂修完成的中国古代第一大丛书《四库全书》这三大项。康雍乾三位皇帝都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明王朝盛衰兴亡的历史经验。康熙说过，《明实录》自己就看过两遍。历时近百年，颇受史家称誉的《明史》的主体部分就是在康熙时完成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0多种，几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的古代最主要的文献典籍，它的卷数达近8万卷，相当于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的3倍多。纂修这部规模空前的巨型丛书历时十几年，先后缮写7部，分藏紫禁城中的文渊阁、盛京文溯阁、京师西郊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以及江浙地区的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b]

第六，城市得到空前的发展。

经过康雍乾时代的快速发展，到19世纪末，中国的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先后成为具有50万人口以上居民的大都市，排在世界前十名之列。各地城镇的建设亦如雨后春笋，如当时山东济宁就成为“百货聚集之地，客商货物，必投行家”[c]。

总之，康雍乾时代的中国，不仅在周边各国，而且在整个世界，都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留给世人的都是些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富足、和平、美好的印象。

二、危机的出现

自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和航海时代开始以后，人类历史从此进入到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社会演进的新时代，往昔几乎无法逾越的浩瀚大洋已经不能成为隔绝各大洲国家之间来往的障碍，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变动和发展已经与外部世界息息相关，变革与发展成为中国不能回避的两大社会主题，通过变革与发展，迅速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显得尤为紧迫。但到乾隆撒手人寰时，老问题依然如旧，新问题越发严重，有限耕地与人口无限滋长的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统治阶层吏治腐败问题三大隐患暴露无遗，落日的辉煌几乎转瞬间便在天际间消失殆尽。

首先是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这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

18世纪以来这一矛盾更加突出。

康熙年间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至雍正元年（1723年）又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这一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但带来的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便是人口的急剧膨胀。

清初，全国人口只有几千万，18世纪中叶增加到一亿多，至19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已狂增到4亿多。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关系开始严重失调。这主要表现在土地严重不足，劳动力极端过剩；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已经到了极限；在不断开垦的边远地区，人口也日趋饱和。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的下降与生活资源的匮乏也就显而易见了。

与此同时，农民并没有因此而减轻负担，他们的土地不断被兼并，产品常常被搜刮殆尽，这就使得本来就已紧张的社会关系更加紧张，一场周期性的社会危机与官民冲突不可避免。

其次是物价不断上涨的问题。

清初，清政府尚有财政结余，至乾隆、嘉庆年间，由于军费开销巨大和各级官吏的侵蚀，清政府的财政年年赤字。道光年间，白银大量外流，加上沉重的战争赔款，财政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

物价问题也与人口问题密不可分。“生齿日繁”、政府采买过多、风俗日奢、米谷出洋等等皆成为物价不断上升的因素。从康熙晚年物价问题显露之日起，清朝最高统治者就始终认定人口膨胀是造成物价持续上涨的主要原因；也可以说，他们正是从物价问题才感受到人口膨胀的最初压力的。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初冬，康熙论及粮价时就询问“今岁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获”，可为什么“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雍正帝即位后，也注意到粮价的持续上涨，雍正五年（1727年）的谕旨提及“近年以来，各处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过州县数处耳，而米价遂觉渐贵，闽广之间颇有不敷之虑”。民以食为天，粮价持续上涨势必影响社会的稳定，自然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严重关注并进而探索何以至此。春荒粮价涨，秋熟粮价落，本不足怪；现在为什么出现了不管收成丰歉粮价皆贵这种千古罕见的反常现象呢？当物价问题初露端倪之际，康熙就推断：“丰年而米粟尚贵，皆由人多地少故耳。”雍正探究米价居高不下的原因时，也认为“地土之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价昂，此亦理之必然者也”。到乾隆初期，米价腾贵已成为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以致乾隆特降旨令各省督抚陈奏原因和对策。在谕旨中他用“连岁递增，有长无落”来概述物价的涨势。在谕旨最后，乾隆皇帝无可奈何地表示：“朕反复思之，不能深悉其故，亦未得善处之方。”[d]马嘎尔尼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则指出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的原因是“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e]，从全球整体性加强的外来因素，以货币角度解释当时中国物价上涨的原因。确实，18世纪中国的物价问题也是在以贸易为纽带的全球经济联系空前紧密的大背景下，世界性通货膨胀在中国的反映，尽管这一反映带有滞后的特征。立足于维持农业社会稳定的传统财政经济体制实在经受不住长期通货膨胀积累效应的严峻挑战。到18世纪晚期，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已到了令最高统治者无法坐视的程度。

再次，伴随基层民众生存危机到来的，不是清政府政治的廉明和对社会危机的积极应对，相反却是日益严重的政治腐败。

乾隆皇帝统治时期，好大喜功、奢侈腐化现象十分突出，他自称十全武功，连年用兵，军费开支庞大；六次南巡，沿途接驾耗费上亿钱财。康熙、雍正时代好不容易积存下来的富裕一点的财政，都耗费在了他所谓的“十全武功”上面。吏治方面，官僚机构冗员充斥，官员结党营私，上下贪污成风，各级官吏“贪黩无厌，征求财货，皇皇如不及”[f]。乾隆后期，军机大臣和珅“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纳赂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g]。嘉庆初年和珅被赐死，查抄家产的清单共109号，计有赤金580万两、生沙金200万两、金元宝1000个、银元宝1000个、元宝银940万两、田地8000余顷、当铺75座、银号42座，此外还有大量古玩、珍宝、玉器、绸缎、貂皮等。其中已估价的26号清单，即值银2亿2千多万两，全部家产应当不下8亿两白银，而当时国库每年收入仅4000多万两。和珅之外，乾隆时因贪腐败露被杀的国泰、王直望、陈耀祖、福崧、伍拉纳、浦霖等总督、巡抚、封疆大吏，也都攘夺刻剥，侵吞公帑，“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h]。事实上，当时各级官吏争相进贡、接驾、祝寿、献礼、行贿，花销的正是他们贪污搜刮来的赃银，因而乾隆朝“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焉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剩，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地”[i]。不仅如此，清王朝还把卖官鬻爵当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乾隆年间常例捐纳银每年保持在300万两左右，嘉庆以后，捐纳滥开，更增至年捐400万两，并以战争、灾荒等为由，搞暂行例大捐。这些花钱行贿谄上的官员，包括出钱捐纳买得肥缺的官吏，最终要连本带利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出来，所谓“层层朘削，无非苦累良民，罄竭膏脂，破家荡产”[j]。而上下聚敛，“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的结果，必然“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恣行不法之事”[k]。在这种腐败黑暗风气之下，官僚们只知招权纳贿，阿谀逢迎，庸碌苟且，荒怠政务。道光年间权臣曹振镛在传授门生为官之道时，竟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l]甚至稍有洁身自好者，“不唯白首下僚，无望夫官阶之转，而参劾且随之”，而贪污者流，“既以肥身家，乐妻子，而升擢之荣岁且数至。彼此相形，利害悬绝”[m]。清中期腐败黑暗的统治，大大加重了民众的苦难。“国家设官分职，本以为民，而任事者非唯不恤，又从而鱼肉之，使斯民之性命膏血，日呼号宛转于豺狼之吻而莫之救以死”，对百姓“主以豺狼之吏，而又纵百千鹰犬，螳捕而蚕食之”，以致“赋敛之横，刑罚之滥，朘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n]。在这种政治腐败的氛围下，民间动荡与民众造反运动遂成此伏彼起之势。

另外，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人才的消磨和思想的窒息对盛世转衰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清代文字狱是从康熙朝开始的。最早的文字狱是清初十分流行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的一种反映，是清廷为了阻遏反清复明思潮而采取的严酷措施。康熙一朝，文字狱尚不多，最大的案件是庄廷的《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这两大案件，都是由于作品中有眷念明朝的民族意识而引起的。

雍正时，雍正以文字狱为借口，打击政治上的异己势力。例如大将军年羹尧恃功骄纵，雍正蓄意诛杀他，给年羹尧制造了很多罪状，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年在奏折内将“朝乾夕惕”错写成“夕惕朝乾”，雍正指责“年羹尧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于朕耳。……观此，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o]，这分明是在无中生有，罗织罪状。雍正帝大兴文字狱，以之作为控制思想、打击政敌、提高自己权威性的手段。从此以后，清政府经常以文字罪人，而且都以大逆不道论处，治罪重，株连众。

乾隆朝，文字狱更成了统治者钳制人们思想的家常便饭，案件比康熙、雍正两朝合计增加四倍以上。康熙、雍正时的文字狱，主要打击对象是具有反清思想的士大夫或政治上的反对势力，获罪的大多是官吏和上层知识分子，尽管也是随意罗织罪状，但多少还抓了点治罪的理由；乾隆时的文字狱明显升级，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稍有不慎，就会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获罪的人有很多是下层知识分子。除了几起是追查清初人著作中的反清思想之外，乾隆朝的绝大部分文字狱并不是镇压反清抗清的人士，纯属加强政治统治需要。18世纪，中国的知识士人处在如此的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下，缀文命笔，动辄得咎，因此大家都提心吊胆，不敢议论当代的社会问题，也不敢编写历史，遂脱离实际，逃避现实，埋头于故纸堆中，养成了烦琐的学风，这就窒息了思想，摧残了人才[p]。

最后，民间动荡与农民战争直接瓦解了清王朝这来之不易的盛世时代。

清朝中期政治的腐败增加了下层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所有这一切引发了一系列的民间反抗运动，诸如西南苗民的起义、秘密会社的兴起、白莲教起义等等。虽然这些反抗运动一次又一次地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但最终还是酿成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反抗风暴——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导致清王朝彻底从稳固的统治中跌到统治的谷底。

自乾隆中叶起，民间即不断爆发反抗清王朝腐败统治的造反运动。规模较大的有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王伦起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循化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人民起义及两年后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林爽文领导的汉族、高山族农民起义，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南、贵州、四川三省坚持12年之久的苗民起义，嘉庆元年（1796年）川、楚、陕、豫、甘五省大规模白莲教起义，乾嘉之际蔡牵领导的浙闽渔民反清斗争，嘉庆十八年（1813年）李文成、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等等[q]。尤其是为了镇压白莲教起义，清政府调集16省兵力，耗费2亿多两饷银，历时9年之久，才把这次民间反政府运动镇压了下去，清王朝因此元气大伤，从此盛极而衰，一蹶不振。

第二章　形势剧变

——东西方平衡均势的消长

当康雍乾三代君主谨慎地牵引着中华帝国这艘古老的航船，沿着既定的航线徐徐前行的时候，西方世界却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

1775年，美国发生了脱离大英帝国的独立战争；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

1859年，意大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1868年，东方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由一个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头号工业大国，击败了称霸海上数百年的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接下来，这个富强起来了的海狮又张开了它的血盆大口，盯上了早已垂涎三尺的东方——那片被马可·波罗早就描绘过的满地是黄金的神秘国土。

一、海洋时代的到来

中华帝国是如何衰败的，这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大课题。纵观历史，中华帝国的衰弱，是从人类海洋时代开始的。

西方的文明起源于希腊，希腊的文化曾经引领和影响着欧洲的历史和文化。

希腊衰亡后，接着开始了由罗马人建立的罗马军事帝国来领导欧洲的历史。

罗马帝国衰亡后，欧洲进入中世纪时期。中世纪大致是指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末新航路开辟之前这段时期。

在中古时期的欧洲，大大小小的封建主构成了金字塔般的等级制度，这种复杂的等级关系使得欧洲封建国家长期处在割据战乱的状态，和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治理模式根本无法相比。欧洲各国统治者之间不断进行战争，许多国家一直没有出现统一的稳固政权。在中世纪欧洲，教会成为封建统治工具，他们和世俗封建主共同维护封建制度。

然而，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在16世纪，欧洲兴起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科学与艺术革命的发展，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新帷幕。文艺复兴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刺激了西方人的物质欲望。从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以来，欧洲人开始改变世界。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欧洲没有进入开发海洋新时代，西方也没有一个国家把向海外发展作为国家的战略目标。当时，西方到中国来的主要是三种人：具有好奇心的旅行家、经商寻求财富者以及传教士。他们的行为大多是私人行为，没有国家和民族在后面做后盾。包括马可·波罗，并未得到意大利政府的任何资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哥伦布曾经游说过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的王室，但都被拒绝，因为哥伦布提出了一些很过分的要求，例如他要求“航海司令”的头衔、10%的战利品回报，并且要求将他发现的每个国家的总督权给他的后代继承。不过，当时总的情况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抬头，各欧洲国家开始展开经济竞赛，纷纷通过建立贸易航线和海外殖民地来掠夺财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西欧国家中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等都纷纷将向海外发展作为国家发展战略[r]，一个新时代——人类海洋时代开始了。在此期间：

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

1775年，美国爆发了要求从大英帝国的手中独立出来的独立战争；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

1859年，意大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1868年，东方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意识形态的斗争成功，极大地推动了民主政体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建立，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17世纪以后，科技革命席卷了欧洲，继而开始波及全球。继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出现后，伽利略的天文望远镜、自由落体运动说，又大大改进了科学观测手段。特别是牛顿三大定律与万有引力定律的问世，极大地带动了一大批近代自然科学家的出现。科技革命的进程，自然而然地又带动了工业革命热潮的到来。

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海狮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棉纺织业领域，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效率；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织机”，使织布效率提高了40倍以上。

在动力机器领域，1769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1785年，英国纺织工厂开始用蒸汽做动力。1814年，斯蒂芬孙发明了火车机车。而之前的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制造出了第一艘轮船。

在冶金业领域，18世纪30年代，英国发明了用焦煤冶铁的新技术。60年代，冶铁技术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革新。冶铁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

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经济出现了腾飞。

很快，英国就由一个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头号工业大国。

很快，富强起来的大英帝国击败了称霸海上数百年之久的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历史跨越，科技的力量日益得到证明，火枪、大炮、军舰等武器的研制在向高尖端方向迈进，西方国家殖民扩张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15世纪、16世纪、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人眼中，富强的最快途径就是掠夺世界各地的财富。

在打败海上对手，将印度变为殖民地后，接下来，在海上称霸的海狮英国又贪得无厌地张开了它的血盆大口，把眼睛盯上了早已垂涎三尺的东方——那片被马可·波罗早就描绘过的满地黄金的神秘国土，中华民族被迫进入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遭受西方列强侵略蹂躏的时代，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才重新站了起来。

二、滞后的执政理念

在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科技领域突飞猛进的同时，古老的中国，却仍然沉浸在一片盲目自大、歌舞升平、唯我独尊的气氛之中。

这也难怪。

传统的中国是个家族取向的社会，人们对日常事务的处理和对外界的认识，不超过一定家族或地域的范围。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并没有近代国家的概念，有的只是在宗法和地域基础上形成的“天下”观念。儒家的政治思想虽然满足了中国人的政治认同，造就了大一统的、稳定的大国政治局面，但它对国家的看法却是模糊的，中国人在当时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国家观念和标准。清王朝对世界秩序的看法，特别强调“华夷之辨”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层级序列。中国自称天朝上国，中国以外全是蛮夷之邦，是落后的地区和民族。天朝上国，尽善尽美，无所不有、无求于人的自满自傲观念，是深入人心的。从最高统治者到整个知识界，都不把外国的事情放在眼里。的确，这种世界观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人类在很长时期内，虽然在全球形成了许多民族文化和国家，但除了地区内有较多的甚至是密切的联系外，各个地区之间，就一直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交流往来，从而形成相当稳定的地区性封闭状态。中国所在的东亚，与英、法等国所在的欧洲都是如此。但欧洲各国并立，互争雄长，非经竞争取胜不足以立国。中国则自古以来一直是东亚唯一大国，又为东亚文化中心，周边的小国与中国保持着长期的朝贡关系；儒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后来也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这一切都助长了中国人的文化中心主义，并且使中国统治者长期在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自我陶醉，养成了闭目塞听、睥睨一切的不良习惯。

清王朝统治者面对世界的发展进步，在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面前，表现出惊人的愚昧和麻木，妄自尊大，满足现状，囿于传统，蔑视科学，禁锢思想，使偌大的中国犹如一潭死水，闭关锁国，万马齐喑，中国也就成为了时代的落伍者。

第一，统治者对工商业十分轻视。

康熙时期的经济政策，仍然是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康熙皇帝十分重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生产，而对独立手工业和商业不甚重视。在自然经济思想支配下，康熙不仅对民间采矿、冶金、煮盐、作坊均严格限制，而且对明朝原有的采铜、采锡、采铁等也都加以禁绝，不允许铜、铁、锡等手工业制品在社会上流通。1684年，鉴于清朝统治日趋稳固，三藩平定、台湾统一后，康熙才改变原来的“寸板不许下海”的禁海政策，实行有限度的海外贸易政策。但在康熙晚年，又实行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否定了他前期的通商政策。

雍正皇帝执政仅13年，所推行的商业经济政策和措施基本上沿袭了康熙时期的原样。他虽然十分注重国家理财，增加财政收入，曾使国库存银达6000余万两，较康熙统治时期为多。但他仍旧执行康熙晚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将打击工商业作为治理大清帝国的一项最基本的经济政策。

乾隆皇帝也像前辈们一样，推崇重本抑末思想，将打击工商业、压抑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作为治国的根本经济原则。他明确表示：“朕欲天下之民，使皆心力南亩……将使逐末者渐少，奢靡者知戒，蓄积者知劝。”[s]主张全民趋农，压缩工商业经济。在对外贸易方面，乾隆基本上也采用康熙以来的外贸政策和措施。在其中后期，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和海盗商人的侵扰，乾隆采取消极的紧缩外贸政策，如1751年，他取消了其他通商口岸，只允许广州港对外贸易往来。1759年，他批准两广总督李侍尧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次年又颁布《防夷五事》，对外商在华活动加以种种限制。他在外贸体制上，长期沿用行商居间贸易制度，规定由行商对来华贸易的外商给予严格管理和限制。同时，严格限制某些货物的进出口，限制进出口商品的种类、数量，规定外商购买茶叶、大黄等须以银购买。

总之，在康雍乾统治时期，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不利于工商业成长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采取了严格限制的外贸政策，限制通商口岸，限制进出口商品数量和品种，限制外商在华活动的范围，实行官商性质的公行制度等，将中外贸易通商限定在一个极狭窄的范围之内，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物质技术文化交流隔离开来，使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终于酿成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落后被动的结局[t]。

第二，统治者轻视科学技术。

清初，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戴梓发明“连珠铳”和“冲天炮”。连珠铳“形如琵琶，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击火出而铳发，凡二十八发乃重贮”。这种可以连续发射的火器，构造原理与近代的机关枪相似。“冲天炮”也叫“子母炮”，炮身仅长2.5尺，重750斤，弹道弯曲，炮弹形似瓜，威力大，射程远，“子在母腹，母送子出，从天而下，片片碎裂，锐不可当”。康熙皇帝曾当面试验，封此炮为“威远将军”，还令刻上制造者戴梓的名字。清初的火器制造曾盛极一时，但从康熙中叶以后，随着国内承平日久，清廷也不再注意武器的改进和研制。雍正时，“以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对弓弩刀矛的强调更胜于火器，此后，火器制造日益衰落。

明末清初，西方的一些机械制造原理和日用技术也传到中国来，引起知识分子和手工艺人的兴趣，仿制者不断出现。清初，苏州的民间手工业艺人孙云球以水晶为原料，磨制镜片，制成近视眼镜、远视眼镜。他是苏州眼镜制造业创始人。他又制成“千里镜”，并总结制镜的经验，写成《镜史》一书，可惜现已失传。清初，江苏的另一位青年科学家黄履庄曾经根据西方机械学原理，制造和仿制了许多自动机械和仪器，如机械自行车、望远镜、显微镜、体温表、温度计、瑞光灯以及多级螺旋水车等。他发明的瑞光灯，大者口径五六尺，夜以一灯照之，光射数里。他还制造“验燥湿器，内有一针能左右旋，燥则左旋，湿则右旋，毫发不爽，并可预证阴晴”。可惜这些发明都被视作“雕虫小技”“奇技淫巧”，不受重视，得不到提倡、推广、应用、继承，不久即都失传了[u]。

第三，在对外交往方面，统治者的观念也十分滞后。

康雍乾时期，不仅是中国“康乾盛世”的时代，它也是人类历史从分散开始走向整体的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海洋已经不构成各国来往的障碍。这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分水岭，是国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在这个关乎国家兴亡、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拒绝交流、闭关锁国的政策。

清政府定鼎北京后，就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的40年间，实行了“片板不准下海，片帆不准入口”的海禁政策。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并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口岸通商。但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又颁布禁海令，只保留东洋贸易；允许南洋外人来华，不准中国商人前往。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曾解除中国商人往南洋贸易的禁令。但到乾隆十二年（1747年），又恢复了这条禁令。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关闭了其他3个口岸，只留广州一处作为外商来华的通商口岸。还设立了控制对外贸易的公行制度，并禁止浙丝、土丝、湖蚕、绫缎匹的输出。受自然经济的影响，清政府不仅在国内实行重本抑末的政策，而且对海外贸易也极其轻视。当时，中国国内市场相当狭小，由于封建经济结构的异常坚固，市场的开拓也十分艰难。而中国商品在海外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如果能开拓海外市场，不仅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开辟一条新路，而且将会给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提供重要的来源。当时有人估计，如果在国内贸易的利是一的话，那么将商品运至日本，可得利为五；再从日本载货回国贩卖，又可获利。如果到南洋进行对外贸易，利润更加丰厚，“其利十倍”。可惜的是，清政府不但不给予支持、鼓励，反而多方阻挠民间商人出国贸易。雍正帝对出国的商人和华侨极为歧视，他说：“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外国者益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亦不许令其复回。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v]本来，中国一直是对外贸易的出超国，有发展贸易的有利条件，18世纪和19世纪初，到广州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但由于清政府禁令森严，中国的大商人都视远洋贸易为畏途，只有一些小商小贩零星地贩运货物出洋，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和高额利润长期由外国商人所垄断。在这样的封闭统治下，中国商人的对外贸易根本无法开展[w]。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当西方各国在挖空心思地进行工业革命、开拓海外殖民地、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推行全球扩张之际，清政府却在自大、保守、排外、封闭、满足的落后状态下闲散地打发着宝贵的岁月。结果，盛世过后的中国，接踵而来的便是长夜无歌。

面对这样的现状，一位西方的哲人在沉思后发出了如下感慨：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x]

总的来看，在康雍乾时代一百余年间，尽管俄国从北方陆路、英国从南方海路对中国已构成潜在的威胁，但中国与欧洲强国间的力量对比还处于大体平衡的战略均势。这一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康乾盛世出现的又一个不能忽视的外部原因。但到了18世纪末，当中国社会内部危机逐渐暴露出来后，中国与欧洲大国间战略均势的天平就开始显现出向西方偏斜的趋势。

大国间战略均势即将被打破。

第三章　错失机遇

——数次没有把握住的机会

1793年，中国与世界失之交臂。当时，中、英两国实力相当，此时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可以平等交往。英王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主动向中国伸出橄榄枝，如果乾隆帝能够在此时抓住这个送上门来的机遇，双方互派使节，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国在此后的年代里，就会有充足的时间研究西方，了解世界，充分发展与完善自己。遗憾的是，当政者的麻木与迟钝使中国在世界已经发生巨变的关键年代里仍然沉沉昏睡。

本来，中国一直是对外贸易的出超国，有发展经济贸易的有利条件。如果最高决策层能够趁英国要求扩大经贸之机将中国商贸推向世界，可以设想，50年后中国的经济实力是不会落到只能在被动挨打中匍匐前行的困境的。这是不该错失的良机！这是错失历史机遇的阵痛！

一、错失良机的乾、嘉二帝

1792年，大英帝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庞大外交使团，由英国朴茨茅斯港出发，乘坐“狮子”号军舰，直赴中国天津海港。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不仅肩负着英国政府企图与中国建交的重大使命，而且更是英国商界推动政府决策的结果，反映了英国商人要求中英双方互通贸易的强烈呼声。

由于大清帝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外国商人的贸易长期被限制在广州一地。随着英国海外市场的拓展，为了打开中国这个利润巨大的市场，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英国商界强烈要求帝国政府与中国建立起外交关系并开展与扩大两国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在这种情况下，英王乔治三世决定趁乾隆皇帝80寿诞之时，以祝寿为名，派遣一支规模庞大的使团，去替他完成这项在他心中并没有确切把握的艰巨使命。

为了保证这项使命的顺利完成，英国政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专门搜集中国的各种情报及资料，并为这次行动进行了细致、缜密的准备。

首先，英国政府选定马戛尔尼作为使团的特使。他是英王乔治三世的亲戚，身份特殊。作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马戛尔尼曾经先后成功地担任过驻俄公使、加勒比总督和印度的马德拉斯总督。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优秀的航海家、富于冒险精神的探险家与极富经验的殖民者。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乔治三世放心。

其次，这一使团皆由杰出的人员组成。

请看马戛尔尼使团主要成员的名单：[y]

1．马戛尔尼伯爵的扈从人员名单:

乔治·斯当东爵士，准男爵，大使团秘书

副官本松上校，大使卫队司令官

副官H.W.巴瑞施，皇家炮兵队军官

副官J.克卢

艾奇逊·马克斯威先生，大使的秘书

爱德华·温德先生，大使的秘书

培林先生，弗兰西斯·培林爵士的儿子，大使团的助理秘书

吉兰博士，大使团医生和哲学家

斯科特博士，大使团内外科医师

巴罗先生，大使团的事务总管

丁维提博士，机械专家，掌握礼物中有关数理和天文仪器的部分

乔治·斯当东公子，乔治·斯当东准男爵的儿子

汤姆斯·希基先生，人像画家

亚历山大先生，制图家

赫脱南先生，斯当东公子的老师

柏仑白先生，翻译员

2．由东印度公司派遣到广州去通知关于以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大使团行将到达的专员名单：

杰克逊、伊文和白朗三位先生

3．军队（或称卫队）由下列人员组成：

20名皇家炮兵队士兵

10名属于轻骑兵第十一部队的士兵

20名征自卡脱汉姆的新增步兵部队的士兵

4．皇家舰“狮子”号上的官员名单：

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骑士，司令官

康贝尔先生，第一副官

威脱门先生，第二副官

阿脱金先生，第三副官

科克斯先生，第四副官（在舟山逝世）

俄梅纳先生，代理副官

杰克逊先生，“狮子”号舰上的事务长

桑德斯先生，事务助手

蒂彼得先生，事务助手

赛姆斯先生，事务助手（在巴达维亚被开除出船）

罗韦先生，事务助手

路波先生，事务助手

这个使团人员多达数百人，包括外交官、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士兵及仆役，如果再加上水手，人员几乎达到700人。

再次，为了确保这次使命能够顺利完成，英国政府精心为中国皇帝挑选了19件完全能够代表当时英国科技和工业生产最先进水平的礼物。这批礼物主要包括天体运行仪、望远镜、地球仪、火镜、显示英国文化的各种图片及画像、毛瑟枪、连珠枪、削铁如泥的利剑、铜炮、榴弹炮、英国军舰模型等等，总价值达到1.3万英镑。英方认为，只要中国皇帝与臣民见到这些珍贵的礼品，他们就一定会对英国人的能力和可靠性留下深刻的印象，增加中国与他们进行交往的欲望和动力。

同时，乔治三世写信给马戛尔尼：

在中国经商的英国臣民很久以来多于任何其他欧洲各国……我对于自己的远方臣民不能不予以应有的关怀，并以一个大国君主的身份要求中国皇帝对于他们的利益予以应有的保护。[z]

在信中，乔治三世授权马戛尔尼代表英国政府与中国皇帝进行谈判，希望中英以此为契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希望中国政府保护在华英商的实际利益。

最后，为了保证马戛尔尼使团一路顺利，英国政府专门派出英国海军的第一流军舰“狮子”号护航。东印度公司也为使团提供了当时世界上吨位最大的“印度斯坦”号以及“豺狼”号等八艘小船。

但是，谁能想到，英国使团的船只刚刚驶进天津港口，一向被清政府视为极具政治象征意义的朝觐礼仪便被前来迎接的中国官员提了出来。

马戛尔尼说：

彼等初向余琐谈中国朝廷之礼节及宫殿之宏丽，余静聆之，一一加以称誉。谓毕竟文明古国，气象是当如是。彼等乃复谈各国服制之同异，谈过半，行至吾旁，执吾衣襟袖观之，因言：贵使之衣窄小轻便，吾中国之衣则宽大舒适，二者相较，似以中国之衣为善。余颔之。彼等复言吾中国皇帝见臣下时，衣服必取一律，因贵钦使之衣，与华人不同，似于观瞻有碍。彼言至此，据指吾所缚蔽膝曰：此物于行礼大不方便，贵钦使觐见之时，先宜去之。余闻此言不解其意，因曰：此事可无劳贵钦差置念，敝使在本国时，常着用此种礼服，觐见敝国皇帝陛下，殊不觉有所不便。谅贵国皇帝，不至强我必用华礼。彼等曰：敝钦差等以为觐见皇帝之礼，各国必同，敝国觐见皇帝时，例当双膝下跪，磕响头九个，想贵国亦必如此。余曰：敝国礼节与此略异。今敝使来此，虽当以至诚之心，使事事致贵国皇帝于满意之地，仍宜以尽职于敝国皇帝为第一要务。果欲令敝使舍本国祖宗相传之礼节，强从华欲，则此种答语，敝使雅不愿发诸口吻。万一必欲吾置答者，吾当作一意见书，至抵北京之时交奉。彼等见余言辞决绝，遂不接下文。aa

大英帝国自征服世界以来，什么时候向别人磕过头？

“日不落帝国”怎能臣服在清帝国的脚下？

他们凭借军舰与大炮，经济实力与强大武力，征服了非洲，征服了美洲，也征服了亚洲的南亚次大陆，眼下，堂堂大英帝国的特使却被要求脱下本民族的服装，换上清帝国的宽袍大袖，再向清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天下似乎没有这样的道理。

不仅马戛尔尼想不通，就是他的使团全体成员也同样想不通。

但是，想不通也得想。

当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大清帝国的皇家园林——热河避暑山庄的时候，中国方面再次要求英使“勉从中国礼节，不必再固执前议”。

这当然被马戛尔尼断然拒绝。

马戛尔尼抗议：“我系西方独立国帝王所派之钦使，与贵国附庸国君主所遣贡使不同，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抵死不敢奉教。”

马戛尔尼想不通，大清国也同样想不通。

对于清政府来讲，在他们的眼中，自己是堂堂天朝上国，其余国家皆为蛮夷之邦，既然英国使团不远万里前来贺寿，向中国皇帝磕个头又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对于当时的清政府而言，除了朝贡关系，他们真还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国际关系准则来加以参考和斟酌。

对于马戛尔尼的“不懂事”，中国方面当然不能答应。乾隆皇帝为此特下谕令：将英夷使臣称为贡使，“以符体制”。

清政府决定用传统的方法来劝诫这帮不知好歹的洋人。

首先，减缩英国使团馆舍中的供应之物，“各桌所陈盛馔亦易以草具，其意盖欲以饥饿为威逼之具，令钦使不得不允其所请”。

其次，见此举无效果后，便又改换方法，继续用和平柔软之手腕，用软磨硬泡之方式，迫使英使就范。

最后，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马戛尔尼上书军机大臣和珅，要求以平等对待之办法来解决这项争端。

马戛尔尼在信中说：

为了避免失仪和向尊严伟大的皇帝陛下表达地球上最远和最大国家之一的崇高敬意，本特使准备执行英国臣民和贵国属地君主谒见贵国皇帝陛下时所行的一切礼节。本特使准备在下述条件下这样做：贵国皇帝钦派一位同本使地位身份相同的大员穿着朝服在英王陛下御像前行本使在贵国皇帝面前所行的同样礼节。ab

马戛尔尼在觐见礼仪问题上的不肯让步，不仅让大清国的朝臣们不可思议，终于也震怒了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下旨斥责马戛尔尼的狂妄无知，命令和珅当面驳斥，同时下令减少对英国使团的赏赐与供应标准，以“稍加裁抑”。

至此，中英之间的礼仪之争陷入僵局。东西方两个大国的初次接触就不融洽。

这个头，磕，还是不磕，已经成为中英两国能否继续接触下去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此后，清政府决定对这件事情采取“冷处理”的态度。表面上，清廷气度恢弘，不屑在这样的事情上再多费口舌。实际上，马戛尔尼使团从此也不再受到中国政府的热情欢迎，觐见乾隆皇帝也好像变成了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在令人心神不安的冷战中，为了不辱使命，马戛尔尼不得不低下他那高傲不屈的头。经过协商，双方终于达成了解决方案：在万寿节前的八月初十日，在万树园的招待宴会上，乾隆皇帝召见英国使臣时，可以允许英使行英国最高礼节；而八月十三日在澹泊敬诚殿举行乾隆皇帝的万寿盛典时，英使向乾隆皇帝呈献国书时则必须按照中国的藩属国贡使的觐见礼节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终于，马戛尔尼见到了乾隆皇帝，将英王乔治三世的亲笔书信恭送到了中国皇帝的手中，也将大英帝国的愿望传达给了中国这位最高的主宰者。可是，国书终于递了上去，就是迟迟不见下文，直到8月21日，马戛尔尼使团离开热河前往北京时，国书才被翻译了出来。

乔治三世给乾隆皇帝的国书内容主要有四条：

1．要求派马戛尔尼为使臣长期驻华，中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2．扩大英国在华贸易范围，发展中英双方的经济往来关系；

3．要求中国皇帝保护在华的英人利益；

4．介绍使团情况，希望乾隆皇帝能够与英国特使就双方关心的问题展开全面的谈判。

对于马戛尔尼使团不辞万里辛劳前来祝寿这件事情，乾隆皇帝一度还沾沾自喜了一阵子，但当马戛尔尼为了觐见礼节问题的争吵与乔治三世给他的国书翻译出来后，乾隆皇帝才如梦方醒。原来，大英帝国使团来华的真正目的不是专门来为他贺寿，而是借祝寿之名来要与中国建交并扩大他们的在华贸易。

于是，第二天，军机处便专门给接待特使的大臣徵瑞去文，要他赶快催促英国使团抓紧回国。

按照大清帝国惯例：外国使臣无久住中国之前例，以法律论，使臣到京至多不过勾留40日，40日后如不自去，就被斥逐。

乾隆回銮以后，接待大臣便按照乾隆皇帝与军机大臣和珅的意思，援引此例，敦促马戛尔尼使团早日离京回国。

据使团随员安德生在《随使中国记》一书中记载：

皇帝至北京，闻吾国使臣尚无回国之意，异甚。向左右言曰：他们英吉利人事情办完了怎么还不想回国去？难道他们忘记了家乡不成？奇怪！奇怪！后来闻吾英人至中国后有得病身故者数人，又奇甚。言曰，他们英吉利人究竟不配到中国来，来了便要死的。

军机大臣和珅也趁机劝说：

你们离家已久，谅来对于故乡风物必定牵记的很。皇上的意思也以为你部下的人到中国后已死了几个，你自己身体又不舒服，想来北京天气太冷，与你们洋人的体质不甚合宜。将来交了霜降，天气还要冷得很，替你们设想，还是早一点儿回国的好。而且我们天朝的宴会礼节，新年时与万寿时差不多，贵使既在热河看见了万寿礼，也不必再看新年礼了。ac

对于这样明显的逐客之意，马戛尔尼不免失望之极。他干脆向和珅摊牌：大英帝国皇帝派我来中国，不是为暂时的联络感情，而是要我久住北京，以便有事时代表大英帝国的皇帝随时与清国政府商量解决。

和珅当然左顾而言他。

很快，乾隆皇帝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国书也已写好。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马戛尔尼再次给和珅写信，代表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六点要求：

第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

第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国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

第三，请于珠（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行收藏，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第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同意英国商人自由往来，不加禁止。

第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特别优待赐予免税。如不能尽免，请依1782年之税律从宽减税。

第六，请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且请将中国所定税率录赐一份以便遵行。ad

对于英王乔治三世及其特使马戛尔尼所提出的全部要求，乾隆皇帝断然拒绝，决定以不建交、不贸易、不开放“三不原则”针锋相对。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国书中逐条予以了答复：

1．关于英国要求派特使常驻北京一事，乾隆皇帝明确回答：“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

2．关于英商在舟山、宁波或天津泊船贸易一事，乾隆回答：“皆不可行。”

3．关于英商要求仿效俄国，在北京“另设一行，收贮货物发卖”一事，乾隆回复：“更断不可行。”

4．关于英国要求在舟山拥有一个小岛和一块空地，以贮存货物，乾隆答复：“此事尤不便准行。”

5．关于英国要求在广州附近拨一小块地方居住英商一事，乾隆回复，此“已非西洋夷商历来在澳门定例。况西洋各国在广东贸易多年，获利丰厚，来者日众，岂能一一拨给地方分住耶……核之事理，自应仍照定例，在澳门居住方为妥善”。

6．关于英国要求英商货物自广东至澳门，由内河行走或不上税或减税一事，乾隆回复：“夷商贸易往来纳税，皆有定制。西洋各国均属相同。此时既不能因尔国船只较多，征收稍有溢额，亦不便将尔国上税之例独为减少，惟应照例公平抽取，与别国一体办理。”

7．关于英国要求英商货物入关照规定纳税，不得勒索一事，乾隆回答，“粤海关征收船料，向有定例。今既未便于他处海口设行交行交易，自应仍在粤海关按例纳税，毋庸另行晓谕”。

8．关于英人在中国传教一事，乾隆回答：“不敢惑于异说。”“今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听夷人传教，尤属不可。”ae

乾隆皇帝对英王国书的答复，一方面，体现了对英国带有扩张侵略性质的如割取中国岛屿、减免内河关税等无理要求的严正拒绝，维护了国家主权；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孤立于世界之外的中国最高统治者对于世界大势的无知和孤傲。这个答复表明：马戛尔尼使团的中国之行彻底失败。

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马戛尔尼显得十分的失望与无奈。他说：我受命于英王陛下而出使中国，这在英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许多人都盼望着这次出使能够获得圆满成功，至于我就更不用说了。然而，现在的情况使我不能不感到极度的失望，我不能不感到无限的遗憾。

实际上，对于大清帝国，对于近代的中国而言，这又何尝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呢？

1816年，在马戛尔尼使团遭到失败后的第23年，“考虑到与中国通商的重要性，因为它影响不列颠帝国民众的利益与安乐，并关系国家一项巨大岁入”，英国外交大臣罗加事里又继马戛尔尼之后指派阿美士德为前往中国北京的特命全权大使，再次试图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并扩大和加强对华经济贸易的来往。

罗加事里在给阿美士德的训令中特别指出：

如果阁下能够为公司（指东印度公司）货船获得开往广州以北另一口岸的许可，这将被认为是对华贸易的一项真正重要的收获；但是，就阁下使团所要完成的任务而言，没有任何一件事比在北京设置一名办理英国民众事务的长驻使臣更为重要了……在留在中国的时期内，阁下应极力搜罗有关中国商业政策及政府实际情况的情报；阁下及阁下的某些随员应特别注意探求在中国人中间扩大推销英国制造品的任何手段。af

这个训令，明确告诉了我们有关阿美士德使华三个重要信息：

1．力求为英国商人再增加一个通商口岸；

2．继续力图完成与中国建交的使命；

3．搜索有关中国的情报。

然而，阿美士德使团带着和马戛尔尼同样的要求，却碰到了和马戛尔尼同样的遭遇。嘉庆皇帝的保守、固执甚至比其父乾隆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干脆拒绝接见阿美士德使团。

嘉庆皇帝仍然把英国当作前来朝贡的国家，同样因为三跪九叩的礼节，嘉庆皇帝将阿美士德使团“即日遣令归国”。

乾隆、嘉庆二位皇帝在处理对外关系上的态度表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由于在各自的环境中生成与长期发展，从而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制度及观念，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东西方世界要想相互接近、沟通、理解，开展正常的交流与往来，就必须要经历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艰难的适应与磨合的过程。但日益竞争激烈的世界形势不会再给中国这样的机会，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并没有因为中国拒绝放眼世界就因此而变小，相反差距愈来愈大，两个文明之间的矛盾很快就要演变成为一场场刀兵相见的公开较量。

应当看到，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次觉醒与走向世界的契机。

这是中国融入近代世界的最好的机会。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携带的礼品，是经过英王乔治三世与英国国会的反复挑选才最终确定下来的。这些礼品，是“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能给（中国的）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新启迪的物品”。

天体运行仪，可以清楚地演示太阳、月亮、地球及其他星辰的运转；

天球全图，犹如一个小宇宙，可以让人感受到天空中的诸多天象；

地球全图，天下万国、四洲、山河、海岛都画在球内。尤为重要的是，它包括了当时航海探险的地理新发现。

如果说，中国朝野上下看到这些东西还不感到惊奇的话，那么，英国使团带来的当时世界上行驶最快、装备着当时世界上最厉害的火炮的“皇家元首”号军舰模型，该会足以让中国朝野震动了吧？

何况，随团带来的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提式武器毛瑟枪、步枪、连发手枪，任何一件武器都足以能够引发中国军备上的改革。

奇怪的是，在这种巨大的差距面前，从乾隆皇帝到朝中大臣却熟视无睹，没有人去认真地思考与研究一番。

这是盲目自大的心理在作祟。

这是愚昧无知的思想在作怪。

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在阅过马戛尔尼呈进的贡品名单后，不是兴趣盎然，而是不屑一顾。他在礼品单上批示道：“又阅译出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又夷性见小，自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至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庶该使臣等不敢居奇自炫。”

有这种固步自封思想意识保守的执政者，中国能进步才奇了怪呢？

最让人感到可气的是，在撵走马戛尔尼使团后，乾隆皇帝即让人将英使所送的这些颇能代表当时世界最先进科学技术与军事装备的礼品统统送入圆明园仓库封存。

60多年后，当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后，看着这些完整无缺静静躺在那里并且布满灰尘的礼品，感到十分意外与不可思议。

1793年，中国与近代世界失之交臂。

1793年，中国因为最高当局的愚昧丧失了一次正视自己、奋起努力以继续保持强大的机会。

当时，中英东西两大帝国实力相当，此时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可以平等地交往。英王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主动向中国伸出橄榄枝，如果乾隆皇帝能够在此时变动脑筋，抓住这个送上门来的机遇，双方互派使节，建立正常的正式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中国在此后的年代里，就会有充足的时间研究西方，了解世界，发展与完善自己。遗憾的是，当政者的麻木与迟钝使中国在世界已经发生巨变的关键年代里仍然沉沉昏睡，一觉醒来已经物是人非事事休了。

本来，中国一直是对外贸易的出超国，有发展经济贸易的有利条件。18世纪和19世纪初，到广州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对外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但是，由于清政府禁令森严，中国的大商人都视远洋贸易为畏途，只有一些小商小贩零星地贩运货物出洋，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和高额利润长期由外国商人所垄断。如果中国的最高决策层能够趁英国要求扩大经贸之机将中国商贸推向世界，可以设想，50年后中国的经济实力是不会落到只能在被动挨打中匍匐前行的尴尬境地的。

这是不该错失的良机！

这是历史不该经历的阵痛！

二、道光、咸丰二帝的应对

历史车轮驶入道光朝，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已经明显拉开。依恃国力的强大，英国在东方不再满足于规模愈来愈大的鸦片走私贸易，在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以后，又强行掀起了打开中国门户的狂潮。至此，清王朝与英帝国的正面冲突与武力交锋已经不可避免，于是爆发了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

历史表明，鸦片战争是清王朝走向没落的一个转折点。

这场战争的胜负，实际上早已由战争双方不同文明、悬殊实力等因素所决定。

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就是：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的人数不过7000人，而且还是不识地理、不谙地形、劳师远征的疲惫之师，充其量是一批规模较大的海盗而已，为什么清政府调集的10万军队，在数量上占着绝对的优势，却不能应付这群远道而来的7000海外之师？原来，通过大量的战报与奏章的分析，胡绳发现，从内地调来的清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却是军饷严重缺乏的军队，他们行动迟缓，战斗力极低。等到他们赶到广东时，机动灵活的英军早已杀向他地。于是，这帮饥饿之师，便就地抢掠百姓，“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攘夺财物”。这样的军队完全是一群严重缺饷的乌合之众，他们不去祸殃地方就已经不错了，还能指望他们去为国杀敌？根据这样的事实，胡绳得出结论：鸦片战争的失败，是由于清军的腐败以及英军采取了清军所不擅长的海洋战争等手段所致。

关于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北大教授韩毓海在他的新作《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中不无遗憾地叹息道：最终导致道光皇帝接受《南京条约》的赔款要求，而放弃了与英军继续战斗下去的，竟是因为英军在广东、浙江两地的军事骚扰，影响到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怕漕粮中断，投鼠忌器，因此才决定与英军议和。

这样，对于大清帝国来说，失败便由偶然变成了必然。最后，清政府只好置“天朝大国”的脸面于不顾，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被迫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赔偿英国2100万元，割让香港给英国，同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又同英国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件。随后，美、法等国接踵而来，纷纷仿效英国，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黄埔条约》，进一步扩大了外国在中国的特权，诸如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允许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等等。

咸丰八年（1858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英、法两国趁中国发生太平天国内乱，联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于这场战争，在经过起初无希望的抵抗后，清政府又以承认失败而告终。在这场战争中，英法军队甚至攻进北京，火烧了清朝皇帝的外苑——圆明园。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等国签订《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法赔款，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等等。因为这次战争的惨败，中国还丧失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宝贵的国土。巨额的赔款，使中国彻底沦落成为西方列强的一个债务国。

两次鸦片战争，再一次将中国推到了近代世界的风口浪尖。它在给中国最高统治者带来严重的统治危机的同时，也给统治者调整政策、迎接挑战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时机。如果大清国的最高执政者能够对这两次失败高度重视，抓住机会，革故鼎新，对外开放，积极赶上世界新潮流，对中国与我华夏民族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关键的复兴契机。但是，最高统治者却因思想意识落后，对中国已经落后于时代这种残酷的现实远远认识不足，他们虽然也有整顿的愿望，但缺乏吐故纳新的决心与魄力。就这样，从1840年至1861年，中国在最关键的年代里却白白地损失了20年宝贵的光阴。

面对铺天盖地、源源不断东来的欧风美雨的吹打，继续闭关，还是对外开放？接纳，还是排斥？这已经成为摆在清王朝统治者面前最为重要的课题。

就道光皇帝而言，他勤政、俭朴，对于被迫签订的《南京条约》，他终身抱恨，常常觉得愧对列祖列宗，故在弥留之际留下遗诏：“朕万年之后，断不可行郊配之礼”，不可为他设立“神圣功德碑”，这说明，他并不糊涂。然而，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执政者，他太昧于世界大势，天朝上国观念积习实在太深，对于西方殖民主义者贪得无厌的欲望缺乏清醒的认识，以为中英议和条约既然已签，英国的愿望已经得到满足，中国就会再像从前那样回复永久性的平静。因而，战后，他不积极去总结失败的教训，力求改革振兴，吐故纳新，反而堵塞言路，讳谈西事，得过且过，遇难即止。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3月9日去世止，大清国所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仍然一如从前，原封未动，中国现代化根本没有启动。战后十年的黄金岁月，就这样像流水一样白白地流失掉了。

至于继道光之后的咸丰皇帝，那就更等而下之了。他原本就是一个平庸之才，充其量也就适合做个太平年间的享乐天子。在与较他富有才华的奕争位中，靠他的老师杜受田玩弄阴谋手段骗过了道光皇帝才坐上了君主大位。对世界局势的认识，他与乃父道光皇帝比起来，也高明不了多少，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兵临城下时，他还在斤斤计较外国使节觐见时一定要遵守三跪九叩的大礼，为此不惜冒险与列强一战。从1851年到1861年，中国在他的手中又白白地浪费了十年之久。

历史表明，从乾隆、嘉庆、道光直到咸丰，这时期的中国最高统治者抱定一个原则，这就是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决不允许西方国家的公使进驻北京。

可是，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客观局势并不以大清国最高执政者的意志为转移。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控制不断加强。与此相适应，清王朝统治机构也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清政府陆续建立了一批专门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职能机构。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当然也就没有专门办理近代意义上的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和专职官员。有事时，对外交涉多由中央理藩院、鸿胪寺等部门负责办理，外国使臣也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接待，地方督抚除两广总督稍有例外，都没有对外谈判交涉的权力。从鸦片战争时起，先是英国，继之有美、法、俄诸国，接连以军事、外交等手段向中国进逼，清政府不得不与之发生交涉关系；每遇交涉事件，清朝皇帝总是随时随事从沿海沿边地方督抚及将军中择人办理，过后即恢复常制。这完全是对外事的一种权宜应付，丝毫不关乎体制。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才真正开始发生变化。

这期间，体制上稍有一点新变化，这就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五口通商大臣的设置。清政府落实中英《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口岸，于是五口通商口岸遂成为外国人从事各种殖民活动的法定地点，也成为中外交涉的法定地点，五口通商大臣应运而生，成为办理这些地方的对外关系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清政府的洋务官员。五口分布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第一任五口通商大臣由清政府指定两广总督兼任；咸丰九年（1859年）起，改由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任。这样，五口通商大臣从设置之日起，就形成了由相关的地方督抚兼职的先例。

设置管理对外贸易的官员，这本是一个国家的正常措施。对于封闭型的清帝国来说，设置通商大臣，应该是政府机构现代化的起步。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炮舰的逼迫下所设立的五口通商大臣，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而是最高执政者为了自己不与列强直接发生外交关系，很随意地将外交权力下放给地方督抚的开始。

咸丰十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北京条约》而告结束。经过这场战争，英、法等国取得了公使驻京的权利。这一规定一旦实施，清政府将不得不与外国公使直接发生关系。为适应这一局面，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应恭亲王奕的建议，咸丰皇帝批准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另外，沿海沿江开放口岸也大大增加，长江以南由原来的五口增为十三口，长江以北新开三口。为适应这种变化的情况，清政府在上海、天津分别设立“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和“办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大臣”。前者实际上由原来的五口通商大臣接任，后来演变为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后者为新设，以后演变为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总理衙门与南洋、北洋通商大臣的设置，成为中国近代新外交体制的滥觞。

清政府设置通商大臣，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来说，就是要把中外交涉限定在外地，防止外国人进入北京，以免干扰天子所居的京都。初时，广州是中国对外的门户，所以五口通商大臣由两广总督兼任，为的是把一切对外交涉都限制在广州。渐渐地上海的地位超过了广州，于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后，五口通商大臣的责权便转移到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的手上。兼职五口通商大臣的人变了，地方也变了，但清政府仍把外国人阻留在外地，把与外国人的交涉限定在外地，把中外之间的问题解决在外地这条原则一点也没变。五口通商大臣演变为南洋通商大臣还是这样，新设三口（北洋）通商大臣也是这样。不过阻止英、法、美、俄四国入京已不可能，只好尽力阻止其他新来要求立约的国家。

南洋、北洋通商大臣职务的性质起初是相同的，但最初的职位却不一样。南洋通商大臣从设立之日起就由江苏巡抚兼任。其后除同治元年（1862年）一段很短的时间为专职外，一直由江苏巡抚或江督兼任。苏抚或江督都是长江以南最主要的通商口岸上海所在政区的最高地方长官。照此体制，三口（北洋）通商大臣就应由长江以北最主要的通商口岸天津所在政区的最高地方长官直隶总督兼任。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三口通商大臣从设置之时起就是专职。一个兼职，一个专职，两者职位明显不同。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因兼任南洋通商大臣而在清政府的外交体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直隶总督无此兼职，便与外交体制无缘。

三口通商大臣驻扎天津，专办洋务，兼督海防，一就任就参与了国家外交活动。三口的通商交涉事务，最初由奕的得力帮手、侍郎衔候补京堂崇厚担任，与南洋大臣相比仅缺“钦差”二字，驻天津。同治九年（1870年），随着通商事务扩大，加之此职脱离本省督抚而设置，有责无权，地方官吏往往“坐观成败”，不肯协助，因此，同年10月，工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他以暂署三口通商大臣参加过办理天津教案，对设置专职三口通商大臣的利弊得失有切身感受）上奏折提出，三口通商亦不必专设大员，所有洋务、海防均宜责成直隶总督悉心经理。经总理衙门议复，11月12日清廷发布上谕：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毛昶熙请撤三口通商大臣条陈一折。洋务、海防本直隶总督应办之事，前因东豫各省匪踪未靖，总督远驻保定，兼顾为难，特设三口通商大臣驻津筹办，系属因时制宜。而现在情形则天津洋务海防较之保定省防关系尤重，必须专归总督一手经理，以免推诿而专责成。著照所议，三口通商大臣一缺即行裁撤，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著归直隶总督经管，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以照信守。ag

这个上谕说明了当年三口通商大臣设置专职的原因以及现在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改为兼职的必要。撤销三口通商大臣专职是清政府外交体制的一个小变化，改由直隶总督兼任则是这个地方官职权的一项大扩充。直隶总督兼任三口通商大臣从此成为定制。恰巧此时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之职，这道上谕第一个在他身上落实，他就因缘际会成为晚清时期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第一人。

北洋通商大臣的职权，除统办直隶省交涉事务、三口通商事务等以外，还“掌北洋洋务、海防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又“凡招商之务，则设局派员以经理之。其安设各路电线亦如之”。ah地方督抚职掌的这种变化，既是当时中国政治现代化在政治机构方面变化的开始，也是清政府权力逐渐下移、对地方督抚日益依赖的一种表现。

南北洋大臣设立后，兼任这两个职位的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的地位开始远远高于其他督抚。

直隶拱卫京师，两江坐镇东南，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分兼南北洋大臣，分担了国家大部分外交事务，可以代表中央政府与外国谈判、立约，办理有关通商、划界、教案等事宜。这两个大臣由于有西方列强作后盾，又操纵地方军政大权，使清朝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对其限制逐渐转为依赖，遂使本应中央政府掌握的外交权力落入了地方疆吏的手中，这就给督抚造成直接接近列强的机会，使其逐步成为列强控制清政府的桥梁，成为列强侵华势力依赖与拉拢的工具。

南北洋大臣的职权转入到地方督抚手中后，其实际作用与清政府设立之时的愿望完全相反。尤其是北洋大臣，除了有与南洋相同的职权外，还兼顾北方洋务、北方海防、招商事务等，其职权远远超出了交涉、通商事务的范围，也超出了直隶或三口的范围之外，加上招商、各路电线等及发放外国人护照均属全国性的事务，实权已在南洋大臣之上。他们一方面向列强各国频送秋波，开怀接交；另一方面又极力以此影响朝政，把持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及实行，逐渐成为清政府不得不依赖的主要支柱，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政府内部的代理人，这种情况，对以后的晚清时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有大量资料可以说明，在“南洋”“北洋”二者之中，“南洋”虽然形成了以刘坤一为首的湘军地方势力和以张之洞为首的自强军地方势力，但因慈禧太后经常利用湘、淮两系以及自强系与湘、淮系之间的矛盾，以操纵平衡，表面上对各系的重要人物都加以重用，但做法上却屡次更换两江、湖广总督，不是由某一个人或某一派系长期把持，所以“南洋”一直没能形成一种能够左右全国局势的地方势力。“北洋”则不然。在北方，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置，近在京畿，地位重要。从同治九年（1870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间，一直由李鸿章担任，有20多年没有变动。李鸿章坐镇北洋，权倾中外，举办洋务，发展实力，“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ai，更对清末崛起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离心中央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清政府设置南洋、北洋通商大臣之初，刚刚驻进北京的英法等国公使曾表示不与他们商办公事，不与他们发生关系，坚持只与中央政府打交道。在一段时间里这些公使的确坚持了这个立场。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这个情况渐渐地发生了变化。《烟台条约》的签订，解决了马嘉理事件后折磨中英关系一年半之久的争端。主管国家外交大政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不成的事却由地方督抚李鸿章办成了，李鸿章的外交权力和权威从此得到外国人的认可，他们越来越喜欢同他打交道。在一些外国人的眼中，李鸿章成为清朝官员中第一号外交家，天津的直隶总督衙门成了清政府真正的外交部。李鸿章越来越受到外国人的赏识，外国人的赏识又进一步提高了李鸿章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地位，这就是他的淮系集团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一个奥秘。

在这种情况下，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发布上谕，明确规定：

通商大臣业已裁撤，总督自当长驻津郡，就近弹压，呼应较灵。并著照所议，将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李鸿章现任直隶总督，当懔遵此次改定章程，将洋务事宜悉心筹划。海防紧要，尤须统筹全局，选将练兵，大力整顿。aj

这里确定了直隶总督的保定、天津两地轮驻制，当时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朝廷明令直隶总督不仅掌管地方事务，而且参与全国外交活动，尤其是将筹划洋务、海防、选将练兵、统筹全局的大权交与，这就不仅为李鸿章的淮系集团的发达奠定了基础，更为后来从“淮系”分离出来的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与政令上的保障。后来袁世凯开府北洋，袁世凯集团所以能够迅速获得发展，其真正根源正在于此。

对待外国事务由完全排斥到被迫步步接纳，从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付出了整整20余年的宝贵时间。如果再往前推，清最高统治者从1793年乾隆皇帝拒绝马戛尔尼作为英使进驻北京到1860年咸丰皇帝在炮舰的威胁下被迫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中国方面已经白白地付出了67年的宝贵时间。由于闭目塞听，拒绝睁眼看西方，清朝统治者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它让中国失去了半个世纪最好的发展机会，也延误了统治者通过努力达到维护与挽救其统治的最终目的。

历史再一次证明：统治者的眼光、态度、治国理念与内外政策，直接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安危与进步。最高决策者能否具有世界眼光、全球意识以及开放的心态，能否放下包袱、急起直追，这关系到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存亡。

今天，当我们平心静气地总结这段历史时，一个困惑仍然需要求得答案。这就是，当时的最高执政者以及主宰国家命运的统治阶层为什么就迈不开拿来主义这决定性的一步？他们无疑都是当时时代的精英，为什么就不能正视一下现实？相反，身居布衣阶层的魏源、龚自珍等人却能对现实洞若观火，高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尽可以从文化、观念上，从制度上找原因，但不管为当时的统治者找多少开脱的理由，都无法证明他们有振作与开明的迹象，这不能不说是近代中国的不幸与奇耻大辱。

第四章　国策转变

——迎接挑战与早期的自强

在晚清，洋务，又称夷务，泛指包括通商、传教、外事等等在内的与西方国家有关的一切事务与活动。洋务运动则不同。它是指清政府为了救亡图存，19世纪60—90年代，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朝廷大员，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积极发展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建立新式海陆军以及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技教育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体现了中国最早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官僚士大夫应付全球变局的观念、眼光和应变能力。

一、同光年间的探索

在晚清中国，自强运动指的就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中国在遭受西方国家不断侵略，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地方疆吏推动中央政府努力建设防御型国防现代化体系的一个漫长的过程。

洋务派的探索主要集中在：

1．开设天文算学馆

自古以来，中原王朝为了同周边那些言语不通的国家交往，都需要拥有专门的翻译人才。明朝时设有“四夷馆”，召学士入馆学习蒙文、藏文和印度、缅甸、泰国等国的语言文字；乾隆年间，清政府为了适应同俄罗斯交往的需要，就曾在北京设立俄罗斯文馆，学员全为八旗子弟，定额24名。

自从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以后，与外国的交往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显得可有可无，而是变得不可缺少。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5卷中记载有这样一件事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朝地方官员在西藏拘留了两个法国人，在他们的行李中查出“夷字五张，又夷字二十一本，其中是何语言，无人认识”。以后历时六个多月辗转送至四川、广东，还是无法解决这个难题。最后还是在广州找到美国的“夷目”帮忙，才弄清那不过是几封家信和天主教常用的福音书而已！这种窘相，从鸦片战争时起就已经发生过多次。可是20年过去了，就是没有人着手培养专门的翻译人才。恭亲王奕自从咸丰十年（1860年）奉命议和，在主持办理对外交涉事务过程中，常常感到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工作无法开展。这使他深深认识到，要想熟悉各国情形，必须先熟悉其国语言文字。于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奕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这个建议，得到了当时大清国实际主政者慈禧太后的高度认同。

同治元年（1862年），京师同文馆正式开馆，最初只设英文一馆，学员仅十人。第二年又添设了法文科，并将原来官办的俄罗斯文馆也并入了同文馆。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恭亲王奕又呈上一本奏折，请在同文馆内添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学，即自然科学知识，同时主张聘请西人来馆任教。

不想，同文馆的这些改革主张，立刻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遭到了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

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站出来发难，反对招收正途科甲人员学习天文算学。他认为自强之道不在制造轮船、洋枪，而在气节。有了气节，“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关键是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

对于这道满篇废话的奏折，慈禧太后没有客气，当天便发谕旨予以申斥：“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又说，此举“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何至有碍于人心士习耶？该御史请饬廷臣妥议之处，著毋庸议”。ak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保守派并没有因为朝廷的申斥而止步不前。

虽然就实际措施而言，增设天文算学馆与聘请洋人做教习的建策，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一次具体的文化政策的调整而已，但在当时它却是一个石破惊天的大胆的举动。因为它是首次采用切实措施打破中国文化以及观念上的积习成规，因此引发了相当一大批官僚士大夫的激烈反对。

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1867年3月20日），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马上了一道奏折，表示支持张盛藻的意见，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

倭仁大讲：“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为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他建议：伏望“宸衷独断，立罢前议”。al

倭仁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大师，又是同治帝的师傅，位尊望高，对于他的奏折，两宫太后当然得慎重对待。为此，慈禧和慈安便于当天在养心殿东暖阁召见了倭仁、徐桐和翁同龢，询问、商量设立天文算学馆的事情。慈禧太后问其具体反对原因，倭仁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对此，慈禧太后颇不满意。

面对众多保守势力的反对，奕于三月初二日又呈上一奏折。

他说，洋人制胜之道，专以轮船、火器为先，而制造巧法，必由算学入手。这不是他个人的异想天开，而是他向比较了解实际情况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英桂、郭嵩焘等地方疆吏往返函商的结果。他最后质问倭仁：“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梼昧，悉心商办，用示和衷共济，上慰宸廑。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第二天，即三月初三日，慈禧便命军机大臣文祥、汪元方到懋勤殿口传谕旨：“总理衙门折一件、片二件，并摘抄曾国藩等折件信函，著倭仁阅看。”慈禧想以此改变倭仁的立场。不料，倭仁的态度十分顽固。他于三月初八日又上一折，认为天文算学馆是“上亏国体，下失人心”，指责聘请外国人做教师是多此一举。

三月十三日，慈禧召见军机大臣，把倭仁的密折交给他们，让他们讨论后上奏意见。奕于三月十九日复奏，指出倭仁反对设馆以来，京师谣言四起，煽惑人心，投考者寥寥，形势严峻。但他们决心继续招生，不为浮言所动。同一日，奕又上一折，寓谐于庄地提出，既然倭仁提出精于天文、算学的“何必夷人”，那么，“倭仁耳目中竟有其人，不胜欣幸!相应请旨饬下倭仁，酌保数员，各即请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督饬，以观厥成”，并郑重其事地说：“倭仁公忠体国，自必实心保举。”

奕折上后，慈禧即给内阁明发一道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大学士倭仁奏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馆请罢前议一折。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不再涉游移。即著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至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著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该管王大臣并该大学士，均当实心经理，志在必成，不可视为具文。钦此！”同时，又“命大学士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这是慈禧体会奕的意图，故意装聋作哑，给老夫子倭仁出的一道难题；也许是慈禧确想让倭仁借此换换脑筋。总之，在设立天文算学馆这一重大问题上，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配合默契，这是慈禧太后支持自强运动、支持洋务派同保守势力展开斗争的一个典型缩影。

慈禧同奕的这一方法很灵验。三月二十一日倭仁奏上一折，老实承认：“今同文馆既经特设不能中止，则奴才前奏已无足论，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并且提出辞呈，表示不做总理衙门大臣了。同一天，慈禧针对倭仁的奏折发一上谕，让他“仍著随时留心，一俟咨访有人，即行保奏”，对他的辞呈没有批准。

三月二十四日，倭仁又提出辞呈，慈禧仍不批准，指出倭仁身为大臣，当此时事多艰，正宜竭尽心力，以副委任，岂可稍涉推诿。倭仁所奏，著毋庸议。

三月二十五日，倭仁请求慈禧召见。在召见时，倭仁承认自己没有合适人选，并请求批准他的辞呈。慈禧板着脸，没有答应。

三月二十九日，倭仁因心情郁闷，精神抑郁，上朝骑马时忽然晕了过去。他在家养病时，又一次请求免职，慈禧仍未批准。

在此期间，仍有一些顽固派站出来继续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这中间，通政使于凌于三月二十七日上一奏折，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四月十三日，崇实也上一折，建议“不必朝廷为之设馆授餐”。五月二十二日，遇缺即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又上一奏折，认为同文馆之设有十不可解。他开篇便说：“请旨撤销同文馆，以弥天变而顺人心，杜乱萌而端风教。”接着说，“历代之言天文者中国最精，言数学者中国为最，言方技艺术者中国为备”，何必“舍中国而师夷狄”？又说：“西人或怀私挟诈施以蛊毒，饮以迷药，遂终身依附于彼昏迷不醒。”还说：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算法、画法，“疆臣行之则可，皇上行之则不可”。最后请求两宫皇太后收回成命，以杜乱萌。杨廷熙的奏折，集中地表达了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的守旧势力的意见。

五月二十九日（6月30日），慈禧命军机处起草驳斥杨廷熙的上谕。这道上谕明确表示了朝廷支持奕关于同文馆改革的态度，批驳了杨廷熙的错误观点，并且在上谕中明确批评了倭仁，指出“推原其故，总由倭仁自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后，种种推托所致”，并且要求倭仁应与国家休戚相关，不应再固执己见，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王大臣等和衷商酌，共济时艰，勿再蹈处士虚声，以负朝廷恩遇。

这道措辞极其严厉的上谕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对此次大辩论的一个总结。她态度鲜明地站在奕一方，靠着皇权的权威，把守旧派硬压了下去。自此，这场大辩论画上了个句号。洋务派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同文馆这场是否“师法洋人”之争实际上是最高决策层的一场中学、西学之争。经过洋务派与守旧派的论战与交锋，朝廷上基本统一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这场论战意义重大，从此，西方语言与自然科学在中国官办的学堂里占据了一席之地。

2．派遣首批留美学生

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文化，是洋务自强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自强运动起步以后，洋务派认识到要把西学西技学到手，聘请洋人专家到中国教习是一条路径，而更好更有效的一条捷径，则是向西方取经，派遣人员出国留学，培养自己懂得洋务方面的专家人才。

首倡派员出国留学的是容闳。

同治七年（1868年），容闳就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议由政府派选优秀青年，出国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

同治九年（1870年），丁日昌又屡次向曾国藩建议派留学生出国学习，深得曾国藩、李鸿章的赞许。

同治九年（1870年）、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两次向慈禧太后奏请派遣留学生。不久，曾国藩又与李鸿章联衔专折奏请，并酌拟章程12条，“恭呈御览”。

曾、李的建议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赞赏与支持。

经过缜密思考，慈禧太后决定，不分满汉子弟，择其质地端谨、文理优长者一律送往，所需经费准于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并把此事情交给曾国藩妥善办理。

派员出洋留学一事得到朝廷批准之后，曾国藩和容闳商量决定派遣幼童并具体商议幼童留美事宜。当下商定四事，这四事基本上把留学生“章程”主要内容具体化：

（1）派出洋学生额数120人，分4批前往，每批30人。学生年龄定为12—20岁。

（2）设立预备学校于上海，校长为曾国藩幕府的刘开诚。凡身家清白、身体健康、经考试汉文被录取的学生，即进预备学校肄习中西文字，学习一年后派赴美国留学。

（3）确定留学年限为5年，另加2年游历以验所学。

（4）经费问题，预计学生束、膏火、房租、衣服、食用费每人每年400两，连委员、翻译、教习薪水及其他用费，20年共120万两，由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

以上规划是较为周到的。容闳称此举为“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实际上，如果仅就中国教育史而言，称此为“新纪元”并非是过分之语。

为了更好地办理出国事宜，清政府专门设立留学生事务所于上海，监督2人，由陈兰彬、容闳担任，陈兰彬专管汉文和德行等事，容闳负责各学科事宜，财务则由陈、容二人共同主持。另设汉文教习2员，翻译1人。光绪十年（1884年）夏，招收第一批学生，因未满额，容闳乃至香港在英政府所设之学校中“挑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抵者数人，以足其数”。例如，第一批学生中的吴仰曾、容尚谦、彭荣光、罗国瑞、钟和等，以及后来成为铁路专家的詹天佑，都是从香港补招来的。由于北方较为闭塞，学生中北方人极少，“来者皆粤人，粤人中又多半为香山籍。百二十名官费生中，南人十居八九”。

光绪十一年（1885年）曾国藩撒手人寰，李鸿章继续老师的未竟事业。夏秋之交，第一批留美学生由上海乘轮赴美。

光绪十四年（1888年），清政府任命陈兰彬、容闳为驻美正副公使，相继改派区谔良、容增祥、吴子登为留学生监督，并在美国哈德福特城购地盖楼，建起留学事务所。按照当时的留学生章程规定：学生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困于异学”。学生出路也有明文规定：“此系选定官生，不准半途而废，亦不准入籍外洋，学成后不准在洋自谋别业”，而一律“听候总理衙门酌量器使，奏明委要”。但由于陈兰彬、吴子登、区谔良等人的保守，首批留学生学业未能完成，就被全部撤回。第一次派学生赴美留学，虽然半途而废，但它的意义却是重大的。毕竟这是得到官方许可的第一次公派留学生，它对打击当时弥漫全国的顽固守旧的风气，促进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这批留学生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专业技术人才，对中国实业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除众所周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铁路建设中所做出的贡献外，黄仲良先后担任沪宁、津浦铁路总经理，粤汉铁路副局长；黄耀昌、陈荣贵、唐国安、梁普照、陆锡贵等人，成了首批矿业工程师；朱宝奎、周万鹏、袁长坤、程大业、吴焕荣等均在电线电报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总计120名幼童留学生，除早夭12人和私人经商等事共约20人外，近百名回国人员中，在实业界、铁路、电报等企业任工程师、经理等技术和管理者有44人，外交官和翻译官16人，海军、海关官员、学校教员、医生等方面工作者20余人，由此可见这批留学回国生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3．发展近代交通、电报事业

洋务派于19世纪70年代采取“官督商办”方式，陆续兴办了30多个近代民用工矿交通企业。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为了巩固海防，李鸿章主张尽快在台湾修建铁路。

光绪二年（1876年），福建巡抚丁日昌拟订了一个修建铁路的详细计划，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批准与支持。

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派唐廷枢筹办直隶开平煤矿。

因开平矿务局运煤需要，才修筑了仅11公里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于光绪八年（1882年）建成投用。通车不久，京师中言官连奏弹劾，说什么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迫于众论，降谕禁止机车行驶，但不久即又解除禁令，准予恢复运行。光绪十年（1884年），保守官员徐致祥上奏，要求将主张修建铁路者治罪。慈禧太后下诏申斥，并将他交部议处，降三级调用。但洋务派与顽固派双方唇枪舌剑一直断断续续，争论不休。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慈禧太后批准修建津沽铁路（天津—唐山），这场争论才算告一段落。后又因李鸿章建议接通津通铁路（天津—通州），引起了更激烈的反对，慈禧太后从中搞了个平衡，否定了接通津通铁路的主张，但下诏明谕，支持张之洞筹建卢汉（北京卢沟桥—汉口）铁路。不久，慈禧太后又谕令修建西苑铁路。

甲午战争失败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政府连发上谕，说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要求各省督抚、将军将修建铁路之事及时举办，勿再拖延。同年11月，清政府再次下谕，指出铁路为通商惠工要务，朝廷已经定议，必欲举行，派胡燏棻为津卢铁路督办。卢沟桥至汉口之线，如有富商集股至千万两以上者，准其设立公司兴筑，办有成效，必当奖励。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慈禧太后接受王文韶、张之洞的建议，设立铁路总公司，命盛宣怀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公司事务。从卢汉铁路办起，再办苏沪铁路、粤汉铁路。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慈禧太后批准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绅商承办粤汉铁路，又批准容闳建立公司办理津镇铁路。接着，慈禧太后还命地方官员保护所辖地区的铁路、电线，修建铁路所需物资一律免税。6月，慈禧太后又督促盛宣怀等将卢汉、粤汉、宁沪各路迅速开办，说“再事迁延，责有攸归”。

在发展铁路事业的同时，洋务派也开始发展近代航运事业。

同治六年（1867年）10月，慈禧太后批准《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同治十一年（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慈禧太后奏呈《试办招商轮船折》。这份奏折报告了轮船招商局的筹办情况，强调该局借官款作为设局商本，而“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慈禧太后很快批准了李鸿章的奏议。

光绪二年（1876年）1月12日，沈葆桢奏请收买美国旗昌公司，请求慈禧太后命浙江省拨银20万两，江西省拨银20万两，湖北省拨银10万两，予以支持。慈禧太后见奏即命李鸿章、翁同龢、刘秉璋等人迅速照数拨解，不得迟误。她还批准增加招商局的漕粮运数，批准海运国家物资一律归轮船招商局照章承运。

在近代电报业的发展方面，同治十三年（1874年）6月13日，台事钦差大臣沈葆桢上奏：“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6月14日，慈禧太后即谕令同意沈葆桢迅速办理闽台电报。

自从中俄伊犁交涉以来，是否采用西式最新信息传递手段的问题迫切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从俄都彼得堡到中国上海，其间几万里之遥，经过几个转向台的转传，也只消一天时间；而从上海至北京间虽只有2000里，“消息反迟十倍”，相比之下，电报的优越性是不言自明的。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开始大力发展电报事业。

光绪六年（1880年）9月16日，李鸿章奏报说，用兵之道，以神速为贵，外国在水路有快轮，陆路有火车，数万里通信，又有电报。而中国驿站最快也是日行600里，自己上年在天津与北塘炮台之间试架电线40里，今已成功，“号令各营顷刻响应”，而且将外文电码改为汉文电码，不借翻译便可直接由中国人收发，此为明码，另编有密码，“断无漏泄之虑”。李折还奏请设立电报学堂，聘外国人教学，使这项改革“持久不敝”，建议将电报正式由天津架至上海，并声明电报要“权自我操”。9月18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现在筹办防务，南北洋必须消息灵通，以期无误事机。”下令李鸿章“妥速筹办”津沪陆路电报。

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李鸿章还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订立合同，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同时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并于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设立7个分局。

光绪八年（1882年11月），英、法、美、德各国公使又请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打算增设由上海至香港各口之海底电线，自上海至宁波、福州、温州、厦门、汕头等地之海底电线。李鸿章为保中国自主之权，建议华商集资，抢先接办由上海至广东各海口之陆上电线，使外国无利可图。慈禧太后批准了李鸿章的建议，并命左宗棠、何璟、曾国荃、卫荣光、任道镕、陈士杰、张兆栋、裕宽等地方疆吏严令沿途各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不得稍有阻挠损坏。同时，撤去丹麦已设之上海至吴淞的陆线，英国已设之九龙陆线。接着，又批准左宗棠奏设的长江电线以通武汉，张树声奏设的广西电线以达龙州，李鸿章将天津电线延长到山海关、通州、北京、旅顺、烟台、营口、沈阳。

在中法战争期间，慈禧太后还命令广西、广东、云南等省督抚立即商办广西至云南的电线，以便迅速报告军情。李鸿章奏请云南电线改接湖北之线，经四川入云南，需借四川银10万两，借湖北银5万两。慈禧太后命有关督抚丁宝桢、裕禄、彭祖贤等如数筹解，并派委官员帮助架设电线，一体保护，不得拆毁。

光绪十一年（1885年），慈禧太后批准由奉天延长陆路电线直达珲春、凤凰城、朝鲜仁川。命李鸿章与希元、文绪、禄彭等会商办理整个东北地区陆路电线。慈禧太后还批准开通国际电线，将中国云南、广西、广东的电线与越南、泰国、印度等处相接。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开始，电线由保定接至太原，经蒲州、西安至嘉峪关，以后又通到新疆乌鲁木齐，北延至伊犁地区。中国电报未及10年，已经东至东三省，南至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湖北、四川、云南、台湾等地。洋务派在中国兴办的这些新式企业，客观上对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走向工业社会起到了一定的开创作用。

4．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建立新式海陆军

晚清启动工业近代化，根据救亡图存的需要，是从军事工业开始的。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慈禧太后上台伊始，就大力支持洋务派兴办新式军事工业，建立新式海陆军。

同治元年（1862年），慈禧太后要求天津、上海、宁波等地“除学习洋人兵法外，仍应认真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作为自强之计”。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奏请在福建设立福州船政局，慈禧太后表示同意，认为“该督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必尽悉洋人制造、驾驭之法”。在清政府的支持下，第一座造船厂福州船政局问世。

同治十一年（1872年），以内阁学士宋晋为代表的守旧派起来反对制造轮船，奏请暂停制造。慈禧太后命闽浙总督文煜、福建巡抚王凯泰、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陕甘总督左宗棠等通盘讨论此事。经过一番大辩论，慈禧太后接受了李鸿章等人的建议，支持继续造船。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鉴于制造局存在的种种弊端，慈禧太后接受了给事中褚成博等人的奏请，同意改归商办。

自强运动期间，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主要有：咸丰十一年（1861年）成立的第一座军火工厂安庆军械所；同治二年（1863年）初在上海设立的三个洋炮局，后来扩大为金陵制造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同治九年（1870年）在天津设立的机器局，等等。从咸丰十年至光绪二十一年（1860—1895年）这一时期内，洋务派共兴办了19个近代军事工业企业。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开始了正规的、较有规模的筹建近代海军活动，朝野上下掀起了筹议海防的高潮。11月9日，丁日昌上奏《海洋水师章程》，勾画了近代海军建设的蓝图，提出了近代海军建设的新思路，并建议清政府建立北洋、中洋、南洋三支海军。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沈葆桢分别被任命为北洋、南洋海防大臣，开始进行海军建设。从光绪元年至十年（1875—1884年），清政府拨巨款购买了巡洋舰两艘、炮舰12艘，支持自造各式兵船14艘，加上原有的武器装备，三洋水师已经初具规模。

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中法战争中，三洋水师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其不足也暴露无遗。根据一些大臣的意见，清政府作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了专门负责海军事务的“海军衙门”。这项举措，使海防事务有了统一管理的机构，从此海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二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组建了北洋舰队。这个舰队拥有先进舰船28艘，使中国有了一支海上攻击力较强的近代海军舰队。

随着海军的不断建设和发展，配套的近代军事教育也逐渐提上了日程。同治五年（1866年），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成立。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先后创建了江南操炮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州水雷学堂等共15所军事学堂。同时，还派遣了出国留学生100余人到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学习军事，为把西方军事技术和军事思想引入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治元年（1862年），中国第一支近代陆军在天津编练；光绪二年（1876年），从军队选拔人员前往德国学习陆军军械技艺；光绪十一年（1885年），陆军武备学堂在天津成立。

不过，这一时期的新式陆军建设，只是将新式枪炮运用到军队中，还没有真正按照西方国家的建军规则来严格训练军队。但客观而言，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与新式海陆军的建立，虽然没能完全阻挡住西方列强的继续入侵、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但它毕竟揭开了中国国防与工业现代化的序幕。正因为如此，自强运动在我国国防与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开创性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二、自强运动失败原因

1895年，中国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北洋舰队全军覆灭。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派辛辛苦苦举办了30多年的自强运动完全破产。

对于洋务运动的破产缘由，晚年的李鸿章曾倒苦水：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am

李鸿章的这种解释，似乎也有其一定的道理。

鸦片战争以来，虽然欧风美雨不断向大清帝国袭来，但真正能引起这数千年古国觉醒与变化的，不过寥寥数人。广大士大夫官僚仍然沉迷在孔孟之道的科举取士之中，对于倡导洋务之人，一律斥之为“洋鬼子”，而痛加排斥。

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突破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范围，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了以引进“制器之器”和培育“制器之人”，作为谋求自强的“下手工夫”的明确主张。

他写道：

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an

基于以上的考虑，他建议清政府开办时务学堂，培养实用人才。这种主张，对于19世纪中叶的中国来说，无疑足以引起朝野观念的大地震。

很可能，从着手举办洋务之始初，李鸿章等人心中就明白，他们从事的是一种大大冒犯朝野正统舆论的事业，是突破自囿自固的陈见积习，推行一种新型的开放的经济政策、国防政策和文化政策的创举。这种前无古人的事业，只能是顶着风知难而进，逆水行舟。

同治八年（1869年）4月，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写信，开门见山，不加顾虑。他以气愤的笔调写道：

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ao

事实上，当洋务自强运动兴起之际，首先感应到中西文化冲突的，不是洋务派，而是守旧派。这股代表传统价值观，囿于世界之变的势力派别，人数众多，反对力量极强。洋务派虽然口口声声大讲变通，但是他们既然把学习西方看作顺理成章的事，其见识又没有成熟到对中国文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程度，自然意识不到引进西方现代文明的科技成果，会在中国引起何等深刻的观念上的冲突和文化上的震荡。倒是拘囿于祖宗成法、恪守圣贤道统、严持“夷夏之防”的正统守旧势力，感受迥然不同。他们在无比的惊诧惶恐中观察人心世道的新变化，把新出现在神州大地上的洋务运动看成是祸不可测的洪水猛兽，把中西文化视为水火不容，把洋务派的自强之举看作是用夷变夏、破坏祖宗规矩。

守旧势力反对和干扰洋务事业，使主张自强的疆吏们不敢放开手脚。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与自强运动相始终，历时30余年。洋务派每次倡议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在中华大地上兴办一项崭新的事业，都要受到守旧势力一番激烈的反对、一番激烈的掣肘。小的反对不计其数，大的论战在晚清就发生过三次：

第一次，1866—1867年，关于同文馆应否以“正途人员”学习“西洋天文算学”的争论。

第二次，1874—1875年间以“海防之议”为导火线的守旧派与洋务派的论争。

第三次，1880—1885年应否筑建铁路之争。

守旧派反对洋务派关于海防的筹议，尤其激烈抨击洋务派提倡的学习西学的主张。

于凌辰在奏折中写道：

惟李鸿章、丁日昌胪列洋人造船、简器最详，而又推及言之，挟以必行之势。李鸿章复请各督抚设立洋学局，并议论另立洋务进取格，至谓舍变法用人断无下手之处。是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臣惟海防乃大局攸关，始基一误，万事瓦裂。人才是今日做事根本，如李鸿章、丁日昌讲求洋学，实愈加败坏，尚何人才之可言？夫制洋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学洋学，学洋学，即不能不以洋学之精否为人才之用舍。在创为是议者，原为藉以制夷之具，固非欲举所谓礼义廉耻大本大原令人一切捐弃。然师事洋人，可耻孰甚！导之以甚可耻之事，而约尔之礼义廉耻其守而勿失，此必不能之势也。ap

王家璧在奏折中大肆攻击：

李鸿章以我朝取士，惟以章句弓马所学非所用，无以御敌，遂议变科目以洋学……人若不明大义，虽机警多智，可以富国强兵，或恐不利社稷。操用人之柄者，苟舍德而专尚才，从古乱臣贼子，何一非当世能臣哉？今欲弃经史章句之学，而尽趋向洋学，试问电学、算学、化学、技艺学，果足以御敌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皆从科目进身，并未读洋书、习洋艺，而其克成大功，洋之枪炮轮船皆足供其用者，正贵深明大义，能为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也。今之设馆教幼童以洋学者，不过欲备他日船主、通事及匠作之用，非谓体国经野之才皆在此中，此外更无人也。洋人在中国者，尚请中国文士教习经史，是能用夏变夷，李鸿章何乃欲胥中国士大夫之趋向，尽属洋学乎？aq

守旧势力不断向朝廷上疏，致力于散布对洋学洋器在强国道路上所能发挥效用的怀疑，极力散布依赖于洋学洋器不足以制夷的论调。

于凌辰在奏折中，拿眼前的日台事件说事。

他质问李鸿章、丁日昌：“自庚申变后，讲求洋器已有年矣，日本东洋一小国耳，一旦有事，委屈求和，其效安在？”ar

这种质问，在当时代表了众多闭塞之听的士大夫官僚的心声，因而具有很大的市场，使本来就对洋务事业不积极的清政府，无形中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洋务派的代表性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得不站出来作一辩解：

溯自庚申之衅，创巨痛深，当时姑事羁縻，在我可亟图振作。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臣等承办各国事务，于练兵、裕饷、习机器、制轮船等议，屡经奏陈筹办，而歧于意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绌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无以继起久持者有之。同心少，异议多，局中之委屈，局外未能周知；切要之经营，移时视为恒情，以致敌警猝乘，仓皇无备。有鉴于此，不得不思毖于后。as

1872年，大学士宋晋要求福州船政局停办，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不得不上奏力争。

1874年，沈葆桢奏请架设电线，工科给事中陈彝则以电线只适宜外国，奏请清廷不可将之“用于中国”。

1874年，李鸿章提议修筑铁路，立即遭到京官守旧力量的激烈反对。

在传统保守的强大力量面前，李鸿章显得无奈而又有几分悲愤，只有哀叹：“当今各国一变再变，唯中国守旧不动，天意耶！人意耶！”

他感叹自己，“涉历洋务已十余年”，却常常换来的是曲高和寡，“苦有唱无和”。

他发泄心中的不平怨气：

至谓鄙人喜闻谈洋务之言，以致冒险负谤。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亦如不谈，天下赖何术支持耶？at

事实是，不管李鸿章等洋务派如何呼吁、宣传、带头，国人仍然一片死气沉沉，直到19世纪80年代，洋务派的言论与举动仍然在舆论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洋务派理论家郑观应目睹现实，不无沉痛地道出心中不平之气：

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

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追述19世纪80年代的情形时，记述当时的客观情势是：

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人类。au

可见，人类，不能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而随心所欲。洋务派也不能脱离现实而作为。他们是实干家，他们的眼光可以超前，但他们前进的实际步伐，却一刻也不能超越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这是时代使然，这是命运的安排，洋务派又岂能抗命而为超前之举？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理想的视野与价值观念去要求那些曾为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做出过努力的先驱人物。

三、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地位

洋务自强运动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迄今未完结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第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探索阶段。举办此项事业的人们思想很简单，就是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想通过改革和加强防务以抵御外来的侵略，实现富国强兵。虽然他们没有促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自觉意识，最原始的愿望不过是想通过国防建设来避免列强加之于中国的战争危机，以恢复中国昔日的长治久安。但是，他们的行动不自觉地适应了世界浩浩荡荡之潮流，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中国从此发生一个全方位的变化。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有机整体，包括社会各个方面，例如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政治、观念、文化等等，只要迈开其中一个领域的第一步，就必然会引发其他领域同时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早期自强运动集中在建设国防防御体系方面。但要建设军队，就要发展军事工业，要发展军事工业就必须以发展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为基础，而要发展重工业与机器制造业，又必须以铁路、航海等交通业以及采矿业、服务业的发展为条件，而所有这些又必须通过发展现代教育和培养专门技术人才来实现，为了跨出某一步就必须走与此相关的另一步，这是从事自强运动的人们最初并没有想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鼻祖。

从19世纪60—90年代这段时间来看，除了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造反力量外，在体制内部，官员、士绅、庶民百姓在政治上仍然认可清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权。在士绅知识分子与统治精英之间，在通过自强来增强国力这一目标上，并没有出现重大的认同危机。这就是说，清政权仍然拥有强大的权威合法性，如果没有不断的外国侵略，或者政权内部能够继续保持这种足够的权威与稳定性，给予这场现代化运动以更长时日的话，也许通过几代人的努力，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渐转变，人们观念的不断变化，清政权很有可能会像日本那样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开明专制的政府。不过，这也只能是一种假设罢了。毕竟，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第五章　治吏因循

——廉政，为什么就这么难

在晚清社会，官场腐败现象日趋表面化，卖官鬻爵、行贿受贿屡见不鲜，金钱政治已成为官场进取者必具的法宝之一。以官场达人袁世凯为例，他本人就是一个善于利用“金钱效应”扩展自己政治势力圈子的高手。在他的眼中，金钱是百用百验的灵丹妙药，它可以化疏远为亲近，化异己者为同党，甚至化敌人为朋友。袁统帅军队，靠的是私恩而非近代民族精神为凝聚力。同样，他搞政治，也是在交际请客、联络接纳和奔走趋奉上下功夫。他无意于在世风日下、吏治腐败的社会中扮演自命清高一介不取但却仕途冰塞的倒霉角色，而是充分利用自己的特长，用银子铺道，因而得以飞黄腾达，能够在历次政海波潮之中事著先鞭，摇而不坠。晚清的官场腐败既是传统专制政权痼疾的复发，又是因为政府现代化改革不完善所带来的新问题，追根溯源，应是中国官本位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历史现象。

一、捐纳之弊

晚清政治十分腐败，其中以捐纳为形式变化出来的卖官鬻爵的现象最为典型。

卖官一事，据史料记载，在我国历史上少说也有两千年之久了。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时，就有纳粟一千石、拜爵一级的记录。

汉袭秦制，继续纳粟拜爵。

汉以后各代，关于卖官之事，同样史不绝书。

清入关主宰天下以后，虽然历朝都有禁止卖官鬻爵的上谕，然而持续到清朝灭亡，卖官事实上并未真正停止，实与清王朝存亡相始终。

晚清时期的几个皇帝，因为财政上的竭蹶，更是个个叫穷不迭，将国家官职大卖特卖。既然政府公开卖官，明码标价，官职自然就成为了商品，官场也就成了可以公开买卖的市场。

从某种程度上讲，金钱与官职交易，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交易，买卖双方都具备了双重身份：在这场交易中，买方也具有卖方的身份，卖方也具有买方的身份。买者用钱买了官，有了将本求利的基础，就可能在此后的任职期内贪污腐败，以求一本万利；卖方卖去了政府要求官员之能成为官员的道德与法制的标准，卖去了官员应该遵守的规矩，卖去了官员应该承担的义务，卖去了官员的从政良心和对国家的忠诚。既然，千里做官只为吃穿享乐，买方成交后，上任后尽管捞本赚足就是了，别的事情找政府、找皇帝去，本老爷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而政府作为卖方，虽然暂时得到了金钱，换得了财政危机的暂时缓解，却也因此收获了贪污成风的吏治，这是卖方与买方双方的利益和性质所决定的。

政府在出卖官职的同时，把政府的尊严、官场的廉洁与官员应该遵守的责任与义务全都折价变卖了。这种情况，朝廷也都心知肚明，可就是不愿意停止下来。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道光皇帝在召见张集馨时，曾经说过：

我最不放心的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

张集馨问：捐班既然不好，何以还准开捐？

道光皇帝拍手叹息曰：“无奈经费无所出，部臣既经奏准，伊等请训时，何能叫他不去，岂不是骗人吗？”av

晚清时期，国势日弱，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为了开辟财源，以卖官鬻爵为内容的捐例之风大开。卖官买官的结果，不仅造成国家的名器不尊，仕途拥塞，还造成了清王朝官员素质的严重下降、吏治的日趋腐败、民心的逐渐丧失。所有这一切，都大大加速了清政权衰亡的历史进程。

清代捐纳，创于康熙，备于雍、乾，嘉、道因袭之，咸、同以后则泛滥成灾。

19世纪的最初几年，白莲教大起义送走了康乾盛世，清王朝从此衰落下来。

到了道光时期，伴随着国库空虚以及接踵而来的鸦片输入、白银外流，清政府的财政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清政府便开始把纳捐卖官作为主要的敛财渠道。从道光开始，历经咸丰、同治、光绪各朝，清政府把捐纳卖官之事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

道光末年，两粤用兵，军饷浩繁，各省争请捐输，遍设捐局。道光皇帝在位30年，年年都有卖官的记录。仅捐监一项，就收入白银3388万多两，每年平均收入100多万两。到咸丰时期，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外有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而导致的巨额赔款，内有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巨大冲击，清政府的财政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咸丰皇帝绝望之余，更把捐纳作为重要敛财门径提上重要的日程。同光时期，虽然国家财政有所好转，但卖官鬻爵情况较前更加严重。当时，捐纳是国家卖官的主要形式，主要有：捐实官、捐虚衔、捐封典、捐出身、捐贡监、捐分发指省、捐加级等等。虽然光绪五年（1879年）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两次下诏，明令停止捐纳卖官行为，然因积重难返，诏谕形同具文，直至清朝灭亡，以捐纳为表现方式的卖官买官行为实际上未能真正终止过。

晚清时期，等候候补职位的捐员多如牛毛。对于候补官之多，时人讥为“过江名士多于鲫”“官吏多如蚁”。江南有句名言：“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多。”《官场现形记》说：“通天下十八省，大大小小候补官员总有好几万人。”

以江宁（今南京）为例，宣统末年，江宁的各种候补官数目是：道员300余员，府、直隶州300余员，州、县1400余员，佐贰杂职2000余员，共计4000余员。而江宁的官缺，合道、府、厅、州、县计之，总计才不满五十缺。二者比例为1∶80。一班钻营之徒利用朝廷政治腐败的空隙，将卖官买官、聚敛搜刮发展到了巅峰。

史传，浙江山阴县人蒋渊如看到官场有利可图，若买到知县的官职，每年少则可捞得银子几千两，多则可达10万两。但他一时又拿不出那么多的本钱，于是便想出个与其他4人集资捐买的办法。蒋渊如出资最多得任县令，其余4人则分别担任刑名师爷、钱粮师爷或办事、守门的家丁，而所得赃款按集资多少分成。于是，5人通力合作，上下其手，贪赃枉法，年收入银子竟高达20多万两。3年后，蒋等虽以贪污罢官，但5人皆如愿以偿，满载而归。

以捐纳制度为特征的卖官鬻爵现象加剧了清王朝吏治的进一步腐败，对晚清政治产生了十分严重而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捐纳制度导致了晚清官吏素质和能力的严重下降，削弱了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能力。

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一书中说：

政界之变相，始于光绪辛卯、壬辰间，此后遂如丸走坂，不及平地不止矣。先是辇金鬻官者，必资望稍近，始敢为之。至是乃弛纲解弢，乳臭之子，汛埽之夫，但有兼金，俨然方面。群小之侧目于先帝，亦至是而愈甚。

清朝前、中期，选拔官吏的渠道主要是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考试，虽然也有捐纳买官一途，但在官吏的选拔过程中尚不占主要地位。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吏，虽然大多都是埋头八股、不懂经济之道的士子，但他们毕竟经过多年的传统文化熏陶，尚能知道礼义廉耻，讲究忠君报国，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了晚清时期，卖官和买官泛滥，通过捐纳、贿赂上来的官员，基本上都是一些平庸无能、道德修养极低之辈，他们大都贪污、敛财、投机、钻营，很少去考虑如何承担自己本职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这样的官，很难谈其为官的素质和治理能力。对于这种情况，道光皇帝曾经有所察觉。

道光十六年（1836年），道光皇帝在召见翰林张集馨时说：

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得人则地方蒙其福，失人则地方受其累。aw

但是，面对世风日下的晚清社会，平庸守成的道光皇帝又何能扭转乾坤，改变习气？

2．捐纳制度助长了晚清官场的贪污腐败之风。

在晚清官场，无钱什么事都办不成。

纳钱给国家只能捐到做官的资格，捐官者能否得到实缺，还要看捐钱之人向所管官员的行贿程度。握有实权的官吏借此大贪特贪，聚敛无度。

同光时期，恭亲王的岳丈、协办大学士桂良刚刚就任直隶总督，便向下属官员大肆索贿。一名姓卞的候补者向桂良行贿巨金，才得到了个署理冀州的官职，节日还要送银1000两，才能保住近一年的官位。桂良到永定河去视察工程，他的孙子跟他走上一趟，即收了当地官员之礼3万余两，苦苦度日的一名穷候补人员竟然为了得到实职也借钱送礼达5万余两白银。湖广总督官文被弹劾免职回京时，因银子太多，装运困难，就地开了9个当铺。没有实权的翰林们本应无什么油水可捞，但清苦难耐，竟也琢磨出一种吃印结费的生财之道。因为清朝制度规定，凡外省在京考试、捐官者，必须有同乡京官出具盖有六部印的保证书为之担保，名谓印结。被保证人只有出钱贿赂才能得到印结，而印结费有时竟比买个知县的价钱还要高，这简直又是一种变相的卖官。捐纳泛滥所导致的恶果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清末，主持中央行政工作的庆亲王奕劻更是置朝廷与国家利益于不顾，财迷心窍，大肆接受贿赂，谁送给他的钱多，他就给谁的官大。以捐纳为出身、以军功而起家的地方实力派首领袁世凯正是看准了这一点，用巨金将他收买，从而将其私党遍布朝野，形成了“爪牙布于肘腋”“腹心置于朝列”的局面，逐渐挖空了大清王朝权力的墙角。

3．捐纳制度卖掉了人心，卖掉了大清江山。

咸丰末年，冯桂芬就曾指出：

近十年来捐途多而吏治坏，吏治坏而事变益亟，事变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招乱之道也。

卖官买官不仅降低了官吏的从政素质，造成了官场的混乱与腐败，更重要的是，由此导致人们对政府信任的丧失。

晚清朝廷公开卖官，官职成了商品，官场成了市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卖官买官既然是一种钱权的交易，买官者自不必为了良心和忠诚去做赔本的买卖。他们一旦官钱易手，补得实缺，必然要唯利是图，不顾百姓的死活，不择手段地大贪特贪，成千上万倍地榨取民众的血汗。朝廷虽然一时用捐纳办法缓和了财政危机，但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却最终引发了更大的社会危机。卖官买官、贪污腐败的结果，从根本上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了民众对清政府信任下降的危机。国穷民困，官逼民反。清政府既然不能阻遏西方列强的侵略，又不能解决国内工商业的凋敝以及广大农村的贫困问题，只能够造就大批贪官污吏去鱼肉百姓、祸害百姓，它本身就在全国民众面前丧失了存在的理由。不堪忍受剥削的人们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反抗斗争。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几乎推翻了清王朝的腐败统治。此后，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最终引发了一场更大的革命风暴——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这个不再为国尽力、为民造福，只知道卖官鬻爵、苟延残喘的清政权。以捐纳为敛财之道的晚清政府最终因为吏治不修而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历史说来就是这样的无情。

二、陋规种种

陋规是晚清官场中无处不在的另一种腐败形式。

清末陋规花样甚多，据学者任恒俊在《晚清官场规则研究》一书中统计，这种腐败的方式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数种：

别敬——也称别仪。外省官员进京引见、请训，离开京城时，送给京官的贿赂性礼物，一般是银子，按官阶高低数量不等。贿赂加上一个好听的字眼，叫仪、敬，带上了礼物的性质，送受双方都心安理得。

冰敬——外官夏天送给京官的礼物。夏季炎热，意使凉爽，表示敬意。

炭敬——外官冬天送给京官的礼物。冬日严寒，取意暖和，表示敬意。

年敬——外官过年时致送京官的礼物。

节敬——官员遇节日送给上司的礼物。

喜敬——官员在上司喜庆日子，包括生日、嫁娶、生子等，致送的礼物。

门敬——官员送给受礼官员门房或仆人的礼物，也叫跟敬、门包。没有这种礼物，其他的礼物就送不上去。

妆敬——送给官员女性眷属的礼物，亦称妆仪。

文敬——送给官员家读书公子的礼物，亦称文仪。

印结——清朝制度规定，凡外省人在京考试、捐官，皆须同乡京官出具保证书，保证考试、捐官的同乡身家清白，并无虚伪等情。保证文书叫结，盖印的叫印结。上边必须盖六部印。要想得到印结，被保证人必须出一大笔银子。同乡而并不熟识，这显然是一种买卖行为。每省在京设一印结局，公推年高资深者主持，凡入局为同乡出名具印结者每月都可以分一次印结费。

耗羡——征收田赋，或征粮食，或折成银子征收时，都要把粮食运输中的损失、银子销熔时的损失计算加入正额收缴，加征的粮食、银子，称作耗羡。耗羡又称羡余、火耗，是附加税。耗羡一般进入官员私囊。雍正时规定耗羡归公，另给官员养廉银，但各级官员任意加征养廉银，使贪污合法化。

棚费——考试时，地方官向民间摊派银两，送给主考官。

漕规、到任规——州、县官在征收钱粮或新官到任时，送给上司的一笔银子。

花样——清末官多缺少，候补人员太多，补缺先后，除原有班次外，增加了“本班尽先”“新班遇缺”“新班遇缺先”等班次名目，作为补缺先后次序的标准，叫作花样。捐官交上六成银子可以得到优先派缺。要想尽快补缺就得交上银子，争得机会。这就叫捐花样。

部费——中央部门索取的贿赂。吏部索补缺费、保奖费。户、工、兵三部索取报销费。各省军事、工程经费贪污中饱，以少报多，要得到户、工、兵部批准，需送给三个部门贿赂。

现在以别敬为例来说明陋规在晚清官场中所起的作用。

下面是曾国藩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日记摘录：

十四日　袁子久来久谈，旋核别敬单，二更四点睡。

十五日　夜写信，与朱修伯商事，核别敬单。二更三点睡。

十六日　夜与许仙屏核别敬单。二更后，张竹汀等来一谈，三点睡。

十九日　早饭后清理文件，核别敬单三纸。旋见客多次，料理城内送礼各事。中饭后见客，直至二更，未曾停止。是日会客二十余次，深以为苦。二更后写澄沅弟信一封，添应敏斋信一叶。小睡片刻，三点睡，三更后成寐。

二十日　早饭后至间壁谢公祠一坐，核别敬各单，旋归会客三次，巳初起行出京。ax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任直隶总督，腊月入京请训，在京城盘桓一月有余，于正月二十日出都赴保定上任。从十四日起，就开始筹划别仪。此后，除十八日外，每天在深夜临睡前都要费心审核别敬单，甚至出都的当天上午，又最后仔细核定一次。官拜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在京应酬往来，几无虚日，虽然位极人臣，而对“别敬”一事，还要如此认真，很害怕出现一点差错，足见此事不可等闲视之。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张集馨补授陕西督粮道。

他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写道：

今得此缺，向来著名，不得不普律应酬。因托龙兰簃编修在广东洋行借银九千两，九厘行息；又借包怡庄观察千两；又借汪衡甫同年五百两，二行行息；江翊云同年五百两；又借西人项五千两。……余京中连买礼物数百金，共用别敬一万七千两。而就道盘川无几矣。ay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入京请训，又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az

诸君看了这段记载，“别敬”的意思即不难明白。它作为礼物馈赠亲戚朋友、同乡、同年及年家世好无可厚非。但是，从军机处到中央各部院寺监，按官阶高低，不论认识与否，交情有无，几乎人人有份，这就不像是礼物了。说“别敬”是贿赂，但是，亲朋世好、同乡、同年、老师等等照例致送，这类人又何须行贿？岂不是对亲情友谊的亵渎？应该说，“别敬”银两，具备礼物与贿赂两重性质，它是一种以礼仪形式送出的变相贿赂。这种贿赂集礼仪与贿赂为一体，既降低了礼仪的意义，又抬高了贿赂者的身价，贿赂者送之坦然，受贿者纳之有理。别敬这个典雅别致的名字，真不知道遮盖了多少丑恶，这堪称是中国几千年消极文化之典型代表了。

咸丰九年（1859年）九月初八日，年满花甲的张集馨守制期满，奉旨署福建布政使。这次，张集馨一反常态，陛辞离京时，不再留别敬给众官员。

他为什么敢带头破坏这种官场中盛行的潜规则？难道他不想再要他的乌纱帽了？

张集馨这样吐露心扉：

余自道光二十九年、三十年间即可望升巡抚，乃一为萨迎阿陷害，一为桂良陷害，流离琐尾者几及十年。中间虽任甘藩一年半，而缺分清贫，又不肯妄有作为，故于八年回京时，依然两袖清风。家中薄有所积，又为大林经理不善，挥洒一空。今复得此区，颇难部署。瘠京中同人，以及同事，原该留别，窃思时势艰难，无从借贷。且我年已六秩，官兴阑珊，不值热中要求权贵，即或百端罗拙。抵任后无力偿还，累己累人，诸多窒碍。且思命中如果能升巡抚，何至两遇坎坷，其福命之衰薄，已可想见!今已立定主意，三五年内决志回京，何苦终身不悔，甘心降气，为人属吏耶！ba

原来，张集馨一是看到他年老在仕途上已经升迁无望，二是因为他的囊中也实在羞涩，深怕日后还不起借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怕承担骂名，做一次随自己心愿者，决定急流勇退了。

外官留别敬，早已成为官场不成文的规矩，外官、京官也都因此形成了心理刻板印象，在认识上也形成思维定式。张氏混迹官场30年后，却敢于突破心理刻板印象和认识上的思维定式，终于违背了官场存在之潜规则，这种现象实在有其探讨的价值。

张集馨于道光九年（1829年）中进士，道光十六年（1836年）京察一等记名御史，特旨外放山西朔平知府，颇著政声。5年后又以特旨调升福建汀潭龙道。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送别敬一万七千两，调陕西督粮道的肥缺，两年后，送别敬一万三四千金，实授四川按察使。此后任甘肃布政使，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请训时，召见多次，皇帝许愿其“今日叫汝做藩司，是要汝做好督、抚，汝不可自暴自弃”。次年调任河南布政使，留别敬一万二三千金。眼看要跨上巡抚的台阶，进入封疆大吏的行列，孰料在甘肃布政使任上被牵连于琦善捕杀良番一案，革职遣戍军台。一年多释回，赏四品顶戴，补授河南按察使，未赴任平调直隶，并帮办军务，不料被直隶总督桂良诬陷，留胜保军营效力。直到咸丰六年（1856年）才又赏四品顶戴，署甘肃布政使，在布、按这个台阶上浮沉蹉跎了十年。这次又是署布政使，督抚的职任，对于他像荡秋千一样，在面前晃来晃去，眼看就要得手却最终与他无缘。每次的留别，年节应酬、红白喜事的礼物，十分丰厚，但是，没起作用。张氏在他的自订年谱中慨叹道：

应酬不可谓不厚矣。及番案牵连，朝右士大夫持公论者甚少，转以附会琦文勤为余罪案。……余资格官声，当开府者久矣。而抑于藩司者十载，曾未闻有力陈政绩上达宸知者，则应酬又何足恃乎？……岂非人各有天命，而君相并不能造命耶？余今已老矣，灰烬余生，断无奢望，学问经济，颓废日深，更不必攀附要津，以幸提挈。自信此生休问天，转悔从前之阅历未深耳!今则大彻大悟，如桶脱底。bb

看来，张集馨并不是因为大彻大悟，而是因为一来他囊中确实无钱可送，二来则因为自己年事已高，灰心赌气的结果。

在官场，官欲由“热”而“凉”，大多是因为送礼没有达到期望的目标，希望变成了失望，从而在无可奈何之下，“大彻大悟”“官兴阑珊”，而变得无所顾忌，破罐子破摔。这种情况何止张集馨一人。别敬大送特送的时候，心理上未尝不是从众，加上自己热衷做官，京官吃外官别敬，习以为常，在致送的竞争队伍中，缺少一个张集馨，又有什么奇怪？可悲的是，在这种腐败官场无形枷锁的制约下，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张集馨那样的潇洒？又有多少人敢于像张集馨那样不顾一切地决绝而去？

三、胥吏“坏”政

清代官场上存在着这样一个怪现象，有一种人，他们不是官，而是官手下的办事人员，甚至还在国家的正式编制之外。但是，千万可别小觑了这些小人物。他们在晚清官场中的能量不可小觑，在各个部门运作中起的作用很大，有的甚至操纵权柄，公然挟制当道。这些小人物即幕宾、长随、官亲等，总称胥吏。

晚清官场当事人张集馨在他的自订年谱中记载了他亲身经历的这样一件事情：“（陕甘）总督乐斌，由旗员出身，公事全部了了……奏折文案，以委之幕友彭沛霖，而彭幕因此招摇撞骗，官吏趋之如鹜。臬司明绪，兰州道恩麟，候补道和祥及同知章桂文，结为兄弟，登堂拜母”，胡作非为。bc像这样胥吏依仗上司，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者，在晚清官场处处可见，比比皆是。

胥吏是一种依附在大清国政权这棵大树上的寄生虫。

《清代野记》中有这样一则记载：

光绪初年，河南镇平县出了一件盗案，盗者是王澍汶。过了一段时间，胥吏们报告知县说王澍汶抓住了。知县方某，是少年进士，一上任就是地方实职，对于官场这潭水的深浅，本来就一无所知，遇事只能处处仰仗幕僚班子。在审理这件案件时，他见刑名师爷东涂西抹，与王澍汶的口供多有不符，就觉得奇怪，问他怎么回事。该师爷毫无顾忌地说道：“我等都是老资格了，大人你才初出茅庐，不懂得其中玄妙。”方知县一想也是，就不敢再追问了。谁知等到王澍汶绑赴市曹要开刀问斩时，大声呼冤，恰巧被巡抚大人听到，命令将案子重审，结果发现要斩首的王澍汶并非真身，而是假冒者。原来为了破案，衙役抓住王澍汶的娈童，要他假冒王澍汶，教他供词，骗他说王澍汶已经为他谋划好出狱的门路了，只要照做就不会有事。那人就冒充了王澍汶，等到发现自己真要被推出去斩首了，才知道被骗，高声呼冤不已。此案最终被刑部提讯，结果是刑名师爷下狱，知县方某革职，白白断送了大好前程。

关于胥吏对清代官场政治的影响，乾隆时人邵晋涵总结说：“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声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可见，胥吏虽然不属于国家正式编制，但这类人在清代官场中的位置却是十分的重要。

胥吏，《辞海》定义是“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旧时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元代徐元瑞《习吏幼学指南》说：“夫吏，古之胥也，史也，上应天文，曰土公之星，下书史牒，曰刀笔之吏。”程大昌《演繁露续集》说：“案牍、法令、书判，行移悉仗胥吏。”《大清会典》卷一二说：“设在官之人以治其房科之事，曰吏。”

实际上，在清代，胥吏就是官衙中掌理案牍、钱财、法令以及为官员出谋划策的小吏。从京师到外省，这个阶层遍布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行政机关。以京吏为例，仅户部书吏就有一千余人。胥吏在清代官场上十分活跃，对于清代政治的运作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晚清官员郭嵩焘曾这样纵论古今天下，以吐胸中郁闷之气：

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则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bd

胥吏对于晚清政治影响十分恶劣，长期盘踞衙门的胥吏们勾结起来，连行政长官也奈何不得。他们甚至能把长官的乌纱帽弄丢。其表现主要有执例弄权、舞文作伪、敲诈索贿、挟制长官等，不一而足。因此，胥吏素有“蠹吏”“衙蠹”“书蠹”之称。清沈起凤在《谐铎·祭蠹文》中讥刺“胥吏舞文，谓之衙蠹”，“借文字为护符，托词章以猎食，皆可谓之书蠹”，“彼，刀笔小吏，案牍穷年。窃尔生平之一字，辄舞文而弄权”。

胥吏挟例弄权是清代一大弊政。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总要调动，胥吏则长久盘踞衙门，加上熟悉地方情况，因而往往不怕违逆现任官员的意旨而敢于公然挟权谋私，勒索贪污。

清人陆陇其说：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

连以严苛著称的雍正皇帝，竟也对胥吏作弊无可奈何。

他说：

各部之弊，多由于书吏之作奸。外省有事到部，必遣人与书吏讲求。能饱其欲，则援例准行；不遂其欲，则借端驳诘。司官庸懦者，往往为其所愚；而不肖者，则不免从中染指。至于堂官，事务繁多，一时难以觉察。县既见驳稿，亦遂不复生疑，以致事之成否，悉操书吏之手，而若辈肆无忌惮矣！be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述这样一件颇具代表性的事情，说的是皇帝提拔贾政当了江西粮道，贾政本来一心想做个好官，竟然从家里倒贴钱。但到最后，贾政却被爪牙们弄成了贪官。

贾政到任立即贴出告示，对“折收粮食，勒索乡愚”等营私舞弊勾当，要严加惩处。这样，他首先就得罪了身边随行人员。门房、签押和长随等人都非常恼火，因为贾政对“州县馈送，一概不收”。大家“眼见得白花花的银子，只是不能到手”，“来了一个多月，连半个钱也没见过”。bf于是，有些人就纷纷告假辞职，不干了。

此时，贾政的随从李十儿趁机勾结衙役、胥吏，对他们说：“瞧瞧十太爷的本事，少不得本主依我!只要你们心齐，打伙儿弄几个钱，回家受用；若不随我，我也不管了。”于是大家发誓听他的话，弄到钱也让他占大份。于是，他就暗中组织大家罢工，贾政要出门办公事，竟连仪仗也稀稀拉拉凑不齐：

里头吩咐伺候，外头答应了，停了一会子，打点已经三下了，大堂上没人接鼓，好容易叫个人来打了鼓，贾政踱出暖阁，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个。贾政也不查问，在墀下上了轿，等轿夫，又等了好一回，来齐了，抬出衙门，那个炮只响得一声。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个打鼓，一个吹号筒。贾政便也生气，说：“往常还好，怎么今儿不齐集至此？”抬头看那执事，却是搀前落后。勉强拜客回来，便传误班的要打。有的说因没有帽子误的；有的说号衣当了误的；又有说是三天没吃饭抬不动的。贾政生气，打了一两个，也就罢了。

眼看贾政这官做不成了，李十儿这才出面要挟贾政，说：“那些书吏衙役，都是花了钱买着粮道的衙门，哪个不想发财？”如果不让胥吏衙役们发财贪污，这官就做不下去。

贾政气愤地质问他：“叫我与他们‘猫鼠同眠’吗？是叫我做贪官吗？”李十儿开导他说：“老爷要知道，民也要顾，官也要顾。若是依着老爷，不准州县得一个大钱，外头这些差使谁办？”李十儿软硬兼施，要贾政默许他适当敛钱，并信誓旦旦地保证绝对不胡来，弄得贾政没了主意，只好采取“眼不见为净”的驼鸟政策，说：“我是要保性命的!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

于是，胥吏和衙役们勾结起来狼狈为奸，贾政倒觉得事事周到、处处随心，虽有人举报李十儿，贾政也不听。结果东窗事发，贾政被节度使参了一本：“失察属员，重征粮米，请旨革职。”

皇帝念起贾政为人太老实，而且是皇亲国戚，就下圣旨从轻处理：

失察属员，重征粮米，苛虐百姓，本应革职，姑念初膺外任，不谙吏治，被属员蒙蔽，着降三级，加恩仍以工部员外上行走，并令即日回京。bg

《红楼梦》虽是小说，但其中反映的社会问题在清代社会却是自始至终地存在着。

在晚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经常要办理大量有关任免官吏、刑名钱谷、兴办工程等内容的公务，办公过程中要处理大批案牍文书。对于这些案牍文书，堂官（尚书）、司官（郎中）、员外郎、主事等衙门负责人都是不熟悉的。因为他们大都是科举出身，学的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帖括制义、四书五经，并不习法令世务。尤其是清代处理刑名等事，不但要依据《大清律》，还须谙熟繁多、灵活的“例”，对这些律例，官员们都极为生疏。他们倾尽青春之力所学的知识竟然与社会实际完全脱节，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就不能不任从胥吏的摆布。湖北巡抚胡林翼叹息：“《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书吏是具体办理案牍文书的人员，他们谙熟例案，因而实际操作空间很大，常可执例以挟制长官。官员们因为知道自己在这方面不如书吏，只好“奉吏为师”，吏进稿便只能唯唯画诺。如中央各部办理案牍的情况是：每办一案，堂官委之司官，司官委之书吏，书吏查阅成案比照律后，进呈司官，司官略加润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驳斥，此案就算定了。

嘉庆皇帝曾在一次谕旨中提到堂司官因不熟悉例而受制于书吏的情况：“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至百司，皆唯诺成风，而听命于书吏，举一例则牢不可破，出一言则唯命是从，一任书吏颠倒是非，变幻例案，堂官受其愚弄，冥然不知所争之情节与其所为之弊窦。”“堂司如此庸碌，书吏如此狡猾，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太阿倒持，群小放恣，国事尚可问乎？”可知胥吏作恶之事连皇帝自己也都心知肚明，但也没有办法解决，只能盛怒之下过过嘴瘾而已。

《凌霄一士随笔》中说：“清代书吏之权最大，利最厚。经承之居要地者，每致巨富，次焉者亦多获素封。北京号为首善之区，人文宜盛，而土著科第起家者极罕。大宛两县巍科之士，类系侨寓入籍者。盖书吏一途，为之易而得钱多，远胜仕宦，故土著入塾读书之人，多趋于斯，不肯治举业以博难得之科第。其舍名取利，固不可谓非得计也。”bh

在晚清官场，有书吏曾经这样形象比喻：凡属事者如客，部署如车，我辈如御，堂司官如骡，鞭之左右而已。

晚清官场又有谚语说：“堂官牛，司官驴，书吏仆夫为之驱”，“随你官清如水，难免吏滑如油”，“清官难逃滑吏手”。

方苞在《狱中杂记》中记载：

都下老胥，家藏伪章，文书行下直省，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能辨也。

嘉庆年间，工部书吏王书常用私刻的假印，以修水利为由，一年之内冒支国库银达数千万两。某罪犯应斩立决，但某书吏向其索贿千金后，暗换文书，竟以另一犯人代替此应该处决者受了极刑。bi

胥吏实权在握，常常肆无忌惮，放手作奸犯科，大肆索贿纳贿。他们的口号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以中央六部衙门的书吏索贿为例，六部书吏权力甚大，人谓之曰“无异宰相之柄”。

各部公务不同，书吏索贿便各有特点。吏部掌官员任免之事，求官者便纷纷打点吏部的书吏，书吏则根据行贿者所求官缺的大小、肥瘠决定索贿数目，然后在铨选名单上“开列其先后”；如果“贿不至，非驳斥，即延搁”，所以求官者都肯花大价钱巴结吏部书吏。户部掌管着各省款项的销核，由于军费报销往往出入很大，可在一百几十万两银之间，所以户部书吏索贿的数目一般都很大，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因而有“阔书办者必首户部”、“户部书吏之富，可埒王侯”的说法。

在晚清，户部索贿居各部院衙门之首，书办胥吏最富者首推户部。军费报销得经户部，晚清内外战争频繁，报销数字动辄数十万，甚至百万、千万。凡是报销一案，实际上先是户部书吏与地方督抚谈判好贿赂数字，双方同意，则报销顺利。否则，往返辩驳长达数年不能报销。户部官员甚至作为堂官的尚书、侍郎也染指分肥，此事在官场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像曾国藩、李鸿章这样封爵拜相、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员与中兴功臣，也不得不放下架子通过贿赂渠道结好户部书吏以达到捍卫自己地方利益的目的。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报销剿捻军费，曾国藩、李鸿章共报3000多万两，事前让布政使李宗羲托许缘仲关说户部书吏，谈妥贿赂数字8万两。但是，朝廷为了关照功臣，所批的上谕是“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就是说，全部报销，不用户部再作审核。曾国藩为此给儿子曾纪泽写信说：“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bj批准报销，免于部议，竟然比得到高官厚禄还感激涕零，可见廉如曾国藩者心中也并不踏实。但是原定给户部书吏的8万两贿赂，仍照送不误，这就是曾国藩老于仕宦之处。8万两白银不是一笔小数目，对此曾国藩颇有割自己的肉的感觉。但能够风物长宜放眼量，以8万两不必要的贿赂，结好书吏，放长眼光，作为日后修桥铺路、打通门径的用度，这就是曾国藩的过人之处了。

在胥吏面前，晚清第一封疆大吏曾国藩都得如此小心谨慎，唯恐得罪了这帮惹不起的小人，其他官员在晚清的发展门径及与政府打交道中的艰难就更可见一斑了。

四、金钱政治

在晚清社会，没有近代的法制和规章，儒家的道德破灭了，新的道德理念还没有树立起来。要想有所作为，都要靠所谓的人情和关系。当时，官场的腐败现象日趋表面化，卖官鬻爵、行贿受贿屡见不鲜，“银子”铺路已成为官场进取者必具的法宝之一。

以官场达人袁世凯为例，他本人就是一个善于利用“金钱效应”扩展自己政治势力圈子的高手。在他的眼中，金钱是百用百验的灵丹妙药，它可以化疏远为亲近，化异己者为同党，甚至化敌人为朋友。袁统帅军队，靠的是私恩而非以近代民族精神为凝聚力。同样，他搞政治，也就是在交际请客、联络接纳和奔走趋奉上下功夫。他无意于在世风日下吏治腐败的社会中扮演自命清高、一介不取却仕途冰塞的倒霉角色，而是充分利用自己的特长，用银子铺道，因而得以飞黄腾达，能够在历次政海波潮之中事著先鞭，摇而不坠。

袁世凯在早年求官生涯中早已熟练地掌握了这种生存技能。他深知，权力往往同金钱利益连在一起，有权力即有金钱，利用金钱又可以换取更大的权力。因此，在发挥“金钱效应”上，袁世凯则无所不用其极。

早在小站练兵之前，袁世凯就以大把金钱孝敬大学士荣禄，受到荣禄的提拔和庇护。荣禄死后，袁世凯又对领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重金馈赠。以金钱为媒介，袁世凯与奕劻日益亲近，奕劻从此成为袁世凯北洋集团的重要后台。

胡思敬在《大盗窃国记》中说：

奕劻初入政府，方窘乏不能自舒，世凯进贿动辄三四十万。

由于被袁世凯用金钱所收买，奕劻对袁世凯是有求必应，言听计从，几近傀儡。袁世凯向奕劻推荐的人大都得到了重用。有时，奕劻甚至主动让袁世凯推荐人才。“弄到后来，庆王遇有重要事情，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必先就商于世凯，表面上说请他保举人才，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说话而已。”

至于袁世凯对于宫廷的供奉，那就更是无微不至。早在两宫逃亡途中，袁世凯就雪中送炭，率先敬献贡品，输送银两，为各省督抚之冠。1900年8月29日送上白银30万两。3天后，即8月31日，又进献中秋贡品一大批，除博粉、恩面、凤尾菜、各项羊皮外，还另献绸缎160匹、袍褂料40套、水果40桶。

在任直隶总督期间，袁世凯除照例进献金钱财帛外，还通过贿赂宫内太监头目李莲英等了解慈禧太后嗜好。诸如慈禧太后不喜欢中国古董，喜欢西洋玩艺儿等等。在金钱的作用下，天津直隶总督署的电话可直达京师大内总管太监处，凡宫中一言一行，顷刻传于津沽，朝廷之喜怒威福，悉为袁世凯所预先揣测清楚，他因此能够轻易地迎合流弊，取悦慈禧太后。

为了贿赂朝中权贵，袁世凯甚至还和北洋某些大员和商人集资在北京开办了“临记洋行”，专门供袁世凯集团联络走动北京权贵。

通过金钱途径，袁世凯陆续将领班军机大臣奕劻，内阁协理大臣那桐，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荫昌，太监总管李莲英、崔玉贵、张兰德、马宾廷等清廷内的重要角色都纳入自己的集团奥援范围内，以致形成了“太后方向用，亲贵与交欢”的极不正常的局面。

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继续发挥他的金钱手段，内外兼施，最终夺得了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许指严在《新华秘记》中记载：

隆裕太后允下退位之诏，其内幕实出于某亲贵之劝逼。隆裕事后颇悔，然已无及矣，故哭泣数月即薨。而某亲贵者，乃受袁氏之运动金五十万，及许以永久管理皇室之特权，始不惜毅然为之者也。

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涛在《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一文中也提到：

这种“禅让”之局得以成功，可说是全由奕（劻）、那（桐）、张（兰德）三人之手。

由此可见，正是官员的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的恶行，最终要了大清王朝的老命。

第六章　权力相争

——高层，团结兴相争则衰

1912年，清帝逊位，清王朝宣告终结。清王朝的覆亡，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长期革命宣传与实践的结果。没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清王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物先自朽，而后才能自败。如果不是清末官场腐败、黑暗发展到一定程度，让执政者失去了民众的拥护与支持；如果不是统治集团内部你死我活的争斗与内耗，严重削弱了自己的统治力量，历经了268年风吹雨打的清政权，不可能在辛亥革命中如此轻易退出历史舞台。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相继出现过诸多利益集团或派系之间你死我活的权力角逐，加上官场腐败至极，从根基上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力量，这是导致清政权垮台的主要原因。

一、从林、穆权争到肃、恭党争

发生在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开始进入近代世界的标志。引发这场战争的表面原因是中国的禁烟运动。当时在禁烟问题上，朝廷中的声音并不总是一致，表面上有弛禁派与严禁派之争，其深层则实际上是官场高层各派的权力争斗与平衡问题。鸦片战争发生后，朝廷内部又出现了主战派与议和派的争论，主战派以林则徐为代表，议和派以穆彰阿为代表。

穆彰阿，满洲镶蓝旗人，嘉庆进士，历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穆彰阿长期当国，专擅大权。对上奉承迎合，固宠权位；对下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自嘉庆以来，他利用各种考试机会，招收门生，拉帮结派，门生故吏遍于朝野，知名之士多被援引，形成一个极大的政治势力集团，一时号曰“穆党”。

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道光皇帝召林则徐入觐，在京期间，特赐紫禁城城内骑马，乘肩舆，八天内连续召见八次，此后又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让他前往广东，查办鸦片。这种待遇被人称为“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

林则徐地位的上升，穆彰阿为之动色。此后穆彰阿、琦善等人就开始想方设法压制林则徐。当英军北上天津，道光皇帝惊慌失措时，他们便用各种手段对道光皇帝施加影响，最终让道光皇帝做出妥协，将林则徐革职充军，并与英国议和。关于这件事情，《清史稿·穆彰阿传》中记载：“穆彰阿窥帝意移，乃赞和议，罢则徐，以琦善代之。”《清史稿·王鼎传》中说：“自禁烟事起，英吉利兵犯沿海，鼎力主战。至和议将成，林则徐以罪谴。鼎愤甚，还朝争之力，宣宗慰劳之，命休沐养疴。越数日，自草遗疏，劾大学士穆彰阿误国。闭户自缢，冀以尸谏。军机章京陈孚恩，穆彰阿党也，灭其疏，别具以闻。”表面上，斗争双方好像是因为他们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对存在问题考虑不同而引发的政治上的分歧，其实深层次原因还是两派之间的权益争斗。道光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不能不说是导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进入咸丰朝，在统治集团高层内部，又出现了肃、恭党争。

肃党以咸丰帝的宠臣、御前大臣肃顺为领袖。肃顺集团的崛起，主要得力于咸丰皇帝对肃顺的赏识、信任和器重。据史料记载：文宗喜肃顺，言无不尽，遇事均与谋，军机大臣遂致拱手听命而已。咸丰皇帝之所以赏识肃顺，主要是因为肃顺有才干，有抱负，敢于任事，勤于治事。肃顺是当时清朝中央高级官员中出类拔萃的一位人物。由于得到了咸丰皇帝的恩宠和信任，肃顺的权势炙手可热。可以说，在辛酉政变之前，肃顺曾经权倾一时，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成为咸丰皇帝决策大事时的台柱顶梁。肃党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国内政治的腐败、旗人进取心的丧失、社会下层的动荡，主张清明政治，取消旗人享受的特权以重振锐气，重用汉人及反对外国侵略。这一政治派别的缺陷是排斥近代文明，主张全面排外。

恭党的领袖是恭亲王奕。恭党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在办理对外交涉的事务中形成的一个权力集团。这一派对西方文明持欢迎态度，主张对外妥协，与列强进行合作。肃、恭两党的政治观点是尖锐对立的，但是，他们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一场权力之争。两党的争斗，与咸丰帝对权力的操纵有着极大的关系。奕是咸丰皇帝奕的弟弟，是与奕争夺皇位的失败者。奕继位后，对奕表现出了极大的不信任。对于皇位竞争的失败，奕自然很不甘心，对于奕的不信任，他也耿耿于怀。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皇帝病死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在弥留之际，任命了肃顺等八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自己的儿子、年仅三岁的同治皇帝，却把在北京主持和议的奕排斥在辅政大臣之外，奕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奕与有着巨大野心、年轻而有谋略的慈禧太后联手，共同发动了晚清历史上有名的宫廷政变——辛酉政变，处死肃顺等人，肃党退出历史舞台，恭党则暂时取得了权力斗争的胜利。

二、叔、嫂斗法

同治四年（1865年），清廷高层再次发生权力斗争。这场斗争的双方，就是四年前为打倒赞襄政务八大臣而联盟的盟友，如今则一方为垂帘听政的皇太后——慈禧，另一为主持军机处的议政王——奕。

自热河回銮以后，慈禧与奕双方都不失热河密谋时许下的诺言，一方垂帘听政，另一方爵封议政王掌握军机处，俨然处于以无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实的辅政地位。可是，就在慈禧重用奕的背后，却潜伏着限制其权势的很深的用心。

应当说，两宫对奕的回报与封赏确实是十分的慷慨，但是，在分配清王朝最高权力这个问题上，慈禧则毫不含糊，寸步不让。

在授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大臣后的第二天，两宫皇太后即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向天下郑重宣告，两宫皇太后“亲理大政”，要求中外臣工关于用人行政方面的一切事宜要向两宫太后直陈、密折，而对于议政王的权力和责任却只字未提。

诛杀载垣等人的第二天，两宫又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表明她们的态度：凡需降旨的各省及各路军营折报，都必须先呈交两宫皇太后阅览，再发奕等军机大臣悉心详议，当日召见恭请谕旨后再行缮拟，并于次日呈请两宫皇太后阅定钤印后方能颁发。这无疑是向外界表明，奕对任何行政事务都没有最终决定权。

咸丰十一年十月九日（1861年11月11日），内阁再次奉上谕“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明确地确定了两宫皇太后与奕之间的权力界限。

但是，在奕看来，京师之地是他的地盘，是他苦心经营的势力范围。况且，是他精心策划，并依靠他的强大力量才打败了肃顺集团，如今大功告成，就应该执掌大权。所以一边是慈禧太后劝诫上谕屡下，一边是议政王我行我素，气势熏天。看得出，奕对于应该如何处理好与慈禧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全然忘记了功高震主的忌讳。他小看了慈禧，在两宫和皇上面前慢慢地就少了一份尊敬。随着奕的骄傲跋扈，慈禧太后对奕的行为日益变得不满起来，而奕又毫无收敛之意，竟发展到当面表示不服，叔嫂之间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起来。

一天，两人为不同的政见争吵起来，慈禧责备奕尽用汉人，“你事事与我为难，我革你的职！”奕也不示弱，回敬道：“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我皇子！”边说边不耐烦地站了起来，气得慈禧太后大呼恭王要打她，还是太监将奕劝出。奕竟敢这样公开与慈禧太后争吵，这让慈禧太后感到气愤与不安，尤其是慈禧重用的汉族大员们与奕的关系密切，更让她感觉到了威胁。奕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慈禧连发两道上谕直指总理衙门和军机处，明确指令奕自今往后不得为发展自己的势力而滥保官员升迁。慈禧不怕奕弄权，怕的是他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疆吏搞在一起，威胁到自己的最高权力，于是，她决心甩开奕，结束两人在对等地位上互相监视的历史，要让文武百官包括奕在内，明白她才是这个王朝的最高主宰。

双方这种暗中的争斗，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表面化。一些臣僚，特别是那些善于投机的人，敏锐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冀图在慈禧同奕争斗之际，邀功慈禧太后，取得荣华富贵。编修蔡寿祺就是其中的一个，由于他的发难，使慈禧与奕的斗争转向公开化。

蔡寿祺，江西德化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二甲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同治四年（1865年）署日讲起居注官。他注意内廷动向，观察时局风云，特别是自入值日讲起居注官后，与内廷人员接触频繁，更加留意内廷。在对投靠慈禧还是奕的利害作出抉择后，他于三月初四日（3月30日）上奏疏参劾奕，直接指斥奕有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大罪状。奏折呈送慈禧，慈禧看后喜出望外，即想借此罢黜奕。但是，慈安太后不同意，二人商量后，决定单独召见奕先作内部处理。当奕闻召来到后，慈禧顺手拿起了蔡寿祺的奏折，严肃地对奕说道：“有人劾汝。”说着便抖了抖那奏折，以便引起奕的注意，也向奕说明这是真凭实据，不是无中生有。本来受参劾的人，按规矩听到这话应当立即伏地叩头谢罪，但奕却大模大样显得毫不在乎，他并未谢罪，反而问道：“是谁上的奏折？”慈禧非常不满意奕的傲慢态度，生气地回答“蔡寿祺”。奕起初并不在乎，及听说有名有姓，还是什么蔡寿祺，生气加着急地说道：“蔡寿祺并非好人，专事投机，我回去后立即将他革职拿问。”一看奕毫无认错的意思，慈禧怒目而视，慈安满脸阴云。这种局面，使满不在乎的奕感到了威慑。就在他举棋不定、十分尴尬之时，慈禧抓住战机，对发愣的奕下了逐客令，让他退出大殿，然后传旨，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土桑春荣、殷兆镛等，避开了军机处。

承宣各大臣闻旨后匆匆赶到，慈禧垂着泪对诸臣宣布了奕植党擅权等罪状，然后令大臣重治其罪。诸大臣开始不知所召何事，及听说是要处理议政王，大惊失色，不敢答话。慈禧见他们不表态，就开导说：“诸臣当念先帝，无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议!”

慈禧的话没有打动诸臣的心，冷场又持续了一会儿，不过也不能老僵持着，正当慈禧焦急时，只见名望最高的大学土周祖培开了口：“此惟两宫干断，非臣等所敢知。”

听周祖培推托责任的话后，慈禧不依不饶地说：“如果这样的话，我还请你们这些人干什么？难道等皇帝长大后，你们这些人没有罪吗？”

这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意思是：你们这些人必须赶快抉择，不能模棱两可。你们怕奕，难道就不怕皇帝吗？众臣知事关重大，不可拖延，但又不敢贸然议罪，于是表示：“此事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详察以闻，并请大学士倭仁共同查办。”慈禧见状也不好强逼众臣当场定议，于是就同意了他们的意见，让他们退下。各位大臣已经汗流浃背。

大学士倭仁、周祖培、朱凤标、吴廷栋等哪敢迟疑，三月初六日（4月1日），于内阁召蔡寿祺对质。得出的结论是：蔡寿祺参劾的多是捕风捉影的事。尽管蔡寿祺参劾多为冒揣，慈禧却抓住此折不放。她当机立断，亲自动笔写了一道上谕，这一次她接受热河时的教训，不交由奕控制的军机处，而是直接交内阁明发。谕旨是这么写的：

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谨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妄陈。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保全之至意。至军机处政务殷烦，著责成该大臣等共矢公忠，尽力筹办。其总理通商事务衙门各事，宜责令文祥等和衷共济，妥协办理。以后召见引见等项，著派惇亲王、醇郡王、钟郡王、孚郡王四人轮流带领，特谕。

诏书一发，朝野骇愕，内外哗然。外国使臣也频频询问军机诸臣事所来由。这说明洋人对罢免奕之事也十分关注，甚至想出面干涉。不论宗室亲贵，还是部院大臣、外省督抚，特别是奕的心腹们更是为其鸣不平，纷纷上书抗争。

首先，是惇亲王奕出面为奕申辩说：今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唯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臣愚昧之见请皇太后、皇上恩施格外，饬下王公大臣集议请旨施行”。在惇亲王之后又有醇亲王奕也为奕请命：“被参各款查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此后，又有许多大臣为奕请命，这充分显示了奕在朝野上下的影响力。

慈禧与奕在事发之后，各有顾虑。

慈禧见到许多大臣为奕请命，且洋人也露干涉之意，知道这样下去，于己不利。慈禧屡次三番地召见大臣，说明她很想得到大臣们的支持，然而，满朝文武，上自亲王，下至御史台谏却众口一词，要求奕复职，完全出乎慈禧意料之外。这使慈禧感到罢黜奕的时机尚不成熟，有些骑虎难下。

恭亲王奕起初以为慈禧不能把他怎么样，待见上谕明发天下，他这才真正认识了这位太后的铁腕，况且，皇帝在她手里，万一事情闹大说不定更糟，于是他决定对慈禧让步。他通过其他大臣转达了屈服的意思后，给了慈禧一个暂时缓和矛盾的台阶。

于是，四月十四日（5月8日），慈禧传旨召见奕，面加训诫。这一次奕悉弃傲气，进门之后，双膝跪地，痛哭谢罪。慈禧也许动了恻隐之心，也许打击奕的目的已经达到，也许军机处确实还需要奕这样的人物，于是，慈禧又对奕作重新处理：

今恭亲王既能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朝廷于内外臣工用舍进退，本皆廓然大公，毫无成见，况恭亲王为亲信重臣，才堪佐理朝廷，相待岂肯初终易辙，转令其耽安逸耶！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

在这场高层权力争斗中，投机分子蔡寿祺不仅未捞到什么油水，反而受到处罚，先令其降二级调用，然后又革职勒令回籍，此即俗语之所谓“偷鸡不成反蚀米”、“赔了夫人又折兵”。

在这场斗争中，慈禧借蔡寿祺的奏疏，轻而易举地罢免了奕的议政王的头衔，使其名位和权力较前都大为削弱，从此，奕不能同慈禧再处于“准平等”的地位，亲王辅政与太后听政的制约机制从此告一段落。

经过这场斗争，慈禧也让奕明白，生杀予夺之权，均操纵在她慈禧太后的手中。搞得好，可以合作，搞不好，肃顺等八大臣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这是对奕的一次政治试探和政治较量。试探的结果，全部剥夺奕权力显然时机不够成熟；较量的结果，说明慈禧确实握有无上的绝对权力。奕也再不敢小觑慈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经过这场打击以后，奕认识到自己不是慈禧的对手，从此变得小心谨慎起来；而慈禧在这场风波中却极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能事，玩恭亲王奕于股掌之上，使王公大臣以下对其敬畏有加。在这场较量中，慈禧太后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政治权威。

光绪十年（1884年），清廷又发生了大的朝局之变，这一变动与中法战争关系密切。

中法战争是由于光绪九年（1883年）法国推行殖民扩张政策，侵略越南，并以越南为基地进而侵略中国引起的。

当时，清朝与越南之间保持着一种封建的宗主和藩属关系。清朝皇帝对越南国王实行“册封”，而越南国王定期派人到北京“朝贡”，这种关系属于东方封贡体系，与西方殖民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清朝和越南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光绪九年（1883年）12月，法国进攻越南山西的清军，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对法是战是和，慈禧态度游移，迁延不决。恭亲王奕在中央，李鸿章在地方，对法国和战举棋不定。此时进入越南的清军分为两支，一支是广西布政使徐延旭统领的粤西防军约6000人；另一支是云南布政使唐炯统领的滇省防军约8000人。山西一战，清军失败。接着，清军又相继失去北宁、太原、兴化。慈禧震怒，将广西巡抚徐延旭革职，云南巡抚唐炯革职拿问。在边境连连告警之际，军机处拿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应敌办法，而奕不在抵抗法军进犯与办理对外交涉上努力，却在为半年后慈禧寿典一事煞费苦心，意图以此讨好慈禧。但奕此举丝毫没有博得慈禧的好感。慈禧对前方军事失利非常不满，她于是又借此事大做文章，寻找罢免奕的理由。

恰在此时，光绪十年三月初八日（1884年4月3日），日讲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上了一封奏，严厉弹劾张佩纶、李鸿藻，同时敦促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宝鋆等，不要蒙蔽视听，诿卸责任，而要戴罪图功。慈禧接到奏折后立即召见盛昱，说：“枢臣如此，教我们如何是好？”并流着泪说：“然非更动不可。”

三月十三日（4月8日），慈禧没有像往常一样召见军机大臣，而只单独召见领班军机章京，按她的意思，御前拟旨，下发全国。

谕旨将奕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着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均获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龢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一道懿旨，将军机处全班人马全部罢斥。罪名是“委蛇保荣”“因循日甚”“谬执成见”“昧于知人”等等。

同一天，慈禧又颁发上谕。令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组成了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新的军机处。

三月十四日（4月9日），慈禧又发一道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这就是说，醇亲王奕成了幕后首席军机大臣。

军机处的改组完成后，慈禧又对部院大臣、总理衙门、八旗都统做了重大的变更与调整。礼部尚书徐桐接任李鸿藻的吏部尚书一职，左都御史毕道远接任礼部尚书。理藩院尚书乌拉喜崇阿接任景廉的兵部尚书一职，左都御史延煦接任理藩院尚书，吏部左侍郎昆冈、祁世长接任左都御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奕劻管理，内阁学士周德润，军机大臣阎敬铭、许庚身后也在总理衙门行走。慈禧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大规模改组政府，完成了大清国最高领导层的重大人事变动。因为这次变动发生在甲申年，史称“甲申易枢”，或“甲申朝局之变”。

甲申朝局之变是辛酉政变之后慈禧同奕之间20多年明争暗斗的一次决战，结果是奕被彻底击败，强迫“家居养疾”，从此整整赋闲十年。慈禧在同治四年欲罢斥奕而未能实现的宿愿，这次终于如愿以偿了。

但是，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并没有因为奕的去职而告一段落。十余年后，随着光绪皇帝的亲政，统治集团内部又逐渐形成了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为核心的两股对立的政治力量。

三、帝后党争

1875年，同治皇帝病死，慈禧太后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继续执掌皇权，力排众议，在中南海西暖阁御前会议上，一语定乾坤：

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指慈禧与慈安）同一心，汝等敬听，醇亲王奕之子着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这个醇亲王之子，就是后来急欲有所作为而与慈禧太后发生冲突的光绪皇帝。

据《光绪朝东华录》记载：

皇帝（同治帝载淳）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咸丰帝奕）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

然而，慈禧太后清楚，醇亲王奕夫妇，才是光绪皇帝的亲生父母。现实生活中，后母情结是人们心中难以割去的一块阴影。光绪皇帝虽然被自己强占为己有，但长大后是否孝顺与听命，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的未知数。这种猜忌与不放心，像一块沉重的石头，时时压在慈禧太后的心头，成为她挥之不去的一块很大的心病。这说明，母子二人的关系一开始就建立在利害基础上，缺乏通常人家应有的亲情。

在慈禧太后看来，要想让光绪皇帝心悦诚服地认自己为母亲，就必须强化她绝对权威的形象。为此，她确实也做了不少的努力。

首先，断亲情。

光绪皇帝被抱进宫以后，慈禧太后立刻中断了他与原来在醇王府那些照顾他的保姆、丫鬟之间的联系，甚至强行切断他与亲生父母之间的联系。

据《德宗实录》记载：载湉入宫18天，慈禧太后便以两宫皇太后的名义颁布懿旨，规定今后光绪皇帝“所有左右近侍，止宜老成质朴数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

德龄在《瀛台泣血记》中说：“当光绪皇帝初进宫的时候，太后就嘱咐那一班服侍他的人，像灌输什么军事知识一样的天天跟他说，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经不是醇亲王福晋的儿子了，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了这个母亲以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

德龄还提到，慈禧太后为了让光绪皇帝长大成人后仍然能够顺从她：“特地再三教人去传翁同龢，要他格外侧重孝的教育。除把启蒙时所读的《二十四孝》不断地继续讲解之外，《孝经》那部书，也是最注意的。”

其次，立威严。

据《戊戌变法资料》记载：

西太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断，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太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皇上每日至西后前跪而请安，惟西后与皇上接洽甚少，不命之起，则不敢起。

为了贯彻严格的教育方式，让光绪皇帝养成事事顺从的性格，慈禧太后甚至命令光绪皇帝对她称“亲爸爸”，而对慈安太后则称“皇额娘”。在她看来，载湉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她这个老佛爷格外施恩的结果，她要让光绪皇帝永远记住这一点，并且必须永远对她感恩戴德。

可是，慈禧太后却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最需要的是母爱。只有在正常无私的母爱滋润下，才能使孩子感受到来自母亲的伟大与温暖，从而萌发他们的感恩心理，增强他们的感恩意识。

可是，光绪皇帝自进宫之日起，面对的就是慈禧太后冷若冰霜的面孔、咄咄逼人的目光、无尽的呵斥、严厉的管束。在这种状态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光绪皇帝，其对慈禧太后的感情厚薄是可想而知的，留下的，恐怕就是双方之间的利害关系了。

慈禧太后一反对亲生儿子同治帝的放纵教育，但对光绪皇帝实施严厉教育的结果，不仅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反，母子二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更加疏远。

很可能，当年幼的光绪皇帝在因为吃不饱而到太监房偷东西吃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稚嫩的心灵上布下了憎恨慈禧太后的种子。只不过，这粒“逆种”，在慈禧太后制造的严格寒冷的气候下没有爆发出土的机会罢了。

再次，干涉婚姻。

1888年，光绪皇帝18岁，大婚已不能再行拖延。给光绪皇帝择偶成亲，对于慈禧太后来说，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皇帝的后、妃，尤其是皇后，与皇帝的关系最为密切，对皇帝的思想及其政务活动都有着特殊的影响力。以前在为同治帝选后问题上的失败对慈禧的教训很大。慈禧太后与同治帝皇后阿鲁特氏的矛盾，甚至导致了母子的不和。

据《慈禧太后外纪》一书记载：

太后以己之侄女，选为皇后，亦具有深意。前此为同治帝选择有勇有德之阿鲁特皇后，其后常与太后反对，至其死而后已。太后惩于前事，故此次为光绪皇帝选后，其意重在为己之心腹，以监察皇帝之行为，而报告之。

由此看来，慈禧太后为光绪皇帝选后、妃的前提，并不是考虑光绪皇帝自己的感情好恶，而是从她巩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的角度来入手进行的，这是导致母子关系不和的一个深层次根源。慈禧太后明知光绪皇帝本人不愿意，还是硬把自己亲弟弟桂祥的21岁的女儿指配给光绪皇帝为皇后，硬把光绪皇帝中意的德馨的两个女儿撵走。也许在慈禧太后看来，强行将侄女指派给光绪皇帝做皇后是为了在皇族中加强叶赫那拉氏的血缘。光绪皇帝虽然不是自己的亲儿子，却是自己亲妹妹之子；新选的皇后又是慈禧太后弟弟的女儿，可以说都与慈禧太后母家叶赫那拉氏关系密切。而按皇帝统序的安排，光绪皇帝是作为继承咸丰皇帝兼祧同治皇帝继承皇位的，将来光绪皇帝生有皇子，不仅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叶赫那拉氏家族的血缘，而且还是当然的皇帝继承人，这样，可以弥补同治皇帝没有后代的遗憾。也许在慈禧太后看来，归政光绪皇帝是迟早的事情，为了能在归政以后的日子里继续操纵皇权，她只有选择自己的侄女去影响光绪皇帝。

然而，慈禧太后没有料到的是，隆裕皇后因其相貌平平或者其他缘故，光绪皇帝颇不属意于她，只是因为惧怕慈禧太后的缘故，才“勉奉之”。婚后，这个可怜的皇后，从“未受光绪皇帝的恩宠”。不仅如此，其后“帝与后常不睦，此为著名之事，凡有争执，后每得胜，故皇帝宠爱珍妃、瑾妃”。

据史料记载，光绪皇帝不满的情绪，在他的大婚期间就已经不可抑制地爆发了出来。按照清代帝王大婚的礼制规定，大婚后的三四天内，还有一系列拜祭和“朝见礼”“庆贺礼”“筵宴礼”等。然而，这一切对于光绪皇帝来说，已经变成了他不堪应付的沉重负担。本来，他并不想娶桂祥之女为皇后，对这场出于慈禧太后需要而一手包办的婚事，光绪皇帝不仅未领略到心中喜悦与欢愉之情，反而觉得自己仍是慈禧太后手中的一尊木偶，被人挥来拖去，心中怅然、失落、忧愤、痛苦五味杂陈。坚持到婚后第四日，他这种不佳的心情终于像火山一样无可控制地爆发了。他借口有病，竟把原定在太和殿宴请“国丈”及整个皇后家族、在京满汉大员的筵宴礼撤销了。当光绪皇帝命人把宴桌分送给在京的王公大臣时，竟然未提隆裕皇后的父亲及其族人。这在京师的街头巷尾，一时成为人们议论纷纷的话题。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想用这种方式发泄胸中的愤懑，可见他当时糟糕透顶的不良心情。

最后，控制政权。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光绪皇帝年满16岁，已届亲政年龄。按照清国祖制及臣民的心态，慈禧太后不得不考虑归政的问题。

慈禧太后视权势为生命，虽然因为祖制与舆论的原因，不得不让光绪皇帝亲政，但她内心的深处确实有一种权力失落感，这是由于从皇宫的听政权力下滑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的无奈和冷清而产生的一种失落感。光绪皇帝毕竟不是她的亲生孩子，这就使她对光绪皇帝多了一层猜忌和多疑的心理。

虽然企图继续控制政权，但在表面上又不能不故作姿态，装出愿意归政的样子，这是慈禧太后深思熟虑后采取的策略。

经过缜密考虑，慈禧太后于六月初十日（7月11日）召集醇亲王奕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人，表示明年归政，并煞有介事地发下懿旨：著钦天监于明年正月选择吉期，举行亲政典礼，所有应行事宜及应复旧制之处，著各该衙门敬谨查照成案，奏明办理，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上谕措辞诚恳，态度明朗，但这不是慈禧太后的真正想法，其目的是对奕及世铎等人真实心理的一个政治性试探。在近30年臣事慈禧太后的政治生涯中，奕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人早已深谙慈禧太后的不测权术。如果慈禧太后诚心归政，光绪皇帝亲政，作为皇帝亲生父亲的奕当然求之不得。但他深知这只是梦想，而且这一梦想稍露端倪，他就得身败家亡。这是一次不动声色、不着痕迹的心理试探与较量。经过千愁百思，奕终于想出来一个用“训政”方案来代替“垂帘听政”的两全其美的办法。

六月十五日（7月16日），奕上奏：王大臣等审时度势，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敬祈体念时艰，俯允所请。俾皇帝有所秉承，日就月将，见闻密迩，候及二旬，再议亲理庶务。同时为了示之以诚，又建议归政后，“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就是说，即使归政了，目前的政治格局也要永远保存下去。世铎则奏：皇太后训政数年，于明年皇上亲政后，仍每日召见臣工，披览章奏。众大臣紧跟奕、世铎之后，几乎异口同声地请求太后训政。经过一番半推半就的表演，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片恳请太后训政的呼声中，慈禧太后见时机已经成熟，便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

为使训政制度化，慈禧太后面谕世铎等人：将应行酌复旧制或变通办理及暂缓举行各事宜，公同酌议。世铎心领神会，同奕商定数款，史称《训政细则》。根据这个细则，一切权力仍归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不过是一个十足的傀儡而已，与过去的皇太后垂帘听政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1889年3月4日），光绪皇帝在举行婚礼的同时举行亲政大典。慈禧太后在慈宁宫接受光绪皇帝率群臣三跪九叩大礼。然后，光绪皇帝还宫，旋又出御中和殿，接受执事官行礼；接着，光绪皇帝再御太和殿，王公百官行礼，并宣表、颁诏。自此，光绪皇帝开始正式“亲政”了。

从垂帘听政到训政，到归政，从表面上看，慈禧太后将最高的皇权逐步地移交给了光绪皇帝，实际上她仍然在幕后操纵着大清国的政局，全部的政权仍然牢牢地握在太后自己的手掌里，等于她不曾退休一样。

光绪皇帝在名义上是亲政了，但事事仍必须请命于慈禧太后，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仍然必须听命于慈禧太后。

据翁同龢记载：“现在办事一切照旧。大约寻常事上决之，稍难事枢臣参酌之，疑难者请懿旨。”

“疑难者”，即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等军国大政方面的重大问题仍然要由慈禧太后同意才能做出决定。可见，大清国的实际权力依然牢牢地握在慈禧太后的手中。

光绪皇帝亲政初期，母子双方还算和睦。但是，这个“和睦”是以光绪皇帝拱手让出权力为代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光绪皇帝的长成，他不再是个毫无主见之辈，不再甘心于他的傀儡地位。他的近臣也认为慈禧太后的干政是不正常的。于是，以光绪皇帝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股新政治势力，这便是后人所称的帝党。

帝党的最主要成员有五六个人，他们是文廷式、志锐、汪鸣銮、长麟、张謇等，其核心人物为翁同龢。翁同龢为大学士翁心存之子，咸丰时一甲第一名进士。先任同治帝师博，在弘德殿行走。后任光绪皇帝师傅，在毓庆宫行走。曾任军机大臣，后被罢职。以后再授军机大臣，并为总署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翁同龢原来深得慈禧太后信任，“恩眷甚笃”，在被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召见时，曾对光绪皇帝说：“亲政后第一不可改章程。”光绪皇帝回答：“断不改。”慈禧太后对他们师徒的一问一答非常满意，因为这是政治上的表态，说明他们对慈禧太后所实行的权力格局是完全赞同的。

然而，光绪皇帝亲政后，翁同龢却渐渐倾向于光绪皇帝。翁同龢非常忠于光绪皇帝，光绪皇帝也很重用和信任他。这样，在光绪皇帝周围，就逐渐聚集起了一个以翁同龢为首的帝党派系。他们支持光绪皇帝，希望慈禧太后彻底归政。然而，帝党成员骨干多为词馆清显、台谏要角，他们虽然自视甚高，却无权无势，这哪里是后党的对手？

以慈禧太后为核心，原本就有一股政治势力。这股政治势力是在慈禧太后与奕集团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慈禧太后给奕的最后一击是甲申易枢，通过人事上的任免，慈禧太后逐步排除了政敌，建立了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政府班底。这个政府无疑标志着后党已经形成，只是没有冠以“后党”这个名词而已。与帝党相比，这股势力人数众多，把持着朝中的实际权力。这是一个支持慈禧太后并为慈禧太后所重用的官僚集团。慈禧太后希望得到这些官僚们的支持，而这些官僚们也希望慈禧太后继续执政，他们可以继续得到重用，所以，在慈禧太后“归政”这个问题上，他们造成了一个满朝文武官员一致呼吁慈禧太后训政的态势，帮助慈禧太后达到了继续控制政权的目的。

后党的核心人物主要有荣禄、奕劻、刚毅、世铎、李鸿章等人，其成员则为京内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和京外的督抚藩臬，实权在握，阵营整齐，势力强大。

第一次较量。

这两股政治力量矛盾与斗争的表面化开始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光绪皇帝亲政的第五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围绕这场战争，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后党和以光绪皇帝为核心的帝党之间发生了第一次激烈的冲突。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爆发大规模的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政府出兵相助。清政府派提督叶志超、总兵聂士成率兵进驻牙山。日本为了侵略朝鲜，以保护在朝日民为辞，也派重兵前往朝鲜，直达平壤，与清兵对峙。中日战争一触即发。

在战和问题上，慈禧太后主和，光绪皇帝主战，争论和冲突由此而起。

慈禧太后主和，根据是李鸿章对中日双方实力的估计，目的是担心战败，受辱、丧师、割地、赔款。

光绪皇帝主战，根据是一帮士大夫的正气感。目的是要博取舆论的支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借此达到自己亲政的目的。

在对日战和问题上，光绪皇帝一反过去对慈禧太后的言听计从，在帝党的支持下简直像换了一个人，其敢作敢为，前所未有。

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首先偷袭清军的运兵舰，中日战争在朝鲜领土上爆发。战争爆发后，光绪皇帝每日召见朝臣，大谈抗战，且屡次谕令淮军统帅李鸿章派兵增援朝鲜。帝党推波助澜，纷纷上书言战，造成了一个主战的强大舆论氛围。最终，注重名声的慈禧太后因为害怕言官说她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书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而做出妥协，同意光绪皇帝宣战。七月初一（8月1日）光绪皇帝正式发布了对日宣战上谕。

帝党虽然发布了宣战上谕，但帝党对日作战却要依靠主和的李鸿章。李鸿章是淮军统帅，而淮军又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李鸿章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赞成慈禧太后的主张，主张对日妥协。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淮军在战场上一败再败。对此，朝野上下都对李鸿章十分不满。帝党官僚纷纷上书弹劾李鸿章。七月二十三日（8月23日），志锐首先出马，奏参李鸿章衰病昏庸，请求另行“简派重臣至津誓师”。两天以后，长麟等又上奏要求撤换淮系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9月，朝鲜首都平壤陷落，战火很快烧过鸭绿江，中日展开了辽东半岛之战，继而日军又向威海卫发动了进攻，李鸿章一时成为全国各阶层人士所痛恨的卖国贼。帝党对李鸿章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责难。在“群议沸腾”下，光绪皇帝发布上谕，给李鸿章以“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惩罚。

翁同龢认为，“将不易，帅不易，何论其他？”于是，与文廷式、张謇、丁立钧等商议，酝酿联名奏请起用熟悉洋务的恭亲王奕。

八月二十八日（9月27日），张謇与盛昱等再次在山西会馆商议此事。次日，翰林院又集议于全浙会馆，起草了请求重新起用奕的奏折，列名者多达57人。

九月一日（9月29日），光绪皇帝任命已下台闲度十年的奕“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事务”。

光绪皇帝之所以要起用奕，主要因为奕是被慈禧太后赶下台的，容易与帝党团结一心。同时，帝党希望通过起用奕，借以剥夺后党奕劻和后党支持者李鸿章所把持的军事、外交大权，具有向后党夺权的性质。

很快，光绪皇帝在人事上又做了一些安排。11月，他任命翁同龢及接近帝党的官僚李鸿藻两人为军机大臣，同时还任命翁同龢主持同文馆，以求打破后党官僚独霸军机处的局面，以便分享一部分权力。

对于光绪皇帝和帝党的咄咄攻势，慈禧太后和后党当然极为不满，于是，慈禧太后开始发动反击。

由于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的对日妥协越来越严重，光绪皇帝亲信大臣，瑾妃、珍妃之兄，吏部侍郎志锐具折参劾慈禧太后的亲信孙毓汶、徐用仪及北洋大臣李鸿章，这大大触怒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降旨，将瑾妃和珍妃革去封号，降为贵人，并处褫衣廷杖的苦刑；同时，将志锐贬到乌里雅苏台。帝党御史安维峻也上了一个奏章，揭露李鸿章卖国的同时，还说什么和议出自皇太后，明显有攻击慈禧太后之意。慈禧太后读了这个措辞激烈的奏章以后，大为震怒，说他“妄造谣言”，迫使光绪皇帝下令革除他的职务，并把他发往张家口充军。帝党重要成员，瑾、珍二妃的师博文廷式“托病出京”，回了老家，才幸免于难。慈禧太后的这些举动，除了打击光绪皇帝和帝党的气焰，还有剪除光绪皇帝羽翼的目的。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一月，不甘服输的光绪皇帝任命湘军统帅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刘坤一率湘军80余营，进驻山海关一带。

这是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出兵，也是主战派的最后一试。但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太弱，在进攻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地时，湘军一触即败，溃不成军。而奕被起用后，由于年老暮气又离职长达十年之久，加之他对慈禧太后发自内心的恐惧等原因，并未能发挥帝党预期的牵制后党的重大作用。

此后，在清朝中央内部，主战派渐趋沉默，主和的声音一时间甚嚣尘上。光绪皇帝痛恨、悲哀、坐卧不宁，在内外的双重压力下，不得已决定对日妥协。最初，光绪皇帝派张荫桓、邵友濂前往广岛会谈，遭到日方拒绝，理由是他们非全权大臣。光绪皇帝只好按照日本政府的要求，派出全权大臣李鸿章前往日本，进行停战议和。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规定赔款白银二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中日甲午战争宣告结束，帝后两党关于和战的争论也偃旗息鼓。

综观帝后两党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可以看出：在这次战争中，后党主和，帝党主战，最后战争以“和”结束，说明后党是这场争论的胜利者。同时，后党将帝党之安维峻革职、充军，将光绪皇帝的两个宠妃降封，将光绪皇帝的亲信大臣志锐贬往远方，逼文廷式“托病归里”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光绪皇帝的威信，剪除了光绪皇帝的羽翼。但是，在战争的进行过程中，光绪皇帝第一次大胆地行使了皇帝的权力，处分了慈禧太后的信臣李鸿章，起用了被慈禧太后赶下台的奕，任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任命翁同龢、李鸿藻为军机大臣，既打击了后党，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帝党的实力。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较量，光绪皇帝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增强了与后党斗争的信心，特别是在臣僚面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傀儡无能的形象，这对于吸引更多的官员站在帝党的一边是有着重大作用的。所以说，这场较量双方并未分出胜负。

第二次较量。

甲午战争结束后，帝、后两党的矛盾不但未能缓解，相反，在权力的争夺上两派之间的争斗更加激烈起来。

甲午战后，一些帝党官僚已经开始明确劝说光绪皇帝从慈禧太后那里收回权力，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事。

吏部侍郎汪鸣銮、户部侍郎长麟都曾经劝说光绪皇帝：“太后虽然是穆宗（同治帝）的生母，但实际只不过文宗（咸丰帝）皇帝的一个妃子。皇上是承嗣文宗皇帝的，没有以文宗的妃子为母亲的道理。所以，慈安皇太后才是皇上的嫡母。至于慈禧皇太后，在穆宗朝可以称太后，在本朝只不过是先皇帝的遗妃，与陛下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母子的名分，请陛下不要事事让什么‘母子名分’来捆住自己的手脚。”光绪皇帝听后默默无语，但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另外，文廷式也曾明确地劝光绪皇帝从慈禧太后那里收回大权。

从光绪皇帝来说，他对慈禧太后的不满也开始在言行上有所表露。一些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经常依仗主子的权势作威作福。对此，光绪皇帝曾多次提出警告，但收效甚微。一次太监李英材、张受山在京城寻事，并打死了拘捕他们的士兵。刑部尚书薛允升根据法律，对两个太监判了死刑，并上书光绪皇帝，指出：皇上可以网开一面，不妨给他们减罪，但我们大臣是执法的人，不敢稍有宽容。光绪皇帝立即指示：同意刑部意见，对两个为非作歹的太监处以死刑。行刑之日，民间称快。此后，太后身边的太监们的言行有所收敛。

从慈禧太后来说，她是绝不肯放弃清朝政府的实权的，绝不肯彻底归政于光绪皇帝的。面对光绪皇帝的越轨行为，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回击。

第一，加强了对光绪皇帝与帝党重要成员的监视。为了掌握光绪皇帝的动向，慈禧太后派太监充当耳目，密切监视光绪皇帝的一举一动。有时候光绪皇帝赏给王公大臣点心，慈禧太后也要让人剖开看看，检查是否藏有什么密诏。光绪皇帝召见大臣，她也派太监躲在旁边偷听。汪鸣銮、长麟曾劝光绪皇帝收回大权的那次谈话就被躲在屏风后的太监听到了，并马上报告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得报后，其愤怒程度可想而知。很快，她就逼光绪皇帝传旨罢斥长麟、汪鸣銮。诏书说：汪、长在召见时，多次挑拨离间两宫之间的关系。著立即革职，永不叙用。

第二，撤销上书房，将翁同龢赶出毓庆宫，阻止翁同龢同光绪皇帝的亲密接触，阻止翁给光绪皇帝出谋划策。对于此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这样记载：“翁时在军机，仍兼毓庆宫行走。毓庆宫者，皇上读书之地也。上召见军机时，翁与军机诸臣同见。皇上幸毓庆宫时，则翁同龢一人独见。乙未（1895年）六月间，皇上用翁之言，将孙毓汶、徐用仪等罢斥。西太后怒，仍将翁同龢革去毓庆宫差事，令其不得与皇上密谈。”这个事件对帝党打击很大。

第三，罢免帝党重要官僚。如前所述，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逼光绪皇帝罢免了汪鸣銮、长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又罢免了文廷式。帝党的核心人物原本只有翁同龢、志锐、文廷式、汪鸣銮、长麟、安维峻、张謇等数人，在甲午战争期间，安维峻被罢官充军张家口，瑾、珍二妃被降封和廷杖，志锐被贬往乌里雅苏台，文廷式被迫托病回家。战后，翁同龢被赶出毓庆宫，汪鸣銮、长麟被同时罢官，文廷式重新启用不久再被革职。至此，所谓的帝党已非常虚弱了。经过甲午战后的两年较量，光绪皇帝本人在慈禧太后的打击下，彻底尝到了这位太后的铁腕。以后谁再在他面前谈收回权力的话，他都马上制止，担心给别人与自己引来麻烦。对待慈禧太后也更加谨慎，生怕一不小心触犯了她。

但是，历史表明，虽然在第二回合的较量中帝党失败了，但帝后两党的权力之争并未从此结束，帝党还未完全瓦解，矛盾和斗争还在继续。

一项史料表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慈禧太后伐光绪生父奕墓上的树木事件，已经成为二人争斗公开化的标志。

据王照在《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一文中记载：

甲午前，隆裕因珍、瑾二妃之宠，遂不尽礼于景皇（光绪皇帝）。故朝永寿宫时，帝后辄望影互避，以太后袒隆裕故也。及黜二妃后，景皇失爱于太后，更甚于前。内务府大臣有英年者，兼步军总兵，素讲堪舆，尝为太后择定普陀峪万年吉地，急谋升官，乘间献媚于太后，曰：醇贤王园寝有古白果树一株，高十余丈，荫数亩，形如翠盖，罩墓上，按地理非帝陵不能当。况白果白字，加于王字之上，明是皇字，于大家不利。应请旨速伐此树。太后曰：我即此命尔等伐之，不必告他。他即上（光绪皇帝）也。内务府诸臣虽领懿旨，未敢轻动，同往奏闻于上。上不允，并严敕，曰：尔等谁敢伐此树者，请先砍我头。诸臣又求太后，太后坚执愈烈。相持月余。一日上退朝，闻内侍言，太后于黎明带内务府人往贤王园寝矣。上亟命驾出城，奔至红山口，于舆内嚎啕大哭。因往时到此即遥见亭亭如盖之白果树，今已无之也。连哭二十里，至园。太后已去。树身倒卧，数百人方斫其根。周环十余丈挖成大池，以千余袋石灰沃水灌其根，虑其复生芽孽也。诸臣奏云：太后亲执斧先斫三下，始命诸人伐之，故不敢违也。上无语，步行绕墓三匝，顿足拭泪而归。伐树诸人，皆先期雇订山下村人，且运送石灰千包以及伐树应用之支架杉杆等物，皆非先日筹备不能集事。宫府内外伙通一气，使上不得预闻。此光绪二十二年事也。

白果树，即银杏树。醇亲王墓上的这棵银杏树，盖千年之物，高十余丈，七人合抱不交。想当年，光绪帝为了寻找这棵树不知花了多少心血。移栽在醇亲王墓上的这棵千年之树，仅仅因为它的主人是光绪帝的父亲，就被砍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慈禧太后此时已经产生了欲废除光绪皇帝而找人代替之的念头。二人过去表面上还算是融融谐谐的母子关系，从此不复存在。

第三次较量。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的鼓动和支持下，大刀阔斧，连续采取了多项激烈的措施。

第一步，七月十四日（8月30日），光绪皇帝发下一道重要谕旨，裁撤詹事府等六衙门及三省巡抚。主要内容：一是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等六个闲散衙门，分别归并内阁及礼部、刑部办理。二是裁撤督抚同城之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及东河总督。三是裁撤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及向无盐场之盐道等。此谕旨显示了光绪皇帝针对清王朝官制存在的问题所进行的改革，触动了朝廷上下的利益集团，仅京师之地，官吏失业者就达万人之多。激烈的举动，造成了极大的社会震动与朝局的严重动荡不安。

第二步，七月十九日（9月4日），光绪皇帝下诏罢免礼部堂官。礼部堂官属于二品大员，而变法伊始慈禧太后已将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收归己有。光绪皇帝此举分明是向慈禧太后挑战，慈禧太后岂能袖手旁观。

第三步，七月二十日（9月5日），光绪皇帝又下谕旨，任命维新党人物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军机章京有“小军机”之称，地位十分重要。光绪皇帝此举在阴夺清廷中枢大权，撇开军机大臣，将中央行政大权操于己手。

第四步，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光绪皇帝下谕罢免慈禧太后的宠臣李鸿章、敬信二人的总理衙门大臣职务，再一次触犯慈禧太后设置的禁区。

第五步，9月上旬，变法正进入最紧要关头，光绪皇帝又决定开设议院，但为康有为谏阻。于是光绪皇帝又决定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并决定延聘外国人以及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作政治顾问，指导变法事宜。懋勤殿位于清皇宫内的乾清宫西，它原来是供清朝历代皇帝燕居念典的一处宫殿，但到同治后便被废弃。自从开设制度局、开议院等维新举措遭破产以来，经过康有为等维新士人一段时间的筹议与酝酿，又经谭嗣同、林旭极力推动，光绪皇帝到此时决意开懋勤殿。按照光绪皇帝的设想，他通过设懋勤殿顾问官的方式把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中的中坚力量组织在一起，成立一个最高级别的筹划、指导维新变法的核心，这将是一个新的权力中心。这次开懋勤殿可以说是光绪皇帝绕过了清廷当前所有的行政机构与程序，与自己亲近的康党人士单独议定的，从筹划到最后决定，根本没有通过原来的王公大臣，而且顾问官中也鲜有王公大臣在内。开懋勤殿的决定一旦实施，必定将极大地加强光绪皇帝手中的权力，并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大清王朝的施政体制，因为它已成为一新的权力中心，可以说是光绪皇帝另立的一个“政府”。

第六步，根据康有为的建议，召见握有新建陆军兵权的袁世凯进京，封官许愿，冀以臂助。

面对光绪皇帝及康有为的步步行动，慈禧太后不动声色地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应对措施：

首先，将翁同龢革职。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师傅，是光绪皇帝的主心骨、最信任的大臣、最得力的谋士，是帝党与维新派联系的桥梁，是帝党中最重要的人物。正因为翁同龢是这样重要的人物，所以，在戊戌变法开始后第四天，慈禧太后就强迫光绪皇帝罢免了翁同龢并把他赶回原籍，不准在京逗留。翁的被革职，是对光绪皇帝的一个巨大的打击。从此，他的依靠力量只有一批年轻的毫无根基与治国从政经验的维新党人了。

其次，任命后党的重要人物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驻扎在直隶境内的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这样，后党就把首都北京所在的直隶省的军权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手中。随后，慈禧太后又任命刑部尚书崇礼署步军统领，任命怀塔布管理圆明园附近之八旗、包衣、三旗及乌炮营事务，又任命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此外，还更换了一批八旗都统。这样，后党就空前地加强了京畿地区的军事控制。

第三，戊戌变法开始后，慈禧太后下令，以后凡任命二品以上的大臣必须得到皇太后的认可，新任官员必须亲自到皇太后面前谢恩。这样，慈禧太后就把督抚、将军、提督、总兵、尚书、侍郎这些高级官员的任命大权重新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

第四，策划了废除光绪皇帝的具体方案，即“请”光绪皇帝到荣禄的大本营天津阅兵，然后武力强迫光绪皇帝让位，另立新君。

面对后党咄咄逼人的这一险恶的形势，帝党一筹莫展。最初想了一些办法，但觉得都不可行，后来，康有为建议争取袁世凯以发动兵谏。袁世凯掌握着新建陆军，而且，袁世凯曾参加强学会，很得康有为信任。绝望中的光绪皇帝也认为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试试了。于是新党便派人去做袁的工作。袁世凯反复权衡利弊，最终站在了后党的一边。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由颐和园杀回紫禁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抓捕维新党人，宣布废止戊戌变法的基本内容。

按原计划，慈禧太后还要废掉光绪皇帝，但因外国公使与地方督抚的干涉，慈禧太后才没有那么做。但是，经过1898年的双方较量，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往日的母子情分已经荡然无存，光绪皇帝此后的地位一落千丈，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度过了悲惨的最后十年。帝党成员从光绪皇帝以下囚的囚、逃的逃、杀的杀，帝党至此彻底瓦解，慈禧太后牢牢地抓住国家的最高权力直到去世。

四、从丙午恶斗到丁未政潮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四日，上谕决定编纂官制，袁世凯、徐世昌等人被列为编制大臣，庆亲王奕劻是“总司核定”的三人之一。

庆亲王奕劻身为王室宗亲，又位在朝臣之首，掌核定之权自然名正言顺。值得注意的是，编制大臣中只有袁世凯一人为地方督抚，而同是封疆大吏的张之洞、端方、岑春煊等却只能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从中不难看出袁氏在慈禧眼中的特殊地位。

陶湘（袁的政敌盛宣怀的得力亲信）在《齐东野语》中谈到袁世凯入京背景时说：

本初（袁世凯）素来手段尚专制，午公（端方）性实守旧，泽（载泽）在青年，李（李盛铎，是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眷甚微，戴（戴鸿慈，是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尚（尚其亨，是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固无论也。中央各领袖者毫无成见，成北（徐世昌）善事周旋，善化（瞿鸿）乃见机之流，定兴（王文韶）安于聋聩，荣（荣庆）、铁（铁良）守旧，而铁则铮铮。所以上下均以立宪持议者，实为上年炸弹所逼，况目今排满之横议频兴，始说立宪以息浮议。……当端、泽等将回之际，众心共有一更变之举动，深勒脑筋，报纸持议尤甚。近年来，内廷阅报，意亦游移。后来端等先后回华，莫不以变法敷陈，持论痛切，两宫动容。向来疑难之事多取决于本初，荣、铁先期发电，请本初平议。讵意本初尚新更甚，两宫更无主意。

本初指袁世凯，荣指荣庆，铁为铁良。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对于是否改制犹豫不定。立宪改制是变革祖制的大事，一向专断的慈禧太后一方面想保住满洲贵族的特权和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对革命党汹汹之势却又不能不做出让步，以图消弭革命，为此竟然“宵旰忧勤，真至废寝忘食”，甚至流露出了“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的哀叹之语。

第二，袁世凯确实是朝野上下举足轻重的人物，所谓“疑难之事多取决于本初”，甚至权势如荣庆、铁良者也需要事先探听一下他的口气。显然，在这一次变革官制的活动中，袁世凯的行动也势必会影响到清廷的决策。

胡思敬在《大盗窃国记》中说：

孝钦自西巡后，不敢坚持国事，见五大臣疏踌躇莫决，急召世凯入商。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踌躇满志地来到了北京。

盛宣怀安插在北京的耳目陶湘，在谈到袁世凯来入京的背景时又说：

当七月初以前，京津秘使往来甚繁，本初向来大权独揽，所发莫不中的。今“立宪”二字，上既动摇，以为此种好机会，略一布置，即可成功。在津即预计到京后如何入手，如何改官制。官制改，则事权亦更，数百年之密网，一旦可以廓除。意中自许如此，手下人等莫不相许如此，枢府亦料彼必如此，领袖（指奕劻）更随声附和，报纸又竭力怂恿，唯恐彼不如此。不过报纸之意见与彼之心迹相背耳。bk

官制改革，实际是进行一次权力再分配，即所谓“官制改，则事权亦更”，它为各种政治势力的发展壮大均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各派政治力量无不力图把握和运用这一机会。袁世凯久历宦海，自然深通此道。尽管袁世凯“素来手段尚专制”，但他也深深认识到：

朝中公正老臣都已谢世，朝政尽入贵胄之手，弟此次得跻高位者，赖有太后之宠眷耳。然而慈宫春秋已迈，犹如风中之烛，一旦冰山崩，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怀昔日之仇，则弟之位置必不保。bl

在当时，君主为与袁世凯积怨甚深的光绪皇帝，君权的加强只能是光绪皇帝权力的加强。一旦光绪帝东山再起，袁世凯势必岌岌可危。而要保护自己，则只有削弱光绪皇帝的权力；削弱光绪皇帝权力，就首先要削弱君权；而削弱君权，又正是他成立责任内阁的目的。

对于此事，胡思敬在《沈病国书》中说：

北洋（指袁世凯）追念戊戌往事，知孝钦宴驾之后必不容于德宗，因内结奕劻，外煽新党，思藉立宪之名，剥夺君权尽归内阁。乙己派五大臣出洋，丙午大更官制，皆一人之谋也。

当时，朝中领袖为庆亲王奕劻。庆王为人庸鄙，缺乏远见，而素贪财物，袁世凯投其所好，早已将其熨帖得言听计从。因而，举奕劻为责任内阁总理，提高奕劻的地位，实际上是扩大袁世凯自己的权势，巩固自己的基础。陶湘说：“然本初另有深意，盖欲借此以保其后来。”可谓一针见血。为此，袁世凯一改旧风，竟然“尚新更甚”，有“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相争”的豪言壮语，甚至有吓唬和利诱两宫“若不及早图维，国事不堪设想”等语，俨然慷慨激昂。但袁世凯所以死相争的，就是他自己所设计的责任内阁。他的内阁，一方面脱离了国会的监督，另一方面又侵夺了皇帝的大权，因此，它实际上是袁世凯力图暗移神器，揽权归己，最终取清廷而代之的目的和手段。

建立责任内阁，已有戴、端等人鼓吹于前，而各地报纸更是“竟力怂恿”。依靠舆论之力，加上奕劻的支持，端方等的响应，本来就大权独揽的袁世凯在官制编制局中更是“气概如虹”“主张最多”，而“全案皆其一手起草”，当时在成立编纂官制馆时，慈禧太后特派袁世凯与载泽，大学士世续，大学士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荣庆、载振，内务府大臣奎俊、铁良，理藩部尚书善耆，户部尚书张百熙、戴鸿慈，巡警部尚书、政务大臣徐世昌等14人共同编纂官制，新任闽浙总督端方亦预会，另令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和各部派遣代表参预会议，而以奕劻、瞿鸿、孙家鼐三军机为总司核定大臣。上述人员，奕劻父子、徐世昌均为袁世凯的掌中人物，端方、张百熙、那桐、世续也是袁世凯的追随者或同盟者，载泽与铁良有隙，袁乃拉拢载泽以为己用。与此同时，编制馆的办事员，全为袁世凯的僚属所占有，杨士琦与孙宝琦为提调，吴廷燮、金邦平、陆宗舆、章宗祥、张一麟为起草委员，王士珍、朱彭寿等参与议论，可说是清一色的袁党。这样，袁世凯就成为官制草案的实际制订者。九月稿成，庆亲王奕劻将中央各衙门官制改革情况缮单进呈两宫，其中行政部分定为：“行政之事则专属之内阁各部大臣。内阁有总理大臣，各部尚书，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故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而情无隔阂。入则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而事可贯通。如是则中央集权之势成，而政策统一之效著。”这就是袁世凯所“以死力争”的责任内阁制。而奏折尚未批下，袁世凯就已定好了阁部名单。陶湘说：“本初定议总理一人，属现在之领袖……九公与彼为副理。”领袖指奕劻，九公指军机大臣瞿鸿。瞿鸿为清流党，素与庆、袁针锋相对。从内阁这“三驾马车”来看，庆、袁一气相通，而庆又对袁言听计从，因此实权稳操在袁世凯之手，瞿氏不过伴食而已。这是瞿鸿不愿也绝不能答应的，于是暗思抵制之方。而此时铁良因力主中央集权、伸满抑汉主义，担心汉族官僚袁世凯的势力凌驾于满洲诸亲贵之上，也千方百计地拆台。瞿、铁于是携手，结成了对抗袁世凯官制改革的联盟，并开始下手从事反对活动。

二十日，奏折批下，结果大出庆、袁意料之外。旨云：“军机处为行政总汇，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取其近接内廷，每日入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未流弊，自毋庸复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著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著充参预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仅备顾问的军机处与君主有着直接的关系。军机不去，君权难削；而总理大臣不设，内阁也就依然有名无实。然而，上谕以“尚无流弊”“著照旧行”，如此就将袁世凯费尽心机的设计全盘推翻了。

应当看到，在改革官制问题上，慈禧太后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从一开始就缺乏诚意”。在众心所向变革的大环境下，特别是在五大臣“破釜沉舟、剀切陈奏”的影响下，“两宫大为之动容”，想有一番作为，这从朝中人事安排可以看出来。人事的一个变化是袁世凯的入京。如上所述，袁世凯早已表现出“尚新更甚”的姿态，是唯一被调入京的地方督抚，到京后又被接连召见四次，可谓宠遇有加；与此相反的却是荣庆等人的地位变化。袁入京前后，两宫已决定“由瞿拟旨，御前会议时，不准荣、铁、孙、王数人与闻”。时荣庆、铁良入值军机，孙家鼐、王文韶为内阁大学士，皆为朝中重臣。铁良更是司户部，掌军务，被袁世凯讥为“大权独揽”。在官制改革中、“荣、铁守旧”，孙、王顽固，慈禧太后决定在讨论改革方案时不准四人与闻，无疑是为了排除改革的障碍，可谓用心良苦。

瞿鸿所拟之旨已定于七月初九日颁发。但在这时，问题发生了。七月七日袁世凯入京后，立即联合庆亲王奕劻面参四人中权力最大的铁良。

陶湘记其经过为：

北洋召见时，面参铁谓：“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且谓铁揽权欺君。慈圣未加可否。上则笑容可掬，默不一言。北洋出，邸堂单进，亦附和北洋，力言铁之不是……慈圣谓，铁尚无大过；邸则称，铁为聚敛之臣。据说已由瞿拟旨，御前会议时，不准荣、铁、孙、王数人与闻。而此谕计算初九即应颁发。后因邸、袁相继面参铁，此旨即留中。bm

袁、铁二人俱掌兵权，袁世凯参劾铁良“揽权欺君”，顿时让慈禧警觉起来；而奕劻附和袁世凯，“力言铁之不是”，更使慈禧太后对庆、袁关系及袁改革的真实意图产生了疑问。本来，从新政角度出发，慈禧已决定令铁良出值，但“揽权欺君”的铁良一去，朝中能“揽权欺君”的就只剩下袁世凯一人了，这对君权威胁无疑更大。精于平衡之术的慈禧太后立即改变主意，留下荣、铁以牵制袁世凯，防止可能出现的专权局面。

慈禧态度的转变很快被瞿、铁二人所察觉，他们迅速利用这一机会，立即组织攻击。

第一步，授意言官，交章弹劾。

陶湘写道：

此际忽有人严劾疆臣揽权，庸臣误国。慈圣于枢廷召对时将折发阅，即碰首请发政务议。慈圣谓：“此又何必？”即时收回留中。各官闻之，乘隙交劾，共几十余次。上意大回。

疆臣指袁世凯无疑，而庸臣当指奕劻。

其时，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入觐，弹劾袁、庆曰：

（袁世凯）权谋迈众，城府阻深，能陷人又能用人，自得奕劻之助，其权力遂为我朝二百年满汉疆臣所未有。引用私党，布满要津，我皇太后、皇上或未尽知。

嗣后纠弹袁世凯及庆王奕劻父子，连上八疏不止。御史刘汝骥则用鳌拜、明珠、年羹尧、隆科多这“四凶”以喻庆、袁，最后明确警告两宫：“万一我皇太后、皇上信任过专，始因其小忠小信而姑许之，继乃把持朝局，紊乱朝纲，盈廷诺诺，唯总理大臣一人之意旨是向，且群以伊、周颂之，天下事尚可问乎……臣谓率天下士夫，内背朝廷，因甲于内乱者必由此也。”

第二步，挑唆内监，向慈禧太后请愿。

传闻在讨论官制时，袁世凯曾倡议裁去太监，瞿、铁遂鼓惑太监从中作梗。“一日，太后出，太监百余人环跪哭求，谓外间均欲逐去奴才等，乞老佛爷念奴辈服侍已久，开恩赐留。太后惊诧，谓我未听见有此话，他们必须逐去尔等，是太与我过不去，此亦阻力之一大原因也。”

第三步，亲自出马，在慈禧太后面前诋毁袁世凯及新官制。

铁良性情暴烈，自宣布立宪以来即与袁世凯公开为敌，不特于根本问题上大唱反调，即枝叶事亦各持异议。他甚至向慈禧太后密奏袁世凯遇事跋扈，广布羽党，各省要差，皆其私人，存心叵测，若不早为限制，满人势力必不能保全等语，提醒慈禧太后加以提防。瞿鸿则机诈权谋，表面上对新官制草案不加可否，背地里却向慈禧太后密陈，说什么责任内阁成立，一切大事均由国务会议决定。皇太后将大权旁落。以此来激怒权势欲极强的慈禧太后。

第四步，将袁世凯的有力帮手端方调出北京，分化袁党势力。

端方自欧考察归国，志高气盛，有取代瞿鸿外务部尚书之心，值“宪法议起，与项城同在都城，会定官制，互相标榜”。铁良巧设机关，让慈禧下旨令端方出京为两江总督，以孤袁党之势。

瞿、铁的明枪暗箭，使奕劻、袁世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最根本的是慈禧太后从此对袁世凯起了疑心，并且否决了袁世凯成立责任内阁的方案。

权臣无忌、为非作歹的事例历朝比比皆是。袁世凯是治世的能臣，这样的人，太后既用又防。权力是慈禧太后的命根子，责任内阁制意在分割君权，袁世凯挑头搞这个，太后当然不会喜欢。于是就要敲打敲打他，让他知道进退。

陶湘说：

闻七月中有日，卧雪召见时，慈圣云：“近来，参汝等之折有如许之多，皆未发出。”照例应碰头，而卧雪以为系改官制之参折，即对称：“此等闲话，皆不可听。”慈圣色为之变。后来领袖进去，慈谕：“某臣如此，将何为？”适其时卧雪欲督办东三省、豫、东、直等省训练事，慈更生疑，渐用防范之策。卧雪当日闻信，惶恐无措，竭力设法周旋，不能了无痕迹矣。又一回，太后问袁：“官制何以久未定稿？”袁谓：“意见纷歧，不易一致。”太后曰：“那怕什么？你有的是兵，不会杀他们么？”袁听后汗流浃背，逡巡而退。退下来马上具奏：修改新官制事需慎重从事，不能草率；臣因公务积压，即日回津清理。得旨报可，其事遂归于停顿。

官制改革本来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府的运作技能，并为立宪打下基础。但袁世凯意图的过早暴露却使得改革从此超出了新政的范围，而与权力问题纠缠在一起。尽管在革命党的威胁下清廷开始了改革，但此时最现实、最直接的威胁却是来自袁世凯。为了消除腹心之患，慈禧太后宁可抛弃原来的改革目的。实际上，越到后来，权力越取代“仿行宪政”，而成为两宫裁定官制的出发点。在权力这个问题的干扰下，改革已不能顺利进行下去。组织责任内阁是“弊极求治”的一个方案，但既然责任内阁方案已成为袁世凯力图揽权的工具，那么对权力敏感的慈禧太后就会一改“疑难之事多取决于袁”的传统，断然否定责任内阁，而代之以另外的方案。这样，立宪改制之举，也就只能“始而恢张，继无消息，终成敷衍”了。

与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方案相反的是瞿鸿、赵炳麟的“保留军机”方案。瞿为军机，赵为御史，二人同属清流党人物，与被称为“浊流”的庆、袁素不相能。所谓官制改革中的斗争实际上就是“瞿挟台谏及朝野清流以自重，袁则内倚亲贵而以外交、军事为后援。太后则操纵其间，自矜智术”造成的。申君在《清末民初云烟录》中说：“‘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这是光绪末年清廷‘预备立宪诏’中人所共知的‘名句’，对反对立宪而又不得不抬出立宪幌子骗人的顽固派来说，确是匠心经营的得意之作。这一谕旨出自当时军机大臣瞿鸿的手笔，而在这后面还有一段瞿与袁世凯相互倾轧的故事。”袁案提出后，赵炳麟即上疏逐条批驳，认为若据此推行，“恐大权久假不归，君上将拥虚位”，“颠覆之忧，将在眉睫，此固非朝廷之福”。为此他提出：“其内阁、军机处，无论归并与否，并易何种名称，应暂仍旧制，以为承旨传宣之地位，不作总挈行政之枢机。”以“恐大权久假不归”来抨击袁氏方案，的确击中了袁世凯的要害，而赵炳麟提出的内阁、军机照旧无疑迎合了一心想防范袁世凯的清廷。与赵炳麟相呼应的瞿鸿又利用“总司核定”的有利地位，将袁世凯起草的方案“颇有裁正”。所谓“裁正”，就是在奕劻所进缮单中，加上一句：“或改今日军机大臣为办理政务大臣，各部尚书均为参预政务大臣，大学士仍办内阁事务。虽名称略异，而规制则同。”寥寥数语，在整个奏折中很不起眼，但它却给慈禧以从容选择的机会。二十日上谕下，竟采用瞿鸿之议，仍用军机处旧制。

采纳瞿氏方案，否定责任内阁，并不单纯是一个方案之争，它标志着慈禧“疑难之事多取决于本初”、袁世凯“大权独揽”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对于袁世凯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瞿氏又趁机引荐广西巡抚林绍年入军机，作为助手，地位更为巩固。又新官制主张中央集权，规定外交、财政、军事及轮电路邮归各部管辖，勿得兼差，袁世凯不但没能借改制之机扩大权势，改制后，却落得个“兼差尽行撤去”的下场。更甚的是，清廷进一步借改制之名，要求袁将北洋六镇全部归入陆军部。袁世凯颇不甘心，奏请“所有第二、第四两镇拟请仍归臣统辖督练”。而谕批“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所有第二、第四两镇著暂由该督调遣训练。钦此”。一为“督饬”，一为“暂归”，陶湘说：“设非主上生疑，何至如此？”可知袁的窘迫处境。

从本质上讲，袁世凯无疑是抱着个人目的来利用这一次改革的。赵炳麟斗争的直接矛头就是针对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对此，他说得非常明白：“直隶总督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已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立宪精神全在议院，今不筹召集议院，徒将君主大权移诸内阁，此何心哉！连疏论之。”正因为看透了袁世凯的用心，他才敢大胆地予以揭露，毫不留情。既然丙午改制实际上是一次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牵涉到所有官员和集团的切身利害，自然会引起不同的反响。当时传云官制改革要合并和裁撤都察院、礼部、吏部和翰林院。这样，不少官员将会丢掉饭碗，于是群起而攻之。这是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京中各衙门，无论上下，尽起而反对之。官制改革斗争之尖锐复杂已经达到了顶点，这是袁世凯所意料不到的。袁世凯设计了一个企图使内阁专政的改革方案，又企图与奕劻出面组阁，操纵国柄，“借立宪以倾政府”，无疑会遭致一大批官员的反对。

经过官制改革的斗争，袁世凯与瞿鸿已经势不两立，必欲搞掉对方而后快，双方斗争进一步白热化。在这场斗争中，袁世凯联合了考察西洋政治五大臣之一、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瞿鸿则联合了庚子护驾有功、深得慈禧宠信的岑春煊。斗争高潮开始于1907年3月，结束于同年7月，历时4月有余。这场权力斗争由岑春煊、瞿鸿等人掀起。他们联络海内外立宪派人士，密谋策划，企图借立宪之机扳倒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而庆、袁则利用慈禧太后仇视维新党人的心理，称岑、瞿发动政潮的目的是勾结维新人士，“为归政计”，促使慈禧太后最终罢免了岑、瞿。但政潮之后，慈禧太后对北洋势力亦加深了疑虑。她借政潮后出现的权力真空，对朝事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开始放弃清王朝长期推行的满汉平衡政策，大力扶植清室亲贵，从而使权力阶层中的满汉冲突更加明显、深刻、激烈，也为清末政局的发展定下了基本的框架。在此期间，朝廷朝命夕改，枢臣频繁更动，政客暗设机关，言官大加弹劾，朝野内外好戏连台，清末政局更加反复无常。

预备立宪刚刚开始，中央政府内部就出现了政治纷争，且矛头所向直指袁世凯和奕劻，这不能不使朝廷内外为之震惊。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继承曾、李衣钵，建立了北洋军事官僚集团，在中央与奕劻“深与结纳，为其谋主，于是北洋遥制朝政”。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想借立宪的机会，打破满人政治的优越势力。他提出责任内阁制及对东三省的控制，试图架空清廷，将政府置于袁氏集团的控制之下。在预备立宪活动中，袁世凯表现得极为活跃，他参与中央官制改革，全力支持清廷实行责任内阁制，冀以内阁代替君主，总揽大权。虽然，袁世凯问鼎中央的尝试在中央官制改革中为瞿鸿、载沣等人所扼，但在地方督抚的争夺上，北洋集团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地方官制改革中，由于岑春煊与袁世凯“素不和睦”，且又“与奕劻不协”，因此，1906年8月，由袁世凯与奕劻策划，把力图利用立宪发展自己势力的岑春煊远调边地云贵担任总督，使其无法有为。同时用周馥接替岑，使两广落入袁世凯的亲家之手。10月19日，奕劻长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和军机大臣徐世昌赴东三省察看，透露出袁世凯已把东北三省作为他们下一个夺取的目标。袁世凯借立宪排斥异己，发展本集团势力，自然激起了瞿鸿、岑春煊等人的激烈反对。

瞿鸿、岑春煊皆在庚子西狩途中受知于慈禧太后。瞿鸿入值军机，颇有清望。岑春煊则是地方督抚中少有的能与袁世凯相抗衡的人物，时有“南岑北袁”之称。瞿、岑二人本与庆、袁政见不合，他们都主张对袁世凯北洋集团加以裁抑。适值预备立宪，袁又直接触及了二人的利益，故二人联合起来发动了倒袁政潮。无怪岑春煊一入京，孙宝瑄就在其日记中写道：“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无端天外飞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恐。过吴樾怀中所藏者远矣！”

这场斗争由岑春煊入京参劾奕劻掀起，终以瞿鸿、岑春煊的开缺而结束。其基本情况表现为两个方面：

1．袁瞿两派的斗争，实际上早已由双方以清廉与腐败为突破点而发生了。

新政举办以来，袁世凯与岑、瞿两大派别便互相攻讦，渐成水火。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奕劻、袁世凯借西征军费报销陷害岑春煊案（1904年）；御史蒋式惺揭露奕劻存巨款于汇丰银行案（1904年）；岑春煊揭发粤海吴道周荣曜贪污并贿赂奕劻案（1904年）；御史张元奇弹劾奕劻次子挟妓宴饮于市案（1905年）；瞿鸿借印花税攻击袁世凯案（1905年）。瞿、岑在巧设机关之时，绝不会忘记他们与庆、袁之间的清浊之别，因此他们抓住特色，以之为突破口，把矛头直接指向庆、袁的贪污腐败，想借此获得朝野人士的支持，以达到推翻袁氏集团的目的。早在清廷谕令几省督抚派员入京参议官制改革时，岑春煊就趁机将亲信于式枚派进京，向瞿鸿递交了岑处的密电号码本，使岑、瞿之间联系更加密切。二人相约“团结以攻本初（袁世凯）”。其后瞿鸿又使汪康年在京办《京报》，《京报》成立未久，即以伉直敢言，撄政府要人之怒。岑还自武汉“迎折北上”，面见太后，参劾奕劻，说什么“太后固然真心改良政治，但以臣观察，奏行之人，实有欺蒙朝廷不能认真改良之据”。不久，段芝贵行贿奕劻及贝子载振购歌妓杨翠喜一案败露，在瞿鸿的支持下，御史赵启霖、赵炳麟、江春霖纷纷上书弹劾奕劻、载振父子“唯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瞿、岑在参劾奕劻、袁世凯一党腐败的同时，又大力提拔立宪党人，“瞿、岑戊戌前，皆尝与康有为、梁启超款曲”。而且瞿鸿“于辛丑间犹力举康、梁，并请解党禁”。在政潮中，瞿、岑之用心在于拔除庆、袁一党，以立宪党人为奥援，廓清政治。1907年夏，岑春煊抵达北京后，多次向两宫举荐郑孝胥等立宪党人。岑、瞿与立宪党人的这种关系给庆、袁一派的反击提供了口实。在与立宪党人的往还中，岑、瞿集团是冒了风险、付出了代价的。

就当时双方实力来看，瞿、岑手中的王牌仅仅是清望与几个只会摇笔动舌的御史，而庆、袁则阵营庞大，势力雄壮，斗争胜负大可不战而明。瞿、岑阵营的猛烈攻势，加之京津各报的大肆渲染，虽然使庆、袁阵营一度陷入困境。然而，奕劻毕竟是朝廷亲贵，且为政有年，树大根深，加之袁世凯手下人才济济，于是采取内外下手，“联合防堵”：内有世续、徐世昌、成勋“出力”，使“上怒，乃解”；外有在津袁党弥合缝隙，遂使瞿、岑一无所获。

2．庆、袁一党抓住慈禧太后仇视康梁党人的心理，以瞿、岑暗通康、梁加以反击，致使瞿、岑一派败北。

戊戌年间，康、梁拥光绪皇帝变法，事后有二人欲发动政变围园捕后之传言，对此慈禧痛恨不已。庆、袁知慈禧心理，故5月28日奕劻上朝独对时，便指出瞿、岑联合掀起政潮的目的在于让慈禧还政给光绪皇帝。奕劻并将岑在戊戌年保举康、梁的三份奏章拿出，同时把瞿鸿与汪康年的关系及汪与康、梁的关系一摆，终于使慈禧太后对岑春煊心生芥蒂。接着，端方又授意蔡乃煌在上海的照相馆里伪造了岑与康、梁的合影，作为攻击瞿、岑的证据。最后，袁世凯的智囊杨士琦运动御史恽毓鼎上奏章弹劾岑春煊，这个奏章就成为了压死岑春煊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日本自立宪后，国力大增，致使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甲午之后，日本不断干涉中国政治，使慈禧太后心怀疑惧。在慈禧看来，岑春煊既然与康、梁有往来，那么他与日本有联系也是可能的。更兼7月20日发生了日本强迫朝鲜国王退位事件，更使慈禧有所忌惮，于是扳倒瞿、岑，致使庆、袁之阴谋得逞。

要知道，对近代中国的统治者来说，列强的支持与否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慈禧太后最害怕也是最忌讳的，便是臣子们擅自“阴结外援”。恽毓鼎把各种关系连缀一线的点拨，大大提醒了慈禧太后。袁世凯、奕劻的高明之处在于大力渲染了康、梁的国际背景，大肆铺排了瞿、岑与康、梁立宪党人的关系，瞿鸿因此而下台，岑春煊自然也难逃厄运。不仅如此，岑春煊的飞扬跋扈、不听任命、闪电式的频繁出击，把政局搅得沸沸扬扬；瞿鸿的暗结私党，“授意言官，暗通报馆”，把慈禧太后打算开奕劻出军机的消息泄露出去，所有这些，都让慈禧太后大为不快。袁世凯跋扈固然要加以抑制，岑、瞿一党的发展也不能不有所提防。精于驭臣之术的慈禧太后对此了然于胸。况且，袁世凯实力庞大还要借用，打打拉拉本就是官场上常有的事情。

瞿、岑之所以失败，其原因主要在于：

1．他们不自量力，不知道慈禧太后的心意，妄图推翻庆亲王奕劻。他们位居宰辅、封疆，也算是在官场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人了，却不明白一个简单的常识：有清一代，满洲亲贵才是清廷信任与依赖的对象。奕劻是慈禧太后继荣禄之后选定的扛鼎人物，岂是他们那么容易推翻得了的。

2．政治斗争的胜负是建立在双方的实力地位基础之上的。袁世凯集团实力强大，拥有军事力量，正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与借重，双方力量悬殊，不可同日而语。

3．瞿、岑狂妄自大，不知收敛，在慈禧太后面前表现得过于急迫、过于跋扈。

4．慈禧太后之所以支持瞿、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需要一个对立派来抑制庆、袁，维持朝局的平衡。但是，在饱经风尘之后，已经厌倦朝局再有大的变动的慈禧太后，并不想扳倒庆、袁，刷新朝局、伤筋动骨地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班底了。

政局沧桑，政潮翻动，波谲云诡，倏忽转换。慈禧原想借瞿、岑以抑制袁氏集团，结果却搞了个完全颠倒。表面上看来，袁世凯是这次政潮的胜利者，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什么重大好处，慈禧对袁世凯的疑虑非但没有打消，反而有所加深。她一方面需要继续借重袁世凯的实力，另一方面，则开始扶持别的新贵和老臣势力与袁世凯对抗。慈禧在预备立宪中的基本政策是裁抑袁党，加大重用满人的力度。早在官制改革中，她就打破了以前满汉官员平列的旧例，并开去了袁世凯的八项兼差。政潮中又调瞿之亲信林绍年入值军机，与袁世凯相抗衡。瞿氏开缺后，她又使载沣入军机，以抗衡和准备取代奕劻，同时还重用世续、载泽、善耆等亲贵。1907年夏，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分别就任民政部和度支部尚书，以致满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不得一席地以自暖”。

罢黜瞿鸿不过两月，慈禧又调袁世凯、张之洞一同入值军机大臣。袁、张二人此前分别任直隶总督和湖广总督，不但握有一方的军、政、财大权，且能办理相当一部分的对外交涉，他们虽在朝外却可遥控中央政府。慈禧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将二人调入军机，目的是削弱地方实力派，先拔去督抚中的两大柱石，然后渐次削减各督抚的实权。并使袁张二人互相钳制，以便更易驾驭。然张之洞岂是袁世凯的对手？

袁世凯内调之后，实际上并非如常人所说的有多大的损失。因为直督的继任者杨士骧是他的心腹，北洋军人虽名义上归陆军部统辖，但统制以下各级军官，都是他的老部下，非他不能调遣。同时，他的亲信徐世昌、唐绍仪、朱家宝等把持着东三省，王士珍担任着陆军部右侍郎。其他如赵秉钧、杨士琦、吴重熹、梁敦彦、梁士诒、严修、陈璧、那桐等袁党都跻身于中央各部尚书、侍郎之列，他的亲家端方、周馥、孙宝琦、陈启泰等都位列督抚，这些人仍和他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关系。袁调中枢，并没有使北洋集团实际利益受到多大损害，相反，他还可以坐镇中枢，更好地维护北洋集团的势力。当时的军机大臣中，载沣素无政见；鹿传霖年老志衰；世续是袁世凯的把兄弟；张之洞自为新派，处境与袁相近，并不与他作对；奕劻向来于事无可无不可，且极力维护他；慈禧太后每有咨询，总是单独召见他，而他由于朝中左右多有耳目，能及时了解极峰的动静，提出的建议又能迎合慈禧太后的心意。所以，袁世凯不但实力没有受损多少，而且又入驻了中央。枢垣各政，多系袁世凯支持，北洋集团在朝野仍有相当大的势力，并且进而有所扩展。

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说：

及世凯入，交欢奕劻，而与载振结盟为兄弟，阳以礼貌尊事之洞，推为老辈。凡朝廷不甚经意视为迂阔可缓之事，如崇祀三先生、改行金币等案，悉让之洞主政。而各省疆吏各部要臣尽安置私人，内外联为一气。太后年老多病，方以后事为忧，日渐废弛，外情亦不能尽达也。

瞿鸿之子瞿宣颖说：

（袁世凯）既入枢垣，尽以私人布满朝列内外，玩亲贵于股掌，移国之谋，基于此焉。

五、从袁、铁之争到载沣驱袁

光绪末年，随着袁世凯北洋集团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满洲贵族与袁世凯的矛盾骤然激化，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袁世凯与铁良之间的军权之争。

铁良曾为荣禄幕僚，得以与袁世凯交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一月，袁世凯以“才长心细，器识闳通”，奏请以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十二月又保其署兵部左侍郎；次年五月又请已授户部右侍郎的铁良仍会办京旗练兵事宜；练兵处成立后，又荐其为襄办练兵大臣。铁良因屡受袁世凯提携，被时人目为“袁之爪牙”，与徐世昌、荣庆并称袁氏麾下三君。然而，铁良毕竟是满人之中“深于种族之见者”，曾谓“海外党人排满之说甚炽，以汉人久握军事大权，甚非慎固根本之计也”，因而与袁世凯有着根本的利害冲突；同时，袁世凯虽屡荐铁良以至高位，但始终视其为附庸，而不予实权。铁良对此自不甘心，随着“朝眷日隆，乃思夺世凯之权”。

袁、铁交恶，是从粮饷收放权的争夺开始的。练兵处初设时，曾由庆王奕劻奏定“原拨新练各军饷项暨续筹专饷，均解由臣处饷局收放，所有各项支发，按年由臣处核议奏销，无庸由各部核销，以免纷歧。其续筹各专款，统由臣处督催经理”。然而袁世凯一手包揽练兵处，造成“向来各省协济练兵经费，及土药税费，均解由北洋粮饷局接收，练兵处只备案而已”。铁良掌户部后，立即从粮饷入手限制袁世凯势力的扩张。他先是拒绝袁世凯寄予厚望的印花税之请，不准袁世凯借端科敛、巧立名目，同时又利用手中之权“钩稽精核”，处处掣肘，致使“北洋财政竭蹶，不免牵萝补屋”，窘迫无状，袁因而对铁大为不满。

军务方面，铁良虽然暂居篱下，但“彼此手下，俱有一各不相下之势隐在心中”。铁良为了与袁世凯相抗，进而取而代之，决心从培养自己的势力入手。此时乃有亲贵子弟良弼由日本学成回国，铁良倚之为谋主，遂以练兵处为大本营，广招士官学生安插其中，力图形成士官派势力，打破袁世凯的北洋武备派势力垄断的局面。

袁世凯对于铁良、良弼等人的活动目的十分清楚。为了挫败铁良的计划，他立即运用权力调良弼出练兵处，到第三镇做标统。良弼毕业未久，即任标统，在外人看来已为殊遇，然而第三镇为袁氏私党段祺瑞所带，袁调良弼于“夙以屠名”的段祺瑞手下，正是欲将其严密控制起来。故良弼坚辞不往，运动调回练兵处，袁闻讯大怒，“言将不用命”，并“以去就争”，良弼只好复回军中，然而3个月后，“仍调京用”，袁世凯竟也无可奈何。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先厘订官制以为基础。是年9月，厘定中央官制上谕下，规定“兵部著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应行设立之海军部及军咨府未设立之前，均暂归陆军部办理”。同时任命铁良为陆军部尚书，另两位满人为左右侍郎，中央兵权，遂尽落满洲亲贵之手。袁、铁之争暂以袁世凯失败而告一段落。

铁良既掌陆军，立即着手削夺袁世凯手中的兵权，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一是收各省军队归陆军部统辖。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上谕云：“现在专设陆军部，所有各省军队，均归该部统辖。”欲借统一全国军政之名，夺取北洋六镇，削夺袁世凯兵权。这实际上是一场军事改革，同时又是军队由国家（清廷）控制还是由个人地方集团控制的一场斗争，亦即兵为国有还是兵为将有的斗争。对此，袁世凯心中十分清楚，知道情况照此发展下去，对他十分不利，但因此时势力大绌，要反抗又没有确保胜利的实力，只能以退为进，蓄势待时，不敢遽发，以图东山再起。于是奏请将第一、三、五、六这四镇“归陆军部直接管辖，毋庸由臣督练”，而第二、四两镇，则因“客军尚未尽撤，大局尚未全定，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故“请仍归臣统辖督练，以资策应”，试图以“多还少留”的手法试探清廷对他掌握部分兵权的态度。结果朱批“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所有第二、第四两镇，著暂由该督调遣训练”。表面上清廷对袁世凯做了让步，但“统辖督练”改为“暂由调遣训练”，却明白地显示出清廷准备在日后将二镇收回的意图。

北洋四镇收归陆军部后，铁良立即任命满人凤山任练兵会办大臣，接统袁世凯交出的北洋四镇，从而将四镇控制于满人之手。

二是收回高级军官的任免权。

北洋诸镇成军之初，军官全为袁世凯一手安插，因而要职皆为袁氏心腹，军官之进退荣辱也全操于袁世凯一人之手。长此以往，他们与袁形成了浓厚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只唯袁一人之命是从。练兵处成立后，其章程规定“遇有才具出众，堪资任使各人员，由臣处不拘阶途，奏请破格擢用。所有隶属臣处各武职，均由臣处分别注册，咨行兵部另档立案”。这样袁世凯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军队中安置党羽，培植私人势力，兵部却只能仅备案而已。铁良掌陆军后，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摧毁袁世凯的根基，决定先从高级军官入手，规定“欲收集天下兵权，凡天下各镇统制，皆由部奏请简派，督队官始由督抚委用”。这样一来，既可以排挤袁氏私党，又可将庆赏之权纳于己手，笼络军队以为我用，可谓一箭双雕。

三是收北洋学堂归陆军部管辖。

清末北洋六镇的编练成功，一方面，使清政府重新拥有了一支新型的武装力量，这是符合清政府愿望的。但另一方面，这支军队却有着严重的地方分权性质，特别是一系列北洋军事学堂的开办，更使袁世凯等建立了自己的亲信网络，形成了北洋集团，以至于掌握了清王朝的大部分武装力量，这无疑引起了清廷的猜忌。满洲权贵们在实践中也逐渐认识到军事教育对掌握军权的重要性。铁良当初用士官派与袁世凯争权时，即因“武备派成了一种势力，不能插进”。掌陆军部后，铁良立即采取种种措施，将袁世凯“所创之学校无数”“皆归入陆军部管辖”，力图改变袁世凯等人对办学事务的独霸，夺取军事教育之权，以保证清政府对新军教育的控制权。

四是收回筹饷之权。

军饷为军队之性命所系。袁、铁争夺新军筹饷权由来已久。陆军部成立后，为了加强对军饷的控制以扼制袁世凯势力的发展，铁良以接管练兵必须先清饷源为由，规定协饷均解由度支部转陆军部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铁良曾拟亲自以陆军部尚书兼署度支部尚书，以统一事权，后来虽然度支部尚书职务改由别员接任，但仍为满人，因而所有军饷牢牢地握在了铁良之手。

经过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铁良将原属袁世凯的权力大都抓到自己手中，从表面上看取得了一定成效，实现了满洲亲贵梦寐以求重掌兵权的愿望。然而结果远非铁良等人所愿。这些措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盘根错节的北洋势力并未遭到“廓清”，袁世凯仍能在暗中掌握并控制北洋新军。这是因为：

首先，被铁良倚重的满族将领凤山，对铁良并不忠心，和满洲亲贵青年也合不拢，相反却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在接收北洋四镇之前，凤山就先去拜访袁世凯，面询机宜，因而“人事任用等安排多是出于袁的意见”，北洋四镇实际“还是庆王和袁世凯在背后掌握着”。同时凤山接管四镇，操兵饷大权后，即效法袁世凯，以截旷之饷送往庆王府邸，大中奕劻之意。因而出现“尚书（铁良）权力日衰，而将军（凤山）又袭前人衣钵，炫耀一时”的现象，大出铁良意料之外。为了试图重新控制凤山，铁良以拒绝保凤山任陆军部侍郎相威胁，其结果反而使两人矛盾更加激化，这就必然影响到对北洋旧部的淘汰改造工作。

铁良最头疼的还是北洋旧部。袁世凯尽管交出了部分兵权，但除第一镇外，其余几镇原本是袁世凯一手编练而成，原有将校均为他一手选拔的心腹死党，即便是袁氏离开了他们，依然对这些军队保持高度的影响。故第三、五、六镇名义上归陆军部管辖，但陆军部根本指挥不动。

其次，慈禧太后虽罢免了袁世凯的兵权，但并没有将他置之于死地的打算，仍然重用他和维护他。“世凯虽罢兵柄，而西后眷遇不衰”，指的就是这一件事情。时任军机处领班章京的华世奎说：“自陆军部成立，收回北洋军队，部省摩擦日甚。袁督虽出第一、三、五、六四镇，而统制以下各级军官都是袁旧部武备派旧人，军部拟陆续以士官派更换，自非旧派所能甘服。”双方矛盾日益激化，事为宫禁所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即有“奕劻着管理陆军部事务”之谕，且谕中有“徇私偏执，一并严惩”之语，显然是指责铁良排挤袁系过急，故以奕劻“调处两者之间”，防止“酿成事故”。足见满洲亲贵欲夺袁世凯的兵权，也非轻而易举。

当时驻中国的《泰晤士报》记者乔·厄·莫理循专就此事向英国本部总社报道说：“在过去两星期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军队国有化的进展和撤销了袁世凯总督直接控制某几个师的权力。这一行动似乎很得人望。袁氏的反对者认为袁遭到了挫败，但袁氏的朋友们并不是这种看法，他们提醒我们要看到袁氏除了直接指挥的两个师以外，通过由他提名委任的部下，他在新军中甚至对最远的地区——广州——仍然是最有影响的人物。”

莫理循接着进一步分析说：“也有人认为解除了他对铁路、电报、轮船的控制权，使他很丢面子，同时也失去了权力和威信。但是这位总督必然同意这一步骤，因为新设的部（已经决定将来称部不称局）里有他自己的三个亲信，这三个人通过最牢靠的家族关系、保护人关系和利害关系同他紧紧勾结在一起。”bn根株盘错相连，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势力岂能轻易铲除？

奕劻管部后，职权在铁良之上，因此军事系统的改组仍将在和北洋集团有交情的人监督之下进行。奕劻素来党袁，乃人所共知。铁良曾想效法袁世凯以财货投其所好，将其拉拢，便于奕劻生日时送以万金，不料奕劻云：“此不是来开玩笑乎？”奕劻本无货不收，而“唯铁一处却耳”，这对于铁良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在奕劻的牵制下，铁良举措失着。不久即有人谋倒铁良，“其术极巧而工”，致使铁良朝眷顿衰。其术其人为何，已不可知，但与庆、袁有关却是无疑的。

对于这种结果，满洲亲贵自然不会甘心。为了彻底削夺袁世凯的兵权，同年七月，袁世凯被内调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调京，表面上是提升他，给予主持全局的重任，实际上是让他离开直隶地盘，失去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此乃削去实权予以高位明升暗降之计。但继任直督的却是袁所保荐的杨士骧。杨为袁亲信之一，受任后“一蹑故迹，不稍变，内外晏然，不知帅之易者”。直隶军政大权仍为袁世凯所牢牢控制。

主持外务部毕竟不是袁世凯之终志，他仍寻机夺取陆军部，袁、铁之间仍然暗潮汹涌。早在袁世凯未入京之前，他就参劾铁良任用私人、毫无展布，将北洋数镇搞得前功尽弃。入京后，攻铁更加不遗余力。当慈禧问他奕劻贪否时，他说：“庆，人多谓其营私……其操守廉洁，实为当时之罕。尝闻本年（庆）寿时，宝（铁良）送寿仪巨，（庆）坚拒不纳，是（庆）之操履人所共知。而宝管军务不久，何来如许巨金？”庆王当初拒贿的目的原来在此，袁世凯此时向慈禧奏明此事，用心颇深。铁良闻讯后，知自己已入他人圈套，急忙具折自陈云：“从前中央集权非创自奴才也，今果中央集权矣，而又有不愿者，请将奴才力予罢斥”，暗示袁世凯对于陆军部心怀叵测。此时慈禧对袁世凯已存疑心，故对袁不予理会，却派奕劻赴铁良宅温谕慰留。袁世凯见势不对，急忙掩饰云：“我劾陆军，我岂能管陆军！”与铁良见面时又“力矢不管陆军”云云，其计终未得逞。但次年袁世凯又向铁良提出：全国训练36镇新军的计划正在实行，统制、协统、标统和兵备、参谋、教练总办，非由武备学堂出身或久经训练新军者，不能胜任。今后各省添练新军，自统制以下各官，均应从北洋军中咨商调派，企图让自己的心腹爪牙去控制全国的新军，扩展自己的势力，手段愈加巧妙。如果袁世凯的计划得以实现，则全国的新军都将置于北洋集团的控制之下。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当盛年的光绪皇帝病逝于瀛台。光绪皇帝死后，其侄溥仪，奉慈禧太后懿旨，“入承大统，为嗣皇帝”。随后，溥仪之父载沣亦奉“病势危笃，恐将不起”的慈禧太后之命监国，嗣后“军国机务，中外章奏，悉取摄政王处分，称诏行之，大事并请皇太后懿旨”。bo十月二十二日，掌握清朝政权48年之久的慈禧永远地放弃了她的权力。十一月初九日，太和殿上举行了清入关后的第十次登基大典，溥仪登极，以明年（1909年）为宣统元年。清代历史从此进入了溥仪临朝、载沣摄政的宣统朝。

宣统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纷争中，对清末政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当首推以载沣为首的皇族亲贵集团与袁世凯集团的矛盾和争斗。为了维护自己利益集团的长治久安，新得势的亲贵集团急于要除掉实力派袁世凯集团的潜在威胁。“其时两宫薨逝，政潮已极剧烈。欲攻袁者，方多方寻隙”，bp以去之及爪牙为快。溥仪登基后一个月，监国摄政王载沣即罢黜了身为军机大臣的袁世凯。

关于载沣罢黜袁世凯的原因，对载沣的秉性为人比较清楚的载沣胞弟载涛的分析很能说明问题。

载涛说：“载沣虽无统驭办事之才，然并不能说他糊涂。他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世凯使金钱喂饱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感到，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往日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bq

由此可见，载沣罢黜袁世凯的主要动机在于维护自己监国摄政的权力。但是，载沣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不仅仅是个人权力之争。这场斗争实际是满洲贵族集团与汉族军事官僚集团的矛盾和斗争。据许指严在《新华秘记》中记载：“袁之知满人不足有为，而处心积虑，施其破坏之阴谋者，实始于辛丑回銮而后，及荣中堂既死，则进行益猛矣。”袁世凯曾经对其亲信说：“满员中止一荣中堂，而暮气已甚，余则非尸居，亦乳臭耳，尚能何为？自是一变其态度，始有予智自雄之意。”载沣上台执政后对袁世凯不作处理，不仅自己心里关通不过，恐怕在满族亲贵集团中这一关也很难通过。

据载涛记载，促成载沣下决心解决袁世凯问题的是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他们曾向载沣秘密进言，认为“此时若不速作处理，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的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据此可知，无论是载沣，还是满洲亲贵，都是以维持统治权力、维护满洲贵族的特殊利益为出发点的。善耆主张非严办不可。按善耆的主张是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乘袁世凯单身一人进乾清门办公时，把他抓起来杀了再说。载沣当时虽然赞成严办，但他是个怕事的人，显然缺乏其先祖康熙皇帝擒鳌拜的胆量和气魄。他只是拟了一个将袁革职交法部治罪的谕旨，甚至还把这个谕旨拿出来和奕劻、张之洞及北洋某些统制商量。奕劻因与袁世凯的关系而不便公开反对，只是闪烁其词，软中带硬地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张之洞则因兔死狐悲公开持反对态度：主少国疑，不可轻戮大臣。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六镇统制赵国贤干脆回答，请先解除他们的职务，以免士兵有变，致辜天恩。用兵变来威胁载沣改变杀袁的决定。他们的反对，使载沣更加犹豫不决，只得将谕旨的措辞一改再改，等到公布出来，就成为令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的处理办法。

载沣放逐袁世凯以后，又进一步剪除袁党。1909年2月，将邮传部尚书陈壁革职，永不叙用。不久，严修乞休。接着，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由锡良继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到任，立即抓住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贪污案，将倪即行革职，并勒追赃款。3月23日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休致，北京的警权转到亲贵手中。6月28日，杨士骧病死，端方继任直隶总督。次年1月唐绍仪被迫乞休。2月，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被撤职。不久，江北提督王士珍以病自请开缺照准，等等。尽管载沣扫荡政敌不遗余力，但袁世凯的势力毕竟是太雄厚了，“尚侍督抚，均属其私”，绝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袁世凯虽然被黜，列强仍把他视为“有实力的人物”。英国《泰晤士报》仍把他排在世界伟大的“政治家”之列。当载涛、载洵赴欧洲考察军事时，西人“群口相谓，谓中国至今日奈何尚不用袁世凯”。国内立宪派也认为袁“仍有猛虎在山之势”。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与满洲亲贵集团之间的生死搏斗，是封建统治阶级上层政治危机的反映，袁被罢官并没有使危机得到缓和；相反，由于政治中心的迅速变动，统治集团内部满汉联盟的破裂，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更趋严重。

将袁世凯撵回老家后，为了防止汉族军阀拥兵自重，载沣于宣统元年五月自封“代理统率陆海军大元帅”，成立了陆海军联合机构——军咨处，以控制全国海陆军的调动之权。随后，任命在他监国摄政后被晋封郡王衔的两个弟弟载洵、载涛分管海军和军咨处，形成弟兄三人分揽军政大权的局面。当时，醇王府一门三王，其显赫超过历代皇子。载沣兄弟均不过是20多岁的青年，论其学识阅历，皆不足当此重任。故醇王府一门专权的局面不仅引起汉族官僚的不满，即便满洲贵族，亦多侧目。摄政王载沣这种弱者逐强者的幼稚的做法，迅速将清政权推到了风口浪尖、激流险滩上。

六、皇族内部的党争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移鼎皆是由其末期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不均、皇亲国戚之间权力内讧导致，大清王朝更是如此。

载沣监国摄政后，皇族亲贵内部的权力争斗不仅没有缓和，相反日益激烈，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慈禧太后当政时，皇族亲贵中纵有门户派系也不敢张扬。慈禧太后一死，载沣既没有慈禧太后的威望，也不懂得运用慈禧太后那一套恩威并用的用人手法，皇族亲贵内部很快四分五裂，政出多门，相互倾轧。

当时，朝廷上主要结成八党：慈禧训政时，就已形成气候的奕劻一党；洵贝勒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军咨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为一党；肃亲王善耆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一党；溥伦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张德为一党；载泽是隆裕的姻亲，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载沣的妻子、荣禄的女儿）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

皇族亲贵内虽然派系林立，政见分歧，你争我斗，但在抑制奕劻的问题上，倒形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奕劻为了对付各路敌党，拉拢军机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别树一帜，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奕劻系乾隆十七子永璘之孙，1903年荣禄死后，慈禧太后授他为军机大臣，不久成为领衔军机大臣。慈禧末年，奕劻一身而兼数任，集中央的财政、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载沣监国摄政后，失去慈禧庇护的奕劻陷于四面楚歌，然而，载沣因顾及奕劻与列强的关系，也因与隆裕太后的矛盾激化而打消了排斥奕劻的念头。载沣欲倚奕劻以防隆裕太后，反而对奕劻优礼倍加。这样，奕劻在慈禧太后死后不仅没有垮台，反而在宣统朝成立内阁时，摇身一变又成了国家的内阁总理大臣。

载沣对奕劻的态度使亲贵中的各派势力十分不满。尤其是亲贵中的载泽一党，与奕劻更是势不两立。载泽出身于远支宗室，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作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过西方宪政，加上其妻为隆裕太后之妹，常往来宫中通外廷消息，因而恃内援而“气焰益张”，有时还“私传隆裕言语以挟制监国”。载沣视载泽为亲信，令其掌管度支部，掌握财政大权。载泽眼看奕劻揽权纳贿危及清王朝统治，可又搬不倒他，常常忿忿不平，又因载沣对奕劻的态度，致使载泽在和奕劻的明争暗斗中，总是失败。为此载泽对载沣大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br

亲贵中的肃党也是一支具有左右政局能力的势力。肃亲王善耆在宣统朝一身而兼数任。他任民政部尚书，领全国民政、警政；他又受命筹建海军，参与军政。善耆与奕劻是宿敌，在光绪末年，善耆就日夜谋夺奕劻之席。到了宣统朝，善耆看到奕劻因贪污已成中外攻击之的，身败名裂只是迟早的事，强弩之末的奕劻已不足为虑，开始将矛头指向大权在握的载沣兄弟，企图另立山头，取而代之。为了实现掌握国家权力的梦想，善耆不仅加紧笼络立宪派人物，甚至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向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暗中输忱。其中最突出的一件事是对谋刺载沣的革命党人汪精卫、黄复生、罗世勋的开脱和优待。善耆这种脚踩两条船的行为，渐渐地被载沣兄弟看破。他们对善耆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善耆虽然参与了建军活动，但始终没有获得军权。后来，载沣干脆把他的民政部大臣也给撤了。

皇族亲贵中，隆裕太后一党更是令载沣最伤脑筋的一股势力。溥仪继位后，隆裕被尊为皇太后，并在国家遇有重大事件时，有参预军政事务的权力。隆裕太后在慈禧太后死后，有垂帘听政的意图，皇族亲贵、清朝遗老对这件事说法不一。有人说：“隆裕初无他志，唯得及时行乐而已。”又有人说：“光绪故后，隆裕一心想信效慈禧‘垂帘听政’。迨奕劻传慈禧遗命立溥仪为帝，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之旨既出，则隆裕想藉以取得政权的美梦，顿成泡影，心中不快，以致迁怒于载沣。因此后来常因事与之发生龃龉。”bs不管上述说法是否可靠，但宣统朝初始，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各遵慈禧懿旨，各司其事，这种相安无事的局面不可能维持长久。这不但因为在溥仪继位后的权力分配过程中，隆裕太后对于监国摄政王的权力过大很不放心，而且因为满洲贵族、皇族亲贵中在隆裕太后面前中伤、攻击载沣的人也为数不少，致外间一度哄传满洲八大臣联名请隆裕垂帘如慈禧故事。此传说虽然没有成为事实，想来也并非空穴来风，故而使“监国大惧”，以致载沣后来“无日不惴”。

慈禧太后死后，中央统治集团内部的极端混乱局面将载沣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载沣原本是一个胸无大志、庸懦无能的人。他谦抑退让、疏懒自乐，缺乏危急时刻执掌大权者所需要的能力特质。慈禧太后当初之所以选中他做摄政王，就是看上了他的平庸与没有野心这一点。宣统年间，载沣对于朝中当权亲贵的权力倾轧、中央政府内部的抽心之烂的状况毫无应付的办法。当初，当慈禧太后决定把溥仪立为皇嗣，任命他为摄政王时，他也曾叩头力辞，惹得慈禧对他的这种不争气的举动大动肝火，当众斥之曰：“此何时而讲谦让，真奴才也。”监国后他“性极谦让，与四军机同席议事，一切不敢自专。躁进之徒，或诣王府献策，亦欣然受之”。bt操纵中枢权力的人治理能力如此，大清王朝的丧钟已经隐然响起了。

第七章　内轻外重

——晚清地方的崛起与军人干政

中国自秦以来，一直就是一个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无论政治传统还是文化观念都已经深入人心。盲目机械地引进或者效仿西方政治体制，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近代以来诸多热血人士千辛万苦搬来西方的所谓先进政体，如地方自治和联邦制等，事实证明，其结果并没有带来中国的强大，反而造成了国家长期的动乱。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集权传统与观念、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既维护好中央权威，又尊重好地方利益，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保持一种上下相维、水乳交融、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共赢关系，这是需要我们总结历史、立足现实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清前中期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一）清政府政治权威之建立

清王朝的统治是建立在军事镇压与接受和继承前朝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秩序基础之上的。依靠军事统治和全盘接纳传统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秩序，清王朝成功地在全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权威。

《清史稿·兵志》有云：“有清以武功定天下，太祖高皇帝崛起东方，初定旗兵制，八旗子弟人尽为兵，不啻举国皆兵焉，太宗征藩部，世祖定中原，八旗兵力最强，圣祖平南服，世宗征青海，高宗定西疆，以旗兵为主，而辅之以绿营。仁宗剿教匪，宣宗御外寇，兼用防军，而以乡兵助之。文宗、穆宗先后平粤、捻，湘军初起，淮军继之，而练勇之功始著，至是兵制盖数变矣。道咸以后，海禁大开。德宗复立海军，内江外海，与水师并行，而练军、陆军又相继以起，扰攘数年，卒酿新军之变。”bu很明显，在大规模军事镇压之后建立起来的清皇朝，带有明显的军事统治的性质。另外，从兵制上也体现出清廷以满洲贵族为核心，加强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广大民众统治的民族压迫色彩。

清代的正规军是八旗和绿营。八旗兵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由入关前降清明军组成的汉军八旗，共20余万人。八旗兵兵籍世袭，占有圈占的土地，不同于一般军队，是享有一定封建特权的军事集团。入关后，八旗仍沿用以旗统兵的建制，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两种，但已不归旗主所有，而直属国家指挥调动，构成清朝军队的骨干。禁旅八旗接近10万人，负责守卫宫廷和京师。驻防八旗10多万人分布于全国各军事要地。绿营兵是入关后招募和收编的汉族地主武装，以绿旗为标志，约60万人，配合驻防八旗屯戍全国各地。驻防地方的绿营兵要受驻防八旗监视、控制，绿营中的重要官职规定为满官缺，必须由满族将领担任。八旗兵的训练、装备、兵饷待遇都远比绿营兵优越。八旗和绿营正规军直接归皇帝统辖，不另设统一指挥全国军队的统帅。所有军队调防均须向皇帝奏报，各级武官的任命亦须经皇帝批准。皇帝直接通过军机处控制军队，比起历代皇朝军权更加集中。除正规军外，尚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士兵、西藏的番兵等地方武装，汉族地区则有当地招募的乡兵团练。一般战事结束，团练即告解散，并非正规军队。清中期后，八旗和绿营腐败虚弱，不堪重用，清廷主要依靠乡勇镇压人民起义，团练逐渐演变为正规的“勇营”。

虽然清政府是在大规模军事征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军事统治是其政治控制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众所周知，清王朝政治权威的建立仅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中人们对政治态度的反映，是政治行为的基础。儒家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影响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观念形态。长期以来，儒家的政治思想对于稳定中国政治秩序、满足中国人的政治认同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中国历代政治中显得尤其突出。

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浓厚的人伦色彩。在政治生活中，它关注的不是每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关系；它强调个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一员，应遵守他在社会关系中所承担的角色和规范，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bv。儒家认为，君民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如同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一样，双方都应该自觉维持共同的礼仪秩序。对于臣民，君主应该像父母对待子女那样实行道德教化，“以德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bw做一个“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对于君主，臣民应该像子女对待父母那样孝敬，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bx。儒家这种人伦的政治思想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有其广泛社会基础的。传统中国是个家族取向的社会，家族不仅是传统社会的基础，也是传统社会中个人一切活动的中心。个人的存在以家族的存在为前提，个人的发展也以家族的发展为目标。维持家族生存，主要是依靠伦理关系，所以，家族特别强调伦理秩序与责任分配。在家族所有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父子关系，父对子要慈，子对父要孝。由父子的人伦关系组成了家族，由家族的人伦关系，又组成了社会和中国人眼中的“国家”。儒家将家族的人伦关系政治化，提出了忠孝合一、家国合一的人伦政治思想，同时，儒家的这种政治思想又通过家族制度不断地社会化，从而演变成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

儒家人伦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道德教化。在儒家看来，既然国家是建立在一种人伦关系之上的，那么，治理国家就不能依靠武力强权，也不能凭借一种契约关系，而是靠统治者的道德教化，亦即所谓的“为政以德”。如何才能做到这一步呢？儒家认为这主要是靠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才能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最终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标。儒家以道德为要，强调把个人的道德实践与政治相结合，认为只要统治者端正自己的行为，人民就会在他的榜样之下，随他而行。所谓流风所及，自然能够风行草偃，使全社会形成一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良好社会风气。所以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by这正是对儒家道德政治的最好概括。

在儒家思想的规范下，人伦的政治文化不仅产生了道德政治，而且在家族制度的催发下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心理，形成了中国人的权威人格。在家族内部，每一个成员的地位都由其所处的伦理秩序决定。父母是家庭的权威，族长是家族的权威；子女要孝敬父母，全族要服从族长。儒家将家族内的伦理关系扩大到政治领域，把政治权威与家族权威联系了起来，使中国人崇尚权威的社会心理转化为一种政治心理，使家族内的伦理关系秩序转变成国家中的政治秩序，这就最终形成了中国人的权威人格与维系统治的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的政治地位是通过纵向的权力关系来体现的，每个人既是在上者又是在下者，既是权威又不是权威。这种等级秩序形成了中国人矛盾的政治心理。一方面，在权威下，人们对政治采取疏远而又保守的态度，对权威持有一种消极忠诚和克尽义务的宿命观点。另一方面，由于权威被看作是秩序和道德的象征，人们又需要权威，依赖权威。这种权威政治人格不仅影响了中国人广泛的政治参与，而且又助长了对权威的无限崇拜。这样的传统政治文化也造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结构性危机，即一方面需要政治权威，另一方面政治权威又因为各种因素而被经常打破。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的基础上，清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威。一方面，它继续推崇和利用儒家政治思想，任用大批汉族儒生，极力改变异族征服者的形象；另一方面，又仿效秦汉以来中国的君主官僚政体，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政治制度，以便加强中央集权的控制。

从政治制度的层级秩序来看，清朝的中央政治制度基本上沿用了明朝的制度，但又比前朝有所发展，皇权更加集中。皇帝以下，主要有内阁、南书房、军机处、六部、都察院、理藩院以及管理皇族宫廷事务的宗人府和内务府。内阁是设立较早的辅佐皇帝办理国事的中枢机关，设有大学士满、汉官员各二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官员各一人。初设时内阁地位极高，为清朝行政总汇之所。各地报来的所有文件均由内阁拆封，经大学士阅后提出处理意见供皇帝选择；皇帝核定的文件也交由内阁秉旨拟定，再以上谕形式发交有关下属机构执行。南书房是另一个辅佐皇帝办理国事的中枢机构。康熙时，撰拟谕旨则交南书房，南书房之选与雍正以来军机处等同。南书房可说无政府之名，却部分地取代了中枢之职，是一个颇具特殊性的场所。军机处又是一个辅佐皇帝办理国事的中枢机构，设立于雍正七年（1729年）。军机处开始是因处理军务而临时设立，后来由于皇权集中的需要演变为日趋重要的常设机关。军机处主要官员称军机大臣，由皇帝从亲王、大学士等人中选任。军机处直接听命于皇帝，秉承皇帝的旨意，办理枢务，处理国家军政大事，凡“军国大事，罔不总揽”，成为有清一代国家政治中枢中的最高权力机构。具体来说，它的职权是：起草皇帝谕旨，充当皇帝顾问，议决皇帝交付的政务，协助皇帝处理军务，审议撰拟题奏，审理重大案件，推荐和建议任命官员。从形式上看，军机处的设立是中央政治制度结构离异和专业化的结果，但实际上它设立的目的是便于皇帝的直接控制，完全是中央集权高度强化的产物。六部是清朝中央的行政管理机关，主要是沿袭明朝而来。六部长官均由皇帝任命，他们不能直接指挥地方，遇事需要奏请皇帝颁发诏令。每部设满、汉尚书各一人，侍郎各二人，各部之间有所分工。吏部掌管文官任免、调动、考核、升降、赏罚等；户部掌管全国疆土、户籍、田亩、赋税、俸饷、货币等；礼部掌管祀典、军礼、丧礼及学校、科举等；兵部掌管全国军事和武官的考核任免等；刑部掌管法律和刑狱；工部掌管土木兴建、水利兴修等。六部的职能虽有所分工，但实际上受到其他部门的牵制，如吏部的许多权力就受到军机处的制约。此外，中央行政机构重要的还有都察院和理藩院。都察院是最高监察机关，主要分管官员考核，整饬纲纪。理藩院是清朝创设的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

清朝地方的行政机构一般分省、府（州、厅、道）、县三级。省一级最高军政和行政机关为总督衙门和巡抚衙门，其最高长官分别为总督和巡抚，简称督抚。总督一般管辖两省或数省的军政与民政；巡抚管辖一省政务。督抚以下还设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布政使专管一省财政与民政，按察使专管一省的司法与监察，两者主要职能是协助督抚管理地方。省以下的行政单位是府，设知府衙门，长官叫知府，负责一府政令，总管所属州、县的赋役、诉讼等事务。府以下为县，设知县衙门，长官叫知县，管理一县的政务、赋役、户籍、诉讼、巡捕等事。道是省的派出机构，道员是治官的官，并非理民亲政的官，因此，道于地方行政，不能自成一级。清朝最基层的组织是里甲制与保甲制。里甲制是沿袭明制，规定每110户为一里，设里长一人；里下设甲，每十户为一甲，设甲首一人，负责调查田亩丁数，编制赋役书册。里甲制重要的职能是征收赋税。保甲制规定每十户为一牌，设牌头一人；每十牌为一甲，设甲长一人；每十甲为一保，设保正一人。保甲制主要的职能是控制人口流动，维持地方秩序，防止地方叛乱。从里甲制与保甲制的职能看，清政府在地方统治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征税，二是维持社会治安。雍正以后，实行摊丁入亩，以管理赋税为目的的里甲制逐渐失去了意义，保甲制成为地方基层行政的主要组织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控制实际上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官方的行政控制系统；另一种是非官方的控制系统。就清政府官方的控制系统而言，它对乡村关注的目标主要是赋税和治安，而乡村其他的事务则由非官方的控制系统——士绅与族长来承担。这是因为中国乡村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清政府的地方制度没有控制整个社会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承担地方或乡村所有的社会功能，它必须依靠地方或乡村的合作才能维持正常的运转。因此，在乡村，清政府除了直接利用官方的地方行政控制系统以外，更多的是依靠家族制度与地方士绅来实行间接统治，家族制度与士绅则构成非官方的地方控制系统。长期以来，家族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基础，是封建社会赖以维持的根基，具有鲜明的封建社会细胞组织的特征。族长有管理、监督生产的权力，有支配家族财产的权力，有强迫家族人员婚娶的权力，有惩罚家族子弟的权力。实际上，封建家族就是清政府在乡村的一个具体而微小的封建政权。乡村的许多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功能都是以家族为中心；族长训导其成员要顺从尊长，见贤思齐，从而形成了乡村稳定的礼仪秩序。而作为政府官僚后备力量而又代表家族利益的地方士绅，信奉儒家的政治思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既是家族利益的捍卫者，又是政府意志的代言人。乡村的治安、教育、公共工程、社会福利等，多由地方士绅来倡导和承担。因此，地方士绅对于乡村秩序的稳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样看来，清政府表面上拥有崇高的政治权威和强大的行政权力，但实际上却缺乏全社会的动员能力。在乡村，家族是社会的基础，一般人的主要活动都以家族或村落为中心，家族或村落以外的事务除了少数儒家士绅参与外，多数人并不关心。因此，中国社会的基层很难形成一个政治共同体，人们对于家族或村落的忠诚要远远高于对国家的忠诚。实际上，仅仅除了税收和治安的需要外，清政府一般不过多干预乡村事务，而是提倡无为而治。当时政府对乡村的实际控制能力，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强大。至于地方士绅，他们虽然信奉儒家倡导的“天下一家”的政治思想，但是在家族与国家之间，前者对他们更为重要。先修身齐家，然后才谈治国平天下。地方士绅与政府在地方的合作并不是无条件的，如果政府变得腐败无能，家族或地方利益受不到保护，这时士绅就会同政府产生分离，甚至成为政府的反对力量，使政府在地方的权力失落，中央权威就会受到地方势力的挑战。

（二）中央与地方行政统属关系之形成

清朝前、中期，在中央与地方的行政统属与权力分配上，督抚分寄制中央集权应是其一个基本的特征。所谓督抚分寄制中央集权，主要是指在历代中央集权的基础上，清廷将控制地方的职责和代表清廷行使行政、财政、军事、司法等项权力委托给各省总督、巡抚，通过总督、巡抚的管理，达到高度的中央集权的目标。

清代督抚分寄制中央集权的基本表现有三：第一，总督、巡抚封疆而治。在行政上，总督、巡抚有权节制并指挥一省或数省的布、按二司，道、府、州、县等官员。在财政上，督抚虽不能直接掌管各省财政，但在布政使每年向朝廷奏销过程中，督抚也能复核题奏，予以监督。在司法上，督抚负责按察使所呈报或解送的狱案，有权对徒刑罪犯作出终审判决，而后再上报中央批准。督抚封疆而治，充分体现了督抚分寄制中央集权中的“分寄”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二，督抚一概由皇帝委派，其权力系皇帝所分寄，故直接禀命于皇帝，直接向皇帝负责，一般不受中央各部院指挥。督抚代表朝廷管理地方，安抚百姓，这个特点非常明显。第三，朝廷对督抚实行严格控制。在清初、中期，中央对地方督抚的控制是卓有成效的。这种控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分散地方军政官员的权力，大小掣肘相制，从而形成对督抚的有效制衡。清代对明代省级地方行政制度加以损益、改造利用而成有清一代地方行政制度。各省除了给督抚委以大权外，同时又设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等分掌民政、财政、司法、军事。督抚有权节制监督藩、臬、提、镇，此为以大治小。同时，藩、臬、提、镇所具体掌管的军政事权又相对分散，并非总督、巡抚所能全部支配。尤其是雍正朝以后藩、臬、提、镇等均有了密折上奏权，故中央对督抚又可以小制大。督抚之权虽重，但两司、提、镇并非私有。承宣布政使隶属于吏部和户部，提刑按察使隶属于刑部，提、镇隶属于兵部，他们唯听命于部臣，其事权独立，督、抚对于他们无干预之能，不过居于督率的地位而已。所以督、抚要想专行省的政权，除非先把两司、提、镇降为属官不可，而典制所定，当承平之世，中央权威具在，督抚是不敢妄为而更置的。另外，总督、巡抚并立或同城，他们之间的争斗牵制也属常见。在这类大小相制中，督、抚难以构成独立的地方权力中心，不能为所欲为和自我为政，更易于受朝廷的控制，更易于保持对中央的稳定从属关系。（2）重用旗人，是清廷加强对地方督抚控制的另一种方式。清王朝是以满族为主体的统治政权，任用较多的满人、蒙古人、汉军旗人担任督抚，主要是因为皇帝和这些人关系密切，他们自然较汉人更加忠实于朝廷，更能得到较好的驾驭。（3）题折密奏也是中央对地方督抚实行长控远驭的方式之一。地方有事，督抚必须奉旨而行。清袭明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公文联系，主要是通过地方高级官员向皇帝的题奏和皇帝下达的谕旨来实现的。一方面，总督、巡抚不仅拥有题本奏本的权力，而且雍正朝还实行了密折奏报制度。雍正帝就指示：一切地方之弊，吏治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伍是否整饬等等均可向他题奏密折，他也可以用朱批的方式对地方督抚进行直接的指示，从而抛开六部，由皇帝对地方督抚进行直接监控。另一方面，雍正以后的历代皇帝特许藩、臬、提、镇等地方中级官员也有向皇帝上奏的权力，要求这些官员充当耳目，密奏督抚的情况，从而收到对地方势力相互牵制、防止督抚欺隐徇私的效果。由于以上三种方式的控制，在清初、中期，督抚在体制上基本没有独立活动的余地，只能完全听命于中央。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认为：“在明代，布政使是地方最高首长。总督、巡抚非常设，有事派出，事完撤销。清代在布政使上面又常设有总督和巡抚，布政使成为其下属，总督、巡抚就变成正式的地方行政首长了。这种制度，还是一种军事统制。如是则地方行政从县到府，而道，而省，已经四级。从知县到知府，到道员，到布政使，上面还有总督、巡抚，就变成为五级。可是真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仍不能作主，还要由中央另派人，如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之类，这是皇帝特简的官。总督、巡抚仍不过承传命令。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bz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事实上，乾隆时人汪辉祖就有“我朝纲纪肃清，上官无能作恶”的感叹。道光时人管同也有清代初、中期君主集权过甚，致使督、抚奉行文书不能有为的评论。而管同好友梅曾亮论当代政治的话，尤能说明问题。他说：“窃念国家炽昌熙洽，无鸡鸣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于今，东西南北方制十余万里，手足动静视中国头目，大小省督、抚开府持节之吏，畏惧凛凛，殿陛若咫尺。其符檄下所属吏，递相役使，书吏一纸揉制若子孙；非从中复者，虽小吏毫发事，无所奉行。事权之一，纲纪之肃，推校往古，无有伦比。”ca梅曾亮的话，既说明了清初、中期一切政令皆由中央层层下达，依次执行，又讲明了包括督抚在内的地方官必须把掌管的政事逐级禀报中央，不经中央批准，一概不能擅自行事的情况。这的确是清初、中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强化的生动写照。

（三）中央与地方对军事权力之处理

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之前，对于清王朝而言，国家经制兵无论八旗、绿营，其军权都是直接属于中央而不是将帅或地方督抚所得而私有。清朝初年，清政府为了彻底消灭国内各种抵抗势力，不得不容忍和允许三藩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让三藩握有兵权。但到了康熙初年，全国定，康熙就力持撤藩之意，不惜动用全国之力进行讨伐，最终把兵权收归中央。

在八旗方面，清初已全部收归皇帝所有。起初，八旗本为旗主所有，各有旗主，互不相属。太宗即位后，开始逐渐收权。及顺治帝入关后，乘摄政王多尔衮之丧，一举而扫除强藩，将八旗大权悉数收归朝廷。故顺治帝亲政以后，八旗已与未入关以前的旧制不再相同，其权力已尽握于皇帝一人之手。

在绿营方面，其制兵则握于兵部，其兵籍亦掌于兵部，兵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及三藩既平，康熙帝汲取教训，认识到：边疆、地方提、镇久据兵权，殊非美事。兵权久握，心意骄纵，故每致生乱……即此观之，兵权不可令久擅也。开始实行三年俸满加衔更调制度，使武臣不得久驻一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四月，又定提、镇陛见制度，以使其常来朝见，心知敬畏。不仅如此，康熙还定有武臣不得在任所置产入籍的条例，遇丁忧及因事解任的立即均令回籍。这样，就起到了防范武人及其子孙寄居任所，与旧部熟习，久而致起弊端的作用。通过上述手段，全国绿营的兵权，就全部通过兵部集中在皇帝一人的手中。如遇重大的兵事，皇帝则特简经略大臣、参赞大臣寄以军令，以专征伐，事毕则解除兵权。如雍正时，年羹尧平定青海，功震当时，手握重兵，驻军西陲，雍正帝要收他的兵权，他也不敢不奉旨交回。此无他，兵权归于国家，不为将帅或地方所私有，将帅不过借天子的权威出典兵戎，故国家得以用一纸朝命来撤销其兵权。这种情况，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初还是如此。

可见，清初、中期，在中央与地方关于军事权力分配的问题上，军权全部为中央所拥有，地方督抚或将帅个人皆无权支配。一些散落在地方的绿营军队，也不过是地方代替朝廷管理发饷而已。

（四）中央与地方关于财政权力之分配

清初、中期，中央与地方关于财政权力的分配主要体现在州县赋税收入的分配问题上。清初、中期的赋税，主要包括田赋、丁银、盐课、关税及杂赋等项目。其中，田赋、丁银属“正赋”，也是税收之大宗。康熙实行“摊丁入亩”后，丁银摊入地粮内征收，田赋、丁银完全合一，具体由地方州县官负责征收。盐课、关税则由朝廷直接掌管，其收入也全部归于中央。当时，州县的赋税分为两个部分：一曰起送，一曰存留。凡州县经征钱粮，运解布政使司，候部拨用，叫起运；凡州县经征钱粮，扣留本地，给经费，叫存留。显然，除了盐课和关税直接归属中央、地方无法分享外，起运和存留的实质就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其余财赋上的再分配。起运归中央财政所有，一律运经各省布政使司，由朝廷户部调拨京师，或调往他省他州他县，或拨付边镇充当军饷。存留则属地方财政所有，留于本州县，供地方政府开销支出。对上述起运和存留制度及其所体现出的中央与地方的赋税分配，清廷自然十分重视，不仅对此加以严格的管理，而且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还往往对地方的赋税存留予以裁扣，最终达到压抑和剥夺地方的赋税支配权益、加强中央财政集权的目的。

不仅地方财政存留数额经常被中央大幅裁减，康熙朝前后还进一步形成了“悉数解司”和“奏销钱粮”的制度。这两项措施实行之后，致使地方州县无存留钱粮，钱粮全部解为国库，地方以州县为单位的财赋存留制度就被取消。州县正项经费开支，必须随时向布政使司及其所辖的户部积存库领支，而领支又需遵照户部条例执行。这样，地方政府的日常收支就大都被置于中央政府的严格管辖之下。清初以存留名义出现、归地方州县支配的小金库，遂被撤销。中央在财政上对地方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由于清朝中央在财政上对地方的过分剥夺，使地方政府的财政相当窘困。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境，地方官府就不得不欺上瞒下，在征收赋税方面做些手脚，在中央规定的赋税数额之外进行“私派”，以补充地方行政开支上的亏空，这就是所谓的“火耗加派”。这种状况，自然加重了老百姓的生活负担，使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因此雍正时中央又采取了耗羡归公和养廉银政策，以冀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但朝廷通过耗羡归公，把州县对耗羡的非法征收及支用，改为直省督抚等合法的全权支配，显然是加大了督抚等对耗羡之类的支用权，这是为以封建专制主义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制度所不允许的。因此，乾隆中期以后，中央对直省督抚全权支配耗羡的制度，又进行了一些调整，限制了督抚的一些权力。经过此番调整后，朝廷又将各省督抚对耗羡的支配权部分地收回中央了。

可以说，中央对地方财政高度剥夺是清初、中期中央与地方在财政权力分配上的主要特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太平天国时期中央权威遭到严重削弱后才逐渐有所改变。

（五）中央与地方在司法权力上之分配

中央与地方在司法制度方面的加强和完备，也是清初、中期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督、臬、道、府、县逐级复审，“一切恩威皆出其上”，可以说是清初、中期中央与地方在司法权力分配上的基本内容。据《清史稿·刑法志三》中记载；“凡审级直省以州县正印官为初审。不服，控府、控道、控司、控院。”由此可以推见，五级审判制当是清代地方司法权力分配上的主要特征。

地方五级审判制度的基本情况是：县及散州、厅为第一等级。《大清律例》中的《诉讼·越诉》内容规定，百姓无论何种冤抑案件，必须首先赴县及散州、厅控告。如有超越县及散州、厅，径赴上司起诉者，不仅不被受理，而且还要给予处罚。府及直隶州厅为第二审级，负责府城所在地的一级审判并复审所属州县上报和解送的狱案，写出量刑意见后转报按察使司。道为第三审级。按大清律例，直隶州一切案犯，均由道审转解送按察使司。直隶州百姓如遇冤枉案件，也可以向道台上诉解决。按察使司为第四审级。复查、审核府、道上报、解送的一切狱案，并上报总督。督抚为第五审级。对各省应处以徒刑的罪犯，督抚有权作出终审判决。但流刑以上及杀人等重罪，督抚则无权作出最后决定，而是需要写出量刑意见，咨文刑部或专门向皇帝题奏申请处理。这样看来，五级逐级复审制确实反映了清初、中期地方司法权分配的基本程序和内容。

清初、中期的地方五级司法逐级审转复核制，使地方各级官府对司法拥有广泛的介入权，但可量刑裁决权却只限于笞、杖、徒等轻罪，徒以上重要刑狱的最高裁决，却是由刑部、三法司等协助皇帝行使的。地方司法权力较小且分散，中央司法权力颇大且集中，始终是清初、中期中央与地方司法权力分配的基本特征。

在协助皇帝裁决重刑和集中主要权力于中央的过程中，刑部的作用十分重要。清制，各省刑案例由刑部负责核审；在京讼狱，也由刑部审理。都察院和大理寺虽系三法司的组成部分，但在非会审场合下，都察院、大理寺不得过问刑狱。雍正以降，刑部还掌管了八旗人命、强盗等狱案和皇帝交办的“各衙门钦发事件”。因此，说清代刑部的司法权极重，一点也不过分。

另外，能够反映清代司法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秋审”和秋审之后的勾决。秋审是六部尚书、都察院、大理寺等九卿会同复审各省被列为“监侯”的死囚的重要方式。秋审在每年八月上旬举行，其一系列准备工作由刑部操办。秋审之后上报题奏朝廷，由皇帝决定执行，这就是所谓的秋审之后的勾决。这是皇帝把握天下万民生杀大权的集中体现。还有，清廷对各地百姓上诉的处理，也反映了中央对地方司法的监督和自上而下的辖制权。清制，各地百姓有冤，可赴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呈诉，称为“京控”。“遇盛舆出郊，迎驾申诉者”称为“叩阍”。接受“京控”“叩阍”之类的上诉后，或发回本省督抚审处，或奏交刑部提讯。发回或驳审的案件，号称“钦部事件”。此类案件，往往“责成督抚率同司道亲鞫”，不准重新发回原问官。如果“情罪重大以及事涉各省大吏”，或经科道官、督抚弹劾的，皇帝往往要派钦差大臣莅审。cb钦部事件又分“特旨交审”和都察院等咨交两种。前者案情较重，后者案情较轻。对皇帝“特旨交审”的案件，与派钦差大臣前往无异，督抚大员必须迅速“奏结”。即使都察院等咨交的案件，督抚也应当“亲加研鞫，以成信谳，毋得任委属员审办”。但在执行过程中，各省督抚对特旨交办事件“尚不敢迟逾”，“而对各衙门咨交之案，往往视为泛常，任意积压”。为杜绝类似弊端，乾隆、嘉庆时期朝廷特订立期限，由都察院等按时咨催或参奏，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

综上可见，督抚、臬、道、府、县五级地方司法逐级复核制和中央刑部、三法司等部门协助皇帝裁决重刑的实施，使清初、中期司法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上，呈现出内重外轻的不平衡状态。一方面，虽然从省到县五级地方官府均有权介入和过问各类轻重狱案，但量刑裁决权却只限于笞、杖、徒等较轻的案件。在司法过程中还不乏官府内自上而下的层层监督、纠问和相互制约，致使任何一级地方官府都无权专断刑狱。另一方面，流刑以上重要狱案的裁决权均归于朝廷。在刑部核复、三法司会审、九卿秋审等协助下，朝廷牢牢掌握了死刑的裁决权。这样，地方较重要的刑狱裁定权递次集中于中央之后，最终又集中于皇帝一人。

（六）消除地方割据、分裂力量

清初，清政府对全国的统治虽已确立，但部分地区一直未能置于有效的控制之下。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处理上，南方数省有三藩的割据势力，台湾岛屿有郑氏的反清集团，他们一直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不断向清政府发起挑战。削平三藩，消灭郑氏集团，就成为这一时期中央理顺与地方关系的首要问题。康熙帝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平定了三藩，收复了台湾，消除了地方企图割据、分裂的力量，从而为清中期康乾盛世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为清初、中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主要表现在：

1．削平三藩。清初，为了充分利用汉族降将的力量，统治全国，清政府封了四位汉王。他们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和定南王孔有德。顺治六年（1649年），耿仲明死于江西，其子继茂袭爵。顺治九年（1652年），孔有德死于桂林，无子爵除。此后，清政府令吴三桂镇守云南，尚可喜镇守广东，耿继茂镇守福建。继茂死，其子精忠继之。史称之为清初三藩。

清政府建立三藩的目的，不外乎为“辑守疆圉，以宽朝廷南顾之忧”。然而三王分镇之后，手握重兵，雄踞一方，位尊权重，为所欲为，骄恣无忌，逐渐走上了与中央集权政府相对立的道路，成为影响中央号令全国、建立统一政治秩序过程中的最大隐患。当时吴三桂控制云贵，称霸西南；尚可喜父子专制广东；耿继茂父子盘踞福建。三藩势力与清政府的中央集权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矛盾愈来愈深，最终发展到了必须用武力方能解决的地步。

在政治上，三藩专擅一方，所踞之地，形同独立王国。尤其是吴三桂在三藩中势力最大，节制云贵督抚，将各处安插私人，吏部、兵部不能干涉，这就使中央对云贵的行政统治权实际上名存实亡。

在经济上，三藩的巨额军费一直是清朝中央的沉重负担。三藩兵力雄厚，分驻沿疆，所令汉军八旗及绿营兵总数达十余万人，庞大的军费都由国库支付，给清廷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时，三藩“糜俸饷钜万，各省输税不足，征诸江南，税两千余万，绌则连章入告，赢不复清稽核”cc。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这其中尤以吴三桂为最。直到康熙十一年（1672年），这一状况仍未改变。

在军事上，三藩久握兵柄，分驻沿疆，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康熙初年，国家养兵共五十八万有余。三藩兵力，虽只占全国兵力的十分之一左右，但其兵将久受藩王豢养，心中只知为藩王家丁，不知有朝廷。不仅如此，三藩除了额兵之外，还拥有私征兵，并给府中成年男子发放兵器，经常操练。因此，三藩的武装力量已构成了对清朝中央政府的潜在威胁，是清初国家稳定的一个极大隐患。

早在顺治年间，御史郝浴、杨素蕴，布政使胡章，给事中杨雍建等便已疏劾三藩的不法行为。康熙初年，庆阳知府傅弘烈也曾奏告吴三桂图谋不轨。浙江巡抚范承谟更是在卧榻之侧悬一小牌，上书时事数则，第一条便是三藩应撤。三藩势力的恶性发展，使中央政府深感不安。此时，康熙帝也清醒地认识到：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吴三桂非宋功臣可比，乃唐藩镇之流耳。并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决心寻找适当的时机来消除这一巩固中央集权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因与长子尚之信不和，疏请归老辽东，以尚之信袭爵留镇。清廷借机以父子宗族不宜分离为由，同意尚可喜告老还乡，但不允其子袭爵留镇，令其尽撤部中家属回籍。七月，吴三桂、耿精忠也疏请撤藩，试探清廷意旨。八月，康熙帝否定了大多数廷臣反对撤藩的意见，毅然下令三藩并撤，并立即派员前赴云南、广东、福建，办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九月，撤藩诏使到达云南，西南震动。十二月，吴三桂公开叛乱，各地藩王先后响应。康熙帝调整部署，沉着冷静，针对各藩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经过八年苦战，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一月，彻底平叛，全国局势从此稳定下来，清王朝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三藩反叛，对清中央最高决策层震动很大。康熙帝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巩固清王朝的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作出了一系列艰苦努力，从而形成了清初至鸦片战争前国家基本上统一、团结、稳定、发展的局面。这为清初、中期封建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奠定了一个坚固的政治基础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所谓的“康乾盛世”正是产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讲，平定三藩开了康乾盛世之端。

2．收复台湾。平定三藩之后，清廷立即转入了收复台湾、消灭郑氏集团割据势力的斗争。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明天启元年（1624年），台湾被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了台湾，对中国历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然而，随着清王朝统一事业的发展，自比琉球、朝鲜，坚持不薙发、不登岸的郑氏集团武装，已经蜕变成为分裂国家统一的地方割据势力。三藩叛乱中，郑成功之子郑经作为支持者和参加者，一度猖獗海上，并且占据了泉州、漳州、惠州、潮州等地，“杀掠所至，十室九匮”，广大人民深受其害。康熙皇帝决意消除沿海战患，消灭这一不服从中央政府管辖的地方割据势力。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三藩叛乱即将平定之时，康熙帝便命吏、兵二部从速制定进军台湾方略。经过一年多的充分准备，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二万多人，战舰三百余只，进军台湾，消灭郑氏集团势力，重新统一了台湾。台湾统一以后，康熙皇帝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隶福建省管辖。自此，台湾完全处于清王朝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这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台湾统一以后，在免受外敌侵扰的条件下，也促进了海岛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平定三藩与收复台湾，标志着清王朝的统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在这以前，清朝中央政府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用武力消除敌对势力、确保新政权的存在和稳定上面的话，那么接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采取更多的经济、政治手段，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发展社会经济，保证大清王朝江山的长治久安了。经过康、雍、乾、嘉四朝的中央集权，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可以说中央对地方拥有绝对的发号施令的权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长期处于基本稳定运行的状态之中。

二、晚清地方势力之崛起

在有些国家中，中央政权的衰落是地方势力崛起的结果。但在19世纪下半期的中国，中央政权的衰落则是地方势力努力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过来，地方势力的崛起，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央政治权威的瓦解。

（一）民间反政府运动是导致地方权力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表明，自18世纪末以后，财政危机一直是困扰清王朝统治者的一个严重问题。在这一段时间里，政府的开支在不断加大，而财政收入却没有太大的变化，1725年约为3610万两，1841年则为3860万两。随着人口增长，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不断扩大，但由于中央政府不能为其提供足够的经费，只得赋予他们可以征收附加税的权力。这就为地方官员提供了合法地向基层民众摊派苛捐杂税以中饱私囊的机会。也就是说，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很低，而且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明显增长，但下层民众的负担并没有减轻。相反，这种政策却造成两个极为有害的副产物，一个是官员贪污腐败现象的普遍和日益严重，另一个是地方财政实力的增强。后者成为晚清地方政治形成的重要经济基础。这两个方面都极大地侵蚀了清政权，对中央权威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由于大量财富滞留在地方政府手中，财政日益衰竭的中央政府越来越失去采取主动和进取性社会政策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更是如此。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局面也许还可以维持下去。但在19世纪中期，情况骤然发生了变化。西方列强不断的武装入侵和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与捻军起义，使缺乏财政基础的中央政权的虚弱真相立刻暴露无遗。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挑战之下，中央政府已无力解决困难，只得向地方政权求助，而中央政府也不得不下放权力并为此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中央政权的软弱与萎缩，并使地方势力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湘系—淮系—北洋系地方集团的相继兴起，就是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企图加强与巩固皇权统治而导致权力异化的结果。

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世纪，大清王朝日益破败衰微，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从顶峰上跌落下来。使其然者，首先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多次洗劫和掠夺。对清政府来说，尊严的折辱和利益的被分割，是被迫的、痛苦的，其间不无反抗，因而有其组织的五次大规模的民族自卫战争。但是，一次次失败，一项项丧权辱国的条约，又记录了清政府不断屈服妥协的过程。1899—1901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役，清政府以极其屈辱的条件和代价，结束了战争，保存了自己，但已经到了十分虚脱困乏、支离瓦解的地步，专制皇权彻底匍匐在列强的淫威之下。其次是民众反抗斗争连续不断的冲击。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重创了清王朝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国家机器——八旗军与绿营兵，清王朝赖为支撑的军事机器从此盛极而衰。太平天国、捻军、西南和西北各族民众的造反行动则彻底摧垮了清王朝的八旗军与绿营兵，导致了清王朝中央集权制度开始遭到破坏，地方督抚势力借机膨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产阶级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1904年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纷纷成立以及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革命书刊，迅速传播的革命思想，连续不断的武装起义，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民众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使“奉天承运”、至高无上的专制皇权的威风扫地以尽。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终于将腐朽的专制皇权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以辛亥革命的排满风潮为契机，清王朝统治中国的历史开始进入倒计时。再次，造成清室专制皇权衰微的原因也在其自身。因为吏治腐败，财政竭蹶，使清政府挽救统治危机的种种努力，或被抵消，或成虚文，或适得其反。在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的过程中，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窳败腐朽的八旗、绿营，命将出师、筹集饷糈的传统办法已经不灵。战争的一再失利，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调整与修补其体制和政策，结果从此造成中央集权的凌夷和地方势力的膨胀。督抚练兵筹饷，专擅地方军民财权，打破了原来地方军民财政设官分司、互相牵制，中央地方上下相维的权力结构的平衡局面。虽然一些官员不停地以“外重内轻”“尾大不掉”警告建言，但在你死我活的统治阶层内部的各种矛盾以及几十年间“盗匪蜂起”的威胁下，清中央政府已经无力也无法改变这种外重内轻的局面。地方势力崛起于扑灭民众以暴力形式反政府的年代，它在挽救和加强清廷统治的同时，客观上又削弱了这个政权，两种作用如影随形，无法避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控制清政府最高权力几达半个世纪，其统治即靠传统的皇权威力与高明的平衡权术周旋于各利益集团以及各个政治派别之间，在其相互排挤、争宠中，使其互相牵制，取得平衡态势，达到操纵和控制的目的。先以满洲贵族与言官力量牵制湘系集团，后以淮系集团牵制湘系集团，并使湘、淮系各集团内部互相制约。当淮系势力过分扩张之时，又扶植张之洞与李鸿章相抗衡，同时以清流派讥弹地方实力派，束缚其手脚。对地方实力派，慈禧太后采取既依赖又裁抑，依赖中进行控制，裁抑时又予以支持，在各派争斗中求得平衡的统治策略。

当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拼凑北洋集团班底的时候，正是李鸿章淮系集团一蹶不振之时。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全部接收继承李鸿章淮系遗产的过程中，北洋集团势力迅速膨胀。清末新政中政治改革的失败，使得清政府的虚弱面目完全暴露在全国民众的面前。风雨飘摇的清王朝除了依赖地方实力派，已经没有别的求生办法了。继李鸿章之死，刘坤一、荣禄先后衰病以殁，清室哀叹：“老成凋谢。”张之洞经营湖广多年，其实力较之后起的袁世凯集团，则瞠乎其后，这时运用牵制的术数已作用不大。在革命党人的宣传中，排满的调门不断提高，优礼重用能臣袁世凯，依赖北洋集团，显然还能够起到一些抵消排满宣传的作用。虽然满洲亲贵对袁世凯猜忌日深，枢垣弹章交上，但终慈禧太后之世，对袁世凯宠信不衰。1907年，袁世凯与张之洞同一天内调军机处，一般被看成“明示优崇，隐收兵柄”。但只要稍微考察袁世凯内调后，袁氏的其他党羽仍然高踞要津等史实，就很难说慈禧太后已经不再信任袁世凯的说法是全面的。事实上，袁世凯与朝廷中各派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也曾演出了激烈的倾轧局面，但都没有超出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范围。这一点，慈禧太后心中十分清楚。她一方面要依赖袁世凯集团，另一方面又绝不能让它越雷池一步，萌生更大的政治野心。应当说，慈禧太后的政策是高明的。在著名的丁未政潮中，瞿鸿、岑春煊先后发起倒袁行动。慈禧太后洞察曲直，坚持宠信袁世凯而舍弃瞿、岑。取舍之间，要在实力的有无大小。面对汹涌的排满浪潮，权倾朝野、实力雄厚的北洋集团对清政府来说，分量比瞿、岑重得多了。除了继续重用袁世凯、张之洞这样的举足轻重的汉大臣来抵消排满的革命举动、维持国家的政治局面外，难道还能有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吗？在维护清朝统治上，皇家利益永远高于内部分歧。慈禧太后身后，监国摄政王载沣驱逐袁世凯，企图瓦解北洋集团，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昂贵了。因此，在北洋集团产生、发展、形成的过程中，清政府对之依赖和支持是主要的，其间虽然不无牵制、裁抑，是为次。

晚清半个世纪中出现的几个地方集团，均缘镇压革命之机而崛起，并与传统的军制发生变革相伴随，因而都是以军事为突出特色的军事官僚集团。常说的“湘军集团”“淮军集团”“北洋集团”，就是指这个特点而言。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造反运动，烽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清政府调兵遣将，分援南北无虚日。无奈旗绿各营，溃败相循，清政府不得不全赖曾国藩的湘军，以及后起的淮军才渡过了统治的危机。此后，湘淮勇营代替八旗绿营成为清室主要武装力量，其结构、组织与旗、绿制兵有着显著的差别，军制在战争中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半私人性的军队成为近代军阀的雏型。甲午战争后，湘淮军基本上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编练新军之议蜂起。对于以武功定天下的清王朝来说，还有什么比军备废弛更大的危机和悲剧呢？于是，朝廷下练兵自强诏：“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勿生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积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cd

至清室覆亡的几十年间，清政府始终以练兵为“第一大政”。变革军制，编练新军，朝廷三令五申，各省以练兵为忙。失掉了人心的清政权在垂死挣扎中，除了乞灵于武备的整刷起死回生外，已经是回天无术了。北洋新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组建、扩充以至编成北洋六镇的。袁世凯把新式武器的使用与西洋新式编制结合起来，又将新式军队与封建的半私人依附性结合起来，甚至较曾国藩、李鸿章两位前辈更高一筹，充分运用金钱、感情将国家的军队变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在军事力量扩充的同时，袁世凯本人及其亲信也个个飞升，占据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关键位置，北洋集团遂以固结。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形成了湘淮地方实力派集团；在镇压义和团和景廷宾起义过程中，袁世凯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并得到慈禧太后的卵翼和列强的支持，最终形成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事官僚集团。然而，让那位“老佛爷”始料不及的是，她一手扶持了北洋集团，其身后大事却最终为袁世凯北洋集团所败坏。

政治斗争实践表明，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得陇望蜀是人性深处的弱点。如果说，在地方势力壮大的过程中，由于曾国藩等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道义感很强，中央和地方还可保持相安无事的话，那么，当连秀才都不是的袁世凯势力膨胀到足可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候，内轻外重的情况就变得严重起来，他因为没有旧道德的包袱，必然要再前进一步，打破原有的政治平衡，取得国家的最高政权。辛亥革命中，袁世凯乘势而起，背叛清室，凭借手中的军事实力和机诈权术，左右逢源，一手逼使革命党人交权，一手胁迫清室退位，最终实现了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目标。这种权力异化的必然结果，正好应了赵尔巽等在《清史稿》中所言的“以兵兴者，终以兵败”这句话。历史说来就是这样的无情！

（二）清政府将举办洋务事业的权力下移给地方，最终形成了内轻外重

自19世纪末欧风美雨纷纷侵淫中国大地以来，中国实际上就开始被纳入到全球化的体系之中。传统政治的一套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不可避免地要相应发生调整。但是，面对西方军事、文化、经济、政治的不断冲击，最高执政者却昧于世界大势，掩耳盗铃、一叶障目地顽固坚持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的排外意识，不是去积极建立自己的世界眼光与全球意识，根据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去改造创新自己的战略思路，在中央政府内部实行革新，建立一套与时俱进的领导机构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而是在苟且偷生中一再丧失重建现代政治权威的难得的机遇。最终，在中国亟需进行变革与调整的时代里，这一机遇却被地方督抚所占有，这是近代以来清政府政治权威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中央政府丧失调整政策，重新建立国家职能体系的机遇，至少有以下几次：

1．1840年，英国用炮舰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拒绝与世界的交往已经变得不再可能，但是清政府不注意体制创新，迎头赶上世界潮流，仍然一厢情愿地拒绝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不愿意与列强直接发生外交关系，设立五口通商口岸大臣，将中央政府的外交大权毫不在意地下移给地方督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进一步设立了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国家的外交大权又进一步下移与流失。

2．1851—1864年发生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本来可以促使清政府彻底改变已经腐朽的军事体制，迅速重建新的军事力量，建立一个战时统帅部来领导各地的平叛战争。但是，清政府不是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反而将本属于中央政府的诸多重要权力下移给地方督抚办理，将渡过难关的希望寄托于地方的自救，从此造成内轻外重、太阿倒持的局面。

3．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清政府虽然成立了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作为指导全国洋务运动的中央部门，但在实际权限划分与具体操作等问题上，仍把事权交给地方督抚办理，迟迟不愿走出任何学习西方、启动中国现代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可以这样说，直到甲午战争前夕，在中国初期现代化关键的发动期，中央政府始终没有实现从传统到现代战略意识的转变，并没有制定任何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政策与成立相应的领导管理部门，结果，洋务之花全部开放在地方，地方督抚在发展现代化事业的同时，占用了本应由中央政府拥有的经济、军事、交通运输甚至外交等权力资源，在发展中一步步坐大起来。中央政府在这次自强运动中所收获的只是进一步丧失了更多的权力与加速了自己政治权威资源的流失。

4．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举国上下自强之议纷起。但清政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是建立新建陆军，全局化的意识依然没有。虽然不久发生百日维新，企图全面创新，但在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上，并没有进行一个根本性的全面调整与规定。

5．1901年后，清政府虽然决心实行新政，并且在中央设立了一个督办政务处来领导全国的新政事业，但并没有决心来彻底创新中央政府组织职能，建立一个具有现代意识与领导能力的全国性的领导机构，仍然拈轻怕重地把新政事务一股脑儿地推给了地方督抚，只知道等地方新政办有头绪后，及时将成果据为己有。结果，地方主义抬头，以省为单位的财政体系、军事体系、外交体系完全形成。

在晚清，地方主义膨胀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

美国学者弗朗茨·迈克尔在《19世纪中国的地方主义》一文中认为：“所谓‘地方主义’，是指在中国的一些关键地区，出现了军事和政治权力的中心，它们承担着政府的某些重要职责，但它们仍然处在国家的体制中。当朝廷的权威遭到削弱，朝廷政治上的跌落要求建立这样的地方政府机构的危机时期，地方权力的中心就应运而生了。”

地方主义的代表力量有两个：地方督抚和地方士绅，他们联系的加强和联合，是地方主义形成的标志。

一方面，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伴随着战争的需要，地方督抚逐步取得了地方上的财政权、用人权、军权，甚至司法与外交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扩大明显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督抚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力较前大大加强；二是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的冲突日益尖锐。当督抚意见不被重视或者地方利益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就很容易产生与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虽然在承平的日子里，中央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能够有效地行使对督抚的处置权，但一旦天下大乱，督抚马上就会根据自己的实际利益而决定去向。辛亥革命时期各省纷纷独立的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士绅在地方上的作用日益重要与其经济财富的增长，他们开始不断要求提高政治地位。进入20世纪后，他们更是因为在举办新政中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从而日益产生了明确的政治诉求。当他们的政治要求得不到满足时，激进、躁动的心理马上就膨胀起来。在清末最后的几年中，他们先是要求立宪，继而要求召开国会。正是他们的宣传与鼓动，清政府才真正迈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从而使自己仅有的一点政治资源流失殆尽而迅速丧失了民心。也正是他们掀起的保路运动，最终敲响了清王朝灭亡的丧钟。

在晚清，因为太平天国运动等民间动荡，导致了清政府手中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的瓦解，军队这个重要的国家机器逐步转移到了地方督抚的手中。特别是袁世凯小站练兵以来，用朝廷的钱，却培植出了异己的北洋政治军事集团。随着军权潜移到地方实力派的手中，他们就实际上操纵了清政府的命根子。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就是祭起这个重要的法宝迫使清室退位、迫使孙中山让出民国临时大总统之位的。应当说，督抚与士绅的离心与背离，地方主义的抬头，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这是清室在辛亥革命时期不得不交出政权的政治背景。

总之，在晚清，一切新生事物或者改革事业，基本上都是从地方做起的，省一级的机构改革与现代化意识明显走到了中央政府的前面。事实证明，实力决定一切。等地方发展起来以后，中央政府虽然在不断进行补救，如1901年将总理衙门改称外务部，1903年成立农工商部、财政处、练兵处，1905年成立学部、巡警部等作为领导和管理地方的中央机构，但这种变革是建立在地方利益已经形成的基础上，这些中央机构已经难以确立起应有的权威，收回应有的权益了。这种弱中央、强地方的实际做法，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展，必然要以削弱中央政权为代价。晚清中央政府苟且偷安、下移权力的做法，不仅没有能够达到巩固自己统治的目的，反而造成了中央权威的不断削弱、地方主义的迅速抬头。这种饮鸩止渴的政策，最终必然导致地方崛起与强大。辛亥革命时期，各省纷纷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地方实力派袁世凯集团则乘机鸠占鹊巢，从地方走向了中央。晚清以来中央政府丧失机遇，不积极进取的结果，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三、中央与地方博弈之结果

晚清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的处理不当是导致清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般来说，中央权威的形成和维护主要是由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权力资源的共同支撑。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则表现为政治、经济交往的互惠性，共同维系的一份情感、社会文化感以及有效的行政与社会控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清朝前期，统治者通过文治武功，成功地影响和控制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成功地将自己树立为政治权威。但是，1840年以后，世界与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越来越被纳入全球化体系的过程中，现代与传统的矛盾变得愈来愈尖锐起来。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冲击与国内下层民众的大规模反抗活动的加剧，国家政治生活的运作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政府的政治权威在内外因素的冲击下越来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大量资料表明，在晚清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央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是地方主义的不断挑战与困扰。在清初、中期，由于皇权能够很好地保持，国家的政治结构一直处于高度的中央集权的状态。从顺治到道光皇帝，代代相承，乾纲独揽，令出唯行，大权从未出现旁落的现象。但是，这种状况到了咸丰时期却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由于太平天国的内部冲击和英法等列强的外部侵略，再加上清政府军事支柱八旗与绿营的腐朽不堪，中央政府已经无力应付突如其来的迎头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从生存利益角度考虑，清政府不得不将自己长期以来一直把持不放的军政财经大权抽出一部分下放到地方，从而导致晚清政局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地方势力的兴起及其与中央政府争权夺利的斗争。

本来，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向地方下放一定的权力，改变政治机体中存在的僵化状态，重新激发其足够的活力，以促成清王朝的再次振兴，这应该算是一个十分明智的政策和举动。但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以来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动，地方督抚们在战时和战后都形成了自己的实力派利益集团，把持着清王朝地方上的军政、财政与官吏任命的权力，有飞扬跋扈之嫌。不仅如此，随着清政府希图自强的洋务运动的开展，军事、经济大权进一步落入地方的手中，地方督抚的实际权力大大膨胀。他们也以之为胆气，公然与中央政府对抗起来。1899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抗命不遵与1900年庚子年间地方督抚拒不执行朝廷的命令，甚至联合起来成立的东南互保，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这样，中央政府的政策不仅不能很好地贯彻下去，而且还形成了太阿倒持的局面。加大中央集权步伐，收回从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流失到地方上的各种权力，就必然成为清朝中央政府在最后的日子里所进行的一项最为主要的举措和急务。

纵观中外历史，中央对地方的分权，一般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是中央迫于地方的压力，作为一种妥协而采取的分权；二是中央出于社会发展的总体考虑或自身的目的，将权力或职能下放给地方。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的分权，中央分权都可能引发一场新的社会动员，给各地方更大的欲望和要求带来新的刺激。前一种情况下的分权，易于助长全面的地方主义，因为这种分权是中央政府让步的结果。中央政府在政治、财政和行政管理方面的许多让步，会在客观上进一步培养地方主义的感情，而这种感情的成长又会对中央政府形成压力。于是，地方的要求与中央的反应就形成了“互相促进”的关系。而后一种情况下的分权，则常常会煽动起政治上的地方主义。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在所获权力的基础上，从自身利益出发，寻求与中央政治上的“合理化”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就是地方不仅在行政上自治，在经济上也应自治。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没能脱离这一历史轨迹。

在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主要表现为冲突和抵抗。

这种冲突与抵抗又主要体现在：

（1）权限之争。

因为中央政府世界眼光与现代战略观念的滞后，洋务事业多由地方督抚发起与举办。随着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推进与发展要求，地方政府自然会想要向中央政府提出更多的政治要求，这就是下放相应的权力和给予应有的自主权。然而，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当然不愿意在下放权力的同时，丧失自己的政治权威。因此，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实际上就只能体现为不断的冲突与抵抗。

（2）利益之争。

随着地方洋务事业的不断举办，经济基础日益强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清末，财政分配与地方政治权益的不断诉求，一直是影响中央与地方关系和谐的一个关键问题。

（3）控制与反控制之争。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本属于中央政府的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逐渐为地方督抚所拥有。从慈禧太后到监国摄政王载沣，都在不断力图恢复咸丰前的气象，但这种努力的效果微乎其微，甚至适得其反。尤其是宣统年间摄政王载沣不顾客观实际情况盲目地集权于中央、集权于皇家的做法，彻底将地方督抚赶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各省立刻纷纷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实际上最终没有胜方，无论中央或者地方都为之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

为了解决地方主义的膨胀问题，中央政府从本王朝长治久安的根本利益出发，向地方无论是放权还是收权，其举动都是无可厚非的。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是十分必要的。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集权历史传统的大国而言，没有集权，不但幅员辽阔的国土无法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就是中国人的政治认同感也会发生问题。问题在于，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控驭全国局面的能力迅速下降，特别是随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先后去世，清政府的政治权威出现了真空，而新上台执政的一帮满洲少壮亲贵不但缺乏政治经验，而且显得十分幼稚与昏乱，尤其是监国摄政王载沣不顾后果，肆无忌惮地采取集权于中央的政策和措施，不仅没有达到保全自己的目的，反而进一步将地方势力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新上任的监国摄政王载沣，无论其威望或是操纵权术的本领，都根本无法与慈禧太后同日而语。他不仅无力控制清末爆炸性的政治局势，而且难以驾驭原来对慈禧太后效忠的地方督抚。原来的政治制约松弛了，地方实力派也顿感释然，他们不满于中央的大肆集权政策，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也就日益加剧和公开化。靠纲常名教维系的君臣大义渐渐为君臣之间力与利的较量所取代。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平衡关系终于被打破了。

中央与地方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使得本就脆弱已极的清中央政权更加风雨飘摇。它窒碍了中央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调控能力，削弱了统治集团的政治保护力量，这在客观上为辛亥革命造就了十分有利的外部条件。武昌起义后，各地督抚纷纷倒戈，转向了革命派的一方。他们呼吁袁世凯出山，并与袁世凯共逼清室让出政权。清朝中央政府长期以来尤其是宣统朝以来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上的处置失当，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灭亡。

概括而言，近代以来，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际上走上了一条疏离和异化的道路。为了集权，结果却造成了分权；为了加强专制与皇权，结果却种下了民主和共和的种子；为了削弱地方，结果却造成了地方的强大。可以说，这是清末期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

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已经逐渐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和转型，必然要求对中央与地方的一些旧有体制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条件和要求，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必须有能力担当起变通体制、建立新制度、发展经济、保卫国家的重任。但是，当时中央政府的最高决策层既没有足够的现代化意识，又没有敢于改变现状的胆识和魄力，不能对国家体制主动地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这就必然会减少政府的威信，带来削弱中央集权的危险。与此同时，地方督抚却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到了天下大变的必然性。他们利用各种机遇，积极发展地方新政事业，扩大与外部接触和交流的空间。这样做的结果，便使督抚的权力不断扩大与在民间的威信不断上升。在这种局面下，中央政府已经无实际能力来制约地方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后错位也就最终不可避免。

一般而言，任何政体形式之下都会涉及一个权力系统的配置与制衡问题。就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体而言，虽然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伦理信条，但是在实际政权运作过程中还是存在着权力纷争的现象。这种情况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权力中枢系统存在着王权与相权之争；二是在权力层级系统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归结起来，就是一个集权与分权的问题。特别是后一个问题，在晚清政治舞台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有清一代，在这个问题上呈现出前后迥异的两个时期。道光朝以前，凭借着康乾几位“圣主”的文韬武略，皇帝牢牢地控制着中央权力中枢的运作，地方完全听命于中央，政权没有出现大的波折。转变发生在太平军起义之后，随着湘淮地方集团的先后崛起，地方督抚势力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晚清观察家指出：“观于吾国政府，朝发一令曰，宜率此而行，外省置之不顾也；夕下一谕曰，宜以此为戒，外省依然如故。查询事件，则延迟不复；提拨款项，则藉词抵抗。而自外省言之，有竭蹶之政策请于政府，不闻为之一筹画也；有困难之交涉于政府，不闻为之一担任也。”ce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已到了相当疏远与隔阂的程度。

为了收回流失到地方的权力，清政府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借推行新政的名义，加快了中央集权的步伐。尤其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进行官制改革后，采取各种手段打击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这些拥有实力的地方督抚，集权措施曾一度奏效。不过，在君主专制政体之下，任何集权的行为无疑都要带上家天下的色彩，清王朝为自己一家一姓谋私利的本质，在集权过程中也暴露无遗，从而使之在20世纪初期民族主义的潮流下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尤其是载沣上台以后幼稚地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更加速了地方实力派的离心与反叛。清季之世，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纠缠在多种冲突之中，是促成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独立、清王朝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成功就是清政权的地方势力与革命势力二者合流共同逼宫的结果。

第八章　清朝的边疆治理

——从因俗而治到治同内地

与以往各朝代相比，清王朝在处理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上，确实有着独具特色的地方。清代是中国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西藏、新疆、内外蒙古、东北、西南等边疆地区，地域广大，情况特殊，历代王朝或者用和亲进行羁縻，或者用军事手段弹压，效果都不长远。清代则不然，清政府在边疆治理上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专门设置理藩院、军府等机构统一管辖，针对地区特色，注意团结上层人物，利用和倡导民族宗教信仰，因俗施政，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建立起了一个多元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因而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效果，清前、中期实现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长期稳定而又有效的统治。近代以来，传统的治边问题已因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而发生了重大改变。清政府治边政策开始由“因俗而治”向“治同内地”转变，同时，将边疆经济开发也提上议事日程。

一、“因俗而治”的治理模式

1635年，清政府设置专门管理内外蒙古事务的蒙古衙门。凡内外蒙古诸部的编旗、会盟、通婚、赏赐等事务，均由蒙古衙门负责办理。1638年，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改变的原因，主要是此时内外蒙古诸部已经全部归附，其他边疆地区的事务也需要其职能和权力的扩充。理藩院初设承政1人，左右参政各1人，副理事官8人，启心郎1人。顺治元年（1644年），顺治皇帝改承政为尚书，参政为侍郎，副理事官为员外郎，并相应增加了其他一些职位。理藩院的职责是：掌外藩之政令，制其爵禄，定其朝会，正其刑罚。清朝统一全国后，随着形势变化的要求，理藩院职能与权限在不断扩大，“控驭抚绥，以固邦翰”cf已成为其主要的目标。

在理藩院统一掌管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体制下，清政府还根据边疆地域广大、事务复杂的实际情况，设置军府，驻兵戍守。清政府特派一批将军、都统、大臣等，在边疆地区就地监督或管领当地的军事和行政。东北地区，设立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分驻盛京、吉林、齐齐哈尔，管辖分布在东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蒙古地区，设置绥远将军，掌管漠南蒙古；设置乌里雅苏台将军，掌管漠北蒙古及唐努乌梁海事务。在归化、热河、察哈尔等地设置都统，在库伦、科布多设置办事大臣，分别协助将军管理当地事务。西北地区，设置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地区；设置西宁办事大臣，掌管青海、蒙古三十六旗等事务。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管理西藏事务等。可以说，军府制的实行，使得边疆地区在理藩院统辖之外，又增添了朝廷派往边疆各地的军事、行政特殊机构，这对于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作用十分明显。

清政府虽然在边疆地区设置了将军、都统、办事大臣等官制及管理机构，但在施政上，却娴熟地实行了“从俗从宜”“各安其习”的因地制宜的有效政策，在确保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有效管理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与尊重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行政制度、宗教信仰以及社会习俗，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政策。这主要表现在：

1．在内外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

清统治者将满洲的八旗制度推行于内外蒙古地区，盟旗制下的旗，是蒙古地区军事行政合一的政权机构，旗的长官是札萨克。在盟旗制度下，清政府按照归附先后和对朝廷的顺逆情况，对漠南蒙古、漠北额鲁特蒙古、阿拉善和额济纳厄鲁特蒙古、青海各部蒙古等外藩蒙古，统一实行盟旗制，在军事权力上予以限制。而对察哈尔蒙古八旗、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二旗，以及游牧于热河、呼伦贝尔等地的内属蒙古，则统一实行直辖制，剥夺其旗主的各项特权，每旗不设札萨克，而设总管，由朝廷委派的将军、都统、办事大臣直接统辖。

2．在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合一制度，采取达赖、班禅与驻藏大臣协同管理的噶厦体制

顺治年间，五世达赖到北京朝见清朝皇帝，首次受到清廷的正式册封。1716年，康熙皇帝册封六世达赖喇嘛，后又封西藏贵族颇罗鼐为郡王，由其执掌西藏地方政权。1750年，乾隆皇帝废除了西藏郡王的封授制，又取消了西藏地方行政长官第巴制，改用噶厦掌管西藏庶政的制度。清政府规定，噶厦由3名贵族和1名喇嘛组成，噶厦政事必须禀命于达赖和驻藏大臣。1793年，清政府颁布了有名的《钦定西藏章程》，明确规定驻藏大臣应与达赖、班禅享有同等地位，噶厦四长官噶伦以下的所有政教官员，都属驻藏大臣管辖范围。清政府还创建了“金奔巴”金瓶掣签制度，其中规定：达赖、班禅及其他活佛圆寂后，其“转世灵童”的确定，必须由驻藏大臣亲临监视金瓶的掣签选取，并呈报朝廷同意。新任达赖、班禅的坐床仪式也要由驻藏大臣主持。《钦定西藏章程》是清中央政府为西藏地方政权规定的最高法律范本。它在遵循西藏政教合一与活佛转世传统的同时，大大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从而把西藏地方政府置于驻藏大臣的直接监督和管辖之下。这对于防止西藏贵族的擅权割据，加强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直接而有效的治理，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3．在新疆地区实行伯克制

清政府在新疆推行伯克制。这是因俗施政政策的又一显著表现。清政府除派遣伊犁将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办事大臣等官员管辖新疆军政事务外，对归附较早的哈密、吐鲁番等维族上层多封王赐爵，在其辖区内给予较多的自主权，其他地区则继续推行传统的伯克制。不过，清政府废除了原有伯克的世袭制，将其改造成为清政府任命的官吏，由朝廷颁给三至六品印信，全面负责辖区的粮赋、词讼、水利等行政事务。

4．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

清初，在云贵川等少数民族地区，清政府因俗施政，继续让土司担任当地的行政官员。雍正时期，在条件成熟的一些地区，开始实行改土归流，革除当地土官，改置流官担任当地的行政官员。不过，在个别政府统治力难以进入的偏僻地区，仍然保留了原有的土司土官制度。

二、向“治同内地”模式转变

1．在东北、内外蒙古地区，逐步推行行省体制

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列强的不断侵略，清政府认为，边疆土旷人稀，边备空虚，给列强造成了可乘之机，因而认识到了向边疆地区移民实边的重要性。光绪末年，清政府将移民实边政策提上了议事日程。关内民众大规模涌入关外各地区，引起了东北与内蒙古地方行政机构设施的变化，为这些地区改建行省制度奠定了基础。

经过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尤其是日俄战争，东北、内外蒙古地区已成为列强特别是日、俄两国争夺的重地，面临着被瓜分沦亡的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应对危机，将东北、内外蒙古地区在行政体制上与内地行省相统一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东北地区，1906年10月19日至1907年1月6日，清廷派载振、徐世昌将日俄战争后东三省情形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回京后，二人密奏朝廷，认为其根本症结在于关外行政体制运转不灵，为救亡起见，应该在东三省设总督1员，予以全权，总督之下设奉天、吉林、黑龙江巡抚各1人，所有三省用人行政，悉听总督主持。1907年4月20日，清廷以东三省吏治因循，民生困苦，亟应认真整顿，以除积弊而专责成为由，谕令“盛京将军著改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随时分驻三省行台。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一缺，以资治理”cg。东三省正式改为行省制度。

在蒙古地区，1903年，清政府内有人主张在蒙古设立行省，但因乌里雅苏台将军连顺等人反对而暂时搁浅。1905年9月，姚锡光提出设立直隶山北行省的建议：把热河、口北两道管辖的地方，往北延伸，到外蒙古南界止，在直隶总督管辖下，另设巡抚，既管汉民，又管蒙部。巡抚驻赤峰，监制奉吉，屏障畿疆。同年11月，给事中左绍佐提出欲经营蒙旗，莫先于事权之归一，欲事权归一，莫要于设行省。左绍佐的奏折经过政务处讨论后，清政府饬令直隶总督，山西巡抚，热河、察哈尔都统等体察情形，通盘筹划。与此同时，两广总督岑春煊上《统筹西北全局折》，提出要重视西北边防，并提出应在绥远、热河、察哈尔设立行省。热河都统廷杰上奏亦指出：根据西北全局以改设行省为要，改设行省以民众财赋足敷分布为要，蒙古地区划分三省恐形逼窄，应当依照左绍佐的意见，以承德、朝阳二府两盟之地，再隶以张、多、独三厅，围场一厅，以及察哈尔迤东各旗地，设立热河省；以丰镇右翼四旗，以及归绥道所属归化、萨拉齐、托克托城、和林格尔、清水河五厅，武川、五原、东胜三厅，乌、伊二盟，阿拉善一旗为绥远省，等到一切整理就绪，再将外蒙古改设行省。察哈尔都统诚勋上奏提出：拟将察哈尔、绥远城、热河三处改为行省，再把直隶宣化、山西大同二府有关地方拨归察哈尔管辖，分设总督、巡抚各员。绥远城将军贻谷也认为，从管辖、政令、防守、开垦四方面考虑，绥远城等都应及时改建行省。与主张在内外蒙古设立行省不同，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最终，清政府采纳贻谷的建议，决定暂缓在外蒙古设立行省，而在内蒙古设立热河、绥远、察哈尔三个行省。

2．在新疆地区建立行省，完全治同内地

1867年，阿古柏自立为王，建立了“哲德沙尔国”。1870年，阿古柏自称“毕条勒特汗”，在新疆建立了殖民政权。阿古柏占据新疆后，勾结民族分裂分子，积极投靠沙俄及英国等侵华势力。中国新疆地区面临严重危机。

1875年，清政府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6年春，左宗棠移师肃州（今甘肃酒泉），命刘锦棠为前敌总指挥，带兵出征，开始了收复新疆之役。到1877年12月，清军彻底消灭了阿古柏势力，收复新疆全境。

新疆收复后，清政府汲取教训，为了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改之前的伯克制、札萨克制、军府制等行政体制，决定在新疆推行内地一体化政策，建立行省制度。

第一，改变原有的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化行政管理体制，与内地一样，推广单一的州县制。在南疆普遍设立道、府、州、县，在行政建置上，使之基本与内地一体化。同时改变哈密、乌鲁木齐等地属驻兰州的陕甘总督管辖的不合理现象，将上述地区划归新疆巡抚管理，结束了把新疆人为地划分为两部分进行管辖的局面。从此，新疆便有了完整的行政建置，军政大权统归中央政府派出的巡抚掌管。

第二，伊犁将军不再有统辖全疆军政事务的权力。伊犁将军虽保留下来，但只管八旗军事，不干预地方民政。原先伊犁将军统辖的各城驻扎大臣一律裁撤。建省后的新疆驻军制度，与内地各省驻军制度基本一致。这样，新疆便结束了长期以来由武官统辖的历史，开始了文官治理的新时期。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和进步。

第三，取消伯克制度，为新体制的建立消除了隐患，并加速了维吾尔族中长期存在的农奴制的瓦解。伯克制度被取消后，其原来由当地贵族占有的土地变为国家所有，增加了清政府的税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新疆财政对内地的依赖。

第四，在基层广泛确立起以汉官为主体的统治，打破西、北边疆事务不准汉员涉足的定制，改变了长期实行的民族间分而治之的隔离制度。随着新疆各城的收复，汉族军官与幕僚都参与了善后事务的处理工作，事实上掌握了新疆各地的统治权。建省时，这些人大部分改任道、府、厅、州、县的官吏。

3．在川边和西藏地区，加快探索新治理模式的步伐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英、俄等国通过游历、传教、经商等手段，不断加强对我国西藏地区侵略活动的现状，清政府加快了对川藏地区的治理步伐。

第一，治理川边地区。加快对川边地区的治理步伐是清中央政府巩固川、滇门户，保卫西藏藩篱的重要步骤。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及成都将军苏噜岱奏请将原属雅州府分驻打箭炉同知改为打箭炉直隶厅，径隶建昌道，与雅州府划疆分理，关外土司事务照旧管理，巴塘、里塘粮员归该厅察举优劣，核转案牍，前归雅州府属的沈边、冷边等土司，及泸定桥巡检，一并归该厅专辖。1904年，清政府决定将驻藏帮办大臣移驻察木多，以便居中策应。

1906年，清政府决定仿照宁夏、青海例，设置川滇边务大臣，以赵尔丰为首任。赵尔丰接管藏务后，在政治上改土归流，建置府县。改土归流从巴塘、里塘开始，到革什咱等处改设丹巴县止，在时间上，从1906年到1911年，约有6个年头；在方式上，使用了武力与和平解决双管齐下的手段。经过改土归流，最终实现了川边地区的有效治理。

1911年8月10日，代理边务大臣傅嵩术奏请建立西康省。他在奏折中指出：“边地改设行省，编练重兵，建威即可消萌。守康境，卫四川，援西藏，一举而三善备。”ch虽然由于后来时局的变化，终清之世西康建省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是，它却反映了清末川边改土归流、行政建置变革的轨迹，并为民国年间建省奠定了基础。

第二，加快治理西藏步伐。1906年5月，清政府任命张荫棠以五品京堂候补往西藏查办事件。同年11月，清政府又任命联豫任驻藏办事大臣兼帮办大臣。张荫棠、联豫到西藏后，加快了治理西藏的步伐。

在调整行政体制方面，1907年正月，张荫棠提出设会办大臣一员统治全藏，下设参赞副参赞、参议左右副参议五缺，分理内治、外交、督练、财政、学务、裁判、巡警、农工商矿等局事务。在亚东、江孜、札什伦布、阿里、噶大克、察术多、三瞻、三十九族、工布、巴塘等处，酌设道府同知，均用陆军学堂毕业生，督率番官，治理地方，兼办巡警裁判。每有番官之地，应设一汉官。张荫棠认为，这样可以使事权集中而政令统一，从而有效加强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治。

张荫棠之后，联豫任驻藏大臣，对西藏行政体制也多有调整。1905年，联豫提出，熟审川藏情形，驻藏大臣宜规复旧制，仍驻前藏。1906年，联豫提出裁粮员改设理事官，所有事务统归驻藏大臣派人收管。1910年，联豫奏请裁撤驻藏帮办大臣，改设左右参赞。1911年，联豫上奏改设治事议事各厅，设立幕职分科办事，这是对驻藏大臣衙门内部机构的调整。调整行政体制，进一步加强了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行政治理，为以后西藏进行改革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4．在台湾建省，加强战略防务

康熙帝统一台湾以后，仅将其作为福建巡抚辖下的一个府，派少量绿营兵驻守。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海洋战略的升级，台湾建制和防务状况越来越不能与其重要的海防地位相匹称。为了加强这一战略要地的防务，提高台湾的建制规格、专派大员驻守已成为形势所需。1885年10月，清政府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在台湾单独设省，以台湾府为省会，刘铭传任第一任台湾巡抚。同时，仿照内地行政建制，在台湾建立府县。到1895年前，台湾省府县已成规模，其设置情况是：台湾府，辖台湾县、彰化县、云林县、苗栗县、埔里社厅；台北府，辖淡水县、新竹县、宜兰县、基隆厅、南雅厅；台南府，辖安平县、风山县、嘉义县、恒春县、澎湖厅；台东直隶州，知州属官为埤南州同知、花莲港州判。ci

三、清朝治边经验教训之小结

历史表明，清前、中期，清政府在边疆治理模式上是成功的。嘉、道以后，清朝国势日趋衰落，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的统治也因此日益松弛。不断的内忧外患，使清中央政府深深地陷入了统治危机之中。为了确保在边疆地区的统治，抵御外来势力对边疆地区的渗透与入侵，清政府决定改变长期奉行的“因俗而治”的传统治边政策，逐步取消边疆地区原有的多元化管理体制，进而建立行省体制，达到“治同内地”的目标。其主要途径是，以移民开垦为先导，在边疆地区广设州县，再根据条件成熟的程度先后在边疆地区建立行省。19世纪60年代以后，在东北、内外蒙古广大地区，清政府逐步改变封禁政策，鼓励内地汉民移居关外，充实边塞。80年代以后，清政府开始在新疆、台湾、东北及内外蒙古地区陆续建立行省。这些措施，标志着清政府传统的治边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放弃“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传统治边政策，转而采取将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一体化的政策。通过建省，在一些地区，清政府成功地实现了边疆与内地的政治体制一体化，达到了重建秩序、稳定局势、强化统治的目的。从当时边疆地区的形势来看，改建行省，治同内地，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巩固国防，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的政策与实践，给了我们两点重要启示：

第一，对边疆地区采取灵活适当的政策、策略和实行有效的开发，是处理好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关系的最佳方案。

清末，据政府所测定的数字，东三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新疆等边疆地区的面积是内地省份的1.79倍，约占全部国土面积的64.2%。cj在这样地域广阔而又人烟稀少的地区，智慧性的政治治理与长期的、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就显得十分重要与迫切。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只有加大加快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与政治治理，充分提高这些地区的生产力与民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是增加向心力、加强边防建设的最有力的保证。

晚清中央政府实施的边疆政策表明，正确的治边政策应该是具有世界眼光，具有新的战略意识，应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开发与治理措施有机结合起来。从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由于观念上的滞后，清政府在边疆问题上没有能够审时度势地赶上时代的步伐，因而错失了开发边疆最宝贵的时机。在此后岁月里，清政府虽然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加快了开发与治理边疆地区的步伐，但急躁情绪与冒进政策也同样明显，不可避免地带有僵硬、机械等不成熟性。这种机械而缺乏灵活性的政策，在一些边疆地区不但未能达到有效地团结当地民众进行建设与保卫国防的目的，反而给了列强以可乘之机。

第二，近代中国的边乱多是在分裂主义分子鼓动下发生的，其中原因除了国外势力的幕后操纵外，清中央政府的处置不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顽固动乱与分裂分子总是少数，大多数边疆民众是与这些人有着本质区别的。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及时、全面、细致、深入地采取正确、有效的政策与策略，团结大多数，争取观望者，坚决有力地打击少数顽固分裂主义者，应该说，及时控制局势、有效遏制动乱与分裂的目的是不难达到的。

第九章　民间动荡

——民间动荡与政府的对策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统治者与民众之间似乎就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矛盾。民可养官，亦可覆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当民众与政府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的程度时，政府政策的妥当与否，往往会影响到执政者的统治安危。

从19世纪中期开始，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不断加深，国内各种矛盾的日益尖锐，民众反政府风潮很快高涨起来。从1851年洪秀全发动的金田起义开始，到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止，民间反清风暴一次比一次激烈。针对不同的反政府行动，清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消弭措施。这些措施，有的成功，有的失败，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处于衰世的统治者在危机面前的应对能力。

一、太平天国运动与清政府的对策

1851—1864年，洪秀全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造反运动。这场发生在历史大转折年代的旧式农民革命运动，虽然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新的因素，但它却以其空前的冲击波震撼了清王朝高度集权体制，松动了僵硬的社会秩序，使权力和资源的配置逐渐从中央政府流失到地方督抚的手中，清王朝的统治从此衰落下来。

咸丰元年（1851年）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将矛头直接指向腐败的清政府，公开向清王朝的政治权威发起挑战。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并定都于此。随后，太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颁布了一系列内政外交的政令，并派兵北伐、西征，继续扩大战果。这样，太平天国雄踞东南半壁江山，与清政权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长达十余年的内战，使清政府的财政一度陷入崩溃的边缘。

首先是军费的急剧增加。

仅道光三十年（1850年）与咸丰元年（1851年），各省例外拨用的军费就有：“广西军需银1124.7万两，湖南军需银418.7万两，广东军需银190余万两，湖北防堵银45万两，贵州防堵银20万两，江西防堵银10万两”ck，合计达1800万余两。而到咸丰三年（1853年）夏，刚刚军兴三载，糜银已至2963万两。cl战争发展到咸丰七年（1857年）夏，仅户部所拨军费就已达6500余万两。

其次，在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下，清政府的赋税已不能正常征收。

太平军长期征战并控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历来是清政府田赋的重要来源。据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全国各地区田赋数额统计，仅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地丁银就达1214万两，约占全国地丁额的40%；征米粮约558万石，占全国的70%以上。cm运往京师的漕粮，绝大部分都出自这些省份。清政府对这一地区军事和政治的失控，必然影响到田赋征收的正常进行。至于太平军所及的其他地区，情况更是如此。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官员惊呼：“前因库款至形支绌，俸饷恐致停支。”“原以（有）部库存项，截至八月十七日以后，连应发官票本银，仅存十余万两。转瞬九月，届期兵饷已无所出。而算至明年二月，约需放款总在四百六七十万两上下，就各省可以指拨部款合计，为数仅十分之二。”cn“被兵省份，即已无可催征。而素称完善之区，如江苏则已请缓征，山东则早请留用，山陕、浙江皆办防堵，是地丁所入万难足额矣。扬州旧被贼占，汉口疮痍未复，淮南全纲不可收拾，是盐课所入去其大宗矣。芜湖、九江、江宁、凤阳先后被扰，夔关、苏关商贩亦多裹足，甚至崇文门亦请尽收尽解，是关税所入仅存虚名矣。”co

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的猛烈冲击下，清王朝地方的政治力量，尤其是清政府的军事力量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太平天国基本上摧毁了清政府作为其军事支柱的八旗、绿营武装，使满洲贵族失去了控制国家武装力量的实际能力。除了依靠地方的军事力量，清政府似乎已经难以再同太平天国进行任何有效的对抗与较量。

咸丰三年（1853年），为了对付太平天国，清政府命令各地举办团练武装。曾国藩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借此机会创办湘军。担任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完全是他自作主张，并未接奉明确的圣谕。因此，他所创办的湘军最初处于半合法的地位，一旦军事受挫，就会出现生存危机。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率军东征之初，一败岳州、再败靖港，长沙立刻出现一片解散湘军的喧嚣声，朝中也有人大肆诋毁，咸丰帝也要对曾国藩从重治罪，若不是湘潭取胜，湘军很可能从此夭折，曾国藩也会受到严谴。后来，咸丰皇帝虽然迫于太平天国的军事压力，准许曾国藩独自带兵，但绝不允许他兼领地方。一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江南大营再次被毁，清政府再也无力调集大规模军队的时候，咸丰帝才从湘军苦战、绿营收功的美梦中觉醒过来，不得不将两江大权交给湘军领袖曾国藩，以激励他努力与太平军作战，确保清王朝渡过严重的生存危机。

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皇帝病死，中央政府发生重大人事变动，形成了两宫太后垂帘、奕议政的暂时联合政体。慈禧太后、奕在放权地方、重用汉人方面，较咸丰皇帝时走得更远，对以曾国藩为首的地方督抚，开始由重用而变为依赖，使用起来也更加放手，授予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央对曾国藩，下放权力不断增多，使之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重。

曾国藩继咸丰十年（1860年）担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宁国军务、徽州军务之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又奉命督办江、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官员皆归节制。

2．清政府在授予曾国藩种种军政大权的同时，在用人方面也为曾国藩大开方便之门。

咸丰十年（1860年）以前，曾国藩奏保的僚属很少获准。咸丰九年（1859年），曾国藩先是保奏李鸿章补授两淮盐运使而不得，随后，保奏其在江西南丰原籍办理团练的老友吴嘉宾升为候补同知，亦遭吏部议驳。慈禧太后执政以后，曾国藩大批保奏其部将、属吏与幕僚，则几乎无不批准。有时所保人员有违成例，被吏部驳回，曾国藩稍稍加以修改，再次上奏，吏部最后也都一一照准。不仅如此，清政府还应曾国藩之请，特批在每年分发外省的新进士中特为安徽一省增额16名，他省不得援以为例，以鼓励战争重灾区的安徽进行自救。

3．在筹饷方面，清政府也给曾国藩以大力支持。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曾国藩奏请征集广东厘金以济江苏、浙江之饷，受到两广总督劳崇光的坚决反对，清廷立刻罢免劳崇光，以奉命赴粤办理厘金的曾国藩同年晏端书接任粤督，并任命曾国藩的好友黄赞汤为粤抚。不久，曾国藩又因粤厘征管不力、所收太少，与晏、黄二人发生矛盾，清政府又罢免晏、黄，以曾国藩好友毛鸿宾、郭嵩焘分别补授广东督、抚。如果不是清政府的支持，作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怎么可能到广东抽收厘金，更不可能征足定额。而没有这一部分厘金用来扩充饷源，曾国藩也就难以完成攻陷天京的最后一篑之功。

4．清政府还大批任命曾国藩集团的骨干成员担任战区各省的督、抚、藩司及提、镇大员。

咸丰三年（1853年）任命江忠源为安徽巡抚；咸丰五年（1855年）任命胡林翼为湖北巡抚；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十月任命严树森为河南巡抚；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任命李续宜为安徽按察使署理巡抚，二月任命毛鸿宾署理湖南巡抚，五月任命张运兰为福建按察使，七月实授毛鸿宾湖南巡抚、补授骆秉章四川总督，九月任命彭玉麟为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湖北巡抚、刘坤一补授广东按察使，十二月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桓为江西布政使、李续宜调任安徽巡抚、严树森调任湖北巡抚、彭玉麟辞安徽巡抚改任兵部侍郎；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并任命鲍超为浙江提督、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荃为浙江按察使、陈士杰为江苏按察使，三月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五月曾国荃升浙江布政使、刘典补授浙江按察使，闰八月刘长佑补授两广总督，十月李鸿章实授江苏巡抚、阎敬铭署理山东巡抚，十一月丁宝桢补授山东按察使、厉云官补授湖北按察使，十二月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左宗棠晋升闽浙总督、曾国荃升补浙江巡抚、万启琛补授江苏布政使，四月唐训方补授安徽巡抚，五月毛鸿宾迁两广总督、恽世临补授湖南巡抚，六月郭嵩焘补授广东巡抚，七月刘蓉补授陕西巡抚，十一月阎敬铭实授山东巡抚；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杨载福补授陕甘总督，六月曾国藩授一等侯爵及曾国荃、李典臣、萧孚泗依次授一等伯、子、男爵，九月左宗棠授一等伯爵、鲍超授一等子爵，在此前后李鸿章亦授一等伯爵。这样，曾国藩集团以三江两湖为基地，势力不断壮大。南至两广、云贵川，北至直隶、山东，东至苏、浙、闽，西至陕甘，都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长江三千里，几乎无一处不挂曾国藩的旗帜。曾国藩集团终至一发而不可收，暂时形成尾大不掉之局。

在清王朝的政治体制中，兵权、财权、人事权是最重要的事权，这些事权的变化对于王朝政治体制的影响极为重大。清政府虽然利用曾国藩等汉人地方督抚将太平天国、捻军起义镇压下去，使清王朝摇而不坠、危而复安，渡过了这场危机，但是，在这场长达14年之久的战争过程中，很大一部分原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力，如军事、财政、人事等项大权，都渐渐落入地方督抚，尤其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首领的地方集团的手中，内轻外重的局面已经形成。主要表现在：

1．军事方面

太平天国运动以前，清王朝的军队完全属于国家所有，军饷由国库所出，统兵大员也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与指挥；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军队由地方自招，军饷也由地方自筹，直接带兵的提镇大员由地方推荐交中央任命，因而也就听命于地方，中央的统兵大权就这样下移地方。太平天国战争以前，清王朝的经制兵是八旗和绿营，它们是清政府赖以维持统治的重要支柱。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八旗、绿营基本上被摧毁，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勇营乘时崛起，取代了八旗与绿营而成为清王朝赖以维持统治的基本军事力量。由于勇营一开始即为地方督抚所私有，清王朝赖以维持统治的支柱也就下移到了地方督抚的手中。

2．财政方面

高度统一的财政权是清王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

财政权的下放，为各省督抚权力的扩张提供了契机。

清代的财政体制是一个垂直的结构，各省财政，历来由各省布政使掌管，由布政使直接向户部负责，督抚的职责只是审核，无权调拨。故各省每年财政收入，皆需上报户部，听候调拨，地方督抚不得擅自动用。虽然从清初开始，常有战争爆发之际中央政府临时赋予封疆大吏等就地自办军饷权力等情况，如康熙朝平定三藩之乱，嘉庆朝对西南用兵等，但一旦战争结束，上述自筹军饷的权力就立即被朝廷收回。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朝中央政府故技重施，照例给予地方督抚等就地自筹军饷的权力。然而此时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由于用兵日久，中央政府无法解决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的经费，不得不同意各地督抚乃至统兵大员自行筹饷。结果，十多年下来，不仅国家主要经济收入的厘金完全由地方督抚支配，而且原本应交户部的地方的各项税收，也被地方督抚截留，大半充作军饷。二是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取得了中国海关税的征税管理权以及实行了子口税制度，中国的海关管理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海关税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清王朝由中央政府一统财政大权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晚清地方督抚财赋支配权渐重，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各省实行的厘金制、捐输制等，有着直接的联系。

咸丰三年（1853年）刑部侍郎雷以随钦差大臣在江北大营帮办军务。为筹措军饷，雷以率先在扬州仙女庙设厘金所，对当地集市交易抽取百分之一的捐税。百分之一为一厘，故称厘金。之后，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争相效法，设局建卡，抽取厘金。咸丰五年（1855年）始，清廷又将厘金制推行于全国，厘金局、卡很快遍布于各地的通津要隘和城镇集市。

自从中央政府无力发给地方财政经费，督抚自求生路，自行经营筹划的厘金，以及捐输普遍推行之后，原先由户部掌握的奏销制，也就逐渐过渡到督抚外销制。厘金、捐输等实施初期，各省督抚或统军大吏通过粮台或军需局筹办军需供应，并具体掌管所筹款项的出纳事宜。此时，形式上虽依旧制实行奏销，但藩司只是统计其大略数额并向中央作重点奏销，无须详列明细和逐款上报。这种重点奏销的做法，与旧制有明显的不同。即仅带有事后汇报等性质，户部一般不作驳回或不予批准的处置，故已失去原有的查究、审核、批准等意义。显而易见，重点奏销使户部所代表的中央财权日轻，督抚等封疆大吏的财权日重。久而久之，各省督抚连重点奏销也不再施行。尤其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湘军、淮军及左宗棠、刘长佑等抚臣，长期自由支饷，不及时向户部报销，或数年报销一次，或十数年报销一次。于是，不仅朝廷奏销制度逐渐名存实亡，而且相应地出现了完全由督抚藩臣撇开中央政府，独立自主地核销新筹款项支用的外销制。以厘金、捐输为基础的外销制的出现，使清代单一的财政中央集权体制开始瓦解，进而分化为中央户部与地方各省两个并立且平行发展的财政系统。外销制以各省督抚截留和分取国税为存在的基本条件，而厘金、捐输等则是督抚实施外销财政的财源。外销制，实质上就是各省督抚、藩司把原由户部掌握的上报、下拨、奏销等财政大权，变为自主或自行裁定的权力，这是中央政府与各省督抚争夺财权或重新划分财权的突出表现。

3．人事方面

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期，原属于中央政府的人事大权，也有很大一部分落入地方督抚的手中。

清代定制，三品以上文武大员的任命，先由军机处在记名人员中初选数名，差额呈进，最后由皇帝朱笔圈定简放。三品以下官员缺额则一分为三，文官分别由皇帝、吏部、督抚任命，武官分别由皇帝、兵部、总督、提督任命，各有定额，不得侵混。所以，地方督抚的用人权是有限的。但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不仅司道以下官员的任命皆由督抚奏定，而且邻省督抚的任命，有时也要征求有力督抚的意见。

据薛福成《骆文忠公遗爱》中记载：

当是时，曾文正公督两江，凡湖广两粤闽浙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谘之。骆公督四川，凡滇黔陕甘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谘之。二公东西相望，天下倚之为重。cp

4．司法方面

清制，重要案件必须由地方专案咨报刑部批复，死刑案件必须由皇帝亲自裁决，生杀大权操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承平时期的这种审判制度的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地方督抚纷纷上奏，要求改变以往的死刑复核审判制度，得到了清廷的批准。从此，地方督抚就获得了就地正法的权力。地方的一些办案机构也随之产生。

5．满汉官员在政权结构中的比例发生重大变化

清朝前、中期，满人官员在政权结构中占着绝对的优势。经过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手握军政大权的地方督抚，汉人越来越多，满人越来越少，有时甚至是清一色的汉人，没有满人，这与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形成鲜明的对比。按制度，全国总督缺额共有10名，巡抚缺额共有15名。到同治三年（1864年），汉人已经占有8名，而满人却只剩下了2名；全国15名巡抚，已经完全为汉人所据有。

有资料表明，从1861年到1890年，全国44名总督中，汉人占34个；同一时期，挑选来担任巡抚的117人中，汉人占了104个。这说明，自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以来，汉族官僚已经在国家政权结构的人员数量中占据了绝对多数，满洲贵族在国家政权中占绝对优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对于满汉官员在清政权结构中的这种新变化，满洲统治者并不甘心，他们留恋过去，伺机要恢复自己失去的权力和地位，从而对以后政局的稳定埋下了祸根。

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了判断：

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cq

后来的历史事实表明，这个预见是正确的。

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表明，清王朝的根本制度，即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督抚把持的地方分权所破坏。清政府虽然渡过了统治危机，仍然高高在上，表面上恢复了昔日的尊荣，实际上，对各省军政事务既起不了决定作用，又不了解情况，一切只好悉听督抚之所为。此后，地方督抚一脉相承，依然置中央政府的屡屡警告于不顾，牢牢地垄断了各省军政、财经、人事大权。这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形成的战时地方分权体制，就变成了日后中央与地方二元权力分配的正常行政运作机制。这种变动，对于清政权的衰亡，影响极大。

二、义和团运动与清政府的对策

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政策，是晚清史上一个颇值得深思的问题。它是由义和团本身性质以及清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相辅相激而成，且中间经过许多波折和转变。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自戊戌政变后，在废帝立储和太后训政方面与列强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在义和团的问题上，清政府企图借御外侮，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力。根据统治集团最高决策者的利益，清政府对付义和团的政策先后经过了剿抚兼施、全面招抚和彻底镇压三种不同的阶段。

1．剿抚兼施

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风暴接踵而来。从1898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从鲁西北蔓延到鲁中乃至直隶，锋芒所向直指列强侵华的洋教势力。面对北方民间掀起的这场反帝风暴，清政府最初十分慎重，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

19世纪末期，在山东地区，由于西方教会势力长期欺压群众而形成的民教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山东巡抚李秉衡在长期处理民教纠纷的过程中，对教会横行不法、欺压群众的行为有所了解，因此，他曾多次奏请清政府把对付义和团的重点放在认真防范和晓谕开导上，他主张但能“悔罪出会”，应“准其自新”。继李秉衡为山东巡抚的张汝梅也认识到洋教势力“凌轹乡党，欺侮平民”，害怕“民气遏抑太久”“其患有不可胜言者”，乃主张持平办理民教纠纷，遇事“亟宜设法维持，不可徒恃兵力”。根据地方的奏报，清政府同意张汝梅剿抚兼施，以抚为主，亦即“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并命令张汝梅等对于义和团“预为之防，毋任煽动”。袁世凯继任山东巡抚后，初期也仍然继续执行这种政策。

对于声势日趋壮大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之所以不剿而抚，是有原因的。

第一，地方官员在义和团早期采取的以抚为主的方针，行之有效。

第二，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旗帜，这个口号部分地解除了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恐惧，不再过分担心“祸起肘腋”。

第三，当时，由慈禧太后控制的清政府，看到各国公使或明或暗地支持光绪皇帝，反对慈禧的废帝立储行为，心中的不满情绪日益滋长。他们认为列强“势焰不可长”，乃群“思驱洋人而复旧制”。cr

第四，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为数众多的官吏和士绅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灭洋”斗争。

正是基于这样几种原因，清政府产生了利用义和团抵制洋人的想法。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这种态度，一方面增强了义和团对清政府的幻想，“扶清”的意愿进一步明确；另一方面，它在客观上有利于义和团的发展，从而迎来了反帝爱国运动的大好形势。

2．从以抚为主到全面招抚

1900年5月、6月间，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政策由剿抚兼施、以抚为主发展到全面招抚。

5月31日，后党的主要成员赵舒翘与何乃莹联名提出招抚义和团的意见：

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

这个建议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认可。很快，慈禧太后派遣赵舒翘、何乃莹和刚毅等到涿州一带调查情况。刚毅等人先后回奏，义和团“无处无之”“诛不胜诛”“断无轻于用剿之理”，他们“力言团民忠勇有神术，若倚以灭夷，夷必无幸”。经过慈禧太后的认可，义和团就由刚毅等“道（导）之入京师”cs。在天津，当义和团进城之初，直隶总督裕禄也按照慈禧太后的办法，否决了僚属提出的派兵镇压的建议，甚至派兵“护坛”。ct很快，慈禧太后谕令刚毅、董福祥把义和团“招募成军”。至此，招抚局面正式形成。

6月中旬，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

会上，剿抚双方争吵激烈，“或言宜剿，或言宜抚，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调兵保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会下各派官员也在极力活动，企图用各自的主张来影响慈禧太后。

载漪等主战派，力陈“义民起田间，出万死不顾一生，以赴国家之难，今以为乱欲诛之，人心一解，国谁与图存？”且拳民法术“甚神”，“可以报仇雪耻”，命董福祥“御夷，当无敌”。他们坚持招抚、宣战。

光绪皇帝和许景澄等主和派则认为，甲午之战敌一国尚且一败涂地，今敌八国，战必败。他们认为，人心徒托空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cu，因而极力对内主剿对外主和。

载漪等人的言论，貌似为国为民，可实际上包藏着争权夺势的祸心。光绪皇帝等人的主张虽然不无合理之处，但他们在八国联军逼近京畿、国家民族已经处在生死边缘的时候，还一味求和而不思抵抗，主张杀团民以谢洋人，显然也是与中国民众的愿望相违背的。最后，慈禧太后决定宣战，清政府同时发出三件有关宣战和招抚义和团的上谕，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并在“慷慨以誓师徒”的同时，又明令嘉奖义和团为“义民”，把义和团“招集成团，籍御外侮”，让他们“执干戈以卫社稷”，“翦彼凶焰，张我国威”。

清政府宣布招抚和宣战上谕后，义和团全面接受了招抚。当时，义和团普遍树起了“奉旨灭洋”旗帜；除山东以外，华北其他地区的义和团大都向清政府挂号，接受其统率；京津地区的义和团向清政府领取部分给养和武器。在京津，义和团在官府的统率下，和清军共同担负把守城门、衙门等任务，一时出现了官民联合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义和团的人数和声势迅速发展，然而也就在这种联合的形式下，义和团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被清政府严格控制起来。

3．改抚为剿

但是，清政府宣布招抚和宣战不过三天，即6月25日，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改抚为剿，改战为和。义和团运动从此走向低潮，承受着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的噩运，终至失败。

实际上，清政府进行招抚只不过是利用义和团的权宜之计，而非真正支持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和义和团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招抚与接受招抚而消失，只不过是暂时有所缓和而已。清政府在宣战招抚之后，遇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这些情况促使慈禧太后迅速改抚为剿，改战为和。

招抚之后的义和团迅速发展，清政府害怕无法控制而招致自身的毁灭。

慈禧太后说过，招抚的原因是害怕“即刻祸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义和团进入北京之后，确有“祸起肘腋”的危险。但义和团之所以能够进入北京，“蔓延已遍”，有慈禧太后自身招引的重大因素，即所谓“因而用之”的原因，并非义和团自身力量所能达到的。然而，事物的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往往走向统治者预想的反面。在“因而用之”以后，这个“祸起肘腋”的危险，却有增无减。因为，招抚以后的义和团，以合法的地位，更加大量地涌进北京，义和团在北方各地的发展也很迅猛。尽管清政府派载勋、刚毅等人统率，然而这种控制力极其微弱，在北京有的团民“专杀自如”，使得统带义和团的王大臣“不敢问”，“不能作主”cv。如果说，北京城的义和团被控制最严，尚能“专杀自如”的话，那么，京师之外地区的义和团就更有可能“专杀自如”了。随着形势的发展，各种矛盾更加充分暴露出来，义和团变“扶清”为“扫清”，揭竿斩木的局面不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样，“祸起肘腋”的危险性比招抚前更加增大。

权欲熏心、急于当太上皇的载漪，利用义和团之力，胡作非为，也引起了慈禧的顾忌。

载漪通过其控制的义和团传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甚至急急忙忙率领团民进宫找光绪皇帝算账，“大有弑君之意”。面对着载漪的孟浪，精于平衡操纵术的慈禧，害怕他们继续胡闹会带来更严重的恶果，不能不因为担忧而另谋对策。

宣战之后，主和派的内外臣工不断给慈禧太后施加压力，反对载漪。

攻打使馆甫经开始，荣禄和奕劻就进行破坏，决定宣战的当天，荣禄就私告李鸿章说，对宣战谕旨“不必”重视，他“正同汉族总督合作并反对端王”cw。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则声明宣战上谕乃“矫旨”，“断不奉”。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甚至背着朝廷与列强在沪议立“东南互保”章程。这批慈禧太后长期依靠的干城，竟然如此胆大妄为，不能不使她担心“众叛亲离”。

宣战之后，慈禧曾幻想一战而胜，收复大沽，胜而后和。

然而事与愿违，不仅大沽没有收复，攻打使馆也毫无进展，天津战事既趋剧烈又无进展，而八国联军却源源而来，战败之兆已经呈现。

由于上述情况的出现，处处都留着余地的慈禧太后权衡利害，最终认定危及清王朝统治的是义和团而不是列强。终于，1900年9月14日，清政府正式把八国联军入侵归结为“祸端肇自拳匪”，下令对义和团痛加剿除。在中外势力的联合剿杀下，义和团运动彻底失败。

三、1910年湖南抢米风潮及官方对策

一百余年前，即1910年4月，一场民众自发的抢米风潮在湖南长沙城内发生。窥一斑而见全豹。这个事件，真实反映出了末世统治者的无能与昏庸。

事情的远因，可以追溯到《辛丑条约》的签订。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丑条约》规定给帝国主义列强的赔款，湖南每年要分摊70万两。地方当局巧立名目，大小官吏乘机勒索、贪墨舞弊，弄得民不聊生。1904年长沙被辟为商埠以后，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因之而迅速破产。

事情的近因，则由于地方政府政治腐败，水利失修，灾荒连年。

1909年夏，湖南粮食产地洞庭湖区遭受特大水灾，被灾之重，为近年所未有，各处灾民不下百余万人；上游长沙、衡阳等地，又发生严重旱灾，晚禾均因受旱歉收。谷米供应本省已经不足，因水灾歉收的邻近省份却仍然继续前往湖南采购粮食。自岳州、长沙开埠以来即从湖南采购大米转运出口的外国商人更是趁火打劫，他们取得湖南巡抚岑春蓂的同意，并经清政府外务部批准，竞相携带巨金，来湘抢购，明运可查的每月二三千石，偷运出境者为数更巨。湘米大量外流，导致湖南粮荒更加严重。1910年3月下旬，省城长沙公私存粮不足30万石，已经不足两个月的需要。这时，距新米上市为时尚早，而劣绅囤积居奇的活动更加猖獗，米价扶摇直上，一日数涨，由往年每石二千文上下，猛涨至每石七八千文，早已突破了普通市民的承受能力。当时，长沙城内人心恐慌，迫于饥饿的民众铤而走险的征兆日益明显，局势已如干柴烈火，一点即着。

事情的直接起因与基本过程是：

1910年4月11日，长沙米价每石突破八千文大关。南门外一靠挑卖河水营生的农民黄贵荪，劳累数日，所得竟无法买回一升米。极度悲愤之中，黄贵荪一家4口皆跳入老龙潭自溺而死。黄贵荪一家惨死的消息，迅速在长沙城内外传散开来，人们无不为之感到极大的愤慨。第二天，一位老妇在南门外碧湘街邹姓碓坊买米，竟遭到店主的无理辱骂。于是，饥饿的群众再也无法忍受，一声怒吼，冲进碓坊，揪住店主就是一顿痛打。当巡防队闻讯赶来时，碓坊已被捣毁，大米已被抢光。愤怒的群众还将前来弹压的善化知县郭中广团团围住，要求他立即开仓平粜，以维民食。郭一看形势不对，急忙答应次日开仓平粜，信以为真的群众雀跃欢呼而散。但是，郭中广的这个解决办法没有得到巡抚岑春蓂的首肯。4月13日一早，获得郭知县许诺的饥民，便都提着米袋，挑着米桶，拥向碧湘街，人数上千。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可是平粜却杳无音讯，群情激奋，局面一时有失控之虞。正在这时，忽然得知前日率众动手捣毁碓坊的刘永福被捕，数千名要求平粜的饥民立即如潮水一般，涌到里仁坡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立即释放刘永福。巡警道赖承裕闻讯，亲自率队前往弹压，被群众摘掉官帽翎顶，捆吊在庙侧的大树上，予以痛打；副将杨明远上前救护也被殴伤，所带差勇皆被惊散。这时，赖承裕的一个亲兵情急之中，趁人不注意，脱去号衣，换上一套烂衣裤，以饥民的身份诡称殴之无益，不如扭送抚署找岑春蓂论理，随即背起赖承裕疾驰入城。群众不知是诈，便浩浩荡荡跟着来到了巡抚衙门。这时，天色渐黑，但愤怒的群众仍然络绎不绝地涌向巡抚衙门，要求开仓平粜，释放刘永福。此时，如果岑春蓂处置得当，温言抚慰，彼此让步，骚乱也许就会消弭于无形。但是，岑春蓂却不愿面对群众，也不愿邀请部分群众代表进抚台衙门商谈，而只是出示牌示，告以五天后，米价将至60文一升。众人因此前已被善化县知县所骗，不愿接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打破辕门，摧毁照壁，锯倒旗杆，掀翻石狮，有的人则直向内堂冲击。岑春蓂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十多人，伤几十人。于是，饥民愤恨至极，纷纷涌向街头，一夜之间，将长沙800家米店、碓坊存米，抢得干干净净，将警兵站岗的木棚打毁殆尽。

4月14日，风潮更趋高涨。抚院门前围聚的民众越来越多，有的已涌入抚署大堂。岑春蓂再次下令开枪，又打死20多人。面对血腥屠杀，饥民更为激愤，举动也愈加激烈。

叶德辉、孔宪教、杨巩等地方士绅，因与湘抚岑春蓂的矛盾，不是去设法平息事态，而是趁机操纵民心，激化矛盾。王先谦、叶德辉等人拒绝官府的捐米号召，孔宪教父子趁民众抢米大造舆论，杨巩甚至授意泥木工匠蓄意制造事端，致使事态进一步恶化。

在不良分子的挑唆下，愤怒的饥民首先放火焚烧巡抚衙门，接着，又将日本领事署、美商美孚洋行、英商怡和洋行、日商东情三井洋行及教堂、趸船等都予以捣毁或焚烧。清政府的大清银行、长沙海关等衙署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风潮发生后，清廷十分惊慌，连忙调集军队，开进湖南。4月15日，署理巡抚事务的布政使庄赓良开始对群众进行残酷镇压，连日间，被捕者数百人，无辜被杀者，时有所闻。英、日、美、德等列强也纷纷从上海、厦门、武汉调来十多艘兵舰，帮同清军镇压民众。5月1日，长沙秩序重新恢复正常，一场以抢米为主要内容的民变终于被中外反动力量镇压下去。

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是由灾荒引起的，是长沙民众为求生存自发举行的一次暴动。它是清亡前夕的最大一次民变，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曲。1936年，毛泽东对前来陕北苏区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起自己的革命历程时说过：1910年发生在长沙的抢米风潮影响了他的一生。这次抢米风潮发生的表面原因是天灾，其深层原因实为人祸，是由于官府调控不力，米粮大量外运，而劣绅又囤积居奇的结果。其中的关键是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一场罕见的自然灾害，一群平庸无能的官员，一批为富不仁、挟私偏狭的地方士绅，一群为求生存的饥民，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终于酿成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冲突。它从饥民要求官府减价平粜开始，在求食不得、求生无望的绝境中，长沙市民自发地掀起了反饥饿的斗争。由于情绪失控，加上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士绅所利用，饥民们采取了任何一个秩序社会都不会鼓励的极端行为，这些非理性的行为实际上无助于现实问题的真正解决。官、绅、民三方冲突的结果，是数十条宝贵生命的付出与80万两白银对外赔偿的昂贵代价。这次风潮持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显示了基层民众的力量，同时预示着一场新的政治风暴的到来。

长沙抢米风潮发生后，清政府迅速采取了三项善后措施：赈济饥民、对外赔款和查办地方士绅。

清廷派鄂藩杨文鼎署理湖南巡抚，并谕令其与湖广总督瑞澂查办湘案。瑞澂与杨文鼎奏参湖南肇事官绅，清廷将巡抚岑春蓂与布政使庄赓良、巡警道赖承裕等一并革职，并相应地处罚了地方士绅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杨绍曾。这些举措，在湖南绅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应。严惩长沙抢米风潮中肇事的士绅，是清政府有意抑制湖南绅权的举措。湖南自湘军兴起后，绅权日盛。地方官筹办各事，离开士绅力量一事无成。面对地方士绅动辄挟持、左右政局的状况，清政府决定借抢米风潮一事严厉打击湘绅，其结果，引起湖南绅民普遍不满，导致官绅关系产生裂痕，并将士绅阶层推向了对立的一面，从根本上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长沙抢米风潮的结果，最大的输家是清政府。武昌首义后，湖南迅速宣布独立，成为第一个响应起义的省份，从其社会政治结构的内在演变来看，可谓因果俱在，发人深思。

四、辛亥革命与清政府的对策

经过庚子之役，清政府威信已扫地无余，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反清革命风潮自此萌芽。革命党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相号召，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及进行暗杀活动，旨在以星星之火，燃起灭亡清王朝的燎原之势。面对革命党颠覆清王朝的宣传鼓动与不断的起义和暗杀行动，清政府针锋相对，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举措最终并没有达到挽救自己命运的目的。

1．针对革命党的排满论，清政府采取了平满汉的政策

清末庚子事变以后，伴随着“新政”的实施，民族主义的政治宣传犹如一股汹涌的巨浪，以猛烈的态势，迅速席卷了全国知识阶层。民族主义潮流的盛行，使当时的社会精英几乎一致地把矛头指向了长期丧权辱国的清政府，从根本上否认了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

清王朝是满洲贵族用铁骑建立起来的一代政权。自清王朝建立以来，清政府采取了许多优待满族和歧视汉族的政策，主要表现在：

（1）官缺分满汉。满族官员可任汉缺，汉族官员却不能任满缺；相同职务的官员，满族权力大于汉族权力，满族官职的级别较高；在中央政府机构中，满族占绝大多数及绝对优势。

（2）满汉不准通婚。

（3）进入关内的满族人，只能为职业军人，不准从事其他职业；旗人的生活来源由政府提供。

（4）满汉分别实行不同的法律，分设审判机构。一般地说，满汉纠纷中，满人获胜居多，即使受处罚，也相对较轻。清初，在强硬的高压政策面前，汉人不敢对此提出异议。长此以往，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也就没有造成多大矛盾。但是，到了清末，伴随着清政府统治能力的急剧下降与合法性资源的急剧流失，满汉矛盾空前爆发出来，清政府长期执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就成为了革命党人进行革命宣传和推翻清王朝统治的一个重要理由。

在清末革命风潮中，革命党人最富鼓动力的口号就是“排满”。

同盟会的纲领中写道：

（1）驱除鞑虏。

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来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

（2）恢复中华。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塘、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同盟会员朱执信明确说过：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

光复会员徐锡麟干脆大声疾呼：遇满人皆杀。

“革命”二字，在20世纪初之所以能够广为国人所接受，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沾上了“反满”宣传的这个神光。

排满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落后的满洲民族之所以能统治4亿汉族人达200多年之久，靠的是那些愚弄锢塞人心的成法，满族统治的特权地位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实行与他们的利益相对立的改革。在主张排满论的人们看来，清廷之所以不断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其实乃是出于维护满族统治权这一极为自私卑下的政治目的。因为只有满人的“祖法”才能保持其民族等级的特权制度，任何涉及这种“祖法”的变革都意味着削弱其特权。邹容在《革命军》中对满人垄断权力的现象，痛加斥责。同盟会主办的刊物《民报》极力宣传：“夫以民籍几计之，满人之数，才当汉人百之一，而服官者，其数乃等于我（指汉族），天壤间不平之事未有若斯之甚者！况夫借口于不分满汉，举枢要之职壹以属彼族之私昵。”

针对革命党人的排满论调带来的不利影响，清政府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推行平满汉的政策。这主要表现在：

（1）准满汉通婚。

早在1901年，端方在《筹议变通政治折》中，就曾建议清廷让旗民移屯，“民旗杂居，耕作与共，婚嫁相联，可融满汉畛域之见”。

1902年2月1日，慈禧太后下令准满汉通婚。懿旨说：“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

（2）平满汉畛域。

1904年，张之洞到北京朝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时，曾“力请两宫化去满汉畛域”，并具体建议“如将军、都统等官，可兼用汉人驻防，旗人犯罪用法与汉人同，不加区别”。慈禧太后当即表示同意。

1905年，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并拟预备立宪以后，国内建议平满汉畛域的呼声达到了高潮。

1906年，端方考察政治归来，上《请平满汉畛域密折》。他“请降明诏，举行满汉一家之实，以定民志而固国本”。折中在比较奥匈帝国、俄国、英国、美国等国种族关系的不同情形之后说：

窃见有一事焉，为中国新政莫大之障碍，为我朝前途莫大之危险，苟非我皇太后、皇上今日立行英断，销患未萌，则数年以后，事势所趋，将有为臣子所不忍言者，用敢披沥陈之。奴才闻家无论贫富，而兄弟阋墙者必败；国无论大小，而民众内讧者必亡。欧美日本诸邦，前此无不经过内讧之时代，其能防祸未然，使内讧不致决裂，而旋以消弭者，则其国安全发达，莫能御焉。若内讧既决裂，胜则立判……终必有土崩瓦解之一时，而国遂至于不可救……内讧之原因不一端，而以种族之异同为最……大者召分裂，小者即衰颓……苟合两民族以上而成一国者，非先靖内讧，其国万不足以图强；而欲绝内讧之根株，唯有使诸族相忘，混成一体，此实奠安国基之第一义……独惜国初以来，满汉通婚之禁未开，故此两族者……言语宗教习尚罔不大同，而种族一线之界，犹未尽泯。近以列强交通，国威稍挫，民众何知，唯有责难政府……而一二不逞之徒，竟敢乘此时机，造为满汉异族权利不均之说，恣其鼓簧，思以渎皇室之尊严，偿叛逆之异志。加以多数少年，识短气盛，既刺激于时局，忧愤失度。复偶涉西史，见百年来欧洲二三国之革命事业，误认今世文明，谓皆由革命而来，不审利害，唯尚感情。故一闻逆党煽动之言，忽中其毒而不觉，一唱百和，如饮狂泉……后生小子，激于感情，被其利用，此种族革命之说，所以得乘间而入也。

端方强调，平满汉畛域实为消弭革命的必要措施。

今日欲杜绝乱源，唯有解散乱党；欲解散乱党，则唯有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而于种族上杜其所藉口；则凡草茅中爱国之士，确然知政府之可以有为，喁喁然思竭其才以应国家之用，而不肯委其身于叛逆，而彼挑拨满汉感情之邪说，自无所容其喙；即更肆狂吠，亦莫或信从。如此则逆焰自衰，逆首一二人孤立而见摈于天下，无复能为患矣……若所谓于种族上杜其所藉口者，则奴才私计有二事焉。

端方认为，此二事即其平满汉畛域措施：“一曰改定官制，除满汉缺分名目也。”他建议将京师各衙门，悉依新设的外、商、学、警四部成例，除满汉缺分名目，所有堂官、司员，不问籍贯，唯才是用，以示满汉一体之仁。“二曰撤各省驻防也。”他催促清政府应速下明诏，将各省驻防永远裁撤，旗丁之挂名兵籍者，悉令仍居原驻地方，编入民籍，依前此裁撤绿营成例，特加优待，给以十年口粮，为之安顿生计，使旗民各能独立经营。cx

在这一背景下，1907年8月10日，慈禧太后下谕：“现在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著内外各衙门各抒所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即予施行。钦此。”cy

1908年8月，清政府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同时公布“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清单中规定在筹备的第一年设立变通旗制处，其任务是“筹办八旗生计，融化满汉事宜”；在第八年也就是1915年“变通旗制，一律办定，化除畛域”。

1908年12月7日，清政府设变通旗制处，派贝子溥伦、镇国公载泽、大学士那桐及侍郎宝熙、熙彦、达寿司理其事。

（3）将满汉法律同一。

1907年10月9日，慈禧太后懿旨说：“满汉沿袭旧俗，如服官守制，以及刑罚轻重，间有参差，殊不足以昭画一，除宗室本有定制外，著礼部暨修订法律大臣议定满汉通行礼制刑律，请旨施行。俾率土臣民，咸知遵守，用彰一道同风之治。”

1908年1月10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拟定办法五十条：“请嗣后旗人犯罪，俱照民人各本律本例科断，概归各级审判厅审理。所有现行律例中旗人折枷各制，并满汉罪名畸轻畸重及办法殊异之处，应删除者删除，应移改者移改，应修改者修改，应修并者修并。”不久，清廷做出了将满汉法律同一的决定。

2．针对革命党人推翻专制政体的主张与宣传，清政府则用预备立宪之策以思抵制

在宣传革命思想的过程中，革命党人不断地提出暴力推翻专制政体的主张。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兴中会入会的秘密誓词中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主张，第一次提出了推翻清朝帝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1903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办革命党人的军事学校，在“创立合众政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创立民国”的政治主张。1905年10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了三民主义。孙中山认为，民权主义是政治的根本，民权主义的目的就是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国。他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一文中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类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孙中山认为，专制政体是“恶劣政治的根本”。他主张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一贯精神的共和政体，让“凡为国民皆平等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1906年12月，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

在此前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方面积极展开广泛的宣传与鼓动工作，一方面不断以武装起义为手段，致力于结束清王朝的封建专制政体。

针对革命党人的暴力革命及推翻帝制的政治宣传活动，清政府采取了以立宪来消弭革命的对策。如何才能消除革命呢？在立宪派人士看来，一言以蔽之曰：实行立宪。实行立宪，将国家公诸国民，一切平等，满汉不分，就可平息汉人的不平之气，抵消革命党人革命的宣传与活动。通过实行预备立宪，消除上下隔阂，开设议院，革命党人就失去了进取的借口。在内忧外患的危机形势下，清政府接受了立宪派的这些政治主张，逐步开始进行预备立宪的准备工作。

（1）派员出洋考察政治。

1905年，在国内外形势推动下，执掌清室实际权力的慈禧太后表示了实行立宪的意图。她派各臣工前往列国调查之后，认为果无弊害，即决意实行立宪。9月24日，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在出行时遭到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阻挠。慈禧太后“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吴樾的炸弹震惊了清廷，但并未能阻止住清廷派员出洋考察政治的举措，恰恰相反，倒是促使当权者越发感到实行立宪的必要与紧迫。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电中说：炸药爆发，说明奸徒反对立宪，更加证明立宪之不可缓行。一些督抚、将军和出使大臣纷纷致电清廷，要求政府更宜考求各国政治，实行变法立宪。9月28日的《申报》认为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今日爆烈弹之一掷，实不啻以反对党之宗旨，大声疾呼于政府，俾知立宪之大有利于皇室，而不可不竭力以达成之。”

（2）设立考察政治馆。

在革命党的暗杀与武装起义的推动下，1905年11月25日，清政府下令设立考察政治馆。这是一个在政务处直接领导下，研究、编辑各国宪政资料，供朝廷参考的新型机构。它的设立，表明了朝廷改革的意图和方向，是清政府为预备立宪而迈出的又一实际的步骤。

（3）下诏“仿行宪政”。

1906年五大臣返国，先后奏请实行立宪，力陈立宪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并且明言预备立宪之本义：“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cz与此同时，部分军机大臣和地方疆吏也对立宪多有陈请。面对朝野上下的普遍请求，清廷开始权衡折中，试图借用立宪的形式，以达到抵制革命的目的，于是有1906年9月1日正式颁发“仿行宪政”的上谕。

近代资产阶级宪政体制的两大要项在于制定宪法和召开国会。清政府筹备立宪的主要内容，即是颁制特定形式的宪法，以保君权万世不移；同时，又在中央和地方分别筹设了议会机关资政院和咨议局。

1907年8月，清廷仿照日本“制度取调所”之制，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作为筹备宪政的总汇机关。

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正式颁定宪政编查馆进呈的《钦定宪法大纲》，核准9年筹备立宪事宜，宣布于9年之后颁布宪法、召集国会。

但是，清政府的仿行立宪是依据传统的“君为臣纲”“民为邦本”之义，以此来规范无损于君权的政治体制，这显然与资产阶级倡导的立宪政治相去甚远，因而清廷的立宪举措并不能满足社会各阶层的立宪要求，也就起不到消弭革命的作用。特别是“皇族内阁”的出现，引起了国内各阶层的普遍不满，大大抵消了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努力。

3．针对革命党人不断发动的武装起义，清政府采取了坚决镇压、决不姑息的政策

革命党与清政府是代表根本不同利益的两个政治团体。革命党人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积极发动武装起义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清政府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针对革命党人的不断暗杀与起事的举动，清政府采取了坚决镇压、决不姑息的政策。造反与镇压，构成了清末革命党人与清朝统治者之间基本的互动关系。这主要表现在：

（1）1895年的广州起义。

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一开始，就把武装起义作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的主要手段。1895年，孙中山等人在广州联络会党、营勇、民团、绿林及一部分外籍人士，积极准备策动武装起义，不幸事泄，遭到两广总督谭钟麟的极力镇压，陆皓东等人被杀，广州起义失败。

（2）1900年的惠州起义。

1900年，孙中山乘八国联军入侵，清王朝统治呈现一片混乱状态的时机，在惠州策动会党与绿林，发动起义。两广总督德寿立即派水师提督何长清率领靖勇和虎门防军前往镇压，惠州起义失败。

（3）1903年的《苏报》案。

1903年，以章太炎、邹容为首的革命党人，在上海的《苏报》上，公开倡言革命，号召国人起来“杀皇帝”“倒政府”，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极大震动。清朝商约大臣吕海寰函告江苏巡抚恩寿：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抗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恩寿饬上海道袁树勋向各国领事照会，指名要逮捕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并称奉廷谕旨，要求上海租界当局查封《苏报》。为了彻底绞杀革命派在上海地区大张旗鼓的反清宣传活动，清廷又派俞明震到上海，会同袁树勋办理此案。7月，《苏报》被封，章、邹等人被捕入狱。但是，《苏报》案一事，大大超出了清政府的意料，清政府不但没能借此事来达到扼制住日益高涨的倒清运动的目的，相反，从《苏报》案发生以后，革命思潮在国内更加迅速蔓延开来。

（4）吴樾炸弹案。

1905年9月25日，革命党人吴樾趁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机，在北京火车站用炸弹行刺。吴樾当场被炸死，五大臣受伤。事后，慈禧太后亲下谕旨，要求严查此事，镇压党人。并且，清廷为了对付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专门成立了以徐世昌为首的巡警部。

（5）1906年萍、浏、醴起义。

1906年12月，在同盟会反清起义的影响下，在江西、湖南交界的萍乡、浏阳、醴陵地区的会党组织发动了旨在推翻清王朝的起义。清政府对此大为震惊，从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四省调集大批军队，谕令“各军乘势合力搜剿，一律荡平，勿留余孽，并各清各乡，安良除暴，以靖地方”。起义军坚持了一个多月，最终失败。

（6）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

1907年初，孙中山派遣许雪秋回潮州黄冈发动起义。5月，黄冈起义发生。军机处为此电责两广总督周馥：“著即严饬该军扼要堵截，赶紧会剿，迅即扑灭，勿任蔓延。土匪戕官重案，周馥何以尚未电奏？广东伏莽甚多，近日情形颇有不靖，该督务当振刷精神，认真整顿，勿稍贻误。”da为了迅速扑灭这股革命火种，清政府甚至将两广总督周馥开缺，另换更凶狠的岑春煊“以资镇慑”。在清政府的严厉督饬镇压下，黄冈起义不久后失败。

（7）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

起义发生后，两广总督周馥急令驻惠各路营勇洪兆麟等部会剿，又调驻新会的钟子才部与黄冈清军往援，将起义镇压了下去。

（8）1907年9月钦廉防城起义。

王和顺在防城发动起义不久，由于准备不足，很快就被清军镇压下去。

（9）1907年7月安庆起义。

7月6日，光复会员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乘机发动起义，旋被镇压下去。

（10）1907年7月浙江绍兴秋瑾起义未遂事件。

由于徐锡麟刺杀恩铭事件，牵连到正在绍兴大通学堂任教的秋瑾。13日，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逮捕并杀害了秋瑾。光复会打算通过秋瑾在浙江发动起义的计划，胎死腹中。

（11）1907—1908年镇南关起义、钦廉起义和河口起义。

1907年12月到1908年5月，孙中山、黄兴发动了镇南关起义、钦廉起义和河口起义。起义发生后，清政府急令署广西提督龙济光，挑选精锐，亲自统带，由桂边星夜开赴，相机进剿。同时，著两广总督张人骏、湖广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端方源源接济。云贵总督锡良又亲赴通海督师，率开化镇总兵白金柱等部进剿。在清政府的镇压下，革命党人先后发动的这三次起义也归于失败。

（12）1908年11月安庆新军起义。

受光复会起义的影响，革命志士熊成基在安庆策动新军起义。安徽巡抚朱家宝调巡防营及其他援军将起义镇压下去，全省牵连被害达300余人。但是，安徽之役，事虽未成，然霹雳一声，革命党运动军界起事之声浪，已足以寒一般清吏之胆。安庆起义给革命党人指出了新的方向，此后，革命党人将联络会党起义为中心转向了策动新军起事。清政府费尽心力训练的镇压革命的力量，不断变成推翻清王朝的主力。清政府患起肘腋，枕无安席了。

（13）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

2月12日，革命党人倪映典在广州策动新军起义，阵亡100多人，旋遭镇压。

（14）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冈起义。

此役是黄兴亲自领导的。经过激战，虽很快失败，但是，这次起义是同盟会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次。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说：“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革命党人发动反清武装起义的不断失败，清政府对革命党人的残酷镇压，在革命队伍内部产生了某些消极的影响。一部分革命党人开始对革命失去了信心，转而铤而走险，走上专门从事暗杀清朝大员的偏激行动；一部分党人甚至对孙中山、黄兴的领导才能产生了怀疑。他们或脱离同盟会组织另立山头，或抛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自行其是。可以说，以黄花岗起义失败为标志，一些革命党人对革命前途失去了信心。同盟会内部此种思想分歧、组织涣散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革命派的整体力量。

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虽然被先后镇压下去，但先驱者的鲜血却促进了国人的猛醒。在国人心目中清政权进一步丧失了权威的地位，合法性资源急剧流失。在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先后去世后形成的权力真空中，地方督抚、立宪士绅也纷纷离心，清政府宛如一座将倒的冰山，在全国一致的排满呼声中迅速坍塌。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政府的镇压政策并未达到清政府消弭革命党人之目的。

4．辛亥年在革命已成星火燎原、镇压无望的情况下，清政府采取了保全自身特权的议和政策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发生。起义者高举革命的义旗，攻进总督衙门，光复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其后，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贵州、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四川等各省相继响应，清王朝的统治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

清政府的第一反应还是镇压。

为了镇压起义，清政府以惊人的速度作了一次徒然的努力。由陆军大臣荫昌亲自率领的第一军迅速南下，军咨使冯国璋率第二军为策应，海军统制萨镇冰督率巡洋、长江两舰队急调武汉，企图“定乱”于俄顷之际。但是，革命如燎原之势迅速蔓延到其他省份，清军大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之感；尤为严峻的是，清廷苦心孤诣编练的新军一镇接着一镇地倒向革命。在已编练成军的14个镇、18个混成协和另有未成协的4个标中，竟有7个镇、10个混成协和3个标相继反正和解散、败散。而手中仅存的北洋六镇又不能真正控制住。

陆军大臣荫昌哀叹：“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去用拳打呀，还是用脚踢呀？”堂堂的陆军大臣竟然抱怨一个人马也没有，岂非咄咄怪事哉？

原来，北洋六镇的将领们多是袁世凯的心腹，袁世凯虽然去职，但其影响仍在，别人根本指挥不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载沣被迫重新起用待价而沽的军界铁腕人物袁世凯。

清政府的第二反应是迅速颁布十九信条特赦党人，企图以此来寻求化解危机的办法。

武昌起义发生后，清政府在资政院的推动下，明发上谕，解除党禁，特赦党人。上谕说：

党禁之祸，自古垂为炯戒，不特戕贼人才，抑且销沮士气。矧时势日有变迁，政治随之递嬗，往往所持之政见，在昔日为罪言，而在今日则为党论者。虽已逋亡海外，放言高论，不无微瑕，究因热心政治，以致逾越范围，其情不无可原。此特明白宣示，特沛恩纶，与民更始。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付与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至此次被赦人等，尤当深自拔濯，抒发忠爱，同观宪政之成，以示朝廷咸与维新之至意，钦此。

清政府的第三反应则是再把命运托付给权臣袁世凯，指望这位军界强人能像当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那样再次创造奇迹。在袁世凯出山仍然无法渡过统治危机的情况下，清廷最后采取了保全自身特权的议和退位的政策。

清王朝把命运托付给袁世凯，希望依靠这位北洋新军头面人物能把起义镇压下去，但这种打算未免过于天真。如果说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之前，袁世凯还能听命于清政府的话，现在，能将袁世凯与清政府联系起来的因素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出山后，袁世凯利用北洋军的实力、列强与立宪派的支持、革命党的弱点及自己的资望，迫使革命党人同意让出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他则同意宣布赞成共和，并逼清帝退位，南北双方达成协议。

在袁世凯的逼宫下，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奉隆裕皇太后懿旨，颁布逊位诏书：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民众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民众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db

至此，清政府对付革命党的政策彻底破产，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宣告结束。

综上所述，在晚清几十年中，面对民间不断出现的反清风暴，清政府也采取了积极应对的措施。但在外患日亟、内政不修的状态下，这种应对措施，终究难以取得好的效果。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民间反政府风暴虽然先后被镇压下去，但清政府消弭革命党人反政府举措的努力却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失败，从政权内部来说，可谓由于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所导致。这段历史教训，实在值得后世执政者加以关注，引为鉴戒。

第十章　精英干政

——绅商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

历史上，在社会重大变革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新兴阶层与既得利益集团。政府改革的阻力，往往来自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一旦个别利益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过分凸显，政局不稳定因素出现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既得利益集团之所以强大到难以动摇，敢与中央政府争利与叫板，不仅仅是他们拥有强大的物质财富或者别的什么资本，而且还在于他们与各级政府或者政府官员之间的利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瓜葛，以至于当政者想下定决心解决问题时，却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复杂而不知从何处入手。

一、绅商的崛起

中国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一个新的社会势力——绅商开始崛起。他们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和在地方上的声望，急切希望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要求参政议政，在政治舞台上不断致力于扩大自身的权益。

所谓绅商，主要是指民间有地位的士绅，或者凭借自身与当地官僚良好的人际关系亲自下海经商，或者与富商结合，利用自己与官僚群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这一优势，共同谋求发展自己的经济、政治实力。

绅与商的结合，似乎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就要到来。

这一阶层主要由这样几部分人构成：

（1）取得功名的未仕士子；

（2）退职在籍的官员、因军功致显或保存虚衔的还乡人员；

（3）因捐纳而获得职衔的商人和举办实业的人士。

随着自身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不甘寂寞，又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开始向国家政治舞台进军，谋求得到更大的发展。特别是到新政的后期，代表地方士绅利益的国内立宪派因为达不到自己迅速参政的目的而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和冲突日趋激烈，二者对抗不可避免。

绅商阶层在清末短短数年间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这是因为，庚子之役后，实行全面变革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时代主题。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样的局面面前，清政府已经别无选择。

但是，《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家财政已经告罄。问款，清政府无钱可赔；举办各项新政，地方官无钱可筹。整个社会能筹集巨资和承办大型实业者，唯赖于商。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一改过去压制商人发展的政策，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宣布将“通商惠工”作为基本的国策。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成立了商部，旨在以行政手段保护市场而不与商民争利。同时，清政府又参照英、日商法，制订出了中国第一部具有商法性质的《商律》，规定民间可以自由经商和集资创办各种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地位平等的公司，并享有国家一体保护的权益。为了鼓励人们投资商业，清政府还出台政策，根据商人出资办实业的情况给予了相应的官衔，以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清末涌现出了一个民间投资的热潮。据史料记载，仅1905—1910年间，国内新设万元以上资本的厂矿就有209家，总资本约7525万元，绅商阶层由此形成。

随着绅商的崛起与经济利益及社会地位的提高，中国人传统的参政意识开始在他们的身上迅猛地发酵，他们迅速把目光投射到政治领域，希望参政议政，更多地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操议事之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代表绅商利益的政治团体——国内立宪派集团应运而生。

二、立宪派的政治诉求

就国内立宪派集团而言，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人物是张謇。这是因为在20世纪初年的国内政坛上，他是一位对传统政治结构的现代转变（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起过真正重大促进作用的人物。而其他一些著名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长期在国外从事舆论宣传活动，其影响在国内并不大。张謇作为东南各省众望所归的士绅领袖，因为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的连续打击，对于政治颇有灰心之感，遂暂时放下政治热情，以状元身份下海经商，全力投身于商业发展领域。清末新政初期，他并不对政治的改革抱有多么大的希望。但是，随着绅商阶层的形成以及他们保护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张謇决定一改初衷，积极投身到清末立宪运动的洪流之中。1905年以前，他对立宪的期望并不是特别的急切。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兴起之后，他方才意识到条件已渐趋成熟，对立宪的热情和信心因此大增。经过反复奔走、劝说，终于促成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当时这三位在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地方总督跟张謇均有私人关系）联衔上奏，请定12年后实行宪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底，张謇进一步与上海名流人物倡议成立了国内最早、最大的政治团体“预备立宪公会”。不过，此时的张謇仍然主张“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的缓进方针。此后，随着时局的迅速变化和国内各阶层立宪要求的日益高涨，张謇改变了原来的缓进策略，要求一次比一次急切。在政治动员的高潮中，绅商们对政治改革的期望值迅速蹿升，他们已经成长为中国政坛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推动政府立宪并让他们参与其中获取利益是他们初期的政治要求。

立宪派集团颇具新兴阶级的朝气，一开始就以民众代表的姿态理直气壮地声明：

立宪法之希望，即今日欧美通行之政治学说，所谓最大多数人之最大幸福之义也。

他们向往的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此后，他们同清政府的一切分野和斗争均是由此而生。

最初，立宪派活动的重点放在策动地方和中央权要赞成立宪、派遣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上面。

行动的主角为江浙的立宪派人士。

江浙的立宪派认为，实施立宪要靠权要主持，这些人为地方疆吏，与清廷上下一气，最能耸动朝廷；要促成立宪，就必须首先说服权要，让他们赞助立宪派的主张并向朝廷代行陈请。

因此，一开始，立宪派走的完全是上层路线。

日俄战争刚一爆发，江浙的立宪派人士张元济、张美翊、赵凤昌和张鹤龄以及盛宣怀的幕僚吕景端等就进行紧急磋商，开始了他们的“奔走权要的运动”。他们“诚恐日后各国大会媾和，始终置我局外，尽失主权”，首次提出了遣使分赴各国的主张，认为“此时我不预备，迅派专使分赴各国，声明东三省主权所在，将来恐为柏林之续”。他们决定，把他们的想法先向盛宣怀和湖广总督端方陈述，再由盛宣怀与商约大臣吕海寰商量办理，以他们3人的名义电告清政府，奏请在中国实行立宪政体。

这样，就有了1905年3月9日疆臣吕海寰、岑春煊、魏光焘、端方、盛宣怀联衔上奏请求立宪的事情。

同时，江浙立宪派领袖张謇，也加紧了他的立宪活动。

1903年下半年赴日考察归来后，张謇开始注意研究立宪问题，只是“但求如日本耳，不敢遽望德，尤不敢望英”。不过他既是在籍的状元，又是兴办近代工业、教育卓有成效的东南社会名流，与社会上层人士和官场大员均有密切交往。这种优越的地位使他的意见易于为督抚大员所接受，也是他得以领袖东南群伦的一个客观条件。

1904年5月，张謇不断与魏光焘、张之洞等封疆大吏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立宪，并为他们代拟立宪奏稿。这其中，汤寿潜、赵凤昌等人也参加了研究。折稿大意谓：日俄战后，中国必有极大危险，欲加预防，只有实行立宪。胆小谨慎的张之洞没有立即出奏，嘱张謇探询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态度，以决进止。张謇也认为如能得袁世凯倡导，对推动立宪十分有利，乃于6月致袁一函，请其赞助立宪。信中言：

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

袁世凯认为时候不到，答以“尚须缓以竢时”。张之洞、魏光焘知反对者尚多，未敢将折稿呈进。

在鼓动袁世凯的同时，江浙的立宪派还另辟蹊径，将运动路线直接对准慈禧太后身边的军机大臣瞿鸿。

6月初，张謇、汤寿潜、张美翊、许鼎霖、张元济、吕景端、夏瑞卿连日进行会谈，决定由张美翊写一份说帖呈其师、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他们请瞿鸿认清形势，果决地倡导立宪，派人调查宪法，促使朝廷于年内颁布立宪诏令。

7月，张謇闻听奕劻及其子商部尚书载振有赞成立宪之意，“北方殊有动机”，认为“原动力须加火以热之”，加紧催促赵凤昌赶印《日本宪法义解》，分送宫廷和京师的达官贵人。慈禧太后读了以后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瞿鸿亦派其弟赴沪托赵凤昌选购有关各国宪法的书籍，作为参考。立宪派的努力初步产生了效果。

此前，张謇为抵制美货事曾专门致函袁世凯，信中既劝且诱：

万机决于公论，此对外之正锋，立宪之首要。

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

张謇企图从个人的安危荣辱的角度说词打动袁世凯，请其赞助立宪。

此时，立宪已成为大势所趋，袁世凯为了避免孤立和防止将来光绪皇帝因戊戌往事报复自己，同时也为了执立宪之牛耳，占取主动，于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请实行立宪政体，以12年为期。7月初，周馥又单衔奏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宪政体。

不久，两广总督岑春煊为了占得立宪的先机，也电奏：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唯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

作为深受立宪派影响的军机大臣瞿鸿，更是在慈禧太后面前“造膝密陈”，奏请派员出洋，“自请亲赴欧美考察政治”。奕劻和其他“枢臣懿亲亦稍稍有持其说者”。

至此，在立宪派的推动下，8位总督中就有直、江、鄂、粤、滇5位奏请立宪，川督请派员游历各国。军机大臣则有瞿鸿和奕劻，加上林绍年、孙宝琦等巡抚和出使人臣的奏请，出洋考察政治一事就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自7月初起，枢府大员连日会议，讨论立宪，商讨派员出洋考察政治的问题。9日，正式决定了遣使出洋考察政治的大事。

千呼万唤始出来。

在立宪派集团的推动下，慈禧太后终于在立宪这个问题上点了头。

三、政治精英的结社与建党

结社与组建政党，是立宪派集团活跃在清末国家政治舞台上的两个重要组织基础。

在中国，历代王朝为了维护专制统治，皆严厉禁止民众结党集社，清王朝禁令尤严。1905年，孙中山建立了中国同盟会。此组织可谓是中国第一个正式的资产阶级政党，可是它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不为清政府所容，并且建立地点在海外，所以，直到1906年，国内并没有一个合法的资产阶级政党。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专制禁网刚有所松弛，国内就有人把成立立宪团体作为组建政党的前奏，发出“预备立宪宜先组织政党”的呼声了。

为了创造建立政党的条件，自鼓吹预备立宪起，立宪派就开始了关于政党学说的学习和研究，不断在报刊和集会上广泛宣传和讨论。他们介绍了资产阶级国家政党的性质，与民众、政府、国会、宪政的关系，产生的背景和在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等等，并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自己的种种看法。

立宪派认为，政党是国家的政治基础，为立宪国家所必需。宪政能否实现，“则以中国能发生政党与否而决之”。因为执政者专横成性，当政府举动妨碍国家大局时，民众临时应付是无济于事的，故必须成立政党，监督政府，“与政府抗争”。为此，他们首先从创办自己的团体入手展开活动。

1．上海宪政研究会

宪政研究会发起于1906年9月中旬，12月成立。其宗旨是，“务求尽国民参预政事之天职”，在预备立宪期内“考查政俗，研究得失”，“俟实行立宪后，代表国民，赞助政府”，以“合群策群力，共谋所以利国便民”。

2．上海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从酝酿到成立，与疆臣岑春煊的支持有着很大的关系。岑春煊积极主张立宪，与立宪派思想上产生共鸣。为了取得立宪派的支持，与对手袁世凯抗衡，预备立宪上谕发布后，岑春煊就写信给张謇，希望他能组织一个立宪团体。因张謇不能常住上海，岑春煊便把发起组织立宪团体的责任交给了他过去的属僚郑孝胥。

1906年12月16日，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愚园召开了成立大会。会员民主投票选举了15名董事；董事又选举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预备立宪公会“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使绅民明晰国政，以为预备立宪基础”。每年召开年会一次，报告一年来的工作，确定下一年的工作重点，选举新的董事和正副会长。职员会每月召开两次，研究具体工作，重大事情由董事会议决。

3．吉林地方自治研究会

吉林自治会初名吉林地方自治研究会，由地方士绅松毓创办。1906年末，松毓自捐银1000两，联合士绅筹组吉林地方自治研究会，以预备立宪，准备地方自治，养成立宪国民为宗旨。其应办事业为：调查本省自治范围以内诸事，讨论本省重要问题，著译书籍，发表演说，条陈政见，赞助善举，提倡学务，振兴实业。

4．宪政公会

宪政公会初名宪政讲习会，又称中国宪政讲习会，由杨度发起，“以冀开国会，布宪法，建设责任政府，消专制之威，免暴动之祸，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上安皇室，下起民权，使吾国自危而之安，自亡而之存，合满汉蒙回苗藏诸同胞，以与列强争雄于世界”为其政治目的。

5．帝国宪政会

1907年2月13日，康有为、梁启超将保皇会正式改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亦称中华帝国宪政会。该组织“以君主立宪为宗旨”，“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为本义”。具体纲领为尊帝室，扩民权，监督政府，讲求宪政之事。

6．政闻社

政闻社由梁启超发起，1907年10月17日在东京成立。政闻社的发展方针是“一方面当为民间之鼓动，一方面当为政界之运动”。

7．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和粤商自治会

1907年11月，广东成立了两个地方性的立宪团体，一个是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一个是粤商自治会，二者各有特色。其宗旨是：研考宪法宪政，倡办地方自治。

8．贵州自治学社

1907年12月成立。其宗旨是：“务期人人有道德智识，养成善良品性，造就完全人格，以赞助地方自治之实行，达国家自治之希望。”

经过数年的努力，到1910年10月资政院开院时，最初一批立宪团体，均积累了一定的组织、领导、管理、活动的经验；经过几次国会请愿活动和召开第一届咨议局联合会，各省立宪派人士密切了联系，增进了了解，达成了共同的政治默契，组建政党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于是，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批合法政党。

1．政学会

政学会亦称政学公会，在资政院中酝酿最早，直接秉承民政部尚书善耆之意成立。善耆与立宪派关系密切，同革命派亦有联系。1910年10月6日，资政院刚刚开议，他就召见钦选议员汪荣宝（民政部参议）和贡桑诺尔布（蒙古郡王），“大有组织政党思想，嘱转邀同志数人”，明夕“商榷一番”。次日晚，汪荣宝邀集民选议员许鼎霖、雷奋、孟昭常、邵羲和钦选议员章宗元、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章宗祥同至贡桑诺尔布府邸。善耆令汪荣宝代为宣布了意见，众皆赞成，议定先草政纲，再行分头纠约。11月9日，汪荣宝同资政院副总裁沈家本商议维持资政院会议办法，拟成立一个维持会，邀集议员开会，“阴备组织政党”。但第二天孟昭常和雷奋即向汪荣宝提出，这个办法不妥，“应另定办法，缜密联络，俟联络妥洽，再行公然结党”。旋议定，民选议员方面由雷奋负责“邀结”，钦选议员方面由汪荣宝负责“邀结”。资政院开院之前，宪政编查馆讨论新刑律草案时，劳乃宣即持反对态度，与杨度、汪荣宝等舌战多次。草案提交资政院讨论后，劳乃宣仍坚持反对，并提出修正案，游说议员。

1911年1月8日，议员讨论新刑律草案，就无夫妇女与人通奸是否定罪展开激烈辩论。劳乃宣等认为有罪，应将此条列入新刑法正条之中，不能列入暂行章程，否则便有悖于中国礼教。赞成新刑律的议员认为，通奸是个道德问题，防止此种行为在教育，不在刑罚；外国刑律皆不定罪，中国若定罪，将来不能收回领事裁判权，所以不应定罪和列入正条，这也体现了尊重妇女、男女平等。但在新旧交替时期，可将其放在所附暂行章程之中，将来视情况再作决定。最后宣付表决，用记名投票法，赞成有罪的用白票，赞成无罪的用蓝票，结果白票77张，蓝票42张。汪荣宝、陆宗舆气愤异常，9日与章宗祥发出公启，邀集投蓝票议员于次日开会，研究新刑律善后办法。资政院再开会时，果然依照投蓝票议员的意愿通过了新刑律总则。时人称投蓝票的议员为“蓝票党”，投白票的议员为“白票党”。

“蓝票党”与“白票党”虽是仅以对新刑律的态度分出的新、旧两派，但促进了中国近代政党的成立。政学会和宪政实进会就是以此两派的主要人物为核心建立起来的。

1911年l月11日资政院闭会后，汪荣宝等赞成新刑律的“蓝票党”议员召开会议，研究今后的重要议案，会上即有人提出以此次赞成新刑律之人组织一政党。此后，政学会成立。主要人物有汪荣宝、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该党受善耆支持，接近官府，在政党之中势力最小。

2．宪政实进会

宪政实进会全称帝国宪政实进会，以“白票党”中多数议员为骨干结合而成，最初酝酿亦在1911年1月资政院闭会期间。发起者有劳乃宣、宋育仁、喻长霖、马士杰、于邦华、陈树楷、陶葆廉等人，组织政党的公启是由汪康年代拟的，成立在2月19日之前，临时推举陈宝琛为主席，于邦华为副主席。3月，宪政实进会发表政纲和章程。

政纲共10条：

（一）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使上下情意贯注，保持宪政之精神；

（二）发展地方自治能力，俾民众事业增进，巩固宪政之基础；

（三）体察现状，筹政治社会之改良；

（四）详核事实，图法律制度之完善；

（五）讲求经济，谋财政前途之稳固；

（六）振兴实业，图民众生计之发达；

（七）注重国民教育，以收普及之实效；

（八）提倡移民事业，以达拓殖之目的；

（九）研究外交政策，以固国际交涉之权力；

（十）筹划军事次第，期成完全健足之武备。

章程计12章31条。总纲为：

本帝国主义，以谋宪政实力进行，名曰帝国宪政实进会；依政纲所揭各条，分别筹备，以期国利民福为宗旨；所有筹备事项，按切时势。分期进行，每期另分办事纲目，筹议办理；政纲及章程，会员均有遵守之义务。

章程还规定：总会设于京师，各省设立分会，府厅州县设立支会。凡入会者均要填写证书，并由3名以上会员或各省公共团体加以介绍。会内设调查、编辑和审议股。正副会长和股长由民主选举产生。会议分大会、例会、股员会三种，大会每年两次，议决重要问题。会员要交纳入会费和常年捐。有违背宗旨或妨害本会名誉者，经大会议决，令其退出。

宪政实进会成立后一直忙于发展会员，联络议员要求召开资政院临时会，其他工作没有怎么开展，也没有正式进行选举。大家感到工作不便，提议选举股长。6月2日，选张祖廉为调查股股长，王式通为编辑股股长，吴纬炳为审议股股长，推康咏为会计长，张毓书为文牍员。

6月18日，陈宝琛被简放为山西巡抚。次日，该会召开职员谈话会，议定另推主席。7月2日，又议定推举临时常议员，组织各省分会，主席仍请陈宝琛遥领。其后准备了修改《资政院院章》的议案。不久，陈宝琛又被简派为宣统皇帝师傅，仍留京师。8月，筹备创办机关报，并趁中央教育会开会时拉了一批会员，陆慎言、吴季昌、恩华、王季烈等就是此时加入的。

10月15日，召开大会，进行选举，陈宝琛当选为会长，于邦华、姚锡光当选为副会长。

3．辛亥俱乐部

辛亥俱乐部发起于资政院议员，骨干人物有湖南民选议员罗杰、易宗夔和钦选议员刘泽熙、王璟芳、毓善等，创立于1911年3月。该组织成分十分复杂，有民选议员、钦选议员，有政府和军队官员，也有革命党人。

6月14日，辛亥俱乐部召开大会，通过了政纲，选举了干部。选出12名常议员、12名评议员，此外还选举了庶务员、书记员、会计员、交际员等。在24名常议员、评议员中，资政院钦选议员有8名，占1/3；民选议员7名；程明超、陈命官（民选议员）、席绶（钦选议员）、漆运钧则为同盟会会员，程明超为临时主席。领导层的这种结构使得辛亥俱乐部既不像政学会那样接近政府，也不像宪政实进会那样倾向保守，政治上比较稳健折中。

辛亥俱乐部初成立时，有成员60余人，不久发展到80余人。

辛亥俱乐部订有《规约》10章31条。规定“以促政治改良，谋国利民福为目的”。政纲为：

（一）阐扬立宪帝国之精神；

（二）提倡军国民教育；

（三）发展地方自治能力；

（四）主张保护政策，以振兴实业，

（五）整理财政，以增进富力；

（六）审度公私经济能力，以谋交通之发达；

（七）整饬军备，以充实国力；

（八）体察内外情势，确定外交方针。

入社者必须赞成政纲，有选民资格，由两名社员介绍，经俱乐部许可。社员有严格遵守宗旨及规约、扩张及尽心本社事业的义务，有选举及被选举为职员、提出意见、介绍人入社的权利。入社要交纳入社金，平时交纳常年捐。社内机构分庶务、书记、会计、评议、交际、常备各科，另设调查编辑部。凡被选为常议员、评议员及其他干部者，不得再任其他政团的干部及发起人。本部设于北京，各地方设立支部。总部与支部的关系是：本部议决交办事件，支部必须极力执行；支部议决事件关系全体者，必须经常议员会议议决；关于地方事件，支部可自由议决实行；支部有需要具奏的地方重大政俗利弊问题，本部予以全力支持；支部应将社员名册、调查编辑成绩、工作及议决的问题，每月汇报总部一次；支部代表来京，可参加本部常议员会议，本部常议员到支部时，亦可参加支部的常议员会议。

4．宪友会

宪友会是在咨议局联合会和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基础上建立的，宪友会是在咨议局联合会和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基础上建立的。

1910年11月请愿代表团解散时，决定在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基础上改组政党，培养积蓄实力，推举孙洪伊等起草党纲党规。各省咨议局和团体对成立政党期望甚殷，纷纷致书国会请愿同志会从速组织。经过多次讨论，决定组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

关于党的名称，当初没有定下。12月上旬，孙洪伊致电梁启超“促定党名”，梁启超建议叫帝国统一党。同月底，孙洪伊等拟出帝国统一党党规30条、党纲13条。1911年1月1日，孙洪伊等邀请38人讨论党规、党纲草案，与会者认为还应作进一步修正。接着议决推举临时干事40人，负责成立大会前的一切筹备工作，先在到会诸人中推出一少部分，遂推定吴赐龄、李文照、席绶、康士铎、彭占元、汪龙光、王敬芳、陈登山、雷奋、罗杰、易宗夔、齐树楷、张之霖、李素、牟琳、江辛、孙洪伊17人。继之讨论党名，易宗夔、康士铎、李文熙皆反对用“统一”二字，雷奇、王敬芳则坚持原议，最后决定将党名与党纲党规一起提交临时干事会修改决定。

帝国统一党党名传到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人的误会，以为此党成立之意，“在于统一国内之党派，或且目为专制”。因此，临时干事不得不写了一篇《帝国统一党党名释义》，于1月4日在《国民公报》刊出，进行一番解释。该文说，以“统一”命名者，“绝非统一国中党派”。其用意有三：一是防止外国人利用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猜疑生事，“欲防患于未然，必先结合国内之各种族，协力一心，共谋对外”。二是为了“造成一种有统系之政策，有统系之舆论，以贡献于国家”。三是为了打破旧有的省界之见，以便全国化除畛域，相与戮力国家，以图存于今世。并说此名仅系暂定，以后还要讨论。但是，当时“警厅对于各团体之集会取缔极严，风声鹤唳，志士心寒”。孙洪伊等为了“释群疑而定众志”，便采取了权宜措施，将党纲党规草案径呈外城巡警总厅，转申民政部立案。3月上旬，民政部批准。

孙洪伊等接到批准的通知后，于3月9日发出公启，附寄党纲、党规和入党证书草案，向各省解释了请立案的原因，并请推定支部干事，于咨议局联合会开会时齐集京师，公决党纲、党规，宣告成立，再进行呈报更正。

5月30日，召开发起会，与会者53人。公举谢远涵为临时主席，李文熙为书记。张国溶报告了开会宗旨，宣读了章程，提出党名不用帝国统一党，改用宪友会，请大家讨论。大家赞成更改党名，原则上通过了章程，决定6月4日召开成立大会，推萧湘、袁金铠、康士铎、梁善济、陈登山、孙洪伊为临时干事，准备成立大会的召开。发起组建宪友会的共有70人，基本上都是第二届咨议局联合会、国会请愿同志会的成员和立宪团体的人物。

会费、戒约7章，加附则共25条。

总纲规定成立的目的是“发展民权，完成宪政”。政治纲领为：

（一）尊重君主立宪政体；

（二）督促联责内阁；

（三）整厘行省政务；

（四）开发社会经济；

（五）讲求国民外交；

（六）提倡尚武教育。

总部设于京师，各省设立支部。

6月4日，宪友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会，宣告成立。到会者100多人，推谢远涵为临时主席，黄远庸、李文熙为临时书记。会上首先选举出常务干事，雷奋、徐佛苏、孙洪伊当选。籍忠寅、李文熙、谢远涵当选为候补干事。

继之，常务干事推定各科干部，文耀为庶务员，李文熙、吴赐龄为文书员，李素为会计员，欧阳弁元、陈登山为交际员，康士铎、何宗瀚为调查员，王葆心、余绍宋为编辑员。

接着，会员推举出18省和八旗的支部发起人。广西：甘德藩、蒙经。湖北：汤化龙、张国溶、郑万瞻。山西：梁善济、李庆芳、李华炳、李素。奉天：袁金铠。山东：周树标。江西：邹树声、宋名璋、叶先圻、罗家衡、郭志仁、谢远涵、黄远庸。福建：高登鲤、刘崇佑、林长民、林志钧。河南：方贞、王敬芳。陕西：李良材、郭忠清。四川：蒲殿俊、何耀光、胡庸章、萧湘、罗纶、李新展。浙江：汤尔和、马叙伦、陈黻宸。湖南：谭延闿。吉林：何印川。安徽：窦以珏、陶冠禹、李国松、康达。直隶：李榘、籍忠寅、齐树楷、李长生、高俊、张铭勋、刘春霖、王法勤。贵州：杨寿。广东：伦明、姚梓芳、黄节。江苏：马相伯、沈恩孚、黄炎培、汪秉忠。八旗：恒钧、文耀。以上人员中有少数同盟会会员在内，如黄炎培、蒙经、郭忠清均是。

6月25日，宪友会研究了各省支部成立的期限及办法，决定分期分批成立，凡交通便利、团体易于集会之省，限定本年9月以前成立，其余限定年内成立。奉天、河南、山西、湖南、湖北、江苏、广西、福建、四川自认于9月前成立。还决定，本年资政院开会以前，召开一次大会，届时已成立的支部各举代表到京参加。

8月，民政部正式批准宪友会立案。同月31日，宪友会召开谈话会，徐佛苏报告了各省支部成立的情况，决定于九十月间召开大会，催促各省支部成立；在京议员每周开谈话会一次；通告各省支部及发起人，劝告本省资政院民选议员入会。还公举黄远庸、林志钧、谢远涵、康士铎4人负责与辛亥俱乐部联络。

政党是代表某一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维护其利益而斗争的政治组织。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在政治上均向往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务期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度；在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企业，同时主张实行地方自治，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普及教育，提倡国民教育、国民外交，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的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内部的组织生活、选举、表决、讨论等等，也符合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则。因此，均属于资产阶级政党性质。合法政党的出现，标志着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在进一步崩解，民众民主权利意识在进一步增长。资产阶级力量的凝聚，是立宪派人士长期宣传、鼓动、奋斗取得的重大结果。立宪派手中有了政党这个得力工具，便可更好地同专制独裁者进行斗争与较量了。

四、因怨恨转投革命阵营

在清末最后几年，立宪派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和政党，控制了各地民意机关和合法团体，已经形成为一支庞大的社会与政治力量，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对革命派和清政府的前途都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不用怀疑，立宪派政治态度决定性的因素是清政府满足其改革愿望的程度如何。如果清政府能够按照立宪派的意愿进行改革，召开国会，让立宪派参政议政，立宪派无疑会成为清政府维持统治的坚强支柱；否则，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会另寻出路，成为清政府的敌对势力和掘墓人。纵观历史，清政府正是以其不当的政策将立宪派一步一步地推向了革命阵营的。

从历史上看，立宪派与革命党并不和谐，甚至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与斗争，但在对付清政府的腐败与卖国的问题上，最终因为利益一致而采取了共同的立场。

在国外，康梁一派与兴中会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即有芥蒂。戊戌变法时，在横滨的大部分兴中会会员转向维新派，变法失败后，革命党人诱使王照揭露康有为伪称奉有光绪皇帝衣带诏这件事，从此两派结下了不解之仇。1900年，孙中山打算在广东发动起义，康梁也准备武装“勤王”，梁启超到檀香山宣传，一下子把当地大部分兴中会会员和华侨争取到保皇会方面来，几乎将孙中山在海外的第一个活动基地彻底搞垮。这件事，让孙中山大为恼火。此后，梁启超就不时遭到革命派的攻击。1903年梁启超放弃了“破坏”与“革命”口号后，革命派对他的攻击论调随之升级。

1905年开始的革命与立宪之争，仍是前一阶段孙、康两派斗争的继续和扩展。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必须有愿意为之奋斗的大批群众，必须做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建立组织、扩展会务，筹措从事暗杀或武装起义的活动经费，而经费又要从支持者那里取得。谁争取的群众多、经费多、地盘大、势力大，谁就有首先战胜封建专制统治的希望，在竞争中获胜。任何一方得势，都意味着对方处于劣势。对这个极为现实的切身利害问题，孙、康双方均直觉地感到了它的重要性。

切身利害、资产阶级派性和极端的排满口号使革命派感情用事代替了理性思考，以致许多斗争一度超出了论战范围。

在香港，《中国报》刊载康有为之女康同璧在美洲“行骗”华侨一事，被康有为在法院控以毁谤名誉罪，要求赔偿损失5000元。该报还攻击康党叶惠伯，康党再控以毁谤之罪，索赔丑银一万元。

在日本，一些革命党人在报刊或群众大会上对康梁大肆进行攻击，诅咒他们为“汉奸”“认贼作父”“异族奴隶”“非今日之中国人”，喧嚷必“诛此两妖魁”。1907年政闻社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时，还发生了革命派大打出手的闹剧。1910年7月，革命派又在一次群众集会上把立宪派的白坚打得头破血流。

在新加坡和缅甸，有两派对报社的争夺，也有革命派大闹政闻社的故伎重演。这些不择手段的攻击、叫骂、阵地争夺，不是严肃的政治斗争，而是宗派性质的体现。

康、梁一派无疑也注重本派利益，有严重的派性，但客观地讲，在处理与革命党关系问题上则要冷静慎重一些。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主张同革命派联合，反对互相倾轧。梁启超从1902年起，至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包括他曾咬牙切齿地声称“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之时，他始终声明：坚决反对两派互相谩骂、攻讦、倾轧、敌对，抵消力量；革命与立宪相辅相成，激烈与温和殊途同归，手段不同，各有其用，两派应节制感情，求大同，存小异，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清政府；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那样开展和平竞争，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正当的理论商榷，主动提出停止论战。可是，革命派宣称满汉不并立，立宪派为“卖国之党”“负友之党”，决不与之相提携。1907年7月以后，梁启超不再理会革命派，毅然把斗争的锋芒转向全力对付清政府了。

革命派不仅在国外对康、梁立宪派基本上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对于国内的立宪派，他们也多有所指责。张謇、郑孝胥、马相伯、杨度、狄葆贤等人及预备立宪公会等团体都曾被点名攻击。最偏激狂热的莫过于刘道一，竟扬言“必杀庆祝立宪党”。有人亦明显地带有民族偏见和资产阶级派性，把立宪派看作与清政府同恶相济、助纣为虐的帮凶，一味责斥谩骂，加给立宪派取悦官场、摇尾乞怜、沽名钓誉、升官发财、狡伪无耻各种罪名。他们对立宪运动所遇到的挫折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如1910年二次国会请愿失败，在东京的革命党首领“大喜”，立即邀集100多同志“开会祝贺”，“并密议运动南洋华侨反对国会，以绝第三次请愿之后援”。

同梁启超等一样，国内的立宪派人士也认为革命党人都是爱国主义者，革命与立宪在“外御群侮”这一点上，目标是一致的；两派“所竞争者意气也，非公益也”。对于这种无谓的相互攻击，他们是不赞成的。因而对于革命党人的指责斥骂一概听之任之，不予还击，表现得相当宽容大度。国会请愿同志会的机关报《国民公报》“不仅无一语诋及革命党人”，且常有“左袒革命之意义”。当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失败时，立宪派尽管不无埋怨情绪，说徒然牺牲同志，于国家无补，于民众无利，然而却无幸灾乐祸之心。不仅如此。每当革命党发动起义一次，他们好像是唱双簧似的，总是大肆攻击清政府一番，大骂政府专制、欺骗民众等等。对于清政府的“穷逮捕、广株连，厉行野蛮时代惨酷之刑法”的“暗无天日之政策”，尤严加痛斥。指出消弭党祸的根本办法不是“妄行杀戮”，而是“党人曰政治不善，吾先整顿政治；党人曰满汉不平，吾先融和满汉”，“励精图治，舍旧谋新”，实行名副其实的宪政，否则革命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有的立宪派所办的刊物还公然歌颂革命烈士，如广东的《半星期报》就发表过歌颂吴樾、秋瑾、徐锡麟和陈天华的诗篇，著文为秋瑾遇害鸣冤叫屈。

在国内，由于革命党人力量较小，不敢暴露真实身份，不能公然与立宪派对垒，所以大论战、大打出手的闹剧没有发生过，指责辱骂立宪派的文章也极其罕见，但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在海外见不到的情况，这就是搞点恐吓和嫁祸于人的小动作。如1910年6月，革命党人曾致国会请愿代表团负责人孙洪伊一函，内云：“主张宪政，崇戴满人，殊失救国之道。乃汝持之甚力，碎汝之尸，斩汝之首，亦难蔽汝之辜”等语。同年7月，又有人将书信一通掷入载沣府第，内藏小刀一把，信中半皆恫吓之词，下署国会同志会会员，借此挑拨立宪派与清政府的关系，破坏国会请愿运动。不过，像这样的情况毕竟还是极少的。

国内最为常见的现象是革命党与立宪派两派人士的和平共处，互助合作，共同斗争。例如，湖南的立宪派龙璋是革命党领袖黄兴的密友，与当地革命党人陈作新关系密切，凡是反清革命的，他都引为同志，经常慷慨解囊，大力资助革命经费，甚至不惜出卖家产，辛亥革命前捐助总数至少在20万元以上，还利用自己的汽船为革命党购运枪械；1904年华兴会成立，他被邀列席；1911年春谭人凤回湘联络同志，准备响应广州起义，龙璋也参与了密议。1910年，立宪派粟戡时等十余人致函湖北咨议局，请其营救关押数年之久的同盟会会员胡瑛出狱。立宪派陈炳焕之子陈嘉任时为同盟会会员，1911年夏黄兴之子黄一欧回湖南进行革命活动，事泄遭到通缉，由于陈炳焕力为掩护，始得安全逃脱。

湖北立宪派时象晋的两个儿子时功璧、时功玖都是革命党人，他本人思想亦很进步，与革命党人张难先、李书城、吴禄贞等过从甚密。李国镛与革命派早有联系，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创立时，他都捐款支持。文学社负责人刘尧澂主动谒见过汤化龙；汤知文学社有人去武胜关察看，缺少路费，主动捐助20元，另外资助文学社数十元。汤化龙发起成立汉口宪政同志会，革命党人詹大悲、何海鸣、谢石钦都参加了。何海鸣还参加了湖北的国会请愿运动。从海外归来的革命党人刘成禺也应邀在请愿大会上发表过演说。詹大悲向汤化龙递过门生帖子，极想调和两派关系，曾对人说：“当今人才，阅已多矣，约言之，无过两派（民党、宪党），一则德优于学（民党），一则学优于德（宪党），求有确实把握、完全筹划、足以救中国之危亡者，民党中不得二三，宪党中不得三四”，“将调和两派之间，为后十年之准备”。1911年7月《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时评，詹大悲遭到拘捕，《大江报》被封闭。立宪派的喉舌《时报》立即指斥当局大兴文字狱，破坏立宪制度，予以声援。

江苏的张謇、马相伯、赵凤昌等人都是同盟会会员黄炎培的“战友”。黄炎培与雷奋、杨廷栋、方还、刘垣、沈恩孚的关系亦非同寻常。同盟会会员蔡元培与马相伯“为莫逆交”。立宪派沈缦云、王震与革命党人的关系更为密切。1907年革命派创办《神州日报》，得到张謇和马相伯的赞助。1908年5月同盟会江苏支部长陈陶遗为两江总督端方拘捕，革命党人请张謇帮忙，张即电端方营救，端方因此没有杀陈。1909年革命派的《民呼日报》遭到封禁，《时报》和《东方杂志》均为其打抱不平，批评政府和官吏压迫舆论。1910年于右任再办《民立报》，沈缦云还曾出资赞助。

国内两派的关系何以会与海外两派的关系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呢？

首先，历史渊源不同。海外的两派最初都活动于华侨之中，而华侨人数有限，为了发展壮大本派势力，他们在争夺群众、捐款和地盘等问题上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以此结下仇恨，互不谅解，遇有机会，便要发作而大打出手。国内的两派并未结下此种宿怨。当两派在海外开始笔战时，革命派在国内尚无多大力量。同盟会成立后力量渐向内地扩展，然而争取的对象多为会党，后来重点转移到新军，经费来源靠海外接济和自筹。国内立宪派主要活动在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中间，争取的对象和活动的范围均不与革命派发生冲突，经费自有来源，更不会产生争募捐款的矛盾。同时，国内地广民众，大有回旋余地，不致出现你争我夺的现象。总之，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故能相安无事。

其次，在当时的社会上，革命派之外，立宪派是唯一的民主力量。立宪派在呼吁救亡图存，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要求民众的民主自由权利，挽回利权，保路斗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兴办近代教育和文化事业，建立各种社会团体，启迪民众政治思想等问题上，均走在社会的前头，从事立宪运动也能坚持原则。这些在不持偏见的革命党人心目中都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加之根本宗旨相同，同一地区的两派人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和来往，私交甚笃，所以他们能够和平相处，遇事相助，共同携起手来同政府斗争。

客观情况表明：立宪派对革命党人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同清政府的对立和斗争，不仅使立宪派在感到和平手段无效时有可能转到革命方面来，而且使得力量不足的革命党人也有可能淡化派别之间的成见，主动同立宪派接近。而对本就熟悉了解、关系密切的国内两派来说，彼此更会相互产生影响，立宪派绝望之际尤易接受革命派以暴力推翻清政府的观点，趋向革命一边，从而使两派合流。

立宪派之所以会转向革命，主要是由于清政府不能满足他们的改革愿望，受到斗争实践的深刻教育，自身思想认识有了显著提高。这种情况从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期间就开始了。

在国会请愿运动中，立宪派恭谨虔诚地呈递请愿书，诚惶诚恐地拜谒当朝大臣，始终遵循国家法律，毫无越轨行为；各省的游行请愿秩序井然，既无对长官的非礼要挟，更无暴徒的破坏扰乱。请求一次比一次赤诚，冀望朝廷终能醒悟。然而结果呢？政府“直以热心爱国之绅民与革党会匪齐观而等视”，强行解散代表团，押解代表回籍，甚至加以拘捕流放。铁的事实教育了立宪派和一切期望政府改革的善良人们，使之认识到和平请愿无法达到目的，赤手空拳的哀求无济于事，以合法手段得不到的东西只能以非法手段去夺取，要铲除专制毒根，实现民主政治，只有以革命暴力将现政府打倒，别无其他出路。

二次请愿失败后有些人的思想就发生了巨变。

山西代表渠本澄返省后当众宣言：三次请愿国会不成，当急取葡萄牙革命主义。

原政闻社的头面人物徐勤主张：为暗杀之举动。

第三次请愿的失败更促使大批立宪派人士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徐佛苏回忆说：

第三次请愿书中，措词则甚激昂，略谓：政府如再不恤国民痛苦，不防革命祸乱，立开国会，则代表等唯有各归故乡，述诉父老以政府失望之事，且代表等今后不便要求国会矣等语。窃按末次请愿书措词如此愤激者，其言外之意，系谓政府再不允所请，则吾辈将倡革命矣。更不料清廷因此震怒，立下明谕，勒令代表等出京还里。各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咨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各咨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此种秘议决定之后，翌日各省代表即分途出京，返省报告此事。dc

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确使立宪派对清政府怨恨猛增，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

张钫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讲，咨议局议员就是由于屡次遭到拒绝申斥，“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不知不觉从和缓的立宪里扭转而走向激烈的革命途径”。

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在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山东的侯延爽、陈干等，“全认为清政不纲，列强环伺，岌岌可虑，舍革命而外，别无救国良策”。广西的吴赐龄公开“论和平改革终无进步”。四川的情况是：“成都学校诸生吁请速开国会，大吏遏抑不以闻，被斥逐者甚众，士气愈形奋激，乃转而趋向革命矣。”天津一部分参加请愿的学生如刘明义、魏振东等在请愿被镇压后，“知道清廷所准备的立宪，不过是个骗人的把戏，绝对不会实行的。于是主张不要信任清廷，要推倒它，由民众自己组织政府，来管理我们的国家。有很多的同学，受他们的影响”。

此时，立宪派向革命转化还仅仅是个开始。对立宪派来说，实现这一转化不但是思想上的巨大转折，而且还需要极大的勇气。故大多数还在观望，尚未最后下定决心。春节期间，蒲殿俊写了一篇《流年之慨》，抒发了自己的心情。他列举事实，说明民众的悲惨愁苦。但又认为，只要铲除了“专制之威”，政府悔悟，过两年召开了真正的国会，还是有希望的。他的感想正是当时大多数立宪派人士心态的写照。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的破灭，他们很快也就转向了革命。

1911年清政府拒绝召开资政院临时会议，特别是成立皇族内阁，申斥要求改造内阁的立宪派，非法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损害民众利益，违背立宪原则，更使“民气郁愤怨结上通于天”。立宪派人士切齿痛恨，纷纷弃政府而去，咨议局联合会立即提出对内斗争第一的口号。这个口号虽则仍是采取合法手段，可是腐败的政府绝不会允许其在合法范围内如愿以偿，而立宪派在原则上也不会让步，旧的斗争方式肯定将被新的更激烈的方式所取代，更多的立宪派人士势必向革命立场转化。

就在立宪派集团因为不能进入政治体制内而对清政府极为不满之际，盛宣怀推行“铁路国有”的政策，用“国有”的名义，将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筑路权，从绅商手中重新夺去，再“押”给外国人，让外国人以“债主”的资格加以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省绅商们高擎保护民族权利的旗帜，事情的发展超出了各方面的预料，保路运动最终成为引发清王朝统治总危机的导火索。

第十一章　历史启示

——晚清如何改革与怎样发展

实际上，在晚清，中国的软实力并不亚于外人。

第一，中国地大物博，许多地方几乎没有得到开发，本身具有极大的潜力。

第二，中国有四亿人口，消费市场容纳量大。

第三，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富于进取精神的优良传统的民族，只要政府政策得法，这种巨大的潜在能量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第四，中国长期因封闭一直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俗话说，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中国人没有包袱。

第五，中国的文官制度、儒家文化以及一些制度设施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与稳定性。

如果能做好扬弃，充分利用传统的资源，把上述这些优势全部发挥出来，中国，即使在晚清，也照样会迎头赶上世界最先进的国家。遗憾的是，因为晚清政府的软弱无力与主动性不足，中国自身的这些资源优势被白白浪费掉了。

一、晚清改革是一柄“双刃剑”

（一）穷则变。中国人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现代化的巨大力量是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在此之前，欧美地区汹涌澎湃的现代化浪潮虽然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渗透与影响到近代的中国，但统治集团就是放不下自大的架子，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此也显得无动于衷，虽然有极少数留心时务、初具世界眼光的士大夫对西方社会政治和风土人情做过一番研究与介绍，但对这个注定要引领世界新潮流的东西的认识还显得十分肤浅。相当一部分官僚士绅，对于西方的科技和物质文明一直采取贬低和不屑一顾的态度，对于西方的民主政体更是视为洪水猛兽。他们要么认为这些东西中国古已有之，不足为奇；要么断言它们纯属奇技淫巧，与中国国情不合。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渐渐有所变化。

一部分疆吏，在军事和外交方面跟西人打了多年交道之后，才深切感受到，现在所遇到的对手，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其“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尤为难得的是，个别务实派官员已朦胧地认识到，现代化是世界潮流，在西方国家已有近百年历史，中国走现代化道路也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用他们的话说，中国正面临着一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就曾这样认为：“泰西各国，皆起于弹丸之地，创造各样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规划如此之远，拓地如此之广。岂非举国上下积虑殚精、人思自奋之效乎？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dd总之，只有敞开国门，学习西方长技，走现代化道路，中国才能生存于今日的世界，否则只能被这股世界潮流淹没，导致亡国灭种。

事实上，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自强”运动，就是以建立现代化军事防御体系为目标，围绕着器物层面展开的。同治、光绪年间，务实派官僚对现代化的理解，后来被人们总结为这样一条公式，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到了19世纪末，在救亡课题的驱动下，中国出现了一个由旧式士大夫转化而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对现代化的认识比洋务派明显进了一大步。

康有为在谈到近代西方各国的情况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然而是三百年间，适当欧人新世勃兴，科仑布则寻得美洲，渐乃觅得全球以增新识，意大利文学复兴后，新教出而旧教殆，于是倍根、笛卡儿创新学、讲物质，自是新艺新器大出矣。突人得大炮火药于蒙古而输之欧，于是破封建万千之侯垒，而王权成，腾扬丕天之革命波，而立宪遍于各国矣。至近世百年，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其汽船、铁路、电线、汽球并出齐奏，绝地通天，欧人用以囊括四海，席卷大宇，无有留者。de

由此可见，康有为对西欧各国现代化从科学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工业革命的基本情况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不仅如此，康有为还强调，现代化是一场涉及各个领域的全面性变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方今（中国）累经外患之来，天下亦知旧法之敝，思变计图存矣。然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无其本原，失其辅佐，牵连并败，必至无功。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区分了“变事”与“变法”两个概念。他说：

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

在康有为看来，所谓变事，就是仅仅在经济、技术层面进行变革，而变法则是有“规模”、有“条理”、有“纲领”、有“节目”、有“宪法”、有“章程”，“损益古今之宜、斟酌中外之善”的全面性变革。因此，“不变则已，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本末并举，首尾无缺，治具毕张，乃收成效”。df

梁启超在他的《过渡时代论》一文中则把现代化理解为“过渡时代”所特有的现象。他认为，欧洲各国近200年来均处在过渡时代，英国算是其中“顺流而渡”的国家，法国“乱流而渡”，德国、意大利和瑞士，则是“方舟联队而渡”，美国、匈牙利是“攘臂凭河而渡”，东南欧小国门的内哥、塞尔维亚和希腊皆为“借风附帆而渡”。至于中国，过去一直处在“停顿时代”，“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击，为19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穷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大潮冲击之下，中国也已经进入了过渡时代。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在这个过渡时代，有这样几件事有待国人去做：“语其大者，则民众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dg由此看来，梁启超把政治制度、思想学术、社会风尚的变革，都当成现代化过程中首先要完成的重要环节。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甲午战争的惨败结局，不仅强烈地震撼了朝野上下的心灵，也从根本上扭转了晚清士风。

如果说，在甲午之前，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还像鸵鸟一样，基本上生活在与现代文明相隔绝的传统世界里，“西学”的传播仅仅局限在沿海通商都市，其内容也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知识与基督宗教的话，那么，甲午以后，清朝野上下都在不同程度上走出了传统思想的窠臼，或多或少地认识到了现代文明的重要性。梁启超就说过，“吾国四十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鸦片战争以后一直死气沉沉的统治阶层与士大夫精英阶层，这时候终于骚动起来。

甲午战争以后的中国，由于《马关条约》的签订，德国对胶州湾的强占，使中国统治精英与士绅阶层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他们一致认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例如军机大臣孙家鼐就说：“今日臣士愿意变法者，十有六七，拘执不通者，不过十之二三。”当时，在士绅官僚中广泛存在的看法是，中国只有通过更积极、更广泛的变革才能求得生存。这种共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数十年所不曾有过的。最能说明这一事实的例子是，1895年11月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后，参加强学会的不但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知识界精英人物，而且还有袁世凯、聂士成这样的军界将领。身任军机大臣或地方督抚要职的高层官僚如翁同龢、孙家鼐、李鸿藻、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也都成为强学会的会员和赞助人。强学会是自清王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在清朝高度专制体制下，这种由民间自发组织并由高级官员自愿参加的新型组织的出现，说明在民族与国家危机面前，士大夫阶层与官僚阶层已经共同携起手来。

不仅如此，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甲午战争以后，甚至连那些以保守著称的人士，也都开始出现了新变化。徐桐奏请调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来主持全国的改革；连于荫霖这样的极端保守的人士也认为，“徐图而渐更之”的“不立其名”的变法也还是可取的。这种社会心态的存在，表明进一步改革可能引起的人为的阻力实际上已经比过去大为减少，这无疑是体制创新的有利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1898年，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终于鼓荡成了一次激进的维新变法运动。

这场改革运动虽然因为改革派的不成熟，刚刚起步就遭受失败，但它对传统政治体系的挑战和威胁无疑是巨大的。在此期间，康有为先后上给光绪皇帝37份奏折，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提出了28条实质性的建议。而光绪皇帝也尽可能地采纳了这些建议，先后112次颁布“上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变革。这些改革，最重要的包括：（1）政治上，确立政治变革的大政方针，进行相应的机构改革。（2）经济上，创设新机构，振兴工商业和农业，劝励工艺，奖募创新。（3）建设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4）国防现代化。（5）废除科举，建立新式教育制度。

以“百日维新”为高潮的这场政治变革运动，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上的第一次全方位的尝试，它第一次把现代化政治意识传播给了中国社会，第一次唤醒了在传统专制政治下麻木数千年之久的中国知识阶层，并塑就了中国第一代具有现代意识心态的知识分子；它运用朝廷权威，第一次通过全国性的社会动员，向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发起了全方位冲击，由此揭开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序幕。虽然这场变革因为多种原因而流产，但它对中国政治日后的发展历程，不是显得可有可无，而是显得十分的必要。

晚清政局的变化层层相因，一环紧扣一环，这种“链式反应”，在戊戌政变以后显得尤为明显。

“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太后直接从垂帘听政走到前台，但是，从她重用保守派集团，到义和团入京，再到八国联军之役和辛丑和约的签订，直至最后一批保守派首要人物按和约要求被处死、罢黜，仅仅是在短短两三年之间发生的事。局势变化之快、结局之惨，这让慈禧太后深感意外、大为震惊，同时也使得她的政治态度跟以前相比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1901年1月29日，还在流亡途中的慈禧太后痛定思痛，经过慎重考虑，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力求振作自强的上谕。这道上谕的发表，标志着清末新政的开始。

上谕大体内容是；

世有万禩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

伊古以来，代有兴革。

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渐变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唯归于强国利民而已。

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苛责。深念近数十年积敝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

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酌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睹。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

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

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服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肥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

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至西幸太原，下诏求言，封章屡见。而今之言者率出两途：一则袭报馆之文章；一则拘书生之浅见。指其病未究其根，尚囿于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悉归于窒碍难行。新进讲富强，往往自迷始末；迂儒谈正学，又往往不达事情。尔中外臣工，当鉴斯二者，酌中发论，通变达权，务极精微，以便甄择。

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遇事偷安，宪典具在，决不宽贷。将此通谕知之。dh

这道上谕表明：

1．经过庚子事变后，最高执政者慈禧太后在反思之余，态度已经发生了一个比较彻底的转变，这就是从原来的顽固守旧开始转向维新图强。上谕中虽然仍宣布康、梁为逆党，斥责康、梁变法为“乱法”，但并没有反对变法从新的意图，反而说：“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关国计民生，不特已行者亟应实力举行，即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慈禧太后的这种做法主要是想将自己即将举行的新政与戊戌变法区别开来，其变法自强的愿望与主张是坚定的。

2．清廷终于敢于走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怪圈，不再拘泥于祖宗的成法。认识到了“法积则敝，法敝则更，唯归于强国利民而已”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3．在总结过去洋务运动成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这道上谕希望突破洋务运动的藩篱，指出了“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又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因此，富强之路、振兴之望在于必须舍西政之皮毛，而求西政之本源。

4．如何举办新政才能富强，清廷并没有十分成熟的主张，因而下谕要求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可见，从文本的内容来看，这道上谕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都应该算是清末新政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清政府的这个上谕，不仅对19世纪的改革作了全面的回顾与总结，而且也对20世纪的革新作了方向性的规定。清廷认为，正是由于思想上的抱残守缺与因循守旧，没有认识到全面改革与创新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以至于舍弃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在此存亡之秋、兴衰之际，必须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进行全面改革。这篇谕旨，大体奠定了清末新政改革的基调，是清廷针对庚子事变前后各方面压力重新寻找出路的一种自发行为。

1901年4月21日，清政府又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推行新政的最高权力机构。

从1901年至1911年，十年间，清政府几乎尽其所能全面实施了新政。主要包括：

政治和法律方面，改过去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裁撤若干旧衙门，减少重叠和虚设机构；裁汰书吏差役，整饬吏治；废止苛刑，准许满汉通婚等。

军事方面，停止武科举，裁汰制兵练勇；遍设武备学堂，编练新军；创办警察制度等。

经济方面，在中央设立商部，推进工商业发展；颁布《商部章程》《奖励公司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劝办商会简明章程》《矿务暂行章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试办银行章程》，使各项工商活动有法可依；创办户部银行（后改为大清银行）；推广先进农业技术等。

教育方面，废止科举制（1905年），通令各省设大、中、小学堂，统一全国学制，设立各种实业和师范学堂，中央成立学部，选派留学生出洋，并奖励自费留学，学成回国，经考核后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项出身。

清末新政，就其实施结果而言，最终没能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它也随着清室退位而中断。但是，这场变革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给鸦片战争以来步履艰难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新的契机。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给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一个合法性基础，使各项现代变革成了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事，而那些企图阻挠变革与发展的保守官僚，却从此失去了赖以抗拒的盾牌。新政实施以后，那些气势汹汹的公开阻挠改革的极端顽固分子，再也不敢抛头露面了，改革的阻力大大地减小了。变法维新与学习西方在中国从此成为一股汹涌澎湃的时代浪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二）变，未必通。众所周知，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前后相继的两次变革运动，但它们却都以失败而告终。如果说，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较为简单，还比较容易理解的话，那么，导致清末新政从发起到走向失败的原因则远为复杂多变，历史留给这个王朝改革成功的概率相当有限。

大体上，新政过程中存在着戊戌变法时期所没有的四个问题。这些问题与矛盾只有在改革引发的社会变迁达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才会显现出来。

新政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鼓动政治改革者极力盲目照抄照搬西方政治制度。

在新政过程中，作为清末现代化精英的绅商阶层，存在着一种对他们的政治选择与政治行动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心理死角，这就是为了能够迅速参政议政，他们不顾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否适用于中国当时的具体现状，盲目急躁地把引入与全盘移植这种制度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工具与方法，其结果必然会出现消化不良与水土不服等种种症状。

在一个民族面临重重危机与极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制度主义者的思维方式预设一种良好的政治制度——例如西方宪政制度，可以无条件地适合于所有民族与国家，并且可以产生与西方国家同样的效能。这种预设会使危机压力下的变革者顺理成章地认为，只要大幅度地快速地移植某种被认为良好的特定的西方制度，就可以使本民族摆脱危机，迅速实现富强。受这种思想理念影响的人们的危机感越强烈，那么，他们引入这种制度的要求与渴望也就越强烈，其变革态度也就变得越激进，因而也就越发缺少理性，而不会用慎重的态度去对待。这种情况，在清末最后几年立宪派掀起越来越激烈的国会请愿运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颇具乐观色彩的制度主义的思想方法，远比焦虑型的激进主义更具有民众影响力，因而更能为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官僚阶层与体制外的精英人士所接受，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清政府改革失败的宿命。

新政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改革进一步引发了政府合法性危机。

改革愈深入，原来潜在的各种矛盾就会愈暴露，从而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这种危机，一方面，强化了当权者的变革意识，出于维系王朝统治的本能，他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主动积极地推进变革；另一方面，这种危机又使统治者的合法性在知识精英与民众的心目中产生了动摇，从而影响到改革的正常推进。

清末新政是一场由传统专制君主所发动的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如同历史上所有的变革运动一样，必须以中央政府的权威合法性相对充实作为成功的基本条件。

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连续不断的丧权、割地、赔款，尤其是庚子事变所导致的空前的民族生存危机，已经从根本上削弱了清政府的权威合法性。

到了20世纪初年，由于庚子事变的巨大国耻，清王朝的统治权威愈来愈受到人们的质疑，其权威合法性开始急剧流失，并逐渐丧失了对本国臣民的震慑力。直到此时，清王朝的统治者才真正意识到认真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然而，恰恰由于这个政权在此时已经没有足够的权威可以用来动员民众，传统权威已很难成为转变秩序的支点和力量。政府权威合法性的急剧衰落，对于清王朝推行前所未有的新改革无疑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正是因为清政权陷入了合法性危机，这就迫使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以过去前所未有的决心和迫切心情，希望通过加速变革来恢复它在臣民心目中原来享有的权威地位，力求以改革的实效来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拥护。单就这一点而论，清末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形成，对于驱使传统专制政权从保守转向变革，未尝不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面临的问题太多，非假以时日，慢工出细活，不足以出成绩。大跃进方式、一揽子工程，不仅不能成事，实际上消极影响更大。

但不幸的是，政府权威合法性的丧失，对于一个充满焦虑的统治者来说，其推进改革失败的概率远比成功的概率大得多。

那就是：

1．要冒欲速则不达的风险；

2．在这场前无古人的政治动员与政治整合实践中，统治者有无能力全面挑起这副重担。

因为在此时，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威信、能力和命令的贯彻能力来有效地动员社会各种资源，整合社会并控制改革的进程。这往往意味着，越是陷入危机的泥潭，他们就越会被深重的内外危机感所引发的焦灼心态所驱使，去从事远远超出自己能力与客观条件所许可的大幅度、高难度的变革。这往往意味着各种从未经过实验的新举措连番出台，以至于饥不择食，从而严重违背欲速则不达的常理，形成难以控制的爆炸性的局面。

尤其要命的是，对于清政权而言，它的权威合法性还面临着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问题，那就是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彼此的异质性问题。清王朝是由满族建立的一代王朝，作为被统治民族中主体成分的汉族对这一异族王朝具有很深的潜在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使清政权在受治者心目中的合法性，远比同族王朝政权的合法性更为脆弱。也就是说，当统治民族在应付外力压迫方面出现过失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屈辱时，异族统治者所犯的错误与失败，就更难为被统治者所容忍和谅解。正如人们对生母的过失较容易容忍，而对后母所犯的同样过失则较难容忍一样，因为后者行为的动机较前者更会引起人们的敏感与怀疑。庚子事变之后，清政权被革命派称为“洋人的朝廷”，这一论断并不完全合乎历史事实，但却在青年一代的知识精英层中有广泛的支持者。以“革命排满”来追求国家富强的目标，已经构成了不断冲击清政府的巨大政治思潮。这一点可以解释清政权的权威合法性在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何以显得如此的脆弱与不堪一击。

新政的第三个问题，是随着改革推进而出现的“改革综合症”。

这种综合症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权威地位在人们心目中的急剧下降，地方离心力的增强，变革时代所必然引发的人们行为的“失范”，以及伴随而来社会道德的全面沦丧、政治腐败、利益集团的凸显、财政危机、民间动乱、人们思想前所未有的解放、对政府批评不断升级等等。这种改革综合症，一方面加重了原已有之的政权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又激起了民众与知识分子精英更加强烈的变革政治制度的要求。

改革面临的第四个问题，是由于西方列强历年来对中国压迫与侵略，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机会、条件和能力。

列强的侵略与压制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英法日俄为代表的列强诸国，通过用战争的方式战胜中国，迫使中国政府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削弱了中国政府在对于发展至关重要的那些领域中的决策自主权，特别是对税收、关税与海关等方面收入的控制。

2．列强的五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使中国不断陷于战争与军事上的失败状态，国防的无力与虚弱大大削弱了清政府的政权权威，而这种权威本来是国家督导改革成功所必需的前提条件。

3．庚子事变以后，当清政府终于准备为拯救国家而努力大幅度改革之际，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巨额赔款却耗尽了中国现代化发展所亟需的财源，使清政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可以动员的财力资源几乎枯竭。这种情况使得清政府不得不或向西方各国贷款，或加重民众的负担，从而又引起国人的怀疑和反感以及增强对外国的依赖，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所有这一切均表明，虽然清政府在内外危机面前坚定地迈开了改革的步伐，但其前景并不被看好，似乎仍是一片黑暗。全方位的变革并没能给这个危机四伏的政权带来任何化解危机的迹象。

（三）种瓜得豆。清末新政并未能挽救已经病入膏肓的清王朝，相反却大大加速了它灭亡的步伐。

猛地看来，这似乎不可理解。既然都改革了，为什么还是不能挽救王朝覆亡的悲剧性命运？但如果冷静思考，这个道理其实并不难解释。这是因为，改革的历史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参与逐渐扩大的过程，处于传统体制下的各种社会群体和阶层，在这场改革过程中，力求通过各种途径向清政府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并希望能够以此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如果在西方，这种情况也许会增加对各方的惠益。但是在20世纪初传统体制与传统意识仍然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尤其是清政府出现统治合法性危机的情况下，这种全方位大幅度的改革就不一定全是好事，因为它往往会引发政治危机、局势动荡、利益集团之争与各派权力争斗等种种恶果，搞不好还会引发政权被颠覆的危机，清政权垮台的惨烈事实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改革过程中，清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相反，倒培养出了三个异己的新生利益集团。

一个是以张謇为代表的国内立宪派集团。这个集团以新生的商人阶层与士大夫精英阶层为核心力量。

一个则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这个集团以官僚阶层与军人团体为根本。

第三个是以留学生为代表的各省新军团体。

正是这三个利益集团不断的政治诉求与政治鼓荡，耗尽了大清帝国最后一点生存能量。

在清末最后几年，立宪派集团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和政党，控制了各地民意机关和合法团体，已经形成为一支庞大的社会与政治力量，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对革命派和清政府的前途都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立宪派集团因为政治诉求不得而搅局的同时，袁世凯利用清政府为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而急于改革的心理，充分利用新政合法条件，大力发展自己半私人化的北洋军队，取得了直隶与京都的警察统治权力，建立了自己的经济支柱——北洋实业，安插自己的亲信与部下于国家各个重要部门，垄断了与列强进行外交活动的权力，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集团势力，对掌握中央政权已经长达200多年的满洲亲贵集团的政治垄断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场权力角逐过程中，袁世凯不仅成功地发展了自己的势力，而且赢得了赫赫声名与中外的关注，使自己的声望如日中天，为中外所观瞻。新的军事权威的出现，表明清王朝政治均衡已经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在立宪派与北洋系两个既得利益集团不断提高自己政治诉求的同时，以清末编练新军而崛起的各省近代军人团体也在同时发生着政治越轨的行为。这不难理解，在清末新政中，各省用西式兵役、装备、操练及新式思想锻造而成的近代军人意识已经与传统的只知忠君报效的军人意识大相径庭。这些深受近代民族主义和民主共和思想影响的新式军人团体虽然是因清政府企图振刷武备而产生的，但他们很快就成为了清王朝的异己力量和体制内最不稳定的因素。因为对清政权政治衰朽、财力匮乏以及自己处境及地位的严重不满，革命党人的排满宣传就很容易在这些新军官兵中引起共鸣。清亡前夕，新军积极参与政治性社团组织活动的事实说明，接受近代民族民主思想观念的军人与清政府发生彻底的决裂，将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辛亥年间，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各省新军团体纷纷倒戈，迫使地方当局宣布脱离清政权而独立。袁世凯集团更是趁此良机联合立宪派集团，利用革命党的声势，共同逼宫，最终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

二、文化传统与现代化

毫无疑问，近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对清代政治得失的观察与探讨，当然离不开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与观察。

毫无疑问，传统的政治制度、传统的思想观念、传统的思维方式、传统的社会风俗习惯等等都会制约、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速度。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在过去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制度及观念，以利用传统，逐渐发展传统，最终提升传统，建立一个更高更完善的全方位机制的过程。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以儒家文化与文官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博大精深，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已经深深侵淫在了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和中国政治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在真实的生活中，真正影响历史前进的往往并不是那些走马灯似的天天不断翻新的让人眼花缭乱的事件，而恰恰是那些经久不变或变化很少的极具稳定性的因素。

实际上，传统既是现代化的阻力，也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助力。阻力与助力之间，关键要看人的因素与社会客观条件许可的程度。

自周秦以来，中国已经基本上奠定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基础。

先看儒家文化。

周王朝建立以后，以儒家道德文化治国，在国家的法令条文中融入了过多的道德文化因素。周王朝统治者在治国理念上特别注意加强对民众道德意识的养育，这种观念，久而久之积淀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

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浓厚的人伦道德色彩。在政治生活中，它关注的不是每一个个体的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义务与相互关系；儒家强调，个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一员，应遵守他在社会关系中所承担的角色和规范，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di。儒家认为，君民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如同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一样，双方都应该自觉维持共同的礼仪秩序。对于臣民，君主应该像父母对待子女那样实行道德教化，“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dj。对于君主，臣民应该像子女对待父母那样表示绝对的恭敬忠诚，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dk。正是在继承这种政治文化的基础上，清政府总结历代统治经验，继续推崇和利用儒家政治文化，任用大批汉族儒生，极力改变异族征服者的形象，才最终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威。

再看文官制度。

在中国古代，儒生官僚制是一个庞大的制度系统，其核心就是由皇帝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君主集权制。

在传统中国，皇帝制度由秦始皇首创。

自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以来，皇帝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终身任职和世袭，他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全体臣民必须绝对服从。以皇帝为中心，组建一个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高度集权的官僚制政府。政府根据统治需要，依各个官员的职位和职能进行分工，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严格的分层式管理。文官制度为政府的管理运行机制和各级官员如何行使权力提供了一个可行性规则，并依靠社会广泛存在的儒家意识形态和宗法制风俗习惯等非正式规则对其进行监督和影响。两千多年来，中国政治实践一再证明，以儒生为主体的官僚体制的确是维持中国政治生活和政治秩序有序运行的必不可少的组织保障。

杨松华在其所著《大一统制度与中国兴衰》中将中国的儒生官僚制度概括出如下特点：

第一，遵守王法。即组织里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服从皇帝的命令和直接上司的指挥，并以维护王权和国家统一为自己的最高使命。

第二，明确分工。从横向看，各级官员和每个部门都明确规定了各自具体的职责、权限、任务和管理范围，做到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不得推诿或越权。

第三，权力分层。从纵向看，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按职位高低排列，形成一个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权力由上往下层层授予，明确规定每一个管理人员的权力、义务和责任。官员职位的设立是相对固定的，不过也可以视政府对管理和效率的实际需要而进行适当调整。

第四，任职资格要通过考核与任命。官员的任职资格要通过正式科举经考核获得，他们进入仕途并占据一定职位的依据，是他们的儒学功底和对中国传统文化掌握的程度。除皇帝外，所有的官员都是上级任命产生的，他们是专职的管理人员，领取固定的薪水。皇帝对于官员的晋级和查处有统一的管理部门进行，特殊情况下皇帝可以钦点。

第五，等级森严。官员的行动与行为都受到严格的礼仪束缚，不得越级篡权和妄议朝政。

为了维持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和皇帝的绝对权威，中央政府的中心任务是防止分裂，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秩序。

分裂的可能性主要来自两种情况：

第一，各级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在权重的官员周围会形成帮派，在中央政府旁边再出现一个新的权力中心；

第二，由皇帝封赏的贵族和大臣，功高盖主，权大狂妄，不执行皇帝的命令，会形成新的诸侯割据势力，对皇权构成威胁。

对于上述两种情况，皇帝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皇帝一方面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和灌输儒家忠君爱国的政治观念来保证自己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在组织上也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以防止在复杂而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因某些环节出现问题而使中央政府的运作失灵。因此，中央政府在那些可能带来动乱和国家分裂的问题上，保持着极为谨慎的态度和实行严格的监视。比如，防止官僚势力强大到与皇帝争夺政权；防止地方势力背着中央搞分裂；防止民众因为不满发展到造反行动；防止在思想上出现偏离儒家正统的异端文化；防止中央政府对国家经济失去控制，从而限制土地买卖和市场规模，并辅之以严格的户籍、土地和税赋管理等；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勾结起来谋反等等。皇帝对中国社会实行的有效管理，是依靠从中央到地方强大的无孔不入的官僚行政体制实现的。

在实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高度统一过程中，发达的交通条件显得十分重要。为了保证中央政权对全国各地保持绝对的控制权，对朝廷命令的传递要做到“十日而海内毕至”。自秦始皇建驰道始，各朝各代都十分注重通讯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驰道上的短途乘马接力传递皇帝圣旨为例，其速度可达到每昼夜500—1000里，这在信息沟通十分困难的古代世界已经是堪称一绝了。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官僚制度的行政效率与执行能力。

另外，历代皇帝在行政集权和官员管理上还动了不少脑筋，比如皇帝钦点各地的主要官员，牢牢把握用人权；实行各级官员轮换制；由中央政府建立监督机构，随时检查和审查地方官员的任职情况等等。

到了清代，皇帝对政府官僚体系的控制和管理更加完善。清王朝仿效秦汉以来中国的君主官僚政体，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起了一套更加适合自己统治的行政管理体制。

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第一，清代形成了统一而庞大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行政、监察、司法三种权力分割，但都只对皇帝负责，由它们对全国实行条块结合的分级管理。

第二，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官吏选拔、考评和调任的制度，通过科举制度等方式使民间的优秀人才得以进入政府管理阶层。

第三，军队由皇帝绝对领导。

第四，采用任官回避制度，防止官员结党营私与尾大不掉等等。

问题是，在清末，恰恰在利用儒家文化与官僚制度进行有效统治这两个重大而关键问题上，清政府却犯了致命性的错误，从而导致了它的不可挽救的命运。

首先看科举制度的废除。

1905年，在张之洞、袁世凯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宣告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儒学作为国家考试选拔人才标准的废除，是中国新旧时代的一个分水岭。从此，因为选拔人才标准的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迅速地、彻底地、全面地发生了改变。

放在前现代的历史上考察，应该说科举制是一个很不错的制度。它毕竟打破了社会、阶级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至少在形式上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使平民子弟通过苦读，也有可能进入上流社会，因而，穷苦人家的子弟通过自己刻苦读书，也可能成为状元、榜眼、探花，进入社会最上层。无论这条路有多么窄，多么难，仅凭这一点，都应该为它谱上一曲赞歌。

然而，科举制度的消极之处也是明显的：

第一，它把读书人紧紧系于仕途，在科举指挥棒的引导之下，读书人不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而是成了官僚阶层的预备队。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学问不过是敲门砖，读书不过是进入官场的手段，其真正目的在做官，求得个富贵坦途，封妻荫子。所以，读书人的思想和行为都要适合于官场的规范，养成了对官场和儒家经典的双重依附。

第二，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严重限制了人们思想的活力与创造性。如果说，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科目门类还算齐全、设计还算科学的话，那么，到明朝经过朱元璋的改革后，考试内容只剩下了一些四书五经之类的对于现实社会不起实际作用的货色了。

清代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八股文和试帖诗。童试首场、乡试首场、会试首场的八股文都是在四书中抽取词句为题，乡试和会试第二场的八股文则以五经的词句为题。考生必须顺着两千多年前讲这些话的人的思路，模仿他们的语气写作，这就是所谓“代圣贤立言”。既然是代古人说话，就只能讲些古人知道的事，八股文不能涉及孔孟以后的情况。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考生只要八股精通，楷法圆美，就可以成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但他们却可以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对于亚非地理、欧美风情，则更是一无所知，闭目塞听。

在政教合一的科举教育体制之下，塾师所能做的，不过是机械地传授规定的知识。既然科举杠杆限制了教育的独立性，教育者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也不可能获得发展。即使偶尔有些萌芽，其思想成果也不可能得到传播。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难以诞生的。显然，这种考试虽然有利于培养思想僵化的卫道官员，却不可能培养出现代意义上的治国安邦之才。

废除科举制本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议题，但这一议题并未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被长期拖延。

就在1901年1月清政府宣布新政并且号召臣僚提出建议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就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连上奏章，建议重新推行戊戌变法时期兴办新学和改革考试的措施，要求逐渐废除科举。于是，1901年8月，朝廷谕令废除八股，科举基本按戊戌变法时颁布的制度进行。9月，朝廷又命令切实整顿京师大学堂，并按戊戌变法时的规定将书院改为学堂。1905年，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张之洞、袁世凯等深感逐步废除科举的方案为时已晚，因而强烈要求立即停止科举考试，清政府接受他们的意见，宣布所有乡试、会试、岁试和科试一律停止。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

科举制的废除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与国家政治的重建可谓意义重大。

首先，它切断了读书人与“八股——经典——国家体制”之间的必然联系，使读书人的前途不再系于经书和官场。当然，一些读书人的确为此后的道路选择感到茫然，为十年寒窗的奋斗目标突然消失而感到无比痛苦。但是，失落和痛苦却伴随着某种解放。他们不必再进行八股文枯燥无味的训练，不必再死守儒家经典，不必再为做官而拥挤在科举这座独木桥上。

其次，它改变了中国教育制度，使中国教育开始向现代转化。在科举时代，即使是“私塾”，也只具有一个私人性的办学形式，而教学内容是国家指定的。四书五经是固定的教材，教师的讲解不能离经叛道，因而不可能通过教学培养出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科举制废除之后，情形就不同了：学校的培养目标不再只是官员预备队，而是各方面的人才；教学内容自然不再只是经书，而是包括了来自西方的许多学科。办学堂以西方为榜样，而西方的教育是独立的，教学内容丰富而自由。中国的学堂虽然不可能一下子获得这种独立，但它毕竟不同于以往的科举，因而使教育者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独立创造和传播新思想的空间，国民的价值观也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重新定位。

但是，废除科举制度，对清王朝的统治者来说，却不能视为一件喜事，实际上是雪上加霜之举。一方面，当执政者为科举制度画上句号的时候，传统教育遗留下来的问题并没有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得以解决。当清政府甩掉旧包袱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发现又增加了一个更大的新包袱。结果非常明显，科举制度的废除，破坏了国家吸收和垄断精英士子的正常渠道，造成了传统人才资源的大面积流失和政府对读书人的失控。大批士绅知识分子突然失去了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指望，多年奋斗的道路被突然打断，一时想不出别的出路，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非常陌生的新道路，因而，他们对现实产生了严重不满。从这个意义上说，科举制的废除不仅使清王朝失掉了本来的支持者，还把这个知识群体转化成了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科举制度废除后，旧的人才选拔制度虽然可以在一夜之间取消，然而新的选拔人才的制度却又无法在短时间内相应配套地建立起来，办理学堂的条件远远不会因为单独废除科举制度而相应地自然成熟。人们观念的转化、师资、教材、经费、校舍、毕业出路等等问题都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妥善的解决。应该看到，废除科举制度是一柄双刃的利剑，它对清政府统治带来的弊端，很快就显示了出来。

最明显的情况是，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旧式的读书人找不到出路，新式读书人却在迅速增加，大都市充满了因无法就业而深感前途渺茫的新旧知识分子。他们处于游离状态，社会地位很不稳定，前途渺茫，心理失衡，因而对于现政府的不满情绪在急速蹿升。在这个基础上，反政府的情绪很容易在这类人群中蔓延开来。同时，随着清末新政期间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的日益扩大，追求自由、民主的公开或秘密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清王朝仍然试图加强控制，结果却不仅无效，而且加剧了双方的矛盾。群体性的社会心理挫折不断聚集为反对现行体制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当旧式知识分子对当政者的怨恨达到一定程度，当反政府的新式知识分子大面积成长达到一定程度之日，便是这个专制王朝行将崩溃之时。

另外，在晚清历史进程中，中央政府还一直面临着地方势力不断侵权的困扰。

在清初、中期，由于皇权无与伦比的政治权威，国家的政治结构一直处于高度中央集权的状态。从顺治到道光皇帝，代代相承，乾纲独揽，令出唯行，大权从未出现旁落的现象。但是，这种状况到了咸丰时期却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由于太平天国的内部冲击和英法等列强的外部侵略，再加上清政府军事支柱八旗与绿营的腐朽不堪，中央政府无力应付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迎头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从生存利益角度考虑，清政府不得不将自己长期以来一直把持不放的军政财经大权抽出一部分下放到地方，从而导致晚清政治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二元权力相争的状态。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秀领认为：

满人入主中原以后，对汉人一直有着潜在的恐惧，但要实现对全国的统治，又必须与汉族官僚合作。汉族官僚们也需要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他们想保存清王朝的愿望并非出自对满清皇帝的忠诚或对清王朝的热爱，而是因为没有清王朝，他们的权力也会化为乌有。dl

本来，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向地方下放一定的权力，改革政治机体中存在的僵化状态，重新激发体制的活力，以促成清政权的再次振兴，这应该算是一个十分明智的政策和举动。但是，由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央权力资源的急剧流失，本应属于中央政府的军、政、财以及人事用人权力下移地方，严重影响到了中央政府政策的贯彻，收权必然成为清政府在最后的日子里所进行的一项最为重要的急务。

林尚立在《国内政府间关系》一书中认为：中央对地方的分权，一般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是中央迫于地方的压力，作为一种妥协而采取的分权；二是中央出于社会发展的总体考虑或自身的目的，将权力或职能下放给地方。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的分权，中央分权都将可能引发一场新的社会动员，给各地方已有的愿望和要求带来新的刺激。前一种情况的分权，易于助长全面的地方主义，因为这种分权是中央政府让步的结果。中央政府在政治、财政和行政管理方面的许多让步，会在客观上进一步培养地方主义的感情，而这种感情的成长又会对中央政府形成压力。于是，地方的要求与中央的反应就形成了“互相促进”的关系。而后一种情况的分权，则常常会煽动起政治上的地方主义。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在所获权力的基础上，从自身利益出发，寻求与中央政治上的“合理化”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就是地方不仅在行政上自治，在经济上也应自治。从晚清历史的发展轨迹来看，这种说法确实有其一定的道理。

客观地说，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集权历史传统的大国而言，没有集权，不但幅员辽阔的国土无法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就是中国人的政治认同感也会产生问题。问题在于，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控驭全国局面的能力迅速下降，特别是随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先后去世，清政府的政治权威出现了真空，而新上台执政的一帮满洲少壮亲贵又十分幼稚与昏乱，尤其是摄政王载沣不顾后果，肆无忌惮地采取集权于中央的政策和措施，不仅没有达到保全自己的目的，反而进一步激化了本已经十分尖锐的矛盾，加速了清政府统治危机的总爆发。

晚清历史充分证明：传统的中央政府过度的集权与集利的模式已经不适应全球一体化越来越严格的发展要求；过度的放权与放利，又会因为纵容地方而出现地方割据与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局面。其理想的模式应该是：中央与地方保持一个平衡与协调的关系。中央政府既不能过分集权集利，地方政府也不能过度分权分利，双方应该平衡协调发展，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机制。

晚清历史也充分证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以中央集权为核心、以官僚制度为特征的政治管理制度，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如何扬弃与处理好这个问题，防止历史重演，是当政者应当认真慎重思考的问题。

三、发展的条件和战略

实际上，在晚清，中国的软实力并不亚于任何外人。

第一，中国地大物博，许多地方几乎没有得到开发，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潜力。

第二，中国有4亿多人口，消费市场容纳量大。

第三，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富于进取精神的优良传统的民族，只要政府政策得法，这种巨大的潜在能量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第四，中国长期因封闭一直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俗话说，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在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中国人没有包袱。

第五，中国的文官制度、儒家文化以及一些制度设施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与稳定性。

如果能做好扬弃，充分利用传统的资源，把上述这些优势全部发挥出来，中国，即使在晚清时期，也照样会迎头赶上世界最先进的国家。遗憾的是，因为晚清政府的软弱无力与主动性不足，中国自身的这些资源优势被白白浪费掉了。

当欧风美雨铺天盖地洒向神州大地的时候，面对机遇和挑战，清政府最需要抓紧做的事就是发展经济，建立自己的工业化体系。因为只有建立自己的工业化体系，才能带动近代交通、通信、矿山与商业的发展。也只有建立自己的工业化体系，中国也才能打破西方国家的钳制，建立起自己强大的军事防御体系。这是晚清政府亟需成就的硬功夫。历史不是没给清政府这种机会，从乾隆皇帝到光绪皇帝统治的初期，中国发展自己的机遇与空间都很大。可是因为清政府发展观念的滞后与进取心的不足，大好时机转瞬而逝。

从严格意义上讲，无论是在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自强运动，还是在20世纪最初十年新政自强中，清政府均没有把工作的着重点放在发展经济，致力于建立中国现代工业化体系上。既然清政府不去利用自己的权威资源打造工业化体系这个过硬的“拳头”或者说强国品牌，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防体系当然也就成为了一个梦想。当梦醒时分，民族危机严重之时，中国民众终于发出了一致的吼声：滚开吧！我们不需要你这个已经不能代表中国与中华民族利益的无用政府了。

今天，检讨晚清政府的战略规划，不得不说其带有很多遗憾之处。

在晚清，由于西方列强的恃强凌弱，不断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来，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这个残酷竞争之世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落后就要挨打，已经成为一条铁的规律。而要想生存，就必须有一套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战略计划。可是在晚清，清政府却缺乏世界眼光与全球观念，拒绝交往，一再被动，能拖就拖，就事论事。洋务运动，旨在国防防御体系之建设；戊戌变法，旨在政治体制之改革；清末新政，则鱼目混杂、泥沙俱下，国防、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胡子眉毛一把抓，明确的战略目标并未见诸任何史料记载之中。

纵观晚清国家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明智的发展战略应该分为五步走。

第一步，致力于国防建设，打造出一个强大的军事防御体系来。

客观地说，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就已经开始了国防现代化的建设。但纵观历史，这项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中央政府为了迎接挑战，高瞻远瞩、认真规划、积极进取的结果，而是一些地方有识疆吏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推动与努力的结果。既然中央政府的工作重心意不在此，这项工程的建设过程就自然困难重重，阻力巨大，扯皮、钳制与财政拨款步步困扰，30多年间，处处遭遇传统社会的碰撞与保守势力的阻挠。既然举步维艰，前途就自然渺茫。果然，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就彻底戳穿了这个纸老虎的真面孔。

甲午惨败，举国震惊，建立新式军队，重建现代化国防体系，再次摆到了清政府的桌面之上。清政府此时虽已觉醒，但因为二万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中国已经无力再像从前那样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军事防御体系的建设了。加上此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不断加剧和升级，编练新军的计划大打折扣，只有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稍有起色。

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之役以后，清政府痛定思痛，决心自强，但由于《辛丑条约》极严酷的限制与九亿八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建立现代化国防几乎成为泡影。清政府虽然用有限的财力，编练了北洋六镇与各省的新军，但终因控制不力，北洋军的真正实权落在了颇具野心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手中，各省新军的领导权也落到了一帮留日归国的留学生如蔡锷、吴禄贞等人的手中。最终，这些新式军队不但没有起到保卫国防的作用，反而成为了清王朝自己的掘墓人。

第二步，致力于工业化。

实现工业化，这是富强国家、真正挺直民族腰杆的前提条件。近代社会70年，由于中国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之下，救亡图存是当时的主旋律。清政府对国家工业化问题显然重视得不够。实际上，要想真正建立起自己国家有效的现代化防御体系，工业现代化势在必行，这是因为，工业化牵扯到各个方面，要想建立自己的工业化体系，就需要发展现代交通、通信、矿山以及相配套的一系列轻工服务行业。也只有拥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国防现代化防御体系来，否则各种设施需要进口必处处受制于人。

第三步，启动经济现代化。

在清末最后十余年间，清政府启动了经济现代化。但因为没有成功有效的强大国防与实力雄厚的工业化做基础，再加上还处于探索阶段，无经验可资借鉴，这项努力的效果自然是微乎其微。

第四步，致力于文化现代化，提高国民的现代文化素养。

这本是承平之世所要做的事情，是在拥有自己强大国防与实现工业现代化后应该努力的方向。清政府连一个主权国家所享有的起码尊重都得不到，强大国防与工业现代化都没有能力完成，文化现代化就只能留给后世之人去完成了。

第五步，实现政治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在全面发展到一个很高水平时的必然实践，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实现了真正独立、自主、富强、民主与国民已经具备一定现代文化素养之后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在清末，中国饱受列强压迫，主权不能完全独立，领土也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举国上下传统文化与封建意识浓厚，加上积贫积弱，根本就没有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土壤和条件，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还是以张謇等人为代表的立宪派，都不顾国家实际情况，片面强调制度决定论，推动清政府过早地迈开政治现代化的步伐，这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美好愿望基础上的盲目急躁心理，以此治国，岂能不败？

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晚清数十年，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社会进步了，王朝却灭亡了。其症结究竟在何处？尽管晚清政府的政治运作过程十分复杂，但其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还是有迹可循的：

1．从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一个封闭的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府是不可持续的，是没有出路的，而一个开放的能够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政府才是可以持续的，才是有前途的。

2．政府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是建立在民众的信任、认同与支持的基础之上的。在这里，不断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与创新能力显得十分重要。能否持续做出让民众得益与赞同的事情，是否能够代表与维护民众的利益，是政府前途光明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政府能否具备强大动员力的一个基础。

3．社会在发展，政治必须与时俱进，改革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种政治的常态。能否抓住时机实现成功的转型是考验政府执政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尺。执政者能否充分打好改革创新这张牌，对其统治与政局的稳定十分重要。晚清历史表明，当改革停滞不前的时候，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就会加大，社会革命就会悄然而至。

4．在社会重大变革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批新兴阶层与既得利益集团。政府改革的阻力，往往来自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一旦个别利益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凸显，政局不稳定因素出现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既得利益集团之所以强大到难以动摇，敢与中央政府争利与叫板，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或者别的什么资本，更在于他们与各级政府或者政府官员之间的利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瓜葛，以至于当政者想下定决心解决问题时，却不知从何地方入手。

5．腐败是吞噬政府生命力的癌细胞。它足以降低政府的执政能力，动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与支持力。执政者自身建设永远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并且深入固化的问题。

6．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根本的问题还是搞好统治者内部的团结。一个有着200多年执政历史的政府就像一棵古老的参天大树，尽管问题很多，危机重重，但如果统治集团内部不出现争斗与内耗，外部的风雨是轻易不能撼动它的根基的。

7．单纯的中央集权或是过度的地方分权，都不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佳办法。中央政府传统的过度集权与集利的模式已经不适应全球一体化越来越严格的发展要求；过度的放权与放利，又会因为纵容地方而出现地方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局面。最理想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应该是中央与地方在权力资源配置上的平衡与协调的关系。中央政府既不能过分集权集利，地方政府也不能过度分权分利，双方应该平衡发展，建立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模式和管理机制。

8．近代以来，传统的治边问题已因全球一体化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正确的治边政策应该具有世界眼光，具有新的战略意识，是应将军事、外交以及对边疆地区全方位的开发与政治治理等多方面有机结合的一个全方位的政策。对边疆地区采取灵活适当的政策、策略与对边疆地区的有效开发，是处理好中央与边疆地区关系的最佳方案。

9．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国，政治变革必须慎之又慎，必须以尊重自己民族特色和传统作为改革的前提，任何激进理想主义或者不作为主义，包括不负责任的自由利己主义，都会酿成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与文化土壤，学习与引进外国的先进制度是应该的，但引进时不仅要注意持重稳妥、不急不躁，更要注意不出现排斥的反应。这既要有汉唐兼容并包的拿来精神，又要有消化一切的能力与良性的政治机制的保障。

10．兵民是立国之本。民众利益问题、军队权力所属问题说到底是支撑政府存在的基础。在任何时候，政府施政皆必须考虑与处理好这两个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够妥善得到解决，政府的统治就会固如磐石。

11．发展才是硬道理。弱国无外交，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建立在自己强大的综合国力基础之上。一旦国家总体缺少了国际竞争能力，国家的衰落就会变得不可避免，这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就会急剧地降低，从而给反对派提供颠覆政府的口实。

12．“强”政府在任何时期都是工作之重。很难设想，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度，一个权威弱化的政府能够凝聚与动员社会各阶层，担当起开创与稳定的重大责任来。

13．政治就是搞好社会各阶层平衡的一种艺术，是一种将各阶层利益与诉求最大程度普遍化、均衡化、满足化的过程。能否具有这种政治管理的能力，对执政者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与挑战。

14．政治民主与开放的程度，官民之间的矛盾，对利益集团的驾驭，克服政府执政能力的不断弱化，消弭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有效地处理好全球化背景下大国外交等等问题，是政府在改革与创新进程中必须要不断花大气力解决的重大课题。这是一种政治智慧，晚清政府没有这种智慧与能力，这是导致它败亡的很重要的原因。

15．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明了世界大势，跟上日新月异的变化与发展步伐，时刻克服僵化、保守、自大、不进取的心态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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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育民著：《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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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震东著：《袁氏当国史》，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

刘小萌著：《清代八旗子弟》，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楚双志著：《变革中的危机——袁世凯集团与清末新政》，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

李志茗著：《大变局下的晚清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龙翔、泉明著：《最后的皇族——大清十二家“铁帽子王”轶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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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剑著：《清季宪政编查馆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张玉法著：《清季的立宪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刘小萌主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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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华夏传统政治文明书系

版权页

走向大一统

序 言

跋：新思想之旧途径

第一章 大一统溯源

第一节 黄帝、炎帝、蚩尤间的斗争

第二章 走向大一统

第一节 有夏氏与其他部族间的斗争

第二节 邦国体制下的殷商王朝政治

第三章 初步形成大一统

第一节 周公治国

第二节 宗法政治化与王权的加强

第三节 以德治国政治理念的诞生

第四章 推进大一统

第一节 稷下学宫的思想交融与争鸣

第二节 《吕氏春秋》对百家的总结及政治设计

第五章 大一统政治的完全确立

第一节 横扫六合

第二节 为万世开基业

第三节 以法治国从政理念的进一步固化

第六章 大一统政治的进一步固化

第一节 周秦二制之比较

第二节 汉承秦制与亡秦之鉴

第三节 “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第七章 华夏最强音

第一节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鲜明的符号

第二节 大一统政治形态经历四个阶梯式发展阶段

第三节 “大一统”是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需要

第四节 大一统是中国民族国家现代政治建构的基础

第五节 大一统是中国政治文明一种自然历史延续

主要参考与引用文献

传统士人的家国天下

第一章 孔子论政

一、孔子：一个乱世中的追梦人

二、法乎上：大同世；法乎中：小康世

三、主张仁，讲求礼

四、中庸和执中

五、以德治国

六、“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第二章 孟子之狂

一、亚圣的渊源

二、人皆可以为尧舜

三、养我浩然之气

四、得民心者能得天下

五、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第三章 曾参、子思的修身与治国

一、曾参、子思的学问继承关系

二、《大学》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

三、《中庸》中的修身治国之道

第四章 荀子的知与行

一、“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

二、制天命而用之

三、“人性恶”与“化性起伪”

四、“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

五、法后王、兼王霸

六、尚贤使能、富国富民

第五章 墨翟的“利天下为之”

一、以宗教家精神济世的贤者

二、“置立天志以为仪法”

三、“兼相爱，交相利”

四、尚贤、尚同、节俭、非攻

第六章 “无为而无不为”的老聃

一、神龙见首不见尾

二、“治大国，若烹小鲜”

三、“无为而无不为”

四、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五、理想国：小国寡民

第七章 韩非的帝王学

一、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二、帝王学的根基与渊源

三、君主如何操纵和行使权力

四、治理民众的办法

第八章 董仲舒的大一统

一、“孔子之文在仲舒”

二、“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三、“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

四、三纲五常：中国伦理政治学的建立和完善

第九章 朱熹对儒家治国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宋代理学集大成者

二、“存天理，灭人欲”

三、“正君心是大本”

四、“格物致知，正心诚意”

五、朱熹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影响

第十章 王阳明的心学

一、山中贼心中贼全破

二、“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三、“致良知”

四、知行合一

五、“天下一家”

六、治理乡村：“十家牌”制度和“乡约”制度

七、王阳明心学对后世的影响

第十一章 顾炎武的家国情怀

一、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理念

二、提出“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政治思想

三、探索“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践行路径

四、主张“名”“法”“礼”兼用的综合治理方案

第十二章 黄宗羲的传统政治新思维

一、一位超越时代的思想家

二、“天下为主，君为客”

三、“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四、宰相理政、方镇御边、学校议政、用士要严

五、“重定天下之赋”与“工商皆本”主张的提出

第十三章 王夫之的政治哲学

一、“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

二、今必胜古

三、“循天下之公”

四、“得理自然成势”

五、道统与治统合一

六、天下惟器，人法并重

七、王夫之思想对近代的影响

主要参考与引用文献

政治家与古代国家治理

第一章 宗法制度与以德治国

一、以民情视天命，全面开创人文新时代

二、开创以德治国新模式，敬德保民慎罚

三、封邦建国，奠基华夏政治大一统格局

四、制礼作乐，完善传统中国的宗法制度

第二章 尊王攘夷与商业治国

一、临危受命，成为齐桓公的股肱重臣

二、制定与实施富国强民的经济发展战略

三、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四、尊王攘夷，辅佐齐桓公成就齐国霸业

第三章 中央集权与以法治国

一、宝剑锋自磨砺出

二、大变革前的风雨

三、商鞅能令政必行

四、奏响东进统一的序曲

五、身前的不幸与身后的永恒

第四章 皇帝制度与郡县制

一、创立皇帝制度

二、巩固与完善郡县制度

三、建设帝国官僚制度

四、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

五、重视与强调以法治国

第五章 治理转型与黄老治国

一、以秦亡为鉴，推行分封与郡县并轨制

二、总结亡秦教训，成功实现治国理念转型

三、与民休息，取用黄老之术治国

四、审时度势，以法治国

第六章 罢黜百家与大一统

一、纠错补弊，加强中央集权

二、开疆拓土，拓边置郡

三、兴修水利，发展经济

四、打通丝绸之路，开拓中国与亚欧经济文化往来

五、独尊儒术，统一官方意识形态

六、讲法治与尊儒术的有机结合者

第七章 “唯才是举”与“屯田制”

一、海纳百川，唯才是举

二、推行屯田，发展经济

三、抓政治根本，挟天子以令诸侯

第八章 民为邦本与权力制衡

一、正确处理君民关系的典范

二、治国施政上的制度创新

三、如何处理好君臣关系

第九章 强干弱枝与文官治政

一、以法治国，重振朝纲

二、加强中央集权，把兵权、政权牢牢掌握在皇帝之手

三、推行文官治国，将科举取士与文官政治有机结合

第十章 尊主庇民与治体用刚

一、历史呼唤改革者

二、以考成法为核心推行政治改革

三、经济改革：清查田赋与实行一条鞭法

四、军事改革：外示羁縻，内修战守

第十一章 因俗而治与巩固统一

一、致力于恢复经济与社会秩序，彻底完成清王朝转型大业

二、消灭各地反叛力量，挫败沙俄侵略我国东北地区的阴谋

主要参考与引用文献

晚清政治地图

第一章 利弊相因

一、康乾盛世

二、危机的出现

第二章 形势剧变

一、海洋时代的到来

二、滞后的执政理念

第三章 错失机遇

一、错失良机的乾、嘉二帝

二、道光、咸丰二帝的应对

第四章 国策转变

一、同光年间的探索

二、自强运动失败原因

三、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地位

第五章 治吏因循

一、捐纳之弊

二、陋规种种

三、胥吏“坏”政

四、金钱政治

第六章 权力相争

一、从林、穆权争到肃、恭党争

二、叔、嫂斗法

三、帝后党争

四、从丙午恶斗到丁未政潮

五、从袁、铁之争到载沣驱袁

六、皇族内部的党争

第七章 内轻外重

一、清前中期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二、晚清地方势力之崛起

三、中央与地方博弈之结果

第八章 清朝的边疆治理

一、“因俗而治”的治理模式

二、向“治同内地”模式转变

三、清朝治边经验教训之小结

第九章 民间动荡

一、太平天国运动与清政府的对策

二、义和团运动与清政府的对策

三、1910年湖南抢米风潮及官方对策

四、辛亥革命与清政府的对策

第十章 精英干政

一、绅商的崛起

二、立宪派的政治诉求

三、政治精英的结社与建党

四、因怨恨转投革命阵营

第十一章 历史启示

一、晚清改革是一柄“双刃剑”

二、文化传统与现代化

三、发展的条件和战略

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主要参考与引用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