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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辛德勇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0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

ISBN 978-7-108-05418-0

Ⅰ．①制…　Ⅱ．①辛…　Ⅲ．①汉武帝（前156～前87）-人物研究②中国历史-古代史-编年体③《资治通鉴》-研究　Ⅳ．①K827＝341②K2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7197号

责任编辑　张　龙

装帧设计　薛　宇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5.875

字　　数　86千字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28.00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图一　明万历刻本《三才图会》中的汉武帝像

图二　西汉铜质“石德之印”

图三　清道光原刻本《春秋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正文首页

图四　清后期原刻本《东塾读书记》内文

图五　民国二十四年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排印“柯劭忞先生遗著”本《春秋梁传注》内文首页

图六　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

图七　内藤虎次郎著《支那史学史》初印本内封面

图八　清光绪十六年贵阳陈矩覆宋刻本《中说》

图九　民国丙寅海宁陈氏慎初堂影印清嘉庆间《问经堂丛书》本《经典集林》中的《汉武故事》

图十　明佚名撰失题篇名之读《通鉴》札记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

缘起

百年前，梁启超曾提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以及“世界之中国”的说法。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世界之中国”或“亚洲之中国”的各种说法益发频频可闻。

但所谓“中国”，并不仅仅只是联合国上百个国家中之一“国”，而首先是一大文明母体。韦伯当年从文明母体着眼把全球分为五大历史文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的理论，引发日后种种“轴心文明”讨论，至今意义重大。事实上，晚清以来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从未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而总是首先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成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特别是强势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二十年前，我们这一代人创办“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时，秉承的也是这种从大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视野。

这套新编“文化：中国与世界”论丛，仍然承继这种从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的视野。我们以为，这种文明论的立场今天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迫切了，因为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将消解所有历史文明之间的差异，绝不意味着走向无分殊的全球一体化文明，恰恰相反，全球化的过程实际更加突出了不同人民的“文明属性”。正是在全球化加速的时候，有关文明、文化、民族、族群等的讨论日益成为全球各地最突出的共同话题，既有所谓“文明冲突论”的出场，更有种种“文明对话论”的主张。而晚近以来“软实力”概念的普遍流行，更使世界各国都已日益明确地把文明潜力和文化创造力置于发展战略的核心。说到底，真正的大国崛起，必然是一个文化大国的崛起；只有具备深厚文明潜力的国家才有作为大国崛起的资格和条件。

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曾经预言：人文社会科学的21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今日中国学术文化之现状无疑仍离这个期盼甚远，但我们不必妄自菲薄，而应看到这个预言的理据所在。这个理据就是张光直所说中国文明积累了一笔最庞大的文化本钱，如他引用Arthur Wright的话所言：“全球没有任何民族有像中华民族那样庞大的对他们过去历史的记录。二千五百年的正史里所记录下来的个别事件的总额是无法计算的。要将二十五史翻成英文，需要四千五百万个单词，而这还只代表那整个记录中的一小部分。”按张光直的看法，这笔庞大的文化资本，尚未被现代中国人好好利用过，因为近百年来的中国人基本是用西方一时一地的理论和观点去看世界，甚至想当然地以为西方的理论观点都具有普遍性。但是，一旦“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倒转过来以中国文明的历史视野去看世界，那么中国文明积累的这笔庞大文化资本就会发挥出其巨大潜力。

诚如张光直先生所言，要把中国文明的这种潜力发挥出来，我们需要同时做三件事，一是深入研究中国文明，二是尽量了解学习世界史，三是深入了解各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有了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知所辨别。做这些工作都需要长时间、深功夫，需要每人从具体问题着手，同时又要求打破专业的壁垒而形成张光直提倡的“不是专业而是通业”的研究格局。这套丛书即希望能朝这种“通业研究”的方向做些努力。我们希望这里的每种书能以较小的篇幅来展开一些有意义的新观念、新思想、新问题，同时丛书作为整体则能打破学科专业的篱笆，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着重在问题意认上共同体现“重新识认中国，重新识认西方，重新识认古典，重新识认现代”的努力。

之所以要强调“重新识认”，是因为我们以往形成的对西方的看法，以及根据这种对西方的看法而又反过来形成的对中国的看法，有许多都有必要加以重新检讨，其中有些观念早已根深蒂固而且流传极广，但事实上却未必正确甚至根本错误。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例如，就美术而言，上世纪初康有为、陈独秀提倡的“美术革命”曾对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发生很大的影响，但他们把西方美术归结为“写实主义”，并据此识为中国传统美术因为不能“写实”已经死亡，而中国现代美术的方向就是要学西方美术的“写实主义”，所有这些都一方面是对西方美术的误解，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现代美术的误导。在文学方面，胡适力图引进西方科学实证方法强调对文本的考证诚然有其贡献，但却也常常把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引入死胡同中，尤其胡适顽固反对以中国传统儒道佛的观点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的立场更是大错。例如他说“《西游记》被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识为儒道佛的“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敌”，但正如《西游记》英译者余国藩教授所指出，胡适排斥儒道佛现在恰恰成了反讽，因为欧美日本中国现在对《西游记》的所有研究成果可以概观地视为对胡适观点的驳斥，事实上，“和尚，道士和秀才对《西游记》的了解，也许比胡适之博士更透彻，更深刻！”

同样，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识认仍然远远不够。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西方人对自己的看法本身就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中。例如，美国人曾一度识为美国只有自由主义而没有保守主义，但这种看法早已被证明乃根本错误，因为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最大变化恰恰是保守主义压倒自由主义成了美国的主流意认形态，这种具有广泛民众基础而且有强烈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倾向的美国保守主义，几乎超出所有主流西方知认界的预料，从而实际使许多西方理论在西方本身就已黯然失色。例如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预设之一是所谓“现代化必然世俗化”，但这个看法现在已经难以成立，因为正如西方学界普遍承识，无论“世俗化”的定义如何修正，都难以解释美国今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自称相信宗教奇迹、相信上帝的最后审判这种典型宗教社会的现象。晚近三十年来是西方思想变动最大的时期，其变动的激烈程度只有西方17世纪现代思想转型期可以相比，这种变动导致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被重新讨论，所有的基本概念都在重新修正，例如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今天都已不再有自明的答案。但另一方面，与保守主义的崛起有关，西方特别是美国现在日益呈现知认精英与社会大众背道而驰的突出现象：知认精英的理论越来越前卫，但普通民众的心态却越来越保守，这种基本矛盾已经成为西方主流知认界的巨大焦虑。如何看待西方社会和思想的这种深刻变化，乃是中国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天我们已经必须从根本上拒斥简单的“拿来主义”，因为这样的“拿来主义”只能是文化不成熟、文明不独立的表现。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成熟的标志在于中国文明主体性之独立立场的日渐成熟，这种立场将促使中国学人以自己的头脑去研究、分析、判断西方的各种理论，拒绝人云亦云，拒绝跟风赶时髦。

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近百年来我们过于迫切地想把自己纳入这样那样的普遍性模式，实际忽视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同时，我们以过于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去了解学习西方文明，也往往妨碍了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已经有条件以更为从容不迫的心态、更为蕹容大气的胸襟去重新识认中国与世界。

承三联书店雅意，这套新编论丛仍沿用“文化：中国与世界”之名，以示二十年来学术文化努力的延续性。我们相信，“文化”这个概念正在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基本关切。

甘阳

2007年中秋于杭州

目次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缘起

撰述缘起

引言

第一章　论轮台之诏的性质

第二章　《通鉴》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治国路线分歧的记载出自《汉武故事》

第三章　《汉武故事》所记史事初不足以凭信

第四章　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重构

第五章　刘宋时期另一场“巫蛊之变”与王俭塑造的戾太子形象

第六章　汉武帝谓戾太子不类己故事的原型

田余庆先生印象（代后记）

撰述缘起

这本小书，原是一篇题作《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的文章，而撰写这篇论文，缘于在北京大学给研究生讲授目录学课程。

一般来说，针对中国古文史专业的目录学课，主要是介绍各类要籍的特点和史料价值，而对大多数人和大多数问题的研究来说，其史料价值，首先体现在史事记述的丰富性和准确性上。在准备编年体史书的讲义时，最为着重准备讲述的史籍，是《资治通鉴》（《春秋》和《左传》是放到经部里面讲）。我想尽可能清楚一些，向学生介绍《通鉴》各不同时期内容史料价值的差别。

当年读研究生时，业师黄永年先生明确教示，《通鉴》之秦汉及其以前部分，绝不能用作一般意义的史料；了解相关史事，更不宜先于《史记》、《汉书》而阅读《通鉴》。这是因为其纪事内容，完全依据《史记》、《汉书》等著述编录改写，并没有我们今天看不到的可信史料作依据。

但在备课时查阅其他一些史料学著述，却都没有见到像这样明确的说明。特别是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这篇文章，主要是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立论。这种做法，与黄永年先生上述看法直接抵触，而在中国历史学界很大范围之内却具有强烈影响。田余庆先生的结论被编入多种中国通史的教科书，这篇文章也被一些学者誉为经典之作。

在这种情况下，若不剖析判明田先生这篇文章的合理性，就难以清楚阐释《通鉴》的史料价值。为此，我前后花费五年多时间，写成了这篇文稿，试图揭示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径随己意构建历史的情况。通过这一研究，就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学生，至少就《通鉴》的西汉部分而言，是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史料价值的，田余庆先生利用《通鉴》相关记载来认知西汉史事，在研究方法上，值得商榷。

文章写成后，几经辗转，前后经历过多家刊物，迁延一年多时间，也没有能够发表。绝望中曾想自费印个小册子，送给朋友看看就算了；或是将来有机会出文集时，直接收到里面。后来《清华大学学报》的主编仲伟民先生偶然听说此稿，马上索去，并以最快的速度一字不删不改地全文刊出了这篇长达7万多字的文章。

文章发表后，引起学术界一些人的关注。标新立异，这也很自然。不过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三联书店的编辑朋友读到拙文后，表示愿意作为一部小书把它单独出版，于是就有了现在这部小书。仲伟民和三联编辑的热心，都令我十分感动。在此表示由衷的感激。

除了较原稿略有增改外，为适应单独出书的需要，还重新改定了书名。希望这个书名，能够更加凸显司马光随心所欲构建史事这一主题。

由于拙文刊出后，得到的一些回应，似乎都没有很好地理解我论述的思路，在这里，对本书的结构再稍加说明：

1．前四章论述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指出其所依据的史料《汉武故事》等存在严重问题，不足凭信。这一点，对受过相应史料学训练的人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却会有不同的想法。对此，我无法再做更多的解释和说明。唯一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我论证汉武帝晚年并没有司马光所期望的政治路线转变，并非仅仅是由于《汉武故事》不可信据，更重要的依据是，《汉书》和《盐铁论》等基本史籍的记载，与此都存在严重冲突。

2．第五章《刘宋时期另一场“巫蛊之变”与王俭塑造的戾太子形象》，是在前四章已经论定司马光系依据《汉武故事》来人为地构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同时又采信余嘉锡先生的看法，把《汉武故事》的作者定为南朝刘宋时期的王俭这一前提下，分析王俭在《汉武故事》中构建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两条路线斗争之事的社会背景。这是司马光大构建中套着的另一个小构建。我想以此来展示这一历史构建的复杂性，而不是用它来证明《通鉴》相关记载的不可信性。像这样一个多重组合的历史构建，在历史构建问题的研究中，典型性很强，而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事记载当中，又很不容易遇到，所以，在这里花费很多篇幅，做了比较具体的解析。至于我的推测是否能够取信于所有读者，那是另一个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信不信由你的事情。

3．第六章是回到西汉，探寻这一复杂历史构建的实在原型，而不是用它来论证司马光是否构建过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形象。这一点也不是用实证的方法所能够获取读者认可的，信与不信，还是由你。

在我动手撰写这篇文稿的时候，田余庆先生已经身患重病。征求北大一些师友的意见，均告已不宜向先生当面请教相关问题。文章发表不久，先生即不幸去世，因而始终没有机会听取田先生的意见。这是我研究这一问题最大的遗憾。今特在篇末附上我的追忆文章，以表达对田余庆先生的敬意。

2015年3月11日记

引言

汉武帝刘彻以十六岁少年，即大汉皇帝之位，意气风发，锐意开疆拓土。《汉书·武帝纪》记载其兴师动众，征伐四方，始终乐之不疲。及宋人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乃在征和四年（前89）下别有记事云：

三月，上耕于巨定。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见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1)

依据上述记载，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在上个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东洋史统》一书中论述说，汉武帝在泰山会见群臣时所讲的这段话，以及由上述意愿进一步发展而在三个月之后亦即同年六月发布的停罢轮台屯田的诏书（案《通鉴》在上面的引文之下亦并载有此事），旨在罪己悔过，体现了汉武帝施政方针的改变。正是依赖这一改变，使得此前因其连年劳扰天下苍生而骚然不宁的民心，“复归于汉室，处于动摇状态的西汉王朝幸而保全。由此也可以看出，汉武帝足以堪称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2)。其后，中国学者唐长孺，在从1956年开始编写的《秦汉史讲义》中，同样依据　《通鉴》上述记载讲述说：“人民起义给武帝一个教训。前八九年（征和四年），他对群臣说：‘我从即位以来，所作所为，狂妄无理，使得天下困苦，现在后悔莫及。’因此他遣散了方士。这一年，有人建议在轮台设立屯田，他下了一纸诏书说明他不愿意再烦扰天下（这是有名的轮台之诏）。从此以后，他不再出兵。”(3)

至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田余庆撰写《论轮台诏》一文，评述汉武帝一生行事，更系统地论述刘彻在其去世前两年，亦即征和四年，大幅度转变政治取向，由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转向所谓“守文”，从而“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而田氏以为《通鉴》上述记载，即为“汉武帝‘罪己’的开端”(4)。

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历史论断，引起中国学术界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5)，复因田氏将其基本看法写入先此两年出版的《中国史纲要》秦汉史部分(6)，而且后来还有一些比较流行的通论性著述和大学教材，也都采纳了这一说法(7)，从而产生了更为普遍的社会影响。不过，仔细品味汉武帝对其臣下讲的这段话，堂堂天子，竟用“向时愚惑”甚至“所为狂悖”这种堪称“丑诋”的词句来追悔自己的罪过，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用法，即如清末人易佩绅所总结的那样：“自谓狂悖，自谓愚惑，千古之君，罕有自责如是者。”(8)如此背戾常理，其是否出自信史实录，未免令人疑虑。（见图一）

更令人费解的是，汉武帝自责“所为狂悖”而罢斥方士言神仙者，恰好紧接在他“禅石闾”之后。“禅石闾”之举，见于《汉书·武帝纪》(9)，确实可信，而《史记》、《汉书》记载此“石闾者，在泰山下址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闾也，故上亲禅焉”，即武帝亲禅石闾的目的，就是为迎候仙人，以求取长生不死(10)，《资治通鉴》却记载汉武帝就在刚刚禅祠石闾之后，竟然突发异想，以“所为狂悖”之语严厉谴责自己的作为，转瞬之间，判若两人，脸面变换之迅疾，无乃过于急遽(11)。

其实，若是进一步溯本求源，早在南宋末年，王应麟就已经将汉武帝在征和四年相继施行的这两种举措，连类并举，称誉其“知神仙之虚诞而斥方士之妄，知征伐之劳费而罢轮台之田。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实用其功。旧愆既更，新德益茂”(12)。清初人黄中也简明扼要地谈到过同样的看法，谓“武帝惕然知惧，轮台悔过，下诏云：‘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汉社危而复安，数百年之宗祀，实此一语奠之也。”(13)因为在《资治通鉴》当中，还有很多相关的记载，所以，单独阅读《通鉴》，确实很容易令人将所谓泰山罪己之语与轮台悔过之诏联系起来，对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作出这样的判断。古往今来，往往会走上同一轨辙。

在古代学者这一类著述当中，明朝人王祎撰著的《大事记续编》，论述较为具体。《大事记续编》有相关纪事云：“汉孝武皇帝征和四年，春正月，帝幸东莱，欲浮海求神仙，群臣谏弗听。大风，海涌而止〔以《通鉴目录》、《稽古录》修〕。二月丁酉，蕹县无云如雷者三，陨石二〔以本纪修〕。三月，帝耕于巨定〔以本纪、荀悦《汉纪》、《稽古录》修〕。”(14)《汉书·武帝纪》记载在这一年正月，汉武帝确实有“行幸东莱，临大海”之举，出自《通鉴》的“欲浮海求神仙”一语，即使没有可靠依据，也可以说是符合情理的推断。《汉书·武帝纪》谓汉武帝继此之后，尚“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15)，故王氏在《大事记续编》的《解题》中论之曰：“武帝一纪，征伐、宫室、祭祀、诗乐之事，无岁无之，独农桑之务未尝及焉。至是，始亲耕巨定，是殆悔心之萌乎？轮台悔过之诏，富民搜粟之封，兆于此矣。”(16)若是果如王氏所说，汉武帝“亲耕巨定”这一举动，似乎正好可以佐证《通鉴》所记轮台悔过之诏的合理性。

汉帝“亲耕”，始见于文帝，而其具体地点没有清楚记载(17)。班固《白虎通》述此亲耕之制，谓乃“耕于东郊”，盖“东方少阳，农事始起。……故《曾子问》曰‘天子耕东田而三反之’”(18)，虽然《礼记》别称“天子亲耕于南郊”(19)，终归应该是在毗邻京师城垣的地方，后世天子亦无不如此行事。然而，汉武帝此番亲耕的“巨定”，却远在渤海岸边，故《汉书·沟洫志》有“东海引巨定”之说(20)，东汉人服虔亦以其地“近东海”称之(21)。何以会出现如此违背礼制的举措？考虑到巨定与汉武帝“欲浮海求神仙”的东莱郡相去不远的情况，再联系当年“秦始皇立石海上，以为秦东门阙”以标识秦之东门并迎候海外仙人的做法(22)，应当有理由推测，汉武帝之亲耕于巨定，大概与其行幸东莱一样，也是为了追求迎候海中的神仙，即为得道长生，而在东方海滨向海外的仙人示好。审视《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相关纪事，可见武帝在巨定亲耕之事，与行幸东莱一样，都是处于其从征和四年初起“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这一特殊途程之内，而在泰山脚下“禅石闾”，乃是此番“考神仙之属”最后的行为(23)。因此，王祎对汉武帝亲耕于巨定的阐释，恐怕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事实上，通检《史记》、《汉书》两书，以及诸如《盐铁论》这样直接议论武帝时期政事的著述，都见不到与上述泰山“罪己”内容相同的记载。这样一来，就牵涉一个基本的史料学问题，即仅见于《通鉴》而未见于《史记》、《汉书》等基本史籍记载的西京史事，是否适宜用作论述西汉历史问题，尤其是像汉武帝悔过罪己这样重大历史问题的直接依据？

据云，田余庆的文章甫一发表，即有学者撰文对《通鉴》纪事的可信性提出质疑。针对这一问题，田余庆后来在把《论轮台诏》一文收入《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时，做有如下一段说明：

在我看来，《通鉴》资料取舍原则是无征不信，有异则考明之，严谨而不苟且，这是古今史界所公认的。所以我相信这段文字必有可靠根据。年代去司马光不远的朱熹是相信《通鉴》这段话的。《朱子语类》卷一三五论汉武帝“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并谓其“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如此。尝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守其成。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可见他当时已自知其罪”。这显然是朱熹引用《通鉴》此段文字，或是引用与《通鉴》此段文字同源的文字，用以与门人谈论历史。朱熹深谙司马光的学识，也了解北宋时古籍存佚的情况。他对于此段史料的鉴别，其权威性自然要大大超过今人。

他后来又补充说：

朱熹读史，主张正史为先，不偏废《通鉴》。《朱子语类》卷一一“读书法（下）”说：“看《通鉴》固好，然须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鉴》。”关于轮台诏事，他应是先熟读《史》、《汉》记载，然后特取《通鉴》之文加以论证。可见他对《通鉴》之文未因其不见正史而起疑心。司马光（1019—1086）与朱熹（1130—1200）年岁相距不是很远，《通鉴》对朱熹来说是近人之作，如果《通鉴》此文可疑，他是不会特别加以引用的。(24)

今案朱熹在论述史事时引用了《资治通鉴》这一内容，并不等于他专门“鉴别”过这段纪事之史料来源是否可信。在一般性地谈论某一史事时，往往会就其所知见而因便称引，这是古今相通的做法，朱子亦然。况且即使朱熹真的对这段纪事的史料来源做过“鉴别”，其“权威性”也不一定会“大大超过今人”。史料学的研究，需要比其他史事研究更为切实的证据。学问后出转精，也是事之常情，关键要看谁讲的话更有理据。

时下比较通行的历史文献解题导读类书籍，对《通鉴》西汉纪事的史料价值往往不做清楚说明。如柴德赓《史籍举要》，只是很笼统地说，《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是“三国以后至隋的史料价值胜于战国两汉，唐五代的史料价值又胜于三国以后至隋的一段”(25)。另有专门研治《通鉴》的学者，对田余庆依据《通鉴》立论来阐释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问题，乃大加赞赏，以为与《史记》和《汉书》相比，这些仅见于《资治通鉴》的记载，要“深刻得多，可以给我们全面的、深入的历史理解”(26)。此外，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供职于台湾的秦汉史专家劳榦，虽然没有特别夸张地予以强调，但却同样十分关注《资治通鉴》中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路线分歧以及汉武帝晚年治国路线转变的记载，对其史料可信性以及利用《通鉴》研治西汉史事的合理性丝毫没有怀疑(27)。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合理把握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就需要在全面审视汉武帝治国方略演变脉络的同时，对《通鉴》上述记载的可信程度做出具体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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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卷二二汉武帝征和四年，页738。

(2) 市村瓒次郎《东洋史统》（东京，富山房，1943）卷一第三章第五节《汉の国内事情》，页443—445。

(3) 唐长孺《讲义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11）之《秦汉三国史》第二章第七节《武帝事业的结果》，页87；又同书卷末附冻国栋撰《唐长孺先生生平及学术编年》，页11—12。

(4) 田余庆《论轮台诏》，原刊《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此据作者文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30—62。

(5) 如北京大学历史系阎步克教授谓“这确是一个富于启示的卓见”，是一个“精到论断”；又日本就实大学专门从事秦汉史研究的李开元教授，更称颂此文“堪称当代史学的经典论文，不但百读不厌，而且越读越有味道。……我已经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仍然是回味无穷。那种无穷的回味，不仅是内容上的，而且是风格、形式和方法上的。由于造诣过于深沉，我至今无法对田氏史学做恰当的概括，眼下只能暂且称其为精致的艺术性史学”。另有署名“古石”者，撰文称“《论轮台诏》一文，集中研究了汉武帝由好大喜功政策向‘守文’政策转变的过程，其中对以卫太子为首的‘守文’势力与另一用法兴功势力的矛盾冲突的揭示，尤为深刻；对于认识专制制度下政治路线斗争的情态与特征，此文极有帮助”。阎说见《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一文，刊《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页120、122；李说见《我的秘密书架》，刊《南方周末》，2007年5月30日；古石说见《严谨精进　有恨无悔——田余庆教授的中国史学研究》，刊《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页112—114。

(6)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第四章第二节《西汉时期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的确立》，页163。案据本书卷首邓广铭撰《关于本书的几点说明》，其中的秦汉史部分，是由田余庆执笔撰写。

(7) 如蔡美彪《中华史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三章第一节《阶级矛盾激化》，页58。又如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五章第二节《汉武帝的功业》，页92—93。

(8) 清易佩绅《通鉴触绪》（清光绪刻本）卷八，页12a。

(9)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六《武帝纪》，页210。

(10)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二八《封禅书》，页1403。《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页1246。

(11) 案据《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403—1404）记载，直至司马迁撰著《史记》之时，尽管“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汉武帝亦“益怠厌方士之怪迂矣”，但他却依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汉武帝对待求仙，恐怕到死都是这样一种心态。

(12) 宋王应麟《通鉴答问》（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玉海》附印本）卷四“罢方士、不复出军”条，页70。

(13) 清黄中《黄雪瀑集》（清康熙泳古堂刻本）之《书秦誓后》，页12b—13a。

(14) 明王祎《大事记续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页1a。

(15)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210。

(16) 《大事记续编》卷一，页1a—1b。

(17) 《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页423。《汉书》卷四九《晁错传》，页2296—2297。

(18) 汉班固《白虎通》（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卷上《耕桑》，页49b。

(19) 《礼记》（清嘉庆丙寅阳城张氏影摹重刻宋抚州本）卷一四《祭统》，页20a。

(20) 《汉书》卷二九《沟洫志》，页1684。

(21) 《汉书》卷六《武帝纪》唐颜师古注引服虔语，页210。

(22)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88。别详拙文《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原刊《文史》2010年第1期，收入鄙人文集《旧史舆地文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页43—56。

(23)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403。《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页1246。

(24) 田余庆《论轮台诏》，据《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页57。

(25) 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下编《编年体类》一《资治通鉴》，页174。

(26) 张元《如何读〈资治通鉴〉》，刊《钱穆先生纪念馆馆刊》第三期（台北，台北市立图书馆，1995），页63—65。

(27) 劳榦《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又同人《对于〈巫蛊之祸的政治意义〉的看法》，并见作者文集《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138、150。

第一章　论轮台之诏的性质

从清人黄中，到现代学者市村瓒次郎、田余庆，在论述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时，都把所谓“轮台之诏”，看作刘彻彻底转变其治国方针的纲领性文件。那么，这道轮台诏书，具体都包括哪些内容以及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颁布的呢？《汉书·西域传》记武帝征和四年（前89）事有云：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既悔远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乏。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臣谨遣征事臣昌分部行边，严敕太守都尉明火，选士马，谨斥候，蓄茭草，愿陛下遣使使西国，以安其意。臣昧死请。”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槖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甚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1)

单纯分析上述记载，我以为对轮台之诏所蕴含的内容，完全可以做出不同于市村瓒次郎和田余庆等人的理解，即轮台诏所针对的内容，只是有关西域轮台地区军事部署的局部性问题，是因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受挫所做的策略性调整，而不是朝廷根本性的大政方针。

昔吕思勉著《秦汉史》，述及轮台诏书，虽然没有上升到治国理念整体转变的高度，却也是将其视为汉武帝“悔远征伐”而“思富养民”的重大举措(2)；更早则至迟从宋代起，如真德秀等人，就将此轮台诏令，视作“武帝悔过之书”(3)。另一方面，在1949年之后，还有很多人，同样依据这道诏书，谓汉武帝在其末年，迫于各地农民的武力暴动等反抗活动的压力，不得不改变国策，止戈收兵，与民休息(4)；后来徐复观亦据此做出大略相似的论述，谓汉武帝“在征和四年做了政策的转变”(5)。若不考虑《资治通鉴》所展示的汉武帝治国理念发展过程，仅就其基本国策的转捩而言，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单纯依据轮台之诏，得出了与市村瓒次郎、唐长孺、田余庆诸人相同的认识。

今案尽管班固在《汉书·西域传》的纪事里，是用“悔远征伐”、“深陈既往之悔”这样的字样来叙述这篇诏书的主旨，在《汉书·食货志》里同样谓之曰“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6)，但汉武帝在诏书中实际讲述的“既往”之征伐，却只是前此一年之征和三年开陵侯（匈奴降者介合王）与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的事情。事实上，这次出征，朝廷是同时“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三万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千余里”，因“汉恐车师兵遮重合侯，乃遣闿（开）陵侯将兵别围车师”(7)，而汉武帝在轮台诏书中仅道及对马通（莽通）与开陵侯介合王攻取车师之役返程乏食一事和贰师将军李广利一路兵马的检讨，而对一路顺利进兵，“至浚稽山与虏战，多斩首”、“杀伤虏甚重”的商丘成这支远征军(8)，却只字未提。所以，与其说像班固所讲的那样，是对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的追悔，倒更像是总结李广利兵败降虏和莽通军因路遥乏食而损伤过众的教训(9)，审度双方实力和武备状况的对比，姑且先整顿边防，积聚财力，以伺机再战，如其所说令郡国二千石献策蓄马等事，就应该是为重新征战而预做准备。宋人林虑编纂《西汉诏令》，载录此轮台之诏，所拟题目为“诏蓄马补边”(10)，显示出按照林氏的理解，该诏重在调整对外作战的军事策略，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用兵于外的政治方针路线。

在这之前，我们也看到过类似的具体军事部署的收缩调整。例如，大约在元朔元年（前128）的时候，齐人主父偃和严安以及赵人徐乐，相继上书，以秦之亡国为镜鉴，劝谏汉武帝，外休兵戈，止征伐，罢转输；内缓刑罚，薄赋敛，省徭役。史称“书奏，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于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11)。紧接着在元朔三年的春天，汉武帝即“罢沧海郡”，入秋后复“罢西南夷”(12)。这看起来好像是汉武帝听从主父偃等人的谏言，停罢了汉廷在东北、西南两方新开边地上兴作的戍守等项事宜，清人邵晋涵即曾评价汉武帝任用主父偃诸人事云：“此武帝悔心之萌欤？”(13)然而，就在汉武帝召见主父偃等人的下一年，亦即元朔二年，卫青即率大军出击匈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元朔五年后更连年出兵不已，并相继将河西、岭南、闽越、朝鲜等地纳入大汉版图(14)。审其缘由，不过如徐乐上书所云，乃鉴于当时“关东五谷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案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三年［前138］平原郡遭受水灾，饥民已经到了“人相食”的程度；元光三年河水在濮阳决口，“泛郡十六”，受灾面积亦相当广泛），若是再毫无顾恤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则民且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而“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15)，汉武帝所为，显然只是为防范内乱而做的一种策略性调整。又如，汉武帝在元狩三年（前120），亦即曾“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半”，但这是由于前此一年昆邪王杀休屠王降附汉朝，匈奴对当地边防的压力已经大大减轻，而汉廷紧接着在元狩四年就大规模迁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卫青、霍去病等亦于同年率军出塞，大举北征，“封狼居胥乃还”（李广即战殁于此役）(16)，说明汉武帝依然奉行穷兵黩武的对外政策。

汉武帝临终前精心安排的托孤诸臣，不管是霍光，还是桑弘羊、上官桀、车千秋这些人，后来实际上都是在继续执行汉武帝一以贯之的施政方针，看不出市村瓒次郎和田余庆等人所说的路线转变(17)。这一历史事实，可以更为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开的著名的盐铁会议，本来是由于太仆右曹给事中杜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而霍光则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企图藉此向桑弘羊等人发难(18)，始采纳这一建议，“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19)。杜延年所说“宜修孝文时政”这一出发点，就意味着汉武帝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绝没有在刘彻去世前发生过根本性转变，并且一直延续到昭帝时期，依然如此。桑弘羊在盐铁会议的辩论过程中，着意强调“君薨，臣不变君之政”，不宜“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20)，这也清楚表明当时执行的正是汉武帝即位以来一直贯彻实行的施政路线。不然的话，杜延年就应该劝谏霍光之辈切实秉承汉武帝晚年遗志而不宜重蹈其早年故辙了。正因为如此，来自全国各地的贤良文学，接二连三地猛烈抨击武帝即位以来劳扰天下、苛虐子民的内外国政，除了盐铁、均输、漕挽、征戍之外，譬如刑罚之重，也已经到了“盗马者罪死”的严酷程度(21)。这时距离司马光所说汉武帝在泰山石闾下诏罪己，已经过去整整八年，在御史大夫桑弘羊和那些文学贤良的话语里，却一点儿也看不到汉武帝在晚年有过大幅度调整其政治取向使之转而“守文”的迹象。

特别是在讲述秦始皇求仙事时，乃谓“及秦始皇览怪迂，信祥，使卢生求羡门高、徐巿等，入海求不死之药。当此之时，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言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于是数巡狩五岳、滨海之馆，以求神仙、蓬莱之属。数幸之郡县，富人以赀佐，贫者筑道旁。其后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顿，不以道理。名宫之旁，庐舍丘落，无生苗立树。百姓离心，怨思者十有半。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故圣人非仁义不载于己，非正道不禦（御）于前。是以先帝诛文成、五利等，宣帝建学官，亲近忠良，欲以绝怪恶之端，而昭至德之涂也”，即此诸“贤良”辈仅举述汉武帝诛杀公然对其行骗的所谓文成将军和五利将军作对比，亦略无一语提及《通鉴》所说武帝“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之事(22)，看不到汉武帝本人的实质性转变。通观《盐铁论》全书，述及汉武帝所谓悔悟改过的举措，仍然只有停罢轮台屯田这一件事情(23)。

事实上，班固只是将这道停罢轮台屯田的诏书载录于《汉书·西域传》中，而在记述一朝大政的《汉书·武帝纪》里，对此却未着一字。这已经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提示，班固本人，似乎并没有明确的意识，要把它看作汉武帝政治取向转变的标志(24)。特别是在《汉书·武帝纪》篇末的赞语里，班固还很委婉地评议说：“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25)这显然是在指斥汉武帝暴虐子民的一生，值此盖棺论定之时，亦略无一语提及他在晚年对此行径有过罪己悔过的举措。这更进一步显示出，在班固的眼里，汉武帝并没有改变过他的基本政治取向(26)。

那么，在《汉书》的《西域传》和《食货志》里，何以又会出现“悔远征伐”、“深陈既往之悔”之类的叙述呢？我想这有可能是从刘向《新序》下面一段议论中，采录了相关的内容（也有可能取自与《新序》此文同一来源的某一著述），或是受到了这种看法的影响：

孝武皇帝自将师伏兵于马邑，诱致单于。单于既入塞，觉之，奔走而去。其后交兵接刃，结怨连祸，相攻击十年，兵雕民劳，百姓空虚，道殣相望，槥车相属，寇盗满山，天下揺动。孝武皇帝后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请佃轮台，诏却曰：“当今之务，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今乃远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闻。”封丞相号曰富民侯，遂不复言兵事，国家以宁，继嗣以定。(27)

像《汉书》这样一部大书，在具体的记事中，采录一些不同来源的著述，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新序》其书，本非纪事性史籍，而是藉事设喻，阐发作者想要讲述的治世主张。唐人刘知几早已指出，《新序》书中往往“广陈虚事，多构伪辞”(28)，譬如这里所说“孝武皇帝自将师伏兵于马邑，诱致单于”云云，与《史记》、《汉书》的记载决然相违，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事情(29)，即其架空虚拟史事之至为昭彰者(30)。因而，不能简单据以推定历史事实。要想准确理解汉武帝轮台之诏的旨意，还是要以诏书本身的内容和诏书发布前后的具体事实为依据。

不过，市村瓒次郎和田余庆等人的看法，却与刘向相似，都把所谓“轮台诏”看作汉武帝政治路线转变的标志性文件，而他们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与本书开头引述的那段《资治通鉴》中的汉武帝“罪己”言论，具有直接关系。不仅如此，依据《通鉴》的记载，田余庆还向上追溯，找到了这条路线的发展脉络，指出在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一直存在着两条不同治国路线的分歧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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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页3912—3914。

(2)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五章第四节《武帝事四夷》二，页120—121。

(3)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明嘉靖四十三年杜陵蒋氏刻本）卷二《辞命》三《止田轮台等诏》，页20a。案检真德秀《大学衍义》（明崇祯刻陈仁锡评点本）卷二二《格物致知》二《辨人才·邪罔上之情》（页12a—16a），知至少就真氏本人而言，其对汉武帝与戾太子关系之认识，系完全得自《通鉴》，这与他对轮台诏产生此等认识，似亦不无关联。

(4) 何兹全《秦汉史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一二《土地兼并》，页72。张维华《论汉武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二章《汉武帝的生平事迹及其性格》，页50—55。又第四章《汉武帝时期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以及汉武帝对于这些问题的措施》，页126—132。

(5)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三卷《〈盐铁论〉中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页73—75。

(6) 《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页1138。

(7)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209；又卷九四上《匈奴传》上，页3778—3779。案《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页3922）系此役于征和四年，但据《汉书》卷六《武帝纪》，乃征和三年事，《汉书》卷六六《刘屈牦传》（页2883）所记李广利等出师时间与《武帝纪》同，可证《汉书·西域传》系年应有讹误。

(8)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209；又卷九四上《匈奴传》上，页3779。

(9) 案单纯就在这一点而言，陈苏镇在所著《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第三章第三节《昭宣之治及其历史意义》中（页284—286）早已谈道：“细读轮台之诏，武帝兴兵数十年，而诏中所‘悔’的只是征和三年之役。”

(10) 宋林虑《两汉诏令》（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元至正九年苏天爵刻明人递修《两汉诏令》本）卷六《诏蓄马补边》，页27a—29a。

(11)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页2953—2960。参见《资治通鉴》卷一八汉武帝元朔元年，页599—603。

(12)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71。

(13) 清邵晋涵《史记辑评》（上海，会文堂书局，1919）卷九，页9b。案此书系由会文堂首次石印面世，号称“邵二云先生定本”，但这种说法未必十分可靠，只是这些评语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并不影响本书论述的问题。

(14)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70—194。

(15)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页3557。《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58、163。

(16)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76—177。

(17) 案劳榦《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一文，虽然也很重视《通鉴》所记汉武帝与戾太子治国理念的差异以及武帝晚年所谓“罪己诏书”，但却认为“汉武帝轮台之诏，也只是认清楚了当时的客观形势，为了国家一定要做一番休息，决不允许再做新的进取。但在武帝的志愿里面，并未完全放弃进取。这就是武帝指定顾命大臣之中，桑弘羊还要占一席之地的原因。这也就是后来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的立场”。这也就意味着在劳氏看来，汉武帝轮台之诏并不具有根本改变其治国理念和方针的意义。劳文见作者文集《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页141。

(18) 案关于霍光策动盐铁会议的内在原因，别详拙著《建元与改元》（北京，中华书局，2013）中篇《汉宣帝地节改元事发微》，页193—195。

(19) 《汉书》卷六〇《杜延年传》，页2664。

(20) 汉桓宽《盐铁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弘治十四年涂祯刻本）卷二《忧边》，页15a。

(21) 《盐铁论》卷一〇《刑德》，页2a—3a。

(22) 《盐铁论》卷六《散不足》，页7a—7b。

(23) 《盐铁论》卷四《地广》，页1b—2a。

(24) 案关于所谓“轮台诏”的性质问题，陈金霞《汉武帝〈轮台诏〉并非罪己诏》一文，已经具体论述过与市村瓒次郎和田余庆等人不同的看法，可参看。陈文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5卷第6期（2008年11月），页110—113。

(25)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212。

(26) 案关于班固对汉武帝一生行事的总体评价，可参见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本）卷二“汉书武帝纪赞不言武功”条，页34—35。

(27) 汉刘向《新序·善谋下》，据石光瑛《新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2009）卷一〇，页1398—1402。

(28) 唐刘知几《史通·杂说下》，据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一八，页516。

(29) 《史记》卷一〇八《韩长孺列传》，页2861—2862；又卷一一〇《匈奴列传》，页2905。《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62—163；又卷五二《韩安国传》，页2398—2405。

(30) 案刘向所撰《说苑》，性质同此《新序》，乃“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刘向进书表语）编纂而成，曾巩早已指出，刘向之“著书及建言，尤欲有为于世”，逮清人张文虎撰在《舒艺室随笔》（清同治十三年金陵冶城宾馆刻本）卷四述及其书（页3a—3b），更在对比《说苑》、《史记》载述的同一史事后判之曰，刘向所说，每“非事实”，而“史公所述，胜中垒（案指中垒校尉刘向）多矣”。曾巩说见《元丰类稿》（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乌程密韵楼藏元刊黑口本）卷一一《说苑目录序》，页14a—15b。

第二章　《通鉴》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治国路线分歧的记载出自《汉武故事》

检读《汉书》相关记载，我们看不到在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存在明显的政治路线分歧，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述所谓“巫蛊之变”的由来时，却清楚记有这样的内容。为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兹全文移录《通鉴》相关纪事如下：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闳，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大将军顿首谢。皇后闻之，脱簪请罪。太子毎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竞欲构太子。

上与诸子疏，皇后希得见。太子尝谒皇后，移日乃出。黄门苏文告上曰：“太子与宫人戏。”上益太子宫人满二百人。太子后知之，心衔文。文与小黄门常融、王弼等常微伺太子过，辄增加白之。皇后切齿，使太子白诛文等。太子曰：“第勿为过，何畏文等！上聪明，不信邪佞，不足忧也。”上尝小不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处，而佯语笑，上怪之；更微问，知其情，乃诛融。皇后亦善自防闲，避嫌疑，虽久无宠，尚被礼遇。

是时，方士及诸神巫多聚京师，率皆左道惑众，变幻无所不为。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辄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讦，以为祝诅上，无道。上怒，所杀后宫延及大臣，死者数百人。上心既以为疑，尝昼寝，梦木人数千，持杖欲击上，上惊寤，因是体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与太子及卫氏有隙，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狱。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无道；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有与无，莫敢讼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宫中有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上乃使充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求蛊；又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充云：“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太子惧，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诛！不如归谢，幸得无罪。”太子将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计不知所出，遂从石德计。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诈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说疑使者有诈，不肯受诏，客格杀说。太子自临斩充，骂曰：“赵虏！前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又炙胡巫上林中。

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卒。长安扰乱，言太子反。苏文迸走，得亡归甘泉，说太子无状。上曰：“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进，归报云：“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上大怒。丞相屈牦闻变，挺身逃，亡其印绶，使长史乘疾置以闻。上问：“丞相何为？”对曰：“丞相秘之，未敢发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谓秘也！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乃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上于是从甘泉来，幸城西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将之。太子亦遣使者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将；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侍郎马通使长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节有诈，勿听也。”遂斩如侯，引骑入长安；又发楫棹士以予大鸿胪商丘成。初，汉节纯赤，以太子持赤节，故更为黄旄加上以相别。

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护北军使者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太子引兵去，驱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民间皆云“太子反”，以故众不附太子，丞相附兵浸多。

庚寅，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司直田仁部闭城门，以为太子父子之亲，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谓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奈何擅斩之！”丞相释仁。上闻而大怒，下吏责问御史大夫曰：“司直纵反者，丞相斩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胜之惶恐，自杀。诏遣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奉策收皇后玺绶，后自杀。上以为任安老吏，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合从之，有两心，与田仁皆要斩。上以马通获如侯，长安男子景建从通获石德，商丘成力战获张光，封通为重合侯，建为德侯，成为秺侯。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长安诸城门。

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茂上书曰：“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子乃孝顺。今皇太子为汉适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缪，是以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曰：‘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宫下。”书奏，天子感寤，然尚未显言赦之也。

太子亡，东至湖，藏匿泉鸠里；主人家贫，常卖屦以给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闻其富赡，使人呼之而发觉。八月，辛亥，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户自经。山阳男子张富昌为卒，足蹋开户，新安令史李寿趋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斗死，皇孙二人皆并遇害。上既伤太子，乃封李寿为邘侯，张富昌为题侯。(1)

田余庆分析上述记载，对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一段重要结论：

武帝既不满意卫太子“仁恕温谨”，又怕“亡秦之迹”再现；而要避免重蹈“亡秦之迹”，又正需要像卫太子那样堪为“守文”的人作为继嗣。这显然是矛盾的根源。其实在当时，武帝仍然深信自己的统治是稳固的，并不认为真会出现“亡秦”的结局。他认为，“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显然，他还没有打定主意在自己统治的时间内转变政策方向。他担心的是“后世”，也就是自己身后太子即位之时。他把转变政策之事付托给太子。所谓“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以及告诫后世不要“如朕所为”，就是这个意思。至于他自己，那还是要继续“出兵征伐”，还是要继续“变更制度”。太初年间追匈奴，伐大宛，改正朔，易服色等，就是武帝这种思想的表现。这个时期，武帝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上述矛盾在将来有可能导致不幸的后果。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矛盾确实在起着作用。卫太子与汉武帝比较，有不同的思想品格，有不同的统治政策。在武帝和太子并存的长时间里，朝廷中自然存在着两类官僚。一类是追随武帝的开边、兴利、改制、用法之臣，他们是多数；一类是拥护“守文”的太子的所谓“宽厚长者”，他们是少数。武帝和太子既然各有一班为自己效力的臣僚，他们的关系就超越了宫廷生活中的父子关系和个人权势关系，而具有朝廷中两种相矛盾的政治势力的性质。这两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在形势变化的时候，有可能激化起来，表现为武帝与太子的不可两立的抗争。

上引《通鉴》记事写清楚了武帝与太子冲突的两种政见的性质，但是理当作为原始资料看待的《汉书》却把这一冲突全部写成争宠、泄忿。《汉书·戾太子传》说：“武帝末，卫皇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遂有巫蛊之狱导致卫皇后和卫太子之死云云。两相比较，《通鉴》比较深刻，在史识上胜过《汉书》一筹。《通鉴》又认为元封以后武帝与太子疏远，仅仅是由于卫青死，卫太子失去了可以凭依的强有力的外家，因而臣下竞构太子的缘故。考虑到巫蛊之狱卫氏族灭的后果，此说不为无因；但仅仅如此而不究及武帝、太子政见的不同，似乎又离开了《通鉴》本来的观点，离开了历史的深度。(2)

比较《汉书》与《通鉴》的记载，《汉书》确实没有田余庆所说“历史的深度”，甚至《通鉴》自身也有一部分记述，与这种深度不甚契合。然而，这种深度，究竟是出于司马光的认识，或者说是他的一种期望，还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却是我们在对比分析《汉书》与《通鉴》的不同记载时，首先需要辨析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通鉴》上述记载的史料来源，即如清人阮元对《通鉴》的史料来源与其纪事宗旨之间关系所做的论述：“温公当日领袖群贤，博采载籍，斟酌异同，弃取裁截，后之学者，望洋而叹，几不尽知其所由来，安能全见其命意之所在？”(3)

我们今天要想尽知《通鉴》的史料来源，确实是无法做到的事情。面对上述《通鉴》有关汉武帝和戾太子之间关系的详细记载，清人全祖望对其史料来源，曾经感到十分困惑，谓“此条绝不知其何所出，《考异》中亦不及。西京事除班《书》外，唯褚先生补《史记》偶有异同，而荀《纪》则本班氏，温公不知采之何书，大足改正班史，而惜胡梅亦未尝一考及也”(4)。不过，令人倍感幸运的是，与朱熹同时的南宋初年人吕祖谦，早已为我们揭示过《通鉴》这段记述所从出的史料及其价值。

吕祖谦著《大事记》，述及“巫蛊之变”，仅依据《汉书》本纪，简单记云：“秋七月，使者江充掘蛊太子宫。皇太子据斩充，发兵与丞相刘屈牦战，败，出奔。”(5)而在《大事记解题》中阐释有关这一事件的具体问题时，则有如下一段叙述：

《解题》曰：按《江充传》：“充为水衡都尉，坐法免。会朱安世告公孙贺巫蛊，连及阳石、诸邑公主，皆坐诛。后上幸甘泉，疾病，充因是为奏。言上疾祟在巫蛊。”此《公孙贺传》所谓“起自朱安世，成于江充”者也。余并见《通鉴》。

《通鉴》引《汉武故事》诸书，（书）戾太子及巫蛊事甚详。如言：“是时，方士及诸神巫多聚京师，率皆左道惑众。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辄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讦，以为祝诅上。心既以为疑，因是体不平。”此理之必然，盖可信也。

如载：“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诛！不如归谢，幸得无罪。’太子将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计不知所出，遂从石德计。苏文迸走，得亡归甘泉，说太子无状。上曰：‘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进，归报云：‘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上大怒。”以《汉书》考之，《戾太子传》载石德画矫节捕江充之策，止云“太子急然德言”而已，未尝有自归谢罪之说也。江充特扬声言太子宫得木人帛书，当奏闻耳，非敢如狱吏治庶僚禁止其朝谒也。籍使充果持太子甚急，太子不得往甘泉，则亦何由能发兵乎？《刘屈牦传》：“戾太子杀充，发兵入丞相府，屈牦挺身逃。是时上避暑甘泉宫，丞相长史乘疾置以闻。上问：‘丞相何为？’对曰：‘丞相秘之，未敢发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谓秘也？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长史既乘疾置，必先苏文至甘泉。武帝闻变之始，其怒如此，必不能亮太子之无他、（无）遣使召之事也。凡此类，皆不可尽信。(6)

东莱吕氏，在南迁中原诸族当中，以所谓“中原文献”著称于时，即吕祖谦本人所说“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献之传，载而之南”(7)，家族富有藏书，因而就历史文献之间源流关系的分析判断而言，其权威性当不在朱熹之下。正因为吕氏家中拥有非常完备的图书，《大事记解题》所述，应当是依据当时所传《汉武故事》全本立论，信而可据。司马光《通鉴考异》亦曾数次直接征引《汉武故事》的内容，愈可证吕氏之言非妄(8)。而朱熹赞誉吕祖谦编著《大事记》“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又谓“《大事记》甚精密，古今盖未有此书”，甚至希望有人能够“续而成之”(9)，便首先应该包括对其甄别采择史事严谨程度的认可(10)。基于朱熹的学术造诣，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视作当时富有学识的读书人对吕祖谦《大事记》的一般看法。从总体时代背景来看，这也是南宋学术较北宋学术更为深邃精密的一种体现(11)。逮清乾隆年间修纂《四库全书》，馆臣亦称誉吕祖谦撰著《大事记》与《大事记解题》，“凡《史》、《汉》同异及《通鉴》得失，皆缕析而详辨之，……其用心亦为周至”(12)，因而我们更应该重视吕氏上述看法。

唯吕祖谦《大事记》和《大事记解题》记事都十分简略，依例本无法一一载录《汉武故事》所记戾太子事，因而从上文当中，还不易清楚看出《通鉴》所记汉武帝与戾太子的政见分歧，是否也属出自“不可尽信”的《汉武故事》。在吕祖谦之后，宋人王益之在所著《西汉年纪》中也记述了相关史事，从中则可以清楚，王氏乃是本着与吕祖谦同样的看法，有意弃除了《汉武故事》中所有这些内容：

初，上晚得戾太子，甚爱之。及长，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会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上乃使江充入宫，掘地求蛊。充云：“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太子惧，斩江充，发兵与丞相刘屈牦战〔《考异》曰：吕氏《解题》曰：“《通鉴》引《汉武故事》诸书，载其始末甚详。……凡此类皆未尽信。”今删去之〕。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汉武故事》〕。亚谷侯卢贺，坐受太子节，掠死。东城侯居股，与太子举兵谋反；开陵侯建禄，舍太子所私幸女子，皆要斩〔《侯表》〕。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长安诸城门〔《屈牦传》……〕。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茂上书曰：“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瞍，孝己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之所生也。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案《戾太子传》此下有‘今皇太子为汉适嗣’一段，叙戾太子及江充等事，此本不载，文义未明〕。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忠臣竭诚，不顾钺之诛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诗》云‘取彼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宽心尉意，少察所亲。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书奏，天子感悟，然尚未显言赦之也〔《考异》曰：《荀纪》以为令狐茂，《汉武故事》以为郑茂，二者不同。《汉书》不载姓，今从之。《故事》又云：“茂上书，上感悟，赦反者，拜郑茂为宣慈校尉，持节徇三辅，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实。吏捕太子急，太子自杀。”温公云：“是时上若赦太子，当诏吏勿捕，此说恐妄。”故《通鉴》削去，止云：“书奏，天子感悟，然尚未显言赦之也。”今从《通鉴》〕。八月辛亥，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户自经〔《戾太子传》、《本纪》〕。巫蛊之祸，起自朱安世，成于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败〔《公孙贺传》〕。(13)

文中“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不见于《汉书·戾太子传》等处，仅见于上引《资治通鉴》，而王益之在此特地注出语出《汉武故事》，说明王氏当时所见《汉武故事》，尚有该项纪事，而今传本《汉武故事》与《西汉年纪》以外其他诸书所引《汉武故事》片段，已不见这条佚文。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王益之删去吕祖谦所说出自《汉武故事》等书的那一大段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路线分歧的记述，也是在亲见《汉武故事》原文情况下所做的判断，并非盲目信从吕祖谦的说法。

《四库提要》称“司马光《通鉴》所载汉书（德勇案：‘汉书’文字有讹，当正作‘西汉事’），皆本班、马二书及《荀纪》为据，其余鲜所采掇。益之独旁取《楚汉春秋》、《说苑》诸书，广征博引，排比成书，视《通鉴》较为详密。至所作《考异》，于一切年月舛误、纪载异同、名地错出之处，无不参稽互核，折衷一是，多出二刘《刊误》、吴仁杰《补遗》之外，尤《通鉴考异》所未及，其考证亦可谓精审矣”(14)。明此“广征博引”而精审考辨的著述特征，再看其记述太子兵败后“南奔覆盎城门”事，还是取自《汉武故事》，尤可知王益之在《西汉年纪》中“删去”《通鉴》中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不同治国理念的记载，应是缘于经过审慎比勘考辨之后而对这段史料的可靠性无法认同使然，并非简单摒弃《汉武故事》的一切记载。

本书开头引述的那段《资治通鉴》的纪事，亦即征和四年（前89）三月汉武帝向臣下讲述的“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与“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云云等所谓“罪己”之语，以及汉武帝停罢糜费天下百姓的候望神人之方士等事，在《西汉年纪》当中，同样没有移录片言只语。究其原因，可以推知，乃是由于这段记载也是出自《汉武故事》，不可信据。至清人严可均编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也没有作为残断的诏书来收录这段文字，当是同样以为此文源出小说，不宜采录。

《汉武故事》原书久已失传，今传内容最为丰富的佚文，当属北宋时期与司马光约略同时人晁载之在所纂《续谈助》中节录的部分内容，其中有相关记载曰：

上欲浮海求神仙，海水暴沸涌，大风晦冥，不得御楼船，乃还。上乃言曰：“朕即位已来，天下愁苦，所为狂悖，不可追悔。自今有妨害百姓、费耗天下者，罢之。”田千秋奏请罢诸方士，斥遣之，上曰：“大鸿胪奏是也。”其海上诸侯（候）及西王母驿悉罢之，拜千秋为丞相。时上年六十余，发不白，更有少容，服食辟谷，希复幸女子矣。每见群臣，自叹愚惑：“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故差可少病。”自是亦不服药，而身体皆瘠瘦，一二年中惨惨不乐。三月丙寅，上昼卧不觉。明日，色渐变，闭目。乃发哀告丧。(15)

两相对照，《通鉴》相关纪事，显然是用此文点窜而成，而通读上下文句，知《汉武故事》原文乃谓汉武帝因中止服食辟谷并停罢候望仙人，始身体衰败，从而迅速殒命。不仅如此，《太平御览》引《汉武故事》佚文，尚谓汉武帝死后，其“常所幸御，葬毕悉居茂陵园。上自婕妤以下二百余人，上幸之如平生，而傍人不见也。（霍）光闻之，乃更出宫人，增为五百人，因是遂绝”(16)。即使往生他界，依旧尽享男女至乐。可见作者讲述这一故事的主旨，显然是要以汉武帝为镜鉴，来宣扬若想追求成仙得道，一定要一以贯之，不能半途而废。这与司马光断章取义之后所要体现的思想，正好相反。

正因为《资治通鉴》相关记载是强自截取《汉武故事》以接入《汉书》的纪事之下，才会出现本书开头所说其与《汉书》所记武帝“禅石闾”之事直接抵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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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二年，页726—733。

(2) 田余庆《论轮台诏》，据《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页36—37。

(3) 清阮元《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二集卷七《通鉴训纂序》，页556。

(4) 清全祖望《经史问答》（清乾隆三十年万氏杭州原刻本）卷一〇，页6a—6b。

(5) 宋吕祖谦《大事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吕祖谦全集》本）卷一二，页180。

(6) 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吕祖谦全集》本）卷一二，页873—874。

(7) 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吕祖谦全集》本）卷八《祭林宗丞文》，页133。

(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缩印纸皮本《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刊本）卷一元光四年十二月晦“杀窦婴”条，页3；又元光五年“董偃见上”条，页4；元封五年四月“卫青薨”条、征和二年七月“壶关三老茂上书天子感悟”条，页5。

(9)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朱子全书》本）卷二七《答詹帅书》，页1204。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4）卷一二二《吕伯恭》，页2953。

(10) 案过去我在《东莱考史例说——以五原郡的始设时间为例述吕祖谦之历史考辨》一文中，曾举例论述过吕氏历史考辨的精审程度。拙文收入鄙人文集《困学书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页222—232。

(11) 案清人朱彝尊《曝书亭集》（台北，世界书局，1989）卷四五《书李氏续通鉴长编后》（页547），谓“宋儒史学，以文简（李焘谥文简）为第一。盖自司马君实、欧阳永叔书成，犹有非之者，独文简免于讥驳”，所说亦清楚体现出南宋史学著述较诸北宋欧阳修、司马光辈更为精密谨严的特征。

(12) 宋吕祖谦《大事记》卷首录清四库馆臣撰《大事记提要》，页1。

(13) 宋王益之《西汉年纪》（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排印《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一七汉武帝征和二年，页257—259。

(14) 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影印清浙江刻本）卷四七《史部·编年类》“西汉年纪”条，页426—427。

(15) 宋晁载之《续谈助》（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清光绪间归安陆氏刻《十万卷楼丛书》本）卷三录题汉班固撰《汉武故事》，页69。

(16)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宋本）卷八八《皇王部·孝武皇帝》，页421。

第三章　《汉武故事》所记史事初不足以凭信

上面这条《汉武故事》的纪事，已经反映出此书记述的汉武帝行事，恐怕不尽属于信史。对司马光采录其中所谓“罪己”之语编入《资治通鉴》，明初人王祎在《大事记续编》的“解题”中也早已指出，其文“出《汉武故事》，其言绝不类西汉，《通鉴》误取尔”(1)。清四库馆臣同样认为，就研治西汉史事而言，《汉武故事》属于“晚出伪书，不足为据”(2)。

《隋书》与两《唐书》著录《汉武故事》，或入史部旧事类，或入史部故事类，虽然具体的类别有所差异，但都是列在史部(3)；北宋中期王尧臣等奉敕编纂《崇文总目》，同样将其排在杂史类下，与《周书》、《越绝书》、《战国策》等史籍并列(4)。单纯从这样的目录分类来看，难免会给人以其书纪事信实的印象。那么，为什么从宋朝的吕祖谦、王益之，到明朝的王祎，再到清代的四库馆臣，他们这些人都觉得《汉武故事》的材料不可信据呢？事实上，在古代著述的分类体系中，有几类书籍，性质每有纠葛。如元人马端临即谓“有实故事而以为杂史者，实杂史而以为小说者”(5)，《汉武故事》正在这类性质容易混淆的书籍当中。

下面，我们首先从传世的《续谈助》节录本中，引述两处片段，看看这书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述。如：

凿昆池，积其土为山，高三十余丈。又起柏梁台，高二十丈，悉以香柏以处神君。神君者，长陵女子也，死而有灵，霍去病微时，数祷神君，乃见其形，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及去病疾笃，上令为祷神君。神君曰：“霍将军精气少，吾尝欲以太一精补之，可得延年。将军不晓此意，遂见断绝。今疾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死。上乃造神君请术，行之有效，大抵不异容成也。自柏梁烧后，神稍衰。东方朔取宛若〔神君之姒〕为小妻，生子三人，与朔同日死，时人疑化去弗死也。(6)

又：

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斋。日正中，忽见有青鸟从西来，上问东方朔，朔对曰：“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乃施帷帐，烧贝末香。香，兜渠国所献也。香如大豆，涂宫门，闻百里。是日夜漏七刻，西方无云，隐如雷声，竟天紫色。有顷，王母至，乘紫车，玉女夹驭，载（戴）七胜，青气如云，有二青鸟如鸾，夹侍王母旁。下车，上迎拜，延母坐，请不死之药。母曰：“帝滞情不遣，欲心尚多，不死之药，未可致也。”因出桃七枚，母自噉二枚，与帝五枚。留至五更，谈语世事，而不肯言鬼神，肃然便去。东方朔于朱鸟牖中窥母，母曰：“此儿好作罪过，疏妄无赖，久被斥退，不得还天。然原心无恶，寻当得还，帝善遇之。”母既去，上惆怅良久。(7)

读此两例，即已足知此书充满怪诞传说，绝非信史。

传世《续谈助》节录本如此，那么，北宋时期其他题作《汉武故事》的传本，有没有可能是与此晁氏节录本有较大不同的另一部严肃历史著述呢？在北宋初年编纂的《太平广记》和《太平御览》当中，也都引述有不少《汉武故事》的内容。下面让我们各举一例，来看一看情况究竟如何。在《太平广记》当中，恰好也摘录有前述神君与霍去病的故事，内容如下：

汉武帝起柏梁台，以处神君。神君者，长陵女，嫁为人妻，生一男，数岁死。女悼痛之，岁中亦死，死而有灵。其姒宛若祠之，遂闻言宛若为主，民人多往请福。说人家小事，颇有验，平原君亦事之。其后子孙尊显，以为神君力，益尊贵。武帝即位，太后迎于宫中祭之，闻其言，不见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营柏梁台舍之。初霍去病微时，数自祷神，神君乃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责神君曰：“吾以神君清洁，故斋戒祈福。今欲为淫，此非神明也。”自绝不复往，神君亦惭。及去病疾笃，上令祷神君。神君曰：“霍将军精气少，命不长，吾尝欲以太一精补之，可得延年。霍将军不晓此意，乃见断绝，今不可救也。”去病竟卒。卫太子未败一年，神君乃去。东方朔娶宛若为小妻，生子三人，与朔俱死。(8)

又《续谈助》节录本中有关汉武帝与西王母会面的记述，在《太平御览》引录的佚文中，也分为几处，记有大致相同的内容：

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齐（斋）。（日）止（正）中，忽有一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来也。”有顷，西王母至。有二青鸟如乌，侠（夹）侍王母旁。(9)

西王母当降，上烧兜末香。兜末香，兜渠国所献，如大豆，涂门，香闻百里。关中常（尝）大疾疫，死者因生。(10)

西王母降，东方朔于朱雀牖中窥母。母谓帝曰：“此儿无赖，久被斥逐，原心无恶，寻当得还。”(11)

相互对照，我们可以确认，北宋初年以来迄至司马光编纂《通鉴》的时候，再到南宋时期吕祖谦撰著《大事记》、王益之撰著《西汉年纪》的时候，世间通行的《汉武故事》理当别无他本，而上述引文乃清楚表明，此书本属驾神托仙的小说故事，内容怪异离奇，实在不宜当做纪事的史料来使用。又由此看来，《隋书·经籍志》和两《唐书》之《经籍》、《艺文志》对《汉武故事》所做类别划分，自然都很不得当，清四库馆臣早已就此提出批评说：“志艺文者有故事一类，其间祖宗创法，奕叶慎守，是为一朝之故事；后鉴前师，与时损益者，是为前代之故事。史家著录，大抵前代事也。《隋志》载《汉武故事》，滥及稗官，……循名误列，义例殊乖。”(12)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清修《四库全书》才将《汉武故事》改列在子部小说家中。

如本书开头所述，《论轮台诏》一文刊布未久，即有读者对《通鉴》的史料价值提出疑问。为此，田余庆后来修订此文时添加有一段跋语，补充说明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一支多棱形木觚上所书写的汉武帝遗诏，其中有文句叮嘱身居储位的太子，要“善遇百姓，赋敛以理”等等，并且谈到“胡亥自圮（德勇案：后有学者改读作‘恣’），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德勇案：后有学者指出当通作‘终’）身毋久（德勇案：后有学者指出当通作‘疚’）”云云。田氏以为“遗诏所反映的历史背景，与《论轮台诏》文中勾勒的武帝晚年诸种情况是契合的。尤其是遗诏所说‘胡亥自圮，灭名绝纪’，就是惩‘亡秦之迹’，这与《通鉴》所录武帝对卫青之言一致，也与武帝轮台之悔的思想一致。读此遗诏，自觉《论轮台诏》文又多了一点印证”(13)。今案清人赵翼早已指出“汉诏多惧词”这一普遍情况(14)，这些惩亡秦之迹的警示语句，未必非武帝莫属。这支木觚上书写的汉皇诏书，究竟属于哪一位帝王，并没有清楚标记，从事整理的考古工作者当时虽然主张将其定为汉武帝的遗诏（过去我也承用过这一说法）。这篇诏书中有些文句口语的意味很浓，辞气质朴，确应是直接针对皇太子而发，但汉武帝的太子刘弗陵，在武帝去世时年仅八岁，不可能听懂看明白如此严肃庄重的嘱咐。因此，这份遗诏似乎不大可能出自武帝。

胡平生后来研究指出，从受诏对象应有的年龄、诏书中对胡亥亡国教训念念不忘的情况及所体现的“无为而治”思想、汉高祖因征黥布而受伤后自知不治的心态、刘邦之敬重天地山川各类祠祭以及他轻徭薄赋、招贤纳士的施政措施等各项因素综合来分析，这份诏书应该是汉高祖临终前留给后来的惠帝刘盈的遗言。

今案宋人王应麟尝谓汉时诏令乃“人主自亲其文”(15)，具体的情况则是在汉武帝以前的高惠文景时期尤甚；特别是如同唐人郑亚所指出的那样，在高祖肇建大汉之初，“当秦焚书之后，侍从之臣皆不习文史，萧曹之辈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辞多天子为之”(16)。正因为汉高祖的诏敕多亲自动笔撰写，而且这一点在西汉诸帝中尤为突出，才会有《汉高祖手诏》一卷一直流传到南朝萧梁时期(17)。传世《古文苑》中尚收录有“汉高祖手敕太子”五条，审其口吻语句，正与玉门花海出土的汉帝遗诏酷似，俱非如后世由文臣拟写昭告天下的官样文章可比。宋人章樵为《古文苑》做注，释云：“《汉书·艺文志》‘《高祖传》十三篇’，固自注：‘高祖与文臣述古语及诏策也。’此编或居诏策之一。”(18)余嘉锡以为“其说是也。但《古文苑》为宋人所辑，其时《高祖传》已亡，盖即自《小说》录出也。诸家注《汉书》者皆不引此，殆疑其非真，不知已先见梁人书中矣”(19)。实则萧梁时期流行的所谓《汉高祖手诏》，正应当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高祖传》中的诏策部分内容，余嘉锡提到的《小说》或称《殷芸小说》，作者殷芸正是萧梁时人，其书乃奉梁武帝敕命编撰(20)，固有缘将此《汉高祖手诏》的内容，采录到书中。如同余嘉锡所指出的那样，《殷芸小说》在采录这些内容时，本来已经清楚注明系出自“汉高帝敕”(21)。而若后来的汉武帝刘彻，则以“好艺文”之故，书翰改而“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22)，要是特地立有此等“遗诏”，似乎更应安排词臣来润色定稿。结合这一背景，再来通观胡氏的论证过程，知其所说符合汉代的实际情况，信而可从；至少要远比过去的武帝之说妥帖合理(23)。根据这一新的研究，恐怕已经不能再简单地援据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汉朝遗诏，来印证《通鉴》相关纪事的可信性。

在此需要稍加说明的是，阎步克因赞赏田余庆《论轮台诏》一文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来勾勒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进而撰写专文，试图证明《通鉴》取自《汉武故事》的“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一说(24)。然而，通读阎文，感觉文中举述的所谓“宽厚长者”，或者其为人行事是否堪称“宽厚”尚无以知晓，或者其是否附从于戾太子而无从证明，所说都很难具体落实，且多属卫后家党羽或太子僚属，与戾太子有特殊的利害关系，其中稍显充实者似乎可以说只有石德一人(25)。

案石德其人，时为太子少傅，固属戾太子身边的官员，也不是寻常局外之人，且其行事，在《汉书》中记载极为简略，只是在巫蛊之变发生时，才讲到他的名字。其中一处见于《戾太子传》：

（江）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时上疾，辟暑甘泉宫。独皇后、太子在。太子召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为使者收捕充等。(26)

另一处见于《刘屈牦传》：

太子既诛充发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上于是从甘泉来，幸城西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将。太子亦遣使者挢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发武库兵，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将，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27)

《汉书》所记石德行事仅此。（见图二）(28)

武帝因不甘年老体衰而祈求长生，自然极其憎恨戾太子行巫蛊咒其速死，但即便太子被废，在两汉时期亦并无擅杀废太子之事(29)，今石德为戾太子首倡发兵作乱，显然是为保全自己身家性命而不顾太子、皇后的安危(30)，孤注一掷，更谈不上顾惜汉家宗庙社稷，岂有一丝一毫“宽厚长者”的风范？清人易佩绅对石德此举，有一个更为合理的评议：

石德之教太子者，悖逆也；太子之初欲归谢者，正也。德但当为太子设计以速达甘泉耳，或得达而死，或不得达而死，皆听之耳。必欲为不死之计，则陷于恶矣。嗟乎！有江充为其父谋，即有石德为其子谋（德勇案：如上所述，实际上是为他自己谋求生路）。凡君臣父子之间人欲深而天性薄者，皆必至于是也。(31)

这不仅是易佩绅一个人的看法，清人申涵煜对石德也有同样的评价：

戾太子之死，不死于江充而死于石德。太子欲自往甘泉，德乃劝以矫诏，以致称兵阙下，授首东湖。向使得良师傅，何遽至此哉！(32)

作为寻常官吏来说，像这样评议或许还稍嫌过苛，不过，要是以“宽厚长者”的标准来判断，易佩绅和申涵煜两人对他的要求，恐怕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尽管所谓太子欲自往甘泉申说事亦当出自《汉武故事》，不尽可信，但石德怂恿太子起兵，自属“教其悖逆”，绝非“良师傅”所宜为者）。

审读《汉书》相关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在戾太子身边，不仅看不到“宽厚长者”附从于身后的迹象，反倒是因戾太子招致诸多歹人，从而给他制造了致命的麻烦。《汉书·戾太子传》载其“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33)。其中缘由，乃如唐人李德裕所说，似汉武帝此等举措，“始皆欲招贤人，而天下贤人少，小人多；贤人难进，小人易合。难进者鸿，易合者胶固矣”(34)。众宾客“以异端进”使太子据得以“从其所好”，这显示出戾太子绝非《通鉴》所说“性仁恕温谨”或是“敦重好静”之人。

昔全祖望因有学生询问“《戾太子传》以宾客多异端归咎于博望苑之立，盖以为巫蛊张本也。巫蛊既是江充之诬，则于戾太子何与乎？异端之说似乎成败论人矣”，从而回答说：“戾园始终不见有宾客生事者，其后起兵，亦只一石德主谋，石德谓之不学无术则可，谓之异端则非也，此为史臣之附会无疑。”(35)全祖望这种说法，似乎不尽适宜，乃是曲意回护戾太子的过失。盖江充在戾太子宫中掘得桐木蛊人，石德故意为戾太子开脱，称“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而戾太子并没有当面否认他有埋藏桐人的举措，这就说明他以桐木人偶诅咒汉武帝速死，当属事实。后来在本始元年，宣帝下令为其祖父议定谥号，当时系本着“谥者行之迹”的原则，定为“戾”字；其后八年，又“尊戾夫人曰戾后”(36)。按照所谓周公谥法，乃“不悔前过曰戾”(37)。戾太子先行巫蛊，再继以兵戎犯上，正符合所谓“不悔前过曰戾”的特征，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戾太子确实有过施行巫蛊的事情。那么，石德上述做法，岂不正符合“以异端进者”的行为特征？戾太子起兵后，“遂部宾客为将率，与丞相刘屈牦等战”(38)，以及上引《汉书·刘屈牦传》所记“太子亦遣使者挢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发武库兵，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将”，“宾客张光”以及其他被戾太子任为“将率”的“宾客”，同样也都应该是博望苑中罗致的“宾客”，而其公然率兵反叛，与当朝皇帝对阵交兵，又非“异端”而何？

唐人吕温论戾太子事，以为“向使太子师友尊严，左右端肃，虽江充之诈，岂敢以不义而加之耶？向使太子孝德彰闻，仁声茂著，虽武帝之惑，岂遽以大逆而疑之耶？向使太子早服师训，少知教义，岂忍一朝之忿弃其亲而忘其身耶？——由是言之，其所以陷于此者，渐矣。”(39)即谓从身边的师友，到戾太子自身，都不是《通鉴》所说仁恕宽厚之人，这种评价，应当更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阎步克在证明所谓“宽厚长者皆附太子”一事时，还特别提到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的情况，以为这是戾太子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重要内容(40)。受此启发，陈曦复撰文指出，戾太子由此而“立足于《穀梁传》，形成了与汉武政治色彩不同的‘守文’思想”(41)。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一事，载录于《汉书·儒林传》，乃谓“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穀梁》而善之”(42)。这与独见于《通鉴》的其他一些史事不同，假若果然如陈氏所说，似乎可以证实戾太子确实有着与汉武帝不同的思想意识，其父子之间各自秉持不同的治国理念并因此而产生两条路线的斗争，看起来好像也就是顺情合理的事情了。

今案《汉书·儒林传》谓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这在《戾太子传》中也有相应的记载，乃谓戾太子“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43)。与《儒林传》的记载相对照，可知戾太子之“私问《穀梁》”，当在其既通《公羊》之后、举行成人的冠礼之前。戾太子何时举行这一仪式，《汉书》没有明确记载，但继武帝之后即位的昭帝，举行此礼，是在十八岁的时候(44)，戾太子的情况，应当大致与之相仿。小小年纪，他能否一问《穀梁》即为其系统的思想观念所折服，这未免令人疑惑。

《公羊》与《穀梁》两传，本同源异流，宋人叶梦得比勘二传异同云：“二学本不甚相远，同者十八九，异者亦或更相窃取而附益之。”(45)故清人许桂林尝“疑《公羊》、《穀梁》二传为一人所述，其书彼详此略，异同互存，似属有意。……《穀梁》似以《公羊》为外传”(46)。实际上应如清人陈澧所说，这是因为《穀梁传》晚出于《公羊传》，其“研究《公羊》之说，或取或不取，或与己说兼存之，其传较《公羊》为平正者以此也”(47)，即在《公羊传》基础上进一步讲说《春秋》大义，对《公羊传》所说，既有沿承，也有变易，二者并非截然对立的思想学说。（见图三）、（见图四）

关于《公羊传》与《穀梁传》之间的区别，清末人皮锡瑞曾概括论述说：“《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王立法，惟《公羊》兼传大义微言，《穀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48)大义与微言并重的《公羊传》，源出于战国的齐学，独重大义而不传微言的《穀梁传》则源自鲁学。相比之下，《穀梁传》的思想倾向，更为接近后世所说清正纯粹的儒学。

若是结合汉代政治，谈一点很不成熟的看法的话，大略言之，《公羊传》最适合援经义以饰治术，所以被兴事开衅不遗余力而又阳慕儒术的汉武帝所利用(49)，但权宜之说太多，不宜用作系统的制度性建设。《穀梁传》因其晚出于《公羊》，故阐释经义要比《公羊传》严密、齐整，尤详于礼制，因而在宣帝以后一段时期内，得以兴盛一时。汉宣帝的旨意，乃是要对以礼制为核心的制度，从事建设。稍后刘向援据《穀梁传》以说灾异，实际上也是要将天人感应之事，加以制度化，使之更有规律可循，改变《公羊》家的随意性。然而与更晚通行于世的《左传》相比，《穀梁传》依旧主观性太强，臆想者太多。因而，当如何进一步建设汉家政治制度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左氏传》便应时而出，《周官》等古文经亦随之兴起。因《左传》较诸《穀梁》更为信实可稽，王莽便藉此托古改制，从而也就结束了《穀梁传》承上启下的政治招牌意义，转而式微于世。至东汉，几乎再无传习《穀梁传》的名家，此读《后汉书·儒林传》即可清楚知悉。

至于今人对《公羊》、《穀梁》二传思想内涵的分析，也有许多说法，通常以为《穀梁传》较《公羊传》更为崇尚礼治和仁德，主张尊尊亲亲、正定名分等。陈曦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即认为《穀梁传》中有《公羊传》所不具备的“民本意识”和“亲亲之道”。陈氏以为，正是这样的观念，成为“戾太子思想的重要元素，反对汉武帝征伐四夷的开边政策以及用法严苛的血腥政治则构成他评判武帝政治的主要内容”，而且“戾太子继承了《穀梁传》维护君臣大义的思想。他长期恪守为臣之道，尽管与汉武帝持有不同政见，却能以其忠孝之行而深为汉武帝信赖，这应该说是戾太子得以长期保有太子之位的一个重要原因”(50)。这样的认识，当然都是以《资治通鉴》的记载作为支撑，假若暂且把《通鉴》中的相关记载作为一项有待验证的史料，回过头来，再看陈曦这些论述，也就成为一种毫无根据的猜想了。若是考虑到他信用博望苑中那些“异端”歹人，以及施行蛊术诅咒君父速死，乃至公然起兵反叛这些大逆不道的行为，陈曦所论就更是与事实截然相反的杜撰了。

清乾隆时人顾栋高论研治经书事尝云：“学者读经，须具史识方可。”(51)其实，让我们回到这位少年太子当时的生存环境，对他“私问《穀梁》而善之”一事，或许能够找到更为切近的解释。

《汉书·外戚传》记载，戾太子母卫子夫被立为皇后之后“七年，而男立为太子，后色衰，赵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宠，皆蚤卒，后有尹婕妤、钩弋夫人更幸”(52)。戾太子刘据出生于元朔元年（前128），被立为太子在元狩元年（前122），当时的年龄为七岁；至元狩六年，戾太子十二岁时，“赵之王夫人”所生的儿子刘闳与另一“李姬”所生的儿子刘旦、刘胥同日受封为诸侯王（刘闳受封为齐王），而史称“闳母王夫人有宠，闳尤爱幸，立八年，薨”(53)。这一年，戾太子应为二十岁。这也就意味着在戾太子十八岁成人之前“私问《穀梁》而善之”的时候，他正处于母亲卫皇后遭受汉武帝冷落而异母弟刘闳深得宠幸的环境之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汉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而在元朔元年戾太子生后随即尊立卫子夫为皇后之前两年的元光五年（前130），汉武帝原有的陈皇后，刚刚由于卫子夫博得汉武帝宠爱而被废黜，退居长门冷宫(54)。前车之鉴未远，不管是卫皇后，还是戾太子，都很有可能同样遭遇被废黜的危险。

田余庆在论述轮台诏书的历史意义时，称“卫太子宠衰主要是由于他的才能志向不能称武帝开边兴利之意”(55)，这当然是以前面引述的《资治通鉴》的记载为依据，而司马光在尚未考虑编著《资治通鉴》的仁宗庆历五年（1045），在评议汉武帝对待戾太子的态度时，本来清楚指出过，在这之后未久，戾太子就实实在在地落入了随时会被废除储位的凶险境地：“钩弋夫人之子十四月而生，孝武以为神灵，命其门曰‘尧母’。当是时，太子犹在东宫，则孝武属意固已异矣。是以奸臣逆窥上意，以倾覆冢嗣，卒成巫蛊之祸，天下咸被其殃。然则人君用意，小违大义，祸乱及此，可不慎哉！”(56)

事实上，只要不带任何预设模式地客观对待《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恐怕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被田余庆指为认同《资治通鉴》所记汉武帝与戾太子间路线斗争关系的朱熹，在具体论述这一问题时，同样以为“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汉武帝溺于声色，游燕后宫，父子不亲，遂致戾太子之变，此亦夫妇无别而父子不亲之一证。语在《戾太子传》，可检看”(57)。这也就意味着按照司马光在仁宗庆历五年时原有的看法，后来成为昭帝的刘弗陵甫一出生，汉武帝就萌生了废黜戾太子而令其取而代之的意图，而这正是田余庆不以为然的后宫争宠所造成的结果，与戾太子的治国理念是否契合于汉武帝本人，没有丝毫关联，确实看不到“历史的深度”。有意思的是，这段话后来经过修饰，仍被写入《资治通鉴》的议论当中，书作：“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58)这样的认识，与前述《资治通鉴》称汉武帝因戾太子“性仁恕温谨”而心生厌意的说法，存在明显的冲突，实际上是司马光早期看法的残留，而这时由于尚未更加深切、系统地考虑铸史为鉴，所做评议也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春秋》以鲁隐公的纪事为开端，而关于隐公与后来杀掉隐公并袭夺其位的桓公之间的身份地位关系，是研读《春秋》三传者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隐公与桓公的身份地位关系，本来并不复杂，此可概见于《史记·鲁周公世家》：

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初，惠公适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59)

《春秋》纪事始于隐公登基摄政，记云“元年春，王正月”，一开篇就触及隐公与桓公的身份地位问题，而怎样叙述和评价这一史事，在《春秋》三传之间，则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成为体现三传差别的重要标志。

下面让我们依成书时间先后，看看《春秋》三传的具体内容。《左传》述曰：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

不书即位，摄也。(60)

《公羊传》述曰：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61)

与上述两传相比，《穀梁传》的情况，要稍微复杂一些。

由于《穀梁传》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核心内容，需要藉助前人注解，以便更为准确地理解《穀梁传》的含义，而从东晋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到清人柳兴恩在道光年间刊行的《穀梁大义述》、钟文烝在同治年间写成的《春秋穀梁经传补注》，再到光绪年间廖平名噪一时的《穀梁古义疏》，实际上都没有能够很好地体现《穀梁传》的古义。阐释西汉时期《穀梁》之学最好的著述，应属民国二十四年（1935）印行的柯劭忞著《春秋穀梁传注》（此为作者最终修改定本，列为“柯劭忞先生遗著第一种”，此前有民国十六年铅印本，本非定本，且手民误植殊甚，山东大学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的《山东文献集成》第一辑，以及台北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在2008年出版的《民国时期经学丛书》第二辑，都是依据此首次铅印本影印行世，《山东文献集成》且将版本误标为“民国二十四年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排印本”，差误尤为严重）。因此，在这里即依据柯劭忞《春秋穀梁传注》本移录《穀梁传》相关内容并同时附注柯劭忞的注语：

虽无事必举正月〔柯氏注：元年之正月，非元年则无事不书正月〕，谨始也〔柯氏注：谨隐不自正之始。凡曰谨，皆恶隐让桓。曷谓恶？隐失子道之正，正月所以正隐。《说苑》：《春秋》之义，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危国。《易》曰：建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以君子贵建本而重立始。劭案：隐不自正，所谓无正君者，宜其为乱贼所弑矣〕。公何以不言即位〔柯氏注：隐自居于摄，旧史宜不书即位，君子因之。位者，子受于父，诸侯受于天子。春秋之诸侯，皆无天子之命而自立者，君子不书即位，以为《春秋》无诸侯也。故其事为隐之让桓，其义则为无天子之命不应即位也。《春秋》推见至隐，斯其隐之义矣。然传曰为子受之父，为臣受之君，固显言之〕？成公志也〔柯氏注：隐遇弑，让桓之志不成，故不言即位以成之〕。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柯氏注：立适之外，立子以贵不以长，乃《公羊》之义，若传义，则诸侯不再娶，声子与仲子均不得为夫人，隐、桓俱非适子，宜从长幼之序。隐以兄让弟，不正明矣。郑比部杲说《春秋》有三正：兄弟天伦，一也；子受之父，二也；臣受之君，三也。三正必始于子道之正，子道失而三正俱失〕。《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柯氏注：凡经之大义，必曰《春秋》以崇之。范宁说不明让者之善，则取者之恶不显〕。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柯氏注：惠，私恩也〕，信道而不信邪〔柯氏注：信、申古通用〕。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柯氏注：惠公再娶仲子，生桓公，仲子亦妾也。惠公嬖仲子，欲立其子〕，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柯氏注：隐为庶长子，惠不立世子，是与隐也〕，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柯氏补注：凡曰已，皆恶之之词〕，则是成父之恶也〔柯氏注：此隐子道之所以失〕。兄弟天伦也〔柯氏注：长幼之序〕，为子受之父〔柯氏注：父卒，长子应立〕，为诸侯受之君〔柯氏注：受命于周〕。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柯氏注：范宁说隐为世子，亲受命惠公为鲁君，已受之天王矣。劭案：范失之。隐不为世子，亦未受命于王〕。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62)（见图五）

三传之间，相互比较，可见《左传》虽然也讲到“不书即位，摄也”，对《春秋》之义例有所阐发，但仍然只是说明客观事实，这与戾太子本人的处境，没有直接联系。再说当时《左传》尚未显现于世，戾太子无由得见其书，故与其如何看待《春秋》的经义当毫无关系。

但《公羊》与《穀梁》二传之间，在对待隐公与桓公的身份地位这一问题上，态度却正截然对立。《公羊传》视隐公与桓公俱属庶出，而桓公母仲子为夫人，隐公母乃“贱人”，桓公子以母贵，故按照“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以为“凡隐之立，为桓立也”。就戾太子当时的情况而言，虽然母亲还在皇后位置之上，但若考虑到此前陈皇后被废黜的事实和当前王夫人以及其子刘闳都颇得汉武帝宠爱的情况，皇后的位置自然随时有可能被改换，走马灯似地变换的后位，也就谈不上谁为嫡出、谁属庶子的问题了。到那时候，其异母弟刘闳就完全可以按照“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取代他成为太子。因此，在这一点上，戾太子绝不会喜欢《公羊传》的说法。

与此相反，按照《穀梁传》的解释，鲁隐公想要让位于桓公，本来有悖于《春秋》大义，盖“《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依照诸侯不再娶的古礼，鲁惠公既然已先有“适夫人”（元妃）孟子，那么隐公母声子与桓公母仲子均不得为夫人，隐、桓二公便俱非适子，故宜从长幼之序，确定继嗣，隐公长而桓公幼，因而鲁惠公欲传位于桓公，本非正理。穀梁家这种观念，在后世学者看来，也最符合《春秋》固有的旨意。针对《公羊传》“桓幼而贵，隐长而卑”的说法，唐人赵匡即曾明确做出反驳，并指出若是依此行事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危害：“诸侯无二嫡，桓何得为贵？若然，是理可得而越，分可得而踰也。”与此同时，赵匡还抨击《公羊传》“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主张说：“案妾母不得为夫人，若得以子贵，即成风之赗葬不应有讥，而《公羊》经外妄生此文，遂令汉朝引以为证，首乱大法〔汉哀帝云‘《春秋》之义，母以子贵’，遂尊定陶太后及丁姬，并为帝太后〕，良可惜哉！”(63)

本着穀梁家上述认识，既然惠公已经战胜其私心邪念而传位给隐公，隐公就不应该再“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若是依此经义来安排汉武帝身后的皇位继承序列，戾太子当时的处境是：要是把卫皇后视为“适夫人”，那么，无论汉武帝多么宠爱王夫人或是其他嫔妃，都没有理由更动他的太子地位；假若严格遵循所谓“诸侯不再娶”的礼制，那么，戾太子与齐王刘闳或是其他皇子，都属于庶出，犹如隐公之与桓公，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戾太子年纪最长，按照“兄弟天伦”，同样还是只能由他来继承帝位。

针对《穀梁传》上述论说，清人钟文烝在论述《穀梁传》主旨时，尝谓“正隐治桓，揭两字于卷首，则全书悉可知矣”。钟氏又云：“《春秋》始元终麟，止是正名而尽其辞，以明王道，此直揭全书本旨也。隐无正，唯元年有正，传曰‘谨始也’，所以正隐也。桓无王，唯元年有王，传曰‘谨始也’，所以治桓也。此特标开宗要义也。开宗之义，即冒全书，故孟子以《春秋》为乱后之一治，谓之天子之事，而引夫子知我罪我之言也。正名尽辞，以为之纲，正隐治桓，以弁其首，而《左氏》之三体五例、《公羊》之三科九旨，皆不足言矣。”(64)由此可见，关于隐公与桓公之继位在礼制上的合理性问题，也是整部《穀梁传》中的一个核心思想。因此，当戾太子私下里向瑕丘江公请教《穀梁传》的义理时，瑕丘江公首先向他讲述《穀梁传》开头这段重要内容，应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穀梁传》阐释的这些礼制，又正符合戾太子当时所期望的状态，他自然会觉得《穀梁传》讲说的经义要远比《公羊传》优长。

这样的推测，虽然也没有直接的文献依据，但揆诸事理，似乎会比陈曦的说法能更为切实一些。透过上述情况，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未必一定出于对《穀梁传》复杂思想体系的认同，并由此孕育出一种与乃父判然有别的治国理念，他很有可能只是在《穀梁传》中找到了切合自身利益的一种说法，而这恐怕更符合戾太子当时的年龄和心理状况。

以上论述表明，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这一记载，同样无法证明戾太子一定会持有《通鉴》所说的思想观念；《通鉴》承用《汉武故事》所记述的内容，亦依然无法取信于人。其实，就连司马光本人在《通鉴考异》中考述《汉武故事》的纪事时，也都清楚地指出“《汉武故事》语多诞妄”(65)，同时人晁载之更贬斥此书乃“操觚凿空，恣情迂诞”(66)，足见《汉武故事》的可信性确实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

昔吕思勉论北魏所谓“立子杀母”一事之子虚乌有，尝有语云：“一语既虚，满盘是假。”(67)除去司马光取自《汉书故事》的记述之后，回到《汉书》等比较信实可据的原始文献记载当中，就再也找不到任何与之相应的史事，市村瓒次郎等人在此基础之上所做的论述，自然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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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事记续编》卷一，页1b。

(2)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八《子部·杂家类》“野客丛书”条，页1021。

(3) 《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三三《经籍志》二，页966。《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四六《经籍志》上，页1998。《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五八《艺文志》二，页1473。

(4) 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清咸丰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收钱侗等辑释本）卷二《杂史类》上，页17a—19a。

(5)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重印民国商务印书馆排印《十通》本）卷一九五《经籍考》二十二，页1648。

(6) 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三录题汉班固撰《汉武故事》，页66。

(7) 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三录题汉班固撰《汉武故事》，页68。

(8) 《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卷二九一《神》一“宛若”条引《汉武故事》，页2318。

(9) 《太平御览》卷九二七《羽族部·青鸟》，页4120。

(10) 《太平御览》卷九八三《香部·兜末香》，页4353—4354。

(11) 《太平御览》卷一八八《居处部·窗》引《汉武故事》，页910。

(12)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史部·政书类》序录，页693。

(13) 田余庆《论轮台诏》，据《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页61—62。

(14) 《廿二史札记》卷二“汉诏多惧词”条，页42。

(15)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江安傅氏双鉴楼藏元刊本）卷一三《考史》，页4b。

(16) 唐李德裕《李卫公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刊本）卷首唐郑亚撰《李文饶文集序》，页1b。

(17) 《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页1087。

(18) 唐宋间佚名编、宋章樵注《古文苑》（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洋装缩本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刻本）卷一〇《汉高祖手敕太子》，页74。

(19) 余嘉锡《殷芸小说辑证》，见作者文集《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278。案余嘉锡论《古文苑》录汉高祖诏书出自《殷芸小说》事，承蒙北京大学历史系同事张帆教授的教示，谨致谢意。

(20) 《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页1011。

(21) 余嘉锡《殷芸小说辑证》，据《余嘉锡论学杂著》，页278。明陶宗仪《说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说郛三种》影印民国涵芬楼排印明钞本）卷二五《小说》，页441。

(22) 《汉书》卷四四《淮南王安传》，页2145。

(23) 胡平生《写在木觚上的汉代遗诏》，刊《文物天地》1987年第6期，页30—32。

(24) 案除了田余庆和阎步克之外，今专门论述汉代政治史的学者，亦颇有人信服《资治通鉴》这一记述，如张小锋《玉门花海所出汉代七棱觚新探》，刊《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页118—119。

(25) 阎步克《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刊《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页120—123。

(26) 《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页2742—2743。

(27) 《汉书》卷六六《刘屈牦传》，页2881。

(28) 周晓陆《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0）之《谱录》第三章第三—SY—0249号，页192。案这一印章的主人当然未必是此太子少傅石德，其究竟属于谁何人者，现在已经无从考核，唯因太子少傅石德事迹过于鲜少，故附此以见似此姓名，在当时或可行用这一类玺印。

(29) 参见《廿二史札记》卷四“东汉废太子皆保全”条，页96—97。

(30) 案关于卫皇后之死，田余庆《论轮台诏》一文曾有论述［见《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页38］云：“褚补《史记·外戚世家·钩弋夫人》谓：‘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可见卫皇后之死为必然，只是时间迟早而已。”实则武帝后来欲立刘弗陵（昭帝）而先杀赵婕妤，本是有惩于卫后此番挟戾太子发动政变一事，因果关系，似正颠倒。

(31) 《通鉴触绪》卷八，页6a。

(32) 清申涵煜《通鉴评语》（清光绪五年定州王氏谦德堂刊《畿辅丛书》本）卷一“石德”条，页12b—13a。

(33) 《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页2741。

(34)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集配影印宋、明刻本）卷七四八唐李德裕《宾客论》，页3912—3913。

(35) 《经史问答》卷一〇，页6a。

(36)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42；又卷六三《戾太子传》，页2748—2749。

(37) 《史记》卷末附张守节《史记正义》之《谥法解》，页30。

(38) 《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页2743；又卷六六《刘屈牦传》，页2881。

(39) 《文苑英华》卷七八八唐吕温《望思台铭并序》，页4165—4166。

(40) 阎步克《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刊《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页122。

(41) 陈曦《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发覆》，刊《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页49—52。

(42)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页3617。

(43) 《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页2741。

(44) 《汉书》卷七《昭帝纪》，页229。

(45) 宋叶梦得《春秋考》（清中期广东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本）卷三《统论》，页30b。

(46) 清许桂林《春秋穀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清道光原刻本）卷首《总论》，页5a、7a。

(47) 清陈澧《东塾读书记》（清后期初刻试印本）之《春秋》部分（案此本尚未排定卷次页码）。

(48) 清皮锡瑞《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54）卷四“论穀梁兴废及三传分别”条，页18—19。

(49) 清方苞《史记注补正》（清康熙嘉庆间桐城方氏刊《抗希堂十六种》本），页71b—72a。

(50) 陈曦《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发覆》，刊《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页51。

(51) 清顾栋高《尚书质疑》（清道光丙戌眉寿堂写刻本）卷上“编年起于《尚书》论”，页20a。

(52) 《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页3950。

(53)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69、174；又卷六三《武五子传》，页2741、2749。

(54) 《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页2741；又卷九七上《外戚传》上，页3948—3949。

(55) 田余庆《论轮台诏》，据《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页34—37。

(56) 宋司马光《司马光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卷七三《史赞评议》之“戾太子败”条，页1473—1474、1477。

(57)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四《答林易简》，页3114。

(58) 《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太始三年正月，页723。

(59) 《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页1528—1529。

(60) 《左传》隐公元年，据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一，页1—4。

(61) 《公羊传》隐公元年，据汉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熙二年余仁仲万卷堂刻本）卷一，页1a—2b。

(62) 柯劭忞《春秋穀梁传注》（北京，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1935，铅字排印线装本）卷一，页1a—2a。

(63) 唐陆淳《春秋啖赵二先生集传辩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古经解汇函》本）卷一，页1。

(64) 清钟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卷首钟氏自撰序文，页1；又卷首《论经》，页10。

(6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元光四年十二月晦“杀窦婴”条，页3。

(66) 《续谈助》卷一录题汉郭子横（案子横为两汉间人郭宪字）撰《洞冥记》（案一名《汉武别国洞冥记》）篇末跋语，页16。

(67)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丙帙《魏晋南北朝》之“魏立子杀母”条，页916。案吕氏这一论述，系针对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三“《魏书》纪传互异处”这一条目（页264）所说“立子先杀其母之例实自道武始”而发，赵翼此说尚别见于所著《陔余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卷一六“元魏子贵母死之制”条（页310—311）。实际上先于赵翼，明人朱明镐在《史纠》（北京，中华书局，1991，《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指海》丛书本）卷三“北史·胡灵太后传”条（页53—54）中本已正确指出，《魏书》中此一立子杀母之说并非实录，实则“不杀者故事，杀者非故事也”。

第四章　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重构

那么，在明知《汉武故事》一书存在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司马光为什么还偏偏要采录这些“诞妄”的记载呢？这一点殊为令人困惑，恐怕不会如明人王祎所说仅仅是“《通鉴》误取”这样简单。其实，关于《通鉴》的史事取舍，前人早就有过议论，如南宋时人胡寅，即谓“司马氏史学尤精，而《通鉴》去取有难喻者”(1)，说明骤然视之，着实不易得其要领。为准确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前人是怎样评价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材料取舍准则。

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虽然有着明确而又强烈的用世意图，却没有过分刻意地运用所谓《春秋》笔法，通过“书法”辞例来体现其褒贬意愿，而是重在史事的取舍剪裁，试图通过具体的史事，来说明其国策人格的是非高下，此亦遵循孔夫子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通鉴》记述战国以来一千三百多年间史事，纷繁复杂，事实上恐怕也很难确定通例。

问题是司马光取舍剪裁史事以体现自己政治理念的具体做法，颇有失当之处。例如，田余庆赏誉之为“深谙司马光的学识”的朱熹，即曾指出司马光径以己意摒弃旧史纪事的问题，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此类多矣。”(3)具体来说，譬如其比较明显的一种去取倾向，乃“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朱熹不禁为之感叹云：“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着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做论说以断之。”(4)朱子复有语云，此等“温公好恶所在”，皆“著其事而立论以明之可也，岂可以有无其事为褒贬？”(5)有些不合司马光心意的史事，虽然也被载录《通鉴》当中，但这只是出于某种资以鉴戒的特殊需要。例如，史载在全书修纂告成之前的熙宁元年二月十一日，司马光于“延英进读《通鉴》三叶毕，上更命读一叶半。读至苏秦约六国从事，上曰：‘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对曰：‘秦、仪为从横之术，多华少实，无益于治。臣所以存其事于书者，欲见当时风俗专以辨说相高，人君委国而听之，此所以谓利口之覆邦家者也。’……上曰：‘卿进读每存几谏。’光对曰：‘非敢然也，欲陈著述之本意耳。’”(6)（见图六）(7)

司马光这种率以己意取舍史料的倾向，在动手撰修《通鉴》以前，就一直存在。如其尝撰《史剡》，谓“愚观前世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故作此书。书中论及萧何营建未央宫事云：

萧何作未央宫。高祖见宫阙壮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

剡曰：是必非萧何之言。审或有之，何恶得为贤相哉！天下方未定，为之上者拊循喣妪之不暇，又安可重为烦费以壮宫室哉？古之王者，明其德刑而天下服，未闻宫室可以重威也。创业垂统之君，致其恭俭以训子孙，子孙犹淫靡而不可禁，况示之以骄侈乎？孝武卒以宫室糜弊天下，恶在其无以加也？是皆庸人之所及，而谓萧相国肯为此言乎？(8)

着手编著《通鉴》以后，司马光又明确谈到，只要“新义胜旧义，新理胜旧理”，则“史有记录之害义者，不可不正”(9)。这种过分强烈的主观价值取舍，难免会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所以，当有门生向朱熹请教“《班史》与《通鉴》二氏之学如何”时，朱熹耐人寻味地回答说：“读其书自可见。”(10)至少就《通鉴》西汉部分纪事的写法而言，朱熹显然不甚满意(11)。

过去钱穆向学生教授阅读《通鉴》的方法，谓“善读《通鉴》者，正贵能在其删去处添进处注意，细看他删与添之所以然，才能了解《通鉴》一书之大处与深处”，此语堪称真诀金针，诚深有心得之言，唯令人稍感遗憾的是，钱氏在具体阐释其应用对象时，乃特别强调说：“然而真讲起来，他所更重要的还是在删掉史料方面。”对司马光着意“添进”《通鉴》里面的内容，并没有给予切实的关注(12)。其实我们今天阅读《通鉴》，更为需要注意的问题，还不是司马光出于自己的道义理念或关注重点而径行删除减省旧史某些纪事，而是他为体现自己的政治观念而采录了一些根本不该采录的著述，乃至荒诞不经的小说故事，有意以此来更改历史的本来面目。

关于司马光编著《通鉴》时对史料的可信性考辨不足的问题，本来朱熹就已经有所论列。如谓：

《孔丛子》亦伪书而多用《左氏》语者。……《孔丛子》叙事至东汉，然其词气甚卑近，亦非东汉人作，所载孔臧兄弟往还书疏，正类《西京杂记》中伪造汉人文章〔《西京杂记》之缪，《匡衡传》注中颜氏已辨之，可考〕，皆甚可笑。所言不肯为三公等事，以《前书》考之，亦无其实，而《通鉴》皆误信之。其它此类不一，欲作一书论之而未暇也。(13)

朱熹复谓读书治学，于“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工夫”，而《通鉴》误信《孔丛子》之说，“则考之不精甚矣”(14)。可见他对司马光编著《通鉴》时未能审慎辨析史料的可信程度即率然录而用之的做法，颇有微词。

像《孔丛子》这样的书籍，由于其形成过程的复杂性，现代有些学者，对其文字内容的质实性或许还会有不同看法，不过《通鉴》当中还采录有远比《孔丛子》荒诞许多的史料。关于这一点，明人王祎在所著《大事记续编》中已经揭示过相关的情况。如《资治通鉴》记述汉成帝妃赵飞燕姊弟之事云：

初，许皇后与班倢伃皆有宠于上。上尝游后庭，欲与倢伃同辇载。倢伃辞曰：“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班倢伃进侍者李平，得幸，亦为倢伃，赐姓曰卫。

其后，上微行过阳阿主家，悦歌舞者赵飞燕，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姿性尤粹，左右见之，皆啧啧嗟赏。有宣帝时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后，唾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姊弟俱为倢伃，贵倾后宫。许皇后、班倢伃皆失宠。于是赵飞燕告许皇后、班婕妤媚道，祝诅后宫，詈及主上。冬，十一月，甲寅，许后废处昭台宫，后姊谒皆诛死，亲属归故郡。考问班婕妤，婕妤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上善其对，赦之，赐黄金百斤。赵氏姊弟骄妒，婕妤恐久见危，乃求共养太后于长信宫，上许焉。(15)

王祎《大事记续编》在相关史事的“解题”下面就此评述说：

淖方成之说，不见于汉史，而出于伶玄所撰《赵飞燕外传》，此后世伪书，不可取信，祸水之言，尤涉淫陋。(16)

案《赵飞燕外传》旧题“汉江都尉伶玄撰”。检核《汉书·外戚传》有关汉成帝后妃的记载，除了王祎所说这段淖方成讲祸水的话，其余纪事基本上都是取自《汉书》，而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在“鸿嘉三年上微行过阳阿主家”条下释云：“《五行志》作‘河阳主’，伶玄《赵后外传》及荀《纪》亦作‘河阳’，《外戚传》颜师古注曰：‘阳阿，平原之县也，今俗书阿字作河，又或为河阳，皆后人所妄改耳。’今从之。”(17)所说《赵后外传》当即《赵飞燕外传》之别称，可见《通鉴》汉纪确实参考过此书。

《赵飞燕外传》这部书还不只是一般的“后世伪书”，也不仅如《四库提要》所说，“纯为小说家言，不可入之于史部”，以至将其降而列入“存目”(18)。王祎称“祸水之言，尤涉淫陋”，是因为书中内容主要是描述宫闱性事，堪称华夏第一情色读物。为清楚说明此书性质，兹移录其与“祸水”之说相关内容如下：

江都王孙女姑苏主嫁江都中尉赵曼，……（赵飞燕父冯万金）得通赵主，主有娠，……一产二女。……长曰宜主，次曰合德，然皆冒姓赵。宜主幼聪悟，家有彭祖方胍之书，善行气术，长而纤便轻细，举止翩然，人谓之飞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辞，轻缓可听。二人皆出世色。……家败。飞燕妹（姊）弟流转至长安，……与阳阿主家令赵临共里巷，托附临。屡为组文刺绣献临，临愧受之，居临家，称临女。临常（尝）有女事宫省，被病归，死。飞燕或称死者。飞燕妹（姊）弟事阳阿主家为舍直。……飞燕通邻羽林射鸟者。飞燕贫，与合德共被。夜雪，期射鸟者于舍旁。飞燕露立，闭息顺气，体温舒，亡疹粟，射鸟者异之，以为神仙。

飞燕缘主家大人，得入宫，召幸。其姑妹樊嫕，为丞光司帟者，故识飞燕与射鸟儿事，为之寒心。及幸，飞燕瞑目牢握，涕交颐下，战栗不迎帝。帝拥飞燕三夕，不能接，略无谴意。宫中素幸者，从容问帝，帝曰：“丰若有余，柔若无骨，迁延谦畏，若远若近，礼义人也，宁与女曹婢胁肩者比邪？”既幸，流丹浃藉。嫕私语飞燕曰：“射鸟者不近女邪？”飞燕曰：“吾内视三日，肉肌盈实矣。帝体洪壮，创我甚焉。”飞燕自此特幸后宫，号赵皇后。帝居鸳鸯殿便房，省帝簿，嫕上簿。嫕因进言：“飞燕有女弟合德，美容体，性醇粹可信，不与飞燕比。”帝即令舍人吕延福，以百宝凤毛步辇迎合德。……合德新沐，膏九回沉水香。为卷发，号新髻；为薄眉，号远山；黛施小朱，号慵来妆；衣故短，绣裙，小袖，李文袜。帝御云光殿帐，使樊嫕进合德。合德谢曰：“贵人姊虐妒，不难灭恩受耻。不爱死，非姊教，愿以身易耻，不望旋踵。”音词舒闲清切，左右嗟赏之啧啧。帝乃归合德。宣帝时披香博士淖方成，白发教授宫中，号淖夫人，在帝后唾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帝用樊嫕计，为后别开远条馆，赐紫茸云气帐，文王（玉？）几，赤金九层慱山缘合。嫕讽后曰：“上久亡子，宫中不思千万岁计邪？何不时进上，求有子？”后德嫕计。是夜进合德，帝大悦，以辅属体，无所不靡，谓为温柔乡。谓嫕曰：“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云乡也。”嫕呼万岁，贺曰：“陛下真得仙者。”上立赐嫕鲛文万金锦二十四匹。合德尤幸，号为赵婕妤。(19)

常语云“每下愈况”，让我们再来看看文中其他情色描写，如：

婕妤益贵幸，号昭仪。……帝尝蚤猎，触雪得疾，阴缓弱，不能壮发，每持昭仪足，不胜至欲，辄暴起。昭仪常转侧，帝不能长持其足。樊嫕谓昭仪曰：“上饵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贵人足，一持畅动，此天与贵妃大福，宁转侧俾帝就邪？”昭仪曰：“幸转侧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则厌去矣！安能复动乎？”……帝病缓弱，大（太）医万方不能救，求奇药，尝得眘恤胶，遗昭仪，昭仪辄进帝。一丸一幸一夕。昭仪醉，进七丸，帝昏夜拥昭仪，居九成帐，笑吃吃不绝。抵明，帝起御衣，阴精流输不禁，有顷绝倒。裛衣视帝，余精出涌，沾污被内。须臾，帝崩。(20)

看了上面的内容，也就难怪清嘉道间人周中孚曾感叹说，《赵飞燕外传》“其文固不类西汉体，其事亦不能为外人道也。在文士展转援引，本属常事，而司马公反引其最纰缪之语以入史籍，则失考之甚矣”(21)！我想绝大多数《通鉴》的读者都会像周中孚一样，为司马光采摘这种“不能为外人道”的情色读物作史料而惊诧不已。

王祎对司马光采录《赵飞燕外传》这一谬误的批评，在明代后期，有胡应麟亦秉持同样看法，感叹其事“诚怪”(22)；在清代，不仅如上所述，得到了周中孚的认同，在周氏之前，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亦完全采纳了这一见解，以为其“考证辨别，皆为不苟”(23)。后来袁枚也曾举例指出：“杨妃洗儿事，新、旧《唐书》皆无之，而《通鉴》乃采唐人小说《天宝遗事》以入之，岂不知《天宝遗事》载张嘉贞选郭元振为婿，年代大讹，何足为信史耶？”(24)因而，这种情况理应引起后世学者重视，审慎对待其源出于正史等基本史料之外的记述，对其可信性有所警觉。

然而，晚近以来，中国专门论述《通鉴》史料价值的学者，如崔万秋著《通鉴研究》、柴德赓之《资治通鉴介绍》等，不仅未能识及于此，而且还往往片面强调司马光别择史料精严不苟的一面，而完全没有提及《通鉴》以主观理念肆意取舍史料的做法。崔万秋《通鉴研究》称“《通鉴》仅采正史及稗官之可信者，且参考同异，别为《考异》，以辨正谬误”，“光自身对于修《通鉴》事，既‘研精极虑，穷竭所有’，且‘抉择隐幽，校计毫厘’，决不肯稍有假借”(25)。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也认为“《通鉴》这部书之所以写得好，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在材料的选择上很有分寸”；司马光对史料的选择“采取了负责任的态度”，所以其“选材基本上是正确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26)。其他通论性史料学著述，如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也称赞《资治通鉴》的取材“在广博的基础上又极为精审，每一史实都是以严谨的态度，自多种史料中选定其最可靠者而从之”(27)。此等论著的流行，更容易蒙蔽读者只见其积极的一面，而完全不知道《通鉴》书中还有与其决然背戾的另一种面目。田余庆以为“古今史界公认”《通鉴》取舍资料无征不信，且严谨不苟，恐怕也是受此谬说所累而产生的错误印象，实际上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

相比之下，日本学术界的情况，就要比中国好很多。前述市村瓒次郎的《东洋史统》初版印行是在昭和十四年亦即1939年12月，但在此前很久，内藤虎次郎在大正年间的授课讲义中，已经专门论述过《资治通鉴》编纂过程中的主观取舍倾向问题。在内藤氏去世十五年以后的昭和二十四年，亦即1949年，相关讲稿以《支那史学史》为题，正式出版发行，在日本东洋史学界，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见图七）。内藤虎次郎在书中着重指出：

作为其著述思想的体现形式，与所谓“书法”相比，司马光更为注重史实。在这一点上，司马光与宋祁、欧阳修等人有明显差异。……不过，在另一方面，司马光也有着与欧阳修等人相似的著述思想，这也是当时的史学风尚。在“史略”性著述当中，像《册府元龟》这样的著述，尽管是杂陈类聚相关史事，但其择取材料的对象却很严整，即主要依据正史和实录，不取野史小说。与这种特色相反，《通鉴》巧妙地利用了野史小说，特别是时代比较晚近的唐朝的野史小说，由于存世数量众多，更被大量采用。就这一点而言，《通鉴》的编纂依然体现出与《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同样的倾向。有人主张历史并非案牍和文书的排比，应当以某种象征性的观念作为主干，《通鉴》和《新唐书》就颇能体现这样的倾向。毋庸讳言，《通鉴》在这一点上往往会导致失误。例如，《通鉴》在记述汉成帝诏命赵飞燕姊妹入宫而对其加以宠爱的时候写道，宫中有披衣博士淖方成，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此说出自《飞燕外传》，是六朝时代的小说。……采录这一说法，就可以说是一个失误。不管怎么说，在实录和案牍之类的表面材料之外，试图通过野史小说来反映一个时代的内在生活，这是《通鉴》和《新唐书》共同的著述追求。(28)

内藤虎次郎谓《通鉴》在撰著宗旨上与欧阳修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一样，都是要竭力体现其个人的主观意念，他们同样大量采录野史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应是为更好地体现这种意愿，而宋人吴缜早已指出，欧阳修《新唐书》的重大失误之一，便是“多采小说而不精择”(29)，司马光自然难免重蹈覆辙。

在编著《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司马光明确要求他的助手，要在正史本纪志传这些基本史料之外，将“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盖司马光取舍史事，特别强调“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明鉴择之”(30)。即使抛开司马光的政治意图不谈，这种貌似合理的说法，也存在很大问题。

清人赵翼撰《廿二史札记》，谓“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由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31)。同时人钱大昕赞誉赵翼此语，称“此论古特识，颜师古以来未有能见及此者矣”(32)，不知所说“颜师古以来”是否暗含有司马光修《通鉴》时大量援据“稗乘脞说”的做法。读到司马光上述论述，尚可清楚知悉，以纯客观的学术眼光来看，《通鉴》援用杂史小说之诸多失当，并非吴缜所说未加精择的问题，而恰恰是司马氏自以为“高明”地加以“鉴择”的结果，即为体现其政治期望而刻意为之，实可谓“别出心裁”。过去高敏曾经撰文指出，司马光在记述隋炀帝迁都洛阳的原因时，就是刻意择取唐初人杜宝所撰稗史《大业杂记》当中一些颇为片面的说法，而对《隋书·炀帝纪》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正确记载视而不见，从而达到全面贬抑隋炀帝的目的(33)。

大概正是由于日本东洋史学者对《通鉴》材料取舍的主观性及其失误都逐渐具备了诸如内藤虎次郎这样的认识，所以，后来问世的一些通论性秦汉史著述，例如西嶋定生和日比野丈夫等人分别撰著的同名书籍《秦汉帝国》，就都没有再沿承市村瓒次郎上述观点(34)，显示出他们并没有采信《资治通鉴》的记载。

如前所述，司马光本人对《赵飞燕外传》和《汉武故事》这样的小说故事“语多妄诞”并非缺乏了解，那么，他又为什么还要将其写入《通鉴》呢？这只能是如“资治通鉴”这一书名所示，编录旧史中“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35)，用来警醒当政者，以期有资于世道人心。民国时张须撰著《通鉴学》一书，在赞誉司马光别择史料精严不苟的同时，亦特别指出，其于说部之书“大多存用者少，驳斥者多。其存用者，如秦王世民将诛建成、元吉，问计于李靖及绩，而二人皆辞，其事出刘《小说》，温公以其有补世教而取之。此在《考异》卅卷中，殆鲜相同之例，盖考证以外之事也”(36)。在我们今天看来，“考证以外之事”云者，或即以私意构建史事之雅言饰语，此亦胡三省谓司马光着意“存之以示警”处，正是“后人不能尽知”的“微意”所在(37)。所谓“女祸”，是宫廷政治中最容易发生、而帝王需要时刻警惕的严重危险，“祸水灭火”之说，直接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存亡，触目惊心，亦生动异常，从而才被司马光用他非常自得的“高明”手法，强行采入书中。至于汉武帝之是否“罪己悔过”，亦关系到根本国策的正误是非，特别是与宋朝的政治现实具有密切关系，同样也是需要费心处理的重要问题。

昔胡三省注《通鉴》，已经指出司马光针对唐代李德裕和李宗闵的党争问题而生发的有关“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的议论，乃是针对当时党派斗争的现实，“为熙（熙宁）、丰（元丰）发也”(38)。实际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体现其现实政见的形式，并不仅限于直抒己见的史论，而如同其贯穿全书的基本手法一样，更多地是把他的施政主张，寄寓于史事的记述之中，亦即所谓陈古证今。南宋时人林就曾列举具体证据，指出其中这样的一些事例：

（《通鉴》）论曹参遵何之约束，正以箴熙宁大臣变法之失〔《日录》：熙宁三年，司马光传《通鉴》汉纪，至曹参代萧何为相，一遵何故事，因曰：何独汉也，道者万世无弊，使夏商周子孙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犹存也〕。论贾山所言从谏、拒谏，正以讥熙宁大臣同己之非〔《日录》：熙宁三年，司马光读《通鉴》贾山上疏，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苏秦之纵横谈说，本不足取也，存其事于书者，欲见当时辨说之覆邦家也〔《日录》：熙宁元年，光读《通鉴》至苏秦从约事，上曰：“苏、张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曰：“秦、仪纵横，无益于治。臣存其事于书者，见当时辨说所谓覆邦家也。”〕。啬夫之辨给驰骋，亦不足道也，公之深辨而不释口者，欲使小人知利口之无益也〔《日录》：熙宁三年，读张释之论啬夫利口，光曰：“孔子称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盖人能以是为非，则君从其言，是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时惠卿在坐，光专以此斥之〕。公之所论者，拳拳乎变更持守之异，拒谏从谏之别，私说正论之不相入，岂非有益于治道乎？(39)

如上文所见，林对司马光这种做法，是持赞赏的态度。田余庆在论述《资治通鉴》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不同治国路线的记载时，也注意到司马光和刘攽基于当时的政治现实而对武帝之事功多有谴责，“非常欣赏汉武帝‘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因而免蹈亡秦覆辙”，并与林一样，对这种做法表示认同(40)。而近人蒙文通的看法却恰恰相反，乃谓：“温公之书，每訾短变法，毁斥用兵之类，盖亦以激于熙宁间事，翻为全璧之瑕，正不少也。”(41)正由于《资治通鉴》的取舍褒贬多直接针对宋朝的政治现实来做处置，司马光的用意几乎人所共知，北宋哲宗时新党干将蔡卞甚至曾一度想要“毁《资治通鉴》板”(42)。其后在南宋初年，坚决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两浙转运使范冲（范祖禹之子），乃积极主持刻印《资治通鉴》。其书雕版垂成而范冲转迁离职，继任者王琮因政治立场与之截然相反，亦“指司马光为奸人，谓《通鉴》为邪说，必欲毁板，恐其流传”(43)。知悉司马光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如此借古喻今，我们也就有理由推断，他刻意择取《赵飞燕外传》和《汉武故事》中的某些记载，只能是通过有选择地记述历史事实，来证释和阐扬他的政治主张，尤其是针对王安石一派与其直接对立的施政方针。

汉王朝施政理民的成败得失，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在借鉴历史经验时，都要首先关注的事情。无学即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者，在试图了解“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的时候，也是着意听取侍臣为其讲解《汉书》(44)。王通在隋唐之际亦尝拟议续撰《尚书》“以存汉晋之实”，用为“皇纲”(45)。北宋时人杨时，尝谓“今人多言要作事，须看史”，并谓当时看史作事的具体情况，是“熙宁元丰之君子皆通晓世务，而所取以为证者，秦汉以下之事而已”(46)。至于秦汉以下诸史的轻重主从伦次，杨氏从学问业之师、与司马光同时人程颐，在评述汉、唐两朝政治对后世的示范作用时，则十分形象地概括说：“三代而后，汉为治，唐次之。汉，大纲正；唐，万目举。”(47)南宋精擅史学的学者吕祖谦，后来又特地重申了这一主张(48)。足见汉朝的先例成规，同样是宋人议政施政时所要借鉴的主要对象。上面林所说司马光针对宋朝政治现实特地有所表述的四个例证当中，就有三个出自西汉，可以更为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从另一角度来看，如同协助司马光编著《通鉴》的助手刘恕所讲的那样，当时“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惰”(49)，其对汉、唐两朝史籍的重视，适可与程颐、吕祖谦的说法相互印证，而众多习练文章笔法的文士，如此专注于《汉书》，自宜最为亲近西汉史事。

汉武帝雄才大略，文治武功，都多有创建，在西汉诸帝中最受后世瞩目，司马光记述其一生行事，不能不格外用心。单纯看《史记》、《汉书》的记载，汉武帝的形象，在很多宋朝文士官员的眼里，乃是“穷兵黩武，侵伐四夷，繁刑重敛，残害百姓，极宫室之侈靡，溺神仙之虚无，去始皇亦一闲耳”(50)；司马光在陈请废除王安石新法时，亦曾举述汉昭帝即位后较诸武帝改弦更张的举措，谓“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弊，盗贼群起，昭帝用贤良文学之议而罢之，后世称明”，试图以此汉朝旧事作为历史依据，来说明其主张的合理性(51)，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认识和评价本来同样如此。王安石变法所主张之富国强兵政策，与汉武帝之敛财于民、用兵于外，正相类似，而这却是一贯主张“以拊循百姓为先，以征伐四夷为后”的司马光所极力反对的(52)，所以司马光要抬出因革除汉武帝弊政而被“后世称明”的昭帝来做对比（实际上在昭帝时期，也并没有真正去除武帝时期的弊政）。不过，要是汉武帝自己能够翻然悔悟，一改前非，那样会更符合司马光的心意。因为从汉武帝本人身上揭示出来的这样一条治国路线转变的轨迹，对劝谏宋朝君王迁善改过会有更好的示范和借鉴意义。

无奈有关西汉历史的记载，除了《史记》和《汉书》以外，传世甚罕(53)，而在《史记》、《汉书》中最符合司马光意愿的纪事，只有这道轮台诏书。与司马光约略同时人孔武仲评价汉武帝一生行事，便以为能够与班固所说“雄才大略”形象相匹配的施政举措，唯“其末年愀然自悔，弃轮台之地，封丞相为富民侯”而已(54)，司马光对此当然不会轻忽放过。这是阐扬其政治主张的绝好由头。然而，如本书开头所讲的那样，悉心品味轮台诏书的内容，不难看出，当时真正让汉武帝追悔的事情，实际上只是征和三年（前90）这次发兵出征之不合时宜，是军事行动的战术调整，而不是战略改变，更谈不上治国理民基本的路线更张了。显而易见，这与司马光想要弘扬的政治理念，还存在很大距离，司马光需要像《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那样一些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例。（见图八）

从另一方面看，所谓《汉书》之学，在唐代初年，曾经盛极一时，著作迭出(55)。南北朝以前的旧籍，当时存世尚多，此检《隋书·经籍志》可知。如同唐初人颜师古所指出的那样：“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雠，殊乖粉泽之光润。”(56)假如在这些东汉魏晋以来的著述当中，对汉武帝与戾太子事，在《汉武故事》这样的小说之外，尚有不同于马、班之书的重要记载，那么，唐初研治《汉书》的人对这些异说理当有所采撷，而我们在唐宋古注和类书等处却根本看不到踪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通曾经针对门人贾琼“虐哉，汉武未尝从谏也”这一提问解答说：“孝武其生知之乎？虽不从，未尝不悦而容之。故贤人攒于朝，直言属于耳，斯有志于道，故能知悔而康帝业。”(57)这清楚显示出至少在王通师弟的眼里，并不存在《资治通鉴》所记汉武帝听从田千秋的谏言而罢斥“方士言神仙者”的情况，体现汉武帝晚年之“知悔”者，只有《汉书·西域传》记述的轮台一诏而已。

正因为并不存在此等著述，在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北宋时期，所能见到的史料，就已经与今天相差无几，司马光实在找不到什么正正经经的别样材料，而如前文所述，按照《史记》和《汉书》这些基本史籍的记载，汉武帝之废黜戾太子，只不过是因其母后年老色衰以及刘彻老翁偏爱少子使然而已。在崔万秋统计的《通鉴考异》汉纪部分引述的《史记》、《汉书》以外的史料当中，唐以前人所写与西汉有直接关系的书籍，只有荀悦《汉纪》、《汉武故事》，葛洪《西京杂记》和《赵后外传》（亦即《赵飞燕外传》）四种(58)。在这四部书当中，荀悦《汉纪》只是将班固纪传体的《汉书》删改为编年体，一般来说，并无独立史料价值；另外要数葛洪的《西京杂记》还算稍有纪实价值，但也只是无关大局的社会生活琐事。剩下的只有纯属虚构故事的《汉武故事》和《赵飞燕外传》。

在这种情况下，为凑成自己所期望的历史状态，只好从《汉武故事》和《赵飞燕外传》这样的小说家言中勉强择取相应的材料(59)。经过这样一番苦心编排，司马光终于塑造出来合乎自己需要的汉武帝形象，满意地阐释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晩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60)

今人姜鹏在论述司马光为体现自己的施政理念而在编著《通鉴》过程中刻意剪裁史料这一问题时，举述过一个与此非常相像的事例。《通鉴》记载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十二月，康国请求内附，而太宗以为“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倘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于是，唐廷拒绝了康国这一请求(61)。姜氏检核相关记载后指出，此事不见于新、旧《唐书》以及《通典》、《唐会要》等唐代基本史籍，在早于《通鉴》的文献中，只有《贞观政要》记载了这一事件。“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对于唐太宗来说，类似于拒绝康国内附这样的事件，是终其一生仅见的个例，恰恰是好大喜功、开疆拓土才是他贯彻始终的通例”。而在《贞观政要》中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独特的记载，则是因为其作者吴兢“尽量避免树立唐太宗好战伐谋的形象，因而对大量史料进行了阉割。……综观《贞观政要》，除了从谏议者口中，我们还能看出唐太宗是一个好大喜功之徒外，若仅从唐太宗本人的言论来看，甚至会有读者误会他是一个偏好和平的皇帝。《贞观政要》的目的，在于塑造一位相对完美的贞观政治形象，垂范后世，为达致这个目的，吴兢努力掩藏太宗穷兵黩武这一不足取法的侧面。具有相同写作目的的《资治通鉴》，作为编年体通史，不能像《贞观政要》那样随意取舍史料，更无法抹去唐太宗东征西伐的事迹，因此也更需引入不为它种史籍重视的康国求内附事件，以修补贞观政治的形象，而这种修补意图本身，隐含了作者的立场与取向”(62)。《通鉴》对汉武帝和唐太宗这两位帝王形象的塑造，手法前后如一。

唐初人刘知几论史书功能云：“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返，百遍无，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即谓后世寻常史家撰著史书，非如上古圣人述作《尚书》、《春秋》之类“师范亿载，规模万古”的神圣经典，当以如实记述史事为第一要务(63)。《春秋》而下以迄南北朝时期之史籍，大致可作如是观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南朝梁武帝在编著《通史》时，尚且特别留意将前人旧史当中的神话、传说等不经之谈，剔除出来，指示文臣殷芸另编为《小说》（或谓之曰“殷芸小说”、“梁武小说”）(64)。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过程中所采取的上述做法，从表面上看，事显突兀，似乎有违这一累世相传的史家叙事准则，其实是隋唐之际特别是北宋仁宗时期以来史学著述流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风尚。

隋唐间人王通撰著《元经》，纯然模拟《春秋》笔法，通记西晋惠帝永熙元年（武帝太熙元年，290）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陈亡国史事，寄寓褒贬。门人薛收论其著述宗旨云：“天下无赏罚三百载，圣人在下，则追书褒贬以代其赏罚。斯周公典礼，使后王常存而行焉；仲尼笔削，使后儒常职而述焉。”(65)俨然以圣人再世目之，故能放胆改变“叙事为先”的传统。这种自居于往古圣人之位而以“书功过，记善恶”为主导倾向的史学著述，在唐代开元年间，有司马贞著《史记索隐》，本以订补《史记》为主旨，其所欲改订者，乃“欲降《秦本纪》、《项羽本纪》为系（世）家，而《吕后》、《孝惠》各为本纪。补曹、许、邾、吴芮、吴濞、淮南系（世）家，而降陈涉于列传，萧何、曹参、张良、周勃、五宗、三王，各为一传，而附国侨、羊舌肸于《管晏》，附尹喜、庄周于《老子》，附韩非于《商鞅》，附鲁仲连于《田单》，附宋玉于《屈原》，附邹阳、枚乘于《贾生》，又谓《司马相如》、《汲郑传》不宜在《西南夷》后，《大宛传》不合在《游侠》、《酷吏》之间，欲更其次第”(66)。审度司马贞改编《史记》的动机，不过是想要以其道义原则，来黜陟阶降邦国人物之高下崇卑而已。

至北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二月，有“襄州上将作监致仕胡旦所撰《汉春秋》，上因问旦吏历及著书本末，宰臣王钦若对曰：‘旦词学精博，举进士第一，再知制诰。然不矜细行，数败官，今已退居。尝谓三代之后，独汉得正统，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贬以拟《春秋》。’上称叹之”(67)。

胡旦这种做法，适为其后不久欧阳修编著《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之直接先导。宋人吴缜评议欧阳修《新唐书》之谬误，谓其“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所谓史书“刊修之要”大体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尤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书》之病，正在于此。”即谓欧阳修“专以褒贬笔削自任”，以致“今之《新书》，其间或举以相校，往往不啻黑白方圆之不同，盖不考事实相通知之所致也”(68)。《新唐书》为奉诏修撰，欧阳氏自己的“私好”尚有所克制，至于其独以己意撰著的《新五代史》，更是褒贬一祖《春秋》，“故义例谨严，……而事实则不甚经意”，“如《公》、《穀》之发例，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69)。如前引内藤虎次郎文所说，在这一点上，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正体现出与欧阳修相同的追求。与司马光同时人苏辙撰写《古史》，改写《史记》秦始皇以前古代历史，自言欲“追录圣贤之遗意，以明示来世”(70)，亦即展现与司马迁不同的儒家历史观念(71)，其精神实质也与司马光相同。至于为体现其历史观念而刻意杂采小说异闻这样的具体手法，唐太宗时官修的《晋书》即已开启先河(72)，欧阳修、司马光亦不过步其后尘而已。从而也就难怪司马光对自己“旁采小说”的做法，不仅丝毫不加掩饰，而且还要作为一项重要优点而夸耀于人(73)。

从更深一层的实质性意义上看，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的根本目的，和他的政敌王安石撰著《三经新义》是完全相同的，即两翁之意都不在史学或经学本身，而是藉助史籍或经书来阐扬治国的理念。在这一点上，诚如同时人苏洵所说：“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74)史载王安石讥笑协助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的刘恕（字道原）：“耽史而不穷经，相见必戏之曰：‘道原读到汉八年未？’而道原力诋荆公之学，士子有谈新经义者，道原怒形于色，曰：‘此人口出妖言，面带妖气。’”(75)王安石的解经之作，固然带有强烈的以经注我色彩，即王氏所主张的“经术正所以经世务”(76)，实则如前文所述，司马光主持编著的《通鉴》等史学著述，也同样散发着极其浓重的借古喻今气味。他们为了实现各自的著述宗旨，在一定程度上，都不惜曲意横行，不惜改变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样堪称自我作古。清人阮元尝谓“北宋学者当推司马温公于经史皆最淳正，公于经未有成书，……若以公之识力，开宋之经学，则其流派必更淳正”(77)；同时人段玉裁更直欲以《资治通鉴》等书与《十三经》并列，“广之为《廿一经》，……庶学者诵习佩服既久，于训诂名物制度之昭显，民情物理之隐微，无不憭然，无道学之名而有其实”(78)。更晚，至清代末年，李慈铭亦云北宋中期诸如欧阳修、刘敞一辈人“开空疏之习”而“启改乱之弊，自是而降，绝裂师法，如司马文正、陈祥道者，中流之一壶矣”(79)，即谓司马光特立独行，能够坚守古学。实则观其于《通鉴》之恣意去取，不难看出，司马光若果为经学著述，当亦王安石《周官新义》之流亚，略无“淳正”可言；而在强扭客观实在之史纳入其内心向往之理这一点上，与道学家相比较，则允称不遑多让(80)。

对于后世治史者而言，明人娄坚等即曾就《通鉴》与唐五代以前正史之间的关系问题论述说，读史“至秦汉而下讫于五代之季”，“必先求之正史而参以司马氏之《资治通鉴》，错综其说而折衷之”(81)；顾炎武在清代初年即曾依据《史记》、《汉书》的原始记载，具体指出司马光处置失当的一些事例(82)。至乾隆年间，四库馆臣更严肃批评后世学者“于历代史事每多置正史而引《通鉴》”的做法，以为这样的做法，乃“非根本之学”(83)。了解到司马光的撰著意图和独特手法，治学者尤应遵从清儒确立的这一基本原则，合理对待《史记》、《汉书》等纪传体正史与《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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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宋嘉定十一年衡阳郡斋刻本）卷二六《唐纪·懿宗》，页9b。

(2)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页3297。

(3) 《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历代》一，页3205。

(4) 《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历代》一，页3204。

(5) 同上书，页3204。案在这一点上，协助司马光撰著《通鉴》秦汉部分的刘攽，所持看法，似乎与司马光略有不同。刘攽曾专门阐释其史学见解云：“古者为史，皆据所闻见实录事迹，不少损益有所避就也，谓之传信。惟仲尼作《春秋》，乃讳国恶耳。夫《春秋》圣人所特作，以见一王之法，不当引为史例。然其讳国恶，犹但使显者隐之，大者微之，率皆有文以起焉，不昧昧都为藏匿，使不可知也。”说见刘攽《彭城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书》本）卷二七《与王深甫论史书》，页373。

(6) 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纸皮洋装缩印海盐张氏涉园藏宋刻本）卷七《丞相温国司马文正公》，页163—164。宋王应麟《玉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卷二六《帝学》之“熙宁读《资治通鉴》”条，页528—529。

(7) 取自任继愈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之《资治通鉴残稿》，页12-13。

(8) 《司马光集》卷七四《史剡》之《史剡序》，页1495；又“萧何营未央宫”条，页1500。

(9) 《司马光集》卷六三《答景仁书》，页1304—1305。

(10) 《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历代》一，页3206。

(11) 案如同田余庆已经谈到的那样，单纯从阅读理解的技术角度而言，朱熹亦主张先读《史记》、《汉书》等正史，再读《通鉴》，说见《朱子语类》卷一一《读书法》下，页195—196。田余庆说见《论轮台诏》，据《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页57。

(12)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之《司马光〈资治通鉴〉》，页177—179。

(13)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六《孝经刊误》，页3212—3213。

(14)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四《答孙季和》，页2538。

(15) 《资治通鉴》卷三一汉成帝鸿嘉三年，页996—997。

(16) 《大事记续编》卷四，页21b—22a。

(17) 《资治通鉴考异》卷一“鸿嘉三年上微行过阳阿主家”条，页7。

(18)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三《子部·小说家类存目》“飞燕外传”条，页1216。

(19) 旧题汉伶玄撰《赵飞燕外传》（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影印明万历新安程氏刊《汉魏丛书》本），页745。

(20) 旧题汉伶玄撰《赵飞燕外传》，页746。

(21)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万有文库》本）卷六三《子部》之“飞燕外传”条，页1243—1244。

(22)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卷三二丁部《四部正讹》下，页317。

(23)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大事记续编”条，页429；又卷一四三《子部·小说家类存目》“飞燕外传”条，页1216。

(24) 清袁枚《随园随笔》（清嘉庆十三年刻本）卷三《诸史类》中卷“史家好言猥亵”条，页9a—9b。案清初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通鉴》这一弊病，已经有所意识和论列，如《读通鉴论》（长沙，岳麓书社，1996，《船山全书》本）卷二六之“大中五年民起为盗由有司虐害”条（页1018）述云：“小说载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温公亟取之登之于策，若有余美焉。自知治者观之，则皆亡国之符也。”

(25) 崔万秋《通鉴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国学小丛书》本）之《通鉴之批判·通鉴之信实》，页88—91。

(26) 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四《通鉴的编纂方法》，页37—38。案顾颉刚在所著《顾颉刚读书笔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第一卷《侍养录》（一）之“《通鉴》不采俊伟卓异之说”条中（页129—130），亦谓司马光《资治通鉴》“颇能辨伪史”。

(27) 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北京，中华书局，1981）十五《资治通鉴》，页162。

(28) 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东京，弘文堂，1949）第九章第4节《资治通鉴》，页262—263。

(29) 宋吴缜《新唐书纠谬》（北京，中华书局，1999，重印民国时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初印本）卷首吴氏自撰《新唐书纠谬序》，页540。

(30) 宋司马光《通鉴释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温公与范内翰论修书帖》，页5b—6a。

(31) 《廿二史札记》卷首赵氏自撰《廿二史札记小引》，页1。

(32) 《廿二史札记》卷末附钱大昕序，页886。

(33) 高敏《关于隋炀帝迁都洛阳的原因》，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页254—268。参见宫崎市定《隋炀帝》（东京，中央公论社，1987）附《隋代史杂考·隋文帝被弑说》，页241—252。案高敏此文承北京大学历史系同事张帆教授提示，谨致谢意。又案孙永如《从史料学论〈资治通鉴·唐纪〉的撰修》一文，对司马光处理史料时“采取以我为用的方法，任意删取”这一情况，也曾有所论述。孙文刊《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页135—138。

(34) 西嶋定生《秦汉帝国》（东京，讲谈社，1974）第四章《武帝时代の外征と内政》之《神仙と巫蛊》，页235—247。案西嶋氏在此书卷末开列的“参考文献”当中，即包括市村瓒次郎的《东洋史统》在内。日比野丈夫、大庭修、米田贤次郎合著《秦汉帝国》（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0）之《武帝の时代》、《シルク·ロード开通》，页182—189、210—212。案日比野丈夫等人撰著的《秦汉帝国》初版于1966年，我在这里引用的新印本，卷末附有富谷至撰写的《解说》（页415—431），称誉此书是基于《史记》、《汉书》等基本传世史料来研究秦汉史的实证史学的名著，足见其对相关史料应做过细致审辨。

(35)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二〇八英宗治平三年四月十八日辛丑录司马光应诏“编历代君臣事迹”时所上奏疏，页5050。

(36) 张须《通鉴学》（上海，开明书店，1948）第三章第九节《小说》，页72—74。案张氏讲述的道理虽然正确，但举述的这个例证却未必十分妥当。盖刘此书以“小说”为名，本出自作者自谦，实则所记史事尚比较可靠，有较高史料价值。说详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之《杂史杂说小说类》，页144。又案，此张须书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张忠炜教授提示，谨志谢意。

(37) 《资治通鉴》卷首元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页28。

(38) 《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唐文宗太和八年十一月元胡三省注，页7899—7900。

(39) 宋林《古今源流至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前集卷二《通鉴》，页15b—16b。

(40) 田余庆《论轮台诏》，据《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页57—59。

(41)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三章第四节《孙甫与司马光》，页76—77。

(4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五哲宗绍圣四年四月乙未，页11531。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三《谏议陈忠肃公》，页324。

(43)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史学丛书》本）卷二六建炎三年八月癸亥，页522。

(44) 《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二四《崔玄伯传》，页621。

(45) 隋王通《中说》（清光绪十六年贵阳陈矩覆宋刻本）卷一《王道篇》，页2b—3b；又卷六《礼乐篇》，页3a。

(46) 宋杨时《龟山先生语录》（上海，上海书店，1984，重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刻本）卷一，页27a；又卷二，页26b。

(47) 宋杨时、张栻编著《二程语录》（清康熙间石门吕氏宝诰堂刻《河南程氏全书》本）卷一，页43a。

(48) 宋吕祖谦《大事记通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吕祖谦全集》本）卷三《程氏遗书》，页217。

(49) 宋吕祖谦《皇朝文鉴》（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常熟瞿氏藏宋刻本）卷一三〇刘恕《书资治通鉴外纪后》，页1329。

(50) 宋蔡戡《定山集》（清光绪二十二年武进盛氏刊《常州先哲遗书》本）卷一二《武帝论》，页4b。

(51) 《司马光集》卷四六《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页991。

(52) 《司马光集》卷三八《横山札子》，页861。

(53) 案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之《范晔〈后汉书〉与陈寿〈三国志〉》（页94）即曾谈到过这一问题，乃谓：“《史记》中春秋战国还有很多材料没有收，但《汉书》，如果要补进班固所没有收的材料，就很难。西汉史料流传到今可以补进《汉书》里去的，实在很少了。”

(54) 宋孔武仲《临江玉峡孔公武仲文集》（明末孔尚斌刻《三孔先生文集》本）卷二《汉武帝论》，页31b。

(55) 《廿二史札记》卷二〇“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页440—442。案相形之下，《史记》则自《汉书》问世以后，就颇受冷落，以至唐官修《五代史志》（见《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页957）乃称“《史记》传者甚微”。

(56) 《汉书》卷首附唐颜师古《汉书叙例》，页3。

(57) 《中说》卷六《礼乐篇》，页2a。

(58) 崔万秋《通鉴研究》之《通鉴之蓝本参考资料》，页38—39。

(59) 案过去已有一些学者，从某些侧面，对《资治通鉴》中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治国路线分歧的记载，表示过怀疑。如古永继《汉武帝中期不可能有“袭亡秦之迹”的自我觉察》，刊《新疆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页83—87。

(60) 《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后元二年二月，页747—748。

(61)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五年十二月，页6091。

(62) 姜鹏《〈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刊《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页114—118。案承蒙复旦大学历史系徐冲教授提示此文，谨致谢意。

(63) 《史通·叙事》，据《史通通释》卷六，页165。

(64) 《史通·杂说》，据《史通通释》卷一七，页480。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九卷（上）《愚修录》（八）之“梁武帝别小说于历史”条，页6969—6970。案殷芸《小说》的取材，除了神话、传说等不经之谈外，还有一些虽然真实可信但却无关宏旨为“史官所宜略”的“细事”（说见宋晁载之《续谈助》卷四《殷芸小说》篇末跋语，页87），前面第三节引述的《殷芸小说》所收“汉高帝敕”，就属于这样的性质。

(65) 隋王通著，唐薛收传，宋阮逸注《元经薛氏传》（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影印明万历新安程氏刊《汉魏丛书》本）卷首唐薛收《元经薛氏传序》，页213。

(66)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史部·正史类》“史记索隐”条，页398—399。

(6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二仁宗天圣二年二月，页2350。

(68) 《新唐书纠谬》卷首吴氏自撰《新唐书纠谬序》，页541。

(69)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史部·正史类》“新五代史记”条，页411。

(70) 宋苏辙《古史》（台北，故宫博物院，1991，影印该院所藏南宋浙本）卷首苏氏自撰《古史序》，页2a。

(71) 《朱子语类》卷一二二《吕伯恭》，页2951—2952。

(72) 唐刘知几《史通·杂说》，据清浦起龙《史通通释》卷一七，页480。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重印民国商务印书馆《续古逸丛书》影印宋椠袁本）卷二上《正史类》之“晋书”条，页564。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史学丛书》本）卷二一，页419。

(73) 《资治通鉴》卷末附司马氏自撰《进书表》，页9607。

(74) 宋苏洵《嘉祐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无锡孙氏小绿天藏影宋钞本）卷八《史论》上，页1a—1b。

(75) 《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四《秘书丞刘公》，页350。

(76) 《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丞相经国王文公》，页134。

(77) 《揅经室集》二集卷七《通鉴训纂序》，页556。

(78) 清沈涛《十经斋集》（上海，中国书店，民国影印清道光刻本）卷一《十经斋考室文》篇末附录清段玉裁撰《十经斋记》，页7a。

(79) 王利器纂集《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之《廿二史札记》，页219。

(80) 案清文廷式《纯常子枝语》（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影印1943年汪氏双照楼刻本）卷二（页54），谓司马光撰著《潜虚》，亦往往“专就当时时事立言”。

(81) 明娄坚《学古绪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读史商语序》，页5a—5b。

(82) 清顾炎武《日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刊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卷二六“通鉴”条，页1944—1949。

(83)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四书通证”条，页300。

第五章　刘宋时期另一场“巫蛊之变”与王俭塑造的戾太子形象

《汉武故事》一书在存世典籍目录当中，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乃书作“《汉武帝故事》二卷”，未题撰人(1)。《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此书或书作“《汉武故事》二卷”，或书作“《汉武帝故事》二卷”，同样都没有题写作者姓名(2)。至北宋中期编撰的《崇文总目》始著录《汉武帝故事》为“班固撰”(3)，今余嘉锡以为“称班固者，实自此始”(4)。稍后，晁载之在节录《汉武故事》时，也称之为“世所传班固所撰”(5)。唯司马光在当时已经由其“语多诞妄”这一点清醒地看出，此书“非班固书，盖后人为之，托固名耳”(6)；晁载之亦云“其事与《汉书》时相出入，而文不逮，疑非固所撰也”(7)。晁载之在《续谈助》中跋所谓“郭子横《洞冥记》”，述及此书，乃谓唐人张柬之言昔“王检造《汉武故事》”(8)。张柬之这一说法，复见于南宋人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引述，书作“《汉武故事》王俭造”(9)。因知《续谈助》之“检”应为“俭”字之讹。余嘉锡以为张柬之所说“自必别有据依，断非凭虚立说。……至宋以后传本之题班固，则浅人所为，非其旧也”(10)，即以王俭为该书作者。

王俭为南朝刘宋至萧齐间人，卒于南齐开国未久之武帝永明五年（487）(11)。今检刘宋裴骃《史记集解》与唐人颜师古《汉书注》，可见所引六朝以前古注都没有引述《汉武故事》，而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以及与之约略同时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等始见征引此书(12)，适与王俭的时代相接续。又明人胡应麟亦谓“《汉武故事》称班固撰，诸家咸以王俭造。考其文颇衰薾，不类孟坚，是六朝人作也”(13)。

另一方面，从中国古小说的发展历史来看，诸如盐谷温、周树人等也早已指出其书盖出自六朝词人之笔，或谓：“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文人好逞狡狯，或欲夸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炫人；晋以后人之托汉，亦犹汉人之托黄帝伊尹矣。此群书中，……大抵……关涉汉事则云刘歆、班固，而大旨不离乎言神仙。”而周氏具体言及其伪题班固而“关涉汉事者”，乃首举《汉武帝故事》(14)，这自然是一种淹通畅达的看法。并观上述几方面因素，综合分析，益知余嘉锡的裁断实信而可从。

不过书中记述的故事，有些或有更早传承，这也是此等著述当中往往会出现的情况。如文中记长陵徐姓女子仪君，乃汉武帝赐与东方朔之二十名宫女之一，俾“朔与行道”，其人“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岁矣，视之如童女，诸侯贵人更迎致之。问其道术，善行交接之道，无他法也。受道者皆与之通，或传世淫之陈盛父子皆与之行道。京中好淫乱者争就之。翟丞相奏坏风俗，请戮尤乱甚者，今上弗听。乃徙女子于敦煌。后遂入胡，不知所终。”(15)“元延”为汉成帝年号，这当然不是刘宋时人王俭应有的口吻，但也不能据此推断像这样的内容就一定是出自汉成帝时期流行于世间的传说(16)。传世神仙家著述，有名《列仙传》者，旧题西汉成帝时人刘向所撰，虽属伪托，但应劭很早即有征引，余嘉锡考证乃东汉“明帝以后顺帝以前人之所作也”(17)。其书既然托名于刘向，而刘向在成帝时以光禄大夫校书中秘，司掌典籍，是人所共知的事情(18)，书中自然会模拟成帝时人的口吻。观葛洪对此《列仙传》多所称誉(19)，且为之续撰《神仙传》，便可知东晋南朝道教中人引重书中的记载，是很自然的事情，故《汉武故事》中有关仪君的内容，更有可能是从《列仙传》中移录而来。唯《列仙传》传世之本已多有后人删削，迥非唐以前旧貌(20)，今已难以比勘核实。

《汉武故事》今存最早传本，为前述北宋晁载之《续谈助》节录本，明后期以来，另有李栻《历代小史》、吴管《古今逸史》等丛书本印行，然取与唐宋类书引文相较，知亦后人缀集而成，迥非原书面目(21)。清朝学者依据唐宋以前类书等文献辑录的本子，则以洪颐煊《经典集林》本较为完备。晚近周树人《古小说钩沉》亦有辑本，则复兼采《续谈助》节本。通览存世内容，知其所记无非道术信仰者以房中等法术修炼长生的行事，诚荒诞无稽之谈，而这正是东晋南朝时期以葛洪为代表的道家神仙学说盛行于世的产物，初不足怪。

不过，在这当中，也有一些似乎稍显另类的记述，这就是《通鉴》所采有关巫蛊之乱的发生缘由以及对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不同治国理念的描摹，这些相对比较平实自然的记述，在全书神云仙雾的背景之下，颇为引人注目。（见图九）

对此，首先我们应当理解，这些内容，本来正符合神仙家的追求。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有相关论述云：

仙法欲静寂无为，忘其形骸，而人君撞千石之锺（钟），伐雷霆之鼓，砰磕嘈囐，惊魂荡心，百枝万变，丧精塞耳，飞轻走迅，钓潜弋高。仙法欲令爱逮蠢蠕，不害含气，而人君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诛，黄钺一挥，齐斧暂授，则伏尸千里，流血滂沱，斩断之刑，不绝于巿。仙法欲止绝臭腥，休粮清肠，而人君烹肥宰腯，屠割群生，八珍百和，方丈于前，煎熬芍药，旨嘉餍饫。仙法欲溥爱八荒，视人如己，而人君兼弱攻昧，取乱推亡，阔地拓疆，泯人社稷，驱合生人，投之死地，孤魂绝域，暴骸腐野，五岭有血刃之师，北阙悬大宛之首，坑生煞伏，动数十万，京观封尸，仰干云霄，暴骸如莾，弥山填谷。秦皇使十室之中，思乱者九。汉武使天下嗷然，户口减半。祝其有益，诅亦有损。结草知德，则虚祭必怨。众烦攻其膏肓，人鬼齐其毒恨。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无修道之实，所知浅事，不能悉行。要妙深秘，又不得闻。又不得有道之士，为合成仙药以与之，不得长生，无所怪也。(22)

读此可知，秦始皇和汉武帝穷兵黩武、劳扰天下苍生的暴政，正是神仙家之流强烈谴责的对象，也是修仙得道的重大障碍。因此，《汉武故事》写入武帝与戾太子之间的政见歧异，应是用以凸显上述理念，可以说是很合理的做法。

若是更进一步向前追溯其渊源，则可以看到，早期道家著述，本来就具有乐于设事譬喻和惯于假托往古帝君这两大特点。前者如《庄子》之多述寓言，后者如其动辄托名黄帝。稍晚的道家乃至道教著述，在假托帝王君主行事以寄寓其大道玄理时，往往称述最为热衷求仙升天的秦始皇和汉武帝。北京大学近年收藏的一批西汉竹书，内有道家著述《周驯（训）》，可知出土竹书的墓葬主人应是尊信黄老一派学说，而同时出土的竹书《赵正书》讲述秦始皇史事，乃与《史记》的记载大相径庭，竟谓秦始皇临终前“喟然流涕，长太息谓左右曰……吾忠臣也，其议所立”，于是“丞相臣斯、御史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窘，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胡亥为代后。’王曰：‘可。’王死而胡亥立”，绝然悖戾胡亥与赵高合谋篡位自立的真实面目，其事固非信史，恰如同时出土另一篇竹书《妄稽》这一篇名所示，一望可知纯属虚妄无稽之谈(23)。王俭在《汉武故事》中讲述的刘彻晚年悔过罪己之事，与此始皇帝“临终遗命”正如出一辙。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每一位作者，都有自己特定的经历，在著述中，往往会或有意或无意地羼入一些个人的感慨，或是寄寓某种情感或者主张、认识。常语云，知人论世。审视王俭在南朝的经历，可以看出，或许更多地是基于某种个人的原因，才促使王俭耗费如许之多的笔墨，在《汉武故事》中写下这样的内容。

王俭身出东晋南朝天下第一望族琅邪王氏。父亲王僧绰，在刘宋时尚太祖文皇帝刘义隆长女东阳公主（初封武康，故又称武康公主），深受太祖倚重，以侍中执掌机密，“朝政小大，皆与参焉”(24)，而东阳公主正卷入了其弟太子刘劭咒厌乃父的巫蛊事件。这次事件，最终发展到刘劭起兵反叛，弑父夺得帝位，而其情形恰与戾太子咒厌武帝并发兵反叛略相仿佛。

《南史·刘劭传》记其事发背景与初始情形较为简明扼要：

劭字休远，文帝长子也。……年六岁，拜为皇太子。……十三加元服。好读史传，尤爱弓马。及长，美须眉，大眼方口，长七尺四寸。亲览宫事，延宾客。意之所欲，上必从之。东宫置兵与羽林等。（元嘉）十七年（440），劭拜京陵，大将军彭城王义康、竟陵王诞、桂阳侯义融并从。

二十七年，上将北侵，劭与萧思话固谏，不从。魏太武帝至瓜步，上登石头城，有忧色。劭曰：“不斩江湛、徐湛之，无以谢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关二人，但湛等不异耳。”由是与江、徐不平。

上时务本业，使宫内皆蚕，欲以讽励天下。有女巫严道育，夫为劫，坐没入奚官。劭姊东阳公主应合婢王鹦鹉白公主道育通灵，主乃白上，托云善蚕，求召入。道育云：“所奉天神，当赐符应。”时主夕卧，见流光相随，状若萤火，遂入巾箱，化为双珠，圆青可爱。于是主及劭并信惑之。始兴王浚，素佞事劭，并多过失，虑上知，使道育祈请，欲令过不上闻。歌儛咒诅，不舍昼夜。道育辄云：“自上天陈请，必不泄露。”劭等敬事，号曰天师。后遂为巫蛊，刻玉为上形像，埋于含章殿前。(25)

如上文所述，王俭母东阳公主不仅积极参与巫蛊之事，并且是导致此举的关键人物，而元嘉二十七年因对文帝北伐之举政见不一，太子刘劭与江湛、徐湛之辈，产生严重冲突，应是促使刘劭行用巫蛊之术的直接原因。

检读《宋书·江湛传》的记载，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刘劭与江湛等人冲突的严重程度：

上大举北伐，举朝为不可，唯湛赞成之。索虏至瓜步，领军将军刘遵考率军出江上，以湛兼领军，军事处分，一以委焉。虏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议，众并谓宜许。湛曰：“戎狄无信，许之无益。”劭怒谓湛曰：“今三王在厄，讵宜苟执异议。”声色甚厉。坐散俱出，劭使班剑及左右推之，殆将侧倒。劭又谓上曰：“北伐败辱，数州沦破，独有斩江湛可以谢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异耳。”劭后燕集，未尝命湛。常谓上曰：“江湛佞人，不宜亲也。”上乃为劭长子伟之娉湛第三女，欲以和之。(26)

清初人王夫之称“劭之与君父有不两立之势也，自其怨江、徐而造巫蛊已然矣”(27)，就是把刘劭与江湛、徐湛之等人的矛盾，视作激使其以巫蛊之术来咒厌文帝速死的主要原因。

唯宋文帝当时，并没有萌生因此而废黜刘劭储位的想法。不仅如《江湛传》所见，积极设法调解刘劭与江湛等人的矛盾，而且还在巫蛊之事泄露之后，对刘劭也没有严加追究。至元嘉三十年正月，因“大风飞霰且雷”，文帝“忧有窃发，辄加劭兵众，东宫实甲万人。车驾出行，劭入守，使将白直队自随”(28)，这也显示出对刘劭的信任和关心。那么，皇太子刘劭又为什么要咒厌文帝速死乃至竟然起兵杀害文帝呢？

周一良分析刘宋一朝特别是宋文帝时期政治态势，尝谓沈约纂修《宋书》，除宋末十几年的事迹之外，都是承用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爰等人在宋时所修的旧史（德勇案：关于这一点，清人王鸣盛已经有所论述(29)），而何承天至徐爰诸人系以本朝人修本朝史，必然多所顾虑，不敢率直表述。为此，研究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需要透过具体史事，去探寻潜藏在表象背后的历史真相。

透过零散的历史事件，周一良总结云，大抵武帝刘裕及文帝刘义隆初即位时，朝廷内外诸大臣多为与刘裕一同起事之人，相互之间本无君臣之分，故对刘裕未必心悦诚服，因而每成猜忌对象，致使异姓大臣多被屠戮。周氏复分析宋文帝的个人品性和当时的政治环境，以为宋文帝生性多所猜忌怀疑，乃至自称于其左右“为少恩”(30)。为巩固权力，宋文帝更不断诛杀大臣与宗室诸王。如其即位不久，便杀掉了对他形成直接威胁的几个“顾命”大臣。以后元嘉七年杀兖州刺史竺灵秀，十三年杀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济。至义隆中期以后，随着刘家天下之逐渐牢固，君臣名分趋于稳定，文帝又将猜疑的矛头转向宗室诸王。于是，元嘉十七年杀掉党于彭城王义康的丹阳尹刘湛和义康的一些亲信，二十年杀蕹州刺史刘道真、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二十二年免彭城王义康为庶人并杀掉拥戴义康的范晔等人，二十八年赐义康死。这些大臣和宗室，多属蒙冤被杀。在这样阴森的威势之下，使得宗室诸王和执事大臣都深存戒心，惴惴无以自保，以至《世说新语》的作者、临川王刘义庆，虽“少善骑乘”，而“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31)，盖东晋南朝时期骑马一事在某种程度上已成政治野心的标志，义庆为能全身远祸，躲避政事风险，只好招聚向学之士，寄情于诸如《世说新语》这样玄谈清议的文辞(32)。

周一良复谓宋文帝刘义隆之“刻薄少恩”，“固不止于对待左右而已”(33)，不知这是不是也包括皇太子刘劭在内。但明了上述背景，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刘劭身居储位竟至铤而走险，夺权篡位，同样应当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公然冒犯乃父之后，难以自安所致；而且也只有认识到宋文帝的险刻品性已经招致普遍畏惧和怨恨，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其长女东阳公主和当时身受重宠并“专主内政”的潘淑妃所生皇子刘浚都会积极附从刘劭，与身巫蛊之事，刘浚甚至协从起兵反叛（东阳公主在巫蛊之事泄露前身故，不然也很可能一同参与造反）。巫蛊之事发生数年之前，积极怂恿彭城王刘义康起兵夺位的孔熙先，因素善天文，尝谓有图谶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驾，当由骨肉相残，江州应出天子。”孔某且云所谓江州天子，应以义康当之(34)。孔熙先谓“太祖必以非道晏驾，当由骨肉相残”，自应基于刘宋宗室对刘义隆为政之“非道”的普遍怨恨，不然何以会编造这样的谶语。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刘劭力主斩杀的徐湛之，人品极为卑劣龌龊。徐湛之当初本来和范晔等人一起，策划拥戴彭城王刘义康夺取大位，而且“素为义康所爱，虽为舅甥，恩过子弟”，到临起事时却因担心政变失手遭受惩处而向文帝告密，赖此始获刘义隆擢拔倚重(35)。江湛行事虽然堪称正人君子，但为政“颇有刻核之讥”(36)，也是不该轻易得罪的人物。皇太子刘劭极力主张由徐湛之和江湛来承担轻率北伐招致兵败国削的责任，而且讲出了不斩二人“无以谢天下”这样的狠话，分明与之势不两立。像徐湛之这样的小人，必然会为求自保而伺机构陷太子，这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若有过失为江湛察知，亦同样会面临严重危险。刘劭本人自然会清楚这一点，而宋文帝如此庇护江、徐二人，也就意味着太子时刻都面临着被其谗言陷害的危险。

更为严重的是，文帝已经明确讲出“北伐自我意”这样的话，刘劭依旧痛斥江、徐辈为“佞人”而不稍宽假，这实际上等于不依不饶地追究北伐决策的失误，直接挑战文帝的权威。试看宋文帝于北伐失利之后，因“索虏来寇瓜步，天下扰动”，文帝便担心“异志者奉义康为乱”，从而在翌年亦即元嘉二十八年正月，将人望颇高的废彭城王刘义康赐死(37)，所以刘劭恐怕不能不心存忧惧。清末民初间人刘体仁曾评议宋文帝一朝政事云：“终文帝之世，内讧最烈，甚至太子与群臣争，帝亦疑忌最深，而乃死于其子之手，猜忌亦何益哉！”(38)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已经意识到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斗和文帝本人的过分疑忌，应该是皇太子刘劭行用巫蛊以促其父速死的根本原因。

从表面上看，在宋文帝与太子刘劭这场宫廷争斗中，王俭的父母，似乎分别站在了对立的两边。如前所述，其母东阳公主，是最早诱导乃弟刘劭以巫蛊咒厌文帝的人，堪称首事之人。其父王僧绰本深蒙宋文帝倚重，《宋书》本传记载他在巫蛊事变前后的相关行事时说：

会二凶巫蛊事泄，上独先召僧绰具言之。及将废立，使寻求前朝旧典。劭于东宫夜飨将士，僧绰密以启闻。上又令撰汉魏以来废诸王故事，撰毕，送与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随王诞，江湛欲立南平王铄，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议久不决。诞妃即湛之女，铄妃即湛妹。太祖谓僧绰曰：“诸人各为身计，便无与国家同忧者。”僧绰曰：“建立之事，仰由圣怀。臣谓唯宜速断，不可稽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愿以义割恩，略小不忍；不尔，便应坦怀如初，无烦疑论。《淮南》云：‘以石投水，吴越之善没取之。’事机虽密，易致宣广，不可使难生虑表，取笑千载。”上曰：“卿可谓能断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将谓我无复慈爱之道。”……

及劭弑逆，江湛在尚书上省，闻变，叹曰：“不用僧绰言，以至于此。”劭既立，转为吏部尚书，委以事任。……顷之，劭料检太祖巾箱及江湛家书疏，得僧绰所启飨士并废诸王事，乃收害焉，时年三十一。(39)

据此，则僧绰似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了文帝一边。

然则在当时充满凶险的政治环境下，王僧绰得以保有尊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谨言慎行，谦抑自处。史载僧绰一向“不以才能高人”，与族人晏语，每以“止足为贵”，“及为侍中，时年二十九。始兴王浚尝问其年，僧绰自嫌蚤达，逡巡良久乃答，其谦虚自退若此”(40)。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王氏家族在南朝变换更迭政局中的自处之道，其从兄王微即因“惧其太盛，劝令损抑”，从而谓之曰：“持盈畏满，自是家门旧风。”(41)逮巫蛊事泄之时，东阳公主虽已先此身故，此事与王僧绰的牵连依然相当微妙。面对猜忌心极重的宋文帝，其“独先召僧绰具言之”，在王僧绰看来，很可能正是用以窥探他的态度。所以，王僧绰必须果断表达对文帝忠诚不贰的立场，以保全身家性命。也正因为东阳公主与刘劭已经有此瓜葛，至太子刘劭策划起兵之时，王僧绰更不能稍有含糊而抢先告变，并坚定主张对其加以严厉处置。刘劭在杀掉文帝的同时，一并处决江湛、徐湛之辈“太祖亲信左右数十人”，却没有诛及王僧绰，这显示出刘劭并未将其视作文帝的心腹。不仅如此，当刘劭拟议改元即位之际，“初使萧斌作诏，斌辞以不文”，且谓“旧逾年改元”，而“劭以问僧绰，僧绰曰：‘晋惠帝即位便改元’，劭喜而从之”，“乃使侍中王僧绰为之”(42)，即王僧绰不仅积极为其寻找历史依据，一如数日前为宋文帝罢黜刘劭而“撰汉魏以来废诸王故事”，而且还亲献笔墨，起草诏书，宣布改启新元为太初。王僧绰这一举动，显然具有浓重的拥戴意味，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刘劭才随即令其“转为吏部尚书，委以事任”。不难看出，王僧绰之于宋文帝，只是希求自保而已，绝非愚诚效忠，只是由于刘劭缺乏政治经验和操弄手腕，才错误地将其杀掉。周一良论述东晋以后宋齐梁陈代相更替之际世家大族的政治取向，尝谓王、谢等“高门甲族重自己的门户甚于王朝，首先考虑是如何保卫家门，而不是尽忠王室”(43)，亦即清人赵翼所说与时推迁“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也(44)。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王僧绰在刘义隆、刘劭父子之间的立场抉择，首先也应该基于这样的考虑。

上述情况表明，王僧绰对待刘劭，至少是一个中立的态度，与东阳公主并非完全对立。王僧绰遇难时王俭刚刚出生不久，是被叔父王僧虔抚养成人。有关生身父母在这场政治变故当中的行为和遭遇，以及宋文帝和刘劭两人在这场变故中的是非曲直，应主要得自叔父或其他王氏家族成员，而其所知所闻，与源自本朝史书的《宋书》以及其他同类记载未必完全一致，有些情况甚至有可能正相背反。《宋书·礼志》载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讲《孝经》通”，释奠国子学，如晋故事(45)，《南史·周弘正传》载弘正在梁中大通间迁国子博士，“学中有宋元凶讲《孝经》碑，历代不改，弘正始到官，即表刊除”(46)，显示刘劭死后，在刘宋国内，并非普遍痛诋其弑父犯上的行为，不然早应推倒毁掉此碑。《南齐书》本传记王俭于宋明帝时“尚阳羡公主，拜驸马都尉。帝以俭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蛊事，不可以为妇姑，欲开冢离葬，俭因人自陈，密以死请，故事不行”(47)。这说明王俭对其母附从刘劭反对宋文帝显然有所同情和理解，他在刘宋末期积极支持齐太祖高皇帝萧道成，道成称其“谋谟之功，莫与为二”，也清楚地显示出对刘宋政治的严重不满(48)，而这一点正应该是他在《汉武故事》这样的神仙家著述当中，特地加入一大段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治国理念冲突的重要原因。

周一良曾经指出，在刘劭政变失败之后的孝武帝刘骏和明帝刘彧两朝，宋帝依然严厉监控诸王大臣。刘骏和刘彧一方面依仗宗室诸王，以钳制异姓大臣；另一方面，又深恐身后嗣子年幼，皇位不稳，于是对诸王横加疑忌，不断诛锄(49)。在孝武帝去世之后、明帝即位之前，孝武帝子刘子业曾短暂承袭帝位，史称“前废帝”。这位“前废帝”在位两年多时间里，由于“恒虑有图之者”而肆意“诛害宰辅，杀戮大臣”(50)，因其“凶悖日甚，诛杀相继，内外百司，不保首领”(51)，使得“左右常虑祸及，人人有异志”(52)。其残害宗室诸王之酷烈，就连年仅十岁的异母弟新安王刘子鸾，亦被赐死，以致刘子鸾临死时竟感叹云“愿身不复生王家”(53)。关于明帝刘彧之嗜杀，近人刘体仁述及相关史事，评述云孝武帝刘骏之“猜暴”，“亲臣犹有术自全，不似明帝之杀戮宗亲，惨无人理也”(54)。事实上，刘宋帝王这种肆行诛戮的做法，在明帝去世之后也并没有改变。继承帝位的太子刘昱，亦即所谓“后废帝”，“狂暴”有过乃父，复“天性好杀，以此为欢，一日无事，辄惨惨不乐”，“恣行诛戮，出入无度，从者并执矛锥锯自随，有忤意，击脑棰阴、刺心剖腹之诛，日有数十”(55)，结果仍旧是一派“内外百司，人不自保”的惶恐局面(56)。

明帝泰始三年（467），王俭“年十八，解褐秘书监，太子舍人，超迁秘书丞”(57)，已经步入仕途，肃杀的社会氛围，对其思想观念应该有直接的影响，而汉武帝之猜忌诛戮，与文帝等刘宋诸帝，亦颇多相似之处。如史称武帝时诏狱大兴，“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58)；又武帝时自公孙弘出任丞相并得以善终其位之后，有“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牦继踵为丞相，……唯庆以惇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59)。“石庆虽以谨得终，然数被谴”。如此恐怖的政治现实，吓得公孙贺在拜相时竟“顿首涕泣”而不敢接受印绶。后来虽被汉武帝强行擢任为丞相，公孙贺却心知性命“从是殆矣”，最终果然落得个“父子死狱中，家族”的下场(60)。面对宋文帝的所作所为，王俭似乎很容易联想到汉武帝的身影。

王俭在南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去世时虽然年仅三十八岁，但他“幼有神彩，专心笃学，手不释卷”，“少撰《古今丧服集记》”，在宋后废帝元徽元年（473）二十四岁时，就写成目录学名著《七志》三十卷进献，继之又写成《元徽四部书目》(61)。撰著像《汉武故事》那样的神仙故事，要比这些严肃的学术著作容易很多，所以，同样有可能是撰著于刘宋时期。考虑到前文所说何承天等人为本朝写史时对宋文帝的行事都不敢秉笔直书的情况，王俭藉此神仙故事来曲折地表现他对这场宫廷争斗的看法，应该也是一种合乎情理的做法。

循此思路，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汉武故事》中展现的戾太子之“守文”理念，不仅与刘劭反对宋文帝兴兵北伐的主张相一致，也与王俭本人的政治倾向相吻合。所谓“守文”，对外为慎兴征伐，对内则为宽治生民，节用财力。入齐后，因“都下舛杂，且多奸盗，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检括”；又宋明帝所建紫极殿，本“珠帘绮柱，饰以金玉，江左所未有”，而高帝有“坏宋明帝紫极殿，以材柱起宣阳门”等兴作，凡此，王俭俱上表切谏，以为“京师翼翼，四方是凑，必也持符，于事既烦，理成不旷，谢安所谓‘不尔何以为京师’”，又云：“俭者德之舆，……守文中主，尚使谏诤在义即悦，况陛下圣哲应期，……兴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视遐迩。”(62)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王俭守文持静的思想观念。

除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采录的内容之外，在《续谈助》节录本《汉武故事》当中，还有两条纪事，应是用以反映这一“守文”思想。其中一条为：

元光元年（前134），天星大动，光耀焕焕竟天，数夜乃止。上以问董仲舒，对曰：“是谓星摇民，人劳之妖也。”是时谋伐匈奴，天下始不安。上谓仲舒妄言，意欲诛之。仲舒惧乞补刺史以自效，乃用为军候，属程不识，屯雁门。

另一条为：

上善接士大夫，拔奇取异，不问仆隶，故能得天下奇士。然性急，不贷小过，汲黯每谏上曰：“以有限之士，咨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能尽，陛下欲与谁为理乎？”上笑曰：“夫才为世出，何时无才？且所谓才者，犹可用之器也，才不应务，是器不中用也。不能尽才以处事，与无才同也，不杀何施？”黯曰：“臣虽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犹以为非，愿陛下自今改之，无以臣愚为不知理也。”上顾谓群臣曰：“黯自言便辟，则不然矣；自言其愚，岂非然乎？”时北伐匈奴，南诛两越，天下骚动，黯数谏争，上弗从，乃发愤谓上曰：“陛下耻为守文之君，欲希奇巧于争表，臣恐欲益反损，取累于千载也。”上怒，乃出黯为郡吏，黯忿愤，疽发背死。赐谥刚侯。(63)

前后对照，尤易理解王俭藉汉武帝与戾太子事来表现他对刘劭反对宋文帝之举的同情；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见解，他才按照自己对刘劭政治主张的理解，在《汉武故事》中刻意塑造出一个与汉武帝有着完全不同治国理念的戾太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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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页966。

(2) 《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页1998。《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页1473。

(3) 《玉海》卷五一《艺文》之“汉武帝故事”条引《崇文总目》佚文，页965。

(4)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卷一八《子部·小说家类》之“汉武故事”条，页1129。

(5) 《续谈助》卷三录题汉班固撰《汉武故事》篇末跋语，页69。

(6) 《资治通鉴考异》卷一元光四年十二月晦“杀窦婴”条，页3。

(7) 《续谈助》卷三录题汉班固撰《汉武故事》篇末跋语，页69。

(8) 《续谈助》卷一录题汉郭子横撰《洞冥记》篇末跋语，页16—17。

(9) 《郡斋读书志》卷二下《传记类》之“汉武故事”条，页581。

(10) 《四库提要辨证》卷一八《子部·小说家类》之“汉武故事”条，页1128—1130。

(11) 《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卷二三《王俭传》，页437。

(12)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62，影印宋绍兴刻本）卷上《文学》梁刘孝标注引《汉武故事》，页65b—66a。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影印清光绪壬辰长沙思贤讲舍原刻本）卷一九，页287。

(13) 《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丙部《九流绪论》下，页285。

(14) 盐谷温《中国小说の研究》（东京，弘道馆，1949）第二节《两汉六朝小说》，页302—30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北新书局， 1927）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页25，页28—30。

(15) 见明李栻《历代小史》（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影印明嘉靖万历间刊本）卷四《汉武故事》，页71。

(16) 案今颇有一些学者据此立论，断定《汉武故事》成书于汉成帝时期，如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第三章第三节《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页172—175）和刘化晶《〈汉武故事〉的作者与成书时代考》一文即俱持此说。然而，与余嘉锡、盐谷温、周树人等人的论述相比，这些说法似甚显浅陋，尚殊难令人信服。刘文刊《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页64—66。

(17) 《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九《子部·小说家存目》之“列仙传”条，页1202—1207。

(18) 《汉书》卷一〇《成帝纪》，页310；又卷一〇〇上《叙传》上，页4203。

(19) 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据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二，页16。

(20) 《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九《子部·小说家存目》之“列仙传”条，页1207—1210。

(21)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汉武故事”条，页1206。

(22) 《抱朴子内篇·论仙》，据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二，页17—18。

(23)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墨迹选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篇首之《出版说明》，又《周驯》、《赵正书》、《妄稽》诸篇，页9—19。案原附释文以为“窘”字通作“群”，参见竹书整理者赵化成撰《北大西汉竹书〈赵正书〉简说》一文，知是将“窘”字连下读作“群臣”，似误。今读作“道远而诏期窘”，文义应更顺畅。赵文刊《文物》2011年第6期，页64—66。

(24) 《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七一《王僧绰传》，页1850。《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并卷末附王仲荦撰《校勘记》，页433、442。

(25) 《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一四《宋文帝诸子传·元凶劭》，页386—387。

(26) 《宋书》卷七一《江湛传》，页1849。

(27) 《读通鉴论》卷一五《宋文帝》之“袁淑死难惜去官不早”条，页576。

(28) 《宋书》卷九九《二凶传·元凶劭》，页2426。

(29)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史学丛书》本）卷五三“沈约宋书”条，页475。

(30) 《宋书》卷六一《江夏王义恭传》，页1642。

(31) 《宋书》卷五一《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继子义庆》，页1477。

(32) 周一良《〈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原刊《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此据作者文集《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页333—337。又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之《〈宋书〉札记》“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条与“刘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变化”条，页159—161、200—201。

(33) 周一良《〈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据《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页336。

(34) 《宋书》卷六九《范晔传》，页1821。

(35) 同上书，页1820—1827。

(36) 《宋书》卷七一《江湛传》，页1849。

(37) 《宋书》卷六八《武二王传·彭城王义康》，页1796—1797。

(38) 刘体仁《通鉴札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影印民国石印《辟园史学四种》本）卷八“明帝杀戮宗亲而祚以斩”条，页430。

(39) 《宋书》卷七一《王僧绰传》，页1850—1851。

(40) 《宋书》卷七一《王僧绰传》，页1850；又卷六二《王微传》，页1666。《南史》卷二二《王僧绰传》，页589。

(41) 《宋书》卷六二《王微传》，页1666。《南史》卷二二《王僧绰传》，页589。

(42) 《宋书》卷九九《二凶传·元凶劭》，页2427。

(43) 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原刊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此据《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页343—345。

(44) 《廿二史札记》卷一二“江左世族无功臣”条，页253—254。

(45) 《宋书》卷一七《礼志》四，页484。

(46) 《南史》卷三四《周朗传附族裔弘正传》，页898。

(47) 《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页433。

(48) 《南史》卷二二《王俭传》，页591—592。

(49)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之《〈宋书〉札记》“刘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变化”条，页159—161、201—202。

(50) 《宋书》卷八《明帝纪》，页152。

(51) 《宋书》卷七《前废帝纪》，页146。

(52) 《宋书》卷八《明帝纪》，页152。

(53) 《宋书》卷八〇《孝武十四王传·始平孝敬王子鸾》，页2065。

(54) 刘体仁《通鉴札记》卷八“明帝杀戮宗亲而祚以斩”条，页430。

(55) 宋刘敞《南北朝杂记》（扬州，广陵书社，2007，影印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排印清曹溶辑《学海类编》本）之“宋幼帝”条，页647。案关于前、后废帝以及武帝子少帝之荒唐，刘宋帝室之自相屠戮，清人赵翼在所撰《廿二史札记》卷一一“宋齐多荒主”条（页231—233）与“宋子孙屠戮之惨”条（页240—241）有更详细叙述，请参看。

(56) 《宋书》卷九《后废帝纪》，页189。

(57) 《南史》卷二二《王俭传》，页591。

(58) 《汉书》卷六〇《杜周传》，页2660。参见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武帝时刑罚之滥”条，页58。

(59) 《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页2623。

(60) 《汉书》卷六六《公孙贺传》，页2877—2878。

(61) 《宋书》卷九《后废帝纪》，页180；又《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页433、438。

(62) 《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页434。《南史》卷二二《王俭传》，页593。

(63) 《续谈助》卷三录题汉班固撰《汉武故事》，页64、66—67。

第六章　汉武帝谓戾太子不类己故事的原型

民国初年浙江瑞安人李笠撰著《史记订补》，勾稽归纳《史记》著述通例一十有二，杨树达称誉李氏能“求其所以然之故”(1)。在李笠总结的这十二条通例当中，开示太史公运笔有“叚托”一法：

史贵详实，然亦有意主形夸，词务奇谲者，不可以循名而责实也。《鲁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抓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吕览》、《淮南》并以其事属之夏禹。《李将军传》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吕览》以为养由基，《韩诗外传》、《新序》又以为楚熊渠子。盖一以形容礼贤之殷，一以夸张艺术之精，初非信有其事也。若必和其事迹、考其时代，不以傎乎？即如《滑稽列传》淳于髡言大鸟不飞不鸣，与伍举语同，苟不明叚讬之谊，何所适从？(2)

李笠所说，应属世人讲述史事，于口耳相传之际，以其性质或情形类同而无意羼入的前人典型事例，一经史家著于竹帛，后人读之，便见事同时异，或是事同人异。王俭写作《汉武故事》，本是编造历史故事，自易藉取前人相关行事，作为创作的原型。

例如，在洪颐煊的辑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样一段《汉武故事》的内容：

上尝辇至郎署，见一老郎，鬓眉皓白〔案《文选》注作“尨眉皓发”〕，衣服不完。上问曰：“公何时为郎？何其老矣！”对曰：“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也〔案《文选》注作‘颜驷，不知何许人也’〕，文帝时为郎。”上问曰：“何不遇也？”驷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又少〔案《文选》注作‘景帝好美，臣貌丑’〕。陛下即位，好少，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其言，拜为会稽都尉〔《后汉书·张衡传》注。《北堂书钞》一百四十。《文选·思玄赋》注。《太平御览》三百八十三，又七百七十四〕。(3)

不同文献所引述文字的差异，正显示出像这样的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很容易发生变形，而在东汉人王充撰著的《论衡》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更早的原型：

昔周人有仕数不遇，年老白首，泣涕于涂者。人或问之：“何为泣乎？”对曰：“吾仕数不遇，自伤年老失时，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对曰：“吾年少之时，学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后主又用武。吾更为武，武节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尝一遇。”仕宦有时，不可求也。(4)

两相比较，恰如父子母女间之身形面影，可以清楚地看出《汉武故事》从中脱胎而出的貌像。

与此相似，王俭在《汉武故事》中塑造的汉武帝与戾太子这一组对立形象，除了以他所要寄寓的宋文帝与太子刘劭之间的冲突作为参照的背景之外，我们还可以在西汉的历史中看到其所依托的另外一些历史原型。

如前引《通鉴》所见，《汉武故事》对武帝与戾太子之间两种治国理念和两条施政路线分歧的描写，是由戾太子“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这段文字展开的。虽然在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事情，但西汉其他皇帝对身居储位的太子确实有过这样的看法。

第一位皇帝是汉高祖刘邦。《史记·吕太后本纪》记云：

吕太后者，……生孝惠帝，……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涕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5)

惠帝为人处世，确实宅心仁厚，其极力护持赵王如意、齐王肥免遭生母吕后毒手，怜悯戚夫人遭吕后残害为“人彘”，俱出自一片赤诚爱心，与汉高祖刘邦之雄强阴鸷，适成鲜明对比。虽然仅仅在位七年，即过早离世，而在吕后控制之下，未能实际掌控权柄，但从其仁弱天性来看，若能享年长久，亲理国政，其所施政令确应较刘邦远为宽柔。

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对后世影响巨大，他与惠帝之间这种鲜明的品格对比，以及他因惠帝与己不类而想要将其废黜这些情况，很容易给自幼即“专心笃学，手不释卷”的王俭留下深刻印象，在塑造戾太子形象时，将其移用于《汉武故事》当中。

又《吕太后本纪》称惠帝为太子时，赖留侯之策始得免遭废黜，这是指张良为吕后划策，延请所谓“商山四皓”为其护佑储位事。《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迫使刘邦放弃易储计划事云：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佯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馀，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

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雁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6)

这个商山四皓护持太子的故事，传奇意味浓重，本来有很多史学家不敢信以为真(7)，但《汉武故事》中“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的说法，却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此衍生而来的。

汉朝嫌太子不类于己的第二位皇帝是汉宣帝。《汉书·元帝纪》记云：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许皇后，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倢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8)

汉宣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太子不类于己的词语，但已清楚地讲明太子的治国理念与自己有明显差别，不如淮阳王更适宜作执行自己国策的太子，其父子之间的主要差别，则同样是太子“柔仁好儒”，而宣帝以为治国者应当“明察好法”。

若干年前，我曾偶然购得一部明人写本，失去作者姓名，乃是阅读《资治通鉴》的札记，其中列有一“责太子”的条目，谓“太子仁柔好儒术，是治家者而非乱家者也。宣帝爱次子而不爱太子，其真乱家者乎？于是反以乱家责太子，而不自觉其非焉。呜呼，宣帝遭巫蛊之难，备知武帝父子贼恩之惨矣，而又有此自贼其子之言，夫岂生于忧患者耶？”(9)（见图十）实则宣帝这番说教，适可反证所谓戾太子仁厚不类武帝之说，本应该是从宣帝与其太子的关系中衍生而来。不然，因戾太子即宣帝祖父，其事既为自己祖父亲所遭遇，并由此令祖父蒙难，自己幼年也因此而备尝艰辛，宣帝何以竟会如此简单地旧调重弹，“自贼其子”？

事实上，不仅是前面第一节谈到的汉昭帝前期，整个昭帝以至宣帝两朝，尽管在某些具体施政措施上，曾经略有调整，但从总的方针路线上来说，都在一直坚定地执行武帝以来的内外国策，即“以霸王道杂之”的所谓“汉家制度”。即如前面第四节提到的司马光所称颂昭帝用贤良文学之议而罢废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实际上仅仅是“罢权酤官”而已，并且同时又“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亦即另行强征酒税，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改变(10)。在霍光主政的昭帝时期，甚至连汉武帝在所谓“轮台诏书”中一度停罢的屯田轮台之事，霍光亦“用桑弘羊前议”而复行之(11)。又如前面第一节曾经提到《汉书·食货志》也与《汉书·西域传》一样，记载“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而《汉书·食货志》复记云汉武帝为落实他在轮台诏书中下达的“方今之务，在于力农”这一指令，尚命“以赵过为搜粟都尉”，盖以“过能为代田，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虽然试种的结果表明，用这种代田法种植谷物，确实“用力少而得谷多”(12)，但这并不能像张维华等一些学者过去所说的那样，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一种旨在“富民”的政策(13)。盖《汉书·食货志》下文尚有记载云，农田收成提高之后，“课得谷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14)，自己清楚说明这种促进农业生产的举措，目的并不是想要恢复“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而是如同“搜粟都尉”这一官名所显示的那样，意在为朝廷增加搜刮民脂民膏的数量，汉武帝所标榜“富民”云者，实乃诤臣汲黯所当面拆穿的本性使然，不过“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而已(15)。

《汉书·宣帝纪》载宣帝在即位之后未久的本始二年（前72）五月，曾颁下诏书云：“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蛮乡风，款塞来享。建太学，修郊祀，定正朔，协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应，宝鼎出，白麟获，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其议奏。”于是“有司请宜加尊号。六月庚午，尊孝武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献。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国，皆立庙”(16)。如此颂扬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正是出自他对武帝各项大政方针的全面继承(17)。史称“宣帝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有上言劝谏者亦以为迂阔(18)；刘向《别录》谓“申子学好刑名”，而“宣帝好观其君臣篇”(19)，就都是对此很好的印证。

宋人王应麟尝综合相关记载，概括昭、宣二帝时期汉朝的政治状况说：“昭帝幼，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繇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武帝用法之深，霍光因而不革，绳下益峻。……宣帝好观《申子·君臣篇》，所用多文法吏，忠厚之泽斩焉。……以刑名绳下，以法律为《诗》《书》，帝之治体可见。”(20)这显然不是什么“守文”的气象。

直到后来元帝继位以后，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样的指导思想，纯用儒家理念治国，从而真正转向所谓“守文”之路。东汉人崔实撰著《政论》，称“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原，故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海内清肃，天下谧如。嘉瑞并集，屡获丰年。荐勋祖庙，享号中宗。筭计见效，优于孝文。元帝即位，果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治国之道，得失之理，于斯可以鉴矣”(21)。通读《汉书》相关记载，不难看出，宣、元二帝间施政理念的变化，实际上正是对汉武帝以来治国方略的转折性更改。故顾颉刚称赞崔氏“论汉事甚是”，并谓“武、宣之好儒，好其名耳，元、成之好儒，乃好其实”(22)；钱穆论汉代学术，亦云“汉武、宣用儒生，颇重文学，事粉饰。元、成以下，乃言礼制，追古昔，此为汉儒学风一大变”；或曰“汉帝重儒者，则古昔，则自孝元始，莽政亦承自孝元遗风”。通贯有汉一代文化与政治的演变，综而论之，则谓“元成哀平新莽之际，学术风尚之趋变，政制法度之因革，其迹可以观”(23)，这显然是把元成以降直至王莽新朝，作为有别于此前孝武昭宣诸朝的一个历史阶段。汉宣帝与元帝之间不同治国理念而导致的这一重大政治变化，更适合王俭将他们父子之间这种对比关系，移用为汉武帝和戾太子故事的原型。

2012年11月7日草稿

2013年12月13日改定

2014年1月23日再次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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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笠《史记订补》（长沙，岳麓书社，1994，《二十五史三编》影印民国年间瑞安李氏刻本）卷首杨树达序，页463。

(2) 李笠《史记订补》卷首《史记订补叙例》，页464—465。

(3) 清洪颐煊辑《经典集林》（民国丙寅海宁陈氏慎初堂影印清嘉庆间《问经堂丛书》本）卷一五《汉武故事》，页2b。

(4) 汉王充《论衡》（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涵芬楼藏明嘉靖通津草堂刻本）卷一《逢遇篇》，页4b。

(5)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页395。

(6) 《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页2046—2047。

(7) 案对此事疑而不信的学者，就包括司马光在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卷一（页2）曾特地考辨此事，以为《史记·留侯世家》所记本非事实，乃“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案此点承蒙北京大学历史系同事张帆教授的教示，谨致谢意。又案《史记》所记商山四皓事虽然颇有传奇成分孱入其中，但也语出有因。《古文苑》卷一〇载录的《汉高祖手敕太子书》（页74），有一通述及此事，云：“尧舜不以天下与子而与它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马尚借（惜），况天下耶？吾以尔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为嗣。”可见《史记》的记载应当具有一定的史实基础。

(8) 《汉书》卷九《元帝纪》，页277。

(9) 明佚名撰失题篇名之读《通鉴》札记（寒斋藏明末写本）之“责太子”条（案此本无页码）。

(10) 《汉书》卷七《昭帝纪》，页224；又卷二四下《食货志》下，页1176。陶元甘《居延汉简笺证》（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汉简研究文献四种》影印民国稿本），页496—497。

(11)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页3912—3916。

(12) 《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页1138—1139。

(13) 张维华《论汉武帝》第四章《汉武帝时期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以及汉武帝对于这些问题的措施》，页129—132。

(14) 《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页1138—1139。

(15) 《史记》卷一二〇《汲郑列传》，页2774。

(16)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43。

(17) 案《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页3156—3157）记此汉宣帝为武帝立庙乐事，较《武帝纪》为详，文曰：“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诏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遗德，承圣业，奉宗庙，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薉、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协音律，造乐歌，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褒周之后，备天地之礼，广道术之路。上天报况，符瑞并应，宝鼎出，白麟获，海效巨鱼，神人并见，山称万岁。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朕甚悼焉，其与列侯、二千石、博士议。’于是群臣大议廷中，皆曰：‘宜如诏书。’长信少府胜独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公卿共难胜曰：‘此诏书也。’胜曰：‘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于是丞相义、御史大夫广明劾奏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及丞相长史黄霸阿纵胜，不举劾，俱下狱。有司遂请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献纳，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国凡四十九，皆立庙，如高祖、太宗焉。”读此夏侯胜谏语及其因“毁先帝”而下狱之事，尤可见宣帝与执政的霍光乃着意维护汉武帝的形象和治国理念，而刘彻至死，在治国路线上必绝无改辙易途之举。

(18) 《汉书》卷七二《王吉传》，页3062—3065。

(19) 《汉书》卷九《元帝纪》唐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页278。

(20) 《通鉴答问》卷五“置廷尉平”条，页76—77。

(21) 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五二《治政部·论政》引东汉崔实《政论》，页938—939。

(22) 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六卷《古柯庭琐记》（一）之“崔实论宣、元二帝”条，页4060；又《得性轩读鉴记》（二）之“元帝实现儒家理想”条、“元、成好儒”条，页4679—4680、4689。

(23)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刊《古史辨》第五册（北平，朴社， 1935），页106、122、183。案关于钱穆对元帝以后汉代学术、政治之转折性变化的认识，承蒙北京大学历史系同事张帆教授的教示，谨致谢意。

田余庆先生印象（代后记）

田余庆先生离世，门生故旧纷纷撰文悼念。我与先生接触有限，追忆往昔，只有很少几个片段的印象。

第一次登门拜见先生，是为接收一名田门弟子到历史所工作。我们相向而坐。先生讲话很少，大大的眼睛里，投射出审视的目光。我感觉，这道目光，在落到我身上之前，还穿透过很长一段岁月。这样的场景神色，直到今天，仍历历在目。这是我唯一的经历。

《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一文写成之后，由于篇幅较长，一时找不到合适刊物发表。当时我正在《中国史研究》主编任上，听说后马上求来，并当即发稿，为刊物增光生色。人生老年得子，往往格外爱惜。学者为文似乎也是如此。在发稿前后和先生的通话中，我感觉先生对这篇文章瞩望殊深，想尽早面世，看到学术界的反应。

入室弟子为先生举行八十寿庆座谈会，先生请人转告，安排我也参加。这自然是很荣幸的事情，觉得自己为人为学有些基本的东西，或许得到了先生的认可。这一天，先生很动情，吟诵了前晚写的一组诗。说句失敬的话，从文学色彩和古诗素养两方面看，诗写得并不太好，但感情抒发，淳朴真挚。并不是所有老人，都能返璞归真。

和先生最近密的接触，是有一次在昆明参加学术会议。晚饭后陪先生散步，先生突感心脏不适。我架住先生在路边稍事休息，待状况平复后，又搀扶先生慢慢走回宾馆房间。这时候的先生，只是一位需要有人照顾的长者，看晚辈的眼光，温厚柔和。

近七八年来，因与先生同居一个小区，时常会遇到先生在院子里散步。大约是在两年前，先生很关切地说，你这些年写了不少文章，这很好，但年纪也不小了，应该考虑选择重大问题，写一两部放得住的书。

先生的关切，让我十分感动，也深知先生所指示的正是大学者应该走的路径。只是我天资驽钝，而且生性顽劣，读书做学问，不过满足好奇心而已，从来没有什么抱负。我们七七级上学时校园中有一句流行语：“不想当将军的士兵绝不是好士兵。”把它套用到学者身上，就是“不想当大师的学者绝不是好学者”。如果说我在年轻时对自己也曾有所期望的话，那么，能做一个不太蹩脚的匠人也就心满意足了。

先生已经身患重病，还为我谆谆指点学术前程，实在没法跟先生谈这些不着调的想法。同时，也不便汇报自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先生不同的看法。

2015年2月11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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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缘起

目录

撰述缘起

引言

第一章　论轮台之诏的性质

第二章　《通鉴》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治国路线分歧的记载出自《汉武故事》

第三章　《汉武故事》所记史事初不足以凭信

第四章　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重构

第五章　刘宋时期另一场“巫蛊之变”与王俭塑造的戾太子形象

第六章　汉武帝谓戾太子不类己故事的原型

田余庆先生印象（代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