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亨利·卢斯和他的美国世纪
Author: 布林克利
Date: 2016-06-30T16:00:00+00:00

出版人

——亨利·卢斯和他的美国世纪

[美] 艾伦·布林克利 著

朱向阳 丁昌建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海外游子

第二章 奋斗不息

第三章 大人物

第四章 创办“报纸”

第五章 “《时代》：每周的新闻杂志”

第六章 建立帝国

第七章 时代在前进

第八章 《生活》

第九章 环球人物

第十章 《时代》参战

第十一章 中国的解放

第十二章 “冷战”干将

第十三章 国家使命

第十四章 让他去吧

后记

前言

1966年5月，作为美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帝国的共同创办人，亨利·R·卢斯生平第一次答应参加一档电视专访节目。他当时已六十八岁，并在两年之前辞去时代公司总编辑一职。但在不少美国人心中，他仍然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人物——尤其是他旗下杂志的内容，更具影响、吸引力，有时甚至激怒了许多人，但是人们却很少见到他的真容。

采访他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埃里克·高德曼（Eric Goldman），此人之前曾为约翰逊总统主掌下的白宫效力，当时是美国广播公司（NBC）一档名为《敞开心扉》（Open Mind）的严肃节目的主持人。高德曼是一个文质彬彬、谦恭有礼的采访者，但并非易驭之辈。面对卢斯，他在几个带有争议性的问题上步步紧逼，这些问题在卢斯一生相当长的时间里始终在他头上盘旋。卢斯创办的《时代周刊》（Time）、《财富》（Fortune）、《生活》（Life）以及《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都是“共和党杂志”吗？它们内在抱持的是“保守主义观”吗？他“个人的态度和信念左右着杂志的内容”吗？他特别赞赏并公开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这是否属“越界”之举呢？最重要的是，卢斯屡屡干预美国国际政策的辩论是不是“一种当代版的美帝国主义”的表现呢？

在长达一小时的节目里，卢斯大部分时间无精打采地靠坐在椅子上，他的衣服有些凌乱，领带歪向一旁，裤脚因跷着二郎腿而向上提了起来。

他看起来面容憔悴，神色警觉，又略显不安。他漫无边际地说着，常常一句话说到中途停下来，而后又从头开始，在真正回答问题之前环顾左右而言他，有时他语速飞快，似乎在竭力克服口吃的毛病。他自幼就受到口吃的困扰，在紧张时刻偶尔还会复发。对高德曼话中的讥讽，他并没有表现出敌意。“有人觉得，”高德曼说，“你持有一种美国世界使命观……认为美国应该走出去，将这些国家带入一种与我们十分相似的文明。”卢斯在1941年写的著名论文“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中正是这样说的。对此，卢斯指出，他1941年的观点是受“二战”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但他没有反驳高德曼的说法。“欧洲曾领导全世界长达几个世纪，但它没有能力再这样做了，”他说，“领导全世界的重任将越来越多地落在美国的肩上……这种重任必然要遵循我们所抱持的理想。”

随着话题转向卢斯平生念念不忘的亚洲，他长久郁积的不满变得更为明显。高德曼主张，其他国家应该“追求自己不同的道路”，美国不应该为共产党中国所困扰，而卢斯对此做出了反驳。

对亨利·卢斯的采访也可以是另一番样子——采访可以聚焦于以下问题：他的杂志所取得的非凡成功，他因此而拥有的强大权力，他为之奋斗的理念，他积聚起的巨额财富，他与构成了其世界一部分的权势人物之间不同寻常的交往，乃至他跟美国最出名的女人之一的婚姻。在几十年里，他一直身居美国最有权势的人士之列——总统们讨好他，对手们畏惧他，他既可捧人上天，亦可拉人落地。但是，他接受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电视采访，竟然充斥着对他的批评，而这些批评一直贯穿其职业生涯之中，对此，他一定备感沮丧，因为他已是风烛残年。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他为留名青史而付出的努力——坚守一个赋予其工作和生命以意义的使命。

与同辈的很多美国人一样，我是读着卢斯旗下的杂志长大的，但对这些杂志本身知之甚少。我的父母阅读《时代周刊》多年，兴致一直不减，又常常被激怒。《生活》是我订阅的第一本杂志。不久之后，像同龄的许多男孩子一样，我成了一名《体育画报》的热情读者。当我开始历史学家的生涯之时，我与卢斯的“美国世纪”不期而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严峻的反战气氛下，这篇文章在我看来只是过时的残余，属于早先生机蓬勃而现在被人否弃的美国年代。我根本不知道，它的观点要过多久才会再度流行起来。

多年之后，因为考虑为卢斯写一本传记，我开始了阅读年轻的卢斯与在中国传教的父亲之间的一批书信。卢斯和家人聚少离多，打十岁起，卢斯便就读于寄宿学校——起初在中国，后来在美国。他的家人彼此间关系亲密，卢斯就是靠着通信维持着和家人之间的关系，通信延续了多年，这些书信也使我认识了一位卓尔不群的年轻人。卢斯少有大志，一如他成年之后依然雄心勃勃。他自幼就努力奋斗，虽然总是意识到自己天资聪颖，但从不因取得成绩而志得意满——无论是在学校就读，还是在以后的时间里，一直如此。他又常常是一个孤独的男孩子——小时候在中国一家由英国人开办的寄宿学校里，他有种被抛弃的感觉；作为霍奇基斯中学凭奖学金就读的学生，他有时受到排斥；他不善于发展深入的友谊和持续的亲密关系。但在他写的家信中，至少在年少之时，他展现出另一面的自己——他不惮于袒露自己的缺点和失败；作为年轻人，他不仅努力追求成功，而且如同他可敬的父亲一样，努力成为有德之人。这努力奋斗的一面贯穿着他的一生。我沉浸在他早年被详细记录下来的人生之中，从而得以开始理解他何以在日后成为那样的人。

在后来的人生中成为重要的公众人物的传教士子女中，卢斯并非唯一的一个。像小卢斯一样，其他许多人也受到父母光辉榜样的影响。他们的父母胸怀抱负，追求道德，为了信仰，为了改善他人的境况，他们选择做出伟大的牺牲。许多传教士子女也像卢斯一样，在外交、政治、学术、文学和其他有影响力的领域，成就了一番事业。

关于卢斯的最早的主要传记之一，W·A·斯旺伯格（W. A. Swanberg）的《卢斯与他的帝国》（Luce and His Empire）——于卢斯逝世五年后的1972年出版——反映了卢斯同时代的诸多人士对他所持的偏激观点。在那本书中，卢斯被描绘成一个无情的辩护士，他创办的杂志与其说是新闻报道，不如说是宣传和意见平台。我手头有一本斯旺伯格著的这部传记——几年前在纽约斯特兰德酒店（the Strand）捡来的旧书，在书的扉页上，某位先前的读者用铅笔写道：“一本肆意抨击的佳作，而且百分之九十九属实。”

无论在斯旺伯格还是在扉页上落笔的匿名人，抑或在这些年来怀疑甚至鄙视卢斯的诸多人士眼中，卢斯职业生涯的显眼之处在于他的傲慢、武断、保守和极为固执的政见——所有这些都反映在他旗下杂志的内容之中。亨利·卢斯确实傲慢，他也经常表现得武断，在他极其关心并且自认为明白的问题上尤其如此。他出了名的固执己见，而且斩钉截铁地坚持要求在杂志的社论中反映他的观点。在有些问题上，比如中国、“冷战”、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及共和党之类——他抱有根深蒂固且难以动摇的成见，这些成见有时令他对周遭的现实视而不见。

但卢斯还有着另一面。曾为之工作的人时常恼怒于他的干预和指令；有些人甚至失望地离开了公司。但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卢斯才华横溢、富有创造力，甚至不乏吸引力。在他并不为之着迷的很多问题上，他也表现得宽容、好问，渴望获得新的信息和观念，甚至能够接受挑战和辩驳。如卢斯本人一样，他所办的杂志也有着很多面。它们既固执一词又不偏不倚，既保守又进步，既武断又宽容，既甚为刻板又极富创意。它们是那个时代伟大的美国杂志：它们的广度、原创性以及创造力与它们的缺陷同样伟大。

卢斯的出版帝国的建立只是二十世纪中叶更广阔的社会背景的一个缩影：全国性的大众文化横空出世，主要服务于兴起的且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新的大众文化拥有许多载体：报纸、电影、电台以及电视。但那个年代也是全国性杂志的全盛时期，其中卢斯旗下的杂志办得最成功，最受欢迎，也最有影响力。与大多数美国出版人相比，卢斯更多地赋予他的杂志独特鲜明而且始终一贯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自己的声音。他的杂志尽管在诸多方面彼此不同，但都反映着同样一套价值观和设想，卢斯不仅信奉这些价值观和设想，而且认为它们是（或者至少应当是）普世性的。卢斯的重要功绩之一，是他能够提供一幅美国生活的图景，从而帮助一代读者相信美国文化那迷人且受到共同推崇的形象。

到卢斯1967年去世之时，尽管他本人也许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他的杂志已经要么走向了没落，要么走向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前途。《生活》于1972年停刊，《时代周刊》、《财富》甚至《体育画报》也逐渐不再是一种共同文化的自信的代言者。它们必然地变成了一个分化更剧烈并充满冲突的世界的记录者——这种角色使它们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大减（至少一度使它们的盈利大减）。但是，在卢斯掌舵的四十年间，他一直相信他能够理解这个他立身其中而又不断变化的世界，而且他可以利用他的杂志去塑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第一章 海外游子

亨利·R·卢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那巨大的力量和影响力总是闪现着童年岁月的影子。他童年时和他心目中的现代圣人们生活在一起，他的父亲是其中之一，从他们身上，他继承了传教的热忱，并且带着这种热忱走进了世俗世界。

起初他们只是为数甚少的先驱者，危险地坚守在中国大陆的边缘地带——他们是一些诚挚、孤独，常常担惊受怕的男男女女，从事着一项几乎完全徒劳无功的事业。他们生活在西方商人之中，却又与之格格不入，因为他们的任务不是建立贸易关系，而是拯救灵魂。

数代之后，中国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垂青的主要目标——同时也是一个规模更庞大、更雄心勃勃的传教计划的目的地。在中国传教依然艰难，而且大多最终不了了之。但传教士们不再孤独无助，也不再那样担惊受怕。他们传播的不仅仅是基督教信仰，还有西方的进步。这些传教士留给世界的不只是他们自身的作为，还有他们子女的作为，他们的子女继承了父母的雄心壮志以及他们在世上行善的责任感。亨利·R·卢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那巨大的力量和影响力总是闪现着童年岁月的影子。他童年时和他心目中的现代圣人们生活在一起，他的父亲是其中之一，从他们身上，他继承了传教的热忱，并且带着这种热忱走进了世俗世界。

第一批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会士（Italian Jesuits），他们于十六世纪晚期抵达中国，因为得到帝国宫廷的宠爱而显赫一时，后来又因为教义之争而失宠。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他们基本上离开了中国，当时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几乎没有，而敌视他们的中国人却为数众多。十九世纪初，一些美国天主教牧师从土耳其和巴勒斯坦向东穿行，和他们的耶稣会会士先辈们一样，只身进入了中国。他们同样遭遇了一个复杂、世故而又封闭的社会，他们既不会说中国话，也不懂中国的文化，因此很少能够长期逗留。

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随着零星的英美两国贸易前哨基地在中国沿海逐渐建立起来，另一拨传教士抵达了中国，这次来的大多是新教徒。他们有些不安地将自己和家人安顿在沿海的商业港口，几乎不曾深入内陆。他们的雄心可谓远大，但人数很少。在美国内战之前的几十年里，美国对外传教团——美国主要的传教士招募机构——仅将六十五名被授予圣职的传教士（另有大约五十名配偶、亲属和助手）派遣至东亚，其中被派往中国的不到一半。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真正派去的人格外的失败。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花了十八年时间，才赢得了第一个本土皈依者。

和几十年前相比，中国人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数十年里对基督教并未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传教士们对中国则感兴趣得多，部分是因为西方在亚洲的扩张。美国和欧洲的商人在亚洲修建铁路，创办石油公司，并将触角从沿海向内陆延伸。他们的扩张为传教活动开辟了新的地域。然而，对传教计划的前途影响更大的是，发生在英国和美国的一些事件——英美新教在神学和机构基础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深远的转变。

工业时代的社会动荡以及十九世纪晚期科学上的巨大进步——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英国和美国被广泛接受——在新教各派中引发了信仰危机。大多数英美新教徒随之分化为两派，各自沿着新的神学道路前行。一条道路往往导向宗教极端主义，狂热维护传统神学，拒斥挑战它的新科学。但这条道路也会激发鼓舞人心的信念，因为这意味着为了迎接基督的复临——那时只有基督徒才能得到拯救和救赎——必须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来扩大信徒的队伍。

而其他新教徒——其中许多人最终自称为现代主义者——选择接受达尔文主义和其他科学发现，并据此调整他们的信仰。他们认为，与上帝创世说相比，进化论更能鼓舞人心，因为它描述了古往今来持续的进步和发展过程——他们相信芸芸众生能够对这个过程有所贡献。这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新教徒中激起了多样化的大规模传教运动组织，即所谓的“社会福音”运动，它致力于将信仰和积极的行动相结合，以解决工业化世界的社会问题。

这些新兴的新教派别在许多问题上彼此意见不合，但他们——即使时常有些不自在——却因为十九世纪晚期一项伟大的基督教传教计划而联合起来：向世界各地派遣数千名传教士。新的传教热情的源头之一可以追溯到1886年夏于马萨诸塞州北部举行的《圣经》大会，会议由德怀特·穆迪（Dwight Moody）召集，他是普通的卫理公会信徒，后来成了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福音传教士之一。一百多名大学生在穆迪召集的大会上脱颖而出，他们立誓以传教为职志。他们的献身精神引发了学生矢志传教的大潮，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另有两千多志愿者受此感召而投身其中，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组织也在1888年年末应运而生。它很快成为美国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学生传教运动组织，而且传播到了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洲大陆。到“一战”结束时，学生志愿传教运动组织（SVM）已将八千多名美国传教士派至外国。

无论对穆迪本人而言，还是对诸多学生皈依者而言，志愿传教运动组织起因于他们渴望世界为即将到来的基督复临做好准备，从而加速基督复临的到来。“在这一代让福音传遍世界”是这场新运动雄心勃勃而且催人奋进的口号。它最重要的代表性文献是亚瑟·T·皮尔森（Arthur T. Pierson）于1886年出版的《传教的危机》（The Crisis of Missions）。“圆满之时已经来临，”皮尔森写道，“末日似乎近在咫尺，它又是开端，最后、最伟大的时代之开端……这类事实标志着且导致了传教的危机。此时不为，永无他期! 今日之事不可拖延至明日……行动迟缓者必将遭弃。”他坚称，对福音传教士来说，“整个世界都是传道场”。

学生志愿传教运动组织也吸引了现代主义者加入。在他们看来，末日并非近在咫尺；他们不仅视传教工作为引导信徒信仰上帝的行动，而且还视之为支持被压迫者并改善世人生活的一种努力。纽约协和神学院的院长认为：“去异教国家播撒的不只是使其来世得拯救的福音，还有对其当下生活进行社会革新的福音——在个人的、家庭的、城镇的、部落的和民族的习俗方面，耐心而彻底地革新异教徒的生活。”很多志愿者逐渐认为，传教的要务在于去异教国家培养有教养的精英，即一位传教士所称的“一个有思想的阶层，一个领袖构成的阶层”，这些人既能够传播基督信仰，又能够改良社会。

尽管学生志愿传教运动组织将传教士派往世界各处，但一些福音传教士将中国视为他们最大和最重要的挑战：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其亿万灵魂大多从未沐浴过基督教的光辉。“基督中国”是他们召集的号角，这吸引了最有献身精神和最不屈不挠的年轻志愿者前往中国传教。他们是新的一代，充满了精力和热忱，正是这样的精力和热忱改造并扩大了传教事业。

许多精力充沛而又充满理想主义的学生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受到感召，加入了学生志愿传教运动组织。其中就有耶鲁本科生亨利·文特兹·卢斯（Henry Winters Luce）。他1868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斯卡兰顿（Scranton）的一个中等人家里；他的父亲开了一间杂货批发行，是镇上商业上流社会的一员，而跻身其中是亨利本人多年的期望。他年轻时表现出的基督教信仰在当时并不算突出。他曾参加长老会教堂年轻人的活动，还加入了基督教青年励志会，以平衡教堂之外活跃的社交生活。但他的精力和志向有些不同寻常。他有心上耶鲁大学，而他的父亲也愿意送他去那里。这证明他和父母的期望都特别高，因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上大学——特别是耶鲁这种声名赫赫的精英大学——在斯卡兰顿是一件稀罕的事情，哪怕是对富裕的中产家庭的儿子而言。

作为1892级的耶鲁生，哈里·卢斯（当时同学所知的名字）起初遵循的是一条相对传统的人生道路。他不但孜孜不倦地学习指定的以经典为主的课程，而且还为从事法律职业做着准备。他加入各种俱乐部，而且成了《饶舌新闻》（Yale Courant）的编辑（《饶舌新闻》是一本周刊，在当时的四种校园刊物中知名度最低）。他还和同学展开激烈的争论（因此而获得了坚持己见的名声）。他在基督教青年会（YMCA）也表现积极——暑假期间还在斯卡兰顿为之工作。但他在耶鲁最重要的经历无疑是与霍瑞斯·皮特金（Horace Pitkin）结为好友。皮特金是一个有着迷人魅力的年轻人，其信教之虔诚令人敬畏。皮特金既不饮酒，也不打牌，又不跳舞，并且拒绝出席一切有可能需要做这些事的活动。“和学校里的任何其他人相比，他的立场更为坚定不移。”一位同学评价道。当他和朋友们晚上在耶鲁的宿舍里聚会时，皮特金会先带领他们做祷告，然后才会开始一般的交谈。

皮特金很早就下定决心，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牧师职业。他成了耶鲁学生志愿传教运动组织的领头人，不仅自己决意要加入对外传教团，而且还劝说其他人加入。卢斯曾一度抗拒，但皮特金树立的榜样既令人敬畏又打动人心，这使他在大四那一年最终心悦诚服。根据他自己后来的叙述，他在阅读一本洋溢着献身精神的小册子时，不由自主地受到了基督信仰的感召。他向开始惊愕但最终支持他的家人宣布，他不会回斯卡兰顿攻读法律。相反，他要去一所神学院进修，并寻求被派往国外，也许是去中国（皮特金也希望去那里）。“若蒙上帝允许，”他从大学写信说，言语间充满了新的宗教热忱，“……我愿前往国外，在世界的尽头竭我所能为主作见证。”

卢斯和皮特金一起从耶鲁搬到了纽约协和神学院，这是一家不分教派的机构，并逐步发展成为自由神学的堡垒。他们二人以及另外一个来自耶鲁的朋友谢伍德·埃迪（Sherwood Eddy）每天都见面，（用卢斯的话来说）“为与‘我们伟大的宗旨’有关的事情祈祷”。在协和神学院度过了两个学期之后，卢斯、皮特金和埃迪为学生志愿传教运动组织做了一年的巡游福音传教士。卢斯主要在美国南部工作。在那里，他借助自己娴熟的传教口才，显然招募了许多新的志愿者；也是在那里，他形成了一生的种族平等信念。第二年，他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注册为学生，并于1896年获得了圣职和学位，而后他再次开始为学生志愿传教运动组织巡游传教，其中一段时期他又是在南部工作，在那里他筹集到了资金，以作自己前往国外之用。他听到很多关于可敬的卡尔文·马蒂尔（Calvin Mateer）传教士的事迹。建了一所小小的学校。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所学校不断扩大，甚至包括了一所为中国基督教徒开设的学院。马蒂尔在主张将福音传道和教育以及社会改良结合起来方面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进步的传教形象恰好与卢斯自身的现代主义情感契合。卢斯请求被派往中国和马蒂尔一道工作。

在回斯卡兰顿家乡期间，他邂逅了伊丽莎白·鲁特（Elisabeth Root）。她是一位迷人的、受过良好教育又有些矜持的姑娘，生长于纽约犹迪卡（Utica）一个不幸被离婚所毁的中产阶级家庭。她当时在经营一家由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开办的面向工厂女工的招待所——一项典型的社会福音工程。她在工作日祈祷仪式上遇见了哈里，彼此一见面即互生情愫。尽管伊丽莎白没有卢斯那样热情洋溢的传道心境，但她是一个有着深厚而积极的信仰的女人（“简直太虔诚了，”她的一位儿媳妇曾不太友好地回忆她说）。在后来的岁月里，她常常给孩子们寄去一封封长信，信上全是抄自宗教小册子的祷文。她真挚的魅力吸引着卢斯；卢斯的活力和信仰则吸引着她。他们于1897年6月1日成婚（地点就在长老会教堂，哈里平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出入，而且不到两周前正式在此被授予圣职）。三个月后，学生志愿传教运动组织说服了卢斯家在斯卡兰顿的一位朋友詹姆斯·里廉恩（James Linen），要他许诺资助年轻的卢斯夫妇一千美元。随后，哈里和伊丽莎白乘船前往中国，当时伊丽莎白已经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当哈里和伊丽莎白于1897年抵达中国时，传教的机会比起上一代要多得多。西方帝国主义大国——尤其是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强迫孱弱的省级政府和更孱弱的清朝政府做出了新的让步。他们修建了更多的铁路，创办了更多的商行，在有些地方——特别是上海——建起了整片的城区，这些城区由欧洲人兴建和居住。和十九世纪早些时候相比，西方人在中国游历要容易得多，而且似乎也安全得多。

但传教士为壮大传教事业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有感于单凭福音传道无法赢取皈依者，他们开始兴建学校和学院，以创造传道场地，西方牧师也可和志同道合的人聚居于此。山东位于中国北偏东的地方，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重要的港口，是特别受西方传教士青睐的目的地。它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尽管十九世纪早些时候的洪灾和饥荒造成四百万人出逃和死亡）。生意兴隆的德国和英国商行不断壮大，使得传教士们生活惬意，但这对缓解绝大多数中国民众极端贫困的生活作用甚微。山东大部分地区的悲惨状况加深了西方人的信念：他们必须努力帮助中国摆脱落后状态，把中国建成西方那样的现代世界。

卢斯夫妇加入了由卡尔文·马蒂尔兴办的基督学院，学院规模不大，位于山东沿海的登州，被称为登州文会馆（他们的朋友霍瑞斯·皮特金当时已经成婚并做了父亲，他去了登州以西几百英里之外的保定府——两地之间旅途艰难且耗费时日，他们无法经常见面，直到1898年夏天，他们才一道去海滨度假）。登州文会馆地方不大，围墙之内有一座教堂，一个小小的瞭望台和几处红砖建筑，在它们中间是几个传教士家庭简陋的家。卢斯夫妇很快开始了学习汉语，因为马蒂尔本人在传教士之中不仅率先学会了汉语，而且将《圣经》译成了汉语。哈里学习汉语并没有费太大的劲，但伊丽莎白就不同了。在写给国内朋友的信中，她描述了那段日子，所有时间几乎完全用于做祷告，阅读《圣经》，而且首要是“学习汉语”，常常是每天学习三次，时间加起来长达六到七个小时。她虽然做出了痛苦的努力，但是完全不能真正熟练地运用汉语，也许是因为她小时候罹患猩红热，导致她耳朵有些背的缘故。她最后放弃了汉语学习，转而将精力集中在家务上。据朋友们说，她在其他传教士当中有着“极爱整洁”和“持家有方”的名声。对身处中国的英美人来说——或者对于美国和英国相当一部分维多利亚式的中产阶级来说——“持家有方”通常意味着把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她的中国仆人（她几乎不能与之交谈）“总是比其他家庭的仆人要整洁一些。她叫他们保持衣着干净，而且不能有褶皱”。她还是一个求知欲强的读者。随着她学习汉语的热情逐渐消退，她将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了阅读西方文学著作上，这些书是她和邻居们随身带来用来互相分享的。

自抵达登州的那一刻起，哈里就活跃起来。他早在万里之外就对马蒂尔崇敬不已，如今朝夕相处，这种崇敬之情便愈发强烈。马蒂尔身材高大，仪表堂堂，蓄有潇洒的白胡子，令人不禁想起《旧约》时代的人物，他们既给人启迪，又使人敬畏。但更超马蒂尔一等的是，卢斯力主人数很少的传教团更认真地对待教育。他认为，单靠福音传道几乎无法使人们皈依基督教，只有通过展现基督教改善人们生活条件的能力，西方人才能有希望吸引更大批的中国人信仰基督。他自己在文会馆的第一项任务是教授物理课程——他之前从未学过物理，而且他还要用正在学习的汉语来授课。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带着一贯的热情和奉献精神，他做任何事莫不如此。

在这头几个月里，正如卢斯在中国整个漫长的传教生涯里一样，他遭到了不那么热心的传教士们的抵制。他们许多人认为，在基督教获得胜利之前，除了通过引导人们皈依基督这种办法，任何改革都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想改善中国人的生活条件也几乎是无望的。这种观点既有神学的渊源，也有社会的根由——传教士们沮丧地发现，中国的精英几乎整个地抵触他们，西方人只能选择和贫穷蒙昧的人打交道。这就难怪有些传教士会鄙视那些他们在竭力帮助的人。这种观点也体现在传阅很广的《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中，该书出版于1894年，为美国传教士亚瑟·H·史密斯（Arthur H. Smith）所著。为了论证中国人在当前的文化下是不可救赎的，史密斯在各章之中呈现了一幅幅令人鄙视的中国人的形象，各章的标题分别为“漠视时间”、“不求精确”、“擅长曲解”、“鄙视外族”、“缺乏公心”、“缺乏同情心”、“缺乏真诚”。他最大的批评是针对中国人的精神缺陷。“对人本性中深邃之精神真谛毫不关心，乃中国人心灵世界最可忧虑之特质，”他作结论道，“革新中国，须探及中国人性格之源泉并予以净化……中国所需者，惟正直尔，而此种需要欲得永远彻底之满足，非基督教文明无能为之。”史密斯和其他人的信心，源自十九世纪晚期的数十年里中国皈依基督教的人数大量增加，从1850年的区区几百人，增至1900年的十万人，而这种增长并不能解释为是社会生活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十万人只占中国近五亿人口的极小一部分，而且似乎并非所有表面上的皈依者都真正明白皈依基督教的意义。即便如此，有些传教士认为，假如中国的皈依者以1870年以来的几何级速度继续增长，那么不出一两代人中国将变成一个基督教主导的国家。卢斯则不像他们这么乐观。他说，中国的社会生活条件如此之恶劣，只专注于引导人们皈依基督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他更相信这样的做法：尊重中国的文化和宗教，同时教育和提升中国人，使他们达到西方的文明水准。倘若这种努力获得成功，卢斯的学生们或许会自己决定皈依基督教。

但即使他自己也不完全懂得中国社会的动荡无常和传教计划的危险性。卢斯一家抵达山东之时，不仅恰逢清王朝风雨飘摇、地方政权分崩离析，而且恰逢中国北方一个庞大的准军事化秘密会社组织崛起，他们（并非毫无理由地）将中国的困境归咎于西方人，并且誓言为国杀尽“洋鬼子”。他们自称义和团，但西方人视之为“拳民”（因为他们强调练武）。义和团的成员大多是贫穷的农民、苦力以及穷苦的前士兵。他们没有坚强的领导人，武器很少，资财也不多，但是他们对他们的事业抱着狂热的信念，还迷信自己刀枪不入。1899年，卢斯夫妇抵达山东还不到两年，拳民们发起了一场凶残的叛乱。他们在乡镇和城市横冲直撞，见西方人就杀（大多数是传教士，共约一百三十五人），为数更多的中国基督教教民也未能幸免——多达三万人被杀，几乎占到教民总数的三分之一。遇害者之中就有霍瑞斯·皮特金。他的家人不在他身边，他们正在美国探亲。他拒绝和其他传教士一起逃离保定府。“我们必须从容地坐着，做我们的工作——然后默默地接受上天的安排。”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拳民们抓住并杀害了他，然后将他的尸体游街示众。

卢斯夫妇比皮特金更谨慎小心，也更幸运一些，因为登州位于山东沿海，便于逃离。卢斯一家一天夜里趁着天黑从院子里偷偷溜了出来，在中国奶妈的引领下，疾行穿过附近的田野，（天未亮之时）到达了码头。有一艘船正在那里等着，把他们和其他逃出来的人先送往中国的港口城市芝罘（Chefoo）（今烟台），然后送往朝鲜。他们在朝鲜一直待到这场叛乱最终被残酷镇压下去。1900年夏，由欧洲各国和美国、日本军队组成的联军攻入北京，以解救被围困在使馆区的西方外交人员，他们将拳民镇压下去，并且在恣意横行的过程中杀害了大量中国人。他们强索赔款，要求清朝政府做出更多让步，此时的清政府已是权威扫地，只延续了十二年就垮台了。

有些在拳民叛乱中幸免于难的传教士，曾一度醉心于报复，甚至有时似乎和拳民一样嗜杀成性。他们敦促西方军队更凶狠地惩罚中国人；有的还和士兵搅成一伙，领着士兵们去抓他们认为煽动叛乱的人。更有报道说，一些传教士为了补偿自己的财产损失而去劫掠中国人的家。尽管这样的事情很可能十分罕见，美国媒体却拿此大做文章。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抹黑了身在美国和英国传教士的形象。然而与此同时，惨遭杀害的传教士的牺牲精神唤起了大量美国福音派信徒，一大拨新的传教士在叛乱次年开始涌入中国。

卢斯回到了中国，皮特金之死使他深受震动，而叛乱证明了传教事业的脆弱性，这又使他变得警醒。但他并不主张以牙还牙。相反，他的决心比以前更加坚定，力主理解中国人并且帮助他们改良社会。他马上开始鼓动将文会馆内迁，从偏远的海滨迁往山东首府济南，在那里文会馆能够在山东的社会生活中占到更引人注目也更重要的一席之地。因为缺少资金，同事们也不够坚决，他被迫做出妥协。神学院、小学和中学仍留在登州当地，只有医学院迁往济南。1904年，卢斯任教的文理学院迁到了潍县。潍县是一个位于内陆但人口更集中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当地人。学院的师生不会忘记，他们固若金汤的新院子——一个英国浸礼会传教团也住在里面——就建在先前的一个传教点附近，先前的传教点已被拳民所毁。

卢斯1900年因拳民叛乱而逃离，返回之后又与中国人和解，他这么做自有其当然的理由：他现在已是一位父亲。他的第一个小孩是个儿子，生于1898年4月3日，不久之后由马蒂尔施以洗礼（长老会受洗仪式以中文主持），得名亨利·罗宾逊·卢斯（Henry Robinson Luce）。他中间的名字是为了纪念卢斯一家在斯卡兰顿的本堂牧师。和他父亲一样，这个孩子一直以“哈里”之名而为人所知。

哈里和伊丽莎白极其钟爱他们的新生宝贝。如同许多父母一样，他们从一开始就培养他聪慧甚至是崇高的气质。尤其是伊丽莎白，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小家伙身上。她坚持记下孩子每天的成长过程（“11月11日，宝贝在摇篮里坐了起来——再有两三天他就八个月大了”）。她还为宝贝的房间画了一张草图，注明家具的方位和宝贝最喜爱的玩具所在的位置。尽管成天围着儿子转，但她还是请了一位中国保姆或俗称的奶妈来照顾他。保姆在小家伙咿呀学语时教给他一些中国话（正是这位保姆在拳民叛乱期间安排卢斯一家逃往朝鲜的，这对她来说肯定也是冒着天大的危险）。

经过几个月心惊胆战的逃亡生活，卢斯夫妇回到了登州，他们对小哈里更是细心照顾，而且在孩子三岁时就开始在家里教他读书认字（其他传教士家庭大多如此）。到他五岁的时候，小哈里就已经（自然是在妈妈的帮助下）会写简单的书信给常常离家在外的父亲（“您到家时，我会很高兴的……我认为《新约》要好过《旧约》”），并且把祷告词抄到笔记本上。家里和生活圈内自然存在的宗教氛围从根本上影响着他幼年的生活。就在其他地方的美国小孩子或许模仿着棒球运动员或者牛仔的时候，哈里则模仿着传教士，他认识的成年男性就只有这些传教士了。聆听布道是传教团最令人翘首以盼的活动之一；在四岁之时，哈里就开始偶尔即兴地自己布道，他站在屋前的大桶上，口中念念有词，说的当然都是他从教堂听来的那些话。

小哈里很快就有了两个妹妹，艾玛威尔（Emmavail）和伊丽莎白（Elisabeth），前者生于1900年（就在全家逃往朝鲜之前的几周出生），后者生于1904年。五年之后，卢斯家的最后一个孩子谢尔顿（Sheldon）也降生了。然而，哈里仍然集全家宠爱于一身。他是老大，而且（直到十一岁离家上学之前）是唯一的男孩子。他的父亲常常离家在外，父亲不在的时候，除了小哈里，家里就只剩下女性了，而且他备受她们的关爱。

在很大程度上，这里的传教生活与美英两国维多利亚式中产阶级的生活并无二致。卢斯一家在1904年搬到了潍县。在那里，学院建起了一个更坚固但仍显狭小的围墙院落。刚到时，卢斯一家住在一个临时的处所——就像他们在登州时一样，直到最后搬进一栋舒适的两层新楼里（房子是美国的一位赞助人捐建的）。这栋楼有着宽大的斜顶，门廊也很宽敞。他们在房子里摆满了西式家具、装饰品和日用品——包括白色的大马士革桌布和餐巾，无论是吃饭还是喝丰盛的下午茶（伊丽莎白喜欢准备下午茶），他们总是爱用这些桌布和餐巾。他们收入不多，但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手头要宽绰得多，因此他们请得起为数不少的仆人——有时多达六个。有了这些仆人，孩子们和母亲的家务负担就轻松了。他们转而把时间花在学习上。伊丽莎白是他们的启蒙老师，她坚持亲自教育孩子，直到他们离开家去上学。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卢斯夫妇雇了一位严厉的德国女家教。这反映了世纪之交时的一种观念：德国的学术成就是全世界最高的。小哈里认为女家教不适合男孩子，因而表现叛逆，她母亲不得不再次承担起教育他的主要工作。不上课的时候，孩子们便做祷告，和父母一起学习《圣经》，或者围在一起听母亲给他们读英文诗歌和小说，这些书来自她那藏书愈来愈多的图书馆。

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他们的生活却相当封闭。在院落之外，是散发着难闻气味的村庄和一派荒芜的赤贫地区。哈里的妹妹伊丽莎白后来回忆道，透过二楼的窗户往院墙外望去（为了阻止外人闯入，院墙顶端嵌满了碎玻璃），看到的是一派荒凉的景象向着远方延伸。实际上，所有的树都被砍去生火或是建房子了。只有在墓地周围才能看到一点绿色——因为墓地是神圣的地方，那里的树是不准砍的。在院落之内，是英美中产传教团得到细心照料的家与花园。院子内甚至有一行行的树，其中许多是老哈里种下的，并得到他精心的看护。卢斯家的孩子们在其他传教士的子女中找到了好朋友。和哈里年纪相仿的男孩子大约有十来个，他常常和他们一起打网球（在学院的泥地球场上）或是玩其他游戏。

在这个世界，大家的社交生活和智识生活几乎没有差别，即使有一点差别，也比他们在美国和英国体验到的还要小；在这个世界，大家心意相通，大多数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中上层阶级的背景，致力于共同的追求，专注于共同的兴趣。传教院院落之内有序而和谐的世界，和之外恶劣的自然和社会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进一步印证了驱动传教计划的种种观念：坚信基督教道德和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传播基督福音的信念；以及——对亨利·W·卢斯和许多其他传教士来说——致力于按美欧模式在中国创造出现代的和科学的社会秩序。

除了替他们打扫房子和做饭（主要是西餐）的仆人之外，孩子们实际上和中国人毫无往来。他们偶尔出外远足，也是在大人的细心关照下看一看风景；即使哈里长大后，独自或和朋友们结伴出游——骑着他心爱的驴子，他也往往是骑行穿过乡村，而不是城镇，探访自然风景，而不是当地的人们。后来，在美国上学时写的一封信中，他力劝父母让他七岁的弟弟谢尔顿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而不是像他那样悔之晚矣。“我觉着我犯了一个大错，我在院落周围数英里的范围内探访毫无意义的麦田和墓冢，而对潍县县城的探访则不是那般仔细，”他坦白说，“我对中国人的商业活动了解不够，而且除了一些正式的节庆，我对他们的社会生活一无所知。比如说，中国人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在谈些什么呢？”他也几乎不会中国话。小时候从奶妈那里学会的中国话，他在赴美之前基本上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尽管终其一生都热爱着这个国家，他也未能弥补这个缺憾。

在中国传教的教士们甚至比国内的同行更加珍视西方文化的种种仪式。美国传教士家庭会花大力气庆祝7月4日的国庆日，张罗盛大的宴会（包括在中国十分罕见的大支冰激凌），并且弄来大量的中国烟花在那一天燃放（哈里后来——离家在中国另一个地方上学时——因美国学生未能庆祝国庆而表示了“彻底的鄙视”。他抱怨说：“难道爱国主义已经落到如此境地”）。英国传教士为庆祝国王的生日而举办的仪式，虽然不是那么热闹，但同样用心。哈里和父亲一整年都仔细地阅读着来自上海的英国报纸，这些报纸到达潍县时通常已是出版数周之后了；他们热切地读着有关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积极作为的新闻（几乎是英国编辑选择报道的仅有的美国新闻）。他们对罗斯福产生了极高的敬意，而且二人始终都保持着这种敬意。罗斯福似乎具有和亨利·W·卢斯一样的活力、热情和进步主义的乐观精神，这些也是老卢斯试图注入儿子身体中的东西。

尽管他们身处远东相对艰苦的环境中，但传教士们还是热切地消费着西方商品。卢斯夫妇是杂志的热情读者。哈里多年之后评论说，我母亲爱读《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我父亲爱读《瞭望》（Outlook），我则爱读《世界商务》（The World’s Work）和《圣·尼可拉斯》（St. Nicholas），这些杂志对我们影响至深。当大本的蒙哥马利商品目录每年寄到时，他们会聚精会神地研读，花上几天时间计划每年的订单（因为差不多一年后才会到货，孩子们衣服的尺码得提前估计）。货物最后送到时，孩子们会放一天假，动手打开大大的箱子，并沉浸在得到新东西的喜悦之中。圣诞节也让人翘首期待，常常在过节之前几个星期，他们会从美国亲戚那里收到大箱大箱的礼物。哈里的妹妹伊丽莎白记得，有时候她会收到来自美国的一大堆帽子，她小时候戴着这些帽子去做礼拜或者度假，感到莫名兴奋。哈里则记得那些网球拍和其他体育用品——最重要的，还有书籍。

在夏天里，卢斯一家会去山东沿海的青岛避暑。度假期间，他们住在一个小平房里，小平房位于具有戏剧色彩的伊尔特斯·哈克海滩（Iltus Huk）附近，就在城外的一处山脚下，那些陡峭的山峦俯视着大海。他们周围是其他来此度假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孩子们和他们一起在开阔而迷人的海边游泳，哈里还和他们尽兴地打起了网球。但是，在大多数时间里，一家人待在一块儿——朗读英文小说，听父母演奏音乐（母亲弹钢琴，父亲拉小提琴），或者写一封封的长信给美国的亲朋好友。在小哈里的记忆里，这几个月是他童年时代最快乐的日子；他在1912年返回美国之后，还老是白日做梦般地想着，给自己“在伊尔特斯·哈克海滩的最尽头建一所避暑的房子”。

在中国待了五个年头之后，亨利·W·卢斯已成为学院教职工中最为果断和活跃的人之一。因为他力主将学院从登州迁至潍县，因此不出所料，同事们都指望着他去筹集资金，以支持这项花费不菲的新事业。1906年年初，卢斯全家在上海——小哈里见到的第一座大城市——登上了一条轮船，乘坐二等舱前往旧金山，从那里开始在美国逗留了十八个月。小哈里对此热切地盼了一年多。“一年以后，我就要来美国了，”他给斯卡兰顿一位从未谋面的朋友写信说，“请转告我其他的朋友们（他和他们也只是书信往来），我几乎都等不及了，还要一年才能去美国看望他们！”

他们起初沿着加利福尼亚海岸前行，在当时仍然不太大的洛杉矶市待了几个星期，在那里小哈里先是染上了麻疹（他的妹妹也全都被感染了），随后又染上了疟疾。待到孩子们康复，一家人继续往东走，并在芝加哥停留下来，以便和老哈里重新聚首，卢斯在之前的几个星期里一直在奔走筹钱。在芝加哥，他们首先拜访了内蒂·弗勒·麦考密克（Nettie Fowler McCormick），一个将对他们一家影响至深的人。她是塞诺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一家伟大的农机公司的创始人——的遗孀，拥有巨额的财富和虔诚的宗教信仰。她一直积极参与长老会教堂的活动，也是学生志愿传教运动组织的重要捐助者。她立刻喜欢上了卢斯一家，特别是小哈里。有一次，她提出让小哈里留在芝加哥和她待在一起，甚至（根据他父母后来的叙述）提出收他为养子。卢斯夫妇震惊之余婉拒了这项提议，直到多年以后才将此事透露给儿子。内蒂夫人对此显然并不介怀，她想出了其他办法来资助这一家人。她成立了一个信托基金，以补他们传教收入的不足。她还出钱帮他们在潍县修建了一所舒适的房子。在她的余生里，她始终保持着对这一家人的关心，也保持着对小哈里的关心。

第一次回到美国，哈里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斯卡兰顿度过的。他和父亲的亲朋好友生活在一起，而且平生唯一一次就读于美国一所公立学校。长大成人之后，他虽然对这次幼年之行记忆不够详细，但十分清晰；他回来的时候七岁，离开的时候九岁。在此之前，哈里对美国所知甚少，它只是他的父亲和其他传教士描绘出来的一个理想化的形象，而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证实自己工作的意义。在他心目中，美国起初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也不具有多元和喜欢辩论的文化特征，而是一个榜样和理想。所以当他终于踏足美国时，他似乎是在按照自己的预期来观察真实的美国。他后来回忆说，他“简直不敢相信”，美国是如此富有、安定和舒适，它看上去要比中国“文明”得多，而且美国人也显得更有教养和见识。他急不可待地想多了解新发现的祖国，了解得越多越好。他开始收集和研究列车时刻表，记下时间安排和站点，甚至自己编了几份新时刻表，列出他想去的地方——他如此走火入魔，是想将此番经历融入心中，这样一旦他回到中国也全然不会忘记。

此次美国之行成了亨利·W·卢斯部分生活的开端：为在中国传播基督福音筹集资金。这部分内容虽然越来越重要，却完全不是他想要的。当家人待在斯卡兰顿的时候，他几乎是在不停地四处奔走，寻找捐助者，向他们描述他在亚洲兴办基督教教育机构的愿景。有些出乎他意料的是，他对此竟十分擅长，并且很快就自如地和富有的赞助者们建立了交情，并说服他们认同他工作的重要性。此次行程只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多次像这样往来奔走。他频频外出筹款是因为他在中国遭遇了种种失意——尤其是他落选山东基督教大学校长一事，虽然他对该校的发展壮大出力甚多。“他不得不将大半生的时光耗费在筹集资金上……而这是所有的工作中最吃力不讨好的，”小哈里多年后回忆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帝对他并不好。”但这只是儿子的看法，父亲的看法不见得是这样。老哈里永不气馁的乐观精神不会容许自己后悔或自我怜悯。

1908年一回到潍县，小哈里——因为急于和祖国之间重新建立联系——马上寄了一封信给《圣·尼可拉斯》。这是一家广受欢迎的儿童杂志，小哈里在斯卡兰顿时就已经是他的铁杆拥趸。在信中，他描述了自己在国外的生活。这是他头一次发表文章。“我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孩子，”他写道，“我住在离潍县县城不远的乡下，那是一个院落或者说大院子，大概有两条街区那么大。里面有八栋住宅楼，一所男校，一所女校，一所学院，一座教堂，还有两家医院……我认为你们的杂志很好看。”但是，哈里在中国的安逸生活即将发生剧烈的变化，因为就在全家返回中国之后的那个秋天，他离开了家去寄宿学校上学。

在山东，几乎没有什么学校可供西方人的子女就读。哈里的父母只好将他送进中国内地教会学校，里面的学生以学校所在地的地名——芝罘——称呼它（芝罘就是卢斯一家在拳民叛乱期间逃往朝鲜时的出发港口）。芝罘学校是一所英国人办的寄宿学校，由于地处山东，设施简陋，而且维多利亚式的英国学校教育理念极为严厉，这使它显得严苛而无情——食物恶劣，几乎没有暖气，严厉的老师常常用教鞭敲打跟不上课的学生。

哈里痛恨这所学校。他才十岁，平生第一次和家人分开，而且他和同学关系疏远，因为他是美国人（学校百分之八十是英国学生），又有结巴的毛病，这个毛病是最近（或许因为外伤）才有的。他向父母抱怨“学校的食物简直令人作呕、难以下咽而且又脏又黏”。他还忍不住写信给母亲，详细地列出他回家时想让她做的菜［“1.令头汤；2. 烧鸡；3. 就着烧鸡吃的油炸薯片；4. 豆子；5. 胡萝卜或Beats；6.（自家煮的美味）米饭；7. 巧克力布丁，您知道我喜欢吃的那种］。他抱怨感冒，抱怨蚊子，抱怨老师，抱怨其他学生（他说，和他同住的家伙“自私、无礼、跋扈而且无知”）。

他最大的抱怨是孤独。他想家都快想疯了，不停地给父母写信，央求他们让他回潍县去。他哀求说：“我想我学到的东西会多得多，无论是上小一点儿的学校，还是自学。”他还向父母保证：“我的学习肯定不会落在后面。而且，我想我不会占用您太多的时间。”第二学年初，他写信说：“还剩六十三天，整整九个星期。要是只剩零天，零个星期，该有多好啊！那一刻，也只有那一刻，我才至少会感到高兴。”甚至在他试图提醒父母的时候，他也极力要他们放宽心：“别为我担心。像我一样记住这首合唱曲：‘每一天上帝都会关心你……他会关心你。他会关心你。’”然而，有时候——就像他1910年苦不堪言地在一封信中所写的那样——他的痛苦如此强烈，以致他无法再克制自己：“一切都是老样子，但情况不太好。痛苦似乎并不是只在我想家的时候挥之不去，而是时时煎熬着我，我非常理解那些希望自杀的囚犯的心情。”几个星期之后，显然是为了回应父母焦急的来信，又或者是为了回应芝罘老师的指责（费奇夫人问我为何写这样丧气的信回家），他写道：“我绝对无法原谅自己，如果我已经使你们感到担心的话。”老师公然拆看学生的私人信件是另一件令哈里感到不满的事情。他的道歉含着辛辣的讽刺：“我只是想让你们铭记，我是多么的爱这所学校，爱它的自由，爱它可口的食物，爱它杰出而博学的教授们！”在另一封信中，他宣称：“我心生仇恨，哪怕曾在这儿待过几百年，我也永远无法摆脱这种仇恨。”他的父母自然心痛于他的抑郁，并且有个学期允许他辍学回家休息了一段时间。但无论是他的母亲，还是院子里的其他人，都没有能力像芝罘学校那样教他，因此他无奈之下只好又回去上学。

几乎可以肯定，他愿意回芝罘上学离不开他个人理想的驱使。想家也好，孤独也罢，最终都未能使他气馁。相反，它们似乎使他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追求功名的动力，这种动力贯穿了他的一生。在芝罘上学的那些年里，他不停地努力追求着殊荣。他渴望在班上排第一。“我想我在表面上再次保住了第一名的位置，”他写道，“尽管我差不多可以确定，如果不计绘画成绩，我会是第二名。至少令我满意的一点是，实际上只有一个学生比我强……我知道我应该不拿第一不罢休，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情况有所不同。”他成为一位辩论好手，虽然他有些结巴——他决心克服这个毛病。“我们选择了大家一致认为最不利的立场，而且没有做任何的准备，”他向父母夸耀说，“但我们以十五票对三票获得了胜利。千万别忘了，我们根本没有准备，而且之所以丢了两票，是因为我的朋友史密斯宁可把票投给苏格兰人，也不投给犹太人！”在体育方面，他也努力追求卓越（“我最喜欢打网球，所以我必须练习、练习、再练习，使自己成为一名网球好手……我的发球技术在学校里数第二”）。他还热衷于做学生领袖（“我现在是‘男生协和礼拜堂常任会长’——这是一项殊荣，不是吗”）。

他不仅努力追求成功，还会不厌其烦地分析自己的各种成就，把自己和其他男生比较一番，并且沉浸在胜人一筹的喜悦中（“我今年的理想已经实现，那就是在全班排名上打败哈耶斯……今年我创造了一个名次上升的纪录，前进了八个名次”）。而对于偶尔的不及格，他也会做出详尽的解释，这些解释几乎总是将他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我的写作成绩应该是六十六分，而不是五十四分，”在得了一个令人失望的分数后，他辩解道，“有十二分该给的没给。”他还解释说，另外一个低分是来自一位“给每个人都打低分”的老师。在他的芝罘岁月行将结束的时候，他提到了自己的奋斗和抱负：“我孜孜不倦地钻研着课业、文学和音乐，通常是在这方面进步一点，在那方面又退步一点，离人类的主要目标——止于至善——一下子近了一点，一下子又远了一点。”

在后来的岁月里，哈里有时会热情地谈起这所“简陋的小学校”，甚至有一次他说“我接受的最有价值的教育就是在那儿”。不过在那个时候，虽然他学会了容忍这个地方，甚至表现优异，但他从未停止过对它的鄙视，从未停止过计算离放假还有多少日子，从未停止过恳求父母——他写回家的信一定令他们备受煎熬——救他脱离苦海。

1900年在芝罘，哈里和家人瑟缩一团，等着别人来救他们，以免遭拳民之害。对这个场景，哈里没有任何记忆。但他绝不会忘记他亲历的中国辛亥革命，他在芝罘学校就读的最后一年里，这场革命蔓延到了他的身边，并且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清王朝自1644年起一直统治着中国，但它在十九世纪已是日益衰落，因为欧洲、日本和美国入侵者越来越多地控制了中国的领土和贸易，并从清政府那里攫取了越来越大的管辖权。自1898年开始，清王朝的命运更是每况愈下。那一年，急于恢复清政府威信的大臣们向年轻的新皇帝光绪进谏，说服他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法令。这位皇帝很快就在一场政变中被抓并被软禁起来，这场政变由他大权在握且阴险狡诈的姑姑慈禧太后密谋策划，事后她处决了六位改革派领袖。第二年，慈禧鼓动拳民围攻北京的外国使馆区，这个鲁莽的决定引来一场浩劫——西方军队入侵并洗劫了这座城市——慈禧也被迫逃离京城，并不得不对侵略者做出新的惊人妥协。她晚年统治下的政府已是腐朽无能、风雨飘摇，一次次地受到人民起义的打击，并且受到愈来愈坚决的改革者的挑战。慈禧死于1908年，死前不久她先谋害了自己的侄儿，也就是仍在软禁中的光绪皇帝。他的后继者是年仅三岁的宣统皇帝（溥仪），此时君主立宪制的呼声日益高涨。溥仪的大臣们为了回应这种呼声，采取了一些明显是敷衍的改革措施，但这对于恢复清王朝的权力几乎毫无用处。

清政府的软弱和顽固增强了二十世纪初伟大的中国革命领袖孙逸仙的感召力，在他的鼓动之下，1911年革命起义风起云涌，并迅速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到1912年年初，革命军已经控制了中国二十四个省份之中的十五个，随后孙逸仙宣告自己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几个星期之后，皇帝宣布退位——这不仅终结了清王朝的统治，也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

对卢斯夫妇这样身处中国且抱持进步主义观点的西方人来说，清王朝的垮台和孙氏革命运动组织（国民党的前身）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开始步入现代世界。哈里心情复杂地在芝罘关注着这一切，既有些担心，又十分好奇，还有几分兴奋。“这场革命进展如何？”他在十月写信给父母道，“千万别像闪电一样一闪而过！现在大概该轮到上海了。我猜也不会发生什么不测吧。”到次年二月，起义蔓延到了山东，甚至在他的学校里也可一见了。学校里的中国佣人要求增加一倍工资，遭到校长拒绝后便辞工不做了。“大一点的男生（哈里也在其中）不得不把所有的杂活担起来。”他告诉家里说。然而，令哈里更担心的是，有报道说在北方发生了反对传教士的暴力行为。他写信给父母说：“把保定府传教士的房子烧掉真是太可怕了！”对卢斯一家来说，保定府是个伤心之地，因为霍瑞斯·皮特金就是在这里丧生于拳民之手。“当然，这样的事在潍县是不会发生的，”他补充道。他这样说很可能是为了打消自己的疑虑，同时也安慰一下家人。

尽管哈里对周围气氛的“些许挑衅情绪”表示了短暂的担忧，但他十分清楚自己同情哪一边。“这场惊天革命的硝烟余烬仍在这个港口昏暗的灯光里隐隐闪着红光，”他写信对一位在潍县看望他父母的亲友说，“请原谅它以这种微不足道的方式欢迎你来到这片伟大的土地，这里有伟大的人民，有伟大的历史，有更为伟大的未来。”他告诉斯卡兰顿的朋友说：“此次革命给中国日益广阔的未来送来了一缕希望之光。”甚至三十年后，在提及1911年到1912年的辛亥革命时，他仍称之为中国社会（以及他自己）的生活中发生的伟大运动之一。在历经“漫长的流血革命”之后，他回忆说，中国人并没有“颠覆他们自己的文明”。相反，“我有幸目睹……他们踏上了一条改良之路。有朝一日，它有可能被证明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了不起的改良运动。”

然而总的说来，哈里1912年更多的时间是在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不是中国的前途。当年八月，他永远地离开了芝罘——将“劳碌和不满”抛在身后，并庆贺离开之日的到来，他称之为“自由熠熠闪光的第一天”。三个月之后——其间他在伊尔特斯·哈克海滩度过了最后一个难忘的暑假——他在上海登船，开始了孤身一人返回美国的漫漫旅程。

在中国的英美籍男孩子普遍长到十四岁就要回国上寄宿学校。实际上，在去年相当长的时间里，哈里所有的芝罘同学都在为回国读书做着准备。像他父亲一样，哈里一直盼着能上耶鲁大学，但至于选择上什么寄宿中学，他们家倒也没有指定的传统。老卢斯于是向他的老师沃特尔·布埃尔（Walter Buell）求教，他曾经在斯卡兰顿任莱克瓦纳学校的校长，但到1912年，他去了位于康涅狄格州雷克维尔（Lakeville）的霍奇基斯学校，在那里做了一名老师。霍奇基斯的毕业生差不多全都进入了耶鲁大学。在布埃尔的安排下，哈里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因为以卢斯夫妇的传教收入，要支付霍奇基斯的学费实在是杯水车薪。哈里收到了邀请，要他于1913年秋报名入学。身为虔诚的长老派牧师，老卢斯也许原本就心仪霍奇基斯，因为这所学校与其他诸多精英预备学校不同，并不附属于美国新教圣公会。与此同时，卢斯一家决定送哈里去欧洲待上大半年——主要是待在英国的一所学校里，该校的校长名声在外，因为他极其成功地帮助一些男孩子克服了结巴的毛病。

离开之前的几个月一定是心绪难平的日子，这个沉默寡言、少年老成的孩子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尽管他又重温了种种家庭和暑期的活动——他整个童年时代都十分珍视这些，但他肯定也意识到，所有这一切都是最后一次了：潍县的家人高兴地欢迎他回家；骑着驴子穿过乡野；在伊尔特斯·哈克海滩度过田园般的假期；一家人在晚上大声朗读以及听父母演奏音乐；和父亲促膝长谈。10月下旬，哈里告别了母亲、妹妹和弟弟（他弟弟才三岁，而且他实际上对哈里没有任何儿时的记忆。弟弟后来在描述彼此关系时说，哈里就像“路过的船只”）。他先坐火车到上海和父亲会合，然后由父亲送他上船。

他沿途开始给远方的家人写信记述他的生活，这很快就成了他的习惯。他写信叙述各种见闻，同时锻炼自己的写作技巧。他在离家次日写的第一封家信中说：“今天我们看到了……堆积如山的豆子，这儿的收成肯定不错，尽管人们看上去一副粗鄙的样子。”在南京，他在一个传教士家里逗留了几日。他兴奋地写信说，他游览了“和最近的革命有关的各处景点”。他甚至更兴奋地提到，他遇见了两个美国男孩子，和他一样，他们“计划靠奖学金去霍奇基斯上学（尽管从他们的家境来看，我不明白他们何以有理由申请奖学金）。当然，我想最终他们两个也会进入耶鲁。”他从上海报告说，父亲已安排好让他10月9日去乘坐一艘德国蒸汽轮船腓特烈亲王号。同船回国的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会在途中照应他，而他到达南安普顿之时，“刚好赶得上观看伦敦圣诞节”。

哈里在上海和父亲一起度过的最后几天并未留下任何记录，但不难想象，他们为此次重大的分别做准备的同时，一定常常作推心置腹的交谈。在芝罘上学的那些年里，哈里和父亲之间就已经形成了虽远隔两地却十分亲密的关系，在之后的许多年里，他们一直都保持着这样的关系。哈里在信中事无巨细地、有时甚至痛苦地描述着他在学校里的日常生活，而他的父亲则回给他详细的“建议信”，建议他如何学习，选什么样的课，如何与朋友相处，甚至——在他临近青春期时——建议他如何面对自己的性成熟（在一封信中，他敦促哈里阻止“你的朋友”形成“玩弄私处”的“恶劣习惯”。这个习惯，他警告说，必定会损害他们的身心，更不必说他们的精神生活了）。“我希望你不要以为我爱说教，”他在儿子出发后不久随即写道，“我希望你永远把我当成亲密的伙伴。你有任何的难题和疑问，都可以毫无拘束地来求教我……你并不容易意识到，我是多么的渴望帮助你啊，使你不致重蹈我过去的覆辙。”

在哈里的童年时代——甚至在他成年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什么比父亲的形象使他印象更深的了，他的父亲毅然地在世界各地辗转奔波，追求积德行善，并敦促儿子追随他的脚步。在中国，小哈里目睹父亲耐心而无私地着力改善着中国学生的生活，并且说服同为传教士的同事们更多地关注山东的社会状况。在美国，他则目睹父亲持之以恒、劳而不怨地四处奔走，以筹集资金支持他的伟大事业。甚至在他离开中国之前，哈里就开始了汲取父亲的品质：他的严肃认真，他永不停息追求自我圆满的精神，他的活力，他的雄心壮志，他的矢志不渝。但哈里最想汲取的——而他一生常常自责未能获得的——是父亲一以贯之的高贵品行，或者说他十足的“善心”。从父亲那里，哈里学会了将人生视为一项伟大的使命，衡量人生的标准是一个人为改善世界所做出的贡献。但与父亲不同的是，他也渴望财富、权力和世俗的成功。他的世俗野心和父亲自豪、坚定、永不气馁、牺牲自我以利他人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在他的一生中既是巨大的鞭策，又是巨大的痛苦。

“我现在几乎处于另一个悬崖的边缘，”在即将起航时，他给母亲写信说，“一个悬崖是指前些日子离家出门，而这另一个是指离开这个胜似祖国的地方。”他显然很兴奋，叙述着在上海买的新衣服、“可口的食物”、他入住的舒适包厢——“似乎位于二等舱一个不错的位置”——以及“十分友善的人群”，他很快就和这些美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打成了一片。但他无法掩饰离别的痛楚。随着码头——他在那里向父亲最后道别——渐渐淡出了视野，他写道：“我终于出发了——逐渐离开了中国的地界。船在江上航行，向着大海驶去。我知道我不会永远待在家里，我也知道离开是我的愿望，但离别太难，情何以堪！”

第二章 奋斗不息

卢斯离开了霍奇基斯，一如既往而又毫无眷恋地再次展望起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没有幻想，没有浪漫，没有夸夸其谈，也没有多愁善感的安慰”。

平生第一次没有了大人的严格监护，十四岁的哈里终于开始独自踏上成熟之路——过上有序而自律的生活。从前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这种生活都是别人强加于他的，而如今面临新的人生，他要重建这种生活。他制定了一个日程表：什么时候读书，什么时候写信，什么时候参加社交活动，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休息，都一一列明。他在家信中记述了自己的种种经历，信写得很长，有时会自觉地运用文学的笔调，探索一种能够表达自己新的成熟气质的写作风格。在描述轮船即将停靠香港时，他写道：“在左边，一座岛屿缓缓升起，也许是在迎接我们，也许是在迎接诱人的黎明。随后，仿佛是想和轮船一搏，海角展开了它的身躯，一副要把船撞沉的样子，又似乎是在欢迎船靠岸。”在新加坡短暂停留过后，他形容它是“一个植物繁茂的美丽城市……虽然我看到了自然生态之美，但我不会过分夸奖这个植物第一、市民第二的城市。”在叙述槟榔屿之行时，他展现了自己的新形象——一个充满激情、勇敢无畏的观光者。在离开上岸游览的一行人之后，他没有脱鞋就漫步走进了一座清真寺，“看门人那愤怒的表情和喷火的眼睛几乎要把我给杀了（因此当时我很害怕）……我真以为我即将成为观光事业的殉道者，但庆幸的是，我还活着！”

他有时会晕船，有时会想家，有时又感到百无聊赖。有一次他写道：“天实在太热了，让人无心玩耍，我们只得看书，打盹，看书，打盹，要不就仰望或凝视若有若无的无限虚空。”后来他向父母承认：“我很会消磨时光。”不过，即使在这场漫长而难受的航行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依然热情不减地四处游览，并记下所见所闻，而对所到之地，他并非总是报以赞赏之辞。埃及赛德港（Port Said）“是最破烂的港口，也是人间最肮脏的处所……充满了罪恶”。相比之下，那不勒斯和热那亚——他见到的头两座欧洲城市——则美不胜收。他说，那不勒斯的一座教堂是“我见过的最精彩最漂亮的建筑……意大利——我仅仅游览了它的一小部分地方——让人叹为观止，只有美国和潍县才可与之一比”。

11月中旬，哈里抵达了英格兰。令他沮丧的是（因为这意味着他根本无法游览伦敦），一直照应着他的传教士一家立即把他送到了伦敦以北的圣阿尔本斯学校，送到了他希望能治好他的结巴的导师那里——他一直饱受结巴的折磨。后来他说：“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他们带着十分乐观的情绪开始上治疗课，“康明斯先生认为我不用一个月就可以痊愈”，结果这些课却几乎不起作用。康明斯告诉他，他的毛病“完全是一种幻象”，是一种很容易摆脱的“恶习”。他们的治疗课变成了愉悦但漫无目的的长谈，话题围绕着政治和文学。哈里的父亲也竭力给儿子鼓劲。显然是为了回应儿子希望破灭的情绪。他说，康明斯先生“只能发掘你的长处”。他认为，真正的出路在于哈里自己努力。“当然，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你能再次控制自己说话的动作，”他写道，“每天进行朗读和嘴部运动……或许有利于你的康复。”哈里没有理会康明斯的建议，但是他结巴的毛病慢慢有了改善。

不出所料，哈里很快就将心思转到了其他事情上。康明斯在学校里给他留了一个名额，哈里却没有兴趣去注册。在中国上了四年的英国寄宿学校，他无疑已经受够了。在上课之余，他进行着各项自修计划。他尝试了一种新的书写方式（他称之为“商业体”），而且从佩尔汉姆智力学校邮购了一套课程，该课程建议“一个人如何通过集中精力和注意观察来训练自己……以大幅提高智力”。他研究佛学，阅读恺撒和狄更斯的著作，写作诗歌，“每个星期上两次德语课……为去霍奇基斯读书做准备”。他还和学校里的男生们打网球、下象棋。但首要地，他喜欢四处走走。他买了一辆自行车，自己学会之后，骑着它逛遍了圣阿尔本斯附近的乡村，就像当初他骑着驴子在山东各处探访村庄、教堂和田野一样。他频繁坐火车出入伦敦，在那里他重新开始了习惯性的观光（圣保罗大教堂，他说，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基督教堂”），并且去旁听国会开会，还出席了芝罘同学的聚会。

1月，他得到消息，母亲、妹妹和弟弟将于当年夏天暂时迁居瑞士，妹妹们要去那里的一间法语学校念书。而父亲会在几周之内到英国作短暂的停留，他将要从中国前往美国筹款，中途经过英国。“真是太好了！”他兴奋地回信说，还详细地教他们如何打包行李、如何付小费以及如何观光，并计划带父亲去英国各大景点参观一番。当父亲于2月初到达英国时，哈里带着他游览了伦敦、牛津和斯特拉特福德，并且参观了几处王宫和气派的乡村别墅，之后送他登上了前往纽约的轮船。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哈里一个人尽情地在英国作了最后一轮游览，然后他离开了圣阿尔本斯，只身坐船前往法国。

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里，哈里又在欧洲各地游览了一番。他写自欧洲的书信显示，他已经是一个习惯了自立的年轻人——为了消除孤独感，他一方面尽情地、有条不紊地游览着，另一方面自律地进行着自修。这些书信还展现了他那日益明显的性格特征：渴求知识和历练；无比强烈的好奇心；广见博闻的坚定意志。在巴黎的几天里，他徒步走遍了全城，流连于一个又一个景点——罗浮宫、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和蒙马特公墓，然后才动身前往瑞士洛桑。几个星期后，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也将到达那里。但这个快乐而宁静的城市很快就让他手足无措。他这样描述在瑞士的时光：“无人陪伴的日子，有时显得漫长难熬。”他采取了一个自认为可以帮他打发无聊时光的办法。“既然我的英语课本已经寄到了，三餐之间的时间自然就过得很快了。”他向父亲保证说。但他在洛桑待的时间很短，因为他（在父亲的帮助下）已经计划好去意大利旅行一个月，这次他又是孤身一人。“手里拿着旅游指南，小指上拎着照相机，我四处探访。”他自罗马写信说。像在伦敦和巴黎时一样，他在罗马游览时也是精打细算。他住在一家便宜的小旅馆里，甚至还花费了几天工夫，试图搬进更小更便宜的房间——部分是因为他手头拮据，而且也因为他对住处并不讲究。他一门心思地游览着，有条不紊地在罗马城穿梭，仿佛是在检阅一个又一个必去的景点。“到这儿后的七天里，”他得意地说，“我已经游遍了所有的主要景点。剩下的几处人们常去的地方，我是不会去了，它们无非是几所（相对而言）没什么意思的教堂以及美术馆，这些美术馆和佛罗伦萨的展览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佛罗伦萨，我是一定要去的。”

哈里之所以系统地探访，是因为他认为这比散漫而随兴的方式更能使他增长见识。而且，他显然从这种特意安排的游览中收获了真正的快乐。“我相信，罗马已经部分地被我带走了，而且永远无法从我这里夺去，”在预备离开时，他高兴地写道，“无论我愿意与否，这座伟大的城市留给我的记忆和印象，将永远在我心里占据一席之地，而且永远无法磨灭。”对此，他的父亲衷心表示同意。他建议说：“凡一个人所到之处，都值得好好地游览一番。”愿意让儿子在这个年纪独自旅行的“父亲并不多”，他还补充说，但哈里“从未令我失望”。

在佛罗伦萨，哈里和一位德国教授——“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结成了忘年之交。这位教授来自纽约奥罗拉的威尔斯学院，哈里在圣若望洗礼堂碰到了他。“我们一见如故，约好漫游时尽量结伴同行。我们定在星期一早上六点二十分动身前往威尼斯，而且开心地估摸着，不知道会在那里待多久，”他写道，然后补充说，“我新交的朋友……坚持赠给我几张电影票。”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的友情似乎并没有延续多久。此后几个星期，哈里（又是一个人）接连游览了博罗尼亚、米兰、都灵和热那亚。随后他回到了洛桑，和母亲、艾玛威尔、伊丽莎白以及谢尔顿再次聚首——而且，他已经在惦念着自己前往美国的旅程了。

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他在瑞士买了第一套成人的衣服——长裤、套袖和硬领衬衣，这是美国年轻的中产阶级人士的标准装束。他抱怨说，穿着这身不太舒服的新衣服有如“每天受罪”，但还是坚持穿着它，直到习以为常。与此同时，他在瑞士展开了新一轮的游览，并且孜孜不倦地学习，为霍奇基斯的入学考试做着准备。在8月份，他和来自芝罘的英国朋友哈罗德·伯尔特（Harold Burt）结伴，开始了为期两周的“集中游览”。他们顺着莱茵河来到了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然后又到了布鲁塞尔。哈里最后赶到汉堡和父亲会合，他父亲几个星期前已经回到了欧洲。几天之后，父子二人登上了去美国的轮船。

他的父母一定明白，或许哈里自己也清楚，在他离开中国之后的几个月里，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远的转变。哈里依旧热爱家人，喜欢和他们共度美好时光；在他一生中，没有什么比他和家人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了。尤其是他和父亲之间，仍保持着特别亲密而友好的关系。但他自己的家——无论它在哪里——显而易见和他们已不在一处了。在他们的生活中，哈里只是一个访客，在他们四处辗转漂泊的过程中，顺道过来待上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总是显得情深意切。那年夏天和儿子一起过了几天之后，老哈里写信对他说：“你十四岁，我四十四岁，但我并未感到其间的差别，希望你也是如此。因为无论内在还是外在，我们都很相似。这令我感到极为高兴。”但这样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哈里和父母很快就各奔东西，各忙各的事情去了。在欧洲相聚的几个月里，全家人欢聚一堂的时刻少之又少。在哈里随后的人生当中，这样的时刻也是可遇而不可求。“当然，我渴望拥有一所房子，可以把你们所有人聚到一起，特别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母亲从德国写信说，“但这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奢望，我们都无能为力。”艾玛威尔曾经抱怨：“我们似乎不属于任何地方。”母亲赞同地说：“这似乎就是我们的宿命，总是不停地在漂泊。”

卢斯一家很少发出这样的悲叹，哈里就更少了。传教士家庭就是这样，而且他们把漂泊看作一种必要的代价，为了他们那不同寻常的——他们认为是荣幸的——生活而付出的代价。“我知道上帝会安排好一切，并满足我们心中的欲望，只要这些欲望是上帝愿意满足的。”母亲写信对哈里说。“我们过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生活，”父亲也附和说，“但我确实感到上帝在引领并保佑着我们。”哈里只是埋头向前，只要有可能就和家人共度美好时光，否则就专注于他所谓的“手头事务”。他没有费太大劲就适应了新的独立生活，同时他也没有感到孤独或者想家——他在芝罘读书时对此常常抱怨——即使他现在比当初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相反，他热切地拥抱着追求历练和知识的“伟大征程”。这取代了——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说，永远取代了——曾经支撑着他的生活的亲情。

哈里于1913年9月中旬抵达纽约，第一次见到了这个“伟大的城市”。纽约日后将成为他人生的中心舞台。他很快又成了孤身一人，因为在他们到达后不久，父亲就踏上了筹款之路。但哈里并不害怕。与在巴黎和罗马时一样，他从曼哈顿的一头逛到另一头，在仅有的几天里，试图尽可能地多见识一下。他坐着公共汽车沿第五大道上行，经过了纽约一座座著名的摩天大楼以及“大明星的巢穴”——中央公园周围的豪华酒店和大厦。几天之后，哈里来到了康涅狄格州的雷克威尔，在体育馆前唱起了《这是我的祖国》（My Country Tis of Thee），体育馆内满是在嘲笑他的男生，这些男生将要引领他进入霍奇基斯的校园生活。

霍奇基斯学校成立于1892年，是由两个背景迥异而且意见相左的人创办的。其中一个名叫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耶鲁大学校长。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正在忙着将耶鲁——一个规模很小的封闭学院——改造成注重学术的大学。和其他致力于类似改革的大学校长一样，德怀特担心美国公立学校培养的学生，无法达到耶鲁提高了的新标准。因此，他早就考虑着创办一所新的私立学校，为耶鲁输送合格的学生。碰巧的是，他找到了一位富有但又有些古怪的寡妇——玛利亚·霍奇基斯（Maria Hotchkiss），她正在寻找一种方式，以纪念她新近去世的丈夫（一位成功的实业家和机枪发明人），却没有结果。德怀特说服她捐资在她的家乡康涅狄格州的雷克威尔兴建一所私立男子高中。当时兴办这类教育机构——现今所谓的“预备学校”——的风气很盛，该校只是其中之一。它们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开门招生，并且抱着同样的宗旨，其中包括劳伦斯维尔、格罗顿、塔夫、乔特、米德尔塞、迪尔菲尔德和肯特，这些学校都是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和其他名牌大学的鼓励或积极参与下创办起来的。而且，更老牌的私立学校，比如埃克塞特、安多佛和圣保罗，都在那些年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这些学校的创立，不仅满足了支持鼓励它们的那些大学的需求，而且也符合工业时代新的富裕家庭的愿望。与预备学校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其他事物——包括富裕的郊区、乡村俱乐部、避暑胜地、豪华的新教教堂以及精英男士俱乐部。它们标志着一个截然不同的全国性上层阶级的崛起。在霍奇基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来自新贵家庭，即使不靠奖学金就读的学生也并不完全都是来自新贵家庭，但大多数人至少是来自殷实的中产家庭。因此，这所学校既体现了上层阶级的理想和社会习惯，又体现了中产家庭在世界上崛起的热切期望。

虽然学校是以她家族的名字命名，但霍奇基斯夫人与学校之间从头到尾关系紧张，原因之一在于：她想办的学校，是为了满足雷克威尔地区穷孩子的需要；耶鲁想办的学校，则是为了培养有钱人家的儿子，为自己输送学生。他们勉强达成了妥协，把绝大多数学生的学费定为六百美元一年——不是较为富裕的人家根本无力承担——同时为来自当地的不那么富裕的学生设立了几笔奖学金。但玛利亚·霍奇基斯仍心有不甘，学校一成立她就停止了资助。即便如此，学校还是兴盛了起来，因为大量特别富有的家庭很快就成了它的依靠。

在哈里（现已十五岁）入学时，霍奇基斯学校已有了二十年历史。这个时候，它——对招收来自雷克威尔地区的穷孩子本来就一直没什么兴趣——已经大幅度减少了本地招生名额。但奖学金还保留着，并至少将其中一部分授予无力支付学费的学生，只要其背景与学校的要求相吻合——该校的全体学生都拥有不俗的社会背景。哈里——作为耶鲁出身的传教士的儿子和英国寄宿学校的毕业生——恰好符合要求。即便如此，靠奖学金就读的学生与其他人泾渭分明。哈里在学校的头几个星期就体会到了美国社会的阶层分野。他不是和其他学生住在一起，而是住在一个小村子的公寓里，离校园约有一英里远。他和一个十九岁半的农村孩子住一间房，这个来自肯萨斯的学生也是靠奖学金来此就读的。学校里带有女仆和洗衣服务的宿舍是留给付费生的。哈里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搭着一辆送货车赶往校园。到了那里，他先要将礼拜堂打扫干净，然后一路“飞奔”跑进食堂，伺候付费生吃完之后，才匆匆吃几口早餐。

然而，哈里无疑十分清楚自己希望跻身班上学生的哪一边。他虽然和其他靠奖金就读的学生相处融洽，但并不真正认同他们。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相比，哈里显得卓尔不群（事实上，他花了大量时间辅导室友和其他人）。这些学生觉得自己是外人，但哈里并不接受这样的想法。“我不想伺候别人吃饭，而且我是一个人，不是一头猪，再也不想像猪一样囫囵吃食。”在第一个感恩节假期来临之际，他写道：“这些靠奖金就读的学生从本质上讲都不错，但他们缺少某些应有的品质——这在就餐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奖学金给我带来的最大负担，”他在另一个场合指出，“就是我必须和这些人为伍。他们许多人仍然显得粗鄙不堪，透出一股农场或者布鲁克林的气味！”学校显然持同样的看法。有一位老师对他说：“学校老师对靠奖学金就读的新生的素质并不满意——但‘我跟前的人（即哈里）不在此列，’——所以他们计划花些工夫……在素质更高的男孩子中宣传一下霍奇基斯奖学金。”相比之下，哈里认为其他学生“都是优秀而有教养的人”，他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在一封家信中，他念叨着在一场四年级学生舞会上给别人上茶点的机会——这是一种荣耀，通常专属于深得人心、家庭背景显赫的学生，哈里称之为“宠儿”。“我只能期望他们叫我去上茶点，”他带着一丝哀怨写道，“虽然我不能为这场通宵达旦的社交活动增光添彩！”

使他显得与众不同的，不仅是他在学校严格的阶层结构中所处的模糊地位，而且还有某种社会背景上的尴尬状况——这部分也是他那显而易见的异国气质的产物。他打扮不同，穿着在中国和欧洲置办的廉价夹克和裤子，与班上一些富裕的同学所穿的精致的美国衣着相比，它们看上去陈旧过时而且略显寒酸。他说话也不同，不仅因为他老是说话结巴（虽然有所改善），而且因为他对美国的习惯用语不熟悉。他的话有时显得很正式，甚至有点生硬，这并不是因为他有意如此，而是因为他从未学习过美国青少年轻松而且充满俚语的说话方式。他几乎不了解美国的大众文化，听不懂同校学生讲的笑话；也许最要命的是，身为男子中学的学生，他对美国的体育运动几乎一无所知，而（据一位霍奇基斯的毕业生写信对哈里说）学校里的“大明星”非体育健将莫属，他们愿意与之交往的人，没有谁不是极力想和他们交朋友。“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对足球规则一窍不通。”哈里在10月份懊恼地写信对父母说。他先是一度想进入足球队，后来又试了一把棒球，但很快就弃之不顾，转而打起了网球，并且为了了解他所不知道的各项运动，哈里给校报写了许多有关体育比赛的报道。除了和同学一起学习必须学的东西以外，哈里还要努力学会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人。

在霍奇基斯，尽管哈里在很多方面都有一种外来人的感觉，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爱上了这所学校——爱到不忍批评它，感情之炽热只有过去那无法抚平的芝罘之痛才可比拟。在雷克威尔度过了最初几天之后，他写信对妹妹们说：“霍奇基斯是一所好学校！为了证实我的感觉正常，我甚至不得不掐自己几把。”至少有一段时间，他原谅了学校几乎所有不好的方面：老生羞辱欺凌新生（入校仪式结束之后，他写道：“他们给予了我们实际的建议和热情的欢迎。”）；靠奖学金就读的学生处境艰难（他坚持认为，他们在学校里“地位重要”，因为他们承担着许多要务）；有些规矩有辱新生尊严（他们不可以和老生搭话，甚至不可以看他们一眼，除非老生先和他们说话。即便如此，哈里期待着翻身之日，那时他会是这种习惯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他甚至容忍了“中国佬”这个令他讨厌的绰号。在他入读霍奇基斯的前几个星期里，老生听说他将中国潍县列为自己的家乡，于是给他起了这个绰号（他“一定是经墨西哥或者加拿大偷渡过来的”，霍奇基斯《文学月刊》在回顾1916级的学生时以幽默的口吻写道）。他敬重严厉而自负的校长胡贝尔·格雷·比勒尔（Huber Gray Buehler），虽然后来他对此人日渐生厌。“比勒尔先生被大家称为‘国王’，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在他们见过第一面之后，他写道，“我第一次碰到他是在过道里，从他的举止来判断，我得到了他十分正式而庄重的欢迎。”

不过，对于自己在社会背景和运动方面的不足，哈里就以学习和文学上的成就来进行弥补。他很快就崛起为学校里最聪颖的学生之一——这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因为在从中国到美国的漫长旅程中，他整整一年没有正式上过课，而他的同学大多已在霍奇基斯学习了一年。他虽然不情愿，但不得不承认，芝罘学校给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发现自己在这儿最得心应手的就是学习了。”他在第一个学期过去了几个星期之后写道，而且一直抱着这个看法。对他来说，取得好成绩并非难事，而且在霍奇基斯就读的三年里，除了个别学期，他在班上都排第一（“最佳学生”）。“在美国念书的第一个学期，你面对学业如此轻松，实在令我自豪不已，”一得到他取得好成绩的消息，父亲就回信说，“我感到十分愉快和宽慰，我知道我有一个绝对值得信任的儿子，只要给予他指导，他就会做正确的事。”这样的赞扬更坚定了哈里进取的决心。

霍奇基斯的课程居然十分有限，即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哈里零零散散地修读了几门英语、代数和《圣经》方面的课程，但他把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到了语言学习上。他父亲原来在斯卡兰顿的老师沃尔特·布埃尔——一个刻板而清高的人，哈里从未亲近过他——严格监督着哈里的学习，并且早就断言他潜质巨大。他说服哈里开始学习古希腊语——学校里难度更高的语言课程之一。哈里很快就沉浸在这门陌生而美妙的语言之中，一学期选了两门希腊语方面的课程（另外还选了拉丁语、法语和德语），而且一如往常地已经在期待着他的新才能能够为自己带来殊荣。耶鲁会给即将入读的学生发放一笔奖金，只要他能证明自己熟谙希腊语，而哈里早就下定了决心，他要努力将它拿到手。

与此同时，他的眼睛还盯着离得更近的各种奖项。他为了成为“最佳学生”而不懈地奋斗着，而且通常也会如愿以偿。除此之外，他还努力使自己精于公共演说和辩论——这对一个为结巴所苦的男孩子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雄心，但正因为有种种障碍必须克服，他反而愈加意气风发。入校几个星期之后，在霍奇基斯的一个辩论社的成员面前，他宣读了自己写的一篇论文——“汉尼拔，人之领袖”，以此作为评定入社资格的试讲。第二天上午，他兴奋地写信回家说：“我今天上午主要是想写信告诉你们，我的论文获得了成功。它被认为是最出类拔萃的——是论坛辩论社迄今为止第一篇给人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论文——而且，我已是这个庄严的辩论社的一员了！”

既然他无法成为霍奇基斯的运动“明星”，哈里于是决心成为校园里的文学名人。在第一个学期里，除辩论之外，他还开始为学校的校报和文学杂志忙活起来（校报名为《记录》［the Record］，而文学杂志名为《霍奇基斯文学月刊》［the Hotchkiss Literary Monthly］，学生称之为《文学》［Lit］）。这两种刊物都依据艰苦和高度量化的竞争来授予职位。学生们不仅可以通过投稿的数量和质量来获得积分，而且可以通过销售广告、拉人订阅、打杂，甚至打扫卫生来获得积分。哈里极其成功地发表了不少小说和诗歌，但他并未就此停步。他不放弃任何加分的机会，因此到期末的时候，他能够夸耀他对《文学》的贡献“明显地被一致认为使我在竞争中全校领先”。在第一年里，他就入选了《文学》杂志社。但在《记录》追求殊荣的道路则更加漫长，而且更加艰难，因此也令哈里更加渴望。他“竞逐”《记录》几个月（就像跟在主人身后的狗在打架一样），却未能获得职位。此后，他在4月份写信对父亲说：“你问我为何想同时跻身这两种刊物，首先，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而且我的同学极少有人能做到。其次，我决心要做好我能做的一切。”直到第二学年中期，他才最终入选了《记录》。在此期间，他几乎是疯狂地为之工作着，以致学习成绩（一度）略有下降。“我为《记录》付出的努力获得了令人赞叹的——更不用说是惊人的——成功，”他报告说，“自我入校以来，还没有人在两个星期之内获得两千五百多分。”

尽管哈里是学校最穷的学生之一，但在霍奇基斯就读期间，他毫无愧色地与同学并肩而立。然而，在大多数假期里，他和绝大部分同学明显不同。他的父母通常都远在他方——在中国、欧洲或者旅途中，除了在山东，没有固定的地址。“我不知道圣诞节的时候会在哪里，”他父亲11月中旬从匹兹堡来信说，在信中简要叙述了他特别复杂的行程，“既然我总是‘将我的路交由主来决定’，他当然会‘引导我前进的路’。一切顺其自然吧。”父母双方在美国都没有什么近亲，哈里与所有的亲戚之间也只是一面之交。所以，每个假期他都得自己费劲地找个可以去的地方，或者找点什么事来做。总的说来，他热切地，甚至欣然地面对着这项挑战。毫无疑问，他想念自己的家人，但他面临着各种机会，可以经风雨、长见识。

第一个这样的机会来自卢斯一家的老朋友和热忱的赞助人内蒂·麦考密克夫人。哈里1906年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芝加哥见过她，打那以后再也无缘一见，但是他们一家人一直和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哈里的父亲前往芝加哥筹款时常常去她家拜访。她曾想收为养子的小哈里，是卢斯一家中她最为牵挂的人。甚至在他回美国之前，她就开始给他写信：“我是在给我很久之前就非常喜欢的那个小男孩写信！”1913年春，她给人在欧洲的哈里写信说：“以岁月而论，一切恍如昨日。以记忆而论，我要说，就是在昨天黄昏时分，我牵着你的小手。”她珍藏着哈里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哈里的母亲时不时寄给她的。“我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上那个‘1906年的小男孩’，而你下次来芝加哥的时候，就不会这般容易认出我了。”她说。所以也就用不着奇怪，她为什么会邀请哈里和自己一起度过他在美国的第一个圣诞假期。哈里征得父母的同意，立即热忱地接受了邀请。他父亲写道：“这将给你一个机会，去认识这片土地上一些最善良的人。”他母亲则对丈夫透露说，她已决定放弃计划好的纽约之行，并待在欧洲过圣诞节，以免打乱哈里前往芝加哥拜访麦考密克夫人的计划。令他母亲大为懊丧的是，一个月前亲戚们邀哈里去斯卡兰顿过感恩节的时候，他并没有表现得如此热切，而且他还婉拒了他们要他顺便去过圣诞节的邀请。得知了哈里的假期计划，他的舅舅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写道：“我们何时才得一见啊？”

麦考密克夫人住在一栋高大的由褐色砂石建成的大厦里，她在富庶的森林湖（Lake Forest）郊区有一幢乡村别墅，当她不住在那里的时候，她就住在这里。大厦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拉什大街。她身边除了仆人，就没别的人了。子女们偶尔会过来看望她一下，他们虽然有钱，却令她失望。对这个礼貌、聪明而又热忱的来自霍奇基斯的年轻人，她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而她的慷慨大方让他目眩不已。突然之间，哈里发现自己置身于纷至沓来的社交活动之中，他还从未经历过这些活动。他被邀请去有钱人家里或乡村俱乐部参加晚宴、舞会和成年礼舞会。他和麦考密克家族的孩子们在平安夜一起去观赏歌剧，并且在拉什大街过圣诞节，打开“好心老太”——卢斯一家总是这样称呼麦考密克夫人——赠送的昂贵礼物（几个星期以后，父母送的便宜礼物也邮寄到了霍奇基斯）。但是，麦考密克夫人的慷慨大方并不只是限于圣诞节的时候。“一天早上，她将四双精美的丝袜摆在了我的房门前，”他写信告诉母亲，“今天她又给了我十美元，以作‘不时之需’，并且要我答应，一旦遇到大雨，一定要坐出租车——‘不管花多少钱！’她说。”

在哈里回霍奇基斯的时候，她给他买了火车票，又给了他一些在路上用的零花钱，并且她还在那一年剩下的时间里定期寄钱给他。哈里刚一离开，她就开始了计划他下一次的来访。“洋溢在这些大厅里的喜悦已经烟消云散了。圣诞节的时候，这里飘荡着孩子们的声音——还有那楼梯上轻轻的脚步声！”在他离开几天之后，她悲伤地叹息道。与此同时，哈里给她寄去了他在辩论社的演讲稿和发表在《文学》的文章，并且写信给她——就像写信给他父母一样——细细讲述他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件事情。在她的晚年岁月里，哈里一直是她“亲爱的孩子”，是她念念不忘的牵挂，也是她常常解囊相助的对象。哈里收下了她送的大量礼物，没有感到任何不安。传教士家庭习惯了靠别人的慷慨资助过日子。

1914年夏，卢斯一家难得地聚到了一起。哈里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已从欧洲赶了过来——母亲2月份就到了，把妹妹们留在了德国的学校里，直到“一战”爆发前夕的仲夏之时，她们才匆匆逃离了德国。父亲也要来美国筹一整年的款。因此，一家人在哈特福德（Hartford）租了一所房子（哈里更倾向于在纽约租房），一起度过了暑期的几个月时间——就像他们在伊尔特斯·哈克海滩时一样，开展修身养性的活动。哈里制作了一张表，鼓励家人进行“健康散步”。他宣称，连续走半英里以上才会计入表格。至少在他看来，这自然是一场比赛，他要确保率先完成。在8月里，他总计走了30.5英里，比其他人多一倍以上。

父母待在美国的时间这样长，至少1914年圣诞假期和1915年暑期的部分时间，他可以和他们一起度过。但哈里很少在家待很长时间。圣诞节次日，尽管先前曾坚决表示希望和家人共度整个假期，他还是去芝加哥和麦考密克夫人一起过了两个星期。1915年夏天，他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农场里干了一段时间农活（这份工作是通过学校的一个朋友找到的），但他也拜访了斯卡兰顿附近的亲友，在那里他“立即被叫去轮番打高尔夫和网球”。在暑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西行前往旧金山给家人送行，因为他们终于要回中国去——妹妹们将途经上海，去那里的一间美国寄宿学校报名；父母和谢尔顿暂时回潍县，等待山东基督教大学迁往省会济南的新校园——它的落成主要归功于卢斯牧师在美国筹来的巨额款项。一如既往地，哈里趁着去和家人深情告别的机会，不辞劳苦地游览了约塞米蒂山谷（Yosemite Valley）和缪尔大森林（Muir Woods）（“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锻炼……还可晒就黝黑的肤色”），随后抵达旧金山，一睹著名的福音传教士比利·桑戴（Billy Sunday）的风采。哈里称他为“那个说话大声的家伙……他可以跳得很高，而且知道如何挥舞手臂来加强气势”。一位杰出的长老派牧师留给他的印象要深刻得多，这位牧师正在参访一间为纽约城精英建的教堂。哈里特别指出，他“因做过洛克菲勒的牧师而闻名于世”。和比利·桑戴相比，他的演讲更为“睿智”，也更为“美妙”。在回东部的路上，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火车的瞭望车厢里，尽管他持有的是二等车厢的票，没有权利坐在那里。“我的打算是‘走吧，一直往前走，直到被拦下来’。”他毫不愧疚地解释说。

暑假的最后几周，他是在芝加哥和麦考密克一家一起度过的，在那里他加入了关于中国革命长远影响的交谈。他和芝加哥商业精英中的几位保守派人士兴致勃勃地进行了探讨，而且似乎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在这之后，他写信对父亲说：“理想是一个国家最大的财富，但在我的心目中，民主理想现在没有，也从来没有被中国这个国家理解和接受。”他说，也许这个国家“在君主制的统治下”会更好，这样或许可以“让中国在美国和西欧之外找到法律秩序和勇气，而这二者正是自由的根基”。和儿时心目中的英雄西奥多·罗福斯一样，哈里逐渐视中国为“麻烦”国家，它最好的出路是“秩序第一，自由第二”。

1914年秋，哈里回到了霍奇基斯，此时他已是三年级的学生了。他兴奋地报告说，如今他住在学校的一栋宿舍楼里，不用再住在乡村的公寓里了。从这一年开始，学校的各种难以得到的职位将对他开放：编辑、俱乐部主席和班级职务之类，所有这些职位的人选都会在每年春天水落石出。在霍奇基斯就读的第一年里，哈里就一直勇于争先，现在更是意气风发。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在一个又一个的社团里努力向上走——并且写信给父母，详细地讲述他取得的成就，同时对自己偶尔的失败，也详细和自我开脱地进行解释。父亲提醒他注意“神经紧张”的问题，他说这是一家人都有的毛病，而且声称这不利于身心。哈里应该改掉吃东西太快的习惯，这可能会导致胃部疾病和“坏脾气”；他还应该避免用双手紧张地搓自己的脸——他父亲坚信，哈里脸上轻微的痤疮就是这么来的。“我注意到，我认识的有教养的人从不搓他们的脸、鼻子和耳朵。”但他没有阻止哈里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也许他清楚，这样的劝阻是徒劳的。

哈里几乎没有理会父亲的忠告。他继续努力取得好成绩（主要集中于拉丁语、德语、希腊语、法语、英语和《圣经》方面的课程），并且差不多总是如愿以偿；在几乎整个第三年里，他在班上都名列榜首，而且是三年级学生中唯一登上光荣榜的。因此，正如他有些得意地说的那样，他成了“迄今为止最受人尊敬的对象”。但他主要的雄心此时不在于取得高分，而在于赢得社团职务。他向偶尔抱有怀疑态度的父母解释（他们敦促他将学业放在第一位），在学校里获得高级职位，将“意味着我至少在校园生活的某个方面表现优异——略略超出平均水平”。他还（坦率地替自己）补充说，“这是凭奖学金就读的学生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如果我想继续享受奖学金的话，我理应为此全力以赴。”

他继续在辩论上刻苦用功，希望成为辩论协会的骨干，而辩论协会是“最被看重的校园社团之一”。年度辩论最引人注目的，是学校两个辩论社——论坛辩论社（the Forum）和阿格拉辩论社（the Agora）——之间的比赛。哈里有些不安地为辩论赛做了一番准备，因为其对手是一个被公认为全校最擅长辩论的四年级学生。但他击败了这位学校里的明星，“不仅为自己赢得了金牌”，还为本队赢得了制胜的关键比分。他向父母报告说：“生命中的另一个重要事件即将到来——该做的都已经做了！”那一年年底，在辩论协会选举领导成员时，哈里被任命为阿格拉辩论社的主席。

偶尔，他也希望进入学生会，但并没有对此锲而不舍，因为他明白在学生会选举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能力而是社会地位。他去戏剧社试了试，得到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色（饰演一个即将出去传教的年轻传教士）。他还参加了学校里的基督教组织圣卢克协会——尽管这并非他追逐的主要目标。他的最大愿望是成为《文学》的主席，这是他第一年就定下的目标，而且他现在对此志在必得。他给编辑们投去了潮水般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并将发表的作品一一记下（大部分是诗歌，有些是散文，小说几乎没有）。他协助对杂志进行设计，帮助销售广告，甚至帮了业务经理一个大忙：这个经理在学校的一部戏开演前病倒了，他请求哈里替他陪约会对象去看戏。哈里在开春时毫无悬念地当选为《文学》总编辑：他没有任何强劲的对手。在当选的那一刻，他就开始为自己掌舵的时刻打算起来，决心在这个新的位置上干出一番名堂。他为即将离任的委员会成员组织了一场宴会，“在霍奇基斯开风气之先……使《文学》既十分受人尊敬又很有尊严。”与此同时，他着手拟订计划，“希望明年能够做出精彩绝伦的《文学》。倘若我们的梦想基本得以实现，我们一定会让对校刊感兴趣的人眼前一亮！”

哈里之所以想在《文学》大显身手，至少部分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无法成为《记录》——更知名的校园刊物——的骨干。尽管他在第二学年冬天为这份报纸做了不少贡献，甚至努力在它上面发表了不少小说，但他从未去争夺主编的位置。他向母亲解释说，这是因为有另外一位同学实际上已经牢牢锁定了这个位置——“一个名叫哈登的男生，他已经是委员会的一员了。”哈里当时没有料到，“男生哈登”将成为——除父母之外——他早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布里顿·哈登1898年2月出生于布鲁克林高地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外祖父是一位成功的丝绸进口商，祖父是布鲁克林一家储蓄银行的行长。从大多数方面来讲，布里顿的童年生活是通常意义上的美式中产生活，而哈里的童年生活则大不相同。哈登七岁时，父亲便去世了。但大家庭的呵护与母亲的溺爱，减轻了他失去父亲的痛苦。他的母亲后来再次结婚，而布里顿的继父——一位内科医生——给了他诚挚而深情的父爱。

小时候在布鲁克林，布里顿十分活跃，并非常合群，是附近街区朋友圈子里的孩子王，而且——他母亲后来声称——对一切事物都很有主见。他有两大爱好：写作和棒球。甚至在上学之前，他就开始撰写诗歌、小说和对附近街区的报道——包括一部非常暴力的系列童话作品，描写兔子、猫以及其他更温驯的动物之间的战争。在布鲁克林工艺预备学校念书时——他入校时年仅十岁——布里顿创办了一份非官方的手抄报，其中的插图都是他自己画的漫画。他称它为《格朗克日报》（Daily Glonk），格朗克一词来自风靡一时的连环漫画《疯猫柯瑞兹》（Krazy Kat），本是用来形容柯瑞兹在被人以砖块击头时发出的惊叫声。这份报纸虽生动有趣，却对人不敬。“本期报纸迟至今日才得以出版，《格朗克日报》谨向诸位订户致歉，”布里顿在其中一期上写道，“然而，这是无法避免的，本期报纸两次毁于一位卑鄙的政客之手，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上面。”它有时显得冷酷无情，而且公然歧视他人。有一位犹太同学口齿不清，《格朗克日报》便写文章讽刺道：“西奥·奥斯瓦尔德·克拉克穿着一套漂亮的新礼服急急忙忙向学校赶去。然而不幸的是，西奥忘记把Moe Levy的价格标签取掉了……赶紧取掉吧，西奥！别得瑟了！”在1913年5月的一期报纸上，他又写道：“‘盛大的犹太舞会’获得了‘巨大成功’，在这场舞会上，‘犹太人西奥·克拉克作为领头人表现出彩’。”在一张画有当地非裔美国人的插图——表现出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下面，报纸加了一行注解文字：“黑鬼嫉妒心强”，因此“美国头号吐痰黑鬼……正在宣扬‘黑鬼摇摆舞’”。哈登家是一个保守的白人中产家庭，信奉新教，这样的观点不会让这个家庭里的人感到任何不快。

布里顿十分喜欢写作和编辑工作，但他更喜欢棒球。和许多布鲁克林人一样，他是躲闪者队热情的球迷，但他对这项运动的热爱实际上是不带种族歧视的。“我每天不是看躲闪者队比赛，就是看巨人队比赛，”他1914年写信对表兄说，“那就是我心中的快乐时光。”去不了体育馆的时候，他常常站在《布鲁克林鹰报》（Brooklyn Eagle）的办公大楼外等着比赛结果。在暑期里，他每天都在他家位于夸格的避暑别墅附近组织激烈的棒球比赛。他梦想成为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一名球员。他会不屑地谈论一些朋友和亲戚，这些人喜欢更安静优雅的运动，如高尔夫或者网球之类。当他1913年秋进入霍奇基斯念书时（和哈里同时入学），他雄心勃勃地计划成为校棒球队的一员，就像他哥哥以前一样。但他没什么打棒球的天赋，也没有任何其他运动天赋。“我仍是班棒球队的一员，但我还是别去凑那个热闹了，”他绝望地写信告诉母亲，“唉，我在毕业之前进入校棒球队的机会，就和布鲁克林躲闪者队‘赢得锦旗’一样渺茫。”因此毫不奇怪，布里顿很快将雄心壮志转向了学生新闻领域。他不久就发现自己和另一个与霍奇基斯集体运动项目无缘的难民——哈里——暗中较上了劲。

从许多方面来讲，很难想象会有比哈里和布里顿之间的差别还要大的人。布里顿擅长社交、聪明机智，而且富有领袖魅力（班上同学在毕业时戏称他为“利口哈登”），因此颇受同学喜爱，也是老师眼中的“宠儿”（据哈里观察）。他是美国大众文化的精灵——熟知美国的俚语、笑话、娱乐以及体育运动。他喜欢假扮职业棒球队员一摇一摆大步走路的样子，喜欢时不时用夸张的布鲁克林口音说话，还喜欢对几乎一切事物发表强势的意见。但他也是一个平常的学生，尽管天资聪颖，对不感兴趣的课程提不起精神——霍奇基斯学校的课程本就有限，他对其中大部分都不感兴趣。当然，哈里并不是这个样子。

也许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甚至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十分明显——在于他们的世界观。从许多方面来说，布里顿的世界观极为偏狭，既囿于自己有限的经历，又束缚于他的家庭、社区和阶级，不关心外界的观念。他在《格朗克日报》中所呈现的幼稚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就是这种偏狭性的一个例证。另外一个例证是，一旦某些人或者观念偏离了他在布鲁克林高地和霍奇基斯所汲取的认识，他就不屑一顾。然而，布里顿也离经叛道——他轻慢无礼、玩世不恭，对既定的权威和现存的风俗并不感冒。他还表现出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日后成为同代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标志的社会觉醒。在成长的过程中，H·L·门肯（H. L. Mencken）逐渐成了他心目中的英雄和典范。他最喜爱的杂志之一是《时尚精英》（the Smart Set），门肯就是靠着这本杂志起家并对时代发声的。像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布里顿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真正的势利眼，既瞧不起呆板无趣的普通人，也瞧不起在他看来社会地位和智识低自己一等的人。但他也是一个反叛者，随时准备对同辈人的虚伪和做作进行冷嘲热讽，总是渴望反抗权威（在安全的范围内），而且从来不愿墨守成规。

相比之下，哈里抱着一种更严肃、更世界主义的态度。他不似布里顿那样对美国大众文化了如指掌，难以和同辈人之间建立起无拘无束的关系，而且总的来说不那么擅长交际。但他和之外的世界的关系要融洽得多，他游历甚广，这是布里顿（和几乎其他所有同学）难以企及的。哈里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基督教使命感的价值观——既对美国和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拥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又对别国的文化、思想和民族抱着一份宽容和强烈的好奇心。同辈人表现出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情绪也许并未使哈里感到冒犯，但他自己几乎没有表达过这样的情绪。即使在少年时代，哈里可能显得傲慢而清高，但他很少——无论当时还是以后——显得玩世不恭或一贯势利。他并不看重自己美国人的身份，而且他的美国观是受到他自幼远离美国并热切地将美国理想化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所以，他不似布里顿那般，常常批评或讥讽美国的社会习俗。

抛开他们之间的种种差别，哈里和布里顿确实拥有许多重要的共同点。他们自幼聪慧，都钟爱文学、思想和写作，都心仪于新闻行业。最重要的是，他们都特别有抱负而且争强好胜。至少在霍奇基斯，哈里是略显尴尬的外人，试图融入其中；而布里顿是地地道道、极受欢迎的内部人，试图不经意间一鸣惊人。不知不觉地，在各自为了出人头地而努力奋斗的过程中，他们走到了一起。但相逢的路却有些曲折。

哈里不是唯一决心把刊物办得“令人眼前一亮”的人。布里顿也在着手将《记录》编成学校的热门刊物。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但基本上友好的竞争。这种竞争既成全了他们的友谊，又形成了他们彼此长期角逐的关系。两个人争先恐后，但又都致力于为共同追求的文学事业赢得同等的尊重和赞誉，这样的尊重和赞誉学校以往一贯是给予体育运动的。

为了降低杂志成本，在暑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哈里花了几天时间四处拜访潜在的印刷商。他还和知名记者与编辑碰面［其中包括《瞭望》（Outlook）和《斯基伯纳》（Scribner）的编辑］，向他们请教。当然他也没忘了和他们拉拉关系。他看见“十月版的《斯基伯纳》杂志正在巨大的机器上印着——虽然不被允许，但我真想拿哪怕一张出来，以证明我曾见过它。我还参观了制版的地方，许多精美的彩色印版在那里被制作出来。那个领班给了我一二十张精美的图片，正是这些图片使得《斯基伯纳》活色生香。总之，我学到了很多机器印刷的知识，过了一个趣味盎然的下午。”

他回到霍奇基斯，开始了等待已久的四年级生活，但宣称“并没有感到期待中的得意和欣喜”。不过，他又像往常一样疯狂地埋头干起活来。“暑期快乐的日子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辛苦工作的日子，”他写道，“甚至对一个学生来说，哪种日子更幸福，我也说不清。”最重要的是，他一头扎进了自己《文学》编辑的新角色。回想起看着《斯基伯纳》杂志从印刷机上滚滚而下的那难忘的一天，他在新出的一期《文学》中加入了图片特刊（“在预备学校刊物中，我们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他在封面上炫耀道）。这些图片是比较简单的素描和黑白照片，而不是他在纽约见过的“精美的彩色印版”。即便如此，这对一本校园刊物来说也是昂贵的创新了。图片特刊得以出版，部分在于他成功地拉来了一大笔广告费，这笔广告费来自富裕同学的父母和麦考密克家族的朋友。哈里还成功地扩充了《文学》的版面，增加了文章的数量（其中有他自己的许多文章），并发表了更多的涉及当代问题和事件的评论。在他的引领下，《文学》不再仅仅是一本文学月刊，而且变成了含有新闻报道和意见主张的刊物。他给母亲去信说，读者对此做出了令人可喜的反应。“杂志造成如此轰动的效应，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料想过的，”在第一期出版后，他写信说，“我悄悄地走进一间教室，也许是四年级的教室，无意中听到的评价使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总而言之，学校的人似乎认可了新版的《文学》，尽管它的各种缺陷和瑕疵也很明显……我们打算继续前进，把杂志办得‘更好’。”实际上，“更好的杂志”成了《文学》的刊头口号。

《文学》的暗中挑战并没有逃出布里顿的眼睛。他在《记录》上就对手的刊物写了一篇评论，对哈里的自命不凡报以微词。“我们十分清楚，‘更好的杂志’是指这样一本杂志，它致力于‘精益求精’，每一期都比上一期办得更好。不过，我们仍然担心，不明内情的人也许容易将这个口号的意思，误解为比任何其他杂志都要好。”布里顿办《记录》也办出了名（作为助理主编，哈里偶尔也给予协助）。他将它从周刊改为半周刊，加入了对国内外新闻的报道，并且这些举措得到了广大师生同样热情的欢迎，就像哈里在《文学》的举措一样。久而久之，他们之间的良性竞争逐渐变成了彼此惺惺相惜。“卢斯的《诗小节》，在《文学》今年发表的诗歌中，显然属最上乘之作，”布里顿在《记录》上写道，“同一撰述员的另一篇题为‘平庸的奖学金’的文章，值得学校里的每一个人诚挚地关注并深入思考。期待这位撰述员写出更多的佳作。”哈里在当年年底以社论“文学比赛”同声相应。他认为撰述员理应得到和体育健将一样的尊重，并特别对布里顿致以赞美之辞：“出版一份每周两期、每期六版的刊物——利用学习之外的时间——而且印刷错误两个星期不超过一次，针对每一个重大问题发表敏锐、清晰、一针见血的社论……我们要说，在整个霍奇基斯没有比这更难的事情了——它所需要的‘胆气’，任何足球比赛均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自然他也趁机自我表扬了一番：“毫不谦虚地说，出版一份多达三百个版面的月刊，还要支付近两百个电铸版的费用……这绝不是悠闲品茗、脚穿丝袜、富有诗意的事情。”

在四年级的时候，哈里已经牢牢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既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高才生，又是举足轻重的校园领袖。他十分满意自己所取得的成功。“我想，倘若我在这儿的生活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他写道，“那就是我在班上没有一个敌人，虽然我不受众人喜欢，说过一些尖刻的话，也犯过一些错误。”他身上还带着凭奖学金就读的烙印，每天要做一些杂务（在图书馆打杂，在礼拜堂领座），食宿也不太好（他和另一个凭奖学金就读的学生同住一个小隔间，隔间位于一位老师家的阁楼，“紧连着家境更好的同学将要去住的比塞尔大楼”）。但他不似过去那样因社会地位的差别而难为情——他充满自信，因为他已经证明了自己可以和最富有、社会地位最显赫的学生平起平坐。也许正是这种热切的自信，使得他在和专横跋扈的校长发生争吵之后愤愤不平。

直到他在霍奇基斯就读的最后一个学期，哈里一直认为自己和“国王”之间关系良好。“我自以为颇受比勒尔博士青睐，”他在三年级时写道，“大多数学生整个学期从头至尾都没有和他交谈过一次，而他已经和我谈过六次了——而且不是为了训斥我。”但情况在他临近毕业时急转直下。比勒尔开始责骂哈里，骂他忘记了自己作为奖学金获得者该尽的责任，骂他疏忽了图书馆的工作，骂他做杂务时敷衍了事。在比勒尔看来，问题在于哈里认为自己鹤立鸡群，打杂有失身份（在一次全校布道会上，他直指“那个目中无人的小子，那个自以为懂得很多的家伙”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哈里则将问题归咎于比勒尔决心将一个穷孩子困在窘迫的地位上。他们二人至少都有部分道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比勒尔似乎下定决心要教训一下哈里——他知道怎样羞辱哈里才能打到他的最痛处，那就是向哈里的父亲告发。1916年3月，他在一封写往山东的信中说：“您应该知道，有一段时间我们对哈里在履行责任时敷衍了事的态度不满。”比勒尔承认，哈里在学习和社团活动中表现不错，但是“他在有些事情上显得疏忽大意或者漠不关心，他应该将这些事情看得同样重要”。比勒尔的不满似乎停留在哈里进图书馆时声音太大或者把课桌“粗心地打开着”这类小报告上。他坚持认为，这样的错误“对哈里的未来比他意识到的影响更坏”，特别是因为他“是一个奖学金获得者……应该做出表率”。显然是作为惩罚，哈里被从图书馆调走，去干更卑贱的管理“比塞尔大楼电灯”的工作。

对于比勒尔的训斥——伤人的、气量狭小的侮辱——哈里怒不可遏，而且几近绝望。这显出他以为自己是一个成熟自立的小大人的自我认知是多么的不堪一击，而被如此直接地提及自己的社会地位又是多么的令他感到痛苦，他本以为自己已经超越了这种地位。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恳求，希望“这不会动摇您对我的信任，因为这是一个人最不愿失去的东西”。但哈里也忍不住抨击比勒尔“吹毛求疵”的“小肚鸡肠”行为。卢斯牧师敦促儿子息事宁人，并且“宽容大度而且不带怨恨地”接受批评。但哈里无心妥协。他要父亲放心，他会和“国王”谈一谈，但自己不会“爬着”去见他。他在私底下比在父母那里表现得更加愤愤不平。在比勒尔调他去比塞尔大楼的信的底下，他草拟了一封显然从未送出的答复：“校长阁下，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该死的笨蛋，总有一天我会向你证明这一点。”

和比勒尔之间的冲突，甚至使哈里一度怀疑起自己的人生理想来，此前他对此几乎没有怀疑过。他说，由于这种“对我整个人格的中伤”，他开始细细思量“离经叛道之路的召唤，不受传统和道德礼仪的束缚”。他沉思道，“生活在生命大道与小径的中心附近，用偶然得来的便士去买面包，对着人们和世界微笑，帮助跛脚的狗跳过猪圈……这一切将是美好的。即使是傻子的生活，也比蛊惑者（比勒尔博士或者拿破仑）的权倾一时更有意义。”当然，他明白自己“绝不会遵循”这样的生活道路。尽管他没有原谅比勒尔，甚至四十年后谈到他时还愤恨不已，但在他即将毕业之时，他仍然对霍奇基斯忠心不改，并且为自己在那里的表现感到自豪。“我在那儿所取得的成功，”他说，“极少有人能体会或理解。”他还声称，他所在的班级“在学校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干了几件大事”，反对学校的“腐朽的自满病”，当时学校已“病入膏肓”。

但此时已到了思虑未来的时候。“我惧怕离开停泊之处，再次纵身跃入急流，”他在离毕业还有几个月时写道，“但是，不进则退！”当他向人生的下一个篇章——这年秋天，他将和六十九个同学之中的五十二个一同进入耶鲁——放眼望去时，他看的不过是新的挑战和新的成功机会。“他们说——而且说得很大声——霍奇基斯的学生到了耶鲁就不行了。”而要改变这种印象，就得看他们这个班的表现。哈里总是深谋远虑、奋斗不止，即使在准备进入他所知甚少的耶鲁之时，他也不会随波逐流。“首先，必须让他们瞧瞧，在我们之中有这样一个人，他的能力和‘勇气’足以跻身《耶鲁每日新闻》（Yale Daily News）。”他写道，显然那个人是指他自己。《耶鲁每日新闻》是“耶鲁首屈一指的刊物”，而且“只要一个人能跻身其中，他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机会在人生的任何领域获得成功”。他将“在第一年向《耶鲁每日新闻》发起猛烈的冲击——然后……在第二和第三年争取加入P.B.K.兄弟会以及《耶鲁文学》委员会。”

对哈里来说，从霍奇基斯毕业的那天并不好过。他的同学大都被自豪的父母和兄弟姊妹包围着。而陪在他身边的，只有一个他几乎都不认识的远房亲戚。在毕业纪念日仪式上，他被称为班级诗人，还朗诵了一小段颂诗。但是他特别渴望的班级演说家头衔，则落入了布里顿之手。在毕业之年，他并没有向通常那样拿到班上的第一名，而是拿了个第二，“被一个可怕而刻苦的学生给超过了。我真希望有人有时间和机会打败他”！在班级民意调查中，在“最可能获得成功”这一项目上，他一票也没得到。在“最聪明”和“最活跃”的项目上，他名列前茅，在“最心不在焉”和“最古怪”等项目上也是如此。在班级年鉴中，他遭到了善意地嘲笑，因为他在《文学》上“偷用”了年鉴的照片。总之，他潜在的自我认知和他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发生了冲突。当毕业典礼结束时，他长舒了一口气，却没有什么欣喜之感。“一切都结束了，”他在毕业典礼之后的第一封家信中平淡地写道，“在过去的四十八小时里，除开‘一切都结束了’而外，我别无他想。我那屡屡失败、乏善可陈的中学生活终于结束了。”他离开了霍奇基斯，一如既往而又毫无眷恋地再次展望起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没有幻想，没有浪漫，没有夸夸其谈，也没有多愁善感的安慰”。

第三章 大人物

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到一件事：“把人生当做一种责任”。一个人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以为，才能真正地称之为活着。他很快认识到，进入“现实和理想的世界”的最佳途径就是新闻业。

十八岁那年，哈里从霍奇基斯毕业，准备前往耶鲁读书。此时的他一下子变得既特别成熟又异常天真。和大多数同龄人相比，他游历更广，对世界的了解也更深——一个聪颖的学生，一个通晓数门语言的才子又是一个技巧高超的作家。虽然和家人相隔千里，数月甚或数年不得一见，但在这个不久之前对他来说几乎完全是陌生的国家里，他已学会了自立自强；他也学会了自己处理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用度、旅行计划、看医生、做家务和度假，和他背景相同的大多数青少年，仍然将这些事务留给他们的父母去操心。

然而在其他方面，哈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个孩子。甚至在他身穿正式礼服——预备学校的男生们照半身相或者出席正式场合时的装束——的时候，他那浓密的红褐色头发总是有些蓬乱，他那不太合身的衣服也有些皱皱巴巴，他的目光则有些故作深沉。不在学校的时候，他有时还穿着他从小在中国穿的灯笼裤。他个子高高的，很快就要长到六英尺了，但又瘦瘦的（体重通常都在一百五十磅以下），而且身体不够灵活。他已经开始抽烟了，但仅仅是尝试一下，而且心中有数，他坚称这只是为了缓解他在公共场合时的不安，绝不会成为习惯（实际上，他终生抽烟成瘾，而且烟瘾最终成了他丧命的原因之一）。也许令他最痛苦的，是他不善交际，而且不谙男女床笫之事。在四年级的民意调查中，他的霍奇基斯同学在“最讨厌女人”的项目下将他列为班上的第九名。一位朋友写信给他，告诉他南塔基特（Nantucket）的迷人之夏：“舞会很精彩，不过你对此不感兴趣！女孩们——我又忘了这是在给谁写信了。”哈里的成熟和天真也表现在他强烈的雄心上，这种雄心在他年轻生命的转折点上是他性格最突出的一个方面。他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奋斗着，拼命地向父亲、老师和同学证明自己。在学校里扬名立万只是一个前奏，他更大的雄心在于——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当他把目光投向耶鲁的时候，他又在计划着发起冲锋，去夺取各种他作为学生可以得到的荣誉和殊荣；但他的目光也在投向更加远大的地方——一个他希望可以找到办法去塑造的更大的世界。

在霍奇基斯，哈里是一个才能一般但十分热忱的诗人。他写给《文学》的许多诗作都是纯粹的叙事诗——比如深情地叙述了他在山东的生活，他非常喜欢这首诗，极力想将它发表在一份全国性文学杂志上，却未能如愿。其他的诗作则表达了他当时的世界观。在《人类》一诗中，他描述了两种人类冲动之间的紧张对立：一方面“怀疑和恐惧”把人类个体引向苟安和卑微的生活，在“拥挤的山谷”里拥作一团；另一方面奋进的动力，使人追求更有意义的人生，攀上“狂风肆虐的山峰”，去眺望更加广阔的世界。他确信自己已经跳出了这种对立：“啊！让我登上我的小小山丘，若不成名我誓不罢休，让身下的土地将我仰望，在我死去之前把我赞扬。”

哈里引用了父亲的一句话作为这首诗的引子——“我们总是不敢登高望远”。这句话倒也恰当，因为哈里的志向深受父亲的影响——他父亲同样是个志向远大的人，早已立志献身给传教事业。在他年轻的时候，传教事业吸引了许多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们希望成就伟大与荣耀的人生。老哈里拥有深厚的宗教信仰，但他也渴望自己的传教工作可以获得世俗的回报，因一再受挫，他感到苦闷不堪。他梦想被选为山东基督教大学的校长，却从未如愿。因为英国和美国传教士之间以及长老会和浸礼会之间钩心斗角，学校一迁到靠他筹款建成的济南新校园，他的希望就成了泡影。不过，他的希望之所以破灭，还在于他自己过于急切，而且当计划和构想遭到反对时，他有时显得粗暴无礼、寸步不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个缺点（“我太过苛求而且不愿退让，但有时实无必要……也许我真的老是‘反应’过激”）。他也看出儿子身上有着同样的一些倾向，并且要他引以为戒（“只有宽厚和无私的人，才能团结人……人们喜欢听顺耳的话”）。然而，卢斯牧师的雄心壮志并未减退，在他一生余下的岁月里，他积极地在传教的世界中奋力前行，其争强好胜的个性有时还会使他招致怨恨。

哈里对父亲的种种失意痛心不已，但他并未显露出要引以为戒的迹象。他总是坚称，济南和北京的种种问题是源于其他人的气量狭小以及自私自利，而不是他父亲本身的行为有不足之处。对父亲的自我反省，他回应道：“恐怕形势很危急。或许是太多的混蛋混进了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使得献身传教的英雄们也有心无力！”曾有一段时间，他至少也声称要献身传教事业，也许是想以自己将来的成功证明父亲的奋力拼搏是对的。“我知道传教是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职业。”他从霍奇基斯写信对父亲说。虽然他坦承也在仔细考虑其他的人生道路，但他继续坚称他“不会追求毫无意义的东西，因为我百分之九十九可能会成为南卡罗莱纳大学的教授。而我现在最大的理想是在国外传教领域有所作为”。

虽然他确实向往父亲选择的那种事业，但是哈里已经为自己计划着另一条路，一条同样雄心勃勃的路，而且在他自己看来，这条路同样可以给予他造福世界的机会。“我马上就要踏入下一个人生阶段，”在离开霍奇基斯之前不久，他写道，“在这个阶段里，现实的世界和理想的世界都是那么引人入胜。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到一件事：‘把人生当作一种责任’。一个人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以为，才能真正地称之为活着。”他很快认识到，进入“现实和理想的世界”的最佳途径就是新闻业。他已经下定决心，要不惧艰难，在《耶鲁每日新闻》竞得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他已安排好——完全靠自己——在当年夏天去《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报》（Springfield Republican）工作。这是马萨诸塞州中部的一家小报，“也许是全国最有名的小报”。它拥有可敬的历史，在十九世纪时由塞缪尔·鲍尔斯主编。鲍尔斯是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强烈鼓吹反对黑人奴隶制，也是他那个时代主要的自由主义者。尽管是一份小报，二十世纪的《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报》仍渴望延续自己辉煌的历史。他受雇在业务部工作，据他说，业务部“能提供无限的机会去经历各种事情，而尽可能地丰富自己的经历正是我之所求”。但他希望可以慢慢地“悄然进入记者部”。

那年夏天，开头的日子并不好过。哈里哀叹说，在斯普林菲尔德，“我一个人也不认识”，而且他有时备受孤独的煎熬。他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旅馆租了一间房，大多数的晚上都是一个人度过，要么读书看报，要么给家人写信，甚至反抗“‘布鲁斯’音乐的无情攻击”。在报社里，他被分派去订阅服务处干活，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个年轻人。和他不同，他们借此谋生，并且害怕会被他挤走。工作琐碎而重复（“大量的登记、核对、记录、做账等——对一个新人来说，这项工作是不可忍受的复杂”），恰恰是哈里一直都难以专心去做的那种工作，他在霍奇基斯和比勒尔之间的争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便如此，他仍试图借此锻炼自己。“狄更斯这样的人尽可以滔滔不绝地指责这些烦琐的程序，”他写信对父母说，“但讲一点程序是无可厚非的——天降祸于可怜虫，就像用一小股绳子把丝线缠起来。”但随着时间一天一天、一周一周地消逝，他不适合干文书工作的事实也越来越明显。“我在办公室的工作上似乎一点进步也没有。我总是犯错，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工作了六个星期之后，他如是说。他抱怨这项工作是一种“折磨”，既“幼稚”又“无聊”。而主管的迁就——他们总是将哈里的错误担起来——只会令他更加痛苦。

不过，哈里最终参与到报社的其他工作之中，精神也随之振奋起来。虽然没有做过任何实际的报道，但他开始陪记者们一同采访，有时还会被雇去帮着修改稿子。“我在学习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有人想当然地以为每个人都懂，但是我想极少有人真正懂得，”他告诉父母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牢房，从来没有和囚犯说过话，也从来没有见过勇敢的、泪迹斑斑的母亲来保释儿子，她的儿子被确定犯了伪造罪而遭到拘押。这些事情揭示了基督的教导——‘我不是来帮助有义的人’。”他敬畏待他如朋友的记者，羡慕他们和陌生人相处时无拘无束的样子（他自己绝对学不会的能力），而且着迷于他们对职业的自我描述。令哈里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报》的一位“明星记者”，他曾贴身报道西奥多·罗斯福、塔夫和威尔逊。哈里说，“前几天他一改往日不苟言笑的形象，说‘他妈的，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说，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比记者行业更需要男子汉气概的了。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家公司，无论是令人尊敬的，还是卑鄙可耻的，我几乎都了如指掌。一个记者如果不想放弃的话’，在报道上必须投入大量体力、智力和精力，这不是他们能比的。”偶尔，哈里自己也写一些“短评”，并投给城市版编辑发表。他兴奋地把它们剪下来，寄给在中国的家人。

到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对在《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报》遇到的那些人充满了敬意，对自己在那儿的表现充满了自豪感。“我得到了很好的历练，”在准备离开斯普林菲尔德时，他报告说，“感觉就像我可以办一份报纸了！”他现在比以往更加憧憬新闻的世界。“我相信我可以在新闻领域成就一番事业，”他8月下旬写信对父母说，“并借此涉足世界的中心……终于做出了这番斩钉截铁的表白——你们对此表示赞同吗？”在收到他们谨慎但肯定的答复之时，哈里已是一名耶鲁的学生了。

哈里于1916年秋入读耶鲁。此时的耶鲁和他父亲二十八年前入读时的耶鲁完全不同。首先，它更为世俗。福音传道热忱曾激起了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并且使得宗教虔诚普遍而可敬地成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生活的特征，而现在它已经烟消云散了。在校园文化中，宗教已经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远谈不上热烈。和大多数同学相比，哈里的信仰自然更为坚定，但是他通常不会公开地表露出来。“这样宣扬基督教，这样公开地随身带着基督像，就像马戏团表演余兴节目一样，实在令我反感，”在学校宗教中心德怀特大厅参加了第一次集会之后，他写道，“那些口口声声把耶稣挂在嘴边的年轻人——我感到怀疑，他们真的了解他们在谈些什么吗？或者他们只是陶醉在宗教信仰中？”他补充说，集会上“热烈的基督教氛围”，使得我的朋友布里顿·哈登对学校里的神圣殿堂彻底敬而远之了。

和上一个时代相比，耶鲁在学术上也大不相同了。像全国各个大学一样，为适应新兴学科的蓬勃发展，它已经脱胎换骨。这些新兴学科是随着美国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产生的。美国的高校不再仅仅是对学生进行经典、神学和语言教育的男子进修学校，而是变成了各行各业和新兴经济体的培训基地。在传统学科之外，它们还开设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课程。系正在发展成“学院”，而且许多综合性大学——耶鲁亦在其中——现在都可以授予研究生学位。尽管传统的要求依然存在，但本科生也有了许多新的选择，比如学生可选择专注于某个特别感兴趣或者对其有特别价值的知识领域。尽管面貌一新，但耶鲁仍是一个小规模的地方性大学，招收的学生主要来自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工业化地区，他们有社会和经济精英阶层的背景。虽然耶鲁新的课程设置相当程度上现代化了，但学生生活在本质上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相差无几。功成名就的标志不是学术荣誉。与霍奇基斯一样，成功在耶鲁大学来自于这样的事情：在校队踢足球，竞逐《耶鲁每日新闻》，入选文学杂志委员会，加入主导着校园社交生活的著名俱乐部和高级社团。欧文·约翰逊（Owen Johnson）的经典小说《斯托弗耶鲁求学记》（Stover at Yale）出版于1912年，对1916年纽黑文的生活做了相当精确的描绘。从到校的那一刻起，雄心勃勃的学生们就得到鼓励，学校要他们“为耶鲁工作”，并且努力赢取校园社团提供的各项殊荣，从而获得成功。“你也许认为世界始于校外，”在入住校园的第一晚，一位学长对丁克·斯托弗（Dink Stover）解释说，“不是的，世界就是从这儿开始”，始于争取融入“志趣相投的人群”，并成为“班上的大明星”。亨利·赛德尔·坎比回忆道：“首要的是成为朋友眼中的成功者……成为大家所知的大明星。”哈里到校之时，坎比已毕业几年了，他随后在耶鲁做过一段时间英语教师，后来成了著名的杂志编辑。这些情形是哈里早已知晓的，因为他来自霍奇基斯，几乎这所学校的所有毕业生都进了耶鲁。他还知道，斯托弗必定会被告知：在耶鲁，成功最重要的标志是入选高级精英社团——尤其是入选其中最负盛名的骷髅会（Skull and Bones）。

哈里想二者兼得，既要认真学习，又要参与耶鲁的大量课外活动。而且，像在霍奇基斯时一样，他决心在一切事情上做到出类拔萃。但他的兴趣天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的第一选择——这是数月前还在雷克威尔的时候他就已经清楚表明了的——是竞逐《耶鲁每日新闻》并入选其委员会。然而，竞逐《耶鲁每日新闻》异常紧张又耗费时间（竞逐者“每晚睡眠从未超过四个小时……并且有很多人被勒令退学或者被送进医务室”。坎比回忆说），所以他担心这可能会对学业造成影响。在抵达纽黑文之前几个月，他写信对父母说：“当然很难决定究竟何去何从。从理论上说，如果在Phi Beta Kappa兄弟会和《耶鲁每日新闻》之间进行选择，我会选择前者。”他知道这正是父母想要听到的答案。然而，即使只是写信谈谈而已，他也无法就此打住，“但倘若一把骷髅会的钥匙和一个《耶鲁每日新闻》的小饰物真的摆在我的面前，恐怕我的手会不由自主地抓起后者。”他决定说，“上上之策”是在一年级的时候专注于《耶鲁每日新闻》，“然后在二三年级的时候设法加入Phi Beta Kappa兄弟会和《耶鲁文学》委员会”。对自己的选择，他精心准备了一套理由。他预言“成功将不仅意味着威望和影响力”，还意味着金钱（因为《耶鲁每日新闻》的委员会成员可以分享其为数不多的利润）。而且，既然他的目标是投身新闻业，“我明白这会对我有所帮助”。

到了纽黑文，所有理由和商讨都被他置之脑后，他急于加入竞争。在校园里度过了头几天之后，在课程和其他活动开始之前，他写道：“角逐已经开始了。必须尽快选定目标，开始出击！”他一心一意地开始征战《耶鲁每日新闻》。几个来自霍奇基斯的朋友也加入了进来，但从一开始哈里就知道，他最大的竞争对手非布里顿·哈登莫属，因为哈登才智超群，而且和哈里一样坚定不移。《耶鲁每日新闻》的竞逐者可以撰写报道、提供新闻选题、销售广告以及替报社打杂，从而赢得积分（哈里和布里顿在霍奇基斯经历过类似的竞逐过程，如今在耶鲁如法炮制）。他们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待在《耶鲁每日新闻》所在的大楼里，仿佛一刻的离开都会被竞争对手抢占先机似的。布里顿常常半夜起床，把“独家报道”扔进《耶鲁每日新闻》的投稿箱，这样稿子会在早上被编辑们第一个看到。哈里则经常在大楼内待到深夜，帮着写稿和校订，甚至打扫卫生。

哈里有时会因竞争的激烈而感到畏怯。他怀着巨大的疑惧置身其中（“我别无所求，只愿自己有精力和能力坚持到最后”），一步步前行，仿佛在梦中一般。他的情绪随着每一个微小的成绩而起，也随着每一个微小的挫折而落。上一刻他对跻身《耶鲁每日新闻》完全绝望，下一刻他又预言自己将率先在竞争中胜出。他雄心万丈，不仅已经开始盘算着在第一年会有什么收获，而且盘算着三年以后谁会当选《耶鲁每日新闻》的委员会主席。在乐观的时刻，他说：“竞逐是一种非常神圣、奇妙而又复杂的机制，而且运转有效。”在低落的时刻，他则抱怨竞争对手在不公平地利用这套机制的漏洞。“竞逐真是糟透了，”有一次他写道，“你无法想象它是多么令人沮丧。”特别是他时时刻刻计算着自己在竞争中所处的位置——现在是第四，然后是第二，然后是第三，有时又是第一，所有这些都只是他自己的主观臆断。

终于，在3月份传来佳音：共有四个大一的学生入选《耶鲁每日新闻》，哈里是其中之一。他位居第三，排在布里顿和另外一个霍奇基斯同学之后。但至少在眼下，他似乎只关心自己当选之事。他发了一份电报给在中国的父母，全文仅有一个词：“成功”。当然他们立马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真是太棒了，简直无以言表！”母亲回信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哈里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3月的下午，明媚的阳光，伴着清风，悠然地拂过我的房间，”他在当选几天后写道，“再也不会了！再也不会像以往的每个星期一那样，不顾一切地忙于竞逐之事；再也不会像上个星期一那样，心里悬吊吊的，让人受不了；如今尘埃落定，令人悠然自得，我既感责任，又觉欣然。”曾有那么一闪念，他几乎自鸣得意到忘乎所以起来——有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可遏止的雄心令他不敢有一刻的懈怠，而这种雄心突然地虽然只是短暂地平息了下来。他写道：“我在大学里迄今能去竞逐的位置，我已经得到了，就如同我到了罗马，并且在罗马竞技场上胜出了。在剩下的三年多时间里，我可以尽情地浸淫在哲学、历史和诗歌之中。因此，我希望在约翰逊的课程结束的时候可以说‘思考的日子真是令人惬意啊’。”

哈里有充分的理由得意一番。在耶鲁的生活才过了一个学期多一点，他就进入了全校学生最渴望进入的《耶鲁每日新闻》，学习成绩也在班上排名第一，还在《耶鲁文学》上发表了一首诗，而且他在耶鲁的综合入学考试中获得了希腊语科目的最高分，因而被授予张伯伦奖——他在霍奇基斯就读的几年间就一直觊觎着这个奖项。他写道：“这个成绩不仅意味着我可以回霍奇基斯度假（这是一项传统，新近毕业的学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便可回校度假），而且意味着我可以获得可贵的名声。”哈里还发现自己在社交方面受到欢迎，在霍奇基斯阶级意识分明的环境下，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欢迎。他炫耀地说：“我见的人总是越来越多。简而言之，我越来越享受大学生活了。”他甚至加入了一个“外国”学生俱乐部——基本上由年轻的美国学生组成，像哈里一样，他们曾在国外生活过。未来的剧作家桑顿·维尔德（Thornton Wilder）就是其成员之一，他也是来自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家庭，曾和哈里一起在芝罘度过了悲惨的一年。在父母的压力之下，哈里和小霍瑞斯·皮特金（Horace Pitkin，Jr.）同住一室。小皮特金的父亲是老哈里已经殉教了的大学同学，深受他的爱戴。小皮特金却是个有点少不更事的家伙，完全没有那种激励了哈里一生的无休无止的勃勃雄心，以致哈里渐渐地不把他看在眼里，甚至鄙视起他来。哈里和布里顿·哈登的关系亲密、友好而又有些紧张，并且一直都是如此。他们彼此心照不宣，二人既相互信赖，又暗中较劲。哈里更大的社交圈子——他和这些年轻人更容易亲近——差不多全是由其他霍奇基斯毕业生构成，至少起初是这样。

和在霍奇基斯时不同，哈里在耶鲁不再依赖奖学金。他在大学和暑期里挣到一些钱，加上父母的资助，还有内蒂·麦考密克夫人的慷慨解囊，足以支付自己的学费和花销。这使他摆脱了在预备学校时的经历，不会一看起来就低人一等。在这里，他不用做各种低贱的杂务，谈不上什么“特殊责任”，也不会被放逐到偏远的地方去住宿。即便如此，哈里仍是班上经济最拮据的人之一，他很少将这个困难透露给别人，但私底下又痛苦不堪。他虽然渴望参加朋友们花费不菲的活动，但手头并不宽裕，不得不精打细算以防超支。他承认所住之处“以社会地位而言，并非最称心如意的宿舍”。他声称对此并不介意，却极力回避在大学的公共食堂吃饭，那是校园里吃饭最便宜的地方，每周只需五六块钱。相反，哈里选择加入了一个餐会，每周要花去七块五。对这个“奢侈行为”，他向父母解释说：“这里的饭菜甚好，会员们也是班上最友善的。”父亲支持他的决定，因为他总是关切着哈里的社会地位，而且——作为不辞劳苦的筹款者——他深知和有钱人交往的好处。

实际上，在耶鲁的生活是哈里财富观的转折点。他自小汲取的传教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骄傲地放弃其他有利可图的行业的物质回报，坚信摒弃物欲是美德和高尚品行的标志。尽管哈里已经决定不做传教士，他还是努力地拥抱传教士的精神，而且竭力（虽然很少成功）抵抗物质的诱惑。甚至多年以后，当他变得极其有钱的时候，他常常不愿接受自己一掷千金的生活，甚至为此感到尴尬，不时想着从这种生活中逃脱，最终却不了了之。他在耶鲁的经历使他更加贪恋财富。他到美国的前几年里，经常去芝加哥拜访麦考密克夫人那富丽堂皇的家，由此产生了对财富的迷恋。耳闻目睹更有钱的同学的生活方式，他对财富的渴望随之变得更加强烈。

1917年耶鲁放春假期间，在对《耶鲁每日新闻》精疲力竭的竞逐尘埃落定之后，哈里在耶鲁和霍奇基斯的同学艾尔吉·谢尔登邀请新当选的委员会成员，到谢尔登位于底特律的家里去玩一个星期。哈里声称过得非常愉快，因为这使他有机会漫步穿过谢尔登家四周“湿软的树林和泥泞的田野”。他当时写道：“我的心跃动起来，赞叹着‘又见到了乡野，——乡野！’”但是，在写给父母的信里，他对那一星期时光的描述，无法掩饰他对朋友一家生活方式的惊叹。他写道，艾尔吉的父亲是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位高管，而且是“底特律富人中的富人”。他家的房子也是格罗斯角“最大最漂亮”的之一。这些来自耶鲁的年轻人得到了极其慷慨的款待，他们参访了狩猎俱乐部、乡村俱乐部和其他为城里汽车界高级人士提供服务的场所。他们去风光壮丽的大山里骑马打猎。一天晚上，他们在戏院看完戏之后，享受了一场“奢华的晚宴”。另有一天，他们被带去参观福特工厂，一群穿西装打领带的年轻公子们静静地观看着一切。哈里不带任何评价地描述了他们见到的情形：“数千个工人的工作，就是‘一颗一颗地拧螺丝，一根一根地钉钉子，或者把机器的操纵杆扳来扳去’。”他在返回纽黑文的途中写信说，这次度假“给了我有生以来最大的快乐”。在此后的几年里，他再也没有享受过如此惬意的假期。

三年之前，也就是哈里在霍奇基斯就读的第二学年开学之时，他过完暑假回到学校，发现学校布告栏上贴着一张大大的欧洲地图，上面几十个蓝色和红色的图钉形成了一条线，从比利时延伸到法国：“一战”爆发了。每一天老师们都会移动这些图钉，来标示军队在法国边境狭长地带的缓慢进退，残酷而又僵持不下的战争正在那里进行。这场战争自然成了哈里和同学之间经常谈论的话题，但一直到1917年，他们的兴趣主要还是在学习上。“我相信，美国参战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1916年3月，离他从霍奇基斯毕业还有几个月的时候，哈里写道。“凡尔登的英雄们”——英国的、法国的和德国的——绝不会“允许像我们这样无辜的人……在他们交战的时候插上一脚”。

1917年4月，在底特律度过了奢侈的一个星期后，他和朋友们回到了耶鲁。然而，这场战争此时已经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问题了。在犹豫不决了两年之后，美国最终加入了这场冲突。哈里明白，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置身事外。大约一年后，战争已经临近尾声，但哈里没有出国参战。回顾这一年，他声称自己本希望和更富冒险精神的同学一样，选择马上投笔从戎。他伤感地说：“倘若如此，我现在很可能身在法国。”但哈里不是一个敢于违抗校规的人，因此他听从了校长亚瑟·哈德利的劝告。哈德利敦促所有耶鲁的学生待在学校，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加入军队在校园里设立的野炮部队后备军官训练团，并且以“耶鲁人”的身份为参战做准备。哈德利说，国家并不缺少士兵，它需要的是军官，而耶鲁可为国家培养军官。

因此，在接下来的十四个月里，哈里以及大多数同学的生活并未发生多少改变。学校里的日常事务、学习和社交活动都一切如常。唯一的主要例外是，每周有几个小时的军事训练，训练由耶鲁特别部的军官负责——大学男生组成的队伍进行步操训练，或者沿着纽黑文公园行军，他们身穿笔挺的卡其布装，背着来复枪，却一枪也没打过。大约有三分之二的耶鲁学生加入其中（其余的三分之一已经投身战场），而且这项训练也取代了一个学习科目。哈里偶尔仍然谈起，要离开大学加入军队，去华盛顿从事军事情报工作，或者做点其他什么事——做什么都行，只要可以拉近他与这场战争的距离。他还异想天开地建议，他要去中国帮美国招募苦力协助作战（此建议遭到了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断然拒绝）。最后他充分认识到，留在耶鲁才是最好的选择，“除非有什么事情不仅需要我以腿脚服务，也需要我以智力服务，这样我可以在服务行动中实现自修”。

一旦他做出决定，责任和雄心就在他身上凝成了一体。竞逐《耶鲁每日新闻》之事水落石出后，他写道：“另一种艰苦的生活压到了我的头上。”哈里将为战争出一份力，通过给《耶鲁每日新闻》撰写鼓动性的社论来“为耶鲁营造越来越浓厚的军事训练氛围”。这样做可以增加他在报纸的机会，填补高年级编辑应征入伍后留下的空缺。6月初，他入选了《耶鲁每日新闻》的“应急理事会”，该报成立“应急理事会”的目的，是在一些更资深的委员会成员缺位的情况下，由其代行编辑发行之职。哈里预计，他在1920年能否当选主席即将“见分晓”。理事会将发售自由债券，并“使耶鲁团结一心”。带着一丝辩解的意味，哈里解释说：“这样我也可以为国家出一份力。”

战争对耶鲁的生活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冲击。6月初，在后备军官训练团营地训练了几个星期之后，学生们就解散了，开始了他们正常的暑假生活。7月、8月两个月，哈里是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亲友那里度过的，他一边干农活，一边阅读荷马诗歌，一边为“下一学年的行动”制订计划。离返回耶鲁还有几个星期时，他写信对父母说，他优先考虑的是“更专注个人事务、生活用度、穿着打扮、书信往来、读书看报等等”，“彻底履行我的大学义务”，以及“通过一切文化手段陶冶自己，包括宗教和友情聊天”。他并没有提到战争。

到1917年9月哈里返回纽黑文之时，学校里的战争气氛变得更加浓厚。他在10月份写道：“在大学里，我们实际上在听候政府的征召。后备军官训练团的所有成员……必须随时穿着军装，只有出城时例外。”哈里在新的军事狂热气氛中发现了一个机会，在开学的头几天，他成了本地一家裁缝店的代理，这家店可为学生缝制军装。有好几天，大家看到他在新生宿舍跑上跑下地接订单。挣来的利润帮他度过了二年级的大部分时间。

然而，总的说来，面对眼前的战争，耶鲁的学生们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从容与淡定。和上个春天相比，他们投入军事训练的时间多出了几个小时，但他们主要的心思与之前并无二致。对哈里而言，这意味着在语言、文学和历史课程上取得佳绩；继续在《耶鲁每日新闻》和其他令他感兴趣的各项活动中更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社交生活。他参加了学生理事会一个职位的竞选，并顺利通过初选，进入了最后的角逐，但此次仅有三人能够当选，他最终排在第四（哈登则拔得头筹）。他以一贯的风格为自己的失意寻找着理由。他说：“虽然落选了，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我已决心度过一个‘文学年’。如果我当选，那就意味着我将再度在另一条路上深深陷入大学里无聊的钩心斗角之中。”他成功地入选了伊丽莎白俱乐部，这是一个面向教职工和学生的文学组织，哈里称加入其中“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他在《耶鲁文学》上发表了另外一首诗，它几乎可以确保他能够入选《耶鲁文学》委员会。他和哈登为耶鲁的一个餐会募集来一张桌子，吸引了“班上最出色的学生……大家最想结交的‘群体’”。作为回报，他们俩可以免费就餐，“而不是背着手站在一边”。

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一门心思地关注着耶鲁各个兄弟会即将挑选新成员的事。一如既往地，他反复斟酌着何去何从。在刚开始的时候，他说Psi U兄弟会是“最好的社交团体，所以我当然倾向于加入它”。但很快他就“彻底失望”地发现，他根本没有可能接到邀请。他解释说，他与那个“社会阶层的人”仍旧关系尴尬，他们不仅“排斥我”加入Psi U兄弟会，而且排斥他加入他的第二选择D.K.E兄弟会。这突然地改变了卢斯对整个过程的看法。他写道：“耶鲁大三的学生组成的兄弟会似乎不过如此。”他对这些兄弟会“既无敬意又不关心”。他断定，Psi U兄弟会已不再是“了不起的兄弟会”，“今年大家都对它敬而远之，因为它强烈地追求社会成分的纯洁性”。哈里最后加入了Alpha Delta兄弟会，并且坚持认为它聚集了班上不少“最出色的学生”，其中就有令哈里感到尤为自豪的一年后被招募了进来的“弗兰克·古尔德”（Frank Gould），而且他后来“是古尔德家族第三代人中最富有的人”。除了欲盖弥彰的失落，哈里还一直心怀愧疚，因为他担心父亲会认为这些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他却为之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社会交际——我以为虽不见得是好事，但也是必要的——会使人彻底失去理智，”他惭愧地写信对父母说，“我的房间简直是一团糟，经济状况和学习也是如此。实际上，第一个学期到今天恰好过了一半，而我的平均成绩将会非常低，唯一让我感到宽慰的是，与兄弟会的任何其他成员相比，我的分数很可能要高一些。”即便如此，他的成绩还是保持在P.B.K.所要求的范围之内，而且为了慰藉自己在社交方面的种种失意，他坚称一定会入选“最想进入的三个社团——《耶鲁每日新闻》、《耶鲁文学》和P.B.K.兄弟会”。

到春季开学之时，军事训练已经大幅度增加了，几乎占去了上课时间的一半，而且学校里还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是要将校园完全军事化，甚至设立“耶鲁的西点军校”。越来越多的学生离开学校加入了军队，而哈里一直想着追随他们而去。尽管还在读大二，但他喜欢徒然神往地遐想“在学习庇护之下的最后一年”，并把自己想象成在法国领兵作战的军官。他在1918年3月自言自语道：“大学的日子一天天过去。这是一个令人快乐而惬意的地方。很快它就要成为记忆了。”

哈里这么早就憧憬着从耶鲁毕业，原因之一在于他1918年1月遭遇到惨重的失败。由于大批高年级学生应征入伍，《耶鲁每日新闻》被迫比通常早一年选举其1920届的委员会。哈里和布里顿显然是主席职位的两个主要竞争者。但布里顿最终以一票胜出。表面上，哈里对失败淡然处之。有人提议《耶鲁每日新闻》为他打破先例，专门设立副主席的职位，他拒绝了，但同意出任主编一职。他对大家说，布里顿是一个杰出而且富有才干的人选。对此，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深信不疑，但在他平静的外表下藏着深深的挫败感。“我在大学里最倾心的抱负落空了，”在一封弥漫着失落感的信中，他对父母说，“这是一片难以吞下的苦药。你们可能会说，这样的事情不值一提，但不管怎么样，一个人心中的欲望就是欲望，无论这欲望是想成为美国总统，还是想成为《耶鲁每日新闻》的主席。我认为，没有一个人明了这一切对我意味着什么。”

几天之后，他试图使自己相信，事情或许仍然存在转机。哈登提前这么多时间当选，这是战争扰乱的结果。哈里一度念念不忘的，是在正常时间举行第二次投票的可能性，到时他或许会当选。哈里写信告诉父母，“最终的投票”尚未举行，而一位哈登的支持者对他说，他愿意把票转投给他。但是，当时机到来之时，大家对早先的投票却未予重新考虑，哈登的当选终成定局。哈里再度陷入绝望之中，但他坚持说，假如他鼓动支持者重新考虑投票的话，“我原本有可能成为《耶鲁每日新闻》的主席”，但是“我做出了生平最大的牺牲，签字放弃了这个机会”。这件事令他不堪回首，甚至不忍向父母细述，而他通常对父母是无所不言的。“当一个人遭遇失败的时候，他还是少提为好，”他沮丧（而又颇为哀怨）地写道，“然而，我希望你们不会苛求我，不会以为我无可挽救地有负于你们的期望……当我今晚躺在床上的时候，想到有人永远爱着我，我一定会万分高兴。”他的父母也未敢轻视这件事对哈里的雄心壮志所造成的严重打击。从母亲那里，他收到了一封表达痛心之情的回信，对他表示同情，并赞扬他“毅然放弃”的举动。父亲的来信则将儿子在《耶鲁每日新闻》选举中的失意，和自己失意于未能当选校长一事相提并论。“通常，这会使我们拥有更广泛和更丰富的经历，虽然我们没有得偿所愿，但奇妙的是，心会忘掉过去，继续前行。”

更多的失意最终接踵而来。基于他在《耶鲁文学》上发表的第五篇作品，哈里于1918年年初入选了它的委员会。几个星期之后，委员会聚集在一起选举新的领导。据哈里自己说，其他几位委员一度要选他为主席，虽然他声称自己公开表示不愿意出任该职。但“随后争拗开始了”。有几个委员感到愤愤不平，因为有人竟然被选为主席，而他从没为杂志忙前忙后过，也没在编辑过程中出过力。事实上，在之前的整整一年里，哈里不过偶尔向杂志投投稿。“我认定《耶鲁文学》不值得我卷入这样一场公共丑闻——它已迫在眉睫。所以我提出辞去委员职务。最后在众人的劝说下，我才重新回到了委员会。而且，在我的提议下，它违背自己的意愿，最后选举安德鲁斯（Andrews）为主席。”正如哈里所描述的，他是一个更加合情合理的人选——“典型的‘文学青年’，只是有点娘娘腔的”。

哈里讲述的这件事，无论是否准确无误，都透露出一丝玄机。首先，显而易见的是，在《耶鲁每日新闻》的竞争中失利之后，他至少自作多情地有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想法，欲图接管另一份名声稍逊的校园刊物——就像在霍奇基斯，校报由哈登主编，《文学月刊》则由他来主编。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与《耶鲁每日新闻》的选举一样，有一点对他很重要，那就是他可以声明自己实际占着上风，却婉拒了主席的职位，这么做既是出于讲原则，也是出于一份私心。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件事证明哈里想将自己描绘成一个拥有名望和权威的人，虽然有时自己的才能招致同龄人的憎恨，但又受到他们的赞赏，而且他能够不动声色地抑制他们的过激行为，给予他们正确的指导。哈里声称，他在《耶鲁每日新闻》平息了一场反对哈登的图谋，以确保能够平稳过渡。他在《耶鲁文学》则拒绝了主席职位，以避免发生无益的纷争，而且还指定了一个富有责任心的替代人选。通过这种方式，他将坏事说成了好事，将失败说成了胜利。

虽然他的这些讲述含有自欺欺人的成分，但哈里也在诸多方面对自己做出了不留情面的解剖。他明白，尽管自己才华横溢，而且拥有令人敬畏的写作和编辑能力，但他不知为何做不到人情练达——周围的人虽然对他抱有敬意，却又敬而远之。在他看来，这个缺点尤为突出，因为它和朋友及对手的优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哈里相比，哈登的天资要逊色许多，而且新闻才华也不见得更出众，但他利用自己的亲和力赢得了不少真正忠实的朋友和拥趸。哈里为人不留情面，又不苟言笑，常常令人生畏。相比之下，布里顿则不拘小节，甚至有点轻浮，喜欢调侃在他看来太过正经的人。有一次，卢斯正在耶鲁的一个院子里心事重重地踱步，哈登开玩笑地大声对他说：“当心啊，哈里，不然你就要退学了。”哈里对这个差别心知肚明。而且，他在描述自己和同龄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时，有时几乎显得不正常。比如，在令他痛苦不堪的《耶鲁每日新闻》选举之后，他以痛苦而又谨慎的措辞描述自己和哈登之间的关系：“我最敬重布里顿，也最喜欢他，而他对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

作为密友和同事，他们的性情大相径庭。对这一点，朋友和同学们也看在眼里。他们几乎形影不离，而又龃龉不断。一个同学后来回忆说：“你永远不知道他们是准备争吵，还是准备赞同。”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时代公司的一个年轻撰述员，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亲眼观察到了哈登和卢斯的关系。在回顾中，他对二人亦敌亦友的关系做出了如下对比：

卢斯注重道德，哈登不论是非；卢斯虔诚，哈登世俗；卢斯严肃庄重，哈登放荡不羁；卢斯是布尔乔亚式的，哈登是波希米亚式的；卢斯内敛，哈登外向；卢斯忧郁，哈登开朗；卢斯可靠，哈登多变；卢斯迟钝，哈登敏捷；卢斯像狗，哈登像猫；卢斯驯服，哈登野性；卢斯讲究效率，哈登才华横溢；卢斯文质彬彬，哈登魅力非凡；卢斯是清教徒，哈登追求享乐；卢斯率性耿直，哈登玩世不恭；卢斯属于维多利亚时代，哈登属于十八世纪。

至少在麦克唐纳眼中，几乎所有这些对比都偏向着哈登。哈里在二人之间的大多数竞争中一直落于下风，而且他知道布里顿在交友和拉拢人心方面要强得多。他虽然从不承认，但基本上心知肚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合作是以哈登为主。但没有人能够怀疑他们之间牢固的关系，两个人也从未和家人之外的其他任何人走得这样近。

在和哈登（以及其他许多朋友）做比较的时候，哈里有时会贬低自己。哈里和他们在有一点上尤为不同，他拒绝犬儒主义和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这点后来成了他那一代知识精英的标志，而且当时在耶鲁的校园文化中早已明显可见。哈里当之无愧的是一个讲信念、讲原则、信仰坚定的人。虽然他明白较真会付出交际上的代价，而且有时也竭力想退一步，但他实在是太过注重自己行为的道德依据，以致长久地掩盖了真实的自我。在仔细评价自己的胜利与挫折、得意与失意之时，他总是回过头来问自己——这是从父亲身上学来的——一个问题：他还抱有什么“更高尚的目的”？

在1918年开始的几个月里，这个问题相对来说不难回答——支持和宣传战争。当时美国已经全面参战，形势容不得耶鲁——实际上也容不得美国其他任何机构——继续漫不经心、斯斯文文地备战。部分地由于政府的大肆宣传，部分地由于大众自发的责任感，全美国对于战争的热情愈来愈高涨。许多美国人——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各族群的人士和其他一些人——继续反对美国干预这场战争，这反而促使支持者变得更加狂热。在美国历史上，爱国主义很少如此被刻意而有效地鼓动起来——哈里一直倾向于支持美国负有世界使命这个观点，因此他热情地投入了支持参战的热潮之中。

几个月之前，他和布里顿一直是不太起眼的大二学生，在《耶鲁每日新闻》的低级职位上埋头苦干。现在突然之间，他们竟成了这份报纸的主管者。虽然激烈争夺主席职位一事造成彼此关系不免紧张，但他们合作得很好，将《耶鲁每日新闻》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声音，主张加强耶鲁——他们甚至希望加强整个国家——对战争的参与。他们的创新之一，是给报纸新辟了一部分版面，专门用于报道国内和国际新闻。哈登和卢斯希望以此提醒读者关注国家和世界大事，因为这些事与他们也有干系。但大多数的报道和社论还是针对耶鲁的事情。比如，哈里敦促耶鲁的学生购买战争债券，从而为增加政府资金出一份力，而且“有力地检验一下自己的理想主义”。他强烈建议学校打开“探照灯”，把各项活动照一照，“并且坦白交代哪些活动是名正言顺的‘军事活动’，哪些活动则不是那么回事”。他写道：“我们这些在校生正在竭尽所能地将军事置于头等位置。”他坚称，耶鲁“最终变得乐于不顾一切，乐于做出任何并非无意义的牺牲，以追求我们的目标”。耶鲁正在重建自己，在重建的“唯一基础上，我们许多人现在可敬地建起了明智、神圣和强烈的爱国主义”。

最重要的是，他和哈登为耶鲁的军官培训部门——他们和大多数同学都是其中一分子——出言辩护，并为之摇旗呐喊。在外人看来，由清一色的耶鲁学生组成的军事部门不过是一支“娇气”和“文弱”的学生兵，透着一股“富家子弟气味”。哈里辩护道，它绝不是这样的，我们仍然在纽黑文尽忠职守地进行课余训练，同时相当多的学生已经应征入伍，并上了战场，“我们矢志于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们已面向着光明，我们已开始了求索”。海军给一些耶鲁军训学员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复活节期间参加战舰巡航，哈里称这件事“不过是又一个实例，证明了海军对耶鲁军训部门怀有不寻常的敬意”。

尽管校园里的军事训练加强了，但学生们还是继续以上课为主。1918年6月，耶鲁后备军官训练团停训了一个月，包括哈里在内的学员们都解散去度假了。哈里和临时从中国回来的家人在新泽西聚到了一起，这是令人心焦的几个星期，因为妹妹伊丽莎白——最后母亲和其他弟弟妹妹——染上了致命的流感。1918~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在结束之前夺去了许多美国人的生命，比“一战”中死亡的人还要多（染上流感而亡的美国士兵比战死的还要多）。卢斯一家是幸运的，所有人都康复了，哈里则完全没有被感染。7月中旬，哈里回到了耶鲁，继续接受训练。几个星期之后，他和其他后备军官训练团的七个人（包括哈登）被送到了南卡罗莱纳的杰克逊营（Camp Jackson）——一个规模庞大的军事训练基地，可容纳十万人。耶鲁的军训学员现在轮到自己被分派去训练炮兵部队的新兵了。

身为培训作战新兵的“学生军官”，哈里和布里顿第一次长时间地接触到另外的一群美国人，这些人来自二人相对封闭的社交世界之外——他们年纪不大，所受教育有限，来自南方落后地区的乡村，其中许多人是平生第一次离开家乡。这些“乡下人”——耶鲁学生军官这样称呼他们——常常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无所知。哈里多年后回忆说：“他们知道的是，山姆大叔不知为何受到了欺侮。”因此，这些和手下的士兵年纪相仿的军官们不仅要训练他们操作大炮，而且一周还要给他们上几次课，解释“一战”发生的原因。“他们听得很认真，”哈里欣然回忆道，而且他们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做正确之事的热忱”。当哈里向他们解释牙刷的用处之时，他们也没有表现出不快，在此之前他们许多人连牙刷都没见过。

哈里和布里顿在杰克逊营度过的几个月，在时代公司的神话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各种官方和半官方公司的历史都声称，因为震惊于地方上的人对世界的热切求知欲，卢斯和哈登在杰克逊营时就决定创办一份杂志或报纸，来教育那些蒙昧无知的人。据说他们闲暇之时常一起长时间地散步，并开始设想创办一种新型刊物，借此最终彻底改变这些士兵的生活。卢斯和哈登在杰克逊营讨论了办杂志的事，这基本上是可信的，但哈里当时的文章以及他后来的回忆录中，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个说法：他们手下的士兵对他们的办刊理念有很大影响。他后来创办杂志的历史也无法证实这一点，因为这些杂志无一是针对他们在杰克逊营遇到的那类人。卢斯在自己当时的叙述中根本未曾提及办杂志的事，只是描述了他是如何全身心地投入军事训练之中——他将军事训练与中学和大学等量齐观，视之为获取成就和殊荣的机会。

哈里向父母汇报了自己的军事测验——数学、几何、语言——的成绩，仿佛在描述霍奇基斯的学期生活。他热切地寻找着耶鲁小分队的闪光点。“分配来此的七名耶鲁生，要我说，在工作上都表现出色，”在训练营度过了头几个星期之后，他写道，“因此我们没费什么劲就在十二支队伍中表现最抢眼……几位高级军官说，我们几个在头十二天的时间里所取得的进展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出色的。因此，我们都感到非常欢欣鼓舞。”所有耶鲁学生军官都梦想获得正式的任命，这个梦想起初受挫于相关的规定：所有军官必须至少年满二十一岁，然而哈里一群人尚不到二十岁。但是，在他们抵达南卡罗莱纳州几个星期后，军队降低了年龄限制，而且耶鲁小分队（以及其他很多学生军官）集体列队参加了宣誓就职仪式。“你们简直难以想象这对我和其他所有人意味着什么，”宣誓前不久，他对父母说，“这意味着我们圆满完成了迄今未获承认的大量工作。我们一直不过是负责训练的大学生！不知道内情的人很可能会嘲笑我们的制服完好如初。但是，哼，一旦宣誓结束，而且耶鲁后备军官训练团三分之一的人获得了任命，他们就会对我们刮目相看。”仪式结束后，哈里和朋友们立即赶到城里，去当地的裁缝店定做军官制服。

哈里偶尔会抱怨军营生活的艰苦。当未获任命的实习军官被遣送回家时，他形容他们是“幸运的家伙”。但总的来说，他无比热烈地接受军队的规定，并努力使自己适应其要求。在战争期间的一年半里，除了放假离校的时候，他都是在耶鲁的校园里舒适地度过。他写道：“如果任何体格健全的年轻人选择穿上任何其他制服，而不是军装，他们都会被我们这些军队里的人彻底鄙视。甚至从事必不可少的军需工作之类的人员也会被另眼相看。至于身穿基督教青年会制服的年轻人——嗯，当然，我们会强作绅士派不笑出声来。”现在没有什么比战争更重要。和许多人一样，哈里认为“一战”是为了存续文明，并挫败德国的野蛮行径。大学“不再有存在的意义，”他说，“现在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去战斗，战至生命最后一息，从而使真理和正义的历史得以延续。其他的一切都要服从于此，那些不能服务于这一目的的则须暂时予以取消。”他现在的雄心壮志是“胸前戴着银质徽章（少尉），在法国度过下一个生日”。

但哈里和其他耶鲁生未能如愿前往法国。在接下来的大约一个月，他们往返穿梭于一个又一个营地，或者是他们自己接受额外的训练，或者是协助训练他人。“我对此的厌恶无法以言语形容，”卢斯抱怨道，“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必须‘默默忍受’，却又没有任何忍受的理由——没有原则受到威胁，也没有荣耀等待实现！”他的沮丧感愈发强烈，因为情况变得日益明朗，“和平无疑指日可待”。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不遗憾自己未能前往法国，也没有一个人不愿将灵魂出卖给魔鬼，只要明天能去那里。”到10月下旬，随着上前线的希望日益暗淡，几乎每一个耶鲁军官训练团的人都感到坐立不安和无聊，他们突然发现炮兵生活的“点点滴滴”并不是走向荣耀的前奏，而是原本就烦琐而机械的操作过程。

停战协定签订时，哈里、布里顿和其他人在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他们正途经此地去执行另一项训练任务。他们在市中心的酒店里住了三天，下馆子，抽雪茄，读读书，瞎晃荡，并思考未来。哈里发现很难一下子抛掉这场战争在他心中激起的从军理想。他考虑加入一个军官训练计划，并在离开前获得晋升。他甚至一度有些儿戏地想着，在战后成为正规军里的一名军官。但最后，他几乎是急不可待地弃之而去（“我完完全全失去了所有军事上的理想。”他当时写道），此时距停战还不到一个月。

他立即前往纽约，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圣诞假期，并兴奋地为返回耶鲁打算着。大多数校园社团职位的竞争当时已经结束，但哈里还有其他未实现的雄心：跻身Phi Beta Kappa兄弟会；最重要的是，入选耶鲁高级社团中最著名的骷髅会。他打算在三年级剩下的时间里达成这两项目标。

1919年1月，哈里回到了耶鲁。他曾经悲叹，此时的耶鲁“不是一个受教育的好地方”。这部分是因为耶鲁尚未从战时的纷扰中恢复过来。许多教职员工还没有从军队复员；校园里到处是退伍老兵，其中有些人已经离开学校两年，甚至三年了，而其他人——和哈里一样——只离开了短短几个月。哈里还另有所指，在他看来，尽管耶鲁做出了诸多现代化的努力，但其课程设置仍然狭隘而有限。亨利·赛德尔·坎比后来形容它是“只有目录簿的大学……是世上最不合理、最令人费解的教育机构……其缺陷在于缺乏真正的教育”。“我想这是自然的，”哈里曾经评论说，“到三年级时，大家就开始认识到，美国大学生活的重要性在于交朋识友的机会。”他选修了历史学家马克斯·法兰德（Max Farrand）的优等生课程，并对这个课程给予了高度评价。不过总的来说，虽然他劲头不大，偶尔也会抱怨学习“乏味”，但他还是一丝不苟地学习着，而且追求卓越的决心依然坚定。在学期末，他获得了回报，当选为P.B.K.兄弟会的一员。

但是，对他而言，此时没有什么比“跻身骷髅会”更加重要的了，这几乎是每一个耶鲁人公认的成功标志——用欧文·约翰逊的话来说，这是“取得终极成功”的明确标志。一年前，他可能更看重《耶鲁每日新闻》的主席职位，但既然他未能成功，那么入选骷髅会的机会似乎对他来说就愈发显得重要了——因此，像他面对所有其他目标时一样，他对这件事念念不忘，并为之精心打算。他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将被那些评判者看在眼里，他们将据此判断他是否是合格的人选。当他考虑接受《耶鲁文学》的主席职位时，他和一位老师进行了商讨，讨论这样的行动对他加入骷髅会的前景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他的热情大大地降低了，因为这位教授警告他说，当选《耶鲁文学》的主席可能会使他丧失入选骷髅会的资格，该职位被认为与高级社团“悠久耶鲁”的形象毫不相干，无法打动骷髅会的成员们。

1919年2月举行的耶鲁舞会是重要的年度社交活动。在这个舞会上，哈里——仍然没有任何与女士交往的重要经验——由妹妹艾玛威尔陪伴出席，并且老想着自己会给人留下怎样的印象。“您知道的，舞会是社交贵族们竭尽全力一展风采的地方，”他写信对母亲说，“而一个门外汉能做的，无非是保持自己的现状。”他在班上受人敬重，但社会背景并不显赫，即使要保持这样的现状，他也需要高度谨慎小心。因此，他仔细地研究了收到的邀请和舞伴的名字，试图判断这些人是否和他的地位和品味相称。有一个兄弟会没有邀请他参加舞会前的茶叙（其他七人则收到了邀请），他为此愤恨不已；对于舞会本身，他小心地确保自己将只和名声卓著的舞伴跳舞。“我的舞伴绝对‘没有问题’，”他试图使自己放心，“名单上大约有三个人不尽如人意，但有单独出席的男生答应帮我，他们会在这三个人开跳不久‘插进来’。”他一心想着入选骷髅会的事，这似乎使他看不到自己的不近人情。

选人日是春季里的一个重要日子，高级社团会在这一天选择自己的新成员。在此前的几个星期里，哈里彷徨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有时，他断定“我不会入选‘骷髅会’……我一直觉得，我在那一刻还不够耶鲁化，无法‘成功入选’”。布里顿·哈登的好意显然也未能让他振奋起来。有一天布里顿带他出去散步——“布里顿，早在霍奇基斯就是我的竞争对手”——并提议把“十个确定可以入选骷髅会的人叫到一起，并告诉他们，如果我落选，他们任何人都不进骷髅会”。对这个根本不可行的计划中暗含的优越感，哈里要么是没发现，要么是有意未予理会。他说，这是“我得到的最高的褒奖之一”。不过，他谢绝了布里顿的好意，认为“骷髅会对耶鲁来说意味着一切，与之对抗对学校有害无益，而学校对我们来说又如此重要”。像竞争《耶鲁每日新闻》和《耶鲁文学》主席职位时一样，他再次把自己看成为顾全大局而“超越了个人利益”的人。《纽约时报》——它定期投入大量版面报道常春藤盟校的社交活动——刊登了一篇文章，预测骷髅会的可能人选。当它认为哈里是最终可能会落选的“人”之一时，他大受打击。“很遗憾我没有或者说不会达到入选的标准，”他痛苦地写信对父亲说。“凭我拥有的所有优势，我没有理由不能入选。”但他还是愉快地告诉父亲，学校的传闻说他和布里顿肯定可以入选。他安慰自己说，“我永远不会承认：在我自己的班上，大家认为我不是‘骷髅会’的人选——实际上，情形也不是这样”。

5月15日，选人日到了，这个日子经过精心筹划，弥漫着兴奋和刺激的气氛。快到黄昏的时候，大量学生聚集到了高级社团所在大楼——没有窗户的庄严建筑——前面的草坪上，注视着那些在附近栅栏处等候着的忐忑不安的大三学生。四周大楼的窗户下挤满了教职员工和镇上来的看客。下午五点，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三大社团的大门突然打开；资深的社团成员们鱼贯穿过候选人群，在被选中的学生背上拍上一把，要他们返回自己的房间，等候入会仪式的通知。随着骷髅会的成员挑走了他的一个又一个同学（哈登亦在其中），却对他视而不见，哈里变得越来越心慌。最后，到了五点二十分，正如第二天他写信告诉父母的那样，“你们的大儿子得到了越过肩膀而来的美妙一拍”，拍他的人是1919届的温特尔·米德（Winter Mead），一位船长和P.B.K.兄弟会的主席，也是所谓的骷髅会的成员。不难想象，他随即按要求回到了房间，并确定自己就是亨利·罗宾逊·卢斯，而且确实入选了所谓的骷髅会！“……我相信你们明白我是何等心满意足”。作为骷髅会的成员，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给自己起一个秘密的“会员名”。卢斯选择了“巴力”（Baal），一个古老的希伯来名字，意思是“主”或“主人”。哈登选择了“卡列班”（Caliban），这是莎士比亚著作《暴风雨》（The Tempest）中一位半人半兽的仆人的名字。在骷髅会之外，从来没有人用有些自命不凡的会员名“巴力”来称呼卢斯，但“卡列班”对哈登是如此贴切，于是大家一直用这个名字称呼他——直到它逐渐被绰号“布拉齐”（Bratch）取代。

或许是为了弥补因待在军队而错过的那个学期，哈里在大三暑假期间留在了纽黑文，硬着头皮啃那些他形容为“无聊”的法学院课程。当学校9月份开学时，他毫不费力地变身为大四学生里的“大明星”。他继续在《耶鲁每日新闻》孜孜不倦地工作，既是编辑和社论主笔，又主管报纸的商业事务。他加入了辩论队。和过去相比，他选了更多具有挑战性和趣味性的课程。他尤其佩服暂时在耶鲁任教的英国政治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并在拉斯基的指导下写了一篇大四论文，题为《西奥多·罗斯福在生命最后十年里对美国人民的影响：一项民意研究》。次年春天，当共和党大学生代表全国大会在纽黑文举行时，哈里担任了会议主席——“我在大学岁月里取得的最高荣誉。”他当时兴高采烈地写道。

哈里追求荣誉的步伐并未就此停歇。春天，他获得了学校最著名的公共演说——德福雷斯特演讲比赛——的大奖。对于一名曾为克服儿时就有的结巴毛病而努力了多年的年轻人来说，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他之所以获奖，是因为他在威尔逊式的演讲中呼吁美国“为解决每一个国际困境尽自己的一分力量，成为那些跛足的、停滞的、茫然的国家的伟大朋友，成为所有努力提高自己社会和政治层次的国家的同志，成为任何企图扰乱世界和平的国家的死敌”。几个星期后，他被评为“一等”学位的获得者，也就是说他的成绩最优异——尽管在这所不太注重学习成绩的大学里，他很可能更愿意获得成绩一般的布里顿所得到的殊荣。哈登被全班评为“最有可能成功者”，但也许以哈里的标准看来最重要的是，他还被评为“对耶鲁贡献最大者”。哈里感到宽慰，身为骷髅会的成员，他被已不存在的大二社团Eta Phi悄悄地选为它的一员。每年有两名大四学生得到该社团的任命，“从而一旦该社团恢复，这些事情就可以永远传承下去”。他承认，这个荣誉“在世人眼中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一个聊以自慰的装饰品”。但对仍然渴望得到社会承认的哈里而言，这是“我珍视的一个荣誉”。不言而喻，另一项荣誉是入选骷髅会，他曾将骷髅会形容为一种“宗教”。他曾认为自己“已将能得到的大学荣誉尽收囊中”，他写道，但现在他又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愿接纳新成员的社团”的一员。

如果说哈里从霍奇基斯毕业时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个孩子，那么他从耶鲁毕业时就是个自觉的成年人了。他的相貌和穿着要比过去老成——高高的个子不再显得笨拙和青涩，中分的头发油光发亮，衣着合体而又守旧，凝视的目光深沉而严肃。鉴于他在耶鲁——无论是在学业上、组织上，还是在社交上——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功，他自认为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一个注定伟大的人。和很多同学不同，他囊中羞涩。尽管如此，靠着他自己的微薄收入和内蒂·麦考密克夫人持续不断的接济，他虽然勉强但成功地保持着不逊于耶鲁同辈的生活方式。他仍然没有经历过男女之事，但他认为这是成熟的标志。对于深陷浪漫之痛和苦苦思索婚姻的朋友，哈里以“汉尼拔、拿破仑、迪斯雷利、公司、经销商和生活用品折扣店”这类话语进行告诫。

他的成年也改变了他与家人的关系。尽管相隔遥远，卢斯一家仍然相亲相爱。但他们彼此间的通信——多年来几乎构成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全部纽带——起了变化。哈里不再事事恳求父母批准，也不再为做了他担心可能会令父母失望的事情而道歉。当他们偶尔责怪他用钱大手大脚的时候，他回以尖刻的言辞，以致他的母亲痛苦地回信说，“我渴望金钱的唯一原因，还不是在于我可以把钱给你”。一直对他影响至深的父亲写信给他，委婉地建议他在《耶鲁每日新闻》的社论中用词温和一点。哈里耐心但毫不愧疚地解释说，耶鲁已经不是老卢斯那个年代的耶鲁了。他父亲还劝他做好“职业”上的准备（老卢斯警告说，从事新闻业会过上“潦倒不堪的生活”），甚至建议他去向“职业专家”求教。对此，哈里同样毫不理会。除了老哈里，卢斯全家于1918年春从中国回到了美国，以便女孩们可以入读雅培（Abbot），这是一所与安多弗有关联的女子中学。尽管母亲经常恳求他“来看看我们吧”，而且父亲也要他与“需要‘大哥哥’”的谢尔顿相处一段时间，但哈里很少去看望他们，部分是因为他肩负着军事义务，还因为他更向往独立的生活。就像一个人成年后几乎总是会做的那样，他和他们渐行渐远。

然而，虽然哈里自信已经长大成人，而且对未来似乎也信心满满，但是他还没准备好去大学生日后所指的“现实世界”里闯荡一番。亨利·赛德尔·坎比回忆说，在二十世纪初从大学毕业是“痛苦胜过喜悦”的事情，毕业生们“踏入社会的同时，还沉浸在大学的记忆里”。哈里试图推迟这痛苦一天的到来，从耶鲁毕业后，他要去比耶鲁更有名的牛津大学学习一年。虽然他在1913年第一次到英国时就已经游览过牛津大学，但没有迹象表明他大四之前曾有过去牛津读书的想法。大四的时候，哈罗德·拉斯基鼓励他和其他人去那里学习，并表示愿意帮助他进入牛津最有名的基督城学院。哈里申请了罗兹奖学金——考虑到他追求殊荣的癖好，这并不奇怪。尽管获得这笔奖学金的不是他，而是他的朋友和同学比尔·惠特尼（Bill Whitney），但哈里似乎并未感到烦躁不安。“我们都感到骄傲和高兴，”他写道，并补充说他申请奖学金失败是由于自己“未尽全力”。他暗示说，如果更用心一些，他也可能被选中。这件事更加增强了他去牛津读书的热望。他一心一意地着手筹划起来。据他计算，去牛津学习一年要花去一千美元学费，于是他写信给内蒂·麦考密克夫人，问她是否可以提供这笔钱，她爽快地答应了。另外，他从《耶鲁每日新闻》的利润中分得一千五百美元，这笔钱能保证他在数个月里经济无忧。他诚挚地向父母解释说，他今后希望投身“公共生活”，而去牛津读一年书可让他为此做好准备。但去牛津读书的想法之所以令他不舍，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可以推迟决定如何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也许还因为这有助于他被亲英的美国上流社会接纳。

从7月乘船前往英国的那一天起，他的新征程的社会性方面似乎才是他最关心的。几周之前，他出席了在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但在会上他对本党候选人沃伦·G·哈丁（Warren G. Harding）并不热心。登上奥林匹亚号轮船，他发现自己再次住进了二等舱，这样的住宿条件他在1912~1913年的旅行中就已经习惯了。但这一次，他敏感地意识到了自己低人一等的境况。他抱怨说，轮船铺位“几难容身”，食物“难以下咽”，同行旅客“友好但粗鄙”。于是，他和其他几位同样栖身于二等舱的耶鲁好友开始在船上过起了偷偷摸摸的生活——睡在狭窄的二等舱包厢里，忍受着味同嚼蜡的食物，但在其他时间里都待在头等舱。“我们惴惴不安……唯恐受到法律的制裁，”他承认，“但迄今一切尚好；而且……搭乘此船头等舱旅行令人感到十分惬意”，尤其是因为这使他有机会与自己更青睐的人交往，其中一些人还向他发出邀请，要他抵达英国后去探望他们。

在伦敦的前几天，他一反常态地流连于一个又一个社交活动。在此期间，他生平第一次写到了和女孩子的交往。也许原因在于，他觉得自己从耶鲁的社交世界中——必须谨言慎行且全是男生——解脱了出来，再用不着那么小心翼翼。“星期五晚上，我把凯瑟琳·比塞尔（Katherine Bissell）约了出来，”他高兴地写道，“一起晚餐，一起看戏，一起观赏歌舞，做约会时通常要做的事情。她和我（显然地）十分投缘。”尤其幸运的是，他补充说，她姐姐嫁给了一个有钱的英国人，而且哈里被邀请去他们在伍切斯特郡的乡间别墅玩，“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抵达伦敦一周后，他和几个耶鲁好友游览了德文郡、湖区和苏格兰——“这是一场极其愉快的旅行，无论天气如何，我们都形影不离。”回到伦敦，他又开始了多彩的社交生活，与古尔兹家族、奥钦克罗斯家族（Auchinclosses）和惠特尼家族的人一起就餐，结识了更多的美国女孩子并陪她们游览伦敦。“您知道，伦敦对单身汉来说是花钱极少的地方，”他报告说，“但一旦你手挽女孩四处招摇，花的钱就和纽约不相上下了！”令他有些吃惊的是，他发现自己是众人争相邀请的对象——参加在伦敦举办的晚宴，或者去乡下度周末，在那里他凭借娴熟的网球技艺“赢得了一些奖赏”。“我疑心你十分讨女孩子的欢心，”几个月后，他的好友桑顿·维尔德写信对他说，“你的关注让她们兴奋不已。”

牛津要到10月份才开学，因此8月下旬哈里去了巴黎，希望和9月初去那里的布里顿·哈登一起待一段时间。在巴黎，他再次受人之托，陪一位耶鲁校友的女儿“三整天——顺便说一声，这并不轻松……星期五我们全城奔走，尽情游览，还去欣赏了歌剧《浮士德》。星期六也一样，我们晚上驾车穿过了布罗涅森林……总而言之，我们——或者至少我——度过了一段极其愉快的时光”。几天后，在布里顿到来之前，哈里出乎意料地去了伊斯坦布尔。像许多英裔美国人（还有几乎所有希腊人）一样，他仍称之为君士坦丁堡。他那家境富有的耶鲁好友休·奥钦克罗斯几个月前本已安排好行程，结果却发现原来的旅伴无法成行。于是他邀请哈里一同前往，并且愿意为哈里支付“超支的部分”，因为他自己打算做一场阔气的旅行。他们乘坐的是东方快车的头等舱，美国驻法大使——一位奥钦克罗斯家的朋友——为他们预订了铺位；而且他们发现自己在几乎所有到访的城市都得到了使馆官员的慷慨关照。

即便如此，东欧的境况还是令哈里感到震惊——“这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更穷困、更不开化、混乱无序、尔虞我诈的世界，民众之中天才和骗子并存，而天才们已不幸湮灭。”伊斯坦布尔本身是一个“肮脏污秽的地方”，若不是“使馆的盛情难却”，两位年轻的旅行者直想掉头就走。在使馆的安排下，他们参加了豪华的晚宴，甚至有机会登上一艘美国驱逐舰在黑海游弋一个月——他们不得不谢绝了这项邀请。接下来是匆忙的回程之旅，中途经过罗马尼亚，其首都布加勒斯特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号称巴尔干地区的巴黎”，但其民众“充斥着卑鄙的骗子！这是不言而喻的”。终于回到巴黎的那一刻，他仿佛有“回家”的感觉。

10月初，他在牛津安顿下来，与一位耶鲁同学住在基督城学院附近的“蜗居”里，并且哀叹这个“不列颠小屋”使他难以与英国学生交朋友。他阅读了英国从都铎王朝开始的历史。他加入了牛津辩论社（虽然他在该社演讲的希望很渺茫）。他频繁地打桥牌和网球。他还积极地和其他在牛津的美国学生以及他们在伦敦的家人和朋友交往。和在霍奇基斯和耶鲁读书时不同，他既没有有条不紊地去奋斗，也没有疯狂地去竞争。他向心怀疑虑的父母解释说，在牛津的这一年是“我自己觉得理应享受的假期。我认为我回来之时会变得更强大、更有活力、更加胸怀宽广。”父母暗示说他表现轻浮和奢侈，对此他辩护道：“我认为我与有钱人交朋友无可厚非，我从来没有丝毫要讲阔气的意思。我一直努力结交最出色的人，其中有些人非常有钱，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他们都比我有钱得多。在耶鲁时，情况也是这样。”他有些不服地争辩说，不管怎样，现在退出为时已晚，而且“根本无法做到勤俭节约”。话虽如此，在被父母好言相劝之后，他变得小心谨慎，在以后的信中更多地叙述他的学习生活，而不是社交生活。

实际上，尽管哈里从阅读英国历史中得到了一些乐趣，并且乐于与哈罗德·拉斯基（现已回到英国）以及他身边的“布尔什维克分子”经常会面，但他在牛津无心向学。相反，他尽可能地将时间用来旅行，或者与侨居英国的上层人士交往。圣诞节期间，他访问了日内瓦，并利用自己的耶鲁人脉获得特殊优待，参观了国际联盟的内部运作情况。然后，在美国大使馆和桑顿·维尔德的指引下，他在罗马游览了一段时间。桑顿·维尔德是他就读于芝罘和耶鲁时的同学，当时正栖身于罗马的美洲协会写剧本。“下个星期，”哈里圣诞前夕从罗马写信说，“我要参加一两场舞会——见识一下上次无缘得见的罗马的另一面！”在其中一场舞会上，他邂逅了一位年轻漂亮的美国女孩莱拉·霍茨（Lila Hotz），他显然立即拜倒在她脚下。“二十三年来，”他后来写信告诉她，“我从没考虑过婚姻之事，除了肤浅的蔑视……然后，一天晚上，在罗马，所有的理论、态度、声明都——在一个单纯的事实面前——烟消云散了。”

莱拉来自芝加哥一个富裕且地位显赫的家庭。她曾就读的纽约市斯彭斯学校是美国最有名、学风最严谨的上流社会女子学校之一。她当时正在欧洲进行为期一年的进修，和许多年轻的同学一样，一边学习艺术，一边过着活跃的社交生活。她的头发浓密而卷曲，皮肤白皙，褐色的大眼睛勾人心魄。虽然她不如哈里那样持重，求知欲也不如哈里那样强烈，但她也是博览群书，受过良好教育的，而且她老于世故，一下子就迷上了哈里，但却反过来让哈里迷上了她。

他们很快就开始了绵绵不断的——虽然刚开始还有些矜持——书信往来。相比之下，哈里写信要频繁得多。因为不熟悉示爱的方式，哈里显然有诸多失礼之处，为此他经常写冗长而博学的道歉信。他常常写信反对莱拉的“心理分析欲”和她的抱怨——她抱怨他不愿充分袒露自己的“内心情感”。他曾寄给她一幅《笨拙周刊》（Punch）的漫画。显然，他认为这幅漫画恰当地道出了他们的关系。漫画题为《心理分析或揭露一个人灵魂深处的新游戏》，上面画着一对穿着晚礼服坐在沙发上的年轻夫妇——女子期求地看着另一半，等待着他表示爱意，而男子则僵直地坐着，双手放在膝盖上，双眼恐惧地睁得大大的。有一次在巴黎，哈里在莱拉的酒店给她留下了一束鲜花和一张忏悔的纸条，纸条上写着：希望紫罗兰可道尽一切。在彼此深深倾慕而又缺乏了解的两个年轻人之间，任性和道歉本身也是一种取悦的方式。那年春天，莱拉——在母亲的陪伴下——来到了牛津，她此行是作为他的客人来观看马球比赛，并参加莫德林学院的一场舞会。“从天上跌落于地的感觉真是令人身心疲惫。”在她离开牛津一两天后，他在伦敦给她写信说。但在家信中，他并没有提到她。

和1913年的欧洲之旅相比，哈里在牛津度过的这一年——尤其是他期间在欧洲的广泛游历——给他留下了非常不同的印象。之前他是一个独自出行且生活拮据的少年，惊叹于西方国家辉煌的艺术和悠久的历史，而且自童年时代的美国之行以来，这些国家还是他第一次见到的西方国家。如今他已长大成人，在牛津大学的漫长假期里经常在欧洲大陆旅行，并与富有的朋友为伴，煞有介事地在大使馆和富贵之家进出——他将一切与美国作比，发现几乎每个所到之处都不尽如人意（只有英国——他像美国上层阶级一样仰慕它——除外）。他指出，罗马仍然熠熠生辉，但其肮脏的政治也引人注目——罗马的政治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与社会大众毫不相干，而且社会上弥漫着腐朽的气味”。他总结说，罗马的辉煌属于过去，“人们意识到，现在辉煌属于美国。但愿美国的辉煌是一种道德和精神的辉煌”。在他余下的人生当中，哈里一直热衷于海外旅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从耶鲁毕业后在国外度过的那一年，一直是他日后例行出游的样板——精心计划以求最大程度的舒适；期待得到外交官员和当地精英的慷慨关照；爱去没去过的地方。他还对自己遇到的“肮脏、狡诈和落后的”文化十分不屑。依据严格的西方标准，他判定这些文化需要予以改善和提升。在这期间，他自始至终在考虑他的将来，从中可以看出他早先从事新闻业的坚定决心发生了些许动摇。他坚称，他仍然矢志介入“公共生活”，或许作为一名记者，又或许作为一名作家或政治家。他甚至开始写评论，以求在《哈珀斯》（Harpers）和《大西洋》（Atlantic）之类的美国杂志上发表，而且他怯生生地跨过大西洋用笔名投递稿件，这样即使稿件遭拒——这是常有的事——也不会损害他的声誉。在与有钱得多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交往了这么长时间之后，他自然而然地愈发意识到财富的重要性。他对父母心怀歉意，因为他对金钱的兴趣越来越大——他半开玩笑地称之为“肮脏龌龊的东西”，但他没有丢掉赚钱的想法。他说他会考虑将未来十年用于经商办企业（最有可能是制造业），“直至赚的钱多到对我失去意义”。而且，他已经给麦考密克夫人——她如今老迈多病，但依旧很喜欢他——写了信，问她：当他从欧洲回来时，他是否有可能去她家的国际联合收割机公司工作。鉴于有夫人出面，他认为这是十拿九稳的事。

他在牛津的最后几周——此时学位候选人的精力都集中在考试上，而即将离开的哈里则无事一身轻——是一段美妙而闲适的时光，期间他参加了划船比赛、马球比赛和其他牛津的社交活动。“一切都让人感到高兴。我每天下午都去打网球……实际上没什么正事可做，兴致来了才看看书。”他说，他或许会在8月1日去国际联合收割机公司开始工作，或者——如果他在美国可以重复在英国的那种社交生活——“混过8月份”，到9月份再去。他在即将启程时报告说，布里顿·哈登也可能会搬到芝加哥。“这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我们将同处一室，这小子可不是等闲之辈。”

第四章 创办“报纸”

严格的架构，简洁的新闻摘要，生动的语言，异想天开的趣味性，随兴、有时甚至一知半解的观点。这些在《时代周刊》早期阶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构成了它鲜明的特征。

布里顿·哈登那一年并没有搬到芝加哥。在一个夏天的旅行之后，他回到了纽约，去著名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做事。为了得到这份工作，他径直走进编辑办公室，声称他需要在一份优秀的报纸学习经验，从而为创办自己的报纸做准备。但是，卢斯对哈登所做之事并不是太感兴趣。他另有打算，他的心思全在职业前途上，也许更重要的是在浪漫情事的前途上。

去国际联合收割机公司工作的事最终被证明是一厢情愿。1921年的芝加哥正处在严重的衰退之中，他抵达后不久，就去办公室找麦考密克夫人的儿子、公司时任总裁哈罗德（Harold）。据卢斯自己日后的讲述，有一位麦考密克家族的经理对他说，由于有麦考密克夫人的关照，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得到一份工作，但一个现有的员工将不得不被解雇，以便为他腾出岗位。“我当然不希望你解雇任何人。”哈里记得曾回答说。这个说法当然是可信的。但他与卢斯早先对于自己抱负受挫的解释是一致的——特别是他落选《耶鲁每日新闻》主席一事，他声称是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无私地放弃了该职位。

卢斯很快就在《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找到了另外一份不太挣钱的工作。在芝加哥中产阶级成功人士眼中，这是本城一份“可敬的”报纸，既没有罗伯特·麦考密克《芝加哥论坛报》（Tribune）的自大和浮夸，也没有《芝加哥先锋论坛报》赫斯特式的民粹主义色彩。但《芝加哥每日新闻》没有清醒地捍卫它的拥戴者相信的那些新闻准则——卢斯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当时他被派去做知名专栏作家本·赫克特（Ben Hecht）的助理。赫克特后来成了一名成功的剧作家和编剧。他最出名的剧作是后来拍成电影的《头版头条》。这部他和查尔斯·麦克阿瑟（Charles MacArthur）合著的作品，是对芝加哥编辑生活经典而浪漫化的描写。

赫克特只比卢斯年长四岁，却已形成了一种白发老记者常有的火暴作风。他的专栏《一千零一个下午》讲述的是普通芝加哥人生动而又常常伤感的故事。这些故事并非赫克特凭空捏造出来的——他的专栏文章总是以真实事件为核心，但他对添油加醋的事则毫不忌讳。卢斯的任务是寻找珍贵的真实素材，也就是离奇的故事或事件，以供赫克特尽情发挥他的想象力。二人的关系显然并不融洽，而且只持续了一个多月。赫克特对他的助手倨傲无礼；而卢斯在私下里对自己协助赫克特创作的专栏文章则嗤之以鼻。几个星期之后，他们便分道扬镳了。

多年以后，赫克特声称是因为卢斯不称职而解雇了他。但卢斯从他的专栏离开时，并没有随即离开报社，这使赫克特自我开脱的说法让人难以信服。卢斯加入了综合新闻部的记者队伍（他后来声称，他的职位之所以发生变动，是因为赫克特和其责任编辑都认为他做赫克特的采访助手太屈才了）。他做了一段时间初级记者，负责去警察局、法院和大街上挖掘新闻。他偶尔发表的报道既不是凭空捏造的，也没有添油加醋，但其趣味有时和赫克特的专栏并无二致。他发表的报道有：一个百万富翁在他的酒店前向人群撒钱；一位俄国钢琴家在林肯公园的划艇上举办演奏会；一个宗教组织宣布打棒球是渎神的行为。他一直感到沮丧，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工作琐碎，另一方面他在报社也缺乏更大的施展空间。“我还未能一展才华，”他落寞地写信对父母说（描述他所谓的“混日子状态”），“但显然我的工作表现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即使这样，这份工作也没有持续多长的时间。和国际联合收割机公司一样，《芝加哥每日新闻》也未能幸免于战后的经济衰退，并且在1921年秋天开始裁员。作为最新被雇用的员工之一，卢斯也是第一批走人的。“这对我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打击。”他对母亲坦承，但他也得到了些许安慰。他的编辑们向他保证，他的工作“十分令人满意”，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会很乐意重新聘请他。“我不认为这真的意味着我失败了，”他总结道，“只是我没能脱颖而出。”

又一次没有了工作，他“回到了我在英国得出的结论”——他应该在商业领域找到一个职位，并确保自己经济无忧。但那个经济衰退的暗淡冬天不是找工作的好时候。他再次致信哈罗德·麦考密克，询问去国际联合收割机公司工作的可能性，但那里仍然没有空缺。他又一家一家地去问其他的芝加哥企业，但得到的是更多的失望。和他一贯的做法一样，当他感觉到失败的时候，他竭力使自己抽身出来，并在“哲学”中寻求慰藉。他坚持说，他对“俗事”兴趣并不大，而且在确定未来目标之前决心等待。他为哈罗德·麦考密克感到惋惜，因为哈罗德的人生道路早已经预先确定，因而“从来没有机会选择”。他有点言不由衷地坚称“我毫不后悔”。令他感到宽慰的是，他认为自己在耶鲁成就巨大。“曾经的荣耀永远不会湮灭，这是存放在天堂里的宝藏，而且也许是我升上天堂后所能认领的一切。我毅然决定，我将来的任何行动绝不会给曾经的光辉蒙上阴影。”这一年年底前，他曾考虑搬回到父母暂住的曼哈顿去。但他告诉母亲，“我也许因为有些事无法来纽约”，这个“事”就是莱拉·霍茨。

在哈里和莱拉到芝加哥相聚之前，他们主要是通过鸿雁传书维系彼此之间的恋情。从罗马初次邂逅到芝加哥团聚之间的那九个月里，他们彼此相伴的时间加起来才一个星期多一点。既然现在身处同一座城市，他们终于有了第一次长相厮守的机会——尽管这受到芝加哥社会礼节的束缚，而且即使已年满二十，莱拉仍然受到监护。对哈里而言，这段恋情令他感到眩晕，不仅因为他深爱着莱拉，而且因为这使他得以进入那迷人的社交世界。莱拉家有钱有势、人脉广泛而且声望卓著。哈里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又一个的晚会、舞会、晚宴以及芝加哥和森林湖（Lake Forest）举行的其他纷繁的社交活动。靠着身患疾病的麦考密克夫人不多的资助，他购买了一些昂贵的衣服、帽子，甚至有些装模作样的手杖。他一度有意留起了时髦的胡子。有一天晚上，他回到《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办公大楼去取忘在那儿的一本书——身着去森林湖游玩的装束，手里拿着一根手杖。他在电梯里碰见了总编辑亨利·贾斯汀·史密斯（Henry Justin Smith），他把哈里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以嘲讽的口吻说道：“哦，是卢斯啊，你看上去还真像个记者啊。”

10月份的某一天——此前他在父母那里几乎只字未提莱拉的事——他给母亲写了几句“私房话”，并认为她对此事“会有些关心”。他说，他和“这位姑娘大约隔天见一次面，结果我完全无法抑制我对她的感情，也完全无法对我的一切行为负责”。这是他第一段认真的恋情，而且他尚不确定自己能否最终抱得美人归，特别是由于他不名一文，并且他担心莱拉的母亲会反对他们的恋情（这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因为她认为哈里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够不上。于是他一如往常地努力为失望做好准备。他预先提醒她不要将莱拉的事告诉父亲，因为他最担心的就是父亲的反对。“我想分手的日子一定会来，”他对母亲说，“但我都不敢去想它。目前，一切尚好，简直是好极了，因为正如我所说，我什么都不去想。”

随着感情一天天加深，哈里和莱拉设法抽出更多的时间来享受二人世界——在周末，他们独自在莱拉家的花园或客厅里度过下午的时光；在晚上，他们偶尔独自去餐厅或俱乐部吃饭。秋天的某个时候，他们彼此表白了爱意，哈里要莱拉嫁给他，但她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求婚。她告诉他，她对他们的关系仍然有一些“疑虑”，但“十分信任”他有能力“找到解决办法”。哈里自称不解此意。“我并不太清楚你的这些‘疑虑’，”他给她写信说，“我希望你对此做出更正式的解释。”但他几乎可以肯定，这些“疑虑”与他窘迫的经济状况有关。在莱拉重视社会地位的家人看来（也许在莱拉自己看来），他的窘境使得他看起来配不上她。在一封写给莱拉的信中，谈及他们结局难测的关系，他冷冷地暗示说，也许“不幸的是，我放纵自己爱上了你，因为你永远不会嫁给像我这样身无分文、地位卑微的人，即使我可以让自己配得上你，只是我显然还完全没有为此做出努力”。在其他时候，他表达了自己真正的痛苦。回想起当初他决心过单身生活的想法，他问道：“你以为我愿意爱上你或什么人吗？难道你不知道我曾努力阻止自己不要陷入爱情吗……你想象得到吗？当我第一次意识到也许有一百万美元阻隔在你我之间的时候，我几乎欢呼起来，并且我几乎要称颂上帝创造了这样一个完全实际而理智的世界——你真的不明白吗？”

被《芝加哥每日新闻》解雇之所以对他打击如此之大，一方面是因为这威胁到他和莱拉结婚的希望，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件事在他心中引发的职业挫败感，和他置身其中的令人陶醉的社交世界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渴望如同周围的人那般富有。“我多么希望有一个祖传的宅第，那样我就可以带你去那里，”他坦白说，“我之前从没想过要拥有这类东西。”他甚至开始略带怨恨地惋惜父亲的选择——前往中国并“放弃在美国的机会”。他说，“我唯一感到心痛的是，我想给你的东西，我却没有。”

卢斯既希望得到莱拉，又担心不能如愿。正当他在希望和担心之中苦苦挣扎的黑暗时刻，转机突然出现了。虽然莱拉不高兴他离开芝加哥，他还是接受了一个口头的邀请，去纽约一家机器制造公司工作。他毅然断定，和在芝加哥游手好闲相比，如果他去纽约工作，赢得莱拉的机会将更大一些。但他还没来得及开始新的工作，布里顿·哈登就来信告诉他，有人要他们二人去《巴尔的摩新闻》（Baltimore News）工作。这是传奇人物弗兰克·曼西（Frank Munsey）旗下的一份报纸，曼西还长期出版著名的《曼西杂志》（Munsey Magazine）。这是已经在那里工作的沃尔特·米利斯为他们安排的，他是他们的耶鲁同学，而且同为骷髅会成员。他兴奋地告诉莱拉，他们的工资是四十美元一周（远远超过他们俩在之前的报纸工作时的工资），并且他们将“在报纸的所有部门轮岗，实际上可以确定，在一年内我们将成为年薪四千美元的基层主管。为了得到我们，他们真是不顾一切啊！”哈登提醒卢斯，他们也有机会着手创办两个人当时所谓的“刊物”，也就是他们仍然梦想着创办的杂志。卢斯起初对去巴尔的摩工作犹豫不决，但哈登——因为我不如他那般积极而“对我勃然大怒”——最终说服了他，说这“值得赌一把”，因此他接受了这份工作。此前，哈登已辞去了他在《纽约世界报》的无聊工作，在那里他一直在做“糖碗把她的头砸肿了”和“把老婆的长丝袜剪成短袜穿”之类的报道。在前几个月里，他都在一艘不定期出航的货船上做采访。像卢斯一样，他已经准备好了接受挑战。

突然间充满了自信，卢斯写信告诉他在《芝加哥每日新闻》工作时的编辑，说他就要离开“失业大军”，还直言新的工作“比之前失去的那个要好得多”。他语带嘲讽地说，很遗憾自己没有理会史密斯要他“别在报业干了”的建议。“更糟糕的是，”他自大地补充说，“我们两个人都表现出精神错乱的恶性征兆，很可能在几个月后创办一个新的出版企业。”不过，在试探性的附言中，他透露了自己挥之不去的职业焦虑：“我想我没有任何义务向曼西先生的代表解释，我为何被《芝加哥每日新闻》‘解雇’。如果你以为我有这个义务，请告诉我好吗？”

和在芝加哥一样，卢斯在巴尔的摩待的时间也不长。然而他在这边的日子要愉快得多，只是要和莱拉分开两地。他在《巴尔的摩新闻》的工作其实不是很有挑战性。他和哈登不过是初级记者，而且他们负责报道的都是最不吸引人的新闻。但他能再次与朋友共事，而且《巴尔的摩新闻》和《芝加哥每日新闻》不同，它以聘用“大学生”为荣，所以他的处境要好得多，并且他感觉比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时更有信心了。“我做了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报道，而且始料未及的是，这篇报道受到了好评，”他入职后不久写道，“评论主要是对我们表示了关注。”几天后他报告说：“我们两个从未被毙稿……我们似乎颇受同仁的青睐。”卢斯和哈登迅速声名鹊起，成为特稿写作的“明星”，并被要求“采写‘本·赫克特’系列报道”（考虑到哈里在芝加哥的遭遇，这颇具讽刺意味）。

虽然他在这里有机会快速提升自己——他提醒莱拉，他的薪水“将和任何一个同学的薪水不相上下（我工作满一年后）”——在《巴尔的摩新闻》的工作毕竟只是权宜之计。他和布里顿悄悄地计划着一件事，哈里称之为“我们人生的一场赌博，一切的一切都在此一举……这件疯狂得近乎空想的事情在我们之前毁了成千上万的人”。他告诉莱拉，他们将要创办——一份名为《事实》（Facts）的周刊。它将包罗所有人类领域的新闻，而且将其归类，文章内容将涵盖政治、书籍、体育、丑闻、科学以及社会，并且每篇长度不超过二百字。一切都通俗易懂。我们不做任何假设，比如我们的读者知道什么是5-5-3，或者知道约翰·梅斯菲尔德或贝比·鲁斯是谁……它将服务于见识贫乏的上层阶级人士、忙碌的商人和初入社会的豪门女子，为他们准备至少一周一次的桌边谈资。

卢斯和哈登通常三点钟从报社下班（《巴尔的摩新闻》是一份晚报），随后立即返回他们与米利斯合租的公寓，公寓位于巴尔的摩一栋大厦破旧的顶楼（由“好心人”租给那些经济窘迫的人）。他们在那里谋划办报策略并试验版式。卢斯后来回忆说：“我们在摸索……实践经验，实际上就是每周将《纽约时报》剪开并重新编排，再努力把这些报道编在一起。”他们每天晚上要干好几个小时，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停下来，晚饭是和另一个“有些贫困的‘社会’家庭”一起吃。他们把样板报道用打字机打出来，试验不同的风格和版式。三人中最有文学天赋的米利斯实际上包办了大部分的文章，但负责的显然是哈登和卢斯。卢斯和哈登试图找出其想法的致命缺陷，但声称没有找到。他们关于出版时机、出版地点以及商业计划的想法则一直在变。他们一会儿决定立即开始出版，一会儿决定等上六个月，一会儿又决定等上一年或更长的时间；他们一会儿决定留在巴尔的摩，一会儿决定迁往华盛顿，一会儿又决定去底特律或克里弗兰（Cleveland）或纽约落脚；他们一会儿决定股东就他们两个人，一会儿决定将股份分给投资者，一会儿又决定为吸引别人来杂志工作而送给他们股份。几乎一切想法都在随时变化。但核心理念——办一份什么样的杂志以及杂志的宗旨——在相当程度上一直未变。“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哈登的主意，”卢斯私下向莱拉坦承，“但他发誓说，如果没有我，他也无法把它做成。我个人觉得和他再次联手是我的幸运。”

在度过了紧张的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开始偶尔放下手头的事，参加巴尔的摩的社交活动。与卢斯和哈登熟悉的纽约和芝加哥的社交场合相比，巴尔的摩社交世界要古板和保守得多。“免得我忘记，请将晚礼服、白色坎肩、燕尾服和旧式厚鞋寄来，”哈里写信给母亲说，“巴尔的摩是个很守旧的城市。”利用骷髅会的关系，几个巴尔的摩精英家庭“暂时接纳”了他们，他们也得以获邀参加该市的主要社交活动。卢斯羡慕和敬畏地注视着这些社交精英。在底特律和芝加哥面对有钱人的时候，他也是如此。

如果要他自己拿主意的话，以稳妥为上的卢斯可能会在《巴尔的摩新闻》安顿下来，至少也会安心干一段时间，并努力在这座城市为自己（和莱拉）安一个家。但哈登根本不会让他耽于太安逸的生活。他鼓动并敦促哈里加速推进他们的合作项目，亦即“我们人生的赌博”。甚至还在《巴尔的摩新闻》工作的时候，哈登和卢斯就已经开始断断续续前往纽约，征求各方意见，首先是他们在耶鲁读书时的英语老师亨利·赛德尔·坎比的意见，并利用他们的耶鲁（以及骷髅会）关系寻求潜在投资者。在巴尔的摩，他们继续琢磨他们的出版计划。此时，他们打算出版的不是后来他们所称的“杂志”，而是一份被暂时命名为《事实》的“周报”。到1922年2月初，他们认定已经准备好做出卢斯所谓的“向着未知的巨大飞跃”。虽然他们当时筹到的钱少之又少，也没有招到任何员工，但他们向《巴尔的摩新闻》告假七个星期，并搬到纽约去筹备出版“报纸”。“我有信心，”哈登写信对母亲说，“在4月1日前的七个星期内，我们就能确定《事实》这份报纸是否可以降生。”

他们贵在不知天高地厚——两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什么钱，新闻专业经验加起来不足两年，就开始创办起杂志来，更何况严重的经济衰退尚未完全结束。他们的确年轻，而且经验相对缺乏，但这在许多方面反倒有利于他们创业。如果他们不再是狂妄的耶鲁青年才俊，如果他们已被现实世界磨去了棱角，他们可能就不敢设想如此大胆的计划。因为他们决心创造的东西——正如卢斯所写的那样——“和美国公众目前所能得到的完全不同”，所以相对缺乏历练倒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无论是在耶鲁，或者“一战”期间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杰克逊营，还是最近在巴尔的摩的公寓里，他们都谈到了“报纸”。从这些最初的谈话可以看出，他们对杂志的设想源于他们对现有新闻刊物的不满，这些刊物因此也不是他们取法的对象。二人都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报型报纸持批判态度——慷慨激昂的布里顿比一板一眼的哈里要直言不讳得多。哈登特别瞧不起赫斯特和普利策（Pulitzer）旗下的报纸。他说，这些报纸花花绿绿的新闻报道迎合着工人阶级读者的愚昧无知，并将这些读者轻蔑地称为“嚼口香糖的家伙”。他和卢斯同样瞧不起“严肃”的报纸——在他们看来，这些报纸行文沉闷无趣，盲目照搬美联社的呆板风格，而且文章过长。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一位教授在1922年写道，任何人如果想写作生动而且富于想象的报道，他一定会“被报社厌恶”。“客观事实”和“平铺直叙”才是编辑们想要的。“人们读起来得想破脑袋。”卢斯如是评论这些枯燥无味的只知堆砌事实的大开张报纸。从不忌惮“摸老虎屁股”的哈登，尤其瞧不起当时最受尊敬的《纽约时报》。他常说它——把报纸不屑地朝桌子上一扔——“不值一读”。

现代版的《纽约时报》是阿道夫·奥克斯（Adolph Ochs）创立的，此人曾是《查塔努加时报》（Chattanooga Times）的发行人，为了在被誉为美国报业之都的纽约市闯出一番天地，他在世纪之交前搬到了这里。1896年，他用七万五千美元购买了濒于破产的《纽约时报》，并宣布他将改造这份报纸，“所载新闻，概不例外，都用简明动人的形式以及文明社会中慎重有礼的语言来报道……要不偏不倚，无畏无私，不论涉及什么政党、派别或利益”。到1922年，《纽约时报》早已发展为纽约乃至全国最严肃、最重要的报纸。对许多纽约人而言，“手拿”《纽约时报》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的象征，近似于一种社会义务。但很少有人以读《纽约时报》为乐。密密麻麻的八栏小字，只是偶尔间以照片或插图，实在令人望而生畏。这些也为《纽约时报》带来不太好的名声：冷静的语言，刻板的不分党派的保守主义，对隐晦的政治和外交活动的尽职报道，连篇累牍的演讲稿和新闻发布会文稿，枯燥的公共文件，对不做分析和不公开表达见解的原则的恪守。它不只是“作记录的报纸”，也是“灰色女士”，正如传奇记者A·J·利埃布林（A. J. Liebling）所言，“无色、无臭，尤其是无味的《纽约时报》……在政治上乃雌雄同体，能与两党中的保守人士同时交往。”

和报纸相比，当时的杂志给予卢斯和哈登的灵感要多一些，但也强不到哪里去。自十九世纪后期开始，美国杂志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革命。此前几十年的主要杂志，包括《哈珀斯月刊》、《大西洋月刊》和《世纪》，都明确针对受过良好教育的新教社会精英，而且通常表达了其读者的文学品位、阶级地位和种族偏见。但正如一个出版商所言，新办的杂志都力图表现“现实生活”，并且表现的方式更生动活泼，而不是像过去的上流社会刊物那样古板。结果杂志发行量猛增，在1890年至1905年的十五年间增加了一倍有余；在同样的年份里，报纸读者仅增加了约百分之五十。

通过降低售价、扩大读者群并且鼓励以更生动浅显的方式写作，新杂志实现了令人赞叹的增长。它们超越了老牌对手狭隘的精英读者群，获得了背景和兴趣日趋多元化的新兴城市中产阶级的关注。《世纪》是十九世纪末发行量最大的上流社会杂志，拥有大约二十五万读者。《曼西杂志》已从周刊改为配有大量插图、风格略活泼的月刊，价格从两角五分降至一角。到二十世纪初，它每期销售量达七十万份，超过了《世纪》、《哈珀斯月刊》和《大西洋月刊》发行量的总和。另一份价格低廉的插图月刊《麦克卢尔斯杂志》（McClures Magazine），原本专注于英雄人物传记和历史，后来逐渐转变成主要的“扒粪者”刊物。到世纪之交时，它的每期销售量达到近三十万份。曾长期刊发小说名作的《科利尔斯杂志》（Colliers）加入了其他内容：对公共事务的评论，著名记者理查德·哈丁·戴维斯的战争报道，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等人的“扒粪式”调查报道和大量争议性的社会八卦。后来，它又通过发表名作的长篇节选而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它的发行量在1912年为五十万份左右，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就猛增到了一百万份。1893年，赛勒斯·柯蒂斯（Cyrus Curtis）收购了《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将它从破产边缘拯救了过来，并使之成为美国最畅销的杂志（其发行量在1908年刚过一百万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则达到二百万份）。它畅销的原因在于其霍雷肖·阿尔杰式的商业报道，爱情小说，诺曼·罗克韦尔的封面画作，带有反犹色彩的反移民保守政治观（它在二十世纪初最受欢迎的专栏之一是“漫话犹太人”系列）。许多其他期刊也在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中寻求读者。赫斯特的《大都会》（Cosmopolitan），融雅俗文化和通俗小说于一体，其订户到1920年大大超过了一百万。《名利场》在1913年被康泰纳斯和弗兰克·科朗宁希尔德重新打造为时髦的月刊，它“报道人们聚会时的谈资——艺术、体育、幽默等等”，并俘获了一批为数不多但忠实的读者，即不久后被称为“时髦人士”的一群人。哈登和卢斯最看重的《文学摘要》（Literary Digest），是唯一力图报道真正新闻的大众杂志。

《文学摘要》后来是《时代周刊》的主要竞争对手，它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就已是出版领域的一个传奇。该杂志由艾萨克·芬克（Isaac Funk）和亚当·华纳尔斯（Adam Wagnalls）——两位路德会牧师出身的出版商——在1890年创办。在后来的岁月，二人印行的百科全书和字典令他们声名远扬。《文学摘要》效法的是英国和美国早先的几份刊物，其中包括伦敦的《评中评》（Review of Reviews）杂志。这类杂志矢志为读者奉上选自其他刊物的广泛文章。在那个年代，严格的国际版权法尚未出台（甚至连国家版权法也没有），因而这类杂志成本低廉且易于编辑。《文学摘要》的编辑们称它是“当时全世界文学期刊所蕴含的思想和研究的资料库”。它并没有将收集来的材料真正融合在一起，通常只是把它们——常常详细地，甚至过细地——重新印出（大多数文章都未署名，也未指明来源）。当发表纯粹的新闻时，它往往选择最细致入微的报道，比如一篇1928年题为“为柯利兹总统在尼加拉瓜行事松绑”的文章，密密麻麻地爬满了三页纸（其行文同样细密）：“明智的原则和常识凯旋而归……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投票中，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以五十二票对二十二票，支持美国海军陆战队继续驻留尼加拉瓜。”当刊发其他刊物的社论时，它尽量列出正反两方的观点——例如把反对和赞成美国加入国联的意见列在一起。它还将其他期刊上的幽默专栏、读者问答、诗歌、社会新闻以及漫画挪为己用。它既没有自己的报道，也几乎没有自己的文章——只有漫谈专栏“个人视点”和关于当期内容的每周小测验除外，如“接受凯洛格计划并放弃战争的欧洲大国是哪个？”“如何不让柿子起皱？”

到1920年，《文学摘要》的发行量已远远超过一百万份，于是它首次推出了其著名的投票测试，将一千六百万明信片选票寄给全国各地的读者（及其他许多人），请他们为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投出自己的一票。和任何现代的民意调查相比，这项测试的样本虽然大大超出前者，但并不具有真正的科学性。它所反映的只是其订户（主要是中产阶级）和其能够拿到的名单上的人的意愿。即便如此，《文学摘要》的民调精准地预测到了从1920年起连续四届总统选举的结果（尽管没有准确预测出票数差距），从而使它名声大噪。这些调查还帮助《文学摘要》扩大了订户——仅仅1932年关于《禁酒令》的调查就为其增加了七万订户。

卢斯和哈登考虑创办一份自己的新闻杂志，对他们而言，《文学摘要》的成功既是鼓舞又是挑战。它的成功不仅证明世人对“消化”新闻的胃口很大，也证明他们的想法是对的：许多美国人发现，作为了解世界的平台，大多数报纸做得不够或者令人不满意。它的成功还意味着他们将面临激烈的竞争。但他们并没有被《文学摘要》吓倒。他们认为，该杂志只是过往年代毫无生气的遗存——带着基督教的热忱（那些创办它的神学家留下的遗产，他们设想它是“教育家和牧师”的高尚工具），基本上没有幽默感，而且版式沉闷。而他们的“刊物”将更胜一筹。

回到纽约，没有工资，前途未卜，他们和家人搬到了一起。哈登回到了母亲在布鲁克林的家。卢斯则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上西区安顿下来。他父亲又一次来美国艰辛筹款，期间他的家人住在那里。在他们大胆地为新事业摩拳擦掌的同时，他们又回到了熟悉的家庭日常生活——急匆匆赶回家吃饭，参加家人的生日派对和周年纪念，庆祝各种节日。两个人都积极地参加社交活动，他们仰仗自己在耶鲁的经历才挤进了这些圈子，但他们常常不得不制造各种勉强的借口，以避免参加要花钱的活动。卢斯和哈登的社交生活在许多方面相去甚远。哈登更喜欢与同事和大学好友一道，在深夜里跑去下馆子、泡酒吧。但卢斯更喜欢参加午餐聚会和茶叙，去看戏听歌剧或在耶鲁俱乐部和朋友聚餐（主要由别人来付钱）。

但他们把大部分心思花在了他们的“报纸”上。卢斯在抵达纽约数天之后对前途有了信心，他写道：“接下来的这一个月……很可能相当关键。头十天我们会向一个又一个专家请教，直到我们确信没有任何确凿的理由能证明《事实》无法获得成功。然后我们会用一个星期或十天的时间募集大量必要的资金。待到募集完资金，我们就会屏住呼吸纵身欢跳！”但事情并不像他们期盼的那样顺利。日子一天天过去，几天变成了几周，几周又变成了几个月，他们仍然未能筹集到所需的资金。他们一会儿非常乐观，甚至兴高采烈，一会儿又似乎意识到，他们才二十四岁，既没有钱，又没有声望，竟然企图办一份全国性的新杂志，这是何等的愚蠢啊！在计划似乎又一次停滞不前的3月份，卢斯写道：“此时此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年纪是否够大……从而能把它办成。”与对成功的梦想一样，对失败的恐惧也驱使着他们向前——自就读于霍奇基斯起，他们就是引人注目的金童，他们害怕光环不再或者如哈登所说，害怕失去“朋友和熟人对我的尊敬”。

然而，即使在最沮丧的时刻，卢斯和哈登仍一丝不苟地坚持他们的计划。第一步是将权威和有影响力的人拉进他们的创业轨道——征求编辑、出版商和潜在投资者的意见，并恳请著名人士予以支持。卢斯和哈登从没想过，这些人会拒绝会见两个默默无闻的，既没资金又没经验的年轻人。他们本能地认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将使他们畅通无阻。他们按关系的亲疏由内向外拜访，先从同届的“骷髅会”校友开始，再到耶鲁好友的父母，再到其他仍然忠于耶鲁的校友，再到由耶鲁熟人引荐的更大的名人圈。他们跑遍了纽约——并沿着东海岸来回奔波——将他们的想法告诉声名显赫的人士，征求他们的意见，一旦别人持鼓励的态度，就恳请其予以公开支持。不是每个人都被他们打动了。著名广告经理布鲁斯·巴顿（Bruce Barton）对他们的计划不以为然，认为是不可行的。他说，《文学摘要》已垄断了新闻杂志领域——其他人也频频这样警告他们。哈佛大学前校长查尔斯·W·艾略特（Charles W. Eliot）是《哈佛经典》名义上的编辑，这份刊物因刊载名著缩略本而闻名于世，他愤然指斥他们浓缩新闻的想法是“可恶且可耻的”。

其他人虽然有时会对卢斯和哈登泼冷水，但他们都持鼓励的态度，至少也会慷慨地同意这两个热切的、想早日创刊的年轻人借用他们的声望。他们有些失望地拜访了前美国驻意大利大使罗伯特·安德伍德·约翰逊（Robert Underwood Johnson）。据卢斯描述，罗伯特为人浮夸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他只知道没完没了地谈自己，而不愿听取他们办杂志的计划。但他最终还是同意支持该项目。卢斯还拜访了成功发行《星期六晚邮报》的著名出版商赛勒斯·柯蒂斯。柯蒂斯显得冷漠而倨傲，不愿杂志借用他的声望，但他最终给了他们略含鼓励之意的建议。讨好富人和名人就要逆来顺受。哈登和卢斯虽然私下里感到恼火，但在公开场合却显得礼貌而恭敬。他们最终赢得了一大群人的支持，其中有耶鲁、普林斯顿、威廉姆斯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有哥伦比亚学院院长；有《文学评论》的编辑（他们的耶鲁导师亨利·赛德尔·坎比）；有《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的编辑（哈里从霍奇基斯毕业的那个夏天曾在该报工作）；有《纽约世界报》的编辑（布里顿大学毕业后曾在该刊工作了一年）；有《妇女家庭杂志》和其他一些杂志的发行人，如爱德华·博克（Edward Bok），他写的自传十分有名，现已退出了商业领域，并“摆出一副费城的梅迪奇的样子”；《哈特福德新闻》、《世纪》和《哈珀斯月刊》的编辑也表示认可——意味深长的是，《纽约时报》的人和他们的前老板弗兰克·曼西不在此列；沃尔特·李普曼也给予支持（卢斯当时说：“在过去十年里，任何作政治和政府评论的美国人都不如李普曼写得精彩”）；有神学家（包括巴尔的摩的天主教大主教，纽约河滨教堂的座堂主任牧师，马萨诸塞州的圣公会主教，长老派牧师兼外交家亨利·凡·戴克）；有金融家、政府中层官员和其他一些名声不是特别响亮的人——其中包括前总统的儿子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Jr.）。作为杂志第一份广告宣传册的主打，名人名单在1922年春天被寄给了五十万人。

和寻求支持相比，筹集资金要困难得多。经卢斯和哈登测算，光是推出第一期，他们就得筹集十万美元。在此之后，他们认为靠发行和广告收入（按其预先的设想，他们还可以成功引入更多的投资者）就可以支撑下去。他们可谓白手起家。在东十七街一栋经过改建的联排别墅里，他们租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付租金的钱是向哈登父母借的。为了省钱，他们住在家里。他们请的人手极少，而且自己以及大部分员工的工资都是先欠着。他们先从朋友和朋友的家人那里寻求资金，并且相信很快可以找到十个有钱的熟人，让每人投资一万美元。但事情的进展缓慢而且令人沮丧，卢斯刚开始表达的信心（“我们将……花一个星期或十天来募集必要的资本”）迅速蒸发了。1922年5月，卢斯写道：“每一天，我们要见一个或几个‘有钱的年轻人’，叫他们加入我们的事业。我们希望给他们的报酬十分微薄，而将剩下的全部留给我们自己。”他们计划给投资者“优先股”，同时将几乎所有的“普通股”留给自己，因为只有“普通股”股东才拥有投票权。“显然，”他坦承，“这并非易事。”和“信孚银行一位帅气的年轻副总裁”的会面进一步打击了他的情绪。会面时，这位副总裁“几近把我们称为一群骗子”，并坚持认为他们的整个财务计划近乎欺诈，是不现实的。实际上，他们的财务计划虽然有些不近情理，但绝不是非法的。“这是可怕的一个月，”他哀叹道，“一旦失败，我们就名誉扫地了。”

筹钱不顺使哈里十分嫉妒——近乎愤恨——那些继承了巨额财富的同龄人，尤其是一毛不拔、不愿助他一臂之力的家伙。讽刺的是，他注意到其见过的年轻富人住的是豪宅，开的是豪车，玩的是马球，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在一封深夜写给莱拉的信中，他对此表示了不屑，而忘记了莱拉就是出身于有钱人家，因此遭到了她的尖锐指责。哈里马上改弦更张，写道：“我绝不是反对祖先和贵族庇佑后人，而是衷心赞成此举……我绝不是对继承财富有不好的看法，我巴不得上天保佑，世上有财富给我继承。”和哈登密切共事久了，卢斯偶尔也反常地沾染上他的阶级偏见。“我和布里顿明天要去费城的金贝尔百货（犹太人商场）。”他在6月初写道。几天后，他报告了查理·罗森布鲁姆（Charlie Rosenbloom）遭劫的事——“这个犹太小子，我们在匹兹堡还愚蠢地想念他呐”。

他们和一个又一个人会面，对方虽然友好相待，但又带着戒备心理，通常只是表达祝愿之意，却不愿意投资。即使那些同意入股的人，通常也是扣扣索索的——这个出五百美元，那个出一千美元。当他们向一位富有的耶鲁朋友寻求支持的时候，他有些倨傲地说：“当然，我口袋里所有的零钱都是你们的。”“这让人神经紧绷，”卢斯写道，“因为你只有相信、相信、再相信。”实际上，筹集资金并非不顺利，只是他们的预期过于盲目乐观。到6月初，他们热切地寻求投资者才几个星期，就已经筹集到两万美元。“还不错，”哈里充满希望地说。6月中旬，他们的耶鲁朋友肖蒂·诺克斯（Shorty Knox）承诺投资五千美元——这是迄今为止他们收到的最大笔的投资之一。富裕的肖蒂是一个好玩马球的“野人”（“野人”是耶鲁骷髅会给他起的绰号）。几天之后，另一位耶鲁朋友邀请哈里共进午餐，而且不待哈里开口，就主动提出投资一千美元。即便如此，面对“可怕的折磨和缓慢的进展”，他们的信心和乐观难以为继。他承认，“人们当然不敢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托付给年轻人。”他也坦承，这不是“三个籍籍无名的火枪手唾手可成之事”。更为难的是，他不能向他最可靠的支持者、重病在身的内蒂·麦考密克夫人求助。无奈之下，哈里写信给正在美国奔走筹钱的父亲，（枉费力气地）问他要五百美元用来办杂志，并且要父亲帮他引荐其他投资者。他甚至内疚地暗示，如果父亲代他向麦考密克夫人求助，他不会不乐意（没有证据表明他父亲做了这些事情）。“哪怕我只有一千美元，我也会把它全投进去，”他说，“正因为如此，至少此时此刻，我但愿自己没去过牛津——虽然从根本上而言，我要说，一年的牛津经历实际上是对办刊的间接投资。”即使几十年后回过头来看，卢斯也认为“筹集资金大概是我经历过的最艰辛、最困难、最令人沮丧的工作”。

在这个艰苦的过程中，他们收到了《独立》（Independent）杂志的意外询问——《独立》杂志曾是著名的意见刊物，与伍德罗·威尔逊和国际联盟关系密切，其时正处于破产的边缘。《独立》杂志的所有者提议，卢斯和哈登放弃他们创办新杂志的计划，改而接管《独立》杂志。他们认为，为现有的刊物筹集资金比为新杂志筹集资金要容易一些。“当然，以我们的年纪，可以掌管一份已经相当知名和强大的刊物，这样的机会是难以抗拒的。”卢斯承认。但在考虑了《独立》杂志严峻的财务状况之后，他们谢绝了这个提议（仅仅过了一年多一点，该杂志即宣告破产）。虽然自己刊物的前景似乎比《独立》杂志光明不到哪里去，但哈里解释说，“在我们彻底失败之前，迎难而上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何况我们还能经得起失败。因此，我们的口号是抱着希望前行。”到7月下旬，他们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筹到了三万八千美元，但和他们所需要的十万美元相去甚远。哈里说，他们“还有很多的办法，实现目标的希望尚存”。但是，“希望尚存”的说法又岂能和他们曾经表示的信心相提并论？哈登和卢斯度过了许多漫漫长夜，忧心着失败的结局。

突然地，到了8月份，他们时来运转了。在朋友的建议下，哈里坐车去耶鲁俱乐部见了两个人，一个是1922届的威廉·黑尔·哈克尼斯（William Hale Harkness），另一个是他富有的母亲威廉·L·哈克尼斯夫人，希望他们最好能投资五千美元。让他十分惊讶的是，哈克尼斯夫人承诺投资两万美元给他们的杂志，而她的儿子另投五千美元。这笔钱与他们最近积累的其他小额投资加起来，总数达到了六万五千美元。另有两位哈克尼斯家族的成员很快又投了一万美元。“这意味着，”欢欣鼓舞的卢斯写道，“最晚到9月底，我们将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所以，结束这个极其漫长、艰巨和磨人的工作目前至少是指日可待了。”然而，和开头的两万五千美元相比，这最后的两万五千美元甚至更难筹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十月底勉力筹到了近八万七千美元，随即决定开始创业。几个星期之后，他们提交了开办新公司的申请文件——与此同时，在位于第八大道和三十三街他们租用的面积大一些的新办公室里，木匠们正在敲敲打打。

在漫长的几个月里，他们一直在寻求支持和筹集资金，难以把心思集中到杂志本身的事务上。但卢斯和哈登稳扎稳打，在忙其他事之余，招募了一批员工，对他们的计划进行精雕细琢，而且——最重要的是——给杂志起了一个名字。

哈登和卢斯一直声称，他们绝不是非得用《事实》作为杂志的名字不可，这只是他们二人戏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杂志”一个暂用名。1922年春天，他们开始尝试换一个名字。有一阵，他们钟情于《什么》（What’s What），一度又考虑使用《命运》（Destiny）、《机会》（Chance）和《综评》（Synthetic Review）之类。一天早晨，卢斯走进办公室，提出了另外一个名字。他后来说，前一天晚上坐地铁回家，筋疲力尽、眼神呆滞的他无心地看着车窗之上的广告牌。不知怎么地，他的目光落到了一句广告词上——“Time for a Change”或之类的一句话，他后来回忆说。受此启发，他坚信《时代周刊》（Time）是一个恰当的名字。哈登立即表示赞同，而且他们再也不作他想。他们倾心于《时代周刊》一名，因为它体现了他们事业的双重目的——记录流逝的时间并为读者节省宝贵的时间。“买份《时代周刊》吧——它很简洁”是他们的早期口号之一；另外还有“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和“时间是宝贵的”。他们还附上了一行自命不凡的拉丁文（De omni re scibili et quibusdam aliis ——“关于一切可知的事物及其他”）。《时代周刊》并非原创性的名字。世界各地都有报纸称自己为《时代周刊》，而且在十九世纪末有一份同名的英国杂志。卢斯和哈登很快发现了这份杂志，并以其标识为基础变出一种独特的字体，用作自己杂志的刊名。他们尝试了各种副题，使用诸如“纪事”、“文摘”和“周报”这样的字眼。但他们最终选定了自创的“新闻——杂志”一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中间的连字符也被去掉了）。这个副题反映出哈登热衷于合成新词。

刚开始，他们实际上全凭一己之力。在初期阶段，他们的耶鲁同学和密友卡伯特·萨德勒（Culbert Sudler）加入进来，一度似乎是与他们平起平坐的第三合伙人（他甚至与卢斯的家人在莫宁塞高地住了一段时间）。他充满活力，富有热情，而且善于利用自己的人脉寻找潜在的投资者。但他从未能够彻底投身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家人催促他找一个更安稳的工作，部分是因为他根本无法跟上哈里和布里顿的步伐。在纽约的头几个月里，他们屡屡受挫，其间哈里写道：“卡利（即卡伯特）不幸无法适应‘目前的危机’，正如他在过去两周内所表现的那样。”8月份，萨德勒离开了，在双日出版社找了一份发行工作。后来，卢斯和哈登试图把他们的朋友沃尔特·米利斯拉过来。当他们搬到纽约的时候，他留在了《巴尔的摩新闻》。卢斯认为，米利斯“是耶鲁1920届学生中最富有头脑的人”，注定会成为他们的“明星撰述员”。但米利斯同样犹豫要不要投身于前景莫测的创业。在屡次改变主意之后，他最终决定留在《巴尔的摩新闻》，因为报社给他加了薪水——“这件事令他显得不厚道，”哈里气愤地抱怨道，“他的背信弃义意味着更多的责任仍然落在布里顿和我身上。”

渐渐地，他们不再在耶鲁同龄人的圈子里找人——但离得并不远。杂志的早期员工完全来自他们这一代人，几乎所有重要的同事年纪都比他们小，而且几乎所有人都来自他们所属的社交世界——耶鲁、哈佛、普林斯顿、牛津和哥伦比亚新近的毕业生，而且毫不奇怪的是，所有人都是新教白人男子。“我们几乎不认识其他任何人。”卢斯多年以后哀怨地解释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哈登和卢斯没有质疑，甚至没有真正留意过他们企业的最独特的一个特征——惊人的同质性。员工几乎都是男性，但这在他们看来不是什么出奇的事。他们聘请了一些年轻女士担任秘书（他们称之为“速记员”）。而卢斯至少有过念头，想聘请熟人中的才女来杂志担当实质性的工作——他以为这些女士可能觉得无聊，需要找点有趣的事情做。他有一次写信给莱拉，问她的一个当时住在纽约的芝加哥朋友，是否会有兴趣为杂志写音乐专栏。他还曾经问过莱拉本人是否愿意为宗教版写稿。这两件事最后都不了了之。实际上在他们原来的整个生活里，哈登和卢斯一直置身于纯男人的环境之中——芝罘（对哈里而言）、霍奇基斯、耶鲁、军队、报社。无论是他们，还是同时代的其他男性专业人士，都几乎未曾质疑过办公室里为何缺少女性的现象。

继萨德勒之后，第一个被招募进来的重要员工是曼弗雷德·戈特弗里德（Manfred Gottfried），一个志向笃定的小说家。还是大四学生的时候，他就在耶鲁的“传闻工厂”听说过卢斯和哈登创业的事。二月的一天，他出现在他们位于东十七街的办公室里，发现房间里仅有哈里和布里顿二人，正坐在窗下一模一样的首尾相接的办公桌前，在他们之间摆着一个装烟头的铁壶。卢斯热情洋溢地谈起了他们的计划，并对经历并不出众的戈特弗里德盘问了一番。而羞见生人的哈登则令人不安地保持了沉默。几天后，哈里来到了纽黑文，要戈特弗里德去他们那里工作，虽然哈里这么说的时候是很不经意的。他请戈特弗里德陪他去一家裁缝店，交谈了一路之后，卢斯终于站在一家店的摊档里道出了此意，而此时他的长裤已经脱了下来，正在熨烫之中。戈特弗里德（他很快在办公室被称为“戈特”，而且在杂志一干就是几十年）立即接受了邀约，并在10月份开始在那里工作，此时离确定好的计算工资的日期还有好几个礼拜。他既舍得卖力，又很能干，从写稿子到端咖啡，任劳任怨。他甚至说服其父亲为杂志投资了一千美元。

不久后，他们遇到了罗伊·拉尔森（Roy Larsen）。罗伊192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原是哈佛文学杂志《倡导者》（Advocate）的业务经理。他正力图在纽约出版业觅得一个职位。可想而知，他既年轻且经验有限，无法敲开众多重要职位的大门。他的哈佛同学约翰·考尔斯（John Cowles），《得梅因纪事报》（Des Moines Register）出版商的儿子，在他父亲的公司给拉尔森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底层工作。但他还没来得及接受，《时代周刊》就来找他了。卢斯和哈登能够在他们新设的公司内为他提供一个高级职位，比拉尔森这个年纪的人在其他任何地方盼望得到的职位要高级得多，而且他们对他本科阶段的成就比其他雇主更重视。他们积极地游说着拉尔森，也许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他身上具有他们迫切需要的东西。他当然是精明能干的，同时还流露出坚定、成熟和在竞争上不屈不挠的气质（“一个威严但面带微笑的小猎犬”。一个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而这样的气质恐怕是布里顿和哈里仍然不完全具备的，虽然他们很自信。在一个完全由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组成的公司里，拉尔森（尽管比卢斯和哈登小一岁）似乎是最让人放心的人。他拒绝出任广告经理，但哈里和布里顿又回头找到他，并最终说服他负责其更喜欢的发行工作。他们甚至每周开给他四十美元，超过了他们付给自己的工资。反过来他们得到了一个聪明能干并充满活力的工作伙伴。为了给一份没人听说过、也很少人了解的杂志打下订户基础，拉尔森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仅次于总编辑卢斯及其继任者——后来成了公司里举足轻重的人物，直至他于1979年去世。通过寄送大量热情洋溢的宣传册，拉尔森成功地在创刊号出版之前拉来了八千订户——一个少到令卢斯和哈登失望的数字，尽管他们偶尔也不得不承认：“这对一群毛头小伙子而言，也算不错了。”

随着出刊的事取得进展，他们进一步招兵买马，从朋友、熟人以及耶鲁同辈引荐的人中招募人才。在一个朋友的建议下，他们——虽然从未与之谋面——就发电报聘请了一位年轻的牛津学生托马斯·J·C·马丁，因为他们听说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当他抵达纽约时，他们发现他竟然毫无经验。“这是我们干的一件愚事。”卢斯后来承认。但马丁最终证明自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编辑，他的报道正是哈里和布里顿要的那种。托马斯·莱因哈特是一个著名小说家的儿子，最近才从哈佛大学毕业（卢斯认为，在他“单纯”的外表下藏着“灵气”）。他和另一个刚从耶鲁毕业的学生约翰·A·托马斯也加入了写作的队伍。

在此期间，哈登和卢斯还在杂志的设计上花费了不少工夫。在一定程度上，办刊思路仍然延续着他们在巴尔的摩，甚至更早时候形成的理念——对此，他们早在1922年准备的呈示给潜在投资者的募股章程中就已经清楚说明。“忙碌的男士能够用于了解时势的时间有限，但没有任何刊物顺应了这一点。”他们在章程的第一页以粗体字陈述道。紧接着他们声称将设立“完整的架构”——六大部分（国内公共事务、外国新闻、艺术、体育和人物）及二十四个“栏目”（其中包括书籍、戏剧、音乐、教育、宗教、商业、法律及职业）。每星期大约刊发一百篇简短的文章，“其长度均不超过400字”，每篇文章依据“固定的分类法”编入“杂志相应的栏目”。

这个严格的架构之内将充塞着他们从“全世界每一本有名的杂志和报纸”上广泛搜罗来的文章。他们的第一个广告宣传册的封面列有近九十份期刊。他们承诺会每星期阅读这些期刊并从中选择文章。他们明确声称，与《文学摘要》不同，他们将报道“每一件大事”。他们不会设立社论版，不会写文章“证实任何个案”，也不会“在公共问题上”追求“完全的中立”。他们甚至将自己保守而且有些琐屑的“偏见目录”列了出来，其中包括“我们坚信世界是圆的”，“我们对目前政府干预日益增多的趋势怀有疑虑”以及“我们尊敬前辈，特别是在礼仪上”。在这方面，拉尔森后来回忆说，他们吸收了门肯的理念。哈登对门肯极为推崇（推崇程度远超卢斯）。

直到1922年11月，在他们已经筹集到足够出版的钱之后，他们才开始真正地将上述计划付诸实施。他们位于第八大道的办公室要大一些（但仍不够宽敞），慢慢增加的员工只好挤在新设的办公小隔间里。为数极少的隔断墙有如薄纸，所以没有人可随意私下交谈，包括卢斯和哈登。桌子上堆满了高高的杂志和报纸，而地板上则散落着期刊的纸片，期刊上有用的报道已经被剪切下来。撰述新手们尽力将复杂的新闻报道浓缩成几百个生动的文字，而哈登和卢斯则坐在办公桌前审读着这些文字，用铅笔批阅后将其交还给他们（在周末，大楼里几乎没有暖气，他们有时就躲到耶鲁俱乐部的棋牌室，把一摞摞的报纸摊在那里的桌子上）。尤其是哈登，他批评起人来很严厉，见到他视之为乏味或晦涩的文章就会大声咆哮一番，用铅笔加入他认为会使报道变得生动的形容词和短语，并出言威吓撰述者，虽然他们与他年纪不相上下。当制作好杂志各个栏目的样板时，他们带着样板去给著名的编辑和撰述员看，从一开始他们就一直在咨询这些人的意见。“首先定型的栏目是‘书籍’，”卢斯写道，因为“《哈珀斯月刊》的韦尔斯和《星期六晚邮报》的坎比已确定通过”。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自行决定。

出刊的进展非常缓慢。在确认创刊号得由当年12月推迟到1923年出版之后，卢斯1922年11月写道：“我们会在明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或2月的第一个星期出版《时代周刊》创刊号。但首先我们必须使之尽善尽美，这意味着得花八个星期来撰稿、编辑并印刷‘试刊’。试刊的稿件将由全体人员撰写，就好像我们在正式出版一样。我们会像实际出版时那样忙得不可开交（如果不是更忙的话）……如果试刊不符合我们的期望，达不到我们期许的效果，我们将停下来。如果它们符合我们的期望，那么隔在我们和成功之间的就只有大小未知、难以预料的‘运气’了。”

尽管卢斯和哈登经常忧心杂志的财务和营销状况，但他们很少真正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编好它。“《时代周刊》的出刊进展顺利，”卢斯早在12月就写信对莱拉说，“实际上，所有人身上都似乎洋溢着一种罕有的乐观精神。”几个星期后，手拿第一份“相当不错的《时代周刊》完整样刊”，卢斯自称“心情处在一种软润而愉快的状态”。无可否认，他们也有忧心的时候。“事情非常不顺利。”卢斯在第二份“样刊”出版后写道。“我们得找到理想的助手。”哈登有一次从沃特尔·李普曼（Walter Lippmann）那里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会面时李普曼尖锐地批评了另一份样刊。由于力求改善，他们三次推迟了创刊号的出版。渐渐地，杂志越来越接近他们心目中的样子。后来的样刊已经包含杂志最持久的一些特色：刊名字体独特；用重要人物画像作封面（第一份完整样刊的封面上是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的素描像）；新闻简洁精练［“谁将成为1924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詹姆斯·E·沃森（James E. Watson）在参议院以断然的语气回答：‘总统哈丁是唯一可能的人选！’此话顿时惹得政界议论纷纷”］。样刊中还在最直截了当的报道中不经意地插入评论意见（“在国会演讲时，总统哈丁将一个建设性的方案摆在了人民面前”；“亚拉巴马州伟大的约翰·T·摩根参议员1897年主张修建第二条巴拿马运河”）。

在1922年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哈里承受着双重的压力。他不仅与哈登一起设计杂志的内容，而且几乎是凭着一己之力在保证《时代周刊》能够正常经营。哈登对经营几乎毫无兴趣，也没有什么经营才能。而事实证明卢斯是一个出色的商人，这让他有点沮丧——因为像布里顿一样，他对“报纸”最初的兴趣主要在于编辑工作（“现在布里顿成了真正的《时代周刊》编辑，”他写道，“而我，唉，成了业务经理……当然，除了布里顿和我，没人知道个中内情”）。他与纸张供应商和印刷商缔结合同；他把广告业务承包了出去；他监督预算使用；他为员工设定工资和规定；他监督办公室的装修；只要有时间，他就和布里顿坐在一起审阅稿件或讨论下一期的计划。与此同时，他继续履行着他对于家人的责任，继续过着至少有节制的社交生活，当然还要尽力抽空继续给莱拉写信。即使对一个二十多岁的人而言，这种日子也显得漫长而艰难。他在12月这样描述了一天的生活：

……我的新速记员到了。叫她处理七十八封信……然后开会……然后去市中心银行开立我们的第二个账户。回到办公室……给出了录用新人的建议……然后匆匆赶往莲花俱乐部，一个失望的印刷商请我到那里吃了一顿午饭……和哈登面谈了一会儿，然后与艺术家们开始了一系列晤谈（商业事务）。打发走这些家伙，刚好可以口授几封迟复的信件，然后冲出来拦的士去见海伦（莱拉来自芝加哥的朋友）。五点四十五分来到海伦家，连声道歉……然后坐下来喝茶……七点钟乘电车跑回家吃晚饭……晚饭后回去工作。

“全体员工都感到了压力，”戈特弗里德多年后回忆说，“有好几个月没人可以正常休息，而现在（1923年1月）就更谈不上休息了。”一个接一个地，员工们被压力和疲惫压垮了。戈特弗里德“是第一个被压垮的”，并且宣布他每个星期三都要休息。南希·福特（Nancy Ford）似乎总是在和疲惫作战，因为她的工作是核对每一篇文章的事实，这是杂志最困难最耗时的工作之一（因为不堪承受那份压力，在杂志出版了几个月后，她一走了之）。卢斯同样抱怨压力太大。“我的头都快裂开了，”在那段疯狂的日子里，有一天他写道，“似乎永远无法完成绝对有必要完成的一切。倘若有二十个布里顿和二十个我，我们或许有机会做完。”但这些年轻的开拓者——他们有时这样看待自己——大多锲而不舍；而且，随着创刊号出版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他们变得愈来愈兴奋。“这个星期之后，”卢斯在出版日临近的时候写道，“它要么走向辉煌，要么走向灭亡！”

工作强度之所以太大，部分在于人手太少，而要做的事太多。除哈登和卢斯，只有四个撰述员（戈特弗里德、马丁、莱因哈特和托马斯），一个发行经理（拉尔森），一个事实核查员（干的时间很短的南希·福特），几个秘书和兼职工人。广告销售（几乎不存在）外包给了一个代理商。有些稿件来自“特约编辑”——主要是从朋友和熟人中招募，其中许多人从没在办公室出现过，而且他们写的相当一部分稿件还必须经过大幅校订或彻底改写。最后，绝大部分写作都落到了少得可怜的全职人员身上。尽管杂志本身按主题细分得很清楚，但撰述员和编辑的分工却不明确。每个人几乎是什么都要干。

2月中旬，他们确定准备出刊，并瞄准了这个月的最后一周。他们本已疯狂的生活变得更加疯狂，因为他们打算按自己设定的最后期限如期出刊。终于，他们把最后一份稿件传给了印刷厂。实际上，全体员工形成了一项贯穿了第一年的传统，纷纷挤进出租车赶往印刷厂——校对制好的样版并在早报送达的过程中撰写新的报道。几小时后，他们派人买来煎蛋三明治和咖啡。所有人躺在印刷车间后部的长桌上睡着了。一切东西——三明治、稿件、衣服——都沾上了油墨。最后，在清晨时分，他们磕磕绊绊地从里面走了出来，朝家走去。去市中心的路上，他们和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士擦肩而过。

1923年2月27日夜，《时代周刊》创刊号印了出来（上面标示的正式出刊日期是3月3日）。创刊号有二十七页，全部是黑白色的，并以小字印刷。它广告极少，仅限于封内、封底和最后几页；十一则广告大部分来自银行和图书出版商。但眼下卢斯和哈登最关注的是编辑内容。即使在创刊号中，读者也可以看到各项创新的新奇混合，这两个年轻人为此计划了多年——严格的架构，简洁的新闻摘要，生动的语言，异想天开的趣味性，随兴、有时甚至一知半解的观点。这些在《时代周刊》早期阶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构成了它鲜明的特征。

创刊号的封面是即将卸任的众议院议长约瑟夫·卡隆（Joseph Cannon）的素描画像。卡隆被人称为“乔大叔”，几十年来他一直是个严厉甚至专断的众议院领袖。对他所代表的“老卫兵”，《时代周刊》的编辑们公开表示不屑。他们写道：“从来没有人占着议长的位置，而无视它应有的公正性。”他们还说，“旷野里绝不是仅有他的叫喊声，而是他的声音禁止别人叫喊——岂有此理。”创刊号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严格自律。所有报道均不超过四百字，大部分才二百字或更短。他们也未偏离几个月前向订户许诺过的“固定编排法”：“国内时事”分为十一节；“外国时事”分为十六节，每节代表一个特定的领域；另有二十节涵盖了艺术、职业、体育、金融、犯罪、出版以及其他主题。“里程碑”栏目主要发布名人结婚、离婚和逝世的消息。有一个奇怪（理所当然也很短命）的专栏“虚构的访谈”，登的是编辑们设想杰出人士可能或者应该发表的睿智声明。卢斯和哈登致力于与读者分享哪怕是最琐碎的意见，也许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杂志最后的一组专栏——“自豪之见”与“警示视点”，这使他们得以表露自己的激情和偏见。例如，在创刊号中，他们“自豪地指出”耶鲁教师继续要求所有学生学习经典的努力；他们还“警示地检视”了T·S·艾略特（T. S. Eliot）伟大而绝望的诗歌《荒原》得到的文学敬意，以及夏威夷人口中“东方人”的高比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创刊号中的很多轻浮和过激之处消失了（有时为其他内容所取代）。但杂志持久的核心理念——完整架构、简洁性、全面性和偏向性——从一开始就是显而易见的。

创刊号最终印好之时，大部分员工都回家睡觉去了。然而卢斯却回到了办公室，他发现拉尔森跪在地板上，在一堆散乱的纸张中间忙乱地找来找去。这些是用来包装邮寄给订户的杂志的封套。拉尔森之前请了一群女孩子——他把她们称为“天真少女”——把地址写到封套上，以备包装印好的杂志。现在他发现一切都乱套了，有许多的地址写错了，而有些封套太小，以致杂志装不下。用户订阅的创刊号有些直到第三期杂志出版后才寄了出去。

卢斯竟一反常态地对拉尔森的慌乱视而不见，朝着自己位于办公室后部的办公桌走去。他把脚放在桌子上，同时拿起一本新印的杂志——手里拿着它，他沾有油墨的手指变得更黑了——从头一直看到尾。里面的一切他之前看过不下三四遍。但是，他多年后回忆说，“我有一种惊讶的感觉：它非常不错。”

第五章 “《时代》：每周的新闻杂志”

一个星期后，《时代周刊》打破通常的版式，在封底刊登了满满一页向哈登致敬的信件。版式还有另一处变化。在《时代周刊》刊头的顶部，只印了一个名字：亨利·R·卢斯。

“我只能说，”卢斯1923年3月下旬写道，“第四期会出版，而第五期就说不好了。”

创刊号出版后的一段时间，他们的乐观情绪高涨。朋友和同仁们交口称赞，而且创刊号在几个曼哈顿的销售点一售而空，这使得卢斯、哈登、拉尔森以及他们的同事开始相信，《时代周刊》可能确实会一举成功。但是，这些幻想迅速破灭了。最终，创刊号共售出九千份，只是预计销量的三分之一出头。这部分是因为员工缺乏经验，未能妥善将用户订阅的杂志寄出就是一个例证。但是，上摊的五千份也有一半未售出而被退了回来。批评意见同样令人沮丧。“《时代周刊》创刊号，”卢斯悲伤地写道，“几乎未获得什么好评。”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时代周刊》员工做事仅仅是为了生存，“像母亲看孩子一样盯着邮件包”，看看每周是否有足够的订费让他们继续下去，并祈祷“有勇气面对每一天——实际上每个小时的失望”。与此同时，他们最初的资本——离十万美元只差一点点——迅速减少。每个人都意识到，大量的额外投资是不可能了，除非杂志能证明自己是成功的。

有一次，卢斯和拉尔森坐到一起，“探讨未来三周最坏的情形会如何”。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眼前的灾难没有尽头！——每天有一百多人写信过来，要求取消他们的试订。”与通常面对困境时一样，卢斯把自己笼罩在悲观和自责之中。他给莱拉写信说，他注定是一个“没出息的人”。他声称自己只得接受失败。“我真的不在乎4月会是什么情形，”他在3月底写道，“我非常乐意成为四月愚人。”最糟糕的是，“很多购买了杂志的人认为它差到不能再差了”。但是，与往常感到焦虑的时候一样，他也努力抱着一线希望。“在出版杂志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目标所在，”他写信对内蒂·麦考密克说，带着比实际感受更乐观的情绪，“但是，每周来自各州的数千读者的话似乎表明，我们的路走对了。”《名利场》和《时尚》成功的出版商康泰·纳仕邀请卢斯和哈登与他们会面。卢斯过后高兴地写道，此次邀请——他们揣测，是为了满足康泰·纳斯的好奇心——意味着“大腕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存在了”。他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

所有员工每天都强打精神努力着——努力撰稿、编辑和印制杂志；努力按时付账，尽管资金所剩无几；努力从订户那里催款。“为了弄到五美元，简直把命都要豁出去了。”卢斯后来回忆说。3月份，他们收到了一万一千多美元订金，而4月份订金超过了一万七千美元。但是，订金的可观增长带来的所有乐观情绪在5月份被粉碎了，因为收入降到了一万美元多一点。“幸运的话，”卢斯带着自嘲的口气说，“总有一天我们的存款会降到五千美元。”广告收入也微乎其微。“在整个广告界，”他们的第一份年报坦率地指出，“《时代周刊》受到了冷遇……广告主自有其道理。进化论也是历经多年才被广泛接受。”在办公室，他们就没那么达观了。卢斯和新的（也是第一任）广告经理E·R·克洛（E. R. Crowe）冲突不断——克洛认为卢斯不专业，卢斯则指责克洛铺张浪费。在出刊仅几个星期之后，克洛就愤而辞职了，同时把他在时代公司的股份还了回来，并且说，据卢斯后来回忆，“下地狱去吧！”其他人之间也有冲突。哈登对新来的编辑约翰·富兰克林·卡特（John Franklin Carter）不满，并在几个星期后把他辞退了，导致编辑人手严重不足。杂志的经营状况岌岌可危，卢斯本已无暇他顾，此时却不得不顶替进来（卡特后来成了一位成功的专栏作家，以“非官方评论员”的名义写作）。

渐渐地，《时代周刊》的命运好了起来——虽然不足以消除他们的焦虑，但也可以带来些许现实的希望。随着人们口口相传，新订户被吸引过来，发行量也慢慢地增加了。“我认为，”卢斯在5月份写道，“两个星期后，我会以稍稍肯定的语气说，《时代周刊》至少会撑过这个夏天，若果真如此，它可能就有出头之日了。”6月份，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因为他收到邀请，将作为杰出校友代表去耶鲁毕业仪式上发表简短的演讲。“我身体健康，‘士气’高昂，”他事后写道，“这个演讲完全不重要……只是令人感到宽慰些罢了，因为这可以保证我们的同学不能轻蔑地对着我们指指点点。”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卢斯和哈登曾拒绝花钱给杂志做宣传，现在他们决定从越来越少的宝贵资金中拿出一部分，在相对便宜的知名杂志上刊登广告，如《哈珀斯月刊》、《大西洋月刊》、《世纪》和《文学摘要》。这似乎起了作用。发行量开始缓慢但稳步地上升，下半年平均每月达到一万八千五百份——是创刊时的两倍多，虽然没有超过他们当初预计销量的一半。这年年底，他们在银行结余三万六千美元多一点，另外订户和广告客户还欠有九千五百美元。为了维持运营，他们花去了初始资金的一多半，但与他们曾经的担心相比，情况要好得多。1923年年底，哈登乐观地写道，《时代周刊》“已经从想法变成了现实”，并且“已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成了他们每周读物的一部分。”但他们意识到，这个大话在一定程度上讲得为时过早。包年订户将于2月到期，而他们知道，为了使杂志存活下去，他们需要大量订户续订。他们再次每天紧张地期盼着订阅信，以评估他们的成果。事实上，续订量很可观，新订户也源源不断地来信订阅。

根据他们起初的约定，卢斯和哈登每年交换一次岗位，轮流负责杂志的经营和编辑。1924年年初本来轮到卢斯做编辑，但他们并没有交换岗位。两人都意识到，哈登不仅对商业事务几乎不感兴趣，而且也没什么商业头脑。而且，卢斯——在其他情况下，他可能无论如何也会坚持换岗——也认定时机还不成熟。虽然《时代周刊》的状况到1924年就已好转，但卢斯仍然情有可原地担忧杂志的生存。“唉，我们的处境太难了……太难了。”他后来回忆决定继续担任原职时说。

到1924年年中，他们变得越来越有信心。在此后的九个月里，他们拿出更多股份，从原来的股东那里又筹得五万美元。据卢斯说，筹款“相当顺利”。他们甚至愿意考虑扩张。亨利·赛德尔·坎比曾是他们在耶鲁时的老师，当时在苦苦挣扎的《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担任编辑。他主动和《时代周刊》接洽，建议双方合伙。正如卢斯后来所说，他和哈登“十分忐忑”地接受了建议。《星期六文学评论》随即搬进了《时代周刊》设在寒碜大楼内的办公室，支付了部分租金，并分担了其他费用。拉尔森反过来帮助他们把订阅量提升了一倍多。《星期六文学评论》的编辑工作基本上仍然立足于自力更生，但双方合伙不仅为《时代周刊》带来了更高的知名度，而且也使它切入了对方的读者群——数量不多但全是精英。《时代周刊》的发行量在下半年甚至增长得更为迅速（总量达到了每周7万份），以致它在1924年年底首次实现了盈利（虽然只是区区六百七十四美元，但与1923年的严重亏损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创办《时代周刊》并且在最初岌岌可危的几个月里勉强维持，这实在令人身心俱疲。卢斯马不停蹄地工作着，社交生活能免则免，甚至也极少去探望还住在纽约的家人。经常是，他回到家时，其他人都已入睡，而他早上匆匆离开时，其他人还没醒来。1923年夏天，全家从曼哈顿搬出，搬到纽约州北部的一处避暑别墅（哈里从没去过），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在此之后，他的母亲和弟弟谢尔顿回到了北京（与在那里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的艾玛威尔相聚）。当年秋天，他的妹妹伊丽莎白返回了威尔斯里学院（Wellesley）。他父亲则踏上了又一轮去中西部地区筹款的旅程。哈里留在了纽约，忙得焦头烂额，以致几乎忘记了家人的离散。由于他家在莫宁塞高地的公寓现在交回去了，他有段时间住在耶鲁俱乐部的一个房间里，之后搬到了市中心一个简陋且更便宜的房间（“四面墙壁，一扇门和一张非常好的桌子。”他描述称）。房间位于斯泰弗森特街（Stuyvesant Street），离办公室更近一些。他已经习惯了疯狂忙碌的生活，快速的工作节奏一定令他身心疲惫，但他似乎常常不以为意。事实恰恰相反，尽管他经常抱怨企业严峻的形势，但他喜欢与之战斗。“不停做事，取得成果……找到一条脱离困境的出路……‘游戏’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从中得到的‘乐趣’——不管现在怎样，也不管将来怎样。”然而，在这段时间里，他一面为杂志忙得不可开交，另一面又要拼命地企图维持有时在他看来无望的恋情。

其实，哈里在《时代周刊》的奋斗——至少在他心目中——与莱拉紧密相关。哈里仍然迷恋着她，而且总是害怕她可能弃他而去。同时他担心，他为自己所设想的生活，可能不完全符合他心爱姑娘的心意。如今，他和莱拉已经相识三年有余，而且发展成一段认真的恋情。他们早已私下里悄悄地以心相许。但至少在哈里心中，二人能否结婚仍远不能确定，因为莱拉的家人——特别是她有些专横的继父弗雷德里克·哈斯科尔（Frederick Haskell），一位声名显赫的芝加哥银行家——仍持怀疑态度。哈斯科尔质疑道，一个年轻人既没什么钱，又没有稳定的事业，或者正如他所说，“一个毫无声望的人”，如何配得上莱拉。他的看法对哈里来说不是什么秘密。他写信给麦考密克夫人说，他未来的岳父“显然认为我完全是个废物”。

除开哈里在芝加哥工作的几个月，这段恋情一直——而且仍然——主要是靠书信维系。哈里每隔两三天就写一封长信向莱拉倾诉衷肠，为了让它们搭上最后一班前往芝加哥的火车，常常在深夜里急匆匆赶往纽约中央火车站。莱拉也常常写信给他，次数虽然不及哈里多，但她同样痴情。他们相互以昵称称呼对方：莱拉是“托德”（Tod），而哈里是“恰克”（Chuck）。更多的时候，他们会使用令人肉麻的昵称——“爱人儿”、“心肝儿”、“亲亲”、“天使”、“大美人儿”，“至爱”。然而，他们很少见面。莱拉偶尔与哈斯科尔夫人到纽约来，但即使这个时候，哈里也很难见到她，因为他工作很忙，而且他有空的时候，莱拉那隐约怀有敌意的母亲经常从中作梗。有一阵子，趁着莱拉偶尔会去华盛顿看望朋友的机会，他们悄悄在那里相会。但6月下旬，即使是偶尔偷偷摸摸的见面也不得不停止了，当时莱拉和母亲一道乘船去了欧洲，而且要在那里逗留一个夏天——此次旅行也许是意在鼓励她忘掉哈里。

尽管她一再保证，哈里还是禁不住担心，莱拉对他的爱是不完全也不可靠的，而且他毫不犹豫地向她倾诉自己的焦虑。他认为，或者至少声称，是他先爱上了她，而且他也爱得比她深。例如，他坚持说，他1920年在罗马就已对莱拉“一见钟情”，而莱拉当时却没有爱上他。甚至三年以后，他还继续要莱拉保证她没有变心。“我疯狂地想知道你是否爱我。”他7月在欧洲写信对她说。此前不久，莱拉来信动情地说她爱他。他总是禁不住担心，莱拉的母亲会如何劝女儿甩掉他。他写信谈到了——也许是为了先发制人——自己经济上的拮据。他认定哈斯科尔夫人在拿这一点警告她的女儿。他恳求她“将就这个事实：暂时你找到了一个爱人，他不能扮演应该扮演的‘养家者’角色”。莱拉写信说，知道了她爱他，他应该放心了。哈里却继续显得焦虑不安。“事情一件接一件；起床后急匆匆赶到办公室；听到一个个坏消息……午饭吃得不好；发现不对头而且‘必须那样做’；搭上地铁，但晚宴迟到了；这件事今晚一定要完成；现在睡觉吧；明天再从头来过——托德，我无法像理想主义者——双脚居于宇宙的基座之上，右手举起上帝宝座下的脚凳——那样通过这份乏味而恶劣的工作来保持冷静达观的信心。”这华丽的措辞无法掩饰他那可怕的焦虑。

几乎可以肯定，他与莱拉的恋情是他平生第一段认真的感情。有时他似乎——至少从文字看来——完全沉醉其中，一页又一页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动情书写自己爱的宣言。不过，随着感情日深，哈里实际上也开始试图“提升”莱拉。这一点有时体现在小节上：他无礼地指出了她的拼写错误：“对了，你本可以把这位伟人的名字山姆·英萨尔（Sam Insull）拼对！”他直言不讳地更正她那微不足道的事实错误（“督军——中国军事总督，与土匪无关……无论是从字源上还是从社会地位来说”）；他抱怨她言语简单、肤浅，或者在他看来，倨傲（“不要把我当成一只被打掉了一条腿的可怜猎狗，而要当成一只生龙活虎的动物”）。

他对她的批评也体现在大节方面。他责备她不庄重，而且有一段时间还教训她不应花太多时间玩桥牌。他偶尔会数落莱拉贵族式的偏见，有时委婉地取笑她（“我们在吃火鸡烧土豆泥，这非常不拜伦，而且我知道你鄙视一切如此平民大众的东西”），有时则将她的军，仿佛要检验她对自己的感情是否忠贞。“不久以前，在谈及你那新婚的年轻朋友住的‘公寓’时，你言语中透出鄙夷，”他有一次嘲讽地写道，“好吧，你到时瞧，只要我们能负担得起哪怕那样的公寓——砰！我们就马上住进去。”事实上，他们之间经常讨论地位和成就的话题。“有些人，”他直言不讳地写道，“确实十分注重安逸闲适以及赫赫声名之类……而其他人认为这些东西虽然值得向往，但其价值却无法与另外的东西相比。前一种信念必然导致这样的结论：世上没有永生不朽这回事，因而没人知晓，与出席礼拜仪式和热爱‘正义’相比，参加精彩的派对而且玩得很开心是否不那么重要。”在另一个场合，他指责莱拉不看重他的工作。“我认为，和真正做事相比，你对荣誉（名声等）和一般的结果要关心得多，而我正好相反，这些东西会让我不去做这件事。”

哈里对莱拉的看法是对的，至少部分是这样。她是一个活泼而娇媚的姑娘，沉浸在社会的漩涡里，而且——正如哈里一语道破的那样——是“为众人”而活着。她热衷于上流社会的言行：它的社会传统，它的物质期望，它的生活方式，它的价值观。她喜欢时髦的东西——家具、衣服、房子和珠宝，而且终其一生都是如此。她十分注重形象，并期待哈里不仅要功成名就，而且要穿着体面，而他有时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他经常不修边幅（“冲进去买了一套现成的西服，穿起来差不多和睡衣裤一样宽松。”他有一次给她写信说）；他几乎不在意居住的环境（他曾这样向她描述他的住所，“两张床，四把椅子，还有一张桌子”）；他尚未完全——也许永远不能——融入莱拉的精英社交圈，因为他既不喜欢也不善于闲聊和飞短流长。从某些方面来说，很难明白为何像哈里这样严肃而紧张的人竟然会被莱拉看上——反过来也是如此。

哈里之所以一直被莱拉所吸引，大部分原因在于她拥有他本人没有的东西。尽管他持有异议，但他拥有和她一样的贵族式欲望，向往她的社会地位，羡慕她的家庭财富。当然，他的追求不只这些，但它们至关重要。他自己的社交生活虽然有限，但他的社交圈根基稳固，交往的都是来自霍奇基斯和耶鲁的有钱朋友。1923年夏，他每个周末都跑去“圈”中好友的乡村别墅打网球并出席晚宴。而整个夏天，他从没去看望过自己的家人，他们住在一间算不上气派的避暑别墅里。他虽然有时极力反抗富人的价值观和偏见，却发现自己心向往之——他们主张自己的权利，他们肝胆相照，他们愿意表达甚至捍卫可能令圈外之人震惊的观点。至少就卢斯而言，他的社交圈以男性为主。通过与上流社会的朋友深夜谈心，他努力寻找着自己的社会哲学观——似乎每个星期都在变化，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与他所理解的莱拉的世界观南辕北辙。当她来信论及贵族的价值时，他巧妙地批评了她，他暗示说，她并不明白贵族的真正含义。他一度鹦鹉学舌地借用英国同事托马斯·马丁的观点，并且引述马丁自命不凡的话说：倘若德文郡公爵夫人认为他粗俗无礼，“我一点儿也不在乎”；但如果“我向在俱乐部前面卖报的人道一声‘早上好’，而他竟没有衷心地予以回应，我一定会难过一个星期”。哈里声称，这就是“落后的”美国意识的一个例证，证明了“什么才是贵族气质”。然而，在另一个场合，显然是在与骷髅会出身的同事们交谈了一夜之后，他写给莱拉的信就截然不同了，但依然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她，谈及她在芝加哥的少量慈善工作，他说：“不要欺骗自己，真的去同情或‘怜悯’穷人……我绝不装出一副关心穷人的样子……我的美德在于，至少我不想假装同情他们。”即使他很少表露出种族和宗教偏见，并经常猛烈抨击这种偏见，但他还是会偶尔不自觉地陷入他那个时代上流社会的偏执心态。例如，他称他的医生为“犹太医生”，住在“河滨大道优雅的犹太公寓”里。

1923年夏天，卢斯的日子并不好过，虽然《时代周刊》的运气在慢慢好转。他的家人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莱拉人在欧洲，而他住在一个令人压抑的房间里。坏消息也困扰着他。他的耶鲁好友哈里·戴维森被诊断出患有结核病，并已被匆忙送往西部，那里气候干燥，应该有助于他康复。卢斯清楚，结核病往往是致命的。他心烦意乱——毫无疑问，部分在于戴维森是《时代周刊》的重要支持者和董事会成员（戴维森最终完全康复了）。他还得知英国人哈罗德·伯尔特自杀了，这位芝罘好友曾在1920年与他同游欧洲。他痛苦地责备自己近期没有与他联系，并且惋惜地说：“要是他收到了童年伙伴的来信就不会自杀了。”最大的打击莫过于内蒂·麦考密克夫人的去世，她是哈里自幼的资助人，胜似他的母亲。她去世的前几天，他还在写给她的信中热情地提到了他和莱拉的恋情，并希望她会出席他们的婚礼（他没有提及，自己仍然无法确定能否和莱拉终成眷属）。这封信未能送到她的手里，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几天后，作为扶灵柩者，他在芝加哥出席了她的葬礼。

他焦虑不安，又痛失亲朋好友，而且在纽约过着孤独而紧张的生活。这一切使他在面对自己与莱拉之间的恋情时更加放不下心。他的焦虑导致他对莱拉的行为和价值观颇有怨言，并极力想提升她，同时又担心自己会失去她。随之浮上表面的，是他对自己人生际遇的怨叹，这个阴影一直藏在他心里很少表露。1923年秋，他给莱拉写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他称自己“有心病”，并且将“我的麻烦自私地一一”向她吐露——他的怨恨、抱负、嫉妒和局促不安。他说，自当初在霍奇基斯的日子起，他在美国的生活就是艰难的“生存斗争”，难上加难的是他遭遇了一系列不公平的事情：“一件不光彩的事（离婚事件）使我母亲的家庭四分五裂”，也使他和（远房）表亲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中断了往来；他的祖父遭遇了破产；他的父亲低三下四地四处筹款（“央求别人出钱资助，却吃力不讨好”）；他还认识到，麦考密克家族——甚至他深爱的资助人内蒂·麦考密克夫人——据他说，“把我当成笨蛋”，让他以为自己真的是他们家的一员，而他实际上是“命里注定的被庇护的穷人”，不仅没有成为他们家的一员，反而成了他们家怜悯的对象（麦考密克夫人在遗嘱中没有提到他。自然，她把遗产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虽然有很多的不如意，但在他看来，入选骷髅会这件事，是对他的巨大补偿。这“微不足道”，他承认，但也是一项“我相当看重的荣誉，简直到了荒谬可笑的程度”，究其原因，既不在于他交到了朋友，也不在于他拓展了人脉，而在于这可以证明他不是平庸之辈。有大量其他的人觊觎着这项荣誉——“家境良好的好学生……对之梦寐以求”，却没有得到它，“原因之一在于——因为我得到了”。因此，获得这项荣誉“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这是人之常情，却又不免带着一丝恶毒的色彩，如撒旦先生一般具有两面性，但我得到了它，而且我不能不得到它”。但是，入选骷髅会还远远不够。哈里需要获得的一切——财富、名声和影响力——对别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但他必须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关键是要去赢得一切，除此以外毫无意义……我必须跻身为上层资产阶级的普通一员。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我才能开始大进军，像伟大的游侠骑士一样，去赢取我的骑士称号，去赢取我在善良而忠实的人们中的地位。”几天后，他再次写信——也许是害怕他透露了太多心事——要求莱拉不要把这封信当真。“不要想太多。我就不去想它。不然的话，很久以前我就已经被打败了。”

所有这一切——抱负、怨恨、对失败的恐惧——使得他那仍然言之尚早的婚姻变成了他的救命稻草。毫无疑问，他爱莱拉，但他也需要借她提升自己的名望，并进入他梦寐以求的社交世界。随着她从欧洲归来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他的信变得更加殷勤。“你可以把这趟朝圣之旅（寄信给莱拉）当作是我在向着你的神殿行进，去那里坦白——一切！”令他欣喜的是，随着他们团聚的日子日益临近，莱拉同样——尽管她已经远离哈里并和母亲在一起待了好几个月了——变得越来越激动。“巴黎是如此让人留恋，”在返回美国之前，她这样描述她在巴黎的最后几天，“‘这座城市’伤心地嗔怪我，为何要如此急切而又高兴地离她而去。”后来，她动情地写道：“我不明白，对一个最不切实际而且可悲的罪人，上天为什么要赏赐给她一个丈夫，而且是这片大陆上的同辈人中能力出众的男人。愿上天弥补我的缺点，以之作为对你的奖赏。”莱拉来到纽约，并喜笑颜开地与哈里团聚了。这似乎打消了他一直以来的疑虑。在将他们的恋情作为秘密不寻常地保守了三年多之后，哈里开始公开谈论起它来。莱拉也随之开始更多地待在纽约，更多地单独与哈里共度二人世界。甚至她的家人也似乎热情地期待着他们结婚，也许部分是因为《时代周刊》取得了进展，而且在弗雷德里克·哈斯科尔的坚持下，哈里开始每年支付给自己五千多美元的薪水。初秋时节，他们宣布订婚。在此后的几个月里——直到1923年12月22日结婚那天——他们一门心思地筹划着婚礼和蜜月的事情以及结婚之后如何共筑爱巢。

从婚礼本身丝毫看不出，莱拉的家人曾经对他们的婚姻表示怀疑。这是芝加哥一桩奢华的大喜事，由莱拉的母亲煞费苦心地一手操办。婚礼由哈斯科尔的“教区牧师”和哈里的父亲联合主持，地点在一个宏伟的教堂里，哈里过去经常与内蒂·麦考密克夫人一道在这里做礼拜。他的妹妹伊丽莎白也出席了婚礼，但其他的家人——他的母亲、谢尔顿和艾玛威尔——却远在北京。他和家人之间有的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距离。虔诚的艾玛威尔几个月前就已不再和哈里联络，并且严肃地对父母和兄弟姊妹们表示，她既不赞同他们二人的婚姻，也不赞同这背后隐藏着的价值观。哈里虽然难过，却又无可奈何。“写信告诉我艾玛威尔的情况，如果您愿意的话。”他来信淡淡地说，当时他和莱拉正在弗吉尼亚的旅游胜地霍姆斯泰德（Homestead），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短暂的蜜月。他的母亲趁机将信转交给艾玛威尔，并在信的空白处伤心地写道，“在内心里，哈里确实是关心你的，他愿你幸福、安康和快乐。这是他第二次问起你……哈里懂得生活中的是非对错——我坚信，他和莱拉不会变成浑浑噩噩的有钱人的那副样子。”

回到纽约，哈里和莱拉在第五大道的寓所里安顿了下来，这个地方比寒碜的“公寓”——莱拉曾这样形容她新婚好友的住处——要好得多。他们能够如此，并且雇了一个女佣来帮忙，全赖莱拉家的资助。哈里十分珍视这个家，因为这既让莱拉感到高兴，也是他地位上升的标志。但他很少管家里的布置和事务，婚后不到一个星期，他又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工作起来——他在婚后总是顾不上家庭生活（“我真的希望你这些天能及时回家吃晚饭，并且至少待到早餐后再出门，”结婚三年后，莱拉还无可奈何地恳求说）。

《时代周刊》的业绩在1924年开始好转，这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他们创刊头一年一直就有的惶恐情绪，但是公司的根基尚不稳固。随着发行量不断增加，出版和投递的问题也变得更加严重了。卢斯和拉尔森对纽约市邮政局尤其感到失望，而所有的杂志都是通过他们邮寄给订户的。“在纽约，”《时代周刊》的一位员工回忆说，“我们的杂志不过是一本小册子罢了，只有当空出来的地方实在没有东西可放的时候，他们才会把我们的杂志扔上火车。”他们当然希望所有的读者能在同一天收到杂志；但由于投递的问题，许多订户收到当期杂志的时候，下一期都已经印好了。卢斯很快就意识到，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将公司搬出纽约。

几乎自杂志创刊的时候起，他和哈登就一直在考虑搬迁的事。整个1923年，他们认真地探讨了迁至华盛顿特区的可能性，部分是因为首都在报道方面具有诸多优势（虽然对于一本不做任何报道的杂志而言，这很难说是决定性的因素）；部分是因为卢斯喜欢这个城市，而且他知道莱拉也是如此；还因为他们认识到，搬出纽约可大幅降低财务支出。迁至华盛顿的想法在1923年年底最终不了了之，卢斯和哈登最终一致认为，“我们的公司过于弱小，还经不起折腾。”但是一年后，在卢斯看来，搬迁似乎是拯救公司的办法，而不是对公司造成威胁。

令卢斯大为懊恼的是，哈登和拉尔森1925年年初居然休假六个星期去欧洲旅行。在他们休假期间（虽然并不一定是出于这个原因），卢斯费尽周折地想给杂志找到另一个安身之地，不久选定了俄亥俄州的克里弗兰，部分是因为这是一个主要的工业城市和文化中心，也是中西部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另一个原因在于，位于克里弗兰的彭顿出版社提出，愿意以低得多的成本替他们印刷杂志，同时还为他们在大楼内提供办公空间，仅收取少量租金。卢斯声称，搬迁每年将为公司节省两万美元，而且这实际上相当于给每一个人涨了工资，因为这座城市的生活费用比纽约要低得多。《时代周刊》也可以更快地到达订户手里，因为它所处的位置离核心订户群体更近，而且和曼哈顿的邮局相比，当地的邮局对投递这份杂志要热心得多。待到哈登和拉尔森回来的时候，搬迁的决定几乎已不可改变。对此，拉尔森没有表示异议，但哈登却犹豫不决，虽然卢斯坚持说，他不在的时候，自己一直在随时写信告知他相关计划。哈登的不情愿几乎完全是出于个人原因。他的家人、朋友乃至生活都和纽约密不可分。和新到此地的卢斯不同，他喜欢纽约深夜的社交生活和它对离经叛道者的宽容。有时在哈登看来，迁至他所谓的“偏远地区”的城市无异于自寻死路。他与卢斯争论不休，以致他们最后避开其他员工，跑到附近的旅馆里继续激烈地争论。卢斯认为搬迁在财务上有好处，哈登对此一时语塞，最后只得——虽然勉强——同意了。

虽然时代公司后来以特别善待员工而闻名，但对于当时人数尚少的《时代周刊》员工来说，迁至克里弗兰的要求是苛刻的，甚至是残酷的。卢斯和哈登几乎没有事先通气就宣布了搬迁的决定，解雇了所有员工，然后要他们两天之内搬去克里弗兰。一到那里，他们就会被重新聘用，但大多数人没有搬迁补助——只有研究团队的年轻女士们例外，她们有人护送，而且公司为她们提供旅馆房间，直至她们找到更固定的住所。尽管有困难——受制于杂志依然入不敷出的财务状况——绝大多数编辑人员随杂志搬到了俄亥俄州。极受卢斯推崇的英国“贵族”托马斯·马丁是一个例外。当被告知他的搬迁费用公司将不予报销时，马丁愤而辞职了。1933年，他成了《新闻周刊》的编辑和创始者。广告部员工留在了纽约，《星期六文学评论》亦是如此，它很快就中断了与《时代周刊》的合作——它认为搬至远方的伙伴所提供的服务实在糟糕，因而十分不满。卢斯后来认为，失去《星期六文学评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对卢斯而言，迁至克里弗兰是过上他所设想的标准式美国家庭生活——他从来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的过程的一部分。他和莱拉在富裕的郊区租了一套舒适的公寓，买了一辆车，雇了一个仆人，加入了乡村俱乐部，并如愿地跻身当地上流社会的社交圈。1925年4月，在搬迁前不久，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亨利三世（Henry III）出生了。他的名字是按哈里父亲的名字取的，但一直被称为汉克（Hank）。他们都认为，这个“更亲切的”、“胜似故乡的”城市将是一个养育孩子和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好地方。在纽约，时代仍然是一个无足轻重、鲜为人知的公司。但在克里弗兰，它被视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机构，这使卢斯成了社区里的杰出人士。

然而，哈登讨厌克里弗兰。一开始就不愿搬到那里的他，开始变得闷闷不乐，并且日甚一日。他与家人和朋友天各一方，住在市中心一个俱乐部的房间里，并且和杂志员工中的单身汉们别扭地混在一起，大多是在深夜去市中心的地下酒吧里活动。头脑清醒的时候，哈登通常不会表露自己对这座城市的不屑。但在深夜里喝酒喝了几个小时后，他经常开着他的二手雪佛兰轿车在城里转悠，并且对着他在街上遇到的克里弗兰人大喊：“巴比特（Babbitt）！”几乎每个星期，只要杂志一付印，他就跑去纽约，几天后再回来编辑下一期。“我到这里已经四十四个星期了，”在克里弗兰过了十个月后他说道，“回纽约有三十六次。”到克里弗兰一年多一点，他终于同意和卢斯互换岗位——哈里当编辑，布里顿管经营。哈登毫不掩饰他的动机。他知道，杂志的商业事务会让他在纽约待更多的时间。

不过，为了杂志，哈登也努力让自己融入克里弗兰。他在当地商会的杂志《克里弗兰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赞扬该市资源丰富，感谢当地的报人对《时代周刊》的帮助，甚至有些虚伪地坚称，克里弗兰人不会“明目张胆地热烈吹捧这座城市”。当一个人在庸俗市侩的书里读到这样的东西时，他会避之唯恐不及。他还一语道破了这个城市吸引《时代周刊》的地方——它在地理上位于该杂志订户群体的中心。“《时代周刊》就留在这里不走了，”他一面继续谋求离开此地，一面又说道，“我们喜欢克里弗兰。”

哈登和卢斯力图提高他们在社区的影响力，为此他们在当地商会演讲时向听众推荐了《时代周刊》的一项测验。哈里有一次出席这样的场合时说，很多人都对“局限的自我”感到倦怠，而这项测验就是倦怠的解毒剂，也可借此唤起他们对年少时的“多重自我”的记忆。这项测验测试的，是听众对于《时代周刊》报道的时事新闻的知晓程度。这些测验大受欢迎。有一阵，卢斯和哈登在中西部地区的其他城市也做了同样的测试（还把测试题印在杂志上，并用于电台宣传）。但他们很快就厌倦了这些测验，并在几个月之后把它们抛到了一边。

无论迁至克里弗兰造成了什么样的紧张和冲突，它在《时代周刊》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杂志的财务状况仍然岌岌可危，而迁至克里弗兰为公司节省了大量成本，并有利于更有效地将杂志投递给不断增长的订户。更为重要的是，搬迁使《时代周刊》获得了一样看似普通但实际上对它的生存必不可少的东西：二级邮件许可证，它可使杂志以较低的费用享受一级邮件投递服务。在过去，只有报纸才能享受这项服务。卢斯曾辩称《时代周刊》是一份“周报”，妄图在纽约取得这个许可证。但是，由于没有良好的业绩记录，又没有有影响力的支持者，他一直未能在这件事上取得进展。然而在克里弗兰，《时代周刊》是当地整个商界鼎力支持的项目（哈登后来毫不客气地解释说，这是因为“该市当时没有别的项目”）。市政府、商会、当地邮局、商界人士以及俄亥俄州的几位国会议员都十分愿意出手相助，因为他们准确地看出，这个机构不仅会给克里弗兰增光添彩，而且会给它带来利润。在他们的帮助下，1927年年初，《时代周刊》在克里弗兰和华盛顿均获得了许可证。卢斯写信对董事们说：“这是迄今为止《时代周刊》碰到的最大的好运。”甚至多年后，他仍然认为，这件事“有扭转乾坤之功”。到1927年年中，也就是迁至克里弗兰后不到两年，它的发行量上升到了十三万多，而且广告收入也在不断增加。《时代周刊》此时的盈利虽然不多，却在不断增长。

然而，随着《时代周刊》的业绩不断增加，克里弗兰的吸引力却在不断减弱——尽管各界对它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支持。1927年6月，哈里和莱拉踏上了长达一个月的欧洲之旅，这是老早就定好了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延迟了的蜜月。但当他们在7月份回来后，他们发现哈登已经说服了几乎所有员工和董事会成员支持将公司迁回曼哈顿。哈登认为，这会让《时代周刊》成为“权威、及时、全面的新闻杂志，而它从未达到过这个境界”。两个人一定不会忘记，这个突如其来的逆转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年之前，趁着哈登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卢斯做出了将公司迁往克里弗兰的决定。至于离开克里弗兰，卢斯并不像哈登那样积极。他和莱拉在克里弗兰过得很惬意，尽管他们有时也对这座城市表现出厌倦。莱拉常去芝加哥，有时让哈里一个人过上几个星期；而哈里常去纽约——虽不及布里顿去的次数多，但至少足以表明意愿的坚决。他偶尔会抱怨人情的疏远。“我们在中西部地区消失了吗？”他有一次半开玩笑地问道，因为他注意到他们收到的圣诞贺卡比在纽约时还要少。然而，归根结底，与1925年迁至克里弗兰一样，迁回纽约是一个商业上的决定。从生意上讲，留在克里弗兰的理由已站不住脚——特别是卢斯与唐纳利公司达成了一项协议，这家著名的芝加哥印刷公司愿意替他们印刷杂志，从中西部地区投递《时代周刊》的地理优势能够得到保持。至少部分地，卢斯可能也被哈登的理由说服了。哈登认为，待在克里弗兰使《时代周刊》失去了活力，失去了直接获得新闻的机会，也失去了竞争的刺激。和哈登一样，他可能已经明确感觉到，克里弗兰越来越容纳不下《时代周刊》的发展壮大。事已至此，卢斯后来说，“哈登回纽约的心意已决，再怎么争也没有用。”卢斯从欧洲归来才几个星期，搬迁就突然地到来了。7月下旬，哈登在罗凡特俱乐部（Rowfant Club）——他一直住在此地——举办了一场聚会，以庆祝《时代周刊》的离开，聚会是如此之吵，以致他被要求第二天就从俱乐部搬出去。到8月1日，发行部门的员工（拉尔森除外）搬到了芝加哥，其他人则回到了纽约。

与他们离开之时相比，此时的纽约要繁华得多。回来之后，哈登和卢斯都换了更阔气的住处。在迁去克里弗兰之前，布里顿原本和父母一道住在布鲁克林高地，现在他搬进了东十街的一个大套间，同住的还有他的两个朋友。哈里和莱拉则在海龟湾（Turtle Bay）的东四十九街租了一套宽敞的连排别墅。

到1927年年底，时代终于发展成为“一间声名卓著的机构”——哈登在1923年年底就有些不知高低地如此期许过。当时，《时代周刊》虽然不是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伟大刊物——这是多年之后的事——但它业绩稳定，利润可观，而且越来越受欢迎。1928年一开年，时代公司拥有的现金就超过了十五万四千美元，是一年之前的两倍。在第一年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广告收入，现在超过了订阅收入，而且随着发行量增至十七万多份，订阅收入本身也已经大大地增加了。

与其财务状况相比，杂志本身的变化没那么大，但它同样在许多方面有所发展。杂志的外观与1923年的样子略有不同。照片在最初几期尚属罕见，但到1924年就已变得普遍起来，虽然其尺寸不大，而且往往限于人像。1926年迁至克里弗兰后，熟悉的红色边框出现在封面上——这源于涂布纸的使用，而且涂布纸也允许将彩色广告印在封内和封底上。杂志越来越厚，更多地不是因为编辑内容增加了（编辑们坚决地保持着报道量的基本稳定），而是因为广告增加了。依据那个时代的标准，《时代周刊》是一份相当有吸引力的杂志，但有些刻板。窄小的三栏和固定的字体——版式设计四十多年基本未变——使之看起来更像卢斯和哈登所不齿的严肃报纸，而不是他们渴望成为的朝气蓬勃且略显时尚的杂志。

《时代周刊》的基本架构也大致保持了原样。在杂志从岌岌可危到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对“部门”架构的坚持，对简洁性的严格规定，对报道资源的依赖，以及让读者在一小时内纵览当周新闻的信念，都一直延续了下来。当然，也不是一切都没有变化。有些第一年设立的愚蠢的专栏逐渐消失了，其中包括与历史人物之间的“虚构访谈”，关于名人的“来来往往”，固执己见的“自豪之见”和“警示视点”，以及在克里弗兰开创的新闻“测验”。受制于杂志总体设计的死板报道也不见了。例如，有关州政府和外国的新闻经过了更加严格的筛选，也更多地反映出事件的重要性，而不是为了硬性地将杂志的所有“部门”填满。

更显著的变化，与其说是办刊理念改变的结果，不如说是编辑队伍的变化造成的。杂志原本由少数志同道合的常青藤毕业的年轻人编写，他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工作时间之长达到了非人的程度。渐渐地，《时代周刊》变成了由大量专业编辑来编写的刊物，他们几乎都不是哈登与卢斯的朋友或同学，并且受到杂志既有传统的熏陶。《时代周刊》当时尚未向全世界派遣记者去采集新闻，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才开始这样做。它确实有一个研究部门，该部门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只聘请了南希·福特一个人，后来渐渐发展壮大，成了编辑过程中的生力军（这是杂志唯一聘请女性——哈登称之为“年轻的女助理”——的非文书工作领域，而且在很多年里只聘请女性）。但总体而言，《时代周刊》继续依靠报纸（以《纽约时报》为首）和其他杂志作为新闻报道的来源——这令新闻界越来越失望。当《时代周刊》籍籍无名之时，他们对它借用新闻的行为视而不见，而一旦《时代周刊》取得了成功，他们有时就大表不满。撰述而不是报道才是《时代周刊》内部文化的最有价值的方面，部分是因为它的报道与其说是新闻报道，不如说是采撷来的新闻精粹，而且所有报道均未署名，只有最博学或最细心的读者才能清楚地区分不同撰述员的写作风格。

新的组织文化实际上巩固和规范了《时代周刊》的风格和笔调。这种风格和笔调是哈登在杂志创立的初期不可违逆地强加于它的。大部分的编辑都投其所好——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害怕他发怒，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钦佩并且希望汲取他的才华。的确，通过将《时代周刊》早期的行文风格和笔调规范化，编辑们也在某些方面不断强化和渲染着杂志的特色。

《时代周刊》最显而易见、最广为人知的特色是它的语言——有时受人推崇，又常常遭人嘲笑，虽然从未像其评论者声称的那样不拘一格，却是杂志特色之所在。为了挑战既有的新闻规范，哈登和卢斯首先想打破那种在他们看来冷静和单调的语言，这样的语言是当时报纸的通用语言。他们认为，《时代周刊》的用语不仅应当简洁，而且应当生动活泼，不那么正经，又具有趣味性。而开创一种不拘一格的文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也是在公司自身的宣传资料中一开始就大力发扬的特色。“《时代周刊》是如此重视开创一种最隽永的英语叙述风格，”在一封致潜在订户的信中，拉尔森夸张地说，“以致有数百个编辑和记者宣称，它是当代新闻业最伟大的创新力量。”

在最初的几年里，哈登在大多数编辑方面的创新上均开风气之先，在文风上亦是如此——虽然卢斯也积极参与其中。他们在霍奇基斯和耶鲁都学过希腊语；但是，尽管卢斯在希腊语方面要精通得多，提议杂志的语言应该取法《伊利亚特》哈登使用的可能是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译本，它是二十世纪初最常用的《伊利亚特》英译本。的人却是哈登。他将一本破旧的、带有大量注释的英译本带到办公室，并记下了满满一笔记本的单词和短语。他认为，这些单词和短语可以重现《荷马史诗》的活力和优雅气质。《伊利亚特》使用了诸如“历经磨难的奥德赛”、“深暗如酒的大海”、“快步如风的阿喀琉斯”，“远去如镖的阿波罗”之类的短语。《时代周刊》创造了自己的复合形容词来形容新闻中的人物：“下巴松弛的”、“牙齿龅出的”、“色如咖啡的”、“双腿外曲的”以及“身材修长的”。《伊利亚特》称“清泉密布的伊季山”，《时代周刊》就写“塔楼密布的但泽”。在《伊利亚特》中有倒装句，如“在他腋下紧紧夹着的是他冲过去一把抄起的巨人阿贾克斯”。《时代周刊》则写道：“白宫门廊前开来一辆向人借来的汽车”，或者尤其复杂难懂的：“不可能给予公平的历史评价的是胡佛两年任期的记录，正如发生在次日中午的葛底斯堡战斗一样。”有时，《时代周刊》也会写出长长的、与主题不相关的段落，并且直接地（却谈不上优雅地）模仿着《伊利亚特》那庄严的语言：“谩骂的钢笔和舌头被逮捕了。嘲笑的嘴巴都闭上了。即使是正义的抗议声也收起了它的喧嚣，正如一个戴着高高的头盔、在一对一的战斗中奋勇拼杀的得胜者，却被朱庇特的弩箭射中，见此情景，两支怒吼着的军队突然站住定睛凝视，他们目瞪口呆，一时忘却了仇恨”（报道1925年斯科普斯审判的开头语）。

但是，哈登并没有止步于《伊利亚特》。他详尽地列出了其他的技巧，并提议杂志使用它们。职业、出生地和人格类型都成了标题，例如“教师斯科普斯“、“女家庭教师罗斯”、“编辑门肯”、“英格兰的鲍德温”和“煽动家希特勒”。中间名也司空见惯，无论相关人物（或其他人）是否使用过它们，譬如“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塞缪尔·摩根·肖特里奇”（Samuel Morgan Shortridge）以及“阿尔弗雷德·伊曼纽尔·史密斯”（Alfred Emanuel Smith）。1930年，史密斯学院的一位教授在《语言学季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论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所谓的“缩成词”，即两个截然不同的单词缩合而成的词。他列举的最突出的例子都来自《时代周刊》，比如“电影男演员”（cinemactor）、“电影女演员”（cinemactress）和“长子继承般愉快的”（primogenial）（用来形容一个继任了父亲国会议席的愉快的年轻男子）。在为编辑们手写的编辑表单中，哈登还列出了其他这类生造的生动词语，如“百老汇游览者”（Broadway farer）、“古怪人”（eccentrician）。在一篇关于亚拉巴马州参议员汤姆·赫夫林（Tom Heflin）的文章中，哈登创造了一个动词“heffle”，他将其定义为“说话大声且又臭又长”。他还喜欢过度夸张的比喻，例如“大如棒球的眼睛”、“气色红润如一轮满月”。哈登鼓励《时代周刊》的编辑使用生动的语言，无论是不是生造的都行。《时代周刊》中的人物是“闻名遐迩的”，而不是“著名的”；是“精明强干的”，而不是“强大的”；是“明目张胆的”，而不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猛烈击打”而不是“击打”，“盯着看”而不是“看”，“阔步走”而不是“走”，“得意地笑了”而不是“笑了”。他们“忿忿然”、“踉踉跄跄”、“大伤脑筋”、“丢了乌纱”。韵脚和头韵也是常用的技巧，比如频繁使用“已故的、伟大的”来形容最近去世的人，或使用委婉的“伟大的知己”来形容一个人的未婚情人。讣告并非简单地陈述，而是带着一股酸腐气，它常以“死亡，人皆不免，于上周降临”开头。

有时，特别是在最初几年，《时代周刊》的语言经常是轻薄的，甚至是令人不知所云的。《时代周刊》的报道常以不相干的陈词滥调或酸腐的老生常谈开头。在描述阿拉斯加人的意见分歧时，《时代周刊》的开头几句写道：“有人希望它热，有人希望它冷，有人又希望它在锅里已煮上了九天。”或者它这样描述总统和参议员之间的会谈：“当锋利的舌头吐出了软语，善意毕现。”其他一些报道的开头则纯属卖弄文字：“在这泪涧里，最可悲的现象莫过于蓄意歪曲一种观念或信条的本义，以迎合与之对立的观念或信条的卑鄙目的。”但是，即使杂志变得愈益成熟并摆脱了部分过分拙劣之处，编辑们——为了避免通常的导语写作——迫使读者先在大量的意象性描述中跋涉一番，之后才接触到真正的消息。一篇1927年的有关劳工部失业报告的报道如此开头：“上周，冬天提前从西北地区向外肆虐。一个蒙大拿州的牧场主死于一场暴风雪。明尼苏达州的湖面结了一层薄冰。密歇根州的水凝成了冰柱……在伊利诺伊州汽车散热器冻住了。”

不过，《时代周刊》的上述技巧常常是行之有效的，成功引得读者们关注其原本可能忽略的主题，而且使人物和事件比通常的报道更加生动。例如，一则1931年的有关美国财政部困扰的报道开头写道：“整整十年来，安德鲁·威廉·梅隆财长遇到了不错的财政天气。一个繁忙的欣欣向荣的国家所征得的大量税收，在他手里累积成巨额的财政盈余。在繁荣阳光的照耀下，公共债务犹如五月的雪人一般融化了。作为一个快乐但忠于职守的人，梅隆财长被政府财政的小问题弄得夜不能寐。”《时代周刊》可能有言辞浮夸、惹人愤怒、卖弄文字，甚至荒诞不经的毛病。但倘若这就是它的全部，那么它永远也不会成功。《时代周刊》拥有一个庞大的增长迅速的读者群，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甚至对于许多偶尔被它的离经叛道惹恼的人而言，它也是一份活泼的、机智的、有趣味的和增长见识的杂志。也许最重要的是，《时代周刊》的语言虽然独树一帜，却是始终如一的。它呈现给读者一种熟悉的、可期待的体验。《时代周刊》常常自夸其有不少“从头读到尾的读者”。几乎可以肯定，杂志的语言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哈登反复训练手下的撰述员采用他为《时代周刊》创立的文字风格。他用他那特大号的铅笔和粗暴的大嗓门，威逼他们听从他的要求。T·S·马修斯曾在《时代周刊》任职撰述员和编辑多年，他描述自己在杂志最初的日子说，“所有‘新手’（《时代周刊》对新进撰述员的称呼）都要把哈登生造的单词和短语背下来，而且能用则用。”但是，许多撰述员后来回忆说，采用这种风格更多地不在于上面所施加的压力，而在于它是杂志的文化特色之所在，令人几乎无法抗拒。虽然杂志经过多年努力，企图使记者逐步摆脱原有的哈登风格的过分之处，但甚至数十年后，马修斯回忆说：“印记已深入我们的灵魂，以致改革的尝试徒劳无功。”标准化的风格有时令认真的撰述员深感郁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即将成名的小说家约翰·奥哈拉（John O Hara）曾为《时代周刊》写了几个月体育报道，随后他却逃往了《纽约客》。虽然后来的出逃者通常比奥哈拉干的时间长一些，但这种出逃在几十年里并不鲜见。其他一些撰述员则顺利地融入了《时代周刊》的体系，珍视它的独特写作风格，而且一待就是很多年。

“时代体”或者“时代风格”——人们经常这样称呼《时代周刊》的写作风格，有时带着嘲讽，有时带着深情——至少是具有感染力的，而且不是只有这份杂志才使用它。《时代周刊》生造的、重新发掘的或从外语中借来的词汇，比如tycoon（大亨）、pundit（专家）、socialite（社交名流）、kudos（荣誉），都成了现代英语的持久组成部分。在许多年里，各大学校均以模仿《时代周刊》为乐事，并为掌握了时代体而欣喜异常。一篇1931年的华盛顿大学讽刺文章写道：“选美皇后弗吉尼亚·克拉克那穿着白毛衣的美貌朋友詹姆斯·格雷厄姆·伍德福德（‘拉拉队长’）大步闯入……会议，嘴里喷着火。”“在四十挺机枪的突突声中，希斯佐纳尔·佩德罗·德·米格尔（Hizzoner Pedro de Miguel）市长上任了。”一则海军学院仿《时代周刊》的外国新闻报道宣称。卢斯和哈登的母校霍奇基斯以时代体制作了一期学生杂志《索引》（Index）。《时代周刊》本身也鼓励一些诸如此类的模仿。1934年，卡车和巴士制造商怀特公司征召了几位《时代周刊》编辑，来帮助他们制作一期仿《时代周刊》刊物为公司做宣传，刊物的封面报道为“年度卡车”。即使是主流报纸和杂志，在报道《时代周刊》的发展和卢斯与哈登的活动时，也忍不住在自己的报道中模仿时代体。“一种新的权势人物或者说大亨的诞生，今日午间被说话很快的年轻成功人士亨利·R·卢斯所预言。”一位《罗切斯特》的记者1929年指出。一份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市的报纸在卢斯现身班夫公园（Banff）时写道：“根本做不了杂志代言人的是心情愉快、平易近人、精力充沛的前初出茅庐者亨利·卢斯。”即使是哈里的母亲1926年9月写信告诉他自己即将离开中国时，也禁不住揶揄了一把时代体：“正如《时代周刊》会说的那样，美国隐隐临近了。”

与《时代周刊》的语言一样独特的，而且与之息息相关的，是杂志的意见和态度。卢斯和哈登从一开始就承诺，《时代周刊》不会成为“意见文摘”，而且不会“怀有私心”，它将是“客观的”和“不偏不倚的”。在许多方面，至少在开始时，他们兑现了这一承诺。《时代周刊》没有明确偏袒任何政党，至少卢斯本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并不确定他是更倾向民主党还是共和党（1924年，他和哈登投了卡尔文·柯立芝的票；1928年，哈登投了胡佛的票，但卢斯投了阿尔·史密斯的票）。多年后，卢斯对某些期数的强烈意见确实左右了——而且有时扭曲了——报道；与此不同的是，无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相当长的时间里，《时代周刊》很少采取明确或持续不变的立场。但是，该杂志仍然充斥着意见，即使这些意见前后不一致。确实，它坚持对报道的几乎一切事情都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它们是如何随意和多变。这种坚持是其根本特征的一部分。

在一定程度上，《时代周刊》的好发议论的笔调不过是一种文学手段，和杂志古怪的语言一样。这部分地体现了一代人的桀骜不驯，像卢斯和哈登一样，这些人成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深受怀疑精神的影响，而且看不惯他们那个时代的虚伪。尤其是哈登，他继续效仿H·L·门肯的做法，对几乎每个重要人物冷嘲热讽。《时代周刊》的态度，而不是它的文字风格，至少与门肯的《时髦人士》有共同之处。《时髦人士》由门肯与乔治·简·纳森主编，并被他们称为“机智的杂志”。

但《时代周刊》的世界观不只是反映了一般化的桀骜不驯，它还传达出其主要编辑和撰述员所抱持的精英文化保守主义。一方面，《时代周刊》与辛克莱·刘易斯以及其他一些人一样，蔑视下层资产阶级的品位和价值观（哈登借用门肯的说法，偶尔称之为“愚民大众”）。《时代周刊》只是在字里行间隐隐表达出这种蔑视，因为它知道其蔑视的对象正是或者可能成为其重要的读者。但至少在最初几年里，它表现出不少优越感——编辑会鄙夷地描述和称呼在他们看来愚钝和粗野的人，并且使用诡秘的趣闻和轻蔑的词组，从而令在他们看来乏味的人显得浮夸和可笑。“这是蠢人的信念，”《时代周刊》评论一部不敬的戏剧时说，“认为只有庄严的才有可能是深刻的，而看似讽刺的则是冷漠的。”

《时代周刊》同样瞧不起同代人中的离经叛道者，这些人试图颠覆传统高雅文化的许多准则。无论是对于艺术革命，还是无趣的因循守旧，哈登和卢斯一样强烈反对。在《时代周刊》创刊号中，编辑们尖刻地批评了在他们看来不可理解的著作。“表达要清晰绝不是著作家任务的一部分。”编辑们非难现代主义作家说。对今人眼中的二十世纪两部伟大的杰作，《时代周刊》尤其看不上。“对门外汉来说，”它形容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说，“似乎乔伊斯先生选取了约五十万各类词汇——很多词汇不为可敬的人士所耳闻——并将它们放在一个巨大的帽子里摇来摇去，然后把它们取出来串在一起。”对于T·S·艾略特的《荒原》，撰述员们不屑地指出：“有传闻说它本是要被写成一个恶作剧。”这篇文章起了一个神秘的标题“Shantih Shantih Shantih”印度教祷文，意为和平。取自《荒原》最后一行晦涩的诗。甚至不那么激进的知识分子也为《时代周刊》所蔑视。它无端地评论说，那些机智的、自觉“聪明”的、阿尔冈昆圆桌会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是“想象中的上帝选民”，是“互相追捧与互相利用者”，实际上和“聪明的长舌妇”差不多。现代艺术也遭到怀疑。杂志声称，立体主义“本身有成为习惯手法的危险”。在同一期中，《时代周刊》强烈地为经典教育做出了辩护，因为“希腊和罗马思想是我们文化的核心”。

《时代周刊》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着迷于有影响力的人士。“一般大众并不令人感兴趣，”卢斯曾说，“只有个人才会令人感到兴奋。”在几十年里，从创刊号开始，几乎每一期《时代周刊》封面都登着一个男性名人或者在极少数情况下女性名人的肖像（1928年曾登了一幅巴赛特猎犬的肖像，此举是为了吸引人们关注纽约威斯敏斯特犬业俱乐部的年度狗展）。从1927年开始，杂志每年一月评选出“年度人物”，首位年度人物是查尔斯·林德伯格。在《时代周刊》问世后的头五十年里，只有两位女性当选“年度人物”——1937年的沃利斯·辛普森，1953年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面肖像——开始是素描和黑白照片，1929年起逐渐为彩色画像所取代——成了该杂志的标志性特色。在几十年里，当选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在许多读者看来似乎是一项很高的荣誉（在编辑们看来更是如此）。当杂志偶尔选择有争议性的或被人唾骂的人士作为封面人物时，它实际上也招致了相当大的批评。例如，1930年的当选者是阿尔·卡彭（面带微笑，穿着高雅），一位读者称此次评选为“对公德的粗暴践踏”——就好像评选本身意味着赞赏一样。但封面人物绝大多数是通常意义上的杰出人士和受人尊敬的人。重要的公众人物——政治家、商界领袖、将军以及艺术、娱乐和体育界的名流——是主要的入选者。尽管大多数当选者是美国人，但亲英的哈登和卢斯也选了大量英国名人和零星的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封面人物的简介或者令人屏息激赏，或者偶尔令人切齿痛恨，但它们几乎总是有着高度的判断力和丝丝入扣的细节（《时代周刊》的独特语言既可以很容易地为之光彩照人，又可以很容易地使之黯然失色）。封面报道通常专注于权力，所以并不奇怪，杂志将焦点对准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物。在杂志的前五十年里，斯大林十二次出现在封面上，罗斯福、丘吉尔、弗朗哥和墨索里尼分别出现了八次，希特勒七次，蒋介石十次。

封面报道本身只是标志着《时代周刊》的一种深沉的信念，力图呈现历史上权势人物的作用。每一期的开篇语是对总统一周行踪的叙述，无论他的活动是多么琐碎。总统收到了其无意出席的职业棒球世界系列赛门票，这和他签署法令一样值得报道。总统接受了少女篝火团的荣誉主席职位，这和他对于美国在世界法院的成员资格的考虑得到了同样程度的关注。总统度假期间的琐事——租住乡间别墅，在散步时被“滂沱大雨淋了个透”，庆祝儿子的生日——可以占去一栏栏的文字。总统也当然是品德高尚的人。沃伦·哈丁尽管“不是非凡之人”，比不得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但仍然“举足轻重和成功，是美国谦逊理想的化身，他朴实的品德使之受到众人景仰”。柯立芝也是一个“真正谦卑”和“正直诚实”的人，“与民众建立起了深厚的情意”。即使在最失意的时刻，赫伯特·胡佛也是“一个高尚、能干、勤勉、有责任心的人。他怀抱着‘对自己的无限信任’，把自己奉献给了他的国家、执政艺术和儿童”。只有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入主白宫时，《时代周刊》才开始放弃它那恭敬的笔调。

和许多美国人一样，《时代周刊》的编辑们着迷于墨索里尼，着迷于他显然成功地为意大利通常混乱的政局带来了秩序和稳定。它指出，他是“所有意大利人无所不能、刚健有为、精力充沛的独裁者”，无异于“拿破仑再世”。着迷常常和崇敬之意密不可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包括不少记者同行在内的许多美国人一样，《时代周刊》对墨索里尼崇敬不已。《时代周刊》写道，墨索里尼这个人具有“非凡的自我控制力和罕有的判断力，能够高效地将他的想法付诸实施，以解决现有问题”。他是一个“品德高尚和富有魅力”的人。在回顾1925年时，《时代周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毫无疑问”，墨索里尼“在过去的一年里为意大利创造了奇迹”，他应当得到“毫不吝惜的褒奖和祝贺”。不过，《时代周刊》远远不是最崇敬墨索里尼的新闻刊物。赫斯特旗下的报纸对他有着高度的认同（“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赫斯特本人说，此前他在采访墨索里尼时受到墨氏的恭维）。长期担任《纽约时报》驻罗马记者的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始终把他理想化。《星期六晚邮报》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都把他当偶像来报道。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及之后，随着墨索里尼政权变得日益残暴和军国主义化，《时代周刊》对他的看法才逐渐负面起来，但它在那些年里从未给墨氏以恰当的批判，至少不如一些其他的期刊，其中包括哈登的前雇主《纽约世界报》。

虽然墨索里尼常常使《时代周刊》的编辑们着迷，斯大林却没有这般魅力。当然，与所有伟大的权势人物一样，斯大林也是《时代周刊》非常感兴趣的人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却难以掩饰对斯大林的鄙夷。《时代周刊》对苏联的看法——对其他人在俄国的亲身经历视而不见——笼罩在东方主义的神秘之下。这是一片“奇怪和不可思议的土地，它的灵魂沉浸在神秘之中，它的眼睛有时放出狂热的光，它的生命律动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斯大林本人就反映了他的国家所特有的黑暗和神秘：他是一个被“无始无终的沉默”笼罩的人。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时代周刊》的编辑们将他视为激进主义的主要鼓吹者，既令他们厌恶，又令他们惧怕。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虽然1919~1920年的“赤色恐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信的，但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仇恨（与对内部颠覆的过度恐惧相比）仍很强烈，甚至到了狂热的程度。《时代周刊》注意到，苏维埃俄国自称“资本主义的墓地”。它是基督教的敌人，正在进行“反宗教斗争”。它也是一股革命力量，“公开宣称其目的是要在每一块土地上挑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独裁者斯大林”，《时代周刊》一贯如此称呼他，是一个“冷血的行动家”，带着“东方的无情面具”。

《时代周刊》对美国以外的世界的封面报道，其要旨自然与卢斯和哈登的态度是一致的。但它所反映的更多的是另一个人的观点：莱尔德·戈尔兹伯勒（Laird Goldsborough），他睿智而富有争议，从1925年至1938年在《时代周刊》任外国新闻编辑。戈尔兹伯勒——比卢斯和哈登小五岁——差不多从耶鲁一毕业就来到了《时代周刊》，而且很快就在编辑队伍中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因为他能力出众，几乎每个星期全凭他一己之力都准时而利落地编好外国新闻版面。在高压之下的《时代周刊》编辑部里，不给领导添麻烦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在任职之初就成了凤毛麟角的人，哈登、卢斯和后来的主编都很少改动其稿件，哪怕是小修小改。即便戈尔兹伯勒表达的观点经常可能比哈登和卢斯所希望的更坚决或极端，但他们通常表示接受，认为这是为他的写作技巧和效率付出的代价（在任何情况下，戈尔兹伯勒的观点罕有和他们的观点相差太远的）。

戈尔兹伯勒是一个奇怪且十分浪漫的人。由于一场意外，他的身体自童年起就部分残疾，走路时拄着一根精致的金头手杖，这根手杖几乎和他融为了一体。他还有些耳背，这愈发使他显出一副令人害怕的冷漠形象。他是欧洲——它的传统、文化和贵族制——的热情崇拜者。他对他那个时代的现代主义趋势持怀疑态度。但他对自己固有的态度和意见无比自信。他爱好奢侈享受，在随后的几年里，也就是他在欧洲四处出差期间，他甚至使得《时代周刊》异常宽裕的差旅账户也不堪重负。

他在文化和政治上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立场使他更加憎恶布尔什维克主义，这几乎左右了他所写的一切文章。他崇拜墨索里尼——有时不吝褒奖，有时又报以微词——主要是因为他仇恨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与之相比，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墨索里尼似乎是一个虽不尽如人意但比较好的选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没有什么美国记者比戈尔兹伯勒更加敌视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事业，他不完全失实地将其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也没有什么美国记者比他对弗朗哥更加友好，他把弗朗哥视为和墨索里尼一样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堡垒。尽管戈尔兹伯勒对希特勒只有鄙夷，但他没有意识到纳粹政权对世界的危害程度之大，也从未对德国犹太人不断恶化的境遇表现出多少关切。他通常并不公开反犹太人，但和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一样，他显然相信犹太人和激进分子之间存在特殊的联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大肆抨击当时领导着法国第一个人民阵线联合政府的法国总理莱昂·布鲁姆（Leon Blum）。布鲁姆虽然是左派人士，但本身不是共产党员。然而，在戈尔兹伯勒看来，布鲁姆“显著的犹太品性使法国头号社会党人（即布鲁姆）深得莫斯科认同”。他始终称其为“犹太人布鲁姆”，并声称他“身上燃烧着宗教狂热”（戈尔兹伯勒此言，是指布鲁姆身上混合着两样东西，即他声称的布鲁姆的犹太品性和对法西斯的仇恨）。

但是，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时代周刊》远远超过了许多同代人，这就是它对种族问题的关心。毋庸讳言，《时代周刊》不是种族平等的斗士，而且它带有不经意的种族歧视的色彩（哈登生造的许多荒诞不经的新词之一，也许是其中最无礼的一个，就是“黑种白痴”，用以形容非裔美国罪犯和歹徒）。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及甚至在它整个漫长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时代周刊》经常以其固执己见的风格提醒世人关注种族不平等。在非裔美国人一贯被低贱和屈辱地描述的时代里，《时代周刊》自觉地选择尊重他们。当提到黑人男子和妇女时，他们经常称之为“先生”和“夫人”，这种做法在大多数美国报纸上是罕见的，在南方实际上更是闻所未闻。这没有逃过许多南部白人读者的眼睛，他们愤怒地表示抗议，却无济于事（“亨德森先生愿意自己被直接称为‘亨德森’吗？”哈登在回信中简慢地对一个南方白人说，此人在来信中抗议《时代周刊》“美化黑人”。其实，《时代周刊》很少用“先生”来称呼白人，这导致卢斯多年后评论说，哈登“有一点恶毒”）。《时代周刊》以不寻常的冷静态度在创刊号中这样报道发生在华盛顿的一场示威：“两千名来自菲利斯·惠特利基督教女青年会的黑人妇女，以庄严和平静的语言抗议一项议案，该议案建议在国会大厦竖立一尊‘南方黑人奶妈’的雕像。”

在《时代周刊》创刊之初的几年里，最引人关注的美国黑人种族歧视问题是私刑处死，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甚至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经常发生，但许多主要新闻机构对此基本上视而不见。《时代周刊》始终以尖锐而有力的语言报道私刑处死事件细节。它曾令人毛骨悚然地讲述了发生在密苏里州的一桩这样的事件。在报道的末尾，它说：“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死了。他被乡巴佬们有预谋地用暴力杀死了，这些人令人作呕地相信他们是在维护养育他们长大的那个种族的尊严。他们的所为，有人称之为谋杀，而其他人称之为私刑处死。”在许多年里，《时代周刊》是每年坚持记录私刑处死事件的极少数白人刊物之一。

作为一个带有许多偏见的人，哈登关注私刑处死和其他恶劣的种族主义行为，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他蔑视应当为此负责的白人“乡巴佬”，而不是因为他真正支持种族平等的事业。虽然卢斯本人不是种族平等的斗士，但无论他的背景（鉴于他在中国长大）还是世界观都要更国际化一些；他在数十年里报道和评论种族问题的记录证明，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尽管有许多局限性，但无论如何是真诚的。

比《时代周刊》的诸多特质——它的语言、意见、态度和朝气——更重要的是它的版式，因为《时代周刊》首先想成为一份实用的新闻文摘。从哈登和卢斯在耶鲁最初的设想，到选择刊名以呈现其宗旨，到它成立为综合别人所做报道的机构，《时代周刊》认为其主要宗旨在于以简洁、易读和有条有理的方式，为忙碌的人士提供高效而深入的世界新闻报道。《时代周刊》曾以多种形式宣传自己，但一以贯之的是这样一个承诺：在保证读者知晓时势的同时为他们节省宝贵的时间。一个鲜明的例子是一张1925年寄给潜在订户的折叠明信片，上面印有其所谓的“三幕戏剧”。它特别推出了一个名叫“大忙男”的角色，沮丧地坐在满是废报纸的客厅里，“为了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买了这一堆印刷品，”他抱怨道，“但一点用都没有！我并没有随时掌握公司之外的一切新闻。”他的妻子“大忙妇”对此表示赞同。敲门声传来，第三个角色“时代”出场了，他向他们奉上“一种新的办刊理念。我这二十六页纸，包含着你们地板上所有报纸和期刊中的所有重要新闻”。

哈登和卢斯得出结论，为忙碌的人士节省时间本来就是一个成功和有利可图的事业——虽然这未经市场研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仍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也没有任何其他系统性的证据来证明。但即使他们能够利用后来时代的更高级的营销工具，他们也可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时代周刊》的设计堪称完美，顺应了它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几种社会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现代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商业越来越本土化；中产阶级人士需要更多地了解国家和世界大事。同时，很多职业人士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投到工作上。对他们来说，要抽出时间去了解——哪怕一点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圈之外发生的事，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需要了解的信息量——和琳琅满目的试图将这些信息传达给他们的刊物——令人实在不知所措。《时代周刊》的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的编辑们懂得很多美国人是多么渴望能有一种为他们辨别和整理那个时代重要信息的刊物。

新兴中产阶级对信息性和知识性文摘的需求日益迫切。认识到这一点的并非只有《时代周刊》。哈佛大学在“一战”之前不久就开风气之先，编辑出版了大获成功的“《哈佛经典》”，它声称要为读者奉上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和思想的精粹。据称由哈佛校长查尔斯·W·艾略特亲自主编的这套“五英尺书架丛书”，将成为“具有无与伦比的全面性和权威性的阅读教程”。在引导读者阅读这套丛书的补卷中，编辑们声称读者每天只要花不到十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借此教育自己。1922年，在《时代周刊》创刊仅仅一年之前，德威特（DeWitt）和莱拉·华莱士（Lila Wallace）创办了《读者文摘》，它提供的浓缩信息有许多来源——图书、报纸和其他杂志，而且它经过精心编辑和包装，针对的是没有时间或意愿进行广泛和深入阅读的读者（与《时代周刊》不同的是，《读者文摘》向大部分提供了材料的刊物付了钱，而且通常会注明报道的原始来源。此外，它并不将从多种来源取得的材料进行综合，也不主张内容的原创性）。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读者文摘》的发行量有一百多万份，仍远远超过《时代周刊》。

《时代周刊》也是对美国文化全国性扩张的一种反映——并最终成了这种全国性扩张的促进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美国人生活、工作和了解世界的方式迅速标准化了。在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922年的著名小说《巴比特》中，主角乔治·F·巴比特在致泽尼斯（小说的发生地，显然是以辛辛那提为蓝本而虚构的城市）房地产局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了这种变化：

我要告诉诸位，泽尼斯（Zenith）和她的姊妹城市正在出产一种新的文明。泽尼斯和其他这些城市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我真为此感到高兴！整个美国的商店、办公室、街道、酒店、服装和报纸，都异乎寻常地、越来越多地、合乎情理地标准化了。这显示出我们的文明是何等强大和持久！

对巴比特而言，这是中产阶级文化的伟大成就（而对刘易斯而言，这是它的巨大失败）。它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全国性的中产阶级世界观的确立，代表着中产阶级人士的兴趣从本地社区转向了全国性问题、事件和机构，还代表着一种经济繁荣和城市化所催生的新消费主义，这种消费主义反映了更世俗的、贪图享乐的现代中产阶级文化——《时代周刊》在广告宣传册中称现代中产阶级为“更年轻的一代，习惯于美好和便利的事物”。现代中产阶级文化的标准化是许多事物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商业电台（诞生于1920年）和电影（电影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如日中天，一方面是由于城市里大型影院林立，另一方面是由于1927年出现了有声电影）。但《时代周刊》也起了一些作用。除全国性通讯社——它的报道由地方报纸的编辑依据自己的兴趣和品位进行筛选——之外，《时代周刊》——它甚至在其早期根基不稳的年代里就在每一个州都拥有订户——一度曾是唯一名副其实的全国性新闻机构。所有其他报纸的触角都没有超出其所在城市太远。电台新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是由一个播音员将各大新闻头条每天播报数次。新闻纪录影片中还不太显眼。即使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其发行量相对较少，但《时代周刊》已崛起为新闻业的一支重要力量，究其原因，就在于它来到了全国各地的男男女女身边，承诺把他们从封闭和狭隘中拯救出来，并帮助他们做好迎接大千世界的准备。“你受得了自己被视为小地方的人吗？”它在一份早期的广告传单中这样问潜在订户，“你受得了自己是一个从小地方来的人吗？文明在一千条战线上前进——商业、艺术、政治、科学、宗教。你只能无视它，并且退回几百年之前。但你受得了生活在黑暗时代吗？”

卢斯、哈登和《时代周刊》的其他创始人并未期望杂志有很大的发行量（一开始也没有特别在意这一点）。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创立一份“高品质”的杂志，针对的是相对精英的读者群体——忙碌的职业人士，正是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他们想出了自己的伟大计划。他们的目标受众是富裕而有教养的男男女女，“因环境和教育的影响而具有现代意识”。他们起先的征订对象来自常青藤盟校的校友、精英男子俱乐部和乡村俱乐部的成员、公司董事会成员、《哈佛经典》的购买者、社交名人和《名人录》（Who’s Who）上榜者。《时代周刊》自夸拥有知名银行家、实业家和政治家（包括富兰克林·D·罗斯福）等早期订户。但它的读者群体更重要的特征，至少对广告商来说，在于他们相对年轻和富有（“百分之七十的《时代周刊》订户在四十岁以下。”公司夸耀说）。“我们的订户，”他们宣称，“绝大多数可归类于……实力强大的商业及职场领袖……年轻一代的、已具备影响力但仍在向上攀登的——当然是向着更多财富和更大影响力攀登——商业和专业人士以及他们的妻子。”在一个以“气质、财富和阶层极其多样化”为特征的国家里，《时代周刊》的一则广告认为，“我们的成功在于击中了美国最重要最有趣的阶层——年轻一代商业高管——的幻想和想象，他们不仅生理上年轻，而且还拥有年轻的精神和世界观”。

在早期奋斗的日子里，《时代周刊》的员工十分得意。在他们看来，它的发行方式是“独一无二的”。他们认为，它是一种由一群与编辑心意相通的人组成的俱乐部（“一位读者坐火车时将会看到另一个人在阅读《时代周刊》，”卢斯曾说，“这就足以充当介绍语了”）。他们声称，《时代周刊》的读者构成了一个“聚居群落”，里面充满了“男男女女，他们拥有知悉和理解新闻的共同愿望……这是一个独特的人群……不同于所有其他杂志的读者群体”。这样的介绍词是一种实用的广告手法。但《时代周刊》的领导者真诚地相信它是真的，这种信念部分地建立在经常实施的读者调查基础上，调查虽不科学但覆盖广泛。1928年，公司从克里弗兰迁回纽约后不久，《时代周刊》给一万名订户寄了一份标题古怪的调查问卷“您是否拥有马匹？”，收回的问卷有四千多份，约占读者群体的3%。结果它进一步证实了发行和广告部门一直声称的所有假设。调查对象有90%在六十五岁以下，超过80%“明显属于高级管理者和专业人士阶层”，27%是经理人员和“不只在自己公司任职”的董事会成员，62%拥有股票和债券；超过一半雇有佣人，四分之一雇的佣人不止一个；超过40%是乡村俱乐部的成员；三分之一曾去欧洲旅行，另有四分之一打算去；近11%确实“拥有一匹马”。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的几年里——发行量尚未增大到难以区分读者经济实力的程度——在对各大杂志订户富有程度的几次调查中，《时代周刊》都排名第一，这个位置后来在数十年里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所占据。一则1928年的广告堂而皇之地宣称，《时代周刊》“已经在美国出版史上建立起最伟大、最庞大、最健全的发行体系”。

哈登欣赏将《时代周刊》读者群建成一个独特的精英“俱乐部”的想法，并且逐渐认为发行量不应超出二十五万太多。发行太多也许会降低订户的整体质量。卢斯设想的读者群要大得多。创刊后不久，卢斯拼命地写信问莱拉，她那尊贵的继父怎么看待《时代周刊》。卢斯说，“他的赞许将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证明”，因为他富有，声望很高，并且“成熟而稳重”。如果《时代周刊》能为他这样的人所“认可”，“我们以后就能开疆拓土，赶上乔治·F·巴比特之类的乌合之众”（弗雷德里克·哈斯克尔显然未作回应）。

为了迁回纽约，哈登费了很大劲，但这并没有长久地减轻他的无聊和不安，他在克里弗兰时一直受此困扰。他明显不开心，近乎疯狂地寻求刺激和兴奋，行为反复无常，有时甚至弄巧成拙。对此，朋友和同事们经常议论纷纷。迁回纽约后不久，哈登将《时代周刊》的主编职位让给了卢斯。轮换岗位从一开始就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但是——除了哈登1926年曾短暂离开主编职位，从而使自己有更多时间待在纽约之外——两个人都没有真正强求遵循他们最初的约定。对哈登来说，编辑《时代周刊》一直是激情使然，而且其他杂志事务都不能给他带来些微满足感。几乎可以确定，他1928年同意放弃主编职位，这显出他感到无聊，企图寻求新的不同挑战。“他并不只是对《时代周刊》失去了兴趣，”卢斯多年以后声称，“他似乎对任何其他事情都提不起兴致。”

哈登虽然表面上在接手公司的经营事务，但他并没有花什么精力在长久以来由卢斯主管的日常事务上，比如发行、广告、印刷和人员管理。相反，他经常深夜走进编辑部，重新修订卢斯已经批准的稿件。他很快就厌倦了新的职位，于是开始寻求其他富有创造性的项目，这样或许可以减轻他的厌倦感。1927年，时代公司制作了一份名字有点古怪的内部刊物《浪潮》（Tide），其版式和风格都效仿《时代周刊》。它被作为一种宣传册免费派发给潜在的广告客户。离开《时代周刊》主编职位后不久，哈登决定——尽管遭到卢斯和其他同事极力质疑——将《浪潮》改造为一份针对付费订户的真正的广告杂志。它很快就从薄薄的小册子变成了一份货真价实的杂志。它的封面几乎与《时代周刊》一模一样（尽管边框为蓝色，而不是红色），而它的“部门”也与作为新闻杂志的《时代周刊》没有什么不同。《浪潮》很少收到来信，所以哈登和手下的编辑们便自己动手，并假托是他人所写（这是哈登在《时代周刊》初期阶段偶尔为之的一种做法）。有一阵子，哈登将全副身心投到了《浪潮》上，与他当初为创办《时代周刊》而付出的精力和热情同样多。但他的满足感并未持续太久。《浪潮》并没有如其所愿地蓬勃发展起来。在最初的两年里，它的发行量从未达到过五千份，而且它仅有一千五百名付费订户（时代公司在1930年将其出售，它成了广告行业一家不算特别成功的独立企业，一直生存到1959年）。无论如何，一本不成气候的广告杂志不足以满足哈登的期望，而且他开始在《浪潮》上无端地刊登文章抨击对杂志有兴趣的广告客户——包括重要的《时代周刊》客户，借以表达他的沮丧（“当一位布道士变身商业作家，并将他之前工作的自鸣得意的陈词滥调生搬硬套到他的新工作上，”他谈及一位知名的汽车广告公司经理时说，“他应该在刺耳的嘲笑声中停下来。”）坐立不安的哈登还开始为公司设想新的项目。他在笔记本里用一页纸记下了扩张公司的想法:“公交杂志、体育杂志、航空杂志、文秘杂志、书信杂志、时代月刊、女性杂志、日报”以及许多其他项目。

与此同时，卢斯全心全意地投入了《时代周刊》的编辑工作。和哈登相比，他是一个更高效、更有条理的编辑。他给撰述员和编辑制定了一份日程表，定期举行会议，每周组织员工对每期杂志进行点评。“要敢于严厉批评同事的工作，而且，偶尔要提出好点子。”他写道。他也比哈登更冷静，反复无常之举也更少。尽管哈登激发起员工的忠诚度，但有些编辑和撰述员显然更喜欢卢斯，而不是他脾气火暴的合伙人；其余的人则怀念哈登曾经给编辑部带来的活力和灵感。不管怎样，由于员工们都受到哈登风格和品位的深刻影响，所以与之前哈登主编时相比，《时代周刊》在卢斯的主编下并没有明显不同。正如哈登既做发行人又兼做编辑一样，现在身为编辑的卢斯，发现自己兼起了发行人，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公司经营上投入了如此大的精力，以致难以撒手不管；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弥补哈登的不专心。

在办公室之外，哈登多年来一直过着的紧张而放荡不羁的生活，变得越发不可收拾。朋友们开始发觉他身上的变化——一位朋友后来回忆说，他变得“日益紧张、易怒，而且很难相处。他拼命地想过得开心一点，但似乎没有什么可以令他快乐”。他常常抱怨无聊得很，并迫使周围的人和他一道疯狂地消遣娱乐。他一贯好酒贪杯，并逐渐成为一个自我摧残的酒鬼。每天夜里，他几乎都要熬到很晚，不是举行派对，就是打探哪里有派对。他开始参与或挑起斗殴，因此而屡屡被拘押在监狱里过夜。他似乎害怕回到公寓里一个人睡觉，这表明他的无聊和放荡不羁部分是源于他的孤独。他早上上班时经常睡眼惺忪，因为他前晚只睡了几个小时——有时甚至没睡觉。哈登有很多朋友，但知己很少。他的一位老同事后来写道，他“凶猛好斗”的脾性掩盖着他在正常的人际交往上的局促不安，或者说一种深藏于内心的羞怯感。他几乎没有和女人之间发生过真感情，有时甚至显得讨厌女人。1926年，当一位《时代周刊》的董事建议任命一个女董事时，哈登轻蔑地回答说：“女人何德何能？她们既不具备恰当观察事物的能力，又倾向于夸大其词，并且渴求生活在虚幻的乐境里……她们明显缺乏幽默感、公平意识、良好的气度和责任感等基本素质。”在很多人眼里，他似乎难以适应成年后的生活（一直钟情于棒球的他开始在中央公园参加青少年棒球联赛，尽管它仅限十八岁以下的球员参加。每当公园管理人员经过时，他就极力把胡子遮起来）。据他的一个朋友后来的叙述（无法证实），哈登会定期失踪几天，甚至几周，有一次他去了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农场，另有一次他在一艘拖船上干活，闹得卢斯只好派员工四处去寻找他，并把他带回来。

卢斯在办公室以外的时间里很少与哈登接触。晚上的时光，他要么和家人一起度过（他的二儿子彼得于1928年出生），要么在哈登嗤之以鼻的企业社交场合度过。在工作中，两个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在迅速恶化。他们的友情一直很复杂，充满了竞争，而且他们之间长年关系紧张，但他们的冲突很少持续很长时间。然而，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他们弥合分歧的能力似乎日渐下降。哈登对卢斯既蔑视又羡慕——他蔑视卢斯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同时自己又渴望生活稳定。1926年，耶鲁授予卢斯荣誉硕士学位——对于像他这样年轻的人来说，这是一项意义非凡的荣誉——以表彰他“在一个新颖而可敬的新闻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卢斯当然极为激动，尽管他意识到这会令哈登不快，因为哈登或许认为自己同样有资格获得这项荣誉，而且他也的确有这个资格。哈里与家人、岳父母和朋友一起愉快地参加了在耶鲁举行的毕业典礼。但他并没有邀请哈登，甚至没有告诉他自己将要被授予这项荣誉学位。哈登从他人口中才得悉此事，他深感不满，既愤恨卢斯获授学位这件事，又恼怒卢斯没有告诉他。

但是，感觉不快的并非哈登一人。哈里同样开始不满布里顿起来，愤恨他反复无常的行为，愤恨他对公司和细节缺乏耐心，愤恨他在公司内比自己更有魅力和影响力。“这个哈登——卢斯心结当然令人烦恼，”他1927年年底写信对莱拉说，“我们之间的分歧是如此之大——不过，我看不出有比彼此将就更好的出路……这封信应立马撕掉。”最重要的是，他痛恨哈登对他的想法的蔑视与不以为然。哈里不喜欢《浪潮》，认为它是一个严重的失误，但他并没有力图阻挠。但是，从1928年开始，卢斯酝酿创办一本商业杂志。他遇到了哈登的坚决反对（虽然“公交杂志”在布里顿自己的扩张列表中位列第一项）。哈登认为，《时代周刊》仍然过于弱小，尚无力创办另一份杂志——他自己创办《浪潮》时，显然未曾有过这种担忧。卢斯很可能认为，哈登之所以从中作梗，是因为他想阻止哈里创办一份不是他自己发起的杂志。

在迁往克里弗兰之前，哈登一直住在父母家里，那时他的生活至少有所约束。当他开始独自一人生活，无论当初在克里弗兰，还是现在回到纽约之后，他的行为开始失控。鉴于他无聊、不安、明显抑郁和疲惫不堪，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到1928年年底，他开始变得无精打采。在12月里，他向顺道来拜访的朋友抱怨说：“我身体不大好。我不知道怎么了……只是我似乎雄心不再，而且我感到虚弱无力。”一位同事回忆说，他“只是拖着自己的身躯来到办公室。他每个礼拜大部分时间会来上班，然后打电话说他不舒服”。一位办公室助理提醒卢斯说：“你最好关心一下哈登，不然他就要死了。他一定病得不轻。”有一天，哈登早早地离开了办公室，声称他需要休息。但他再也没有回来。

很可能是因为他身心疲倦，他未能从感冒中康复，而且还感染了链球菌，住进了布鲁克林的医院。再晚几年，他的病很容易治好。但是，在缺乏磺胺类药物和抗生素的情况下，医生们的治疗手段有限——主要是输血。卢斯和其他时代公司的员工为哈登献了几次血，而且哈里尽可能常去探望布里顿，虽然医生们担心他“紧张的病情”，一度在许多天里禁止别人来探望他。卢斯定期向员工通告哈登的情况，并附上医生开具的病情报告，只是情况并不妙。到一月中旬，哈登变得如此虚弱，以致他甚至再也无法写字（他不得不口授一份遗嘱，然后哆哆嗦嗦地签上一个×了事）。当哈里和他谈论《时代周刊》的情况时，布里顿变得头脑不清，无法回忆起杂志最近的成功，并且得知赫伯特·胡佛是现任总统时显得很惊讶。他开始告诉前来探望的人，其中包括卢斯，“我好不了了”。哈里也担忧这一点。一月下旬，他写信给曼弗雷德·戈特弗里德，恳求他回杂志接任主编一职，他解释——如同戈特弗里德在日记中记下的那样——：“布里顿感染了链球菌，病得快死了。”1929年2月27日，在半夜时分，也就是《时代周刊》创刊之日六年之际，哈登去世了。

尽管他们之间曾有裂痕，但卢斯对哈登的离世还是感到惊愕与心烦意乱。“我不知道离开他我该怎么办，”他对同事说。他还能有什么其他感想呢？他和布里顿一直亦敌亦友，既志同道合，又彼此对抗——但无论他们关系怎样，自从他们1913年在霍奇基斯相遇以来，他们一直是密不可分的合作伙伴。卢斯肯定明白，他的生活再也不复往日了。

《时代周刊》在里程碑版块刊登了哈登的讣告，上面标以黑框——在此之前，哈登的表弟兼《时代周刊》编辑约翰·S·马丁，曾激动难抑地力图写一份有分量的讣告，但他最终放弃了。“死神上周降临到了布里顿·哈登身上，”讣告以经典的哈登风格开头，“作为他天才的创造，和他才智的继承者，《时代周刊》既不妄图为他写一份传记，也不妄图为他写一份悼词……对布里顿·哈登来说，成功绵绵不绝，而满意永无止境。”一个星期后，《时代周刊》打破通常的版式，在封底刊登了满满一页向哈登致敬的信件。版式还有另一处变化。在《时代周刊》刊头的顶部，只印了一个名字：亨利·R·卢斯。

第六章 建立帝国

卢斯是一个严肃、热忱、寻根究底的人，特立独行于时代风尚；他追求人生意义的认识，甚至他的使命感，可能比哈登愤世嫉俗的气质更适合于更清醒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布里顿·哈登的离世——卢斯称之为“惨痛的悲剧”——可能是哈里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哈登的死使他失去了一个合作伙伴和朋友，他们有着超过十五年剪不断理还乱的紧密联系，没有他，哈里几乎肯定不会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公司的领导者。这也使他得以实际上单独掌管时代公司。卢斯在他与哈登关系紧张的此前几年里曾渴望这种独立性。但现在，他害怕自己可能无法维系整个公司。因此，他首要的责任是让一切保持老样子——维护主要由哈登创建的整个体系和编辑方式。他请哈登的表弟约翰·S·马丁接任《时代周刊》执行主编。马丁极度崇拜布里顿。卢斯自然知道，让他主管杂志，他至少一时会奉哈登的理念和风格为圭臬。私底下，他会偶尔向妻子、妹妹、父亲，甚至董事们坦言，他无法肯定自己能否将公司独力维系下去，与之前相比他更加意识到自己对哈登活力和想象力的依赖，如果没有哈登，他担心公司会关门大吉。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卢斯将焦虑闷在心里，并且在公开场合竭力安抚同事和员工说，他能够保持公司的稳定和持续成功。

没过多久，他开始相信自己努力树立起来的形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卢斯偶尔显出不自信，他——虽然从未公开承认这一点——常将自己视为地位稍低于哈登的合作伙伴。他胜在实际做事的效率，而不是开阔的视野。渐渐地，他变成了骄傲，甚至专横的领导者，其强大的思想和信念成了他自己——以及公司——的使命。虽然他实际上回到了公司经营经理这个通常的位置上，但他再也没有将编辑权完全放手给其他任何人。在职业生涯的不同时期他拥有众多头衔，比如总裁、发行人和董事会主席等。但是，唯有总编辑的头衔卢斯总是抓住不放。

在哈登离世后的几十年里，卢斯很少提及这位前合伙人。起初，毫无疑问，他觉得需要奠定自己的地位，哪怕没有布里顿也行，从而在同事中树立信心，让他们相信他是时代公司合适的领导者。他的策略奏效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越来越少人听说过哈登，即便那些记得他的人也学会做出一副他们已经把他忘了的样子。卢斯时不时会适度向哈登致敬。他为《耶鲁每日新闻》在纽黑文捐建了一栋新的大楼，并以布里顿的名字为该楼命名。他支持哈登的表弟诺埃尔·布施（Noel Busch）为哈登写了一部小传。但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置哈登于一旁，继续前行，因为他认为沉溺于故人没有什么好处。

但是，倘若哈登还活着会怎么样呢？可以设想有几种情形，但其中任何一种都会和时代公司后来的历史相去甚远。如果他们冲突不断的关系陷入绝境，哈里和布里顿可能业已分道扬镳——布里顿很可能继续拥有《时代周刊》，而哈里决然离开；或者是已经厌倦一切和不安分的哈登将公司留给卢斯管理，但卢斯——哈登仍居于幕后——可能更难确立自己的权威（鉴于哈登拥有股份）。或者，他们可能还待在一起，哈登依然是公司的主编，而卢斯仍是经营经理。若果真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布里顿适应时代变化的能力。哈登1929年去世之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大繁荣恰好行将结束，而对哈里和布里顿这一代人而言，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的年代正在渐行渐远。哈登能放弃他无尽的离经叛道言行吗？在哈登放荡不羁的门肯式世界观的主导下，时代公司在大萧条时期能蓬勃发展吗？布里顿代表着“爵士时代”幻灭的、怀疑主义的、轻率的文化。然而，卢斯是一个严肃、热忱、寻根究底的人，特立独行于时代风尚；他追求人生意义的认识，甚至他的使命感，可能比哈登愤世嫉俗的气质更适合于更清醒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然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哈登活着，时代公司以及卢斯的命运必定会迥然不同。

作为公司唯一的领袖，卢斯的第一步行动是获取哈登的股票。哈登匆匆立下遗嘱，将他所有的财产留给了同母异父的兄弟克劳威尔·哈登（Crowell Hadden），并指示他用这笔财产帮助其母亲和继父安享晚年。他还指出，克劳威尔应该“持有我在时代公司的股票，直到我去世满四十九年之后，才能将其出售。”

无论是卢斯，还是克劳威尔·哈登，似乎并没有将最后这项指令当真。卢斯和哈登遗产继承人之间的谈判，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之间充满了敌意。在事后看来，哈登家族本应不遗余力地保留股票，因为这些股票的价值在接来下的十多年里不断飙升。但当时没有人能预料到公司未来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所以，出售股票对双方来说似乎都说得过去。克劳威尔想将哈登的遗产多元化，以便为家人提供更多的保障，同时又保留适当份额的时代公司股票。卢斯想得到公司更多的控制权，并且希望推出员工持股计划。布里顿总共拥有三千三百六十一股时代公司股票，与卢斯大致相当。1929年9月，克劳威尔将二千八百多股出售给卢斯创立的私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由公司管理层组成。时代公司股票从未在公开市场上交易过，因此卢斯征询了几位投资银行家的意见，以确定股票的价值。他们将其价格定为惊人的每股三百六十美元（两年后，价格就超过了每股一千美元）。已经是最大股东的卢斯，贷了一笔款子，为自己另行购入了六百多股。罗伊·拉尔森购买了五百五十股，成了——在多年里一直是——第二大股东。其余的股票则卖给了其他九个管理人员和公司董事。哈登遗产的继承人相应地获得了一百多万美元。

这笔交易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卢斯增加了自己数额已经很大的股份。对他来说，其真正的价值在于，这笔交易解除了哈登家族控制公司或将公司转手他人的能力。随着哈登持有的相当大份额的股票大部分被分开售出，卢斯成了唯一的控股股东。对他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如此之多的股票的所有权留在了时代公司内部——这不仅减少了外部投资者干预公司事务的可能性，还可以将他的同事们更牢固地和公司绑在一起，从而进一步激励他们为公司的成功和盈利努力工作。总之，这笔交易赋予卢斯几乎无限的权力来如其所愿地塑造公司的未来——他随即利用这种权力，来启动哈登曾极力阻挠的一个新项目。

早在哈登去世之前的1928年年底，卢斯就开始计划着创办一份新的商业杂志。他行动缓慢，甚至有些偷偷摸摸，因为哈登对这个想法明显缺乏热情。哈登认为，《时代周刊》处在发展的关键时刻，完全不必用新项目来争取关注。卢斯私下称哈登的反对意见“似是而非”，并抱怨笼罩在他的建议之上的“伟大拖延精神”。但他并没有放弃。该项目的工作在新设的实验部门进行着。卢斯创建这个部门，部分地是为了将他在做的事情与爱挑剔的合作伙伴隔离开来。他指派《时代周刊》近来相处“非常融洽”的商业撰述员帕克·劳埃德——史密斯——卢斯后来称他“才华横溢”——和睿智的研究员佛罗伦萨·霍恩，着手试验新的商业杂志。他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僻静的小房间里（就仿佛他想竭力把他们藏起来一般）。那时卢斯与哈登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张，以致这两个合作伙伴经常通过中间人沟通。哈登告诉哈里·戴维森说，他认为“应该放弃”卢斯的项目。卢斯同样通过董事会回应，请求推迟做出决定，使他能够进一步探索创办新项目的可能性。

哈登去世后，在努力稳定公司的同时，卢斯再次推迟了这个项目。但计划并未停顿。卢斯最终在1929年5月正式向董事会提交了建议，同时声称如果哈登还活着的话也会同意。卢斯承认，这项冒险是一场赌博，大约有“一半成功的机会”。但是，《时代周刊》当时拥有“非凡的、意想不到的繁荣”，“担心看起来似乎是牢骚”。董事会批准了这项建议，尽管有所保留。卢斯开始行动，计划1929年年末出刊。

在推出《时代周刊》之时，哈登和卢斯称它是世界上第一份新闻杂志；尽管这个称号容易引起争议（对手《文学摘要》也可与之一争），他们的自夸确实有其道理。就其版式、风格和见解而论，《时代周刊》是——而且在多年里一直是——一份独一无二的杂志。在《新闻周刊》于1930年创刊之前，没有刊物可与之比拟。卢斯和新商业杂志的其他创始人坚持认为，它同样是一份开创性的刊物——第一份真正客观而深入地审视商业的杂志。“出版商，”他们在招股说明书中声称，“几乎完全忽略了商业风尚。”它将第一次真正地“记录现代工业文明”。

但它并不是第一份美国商业杂志——甚至不是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审视商业的第一次努力。几十年来，通过创办各式各样的杂志，出版商一直在努力为商业世界提供服务。这些杂志大多是带有专业性质、属于特定行业的出版物，基本不为一般读者所知。但也存在一些渴望超越行业杂志的商业期刊。《世界商务》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份月刊，1930年的发行量约十万，它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直记录着美国的商业状况。凭其对商界文化的广泛探寻，它有很大理由宣称自己不仅是《财富》的先驱，而且是《财富》的样板。例如，在1929年的一期杂志中，《世界商务》详细考察了白宫的经济管理、神秘的书籍收藏领域、对连锁店的争议以及哈佛商学院的特色。像《财富》一样，《世界商务》也有着文字上的追求。它试图吸引有才华的记者和撰述员，并且力求使其报道令广大的读者感兴趣。《世界商务》也是当之无愧的商业鼓吹者。它对大企业以及“金融和产业巨头”表达出毫无保留的敬意。它大肆鼓吹经济状况——包括处于“牛市中的牛市”的股票市场——的乐观形势，这也使得它更容易受到大萧条开始后企业及其领导者财富和名誉受损的影响。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迅速衰败。1932年，它并入了另一家杂志，并在几年后被《时代周刊》的前对手、濒临倒闭的《文学摘要》兼并，而《文学摘要》本身也在1937年停刊了。

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火热的经济状况的鼓舞，其他出版商也推出了新的商业杂志，包括短命的《商业杂志》（Magazine of Business），它像《财富》一样，宣称致力于向广大读者描绘广阔的资本主义世界。但是，在许多方面，它是卢斯和《财富》的其他创始人不屑一顾的商业期刊的典型代表。在评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商业报道时，卢斯的同事埃里克·霍金斯（Eric Hodgins）很可能心中想到的就是《商业杂志》，他说这些报道“就是垃圾……他们还不如按照公司公关人员发放的传单来写”。《商业杂志》确实是它的赞助公司的志愿宣传员。它创刊于1927年，到1929年，甚至在股市崩溃之前就显出衰败之色。它在8月份被吞并了，吞并它的是一份由麦格劳——希尔公司（McGraw Hill）新出版的更重要的期刊：《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这是一份部分地受《时代周刊》激发而出版的杂志，这份杂志曾向卢斯抛出橄榄枝，但他因为支持《财富》而拒绝了这项提议。

卢斯关于《财富》的想法，部分源于他自己对商业界和商业领袖长期的和不断增长的好奇心——他有这种兴趣毫不奇怪，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年轻的商人，身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蓬勃发展的经济环境中。在美国历史上，对企业界和企业领袖的兴趣和热情很少有胜过这个时期，这种热情典型地体现在卡尔文·柯立芝精练的说法中：“美国的事务就是商业。”卢斯赞同柯立芝的看法。“商业本质上就是我们的文明……商业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他在1929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说。

但是，卢斯对于商业的兴趣部分也是出于对人类的关切。卢斯认为，因为大企业现在权倾世界，所以对美国人来说了解它们的运作是很重要的。企业领袖过去倾向于隐藏在公众的视线之外，对此起推波助澜作用的是卢斯所称的“对商业的蒙昧无知，这几乎是传媒的普遍特征”。他说，大企业需要予以诚实的审视。卢斯谴责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普遍观念，“任何稍显诚实的对商业的分析均被视为庸俗的或共产主义的，或两者兼而有之”，“所谓的当时有组织的私营商业，是上帝赋予的宇宙秩序”。让他忧心的是，对商业的报道是不加批判的，甚至是阿谀奉承的。这种盲目吹捧“大亨”——《时代周刊》对企业巨头的著名称呼——的行为已经无以为继，部分是因为商业管理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卢斯坚持认为，企业领袖主要地不再是企业的有远见的创始人；“大亨越来越少地扮演着所有者的角色，而越来越多地扮演着半独立，甚至独立的经理的角色”。这意味着企业领袖将更倾向于在社会中扮演多重角色，有时作为战略家和经理在商业以外的一切领域发挥其广泛的专长。“更多的……大亨将崛起为公众人物，”卢斯准确预见说，“因为广为人知，他们将为公众所信任……他们将不断被要求提供意见，甚至应召在地方和联邦政府中任职。”总之，和十九世纪后期专心于经营的大公司创立者相比，他们甚至会更有影响力。因此，媒体现在必须予以关注。鉴于正当《财富》推出之时，美国经济以及商业的声誉开始了大崩溃，这种跳出商业看商业的想法被证明对该杂志的成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最重要的是，新杂志的创办使卢斯得以在公司内部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发出声音的平台。当然，他为《时代周刊》感到自豪，但它从来不是真正属于他的杂志——这不仅因为它在最初几年里为哈登所主宰，而且因为它严格的版式和僵化的体制限制了甚至包括所有者在内的任何个人塑造其内容的能力。相比之下，新的商业杂志将任由卢斯按自己的无限好奇心和雄心进行设计。为忙碌而信息不灵通的人提供新闻——《时代周刊》的主要目标——是一个值得赞赏但不再完全令人满意的目标。卢斯还想传递重要观念，解决重要问题，并为商界和国家确立伟大的目标。起初，他考虑为新杂志取名“《权力》”。但最后，这个名称在他看来似乎不足以表达出他对杂志的展望。他转而——部分是响应莱拉的建议——名之为《财富》，卢斯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它不仅可指财富，也可指“机会”、“命运”和“天意”之类。

一旦全身心地投入到筹划当中，卢斯对《财富》的激情开始喷涌出来，在时代公司做过短期撰述员的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曾经观察到，这是他“旗下真正喜爱的杂志”。卢斯首要的决定之一是强调设计——使《财富》成为“一本漂亮的杂志，如果可能，甚至世界上最漂亮的杂志”。它无疑是当时经过最精心设计的刊物之一。卢斯聘用了“全国最优秀的排版和美术编辑之一”托马斯·梅特兰·克里兰德，他为杂志重新使用了优雅的十八世纪巴斯克维尔字体。卢斯还选用了特别昂贵的纸张，这种纸张没有传统的涂层光泽，但仍能印出高品质的照片。他委托著名艺术家和设计师——其中有罗克韦尔·肯特、迭戈·里维拉、查尔斯·希勒和弗尔南德·莱格尔——制作优雅而复杂的封面（创刊号的封面是一幅惹人注目的黑色与青铜色的抽象画——“命运之轮”，由克里兰德创作，不仅象征着该杂志的名称，还更广泛地象征着工业和进步）。《财富》的审美首先体现着卢斯自己对现代艺术和设计的兴趣。全国只有一家印刷公司可以满足《财富》的严格要求，那就是位于新泽西州的奥斯本彩色凹版印刷公司。每一页的每一面都有必要单独印刷。为了处理复杂的色彩，封面有时必须经过七道印刷工序。《财富》印刷成本高，所以毫不奇怪卖价也高——每份一美元，这个价格让人瞠目，因为在那个时代大多数杂志仅售五美分或十美分，但卢斯准确预见到这个价格会赋予《财富》一种地位，从而吸引来他所针对的富有的读者群体——“那些活跃、聪明、具有影响力而且在美国工商业领域举足轻重的个人”。

“现在的问题是，”卢斯在早期草拟的宣传册子中写道，“这本杂志要囊括哪些内容？”卢斯、劳埃德·史密斯以及其他几个致力于创办《财富》的人，花了好几天，甚至几个月时间就内容提出建议并进行测试。卢斯本人利用少有的空闲时间——坐在酒店大堂时，乘坐火车时——在借来的纸片上列出潜在的主题：“罗斯柴尔德家族”，“继承——家族企业”，“世界上最大的农场主”，“美国艺术作品的总价值”，“睡眠——多少小时”，“电力托拉斯”，“污水处理”，“为什么犹太人从事服装业”。据早期另一份章程所言，《财富》将“不只是一本拿来随便翻翻的杂志”。和《时代周刊》一样，它将是“一本供人从头读到尾的杂志”。

《财富》无意成为商界人士的拉拉队长，但它的确有意于提高商业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准确、生动、具体地描述现代商业是新闻业最伟大的历史任务。”卢斯在宣传小册子中宣布。甚至多年后，《财富》自称是“一本负有使命的杂志，它的使命就是协助国内外的美国商业企业成功发展”。但是，卢斯坚持认为，商业的真义不只限于工业和金融市场，而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千百万人的日常活动”。《财富》将目光放在大企业及其领袖的一般报道之外，并且寻求机会阐明经济生活的运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财富》的能量几乎是无限的。它将是“二十世纪工业文明的日志、关键历史和……记录”。卢斯坚称，它还没有意识形态的界限。“这些描述将不总是夸奖，”宣传册（以强烈的《时代周刊》风格）宣布，因为《财富》“既不贬低，也不吹捧。无论是商业航船，还是船上的人，《财富》将努力以批判和品评的眼光书写……并带着不受束缚的好奇心”。而且，阅读《财富》“可能成为每一个订户最大的生活乐趣之一”。

1929年年底，随着杂志出版日期不断临近，令人欢欣鼓舞的是，《财富》在盈利能力上进展迅速，虽然此时杂志一期也未印制出来。拉尔森于11月初向卢斯报告说，订户已达三万，而且将近八百页广告已经售出，其中单单创刊号就有八十多页广告已确定要发布。他准确地预测到，这本杂志将“在1930年实现收支平衡”。1929年10月股市暴跌后，美国经济迅速恶化，但这对卢斯的乐观情绪影响甚微。“我们还是要出版这份杂志，”他告诉董事会，“但我们一定要正视现实……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此次经济低迷可能会持续长达一年的时间。”卢斯继续前进的信心从未动摇，他甚至说服自己，新出现的大萧条对1930年2月出版创刊号的《财富》可能是一件好事。“我们不希望《财富》被视为股票市场毫无价值的点缀，”他后来回忆说，“在经济低迷中开始出版，我们就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财富》的确不是股票市场毫无价值的点缀。在前十年，虽然它经历了几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但它一直忠实于最初的几个目标。正如卢斯所希望的那样，它几乎可以肯定是美国最漂亮而且广泛发行的杂志。它还是一份真正的撰述杂志。尽管它的语言有时在模仿《时代周刊》，但《财富》并没有一成不变地强求单一的文字风格。因为这个原因，它在最初几年里吸引了如此之多的杰出特约撰稿人：詹姆斯·阿吉、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德怀特·麦克唐纳以及其他许多人。当然出现这一局面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卢斯在经济危机期间给出了较高的薪水（“我们绝对什么也没有，除了我现在在这儿挣的钱，”麦克利什虽然惦念着写诗，但总的来说比较喜欢给《财富》杂志撰稿，他在困顿时刻写信对家人说，“……这意味着我除了给《财富》写了一年稿，其他什么也没写。真令我不堪忍受”）。《财富》也因其重视摄影而显得与众不同，以至于在最初几年里它通过展示一位女士的摄影作品而大幅提升了自己，这位女士后来成了该杂志最著名的特约摄影师，她就是玛格丽特·博克–怀特。

博克–怀特得到《财富》的注意纯属偶然。她曾是对工业设计表现出兴趣的第一批美国摄影师之一。在1928年到1930年之间，她在克里弗兰拍摄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照片，其中包括一套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奥的斯钢铁公司影像，由此确立了——用卢斯的话来说——“最伟大的工业摄影师”的声誉。“在我看来，”博克–怀特当时写道，“正因为那巨大的机械、钢梁、机车等绝不是为了美而美，所以它们都美极了。它们表现着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是完全自然而然地出现的。”卢斯在克里弗兰打电报给她，邀请她来见一下他。几个星期后，《财富》以不同寻常的条件聘请了她。她每月一半的时间将为杂志工作，薪水高达一千美元一个月，而每月剩下的几个星期将听其自便。到1929年，很少有摄影师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博克–怀特本人基本上仍然不为人知。但是，卢斯在她身上看见了一个机会，可为《财富》提供一种新的明星力量。他开始宣传她与杂志的合作，仿佛她已经名声在外。在出刊前的几个月里，宣传材料中包含着整版的照片——比如“禁锢了钢铁熔液光芒”的某钢铁厂的照片，“《财富》特约摄影师：玛格丽特·博克–怀特，其人正在美国四处游览”。她后来说，她钦佩卢斯对照片作用的精到理解，钦佩他对“普通人兴趣所在”的好奇心，“仿佛他是一个超级普通人似的”。她记得卢斯曾对她说，“照相机犹如一名翻译，记录着现代工业文明是什么、怎么样、如何协调。”她后来说，这几乎是个“奇迹”，一本杂志竟能如此完美地抓住她雄心勃勃的希望——“我怀揣着用照片展现工业的梦想，他们筹划着能装下这类照片的新杂志”。

时代公司并没有聘用女性出任瞩目职位的惯例。公司里有才能的女性比比皆是，但她们几乎从未摆脱过实际上全是女性的研究和文职岗位，这些岗位——尽管对杂志来说必不可少——极少被视为可从中选拔撰述员和编辑的人才库。博克–怀特是最早打破这种局面的女性之一，她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时代公司以前从未聘请过专业摄影师，而且尽管她名气越来越大，但公司从某方面来讲可以认为她从事的并不是杂志核心的编辑工作。也许是因为她处在不应该的职位上，所以她和她的编辑几乎总是发生冲突——为钱，为她照片的品质，为她“不适当”地给其他刊物拍摄照片。一位编辑写道，她在编辑人员中的名声，就是一个“无论去哪里做事都惹麻烦和让人头痛”的人。然而，在《财富》（及以后的《生活》）的最初几年里，她所提供的一些照片，是杂志发表过的照片中最难忘和最重要的。而且，与任何其他的编辑人员相比，她在许多方面更负盛名（也更有推广价值）。

博克–怀特对于《财富》如此之宝贵的原因之一，在于她的摄影审美观契合了——并部分地塑造了——该杂志的一个重要方面：卢斯本人对所谓的“机器时代”的迷恋和赞赏。正如博克–怀特在克里弗兰发现自己被现代物理构件所吸引一样，卢斯和他的《财富》员工也着迷于现代工业世界所创造的新的社会审美观。他们对技术的美和力量的热情在《财富》创刊号中清晰可见，其中发表了博克——怀特提供的芝加哥斯威夫特肉类加工厂的照片。这个实质上是屠宰场的加工厂，似乎不可能成为新的机器时代的代表。但博克——怀特拍摄的照片展现了屠宰场最先进的技术，却几乎无视屠宰行为。她拍摄的首张照片——配有一头猪各个部分详细的、临床般的切割图——几近抽象地显示了一大群猪的脊背的形象，几乎看不出它们是活的动物。甚至较为通常的猪在工厂内移动待宰的照片，也只是强调那有序的和近乎机械的过程。由帕克·劳埃德——史密斯所写的文字，也同样只是冷静地描述着可怖的屠宰过程的效率，甚至它的美。劳埃德——史密斯写道，来到斯威夫特工厂的猪，如同“精心组装的机件……经过数不清的一个个毁坏同时又是创造的行为，斯威夫特工厂增加了产品的价值”。

《财富》对斯威夫特工厂的正面描绘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是肉类加工巨头，而且在二十四年之前，它是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轰动一时的小说《屠场》（The Jungle）的原型。辛克莱曾拿肉类加工业来比喻贪得无厌、巧取豪夺、混乱不堪的美国工业。他尤其擅长描写令人作呕的屠宰场，特别是叙述香肠如何制作出来的：

会有肉滚落到地板上，滚入灰尘和锯末之中，工人曾在地板上走过并在上面吐了数不胜数的几十亿细菌。也会有肉被大堆大堆地存储在房间里；屋顶漏下的水会滴到肉上，成千上万只老鼠也会在上面追逐……一个人可以在这成堆的肉上用手扫下一把一把的干老鼠屎……包装工人会为它们摆上毒面包；它们会被毒死，然后老鼠、面包和肉会一起进入料斗里。

这本书令世人哗然，并直接导致了《联邦肉类检验法》于1906年获得通过，这部法律针对肉类加工业强制推行了新的卫生标准。

《财富》对斯威夫特进行了迥然不同的描绘，此举是特意为了反映辛克莱笔下的肉类加工业广泛的“现代”变化。选择斯威夫特作为《财富》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旨在更广泛地将现代工业与上个世代不受管制、效率低下的工厂做对比。而且，这也是有意呈现进步时代充满敌意的“扒粪运动”和卢斯所处时代更专业化的新闻业的差别。《财富》笔下的斯威夫特已不再是令人作呕的“屠场”，而是现代先进技术的典范：

这是一把机械锯，用来锯猪的前肘；那是一把形似曲锛的剜刀，用来剜猪的后腰。数百只穿着白袖筒的手臂来回挥舞着。数百个漏斗张口接下刀切下来的一块块肉。有些张口接下精肉，这些将用来做成香肠；有些张口接下肥肉，这些将用来熬成猪油。沿一个斜槽滑下的是后腿……沿另一个斜槽滑下的是前肘。

劳埃德——史密斯似乎故意要以干净、现代、冷静的语言，与《屠场》挑剔而情绪化的语言形成对比。

《财富》继续大肆表现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工业设计和生产效率的鲜明实例：它报道了一个“理想工厂的创建……工厂员工将在最适于五大感官的条件下工作”；刊发了一篇关于工业设计师诺曼·贝尔·格迪斯（Norman Bel Geddes）的文章，称赞“这新一代艺术家……不是墨守成规……而是严格着眼于当下……现代审美必须彻底拥抱机器”；发表了一篇乌托邦式的短文，评述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提出的家居设计（生活机器）的功能主义；登载了一幅整版的激动人心的照片，照片由玛格丽特·博克–怀特拍摄，拍的是在建的克莱斯勒大楼，大楼正等待着“罗斯塔钢铁厂（Nirosta Steel）生产的钢铁外罩”。在1933年5月一篇未署名的文章中，《财富》抨击了H·L·门肯的反现代主张——认为机器时代正在毁灭“大陆意识”及大陆文学。《财富》的社论回应说，在一个航空和工业变革的时代，“无论美国意识还是大陆意识都复兴了。如同工业化文明中总是发生的一样，其复兴不是通过倒退至早先简单的生活这种方式，而是通过进一步复杂化这种方式”。

《财富》对机器时代审美的热情，也体现在对严肃艺术家的着迷，这些艺术家选择现代工业主义作为其艺术主题。比如，整版刊发了一幅查尔斯·希勒的画作——位于密歇根州迪尔伯恩的福特汽车厂。希勒的知名之处，在于使用工业景观创作永恒的艺术，而《财富》认同其风格背后的思想意识。“一个艺术家，在观察工厂时，通常会在其中发现工业的宏大、压迫或枯燥的某种征兆，”说明文字解释道，“但查尔斯·希勒有着另一种视角，本页刊载的是他对福特工厂景观冷静而细致的描摹。他眼中的福特汽车厂是原汁原味的，他喜欢它的格局、颜色变化和生产活动，也喜欢它漫不经心的演绎。”又比如，1931年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一个不太知名的雕塑家麦克斯·卡利什（Max Kalish），《财富》之所以注意到他，是因为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架线工人、钢铁工人、锻造工人和电力工人”身上。对大量美国艺术来说，他的雕塑是一种“谴责”，因为这证明“美国存在一种原生态的工业艺术素材”。总之，《财富》是那个时代（以及卢斯）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致力于使现代主义合法化，奖励那些推动了工商业合理化的人，并歌颂与之伴随而来的新的审美观。

在《财富》创刊的第一年，卢斯亲自撰写和报道的为数不多的新闻中，有一篇就是他对机器时代着迷的有力证据。1930年年初，他曾陪同博克——怀特去了一趟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去记录这个重要的工业城市的生活。一年前，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和海伦·梅里尔·林德发表了《中心镇》（Middletowm）——一本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印第安纳州曼西市的所谓典型社区的经典研究之作。卢斯对相邻的南本德的报道，几乎可以肯定是以之为样板。卢斯以与林德夫妇相似的语言说：

“我们应努力求索，相对于南本德的人口繁殖力，而今需要多大的工业生产力，又需要多少工业土地。理解了南本德为何需要婴儿降生，就可以理解全美国所有婴儿降生的原因，因为南本德是一个完美的缩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代表着一般的情形。”

但卢斯真正的目的不在于冷静的调查。在博克–怀特富有力量的照片的支持下，这篇文章不如说是在歌颂机器时代的力量。“宇宙，伟大，雄伟……钢板的叮当声，炉子的轰鸣声，金融家的口哨声，推销员的喇叭声，伟大的现代或汽车时代”卢斯几乎是上气不接下气地写道，“那现在南本德是什么，是工业的黄金时代的完美缩影？”

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富》的商业观也发生了变化，它反映着不断变化的经济特征、员工观念的转变、大萧条时期新的政治状况以及卢斯本人的倾向（他的意见就是最终的决定）。当然，他自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他对同代人的钦佩并非没有保留。卢斯认为，时代公司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它创新、灵活并自觉地融入现代世界，现代化程度如同它即将入驻的闪闪发光的纽约克莱斯勒大厦一般。卢斯所钦佩的公司和企业管理人员是那些同样抱持现代的、进步的商业观的人。他相信，工业世界正在步入一个新时代——不再是残酷无情、无所顾忌的大亨肆意劫掠的地界，而是日益为企业管理人员所主导的世界。这些人拥有理性，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改造着现代企业。《财富》将展示并歌颂这个新的世界。赫伯特·胡佛曾是卢斯钦佩的典型进步领袖代表。卢斯对他大失所望，因为胡佛总统显然放弃了“新时代”的进步精神。表明他对胡佛的鄙视的是1932年9月《财富》上一篇言辞尖锐的短文，标题取自胡佛臭名昭著的声明——“没有人饿死”，而副标题是“这不是真的”。

有关斯威夫特的报道是一个开端，后来逐渐成为几乎每一期《财富》的特色：展现企业和工业的形象。这样的文章并不总是持赞赏的态度。编辑们有时会选择他们认为是“落后于时代”的公司，并将它们与卢斯所赞赏的现代公司的典型作对比。例如，1930年6月的一篇报道有着动荡恶名的棉纺织行业的文章，毫不留情地描述了该行业的缺陷：“这个国家的第四大产业任由两股力量在摆布——劳工和女人的虚荣心。这两股力量使得它缺乏核心、动荡不定。”但在《财富》的最初几年里，报道更多地专注于美国资本主义的进步力量方面。伟大的通用汽车公司是《财富》最热衷报道的对象，它因其总裁阿尔弗雷德·P·斯隆（Alfred P. Sloan）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实行的高效的新组织架构而闻名于世。“在一般人的不满的方面下功夫，”《财富》1930年4月写道，“他们唯一的共同特征是活力。不求最大，但求最快。”在介绍世界上最大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时，《财富》评述说：“它主要忠于购买其服务的人，而不是购买其股票的人。”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颇受《财富》敬仰，他喜欢说，“产业龙头”现在必定要被“产业政治家”所取代。卢斯尤其看重积极重整架构以度过大萧条的公司，例如泛美金融公司，这家公司认识到“轻易获得交易利润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并且“改组自己以适应新的世界”。对卢斯来说，这类关于美国创新和成功的报道，对在大萧条的头几年里信誉日下的商业领域来说是一种挑战。

虽然《财富》对公司和企业领袖的热情也有所保留，但这并未使它逃脱一些人的嘲讽，这些人认为大萧条已撕掉了资本主义的面具，并毁坏了企业界的信誉。“《财富》总是说，大亨万岁！”《国家》（Nation）杂志在1931年不屑地写道，并指责“有关大亨和为他们创造利润的企业的成功故事，是有意识地旨在鼓励人们购买这些企业的证券”。但卢斯绝不是“大亨”们的拉拉队长。他认为，企业领袖以及那些商业世界的歌颂者，可悲地对新的产业形态一无所知。他们有义务接受“一切商业投资都是出于公共利益这个激进的原则”。十多年后，在回顾《财富》的最初几年时，卢斯回忆他当年的感觉说，当时“存在一种特别不正当的现象，有些人仰仗他们（或她们丈夫）的商业地位而趾高气扬，却拒绝承认对工商业现实的浅薄无知”。他口无遮拦地坚称：“《财富》的‘檄文’实际上是这样：‘滚吧，傻富婆，我们不会容许你鬼鬼祟祟、自命不凡地对伯利恒普通股叽叽歪歪，你最好仔细看看那些空空的壁炉和炉前的煤渣——是的，还有宾夕法尼亚伯利恒市工人家的房子。’”

在《财富》的最初几年里，几乎很难看出，暗地里许多编辑和撰述员，甚至有时卢斯本人，对资本主义有所怀疑。但是，在机缘和环境的影响下，这渐渐变得显著起来。到1930年夏天，卢斯虽仍然欣赏帕克尔·劳埃德–史密斯的创造力和文学才能，但对他在《财富》日常管理上并不成功的表现有些担忧，因为他的管理并不稳定，有时甚至混乱。卢斯的结论是，《财富》需要一位可靠的副主编。他看中了《纽约客》的总编辑拉尔夫·英格索尔（Ralph Ingersoll），一个因组织效率而闻名的人。劳埃德–史密斯起初很生气，但他很快发现英格索尔是一位善于合作，甚至不可或缺的搭档。然而，在英格索尔到任后刚一年多时，劳埃德–史密斯从他单独居住的小旅馆房间裸身跳楼身亡。这个令人吃惊又难以解释的自杀事件，把英格索尔一下推到了杂志总编辑的职位上。和劳埃德–史密斯相比，他既不那么有感召力，也不那么讨人喜欢，但他要有效率得多；在卢斯的支持下，他开始着手改组员工队伍，从总体上深化杂志与经济的联系。

到1931年年底，从大萧条中快速复苏的希望日益渺茫。而且，从1933年年初开始，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后积极推行含有激进内容的新政，再加上左翼派别在美国文化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加——这引发了对商业以及资本主义本身的批评，这种批评和美国历史上仅有的几个时期相比要普遍深入得多。对商业的批评也构成了《财富》的部分特征。英格索尔当然不是一个激进的人，而且他太想保住自己的饭碗，因此无法将自己和卢斯远远隔开。但是，对相当部分员工的“左倾”，英格索尔宽容以待，有时甚至积极鼓励。卢斯无意中加速了杂志左的倾向。1933年他敦促英格索尔重组编辑流程，赋予撰述员更大的工作权限。英格索尔热烈地表示赞同，因为在他看来《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与《纽约客》一样是“撰稿人”主导的杂志。他特别恭敬诗人兼散文家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麦克利什力图使《财富》成为一份更具才智及批判性精神杂志。“以往的《财富》……是就商业论商业，”麦克利什后来写道，“新的《财富》报道商业世界时，将把它作为共和国以及不断变化的世界的一种表现——一种特别具有启示意义的表现。”与诸如《国家》或《新共和》之类的意见杂志相比，《财富》绝没有它们那样公开的党派倾向性，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对它起初想要颂扬的资本主义世界，《财富》常常给予惊人的抨击。

《财富》的撰述员埃里克·霍金斯（后来成了它的总编辑）形容道，它“拥有美国最才华横溢的杂志队伍”。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属实，这支队伍肯定是最具开拓精神的。在《财富》撰述员中，几乎没有人先前有任何商业或新闻方面的经验（卢斯说，“与将簿记员变成作家相比，将诗人变成商业记者要更容易”）。他们获得聘用，是凭借他们的文学技巧、才智和彼此间的关系，正如《时代周刊》最初的撰述员通常不是来自新闻界，而是来自哈佛和耶鲁这样的大学高才生。卢斯聘请德怀特·麦克唐纳，是因为时代公司的另一个撰述员维尔德·霍布森在耶鲁时就认识他。麦克利什先前与卢斯也有往来，部分是因为二人均曾就读于耶鲁和霍奇基斯。詹姆斯·阿吉来到《财富》，是通过他的朋友麦克唐纳的帮助。罗素·达文波特是一个有抱负的诗人，以任职《财富》撰述员开始了他在时代公司的长期职业生涯。他通过骷髅会结识了卢斯，而他的到来也为他的兄弟约翰打开了进入《财富》的大门。他们是一个联系紧密的群体，而且他们选择将“商业”解释为与经济有关的一切，这给他们打开了面前的大部分世界——尤其是卢斯似乎已经赋予他们自由。没有多少撰述员认同《财富》撰述员约翰·张伯伦后来所称的他自己的“反商业的激进主义”。许多《财富》员工（特别是女性研究人员，她们的影响虽然基本上不被承认，却是深远的）对左派的伟大事业抱有政治认同感，他们联合起来为西班牙内战中的反法西斯力量筹款。麦克唐纳后来写道，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热心的自由主义者”，并公开支持新政中最为进步的主张。“事情几乎总是如此，”英格索尔回忆说，“只要我们触及劳工问题的任何方面，我们都更同情劳工而非管理者。”

这些政治倾向也毫不意外地体现在《财富》之中——虽然不是一直如此，但其频繁程度也足以引起杂志强势的广告客户、订户和一些朋友的警觉。在1934年的“军火与军火商”一文中，埃里克·霍金斯厉声控诉欧洲军火商，引发了轰动。他写道，这些军火商的“原则”，“一为延长战争，二为扰乱和平……每当爆炸的弹片飞入前线将士的脑袋、心脏或者肠子……大量利润就会随即落入军火制造商的口袋”（英格索尔向卢斯夸口说，这篇报道“将使《财富》国际闻名，直至杂志停刊之日”）。麦克利什发表了三篇令人震惊的文章，揭露了臭名昭著的实业家艾瓦尔·克罗伊（Ivar Kreuger）的真面目，克罗伊因被披露犯下——借用麦克利什第三篇文章的标题——“一桩两亿五千万美元的诈骗案”而最终自杀。麦克利什还写了一篇影响巨大的文章（后来被时代公司再版成书），评述“在美犹太人”的处境，将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与美国的反犹主义联系起来。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一篇1934年9月有关美国共产党的文章，此文虽未署名，但实际上由德怀特·麦克唐纳所写。

尽管卢斯自己很早就对新政持怀疑态度，而且这种感觉与日俱增，但《财富》公开颂扬了罗斯福取得的明显成功，包括对最终失败了的国家复兴管理局给予了强力支持：

如果国家复兴管理局局长休·约翰逊的目的是将民主实践从政治领域移植……到工业领域……其结果可能不仅将拯救美国的工业，而且将复兴如今显得陈腐过时的民主理想本身。

甚至杂志最显中立的特色栏目之一——卢斯事先大肆宣传的“《财富》调查”，积极使用公共舆论研究的新技术，并呈现关于经济和其他问题的流行观点——似乎常常歪曲其调查方式以支持新政和其他进步事业。例如，首批调查就财富分配、公共服务与税收、收入和房产税、劳动者尊严以及政府保障人人有工作的责任征询意见。投票样本人群——由开拓性的民意测验专家埃尔莫·罗珀（Elmo Roper）收集——并不是《财富》的读者，而是一般公众。可想而知，调查结果反映了在这个动荡一触即发的时刻，选民的“左倾”态度。

《财富》虽然极力讨好左派，但一直秉持资本主义的道德观，为这样一份商业杂志撰稿，要保持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的观点并非总是那么容易。他们很快就开始撞上了卢斯对激进主义所能容忍的限度。两位最有才华、内心最为不满的《财富》撰述员就是阿吉和麦克唐纳，他们来《财富》工作，是因为他们需要钱。像几乎所有其他编辑人员一样，他们所写的是标准的公司和产业报道。但他们一向很不适应该杂志的文化，甚至在它最离经叛道的年份里也是如此。阿吉形容自己对《财富》的感受徘徊在“自虐式的喜欢和直截了当的反感”之间。麦克唐纳后来声称，他为《财富》撰稿时，“对报道主题并不是特别有兴趣”，对已发表的报道也是如此，这些报道“在一个月后，让我不忍重读，甚至不记得曾经写过……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团队的一员，当成一个忠诚敬业的《财富》人”。在他们看来，杂志的文化日益变得公式化，两个人都开始为此感到恼火。

随着《财富》对发展不良的产业和地区的关注日益增大，阿吉趁机建议对南部的佃农进行研究。1936年，他携摄影师沃克尔·埃文斯（Walker Evans）前往亚拉巴马州，去记录三个白人佃农家庭的生活。结果，埃文斯拍摄了一组非凡的照片，而阿吉写下了大量文字记录——散乱地反映了他自己目睹受访家庭生活境况而产生的激愤情绪。这些文字也反映了他激进的反进步主义的信念，即“人的神圣性”。而且，这些文字还反映出，无论是新闻，还是政治，都无法充分地呈现个体生命的丰富性。不出所料，《财富》拒绝发表这份庞大而不同寻常的书稿。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阿吉努力为它寻找出版商。此书最终以《让我们赞美名人》（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的名字在1940年出版，仅获得了为数不多且缺乏热情的评论。它卖出了大约六百本，随后被廉价出售并被人遗忘了——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大放异彩，并被认定为文学经典。

阿吉的不满对大家来说根本不是秘密，而麦克唐纳的不满则大体上仍隐藏着。他偶尔会与卢斯发生争执，有一次还指责他缺乏“足够的社会问题意识”。但大多数情况下，他将意见藏在心里，直到他最终决定公开反抗。1936年，他受派与《财富》撰述员罗伯特·坎特韦尔（Robert Cantwell）合作撰写了四篇文章，对美国钢铁公司进行系列报道。该报道严厉地谴责了美国钢铁公司苛刻的劳工政策，“该公司受到了最严厉批评，但却毫不妥协”。报道最后没好气地说，“有三大社会群体受到该公司影响：它的股东、客户和员工……它从未曾令其中任何人满意”。麦克唐纳并不满足于仅仅批评这家公司的表现。在报道的过程中，他变得非常讨厌美国钢铁公司的总裁迈伦·泰勒（Myron Taylor）；他在第四篇报道中尖刻地写道，泰勒得以领导这家巨型公司，仅仅是因为他“看上去像电影导演心目中的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甚至多年后在回顾这项报道时，他还把泰勒形容为“那个表演拙劣的伟大演员”）。正如他自己后来声称的那样，他还蓄意挑衅卢斯，加入了这样一行文字：碑文上写着“‘垄断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V·I·列宁”。卢斯要求麦克唐纳将文章重写。麦克唐纳拒绝了——显然再也抑制不住他对在《财富》所做工作的厌恶。他后来通过在《国家》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卢斯及其杂志的尖刻文章，公开表示了这种厌恶情绪。

在大多数情况下，卢斯对《财富》的批评论调很宽容，尽管他时常抱怨收到商界朋友和同仁的投诉。但他对报道美国钢铁公司的干预，是一个明确的改变信号。1936年，卢斯开始收紧《财富》的论调——部分是为了回应公司内部被西班牙内战点燃的激情。卢斯后来写道，“内战也在时代生活大厦开打，造成了一些惨痛的后果。”许多更为左倾的撰述员和编辑纷纷离开。麦克唐纳也辞职而去，公开表示反抗。他的离开最令卢斯伤心，卢斯后来回忆说他曾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来教导这个年轻人，比我教导任何其他撰述员所花费的时间都要多”。阿吉大约在同一时间离开了《财富》，去《时代周刊》做书评家。几年后，他离开了公司去写小说。麦克利什也于1938年辞职去了哈佛大学任职，因为他不满于杂志当时所采取的方针，并对卢斯大失所望。

《财富》员工的躁动情绪不断增长，既源于他们对《时代周刊》的不满，又源于他们自己杂志特征的不断转变。麦克唐纳在辞职之前不久致信卢斯说：“《时代周刊》与自由主义意见杂志《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似乎在于，《国家》是左派杂志……而《时代周刊》表面上是不偏不倚的，但实际上（或许不自觉地）是右派杂志。”在时代公司工作的最后一年里，麦克利什时常客气地向卢斯提出其对《时代周刊》的激烈批判。他对莱尔德·戈尔兹伯勒尤为不屑，像许多人一样，麦克利什指责他具有法西斯倾向。“我相信这里没有任何人曾以为《时代周刊》有法西斯意图。”麦克利什在1936年写道。但是，这份杂志确实存在“一种强烈的不自觉的偏见，特别是在报道劳工和与革命进展有关的外国新闻时”。就《时代周刊》对西班牙内战的报道及其对法西斯主义、佛朗哥和墨索里尼常常毫不掩饰地赞赏，麦克利什与戈尔兹伯勒本人展开了日益激烈的论战。戈尔兹伯勒反过来指责麦克利什与共产主义者结盟。卢斯基本上置身于这场争辩之外，而这被麦克利什准确地理解为他站在戈尔兹伯勒一边。“我幻想着你表现出不同的作为，”他在告别信中悲伤地对卢斯说，“你本应是一个进步的——有干劲的——探问者，本应与人民——所有人——同心协力。你将会感到很高兴，我想，如果你觉得新政是你的事，那么它就是你的事。”

简而言之，《财富》内部的焦虑，是担忧它会变得越来越像《时代周刊》。当英格索尔1936年离开《财富》出任管理职位时，这种担忧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变化导致了杂志内部对他的继任者的忧虑，而且也使人对英格索尔抵制卢斯影响的能力（或意愿）生疑［英格索尔后来彻底离开了公司，创办了一份短命的报纸《午后》（P.M.）］。英格索尔离开《财富》加速了这份杂志文化的改变。他的直接继任者是埃里克·霍金斯，其主张与英格索尔并无不同，但他更软弱，对卢斯也更顺从。不到一年之后，他被罗素·达文波特取代，与英格索尔或霍金斯以往的表现相比，达文波特要保守得多，他开始积极地改变杂志的论调。

《财富》所发生的变化，部分源于卢斯对杂志的论调失去了耐心，这种论调在他看来日益反资本主义，而且支持罗斯福新政。早在1933年，卢斯曾对麦克利什说，他“不应该怨恨听众中的百万富翁，应该高兴地记得那恰好是邀请他们演讲的听众”。到1936年年底，卢斯变得越来越忧心忡忡，一方面是因为广告客户的投诉不断增多，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所谓的“《财富》理念的大变化”。有一次卢斯说，《财富》的问题“在于它常常忘记自己是一份新闻刊物，并把自己想象成牛津辩论社（当代的社会主义派别）……”

他越来越反感“罗斯福总统和他的新政”，尽管他最初还对之抱有一些热情。1933年，卢斯曾安排与总统见了一面，而且带上了麦克利什——他正在为《财富》撰写罗斯福的传略。麦克利什后来回忆说，当他们离开白宫时，卢斯激动地说：“上帝啊，这个人真不错！”但到了1934年，卢斯却经常批评罗斯福政府——无论是在演讲中，还是在文章中。到1935年年底，《财富》撰述员对罗斯福新政的极大热情令他越发恼怒。他下定决心“整顿一下《财富》的意识形态问题”。他后来回忆说，“这份杂志越来越倾向社会主义。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的编辑政策远远地偏离了广大企业界的感受，我们如何让企业在《财富》上投广告？”因此，卢斯在1937年年中提出“重整”，修订了《财富》的编辑流程。他宣布：“《财富》可以是一本伟大的共产主义杂志，或者是一本伟大的资本主义杂志。”毫无疑问，卢斯的选择是：《财富》将“二者兼收并蓄”。一方面，《财富》将是“自由和无畏的新闻调查刊物”；另一方面，《财富》将“偏向支持私人企业”，反对“国家控制……《财富》警醒地注视着引发集体主义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弱点，并自豪地指出与集体主义对立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优点。”

《财富》新的编辑方针不仅是卢斯不同意撰述员对于资本主义的看法的结果，也反映了卢斯自己不断增强的决心，即强加给杂志——以及整个公司——始终如一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财富》从来就不是一本反资本主义的杂志。它的大部分内容总是巧妙地反映卢斯本人对商业世界的同情，虽然稍有怀疑；那些更为左倾的撰述员所撰写的一些离经叛道的报道只是少数例外。卢斯发现，《财富》日益令人不安的地方与其说是其政治见解，不如说是其意见的多元化。他对这种多元化一直容忍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但渐渐地，他已不再容忍反映在他杂志中的广泛的意见。相反，他认为，时代公司的刊物需要反映共同的使命——主要是由他指明的使命。

要将他自己的信念强加于规模已经很大而且越来越大的机构，这并非易事。在之后的岁月里，卢斯经常抱怨他无法控制的杂志内容，抱怨撰述员和编辑们似乎有意不理会他的愿望。但他依然不改初衷，而且常常成功地确保了时代公司旗下杂志在新闻界的独树一帜，它们不只是呈示新闻，而且呈示总编辑自己对这些新闻的看法。

卢斯刚一提出“重整”，对编辑权的控制之争就开始了。有几名员工表示了强烈的抗议，不仅因为它标志着《财富》背离了过去的“社会主义倾向”，而且在于卢斯认为它应该或多或少地体现官方“意图”。他们认为，《财富》不应该“堕落到反映某种信仰的地步……我们并不需要一个讲坛”。十七名女性研究员签署了一项声明，谴责了悄然出现在该杂志中的“对事实的完全无视”和“蓄意的偏见”；她们坚持认为，《财富》的基础原则，一直是诚实地追求真相，而没有“事先设定编辑的偏向性”。达文波特和卢斯断然不同意她们的意见。事实上，达文波特在1937年答应出任总编辑，正是因为——正如他后来所写的那样——他认为有必要“形成一种商业人士能够接受的政策……这样《财富》在商业界中的声誉才可以得到挽救”。卢斯的目标更大。他认为这本杂志应该对当下的重大问题表达明确的立场——这种立场将反映卢斯本人的政治观和思想意识。

卢斯最负盛名也最富争议的地方，在于他对国际事务的看法以及他对中国问题的热衷，但是他第一次对政治的积极干预专注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他不满罗斯福新政，不满他认为的新政对商业的傲慢和轻视态度，但他并不保守。许多公司及其领导者僵化而保守，他对此不能接受。从1935年开始，他试探性地为自己和他的杂志制定了一项经济政策——一套类似于几年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企业自由主义”的想法，这在随后几年得到了强化。他开始越来越多地认为，只有改变私人企业的性质，通向“集体主义”的危险道路才能避免。他还逐渐认为，《财富》的使命之一，是要解释和宣扬他的观点。

卢斯所理解的企业自由主义，发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些企业为工人创造福利环境而做出的努力，这就是当时被称为“福利资本主义”的体系。极少数接受了这个概念的行业为员工提供了之前罕见的福利，例如缴纳养老金、带薪假期以及最重要的，更高的工资。卢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就是福利资本主义默默的拥护者。不仅如此，他还严厉批评许多企业领导者的“怀有戒心的、可疑的、虚假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抗拒改变，”他在1928年曾说，“但是，企业是伟大的创新者。企业追求精益求精，永不满足……商业带来自由主义。它改造了王座，它改写了宪法，它改变，它适应，它创新，它重新创造。而对于不能革新的东西，它弃之不用。”

虽然卢斯不喜欢许多新政政策，但他对罗斯福的主要不满更多的是基于个人见解。他认为，罗斯福总统凌驾于法律之上；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独裁领导者，几近独断专行，并利用总统之位蛊惑人心对竞争对手，尤其是企业界进行攻击。早在1935年，在一篇题为“反罗斯福案”的文章中（卢斯有点任性地安排亲罗斯福的麦克利什来写），《财富》指出了新政的“个性特征”，它明显的报复心态，它“人为干扰的印象”。“罗斯福总统，”麦克利什说，“已经打开了一道门，独裁者可以很容易地从这里通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样的批评不断增多——在《财富》特约反罗斯福人士，比如密歇根州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所写的文章中（“罗斯福政府是人治的政府，而不是法治的政府，”范登堡写道，并引用新政“既无视宪法条文之真义又无视宪法之精神”作为例证）以及卢斯本人的公开声明中（“现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任务是立刻恢复长期信心，这种长期信心是私人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他向俄亥俄州的一群企业界人士说）。

因此，企业自由主义一方面呼吁政府尊重“法治”和企业的权利，另一方面号召私人部门拥护强调社会责任的开明政策。早在1934年，尽管对新政不满，卢斯——通过《财富》——劝告工商界接受一系列进步的原则：“每一个人的生存都应该得到保障……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必须住有所居，而且必须达到体面的最低标准”；必须建立一种广泛认可的机制来确保人才得到应有的回报，因为“一个致力于自由的国家的最大实际考验是它在何种程度上保持了机会均等的政策”。

卢斯将社会成功的关键寄托于开明的企业领导者身上，这显然与许多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相冲突，实际上也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的信念相冲突，他们认为正义的主持者是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私人企业。但是，卢斯并不完全敌视政府。他预言，一旦新政失败，其结果将不会（也不应该）“回到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只有通过企业界与政府的合作才能巩固起来，这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岁月，用私人企业的激励机制逐步提高生活水平”。

到1939年，《财富》关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和解的想法，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为之撰述报道的左倾自由派的想法相去甚远。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财富》反映了新出现的中庸的共和党立场，即部分接受新政但更多的是拒绝。通过一系列的《财富》“圆桌会议”文章，其中第一篇发表于1939年3月，《财富》介绍了一个精心挑选的商界领袖的各种意见，他们被聚集在一起从联邦财政政策入手讨论重要的政治问题。“总的来说，”该讨论小组同意，“迄今已经确立的社会和劳工改革应该予以保留……而且公共支出的确应该被用来平衡经济周期。”但是，尽管政府支出并不一定是坏事，但它应该被用来“增加生产，而不仅仅是被用来创造购买力”。《财富》的编辑们相当自豪地总结圆桌会议的意见说：“我们十分高兴，在将企业和政府的观点融为一体的艰巨工作上，我们贡献了绵薄之力。”一年后，他们还进一步夸耀，进步的新商业精神不仅改变了政治和经济，而且改变了文化。

1940年关于美国的一期特刊发表了“民主文化”一文，编辑们认为，文学和艺术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人民阵线的财产。更确切地说，它们与开明的企业界正在形成一种“辩证”关系，并帮助建立一个更强大、更丰富、更多元化的美国。这篇文章引用了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一段话作为结尾，借此表明——这当然不是惠特曼的本意——《财富》自身对开明的资本主义新时代的乐观期待：

新风吹过，一个真正的新世界，经过长久的准备，

我看见现代的天才，现实与理想的孩子，

正在为广大的人性扫清地界，

为了真正的美国，继承过去的伟大，

去建立一个更宏伟的未来。

正如惠特曼华丽的诗作所表明的那样，《财富》并没有放弃使用高贵的语言。但它已就杂志的定位做出决定：杂志不再是对资本主义的长处和弱点进行广泛而多元的观察，而是一种表达观点和信念的平台。卢斯相信这必须成为《财富》的新使命。

第七章 时代在前进

卢斯却从来没有像拉尔森一样认识到《时代在前进》广播以及随后的新闻影片这些非文字类新闻节目的重要性，而且对这种全新的新闻模式抱怀疑态度。但是渐渐地他开始支持这些项目。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卢斯已经成为有名的出版业巨头（直到他逝世）。有些人仰慕他，有些人诽谤他，但是对他身边的每个人来说，他一直神秘而又令人好奇。“你怎么可以为卢斯工作呢？”这是一个德怀特·麦克唐纳等人经常会被朋友以及同行所问及的问题。但是很多有分量的作家确实聚集在时代公司的周围，其中的一些撰稿人待了几十年，他们这么做部分地是受到丰厚薪水的吸引，部分地也是因为卢斯自身的吸引力与精神。

当时卢斯还相当年轻（1935年，卢斯37岁）。他有足够的理由对所拥有的一切感到满足。《时代周刊》的经营一切正常，活力十足，即使在严重的大萧条时期也持续盈利。尽管总编辑约翰·马丁是个酒鬼兼抑郁症患者，他并不稳定的表现确实让卢斯头疼，但当时编辑国内新闻版面、能干而又可靠的约翰·肖·比林斯的崛起以及后来的国外新闻主编莱尔德·戈尔兹伯勒（如果他的资格没有争议的话）使《时代周刊》一直处于稳定的轨道。《财富》备受推崇，在大众中非常流行，财务方面也很稳定。1931年9月，卢斯租下了当时声望极高的克莱斯勒大厦中的两层，这似乎向世人宣布时代公司已经从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牛犊变身为出版业巨头。“这有点奢侈，”他在给其员工的备忘录中这样评价这一行动，“但我深信在这个独一无二的地方办公所能得到的满足感不会让我们后悔的。”没过几年，时代公司就已经扩展到整个八层楼。

但是成功，不管是多么让人满意，却没有令卢斯满足，他一直在寻找新的挑战与目标。1932年年初，他突然决定改变一下，至少是暂时地——制订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环球旅行计划。

早在儿童和青年时代，卢斯就一直热衷于旅行。但自从1921年他结束在英国和欧洲的生活回到美国后，他几乎就没怎么旅游，而且只分别在1927年和1931年离开美国，与莱拉一起短暂地游访法国。现在旅行再次成为他生活的中心。父亲对于“我这次旅行的目的非常不解”，卢斯解释道，这次出行应该是一次“休假——彻底的闲散……我要甩掉精神包袱轻装上路”。但是卢斯既不能“彻底地闲散”也不能甩掉“精神包袱”后出发。这一旅行是他永无止境的好奇心以及必须提升自己从而能够在将来指引他的杂志在世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理念共同作用的产物。

卢斯不想一个人旅行，但显然他也从没考虑过要求莱拉与他同行。他对莱拉解释说，这次旅程太过艰辛和危险，因此他也不希望他的两个小孩——汉克（Hank）和彼得（Peter）随行。相反他请他妹妹艾玛威尔（Emmavail）的丈夫，现在在费城郊区一所高中担任英语老师的莱斯利·塞夫霖豪斯（Leslie Severinghaus）和他一起出行（“我只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塞夫霖豪斯后来回忆哈利这么跟他说）。这两个人并不亲近，因此莱斯利尽管很愿意接受大舅子的邀请，但仍然觉得很惊讶。哈里从来没有解释过他选择莱斯利的原因，但是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莱斯利谦虚的品格以及流利的中文引起了卢斯的兴趣（早期艾玛威尔与卢斯的紧张关系已经有所缓和，而且她现在对莱拉非常友好也可能是卢斯做出这样选择的一个原因）。

坐火车横穿美国并在西雅图和维多利亚进行了两天令人兴奋的观光之后，他们在5月7日搭乘加拿大——太平洋邮轮公司所属的中国皇后号邮轮开始了横穿太平洋的漫长旅程。其间，卢斯除了在夏威夷短暂的停留期间疯狂地与当地的头面人物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会面之外，他们在海上待了两个多星期。一等舱的乘客相对较少，因此很快他们就感到厌倦。卢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阅读上面，每天在健身房和游泳池里锻炼，并且尽量避免参加（尽管不能完全避免）大部分乘客借以打发时间的桥牌以及无聊的闲谈。他在给莱拉的信中写道，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没意思的旅行”，除了受到同船的燕京大学校长、哈里父亲亲密的同事——传教士雷顿·斯图尔特的影响。尽管哈里总是在他开始觉得无趣以后就草草结束在船上的闲谈（通常非常快），但他经常与雷顿·斯图尔特秉烛夜谈并希望以此重新建立自己与中国的联系。

他在日本进行了为期六天的观光，行程紧凑——“非常单调”除了“偶尔出现的一丝动人之处”，他如是说。但是当时他已经沉浸在回到中国的迫切的心情之中，而这正是他此次旅行的真正目的所在。在“慢吞吞的几个小时里”他说，他已经对“这一岛国的简单（尽管如此，但是仍然很有魅力）的历史有了一定的概念。但是中国……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巨大而又复杂的人心交响曲，它的不和谐是如此不可思议，它的崇高与坚毅令人窒息。啊，勇敢的新世界！啊，中国！”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最新出版的小说显然也是他船上阅读的一部分。

哈里和莱斯利天还没亮就起来了，他们激动得睡不着，一起看着中国的海岸线渐渐地变得清晰。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是一片噩梦般的断壁残垣，这些是最近日本空袭和炮击的产物，这场持续长达十多年的战争的第一次战役。他们一上岸就迅速通关然后很快被带到上海，在那里卢斯几乎马上就开始了一系列忙碌的会议、访问以及社交活动——这其中的大部分由他们家的朋友以及生意上的熟人事先进行了精密的安排，为他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在中国长达一个月的旅行中，一向保守的哈里（很少谈论自己）对向导、宴会上的随行人员、同行记者以及几乎遇上的每一个人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哈里的好奇心永远不会满足，”塞夫霖豪斯在他关于他们旅行的日志中写道，“你应该听一下他对向导提出的连珠炮问题！”卢斯不知疲倦地探索北京这座他童年时代所不能理解的城市，他组织游览了北京城外的神殿以及大山——其中一次他遇到了包括美国国务卿亨利·斯廷森的国际委员会。他也访问了燕京大学，他父亲曾经辛勤工作多年的地方。在给父母的信中他写道，这是“旅行中的高潮”之一，尽管事实上他发现整个校园单调而又令人失望。

但是对于哈里来说，待在中国这段时间收获最大的莫过于重回他童年生活的地方。他们一家曾经住在位于魏县（Wei Hsien）的传教区的居民区里，在那里卢斯度过了大部分童年时光。故地重游，卢斯激动万分，说话的速度也快了起来，以至于莱斯利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不久卢斯就开始感到沮丧，因为他发现二十年前他认识的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我们家还有居民区的外观没怎么变，”他写道，“但是却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当他回到位于登州（Tengchow）的“破旧不堪”的传教区居民点，也就是他出生的地方（1900年他们一家因为义和团运动被迫逃离那里）时，类似心情或者说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再一次袭上卢斯的心头。奇怪的是，他觉得最为温暖的经历是在他回到位于芝罘的英国寄宿学校，而当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他最恨的也就是这个学校。然而，整个旅程真正的亮点是在伊尔图斯角度过的长达一周的时间，卢斯孩提时代的夏天大部分就是在这个海边度过的。“到了这里我感觉到一种难以言表的高兴，”在给莱拉的信中，他写道，“山峰，丘陵，大海，沙滩（真正的细沙），礁石，树木，青草——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地方……知道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爱上的地方确实存在而并非错觉，实在是一大乐事。”白天，他在海里游泳，在海边散步，读书，然后开着租来的车到处转悠——“简直是假期中的田园诗般的假期……随着皮肤慢慢被晒成褐色，身体也似乎更健康了，连胃口都变好了。”

离开中国几乎二十年之后，卢斯只是间歇性地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当然可以确定的是，与同时代的大多数美国人相比，他更加关注中国，但是他与中国的联系越来越弱。从霍奇基斯寄宿学校开始，他就挣扎着想要逃脱“外国人”的形象，因为在那里他得到一个并不友好的绰号“中国佬”；后来在耶鲁，他从来没有那么想要融入耶鲁强大而又传统的习俗，以至于他将这个作为最大的成就；接着在《时代周刊》最初工作的日子里，当时他几乎无法影响杂志的内容，因此只能努力追求财务上的成功。哈登的逝世让卢斯得到新的自由，他终于可以迎接并追求他自己的理想，而1932年的旅行让他身上的中国印记苏醒并进一步得到加强。

再次了解自己童年时代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仅仅是一个开始，这次旅行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他发现了一个“新的中国”，卢斯相信这个中国在数个世纪的压迫与倒退之后将会努力站起来并且正在加入现代世界。1912年他离开中国，就在那个时候，一场革命结束了中国四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1932年他回到中国，当时中国正在与日本交战，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内战正在不断升级。卢斯这次旅行遇到的众多中国领导人中最为重要的人物是前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一个富有而又有势力的银行家，他与很多政治家都有密切的联系。一位西方记者称他是“中国的皮尔庞特·摩根”。卢斯深深地被宋所吸引，一个久经世故、哈佛毕业比哈里略大的男人。宋作为一个中国卫理公会牧师及富商的儿子也是一位基督徒（他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妹妹嫁给了蒋介石并且使蒋转变成一名基督徒）。私底下宋对他的国家的将来感到深深地忧虑，但是他只是把悲观情绪深深地藏在心底，反而向卢斯描绘了一幅诱人的、统一民主的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进步的伟大前景，这让他兴奋不已。卢斯一直以来深信在伟大领导人的带领下可以改变一个社会的面貌，而这次见到中国新的政治和金融精英对他来说，这预示着他的父亲的梦想——将中国转变成为一个现代的、西式的基督教世界将成为现实。

就这样，1932年卢斯离开了中国，但是他对这个国家未来的信心却是来自于对他经历进行的选择性处理。尽管在旅行过程中他看到很多显著进步与稳定的迹象，但是他也看到很多地方因为与日本不断扩大争端、逐步升级的内战、广泛的贫困与饥荒而破败不堪，而掌权的精英阶层，不论教养多好或者是基督徒，却充斥着腐败与无能分子——其内部分化严重（例如，宋认为蒋将剿灭中国共产党作为当务之急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更重要的与日本的战争，是个危险的举动）。卢斯选择性地相信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中国向现代化转变所必须要经历的阵痛——美国应该不惜任何代价给予支持。

卢斯旅程的另一个安排是经著名的西伯利亚铁路横穿苏联。他在中国的访问主要关注那些会引起他旧情的地方，而俄国之旅却激起来他所说的“全然不同”的感觉，而这感觉在他实际抵达这个国家之前就有了。他说，俄国是一个“百分之百无产阶级”的社会，它的人民“邋遢而又粗鄙”，还有一股“糟糕的体味”。确实，苏联人散发出来的“臭味”可能是他对这个国家最为清晰的第一印象——考虑到他有六天时间一直待在一个挤满了苏联农民和工人而且还不通风的车厢里，他有这样的想法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卢斯和莱斯利订的是“一等”车厢，但是这在西伯利亚列车上并没有得到哪怕一点尊重。因为车上的人太多，几乎所有地方都挤满了乘客，包括哈里想象中的私人隔间（他拒绝与莱斯利共用这个隔间结果却招来了一个俄罗斯妇女和她五岁的儿子，后者将隔间里的脸盆当作小便池）。“车上的每个人总会牵动其他人的神经。”塞夫霖豪斯在日记中写道。卢斯染上了头伤风因此很反感餐车上供应的油腻且难以消化的食物，餐车上挤满了“赤脚的苏联人，他们身上很脏留着胡子，还有脚臭，”车厢里弥漫着强烈的“酸臭味”，为了躲开同行的乘客，他有时候整晚站在过道里，卢斯开始在想，苏联是不是一个尚未文明开化的地方，给在纽约的编辑的备忘录中，他写道，苏联人“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是一群“本土文明”的人。他把火车上和在莫斯科遇到的苏联人称为“本地人”，遇到的美国人和西欧人称为“白人”。

他们在莫斯科待了一个星期，游览了很多地方同时也会见了不少记者和一些低级的苏联官员。让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导游吃惊的是，通过一位同行的安排，卢斯参观了一些随机选择的与他身份相符的“典型的莫斯科公寓”。莫斯科的所见所闻并没有改变卢斯对苏联人民的印象，但确实让他心中对斯大林政权更加警觉。“裤腰带正在被恐怖这把扳手勒紧。”从莫斯科发回的信中他写道。他会见的那些记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表达了对苏联政权的憎恶，并且一致蔑视在莫斯科的一些西方记者，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纽约时报》的沃特·杜兰德，他毫无廉耻地不断积极报道斯大林出台的政策。一位强硬的法国记者用略带轻蔑的口气问卢斯：“你们在美国真的把杜兰德的报道当回事？”

在苏联待了两个星期之后，在靠近波兰边界附近，卢斯在另一辆“又脏又臭”的火车里皱着眉头凝视着最后一里“贫穷”、“单调”的苏联土地。经过波兰，他写道，就好比进入“天堂”。强烈的反差让卢斯觉得有点眼花——“明媚的阳光下，干净，闪亮，全金属，完美无瑕，世界上最漂亮的车厢。”就在卢斯正在感叹车外田野上“呈完美圆柱形的干草堆”，“悠闲的奶牛”，“体态丰满的主妇穿着时髦的点缀着白色蕾丝的黑色时装……”之时，服务员上来提供冰激凌和蛋糕，“在我有过的数万公里的旅行中，从来没有在边境见到如此之大的反差”。回顾在苏联的日子，他写道，“我并不认为我了解或者听到某一个单一的基本事实。”他并不是从最近一篇他曾在数月前编辑过的《财富》的文章中了解到这一点的。对于卢斯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旅行者来说，一段漫长旅途之后总能够获得很多新的概念，很多深刻的印象，并且总能够通过一个固定的理念对这一切做出解读。

在回家之前，卢斯、莱拉和孩子们一起在西欧待了几天，但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回到自己的公司。大萧条（接下来就会有介绍）正在朝它的最低点前进。关键的总统选举只有数月之遥。至少在当时来看，世界上最大的故事正在美国发生，卢斯渴望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时代公司本身在那时已经很大程度上逃脱了萧条的影响。1932年广告业务剧烈下降，但是相对其他大部分出版公司来说时代公司的情况要好得多。1933年，广告业务和利润恢复到上升状态。卢斯当然非常了解危机的重要性，因此他会定时在公司内部拉响“经济状况”方面的警报，并曾经提议冻结所有员工的工资——当然从来没有付诸实际。他有时会检查开支以避免浪费。但事实上大萧条几乎没有给他的个人生活或是他在公司中的财产带来不良影响，与此同时，危机成为塑造其杂志未来的伟大的故事。

尽管不用担心财务问题，卢斯依然没有松懈，时刻紧绷着神经，毕竟世事难料——“非常烦躁……不安、冷酷无情。”一位编辑注意到。很大程度上这有点像比林斯所说的“紧张，局促……压力很大”侵入杂志的写作与编辑过程。卢斯当然是《时代周刊》所有出版物的总编，但是《时代周刊》和《财富》的主编主要负责杂志的内容。卢斯干涉的频率当然足以打乱编辑及其工作人员的日常事务，但因缺乏足够的连贯性，因此无法得到足够的控制力。例如，1932年秋，卢斯敦促编辑们突出报道遭到围攻的郝伯特·胡佛的成就，希望能增加其获选的机会。然而，大多数编辑希望罗斯福获胜，因此他们暗地里无视卢斯的建议。当卢斯逼迫编辑们在选举前不久将胡佛的照片放到《时代周刊》的封面时，拉尔森把他拉到一边劝说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更多的时候卢斯只不过是尝试一下。他会在编辑文章写好后几乎随机地挑选一些个人部分自己重写。有时他会撕掉一篇文章，结果又没有足够的耐心重新粘好，于是只好把东西扔到某个编辑的桌上然后离开。曾有一次他花了整个早上删减一篇文章然后把这个事情写到给员工的备忘录里，似乎是为了清楚地表明他仍然掌控着一切。“我为了这点小事手忙脚乱，”他写道，“烦，烦，烦，我忙了一个小时。在最后我让原来五十行的文章变成只有三十行。”他诡异的行为几乎把他的员工给逼疯了。“卢斯很少感到满意，”比林斯在他的日记里抱怨道，“……一个难以取悦的魔鬼……他从来不会夸奖别人。”

但是卢斯也会鼓励别人而且对员工慷慨大方。他的编辑非常期待他的赞许，尽管卢斯很少表现出来，但偶尔的赞扬就足以让他们高兴不已。“卢斯太挑剔了，”比林斯在1933年写道，“我必须学会习惯这点……但是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卢斯在工作质量方面是个精明的法官，他不得不调动或者清退某个员工时，不管员工多么卖力，他都不会心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当《新闻周刊》开始出版的时候，卢斯第一次感到遇上了真正的对手。但是《时代周刊》的其他人却对这个新的杂志不以为然。“这本杂志无趣、乏味，”比林斯写道，“我们没有被第一期吓到。这本杂志的大部分作者……都是因为能力不够被《时代周刊》辞退的。”但是卢斯深知潜在的危险，因此他马上行动起来开始摇醒自己的编辑人员。卢斯深信约翰·马丁不断变本加厉的堕落行为将会威胁到《时代周刊》的将来。曾经他对马丁沉迷于酒色感到非常痛心但却一再容忍。最终让他失去信心的是马丁不断酗酒而且经常旷工。“他喝得醉醺醺而且说了很多关于卢斯的非常难听的话……真是一团糟。”比林斯在日记里确认了这个情况。最终，卢斯在1933年10月撤掉了马丁《时代周刊》总编辑的职务，接替马丁的是比林斯，他已经证明了自己作为一名编辑的才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可能是卢斯手下最有天分的。比林斯出身于南方一个贵族家庭，经营着一个历史悠久（而且昂贵）的家族大农场——位于南卡罗莱纳州艾肯（Aiken）的红崖（Redcliffe）。私底下，他时常渴望能够靠自己出人头地。他渴望旅行，向往卢斯（以及少数几个时代公司的同事）所生活的光鲜的社交世界。但是他很少达成甚至提及这些志向，而且似乎已经逐渐放弃了（尤其是在他唯一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因为外伤死去之后）。渐渐地，他看上去成了一个朴素，甚至有点像隐居的人，深深地忠于他的妻子，而且，满足于为《时代周刊》提供确定而又稳定的编辑管理工作。

比林斯担任总编辑后，卢斯干预《时代周刊》编辑工作的频率开始减少（对于比林斯来说，这些干扰更加让他觉得身心疲惫）。卢斯继续活跃在《财富》的管理上，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该杂志的意识形态尚未确定的时候。但是，渐渐地他开始考虑新的冒险。1932年3月，让他的一些同事吃惊的是，卢斯买下了一个不知名的杂志——《建筑论坛》，这个杂志始创于十九世纪，最初有个枯燥无味的名字“砖头工”（Brickbuilder）。当时，实际上已经成为建筑师进行专业交易的平台。最近卢斯开始对建筑产生了兴趣，根据常理，他觉得能让他感兴趣的东西很有可能会吸引其他人。甚至有一段时间，他自娱自乐地发行了一本新的建筑杂志而且还雇用了刚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C·D·杰克逊（C. D. Jackson）（这个人后来成为时代公司的一个大人物）来帮他出主意。他们有模有样地编辑了一期名为《地平线》（Skyline）的杂志，但却从来没有足够的信心将其付诸实际。《建筑论坛》取代了《地平线》的位置，卢斯在并购时写道，这本杂志将记录“建筑世界的各要素——建筑师，工程师，承包商，工人，投资方”，并“最终构成一个伟大的行业。”

当时，投资一本专注于建筑业的杂志是最没前途的，因为这个行业在大萧条受到的打击超过其他大部分经济部门。《地平线》杂志中引用了时代公司自己的研究，发现美国建筑师协会会长警告建筑师应该避免纽约城。另一名建筑师问道：“我想知道纽约还会有建筑工程吗？”但是，卢斯对建筑本身的美学和创新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建筑经济的兴趣，这可能是《财富》在设计方面的关注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生意会好转，”他在写给一部分投资人和雇员的信中说，“但是我们确实明白建筑艺术即将面临巨大的变革……我们确信，建筑师会像过去一样，再度成为建筑进步速度和特征的决定性因素。”卢斯之所以喜欢《建筑论坛》是因为这个杂志的资深编辑霍华德·梅尔斯（Howard Myers）把这本杂志作为一些重要的美国以及欧洲年轻设计师的展柜，它对私人住宅的建筑和设计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作为一本交易性期刊也确实有点不同寻常。这就使得《论坛》在那些对家庭设计感兴趣的读者群之间拥有了一些小众但却非常重要的专业领域之外的读者，从而成为一个即将兴起的市场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家居杂志的先驱。二十年后，《建筑论坛》将其有关家居的内容分离出来形成第二本受众更加广泛的杂志——《时尚家居》。

《建筑论坛》从来没有成为时代公司的一个完整部分。梅尔斯一直担任编辑，而且杂志本身仍然保留了相当的自主权，拥有自己的办公场所、自己的员工以及自己的文化——尽管并购使杂志的发行量从采购之时的不到六千上升到四万并且在最后的十年一直保持稳定。尽管这本杂志从来没有盈利过，但是卢斯顶住了将其卖掉的压力，部分地在于这本杂志在他所关注的领域享有盛誉，部分地在于他喜欢这本杂志的内容（这本杂志曾经详细介绍了卢斯名下一座由爱德华·督瑞尔·斯通设计的房子），部分地在于他一直希望，尽管是渺茫的，这本杂志能够抹掉小额亏损并产生真正的收入。它始终是公司的一部分直到1963年卢斯最终停办《建筑论坛》并将《时尚家居》卖给麦格劳·希尔。

此外，卢斯还执掌试验部（最初由卢斯设立开发了《财富》的部门，当时成为安置从《时代周刊》退下来的马丁的地方）。马丁提出《时代周刊》收到的来自其读者的信件本身就可以成为一本杂志的基础，于是在1934年他推出了《读者来信》——一本最初免费发行用来吸引读者订阅《时代周刊》的薄薄的出版物，后来定价一美元每年，最多的时候它吸引了大约三万五千名读者，在广告方面反响平平并在1937年停止发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时代公司在《财富》之后最大的新投入就是开始涉足广播和电影。时代公司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尝试进入广播领域，播报哈登和卢斯发展出来的嘲讽新闻用来娱乐商务人士并逐步将其发展成为简短的宣传广播。随后，拉尔森推出了一个每周十分钟的广播节目，在节目中汇总最近一期《时代周刊》的主要内容。他还为这个节目创造了“新闻广播”（newscasting）一词，并将其作为这个节目的名称。这个节目出现在当地的几十个广播电台中，并且像其他类型的广告那样进行销售。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试验始于1932年创立的《时代在前进》，一个通过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网络进行播报的每周半小时的新闻秀。

《时代在前进》这个新闻秀的创意和执行大部分来自于拉尔森。从最开始对他来说，仅仅是出版杂志的另一种方式渐渐变成某种近似于创造的激情，也就是自己已经成为新闻模式创新的一部分的信念。卢斯却从来没有像拉尔森一样认识到《时代在前进》广播以及随后的新闻影片这些非文字类新闻节目的重要性，而且对这种全新的新闻模式抱怀疑态度。但是渐渐地他开始支持这些项目，一方面源自他对拉尔森的信心，另一方面他认识到这些努力对出版业的价值，尽管他本人没能发掘这些强有力的新媒体的潜力。

《时代在前进》节目恰如其分地达成了不同的目标：一方面促进了杂志的销售，另一方面用时代自己的方式展现新闻内容。没有听众能够逃脱广播秀和杂志的组合。“不管发生什么，”新闻秀的主播会在大部分节目的结尾总结说，“在周末你都可以靠一本杂志来帮你总结全世界的所有新闻……那就是《时代周刊》——每周的新闻杂志。每周五所有的杂志摊就可以见到新的一期。”

这个节目的新闻来源，当然是《时代周刊》本身，其所有力量及特性的集合——与众不同的语言风格，惊心动魄的情节，强烈的个性与外形描写。但是《时代在前进》却通过雇佣演员真实地再现世界上发生的事件，从而大大超越了杂志。事实上，广播通常全部由戏剧再现组成，很少考虑字面上的精确性。例如，早期的节目中，就曾荒谬地演绎了“有着深褐色头发的圣雄·甘地”在新德里与一些美国女游客交谈虚拟场景。“噢，圣雄，”一个美国人热情地说，“你什么时候会来美国呢？如果你到那里他们都会为你疯狂的……纯粹的疯狂。”更严肃些的节目再现了美国总统胡佛和继任的罗斯福总统的会面（直到白宫提出反对这种节目才被停止）。这些节目看上去有那种特意设计的做作，即便是按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常规广播剧略显夸张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一个由二十三人组成的管弦乐队提升了节目的戏剧感，正如解说（对听众来说这就是“《时代周刊》的声音”）所表现的那样——经验丰富的广播员用低沉或是洪亮的声音，用招牌式的略带自负的语句结束节目的每一部分——“《时代周刊》不断前进！”这一词取自哈罗德·阿伦的歌，这首歌也是整个节目的主题曲。

《时代在前进》从来没有盈利过，但是却显著提升了《时代周刊》的形象并促进了它的成功。这个节目听众到底有多少并没有可靠的数字，但是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制作、卢斯、网络广播方都毫不怀疑其对听众的吸引力。当1932年时代公司宣布取消这一新闻秀时，请求这个节目继续的信件蜂拥而至（加上拉尔森热情洋溢的支持这个节目），劝说缺乏热情的卢斯改变他的主意——而且，更重要的是，CBS愿意为这个节目提供资金支持。这个节目除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短暂停止外一直持续播出到1945年。

尽管卢斯对广播从来没有太多的兴趣，但他至少暂时地被拉尔森最先提出来的制作新闻短片的想法所吸引。卢斯相信，《时代在前进》的新闻短片能比那些当时诸如福克斯新闻电影、百代、赫斯特之类的每周节目更加认真地报道新闻事件。在卢斯的眼里，这些节目“幼稚——幼稚得愚蠢，”除了提供“‘这个事情发生在这里’诸如此类的鸡肋”之外别无是处，正如基督教科学派摩立特所描述的那样。时代公司的新闻片将会每月播报，并且“深入新闻幕后”，将揭示“是什么导致了某一特定事件的发生”，并且具备“显著的一致性”。卢斯在为新闻影片筹集资金时写道。虽然广播也很重要，但他在内部备忘录中告诉他的员工，“为了交流新闻事实这一目的而发明的语言本身最大的补充就是照片，而照片发展中最为有力的是所谓的电影。”因此《时代在前进》的影片将会成为“新闻业的一个重要工具”，发挥电影对新闻杂志的作用。

尽管最初卢斯对新闻影片充满了热情，但在制作过程中他所发挥的作用仅仅比在广播中的作用大一点。《时代在前进》大部分是属于拉尔森的项目，他则招募了一位有才能的年轻电影制作人——路易斯·德·罗蒙希特，后来他成为并担任主要制片人长达十年之久。德·罗蒙希特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读高中时就开始制作电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一名非官方的摄影师参战，随后在赫斯特、百代和福克斯新闻电影工作过一段时间。因为不满商业影片内容的陈旧与俗套，1933年他开始独立工作，通过对一些事件的戏剧性再创作，制作了一些非正统影片。他注意到自己拍摄的影片与《时代在前进》广播节目的相似之处，于是在1934年他找到拉尔森并提议加入时代公司。“我们一拍即合。”拉尔森数十年后回忆说。德·罗蒙希特不仅具备制作电影的高超技术，而且擅于发掘对新的事件有用的现存的电影胶片（来自福克斯电影博物馆以及其他地方）。经过八个月的试验，经过一轮密集的公开宣传活动，第一部《时代在前进》新闻影片在1932年2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的影院公映并一炮打响。除了几个例外，大部分评论家的热情被点燃了。“时代公司曾经被落在后面，”当时的BBC电影评论家阿利斯泰尔·库克写道，“而现在《时代在前进》第一次将新闻工作、信息、活力与超然的态度结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时代在前进》正如综艺（Variety美国娱乐媒体）所说的，就是“票房”。短短几周内，它就在一百六十八个城市中超过四百个影院播映。第一年年底，它已经扩展到全美五千家以及在英国超过七百家影院。粗略估计，在一年内号称超过2 000万美国人每个月都会观看每一期的《时代在前进》。“现在《时代在前进》的影响波及全世界，”公司在一次内部庆功会中自豪地宣称，“这是新闻电影业的新篇章……美国面貌的全新展示……整个美国的面貌。”时代公司的竞争者一样也将这种新的表现形式作为新闻影片制作的一场革命。当“《时代在前进》横空出世”之后一位帕拉蒙特电影制片人写道，“整个行业都试图寻找新闻影片的真正目的与手段。”不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外，一下子出现了几十个模仿者，试图抓住时代公司电影流行和活力的来源。经过卢斯的一位朋友好莱坞制片人大卫·O·塞尔兹尼克的疏通，1936年奥斯卡甚至为新闻影片专门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奖项。

“哈里和我都一致认为，”拉尔森在这个项目开始时写道，“甚至在我们考虑这个项目之前，我们必须确保能赚到很多钱。”但是当《时代在前进》首次公映之时，每个人都已经明白，正如卢斯对他的导演所说的，“完全无法保证这个节目能否取得财务上的成功。”事实上，跟广播秀一样，电影从来没有赚过钱。同样地，卢斯和拉尔森开始相信，新闻影片的公映对杂志销量的促进作用足以弥补在这方面的开支。与广播相比，新闻影片毫无疑问激起了卢斯更大的兴趣。“我们所做过的最大胆的投资。”他如是说。这也部分地反映了他未曾明言的对威廉姆·伦道夫·赫斯特的敌意，对这位颇具争议的新闻巨头，卢斯一直怀着一种嫉妒、轻蔑而又敬畏的复杂感情。卢斯认为赫斯特的新闻影片是他的头号敌人，尽管时代公司的同事们谴责他们“实行新闻业中闻所未闻、最为荒谬的自我审查制度”。与福克斯和百代不同，赫斯特的电影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倾向——尤其是赫斯特本人反对共产主义以及斯大林的激进观点。《时代在前进》的影片从来不会像赫斯特的影片那样公然地挑起争端（而且从来不会像赫斯特那样有组织地抵制人民阵线并与之公开叫阵），但是卢斯希望他的新闻影片跟他的杂志能有独到的见解。

两人的关系一度紧张，赫斯特的公司甚至一开始试图封堵《时代在前进》的发行。但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关系在1935年年初得到改善，尤其是在《财富》发表了一篇关于赫斯特帝国的文章。文章措辞谨慎而且与事实有出入，并刻意淡化了其面对的财务问题。“赫斯特……意味着两亿两千万美元：包括二十八家报纸，十三本杂志，八个广播台，两家电影公司，纽约市价值四千一百万美元的房地产，一万四千股Homestake公司（位于南达科他州的著名金矿）股票以及两百万英亩的土地。”《财富》的作者在赞扬时无视赫斯特帝国背后如山般的债务。

卢斯会在杂志初稿临近结束时偶尔出现在编辑室，鼓励、评判或是提出建议。“你为什么喜欢它？喜欢哪个方面？”他一再挑战他的同事的时间，但是他会把项目的大部分留给拉尔森和德·罗蒙希特。1935年2月他参加了在纽约国会大剧院举行的盛大首映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为朋友和同事安排了宴会，偶尔会作为司机载着朋友去当地的剧场看最新的《时代在前进》（而非附加的专题影片），然后回到卢斯家吃甜点。不知怎么地，他渐渐地对新闻影片不满起来。他认为新闻影片仅仅是肤浅的新闻提供者，但它们的影响力和名声却远超杂志本身。他抱怨在美国和国外遇到的陌生人更多的是把时代公司与《时代在前进》联系起来而非《时代周刊》（他对新闻影片缺乏热情可能导致数十年后对电视相对的冷漠）。

尽管在时代公司组织内部拥有很高的自主权——即使拉尔森也在最初几个月后不会每天过问影片的情况——《时代在前进》在很多方面反映了公司的文化：它过于热烈的解说中透露出来的语言风格（这一点播报员韦斯布鲁克·范·沃黑斯清晰、雄辩的嗓音就是明证）；广泛而又有点非传统的选题以及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它的文化与政治态度。

在开幕仪式中，《时代在前进》自豪地宣布它是“一种全新的图示新闻”，事实上它确实在表现形式及素材的选择上将自己与其他新闻影片区别开来。大部分其他新闻影片通常包含很多有意思的、简短的视觉材料：世界危机，体坛盛事，轮船起航，选美大赛——“时尚秀之后的一系列大灾难。”一位幽默家讽刺道。《时代在前进》每月的节目中只会有几个故事，一小部分不超过五分钟，长的有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德·罗蒙希特尤其擅长从美国或是国外的其他公司的电影底片，以及从不断增加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独立摄影师的作品中进行选择，因此，这些新闻影片事实上拥有比广播更为“真实”的素材。但是德·罗蒙希特也不回避再演绎，其中的一部分都是由实际的当事人根据字面意思重新制作的（议员、州长、电影明星以及其他人在镜头面前在其他的设定中做之前已经做过的事情），其他的则是使用专业演员、场景以及其他道具的真正的演戏。《时代在前进》中的一切：不管是原汁原味的还是重新演绎的，都能通过视觉图像、有力的解说以及每个场景中几乎不停的动人心弦的音乐来打动观众。图像从来不会自己讲话。

当然这些电影中也有一些纯粹是为了娱乐：一部让人屏息的、描写新英格兰夏日户外电影院上“银幕新星”的专题片；通过让人不快的狩猎故事表达对狩猎进行限制从而使野鸭数量得到恢复的必要性；关于犬类交易的电影却充斥着孩子拥抱小狗的画面；荷兰榆树病以及其他由于昆虫引起的灾害的扩散却用军事口吻描述成“整个国家与害虫决战”。但是《时代在前进》也会制作一些严肃题材，早在1935年的第一期节目中，它就特别关注了欧洲和亚洲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战争威胁。

跟杂志一样，这些电影也具有用来解释和说明新闻事件的一贯标准：英美世界将会不断进步的观点，就反映了卢斯一贯的立场。所有《时代在前进》中蕴含的内容要么是展现这一点要么就会进行不公平的比较。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蓝色尼罗河的源头伊索比亚的塔纳湖。“非洲东北部的高山上，”伴随着一幕幕美景响起了解说员低沉的声音，“横卧着一个由大草原雨季的水流汇集而成的湖泊，那里很少有白人游访，但她对这个伟大的白人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简单地说，这个湖泊的重要性在于她灌溉了对英国纺织工业来说非常重要的棉花田。1936年一篇有关巴勒斯坦的文章热情洋溢地介绍了“犹太定居点的兴旺”景象：来自欧洲的难民正在那里建设家园——“沙漠中的奇迹”，昨天（在阿拉伯人的手里）这里除了“豺狼出没的沙地和仙人掌”外什么也没有。考虑到卢斯众所周知的爱好，这些影片毫无疑问也特别关注中国。这是一个困难的课题，因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在不断努力进行现代化的同时面对着日本的不断侵略。当然卢斯侧重于进步的一面，这并不奇怪。因此，这些电影不断提供蒋介石成功地将曾经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进步的、西化的世界的积极画面。在新的大楼、博物馆、学校和游泳池这些充满欢乐的场景中，电影的解说员断言“民族团结意识进一步深化的新一代，新生的幸福遍布在土地上……1937年夏，中国正全力向着一个进步的、全新的国家前进”。与之相反，日本人却是中国人民——一群只知道愚忠，没有思想，在暴力与毁灭面前卑躬屈膝的复合体——的一个落后选择，而这是美国的极端种族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妖魔化日本的征兆。

《时代在前进》早期最恢宏的故事之中最能表现其技术和标准的作品就是1938年1月题为“纳粹德国内部”的影片。这部影片的制片人最初并没有表现出对德国有什么特别的兴趣。1938年之前，德·罗蒙希特除了展示那些提出能让美国避免卷入其他任何战争的建议的美国人之外，他几乎对纳粹不感兴趣。而之所以会有德国的故事，事实上是因为制片人得到了由自由摄影记者朱利·布莱恩（Julien Bryan）在德国拍摄的一些非常稀有的影片。受《时代在前进》委托，他拍摄了号称“未经审查”的长达两万尺的胶卷。事实上，布莱恩的影片大部分不值一提。不管是因为他能拍摄的内容受到限制，还是因为他对自己拍摄的内容非常注意，他带回来的底片画质很高但却没有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德国的中产阶级平常、富足的生活画面；从德国青年组织以及公共工程劳动的底片几乎看不出与美国公共资源保护运动以及公共事业振兴项目的区别。

德·罗蒙希特和他的手下并没有被吓住，他们决定展现这个残暴的国家的让人震惊的一面，运用布莱恩的田园般的画面来烘托他们真正要传达的信息。柏林的“繁荣景象”，在城市大街上穿行，在田地上劳作的“兴高采烈的普通人”，事实上只是为了掩盖邪恶政权的面子工程。表面上德国人生活一切正常，但事实上他们生活在“统一的思想，意志、目标——空前膨胀”的社会，在这个国家里，“对于忠诚的纳粹党人来说，希特勒甚至比神还要伟大”。开场音乐很快变成一片不详的黑暗。在解说末日审判般的叙述中，这个政权犯下的罪行几乎无法形容。“从德国孩子懂事开始，”解说员道，“他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会被告知他生来就是为祖国献身。才幼儿园毕业，这些孩子就必须到伟大的纳粹计划为他分配的地方，从此以后他必须按照所告知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行事。”为了突出老套的实拍影片，德·罗蒙希特还进行了重拍——暴徒们在墙上画的反犹太涂鸦，警察围捕犹太人，虔诚的纳粹党人在厨房里面相互敬礼，这创造了布莱恩影片未能反映出来的另一面。大部分重编的影片在新泽西州的霍伯肯摄制，因为那里有一大片德国人聚居地，这样可以得到可信的与中产阶级相似的视觉效果。前《时代周刊》的编辑，后来被分配到新闻影片的约翰·马丁，在影片的最后写道：“历史上，纳粹德国曾经面对作为一个巨大的战争机器的命运，而这一不可避免的命运曾经打破了世界和平，摧毁了当时的政府和人民。”

这部影片毫无疑问引起了争议——在美国的德国官员和德裔美国人团体抨击这部电影的宣传充满偏见，不够准确，而反纳粹的评论家则认为这部影片在反纳粹方面做得不够彻底。一些发行人抱怨这部影片争议性太强，会疏远观众。华纳兄弟制作室首脑杰克·华纳称这部电影“亲纳粹”，因此拒绝在他的影院中发行这部影片（华纳拒绝接受影片中反纳粹的解说，认为观众只会受到他们所看到的而非所听到的内容的影响——将卢斯在提及华纳第一次制作有声电影时说的话全数奉还）。一小部分更有深度的评论家则将评论的重点放在这部影片所激起的强烈反响上，他们表达了对操纵影片和言语来表达一个观点——不管是否正当——这种实践危险性以及这种力量容易被误用的担忧。

对这部影片以及《时代在前进》最为热烈的评论来自人民阵线——1935年由美国共产党发起的广泛的反法西斯左翼联盟——的知识分子和评论家。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批判纳粹德国，所提出的批评也更加基本：《时代在前进》像“抛光的铬一样明亮”，就像时代公司的其他部分一样，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只不过做了华尔街该做的工作。影片展示了“对军国主义倾向的反应”而且“做了好莱坞正在做的事情：逃避或者扭曲现实”。然而，《时代在前进》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人民阵线的制片人在批评之余更是自己制作了一段影片来做出回应，那就是“今日世界”。在这部简短的影片中，他们采用了很多时代公司编辑及制片的技巧来展示他们认为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尤其是同情昆斯发生的抗租行动。

“纳粹德国”尽管招致了不少非议，却是时代公司拍摄的最为成功、最受关注的影片。趁着华纳和其他影院禁止这部影片，平常不上映《时代在前进》的影院欣然抓住了这个机会。此外，这部影片也是时代公司最受好评的作品之一。“《时代在前进》，”一位英国评论家写道，“在公开讨论的基本领域取得了胜利，”并且增强了“与新的公民权利以及民主长期联系”的可能性。经常批评卢斯出版物的《新共和》勉强承认道：“在充满盲从与迷信的电影行业中看到新鲜血液大显身手，实在令人激动。”

“纳粹德国”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或技术上的突破。不论是什么素材资料，即使是不那么爆炸性的题目，《时代在前进》也知道如何通过修饰材料来有效传达信息。这个故事的重要性在于，它标志着《时代在前进》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卢斯成长中的帝国的其他部分也踏出了同样的一步），从之前的孤立主义倾向和暧昧的绥靖主义中走出来，转而更加积极地努力动员整个国家反对不断升级的法西斯主义。在《时代在前进》之后相对短暂的生命中，它逐渐，到最后几乎彻底成为侵略与战争的记录者以及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的领导力的拥护者。

卢斯的不安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扩展到他的家庭生活。他拥有一个稳定、舒适但却日趋传统的婚姻，生活的中心就是为了满足一家人以及抚养两个小男孩的需要，虽然他只会不定期的关心一下他们两个。卢斯总是不断地沉浸在他的公司事务之中，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周末。莱拉在他们结婚之初还试图表现出对杂志的兴趣，但却离他的工作越来越远。她和儿子们频繁地奔走于康涅狄格或是新泽西的出租房或是度假区，而哈里常常不能与他们同行或是跟商业伙伴欢聚，其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工作。在纽约，哈里几乎每晚外出，但通常不和莱拉一起，尽管莱拉比卢斯还要喜欢社交活动。他们之间仍然有爱的羁绊，莱拉仍然一心一意对着卢斯，但也有一点点敬畏（朋友们经常谈论当莱拉没和她丈夫一起时要更生气勃勃和有趣——“最快乐，”比林斯注意到她“欣喜若狂地跳来跳去”）。哈里，另一方面，虽然容忍她对化妆和时尚的过分追求，但却很快对此感到了厌倦，莱拉有钱的母亲的经常光临则进一步强化了莱拉的那些爱好。恋爱与结婚之初的激情曾经掩盖了他们之间巨大的差别，但现在激情已经褪去，他们的关系更加流于形式。1934年哈里和莱拉同意搬到新泽西，这样他们的孩子就可以进入全日制学校（莱拉从小就在纽约的乡村学校学习，因此倾向于乡村学校，但是哈里却坚持——虽然大部分与他儿时到处转校的经历无关——他的儿子在一个小而稳定的乡村环境中成长）。他们在格莱斯顿（Gladstone）找到了一块很不错的地产并开始建造一座大房子（它被设计成莱拉喜欢的法国酒庄样式），从山上可以俯瞰新泽西乡村的原始风貌。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婚姻会就此终结，如果不是哈里遇到那个将会改变他、他的家庭和他的生命的女性：克莱尔·布思·布尔考。

克莱尔·布思1903年3月10日出生在一个可能算不上是中产阶级的家庭中，她的母亲，安·克莱尔·斯奈德是一个移民屠夫的女儿，而后者在之后被她错误地描述为一位奥地利落魄贵族的儿子。安·克莱尔年轻时是一个不太成功的演员和舞蹈家，她从来没有完全失去对快节奏的巡回表演界的兴趣。克莱尔的父亲，威廉·布思断断续续做过不少生意而且还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家，定期的改变自己的名字以避开债主。他曾经有过三个合法妻子，在1901年开始与安交往之前，他已经与第一个妻子结过婚，而且从来没有与克莱尔结婚。他们在田纳西一起生活了几年时间（当时用的名字叫“墨菲”），当时他是一个并不成功的小提琴老师。1912年安离开威廉，与克莱尔和克莱尔的弟弟戴维一起回到纽约，后面的几年时间里，她靠与一些有钱人（有些是已婚人士）维持某种关系来过活。乔尔·雅各布，一位成功的未婚商人特别关心这个家庭，在经济上给予了充分的帮助，从而使得安可以把她的孩子送到一系列精英寄宿学校，而克莱尔最讨厌的就是这些学校。“我的整个童年从来没有开心地呼吸过。”克莱尔后来在一本未完结和未公开发表的文集中写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富有的雅各布与“受人尊敬”的奥斯丁之间犹豫了一年多以后，安开始与埃尔默·奥斯丁——一位成功并且精于世故的外科医生交往并在1921年与其结婚。这场婚姻使克莱尔进入了纽约的富人与特权阶级的世界，她的美丽、自信很快让她鹤立鸡群。1923年克莱尔与大名鼎鼎的、因制衣而发家的财产继承人，大她二十三岁的乔治·塔特尔·布尔考结婚。他们的女儿在随后的一年里出生。但是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场灾难。布尔考是一位粗人，除了骑马、打高尔夫和赌博之外没什么别的兴趣。而克莱尔是一个不安分、野心勃勃的年轻女性，丈夫的无趣与自我放纵让她觉得窒息。1929年，克莱尔和乔治协议离婚，克莱尔和她的女儿得到了足够的抚养费。不再简单地满足于好婚姻的克莱尔开始寻找事业上的突破。

她在几个杂志社做了四年的编辑工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她在1933年成为康泰纳斯旗下的《名利场》的总编。但是一年之后，瞧不起默默无闻编辑工作的卡莱尔离开杂志社成了一个剧作家，这一想法来自于多年前一段儿童剧演员的简短工作经历。正如乔尔·雅各布在克莱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帮助她的母亲过上了稳定的生活一样，她依靠伯纳德·巴鲁克——他们之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未公开的关系——的帮助打开了自己的事业。

在与克莱尔会面几年之前，卢斯就已经注意到克莱尔·布尔考，不仅是因为克莱尔在社交圈里的名声也是因为她作为一个女性在出版业中取得的不同寻常的成就。莱拉也注意到克莱尔（“她本应该在我们住的酒店出现，但是让我觉得好笑的是，”1932年，她从萨尔茨堡（Salzburg）给哈里的母亲和妹妹写信道，“她怎么长了那么蠢的一张脸”）。当然，克莱尔对哈里也很上心——正如每一个在出版业的人那样——几年前，她甚至在《名利场》上写了一小篇颂扬他的文章，尽管私底下她认为他是个“沉闷的男人”。1934年，他们在一场晚宴上见面，当时卢斯突然坐到她旁边，三句话不离本行，然后突然站起来就离开了。几个月后他们又碰到一次，然后又突然结束。克莱尔认为他“非常粗鲁”，“他提起了我的脑袋却把我平平放下”，她后来回忆道。但是他们的第三次见面却是不同。

1934年12月9日，有名的女主人艾尔莎·麦克斯韦邀请哈里和莱拉参加一个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的星光屋顶花园里举行的“土耳其舞会”。这场舞会是为了向科尔·波特的百老汇音乐剧Anything Goes致敬，因此舞会上有来自这部戏剧的歌唱表演。在傍晚时分，克莱尔注意到哈里穿过房间拿着两杯香槟走回自己的位置。“卢斯先生，”她在卢斯走过时轻浮地说道，“你手里的那杯香槟肯定是帮我拿的吧。”随着灯光变暗，哈里坐了下来开始和克莱尔热烈地谈论起来。当灯光亮起的时候，他们还在继续。过了一会，他回到莱拉旁边，隐晦地跟她说他被“告知要留下来”，并建议她一个人先回家。一向体贴的莱拉同意了。于是他和克莱尔继续讨论。当晚会结束的时候，哈里让克莱尔和他一起到酒店大堂。根据克莱尔后来添油加醋的说法，卢斯当时对她说：“我曾经在书上读过，但是这次却发生在我身上，法国人把这个叫作一见钟情，我觉得我必须告诉你——你就是我生命中的唯一。”克莱尔大吃一惊。在震惊之余也有点怀疑（当然，也对卢斯产生了兴趣），他们约定几天后在克莱尔的公寓见面就分手了——克莱尔当时肯定觉得卢斯不会履约。但是哈里完全被她给迷住了，当他再一次拜访克莱尔时，这比任何爱的声明都要有力。

就这样卢斯生命中最痛苦的日子开始了。自孩提开始，他就在野心与道德之间挣扎，这种斗争源自他的家庭、他所受到的教育以及他的信仰。每一个关键时刻——从成为预备学校的学生开始，成为一位大学领袖，创立一家在他看来能够引领社会、创造财富的公司——他相信他已经将两个目标融合。他对克莱尔的狂热当然与野心相协调；他认识到，克莱尔是纽约最有名、最有魅力以及最成功的女人之一，有了她将大大提升自己的声誉。但是抛弃他的妻子和孩子完全不符合他所理解的道德。与此同时，他试图劝说克莱尔与他保持长期感情，原本是一件看起来相对容易的事情，却让他饱受自己行为是否道德这个问题的折磨。作为一个“基督徒”可以这么做么？他的父母和妹妹会怎么想？这会对莱拉和孩子们有什么影响？他把朋友和同事叫到一边，一反常态地向他们倾诉心中的痛苦。“哈里……无法工作，不得不在原地绕圈。”比林斯评论道。他已经“在地狱煎熬了几个星期”。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卢斯的一个密友）说卢斯“哆嗦，不知所措，头昏脑涨”。但到最后，卢斯回来了，他终于找到了最关键的因素：忽然之间从来没有过的激情。“爱情就是一切，”麦克利什回忆他当时说的话，“我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我爱克莱尔。”或者正如拉尔夫·英格索尔在多年以后所看到的，“在他的才能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思考，正如哈里一直在做的。夸张地说，他的新感情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之一——可能是最伟大的。”

在从土耳其舞会上命运的相会到秘密婚礼之间的时间里，卢斯试图在给予克莱尔所有的爱的同时劝说莱拉不往坏处想。奇怪的是，他在分开时写给克莱尔的情书不管是语句还是语气与十年前向莱拉求爱时写的情书如出一辙。他给克莱尔起了一个宠物名字“麦克（Mike）”就跟为莱拉做的一样［“托德”（Tod）］。他重新启用在他早些求爱时使用的一些甜言蜜语，可能是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除了依靠传统的，甚至有些乏味的描述以外他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一生的女人，”他这么叫克莱尔，“不可思议的梦想在这么多年之后终于成真。”他写道。他“无可救药地坠入爱河”。从很多信中可以看出，他只是被她的美丽所打动：“亲爱的，亲爱的，我爱你……不论我怎么看你的脸，我都无法抓住从如此不真实的美丽和令人心碎的温柔与美好中升起的亮光。”

相反，克莱尔的信则更具挑逗和预见性：

“你看，拥有你就可以得到所有的一切——我会有什么损失呢？令人生厌的自由……独立承受的重担，自负的孤独，这就是我所失去的。只用这么一点就能换到爱情（以及它的严酷）、友情和它的快乐……但是你——我的部长，你将会失去生命中所有的快乐和安详。”

而且与哈里不同，她至少有诚意分析自己：

我任性，不诚实，喜怒无常，冲动而且在要求其他人的耐心和尽善尽美方面永无止境……尽管你可能会说我对于心理小说家来说是个好题材，但是对于想娶我的人来说却是一种考验。

当给克莱尔写信的同时，哈里也给莱拉写信坚持说，尽管她离开了，但仍然会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最亲爱的，”他在1935年年初写道，“（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这么称呼你，就让我把这个称呼只留给你）在短暂的生命中，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对我们彼此也将一如既往的重要……某一天我将会尝试把我在这个星期想要对你说的话写出来——我的爱，尽管可能没什么用，以及对你愿意与我一起走过这么多年的深深的感激。”几个星期以后，他又写道：

好多年以前我就知道守护你心房的责任……如果说我能从如此重大的责任中“走出来”让你无法相信的话，那么我也无法在做出如此不良的举动之后有任何的“辩解”……我只能祈祷，如果我不是那个能让玫瑰在沙漠中盛开的魔术师——至少，我也应该不是那个只会伤害你，让你不开心的人。

与此同时，他也试着向家里解释他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他一直担心这个消息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如预想的那样，他的母亲和妹妹被这个消息给震惊到了甚至觉得有点害怕的程度，这不仅仅是因为离婚本身也是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中，克莱尔是一个野心勃勃并且没有道德的女人。他们围在莱拉的周围，倾听她对克莱尔的怨恨（“一个投机的女人……可恨……卢斯的眼睛被她的魅力给蒙蔽了”）。他的妹妹贝丝（Beth）非常警觉，对克莱尔很是看不起（“一个粗俗而又不老实的女人”）。她甚至写信警告克莱尔离婚对这个家庭的“悲惨”影响。卢斯的父亲，跟往常一样更加明事理，他主要考虑的是，如果儿子的第二次婚姻也失败的话会发生什么（哈里的母亲有时会觉得这很有可能会发生）。“我发现他总是无精打采或是郁郁寡欢就好像病了一样。”比林斯写道。他认为克莱尔“是个黄头发的婊子，花钱如水”，而且他认为这次离婚是“一桩恶心的交易”。哈里的生活则因为他的选择而暗淡无光，承受着冲击也无意做出反抗，只能不断用他与克莱尔之后的幸福前景安慰自己。

在等待离婚和重新结婚的日子里，哈里和克莱尔表面上不在一起，暗地里却努力寻找见面的机会。克莱尔在哈里示爱之后为了避免闲言碎语开始疯狂地旅行：到佛罗里达、百慕大、古巴、南卡罗莱纳、法国、德国。哈里——有时小心翼翼，有时厚着脸皮——克莱尔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但是通常只待几天。当然他是个大忙人，但是他不愿意与克莱尔待在一起太久可能是因为内心的内疚（也可能是克莱尔也不愿意和他在一起）。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哈里第一次尝试与她发生性关系没有成功（性格鲁莽的克莱尔告诉别人说，哈里坚持表示他跟莱拉一起的时候很少会有同样的问题，正如克莱尔所说的，“他做了那事以后就躺到一边考虑公司的事情”）。1935年8月，在南卡罗莱纳首府查尔斯顿度婚前“蜜月”期间，他们最终有了一次成功的性经历。在华盛顿特区机场他们乘坐不同飞机回到纽约，离别之际卢斯给她写了一封有点做作同时略带忧伤的信。

他们步行穿过街道，她挽着他的手臂走进一家昏暗的咖啡厅。回来的时候，他看着她登上跳板，走进机舱……从小小的窗口往外看，他就站在机翼下面，挥手说再见……从他们道别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们是永远的一对。但第一次的，他们对即将到来的离别感到不习惯。

经过数月的谈判，莱拉软硬兼施之后，卢斯同意了最终的解决方案。莱拉得到新造好的位于新泽西格莱斯顿的房子、他们在纽约租住的房子里的所有东西以及两百万美元，这大概是卢斯净财产的三分之一。莱拉赶到内华达州的里诺以完成离婚手续。与此同时，克莱尔躲在前任情夫伯纳德·巴鲁（Bernard Baruch）在南卡罗莱纳的房子里面写她的第一部戏剧。这部戏讲述了一场失败的，甚至有点报复性质的、有名无实的婚姻，这显然受到她与乔治·布尔考那段婚姻的影响。她写的“求主同住”1935年11月21日在百老汇一经上演，得到的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抨击（包括《时代周刊》上一篇含糊其辞只求不太过分的评论），上演了三十六场之后就结束了。哈里和克莱尔结婚了，但有点不吉利的是，他们刚好是那个灾难般首演日的第二天在第一公理会教堂位于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举行婚礼。

卢斯与克莱尔的结合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他的生命，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这大大提升了卢斯的曝光率。多年以来与在业界的鼎鼎大名相比籍籍无名的他一下子成为真正的名人——一个能娶备受公众关注的女人的名人。不论他们走到哪里总会得到关注。报纸和杂志时刻记录着他们的社交生活、他们的旅行、他们的公开言论、他们的家以及他们的穿着。“母亲从车上下来走向我的时候看到哈里和克莱尔在四十三号大街上，”比林斯1936年春在描绘他的继母的时候写道，“只不过打个照面就让她彻底激动了。”现在，卢斯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那些记录他的人也毫无顾忌地向他发泄之前的不满。成为名人的代价在卢斯身上展露无遗。再婚不到一年，《纽约客》上一篇关于他的简介最终使得两家出版集团的斗争日趋白热化。

时代公司与《纽约客》在很多方面有本质上的区别。《时代周刊》和《财富》是新闻杂志，而《纽约客》的灵感更多的来自于文学。《时代周刊》旨在拥有广泛的国内读者而《纽约客》则有意识地面向精英——正如它所宣称的而非“针对来自迪比克的老女人”。卢斯对其杂志能够充分认识商业的重要性乃至其本质倍感自豪（“商业是我们国家能量的动力。”他曾在《财富》的章程中写道）。《纽约客》的职员同样也有自豪的理由，他们认为杂志应该独立于商业世界，商业上的事情应该留给那些《纽约客》作者宣称应该鄙视的职业经理们。但是两家出版集团之间也有很多共同之处，这也可能是它们互相对抗的根源。它们两个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产物，创立者都是聪明而又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时代公司的哈登和卢斯，《纽约客》的哈罗德·罗斯），两个杂志都反映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年轻作家和学者的质疑文化以及在门肯影响下的反传统主义。“每个人都中了门肯的魔。”罗伊（Roy）后来回忆早期的《时代周刊》，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很多《纽约客》的作家和编辑身上。

《时代周刊》沉迷于使用尖酸刻薄的言语（通常是编造出来的）讽刺公众人物，《财富》在这方面稍逊一些。《纽约客》则是吹毛求疵，而且事实上它的大部分声誉建立在它的传略，而其中的语气常常充满了优越感，挫人锐气。当《纽约客》得意于其写作的质量并且不屑于其对手，也就是《时代周刊》的俗套之时，它自己的语言——尽管不像《时代周刊》那么千篇一律——却也有不少卖弄小聪明的地方。《纽约客》有使用倒装句子结构的倾向（“尤其可怕的是春分或秋分时的暴风雨，在那个季节它们会横扫格林威治村的茶室的开放式花园”），它会使用生动的外形描写来减少过分扩张的语言（“有着一头浓密的淡红头发的人……一张年轻的脸，尽管嘴两边长着长长的白胡子，胡子的末端因为经常蘸到墨水瓶里变成了蓝色”）。前《财富》编辑德怀特·麦克唐纳，他鄙视卢斯的出版物已经不是秘密，同样也反感《纽约客》。他深信，尽管形式不同，二者都是世界上有钱和有权人的作品，没有任何严肃的信仰。他一直以来批评《财富》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精英的一种工具。著名的哥伦比亚历史学家、经常向《生活》杂志撰稿的雅克·巴曾（Jacques Barzun）曾经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他在表达对两个杂志的愤怒时称《纽约客》是“‘统治阶级’的幽默杂志”。应该做一个案例，他说，“自由的《纽约客》”与“保守的《时代周刊》”是一对儿，都表现了“同样的态度——嘲讽、怀疑以及微微的敌意。”后来英格索尔在《党派评论杂志》（Partisan Review）发表的关于《纽约客》的文章（之后他做了修改）写道，“它的编辑们局限于琐事，其中的广告五花八门，旨在为上流社会生活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提供实际建议：如何能度过一天又不无聊到死。”

1936年《纽约客》关于卢斯的传略并不是两大集团固有的竞争的直接结果，更多的是由于拉尔夫·英格索尔从《纽约客》的总编辑跳到《财富》的总编辑所引起的个人恩怨的产物。《纽约客》的第一代编辑，杰出但缺乏组织才能的哈罗德·罗斯在杂志创立的第一个月里就发现了英格索尔，而且认为他是个不可或缺的帮手——工作的时候是个拼命三郎，给曾经一度混乱的办公室带来秩序；工作之余又可以和办公室的同事在最喜欢的酒吧里一直买醉到深夜。但是英格索尔与罗斯的关系很快就破裂了，其原因正如《纽约客》的写手，詹姆士·瑟伯所形容的，他对罗斯“从敬佩到幻灭的过程”。一度亲密无间的朋友成为互相怨恨的敌人。罗斯是通过自学成才，一点点从一个犹他州的杂货店老板的儿子慢慢爬上来的，因此内心里对有钱人和出身好的人有着深深的愤恨，而这些人正是他的杂志迎合的对象。他尤其唾弃其杂志的老板，但是渐渐的，他也开始对英格索尔的贵族出身——霍奇基思和耶鲁的背景也就是后来有名的常青藤联盟，英格索尔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淡淡地炫耀一下——产生了不满。英格索尔“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就像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罗斯曾经抱怨道。英格索尔则是开始看不起罗斯，认为他是个古怪而且居心不良的人，对他和对别人都不是很公平。两个人都有很强的自尊心，对小事斤斤计较。

尽管英格索尔1929年进入《财富》以后就彻底抛弃了《纽约客》，但他对之前杂志的迷恋与怨恨却一直持续了很久。1934年，他曾提议《财富》写一篇关于《纽约客》的传略，甚至有点儿戏地想与《纽约客》的作者（尽管英格索尔保证这篇文章将会是“一篇爱心之作”，他们拒绝了这一邀请）联手合作。这一英格索尔亲自操刀的传略出现在1934年8月的杂志上，表面上很是友善——但是英格索尔当然知道——肯定会激怒《纽约客》的员工。

“哈罗德·罗斯的父亲并不是一个摩门教徒。”这篇文章开头写道，然后略带讽刺地回忆了编辑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但是他的伯父也加入丘奇在盐湖城的杂货店生意。十四岁的时候，他开始在杂货店里工作，但在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古怪之前，他习惯于谈论那时工作的情况。”这样的内容长达十七页既有文字、照片也有《纽约客》的卡通图片。英格索尔非常了解这个前同事的敏感点与弱点，因此非常熟练地对所有这些进行了攻击。罗斯，他写道，非常“易怒”和“疯狂”而且“既没有智慧也没有能力来描写自己”。詹姆士·瑟伯是个“喜欢在记事本或是电话本上乱涂乱画的人”。漫画家彼得·亚诺是一个“英俊、傲慢自大的高个子……不为人喜”，这样“他的智慧也失去了其意义”。根据他的观察，沃尔克·吉布斯“讨厌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并以此而自豪”。正如英格索尔所了解的，《纽约客》的作者们认为商业是个肮脏的东西而且以杂志的纯粹文学性而骄傲。他巧妙地形容这一杂志“一份很好的出版财富，”其“成功的基础是每个商人都会的简单数学计算，纽约客五百五十美元一页，然后打广告引起这个城市大约六万两千的活跃的文化人的注意就可以了”。尽管他写得很肯定，好像很佩服这本杂志的文学价值一样，他最关心的其实是要戳破这些作者是生意人而非文化人的伪装。“《纽约客》在商业中的价值只占十五分，其精华在于深邃的智慧以及失意的幽默，”他写道，“作为一架赚钱机器它没有必要道歉。它上面的广告远远多于——请屏住呼吸——《星期六晚邮报》。”为了进一步激怒杂志员工中地位最高的那位，他还公开了他们的薪水——其中罗斯四万美元，最有名的作家一万一千到一万两千美元。他们宣称实际的薪水要比报告的少得多。《财富》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E.B.怀特在《纽约客》“城市论战”栏目中辛辣地反击道，“《财富》的编辑每周赚三十美元还有车费。”

尽管这一传略是英格索尔的杰作，但卢斯却承担了其后果。罗斯几乎立即决定《纽约客》应该报仇，但是他引而不发。两年后他出版了由聪明而又邪恶的沃尔克·吉布斯撰写的凶猛攻击卢斯的传略。这一传略在很多方面与英格索尔对《纽约客》的描绘非常相似——同样讽刺了《时代周刊》的作者和管理层，同样轻率地公布了编辑和作者的薪酬，同样故意贬低杂志取得的成就以及近乎捏造的、对杂志内容的不满。吉布斯将“奇特、倒装的时代风格”——像小孩子一样对读者不满，对英语不够耐心的哈登的产物——形容成“喋喋不休”。为了证明这一点，吉布斯的通篇文章采用《时代周刊》语言的加强版，语带双关，“来回跑的句子把脑袋都搞晕了”。卢斯是一个“野心勃勃，有一双锐利眼睛的孩子王（Baby Tycoon）……为达目的置社交礼仪、社会常识于不顾”。对于卢斯和哈登的关系，吉布斯不怀好意地写道：

与一开始敢说敢做截然不同的是哈登和卢斯。哈登英俊，有着一头黑发，行为古怪，经常和勤杂工打棒球，开玩笑，不遵守生意场上的规矩，因此激怒了合伙人。因循守旧的卢斯不认可酗酒，打网球这种纯体力运动，他曾经说：“一个在早上九点钟还躺在床上的人对我来说没有一点用处。”

对于卢斯的未来：

卢斯当然需要认真对待，他已经三十八岁了，手下对他言听计从，长期以来这片土地一直在他的公司的影响之下，他将来会如何自然无从预测。只有老天才会知道最后的结局会如何！

吉布斯对卢斯的描写大部分是准确的而且不全然是负面的。正如《财富》的那篇文章大大地提高了《纽约客》的知名度那样，《纽约客》的传略相当于正式认定卢斯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公众人物，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成就不凡。对于时代公司和卢斯个人来说，这篇传略带来更多的是好处而非伤害。一个情绪不那么强并且不那么当真的人可能只会把它当作一个聪明的笑话，但当几周后卢斯在其面世之前读到样稿的时候，却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挑衅。他可能是极不明智地要求在传略出版前与罗斯、吉布斯以及圣克莱尔·马克威（St. Clair Mckelway）（与吉布斯合作撰写传略的另一位《纽约客》作家）见面——后来他为这个决定后悔不已。吉布斯胆怯了未能出面，但是卢斯、英格索尔、罗斯以及马克威一起吃了个饭，随后一起喝酒到凌晨三点。“那个恐怖的夜晚，”几年后他回忆道，“我实在是不应该去的，是英格索尔拉我去的。”关于那晚的情况与喝醉的依然清醒的人（如果有的话）的描述有所不同，但显然英格索尔和马克威喝了很多因此不得不至少分开一次以避免拳脚相交。卢斯和罗斯谈了很多，但互相寸步不让。卢斯抱怨传略不够准确，罗斯答复道，颠倒事实“只不过是模仿时代罢了”。“他妈的罗斯，”英格索尔还记得卢斯因为紧张和激动还结巴了一下，“这他妈的传略写得太狠——狠——狠了。”罗斯答道：“你既然已经染指了这个，卢斯，那么我相信这肯定是故意陷害。”几天后，罗斯又寄了一封长达五页的信件，这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我很奇怪隔了一个晚上才想到其他的，”他写道，“显然你不知道你已经用粗鲁的描述、残忍、散播丑闻和侮辱败坏了时代和《财富》的名声。虽然我的本意并不友好但坦白地说，你凭什么向我提要求……你在别人眼里不过是见鬼的粗人罢了。”

在两年前的《财富》传略中描写他的内容下面他狠狠地做了记号：“哈罗德·华莱士·罗斯——小人……暴躁……疯狂……没品位。”卢斯则简短地回复道，口气冰冷，我现在后悔的是吉布斯先生并没有公开所有他知道的，不然我就可以一下知道我是多么卑鄙和恶毒的人……既然这个不大不小的圈子里面发现了毒药，那他可能会愿意处理掉它。我可以保证，如果他可以随便那一份《时代周刊》并且把任何“残忍、散播丑闻和侮辱”的地方用红笔画出来然后寄给我。

从上面的争吵很难看出两家杂志之间的对立关系，这些争吵也相当地个人化，尽管双方都未能充分认识到。罗斯和吉布斯这些人可能是被卢斯身上的某种东西所激怒，而这东西很可能是卢斯冷漠、缺乏幽默的形象（他对克莱尔表现出来的激情表明这只是一种表象，但这并没有改变公众对他的印象）。这也可能是因为他在探求“世界的大问题”时的冷酷与严肃，而罗斯（以及当时大部分《纽约客》的作家）大多会忽视这些问题。同样，这种类似于卢斯与哈登（吉布斯有意在《纽约客》的传略中将哈登的个性与卢斯做了比较）之间痛苦关系的对立与竞争。罗斯和哈登一样，反对传统，聪明，有点疯狂而且至少在表面上很少一本正经，属于让卢斯觉得不舒服的一类人。与罗斯之间的战争，虽然转瞬即逝而且也不重要，却大概反映了卢斯是怎么样一个人，以及当他进入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之后的变化。

第八章 《生活》

《生活》杂志具备一定的文化权威确是不争的事实。它立志以一种劝诱的方式描写美国人所经历的生活；它成功地创造出符合杂志创造者预期的、富有感染力的中产阶级画面，并且丰富了大部分已经了解他们所处世界的读者看待世界的方式。

哈里与克莱尔开始新生活的时间恰逢《生活》杂志创立，这一美国出版史上最流行的杂志。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合在一起——一个人，一个专业——改变了卢斯的职业轨迹以及对自己的定位。

卢斯对“图片杂志”产生兴趣有很多原因。1932年，当克莱尔还是《名利场》的总编的时候，就给康泰纳斯写了个备忘录，督促他创立一本以图片为主要内容的杂志并且建议命名为“生活”。而她最初与哈里的两次交谈，根据克莱尔后来的说法，就是关于这一极具前景和挑战性的出版物。而在卢斯追求克莱尔乃至于他们结婚后的第一个月的时间里，发行新杂志的想法也是维系他们关系的一部分——共同的职业兴趣加强了他们相互之间生理和情感上的联系。在他们建立关系的早期，据克莱尔说，哈里答应让她成为新出版物的总编。

尽管《生活》杂志的前景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但它却未能弥合他们结婚数周之后就开始产生的裂痕。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激情与野心的产物，激情很快就褪去，但野心却依然存在。因此他们的爱情很快就进入某种婚姻阶段——持久，但与此同时也有着争吵，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平淡无奇。

简单的婚礼结束后，哈里和克莱尔在古巴待了两个月度蜜月，在那里他们借住在一个朋友的别墅里。蜜月旅行最初的几个星期被下个不停的雨破坏殆尽，这对新婚夫妇只能烦躁不安地待在家里。后来，他们驾着朋友的游艇出海，却又因为天气不好、克莱尔晕船泡了汤。当天气终于放晴之后，他们试着打高尔夫直到哈里发现克莱尔玩得比他还要好（后来他们再也没有一起玩过）。即便到了海边，当争强好胜的卢斯发现自己根本游不过克莱尔时也不禁兴致大减。这段长长的蜜月在很多细节上引出了他们在旋风般的热恋期没能表现出来的其他方面的性格。他们两个人都极度以自我为中心而且有很大的野心，也都看到了对方蕴藏的有利于实现自己抱负的方面，这一信念使得他们的婚姻维持了三十多年。但是他们互相把对方看作是竞争对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越来越冷漠，距离越来越远。关于这一紧张关系的代价，正如克莱尔后来写的，就是哈里在保持性关系方面再次遇到了困难，这一问题在他们蜜月期间就开始然后渐渐就成为痼疾。他们后来都各自有了婚外情——克莱尔是经常性的而卢斯则偶尔为之。伤害他们婚姻的同样还有他们对各自事业的专注——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有钱夫妇之间不是很常见，至少在卢斯看来这种情况有点吓人。

他们两个人都被图片杂志所吸引，这也成为他们亲密关系持续一段时间的一大原因。在蜜月期间，哈里搜集了欧洲出版的图片杂志。他和克莱尔将这些杂志剪下来然后将照片编排在一起尝试不同的排版。在这方面克莱尔至少和哈里不分上下，于是就像打高尔夫和游泳一样，卢斯又被惹恼了。他反悔了之前让克莱尔当新杂志总编的承诺，并且不再提这件事，但克莱尔却一直相信她将会参与这个项目，在这点上她并不是一个人。在卢斯外出期间，比林斯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拜访约翰·马丁，然后像往常一样一起喝酒，当时马丁“指出克莱尔·卢斯是新杂志的真正老板”。集团中的其他人，包括比林斯自己，毫无疑问也有同样的担心。当哈里和克莱尔回到纽约后不久被拉尔夫·英格索尔和最近雇用的《时代周刊》图片编辑、之前曾在道布尔迪出版社编辑图片书籍的丹尼尔·朗维尔（Daniel Longwell）邀请参加晚宴时，这一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焦点。

根据克莱尔后来的（可能并不完全准确的）描述，哈里预言那个晚上的目的是给她一个《生活》杂志的职位。但是她没想到的是，这场晚宴事实上是事先设计过的——在敢作敢为的英格索尔的带领下——“联合反对卢斯”并且劝说他重新考虑创办新的杂志。关于那晚的情况有众多版本，但都一致认定当时两个人严厉地指出哈里将重心都放在克莱尔身上。克莱尔回忆朗维尔说，“哈里，你必须打定主意到底是要做一个伟大的编辑还是继续一只手搭在克莱尔的背上度蜜月。”知道被侵犯的克莱尔也不甘示弱，告诉他们，“哈里即使一只手搭在我的背上也可以办出一个比你双手一起使劲还要好的杂志。”据英格索尔回忆，她说，“哈里，你难道有被那些没用的人保卫过？”所有的描述都同意克莱尔一个人愤而离席。她后来宣称，恢复镇静之后，她告诉哈里，以后她最好不要再与时代公司发生任何联系，她会回去写剧本。克莱尔一个人躲到西弗吉尼亚州的绿蔷薇度假区，开始写可能是她最成功的剧本，《女人》。

在克莱尔被羞辱之后，《女人》这个剧本很快被写了出来，而且其中也可能部分反映了克莱尔被男人背叛之后自己的感受。“我因为有能写出这样自传体的妻子而感到羞愧。”刻薄的比林斯在看过演出之后写道。这出剧本身——成为百老汇榜单剧目，后来更因为1939年电影版的成功而大放光彩——是一部纯粹的家庭剧。玛丽·海内斯（Mary Haines）是一个忠于和深爱他丈夫的妻子，她被他的丈夫抛弃，而离婚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娶一个诡计多端的妓女。在满世界的闲言碎语与阴谋诡计中玛丽保持了自己的尊严。但最后，她决定“磨尖自己的爪子”然后赢回自己的丈夫。“你难道没有自尊么？”当她准备回到反复无常的丈夫身边时她的一位女性朋友问道。“不，不需要，”她答道，“这是一个陷入爱情的女人无法负担的奢侈品。”在戏剧和电影中，只能看到女性，表现了克莱尔·卢斯对女性世界独立与脆弱的认识。

克莱尔显然已经意识到她自己的婚姻已经将她与丈夫和公司捆绑在了一起，而且将会被埋葬在一个大部分男人和女人都分开而且处于不同领域的世界。哈里的世界，也就是时代公司的世界，是一个只有男人才能成为编辑、作家以及出版商的世界，而女人只能担任“研究员”和“采访员”这些处于从属地位的职位。两类人一起生活在一个甚至连一起吃个工作餐这样的交流都不鼓励的文化中——这种禁忌也反映在克莱尔与英格索尔和朗维尔那场饭局中遭到的羞辱。与时刻和公司保持一定距离的莱拉不同，克莱尔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杂志作家以及编辑，显然威胁到时代公司的唯男性文化——这种文化与康泰纳斯帝国的文化截然不同。在后者，克莱尔已经升到《名利场》的总编而且在那里女性掌握着很多实权。不管克莱尔的剧本是否来自对时代公司文化的怨恨，她认为那个晚上英格索尔和朗维尔更多的是忌惮她的才能和影响力而非哈里对杂志的漫不经心，在这点上她几乎是对的。当然，哈里没有在咄咄逼人的男性同事面前维护克莱尔也成为他们婚姻变质的另一个原因。

虽然克莱尔重新开始写剧本，但这并没有完全打消她对时代公司的兴趣。她继续——通常在哈里的鼓励和支持下——为杂志提出建议。比林斯常常抱怨来自卢斯的压力，逼他出版其妻子的材料，即使他认为这些是“瞎写的东西……不宜刊印”。尽管他承认克莱尔是“一个好作家”，尽管他也毫无怨言地接受了一些她的稿件，总体上他依然看不起克莱尔。他高兴地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他和同事在办公室闲聊时对克莱尔的批评：“一个见识浅薄的女人，没有天赋却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动力推着她前进”；“一个婊子”，她“蛊惑”了卢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害得哈里没好日子过还“失去了所有的老朋友”。比林斯自己抱怨道，“克莱尔和她的政治活动真让人讨厌！”

促使哈里和克莱尔走到一起的感情逐渐开始消退，而这是很多事情共同作用的结果。哈里从来没有完全克服抛弃莱拉的罪恶感，他责备自己让感情战胜了责任。他们夫妇没有孩子，尽管他们双方的第一次婚姻都有过孩子。哈里的儿子依然和莱拉在一起而且只是偶尔拜访他们的父亲；克莱尔的女儿刚处于青春期，几乎一直在福克斯克罗夫特（Foxcroft）的寄宿学校。哈里反对再要孩子，而克莱尔在这方面也不是很积极，尽管她后来因此而怨恨哈里。但是几乎所有的婚姻都会慢慢冷却，因为浪漫在渴望权力和名誉的人面前总是处于次要地位。时代公司是他们竞争的起点，但不会是唯一的一个。哈里总是想要与他的妻子和同事比个高下并因此而疲于奔命，有时还得为了帮助克莱尔做出点牺牲。“我已经尽力了而且一直在努力，”他痛苦地写道，“一方面不让我的事业影响到你的或者是我的更高的事业，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几天后他又写道：“我唯一想说的就是我答应对你好，但似乎这个承诺可以留到再一次向你保证的时候说更合适些。”在这期间，克莱尔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公开场合将自己塑造成和他丈夫一样重要的人的尝试，不管是在公司内部还是之外。

能够一起打造的光鲜亮丽的社交生活作为不断冷淡的关系的补偿，也是他们缺乏浪漫的婚姻得以保持平静的原因。哈里出主意，克莱尔则贡献自己的魅力——她的魅力很显然在嫁给一个有权势的人之后得到了加强，但是一个在社交上让哈里难堪的人本不该独占这样的好处。他们一定已经意识到他们的结合不是他们曾经想要追求的“浪漫”，而是他们所希望拥有的伟大人生。他们将会，正如卢斯在1937年新年（当时克莱尔没有和卢斯在一起）清楚地跟克莱尔写道，“伟大的卢斯夫妇。”

寻找伟大的第一步是从他们自己的房子开始的。结婚后不久他们就搬进位于河屋（River House）有十一个房间的宫殿式住宅，一栋非常时髦的可以俯视东河（East River）的建筑。这是他们在市中心拥有的第一个豪华公寓。与此同时，他们将康涅狄格州的房子作为正式的居所（大部分是为了逃避纽约的高税收），在斯坦福德租住了一段时间，他们后来又在格林威治买了一处很大的物业，并最终在1947年定居在里奇菲尔德。他们获得的可能最大的物业是一座靠近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叫作迈普金（Mepkin）的面积有七千二百英亩的大农场，巴鲁的物业就在离这个农场不远的地方，克莱尔在与哈里结婚之前，有很长时间就待在巴鲁的这处物业中。这处地产曾经被忽视了好多年，但是卢斯花了很多钱用来美化风景，同时拆掉了大部分废弃的建筑，重新根据年轻的现代派设计师爱德华·都瑞尔·斯通（Edward Durell Stone）的设计（他很快成为现代美术馆的设计师之一）建造成一座复杂的新建筑，白砖砌成的巨大主体建筑围绕着一圈用于客房的屋舍，全部房间都被装饰成朴素而又优雅的国际风格。克莱尔待在迈普金的时间相当可观，写作、招待客人，而哈里除了偶尔在周末的时候来一下，平时基本不在。

哈里对这样奢侈的生活有点不舒服，时常坚持他们不应该这么铺张，但是他很少阻止克莱尔，后者常常有更高的要求，只要是她喜欢的从来不在乎花多少钱。在所有的房子里都陈列着他们的很多收藏品：中国艺术和陶器，知名的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绘画，与政治家或是社会名流的合影。任何时候，他们的房间里面总是放满了鲜花。克莱尔喜欢花押字，因此把她名字的首字母印在任何地方——毛巾，床单，香烟盒，鸡尾纸巾，文具。她偏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玻璃——镜箱风格，于是在格林威治的房子里安装了一座环形的玻璃楼梯。他们的一切生活几乎都依赖仆人——格林威治的房子有十个左右，里奇菲尔德的房子更大些有二十八个房间，因此雇佣的仆人更多。他们很少有没有客人的时候，有时这些客人会留宿几天，有时一下就住几个月，玩网球、游泳、骑马——不管哈里或者克莱尔在或是不在。

购置和装修房子只是卢斯过于奢侈生活的开始。穿着一向时尚的克莱尔因为经常要拍照在衣服上的支出远胜过去，此外她还坚持压缩哈里本就少得可怜的衣橱。克莱尔收集艺术品和文物，她委托时尚的雕塑家乔·戴维斯为哈里做了一个半身像，又请有名的墨西哥艺术家弗里达·卡洛为自己画了一幅肖像（哈里不喜欢半身像，克莱尔也不喜欢画像）。

克莱尔还到处旅游，挥金如土（经常不和她丈夫一起）：先是在好莱坞待了一段时间，一度成为演员和剧作家；接着搬到夏威夷，在那里她学会并爱上了冲浪。哈里忧心忡忡地看着克莱尔周游世界，担心他们之间不断增加的距离。作为回应，他花更多的钱来讨好克莱尔，包括为她在夏威夷买一座房子，虽然那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噢，亲爱的，我本来有机会得到这一荣耀，”他绝望地试图修复他们之间的裂痕，“我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开始——首先是表白，接着让我们的个性重新建立甜蜜的联系，然后把这些与我们彼此有限的空间、时间和人生目标联系起来，让彼此都感到舒心，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我希望能重新开始我们的计划。”但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激情似乎褪去得特别快。卢斯的意见经常遭到克莱尔的讽刺和挖苦。“你实在是太残忍了，”他曾在另一次“不快”的交谈之后写道，“我很抱歉，为什么要道歉？具体我也不知道。”他一度在时代公司告诉同事他愿意放弃公司来挽救他们的婚姻，但他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将这付诸实践。不管他是多么愿意继续自己的婚姻，他更希望得到专业领域的成功。从1936年年初开始，尽管他的婚姻遭遇危机（可能部分是因为这一原因），他干脆将自己的抱负倾注在新的图片杂志上。

《生活》杂志的想法有很多来源——来源太多，事实上，卢斯曾经一度没有考虑过这一想法。早在1929年布里顿·哈登提出创办一份图片杂志从而实现公司的多样化的经营——与《财富》杂志相比他更偏向这一方案但却从未实现。克莱尔多年以来也一直幻想有这么一个项目，而哈里的朋友，《得梅因纪事报》的出版人约翰·考尔斯曾向卢斯提到他自己对于一个图片杂志的想法（最终成为《生活》的主要竞争对手——《看》）。到1935年，在计划进入实质阶段之时，在美国和欧洲已经出现了一些图片杂志成功的案例。《财富》杂志本身就是运用系列照片并将其作为其报道的一部分的先驱，而且它雇用的一些天才摄影师在后来对《生活》杂志也是至关重要的。《时代在前进》同样也增强了有组织地运用视觉图片的热情。1936年一本为庆祝新闻短片满是插图的书——《四小时一年》（Four Hours a Year）——成为新杂志的一个样板。很多美国新闻报纸，包括《纽约时报》在二十世纪初就尝试开辟运用“照相凹版”技术的版面（通常出现在周日那一期）来展现大量照片。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时尚》、《名利场》、《星期六晚邮报》、《文学摘要》以及其他一些影响较大的杂志也开始大量使用照片。但是在期刊上将照片作为插图跟把照片作为一本杂志的主要内容不同，卢斯和他的同事不得不将目光投向欧洲来寻找成功的例子。

对《生活》杂志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可能是《柏林画报》（就是大部分读者所知的“BIZ”），这不是因为BIZ是一本真正的图片杂志，而是因为它用来说明文字的照片占据着大部分版面。它率先在页面上放置多张照片——不同的尺寸，形状以及位置使得页面更加生动。其最具影响力的编辑库特·科尔夫在1930年年初逃出纳粹集中营后，曾花不少时间为《生活》杂志提供咨询意见。在匈牙利出生的摄影师安德烈·里德曼，后来更名为罗伯特·卡帕跟科尔夫一样也是BIZ的员工。逃离纳粹后，他也搬到美国并成为《生活》杂志的主要成员。但是BIZ并不是《生活》杂志从欧洲众多样板中挑中的唯一的一个。时代公司成员中的亲英分子——卢斯也在其中——也非常熟悉《伦敦新闻画报》，与《柏林画报》版面相比，《生活》杂志的形式要更加接近前者。在伦敦杂志中，图片占据主导地位，它的版式设计方面比BIZ更为大胆，运用说明文字将图片转变成故事，为了吸引读者，它的选题时而严肃，时而轻浮。当时最具艺术吸引力的杂志无疑是《巴黎见闻》，它拥有吸引人的现代打印字体，炫目的封面设计（与《财富》杂志的封面不同）以及不凡的“照片文章”用来叙述那些重要的故事，如萨尔区回归德国、西班牙内战、俄国危机以及优雅地展示艺术、剧院以及舞蹈。克莱尔在1931年向康泰纳斯提出的有关照片杂志的建议中就引用了《巴黎见闻》，而《生活》杂志筹办早期的主要工作就是试图吸引一部分《巴黎见闻》的摄影师和编辑到纽约，虽然这些尝试并不成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图片杂志的理念在欧洲也并非没有批判的声音。对于社会主义左翼来说，这些杂志不过是中产阶级的工具，以此来强化中产阶级的世界观从而使工人阶级受到其文化的诱惑。对流行文化持批判观点的知识分子［其中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在1938年悲观地写道，“现代的基本事件就是照片征服了世界”］认为，照片杂志将“读者”变成“旁观者”，“理解”变成简简单单的“看见”。1932年后不久，BIZ以及其他德国图片杂志就成为纳粹宣传的工具，而其受欢迎的程度却丝毫不减更使得图片杂志在欧洲与美国遭到众多批评，认为大量生产的图片是一种能够操控文化和社会的危险而又有力的工具（诸如此类批评者的争论后来在美国形成了对“大众文化”广泛批判的潮流——其中的领导者就是时代公司的老手德怀特·麦克唐纳）。但是对照片的渴望盖过了批评。对于出版者来说，图片杂志的魅力开始变得无法抵挡。

“每个人不论是在‘2I’还是在其他地方都在谈论应该有个图片杂志。”卢斯回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情况时说道。尽管他对于这一想法的热情很高，但《生活》杂志的创立却是一个缓慢而又艰难的过程，有很多次他几乎都快要放弃了。正如1929年创立《财富》那样，卢斯在1933年年底设立了一个试验部门来考虑“一份新的杂志——以周刊或是半月刊的形式采用大量图片为广大读者报道当前的事件”。他将马丁从《时代周刊》的总编位置上移出来指导这一项目。不服管束的撰稿人德怀特·麦克唐纳则成为马丁的“低级同事”。几个月之后，卢斯要求公司中唯一在图片编辑方面有大量经验的丹尼尔·朗维尔（正如其在设计“四小时一年”时表现的那样）帮助设计内容以及杂志的外观。与筹办《财富》时进展缓慢、相对低调不同（当时卢斯顶着哈登的反对进行并且试图不让其发现），《生活》杂志紧张、疯狂的准备过程，公司每个人几乎都看在眼里。在试验部门设立几个月不到，第一个模板就出世了，使用的标题为“检阅”（Parade）。大家的反应褒贬不一，卢斯开始对这个项目不安起来。“我们很快彻底地被这些附庸风雅的谈论弄糊涂了……很多都是理论上的东西。”他后来回忆说。计划进行了六个月多一点，卢斯突然终止了这一项目。“时代公司目前没有出版任何新出版物的计划。”他在七月宣称。

这个项目一度看起来似乎要被永久放弃。“即使到现在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要出版它。”比林斯写道，担心马丁可能会回到《时代周刊》接替他总编辑的位置。卢斯自己则告诉同僚们他并不确定他们能否制作他心目中的杂志。但事实上，这个项目在短暂的暂停之后很快就被恢复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朗维尔的干劲和专注——一个热情的支持者，在其他人看起来准备放弃的时候，他的努力争取让新杂志的想法重新复活。“这个国家已经期待一份图片杂志好久了。”1935年9月他在给卢斯的信中写道。“任何一场战争都将成为图片杂志的活广告。”在向库特·科尔夫咨询之后，他发现科尔夫的建议确实浅显易懂：选一个“好标题——简短的”；避免“用褐色印刷……褐色并不是一个让人愉快的颜色”；宣称“没有编辑材料的费用，挑选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照片”。但是科尔夫的展示和案例使得朗维尔的努力获得了合法地位，他教育朗维尔和其他人好好关注摄影师，选择一些有趣和吸引人的照片，不管是关于什么内容的。

到1936年年初，这个项目后面的动力再度积聚起来，部分地来自卢斯重新燃起的热情，毫无疑问这应该归功于克莱尔以及他们蜜月期间关于这一项目的讨论。“卢斯全力为图片杂志努力，”拉尔森观察到，“他全身的血液都在（因为新项目）涌动。”这个项目的必然性也被拉尔夫·英格索尔明明白白地看在眼里，在计划的第一阶段他曾经因为害怕新杂志会与《财富》杂志形成竞争而提出反对，但在此时他明智地改变了想法并成为整个项目的佼佼者。英格索尔拉拢了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他回电说他“太多激动以至于没办法在电报里说清楚”），在时代公司的职员中征集意见，试图（最终未能成功）将整个项目变成自己的英格索尔——及其传记作者罗伊·胡普斯（Roy Hoopes）——强烈声称他是《生活》杂志的主要推进者，但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观点。英格索尔在《生活》杂志确定出版之后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便如此他从来没有完全支持这一杂志，甚至在《生活》杂志推出两年之后他还抱怨其如何伤害到其他杂志。“时代的所有人如果能够团结起来并且运用其智慧将《时代周刊》推到杂志世界中毫无异议的第一位置可能是笔更划算的生意。”若干年后他生气地说。马丁（在他清醒时）和朗维尔也再次开始努力设计新杂志。

与此同时，卢斯和其他人开始努力做好这个项目的基础工作：印制以及资金，两者的难度丝毫不输于编辑设计。时代公司的每个人都期待新杂志能够吸引比他们之前创造的杂志更多的读者。但是出版卢斯想象中的有广泛影响力的期刊却需要一种当时还无法做到的印刷技术。高质量的照片需要一种昂贵的铜版纸，在当时只能单面印刷，这对于卢斯以及其他人期望中可能达到一周一百万份的销量是不现实的。将现有的照片印刷技术用于卷筒纸，不管质量如何也是不太现实，因为照片图像需要时间干燥而可能会被滚轮弄糊。但就在这个时候，位于芝加哥的R.R.唐纳利公司，作为时代公司的印刷商一直在试验一种“热定型印刷技术”，将快干油墨与气体加热的压制印刷结合起来从而可以快速地印制出清楚的照片画面。同时，多年来一直向时代公司供应纸张的米德公司开发了一种新的纸张——“埃米琳”——这种纸相对不那么昂贵，可以较好地再现照片，并能够做成适应大量印刷需要的大卷。我们“将其展示给哈里，”一位唐纳利公司的管理人员讲述道，“并向他解释可能达到的速度……哈里说，‘我想就是这个了，我想这能让我开始一种全新的出版物。’”

预期读者的数量不仅对印制是一种挑战，对于资金更是如此。到1936年春，公司内部一致认为读者将从二十五万开始并将会逐渐增加到一个更大的数量。公司预计的广告投放相对较低，再加上预计的初始读者数量，因此认为至少在一年以内成本不会增加。暂定的第一年利润目标为保守的四十万美元。但是每个人都明白他们的计算毫无依据，如果读者数量大大高于保证数量那么将会推翻所有之前做出的估计。杂志将被定价为十美分一本，订阅者的价格稍低——远远低于制造成本。广告将会有助于弥补亏空，但前提是读者依然在二十五万人以内；超过保证数量而卖出的每一本杂志都会带来亏损。卢斯当然对于风险非常关心，因此考虑采用能够减少成本的建议，即减少杂志页数，采用更小的页面和便宜的纸张。但其他同事反对这些变化。“在我们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位同事给他写信说，“试过在紧要关头采用这样保守或者经济上貌似合理的方法，而总是通过更多的付出和努力来获取更多的收入。”最终卢斯对质量的要求改变了他对利润的顾虑，他没有做出任何重大妥协，转而把赌注压在稳定的读者增长将使公司在最初免受较大的损失，不过至少从短期来看，这个宝押错了。

然而，对于卢斯来说在杂志内容和设计上下功夫要比找个获利的办法更加重要、更加有挑战性，因此他很快就全身心投入计划阶段，其热情可与早期参与创立《财富》时相比。让其他编辑感到郁闷的是，他每天在试验部门花费数以小时计的时间检查副本，制作模板或是翻照片。即使他不在的时候，他的同事仍然会因为那些纷至沓来用来说明他想要工作人员开发出来的新特征或是版面的啰唆的备忘录而觉得他就在身边。就跟其他人一样，卢斯努力想为《生活》杂志开发出一种结构。“他总是变——扔掉一些东西，放进来一些别的——试图做出正确的方案。”他的一位同事记录道。但是在他对这一项目的愿景却存在某种连贯性。这本杂志涵盖的范围将尽可能广泛，努力包容整个世界，而不是仅局限于名人和大事，其突出的内容将会是摄影师的文章，用一种被卢斯称为“漂亮的图片”的方式，运用最少的文字来扩展某一事件或是话题。在呈现当期最严肃的问题的同时，它也不会回避一些不重要或是流行的乃至于色情的内容。如果说《时代周刊》是一种为那些忙碌、有文化修养的人提供的一种新闻摘要，《财富》杂志是为吸引那些生意人的兴趣而被创立起来的，那么《生活》杂志从它诞生的第一刻起就是面向每个人的杂志。卢斯坚持，它将会跨越阶级、宗教、种族、区域以及政见的不同，并成为任何背景男人和女人都无法抗拒的磁石。毫不奇怪，《生活》杂志从来没有完成这一崇高的目标。“《生活》杂志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要比那些有文化修养的更有意义。”时代公司一位早期的广告经理总结道。但是创造一份民主期刊的愿望却是真真切切的，而其创造者衷心地希望能有“大众感染力”。他们相信广大读者能够理解严肃题材而且并非仅仅对卢斯所说的“惊悚、色情、荒谬以及凶杀”事件感兴趣。在这些信念的支持下，尽管《生活》杂志从来没有吸引每个人，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拥有少数几个杂志所能达到的、拥有广泛读者的杂志。

早在1933年，很多人，包括卢斯在内，就曾试图为这个新的项目写一个章程，其中的大部分努力都有关于这本杂志看上去如何以及如何检验这些技术细节的描述。但在1936年6月，卢斯却做出了一个不同的尝试——包含了他自己的雄心和抱负，能够激起潜在读者和广告商激情的关于这本杂志的文学描述。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章程达到了其目的，尤其是开头的几段，后来成为新闻写作的典范：

看人生，看世界，见证伟大时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手势；看奇事——机器，军队，民众，树荫和月影；看人类工作——他的画作，高楼和发现；看千里之外之事物，高墙及屋内之秘闻，看难以接近的危险之物及受男人追捧、小孩喜爱的女人；在看的过程之中享受观看的乐趣；看令人惊奇之物，在看的过程中得到指引……

看吧，被展示吧，这正是当今人类的愿望和新的期盼。

看吧，展示吧，这正是新出版物所肩负的任务。

关于章程，卢斯曾经咨询了很多人，其中最重要的是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其富有诗意的感情正是卢斯所需要的。到6月底，麦克利什已经向卢斯发了一份粗稿，里面包含一个出现在最终成品里的重要语句：“千里之外之事物，高墙及屋内之秘闻，难以接近的危险之物。”卢斯采纳了粗稿中的这一句以及极少部分其他内容，而麦克利什对卢斯写的粗稿进行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卢斯寄回的粗稿开头是这样的：“看人生，看世界，荒唐的世界；亲眼见证人类戏剧性错误中的重大事件。”麦克利什劝说他简化开头的语句并削减行文，在不改动大框架的前提下，增加一部分简短的词组。这章程本身就拥有超乎寻常数量的观众：广告客户、记者、编辑以及当前的时代公司订户。

为杂志选个好名字本身就是一件大事。在1934年废弃最初的“检阅”之后——这个名字之所以被弃之不用部分地是因为从现有期刊中购买这一名字太过困难——卢斯及其同事几乎花了两年时间来寻找另一个名字。令人吃惊的是，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开玩笑似地将其命名为“十分钱”（Dime），意指其封面上的标价［当然，这个名字也与时代（Time）谐音］，但最后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杂志价格将会有所改变，而且《时代周刊》和“十分钱”如果同时出版将会引起误解。另一个受欢迎的名字是“展示世界的书”，这个题目准确地描述了这本杂志的目的，但是很多编辑开始认为这个名字有点绕口不够圆滑。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画框”，“视线”，“图”，“广大世界”，“地球”，“目击”，“瞧”，“看”，“审视”，“咔嗒”，“卡莫拉玛”，“快照”以及“时代之眼”。罗伊·拉尔森曾起了个英格索尔一度称之为“相当无可争辩”的名字，称新杂志为“时代在前进”，这样就可以将公司新闻影片的知名度资本化（意味着更多的广告预算），但卢斯否决了所有这些提议。

回想起来，早先“生活”（Life）这个名称是如此之晚才被确定下来的。卢斯自己当然非常在意克莱尔对这个标题的偏好，几乎可以回溯到1931年向康德纳斯提的建议。1935年到1936年，“生活”几乎出现在所有编辑考虑的名单之中并得到很多参与者的支持，包括卢斯的家族朋友詹姆斯·琳恩（James Linen）（后来加入时代公司并最终成为其总裁）。看起来似乎是章程本身，尤其是强有力的开头语，“看人生”在最终选择之时发挥了作用。章程依然使用“展示世界的书”作为标题，但是即使在其发表之前，卢斯仍然向朋友倾诉说，他希望的名字是“生活”——然后这个曾经一度作为受欢迎的幽默杂志名的标题的麻烦来了。卢斯要拉尔森去询问买断事宜，这样他就可以使用这个名字，陷入困境的“生活”出版者令人吃惊地欣然接受了，仅要求为他们的员工提供工作以及相对保守的九千两百美元现金（远远低于拉尔森准备提出的条件）。仅一个月多一点，这笔交易就完成了。到10月初，时代公司终于下定决心，杂志名定为“生活”。

当然，最大的挑战在于寻找他们心目中杂志应该具备的外观、风格以及内容。尽管手头掌握为数不少的新闻照片模板，但《生活》杂志的创造者觉得他们正进入未知的河流，因此打定主意创造一个全新的杂志。他们最初的努力令人灰心，最初的样板在1936年年初一次“用图片来表达”的试验中被拼凑出来。大部分人认为这就是场灾难：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名流照片之中混杂着黑社会丑闻，缺乏条理性甚至缺乏完整性。一则关于一名警察追捕一名黑人嫌犯的、令人不快的故事，最后谋杀嫌犯的照片被打上了“追捕黑人”的标题。有好几页篇幅被用于描述圣地亚哥的一群裸体主义者——对于不懂世故的读者来说这看上去就像是色情照片。同时，样板里面有五页网球明星唐纳德·布吉（Don Budge）的照片，看起来似乎是为了迎合那些大部分比较富裕的网球迷。第二次尝试——一份“出版的”样张，于1936年5月设计完毕，8月付印——其内容更加文雅，里面有阿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和博克–怀特拍摄的引人入胜的照片，经过色彩再现的早期基督教艺术作品以及关于凯瑟琳·赫本和化妆业巨头伊丽莎白·雅顿的故事。但是这一次对于大部分看过的人来说，依然只不过是一次单调没有生机的尝试。梅西百货公司的广告导演，广受欢迎的平面图像设计师保罗·霍利斯特（Paul Hollister）被吓到了。“这真难以置信，”他写道，“即使只是因为‘有趣’而进行的彩排也不应该这么短，虽然故意这么做只是为了戏弄人。”根据卢斯的要求，他把样板带回家，经过几天的剪切，粘贴之后，尽管还是一样的内容，但是卢斯和其他人都很喜欢修改后的版式。

最后一轮修改被命名为“排演”，在9月份付印，这一回的样板就更好了。它里面有几页似乎是雷穆斯大叔的照片——就好像关于黑人工人这种毫无价值的故事中描述的“爸爸”（Pappy）和“船长”（Captain）。但其中也有一组关于被雨水淹没的美国高尔夫公开循环赛的照片；一组世界要闻的照片；由知名商业摄影师保罗·奥特布里奇（Paul Outerbridge）拍摄的相当吸引人和有品位的女性裸照——这张照片遭到了猛烈的批评，使得真正的裸体照片很少出现在杂志上；在德国举行的纽伦堡拉力赛以及第一次将关于蒋介石的文章搬上杂志。它的设计干净而又非常美观，尽管不是特别生动。很多页看起来就像晦暗的幻灯影片，至于其他的——包括由卢斯本人设计的一部分——设计风格乱成一团。这一样本遭到英格索尔（“比第一个样板差多了”）的批评——部分是因为他觉得卢斯似乎无视他的建议——和著名记者多萝西·汤普森尖锐的批评（“我不认为它足够好……不够现代”）。朗维尔承认它“目前不那么好”，但是他深信不管怎样它“开始变得像一本图片书籍……一个该死的发明。”卢斯也提出了批评，但是跟朗维尔一样深受鼓舞，因此他决定是时候出手了。“我们将不再试验，”他说道，“我们将会在实际出版过程中学习。”

1936年10月中旬，发行日的前几周，卢斯觉得现有的《生活》杂志员工并不足以应付眼前的工作。马丁变得越来越消沉，越来越依赖酒精，这使他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他开始辱骂同事（尤其是朗维尔，一个极富创造力的编辑，尽管他的管理能力有限）。几个月前，卢斯任命自己为总编辑（“任期不定，可能几个月或几年”），希望他可以替代马丁的空缺。但他很快意识到这并非长久之计。10月底，在一次灾难般的午餐（马丁醉醺醺地在其他编辑面前侮辱了卢斯）之后，卢斯突然将马丁踢出《生活》杂志把他赶回到《时代周刊》总编的老位置。他称马丁是“一个最有能力的编辑，同时也是一位难缠的合伙人”，而且他显然希望——无视马丁酗酒以及骂人的恶习——再次成为《时代周刊》的首脑，而马丁能够变回原来的样子。卢斯拒绝拉尔森和其他人的建议——彻底把马丁赶出公司。卢斯对于赶走布莱特·哈登的侄子非常敏感，这也是对令人钦佩的哈登曾经存在的少数回忆，尽管在很多方面，卢斯已经允许这种回忆就此淡去。与此同时，卢斯将比林斯调离《时代周刊》，只提前两天通知，让他到一个他称之为《生活》杂志“主要合伙人”和“副主编”的位置，并保留自己总编辑的称号。作为时代公司中最有能力的编辑，比林斯顺利地过渡到处于筹备中的《生活》杂志的工作——尽管他本人对这一变动有保留意见。

“五点钟，”比林斯在10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

卢斯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关上门，接着告诉我《生活》杂志因为马丁的所作所为遇到了大麻烦……他认为他和我可以一起很好地工作……我为他的决定大吃一惊。我对《生活》杂志的办刊哲理一无所知，一直专注于《时代周刊》，而且一直做得很好……然而《生活》杂志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全新工作——估计也更艰难。我对卢斯的回复是：我愿意做任何他认为对公司最有利的事情。

几天后，随着比林斯开始他的新工作，卢斯给他下达了第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指令：“我们已经为办刊理念忙了六个月。从今天开始，管他什么理念——你得弄一个杂志出来。”他说，第一期将在两周内发行。

《生活》杂志的第一期在一片仓促和混乱之中做了出来，因此之前的考虑很少被付诸实践。对于卢斯来说，最后的几个星期是整合的时间：组建部门、制定规章制度、创造画面和行文风格。对于比林斯而言“每件事情都是仓促而混乱……并且没有什么事情是真正做好的。”对于其他员工来说，这段时间既愉快又让人疲倦。对于局外人——包括其他时代公司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他们已经习惯了相对有序的编辑体系——《生活》杂志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看起来就是彻底的混乱。即便如此，在这几个星期里相当多重要的决定被做了出来并最终形成了今后数十年这本杂志的特征。杂志的标志——位于杂志封面左上角，一个红色的矩形上简简单单写着白色的“生活”（Life）四个字母——而不是前期试验阶段使用的样式更为复杂的悬浮标志。封面设计选用了单张黑白照片覆盖整个页面，其上只有标志以及底部标明出版日期和价格的红条纹——这也比之前曾经尝试的封面更加简洁。扩大后的杂志实际尺寸略大于《星期六晚邮报》、《时尚》以及其他大版的杂志——这样做一方面是能有更多的空间来放置照片，另一方面也是确保《生活》杂志与其竞争杂志摆在一起的时候能鹤立鸡群。编辑部也被建立起来，正如创立《时代周刊》时那样：国内以及国际新闻综述（《生活》杂志主要侧重美国或世界新闻前线）；百老汇戏剧、新电影或是电影明星的定期特写（后来被分别称之为“本周视点”和“本周电影”）；当前总统的照片，按时间顺序叙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活动；体育；科学以及非常受欢迎的“生活就是一个聚会”。从第二期开始，一个长期板块——“用图说话”，得名于比林斯一次对卢斯开玩时笑说的话——成为每一期的开篇，内容不限，只要是编辑们觉得有独到之处的照片就可以。多亏了比林斯的冷静和安抚，紧张的创新过程最终演变成仔细组装第一期的过程，首期杂志于11月13日付印，并在官方的出版日期，也就是1936年11月23日前几天上架。它离完美相去甚远，没有后面几年《生活》杂志一贯的清新以及能带来视觉震撼的炫丽图片。但是它吸引人、多变而且有趣。

第一期的封面是一张非同寻常的由玛格丽特·博克–怀特拍摄的蒙大拿佩克堡大坝的照片——也就是后来美国境内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照片中大坝纪念碑角楼正面的雕花隐藏在阴影中，简单得就好像抽象画——这张照片同时吸引了古代和现代建筑师。这就在《生活》杂志的第一期庄严宣告了杂志是很有分量的。杂志封面与该杂志的第一个重要“照片文章”呈现（麦克利什撰文）了因为建设大坝而繁荣起来的小镇佩克堡中的社区工人以及投机者——男人和女人因为新政项目被吸引到蒙大拿，但却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再现建设中的自由这一想象中的美国边界的背景之中。这篇文章成为《生活》杂志中特别重要的一面——一张简洁但却能唤起人们联想的照片，描绘了远离城市的国际世界，这也是大部分《生活》杂志生活的地方。在第一期，杂志还生动地描绘了（如果不是有点高人一等的话）巴西及其“迷人”而又“懒得无可救药”的人们；一组后来广受欢迎的画家约翰·斯图尔特彩色作品；一张关于一部大受好评的百老汇戏剧的照片（从最终的样板中结转过来）——照片中维多利亚·里贾纳充满崇敬之情的目光注视着“最伟大的女演员”海伦·海斯；另一张同样感人的、描绘冉冉升起的电影明星罗伯特·泰勒的照片；艾森斯塔特拍摄的位于旧金山专门针对中国移民创立的天主教学校，照片中的学生“斜着眼，一脸害羞”的样子，正在学“说‘very’而非‘velly’”；一则关于法国狩猎聚会的评论（“生活就是聚会”栏目的前身，在第二期中首次出现）；一张横跨两页的黑寡妇蜘蛛照片（也是从样板中结转过来），《生活》杂志自然故事系列的第一页；对沃利斯·辛普森·沃菲尔德被戴绿帽子的前夫的访谈。但是可能第一期最值得铭记的图片是杂志前面一张整页的照片。照片中有一个戴着外科口罩的医生，站在报刊亭前面，手里抱着一个新生儿。标题写着：“开始生活”。

即使在第一版面世前，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生活》杂志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是广告做得好、大量报刊报道、公司本身的名气综合作用的结果。卢斯解释了创办《生活》杂志的原因，即大众对图片杂志的渴望。“在短暂的吃惊之后就是深深的满意，”卢斯在杂志出版前数月给潜在订户的信中写道：

“为了了解前期寄出去请求支持我们已经筹划多时的图片杂志的反应——

一天内收到26 151份回复——

一周内收到72 955份——

到目前为止收到162 450份，后面仍然源源不断——”

他还说：

“你可以把我当作一个宪章订户。”

《生活》杂志第一期面世时有二十三万五千个订户——这几乎就是可以保证的最大供应量，而来自报摊的订单依然快速增长。杂志出版后不久，发行经理报告说，由于预期中的订阅热潮提前发生，“每一家经销商都要求得到与《时代周刊》相同数量的《生活》杂志。”“纽约一个每周只卖两份《时代周刊》的经销商下了个250份《生活》杂志的订单，”发行经理皮埃尔·普伦蒂斯（Pierre Prentice）写道，“所有的经销商……都疯了，我们无法向他们提供这么多数量的《生活》杂志。”

事实上，卢斯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真正准备好面对公众对《生活》杂志发行后的反应。时代公司编辑收集的一些影像可以说明这本杂志第一周的公众反响：一家二手书店在橱窗上挂了个牌子，写着“高价求购《生活》杂志”；1936年12月版的《旧金山调查》上有一则经典的广告——“第一、第二版《生活》杂志3.5美元每本，有意者请在下午致电5927”；位于底特律的一家药店里面放了一本《生活》杂志，上面有个牌子——“已售罄，请在此处阅读”；经销商清单上，拉克罗斯，威斯康星，凯波特，新泽西的经销商排位上升了很多位，那里的经销商为熟客预留《生活》杂志（凯波特的经销商规定每个顾客每两周限购一本）；在一幅广告杂志上的漫画里面，一群生意人围着一张桌子，其中一个人气急败坏地说：“什……什……什么！你说你在四十二号路口的报摊上看到一本没卖掉的当期《生活》杂志？”一位洛杉矶的经销商致电时代公司说：“《生活》第一期引起了巨大的需求……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一本杂志被卖得干干净净的情况。我们失去了数以千计的销量，而且需求依然很旺盛。”而这种反应并不少见。向报摊投放的二十万册杂志在第一天就被抢购一空，有一部分在第一个小时就被买走了。全国各地的经销商纷纷致电发行商，称他们还可以再卖出五百本（辛辛那提），一千本（密歇根州，兰辛），一千五百本（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市），五千本（克利夫兰）。“对《生活》杂志如此旺盛的需求在出版业历史尚属首例，”不知所措的普伦蒂斯写道，“如果我们能够保证供应，那么以美元计算的《生活》杂志月销量在1936年12月将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杂志的销量。我们根本没想到一本杂志第一个月的报摊生意会比《克里尔斯杂志》和《星期六晚邮报》三十年以来经过多年积累的销量还要大。”

但是一时的流行并不意味着成功。时代公司因为《生活》杂志巨大的需求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一部分是由于定价的不合理——客户对因此带来的短缺非常不满，有阴谋论认为这种短缺是人为造成的，目的是提价；将《生活》杂志与《时代周刊》捆绑销售是为了提升《时代周刊》读者群的“诈骗行为”；更多人将大范围的短缺（持续了好几个月）视为一种无能的表现。普伦蒂斯迅速地放弃了将《生活》杂志的分配与《时代周刊》销量挂钩的做法。一些《生活》杂志的经销商受到指责，说他们得到了时代公司的优待，虽然普伦蒂斯坚持说这种指控是无中生有，但他还是故意减少了分配给这些经销商的《生活》杂志的数量。然而，《生活》杂志大热带来的最大的问题是财务问题。第一期《生活》杂志最初规划的印数为二十五万本，但实际发行的时候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这就推翻了原先预算中产生适当利润的前提条件。由于订阅和报摊的价格几乎是固定不变，而杂志上的广告价格又是一年确定一次，那么销量超过原先预计的二十五万本的部分很快就会成为赤字。亏损金额很快上升到五万五千美元一周，卢斯估计1937年将亏损三百五十万美元。

时代公司内部很快就如何应付这一悲惨的胜利展开了辩论。可能是为了减少亏损，也可能是他对自己的“工作进度”成为全国现象不是很舒服，卢斯本人一度倾向于控制读者数量。但是大部分同事督促他承担亏损，按照时代公司财务总监查尔斯·斯蒂尔曼的说法：“在读者充分信任的”时候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的观点也得到拉尔森的支持。于是卢斯很快就做出让步并且尽可能增加产量和提高广告费率。到1937年年底，《生活》杂志诞生一周年的时候，其读者已经达到一百五十万人——比美国（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发行一年以后拥有的读者的数量的三倍还多——与此同时，亏损持续增加。

为满足需求，增加供应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由于纸张严重短缺，印刷设备不足，目前使用的气体加热印刷辊经常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地不停运转，面临严重的火灾隐患。这些因素都严重限制了《生活》杂志的印刷。对《生活》杂志需求能否继续上升的怀疑与不确定性更是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每一次产量的增加都无法与需求的增加相匹配。《生活》杂志的流行会继续么？需求会涨到什么程度？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生活》杂志在最初四百七十五本杂志一天内迅速被销售一空的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进行了一次实验。几个星期之后，伍斯特得到两千本，很快卖光，接着三千本，四千本，九千本，最后到一万一千本。每一次，这些杂志在几个小时内就告罄。根据这些数字，负责发行的员工开始相信《生活》杂志的读者有可能达到六百万人，这一预计在杂志的最初十年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最初几个月对《生活》杂志的一部分需求，毫无疑问只不过是因为稀有而带来的短期消费。不过很显然，读者对这个杂志的胃口并没有被满足。

到最后，《生活》杂志在1937年亏损了三百万美元——这部分是由于公司为了增加产量而投入的一千万美元以及在纽约和芝加哥新增的五百名雇员产生的。《生活》杂志开始发行后，时代公司在克莱尔斯勒大厦原本宽敞的办公区很快就不够用，因此公司很快就搬到其自己位于新洛克菲勒中心的办公大楼。支出快速膨胀的结果就是原本习惯于丰厚利润的时代公司当年的结余不足二十万美元。“我们又穷了，”1937年年中，卢斯在给同事的信中写道，“我们不再是一家有钱的公司……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做的，当然就是再富起来。”要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方法就是继续提高《生活》杂志的新广告客户的广告费率，这样的事情自从杂志出版第一个月后开始已经做了很多次。到1938年年底，这一费率比美国国内的其他杂志都要高——几乎比最接近的竞争者《星期六晚邮报》高20%。

很多广告客户在高费率面前退缩了，他们对在《生活》杂志上登广告的效果心存疑虑。卢斯注意到读者并没有给予杂志以及广告足够的注意力，他们看杂志的时间比翻看照片多不了多少。拉尔森深信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生活》杂志读者群特殊性——这一群体没有明显的特征（收入、性别、兴趣爱好）——因此广告客户无法确定谁在看这本杂志。为了帮助时代公司及其广告客户了解杂志的读者群，卢斯招徕了一群知名的调查研究员和统计分析员，其中就有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和艾尔·莫罗珀（Elmo Roper），来测量《生活》杂志的影响力以及最重要的，来确定到底有多少人是在真正地阅读。这一由《生活》杂志资助、但在技术上独立的对“杂志读者的持续研究”（CSMA）在1938年年初的得到的结论是：《生活》杂志的影响力远大于其表面的读者数量；每一本杂志平均被十四个人看过，那么《生活》杂志的读者并非实际买杂志的一百八十万而是一千七百多万。尽管竞争对手怀疑CSMA结论的真实性，但是《生活》杂志却在这一研究结论上大做文章，用以向广告客户表明这本杂志是无与伦比的广告场地。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杂志的读者远大于其正常读者，这一有力的推断很快影响到整个出版界。

到1938年年初，《生活》杂志读者数量的增长似乎失去了动力。比林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没办法卖出二百万本杂志。”“假如我们为了卖出最后的十万本杂志来挑选题材以达到向广告商承诺的二百万的销量。”卢斯担心这样会让《生活》杂志失去新颖性，它已经开始变得疲惫不堪，墨守成规。一如既往地，一旦察觉到编辑上的缺点，他马上提了出来。“我们不得不去弄更多吸引人的照片，”他抱怨道，“我们的读物必须健全……《生活》缺乏幽默。”对于比林斯，那段时间对他简直是一种折磨，不仅是因为他感受到卢斯语气中的恫吓成分，更是因为卢斯的干预并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建议。“卢斯进来，坐下，看了足足三十分钟版面设计，”比林斯如是描述他与卢斯的一次会面以讨论《生活》杂志的“结构与样式”，“然后他起身说道，‘我帮不了你——你不得不自己做出来。’”卢斯的指示尤其让朗维尔不安，比林斯描述卢斯是“精神上的负担，只会讲大话”而朗维尔在卢斯表达他的观点时，“恸哭，叹息，诅咒，大吼大叫——清楚地表现出了自己的沮丧。”

1938年年初，负责电影版块的《生活》杂志编辑约瑟夫·桑戴克（Joseph Thorndike）看到一段题为“一个婴儿的出生”的具有争议的纪录片，里面有实际婴儿出生的内容。即使按照当时的古板标准，这段影片也是刻意低调。这段影片由美国儿童局，美国妇产科、妇科、腹部外科协会及其他医疗和社会服务机构赞助，是为了用来指导新妈妈如何生育。尽管其证书无可挑剔，而且得到大部分的好评，却依然遭到强烈的攻击以及地方上的广泛禁播。桑戴克建议《生活》杂志出版来自影片的图像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并以此挑战狭隘的内容审查。卢斯尊重拉尔森和比林斯一致做出的决定，重笔浓墨地报道这一事件。在杂志出版前不久，他们给所有订阅者写信，向读者保证整个故事将是“完全真诚和坦率的”，而且“所有的公众都应该看看”。这个故事出现在1938年4月10日那期《生活》杂志上并被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个失误，图片所附的文字平谈无奇，无可指责——或者正如广告商所说的，“完全有益身心健康”。整个排版是“一长系列小图片”，比林斯写道，“这样就不会过于突出分娩的画面。”分娩的母亲因为被布料遮盖在照片中几乎看不出来。整个故事被松弛地绑在杂志的中间，这样不喜欢的读者可以拿掉或者扔掉，或者藏起来不让孩子看到。尽管事先做了这么多预防工作，这篇文章还是招来了狂风暴雨搬的批评；尽管美国邮政局批准其通过邮递派发，却在包括纽约在内的几十个城市公开悬赏检举人以禁止报摊销售（这么做大部分是因为受到天主教组织的压力）。拉尔森决定破解这一局面，经过安排，他在布朗克斯公开将被禁止销售那期杂志卖给一个侦探并因此被捕。对他的指控在为《生活》杂志提供有价值的题材前很快就被撤销了。盖洛普的民意测验表明76%的公众认可这篇文章，4月10日那期杂志很快就销售一空。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一争论使《生活》杂志再度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并最终以读者数量的上升而结束。从“一个婴儿出生”那一期杂志开始，订阅读者以及报摊销量再次上升，在年中突破两百万之后继续增长。一年之后，《生活》杂志的销量达到二百五十万册并最终产生利润（1939年上半年为九十五万美元）。“《生活》杂志毫无疑问已经扭转了局面，”拉尔森在1938年4月底写道，“现在是时候顺势做大了。”

在最初的一两年，尽管大部分《生活》杂志编辑人员觉得它并不是那么好，《生活》杂志仍然取得了轰动效果，当然编辑们都对上面令人眼花缭乱的照片以及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故事和文章感到骄傲。但是大部分编辑对杂志的整体感到不快——他们经常认为它枯燥无味，参差不齐，缺乏连贯性。“我们都觉得这一期并没有它应该的那样出色”。比林斯在他的日记中吐露了自己的沮丧情绪，而这样的表达有很多。“难道我们又下滑了么？”他在1938年2月问道。当时读者的数量停滞不前。“难道我们正趋于平淡？”“一期糟糕的杂志，”他在4月写道，“差劲的一周——差劲的杂志——回到家我的胃口都因为杂志变差了。”比林斯并不孤单，变化无常的朗维尔经常因为平庸的版面和差劲的照片而爆发。拉尔森偶尔会仔细翻阅某期杂志，抱怨太单调和缺乏想象力。当时还是一位年轻员工的安德鲁·海斯科尔回忆道：“有很多个星期，大家都觉得这本表面上流行的杂志并不符合我们的标准——有时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糟。”

没有人比卢斯更加习惯性地不满于《生活》。尽管比林斯接手后他就很少花时间参与编辑工作，但他仍然不断地过来看看，通常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参与工作。驱使卢斯随意干预的动力来自他们制作样板时的相同的考虑。跟其他编辑一样，他认为这本杂志还不好。“文字看上去不够吸引人。”他曾在给《生活》杂志员工的备忘录中写道。它“缺乏幽默”。就算照片非常漂亮，“看上去也不总是那么漂亮”。没有足够的“有个性的内容”，太多的注意力都被放在“《生活》杂志读者从来没听说过以后也不会听到的人身上。”最重要的是，卢斯担心杂志缺乏“一种规划”或“一种模式”——一种应该展现出来的持续、一致的感觉。他一次又一次地尝试通过摆弄杂志的结构来寻找这种感觉：调整栏目，记录故事，尝试新的版式。但这种努力除了带来混乱以外一无是处。“卢斯是烦恼的来源，”比林斯抱怨道，“他不但无助于杂志的发展反而伤害了杂志的正常出版……他就像一个杂耍演员把所有东西往天上一扔——然后自己躲开，让我们接住那些掉下来的东西。”卢斯同样频繁地试图通过调整编辑的职责来给《生活》杂志注入活力——比林斯以及其他人都认为这简直就是捣乱，尽管他们认为变动背后的意图并没有错。不管卢斯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想知道这本杂志的编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多年之后，他仍认为第一年的《生活》杂志“单调，缺乏新意”。

《生活》杂志因其对质量的关注而获益良多——包括它加在每个人身上去追求更好的压力。但事实上最初两年的《生活》杂志并没有如他们创造者想的那么差，更何况它一直在稳步地改进。“《生活》，”朗维尔后来说，“直到出版两年之后才成为真正的杂志。”但是就在最初的这些年里卢斯和他的编辑们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他们有意识地为它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时代周刊》的写作风格，一种简单并且几乎自嘲的散文体，从而避免抢了照片的风头。他们还形成了一种尊重照片完整性的传统。与其他出版物不同，杂志和报纸都一样，它们任意地裁剪、修饰、改变照片，而《生活》杂志将它的每张照片都当作一件成品，并且很快放弃大部分期刊用来创造视觉吸引力的随机的形状和尺寸（环形、卵形或是其他的形状）。编辑们很快认识到从美联社以及其他供应商购买照片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因此他们组建了自己的摄影团队，这些人的工作很快就主导了整个杂志。《生活》杂志的摄影师一开始就是些非常有才能的男人和女人，但是他们与《生活》杂志——现在已经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系列照片出版物——的关系极大地提升了他们的形象以及名声。编辑们也很快明白《生活》杂志不得不建立一种架构——那就是需要让读者感觉到，他们并不是简简单单地随机拼凑在一起的相册。从一开始，编辑们就已经致力于使用照片就某个重要或是有趣的主题创造“样张”，直到他们有自信可以创造有利的视觉报道作品，他们才开始完善这一技术。在创造前后一致的栏目方面，他们就不是那么成功。《生活》杂志从来就没有像《时代周刊》一样有清晰的组织可以预料；因为它的题材几乎没有限制，它也没有像《财富》杂志从一开始就有编辑重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编辑在如何取得“平衡”方面不断进步并且学会如何“排列”不同的故事，但是他们也认识到《生活》杂志的不落俗套正是其一大长处。最重要的可能是，《生活》逐渐成为一个总体上严肃的杂志，致力于向那些不只简单地满足于文字信息而且还渴望重要事件的图像信息的公众展示当时最为重要的话题。这感觉简单地说是一种有效的营销策略，通过这一方式就可以将《生活》与那些低质量的竞争者区分开来，比如早期的《看》以及《星期六晚邮报》。但它也反映了卢斯本人固有的偏好——尤其是他创造的任何一种出版物都是为了一个重要的目标服务这一信念。当然，《生活》杂志里继续包含着轻松甚至一些无聊的娱乐题材，但是杂志正逐步将侧重点从表面的娱乐向越来越动荡不安的世界转变。

在时代公司待了些年头的每个人几乎都能感觉到《生活》杂志给图片以及公司内部文化带来的巨大变化，其中很多人，包括卢斯自己都觉得曾在1936年遇到过低点。卢斯的特别助理，杰克逊（C.D. Jackson）在他认为时代公司不稳定的时候写道，公司的历史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可怕的婴儿”阶段，当时“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不能有差错。”在最初的几年时间里“我们可能因为实践而犯错然后抛弃前面所做的，因为我们做了不能做的事情，总可以找到足够的理由，打个比较绝对的比方，‘好吧，他杀了他的妹妹，但是他确实很可爱，他才’6岁——这些并不需要理性的解释”。但是到1936年，他说，公司早已进入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成功的光环——事迹——两个耶鲁毕业生以及一切——开始渐渐地逝去。”人们开始“羡慕地触碰”大获成功并且依旧年轻而又脆弱的公司，并开始越来越讨厌很多观察者认为的狂妄自大，有时又显得幼稚的风格。“我们成为公众视线中的风暴中心。”杰克逊继续说道：

众议员和参议员讨论我们写的内容——罗斯福总统要求我们再也不能在广播上模仿他的声音——共产主义者称我们是法西斯分子，而法西斯主义者称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所有这些时间里，我们的举止并没有改进，因为在早期我们无暇改进举止，相比良好的行为举止我们变得粗鲁莽撞……于是人们开始笑着直呼我们的名字，低声嘲笑我们的记者以及风格。我认为第二阶段在沃尔克·吉布斯的文章发表在《纽约客》那天达到顶点。

卢斯和杰克逊也相信1936年是一个转折点，在公司历史上，那是“黄金时期”的开始。这一切开始于英格索尔改变《时代周刊》的风格和语调的努力——清除其言语中多余的部分，减弱辩论的成分，使讽刺更加温和（他尝试去解决莱尔德·戈尔兹伯勒，但最终徒劳无功）。如果时代公司确实进入一个新领域，那一定是因为《生活》杂志。卢斯不管在私底下还是在公开场合都指出，《生活》杂志开始显示其引人入胜之处，尽管它还不能带来利润。这一杂志的成功，卢斯说，“将不仅能偿还时代公司支付的美金还能带来更多的回报”，那就是给它带来“善意……声望”。人们可能会尊重《时代周刊》和《财富》杂志，他宣称。但是，《生活》杂志是不同的，“这并不是一种爱或是恨的感情”，他后来说道：

这是一种非常可爱的关系……“我喜欢《生活》杂志”，就跟喜欢《时代周刊》一样，你知道的，“我爱它”或者“为它而奋斗”……我曾经做了很多影响到整个美国公众的事情……不管他们是大主教还是卡车司机——他们似乎都喜欢它。《生活》杂志的流行……广泛的流行——就个人而言，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但是它也对公司大有裨益，我认为，它让时代公司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并消除了公司曾经遭受的敌意。

对于《生活》杂志的广受欢迎，卢斯的骄傲之情在1937年他给美国广告代理商协会（这一群体的看法对这本杂志的将来至关重要）的演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年前，”他说：

“……我们选择创造一份名叫《生活》的新杂志……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显然这正是老百姓最想要的。尽管如此，我仍然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出版《生活》么？这不仅仅是我的合伙人应该要回答的问题。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我们喜欢《生活》杂志……我像在法庭上一样站在你们面前，你们的法庭当然也是美国新闻拨款委员会……我请求你们应该在接下来关键的十年时间里至少为出版一份名为《生活》的杂志拨款一亿美元……你们可能愿意也可能不愿意。如果你们愿意，那么就能看到《生活》杂志，如果不愿意，那么就没有《生活》杂志。”

卢斯几乎毫不怀疑那些人的答案。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广告商在《生活》杂志上投的钱远远大于一亿美元，这使它成为美国最赚钱的广告载体。但对卢斯来说，《生活》杂志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出版产品这一想法与它得到的经济回报同样重要。

让《生活》成为最流行、最受欢迎的杂志——“世界上已知的最成功的周刊。”一位热情洋溢的前编辑曾说道——已经不仅仅是它的创造者，也是支持它的广告商，更是数以百万计男性和女性读者的一项工程。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生活》杂志”？部分地，当然，一开始就在卢斯和朗维尔意料之中：人们希望看到图片。但《生活》杂志只是众多展示照片的载体之一。《生活》杂志巨大而又持久的流行魅力更多的是其理念、视角以及传递的信息的产物。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多年以来，《生活》杂志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民族和世界的视角——通过杂志的摄影师、作家、编辑以及相当程度上其创造者所呈现的视角。

通常《生活》杂志每周会刊载超过二百多张图片（另有相当数量的鲜亮的广告图片）。并非每张照片都值得记忆，排版也并非总是那么吸引人。它并不局限于刊载一些公众人物或是事件的寻常照片，一些照片会整齐地竖直排列并标上序号，从而引导读者浏览一系列相关的图片，并能起到暗示其内在联系更加便于理解的作用。杂志开篇的图片按照惯例展示国内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重大事件，并且总是以一种几乎机械的对称风格进行排布。后来的《生活》杂志以巧妙，通常是令人目眩的方式展示图片而闻名，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的版面设计却是平淡乏味。然而，《生活》杂志的影响，即便在其发行早期，也大大超越其版式方面的单调。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杂志摄影师过人的才干以及杂志编辑人员对照片的尊崇。威尔逊·希克斯（Wilson Hicks）执掌杂志图片编辑多年，很多摄影师因为他冷酷，独断专行，常常骂人而不喜欢他，但他却是一个孜孜不倦的伟大摄影师，并且独具识人的慧眼。首先他发自心底相信照片的重要性及感染力，他曾经说，照片承载着“杂志创立之初的理念和信仰……《生活》从一个特殊的视角看待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它一直有所主张，打一开始就加入在世界范围内争夺人心的战争”。

《生活》杂志展现照片的灵感之一来自——没有被其编辑承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纪实摄影在美国的迅速发展。这一新题材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当属美国联邦农业安全管理局摄影分部的众多作品——其照片的质量可媲美当时的《生活》杂志。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本·沙恩（Ben Shahn）、阿瑟·罗斯坦（Arthur Rothstein）以及其他FSA项目的参与者将照片视为一种能够推进社会变革的载体。通过记录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不公，他们以照片为政治武器，通过在报纸以及政治杂志上刊登这些照片，并允许修改这些照片来增强其政治感召力，以此希望能够推进新法案的执行并促进社会公正。他们深谙照片在传达某种无懈可击的“真相”方面的力量，同时操作画面来传递他们想要表达的信息。很多FSA及其他纪实摄影师，致力于揭露不同的内容，他们描绘压迫、苦难，或者——在沃克·埃文（Walker Evan）及其他人的作品中——高贵的坚忍。这些照片可能严酷，乃至骇人，或者恭敬、赞美，但总归是来表达“其他的”局外人总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鲜事物并将其称之为“美国的生活方式”。这股思潮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当属玛格丽特·博克——怀特1937年拍摄的一张（并非特意为《生活》杂志拍摄）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一群受灾的非洲裔美国人排队等候领救济食品的照片，博克——怀特特意将一块展示快乐，穿着体面的白种中产家庭坐着敞篷汽车的广告牌拍摄入内。广告牌上有一行醒目的文字：“世界最高生活水平……没有比美国方式最好的了。”这样充满讽刺意味，尖刻，旨在激起义愤的照片——从来没有在《生活》杂志上出现过。

相反，《生活》杂志将纪实照片的技术用于一个非常不同的目的。它抛弃FSA照片中针砭时弊的特点取而代之以“可爱”、肯定、令人愉悦的基调。“我认为《生活》杂志，与美利坚合众国一样，并不是……沙文主义的，”朗维尔说，“它爱人民，爱美利坚合众国……如果它要反对什么事情的话，那么它一定是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进行。但是它是一本伟大和友善的杂志。它——好吧，我们喜欢狗，我们喜欢高山，我们喜欢风景，我们喜欢历史……我们喜欢教育，我们认为艺术很好。”美国之于《生活》杂志，正如其对卢斯那样，占主导的并非差异、分歧以及排外。美国是一个单一的社会，不论差异多大，都是由一种具有共同价值观念和希望的特有的美国大众组成。这样的画面从杂志的风格和外观可以看到，而从其选择的标题也能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生活》杂志成为庆祝伟大的中产阶级及其新的郊区文明的笑脸。然而，在它创立的第一年中，它却更多地聚焦于社会的极端——一方面是富贵与权势，另一方面则是FSA摄影师们所记录的那些人群。但是它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表现差异而是为了肯定美国人民在文化上的统一。

《生活》杂志正面的影响力，包括其观点从杂志的第一期就足见一斑——关于蒙大拿州佩克堡大坝的工人的封面故事，其主题是那些一贫如洗的人们，他们甚至连政府专门为安置他们建造的定居点的低廉的房租都负担不起。很多工人不得不搬到临时搭盖的棚屋小镇，而这些小镇也很快就人满为患。麦克利什写道，“酒吧老板、江湖医生、笨手笨脚的药剂师、无线电技工、加油站经营者、穿着轻佻的妇女——一群失业大军因为新政提供的工作来到荒无人烟的平原。”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当然要比纪实照片中那些真正的下层居民要过得好些。他们有工作，有地方住（尽管只是很原始的临时建筑），并且手头至少有钱可花。但是他们的保障却非常脆弱——受一项公共的工程项目雇佣，工期有限，背井离乡，常常还得努力养活远方的家人。尽管在《生活》杂志笔下这是一个野蛮而又混乱的社区，但是其他内容的口气完全是友好而且轻松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有一个充满野性的西部”。标题的语气非常活泼。文章开篇是一张从空中拍摄的棚屋小镇的照片，后面还提供了走近后肮脏的棚屋区的照片。照片中的当地居民在旅馆和酒吧里，开怀大笑，喝酒调情。工人们出现在大坝这一巨大技术奇迹之中，封面照片中，纪念碑底部的人影是那么渺小。“在蒙大拿第一个救济项目中的生活就是一场被付薪日轻轻推动的盛会，”麦克利什乐观地写道，“人群中既有大学生也有流浪汉。”一个得克萨斯大学的学生在一家酒吧里面当保镖，“当他毕业的时候他希望成为一位足球教练，但他正在学习历史以防万一。”《生活》杂志的故事，毫无疑问是对新政的一种颂扬，但是它也是庆祝“美国梦”不死的赞歌。

《生活》杂志决意和解还可以从1937年一篇关于印第安纳州曼西的照片文章中看出来——这个中西部的小城市因为社会学家罗伯特和海伦·梅里尔·林德（Helen Merrell Lynd）在其1929年的经典作品《米德尔敦》（Middletown）而有点小名气，他们将曼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文化与三十年前的文化进行了比较。尽管他们的书公正、学术，但事实上却是为受到现代消费文化的影响而不断腐蚀和缓慢转变的文化而哀悼。《生活》杂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之所以对曼西产生兴趣是因为林德回到这一城市以检验大萧条对这一城市文化的影响。他们在1937年研究的报告“变迁中的米德尔敦”中写道，曼西“已经在灾难中飘摇了近六年，这其中不仅包括人们的价值观还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它的居民正努力（通常是徒劳地）维持大萧条前的希望。《生活》杂志关于曼西的文章援引了《米德尔敦》的内容，甚至故意将刊登这篇文章的时间放在与林德的新书出版的日期差不多的时间。但是杂志对曼西的描写与林德的书相比要更加光明。它对曼西的描写有点类似于一个田园小镇——一位理发师微笑着给顾客刮脸，旁边是一栋栋整洁的中产阶级住宅，一条林荫大道之后优雅的房子属于“慷慨”的鲍尔一家，他们家族控制着这座城市的主要工业（鲍尔罐头瓶厂）以及银行、报纸和政治。《生活》笔下的米德尔敦是一个稳定的核心家庭住在舒适的中产以及上层阶级房子，被书、玻璃藏品、宠物以及孩子环绕。即使在一户“底层”家庭的照片中，年迈的夫妇轻抚他们的狗，照料养在破旧的厨房中到处“找食吃”的小鸡。曼西“仍在运作”的猎狐场所，身着套装的狩猎成员聚集在一起聚会、用餐，一个妇女“会话俱乐部”已经活跃了长达四十年之久。尽管遭遇萧条，《生活》杂志写道，“这些真挚的内陆人民依然进行着习惯的中产阶级活动，依然坚守着他们的美国梦。”

《生活》杂志描写美国人生活和文化的范围是广泛的，但其诚挚、乐观、包容的风格大多是在其关于佩克堡大坝以及曼西的文章中体现出来的。在《生活》杂志中，富人也不会跟其他人不同，只不过过得更加舒服。但是同样地，《生活》笔下的穷人，少数民族乃至畸形人或是不善与别人共处的人们也跟其他美国人一样——心地善良，怀抱一个共同的梦想，努力做到最好。这使得《生活》时常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殷勤的朋友针砭当前社会秩序的一根刺。但这也使得《生活》成为最为宽容的出版物（至少在其对美国人的描写方面），只是偶尔温和地挑战一下阶级和种族歧视。

几乎每期都会出现的“聚会生活”栏目因其对美国民众如何自娱自乐提供了广泛而又积极的视角，因此大受好评。这个栏目所描绘的聚会很多是面向社会精英的，例如由美国石油协会举办的“石油人宴会”；为费城主要的上层家庭举办的初次社交舞会；泽西爵士和他在美国出生的妻子在乡间别墅举行的豪华化装舞会；在南卡罗莱纳州“最古老、保存最好”的种植园举行的猎鹿午餐会；由巴兹·拉思伯恩和玛琳·黛德丽举办的一场好莱坞化妆晚会。但是《生活》杂志介绍的聚会的社会和地理范围极为广泛，以一种包容和正面的视角来介绍“聚会中”的美国人民，并试图模糊富贵名人与寻常百姓在娱乐上的差别。《生活》笔下的聚会包括威斯康星州小镇安提哥一所高中的班级舞会；洛杉矶举行的一场盛大的野餐聚会，参加的男女人数多达四万人，大部分是从爱荷华搬到加利福尼亚的工薪阶层；纽约罗斯兰的夜晚，在一家舞厅里一位单身男性只要花十美分就可以与女性雇员一起跳舞；萨沃伊的傍晚，有一个舞厅专门面向“哈勒姆男孩和女孩……被黑人精英所唾弃……是快乐大脚之家”；甚至还有三K党（Ku Klux Klan）在乔治亚州石山集会的照片，展现了这些不愿意宣誓的三K党人，“尽管有时行为充满破坏性，但通常与异装癖者没什么差别。”在那些极不寻常的系列“社会事件”中还有了一场底特律女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静坐罢工。对于《生活》杂志来说，某一个事件的政治或经济意义远不如“女生”话题来得有趣。《生活》杂志描写她们如何滑下楼梯，烫卷头发，“愿意为商店里的金丝雀效劳”，享受这一与妇女联谊会具有类似氛围的“最新型的短途旅行”。

《生活》杂志对那些本身就模糊阶级界限的聚会格外有兴趣——一些普通人模仿有钱人舞会的样子，身穿正装，聚集在旅馆的大厅或是高中的体育馆里；同样地，那些有钱人参加的聚会中，客人们打扮得就像农民或当地的佣人一样。《生活》杂志曾以其描写的派对的范围而自豪：“大学家庭聚会，缝被子联谊会，军队舞会，教堂的晚餐聚会，时装秀，足球集会，印度节日……酿酒商大会，黑人石匠聚会……科幻小说迷大露营。”但是这些多样化与《生活》杂志更加重要的任务是一致的，那就是描绘美国人民本质上的统一与共有价值。《生活》杂志“参加”的聚会，不管在哪里进行，有哪些人参加，都“很好很有意思”，“极具娱乐性”，“很有趣”，“一次欢乐的聚会”。《生活》杂志总结说，所有的美国人民，无论他们的出身与背景如何，都知道如何拥有“一段快乐的时光”。

《生活》杂志几乎称不上是促进宽容与多样化的先驱。它乐于跨越阶级的鸿沟，但对种族和性别差异却不是那么宽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生活》杂志几乎没有关注过墨西哥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美国印第安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相对而言，它不那么频繁地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描写，从来不会带有敌意或是公开的种族歧视，但是其编辑却接受了很多当时对黑人的印象。黑人经常是有异国情调的娱乐演员［音乐家“莱德·贝利”（Lead Belly）——在一篇名为“坏黑人成为好歌手”文章中——他年轻时曾两次被判谋杀；黑人社区舞蹈家表演的新近流行的“林迪跳”其中的“原住民风格与优雅的姿势没有哪个白人可以模仿”］，或是在社会和官方事件中默默无闻的佣人，富裕的白人总是众人的焦点。

《生活》杂志有关非洲裔美国人的描写中最为野心勃勃的莫过于1938年的一篇特写：“黑人：美国也有少数民族问题”，其照片由阿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拍摄，极具感染力。文章表达了卢斯及其编辑们看到种族歧视后发自内心的沮丧，同时也揭示了黑人团体在他们看来是如此不同与不相关，尽管他们宣称美国人民是无所不容的。《生活》声称，种族歧视是“对美国人所崇拜的所有人生来都是自由和平等信念的最大的斥责。”但是伴随这一高尚情感出现的材料却经常让他们无所适从。一张描绘在密西西比河岸劳作身影模糊的黑人照片被冠名为“拖着驳船，提着货物”。“孩子需要新鞋子”则是另一张描绘一个人切肉丁场景的照片标题。“必须谨记”编辑以快乐、带有优越感的语气写道，“黑人可能是在美国最爱群居的人。没有什么比一所大房子、带有金穗的制服以及高级好听的头衔更让他们高兴的了。”

女性的照片在《生活》杂志中自然无处不在，而且有时她们是权力、成就和才能的代表，但女演员和其他女性艺术家例外，《生活》杂志很少描绘工作中的女性。杂志对有权势女性的兴趣仅限于王室成员。《生活》杂志第一期出版时适逢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逝世，爱德华八世退位（以及他与沃利斯·辛普森成婚）与乔治六世的即位。《时代周刊》与《生活》杂志连篇累牍地报道即位和加冕仪式（两个杂志都有相当数量的英国读者，而且事实上这些人之中有人掌握着关于爱德华八世罗曼史的消息——英国的报纸当时不允许报道相关内容）。尽管《生活》杂志进行了相当数量的报道，但在杂志创立之初的前两年，它对掌权的三个国王的关注相对而言几乎是微乎其微的。最初，玛丽皇后，也就是乔治五世的妻子，是众人关注和称颂的焦点，因为她在服丧期间领导整个国家并在退位危机中指引皇室走出困境。渐渐地，众人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伊丽莎白皇后——乔治六世的配偶，在爱德华退位的第一年她两度登上《生活》杂志封面（国王不仅没有上封面，而且其加冕礼的照片也几乎没有出现在《生活》杂志正文中。《生活》几乎把报道的重心全部放在新的皇后身上）。荷兰女王威廉敏娜则是另一个《生活》杂志青睐的对象。

然而早期《生活》杂志上最为常见的女性形象，却是与社会、时尚以及性有关。《生活》杂志有意不让自己成为一种“以表现裸体女子为特色的杂志”，它的编辑们很不屑于那些他们认为低一等的竞争对手，例如《电影故事》乃至《看》，这些杂志严重依赖“女性色情照片”来推销自己。但是《生活》杂志本身也很少会错过那些能够委婉展现色情照片的机会，当这些照片可以用来表现一般看来严肃的特别报道。1938年某期封面中宣告“女背心回来了”，当时时尚界引入了新的花边内衣，这就给《生活》杂志一个可以刊登“胸部丰满的年轻女性”穿着新内衣的照片的借口。在一期介绍未来运动泳衣试演的杂志中，《生活》刊登了一篇关于女性沐浴套装的特别报道来推介1941年佛罗里达的“海滩季”——一对迷人的模特展示在当时看来极具挑逗性的两件套装。吉尔伯特内衣学校的主要客户是滑稽戏院，该校却成为一个女性该不该穿内衣大讨论的导火索。看上去确实不像做学问的康妮·芳劳“教授”展示了内衣的“错误”穿法，而另一个“教员”演示了“能吸引人的内衣穿着技巧”（之后的一个特别报道为男性提供了类似的建议）。一个关于正确的姿势的课程，演示了好莱坞是如何教育男演员接吻；表现最新时尚所需要的频繁演示，更是借提供最新消息和建议，为描绘女性身体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男性的身体也常常得到展示，特别是一张华盛顿大学足球队后卫洗澡时全裸嬉闹的全页照片）。

编辑人员对《生活》杂志刻画女性及其对女性并不确定的青睐有自己的一些考虑，他们坚持不懈地收集他们读者的数据，而这些数据显示，阅读《生活》杂志的男性要多于女性。“我并不认为女性及其特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卢斯在1944年抱怨道。后来，他让研究人员中最资深的女性玛丽·费雷泽为代表回答“为什么女性对《生活》杂志失去兴趣”？她总结说，可能是因为“那些封面上的女孩或女性读者不喜欢初入社交圈的女子以及公众追逐的年轻女明星像这样被展示”。她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去掉性的成分转向家庭生活。“来一篇介绍饮食的文章如何？”她建议道，“我希望看到关于厨房及其平面图的照片……对于女性来说厨房是最重要的。”

这些吸引女性读者的处方正是《生活》杂志在做的。《生活》杂志上偶尔出现的淫秽照片曾经远比赞扬女性对家庭和社区所做出的贡献来得重要（只有很少会在男人占据主导的工作或政府机关发挥更大的作用）。《生活》杂志上女性不再是时装模特或是女演员，她们大多是妻子、母亲、女儿、女朋友、社会名流、女大学生以及消费者。在关于名人的介绍中总会有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忠诚的女性的照片及介绍——艾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继女抱着一只小猫；作曲家西贝·流斯（Jean Sibelius）的妻子招待来自耶鲁的歌手；美国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的妻子为她的丈夫制作剪报本；亨利·福特（Henry Ford）稳重的妻子（“她和丈夫一样对古董有兴趣”）陪着他参加社交活动。“本周照片”栏目中有一张照片，描绘的是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亲切地与制片人赛缪尔·戈尔德温（Samuel Goldwyn）谈论她是多么乐于见到儿子吉米（Jimmy）“在好莱坞风头日上”。女大学生通常不是被描绘成学生而是联谊会上的新面孔（正如在一篇关于堪萨斯大学的特别报道），“自己煮饭打扫以节约开支”，报班学习如何为小孩子穿衣服，“憧憬着找一个‘山上’的丈夫”。

杂志最初的十年几乎没什么变化。“我希望能看到一个关于女孩子的合集，”卢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最后一个月提议，“我们的士兵和水手的姐妹、妻子、甜心或是潜在的甜心。”《生活》杂志历史上可能最为著名的照片——延续了《生活》对女性一贯以来的态度——就是艾森斯塔特在VJ Day（Victory Over Japan Day）于时代广场拍摄的一个身穿制服的年轻水手抓住从身边经过的年轻女子热吻的照片——以此象征从战场归来的男人如何找回他们所爱的或至少所想要的女人。

《生活》杂志中很少见到萧条——即使有也通常会出自关于新政或是私人部门改善计划的乐观故事中。相反，杂志把它的目光锁定在未来。与《财富》杂志一样，它爱上现代性以及现代性所代表的进步的观点。洛克菲勒中心——这一耸立在曼哈顿中心极其大胆、复杂的现代建筑结构，即便在大萧条时代——也是杂志的最爱，正如卢斯决心在它完工后不久就将他的公司搬入这个建筑时所反映的那样。与《财富》杂志一样，《生活》杂志颂扬技术进步：能更有效传递能量的蒸汽涡轮；改变地貌和经济的大坝和水力发电站；诸如偏光片（“新的奇迹”）之类的技术创新，改善或者至少改变个人生活的消费品的创新。《生活》杂志一直以来也非常热衷于介绍美国中产阶级生活和居住的家庭——一贯以来强调进步与改进。1937年《生活》杂志热情颂扬新政通过极为有利的借款政策帮助中产阶级家庭购买“五千美元的梦想之屋”。《生活》指出，“中产阶级美国人中五分之四的人会愿意拥有自己的房子。”随后介绍了一系列不同的郊区房屋，但是寻常的郊区房屋设计并不是很多美国家庭所能触及的。事实上，杂志本身在一年后也成为国内前进车轮的参与者，当时《生活》委托“知名的美国设计师”为年收入两千到一万美元的家庭设计八款新房屋，这一收入范围涵盖了大部分中产家庭（公司也雇用了一位瑞士设计师制作了一些简单、漂亮的家具，从而完整地诠释《生活》杂志对中产阶级所谓舒适的理念）。《生活》杂志帮助建造了每一种设计的样板房——其中除了由爱德华·督瑞尔·斯通设计的结构完全现代化外，大部分都是传统的殖民地和好望角风格。“生活房屋”的平面图及模型以很平易近人的价格提供给数以千计的家庭，在不到一个月就有十九栋基于这些设计的房屋开始动工。“全美的房屋中，”《生活》杂志报道，“年轻人和老人们正使用这些样板来设计他们自己的梦想之屋。”

尽管卢斯和他的同事们声称《生活》杂志受到几乎所有人的喜爱——来自不同阶层、地区、信仰、种族以及背景的人们都被杂志所吸引——但他们深知其读者群大部分是中产阶级。如果对此有什么疑问，那么他们自己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事实上，其读者群越大，其中中产阶级的比重就越大。一份1950年的调查［由阿尔弗雷德·波立兹（Alfred Politz）调查公司进行的对读者群的较为可信的系列调查报告的第一份］表明《生活》杂志的读者中有三分之一属于美国最富裕的百分之二十的那部分人，其中不到百分之十的读者属于最贫穷的那部分人。读者比例随着经济阶层的降低而降低。读者的受教育程度与对《生活》杂志的兴趣程度也呈现出类似的相关性。接近百分之四十的读者至少接受过大学或以上的教育（当时很少有美国人上过大学），只有百分之七的读者来自于占人口比重最大的受教育年限不足四年的人群。《生活》杂志的读者中城市人口远远大于农村人口，来自北部的要远大于来自南方，而且年轻人多于年老的（《生活》杂志读者的年龄分布中第二大的为十到十九岁年龄段）。波立兹是一家独立的研究调查机构，它受时代公司的委托对其“受众”进行调查并发布内部报告。在之后的十年里，对读者群体的类似调查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变化。

“对我来说，《生活》就是美国人的一面旗帜。”摄影师约翰·洛恩加德在杂志社工作多年之后写道。小说家威廉·布林克利在1961年写道，它是“美国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卡尔·迈当斯在他自己为《生活》杂志拍照期间的回忆录中回忆道：“对于寻找美国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有着永无止境的追求……美国曾经影响了我们，每一周我们又影响着美国。”但是并非每个人，甚至在杂志社工作的人也不全然相信，《生活》所描绘的世界是完全真实的。很多摄影师和作家因为受不了《生活》杂志过于温和的乐观情绪逐渐大批出走（成立于1947年，非常重要的摄影团体“大酒瓶”的创始人中就有很多是醒悟后离开《生活》的）。“我没有必要再在《生活》杂志待下去并面对事实。”摄影师约翰·莫利斯回忆早期身在《生活》杂志心却在外时说。“我们与其说是记者倒不如说是演员。摄影师根据‘剧本’工作，故事则是‘演出来的’。”不管他们喜欢或是不喜欢，《生活》杂志具备一定的文化权威确是不争的事实。它立志以一种劝诱的方式描写美国人所经历的生活；它成功地创造出符合杂志创造者预期的、富有感染力的中产阶级画面，并且丰富了大部分已经了解他们所处世界的读者看待世界的方式。主流的社会元素完全被《生活》所涵盖，而且与杂志（及大部分读者）的观点一致。在一个被萧条、偏见、社会骚乱以及战争阴影笼罩的世纪中，《生活》杂志向世人展示了一副因为相同的“美国梦”而团结在一起的民族的美好画卷。

第九章 环球人物

卢斯不再只是一个成功的编辑和出版人，而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环球人物，最重要的，是一个充满想法的人——他认为这些想法对未来很重要。

1938年4月当卢斯度过他的四十岁生日时，他已经成为一个富有而有权势的人近十年了。他不再是那个渴望奋斗、傲慢无礼、格格不入，与布莱特·哈登一起创造《时代周刊》辉煌成功的年轻人了。此时的他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自我克制、态度超然、注重自身的地位并且不怕表现出来的大人物。他与公司的关系日渐疏远，同事们注意到卢斯与他们一起的时间比以前相比少了很多，他甚至开始独自搭电梯上办公室——他并没有刻意命令或者告知要这么做，但是在公司里面的每一个人似乎都理解并看到这种隔阂。他与员工的交流更多的只是一时兴起，而且通常对工作的干预也并非是员工们所欢迎或期待的，有时只是在备忘录中概要地提下办刊目的。“他不再是我以前认识的害羞、简单的伙伴。”比林斯如是说。他已经成为“伟大的哲学家……我只是不满他忙着成为一个大人物反而忘记了成就其伟大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帮他办的杂志。”比林斯很快就知道卢斯并没有忘记他的杂志，但它们已经不再是他关注的唯一，有时甚至不是最主要的焦点。

卢斯的变化——从一个勤勉的编辑转变为自我意识中的“伟人”——是他的同事和朋友经常思考的问题。一些人认为因为《生活》杂志巨大的成功将他推到了出版业的前台。其他人则确信这是他与克莱尔结合的结果，后者对名声与魅力的渴求（更别提她与丈夫的竞争关系）促使哈里形成了一种与她的权力欲相符的人格。但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卢斯影响最大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因此卷入政治和政治家的世界，并改变了其对自身重要性的认识。从此，他不再只是一个成功的编辑和出版人，而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环球人物，最重要的，是一个充满想法的人——他认为这些想法对未来很重要。

1939年前，卢斯对政治和国际事务的兴趣总体上是短暂的。他很少公开发表政治声明，而且会有所保留地在其杂志上表达自己的想法。事实上，他容许，甚至时常鼓励他自己并不认同的观点。多年以来，他允许《时代周刊》的国外编辑莱尔德·戈尔兹伯勒在报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洲危机时，将墨索里尼描写成关键人物并淡化希特勒的威胁。戈尔兹伯勒是个不错的作家，还是个有效率的编辑，对于卢斯来说这就足够了。类似地，多年以来，他一直不干涉拉尔夫·英格索尔及其他人给《财富》杂志带来的对人民阵线的敏感性。然而，战争的临近，让他自孩提时代就已经确立下来的使命感再度觉醒。从来不满足于仅仅在个人和职业上成功的他将这一世界性的争端看作是整个历史以及个人生命的决定性时刻。

卢斯并没有立刻支持美国1939年9月开始参与欧洲战事，但他完全赞同摧毁轴心国以及在取得这个目标的过程中美国应当发挥的重要作用。“美国拒绝‘参战’”，他给一位巴黎的朋友写道，“是一种没有认识到我们已经陷得有多深的说法，不管是我们说什么或是做什么。”中日战争，法国和英国受到的威胁，难解的苏联阴影——所有这些促使他第一次积极投身于改变美国的外交事务，一扫对杂志内容放任不管的态度。现在，这些杂志和他一样是肩负任务的士兵，卢斯开始着手教他们如何正确地展示这些危机。这就要求卢斯重新掌控他的杂志。

1939年拉夫尔·英格索尔的离开就是卢斯重新掌权的第一步。那时英格索尔已经在制定编辑政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权威，他离开是为了自己开办报纸，但他肯定也已经注意到他在时代公司内部的地位已岌岌可危，这从卢斯及其很多同事欢迎他离开的态度可以看出来。人们对英格索尔的幻想之所以破灭，部分地是因为他的自大与粗鲁，并且他因此失去了几乎所有同事的支持（“真是个自负的自我主义者！”比林斯在与英格索尔离开前的谈话中注意到。“这样一个人居然在公司里面潜伏了这么多年”）。但是对卢斯和比林斯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英格索尔的理念经常与他们的冲突。“老时代杂志永远地走了，”在变故发生前比林斯哀叹道，“英格索尔已经彻底改革和共产化了所有东西。”

比英格索尔出走更重要的则是戈尔兹伯勒的淡出。在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描写的欧洲法西斯好像最坏也不会给美国带来太大威胁（1935年，当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他写文章适当地推翻了之前对墨索里尼的态度以改善与法国的关系，之后他还坚持这使得他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候选人”）。卢斯虽然一度容忍戈尔兹伯勒的孤立主义观点，但现在他发现这一点没办法让人接受。“戈尔兹伯勒并没有与时俱进，”他私底下跟比林斯说，“而且他还在用1930年的眼光看待欧洲。”到1939年年中，卢斯已经开始排斥戈尔兹伯勒，将他远派海外并将国际事务的编辑位置给其他人。到1940年年底，戈尔兹伯勒已经消失了——被流放了，新的工作没有意义，也就是“协助”卢斯，1941年他被迫或者说被买通退休。“让他下来将会很难。”比林斯很准确地预测说（沉寂十年之后，戈尔兹伯勒于1950年跳楼自杀——带着从来不离手的金手杖——从位于洛克菲勒中心的办公室的窗子，在那里他曾经是一个巨人）。

时代公司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球视角的缺乏是缺少关注与不确定的产物。杂志的文化和笔风仍然扎根于早期的《时代周刊》：略微的愤世嫉俗与自以为是，把什么都不当回事。这些特点越来越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严肃、面临危机的世界格格不入。卢斯和他的同事也有一段时间无法确定他们在不断升级的独裁统治以及步步紧逼的战争中的位置。一边是戈尔伯勒的准法西斯倾向，另一边是其他人持有的人民阵线倾向，杂志摇摆不定，无法在不断紧逼的危急时刻形成一致的观点。但到了1939年年底，随着英格索尔出走，戈尔兹伯勒被流放，战争开始在欧洲和中国爆发，时代公司开始将自己重塑成为这一世界范围内灾难的记录者——这是从1939年卢斯主持的一系列与高级编辑人员的晚宴开始的，试图将自己“重新介绍”给他的员工。《财富》杂志作家查尔斯·沃滕贝克（Charles Wertenbaker）后来在其小说《国王之死》中描述了这些晚宴，包括一个以卢斯为原型的角色。他的雇员坐着，已经被迷住了，沃滕贝克只是将这个出版者的事迹写成小说，惊叹“他的信念是如此纯洁”。其他参加晚宴的人嗅出了一丝霸道，而这源自于卢斯对自己所处位置不断增加的自信。“《时代周刊》应该保持完全地公正、中立与客观吗？”他问道，“不，《时代周刊》”偏爱“个人自由”，支持美国人在世界的领导位置。在晚宴和其他地方他抛出杂志的新观点：“《时代周刊》不应该逃避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记者群体的“领头羊”的事实，”他在一本描绘公司远景的备忘录中写道，“最后，我终于明白，在这次危机中《财富》杂志的首要任务，”他在几个月后宣布，“首要的工作就是将美国的生意人（和自由）从绥靖政策中纠正回来。”他与《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员工也进行了类似的谈话，倡导新的目标：“有一定目的的新闻信息报道。”在思考了“世界的巨大变化”后，他在1939年11月写道，“我已经深深地确信……在执行新闻杂志的理念的时候我们确实应当在我们这个时代‘为新闻业正名’。”

卢斯1939年的顿悟发生在离开他的杂志一年之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代公司的编辑和作家们热切地报道日本征服满洲里，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不断增加的德国军队以及美国在军备方面停步不前。但是报道战争与在不断升级的全球争端中站队不同。在这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卢斯和他的杂志大多不关心在欧洲和亚洲的争端中谁输谁赢。时代公司的报道是超然的，很少表达这些争端对美国的影响。

例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时代周刊》笔下，日本入侵中国更多的是两大暴君之间的冲突：日本军阀与中国独裁者之间的战争。《时代周刊》经常把蒋介石（后来成为卢斯——以及《时代周刊》——的大英雄）称为“蒋独裁官”，甚至将1937年“西安事变”视为中国混乱的例子，而不是一种犯罪或是灾难。对于墨索里尼《生活》杂志也抱着类似的态度。“岁月让贝尼托·墨索里尼变得温和、冷静而不失尊严，”《生活》杂志在1936年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之后写道，“而他改变了意大利人使得他们在说话的时候带有奥古斯都般的冷静。”即便是被杂志鄙视的希特勒，经常也会受到礼遇。《时代周刊》宽厚地形容1936年的纽伦堡集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展览和最让人尽兴的野餐”，对希特勒的“个人魅力”大为赞赏，不加鉴别地报道元首在演讲中提到的有关德国经济的好消息。1938年8月《时代周刊》公开地向希特勒动员一百万军队表示致意：“上周，欧洲一直处于阿道夫·希特勒操练、展示他的孩子们的情绪中。”几周后，《时代周刊》将1938年9月在慕尼黑会议中，英国和法国把捷克斯洛伐克割让给希特勒的举动视为“通过谈判而非战争”处理争端的典范。确实，让捷克斯洛伐克投降，《时代周刊》宣称，将会“创造一个先例，并大大影响和平的进程”。

《生活》杂志1938年一篇介绍希特勒访问罗马的文章中指出，看到德国和意大利都无意于在今后的战争中合作，“民主主义观察家们松了口气”。1938年在关于西班牙内战和中日战争令人悲伤的报道中，杂志对哪方正义并没有任何评判反而将这些战争作为美国应该避免介入世界危机的理由。“爱好和平没有任何意义或是生命力，除非这是基于充分了解战争的恐怖之上。”《生活》杂志在罗伯特·卡帕拍摄的一张照片下写道，照片展示了靠近西班牙特鲁埃尔平原上的尸体。与此同时，《财富》杂志异常超脱地看待不断升级的危机——担忧全球动荡对商业的影响，相比德国的暴虐更加蔑视英国民主的弱点并且表现出战争能够被避免的强烈信心。1939年9月，仅仅在“二战”开始前几天出版的那期《财富》杂志在国际新闻方面只不过是一篇关于法国财政状况好转的积极报道。

1939年发生的事情一下子改变了卢斯本人及其杂志的态度。曾经对慕尼黑会议的宽厚态度很快转变成对绥靖政策的猛烈抨击。《时代周刊》在1938年9月曾对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不屑一顾，但现在这一事件成为希特勒巨大野心的证据。“这个违反协议、满口谎话的德国独裁者……撕掉所有伪装之后就是一个征服者。”《时代周刊》在1939年3月注意到。一个月后，当墨索里尼入侵阿尔巴尼亚，编辑们不仅对意大利的入侵而且对英法的懦弱大为光火：“欧洲有两个疯子正在搅动整个世界，那就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欧洲还有两个该死的傻瓜在睡觉，那就是张伯伦和达拉第。”与此同时，《生活》杂志（包括卢斯本人）与温斯顿·丘吉尔的长期恋爱开始了，在他们心目中，他成为“英国民主的象征……在这种民主环境中极权主义政府才不会长久”。让卢斯完全投身于战争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是1939年8月纳粹——苏联协定，这个如“梦魇”般的协定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占据世界三分之一土地的非民主世界”，并将世界上两大“革命暴政”联合了起来。到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也就是《时代周刊》命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成为这一世界性冲突的永久名称）正式开始的时候，这些杂志已经将自己完全动员起来成为捍卫民主、矢志打倒暴政的喉舌。

没有比《生活》杂志更能反映新态度的了——正如朗维尔在1935年曾经预见到以及卢斯在1939年授意的那样——它开始成为整个国家最为重要的战争记录者以及同盟国行动的拥护者。德国入侵波兰后不久，《生活》杂志就出版了一期全部介绍战争的特辑，其中不仅描绘了“德国轰炸机给华沙带来死亡和毁灭”时波兰人们的苦难，而且仔细地勾勒出了纳粹帝国邪恶的力量以及恐怖的野心。在其众多警告中，还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众多德国胜利之后的灾难性假想画面，包括英国和法国工业由于空袭被彻底破坏。但它也开始某种程度上衷心庆贺英国的勇气与智慧（这一期包括一个新的《财富》杂志调查结果，该调查显示百分之八十三的美国人希望西方同盟国取得战争的胜利——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希望德国获胜）。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生活》杂志开始记录努力应战的英国以及勇敢的英国人。“皇家空军的飞行员是年轻而又勇敢的”，在展示“微笑、机敏而又自信”的“英雄”照片时写道。关于德国轰炸伦敦的故事搭配了满脸笑容，“镇静、翘起拇指”的年轻妇女唱歌的照片，“我们将会向世界证明到底谁厉害”。《生活》杂志向它的读者保证，尽管纳粹发动了闪电战，但是“伦敦的生活依然平静，并没有被这样的不协调打破”。伟大的敦刻尔克撤退是一次给予“不动摇，不涣散，打不垮”的英国军队褒奖的机会。

《时代周刊》与《生活》杂志一起开始不屈不挠地批评美国的“调停人”角色和孤立主义态度。“与其让美国部队承担战争的风险，”《生活》杂志轻蔑地说（并非完全正确），“调停人则准备眼睁睁地看着英国被打败，希特勒的军队直逼美国的海防线。”《生活》杂志还并不是那么友好地刊出了美国航空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美国驻英国大使伯顿·K·惠勒与头号纳粹分子劳伦斯·丹尼斯的合影。《时代周刊》对林德伯格尤其刻薄，“他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就是狭隘地孤立主义以及绥靖政策的代表。”铺天盖地的文章向《生活》杂志的读者解释了德国获胜的巨大隐患——其中就有一篇由沃尔特·李普曼长达五页的文章，其中描述轴心国控制欧洲的恐怖经济前景以及德国随后将控制并荼毒美国的可能性。“美国的小企业家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在与美国大集团的竞争中生存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李普曼警告说，“那么如果他面对的是整个大洲的极权垄断组织那又当如何？”就在同一时间，一期全新的经过加强的《时代在前进》发布了其最野心勃勃的影片：“我们看到的防卫战”，大胆地号召枕戈待伐的美国军队。而《财富》杂志也开始动员其读者。“美国人民现在必须从退却、孤立与领导世界之中做出选择。”该杂志在1939年年底写道。

时代公司旗下杂志从事不关己的嘲讽到全力投身于鼓吹同盟国行动这一快速而又急剧的变化并没有逃出卢斯最为头疼（和机智）的讽刺作家——《纽约客》编辑们的目光。哈罗德·罗斯一直渴望能够一挫卢斯及其杂志的风头，注意到《生活》杂志在迷恋“漂亮女人”的同时白日做梦般地试图让其读者接受战争。珍珠港事件不久前，《纽约客》刊登了一幅题为“西方文明坍塌的生活”的卡通画以此讽刺“聚会生活”栏目。这幅漫画主要根据1941年生活杂志一则关于“来自弗林特双胞胎姐妹”的故事，洛伊丝和露西尔来到纽约希望打入时尚圈并与“事业有成、有文化、有教养的人”见面。《纽约客》像模像样地描绘了纽约两个“漂亮的模特”——米妮和巴布斯——两个人睁着大眼睛，微笑着穿过被战争破坏的纽约市，总是穿着最新和最惹火的服装。在其中一个画面里，两个女孩穿着“单薄的运动装，拖着三百四十五万已经贬值的美元来到著名的伊丽莎白·雅顿商店买一支雪花膏。”在另一个场景里，巴布斯和米妮“一脸轻松地参加面包暴动只是为了好玩”。“天哪，”巴布斯大叫，“如果我能吃上哪怕一片面包，那么我将不得不停止穿西装。”

卢斯曾经因为1936年《纽约客》对他的嘲讽震怒不已。但到了1941年他已经深深地沉浸在同盟国事业中以致对《纽约客》以及其他批评几乎毫不在意。强烈的使命感让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全球危机以及他确信必须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对美国迟迟不介入的失望与日俱增，但这些都比不过他对自己无力改变国家事务所带来的沮丧心情。他指控罗斯福“类人猿的摸索”是有罪的；但事实上，他有点自我陶醉地坚持，“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错……作为美国‘最有力的编辑力量’让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发生。”这些强烈的责任感甚至让他建议将《财富》杂志从一个商业杂志转变成“作为世界大国的美国的杂志”。他的同事让他放弃了这一激进的主张，但是并没有让他从伤感的情绪中走出来。

卢斯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看法以及美国在这场全球性危机中的角色并不像后来他宣称的那么清楚或是一致。他批判孤立主义者，与坚持美国必须领导世界的有影响力的美国人打成一片。但是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很多国际主义者一样，他在不同的策略之间摇摆不定——在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多大以及美国在这场纷争之中介入的程度上犹豫不决。有时，他深信美国军队的介入是无可避免的；有时，他又继续辩称做好战备，援助英国就足够了。他有时钦佩富兰克林·罗斯福离开孤立主义者时的谨慎小心。“怎样才能表达一个人的钦佩与感激，”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给总统的信中写道，“我想应该这么说——您在夏洛茨维尔的演讲是自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以来最重要的发言。”他有时会抱怨总统胆怯、软弱。“行政部门，”他在几个月之后写道，“错误地、无意识地促进形势向战争方向发展。”在欧洲战事爆发前的最后一个月，他激动地鼓吹由记者克拉伦斯·斯特赖特提出的空想，即建立一个大西洋民主联盟——一种全新的世界性政府，将会有力地增强反法西斯国家抵御进攻的能力。斯特赖特在1939年一本极具影响力的《联合》（Union Now）一书中阐述了这一想法：

我相信有方法可以解决这些危机并走出困境，这是一个我们都想要的方法，既能维持和平与自由，也能让它们安全地度过这一噩梦……这个方法就是将北大西洋以及其他已经团结起来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这个伟大的联邦共和国建立在它们共有的、一般民主政府的原则之上，并为了个人的自由而存在。

后来的卢斯可能会更进一步并对所谓全球政府的观点不屑一顾——这个方案将会使得美国成为一个邦并降低其主权，并被纳入诸如半个世纪以后的欧盟之内。但当时他正在寻找可以找到的其他答案，在1939年那个不祥的夏天，他认为“联合”是“重新解放人类的活力、想象力、希望和意志的唯一方法”。

卢斯激动、害怕，满怀希望而又愤怒。战争激发出他最为强烈的使命感——信念、精力、道德诉求以及崇高的目标；当然也带来了最为负面的情绪——傲慢、急躁、说教以及偶尔的教条主义。他的不安可以从开战最初几个月他几乎强迫性的写作中看出来，一个接一个的备忘录，记述越来越多的想法和理念。“危险，”他在1940年7月给他员工的信息中写道，“这个国家正处于危险之中，危险，危险。国家正处于危险之中……唉，只要看一下你自己就会知道国家并没有感受到我们已经察觉的危险。”当不安与沮丧时他经常就去旅行，这样他可以直接感受现实的危机并能更清楚地思考如何应对这一切。

在战争爆发前一年多的时候，卢斯阶段性地访问欧洲，会见一些重要人物，向他的员工确认自己的想法，并且检查那些反映他观点的报道。如果说之前他不了解纳粹是何等的让人讨厌，那么1938年春天那次旅行之后他彻底醒悟了。正如1932年游历俄罗斯那段生理上不舒服的经历极大地改变了卢斯对苏联的印象一样，他被纳粹德国破败的景象震撼了——食物糟糕，厕纸短缺，“这么多年来我遇到的最差的条件……在德国没有奢侈可言。”更让他吃惊的是“强烈”地反犹太主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写道，这是一种“烙上的仇恨”。尽管如此，他依然对和平持乐观态度并继续寄希望于纳粹政权能进化成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几天后，他在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会见了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s）总统，卢斯把他描述成一个可能成功的抵御希特勒威胁的“有能力的理想主义者，勇敢人民的伟大领袖”。卢斯开始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最近访问的国家，并经常给杂志施压让他们关注那些他感兴趣的内容，这很快成为卢斯的一大特色。他对贝奈斯的激情很快促成了一则充满钦佩语气的关于贝奈斯的封面故事，而几个月后，捷克斯洛伐克落入了德国之手。

一年之后，也就是1939年春天，作家约翰·冈瑟（John Gunther）在一条开往欧洲的游船上遇到了卢斯。两个之前只不过认识的人在船上一见如故。冈瑟后来在给他妻子的信中提到卢斯与他的谈话。“最初他冷淡而又敏感，然后就开始长篇大论，口齿不太清楚但内容却充满智慧。”冈瑟同时也注意到卢斯明显的沮丧与不确定。卢斯觉得，“说自己已经四十一岁了很丢脸”，他认为自己本应在这个年纪知道得更多而且希望“再次回到学校”。他不无伤心地表达了他的人生是被他的财富和权势所界定，有多少次他发现公司里面很多人都反对他。但是卢斯继续表达了他对全球危机的不确定观点，他知道这很快将决定他的生活以及世界的命运。“如果他不得不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做出选择，”冈瑟写道，“（真是糟糕的选项）他会选共产主义，因为这对‘整个人类来说’更有好处。”尽管卢斯颇具权势，冈瑟注意到，“但他总是觉得低人一等或者至少对自己并不是那么满意，尽管他已经得到了那么多。”

一到欧洲，卢斯很快就放弃了“好好休息一下”的计划，立刻投身紧张的旅行和访问。在7月底访问波兰期间（德国入侵一个月之前），他还是相信“当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到百分之五十”这部分是因为他极为赞赏“波兰敢于直面德国强硬政策”。当8月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公布后，他认为这证明了纳粹软弱——以及纳粹害怕同盟国前线的实力。“同盟国正走向胜利，”他写道，“美国人没有认识到英国和法国抵抗的决心。”然而几天后，在巴黎与格特鲁德·斯坦因（Getrude Stein）和爱丽丝·B·托克拉斯（Alice B. Toklas）吃午餐的时候，他又热烈地讨论灾难性的战争。他回到纽约后描写一场“宣称与精神战”，“诽谤和攻击就像连珠火炮，几乎可以用分钟来计算……搬弄是非，故弄玄虚，造谣，贴大字报，集会，封锁消息——军人面对这些进攻只能徒劳地端着枪。”9月初，当德国坦克开进波兰时，他责备自己不能更清楚地看到危险，因此没能更好地宣传备战与防御。“没能更强硬一点地坚持是我的错，”他叹息道，随后他马上告诉他的编辑们“我们对于希特勒发动战争谴责得不够，而且我们对英国太过刻薄了。”比林斯——本质上是个孤立主义者——在他的日记中抱怨道：“他们希望《生活》杂志全力为同盟国服务。‘我宁可保持期刊的公正与客观。’”但一直是好士兵的他很快就站到了同一条线上。

1940年春克莱尔开始了大范围的欧洲之旅，这一次的目的是评估《生活》杂志对依然相对平静的战争的影响（一年后，她出版了她的观察结果，《春天的欧洲》，这本书大获成功）。到4月，随着德国军队开始大规模的进攻，卢斯特意赶到巴黎与她会合，一起评估变化后的状况（这是卢斯典型的采访实践——访问一系列的政府首脑及其他重要人物）。在如旋风般地采访法国官员以及短暂访问伦敦之后，他写信给他的编辑们，入木三分地指出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空军”。法国还有美国，他主张，应该在长期战争方面比德国准备得更充分。但在短期战争中，他们却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德国在空军上的巨大优势。如果“同盟国能有额外的两千到三千架战斗机，”他坚持道，“战争就能很快结束……更能挽救数以十万计的年轻人的生命。”美国不能只增加飞机的产量，更应该向同盟国销售，“只要他们愿意支付现金。”他的编辑们认为他太过简单化，并坚持不要将他的感觉放在杂志里面，但是卢斯并不放弃。“飞机，飞机，你可以听到来自陆地……和大海的哭声。”他如是答复。接下来几个月的战事证明他的话大部分是对的。

几天之后，也就是5月8日，他和克莱尔抵达荷兰，正如欧洲大部分地方一样，等待德国的闪电战，在那个时候所有人都知道该来的还是要来。“谁是（希特勒）下一个打击目标？”卢斯写道，“都有可能”——除了法国西部已经过时的马其诺防线。事实上，德国军队几乎在卢斯抵达荷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涌进荷兰边界，卢斯他们很快撤离到位于布鲁塞尔的美国大使馆。第二天一早，一位女佣唤醒他们时带来的消息是“德国人又来了”，他们冲到窗口往外看，“只听得一声巨响……另一条街上的房子就倒了。警报响了起来……带红色十字的救护车出现。”大使馆里的每一个人都被吓到了，尤其当听到德国炮兵在北方开火的声音。“但在那之后”，卢斯观察到，“他们开始习惯于战争并且变得疯狂起来。”尽管大使馆在爆炸、炮弹呼啸以及空袭警报声中颤抖，工作人员依然准备了早饭，“因为不吃东西不能阻止德国人入侵”。克莱尔无视使馆工作人员的警告，依然在布鲁塞尔的街区漫步，看到比利时人读着报纸上的坏消息，注意到女人和孩子在他们经常购物的地方买东西，观察到士兵“非常冷静”地集中。发现打不到出租车（它们都已经被军队征用），她一反常态地搭了辆电车回到使馆。由于整座城市处于“被围困的状态”，克莱尔和哈里待在使馆并“在装有镜子的画廊里美美地享用了一顿午餐……大使给他们上了最好的红酒”。克莱尔注意到，他们在“鸡蛋沙司和甜点之间”听到了另外三声警报。天黑的时候空中飘下“第一场大雪”，哈里和克莱尔从使馆的阳台上再次眺望，“绿色的广场上满是被炸毁的房子的玻璃，看上去就像锯齿状的冰雹”，在那里躺着两个已经死去的孩子。第二天早晨，就在克莱尔将自己“目击德国对西方世界第一天攻势的评论”回电给《生活》杂志后不久，他们就被由大使提供的一辆车载回巴黎。跟往常一样，卢斯的思绪很快就转到另一个方向：到这些事件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从来不要怀疑希特勒很在意美国人的看法。”当卢斯离开布鲁塞尔的时候写道。正是因为考虑到美国人的反应，他宣称，德国才对比利时进行了相对克制的轰炸。希特勒“目前非常满意美国的意见，但是美国参战的可能性是唯一真正让他害怕的。”几个星期后，回到纽约的卢斯当被朋友提及“你的桌子何时才会干净”的时候，他直接反驳道：“我的桌子在希特勒死亡之前不会干净。”

“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工作不是创造影响力而是使用它。”卢斯在1940年春从欧洲给拉尔森的信中写道。回到纽约后他在两家全国性的广播上警告美国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强大而又无情的国家”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他问道，“我们可以扔掉中立的错误外衣，向世人宣布——我们将为……民主而战。”卢斯是在宣布职业生涯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他将会运用他旗下的杂志，他的个人影响力，来改变公共政策和国民的看法。他的第一步就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全力介入总统竞选。

之前卢斯对于总统选举相对来说毫不关心。1928年他曾经满怀希望地投票给阿尔弗雷德·伊曼纽尔·史密斯（Al Smith）；1932年支持胡佛，仅仅是因为他觉得两个总统候选人没什么不同，只不过是倾向于变化。1936年他把票投给了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但并没有什么热情，他对1940年的大选季并没有特别的偏向。他在1939年的发言总体上更偏好在共和党提名中公认的领先者罗伯特·塔夫（Robert Taft）。但到1940年中期塔夫持续的孤立主义观点让卢斯不仅转向别的候选人更是转向别的党派。“对罗斯福的评价……听起来很不错，”他在5月从欧洲回信道，“我现在尤其想成为……第三者直到反对党能够提供一些更有竞争力的东西。”共和党唯一希望的曙光，他预计是“达文波特的手下”。

所谓“达文波特的手下”是指温德尔·威尔基，一位杰出的公共工程经理，他在一场与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官司中得到一笔丰厚的安置费，之后于1939年年初离开自己的公司。他曾一度是位民主党人和罗斯福的支持者，但在官司之后他忽然转而反对总统和民主党，成为一位共和党人，并通过频繁的演讲和发表文章崛起为一个公众人物。1939年夏，他同意参加《财富》杂志的圆桌会议，在那里他遇上了当时的杂志总编罗素·达文波特。达文波特那天晚上回到家后跟家人说，“我刚刚遇到一个应该成为美国总统的人。”接下来的几个月，两个人——很快成为密友——经常见面，第一次是在达文波特位于长岛的度假屋，随后是达文波特在曼哈顿的公寓。威尔基，当时也跟他家人一直住在纽约市第五大道上的公寓里，尽管到1940年他更多的时间——只是适当谨慎——与《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图书编辑凡·多伦一起。威尔基和达文波特一起（在凡·多伦的帮助下）编了一份以威尔基名义出版的“宣言”，题为“我们人民”。这一文章在1940年4月的《财富》杂志上发表，达文波特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前言来介绍威尔基：“他代表的主要是美国人民……他们不断进取，自由开放而又珍贵。没有人会怀疑他们最终将获得胜利……为了得到这样的位置……威尔基先生当然希望获得同胞的尊重和关注。”在随后的文章中，威尔基抨击罗斯福：“你通过限制权利法案篡夺了我们的国家主权……并安插亲信作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像独裁者般掌握了所有权利……因为政治在外交事务上昏聩不已……因为害怕以及不连续的法案……我们再也不要什么新政，我们希望一个全新的世界。”但威尔基的兴趣更多地在反对孤立主义的权利并带领共和党在战争中发挥更负责任的角色而非攻击罗斯福。当共和党人在国会上试图否决向欧洲受到威胁的国家贷款的时候，他写道：“这不是对或错的问题……我们反对战争。但是我们无意放弃向那些保卫自己免受进攻的人销售任何东西的权利。”

达文波特不是第一个想让威尔基成为总统候选人的人。对他的政治前景的投机活动从1939年年初开始持续了整年。但直到1940年年初，他依然是最大的黑马，得到的支持（甚至其知名度）微乎其微，几乎没有人真正看重他。但是“我们人民”在《财富》杂志刊登之后很快让他声名鹊起——在年轻律师奥伦·鲁特（前国务卿伊莱休·鲁特的亲戚）的发动下。鲁特几乎以一己之力，以难以置信的效率组织了一次针对草根阶层的邮件推广活动，并取得了相当大的反响。成百上千的“威尔基俱乐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兴起，超过三百万民众签下请愿书支持他竞选。对于鲁特和达文波特而言，威尔基的吸引力在于他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因循守旧的政客，在他们看来，他是一个诚实、没有心机、“无瑕的思想者”，他的观点并非来自他的党派或是幕后操纵者而是他自己的。他们赞赏威尔基对其他共和党人孤立主义的反对态度。到5月初，这一支持热潮让情况变得如此乐观以至于达文波特从《财富》杂志辞职成为威尔基的竞选经理。“我相信，”他向拉尔森解释说，“他所表达的主张具有国家乃至于历史意义。”

在从欧洲回来之前，卢斯对威尔基只是相对大概地知道他是谁以及他代表什么。但达文波特的热情与他不断加强的关于美国人在战争中的主要作用的认识让他很快进入威尔基的轨道。威尔基和卢斯开始频繁地在卢斯位于洛克菲勒中心大厦的办公室见面，两人双脚跷在卢斯的桌上喝酒，讨论直到深夜。两人很快产生了一种实用主义友谊，卢斯开始完全投身于威尔基的竞选。确实，卢斯在他的人生中第一次对一个政治人物产生了真正的热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似乎完全放弃了之前对政治的超然态度，无怨无悔地成为威尔基的拥护者（经常为竞选出谋划策）。“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还没发现有哪个人在公共生活方面的吸引力超过温德尔·威尔基。”总统的堂兄尼古拉斯·罗斯福写道。不知卢斯有没有意识到，他似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尽管卢斯对威尔基的信念根源于他从来没有解释过或者从来没有完全理解的个人魅力，他之所以被威尔基吸引是因为他坚信：富兰克林·罗斯福没有能力带领美国走出这一世界性危机，而威尔基却是反对危险的权利的中流砥柱，如果这个权利没有可靠的领导可能会妨碍对同盟国的支持而伟大的民主运动将会失败。这两个方面——对威尔基的热情以及对另一选择不断增加的绝望感——互相强化。

卢斯对罗斯福的厌恶与日俱增，部分地只是他对总统在支持同盟国方面举棋不定感到失望。毕竟，在几个月之前他还是支持当前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更让他害怕的是他认为罗斯福的专制领导和明显的激进主义以及这些政策将会产生破坏国家稳定的可能性。“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破坏和削弱美国的企业家精神以及组成我们社会的不同组织的合作精神方面比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其他任何总统做得都要多。”当前的政府，他指控道，“已经无法实现它的国内目标……并把美国带到破产的边缘。”它创造了“巨大而又腐败的政府机构”。“如果人们希望国家社会主义，”他在10月给威尔基写信说，“那就让他们睁大眼睛投它一票。就让他们召开制宪会议废除现行的老宪法。”

但卢斯至少同样关注共和党右翼，而且他认为威尔基是唯一能够确实反对这个党内大多数的偏执和孤立主义者的。“我恳求威尔基专门给保守党和反动派发表演说，”他在1940年夏给达文波特写信说，“威尔基不支持反犹太主义，他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和社会自由主义者。但是……他还没有特别反对愚蠢，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只会向后看的保守党实业家——我对他们的讨厌甚至超过罗斯福。”他不断地推行这些想法就像他敦促其他任何人一样。“请您重新考虑我的请求，与您的阵营里的反动派、保守党、惹人嫌的人、老投机者、饱食终日的富人断绝关系，”之前的恳求未得到回应之后他再一次写道，“重新确认相比之下真正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将所有的老投机者看成是可耻的不合潮流的人。”对罗斯福以及右翼的恨意让他产生了另外的考虑：接受了之前谣传的而今已经不足信的观点——最初在新政的圈内流行——商业领袖们正策划一场反对新政的“资本罢工”。他的同事C·D·杰克逊警告说，企业领导人将会“进行一次比1936年选举时还要危险的静坐罢工……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内，这些人很有可能会受法西斯分子蛊惑发动暴动，只是为了向罗斯福扔出一把管子钳。”卢斯同意他的看法并警告说这次暴动可能“极其广泛，不局限于华尔街或拉萨尔街（芝加哥的银行业中心）或是类似的街道。”他坚称，这也是威尔基获胜意义重大的另一个原因。

《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甚至在卢斯开始向他的编辑施压之前就开始为威尔基造势。《生活》杂志在1940年5月中旬就热情洋溢地描写了这个候选人，称威尔基是“目前为止共和党在费城可以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中最能干的”。《时代周刊》则一直揭其他共和党主要候选人的短——罗伯特·塔夫、托马斯·E·杜威、阿瑟·范登堡——而威尔基却不断抬升。“冉冉升起的威尔基，”《生活》杂志在5月初写道，威尔基在给报纸出版者的演讲中“又提升了自己”，那些出版者回到家“想着现在告诉公众威尔基先生将成为共和党的第一候选人是不是还来得及”。当卢斯从欧洲回来并明确表示支持威尔基，他旗下的杂志代表他增加了这方面的努力并且逐渐跨过了各自分析和鼓吹的界限。跟从他的人“严重闪耀着希望的光芒”，《时代周刊》在6月初指出。他获得提名“在几周之前还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显然已经有了现实可能。”到6月中旬，随着威尔基依然落后其主要对手，《时代周刊》热情地描述他是“最具实力的黑马，并且其实力正与日俱增。”在共和党大会召开前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时代周刊》刊登了一则封面故事（“温德尔·威尔基生平”），这只能说，根据其选择它发表的时机，是一个竞选文。这篇故事包括草根阶层对其英雄般的评论，以此为威尔基造势，嘲笑其竞争对手大张旗鼓的竞选活动，以此突出威尔基的简单与谦虚，以及由专栏作家雷蒙德·克拉帕执笔的关于威尔基的正面评论，其中不夹杂任何其他声音。这次竞选的关键，克拉帕写道：“在于罗斯福先生或是一个共和党人能否更快、更好地增加工业产量来用于防御……他们必须找出一个让整个国家相信做得更好的人……在这点上，威尔基先生是共和党方面唯一能够有机会有效地做好这件事情的人。”

当威尔基戏剧性地在费城的第六轮投票中胜出的时候，卢斯的出版物几乎沸腾了。这次大会，《生活》杂志称，将会成为“共和党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戏剧性”场面。其他候选人“的神态和语气与过去二十年或四十年的党内大会并没有什么区别——除了更加困惑和沮丧……常规被打破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大酒店顶层的六个房间里面挤满了代表成员、记者以及来访者……他们来看望新一代领导者，来聆听新一代领导人的讲话。”“单调”、“乏味”、“沮丧”、“绝望”、“无望”是那些可以用来形容威尔基对手的词。但是提名本身有一个“欢乐而又振奋人心的结局”，这个结果“是顺应大众需要的浪潮”“冲垮了对手”并“将过时的老板扫地出门”。《时代周刊》形容威尔基在费城英勇的支持者：“没有人带领……支持威尔基的男人和女人们如潮水般涌上费城街头……带着信念的火炬。”威尔基，《时代周刊》坚称，“不是在任何意义上得到政治认可的领导人。”到最终“人民取得了胜利……自从特迪·罗斯福之后，共和党终于有一个值得欢呼的人”。

威尔基出人意料的上台，以及他在费城令人吃惊的胜利，只是让卢斯越陷越深。在党内大会与大选之间的四个月时间里，他不停地工作，几乎着魔般地支持威尔基的竞选。他旗下的杂志一如既往地给予威尔基礼遇，但是在支持罗斯福的编辑人员中依然遇到了一些阻力，他们恨恨地抱怨在报道上的偏见并经常试图做些平衡。卢斯对于这些提议公正的建议的反应是狂怒。“我实在是太失望了，”他在9月给他的编辑人员写道，“我们即将面对总统选举，我认为这个是最为重要的，但《时代周刊》有时却不这么想……任何觉得这次竞选不重要的人应该避免报道跟竞选相关的事情——并应该马上向我汇报。”那么是什么让这次竞选如此重要？卢斯列举了那些他认为“对国家的未来非常关键”的内容，所有这些都偏向威尔基：第三人，罗斯福在外交政策上不光彩的记录，新政中涉嫌腐败的任命。“难道这些失败都应该得到原谅，然后仅仅因为战争的威胁升级而给予他新的权利？”最重要的是威尔基是一个勇敢的候选人，而且获得的支持在不断增加。“上周，很多人因为威尔基而出来，”卢斯厉声道，“你难道都没看到。”

但是卢斯对威尔基来说也相当关键。他的感情越是投入，越是对即将到来的竞选不耐烦。在大会之后，威尔基转战他曾经的老家——印第安纳，他花了几个星期坐在公租房的门廊上与报道者交谈（在早先的总统竞选中，这是一种突出其小镇背景的努力）。卢斯对此大为光火。威尔基应该停止“这种悠闲，不成熟的”做法，他向达文波特吼道。“竞选总统对于威尔基先生来说可能是件有趣的事情……但这却是一件事关一亿三千万美国人，甚至全世界的该死的大事。”威尔基“快要成为另一个每日专栏作家”，但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开始管理”。但是这却是卢斯私底下要批评的一件事；还有其他已经被公开的事情需要考虑。卢斯非常头疼威尔基的“懈怠”以及缺乏条理的事件开始见诸报端。雷蒙德·克拉帕写道，“总统竞选中很少出现这么多混乱。”批评甚至出现在卢斯自己的杂志上。《时代周刊》在9月报道共和党人开始相信“神圣的温德尔·威尔基竞选已经变味”，“业余的威尔基”已经失去对他的组织的控制。卢斯一方面因为这些报道生气不已，另一方面绝望地发现这些指责大部分是对的。

常规的秋季竞选的两个月时间里，当看到威尔基的好运接近混乱、他的机会也愈加渺茫的时候，卢斯的心情急转直下。但是不管心情如何，他从来不会让这些观点掺杂到竞选以及劝说其他人相信威尔基获胜的重要性方面。他几乎每天甚至一天好几次给达文波特写信、写备忘录、发电报或是打电话，向他通风报信，经常起草演讲稿（有些实际上是威尔基提供的）。他苦苦思索威尔基应该说的话，就好像换个表达就能够扭转整个角逐似的。“在发表正面言论之前应该完成对社会现象的控诉。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将主要观点分成负面和正面……‘我不会做这些……我将会做这些’。”“继续尽可能地详尽，”他在9月底给威尔基写道，“攻击新政，而非罗斯福。”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的旗帜”，但新政是个更容易受攻击的方向。

在向威尔基建言的同时，卢斯也努力明确自己不断变化的对国家和世界的观点。他一直寻找一种可以塑造他的——以及他所希望的美国的——未来的哲学。渐渐地他越来越把焦点聚集在对个人自由的定义上。“新政的错误在于它负担了修正一切的责任，它削弱了个人的责任。”美国人应该将他们的援助扩展到“那些努力……向实现民主和基督教理想的人们”。威尔基应该强调“民主是一种概念……民主信仰”是一种“致力于人类自由的全新的誓言”。而且，反复地说明“竞选必须是一场在自由土地上为自由人进行的一次改革。”对其他人来说这些语句看上去是空洞的，甚至是老生常谈。但是对卢斯来说，这些都包涵了深意，尽管他也无法完整地诠释它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威尔基的支持人数开始减少，1940年大选，科学的民意调查第一次在总统竞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众（包括卢斯）第一次认真地看待民意调查。卢斯开始变得更加严酷、更加偏颇。当威尔基在纽约或是附近演讲的时候，卢斯几乎总是坐在观众中间（他保持了充分的警觉，作为记者应该不偏不倚，因此拒绝与候选人坐在讲台上的邀请）。在离选举还有10天的时候，卢斯列举罗斯福的罪状：“受共产主义影响”，“萧条”，“日本的侵略大部分由美国资助”，“慕尼黑”，“丑闻”，“罗斯福的家庭成员一直在赚钱！”当时很明显威尔基在竞选中不会使用这种方式抨击。卢斯只不过是发泄自己的沮丧，但是他依然向前看。随着竞选临近终结，罗斯福必然获胜变得明朗，他安排了最后的努力——安排在选举日之后——制造一种威尔基候选的重要性，尽管他失败了。“如果真的如此那么这将是一个关于抛弃的故事，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放弃，”他难以置信地向编辑们宣称（他已经将1940年竞选称为“自1866年以来最重要的选举”），“我们应该强烈坚持这一点。”10月底，他给曼弗雷德·戈特弗里德（Manfred Gottfried）写信道（当时《时代周刊》的总编），“罗斯福先生当选后这个国家的心理面貌将变得奇怪并且不再开心。”

11月初，当罗斯福第三次轻易地当选总统（尽管跟前两次当选相比优势大幅减少），卢斯将这个“新的消息……解释为少数民族投票……评论应该表明纽约、俄亥俄、伊利诺伊的微小份额变化以及其他少数州本应该选择威尔基”。“应当思考的主要问题，”他补充说，“是威尔基的将来。这应该比胡佛能不能在华盛顿获得一官半职更有意思……威尔基就像第三势力一样是史无前例的。”选举结束几天后在一封寄给众多通讯社的信中，他仍然对罗斯福没什么好话，反而争辩道，“他应该感谢上帝而非其他美国人……你并不了解温德尔·威尔基。其他候选人以及那些后知后觉的候选人可能会让这个国家分裂而非整合成一个热情的民主国家。”

卢斯对威尔基的热情几乎在选举结束后就开始消退，但并没有完全消失。12月，威尔基在去佛罗里达度假途中在迈普金拜访卢斯，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们继续通信、会面，并在共同关注的事情上一起工作——尽管频率有所减少。卢斯对威尔基的钦佩之情一直存在，但激情却已消退，尤其是从威尔基开始公开与罗斯福合作起。

卢斯沉浸于威尔基竞选的同时还暗地里劝说罗斯福对战争采取更为积极的观点。这一尴尬的状况一直没能消除。卢斯在他的杂志上对总统剥皮抽筋，积极反对他再次当选，指责罗斯福无能，在某种程度上接近独裁者，罗斯福私底下谴责卢斯的“偏见”和“宣传攻势”，并且含糊地说过些具有恐吓意味的话（很少付诸实践），说他要挫一挫卢斯的影响力。“在生活中，一个人不应该让某些人侥幸逃脱。”罗斯福在与《生活》杂志关于某些无关紧要的报道错误发生了点不愉快之后写道。卢斯，他抱怨道，太“狡猾”了。乔治·华盛顿有“承认说谎的勇气”，但是“哈里·卢斯缺乏这种能力”。但是两个人都足够务实，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把争议搁在一边，同时寻求能够互相利用来实现自己目的的方法，事实上他们有很多共识只不过不愿意承认罢了。

1940年夏，当时欧洲的局势不断恶化，卢斯完全投身于威尔基的竞选，他加入了一个由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组成的无党派组织，这个组织致力于为美国积极支持英国铺平道路。有名的堪萨斯编辑威廉姆·阿伦·怀特刚好创建了一个高度公开的委员会，通过支持同盟国来保卫美国，这个委员会积极进取，通过公开演讲与孤立主义者做斗争。而卢斯参加的组织，恰恰相反，则是暗地里主要通过秘密的外交手腕来达成目的。1940年7月他们第一次在市区的哥伦比亚大学俱乐部开会并同意成立一个正式的组织，后来这个组织被命名为“世纪小组”，他们后来的会议大多在那个纽约精英人士俱乐部进行。这个小组的领导者是弗朗西斯·皮肯斯·米勒（Francis Pickens Miller），一位弗吉尼亚国会议员，他与外交关系协会和支援盟国保卫美国委员会都有联系；这个小组的成员既有政治人物，他是罗斯福的前任预算办公室主任，现为威尔基共和党人，如刘易斯·道格拉斯（Lewis Douglas）；剧作家及罗斯福的演讲稿作者，罗伯特·E·舍伍德（Robert E. Sherwood）；国务院官员威尔·克莱顿（Will Clayton））；神学家如知名的协和神学院会长亨利·斯隆·科芬（Henry Sloane Coffin）及其继任者亨利·凡·杜森（Henry Van Dusen）；学者中有达特茅斯大学校长欧内斯特·霍普金斯（Ernest Hopkins）；以及《路易斯维尔信使报》、《圣路易斯邮报》以及《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出版人。但是在三十个成员当中恐怕还没有谁的影响力能超过卢斯；尽管他时常表现出成为一个本质上是游说组织一员的不快（当他参与威尔基竞选时很少有这种不快的感觉），但他逐渐成为其中最积极的成员。他帮助支付这个组织位于四十二号大街的办公室和员工的费用，并使自己成为努力改变美国政策的中心。

这个小组经常在策略方面发生争议，但在更大的目标上团结一致：“那就是英联邦的存续……这是保持美国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而“英国舰队的存续……则是事关美国国防的、极其重要的关键因素”。很快这些考虑汇总成了一个具体的建议：赠送一些最近退役的美国驱逐舰给皇家海军，这一行动“可能会影响英国是败北还是胜利”。但是委员会最初在法律和政治障碍面前陷入困境。美国的中立法规定任何一个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国家都必须支付费用，但英国当时没有能力支付这么大数额的资金。而且因为这个情况是在选举竞选中出现的，每个人都意识到罗斯福需要一些掩护来做些事情。“如果这些船只事关拯救西方文明，”米勒给卢斯的信中写道，“那么必须找到一个方法绕开这些细节。”卢斯咨询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想知道怎样才能影响罗斯福，他将艾尔索普直言不讳的封杀建议铭记在心：“封杀卢·道格拉斯（Lew Douglas）……用红旗激起总统的血性……如果可以的话，用内侍进言……总统现在非常疲劳，当他觉得累的时候去磕头是最好的办法。”在接下来的会议中，卢斯辩称罗斯福需要从英国得到能补偿这些军舰的“交换物”，他建议“这些军舰应该提供给英国用来交换英国在西半球的海面和空中特权”。卢斯并不是第一个支持这些想法的人。这个观点在精英之间，甚至于出版物上的讨论已经流传了好几个星期。但卢斯却是将“世纪小组”引向这一建议的推手。

确定战略后，小组很快转向讨论具体的策略。派谁来见谁？他们这样问自己。应该用“什么办法来越过法律条款”？如何唤起整个国家的“认识”？这些成员所反映的结果是有权势的人经常做事的方式——通过接触其他有权势的人。卢斯和科芬见到了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他们很高兴赫尔同意他们的意见，但却因为他的态度而气馁。卢斯写道“我们几近绝望……高贵的老兵在绝望和失败的气氛里工作的时间已经太久了，他可能已经失去了对可能的胜利所必须持有的信念。”几天后，他第一次拨通了前共和党报编辑（1936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的电话，最近罗斯福任命他为海军部长；接着是英国大使洛锡安男爵（Lord Lothian）。他恳求他们支持驱逐舰换基地的方案。让他吃惊的是诺克斯和洛锡安以无法解释的乐观欢迎了他——当时卢斯并不觉得那么乐观，因为前一天的晚上他和克莱尔就是在白宫度过的。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社交活动，为总统组织放映最新的《时代在前进》影片，“我们看到的防御工事”。在他们抵达的时候卢斯被安排参观了白宫的卧室——“几乎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哈里写道——接着被带到二楼总统的私人书房。罗斯福背着桌子坐在那里高兴地调酒，卢斯猜测是“上好的马丁尼”（总统喝了两口）。这次聚会包括卢斯的一些同事——罗伊·拉尔森以及路易斯·德·罗蒙希特以及他们的妻子——还有总统平常的随从、他的秘书米丝·利汉德、最信任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晚餐之后，一群人到“闷热”的楼上走廊观看影片，看上去总统很喜欢；在那之后不久卢斯与总统在他的书房见了面。

卢斯发现这次谈话令人失望。他很快直奔主题，也就是他后面说所的，“我的主要问题……他是否已经下定决心把这些驱逐舰送给英国。”罗斯福支支吾吾，称这个想法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随后就把话题转到游说国会来增加通过的机会。卢斯吃惊于总统“强大的自信心……他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多年之后，克莱尔在哈里逝世后描述了那个晚上的情况，她声称罗斯福当时给哈里施压，要求他旗下的杂志支持驱逐舰换基地计划，这也是劝说国会同意这一方案的唯一希望。哈里当时的备忘录甚至没有提到这一提议，但是他确实马上在《时代周刊》上推销了这一观点，在一则长篇报道中指出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拥有基地的重要性，“美国海防线的第一个前哨站”。曾经追悔莫及的事情——在加勒比海得到的基地将有助于更加重要的赠送驱逐舰给英国——现在明智地，至少公开地成为《时代周刊》的主要目标。而这正是罗斯福促成这一方案的掩护。与此同时，卢斯和其他人正劝说威尔基不要在竞选中反对驱逐舰换基地计划。威尔基同意了，尽管他肯定知道这样的抉择将会增加罗斯福再次获选的机会。经过一个多月与英国政府的艰难谈判，9月3日罗斯福宣布他将签署一份行政命令（国会无权评论）：“五十艘我们已经退役的驱逐舰换取”英国位于加勒比的基地——这一命令与卢斯7月向他的建言几乎如出一辙。总统“大胆地出击，”《时代周刊》欣喜不已但仍然勉强报道说，“受到了欢迎，并打消了人们对采取秘密和令人质疑的方式执行这一命令的批评。”

11月，总统选举之后没几天，卢斯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世纪小组”。他解释说，“非常高兴，我们很好地推动了军备和军品的生产；我们非常同意对英国的援助，等等。”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远远没有结束，他退出了，但是委员会的使命已经从影响总统上升到影响大众。“我认为作为一名编辑，不应该成为政策推进组织的活跃成员……我怀疑我是否应该忙着试图影响自己！”在竞选结束之后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似乎卢斯也意识到如此明显而且投入地支持威尔基给自己以及他的公司带来的危险。是时候脱身了，不再积极参与政治而是再次将注意力放在他的公司和他的杂志上。

但卢斯的自制力不会持续太久。1940年12月，他发现自己卷入一项秘密的工作，由暗地里是和平主义者的马尔科姆·拉弗尔（Malcolm Lovell）担当先锋，试图寻找解决战争的可能性。拉弗尔在纽约安排了一次与德国领事馆大使随员汉斯·汤姆森（Hans Thomsen）的会面；而卢斯可能是出于好奇，也可能是他一直希望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世界形势，不是很明智地答应出席。他这么做除了让知道这次会面的白宫产生不信任感之外几乎没什么好处。与此同时，他继续积极地与“世纪小组”成员保持联系，这些成员一直害怕“我们这种程度的协助只会招致灾难性的结果……只能让英国苟延残喘，直到我们有足够实力可以不必依靠它的力量”。卢斯提醒他们与“极端亲英派”结盟，但也同意当前政府的政策仍显不足。新年年初，他参加了伊利诺伊议员的竞选，试图确保一个“非孤立主义者”能够得到国家共和党的提名。1月底他回到忙碌之中——再一次与1940年曾经合作过的那些企业领袖一起——推动后来的租借法案，一个用于援助英国的更加昂贵的方案（后来扩展到其他同盟国，包括苏联），这一方案由罗斯福提出并在1941年3月经国会批准。卢斯在1月为《生活》杂志写了篇社论“我们美国人”，鼓吹这一法案，但是他在编辑那里碰了壁（编辑们不同意刊发如此直接的社论）之后，很快就沉着脸回来了，转而在巡回演讲中大力宣传租借方案，而且他开始更加公然地谈论美国直接参与战争。“照我说我们已经处于战争之中，”他在匹兹堡的演讲中斩钉截铁地说道，“可笑的是希特勒知道这一点——但大多数美国人却一无所知。”但他也试图寻找更大的话题：美国强大和富强的本质，其改变世界的能力以及道义上的责任。“我们拥有的是力量，是机会，”他在塔尔萨向一群石油工人宣称，“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所拥有的也是责任。”回到纽约之后他开始着手将自己关于战争的想法转变成更加系统的发言，他希望这样一份声明，能够解决当前整个国家面临的难题并成为卢斯刺入辩论中心的一把利刃。

卢斯从来没有低估自己的能力。比林斯无情地称他为一架迷失于“众多理论之中”的“思考机器”。哈里自己曾跟克莱尔说——根据她后来可能不足信但却在情理之中的评论——他想不出有哪个人智商会比他高。那么爱因斯坦呢？克莱尔问道。爱因斯坦，哈里答道，是个“专家”，不在他比较的范围之内。尽管他智慧超群，但他很少不借用别人的观点并且很少不借用他所赞赏的人来完成工作。因此，当他准备写一份关于自己危险时刻的重要声明之时，他广泛地寻求灵感和建议。

他首先借鉴沃尔特·李普曼和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过去他经常受到这两个人的影响。李普曼曾有几个月向《生活》杂志供稿，所发表的文章充满了干预主义思想，比卢斯所写过的任何作品都要激进。1940年整个下半年，李普曼始终呼吁美国人应该认识到自己作为世界领袖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完成自己的使命否则我们生活的世界就会毁灭而绝无复兴的希望。”他在6月写道。如果极权主义国家控制了整个欧洲和苏联巨大的工业产能，他警告说，那么美国经济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一个自由的经济，正如美国人所了解的，是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其他地区是军事社会主义的世界中独善其身的”。欧洲民主力量的失败，他在10月警告道，意味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将不得不陷入无休止的防御之中直到被打败”。但是对卢斯来说，李普曼最具说服力的论据甚至出现在欧洲战争刚开始，一篇1939年6月发表在《生活》杂志上，题为“美国人的命运”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李普曼更多的是讨论内部混乱与怀疑的危害，而对美国的外部威胁则要少得多。“我们这一辈人，”李普曼曾辩称，“与之前的那些人不同，那时美国人对自己的将来没有先见之明。”他们害怕自己的财富与实力，却相信“他们无与伦比的财产事实上是最为危险的责任”。简而言之，美国人的失败之处在于，它们不愿意接受自己的伟大以及对世界的责任。“过去罗马在古代世界中的地位，大不列颠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正是明天美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他如是声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命运已经明了，那么我们除了做好准备让自己名副其实外别无选择。”

如果说李普曼让卢斯接受了美国人命运的观点，那么麦克利什则至少部分地帮他打下了道德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他证明美国对世界肩负使命是责无旁贷的。麦克利什帮他写了一系列关于“信仰声明”的草稿，他希望通过这个能够抓住他所在时代最为迫切的使命。这篇文章论证了自由的重要性，并将美国一直以来扮演的特殊角色作为保护自由的例子。“自由仍然是人类最大的理想，”麦克利什写道，而且“在美国，自由理想有着最大的期待”。“如果自由是全世界人类的基本要求，”他坚持道，“那么美国的民众，因为他们传统的政治责任感、工农业的熟练技术、所拥有的财富和广袤的土地，比其他国家更有权利期望实现自由。”

卢斯一直以来佩服麦克利什的文笔（以致后来他在自己的文章里整段引用麦克利什的语句），但是他也很担心这样的言论过于狭隘。“为什么会这么艰难？”他在回复初稿时写道，“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信念，而是因为我们的信念之中有很多可以看到和看不到的东西。”他希望能将李普曼强大的目的性与麦克利什的道德情怀结合起来。但是他也试图重新修改早期的看法和观点，它们一直贯穿于他的成年生活并一直发展变化。

卢斯表达美国意义的努力从在中国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他还是个小男孩。他试图构建一个国家的画面，这个他从心底里面拥护但却从来没有见过的国家，他把这个国家与他父亲为这个世界所做的好事联系在一起。这一过程到他回到美国成为学生的第一年仍在继续，这样的画面没有比1920年卢斯成为高年级学长后在耶鲁的演讲中表现得更清楚的了：

当我们二十年后提到“美国”，这个伟大的名字可能还将响彻全世界……到那时美国将会在每一项国际性难题中发挥她应有的作用，她将会成为所有努力希望提高社会和政治水平的国家的朋友，毫不留情地打击那些危害世界和平的国家。

在繁忙的年代，当时他不知疲倦地工作，首先是开办第一份杂志然后是创建出版帝国，那时他几乎没有时间思考或是记录他年轻时就心怀的伟大使命。但是在公司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巨大的世界性危机，他再一次转向那一使命，清楚地表达“值得为之奋斗的信念”。他充满激情，有时不顾危险，经常沮丧不已地参与威尔基的竞选只是第一步。1940年竞选之后，通过威尔基代言的努力化为泡影，他开始在惨遭流产的文章“我们美国人”中、在1941年的全国巡回演讲中、最终在为《生活》杂志撰写的新文章中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一次却是被他的编辑们催促。他们提议刊发一篇“公元1941年现代世界的联邦党人文集”。而这将成为他所发表的文章中最具影响力的文章。

这篇文章出现在1941年2月17日那期的《生活》杂志，标题为“美国世纪”，这一短语在十多年前最初被H·G·威尔斯（H. G. Wells）使用，但这一次卢斯让这一短语成为美国人乃至世界语言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对当时美国人生活“混乱”的状况以及美国与战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的一种评注。“我们美国人不高兴，”他在开头写道（模仿李普曼在1939年的文章），“我们烦躁——或者忧愁——或者冷漠……我们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卢斯接着开始展开说明，驱散环绕在他周围的悲观与混乱。文章的大部分篇幅对美国到目前为止深入参与战争的步骤进行了仔细、谨慎并且经常是乏味的分析。“美国已经介入战争，”他写道，“但我们是否已经介入了呢？我们说我们不想参与战争。与希望置身于战争之外相比，我们更希望英国获胜，希望希特勒就此打住。那么在这个时刻，我们介入战争了。”但“介入”是不够的，“希望介入”才是卢斯想要求美国人民做的。那么为什么美国人希望完全参与肯定将会是最为恐怖的战争？他辩称这部分地是因为我们置身战争之外（反映他继续讨厌和不信任罗斯福），这将会导致国内出现独裁者：

美国总统一直以来寻求越来越大的权力，但是他未能对到来的战争尽责。因此，灾难性的外部环境与美国人民的自由意愿对比的结果就是害怕美国将被引向国家社会主义是完全合理的。

但也因为如果没有美国人的帮助英国人没有可能赢得战争，美国是“最强大并且是世界上最关键的一个国家”，但美国人却未能“尽到作为世界上一大势力的责任——这样的不尽责将会给自己以及全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人已经在1919年浪费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获取世界领导权的机会”。它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而再再而三地未能抓住机会，这次再也不能这么做了。他坚称，二十世纪最终必须成为“一个美国世纪”（在一代之前它本就应如此）。

“对于美国世纪我们能说些或是预见些什么呢？”他问道。他的回答是大胆、雄心勃勃、理想主义的——而且充满了影响他生活的狂热的使命感。“它必定是与所有人民分享我们的权利法案、我们的独立宣言、我们的宪法、我们卓越的工业产品、我们的技术工艺。它必定是人民的国际主义，来自于人民，为了人民。”美国已经是“世界知识、科技以及艺术的中心”，他宣称，并且美国是“世界上乡下人最少的国家”。但是更重要的是美国现在拥有“不可思议的、显而易见的领袖迹象：威望。这种威望与罗马、成吉思汗（Genghis Khan）或者十九世纪英国的威望不同，美国人在世界范围内的威望在于所有美国人民对善良、终极知识以及终极力量的信念”。开创一个美国世纪需要伟大的远景。这意味着致力于“建立一种与自由和进步相容的经济秩序”；这意味着愿意“向全世界分发（美国的）技术和艺术工艺、工程师、科学家、医生、电影人、娱乐制作人、航线开拓者、筑路工、教师、教育家”；这意味着成为“全世界的大善人”，有义务“养活世界上所有饥饿和贫穷的人”。

最重要的，卢斯预想的美国人的标准配置是：

热爱伟大的美国理想……爱好自由，尊重机会均等，独立自主，富于合作精神……我们是所有西方文明伟大法则——伸张正义，追求真理，胸怀博爱——的继承者……现在轮到我们成为这些理想的发源地，并将它们传播到全世界，发挥这些理想的神秘作用，将人类的生活水平从野蛮提升到诗人们所称的仅次于天使的水平。

这些要素，他总结道，“显然可以成为我们可以而且愿意积极、愉快地投入的二十世纪的流行美景……正是怀着这样的热情，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号召起来，发挥自己所有的能力，用他最为宽广的视野，来创造最初的伟大的美国世纪。”

毫不奇怪，这样一篇奇特而又有力的文章——从来没有明确地鼓吹美国宣战而是号召人们像信福音主义者一样投身于纠正世界的行动——引起了截然相反的反应。成千上万回应“美国世纪”的信件涌入《生活》杂志——远远大于杂志收到的回应其他文章的正常数量——其中包括一些可以预计出数量的信件，这些信件是那些依然强烈反对参战的人所作出的辩驳。“让美国成为美国公民的‘大善人’。”一位来自托莱多的女士写道。“你正在将杂志……转变成战争贩子的工具。”一位比西法尼亚妇女写道。“你这个养尊处优，顽固不化的懦夫，你这样装腔作势，胡言乱语只是为了煽动一样血淋淋、不道德的东西，那东西名叫战争，”一位来自马里兰的男士指控道，“然后你只会在安全的地方静静地喝着香槟，而与此同时平民的儿子却在被屠杀，其子女正哭着讨饭。”其他人则对卢斯的远景表达了很大的热情：“好东西！我喜欢！”一位读者写道。“哈里·R·卢斯正向美国人民展示通向未来的道路。”另一位读者写道。“伟大的作品，伟大的思想，”一位纽约男子宣称，“我希望今天清晨，这个绚烂远景的一束光辉能照耀到曾经伟大的老政党的边缘！”不止一个读者称卢斯为“当代的托马斯·潘恩”（Tom Paine）。

当大多数读者将其理解为一种战争召唤之时，很多记者和评论家做出了更多的积极回应，称卢斯的文章是对美国将来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的愿景。沃尔特·李普曼——他的作品曾帮助卢斯形成自己的观点——毫无疑问是最热情的，他和罗斯福的前任演讲稿作者罗伯特·舍伍德一样，称这篇文章“真了不起”，而专栏作家多萝西·汤普森写道（以比卢斯更为激进的帝国主义语调），“为了将世界充分美国化从而我们可以得到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环境确实是一种命运的召唤。”其他不那么宽厚的评论家，大部分是左翼分子，他们对卢斯的帝国主义野心抱着更加敌对的态度。“一种新的帝国主义正在全国迅速地发展。”《国家》杂志的编辑福瑞达·克里奇威（Freda Krichwey）轻蔑地写道。“卢斯先生在他的《生活》杂志登了一个非常大的名叫‘美国世纪’的广告。”专栏作家马克思·勒纳（Max Lerner），与卢斯一样认为美国应该参战，却讥笑卢斯建议“在全世界确立势力范围，控制世界的海上航道和陆地”，这一愿景象征着“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意识……它们不害怕战争反而将其视为一种机会”。社会党领导人，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批评卢斯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野心。”

“美国世纪”引起的巨大反响部分的是1941年年初人们对战争的看法分歧巨大的结果，但同时也是文章本身风格的结果。卢斯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他后来宣称，是“为了消除”笼罩在战争问题周围的“迷雾，这样我们就能抖擞向前”。但事实上，卢斯在表达其中心观点的方式上还是相当模糊不清。美国应该参战么？在二十世纪剩下的时间里美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卢斯在写的时候直接略过了这些问题，留待他的读者来决定他建议的坚实的步骤。他的语言大部分是有力的，在最后高潮的部分却不够谨慎，在那部分他对美国本质及命运的描写如此狂热，语言如此华丽，结果引起了卢斯本意之外的解读。他对帝国主义的指责非常吃惊，当不断有批评声音指责（正如俄亥俄州议员罗伯特·塔夫所指控的）他建议“全面胜出的美国像英国在十九世纪做的那样主宰二十世纪的世界”的时候也是大吃一惊。卢斯的文章与那样的画面不符而且也并没有接受这一点。“我的基本前提，”他在1943年辩解道，“只不过是美国应该在国际事务方面寻求与其实力相符合的责任。想必这是不言自明的——难道不是么？”确实，在他接下来的生命中他一直试图向好奇的读者，不管是充满敌意还是友好的，解释他真正想表达的内容。

尽管缺乏准确性，尽管因此引起了不少错误想法，“美国世纪”在现在和将来确实有不少可以值得讨论的地方。对于1941年的世界，这篇文章是第一次在最多美国流行杂志发表的一项强有力的宣传攻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它被再版并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广泛流传。它本是为了将美国人从卢斯认为的懒散的不关心中拉出来，从而激发他们代表他认为的国家的核心价值执行一项伟大的使命。抛开卢斯对军队介入战争这一关键性问题上的争议，这篇文章在运用易懂（在某种程度上民粹主义）的语言说明了美国在冲突中的利害关系和后果方面堪称典范。读了“美国世纪”后没有人会不记得卢斯的警告，一个极权主义世界将会毁灭美国未来的希望。至于那些战争之外的内容，这篇文章毫无疑问深信美国在世界中应当而且必须承担的特别角色，以及在执行这些使命过程中给美国带来的特别的权利和美德，尽管卢斯始终坚持“你们不能从‘美国世纪’引申出帝国主义”。

卢斯的文章出现在《生活》杂志一年多之后，也就是美国正式参战的第一个月，副总统亨利·A·华莱士（Henry A. Wallace）写下了在某些方面对“美国世纪”的最重要的回应——一篇在1942年5月8日发表的演讲，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普通人的世纪”（尽管它的实际标题是“自由世界胜利的代价”）。华莱士后来成为一位颇有争议的，甚至是被辱骂的人物，因为他领导反对“冷战”初期的左派，痛斥他认为的美国过度的军国主义和侵略，以及作为短命的美国进步党总统候选人，参加1948年总统竞选时无心地与共产主义结盟。但他的1942年演讲却是在他处于政治生涯高水位的时候做出的。在他成为副总统一年多之后他甚至得到政府第二号人物的名声——很快被粉碎——被认为是“助理总统”，罗斯福可能的接班人。1942年他作为一个杰出的、主流的民主党人士——罗斯福政府中一个重要而又有影响力的人物——试图激起公众对战争更多的支持，因为美国能否胜利尚不明朗。

毫无疑问，华莱士和其他人一样，对卢斯1941年文章中的帝国主义言辞持批评态度，而且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与任何美国可以或是应该单方面地将它的价值观和制度强加于世界的看法保持距离。但他也展现了一幅未来的远景，包括美国在鼓舞和塑造新的共和时代方面应当发挥的中心作用。“这是一场奴隶世界与自由世界的战争，”他说道，“正如1862年美国再也无法保持一半奴隶制一半自由制度一样，因此在1942年世界必须选择到底哪一方获得彻底的胜利。”自然地华莱士期望“热爱自由的人们”——他们不光光是美国人，但是这些人中美国人是最为杰出的群体——来回答那个问题并塑造战后的世界。他们的回答，他说，具体表现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1年已经说过的四种自由，这些自由“正是美国支持的革命的核心。”正如卢斯的“美国世纪”的远景中包括将西方工业文明推向全世界，华莱士坚持道，“和平必须意味着普通人能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不仅仅限于美国和英国，而且应该扩展到印度、俄罗斯、中国以及拉丁美洲——不仅仅在美国（正如西方同盟国后来的自称），也包括德国、意大利和日本。”

“有些人已经提过‘美国世纪’，”华莱士补充说，显然努力将自己与卢斯区别开来，“我说的是我们即将进入的世纪……可以是而且必须是普通人的世纪。”在后来的岁月里，随着华莱士自身观点（政治财富）的变化，他越来越将自己的演讲看成是对他认为的更加帝国主义的卢斯的观点的全面反驳。但在那时，华莱士和卢斯互相热情地评论各自的观点，看起来他们正在并肩作战。“我不记得你在‘美国世纪’中描述的概念中有我不赞成的部分。”华莱士在他发表演讲后不久给卢斯写道。卢斯的文章，他补充道，“几乎完全与我想要在演讲中所表达的意思一样。”相应地，卢斯对华莱士的演讲表示祝贺，甚至在后面辩称，他有点弄巧成拙，如果有的话。“并非每一项使命都适合国家政治，”他在1943年的一场演讲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主张无限地做好事只会带来无尽的混乱，难看的冲突并最终成为一场灾难。”

不管华莱士和卢斯的不同之处在哪里，他以美国对自由的认识为模板提出的远景，将经济发展成果扩展到全世界的承诺，对“成熟国家应该有权帮助年轻国家走上工业化的道路”的坚持，以及可能是最为首要的，他展示这些观点时过分花哨的语言——所有这一切都让他的演讲是卢斯文章的一个变种而非替代品。“没有权宜之计，”华莱士总结道（他使用的语言比卢斯在他文章结尾处的措辞更加狂热），“与撒旦妥协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为彻底的和平和胜利而战斗。人民的进化已经开始，恶魔及其幕后主使都无法阻止，他们注定不会成功是因为上帝站在人民这一边。”

“美国世纪”和“自由世界胜利的代价”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文章，这不是因为它们在当代公共对话中的深远影响。它们重要性主要在于它们清楚地反映了在美国领导人之间，最终在很多其他人之间，不断发展的重新定义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象征，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重新确定美国的自我意识。卢斯和华莱士不大可能，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无意成为伙伴，但是他们一起在他们的作品中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超越了当时黑暗的日子——这一观点说它是帝国主义并不确切，但它确实勾勒出美国在世界中的使命，当它被付诸实施时（大部分地）深刻地改变了整个美国和世界的面貌。

当卢斯如此紧张地投身于全球危机，但令人奇怪的是，直到1941年年中，他几乎对中国毫不关心。他自1914年离开父母之后仅访问过一次亚洲，而且即使是1932年的那次访问也只不过让他对亚洲的兴趣有所恢复而已。他旗下的杂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给予日本入侵东北并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其他地区的报道也只是平铺直舒而已，一直到1941年1月，卢斯主要关心欧洲以及英国面对德国危险的存亡问题。但在那年春天，他接受了中国政府让他拜访蒋介石的邀请，这一事件让他重新燃起了对中国的热情直到他逝世。

卢斯在战争期间与中国的接触应该说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一个慈善项目——由北京大学的一个教师，中国传教士的女儿，艾达·普鲁伊特以及当时因为报道中国共产党以及《红星照耀中国》而闻名的作家埃德加·斯诺发起。普鲁伊特和斯诺一起宣传工业方面的合作以帮助贫困的中国农村人口制造可以用于销售的小商品。卢斯对他们的请求做出了回应，1939年他开始动员有钱的朋友和熟人来支持这一项目。但他很快就转向更加庞大的目标。1941年年初一群声名显赫的公众人物——在他们当中有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保罗·霍夫曼（斯图贝特轿车公司总裁）、摩根银行托马斯·W·拉蒙特、大卫·塞尔兹尼克、温德尔·威尔基以及卢斯本人——开始为一个更为宏伟的目标聚集在一起：创造一个广泛的组织以筹集私人资金“用来救济中国人民——普通士兵和平民”，也就是后来闻名的美国援华联合会。卢斯强烈支持成立这样的组织，但他拒绝了在该组织任职的邀请并一度对其成功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在最初的两个月里，联合会仅仅募集了四万美元，几乎不够弥补其支出）。然而他将自己与这一努力联系在一起并积极地给予帮助。“这可能是我写过的最为重要的一封信，”他开始向富有的朋友们写信寻求支持，“我们已经承诺筹集五百万美元……如果我们成功了，那将会有助于在中国广泛确立，可能在今后的时间里，美国对中国友好这样的信念。”为了帮助推进这一项目，他说，他本人将访问中国以提供“关于局势的第一手报告”并努力获得蒋介石夫人的带头支持。

哈里和克莱尔一起搭乘相对较新的泛美特快客机抵达香港，接着在1941年4月末抵达这个正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当时中国和日本已经打了十年，从1931年日本占领满东北开始，1937年日本军队横扫中国东部后，战事迅速扩大。蒋介石从1928年就是中国的领导人，随着他的军队远远地搬到内地重庆，在那里重新组建了政府。与日本的战争并非蒋面对的唯一冲突。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就一直处于内战的灾祸之中——军阀与国民党（1912年由孙中山创立的国民革命党），然后是国民党内部、共产党和蒋的国民党之间的冲突。1928年，共产党——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离开国民党成立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在蒋看来这支军队是与日本侵略者一样危险的敌人。尽管很多方面呼吁内部联合起来一起对抗日本，蒋从来没能（可能从来不愿意）与共产党合作，而这可能对整个战争及战争之外都有重大影响。

抵达香港后，卢斯乘坐他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飞机）”，在死寂般的晚上飞抵重庆——这段坐在漆黑的飞机中长达五个小时的旅程大部分都在日本占领区域。他们在城外一块干涸的河床上降落，乘客被人用轿子沿着陡峭的河岸抬走。就在同一天，卢斯从美国使馆的阳台上看到一次日本空袭，他很是吃惊于当地居民寻找掩护的效率而非猛烈的空袭。似曾相识的乐观情绪几乎影响到他在中国的几周时间里遇到的所有事情，让他在几乎一片乌云中找到曙光。政府拼命逃到重庆，他写道，“现在已经给广袤的农村腹地带来现代的观念和方法……并且也给所有中国人民带来他们整个国家应该如何的观点……中国人通过这些年的苦难正在不断发现他们自己的潜力。”在他抵达后不久，他观察到，尽管“中国正在因为政治派别斗争而沸腾”，它也“在保卫国家方面创造了奇迹”。国民党军队，他写道，“是中国最好的军队，他们高昂的士气可以战胜任何困难。”

但是没有比第一次遇到蒋介石让他更乐观的事情了，当时他已经将蒋形容成“自两百年前的大清帝国的康熙以来亚洲最伟大的统治者”。他和克莱尔受邀拜访了蒋夫人，讨论美国援华联合会。哈里写道，她的“个性比所有关于她充满魅力的描述更令人兴奋……我从来没有听过像她那样直接和毫无拘束地称赞我妻子的美丽的人，一下子让我相信了她的伟大。”在他们谈话期间，卢斯有时感觉到门开着，不一会儿，他看到“一个穿着卡其布很像鬼魂的瘦小的身影躲在阴影里”：总司令加入他一起喝茶。哈里向他展示了“一系列他本人和夫人的照片”，而蒋“笑得合不拢嘴……开心得就像一个孩子”。交谈一个小时之后他们离开了，“知道我们已经认识了两个人，一个男一个女，在芸芸众生之中，几个世纪之后他们将一直被记住。”

几天后，卢斯登上一架小比奇飞机前往一个位于北部前线、隔着黄河与日军营地对望的中国部队的指挥中心。这是一次痛苦的飞行，飞机在横贯三座陡峭的山脉的时候受到狂风的摧残。在他们简短访问期间没有发生什么战斗，但是他们依然艰难地穿过营地和堑壕来到河边，观察对面的日本军队。尽管前线附近的城镇和村庄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卢斯再一次被他认为的“士气高涨，纪律严明，表情专注堪称历史上任何军队的典范”所感动。克莱尔拍了几张照片用来作为她将要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战争的文章的插图。哈里做了一些笔记来寄回给他的编辑们。即便在混乱的前线，中国指挥官尽力准备了茶水和晚餐以增进与这个他们只知道是个有权势的美国人而且能够帮助他们的男人的友谊。

卢斯的中国之旅极大地影响了他对战争以及对世界的看法。这次旅行重新激起并且强化了他对这个国家的爱以及他对这个国家能够加入成功国家行列的信心。不管到什么地方，无论周围多么破败或令人绝望，他都能注意到进步的迹象：银行家们表现出在管理货币方面的知识与世故；战壕里的士兵捧着初级读本学习读写；长官们帮助他们“以孙中山的教导以及美国人的制度作为教科书学习共和的教义”；将军们阅读克劳斯瓦茨的作品或是其他西方的经典军事理论；很多国民党精英——包括蒋介石和蒋夫人——转向基督教。“让我吃惊的是，这些深处腹地的城市，”他在一个省会城市西安短暂停留时写道，“已经变得如此现代化……我在所有这些城市都看到了美国和20世纪的印记。”一回到纽约，他就开始疯狂地为美国援华联合会募集资金，很快就达到并超出其最初目标。UCR在1941年筹集了超过四百万美元的资金，大多数是在当年的最后四个月里面筹得的，并成为最终近五千万美元资金的开始。但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他现在开始相信，是提高美国对中国危机的认识并使得太平洋战争对美国的重要性上升到与欧洲战场相同的位置。“只要中华民国的军队还在，”他在回到美国后不久所做的一系列演讲中说道，“那么不管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日本必将遭到失败和灭顶之灾。”“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中国我们将无法取得胜利。”当他在时代公司与同事讨论时，他甚至直言不讳道，“我依然相信我们必须首先在亚洲赢得战争……我在想我们是否真的把中国当回事……以最快的速度考虑给予中国最快的帮助怎么样？……什么时候再把蒋介石放到封面上？”

1941年卢斯的中国行开始了另一段重要的关系。当他从飞机上下来踏上重庆的干河床时等待他的是一个穿着黄卡其布短装，戴着遮阳帽的年轻人，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 White），也就是后来人所尽知的“泰迪”。

虽然《时代周刊》只是在最近才彻底抛弃其重写来自其他组织的新闻这一传统。但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杂志已经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设置了众多通讯社，战争更是加速了这一过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通讯社的员工已经非常庞大而且还在迅速增长。卢斯当时就已经对怀特（当时《时代周刊》在中国最主要的记者）很感兴趣。当时怀特二十六岁，矮个子，卷发，圆脸，总是戴着副大眼镜，脸上挂着富有感染力的笑容。他在波士顿的多切斯特长大，那里后来被他称作“犹太区”，并毕业于有名的波士顿拉丁学校，这所学校主要面向市里最聪明的孩子，是中产中的下层阶级向上移动的通道。1934年秋，他靠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几乎是偶然地选择学习中文，这很快让他认识了约翰·金·费正清，一个只比怀特大三岁的教职员并且很快成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中美关系历史学家。他成为怀特长期的导师和朋友。怀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且两次获得了哈佛旅游奖学金，他将这些钱用来支付去中国的旅行费。抵达中国后不久他接受了国民党位于重庆的宣传机构中国新闻办公室的一个职位。几个月后，他遇到当时正在各个城市寻找记者的《时代周刊》编辑约翰·赫西（John Hersey）。赫西几乎在当场就雇用了怀特，每报道一次就给他十美元并且允许他继续为中国政府工作。怀特超长、丰富的备忘录很快吸引了纽约的注意力，很快他的名字出现在时代公司的全职工资单上。

怀特是个与卢斯同类的记者，尽管他们的社会背景相差甚远。跟卢斯一样他对中国怀着一种几近罗曼蒂克的激情。他喜欢讨论，喜欢辩论，希望将谈话的内容推到智力的极限，这点也跟卢斯一样。可能更重要的，他不会因为利用自己的报道来传达自己的观点和感情而不安。“你会发现我的文章的主要缺点是偏向支持中国，中国狂热。”他给在纽约的编辑写道。好像就是为了证明他在最初的其中一篇几乎未被修改就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的报道中的观点，那就是“目前中国军队有情绪，它们正在燃烧。这些人愿意去死。他们怀着熊熊的怒火与日本人战成一团，这非常好。”有一段时间他是蒋介石及其政府热情的崇拜者。“蒋的个人记录，”他写道，“是今天各个政府中最正面、最具活力的领导人。”在蒋的领导下，他观察到，“中国正以罕见的步伐迈向自我意识。”他相信自己有义务，“不说任何对日本有利的话……不说任何有可能伤害中国在美国人眼中形象的话，”他承认这样的立场“就不可能谈论今天重庆高层中存在的军官腐败、无效率以及愚蠢”。卢斯觉得他很吸引人就毫不奇怪了。两个人很多时间都在一起并形成了不同寻常的友谊。怀特并没有表现出时代公司大部分职员与卢斯那种胆怯、顺从的关系。他们是“哈里”和“泰迪”，不协调的一对，他们的交往——至少在重庆——几乎是平等。当卢斯回纽约时，他把怀特带在身边并任命他为《时代周刊》远东编辑，在回到中国报道战争前他只将这个职位保留了几个月。卢斯将他看成一项能向中国政府提供支持的必不可少的必需品，跟他持相同看法的人，正如怀特回到美国后不久写道，“如果美国必须在两边面对轴心国，它这么做的唯一理由是：一个自由的中国正在参与太平洋的战争。”

卢斯的“美国世纪”的出版以及他与中国重新建立的联系，极大地增强了其投身于推动公众讨论干预战争的工作。他旗下的杂志几乎以无穷的火力攻击“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它们继续斥责罗斯福政府中那些卢斯认为的对战争胆怯和飘忽不定的路线。《时代周刊》甚至批判罗斯福的战争部长，声名远播的亨利·斯廷森，认为他年纪太大无力管理军队。“整个民用防御机制，”杂志写道，“正在没有任何负责人的情况下运转并且跟着不确定的政策……新的问题不断堆积在旧问题上面。”《时代周刊》是如此频繁地将“迷雾”用于形容华盛顿，以至于《哈佛妙文》模仿道：“迷雾在上周抵达华盛顿，以平均十英里每小时的速度沿着切萨皮克湾运动。”

卢斯不断积聚的对罗斯福的不满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在1941年9月再一次爆发。《时代周刊》曾经刊发了一条简短的关于智利总统佩德罗·阿吉雷·赛尔达（Pedro Aguirre Cerda）的消息，当时他正遭遇政治危机。“当人民战线统治的时候，”《时代周刊》写道，“留着大胡子的赛尔达觉得自己正越来越不像一个掌权的人而只是个主持人。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酿的红酒上面。”几天后阿吉雷逝世。智利总领事在纽约提出抗议，而罗斯福抓住这个机会做了他说了很久但一直没做的事情：追捕卢斯。“美国政府因为《时代周刊》上的一篇文章被迫向智利政府道歉——真是令人作呕的谎话，”他写道，“这篇文章是一个美国报纸和作家如何将本应为纳粹准备的武器弹药用来对付我们的明显的例子。”卢斯看起来好像被那些凶猛的攻击震晕了，他略温和地辩护道：“（之前）没有人说过《时代周刊》的报道不实。”

到12月初，在美国一系列组织日本扩张的努力失败之后，卢斯——以及很多其他人——开始相信太平洋战争是迫切的，可能无法避免。“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时代周刊》在12月8日那期宣称（出版于12月1日）：

从仰光到火奴鲁鲁，每个人都处于战斗状态……大量军队、海军已经展开，航空部队已经位于跑道上，紧张等候开始的枪声……和平的可能性尚存一线，那就是日本在除中国以外的战线都保持不动。少数知道这些的在位者很少考虑这一可能性。

12月7日卢斯邀请二十二位客人到格林威治的家中参加午宴——哈里和克莱尔结婚后的典型活动。受邀的宾客中有外交官、神学者、商业领袖以及一些卢斯在时代公司的同事。那天空气清爽，宾客的情绪很不错，尽情享用佳肴，尊贵的同伴以及奢侈的装饰，避免过多地谈论战争。就在上了甜点后不久，男管家——违反了绝不能打断用餐这一严格的规定——把一张折起来的纸条装在一个小碟子里递给克莱尔。她扫了一眼，轻轻敲了下玻璃杯然后用一种可能不是很合适的嘲笑的口吻说，“所有的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者听着。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大多数客人冲到录音机或是电话机旁。哈里跑到他的车子，一个小时之后回到位于曼哈顿的办公室。当时下个星期的《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已经在生产之中。卢斯马上中断印刷并帮助重新制作这一期。他立马为《时代周刊》设立了一个新的栏目：“战争中的美国”，并检查了头条新闻，文章将这次袭击称为“微笑中进行的有预谋的谋杀”。他补充道，“战争的到来是一种巨大的解脱，就好像一次反常的地震，在猛烈的震荡中所有东西都脱节，扭曲，歪斜到一边。日本人的炸弹最终将给美国带来全民团结。”卢斯和比林斯也彻底重新制作了《生活》杂志，其中有一篇关于珍珠港的头条封面故事——尽管被迫使用早在袭击前拍摄的照片。路易斯·德·罗蒙希特和他的职员急忙重新剪辑12月的《时代在前进》。

那天稍晚卢斯给在宾夕法尼亚的父亲打了个电话，他们谈论了对战争终于开始的那份轻松。“我们现在能看到我们对中国的意义以及中国对我们的意义。”卢斯牧师对他的儿子说。挂掉电话之后，哈里告诉他的妻子，接到他们儿子的电话之后他是多么的安心。那次谈话后不久他在晚上就寝的时候安详地死去了。对于如何看待发生在同一天的这两件大事的象征意义——一个世界一个人——卢斯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我的父亲对日本袭击珍珠港感到非常震惊。”他后来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对其他人，他只是说，“他能够或者看到美国和中国成为盟友，这很好。”

几天后，卢斯致信罗斯福，不是为之前对他的批评道歉而是试图适当地调和两人的关系。“我们希望做每一件权限之内的事情，绷紧每一根神经来帮助我们的国家面对严酷的考验以获得胜利，”他在珍珠港事件几个月前写道，“我们已经犯了错而且缺乏我们最好的心意。但是……没有那个公司的人……曾经那么努力地……承担他们的义务。”时代公司，他承诺，不仅会服从战时管理并且将会“把能为国家效劳当作最为幸福的事情……我们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在您的领导下向人们讲述全面胜利的故事”。在随信附着的手写纸条中，他更加坦白。对于总统对《时代周刊》最近对智利的报道的攻击，他写道：“您签发的对《时代周刊》的指责——在12月7日前——是我有史以来所承受的最严重的打击。如果这样能有助于赢得战争，那我能够承受更重的惩罚。开始吧！上帝保佑您。”罗斯福回信说他喜欢这封信，信中“将真正的体育精神与真诚的爱国主义精神结合了起来……珍珠港的海水能够弥合之前已经扩大的分歧”。但是温暖的真诚在他们长期甚至有时剧烈的不和中并不能持续太久。

第十章 《时代》参战

虽然我们经历过诸多困惑，而且其中的许多还困惑了其他人，但是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应的知识力量，从而宣告：我们时代公司……“为了所有人类的自由”……曾经战斗过，现在仍在战斗，并将持续战斗下去。

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却给时代公司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好处。其旗下杂志从来没有如此受欢迎过。到1942年年底，《时代周刊》的每周发行量已经超过一百万，而《生活》的发行量则接近四百万，这使得时代公司——据埃里克·霍金斯所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新闻杂志出版商”。尽管纸张短缺限制了杂志的篇幅，但广告收入却依然强劲。新闻影片《时代在前进》在超过一万一千家影院里放映，同时《时代在前进》的电台广播版也每周都拥有近八百万的听众。时代公司的利润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即使在扣除了高额的战时税收后，每年仍超过了一千万美元。它的开支也在不停地增长。该公司的通讯社，在三十年代末之前一直规模不大，但发展到目前几乎在美国每一个主要城市都设有分社。只要一有可能，它便在全球各地开设分社：伦敦、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莫斯科、印度、土耳其、埃及、南非、瑞士和中国。其新闻报道队伍——超过一百名专职记者以及更多兼职记者和特约通讯员——是世界上所有新闻机构中最为庞大的一支。而旗下杂志对战争报道的全面性正是它们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该公司以“航空特刊”的方式向身处他国的美国军队免费赠送了七十五万份《时代周刊》和六十五万份《生活》杂志，更是赢得了许多的商誉。据一名《时代周刊》记者讲，这些杂志在军人中被广泛传阅，以致都翻烂了。超过六成的士兵和水兵认定《生活》为他们最喜爱的杂志。时代公司还通过《时代在前进》分部为军方制作了培训片和出版物以及其他诸多努力，以彰显其对战争的承诺。

战争也给卢斯个人带来了好处。他自己的形象和影响力，甚至连他自己的知名度，都得到了显著提升。战争开始不久，由该公司主导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人对他表示支持。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战争给了卢斯一个新的目标感。他理所当然地投身于对战争经过进行记录的工作中，为他心目中美国的必然胜利做出贡献。但他更大的使命，是现在设想一个战后世界，以弥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失败。他认为，这场战争必须带领世界走向稳定而且持久的和平，而且引导美国确立其全球领袖的地位。到1943年年初，他便已经在公司内部成立了一个战后委员会，配齐了编辑和研究人员，致力于研究“战后美国面临的国内以及国际问题……与英国的战后关系以及远东战后问题。”

卢斯的杂志之所以在战争期间取得巨大成功，关键是因为它们致力于记载战争进程，并且在适当的时候颂扬这场战争。当然，《时代周刊》对战争的报道是以一周周的版面、一场场的战役、一个个的争议来进行的，带着一贯的纪律和自信满满的风格。与之相反，《生活》则把战争变成了一个伟大的视觉报道，为了做到这一点，它还大规模地扩编了它的摄影师和图形艺术家的队伍。看起来，它倒是实现了作为图片杂志的使命——极具冲击力的照片充斥着它的版面，记录着无疑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生活》能够在战争期间广受欢迎，恰恰是美国人对战争进展抱有浓厚兴趣的结果，也是因为该杂志刊发的附带文字解说的精彩照片，极其有效地迎合了读者的广泛趣味和情感。珍珠港事件之后的第一期《生活》杂志，在第一页的顶部印了一个大大的、高四英寸的黑体单词“战争”，有效地突出了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它刊登的艾森斯塔德（Eisentaedt）的摄影作品《胜利之吻》展现的是一位水兵在时代广场上拥吻一位走过的女士的画面，这唤起了人们在恢复和平之后难以抑制的喜悦。《生活》始终努力展现战争的“人类感受和真实感”，并对其重要性进行宣传。而且《生活》十分乐观。该杂志坚持认为，日本人对珍珠港的偷袭是东京政府的“孤注一掷”。发现自己身处“绝境”之时，日本人实际上是在说：“既然要切腹自杀，那就死有所值吧。”另一方面，美国人“在得知消息后，不论是好是坏，都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平静……整个国家实现了一种完美的团结，这是在所有历史上的军事危机中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生活》同时还是轴心国的噩梦、作战部队的先锋以及美国人民的拉拉队长。它还是美国的未来指南。卢斯预测，该杂志的照片将有助于“使日常生活的各项活动变得更加有趣和富有戏剧性”，会在战后帮助国家“克服普遍的悲观和不信任情绪……我们要展示我们是如何重建西方文明的”。

战争对《时代周刊》来说同样是一场变革。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到1945年战争结束，该杂志的发行量翻了一倍。如果说《生活》一直被冠以美国最“流行”的杂志头衔的话，民意调查则总是将《时代周刊》认定为美国最“重要”的杂志。它的编辑们吹嘘道，“美国大约有一半的重要人物都依赖该杂志来了解我们时代的希望和问题。”

即便它的批评者似乎不认同它的智慧，但都至少认同它的影响力。1944年，一篇发表在自由天主教会杂志《美国》上的抱着高度怀疑态度的文章警告道：“我们通过阅读《时代周刊》所获得的教义就是我们可以更好地弄清楚其文字内外的真实内容。”否则，读者可能会无意中发现自己被卢斯集团的“高级忽悠”所影响。埃德蒙·威尔逊发出了一个不祥的警告说，《时代周刊》新闻摘要的“巨大价值”掩盖了报道背后“无能和玩世不恭的心态”。他认为该杂志的观点是陈腐的，并敦促卢斯和他的同事们“尝试提供一些有价值和有道理的东西”。纽约州劳工关系委员会主席保罗·赫尔佐格（Paul Herzog）则担心“卢斯杂志所拥有的力量可能被用来影响民意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私心。”

当然，卢斯始终极力否认有任何此类的企图。但他不否认他的杂志拥有自己的观点——经常是非常强硬的观点。他曾经说过，《时代周刊》应该是“如何在美国建设美好社会的长期研讨会”，因为美国在这一努力中的成功，“从道德上以及其他各个方面，与世界各地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无论此种关联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他于1944年指出，“在新闻报道中，应该有精心挑选的坏人和（更加）精心挑选的英雄。”总之，战争期间的《时代周刊》广泛采用叙事手法——较明显的就是对战斗历程的叙述，更明显的一个例子，“美国应该或者不应该如何去设法影响世界的环境。”

与他心里对战争的高度关注并且非常担心可能出现的结果一样，卢斯还把此次冲突看成是一个重新憧憬美国和世界的巨大机会，同时也是利用他的杂志开创一个辉煌的未来的机会。他用带着强烈目的的词汇对他的编辑们进行狂轰滥炸。他抱怨杂志编辑工作中的“参差不齐和盲目性”，要求有持续的“辉煌”。他不断改组他的编辑成员，并于1944年春把比林斯从他长期担任的《生活》杂志编辑一职调到一个新的岗位：“时代公司所有出版物的总编辑。”比林斯在他的新职务中充分行使其权力，特别是在卢斯不在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但是，卢斯细心地做出明确表示，他保留对所有编辑决策的最终决定权，而且他发给编辑们的备忘录在整个战争期间有增无减（而对于卢斯不停地干扰，比林斯私下里的抱怨就没停过）。“我们的杂志在向美国人民展示美国人生活状况的这一方面一直很出色，而且敢为人先，”卢斯在1943年如此告诉他的编辑们，“我们必须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而且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升华我们的自我批判意识和对生活的感恩。而且必须把工作热忱的重点放在我们所发现的正确的美国道德观念上。”这意味着要重视“家庭作为一个机构”和“教育……向年轻一代灌输道德观念”。他问道，“是否应该教会孩子们爱国？”“未来的科学技术”将会是个什么样子？杂志应该如何“更加积极地做好突出美好事物重要性的工作”？或许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战争，但战争也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机会，一个拒绝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反传统”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悲观和绝望的机会，我们要把改造美国并使其成为一个更崇高、更令人钦佩的社会为己任。卢斯相信，战争年代的伟大美国故事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关于人类个体的故事“——他的机会和不幸，他的道德观念、偏见、缺点、弱点以及他那非凡的行为，组成了人类作为生命体的完整形象。”

卢斯对国家充满希望和略带感情色彩的评估以及他对战争及其后果乐观的看法，并不能掩盖他旗下杂志所发生的重大而又微妙的变化。它们变得越来越刚愎自用，充满党派之争。当然，强硬的观点对卢斯的出版物来说并不陌生。但在近二十年来的时间里，杂志中的“偏见”一词多数时候是以一种“态度”的形式出现的。尽管早期的《时代周刊》并不缺少自己的观点，但很少传达一个明确的或一贯的政治信息。卢斯也一直对杂志既直言不讳又不涉及政治而感到满意。但到了1940年，威尔基的竞选第一次将他带到深深的政治道路中。在威尔基竞选失败之后，他担心，他已夹杂着过多的党派特性，并坚持认为他应该从中抽出身来。但他的决心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卢斯坚持认为，他，也只有他，必须给自己的杂志进行定位。他的这个想法在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里变得越来越强烈。而美国刚一参战，他对内容进行控制的决心便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听到他的一位新闻社社长说公司没有“中心政策制定者”时，卢斯愤怒地写道，“时代公司的的确确拥有相关政策，而且并不以拥有这些政策抑或因为这些政策的具体含义感到羞耻。”“时代公司首席编辑政策的制定者是亨利·R·卢斯——这并非是什么秘密，我们也无须向外界隐瞒。”当然，现实并非总是跟卢斯的高调声明保持一致。在他施加权威的同时，他的公司正在变得更大、更分散；而他却越来越远离实际写作以及杂志的编辑工作。大部分的公司雇员，在许多事情上，皆与卢斯意见相左；他们大多未作任何努力来按照主编的观点塑造稿件。卢斯往往并不知道——至少在出版之前——他的杂志即将发表一些什么内容。

对于出版内容的日益失控让他更加失望，并促使他更加坚持自己的中心作用。这种爆发是周期性的，当卢斯不认同《时代周刊》执行总编的一篇社论中的观点时，他的评价是“混账至极”。他坚持认为，编辑部不具有“发表与总编观点不同意见”的权利。当《时代周刊》的出版商于1944年报告说，该杂志对总统大选的报道并没有显示出偏袒任何一方时，卢斯挖苦道：“他的论断让那些认为《时代周刊》编辑应该在《时代周刊》中彻底隐藏自己的政治观点的人颇感安慰。”他不断地抱怨自己的尴尬，“不断发现自己是个小人物，被当作不存在”。有时候，他又趾高气扬地在备忘录和信件中表达着自己的意见，抱怨着“我们该死的中立”，并坚持认为，“我相信，在时代公司内部不再存在任何诸如时代公司已成为（在其诞生后的某个时间）完全没有偏见和完全是无辜的此类胡说八道的生存空间。”

卢斯日益坚持将杂志转变成意识形态上的可靠载体，在公司内外导致了一系列的争议。1942年10月，罗素·达文波特——卢斯曾找他为《生活》写社论——发表了他所谓的“公开信”，指责英国政府没有能够更加快速地发动跨越海峡的入侵行动。伦敦的反应是激烈的，这不仅是因为达文波特生硬的、非外交化的语言，同时也是因为伦敦的一些官员认为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旨在影响美国人战略企图的阴谋。当然，达文波特与威尔基和卢斯关系密切，而且《生活》杂志发表的此篇社论被许多英国的读者看作是这三个大人物极其盟友的高压攻势。还有人相信（尽管不准确），这是卢斯开始为自己竞选总统进行造势。

由于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尖锐地批评了该篇社论，所以来自华盛顿和英国的怒火极其凶猛和迅速，以致几天之后卢斯（他是与达文波特持相同观点的，而且认为这篇社论正是坚持己见的文章代表）便觉得他必须亲自写篇“公开信”，以安抚英国的评论家们。他把自己从达文波特的社论事件中摘离出来，并坚持说，“社论不是我写的，也没有参与促成此事”。同时，他批评这篇社论说，“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我们的意思，而这本来是应该做到的”这一免责声明导致了卢斯和达文波特之间深深的永久裂痕，而达文波特只不过是完全应卢斯的要求行事而已。作为悔过的表示，卢斯向“英美合作”推荐自己，并坚持说，他无意造成大英帝国的“分裂”（英国政府和新闻界怀疑卢斯私下里支持了此类行动，他们的怀疑是正确的）。他的声明平息了这场争议，但并没有消除人们对他真实动机的怀疑。他的声明也并非意味着他的出版物日益显著地挑起争论的特性有着任何大的改变。

战争期间《时代周刊》对斯大林和苏联的相关报道引起了一系列更大的争议。1939年签订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Nazi Soviet pact）使斯大林遭到了来自美国和西欧诸国的强烈批评，而卢斯的杂志也参与到对苏联政权的谴责之中。然而，就在1941年6月，德国入侵了苏联，这使得苏联突然变成了英国、法国、中国和美国（自12月7日之后）的盟友。美国人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态度迅速地发生了巨大变化。对许多美国人——包括时代公司的许多记者和编辑们——来说，黑暗而暴政的俄罗斯已不再是一个威胁，而是勇敢的盟友。在一些人眼中，斯大林也由暴君变成了和蔼的“乔叔叔”，这一转变都是美国媒体报道的结果，它们在改变苏联粗鲁形象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43年的好莱坞电影《出使莫斯科》，讲述的是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瑟夫·戴维斯（Joseph Davies）为加强美苏之间的联盟所做的努力，同时最大限度地淡化斯大林的血腥清洗行为，并为之寻找根据。但这只是诸多将残暴的独裁政府转变成民主国家的努力中的事例之一。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即便是卢斯的杂志在面对美苏联盟时也保持了足够的平静——直到一个才华横溢的、苦恼的、偏执的人闯入了卢斯的生活，并帮助他改变了他自己以及他的杂志对世界的看法。

1939年，惠特克·钱伯斯加入时代公司做了一位书评家，薪水是每周一百美元。“这是我拥有的第一份真正的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一直坚持认为，我被聘用是缘于我开始做的一个书评，其标题为：‘狂轰滥炸的六月天’。”他除了能够出人意料地适应《时代周刊》的风格外，几乎毫无办法融入卢斯公司圆滑、自以为是、带有常春藤名牌大学派头的企业文化中去。他是一位《纽约世界报》图片艺术家的儿子，在长岛近郊的一个邋遢的房子里长大，上的是公立学校，穿着他父亲穿旧了的不合身的衣服。1920年秋天，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在大学里，他作为本科生成功地成为文学名人，并与当代最具才华的几位本科生成了好友，其中包括后来的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和艺术评论家迈耶·夏皮罗。但他很快就厌倦了大学生活，没有毕业便离开了。1924年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在此后十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起初为该党的《工人日报》（Daily Worker）和《新群众》（New Masses）撰稿，后来自1932年始，成为苏联军事情报人员。在五年的时间里，他过着阴暗的地下间谍生活，使用假名，不停地搬家，并几乎不相信任何人。1937年他脱离了共产党——作为前间谍人员，这是一个危险的行动。

在卢斯注意到他之前，钱伯斯已为《时代周刊》撰稿将近一年。1940年2月，卢斯看到了钱伯斯写的关于约翰·福特的电影《愤怒的葡萄》的影评。钱伯斯讨厌该部改编成电影的斯坦贝克的小说原著。他认为，这是左翼分子赤裸裸的“政治宣传”。但他称赞福特，拍摄了一部“也许是有史以来改编自平淡小说的最好的电影”。他说，这部电影删去了那些充斥于斯坦贝克原著中的胡乱编辑的图片，剔除了其中的赘物，只保留了一个人类伟大故事的主体。正是该故事主体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虽然他们反对它华而不实的结论。这是一个失去土地的美国农民家庭的真实传奇。他们彷徨，他们受尽磨难，但是他们忍受了下来。他们从来没有被打败过，而他们的生存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卢斯在看过这篇影评后，走进员工会议室并询问是谁写了这篇他称为“《时代周刊》有史以来最好的影评”。从那时起，他便高度关注着这个步履蹒跚、头发凌乱、奇怪而又神秘之人的所言、所写。

其结果是在时代公司的历史中形成了一个被公司内部称为“钱伯斯战争”的时期。它以同事们对他的评论产生抱怨作为开端——这些评论结构严谨，内容精彩，而且极端反共。钱伯斯在写与左翼知识分子作品有关的评论时尤其恶毒。在卢斯与钱伯斯第一次相遇的一年后，他让钱伯斯负责整个“书的脊梁”——《时代周刊》的文化部，包括书籍、电影、戏剧和艺术。工作努力的钱伯斯很快就发现实际上只有自己一个人在为这个部门写作，有时还要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过夜。随着他影响力的增长，同事们的愤怒情绪也在增长，他们因为钱伯斯的思想僵化和喜欢争论的个性而愤怒。在1941年1月《时代周刊》刊发的一篇名为“知识分子的背叛”中，他对共产主义者和左翼知识分子做了没有差异的攻击。前共产党党员和文学评论家格兰维尔·希克斯以及多愁善感的自由主义者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便遭受了钱伯斯此类讥讽。他们被钱伯斯描绘成自我感觉高人一等、蔑视平民百姓的傲慢精英。“他们悲戚地聚集在诸如《新共和》和《国家》等圈子里，”钱伯斯写道，“他们放弃了知识分子与美国生活之间紧密的有机联系，并形成一种奇怪的地方风格……而这，正是他们迈向支持共产党的那一步。”他对文学评论家、不知悔改的前共产主义者马尔科姆·考利有着一种特别的敌意，并且不放过任何一个对其进行谴责的机会。1942年年初，他对考利发起了一场极具破坏性的攻击——此时考利刚刚加入一家战时政府宣传机构“事实和数据办公室”——对考利的新诗集《旱季》（The Dry Season）进行了尖刻的评论（奇怪的是，此评论并没有发在“书评”栏目里，而是被放置在“国家事务”栏目中）。钱伯斯将傲慢的嘲讽（“略带诗情的天才”）应用到嘲笑考利对工人和活动家的浪漫主义的暗示之中，而且他恶意地指出：“最近，众议员马丁·戴斯指控考利与‘共产党及其前线组织……有着七十二个关联’。”不久之后，考利被迫辞去政府职务。

然而，钱伯斯真正的雄心是为《时代周刊》的国际新闻部撰稿——以获取向他所认为的无知而又天真的读者群体讲解现实世界的机会。刚加入《时代周刊》时，他曾在国际新闻部试用过，但他严重的反共产主义倾向让曼弗雷德·戈特弗里德颇感失望，后者劝他采取更温和的判断。据戈特弗里德回忆说，钱伯斯轻蔑地望着他，似乎是在说戈特弗里德和他的同事们太过“天真”。《时代周刊》在战争期间的大多数关于苏联的报道——让钱伯斯极为沮丧——始终保持着克制，有时还在话语之间带着钦佩。但是，卢斯对苏联的看法从来都不是温暖的，而且在战争临近结束苏联对东欧的企图变得明显时，他对苏联的看法更是冰冷到了极点。另外两名编辑——《生活》编辑约翰·张伯伦和《财富》编辑、奥地利难民威利·施拉姆——也经常向他抱怨《时代周刊》关于俄罗斯的报道太过阳光。但钱伯斯一直是最坚定的和有说服力的批评者。当前几年担任国外新闻编辑的约翰·奥斯本决定在欧洲花上数月的时间对战争进行报道时，卢斯便让钱伯斯暂代编辑一职，这让几乎所有的同事都感到意外。钱伯斯不失时机地确立了国际报道的新基调：极端反共，并充满对东欧未来的预感，他认为（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东欧将成为苏联帝国的一部分。不过，使他文章既强大又令人气愤（对他的对头而言）的是他在阐述观点时的那种倨傲的智慧。“俄罗斯需要从入侵的恐惧中获得自由，”八月，他尖刻地写道，模仿斯大林思考时的口吻：

“在西部前线，要有一条缓冲地带。然后，从北冰洋到亚得里亚海，必须要有对苏联友好的政府组成的链条。为什么不呢？这是短期的目标。从长远来看？十年，抑或二十年——强大、繁荣的苏联或可以其榜样的力量改变整个世界。这比革命或征服的代价更低。时间和力量将会证明这一切。”

因钱伯斯被任命为国际新闻编辑而造成的《时代周刊》员工内部的愤怒，随着国际新闻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反共而增长。“我的观点广为人知，同时被同事深深厌恶。直到正面相对时，我才相信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编辑人员中的一位反对者向卢斯投诉说，“我看过发回来的电报原稿，惊讶地发现它们要么被误解，要么被漏印，抑或含糊其辞，让人难以理解。”他补充说，钱伯斯的偏见“使我们的记者深感困惑、愤怒、挫败。”后来，约翰·赫西（John Hersey）将钱伯斯的一篇文章形容为“带着偏见写成，而且……充满了不合理的暗示。”但钱伯斯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是“不言自明的”，他说，苏联“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敌人，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做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他坚持认为，他在《时代周刊》内部的战斗，“决定着是让上百万的美国人获得关于苏联侵略本质的事实，还是让这些事实被压制、扭曲或美化到成为其本质意义的对立面。”当卢斯要求奥斯本继续留在欧洲并任命钱伯斯为其永久的接任者时，此类争斗演变得更加激烈。

截至1944年年底，对钱伯斯的敌意已经变得异常激烈和广泛，这促使卢斯下令比林斯对该杂志驻外记者的意见进行调查——反馈的结果是，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极力批评钱伯斯的“编辑偏见”。不过，此时的卢斯已经完全倒向钱伯斯，他对自己下令征集的意见不予理睬。“1945年1月的事态，”他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写道，“似乎已经完全确认钱伯斯作为新闻编辑的正确性。”几天后，他轻松地压制了持续已久的愤怒，并在写给钱伯斯的信中说道：“到目前为止，国际新闻再次成为杂志中最值得一读的内容。确实不错。”

似乎是为了炫耀他新近得以确立的权力，钱伯斯开始写《时代周刊》中出现过的一篇最不寻常的——且具有争议的——文章。毫无疑问，该文章是对共产主义的论述，旨在挑战甚至嘲讽他所认为的众多美国人关于斯大林意图的天真的乐观主义。但该文章并不是报告文学，甚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论文。他称为“政治童话”，他克服了同事们给予他的重重阻力，最终T·S·马修斯同意刊发（经过卢斯的勉强同意，但条件是钱伯斯删除一些极具煽动性的段落）。此文章发布之时，正是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于1945年年初举行的雅尔塔会议刚结束不久。该文章描述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家人的鬼魂诡异的来访，他们降落在（“像蝙蝠一样悄无声息”）作为会议举行地的前皇宫的屋顶上。他们一点儿都不害怕斯大林（其前任正是下令处决他们的人），钱伯斯暗示道，他们的到来正是因为他们痴迷于他的野心和他的成就。“多么伟大的政治家！多么了不起的远见！多么强大的力量啊！”沙皇惊呼道，“除了我的祖先彼得大帝，我一直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人存在……斯大林再次让俄罗斯成为伟大的国家！”这正是为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们”到雅尔塔与他会面的原因。“他的伟大胜过鲁里克（Rurik）（九世纪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头子），胜过了彼得……斯大林是国际社会革命的化身。这是他创造的一个强有力的权力政治的新装置，将其他国家从内部摧毁。”钱伯斯，这位幻想破灭的共产主义者，并没有把斯大林描绘成理论家或革命家，而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权力索求者，并且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多数量的暴行。在他的想象中，尼古拉钦佩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成功地聚集了强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一直是尼古拉所梦寐以求的。

“对于我的大多数的同事来说，”钱伯斯后来写道，“‘屋顶上的鬼魂’是极度令人震惊的。结果是群情激昂，反对的浪潮凶恶地冲向我的办公室，我只好再次关上大门。”当时，来自办公室的抗议声就像是“私刑聚会的夜晚”。虽然他在面对批评时，喜欢将自己描绘成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但钱伯斯所遇到的敌意仍给他造成了伤害，特别是他那已经岌岌可危的健康。1945年秋天，他的胸部开始剧烈疼痛。在他后来的记录中，他写道，有一次“我在火车上晕倒了”。钱伯斯自己将身体的虚弱归咎于工作上的压力。他认为，来自于同事的敌意，逼得他一个人几乎包揽了整个国际新闻栏目。“我别无选择，”他坚持说，“没有睡眠的工作日再次成为我的标准生活。”除了工作压力外，他没有提及他那超重的身体和对咖啡的上瘾。

钱伯斯明白，他必须离开办公室以获得康复，他主动提出辞去《时代周刊》的职务。马修斯建议他工作可以继续保留，但要回到写书评上来——至少是康复期间在家里写。约翰·奥斯本回来了，他继续担任国际新闻编辑，但前提是再也不能让钱伯斯接替他。卢斯同意了，因为他认为钱伯斯将无法恢复健康。当几个星期之后钱伯斯真的康复之时，他发现国际新闻编辑一职的大门已经关闭。“我希望能够立即回来，”他在给卢斯的信中悲哀地写道，“我不想回到《时代周刊》来编书……我想做国际新闻的编辑。”但最终，钱伯斯别无选择。在他后来为《时代周刊》工作的年限里，他为文化类栏目撰过稿，还做过一些特殊项目，包括卢斯交给他的许多重要的封面故事。他的工作大多是在家里进行的。在卢斯的心目中，他仍然是他曾聘用过的最好的编辑和撰稿人之一。

卢斯对苏联的日益关注（钱伯斯大大加强了他的关注程度）与他对中国的关注相比不值一提。1941年的访问唤醒了他对出生地的热情，这种热情已深埋多年。这次访问还让他认识了一位领导人——蒋介石——对于其人他满怀钦佩。不过，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数年里，他仍然保留着一些对国民党的正当性及其军事努力的怀疑。

这种怀疑在他的杂志中偶尔有所披露。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他的杂志持续地对中国军事上的艰辛和蒋介石政权的弱点进行了颇为准确的报道。这主要是因为怀特成功地在与卢斯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逐渐地而又谨慎地收集了不少对蒋介石不利的证据。怀特当时在纽约办公室的地位颇具影响力，他发回的报道——虽然被钱伯斯所鄙视和忽视——一直到1944年还在影响着许多编辑的观点，尤其是在新成立的国际部，不被钱伯斯所接受的报道仍然可以在杂志中出现。1943年3月，《时代周刊》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刊发了一篇此类的报道，甚至破天荒的给怀特加上了署名。该报道讲述的是发生在河南省凄惨的饥荒，并对政府的无能和“严重的错误估计”进行了间接而又明显的谴责。在报道的结尾，他严肃地提起地方政府官员为他举行的接风宴，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一场正在进行的审判，被告是一位据称“吃掉自己幼小女儿”的妇女，而此前她的女儿已经死于饥饿。在返回重庆之际，怀特在向纽约发回的报道中，讲述了他随后拜访蒋介石时的情形。在看到怀特拍摄的照片之前，蒋介石一直拒绝相信他关于河南饥荒的描写。“对于此类的渎职行为，委员长只有一个补救办法，”怀特指出，“……让他们靠墙站着。”他得出结论，这个国家“正在我的眼前死去”。1944年春回到纽约后不久，他变得更加悲观。在与怀特共进午餐之后，比林斯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很显然，中国正在遭受着政治上的分裂——而且试图对新闻界进行压制。”“宋氏家族是扭曲的。”卢斯本人也与怀特就中国“可怕的内部条件及其崩溃的可能性”进行了交谈。

就在怀特的报道刊发后不久，卢斯勉强同意在《生活》中发表小说家赛珍珠的一篇重要文章。与卢斯一样，作为出生在中国的传教士的孩子，赛珍珠的一生都与这个国家及其未来相连。她是个积极的反共分子，同时是蒋介石长期的崇拜者。但她也开始对国民党赢得战争的能力或者打造一个稳定中国的能力感到绝望。“我不希望将来因发现自己误导美国民众而内疚。”卢斯在给他同事的信中如此说道，并同意了这篇文章的发表。赛珍珠警告说，蒋介石政权已经腐败透顶，他们压制言论自由，并边缘化对此问题有清醒认识的官员。“我们正在抛弃一个国家的人民，他们有能力也愿意与我们一起拯救民主。但是如果我们不给予帮助，他们将被迫放弃民主，因为他们正在遭到抛弃。”一年后，卢斯同意让《生活》发表另外一篇怀特撰写的文章，该文章对蒋介石政权进行了最为严厉的控诉，这在其他出版物中从未有过。怀特认为，蒋介石“注定完蛋，除非美国能够迫使他进行改革”。怀特声称，他的政府是“坦慕尼协会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所有罪恶”之集大成者。当看到文章得以一字不差地发表时，怀特高兴异常。卢斯紧接着给他写信说，“毫无疑问，你写下了多年来——或许永远都是——最为重要的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怀特在回信中说道：“有人告诉我你永远不会让任何人发表我想说的内容，”他在给卢斯的信中写道，“我害怕极了，哈里，我以为我的所思所想将会是我的信念与你的政策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碰撞。”仅仅几个星期后，当怀特再次回到中国，他将发现他的这些担心是多么有道理。

早在1943年夏天，卢斯便已经开始对怀特日益加深的悲观情绪进行批评。“去年冬天有这么一种感觉，总的来说，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的看法太过正面。”但是，在《生活》刊登了一些怀特具有争议的作品以及赛珍珠的文章之后，他说，“我们已经差不多完全履行了我们的义务，在正面报道中国的同时也做了一些负面的报道……这个明显的事实，伟大的事实，光荣的事实就是：中国依然挺立……我觉得你可以更多地寻找一些展现中国实力的事实，而不是光盯着一些反映其弱点的元素不放。”《生活》刊登的关于蒋介石的文章显然不符合这一标准。虽然卢斯已经同意刊发这篇文章，甚至称赞它，但他同时又喋喋不休地讲述着怀特没有认识到蒋介石成功路上的重重阻碍以及得以幸存下来的显著事实。“我推测，我需要面对的现实是：我们美国人尚没有这个资格告诉中国应该如何以一种令我们满意的方式来整合自己，除非我们能够先以一种对中国更为有利的方式整合我们自己的‘民主’力量和权威。”怀特的回应——一封长达九页的、慷慨激昂的关于重庆现状的信——丝毫没有表现出卢斯的乐观。对怀特而言，中国“最大的政治现实”并不是卢斯所谓的光荣幸存者，而是其内部日益严重的混乱状态。“中国农民对自己的军队满怀敌意，与侵略者一起抵抗它!”他写道。人民已经对军队和政府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着全新的怨恨。”他补充说道，他“多次因美国新闻界报道中国及其作战努力时的夸大其词、不切实际的腔调而被史迪威中将斥责。”

约瑟夫·史迪威是美国派往中国的军事指挥官，他猛烈抨击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因为他性格尖酸、直率，人们都称他为“乔醋坛子”。数十年过去，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中国。在美国太平洋战场的头几年，他勇敢地开辟了从印度通往中国的补给线——著名的滇缅公路——在此之前，日军已经切断了中国的海上通道。然而，到了1944年，他为国民党的无能和腐败而深感震惊。尤其让他不满的是，国民党政府显然不愿意真心抗日。史迪威认为，蒋介石——深感反胃的史迪威在谈话中和发回国内的电文中称他为“小政客”——更感兴趣的是对权力的控制以及孤立他的对手中国共产党，而不是赢得战争。史迪威对蒋介石的蔑视对于美国部队以及怀特来说并非是什么秘密，而怀特也开始依靠史迪威来获得那些重庆政府往往不愿提供的有关战争的消息。随着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争执变得越来越激烈，怀特自己也更加站在史迪威这一边。让他吃惊的是，1944年秋，由于蒋介石一直犹豫不决是否答应美国提出的由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要求，富兰克林·罗斯福从中国召回了史迪威将军。临行之际，史迪威告诉怀特，自珍珠港事件之日起，“这个蠢货从未想过要打日本。”应卢斯要求，怀特为《时代周刊》编写史迪威封面故事的材料。他在文中明确表示，他赞同史迪威对蒋介石的蔑视（此时，他用“极度无知的人”来形容蒋介石）。“史迪威被解除了职务，”他在给卢斯的备忘录中写道，“因为蒋介石极力反对他；蒋介石对他的敌对态度起源于他再也无法容忍在自己的国家里有着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诚实、效率和责任的标准与他自己的统治机器有着如此大的差异……蒋介石已经失去了他的历史作用。”怀特所写的这些文字极大地激怒了卢斯，而1944年11月13日在《时代周刊》发表的关于史迪威的封面故事也清楚地表明他们之间的裂痕已经严重到何种地步。

该篇文章的主笔是惠特克·钱伯斯，他对史迪威的描写比较温和。它批评的是罗斯福政府（而不是史迪威将军），不应该向蒋介石下最后通牒：“不会同意有自尊的国家首脑存在。”不过，钱伯斯很少采用怀特提供的素材（钱伯斯吹嘘说，他总是看都没看就扔垃圾篓里了）。结果刊发出的内容并非是关于抗日战争的，而是关于钱伯斯认为更为重要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战争。“抽丝剥茧后赤裸裸的事实是，”《时代周刊》声称，“局势表明，重庆正与延安（共产党军队的总部）不宣而战。前者是为了维护民主原则在中国的最后残余而实行高压统治的独裁者。”该篇文章接着毫无理由地攻击了长期支持史迪威的“左派和自由派的腔调”。

怀特起初对《时代周刊》上发表的有关史迪威的文章一无所知，直到许久以后他从几家中文（和日文）广播电台中听到了一些引用自该篇文章的只言片语。但这足以引起他的警觉，他急忙给卢斯发电报。如果电台的报道属实，他写道，“那我只能辞职，因为除此以外我没有其他办法来证明我的清白。”“别忙着生气，先看一下史迪威封面故事的全文，”卢斯在答复他的电报中淡淡地说道，“再卷起你的袖子并具体地告诉我们你认为哪些方面不准确。”但是为时已晚，双方已经没有办法就关于史迪威的文章——或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事件——达成一致的看法。他们两人都已远离当初更为相容的立场。

卢斯仍然认为蒋介石“应该拥有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人都要大的影响力”。而且他下定决心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捍卫他。他的这种热情在引起轰动的1943年蒋介石夫人对美国的访问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爆发。卢斯帮助组织了（在大卫·塞尔兹尼克的帮助下）这次访问，目的是为美国援华联合会筹集资金。《时代周刊》热情洋溢的报道说，她在全国各地的公开露面，产生了“比以往任何事情都要好的效果，亦即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提供了关于另一个伟大的民族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正是当今距离日益缩短而且充满希望的世界最迫切需要的。”怀特——对委员长和夫人都没有好感——确信，蒋介石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失败者，是获胜路上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当然，分歧所导致的结果已经注定。“我认为，你不应该只是因为编辑未能立即遵照你的指示而生气。”卢斯如此冷冷地说道。他的同事试图缓和卢斯发给怀特电报中的语气，但卢斯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曾经多年支持蒋介石的怀特，”他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写道，“现在改为反对他了。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驻伦敦记者反对丘吉尔或者驻莫斯科记者反对斯大林。”作为回应，怀特写了三十页对史迪威一文的批判，并再次威胁辞去《时代周刊》的工作。对此，卢斯回答得颇为含糊：“你将收到一份关于中国政策的声明，该声明会在电报行文所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清楚明了。”

似乎是为了不计后果地直接挑战卢斯（以及钱伯斯）的权威，怀特在同一时间还寄出了一篇喜形于色的有关延安共产党的报道。他声称，与蒋介石的腐败无能相比，共产党却是纪律严明，忠诚守信。“他们从十年内战和七年抗日战争的经验中获取智慧。对内，他们极力清除教条主义的错误……他们宣扬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他们是真诚的，只要获得同等对待，与美国的友谊便可地久天长。”《时代周刊》的编辑对他的备忘录不予理睬。几近疯狂的怀特给汤姆·马修斯写信说：“自从史迪威的封面故事发表之后，我们专栏关于中国的报道已经与国民党的官方宣传如出一辙了。”

发现《时代周刊》对蒋介石不加批判的观点有错的人不仅是怀特。“你们在美化蒋介石，”众多愤怒的读者中有一人来信说道，“所有称职的观察家都认为蒋介石对民主的尊崇丝毫没有超过希特勒或墨索里尼。”战争期间派驻中国的记者理查德·沃茨在《新共和》杂志中撰文写道，“时代公司在它关于国民党的政策中……放弃了它那傲慢的嘲讽，取而代之的是天真的推崇。”1945年2月，发觉争议日渐增多的卢斯要求他的一位中国问题研究员调查人们对其杂志最近报道内容的反应。“尽管《时代周刊》关于史迪威的报道……并不缺少读者，”她写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读者中没有对报道持认同意见的人……驻扎在德里至重庆的美军大多信奉的工作信条是，中国政府是由盗贼和杀人凶手组成的。”而在重庆的记者们，她指出，“认为怀特是遭到了出卖，应该坚持辞职。”在纽约，卢斯让同事们传阅了调查备忘录，并完全否定了其调查结果。“就我个人来说，”他在给他们的信中说道，“我丝毫没有怀疑过我们政策的正确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几个月里，卢斯对蒋介石的坚定支持从未动摇过。他从不允许哪怕些许对国民党的批评出现在他的杂志当中。1943年，他关于《生活》刊登的赛珍珠文章的评论——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赛珍珠的文章究竟是否利大于弊”——便已表明，当时的他已经走上利用新闻报道达到自己目的的道路。为了有利于他所忠诚的事业，对真相的报道只能退居次位，随后不久便导致了他与怀特关系的破裂。“关于怀特对蒋介石抱有‘党派偏见’一事，卢斯颇为踌躇，”比林斯在其1945年8月的日记中写道，“——然后他给怀特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确实是措辞严厉：“在我们有希望获取胜利的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建议你尽最大的努力向我们提供不带党派偏见的关于蒋介石的报道。”卢斯语带挖苦地写道。此时正值《时代周刊》准备另做一个关于蒋介石的封面故事（怀特对此持反对态度）。“考虑到你公开的党派偏见，我们意识到这或许是个无理要求。”

怀特在战争结束之前一直逗留在重庆。他的稿子只要稍微有反映国民党弱点的暗示便无法在杂志中发表。他开始把重点放在带有本地色彩的故事以及战斗本身上。1945年8月，仍在中国的他对日本投降进行了报道。几个星期后，他回到了纽约，希望与卢斯和解。“我愿意做任何事情以保持抑或重新获得他的好感，”他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他申请了几个月的假期，准备与他的同事兼朋友贾安娜合著一本书——《中国惊雷》。1946年春天，“出于礼貌”，他给卢斯寄了一份手稿，希望获得他的认可。但是这本书，正如怀特自己所说，是关于“蒋介石必将崩溃”的报道。无论是友情还是劝说都无法消除卢斯的愤怒，他甚至感觉被书中内容所出卖。几个星期后，怀特出现在时代公司，请求新的任务。卢斯“异常愤怒”，说他是“忘恩负义”，并将他归类为与另一位“不忠”的明星撰稿人约翰·赫西一样的人，后者关于广岛轰炸的著名作品并没有出现在卢斯的出版物中，而是发表在《纽约客》。卢斯给怀特下了最后通牒：要么继续待在时代公司并愿意接受公司指派的无论多么琐碎的工作，要么离开公司。怀特提出抗议，认为除非让他担任驻外记者，否则对卢斯没有任何价值。他想去莫斯科。但卢斯考虑的是忠诚问题，而不是利用价值。“我们必须抵制这种倾向，认为时代公司就是一个葡萄干布丁，每个人只是关心自己选择的那一块”在此次对峙后不久的备忘录中，他语带痛苦地写道。1946年7月12日，怀特告诉卢斯的副手查尔斯·韦顿贝克，他“无法按照卢斯的条件继续下去”。怀特并不知道的是，卢斯早已告诉韦顿贝克说，“不存在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的基础”（解雇的委婉说法）。怀特离开了公司大楼，不再是时代公司一名雇员。

卢斯和怀特之间的友谊极其痛苦的瓦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少于他们之间分歧的结果。在1944年和1945年他们之间产生争端期间，两人都有点缺乏诚意，因为他们都没有真正追求“客观”或“无党派偏向”的报道。他们把新闻工作看作是一种宣传形式；并且随着他们之间观点的分歧，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削弱并最终崩溃，这正是因为他们两人都热切地认为他们所信任的东西必须得到表达。对怀特来说，他在时代公司工作的终止只是他辉煌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小小的中断。在离开公司几天后，他得知他的书已经被月月图书俱乐部选中，该俱乐部在当时颇具影响力。这样一来，他暂时不缺钱花了。在此后四十年的时间里，他成功地将出色的报道与他根深蒂固的看法相结合。对于卢斯来说，与怀特之间的决裂不仅是摧毁了一段重要的友谊，而且标志着他更加偏离了容忍组织内部存在不同观点的意愿。

让卢斯更加深入地投入战斗的不仅是苏联和中国。他的关注扩大到美国政治和全球现状。美国的参战远未平息卢斯的恐惧，反而让他开始进入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变革运动，其强烈程度和固执己见远远超过了他早年生活中的任何时刻。对自有观点的坚持——关于如何进行战争，如何规划和平，以及应该由谁来领导国家——使他不但在自己的公开声明中越来越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要求他的杂志同样如此做。

在诸多因素中，战争岁月加剧了卢斯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早已强烈的反感情绪。卢斯对总统的蔑视，部分是因为，他认为罗斯福是一个没有信念和原则的人，不可靠，而且经常不诚实，不符合卢斯心目中战争所需的道德典范。发现罗斯福是令人沮丧且推诿的人并非只有他一个，这其中包括了总统自己的助手和盟友。他们都了解他不信任任何人，而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尽管他有时也会迸发出一些理想主义论调。但是，大多深入了解罗斯福的人都认识到他政治本质中的伟大力量，并且相信他正在引领这个国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即使前进的步伐并不总是很大。卢斯对总统的目标缺乏信心，而且他由于认为政府未能足够坚定而且明确地介入纷争而倍感愤怒。另一个至少同等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个人对罗斯福的深深的厌恶——而这种厌恶显然是相互的。

罗斯福和时代公司之间的宿怨在1942年1月再度爆发，几乎就在刚刚逝去的12月，关于拉丁美洲的报道引起了新的争论。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生活》刊登的一篇报道错误地引用了处于巴西的一座“美国空军基地”。几个星期后，《时代周刊》以“大综述”为标题刊登了一篇关于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泛美会议的报道。报道提及“将二十一个美洲国家组成一个大的共同体”。巴西政府和智利政府都提出了抗议，罗斯福因此再次大发雷霆。“老实说，我觉得必须对卢斯和他的杂志有所动作了……该如何处理他的这种态度？这绝对是不爱国的，因为它大大地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即使是罗斯福的助手也惊诧于总统的愤怒程度，于是他们极力地平息着总统的愤怒。总统的新闻秘书斯蒂芬·艾丽告诉他说，“平心而论”，卢斯获得了来自美国和巴西政府对问题材料的认同。《时代周刊》的编辑们也为如何做出回应而争吵。埃里克·霍金斯敦促他的同事使用更为“稳妥的语言”来讲述南美事件，但是《时代周刊》的总编辑曼弗雷德·戈特弗里德却厉声说道，“我们应该叫罗斯福去跳波托马克河……让稳妥的语言见鬼去吧！”

几天后，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传唤卢斯前往华盛顿，而且（正如比林斯所记录的卢斯原话）“总的来说，给了他和公司较为公平的对待……马歇尔重提了过去所有的不满——并警告说，要卢斯的杂志必须放规矩点”。大家都以为这是罗斯福下达的“口头警告”。几个星期后，总统再次对“卢斯杂志”感到愤怒，并下令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起草“针对卢斯先生的正式抗议”，抗议内容要包括所有那些“以任何方式有损于拉丁美洲国家的睦邻友好政策，或有任何促使联合国内部分裂的倾向……的文章。换句话说，是时候来个清算了。”与艾丽一样，韦尔斯试图让罗斯福相信卢斯一直很合作，但收效甚微。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卢斯足够了解在战争期间与总统公开对抗对他本人抑或他的公司都是无益的。但是，就像总统一样，他的仇恨时不时地爆发出来，即使（又和总统一样）他的员工们不断地努力地让他平静下来。“有一次在拉尔森的办公室开会……在提及卢斯的反罗斯福态度时，”比林斯在1942年年初写道，“在战时美国，你无法与总统对抗并期望取得胜利。”但是，卢斯不会被吓倒。虽然他很不情愿地允许倾慕总统的记者和编辑对罗斯福进行正面报道，他仍然不断地要求更多的负面描写：“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将美国总统看作一艘‘战舰’……？”他于1943年对他的编辑们如此说道。“没有什么比输出对罗斯福的奉承更能让美国与其他国家产生误解。罗斯福受所有美国人（少数邪恶的富豪除外）爱戴的看法不仅是一个危险的谎言，而且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谎言。”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抱怨限制在他的员工之间。他非常生气地给其他记者写信，反对他们对总统的态度。“雷·克拉珀是否屈服于不可或缺人物的信条？”他质问著名的专栏作家，“离开了元首或元首们以后我们就真的无助？”

但是卢斯对罗斯福的仇恨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还有强烈的个人因素。而且更让他火冒三丈的是，总统决定禁止他在战争期间出国。罗斯福宣布这条禁令时是小心翼翼的，而且是作为一项普遍政策：“考虑到目前运输能力的严重不足，不再签发凭证……给希望出访战区的出版商、编辑和管理人员。”长期以来，罗斯福一直不喜欢出版商，这是有依据的。这一新政的好处是，可以阻止大量他不喜欢的人去旅行进而找到批评他的新方法。他肯定也同样渴望像禁止卢斯那样，阻止极度反对罗斯福的《芝加哥论坛报》的出版商罗伯特·R·麦考密克上校前往战区。但禁令主要是针对卢斯的，其宣布的时间恰逢他正在申请前往中国的许可期间——正如不幸背上了向卢斯解释禁令工作的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私下在日记中所证实的那样：“这显然是因白宫与卢斯之间的争吵而产生的。”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卢斯一直为取消这条禁令而努力着。“可以肯定的是，我不是一个专职记者，”卢斯在给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信中说道，后者是罗斯福指定的禁令执行人，“但我以向近两千万的美国人报道战争为己任……当然不能认为我偶尔有机会身临前线是一件奇怪的或不合理的事情。”他在写给华盛顿恳求信中使用的是相对合理的语气，只是偶尔表露出他是多么的愤怒和心烦意乱。“我确信，完全没有必要向您指出，目前这种状况给我个人造成了多么大的痛苦。”在某个情绪低落的时候，他在给马歇尔的信中如此写道。他曾私下里对他人讲，他认为这是“蓄意的侮辱”，是一种“卑劣的迫害”行为，是“恶意报复和专权”的典范。最终，白宫还是准许他访问英国，使用的借口是：技术上讲，英国算不上战区。但对他访问其他地区的禁令仍未解除，一直持续到罗斯福去世。

如果罗斯福认为阻止卢斯前往战区便能够限制他对政府的攻击能力，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如果卢斯被允许前往战区的话，他很有可能将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对战场的采访，热情洋溢地撰写关于美国军队的报道上，并且成为战争的拉拉队长。不过，当他被困在纽约时，对罗斯福的愤怒情绪和他自身因为被阻止而未能参与到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当中所带来的困窘，使他进入到一个愠怒的、锋芒毕露的党派偏向时期。

他坚持认为是总统的“过失导致了这场危机”。对于“有人认为罗斯福一人便已做得比平均的效率和平均的勇气更好”，他表示蔑视。总统一贯的“欺诈手段”，“即使是我铁打的胃也无法完全消化”。政府的“老套和过时有着十七大症状”。罗斯福表现出了“使美国优良传统蒙羞”的能力。卢斯尤其严厉地批评了一个逐渐形成的、认为罗斯福是一个善于战时外交政策大管家的共识。卢斯指出，恰恰相反，总统“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孤立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的大祭司”。如此相反的主张导致的结果是“成功的、几乎完全不实的宣传”。他在战争临近结束时写道，“罗斯福把战争与和平混淆在一起，严重到至今仍然值得怀疑我们是否能够将二者区分开来。”当然，罗斯福的成就完全是由其性格决定的，只是罗斯福十二年来一直保持忧患意识技巧的一个部分。

对读者来说，更容易发现的是卢斯日益明显的共和党倾向。1940年，他对威尔基的全力支持遭到了众多的批评；不过在那次竞选中，卢斯减少了对共和党的忠诚度，反而转向支持一位特立独行的候选人，此人承诺（虽然缺乏说服力）一种新的后党派政治。卢斯在1940年的立场从多个方面看都是共和党顽固保守的批评家，而且正在为走向更加温和的道路而努力着。随着1944年大选的临近，卢斯再次支持威尔基的候选人资格，虽然远不如1940年那样带着极大的热情；但是威尔基本人却在得知威斯康星州初选结果排名末尾之后，于4月初退出了竞选。“我曾经深受鼓舞地相信共和党的表现能够达到其创始人设立的标准，”他痛苦地解释道，“但现在，我却颇感失望地认为，它将是一个失败的政党。”对于共和党候选人、纽约州州长托马斯·E·杜威的竞选前景，卢斯的反应同样是闷闷不乐。“在过去几周的时间里，”6月，卢斯告诉威尔基说，“我所做的关于政治方面的努力，几乎化为泡影。”在大选前一个月，威尔基在受链球菌感染之后死于心脏病。1944年夏末，曾有过许多的猜测，认为威尔基最终会支持罗斯福，因为在大部分的战争岁月里他们曾经紧密地合作过，而且，他们还一起开始——不为公众（以及卢斯）所知——探讨成立一个新政党的可能性。

卢斯紧接着转而支持处于领先地位的杜威，此人是他过去一直非常蔑视的人。在选举前不久，《生活》公开支持杜威，《时代周刊》则更为节制些。不过，卢斯指示他的员工，“杂志应该不仅仅是提供判断，实际上，它应该是对候选人和办公室职员而不是美国总统的裁决。”

“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时代周刊》内部发生的事情，”当他开始受到一些同事的批评时，卢斯解释说，“并没有突然带有偏见或偏信，只是试图让我们隐含的信念变得更加清晰、统一和合理。”在粗略地辩解之后，他开始以四年前他为威尔基写作时那令人窒息的热情来谈论共和党。他于1942年宣布：“今日的美国事实上是共和党的天下。”“将保守的民主党考虑在内（至今所存的），新政很明显是少数派。”到1944年，他已经说服自己相信，这个国家与他一样厌倦了罗斯福，而且他的杂志对共和党的支持应该与其对战争的支持一样地旗帜鲜明。“如果我们希望‘好的一面’能够在11月胜出，”他于1943年写道，“我们现在所做之事的重要性不亚于我们在选举前夕的所作所为（或所不为）……在我看来，我们不妨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观点。”他非常确信胜利的天平已经倾向杜威，于是他在8月初要求比林斯“抛弃每月在《财富》中发表的盖洛普调查，因为其结果显示罗斯福的支持率正在上升。”比林斯提出了抗议，于是作为让步，卢斯开始运作盖洛普民意测验，其结果显示杜威处于领先地位。直到选举日前不久，他才终于承认，罗斯福很可能会获胜。比林斯指出，即便如此，当他最亲密的同事们决定“在政治上抛弃他”转而投票给罗斯福时，他仍然“深感受伤”。一些著名的读者也极大地疏远了他。《时代周刊》已经成为“共和党的杂志”，他听到越来越多的民主党政治家和其他公众人物如此说道。虽然卢斯矢口否认，但他却无以反驳。在选举结束后不久，他甚至开始考虑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合作，对共和党进行改组。“我没有兴趣履行‘领导人的职责’，”他解释说，“不过或许我们在道义上应该为共和党提供一些充满智慧的字句……经过来自《时代周刊》顶尖作家的全面筛选和评估……其中的关键点由一位来自《生活》的主笔进行评测。所有的这一切或许真的可以唤起一些回忆。”

在1942年至1943年，曾经一度有人猜测——卢斯的朋友和同事对其中的一些猜测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将参与竞选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或者就任国务卿，要不就投身于公共生活。卢斯本人则公开否认，并坚持（但不具说服力）说他不仅不会竞选公职，而且他将“完全退出政治领域抑或公共事务中的领导人地位”。但是，1942年秋天，他又重振精神参与到另一场政治提案中——克莱尔参与竞选某个区的众议院席位，前不久她的继父埃尔默·奥斯汀刚从该席位卸任。

克莱尔参选的决定——众所周知的是，在参选之前的几个月里，她一直在为做出这个决定而苦苦挣扎——不只是因为野心使然，同时也是由于写作收入下降的缘故。自1939年开始，她便努力由剧作家转变为报道政治和战争的记者，而当年成功发表的《欧洲的春天》也给了她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但是到了1942年，她的努力已成为一种尴尬。她急切地发表在《生活》上的文章成为编辑们尴尬的来源，他们发现她的这些文章内容浮浅，言之无物，但是他们又害怕承担拒绝她的后果。比林斯在日记中将她的作品形容为“只是文字的堆砌……一团糟”。时代公司的同事以及来自其他出版机构的同仁开始回避她在《生活》上所发表作品的数量和琐碎。“从各个方面来看，”比林斯指出，“我们刊登了太多的‘克莱尔杂货铺’，而她的作品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大笑话。”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们仔细考量她是否应该参选时，哈里和克莱尔（即使没有公开）两人对他们自身婚姻现状的思考并不少于对她事业的思考。到了1942年年初，在他们婚后几年便笼罩着他们婚姻的冷漠迅速地蔓延。他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分离；至少克莱尔变得越来越孤僻，有时她觉得自己完全与世隔绝。在婚后不久的一次独自前往格林威治的旅途中，她在日记中写道，“真是糟透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上帝！看起来如此荒凉……这里没有人来迎接我……深深的痛苦……此地太令人伤感。”在随后的岁月里，情况更加恶化。

他们之间自一开始就陷入困境的性生活，到1939年的时候已经是名存实亡——这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痛苦和折磨的源头。哈里将他的无所作为归咎于压力和疲劳，但他种种回避和放松的努力却未能恢复他的性欲。没多久，他便声称自己阳痿了，而且事实上他曾一度真的这么认为。但是到了1942年年底，他发现自己对其他的女人完全有着正常的欲望，这表明他的问题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理上的，而且很有可能只在面对克莱尔时才有这个问题——这或许是他们之间关系日益紧张、争强好胜的结果。1941年访问中国期间，他们争吵不断。克莱尔写道，“不怎么开心。”有时他们家的客人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看着餐桌两头的哈里和克莱尔激烈地争吵。1942年，她处处针对她的丈夫，其程度有时不亚于针对她那民主党对手。无论哈里带有多强的党派倾向，克莱尔都要更胜一筹。她公然拒绝相信哈里那气势恢宏的“美国世纪”理想——让美国以一个坚强、务实、实力强大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眼前。“我相信任何方法都可以证明帮助我们国家胜出的爱国本质，”她在1942年年初给哈里的信中写道，“如果能够证明，在我们有生之年以及我们孩子的一生中，需要放弃‘我们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自由企业制度、我们的两党政府制度、我们的宪法保障，那么我支持这样做。”在1942年秋季竞选中，她只字未提哈里对未来的梦想和希望，而是专注于对罗斯福政府的无能和漠视进行批评。“如果我们允许这种拙劣和糊弄继续存在的话，那么我们的获胜之路将变得极为漫长而且充满血腥。”

哈里忠实地支持着克莱尔的国会竞选，并且提供了部分竞选所需的资金。他还从时代公司的员工中挑人出来帮助她。当她在11月以不大但合适的优势当选时，哈里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都表示他非常骄傲和自豪。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明白，进入国会不仅是克莱尔职业生涯中给人深刻印象的新篇章，但同时也扩大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哈里早就通过尖锐的自嘲来表达他对这段婚姻的失望：“别人都以为我的身体非常健康，精神状态也非常好。只有我自己才清楚：我的头发在往下掉，我的牙齿在腐烂，我那曾经高大英俊、充满力量、受人尊敬的北欧日耳曼族的光辉形象正在迅速消失。”克莱尔则抱怨道：“在过去的三四年里，关于战争我们有过太多的争吵。”他们在谈及婚姻所造成的压力时，所用的词语如出一辙。哈里写下的字句中包括“长期生活在精神紧张之中”，而克莱尔则是“我们感到精神压抑……痛苦的争吵就像邪恶的海藻一样疯狂地生长”。克莱尔进入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紧张的态势，但是并没有提供关于他们未来问题的答案。“我们中断、分开或许直到永远？”在即将前往华盛顿的时候，克莱尔在给哈里的信中如此写道，而此时的哈里正在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1934年，在艾尔莎·麦克斯举办聚会的华尔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里，哈里与克莱尔宿命般地相遇；八年之后的1943年，他再次来到华尔道夫酒店参加艾尔莎的聚会。那晚，克莱尔身在华盛顿，而陪伴在哈里身边的则是珍·达尔林普尔，一位魅力四射、芳龄四十一的戏剧经理人和公关人员。哈里立即被她所吸引了。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他也曾与另外的女人有过短暂的来往，但都不是认真的。但他很快便开始以一种咄咄逼人、略带笨拙的方式向珍大献殷勤，正如他以前追求克莱尔那样。达尔林普尔最先感受到的是哈里那份明显的寂寞。“他看起来很不开心，似乎需要找人倾诉。”她后来回忆道。但是他们的关系渐渐变得认真起来，开始社交来往并发生了性关系。他们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公开。与以往秘密追求克莱尔不同，他公开与达尔林普尔共进晚餐，甚至还偶尔陪她参加社交活动。他时常同她说起他与克莱尔之间的不幸。“婚姻对他来说太可怕了。”达尔林普尔回忆道。卢斯不时地试图说服达尔林普尔嫁给他，但她不予理睬。虽然多年以后她坚持认为她从来没有深爱过他，但她真正担心的则是：她深信他永远不会离开克莱尔，无论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糟糕。但这并不妨碍她在后来的几年里继续保持着这段关系。

有那么一阵子，哈里似乎很满意这种双重生活——与克莱尔公开的婚姻生活以及与珍之间半隐蔽的浪漫。当他们同在纽约或康涅狄格时，他便与他的妻子一起生活，但这种机会颇为难得。但是，尽管克莱尔间或努力挽救他们的婚姻，但她自己也开始了一段漫长而又不是特别隐秘的恋情。同时这段恋情也比她结婚头几年里为数众多却通常短暂的风流韵事来得更加认真。她开始与美国将军小卢奇安·特拉斯科特相好，她是在一次英国旅行途中遇上他的。为了他，克莱尔曾一度考虑过跟哈里离婚，直到意识到特拉斯科特不会离开他的妻子时方才作罢。哈里曾在给克莱尔的信中沮丧地说道，“我们两个的生活，风景凄凉。”他尽可能多地与珍待在一起，甚至远离办公室。自从早年迷恋克莱尔以来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做过了。

如果不是因为一场改变他们两个人生活的悲剧，他们那早已枯萎的婚姻很可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便已走到尽头。在1943年年底国会休会期间，克莱尔开始全国巡回演讲。她的圣诞假期是与女儿安一起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棕榈泉度过的，哈里也在那儿做了短暂逗留。哈里非常喜欢他的继女，部分原因或许是她长时间不能与母亲团聚。从她那深深的孤独中，哈里看到了自己的童年。他经常给她写信，并慈爱地在信的结尾签下“爸爸”二字。

新年过后，他们三个又前往旧金山待了几天。1月11日，哈里飞回纽约，而身为斯坦福大学高年级学生的安则搭朋友的顺风车回校。当两个女孩开车经过帕洛阿尔托（Palo Alto）时，她们的敞篷车被一辆从侧面街道驶来的小车给撞上。安被甩出车外，并当场死亡（她的同伴只是受些轻伤）。当克莱尔致电哈里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伤心欲绝，说的第一句话是：“不可能是这个美丽的女孩。不可能是这个美丽的女孩。”他立即返回旧金山，途中他致电克莱尔：“早已过了芝加哥，正在往西赶，心永远与你和我们的宝贝同在。”同一时刻的克莱尔——此前她并未信教——前往天主教堂，并向神父寻求安慰。《时代周刊》上发布的关于安的讣告，将她认定为亨利夫妇的女儿。《时代周刊》的编辑向卢斯指出其中有误，但哈里坚持不改，而《时刻周刊》也就照办了。克莱尔将安的墓地选在迈普金（这个地方安很少来过，此后，他们两个也不是经常来此）。葬礼结束后，她再也不能忍受住在那所她与安偶尔住过的房子里，于是她搬进离此不远的伯纳德·巴鲁克家里。在那里，哈里陪了她好几个星期。当他试图重返纽约工作时，哈里的秘书汇报说，克莱尔“正在南卡罗来纳州乱扔东西，从而防止卢斯回到这里”。后来，克莱尔将她面对安的死讯时所做的反应描述为“精神崩溃”。共同的悲痛使他们比过去几年的时间里更加亲近。1944年，哈里忠实地支持着她在国会连任成功，并再次向杂志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对她进行更加正面的报道，而且他还暂时地停止了与珍·达尔林普尔的婚外情。但这种和解并未持续多久。

尽管个人生活动荡不定，但卢斯战时布道者的热情依然不减。虽然被禁止前往战区，但他一直把战后的世界作为杂志的重点项目。至于其他的方方面面，时代公司出版物的角色不必是忠实记录美国人生活中争论不止的众多战后展望。相反，卢斯坚持认为，公司必须提出自己对未来的展望——必须最终由卢斯亲自决定的展望。

卢斯在战争初期建立的“战后部门”少有作为，直到1943年他开始亲自主持该部门的工作。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他对罗斯福政府未能认真制定战后计划的不满。但即使没有这一因素，他仍然肯定会被吸引到畅想一个崭新世界的伟大任务中来。像往常一样，卢斯释放热情的方式便是给员工们写内部备忘录——满怀希望地以为它们会在杂志中得以体现，然后在发现并非如此时大发雷霆。“如果这里还有任何信条的话，那就是‘战后备忘录’，”1943年5月，在感觉到编辑们忽略了它们时，卢斯生气地写道，“凡是与‘战后备忘录’相反或者不一致的‘信条’在《时代周刊》刊发之前，《时代周刊》的编辑有权得到提醒，并对是否刊发该相反的‘信条’进行斟酌……难道我四年来对资深编辑们的抱怨都白费了？我到底应该如何表达才能获得理解呢？”

卢斯对战后时代的思考并非是完全清晰明了的。他几乎疯狂地写着一条又一条的备忘录，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想法，试图找到一个理念来阐述在未来几年里美国影响力的重要性，同时设想一下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重大转变。有一次，他热烈地提到了中产阶级的崛起，仿佛这就是世界问题的解决之道。“被你们左派轻蔑地称为‘中产阶级理想主义者’的人正是美国的建设者。尽管有缺点，但他们标志着‘人类提升道路上具有决定性的一步’。”他坚持认为，中产阶级的“领头羊作用”，将“实现社会的拯救”。他不时地驳斥着日益流行的成立一个新国家联盟的想法。“我们现在不支持任何的世界组织。”他在1943年写道。但不到两年，他便积极地赞成在战后建立联合国，并抱怨说，罗斯福和他的国际合作伙伴们没有足够的提升它的实力和效力。毫不奇怪，他将过多的重心放在亚洲的未来上：“我们相信，美国长久的幸福更多地取决于亚洲与‘白人’之间良好的关系，这比任何其他因素都重要。也就是说，亚洲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新因素。”怀着满满的创意、激情乃至挫折的他搞得编辑们心烦意乱。最后，他并未能够鞭策他们把他想要说的内容大部分地发表出来。

也许最能说明他信仰的声明并非来自于他给同事的备忘录，而是来自于他于1943年他们婚姻困难时期写给克莱尔的一封饱含痛苦的信。不知何故，他似乎认为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对他们关系的破坏与他们个人因素所起的破坏作用同等严重。而且，作为对克莱尔认为时代公司的问题是“前后不一，犹犹豫豫”这一观点的回应，卢斯开始建立起自己的观点。他给克莱尔讲述了他所谓的时代公司“十四要点”，尽管这些要点只有他一人知道，并未与他的编辑们分享过。他“支持联合国对战犯起诉”，“几乎反对政府的一切”，“亲华”，“支持印度自由”，“亲民权，包括黑人的民权”，“即使称不上是亲共和党，但至少与许多共和党人交好”，“支持空军力量”，“支持自由企业制度”，“支持集体谈判和劳工正当权利的伸张”，“支持亨利·凯泽（Henry Kaiser）（锐意进取和广受赞誉的铝业大亨）”，“支持艺术”，“支持自由法国及反维希”，以及“反对日本皇室”。这些立场的大集合反映了多数温和派自由主义美国人的观点，而且表明他内心关于战后世界的观点与正在崛起的美国精英阶层的观点没有多大的不同。但这也同样说明卢斯对战后世界的期望并不存在一致的架构。

这一点在几个月后变得更加清楚明了。当时他被一位同事问起他希望战后的世界是怎样的。卢斯接受了这一挑战，他典型的做法是用一篇精心撰写的文件作为回答。他的回答有些地方颇具先见之明，有些地方又带着朦胧的、乌托邦式的特点。他给它定的标题是：“世界的重组。”世界将由“六大联邦”组成。其中一个应该是“欧洲合众国”体系，在保持“实体国家”的基础上，采用“许多的泛欧机构和政策……”进行监管，“这将形成一个走向欧盟的动态偏见”。当然，持有这一主张的并非只有卢斯一人。但他给出的轮廓已经非常接近最终成为现实的欧洲联盟。不过，他对作为第二大联邦的苏联的预见性却不如前一个。在他的希望中，苏联将“发展成为一个繁荣而又高尚的社会”。当然，中国将会是亚洲的关键：他认为，西方应该“采取一切手段鼓励伟大中华文明的复兴”。印度，如果能够实现“向现代化的痛苦过度”以及摆脱“受控于欧洲”，将会是世界上另外一个稳定力量。当然，美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大国，其实力比任何两个国家联合起来的实力还要强大”）和英国（其“前殖民统治”将是“一种连接世界的力量”）将继续发挥其现有的全球真正领导者的角色。卢斯对于当时世界上不是特别强大的地区也给予了些许关注：其中包括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

正如他所习惯的那样，卢斯向全国各地重要的思想家寻求帮助，以完成他那伟大的使命。他请求芝加哥大学副校长威廉·本顿（William Benton）组织一些大学老师，就经济发展的问题提出“原则公告”；但那些加入该项目的学者却陷入了“垄断问题”之争——一个卢斯没有多少兴趣的问题。他频繁地与沃尔特·李普曼保持通信，后者关于战后世界的看法比卢斯更加务实。1943年，李普曼开始推行成立英美联盟以监督战后世界的主张。卢斯极力地邀请他加入到自己与同事们正在组织的更加令人兴奋、更加理想化的对话之中，李普曼愉快地同意了。但是，尽管他们是朋友而且互相钦佩，但他们并没有达成一致。在集体研讨宴会后不久，李普曼在给卢斯的信中说道：“我希望我不会看起来像是这个总体规划的反对者或者对手。”

卢斯没有建立起一个清晰明了的关于未来的展望，而是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一套理念，由这些理念构成的、对战后世界明晰无误的看法，几乎没有人能够反驳。它以两个简单的问题作为开篇。第一个是：“美国的存在是否具有某个特定的目的？”他认为，答案“就在你的心中”，并且明确指出，“美国的存在的确具有一个特定的目的——正如战歌中所说：‘为了人类的自由’。”第二个问题更为平淡，但对卢斯同样重要：“那么，战后的《时代周刊》该是怎样的？”他的回答有点复杂，但本质上是一样的。时代公司的使命是“对美国的新闻界进行解释，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解释美国”。而解释美国，卢斯开始相信，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如果我们非要从人类语言中选择一个词来关联美国的话——当然这个词并不难选，那么这个词一定是自由……离开了自由，美国便不可译……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可以将编辑工作的原则和态度整体归纳为一个词：自由。

通过避开那些疑难问题，他终于完成了为定义美国而做出的漫长的、复杂的努力：

虽然我们经历过诸多困惑，而且其中的许多还困惑了其他人，但是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应的知识力量，从而宣告：我们时代公司……“为了所有人类的自由”……曾经战斗过，现在仍在战斗，并将持续战斗下去。我们相信美国人民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建立在自由原则的基础上。为此我们可以庆祝到永远。

第十一章 中国的解放

《时代周刊》指出，“在他的时代，没有其他的政治家比他更有才能。”罗斯福展现的是一种“伟大”，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伟大。他带着他的国家“取得了一场伟大战争的胜利，并开始走上通往和平的道路”。

1945年4月1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逝世。此后一期的《时代周刊》庄严地宣告了这一消息：“今天，有一位战士去世了。”“无论身处何地的人们，听到这则消息后都感觉非常震惊。这一切都表现在社会名人发表的声明中，表现在普罗大众无语凝噎的表情上。”罗斯福“名垂青史……从来没有公众人物曾经像他那样如此接近众多的公民。”《时代周刊》、《生活》、《财富》都空出大量的版面刊发总统的死讯，带着虔诚、深情以及——正如一位编辑所说——“敬畏”。《时代周刊》指出，“在他的时代，没有其他的政治家比他更有才能。”罗斯福展现的是一种“伟大”，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伟大。他带着他的国家“取得了一场伟大战争的胜利，并开始走上通往和平的道路”。

虽然对与总统去世相关的报道抱着极为超然的态度，卢斯还是放任他的编辑们做出给予总统带着欣赏和尊重的赞扬的决定。他自己还非常大度地给埃莉诺·罗斯福写信，赞扬她丈夫的领导才能。但是私下里，他依然恨意难消。他苦涩地将那逝去的总统说成是“没有任何道义上的理由，便将我阻止在全球战争之外”。卢斯曾经说过，他以“继续仇恨他”为己任。至于哈里·杜鲁门，卢斯最初对他是充满希望的，这仅仅是因为新总统并不是罗斯福。“我无法更好地表达出对您当选总统的良好祝愿，”他写道，“因此只能告诉你，您的个性和能力已经得到广大民众的信任。”与杜鲁门的风度相比，让卢斯更为欣喜的是这位新总统决定允许卢斯前往战区，并最终撤销了罗斯福暂停他的护照的恶意决定。在罗斯福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卢斯便奔赴太平洋地区。

终于能够前往战区的兴奋并未改变一路之上的平淡无奇。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约克敦号航空母舰上度过的，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前往轰炸日本的目标。由于日本的防空部队已差不多全部被摧毁，所以他们遇到的抵抗几乎为零。他没有见证到什么军事行动，只看到美国水兵偶尔犯错导致了一些重大的事故。他多数的时候是与一位沉默寡言的炮手一起坐在飞行甲板上，看着飞机来来往往。“特混舰队安静地航行”，他以此为题，半带着嘲讽的意味给他的编辑们撰写他的旅行见闻。不过，第一次与美国军队身临前线的经历让他备感精力充沛。凝视着那广袤的海洋，他心想，位于冲绳岛和马尼拉之间新的“美国前线”“将永远不会再回撤。所有这些都与美国人民的天赋极为般配”。

卢斯一如既往地想要采访到他所能够遇上的所有重要人物。卢斯非常期待能够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会面，但未能实现。他倒是与他二十岁的儿子汉克短暂相聚，汉克此时正在靠近约克敦号的一艘驱逐舰上服役。至于作为采访对象的当权人物，他只得选择海军上将舰队司令阿瑟·雷德福。雷德福曾私下小声地问道：“卢斯，你不觉得战争已经结束了吗？”卢斯回答说，雷德福应该比他更清楚。但在回到美国后，他立即前往华盛顿向海军大臣詹姆斯·福里斯特尔报告说，战争结束在望。福里斯特尔将他带到国务院，并告诉副国务卿约瑟夫·格鲁说——非常肯定的，但没有确切的证据——“日本马上就要投降了——唯一的条件是，日本应该被允许保留天皇，这一点是他前往太平洋地区时经常听到的”。

卢斯想尽办法获得与杜鲁门会面的机会，而且对此次会面寄予了厚望。但是总统要么误会了他来访的目的，要么就是不想与他讨论战争问题。他们之间的交谈是亲切的，也是敷衍的，在卢斯找到任何提出建议的机会之前便结束了。他后来听说，杜鲁门在7月与丘吉尔和斯大林在波茨坦会面之前，不想讨论关于太平洋战争结束的问题——这次会议至关重要，因为会议期间，在新墨西哥州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第一次原子弹试爆成功。很显然，卢斯并不清楚曼哈顿项目已获得成功，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项目。在夏季剩余的时间里，他继续为促进与东京的和平谈判而努力：以保留天皇为条件换取战争的结束。

1945年8月6日，卢斯的观点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这一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但是，卢斯并没有放弃。他和约瑟夫·肯尼迪一起拜访了纽约红衣主教弗朗西斯·斯佩尔曼，恳求他敦促总统推迟后续的原子弹投放——他们认为，无须再对日本进行打击便可促使日本投降。然而，他们的努力毫无结果，第二颗原子弹于8月9日投放在了长崎。未到一个星期，日本政府便投降了，但是在此之前他们与美国达成协议，日本可以保留天皇。多数美国人都为战争的结束而欢呼，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新式武器的可怕。但是，卢斯却为原子弹对道义和地缘政治所带来的影响而困扰。“伴随着一个巨大事件的发生，规模最大的也是最为可怕的战争在本周结束了，”在卢斯的授意下，詹姆斯·阿吉于8月20日在《时代周刊》发表的文章中说道，“这一事件的影响力更加巨大，与它相比，战争本身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只是一瞬间，现在已经成为无法想象的将来。”

卢斯反对使用原子武器是基于一系列复杂的、从来没有清晰提出过的种种顾虑。他有着宗教上的疑虑：这种新的毁灭力量会造成信仰的消失吗？“在核武器世界中，”他写道，“应当由谁来统治，又该如何统治呢？”“基督教的信仰认为，宇宙中有着终极主权，基督将这主权展现给了人类”，在核武器的世界中，这一信仰又该何去何从？同时让他担心的是，一旦其他国家——尤其是苏联——获得此类武器，将会对美国塑造战后世界的能力造成怎样的威胁。科学家们满怀希望的建议是，只要向其他大国提供核技术便可保持和平。而作为对这一建议的回应，卢斯坚持认为：“与苏联‘分享’原子弹的想法简直是疯子。”他轻蔑地说道，那些核武器科学家们“突然出人意料地、道貌岸然地关心起他们研究工作的良心来”。他的另一个担心的是，核武器的使用是否会使日本将自己重新定义为受害者，而不是侵略者。“对待原子弹的态度是不对的，”他于当月下旬写信给比林斯时说道，“如果日本人还能找到什么好的‘借口’的话，那只能是原子弹。”

很显然，对日本人命运的关注并非是他旗下杂志报道太平洋战争的重点。《时代周刊》对1942年日裔美国人的重新安置未曾表露出一丝的同情，只是愉快地报道说集中营里的日裔美国人受到了“体面的待遇”。贯穿整个战争，美国新闻界充斥着对日本人的强烈种族歧视的报道，《时代周刊》、《生活》，甚至《财富》都热切地参与其中。这些报纸杂志以及一些学者都认为，对日本人的此类报道是正义化原子弹投放的重要因素。将日本人描写成野蛮，甚至灭绝人性，将有助于授权使用异常猛烈的攻击手段。珍珠港偷袭事件之后，《时代周刊》的第一期封面将日本太平洋舰队司令山本上将画成一副类人猿的模样，山本的脸和身后背景被染成一种鲜明的、极具渲染力的黄色。1942年的另一期封面，说的却是当时有位荷兰东印度群岛的军官被日本人俘虏。图片中，荷兰海军军官的身后，画着一只头戴日本头盔、手持一把枪、尾巴吊在树上的猴子。“对于珍珠港事件，美国人该作何反应？”《时代周刊》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久问道，“他们会说……‘怎么又是这些杂种’！”在《时代周刊》刊登的一张照片中，一位美国士兵正在太平洋丛林里穿行，旁边配以语气轻松的文字说道：“他正在与许多战友一起猎杀日本鬼子，就像他们以前在国内捕杀小猎物一样。”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卢斯个人对这些种族主义偏见持鼓励的态度，但是，与几乎所有战争期间的美国编辑们一样，他并没有阻止此类行为（虽然他刊发了一封来自赛珍珠的信，在信中，她极其痛苦地提醒他，带着轻蔑口吻使用“黄色”一词会得罪许多日本以外的亚洲人）。至于对东京和其他城市进行的狂轰滥炸，卢斯也没有提出异议，而这些轰炸所造成的伤亡远胜两颗原子弹中的任何一颗。

无论卢斯当时持有何种意见，相对原子弹轰炸对日本所造成的影响来说，他更关心原子弹轰炸对中国的影响。时代公司的杂志对日本妖魔化的报道，部分是为了与他们对美国勇敢的盟友中国的讴歌区别开来。《生活》曾刊登过一篇声名狼藉的照片散文“如何区分中国人和日本鬼子”，其结论指出，“日本人——矮胖……有着原住民般的、头骨巨大的脑袋。相反，中国人则长相更精致，也更文明。”但最为重要的是，卢斯认为原子弹的投放导致了美国在中国的全面失败，从而没有能够使中国稳定下来。“如果没有原子弹的投放，”几年后，在一本未完的备忘录中，他写道，“而且如果克克阿瑟精心制定的入侵计划能够成功实施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军队将与美国训练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全面的对抗……本该获得成功的……蒋介石原本可以派兵进驻北京和满洲里。”而其结果便是“蒋介石将会拥有一次完成统一的机会”。但是对日战争的突然结束，导致苏联军队得以顺利进入满洲里，而美国军队则全面迅速撤离中国，这样一来共产党军队得以保存力量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他1945年的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即使是在他去世之前的那一年，卢斯依然坚信如果美国的支持没有中断的话，中国会有“非常大的可能性”是另一个政权。

对于美国军队在帮助中国从日本占领影响中恢复过来所起的作用，卢斯也同样地给予了肯定。“美国军队在这边的表现非常出色，”他写道，“而且应该继续为他们的国家增光……中国人……欢迎美国人，并把他们看作新的一天的标志以及美好生活的典范。”其他记者的报道重点却着眼于美国士兵急于返回美国的心情，以及美国大兵们对中国军队的不敬和缺乏信心。他写道，与卢斯同行的一名美国士兵讲述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不大光彩的事情”。还有一个“大嘴的爱讲俏皮话的家伙”，在经过中国士兵的军营时，高喊：“战争都已经结束了，你们现在才上战场？”但是，卢斯对这些评论大都视而不见。他继续称赞美国士兵和军官的高昂士气。他从天津发回的报道说，“当地中国官员渴望展现他们对美国人的欣赏，而且……迫切希望给他们留下一个美好印象。”

卢斯有时似乎是故意对周围共产党反抗力量视而不见。事实上，他发回纽约的电报从来没有提到过中国满洲里和北方日益增长的毛泽东势力；也没有明确讲述过国民党的腐败和政府治理上的无能，而这恰恰是怀特一直坚定地想要阐明的问题。而且，即使是在重庆，共产党也并非是不见踪影。在卢斯曾出席过的一场宴会中，毛泽东本人也是座上嘉宾。此后两人还私下里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卢斯说，“毛泽东看见我时颇感意外，他紧紧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眼里带着好奇，但并非是不友好的那种。他的解释是礼貌的嘀咕。”几天后，在走访了“许多后备盟友”之后，他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会面。“我们之间的谈话很友好——也很坦率。”但是从这些会谈中，他没有得出其他的结论。对于开始时充满希望但最终证明是徒劳的——建立一个共产党可以参与的联合政府的谈判，他也表现得不感兴趣。卢斯并不怀疑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完全可以独自胜任。“最大的惊喜，也最令人开心的是，”在准备回美国之时，他在给蒋夫人的信中写道，“发现华北和华东的中国人民的精神非常健康和强大。人民并没有被敌人控制的八年傀儡生活所吓倒。他们的爱国意识高涨。”

11月初，在克莱尔为他准备的欢迎回到纽约的晚宴中，卢斯絮絮叨叨地讲起了他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他充满希望地说起“‘西方’……与‘东方’之间已建立起全新的理解”，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加强。他敦促“恢复商业往来”，而且乐观地谈及国民党有能力抵御来自中共的挑战。但是听众里的许多人都认为卢斯的乐观似乎并不现实，他们更相信《纽约时报》对中国困境的大为不同的报道（还有《时代周刊》自己刊登的来自怀特的报道）。“他似乎正在忙着修改稿子，斟字酌句，确保所有的内容都能证明蒋委员长是个英雄。”客人之一亨利·华莱士在日记中写道。卢斯并没有被周围怀疑的声音所吓倒。他继续忙着督促华盛顿的官员提出政策建议。在与陆军副部长约翰·麦克洛伊谈过之后，他得意地说，麦克洛伊赞扬了《生活》杂志最近刊发的歌颂蒋介石及其政府所取得进步的社论，并主张美国继续向中国提供援助。他坚持认为，现在中国恰好是测试杜鲁门政府实力和能力的“试金石”，是制定“明确、坦率政策的良机……和……在国内实现有效领导的机会”。

战争结束后的头几年对卢斯来说是黑暗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世界面临着的重大问题，也是因为这段时间正是他的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在安·布罗考（Ann Brokaw）去世后的余波中，哈里和克莱尔已不大可能保持着无忧无虑的分居生活。他们在以前可以在需要时保持着明面上的关系，在长期分居中又可以享受分开的浪漫。而仍然不甘心第一次婚姻失败的卢斯，此时却发现难以结束他的第二次婚姻，尽管这场婚姻惨淡，尽管他继续与珍·达尔林普尔保持爱恋关系。克莱尔试图用工作来麻醉自己——她于1944年获得国会连任，她在华盛顿的生活也异常忙碌。但是她对政治已经没有多大的兴趣，她发现自己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政治之外，包括在康涅狄格州的夏令剧目中演绎一个命运多舛的角色。她的助手阿尔贝·莫拉诺接手了她的办公室管理工作。当地的一家报纸在注意到克莱尔经常离开华盛顿后，刊发了一篇尖酸的文章，配上莫拉诺的照片并标上“我们真正的国会议员”。后来莫拉诺还真的成了国会议员。在克莱尔第二届任期远未到期之时，她便明确表示不再竞选议会议员。但她政治生涯的结束，加上她与哈里之间的持续隔阂，使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感觉人生毫无意义，对死亡充满向往。据哈里讲，她曾两次试图自杀——虽然他认为她的自杀并非是认真的。对于她对关爱和慰藉的明显索求，卢斯总是反应不过来。有时候，她只是独自坐在一间光线昏暗的房间里；有时候，她又试图回到以往活跃的社交生活中，但持续的时间总是很短暂。她将她的忧郁说成是“赛诸葛先生”（C·S·刘易斯小说中一位恶魔的名字），而她仍在与其做着不懈的斗争。

克莱尔的抑郁和不安促使她追寻精神上的慰藉——她清楚地意识到这方面她无法指望哈里。在经历过心理分析治疗的频繁失败之后，她转而开始考虑皈依天主教教会。起初她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丈夫（她以前不怎么热衷于宗教，虽然她在孩提时代曾偶尔被纳入圣公会教会）。她很快便引起富尔顿·希恩主教的注意，希恩主教主持着一档著名的（也是极为保守的）电台节目，他后来成为纽约州罗彻斯特市的大主教。希恩后来说，与以往的其他皈依者相比，他花了更多的时间给克莱尔讲解教会的戒律。他能如此尽力，部分是因为克莱尔是一个聪明好学的学生，另一个原因是他知道只要为教堂留下这位有名的女人必将会提高他自己的声誉。1946年2月16日，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在少数几人（哈里不在其中）的见证下，她受洗成为天主教教徒。《时代周刊》的编辑们想尽办法将这一事件记录了下来——这件事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并最终发出一个小小的政治通告：“众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决定不再参加康涅狄格州选举的充足理由突然变得清晰：‘她加入了罗马天主教会’”。作为报道这一敏感事件的主持者，比林斯私下里写道，此次皈依“对于一个半疯的女人来说一点儿也不出奇，她总是做一些荒诞的事情来吸引人们的注意”。不过，哈里倒是没有阻止她（尽管他自己终身承诺是长老派成员，尽管他母亲为克莱尔的行为感到震惊——“她竟然拒绝我视为生命的、光荣的信仰”）。他反而向她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克莱尔说，他的“援助和同情”给了她迈出这一步的勇气，而且“最后……挽救了我的理智——甚至我的生命”。

克莱尔的皈依或许减少了她的绝望感和她所谓的间歇性的“死亡意愿”，但并没有带给她真正的平和。回顾过往的婚姻生活，她开始把自己看成是哈里无法表达或感受真爱的受害者。“我作为一个女人内心遭受了欺骗，而这一结果并非是我的过错，”1947年，她在给哈里的信中如此写道。“我所遭受的是各种欺骗的集大成者，包括自私、残忍、掠夺……而你无疑是冷酷无情的典范……因为你没有全身心地（包括身体、思想和灵魂）爱着女人——至少目前对我来说是如此。”相对于他们一起度过的岁月，克莱尔更加关心的是他们布满阴霾的未来。她开始认为哈里支持她皈依，是因为这将有利于他和她离婚，然后同珍·达尔林普尔结婚。克莱尔在给他的信中说道：“你意识到（我现在明白了），我的皈依意味着我们之间夫妻关系的真正结束……你相信我的皈依将给予你法律上的自由……你一定认为接下来的就是离婚吧……以一种让你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方式离婚（‘天啊，天主教教会破坏了我们的婚姻’）。”珍·达尔林普尔后来回忆说，哈里曾经跟她讲：“在克莱尔的宗教中，我和她不再是婚姻关系，因为在她的宗教中，我仍然是莱拉的丈夫。她不能作为我的妻子和我住在一起。”但是，克莱尔的律师和天主教教会却有着不同的意见——而且，克莱尔的朋友（尤其是伯纳德·巴鲁克）劝她用他最关心的时代公司来与他抗争。于是她索要时代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和四百万美元现金。不出所料，哈里拒绝了。这样一来离婚——然后再婚——的前景也就变得渺茫。他与珍的关系在持续了短暂的一段时光后也结束了。

相对于他的冷漠和距离感，在婚姻问题方面哈里却很放得开，他经常在与公司高层的谈话中提到他的婚姻问题。这些高层中的一些人急于表现他们与卢斯的亲密关系，立马开始传播一些关于他私生活的流言，其中多数都是虚构的。他们窃窃私语地说，哈里正在考虑自杀；他正遭受一个女人的勒索。C·D·杰克逊（他是这些传闻的主要来源）声称，他曾亲眼看见“克莱尔跪在地上，抱着哈里的双腿，痛哭流涕地说道，‘就是因为我不能给你生个孩子，你就不再爱我了。’”事实是，不想让她生小孩的人恰恰是哈里。尽管这些谣言大部分是假的，但是哈里几乎同克莱尔一样凄惨。据比林斯讲，卢斯感到奇怪，“为什么就没有朋友对他表示任何的同情！”比林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只是听了卢斯问题的一个大概，我便感到非常痛心。不过我并非真正同情他，因为他是如此乖戾，脾气如此糟糕，不会顾及他人的感受。所以我希望看见他痛苦。但我仍然希望他的个人污点不会对公司乃至我个人造成影响……我只是厌倦了那种令人失望的感觉——讨厌看见他们的道德崩溃于我的面前。

不过，比林斯还是保留了一丝对这位共事了几十年的同事的同情。“可怜的、孤独的灵魂，”他写道，“无法得到来自任何正常生活的乐趣，而当他想要去尝试时，一切都已腐烂……好一副凄凉景象！”

让卢斯受困于婚姻的不仅是法律和金钱的因素。他与克莱尔的结合——尽管破碎不堪、伤痕累累——即使是在那些艰苦卓绝的斗争期间仍然极为重要。即使是克莱尔，也在一封长长的、充满郁闷和愤怒的信的结尾写道，“今晚，抑或以后的某天夜里，我会带着最大的愉悦为你死去。因为，除了我的安之外，我没有如此深地爱过任何人。”而哈里的回信也充满了温柔（对他来说）：

我想你所要表达的……也正是我心里想说的：1）关于你，和2）关于我……嗯，关于第一点，我可以很明了地告诉你，你是我生命中无与伦比的人。我对你的爱毫无保留，我殷切地希望我们能够幸福。我以前的爱没能成功，但我深信我不会再失败，因为如果还有“再一次”的话，那将是最珍贵的礼物。

但是，这些温暖和充满爱意的语言似乎只有在文字中以及当他们分开时才有可能实现。通常，哈里在与妻子的谈话中表现得较为沉默，不善于表达。克莱尔写信告诉他：“如果我允许自己与你讨论一下私人问题，那么用不了一个星期，我便会一败涂地……这段时间里，我们最好是……只谈论你我都感兴趣的问题，除了我们……破碎的关系。”他们的婚姻仍然继续着——不过多数的时候缺乏真正的忠诚，偶尔会笨拙地做一些和解的努力，但缺少温情和亲密。“当克莱尔不在华盛顿的时候，”比林斯心里想，“他们在一起时的私生活该会是怎么一个样子？”答案是，他们多数的时候分居两地；而每当他们在一起时，唯一真正的热情来自于克莱尔偶尔的愤怒和痛苦的爆发。“格罗弗走了进来，”比林斯1947年秋天写道，“并透露克莱尔再次大发雷霆给哈里带来的天大的麻烦。”

临近“二战”结束时，哈里给克莱尔寄来一封冗长的、字迹潦草的信。在信中，他列出了自己对未来的希望。他有个模糊的希望就是想成为国务卿，但又认为不够现实。相反，“我想成为一名伟大的被人认可的好编辑，”而且“我想达到个人成就的大圆满，我相信我可以做到。不过目前来讲我还有着很大的差距”。他在信中丝毫没有提及他与妻子之间的夫妻关系，但前次婚姻失败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这使他觉得自己还远没有达到真正的大圆满。“我的生命中有着太多的碎块。我根本算不上是个完整的个体——至少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完整。”自孩提时代，他便梦想着成为一个伟大的人，而且是个好人。现如今，他已不是第一次对这两个理想产生疑问。他的出版帝国是否正在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他的个人生活是否与他对自己所要求的正直和诚实相符？他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恐怕都是否定的。他认为，他的杂志尚未达到他相信可以达到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它们对那些影响下一代的伟大的“人类问题”还没有给予足够的明确的关注。而他的个人生活，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都是一片废墟：没有爱，没有真正的朋友，没有能力去体会他心目中的“喜悦”——一个孤独的人，唯一的慰藉便是工作，但他仍然挣扎于影响他一生的传教热情。但是，与克莱尔不同的是，他能够在这些失望中坚忍地生活下去。他的生活虽然不像他所期望的那么好，但至少给予了他足够的回报——他的名气，他的权力，更重要的是他的公司和他的杂志，一直是他逃避生活中那些不易控制事物的避难所。“我很幸福，”有一次在新罕布什尔州度假时，他给克莱尔写信说，“……因为生活给予我的一切，”而且，或许最主要是因为获得了“成为对世界有用的人”以及参与打造“历史上的第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机遇。

给了他成就感的杂志和公司一直是他的重中之重，比他成年生活中任何事情都重要，包括他的婚姻。当他开始厌倦与莱拉生活在一起时，他便更加专心地扑在工作上；当他和克莱尔的关系变得糟糕时（这是常有的事情），他往往变得特别专注于他的工作。在他与克莱尔的感情危机期间以及失败的浪漫期间的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尤其是如此。对他来说，战争的结束并非意味着凯旋，而是新目标的开始。即使是在日本投降之前的1945年8月，卢斯正在发起一场对他的杂志（包括旗下所有的杂志）进行“反思”的运动。长期以来，卢斯与杂志的日常联系时断时续，因此在编辑工作方面的一个主要反思就是想办法让他熟知杂志的出版内容。但对那些为了每周每月的杂志出版而疯狂工作的编辑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额外负担——但他们没得选择，只能忍受。一如既往，每当卢斯试图重新掌控时，所有人都忙翻了天。他频繁地召开会议，有时是在他家里或餐馆里吃饭的时候，有时是在办公室上班期间，还有的时候是电话通知开会，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但最为重要的是，他一如既往地写着长长的备忘录——漫无边际的冥想，正如其中一位编辑后来回忆时所说，“很讨厌地嘭的一声落到你的桌子上。”

作为对卢斯“反思”号召的回应，《时代周刊》杂志主编T·S·马修斯指出：《时代周刊》这本杂志已经变得守旧，它走得太顺，正在失去一批最优秀的撰述员。简而言之，“不如它应该达到的水平……不像《纽约时报》那样沉闷；但是……是一种它所特有的沉闷。”他建议，缩减杂志的容量，整合栏目，精减人员，杜绝杂志中“我们生硬的、恶意的以及部分疯狂的论调”。在推进“反思”运动的同时，卢斯又为杂志进行辩护，尤其是为《时代周刊》辩护。“《时代周刊》已经做得够好！”他在给马修斯的回信中写道。它“不需要大的变动，只需做些小的完善”。他对马修斯的大范围的、结构上的调整不感兴趣，只是提出做一些小的修改——更好的标题，多一些国会和最高法院的内容，多关注一下宗教和商业。他同时极力否认《时代周刊》的文章是“生硬的”或“恶意的”。马修斯把针对《时代周刊》的诸多批评归纳为“用观点取代事实”。但是，卢斯驳斥了此类批评。他认为这些攻击总体上是“新闻杂志的想法”。《时代周刊》应该带有自己的观点，而这也正是他一贯坚持的。

即便如此，自我批评仍在继续。1949年，作为杂志撰述员新星（几年后升为主编）的亨利·A·格伦沃尔德，也写了一篇长长的备忘录，标题是“《时代周刊》困扰我的一些东西”。其中包括“杂志每周内容的重复”，“肤浅恐吓的迹象”，“士气（它的弱点）和热情（它所欠缺）”。但是，卢斯仍然继续捍卫《时代周刊》，甚至在他发起“反思”运动三年之后仍是如此。同时他又敦促（足见其矛盾）他的编辑们让《时代周刊》变得“更为有趣”。正如卢斯曾经拒绝编辑们的建议一样，编辑们也强烈地抵制卢斯提出的许多改变。有一次，他提出设立一个称为“权威和先知”的新栏目。比林斯认为他的这个想法“一无是处”，卢斯也就很快放弃了。大多数情况下，他也只是对现有的各个部门进行评估，并敦促他们要做得“更好”。“二战”结束后他在《时代周刊》上面的努力，总的来讲，与其说是重塑杂志，还不如说是继续维护他的权威，因为他经常感到自己的权威正在消逝。有一次，他给马修斯写了一篇夸大其词的备忘录，内容是关于左派工人领袖哈里·布里奇斯的。他坚持认为哈里·布里奇斯正计划着征服夏威夷。

1946年11月，他几乎成功了……而且，你应该还记得，《时代周刊》曾经努力地成为他最大的支持者。在此申明一项政策，为了公司1947年至1948年的奋斗，时代公司百分之百支持夏威夷的产业主、资本家和公司，并且百分之百反对哈里·布里奇斯，反对以任何方式与他结盟的人……我希望——但并非抱着真正的希望——时代公司可以在《时代周刊》的带领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上述的政策。我意识到这不大可能——如果只有我制定的这项政策，而且缺少其他因由的话。

比林斯责备他“极度的夸张”和“辛辣的挖苦”，卢斯只好勉强同意向马修斯道歉。但他仍然感到不满和烦躁，继续与马修斯争论不休，并最终命令他休假一年，好好地想一想该如何使杂志获得提升——这距离马修斯放弃这个职位并离开公司只剩下最后一步了。马修斯只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受害者，而不是因为他的编辑能力糟糕。

到四十年代末，卢斯对《财富》的表现不怎么满意起来，也极少对它进行袒护。部分原因是因为《财富》在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亏损。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与公司几位高层商讨《财富》的财务问题，探讨有何措施可以使它得到改善。他向《财富》总编拉尔夫·潘恩（Ralph Paine）施压，要他解释为什么会走到了如此糟糕的地步。卢斯指派比林斯进行调查，比林斯带回了一份生硬的报告，他总结道：“编辑费用的预算超了一万美元；潘恩关于为什么需要二十五位撰述员的备忘录；艺术部的十七名成员……高身价的撰述员，关于调查部价值之我见，由于撰述员和编辑们年龄老化等问题所造成的‘活力’匮乏。”在与卢斯会谈之后，比林斯指出，未来的规划“颇为不妙，因为编辑人员实在是太平庸……卢斯以手捂面，陷入深深的绝望……‘如果没有人能够执行，那我下达打造新《财富》的命令又有何意义？’”

尽管充满了沮丧，卢斯还是于1948年2月宣布，“他‘反思《财富》’……的‘激进想法’……并非是想当然，而是重新审视各类设想和习惯。”一个月后，他拿出一份二十五页的备忘录，对“新”《财富》进行了阐述——仓促写成，只是稍稍采纳了比林斯和其他人的一些建议。“是一个令人气愤的文件”，偷偷地看了一眼后期草案后，比林斯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大谈哲学，模糊不清，这就是卢斯探索新思路的结果。为什么他非要将一切搞得过分复杂？”卢斯庄严地宣布，“《财富》将成为一份拥有使命的杂志。这个使命就是协助境内外的美国商业企业获得成功发展。”虽然《财富》早已不是一份从众多不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叙事的杂志，但它从来没有公开声明把商业作为编辑政策的重点。卢斯建议，杂志要致力于突出美国资本主义的成功故事——“精彩的故事”，包括“整个商界各个领域中非常有趣的精彩案例”。

“新《财富》”的核心将是每期一篇的长篇报道，是关于“美国商业企业的三十天……一个充满积极语汇的故事……由一位著名记者执笔”。尽管卢斯对自己提出的创新充满了热情，但对《财富》的员工来说却是意味着苛刻和挑剔。“《财富》将不再专注人类的整体文明……《财富》将不再以任何地点、任何事件为己任”（或者正如比林斯在给卢斯的建议中所说，“埃尔·格列柯不是生意”）。相反，《财富》将要在由著名商界领袖组成的咨询委员会的资助下，把所有的重点放在对“美国商业企业”的报道上，而且内容总是积极向上的（潘恩反对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并威胁要辞职，直到卢斯放弃）。该项计划中未曾言明的一个重点是，新《财富》的员工数量将大为缩减，开销也要相应减少。这对于大多数的《财富》撰述员和编辑来说是“一份解雇通知”，比林斯如此写道。

一年之内，《财富》已经成为一份完全不同的杂志——报道领域更窄，更多地致力于被一些人称之为“商业进行曲”的理念，人员也大大减少，但在吸引广告商和来自商业领域的新订户方面则非常成功。但是，尽管有着卢斯的指示，杂志并没有成为企业的喉舌，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急于吸引人才和名人到他的杂志中来，这与他希望表达自己观点一样地迫切。在后来几十年的时间里，《财富》非常欢迎那些来自知名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评论，这些评论虽然严肃但又并非总是肯定的。这些知名人士包括：丹尼尔·贝尔、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劳伦斯·莱辛、威廉·H·怀特以及一些拥有学术背景和学术前途（只是部分人）的杰出社会科学家。他们持续地在《财富》上发表文章，代表了在报刊中所能读到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最具挑战性而且时常冷门的观点。

《财富》的彻底检修来自“反思”运动这使它产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卢斯最重要的目标却是《生活》。他需要关心的事情有很多。虽然该杂志仍然盈利可观，但在发行和广告这两个方面已有疲软的迹象。对于这些问题最浅显的解释是战后经济的不稳定，但是卢斯却将之归咎于杂志的内容本身——这并非是毫无理由的。《生活》创立的幕后人、具有领先创新力量的丹尼尔·朗维尔（Daniel Longwell）终于取代比林斯成为该杂志的主编。很早以前，朗维尔便坚持认为自己不会是一个很好的主编，他的实际工作表现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卢斯他觉得他应该退下来。尽管他才华横溢，但作为一个领导者，他总是软弱和不安，几乎害怕每一个人。他那口吃、说话含糊的毛病在升职后变得更加明显。尽管自己也有着口吃的历史，卢斯却小气地称之为“聋子用来躲避不愉快话题的窍门”。

但是，卢斯关心的不只是朗维尔，甚至不只是编辑的质量。他心中有着一个更大的目标。他想把《生活》中的图片内容减下来，并且把它打造成一个载体，直接面对他所谓的全球正在面临的重大挑战。在过去，尤其是在战争年代，《生活》常常包含一些非常严肃的内容，既有文字内容又有图片内容；但它始终认为自己至少有着与报刊相同的娱乐成分。这正是它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诀之一，但卢斯从来没有承认这一点，而他的同事却很少敢于提出这一点。既然《财富》已经成为美国商业的声音，那么《生活》便是战后新世界的声音——这个战后新世界，在卢斯的期望中，将在很大程度上由美国来重新塑造。“知识的浪潮简直是梦魇，它制伏了我，使我的思维瘫痪了；而借着此种浪潮，《生活》必定把我吞噬。”卢斯在1948年如此写道。但他并非想让那潮流回头，相反，他更多地介入到杂志的编辑工作之中，以确保读者接触到卢斯认为他们必须吸收的伟大思想。在时代公司长期担任编辑的罗伯特·埃尔森，在其所做的公司内部历史（在卢斯去世以后所做）中写道：“曾经年轻、热情奔放、自由驰骋的人而今却屈从于对庞大的读者群进行教育的责任，频繁地忘记了《生活》原本是以娱乐为主的。”

其实《生活》的“反思”早在朗维尔时期便已开始，他曾在1944年的一份备忘录中抱怨说，杂志已经失去了它的朝气——不仅仅杂志是如此，运作杂志的这群人也同样是如此。他认为，《生活》应该是属于年轻人的杂志……我们的竞争力达到了高峰，但是却走进了死胡同……我们作为编辑的首要职责是让杂志名副其实。这年正是朗维尔担任主编的第一年。然而，到了1946年，他便开始放弃，将每周的编辑工作交给才华横溢的同事约瑟夫·桑戴克和爱德·汤普森。这两人都明白他们之间的竞争结果决定着谁能接替朗维尔。此时，认为必须对《生活》进行反思的人成倍增加。比林斯认为，该杂志“定位模糊”，缺乏“平稳的目的表达”。但同时让他困扰的是，试图给杂志“治病”的好事者接踵而来，这些人“直接或间接地对……编辑指手画脚——拉尔森、海斯克尔、朗维尔、比林斯、卢斯……如果能够由一人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一直担任主编，便会大大减少这种混乱的指挥”。但事实并非如此。1946年10月，卢斯让桑戴克出任编辑。但由于卢斯不断地干预所带来的困窘，加上感觉到自己的权威无法确立，桑戴克在三年后辞职了。他的继任者爱德·汤普森，同样遭受着卢斯和其他人的频繁干预，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一直到1961年。

1948年秋，卢斯给《生活》的编辑们发来一份备忘录。与他以往众多备忘录有所不同的是，这份备忘录打了一个精巧的比喻。他提到一部英国电影，讲述的是一名英国爱鸟者与一只叫作平原鹨的小鸟之间的恋情。卢斯认为，这个恋情便是杂志成功的关键——它把一只普通的、毫不起眼的小鸟提升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事物。“只要英国人处在世界之巅，那么他们的想象力就会超越了自己……他们看见的一切，他们学到的一切，都被融进了他们的想象之中。”这一生硬比喻的寓意是：“如果你想让……某一事物……变得有趣，那么这一事物必须是撰述员和编辑的心头所爱。”在另外一些比较常见的备忘录中，他对他的看法做了更为清晰的阐述——这本杂志应该表达了它对卢斯心目中的美国伟大时代的爱，美国成为新不列颠的前所未有的机会，乃至重塑整个世界。1948年，在回应“西方文化”项目的倡议时，卢斯坚持认为该系列应该有着更为宏大的追求：“这意味着要对历史……对西方文化的传奇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中所达到的高潮进行条理清晰的诠释。而且这一诠释需要所有的美国人在这一历史时刻对美国文明进行估量——此时此刻，美国已经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继承人和主要的守护力量，使其免受那些近似野蛮的反动力量的侵害。”

但是，卢斯并没有止步于西方文明。他很快便指出，《生活》必须成为一本类似教科书之类的刊物，为大家提供指引（无论男女，也无论他们知道与否）。它们应该展现出“对人的本性和人的生活目标的信念”。为了支持这一目标，他提出“引进大学新生心理学课程中的简介和总结”。他认为，《生活》应该同时推介社会学科，“应用百科知识来告诉人们什么是物质之基本，以及每一学科的分类”。它应该形成对“欧洲以外世界的关注……让美国人熟悉各种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政治体制”。他坚持，杂志应该拥有更高的品位：“在图片新闻中有一种危险的不良品位，我们的《生活》杂志不该有这种不良品位。”

最重要的是，他认定在他提倡的新闻报道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信仰”。信仰，卢斯说，“是人们深信不疑的东西，体现在人们的所作所为和生活态度上……正如民主本身。而且新闻工作必须依靠民主，去争取一个更加美好和光明的世界——或者至少能够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中鞠躬尽瘁。”《生活》——其时已经开始向人们展示一些有趣的照片，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娱乐心态，并且将那些渴望娱乐的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颇为有趣的琐事上，如“《生活》参加派对”——它生动活泼，富有创意，而且从不严肃说教；该杂志正在成为西方（包括美国）向伟大民主成就迈进的历史记录者。

卢斯的路线并没有完全实现，当然这也是常有的事情。《生活》继续刊发一些纯粹娱乐的照片和文章，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和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杂志一直受到欢迎，而且很成功。不过，卢斯尽管未能完全改造《生活》，但他至少成功地改变了它。《生活》更多地将重点放在一些更为严肃的主题上——这类文章往往都很长，有时还很乏味，但是很值得一看。卢斯很少能够抵抗得住来自那些世界大名人的作品，也不管他们所写的内容是多么的枯燥。每当他从国外旅行回来，编辑们都要寒战不止，害怕他又带来了一篇某个国王、部长或名人的沉闷文章。

关于《生活》新面貌的最有名的一个例证——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最突出的一个——是它刊发了温斯顿·丘吉尔著作的摘录。这是《生活》非常大的，也是很重要的创新，它以前很少刊登过书籍中的内容，更不可能如此大规模刊登丘吉尔的系列文字。获得丘吉尔准许的过程是漫长而又复杂的。丘吉尔的唯一兴趣或许只在金钱上。从首相位置退下来之后，他必须依靠自己的财力来保持自己的奢华生活方式，而他那并不丰厚的资产以及英国的高税收使他感觉到贫困而无保障。对丘吉尔来说，《生活》是一大收入来源。与之相反，卢斯对经济效益的兴趣只是间接的，他的主要动机是，他相信抓牢了这次机会出版如此伟大人物的作品必将大大提升《生活》在美国出版界的突出地位。丘吉尔是他那个时代的伟人之一，而卢斯总是崇敬伟人，并且想和他们建立起联系。

丘吉尔和卢斯之间的关系始于1945年，当时沃尔特·格拉埃布纳（Walter Graebner）担任时代公司伦敦分社社长。他听伦道夫·丘吉尔提起，他的父亲希望能够在《生活》杂志上刊登一些自己的照片。朗维尔和桑戴克并不热衷于这一想法，但卢斯却看到了拉近与丘吉尔之间关系的机会。他向丘吉尔支付了两万美元作为在杂志中刊登十六张照片的报酬——相对艺术性而言，这些图片更多的是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几个月后，格拉埃布纳受邀前往丘吉尔家做客。其间，丘吉尔给他宣读了一系列他“二战”时期在议会中的秘密讲话。他建议，《生活》或许可以刊发一些讲话稿——只需支付七万五千美元。尽管觉得这些讲话稿都很乏味，卢斯还是支付了五万美元。丘吉尔接受了这一数额。“让我们希望公众会有不同的感觉吧，”就讲话稿一事，他曾如此对比林斯感叹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让丘吉尔成为‘我们的撰稿人’还是值得我们所付出的版面和金钱的。”其实卢斯真正想要的是出版丘吉尔回忆录的节选，丘吉尔也答应了，却一直未能动笔。卢斯曾不遗余力地想要获得这些节选。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生活》将赞誉和金钱流水般地洒向丘吉尔。当丘吉尔抱怨说因为不能把英镑带出英国而没办法去度假时，《生活》便帮他支付了漫长假期的费用，使他可以去摩洛哥、佛罗里达以及其他气候温暖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画画，当然卢斯还希望他能动笔写点什么。当丘吉尔来到纽约时，卢斯为他准备了非常奢华和极尽奉承的晚餐。卢斯还定期飞往英国去吹捧他，鼓励他。没多久，丘吉尔便签署了合同。1947年春，卢斯同意让《生活》与《纽约时报》共同出版回忆录，并总共支付了一百一十五万美元——《生活》七十五万美元，《纽约时报》四十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个相当令人吃惊的数目。“但是，”比林斯怀疑的是，“丘吉尔真的会专心写出一流的东西吗？还是把大量晦涩难懂的官方文件来个大串联？”

卢斯向他的同事保证说，他不会对丘吉尔作品的具体编辑工作进行干预，但他控制不住自己。他开始用各种各样的建议对丘吉尔进行狂轰滥炸，告诉他该如何讲述战争的历史，特别是他试图说服丘吉尔认同他对罗斯福的蔑视并照此写出来。“在阻止这场不必发生的战争时，他那两面派的做法毫无效果。”卢斯如此写道，因此他背叛了他的国家和全世界。他还跟丘吉尔打招呼说，他认为雅尔塔会议是失败的，并将此也归咎于罗斯福。丘吉尔看过卢斯写给他的信，但从来没有回过。

丘吉尔最终还是动笔写书了，比他曾经预想的要快，快得让格拉埃布纳和卢斯颇为担心。“丘吉尔大部分的写作都是在床上完成的，”格拉埃布纳报告说，“他的六位助理也因此忙碌不堪……其中一位助理负责开车接送丘吉尔先生，而丘吉尔则用这段时间口述回忆录。‘在开车回查特韦尔的路上，我可以完成一千字——从来没有少于八百字，’丘吉尔如此说道。”朗维尔和《生活》杂志的一位年轻编辑杰伊·哥德一同被派往协助编辑第一卷，此卷讲述的都是战前几年的事情。其内容异常庞杂，牵涉极广，而且臃肿异常。卢斯自己也时不时地参与到编辑工作中，并向丘吉尔指出此书的“框架结构”问题。丘吉尔坚持认为，手稿内容不连贯的问题恰好反映了那个时期各国所行政策的不连贯性。但他并没有固执己见，逐渐地允许两位编辑重整他的材料，以适应杂志所需。

节选始刊于1948年春，但并未受到《生活》读者的欢迎，使得杂志——正如安德鲁·海斯克尔所言——“在报摊上的销量一落千丈”。丘吉尔写得很长，偶有出色文采，但多数的时候啰啰唆唆，有时几乎是语无伦次。即使是最严谨的编辑也无法使内容的趣味性一贯到底。他还把官方文件填充到回忆录中，并且一共写了六卷，而不只是合同约定的五卷。他要求支付更多的报酬，而卢斯——在一番讨价还价后——同意了。尽管从方方面面来讲回忆录的出版令人失望，但卢斯却并没有打算停止。他不仅刊发回忆录节选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而且还买下了丘吉尔后续主要作品《英国史》的系列版权。他还分期刊发了温莎公爵（前国王）的回忆录，此回忆录在编辑和大多数读者眼里比丘吉尔的作品更加无趣。不过卢斯的理由是，如果《生活》想要成为他所希望的严肃的以及有影响力的杂志，那么又怎能拒绝这些杰出人物的作品呢（虽然沉闷了点儿）？

丘吉尔作品的连载开创了新闻杂志作为书籍推广载体的先河。在《生活》刊发丘吉尔的书籍后不久，其他杂志纷纷效仿，出版了诸多战争年代著名人士的作品节选：将军、君主、政治家、外交家。尽管没有一家杂志出版的此类纯文字内容能够吸引大量的读者，但是跟卢斯一样，没有任何编辑能够抗拒由这些著名人士作品所带来的声望——对此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

由于反思运动远未达到卢斯的期望便已终止，于是他开始寻找能够帮他实现阐述他那伟大想法的新载体。一直以来，卢斯梦想着办一份专门表达见解的杂志。他一直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代公司终止与《星期六文学评论》短暂合作的决定引以为憾。近三十年过去了，他仍在寻找一种方法能够帮他成为思想领域更为重要的角色。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类杂志——《新共和》、《国家》以及其他——大多是由致力于新政的人把持的——自由主义期刊。尽管卢斯从来没有明说，但是他显然希望能够打造一本提供不同的、更为保守的世界观的杂志。然而，推动此项目的最重要力量却是卢斯生活中的一位新人——威利·施拉姆，一位来自奥地利的流亡人士，在幻想破灭后迅速转为右翼共产主义者（他最后成了《国家评论》的中流砥柱）。

卢斯和施拉姆之间的关系让许多同事感到困惑。作为公司新人及编委会中资历较浅的一员，他似乎有着不同寻常的渠道接近卢斯，而且经常是卢斯因质疑杂志品位而爆发怒火的幕后推手。1947年夏天，他们两个一起前往怀特山度假。这一异常行为使得对卢斯忠心耿耿的长期秘书“深感迷惑”，担心“卢斯先生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施拉姆开始被邀请参加一些被其他人认为不适合一名初级编辑参加的宴会和活动。深有影响力的卢斯副手艾伦·格鲁夫称施拉姆“对哈里有着邪恶的、破坏性的影响——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把自己置身于美国出版界最具影响力的核心中”。比林斯则指出“施拉姆对卢斯有着斯文加利式的影响。”在规划新杂志的早期，卢斯让汤姆·马修斯来主导项目的开发，而施拉姆则作为他的副手。但数周后，施拉姆便说服卢斯让他出任联合主编。马修斯不喜欢施拉姆，对于被要求与他分享权力感到异常愤怒，并最终全面退出该项目。但施拉姆仍然继续把该项目推了下去，卢斯也一贯地给予支持。

施拉姆最初的杂志策划书是过于自信的，同时又是定位模糊的。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来阐述竞争，而且以“对现有多数杂志长期以来的不满”作为创立新杂志的理由。但是，他对新杂志的设想却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而且太过保守：该杂志将反映“对基础法则的尊重和日渐成熟的经验”。它将有一种“紧迫感和对‘新颖’一词有自己的理解。”它将是“建设性的，具有可读性的”。而且，就像卢斯所有其他杂志所声称的，有着内心的“信念”一样，施拉姆提出的理念（心里不知卢斯是否会喜欢）是：“人们有权选择对与错……我们继承自《圣经》和《独立宣言》的标准是非常好的推测，足以让体面的人们将其接受为不言自明的真理。”这不会是“一本‘大杂烩’的杂志，如果我们对某一主题有着自己的见解，那么我们就是认真的，而且我们会坚持这个见解”。它不会成为多数人的杂志，不会是“大众的鱼子酱”，而是一份迎合“永远不会消亡的社区个体的刊物，它设法把对美学的敏感与求知欲和道德关怀结合起来”。它不会“宣扬前卫”，但会拥抱“对宗教重建的愿望……人们已经开始称为‘逐渐成形的美国宗教’”。卢斯的许多同事都认为这份创办计划书的内容和基调充满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嚣张气焰。其他同事则拿它与卢斯和哈登于二十年代推广《时代周刊》时所做的更为做作的主张相比。除了卢斯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支持这个项目。

新杂志的创建工作一直持续了三年，它的名字有时叫作《尺度》（Measure），有时又叫作《求索》（Quest）。施拉姆开始约稿，制作样刊，而且发展了一些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潜在撰述员。但是公司内部的反对意见实在太大，而卢斯在最后阶段的支持又实在太过微弱，于是他被迫于1948年年初放弃。在一份反映出他的不快的文件中，卢斯明确表示，不仅时代公司不会创办该杂志，而且施拉姆也不得把它带到其他地方去创办。但他留下了一丝希望，公司可能会在大约一年之后重启该项目（但从未实现过）。他鼓励施拉姆为自己在时代公司另选一个职务，施拉姆将这正确地理解为根本就没有工作可供他选。在完成了几次象征性的任务之后，他于1949年永远地离开了公司。比林斯在日记中指出，“他是卢斯私人问题的产物——出于‘他的点滴良心’……施拉姆应该在几年前就离开。”

意见杂志的失败并没有打击卢斯利用他在出版界的影响力来塑造民族思维的积极性。卢斯拒绝了这份新杂志，不仅是因为同事反对，而且还因为他不太确定它是否能够拥有符合他影响力需求的读者群。结果，他只能依靠现有的杂志，因为它们发行量大，广受欢迎。同时留给他的还有那些顽固的编辑们，他们并非总是欢迎他的想法。

卢斯依然坚信，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对世界和美国都有着巨大的重要性。这一目标的落空——蒋介石政权的最终战败是卢斯一生中最大的失望。“二战”结束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保持着对未来的乐观——深信从日本侵略中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不会支持革命，而是会渴望在他们熟悉的政府领导下取得和平、舒适和繁荣。1945年，《时代周刊》在一篇题为《希望的光辉》报道中声称：“人们已经厌倦战争中的伤亡、暴力、流放、杀戮和饥饿。”报道的开篇是怀特发来的一反常态地欢天喜地的电报：“中国和平的希望远胜过去二十年。”《时代周刊》竟难以置信地预测：1945年夏天加入太平洋战争的苏联，在抗日战争最后的日子里与中国暂时联盟，这将确保苏联支持蒋介石政府，而不是支持共产党政府的成立；而且认为在打败日本军队之后，斯大林将“迫于道义将红军撤回”。该杂志报道说，苏联军队“对东北的共产党人并非友好，而且禁止他们成立任何组织……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迹象。”

华盛顿对蒋介石政权未来的信心远不如位于纽约的时代公司总部。新成立的杜鲁门政府不希望美国军队卷入中国的内战，但它仍然希望能够通过美国的援助以及促进国共两党的谈判使中国稳定下来，并且希望谈判的结果是一个联合政府的诞生。为了推动这一设想，杜鲁门于1945年12月任命前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作为他的“特使”（马歇尔取代了极度反共的陆军准将帕特里克·赫尔利，后者于1944年在史迪威痛苦离开之后被罗斯福派遣到中国。赫尔利曾把蒋介石政权的种种问题归咎于国务院内部的“叛徒”身上）。

将军在中国的努力逐渐被人们称为“马歇尔使命”，其发生时的背景是：在华盛顿，国务院与军队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陆军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以及刚刚卸任的帕特里克·赫尔利等人持有与卢斯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真正的和平和改革是无法通过谈判获得的；同时认为蒋介石政权需要大量来自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及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卡特·文森特等人则对蒋介石抵抗共产党挑战的能力（无论有无美国的支持）持怀疑态度。他们最大的期望是要防止美国在“二战”刚刚结束几个月后，又陷入新的亚洲战争。刚开始，马歇尔尽量避免支持任何阵营，但后来他逐渐确信国务院的看法是正确的。

卢斯在信中对马歇尔的任命表示了热烈的支持，并提出向他提供帮助。马歇尔礼貌地拒绝了他的提议，不过卢斯还是开始施加他对将军的影响。他特别热衷于调动曾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团体和其他神职人员，卢斯相信他们同时拥有影响政策的知识和道德水准。他敦促马歇尔邀请司徒雷登——前燕京大学校长，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曾经是卢斯父亲的同事和朋友——作为将军在中国的顾问。马歇尔拒绝了这一请求，但司徒雷登还是来到了中国，并拜访了马歇尔本人。很快他便成为将军的心腹。让卢斯异常高兴的是，在马歇尔的请求下，司徒雷登于1946年成为战后第一位美国驻中国大使（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卢斯给他发去了无数的信件和电报，敦促他给予中国更大力度的支持，并向马歇尔施加更大的压力以抵抗中国共产党。他警告说，“华盛顿给予这个问题的关注太少。”当意识到在华盛顿形成的共识是美国人无意帮助中国时，他写道：“马歇尔将军和你自己可能都低估了美国公众的意愿他们希望通过宪法国民政府制定大力援助中国的方案。”而他自己则努力地数着那些越来越多的颇具破坏性的声音：“怀特的《中国惊雷》、亨利·华莱士、《新共和》、《国家》……以及最近由约翰·卡特·文森特所做的演讲，在我看来……都是对中美两国最高利益的令人震惊的伤害。”

卢斯还联系上了协和神学院（卢斯的父亲曾就读于此）的新任主席亨利·凡·杜森，后者刚刚完成对中国的访问。在卢斯为《生活》征集的一篇文章中，凡·杜森把马歇尔吹捧为一个“诚信……和智慧”的人，但同时又质疑他处理中国问题的手法。他坚持认为，“阻碍和平进程的棘手问题就在于中国两个派系之间的冲突具有本质上的不可调和性……这是目光长远的政治家必须现在面对的、无法逃避的问题之一。此时国民党军队正值组织完善而且装备良好之时，而共产党的力量尚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

卢斯很快便开始了一场更为广泛的挺蒋运动，该项运动既针对他眼中拥有重要决策权的官员——首当其冲的便是马歇尔——又针对美国公众。他1946年秋天对中国的访问标志着该项运动的开始，此时距离他上次中国之行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而且，1946年春天，他指示公司在当地的一位记者帮他在青岛的伊尔特斯·哈克海滩做好暑假安排。孩提时代的他曾在那里度过了几个夏天，而且他在三十年代初还去过一次。“我不希望太差，”卢斯说道，“要有三到四间卧室，要有客厅、饭厅以及可以作为图书室或书房的地方。当然，水暖是必需的。要井然有序。我想，找几个仆人应该没有问题。”最后，卢斯的假期并未成行。但他继续寻找着其他访问中国的机会，而且还真让他抓住了一个——据称来自蒋介石的“邀请”。

事实上，正式的邀请根本不存在。卢斯曾经轻描淡写地跟中国派驻美国的官员提起过，他希望尽快访问中国。但是，他说话的时候，正值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以及国民党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在场，于是他这句模糊的话语便传到了蒋介石的耳中。然后，蒋介石就说，如果卢斯决定来华的话，应该是会受到欢迎的。连蒋介石自己都不大确信的欢迎之词却很快被卢斯以及美国官员当成了正式邀请。当卢斯动身前往中国的时候，时任美国陆军部副部长的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给他安排了一架豪华的美国空军飞机，而且费用由政府出。卢斯于10月26日抵达上海，前来接机的有该市市长以及美军驻该市的高级官员。像往常一样，他受到了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热情款待。“卢斯成了晚餐后谈话的中心，因为他和我一起出席过许多此类的中国式社交活动。”马歇尔的助手约翰·比尔（John Beal）（前《时代周刊》记者）事后在他的日记中如此写道。毫无疑问，卢斯听到了他想听的内容。他问记者为什么没有更多地报道政府在军事上所取得的胜利。他相信战争的进程已经“改变了形势”，而且已经基本上保证了国民党的胜利。他的观点得到了确认，而且他没有听到与他观点相反的内容。

卢斯与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老朋友司徒雷登共进晚餐，但令他沮丧的是，席间谈话的焦点一直是关于怀特作品《中国惊雷》所取得的成功。他与蒋介石及夫人、马歇尔将军及夫人一起在南京附近的一艘游艇上度过了一个下午，庆祝委员长的生日。“那是一个美丽而又难忘的日子。”他后来回忆道。当他们回到岸上的时候，村子里所有的人（他们一群人在到达的时候并没有引起村民的注意）都被调动起来举行一个迟来的欢迎会。与马歇尔私下里的会谈丝毫没有改变卢斯的观点，他认为马歇尔将军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理解是严重错误的。但马歇尔仍然认为，中国危机的解决方法就是“让国共两党合作”。他抵制卢斯关于美国大幅增加对蒋介石政权援助的建议；马歇尔认为，这样做只会挑明蒋介石缺乏诚意并拒绝与共产党谈判。即使是并不像马歇尔那样对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充满信心的司徒雷登，也认为对蒋介石的援助应该以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改革作为条件，但这一要求遭到了卢斯的反对。

尽管马歇尔的乐观显而易见，但卢斯的来访恰逢马歇尔使命的基石——国共两党谈判——的失败。卢斯设法与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见了一面。《时代周刊》的通讯员弗雷德·高路云（Fred Gruin）开车将卢斯送到共产党代表团下榻之处——一座灰砖砌成的院子。“在一个小小的客厅里，摆放着一盆点旺的炭火，驱走了秋天的寒意，照亮了手中热气腾腾的茶杯，”高路云回忆道，卢斯和周恩来坐了下来，开始完全用英语交谈。“现在，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想要的，”高路云写道，“是真正停止内战。”直到后来跑去告知司徒雷登这一提议的时候，卢斯才发现，周恩来的提议里还包括国民党军队从中共获胜地区全面撤离的要求。“我必须记录下来，”卢斯在多年后写道，“周恩来在与我谈话时所表现出的绝对信心以及良好的幽默感。尽管他所提不多，但我仍然不寒而栗地感觉到他预计不久便会控制整个中国。”多年以后卢斯写道：“在我停留的最后日子里，我发觉他是对的。”但没有迹象表明他在当时确实相信这一点。

在行程结束时，卢斯已经确信“马歇尔使命失败了”。但他相信，马歇尔的失败将为军事援助国民党提供新的动力。他说，卢斯“满怀希望和良好愿景”离开了中国。

回到纽约后，卢斯鼓励他忠实可靠的编辑查尔斯·墨菲完成一篇详细的蒋介石个人传略，一共分成四个部分，并计划发表在《生活》杂志上。墨菲早在几个月前便开始了这项工作，尽管蒋介石已经是他的杂志中传略最多的人，但墨菲并没有被这一事实所吓倒。不过，卢斯却遭到了比林斯以及其他一些资深编辑对这篇过分热情、毫无原则的文章的坚决反对。他们首先说服他将其减少到了两个部分，然后经过一年的犹豫不决，将其完全封杀。卢斯勉强同意了，部分是因为他害怕在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显得过分地盲目推崇，但他后来又后悔做了这个决定。似乎是为了弥补这次的失败，他1947年积极招募了前外交官威廉·布利特作为“特约记者”前往中国，对内战的状况进行报道。卢斯的资深编辑们对此项安排缺乏热情，都认为布利特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牛皮大王。“我们都不赞成布利特的中国之行，也没指望他会有什么收获，”比林斯在日记中写道，“只希望卢斯能够抵制这种彻头彻尾的无赖！”尽管布利特既无经验又无关于亚洲的专业知识，时代公司仍然为此行支付了史无前例的一万三千美元。布利特的手稿提交上来的时候，比林斯形容为“肤浅和平庸”，但又不敢毙了它。C·D·杰克逊对《时代周刊》发表该文章的摘要大为不满。《生活》的编辑们则拒绝接受其长篇大论（尽管布利特“强烈反对”，他们还是最终说服卢斯把它由两篇精简为一篇）。卢斯承认，“有些人认为布利特的作品是垃圾”，但他仍然支持它，并同时发表在《生活》和《时代周刊》（节选）的1947年10月版上。不出所料，布利特赞同卢斯的观点，认为不管美国代价如何，中国落入共产党手中是不可接受的内战结果。和卢斯一样，他认为，蒋介石的所有问题——腐败、官僚、无能、暴行——实际上都是战争压力造成的，期望这些问题在打败共产党之前能够有所改善是不切实际的。他建议派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担任蒋介石的战争顾问（尽管这一建议被再三提出，但麦克阿瑟一直拒绝考虑）。“他们必定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像兄弟般一起工作，”布利特兴高采烈地如此预测，“整个远东的地平线都将被希望照亮。”

卢斯对自己的记者和编辑越来越不满意。他抱怨说，他们不“遵守总编的中国政策”。

回到纽约后，他继续以此任务的紧迫性不断地对编辑们进行轰炸。“卢斯来到我的M.E.（执行编辑）午餐会，不停地谈论着有关中国的事情——几乎完全是昨天午餐会内容的翻版。”比林斯写道。马修斯也收到了一份来自卢斯的备忘录，抱怨“时代——生活国际部”“没有给予中国足够的关注……几乎所有驻中国记者都没有把工作做好”。他的资深编辑们几乎每天都收到责骂他们的备忘录：“在我看来，《时代周刊》极少关注过顾维钧。”有一天他抱怨道。在另一份备忘录中，他写道：“我们需要再一次……聚焦在中国的前景上：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是进步还是混乱。”编辑们经常发现卢斯“因《生活》中某些关于中国的文字发脾气”，或者“明显因中国问题而痛苦”。在卢斯压力下深受折磨的编辑部同仁们开始搜集证据，以证明他们实际上是在反映卢斯强烈的观点。

在卢斯自中国返回两个多月后，马歇尔被从南京调往华盛顿，出任国务卿。杜鲁门总统、国会议员们以及广大市民赞赏马歇尔试图完成一个最终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而大多数的美国人则慢慢开始为蒋介石政权即将失败以及共产党的胜利做准备。但对卢斯以及其他的国民党坚定支持者而言，马歇尔的失败是一场悲剧性的大背叛的一部分——通过最大的无能和最坏的卖国阴谋，故意放弃了中国，使其落入了共产党的手中。早在中国倒下之前，指控便已开始——而且持续了整整一代人。在中国国民党失败之前的几年里发生的事情成了后来的知名机构“中国游说团”的弹药库。

作为“中国游说团”成员之一的卢斯并没有像其他成员那么狂热。他仍然欣赏乔治·马歇尔，尽管他对将军在中国的表现备感失望。他没有经常指责那些他所反对的叛国动机，也很少把自己与那些歇斯底里的亲蒋右派传媒巨头联系起来——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芝加哥论坛报》的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以及其他一些人。但是，在国民党政府执掌大陆的最后几年里，卢斯便开始怨恨那些他认为在其历史上最大危机的时刻放弃了中国的人，这种怨恨逐步加深，并一直持续到国民党倒台多年以后。卢斯认为，放弃中国之举的愚蠢性不言自明，美国的方针只有用懦弱、愚蠢或——更为严重的——背叛来形容才能够解释得通。他在1948年年初痛苦地写道，“衡量美国太平洋政策退化的事实是，只有少数几个像明尼苏达州代表沃尔特·贾德和我一样的人，不得不四处兜售一个美国重大利益和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感觉就像我们试图从纯净食物法则中窃取一份瓶装的大杂烩……今天，试图‘领导’世界的美国政府——似乎丝毫没有因为对亚洲的完全漠视而尴尬。”

卢斯缓慢、谨慎而又坚定地进入阴谋论的世界。有不少的事例反映了这一点，包括他与亲自参与创建的组织——太平洋学会（IPR）——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这是一个在纽约成立的准学术组织，致力于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和太平洋地区。1930年成立的时候，卢斯是创始人之一，他认为这是一个“永远追求客观性、展示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的组织，对《时代周刊》和《财富》来说，有着很好的参考作用”。他偶尔也会出席一些他们的会议，适度地提供财政支持，并且与该组织的会长爱德华·卡特保持亲切和支持的关系。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卢斯参与了该组织的新大楼“太平洋大厦”的设计工作。这是一座雄伟的大楼，将赋予太平洋学会更重要的公众形象，并且会吸引更多人对中国相关问题的关注。卢斯在1943年举办了一场晚宴，来推广这一想法。他请泛美航空公司的总裁胡安·特里普来主持这次筹款活动。他还叫来了一位时代公司的员工从旁协助。尽管他提供了诸多帮助，但该项目还是失败了。虽然与太平洋学会的关系有些紧张，但他对该组织的支持却没有停止过。

1946年春，一位在亚洲有着大量投资的纺织富商艾尔弗雷德·科尔伯格开始担心他们正处于危险之中，于是他开始了一场诋毁运动。被他诋毁的是那些他认为参与了巨大阴谋的人，这些人蓄意破坏国民党，以确保共产党的胜利。在他的主要目标中就有太平洋学会，而他本人却是该组织的一位长期会员，虽然很少露面。科尔伯格是一位好斗的理论家，对他来说，对不同观点持开放态度的太平洋学会，几乎是在做等同于叛国的行为。他开始整天泡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里，查找能够支持他观点的太平洋学会文件。他指控太平洋学会出版物和研究资料负责人“是带有偏见的”。当年8月，卡特邀请科尔伯格与会，以“澄清事实”。但这却增加了他们之间的敌意。

科尔伯格并非是就共产党在太平洋学会中的影响力向卢斯提出警告的第一人。1943年，来自《财富》的一位同事艾略特·詹韦声称，他发现该机构“真正的掌控者是一群可疑的人，他们躲在背后对一些受人尊敬的研究人员进行操控”。他说，“卡特正是这帮家伙的走狗。”通常尊崇詹韦意见的卢斯，这次却对他不加理会。相反，科尔伯格是一个在通常情况下与卢斯没有任何关联的人，因为他性情急躁、粗野、睚眦必报、有着近乎疯狂的热情。科尔伯格甚至曾经暗示，卢斯就是一个傀儡。但到了1946年年底，卢斯已经无法容忍关于中国观点的分歧，于是更加轻信科尔伯格的指控。

但是，卢斯对这种温和而且合理的辩解一点儿也不满意。当卡特因怀疑科尔伯格而向卢斯请求帮助时，卢斯冷冷地回答道，“科尔伯格在我看来没有‘名誉受损’……我所担心的是，我发现太平洋学会的研究成果丝毫不能帮助我们了解苏联行为的方方面面，而这才是美国理想和美国利益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深感震惊的卡特立马汇集了太平洋学会对共产主义的危险进行过大量研究的证据，但卢斯把它撇在了一边。“这封信的主要问题是，它应该是几年前就写好……所谓的对科尔伯格的指控或许毫无理由，不过我仍然深信他提出的关于太平洋学会的问题不应该随便应付两下便了事的看法。至于迄今为止太平洋学会所采取的‘路线’，我极不认同。”他得出的结论是，他要从该组织中退出来，并停止资金支持。

卡特颇不明智地在给卢斯的回答中警告说，“如果在公众的心目中把你与诸如科尔伯格、作家厄普顿·克洛斯（Upton Close）以及赫斯特等针对太平洋学会的极右批评家联系在一起，由此对你造成的损失将超过对太平洋学会造成的损失。”卢斯再也没有与他联系过，如此一来卡特那些充满哀怨的信件只有他人代为回复。没过两年，卡特便辞去了他在太平洋学会的职务。“太平洋学会出版物的悲剧故事，”卢斯在1949年沮丧地写道，“是我知道得太多的一个——但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迟了！”可以肯定的是，卢斯脱离太平洋学会是卡特辞职的部分原因所在。

随着中国局势的恶化，哈里和克莱尔两人都与艾伯特·魏德迈将军建立起一种似是而非的友情。魏德迈将军曾担任蒋介石的陆军参谋长，后来接替史迪威成为驻华美军的总司令。魏德迈是一个才华横溢、受人尊重的军官，他的观点极为保守。作为为数不多、拥有非常丰富的中国经验的高级官员，他多次被推荐为中国新任务的执行人。他认为，每当华盛顿的官员们发现他太过敌视共产党（马歇尔一直在和他们谈判）同时又太过支持日益败坏的蒋政权时，他的希望便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了。从魏德迈的经验中（同时经过卢斯的刻画）总结出了一些关于国民党失败的阴谋理论的基础要点。

1946年春，国务卿伯恩斯提议由魏德迈出任驻中国大使。自1941年以来，这个职位一直处于空置状态。为了做好准备，魏德迈将军开始与卢斯进行沟通，在纽约的时候他们一起吃饭，离开的时候便通过书信交流。

几个月后，魏德迈获悉他没有获得大使的任命，新的大使是司徒雷登。卢斯的一位助理报告说，魏德迈本人感到“失望，但并未生气”。但他表现出了一定的痛苦，而且他声称，约翰·卡特·文森特以及其他一些国务院的官员为了他的任命“一直争取到了最后”。当然，卢斯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司徒雷登的任命。但是，这并未阻碍他加入到视魏德迈为中国事业的牺牲者的人群中去。

一年之后，大约就在布利特被《生活》派往中国之时，卢斯从魏德迈处获知马歇尔要求他回到中国，起草一份关于如何“挽回急剧恶化局势”的报告。很难理解为什么马歇尔会决定把如此敏感的事情托付给与自己见解大相径庭的魏德迈。但是这个决定或许反映了马歇尔对魏德迈卓越军事才能的尊重。“你显然知道，”魏德迈在给卢斯的信中写道，“虽然我国政府已公开承诺坚决打击共产主义在巴尔干和西欧的蔓延，然而矛盾的是，我们却拒绝在远东地区实施同样的政策。”他说，他“决定向马歇尔提出建议……这些建议反映的是一些逐渐形成的想法，是对历史多年研究的结果”。

自中国返回美国之后，魏德迈向卢斯提供了一份关于他的调查结果的摘要。让卢斯沮丧的是，其中大部分是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严厉批评：在国民党军队里，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关系非常糟糕；政府内部“全面腐化和无能”；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完全无视政权的可怕处境。“我严重怀疑蒋介石是否认识到普遍存在的真实情况。”他写道。但魏德迈还是强烈建议调动上万名军事“顾问”给中国军队，再加上美国向蒋介石政府提供大量不以政府改革为条件的援助。这份报告——卢斯等人热切期盼着，视其为美国政策转向强力支持中国国民党的最后一次机会——并没有出现，虽然卢斯做了巨大努力试图说服马歇尔将它通过。魏德迈告诉卢斯说，“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都落在了我的身上。”他说，他的努力“因国务院中带有欧洲意识的官员的犹豫不决而化为乌有……我已经向马歇尔指出我的建议的执行可能会被拖延，但迄今为止什么都没发生”。

正如卢斯所怀疑的那样，答案就是国务院。因为不满于魏德迈过于激进的建议，尤其是对他建议在中国部署美国军事顾问不满。马歇尔和他的同事们起初是要求中将对报告进行修改，在遭到拒绝后，他们放弃了此份报告。

直到两年之后，淹没在浩瀚的美国政策白皮书中的魏德迈报告才得以公开。白皮书为1947年扣压报告一事辩解，魏德迈对蒋介石政府的批评会打击中国政府的士气。然而，该白皮书的核心，却是对一直声称美国政策应该为国民党失败负责的卢斯等人进行了尖锐的驳斥。它认为，“中国失陷”的责任应该明确地落在国民党的肩上，很显然，他们在战争初期便失去了能够赢得民心的昂扬斗志。中国国民党已经“陷入腐败之中……需要依赖美国帮助他们赢得战争……中国国民党政府失败的原因……完全不是美国援助不足的问题……事实证明，国民党的领导人没有应对危机的能力，他们的军队已经丧失了斗志，而政府也失去了民心”。毫无疑问，这个评估使得卢斯及许多其他中国国民党的支持者愤怒不已。

到1948年年初，中国的局势似乎已经不可挽回；虽然杜鲁门政府继续声称他们是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但来自美国的物资支持正在减少。马歇尔开始相信在战场上击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绝对不可能的军事行动”。因此他最终没有成功通过联盟在政治上将共产党打败。他还确信，国民党军队已经丧失了战斗力，而且向他们提供武器，等同于把共产党武装起来。“三十三师不战而降，”他在一次非公开会议上告诉记者，“因此他们的装备——我们从自己的储备中拿出来提供给他们的——未经战斗便已落在了共产党的手中。”但是，严峻的军事前景只是需要考虑的诸多因素的一部分。马歇尔和杜鲁门同时认为，中国的利害关系尚不足以证明美国的干预是值得的，因为此类干预注定是代价高昂的，而且没有成功的保证。“在美国以外，只有四个大的资源中心值得我些许关注，”马歇尔对记者说道，“它们是日本、德国、英国和苏联。中国除了人力资源外什么都没有。而在我的脑海中仍然存在一个疑问：这一巨大的人力资源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

当年5月，卢斯说服杜鲁门政府派遣刚刚成立的亨利·卢斯基金会的会长查尔斯·斯蒂尔曼前往中国，帮助派发美国援助。“查尔斯·斯蒂尔曼是我们时代公司可以向中国建设事业提供的最大的单个支持……他不是外交官，不是大学教授，不是只会空谈的激进分子，更不是煽动暴民者，”他写道，“他是一名商人。”但是，就像许许多多曾经试图为国民党政府寻求资金援助进行辩解的军官、外交官、记者、商人和慈善家一样，斯蒂尔曼发现自己只是一位国民党政府腐败和无能的无力见证者。

1948年正在一天天过去，当前的卢斯只固守着一个希望：成立一个共和党的政府。他认为，共和党政府一定会更为有力地保卫中国。他是密歇根州参议员阿瑟·范登堡的坚定支持者。范登堡曾是一位孤立主义者，战后的年代里他转变为新起的国际主义者。不过，范登堡从来就不是一个认真的参选者。于是，卢斯最终不得不寄希望于纽约州州长托马斯·E·杜威，一个卢斯一直不怎么喜欢的人。杜威已经是第二次参与总统竞选。“我们缺少伟人、领导者或潜在领导者，既正直又有才的人。”卢斯曾在1946年如此抱怨，他显然是想起了死去的威尔基以及杜威在1944年带给他的失望。但是，他热情地接受了这个他认为对共和党来说绝好的机会。他说，民主党“即将四分五裂”。现在的美国“很显然更为保守”，而且杜鲁门本人也很不得人心，甚至连民主党人自己都感到失望。《时代周刊》将听众对杜鲁门在民主党1948年的一次资金募集行动中的演讲的反应描述为：“让人厌烦，只是出于礼貌才容忍下来。”

1948年春，在一次演讲的开篇，卢斯用自信满满的语气说道：“1949年1月20日，美国商人将要庆祝共和党在野十六年之后重新执政。”信心百倍的卢斯迫使《时代周刊》进行报道，而《时代周刊》也早已把“审慎”二字抛在脑外。带着少见的轻率，该杂志不停地把杜鲁门的竞选前景刻画为注定失败。“只有政治奇迹抑或共和党方面的极端愚蠢，”该杂志3月声称，“才能够挽救已执政十六年的民主党在11月份的溃败。”杜威和他的竞选搭档加州州长厄尔·沃伦的二人组合“是胜利扫除共和党回归执政路上障碍的车票”。竞选活动临近结束时，偶有报道显示杜鲁门的支持率正在回升，但《时代周刊》的必胜信心丝毫没有动摇。一直到11月1日，该杂志仍在欢呼共和党重新掌权的一天已是“胜利在望”。《生活》准备了一张照片作为大选后第一期的封面：面带微笑的杜威——但幸运的是，该期杂志在竞选结果出来前尚未来得及出版。在确认是杜鲁门获胜之后，它不好意思地报道说：“《时代周刊》，像其他所有人一样，错了。”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在中国扭转乾坤的机会已经消失了。即便是共和党政府的坚定支持也无法挽救蒋介石和他的政权。“因为袭击贵国的灾难，使今年我们圣诞节的天空显得更加的暗淡，”卢斯在12月24日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请放心，您在这边的朋友都明白，您已经全心全意地为了看得比个人命运还重要的事业战斗过——历史将会证明这一点。”就在同一天，他更加不客气地告诉时代公司的同事们，“中国已化为乌有。对此，美国能做些什么呢？”有人建议用“坚船利炮”，但卢斯否定了：“那是十九世纪英国的政策。”然而，即使到了此时此刻，卢斯仍然没有放弃希望。他再一次独自奔走于华府官员之间，但他们只是重申了政府的官方立场：“美国政府方面丝毫没有把中国作为一个失败的事业加以放弃的倾向。”但很显然，几乎所有人都明白，这些声明毫无意义，美国毫无办法去扭转共产党的胜利。

第十二章 “冷战”干将

卢斯不再对“冷战”念念不忘，开始把重点放在他所认为的美国巨大成功和美国生活转变上。卢斯开始不再局限于寻求权力，还要寻求幸福。

巧合的是，1948年《时代周刊》创刊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日，与卢斯的五十岁生日在同一天。尽管庆祝宴会非常奢华，相关报道也较为正面，但这两件喜庆的事似乎触动了他内心的伤痛。他的婚姻一团乱麻；他的公司困扰不断；他钟爱的中国也脱离了他的影响。同事们发现，他比以往更加烦躁不安，更加没有耐心——无法如其所愿地影响事件的发展，使他感到懊恼；种种想法不能一吐为快，又让他不知所措。

卢斯最亲密的合伙人之一艾伦·格鲁夫，在陪同卢斯到欧洲旅行了几个星期之后，认为卢斯“对他在《时代周刊》的办公室工作感到日益厌烦”。他同时认为卢斯“在美国没有倾诉的对象，尤其是与他智力相当的人”。格鲁夫继续说道：

卢斯是个善于应对大事的人……但在处理小问题上，比如私人关系，却是非常糟糕。他不计后果，意气用事……他恃才傲物，认为任何人都不能给他答案……他已彻底丧失了与他人平等对话的技巧，成了一个极为令人讨厌的人……愉快的社交谈话已离他远去。

比林斯和格鲁夫一起分析过卢斯的心理状态，并对“卢斯的深度职业忧郁症”进行过阐述。卢斯的谈话“实际上无法用文字来转述……他的沟通很大部分是通过动作和表情来实现的……令人难以置信……他说跟愚蠢的人交谈是对牛弹琴，而大多数人又都是愚蠢的。他举止极为傲慢，脾气暴躁而可怕……我们都怀疑他是不是要疯了，虽然他才智过人”。

持有类似看法的不仅仅是格鲁夫和比林斯。为了报道《时代周刊》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有位《商业周刊》的记者对卢斯进行了采访。他记下了这次谈话给自己留下的印象：

在以往正常的社交生活中，我还从未与说话如此语无伦次的人持续交谈过……他所有的语句，甚至许多的单词，都是不完整的……被毫无逻辑地糅合在一起……他说话之所以语无伦次，是因为他大脑中的想法太多，又争着想从他的嘴里冒出来，结果堵住了彼此的去路。

关于卢斯精神日益涣散的故事比比皆是。据同事们说，在吃饭的时候，他经常一边吃一边不停地说话，一边说话又一边往嘴里塞食物，以致最后他根本不记得自己已经吃过了，并愤慨地问为何还不上菜。有一次吃午饭，他对自己点的食物视而不见，却不假思索地把恰好放在他座位旁边的一大盘四季豆给吃了。又有一次在巴黎吃法国大餐，当一盘蛋奶酥被端上桌时，他随手叉了一块，并不停地在上面挥舞，惊诧不已的客人们（包括大厨）眼睁睁地看着那盘蛋奶酥塌了下来。他衣着名贵，却又穿不出样子。他的秘书常常要打电话到他家中，让人将一些物品送到办公室来，因为他老是鞋子或者袜子一样穿一只。

到1950年，卢斯似乎在考虑选择另一条人生道路。该年年初，康涅狄格州的共和党人找到克莱尔，问她是否愿意成为美国参议院的候选人。她谢绝了，但是表示会尽力动员卢斯参选。有好几个星期，卢斯都在认真考虑参选之事，尽管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经拒绝过。卢斯在1月份对《纽约时报》说，“我绝对有兴趣。几位共和党领导人很想让我参选，并要我考虑一下，而我正在考虑当中。”他与编辑部的同仁谈论过此事的可能性。他坚持说自己不可能参选，但又大谈参选的吸引力。他说，他感觉“就像一位有机会上前线冒着炮火前进的五角大楼的宣传将军”。他怎么可能拒绝呢？但在另外的场合，他又声称从政的前景令他感到痛苦。他抱怨道：“我本不应该掺和进来。再说，我到时想退出的话，还得费不少事。”他的担心部分在于他必须与他的朋友兼耶鲁同学、正值改选的威廉·本顿成为竞选对手。但真正的障碍是他害怕放弃旗下的杂志以及它们给予他的力量。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和他在参议院所拥有的权力相比，杂志给予他的力量要更为强大。虽然管理公司让他身心疲倦，他却不可能弃之不顾。于是他在2月初便宣布自己不会竞选参议员。

1950年夏末，他宣布将离开时代公司休息一年，去“整理思路，并作旅行打算”。他不在的这段时间，公司将由比林斯打理。卢斯甚至允许他搬入自己宏伟的办公室，尽管这只是临时的。但在竞选参议员的问题上，卢斯反而摇摆不定起来，虽然他早已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凝视着空中，啥也不做，”格鲁夫说道，“他似乎处于深度的忧郁中，很显然，令人期待的一年假期并未让他振作起来……他恨纽约，因为他在这里经历过个人的失败，而且他和克莱尔仍未能打入纽约人的社交圈。的确! 事实如此！”有几次，卢斯甚至说（或许并未当真）要将公司搬离纽约，搬去印第安纳、得克萨斯或者韦斯特切斯特。他的长期秘书，惊觉地发现他即将离开（结果也使她自己的日程安排被中断），她开始告诉比林斯关于卢斯的生活和婚姻的秘密。“克莱尔没有朋友，哈里也没有。”《生活》编辑爱德·汤普森说卢斯“非常孤独”。比林斯写道，卢斯“神经紧张，他的身体状况很糟糕”。可一旦他的休假年正式地开始了，卢斯又持续地找借口返回到公司大楼，其中很多的借口都与朝鲜战争过山车似的进程有关。1951年年初，他就完全放弃了休假年，重新回到他的办公室，并且设法假装什么都未改变。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自己的公司中，卢斯感受到空前的隔阂，无法按照他所期望的那样掌控杂志，无法将他对它们的期望完全地表达出来。为了应对这种窘迫，他经常去旅行——是那种严肃的、充满目的性的、近乎偏执的旅行。他相信，旅行可以帮助他了解战后的新世界，也是他仍然希望塑造的新世界。“只有当他经过大量的探寻式旅行，就像好奇的彗星射过苍穹之后，”比林斯告诉格鲁夫时说，“他才似乎愉快地感觉到自己还是有用武之地的。”卢斯不辞辛苦地在美国四处奔波，不停地拜访市长、州长、和商业领袖们以及他喜欢称之为“人物”的人：“我最喜爱的学院院长……一位富有、开明的土地所有者……一个繁忙的乡村医生……一位身为社区领袖的扶轮社成员……三好学生以及咸女郎们。”在几周的时间内，他访问了洛杉矶、旧金山、萨克拉曼多、博伊西、西雅图和波特兰。在旅行的后期，他去了辛辛那提、达拉斯、沃斯堡、斯奈德和得克萨斯，后来又去了芝加哥、阿纳康达、比尤特，并再次来到了西雅图和波特兰。这些旅行似乎至少暂时地让他振作了起来，在给编辑们的回信中，他满腔热情地讲述着他发现的“新美国”。即使在小得不能再小、最不可爱的小镇中，他也能找到灵感：“蒙大拿州比尤特市的美国人……忙于工作——大量的工作，而且他们在工作的同时还能做到：a）他们之间相当友好，并能做到最大的公平；b）他们对发展有信心”。

他对出国旅行更是狂热，也更加频繁。他时常声称他不想花时间与重要人物会面，但实际上他的时间几乎全花在此类会面中。每当他到访一个城市，当地不幸的时代公司通讯员们在遭遇卢斯降临风暴之前，便已经经历了数个紧张的星期，为他会议和活动安排而忙碌。卢斯在巴西的一位时代公司同事，在接待完他之后写道：“我们的卢斯先生……来去匆匆，留给我们的只有极度的疲惫。”她说：“这就像是一个疯狂的漩涡，相关人等皆陷入其中……等到最后，绝大部分的人都未能幸免。”仅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与他会面的就有总统、红衣主教、美国大使（参加国宴）、部长们、商业领袖们以及该国最大的农场主。在英国他与温斯顿·丘吉尔和工党首位总理克莱门特·艾德礼会面，并且在离开时欢欣鼓舞，因为英国实际上并没有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在访问完欧洲大陆后——他去了德国和奥地利——他兴高采烈地写下了美国重建所取得的进展，并且指出“在欧洲，非共产主义或反共产主义特性的政治生命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格鲁夫，在大量阅读卢斯的旅行备忘录后，告诫他的同事们：“老板重新发现了欧洲。”经历此次发现后，卢斯多次前往欧洲。在1949年的一次旅行之后，他的办公室列出了他会见过的人物名单——超过了一百位，他们当中有来自意大利、瑞士、比利时和法国的教皇、总统或者总理；有王子和公主、政治家、作家和艺术家，如戴高乐、吉恩·蒙内特、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在围绕亚洲旅行一圈之后，他列出了另外一份名单，都是与他作过促膝长谈的人：包括韩国的总统、中国国民党和菲律宾人、越南国王和总理、日本首相以及十多位政府首脑、大使和部长。“在所有这些会面之后，”卢斯自豪地指出，“我又花了三十三个小时，从新加坡飞到伦敦，行程八千英里，到唐宁街十号与温斯顿·丘吉尔共进晚餐”。

当他去到更加遥远、罕见名人和实权人物的地方时，他成了一位热切的旅行作家。他用很长篇幅记下了沿途的风光、风俗人情和文化。穿越中东时，他走遍了伊朗和靠近苏联南部边境的大片土地，并写下了该地区的异国风情：波斯沙漠的“空无一物”，大不里士粗糙的铁路建造技术，阿塞拜疆奇怪的市场，山的形状、树木、果园，边境巡逻人员的生活，骑驴的人。但是，当他后来到达贝鲁特时，他恢复了他以往的倾向，对美国人在这迅速变化着的世界中所发挥的作用感到敬佩。这座现代化的商业城市以及它“有着美国思维方式”的市民着实让卢斯眼花缭乱。他说，该市的西方高等院校（其中最为显著的几家都是美国大学在贝鲁特的分校）“是我们心目中美国生活‘精华’的活广告”。

卢斯几乎总是将他到访过的地方看作具有巨大利益和重要性的地方，但是他又对阿拉伯世界抱有一种奇特的、有些阴沉的迷恋。他写道，以色列的诞生“极大地震惊了阿拉伯人，导致了他们幻想破灭后的困惑以及对美国的敌意。阿拉伯人无法解释美国的干预，于是将之归咎于美国是由犹太人进行统治的论调”。卢斯说，美国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留下了“社会不公的轨迹和不公平的味道”。但是总是持着乐观态度的他，确信如果美国选择行动的话，“流血是可以被阻止的”。“我相信，西奥多·罗斯福就可以在一个星期内搞定这件事情。”

后来证明，卢斯的旅行只是他在“冷战”刚开始的几年里，对公司面临日益增多的麻烦的时断时续的逃避。1948年8月3日，惠特克·钱伯斯（其时他已不再担任《时代周刊》的国际编辑，但仍是该杂志的“特别作家”）在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的听证会上作证，指控前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暗中活动的共产党党员。该指控起初似乎完全难以置信，因为希斯是位受人尊敬的外交官，曾经陪同富兰克林·罗斯福出访雅尔塔，参与过起草联合国宪章，而且是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的同事和朋友，很快就要出任国务卿。希斯极力否认指控，并且坚持认为他与钱伯斯从未谋面（虽然他后来承认他也许认识他，不过是叫另外一个名字）。但这两个人反差实在太大：希斯为人圆滑、保养得当、穿着体面，而钱伯斯却是衣着邋遢、过于肥胖、焦虑不安。许多人因此怀疑指控的真实性。但是顽固的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是其为首人员，他是第一任期的共和党代表），对此案一直追着不放，并使其保持在调查状态。10月，希斯状告钱伯斯诽谤。作为应对，钱伯斯提出来新的犹如重磅炸药的指控。他说，希斯不仅是共产主义者，而且是苏联的间谍。为了支持他的指控，钱伯斯提交了几个微型胶卷。这些胶卷原本藏在他位于马里兰州威斯敏斯特农场的一个南瓜中。“南瓜文件”似乎支持钱伯斯的指控，而希斯（虽然不缺大人物的支持）却不幸地陷入了长年的诉讼、监禁和耻辱的孤独生活中。他的余生在不停地申辩中度过，却未能成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公开的苏联秘密文件证明希斯确实参与了间谍活动）。

在几个月的压力提升之后，希斯与钱伯斯之间的争端极大地震动了时代公司。由于卢斯不再忍受，几年前极度鄙视钱伯斯的左倾作家和编辑大部分都消失了。其余的职员，包括卢斯自己，都敬佩钱伯斯，相信他的故事，且有一阵子还寻求保护他。当钱伯斯在面临第一次非美活动委员会听证之际提出辞职时，卢斯便回答说，“胡说，作证只是一项简单的爱国义务。”他告诉他的同事们，“钱伯斯是个诚实的人，我们必须相信他。”《时代周刊》的其他人，如罗伊·拉尔森，却因钱伯斯持续地露面可能给公司带来的名誉损失而“深受困扰”。而在罗德岛的纽波特度假的汤姆·马修斯，则报告说他遇见的当地人向他打听钱伯斯：“这个刚被逮捕的掌管《时代周刊》的共产主义者是谁？”比林斯，尽管相信“信任的重心已倾向钱伯斯”，他仍担心该案件将是“我们的一个严峻考验……时代公司的士气是否已经滑落”？

10月份，“南瓜文件”的公开改变了卢斯的观点。在指控希斯从事间谍活动的时候，钱伯斯自己也被牵连了进去，他承认自己便是希斯的联络人之一。由于遭受到宿敌，如沃尔特·温切尔、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以及《芝加哥论坛报》的攻击，卢斯捍卫钱伯斯的工作变得极为不易。他们指责他“窝藏共产主义者”。“这是我们首要的公共关系问题”，比林斯写道，“因为有共产主义者存在我们之中，因此我们遭受到持续的、狂轰滥炸式的攻击”。钱伯斯案已经成为“痛苦和困窘”，卢斯抱怨道。并且他抓住钱伯斯在意料中透露自己间谍活动的时机开除了他。“该死的维特，”在12月份与钱伯斯的最后一次会面中，他粗鲁地吼道，“您说过你曾是共产主义分子，但是天啊，维特，你没有告诉我你还做过间谍？”钱伯斯认为卢斯的惊讶是装出来的，于是用他那特有的腔调回答道：“您知道，哈里，当您雇用我时，我开始还对美国抱有一些希望。但是现在，我对它感到绝望。”

然而，钱伯斯事件就像鬼魂一样持续困扰时代公司多年。希斯案件的审理一直持续到1949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相关争论却持续得更久，使得时代公司的公共形象陷入了尴尬的境地。1950年春天，钱伯斯开始到处推销他的新书稿。此书恰恰是关于此案件的，他将之题名为《见证》。卢斯设法购买了此书在《生活》的连载权，相信（后来证明是正确的）此书将引起轰动。他的一些同事却抱有疑问。“钱伯斯作品就像天使，”比林斯说道，“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否该相信他。”卢斯为此书版权向钱伯斯开价六万美元。但是几天后，钱伯斯却将版权卖给了《生活》杂志衰落的对手《星期六晚邮报》。时代公司的编辑们竞相猜测，心怀怨恨的钱伯斯是在公开报复。然而，对时代公司损害最大的却是，钱伯斯事件导致人们指责时代公司在后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怒潮中表现太弱。

“共产主义是人类遭受的最大毒瘤，”卢斯在1949年写给《时代周刊》驻巴黎通讯员的信中说道，“而我们，无论多么脆弱，都要随时随地地与它做斗争。”与多数美国人一样，在反对世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他是个坚定不移的“冷战”分子。但是他也分析了共产主义在美国境内的影响。早在1946年，卢斯便指责他的编辑们是“一群软蛋，不敢开除任何人，尤其当对方是个共产主义同情者时……我不想要任何共产主义同情者在时代公司工作”。于是，时代公司开始慢慢地、悄悄地清除掉一些雇员。这些人曾经（或被怀疑是）与共产主义分子有牵连，或对其抱有同情心。卢斯设法禁止在他的杂志中使用“左派分子”一词，因为他认为此词存在误导，是对共产主义分子的敬称。他指责他的编辑们在针对激进派的出版物时不够强硬。1949年，他抱怨道，保罗·罗伯逊“已经……充分地表露出他对美国的背叛态度”，但是，时代公司的出版物“从未将它揭露出来”。

卢斯尤其痛恨那些他认为应当为“巨大背叛”——未能阻止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负责的人。他的两个主要目标是：约翰·卡特·文森特和欧文·拉提摩。卢斯认为他们误导了决策者，从而造成了“中国的悲惨灾难”。虽然他短暂地停止了（极为少见）称呼他们为共产主义分子，但是，《时代周刊》对这两个人进行了持续的公开攻击和含沙射影式的讽刺，这也反映了卢斯要将他们赶离决策者位置的决心。

文森特是位职业外交家，在中国内战期间，他担任国务院东亚办公室的主任。《时代周刊》指出，“这是一个对我们中国政策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位置”，而且令人痛心的是，他曾用此影响力迫使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组建联合政府”。虽然杂志颇不情愿地承认文森特或许不是共产主义分子，但它坚持认为他对国家利益损害不亚于任何一位共产主义分子。《时代周刊》指出，他是“一项政策的主要制定者，而这项政策导致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这对美国来说是一场灾难”。因为他曾被杜鲁门忠诚评论委员会以他表达过“对中国共产党的赞赏，同时又对蒋介石政府进行了批评……为由调查过，因此有理由对他的忠诚提出质疑”。文森特于1953年离开了外交部，而《时代周刊》则不失时机地报道称，新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指责他“未能达到作为一名外交官员所需的标准”。

如果说有何不同的话，卢斯对欧文·拉提摩则是更加看不起。欧文是位亚洲学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卢斯曾短暂地聘请他担任自己杂志的专家顾问。遭受个人背叛的感觉加强了他的敌意。在“二战”战后恢复时期，拉提摩同文森特一样，主张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组建联合政府，同时对蒋介石和他的政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就像针对文森特一样，《时代周刊》不放过任何一个抹黑拉提摩的机会。杂志将他描绘成一个陷入“共产党强大宣传攻势和说服力大网”之中的人，是一个对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当拉提摩被国会委员会叫去作证时，《时代周刊》便指出，对他的指控完全来自于小道消息。但是杂志同时补充说，虽然没证据“表明拉提摩是位共产主义分子……但他自己也未能证明他不是”。这一认定也反映了卢斯自己关于拉提摩的评价：“以我所见，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拉提摩是否是共产主义分子，他的想法对我们的国家目标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

即使如此，卢斯对美国国内共产主义颠覆所持的态度比那些核心的反共产主义者更为明显，因为他对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所做的反应表明了这一点。麦卡锡是一位“二战”老将，在1946年竞选时，他过分地夸大自己的战绩并歪曲对手的立场。麦卡锡在参议院的第一届任期已临近结束，而他却没有取得多少成就。但是，1950年，在拒绝了其他策略来提高他的竞选机会后，他选择了反共产主义路线——在过去，他对此可是毫无兴趣的——并且，他借此打造了其个人的“十字军东征”，在美国国内到处寻找共产主义影响的踪迹，这也使得他成为当时盛极一时的人物。麦卡锡赢得了大量狂热选民的支持，他们把他看作是一位坚强的街头战士，是一位踏上一条充满危险道路的精英——这也正是他所期望打造的形象。但是不顾一切的麦卡锡也引起了强烈反对，甚至是本来可能支持他的一些人的反对。

卢斯并不反对将共产主义在美国的影响揭露出来。他对公司内部的清洗以及对太平洋学会、文森特和拉提摩的攻击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但他对共产主义思想更为广泛的兴趣却是在学术方面，他将大部分的反共精力倾注到对左翼论点的统计上，并将之融入自己更为保守的自由主义中。“我认为我们有明确的责任帮助反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帮助他们在这个自由主义混乱的今天找到正确的指引，”他在1947年反斯大林主义杂志《新领导人》（New Leader）阅读笔记中写道，“我为希尼·胡克使用‘糊涂蛋’一词而欢呼”。但是，同时他又很早就对麦卡锡感到强烈的厌恶。他讨厌麦卡锡，部分是因为文化的原因。麦卡锡是个粗俗野蛮的人，拥护的是简单的、卢斯一直瞧不起的民粹主义。他不喜欢麦卡锡还因为，他的过界行为可能抹黑正当的反共活动。搜寻共产主义渗透美国的行动“已经成为我们一切错误的替罪羊……”他在1950年写道，仿佛他自己在公司内部清理共产党人的行动从未发生过。“事实是，在美国，共产主义已不再是一个现实问题，甚至连间接的问题也算不上。”正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禁酒令的颁布转移了公众对更为严重问题的关注，卢斯认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国内共产主义的恐惧也正起着同样的作用。麦卡锡对领导精英和机构的集中关注威胁到了卢斯本人所处的阶层。而且，卢斯还认为麦卡锡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诸如“国内颠覆”之类的小问题上，而忽视了这个时代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针对苏联以及共产主义在全球扩散的战争。卢斯说，国家需要的是针对全球共产主义作战的连贯政策，而不是对国内的颠覆分子进行政治迫害。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美国竭力建立针对苏联共产主义策略的时刻，三大团体竞相定义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新规范。这些团体中最弱的，也是最邪恶的是由“左倾”自由派和那些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或“同路人”所组成的联盟。他们认为与苏联和共产主义世界保持和平与合作关系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有段时间他们的领导人是前副总统亨利·A·华莱士，他认为政府领导人针对苏联观点越来越好战，对此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1948年，他参与创建了新的进步党，其主要目标是消除“冷战”。该党之内有着显著的共产主义影响，但其支持者大多是一些被小阿瑟·施莱辛格在其1948年所著《生命中枢》一书中称为“假面自由派”的人。这些人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一些施莱辛格认为过于软弱和轻信而不敢站在民主敌人的对立面的人。

第二个团体的人坚持认为，美国没有其他选择，必须以强硬的进攻姿态来面对共产主义，并在有必要时发动战争，以确保达到将其打败的最终目的。这也正是约瑟夫·麦卡锡的立场，但它有着比这更为广泛的支持，其支持力量主要是来自共和党中的保守势力。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团体的“冷战”观点可以用一句口号来做最好的阐述：“为什么不是胜利。”这一口号后来成为1964年巴里·戈德华特总统竞选活动中宣传册子的标题。他们的目标是让现存的共产主义“滚回去”，并下定决心在与共产主义国家的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他们的观点与第三个团体“遏制派”是极为对立的，而“遏制派”在美国“冷战”时期的战略中则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岁月以及战后前几年里的紧张局势和脆弱和平，使外交政策界笼罩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中。此时，“遏制派”应运而生。它的主要发起者是一位不知名的美国外交官，名叫乔治·F·凯南。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被派驻莫斯科。凯南是一个有着极大智慧的人，他辨别出别人难以发现的模式和战略。他于1946年2月发往美国国务院的一封电报——即著名的“长电报”——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起了很大作用。其后续文章匿名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凯南对华莱士“渐进式”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华莱士认为，如果处理得当，苏联将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并有可能与西方合作。而与此相反，凯南则认为，苏联与美国是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根本差异的两个国家。“在克里姆林宫神经质地看待世界事务的意识底层，”他在电报中用略语说道，“是苏联人长久以来就存在的、本能的不安全感……因此，在其过去和现在所处地位的必然驱使下，苏联领导人推出的教条将外面的世界描绘成邪恶的、充满敌意和威胁的世界。”因此也造成了苏维埃国家的军国主义及其对内部颠覆和反对力量的恐惧。凯南认为，苏联实际上是一个“阴谋”，旨在通过欺骗和阴谋扩大它的权力。这是一个致力于狂热信念的政治力量。他们相信：只要有美国的存在，就不可能有永久的和平；他们认为如果想要保证苏维埃政权的安全，那么就有必要瓦解我们社会的内部和谐，摧毁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破坏我们国家的国际权威。

凯南对苏联本性的评估，大部分是与反共产主义者的利益一致的。但关于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共产主义，他谨慎的、务实的策略却有着很大不同。他认为，苏联是机会主义者，也不愿承担风险。当遇到更强大的挑战时，只要其切身利益不处于危险之中，它便很有可能退却。“在这种情况下，”他写道，“很明显，美国任何一条针对苏联的政策的核心必须是长期的、耐心的，同时又是坚定的，并对遏制俄罗斯的扩张倾向保持警醒。”与此同时，美国可以通过其自身的“精神力量”，慢慢地塑造苏联未来的行为。一旦让苏联觉得与美国相比，自己是毫无结果的，不切实际的，那么“莫斯科支持者的期望和热情必然衰退”，苏联的外交政策也必将承受“更多的束缚”。

凯南的观点对杜鲁门政府有着极大的影响。他的观点既对苏联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又提供了应对的策略。《外交事务》上的文章刊登一年后，总统至少认可了其中一些核心内容。在共产主义威胁希腊和土耳其的事实面前，总统颁布了“杜鲁门主义”。它宣称，美国的政策是“支持那些正在抵抗少数武装力量或外来势力镇压的自由的人民”，而不是直接与苏联帝国对抗，也不是为了试图解放那些已经踏上莫斯科轨道的国家，只是为了防止现有的共产主义向外扩散。围堵——这个政策既拒绝对美苏两国伙伴关系的期望，又反对摧毁苏维埃的进攻号召——成为此后半个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事实上，凯南并没有反对所有的共产主义扩张，只是反对进入到对美国有着“战略意义”地区中的共产主义势力。所谓“战略意义”地区，他指的是那些具有强大实力的工业强国，主要包括西欧和日本。不过，杜鲁门和他的继任者对于在哪里画线有着更广泛的看法。

卢斯起初对他期待已久的杜鲁门针对苏维埃政权的策略抱有很大的期望，总统对遭受共产主义威胁的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支持恰好表明了这点。总统终于放弃了被卢斯称为“混乱”和“软弱”的政策（尤其是杜鲁门执政的头几年），并承认有必要打击苏联的野心。卢斯支持马歇尔计划，该计划决心通过重建西欧经济来打击欧洲的共产主义。他的杂志也满怀热情地拥护围堵政策。在凯南文章出现没过多久的1947年，《时代周刊》便宣称，“共产主义帝国必须得到控制，美国必须扩大其影响力以实现对它的围堵”，此类话语反复出现在战后最初几年的会议备忘录中。“头号问题：苏联共产主义，”比林斯在记录与卢斯一起召开的编辑会议时写道，“我们很快都同意它必须得到控制。”卢斯开始讨论从内部破坏共产主义的战术，这正是凯南曾经建议过的方法。“美国政策中的新内容，”他在1950年撰文说，“应该是设法联系上铁幕后面的人民，与他们保持接触，并应对大规模的难民潮，等等”。

尽管卢斯和他的同事们接受了遏制政策的一些内容，但他们仍为政策中的不足感到恼火。不少人认为这项政策对其时代重心来讲太过胆小，卢斯他们常常支持这些人的观点。他们的异议源自于一项长期的不满：未能充分支持中国国民党，马歇尔和艾奇逊决策的错误，以及美国外交政策中“道义”基础的缺失。“马歇尔是只年老的渡渡鸟，在这场危机中过于保守。”比林斯抱怨道。“艾奇逊是错误和灾难的象征”卢斯说，“他不相信共产主义可以被制止并在可见的将来被赶出亚洲。”1948年，卢斯更进一步：“我要控告杜鲁门和马歇尔，他们的无能危及人类的未来。”卢斯慢慢地转为采取另外的手法来应对“冷战”：右翼势力越来越需要一项政策，不仅仅是围堵，而且还要“解放那些被奴役国家”，并让那铁幕“滚回”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加深了卢斯对全球危机的忧虑。他猜测，这一冲突是否将导致“全面核战争”，还是“一口一口地吃”。“假如他们击沉一艘美国航空母舰，那时我们该怎么办？”他预测的是对苏联使用原子弹。但战争也使他再次燃起对美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期望。正如他多数的国际立场一样，他对这一新的冲突的应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中国先入为主的观点。战争开始后仅四十八小时，卢斯便提出让《生活》发表社论，鼓吹“将杜鲁门的中国政策进行逆转”，以反映他“保卫台湾（现为蒋介石逃亡政府的总部）”比“美军参与朝鲜战争更为重要”的主张。总的来说，在朝鲜冲突的最初几个月，卢斯是一反常态地对杜鲁门政府表示支持，对总统在抵制朝鲜反击时做出的迅速而有力的决定表示欣赏，尤感欣慰的是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作为联合国部队（事实上多数为美国部队）的指挥官。“这位普通人的反应似乎是，‘终于做了件唯一正确的事情’”，一位《生活》杂志编辑兴高采烈地宣称，“我们应该向，无论是总统还是这位普通人，表示祝贺：为了总统决策时的勇气，为了这个普通人在非常复杂的事情上的良好判断力。”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麦克阿瑟巨大的军事胜利是对这一信心的回报：韩国丢失的领土已被夺回，战火已经燃向朝鲜。由此，卢斯相信，在反共产主义者（但远非民主派）李承晚的领导下，这一分裂的土地必将再次统一。卢斯对胜利充满了信心，于是他重启了他的休假计划，开始中东之旅。即便是杜鲁门政府，也陶醉在对胜利的憧憬之中，急迫地说服自己相信麦克阿瑟必将在不扩大战争的前提下，进入朝鲜。

1950年11月，卢斯中止了他的休假，回到工作中。恰在此时，中国军队出乎预料地进入朝鲜。麦克阿瑟曾预想到过中国的干涉，并相信可以轻而易举地挫败中国军队，其结果只会是一场摧毁敌人势力的“大屠杀”。但是，结果恰恰相反，中国军队击溃了美国军队，把他们赶出了朝鲜，并再次深入南方。和许多人一样，卢斯深感震惊。他的第一反应（也是他一直以来的反应）便是再次指责杜鲁门和“那个混蛋艾奇逊”，而不是那位严重错估了中国实力的麦克阿瑟。《时代周刊》报道称，这是“美国曾经遭受的最严重的失败……是灾难的深渊”。卢斯私下里写道，美国未能提供足够的空中支援，帮助麦克阿瑟阻止中国人，是“完全愚弄了自己”。他甚至责备他的朋友——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指控他应该为空中力量的建设不足负有很大程度的责任，并要求他对该指控做出回应。卢斯拜访了艾奇逊的助手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此人对外交政策的意见颇受他人尊重。而他却从恐慌（且被误导）的杜勒斯那里听到了一条震惊的消息：美国部队已被包围。杜勒斯还说：“这是我们仅有的军队。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求和吗？”但是，这一灾难只是增强了卢斯对这场战争必胜的信念，即使战争扩大，也在所不惜。否则其结果将是“整个亚洲落入共产党的手中……再也不会有亚洲人相信曾给予他们希望的反共产主义的承诺”。《时代周刊》严肃地指出，“这场新的战争必将以认识到俄罗斯可能加入为开端，这将导致恐怖的核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

卢斯是以一种冷酷的而且热情洋溢的态度来对待这次扩大的战争的。他终于从中看到了消灭中国军队乃至最终消灭共产党政权的绝好机会。9月，《生活》杂志欢欣鼓舞地宣布：“美国应该让国民党做好重返大陆的准备。”在1951年1月的社论中，该杂志又更进一步地宣称：“除了认识到必将与红色中国开战并着手将它打败之外，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苏联参战的可能性并没有吓倒卢斯，他问他的编辑们：“我们美国不是支持解放所有被共产主义压迫的人们吗？”那腔调似乎是在说，时代公司自己就是一个有着外交政策的国家。卢斯用斩钉截铁的语言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其公司的目标是“‘打得斯大林主义魂飞魄散’——抑或是更为傲慢地‘对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进行清算’”。一场乱糟糟的编辑会议之后，比林斯写道：“卢斯期望大的战争……他非常好战……我猜他巴不得明天就对苏联开战。”有一次卢斯竟考虑“使用五百个（或者一千个）原子弹对苏联进行狂轰滥炸”的可行性。在一次对杜鲁门政府现实政治进行谴责时，他指出，“自由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从根本上讲，是一个道义问题……一个信仰问题。”他又补充说，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说，“我们可以幸福地与这个大恶魔和平共处。”

1951年年初，麦克阿瑟稳定了战场形势，开始逼迫中国军队向北退却。3月，他的部队再次夺回汉城，并朝着朝鲜南部边境进发。卢斯很快恢复了先前对战争的热情。“原先估计的12月第一个星期的毁灭并没有发生，”他长出了一口气。“麦克阿瑟在朝鲜没有犯愚蠢的错误，他的军队没有遭受惨败。”他宣称，“困惑”已不再是“口头禅”了。“我们现在应该认真考虑重新休整部队。事情并非如新闻界说的那么糟糕，从来没有！”

然而，此时一场关于美国当下在朝鲜的策略应该具有多强的进攻性的讨论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但对杜鲁门和艾奇逊以及至少同样重要的美国的欧洲盟国来说，战争扩大至朝鲜境内乃至延伸至中国，将导致新的世界大战，而参战的可能不只是中国，还会有苏联。“如果我们在亚洲单打独斗”，杜鲁门在当时说道，“我们可能会破坏反对侵略的自由国家的团结。我们的欧洲盟友比我们更加接近俄罗斯，他们处于更大的危险中……我不打算在苏联这个危险面前干掉它的盟友。”但对麦克阿瑟来说，所有关于战争扩大至中国的担心和保留都是一种政治干涉，这种干涉一直是历史上众多军事领导人所厌恶的。但是，不同于其他心怀不满的将军，麦克阿瑟忍不住向公众发泄着自己的不满——在新闻发布会中，在与平民的交谈中以及在公开信中。随着挫败感的增加，他越来越口无遮拦起来。当被问及为什么在韩国作战的渴望被拒绝时，麦克阿瑟将之归咎于“根本性的政治决定超出了我的权力范围”（尽管他自己也是政策制定者之一）。一家香港通讯社报道称，将军曾经表示，“联合国部队受一系列的人为因素所限……打的是一场没有明确目标的战争。”1951年4月初，为响应众议院共和党领袖乔· 马丁信中对战争做出的“廉价”努力的抱怨，麦克阿瑟回信说：“有些人似乎很难认识到这里是亚洲，是共产主义阴谋家选来征服全球的地方……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赢。胜利是没有替代品的。”卢斯和麦克阿瑟都没有“有限战争”的概念和经验，更没有这个耐心。他们也毫无顾忌地承认这一点。“要么彻底离开朝鲜，要么打到红色中国的老家去，这样才能打痛他们。”卢斯说。他相信，若是不能将敌人赶出五四线以外，那将是对敌人的“姑息”。

而另一方面，杜鲁门认为麦克阿瑟的声明是不服从命令的表现。1951年4月11日，让世人深感沮丧和蔑视的是，杜鲁门召回了在朝鲜战场担任联合国部队司令的麦克阿瑟，并立即结束了他漫长的军事生涯。卢斯不遗余力地将这一事件作为敲打杜鲁门政府和国务院的棍棒。他说，“作为总司令的麦克阿瑟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就军事策略发表自己的看法。”《时代周刊》对总统政策进行了尖锐的公开谴责，其程度甚至超出了杂志正常的辩论准则：

麦克阿瑟解甲归田的闹剧……将杜鲁门的外交政策纳入了公众视野。这项政策……拒绝有效地利用美国的力量，保证敌人拥有主动权，承诺美国将始终按照敌人的条件来战斗。该政策邀请敌人——世界共产主义——将美国拉入众多无意义的小战争中……截至目前，美国比共产主义国家更强的事实，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但几乎可以肯定，新政策让第三次世界大战更加临近，因为它让美国放弃了很大一部分的力量。

毫不出奇的是，《时代周刊》将谴责的矛头指向了卢斯最痛恨的死对头：“是国务卿艾奇逊的看法取信了总统：不要做扩大战争的事情，让共产主义者保持主动权。”

在麦克阿瑟被解职两个星期之后，卢斯前往麦克阿瑟暂住的阿尔道夫饭店拜访了他。与名人和权贵会面已成为卢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在面对他眼中真正伟大的人物时，他的心情仍然难以平静。1951年春，在卢斯的眼中，没有人比麦克阿瑟更伟大。“我走进客厅，看见伟人独自一人在大房间里。阳光从三面窗户照射进来，”他在此次拜访后的私人备忘录中写道，“看见他，我很激动……他看起来健康……很帅……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位公众人物都有活力。”麦克阿瑟自然为自己辩护，坚决否认他曾违抗命令，并表达了对他离开之后的军队的关心。尤其让卢斯高兴的是，麦克阿瑟将他的离职归咎于美国国务院，他认为战争是在国务院的领导下进行的，他们了解“每天的细节”。他指责国务卿“已接管了总理的职能”。卢斯发现，麦克阿瑟的表态“能够说明他总是可以想出一个原创的、具有启发性的概念，完全不同于那些讨厌的社论作家的常规套路。”麦克阿瑟尽力避开谈自己，表现得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大声疾呼”支持（不仅是人力）主要不是“为了我所做之事”。但他的愤怒是清晰可见的。他坚持认为，政府企图压制他对战争所持的不同意见的时候，离它下令媒体噤声的一天也就一步之遥了。“你会是下一个，”他警告卢斯说，“暗中的手段已经开始，新闻界将被控制起来。你必须战斗，你必须为自由而战了。”

这次拜访的结果是，卢斯将麦克阿瑟放进他的众神殿，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伟大人物：他们包括西奥多·罗斯福（他从未谋面）、温德尔·威尔基、蒋介石以及温斯顿·丘吉尔。紧接着他就开始游说《时代周刊》的编辑们，选择麦克阿瑟作为下一个年度风云人物，尽管入秋之后，民意的钟摆已经离他而去。“他赢得了朝鲜战争。”卢斯令人难以置信地争辩道（当时离战争结束还有近三年的时间）。麦克阿瑟的“言论至少会载入美国史册”，而且，卢斯补充道，“老兵并没有‘凋零’”，相反，他是一个主要的总统候选人——也是少有的几个“大受欢迎”的美国人。他的编辑推翻了他的建议，最终选择了新任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德（Mohammed Mossadegh），当时他已经开始了全国石油储备的国有化（这一行动导致他于1953年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势力推翻）。卢斯的编辑们认为，麦克阿瑟已不再是大新闻了。他们几乎肯定的想法是，任何与麦克阿瑟有关的文章都会被打上被比林斯称为“对伟大人物狂热”的烙印，也是“卢斯对伟大事物有着孩子气的崇拜”的例证。

但是，卢斯对麦克阿瑟的奉承（一直持续了他大部分余生），并不是简单的追星族式的迷恋。这也是因为卢斯认为麦克阿瑟是实现他伟大梦想的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机会，早在他与麦克阿瑟那次不平凡的会面之前，他便在一期《生活》社论中写出了他的希望。麦克阿瑟在这个国家中有着很大的作用（是个伟大的角色）……他被驱逐的原因，不是因为一些琐碎小事，而是因为他选择了挑战偏离中心的所有事件，以及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主流态度……时至今日，只有他这唯一的一个西方人在亚洲不仅有着极大的威望，而且还是数千万亚洲人奉献忠诚的对象……他们是如何看待他的？是帝国主义者吗？是侵略者吗？不，是解放者和朋友。

卢斯预测，麦克阿瑟会带领美国走出由杜鲁门和艾奇逊导致的“被动、无助而又无望的处境”。“有谁能够站出来，成为处于危险之中的我们所需要的伟人呢？”他问道。“（在）我们这个风景沉闷的时代”，只有麦克阿瑟具有“成为伟人的潜质”。

1952年，麦克阿瑟并没有如卢斯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总统候选人。相反，正如他自己曾在国会发表讲话时公开预测的那样（虽然他自己大概不是真的这样希望），他开始慢慢地“凋零”。卢斯从来没有失去对这位“伟人”的深深的敬佩，但他的主要目标——尤其是现在，朝鲜战争未能产生他希望的结果——是在1952年的选举中击败民主党，并成立二十年来第一个共和党政府。几年后的1952年，他解释了他的立场：“我认为，对美国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由共和党入主白宫。”“距离上一届共和党政府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他认为，美国人“应该经历在共和党政府领导下的生活，他们将发现他们的生活经历不再会沦落到街头卖苹果的地步”。没过多久，他便将他的忠诚给予了另外一位知名的将军：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自温德尔·威尔基去世以后，卢斯就一直在寻找一个人，一个他可以毫无保留地敬佩的人。他曾分别在1944年和1948年支持过杜威，但他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这个人，跟他也没有很深的关系。他与前总统的儿子、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塔夫关系友好，但是，塔夫太过于保守，也过于孤立，这让卢斯感觉不舒服。艾森豪威尔却是不同：他名气大，受欢迎，而且有魅力（即使不是特明显）。他的政见不为人所知，这使得卢斯（和许多其他人一样）猜测他喜欢什么样的立场。“卢斯对艾森豪威尔的魅力极为着迷……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位竞选人。”比林斯在与他的老板共进午餐后如此写道。卢斯很早便开始慷慨地捐助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活动。但更重要的是，他动员他的编辑们也来支持竞选，由此表现出的党派性，有时甚至超过了时代公司1940年出版内容对威尔基的偏爱。1952年的《生活》杂志第一期刊登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艾克竞选案”，而那个时候的当事人尚未同意参与竞选。后来，艾森豪威尔语带谄媚地告诉卢斯说，那篇文章是他宣布参与竞选的动因之一（在参选宣言中，他还首次声明他是共和党成员）。《生活》杂志则以成为竞选活动的“发令枪”而感到自豪。一旦艾森豪威尔正式竞选，卢斯便公开对他进行强有力的支持。他还主动挑选了两个最重要的作家和编辑，让他们休假，去为竞选出力。埃米特·约翰·休斯和C·D·杰克逊成了艾森豪威尔的演讲撰稿人（让卢斯感到不爽的是，埃里克·霍金斯要求去为民主党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工作，但他还是勉强同意了）。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时代周刊》尖锐地指出，艾森豪威尔比塔夫有着更大的赢得普选的机会。该杂志列出选票仍在变化的州省，这些地方的选票将特别有助于艾森豪威尔。《时代周刊》发文称塔夫在竞选中“窃取代表”，并积极支持将有争议的席位交给艾森豪威尔的努力。对共和党尤为有利的是，《时代周刊》竟提前一天发行，让艾森豪威尔的竞选资料能够分发到更多的代表手中。“你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坚力量，”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经理小亨利·卡博特·洛奇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写给卢斯的信中说道，“在夯实民意基础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保证了艾森豪威尔的胜利。”“在这次运动中一直感到满意的是，”洛奇说，“你我二人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而如此紧密合作。”在竞选活动中，卢斯开始亲自撰写演讲稿和备忘录，然后通过杰克逊和休斯转交给艾森豪威尔。这是自威尔基竞选活动以来的第一次。艾森豪威尔很少使用它们，但总是会记得感谢他，这激起了卢斯更大的努力。在艾森豪威尔竞选集会期间，他甚至会偶尔坐到平台上，而且和艾森豪威尔一起登上候选人竞选专列——这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即使是在威尔基竞选的时候也没有过。促使他如此努力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对党的忠诚，也是因为他对艾森豪威尔的狂热以及他第一次对能够与美国总统保持紧密关系的憧憬。

卢斯的党派偏见在其公司内部引发了很大的反弹，比他在威尔基竞选时遇到的反弹更为猛烈。即使是与他持相同政见的同事也对竞选报道的一边倒感到不舒服，尽管只有少数几人敢公开说出来。“《时代周刊》在政治上偏向艾森豪威尔的表现带来了洪水般的抗议信，”比林斯指出，“编辑们也对公司的立场叫苦连天。”“《时代周刊》是共和党的杂志吗？”《时代周刊》亲史蒂文森的编辑T·S·马修斯质问道，“当然，公开的党派偏好肯定比鬼鬼祟祟的好。但我认为还是公开的无党派偏好最好……如果《时代周刊》带着党派偏好参与到他人的竞选当中，又如何能够保持真正的独立性呢？”有一次，一群时代公司的研究人员（全是女性）试图筹集资金用来刊登广告，谴责该杂志的“艾克倾向”。经过几天的压力（以及可能来自上面的威胁），“史蒂文森女孩们……头脑冷静了下来。”但时代公司里的史蒂文森支持者们越来越苦恼，直到卢斯终于接受了马修斯的意见：举办一场大型晚宴，并邀请全体编辑人员参加，卢斯希望在宴会上将自己介绍给他的雇员。他的讲话很长，很松散，有时难以理解，不过对多数的雇员来说仍不失为一个露面的机会，因为他们几乎从未见过他。但这并未平息那些反感《时代周刊》政治立场的人的愤怒。他明确表示，他支持艾森豪威尔，并且直截了当地说，作为公司领导，他有权以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来刊发新闻。“我是你的老板，”他毫无悔意地宣称，“我想这意味着我可以开除你们中的任何人。”

卢斯继续坚持认为，《时代周刊》不是“共和党”的杂志，该机构不偏向任何特定的候选人。但是在选举临近时，卢斯没有让马修斯来做关于艾森豪威尔的封面故事，而是选择亲自操刀。“艾森豪威尔，”卢斯说，“拥有比许多政治家穷其一生还要多的真正的政治经验……艾克正处在最佳状态，充满自信而又斗志高昂。”外界的责备以及报道的党派偏向性，促使马修斯决定辞职。

尽管艾森豪威尔受到热心公众的支持，但卢斯仍对这位候选人是否能够坚持他所期望的政策而感到担心。“我认为艾克是一个好人，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写道，“关于艾克我的困难皆是一些‘重大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应对苏联共产主义”，如何抹黑杜鲁门——艾奇逊外交政策，以及如何确保新总统给予亚洲足够的关注。“问题是，”他在给编辑们的信中写道，“我对艾克的保留是否有个期限，如果有的话，我作为一个编辑是否有责任将其公布出来。”卢斯没有公开他的疑惑，他试图通过他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关系向艾森豪威尔施压，许多人认为艾森豪威尔将选择杜勒斯出任国务卿。杜勒斯以一篇文章做出了热切的回应。文章的题目为“一项大胆的政策”，表达了强硬的外交政策意见，成为竞选运动的（很可能在竞选之后被忽略）一个标志。正是在此文中，杜勒斯首先勾勒出了著名的、富有争议的一系列政策，似乎能够摆脱围堵政策带来的大部分局限。他呼吁“解放被奴役的国家”，“用我们自己选择的手段”打击到“敌人的痛处”，使用原子弹作为“有效的政治武器”。杜勒斯还写道，195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这些外交政策纲要，反映的多数是他在《生活》杂志中所表达过的想法。卢斯高兴地称之为“统一的共和党外交政策的雏形”。但他还远远没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艾森豪威尔本人将遵守这些原则，他担心该候选人会受“胆小的顾问”的影响而裹足不前。“据我的判断，”卢斯在大选前不久写道，“几天后艾克选举的成败，就靠他关于外交政策问题的谈话。”他想知道的是，艾森豪威尔会选择继续“什么也不做”的围堵政策吗？“美国必须采取不折不扣的反共产主义立场”，无论是否会遭到美国盟友的反对，也无论是否会遭遇比杜鲁门政府聪明之举更大的风险。

艾森豪威尔最后几个星期的竞选活动并未能消除卢斯的忧虑。这位候选人没有过多地纠结于外交政策。相反，他继续凭借着他的阳光个性和关于不明确改变的含糊建议。他最重要的竞选承诺是他答应“去韩国”，仿佛到前线做个短暂访问便会改变战争的性质似的。但是，这种战术却是非常有效，是艾森豪威尔丰富军事经验优势的突出体现，这些经验来自于一场“冷战”问题处于舆论最前沿的竞选活动。选民们似乎相信他处理外交政策的能力，无论他是否向他们透露过他的具体外交政策。即使曾纠缠数周希望艾森豪威尔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的卢斯，也在共和党竞选实力不断壮大的喜悦中，忘记了他先前的担忧。当艾森豪威尔终于以大比例赢得了胜利，带来共和党国会时，卢斯觉得胜利就像是自己的一样。“胜利，它是如此美妙。”他打电报给同事和朋友说道。

在许多方面，艾森豪威尔总统达到了、有时甚至超过了卢斯的期望。卢斯与前总统从来没有太大的关系。相反，艾森豪威尔则给予了他大量的关注，卢斯则报之以溢美之词。他仍然称艾森豪威尔为“艾克”，不仅是在他与总统会面之时，而且在杂志中也是如此。大选前几周，他与艾森豪威尔共进午餐，对亚洲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交换了友好信件。他向同事们吹嘘艾克在高尔夫上给予了他指点，他“惊讶于艾克丰富的学识”。但令他失望的是，艾森豪威尔拒绝了卢斯的家宴，但他仍不为所动。而艾森豪威尔也做出了巨大努力，使卢斯一直处于他的阵营中。在卢斯前往华盛顿参加就职典礼期间，共和党领导人对他极力拉拢。仅仅几个星期之后，他便收到了来自艾森豪威尔白宫众多邀请中的第一次邀请。“我们必须用彩色照片来充分展示艾克，”1953年年底，卢斯在他给《生活》杂志编辑们的信中痴痴地说道，“至少四个版面的艾克、艾克、艾克，将（艾森豪威尔的‘强健体魄’）准确无误地、令人难忘地展示出来。”就职几个星期之后，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的第一次平淡无奇的讲话，却被卢斯称之为“辉煌”。小道消息以谄媚的姿态称艾森豪威尔正在考虑任命卢斯为国务卿，即使两个人都知道杜勒斯才是总统的选择。新总统任职几个星期后，比林斯颇为担心地说，“有人议论说，我们被视为艾森豪威尔的喉舌已是个明了的事实，我们在这头一个月里的欢呼声或许太大了一些。”

卢斯因为艾森豪威尔的当选而欢欣鼓舞——他的一位同事说他“就像欢快的彩霞”；另一位同事则指出“那天，你可以看到艾森豪威尔对他的影响就像一杯烈酒”，让他忘却了他对新政府外交政策越来越强的忧虑。他偶尔会抱怨艾森豪威尔过于被动。“艾克到底怎么了？”1953年6月，在一次编辑会议上他问道，“可以确定的是，情况正在恶化，而他似乎并没有能够将其挽回成‘良好的态势’。”但他多数的时候把这些忧虑放在心里，即使朝鲜战争已滑向让他失望的深渊。卢斯曾明确希望艾森豪威尔的当选能够扭转杜鲁门——艾奇逊限制朝鲜战争目标、保持战前状态的决定。但是，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没有改变杜鲁门的路线。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时，南北之间的领土划分仍保持不变。而对卢斯更重要的是，五角大楼里的“绊脚石”仍然存在。卢斯“所做的努力皆是为了敲响‘威尔逊’式的宣言”，比林斯在一次编辑会议之后写道，“午餐的目的就是打破卢斯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抱有的不切实际的期望。”但是，卢斯没有放弃这些期望。他告诉自己，艾森豪威尔入职的时间太晚了，已来不及改变朝鲜战争的路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的外交政策将变得更加自信和更有原则。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曾鼓励他持有这个希望。

卢斯与杜勒斯的关系比他与艾森豪威尔的关系更为密切，也更为长久。他们并非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但他们的关系是愉快而又互惠互利的。1953年年初，艾森豪威尔尚未就职，在与杜勒斯共进午餐之后，他写道，他“难以抑制自己兴奋的心情，因为杜勒斯向他透露了一项完全与他自己的看法相吻合的行动政策”。该政策将采取比杜鲁门政府更加积极的对朝立场，并将认识到“发动蒋介石对付大陆”的重要性。杜勒斯“并不打算按照目前的条件来解决朝鲜问题”，他赞成将南北分割线定在“平壤以北”，这样韩国将拥有全国百分之九十的领土——但两人很快便意识到，这些并非是艾森豪威尔的意见。

1954年，卢斯提出“重新评估”杂志应该如何描绘世界。他希望，《生活》杂志刊登一篇名为“生存政策”的文章，以作为总统“行动的催化剂”。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备忘录从他的办公室流向所有三家杂志的编辑们，然后便是众多的午餐会和会议以及毫无结果的争吵。很少有同事会直接反对卢斯，但他们中的许多人至少部分地抗拒着他对世界带有黑暗甚至野蛮性质的看法。“我们估计，二十世纪危机的高潮就在眼前，”卢斯有着不祥的预感。这危机要求我们“与所有冲突”做斗争，而不是仅仅为了争夺朝鲜那半块面包。这意味着“要在亚洲采取攻势，寻求和利用一切机会来对亚洲的共产主义武装进行限制、消除、破坏乃至毁灭”。美国的领先优势，他声称，“正在下降，采取中立和绥靖政策的盟友数量正在增长，共产主义正在获得更多的群众基础，克里姆林宫就要控制整个世界了”。唯一“不会导致核风险”的政策是“不断的绥靖政策，或慢慢地投降……一句话：和平主义”。他认为，一个成功外交政策的三大核心将是：“核霸权的获得”；通过“使用战术核武器让铁幕倒卷而回来实现中国的解放”；再次确认“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历史性立场，亦即世界各地都成立属于自由人民的政府，为自由人民服务的政府，由自由人民治理的政府”。

像许多这样慷慨激昂的发言一样，卢斯的大棒新政即使在时代公司内部也无法获得支持，更别说试图影响政府了。他很快便偃旗息鼓了，不过他试图说服自己相信，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正在走的是一条近似自己的路，即使悄无人知。他写道，“杜勒斯拥护这样一个观点：政治（包括国际政治）是与道德相关联的，而道德又是与上帝相关……我们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支持他，努力建立我们在世界政治中的道德基础。”卢斯肯定也认识到了艾森豪威尔没有这样的倾向。与道德相比，总统更关心的是进攻性的军事姿态所需的经济成本。在杜勒斯或许不情愿的帮助下，总统制定的外交政策与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政策相比没有多少区别。艾森豪威尔根本就没有“解放”被奴役国家的打算；他极力反对保护那些对美国没有多少战略意义的国家和地区；而且他拒绝采取积极措施“解放”中国。杜勒斯试着用自己带修辞色彩的“边缘政策”来对艾森豪威尔的政策做些修正。他在1956年1月的《生活》杂志中宣布了他的“边缘政策”：期望使用核武器来对付共产党主要的进攻，而不是依赖于艾森豪威尔所反对的昂贵的、困难的地面战争。文章遭到了一些人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杜勒斯文章是一道核战争的菜谱。但是《时代周刊》却踊跃支持这项政策，并列出了一长串的外交政策的成功案例，而且声称是杜勒斯的假定力量的结果：“必须让世人知道，美国盟友的担忧和感受……必须与和平的中心事实取得平衡：能够阻止共产主义进攻的，只有自由世界参战的意愿和能力，而不是面对威胁时畏缩不前。”现实中，很少有证据显示，总统有任何真正参战的意愿。甚至更缺乏证据表明，“边缘政策”的承诺（实际上从未兑现过）对政策或政策的结果有过任何大的影响。

在朝鲜停火后没多久，为替代围堵政策卢斯便找到了新的努力目标：几乎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爆发的越南战争。冲突的双方是法国前殖民地的统治者和独立运动的强势领导人胡志明，后者是一位在巴黎和莫斯科接受过教育的共产主义者，也是狂热的越南民族主义者。“二战”期间及“二战”结束后，胡志明领导着日益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越盟。“二战”期间，越盟曾反抗过日本人。大部分的法国人在战争开始时便撤离了，少数留下来的大多都与日本人合作。日本撤军后仅一年余，法国的军队和官僚们便回到了越南，试图重新控制这个国家。而此前，越盟已经宣布了他们的独立统治。法国和越盟之间的战争于1950年爆发，并一直持续了将近四年。

远观着这些场面，卢斯因在亚洲与共产主义对抗的前景而再次兴奋起来。他期盼在美国的帮助下，这场战争能够赶走共产主义并统一越南。但是，他更大的期望是这一冲突可以蔓延到越南的北方邻国——中国。早在1947年，《时代周刊》便将越南描绘成“当今亚洲患病症状最为严重的地方”，伴随着这个观察结果而来的是威廉·布利特在《生活》杂志中发出的严重警告：被“苏联控制”的危险。卢斯很快便搭上了法国军队指挥官让·德·拉特尔·德·特希尼将军，并把他看成是越南的麦克阿瑟。他邀请他们访问纽约，希望借此加强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支持。“能够帮到您以及我们共同的事业，让我感到自豪，”在一次此类的访问后，他在写给德·拉特尔的信中如此说道。卢斯本人在1952年年底访问了越南，他仍然坚信“能够赢得这场战争”，尽管最为关键的法国军队“缺少了士气”。

对卢斯来说，越南是另一个检测美国保卫亚洲免受共产主义侵犯的决心和能力的机会。“不能再有‘无望的战争’之类的论调了。”他向他的编辑们下令道。他的明星摄影记者戴维·道格拉斯·邓肯在1953年8月的《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准确地指出法国已经事实上输掉了战争。卢斯像往常一样在文章发表前，一点儿也不知情。他将邓肯打入“非活动名单”中，并指责他“诱惑主编们”，“对法国抱着情绪化的态度”。然后，他开始采取挽回影响的措施，以应对来自法国方面以及美国越战支持者的强烈指责。

但是，邓肯很快就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就在他那挨批的文章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六个月之后，法国军队被围困在越南北部的奠边府，且无险可守，陷入绝望。华盛顿就美国该怎么应对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政府内部的强硬派——其中包括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主张军事介入以对抗越南独立同盟，必要之时甚至考虑使用原子武器。卢斯，当然是无法得知这些秘密审议的，虽然他很可能支持提出“胜利没有替代品”观点的人。但艾森豪威尔没有被说服。法国投降了，放弃了印度支那，这样一来，美国便成为越南的西方大恩人。艾森豪威尔促成了谈判，如朝鲜一样，将越南分成了共产主义的北方和非共产主义的南方。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几年内举行大选以实现国家统一的条款被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敲定了下来。

卢斯对“失去”北越感到非常沮丧。他开始培养对越南友好的美国政治家和学者，他们很快便被人们称为“越南游说组织”。不出所料，卢斯开始鼓励他的杂志将北越南描绘成一个冷峻的、压迫人性的、充满政治宣传的警察国度。1954年，《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则称之为“强作欢颜的土地”。《时代周刊》对这样一则政治宣传给予了特别关注：越南独立同盟的一篇声明声称“越南的革命是由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时代周刊》同时指出，近五十万从北越迁到南方的难民明确表示，“越盟破坏了以往友好的传统，并唾弃了家庭关系和宗教。”“我们应该怎么办？”

然而，尽管北越的“失去”与中国的“失去”有着诸多的相同之处，在面对他所认为的越盟胜利的灾难时，卢斯在总体上的反应还是保持了令人惊讶的克制。他终生蔑视那些他认为放弃了中国的人——尤其是迪安·艾奇逊和哈里·杜鲁门（卢斯曾经称他为“粗俗的巴比特”）。但他继续欣赏和支持实际抛弃北越的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其部分原因是因为越南不是中国，不是他持续关注的出生地；同时也是因为他在共和党政府的成功中获取的回报以及他和艾森豪威尔的私人关系，抵消了他对越战结果的失望。他曾毫不留情地嘲笑过杜鲁门的决定，但换成艾森豪威尔作出同样的决定时，他只是默默地接受。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放弃了他对美国外交政策应采取主动进攻的看法，而转变为——至少在表面上是——他以往鄙视过的温和的理想主义典范。

在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甚至在他的余生中，卢斯逐渐地投身于“法律和秩序”。在他所捍卫的诸多伟大事业中，他对法律的兴趣是不同寻常的。没有人可以反对捍卫法律。但他热心于此的原因并非听起来这么简单，这其实也是他内心深处的一些最强信念的反映。

卢斯对法律具有争议性的观点的第一个例证，是1951年他在达拉斯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的一次集会上做的演讲。该次集会是为了一个法律中心开业。起初，卢斯一直不愿参加。他自己从未学过法律（除了他在耶鲁大学读本科时，暑假期间上过的一些法律学校的课程），而且他在法律方面没有任何特别的专门知识。为了准备发言，他浏览了一些法律期刊以寻找灵感，而他恰好读到了法学家哈罗德·麦金农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对美国法律界巨头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902年到1932年期间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法理学进行了抨击。或许说卢斯后来对法律的兴趣是因为偶然发现麦金农论点的结果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在随后几年中他的许多与法律有关的活动都反映了这次遭遇霍姆斯法理学对他的巨大影响。

卢斯认为，霍姆斯的问题正是霍姆斯的崇拜者们最为重视的：他那平淡无奇的实用主义，以及他对固定信仰粗暴的拒绝。对卢斯来说，霍姆斯的法律理念是“不可知的，唯物主义的”。霍姆斯所信奉的会是什么呢？“他信奉的，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任何地方都没有可供相信的终极真理。”与之相反的是，卢斯认为法律——包括与人类生存相关的大部分领域——离开了普遍真理的土壤是毫无意义的。对于卢斯来说，这些真理就是“自然法则”，也是对“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的世界里”的信仰，而法律必须“遵循横亘时空的道德秩序”。离开了“真理的统一性和永恒性”，不仅是法律，而且整个社会都将群龙无首、一无是处。对卢斯来说（虽然不包括所有的现实主义的批判者），唯一能够真正替代唯物主义的是信仰。“自由是真实的，因为人是上帝按照自身的相貌创造出来的。人类本质上具有动物所没有的神圣火花。”所以，当卢斯谈到“法治”时，他所指的不仅仅是成文法规和判例，他唤起了拥有悠久信仰历史的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积极存在，以及来自于这一存在的普遍真理。

卢斯在法律上的兴趣也与他强烈的（往往受阻）打击共产主义的努力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未能说服三任总统发动针对共产主义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攻势，他开始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大竞赛与法律联系起来。他认为，苏联“一无是处”，毫无原则。苏联的法律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就像霍姆斯的法理学，它们是没有道德或信仰基础的。但真正的法律制度，卢斯认为，可能改变共产主义世界，或至少让其他国家发现它的空洞。“一场全球性的法律探讨将揭露苏联制度的罪恶。”他说。美国法律，如果能够“代表人心深处的某些内容的话”，便可代表“我们之所以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那些原则”，并可能成为反对共产主义斗争的有力武器。它可以“将我们庞大的军事力量与我们的政治理想和目标结合起来”。

对法律文本的一些随意浏览，很快变成了专心之举和圣战。卢斯开始寻求各种法律相关演讲的邀请，只要是有听众的地方他便不会放过，比如美国律师协会会议，康涅狄格州律师协会，印第安纳州律师协会，密苏里州律师协会，谢尔比、田纳西州大律师公会会议、圣路易斯大学。虽然发表演讲的地方似乎越来越偏，但他思考的内容却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他开始相信，国际法将成为把民主和资本主义传播到黑暗世界的伟大力量，成为“美国世纪”这一目标仍能实现的工具，成为美国实现其伟大世界使命的载体。

卢斯一直渴望挖掘学者和知识分子的知识，他对法律的兴趣帮助他与年老的威廉·欧内斯特·霍金建立起长期的、让他受益匪浅的关系。霍金是位哲学家，在哈佛大学任教多年，直到1943年退休。霍金吸引卢斯，是因为他们两人都相信信仰在世界法律中的作用，同时也是因为霍金坚信，哲学不仅是学术上的追求，也是塑造公共事务的工具。年轻时，霍金曾是威廉·詹姆斯的弟子。詹姆斯是哈佛大学伟大的哲学家，他将“实用主义”的概念发展成一个强大的理论，塑造了一代人的世界观。但是，霍金逐步回到了唯心主义。他从来没有完全否定实用主义，但他1912年出版的颇具影响的著作《人类经验中上帝之意义》开始表明了这一点。该书认为，人类事务中信仰的重要性——不是指《圣经》或神学院传授的信仰，也不是从启示派生的信仰，而是植根于人类经验中的信仰——特别是在那些他认为能够确定反映上帝的无形存在的人类经验中。与霍金相比，卢斯的信仰则更为形式化，当然也较少考量。但卢斯认为，霍金是在打击唯物论以及将信仰回归公众世界的有效的、珍贵的盟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对法律产生新的兴趣时，卢斯开始寻求霍金的“指导”。他对投身这个领域仍然觉得心里没底，他一反常态地表现出怀疑和脆弱。“或许连我也高估了法律。”他有些担心。他害怕自己犯下“对‘人民’关心不够”的“过错”。他想“读一些良好社会基础所必需的法律著作……作为我从未学过的这门学科的进修资料”，就此他征询了霍金的建议。霍金给他草拟了一份阅读清单，附上一些鼓励的话语以及他对法律和神学之间关系的理解。但卢斯真正所求的并非是关于自己如何自学的建议，而是佐证他认定法律必定发挥作用的有力依据。后来，霍金不仅是卢斯的良师，更是他所做一切努力的鼓舞者。他没有考验卢斯的信念，而是给出了一些令人鼓舞却又未作明示的评语，如“在你关于法律的精彩演讲中，你恰当地批评了我们对法律缺少关注的外交政策”。但是霍金的肯定对卢斯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关系也有助于提升卢斯坚持所求的信心。

不过，卢斯的眼界却要高于霍金，也高于各类律师协会，他展示了他对法律的新追求。他真正的目标是要吸引国家领导人和世界各国领导人进入到他的轨道，并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新信仰。他开始广泛地与大学校长、国会议员、外国领导人进行通信。但最重要的是，他开始着手影响艾森豪威尔政府。由于未能说服总统和国务卿在亚洲采取更积极的军事立场，于是他试图吸引他们将法律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但结果证明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当他与杜勒斯打交道时。对杜勒斯而言，“法治”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愿望，但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起不到实际的作用。他从来没有明确地拒绝过卢斯的想法。“没有了法律，便没有了安全保障。”杜勒斯在1957年的一次会议中（含糊地）赞同道。但他接着提醒卢斯，要将法律延伸到国际关系中是多么困难。“世界法庭已被闲置”，他说，“大量的仲裁协议随处可拾，但从来没有执行过……在我们与共产主义之间是一条在法律上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另一个场合，他提醒道，“而且，各国也很不情愿将其争端提交到司法裁决。”后来，杜勒斯还写信劝阻他：“在联合国的讲话中，我谈到了国际法。但我担心不会给他人留下多少印象，因为有许多更为重要，也更为紧迫的事情存在。”

为了更有效地推广自己的观点，卢斯帮助组织了“请愿者”委员会，其成员包括美国律师协会主席查尔斯·赖恩、下任主席罗斯·马龙以及哈佛法学院前院长兼美国司法部前副部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他们一起呼吁杜勒斯在1958年8月的“美国律师协会年度会议上作主题演讲”，并指定一个“总统委员会”来“推动法律促成世界和平的事业”，而且最重要的是拥抱“这个主题中充满希望的利益”。该小组在7月份会见了杜勒斯，但后者明显热情不足。“杜勒斯先生的反应一开始便是负面的，”卢斯的记录显示，“在他的来访者到来之前，他便一直在努力做这一切。”人们或许“认为这是实现和平的捷径，然而事实上实施这些世界法律的建议可能需要一百年的时间。”

卢斯仍然希望得到杜勒斯的支持，而杜勒斯也间或鼓励他。杜勒斯时不时地在他的讲话或公开文件中提及法律的重要性，虽然从来没有过确切的政策或行动，但这有助于防止他们的关系出现大的问题。与杜勒斯相比，艾森豪威尔对国际法的价值给予了稍多一些的关注，同时也对卢斯和他的同事们做出了些姿态——不管这些姿态是多么的轻微，卢斯都给予了热烈的拥护。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艾森豪威尔谴责苏联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入侵是“无法无天”的行为。卢斯更是眉飞色舞。“你抓住了这个机会，高举起法律的旗帜，这面旗帜已有一代人没有举起过了。”他在给总统的信中写道。但是，艾森豪威尔公开地对“法治”的拥护并不常见。虽然他并不像杜勒斯那样倾向于表达出自己的保留意见，但他也对卢斯路线的可行性表示过怀疑。人人都认为，艾森豪威尔写道，“在世界范围内以法律替代武力”将有助于解决“世界上的分歧”。但是，除了这个大原则外，总统继续说道（呼应杜勒斯），“我最不确定的是你想要表达的意义……很明显，这个世界还没有准备好采取或遵守国际法的原则。”法律宣传，艾森豪威尔说，不应该是政府的任务，而应该是“主要透过律师协会进行的民间运动”。于是他摒弃了卢斯和赖恩关于设立“法治总统委员会”的建议。艾森豪威尔反而鼓励将法律问题移出白宫转进学术界的倡议，这一倡议由艾森豪威尔最有影响力的助手阿瑟·拉尔森脱离政府之举点燃了希望。

拉尔森是总统首席演讲稿撰写人，他利用此职位来帮助阐明一个温和的公共政策观，后来被称为“现代共和主义”。但到了1958年，总统对温和失去了兴趣。拉尔森开始为自己谋求政府外的职位。杜克大学的一位董事赖恩提出（在卢斯的热心支持下）成立一个国际法律中心，他邀请拉尔森来领导这个中心。拉尔森辞去白宫职位（带着总统的“法治进步”名誉顾问头衔）。让卢斯感到高兴的是，被他称作“通过法律实现世界和平”运动现在有了这家著名机构作代表。他支持拉尔森为加大该事业的宣传活动所做的努力，而拉尔森也极为有效地做到了这一点。在他就任杜克中心主任期间，拉尔森吸引了大量的政府官员和国际领导人（其中包括卢斯）参会并发言；他发表了不少有关国际法的书籍和文章；他还帮助提升了国际法的形象以及可能对全球政治所具有的价值。但拉尔森中心的成立也是当局边缘化这个不方便运动的一个借口，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对这一运动可是没多大兴趣。

卢斯努力促成的最为重要的提案之一，是废除所谓的康纳利修订案，该修订案是1945年美国加入国际法院所缔结条约中的一条规定。得克萨斯州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一直反对将任何主权移交给一个国际组织。他这一修订案的结果是使该条约赋予法院的司法权对美国国内事务没有任何作用。至于什么是“国内事务”，什么不是，全由美国政府决定。对卢斯和其他国际法先锋来说，修正案是实现被拉尔森称为“世界法治”的一个主要障碍。杜克中心为其废除一事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都无济于事。最终，卢斯堂吉诃德式的圣战没有产生任何新的法律，抑或任何新的政策，虽然的确有助于使国际法更多地出现在国家公共话语中。此后几年，他继续期盼着由法律带来一场革命。“1965年这一年，”他在努力了十五年之后写道，“可能会是法治观念真正上升到公众意识层面的一年。”

1953年年初，艾森豪威尔任命克莱尔为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这大大加强了卢斯对艾森豪威尔的忠诚——他经常忽略他们之间的分歧。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这一任命是为了回报一位共和党坚定分子（克莱尔）和一个重要的支持者（哈里），并借着此举来巩固他与强大媒体帝国的关系。这无疑帮了克莱尔一个大忙，她是著名的天主教皈依者，因此是联络梵蒂冈驻意大利大使同时也是驻梵蒂冈大使，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74年。对哈里来讲，此项任命使他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也更为直接地参与到国家事务中的机会，同时又允许他保留对杂志的控制权。在克莱尔担任大使的四年中，哈里几乎将一半的时间花在了罗马。他在这个城市中为自己准备了间办公室，有时他就在这间时代公司的办公室里工作，而有的时候却是在大使馆里工作。在这里他是克莱尔的非官方顾问，但他积极地参与到了几乎所有的公共事务中。

克莱尔的意大利任命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意大利都是不多见的。它遇到了一些来自国务院的阻力。克莱尔认为，杜勒斯本人也反对任命她。哈里不断地安慰她，一切都会搞定的，而且他正在悄悄地与那些仍然挡住她去路的障碍做斗争。在此期间，克莱尔却变得越来越焦虑，她坚信有一个阴谋想要阻止她得到这份工作，同时又害怕——在经过新闻媒体广泛的报道之后——如果提名被撤回所带来的耻辱。同时，由于她时常处于紧张状态，她开始关心起自己的年龄来（1953年时五十岁）。“这些天来，我感觉自己是这么的苍老，”在1月里情绪低落的时候，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再也感觉不到衣服带给我的美了，它们只是为了遮盖一个事实——穿在我身上是个浪费，一定是这样的。”但她的失望并没有持续多久。2月初，总统宣布了克莱尔的提名，并于3月初获得了参议院的确认。在经过一轮豪华的告别派对之后，克莱尔在哈里以及亲戚和朋友的陪同下，于4月底到达罗马。

克莱尔在罗马的前七个星期里，哈里与他一起住在使馆（在不同的卧室，一直如此），之后哈里回到了纽约，但他经常会回来住上一段较长的时间。在她四年任期之间，卢斯平均每年都有二十个星期住在罗马。在他们的婚姻当中，这是一个罕见的平和以及相互忠诚的时期。“我最深切关注的总是他与我欢聚在此！”她在1953年2月写道，“我现在感觉到了他最深的对忠诚的信念，还有他的温情和帮助！”大使任期带给他们真正的伴侣关系，这在他们过去的十八年婚姻中一直没有过。是哈里说服总统和国务院同意派遣克莱尔到罗马的。他代她拒绝了劳工部长和墨西哥大使的任命。他每月捐出五千美元给大使馆，作为克莱尔的娱乐开销，并将优雅却又衰败的大使馆进行了大范围的翻修。他将他助手基普·芬奇（Kip Finch）及其家人一起带到了罗马，以便照顾他和克莱尔起居。在罗马大使馆期间，哈里的影子几乎无处不在——他时常督促着外事人员，要表现出他们对大使的尊重，遵守规章制度，代替克莱尔出席并主持午宴和会议。有一位同事称他是“一个超级棒的‘大使妻子’”。当克莱尔在大使官邸庞大的客厅壁炉前招待参加宴会客人时，他周旋在聚会人员的外围以确保每人都有酒喝，并且都看到了卢奥和丘吉尔的画像（这幅画像以前挂在他们纽约的公寓里）。在以前的生活中，他从来没有如此细心过。

但是，卢斯远远不只是给予支持的、体贴的丈夫那么简单。一如既往，他与克莱尔之间的和解是与她的新职位所能提供给他们行使权力和施加影响力的机会紧密相连的。这个机会还因为意大利领导人极度信任而被加强，他们认为卢斯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有着“亲密的友谊”。哈里的助理——疲惫而又有点幻想破灭的艾伦·格鲁夫将他描绘成：

沉迷于外交政策相关事务以及他对此的直接影响力中。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他感兴趣。他认为自己的地位是独特的，便于施加压力的——克莱尔在罗马，C·D·杰克逊（他曾经的以及未来的雇员）在白宫，他的杂志宣传他的观点。他幻想着自己正在塑造美国在世界上的命运。

大使馆的信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写给卢斯收的，仿佛他才是大使一样）大部分是由卢斯和时代公司的职员帮忙处理的。他定期通过信件将克莱尔的成功事迹一件件地告诉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意大利，哈里也有他自己外交式的生活。他四处奔走，与部长们、各省官员以及工业界领袖们会面——这些会面不同于他以前那些在国外旅行期间的会面。由于他与美国大使馆的关系会面的等级得到了大大的提升。比林斯说他是“处于罗马的云端”。

与她的丈夫（同时包括国务院）一样，克莱尔大使任职的核心是对共产主义的必然关注。在西欧诸国中，意大利是有着强大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有入主政府的可能。克莱尔在大使馆外交人员的鼓励下，抛弃了大使不干预驻地国政治的传统，对意大利左翼势力进行了坚定的而且往往尖锐的批判。她还同时对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进行了批评，因为他们太过软弱，没有采取“积极的反共态度”。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为了彻底改变意大利的政治格局而做的雄心勃勃的尝试”……

意大利任职期间，在好几个国家举行选举的时候，她还公开警告选民说，如果该国的共产党获得了胜利，那么美国将中止对该国的财政援助。“如果意大利人民落入了……左翼抑或右翼的极权主义圈套”，她在1953年的议会竞选中威胁道，鉴于美国与意大利之间的“亲密友谊”，可以想象“紧随而来的必将是极为可悲的、严重的后果”。她对阿尔契德·加斯贝利（“二战”结束后便担任总理）的领导能力充满了怀疑，认为他摇摆不定。于是她积极支持右翼基督教民主党的朱塞佩·佩拉，欣赏他的“政治活力”（1953年8月佩拉击败了加斯贝利，五个月后，他又败给了自己）。失望之余，她开始尝试自己动员反共产主义领袖（不仅包括政治家，而且包括工业家、知识分子、记者和其他人）。她告诫各家公司赶紧清除他们雇员中的共产党人，并且威胁说，如果他们做不到的话美国将冻结对他们的援助。菲亚特——意大利最大的工业公司和美国支援的重要接受者——做出了回应并拟出了“不受欢迎雇员”黑名单，这些人因持左派政见而遭到解雇或被暂停职务。经常有来自意大利政界和新闻界的充满愤怒的批评，指责克莱尔对意大利国内事务进行了不当干预。但事实上，她并没有背离原则，尽管她的极大名气和远见使其看起来像是如此。她所采取的步骤，是完全符合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一贯的外交政策以及通过非军事化手段战胜欧洲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这也是哈里强烈国际主义的体现，正是由于哈里的国际主义，才导致了克莱尔富有争议的举措。

克莱尔在美国驻罗马大使馆的生活，甚至比她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时候还要忙碌。通常，大多数接受政治任命的大使都将实际工作交给外交官员，而自己大部分时间都放在礼节性的事务上。克莱尔却认真对待外交工作，每天花上数小时坐在办公桌前处理电报和信函，会见对其充满崇拜而又颇感困惑的下属——他们还不习惯直接面对大使。

克莱尔是一个身体健康、生活积极的女人，直到八十高龄时仍是如此。但她也是一个忧郁症患者，一些无法诊断的小毛病时刻纠缠着她。这种情况在罗马尤为频繁和严重。有段时间，她的疾病拉近了哈里和她的距离。在许多个晚上，他们会一起坐在她的卧室里，互相读书给对方听，玩竞争激烈的拼字游戏，享受着他们在美国很少经历过的家庭生活。后来克莱尔告诉她的秘书说，“在罗马的那些年是他们婚姻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光。”哈里定期赶往意大利，带她去地中海坐邮轮、度长假，或者是去法国或希腊的度假胜地。由此带来的病情康复使得她的医生和朋友更加以为她的病因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是压力和疲劳的产物。1954年年底，她开始出现严重的牙齿问题，她以及她周边的人担心可能是中毒导致。使馆最后宣布的是，工作人员发现从克莱尔睡床上面天花板上剥落的含铅油漆使她逐渐暴露在低含量的砷中。这种所谓的发现被广泛宣传，当中包括《时代周刊》杂志。但在当时也有人声称，这个故事是杜撰的，克莱尔的真正问题是病毒感染，只是恰巧与年龄有关的牙科问题相吻合。而含铅油漆的故事只是一个掩护，因为她要在纽约花上几个月时间进行全面的牙科美容。当她接近五十五岁的时候，她更加关心如何保持她的美貌，她正确地认识到在高风险的、男性主导的政治和外交界，美貌是她最重要的资产。

到1956年年底，克莱尔在意大利的生活使她变得更加烦躁不安。她对该国政治中反共产主义右翼势力的持续软弱感到失望，对使馆的日常工作也颇感无聊，她渴望在公共舞台上获得更大空间。她敦促艾森豪威尔将她调离罗马，回去为他1956年的竞选活动工作。当消息传来说，总统打算取消尼克松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克莱尔开始积极游说以便让自己接替他。她打探参与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席位竞选的可能，但是，该州的共和党对这一想法缺乏热情。她还提到了出任卫生部、教育部或福利部部长的可能，但都毫无结果。她最终于1958年年初辞去了大使一职。

但她仍然是一个突出的外交职务候选人：她希望去伦敦，但没有成功。最后，在1959年艾森豪威尔让他出任驻巴西大使时，她半推半就地同意了，虽然她发现巴西还不如意大利对她的吸引力大。当时存在许多对这一任命的批评，部分是源自拉丁美洲地区抵触时代公司对该地区的相关报道。她还承受了一些民主党国会议员的愤怒，他们反对哈里对艾森豪威尔的大力支持。让《时代周刊》极为沮丧的是，最近刚由共和党转投民主党的俄勒冈州参议员韦恩·莫尔斯（Wayne Morse），发表了一个冗长而又严厉的反对克莱尔提名的讲话。不过她的任命很轻易地便得到了确认。哈里鼓励她去，并答应像在罗马一样尽量多花时间去里约陪她。但她还是摇摆不定，一方面是因为她对这个位置感觉不冷不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担心将被要求监督美国对巴西援助的结束过程，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批评和失败。朋友报告说，克莱尔一直在寻找一条出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很快就找到了。在任命确认不久，她便向新闻界发表一份声明（在她顾问的建议下，同时没有向哈里寻求建议）说：“我为参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选票通过表示感谢。我们现在必须等到尘埃落定，我事业上的困难可追溯到几年前，其标志就是参议员韦恩·莫尔斯的脑袋被马踢了一脚”。在经过参议院一小波的批评浪潮后，她拒绝了这项任命，理由是那些对她“无比丑陋的指责”以及“对我的使命进行不断骚扰”的可能性。

对克莱尔来说，巴西的失败标志着她政治生涯的结束。她回到了纽约，试着回到写作上，偶尔做些演讲，她仍是抢手的社交名人。但她再也没有恢复她以前的那种卓著的声名。不过，对于卢斯来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有着不同的意义。这段时间的经历使他重新振作了起来，给予了他面对未来的新热情。他不再对“冷战”念念不忘，开始把重点放在他所认为的美国巨大成功和美国生活转变上。他开始不再局限于寻求权力，还要寻求幸福。

第十三章 国家使命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卢斯再次面临个人生活的危机。而就在同时，他开始了一项新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他的新乐观主义与过去烦躁情绪的结合。他开始主持一个他称之为“国家使命”的调查项目，他热情而又迫切地接受了这个项目，并为之奉献了余生。

“艾森豪威尔在位的八年对共和党来说是伟大的八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卢斯在他未完成的回忆录中写道，“得益于共和党政府的良性法律环境，同时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无论是以个人抑或自愿组成协会的方式，美国人民几乎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对于一个远离国家领导层超过二十年、一个人生使命似乎是时常抱怨国家意志和想象力失败、一个不断呼吁国家改变路线的人来说，这种政治满足感或许与其性格不符。但卢斯的乐观并非是情感上的怀旧，而是他与艾森豪威尔的私交以及总统对他刻意关心的结果。同时也使得他坚信，美国正在战胜它面对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正在拥抱“另一个已付诸语言的词语，那就是‘卓越’”。

卢斯认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后期不仅对美国来说是大好的时间，而且对他自己来说也是如此。他在意大利的日子使他重新焕发出活力，而且至少让他不成功的婚姻短暂地恢复了相对的平静。他的公司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他的杂志也获得了持续蓬勃的发展。卢斯逐渐放慢了自己改造公司的努力，并且一反常态，更多地听从他那些才华横溢的编辑的意见。这使得他扩大自己在公司外部的活动范围变得可能。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慈善组织和智力项目中，并且新发展了一些私人关系，这一切都使得他对生活越来越满意（即使是偶有波澜）。

但卢斯充分的满足感持续了没多久，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他再次面临个人生活的危机。而就在同时，他开始了一项新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他的新乐观主义与过去烦躁情绪的结合。他开始主持一个他称之为“国家使命”的调查项目，他热情而又迫切地接受了这个项目，并为之奉献了余生。

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国家现状带给卢斯的幸福感，并没有软化他杂志的批评基调。相反，艾森豪威尔总统任职期间所遭受的猛烈批评比时代公司曾在1952年竞选期间所受的还要多。以往关于《时代周刊》抱有政治倾向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卢斯对罗斯福和杜鲁门的攻击。到了五十年代中期，此类投诉则主要来自于杂志对艾森豪威尔的过度欣赏。当然，卢斯在过去的时间里曾长篇大论地宣传共和党候选人，最为明显的是1940年他对温德尔·威尔基的大力支持。但是，艾森豪威尔是首位卢斯完全钦佩的在任总统，而对共和党政府的报道是如此正面，乃至卢斯自己的编辑都开始心生怨念。《时代周刊》的国际新闻编辑托马斯·格里菲斯（Thomas Griffith）于1956年向卢斯提出警告说，杂志正处在“失去你和我（以及其他许多人）……希望《时代周刊》应得的尊重”的危险中。格里菲斯指出，以往的《时代周刊》只是在竞选活动临近结束时“耍些小手段”，但是现在，他指责道，“是长达四年的行为”。

格里菲斯的指控是无法辩驳的。1955年7月4日的专题（封面是以自由钟为相框的艾森豪威尔画像）中，《时代周刊》赞美道，“清晰得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美国人民拥有了耐心、决心、乐观、信心。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二十九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国家迎来了一个显著的改变。国民的血压和温度降下来了，神经末梢也痊愈了。”“新基调可以说成是，”《时代周刊》声称，“信心的回归。”一年后，在艾森豪威尔竞选连任时，《时代周刊》为了总统的“风趣”和他新发现的政治技巧而欢呼。“拉拉队长们蹦来蹦去，做着滑稽的政治表演。共和党政要们站成一排咧嘴而笑，都可以做牙科检查了。”杂志描写了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活动抵达旧金山时的盛况。“这位战斗英雄在政途中小心翼翼地走了这么久，现在已经成为热情而又风趣的政党领导人，他喜欢这个世界和它的政治居民。他在上周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动都证明了这一点。”《时代周刊》甚至免费刊载了其他记者对艾森豪威尔所做的正面报道。该杂志曾一度发表文章称，民主党的专栏作家约瑟夫（Joseph）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Stewart Alsop）将艾森豪威尔的立法纲领描绘成“一个巨大成功”。

《时代周刊》在报道美国政治时明显的偏袒性，引来了日益增多的对杂志其他方面的批评。1959年，菲律宾大使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演讲中，将《时代周刊》的办刊理念解释成“以我们的视角报道所有的新闻”。几年后，一份“左倾”的纽约杂志《事实》收集了一些知名人士对《时代周刊》的不满并加以公布，在这些不满中，这些不满的字眼包括“谎言”、“扭曲”和“极度的不准确”等（该杂志编辑还道歉说，因为没有足够的版面而无法刊登征集到的所有评论）。“我在《时代周刊》中读到的所有音乐专栏都是扭曲的和不准确的。”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如此声称。女演员塔露拉·班克黑德在《今夜秀》节目中提醒观众“不要相信你在《时代周刊》中读到的任何一个字……全部是捏造、诽谤和堕落”。此类的指责占据了满满的二十多页：“我认为《时代周刊》的报道是带有偏见的、不公平的”（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时代周刊》中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百老汇制片人大卫·梅里克）；“《时代周刊》的新闻是带有偏见的”（诗人康拉德·艾肯）；“《时代周刊》高超技巧的目标是极权主义……而不是深度和易读性”（媒体学者马歇尔·麦克鲁汉）；“……大概是现存的最不准确的杂志”（小说家P·G·沃德豪斯）。虽然《时代周刊》的偏见程度并非完全如他们所说，但是有足够的“倾向性”报道作为这些指控的佐证。在这些攻击面前，卢斯时而防御，时而痛苦。他偶尔作出化解批评的努力，但大多数的时候只是对这些指控视而不见。“《时代周刊》将会保持亲艾森豪威尔，也就是亲共和党。”他在1955年写信给一位重要的同事时挑衅地说道。他仍然认为纯粹的“客观性”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他同时认为，这些都是他自己的杂志，理应反映他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部分时间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卢斯的世界观深受其对美国的富裕程度以及美国社会和文化进步的看法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程度不一。这些看法又助推了他的杂志（特别是《生活》）的内容。这并非是《生活》的急剧转变，该杂志一直以来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促进财富、进步和美国的生活方式。但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该杂志更加着迷于经济繁荣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正如《生活》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是战争的大编年史一样，它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又成了繁荣与和谐的大编年史。早在1945年12月，该杂志便高兴地宣布了“常态”的回归。当然，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即使对美国中产阶级来说，繁荣还远远没有成为常态；甚至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许多的美国人来说，繁荣仍未达到常态。战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仍有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生活在政府公布的贫困线以下。但《生活》还是坚持认为美国人正把“思想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并且正在回到“足球比赛、驾车旅行、家庭团聚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那些愉快琐事中”。

到1954年，富足的观点一直是《生活》的主题。一方面，该杂志对美国人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感到好奇和关注。“人们要怎样准备迎接这个富足的时代？”该杂志曾在其感恩节一期中问道：“谁会因为太多而感激？”一年以后《生活》仍然在担心：“富足本身就够让美国人引以自豪吗？”然而，更多的时候《生活》为国家的富足而欢呼。在该杂志对国情的评估（在总统的年度报告前不久）中声称，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一年好过一年”，并列举出“三大经济上的恩惠（这在以前，政治上似乎根本不大可能）：工资上涨、税率下降以及物价稳定。”后来，在1956年的封面故事“大工程的高峰年”中，《生活》宣布了一项史无前例的三百三十亿美元的投资，这是“重塑大陆……即使是在大工程并不少见的大陆”。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而且是“为了未来”。《生活》定期地为美国繁荣路上取得的新里程碑而高歌：“历史上最大的股票发行”（福特汽车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美国建筑业的“显著恢复”；“成片的、外形设计大胆的新摩天大楼”矗立了起来；克莱斯勒以前所未有的两亿五千万亿美元投资对1955年车型进行重新设计（“更长、更低、更具运动性……更大的马力”）。“上周，”杂志在1955年7月关于家居用品制造商的故事中提到，“美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钱可以花。这种趋势似乎是每只鸡、每条鱼、每个蛋以及每个胡萝卜都有两个用来盛放的盆……这是美国整体繁荣的一个生动例子。”

时代公司的杂志甚至开始赞美工会。卢斯向来对工会感到不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该公司曾努力争取为自己的一些员工组织工会。不过，卢斯对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有着深刻的印象，他坚持认为这是在劳工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他认为，关于工会运动的一切都是全新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与汽车工业达成了一个新的工人“最低工资保证”协议，同时放弃了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IO）曾经提出的更为激进的建议。《生活》在1955年的封面故事中提出“新的富裕，劳工联合”的口号。1955年，美国劳工联合会（AFL）与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这标志着“和平新时代”已经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劳资战争中涌现出来。《生活》甚至将曾经被它谩骂过的一些人描绘成：“一种新的联合主义者”，新兴的、负责任的工人“富裕领导人”。

富足不仅是商业和工资的关键，也是技术的关键；而且因为卢斯突然迷上了技术进步，《生活》开始为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取得的成就而欢呼。“各类进步蜂拥而来，”《生活》在“我们前沿成果的几大系列”的报道中，隆重地将标题定为“人类新世界：如何生活在其中”。受益于政府补贴以及大学和企业实验室的研究，美国人以“惊人的速度学习着”。在这些发现中包括了原子能，“人类驾驭核聚变的巨大希望”。1955年的时候，《生活》宣称，原子工业是“大生意”，已经开发出利用核能驱动潜艇和建立原子能发电厂向消费者供电的方法——这是“新工业时代”的基础。同样耀眼的是被《生活》称为“喷气时代”的诞生，其前景包括方便人们更快速的旅行和在战争中提高军事能力。1955年，《生活》将某一期的所有版面都用在“航空时代”上，它认为，“掌握世界空气的需要和愿望带来了重塑我们经济、我们的城市以及我们全球关系的改变。”但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展，《生活》预言，与航空时代的“真正奇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尚未在手”，但已经是“近在眼前”。同时，《生活》还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医学发现而感到陶醉：沙克疫苗以及随后沙宾疫苗的发现有效地消除了小儿麻痹症；癌症治疗上的进步似乎快要控制住这一“可怕的敌人”；改进的X射线技术；心脏手术的创新；更多地、更先进地对抗细菌感染和病毒的新武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生活》对技术的迷恋达到了顶峰，当时该杂志已实际上成为载人航天计划的“官方”编年史。对于《生活》杂志以及许多的美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探索外太空的目标更加能够将科学进步和美国伟大使命的联系人格化；没有什么比人类自己做这些探索的想法更能让美国人激动万分。几乎就在第一批七名水星号宇航员刚被命名的时候（一夜之间便成为超级名人），《生活》便立即花上五十万美元买断了他们故事的独家报道权。在宣布这一巨大动作的两页广告中，编辑们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宇航员们的故事只会出现在《生活》杂志中，”他们写道，“从现在开始，这七个人（以及他们的妻子）的生活将会是我们的头条新闻，直到他们中的一人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轨道的美国人。这必将是当代最吸引人的、令人激动的人类故事。”卢斯本人没有直接参与公司关于宇航员的报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被这非凡的吸引力所吸引，甚至开始将他们称为“我的孩子”。

但对卢斯，进而对《生活》来说，美国这个新“富足时代”的最好证据是中产阶层的家庭。战后几年最重要和最令人振奋的成功之一，他认为，是置业的快速增长，这得益于郊区的大开发和联邦政府的慷慨支持。《生活》推出的“现代生活”系列，部分地对他的热情做出了回应。该系列几乎完全着重于美国家庭的特色。有奢华的或颇具匠心的大宅——如位于棕榈泉的“按钮天堂”。它由一位富有的制造商建造，此人将这座房子称作“机械梦幻屋”。里面有游泳池、网球场、九洞的高尔夫推杆草坪以及由七个户外沙发组成的“旋转餐桌”，“在阳光下慢慢”地转着。在其他文章中，《生活》向大家展示了美国家庭设计的多样性——涵盖全国的房屋，体现了各地区风格——西南地区的“粗木材和得克萨斯州科尔多瓦石”，中西部地区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加利福尼亚州的红木家具，它们相互交叉，所达之处便风靡盛行。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漂亮的现代家具支柱”、“双人浴室”、“时髦的混合装饰”、家庭装修中“高雅的回归”、“宽敞的简约风格”以及“古董购买指南”。1958年，分成三部分的住房系列展示了全国范围的郊区扩大发展，并重点涉及“更好房子的理念”。后来《生活》选择了“六套优秀房屋”作为“不同价位的全国最适宜居住的房子”范例。也许，“现代生活”系列中最离奇的文章要数1955年的封面故事——“潜伏的氢弹”。这是一个新近设计的防空洞，一家五口的中产阶级家庭幸福地住在里面，他们周围堆满了罐头食品。照片记录的是他们在这个三千美元的“豪华模型”里的活动：玩游戏、看书和缝衣服——一副世界末日家庭生活景象，与《生活》杂志对其他多数郊区生活的描写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谁跟谁过不去。”《生活》愉快地在1955年7月4日这期中报道。美国正“享受着国内的安宁生活”。该国“没有卷入战争，不受大罢工的困扰，人们几乎百分之百就业”，而且“对自己的境况感到满意”。配上的大量照片就像是为了佐证这个了不起的时刻，其中有“拉特兰郡露天广场上高兴的佛蒙特州人”，标题为“又是丰收年”的位于中西部的麦田，亚特兰大青年商会巡游，有着多个电视机的郊区小屋，刷满与主人达尔马提亚狗相同圆点的折篷车，马萨诸塞州皮博迪市的太妃糖聚会。“精神和工业一起在膨胀”，《生活》刊登的另一篇文章中的照片有新车、交响乐队的演奏以及密歇根州弗林特汽车厂的扩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生活》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宣传一种开始被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称为“共识”的信念，该信念认为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广泛享有共同的理想和抱负。《生活》似乎在说，这些共同的理想就是富裕、消费以及中产阶层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该杂志赞美明显的——尽管大多不满——爱国主义、稳定的核心家庭以及男人“养家糊口”。它还偶尔关注一下在外工作的妇女，例如它在1956年刊登的一篇名为“我老婆在工作，我喜欢”的文章，该篇文章记录了有工作的妇女在提高家庭生活水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但更常见的是宣扬妇女主内。当《生活》把视角撤离中产阶级时，它便常常聚焦在拥抱“美国生活方式”的移民身上，或者是通过辛勤劳动或慈善捐赠进入中产阶层的边缘美国人身上。对于这些，它都给予了肯定的报道。

在美国人生活的种种改变之中，对时代公司有着最大的实质性影响的是休闲和娱乐的快速增长。许多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减少了；家庭收入增加了。1953年至1954年，《财富》杂志发表了雄心勃勃的“变化中的美国市场”系列，其结论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休闲活动急剧增多，对娱乐的追求也飞速增长，或者按照《财富》所说，有“三百亿美元的娱乐市场”。正如它在其他有关富裕话题中的表现一样，《生活》是一个积极的休闲活动增长的编年史。它对加州阿纳海姆迪士尼乐园1955年的开幕做了大量版面的报道，它还痴迷于以赌博和奢侈娱乐而出名的拉斯维加斯。不过，最为重要的或许是，《生活》发现人们对体育和户外运动有着越来越大的兴趣。它开始用远超以往数量的主要篇幅来谈论滑雪、猎鸭、小联盟棒球赛、野外远足和野营、赛马、水上运动，甚至保龄球。它赞赏老百姓的体育运动和户外活动，同时也为人们在体育馆、竞技场乃至电视上观看到的体育运动而欢呼。

到了1953年春天，卢斯再次进入到被比林斯称作“打造帝国”的精神状态中，这通常意味着要推出新杂志。虽然卢斯从未从事过体育运动抑或野外活动，但他却开始设想创办“体育周刊”，以捕捉到那些他认为是正在不断增长的休闲和运动市场。有人说直接收购现有的一些杂志，如《户外生活》或《科技新时代》。但是，卢斯真正想要的是“我们自己的体育周刊”。他的一些同事被这个想法吓坏了，担心以琐碎小事和针对消费市场为重点的体育杂志，会降低时代公司的品牌。还有人担心高昂的费用将是一大障碍，而且观众面也会过于狭窄。“时代公司不是‘体育’套餐”，比林斯在他的日记中轻蔑地指出，他是“非常反对办体育杂志的”，并且认为“这只是卢斯的一时兴起”（卢斯的副手艾伦·格鲁夫，很少公开不同意老板的意见——这次也是如此——但是他默默地认同比林斯的意见）。其他同事也同样对此项目半信半疑，其中许多人直言相告卢斯，这是一个危险的错误。这些批评对卢斯来说也不是没有影响，有时他对自己的坚持也有动摇过。在计划了好几个月后，比林斯指出“我还没有看到有任何赞助商在新杂志项目上被真正说服”。但是，卢斯没有放弃。

卢斯召来了《生活》杂志记者欧内斯特·哈弗曼（一个狂热的体育迷）来监督暂时定名为“体育”的项目规划。但是，几乎一开始两人便产生了争执。在新杂志第一次实质性会议上，哈弗曼提出由时代公司的人来写这本杂志的文章，就像公司的其他出版物一样。但卢斯强烈反对，并坚持以外部投稿人作为报道稿件的主要来源。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想要真正的撰述员（而不是体育迷）来打造这本杂志；他担心专职体育记者只会复制一些体育迷所熟知的语言——“一种令人费解和过度修饰的写作风格”——一位报纸编辑预测道。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卢斯认为，使用兼职撰述员与建立一个专门团队相比费用低廉，卢斯希望这本杂志的制作费用相对便宜些。几周后，哈弗曼写了一个重磅炸弹备忘录，在新杂志同事间广泛传播。他在备忘录中宣称，他现在确信，这个项目“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他想马上退出，不再担任这个实验部门的领头人”。他的秘密“调研”使他确信，体育专刊的市场尚未成熟。对棒球感兴趣的人不一定会想了解高尔夫，喜欢网球的人也不一定想看足球。潜在的观众太分散，不足以构成“体育”杂志的读者基础。由于卢斯（与克莱尔一起在罗马）当时不在公司，比林斯只好找来拉尔森帮他打开哈弗曼造成的僵局。两人与哈弗曼一样满心怀疑，但在卢斯说放弃前他们不敢轻言放弃。

他们的应对策略是争取没有特殊背景和体育知识的《生活》杂志编辑希尼·詹姆斯（Sidney James）来接管该项目。詹姆斯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后来被卢斯说成是强大的“神经和热情”。詹姆斯很轻松地便搞定了在最初几个月里一直困扰着项目的棘手问题，他称为“语义学和理论”上的争执：该杂志是应该针对大规模读者群（发行量在一百万以上），还是拉尔森开始时所提出的一个相对较小的读者群（约三十五万的发行量），就像《纽约客》，只吸引那些受广告商重视的富人和精英读者；杂志是应该只做体育，还是做成包含更多休闲和娱乐内容的杂志。詹姆斯当即便做出决定，他喜欢“百分百体坛周报的想法，不论是面对大众还是只针对精英阶层”。但他同时还决定，他应该在确定什么是“运动”方面有一个比较弹性的标准。更为关键的是，他立即着手版面设计和作品收集。他甚至喊出了“精彩的体育世界”的口号，后来成为该杂志最重要的宣传口号之一。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便已经准备好将封面和版面设计递交给比林斯和拉尔森，他们两人立即转为支持该项目。“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很激动”，比林斯写道，“考虑到他……只用了大约三个星期便把项目启动了起来，这真是太棒了。”

几个星期后，卢斯从意大利回来了。看着詹姆斯的成果，他简直不敢相信。当初《生活》杂志创刊时，卢斯有很长一段时间（许多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一直感到不满意；即使在《生活》杂志第一期付印之时，卢斯仍没有完全满意。但詹姆斯，甚至还没有制作完整的样刊，便取得了卢斯对杂志立即的、狂热支持。其最好的证据是，卢斯本人开始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杂志创刊的“实验部”里。“有段时间，我们看见卢斯的机会比看见我们老婆的机会还要多，”一位詹姆斯的团队成员后来说道，“我们中有的人被分派陪同他到体育赛事现场，并给他指认出各个运动员。”比林斯的记录显示，在漫长的午餐时间，卢斯“提出了办这份杂志的初衷和理由——它的目标是什么？为了赚钱吗？当然可以。但是，人类的活动有着更大的意义，卢斯建议应该以成人智力所能理解的风格（你可以称之为反智力的）对其进行报道，这在以前还从未有人做过”。卢斯反响最大，同时最令人困惑（至少对他的一些同事来说）的言论是：“我希望我们有着教化的能力。”对许多曾经参与过《财富》和《生活》创刊工作的编辑和记者来说，所有的这一切是如此的熟悉——他的远大目标，他对意义的追寻，他长期的哲学思考。但是，这一次还缺少了某样东西：那就是一直以来帮助他战胜各种挫折的智慧。与过去相比，卢斯的热情丝毫未减。但是，要么是因为他对这个主题仍感陌生，要么就是因为他已经太长时间没有从事杂志的创刊工作，他已经不再是新项目的背后动力了。“卢斯看着各个版面——这个留下，那个拿掉，”比林斯对早期的样刊工作作如此描述，“但随后他就被卡住了，沉默了五到十分钟却仍拿不定主意。他的灵感已所剩无几，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新闻杂志的创意天才了。”卢斯逐渐减少了他花费在新杂志上的时间，这使得詹姆斯可以继续走他的务实道路。卢斯一反常态地拒绝为新杂志写内容简介，最终还是詹姆斯写就。而卢斯，在没做多少修改或质疑的情况下，便宣布“简介非常好，方向都正确”。

新杂志从1953年6月提出概念到12月付梓，前后不过半年时间。这至少以时代公司的严谨标准来讲，其速度是相当快的。1954年的整个上半年，詹姆斯和他的同事们，在卢斯偶尔的，而且逐渐减少的参与下，制作了一份又一份的样刊，一直试图在图片与文字之间，严谨文风与体育报道口语化的历史传统之间找到平衡。不过，每个参与新杂志项目的人都认为，杂志已经迈上了正确的轨道——它已经有了一个良好开端，而且稳步地变得越来越好。在整个创刊阶段，该杂志一直以《体育》命名。不过，这个名字已经被其他的杂志采用了，这家杂志曾提出以二十五万美元的价格将自己卖给时代公司，但此价位超出了卢斯的底线。5月，随着出版日期的临近，作为这本尚未命名杂志的时代公司发行人，哈里·菲利普斯在一家餐馆里遇见了一位朋友，该朋友向他提议了另一个刊名。他拥有一份已经停刊的杂志，叫作《体育画报》。大家立即热情地通过了这个建议，于是公司支付五千美元购买了这个刊名。

但是，在组织内部仍然有唱反调者，哈弗曼就是最为坚持的一个。他认为，该项目注定是个悲剧，无论投入多大的努力和创意。其他机构的记者看到样刊时，也颇感失望。他们认为该杂志太过矫情，其结果可能是远离运动爱好者。广告商也表示怀疑，认为只有非常喜欢体育的“傻蛋”才会购买这份杂志。还有人想知道该杂志如何能够整年地维持读者的兴趣，尤其是在体育运动较少的冬季。传统的体育新闻报道与时代公司的文化和风格在许多方面是不相容的。这既是它的负担，也是它的优势。卢斯一直希望他公司旗下的杂志是具有开拓性的，既有高品质，又有创新性。《时代周刊》是第一份“新闻杂志”。《财富》曾渴望成为现有出版刊物中最美观的、最有文化内涵的商业杂志，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讲，它已经达到了这一目标。《生活》一开始的目标是用最好的摄影师和最奢华的形式，做成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图片杂志，而它也基本上成功了。从一开始卢斯便期望《体育画报》能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它不会是一份充满八卦、阿谀奉承和绝顶言辞的“体育迷”杂志；它不会局限于某一个类型的体育运动；它不会成为像《体育新闻》那样的半商业杂志，后者实际上是棒球行业的官方杂志；它不会与报纸现有的体育报道竞争。它不会过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上一周发生了些什么。相反，它会是一本与时代公司传统相容的杂志，而不是与体育界的传统兼容。它将有美观的版面和庄严的形式，而且包含优秀的图片。卢斯写道，它对体育的报道不仅仅是娱乐，还有“人类精神中……所固有的东西”。而且，它还将包括时代公司所有杂志所具有的：一整套的意见和偏见——在这一方面，《体育画报》的表现远比卢斯其他的出版物好多了。

在《体育画报》开始寻求广告客户的兴趣时，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广告公司高层利奥·博纳特要求卢斯解释一下《体育画报》的“存在理由”。卢斯的回答相当长，也让多数的体育记者感到莫名其妙。“我们有氢弹，我们也有《体育画报》，”他写道，“美国人生活在致命危险的阴云之下，但是有人却说和平是可能的……你们现在只需照常生活和工作。”和平，他说，被部分地定义为“休闲……对幸福的追求”，而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它是“与运动有关的事物”。体育以“一个非常简单的人性化的，同时易于理解和普遍接受的方式反映了美国人民的希望”。但该杂志并没有真正走向大众化。《体育画报》与卢斯其他杂志一样，希望吸引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文化的读者——这些人能够对那些与他们日常生活迥异的复杂的故事产生兴趣——奇迹街、征服珠穆朗玛峰、打猎和钓鱼，无论是发生在本地，还是发生在世界各地……“所以，让我们兴奋的是我们为这类人打造了这本杂志。”在《体育画报》的样刊中，编辑删除了《纽约客》（至今仍是拥有最富裕读者群的美国杂志）的广告，以彰显该本体育杂志更高的品味。

《体育画报》的第一期发行于1954年8月16日。但实际上在发行之前的好几天，该杂志便在报摊上开卖了，而且很快便销售一空。总的来讲，杂志是受到新闻界和读者热烈欢迎的。杂志封面是一幅关于在密尔沃基举行的夜间棒球比赛的震撼画面：在悬垂体育场里坐满了大量的观众，中间便是打中锋位置的勇士（the Braves）埃迪·马修斯（Eddie Mathews）。杂志编辑介绍自己是“时代公司大家庭中幸福的一员”。为了更加突出这层关系，杂志在首页排满了《时代周刊》、《财富》和《生活》首发时的照片：

今天，“新闻杂志”就像玻璃纸一样流行。

今天，《财富》是闻名全国的商业杂志代名词。

今天，《生活》每周数百万的订阅量是公认的美国生活方式。

我们希望并且承诺，在不久的明天你将不再认为《体育画报》是时代公司的新生儿，而是公认的、必不可少的美妙体育世界的每周报道者。

创刊号的第一个故事“两人之间的四分钟对决”，记述了罗杰·班尼斯特和约翰·蓝迪的经典比赛，他们是参加四分钟一英里赛排名头两位的选手。它还向大家展示了它想成为一本如何不同寻常的体育杂志。“一英里赛的艺术性本质就是在撞线的那一刻达到人体极限，”《体育画报》撰稿人保罗·奥尼尔以此开篇，“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身体会抗拒这种极度的体力透支，因此它必须由精神和意志加以控制……很少有其他的体育赛事能够如此终极地考验一个人的勇气、意志力以及忍耐力。”

这一类优雅和复杂的语言正是《体育画报》立志要做到的，而且往往成功做到了——这是一本把体育世界从“运动”提升为为人类状况提供有力例证的杂志。

创刊号涵盖了广泛的体育领域。它报道了人类首次登顶世界第二高峰K2。它报道了惊心动魄的职业拳击赛。它做了一个棒球卡专题（附有如何吹泡泡糖的说明），配有大量照片的关于飞钓的故事，还有猎狐的故事，关于毒藤的基本知识以及一篇关于高尔夫的文章。但创刊号中最为特别的（也是最为自娱自乐的）是一篇关于体育界本身的文章，其响亮的标题是“现在正是黄金时代”。正如特约撰稿人杰拉德·贺兰德所说的那样，“它给人感觉就像是已经没有其他世界存在……一样，为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为了广泛的参与，为了人类精神惊心动魄的胜利，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体育时代。”

1962年开始为《体育画报》写稿，后来成为该杂志数十年来明星作家之一的弗兰克·德福德，讲述了他对创刊号的第一反应。他那时还是个青年运动员和体育迷。“与《体育画报》结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他在数年后写道：

“该杂志似乎常常以体育运动为羞耻——那些公爵和伯爵高调参与的活动除外。有一年，一位《体育画报》撰述员写了三十六篇关于游艇的故事，而该杂志却将棒球、足球和篮球抛在一边，任其凋零……然而……总是在每一期中有那么一些绝对好的东西，有迷人的图画，有令人吃惊的游戏动作照片，有读起来就像听故事的报道，机智的、有吸引力的一切的一切……《体育画报》是一个全新的创造，是令人尊敬的体育新闻精神。”

该杂志第一年的封面报道表明了为何它是如此的与传统体育报道不同。在三种最受欢迎的壮观的体育比赛中，棒球占据了六期封面故事，足球是三期，篮球只有一期。赛马则占据了七期，排第一。总的来说，该杂志选择的题材广泛：游艇、赛车、赏鸟（两次）、滑雪、斗牛、体操、田径、登山、热气球、潜水和狗。1955年2月21日，该杂志封面刊登了一位身着连体泳衣面带微笑的年轻女子照片（运动时尚的一大特点）——这是该杂志一大特色开始出现的征兆，这一特色在此后几十年里最为流行，有时也颇具争议。这就难怪有广告商和读者一度很难判定《体育画报》到底是什么，是谁办的；同时也难怪许多读者折服于它那种类繁多的故事和魅力无穷的照片（照片的排列布局与《生活》非常相像，这并不奇怪，因为它大多数的创刊编辑便是来自于《生活》）。

卢斯对《体育画报》能够吸引到高质量的撰稿人感到非常自豪，这其中包括一些起初原本不愿意给《生活》和《财富》投稿的人。受人尊敬的《纽约客》撰稿人A·J·利埃布林提交了一篇关于纽约市斯蒂尔曼体操馆的格调高雅的文章，这家体操馆培训过许多非常著名的拳击手。华莱士·斯泰格纳写了一篇关于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挽歌。布德·斯库尔伯格写了一篇关于一位年老的职业拳击手最终获得成功的故事。约翰·斯坦贝克则坚称他不能为《体育画报》撰稿，“因为我的兴趣过于分散，而且太不正统。”但是，他写了一封长信阐述他对体育兴趣方面的兼收并蓄，而《体育画报》也照登不误。威廉·福克纳写下了大量的（明显不太正统的）关于1955年肯塔基州德比赛马的文章。

《体育画报》的大多数文章都是由不太知名的撰述员所写，但其丰富的散文风格却是该杂志的一大特色。例如，罗伯特·克里默写了一篇关于该杂志第二个“年度体育人物”布鲁克林道奇队投手约翰尼·珀德赖斯的文章。文章的出发点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伟大棒球手所取得的成就，还揭示了体育运动的普遍本质。它除了讲述珀德赖斯在1955年帮助道奇队战胜洋基队的成就，还大篇幅地讲述了他矿工之家的故事。故事简要地介绍了祖父巴尼的经历：“爬出沙皇俄国的矿井，来到了美国，成了家，然后去了阿迪朗达克矿山，现在……坐在他位于纽约州威瑟比那饱经风霜的乡村小屋里，忍受着尘肺病的折磨，拢着他那伟大的双手。”文章也讲述了父亲乔的故事，同样是在矿山工作，但受益于改善后的工作条件，他利用周末的时间打了多年的半职业棒球赛，因为他有“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就是约翰尼·珀德赖斯，这个勤劳的、普通家庭的儿子“成了成千上万甚至百万人遗忘雄心的活化身，他们曾经对着自家房子的墙壁练习投球，梦想着荣耀加身，但最终结果只是成了卡车司机抑或是办公桌后的白领。”

《体育画报》与《生活》当初的情况几乎相同，在其受读者欢迎程度与其对广告商的有限吸引力之间存在不小差距。1954年，杂志每期的发行量都超过了五十万份，第二年上升到了六十万份，并在其存在的历史中一直稳步上升（2009年达到了每周超过三百万份）。它很快成为美国出版界迄今为止最有名气且最有影响力的体育杂志。然而，广告跟进的步伐却是十分缓慢——特别是与该杂志远远超过原先估算的巨大出版成本相比。卢斯应对问题的本能反应是提高杂志的质量，于是不停地对内容和外观进行重新评估。但他也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来推广这本杂志，并否认它可能被关闭（卢斯从未如此考虑过）的传言。直到1964年，亦即创刊号发行十年后，《体育画报》才首次盈利。此时，其地位已经牢不可破。虽然它的主题是体育、户外活动以及其他的休闲方式，但它读者的广泛性却可以与《时代周刊》和《生活》之类的杂志相媲美。至少对卢斯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成就。这标志着他自身对美国巨大成功故事的感受，其成功表现在国家富足、社会团结以及“对幸福的追求”——他认为《体育画报》已经反映出这一追求。

随着六十岁生日的临近，卢斯有一些持续了一生的特性和习惯也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明显起来。1956年在巴黎，他的一个朋友在与卢斯参加完一场宴会派对之后，对他的言行举止作了如此描述（正如许多人对他的形容一样）：“从形体上看，他的确像是一个老人——他的头部呈三角形，大大的前额，光秃的头顶两边是蓬松的白发；直直的、浓密的黑眉毛；蓝色的眼睛和塑料（镶边）眼镜，窄下巴，一张全神贯注的脸，时而露出狡黠、讥讽的表情。”他衣着昂贵，却又显得有些肥大（经常如此）。他的记录者指出，“在谈及政治时，他的话语常常是漫无边际的、断断续续的……虽不乏真诚，却缺少重点……他经常是一句话还没说完，便不耐烦地放弃了，然后从头开始。”他极为严肃，没有太多的幽默感，是个艰难的谈话对象，因为“他不会让人轻易地找出借口转移话题”。不过，他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他的力量，以及他那“伟人”的身份。

卢斯的那些着迷于他的朋友和同事们，陶醉在对这位非凡之人的谈论中。时代公司的高层人士将大量的（经常是全部）的时间用于伺候他：安排他的旅行，作为他和克莱尔之间的调停人，为他的朋友购买礼物（卢斯本人经常忘记），偶尔还要协助他打理私人的、浪漫的关系。对于无须他人帮助便能生活自理地度过童年和青春期的人来说，他经常是个出人意料的无法自理的成年人。伺候过他的那些人才明白他是因为大脑被各种想法、项目和任务所占据，对日常的琐事毫无耐心。他们往往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介入，保护他免受因粗心大意所带来的伤害。

事实上，注意力分散一直是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他那破碎的语言刚好说明这一点）。在人群中，他经常保持着冷冷的沉默，但有时也会喋喋不休，说个没完没了。他嘴里不停地说着他脑子里想到的任何事情，东拉西扯，旁人根本插不上嘴。他对金钱漫不经心，在商店或餐馆里买单时经常少给钱（这让服务员和售货员颇为尴尬），有时又给太多。多年来，不只是挥霍成性的克莱尔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他自己也一直非常富有。在外旅行时，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住最贵的酒店，住最大的套房。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彰显地位，并非是因为他真的喜欢那优雅的环境。入住后仅几个小时，他的套房便变得杂乱不堪——到处都是报纸、书籍、衣服以及散落在桌子上、椅子上、沙发上、床上、地板上的食物。即使在他自己的家里——他与克莱尔分开睡（已多年如此）——他的睡房要么是装饰华丽的套间，要么是像修道院一样简陋的房子。

就像许多名人和有权势的人一样，卢斯有很多朋友，但拥有真正友谊的却没几个。他所遇到的人大多受其地位所摄，无法平等地与他互动。不过，卢斯缺少朋友也是他本人个性所造成的。他性格粗暴，颇无耐心，对闲聊或八卦毫无兴趣。他总是想着与别人进行严肃的谈话，即使对方根本无此心情。而且他也不愿意过多地向他人开放自己。他曾经说过，他不怎么看重所谓的“感受”，与“思想”相比都是“次要的”。“我不认为他真的希望别人——是任何人——了解他，”一个与他有过许多次交谈和通信的老朋友如此坦承，她说，“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孤独的人。”卢斯也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缺少亲密的关系，于是他试着通过频繁的（即使仍未完全打开心扉）与女人之间的友谊来填补这一空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他与珍·达尔林普尔之间的绯闻便是这样，一个努力实现真正亲密关系的尝试。但这段关系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与一位他于1946年在瑞士偶遇的女子保持着更为长久也更为重要的友谊。

玛丽·班克罗夫特（Mary Bancroft）是一个聪明、机智、好胜的女人，她来自一个尊贵的，但又破碎的家庭。她一生中的感情都以失败而告终——两次失败的婚姻，与社会名流的绯闻（如心理医生卡尔·荣格以及后来的CIA局长艾伦·杜勒斯）。“二战”期间，她还做过美国派驻欧洲的卓有成效的间谍，不过此事一直不为他人（包括卢斯）所知。她是于1947年在一次晚宴中偶然遇到卢斯的，那是在苏黎世举行的一场出版商见面会，而她当时正好就住在苏黎世。班克罗夫特是一个狂热的民主自由派人士，而当被介绍给卢斯时，她说：“原来是你，公众的头号敌人。”“我讨厌‘《时代周刊》的文风’，”她后来解释道，“而且我认为读《时代周刊》就像是在读广告，而不是我所知的新闻。”但她还是对卢斯着迷，而且只是在了解到卢斯很有可能到场时，她才同意参加晚宴。卢斯显然也对她颇感好奇。“想不想跟开创了美国世纪的男人聊聊？”那天晚上他轻佻地问道，然后坚持要她坐在自己旁边。“就在那第一次见面的晚上，”多年后她回忆道，“我的感觉告诉我，终于遇到一个我能够对其倾诉的人……而且不用担心会受到伤害。”在卢斯回到纽约之前，他们又见过几次面。他们之间极为理智的、有时又颇为动情的关系持续了十三年之久。

他们之间的友谊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与卢斯保持这段关系的同时，班克罗夫特还同时与杜勒斯保持着来往（杜勒斯反复问她，“你是否已经把与亨利·卢斯的友谊变成实际的好处？”她总是皱起眉头告诉他说没有）。班克罗夫特和卢斯主要是通过书信交流。在书信中，他们相互揶揄着，有时还为了一些政治问题以及他们自身的问题和危机而争吵起来；有时又为了对公众人物的看法不同而剧烈争吵，因为他钦佩的恰好是她所讨厌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理查德·尼克松以及最关键的惠特克·钱伯斯。班克罗夫特用了很长的篇幅对钱伯斯进行攻击，而哈里显然选择了不回答（虽然他寄出的信件只有少数还能够幸存下来一些碎片）卢斯写给班克罗夫特的信件一直保留在她的手中，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她将这些书信借给作家W·A·斯旺伯格，后者当时正在撰写卢斯传记。斯旺伯格摘抄了信中一些内容，这些在他哥伦比亚论文中有所反映，但原始信件似乎已经遗失。伊丽莎白·班克罗夫特可能在某个时候已经将其销毁，或许是她要求斯旺伯格这样做。不过，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些信件已经遗失。当他们真正在一起时（开始时这种机会并不多，因为他们经常处在大西洋的两岸），他们相约在餐馆或酒店（如果是在酒店，班克罗夫特则始终坚持要卢斯订一个便于他们谈话的包间）。他们促膝长谈，整体而言，不像他们在书信中那样涉及个人。班克罗夫特后来回到了美国，并最终搬到了纽约，此时他们之间的会面才有所增加，但仍然是时断时续。

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性关系。在他们相遇之前，卢斯已经与珍·达尔林普尔走在了一起。那段关系结束后，他还有其他的性绯闻（多数都比较随意，而且简短），同时保持着他与班克罗夫特之间的友谊。“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身体的吸引力！”她在1951年写给卢斯的信中说道，“每一个与我有过来往的男人都有身体上的吸引。但我相信，你不是。”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纯精神上的。卢斯在给她的信中深情款款说道，“上帝保佑你，愿你永生”；“再会，心爱的人”；“我乘船而来（经过英国），带着巨大的宝藏——你的信件……船上的部分时光将用于认真研究这条航线……爱的智慧航线”。他告诉她，她给他的信是“小小的杰作”，他感谢她“给他带来快乐，无须努力、代价、技巧”。有时他还逗她说：“看见你与那些假道学站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笑。玛丽·班克罗夫特，埃莉诺·罗斯福的追捧者——哈哈！”他曾经问她：“面对共产主义，你为何如此轻松”（没有得到应答）。他又斥责她为何走上与“嘲笑我的人”相同的道路。然而他又陶醉在她的思想中：“你和我相同的一点就是，我们都知道人类存在的奇迹是如此令人惊叹。”他又写到了她的“精神……是渴望与同情心的奇妙组合……你看待事物很美好，你的心就像四个巨大的马达一样在跳动”。

对卢斯来说，班克罗夫特是一个迷人的、具有挑战性的陪练伙伴，有时又是一个热情的、亲密的朋友。但她对他们之间关系的看法却与他不同。他想要的是融合于智慧之中的热情和支持。而她想要的则更多——包括某种能够“拯救”他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要把他从克莱尔那里拯救过来。对于克莱尔，班克罗夫特是既着迷，又厌恶。“这完全是非同寻常的，”她于1957年写道，“当你看见这个如此坚强、能干、强大的男人被那个女人完全粉碎。”她大量地阅读有关克莱尔的一切，收集大量与她有关的报纸和杂志剪辑，以及她来自于她所认识的时代公司高层（这些人和她一样不喜欢克莱尔）有关克莱尔的闲言碎语。她给卢斯写信的频率往往超出了自己所愿——她似乎无法阻止自己——她敦促他结束这段婚姻。“哈里告诉我，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克莱尔具有多么大的破坏能力，”她在日记中写道，“是多么的以她自己为中心，他又是如何每天不得不为她做一些‘跑腿’的事情。”对于哈里时常关于婚姻的抱怨，她的反应是试图说服他相信，他不了解克莱尔。她的各种威胁以及明显对他的依赖是在试图保持他们的婚姻，她希望和他在一起是为了他给予她的财富和知名度，而不是因为她爱他。她认为，“她不想放弃这一切。当受到威胁时，她会像老虎一样奋起反抗。”她很奇怪，哈里如何能够“忍受天生粗俗的她”，他怎么会没有发现“她就是一把锋利的刀”。她说，“他绝对是个疯子，只要他花上哪怕一秒钟想一下，他将娶她为妻或别的什么身份（除了她本来身份之外）他就会明白他是多么疯狂……至于为什么他认为克莱尔需要依赖他则已超出我所能理解的范畴。”有一次她问他，“他想象中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是自杀，他回答说。“我告诉他我不认为她会自杀，”他至少应该“停止担心这一点。如果她要自杀，他根本就无法阻止她”。

虽然班克罗夫特坚持认为，她对克莱尔的兴趣是为了哈里好，而不是为了她自己——她想解救他并不是为了让他爱上自己——有时候，她的动机不是那么清楚。她对哈里的感情有时比她自己所期望的还要激烈，她的一篇日记说明了这一点。那是1950年他们一起在巴黎的时候，她来到他下榻的里兹大饭店，留下一封信。她没有将信留在前台，而是去到了他的房间。看到门半开着，便在门口站了很长一段时间，看着他，“站在那门口，我心里想……他为什么不用为我操心……我的理解是，可能与真相有关——我总是告诉他真相”。几年后，她在给哈里的信中写道，“我仍然非常，非常，非常深地爱着你——但我已不再与你相爱了。”卢斯的一些朋友和同事一度想知道，如果他离开了他的妻子，班克罗夫特是否会嫁给他。“他害怕跟我一起睡，”她告诉艾伦·格鲁夫。“如果你命令我嫁给他——或许某一天我能够努力做到这点……但他不想跟我睡。”她经常对他感到恼火，发火的原因与其他人无异。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到了友谊的边缘，对此没有任何的解释。“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她在一封信中沮丧地喊道。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是她在推动着，大部分的信也都是她在写，他们之间的会面也大多是由她来安排（有时她得一天给他办公室打上五六次电话，以确定他们晚餐或小酌的时间）。他的沉默让她颇为沮丧（“他就是不能简简单单向我开放，直接表达他的意见。”她抱怨道）。但她从来没有强迫他透露他的秘密。

1955年，她在给哈里的信中写道：“我有大麻烦了——真正的大麻烦——我内心的麻烦，你一定要帮我。”时值她与卢斯的关系已经变得对她更重要，比她以前意识到的还要重要。“我必须放弃我的一些太过夸张的想法和预期……我一直在玩火，现在我想——通过告诉你这一切——把这火扑灭……事实是，我一直在你潜意识里四处走动。”她责怪他对她的冷漠。“我们有着大量闲置的资本。您一直不在意……但现在这些资本已经透支。”

他们之间关系的不平衡——卢斯对班克罗夫特柏拉图式的、多数时候缺乏激情的感情，她对他全身心的投入以及对他的付出——逐渐侵蚀着他们的友谊。1956年之后，他们仍然会面，虽不再那么频繁。1959年，他将他们之间来往的所有信件都退给她，这预示着他们的分手，虽然他们都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她依依不舍地写信对他说，“这是怎样的一个结局啊，哈里——不仅是关于我们的友谊，也是关于这个时代——我们的时代。”1960年，他们友好地、彻底地分手了。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的班克罗夫特告诉他，她已经另有意中人。而卢斯却是早她一步，已经陷入一段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感情之中。

“四年来”，艾伦·格鲁夫在1957年发现，哈里“回避了”他的婚姻问题。他可以去有趣而又充满魅力的罗马看望克莱尔，也可以逃回到纽约，想待多久便待多久。“但现在她回家了，”格鲁夫叹道，“他避不开她。”让他如此难以面对克莱尔存在的，是他的一段新恋情——并不是那种他们两人经常有的性欲之举，而是真正的爱，不弱于他年轻时的激情，甚至有所超越。

长期以来，卢斯与英国出版界巨头比弗布鲁克勋爵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后者同时也是一位显赫的英国政治人物（虽然他出生于加拿大）。卢斯定期拜访他，无论是在伦敦，在英国乡村，在纽约，还是在地中海度假胜地。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常常遇见比弗布鲁克的小外孙女珍妮·坎贝尔，不过却很少去注意她。珍妮是比弗布鲁克女儿与阿盖尔公爵的孩子。他们的婚姻在珍妮出生后不久便结束了，随后他们又都再婚了。珍妮没有跟在父母身边，而是在她外祖父家里长大。在离开寄宿学校和经过短暂的戏校学习之后，她开始充当外祖父的秘书和助手，当时她尚不足二十岁。无论她祖父去哪里，她都一直跟着。她与卢斯的关系充满了波折，主要是因为卢斯认为她滥交，尤其是她与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此人在“二战”之前曾是英国法西斯联盟，亦称黑衣党的领导人）的一次简短的恋情，把比弗布鲁克气得够呛。1956年，当她二十七岁时，她离开了她姥爷家，开始独自生活。

凭着姥爷的金钱和影响力，她在纽约找了家公寓，并在时代公司找了份文职工作。在陪同姥爷前往法国里维埃拉度假期间，她遇到了前来拜访比弗布鲁克的卢斯，这还是她成年后第一次遇上卢斯。此时的珍妮身材高挑，充满野性的卷发散发着惊人的魅力。比她大三十一岁的卢斯，不觉间便被她深深地吸引。返回纽约后，他向玛丽·班克罗夫特吐露了这一切。几个星期后，他走进时代生活大厦珍妮的办公室，邀请她共进晚餐。第二晚他再次邀请了她，两次都是独自在卢斯的公寓（克莱尔此时仍在罗马）。坎贝尔后来回忆说，这是个有着奇异吸引力的“害羞、冷漠、脾气暴躁”的男人，但令她自己吃惊的是，她开始觉得他“既英俊又颇有吸引力”。起初，她很紧张，不知道为什么卢斯会对她感兴趣。

但哈里没有放弃，有一次他送给她许多玫瑰，以至于让她担心她的公寓看上去就像是殡仪馆；他给她写情书，起初，珍妮非常害怕，既不敢读也不敢回；他一次又一次地邀请她共赴晚餐，在此期间他们的谈话越来越亲密。不久之后，他便告诉她他爱她，此后没过多久，他们便开始了性关系。卢斯帮她在时代公司安排了一份更好的、作为《生活》杂志研究员的工作。但是没过多久，珍妮与哈里的绯闻在公司内便不再是秘密。鉴于自己在公司的尴尬处境，她终于辞职了。反正她从来没喜欢过这份工作，而且，正如后来她自己承认，“并不是很擅长”。

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未公开，他们约会的地点通常是珍妮的公寓。大多数时候，她会自己动手做饭。从小到大都是由厨师和仆人伺候着，现在却不得不自学如何做饭。“我的手艺还不错，尤其是法国菜。”她后来回忆道。卢斯经常忘记都吃了些什么，但是当他与珍妮在一起的时候，她回忆说，他“喜欢食物，喜欢谈论有关食物的话题，喜欢听我给他讲解如何准备食物”。他喜欢谈论的不只是食物。她吸引他的地方之一是她听卢斯说话时那种期盼的神态，他谈到了“他的家人，他的旅行，他的婚姻，他的想法——所有的一切”。珍妮没有他那么健谈，但她有一项天赋却不为认识卢斯的人知道：她能让他喜笑颜开。许多人认识哈里多年却从未听到过他的笑声。

有时，珍妮在家待不住，渴望出去吃顿饭或看上一场电影。但原先毫不在意地公开与珍·达尔林普尔一起露面的卢斯，现在却异常小心谨慎起来。他们时不时地一起冒险短暂外出，但珍妮清楚记得他那种浑身不自在的样子，“总是担心被别人看见他和我在一起。”在经历过十年前与克莱尔情感冲突所带来的创伤后，他或许更为清楚这种新关系的潜在风险。但是，慢慢地他们同时意识到他们之间已不是一场简短的风流韵事，而是长期的、也许是永久的结合。卢斯不再送他玫瑰，而是开始给她购买珠宝、皮草和其他昂贵的礼物。珍妮跟他外祖父提过哈里（后来她在谈及卢斯时充满了矛盾，从“他为我们祝福”到“他大发雷霆”）。她说，他仿佛“知道我们最终会结婚。”她回忆说，卢斯本人有句口头禅：“当你成为我的妻子时。”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这一切取决于——正如他所有的感情一样——他的意愿和需要。珍妮有时也反抗，用语尖酸，伤人不浅。对于他的小心谨慎和未曾兑现的“结束婚姻的承诺”，她已颇不耐烦。有一次，他们一同前往巴黎旅游（在那里，他更为适应与她一起公开露面），当卢斯抱怨她是一个挑剔的衣柜时，她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呢，我毕竟是你的情妇。”但是，尽管她偶尔对他施压，逼他做出决定，哈里仍然继续着他的双重生活，绝不让自己处在需要做出选择的位置上。

在他与珍妮的关系一天天发展的同时，哈里还修补着他与克莱尔的关系，这由不得他愿意与否。1957年，他们开始考虑出售位于康涅狄格州里奇菲尔德的房子。克莱尔在罗马期间，哈里一直在纽约过着他的秘密浪漫生活，这房子多数的时候便无人居住。实际上，后来这套房子在他们手上又保留了五年，在这之前他们想把这里改造成时代公司的历史研究中心，但最终未果。不过，此时的他们已在凤凰城买了一座颇为现代的大宅子，临近著名的亚利桑那比尔特莫尔（Arizona Biltmore）。透过他们新家的大玻璃，可以俯瞰酒店的高尔夫球场。这是一片周围都是超级富豪们居住的地方，多数是些退休在家的人。好动的克莱尔此时已经终止了她的职业生涯，这还是许多年来的第一次。她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住在这里——度过长长的假期。在这里，她开始了新的激情——水肺潜水。哈里发现，此时克莱尔在凤凰城的生活对他来说是一个机会，类似于她在罗马时的情形。他可以将两份感情隔绝开来——可以自由地与珍妮生活在纽约，又可以在远离珍妮的地方与克莱尔共度美好时光。尽管他经常抱怨克莱尔——在玛丽·班克罗夫特面前，在珍妮面前，甚至在他的一些专业同事面前抱怨——但他并未打算离开她。有一段时间，在一些来访者（被邀请前往他们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家里做客）的眼里，他们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幸福。

1958年年初，在从纽约前往凤凰城的途中，克莱尔的一位朋友与他们搭乘同一架飞机。当哈里走过通道看见那人灰白的、松弛的脸时，他激灵地打了个“冷战”。他挣脱了克莱尔的搀扶，似乎很快便恢复了。不过，就在几天之后他病了，一整天都卧床不起。他以为自己得的是重感冒，但第二天早上，亦即2月5日，他睡到很晚才醒来。克莱尔给他端来一碗汤，结果发现他还坐在床上。“我要死了。”他告诉她。一位在他们家过夜的客人看着他被抬上救护车，“我还记得我当时正站在外面的花园里，然后就看见哈里被担架抬了出来，”她后来回忆道，“看起来病得很重，一点不像世人所知的强大的亨利·罗宾逊·卢斯。”当被推进急诊室时，他阴郁地朝着克莱尔开玩笑说，“生命去狂欢了。”

卢斯遭受的是心脏病，很严重但并非致命。他在医院里待了三个星期，除了家人外，他拒绝了他人的探访，而且他还确保他生病的消息没有公开，害怕真相会打击时代公司的股票价格。克莱尔和他们家仆人对记者说，哈里得的是肺炎，很快便会恢复。在充足休息和抗凝药物（此类药物陪伴他度过余生）的帮助下，他逐渐地恢复了力量。在身体恢复的这段时间里，他和克莱尔玩拼字游戏，更多的是玩桥牌，竞争一如既往的激烈。卢斯还很有个性地邀来著名桥牌专家查尔斯·高伦加入他们的游戏（这对高伦来说是一种折磨，因为哈里害怕犯错，出牌非常慢）。高伦获得的奖励是，那一年他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卢斯患病期间，恰逢美国一段不顺的岁月。就在卢斯心脏病发的前几个月，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波尼克I号（Sputnik I），并紧接着在1958年头几个月的时间里成功地发射了一系列的人造卫星。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一边是看着美国自己的太空计划一路磕磕绊绊、时走时停，一边是苏联一系列的成就，这似乎表明苏联正日益强大，而美国则相对衰落。这便是广为人知的“史波尼克危机”，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起对许多美国人有着同等伤害力的事件：1959年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访美。赫鲁晓夫那蛮横的态度和傲慢的个性让美国人清醒地认识到苏联人手里掌握的“冷战”筹码。例如，《时代周刊》便将赫鲁晓夫描写成苏联共产主义“挑战的核心化身”，是“不亚于斯大林时期的世界强权最直接的驱动力。”六个月后的1960年5月，美国一架U-2型间谍飞机在苏联被击落，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被苏联抓获并公示于世人面前。早已计划好将在巴黎举行的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首脑会议，也因为这一事件在会议日期的前几天被克里姆林宫草率地取消，这使美国人蒙羞。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的两年多时间里，人们试图通过广泛的努力，期望搞清楚为什么美国显得“落后”了。事实上，美国远远没到比苏联落后的地步，反而在社会财富、科技和军事实力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苏联。积累下来的焦虑——人造卫星、赫鲁晓夫访美、U-2被击落——事实上只是象征性的和短暂的事件，要么就是表明了（以“太空竞赛”为例），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火箭技术方面的投入不足。但在许多美国人眼中，苏联的成就彰显着美国的失败；但许多批评家指出，不应过多地指责政府，问题恰恰是普通民众对国家未来的信心不足。沃尔特·李普曼1959年年底写道，苏联的“成功”源自于他们有能力创造出一个“目标明确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主要的精力都被投入到这些目标中”。而美国人则相反，“没有能够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努力实现的远大目标……这些天我们在谈论自己时，仿佛我们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是一个已经达成目标再也没有任何伟大事业需要完成的社会。”另有一些评论家则认为，美国人正在变得太过软弱，太过现实。他们坚信，国家需要的是一种“国家使命”感，是大胆的、被广泛接受的美国未来愿景。没有人比卢斯更加拥护这个观点，他已经一如既往地加入到寻找国家新目标的运动中，而且他希望能够成为该运动的领导者。

改变世界的努力对卢斯来说一点儿也不新鲜。正如其他的传教士子女一样，他从未停止过思考如何使国家不辜负美国命运、顺应天意（这正是美国长老会历史上几代人的梦想）。在好些年的时间里，他曾试图在他的杂志和演讲中（最著名的便是他关于“美国世纪”的文章），以及偶尔介入的政界中，界定和推广美国使命。但卢斯也曾劝说（通常还给予了资助）其他人对重要的国家问题和国际问题进行研究，以便为他一直纠结着的问题提供答案。他是各种委员会和协会的常客，认为把聪明的和杰出的人组织起来（他对他心目中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尤为感兴趣）一直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1946年，他聘请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组建“新闻自由委员会”。尽管该委员会的报告让他颇感失望（“哲学上的无趣”），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以后对此类尝试的兴趣。他急切地加入了（并帮助筹措经费）共和党基金会——他们是另一群聚集在一起的“杰出思想家”，为大问题寻找答案：“真正的自由社会是怎样的？这样的社会又该如何维持？”他还沉浸在洛克菲勒兄弟研究组的工作里，这是一个由研究美国国防政策“专家”组成的组织。1957年，他帮助组织了关于工业发展的国际会议，其主旨是经济增长与劳工自由之间的关系。卢斯推动会议审议“我们国家的责任——美国对世界经济繁荣所负的责任”。

他同时是文化自由协会的活跃分子，该协会提议创建培养“捍卫自由”人才的“自由世界学院”（从未建成）。当卢斯开始行使该协会的领导权时，美国社会党领袖，同时也是该协会创始人之一的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辞职了，他认为，卢斯已将研究方向转到了“冷战”宣传上。若是让他知道这个协会其实是由中央情报局秘密成立的话，他或许会更加灰心。很有可能卢斯也不知道这一内幕。与托马斯的悲观不同，卢斯开始对社会主义感兴趣起来。他发现它与自己的一些信仰颇有相似之处。于是他提出探究一下“托马斯的重点警告——尤其是针对自满于目前美国繁荣的警告”。他邀请美国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成立一个对汉弗莱所谓的“量化自由主义”进行界定的委员会，但未能成功。卢斯认为，此“量化自由主义”“既意义非凡，又包含了许多困惑”。卢斯常常被指责带有成见和偏见，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在对知识的攫取上却是个杂食动物，吞噬了各种各样的理念，不停地搜寻着不同课题的“有趣的思想家”们。

对“国家使命”日益增长的兴趣是卢斯拥抱它的根本原因。1958年，他把马克斯·维斯（时任《时代周刊》伦敦分社社长，卢斯认为他是一个“严肃的思考者”）召回纽约，对杂志在这项新使命中的作用进行评估。维斯却更进一步，他自己写了一本书《生存之外》（Beyond Survival），赞成应该给予美国必将选定的伟大目标一个更加坚定的国家承诺。卢斯给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它号召“美国政府和人民就他们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达成某种信念……”他说，卢斯逐渐认识到国内“最常见的被大家认同的观点”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缺乏明确的目的感”。

维斯的书于1959年出版，它鼓励着卢斯走向更远。他开始在时代生活大厦举行会议，讨论“如何把现有的对国家使命的基础强劲的兴趣带入更为清晰的聚焦中”，并牵头发起一场“全国大讨论”。他邀请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神学家以及大量的其他人士出席午宴或晚宴，还会开上整天的会议。他考虑过打造一场“《生活》比赛”，目的是“从那些谦虚的心灵中发现大思想”。他鼓动自己的员工以及其他许多人帮他想出一些“关于新基本原则的‘原创’阐述”。“这些原则不多——两三条，或四条，”卢斯告诉疑惑不解的工作人员——“但是，一定要是那些我们必须捍卫的原则，是必须要融入我们判断中的原则——而且，我们希望，我们的判断能够一直作用在知识上，并且对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对国家使命的探索，他说，将是一场“大规模的‘冒险活动’。”可能会有“危险”，会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为此美国人民必须“鼓起勇气”。这必须通过强有力的领导才能实现——不只是来自政治人物的领导，还包括一些知识分子领袖，比如像卢斯本人以及一直陪伴他寻找“答案”的大思想家和有影响力的人。但他抱怨说，“美国人一直逃避成为领导者……此时，我们正处在非常可能实现的西方文化黄金时代的开端，而你们却仍然以为仅靠对物质的追求便能提升世人的文化水准和体面的生活水准”。

艾森豪威尔在任的最后几年里，关于对“国家使命”进行定义的呼声日益增多，总统因此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指责他没有对这个挑战给予足够的重视。1960年年初，作为回应，总统成立了“国家目标总统委员会”，其口号是“向果敢的人们呼唤伟大的精神”。它的报告发表于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后不久的11月份，报告名为《美国人的目标》。这是一份苍白无力的报告，重申了一直以来的“冷战”信念：美国人应该“保持并扩大我们自己的自由，直面致命的威胁，并且将自由时代扩大到全世界”。美国人应该使美国民主成为“更有效”的民主，而且应该让个人生活变得“更加自由和更有价值”。但老百姓的反应却是不温不火，有时甚至带着蔑视。正如历史学家斯蒂芬·格劳巴德（Stephen Graubard）所说，这是一个“沉闷的作品”，没有实质的内容。甚至连很少批评艾森豪威尔的《生活》杂志也指出报告是“总体上冷漠的，部分地带有敌视”。

1960年年初，卢斯开始着手自己的计划，他的计划在许多方面与艾森豪威尔的报告如出一辙。他也准备像艾森豪威尔一样，组织一批“大思想家”，而且他准备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征集一系列的关于国家使命的“大文章”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由《纽约时报》合作刊发）。这个创意来自于卢斯与那些“聪明人”私底下进行的一系列谈话。这些人包括即将成为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和前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康耐特。他们得出结论是：“找来六到七位的权威人士，让他们明确地指出美国的‘国家使命’到底是什么，又应该是什么。”就这一点而言，卢斯与艾森豪威尔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他没打算做一份皆大欢喜的报告，他估计此类报告只会与总统的报告一样平淡乏味。不过，他认为若是由个人来撰写文章，那么将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到讨论中来”。起初定的“六七位”撰述员很快便增加到了十位（均为男性），他们确实是杰出的思想家或领袖，都来自当时的一些著名机构：《生活》杂志社论撰稿人，同时也是此项目的监督员约翰·K·杰赛普，身为两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阿德莱·史蒂文森，前卢斯雇员、诗人、剧作家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NBC创始人、主席大卫·萨洛夫，美国最有名的布道家葛培理，慈善家及教育先锋约翰·加德纳，著名政治学家克林顿·罗斯特，兰德智库项目总监艾伯特·沃尔斯泰特，《纽约时报》社论作家詹姆斯·莱斯顿以及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

这些文章于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之后，卢斯在书的前言中写道，“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人民要求要有对国家使命的清晰认知……来自全国各地的证据表明，这正是美国人担心的地方。”卢斯“国家使命”项目的十大热忱文章，获得了比艾森豪威尔委员会的研究结果更为广泛的关注，这可能仅仅是因为它们是由观点不尽相同的个人写成。

毫无意外，在卢斯鼓舞人心的文章中，“国家使命”最普遍的解释是“自由”——正如《独立宣言》所定义的自由（“对幸福的追求”），以及由美国整个世纪的经验所定义的自由（“人们拥有选择自己的思想和追求的权利，不受政府的刻意干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国家使命”的作家们极力寻找着一种更为坚定的、立足于全民的自由，不仅能够确保个体的幸福，还能够在有紧迫的国家目标时召集广大公众。有的撰述员呼吁更广泛地普及建立在共和党创始文件或宗教信仰基础上的普遍道德标准。“我们必须重振我们的道德力量和我们对上帝的忠诚。”葛培理写道。其他撰述员则呼唤更强的“纪律”、“拼搏”、“严肃”和“牺牲”。不过，这些人写的这些文章到底是何用意呢？一个比较实际的答案是：支付更高的税收来资助“冷战”或满足紧迫的社会需求。另一个答案是道德力量。对有的撰述员来说，世人有一种很不受欢迎的、猖獗的拜金主义。或着按照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所讲，“营养过剩挺着大肚子的人们，他们的孩子等候在奶昔柜台前，带给他们的只有中年时的心肌梗死。”与政府一样，人民需要一个更为严肃地对“大目标”的承诺。在克林顿·罗斯特看来，这个艰巨的挑战是“我们个人生活的富裕与公共服务的贫乏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他的这一想法很可能是受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1958年畅销书《小康社会》的启发。

然而，贯穿于几乎所有文章的，是一个最初激励着整个“国家使命”项目组的疑问：美国正在“打赢”“冷战”吗？在这些撰述员中，大卫·萨尔诺夫（David Sarnoff）算得上是最为迟钝的一个，他认为“国家使命”就是“反世界共产主义的政治攻势计划”。不过，其他的撰述员几乎都或多或少地认同萨尔洛夫那可怕的观点。沃尔特·李普曼则写道，“在美国经验中，我们第一次与一个敌对势力对抗。这个敌对势力反对我们的社会理论和实践活动，而且它还与我们争夺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史蒂文森则呼吁“还给美国的一个伟大的公众形象”，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相关知识”以抵制共产主义的诱惑，“而且多年以来美国公共政策没少这样做过”。麦克利什敦促美国将其与共产主义的对抗从欧洲扩大到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我们伟大繁荣的最重要意义，”艾伯特·沃尔斯泰特认为，“是我们可以为负担起保护非共产主义世界的政治独立和自我发展做出更大的努力……”

只有詹姆斯·莱斯顿正式对“国家使命”项目的领域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坚持认为，国家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在于人民的特点或行为。“美国历史上大多数的大型政治危机，”他写道，“是靠他们领导者的意志力和毅力才得以解决的。”美国人已经响应政府的要求做出了一系列牺牲：高税收，兵役，充当世界警察。“这可不是一个颓废懈怠的民族能够有的行为。在自由人民的记录中，尚无任何其他事物能够与之相比。”

从其对自身时代的影响来看，“国家使命”项目可以说是获得了成功。无论是《生活》杂志、《纽约时报》，还是随后出版的书籍，它们的文章都有着广泛的读者群。它们引起了许多的评论以及极高的赞誉。全国教育协会、布鲁金斯学会以及其他几十个组织都接受了这个项目，并帮其广泛宣传。在学校和大学里，该书被广泛传阅。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这本书仍然是广为人知而且颇受重视的。1960年的政党代表大会之后，两位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和肯尼迪——的文章也被收入到此项目中。虽然因为太晚未能列入书中，但是在《生活》和其他渠道刊发了出来。不过，很难说该项目在实现“紧急唤起全国大辩论”这一目的方面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这些文章也未能成为传世之作。总体来说，它们更多的是肯定而不是惊醒——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刻里，对广为接受的美国人生活中的传统习俗进行深思熟虑的、充满智慧的阐述。不过，这至少达到了对卢斯的目的：向他这个时代的骄傲自满发出挑战，推动大家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更大胆一些，即使不能是“国家使命”，但起码也要是一个全国性的日程表。

卢斯自己的日程安排也发生了变化。他个人对艾森豪威尔的忠诚保持不变，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的杂志都未曾对许多评论家所认为的总统的软弱领导表达过明显的失望。但到了1960年，卢斯开始明确展望一个比艾森豪威尔政府曾经所追求的更具活力的未来。他悄悄地摒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政策，只保留了对总统本人的支持。

或许，卢斯与艾森豪威尔最大的分歧是关于种族的问题。艾森豪威尔对非裔美国人公民权利的支持是不情愿、不够认真的，他认为法律工具不足以实现种族平等，只有“人们内心”的变化（他指的是白人）才会达成真正的平等，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相对长期的目标。而卢斯则不同，他一直直言不讳地支持公民权利，先后持续了几十年——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时代周刊》对南方私刑处死的抨击，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生活》杂志敏感地、带着尊重地尽力展现非裔美国人的生活。在1938年的摄影作品“黑人”中，《生活》刊登了由该杂志最出色的摄影师所创作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摒弃了那些“扛着大包货物的搬运工……或者掷骰子赌徒”的陈腔滥调。相反，《生活》宣布，“白人将会……惊讶于美国黑人所取得的成就。”五年后，卢斯向他的员工们散发了一份备忘录称，“《时代周刊》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亲公民权利的政策和有利于黑人乃至所有美国人的公平交易政策。”1949年《生活》刊登的报道“《生活》来到哈林舞会”得到了哈林社区的高度称赞，对此卢斯感到非常高兴。

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卢斯的观点——以及他旗下杂志的观点——慢慢地转变为积极支持消除种族隔离，这使得刚刚退休、现居南卡罗来纳州的比林斯颇感苦恼，他对公民权利事业并不怎么赞同。“在我看来，”对于比林斯的沮丧，卢斯简短地回答道，“就这个美国最困难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卢斯对1954年布朗案（Brown）的判决表示称赞；1956年，在他的敦促下，《生活》做了一个反映非裔美国人生活的系列报道，通过众多艰苦，乃至令人不忍目睹的照片，展现出黑人男女所面对的贫穷和不公。1957年，联邦法院要求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中央高中招收第一批黑人学生。但这一判决的执行遭到了严重的暴力抵抗，最终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派遣联邦军队进入该市以图恢复秩序。在卢斯的亲自监督下，《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张不祥的封面照片。照片中是派往小石城的伞兵，配上言辞犀利的社论，鉴于艾森豪威尔所采取的行动，它对他的承诺提出了质疑。《生活》声称，“艾森豪威尔自己是否信守他所强制施行的法律很值得怀疑”，而且杂志“抵制所有公开或者私下里的采取激烈行动的呼声”。总统对军队干预行动的不情愿和墨守成规的解释，让人猜测总统将第十四修正案与第十八（禁令）等同了起来，这是不明智的做法，但也是必须要做的令人无法认同的事情。社论称，总统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自第十四修正案获得通过以来，非裔美国人依靠自身的努力取得了巨大进步。他们现在完全有权利要求“有现存的进步的法律，来适应现实的变化，这部法律必须立刻就把废除种族隔离作为其公民权利的一部分”。《时代周刊》在同一时间也做了关于小石城的封面专题，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种族主义者”和“暴徒”制造混乱的触目惊心的内容。与此同时，在与编辑们开会期间，卢斯发现《时代周刊》和《生活》收到了许多来自南方人士——包括小部分已经取消订阅的读者——的信，他们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批评：杂志应该追踪报道这一事件，应该“做大、做好”。作为回应，《生活》杂志总编爱德华·汤普森开始雄心勃勃地致力于研究北方种族歧视。在此后五年的时间里，关于民权运动的报道量稳步增长。而记者、摄影师和特约通讯员偶尔会遭到殴打和其他伤害，其他机构派往南方采访的记者也有同样的遭遇。《生活》开始刊登著名非裔美国人的文章，他们之中包括黑人权利提倡者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以及富有争议的著名学者W·E·B·杜波依斯。卢斯有时也为一些民权活动家的极端行为感到忧虑，他甚至不完全认同小马丁·路德·金。不过，对于正在对被汤普森称为“我们时代的伟大道德问题”施加更大努力的编辑们，他几乎总是给予支持。

卢斯在民权运动方面的努力，就像他在“国家使命”项目中的投入一样，标志着他更加深入地参与到以约翰·肯尼迪的形象和言论为突出代表的自由激进主义当中。虽然不一定是他的支持者，但卢斯对这位年轻参议员却颇为崇拜，这对于许多读者以及朋友来说颇感意外。1957年，当肯尼迪处于上升的趋势时，卢斯便敦促他的编辑们做肯尼迪的封面专题。他的编辑们写的这个故事，与该杂志对温德尔·威尔基的报道一样地热情洋溢：

肯尼迪是一个真正的战斗英雄，是普利策奖获得者（因为他的最畅销书《当仁不让》）。他是一名运动员（“二战”期间，他的游泳技巧救了他自己和鱼雷艇上战友的生命）；他的智力水平也一点不差，正如他的摄影师妻子杰奎琳所说，“如果让我来给他画像的话，我会画一个小小的身体顶着一个巨大的脑袋。”肯尼迪是参议院图书馆的常客，每周都要读上六到八本书，其中多数是关于美国历史的。他不是一个说话喜欢绕弯的演讲家（“那些家伙可以把死的说成活的。好吧，我想这没问题，但它妨碍我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政治演讲者”），肯尼迪表现出一种非常害羞的特质，诚实讲理。毫无疑问，他是美国国会中唯一一个可以——正如他所做的那样——在演讲的时候将衬衣下摆吊在外面的人，此举赢得满堂喝彩，而不是一片嘘声。

这并非是说明卢斯钦佩肯尼迪的第一个证据。1940年，卢斯给《英国为什么沉睡》（Why England Slept）一书作序，此书是根据肯尼迪新近完成的哈佛毕业论文整理出版的。书中，他追踪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英国领导人未能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未来总统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在1940年时是美国驻英国大使，他与卢斯是旧识。也正是他提议卢斯给此书写序。卢斯曾要求看手稿。他后来回忆说：“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为其博学而倾倒。”卢斯在序言中写道：“我记不起我的大学同辈中有人能够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写出如此成熟的关于如此重要主题的一本书……如果约翰·肯尼迪是年轻一代的典型的话——我相信他是的——我们许多人会很乐意地立刻将共和国的命运交给他这一代。”

时光进入到1960年，卢斯开始为一件事情感到困惑。至少从1940年开始，每一次的选举，他都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坚决支持者，或者说是民主党候选人的坚定反对者，或者说两者都是。但是，肯尼迪——尼克松的竞选无疑是个例外。卢斯当然不是尼克松的反对者。他曾两度款待过尼克松一家，一次是1958年在他位于菲尼克斯的家里，另一次是1959年在他位于纽约的公寓里。他曾给副总统写敬仰信，钦佩他的各种讲话和文章，并因此对他大加赞赏。而且，在1960年夏天，卢斯对尼克松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政党提名的演讲表示称赞。在信中，他如此开头：“再过短短的几个月，就要称呼您为‘亲爱的总统先生’了，我们为此期望和祈祷。”不过，很明显，卢斯也深受肯尼迪的吸引。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每当这位虚弱的参议员住院期间，他都要送去鲜花和祝福。在1959年和1960年年初，这两人偶尔会在华盛顿共进午餐，而且他们时不时地互通信件，互表欣赏。1960年8月肯尼迪到时代生活大厦的访问是该公司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多年来，已经有多名总统候选人访问过时代生活杂志总部，但没有哪一次能够像这次这样造成如此大的反响。大楼内，走廊的两边挤满了公司雇员，看着他走过；大楼外，大批的群众拥挤在街道上期待着看上一眼这位候选人（卢斯一反常态地陪同他从门口走进人群）。1960年，像许多人一样，肯尼迪的魅力、成熟、稳重以及应对知识界话题的能力给卢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肯尼迪广泛的阅读量。他曾惊讶于候选人在竞选活动期间竟然读完了麦金利（McKinley）的新传记，而卢斯也是刚刚看完（肯尼迪最为显著的天赋是魅力和极度聪明，这是尼克松所欠缺的）。卢斯也因肯尼迪受过良好教育而被他的美国外交政策观点和他强有力的反共产主义承诺和“冷战”立场所吸引——卢斯有时认为肯尼迪的这一立场要比尼克松的立场更为坚定（肯尼迪表现出的强硬对卢斯来说特别重要，因为他从来没有忘记或完全原谅约瑟夫·肯尼迪1940年放弃英国时的软弱）。

卢斯旗下杂志摇摆不定的热情，不仅反映了长期以来存在于编辑们之间的政治分歧，也反映出卢斯自己也拿不准到底更喜欢谁。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生活》赞扬了该党“要求我们大家都向前看，而不是向后、向上或向四周看”的纲领。过去，卢斯的杂志是铁定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但到了1960年，卢斯被疑问所包围，问他是否仍然要这样做——有时他自己也给不出确定答案。当《纽约时报》在8月初报道称卢斯表达过“个人看好”尼克松时，卢斯第二天便否认了这一报道。《华尔街日报》则报道称，卢斯是在玩弄“出其不意地支持肯尼迪”的把戏。卢斯并没有去压制这一猜测，只是在《生活》中做出回应：“我们对两位候选人都表示称赞，他们都将世界政策——以及美国目的——作为最重要的议题。”该年夏末，《时代周刊》总编、坚定的共和党人奥托·福尔布林格突然病发，结果由托马斯·格里菲斯暂时代替他的职务。托马斯是民主党人，主张严格公正和无党派差异地做报道（与《时代周刊》以往选举年的风格大相径庭）。这使得该杂志更容易地反映出卢斯对肯尼迪和尼克松两人同样的钦佩。

1960年7月15日，肯尼迪在洛杉矶接受提名演讲的当晚，卢斯正在纽约的家中，此时约瑟夫·肯尼迪打来电话，希望来他家看看他约瑟夫·肯尼迪早已经离开洛杉矶，以避免自己富有争议的声誉影响到人们对他儿子的关注。肯尼迪是在七时左右抵达卢斯华尔道夫公寓的，并与卢斯以及卢斯的儿子汉克一起吃龙虾晚餐。喝咖啡时，他们聊起了关于杂志对杰克的态度。卢斯后来回忆说，“当然杰克将要离开中心”，因为这是民主党的要求。“我们不会因此而嫌弃他。”但是，他指出，如果杰克表现出“对反共产主义事业……任何软弱的迹象，还是……在维护和促进自由世界事业时的软弱，这样的话，我们必定会反对他。”乔回答说：“嗯，你是知道的，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当他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肯尼迪的演讲时，这位候选人的父亲经常插上几句粗俗的话语，抱怨某些政治家不支持他的儿子。他在说起阿德莱·史蒂文森时尤其尖酸刻薄。在卢斯的记忆中，这次接受提名演讲并没有多大的热情，但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批评的地方”（他只是把这一不够热情的观点放在自己心里）。在起身告辞时，乔·肯尼迪停在门口说道：“我要感谢你为杰克所做的一切。”卢斯很是“吃了一惊”，心里想，“我们是否做得太过了”，可他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支持杰克·肯尼迪。不过，他们两人都清楚，卢斯的出版物对待肯尼迪还是不错的——与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待其他民主党人的情况相比，那可是好多了。而卢斯也无法掩饰他对约翰·肯尼迪的着迷——在与乔共进晚餐后不久——他私底下称肯尼迪是“美国伟大的成功故事之一……有着激动人心的前景……是一个坚强的人，同时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优秀的甚至美丽的心灵。”几年后，回忆起与乔在一起的那个夜晚，他说：“那是我生命中难忘的时刻。”

事实上，就在该年秋天，卢斯确实考虑过支持肯尼迪。他与他的公司高层有过多次长谈，但这些人的意见也不一致，而且有些编辑（有时也包括卢斯自己）认为，在对抗共产主义威胁方面肯尼迪是一位更加可靠的领导者。大约在大选前一个月，卢斯在一份私人备忘录中写道，肯尼迪的胜利将带来“许多的好处”。“这将惊醒整个国家，甚至带来美国旧时活力的再次大爆发。”但是最终，《生活》还是不可避免地支持了尼克松，尽管是有保留的支持，似乎旨在减少对肯尼迪的影响。对于尼克松的外交政策卢斯从来没有完全满意过，他的立场没有肯尼迪那样强硬。《生活》后来在大选前几天的时间里对尼克松有点不瘟不火的支持也说明了这一点。它赞扬尼克松的国内政策，但对其外交政策立场却保持沉默。

尽管已经鼓动葛培理给《生活》写篇赞扬尼克松的稿子，卢斯最终还是在与肯尼迪谈起此事之后将它撤了下来（葛培理也松了一口气，他担心文章的发表会使他被政治化）。当肯尼迪终于以微弱优势赢得总统大选时，卢斯给尼克松去信，对他的失败表示深感遗憾。但他同时也给肯尼迪去信说，“我们由衷地赞美和祝贺您的当选。”不久之后，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说：“我们忍不住为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欢呼……目前空气中弥漫着美好的兴奋之情——这让我们这些老家伙们想起我们少年时代的英雄T.R.”

卢斯对肯尼迪的热情并没有随着选举的结束而减少。他和克莱尔一同前往华盛顿参加就职典礼，坐在总统包厢里观看就职宣誓，并于当晚出席了一场私人晚宴，新总统也作为客人到场。1961年，肯尼迪的《英国为什么沉睡》一书再版时，卢斯为它重写一篇序言，作为1940年版本的更新：

想象一下，当你仍是一个尚在高校就读的年轻人便写了一本关于当代帝国行为判断的书……想象一下，二十年后，年纪轻轻的你便已当选美国总统，时值美国面临着被破坏和可能投降的严峻局面……那么，试想一下，当你重新翻阅你在大学时期写就的著作时，你不会因为它的再次面世而感到尴尬；这无疑将是一个不平凡的经历。也许在以往所有人类领导人的一生中还从未有过此类的事情。

卢斯与肯尼迪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他与艾森豪威尔的关系那样亲密或受益。艾森豪威尔与卢斯保持着定期的信件往来，他还经常邀请卢斯参加总统著名的“鹿晚餐”和其他的一些活动。而肯尼迪则表现得疏远些，有时也不够温和。他的白宫同僚们也表现得很强硬，有人管他们叫“爱尔兰黑手党”（或者像卢斯一样称其为“全闪族——包括特选的奥莱利、奥布莱恩斯等”），他们会因为不喜欢卢斯杂志对总统的报道而勃然大怒，甚至进行打击报复，他们经常不喜欢卢斯杂志的报道。肯尼迪自己也有脾气暴躁、吹毛求疵的时候。相应地，卢斯也并不总是满意肯尼迪的政策。他反对总统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初步努力（这一努力也没有产生多大的作用）。他为1961年入侵古巴的猪湾战役的出师不利感到沮丧，不是因为入侵的这个决定，而是因为失败得太过明显。前陆军参谋长、不久前成为肯尼迪总统“军事代表”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来到了纽约，针对《时代周刊》对猪湾战役的指责提出了十七条反驳证据；卢斯驳斥了他的所有批评，泰勒则温和地离开了。但是，来自白宫的抱怨却没有停止，部分原因是因为肯尼迪本人，就像卢斯所说的那样，“定期地和仔细地”阅读《时代周刊》，相信它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因此即使是轻微的批评他也异常敏感。来自总统特别助理西奥多·索伦森的一长段对《时代周刊》关于肯尼迪的报道的吹毛求疵的分析尤其让卢斯火冒三丈。卢斯说，“这就像有个小男生……写了一篇被索伦森先生引用的关于白宫的分析文章。”另一件令他生气的事情是，1963年春季，《时代周刊》四十周年纪念宴会，总统派人送来贺电，但其语气却带着讽刺和轻微居高临下的意味（让卢斯颇感失望的是，肯尼迪没有出席），关于卢斯的客气话说完之后，总统的话锋转向杂志本身：

《时代周刊》……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读者进行过教化、娱乐，也使他们感到过困惑和愤怒……我开始认为，《时代周刊》有时会竭尽利用读者的政治视野……这些天，我偶尔在《时代周刊》中发现一些与一个进入四十华诞的机构相符的成熟气质，希望我没有看错。

对于与肯尼迪白宫之间的争执，卢斯毫不在意，而且总体来讲，他仍是总统的崇拜者，而总统——除开偶尔易怒的性格不谈——继续通过信件和不定期的邀请卢斯到白宫做客来发展他们之间的关系。卢斯认为，肯尼迪做到了他自己对美国使命和目的进行更为积极地追求的长期承诺。与卢斯一样，肯尼迪也想要一支更强大、更灵活的军队，使得美国无须依赖核武器便可追求它的目标。而且与卢斯一样，肯尼迪不断地号召“行动”，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号召对伟大目标进行界定。卢斯喜爱肯尼迪的太空计划，他在《生活》中的狂热报道恰好说明了这一点。他非常钦佩总统在柏林墙的讲话，那次讲话对共产主义发出了响亮的谴责之声（他并不满意几个星期前在美国大学温和的讲话，在讲话中肯尼迪呼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给卢斯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肯尼迪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部分原因或许是因为在危机期间，肯尼迪曾恭敬地召集卢斯前来白宫提供意见。这次会见也可能旨在影响《时代周刊》的相关报道）。肯尼迪问卢斯，他是否支持入侵——总统的军事顾问大都持赞成的观点，而当时的总统也显然是支持这一倾向的。与其相反，卢斯支持的是封锁政策，肯尼迪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卢斯后来写道，危机的成功解决“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大亮点’”。

1963年11月22日，在时代生活大厦的一间私密餐厅里，卢斯正在主持召开编辑会议，此时传来了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消息。编者们立即解散了，只留下卢斯弯腰靠在餐桌上，以手捂面。但他很快就加入到报道这一不同寻常、恐怖事件的努力之中——这些努力包括《生活》发现、购买，并且部分地公布出著名的亚伯拉罕·泽普路德短片，由一位达拉斯路人拍摄的家庭短片。该短片成为这次暗杀最重要的影音证据，同时也是无数阴谋理论形成的依据。对于《时代周刊》是否可以违反不得把死者照片作为杂志封面的一贯政策曾有过激烈的辩论。卢斯于是下令改为刊登林登·约翰逊的照片，这一决定引来众多的批评。同样具有争议的是，卢斯坚持在《时代周刊》的刊首加上一封出版商来信，信中提到肯尼迪对杂志的“特殊感情”，此举同样激怒了一些读者。有位读者指责杂志此举是为了“歌颂杂志自身，而不是前总统”。但就整体而言，《时代周刊》和《生活》对于暗杀报道的覆盖面是非常透彻的，具有强大视觉冲击力，而且广受欢迎——以至于即使将发行量增加了一倍，也很快销售一空。几个星期以后，《生活》推出一期“特别纪念版”，将两期的内容整合在一起。此纪念版售出近三百万份。

感恩节过后的第二天，杰奎琳·肯尼迪致电怀特——卢斯的老门徒、曾经的反面人物，现在再次成为时代公司的记者——请他来位于哈艾安尼斯波特的肯尼迪家族大院中看她。怀特冒着暴风雨，开着一辆租来的豪华轿车从纽约赶来（疯狂的举动，因为他将刚刚遭受心脏病发作的老娘抛在了身后），坐着听肯尼迪夫人讲她担心世人是否会记得他的丈夫，一直持续到深夜。她担心“历史是由尖酸的老人写成”。她想先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在经过漫长的、情绪激动的关于她在达拉斯经历的讲述，她告诉怀特，她无法停止想起音乐喜剧里的那句台词。她说，在白宫的夜晚，她和她的丈夫有时躺在床上听由勒纳作词、勒夫作曲的忧郁歌曲“卡米洛特”。她想起的那句台词是：“几乎是一个困扰，不要让人们忘记，有一个亮点，有着一瞬间的光辉，那就是卡米洛特。”而且她特别强调了一句，“再也不会有下一个卡米洛特了。”怀特于深夜两点从肯尼迪厨房里打电话给《生活》编辑，口述了他的报道。此后“卡米洛特”主题便成为公众记忆中的约翰肯尼迪形象，一直到今天。

卢斯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人，通常来讲，他应该会从《生活》关于“卡米洛特”采访的多愁善感中跳脱出来。但是，在肯尼迪死去后的几周里，对于渗透在美国公共文化中那种沉重的失落感，他也未能幸免。事实上，他对肯尼迪的看法大多与怀特文章塑造的形象保持一致。卢斯与肯尼迪关系一直是断断续续的，并不总是温暖；但他发现自己仍然因肯尼迪之死而深受震动，他称他为“这个值得纪念的人物，这个年轻人……这个伟大而又知书达理的人”，一个他已熟知并且钦佩超过二十年的人。“对于我来说，”他后来说道，“认识他本人是我莫大的荣幸，很荣幸认识身为美国总统的他……毫无疑问，他为美国人民面对政府、生活以及重要事情的难以理解态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十四章 让他去吧

在卢斯耶鲁大学期间首次的政治努力中，在《生活》发表的著名文章中，“美国世纪”以及在他对“国家使命”的探索中。在他生命最后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仍在为了它们而奋斗。

卢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的职业生涯里仍然充满着雄心、目标和承诺。但是有段时间，他的私人生活却一片混乱。1959年夏末，克莱尔发现了哈里与珍妮·坎贝尔的私情。在偷听到他们之间的电话内容后，她向朋友们求证，朋友们都惊诧于她的毫不知情。在她质问哈里后不久，哈里向她提出离婚。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为了他们的将来而激烈地争吵——那段时光对他们两个来说，都充满了痛苦和焦虑。

与珍妮的恋情只是哈里想离婚的部分原因。当他展望他的余生时，他看见的是一片暗淡。他的结论是，他的婚姻已经无可挽回。多年来，他和克莱尔之间大部分时间都是各自生活，只是偶尔会有和解以及短暂的友好相处，其中就包括在罗马的那段异常愉快的时光。他不满于自己生活的空虚——除了他在时代公司的同事外他没有真正的朋友，他没有“充分享受到生活”，他将此问题归结于“我生命中令人感到遗憾的，甚至是严重的缺陷”。他写道，“在这个大城镇（纽约）里，可以说从来没有人邀请我参加朋友聚餐或者略微带有社交性质的晚餐，即使是我在时代公司的好朋友也没有这么做过……我被邀请去的地方都是些正式宴会或小组讨论会”。与珍妮的私情，归根到底，是为了给他孤独的生活带来一些友谊和温暖。

克莱尔至少是同样不幸福的，对于哈里的忽视她极为不满，她怀疑他背叛了她；但她又害怕生活中没有了他。在他们性隔阂期间，哈里和克莱尔两人都多次出轨。他们之间有一个默契，只要这些婚外情只是临时的和短暂的，他们便互不计较。但是，随着几年前珍·达尔林普尔插曲的明朗化，克莱尔变得极为害怕和愤怒，因为此事真正威胁到了他们的婚姻。因此哈里的离婚请求使她几乎到了心理失控的危险地步，结果使得他们两人的生活都变得异常艰难。因珍妮·坎贝尔一事导致争吵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与十多年前因珍·达尔林普尔之事发生争吵所带来的问题有着许多共同之处。

突然远离政界的克莱尔，把1959年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写一本小说，以努力重振她已经延误多时的文学生涯。她后来说道，她的这本书已经取得良好进展，而工作地点多数是在加勒比海度假胜地或凤凰城。但是，当哈里提出离婚时，她不得不马上停止小说创作，而且后来一直没有继续下去。相反地，克莱尔将大半年的时间花在了给哈里疯狂地写信上，好几十封（大部分都没有寄出），都是关于他们婚姻的不易；花在了许多冗长的谈话中，内容都是关于他们的问题（当中有一些是以真实内容为基础的，有的只是她的想象，想象出哈里的想法以及他是如何看待他们之间关系的）；而且还花在了长长的私人备忘录上，好几百页，她在其中倾诉了她的恐惧、希望、不满，以及有时侯的对自己的不满。以下这些标题恰如其分地表明了她的种种感受：“痛苦备忘录”、“放心去吧”或“保持平和”、“哈里的可疑动机”、“关于爱和温馨的问答”、“没有了你我该怎么办”、“形势”等。有时，她为自己曾经对待哈里的种种而自责：“长久以来，我一直深深地伤害着你身为男人的自豪和自尊。”在得知珍妮事件后不久她如此写道，“尚未愈合的伤口仍在流血。”但她同时也指责哈里：“你也深深地伤害了我。”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深夜，哈里喝得酩酊大醉。他吐露出一件事，一件令他自怜、带给他多年痛苦和屈辱的事，这些痛苦和屈辱从童年伴随着他，“一直到成年”。这件事，克莱尔敏锐地觉察，“使得他对批评意见极端敏感，没有幽默感，缺乏自信，从而让他成为一个咄咄逼人、过于自信，说起话来便讲个不停的人，怪异的是，几十年前他在给利拉的信中便做过类似的对其凄惨生活的哀叹。”。有一天晚上，她叙述了对自己的厌恶：“我完全被愤怒所占据……对自己的愤怒……我突然意识到——由于怯懦、恐惧、绝望，我毁掉了我自己的生活。二十年来我一直是一个人住——一个独居的女人——在一个门总是打开着的笼子里。”有时，她极度痴迷于金钱和占有欲，尽管她自己第一次婚姻所留下的资产以及她剧本创作的收入已经够多了。“我不拥有我们家‘房子’的一砖一瓦，”她悲伤地写道，“哈里送给我作为生日礼物和圣诞礼物的油画……并非真正归我所有，那只是哈里财产。”

尽管有着这所有的愤怒，所有的遗憾，所有的指责，哈里和克莱尔再次发现，他们很难想象他们婚姻结束后的生活。当克莱尔说她不抗拒离婚时，哈里反而放弃了他最初的要求，并表示除非克莱尔“心甘情愿地作出离婚的决定”，否则他什么也不会做。八个月后，经过“漫长的”关于他们困境的讨论后，克莱尔宣布了她所谓的“‘单方面的决定’，我不同意离婚，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哈里——在去巴黎看望过珍妮并就他们将来的关系进行商讨之后——回到纽约并告诉克莱尔，尽管她给出了最后通牒，他仍将继续与珍妮来往，并且他“仍然会娶她，如果我必须这样做的话”。同时，他提出“合法分居”，以便于他与珍妮同居，而克莱尔仍然是他正式的（享有财产权的）妻子。但几天后，当她默认并表示愿意离婚时，哈里再次改变了主意，坚持说，他希望婚姻继续下去。他给出的理由是，离婚的不道德性，“我们已长期共同生活，25年的婚姻”；如此“谨慎”是因为“我家里的反对，商业伙伴的反对，教会的反对，还有我的年龄也不允许这么做”，以及“对我公众形象和公共责任感的损害”。

他们之间的婚姻问题一直不是什么秘密。由于在他们漫长的婚姻存续期间，无论是哈里还是克莱尔，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是依靠他人的帮助来润滑，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即使是在情绪混乱的时候也是如此。这群纽带的中心是哈里的妹妹贝丝（Beth）——她一直是哈里的知己，现在又是他和克莱尔之间的调停人。贝丝总是以维护哈里的最佳利益为己任（即使有时哈里自己也不同意她的做法）。她的丈夫莫里斯·“特克斯”·摩尔是一家著名的纽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以及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主席，保护着哈里的法律权利和经济利益。特克斯·摩尔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罗斯威尔·基尔帕特里克（不久之后出任肯尼迪政府国防部副部长）曾被安排对他们的婚姻纠纷进行调解。有时，被克莱尔称为“时代佬”的人也插上一脚：艾伦·格鲁夫、罗伊·拉尔森、C·D·杰克逊。克莱尔把他们都看成是自己的敌人（“这支队伍里任何感兴趣的人，有哪个是支持我的？”她尖锐追问着哈里）。

当然还有其他的参与者——最突出的便是新闻界，早在1959年便开始发表文章对哈里和珍妮的绯闻进行揣测。但直到1960年年初，全国知名八卦专栏作家伦纳德·里昂在他的专栏里报道了他们的故事之后，这些传言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里昂表示，哈里已经决定与珍妮结婚。克莱尔公开表示不会理会这些传言，并开玩笑说：“如果我跟哈里离婚，然后嫁给比弗（比弗布鲁克勋爵），那我就是哈里的祖母了。”哈里也驳斥了这些传言。“克莱尔此刻正和我在一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哈里如此说道，当时他们两人都在里奇菲尔德。“至少是言之过早。”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丑闻被公开的早期征兆促使他们两人开始重新考虑离婚的问题。

在几个月毫无结果的讨论之后，哈里提出采用“合格证人”来帮助他们调解分歧。他们的选择是约翰·考特尼·默里，此人是耶稣会教士和著名的神学家，与哈里，尤其是克莱尔相熟多年。在克莱尔改信天主教的时候，默里曾给予过她帮助。他后来一直是卢斯家的常客，无论是在卢斯的哪一个家里——以至于有些朋友说，“他比卢斯两口子在他们家待的时间还要长。”一直以来，他都是两人的精神和道德顾问。在他们的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他一直努力避免双方离婚，但这也使他们双方陷入频繁的懊恼之中。但默里神父是唯一一个哈里和克莱尔都愿意与之分享麻烦的人。他们两人给默里写长长的信，讲述他们的感受。而且他们还让他来给他们递话，因为有的话他们自己无法忍受当面说起。在她写给默里的诸多信件中，克莱尔倾诉着她的痛苦：“我生命中的所有经历，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都让我确信，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暴力、仇恨、徒劳、贪婪、色欲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伟大’反而常常比渺小更丑陋……这是一个世界末日——残缺的‘美国世纪’——一个反映出其创始者非常混乱、软弱、贪婪的世纪。”哈里倒是没有这么夸张，但是同样的坦率，“我已屈从于‘权宜婚姻’，我已放弃了爱。”

正当他们苦恼的时候，另一组同伴兼安抚者进入了他们的生活之中：自称哲学家的作家、有时候神神秘秘的杰拉尔德·哈德以及他的秘书兼合作伙伴迈克尔·巴里。克莱尔与他们初次相识于四十年代她在好莱坞逗留期间。此后他们曾经常拜访克莱尔，起初是在康涅狄格州，后来是在凤凰城。哈德，这个喜欢称自己为“意识及其演变的历史学家”的人，一直在试验各种致幻剂和其他药物，他希望借此打破人们通往其最深感受和本能的壁垒——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出现了许多与此相关的书，其中包括诺曼·O·布朗的《爱人体质》和西奥多·罗斯扎克的《反主流文化的形成》。1960年的时候，哈德对迷幻剂（LSD）尤为感兴趣，一些精神科医生也开始考虑使用此类药物作为有效治疗手段的可能。

克莱尔第一次尝试迷幻剂是经由哈德的推荐，那是1958年时的事情，地点在康涅狄格州，正是她放弃巴西大使任职的那段时间。她后来说，迷幻剂“使我能够平静地面对考验”，使她能够在后来的时间里爆发出创作的生命力，并促使她前往加勒比开始新小说的创作。第二年，哈德和巴里再次来到凤凰城，恰好是卢斯婚姻危机期间。与他们同行的还有研究迷幻剂最突出的精神科医生希尼·科恩。在科恩的监督下，克莱尔开始频繁地使用迷幻剂。科恩则对她出现幻觉时的行为和语言作了详细的记录（此段时间来往的信件也表明她开始迷恋他，虽然很少有证据表明此类迷恋是相互的。“我迷恋着你，”她后来写道，“但你没有丝毫迷恋我的意愿”）。她再次在迷幻剂中找到痛苦和焦虑的避难所。

或许是希望迷幻剂会给哈里带来同样的“宁静”，在哈里来到凤凰城时，克莱尔说服他一同参与实验。科恩医生一丝不苟地对哈里的反应作了记录，结果却是令医生和“患者”都颇感失望。十一时四十五分，哈里服用了“一百微克的迷幻剂”，然后他坐在办公桌前，点燃一支烟，开始阅读莱昂内尔·特里林所著的《马修·阿诺德传记》，有时停下来并与哈德讨论阿诺德与红衣主教纽曼之间的关系。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科恩医生的记录如下：“克莱尔走了进来，她将一束花递到卢斯面前，并问他是否觉得花朵的色彩很鲜艳。哈里的回答是：‘不觉得。’他开始朗读特里林书中关于宗教生活的部分。”半个小时后，哈里感觉到：“无法控制我自己”，并说他希望“这一阶段能够过去”。但他保持着足够的清醒，并开始新的对话：“谈去年夏天对牛津的访问……谈哈里法克斯勋爵……谈沙特尔大教堂。”下午二时五十分，在他服药三个多小时后，哈里终于注意到他对周围环境所做反应的变化。科恩此时的记录如下：“现在周围一切更加的清晰……我开始体会到克莱尔所说的鲜活感了……这种感觉棒极了，是的，相当精彩。不是那种视觉的光芒，但相当棒。”三点五十分时，科恩注意到，卢斯“静下来想了一会儿”。此后，卢斯再也没有尝试过迷幻剂，虽然他对那种幻觉仍感兴趣。当被问及他的反应后，他说，他“不是特别喜欢它”，但他觉得“此事从生物化学的角度来讲很有趣”。

几年以后，当使用迷幻剂实验被揭露时，克莱尔坚持认为迷幻剂“拯救了我们的婚姻”，但在同时期的关于她婚姻问题的长篇著作中却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证明这一点。但他们的婚姻确实是幸存了下来。

哈里于1960年春承诺断绝与珍妮之间的恋情，不过事实上，他仍然断断续续地保持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直到珍妮为了维护她与诺曼·梅勒（后来与其有过短暂的婚姻）之间的感情而终止了与哈里的来往。据克莱尔推测，他与珍妮分手的另一个原因是，1960年的前列腺手术影响了他的性功能，但实际上手术的时候这段恋情已经瓦解。然而，在决定将婚姻继续下去之后，他们又开始相互指责。哈里有时会因为他所喜欢的“自由生活”前景的消失而感到苦恼。在多次关于和解的谈话之后，他颇为不快地做出了让步：“好吧，和以往一样，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但我必须要卡斯托耳油画（Castor Oil）。”在另一次激烈的讨论中，他说：“我说不过你。”最重要的是，他厌倦了“与克莱尔之间无休止的争吵”。这“必须停止，”他告诉神父默里，“我没法完成工作。”精疲力竭的克莱尔继续表达着她的不信任。她说，她只不过是哈里的“居家管家”。他选择继续“我们的婚姻，其中各种缘由皆与我无关，都是为了你自己”。1960年7月，她在日记中夸张地写道，“今天上午，我面临着我人格的全面瓦解和自我的最终崩溃……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是我的亲人。”很明显，哈里并非是她痛苦的唯一原因。多年的职业生涯和显赫的社会地位之后，她已不再是名流圈里的人。她哀叹的不仅是她的婚姻（她也剖析过，但多数的时候忽视了这个问题），还有她耀眼的公众生活的终结。这也是为什么婚姻的存续对她如此重要的部分原因。她担心的是，与哈里的结婚将是她在未来的岁月里唯一的荣耀。于是她更加竭尽全力地为保持这段婚姻而奋斗，并逼迫哈里一同努力。

克莱尔提出了她的和解条件。哈里必须“毫不含糊地、最终地”结束与珍妮的婚外情，必须“告诉贝丝和特克斯……在我面前，这段婚外情已经彻底了结，而且你希望保持和我的婚姻关系”，并且他要“亲自陪同我走过新时代生活大厦，就像你很乐意、很自豪地将其展示给我一样”，而且他要“给我写一封信，告诉我……你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和我一起过上美好的生活”。“为什么这封信如此重要？”当克莱尔抱怨他迟迟不肯写信时，哈里问道。她的回答是，这样一来她可以确信“将他‘保留’在里面”。

正如克莱尔所说的那样，渐渐地，“可怕的风暴……停息了”。哈里平和地写道，“我们应该继续在一起度过余生……无须多余的话语、争吵、辩解……做这样的决定只需我们两个简单地回答一声‘是’。”他们不再对浪漫抱有任何幻想。哈里说，他们会“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活下去”，并享受着“基督徒的交情”和“深情的陪伴”。到1960年秋天，在克莱尔到夏威夷度假的几个星期里，他已经能够用比较温暖的话语给她写信，虽然这在他们以前的婚姻生活中是常有的事情。“亲爱的，我想你。说出来并非能够减少相思——只是为了告诉你，尽管经历了长时间战争的蹂躏，我仍然有着梦想，我们可以真正地陪伴在一起。我们必将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因为我们正在用爱来谱写它。”克莱尔也渐渐地适应了这种淡定的感情。“今天上午在电话里，你的声音充满了温暖、力量和爱意……我很开心……我有种感觉——非常类似于迷幻剂的感觉——所有的一切都‘重回正轨’。”多年以后，当克莱尔边看日记边做笔记，回想起那段她称之为“暴风雨和压力”的岁月时，她写道：

嗯，我们没有……离婚，部分原因或许是因为我们都认识到这在道义上、精神上、伦理上都说不过去——实际上也行不通。但也有另外一个原因——一个小小的微妙原因——那就是因为我们都意识到离婚并不能给我们任何一方带来幸福或发展。如果爱是为了对方过得更好，那么——当战斗的硝烟吹散时——我们就已经拥有了许多的爱。

1960年的一天，克莱尔写了一篇长长的内省备忘录，是写给哈里的，但很显然从未交给过他。其内容是关于她所谓的“损失”。对克莱尔来说，失去的是她的职业生涯，她随着时光流逝的容颜，她的性满足以及最重要的——在她绝望的时刻——她“失去了希望”。哈里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感情做过忠实记录。他很少公开谈到他自己的“失去”，但他毫无疑问地知道自己失去的是什么。虽然他只是六十有余，但看起来却显得更为苍老——都是多年的紧张工作、旅行、焦虑以及大量吸烟的结果。他受着心脏病和前列腺疾病的困扰。也许最为关键的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未能抓住追求真正浪漫爱情的最后机会，这一失败只能自己品尝。

家的舒适感对他来说也不再经常拥有。他与克莱尔的和解进展得不错。他们学会了避免积怨，学会了营造一种熟悉的、舒适的伴侣关系，但他们仍然是聚少离多。他与贝丝·摩尔保持着亲近的关系，但他很少与兄弟姐妹们见面（他的妹妹艾玛威尔仍然住在费城，很少与哈里碰面；比他小得多的弟弟谢尔顿在时代公司短暂地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搬到了远离纽约的地方开始新的事业）。哈里与他的两个儿子——亨利三世（汉克）和彼得——联系要多一些。他与汉克更亲近，而汉克则渴望追随他父亲的脚步从事新闻工作。汉克在《克利夫兰新闻》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加入了时代公司。在时代公司，他度过了他大部分的职业生涯，但从来没有上升到一个非常显耀的位置。哈里表示过为汉克的成就感到自豪，但也担心他过于依赖父亲的支持（汉克后来长期担任亨利·卢斯基金会主席，此基金会是哈里生前成立的，并且他将财产的最大部分捐给了该基金）。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彼得加入了空军，然后搬去了西部，在航空部门工作。他与父亲见面的次数相对较少。哈里有时写信给两个儿子，但本该充满温情的信却没有一点亲密感。有时他们之间的信件读起来就像是讨论世界大事的文章（彼得二十一岁生日时，他去信写道，“一位有趣的老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最先指出，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人类的生活条件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哈里给了他两个儿子足够的经济保障，并且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和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汉克的身上。不过他与两个儿子的关系始终有些疏远，因为自从1935年他离开两个不足十岁的儿子与克莱尔结婚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哈里只是偶尔地给予儿子们一些关爱。不过，哈里倒是对他的孙子挺上心的，尤其是汉克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又叫基特）。基特有时与祖父一起旅行，定期去凤凰城和康涅狄格州看望他和克莱尔。他也是哈里的亲人中看望他次数最多的人。唯有基特与哈里关系融洽——是那种纯粹的关爱。

由于经常处于神经紧张和不确定之中，哈里转而求助宗教。在纽约时，他定期参加麦迪逊大道长老会教堂聚会，并与他的牧师大卫·H·C·里德建立了紧密的关系。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他将过多的时间花在了为一座全国长老教会教堂所进行的规划和筹款上，这座教堂将建在华盛顿，有助于帮助长老会在国家首都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自身也是长老会教徒的艾森豪威尔支持他所做的努力，这使得卢斯更加卖力地提供帮助。经过诸多的失利和挫折，新教堂终于开放了——此时已是卢斯去世两年后。同样是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为了纪念他的父亲，卢斯出资在台湾的一所大学里兴建了一座长老会教堂。

尽管卢斯对长老教会有着无比的忠诚，但是他个人的宗教生活却是烦躁不安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绝望的。年轻时那种单纯的、毫不怀疑的信仰早已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对宗教的兴趣，一种偏向知识性的、近乎学术性的兴趣。他开始了一种探寻，他称为“寻找没有基督教的新宗教，寻找上帝”。虽然他无法清楚地说出这样的宗教意味着什么，只能将其描述为“伟大的自由主义传统”的一部分。他对基督教的痴迷，正如他对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的其他诸多领域的痴迷一样。他鼓励他的编辑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到宗教信仰上，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宗教是很值得研究的。而他的杂志也的确一直坚持刊登有关宗教的文章，这是其他的主要新闻机构所不能做到的。他与主流的神学家们建立了学术上的关系，其中包括：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亨利·斯隆·科芬、亨利·凡·杜森、保罗·蒂利希等。他和他们在信中和报纸上进行辩论，而辩论的主题却并非与神学有关，而是关于信仰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同时，他对基督教的福音教派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该教派的主要追随者是那些“教育程度偏低”的人群，他希望能够从他们的信仰中领会到一些什么。他的典型做法是，他与福音社区里最突出的（也是受人尊敬的）人物进行接触，如葛培理，他经常应邀请他为《生活》撰稿，有时也会与他会面。他们保持着定期的通信。卢斯被葛培理所吸引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老式的宗教信仰”和他“极端保守的政治观”，他把这些作为新政和英国工党“不可知论的唯物主义”的解毒良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克莱尔皈依天主教教会后，他又对天主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甚至于1952年签署了一份“意向声明”。在声明中，他承诺，如果约翰·考特尼·默里被派往“包括山东省在内的中国某地”，他便皈依天主教。该事件的极低可能性表明他不是完全认真的，但他对天主教的青睐——以及捍卫——持续了多年，他与默里的长期合作关系也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最为关键的是，卢斯不是在与宗派主义进行搏斗，而是与信仰的意义——以及保持信仰的困难进行抗争。“我们迫切需要对基督教的信仰进行‘重新阐述’，”他写道，“依据科学已经揭示的新宇宙，即使是普通人都已经认同了这一新的宇宙。”他问道，科学与宗教该如何共存？就这一主题，卢斯进行了广泛的阅读，与霍金和其他有着宗教导向的哲学家进行讨论，并开始认同自由派的法国神学家兼科学家皮埃尔·勒孔特·杜·努尤的观点，努尤在书中指出“人类是‘进化之神的合撰述员’”。在与穆雷的谈话中，他表现出了对“自然法或道德法”的兴趣，他认为这是从新教教义中消失的主要天主教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赞许地写道，“默里崇拜的是智慧女神。”同时，他开始表达他对被他称为“新教官方教义的肤浅的虔诚态度”的蔑视，以及对新教在接受“冷战”严峻的军事挑战时的困难的蔑视。那些被卢斯称为“书呆子”的新教徒和天主教社区的教徒经常嘲笑他通过杂志普及神学的企图。但是，卢斯很少对与他宗教观点相关的批评做出回应，因为他本人也经常对自己的观点提出疑问——有时严重到承认自己“已经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和忠诚”，并为此而苦恼。早在1955年，他便担心“神学已严重地抛弃了我们……而且在应对人类新境遇方面一直裹足不前”。1959年，他更进一步地指出：“向上帝诉说还不如直接面对面地说给其他人听……我们这个时代压倒一切的疑虑是，是否还有对话的可能。”

在个人危机的早期，卢斯将公司和杂志作为自己躲避身边狂风暴雨的避风港。但是，时至今日，他与编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大如鸿沟，这促使他开始为公司考虑其他的绕过编辑们的计划。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即使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庞大的基础之上，时代公司仍然取得了大幅度的增长。《体育画报》的扩展非常迅速，其员工数量也有着显著的增长。这样一来，该公司原先设在洛克菲勒中心大厦的总部显得不够用了。《体育画报》和《财富》已经大部分搬到其他大楼里办公。对于这种状况，卢斯颇为不喜，因为这使得他很难与编辑们保持联系。即便是《时代周刊》和《生活》的工作人员也感觉到很拥挤。于是，寻找新总部的工作开始了。

早在1945年，卢斯便已经开始考虑搬迁。到了1951年，他开始考虑将整个公司搬往位于威彻斯特郡的一块面积为二十七英亩的场地上。此计划是悄悄地进行的，是一个涉及资金为“五百万美元的‘校园类型’建筑”。比林斯指出，这一举措“部分是出于对曼哈顿中心遭受核弹毁灭打击的担心”，这恰好反映了朝鲜战争和美苏关系恶化给人们带来的焦虑。但对卢斯来说，更为重要的考虑是“这个年代里远离城市中心的潮流”。唯一一份发行量超过《生活》的杂志《读者文摘》，已经非常成功地在郊区建成大型的办公场地。

虽然卢斯对此颇有兴趣，但员工们都表示反对。比林斯说，“在乡下是没办法……做好高强度的新闻工作的。你只会茫茫然地过日子，最终只会抽着烟斗无所事事。”当卢斯为该项目指定的著名建筑师埃罗·萨里宁报告说该地址不符合要求时，这个想法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此之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卢斯开始在曼哈顿寻找一块广阔的空地，能够让他在城市里建一片办公园区：带有公园和游泳池，还有网球场，场地周围是分散的低矮建筑。“理想的总部，”他说，“不可能是摩天大楼混凝土板。”他在曼哈顿东部联合国大厦附近找到了一块空地，但这一方案太过昂贵。卢斯再次将目光投向纽约城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座小城，位于费城和威尔明顿之间。比林斯称其为“愚蠢的主意”，而且员工们的反对再次抹杀了这一计划。

最后，卢斯决定把公司搬往只有一街之隔的地方，位于第五十街和第五十一街之间，紧邻第六大街的西部，那里正好是洛克菲勒中心准备扩建的地方。他与洛克菲勒家族签署了协议，共同建设和拥有这栋大楼。虽然未能采纳他更有远见的建议使他颇感失望，但他还是屈从于建造一座传统的办公大楼，并高兴地看到至少可以拥有额外空间以满足办公的需要。尽管他不喜欢大“办公区域”，但他仍坚持认为新的总部应该是功能齐全、高效，而且不是过分地昂贵。他承认，该公司“所买的并非是一栋可以让我们感到特别自豪的建筑”。最终卢斯还是表达了他对新的公司总部的自豪感，但他的第一反应却是更接近事实。这栋由现代主义建筑师华莱士·哈里森设计的建筑够大而且高效，但外表却很平凡。公司于1960年搬进了新址。

临近公司搬进新大楼之时，卢斯也准备着进行自己的转变。早在1959年，他心脏病康复仅几个月之后，卢斯便邀请赫德利·多诺万（当时是《财富》杂志的总编）到他家里作客，并告诉他说他正在考虑退休的问题。据多诺万后来对谈话内容的回忆，“他有些歉意地说，他不得不提起一个‘比较私人’问题。他问我是否有兴趣，‘不是现在，而是数年之后’成为下一任时代公司的总编辑。”多诺万是一个高大、英俊，满头棕色头发的人，他来自明尼苏达州，罗兹奖学金获得者，是个温和的保守派，持有与卢斯大部分相同的政治观点，虽然不像卢斯那样激烈。他是时代公司十九年的老员工，在他们会谈时正值四十五岁。此后没有任何交接的通知，这使得多诺万也无法确定会何时发生，抑或是否会发生。他有如此想法并不出奇，因为卢斯在心脏病发作后不久曾告诉他的长期助手说：“我永远不会退休。我会死在我的办公桌旁。”但在与多诺万谈话后不久，卢斯便宣布了一项大规模高级职员重组的决定，数个月后，多诺万被提升为所有杂志的编辑部主任。该职位曾由比林斯担任，直到他于1955年退休。要是比林斯没有离开的话，卢斯曾私下里对玛丽·班克罗夫特说，他会选择比林斯，而不是多诺万作为他的继任者——他从未将这些告诉过比林斯，比林斯直到退休时仍然认为卢斯对他少有兴趣或者尊重。

虽然直到将计划告诉多诺万将近五年之后，卢斯才公开宣布退休，但他在离开前很早一段时间便开始做着准备。他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准备在1963年举办一场盛大的《时代周刊》（同时也是时代公司）四十周年庆典。克莱尔问他为什么是四十周年庆典，而不是五十周年时，他回答说，他不认为自己能够挨到下一个十年。在经过几个月的准备，花去了几十万美元，占用了几十个时代公司员工几周的时间之后，一千八百人聚集在华尔道夫饭店的舞厅里。《纽约时报》风趣地（略带尖酸地）将这些客人形容为“大亨、学者、电影明星和政党领袖”。这的确是一场值得观赏的盛事。出席的嘉宾有林登·约翰逊、沃尔特·鲁瑟、约翰·多斯·帕索斯、麦克阿瑟、基因·滕尼、杰克·登普西、乔·路易斯、吉娜·洛罗布里吉达、罗莎琳德·拉塞尔、鲍勃·霍普、亨利·福特、诺曼·托马斯、亨利·华莱士、埃弗雷特·德克森、阿德莱·史蒂文森、红衣主教弗朗西斯·斯佩尔曼、迪安·腊斯克以及保罗·蒂利。由保罗·蒂利作主题发言，但其发言内容给部分来宾的感觉太过严肃了点。大部分客人皆荣登过《时代周刊》封面，自1923年以来已经有近两千名封面人物了。卢斯解释说这一盛事以及嘉宾名单恰好反映了《时代周刊》的历史，也是“以人物故事为纲的历史，而在四五十年以前，新闻界的报道重点是社会或经济力量”。

光芒四射的四十周年庆典，恰逢时代公司显露出盈利能力严重下滑的初步迹象。作为公司二十多年来巨大盈利动力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该杂志于1959年首次出现赤字，此后陷入长期的、持续的财务恶化境况之中。问题不在于其当时达到了创纪录的近七百万的发行量。问题出在广告上。《生活》杂志的广告收费标准是同类刊物中最高的。而现在许多广告客户发现做电视广告可以有更多的受众，所花的钱与在《生活》刊登广告相比并没有多上多少。自1959年以后，《生活》只在少数的几年中实现过盈利。卢斯对这一下滑现象同样给予了关注，但他一如既往地相信，解决的办法就是提高《生活》内容的质量。他再次着手为杂志写一篇内容介绍，他这一招曾在1936年帮他成功创刊并获得丰厚回报。“那么《生活》在六十年代的目标是什么？”他问道，“我的答案是：《生活》应该是为国家使命而设计的杂志。正如当选总统杰克·肯尼迪在首次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最高的国家努力’。阿门。”就《生活》应该涉及的主题，卢斯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清单：“赢得冷战”、“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美国”、帮助“实现伟大的人类文明”。《生活》将成为“杂志出版界的巅峰，展现出最高的技能水平”。

《生活》1959年后的盈利能力下滑给公司造成了很大压力，必须寻找新利润增长点。《时代周刊》仍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仅仅靠它并不能维持公司的期望。《财富》的状况也还不错，但它从来没有产生过丰厚的利润。《体育画报》仍在赤字运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之前没有盈利的可能。从未考虑过公司多元化的卢斯也开始考虑新的投资了，但他并没有脱离时代公司的传统使命。

多年以来，卢斯旗下杂志曾经出版过一些书籍。《财富》出版了一本名篇选集。《生活》出版的是“图片历史”，囊括了“二战”时期的一些重大事件，此外还将该杂志以前刊登的丘吉尔回忆录集结成册出版。《时代周刊》做的是《美国绘画三百年》，而《体育画报》则尝试销售与高尔夫和桥牌有关的书籍。这些努力都不是特别成功，直到公司决定成立一个类似于读书俱乐部的系统。起初命名为“生活世界图书馆”，但在1961年年初成为公司的一个独立部门，并更名为：时代——生活丛书（Time Life Books）。卢斯对这个项目有所怀疑，他有时抱怨说：“推出的这些书都要印上我的名字，而我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阅读。”但是，新项目最终证明有足够的盈利，从而打消了他的疑虑。到1964年，它每年产生的利润已经超过了六百万美元。

卢斯对公司的时代——生活国际部寄予厚望。该部门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取得稳步发展，期间《时代周刊》和《生活》还做过世界不同地区的专版。有时还采用当地的语言出版——如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日本语——虽然利润微薄，但好在一直在增长。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它的销售额已经占据公司总销售额的百分之十左右，但由于过高的成本，它产生的利润却远远低于百分之十。有些海外版一直持续了数十年，但是时代——生活国际部于1968年解散了。

时代公司将以往出版内容以各种形式加以循环利用的方法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这些有限的举措却远远不能弥补因《生活》效益下滑而带来的巨大损失。但是，卢斯仍然对进入全新的领域持着谨慎的态度，而公司高层很少有人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公司仍在盈利，杂志仍受欢迎，但是时代公司有史以来开始走下坡路了。直到他去世之后，该公司才正式开始走多元化路线。

在担任总编辑的最后几年里，卢斯并没有放慢他的脚步。他一如既往地频繁旅行，他环游美国，去欧洲，逛亚洲。他仍然积极地监督他的编辑们，虽然不像以往那样投入，但仍能做到源源不断地将一些颇不受欢迎的备忘录摆在他们案头。1960年，他任命奥托·福尔布林格为《时代周刊》的主编，但员工们并不认同此项任命，（正确地）认为他比前任罗伊·亚历山大更加保守，更加独断专行（在众多编辑的眼中——尤其是那些曾经游说卢斯放弃此任命的人的眼中——奥托就是“铁血宰相”）。卢斯并未受到福尔布林格政治观点的困扰，他最为欣赏的是他的办事效率和非凡的编辑技巧。卢斯对他的喜欢不低于他以往所认同的那些颇具争议的编辑，如莱尔德·戈尔兹伯勒和惠特克·钱伯斯，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热情有时甚至超过了卢斯，但他们都能够快速有效地创作出好作品。

福尔布林格半日耳曼式的僵化风格正是卢斯遭受肯尼迪政府众多批评的源头。曾任总统的林登·约翰逊则很少向卢斯抱怨杂志上对他相关的报道（尽管他曾向其他人，如《时代周刊》驻华盛顿记者约翰·斯蒂尔表达过强烈不满）。相反，约翰逊用上了他的成名绝招：不顾羞耻的奉承。他频繁地给卢斯送去夸赞的便条，定期给他打电话，邀请他参加非正式晚宴和非公开会议，并对他的讲话和文章大加赞赏；他向其他人引述卢斯的讲话内容（并总是确保有人会将他的做法告诉卢斯）。他慷慨地奉上各种感谢之语——“深切感谢”、“很高兴得到您的赞美”、“永远承您的情”——即使是为了一封微不足道的信。他就总统讲话稿向卢斯征求建议。他在1965年发出公告宣布“世界法律日”时，一定要指出卢斯所起的作用。当卢斯未能出席典礼时，总统大声说道，“谁能帮我把这支笔交给卢斯先生？”

卢斯本人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便一直欣赏约翰逊。在约翰逊当选为副总统时，他表达了他的喜悦之情，而且大肆赞扬总统的“伟大社会法案”。“我国是一个不朽的社会，”1965年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卢斯如此说道，“我们的目标是‘伟大社会’，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如何给世界带来幸福？如何将‘伟大社会’变成无上的荣耀——就像上帝的荣耀一样——愈显主荣？看起来似乎不可能，但这一理想自有其提示。”

1964年的总统竞选活动对卢斯来说是艰难的，因为这次的竞选活动使他对共和党的忠诚产生了怀疑。1960年，他很欣赏约翰·肯尼迪，但又支持（虽然有些不温不火）理查德·尼克松，这主要是因为他看不到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区别，而且尼克松是共和党人。但在1964年，巴里·戈德华特的支持者在旧金山党会上表现出的愤怒和苦涩困扰着卢斯。他试着将其解释为：“戈德华特作为候选人的首要意义在于对共和党的不满，而这种不满主要是因为共和党是个输家，而不是胜利者。”但他不能接受该党的现行理论，“此理论认为，共和党将有很大的赢面，如果他们提名一位‘真正’的保守派共和党人。”“此时此刻，”他说，“共和党的赢面很小……我认为，约翰逊已经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响应。”他私下对多诺万说：“我曾有一段时间感觉到，共和党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地方。”卢斯定期阅读戈德华特的演讲内容或观看竞选活动，并试图说服自己，该候选人正在“好转”。他赞扬戈德华特“关于外交政策的讲话是深思熟虑的”，并对其呼吁党内团结感到“非常满意……他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前面所犯的未能安抚那些所谓‘温和派’共和党人的错误”。

但是，戈德华特从来没有让卢斯舒心过。“当然，问题不是戈德华特说过什么或没有说过什么，”在写一篇与戈德华特参议员在宾夕法尼亚州赫尔希所做演讲有关的文章时，卢斯如此说道，“问题出在他以前说过的话，他的所言所行给其他人留下的是怎样的一个印象。”在距离选举投票前不久，他向李奥·贝纳（Leo Burnett）解释说，“在耐心关注戈德华特参议员竞选活动几个月之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年之后，我们没有看见充分的说服力。”那个时候卢斯已经不再担任总编。但他对戈德华特的抵触得到了多诺万的认同，而且《生活》也没有偏向任何一方，这还是许多年来的第一次。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卢斯的儿子汉克偕妻子陪同卢斯和克莱尔前往剧院看演出。当开车经过中央公园时，身为戈德华特积极支持者的克莱尔问汉克投谁的票。汉克回答说他投约翰逊，然后他问：“爸爸，你投谁的票？”汉克后来回忆说，“他一直没有回答我”，只是“保持着明显的沉默”。他一直确信，他的父亲要么根本就没有投票，要么就是投给了约翰逊。

卢斯这些年在政治上的矛盾心理反映出他对他所认为的美国社会新特点感到迷惑和无法把握。对于新左派的出现他既感兴趣，又受其困扰——于是他少有地向默里神父寻求指引。新左派的基础是“有选择性的和平主义”，默里说道，而且“不会反对所有的战争。事实上，他们或许会支持在世界其他地区的解放战争”。对于新左派，卢斯自己并没有固定的看法，于是他不停地问周边的人——克莱尔、他的同事罗伯特·埃尔森、默里以及其他人。当然，卢斯有许多盲点，但他很少害怕改变；而且在新左派出现后的最初几年，他或多或少地对其保持着开放态度——只有一个明显例外：越南。

为越南所做的努力是卢斯一生中最后的伟大圣战。当然，他对越南耗费的精力，并没有对“二战”或中国革命那么大。但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期间，他一直信任非共产主义的南越，并给予了不懈的支持；他认为此次战争是智慧之战，而且他尽力要求他的杂志支持他的观点，尽管全国上下和时代公司内部存在不同意见。

卢斯十分乐意支持越南战争，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发现参战当局的意见与他的观点完全一致。他在“二战”中获取的经验荒芜在他与罗斯福之间的对峙中，而杜鲁门政府对他拯救中国的强烈请求视而不见，对朝鲜战争的支持也远比卢斯所期望的要谨慎得多。但在越南战争期间，他对政府的这些不满已消失无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艾森豪威尔大力支持越南美国朋友会，并向吴庭艳政府提供慷慨的财政援助。不管是否曾经希望美国能够从越南摆脱出来，肯尼迪还是公开支持越战，并向越南增派军队，还向卢斯征求意见。约翰逊是第一个向南越派遣作战部队的总统，并最终使军队数量达到了五十万，他把卢斯看作是能够支持他的世界政策的盟友。为了确保获得卢斯的合作，约翰逊敦促时任美国驻越南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邀请卢斯前往西贡。“我非常希望您能来，”洛奇在信中语带奉承地说道，“我知道您会在这里发现很多您感兴趣的事情，我知道这将有助于我从您的思想中受益。”卢斯没有接受洛奇的邀请，但他对约翰逊、洛奇以及越战的支持并没有减弱。他保证，他的杂志会继续支持——有时甚至更进一步——约翰逊的越南政策。

直到总统任期临近结束，约翰逊仍然一直寻求着卢斯的帮助：“我希望老亨利·卢斯能够从亚利桑那的退休生活中走出来，”1967年年初，约翰逊对《生活》记者休·西迪如此说道，“我希望他能够参与进去，为我战斗。”西迪回忆说，约翰逊“双手握拳，在空中猛力挥舞好几次，我希望他能够支持这场战争。”1967年2月，西迪传递着约翰逊口信的信件于卢斯去世的前一天被摆放在位于凤凰市的办公桌上。不到一年之后，杂志在赫德利·多诺万的领导下开始走向对战争持怀疑的态度的方向。

卢斯的立场或许能够讨好政府，但在时代公司内部却造成了恶劣的争斗，这种争斗持续了多年，所造成的仇恨比其历史上的任何时刻还要多。起初，争议的中心落在一位颇受卢斯喜欢和欣赏的、才华横溢的年轻记者查尔斯·莫尔身上。他是《时代周刊》的记者，曾被派驻华盛顿和印度，并于1962年开始被派往越南。在印度支那不足一年之后，莫尔便已开始对军方提供的那些乐观报道产生怀疑。同样令他怀疑的是，越南军队能否抵御日益壮大的共产主义民族解放阵线，亦即美国人熟知的越共。但是在纽约，福尔布林格对待来自越南莫尔笔记的态度与钱伯斯对待特迪·怀特来自中国报道的态度完全一样。莫尔发来的带有悲观和沉思的电文被《时代周刊》变成对美国和南越取得巨大进展的乐观报道。1963年夏天，莫尔被要求写一篇关于吴庭艳实权派弟弟的妻子吴庭瑈夫人的文章。他利用这个机会来揭露吴庭艳家族的腐败、无能和孤立，揭露他们在反对共产主义方面毫无进展。但是，当这篇报道在《时代周刊》上刊出时，其内容与莫尔所写几乎毫无关联。“越南的历史有着众多的女英雄，”《时代周刊》说道，“今天，越南最强大的、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最为勇敢的女子……便是吴延瑈夫人。”报道中的确有一些莫尔批评该政权的内容，但在福尔布林格介入后，批评也变得温和，有时甚至公然拒绝批评。

修改莫尔的报道内容仍未让福尔布林格满足。几个星期之后，他找人为《时代周刊》新闻处炮制了一篇对驻西贡记者的报道风格进行攻击的文章，当然，被攻击的记者中就有《时代周刊》自己的记者。“他们是否告诉读者他们对战争的进展和吴庭艳政府的品质过于悲观的看法？”文章问道，并指责记者们“热爱自己的工作，爱得是如此之深，以至于除了工作外他们什么都不谈。他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他们是“如此紧密的一个团体，他们写出的报道强调的是他们自己的集体判断，事实上他们的判断已经严重到对所有的一切都感到不满”。此文章一经发表，便在纽约掀起了轩然大波。通讯员主管理查德·克雷曼（Richard Clurman）要求撤回这篇文章，要不然，据他估计，莫尔以及其他一些人将会辞职。但福尔布林格拒绝了这一要求。在卢斯的要求下，克雷曼飞往西贡并亲自对记者们进行评估。回来之后，他更加坚定地反对福尔布林格对记者们的定性。但令他意外的是，卢斯竟然同意了克雷曼的意见，并下令登文“承认我们错了”。但这篇文章在出版前的最后一刻被专横的福尔布林格悄悄地将措辞改了，并删除了其中认错的内容。卢斯勃然大怒，但并没有采取任何针对主编的措施。莫尔很快便于1963年秋辞职，然后加入了《纽约时报》。

1964年4月16日，卢斯宣布从总编职位上退休，此时，正如《纽约时报》报道的那样，时代公司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杂志出版机构”。他没有给出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只是说了一句“现在这个时间刚刚好”。他告诉记者，他仍然会将大部分时间用来工作，但会涉及更为广大的领域。他现在也不能确定具体都是哪些，只有一项较为肯定的是，他可能会写回忆录。不过，就目前来说，他似乎陶醉于他所受的关注，以及新闻界对他事业和离开的重视。“整个时代公司，”《纽约时报》报道说，“可以被看成是其创始人为了人类的开明和提升而具有的传教热情的反映。”

卢斯的继任者赫德利·多诺万所受的关注相对较少。“卢斯真的退休了？”他的一些同事问道。卢斯已任命自己为编辑委员会主席，而大家则对这一职位的含义有着诸多的猜测。是不是给自己委以一个更高的职位，以便于他能继续遥控公司？时代公司在5月份举行晚宴，以彰显这一过渡。晚宴很豪华，但未能提供答案。晚宴旨在纪念卢斯和多诺万，但诸多发言都很少关注多诺万，大部分都是集中谈论卢斯所取得的成就和留下的资产。即使是多诺万本人也觉得有必要把卢斯作为宴会的中心。“哈里·卢斯在这家公司的管理上创造了奇迹，”他在自己的发言中说，“在许多重要方面，这些杂志仍将是哈里的杂志。”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许多编辑惊讶地发现卢斯真的从公司退休了。他经常与多诺万和其他编辑通信，他还时不时地为杂志写些文章或作新闻报道。不过，他没有挑战多诺万的权威，也很少批评他的决定——虽然每个人都仍然感觉得到卢斯的存在，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每当想要过多地偏离杂志长期以来的规范时，大家总是感到有点束手束脚。

卢斯短暂的退休生活对自己来说是一段较为快乐的时光。他在这期间的活动并没有比担任总编那些年的活动少。他经常旅行，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每到一处都受到时代公司当地员工的热情招待。他甚至着手安排前往中国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面。理查德·克雷曼帮助卢斯做相应的安排，他充满热情地写道：“你去中国与毛泽东会面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这也许是当今新闻界最具颠覆性的一件事。”但最终此行被证明是难以办到的。他做了几十场演讲，都与他所关心的问题有关，他还接受了一些荣誉学位。与以前相比，他抽出了更多的时间用于在凤凰城陪伴克莱尔。他甚至在夏威夷购买了一套房子并进行了翻新，多年来克莱尔一直希望能够居住在夏威夷。他经常回到纽约，在那里他开始享受与朋友的社交生活，这还是许多年来的第一次。他的医生警告他，他正在摧毁自己的健康——“抽烟、满世界地跑，等等”——并预测说：“这些东西都会缩短他的寿命。”卢斯毫不在意地回答道：“虽然我放纵自己的习惯缩短了六年的寿命，但现代科技却能给我增加三到四年的寿命。”

卢斯退休后的主要活动是撰写回忆录，他的朋友们和出版商已经催促了他多年。在凤凰城期间，他花了许多个上午坐在卧室的书桌前写回忆录。虽然他已写作一生，但他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写一本书。他似乎无法决定该如何安排这么多的材料，又该如何表达出如此多的想法。于是，他开始写一些离散的段落，有时大量借用他以前的演讲内容和写过的文章，并指望可以在以后某个时间将这些段落整合起来。结果他写出来的是一系列简短的，有些还颇为粗糙的文章，讲述了许多他坚持了一生的兴趣和信仰（手稿中谈及他自己的内容并不算多，所以称它为回忆录打一开始就名不副实）。他写他所钦佩的那些人（威尔基、艾森豪威尔、杜勒斯、麦克阿瑟、丘吉尔，但意外的是很少提及蒋介石），而且他对他所讨厌的那些人进行了评论（罗斯福、杜鲁门、艾奇逊、麦卡锡）。他写“标志着人类生存状况得到根本改变的繁荣”，“法律秩序”，以及“历史的天佑本质”。最为重要的是，他试图解析美国的意义以及美国在世界上应当承担的角色。

“美国”，他写道，“是为一个命题而生，这个命题在国家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命题就是林肯在演讲中提到的‘人人生而平等’……这里必须明白的是，美国命题包含了（同时也是其成立的根基）普世的真理或假设……美国曾经的任务，同时也是现在的任务，便是要带头打造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这些便是他穷其一生想要表达的思想：在他耶鲁大学期间首次的政治努力中，在《生活》发表的著名文章中，“美国世纪”以及在他对“国家使命”的探索中。在他生命最后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仍在为了它们而奋斗。

卢斯对自己健康问题的随意态度表现在他对以往患病历史中诸多危险事件的否定态度：胆囊手术，高血压，1958年心脏病发作，前列腺的毛病，肩膀、手臂、颈部等部位的关节炎，以及1964年发生的一次短暂心律失常。每一次发病都带来恐惧和焦虑，而每一次康复都让他松懈下来，并增加了他对经受住健康问题的信心。

1967年2月23日，卢斯偕同克莱尔从加利福尼亚飞回凤凰。她刚刚完成发表对联合国进行严厉批判的演讲，虽然在哈里的干预下已经放缓了语气。第二天早上，他一反常态地很晚才起来。他控制不住吃下的食物，持续地吐了一整天。医生们进进出出，但卢斯坚持认为自己的病情不重。那晚他仍然在家里过夜。第二天并没有好转的迹象，中午的时候他便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我感觉非常困。”他告诉医生。这个时候，克莱尔仍然继续过着自己的日子。“那晚我要去参加一个宴会，”几年后她回忆说，“但是我感觉到非常不安，大约在九点的时候我便回家了，给医院打了个电话，他马上就接了。他跟我说：不用担心——他没事，正在看电视（‘佩里·梅森’，这就是为什么我继续看这鬼东西）。”他时而起身，时而躺下，一直持续到深夜。大约在凌晨三点，他走进了卫生间。一位护士听到他大叫了一声，“哦，上帝！”当医生赶到病房时，他已昏迷不醒。十五分钟后，他去世了——死于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这一天是1967年2月28日，布里顿·哈登去世后的第三十八个年头。大约在四十四年前，他坐在位于纽约市中心的一间他与布里顿共用的简陋的小办公室里，手里拿着《时代周刊》的创刊号，感叹“这种惊喜的感觉真是相当的好”。

后记

卢斯逝世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时代公司。对他进行报道的要求纷纷飞出纽约，而全球各地的记者收集的逸闻和追忆潮水般涌入总部。当布里顿·哈登1929年去世时，公司员工悲痛难抑，以致无法写出一份讣闻，而是在《时代周刊》的里程碑版插入了一小块通知。虽然时代公司从未将已逝者的形象作为杂志封面，但为了卢斯，它打破了这个长达四十四年的惯例。在他的儿子亨利·卢斯第三世再三敦促下，同时害怕得罪卢斯忠实追随者的公司新领导人也力促此事，赫德利·多诺万终于同意将卢斯的形象作为封面——一张白色背景的简单铅笔素描像（依照阿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拍的一张照片描摹而来）。《新闻周刊》在同一周的封面上叠印了一张与《时代周刊》画像相似的形象——使用的是艾森斯塔特实际拍摄的照片。他的画像出现在全美国以及世界各大报纸上（其中有一份罗马的报纸报道说，“克莱尔·卢斯的丈夫逝世了”）。

卢斯的葬礼在麦迪逊大道的长老派教堂举行，他多年来常在此做礼拜。他的牧师和朋友大卫·H·C·里德在教堂里为八百人主持了这场仪式——另有一千二百个时代公司员工聚集在时代生活大厦的接待区和礼堂，通过闭路电视观看了整场仪式。当周晚些时候，在一场私人仪式上，他被安葬在位于南卡罗莱纳州迈普金的一所房子的庭院里，这里曾经是他的家，但他很少去过，此时是一个特拉普派修道院。他的墓就在克莱尔的女儿安·布洛克墓地的旁边。

在遗嘱中，卢斯将大部分个人财产留给了克莱尔——包括凤凰城和夏威夷的房子，他们在纽约的公寓以及她曾抱怨不为她所有的画作。其余的财产则留给了家族里的其他人：新泽西莫瑞斯县的一处房产给了儿子汉克；他在宾夕法尼亚哈弗福德镇为妹妹和妹夫买的另一处房产留给了艾玛威尔。子女欠他的债务都一笔勾销了。当然，最重要的一笔遗产是他在时代公司的一百多万股股票。他将五万五千股赠给了亨利·卢斯基金会，他曾经捐给该基金会的款项要大得多，总额几乎相当于他所有股份的一半。他将十八万股以信托的形式留给了克莱尔。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收到了七万一千多股。在当时，每股价值略高于一百美元。

卢斯下葬的当天，时代公司发布了第一季度业绩公告，赢收创纪录地达到了三百多万美元，但经济疲软和公司旗下部分杂志状况不断恶化，令公司高层和董事会十分忧心。他们最担忧的是《生活》杂志，它的广告收入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下降，而且一直未能恢复。这份杂志的编辑内容依然丰富，其读者群体依然庞大——有一段时间还确有增长。但形势起了变化。在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冲突和分化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卢斯企图将《生活》改造成“国家使命”杂志，结果徒劳无功。在一个日新月异和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里，《生活》和读者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杂志将颂扬美国的繁荣和共识——不可能得到维持。《生活》本可以存活下来，甚至与时俱进。和之前的数十年相比，它提供了至少同样多的引人入胜的照片（和重要文章）。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不断缓慢下滑的财务状况。尽管它发行量巨大，广告商还是觉得《生活》的价格太过昂贵，特别是和电视相比，电视吸引了更多的观众，但收视费用高得并不多——部分地反映了出版业发生的广泛转变，这种转变使得许多大众杂志在劫难逃。《生活》继续挣扎，发表了许多重大的内容，怀着持续的希望（和对现实的否认）进入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但1972年12月8日，时代公司宣布它即将停止刊行这份也许曾是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杂志。

“只要我们能够看见任何现实的前景，我们一定会坚持。”饱受批评的卢斯继任者赫德利·多诺万在谈及这个决定时黯然地说。在报道《生活》停刊之事的时候，《时代周刊》引用了卢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在《生活》创刊前几年里说过的一段预言：“其他杂志生命力持久，比如《时代周刊》和《财富》；它们本身拥有永恒性。但《生活》或许只会存在二十年时间……每一期《生活》的出版都像百老汇上演了一部新戏。”《时代周刊》的编辑们补充说：“即便是老戏也得在某个星期六的晚上告别舞台。”《生活》在11月29日出版了最后一期。在封面的底部，杂志以一行小字说道：“再见。”

时代公司继续迎难而进，而且一般说来兴盛不衰。在《生活》停刊仅仅两年后，时代公司推出了二十年来的第一份新杂志《人物》（People）。这份杂志也是时代公司大量新办杂志中的第一份（到二十世纪末，它共创办了一百多份杂志），它的创立是受到了《时代周刊》存在已久的人物版的启示，而且它在财务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卢斯坚信，高品质、精致和拥有广大的大众读者应该是他所办刊物的特征，但所有新办杂志很少体现这一理念。卢斯终其一生都在抗拒扩张和多元化，但此类禁忌在他逝世后并未阻碍公司的发展壮大。1990年，时代与华纳娱乐合并创立了如今的时代华纳公司，它是美国三大传媒之一，其经营范围涵盖了电影、音乐、有线电视及其他许多领域。2000年年底，时代华纳被极为成功的互联网接入公司美国在线收购。结果证明这是一项注定失败的购并案，但时代华纳从这场大败局中幸存了下来，仍然是一个强大和成功的公司，尽管公司赖以起家的杂志部门在二十一世纪的数码世界里迅速走向了衰落。卢斯旗下存续下来的杂志——《时代周刊》、《财富》及《体育画报》——都经历着重大的收入下降和内容削减。兴旺发达的杂志大部分是新办的专业期刊，它们不再企图吸引广大的中产阶级读者，而是竭力找到各种主题，以吸引更小众但更忠实的利益群体。

亨利·卢斯曾对利润丰厚的时代生活丛书表示过疑虑，因为他担心自己无法全部审读它们并批准它们出版。他可能会对时代公司后来经营的多元化感到疑惑不解，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像卢斯曾经企图并常常成功地做到的那样将公司一手控制。但在他那个时代，卢斯无疑是美国，或许也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传媒人物之一。他的影响力部分是源于他旗下的一贯具有趣味性并且受到极大欢迎的杂志，尽管其他媒体同样利润可观，至少也同样受人欢迎，特别是在电视问世之后。卢斯和其他大多数媒体大亨真正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决意控制旗下杂志的内容。“在极大程度上，”艾尔登·惠特曼在《纽约时报》讣闻版上写道，“杂志上发表的评判和意见反映了卢斯先生自己的核心观点。”《纽约时报》补充道，“他是一个具有传教热忱同时又具有无限好奇心的人，他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新闻业。”

卢斯愿意发表政治评判，以此来支持他欣赏的政治家（几乎总是共和党人），并且谴责他不喜欢的政府政策，这使他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对卢斯旗下杂志的诸多指责——来自总统、政治家与其他媒体巨头——源于一般的政治歧见或审美上的反感。有人批评时代公司唯利是图。“《时代周刊》的任务就是将时代公司宣扬为企业帝国，”在卢斯逝世后不久，《时代周刊》前通讯员出身的激进记者安德鲁·科普坎德写道，“像所有的帝国体系一样，它自己为自己辩护；世界必须被征服，因为它们就在那里……最根本的动力在于它的扩张本性。”

但对其他人而言，尤其是对自由左派知识分子而言，卢斯不仅是个应受鄙视的人，也是一个令人恐惧的人。许多知识分子逐渐认为，他的杂志帝国是一个强大的宣传平台，能够束缚读者的眼界，同时还具有操纵并鼓动他们的能力。对诸多此类战后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民主面临的巨大危险就是中产阶级易受蒙骗，他们认为中产阶级容易拜倒在一个强大且深入人心的媒体的影响力之下。他们认为，这种力量有不少不详的例证，比如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政权过去用宣传蒙骗和控制其民众；麦卡锡之类的美国煽动家通过操纵媒体，使美国人相信了麦卡锡所谓的共产主义颠覆的“惊天阴谋”。正是这样的恐惧促使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1964年写出了其著名的“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针对信息来源有限的群众的煽动和宣传导致他们丧失了对民主的信任，并使他们相信他们是阴谋的受害者。社会科学家西奥多·阿多诺提醒世人警惕集权主义的幽灵，并谴责驯服的中产阶级拥抱了大众文化而拒绝怀疑主义和独立性，此二者正是民主社会之所需。在这样的批评家看来，卢斯和他的杂志是一种麻醉剂，将读者引入一致化和同一化的虚幻世界，并麻痹了他们的积极求索精神，而公民需要这样的精神来理解他们所处的世界。

加剧了这种恐惧的是卢斯极其成功地引起了广大中产阶级选民的注意，并且和许多读者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这也许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卢斯本人是一个本性害羞、孤独和有些不合群的人，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但像很多其他非常成功的政客、演员和另外一些私下里不合群的人一样，他具有和数以百万计的陌生人公开交往的能力。卢斯的批评者，甚至于偶尔卢斯本人，都认为他和广大公众的交往赋予了他控制舆论的真正力量。

但实际上，常常令他自己十分沮丧的是，他几乎从未能够如同他所希望的或如同他的对手所认为的那样翻云覆雨。他讨厌富兰克林·罗斯福，而且对他的所作所为大多持反对态度。但是，他强烈反对罗斯福的举动——最明显的表现是他在1940年热情地、有时甚至不顾一切地支持落选的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几乎没有影响到罗斯福的政策或者他的政治成就。卢斯多年以来一直指责美国未能支持蒋介石和“中华民国”，但他从未能够扭转美国公众和政界无意挑战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局面。卢斯和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有时关系密切，但他们几乎都没有为了避免他旗下杂志的批评而采纳他的建议或者调整政策。恰恰相反，更多的时候是卢斯调整了自己的观点，以维持他和他眼中的重要人士之间的关系。卢斯旗下的杂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惹恼，甚至激怒了许多读者，但它们很少能够使读者放弃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独立意见。他的杂志基本上是中产阶级世界的反映者，而不是这个世界的塑造者。虽然许多人声称讨厌他旗下的杂志，但即便是很多批评卢斯最激烈的人，也还是常常一半愉悦一半恼怒地继续阅读它们。有些人甚至一边在其他场合谴责卢斯，一边又给《生活》和《财富》写稿。

卢斯影响最大的地方在于他宣扬了一些已经在众多美国人心中滋长的观点。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卢斯写了他著名的“美国世纪”一文，并积极促使美国人相信一个已是不可争辩的事实——美国如今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重要的国家，而且不再生活在欧洲的阴影里。对卢斯而言，这意味着美国有责任重新塑造世界，而这也是其他许多美国人所具有的信念。他可能比大多数美国人更有效地（以及更宏阔地）阐明了这一远见卓识，但他所表达的观点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其中许多观点可以在沃尔特·李普曼早先为《生活》所写的评论文章之中找到，甚至反映了罗斯福新近所阐明的四大自由。

作为知识分子，在许多对他来说十分重要的问题上，卢斯或许是固执己见而且得理不饶人的。但在其他问题上，与批评他最激烈的论敌一样，他是怀疑主义的、追根究底的和独立的。他强烈反对许多自由派的主张，但总体上他支持扩大政府权力，并对那个时代的巨变持欢迎态度——福利国家的壮大，少数民族公民权的获得，以及至少暂时地欢迎女权主义和性别平等的崛起。他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在战后的宏观转变，支持工会以确保利润不只是留给少数人，并称颂他眼中的信奉开明企业责任的“现代”工业领袖。他基本上是一个忠诚的共和党人，但并非毫不保留地支持共和党右翼——他始终是一个中庸主义或自由主义者，试图将共和党拉入主流舆论。一旦它违背他的意愿，比如巴里·戈德华特在1964年竞选总统时，他拒绝接受共和党候选人名单。卢斯总是将自己称为自由主义者——不是左翼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个开明地接纳新观点并与时俱进的自由主义者。

卢斯并没有改变世界。他最重要的遗产仍然是他在媒体迅速壮大的历史时刻创立了新的信息和通讯媒介。他旗下的杂志一直是他最重要的成就。它们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所未有地影响了数量庞大的美国人，致力改造了很多人体验新闻和文化的方式。他进军广播和电影领域，虽然时间较短，但帮助这些新兴媒体成了严肃的新闻来源。像所有强大的媒体一样，卢斯的创新曾如日中天，然后随着新的媒介产生，慢慢地失去了中心地位。虽然他的公司仍然存在，而且与卢斯活着的时候相比，它的规模更加庞大，财力也更加雄厚，但他为它确立的目标和原则几乎没有延续下来。

《时代周刊》关于卢斯去世的封面报道题为“朝圣之旅的终点”。它的开头是卢斯最自负的一段话：“作为一名记者，我在为自由而战的最前方的战壕里，指挥着一个小小的区域。”但卢斯所拥抱的、几乎总是徒劳的伟大圣战并不是他的主要遗产。在他去世差不多二十年后，为了以一种更简单和更适当的方式纪念他可敬的一生，《时代周刊》在刊头新添了一行字：

创始人。

布里顿·哈登1898~1929年

亨利·R·卢斯1898~1967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版人：亨利·卢斯和他的美国世纪/（美）布林克利著；朱向阳，丁昌建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7

书名原文：The Publisher: Henry Luce and His American Century

ISBN 978-7-5086-6257-2

Ⅰ . ①出… Ⅱ . ①布… ②朱… ③丁… Ⅲ . ①卢斯，H.（1898-1967）－生平事迹 Ⅳ . ① K837.1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77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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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 Law Press China 201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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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亨利· 卢斯和他的美国世纪

著者：［美］艾伦·布林克利

译者：朱向阳 丁昌建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海外游子

第二章 奋斗不息

第三章 大人物

第四章 创办“报纸”

第五章 “《时代》：每周的新闻杂志”

第六章 建立帝国

第七章 时代在前进

第八章 《生活》

第九章 环球人物

第十章 《时代》参战

第十一章 中国的解放

第十二章 “冷战”干将

第十三章 国家使命

第十四章 让他去吧

后记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