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因文集2：儿童精神分析
Author: 【英】梅兰妮·克莱因
Date: 2018-02-19T16:00:00+00:00
Publisher: 九州出版社

目录
第一版 序言
第三版 序言
引言

第一部分 儿童分析技巧
第一章 儿童分析的心理学基础

第二章 早期分析技巧
第三章 六岁女童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案例
第四章 潜伏期儿童的分析技巧
第五章 青春期儿童的分析技巧
第六章 儿童神经官能症
第七章 儿童的性活动

第二部分 早期焦虑情境及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第八章 早期俄狄浦斯冲突和超我的形成

第九章 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与超我早期阶段的关系
第十章 早期儿童焦虑情境对自我发展的影响
第十一章 早期焦虑情境对女童性发展的影响
第十二章 早期焦虑情境对男童性发展的影响

附录一儿童分析的广度和局限
附录二说明
附录三克莱因生平年表
附录四个案病人名单

第一版 序言

本书是以我从事儿童精神分析的观察实践为基础写成的。我原先的计划是，在第一部分介绍我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所用的技巧，在第二部分阐述我在临床工作中所积累的理论成果，目前看来这些理论正适合于作为我分析技巧的基础。但是在我撰写此书时（这本书拖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完成），第二部分的理论却大大超出我的预期。对成人的精神分析实践，加上对儿童的分析经验，使我能够将我对儿童最早期的发展阶段的观点应用到成人心理学，并得出个体早期发展阶段的精神分析理论。这些成果我将在本书中进行详细阐述。

本书的所有结论与贡献，都基于弗洛伊德所传授的知识体系。正是站在他的肩膀上，我才得以进入幼童的心灵，尝试分析和治疗他们。除此之外，我也通过直接观察儿童的早期发展，获得现今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充分验证了弗洛伊德在成人精神分析领域的发现，也代表了我致力于将他的理论在儿童精神分析等领域的应用与深化。

倘若这些努力没有白费，倘若这本书能够为精神分析学大厦的建设添砖加瓦，那么我首先要感谢的是弗洛伊德本人，他不但盖起了这座大厦，并使其具备了持续发展壮大的根基，而且引领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新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开展新的工作。

我必须提及我的两位老师，桑多尔·费伦齐医生（Sándor Ferenczi）与卡尔·亚伯拉罕医生（Karl Abraham），他们在我精神分析发展生涯中承担着重要角色。费伦齐是第一位引我走进精神分析世界的人。他帮我了解到精神分析的真正本质与意义。他对“潜意识”与“象征”等概念强烈而直接的感觉，以及他和儿童心灵进行沟通、建立联系的能力，对我理解儿童心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也使我意识到我在儿童分析领域的禀赋。他本身对儿童精神分析兴趣甚浓，并鼓励我致力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这个领域在当时还鲜少有人涉足。他尽其所能鼓励我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并在我开始上路之时给予我许多支持。正是费伦齐，奠定了我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的基础。

卡尔·亚伯拉罕医生是我的第二位恩师。我很幸运找到这位老师，他具备一种能力，能鼓励他的学生将最好的潜能用在精神分析上。在亚伯拉罕眼中，精神分析的进展完全倚赖于精神分析师本人，倚赖于他的工作质量、人格特质以及学术造诣。我一直将这些高标准放在心里，在这本关于精神分析的书中，我尝试归还我欠这份精神科学的情。不管在临床实践还是理论上，亚伯拉罕很清楚地了解儿童精神分析的巨大发展潜力。在1924年于德国乌兹堡（Würzburg）召开的第一届德国精神分析师年会中，他提及了我的一篇论文，那篇论文写的是一名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儿童对此他说了一番令我永生难忘的话，他说道：“精神分析的未来，在于分析技巧。”对幼童心灵的研究，让我明白了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或许乍看起来有些奇怪，然而当时亚伯拉罕对我工作的信心，鼓励我继续沿着我开始的道路前进。我的理论成果，其实只是亚伯拉罕思想的自然延伸，这一点我希望在本书中能有所呈现。

过去几年中，我的工作得到了恩斯特·琼斯医生（Ernest Jones）真心诚意的慷慨支持。在儿童精神分析刚刚起步之时，他已经看到它未来在精神分析发展中的角色。正是在他的邀请下，我才得以于1925年在伦敦的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上，以客座身份做了第一次讲座。这些讲座组成了本书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则来自于1927年我在伦敦的一些演讲，主题是“儿童精神分析视野下的成人心理学”。琼斯医生作为儿童精神分析倡议者的坚定信念，开启了英国研究儿童精神分析的道路。他本人在这个领域也有很多重要贡献，例如早期焦虑情境的问题、攻击性对于罪疚感的意义，以及早期阶段的女性性发展。在所有关键点上，他的研究结果都与我的研究联系紧密。

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其他的英国同事们，感谢他们对我的工作设身处地的理解和热诚的支持。与我有着共同信念与私人友谊的妮娜·塞尔（Nina Searl）小姐，对英国儿童精神分析事业的发展，以及在儿童精神分析师的培训方面做出了长足的贡献。斯特雷奇先生和太太（Mr.&Mrs.Strachey）对本书的付梓功劳卓著。他们不仅精准地翻译我的文字，而且在写作上给了我非常宝贵与富于创见的建议。我也要感谢爱德华·葛罗夫医生（Edward Glover），感谢他对我的工作始终如一的兴趣，以及他的仁慈批评对我的帮助，特别是协助指出我的理论与现存广为接受的精神分析理论相类似的地方。我同时也非常感激我的好友琼·里维埃夫人（Joan Riviere），她积极支持我的工作，而且准备在各个方面随时给予帮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真心感激我的女儿梅莉塔·舒米登堡医生（Melitta Schmideberg）。她为本书的付梓倾注了许多心血，也提供了相当宝贵的帮助。

梅兰妮·克莱因

1932年6月于伦敦

第三版 序言

在本书首次付梓后的几年里，我有了一些更为深入的研究结论，主要是关于婴儿周岁以前的生活。这些结论使我对某些重要假设有了更为细致的阐述，在此我将予以呈现。本序的目的，正是想让读者对这些修正的实质有所了解。目前我所想到与此有关的假设主要有：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婴儿会经历被害焦虑（persecutory anxiety）状态，这状态与“施虐高峰期”（phase of maximum sadism）关系密切。小婴儿也会经历破坏冲动，以及对原始客体的幻想所带来的罪疚感，这原始客体是指他的母亲，主要是指母亲的乳房。而这种罪疚感会使婴儿具有一种倾向，想要修复与被伤害对象之间的关系。

为了更细致地勾勒婴儿在这一阶段的心理面貌，我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调整研究重点与时间顺序是不可避免的。我区分了婴儿在最初6个月到8个月生命中的两个主要阶段，将其称为“偏执心理位置”（paranoid position）与“抑郁心理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我之所以选择“心理位置”这个词，是因为它们代表了童年早期一再出现的焦虑与防御的特定现象集合，当然这些现象也并不都发生在童年早期，它们在儿童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可能出现了。）

在偏执心理位置阶段，婴儿的破坏冲动和被害焦虑占主导地位，这个阶段自出生之始一直延续到第三、第四个月，甚至第五个月。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改变对施虐高峰阶段的时间定位，但高峰阶段施虐特质与迫害焦虑间的紧密联系不曾改变。

抑郁心理位置紧随其后，大约形成于半岁左右，它与自我发展的关键步骤息息相关。在这一阶段，施虐冲动与施虐幻想乃至迫害焦虑渐渐失去威力，婴儿能够将完整的客体内射，并且多少能够将客体的各个方面以及自己对它的情绪进行整合。他们对客体的爱与恨纠缠不清，这使得他们非常焦虑，生怕客体的内在和外在受到伤害或破坏。抑郁与罪疚感使婴儿极力想要保护爱的客体或使他们再生，以此修复他们破坏冲动与幻想所造成的结果。

抑郁心理位置的概念不仅带来对早期发展阶段时间定位的改变，也增加了我们对小婴儿情绪生活的了解，因此大大影响了我们对整个儿童发展的理解。

这个概念的提出也为我们理解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又撕下了一层面纱。我仍旧相信俄狄浦斯情结大致产生于半岁左右，但我不再认为这一阶段是施虐高峰阶段，因此我将重点放在婴儿与父母的情绪关系以及性关系的初始点。所以，尽管在某些篇章中（如第八章）我提出俄狄浦斯情结在施虐与恨意中产生，然而我现在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始自婴儿带着爱恨双重情感转向第二客体（即父亲）的时候。（在第九、十和十二章中，我用其他视角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那时的看法与此观点比较接近。）我认为，抑郁的情感源自于害怕失去深爱的母亲，母亲作为内在与外在客体，是早期伊底帕斯欲望的重要诱因。以此，我将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和抑郁心理位置关联在一起。

我也想根据过去十六年中的工作积累，对本书中的颇多表述进行更新与修正。但这些修正并不会对原有的结论作出根本性的改变，因为本书中的观点，基本上也是我现在持有的观点。而且，我工作的最近一些进展，都是基于书中原有假设，例如：内射（introjection）与投射（projection）的过程从出生起即开始运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化的客体渐渐促成了超我各个方面的发展；内外客体的互动关系自婴儿期早期就已开始，并大大影响了超我发展和客体关系；俄狄浦斯情结其实很早就已发生；带着神经质特征的婴儿期焦虑是精神病的重要标志。此外，在本书中呈现的游戏技巧（该技巧于1922和1923年发展出来），其要点都仍然有效。我后来的工作对它进行了优化，却不曾改变它。

梅兰妮·克莱因

1948年5月于伦敦

引言

儿童分析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当时弗洛伊德主持了病人“小汉斯”的精神分析。这是儿童精神分析的发端，在两个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小汉斯的年龄不及五岁，这个案例的成功，证明了精神分析方法可以在幼童身上得以运用。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意义是，这次分析毋庸置疑地证明了备受质疑的“婴儿期本能趋向”（infantile instinctual trend）在儿童身上的存在，这一点弗洛伊德已经在成人身上发现了。此外，小汉斯的这个案例让我们对儿童精神分析满怀期待，即对幼童的深入分析完全可以超越成人精神分析，使我们对儿童的心灵世界有更为深刻准确的认知，同时也能够对整一个精神分析学理论做出重要的基础贡献。但是这份期待在很长的时间内未能实现。多年以来，在精神分析领域，儿童精神分析一直是一块鲜少有人涉足的蛮荒之地，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临床实践。尽管很多精神分析师，特别是胡戈·赫尔姆斯医生(H.v.Hug-Hellmuch)曾进行过儿童精神分析，但并没有开发出一套与分析技巧及其应用相关的规范。正因为如此，在儿童精神分析方面的临床实践与理论知识的潜力还有待开发，也因为如此，那些长久以来在成人分析时广为接受的原理和方法，用在儿童身上时还有待澄清和证实。

也就是在近十年，才有更多的人涉足儿童分析领域。主要出现了两个流派，一个流派的代表人物是安娜·弗洛伊德，另一个则是我本人。

安娜·弗洛伊德根据她在儿童“自我”（ego）方面的发现，修正了一些精神分析的经典技巧，并独立开发出一套潜伏期儿童的分析方法。我们的理论在某些特定的方面有所差异。根据她的观点，儿童无法发展出“移情神经官能症”（transference-neurosis)，所以分析治疗的基础条件是缺失的。她还认为，成人精神分析方法不能应用于儿童，因为儿童的“婴儿期自我理想”（infantile ego-ideal)仍然太弱。而我的观点则与之相反。根据我对儿童的观察，儿童也可以发展出与成人类似的“移情神经官能症”，只要我们运用与成人精神分析相一致的方法，避免所有的教育手段，并彻底分析儿童对精神分析师的负面冲动。另外我也观察到，即便运用深度分析，对各个年龄段的儿童来说，超我（superego）的严厉性也很难缓解。另外，只要不诉诸任何教育手段，精神分析不但不会损害儿童的自我，反而会强化之。

毋庸置疑，在临床数据的基础上对两种方法进行详细比较，并且从理论的角度对它们进行评估，将是一件有意思的差事。但目前我能做的，只能是用这些篇章来展示我的分析技巧和得出的理论成果。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儿童分析仍然知之甚少，所以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从各个角度使大家了解儿童分析的主要问题，并致力于将已有的成果进行汇集整理。

第一部分 儿童分析技巧

第一章 儿童分析的心理学基础

精神分析学将儿童精神分析拓展至新的领域。对儿童的精神分析观察帮助我们了解到，即便在儿童早年，也会经历性冲动与焦虑，并可能遭受严重的心理挫伤。儿童并非是“无性”（asexuality）的，而所谓“无忧无虑的童年”其实也并不存在。这是我们通过对成人的心理分析与对儿童的直接观察所获得的结论，而对幼童的心理分析实践也证实与补充了这一点。

就让我从我的小病人开始吧。我将通过早期的心理分析，勾勒该病人的心理面貌，并辅之以案例说明。这个病人叫做莉塔，开始治疗时只有两岁零九个月。她对母亲的偏好结束于一岁末。随后，她显示出非常明显的对父亲的偏爱，以及对母亲的强烈嫉妒。例如，她十五个月大的时候，就常常一再表达与父亲同处一室的愿望，并喜欢坐在父亲膝上与他一同翻书看。到十八个月的时候，她的偏好再次转变，母亲重新成为她的最爱。与此同时，她开始出现夜惊与害怕动物的症状。她变得越来越黏着母亲，憎恶父亲。两岁伊始，她的行为变得更加矛盾、难以管教，最终在两岁九个月的时候，被带到我这里治疗。那时，她有显著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存在强迫性的仪式动作，她无法控制的淘气行为与带着悔意的乖巧表现交替出现。她喜怒无常的情绪发作符合忧郁型抑郁症的所有表现。除此之外，她还有严重焦虑，对自己的玩乐有着压抑的行为，她也无法忍受任何挫折，还存在过度悲伤的现象。如此种种，使得此孩童几乎完全无法管教。

莉塔的案例清晰地显示出，她十八个月时出现的夜惊，其实是她面对俄狄浦斯冲突时的神经官能表现。她表现为反复夜惊的焦虑及愤怒的发作，以及其他一些症状，与早期俄狄浦斯冲突引起的强烈罪疚感紧密相连。

下面我将援引另外一个案例，来考查这些早期罪疚感的内容与成因。三岁九个月大的楚德，在治疗中反复玩着“假扮”的游戏。她假装是在夜晚，大家都要睡觉了。然后她从屋子的一角（假装那是她自己的卧室）轻轻走向我，用各种方式威胁我，比如用利器刺我的喉咙，把我扔出窗外，用火烧我，把我带到警察局等等。她想要捆住我的手脚，然后掀起沙发上的膝毯，在上面“拉粑粑”（大便）。后来我明白了她想要说的是，她想窥视她母亲屁股里面的粑粑，而粑粑其实是楚德认为的小孩。另外一次，她说要打我的肚子，拿出我的大便，让我变得空乏可怜。然后她拿了些靠垫（她不断称靠垫为自己的孩子），躲在沙发后面。她在沙发后面的角落里缩成一团，露出恐惧的表情，将自己掩盖起来，吮吸手指头，还尿了裤子。每次她攻击了我之后，就会重复相同的步骤。这些行为在细节上都与她在夜里的行为相呼应，那个时候她还未满两岁，就开始出现严重的夜惊现象。也是在那时候，她一次次闯进父母房间，却说不清她自己的意图所在。在分析了她遗尿、遗粪其实是为了攻击父母亲的性交之后，她的症状就消失了。楚德试图抢走怀孕母亲的胎儿，杀死母亲，取代她的位置与父亲性交。楚德两岁的时候，妹妹出生了。这些在两岁时的憎恨与攻击冲动，使她更加强烈地依附母亲，并由此产生了严重焦虑与罪疚感。夜惊，便是这些焦虑与罪疚感以及她其他情绪的表达。由此我做出以下结论：幼童早期的焦虑与罪疚感，源于他们的攻击倾向，而这倾向与俄狄浦斯冲突有关。如果楚德在治疗时清楚地呈现出我描述的行为，那么她其实在来治疗之前就已经想尽办法伤害过自己了。我后来明白，那些用来伤害自己的物体，例如桌子、橱柜与壁炉等，与她最原始及婴儿期的认同相符合，象征着她的母亲或父亲在处罚她。

回到第一个案例，我们发现莉塔在两岁之前，就对做错的事情有非常明显的悔意，也对大人的责备极度敏感。例如有一次，她父亲笑哈哈地要对付图画书里的一只熊，她立即号啕大哭。使她认同童话书中的熊的原因，来源于害怕父亲对她不满意。她游戏时的压抑也源于这些罪疚感。当她两岁三个月时，常常玩洋娃娃的游戏，这个游戏对她来说其实也并不好玩。在游戏中，她不断声明她不是洋娃娃的母亲。分析显示，她不被允许扮演洋娃娃的母亲，因为这洋娃娃代表的是她弟弟。她一直希望在母亲怀他时从母亲身体里夺走这个弟弟。然而，这个禁令并非来自她真正的母亲，而是来自于她内心的投射，这个内射的母亲形象比真正的母亲更加严厉与残酷。莉塔两岁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症状，即强迫症，表现为为时很久的床上仪式。仪式的主要内容是，她必须把自己紧紧地包裹在睡衣里，否则老鼠或“小东西”就会从窗户溜进来，咬掉她自己的“小东西”。她的洋娃娃也得被紧紧包裹起来。这重复的仪式变得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冗长，这些表现显示了强迫型的态度已经侵占了她的心智。有一次在治疗过程中，她将一只玩具大象放在洋娃娃的床上，以防止洋娃娃半夜起来跑到她父母房间，并且“对他们做一些不好的事，或从他们那里取走些什么东西”。这只大象代表她内射的父母亲角色。在她一岁零三个月到两岁之间，当她渴望取代母亲的位置和父亲在一起，以及抢走母亲肚子里的小孩，且伤害和阉割父母亲时，内射的父母亲就会出来阻止她的想法。仪式的意义变得愈来愈清晰：在上床时把自己包裹起来是为了避免自己半夜起来，将自己对父母亲的攻击欲望付诸行动。同时她认为，她可能因为这些想法被父母用相同的方式处罚，所以把自己裹起来也体现了对攻击的一种防卫。例如，攻击可能来自“小东西”（指她父亲的阴茎），这个“小东西”会伤害她的生殖器，并咬断她自己的“小东西”，以此作为她想要阉割父亲的处罚。在这些游戏中，她常常处罚她的洋娃娃，而后又变得充满愤怒和恐惧，实际上她分别扮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施加处罚的力量，一个是被处罚的小孩。

这些游戏也证明了一点，即这种焦虑不仅仅来自于孩子真实的父母，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他们内射的更为严厉的父母。我们在孩子这里遇到的情况，可以和成人的“超我”相对应。这些典型的信号，一般出现在俄狄浦斯情结到达高峰、尚未衰退之前，也就是在整个将持续好几年的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早期的分析显示，俄狄浦斯冲突在婴儿半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与此同时，婴儿的超我也开始形成。

我们发现，儿童在很早的时候就可能遭受着罪疚感带来的压力，由此我们至少拥有了一个对幼童进行精神分析的基本前提。然而成功治疗的很多条件其实是缺失的。比如，他们与现实的联系不强，进行分析时显然又缺乏诱导物，因为他们并不会像成人一样觉得自己遇到了心理问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尚未能够用语言表述，即便能够表述也不充分，而语言在成人分析时恰恰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工具。

让我们先来谈谈语言这个工具吧。首先，婴儿期心理与成人不同，通过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异，我学到了触发儿童自由联想的路径，并借由这些联想抵达他们的潜意识。儿童心理学的特点，已经为我打好了借由游戏玩耍进行分析的基础。在玩耍和游戏中，孩童可以用象征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幻想、愿望以及真实经历。儿童用他们不成熟的、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语言进行表达，这与我们所熟悉的梦的语言如出一辙。只有通过弗洛伊德所教导的解析梦的方式，我们才能完全了解儿童的语言。然而，如果我们想正确理解儿童的游戏行为，以及分析时的所有其他行为，我们就不能单单注目于游戏本身所带给我们的一些零散的象征意义，尽管这些象征往往吸引着我们的视线。我们仍必须将所有机制以及所有梦境中用到的表征方式都纳入考虑，而不能将个别元素从整体情境中抽离。早期儿童分析经验一再显示，单个玩具或游戏往往可能代表多重意义，我们只有在考虑更广泛的联系并考察整个分析情境之后，才能够推断和解释它们的意义。比如莉塔的洋娃娃，有时代表阴茎，有时代表从母亲那里偷来的孩子，有时则代表她自己。我们只有将这些游戏元素放在与孩童罪疚感的联系里考查，并将它们尽可能详细地解析出来，这样的分析才可能充分。在分析过程中，儿童总是向我们展示出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景，常常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可言。他们一下子玩玩具，一下子玩扮演，一下子玩水，一下子剪纸，一下子画画。孩子如何进行游戏，又为何突然改变游戏内容，以及选择什么样的东西来表达游戏的内容，所有这些看上去都有内在联系与规则，如果我们用释梦的方式进行解释，或许这些行为的意义就会豁然开朗。儿童常常通过游戏的形式，表达出他们刚刚告诉过我们的梦境，他们也会通过游戏表达出对梦的自由联想。因为游戏是儿童最重要的表达媒介。如果我们充分利用游戏分析技巧，我们便能够从儿童分散的游戏元素中，找出他们的自由联想，这和成人在梦的分散元素中的自由联想如出一辙。对训练有素的精神分析师来说，这些分散的游戏元素便是很好的指征；而且小孩在玩耍的时候也会讲话，这些话都是很真诚的自由联想，都很有价值。

令人惊讶的是，儿童有时候很容易就接受了我们的解析，我们甚至能够很清晰地看出他们乐于被解析。究其原因，可能是在他们心灵的特定层面，意识与潜意识的沟通相对容易，故而重回潜意识之路对他们来说要容易一些。解析往往能够产生速效，甚至意识层面都可能不知道它已经进行过了。通过解析，孩子能够重新开始被心理抑制（inhibition）临时打断的游戏，变换游戏的玩法，拓展游戏的内容，从而我们得以窥探他们心灵更深处的秘密。当焦虑消散，游戏的欲望重新恢复，与精神分析师的接触便重新建立了。当解析过程驱散了儿童产生抑制的心理能量，他们就会对游戏产生出新的兴趣。而在另外一些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儿童的阻抗（resistance），无法让他们配合治疗，而这往往意味着我们触及了儿童心灵更深处的焦虑和罪疚感。

儿童在玩乐中所采用的不成熟的、象征性的表征（representation），与另外一套原始机制相关。在游戏中，儿童往往用做来代替说。他们用行动替代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思想，这就意味着，在分析时让他们“用行动表现”（acting-out）是何等重要。弗洛伊德在《一个婴儿期神经官能症的案例》一文中说道：“对神经官能症儿童的分析显然是可靠的，但素材上却不会那么丰富；有太多语汇和思想可以借用在孩子身上，但即便如此，我们可能仍然无法抵达他们意识的最深层。”如果我们将成人精神分析的那一套方法照搬照抄，那么很显然，我们是不可能进入儿童意识最深层面的。而不管是儿童研究还是成人研究，只有触及了这些层面，精神分析才可能成功。但是，如若我们深谙儿童心理学与成人心理学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儿童的潜意识与意识之间的疆界比较模糊，最原始的冲动与高度复杂的心理过程相伴相生），如若我们准确地抓住了儿童的表达模式，那么儿童分析的缺点与困难都会迎刃而解，我们会发现我们也可以对儿童进行精深的分析，正如我们在成人身上做到的那样。在儿童分析中，我们很容易通过儿童的直接表达，重回儿童的经历与他们的固着（fixation），而在成人分析中，我们只能通过重新建构才能获得。

1924年在萨尔茨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里，我提出一个观点，即在任何形式的游戏活动背后，都隐藏着儿童自慰幻想的释放过程。这种释放过程是以持续的游戏动机展现的，并表现成一种“强迫性重复”（repetition-compulsion），它构建了儿童游戏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升华作用（sublimation）的基础机制。游戏中存在的抑制即来自于对这些自慰幻想过于强烈的压抑，由此，儿童生命中的想象力也被压抑了。与自慰幻想相关的是儿童的性经验，儿童在游戏中找到了表达与发泄的途径。这些再现的经验中，原始场景（primal scene）是非常重要的一幕，占据着早期分析中最醒目的位置。通常我们只有在做完大量分析之后，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将原始场景和儿童性趋势揭示之后，我们才能够获得儿童性前期经验和幻想的表征。例如，四岁零三个月的鲁思由于母亲没有足够的奶水，在很长时间里处于饥饿的状态。于是在游戏时，她把水龙头称作“奶龙头”。她在游戏中解释说：“奶要流到嘴巴（下水道的口子）里去了，但基本上流不进去呢。”她在数不清的游戏和角色扮演所表现出来的心态中，显示了她未能被满足的口腔欲望。例如，她总是宣布自己很穷，只有一件外套，没有东西吃等等，这些当然都和实际情况不符。

另一个例子是六岁大的厄娜，她是一个强迫症患者。她的神经官能症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如厕训练造成的。在分析中，她很具体地向我展示了她的经历。例如，她让一个玩具娃娃坐在积木上，把其他仰慕它的娃娃排成排，看着它排便。然后的游戏中她还是玩同样的主题，但这次我得加入她的游戏。我得扮演成被屎弄脏的婴孩，她扮演妈妈。一开始，她对孩子是赞赏并爱护的，可不一会儿她就变了，变成了一个愤怒而严厉的母亲，开始虐待她的孩子。通过这个游戏，她向我描绘了她童年早期的经历与感受，那时她刚刚开始如厕等训练，她相信就是在那个时候，她失去了曾在婴儿时期拥有过的丰沛关爱。

在儿童分析中，我们不能因为儿童的强迫性重复行为，而将他们的外在行动和潜意识幻想看得太重。儿童固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喜欢用行动表现（acting out），而成人也常依赖这原始机制。他们在分析时获得的愉悦，为继续治疗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刺激，虽然我们得明白这也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

当分析开始后，小患者通过解析已经消解了部分焦虑，于是他体会到一种放松感，促使他继续接受治疗，这往往是在最初几次治疗后就出现的。因为他们其实原先并没有被分析的内在需要，这种放松感让他们领悟到分析的作用与价值，于是有效的治疗动机产生了，正如同成人了知自身患病需要治疗一样。孩童的领悟能力证明了他们其实能够与现实相联系，不符合我们先前对这些小小患者的期待。关于儿童与现实的关系，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儿童对现实的理解，一开始是很微弱的，而后随着分析的进行渐渐增强。例如，小患者开始能够区分假扮的母亲和真实的母亲，他也能够区分玩具弟弟和真实的弟弟。他会坚持说，他对玩具弟弟做这做那都是假的，他还是很爱真实的弟弟的。只有在战胜了强烈且顽固的抗拒心理之后，他才会理解他那些攻击行为其实针对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对象。当这个幼小的孩子领悟到这一点，他其实已经向适应现实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三岁九个月的小病人楚德，在仅进行了一次分析之后便随母亲出国去了。六个月之后，她回国继续跟随我治疗。当时，促使她谈论旅途的所见所闻着实花了些时间，谈起来时她也只聊了和她梦境相关的那部分：她和母亲回到了她们在意大利去过的一家餐馆，服务员没能给她们红莓酱，因为红莓酱用完了。通过此梦的解析，加上其他一些现象，我们可以知道她还未从断奶的痛苦以及对妹妹的嫉妒中恢复过来。虽然她向我报告了各种显然无利于分析的日常琐事，还反复提及六个月前第一次分析时提过的细节，但唯一让她提起旅行的原因，是一次挫折事件，该挫折事件与分析情境中的挫折体验密切相关。除此之外，她对谈及旅行毫无兴趣。

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儿童往往不能够接受现实，因为他们不能忍受挫折。他们否认现实，以此来回避现实的伤害。他们未来能否适应现实，最基础的、起决定作用的一点，要看他们是否能适应俄狄浦斯情境带来的挫折。在幼童身上，坚决拒绝接受现实（往往伪装成顺从与适应），其实是神经官能症的一个指征，它和成人患者逃离现实如出一辙，仅仅在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所以，早期分析的结果之一，就是能够帮孩子接受和适应现实。如若能成功达到这个目标，且不谈其他收获，仅教育方面的困难就会减少，因为孩子已经能够忍受现实带来的挫折了。

我认为我们已经能够体会到，儿童分析中的方法角度与成人分析有不少差别。我们走了一条横穿自我的捷径，通过将自己置身于孩子的潜意识中，并由那里起步逐渐接触他们的自我。幼童的自我较弱，所以他们的超我所带来的过度压力比成人更厉害，我们要通过减少这些压力，来强化儿童的自我，并帮助他们的自我发展。

前文我业已谈及在进行儿童精神分析时，解析能够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一点可以从很多方面得到验证，比如解析之后他们游戏内容得到拓展，移情作用得到强化，焦虑随之减少等等。但有时候，他们确实无法在意识层面处理这些解析。我发现，这个能力要到后期才能发展起来，它是随着自我的发展，以及适应现实能力的提高而渐渐养成的。性觉醒（sexual enlightenment）的过程也是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分析仅仅是将性理论与出生幻想（birth-phantasy）相关的材料挖掘出来罢了。只有在去除了潜意识的抵抗之后，孩童才会渐渐形成性觉醒。故而必须对儿童进行完整的分析，儿童才可能有性觉醒，也才可能完全适应现实。如若不能达到这个结果，那么很难说此次治疗已经成功、可以结案了。

儿童的表达模式与成人不同，整个分析情境也相异。然而，不管是儿童分析还是成人分析，遵循的主要分析原则还是一致的。解析的持续进行，阻抗的渐渐消除，不断移情至旧的经验（无论这种经验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些都能帮助我们建立并维系正确的分析情境，与成人并无二致。要达到这样的结果需要一个必备条件，即分析师必须使用与成人类似的分析方法，而不得在儿童身上施加一种非分析的、教育化的影响，而且处理移情的方式也必须与成人分析类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分析情境中了解儿童的症状，获知他们的困难所在。通过移情，他们早期的症状或困难，乃至小时候的顽皮表现，都可能得以重现。例如，他们可能再次尿床，在某种特定情境下重复小时候做的一些事情，甚至三四岁的孩子会像一两岁的婴儿一样牙牙学语。

在分析初始阶段，孩子通过分析而新明白的道理主要以潜意识的方式工作，所以他们并不会觉得必须立刻修复他们与父母的关系。这种进步一开始是以情绪而非理性的方式展现的。根据我的经验，当孩子渐渐明白了这些道理，他们会放松下来，这样与父母的关系大为改善，同时孩子的社会适应性也变强了，也变得更好管教了。通过分析，孩子超我的要求弱化了，自我的抑制减少了，自我变得更为强大，从而执行超我的要求也变得更加容易。

随着分析继续进行，孩子从某种程度上能够开始用批判的拒绝，来替代压抑的过程。在分析中后期，我们能够发现，他们对于曾经主导他们的施虐冲动（sadistic impulses）变得不那么热衷，而对于他们不认同的解析，他们也会以最强烈的阻抗来反对，有时还会嘲笑之。比如，我就曾经听说有非常小的孩子，对他曾经真的想要吃掉他母亲，或把她撕成碎片的想法嗤之以鼻。而与之相伴的罪疚感的减轻，也能使曾经完全被压制的施虐欲望获得升华。反映在游戏与学习中，我们可以发现抑制消除了，儿童重新获得新的游戏兴趣，也拓展了游戏活动的范围。

本章中我阐述了从早期分析实践中所获得的分析技巧，并以此作为本书的开篇。因为对于儿童精神分析方法而言，这些技巧是很基础的。幼童心灵的特殊性往往会一直强有力地延续，所以我发现的这些技巧对于研究大一点的儿童也是不可或缺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于潜伏期与青春期的儿童，他们自我发展得比较完整，所以分析技巧也需要进行一定修正后方可使用。在后文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一个主题，在此不再赘述。至于分析技巧要更接近于早期分析还是成人分析，这取决于儿童的年龄，也取决于每个个案本身的特性。

一般说来，我在下面陈述的原则，是各个年龄层儿童分析技巧的基础。因为儿童和少年感受到比成年人更为严重的焦虑，我们必须找到通向他们焦虑以及罪疚感潜意识的通道，并且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分析情境。幼童往往通过焦虑发作来宣泄焦虑；对于潜伏期儿童，焦虑表现为不信任地拒绝；而在情绪强烈的青春期，焦虑再次变得外显、尖锐。不同于幼童期的是，因为这时他们的自我已经发展了，所以常常表现为伴随着挑衅和暴力的阻抗，这很容易导致分析的中断。对各个年龄层的儿童来说，如果负面的移情作用从一开始就被系统地治疗与消解，那么他们的焦虑会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释放。

但是，为了获得儿童幻想与潜意识素材，我们得接受各个年龄层儿童都喜欢用的间接的象征性表征。一旦孩子的焦虑减少，幻想变得更加自由，我们就能获得通向他们潜意识的通道，还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活化他们在潜意识指挥下表达幻想的方法。对于那些一开始完全没有幻想素材的案例来说，这种方法还颇见成效。

最后，我在此对本章做一个简短的小结。儿童的心灵具有更为原始的特质，在分析时也必须使用更合适他们的分析技巧，我们发现游戏分析是一个好方法。通过游戏分析，我们能够了解孩子遭受深度压抑的经历与固着，并在其发展过程中施加有效的影响。此种分析方法与成人分析方法仅在技巧上有所不同，原理上并无差异。移情情境与阻抗的分析，婴儿期遗忘和压抑的去除，以及原始场景的再现，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游戏分析达成。我们也可以看出，所有心理分析方法的标准，都可以运用到这个技巧上。游戏分析与成人分析技巧的效果一样，唯一的不同是，游戏分析的过程更适用于孩童的心灵。

第二章 早期分析技巧

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一方面阐述了儿童殊于成人的特殊心理机制，另外一方面也指出了其相似之处。这些异同促使我们寻找一种特殊的分析技巧，于是我开发了游戏分析法。

在心理分析室的矮桌上，我总是会放很多简易的小玩具，比如木头小人（有男有女）、货运马车、载客马车、小汽车、火车、动物、积木和小房子，还放着纸笔和剪刀。即便是非常拘谨的孩子，也至少会看一眼这些玩具，或者碰碰它们。我会观察他们如何开始玩玩具，又如何把玩具放到一边，他们对玩具的大体态度，能让我大致了解这些孩子的情结（complex）所在。

我将通过幼童分析的案例，来展示游戏分析技巧的原则。三岁零九个月的彼得是一个很难管教的孩子。他强烈地依恋着母亲，却也对母亲充满着矛盾心态。他无法忍受挫折，在游戏中极其拘谨，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极度害羞、哀怨的孩子，也不太像个小男孩的样子。有时他的行为具有攻击性且满怀轻蔑，和其他孩子特别是他的弟弟无法融洽相处。本来对他的分析也仅仅主要是出于预防性考虑，因为他的家族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病史。但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很明显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他在行为上的深度抑制，导致他无法满足学校生活的正常需要，迟早要以退学告终。

第一次诊疗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拿了些玩具马车和小汽车，先是将它们前后排列，然后又并排排列，接着又变换了好几次排列方式。期间，他拿出了两列马车，让它们对撞，马腿就踢在了一起，他边玩边说：“我有了个新弟弟叫弗里茨。”我问他马车在干什么，他回应道：“哦，这样子不太好。”随后就立刻停止了相撞游戏，但过了一会儿又开始玩。后来，他又用同样的方式把两批玩具马相撞，我说：“看这儿，两匹马就像两个人撞在一起了。”一开始他说：“哦，这样子不太好。”但接着又说，“是的，这是两个人撞在一起，”并补充道，“马儿也撞在一起了，现在它们要去睡觉了。”然后他用积木把它们盖起来，说：“现在它们快死了，我要把它们埋起来。”第二次诊疗的时候，他很快把小汽车和马车按照第一次的方式排列起来，先是前后排列，然后并排排列。跟第一次诊疗时差不多，他又把两列马车撞在了一起，然后把两辆机车撞在了一起。接着，他把两个摇摆玩具并排放在一起，把里面用来悬挂和摇晃的零件指给我看，说：“你看它会摆晃，也会撞来撞去哦。”我指着这些摆晃的摇摆玩具、机车、马车和马，对他解析道：“你看，他们其实是两个人，是你的爸爸妈妈，把他们的‘thingummies’（指性器官）撞在一起啦。”

他表示反对，说：“不，那样不太好。”但他还是继续把马车撞在一起，说：“他们就是这样把他们的‘thingummies’撞在一起的。”然后他马上又提起弟弟。我们可以看到，在两次诊疗时，当他把马车和马撞在一起之后，他都马上提到他有了个新弟弟。于是我继续解析道：“你在想爸爸妈妈把‘thingummies’撞在一起，你的弟弟弗里茨就是这么来的。”他就拿了一两小马车，把这三辆车都撞在一起。我解析道：“这是你自己的‘thingummy’，你想把自己的‘thingummy’和爸爸妈妈的撞在一起。”然后他又多拿了一辆车说：“那是弗里茨。”接着，他拿起两辆更小的车，把它们放到一辆机车上面。他指着马车和马说：“那是爸爸。”又把另一个放在它旁边，说：“那是妈妈。”他又指着他爸爸的马车和马说：“那是我。”然后又指着他妈妈的马车和马说：“那也是我。”这些现象反映了彼得对性交中父母的认同。这之后他重复让两辆马车相撞，并且跟我说，他和弟弟为了让两只鸡安静下来，让鸡进入他们卧房，结果鸡东飞西窜，还在那里吐口水。“我和弗里茨，”他补充说，“我们可不是粗野的流浪儿，我们才不会吐口水。”我告诉他，鸡代表他和弗里茨撞在一起的“thingummies”，而吐口水是自慰的意思。他在稍稍抗拒之后也表示同意。

在此我仅能简要地指出，通过持续解析，孩子在游戏中表达出来的幻想变得愈发自由。游戏中的抑制减少了，游戏的种类也增多了。其中的细节一再重复，直到通过解析变得清晰，而后又会有新的细节涌现。就如同在梦的解析中，对梦境素材的联想揭示了梦的潜在内容，儿童分析时的这些游戏素材，也能让我看到潜在的内容。游戏分析，通过系统地将实际情境转为移情情境，并在实际情境与原始经验或幻想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帮助孩子重返幻想中的原始场景。就这一点来说，游戏分析一点都不亚于成人分析。通过揭示婴儿期经验和他们性发展的根源，游戏分析解决了固着（fixation）问题，也能够纠正儿童发展中的错误。

下面关于彼得案例的摘录，显示了先期诊疗中的解析在后期分析中得到印证的事实。几个星期之后的一天，当一个玩具小人不小心跌倒的时候，彼得忽然勃然大怒。他随即问我玩具汽车是怎么做出来的，以及“为什么它们能够站立”。他给我演示了一只玩具小鹿跌倒，然后告诉我他要小便。在盥洗室里他跟我说：“我正在尿尿，我有‘thingummies’呢。”当他再次回到房间，他拿起了一个玩具人，唤作“小男孩”，他把小男孩放进一个房子里，给房子命名为“厕所”。他让这个小男孩站着，旁边放了只狗，但狗“既看不见他，也咬不到他”。但他又把另外一个玩具女人放到小男孩旁边，说“她可以看到他。”又说，“只有他的爸爸不准看他。”这些都证明他将狗认同为他的父亲，将排泄的男孩认同为他自己——他对父亲是惧怕的。随后，他一直玩着电动汽车，他很欣赏汽车的构造，一遍一遍地开着玩。突然，他很生气地问：“它什么时候才停得下来啊？”而后又补充说其他玩具男人不能够坐这个车，他将它们弄倒，再把它们背对着车子放好，在它们旁边放上一大列车队，并排放在一起。突然他又说想要大便了，但也并没有去大便，只是问正在大便的玩具人（小男孩）是否已经大便完。而后他又转向电动汽车，表示欣赏它，又对它停不下来表示愤怒，在欣赏和愤怒之间摇摆不定，又不断地想要去大便，却又只是问小男孩是否已经大便完。

在上述分析中，彼得描画了以下事物：玩具小人、小鹿等等，这些玩具总是被弄倒，代表了他自己的阴茎和跟爸爸勃起的阴茎比较时的自卑感。他想要马上去小便为了证明我跟他之间的区别。电动汽车跑个不停则代表他父亲的阴茎总是在性交中抽动，他感觉既羡慕又愤怒。当羡慕消失、愤怒升起时，他便想要排便。这是他在目睹原始场景（父母性交）时产生排便行为的重复。他通过排便来干扰父母的性交过程，并在幻想中通过排泄物来伤害他们。除此之外，对小男孩来说，大便还代表了他弱小的阴茎。

现在我们将这些素材和彼得的第一次治疗联系在一起。在第一次分析时，彼得把小汽车头尾相连排在一起，意指父亲强大的阴茎；把他们并排放置在一起，象征了频繁的性交，即父亲的性能力，后来他又用跑个不停的小汽车来表示之。第一次分析时彼得曾表示要两匹马一起睡觉，又说它们“快死了”“埋了它们”，其实是表达了目睹父母性交场景后的愤怒。在分析开始时展现的原始场景，反映了被压抑的婴儿期实际经历，这些都已被孩子父母的陈述所证实。根据父母的陈述，彼得和他们同睡一室的情况只有一次，就是在他十八个月大的时候，他们一起外出度暑假。那时他显得特别难管教，睡得也不好，又开始遗粪，尽管几个月之前他就已经能自如地大小便了。虽然有些阻挡，婴儿车的围栏并不能够阻止他看到父母的性交过程，这个场景反映在他的游戏中，表现为他把一个玩具小人弄倒，然后背对着放在一排车前面。玩具的跌倒也代表了他在性方面无能的心理感受。在这个阶段之前，彼得总能够好好地玩玩具，但这个阶段之后，他即便玩玩具也只是破坏它们。早在他第一次治疗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他破坏玩具与看到父母性交之间的联系。曾有一次，他把小汽车（象征他父亲的阴茎）并排放好，让它们一起向前开，然后突然大发雷霆把汽车满屋子乱扔，口中念道：“我们就是这样把圣诞礼物直接摔坏，我们什么礼物都不要！”在他的潜意识中，毁坏玩具就等同于毁坏他父亲的性器官。随着分析的进行，破坏的快感和游戏中的抑制行为渐渐消除了，他的其他困难也慢慢克服了。

在将原始场景一点点剥落的同时，我也发现了彼得非常强烈的被动同性恋（passive homosexual）倾向。在描述了父母的性交后，他还幻想了三人性交。这些幻想引起了他深深的焦虑，接着又产生了其他幻想，比如与父亲的性交。在彼得的游戏中，玩具狗、电动汽车和机车代表他的父亲，马车和人则代表他自己。在这个游戏过程中，马车常常被弄坏，人也常常被咬掉一块，随后他就对代表父亲的玩具显示出害怕，或者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

下面我想要结合上述实际分析中的某些片段，谈一下分析技巧中更为重要的几个方面。一旦我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洞察小病人本身的情结，无论是通过游戏、绘画还是幻想，或仅仅是他的一般行为，解析便能够且应当开始了。对于精神分析我们有一条屡试不爽的规则是，分析师必须等到移情建立才能进行解析，但由于儿童的移情是当即发生的，分析师总能立刻接收到儿童扑面而来的积极回应，所以我们在儿童分析时的策略与一般精神分析策略也并不矛盾。如若孩子表现出害羞、焦虑或缺乏信任，这些行为是负面移情的一个信号，解析就更加势在必行。通过追溯原始客体和原始情境带给病人的负面影响，解析减少了负面移情。比如，莉塔是个矛盾心理很重的孩子，她对分析很抗拒，一分钟也不肯待在分析室，我不得不立刻对她进行解析，从而缓解她的阻抗心理。一旦我通过追溯原始客体与情境向她剖析了阻抗的原因，一切便迎刃而解了，她重新变得友善和信任，能够继续她的游戏，并在充足的细节中印证了我先前的解析。

我们能在楚德的案例中非常清晰地看到迅速解析的必要性。我记得楚德三岁零九个月的时候来过诊室一次，然后因为外部原因中断了治疗。这个孩子非常神经质，并且异常依恋她的母亲。她不太情愿来我的诊室，而且充满焦虑，治疗的时候我不得不开着门，用非常低的声音对她进行分析。很快我就了解了她的情结所在。她坚持把花从花瓶里拿走；她先是把玩具小人放到马车里，然后又从将它扔出马车，还要鞭打它；她想要把自己带的一本图画书中的高帽子的男人挖出来；她还坚持说屋子里的坐垫都被一只狗扔得乱七八糟。我当即对她的叙述进行了解析，即她希望除掉父亲的阴茎，因为它把母亲（花瓶、马车、图画书、坐垫都是母亲的象征物）搞得一团糟。在我进行解析之后，她的焦虑消除了，比刚来时对我更为信任，并且对家里人说还想再来我这里。当我六个月后继续对女孩进行精神分析时，她尚能记起先前分析的细节，而且我的解析也已产生了积极移情的效果，或者说，她身上的负面移情已经减弱了。

游戏分析技巧的另一项基础原则是，解析必须足够深入，才能抵达被激活的心理层面。例如，在彼得第二次诊疗时，他玩好小汽车并排向前开的游戏之后，把一个玩具小人放在长凳上，假装长凳是它的床。然后他把小人扔下去，说它死了，完蛋了。接着他选了两个已经有点损坏的小人，又在它们身上做了相同的事。这时我就现有的这些素材进行了解析：第一个玩具小人是他的父亲，他想把父亲扔出母亲的床并杀死他；第二个小人是他自己，他认为父亲想对他做相同的事。通过各种细节的呈现，原始场景已经明晰，彼得又用各种方式回到两个摔坏的玩具小人的主题。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这个主题与原始场景导致的惧怕有关，母亲是作为阉割者的形象出现的。在彼得的幻想中，母亲把父亲的阴茎放进体内，而且没有还给父亲；这样她就成为男孩焦虑的对象，因为他父亲可怕的阴茎（代表他的父亲）还在她的身体里面。

还有一个例子也来自彼得的案例。彼得第二次治疗时，我对他的素材进行解析得出，他和弟弟有相互自慰的行为。七个月后，那时他四岁零四个月，他带来一个长长的梦，有着丰富的联想素材。其中一个片段是这样的：“有两只猪在猪圈里，猪圈在我的床上。他们在猪圈里一起吃东西。也有两个男孩在船上，也在我床上；但他们个子很大，像G叔叔（他母亲的弟弟，已成人）和E（一个比他大的女孩，彼得认为她已经是大人了）。”我从这个梦得到的大部分联想，基本上都是语言表达的内容。这个梦显示，猪代表他和他弟弟，他们一起吃饭表示他们在相互吮吸阴茎。但也可以表示他父母在性交。他和弟弟的性关系是基于对父母亲性关系的认同，彼得轮流扮演父亲和母亲的角色。我对这个素材进行解析后，彼得在之后的诊疗中开始玩洗手池。他把两支铅笔放在一块海绵上，说：“这是我和弗里茨（他弟弟）坐的船。”然后他突然用很深沉的声音（在超我起作用的时候他往往用这种声音），对两支铅笔吼道：“你们不能整天在一起，做猪一样的事。”这来自超我的责骂不仅是针对他和弟弟的，也针对他的父母（G叔叔和长大成人的女孩E就代表他父母），这责骂释放了当他目睹原始场景时曾对父母产生的类似情绪反应。早在第二次诊疗的时候，他就已经有过这样的发泄，当时他把两匹马撞在一起，想让它们死掉并且埋掉它们。然而，即便在七个月之后，对这个素材的分析也不尽完善。很明显，在分析早期就进行非常深入的解析，并不会影响我们对孩子经历和整体性发展（尤指决定彼得和弟弟关系的性发展）关系的了解，也不会阻碍对相关素材的分析。

我提出了上述例子，是为了证明一个基于实证观察得出的观点，即分析师不能回避深度解析，哪怕是在分析初期，因为这些心灵深层次的素材会再度返回，再次供我们分析。就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深度解析的功能是打开通往潜意识的大门，减少激起的焦虑，并为整个分析工作做好准备。

我已一再强调孩子在自发移情方面的能力，部分是因为与成人相比，幼童对焦虑的感受更加敏锐，也因为他们对这些焦虑早已准备就绪。儿童最重要的心理任务之一（即便不能说是最重要的心理任务），是对焦虑的控制，这也需要占用很大部分的心理能量。所以在潜意识中，他们评估客体（object）主要是看它们是减轻还是激发了焦虑，从而对它们进行正面或者负面的移情。幼童往往对焦虑有充分准备，他们常常即刻就表达了负面移情，表现为未经修饰的惧怕之情；而对于更大一点的孩子，尤其是潜伏期儿童，他们的负面移情往往表现为不信任或单纯的厌恶。在抵抗对最亲密客体的恐惧的过程中，孩子往往将恐惧重新附着在不那么亲近的对象之上（这种置换也是处理焦虑的一种方式），并把它们作为“坏妈妈”和“坏爸爸”的替代。因此那些每时每刻都觉得被威胁，总感觉被“坏妈妈”或“坏爸爸”监视的高度神经质的孩子，他们对每个陌生人也都是满怀焦虑的。

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幼童其实随时都准备好了去迎接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大一点的孩子也是一样。即便他们在刚开始分析的时候展现了一种积极的态度，我们也必须对他们的负面移情有所准备，因为当分析触及那些与情结相关的素材时，孩子可能会迅速出现负面移情。一旦分析师捕捉到负面移情的信号，他应当令分析工作继续进行，并建立起与他本人相关的分析情境，同时在解析的帮助下溯回原始客体与情境，从而消解孩子的部分焦虑。分析师必须在某个紧要的关键点迅速地切入潜意识素材，由此打开通向孩子潜意识心灵的通道。同一种“游戏思维”（play thought）的表征通过各种形式不断重复（在彼得第一次治疗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不断变换车子的排列，把它们前后或并排排列，以及他重复让马、马车和机车彼此相撞等等），以及孩子选择玩何种游戏、其频度如何，这些都能够告诉我们这个关键点位于何处，因为我们可以从游戏内容里测量到情感反应。如果分析师错过了这个已在素材里有所反映的紧迫点，那么孩子有可能中断游戏，表现出强烈阻抗，变得焦虑甚至想要逃离。在素材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及时解析，分析师可以切断孩子的焦虑，或者将它限制在可控范围。当然，这种方法也可以应用在自分析一开始就出现积极移情的案例。一旦出现焦虑与阻抗，或者当分析开始出现消极移情，我们就必须立即进行解析，对此我已经用充分的理由进行了说明。

解析的及时性固然重要，解析的深入性也不可或缺。如果说我们不能看轻呈现出来的素材的紧迫性，那么我们也不得忽视：我们不仅要追溯表征的内容，也要深入心灵层面，追溯与之相连的焦虑与罪疚感。在儿童分析时，倘若我们以成人分析原则为模版，首先刺探与自我和现实最接近的心灵表层，那么我们将无法建立起分析情境，也不利于减少孩子的焦虑。这一点已被实践反复验证。同样，如果只对符号进行纯粹的翻译，或者解析时只处理素材的符号化的表征，而不关心与之相连的焦虑与罪疚感，那么儿童分析也无法进行。如果解析不深入到被素材与相关焦虑激发的层面，不触及潜在阻抗最深的位置，不努力降低最暴戾最明显的焦虑，那么解析在儿童身上将毫无效果可言，只能激起更大的阻抗，而不再有消解的可能。但正如我从彼得案例抽取的片段中所试图澄清的那样，解析（如上文所述）并不能完全解决心灵深层次的焦虑，但也不会限制心灵表层（虽然它能很快刺入深层）的分析工作，即儿童自我及其与现实关系的分析。在儿童分析中，儿童与现实的关系的建立，以及更强大的自我在他们身上出现，是随着他们自我发展的过程逐步实现的，这是分析的结果而非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讨论与勾画了早期分析的典型开始及其过程。下面我想要谈谈我碰到的一些不同寻常的困难，这些困难促使我在分析时使用了一些特殊的分析技巧。楚德刚到我的诊室时显得非常忧虑，她的案例使我明白了对某些病人来说，迅速解析是减轻焦虑、让分析活络起来的唯一途径。另一个小病人鲁思四岁零三个月，具有很明显的矛盾心态，她一方面对母亲和特定的一些女性有强烈的依恋，一方面不喜欢其他人尤其是陌生人。比如在非常小的时候，她就无法适应新保姆，也很难自如地和其他孩子交朋友。她不仅遭受着无法掩饰的焦虑而常常面临焦虑发作的情况，也有其他神经官能症状，而且她总的来说是个忧虑的孩子。第一次来诊疗时，她坚决拒绝与我同处一室，所以我在分析时，特意请她的姐姐在场。我的意图是想建立起积极移情，使她最终有可能愿意进行独立分析。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包括单纯地和她玩耍以及鼓励她说话等等，这些努力都是白费功夫。在玩玩具的时候，她身子总转向姐姐（虽然姐姐并不对她回应），完全忽视我的存在。她姐姐告诉我，我的努力都是白费的，我不可能赢得她的信任，哪怕我花上整周的时间而不是区区几个小时。这迫使我找寻其他的解决方法，而这方法再次证明了解析在减轻病人焦虑和消极移情方面的重要作用。一天，鲁思还是继续把注意力放在姐姐身上，她画了一个杯子，里面是一些小圆球，上面画了个盖子。我问她这个盖子有什么用，她也不回答我。她姐姐重新把我的问题问了一遍，鲁思回答说：“是为了不让球滚出来。”在这之前，她翻过姐姐的包，然后把它紧紧地扣起来，“以免包里有东西掉出来”。她对包里的小钱夹也做了相同的事，为了让硬币不掉出来。于是对我来说，加上之前她在诊疗里的表现，她的这些表现的意义便显而易见了。我冒了个险，对鲁思解析道：杯子里的球、钱包里的硬币以及包里的东西，都代表她妈妈肚子里的孩子，她希望把它们都紧紧地关起来，这样她就不会再有弟弟妹妹了。解析的效果惊人，鲁思第一次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而且开始用一种不同的、更加放松的方式玩游戏了。然而，我仍然无法对她单独进行分析，当我和她同处一室时她就会焦虑发作。但随着分析的进行，她的消极移情在逐步减少，并渐渐地被积极移情所替代，所以我决定在姐姐在场的模式下继续分析。这样进行了三周后，姐姐突然病了，把我置于暂停治疗或冒焦虑发作的风险继续治疗的两难之中。在她父母的允许之下，我采取了第二种方案。保姆把小女孩领到我诊室门口后就走开了，任凭她在那里尖叫哭闹。在这种非常痛苦的处境中，我开始尝试用一种非分析的、充满母爱的方式安抚女孩，像普通人都会做的那样。我尝试安慰她，逗她高兴，让她和我玩，但是毫无效果。当她发现除了我没有别人时，她倒是跟着我进了房间，但仅止于此。她脸色变得苍白，大喊大叫，显示出严重焦虑发作的迹象。于是我坐在玩具桌旁，开始自顾自玩了起来，一边玩一边向这个坐在角落的惊恐的孩子描述我正在玩什么。突然我有了灵感，把她之前治疗时的游戏素材作为我游戏的主题。到后来，她也开始在洗脸池旁玩了起来，给洋娃娃喂奶喝，还给了一大壶牛奶。于是我也学她的样子玩。我让一个娃娃睡倒，告诉鲁思我想要给她喂东西吃，然后我问她应该吃什么。她从尖叫中挤出她的回答：“牛奶。”然后，我注意到她把两只手指伸进嘴巴动了动（她有睡前吮吸手指的习惯），然后又迅速地拿了出来。我问鲁思她想不想吮吸手指，她说：“想，但得用正确的姿势。”我意识到，她是想重建每天傍晚在家发生的情境，所以我让她在沙发上躺下，在她的要求下给她盖上毯子。然后她开始吮吸她的手指。她的脸色依旧苍白，眼睛紧闭，但明显平静了许多，也停止了哭泣。与此同时，我继续玩洋娃娃，重复她在前几期治疗时的游戏。当我像她之前做过的那样，把一个湿海绵放到其中一个洋娃娃旁边时，她突然号啕大哭并尖叫着说：“不，她不能用那块大海绵，那不是给小孩用的，那是给大人用的！”我必须说明，在她前两次治疗中，她带来的很多素材都表明她对母亲的嫉妒。我将这些素材与她不同意使用大海绵联系起来——大海绵代表父亲的阴茎。我在解析中详细说明了她对母亲的嫉妒与憎恨，因为母亲在性交的时候将父亲的阴茎放入体内，于是她想从母亲体内偷走阴茎和孩子，杀死母亲。我向她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她总是感到害怕，并相信她已经杀死了母亲，或将被母亲抛弃。我是通过洋娃娃将解析的内容传递给她的：我假装对着洋娃娃解析，当她看见我和洋娃娃一起玩的时候，假装娃娃害怕尖叫，然后我告诉她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又在她自己身上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解析，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完全地建立起了分析情境。当我这么做的时候，鲁思明显变得更安静了，她的眼睛睁开了，也允许我把我正在玩的桌子移到沙发旁边，让我能够在游戏和解析的时候更靠近她。渐渐地她坐了起来，饶有兴致地观察游戏过程，甚至开始参与游戏。当这一次治疗结束保姆来接她的时候，她显得很快乐，还友好甚至深情地跟我说再见，令保姆惊讶不已。紧接着下一次治疗时，在保姆离开的时候她还是显得有点焦虑，但不再有焦虑发作的情状，也没有号啕大哭。反而她立即躲到沙发上，身体自发地摆好前一日的姿势，闭上眼睛并且开始吮吸手指，于是我得以坐在她身旁，直接开始上次的游戏。前日的游戏按照顺序重新进行了一遍，但是更加简短，也更为缓和。几个疗程之后，我们进步如此之大，以至于除了治疗一开始时有点焦虑的蛛丝马迹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焦虑发作的迹象。

对鲁思病症的分析告诉我们，焦虑发作其实是夜惊的重复。两岁时，她的夜惊非常严重。那时她母亲正处于怀孕状态，鲁思想要从母亲体内偷走婴儿，并用各种方式伤害和杀死母亲，这个潜意识愿望带来的罪疚感，引发了她激烈的反应。母亲在睡前说的晚安，她会理解成永别。因为她怀有抢夺与杀害母亲的欲望，她很害怕被母亲永久地抛弃或者再也开不见她，也害怕那个温柔地与她道晚安的母亲，会在夜里变成“坏母亲”袭击她。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无法忍受与人单独相处。与我独处意味着被“好母亲”抛弃，于是她将害怕被“坏母亲”惩罚的恐惧移情到我身上。通过分析这个情境并对此进行解析，我成功地消除了她焦虑发作的症状，使得正常的分析工作得以开展。

我在另外一个案例中，运用了分析鲁思焦虑发作症时所用的相同技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楚德治疗期间，母亲生病住院了，此时恰好是楚德袭击母亲的虐待幻想占主导的时期。我已经详尽描述过这个三岁零九个月的小孩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的攻击性，她总是被攻击性带来的焦虑所压倒，把自己藏在沙发背后的靠垫中。但这个孩子并未有真正的焦虑发作的症状。然而，当她因为母亲的病请假回来恢复治疗时，她的确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有明显的焦虑发作。这焦虑发作是她对攻击冲动的反应，即她对自身这种冲动的恐惧。在楚德发作期间，像鲁思一样，她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姿势，也就是她在晚上开始焦虑时常常采用的姿势。她总是爬到角落，紧紧抱住坐垫，这些坐垫被她称为孩子。然后她吮吸自己的手指，还尿了裤子。我对她的焦虑进行解析后，焦虑发作就停止了。

我自己后来的经验，以及妮娜·塞尔小姐和其他精神分析师的经验，都在其他案例中印证了此种技巧的有效性。这两个治疗案例已经过去了几年，有一点对我来说是很明确的，即对幼儿以及大童深入分析的前提，是对呈现出来的素材要有很好的把握。对素材的重要性进行准确快速的估量，了解素材对于整个案例结构的启示，知晓素材与病人当时情感状态的关系，以及对潜在焦虑和罪疚感的迅速洞察——这些都是进行正确解析的主要条件，亦即只有在这些条件下，解析才能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进行，才能直达被焦虑激发的心灵层面。如果我们能始终坚持这一技巧，那么分析中焦虑发作的可能会被减至最低。然而，对于在日常生活中就会焦虑发作的神经官能症儿童，在治疗一开始就可能遇到发作的情况，那么坚持这一技巧会大大降低发作的可能性，使分析得以正常开展。对焦虑发作症的分析，也证实了游戏分析技巧中某些原则的有效性。在楚德的案例中，一开始我也分析了同样的素材，虽然那时焦虑发作并没有真正发生，但与这些素材相关的深度焦虑还是明显存在的。通过持续且深入的解析，我成功地逐步减少了小病人的焦虑，并让它们以温和的小剂量的形式释放出来。在她母亲生病住院、治疗过程被打断时，焦虑无处释放，它不断累积直至后来爆发。通过后面几次治疗，焦虑发作又被成功制止，重新以“小剂量”焦虑的面貌出现。

我必须补充一下关于焦虑发作的理论性质。前文业已提及焦虑发作其实是夜惊的重复，也指出病人焦虑发作或者想要努力克服它们时的情状，其实是他们夜间睡眠时焦虑情境的再现。我亦提到过一种特定的早期焦虑情境，它们构成了夜惊和焦虑发作的基础。通过对楚德、鲁思以及莉塔的观察，加上这些年来的经验，我认识到焦虑或者说焦虑情境，主要发生在女孩身上，而男孩所遭遇的更多是阉割焦虑。当女孩意识到母亲要摧毁、掏空她的身体，并攫取她体内的孩子，此时焦虑情境到达顶峰。我将在本书第二部分对这个问题进行详尽叙述。在此我只想提醒读者注意我在早期分析中收集的素材，这些素材与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一书中的陈述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弗洛伊德在书中指出，男孩的阉割恐惧在小女孩身上体现为对爱丧失的恐惧。孤独的恐惧与被母亲抛弃的恐惧，在我所引的小女孩案例的素材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但是我认为，这种恐惧有其更深刻的根源。它们基于孩子对母亲的攻击冲动，基于弑母并偷盗母亲体内小孩的渴望，究其根源，乃是早期俄狄浦斯冲突所致。这种冲动不仅导致焦虑，或引起受母亲惩罚的恐惧，还带来被母亲抛弃或者母亲死亡的恐惧。

现在让我们回到技术问题。采取何种形式进行解析至关重要。正如在例子中显示的那样，我尽可能将潜意识幻想的内容讲解得清晰而明确。于是我采用孩童的思维方式与语言习惯，用他们的意象（image）作为我的分析模型。你们应该记得彼得的案例里，他曾指着摇摆玩具说：“你看它会摆晃，也会撞来撞去。”当我将其解析为“爸爸妈妈把他们的‘thingummies’（指性器官）撞在一起”，他立刻接受了。另外一个是莉塔（两岁零九个月）的例子：她告诉我洋娃娃总是让她睡不好，她们总是对那个地铁驾驶员汉斯（一个有轮子的男娃娃）说，“把地铁开上开下不要停”。另一次，她把一块三角形积木放到一边说：“这是个小妇人。”然后她拿起“小锤子”（另一块长条形积木），用它敲打积木盒子。她刚好敲在纸糊的地方，敲出一个洞。她说：“锤子敲得好重，小妇人好害怕。”这个开地铁、使锤子的男娃娃，代表她近两岁的时候看到的父母性交场面。我解析道：“你爸爸像小锤子一样使劲敲打在你妈妈身体里面，你很害怕。”这样表达符合了她的思维及语言方式。

在描述我的分析方法时，我不得不提一提那些供孩子们自由取玩的小玩具。在这里我得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玩具在游戏分析技巧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玩具个头小巧、数目繁多、种类丰富，给了孩子一个很宽的游戏表征范围，而且它们也很简单，玩法多种多样。所以这些玩具非常适合用来表达幻想和经历，且表达方式多样，内容也丰富详尽。在狭小的空间里，儿童多样的“游戏思维”以及相关的心理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根据游戏的主题进行猜测，而且会明白地呈现在游戏中），被一样样展现出来，我们得以纵览他们心理过程的一般联系和动态变化。因为我们可以从空间关系中窥探时间关系，故而我们也能够知晓孩子多样化幻想与经历的时间顺序。

前文的描述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我们在分析时只需要把玩具放在孩子面前，孩子就会立刻轻松自如地开始玩。事实并非如此。我已经反复指出，游戏中的抑制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神经官能症症状，在治疗中或多或少总会碰到，但恰恰是这些案例，当其他接近病人的尝试都失败之后，玩具成了开启分析之旅的最佳钥匙。不管在游戏的时候如何抑制，绝大多数孩子都不会完完全全忽视这些玩具，至少他们会看一看摸一摸，对它们做点什么。即便是孩子马上停止玩耍（像楚德就是这样），我们也能够观察到他们选择何种游戏开始，阻抗何时产生，阻抗产生时的行为如何，游戏时又会丢出怎样的只言片语。通过这些，我们总能够捕获他们潜意识的蛛丝马迹，从而构建起分析工作的基础。读者应该已经能看到，在解析的帮助下，我们可以让孩子玩得越来越自由，其行为的表征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明确，从而渐渐地减少孩子在游戏中的自我抑制。

玩具并不是游戏分析中唯一的神丹妙药。诊室里还必须有大量直观的素材，最重要的就是有自来水的洗手池。在分析的早期我们通常并不使用它，要到晚期它方能显出它的重要性。我曾有一个小病人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都在洗手池旁玩耍，我给他准备了海绵、玻璃杯、一两只小容器，还有些勺子和纸。这些水的游戏让我们得以洞察孩子基本的性前期冲动。作为我们描绘儿童性理论的工具，它让我们了解到虐待幻想和反向作用（reaction-formation）的关系，也向我们显示了性前期冲动与性冲动的直接联系。

在很多案例中，绘画与剪纸是重要的游戏内容。其他时候，孩子们尤其是女孩，喜欢给自己和娃娃们做衣服和配饰，或者用绸带和其他装饰物打扮自己。每个孩子都很容易取到纸、彩色铅笔、裁纸刀、剪刀、针线，还有些木块和绳子，孩子们也会带自己的玩具来，实际可以玩的东西不胜枚举。孩子们对每一样玩具的不同玩法，从一样玩到另一样的方式，都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屋子里所有的日用家具，包括座椅、靠垫等等，都可以被用来履行游戏的功能。事实上，诊室里的家具确实经过特别甄选，以供分析需要。从这些普通的玩具中产生出富有想象力的游戏，以及天马行空的幻想，这些幻想和游戏于分析都极有价值。在扮演的游戏中，孩子们通过玩具，将其他阶段的自己饰演出来，尤其是早期的阶段。分析师往往在这些游戏中分饰多角，这个时候，我都会让孩子自己用尽可能详尽的语言对我描述角色的意义。

有些孩子显示了对扮演游戏的偏好，另一些孩子则更喜欢用玩具表达这种更为间接的方式。典型的假扮游戏有，扮演母亲和孩子、上学读书、造房子和装饰房子（道具是诊室里的桌椅板凳和靠垫）、出国、坐火车旅行、去看戏，还有扮演医生、白领、商贩等等。从分析的角度看，这些假扮游戏的价值在于它们直接的表征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大量、丰富的语言联想。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那样，成功结案的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是要让孩子（不管他有多小）在分析中尽其所能充分利用语言的工具进行表达。

我认为，没有一种纯粹的描述，能够准确地呈现出孩子游戏分析每一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我希望我所说的能够让读者了解到，游戏分析的方法已取得了成效，而且这些成效是正确的，也是可靠的。

第三章 六岁女童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案例

在上一章中，我业已谈及早期分析技巧的根本原则。本章将在案例的基础上，将早期分析技巧与潜伏期分析技巧进行比对。通过这个案例，我还将讨论一些与根本分析原则相关的理论问题，并描述儿童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分析技巧，这些技巧是我在处理这个特别棘手、但又非常有趣的案例中获得的。

六岁的厄娜有许多严重症状。她患有失眠，部分是由于焦虑（尤其是遭强盗抢劫的恐惧）造成的，部分是由于一系列强迫性行为造成的。这些强迫性行为包括俯卧在床上猛撞枕头，坐着或躺着的时候摇摆身体，强迫性地吮吸手指，以及过度地强迫性自慰。这些强迫性行为不但在夜晚让她无法安睡，而且在白天还继续对她施加影响。特别是有时她甚至会在陌生人面前自慰，比如在幼儿园的时候，她常常会不断地自慰。她有严重的抑郁，她会说：“生命中有些东西我不喜欢。”她和母亲的关系过于亲密，但有时也会转向敌意。她完全支配了母亲，完全不给母亲行动的自由，不断用爱与恨折磨她。如她母亲所言：“她完全把我占据了。”平心而论，这孩子可以用难以管教来形容。在小女孩痛苦的脸上，写满了强迫性的忧虑以及令人不解的早熟特质。另外，她还给人一种奇怪的性早熟的印象。在分析期间，我很快发现她有非常严重的学习抑制。分析开始一两个月后，她被送去学校读书，但很明显她既没有能力学习，又无法与同学相处。她在治疗初期曾恳求我帮助她，因为她感觉自己生病了，这一点对我分析她极有帮助。

一开始游戏的时候，厄娜先是从小桌上的一堆玩具中选了一辆小马车，把它向我开过来，宣布要来接我。但是她在马车中放进一个玩具女人，又加进了一个玩具男人。这两个小人又是爱抚又是亲吻，将马车不停地开来开去。然后，另外一架马车上的玩具人和他们相撞了，他从他们身上碾过去，杀死了他们，还把他们烤熟吃掉了。另外一次剧情反转过来，那个袭击他们的玩具人被打了下来，但玩具女人反而去帮助和安抚这个坏人。她和先前的玩具人离婚，嫁给了这个人。这第三者的角色变换多样，比如女人和他的前夫在一个房子里反抗窃贼，这第三者就是溜进来的窃贼；后来房子着火了，男人与女人被炸飞了，窃贼是唯一的幸存者。这第三者又可以是登门拜访的兄弟，但是当他拥抱这个女人的时候，把她的鼻子咬掉了。这个第三者，其实是厄娜自己。她在一连串类似的游戏中表达的，是想和母亲一起把她父亲从现有的位置驱逐的愿望。而另一方面，在很多其他游戏中，她又直接表达了她的俄狄浦斯愿望，即想要除掉母亲，赢得父亲。她命令一个玩具人当老师，给孩子教小提琴，他讲课的方式是用头撞小提琴，或者是倒立着念书。然后她让他扔掉课本和提琴，开始和女学生跳舞，然后两个人开始拥吻。这时厄娜突然问我，是否允许老师和学生结婚。后来又有一次，老师和他的情人（由玩具男人与玩具女人扮演）给孩子们教礼仪，教他们如何鞠躬行礼等。一开始孩子们都很听话且有礼貌（就像厄娜竭尽所能表现的那样），然后他们突然开始袭击老师和他的情人，把他们踩在脚下，杀死并烤了他们。他们变成了魔鬼，幸灾乐祸地看着受害者被折磨。突然，老师和情人到了天堂，刚才的魔鬼转而变成了天使，对先前魔鬼的身份一无所知，用厄娜的话说——“他们本来就不是魔鬼”。这时天父，也就是刚才的老师，又开始深情地拥吻这个女人，天使们纷纷朝拜，和谐重新降临。当然这和谐无法持久，马上会被这样或那样的故事打扰。

厄娜常常扮演母亲，我扮演孩子。她规定我最大的缺点之一就是吸吮大拇指，而且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得把一辆玩具机车放进嘴里。她一直很喜欢车上的镀金小灯，她总是说，“它们真美，通红的，烧得金灿灿”，然后立刻放进嘴里吮吸。对厄娜来说，它们代表了母亲的乳房和父亲的阴茎。这些游戏过后，无一例外的是对母亲的暴怒、嫉妒与侵犯，但紧接着她又表现出悔恨，试图安抚母亲。在玩积木的时候，她在我们俩之间分配积木，总是给自己分配得多些；后来又少拿一些作为弥补，但不管怎样，最后总是设法拿得更多。她让我用我的那部分积木搭房子，但只是为了证明她的积木房子比我的漂亮得多，这样就有理由把我的房子撞倒，而且装作不是故意为之。有时她让玩具小人做判官，判定她的房子比我造得好。我们可以从这个游戏的细节中很明显地看出，她通过我们各自搭的积木房子，表达了她和母亲长期的竞争关系，而在后来的分析中，她用了更直接的方式将这一点呈现出来。

除了这些游戏，她也开始剪纸，并做成各种花样。在剪纸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在做的是“碎肉”，血从纸里面流出来了，然后她打了个寒战，说她突然不太舒服。有一次她提到“眼睛的沙拉”，另一次她说，她在给我的鼻子剪“刘海”。她反复表示想要咬掉我鼻子的愿望，这在她第一次诊疗的时候也提到过。（事实上，她的确多次尝试实现这个愿望。）通过这种方式，她也表示了她对“第三者”身份的认同，即那个闯进和烧毁房子的玩具人，也就是那个咬掉女人鼻子的男人。和其他儿童分析一样，剪纸行为常常存有多种含义。它既是施虐及食人冲动（cannibalistic impulses）的发泄口，同时由于它是一项创造性活动从而又具备着反向倾向（reaction tendency）。比如，那些剪得非常漂亮的桌布剪纸，可能代表的是父母的性器官，也可能代表曾在幻想中被她摧毁、又被她重建的母亲的身体。

后来厄娜的兴趣又从剪纸转变成玩水。在水盆里漂浮的小纸片代表船长，他的船已经沉没了。厄娜宣布，船长之所以还活着，是因为有个“长长的金色的”东西让他浮在水上。然后，她撕下他的头宣布道：“他的头没了，他也要沉了。”这个水的游戏引我们去深入分析她的口腔施虐（oral-sadistic）、尿道施虐（urethral-sadistic）与肛门施虐（anal-sadistic）幻想。例如，她有一次扮演一个洗衣工，用一些纸片代表某个孩子的脏床单。我扮演那个孩子，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弄脏内衣裤。（顺便提一下，纸片可以代表脏衣服，也可以代表小孩和粪便，厄娜嚼食纸片，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她的嗜粪与食人冲动。）“洗衣工”厄娜也有很多机会惩罚和羞辱这个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一个残忍的母亲角色。但她有时也把自己视为被虐待的孩子，以满足自己的受虐欲望（masochistic wishes）。她常常假设一个场景，就是母亲让父亲去惩罚孩子，去揍孩子的屁股。这种惩罚方式是作为洗衣工的厄娜推荐给父亲的，为了治愈孩子喜爱污物的坏毛病。有一次父亲不见了，魔术师取而代之。他用一根棍子敲孩子的肛门，又用它敲孩子的头，敲的时候有淡黄色的液体从魔术棒里面流出来。在另外一个较为短小的幻想里，这孩子得到些药粉，混在一起之后的颜色是“红红白白”的。通过药粉的治疗，孩子变干净了，也突然变得能够说话，并且和他妈妈一样聪明了。

魔术师代表阴茎，用棍子敲打代表性交。液体和药粉代表尿液、粪便、精子和血，根据厄娜的幻想，母亲在性交过程中将这些东西通过嘴、肛门和性器官，全部放进身体里了。

又有一次，厄娜突然把自己从洗衣女工变成了一名渔妇，开始为她的货物叫卖。在游戏的过程中，她在水龙头上包了一些纸，然后把水龙头打开（水龙头常被她叫做“打奶油机”）。当纸被浸透掉在水槽里，厄娜就把它撕碎，把它们当做鱼来售卖。我们可以看到，厄娜从水龙头里喝水，以及嚼食想象出来的鱼的时候，有一种强制性的贪婪，这清晰地体现了她在原始场景与原始幻想中感到的口腔嫉妒（oral envy）。这种嫉妒深深地影响了她的性格发展，也是她神经官能症的中心特质。在她的联想中，鱼等同于粪便与孩子，也等同于父亲阴茎，这一点在分析中表现得愈来愈清晰。厄娜售卖各种各样的鱼，其中有一些叫“Kokelfish”，有时候她会突然把他们叫做“Kakelfish”。当她在切这些鱼的时候，会突然想要大便，由此可以看出，鱼代表粪便，切鱼的过程代表排便的行为。厄娜让我扮演主顾买她的鱼，她常常有很多方法占我便宜。比如她从我这里拿了大笔的钱，却一条鱼都不给我。我拿她没有办法，因为她有警察保护。他们在一起“wurled”了那笔钱，平分了本该属于我的鱼。警察代表她的父亲，整个幻想可以解释为，她和父亲发生性关系，并和他联合起来对付母亲。我在游戏中的任务是，当她在和警察抓鱼的时候，我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一些鱼。事实上，她想要让我假装做的事，即是当她目睹父母性交时想要对她母亲所做的事。这些施虐冲动与幻想，引发了她对母亲的严重焦虑。她也反复表示出对“女强盗”的恐惧，因为这个“女强盗”将要“夺走她身体里的所有东西”。

在厄娜的分析中也有戏院和各种表演场景，这些场景象征着父母的性交。在很多游戏中，厄娜让她母亲扮演万众瞩目的女演员或舞蹈家，自己亦对她欣羡不已——这种带着嫉妒的欣赏，正是她对母亲的态度。在她将自己认同做母亲时，她常常假装自己是皇后，所有人都要在她面前鞠躬行礼。在所有的表征中，孩子总是地位最低的那个。厄娜在这个母亲角色下所做的任何事情，包括对丈夫显示的温柔、光彩照人的打扮以及自己倍受羡慕的事实，都有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激起孩子的嫉妒，并伤害她的感情。例如有一次，她扮演皇后，要与国王（由我扮演）一起举办结婚大典，她在沙发上躺下来，也要我趟在她身边。当我拒绝这么做之后，她把我安排在她旁边的小椅子上，用拳头敲打沙发。她把这个称为“搅和”，它的意思是交配。这之后，她马上宣布有个孩子从她身体里爬出来了，她用非常写实的手法演出了这一幕——扭动身体并且痛苦地呻吟。她想象出来的这个孩子和父母共住一屋，不得不成为他们性交的旁观者。如果孩子干扰他们性交就要挨打，母亲还不断地向父亲抱怨此事。如果作为母亲的厄娜把孩子放回婴儿床，那么唯一的目的就是把它弄走，以便和父亲继续云雨。孩子不断地被虐待和折磨。他们给孩子吃难吃到恶心的麦粉布丁，自己却享用着奶油或牛奶制成的大餐。他们的食物是用“Dr Whippo”或“Dr Whippour”这个品牌的材料备制的，是“whipping”（打发奶油）和“pouring out”（倒出来）的合体。这种被父母独自享用的特殊食品，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它代表了父母性交时物质的交换。厄娜的幻想中，母亲的身体吞入了父亲的阴茎和精子，而父亲的身体则吞入了母亲的乳房和乳汁，这是她对父母二人憎恶的来由。

在厄娜的一个游戏中，表演的主角是牧师，他打开水龙头，而他的女伴，一个舞蹈演员，则从水龙头接水喝。被称作“灰姑娘”的小孩只允许在一旁观看，不允许发出一丁点声响。这时厄娜的角色突然变得暴怒，这不仅反映了与她幻想故事共生的憎恨之情，也反映了她在处理情绪方面的无能。她和母亲的整个关系被这些情绪扭曲了，因为所有教育手段，所有管教行为，以及所有她自己无法回避的挫败，她都认为是母亲单纯的施虐，是母亲对她的羞辱与虐待。

然而，厄娜也会在游戏中扮演温柔的母亲，对襁褓中的孩子充满爱意。只要他还是个婴孩，厄娜就会照料他，给他洗澡，对他温柔相待，即使他用屎尿把自己弄得很脏，也会原谅他。而对大一点的孩子，她总是很残忍，把他交给魔鬼受尽各种折磨，最后把他杀死。然而这角色中的孩子，是由母亲变换而来的，这一点在后面的幻想中有很清晰的呈现。厄娜也扮演弄脏自己的小孩，让我扮演斥责她的母亲，我的斥责引起了她的藐视与反抗，并把自己弄得更脏。为了进一步惹恼母亲，她把我给她吃的难吃的食物全都吐了出来。父亲被母亲叫了进来，但他站在孩子这一边。后来母亲得了一种病，病名叫“神对她说”，接着孩子也生病了，病名叫做“母亲的不安”，然后孩子病死了。父亲因此把母亲杀了作为惩罚。孩子后来又复活了，嫁给了父亲，父亲不断地赞赏这一段以母亲为代价的婚姻。后来母亲也复活了，但作为惩罚，被父亲用魔法棒变成了一个孩子，于是她现在必须经受虐待与羞辱，就像这个孩子曾经经受的那样。在大量关于母亲——孩子的幻想中，厄娜不断重复着幻想中经历的一切，另一方面，她也表达了在母亲和孩子关系反转的情况下，她也想以施虐的方式对待母亲的愿望。

厄娜的精神生活被肛门施虐幻想所主导。在晚期的分析中，她又开始用水的游戏制造幻想，幻想在衣服上“烤”粪便，然后拿来烹饪和食用。她假装坐在厕所里，吃自己拉出来的东西，还和我交换着吃。不断屙屎拉尿、弄脏自己的幻想，在分析的过程中变得愈发清晰。有一次她幻想她的母亲不断排泄污物，以至于整个屋子变成了粪便的海洋。于是母亲被关进了监狱，在那里挨饿。她自己得到一份在母亲后面做清扫的工作，由此她称自己为“污物检阅员”，即检查污物的人。她的父亲对她的干净表示欣赏与认可，把她看得比母亲高，并娶了她。她便为父亲做饭。他们给彼此的饭食和饮料就是屎和尿，但这一次是好的屎尿，不是有害的那种。这是厄娜大量过度肛门施虐幻想中的一个，这些幻想在分析的过程中渐渐浮出水面。

厄娜是父母的独女，但她一直沉浸在弟弟妹妹到来的幻想之中。根据我的观察，这些幻想的牵涉面非常广，所以我们要把它们置于这个背景下好好考量一番。从这个案例和其他孩子的类似案例判断，独子和独女所承受的焦虑要远远大于其他孩子，因为他们仿佛一直在等待弟弟妹妹出生，而且他们在潜意识里对母亲肚子里假想的弟弟妹妹会产生攻击冲动，从而一直受这种罪疚感的煎熬，而且他们也根本没有机会在现实中和弟弟妹妹发展起良好的关系。所以对独子独女来说，他们更加不易融入社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厄娜在治疗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常常会有愤怒和焦虑发作的现象，这部分是由于她会撞见在她之前或之后前来接受治疗的孩子，对她来说，这些孩子正好代表了她等待中的弟弟妹妹。另一方面，虽然她和其他小孩相处并不融洽，但有时也非常希望融入他们。我发现，她有时也会渴望弟弟妹妹，这些渴望出于以下动机：（一）她把渴望中的弟弟妹妹视为自己的孩子。然而这个愿望不久就被严重的罪疚感所烦扰，因为这意味着从母亲身体里偷走小孩；（二）弟弟妹妹的存在能够证明一个事实，即她幻想中对母亲肚子里孩子的攻击既没有伤害母亲，也没有伤害孩子，而她自己的内在身体也是完好无损的；（三）他们给她带来性方面的满足感，这一点她无法从父母那里获得；（四）厄娜幻想中可以和他们结成同盟，杀死母亲并获取父亲的阴茎。他们是她的盟友，将和她站在同一战线一起对付可怕的父母。

但是厄娜的这些幻想，马上会被对想象中弟弟妹妹的憎恨所取代，因为他们终究是她父母的替代物。另外她还会升起严重的罪疚感，因为在幻想中她和弟弟妹妹一起对父母实施了破坏性行为。所以这些幻想总是以抑郁发作的结果告终。

这些幻想，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厄娜无法和其他孩子好好相处。她总是躲得远远的，因为她把他们假想成自己的弟弟妹妹。所以，一方面她把他们认作是一道攻击父母的同盟，另一方面，由于她自己对弟弟妹妹的攻击冲动，她害怕他们，视他们为敌人。

厄娜的案例也让我看到了另一项重要的考虑要素。在第一章中，我已提醒大家注意儿童对现实的关系。我曾指出，有的小孩无法适应现实世界，这一点会在他们的游戏中有所反映，所以通过分析把小孩渐渐带入完整的现实世界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厄娜来说，即便做了大量的分析工作，我还是无法获得关于她真实生活的细节资料。我手上拥有她对母亲过度施虐冲动的充足素材，却从未从她口中听到她对真实母亲及其所作所为的半句怨言与批评。虽然厄娜也承认她的幻想指向的是她真实的母亲（在分析早期中她否认过这一点），而且她愈来愈清晰地用那种浮夸且让人反感的态度模仿母亲，但在她的幻想和现实之间建立起联系依旧很难。所有把她的实际生活纳入分析的努力看似毫无效果，直到后来我找到了她把自己从现实中剥离的深层原因，分析才有所起色。厄娜与现实的关系大部分是假装的，这远远超出她的行为给我们的信息。事实上，她想方设法在现实中保留了一个梦境，并保护它不被真实世界打破。比如，她想象玩具马车和车夫都在她掌管之下，它们召之即来，可以带她到她想去的任何地方；她想象玩具女人是她的仆从，等等。即便她还在幻想中，她也会经常发怒或抑郁，然后总是去上厕所，以便她排便的时候更加放肆地幻想。当她从厕所出来，她会飞扑向沙发，开始深情地吮吸大拇指、自慰或挖鼻孔。不过我也成功地让她告诉我，这些与排便、吮吸手指、自慰和挖鼻孔相关的幻想。通过这些惬意的满足和与之相关的幻想，她得以强制性地留在她游戏的梦境之中。她游戏时遭遇的抑郁、生气与焦虑，往往是因为她的幻想受到了现实入侵的打扰。她也记得，当早晨她在吮吸手指或者自慰的时候，若有人走近她的床边，她会有多么生气。这不仅因为她做的事被别人发现了，而且因为她想回避这个现实世界。在她分析过程中出现、而后转为幻想部分的谎言癖（pseudologia），是由于她想根据自己的欲望，重塑这个对她来说无法忍受的现实世界。我能够看到她对父母，尤其对母亲的过度恐惧，这是她严重隔绝现实的原因，也是造成她后来疯狂夸大幻想的原因。正是为了降低恐惧感，厄娜把自己想象成在她母亲之上的强大而严厉的情妇，这便导致了施虐症的高度强化。

遭受母亲残酷迫害的幻想，让厄娜更加凸显出偏执的特质。我之前已经提过，她把养育与教育过程中的每一步，小到穿衣吃饭的细节，都认作是母亲迫害行为的一部分。不仅如此，母亲做的任何事情，包括她对待父亲的方式，以及她的自娱自乐等等，都被厄娜感觉为是对她的迫害。而且她感觉自己一直在被监视。她对母亲过度固着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她会强迫性地持续观察母亲。分析显示，厄娜感觉她必须对母亲的任何病痛负责，而且她必须因为自己的攻击幻想而受到相应惩罚。在游戏和幻想中，她一直游走在严厉的施加惩罚的母亲和满怀恨意的小孩之间，这充分反映了她有一个过于严厉的超我。如同成人的偏执之症一样，这些幻想其实是妄想，这一点需要进行深度的分析才能够了解。通过对这个案例的记录，我可以得出结论：从厄娜案例中呈现的焦虑、幻想及其与现实的关系这些特别的属性看出，这是个典型的具有强烈偏执特质的案例。在此，我必须谈谈厄娜在幼童时期就非常强烈的同性恋倾向。在我们分析了厄娜对父亲的恨意（由俄狄浦斯情境产生）之后，这种倾向有所缓解，但仍然十分强烈，让人感觉无法进一步化解。事实上，只有帮助她克服强烈的阻抗后，我们才能看清她迫害妄想的真实本质和强度，它们与同性恋倾向的关系也变得清晰明了。于是肛门爱欲（anal lovedesire）愈加清晰地以正面的方式呈现出来了，与之交替出现的是迫害妄想。在游戏中，厄娜又一次变成了一个女商贩，她出售的商品正是粪便，这一点可以从游戏一开始她就想要排便等方面可以看出。我扮演她的主顾，必须表现出在那么多店员中特别青睐她，并认为她的商品特别棒。然后她也开始扮演主顾，并且爱上了我，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出她和母亲之间这种肛门爱欲关系。这种肛门幻想之后，她又不时地抑郁和发怒，主要针对我，更确切地说，主要针对她的母亲。厄娜还产生出一些关于跳蚤的幻想，跳蚤是“黄黑相间”的，她自己马上明白所谓的跳蚤原来是一些粪便，是危险的毒粪便。她说，这只跳蚤从我的肛门里出来，想方设法跳到了她的肛门里，并对她造成了伤害。

在厄娜的案例中，我们能够毫无疑问确认一点：对同性父母由爱转恨，以及投射机制的显著作用，正是厄娜产生迫害妄想的原因。在她的同性依恋之下更深层的地方，潜藏着对母亲强烈的恨意，这些恨意源自于早期的俄狄浦斯情境以及她的口腔施虐。对母亲的恨导致了厄娜的过分焦虑，反过来它也决定了迫害妄想的细节。后来我们还碰到一些全新的施虐幻想症状，它们在强度上要超过以往对厄娜的分析中碰到的施虐症。这是工作中最为棘手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施虐幻想往往伴随着强烈焦虑，极大地影响了厄娜跟我合作的意愿。她对性器的口腔嫉妒，以及她认定父母在性交过程中获得的口腔满足，是她恨意的深层基础。她的恨意指向的是在性交中结合在一起的父母，她会用无穷无尽的幻想将这恨意表达出来。在幻想中，她用排泄物和其他东西攻击父母，尤其是母亲；她对于我的粪便（她认为我的粪便塞进了她身体里面）或者跳蚤的恐惧，正是来自于她用危险的毒粪便摧毁母亲身体的幻想。

在深入研究了这些发展早期的施虐幻想和冲动之后，厄娜对母亲的同性固着减弱了，异性冲动增强了。目前为止，决定她幻想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她对母亲恨与爱的态度。父亲不过是一个纯粹的性交工具，他的重要性是从母亲与女儿的关系中派生出来的。在她的想象中，她母亲对父亲每一个爱的表示，以及与他的整个关系，都是对她的剥夺，都是为了使她嫉妒，让她父亲不爱她。同样的，在她从母亲那里夺走父亲并嫁给他的幻想中，所有的压力都来源于她对母亲的恨以及伤害她的愿望。假如厄娜在这类游戏中对丈夫充满爱意，那么后来会证明这些温柔都是假装的，为的就是伤害她竞争对手的感情，把父亲拉回到她身边。同时，当她在分析中有重大进步时，她与父亲的关系也会变好，并且开始对父亲怀有积极的情愫。当整个情境不再完全由爱与恨主导，直接俄狄浦斯关系（direct Oedipus relationship）也就建立了。同时厄娜对母亲的固着减弱了，与母亲的矛盾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女孩对父母态度的转变，也是由于她幻想生活和本能行为的重大转变带来的。她的施虐症有了好转，迫害妄想在数量和强度上都减轻了许多。她与现实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转变，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现实要素更多地渗透进幻想之中。

在这个分析阶段，当厄娜在游戏中演出了迫害故事之后，她总是惊讶地说：“母亲不会‘真的’对我做这些吧？她‘真的’非常爱我的。”但是随着她和现实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她对母亲潜意识中的恨渐渐彰显出来，她便开始更加坦诚地直接批判母亲，与此同时她和母亲的关系得到改善。这是由于潜意识中的恨上升到意识的层面。与母亲关系得到改善的同时，她对自己想象出来的孩子出现了真正的母爱般的柔情。有一次，在她残忍地对待了一个孩子之后，她动情地问自己：“我‘真的’要如此对待我的孩子吗？”通过对她迫害妄想的分析，她的焦虑减少了，这不仅成功地强化了她的异性恋态度，还改善了与母亲的关系，也让自己充满更多的母爱。在这里我应当说，我认为儿童分析成功的标准之一就是对这些态度进行令人满意的规范，因为这决定了孩子将来对爱的客体的选择，也决定了他们整个成人经历的基调。

厄娜的神经官能症在她的生命中很早就出现了。早在她未满一岁的时候，她就显示出显著的神经官能症症状，以及不寻常的早熟心智行为。从那时起，她的困难与日俱增，到了两三岁的时候，她的养育成了一个没法解决的问题，她的性格已经不太正常了，并且患有非常明显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但直到大概四岁的时候，她反常的自慰和吮吸拇指的习惯才被发现。可以看出，这个六岁女童的神经官能症是慢性发作的。我们从她大约三岁时的照片可以看到她阴郁的神经质的脸庞，和六岁时我们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我想要强调，这是个不同寻常的严重的案子。几乎剥夺了孩子全部睡眠的强迫症症状，她的抑郁与其他病状，以及孩子性格的扭曲发展，这些只不过是她背后整个不正常的、放纵的、不受约束的本能生活的微弱反映罢了。像这种已经历数年的、渐进式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它的未来前途不一定是阴暗的。我们可以大胆断言，此类案例的治疗只能靠及时的精神分析。

现在我将详细讨论一下这个案例的结构。厄娜的如厕训练并没有碰到障碍，并且完成得异乎寻常的早，在她一岁的时候就完成了。根本不需要对她严厉训斥，这个早熟孩子的野心成了她加速掌握清洁规范的强大动力。但这外显的成功背后，是内在的完全溃败。从厄娜强大的肛门施虐幻想，我们可以看出她固着在肛门期的程度，以及由于这种固着引发的憎恨与矛盾心态。其中一个失败的因素，是她本身带有的强烈口腔与肛门施虐倾向；但另外一个要素也起着重要作用，这也是弗洛伊德曾经提到过的，即与力比多相比自我的发展太过于迅速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易患强迫性神经症的体质。除此之外，分析还显示在厄娜的发展过程中关键的断奶问题只是表面上完成了，事实上她并未真正断奶。而且这之后还有第三个要素：当她六岁零九个月的时候，她的母亲注意到她对日常护理，尤其是清洁她性器和肛门的时候，都会有明显的快感。她性感带过度兴奋的状况非常明显，因而母亲在清洗这部分的时候就更为谨慎。当随着孩子长大变得越来越干净时，母亲自然不大需要如此费心了。但是孩子把早先的这种精细看护视为一种诱惑，而后母亲的松懈给她带来了挫败感。这种被诱惑的感觉背后，是想要被诱惑的欲望，它贯穿了厄娜的整个生活。在所有的关系里，不管是和保姆还是和养育她的人，甚至在分析中，她都试图重复被诱惑的情境，时而又会因为被诱惑而谴责他人。通过分析特定的移情情境，我们可以回到最早先她还是个襁褓中婴儿的时候。

导致厄娜神经官能症的三个要素中，厄娜本身体质原因起着很大作用，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现在我们需要继续探究，她原始场景的经历与本身体质因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又如何促使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发展。在两岁半以及三岁半的时候，她在暑假期间与父母同睡一室。在这期间，她便有机会看到父母的性交过程。这不仅从分析中可以观察到，而且已经被外部证据所证实。在第一次她看到父母性交的那个夏天，在她身上发生了一些显著的不良变化。分析显示，目睹父母性交导致了她神经官能症的全面爆发。父母性交的场景不仅严重强化了她的挫败感和对父母的嫉妒，而且大大引起了她的施虐幻想与施虐冲动，这些幻想和冲动指向的是父母在性方面获得的满足。对于厄娜的强迫性症状，可以解释如下：她吮吸大拇指的强迫症状，来自她吮吸、啃咬、吞食父亲阴茎与母亲乳房的幻想。阴茎代表了整个父亲，而乳房代表了整个母亲。在这里我也要简要提一下，分析同时也揭示了她严重的抑郁特质。我曾举过一些例子，说明过头在潜意识里指代阴茎，厄娜的这个案例也是如此。用她的头去猛撞枕头，意味着父亲的阴茎在性交中移动。她告诉我，她可以用撞头的动作来遏制自己对盗匪的恐惧，她就是通过将自己认同为恐惧的客体，从而把自己从恐惧中解放出来。

厄娜强迫性自慰症状的结构非常复杂。她把它区分成多种形式：比如将两条腿压在一起叫做“排列”；摇摆的动作叫做“雕刻”；拉阴蒂叫做“橱柜游戏”。在“橱柜游戏”中，她想要“拉出很长的东西”。此外，她还会用床单一角在两腿间拉扯，给阴道增加压力。在相伴随的幻想中，对于不同的自慰形式她会扮演不同的角色，有时扮演的是主动的父亲形象，有时扮演的是被动的母亲形象，有时则是两者兼有。厄娜的自慰幻想具有很强的施虐——受虐特质（sado-masochistic），与原始场景及原始幻想呈现出清晰的关联。她的施虐特质指向的是性交中的父母，而后再以具有受虐特质的幻想作为回应。

整个连续的分析过程中，厄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自慰。由于我们已经建立起良好的移情，有时我也能够诱导她描述她的自慰幻想。通过这种方法，我得以发现她强迫性自慰的原因，从而帮助她摆脱其困扰。摇摆的自慰动作是从她出生的下半年开始的，这个动作出自她被动自慰的愿望，并可以追溯到她婴儿期与如厕相关的行为。分析中有一段时间，她用游戏描述出父母多种多样姿势的性交，然后对从中的挫败感狂怒不已。在游戏中间，她总是能够制造一个情境，她可以半躺着或者坐着摇晃身体，光溜溜地展示自己，最后甚至还公开要求我触碰她的性器官或者闻闻它们的味道。六岁的时候，她有一次洗澡时吓到了母亲，因为她要求母亲抬起她的一条腿，拍拍或者触摸她的下身，同时摆好小孩拍爽身粉的姿势，这个姿势她已经很多年都不曾有过了。当我对她的摇摆动作进行解析后，这个症状便完全停止了。

厄娜最顽固的症状是她在学习方面的抑制。尽管她自己也做了很多努力，但这个问题仍十分严重，平常孩子几个月就能学完的东西，她则需要两年。学习困难在分析的后期变得更为严重。在我结束治疗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有所减轻，但是尚未根除。

我已在前文提过，经过分析，厄娜与父母关系有了良好的转变，力比多水平也有了改善。我也强调了分析如何帮助她迈出了社会适应的第一步。曾经至少部分地造成了她失眠的那些严重的强迫症状（强迫性自慰、吮吸拇指、摇晃），如今也去除了。随着这些症状的治愈及焦虑水平的降低，她的睡眠恢复了正常，抑郁发作的状况也停止了。

尽管有这些好转，我并不认为分析可以完全结束了。厄娜的治疗历时两年半，共进行了575个小时的治疗，但由于外部原因被迫中止。这个案例的严重性不仅体现在孩子的症状上，也体现在她扭曲的性格发展以及完全反常的人格上，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深入分析，以进一步帮她克服遭遇的困难。她的病况依旧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因为在压力之下她也有可能复发，只是即便复发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当碰到严重压力，或者随着青春期来临，她有可能会遭遇新的病症或者其他困难。

于是这开启了一个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即我们何时能够判定孩子的分析可以完全结束。对于潜伏期儿童，即便治疗结果相当好（比如对周遭环境有很高的满意度），我们都不能将其看做结案的证据。我的结论是：即使分析给潜伏期儿童带来良性的发展，不管它有多成功，也不能够保证病人今后的发展能够完全顺利。潜伏期向青春期的过渡、青春期向成熟期的过渡，对我来说是检测儿童分析是否足够的测量标准，这个问题我将在第七章中深入探讨。在此我只是凭经验陈述一个事实，即分析越是能够深入解决心灵深处的焦虑，就越是能够确保孩子未来发展的稳定性。我们要找到一个判断标准，以确定分析是否足够深入，这个标准蕴藏在孩子潜意识幻想的特征中，或者更确切地说，蕴藏在潜意识幻想带来的转变之中。

让我们回到厄娜这个案例。在之前我已提过，在分析结束的时候，她的迫害妄想在数量和强度上已经大大减轻。但依据我的观点，她的施虐特质和焦虑本能也理应作进一步的消除，以降低青春期与长大成人后旧病复发的可能性。但鉴于当时分析已无法继续，治疗的完成只好留待未来进行。

下面我讲继续讨论与厄娜案例史有关的某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有一部分是在分析过程中发现的。我发现，在分析中对性问题的深入涉及，以及在幻想和游戏中给予她的充分自由，不仅没有增加她的性兴奋和对性的关注，反而令其有所减少。厄娜这个孩子不同于常人的性早熟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仅是她幻想的类型，还有她的举手投足，无不透露出她是一个沉湎于青春期肉欲的女孩。这一点特别可以从她对成年男子与小男孩的挑逗行为上看出。通过分析，她这方面的行为有所好转，到分析结束的时候，她也变得更像个孩子了。而且对她的自慰幻想进行分析后，强迫性自慰的行为也不再出现了。我还想强调的另一个分析原则，即一定要将孩子藏在潜意识里的对父母（尤其是对他们性生活）的疑虑与批判尽可能带到意识层面。这样孩子对周遭环境的态度会得到改善，因为他们会发现潜意识里的不满与负面判断是与现实相抵触的，于是便会放弃先前的恶意，同时他们与现实的关系也能够得到改进。我再重申一遍，能够在意识层面对父母进行批评，是孩子与现实关系得到改进的表现，这一点可以在厄娜的案例里看到。

下面我再来谈谈技巧问题。我曾不止一次提过，厄娜常会在分析期间突然勃然大怒。她的愤怒发作与施虐冲动常常伴有对我的威胁。而分析能够释放强迫性神经症的强烈情感已是一个常见的事实；与成人相比，在孩子身上的这种释放往往会通过更加直接与不可控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分析一开始我就清楚地告诉厄娜她不能够对我进行身体上的攻击，但她可以有很多种别的方式来发泄情感。她可以把玩具摔烂或者切断，踢倒小椅子，乱扔靠垫，在沙发上踩来踩去，把水打翻，在纸上乱涂，弄脏玩具与水槽，或者突然开始辱骂等等。我对这些行为丝毫不加阻止。与此同时，我会对她的愤怒进行分析，这往往能够减轻、有时甚至能够完全消除她的愤怒。在治疗期间如果遇到孩子情绪爆发，我们有三个技巧因素可以考虑：（一）我们必须让孩子保持部分情绪的可控，但只有在现实中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如此要求孩子；（二）如果在现实中无此需要，则孩子可以胡乱发泄情绪；（三）通过持续解析，并从当前的情境回溯到以前的情境，孩子的情绪便可以缓释甚至消除。

当然，在何种程度上运用这些方法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例如，对于厄娜我设计了如下计划：有一段时间，当我宣布诊疗结束的时候，她常常会暴怒，所以我就通过让诊室的门大开的方式来制止她发怒，因为我知道如果来接她的人看到她发怒，她会很难堪。我必须说，这个阶段我的诊室就像战场一样一片狼藉。到分析后期，她会迅速地将靠垫丢下然后满意地离开；到后来，她已经完全能够平静地离开诊室了。另一个是彼得（三岁零九个月）的例子，有一个阶段他也会暴怒，并伴随暴力。而到分析后期，他会很自然地指着一个玩具说：“我能够很容易地想象我把它弄坏了。”

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分析师对孩子能够部分控制情绪的要求，并不是一种教育方法。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些要求是一种理性的需要，并且不可避免。即使有时候孩子不一定能够执行，他们自己也理解它的必要性。同样，有时候我也不会执行孩子在游戏中分配给我的任务，如果实现它们太过尴尬或让我不舒服。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案例中，我也会尽我所能配合孩子的要求。另外，在孩子情绪爆发的时候，分析师要尽可能地不把自己的情绪写在脸上。

在此，我将利用从这个案例中获得的素材，来描绘我的理论观点，我也会在本书第二部分对这个观点作进一步说明。厄娜常常吮吸机车上的镀金灯，认为它们“真美，通红的，烧得金灿灿”。这镀金灯代表的是父亲的阴茎（参考“长长的金色的东西”让船长浮在水面上），也代表母亲的乳房。她对吮吸它们这件事存在强烈的罪疚感，因为当我扮演孩子时，她曾宣布“吮吸”是我最大的缺点。吮吸，也代表咬掉与吞食母亲的乳房和父亲的阴茎，这便可以解释她罪疚感的来由。我在论文中提过，正是断奶的过程，加上孩子想要吞食父亲阴茎的愿望，以及对母亲嫉妒与憎恨的感情，造成了俄狄浦斯冲突的发生。这嫉妒产生自孩子最早的性理论，即他们认为，母亲在性交中吞入了父亲的阴茎，并把它留在了身体里。这种嫉妒心理构成了厄娜神经官能症的中心问题。分析初期，厄娜让“第三者”对玩具男人与女人的小屋进行攻击，这其实是她自己攻击冲动的写照，针对的是母亲以及留在她身体里父亲的阴茎。这种冲动由女孩的口腔嫉妒激发，它也在游戏中表现了出来：她让船（代表母亲）沉了，撕裂了让船长（代表父亲）漂浮起来的“长长的金色的东西”和他的头，这代表父亲在性交中被象征性地阉割了。这些攻击幻想的细节，显示了她对母亲身体施虐攻击的程度之深。比如，她会想要把排泄物转变成危险的爆炸性物质，以从内部破坏母亲的身体。她幻想烧毁、破坏房屋，让里面的人都爆炸。剪纸游戏（做“肉泥”和“眼睛沙拉”）显示了对性交中父母的彻底摧毁。厄娜咬下我鼻子、给鼻子剪“刘海”的愿望，同样也反映了她想要摧毁留在我身体里面父亲的阴茎，这一点也得到了其他案例素材的印证。

在厄娜的幻想里，“渔妇”（她的母亲）与孩子（她自己）之间绝望的挣扎围绕着一群各式各样的鱼展开，这些鱼意味着她对母亲身体的攻击，也意味着她对母亲身体里其他东西（粪便与孩子）的攫取与摧毁。如我们所见，当她进一步幻想她和警察吞了那笔钱或者鱼的时候，我不得不在一旁看着，并竭尽所能将鱼占为己有。父母的性交场景招致她偷盗欲望，对象是父亲的阴茎和母亲体内的东西。厄娜对自己偷盗意图和完全摧毁母亲身体的反抗，表现在她和渔妇争斗之后的恐惧中，这个渔妇想要抢走自己身体里面的所有东西。我所描述的这种恐惧，是女孩对于早期危险情境的恐惧，类同于男孩的阉割焦虑。在此我想指出厄娜的早期焦虑情境与她深度学习抑制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其他分析中也可见到。我已经提到过，在厄娜这个案例里，只有对她的施虐特质与最早期的俄狄浦斯情境做了深入分析之后，她的学习抑制才有所好转。她强烈的施虐属性与对知识的强烈渴求交融在一起，出于防卫，她便对那些与知识渴求相关的活动产生了全然的抑制。算数和写作，象征着对母亲身体与父亲阴茎残暴的施虐攻击。在她的潜意识中，这些活动等同于撕裂、切断、烧毁母亲的身体及其身体里面的孩子，等同于阉割父亲。阅读也是如此，厄娜用书象征母亲的身体，阅读即是对母亲体内物质与孩子的暴力剥夺。

最后，我想借此案例提出一个观点，进一步的临床经验也证实了这个观点的有效性。从我的经验看，厄娜的幻想特质以及她与现实的关系，在强烈偏执妄想主导的案例中是很典型的。导致她发展出偏执妄想以及同性恋倾向的决定因素，正是妄想症起源的基本要素。在本书的第二部分（第九章），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在此，我只想简要地指出，我在很多分析过的儿童身上都发现了强烈的偏执特质，这些发现让我确信，在个体生命早期揭示与清除这些偏执特质，将是儿童分析中一项非常要紧且有前途的工作。

第四章 潜伏期儿童的分析技巧

潜伏期儿童的精神分析往往显得比较棘手。对于幼童来说，他们生动的想象力与尖锐的焦虑，使我们能够很容易走近与接触他们的潜意识世界。相比幼童，潜伏期儿童的想象力比较有限，而且有很强的压抑倾向，这是他们这个年龄段儿童的特征。而与成人相比，他们的自我又未完全开发，故而无法洞察自己的疾病，自然也没有治疗的欲望，所以他们既缺乏开始分析的诱因，又缺乏继续分析的动力。雪上加霜的是，这个阶段的儿童总是比较戒备并对人缺乏信任。产生这种态度的部分原因是，对自慰的抗拒挣扎深深占据着他们的心灵，这让他们对任何带着搜寻、审问、触及他们自慰冲动的事都充满反感，而只想以一己之力将这种冲动保持在可控范围。

这些特征使得我们无法找到明显的分析通道，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像幼童那样能玩得起来，也不像成人那样能够用语言表达联想。尽管如此，如果我从这些大龄儿童的本质属性出发，接近他们的潜意识，那么迅速建立起分析情境也是完全可能的。对于幼童来说，本能经验和幻想的影响既迅速又强烈，他们会把这些经验与幻想直接铺陈在我们面前，所以在初始阶段就对幼童的性交表征以及施虐幻想进行解析，是一种恰当的分析方法，这也是我在早期分析中发现的。而潜伏期的儿童则将这些经验与幻想中的性特征完全抹去了（desexualized），处理它们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七岁的葛莉特是一个非常保守，心灵被束缚的孩子，有着明显的精神分裂特质，不太容易与人亲近。但是她会画画，会用简单的线条画房子和树。她总是用一种强迫性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画，画完一个画另一个。根据她对房子和树颜色尺寸的不断改变，以及她画画的顺序，我可以知道房子代表她自己和母亲，而树代表她的父亲与弟弟，而且可以推断出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由此我开始对她解析说，她比较关心爸爸妈妈之间、她与弟弟之间以及大人与小孩之间的性差异。她同意了我的说法，并立刻在作画方式上做了一些改变以回应我的解析。而在这之前，她的画作一直是同一种风格。（借助于绘画进行分析的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月。）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看七岁女孩英格的案例。经过几次诊疗，我都没有找到接近她的方法。我尝试与她谈论学校生活与她的亲戚，但都不太顺利，她对我仍旧保持着不信任和冷漠的态度。只有在她读起学校里教过的一首诗的时候，才变得活泼一些。她认为，把冗长的篇章用短小的句子表达出来是很棒的事。在早一些的时候，她还说起有几只鸟飞进了花园不再出来。更早的时候她还讲了一些话，大致是说她和她的女朋友玩某个游戏，可以玩得和男孩一样好。我对她解释说，她一直很渴望知道孩子（小鸟）是从哪里来的，也想知道男孩和女孩的区别（句子的长短，以及男孩女孩之间的技能比较）。与葛莉特一样，我发现解析在英格身上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当联系建立起来，她带来的素材越来越丰富，分析便可以开始了。

在以上案例和其他一些案例里，被压抑的求知欲是中心问题。如果我们在潜伏期儿童分析过程中，以此为钥匙开启解析之门，那么我们就能对抗孩子心中的罪疚感与焦虑，并建立起分析情境。当然，我们的解析并不是指在智力层面的解释，而是对以疑虑与恐惧、潜意识知识和性理论形式出现的素材进行的解析。

去除了一定量的压抑之后，解析的效果方能显示出来，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建立起分析情境；（二）孩子的想象更加自由；（三）孩子不仅能够能够在分析中体验到放松，也能够部分理解分析的目的，这有点类似于成人对自己疾病的洞察。这样，解析便能够渐渐克服本章开篇提到的潜伏期阶段带来的困难——这些困难横亘于分析的初始与中间阶段。

在潜伏期，随着自我的发展，也由于孩子在幻想方面受到更深的压抑，他们的游戏与幼童相比显得更为现实，也更少幻想的成分。例如，在和水相关的游戏中，我们在潜伏期儿童身上并没有发现口腔欲望以及大小便失禁的直接表征；他们的行为往往具有被动倾向，并常以烹饪、清理等理性的形式出现。我认为，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游戏中的理性因素是很重要的，这不仅因为他们的幻想往往是深度压抑的，而且他们也会强迫性地过度强调现实，这是由于潜伏期儿童的特殊发展情况造成的。

在处理这个时期的典型案例时，我们一再发现，这些孩子的自我要大大弱于成人，而他们却努力强化自我的位置，将所有能量都放在压抑倾向之上，并为这种努力找到现实的支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依仗自我的帮助来开展分析工作，因为分析本身是反自我的；我们应当尽可能快地与潜意识达成妥协，以此一步步建立起与自我的合作。

幼童往往在分析一开始就玩玩具，而潜伏期的孩子则不同，他们会很快开始角色扮演的游戏。我和这些五至十岁的孩子玩扮演游戏，能玩上几周甚至几个月。只有当分析理清了某个游戏的细节与相关联系时，另一个主题的游戏才会开始。新开始的游戏涉及的往往是同样情结导向的幻想，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呈现出来，但它带来新的细节，让我们看到更深的联系。比如七岁的英格，从她的本性与行为看与正常的小孩无异，尽管也存在一些只有在分析中才能充分展示出来的问题。很多时间她都在跟我玩办公室游戏，在游戏中她扮演发号施令的经理，口述信稿让我笔录，也自己写信，但她恰恰有严重的学习与书写抑制。在这个游戏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她想要变成男性的欲望。有一天她不再玩这个游戏，开始和我玩学校的角色扮演。我们要注意，她不仅认为功课很难、不让人愉快，也非常不喜欢校园生活本身。她跟我玩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学校游戏，她扮演女老师，我扮演小学生。从她让我犯的错误上，我看到了她学校生活失败的重要线索。英格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她发现哥哥姐姐的优秀（尽管这和事实完全相反）令人难以忍受，从而害怕去学校后一切会重演。从她作为女老师教授课程的细节中可以发现，她对知识的渴望未曾满足，而且被压抑了。这就是为什么她觉得哥哥姐姐的优秀无法忍受，以及学校的功课索然无味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英格先是对父亲有深度认同（她当经理的游戏显示了这一点），然后再认同母亲，体现在她当老师、我当学生这个母女角色置换的游戏里。在另一个游戏里，她扮演一个玩具店店员，而我得给我的孩子们买各式各样的玩具，这些都是她觉得母亲应当给她买的玩具。她卖给我的都是些具有阴茎意象的物品，比如铅笔与水笔，收到我礼物的孩子会因此变得聪明机灵。这个游戏大致表达了她的愿望（同性恋取向与阉割情结又一次凸显），即她想让母亲把父亲的阴茎给她，在它的帮助下排挤掉父亲而赢得母亲的爱。随着游戏的进行，她想让我买食物给孩子，这明显说明了她深层口腔欲望的对象是父亲的阴茎与母亲的乳房。她所遇到的困难与学习障碍的根源，正是她的口腔挫折。

由于对母亲乳房的口腔施虐投射产生的罪疚感，英格在很早的时候就把口腔挫折看作一种惩罚手段。由俄狄浦斯情境产生的对母亲的攻击冲动，以及她想要掠夺母亲体内小孩的愿望，强化了她早期的罪疚感，并引起了她对母亲的深度恐惧，虽然她把这种恐惧掩藏起来了。这也是她为什么未能认同自己的女性状态，转而认同父亲的原因。但她同样也不能接受同性恋状态，这是由于她想偷走父亲的阴茎，而对父亲产生了过度惧怕。作为家中幼女，求知的无能（早期对求知欲的挫败感所致），导致她对自己的行为产生无能的感觉。所以，她在学校里既无法应对男性色彩强烈的活动，也无法在女性位置（feminine position）上升华，因为她并不能保持自己的女性位置（包括在幻想里怀孕生子）。而且，由于焦虑与罪疚感，她无法建立起正常的母女关系（或与学校女老师的关系），因为她潜意识里将汲取知识等同于口腔施虐的满足，而这涉及对母亲乳房和父亲阴茎的伤害。

虽然英格在现实中屡遭失败，在想象里却游走于各种角色。在我之前描述过的游戏里，她扮演办公室经理，这是她假以父亲的角色在呈现她的成功；而作为学校女教师，她管教无数学生；同时她也会变换角色，把自己从最小的孩子，变成年纪最大最聪明的孩子；在贩卖玩具与食物的游戏中，由双重角色置换可以看出，她反转了口腔挫败的情境。

我已经在这个案例中进一步向大家显示了：为了理清潜在的心理联系，我们不仅要调查某个游戏的所有细节，也要了解孩子变换游戏的缘由。我发现游戏的变换，能够使我们洞察到由一种心理位置转变为另一种心理位置的原因，或者心理位置波动的原因，从而洞察到心灵力量相互作用的动力。

下面这个案例展示了多重技巧的混合使用。肯尼斯是一个九岁半大的男孩，但就他的年龄而言，他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他总是很胆怯、羞涩，并且非常拘束，并伴有严重焦虑。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思虑过多，达到了接近病态的程度。他的课业非常失败，学识程度只相当于七岁的孩童。在家的时候，他极其有攻击性，态度轻蔑，并且难以管教。他对性方面的兴趣却不加抑制，也未能升华。他喜欢淫词秽语，喜欢暴露自己，也喜欢自慰，自慰起来也并不像同年龄的孩子会有羞耻心。

我简要地介绍一下他的情况：在肯尼斯很小的时候就被保姆性侵了。他对此事尚有记忆，这事件后来也被他母亲知晓。根据母亲的描述，保姆玛丽对这孩子也算尽心尽力，但在整洁这个问题上却相当严格。被性侵的记忆大约从五岁的时候开始，但我们可以确定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他说，保姆常常带着他一起洗澡，还让他摩擦她的性器官。显然诉说此事时他并无抑制，甚至还带着一丝愉悦。除此之外，关于她的都是些好话，他说她很爱他，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否认了她的严厉。在分析初始，他报告了一个自五岁起重复多年的梦境：在梦里，他抚摸一个陌生女人的性器官，还帮她自慰。

从第一次分析起肯尼斯就十分怕我。治疗刚开始没多久，他做了个焦虑的梦：有一个男人突然坐到了我的位置上。然后我没穿衣服，他看到我有一个巨大的阴茎于是吓坏了。通过对这个梦境进行解析，我们有了他性理论的丰富素材，分析显示，“带阴茎的母亲”这一心理意象非常明确地指向玛丽。很明显他非常害怕她，因为她会打他打得很重，但他当时不肯承认这个事实，直到后面有一个梦改变了他的态度。

即便肯尼斯在很多方面都比同龄人要幼稚、不懂事，他也很快就清晰地洞察到分析的目的与必要性。他有时候像大孩子一样作自由联想，并且会自己躺在沙发上去。事实上，分析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这么进行的。但后来，他在语言素材中加入了行为素材。比如他从桌上拿起铅笔，用它们代表人。又有一次他带了一些衣夹，把它们变成人打来打去。他也把它们当做炮弹，或者用它们搭房子。所有这些都是他躺在沙发上完成的。后来，他在窗台上发现一盒积木，就把小桌子移到沙发旁边，借用积木进行表征式联想。

肯尼斯的第二个梦将分析向前推进了一步，我将尽可能地借此梦境描述我所用的分析技巧。这个梦是这样的：他在浴室里尿尿，有个人进来了，朝着他的耳朵打了一枪并把它打了下来。当他告诉我这个梦的时候，他正用各式花样搭着积木。他向我解释他的积木游戏——他用四块积木代表肯尼斯自己、父亲、哥哥和保姆玛丽。这些人都睡在不同的房间里（房间也是积木搭起来的），后来玛丽起床了，拿着一根棍子（另一块积木）向他走过来。因为他做错了事（后来知道他做错的事是自慰与尿床），所以玛丽要罚他。而当她用棍子打他的时候，他开始帮她自慰，于是她立刻就不再打他。当她又开始打他时，他便又帮她自慰，她就又不打他了。这个过程周而复始，直到最后她威胁说要用棍子打死他，他哥哥前来营救。

当肯尼斯最终从这些游戏与联想中明白，原来他真的怕玛丽，对此他自己也颇感惊讶。与此同时，他对父母的惧怕之情也部分浮上水面。他的联想清晰地显示出，在他对玛丽的惧怕背后，掩藏着他对坏母亲的恐惧，也有对作为阉割者的父亲的恐惧。在梦中的浴室里朝他开枪、打掉他耳朵的人，就代表他的父亲，而浴室正是他经常帮保姆进行自慰的地方。

在肯尼斯的幻想里，他的父母永远在性交，他对父母联合起来对付他的恐惧，是分析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作了许多相应观察之后，我意识到，对“有阴茎的女人”的恐惧源自肯尼斯在发展早期就形成的性理论，即在性交时母亲把父亲的阴茎收入自己的身体，所以“有阴茎的女人”其实代表了父母两人，彼此结合在一起。关于这些观察，我在《俄狄浦斯冲突的早期情结》（1928）中提过，也将在本书第二部分（第八章）中详述。我将借此素材描述我的观点：在肯尼斯的梦中，首先袭击他的是个男人，然后是玛丽。他的联想显示，玛丽就是那个“有阴茎的女人”，代表母亲与父亲结合在一起。父亲一开始是以一个男人的形象出现的，而在梦的后半段，只剩下了阴茎，以及玛丽用来打他的棍子。

在此我想指出，在较大儿童身上运用的游戏技巧，其实与早期分析技巧类似。肯尼斯借由行动（游戏）而非语言的方式，渐渐地意识到他早期生活中那些重要片段。在分析进行过程中，他常常感到严重焦虑，只能够用联想跟我交流，并用辅之以积木表达作为补充。事实上，当焦虑袭来，言语往往捉襟见肘，所能做的只有玩游戏，这样的事常常发生。而当通过解析他的焦虑再一次降低后，他便又能自如地讲话了。

另外一个在技巧上进行修正的案例，是九岁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维尔纳。这个孩子很多方面的行为都类似于成人的强迫症患者，他的典型症状是近乎病态的沉思状态和严重焦虑，这种焦虑主要表现在极度易怒与暴怒发作。他的大部分分析是通过玩具与绘画进行的。我不得不坐在玩具桌边和他一起玩玩具，比起其他孩子，我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有时，我还得在他的指导下独自操作。比如，我不得不自己搭起积木，把车子开来开去等等，而他只是在一旁指挥我。他给我的理由是，他的手有时会抖得很厉害，所以他无法把玩具放到该放的位置，以免翻到或弄坏它们。颤抖是焦虑发作的一个标志。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会按照他的要求操作玩具，尽可能减少焦虑发作的时间，并且我也会对游戏中与焦虑相关的那部分操作进行解析。他惧怕自己的攻击性，并且不相信自己爱的能力，这使得他对修复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的关系失去希望，而他们正是他幻想中攻击的对象。所以，他会害怕不小心弄倒他搭起来的积木和其他玩具。对自己人际关系建设与重建能力的不信任，是他学习与游戏抑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维尔纳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被释放之后，他便不需要借助我的帮助，能够自己独立玩玩具了。他画了很多图，并对此作了大量丰富的联想。在分析后期，他主要通过自由联想的方式提供分析的素材。像肯尼斯一样，他也喜欢躺在沙发上，向我诉说他的联想——他总能讲出一连串冒险故事，故事的主要部分往往都是仪器与机械装置等。这些故事中的一些素材先前可能在他的画作里出现过，但我们从故事中能够获得更为丰富的细节。

我已在前文描述过，维尔纳深度且严重的焦虑，主要表现在暴怒与攻击性上，也反映在轻蔑、反抗、找茬的态度中。他对自己的病并无意识，常常认为自己没有分析的必要。很长的时间里，他抗拒分析的时候，总是以一种傲慢、生气的态度对我。在家里他也是一个很难管教的孩子，若不是我成功地迅速消解了他的焦虑，将他对分析的阻抗完全限制在治疗时间，他的家人也无法说动他继续治疗。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技巧运用比较困难的罕见案例。埃贡是个九岁半的小男孩，他倒没有非常明显的症状，但整体发展堪忧。即便是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他也表现得相当孤僻，非必要的话不说，在他身上感觉不到亲情，他也没有朋友。他对事物不感兴趣，也没有什么能取悦他。他确实还算爱读书，但分析显示这仅是强迫症的体现。当被问及喜好的事物，他总是以一句话回应你：“我不在乎。”他脸上挂着一般儿童没有的紧张表情，而且动作僵硬，这些都非常惹人注目。他对现实退避三舍，以至于根本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遇到故友时也认不出来。分析显示出他有强烈的神经质特质，并且还在进一步加重，并且很有可能在青春期时导致精神分裂。

这个男孩的情况简要介绍如下：大约四岁的时候，他父亲反复警告他不可自慰，如果自慰了也要向他坦白。由于这些警告，他的性格发生了显著变化。埃贡开始撒谎，并常常暴怒。后来，他的攻击性渐渐褪色，让位于越来越冷漠的抗拒，并渐渐与外部世界隔离。

一连好几星期，我让埃贡躺在沙发上（他并不拒绝，而且比起游戏来更喜欢躺着），尝试用各种方法进行治疗，但不得不承认这方面的努力都是白费。很明显，这个孩子的语言障碍已根深蒂固，我第一个任务就是用分析的方法撬开他的嘴。当我意识到，我目前为止从他那里获得的可怜巴巴的素材，仅是他玩弄手指时迸出的只言片语时（一次治疗都说不上一两句），我明白了要让分析有所突破，还是得采取游戏的方式。于是我再次问他是否对我的小玩具感兴趣，他还是那句话：“我不在乎。”尽管如此，他还是看了看桌上的玩具，玩起了小马车，别的什么都不玩。连续好几周埃贡都在玩单调的马车游戏。他让马车沿着桌边跑，然后扔到我这边的地上；我从他的眼神看出，我得把它们捡起来还给他。他反抗的对象是作为窥视者的父亲，为了从这个窥视者的角色中抽离，我和他玩了好几个星期的马车游戏，游戏的时候什么话都不说，中间也没有进行任何解析，仅仅为了用这种方式和他建立起良好关系。这一段时间的游戏内容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尽管单调（附带说一下我也极其厌倦），仍然有许多细微之处值得注意。分析显示出，让马车跑动象征着手淫与性交，让马车相撞意味着性交，将大小马车相比较意味着和父亲或父亲的阴茎相竞争。

几周之后我开始向埃贡阐释这些素材中已经彰显出意义的部分，分析在两个方面都获得了良好效果。在家里，他的行为变得更为松弛，对此他的父母深感惊讶；而在分析时，他也显示出良好的解析效果。他开始往单调的游戏里添加新的素材，尽管开始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判断，但随着时间推进，这些变化变得清晰起来，以至于后来整个游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开始埃贡仅仅是推着卡车跑，后来他开始了建造游戏，他的技巧越来越高，能把卡车一辆叠一辆堆得很高，还和我比赛谁堆得高。这时他才开始玩积木，尽管他隐藏得很好，我们马上就能发现他把积木堆成了男人与女人，或者他们的性器官。后来他不玩堆积木了，转而用一种独特的方式画画。他画得时候并不看着纸，用两手搓动铅笔画出线条，然后从这些潦草的线团中解读形状。这些形状都代表头，从这些头中埃贡能很明确地分出男人和女人。从这些头的细节以及彼此关系中，早先游戏中的素材再度出现——他对两性区别与父母性交的不理解，心中与这个主题相关的疑惑，以及他作为父母性交中第三者的幻想，等等。但是当他将这些头从纸上挖出来，剪成碎片，他的恨意与破坏冲动就很明显了，它们既代表母亲体内的孩子，同时也代表父母本身。现在我们能够意识到，那些尽可能堆高的卡车代表母亲怀孕的身体，他很羡慕母亲，并想偷走她肚子里的东西。对于母亲他有很强的竞争意识，他希望从母亲那里盗取父亲的阴茎和她的孩子，这个愿望让他对母亲非常惧怕。他渐渐获得更高超的剪纸技巧，后期的剪纸也对这些表征进行了补充。和他搭积木一样，他剪纸剪出的形状都表示人。他让这些小人相互联系的方式，小人的尺寸与男女，是否有少量或大量的部件缺失，以及他剪开它们的时间与方式，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深入了解他的反转俄狄浦斯情结（inverted Oedipus relationship）与直接俄狄浦斯情结（direct Oedipus relationship）。他和母亲的竞争关系变得愈加明显，这种竞争关系的源头是他强烈的消极同性恋倾向及其带来的焦虑，这不但跟母亲也跟父亲相关。母亲怀孕带来的对弟弟妹妹的恨意及破坏冲动，通过剪纸表达了出来，剪出来的形状代表了小小的自卑的人。他玩游戏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在剪纸游戏之后，他会玩搭建游戏，代表重建的意思；同样由于反向作用（reactive tendency），他会把剪出来的形象进行过度修饰。然而，所有的这些心理表征中，那些被压抑的问题和早期强烈的求知欲（关于两性与性交），总是一再出现，这也是埃贡语言障碍、性格封闭以及兴趣缺乏的重要原因之一。

埃贡在游戏方面的抑制可以追溯到他四岁的时候，甚至其中一部分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他三岁以前就会玩搭建游戏，但学会剪纸则要晚得多，而且只维持了很多一段时间，剪纸也只会剪出头的形状。他一点也不会画画，而且四岁以后，对于以前玩的所有游戏都兴味索然了。现在他呈现出来的状况，是深度压抑之后的升华，部分以旧兴趣重现的形式，部分则是新的创作。他以稚气和非常原始的方式玩着这些游戏，像三四岁的孩子。我必须加一句，这些改变发生的同时，埃贡的整个性格也向更好的方向转变了。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语言抑制只是有了些微好转。他确实渐渐能够更自如、更完整地回答我在游戏中向他提出的问题了，但另一方面，我在很长时间里都无法让他像其他孩子一样进行自由联想。要直到治疗后期（整个治疗历时425小时），我们才充分认识与探究到他语言抑制背后的偏执因素，并将这些因素移除。在他的焦虑大幅减轻之后，他开始以他的方式用文字写下他的单一联想。后来，他通过耳语的方式问我问题，也让我轻声回答。我愈加清晰地发现，他害怕屋里有人能够偷听到他说话，并且屋子里面有些地方他是怎么也不愿意走近的。例如，如果他的球滚到了沙发或橱柜下，或别的黑暗角落里，我不得不把球捡回来给他；并且当他焦虑上升的时候，他会重新回到刚开始分析时他那特有的僵硬姿势与固定表情。我们发现，他怀疑有迫害者正从所有角度观察着他，甚至天花板上也有迫害者的目光；这种迫害的想法，可以最终追溯到对母亲和自己体内很多阴茎的恐惧。这种将阴茎作为迫害者的偏执的恐惧，由于父亲的态度而加重了，他对埃贡在自慰方面进行监视与盘问，也让他认为母亲是同盟（“长阴茎的女人”）而因此疏远母亲。随着分析的进行，他越来越相信母亲是“好”的，并且越来越将我视为他的盟友，并把我当做保护者，保护他免遭无处不在的迫害者的威胁。直到他这方面的焦虑有所减轻，认为迫害者的数量变少了，也不再那么危险，他才能够自由说话与行动。

埃贡的晚期治疗几乎都是用自由联想的方式进行的。毫无疑问，我是借助在幼童身上使用的游戏技巧，打开了他的潜意识大门，从而对他进行治疗并把他治好的。我并不确定这一招对于更大年龄的孩子是否适用。

一般来说，我们治疗潜伏期孩子的时候会使用大量的语言联想，但在很多案例中我们应用这种方法时，必须与成人治疗不同。比如肯尼斯这样的孩子，他很快就能意识到心理分析师在帮助他，也意识到他需要这种帮助，而比他小得多的厄娜，对于想要把病治好的欲望也是相当强烈。我们在分析初始就可以时不时询问他们：“好了，你现在在想什么？”但对于很多不到九、十岁的孩子，问这样的问题却是徒劳。询问孩子的有效方式，取决于他们游戏与联想的方式。

如果观察幼童游戏，我们很快就会发现，那些积木、纸片等周围的所有东西都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当孩子在玩这些物件的时候，我们问他“这是什么”，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答案，当然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做好大量分析功课，移情也必须已经建立起来。例如，孩子们会经常告诉我，水里的石头表示想要去海滩玩的孩子，或者表示在打架的人。“这是什么”这个问题往往能够很自然地过渡到“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他们现在在哪里”等更进一步的问题。而在年龄大一点的儿童身上，我们所用的类似方式必须经过修正，才能引发他们的联想。并且，我们必须通过一定量的分析来减少他们的不信任以及幻想的压抑（在他们身上会特别强烈），并将分析情境建立起来。

回到七岁的英格这个案例，当她有一次扮演办公室经理写信和分配工作的时候，我问她“信里有什么”，她立刻回答说“等你收到的时候就知道了”。但当我收到信的时候，我发现信里面除了些潦草的涂鸦，别无他物。所以过了会儿我对她说："X先生（她游戏中的人物）让我问你信里写了些什么，因为他必须知道。他想让你在电话里读给他听。”于是她便毫无障碍地告诉了我她幻想里信件的所有内容，同时也对我说了大量启发性的联想。另外一次，我不得不假扮一个医生，当我问她她应该得什么病的时候，她说“得什么病都无所谓”。于是我像医生一样给她做全面检查，并且问道：“现在，夫人，请告诉我你到底哪里痛。”并且从这个问题开始，我询问她得病的原因，以及患病的时间等等。因为她连续好几次都扮演病人，我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丰富且深入的素材。当情境反转、我扮病人她扮医生的时候，她给我的治疗建议继续向我提供着进一步的信息。

在这里我想对本章所述做一个总结。治疗潜伏期儿童，最关键的一点是与他们的潜意识幻想建立联系，而要做到这一步，必须对与他们焦虑与罪疚感相关的素材的象征性内容进行解析。但是在这个阶段，幻想的压抑要比早期阶段严重得多，我们不得不通过那些看起来与幻想完全无关的表征，来抵达孩子的潜意识之门。并且在典型的潜伏期儿童分析中，我们必须准备以渐进的方式解决孩子的压抑问题，也必须准备面对诸多艰辛。有时，经历了几周甚至几个月分析后，我们得到的只是些新闻报道、课本内容或课堂笔记之类的无用素材。而且，那些单调的强迫性绘画、搭建、缝纫与制作游戏，特别是那些我们无法得到联想素材的游戏，对于接近孩子的幻想生活于事无补。但是我们必须用在本章开篇提到的葛莉特与埃贡的案例来提醒自己，即便是完全没有幻想素材的活动与对话，也能够为我们开启潜意识之门，前提是我们不要仅仅把它们当作阻抗的表达，而把它们视为真正的素材。通过关注这些细微的信号，将这些伴随着表征的象征、罪疚感与焦虑之间的联结作为解析的出发点，我们总能找到开启分析工作之门的钥匙，并开展我们的分析工作。

但是，我们在与自我建立起卓有成效的联系之前就与孩子的潜意识进行沟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把自我排除在分析工作之外。这种排除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自我与本我、超我的关系相当密切，并且我们只能够通过自我抵达潜意识之门。不仅如此，分析并不会作用于自我（这一点与教育方法不同），它只是为了开启心灵潜意识媒介之门，而这些媒介对自我的形成相当关键。

让我们再回到案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葛莉特（七岁）的分析在很长时间内完全依靠绘画。我们记得，她常常强迫性地交替画着各种大小的房子和树。我本可以像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老师那样，从这些毫无想象力的强迫性绘画出发，刺激她进行幻想，并将之与她自我的其他活动相联系。我也可以让她装饰和美化这些房子，或把房子连同树一起放到城镇街道里，这样就可以在活动中唤起她碰巧在艺术或地形学方面潜在的兴趣。或者我也可以让她辨别不同种类的树木，以此刺激她对自然历史方面的好奇心。如果以上尝试得以顺利进行，那么她的自我兴趣很可能凸显出来，分析师便能离她的自我更近一步。但很多案例的经验显示，对孩子想象力的刺激并不能放松孩子的压抑心理，也无法找到分析工作的落脚点。并且，这样的程序往往是不可行的，因为孩子正遭受着那么多潜在焦虑的煎熬，所以我们必须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分析情境，并开展实际分析工作。即便有机会以自我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来抵达潜意识，我们会发现与所花费的时间相比，其效果微不足道。因为所获得的素材在数量与重要性上的增长只是一种表象，其实得到的还是相同的潜意识素材，只不过换了一种更加惹人注目的形式罢了。例如在葛莉特的案例中，我们当然可以刺激她的好奇心，给她创造更有利的环境，使她对房子的出入口、树木的区别、树的成长方式产生兴趣，但是这些兴趣方面的扩展，也只不过是早期分析中同样的素材用一种伪装更少的形式展现而已。她用强迫性的方式所绘的大小树木与大小房子，正代表了她的父母兄弟与她自己。这些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大小、形状、颜色以及不同顺序呈现出来。而这些呈现的背后，是她对两性区别与其他相关问题压抑的好奇心。通过这样解析，我们了解了她的焦虑与罪疚感，并使分析得以进行。

对素材来说，如果那些显著而复杂的表征与微弱表征没有区别，那么从分析的观点来看，选取哪一种表征作为解析的出发点都是可以的。因为就我的经验来看，在儿童分析中只有靠解析才能开启与维持分析进程。所以，只要分析师能够充分理解素材和与素材相关的潜在焦虑，我们无需借助幻想，就绝对可能对那些单调的自由联想进行解析。若我们以此方法操作，那么随着焦虑的解决与抑制的移除，强烈的自我兴趣与升华便会产生。例如，虽然我并未对伊尔莎（她的案例将在下一章详述）提出相应的建议或鼓励，她也能从单调的强迫式绘画中开发出很明确的手工天分及绘画技巧。

在我讨论青春期分析技巧之前，仍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及，即分析师如何处理与病人父母之间的关系。严格地说，它并不是属于分析技巧，却于分析相当重要。分析师与病人父母之间必须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这样分析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孩子依赖父母，所以我们必须把父母也纳入分析的领域。但由于他们并不是分析的对象，所以我们只能用一般心理学方法去影响他们。因为分析会触及父母自身的情结，所以父母与分析师的关系里存在一种特殊的困难。孩子的神经官能症本身会引发父母的罪疚感，当他们向分析师寻求帮助的同时，等于承认了自己是孩子生病的罪魁祸首，而且向分析师袒露将家庭生活的诸多细节，也确实令人难堪。另外，孩子与（女性）分析师之间建立的信任，也可能引起嫉妒，尤其对于母亲。这种嫉妒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主体与其母亲意象（mother-imago）之间的竞争，在家庭教师与保姆身上也很显著，即便她们对分析本身是友善的。这些保持在潜意识层面的林林总总的因素，使父母对分析师的态度多少有些矛盾，特别是对于母亲而言，即便他们在意识层面能够洞见孩子非常需要治疗，这种矛盾心态也无法去除。所以，即便孩子的亲人能够在意识层面完全赞同分析，我们也必须防备他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干扰因素。当然，他们对分析的干扰取决于他们潜意识层面的态度，以及他们心态的矛盾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熟悉精神分析的家长那里所遭遇的障碍，一点也不会少于那些对精神分析毫不知情的家长。同样，我认为在分析前给家长灌输一大堆艰深的理论既无必要，也不妥当，因为作过多解释反而会对他们自己的情结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我只会在分析前稍微介绍一下分析的意义与效果，并会提醒家长，孩子可能在分析时被告知一些与性相关的内容，也会让家长对治疗时临时产生的困难做好准备。在所有治疗中，我都严格拒绝向家长透露分析细节，我也会像保护成人的治疗讯息一样保护孩子的秘密。

根据我的判断，我们和家长建立良好关系的目标是让他们尽可能协助我们的工作，避免从外部与内部干扰我们的工作，比如他们不应用提问或其他方式鼓励孩子谈论分析，或者支持孩子抗拒分析。但如果遇到孩子严重焦虑或者暴力抗拒分析的状况，我们的确需要家长的积极配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看管孩子的人能够克服困难，想办法将孩子带来治疗，鲁思与楚德的案例就是如此。根据我的经验，这还是能够办到的，因为一般情况下即便阻抗很强烈，孩子对分析师还是能产生积极移情的，也就是说，孩子其实对分析师既爱又恨。尽管如此，孩子家庭提供的协助并不能成为分析工作的关键辅助要素。强烈阻抗毕竟不常发生，而且也不会持久。开展分析工作时必须避免阻抗发生，如果无法避免也要尽量迅速解决。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建立与父母的良好关系，确保他们能够在潜意识层面进行合作，那么我们就能够间或获得孩子在分析时间之外的有用信息，比如任何与分析相关的转变，以及症状的出现或消失等等。但是如果获得这些信息需要付出其他代价，我宁可不要这些信息，因为它们虽有价值，也不是不可或缺的。我总是向父母强调，不要让孩子认为他们进行的每一步管教都是根据我的建议，而要把管教与分析完全分离开来。这样分析工作便能在我和病人之间保持应有的纯粹。

不管是成人分析还是儿童分析，我认为分析必须在分析师的处所进行，而且必须保持一定的时长，这一点相当重要。并且为了避免分析情境的置换，送孩子来的人不得在分析室外等候。她必须在指定时间接送孩子。

除非在养育中有重大过错，我会避免干涉孩子的养育方式，因为这方面的错误往往是家长自己的情结造成的，建议不但无用而且会增加家长自身的焦虑与罪疚感；这只会成为分析之路上的障碍，并在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这种情况在进行了深入分析后或在分析结束时，会大有改善。孩子神经官能症的治愈或减弱，会对父母产生正面影响。当母亲的管教困难减少，罪疚感随之降低，对孩子的态度也会变好。她更能接受分析师对于养育孩子的建议，并能够在内心里真正接受这些建议，这一点非常重要。尽管如此，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我们不大能够影响孩子的成长环境。我们只能够依靠孩子自身的分析效果，让孩子能够更好地适应不良环境，更好地应对环境带来的压力。当然，抗压能力是有限度的。如果孩子的成长环境过于糟糕，我们可能也无法成功完成治疗，或者面临旧症复发的可能。然而我在类似案例中一再发现，即便我们不能完全治愈神经官能症，也能够大大减轻处于不良环境中的孩子的症状，从而改善他们自我发展的状况。而且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如果我们能够改变孩子心灵最深层次的面貌，那么即便是旧病复发也不会像以前那么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时候，孩子病症的减轻也会对其外部病态环境产生有利影响。

有时在成功完成治疗之后，孩子可以被带至诸如寄宿学校等不同环境之中。而这在分析之前，由于神经症的存在与适应性的缺乏，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分析师是否应该经常与家长会面，还是尽可能限制会面，这一点因个案而异。在很多情况下，我发现限制会面是避免与孩子母亲产生摩擦的最好方法。

父母对孩子分析的矛盾心态也能够解释一个现象，即哪怕是最成功的治疗都不大可能获得父母的认可，这对于初出茅庐的分析师来说是一个令人惊愕的痛苦事实。虽然我也常遇到具有很高洞见力的家长，但大多数案例中，家长很容易就把当初孩子来时的那些征兆忘掉，也很容易忽略孩子身上发生的进步。并且，我们还需记住，父母不应站在裁判的位置上评判我们的诊疗结果。我们判断成人分析的效果，主要看分析有没有移除那些影响病人生活的困难。而在儿童分析中，评判标准主要是看我们是否能阻止类似困难的再度发生，阻止精神病的发作。家长一般不了解这一点，而我们自己必须清楚。家长们为孩子的严重症状所困，却又不肯承认它们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它们对孩子实际生活的影响力，不及神经官能症对成人生活的影响力。总之，即便无法获得家长的认可，我们也必须谨记，分析工作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孩子的健康，而非父母的感恩。

第五章 青春期儿童的分析技巧

青春期儿童的分析，在很多关键方面与潜伏期儿童分析相异。青春期儿童的本能冲动更为强烈，幻想活动更为丰富，他们的自我往往有着不同的目标，而且自我与现实的关系也较潜伏期儿童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这个阶段的分析又与幼童分析有几分类似，因为在青春期儿童身上，本能冲动与潜意识又再次占了主导地位，他们也有着更加丰富的幻想生活。而且在青春期儿童身上焦虑与情感的表现，就像幼时焦虑再度发作一样，比潜伏期儿童来得更为猛烈。

对焦虑进行回避与修饰，是幼童自我的一项重要功能，而青少年的自我发展更为完善，于是能够更好地执行这个功能。他们尽可能开发出各种兴趣与活动（如体育运动等），以便能够更好地掌控焦虑，对焦虑过度补偿，或者将它藏匿于面具之下，既不示人也不示己。他们以一种反抗的态度来达成这个目标，而这种态度正好是青春期的特质。这会给青春期阶段分析带来很大技术上的困难，除非我们能够迅速切入病人的情感世界（他们的情感往往十分强烈，且主要在反抗移情中显示出来），否则可能会导致分析突然中断。我不止一次发现，这个年龄的男孩在第一次诊疗的时候，常常期待与我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

比如，十四岁的路德维希在第二次诊疗的时候没有出现，他的母亲好不容易才把他说服，让他“再给分析一次机会”。在第三次诊疗时，我成功地让他把我当成牙医。他断言他并不害怕牙医（我的打扮让他想起了牙医），但是我对他带来的素材进行解析，让他相信事实恰恰相反。解析显示了他不但认为牙医（即我）会帮他拔牙，还会把他整个身体切成碎片。通过降低他这方面的焦虑，我成功地建立起分析情境。在他后来的分析中也常常会产生大量的焦虑，但我可以把他对分析的阻抗大体保持在分析情境中，从而确保分析的继续。

我也会在其他案例中观察到潜在焦虑的迹象，于是我通常会在治疗的初始阶段就对这些焦虑进行解析，通过解析迅速降低孩子的消极移情。但是在有些案例中，焦虑不能够马上被辨识，或者通过解析潜意识素材我们仍旧不能建立起分析情境，那么这些焦虑就可能会爆发。青少年的分析素材与幼童很相似：幼童忙于游戏，青春期与前青春期的男孩则忙于幻想人和事。三岁九个月的彼得，通过摆弄小卡车、小火车与汽车来表达，而十四岁的路德维希能够花上数个月念叨汽车、自行车和摩托车的构造区别；彼得推着小卡车跑，观察它们的彼此区别，路德维希则对哪辆车或哪个驾驶员能赢得比赛兴趣浓烈；彼得赞颂玩具人驾驶技艺高超，让它表演各种特技，而路德维希不厌其烦歌颂的则是运动界的明星。

然而，青少年的幻想更贴近现实，贴近更强烈的自我兴趣，所以他们的幻想内容较幼童而言更难辨识。而且，随着他们活动范围的增大以及与现实联系的增强，幻想的特性发生了一些改变。在现实世界里展示其勇气的冲动，以及与人相竞争的欲望变得更为凸显。这也是为什么运动在青少年真实生活及幻想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因为运动不仅带来了膜拜那些辉煌战绩与精湛技艺的机会，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竞争舞台，而且也是他们克服焦虑的工具。

男孩的这些幻想，表达了与父亲争夺母亲的意愿，也与性能力的竞争有关。与幼童一样，这些幻想伴随着各种形式的恨意与攻击性，经常导致焦虑与罪疚感。但是对青春期孩子来说，藏匿这些表现的机制要比幼童好得多。青春期男孩把英雄与伟人当做偶像，因为离自己很远，所以很容易维持对这些对象的认同。他们把父亲意象分离，一方面坚持不懈地对父亲意象（father-imagos）的负面情感进行过度补偿，一方面将攻击倾向转移到其他对象上。所以，如果我们将他们对某些对象的过度补偿，与对另一些对象（如老师和亲属）的过度敌视与轻蔑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找到对这些大男孩的俄狄浦斯情结与情感世界的分析路径。

有的案例中，压抑的存在导致人格极端受限，使得这些青少年除了某种单一运动之外不再有别的任何兴趣。这种单一的兴趣有点像幼童一成不变地玩着某种游戏，而对其他游戏视若不见。这其实是幻想受到压抑的表征，一般具有强迫性症状的特点，并不是升华的表现。可能历经几个月的分析里唯一的对话内容，就是关于足球或骑车的单调故事。但尽管材料贫乏，我们还是得从这些故事里提取出孩子被压抑的幻想内容。如果我们采用类似梦的解析技巧或游戏的解析技巧，运用置换（displacement）、凝缩（condensation）以及象征性表征等机制，并且注意到最微小的焦虑迹象与整个情感状态之间的关联，我们便能透过那些单调兴趣的表象，渐渐触及病人内心最深处的情结。这和潜伏期的极端案例有点相似。我们应该记得七岁的葛莉特在分析中一直进行毫无幻想元素的单调绘画，好几个月都是这样。另外，埃贡的案例则更为极端。潜伏期的孩子往往幻想和表达方式都比较受限，而这几个孩子尤为严重。于是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如果我们发现青春期的孩子在兴趣与表达方式上受到严重的限制，那么他们其实处于潜伏期的延伸阶段；另一方面，如果早期阶段的孩子在想象活动上受到严重限制（比如游戏时的抑制），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潜伏期的提早开始。

我将以一两个例子说明青春期阶段儿童的正确分析技巧。第一个是十五岁男孩比尔的例子。他总是一刻不停地描绘他的自行车以及车上的零部件，比如他会担心车骑得太快而把车子弄坏了——这为我们分析他的阉割情结与由自慰引起的罪疚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和朋友骑车远足，其间他们相互交换了自行车，他总是莫名其妙地担心他的车坏掉。我向他指出，从这件事和其他一些事件可以看出，他的害怕可能跟童年时代的一些性行为有关。他表示同意，并回忆起他和另一个男孩发生关系的细节。他对此事的罪疚感，以及对生殖器和身体被伤害的恐惧，深藏在他的潜意识之中。

另一个是十四岁的路德维希的例子，我已在开篇对他的情况进行过介绍。借助类似素材，我找到了他对弟弟怀有强烈罪疚感的缘由。比如，当路德维希谈到他的蒸汽机需要修理时，他会马上联想到弟弟的蒸汽机再也修不好了。与之相关的阻抗以及希望分析尽快结束的愿望，都是由于他害怕他和弟弟之间的性关系被发现。他对此事尚有依稀记忆，这在他的潜意识里留下了强烈的罪疚感，因为他有时会仗着年长力气大，强迫弟弟和他发生关系。他弟弟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他觉得他得对弟弟的发展缺陷负责。

有一次他在自由联想的时候，谈起要和朋友进行一次蒸汽船之旅，他觉得到这艘船可能会沉。然后他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火车季票，问我是否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期。他说他不知道哪个数字指月份，哪个数字指日期。车票的“截止日期”象征着他的死亡日期，而和朋友的旅行则象征着童年时代（和弟弟/朋友）的相互自慰，这正是他罪疚感以及对死亡恐惧的来源。路德维希继续说，为了不弄脏已经包装好的盒子，他取出了里面的电池。然后他告诉我他是如何和弟弟把一个乒乓球当足球踢，并且说乒乓球不那么危险，不会伤到人的头，也不会打碎窗户。于是他记起小时候的一起事故，他被一个足球重重打了一记，昏了过去。他说他并没有因此受伤，但若是打到鼻子和牙齿，还是很容易受伤的。关于这次事故的记忆后来被证明是屏蔽记忆（screen memory），事实是有个年龄较大的男孩曾经诱惑过他。乒乓球象征着他弟弟相对小而无害的阴茎，而足球象征着那个大男孩的阴茎。他将他与诱惑他的那个大男孩的关系认同为弟弟与他的关系，他觉得自己伤害了弟弟，于是充满着强烈的罪疚感。他倒空电池盒、害怕弄脏盒子的行为，反映了他因污染和伤害弟弟而产生的焦虑，因为他把阴茎放到弟弟嘴里迫使他口交，这是他和那个大男孩在一起时学来的。他害怕弄脏与伤害弟弟身体的恐惧，正是来源于他对弟弟的施虐幻想，而这又引发了更深的焦虑与罪疚感，指向的是对他父母的施虐自慰幻想。他以需要修复的蒸汽船作为象征坦白了与弟弟的关系，于是我们不仅得以借此了解他生命中的其他经历与事件，也能够走进他心灵最深处，了解他的焦虑所在。此外我还想指出，分析素材中丰富的象征形式，这正是青春期儿童分析的典型特征，所以我们也需要对这些象征作出相应的解析。

下面我再来谈谈青春期女孩的分析。月经来潮往往会引起女孩的焦虑。除了我们所熟悉的月经的意义之外，它还是一个外显的可见的符号，表示女孩内脏器官与体内的孩子被完全破坏了。所以女孩完全发展出女性气质，要比男孩培养出男性气质花更多时间，也会遭遇更多困难。遭遇的困难越多，青春期女孩身上的男性化特征就越强。另外有些案例里女孩的发展并不完全，只侧重于智力发展，性的发展与人格的发展仍旧停留在潜伏期，甚至一直持续到青春期后。在分析那些性格主动、喜欢与男性竞争的女孩时，我发现我们入手的素材与男孩的素材很类似。然而，男性阉割情结与女性阉割情结在结构上是有差异的。当我们进入她的心灵深处，接触到她的焦虑与罪疚感时，我们发现这些焦虑与罪疚感来源于对母亲的攻击性，并导致她拒绝女性角色，也影响了她阉割情结的形成。我们发现，正是她害怕身体被母亲毁坏的恐惧，导致了她拒绝接受女性与母亲的角色。这种想法与小女孩的想法非常类似。

我们分析的第二种类型的女孩，在性方面受到严重压抑，所以我们其实是从潜伏期分析切入的。我们常常会花很多时间讨论学校生活，讨论她想要做好功课取悦女老师的愿望，讨论她在针线活方面的兴趣。针对这样的孩子，我们必须使用恰当的潜伏期分析方法，渐进地消解她的焦虑，并释放她在幻想活动方面的压抑。当我们做到这一步，或部分做到这一步，女孩的恐惧与罪疚感会更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恐惧和罪疚感正是她维持女性角色的挡路石，也是性压抑的主因。而对于第一种类型的女孩，恐惧和罪疚感则更多导致了她对父亲角色的认同。

我们在那些女性角色占主导地位的青春期女孩身上也发现了焦虑的存在，它们比成年女性的焦虑显得更为严重更为尖锐。反抗与消极移情是这个年龄阶段的特质，所以迅速建立起分析情境显得尤为重要。分析显示，这类女孩的女性特质常常被夸大并外显，目的是为了将其男性情结带来的焦虑藏匿与伪装起来，而更深层的目的，则是为了掩饰她们对早期女性取向的惧怕。

在这里我将介绍一个案例，此案例虽非前青春期与青春期的典型案例，但正好展示了这个阶段女孩的分析技巧，同时也指出了治疗中的困难。

十二岁的伊尔莎具有显著的精神分裂特征，人格发展也相当不健全。她不仅智力水平不及八九岁儿童，而且也没有同龄儿童该有的兴趣爱好。她在想象活动方面有非常明显的抑制。伊尔莎一点也不喜欢说话，也不喜欢参加活动，唯一的爱好是以一种强迫式的毫无想象力的方式绘画，这一点我在下文中会详谈。她不喜欢有人陪伴，不喜欢散步与观察事物，对电影、戏剧等娱乐活动也很反感。她最主要的兴趣在食物上，如果不满足她，她就会暴怒与抑郁。她非常嫉妒她的兄弟姐妹，不是因为他们分享了部分母爱，而是在她的想象里，他们分享了更多母亲给的食物。她不仅对母亲与兄弟姐妹充满敌意，社会适应状况也不好。她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想要被爱被喜欢的欲望。她和母亲的关系特别糟糕，常常对她暴跳如雷，但同时她也依恋母亲依恋得过分。她在一家修女开办的寄宿学校待过两年，远离家庭环境也没有让情况有所好转。

在伊尔莎十一岁半时，她和哥哥发生性关系的时候被母亲撞见了。于是母亲记起来这好像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分析显示，她的确信是有依据的，并且被发现后，伊尔莎和哥哥的关系并没终止。

在母亲迫切的希望下，伊尔莎前来接受分析。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无条件顺从，加上对母亲的恨意与依恋，也是促成她接受分析的原因。一开始我建议她躺在沙发上进行自由联想。她的联想相当贫乏，主要在比较诊所的家具与她家里家具的区别，特别是她自己房里的家具。她是带着极大的阻抗离开的，并拒绝第二天再来分析，后来在她母亲的强烈要求下才勉强同意再来。根据我的经验，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迅速建立起分析情境，因为家庭的支持维持不了多久。第一次分析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伊尔莎手指的动作，在谈论家具区别时，她不断地用手指抚平衣裙的褶皱。第二次来的时候她比较的是茶壶，她说家里也有一个茶壶，只是没有诊所的好看，我就是这时开始对她解析。我对她说，她看起来在比较物体，但其实是在比较人；她是在把我或者她母亲和她自己相比，她感到自己不够好，因为她由于自慰感到愧疚，并且觉得自慰伤害了她的身体。她不断抚平衣裙的动作，意味着自慰以及修复性器官的尝试。虽然解析遭到了她的强烈否认，但我还是看到了解析的效果，因为她呈现的素材增多了，而且也不再抗拒来做分析。然而，她呈现出明显的婴儿期特征，语言表达方面又有障碍，并且伴随着强烈的焦虑，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转向游戏分析。

接下去的几个月，绘画占据了分析的主要内容，伊尔莎用圆规精确地作画，显然没有什么联想的成分在里面。她的主要活动是测量与计算物品的各种部件，这种行为里的强迫性特质变得越来越明晰。经过缓慢与耐心的分析工作，我们发现不同形式与颜色的部件代表不同的人。她强迫式的测量与计算，被证明来源于她强迫式的求知冲动，即她希望探索母亲的身体，获知她肚子里孩子的数目，了解两性之间的区别等等。在这个案例中，她整个人格与智力发展的抑制是早期强烈的求知本能受到压抑造成的，她在反抗中拒绝了所有知识。在绘画、测量与计算的帮助下，分析有了很大进展，伊尔莎的焦虑也不再那么强烈了。所以六个月后，我建议我们重新尝试躺下分析的方法，她也这么照做了。她的焦虑再次变得强烈，但我随即又将它减轻。从那以后，分析的步伐加快了。由于伊尔莎的联想贫乏单调，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没法保持与其他青春期儿童分析相同的进度，但随着分析的进行，我们越来越接近正常的标准。她开始变得想要让老师满意，想要得到好的评价，但是学习方面的严重抑制使她无法实现这个愿望。现在，她真正充分地意识到自己的缺陷所带来的失望与痛苦。在写学校的作业之前，她会哭上好几个小时，最终还是什么也没做成。如果在上学之前，她发现袜子有破洞她没有补好，她会变得非常绝望。分析时她总是一再把话题从课业方面的失败，引到她服饰或身体的缺陷问题。连续好几个月，她的分析总是围绕着学校生活故事，围绕着关于袖口、衬衣领子、领带和其他衣服部件的单调陈述——她总是说它们要么太长，要么太短，要么太脏，要么颜色不正等等。

这个阶段的分析素材，主要来自于她课业失败的细节。她因为不知道作文写什么主题好而不停抱怨，于是我鼓励她对该主题进行联想，这样的被动幻想（forced phantasies）对分析非常有益。对她来说，写作意味着对“无知”的承认，即她对父母性交之事一无所知，也完全不了解母亲身体里面有什么。她心中所有与这基本的“无知”状态相关联的焦虑与反抗，被学校的课业所激活了。并且和其他孩子一样，对她来说写作代表着坦白，这便更加触及到了她的焦虑与内疚。例如，有一个写作的主题是“请描述一下选帝侯大街”，这使她联想到商店橱窗、橱窗里的展示品以及她想要拥有的东西，比如她想要一个装饰得很漂亮的大火柴盒，是她和妈妈上街时看到的。她们真的进过那家商店，她妈妈还试过其中一根大火柴。她也想点一根火柴试试，却因为害怕母亲与售货员而放弃了。售货员代表的是父亲的形象；火柴盒及其内容物，和橱窗里的展示品一样，代表母亲的身体；划火柴则代表着父母性交。因母亲在性交时拥有父亲而产生的羡慕和攻击冲动，是她深层罪疚感的来源。另一个作文主题是“圣伯纳犬”。当伊尔莎提到这些聪明的狗如何救出快要冻死的人时，她开始抗拒分析。她后来的深层联想显示，她幻想中被埋在雪里的孩子，代表被抛弃的孩子。这说明了她之所以写这个主题困难重重，是源于对已出世和未出世的妹妹们的死亡渴望，以及她害怕母亲因此抛弃她的恐惧心理。而且，学校布置的每项作业，不管是口头作业还是书面作业，对她来说都是一种坦白。她对数学、几何、地理等功课也有特殊的抑制，更增加了她的困难。

随着伊尔莎的学习困难逐渐减少，她的整个性格发生了巨大变化。她的社会适应性增强了，能够和其他女孩交朋友，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的关系也大为改善。她看上去与其他正常女孩无异，兴趣爱好也渐渐地接近同龄人。她的功课表现不错，成为老师们的得意门生，甚至可能还过于听话了。她的家人对分析的成功非常满意，认为可以就此结束分析了。但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伊尔莎此时十三岁，生理上的青春期已经开始，但就心理而言，她很明显才刚刚成功完成到潜伏期的过渡。分析通过减弱她的焦虑与罪疚感，使她更好地适应社会，并在心理上迈入潜伏期。然而，尽管已达成了这些改变，在我面前的这个孩子仍然十分依赖，对母亲过度固着。虽然她的兴趣变得更加广泛，但是她基本上没有什么主见，表达看法的时候总要加一句“我妈说”。她希望取悦他人，关心自己的形象（以前她一点也不在乎），需要被爱与认可——这一切都源自她讨好母亲和老师的愿望，这同样也使得她想要比同学做得更好。她的同性恋取向还是占据主导，在她身上看不到丝毫异性恋冲动的迹象。

后来伊尔莎继续正常地接受分析，她不仅在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做出了重大改变，而且分析也影响了她整个人格的发展。我们对她的月经焦虑进行分析，这对她帮助很大。她过度依恋母亲就是焦虑和罪疚感导致的。伊尔莎仍旧会时不时对母亲大发雷霆，但是这样的时候越来越少。进一步分析彻底揭示了她对母亲的那种原生的竞争态度，以及对她深深的恨意与嫉妒，因为母亲不仅拥有父亲的阴茎，还拥有他的爱。经过这样的分析，她的异性恋倾向增强了，同性恋倾向式微。直到此时，我们才真正迎来了她的心理青春期。在这之前，她既无法批评母亲，也没有主见，因为这些对她来说都意味着对母亲进行暴力的施虐攻击。对伊尔莎施虐幻想的分析，大大加强了她的自立性，这一点可以在她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中看出来。同时，她也能够更直接地反对母亲的意见，但这并没有造成特别大的问题，因为这对于她其他方面的进展来说只是个小毛病。经过了425小时的分析之后，伊尔莎与母亲之间建立了稳定、深情的关系，同时也建立了异性恋倾向。

我们可以从这个案例看到，女孩无法处理自己过强的罪疚感，导致她不能顺利过渡到潜伏期，也妨碍了她的整个发展。她的情绪被错置了，只能在暴怒中找情绪的出口；她对焦虑的修饰也走偏了。伊尔莎总是一副不快乐不满意的表情，既不知晓自己的焦虑，也不明白自己对自己的不满。分析有一个重要的进展，就是使她明白了自己的不快乐与自卑感，明白了自己对没有人爱的深深绝望，以及自己在无助中放弃了去赢取别人爱的努力。以前她对来自身边的爱与赞扬有一种明显的冷漠态度，后来却极度渴望着它们，使得她对母亲的特别顺从，这也是潜伏期的特征。在分析的后期，我们揭示了她强烈罪疚感与课业失败的深层原因，一旦她意识到了自己的病症，分析便容易多了。

早先我谈到伊尔莎与她哥哥之间的性行为。她的哥哥比她大一岁半，在我开始分析伊尔莎不久，我也开始治疗她的哥哥。对两个人的分析都显示，他们之间的性行为从童年早期就已经开始，一直持续到整个潜伏期，只是间隔期比较长，形式也相对缓和。值得注意的是，伊尔莎在意识层面上对此事无丝毫罪疚感，只是对哥哥表示厌恶。对她哥哥进行分析后，他完全停止了与妹妹的性行为，这反而激起了伊尔莎对哥哥更大的恨意。但在后来的分析中，随着她其他方面的变化，她开始对这件事产生了强烈的罪疚感与焦虑。

我发现，伊尔莎处理罪疚感的方式具有反社会的人格特质，比如她拒绝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对身边的人充满敌意、常常反抗。在肯尼斯的案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运作机制，他对别人的意见完全不在乎，并且极端缺乏羞耻心。我们甚至可以在正常但淘气的孩子身上观察到类似现象，只是程度上要轻一些。对各个年龄层孩子的分析显示，减轻他们的潜在罪疚感与焦虑，能够增强他们的社会适应性，增加他们的责任感——分析得越深入，社会适应性与责任感就越强。

这个案例也向我们指明了在女孩的发展过程中，哪些因素在成功过渡到潜伏期的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哪些又在向青春期的过渡中起作用。像我们之前提过的那样，有的青春期女孩其实是处在她延长的潜伏期之中。通过对她们早期焦虑与罪疚感（源于对母亲的攻击性）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促使她们成功过渡到青春期，也能够帮助她们顺利进入成人世界，以确保她们女性化的性取向与人格特质能够得到完整的发展。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在此案例中所运用的分析技巧。在治疗的前半段，我使用的是潜伏期分析技巧，而后半段使用了青春期分析技巧。我已一再提及，针对儿童发展的不同阶段，要运用不同形式的心理分析技巧。我想强调的是，对于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早期分析技巧都是基础。在上一章中我曾说过，我分析潜伏期儿童的基础技巧，来自于我为幼童开发的游戏技巧。而本章讨论的案例显示，早期分析技巧同样也可以用在很多青春期儿童身上。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考虑这些青春期儿童行动与表达幻想的需要，不能小心翼翼地管理他们放纵自由的焦虑，不能够运用有足够弹性的技巧，那么我们在很多棘手的案子面前可能会力不从心。

在分析心灵的最深层面时，我们必须观察特定的情境。与修饰过的浅层焦虑相比，那些深层焦虑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要强大得多，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些焦虑进行充分的管理。为了管理这些焦虑，我们要将焦虑带回它的源头，通过系统地分析移情情境来解决它。

在本书开头的章节中，我已经描述了在孩子很害羞或者对我很不友善的情况下，如何立刻开始分析消极移情。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在潜伏焦虑浮上表面、焦虑发作之前，及时对潜伏焦虑中隐藏的信号进行识别与解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掌握全面的知识，一方面必须知晓儿童早期阶段的焦虑反应，另一方面必须了解自我为了对抗这些焦虑而采用的防御机制。事实上，分析师必须掌握心灵最深层次结构的理论知识。分析师的解析工作，必须针对那些和大量潜在焦虑相关联的素材，并且必须让那些已经被激发的焦虑情境彰显出来。他必须建立以下关联：（一）潜在焦虑与其下特定施虐幻想之间的关联；（二）潜在焦虑与自我对抗焦虑的防御机制之间的关联。换句话说，为了通过解析解除病人的特定焦虑，分析师必须在曲折小径中探索超我的威胁、本我的冲动，以及自我为了协调超我与本我所作的尝试与努力。于是，解析便能循序渐进地，将被激发出来的焦虑内容带入意识层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分析师必须绝对杜绝在病人身上使用“非分析”的方式，因为只有避免对孩子使用教育或道德影响的手段，分析师才能触及心灵的最深层面。如果分析师用“非分析”的手段阻止了孩子的本能冲动，那么他也将不可避免地压制了他们的本我冲动（id impluses）。即便在分析幼童时，要深入接触孩子最原始的口腔施虐与肛门施虐幻想，也是一件艰苦卓绝的工作。

并且，通过对孩子的焦虑进行系统调节，孩子在两次分析的间隔期也不会积累太多焦虑，或者即便是分析提早中断，焦虑也会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如果遇到这样突然中断的情况，焦虑的确会暂时变得更加强烈，但孩子的自我会马上对它进行约束与修饰，甚至比分析之前做得更好。在有些案例中，孩子甚至能躲过强烈焦虑期的过渡阶段。

我已强调过青春期与儿童发展早期阶段之间的相似性，下面来简要谈一谈它们的区别。与潜伏期相比，在青春期阶段儿童的自我发展更为完全，兴趣更为成熟，这就需要分析师采用更加接近成人的分析技巧。对于某些特定的孩子或特定的分析阶段，我们可以求助于其他表征方法，但总的来说，在分析青春期儿童时，我们主要依靠的是语言联想，因为只有通过语言，这些年轻人才能够完全与现实建立起联系，并培养出正常的兴趣爱好。

基于这些原因，分析师在分析青春期儿童时，必须同时掌握成人分析技巧的全部知识。我认为对儿童分析师来说，成人分析技巧方面的训练，是掌握儿童分析特殊技能的基础。若非在成人分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足够经验，分析师是无法进入儿童分析领域，因为儿童分析在技术上更为艰难。为了在儿童不同发展阶段修正治疗形式的同时，又坚持分析治疗的基本原则，分析师不但要精通早期分析技巧，还必须对成人分析技巧融会贯通。

第六章 儿童神经官能症

目前为止，我已经探讨了如何像成人一样对儿童进行深层次分析的策略。下面我将讨论究竟哪些症状的出现，是儿童是否接受治疗的标准。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儿童身上的哪些障碍应视为正常行为，而哪些障碍是神经官能症的表现，即哪些时候只是儿童在调皮捣蛋而已，哪些时候表示儿童的确得病了。总体说来，我们期望碰到一些典型的障碍场景，这些场景的发生次数和结果虽会千差万别，但只要它们没有超出特定范围，它们仍然是儿童成长过程的一部分。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因为这些障碍在儿童发展过程中在所难免，我们很难鉴定这些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障碍，在何种程度上是严重发育障碍的基础和症状。

进食习惯上的一些明显障碍，尤其是焦虑的各种表现形式，无论是夜惊还是恐惧症，基本上都被明确认定为官能症表现。但是基于幼童的观察结果表明，他们表现焦虑的形式多种多样，并都经过修饰。甚至早在二三岁时，他们表现出来的各种焦虑变体已反映出相当复杂的抑制过程。比如，即使没有再出现夜惊，他们还是会偶尔出现睡眠障碍，如晚睡、早醒、晚上睡不安稳或者容易惊醒、午觉入睡难等。这些都是我在心理分析中发现的原始夜惊的各种变体。这类儿童通常还有很多让人不安的爱好和仪式，这些爱好和仪式使他们在睡前沉迷不已。与此同时，未加修饰的原始进食行为通常会成为一种进食习惯，如吃得慢慢吞吞、咀嚼不当、对任何食物都提不起食欲等，这些进食行为甚至干脆演变成糟糕的餐桌礼仪。

显而易见的是，儿童一见到特定人群就会表现出来的焦虑通常被当成胆小。后来我们就会发现，这恰恰是社交场合抑制或者羞怯的表现。所有这些不同程度的恐惧只不过是原始焦虑的不同变体而已，因此，害怕见人可能会决定他们以后所有的社交行为。如果儿童明确对某些动物怀有恐惧心理，慢慢地，他们就会开始厌恶这些动物，甚至是所有的动物。如果儿童害怕看到某些没有生命的物体（事实上它们通常会被幼童赋予生命），一旦长大成人，这种恐惧就会变得逐渐外显，使他们厌恶所有与此相关的活动。因此，假如小孩害怕电话，以后他就会变得讨厌打电话。再例如，儿童对引擎的恐惧可能会让他们厌恶旅游，或者一出游就会让他们感到疲惫不堪。在另外一些案例中，对街道的恐惧会让他们变成厌恶上街散步。这类抑制行为同样会出现在运动和动感的游戏中。这些我已在论文《早期分析》中进行过详细论述。这种抑制行为的外显方式千差万别，程度各异，他们要么讨厌某种运动的特殊形式，要么厌恶所有的运动项目；要么容易感到疲劳，要么觉得自己身体笨重，迈不开步等。正常成年人的某些癖好，习惯和压抑也同属此类情况。

普通成年人通常都会找出一些借口，进而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喜欢某些物体。他们通常会说这些物体太无趣了、不够档次、不干净及诸如此类的原因（这种不喜欢从来都不缺理由开脱）。必须承认，相比成人，儿童身上的这类厌恶和习惯会更加强烈，也更缺乏社会适应性，通常会被认为是顽皮捣蛋的表现。然而，这些始终还是焦虑和罪疚感的外显方式。它们跟恐惧症紧密相关，通常也跟强迫性仪式有着紧密联系。它们取决于于儿童在细节上的诸多情结，因此教育措施通常会行不通，然而这些问题经常可以像其他神经官能症状一样通过分析解决。

在此，我只能提一两个我所观察到的有趣案例稍加说明。有个小男孩会瞪大眼睛做鬼脸。另外一个男孩会不停地眨眼睛，以此拒绝承认自己对失明的恐惧。还有个男孩会张大嘴巴表示自己对口交行为（fellatio）的忏悔，随之会吹个口哨表明自己放弃忏悔。我经常发现，大人在给儿童洗澡或者洗头时，儿童经常会表现出任性行为。这些行为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一直害怕自己会被阉割，或者害怕整个身体都被毁了。我还发现，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挖鼻孔其实象征着他们对父母身体的肛门攻击。父母和护士很难说服儿童帮他们做一些极其简单的事情，或者让他们学会先思后行（这通常会把负责人员搞得极不愉快）。最后我们会发现，这些困难自始至终都因焦虑而起。比如，在有些案例中，儿童不喜欢从盒子里拿出东西。后来才发现，这个动作象征着对母亲身体的激烈攻击，这是禁止行为。要是真的从盒子里拿出东西，攻击行为就会变得实体化。

儿童的精力会特别旺盛，也比较活泼好动，以至于有时会表现得骄傲自大，目无尊长。而大人通常会根据自身经验错误地认为，这要么是脾气比较怪的表现，要么是目空一切和蔑视作用下的不服管教。其实这种行为还是焦虑的过度代偿。而且这种克服焦虑的方式会极大地影响儿童的人格塑造过程（character-formation）及以后他们对社会的态度。活跃好动的同时通常伴随着坐立不安，在我看来，这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症状。在坐立不安的过程中，儿童会使运动神经成功得到释放。这种释放的需求通常在潜伏期初期就开始慢慢积蓄力量，到最后就变成了非常明显的模式化行为。这种行为很容易在儿童表现出来的过度好动中忽略不计。到了青春期或者稍微更早的时候，他们会再次出现或者变得更加明显，也为抽搐（tic）的出现埋下了隐患。

我反复强调游戏抑制（inhibition in play）本身所带来的重大意义。这种抑制通常会隐藏在各种五花八门的形式中。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各种强度的表现形式，比如儿童明确不喜欢某些特定的游戏种类，对任何一种游戏都缺乏耐力，这些都说明了游戏中的部分抑制。此外，有些儿童需要别人在游戏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希望对方能积极主动，自己也不会主动去拿玩具，等等。还有些儿童只喜欢玩有固定规则的游戏，这样他们只要完全按部就班就可以了；还有的儿童只喜欢玩特定的几种游戏（他们时常玩这些游戏，真可谓乐此不疲）。这些儿童不得不极力抑制幻想，这通常还伴随着强迫性的特点；与其说这些游戏是一种意志的升华，不如说是一种强迫性行为。

某些游戏背后隐藏着一些模式化或固定僵化的动作，尤其是处于向潜伏期转变的发展时期。有这么个小男孩，八岁，过去经常玩警察值岗的游戏，几个小时内来来回回地重复着一些特定的动作，有时又会突然面无表情、一动不动地站很长时间。在有些案例中，儿童则会表现出与抽搐紧密相关的异常好动（peculiar overactivity），这些也会隐藏在特定的游戏中。

如果儿童不喜欢所有互动频繁的游戏，也缺乏灵敏的反应，这预示着他们以后会不喜欢运动，也通常预示着小孩哪里出问题了，这个征兆很值得关注。

在很多案例中，无法尽情玩游戏通常会在以后抑制学习。也有一些案例中，儿童虽然无法让自己敞开玩游戏，却能在学业上取得不错的成绩，结果后来却发现他们的学习动机大多是强迫性的，有些儿童后来还在学习上遭遇严重的瓶颈，感觉到了极限，这些在青春期时尤其明显。

学习上的抑制就如无法尽情玩游戏一样，有着不同程度的强度和多种不同的形式，比如天性懒惰、缺乏兴趣、特别不喜欢某些科目或者养成了拒做家庭作业的怪癖等，后来也仅仅迫于压力，才不得不在最后一刻做作业。这种学习上的局限性通常也是将来各种职场问题的基础。也就是说，职场上的抑制常可在儿童无法尽情玩游戏中看出点苗头。

我在论文《一个儿童的发展》（1921）中指出，儿童是否对性启蒙表现出抵触情绪，是判断他们是否有问题的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果儿童回避这方面的任何问题（这种回避通常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个劲地问这方面的问题，或者跟这种强迫行为轮流出现），这个征兆通常预示着他们在求知本能上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障碍。众所周知，儿童会不厌其烦地问问题，这种状态发展下去通常会造成成人的沉思狂躁症（brooding mania），一般跟神经障碍有关系。

儿童出现忧郁倾向、容易摔倒、习惯敲打自己或自我伤害都是各种恐惧和罪疚感的表现形式。儿童分析使我确信，这种反复出现的小事故——偶尔比较严重——只不过是更为严重的自我摧残和伤害的替代品，它们表征着各种不高明手段下的自杀企图。很多儿童，尤其是男性儿童都会对疼痛过度敏感，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通常会在很小的时候夸张地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然而这种满不在乎只不过是一种防御或者掩饰焦虑的巧妙手段罢了。

儿童对待礼物的态度也极具特色。儿童在这方面特别贪得无厌，因为没有一种礼物可以让他们获得真实又持久的满足感，只会一再感到失望。而有些儿童几乎对礼物没什么欲望，基本上对所有的礼物都漫不经心。在分析成人时，我们也同样会在很多情境中发现类似的两种态度和表现。有些女性总是心心念念想着买新衣服，然后却从来都没有真正欣赏过这些新衣服，显然也会永远都觉得没衣服可穿。

总的来说，女性总是一味追求新奇好玩，爱的对象多半容易换来换去，无法得到真正的性满足。也有一些女性对任何东西都提不起兴趣，无欲无求。在儿童分析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到，礼物代表着一切有爱的物体，如母亲的乳汁和乳房、父亲的生殖器、尿液、粪便和婴儿等，这些礼物大人通常会拒绝给予。然而，这些礼物也同样向儿童证明了一点，即那些他们曾想以施虐的态度占用过的礼物，如今就这样平白无故地给了他们，这由此让儿童意识到，自己完全可以减轻罪疚感。儿童在潜意识中认为，没有得到礼物就像所有其他挫折一样，是对他们攻击冲动的惩罚，这攻击冲动与原始欲望有关。在其他案例中，如果儿童过多的罪疚感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或顺利疏通，再加上他们害怕再次失望，那么他们就会压抑所有的原始欲望，这些儿童也就根本没法享受礼物。

儿童若无法容忍挫折，则会无法处理挫折，也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因为这种能力的缺失会在潜意识诱导儿童，使他们认为所有成长过程中无法避免的每一个挫折都是一种处罚。针对大一点的儿童（有些案例中也可能是幼儿），容忍挫折上的能力缺失常会被表面上的和谐所掩盖，因为他们会因时制宜地去取悦别人。这在潜伏期尤其突出，这种看似适应的外表下很容易掩盖着更深层次的障碍。

许多儿童对欢宴和节日的态度也同样值得关注。他们会焦躁不安地盼望圣诞节、复活节等节假日的来临，但这些节假日一结束时，他们又都会觉得意犹未尽，完全不满足。这类节假日，有时甚至是周末都多少会给他们一种希冀，觉得一切都会焕然一新，从头开始。除此之外，节假日通常意味着他们能收到翘首以待的礼物，他们同样希望所有自己遭遇的及做过的错事都能得到补偿。家庭欢宴能深刻地展示出儿童身上与家庭生活有关的各种情结。比如生日聚会常象征着重生，其他儿童的生日聚会激发出他们内心的矛盾冲突，它们针对着已有或即将出生的兄弟姐妹。因此，儿童在欢庆和假日中的应对方式是儿童神经官能症的某种先兆。

儿童对剧院、电影院及各类演出的厌恶跟他们在求知本能上的障碍紧密联系。我发现，这种障碍源本质上是因为他们压抑了对父母性生活的兴趣，并防备自我性生活。这种态度会在很多方面抑制儿童的升华。归根到底，它归咎于儿童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焦虑和罪疚感，源自于其对父母性交的攻击幻想。

我同样想强调一下各类儿童生理疾病中的心理因素。可以明确的是，很多儿童大多都会通过生病来表达焦虑和罪疚感（此种情况下康复具有安抚作用）。一般来说，如果儿童在某个年纪经常患上某种疾病，这部分原因是由神经官能症引起的。这种心理性疾病不仅会导致儿童更容易受感染，还会增强疾病的严重度，拉长患病的持续时间。总体上，经过一整套的分析治疗后，儿童得感冒的几率会大幅度减少。在有些案例中，儿童几乎没再感冒了。

我们知道神经官能症和人格的塑造有紧密联系，而且在成人分析中发现，神经官能症还会让他们心性大变。目前为止，虽然我们在大一点的儿童身上发现，分析几乎一直正面影响着他们的人格变化，但是如果这个分析更早进行的话，它不仅可解决神经官能症问题，还可以消除教育障碍，这可谓意义深远。可以说，幼儿的教育障碍跟大一点的儿童和成人身上出现的人格障碍很相似，它们之间似乎有一种类比关系。顺着这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一聊到人格话题，首先想到的是个体本身，尽管个体的人格会对环境造成干扰。而当我们提到教育障碍时，脑海中立马浮现的是儿童监护人必须面对的挑战。这种思维方式很容易让我们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教育障碍是关键成长过程的外显方式，这个过程在俄狄浦斯情结消退后形成。由此，教育障碍是发展中或已形成人格的后效应（after-effects），也构成了后期神经官能症或任何发展缺陷的基础。这种障碍会通过多种方式体现出来，在学习上尤其明显。更准确一点，它们应被视为神经官能症或人格障碍，而不是教育障碍。

综上所述，我认为，人格上的神经质是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无一例外都会碰到的障碍。也就是说，每个儿童都会有一个神经质的发展过程，只不过随着个体的不同，它们的表现程度各有差别罢了。既然大家都认为心理分析在解决成人神经症问题方面犹如灵丹妙药一般，那么它也可以被用来处理儿童的神经症；既然每个儿童都会有一个神经质的发展过程，那么心理分析应该也适用于所有儿童。这些似乎都顺理成章。就目前而言，出于实际考虑，只有极少数正常儿童会在出现神经官能问题后接受分析治疗。因此在描述需要就医治疗的指标时，我们要明白无误地指出哪些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症状，哪些只是有官能症迹象。这点非常重要。换句话说，我们要斩钉截铁地告诉对方，哪些症状会导致儿童在今后的生活中出现严重障碍。

我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因其影响幅度和发展特点的关系，婴儿期神经官能症的严重性通常不会弄错，但无法否认的是，由于它的特殊迹象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的确会存在个别未能识别婴儿期官能症的案例。我认为，儿童神经官能症的关注度之所以远远低于成人的神经官能症，应该是因为它的症状在许多方面都跟成人的症状截然不同。事实情况是，分析师尽管知道成人神经官能症下隐藏着婴儿期神经官能症，但是长久以来，他们都未能从实际经验中得出结论，即神经官能症对儿童而言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即便儿童本身已经呈现了足够多的迹象来支持这一观点。

与成人神经官能症的对照结果并不能作为婴儿期神经官能症的标准，因为即便儿童与非官能症患者的正常成人看似完全无恙，我们也决不能断定这个儿童完全没有神经质。因此，如果一个儿童能够成功满足教养过程中的各种要求，也没有被幻想生活和本能掌控左右，事实上，他还能在各方面完全适应现实，甚至没有太多的焦虑表现，则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儿童不仅早熟，很无趣，还会非常不正常。在面对未来的成长蓝图时，如果儿童不得不强烈压抑幻想，那我们可以完全断定这儿童的未来令人担忧，因为成长的必然先决条件就是幻想。在这样的成长路径中，儿童忍受的不是轻微的神经官能症，而是没有症状的神经官能症。就我们从成人分析的经验判断，这种官能症通常会很严重。

在儿童头几年的生命中，我们通常期望找出各种清楚的迹象，并由此判断他们在激烈挣扎、经历骤变。然而这些迹象在很多方面都跟成人神经官能症的症状有所不同。正常儿童在某一个时期会明显表露出矛盾心理和各类情感；他们会明显顺从本能上的冲动和幻想行为，也很容易受到超我的影响。他们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会碰到一些障碍，因而也会造成一些教养困难，因此通常不可能是一个好养的儿童。但是，如果他们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碰到的障碍超过了一定界限，并产生了太多强烈的焦虑和矛盾心理，换言之，如果这些障碍给儿童和环境施加非常严重的痛苦时，我们就可明确称之为神经质儿童。话虽如此，相比有些儿童而言，这种神经质还不算太严重。有些儿童很早就学会压抑自己的感情，这种压抑是如此强烈，以致别人几乎都观察不到任何情绪或焦虑。轻微神经官能症和严重官能症会在数量上有所差别，除此之外，儿童解决障碍的方式是真正对它们进行区分的关键因素。

上面提到的迹象和症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观测点，促使我们开始研究儿童处理焦虑的方式（这种方式通常会非常模糊不清）及从中呈现出的一些基本态度。比如，假定一个儿童不喜欢出去看各种演出（无论演出是在剧院还是电影院），也从不以问问题为乐，还无法尽情玩游戏，或者只玩一些没什么想象空间的特定游戏，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儿童在求知本能上有了严重障碍，正强烈压抑着他的幻想生活，尽管他可能会很好地适应别的方面，表面上似乎也没什么大问题。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大多会在将来以强迫性的方式满足求知欲，而且有可能出现其他官能症症状。

对很多儿童而言，他们能轻松适应成长过程中的各种要求，一开始出现的无法容忍挫折的症状也会被慢慢淡化。他们从小就变得乖巧懂事，也懂得配合别人。但恰恰是这些儿童，他们大多会对前面讨论过的礼物和欢宴表现得无动于衷。除此之外，如果他们强烈抑制自己玩游戏，过度执着于自己的客体，那他们以后出现神经官能症的几率会很大。他们对生活心存悲观，态度消极。他们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不惜一切代价摆脱焦虑和罪疚感，即便这意味着他们要放弃一切快乐和本能上的满足。同时，他们比一般人更依赖于客体，因为他们需要通过外在环境寻求庇护和支持，以便消除内心的焦虑和罪疚感。如果儿童对礼物几近贪得无厌，也无法容忍成长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各种挫折，那这些儿童表露出的各种障碍会更加明显，尽管他们的重要性在本质上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可以明确的是，在本书列举的一些典型案例中，这些儿童不大可能在将来成为一个内心完全平和，情绪完全平稳的人。同样，一般来说，这些儿童给人的总体印象，如他们的走路方式、脸部表情、一言一行等都会不小心泄露出他们不成功的内在适应。对任何案例而言，单独的分析就可判断出这些障碍的严重程度。我反复强调指出，通常只有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分析治疗后，我们才能分辨出一个儿童是否存在精神不正常或者具有精神病的症状。这是因为，就像神经官能症的症状一样，儿童精神不正常的症状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成人的症状。在我这接受分析治疗的儿童中，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官能症症状。这些症状跟严重的成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症状几乎一样。分析结果表明，他们已经存在严重的偏执狂特征。

目前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儿童出现何种迹象才能表明其不错的内在适应呢。如果他们享受游戏的乐趣，能在游戏中随意自由地发挥幻想，与此同时，很多迹象明显表明他们能成功适应现实，亦能很好地处理自己跟客体的关系，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依赖，那么可以说这些都是良好的征兆。另外一个不错的迹象是，他们不仅满足了上面几点，他们还能相对稳定的发展求知本能，可以随意地在包容万象的不同领域中自由选择兴趣，也没有显示出强迫和激进的特征。这两者是典型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症状。在我看来，情感和焦虑在一定程度上的表露也是良好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我认为，所有上述提到的征兆以及其他预测性良好的指标也只有有限的参考价值，它们也绝不能保证儿童的未来会万无一失。因为儿童是否会在成人生活中再次出现神经官能症的问题，通常要依赖于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接触的外在现实是否有利，而外在现实是不可预测的。

另外，在我看来，我们似乎对正常个体的心理结构和潜意识中的障碍知之甚少，因为他们更容易成为神经官能症的分析对象，而非心理分析的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不同年龄层中心理健康的儿童，我确信即使他们的自我能做出正常反应，但他们也同样不得不面对各种焦虑、潜意识中的强烈罪疚感及深度抑郁。我还确信，面对这种种障碍，如果我们要在一些案例中区分出正常儿童的和神经官能症儿童，唯一的方法是看他们是否能更加有信心、也更积极地处理这些障碍。个人认为，这些案例的分析治疗结果似乎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分析治疗是有价值的，即使是针对那些只有轻微神经官能症症状的儿童。有假设认为，如果儿童的焦虑水平降低了，罪疚感也减轻了，而且他们的性生活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那这些改变可对神经官能症症状儿童和正常儿童的未来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我们还需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儿童的分析治疗要到何种程度才算结束了。对成人而言，我们可以从很多迹象做出判断，比如病人是否具备了投入工作和爱的能力，是否可以在他所处的环境照顾自己，或者为了生活所需，在必要的情况下是否有能力做出决策等。如果我们能想出导致成人治疗失败的因素，亦能敏锐地在儿童身上捕捉到相似因素，我们就拥有了可靠的标准，从而帮助我们判断何时才能结束治疗。

每一个成人都可能患上神经官能症，都会出现人格上的缺陷、升华能力上的障碍或者不和谐的性生活等。我一直努力想让大家明白，在儿童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从种种细微但极具特点的迹象中辨识出婴儿期神经官能症；婴儿期神经官能症的治愈是预防成人神经官能症的最佳选择。童年期的断草除根是预防将来出现人格缺陷、障碍的最佳措施。儿童游戏让我们如此深入地窥探到儿童们的内心，也提供了一个清楚的指标，从而帮助我们判断他们未来是否有升华的能力，以便我们适时结束治疗。在考虑结束幼儿的分析治疗前，我们要确保他们在游戏上的抑制水平已有了大幅度下降。跟同龄人相比，他们不仅应该对游戏显示出了更深厚、也更稳定的兴趣，而且兴趣范围也应涉及了更多方面。

由于分析治疗的缘故，一旦儿童开始强迫自己对游戏有了一点点兴趣，他对游戏的兴趣便会越来越广泛。分析过程意在扩大兴趣范围和增强升华的能力，这也是成人分析的目标。因此，掌握了儿童游戏，我们就可估计他们未来升华的能力；我们还可判断出分析是否已经成功预防他们以后在学习和工作能力上的抑制。

最后，儿童在游戏上渐生渐长的兴趣，及他们在数量和种类上的诸多变化，也是判断他们未来性发展的可靠依据。下面我将引用两个儿童（一男一女）的分析进行解释说明。跟很多男性儿童一样，五岁的库尔特（kurt）一开始就喜欢在我的游戏桌上摆弄玩具汽车和火车。他从一大堆玩具中挑选出这些车子，然后就开始玩起了玩具游戏。他会对玩具的大小和马力进行比较，然后让它们跑到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就我看来，这种方式非常典型地象征了他和父亲及其他兄弟之间在阴茎、能力和人格上的整体对比。我们有可能从这些行为中推断出他有正常且主动的异性恋态度。然而这与他明显惴惴不安且早熟的本性相矛盾；随着分析的持续进行，这个推断得到了证实。他的游戏象征着他想要占有母亲，要跟父亲进行对抗，但很快就被突如其来的严重焦虑打断了念想。看起来他似乎明显形成了被动的同性恋态度，但由于焦虑的关系，他也未能继续维持这个态度，因此他很快就选择逃离现实，并在妄想自大的幻想中得到了慰藉。基于这不切实际的基础，他可能会突然把留在内心里仍然蠢蠢欲动的主动的男子气概猛推出来，并且会夸张地在他自己和别人面前表现出来。

我反复观察到，儿童的游戏就像梦境一样，它们只呈现了表面现象；我们只有经过细致全面地分析才能挖掘出游戏中潜藏的内容，正如我们挖掘到梦境里的隐藏意义一样。然而，由于游戏跟现实有着更近的距离，而且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呈现婴儿期的内心，因此游戏通常比梦境具有更强烈的次级意匠作用（secondary elaboration）。因此，只有循序渐进地顺着儿童游戏的变化，我们才能慢慢了解他们内心生活的种种趋向。

我们看到，在接受分析的第一次游戏中，库尔特展示出一种主动的男子气概，然而这大多是一种假象。当他出现严重焦虑时，这种男子气概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自那以后我就着手分析他消极的同性恋态度。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治疗后（大约四百五十次），同性恋倾向引起的焦虑才总算减轻了一点。那时的玩具动物曾是他用来对抗父亲的假想队友，后来这些动物变成了儿童。同时，他消极的女性倾向及渴望儿童的态度得到了更清晰地表达。然而，他对父母过多的恐惧也弱化了女性倾向和异性恋倾向。

库尔特既害怕“有阴茎的母亲”（mother with a penis），也非常害怕父亲。分析增强了他主动的异性恋倾向，而且这种倾向再度成为中心地位。他能在游戏中找到一个更加稳定的方式来表达他跟父亲的竞争关系。他也再次玩起了第一次分析时玩过的游戏，但这一次他的游戏更有规则，也更有想象力。比如，他会不遗余力地建造一个可以存放玩具汽车的仓库，并不知疲倦地添加新的东西，使仓库便得更加完善；有时候他会建设形色各异的村庄和城镇，这样他就可以开着汽车去探险（探险的过程象征他为了占有母亲要跟父亲进行对抗）。在创建这些村庄，小镇和仓库的过程中，他呵护有加又自得其乐，充分表达了他想让母亲恢复健康的欲望，因为他曾在幻想中攻击过她。同时，他在现实生活中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地改变。随着他的焦虑和罪疚感慢慢减弱，他越来越能驾驭反向作用，对母亲也变得更加温柔亲切。

他在游戏中的各种改变表明，他的异性恋倾向已渐渐增强。一开始的时候，游戏中的各种细枝末节显示，他前性器期的固着（pre-genital fixations）仍主导着他的异性恋关系，或者说它一再取代了性器期的固着。例如，汽车运往城镇的货物、或货车送到家门口的东西一般是排泄物的表征；因此排泄物要送到后门。这些游戏象征着他和母亲之间的一种暴力的肛门性交。比如，他把煤从货车上卸下来时，通常会破坏花园或者房子，房间里的人就会变得很生气。但是，他这个游戏通常会被随之而来的焦虑打乱中止。

库尔特接受分析时，他一直会玩车子搬运不同货物的游戏，细节内容不胜枚举。他有时会开着货车到市场上取货或运货到市场；有时人们会带着全部家当进行长途旅行。对这些内容进一步分析后，我发现这种游戏联想表征着逃亡，逃亡时带的物品代表从母亲身上抢来或偷来的东西。游戏中许多细节上的变化对我们的启发最大。他不可一世的肛门施虐幻想就体现在用后门运送货物的细节上。过了一段时间后，库尔特又玩了同一个游戏，但这次因为某些特殊原因他不得不避免前门。在他的游戏联想中，前院代表着女性生殖器。这表明，他对女性生殖器的嫌恶强化了他对肛门的固着，因为他害怕女性生殖器。这其中有很多决定因素，但重要的一点是，在幻想中他害怕在跟母亲性交时碰到父亲的阴茎。

然而，这种恐惧虽有抑制作用，它同样可以刺激某些性幻想的发展。尽管他害怕碰到父亲的阴茎，想逃离出来，但他也企图保留自己的异性恋冲动，因此这也会使其成人后养成一些性生活上的小怪癖。男童身上比较典型的幻想（也包括库尔特表现出来的）是，他能跟父亲一起与母亲进行性交，或者跟父亲轮流跟母亲进行性交。在这种性幻想中，联合性器幻想、前性器幻想或单个主要的性器幻想都有可能出现。例如，在库尔特的游戏中，两个玩具男人或者两辆车会同时驶进同一个门或者同一幢房子，这道门和房子代表母亲的身体（另一个入口代表她的肛门）。这两个玩具男人常会达成协议，他们要么一起开进去，要么轮流进去；或者其中一个男人会比另一个男人具有更强大的力量或者更高的智慧，并以此打败对方。在这种对抗中，小一点的男人（库尔特自己）会让自己变成巨人来赢得胜利，从而摆脱大一点的男人（他父亲）。但很快，他会因为随之而来的焦虑而改用另一道门（后门），并把前门让给了父亲。这个例子表明，儿童对阉割的恐惧是如何阻碍了性器阶段的确立，并强化了他的固着，或者甚至退回到了前性器阶段。但退回到前性器阶段的这个结果并不会当即发生。除了上述提到的性幻想外，如果儿童没有很严重的焦虑，他还会产生许多跟性器阶段相关的性幻想。

儿童个体在游戏幻想中展示出来的细节会在成年后成为他爱情生活的必要条件。在库尔特的幻想中，两个玩具男人在开进同一幢房子这个问题上的协议，如他们是用不同入口、还是同一个入口，是同时、还是轮流，是通过武力、还是协商解决等，都展示了个体在实际生活中会如何以第三方的身份来处理三角关系。比如，在三角关系中，他可能会扮演“受伤的第三者”，或者成为家族的朋友；他可能会用智慧战胜女方的丈夫，或者武力解决等等。另外，焦虑的另一个作用是，具有性交象征意义的游戏会不断减少出现频率。这方面的作用要在他成人后才会呈现出来，它会使个体的性能力有所减弱或受到干扰。至于童年时的性幻想要如何才能不影响未来生活，这也要取决于他成长过程中的其他因素，尤其是他的现实经历。但从根本上来说，他早年的游戏幻想在很多方面暗示了他未来爱情的产生条件。

我们从这些性幻想的发展过程中发现，当儿童的性冲动向性器阶段进展时，他的升华能力也在进步。比如，库尔特造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因为他想单独占有母亲，而这房子本来是属于母亲的。同时，他一直努力要把它造成一个出色的完美房子，怎么努力都嫌不够。

这类游戏幻想已经初步勾勒出儿童将来跟钟爱的客体逐步分离的轮廓。我还有另一个年纪很小的患者，他曾喜欢用地图象征母亲的身体。起初他希望用一张张宽宽的纸张画出一张尽可能大的地图。后来，由于焦虑的出现，游戏随之被打乱中止。这之后，他一反常态，开始画非常小的地图。在将事物缩小的过程中，他试图描绘出跟原先的大客体（其实是他母亲）之间的相异点和分离行为，然而这尝试没有成功，他的地图又变得越来越大，最后又变回到原来的尺寸大小，接着他的画图游戏再度被焦虑打乱中止。他在裁剪纸玩偶时也会遵循同样的思路。小玩偶做好后通常会被他丢弃，因为他发现他依然钟爱大玩偶。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小玩偶象征他的小女朋友，他试图让小女朋友取代母亲，并成为他钟爱的客体。因而我们可以看出，个体在青春期跟钟爱的客体原欲分离的能力在小时候就已生根发芽；幼儿分析在推动这个过程的发展上可起到重要的协助作用。

随着分析的深入，男孩在游戏和升华中实现异性恋幻想的能力不断增强。在幻想中他敢于为了占有母亲而跟父亲进行正面对抗。他的前性器固着减弱了，内心挣扎的本质特点有了很大的改变。他的施虐倾向有所减轻，这对对抗很有帮助，因为源自于施虐的焦虑和罪疚感也随之减少。因此，他能更加从容、更加连续地根据幻想内容开展游戏，也能更加心满意足地把一些现实元素添加到游戏中；这些能力上的提升表明，他将来的性能力已在此时奠定了基础。幻想内容和游戏特点发生改变后，他的整体行为通常也会随之发生其他重要变化，比如他会变得更加主动、更随意。之所以做出这些判断，是因为他身上许多抑制的表现已经得到消除，他对现在和未来环境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

现在我将描述小女孩的游戏幻想是如何随着分析的深入而发生变化的。莉塔，两岁零九个月，在游戏中有严重抑制。她只愿意玩洋娃娃和玩具动物，即便是这些游戏，她有时还会表现得非常不情愿，也玩得很不尽兴。在这个游戏中，她甚至都具有明显的强迫症症状。在整个游戏过程中，她几乎都在洗洋娃娃，强迫自己不停地给她们换衣服。一旦她开始在游戏中加入一些幻想成分，或者说一旦她开始真正地玩游戏，她很快就会产生焦虑，从而也停止了游戏。分析显示，她的女性气质和母性态度都没有发展完全。在玩洋娃娃的过程中，她只扮演了一小部分的母亲角色，大部分时候她对布娃娃产生了认同。她极其害怕变脏，害怕身体内在被毁坏或破坏；这些恐惧使得她一直不停地清洗布偶，并给布偶换衣服；这些布偶象征她本人。在分析的最初阶段，她跟布娃娃的强迫式玩耍原来早已表达出她的深层焦虑，即她害怕母亲会把孩子们从她肚子里抢走。这些是在她的阉割情结在分析中得到部分消除后，我才恍然大悟的。

当她的阉割情结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时，莉塔做了一个玩具熊，它象征着她从爸爸身上偷来的阴茎，这样她就可以依靠阴茎排挤掉父亲，从而占有母亲的爱。她在这个分析环节中表现出来的焦虑常跟此类男性幻想有关。直到她源自女性位置和母性位置的深层焦虑在分析中消除后，她才开始对玩具熊和洋娃娃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真实又自然的母性。有次当她亲吻、拥抱并亲密地用昵称称呼玩具熊时，她说：“我现在再也不会不开心了。因为毕竟我拥有了你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孩子。”如今她从性器阶段获得的异性恋态度和母性态度已处于首要地位，这些态度在很多方面都开始体现出来。其中一点就是，她改变了对待客体的态度。她以前曾非常厌恶父亲，现在他们已经亲密无间。我们之所以能从儿童游戏幻想的特点和发展过程中预知他们以后的性生活，是因为他们的游戏和升华的整个过程都建立在自慰幻想的基础之上。我一直认为，如果游戏是儿童表达自慰的手段和发泄口，那我们也自然理解为什么游戏幻想的特点会显示出他们以后性生活的本质；因此儿童分析不仅可以使儿童拥有更稳定的内心和更强的升华能力，它还可以确保他们成人之后过上心理健康和幸福快乐的生活。

第七章 儿童的性活动

心理分析的一个伟大成就是，它发现了儿童也有性生活；这些性生活会在直接的性活动和性幻想中表现出来。

我们知道，婴儿时期的自慰实属基本现象；某种程度上，自慰行为通常还会一直延续到潜伏期（latency period），尽管我们很少看到儿童、甚至是幼儿的公开自慰。在青春期之前，尤其是青春期时，自慰会再次频繁发生。潜伏期是儿童性活动最不明显的阶段。这是因为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消退瓦解，儿童的本能需求也随之减少。另一方面，我们始终无法合理解释为什么儿童独独在潜伏期对自慰行为的挣扎会最激烈。弗洛伊德认为“潜伏期最主要的任务似乎就是不停抵抗自慰的诱惑。”他的言论似乎与以下观点同出一辙，即潜伏期时，本我的压力还没有降低到使人普遍接受的程度；要不然就是在对抗本我需求的过程中，儿童罪疚感变得越来越强烈。

伴随着自慰活动，儿童会产生强烈罪疚感。在我看来，罪疚的真正目的在于破坏，只不过通过自慰幻想表达出来而已。这种罪疚感的作用，就是促使儿童完全停止自慰。一旦它成功达到了目的，通常它又会使儿童产生触摸恐惧症（a phobia of touching）。这种恐惧症跟强迫式自慰一样，它是判断发展障碍的重要指标，这点在成人分析中非常明显。我们在分析中看到，患者对自慰的过度恐惧常会促发他们性生活上的严重障碍。显然，这种障碍实际上不可能在儿童身上发现：因为他们在未来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只会是性无能或者性冷淡，具体因性别而异；但有些障碍必然伴随着性功能发展缺陷，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些障碍推断性功能障碍的存在可能。

对触摸恐惧症进行分析后发现，对自慰的压抑如果太过彻底，它不仅会引发诸多症状的出现，尤其是抽搐；还会过度压抑自慰幻想，从而给升华的形成造成重重困难——从文化角度来看，升华是潜伏期任务中的重中之重。因为自慰幻想不仅构建了所有儿童游戏活动的基础，还是所有未来升华的组成部分。我们发现，这些被压抑的幻想一旦在分析中得到释放，幼儿就能正常玩游戏，而大一点的儿童就能正常学习，并发展出升华能力，及各领域的兴趣爱好。但在此期间，如果儿童一直饱受触摸恐惧症的痛苦，他们会重新开始自慰。这同样适用于强迫式自慰的案例。如果我们可以成功消除他们的强迫症，儿童会获得更强大的升华能力及其他方面的改变（这点因消除程度而异）。然而，在这种案例中，尽管儿童仍会继续自慰，但程度上已变得更温和，也不再具有强迫性。由此，针对升华能力和自慰行为这两点，对强迫式自慰的分析和对抚摸恐惧症的分析都会造成一样的结果。

再者，俄狄浦斯冲突的消退似乎常能迎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儿童的性欲望有所减弱，但也不至于完全消失。温和、不带任何强迫式特点的自慰似乎在所有年龄层的儿童中实属正常现象。

强迫式自慰下隐藏的一些因素，会以婴儿期其他形式的性活动出现。正如我反复指出的，很小的儿童之间产生性行为是很正常的事。此外，对潜伏期和青春期的儿童的进行分析后发现，这种相互之间发生性行为的活动在很多案例中不会随潜伏期的到来而完全停止，或者说，在有些案例中儿童反而会重新开始性行为。这些因素基本上适用于每个案例。下面我将用两个案例进行详细说明。第一个案例是一对兄弟，一个五岁，一个六岁；第二个案例是一对兄妹，哥哥十四岁，妹妹十二岁。当我分析这两个案例中的两个患者时，我都会选择一个合适的观测位置，以便完全看清所有因素之间的互动作用。

第一个案例中的哥哥叫巩特尔（Gunther），弟弟叫弗朗茨（Franz）。他们家虽然贫穷，但成长环境比较良好。父母之间的关系和谐友爱；虽然母亲不得不包揽了全部的家务活，她都能以主动积极和循循善诱的方式照料两个儿子。她之所以会把巩特尔送去接受分析治疗，是因为他太羞怯内向了，明显太缺乏与现实的接触。他对秘密守口如瓶，并对别人极度不信任，显然无法表达任何真实的情绪反应。相反，弗朗茨攻击性强，过度亢奋，是个很难管教的儿童。这对兄弟很难相处到一块，但总体上巩特尔都会让着弟弟。通过分析，我大概能追溯到他们之间的最初性关系应该发生在哥哥三岁半、弟弟两岁半的时候。不过这种关系也很有可能他们在更小的时候就发生过了。分析表明，虽然这两个人在意识中都没有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表露出任何罪疚感（虽然他们会小心翼翼，以免别人发现），但两个人在潜意识中都产生了强烈的罪疚感。哥哥会引诱弟弟，有时甚至会强迫他发生性关系。在他的性幻想中，他们的性行为表征着他对弟弟的阉割，而且他还能通过切、撕碎、下毒或火烧等方式完全毁坏他整个身体。他们的性行为包括相互口交、自慰及用手抚摸肛门；口交象征着咬断他弟弟的阴茎。对这些性幻想的分析显示，性幻想不仅表征了他对弟弟的毁灭性屠杀，而且幻想中的弟弟还代表了巩特尔性交中的父母形象。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行为是他针对父母的施虐式自慰幻想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化表现，尽管程度要更温和一些。另外，跟弟弟一起实施或强迫他参与这些性行为时，巩特尔也试图让自己确信，他跟父母发生危险的斗争时，他能获得全胜。他对父母的恐惧压得他喘不过气，这增强了他的毁灭冲动；他随之会在幻想中攻击父母，这反而使父母变得更加可怕。再者，他害怕弟弟可能会去告密，这使他更加憎恨弟弟，也增强了他想杀死弟弟的欲望。

巩特尔具有很严重的施虐症；因而他的性生活几乎完全没有积极向上的内容。在他的性幻想中，他实施的各种性行为程序只不过是一些残暴又毛骨悚然的折磨，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他的客体置于死地。在发展过程中，他和弟弟的关系一直让他焦虑重重，这加重了他的障碍，最终他的性心理发展变得彻底不正常。

至于弟弟弗朗茨，他的潜意识清晰地感觉到了这些行为的隐含意义，因此他怕被哥哥阉割和杀害的恐惧已经发展到了夸张的地步。即便如此，他并没有对任何人诉说此事，也绝不会让这种关系曝光。他年纪小，这些行为让他胆战心惊。在应对这种行为的过程中，他形成了严重受虐固着（masochistic fixation）和罪疚感，尽管他只是被勾引的一方。以下是这种态度背后的几个原因：

在施虐式幻想（sadistic phantasies）中，弗朗茨认可了对他施加性暴力的哥哥，而且他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施虐式快感。据我们所知，这通常是变成受虐狂（masochism）的原因之一。但是，在认同自己惧怕的客体时，他也因此试图控制自己的焦虑。他在幻想中会变成攻击者，他要制服的敌人是他的本我及内化哥哥的阴茎，这象征了他父亲的阴茎（亦即他危险的超我），也是他眼中的迫害者。借由哥哥在他身上施加的攻击行为，他身体里的这位迫害者就能得以毁灭。

然而，他无法与残忍的外在超我（与本我处于敌对关系）及内化客体维持联盟关系，因为这对自我构成了太大的威胁，因而他不得不把仇恨不断地转嫁到外在客体上，比如他有时会非常残酷地对待比他更小更弱的儿童。这些外在客体同样象征着他虚弱又令人反感的自我。这种置换（displacements）也因此说明了他为什么会在分析性访谈中表露出仇恨和愤怒。比如他会用一个木制的汤勺威胁我，企图把它塞到我的嘴巴里，并喊我侏儒、蠢蛋和病号。这个汤勺象征着被强制插进他嘴巴里的？哥哥的阴茎。他既然已经认同了哥哥，他因而会把仇恨转嫁到自我身上。接着，他又把这种痛恨发泄到又小又弱的儿童身上，然后再到比他更弱的其他儿童；这一次，他偶然地在移情情境（transference-situation）中把仇恨转嫁到了我的身上。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他有时会在幻想中颠倒自己和哥哥的位置关系，这样他就可以把哥哥巩特尔对他的迫害攻击，看成是他，弗朗茨对巩特尔干的事。因为在他的施虐幻想中，他哥哥也是父母的替代品；他被迫成了哥哥的帮凶，跟着哥哥对父母发起了联合攻击，因此他也同样感受到了巩特尔潜意识中的罪疚感，也同样害怕被父母发现。因此他跟哥哥一样，他在潜意识中强烈希望他们之间的所有关系成为秘密。这种幻想既适用于弗朗茨，也适用于巩特尔。

对此类案例的诸多观察使我得出一个结论，即超我的过度压力是诱发强迫性性活动的决定因素，正如他也是彻底性压抑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焦虑和罪疚感强化了力比多固着（libidinal fixations），也加重了力比多欲望（libidinal desires）。一旦到了潜伏期，过多的罪疚感和过强的焦虑似乎会阻碍儿童降低本能需求。需要补充的是，处于潜伏期时，即便是弱化的性活动也会引起过多的焦虑反应。儿童神经官能症的结构和维度都将决定潜伏期的斗争结果。触摸恐惧和强迫式自慰是一个互补组合的两个极端。这个组合会使这个最终结果呈现出几乎无限多的等级和变量。

就巩特尔和弗朗茨的案例而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强迫性性行为似乎对强迫式重复（repetition-compulsion）有着重要意义。当个体的焦虑关系到指向身体内在的危险时，即使这个危险是虚构出来的，个体就会被迫把这种危险转嫁到一个外在的真实存在的客体上。（在这个案例中，弗朗茨害怕哥哥内化的阴茎会成为迫害者，害怕内化的坏父母。这些恐惧促使他认可了哥哥的攻击。）他会不停地强迫自己制造此类外在的危险情景，因为他对真实的危险情景的惧怕远没有他对内在身体的焦虑那么强烈；真实的危险情景也更好对付。

他们家不够大，不可能拥有独立卧室，因此，利用外在措施结束兄弟相互性行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可以采取外在措施，据我看，这种措施在这种案例中也会以失败告终，因为双方的强迫症都很严重。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只要他们两个人能在一天中独处几分钟，他们就会在这几分钟内互相抚摸性器官；在潜意识中，这种抚摸跟诸多性行为的完整过程有着同样的意义，他们在想象中都具备施虐特征。直到两个男孩都接受了长期的分析后，他们之间的性行为才渐渐发生了变化：先是性行为的强迫特征有所减弱，最后终于完全消失。在分析期间，我从来都没有试图去影响他们放弃这些行为，我只是全身心地投入分析，一心一意要找出他们之间发生性行为的主要原因。很显然，性行为的小事并非因为他们不在乎性行为，而是因为他们的罪疚感慢慢变得不再那么强烈，他们才渐渐中止了这些行为。虽说源自早期发展阶段的焦虑和罪疚感一旦强烈到让人喘不过气，他们就会诱发强迫症，即固着的强化，但罪疚感一旦减弱，它的表现方式则会完全不同，而且它还会促使儿童放弃相互之间的性关系。他们的性行为渐渐发生改变，直至完全停止；同时他们会相互改变彼此的态度，以前他们会心怀敌意，怒容相迎，如今他们也发展出了正常有爱的兄弟之情。

至于第二个案例，尽管细节上千差万别，我也完全有能力列举出大堆的例子，以此表明第一个案例的影响因素也同样在这个案例中起到了作用。十二岁的伊尔莎和十三岁半的格特时常会放纵到发生类似性交行为的地步。这些行为会突然发生，又常会间隔很长时间。伊尔莎在意识中并没有对这些行为感到任何的羞愧；相反，格特则要正常得多，他会对此感到愧疚不已。对两个儿童进行分析后发现，他们在儿童期的最初阶段就曾发生过性关系，而且这种性关系也仅仅在潜伏期的早期阶段有过短时间的休停。强烈的罪疚感在他们身上催生出了强迫式冲动，这种冲动使得他们时常会重复发生性行为。在潜伏期期间，这些发生于儿童期早期阶段的性行为不仅在次数上有所减少，而且在尺度上也变得越来越拘谨。这两个儿童没再进行口交和舔阴，有时仅仅局限于抚摸和观察。然而，在青春期前期，他们再次发生了类似性交的身体接触。哥哥会主动挑起性行为，而且这些行为具有强迫性特质。他以前也经常会在一时冲动下要求发生性行为，而在这之前或者性行为发生了之后，他都没有考虑过这事。甚至在性行为休停期，他常会忘记有过这事。他患有部分记忆缺失症，他会忘记很多与相关性行为有着联想关系的事件，尤其是跟儿童期早期阶段有关的事。至于妹妹，她在儿童期早期阶段常会主动参与，但后来她只是被动配合而已。

在分析两个儿童的过程中，随着强迫症的更深层原因渐渐浮出水面，他们的强迫特质慢慢得到消除，最后他们之间的性关系完全停止。跟前一个案例一样，兄妹之间的关系原本非常糟糕，后来他们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

在这两个及其他类似案例中，强迫症的消除会伴随着许多其他重要且相互交织的改变。儿童的罪疚感会在分析中逐渐减少；随之施虐特征的减弱，性器期的呈现方式也会变得更加强烈。当儿童的自慰幻想发生改变，又或者是更小的儿童改变了游戏幻想时，这些改变会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

当再次在青春期分析这些儿童时，我发现他们的自慰幻想还会有更多的改变。比如，格特意识中已经完全没有任何自慰幻想了；但我在分析中发现，他开始对某个女孩产生了自慰幻想。他可以看到这个女孩子的裸体，但看不到头部。在分析后期，他开始看见头部，它慢慢变得越来越清晰，最后才发现这个女孩原来就是他妹妹。但是那个时候，他的强迫症已经得到解决，他和妹妹的性关系也已经完全停止。这表明，过度压抑有关妹妹的欲望和幻想，与他想跟妹妹发生性关系的强迫式冲动依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他的这些幻想经历了更多的改变。他在幻想中看到了另一个不认识的女孩。最后他对一个特殊的人产生了幻想，这个人是他妹妹的朋友。这些循序渐进的变化呈现出他对妹妹进行力比多分离的整个过程。只有在分析中消除了他的强迫式固着，这个过程才有可能发生。这个固着是他在过度罪疚感的作用下维持下来的。

据我观察，儿童之间的性行为通常会在童年期的早期阶段普遍发生，兄弟姐妹之间的性行为更是如此。但是，如果儿童产生了过多的罪疚感，而且这些罪疚感并没有成功消除，那么这种现象就会延续到潜伏期，乃至青春期。目前看来，潜伏期的罪疚感会导致儿童持续自慰，只不过程度上会有所减轻；与此同时，它还会使儿童断绝他们跟其他儿童（无论有没有兄弟姐妹的关系）之间的性活动，从而促使他们的乱伦欲望（incestuous desires）和施虐欲望的外化过程变得无比真实。在青春期，儿童会持续脱离这种性关系，这也完全符合青春期的目标：脱离乱伦关系。但在青春期后期，个体常会与新客体建立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他需要不断地脱离旧客体，并发展出针对乱伦的各种倾向。

目前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第一时间阻止类似关系的发生呢。在不损害其他方面的前提下，我们是否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似乎还不容乐观。比如，儿童必须因此处于严格监视范围，而这会极大地束缚他们的自由。就算监视儿童再严格，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阻止儿童性活动的发生呢，这同样有待商榷。此外，尽管儿童的早期性关系在有些案例中造成了极大伤害，但也有一些案例正面影响儿童的基本发展过程。也许儿童性活动满足了他们的原生欲望和了解性知识的需求；而且这些性活动还在减少他们过重的罪疚感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性关系相关的幻想源自于施虐式自慰幻想；后者还能催生出极其强烈的罪疚感。因此，如果对抗父母之类的禁想能有机会跟同伴一起分享的话，儿童会觉得自己找到了同盟，从而极大地减轻焦虑负担。但另一方面，此类性关系本身就会产生焦虑感和罪疚感。性关系最终导致的结果好坏与否，如它是否可以让儿童免于焦虑，或者反而增加了焦虑，这个结果似乎取决于他自身施虐症的程度，更关键的是取决于其同伴的态度。从我了解的诸多案例看，如果积极正面的力比多因素起了主导作用，这种性关系可以积极影响儿童的客体关系和爱的能力；然而一旦毁灭性冲动、甚至是一方的胁迫行为占了上风，这可能会严重损害儿童的整个人格发展过程。

就儿童性活动而言，心理分析知识虽然详尽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发展因素的重要性，然而它也没有提供任何万无一失的预防措施。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一书中提到：“从教育的角度看，心理分析知识值得公众的关注，因为它能让分析师在儿童性发展的早期阶段就进行干预，从而有计划地预防神经官能症。如果我们集中关注婴儿期性经历，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并尽可能地预防精神类疾病，确保儿童的发展没有得到延误；同时我们也要明白，我们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化为乌有。然而我们也知道，神经官能症的致因源复杂多变，如果我们只考虑其中的单一因素，我们也并不能影响全局。即便是从小就开始严加看护，这种看护也并没有多少意义，因为这无法影响根本因素。另外，严加看护这件事比教育学家想象的更要困难重重，而且它还会造成两个新的危险，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第一，这可能会做过头，它可能会鼓励过度性压抑，从而产生不良后果；第二，一旦进入真实生活，当儿童在青春期面对来势汹汹的性需求时，他们会变得毫无防备能力。因此，儿童期采取多少预防措施才能起到有利效果、对即时情境的变通处置是否是预防神经官能症的好方法，这些仍存在很大的争议。”

第二部分 早期焦虑情境及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第八章 早期俄狄浦斯冲突和超我的形成

在接下来的五章内容中，我打算就超我的起源和结构方面的知识展开讨论。我将提出一些基于儿童真实精神分析病例的理论，这些精神分析让我有机会直接观察精神发展的最早期阶段。这些分析表明种种“口腔挫败”释放了俄狄浦斯冲突，并且“超我”在同时开始形成。因为完全否定前性器冲动的性器冲动一般要等到三岁才确立，所以，性器冲动在最开始不在我们的分析视线范围内。三岁是明显的分界线，标志着性趋势开始发展。另外，这个年纪也被认为是早期性欲（sexuality）阶段和俄狄浦斯冲突阶段的开始。

我在接下来的内容里将要列出早期性欲阶段之前（六个月到三周岁之间）的精神发展过程，大约六个月至三周岁之间是早期俄狄浦斯冲突和超我的形成时期。在这个阶段，正常情况下，婴儿吮吸（oral sucking）愉悦逐渐被嘴咬（oral-biting）愉悦代替，吮吸愉悦缺乏导致嘴咬阶段愉悦体验的要求加强。亚伯拉罕认为儿童喂养方式决定了儿童是否得到足够吮吸愉悦，他的观点毫无疑问得到普遍的分析观察证实。我们同时也知道喂养方式不恰当是儿童精神疾病和发展缺失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虽然幼儿不好的喂养条件可以被我们视为来自外部的挫败，但是这并不能被视为儿童在吮吸阶段缺少愉悦的证据。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虽然有些儿童有足够的营养供给，但是他们没有吮吸的愿望，他们是“懒惰的就食者”（lazy feeders），他们不能从吮吸中获得满足，我认为这是内在挫败感导致的结果；而且，依我的经验来看，这种挫败感是来自非正常的严重“吮吸虐待症”。所有的迹象表明，这些早期精神发展现象就已经是“生命本能”（life instincts）和“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s）的极端表现。我们可以视幼童吮吸阶段的固着是一种幼童“力比多”力量的表现。在类似情况下，儿童早期严重“吮吸虐待症”的出现是破坏本能失去平衡的标记。

亚伯拉罕和欧夫基森指出这样的情境：面部区位动作——比如脸部颌骨的肌肉，反复强化参与到嘴咬动作中，这个动作是婴儿“吮吸阶段”固着发生的根本原因。外部挫败感，比如不利的喂养条件，它与面部区位动作的强烈施虐（影响儿童吮吸愉快情绪）同时发生，这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发展缺失和精神疾病。与此相反，假设吮吸阶段已经圆满完成，口腔施虐症的正常启动似乎是儿童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

口腔施虐症的启动时间和启动速度非常重要。如果口腔施虐症趋势启动得太迅猛，儿童的客体关系和性格形成将受施虐症和矛盾心理的主导；而且，如果口腔施虐趋势启动太早，儿童超我的发展就会太快。我们知道，神经官能症发生的一个因素是儿童的超我在力比多发生之前已经得到发展，超我早熟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口腔施虐症的提前成熟和过度加强，而这将导致对尚未成熟的超我施加极大的压力。

就症状的起源，弗洛伊德拓宽了他原先的观点，他现在仅仅给予假设前提（假设吮吸阶段已经圆满完成）有限的有效性，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来自于力比多的直接转换。当哺乳期婴儿在饥饿状态时，婴儿会感觉到烦躁不安，这种情绪是因为婴儿不断需要吮吸造成。这种早期紧张状态具有更早期的原型，弗洛伊德说：“在这种得不到满足的情境中，刺激情绪的强度上升，达到一个不愉快的程度……对于婴儿来说，这种不愉快一定是类似于出生的体验，也就是说在重复体验出生时的危险状态。”这两种状态的共同之处是经济上的破坏力，这种破坏力由于刺激量的累积而增加，需要被处理和被解决。这个因素才是“危险”的真实本质。在饥饿和出生的两种情境中，焦虑反应启动。弗洛伊德对这个事实表示很难认同：“这种恐惧症的焦虑是一种自我焦虑（ego anxiety），在自我（ego）中产生，这种焦虑不会摆脱抑郁，相反，却驱动抑郁的发生。”弗洛伊德首次声明：“在某些病例中，焦虑来自于力比多的紧张压力。”假设性交被打断或者性兴奋被打断，或者禁欲被实行，自我会察觉到某些危险，自我会做出焦虑反应。自我的焦虑反应对于病人而言并不是提供解决种种矛盾的办法。后来，弗洛伊德在讨论其他观点的时候再一次回到这些问题，他把焦虑的出现与出生的情境进行类比。在焦虑情境中，自我是无助的，它面对的是持续增加的“本能要求”（instinctual demand）——最早期和最原始的焦虑决定因素。弗洛伊德把这种焦虑的核心特征定义为：面对危险时，承认无能为力。如果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体力上会做出无能为力的反应；如果本能感觉危险存在（危险并不是真实存在），那就是精神上的无能为力。

我认为，不能得到满足的力比多造成的焦虑，最明显的例子是吮吸反应，它是身体需要食物做出的紧张反应，但是，这种反应毫无疑问不仅是一种焦虑，更是一种怒气。很难说清楚在什么时间节点，破坏性和力比多本能交织在一起。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一个观点：这种交织状况从出生时就一直存在，并且身体需要食物导致的这种紧张只是强化了婴儿的口腔施虐本能。我们知道破坏本能是针对机体本身，因此必须被超我看作是一种危险因素。我相信个体察觉到的危险就是焦虑反应，所以，焦虑往往起源于外部侵犯行为。但是，既然我们知道力比多挫败加剧本能虐待，那么，得不到满足的力比多就会间接产生焦虑或者增加焦虑。在这个观点基础上，弗洛伊德认为，自我察觉到禁欲将带来危险。这个解释是否合理，还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我的不同看法是：如果危险具有本能特征，被弗洛伊德称之为“精神无能”的危险则来自于破坏本能。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机体的“自恋力比多”（narcissistic libido）把死亡本能推向力比多的种种客体，阻止力比多破坏机体本身。弗洛伊德认为这个推动过程对于个人和客体来说至关重要，对个人的投射机制来说也至关重要。弗洛伊德还说：“死亡本能的另外一个部分不参加这个向外推动‘移位’，这部分保留在机体内部，并且，在伴随性欲兴奋的协助下，这部分与力比多挂钩。”正是这个部分让我们认识到原始性欲的受虐现象。

我认为，对于那些保留在机体内的破坏冲动，自我似乎还有另外一个对付它们的方法，自我可以运用它们中的一个部分对抗另外一个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本我将要经受一次分裂，我认为这次分裂是本能抑制和超我形成的第一步，同时也可能就是原始压抑的形成原因（primal repression）。我们假设这种类型的分裂有可能发生，因为一旦这个分裂已经开始，被吞并的客体就变成防御机制，用来对抗机体内的破坏冲动。

儿童的焦虑由他的破坏本能冲动导致，儿童从自我那里感觉到两个变化。首先，他的焦虑表示他的身体要消灭破坏冲动，这是对于内在本能危险（instinctual danger）害怕的反应。其次，恐惧将重心集中在外部客体上，他的施虐趋势针对客体，把客体作为危险之源。自我发展的初始阶段伴随对现实世界适应能力的测试，引导儿童去体验与母亲的关系——儿童是否从母亲那里得到满足感。在这个过程中，儿童掌握相应外部客体的知识，这种知识似乎是儿童对外部客观世界害怕的早期表现。儿童在与客体的连接中，表现出他对本能危险的无法忍受的恐惧，他把本能危险的所有冲击转移到他的客体上，因而把内部危险转变成了外部危险。为了对付这些外部危险，他的尚未成熟的自我想方设法通过摧毁他的客体来保护自己。

我们接下来必须考虑死亡本能的外部变化，它以什么方式影响了儿童与他的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怎么影响了儿童施虐的完整发展。儿童不断增长的“口腔施虐”趋势在断奶后到达了一个最高点，并且导致施虐全面的爆发，进而发展为各种来源的种种施虐趋势。他的“口腔施虐幻想症”似乎完成了“吮吸”和“嘴咬”两个阶段的完全连接，它具备非常确定的特征并且包含意义：通过吮吸和吃奶，他占有母亲的全部乳房。这个针对母亲的乳房吮吸和吃奶的欲望，很快变成对她的身体进行施虐的欲望。

在我的《俄狄浦斯冲突》一文中，我描述过这个初期阶段，它的唯一特征是幼童侵犯母亲身体的做法。幼童在这个阶段的强烈愿望是剥夺母亲身体的一切，达到摧毁她身体的目的。

精神分析的观察表明，在很多时候，施虐趋势与口腔施虐紧密相连，属于尿道施虐行为。很多观察已经证实了儿童幻想采用大量尿液淹没（呛水和溺水）和破坏（烧伤和下毒）的施虐行为，这些行为的发生是因为母亲剥夺了幼儿母乳喂养，所以他最终发动对母亲乳房的破坏。虽然很少有人察觉儿童成长中的尿道施虐行为，但是我希望就它们的关联性认识这种行为的重要性。很多精神分析学家熟悉的场景：儿童幻想很多尿液淹没和破坏客体，儿童“玩火”游戏和“尿床”行为。这些都是明显缺少抑制的施虐冲动，这些冲动与撒尿的身体功能相关。在分析孩子和成年人的过程中，我总是碰上幻想症，在这种幻想症中，尿液被想象成灼伤、侵蚀和下毒的液体——一种秘密不易觉察的毒品。这些尿道施虐的幻想，部分承担了阴茎无意识状态下承担的重要责任（阴茎作为残忍行为的一种道具，承担男性性能力表现的任务）。在好几个病例中，我发现“尿床”是由这种幻想造成的。

儿童采用的施虐攻击的每一种工具，比如肛门施虐和武力施虐（muscular sadism），它们首先针对不能让儿童满足的母亲乳房（儿童认为母亲乳房是客体），然后，儿童很快针对她的身体内部，因而母亲身体很快变成每种高强度和有效施虐方式的目标。在早期的分析中，这些“肛门施虐破坏欲望”不断采用尿液淹没和尿床的方式，对母亲身体施虐破坏。他们的初始目标是吞下和破坏母亲的乳房，这个目标在他们这些施虐行为中清晰可辨。

在人生各阶段中，儿童幻想攻击母亲身体内部的欲望都非常显著。从口腔施虐阶段开始，并以早期肛门施虐阶段落幕结束，期间涵盖各种施虐的高峰期。

亚伯拉罕的论文指出，婴儿从嘴咬中得到愉悦，不仅因为力比多满足感来自性欲区域，更与明显的破坏欲望相联系——对付客体和消灭客体的破坏欲望，这种愉悦在施虐达到最高峰时更加严重。一个六个月至十二个月大的婴儿用各种容易采用的施虐方法来对付他的母亲：牙齿、指甲、大小便，还有自己的整个身体，他想象各种危险工具的各种面目。这是一个可怕的想象场景，然而却不能不相信的场景。我知道很难让自己相信这些如此可怕的念头，但是，伴随这些施虐欲望的残酷想象，其丰富程度、强烈程度和多样性都展现在我们早期分析中，它们如此清晰和有力，让人根本没有怀疑的余地。我们已经熟知了那些儿童施虐想象，这种想象发展的极致就是同类相残现象。这让我们很容易接受这个现实：由于施虐攻击的方法变多，施虐想象变得完整，并且具备活力。我认为冲动上升的因素是整个发展的关键，如果施虐强化是力比多受到挫败的结果，我们立刻就明白破坏性的欲望与力比多的愿望交织在一起的原因。当力比多得不到满足时，口腔施虐欲望会导致更强程度的施虐发生，并且激活所有的施虐方法。

在早期的精神分析中，我们进一步发现口腔挫败在儿童身上唤起一种潜意识知识：儿童和家长享受相互的性愉悦，这些愉悦是一种口腔愉悦。在儿童自己的挫败压力下，这种想象导致儿童嫉妒家长，而嫉妒又强化了儿童仇恨家长的心理。儿童渴望汲取和吮吸的欲望变成想要吮吸和吞咽所有奶汁的欲望，以及想要得到其他属于母亲（或者说母亲的身体器官）的物质，这种欲望也包括儿童和母亲彼此获得的口头性欲满足感。弗洛伊德已经表明，儿童性理论是关于身体机能发育遗传（phylogenetic heritage）的论述，而从以上的讨论来看，我觉得这种与父母“性交”的潜意识，连同其关联想象，在发展的最早期已经出现了。口腔嫉妒是这种潜意识的驱动力之一，使得男童和女童想要进入他们母亲的身体，并且唤起儿童与母亲身体连接在一起的想法。他们的破坏冲动停止针对母亲一个人，很快延伸到父亲的身上，因为他们想象父亲的阴茎在“性交”时被吞入母亲的身体，留在了她的身体里面，所以他们对母亲身体展开攻击的同时，也对留在身体里的阴茎进行攻击。

我认为男童在心底深处非常害怕母亲的阉割者角色，他深藏这个恐惧的想法：母亲是“身体里有阴茎的女人”。这种恐惧的原因是母亲作为个体，她的身体里包含了父亲的阴茎，他害怕父亲的阴茎被吞入母亲的身体中。我认为，分析“父亲阴茎被吞入母亲身体”的想象，以及改善由此导致的仇恨和焦虑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精神错乱的根源，并且可能是性发展被打断的原因，同时也是导致“同性恋”的原因。“同性恋”是这样发生的：出于对身体里有阴茎女人的害怕，用熟知的“置换机制”，把她置换成不太令人害怕的母亲体内的阴茎。父亲阴茎被吸入母亲体内导致的恐惧非常强烈，因为在这个发育的早期阶段，“部分代替整体”（pars pro toto）的原则有效运作，阴茎代表了父亲本人，因此，在母亲体内的阴茎代表了父母合为一体，这个结合被视为是恐惧和威胁的结合。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想法，儿童施虐的最高峰集中针对父亲和母亲的性交时间，他希望在原始场景中，或者，在他的原始想象中对抗父亲和母亲的结合，这种愿望与施虐想象联系在一起。他的想象内容尤其丰富，其中包括了对父母亲单独或者两者同时进行施虐破坏。

儿童还想象他的父母把外生殖器和排泄物作为危险的武器，他们彼此相互攻击。这些想象丰富并且意义不凡，包括吞入母亲身体的阴茎变成了危险的动物或者装满了爆炸物的武器，或者她的阴道被想象成一个危险的动物或者某个致死工具，比如一个下了毒药的老鼠夹。这种主观想象的性欲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有施虐的特征，在他的想象中，他的父母彼此互相伤害。

儿童的施虐在最初的每一个阶段都经历了数量上的增加，除此之外，质量上的改变也同时发生，并且起到加强效果的作用。在施虐阶段的后期，儿童想象各种非常暴力的客体攻击行为。他利用各种方式来施虐，他秘密进行施虐攻击，不厌其烦地重复进行，这样使得施虐变得更加危险。比如，在这个阶段的第一部分，儿童常常采取公开的暴力行为（open violence reigns），以及粪便等排泄物作为直接攻击的工具，而爆炸和毒品这一类破坏工具获得某种意义。所有这些物质加在一起增加了施虐想象的程度，其数量、种类和丰富内容多得无法穷尽。实际上，这些施虐冲动是针对父亲和母亲的性交，它导致儿童想象父母对他采取联合惩罚的焦虑。在这个早期阶段，这种焦虑起到强化施虐的作用，而且增加了他破坏危险客体的冲动，因为儿童带来更大量的施虐和破坏的欲望，加诸在他的父母结合体上，因此，他更害怕父母联合一起对他的仇视。

根据我的观点，俄狄浦斯冲突介入男童的时间是当他开始情感上仇视他父亲的阴茎，并且，他想要与母亲取得外生殖器的结合。他想要破坏父亲的阴茎——他认为留在母亲体内的阴茎。我认为早期外生殖器冲动和幻想在施虐症阶段进入，构成了男童和女童早期的俄狄浦斯冲突，因为冲动和幻想满足了儿童被接受的原则。虽然儿童的外生殖器前期冲突仍然表现显著，但是，儿童已经开始感觉到，除了口腔、外尿道、和肛门的欲望，还有对父亲或者母亲的外生殖器的欲望、嫉妒，以及对同性父母亲的仇恨。儿童在这个早期阶段也开始经历对后者的爱恨冲突。我们甚至可以更夸张一些地说，俄狄浦斯冲突的强烈程度起源于这个早期情境。比如，女童因为对母亲的仇恨和失望，她把口腔和外生殖器的欲望转向她的父亲。同时，女童这种情感还与母亲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女童的吮吸固着和无能感）；男童因为积极口腔情感而对父亲产生依恋，与此同时，男童因为早期俄狄浦斯情景中的仇恨也远离父亲。情感冲突在儿童早期发展中并不是如上文描述的清晰可见。我认为可以这样解释这个事实：幼童具备较少表达自己情感的方法，在这个早期发展阶段，儿童与客体的关系仍然模糊、不清晰。儿童对客体的反应被传递至儿童的幻想客体（phantasy-objects）上，儿童把整个焦虑和仇恨都投射到后者身上，尤其是内化的客体上，所以儿童对父母的矛盾态度仅仅反映出儿童对客体态度经历的部分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有其他一些表现方式，比如，我曾经接触幼童的“夜惊”和“恐惧”，它们都是俄狄浦斯冲突造成。

我不认为在俄狄浦斯冲突早期和后期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因为据我观察，性器冲动与前性器冲动同时发动，前者对后者产生影响并进行调整。这些冲动本身带有某些儿童发展后期阶段的前性器冲动的一些印记，对于性器阶段，这些冲动仅仅意味着性冲动的一种强化形式，因此，前性器冲动和性器冲动可以合并。我们可以观察到两者的合并，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当儿童目睹原始场景或者进行原始想象——这两者都是性器特征，他们都产生非常强烈的针对他们父母性交的前性器冲动，比如尿床和大便，并伴随施虐想象。

根据我的观察，儿童的“自慰”性想象其核心部分是针对父母性交的早期施虐想象。在这些交织力比多的破坏冲动中，超我建立起防御抵抗的“自慰”性想象，并且偶然抵抗“自慰”本身。儿童的早期“自慰”犯罪感来自儿童针对父母的施虐想象，而且，由于那些“自慰”想象包含了俄狄浦斯冲突的基本内容，因此可以被认为是性生活的中心点。它的罪疚感就力比多冲动来看，的确是对破坏冲动与力比多冲动交织在一起的反应。如果情况的确如此，俄狄浦斯冲突就不仅是导致“乱伦倾向”（incestuous trends）的原因（儿童因此产生强烈罪疚感），而且导致破坏冲动（“乱伦”恐惧最终来自于破坏冲动）。俄狄浦斯冲突与儿童最早期的“乱伦倾向”永远联系在一起。

如果我们估计正确，儿童俄狄浦斯趋势的进入发生在施虐到达最高峰时。我们就此得出一个结论，主要是仇恨的冲动挑起了俄狄浦斯冲突和超我的形成，而且，仇恨冲动占据了这两个最早和最有决定意义的阶段。这样的观点起初看起来与已经接受的精神分析理论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符合我们了解的一个事实，亦即力比多的发展是从前性器到性器阶段的推进。弗洛伊德反复指出“恨”的情感出现在“爱”的情感的前面，他说：“恨作为与客体的联系比爱要更古老，前者来源于自恋情感对外界接二连三的刺激的初始排斥”，然后“自我仇恨、憎恶并且蓄意破坏所有客体，这些客体是不愉快情感的来源，超我根本不考虑他们是否意味着性欲得不到满足或者‘自我保护的需要’(self-preservative needs)受到挫折。”

人们最开始认为超我的形成是在性器阶段（phallic phase）。弗洛伊德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一书中表示俄狄浦斯情结是在超我树立起来之后才得到发展，俄狄浦斯情结分裂化解并且超我取代了其地位。我们后来又在他的《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中读到这么一段话：“因此，对动物的焦虑是自我对危险的有效反应，而这种方式标记出来的危险却是一种被阉割的危险。这种焦虑与自我对现实感受的焦虑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这种焦虑在潜意识中存在，并且焦虑以扭曲的方式变成有意识）。”尽管如此，影响儿童的焦虑持续至潜伏期的发端，直到单独与男童的阉割恐惧发生联系，以及与女童失去爱的恐惧发生联系。超我一直要等到前性器阶段之后才会开始形成，它也将受到退回口腔阶段的影响。弗洛伊德这样写道：“在最开始阶段，亦即在个人原始口腔阶段，客体贯注（object cathexes）和客体认同毫无疑问是不能互相区别开来的，并且超我事实上是第一次客体贯注的催化者，并且是俄狄浦斯情结结束以后的继承者。”

根据我的观察，超我的形成是一个更简单和更直接的过程。俄狄浦斯冲突和超我在性前器冲动的绝对控制下进入。已经被内射进口腔施虐阶段的客体——最开始的客体贯注和认同，形成超我的早期阶段。超我的形成并制约超我最早期阶段的是破坏冲动和其引发的焦虑感。在我的观念中，客体的意义对于超我的形成完全有效。但是，如果我们视个人冲动为超我形成的根本原因，超我将以另外的方式出现，比如儿童最早期对客体的认同是一个非真实的和扭曲的客体形象。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理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父亲的阴茎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焦虑客体，真实内射的客体主要代表客体器官，它们等同于各种各样的危险武器和各种各样有毒和撕咬的动物；在无意识状态，阴道代表了一个危险的开口。这些等同效果在超我的形成过程中是一个普遍（universal）重要的机制。据我判断，超我的核心内容在同类相残发展阶段发生部分合并时将表现出来，并且，在这个阶段，儿童早期意象（early images）出现了前性器冲动的印记。

自我往往会把内化的客体看作是本我的敌人，而破坏本能是超我针对外部客体的结果，所以我们预计破坏本能有针对本我的仇恨。我们可以观察到，那些最早期的强烈焦虑感的起源与身体机能发育有关（phylogenetic）。就我的分析经验看来，儿童从他的内化客体那里感受到最早期的强烈焦虑。原始部落的父亲是外在的威权，实施对本能的抑制，对父亲的害怕是人类在历史进程中获得的。当人们开始内化客体时，这种害怕部分可以防御和抵制破坏本能引发的焦虑。

就超我的形成而言，弗洛伊德似乎有两条思路，这两条思路之间在某种程度相互补充。思路一，超我的剧烈程度来源于父亲严厉禁令和禁令重复的次数。思路二，正如弗洛伊德在他作品的一两段中表述的那样，超我的剧烈程度是个体破坏冲动造成的结果。

精神分析没有沿袭第二条思路，精神分析文献采用了这样的理论：超我来自于父母的权威，这个理论成为所有进一步调查此主题的基础。虽然是这样，弗洛伊德最近部分证实了我的观点：强调个人冲动的重要性是超我起源的因素，并且强调超我与真实的客体不一致。

我认为，把“儿童超我形成的早期阶段”称为“早期认同”是言之有理的，我曾经用过相同的名称来称呼“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在儿童发展的最早期阶段，这些客体贯注的效果会施加某种影响。虽然超我早期阶段的特征和影响不同于后期阶段的自我认同，但是，这些客体贯注的特征是超我缺位的表现。施虐特征显著的超我可能比较残酷，它却是此阶段本能抑制的工具。从这里开始，本能抑制朝前发展，它继续对抗破坏本能，并且对自我进行防御。

费尼秋运用某些标准区别超我和“超我先驱”（precursors of the super-ego），他对早期认同的称呼与瑞奇的建议如出一辙。与超我相反，他认为这些“先驱”以分散的状态存在并且各自独立，它们缺少统一性和严厉性。强大的潜意识是超我（俄狄浦斯情结）这个继承者的特征。我倒是认为，这种的分散状态的说法，从几个方面来看都是不正确的，就我已经能够观察到的事实证明，恰恰是超我早期尤其严厉。就正常个体来看，幼年时期的自我和超我如此对立，没有哪个人生阶段的对立如此强烈。确实，这个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在人生的第一阶段，自我和超我的对抗表现主要是焦虑感。我已经发现儿童身上超我的潜意识指令和禁令并不比在成年人身上少，我认为费尼秋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他说儿童的超我还不是成人的超我。除了个别情况，很多幼童表现出一个完好架构的超我，而成年人表现出一个微弱架构的超我，我认为这个相异之处仅仅是因为儿童心智还不成熟。

我也知道幼童比潜伏期的儿童有一个更低级架构的自我，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自我，他们有自我的先驱。

我已经提到过，当施虐症达到高峰时，更进一步的施虐趋势导致焦虑的上升。早期超我对自我的威胁在细节上包含了针对特定客体的施虐幻想，这些幻想现在逐个对抗自我。早期阶段的焦虑压力将在数量上对应最初的施虐强度，也将在性质上对应施虐幻想的种类和数量。

逐步克服施虐和焦虑的过程是力比多向前发展的结果，但是，儿童强大的焦虑是个人克服焦虑的动力，焦虑有助于几个性感带的强度增加。口腔和外尿道施虐冲动主导被肛门施虐冲动主导代替，强大的早期肛门施虐已经在早期防御的焦虑中积极行动起来，而这种焦虑是个人发展的不同凡响的预先抑制功能，同时是一个促进儿童自我成长和性生命发展的根本因素。

在超我形成的早期阶段，儿童的防御方法是极端暴力的，因为防御方法与过多焦虑压力成比例，我们知道在早期肛门施虐阶段，儿童排放（eject）的是客体——某个仇视他的客体，而且是他等同于排泄物的客体。正如我亲眼所见，在早期肛门施虐阶段已经被投射的是可怕的超我，他已经把超我内射入口腔施虐阶段，因此他的投射行为是由他的恐惧自我对超我采取的防御手段。投射驱逐内化的客体并且在同时把他们发送至外部，个人的发射和驱逐机制与超我的形成过程紧密捆绑在一起。正如儿童的自我通过激烈投射来破坏超我，努力保护自己不受超我的控制，因此自我也尽力摆脱自己被强力驱逐的命运。弗洛伊德考虑“防御”的概念特别适合所有超我在“冲突”中所有防御的总称，这些冲突可能导致神经官能症（我们保留“压抑”这种特殊防御方法的说法）。我们调查研究的方式使我们在第一时间更加熟悉了解“压抑”。弗洛伊德更进一步强调了这种防御方法：“压抑是一个过程，它与力比多生殖器结构有关系；当自我必须在其他结构层次获得保护，并且免受力比多的攻击时，自我求助于其他防御方法。”我的观点也得到亚伯拉罕的支持，他在一篇文章里说到：“饶恕客体并保护客体的这种趋势来自于更原始压抑的破坏趋势。”关于两种肛门施虐阶段的分界线，亚伯拉罕如此表达，“这条分界线非常最重要，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我们与普通医学观点一致。我们精神分析人员对实证材料的划分与临床医学的神经官能症和精神分析的分类出奇地一致，但是分析人员当然不会尝试在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疾病之间划一条严格的分界线；相反，分析人员意识到任何个人的力比多有可能退化并跨越两个肛门施虐阶段的这条分界线。我们需要考虑到精神疾病的特殊原因，以及力比多发展的几个固着点（这些固着点往往发生跨越退化）。”

我们知道，正常人的神经官能病患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数量上不同而已。亚伯拉罕的研究表明，他认为精神疾病和神经官能症仅仅是程度的不同。我的儿童精神分析作品不仅在观点上证实精神疾病的固着时间存在于发展阶段，亦即在二期肛门阶段之前，而且还确信，虽然这些固着持续时间对于普通儿童而言时间较短，但是固着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和普通儿童身上。

我们知道精神病比神经官能症的焦虑更多，但是，这个事实目前不能解释为什么这样强大的焦虑在发展的最早期就形成了（根据弗洛伊德和亚伯拉罕的观点，精神病的固着点在最早期形成）。弗洛伊德在他的《抑制、症状和焦虑》中的最新理论排除了一个可能性：大量焦虑可能从不满足的力比多转化而来。我们也不能认定儿童害怕被父母吞噬、切割和杀害是真实的恐惧，但是，如果我们假定这种过多的焦虑仅仅是内在心理历程（intra-psychic processes）的结果，我们就不应该抛弃我提出的理论：早期焦虑由破坏趋势和早期超我压力导致。儿童发展的早期压力是超我对破坏趋势的防御造成的结果，而且压力在程度和种类上与施虐幻想相对应。我观察到，这种压力出现在焦虑情境的最早期阶段，这些焦虑情境与施虐阶段紧密相连，他们驱动了自我防御的特别机制并且决定了精神病特征及其完全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研究早期焦虑和精神病特征的关系之前，还是让我们首先转向超我的形成和客体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如果超我形成于自我发展的很早阶段，而这个阶段还仍然与现实脱离，我们就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客体关系的成长。儿童客体的图像被个人的施虐冲动扭曲，因此，儿童与客体的关系不仅影响了客体的本来面目，客体还对超我的形成发挥很大作用。当个体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他首先开始内射他的客体，我们必须记住这些还仅仅是他的身体各个部分对客体做出的模糊区分。出于对那些内射客体的害怕，儿童启动了投射和内射机制（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接下来是投射和内射的互动，这似乎对超我的形成、对客体关系的发展和对现实的适应都很重要。儿童渴望连续不断地把可怕的认同投射到客体上，在更强大的冲动下，重复内射的过程在儿童与客体的关系演变中有具重要意义。

客体和超我的互动有事实为证：自我在对付客体的每一个阶段所采用的方法与超我对付自我所采用的方法相对应，也与自我对付超我和本我所采用的方法相对应。在施虐阶段，个体不害怕来自内射客体和外部暴力客体的威胁，他通过自己的想象双倍加强他自己的破坏力量。个体赶走他的客体，这会让个体的超我威胁起到部分失效的目的，而这种反应有假设前提，假设投射机制在两条轨迹上启动：其中一条轨迹是自我代替超我角色，而超我同时也获得解脱；另一条轨迹是客体代替自我，而自我本身也获得解脱。这两条轨迹的发展方式使得本来针对本我和超我的恨得到转移，导致针对客体的恨大大增加，所以，情况似乎就变成了这样，对于那些早期焦虑情况严重的人们，以及在早期阶段就保持了防御机制的人们，出于对超我的恐惧（各种外部和内在的原因，超我僭越了某些范畴），他们将会破坏他们的客体，形成犯罪行为发展的基础。

我认为，这些过于强大的早期焦虑情境也是导致精神分裂症的最根本的原因，但是我只能提出一两条假设来支持这个观点。正如上面所述，儿童投射可怕的超我至客体，他对那些客体的恐惧感上升，因而对客体非常害怕，除此之外，还出现这样的结果：如果他的主动进攻趋势和焦虑感太强大，他就会视外部世界为一个充满恐怖的地方，并且，他的客体也变成了对他造成威胁的敌人，他同时被来自外界和自己内射的敌人的迫害。如果他的焦虑感太强大，或者他的自我不能承受强大的焦虑，他就会想方设法避开他对外部敌人的恐惧，他会停止使用他的投射机制。他在回避敌人的同时，也会阻止任何客体内射行为的进一步发生，如此一来，他就将阻止他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进一步成长，而他将日日生活在已经内射客体的恐惧中。在这种恐惧的心理下，他幻想被各种内在敌人攻击和伤害，而他自己却没有逃生之处。这种类型的恐惧很可能是忧郁症（hypochondria）最深刻的根源之一。这种情绪发展到极致时，它拒绝接受任何主客观的改善方式或者替代方式，所以就会自然而然地召唤特别强大的防御手段。投射机制受到破坏似乎是与内心世界的否决态度相辅相成，受到影响的儿童因此可以说不仅精神上否决（去除了焦虑的根源）外界敌人和内射的敌人，而且采取行动，除去了其后果，结果是表现出精神分裂症的种种症状。这些症状可以解释为尝试抵抗、控制内部敌人的斗争。比如，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僵直性昏迷（catatonia）可以被认为是个体企图让内射客体失效的病症，个体保持客体无法移动的状态，因而达到阻止客体发出威胁的目的。

施虐阶段的初期带有暴力攻击客体的显著特征，这个阶段的后期恰巧与肛门阶段的初期不期而遇。在肛门阶段初期，肛门施虐的冲动首当其冲，隐秘的攻击方法逐步加强，取得很大势力，比如采用一些有毒的、爆破式的武器。在这个阶段，粪便表征的是各种毒品，儿童在想象中把大便当作攻击武器来对付儿童的客体。他不停地、不厌其烦地、隐而不宣地把粪便塞入肛门，也塞入那些客体的孔缝中，并且让粪便永久留在那里。接着，儿童开始害怕自己的粪便，他觉得它们是对他的身体有害和危险的东西；他也开始害怕他的那些客体携带的粪便，因为他知道它们也武装了相同的秘密攻击武器。儿童的各种幻想导致他害怕自己体内的各种迫害者，害怕自己被投毒，这种种担心害怕就是忧郁症的最初根源。这些幻想也让儿童更加害怕携带大便的内射客体，因为内射客体与有毒的、破坏力强的干大便联系在一起。儿童对客体的恐惧感无以复加。

事实上，作为尿道施虐冲动的结果，儿童还认为尿尿作为某种危险物可以用来焚烧、切割、投毒。儿童在潜意识状态下视阴茎为施虐器官并且害怕她父亲（施虐者）危险的阴茎。潜意识中，儿童用以施虐的粪便改头换面，变成有毒之物。儿童在他的幻想中感觉施虐已经取得成功，而幻想加深了儿童内在的迫害焦虑情绪。

在这个阶段，有毒粪便的攻击占据主导地位，儿童害怕来自粪便和类似物发动针自己的攻击，这些攻击针对儿童内化客体和外部客体。随着这种恐惧日益增加，儿童自己施虐方式的种类也在日益增加，这些恐惧情绪把儿童投射机制的效果发挥到最大的限度。儿童的焦虑蔓延并波及许多外部世界客体，因此，儿童现在害怕被各种各样并且种类繁多的迫害者攻击，这些攻击具备隐秘性和狡诈性。儿童不断观察这个世界，他保持高度警觉和怀疑。他需要增加自己与这个世界的种种联系，虽然这些联系对儿童来说是单方面发生的；与此对应的是，儿童对内射客体的害怕是他源源不断的动力，其目的是保持投射机制的运行。

我认为妄想狂症患者的固着点就是施虐高潮阶段。在这个阶段，利用有毒危险的粪便，儿童对母亲身体内部和母亲体内的阴茎进行攻击，我觉得指称和迫害幻想似乎就是来自这些焦虑情景。

我的看法是，儿童对内射客体的害怕促使儿童把它投射到外部世界。在完成这样的动作时，儿童把他的器官、大便和各种有关的事物，以及儿童内化的客体，全部等同于他的外部客体；同时，他还把他对外部客体的恐惧分配在大量客体上，让他们之间互相等同。儿童与许多客体的关系部分通过焦虑体现出来。我认为就个体而言，这是客体关系在向前推进，而且，这是儿童对客观现实适应的表现。在儿童的最初客体关系中，它仅仅包括了一个客体，亦即代表母亲本人的乳房。在儿童的幻想中，这些与多项客体发展的关系恰好位于这么一个位置：它们正好是他的破坏趋势和力比多趋势的主要目标，当然也是他学习知识愿望被唤醒的时候。也就是说，随着他的施虐趋势的增加，在他母亲的身体内，他占据母亲身体内部的幻想增加，母亲的那部分身体变成了客体的具体代表，同时，她的身体象征着外部世界和外部现实。最初，儿童的客体由母亲的乳房代表，乳房等同于外部世界，但是，现在她的身体同时代表了客体和外部现实世界（以一种外延的方式），因为母亲的身体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包含了多重客体，它们表征儿童广泛分布的焦虑。

因此，儿童关于母亲身体内部的施虐幻想很重要，它们为儿童发展外部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重要关系打下了基础。但是，施虐侵犯和侵犯焦虑也是他的客体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他的力比多，它非常活跃并且影响了儿童与客体的关系。他与客体的关系、积极活跃的力比多，以及外部现实施加的影响抵消了他对内外敌人的恐惧。他相信友善和助人为乐型人物的存在，这种信仰建立在他自己力比多效能的基础上，在这种信仰中，外部现实（他与客体的客体关系）以更强大的形象出现，而他的幻想意象退回到次要地位。

超我形成和客体关系的相互影响建立在投射和内射之间的互动基础上，它深刻地影响了儿童的发展。在早期阶段，儿童把可怕的意象投射到外部世界，外部世界变成了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客体变成了敌人。但是，当真实客体的内射同时发生时，事实上，内射得到很好的处理，它朝着相反的方向做工，减少了儿童对客体害怕的程度。如此说来，儿童的超我形成、客体关系以及对现实的适应，这三者都是两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儿童对施虐冲动进行投射，儿童对客体进行内射。

第九章 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与超我早期阶段的关系

在前面一章中，我们探讨了个体早期焦虑情境和它们带来的各种影响，我们现在要继续讨论：力比多以及力比多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和改变那些焦虑情境。

口腔挫败体验促使儿童寻找新的满足感来源。女童的注意力从母亲身上转移，代替她口头满足感的是她对父亲阴茎的注意，它变成女童的早期目标。这时候，性器趋势的发生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就男童而言，他在母乳吮吸的基础上（因为母亲的乳房和阴茎是等同关系），也发展了与父亲阴茎的积极正面的关系。在吮吸阶段，对母亲乳房吮吸的专注转变成对父亲阴茎的注意，我认为这是“同性恋”（homosexuality）得以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正常情况下，男童对父亲阴茎的专注被俄狄浦斯唤醒趋势抵消。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他对父亲阴茎的态度发展成他与自己性别的良好关系；同时，男童“异性恋”得到完整发展。但是，男童在母乳吮吸阶段，对父亲阴茎的关注有可能在某些情境下发展为“同性恋”；而对女童而言，这种关注常常是“异性恋”（heterosexual）冲动的先兆。当女童对父亲产生依恋时，她的力比多欲望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而当男童再一次转向母亲（依恋）时，他把母亲确认为“性爱”（genital love）的目标，完成“性器”差别的确认。

在父亲阴茎关注的早期阶段，施虐达到高峰。我已经发现，所有性器前期和性器期接替迅速，在性器前期和性器期之后，力比多逐渐巩固它的地位，并且与破坏本能力量发生角力。

生命本能（life-instinct）和死亡本能（death-instinct）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可以把这两者的互相斗争看作是一个关键因素，它在思想变化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力比多和破坏趋势之间有一个无法切断的纽带，这个纽带在很大程度上把力比多置于破坏趋势的强大势力之下，尽管如此，死亡本能却构成绝对的“险恶循环”，其间，侵犯上升为焦虑而焦虑进而强化侵犯。当力比多力量增强的时候，这个“险恶循环”被力比多力量打破。在儿童发展的几个早期阶段，生命本能必须倾其所有的力量来保全自己，打败死亡本能。这个生命本能同时刺激了性发育。

由于性器冲动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隐藏状态，我们不能清楚地看出儿童的破坏冲动和力比多冲动两者之间的冲突，也不知道它们在各个发展阶段的起伏变化和相互渗透情况。我们已经熟知各个阶段的结构，它们的出现不仅与力比多的重要地位一致（力比多在与破坏本能的角力中取胜并牢固树立了地位），而且，它们与力比多之间还要相互适应，因为力比多和破坏本能既是团结一致的盟友又是两个死对头。

深层次的精神分析揭示施虐症频频发作，但是，这在儿童身上却无法看出端倪。我的观点是：在儿童发展的最早阶段，他经历了各种起源的施虐高峰。这个观点只是把广泛接受和认可的理论放大了数倍：口腔施虐的同类相残（cannibalism）阶段后面紧跟肛门施虐阶段。我们必须牢牢记住那些同类相残的趋势找不到心理上的对等表达，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只能找到相当微弱的标记来表明儿童破坏客体（同类相残）的种种冲动，我们所见的仅仅是儿童幻想的衍生物。

有一种说法，儿童富余的幻想在儿童发育的最早期出现，它们从未变成有意识的思想。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个现象，亦即儿童表达了他对真实客体的施虐冲动，而幻想表达却与客体没有关系；另外，我们还应该要记住，自我发展阶段的幻想源自儿童早期，这个年龄的儿童与现实的联系还没有发展，而他的幻想占据主要地位。自我的发展还有另外几个原因。儿童的身高、体重和生理特征与成年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看见儿童针对无生命客体和小动物表现出了破坏本能。生殖冲动虽然隐藏在视线之外，它已经对儿童施虐症施加了一种约束力量，这种约束力量有助于儿童减轻针对外部客体的施虐趋势。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特别指出，儿童的客体关系和性格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儿童前导性固着定位决定的——不论口腔吮吸阶段还是口腔施虐阶段。我认为，这个因素对于超我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由于乳房等同于阴茎的缘故，儿童对慈爱母亲意象的内射，也将影响父亲慈爱意象的建立；同样，在超我的建立过程中，在口腔施虐冲动的影响下，口腔吮吸阶段的固着将妨碍由焦虑所引发的认同。

随着儿童施虐趋势的减弱，儿童的超我形成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力度减弱，并且，自我的反应也经历了调整。儿童对超我和客体的过度恐惧占据儿童发展的最早阶段，并促成过激反应。似乎是自我首先尽力保护自己免于超我的侵犯，自我“无视”（scotomizing）超我的存在，随后抛弃超我（用拉弗格的说法）。一旦自我胜过超我，并且避免后者对本我的冲动形成对抗，我认为，自我开始认可超我的力量，并做出应对反应。当后期肛门阶段的启动时，自我前所未有、无比清晰地认识到超我携带的力量，并且不断做出种种努力与超我达成妥协。自我在认可超我力量的同时，还对超我的种种强制性命令表示完全顺从，与此同时，自我采取步骤，对内心现实（intrapsychic reality）表示认可（内心现实的认可依赖于外部现实的认可，前者是后者的先决条件）。自我与本我的关系在早期阶段曾经是排挤关系，在后期肛门阶段变成自我对本能的压制（suppression），或者，确切说来，是自我对本能的压抑（repression）。

由于与超我和本我相关的恨被置换到客体上，所以恨的程度（对客体的恨）得以减轻。随着力比多成分的增加，针对客体的原始施虐趋势的破坏成分同时减少。当这个过程发生时，自我似乎害怕客体处罚的意识越来越强了，自我臣服于严厉的超我，并且接受超我施加的禁令，如此一来，自我加大了对客体力量的认可，而这又强化了超我等同客体的趋势。这个等同关系进一步调整焦虑程度，通过投射和置换手段，促进儿童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发展。自我现在开始有效控制焦虑，努力满足外部要求和内化客体的要求。自我开始保护它的客体（亚伯拉罕把这个行动归结到后期肛门阶段），这种针对客体行为方法的改变可能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1、个体可能离开客体，因为个体害怕客体作为危险之源的存在，同时，个体也为了让客体不受施虐冲动的影响；2、个体可能以更强大的积极情感转向客体。这个与客体发生关系的过程表现在“好”母亲形象和“坏”母亲形象的区别上。这种对客体的矛盾心理标志着个体与客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且有助于改善儿童对超我的恐惧，这种恐惧被转移至某个外部客体，随后通过置换延伸至好几个客体。有些客体变成被攻击对象，他们是充满威胁的客体，而另一些人，尤其是母亲，她是慈爱和被保护的客体。个体克服焦虑越来越成功。由于婴儿在性器阶段的成长进步，个体内射更友好的意象，因而导致超我行动方式的改变。

至此，超我降低对个体疾风暴雨式的威胁强度，转而采用温和的谆谆教导方式，自我在这种积极肯定的关系中找到应对超我威胁的支持力量。自我现在可以怜悯同情它的客体，采用恢复机制和做出应对措施来安抚超我。自我从那些客体和外部世界接受的爱和认可，被认为是超我获得认可的公开展示方式。在自我和超我的这种联系中，区分“好”形象和“坏”形象的机制很重要。自我离开发出威胁的客体，它转向友好客体，尝试修复想象中遭受的创伤，接着自我升华的过程进入。个体对友好客体做出修复反应，这是他在所有升华过程中的一个根本驱动力量，也是个体在最早期的升华过程中的一个驱动力量（比如早期玩游戏的冲动是其最原始的表现）。修复趋势和升华的发展有一个前提，超我施加的压力应该被自我缓解，并且自我产生罪疚感，自我这种特质上的变化发端于生殖冲动的加强。客体关系影响超我和自我的关系，最终造成自我的罪疚感。一旦这种罪疚情绪变得强大，自我将马上感受到焦虑情绪，如果这个思路正确，那就不是超我有缺陷的问题，而是超我的某些特征导致某些人社交能力的缺失，这个人群包括罪犯和被称为“不社交”的人群。

根据我的想法，儿童在早期肛门阶段会抵制他在口腔施虐阶段内射的可怕意象。排挤超我是克服焦虑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在这个阶段不能取胜，因为这个克服焦虑的过程太强大，并且，激烈的排挤手段将不断带来新的焦虑情绪，而不能缓解的焦虑促使儿童在下一个阶段（晚期肛门阶段）释放大量的力比多，所以，我认为焦虑感是儿童成长的有益工具。

我们知道，对于成年人而言，超我和客体根本不是一回事。其实我已经竭尽全力地证明，它们对于儿童而言也不是同一回事，它们之间的差异造成自我努力把真实客体和客体意象进行相互转换，而我认为这种转换是儿童成长过程的重要因素。这个成长过程以如下的方式表现出来：客体和超我的差异化程度变小，同时，性器阶段占据更多的主导地位，意象越来越接近真实客体；幻想和焦虑引起的意象（属于发展过程的最早期阶段）退回到不重要的地位；同时，个体的心理平衡变得越来越稳定，早期焦虑情境得到更好的改善。

随着性器冲动渐渐获得力量，自我对本我的压制失去了往日雄风，这两者之间获得更多“默契”。因此，更多良好、积极的客体关系在性器阶段之前发生，它们可能被认为是超我——自我以及自我——本我之间关系良好的标志。

我们已经知道，精神病的几个固着点发生在发展的最早期，并且早期肛门阶段和晚期肛门阶段的分界是精神病和神经官能症的分界线。我认为，那些固着点不仅仅是晚期精神病发作的开始，而且还是各种情绪不正常的开始，这些情绪不正常是儿童生命最早期的经历。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见过于强大的焦虑情境在施虐高峰期产生，这种焦虑情境是精神错乱的一个最重要的病因。我还发现，在发展的最早期，儿童通常会经历精神病特征的焦虑情境。如果鉴于外部世界和个体内在的原因，那些早期的焦虑情境被激化到一个较高程度，儿童将表现出精神病特征。如果引发儿童焦虑的意象压迫太厉害，不能充分利用良好意象和真实客体，不能充分抵制意象，儿童将承受精神病的困扰，儿童将发展类似成年人的精神病，并且通常在生命后期发展为真实的精神病，或者构成严重疾病的发病基础或者发展为其他疾病。

由于这些焦虑情境在每一个儿童身上有时候变得积极活跃，并且达到一定厉害程度，每个儿童将不定期地表现精神病病状。儿童情绪在亢奋和悲伤两级之间变化是典型的精神忧郁症，我们常常在儿童身上发现这些症状。儿童的悲伤和其特点常常不被人理解，因为这种情绪的发生是如此的频繁而又如此的反复无常，但是分析和观察已经让我了解他们的悲伤和压抑。他们虽然没有成年人忧郁症那么严重，他们却有着相同的原因，而且常常伴随自杀的想法。发生在儿童身上的或大或小的事故，以及他们自我的伤害经常都是企图自杀造成，而他们采取的自杀手段往往无效。逃离现实是精神病的标准表现，对儿童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却往往被认为是正常现象。偏执狂的特征在幼童身上不容易被发现，因为这些特征被看作是鬼鬼祟祟和欺瞒哄骗的伎俩（它们都是精神失常的表现）。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幼童往往会感觉自己被幻想的人物包围和追击。在分析一些幼童的心理时，我发现，当儿童独处时，尤其是夜晚，他们觉得自己被各种迫害者包围，比如魔法师、巫师、幻想中的人物和动物。这些恐惧具备偏执狂焦虑的症状。

儿童神经官能症呈现一幅内容丰富的画面，这幅画面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病特征，包括神经官能症的各种特征以及各种机制（我们仅能在成年人身上找到的特征和机制）。在这个复杂的画面中，这种精神错乱或者那种精神问题的不同特征在不同的时间得到着重强调，但是，在很多病例中，各种精神错乱和儿童的心理防御机制却是在相同时间展开，导致儿童神经官能症完全无法识别。

弗洛伊德在他的作品《抑制症状和焦虑》中，他说“婴儿最早期的恐惧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解释”，并且，“完全不知道这些恐惧症与儿童后期的神经官能症有什么联系”。我的经验是，儿童早期的害怕情绪就是早期焦虑的表现（在超我形成之初的焦虑）。最早期的儿童焦虑情境在他半岁时，亦即施虐增加时产生。焦虑情境包括害怕外部和内射的暴力客体（比如它们的吞噬、切割、阉割行为），而害怕和焦虑在如此早的阶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

根据我的观察，幼童就餐的困难与他们最早期的焦虑情境有关系，无一例外，两者的根源都是偏执狂。在同类相残阶段，儿童把每一种食物等同于客体，这些客体都代表某些身体器官，因此，食物可能是父亲阴茎，也可能是母亲的乳房，儿童热爱、憎恨或者害怕他们；流质食物，比如牛奶，表征大便、尿液和精液，而固体食物表征大便和其他身体部分。食物导致所有的恐惧情绪上升，儿童害怕被毒害、被伤害。如果儿童早期焦虑情境发作厉害，恐惧情绪就会在儿童的内化客体和排泄物上表现出来。

婴儿对动物的种种害怕反应是这种早期焦虑的表现，这些恐惧是在早期肛门期对可怕超我的排挤反应。婴儿期的恐惧过程有几个步骤，在这个过程中，婴儿纠正对可怕超我和本我的恐惧，第一步，排挤超我和本我，把它们投射到外部世界，超我因此得以与真实客体等同。第二步，把对真实父亲的恐惧置换到动物身上——我们对此非常熟悉。第二个步骤在自我发展的最早期阶段完成。在很多病例中，这样的置换通过改善幻想中超我和本我与野蛮、危险动物的对等来完成，自我选择不太凶猛的动物来代替野蛮和危险的动物，这个不太凶猛的动物变成外面世界的某个焦虑客体。焦虑得以置换至这个动物身上，它表征的不仅仅是儿童对父亲的恐惧，也常常是儿童对父亲的钦佩。这个置换标志着理想主义的发生，因为恐惧得以改善，幻想中的野蛮和凶猛动物已经与超我毫不相干。我们从此处看见了超我、客体关系和动物恐惧三者之间紧密的联系。

弗洛伊德写到：“之前，我提到儿童的害怕有投射特征，在投射中，他用观察到的外部危险代替了内部和本能的危险，这样做的优势是主体通过避开可观察到的外部危险保护自己，但是逃离内部的种种危险是一种无效行为。我的这个说法并不是不正确，但是它并没有探寻事物表面现象以下的原因。本能的要求本身并不是危险的，只有在招来真实危险的情况下才有被阉割的危险，本能的要求才具备危险性，因此，对付恐惧的最后一个招数就是采用一个外部危险代替另一个外部危险。”我大胆地设想，恐惧的根源其实是来自内部危险——个人对他自己破坏本能和对他内射父母的害怕。在同一篇文章中，弗洛伊德描述了替代具备的优势，他说：“害怕产生焦虑，这有一个前提，只有个体察觉到令人害怕的对象后，个体焦虑才出现。的确如此，危险情境是个体对外部现实的判断。个体不用害怕被不在场父亲的阉割（个体却不能去除父亲的权威，因为权威可以在任何时候出现）。如果威严的父亲被动物替代，个体只需要回避动物（回避动物很容易做到）就可以不受危险和焦虑的影响。”

这个动物替代方式的优势很明显，通过动物替代，自我不仅能够用一个外部客体代替另一个外部客体，还可以把已经内射（所以无处可躲）的非常可怕的客体投射至另外一个不太可怕的客体上面。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被阉割的焦虑曲解了这个民间说法——儿童害怕被马咬，被狼吃（它们代替了阉割）。儿童早期的焦虑就是害怕吞并一切的超我（devouring super-ego）的出现，而这个焦虑是儿童害怕动物的根源。

为了进一步解释我表达的意思，让我们采用两个害怕动物的病例来说明：小汉斯和狼人。弗洛伊德已经指出，尽管两者之间有一些相似性，他们却还是存在很大差异。我们观察到小汉斯的害怕包含许多积极情感特征，他对动物本身并不害怕，他甚至还对动物抱有一定程度的友好情感，这种情感可以从他与父亲一起与几匹马玩耍中观察到（在他对动物的害怕发生之前）。他与父母的关系以及与环境的关系整体上良好，他的总体发展表明他已经成功战胜肛门施虐阶段并且到达性器阶段。他害怕动物是最早期焦虑的特征，因为超我在这个阶段中等同于一只野蛮和可怕的怪兽，儿童对客体的恐惧感非常强烈。在总体上，小汉斯似乎已经克服并且相当完美地改善了早期焦虑。弗洛伊德如此描述汉斯：“就俄狄浦斯情结的积极意义而言，小汉斯似乎已经是一个正常的男孩子了，因此，他的婴儿神经官能症可以被视为轻微甚至已经‘正常了’。我们知道，他的焦虑症很快可以用简短分析结束了。”

那个称之为“狼人”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是一个四岁的男童，他却呈现另外一番景象。这个男童的心理发展不能视作正常，弗洛伊德这样描述这个“狼人”：“……他对女性客体的态度被早期的诱惑破坏，而他被动的女性位置得到强化发展。对他梦境中狼的分析，表现出微乎其微的对父亲的蓄意侵犯。睡梦分析带出一个毫不怀疑的证据：抑制取代了他对父亲的温柔情感。在狼人的个例中，其他因素可能曾经也运作过，但是他们没有明显证据。”“狼人”的分析表明，“被父亲吞噬的想法解释了狼人发展的降级退回，回到温柔和消极的冲动状态，他希望以一种性爱方式被父亲所爱。”从我们先前的讨论来看，这个观点不仅表达了一种降级退回的消极温柔情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是最早期发展的遗留特征。如果我们视这个男童害怕被狼吞吃的恐惧不仅替代了男童害怕被父亲阉割的想法，我还认为，作为一种严重焦虑情绪，它以一种顽固的形式存在，并且以种种改头换面的方式，紧紧跟随他对父亲的害怕，这种恐惧决定性地影响了他不正常发展的道路。当口腔施虐本能导入，并达到最高峰时，这个男童渴望投射他父亲的阴茎。伴随他强烈的口腔施虐仇恨冲动，这些情绪上升，变成对充满危险的、饕餮动物的恐惧——他把这种动物等同于他父亲的阴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成功克服和改善他对父亲的恐惧将部分取决于恐惧的破坏强度。“狼人”并没有克服他的早期焦虑，他对狼的恐惧代表了他对父亲的恐惧，表明他思想上一直保留着父亲的饕餮野狼的形象，我们知道他后期的父亲意象一直是这匹野狼，它反复出现，他的全部心理发展都受那个强大的恐惧制约。我认为，对父亲的强烈恐惧是产生反向俄狄浦斯情结的一个潜在原因。在分析几个四至五岁高度神经质男童的时候（他们都有偏执狂特征、严重神经官能症、俄狄浦斯情结），我确信对父亲强大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几个男童的发展历程，这种恐惧在心灵最深处仍然存在，这种恐惧的根源针对父亲，这是强大的初始攻击冲动。

俄狄浦斯情结导致了与父亲的矛盾冲突，这个冲突不可能引发幻想，专门来针对危险而又吃人的父亲（devouring father），因此异性恋位置必须被抛弃。在“狼人”身上，这些焦虑情境在我看来是他对父亲消极态度的表现，不同性别的姐妹对他的诱惑只是强化和确认他对父亲的恐惧态度一直存在。我们知道“从这个梦见野狼的决定性梦境开始，这个男孩变得调皮捣蛋，他欺负别人，并且有施虐倾向”，他很快发展成精神分析中一种严重的病例，亦即真正强迫性神经管能症。这些事实似乎证明了我的观点：即使在男童对野狼恐惧的阶段，他也积极抵制他的侵犯趋势。在汉斯的恐惧中，他对侵犯冲动的抵制清晰可见（狼人的冲动却隐藏很深）。我似乎可以用这个事实来解释：后者极大的焦虑，或者说是强大施虐曾经以一种非常不正常的方式被处理了。汉斯的神经官能症没有表现出强迫性特征，而狼人很快发展出常见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这一点与我的观点完全一致——如果强迫性特征在婴儿神经官能症中出现得太早和太多，我们一定可以得出结论：非常严重的精神干扰正在发生。

我把现在的结论建立在那些男童的精神分析上，在这些分析中，我可以追溯男童的反常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超强施虐（或者施虐）没有得到成功纠正，这导致了人生很早阶段的过度焦虑发生。这是因为个体曾经非常排斥现实，产生了严重强迫症和偏执狂的特征。这些男童身上的力比多强化冲动和同性恋的构成改善或者驱走他们早期对父亲的恐惧，我认为这种应对焦虑的形式是偏执狂患者的同性恋病因原理，狼人后来发展的偏执狂症的事实支持了我的说法。弗洛伊德似乎证实了我的想法，在他的《自我和本我》(1932)中，他论及偏执狂患者的恋爱关系：“但是，我们通过分析偏执狂变化过程，得知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存在的机制。这个机制表明，爱恨的矛盾在起点就存在，两者间的转换（transformation）通过情感贯注反应的置换发生，能量从性爱冲动退出，并转移至仇恨冲动。”

在狼人恐惧症中，我相信我能清晰认出最早期的尚未改善的焦虑，他的客体关系也没有小汉斯的成功，他未完全建立的性器阶段和强大的肛门施虐冲动在严重神经官能症中可以被观察到，并且它们很快就完整表现出来。小汉斯能改善他危险而可怕的超我，改变超我的危险形象，并且克服他的施虐症和焦虑情绪，他在这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解释了他与父母的更加良好的客体关系，而且解释了两个事实：他积极显著的异性恋取向，以及他满意地到达了性器发展阶段。

我相信，在焦虑得到改善的过程中，肛门后期开始的那些机制与它发生联系。在肛门后期，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发作，我认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其实是治愈最早期精神病症状的一种努力，而且婴儿期的神经官能症的强迫机制和那些更早发展阶段的机制都已经在运作中。

初看起来，我所说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某些因素在婴儿神经官能症的情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说法与弗洛伊德所说的关于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发病起始点完全不同，尽管如此，我相信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可以用一个基本道理来解释清楚。我发现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起源于童年的早期，但是综合各种分散的强迫性特征，我们得出一个完整结构的整体——神经官能症。神经官能症在童年的后期才出现，也就是直到潜伏期才出现。大家普遍接受的理论是肛门施虐期的固着点不会成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发生的因素，而是要等到后期，当重新退回到施虐期的固着点时，才作为发生作用的因素。我的观点是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真正起点是在儿童发展强迫症状和强迫机制时——进入后期肛门制约阶段。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早期强迫性症状呈现一幅与后期完整发展的神经官能症不同画面的事实，如果我们记得，在潜伏期，成熟的自我调整了与现实的关系，着手精心准备和整合那些自从童年早期就异常活跃的强迫性特征。幼童强迫性特征不被识别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与更早期的精神疾病一起发作，而这些精神疾病没有与其他各种防御机制一起得到解决。

我已经努力证明，幼童太多时候表现出鲜明的强迫性特征，这个阶段被称为幼儿神经官能症阶段，一个真正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已经占据这个时期的画面。我的经验是当早期焦虑情境太严重，并且没有被充分改善的时候，上述情况会发生，儿童将发展非常严重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我希望在区别强迫性特征的早期根源和后期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过程中，我已经表达清楚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与大家已经普遍接受的理论完全一致。在《抑制、症状和焦虑》中，弗洛伊德说：“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起因表明，有必要驱走俄狄浦斯情结的力比多。”他继续表述：“力比多的性器结构很脆弱，抵抗力不够，所以当自我开始防御时，它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部分或者整体性器结构（阴茎阶段）退回至更早的肛门施虐阶段，而这个退回对后期的发展意义重大。”如果我们把力比多的各种波动变化视作退回，我认为这种退回波动是早期发展的特点：在早期，性器性欲多次发展被终止之后，最终得到完全确定和加强。如果我关于俄狄浦斯情结很早就开始的提法准确无误，关于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描述就不会与弗洛伊德上面所述的观点互相矛盾了。我的论点将证实弗洛伊德尝试性提出的另外一个提议，他说：“也许退回不是个体体质因素造成，而是时间因素，也许退回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性器结构太脆弱，也不是因为施虐最高峰时自我的反抗开始得太早。”弗洛伊德反对这个观点，他说：“我不准备就这一点发表确定的说法。”但是我想说，精神分析观察并不支持这样的假设。分析观察表明了在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进入时，性器阶段就已经启动；另外，神经官能症的开端属于生命后期，在歇斯底里症之后，属于童年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进入潜伏期时）。我的观点：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起源于童年第一阶段，症状本身的显著表现却是在潜伏期的开端。如果我断言我的观点正确，这些反对意见就都可以抛弃了。

我相信强迫性机制在童年很早时期——幼儿一周岁以后就开始有活力。这个观点是我理论的一小部分，我认为超我在儿童生命的最早期形成，最开始感觉到的是焦虑，随后，早期施虐阶段慢慢接近，罪疚感也出现了。这个观点与我们目前已经了解的理论有很多不同之处。我在这本书的前面部分描述了病例分析，我的观点建立在这些病例上，现在我想从理论上支持这些病例分析。让我们再次转向弗洛伊德的观点：“就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而言，所有后期病症形成的主要原因一定是自我对超我的恐惧。”我却认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是纠正早期焦虑情境的手段，而且，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严厉超我并不与儿童发展早期未经修正的、可怕的超我有什么不同之处，这让我们更加接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为什么这种神经官能症的超我竟然如此严厉？

儿童罪疚情绪与外尿道施虐和肛门施虐紧密相关，这些情绪来源于幻想攻击，在施虐高峰期，儿童幻想攻击母亲的身体。在早期分析中，我们了解儿童害怕“坏”母亲，这个母亲不断要求儿童归还大便和从她那里被偷走的干净小孩，因此当生活中母亲（或者保姆）要儿童保持清洁的同时，她就变成了一个“坏”人，这个“坏”人不仅要求儿童远离大便，而且在儿童的幻想中，这个人总是想要从他的身体内武力夺走这些大便。另外一个巨大的恐惧来源是内射意象，因为儿童的破坏性想象力针对的是外部客体，他总是以为身体内部有同样野蛮的破坏性攻击。

在这个阶段，把粪便比作危险、有毒、可燃烧物甚至各种攻击武器，其结果就是儿童害怕自己的排泄物变成攻击自己身体的武器。这个排泄物等于攻击工具，以及儿童的攻击幻想进一步造成儿童害怕外部和内部客体的攻击，这些焦虑的源头全部都强大无比、手段高明，我认为训练孩子“保持清洁”是造成儿童焦虑情绪的最深层次的原因。

因此，儿童表示厌恶、遵守秩序和保持清洁，这些反应的形成来自于各种不同源头的焦虑情绪，这些源头都来自早期危险情境。从肛门期的第二个阶段开始，儿童与客体的联系已经发展，我们知道，他的怜悯反应更加显著可见。而且正如我之前所强调，他对客体的满意情绪保证点没有纳入这种严厉的罪疚情绪，也没有考虑焦虑情绪与前性器阶段发展趋势的紧密联系。这种早期“保持清洁训练”给成年人的永久印象及其影响儿童终身心里发展的方式——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成年人的精神分析中看见——它们均指向儿童早期“保持清洁”的做法，以及由此导致的罪疚情绪两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费伦齐(Ferenzi)在《性习惯的精神分析》（1925）中委婉表示，这两者之间有更加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存在某个超我生理前导，他把此前导称之为“括约肌道德”（sphincter morality）。了儿童自己的安全，保护他不受外在和内在的破坏，客体修复成原样也是他身体保持完整无损的必要条件。

我认为兴起于早期危险情境的焦虑与强迫特征和强迫症症状紧密相关。焦虑症牵涉到多重伤害，并且与身体内部的破坏行为有关，因此焦虑症存在于儿童身体内部，需要被改善。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或者客体身体的内部都没有明确了解，儿童不能确信他对内部伤害和攻击的恐惧是完全有根据的，他也不能确信他用强迫行为已经成功修复了内部伤害，其结果是儿童的这种不确信与强烈的焦虑结成联盟，并且加剧了焦虑程度。还有，儿童无法获知幻想造成的破坏，这导致对知识的如饥似渴的需求。儿童努力克服自己的焦虑，而焦虑的本质总是吹毛求疵，总是过多强调现实，过于追求精确等等，这种不确定性焦虑引起的怀疑不仅在造成强迫性特征中发生作用，而且激发儿童太强调确切无误，太强调秩序感，太遵守规则和仪式等等。

强迫症的另外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是各种原因的焦虑——它的强度和数量，属于最早期的危险情境。这些强烈而多重的焦虑以同样强烈的冲动启动防御机制，引导儿童强迫自己保持清洁或者修补破损的东西，修复被破坏的东西，这些强迫行为与各种施虐幻想和幻想的细节相对应。

除此之外，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患者还强制别人，我认为这是多重投射的结果。首先，他试图甩掉无法忍受的强制，他只能把他的客体勉强当作他的自我或者超我，这样可以替代外界的强制。在完成这个过程中，他碰巧满足了折磨和征服客体的重大施虐愿望；其次，他把内射客体的破坏和攻击的恐惧置换到外部客体上，这个恐惧唤起他控制、管理他意象的强迫症。事实上，这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强迫症，它主要是针对外部客体发生。

我的观点是，强迫症行为具备强度和多样性，它与神经官能症的严重程度，以及与焦虑症的特征和范围不相上下（发端于最早期危险情境的焦虑症）。如果这个观点正确，我们应该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去理解这两者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偏执狂和严重神经官能症。根据亚伯拉罕的说法，偏执狂的力比多退回到这两个肛门期的早期。在我已经发现的结果的基础上，我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在肛门施虐期的早期，如果个体早期的焦虑情境运作猛烈，个体实际上跳过了他通常在第二阶段（肛门施虐的第二阶段）才克服的初步偏执狂状态，而且强迫症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偏执狂干扰的严重程度（偏执狂正好发生在强迫症之前）。如果他的强迫性机制不能充分克服那些干扰，他潜伏的偏执狂特征将会正式出现，不然，他就会忍受经常发作的偏执狂症。

我们知道对强迫行为的压制唤起个体焦虑，因此强迫行为事实上起到控制焦虑的目的。如果我们认为被控制的焦虑属于最早期的焦虑情境，并且儿童的恐惧达到顶点（害怕自己的身体和他的客体以不同的方式被破坏），我们将能够更好地理解许多强迫行为的深层次意义。比如，一旦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识别焦虑的本质和罪疚的本质（隐藏在肛门期的物物交换现象下面），强迫性收藏各种物品和强迫性送掉各种物品的行为都变得更好理解。

在游戏分析中，我们找到了强迫性拿取和随后归还动作的各种解释，这些动作伴随焦虑感和罪疚情绪发生，这是对之前抢夺和破坏行为表征的反应。比如，孩子们把一个盒子里的东西转移到另外一个盒子中，并且小心翼翼地摆放和保存它们，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出焦虑情绪。如果孩子年纪足够大，他还会计算盒子里东西的数量。盒子里的东西杂七杂八，里面有划燃过的几根火柴棍（上面的黑焦炭已经被孩子不厌其烦地擦干净）、折纸、铅笔、砖块、几根线头等等，它们代表的都是孩子从母亲身体里取来的东西——父亲的阴茎、孩儿、粪便、尿液和母乳等等。他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书写，把纸撕成碎片，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藏起来。

我们随后通常看见，在儿童不断增加的焦虑中，他不仅象征性地把他从母亲身体内取来的东西放回去，他还强迫自己从盒子里拿出来或者放回去。可是这些根本不能让他自己满意，他不断强迫自己以各种方式补偿。他还回去的东西和他这么做的过程都使他的施虐趋势得以继续打破他的反对趋势。

我的五岁小病人约翰是一个患神经官能症的小孩，他在他的精神分析阶段发展出计数痴狂症状（counting mania）。这个症状在他这个年纪会经常出现，所以这个症状之前并没有被注意到。在小约翰的分析中，他经常在一张纸上面仔细标注玩具小人和其他的玩具（他把这些东西都放在这张纸上），标注完以后，他把它们转移到另外一张纸上。但是他不仅想确切知道这些东西之前所在之处（这样就可以把它们放在完全一样的位置），他还把它们数来数去以确保玩具的数量，也就是说一些大便、父亲的阴茎、孩子们的数量。这些都是从母亲的体内取出，而且他都要放回原处。在他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他说我很笨，责怪我瞎说，他说：“十不能减十三，二不能减七。”孩子担心放回去的东西数量超出自己拥有东西的数量，这种焦虑是孩子的典型表现。除了其他原因，这种焦虑还可以用儿童和成年人身高的差别，以及儿童罪疚感的程度这两个原因来解释。孩子觉得他不能把自己小小身体的东西全部拿给他的妈妈（相比之下，他妈妈的身体如此高大），这种沉甸甸的罪疚感让儿童一刻不停地因为抢夺和破坏母亲或者父母双亲而备受自责，而这种罪疚感又强化了他们永远也“还不清”的想法。在他们非常小的时候，“不知道”（not knowing）的这种想法大大加深了他们的焦虑。我将在后面回到这个话题。

儿童“还回去”（giving back）的表征常常被“上盥洗间方便”的借口打断。我另外一个小病人也是一个五岁小男孩，在他的分析问诊时间，他常常要去盥洗间方便，有时候多达四五次，当他返回的时候，他口头已经数到很大的数字，他试图说服自己这个数字（自己私人物品的数量）足够还回他曾经“偷”来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肛门施虐表征的聚藏私人所有物，似乎仅仅因为其行为本身带来的愉快，这个表征具备了另外一面。同样地，成年人的精神分析也向我表明，手中掌握一定的资金以备不时之需确实是渴望安全的需要，成年人通过金钱来武装自己，应对他们母亲的攻击（他们从她那里抢走东西）——虽然说母亲已经去世多年；同时，他们希望能够有朝一日归还自己从母亲那里偷来的东西，另外，他们害怕被夺去自己身体的某些部分，这种焦虑迫使他们不断积累更多金钱，如此一来，他们就做到“家中有粮，心里不慌”（reserves to fall back on）。比如，小约翰承认我的说法：他害怕不再能够归还母亲所有的大便和孩儿们（他幻想从母亲处偷来的），这种恐惧驱使他把收集的物品破坏掉，然后又去“偷窃”更多的东西。他还跟我解释为什么他不能修复他偷来的每一件物品，他说他的大便在偷来的时候就融化不见了，那个东西完全被他排泄掉，变没有了，所以，就算他想要造出更多的大便，他怎么制造都是不够的。他不知道大便是不是“足够好”，他所说的“足够好”的字面意思是他从母亲那里偷来的东西的“分量”（因此，他在此情境下“小心选择”表征“赔偿”的形状和颜色），但是，更深层的意思是“无害”，没有任何毒性；另外一个方面，他经常便秘是因为他需要留存大便，这样自己就不会“空空如也”。这些许许多多互相矛盾的趋势（我仅仅略举一二）在儿童身上唤起了严重的焦虑情绪。每当他的恐惧情绪上升，他就害怕不能制造恰当的物品或者给予足够分量，甚至害怕不能修复他曾经破坏的物品。儿童的主要破坏趋势全面展开，他受应急反应趋势的驱使，他会撕破、切割和烧毁他已经做好的东西，比如：他粘贴的盒子（里边装满了代表母亲的东西），或者他在一张纸上作的画（也许是城镇构图），他破坏的欲望就会变得无法遏制。同时，儿童尿尿、大便的重大施虐行为意义变得清晰可见，撕纸、剪纸和烧纸的行为与水淹物品、木灰涂抹、铅笔涂鸦等等行为交替出现，所有这些行为都起到破坏作用。水淹、涂抹意味着浸没、淹死或者投毒，湿纸揉成团代表的是有毒投掷武器，因为水代表尿，纸代表大便。这些细节清楚表明尿尿、大便施虐是儿童罪疚感的确切原因，而且，罪疚感导致的偿还冲动在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机制中找到了解释。

焦虑上升导致退回，儿童发展退回到早期阶段的防御机制，这个事实表明属于最早期发展阶段的超我，其威力无比，施加的影响是致命的。这个早期超我施加的压力增加了儿童施虐专注，伴随的结果是儿童总是强迫自己重复初始的破坏行为，他担心事情没有弄对，这种担心导致更深层次的焦虑，在幻想中被他杀死的客体会反复来找他复仇。这些焦虑将启动属于早期的防御机制（因为无法安慰或者得不到满足的客体必须被放置一边），儿童力量弱小的自我无法与这么一个充满威胁的超我达成妥协。只有在更高级的阶段，焦虑才能发展为罪疚感并且启动强迫机制的运行。我们惊奇地发现，在精神分析期间，儿童在强大的焦虑压力之下，不仅具有很多施虐幻想，而且还把处理焦虑的能力变成自己巨大的愉悦感。

如此一来，儿童的焦虑直接上升，他需要手段应对超我和客体的威胁，他对物品的渴望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他努力想把物品还回去。但是儿童的焦虑太多而且冲突很严重，他这个愿望是无法达成了，因此我们看见这个神经官能症的孩子受累于“拿走”和“归还”两难的强迫行为（这个心理因素可以被标记出来，它是所有肠道消化功能性紊乱和身体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相反，由于焦虑的严重程度下降，它的反应趋势也失去了强度和强迫特质，趋势的发挥变得更稳定，其效果感觉更轻柔、更具连续性，不太会受到破坏趋势的介入干扰。但是儿童自己的修复取决于客体被修复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他的破坏趋势显然没有变成无效操作，它们失去了力量而且变得越来越具有适应超我需求的能力。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第二个阶段——反应形成阶段，这个阶段也包含了破坏因素，这些因素现在更多明确针对超我+自我，并且无所顾忌地追寻超我和自我认可的目标。

我们知道，在强迫行为和“万能思想”（omnipotence of thoughts）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弗洛伊德曾经指出原始人类的最主要强迫行为在本质上具有魔法性，他说：“如果这些强迫行为没有魔法，它们就是对抗魔法的行为。这些行为计划周密，用来击退任何灾难，与此同时，神经官能症也得以发展。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也有保护程序，它以相应的魔法程序的方式存在。我们可以描述强迫行为的发展路径，我们发现，开始，这些强迫行为远离所有性行为，采取种种魔法机制来抵制邪恶念头，最后，强迫行为代替了被禁止的性行为，或者干脆采取一些类似性行为的模仿行为。”从这个描述中，我们看见强迫行为是对抗魔法的行为，它抵制邪恶想法（死亡的念头），它是抵制性行为的盾牌。

我们可以期待这三者已经联合一起的防御行为，它们在那些幻想中存在，它们在罪疚感的补偿行为中存在。我们将看见这个魔法的、邪恶的念头以及防御动作的联合出现。在最后一章中，描述婴儿玩弄自己生殖器的情境完整说明了这三者的联合。

我在第十二章指出，俄狄浦斯冲突和施虐自慰的幻想在开始阶段与父母之间的性交有关，并且与施虐攻击有关，它们因此变成儿童罪疚感最深的来源。我据此得出一个结论：破坏冲动造成的罪疚感主要是针对儿童的父亲和母亲，这些破坏性冲动引发儿童被禁止的自慰和其他性行为（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是邪恶的），这种罪疚感来自儿童的破坏本能，而不是来自儿童的力比多和乱伦本能。

根据我的观点，俄狄浦斯冲突和施虐自慰幻想的开端是在自恋阶段——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这个主体在他自己的眼中有比较高的心理行为估值，而在我们的眼中却到达了一个过高的心理行为估值。”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儿童有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他相信他的膀胱和肠道功能的强大，因而相信自己“无所不能”。儿童在幻想中展开对父母的多次攻击，他感觉内疚。但是，儿童相信粪便“无所不能”，这个想法造成他沉重的罪疚感。我认为这是造成神经官能症的原因，以及造成他保持或者退回到“无所不能”的原始想法的原因，当他的罪疚感启动强迫行为防御机制时，他的“无所不能”情感将起到补偿的作用，但是，这种“无所不能”的情感必须用强制和夸张的方式，这时候的“补偿”具备原始破坏性，它建立在“无所不能”的基础上。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很难判断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强迫行为或者保护行为是否遵循相似的行为规则（或者相异规则）。这些行为被非常小的物品替代（有些替代微不足道），所以，这些行为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早期的分析完整证实了一个事实：不论细节的数量和质量是否不同，补偿机制最终建立在相似（或相异）的规则上。如果儿童保持施虐幻想的“无所不能”的强烈情感，他将不得不坚信“无所不能”的创造性，它帮助儿童做出补偿。儿童和成年人的精神分析非常清晰地表明：这个情感因素在促进或抑制建设性的反应行为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主体“无所不能”包括他做出补偿的能力，这种能力很重要，他破坏性的“无所不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我们必须记住儿童的反应形成阶段在自我发展阶段和客体关系阶段进入，而客体关系要预先假定一个更高级的现实关系，因此，“无所不能”的情感虽然夸张，它却是补偿修复的必要条件。儿童相信自己能做出补偿的想法，在最开始就将受到阻碍。

在有些分析中，我发现这种阻碍效果是两种“无所不能”的情感所造成。这两种情感与破坏性相联系，而且那些与补偿有关的情感被强化。如果病人的原始施虐和“无所不能”的情感曾经无比强大，相应地，他的反应趋势也很强大。他的补偿修复趋势以各种稀奇古怪的杂合幻想为基础，他各种破坏力量的杂合有某种独一无二、无比奇特的效果，因此补偿修复的效果就一定是非同凡响的，甚至有震天撼地的效果，而此效果本身就是他完成建构趋势的巨大阻碍（虽然我的两个病人毫无疑问拥有非凡的创造天赋）。但是这个阻碍还需要以下几个因素的进一步补充和强化，与这些各式各样幻想一起的是儿童强烈的怀疑心理，他怀疑他是否拥有必需的、这种强度的“无所不能”的能力，结果，他试图在他的破坏行动中否决这种能力。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积极使用他的“无所不能”。这个表现证实了他曾经消极对待他的“无所不能”，因此他必须避免这两种态度的矛盾冲突。他希望拿出确切的证据表示他建构性的“无所不能”完全抵消了其反面效果。在对两个成年人的分析中，我记得他们有这种“有或者无”的矛盾态度，这种态度来自这些冲突的趋势，导致他们的工作能力受到严重抑制，在几个儿童病人的身上，这种态度严重抑制了他们的人格升华过程。

但是，这个机制并不是典型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我观察到的病人出现了各种混合的临床表现，而不仅仅只是强迫性症状。利用“替代成微小事物”的机制（在他的官能症中“替代”有很大的作用），强迫症的病人可以找到“无所不能”的建构证据（带着小小的成就感），还可以找到完全做出补偿修复的能力，因此，强迫症病人对他建构全能产生怀疑，而这是一个强迫性重复行为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在渴求知识的本能和施虐之间存在紧密的纽带，弗洛伊德说：“我们经常得到一种印象，渴求知识的本能可以代替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中的施虐机制。”从我已经观察到的现象看来，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在自我发展的最早期就形成了。在这个时期，施虐症到达高峰，这时候，儿童渴求知识的本能被“俄狄浦斯冲突唤醒”所激发，在最开始时，渴求知识的本能被用作口腔施虐趋势的帮凶。我的经验表明，渴求知识的本能的第一个目标是母亲身体内部——儿童首先就把它视作满足吮吸的客体。母亲身体是父母性交的场所，这个场所是儿童幻想父亲的阴茎所在和儿童们的处所。同时，由于儿童想要强行进入母亲的身体，夺取母亲身体的内容并且破坏他们，儿童想知道母亲身体里到底有什么，里面的东西长什么样。依靠这个方法，他对母亲身体内容的渴望在许多方面等同于武力进入母亲身体的渴望，前一个渴望是后一个渴望的表征，它们相互强化，因此，渴望知识的本能与施虐的源头联系在一起（当施虐症到达高峰时）。这种联系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它们之间的纽带如此紧密，为什么渴求知识的本能在个体身上唤起了罪疚情绪。

我们常常看见儿童被很多问题困扰而且他的智力完全不适合解决很多困境。儿童苛责别人，特别是苛责母亲。这是因为母亲不回答他这些困扰他的问题，母亲的这种态度表明她不再满足儿童的愿望（不像满足儿童吮吸愿望一样）。苛责在儿童性格的形成中和知识渴求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种现象可以回溯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当儿童无法听懂成年人谈话内容或者成年人的遣词用句时，儿童习惯性地开始苛责（听不懂某些词句发生在儿童还未开口讲话时）。另外，不论是听不懂内容还是听不懂用词，儿童都非常喜欢在这两种情境下“苛责和发脾气”。在儿童的精神分析中，这种时刻都会表现为“别人为什么听不懂我说话”，这种现象发生在两岁零九个月的病人莉塔身上。儿童同时还会表现得非常生气，他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说出自己的问题，他也不能听懂用语言表述的回答，儿童从未想过或者明白过这些问题。渴望知识的本能触动起源于自我发展的最早期阶段，我认为，儿童对这种触动产生失望的深层原因来自于本能严重受挫。

我们已经看见，针对母亲身体的施虐冲动首先激发了儿童渴求知识的本能，但是，紧紧跟随的焦虑却又进一步助推了那个渴求本能的强烈程度。儿童渴望发现母亲身体内部的秘密和自己身体的秘密，同时儿童害怕前者的身体包含着危险。儿童害怕自己身体的内射危险客体和内部任何情况，他的渴望被种种恐惧强化；知识现在变成把握控制焦虑的手段，这导致儿童迫切希望获得知识，这种心情变成儿童渴求知识的动力，但是也是渴求知识过程被抑制的重要因素。我们在前面部分讨论了渴求知识的本能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在这些病例中，儿童知道了他对母亲身体造成的破坏性攻击（在幻想中）和他可能面对的反击和危险境地，他如此害怕这些事实，他甚至表现极端，索性打断渴求知识的本能。儿童最初非常强烈而又永不满足的愿望是：了解父亲的阴茎、自己的排泄、母亲体内的小孩儿，以及它们的特征、大小和数目。这些愿望都表现为儿童强迫式的揣摩测量、算术加减和口头计数行为。

随着儿童力比多冲动越来越强烈，他们的破坏性就越来越小，因此超我的特性得以持续不断地改变，超我的影响力被自我感觉为显著的约束力量；并且，随着焦虑的减弱，补偿修复机制的强迫性变弱，修复效果更稳定，更有效，具有更满意的结果。紧随其后的是，性器阶段的反应表现得更清晰。

性器阶段因而具备以下的特征：投射和内射之间发生互动，超我的形成过程和客体的关系发展之间发生互动，这些互动制约着儿童早期发展的全部过程。在其中，互动特征取得先导地位。

第十章 早期儿童焦虑情境对自我发展的影响

精神分析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识别和改善焦虑，个体表现出来的精神病症是个体不能改善焦虑的结果。除了对焦虑进行改善，还有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法（这些方法是因精神病症而产生）。这些常规治疗方法对于自我的发展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在这一章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方法上。

在发展的初期，自我受制于早期焦虑情境的压力，自我的力量弱小。自我一方面要满足本我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又要受到残酷超我的威胁，自我不得不使尽全力去满足双方的要求。弗洛伊德描述自我是一个可怜的小家伙，服侍三个主人，被三处危险威胁，这个描述对于儿童弱小、未成熟的自我来说尤其真实，因为儿童主要的任务是控制自己的焦虑。

在游戏中，正如弗洛伊德在分析一个一岁半的儿童游戏中表明的那样：甚至是年纪非常小的儿童也会努力克服自己的不愉快经历。在这个游戏中，儿童把一个缠线的木卷线筒向外抛掷，它消失了，随后收线，线筒又回来了。儿童不断重复这个动作，他学会了控制不愉快事件的情境——母亲的身影只是暂时消失。弗洛伊德在儿童游戏中识别出儿童游戏行为普遍重要性的功能，通过游戏，儿童把被动经历转变成主动感受，并且把不愉快变成了愉快，他把当初不愉快的经历加上了一个快乐的结尾。

早期的精神分析已经表明，在游戏中，儿童不仅克服痛苦的现实，而且，他同时利用痛苦的现实来克服自己本能的恐惧和控制内部的危险（通过投射危险到外部世界）。

自我努力把内在心理历程置换到外部世界并且让心理历程自由发展，自我的这种努力似乎与另外一个神经功能有联系，弗洛伊德在创伤性神经症病人的梦境中识别出这个功能的存在。

置换本能和内部危险到外部世界的做法使得儿童不仅可以更好地克服焦虑，而且使得儿童为改善焦虑可以做更多准备。对于我来说，儿童在游戏中对克服焦虑多次做出的努力，这是儿童“通过发展焦虑的方法来控制刺激”。起源于儿童心理原因的焦虑被置换到外部世界，这个置换伴随自我破坏本能的外部偏向的发生。置换具有增加客体重要性的效果，因为它与那些客体或者它们的替代物发生了联系，这种联系的积极应对趋势同时得到确认，客体因此变成儿童危险的来源。但是，客体如果以友好的样子出现，它们就代表了对改善焦虑的一种支持。

弗洛伊德把“抛掷木线筒”解释为儿童针对母亲进行施虐的报复性冲动行为（母亲抛弃了他）。但是，当儿童又收回线筒时，表征母亲回来的事实。这个游戏似乎表现了被伤害的母亲得以神奇复原的现象，因为我们认为抛掷等同于弑母。

除了投射使得焦虑得到释放以外（它使得内部本能刺激被当作外部刺激），由于置换的发生，内部危险与外部世界得以产生联系，这样就带来很多好处。儿童渴望知识的本能与施虐冲动曾经一起针对母亲身体内部，而害怕危险和侵犯强化了这种本能（这些都在儿童身体内部不断进行，而且没有任何办法对它们进行控制）。通过置换，儿童能够发现外部环境的本质，并且检测自己采取的应对办法是否可行，因此真实的外部危险更容易被解决。现实检测是一项有力的激励措施，它促进儿童发展渴求知识的本能和开展其他行动，所有的行动都帮助儿童保护自己免受危险，哪些行动击退恐惧，哪些行动确保个体对客体做出补偿修复。所有这一切都以相同的方式（它们作为冲动的早期表现）起到克服焦虑的作用，对抗既来自自身内部又来自真实世界和幻想的各种危险。

内射和投射之间的互动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对应超我形成和客体关系两者之间的互动，其结果是儿童找到驳斥害怕外部世界的方法，同时，通过内射真实而“良好”的客体来缓和焦虑情绪。由于良好真实客体的存在还可以减少儿童对内射客体的恐惧和儿童的罪疚感，儿童对内在危险的恐惧加强他对母亲的固着，并且大幅提升儿童对爱和帮助的需要。弗洛伊德解释说我们能理解的儿童焦虑，他的焦虑可以被归结为一个原因：儿童想念他所爱的人或者他渴望见到想念的人。弗洛伊德把焦虑追溯到未成熟个体完全依赖其母亲的那个阶段，想念所爱和渴望见到的人，经历得而复失的爱、危险客体的消失、黑暗中独处的恐惧、与不相识的人独处的恐惧，所有这些都是早期焦虑情境的不同形式，也就是说，都是儿童害怕的内化危险客体和外部危险客体。在晚期发展的某个阶段，除了这些焦虑，还有对客体的忧虑，儿童现在害怕他的母亲会在自己幻想攻击中死去，他会成为孤零零的一个人。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说：婴儿还不能区分暂时离开和永久离开。一旦婴儿看不见母亲，他就会做出行为反应，似乎他永远都看不见母亲了。儿童必须重复经历母亲不会消失的事实，最后确信这个真相：母亲暂时消失以后还会重新出现。

根据我对儿童的观察，母亲必须以她真实的存在多次证实她不是那个“坏”而充满攻击的母亲。儿童需要一个真实的客体，抗击他对可怕内射客体和超我的恐惧，再者，母亲的真实存在证明她没有死亡。随着儿童与现实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儿童更多使用他与客体的关系以及各种活动和升华，帮助抵抗超我的恐惧和超我的破坏冲动。我讨论的出发点是焦虑激发自我的发展，儿童在克服焦虑的努力中，儿童召唤自我支持建立与客体的关系，以及与现实的关系，所以，为了儿童适应现实和自我发展的需要，努力建立客体与现实的关系非常重要。

幼儿的超我和客体并不是一致的，但是超我持续不断地做出努力，使得它们的角色可以互换。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减少对超我的恐惧，部分原因是能更好地满足真实客体的需要（真实客体的需要不与内射客体的幻想要求重合），因此幼儿的自我负担了超我和自我的冲突，而超我包含了互相冲突的各种意象（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的要求。除了这些以外，幼儿必须应付超我要求和真实客体的要求，结果，幼儿总是在内射客体和真实客体之间——在幻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摇摆不定。

在幼儿阶段，超我和本我尝试互相适应的尝试是失败的，因为本我的压力和超我的严厉吸收了自我目前为止的全部能量。在潜伏期的开端，当力比多的发展和超我的形成都已经圆满完成，这时候的自我变得更强大，可以着手在更宽广基础上调整各相关因素的适应性。力量强大的自我与超我联合，建立一个联合援助计划，它首先包括了自我的顺从，以及自我对真实客体和外部世界的适应。在发展的这个阶段，儿童的理想自我是“举止礼貌得体”，满足父母和老师对“好”儿童的期待。

但是，这个稳定期在青春期到来之前被粉碎，青春期更是没有稳定性。力比多重新登场，这个时期的力比多强化了本我的要求，而同时超我的压力得以增加，自我又一次被猛烈挤压，自我面临必须做出新的调整的任务，因为以前的调整适应已经不合时宜。本能冲动不能像以前那样被压制和限制，儿童的焦虑由于这个事实而增加：儿童的本能现在可能更容易在现实中获得突破，导致比幼儿时期更严重的焦虑后果。

自我与超我达成一致。为了建立一个新的目标，儿童需要放弃原先爱过的客体。我们观察到青春期的少年常常与他周围的一切发生摩擦，他常常盼望新的客体出现。其实，这样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实是和谐的，因为，这时候现实施加各种要求更高的任务给青春期的少年。在他发展变化的道路上，他不断逃离原初客体，最终他脱离自己的一般意义上的私人客体，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原则和理想。

个体最后的稳定期要在他完全经过青春期以后才能达到。在这个阶段的终点，他的自我和超我终于能够就建立成年人的目标而达成一致意见，个体现在适应自己更广大的外部世界，而不仅仅只是依赖于自己所处的周围环境。虽然他认可这个新的现实的主张，他却把这些主张设置为他自己的内部要求。当他成功脱离他的原初客体以后，他在普通的客体上获得了更伟大的独立。这样的调整取决于他对新的现实的认可，并且，这个调整在更强大的自我的帮助下发生效果。在他的性生命绽放的第一阶段，压力对自我的强化做出很大贡献（压力来自本我和超我的夸张要求之间的压力情境）。与此相反，我们常常可以看见抑制这种压力的结果——对他个性产生约束，这种约束效果常常是永久性的，在此阶段结束时彻底完成。虽然童年第一阶段蓬勃发展的幻想，以较小的程度，伴随着性生命的出现而第二次出现，但是，当他已经经过了青春期后，他的幻想就被毫无意外地严重挤压，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

幼儿期还有一点，我们已经看见，超我和本我在这个期间还不能相互妥协；在潜伏期，自我和超我为了追求共同的目标，两者联合一起创造了稳定；在青春期阶段，与早期相似的情境再一次出现，个体的精神稳定再一次紧随其后。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两种稳定的区别，我们现在能够看见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两种情况中，自我和超我达成互相适应，彼此同意建立一个符合现实要求的“理想自我”。

在这本书的更早一些章节中，我曾经尽力表明在潜伏期的肇始，超我的发展与力比多一起停止不前。我特别强调我们各个不同阶段都要处理的重要一点：在俄狄浦斯冲突下降以后，跟随其后的不是超我自己的变化，而是自我的成长，自我的成长包括了超我地位的巩固。在潜伏期，儿童的自我和超我分担了适应环境的目标任务和那种环境中的“理想自我”的角色任务，这个事实（而不是超我发生实际改变）可以解释潜伏期总的稳定状态的现象。

我们现在必须从讨论自我的发展转移，我们要考虑这个过程与克服焦虑情境的关系，我认为克服焦虑情境是自我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曾经说过，幼儿的游戏活动通过连接幻想和现实，帮助儿童克服内部和外部的危险。让我们拿小女孩办家家游戏中的“妈妈”角色举例，正常儿童的分析表明这些游戏除了满足儿童的心愿（包含早期焦虑情境中最严重的焦虑），在小女孩反复渴望洋娃娃的想法中，还存在着小女孩的安慰和确信需要。小女孩得到洋娃娃的事实是她没有被她母亲抢走孩子的证据，以及她的身体没有被母亲破坏，她还可以有自己的孩子。另外，照顾她的洋娃娃，给它们穿衣服（女孩已经把自己与洋娃娃等同），她确信自己曾经有一位慈爱的母亲，因此减少了她被抛弃、无家可归和变成孤儿的恐惧，这种自信在某个程度上也在其他游戏中表达出来：比如，男孩和女孩玩过家家和旅游的游戏，这两种游戏都是儿童渴望找到一个新家的愿望——最后的归属都是重新找到他们的妈妈。

典型的男孩子游戏清晰地表达出男性特征。这些游戏跟马匹、火车和马车有关，游戏象征着进入母亲的身体。在他们的游戏中，男孩子们一次次地上演每种不同的场景，在母亲体内与父亲打斗，与母亲性交；在游戏中，男孩与敌人斗争，自我防卫的胆量、技巧和精明都确保他们成功地打败他们的父亲，男孩的胜利减少了对父亲的恐惧。通过这些斗争方式和通过与母亲性交，他获得了阴茎和性能力——这两者都是男孩最害怕的事情，而且，在游戏中，伴随他的侵犯趋势，帮助母亲恢复完美的愿望一起出现。他要向自己证明，他的阴茎不具有破坏性，他以这样的方式减轻他的罪疚感。

儿童在游戏中无拘无束的巨大乐趣不仅来自他们的心愿已经圆满完成，而且来自他们在游戏中对焦虑的成功克服。在我的想法中，这不是两个分别完成的不同功能，真实的情况是：自我采取每一个“实现愿望”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克服焦虑的目的。因此，一个复杂的过程运作所有自我的力量，儿童游戏帮助其完成从焦虑到愉快的转变。我们将在后面仔细讨论这个重要的过程怎样影响成年人的精神生活和自我发展。

虽然如此，就儿童而言，自我永远不能通过游戏克服焦虑。只要焦虑保持潜伏状态，它就会成为玩游戏的动力，但是，只要焦虑一旦表现，它就会公开中断游戏的进行。

在儿童的游戏中，我们能认出儿童早期的自我仅仅部分达到了克服焦虑的目的。在潜伏期的发端，儿童能更好地克服焦虑，同时他表现出应对现实需要更强的能力。儿童的游戏失去所有想象的内容，而且想象力逐渐被学校作业取代，儿童专注于字母表、算术的数字和绘画，这些在开始都有游戏的性质，后来，很多都被取代了。儿童专注于字母连接在一起的方式，字母的写法和顺序，整齐划一的字母书写，这些准确到位的细节让儿童感觉非常愉快——儿童的精神状态与“造房子”“玩洋娃娃”游戏的精神状态完全相同。一个漂亮和整洁的作业本具有游戏中房子和家的象征意义，也就是象征健康和未受伤害的身体；对于儿童而言，字母和数字代表父母、兄弟、姐妹、儿童、生殖器和粪便，它们都表示他的攻击趋势和他的反应趋势，他通过成功完成作业中断害怕，就像造房子和玩洋娃娃一样。对潜伏期儿童的分析表明，不仅仅是作业的细节，而且学校里还有所有手工制作和画画的各种活动都在幻想中出现，表征修复儿童的生殖器和身体、修复母亲的身体和身体的其他部分、修复父亲的阴茎，也修复兄弟姐妹等等。同样地，儿童自己的每一件衣物和洋娃娃的每一件衣物，比如衣领、袖口、披肩、帽子、皮带、长筒袜、鞋子，它们都有象征意义。

在儿童发展的正常道路上，年幼儿童书写字母和数字的乐趣得到延伸。随着他们年纪的增长，这种乐趣变成智力上的整体成就。即便如此，他们成就感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赞赏，这是获得长者认可的方式。因此，在潜伏期，我们看见来自真实客体的爱和赞许帮助儿童缓解危险情境，这时，儿童的客体关系和现实关系受到过分强调。

就男孩子而言，写作表达男童特质，钢笔笔画和字母写作代表的是性交的积极表现，是他具有阴茎和性能力的有力证据，书本和练习本代表生殖器或者母亲和姐妹的身体。对于一个六岁的男孩子来说，大写的字母“L”意味着一个马背上的男人（他和他的阴茎）骑行穿过一个拱道（她母亲的生殖器）；字母“i”是阴茎和他自己，字母“e”是他的母亲和母亲的生殖器，而字母“ie”的拼写是他自己和母亲性交结合，大写的字母和小写的字母分别代表的是父母和孩子。男孩子积极的性交幻想也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表现出来，我们发现同样的幻想表现在这些活动的细节和学校的作业中。男孩子希望超过他的对手，确保胜利战胜危险的父亲——这个愿望相当于男性处理焦虑情境的方式，这对于青春期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潜伏期时，他的这个愿望就存在了。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男孩子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要小于女孩子，取得自己的成就在男孩子的精神活动中已经占有更大分量（相比女孩子）。

我们描述的稳定状态发生在潜伏期，这是自我和超我适应现实，达成共识后的反应。稳定的达成取决于所有压制和限制本我的本能力量的联合行动，儿童停止自慰（masturbation）的努力在这个时候进入。借用弗洛伊德的话“这种努力占用了儿童潜伏期大部分的精力”。他所有的力量都是针对他的自慰幻想，而这些幻想正如我们反复看见的一样，不仅是儿童游戏的一个成分，而且还是他们学习活动和所有晚期升华的一个构成部分。

儿童在潜伏期需要客体的赞许，其原因是他想要减弱超我的对抗力量（超我在这个阶段往往对客体自适应），达到“去性”自慰幻想的目的。因此，在这个阶段，儿童一方面需要满足放弃自慰的要求，以及压制自慰幻想，另一方面需要满足反向要求，满足年长者每日“去性形式”（desexualized form）的自慰幻想的兴趣和活动。因为只有在这样令人满意的升华中，儿童才获得自我的需要，从而完全驳斥焦虑情境。儿童成功逃离这个尴尬局面取决于潜伏期的稳定状态，在潜伏期，儿童需要取得那些掌握权力的人的批准，这是改善焦虑的前提条件，这样他才能控制焦虑，让我们简短回顾如此复杂和分歧广泛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一定是计划周密的过程。在真实情况下，正常儿童和神经症儿童之间的分界线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特别是在潜伏期）。神经症儿童可能在学校表现不错，表现正常的男孩常常用其他的方式否定焦虑情境，比如他展现他的力大无穷，而他并不是总是想要学习。潜伏期的正常女孩常常用非常男性的方式克服焦虑；另外，即使男孩选择更被动的行为方式或者女性行为方式来克服焦虑，他还是被看作是正常的儿童。

弗洛伊德让我们注意到潜伏期介入的典型的仪式行为，这是儿童努力抗拒自慰的结果，他说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在自我中建立伦理和审美屏障”。由于“自我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反应形成，我们把反应形成视作正常性格形成的一种夸张形式”，强迫性反应和正常儿童人格发展（儿童在一定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分界线在儿童潜伏期并不是明确无误的。

你们要记住，我已经提出了一个观点：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起源于童年早期。但是我之前表示，在这个发展阶段，只有孤零零的强迫症症状出现过，一直到进入潜伏期，这些症状并没有结构性地普遍出现过，所以不能形成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超我和自我联合建立共同目标，他们一起完成强迫性特征的系统化，并且伴随超我的巩固和自我的强化。这个共同的目的构成本我和超我制约自我的力量。虽然儿童本能的压制（客体提出的要求）在强迫机制的协助下得以展开，但是压制并不会如愿以偿，除非所有关联因素齐声反对本我。在这个结构综合完整的过程中，自我展现了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综合完成趋势”。

因此，在潜伏期，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充分满足儿童自我、超我和客体的需求。一般情况下，成年人拒绝小孩子的打扰，这是因为成年人认为拒绝是对儿童内在需要的最好回应。我们常常在精神分析中经历这样的病例：如果成年人在与儿童相处的情境中产生冲突，成年人认为儿童“太不听话”和“太捣乱”，这时候儿童被迫忍受和进入内心冲突，他的自我觉得：只有通过成年人对自我进行各种友好帮助，它才能完成“压制本我”和“抵抗被禁冲动”的两项任务。儿童需要接受外部客体的禁令，因为这些禁令支持来自内部的禁令。儿童对客体的依赖是为了能够克服焦虑，这种依赖与其他发展阶段相比，在潜伏期表现得更强大。确实，我觉得儿童克服焦虑的能力取决于儿童的客体关系和适应现实的能力，这是他顺利过渡至潜伏期的先决条件。

尽管如此，为了儿童未来的长期稳定发展，这种克服焦虑的方法不应该占据先导地位和被过多使用。如果儿童的兴趣、成就，以及其他令人心满意足的做法所付出的艰苦努力，都是为了赢得客体的爱和认可（客体关系是克服焦虑和缓和罪疚感的最显要因素），那么，儿童将来的精神健康没有根植在牢固的土壤中。如果儿童对客体的依赖比较少，儿童的兴趣和成就（通过它们，儿童的焦虑感得以克服和罪疚感得以减轻）都是为了儿童自己本身的缘故，并且儿童从中获得回报和成就，那么，他的焦虑感就会得到更好的调整，最终得到广泛分散，无声无息。一旦儿童的焦虑被减弱，他的力比多满足感就会上升，而这是成功克服焦虑的先决条件。焦虑只能在这时候得到克服：超我和本我达成互相适应状态，而且自我获得足够的力量。

既然潜伏期的客体关系对儿童的支持如此的强大，甚至对正常儿童的精神而言也如此，我们就并不难发现很多这样的病例，在这些病例中，这个支持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青春期，我们明显可以做到这样的支持，因为儿童对客体的依赖不再那么强烈（如果这种依赖是克服焦虑的主要手段），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精神疾病通常都是在后期爆发的原因之一（在青春期或者青春期之后爆发）。如果我们把自我的力量当作一把标尺——这把标尺取决于超我严重程度是否得以减弱，它包含了本能更大的自由范围，它与适应这个发展阶段的目标一致。我们不应该冒着很大的风险，要求儿童在潜伏期去适应教育和现实社会的很多要求。令人失望的是，这些要求往往都是衡量儿童成功发展和身心健康的标准。

弗洛伊德说“青春期的来临翻开了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决定性章节”，并且，在这个时期，“早期侵犯冲动将被重新唤醒，但是更多或者更少的力比多冲动（甚至在糟糕的情况中，力比多所有冲动）将不得不跟随退回既定的方向，并且作为侵犯和破坏趋势重新出现。由于性欲乔装打扮成力比多冲动，以及自我做出强大的反应，开展对抗性欲的斗争将从此在伦理道德原则的旗帜下进行。

儿童建立新的原则和新的理想父亲的形象，以及对自己要求的提高，目的都是为了与他原初的客体分离。虽然，他可以聚集对父亲的积极情感，也可能与父亲产生一些情感冲突，但是，他对父亲的情感不断加深。这个做法与父亲的分裂意象保持一致，崇高而又备受钦佩的父亲被儿童喜欢和爱戴，而“坏”父亲常常指生活中的父亲或者一个替代对象，比如校长，他唤起的是这个阶段普遍仇恨的情感。男孩在这样的情感关系中，他确定自己是与父亲棋逢对手的，不会被父亲比下去。男孩在对父亲的钦佩中，满足于自己有一个强大的和助人为乐的父亲，并与父亲产生认同感。这所有的一切都让儿童相信他有建构能力和性能力。

正是在此处，他的活动和成就开始进入。通过体力或者智力取得的那些成就（它们都需要勇气、力量、开创精神和其他因素）表明，他非常害怕的阉割没有发生在他身上，他并不是性无能。他的成就还满足他的反应趋势并减轻他的罪疚感，他的成就向他表明他的建构能力超过了他的破坏趋势，他的成就还代表对他客体的补偿修复，这些都极大增加他的满足感。在潜伏期，当儿童各项活动的成就得到外界的赞许，活动成就与自我达成和谐，他的焦虑感得以弱化，罪疚感得以减轻；而在青春期，他的焦虑感得以弱化、罪疚感得以减轻的这些成就一定来自儿童学业上取得的成就。

我们必须简短梳理一下女孩子在青春期处理焦虑情境的方法。在这个年纪，她常常保留潜伏期的目标和这个阶段克服焦虑的模式，她保留的时间比男孩子要长，通常的情况是：青春期的女孩子克服焦虑的方式具有鲜明的男性特征。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为什么女孩子建立女性位置比男孩子建立男性位置要更困难，女孩子对她自己和对别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她的标准和理想具有更小范围的抽象原则，她的抽象原则与她钦佩的人有更多的相关性。她“悦人”的渴望延伸至精神成就，甚至在精神成就达到更高层次时，这种渴望仍然发挥作用。她对待学习的态度就是对待自己身体的态度（只要男性特质没有明显的涉入），她的学习活动和身体活动很大程度上都与她的某些焦虑情境有关。一个美好的身体和一份完美的作业提供给正在成长的女孩一些证据——就像她需要一个孩子的证据，表明她的身体内部没有被破坏，孩子没有从她的体内取出。作为一个成年女人，她与她的孩子的关系常常代替她和工作的关系，这对她处理焦虑是一个极大的帮助。生养一个孩子，看着他成长，这些经历恰恰是童年照看洋娃娃的经历，再一次证明有自己的孩子不是危险的事情，孩子让她的罪疚感得以减轻。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大大小小危险的情境都被估算过，如果事情顺利，就会持续缓解她幼年早期的恐惧。同样的，她与家的关系（相当于她与自己身体的关系）对于克服焦虑的女性模式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并且，还与她早期焦虑有直接的联系。我们曾经目睹，小女孩与母亲的竞争在幻想中以及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她渴望代替母亲，变成家里的女主人。男孩和女孩都有的焦虑情境（尤其是女孩）是害怕从家里被赶走，变得无家可归，他们在家里心满意足的部分原因是焦虑感被缓解。女人保持正常稳定状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她的孩子们、她的工作、她的各种活动、对她个人和家的关心和爱护，这些都是驳斥焦虑感的因素。她相信，她与男人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由男人对她的身体的“完美如初”的渴慕决定，因此，她的自恋对克服焦虑起到很大的作用。与男性克服焦虑模式相比，女性克服焦虑的模式更多取决于男性的爱和赞许以及其他客体，但是，男性从他的恋爱关系中获得焦虑缓解，并帮助满足他的性需要。

克服焦虑的正常过程似乎有几个因素调节，有些方法与数量因素有关，比如施虐和焦虑的程度，自我承受焦虑的能力。如果这些互相影响的因素达到一个最佳组合状态，儿童能够改善很严重的焦虑症，自我发展和心理健康取得满意发展和最高水平。儿童克服焦虑的能力和爱的能力都具备特定条件，这些条件与能力关系密切。有些病例，尤其是在青春期的病例，克服焦虑的条件是个体克服困境，尤其是导致强烈恐惧感的困境；在另外一些危险情境中，出于害怕心理，儿童往往会尽量避免极端情境，在这两个极端情境中，我们认为存在一个获得克服焦虑的正常动力，它并不是太直接，也不与焦虑密切相关，因此是更为分散的动力。

在这一章里，我尽力表明所有个人的活动和升华都是为了克服焦虑和减轻罪疚感，所有活动和兴趣的动机（除了满足他的侵犯冲动以外）都是个体想要对客体做出补偿和修复自己身体和性器官的愿望。我们也看见在儿童发展的早期，儿童“无所不能”的感觉用在破坏冲动上，当他的反应形成启动时，这种消极的、破坏的“全能”心理让他无比信任他的破坏能力。施虐全能心理越强大，积极全能心里就越强大，其目的是为了他能够满足超我提出补偿修复的要求。如果补偿修复需要更强大的建构全能，比如，补偿父母、补偿兄弟、补偿姐妹等等，它们就都被置换到其他客体甚至是整个外部世界。那么，他一生是否有成就，他的自我是否发展和性生活是否成功，他是否更为拘谨压抑，这些都取决于他自我的力量和他适应现实社会的能力（这种能力调整他的想象力）。

总结一下已经讨论过的内容，我已经就这个复杂的过程发表了我的看法。这个过程包含了个体所有的能量，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努力克服婴儿期的焦虑，这个过程的成功意味着自我发展和心理健康的至关重要性。一个正常人从多方面自我确信，确信自己不焦虑、不内疚——这个过程持续不断，对各方面都确信无疑，包括他参加的各种活动和自己的兴趣爱好，他的社会关系和性生活的满意。这让他把原初的焦虑情境抛之脑后，弱化并且彻底改善焦虑对他造成的影响。其实，这个机制往往应用在平常的行为上，这是正常人克服小小焦虑的方法，用来处理日常生活的难题。

最后，我必须检验这一章中关于改善焦虑的正常方法的描述，并与弗洛伊德关于这个主题的论述进行比较。在弗洛伊德的《抑制、症状和焦虑》中，他评论道：“因此，随着个体变得成熟，焦虑的某些决定因素消失。”这个陈述由他下文限定，在上面的引言之后，他又说：“还有，这些焦虑情境的某些部分凭着改头换面却侥幸逃脱，它们依旧出现在每日的情境中，影响到后期的发展。”我关于改善焦虑的理论帮助我们理解正常人通过什么方式摆脱焦虑情境，以及用什么方式改善焦虑。精神分析观察使我强烈倾向于相信：即使一般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焦虑，焦虑却不可能完全消失。就意图和目的来说，确实，这些焦虑情境不会对个人构成直接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在特定的场景中还会再现。如果一个正常人处于严厉的内部和外部压力中，如果他突然生病或者人生失败，我们可以看见他最深层次焦虑情境的直接影响。那么，问题来了，每一个健康的人都可能受制于神经官能症，因为他不可能完全摆脱他的原初焦虑情境。

弗洛伊德的论述证实了这个观点。在上文提到的段落里，他说：“神经官能症患者对危险做出的反应要比正常人的反应强烈许多倍。长大成人并不能保证他不回到原来的创伤性焦虑情景，完全有可能的是，每一个个体都有一个焦虑极限，超出这个极限，他的精神和智力都不能发挥作用，不能处理超出他极限的焦虑。”

第十一章 早期焦虑情境对女童性发展的影响

心理分析观察揭示出的女性心理内容比男性心理要少得多。由于最先发现阉割恐惧是引起男性神经官能症的主要原因，分析师也自然着手研究女性身上的类似病因。由于男性和女性心理学之间的相似性，分析师在这种方式下获得的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倒也合乎情理，但它们并没有真实反映两性心理学之间的差异。弗洛伊德很早就在一篇文章中充分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说道：“……另外，是否真的百分百确定阉割恐惧是引起抑制（或防御）的唯一原因呢？如果我们能把女性神经官能症考虑进来，我们就必定会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尽管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在女性身上证实阉割情结（The Castration Complex）的存在，但我们很难在阉割已经发生的事实上再提出阉割焦虑。”

当我们想着对阉割焦虑认知的每一次进步在人类心理学和神经官能症治疗上有多么重要的作用时，我们就应预计到，了解女孩身上相对应的焦虑形式会完善我们对女孩的健康治疗，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女孩的性发展轨迹。

女孩的早期焦虑情境

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一文中，我曾对这个始终悬而未解的问题做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同时我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女孩最深层次的恐惧在于害怕自己的内在身体被掠夺与破坏。由于她在母亲身上经历了口腔挫折，她渐渐脱离母亲，并把父亲的阴茎当成兴奋的客体。这种欲望促使她在人生成长的过程中迈出了更重要的步伐。她幻想的内容发生了演变，她幻想母亲把父亲的阴茎放到她的身体里面，而且她把乳房也给了父亲。这些幻想构成了她早期性理论的核心内容。由于父母都让她感到了挫败，她内心产生了嫉妒和仇恨。在这个发展阶段，男孩和女孩都认为母亲是一切滋养之源，身体内蕴藏着垂涎之物，这其中也包括了父亲的阴茎。鉴于母亲使她遭受了挫败，这种性理论使小女孩变得更加仇恨母亲，并使她产生了施虐幻想；其内容是攻击和破坏母亲的内在身体、并掠夺母亲身体里的蕴藏之物。由于害怕自己被母亲报复，此类施虐幻想形成了小女孩深层焦虑情境的基础内容。

在论文《女性性特征的早期发展》中，恩斯特·琼斯将这种为了满足力比多的完全又持久的破坏力称之为“性机能丧失恐惧”。他认为，这种恐惧在两性儿童的早期焦虑情境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个假设理论与我的观点基本吻合。在我看来，这种获得力比多满足的破坏力意味着它们要破坏这些器官，以便满足目标需要。而且女孩子也期待着，当母亲在攻击她的身体和掠夺体内东西时，她能破坏这些器官。她对母亲性器的恐惧尤其强烈，一部分原因应该是，她自己对母亲的性器及母亲从性器官中产生的性欲快感，有着强烈的施虐冲动；另外的原因可能是，她害怕自己无法享受性欲快感，这反而促使她更加害怕自己的性器会遭到破坏。

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

依我看，女孩对父亲阴茎的口腔欲望预示着俄狄浦斯倾向的到来。这些口腔欲望早先与性器冲动同时出现。女孩希望从母亲身上抢夺父亲阴茎，并吞并到自己体内，我发现这是推动女孩性发展的根本原因。母亲不再给予她丰硕乳房的事实引发了她对母亲的怨恨，因而当她再次遭受不公平待遇时，这种仇恨就变得更为强；这是因为母亲不准她把父亲的阴茎当成兴奋的客体。在俄狄浦斯倾向的作用下，这种双重不满是女孩对母亲产生敌意的最深层原因。

这些假设跟公认的心理分析理论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弗洛伊德曾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阉割情结引发了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母亲未使她生就一副属于自己的阴茎让她心存怨恨，促使她脱离了母亲。弗洛伊德的观点和本书刚提出的观点虽然存在分歧，但其实没那么重要。只要我们稍作思考并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两点共识：第一点，女孩想拥有阴茎；第二点，女孩子怨恨母亲没有让她生出阴茎。不过，我的假设是，女孩最初并不想自己拥有阴茎，从而让自己变成一个男人，而是想吞并父亲的阴茎，使它成为她口腔欲望的客体。而且我还认为，这种欲望并非阉割情结的结果使然，而是俄狄浦斯倾向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因此，在男性倾向和阴茎嫉妒的作用下，女孩并非间接地处于俄狄浦斯冲版》，卷19.动的掌控之中，而是直接受控于她身上显著的女性本能因素。当女孩把父亲的阴茎看成梦寐以求的客体时，很多因素决定了她这种渴望的强烈程度。因于她在母亲乳房上遭受了挫折，口腔吸吮冲动的需求被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使得她对父亲的阴茎产生了幻想；她幻想父亲的这个器官跟乳房不同，它可以提供给她无与伦比的口腔快感，而且这种快感永远都不会结束。另外，她的尿道施虐（urethral-sadistic）冲动丰富了幻想内容。比起女性泌尿器官，两性儿童都认为阴茎的泌尿能力要强大得多（他们更容易看清阴茎）。由于儿童对等了很多身体器官，女孩针对泌尿能力和阴茎力量的幻想构成了口腔幻想的部分内容。而且她还幻想着，阴茎这个客体在提供口腔快感上拥有着无比神奇的力量。但是，由于母亲使她遭受的口头挫折也刺激了她其他的性感带，而且还唤醒了她针对父亲阴茎的一切性器倾向（genital trends）和性器欲望，阴茎最终变成了她口腔冲动，尿道冲动，肛门冲动和性器冲动的客在生命的早期阶段，小女孩就把父亲看成她的情感客体，位置仅次于母亲之下，而且她还对他产生了很多真正的性欲。这性欲与帮助她聚精会神吸吮母亲乳房的口腔带有关，因为“在某个发展阶段，她在潜意识中等同了父亲的阴茎和母亲的乳房；她认为阴茎也是提供乳汁的器官”。在等同父亲阴茎和母亲乳房的过程中，“通过从上到下的置换过程”，阴道成了被动的吸吮入口。阴道的这种口腔吸吮活动总体上隐含在其解剖学结构中（第54页）。我也认同这个观点。但是海伦娜·朵伊契（Helene Deutsch）认为，这些幻想只有在女孩达到了性成熟、并有了性经历后才会起作用。然而我的观点是，在儿童早期，她从乳房上遭受的挫折就开启了阴茎和乳房等同的早期阶段；而且这种等同很快在她身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极大影响了整体发展方向。此外，我也认为阴茎和乳房的等同伴随着“一个从上到下的置换过程”；它在早期就激活了女性性器的口腔特质及包容特质，并使阴道做好了迎接阴茎的准备，由此引来了俄狄浦斯倾向（尽管这些倾向要到很晚的时候才会全部显现出来），最终也为她的性发展奠定了基础。体。另一个因素也增强了她这方面的欲望；它就是女孩潜意识中的性理论。这个性理论使她认为母亲吞并了父亲的阴茎，她因此对母亲产生了嫉妒。

我认为，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小女孩才会赋予父亲阴茎如此巨大的力量，才会对这个客体倾注最火热的仰慕和最强烈的欲望。如果她的女性位置（feminine position）能一直维持在主导地位，她对父亲阴茎的态度通常会使她对男性表现出谦卑和顺从。但这同样会使她产生强烈的仇恨，因为她无法得到自己如此狂热爱慕着和梦寐以求的东西。另外，如果她选择男性位置，她身上就会表现出阴茎嫉妒的所有迹象和征兆。

在小女孩的幻想中，父亲的阴茎拥有巨大力量，尺寸惊人，爆发力强。然而，由于这些幻想来源于口腔冲动，尿道冲动和肛门施虐冲动，她也使阴茎具备了极其危险的特征。这个特征奠定了她对“坏”阴茎的恐惧。这种恐惧是毁灭性冲动和力比多冲动一起导向阴茎时的一种反应结果。如果她的口腔施虐特征处于控制地位，她就会把母亲体内的父亲阴茎主要看成一个应该被仇视，被嫉妒和被消灭的东西。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幻想中，其中心内容是她把父亲的阴茎看成一个给母亲提供快感的客体。有时这种敌意会变得非常强烈，以至于她会把最深最强烈的焦虑（她对母亲的恐惧）置换到父亲的阴茎之上，因为它是母亲身上一个让人厌恶的附属品。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成人女性就会在发展中造成严重缺陷，她最终会对男性形成扭曲的态度；而且她跟客体的关系也会存在一定缺陷，这使她无法克服，或者彻底克服局部爱（partial love）的阶段。

依靠思想全能（omnipotence of thoughts）的力量，女孩针对父亲阴茎的口腔欲望使她觉得自己事实上已经吞并了阴茎，由此她对父亲模棱两可的感情慢慢扩大成内化的感情。我们都知道，在局部吞并（partial incorporation）时期，客体的局部可表征物体的整体；因此父亲的阴茎表征着父亲整个人。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儿童早期的父亲意象（它构成了父亲超我的核心内容）基本都是通过阴茎表征的原因了吧。我一直想要证明的是，两性儿童之所以出现令人胆战心惊和残酷无情的超我形象，是因为他们在一个施虐症最强烈的发展阶段中就开始使客体变成了他们的内心形象。因此，他们的最初意象就呈现出了幻想特征，这是因为他们把强烈的前性器冲动转到了父亲意象中。比起男孩，女孩对内射父亲阴茎（她们的俄狄浦斯客体）的渴望，及希望把它保留在身体中的冲动要强烈得多。跟口腔欲望一起出现的性器倾向也具备包容特质，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女孩的俄狄浦斯倾向受口腔冲动控制的程度要比男孩强烈得多。幻想的主要内容是跟“好”阴茎有关还是跟坏“阴茎”有关，这在超我的形成过程和性发展过程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无论何种情况，女孩会更加服从于内化中的父亲，也更容易臣服于父亲的控制，不论结果是好还是坏；而男孩会跟超我保持正常关系。此外，女孩对母亲的焦虑和罪疚感使得她对父亲阴茎模棱两可的感情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更简洁一点，我首先理顺女孩对父亲阴茎态度上的发展过程，然后再努力找出她和母亲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她和父亲的关系。在情况好的时候，女孩既相信一个危险的内射阴茎的存在，也相信一个仁慈又有帮助的阴茎的存在。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引发了女孩的焦虑，并促使她们在小小年纪就如同成年人一般开始寻求性经历。这种刺激既增强了她对阴茎的力比多欲望，又能让自身变成这个欲望中的一种新冲动。这种刺激的起因可参考以下内容。她对内射“坏”阴茎的惧怕刺激了她，使她不停地在性交中内射“好”的阴茎。而且，无论是口交，肛交还是普通的性交方式，性行为能帮助她确定自己的恐惧是否有充分根据。这种恐惧在性交有关的观念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两性儿童的幻想中，性交之所以会变得危险重重，是因为他们的施虐幻想使性行为转变成了危机四伏的危险情境，就如父母之间的性行为一样。

我已在前文不遗余力地探讨了这些施虐自慰幻想的本质，并发现他们可分为两个各具特色却又相互联系的类别。第一类幻想中，儿童运用各种各样的施虐手段对父母发动猛烈攻击，具体的攻击对象可能是正在性交中的父母，也可能是单独的父亲或母亲；第二类幻想在一个施虐症最强烈的阶段后期发展而来，儿童以更间接的方式表现了施虐全能，认为施虐就能打败父母。他们把父母的牙齿，指甲，性器，排泄物等转变成了危险的武器和动物等，从而使父母拥有了相互毁灭的工具；而且他们根据自己的欲望，让父母在幻想的性交行为中相互折磨和毁灭。

这两类施虐幻想能从多种途径引发儿童的焦虑。第一类幻想使小女孩害怕被父母或单个父母报复；她对母亲的恐惧尤其强烈，因为父母之中她最痛恨母亲。她期望父母的报复攻击能从里面和外面同时进行，因为她在转化这些内心形象的同时，也对他们实施了攻击。她这种恐惧跟性交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为她想象着父母正在性交，因此她最初的施虐行为都指向了父母。然而这在第二类幻想中更为突出。根据她的施虐欲望，她的母亲在性交中被彻底毁灭。性交行为对她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另一方面，正因为性行为被她的施虐幻想和施虐愿望转变成了极端危险的情境，它同样成了克服焦虑的最佳方法（越多越好），因为随之产生的力比多快感能使她的愉悦达到了巅峰，从而减轻了她的焦虑感。

我认为，这个观点使我们更容易明白个体实施性行为的动机及他从这一行为中之所以能获得力比多满足的心理根源。我们都知道，所有性感带的力比多满足也同样意味着毁灭特征的满足，因为这是他的力比多冲动和毁灭性冲动在施虐倾向特别明显的发展阶段中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我看来，毁灭性冲动在他生命的头几个月就唤起了他的焦虑，因此，他的施虐幻想和焦虑总是如影相随；而且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引起了特殊的焦虑情境。我发现，由于性器冲动在施虐症最强烈的发展阶段中应运而生，而且在他的施虐幻想中，性交表征着毁灭父母的媒介，因此这些在发展早期就产生的焦虑情境也跟生殖活动有关。它们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如下结果：一方面，焦虑增强了力比多需求；另一方面，所有性感带的力比多满足有助于克服焦虑。力比多满足能减弱个体的攻击性、及随之产生的焦虑。另外，个体能从力比多满足中获得愉悦，这种愉悦似乎能在本质上缓解他害怕毁灭性冲动和客体把他毁灭的恐惧，并减少了“性机能丧失恐惧”（琼斯），比如，他害怕失去获得力比多满足的能力。力比多满足是一种性爱的表现形式，它能加深他对自己友爱意象的看法，并削弱死亡本能和超我对他构成的威胁。

个体越是焦虑、越是神经质，他的自我就会越加活跃，也越需要他集中本能力量去努力克服焦虑。与此同时，力比多满足也会在根本上克服焦虑。对正常人而言，如果早期焦虑情境能得到进一步地消除，并且进行了更成功地修正，那这些情境能对他的性行为产生的影响自然少之又少，但也不会完全不受影响。正常人也会在爱的关系中产生验证特定焦虑情境的冲动，这会增强和固定他的力比多固着（libidinal fixations），因而性行为通常有助于正常人克服焦虑。处于主导地位的焦虑情境呵焦虑数量是产生性爱的特定元素；这适用于所有人。

如果女孩通过性行为测试在现实生活中有所映射的焦虑情境，并从中感觉到了自信和希望，她就会把客体认定为一个拥有“好”阴茎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她能在性行为中成功地释放焦虑；而释放会使她感觉到十足的快感，并极大地增强她体验中纯粹的力比多满足。除此之外，这奠定了她将来会拥有长长久久、幸福美满的爱情关系。如果情况并非如此乐观，而且她对内射“坏”阴茎的恐惧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构成爱的能力的必要条件将是如下情境：她会通过“坏”阴茎在现实生活中进行测试，比如她的性伴侣有施虐特征。她在这种条件下做这种测试的目的，就是想要了解伴侣会在性行为中给她造成何种伤害。即便伤害没有超出预期，这些伤害也能缓和她的焦虑，并对她的精神生活造成重要意义。在我看来，如果个体迫使自己在外在世界中进行求证，并以此来释放自身对内在和外在危险的恐惧，那么这种冲动是重复性强迫的必要因素。个体越神经质，这种证明跟惩罚需求的联系就越紧密。早期焦虑情境的焦虑越严重，满怀希望的感觉越是渺茫，那些跟反向证明有关的条件就会变得越来越差。由此，只有严厉的惩罚或者糟糕的经历（也是一种惩罚）才可取代幻想中预期的可怕惩罚。同样，她对施虐性侣的选择基于她内心的驱动，她想要再次吞并一个施虐的“坏”阴茎（因为这是她眼中的性行为），以此毁掉身体里面的所有危险客体。由此看来，女性受虐症的深层根源就在于女性对内化的危险客体的恐惧；而且，她的受虐症只不过是她的施虐本能把矛头指向内化物体的最终结果。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尽管受虐症最先在客体关系中明显出现，它原本是一种指向有机体本身的毁灭本能（原始施虐）；只不过后来它在自恋性冲动的作用下才从自我中转移出来。另外，性受虐就属于此次过程中未能转移出来的那部分毁灭本能；它仍停留在有机体体内，并且受到性欲的束缚。他还进一步指出，任何已经转移出去的毁灭本能会再次转向内在，并被客体驱逐，从而引起了第二性或者女性受虐症（secondary or feminine masochism）。然而，就我所知，当毁灭本能以此种方式回归时，它仍能依附于客体，只是那时会变成内化客体而已。在威胁要毁灭这些客体的同时，毁灭本能还威胁到了所在之处的那部分自我。由此，在女性受虐症中，毁灭本能会再次导向有机体本身。弗洛伊德认为“……罪疚感也会通过受虐的幻想内容清楚地表达出来；主体会认为自己犯了某种罪（无法明确实质内容），因而他才想通过这些痛苦不堪又折磨人的程序进行赎罪。”我认为受虐者的自我折磨行为和忧郁症患者的自我责备（self-reproaches）存在某种共性；我们知道，他们实际上都指向内化的客体。由此看来，女性受虐症既指向自我，也指向内化客体。而且，在毁灭内化客体的过程中，个体其实是在自保。而且在极端的情况下，自我不再会把死亡本能转向外在世界，因为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达成了共识，前者也不再履行保护自我的专职。

现在我们简要讨论一两个其他的典型形式。在这些形式中，女性会在性生活中对内化阴茎的恐惧达到最高点。女性存在严重的受虐倾向；除此之外，她们通常会更加乐观，经常把自己的感情托付给一个施虐特质的伴侣，同时还会不遗余力地想把他改造成一个“好”客体，这种改造通常会耗尽她自我的所有精力。此类女性既害怕“坏”阴茎，也信任“好”阴茎；两者在力量上势均力敌，这使得女性经常在选择一个“好”还是“坏”的外在客体上举棋不定。

女性对内化阴茎的恐惧促使她一遍又一遍地测试焦虑情境，这种事情并非少有。这种情况下，女性会不停地强迫自己跟客体发生性行为，或者稍有不同的是她会持续交换客体。再者，在不同情况下，同样的恐惧会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而女性将变成性冷淡（frigid）。在很小的时候，她对母亲的敌意使她把父亲的阴茎从一个令人艳羡的、宽大的客体转变成了一个危险的、罪恶的客体。同时，在她的想象中，阴道变成了死亡的工具；而且母亲在跟父亲发生性交时，她整个人就变成了危险之源。由此，她对性行为的恐惧既建立在阴茎给她带来的伤害上，也建立在她自身给伴侣造成的伤害之上。她之所以会害怕伴侣被阉割，部分原因是她认同了施虐特质的母亲；部分归因于她自身的施虐倾向。

正如我前面所示，如果女孩采取了受虐态度，她的施虐倾向会指向她内化的客体。但是，假如她对内化阴茎的恐惧迫使她通过投射的方式防御来自阴茎的威胁，她的施虐特质就会指向外在客体，亦即指向性交行为中重新内射进来的阴茎，由此指向了她的伴侣。在这些情况中，自我曾再次成功地逃离毁灭本能，如今又顺利脱离内化的客体，并促使毁灭本能再次指向外在客体。如果女孩的施虐倾向处于主导地位，她会继续把性交当成现实对焦虑的测试方式，只不过实施的方式会完全相反。她曾幻想她的阴道和整个身体都能毁灭伴侣；而且她会在口交中咬断他的阴茎，把它撕成粉碎；如今，这些幻想反而能帮助她克服她对吞并的阴茎和真实客体的恐惧。在利用施虐症针对外在客体时，她也在幻想中拉开了一场消灭内化客体的战争。

全能的排泄物

在男孩与女孩的施虐幻想中，排泄物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膀胱和肠子的全能功能跟偏执机制(paranoid mechanisms)密不可分。当孩子希望在施虐幻想中利用隐秘手段，如尿液，粪便和屁等，以此毁灭性交中的父母时，这些机制发挥了最大的作用。由于害怕被报复，这些基本手段和攻击方式得到了次要强化（secondarily reinforced），最终变成了防御手段。据我判断，比起男孩子，膀胱和肠子功能上的这种全能意识会对女孩的性生活和自我造成更强烈、也更持久的影响。她们会利用排泄物对母亲发动攻击，首先瞄准她的胸部，接着是里面的身体。由于女孩针对母亲身体的毁灭性冲动更强烈，也更持久，她的攻击方式会变得越来越隐秘，越来越狡猾。这些攻击的基础是，粪便和其他排泄物的神奇力量及思想的全能性，同时它还遵循了母亲和自己内在世界的本质，内在世界是一个隐秘又充满神秘的世界。与此相反的是，男孩的敌意聚焦于母亲体内的父亲阴茎（他认为如此）及父亲现实中的阴茎，因而他们更容易把仇恨导向外在世界中看得见和摸得着的客体。他也更善于利用阴茎的施虐全能特征，因而他也拥有了克服焦虑程中发生了变化，它如今常被用来对客体施加精神压力，或在精神上控制和主导客体。鉴于这种变化，又由于儿童会以隐秘狡猾的方式发动攻击，同时又需要具备高度警觉性和缜密的心思以防父母的报复，因此在两性的自我发展过程中，最初的全能意识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在上面提过的亚伯拉罕论文中，他认为膀胱和肠子的全能功能是思想全能的前身；在论文《圣母通过耳朵受孕》（1923）中，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表明了思想和屁之间的等同关系。我同样认为，儿童把排泄物，尤其是肉眼无法捕捉的屁跟另一个看不见的隐秘物质（它就是思想）进行了等同，而且他们自认为这些针对母亲身体的攻击神不知鬼不觉，并犹如神助般的把这些东西放进了母亲身体（参见本书第八章）。

的其他方式。而女孩克服焦虑的方式依然受控于自己与内在世界的关系，跟一切未知的关系，故而也跟潜意识相关。

正如前面所述，当女孩的施虐特质达到最高峰时，她会把性行为当成毁灭客体的手段，并展开了一场歼灭内化客体的战争。凭借排泄物和思想全能的力量，她竭力想要战胜自己内在身体和母亲的内在身体中（她的最初目标）可怕的客体。如果她对自己体内的父亲“好”阴茎有足够强烈的信任，阴茎会在她的眼中变成全能感的传递媒介。如果她相信排泄物和思想的神奇力量，而且这种信念占据了主导地位的话，她就会在幻想中利用这种优势力量支配和控制内在和真实的客体。不仅是这些不同来源的神奇力量会同时运作和相互强化，而且，女孩的自我还会运筹帷幄，使他们互相对抗，从而达到克服焦虑的目的。

与母亲的早期关系

女孩对待内化的父亲阴茎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对母亲乳房的态度。我们先来简要回顾一下这里面的基本因素：她最先内化的客体是乳房表征下的“好”母亲和“坏”母亲。她想要吸吮和吞并父亲阴茎的欲望直接来源于她对母亲乳房的对等需求。因此，乳房带给她的挫败感奠定了她在阴茎上再次受到挫折时的情感基调。不仅仅是她对母亲的妒忌和恨意会歪曲和增强她对阴茎的施虐幻想，而且，她同母亲乳房的关系也会从其他方面影响她将来对男性的态度。一旦她开始害怕“坏”的内射阴茎，她也会回归到母亲身边，无论这个母亲是现实中的真人，还是她的内化形象，她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如果她对母亲的最初态度受控于口腔吸吮位置（oral-sucking position），那么她的态度就会充满强烈的自信和希望；有时候，她会躲在“好”的母亲意象中，并以此对抗“坏”母亲和“坏”阴茎。要不然，她对内化母亲的恐惧会使她更加害怕内化的阴茎及性交后令人可怕的父母。

因为幻想中的母亲既拥有丰姿乳房，也拥有父亲的阴茎和孩子，从而也拥有了满足她所有需求的能力，所以“母亲很有用”这个意象和她对母亲的依附程度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小女孩出现早期焦虑情境的时候，她的自我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营养需求，这能帮助她克服焦虑。她害怕自己被下毒后身体会容易受到攻击；这种害怕越强烈，她越是渴望得到营养的乳汁、“好”的阴茎和孩子，因为在她的幻想中，母亲对这些东西拥有无限的控制权。她需要这些“好”的东西，以便保护自己免受“坏”东西的攻击，从而在身体里面建立起某种平衡。可以说，母亲的身体在幻想中就像一个宝藏，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帮助她满足所有的欲望，从而使她不再感到害怕。正是在这些幻想的作用下，她重新把母亲的乳房视为最早的快乐之源，也是充满坎坷的快乐之源；这正是她极其强烈地依附于母亲的原因。另外，在焦虑的迫使下，母亲曾使她遭受的挫败使她对母亲再次产生了不满，并对母亲的身体发动了更猛烈地施虐攻击。

然而，就在整个发展过程的后期阶段，当她的内疚感开始在各个的孩子象征有用的客体。方面呈现出来的时候，她自认为她占有了这些东西，母亲才会置身于“坏”东西的控制之下；正是这种想法或者正是这种企图占有母亲体内所有“好”东西的欲望，才会唤起她内心极其强烈的罪疚感和焦虑。她消灭了母亲体内的孩子，这个行为在她的幻想中等同于这个宝藏的完全毁坏，而这个宝藏可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和生理需求。这种恐惧在女孩的精神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进一步增强了她和母亲之间的联系。这种恐惧还能强迫女孩做出补偿（restitution），归还所有她从母亲身上拿走的东西；这种强迫行为会在特定女性的各种升华中表达出来。

但是，这种强迫行为会跟另一种强迫行为背道而驰。同一种恐惧也会使后种强迫得到强化，即她希望拿走母亲拥有的一切东西，以便保护自己的身体。因此，在这个发展阶段，女孩受控于一种既想全部拿走、又想全部归还的强迫行为。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这种强迫行为是引起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必备因素。比如，我们看到小女孩们会不停地画一些象征粪便的小星星或者十字；或者大一点的女孩会一直在纸上写字母和数字，它们象征着母亲的身体或者自己的身体，并且她们还极其仔细，力求做到中间不留任何空隙。或者，她们会把一堆堆的纸在盒子里摆得整整齐齐，直到放不下了为止。最常见的是，她们会画一幢房子，这幢房子象征他们的母亲；并且会在前面画上一棵树，它象征父亲的阴茎；她们还会在树的旁边画上一些花，这些花象征孩子。大一点的女孩会先画个木偶，然后是衣服或者书籍等；她们有时也会自己动手裁剪和制作这些东西。它们代表母亲重新组建起来的身体（有时是整个身体，有时是遭到破坏的身体部分）、父亲的阴茎和母亲肚子里的孩子，或者是父亲和兄弟姐妹们。

当她们参与这些活动时，或者是完成这些活动后，她们通常会表现出愤怒、抑郁、失望、甚至是消极厌世的反应；因为她们害怕自己没有能力做好重建工作。这类焦虑由多种原因造成，并在根本上阻碍了所有的建设性倾向（constructive trends）。女孩会在幻想中占有父亲的阴茎、粪便和孩子，但之后，随着施虐幻想的出现，她开始害怕阴茎、粪便和孩子；她因而对它们身上的好品质失去了信心。此刻她的脑海中出现了疑问：她还给母亲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好”的？这些东西的数量，质量甚至它们在身体里的排列顺序是不是一切如初呢（因为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重建工作）？再者，如果她相信自己确实把母亲身体里的“好”东西都归还回去了，她又怕这么做会危及自己的人身安全。

此外，这些焦虑因素会促使女孩对母亲产生一种特殊的不信任感。女孩会时不时把画作、纸质图案及任何一切代表阴茎或者孩子的东西打好包，绑起来，并小心翼翼地把包裹藏在玩具抽屉里；在整个过程中，她都对我怀着戒备之心。这种时候，她通常不允许我靠近包袱甚至抽屉，我必须走开或者眼睛朝向别处。一走进我的房间，很多女孩患者都会对保存在抽屉里的纸和铅笔疑神疑鬼；她们生怕这些东西不见了，或者相比前一天，东西有没有变小了，数量是不是减少了；有时候她们会确认抽屉里的东西没有被弄乱，确认抽屉里的东西既没有丢失，也没有换成别的东西，并确保一切都还井井有条。对她们进行分析后，我发现这个抽屉和里面的包裹代表她们自己的身体，并且她们害怕母亲不仅会对它进行攻击和掠夺，还会把“坏”东西放到里面，以此交换“好”东西。

除了这些焦虑因素，另外一个因素也会恶化女性位置（feminine position）及女孩和母亲的关系，即她的身体结构。男孩因男性位置（male position）的支持而乐在其中，而且得益于阴茎的存在，他们还能在现实中测试焦虑。相比之下，女孩的女性位置并不能帮助她减缓焦虑，因为占有孩子才能完全证明和满足女性位置，而这毕竟是将来的事情；而且她的身体结构也无法让她得知身体里面的实际状况。在我看来，正是对自己身体条件的无能为力加重了女孩的深层恐惧，即她害怕自己的内在身体被破坏或者被毁灭；也害怕自己生不出孩子，或者只能生出残缺不全的孩子。

阴道在婴儿期性发展中的作用

我认为，女孩针对内在身体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个现象，即为什么早期性结构中的阴道作用会在阴蒂活动下显得黯然失色。甚至在她最初的自慰幻想中，她把母亲的阴道转变成了破坏工具；这表达了她潜意识中的阴道认识。由于口腔和肛门倾向的主导地位，她虽然把阴道比成了嘴巴和肛门，然而她的诸多幻想细节却清楚表明，她在潜意识中只是把它当成性器中的一个空隙，以便用来接纳父亲的阴茎。

但是，除了潜意识中她对阴道的总体认识，女孩也经常会对阴道进行非常有意识的认知。海伦娜·朵伊契提到过一些非常特殊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女孩曾遭到性侵害，处女膜因此破裂，她们在此基础上获得的阴道认识致使她们沉湎于阴道自慰。除此之外，大量女孩的分析结果还使我确信，大部分小女孩已经有意识地认识到，自己的性器里有条缝隙。有些女孩会跟别的儿童（无论男孩还是女孩）玩性游戏，她们在游戏中通过互相观察获得了此类认识；有些女孩是自己发现阴道的。不管怎样，毋庸置疑的是，她们都特别强烈地倾向于否认或者抑制此类认识；这个倾向源自于她们对阴道和身体内在感受到的焦虑。大量的女性分析表明，阴道是身体内部结构的一部分，而且大量的深层焦虑都与此有关。分析还表明，在女孩关于父母性交的施虐幻想中，她们都认为阴道极其危险，甚至会危及生命，这从根本上引起了性障碍和性冷淡，尤其是抑制了阴道兴奋。

大量的证据表明，阴道要在发生性行为后才会发挥出全部的作用。另外，我们知道，女性对性交的态度通常会在经历了性行为后彻底改变，而且女性的性压抑通常会被强烈的欲望所取代（在发生性行为前，女性基本都会产生这种抑制，这很正常）。我们推断，她之前的性压抑可能部分来源于焦虑，而性行为消除了这种焦虑。可以说，性交之所以能产生安抚作用，是因为性交产生的力比多满足使她确信，性交中她吞并掉的阴茎是一个“好”的客体，她的阴道并不会对阴茎产生毁灭性影响。她对内在和外在阴茎的恐惧由此在真实的客体中得到了消除，要知道这种恐惧在无法证实的时候最为强烈。在我看来，女孩对身体内在的恐惧、再加上生理因素的作用，会导致她无法在儿童早期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阴道期。虽然如此，基于大量的女孩分析，我确信，阴道的心理表征就像其他力比多期的心理表征一样，它会对女孩的婴儿期性器结构产生同样深刻的影响。

倾向于隐藏阴道心理功能的同时，同样的因素会强化女孩对阴蒂的固着，因为后者是看得见的器官，它可以在现实中进行测试。我发现阴蒂自慰伴随着多种多样的描述幻想。在女孩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些幻想内容会随着阶段之间的剧烈变换而快速变化。一开始时，幻想的主要内容跟前性器期有关，但是，随着孩子想要通过口腔和性器吞并父亲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幻想也会呈现出性器和阴道特征（genital and vaginal character）（它们似乎通常伴随着阴道知觉），因而也开始朝向女性特质发展。

由于小女孩一旦认同了母亲，她很快就开始认同父亲；故而在她的自慰幻想中，她的阴蒂很快便呈现出了阴茎的意义。在这个阶段中，她所有的阴蒂自慰幻想都受控于施虐倾向；对我来说，这是关键因素。因为当性器期结束时，她的罪疚感会渐变渐强，这些幻想和自慰行为总体上会慢慢减少、甚至完全停止。她的阴蒂并不能取代她一直渴求的阴茎。在我看来，她如何领悟这一点仅仅是一连串行为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但它却能决定她的未来生活，而且在很多案例中，它还会让她余生都坠入性冷淡的深渊。

阉割情结

就我观察所知，女孩会在性器期明显认同父亲，并清楚地表现出阴茎羡慕（penis-envy）和阉割情结；这是多个阶段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联系起来的心理分析师。在她的论文《论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中，她指出了一些因素。她认为，基于前性器贯注（pre-genital cathexes），这些因素对女孩建立阴茎羡慕非常重要。其中的一个因素是，女孩发现男孩子能从排尿中获得偷窥和暴露倾向（scoptophilic and exhibitionistic tendencies）的满足；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她相信拥有阴茎可以获得更强烈的尿道兴奋（urethral erotism）满足。其他因素则来源于她因女性特质而产生的各种障碍（比如她羡慕母亲能拥有孩子），这些让她困扰不已，并使她过仔细研究其中的一些重要步骤，我们会看到女性特质引起的焦虑以何种方式影响了她对父亲的认同；我们还会看到，她在早期阶段选择的男性位置是如何跟她在每个阶段采取的男性位置进行吻合的。

当女婴放弃母亲的乳房，并转而把父亲的阴茎当作兴奋的客体时，她对母亲产生了认同感。但是一旦她在这个位置也遭受了挫折，她又会立即对父亲产生认同。在她的幻想中，父亲能从母亲的乳房和整个身体中获得快感，而她却被迫痛苦地放弃这些原始的快乐之源。她对母亲的仇恨和嫉妒，以及她的力比多欲望渐渐促使女孩对施虐的父亲产生了早期认同；在此过程中，遗尿（enuresis）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两性儿童都认为尿液是个好东西，他们都把它等同成了母亲的乳汁；这是因为他们的潜意识对所有的身体成分进行了相互等同。我的观察结果表明，尿床在早期意味着积极的给予行为，是一种施虐反向，它在男孩和女孩身上都是一种女性位置的表现形式。母亲的乳房挫败了他们的欲望，因而他们对母亲的乳房产生了仇恨，这使得他们幻想用尿液伤害并毁灭母亲的乳房，不论是这种幻想否跟食人冲动（cannibalisticimpulses）一起出现，还是紧随其后。

正如前面所示，女孩会在施虐期完全相信排泄物的神奇力量，而男孩则会把阴茎当成主要的施虐工具。但是，女孩也同样相信尿道的全能功能，这使她认同了施虐特质的父亲，虽然这种认同会在程度上轻于男孩；在她看来，特殊的尿道施虐能力归因于父亲拥有的阴茎。因此，尿床很早便开始表征两性儿童身上的男性位置。加上女孩早期对施虐性父亲的认同，它变成了一种毁灭母亲的方式；与此同时，她幻想通过阉割父亲的方式占有阴茎。

在我看来，女孩在内射阴茎的基础上认同了父亲，之后便很快通过尿床对父亲产生原始施虐认同。在她早期的自慰幻想中，她对父母的认同总在不断的交替进行。跟内化父亲阴茎有关的女性位置会使她害怕内化的父亲“坏”阴茎。但是，这种焦虑反而强化了她对父亲的认同，这是因为在消除焦虑的过程中，她激活了认同焦虑客体（anxiety-object）的防御机制。她偷走和占有了父亲的阴茎，这使她产生了全能感，而且她还更加相信，她能利用排泄物施展毁灭性力量。这种立场下，她对母亲的敌意和施虐欲望得到了强化，她幻想利用父亲的阴茎毁灭母亲。与此同时，由于父亲曾让她感到挫败，她对父亲的报复之心也得到了满足。她感受到了全能感，觉得自己要比父母强大，由此她找到了一种消除焦虑的防御手段。我发现，这种态度会在有些偏执特征主导的患者身上特别强烈，而且它在有些女同性恋身上也同样强烈，因为她们跟男性之间的敌对竞争关系深刻地强化了她们的同性恋倾向（homosexuality）。因此，恩斯特·琼斯认为，这种态度也同样适用于前面提到过的那一群女同性恋身上。

首先，占有外在阴茎会使女孩相信，她可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施虐力量打败父母，不然她无法消除自己的焦虑；其次，阴茎是一种战胜客体的施虐力量；事实证明，它可以打败内化的危险阴茎和其他内射客体，由此占有阴茎最终可以保护自己的身体。

当她的焦虑强化了她的施虐特质，因而构建了男性情结（masculinity complex）的基础时，她的罪疚感也促使她渴望拥有一个阴茎。她梦想拥有的真实阴茎会被用来弥补母亲。正如琼·里维埃（Joan Riviere）所观察的，由于女孩从母亲身上抢走了阴茎，她想补偿母亲的愿望是促成阉割情结和阴茎妒忌的重要条件。当女孩出于害怕不想再跟母亲竞争时，她想要和母亲和解，并弥补自己的一切行为，因此，她强烈渴望她可以通过阴茎进行偿还。根据琼·里维埃的观点，女孩施虐症的强烈程度和容忍焦虑的能力，是促使她选择异性恋或同性恋的决定性因素。

现在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有些案例中男性倾向和占有阴茎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要不然，女孩就无法对母亲做出补偿。早期分析显示了潜意识中存在一个基本原则；它支配着所有的反应和升华过程，要求补偿行为在每个细节上必须跟幻想中所犯过错一一吻合。无论儿童在幻想中通过偷窃、伤害和毁灭犯过何种错误，它都必须通过一一归还，修复并复原的方式成功完成补偿。这个原则还要求儿童使用当初用来破坏和毁灭的施虐工具（如阴茎，排泄物等）；同样的工具如今要再次转变成“好”东西，并使它成为成功补偿的手段。无论“坏”阴茎或者“坏”尿液带了何种伤害，“好”阴茎或者“好”尿液都必须重新修正错误。

让我们一起探讨这样一个案例，女孩所有施虐幻想的主要内容，都是如何通过父亲的危险阴茎间接地毁灭母亲；而且她对父亲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一旦她的反向作用（reactive trends）和做出补偿的欲望一起大规模出现时，她将迫切需要一个带有治愈功能的阴茎，这个阴茎可使母亲得到复原，因而这强化了她的同性恋倾向。在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她是如何认为不用再对父亲补偿的。这有可能是因为，她相信自己已经阉割了父亲，或者父亲不会成为障碍，或父亲的阴茎已经转变成了“坏”阴茎，因而她必须放弃使他复原的希望。如果她的信念足够强烈，她自己就不得不扮演起父亲的角色，而这也会使她选择同性恋位置（homosexual position）。

当女孩意识到自己没有阴茎时，失望、怀疑和自卑感就会在她身上占据上风。此外，她的男性位置（masculine position）使她产生了恐惧和罪疚感，这种恐惧和罪疚感首先来源于父亲，因为她抢走了他的阴茎，占有了母亲；其次来源于母亲，因为她把父亲从她身边抢走了。上述的所有情感发生了相互作用，从而压垮了男性位置。此外，她最初会对母亲产生不满，是因为母亲阻止她把父亲的阴茎当作力比多的客体。如今旧仇又添新恨，因为母亲拒绝让她一个自己的阴茎，这使她无法成为一个男人。双重不满促使她不再把母亲当成性爱（genital love）的客体。另一方面，由于她的男性位置，她对父亲的敌意及阴茎的妒忌又再次阻止她选择女性角色。

根据我的经验，当女孩告别了性器期后，她还需经历另一个阶段，即后性器期（post-phallic）。在这一时期，她会在保留还是放弃女性位置之间做出选择。女孩进入潜伏期后，她的女性位置已经达到性器水平，拥有了被动特质和母性特质，而且还包含了心理表征下的阴道功能；可以说，她的女性位置已经在一切基础因素上完成了构建。当我们思忖着小女孩是如何频繁地表现出真挚的女性位置和母性位置时，我们就能明显感觉到这一点。只有阴道成为一个接受性器官时，这种位置才会出现。我们曾指出，当女孩在青春期发生了生理变化并经历了性行为之后，阴道功能就会发生重要转变。正是这些转变使女孩的性发展迈向了最后阶段，正是这些转变使她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我发现自己很认同凯伦·霍妮（Karen Honrney）在论文《逃离女性》上的很多观点。她曾在论文中得出结论，认为阴道和阴蒂都会影响女孩的早期生活。她指出，我们可从女性性冷淡的后期表现合理地推断出，阴道比阴蒂更容易受到焦虑和防御性情感的强烈贯注（cathected）。她认为，女孩“乱伦欲望是她的潜意识准备无误地瞄准了阴道的结果”。根据这一理论，生活后期的性冷淡应该是针对幻想的防御表现，这些幻想会非常强烈地威胁自我。

我也认同凯伦·霍妮以下的观点，即女孩不能像男孩一样仔细研究性器，她们无法获得阴道的正确认识，也无法进行现实测试，以便确认自慰是否已经给它带来了可怕后果。这会增加她的生殖焦虑，使她更容易选择男性位置。凯伦·霍妮还进一步区分了女孩的次级阴茎妒忌（secondary penis-envy）（出现于性器期）和初级阴茎妒忌（primary penis-envy）。初级阴茎妒忌主要围绕特定的前性器贯注（pre-genital cathexes），如偷窥和尿道兴奋等。她认为女孩的次级阴茎妒忌常被用来压抑她的女性欲望；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消除，她不仅不再把父亲作为性欲客体，同时还将背离女性角色，回归到初级阴茎妒忌。这是必然的事实，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

我在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中曾提出一些有关女孩生殖结构的最后阶段的观点，这些观点跟恩斯特·琼斯同期提出的观点在很多本质问题上不谋而合。他在论文《女性性特征的早期发展》中提出，阴道功能最初认同于肛门，两者早已在有些内容上进行了区分，并且比大家推测地都要早，虽然这种区分仍然是一个模糊的过程。他认为口腔——肛门时期是女孩形成异性恋态度的基础，这种态度基于女孩对母亲的认同。根据他的观点，在性器期阶段，正常女孩只是比女同性恋者以更弱的形式认同了父亲和父亲的阴茎，而且她们都具有明显的第二性特征（secondary character）和防御特征。

海伦娜·朵伊契所持观点与此不同。她假定确实存在一个后性器期；在这个时期，女孩的后期生殖结构已为最终结果做好了准备。但是她认为，女孩身上根本就不存在诸如阴道期之类的现象，她自然也不可能知道阴道的存在，或者对阴道产生任何知觉，因而当女孩完成了婴儿期的性发展（infantile sexual development）之后，她无法以性器方式选择女性位置。因此，即便还维持着女性位置，她的力比多被迫退回到了更早位置，这个位置处于阉割情结的主导下（在海伦娜·朵伊契的观点中，女孩的阉割情结发生在俄狄浦斯情结之前）；这种后退是造成女性受虐症的重要原因。

补偿倾向和性特征

我们已经探讨了女孩的补偿倾向在强化同性恋位置上所起的作用。但是，她异性恋位置的强化也同样取决于这个位置是否能满足她超我的需求。

我们在本章的前面部分已经看到，即便是正常人，他的性行为和力比多动机也能帮助他克服焦虑。现在我将进一步指出，他的性活动还存在另外一个动机因素，即他希望通过性交方式补偿他在施虐幻想中造成的毁坏。由于他的性冲动以更强的方式出现，他的自我在回应超我的需求时，他的焦虑会有所减轻，但罪疚感却增强了；这时他发现性行为是一种弥补客体的最佳方式，因为他的早期施虐幻想与此有关。补偿幻想会对应他在幻想中造成的毁坏，其本质和程度不仅是他各种行为和各种升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还会对他性发展的过程和结果造成重大的影响。

转回到女孩身上，我们发现很多因素，如施虐幻想的内容和组成部分、反向作用的强度以及自我的结构和强度等，都能影响她的力比多固着，并能帮助她决定所做补偿应该具备男性特征还是女性特征，还是两者都有。

在我看来，影响女孩最终发展结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她在特定的施虐想法上形成的补偿幻想是否对她自我的发展及性生活造成决定性影响。通常来说，她们会相互交织，从而有助于构建特定的力比多位置和相应的自我位置。举个例子，在幻想中，如果小女孩的施虐特质非常强烈地聚焦于毁坏母亲的身体，并从中偷走孩子和父亲的阴茎，那么，当她的反向作用大规模出现时，她就有可能在特定的条件下维持女性位置。在升华中，她将通过很多方式实现复原母亲的愿望，比如她会让自己变成保姆、医院护士或者按摩师等，或者她会探索智力上的兴趣等；她还会把父亲和孩子归还给母亲。与此同时，如果她深信自己的身体可以得到复原，不管是通过生孩子的方式，还是跟带有“治愈”能力的阴茎发生性关系，那么她也会选择异性恋位置，从而帮助自己消除焦虑。此外，她的异性恋位置会强化她的升华倾向，其目的就在于复原母亲的身体，因为她发现，父母的性交并没有伤害母亲，或者说无论如何，母亲都能从中复原；这个看法也会反过来强化她的异性恋位置。

假设基本条件相同，女孩最终会选择何种位置，这还取决于她对自身建构全能（constructive omnipotence）的信任能否增强她的反向作用。如果可以，那她的自我就会为她的补偿倾向设定一个更高的完成目标。换句话说，她的父母都会被复原，并再次在亲善关系中结合。在她那时的幻想中，正是父亲补偿了母亲，正是他利用有益健康的阴茎使母亲得到了满足。与此同时，幻想中原本危险的母亲的阴道，如今也修复了父亲的阴茎，并治愈了它受到的所有伤害。因而，女孩把母亲的阴道看成了一个有益健康、令人愉悦的器官；这不仅让她再次想起了她对母亲的早期看法，她当初认为母亲是个给与乳汁的“好”母亲，而且还想到自己对母亲的认同，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能让人恢复健康、并舍得给与的人，并促使她把性伴侣的阴茎看成一个“好”阴茎。这种态度不仅会促成她性生活的顺利发展，还促成了她通过性关系依附客体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亚于她在情感和爱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依附能力。

正如我在前面一直试图说明的，个体的婴儿期性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他长期在多个位置之间摇摆不定的结果，也是他在自我和超我及自我和本我之间反反复复的互相妥协中发展的结果。这些妥协是他努力消除焦虑的结果，它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我的成就。以下几种因素能促使女孩继续维持女性角色，并在后来的性生活和日常行为中明显表现出来（仅举几例说明）：她父亲的阴茎可以轮流满足她和她的母亲；母亲可以分到一定数量的孩子，她也可以分到同样数量或者更少一点的孩子；如果母亲拥有所有的孩子，她应该吞并父亲的阴茎等等。男性成分也会融合到这些妥协中来。小女孩有时会幻想着占用了父亲的阴茎，以便自己能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对待母亲，然后再把它还给父亲。

我们在分析过程中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个体在力比多位置上每发生一次改善，是因为他减轻了焦虑和内疚感；而且这种改善会很快促成新的妥协。女孩越是感觉到焦虑和内疚感减轻了，越多的性器期就会呈现出来，她也越容易认可母亲的女性角色和母性角色，或者是让母亲回归到这些角色上去，同时也能让自己承担起类似角色，并升华自己的男性成分。

外在因素

我们知道，儿童早期的本能生活以及生活中的现实压力会互相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会塑造心理发展的进程。据我观察，现实和真实客体会在焦虑情境的最初阶段就开始施加影响；某种程度上，已转移到外在世界的焦虑情境会在他们身上获得多次证实或者反驳，从而有助于引导本能生活（instinctual life）的进程。此种方式下，客体的行为和经验的本质既有助于增强、也会减弱儿童的主要焦虑情境。此外，得益于投射和内射机制的互相作用，外在因素会影响超我的形成及其客体关系和本能的发展，而且他们还有助于决定儿童性发展的最终发展结果。

举个例子，小女孩希望得到父亲的爱和仁慈，从而证实自己身体里面有个“好”阴茎的想法，并反驳它是“坏”阴茎的念头。当希望落空的时候，她通常会形成越来越坚定的受虐态度，而“施虐的父亲”甚至会在她眼中变成一个爱的实际条件；或者他对她的行为方式可能会增加她对阴茎的敌意和焦虑，并迫使她放弃了女性角色，或者变成性冷淡。

实际上，她最终的发展结果是好还是不好，这将取决于所有外在因素的相互作用。父亲对她的态度并不是决定她未来恋人类型的唯一因素。比如，相比她的母亲或姐妹们，父亲是更疼爱她、还是忽视她；不仅如此，这个问题还关系到他和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她的女性位置能维持多久，在这个位置上她是否能形成对一个仁慈的父亲意象的渴望，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对母亲的罪疚感，因而也取决于她父母之间的本质关系。此外，有些特定事件也会促使她增强其中的一个性位置，如父母中或者兄弟姐妹中有人生病或者去世了。她会选择男性位置、还是女性位置，那要看这些事件对她罪疚感的影响程度。

还存在另外一个因素，它也对女孩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除了父母，早期生活中是否存在一个她认为“乐于助人”的人，这个人会在外在世界帮助她们克服幻想的恐惧。在区分“好”母亲和“坏”母亲及“好”父亲和“坏”父亲的过程中，女孩会把对客体的敌意附加到“坏”的一方，或者从中背离出来；同时她会把补偿倾向导向“好”母亲和“好”父亲，并复原她曾在施虐幻想中对父母意象造成的毁坏。但是，如果由于过于强烈的焦虑或者一些实际因素，俄狄浦斯客体并没有变成好的意象，那么其他人也能在一定条件下代替“好”母亲或者“好”父亲的角色，如一个善良的护士，哥哥或者姐姐，外祖父或者外祖母，婶婶或者叔叔等。如果过度害怕俄狄浦斯客体，积极情绪就无法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积极情绪就能浮出水面，并依附到爱的客体。

我一再指出，在早期生活中，儿童之间，尤其是兄弟姐妹之间发生性关系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儿童的力比多渴望受到了俄狄浦斯挫折的强化，这种渴望、连同他们在深层危险情境下产生的焦虑，会一起迫使儿童沉溺于相互的性行为。正如我在本章特别指出的，这些性活动不仅满足了他们的力比多，而且可以促使他们在性行为中进行多方寻找，以便证实或反驳那些与性行为相关的各种恐惧。我再三发现，如果性客体还是一个“乐于助人”的角色，那这种早期性关系就会对女孩和客体的关系及她以后的性发展产生有利的影响。她对父母的过多恐惧，加之一些特定的外在因素，会制造出一个俄狄浦斯情境，它会使女孩对异性产生偏见，并极力阻碍她维持女性位置及爱的能力。然而，如果她在儿童早期曾跟兄弟或者类似兄弟的人发生性关系，而且兄弟对她付出了真正的感情，并一直充当她的护花使者，那么这会成为她异性恋位置的基础，并在她身上形成爱的能力。在有些案例中，我能感觉到女孩曾拥有两种爱的客体，一种代表不苟言笑的父亲，一种代表亲切善良的兄弟。还有一些案例中，她会形成两种客体的混合意象；同时她和兄弟的关系会减轻她的受虐特质。

女孩和兄弟的关系不仅可以帮助她在现实中证实“好”阴茎的存在，也更能坚定她对一个“好”的内射阴茎的信任，并缓和她对“坏”的内射阴茎的恐惧。这些关系还会帮助她克服对这些客体的恐惧，因为她和别的儿童发生性行为时，她会感觉在和他一起联合对付父母。他们的性关系使他们在自己身上重新演绎出原本针对父母的施虐自慰幻想，致使他们双双沉溺其中无法自拔，这使他们变得如同犯罪共谋一般。由此，通过分担彼此的深沉愧疚，每个儿童颇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也不再感到那么害怕，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找到了对付可怕客体的盟友。就我所知，这种秘密同谋会在每一段爱的关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甚至是成人之间也是如此，而且它对偏执型个体的性依附尤其重要。

女孩同样会把她跟其他儿童（代表“好”的客体）的这种性依附看成一种现实的反驳，反驳她对自己的性特征及毁灭性客体的恐惧，因此这种依附能力可防止她成为性冷淡，或在以后的生活中出现其他性障碍。

正如我们看到的，尽管这种性经历会对女孩的性生活和客体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它也会造成性生活的严重障碍。如果她跟其他儿童的性关系促使她证实了深层恐惧（这有可能是因为她性伴侣的施虐特征太强烈，或者由于自身过强的施虐特质，性行为反而增加了她的焦虑和愧疚），她会越加相信自身内射客体和本我的杀伤力，她的超我会变得越来越苛刻，由此她的神经官能症及她在性发展和人格发展上的缺陷将会变得根深蒂固。

青春期的发展

大家都知道，在青春期阶段，儿童心理上的起伏波动多半是悄然发生的身体变化使之产生各种冲动的强化结果。对女孩而言，月经来潮更是强化了她的焦虑。在《女性性功能的精神分析》中，海伦娜·朵伊契详细讨论了月经来潮对女孩的意义及施加在她身上的考验。而且，她还会在潜意识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次流血等同于真正的阉割，她同时也丧失了生育能力，因而流血意味着双重失望。海伦娜·朵伊契指出，月经也象征着它对沉溺于阴蒂自慰行为的一种惩罚，而且这也是一种后退，这会使女孩回想起最初的性观念，那时她曾觉得性交基本上是一种施虐行为，它会伴随着残忍和流血行为。我手头的资料充分证实了海伦娜·朵伊契的观点，即对她的自恋而言，女孩月经期的出现是一种失望和冲击，而这会对她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我认为，这种影响的病原学应该是，这些情感在特定的条件下重新激活了她过去的恐惧。在整个焦虑情境中，只有一部分焦虑会在月经的影响下重新浮现。由于我们已在前面讨论了相关内容，现在我就把这些焦虑简单地罗列如下：

1.在幻想中，由于潜意识把所有的身体物质进行了等同，女孩把经血等同成了危险的排泄物。因为她很早就知道受伤和流血之间的联系，经血似乎在现实中验证了她的恐惧，她曾害怕这些危险的排泄物会损害了她的身体。

2.行经使她更加害怕自己的身体会受到攻击。在这种联系中，各种恐惧开始运转：（a)她害怕母亲会攻击和毁灭她，部分原因是母亲想对她进行报复，部分原因是母亲想拿回父亲的阴茎及女孩抢走的孩子。（b)在性交过程中，她害怕父亲会通过施虐的方式攻击和伤害她，这可能是由于她对母亲产生了施虐自慰幻想，也可能是他想拿回她拿走的阴茎。因而，她幻想父亲会强制性地抢回他的阴茎，从而伤害了她的性器。个人觉得，这促使她形成了以下想法，即她的阴蒂是她以前的阴茎留下来的一个伤口或者伤疤。（c)她害怕自己的内在身体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内射客体的攻击和伤害，因为它们会在里面互相打斗。她幻想在实施施虐式性交的过程中，她内射了暴力的父母，而且他们的相互毁灭行为危及了她的内在身体，这些是她产生严重焦虑的根本来源。月经经常会引起身体上的感官知觉，而焦虑强化了这些知觉。她把这些身体上的感官知觉看成了一种征兆，它们预示着所有恐怖的伤害和所有臆想中的恐惧都要变成现实了。

3.身体里面流出的血使她确信，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受到了伤害和毁灭。我对有些女性进行分析后发现，月经来潮会强化她们生不了孩子（害怕肚子里的孩子被毁灭）的恐惧，这种恐惧要等到她们真正生了孩子后才会消除。在很多案例中，月经会强化她们的恐惧，她们会害怕生出来的孩子可能会残缺不全，或者不正常，这使她们在意识或潜意识中拒绝再次怀孕。

4.月经让女孩更加认清了自己没有阴茎的事实，也证实了阴蒂是她身上的阴茎被阉割后留下的伤疤或者伤口，这使她很难维持男性位置。

5.正如前面已提到的，作为一种性成熟的标志，月经激活了各方面的焦虑，这与她认为性行为具有施虐特征有关。

对青春期的女性患者进行分析后，结果表明，基于以上原因，女孩感到她的女性位置和男性位置都不好维持。相比同期的发展过程对男孩子的影响，月经会更容易促使女孩激活各方面的焦虑和冲突。这部分说明了青春期的女孩子为什么会在性方面比男孩子表现得更加拘谨。

某种程度上，月经会对女孩心理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通常会使这个阶段的女孩子出现大量的神经质问题。即使她是正常儿童，月经复苏了她以前的焦虑情境。尽管如此，由于她的自我和克服焦虑的方式已有了充足发展，她已比童年期具备了更强的能力去修正自己的焦虑。通常来讲，她也能在月经来潮时获得强烈的快感。假设她在初探性生活时，她的女性位置已站稳脚跟，她就会把月经看成性成熟的标志，这证明自己已成为一个女人；而且她也会把它看成一种预兆，预示着自己可以更从容地期待性快感和生孩子了。如果一切真是如此的话，她会把月经当成克服各种焦虑的有力证明。

与孩子的关系

我在描述女性个体的早期性发展时，并没有涉及太多她想生孩子的欲望，因为我会讨论未来孕期中她对肚子里真正孩子的态度。到时我再一起讨论她初期对幻想中的孩子的态度。

弗洛伊德指出，女孩对生孩子的欲望会取代她拥有阴茎的欲望。但是据我观察，想生孩子的欲望正是在她对父亲的阴茎产生欲望之后才出现的。后者源自于口腔位置（oral position），是一种基于客体的力比多意识。有的案例中，女孩会最先把粪便和孩子等同起来；在别的案例中，她则是把孩子等同成了阴茎。在前种案例中，女孩和孩子的关系似乎会依照自恋式路线发展。这种关系不会束缚于她对男人的态度，紧密联系着她自身的身体及她排泄物的全能感。在第二种案例中，她对孩子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她跟父亲或父亲阴茎的关系。目前有一个大家都公认的婴儿期性理论；它认为，母亲在每次性交中都会吞并一个新阴茎，这些阴茎或者一部分阴茎会转变成孩子。按照这个理论，女孩跟父亲阴茎的关系会首先影响她和幻想中的孩子的关系，接着是和真实孩子的关系。

在《女性性功能的精神分析》（之前已做引用）一书中，海伦娜·朵伊契讨论了孕期女性对肚子里孩子的态度，之后她提出了以下观《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点：女性会把孩子既看成身体的一部分，也看成身体外的一个客体，“这得取决于她是否会再现自己跟母亲之间所有积极和消极的客体关系”。在她的幻想中，父亲通过性交变成了她的孩子，“归根到底，这表征着她在潜意识中用口腔吞并了父亲”，而且他“在随后发生的真实或者想象出来的怀孕中维持着这种角色”。这个内射过程完成之后，她的孩子变成了“理想自我的化身，一个她之前就已形成的理想自我”，同时也表征着“她自己的理想化身，一个她无法实现的理想”。她对自己的孩子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矛盾情绪，部分原因是它代表着她的超我（它通常跟自我激烈对立），并且它还使她重新想起了俄狄浦斯情境、以及她对父亲产生的那些矛盾情绪。然而，还有部分原因是，她对早期的力比多位置产生了退化贯注（regressive cathexis）。她对粪便有着自恋式评估，因此粪便和孩子的认同意味着，她也差不多会对孩子进行自恋式评估；她起初高估了她的排泄物，与此针对的反向作用唤起了她对自身的厌恶，促使她想把孩子驱逐出去。

我在海伦娜·朵伊契的基础上拓展了一两点内容。在早期发展阶段，女孩对父亲阴茎和孩子进行了对等，这种对等促使她对肚子里的孩子赋予了一种父亲超我的象征意义，因为父亲内化的阴茎形成了这个超我的核心。这种早期对等不仅决定了她对想象中孩子的矛盾情绪，也决定了她将来，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对自己真正孩子的矛盾情绪，并且还决定了焦虑的程度，这种焦虑是影响她和孩子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我发现，在她很小的时候，她对粪便和孩子之间的对等也会影响她和想象中孩子的关系。由于她的幻想涉及了有毒、可燃的排泄物，她因此感到焦虑不安；依我看，这种焦虑强化了她早期肛门阶段向外排出的倾向，也是她将来对肚子里真正孩子的态度的基础，这种态度充满敌意和恐惧。

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女孩对“坏”的内射阴茎的惧怕使她更想内射一个“好”的阴茎，因为它能保护和协助她对抗身体里面的“坏”阴茎及坏意象；对她而言，这些坏意象就像危险的排泄物一样。正是这个友善的“好”阴茎（在想象中通常是一个小小的阴茎）具备了孩子的表征意义。这个想象中的孩子保护和帮助了小女孩，它最初在女孩的潜意识中象征着身体里面一切“好”的内容。当然，帮助女孩克服焦虑这种事情纯属幻想，然而她害怕的那些客体同样也是幻想出来的。因为这个发展阶段中，她主要受控于精神现实（psychic reality）。

正是因为占有孩子是一种克服焦虑和减轻罪疚感的方式，我发现这是小女孩正常地强烈希望拥有孩子的深层原因，这个原因比任何其他原因都更为重要。我们知道，相比找到一个性伴侣，成年女性通常更为强烈地渴望拥有孩子。

小女孩对孩子的态度对她的升华发展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幻想中，她通过她有毒且毁灭性的排泄物攻击了母亲的内在身体，这使她对自己身体里面的内容形成了错误的观念。由于她把粪便等同成孩子，她幻想身体里面存在“坏”的粪便，于是她也幻想里面有“坏”小孩，这也就意味着，她身体里面住着一个“长得丑”、不正常的孩子。女孩对危险粪便的施虐幻想产生了反向作用，这似乎促成了某种特别的女性升华。对很多小女孩进行分析后，我们非常清晰地发现，她们渴望拥有一个“漂亮”的孩子，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让想象中的孩子和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漂亮；这些行为与她们的恐惧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她们害怕自己会生出又“坏”又丑的孩子，害怕要把这些孩子放进母亲的身体里；要知道，这些孩子对她们来说就是有毒的排泄物。

费伦齐曾指出，儿童对粪便的嗜好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会经历很多变化，之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早期阶段，儿童的嗜粪倾向会部分升华成他们对一切光鲜物体的爱好。我认为，这个升华过程的其中因素之一，就是孩子害怕危险的“坏”粪便堆。这种恐惧会升华出一条直接通向“美丽”主题的路径。女性这种对美丽的身体、美丽的家及一切美好的东西的强烈需求正来源于她们对一个漂亮的身体内在的渴望，她们希望身体里面居住着可爱的“好”客体以及无害的排泄物。孩子对“危险的”“坏”粪便的恐惧还会升华出一条通往何谓“好”东西的概念路径，它从有意健康的角度出发（顺便说一句，尽管对孩子而言，“好”和“漂亮”通常是同一回事），因而也强化了她身上那些源自于女性位置的原始母性情感和给与的欲望。

如果小女孩积极的情感占据主导地位，她会相信，不仅她内化的阴茎是一个“好”阴茎，而且身体里面的孩子也会很有帮助。但是，如果她对内化的“坏”阴茎和危险的排泄物充满恐惧，她将来跟真实孩子的关系通常会被焦虑主导。尽管如此，如果她并不满意她跟性伴侣之间的关系，她会转而在她和孩子的关系中获得满足和精神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性行为本身就被赋予了太多焦虑情境的意义；对她而言，她的性客体也成了焦虑客体，只有她的孩子才能吸引到有帮助的“好”阴茎。然而，恰恰是这些通过性行为克服焦虑的女人，她们可能会跟丈夫形成非常融洽的关系，但跟孩子的关系却很糟糕。这是因为她把大部分针对身体内在敌人的焦虑转嫁到了孩子身上，我发现，正是这种由此产生的焦虑才是她害怕怀孕和生孩子的根本原因；这种焦虑还会使她怀孕时遭受更多生理上的痛苦，甚至有可能使她在心理上觉得自己不能怀孕。

我们已经知道，女性对“坏”阴茎的恐惧会如何增加她的施虐特质。她们对丈夫有着强烈地施虐态度，她们通常也会把她们的孩子视为仇敌；这正如她们在幻想中会把性行为看成一种毁灭客体的方式一样，她们想生孩子，但主要目的就在于控制孩子，好像它跟自己有仇一样。

然后，她们就会把这种仇恨发泄到外在客体身上，也即丈夫和孩子身上；她们原本仇恨的是可怕的内在敌人。当然，也有这样的女性，她们对丈夫虽有施虐态度，但对她们的孩子却很温柔，反之亦然。但是，不管怎样，女性对内射客体的态度，尤其是对自己父亲阴茎的态度，将决定她对丈夫和孩子的态度。

我们知道，母亲对她孩子的态度基于她跟客体的早期关系。她在童年时跟亲人形成的情感关系，如她跟父亲、叔伯和兄弟之间，或者她跟母亲、姑婶和姐妹之间的关系等，会多少反应在她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上；程度要依孩子的性别而定。如果她最初把孩子等同成“好”的阴茎，那她就会把这些关系中积极的情绪转移到孩子身上。她会把许多友善的意象浓缩在孩子身上，它象征着婴儿期的“天真无邪”，而且在她的眼里，这也是童年时她曾梦想变成的样子。她之所以希望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她希望把自己不快乐的童年重新创造成一个幸福快乐的时光。

我认为，许多因素都有助于加强母亲和其孩子之间的情感关系。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这能使她拥有现实中最有力的反驳证据，能反驳来自施虐幻想的一切恐惧。孩子的出生，对她的潜意识而言，不仅象征着她的内在身体和身体里想象中的孩子并没有受到伤害，或者他们都获得了康复，而且它还使她所有跟孩子相关的各种恐惧都失去了淫威。这表明，她在母亲身体里攻击过的孩子（表征她的弟弟和妹妹）、父亲的阴茎（或父亲）以及母亲本人都完好无损，或者他们都重新变完整了。由此，生孩子象征着许多客体都恢复了健康；在有些案例中，生孩子甚至会让整个世界都变得焕然一新。

对孩子进行母乳喂养非常重要，这还能在她和孩子之间形成一种非常亲密和特殊的纽带关系。给与孩子自产的乳汁对孩子的营养和成长很重要，她也终于有能力去反驳恶性循环的荒谬，而且她还能让这个循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因为她在潜意识中认为，给与孩子营养健康的乳汁可以让她证明，她早先的施虐幻想并没有变成现实，或者她已经成功地复原了幻想客体。这个恶性循环自婴儿期就开始出现，她攻击了母亲的乳房，乳房是她毁灭性冲动下的第一个客体；接着，她会幻想把母亲的乳房咬成碎片，并通过她的排泄物弄脏、毒害并烧坏它。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由于“好”客体会变成他补偿倾向的目标和客体，而且它还能满足他，并缓解他的焦虑，女孩会更爱他的“好”客体。能明显具备这些条件的客体，非一个无助的小孩莫属。再者，对小孩付出母爱和照顾的同时，她不仅满足了早期欲望，而且由于她对孩子的认同，她也能分享到她给孩子提供的快乐。由此，她会颠倒母亲和孩子的关系，这样她就能重新体验到早期她对自己母亲的那种愉悦的依附关系；渐渐地，她会把最初针对母亲的敌意抛之脑后，而积极情绪就会重新浮上心头。

以上这些因素使孩子在女性的情感关系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也更容易明白，如果她们发现自己的孩子不健康尤其是不正常的时候，她们的心理平衡为什么会被严重打乱了。就像一个健康、茁壮成长的孩子可以反驳一切恐惧一样，一个不正常的、病怏怏的孩子，或者仅仅是不那么满意的孩子就能证实这些恐惧，这个孩子甚至会被看成一个仇敌和施害者。

自我的发展

我们现在将简要讨论下女孩超我的形成和自我发展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指出，男孩和女孩的超我形成之间存在差异，这差异跟两性生理结构上的显著差异有关。在我看来，这些生理结构上的显著差异在多个方面影响着超我和自我的发展。由于女性性器结构明显带有接受性功能，女性的俄狄浦斯倾向主要受控于她的口腔冲动，而且她超我的内射形式（introjection）要比男孩的形式更加广泛。此外，女孩缺少一个像阴茎一样的主动性器官。她没有阴茎的事实进一步强化了她强烈的内射倾向，由此女孩会更依赖于她的超我。

我在前面曾提出这个观点，即男孩最初的全能感跟阴茎有关，而且在他的潜意识中，这种全能感表征着男性特质引起的各种活动和升华。相比之下，由于女孩没有阴茎，她的全能感跟她父亲内射的阴茎存在更深、更广泛的联系。这点在以下情况中尤其如此。她小时候曾想象过身体里的父亲阴茎的样子，这决定了她为自己设下的标准。由于这个样子是女孩在极度歪曲的幻想中形成的，因此“好”与“坏”的标准要比男孩更加夸张。

有观点认为，比起男性，超我会对女性起到更强的作用。这观点乍一看似乎并不合理。因为相比之下，女性比男性更依赖于她们的客体，更容易受到外在世界的影响，也更容易改变她们的道德准则；也就是准版》，卷19.说，她们显然不怎么束缚于超我的要求。但是，在我看来，她们更加依赖于客体，是因为她们对爱的丧失（the loss of love）赋予了更大的意义，这实际上跟她们受到超我更大的影响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两个观点从根源上达成了共识，即它们都认为，女性更倾向于内射客体，而且她们会让这个客体在身体里面扎根发芽，这样她们就能在里面建立一个更强大的超我。再者，这恰恰是因为女性对自身超我的更多依赖和害怕，这种倾向才得到了强化。女孩的深层恐惧在于，她们害怕内化客体对她们的内在身体造成了无法确知的损害；我已在前面提到，这会迫使她们在现实中不断检验她的恐惧，而她们和真实客体的关系就是她们的检验途径。也就是说，这迫使她以次级的方式强化了内射倾向。再者，基于女性拥有更强的排泄物全能和思想全能，她也比男性拥有了更强大的投射机制，这是促使她跟外在世界和现实中的客体形成更紧密联系的另外原因，部分目的在于通过神奇的力量控制它们。

女性比男性更为强烈的内射和投射过程，我认为，不仅影响她客体关系的特点，还会对她的自我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她希望放弃自我，并完全信任和服从于内化的“好”阴茎。这个欲望根深蒂固，并一直处于Sachs)指出一个有趣的事实，那就是虽然女性普遍比男性自恋，但她们更容易感到爱的丧失。他接着解释了这看似对立的现象，他认为，当她的俄狄浦斯冲突结束的时候，女孩渴望跟父亲生出一个孩子，或者她能通过口腔退化的方式使自己依附于父亲。他强调，她对父亲的口腔依附会对超我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是，他认为，当女孩对拥有一个阴茎感到无望时，或者她无望从父亲那里获得性满足之后，她才通过退化产生了这种依附能力。而我的观点是，她对父亲的口腔依附，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想吞并阴茎的欲望是她的性发展和超我形成的基础和起点。

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认为，客体的丧失会对女性造成更大的影响，其原因是女孩害怕父亲将不再让她得到性满足（参见《女性性特征的早期发展》，1927）。他认为，女性之所以无法忍受性满足上的挫折（当然，在这件事上，女性比男性更依赖他者），是因为这激起了她内心最深的恐惧，即她对性机能丧失的恐惧，比如，她会害怕自己完全失去了体验性愉悦的能力。主导地位，这是促成她的升华和兴趣呈现出接受性特点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她的女性位置也极力迫使她去隐秘地控制内化客体，控制的手段是排泄物和思想全能，这使她养成了敏锐的观察力和强大的洞察内心的能力，她不仅增长了谋略和心计，而且还变得善于利用欺骗和计谋。这个层面的自我发展大体上跟母性的超我保持一致，但这同时扭曲了她和父亲意象的关系。

弗洛伊德在《自我和本我》指出：“如果它们（认同的客体）(object-identifications）占了上风，而且它们不仅数量众多，彼此还强大到无法共存的话，一个病态的发展结果也就为期不远了。由于不同的认同客体之间互相排斥，它们就不得不相互隔离，这可能会导致自我的瓦解。像‘多重人格’（multiple personality)这样的案例，有可能就是因为不同的认同客体轮流控制意识的结果。即便事情没这么糟糕，不同的认同客体依然会冲突，这种冲突终究不能算作完全病态，但自我会在冲突中分裂。”有人曾对早期超我形成和它跟自我发展的关系做过研究，结果完全验证了上述说法。此外，就我们所知，对整体人格的更多研究都必须按照弗洛伊德指出的路线着手进行。要想加深对自我的认识，我们似乎就要了解自我的各种认同及它对这些客体的态度。只有通过这条研究路线，我们才能发现自我会以何种方式调节各种认同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些认同会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取决于认同的主体是母亲、父亲还是两者的混合体。

女孩关于母亲的超我形成要比男孩关于父亲的超我形式更容易受到阻碍，因为她很难在身体结构相似的基础上认同母亲，而这又是由于促成女性性功能的内在器官及身体里的孩子都无法通过现实进行研究或者验证的缘故，这个内在器官既包括母亲，也包括她自己的。我已在前面提到，这种障碍对女性的性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它会使她的母亲意象变得更加可怕，这个意象是幻想中她对母亲施虐攻击的结果。这个意象会危及她的内在身体，并要求她承担起母亲失去孩子、粪便和父亲阴茎的责任。

基于她全能的排泄物和思想，女孩用来对付母亲的攻击方式似乎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她自我的发展。这种针对施虐全能的反向作用（reactionformations）和从施虐全能到建构全能的转变过程使她能够发展出自我升华（sublimations）和各种思想品质。这些品质跟我们刚提到的品质截然不同，而且它们还会融入她对排泄物的最初全能意识。这些使她变得坦诚、可靠、愿意自我牺牲、愿意为眼前的义务献身、及为自己和他人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内化的“好”客体的基础上，这些反向作用和升华再次促使她形成了全能感及服从父亲超我的态度，而这些是她女性态度的决定性因素。

此外，她的欲望也能对自我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她想利用“好”尿液和“好”粪便拨正有害的“坏”排泄物造成的影响，并利用它们制造出漂亮的好东西；这个欲望对生孩子和孩子哺乳行为也有着绝对重要的作用，因为她生出的“漂亮”孩子和产出的“好”乳汁抵消了她对有害粪便和危险尿液的恐惧。的确，这个欲望为升华奠定了丰富的创造性基础，使升华得以在生孩子和母乳喂养的生理性表征下应运而生。

由此，女性自我发展的特点可总结如下：女性的超我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并得到了充分放大；自我尊敬并服从超我。因为自我试图满足提升的超我，它会铆足劲地全力以赴，自身从而会得到扩大和丰富。总之，在男性身上，基本上是自我及其在现实中的关系处于主导地位，因而他整个人在本质上都会更加客观和务实；而对女性而言，潜意识是其决定性因素。女性成就的质量取决于自我的品质，这点跟男人一样，但她们的自我具备了如直觉和主观这样独特的女性特质，因为自我顺从着一个有爱的内化精神。它们象征着她们和父亲所怀的精神之子出生了，这种精神的出世要归功于她的超我。的确，即便是一个女性特征特别明显的发展路线，它也会呈现出许多男性特有的特征，但女性之所以能成功发展出独特的女性特质，这似乎要得益于她的绝对信任：她对父亲被吞并了的阴茎的信念，以及她对身体里不断发育的孩子的信念。

就这点而言，我们忍不住比较女性和儿童的心理状况。我坚持认为，儿童比成人更受控于超我，而且他们对客体有着更大的需求。我们知道，相比男性，女性和儿童的相似度更高，尽管女人和男人的自我发展在很大方面都跟儿童的自我发展大不相同。以下观点可以解释这些区别：在女性发展过程中，她比男人更加强烈地内射俄狄浦斯客体，从而促成自我有了更充分的发展，但也需考虑两个限制因素：第一、潜意识仍主要控制着人格，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儿童；第二、她依赖着身体里强大的超我，部分目的在于控制它，或者超越它。

如果女孩仍然在幻想中坚持占有一个阴茎，而且她认为这是成为男人的主要方式，她的发展将会彻底改变。在探讨女性性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讨论了迫使女性选择男性位置的多方原因。至于它的活动和升华，这些不仅被她用来抗衡父亲的阴茎，而且它们始终如一地以次级方式防御和削弱着自我；在潜意识中，她把这些活动和升华看成拥有阴茎的现实依据或者阴茎的替代品。此外，在这类女性身上，自我有更强烈的主导作用，而且她们的追求更多地放在男性权利的表达上。

在女性的性发展过程中，我已经强调了一个好的母亲意象对形成一个好的父亲意象上的重要意义。如果她把自己托付给一个她完全信任和仰慕着的父亲意象，而且她还听从他的指挥，这通常也意味着她有一个好的母亲意象，因为只有她充分信任一个内化的“好”母亲，她才能把自己完全托付给父亲的超我。但是为了形成这种托付，她也必须非常强烈地相信，自己的身体拥有非常“好”的东西，则这个东西表征内化的友善客体。在幻想中，只有她跟父亲生出或者她希望能跟父亲生出一个“漂亮”的“好”孩子时，也即只有她的身体内在象征着和谐美好的场所时（男人也会存在这种幻想），她才会在性和精神上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托付给父亲的超我及其在外在世界的代表。要获得这种和谐的状态，前提是她的自我和认同客体之间及认同客体相互之间都要融洽相处，其中父亲意象和母亲意象之间有其要和平共处。

小时候出于嫉妒和敌意，女孩曾幻想毁灭父母，这是她深层罪疚感的源头；同时也是她产生强大危险情境的基础，它们强大得让女孩无法抵抗；她开始害怕自己身体里藏匿着敌对的客体，它们在互相殊死搏斗（如毁灭性的性交），或者由于它们发现她有罪，于是它们联合起来对抗她的自我。如果她的父亲和母亲有着幸福的生活，她会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良好关系使她释怀，她不用再为自己的施虐幻想感到内疚了。因为在她的潜意识中，父母之间的相濡以沫使她的希望在现实中得到了落实，这种状态是她想尽一切办法弥补他们的。另外，如果她能顺利确立补偿机制，她不仅能跟外在世界和谐共处（在我看来，这是获得和谐状态、满意的客体关系及顺利的性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还能使自己的内在世界和她自己合二为一。如果她那些威胁性的意象被渐渐抛于脑后，而慢慢浮现出的父亲意象和母亲意象是那么亲切和默契，这不仅保证了她内在身体的安全与和谐，而且她亦能发挥内射父母的精神，从而帮助她在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中作出取舍，最终，她能为自己和谐人格的充分发展确立基础。

后记

在我着手写作本章内容时，我注意到弗洛伊德新发表了一篇论文。他在论文中着重讨论了女孩对母亲的长期依附关系，并努力把这种依附从她的超我和罪疚感的作用中剥离出来。据我判断，这并不可行。我的观点是，她的攻击冲动引发了她的焦虑和罪疚感，而在她很小的时候，这种焦虑和罪疚感就强化了女孩对母亲的原始力比多依附。她对幻想意象（她的超我）和真实的“坏”母亲有着各种恐惧，这些恐惧促使这个女孩在小小年纪就想在真实的“好”母亲身上寻找庇护。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她必须先对后者的原始攻击进行过度补偿。

弗洛伊德也强调认为，女孩也会对母亲充满敌意，她害怕母亲会“杀害”（吃掉）她。在我自身对儿童和成人的分析中发现，女孩之所以害怕母亲会把她吞噬、切成碎片或者消灭掉，是因为她投射了自身对母亲的类似施虐冲动，而且这种恐惧是她早期焦虑情境的根本原因。弗洛伊德还指出，强烈依附于母亲的女孩和成年女性尤其会对她们使用过的灌肠剂和结肠冲洗方法表现出愤怒和焦虑。据我所知，她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绪反应，是因为她们害怕去承受母亲对她们的肛门攻击；这个恐惧象征着她们投射了自身对母亲的肛门施虐幻想。弗洛伊德认为，女性在儿童早期对母亲敌对冲动的投射是她们将来生活中偏执特质的核心内容，这点我很赞同。但是，据我观察，正是因为她们在幻想中通过有毒、可燃和爆破性的毁灭性排泄物攻击了母亲的身体内在，她们才会在投射的作用下害怕粪便和母亲。在她们眼里，粪便变成了施害者，母亲变得令人害怕。

弗洛伊德认为女孩对母亲的长期依附具有排他性，并发生在俄狄浦斯情境出现之前。但根据我对小女孩的分析经验，我相信她们对母亲长期强烈的依附关系并不排他，而且这种依附和俄狄浦斯冲动有关。此外，那些跟母亲有关的焦虑和内疚感亦能影响俄狄浦斯冲动的进程；因为在我看来，女孩对女性特质的防备更多地来源于她对母亲的恐惧，而非她的男性倾向。如果小女孩过度害怕母亲，她就无法跟父亲形成强烈的依附关系，也不会出现俄狄浦斯情结。然而，在有些案例中，女孩进入到后性器期之后，她才跟父亲形成依附关系；我发现女孩在小时候竟也产生了积极的俄狄浦斯冲动，尽管迹象并未清晰可见。由于它们的焦点是父亲的阴茎，这些早期的俄狄浦斯冲突仍带有一定的幻想特征；但是部分冲突已开始涉及真实的父亲。

在我的一些论文中，我举例说明了造成女孩背离母亲的早期因素：她怨恨母亲使她遭受口腔挫折（弗洛伊德也在刚刚提到的论文里论及了这个因素）；此外，基于她的早期性理论，她幻想父母从性交中互相获得了口腔满足，为此她心怀嫉妒。由于乳房和阴茎的等同关系，这些因素促使她在半岁的时候就转向了父亲的阴茎，这就是为什么她对母亲的依附关系会对她对父亲的依附造成根本性影响的原因。弗洛伊德也指出两者之间的互相影响，他认为很多女性跟男人的关系再现了她跟母亲的关系。

第十二章 早期焦虑情境对男童性发展的影响

儿童的精神分析表明，男童早期的性发展与女童的发展路径一致。男童经历的口腔挫败强化了他针对母亲乳房的攻击趋势；当女童的口腔施虐到达高峰时，施虐开始发动针对母亲乳房的攻击，同时，对母亲身体内部的攻击也开始。

女性特征阶段

在这个阶段，与女童一样，男童对父亲的阴茎吮吸固着。我认为这个固着是同性恋的真实基础，我的观点与弗洛伊德在《达·芬奇的童年回忆》一书中表达的观点一致。在此书中，弗洛伊德得出一个结论：达·芬奇的同性恋可以追溯到对母亲的过度专注，最终发展到对母亲的乳房过度固着。他认为，作为对客体的满足，乳房固着后来被阴茎固着代替。我的精神分析表明：男童从对母亲乳房的吮吸固着转移到对父亲阴茎的吮吸固着，这个转移是同性恋的基础。

在儿童的幻想中，他母亲的身体吞并父亲的那个阴茎，或者说好几个阴茎。在发展与真实父亲的阴茎的关系的同时，儿童在幻想中发展与母亲身体内的阴茎的关系。他对父亲阴茎吮吸的欲望是他攻击母亲身体的一个动机之一（因为他想要武力夺取在母亲体内的阴茎，并且伤害她的身体），他的攻击以及其他活动代表他与母亲的竞争关系，并且构成男童的女性情结。

儿童想要从母亲身体内夺走父亲的阴茎、排泄物和孩子，这让儿童害怕被报复的焦虑上升。他认为他已经夺走母亲身体内的东西，他对母亲有更多的恐惧，他对母亲的幻想施虐越强，他对她作为竞争对手的恐惧就越多。

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

男童的性器冲动虽然开始时与前性器冲动重合，最后达到前者的目的，冲动却影响施虐过程，并且引导他把母亲作为性目标，夺取她的身体和生殖器。这样一来，他就想象从口腔、肛门和生殖器上完全占有母亲，以及可以采用任意施虐手段攻击她身体内的父亲的阴茎。由于他从父亲那里体验到的挫折感，他的口腔方式也增加了对父亲阴茎的仇恨。正常情况下，男童对父亲的破坏冲动要比女童的破坏冲动要强烈，因为他把母亲作为性目标的渴望引出他对母亲强烈的仇恨；另外，在男童发展的早期阶段，因为他对母亲的直接侵犯冲动已经唤起一定程度的恐惧，母亲已经成为引发焦虑的重要客体。这种恐惧再一次强化他的仇恨和他想要摧毁母亲的欲望。

我们在上一章已经看到，与男童相比，女童把母亲作为自己破坏冲动的直接目标，保留的时间要更长并且更强烈，而且她对父亲阴茎的正面冲动——不论是真实阴茎还是幻想中母亲体内的阴茎，一般来说都比男童保留得要更强烈和更持久。在男童的情况中，只有在男童攻击母亲身体行为占据早期某个阶段中，他的母亲才成为摧毁的事实目标。很快，在母亲体内的父亲的阴茎吸引了男童发动对母亲的侵犯攻击。

早期焦虑情境

男童除了害怕与母亲竞争，他也害怕父亲内化的阴茎。这种恐惧妨碍他的女性位置，后者与生殖器冲动一起，导致他放弃对母亲身份的认同，并且巩固了他的异性位置（heterosexual position）。如果他过度害怕与母亲竞争，以及过度害怕父亲的阴茎，就会造成他不能平安度过女性阶段，而这将成为他的异性立场建立的主要障碍。

另外，儿童早期的精神活动是否被父母性交结合的害怕占据，以及是否被父母结成同盟的害怕占据（与儿童为敌），这些对于儿童的发展来说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类焦虑让儿童更加难以保持任何立场，进而引发危险情境，这是我认为性无能最深层次的原因。这些特定危险情境来自儿童害怕被母亲体内阴茎（父亲的阴茎）阉割，换一句话说，就是害怕被“坏”父母联合一起对他阉割。他所显示出来的强烈害怕，表明他的阴茎不能从母亲体内退出，并且被关闭在母亲体内。我不止一次提出，男童和女童发动的施虐攻击针对母亲的身体，攻击导致的焦虑情境分成两种类型：第一，母亲的身体变成充满危险之地，它引起各种恐惧；第二，借由儿童内射危险客体，尤其是内射父母的性交结合，儿童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相似的危险之地。他害怕自己身体内的危险和威胁。这两类危险情境既存在于男童身上，也存在于女童身上，两种危险互相施加影响。我已经在此书中讨论过克服这两种常见危险情境的焦虑的方法，可以简单总结如下：儿童通过万能的排泄物与内化的“坏”客体斗争，并且接受“好”客体的保护；与此同时，儿童通过投射置换内部危险到外部世界，在外部世界中找到证物来否决各种危险。

但是，除此之外，两种性别都有自己完全不同的克服焦虑的模式。与女童相比，男童发展的排泄物的万能感觉较不强烈，他的这种感觉部分通过万能阴茎置换。与此相关的是，他内部危险的投射与女孩子的内部危险投射不同，他采用具体机制来克服对内外危险的恐惧，并获得性满足。这种改善焦虑的方法在于：阴茎作为主动性器官掌控客体并且可以被现实检测。他通过阴茎占领母亲的身体，自我证明他不仅对危险的外部客体具有优越地位，他对内部危险也具有优越地位。

摧毁一切的全能阴茎

男童排泄物的全能感和想法部分集中在全能的阴茎上，阴茎起到取代排泄物的作用。在男童的想象中，他赋予他的阴茎破坏力量，把阴茎与撕咬、吞噬的野生动物以及枪炮等联系在一起；他相信尿液是一种危险物质，他的有毒爆炸粪便等于他阴茎的想法让阴茎成为施虐的执行器官；而且，某些生理过程显示他的阴茎的确能变小变大。他把外观的变化当作阴茎全能的证据，因此他的阴茎和他的全能感挂上钩，这对于男性活动以及他克服焦虑都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我们常常碰到男童把阴茎当作“魔术棒”的想法，他把“自慰”当作魔术，而把勃起和射精看作是阴茎施虐了不起的力量。母亲身体的内部作为乳房客体的继任者很快成为包含很多客体的重要之地（刚开始这些客体由阴茎和排泄物代表），因此，男童幻想与母亲性交，夺取母亲的身体。这种幻想构成他以男性方式征服外部世界和克服焦虑的基础，两者都可以看作是性行为和升华。他置换他的危险情境至外部世界，而且通过万能的阴茎克服他们。

就女童的情况而言，她对父亲“好”阴茎的信任和对父亲“坏”阴茎的害怕都加强了她的内射趋势，因此女人对“坏”客体展开的现实检测最终在她自己身上完成。而就男童而言，他对内化的“好”母亲的信任和“坏”客体的害怕协助他的现实检测朝外置换（亦即置换至母亲体内）。他内化的“好”母亲增加了真实母亲的力比多吸引力，并且对自己阴茎打败母亲体内阴茎的信心倍增，取得的胜利也会成为证据，证明他自己身体内具备更好的内化攻击者。

阴茎集中的施虐全能对于男童的男性立场至关重要。如果他对阴茎全能具有强烈的与生俱来的信任，他可以对抗父亲阴茎全能，并且发动针对那个令人既害怕又钦慕的器官的斗争。为了让这个集中过程有效，他的阴茎必须把各种形式的施虐累加在一起，自我承受焦虑的能力和生殖器冲动的力量（最后都是力比多力量）似乎在这个集中过程中承担了决定性力量。如果性器冲动出现，自我会突然建立针对破坏冲动的有利的防御机制，而阴茎施虐集中将受干扰。

性活动的激发因素

男童对父亲阴茎的仇恨，以及来自前面提到的焦虑的缘由，都激发他用性器的方式占据母亲的身体，因而也增加他与母亲性交的力比多欲望。随着他逐渐克服对母亲施虐的愿望，他越来越视母亲体内的父亲的阴茎不仅针对他的阴茎，而且还针对母亲身体，它是危险的根源，他觉得自己必须除掉它。渴望知识是另外一个男童欲与母亲性交的激发因素（这个因素强化女孩子同性恋的立场），这个渴望由于焦虑而被强化。渴望知识与破坏趋势同时发生，并且很快被迫用来克服焦虑。借由阴茎的穿透力（相当于眼睛和耳朵这样的一种观察器官），小男孩想要发现：母亲体内被自己的阴茎和粪便以及父亲的阴茎破坏成什么样子？而他的阴茎又暴露在母亲体内的哪种危险中？

因此，即使儿童仍然在施虐的控制之下，以及他采用的手段完全是破坏性的，他克服焦虑的驱动力变成他获得性器满足的刺激，并且变成儿童促进发展的一个因素。另外，在这个阶段，那些破坏性措施部分被迫变成补救工具，这样一来，他的母亲从父亲的“坏”阴茎中得到解救（虽然补救仍然是以强力和伤害的方式进行）。

“具有阴茎的女人”

我已经尝试着解释，儿童认为母亲的身体包含阴茎的想法慢慢变成了母亲是“具有阴茎的女人”。母亲具有她自己女性阴茎的性理论，我认为这是对母亲身体深藏的恐惧进行置换并稍加修饰的结果。母亲的身体充满了很多危险阴茎，这是父母多次性交的地方。我应该说“具有阴茎的女人”指的是具有父亲阴茎的女人。

正常情况下，随着男童与客体关系的发展，以及他征服施虐能力的向前发展，他对母亲体内的父亲阴茎的害怕减轻。由于他对“坏”阴茎的害怕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他针对父亲的破坏冲动，他意象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自己施虐的质量和数量，施虐数量的减少和伴随焦虑程度的减轻都将缓和他超我的严厉程度，因此都将改善自我与内化想象客体的关系以及自我与外部真实客体的关系。

俄狄浦斯冲突的后期阶段

如果与父母亲联合的意象（combined parents）一起运作的还有单独父亲或者母亲的意象，尤其是“好”母亲的意象足够活跃，男童与客体的关系和对现实的适应将得到改变。他对母亲体内阴茎的幻想将失去力量，而且他的仇恨将得以减少并将更强地针对他的真实客体，这个改变的效果是联合父母将分离（单独父亲或者单独母亲意象）。他的母亲将变成力比多冲动的主要客体，而他的仇恨和焦虑将主要针对真实父亲（或者父亲的阴茎）或者置换成别的客体（比如动物恐惧症的病例）。父母亲单独的意象将凸显，真实客体的重要性得到增加，接着他将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他的俄狄浦斯趋势和担心被父亲阉割的想法将处于显著地位。

但是，尽管焦虑情境在男童的发展中得到改善，我发现他们或多或少仍然在男童身上潜伏着，因而所有这些情境中产生的防御机制和后期的防御机制也在男童身上潜伏着。在他心底深处，他想摧毁的总是藏在母亲身体里的父亲的阴茎，但是，只要他早期焦虑情境不是太强大，更重要的是，只要他的母亲代表的是足够“好”的母亲意象，母亲的身体将会变成一个理想的场所（虽然根据焦虑程度，他征服这个场所带来的危险程度大小不同）。这个早期焦虑成分与性交结成联盟，它刺激性活动并且增加性交中的力比多满足感。如果这个刺激超出一定限制范围，它将产生干扰效果甚至阻止他进行任何性行为。在他最深层的潜意识幻想中，他进行性交控制或者移除母亲体内的阴茎。我认为，在母亲身体内展开的斗争加入了施虐冲动，施虐冲动在他以性器方式占有女人身体时存在。因此，当父亲的阴茎在母亲的身体内发生原始置换时，母亲的身体成为一个永久的焦虑客体（虽然其程度因人而异），它增加了女人对男人的性吸引力，因为它有助于男人克服其焦虑。

在正常发展过程中，男童的性器趋势越来越强，并且克服了他的施虐冲动，他的修复幻想开始占据更广大的领域。我们已经看见，当他的施虐症仍然表现显著时，并且以破坏父亲“坏”阴茎的形式发生时，这时候，他关于母亲的补偿修复幻想存在，幻想的首要目标是他的母亲。“好”母亲的意象越多，男童附加的修复幻想就越主动，这个特征特别在儿童游戏分析中表现清晰。当男童的反应趋势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他开始以建构的方式玩耍。比如，在房屋和村庄修建的游戏中，房屋和村庄象征母亲身体和自己身体的修复，修建的细节完全与男童更早期游戏中的破坏细节一致，或者修建细节和破坏细节交替进行。男童将使出浑身本领修建多幢房子、建造城镇，他将设置一个代表他自己的警察来管理交通，这个警察将总是站岗执勤，确保所有的车辆不会相撞，保护房子不会受损害，行人不会被车辆撞伤。在儿童以前的游戏中，城镇经常有车子相撞和撞伤人的事故发生。在更早的阶段，他的施虐症可能采取更直接的形式，他常常尿湿、烧毁和切割那些象征母亲身体内部的那些物件，比如父亲的阴茎和孩子们。这些破坏行为象征父亲阴茎造成的破坏，而且他也希望是父亲造成的破坏。移动的汽车象征着这些施虐幻想中的暴力和强大的阴茎（他父亲的和他自己的），它们摧毁母亲并且伤害她身体中的孩子（城镇中的游戏小人代表孩子）。作为对这所有一切的反应，他现在幻想复原母亲的身体（城镇代表母亲身体），他想修复之前他破坏的每一个地方。

修复倾向和性活动

在本章这几页中，我已经反复说明性行为是男性和女性处理焦虑的非常重要的手段。在儿童发展的早期阶段，性活动除了达到力比多的目的之外，还起到破坏或者伤害客体的作用（虽然正面趋势已经在幕后展开活动）。在后期阶段，性活动除了提供力比多的满足感，他还起到复原母亲受伤害的身体和处理焦虑和罪疚感的作用。

在讨论女童的同性恋的潜在根源时，我曾指出，对于女童来说，拥有治愈能力的阴茎和在性行为中的建构能力是多么的重要。这个说法也同样适用于男性的异性恋态度，在生殖器阶段的绝对控制期，男性性交中阴茎的功能不仅只是给予女人的性愉悦，而且还修复他的阴茎和父亲的阴茎在她体内造成的破坏。在男童的精神分析中，我们发现阴茎的作用是完成所有的治愈和清洁功能。在施虐全能时期，如果男童在想象中把阴茎用作施虐目的，比如尿液淹没、下毒或者焚烧物件，那么，在他的修复时期，他将视阴茎为一个灭火器、一把硬刷子、一瓶药片。正如他之前对自己阴茎的施虐特质的信念中包含对父亲阴茎的施虐能力的信念一样，现在他对自己的“好”阴茎的信念也包含对父亲的“好”阴茎的信念。随之，他的施虐幻想着手把父亲阴茎转变成摧毁母亲的工具，他的补偿修复幻想和罪疚感则着手把父亲的阴茎转变成具有治愈能力的“好”器官。因此，这种源自父亲的对“坏”超我的害怕开始减弱，而且他能够在真实客体的关系中减少对“坏”父亲的认同（这个认同部分建立在他自己与焦虑客体认同的基础上），保证他自己与“好”父亲更强烈的认同感。如果他的自我能够承受和改善部分针对父亲的破坏性情感，以及他对父亲的“好”阴茎的信念足够坚定，他就能够保持与父亲的竞争关系（这是他建立异性恋位置的前提），同时保留与父亲的认同感。他对父亲“好”阴茎的认同提升了他对女人的性魅力，因为他的幻想将包含不是太危险的客体，而这些客体就同性恋的态度来看是“爱客体”，它们事实上很受推崇。他的破坏冲动将保留与他竞争的父亲阴茎客体（被当作“坏”客体），他的正面积极冲动将主要针对他的母亲。

异性恋中女性阶段的意义

男童发展的结果完全取决于他早期女性阶段的有利途径。我早些时候强调异性恋位置稳固建立的条件是男童成功度过女性阶段。在更早的一篇论文中，我指出男童通常借由阴茎的骄傲，以及把骄傲置换成智力活动来弥补来自他的女性阶段的仇恨、焦虑、嫉妒和自卑的情绪。这种骄傲变成针对女性的竞争敌对态度，并且就像阴茎嫉妒影响女性一样，这种骄傲影响他的性格发展。他对母亲身体的施虐攻击导致过度焦虑，变成他在异性关系中非常严重的干扰源。如果他的焦虑和罪疚感变弱，那些焦虑就会上升为补偿修复幻想的各种内容，这将使他获得对女人的直觉理解。

早期女性阶段对男童人生后期与女人的关系还有另一个有利影响，男人和女人在性取向上的差异是满足彼此心里需要的必要条件，引导他们在两性关系中寻找相异性和彼此排斥。通常情况下，女人想要她“爱的客体”总是与她在一起（在她身体内），而男人由于他外向的性心理趋势，他的“爱客体”常常改变（如果“爱客体”象征的是“好”母亲，他也愿意保持同一个“爱客体”［但是这个愿望却与他的性趋势敌对］）。假设他不顾这些各种困难和障碍，他仍然能够做到与她（爱客体）的心理需求同步，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母亲的早期认同。因为在女性阶段，他把父亲的阴茎作为“爱客体”内射，而且，他这方面的愿望和幻想（如果她与母亲关系良好）协助他理解女人内射和保留阴茎的倾向。另外，他希望与父亲育有孩子的想法也发生在女性阶段，这个想法使得他把女人当作他的孩子。他对女人扮演一位无所不能的母亲角色，通过这种方式，他也满足他的伴侣“爱的愿望”（来自她对母亲的强烈情感依恋），因此，只能这样了，通过升华他的女性构成部分，以及克服他女性阶段对母亲的嫉妒、仇恨、和焦虑情绪，男童将能够加固性器活跃阶段的异性恋位置。

我已经提及为什么在性器阶段完全到达时，男童性能力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他相信自己阴茎的“好处”，也就是说，他相信有能力通过性行为做出补偿。这个信念最终与具体条件挂钩——从心里现实角度理解的具体条件，亦即他相信自己身体的健康状态。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危险事件、各种攻击、身体的各种遭遇所带来的各种焦虑情境，以及与相关相似危险事件吻合的焦虑情境，它们构成最深刻的危险情境。对阉割的恐惧只是焦虑的很少部分（虽然是很重要的少部分），这种焦虑变成男性个体的主要焦虑，它或多或少超过所有其他的焦虑，但是，这恰好是他性能力受干扰的最深层原因之一，可以追溯到他自身的焦虑。男童如此热衷建造的房子和城镇，在他的游戏中象征着他母亲修复完好的身体和他自己的身体。

对阴茎骄傲的次级巩固

在描述男童的发展中，我已经把注意力转向我认为会增加他阴茎的中心意义的几个因素上，这些因素可以被总结如下：最早期的焦虑情境，他害怕身体内外的各个部分被攻击，包括来自女性位置的所有焦虑都被置换成阴茎这个外部器官，因而阴茎可以更成功地处理焦虑。他对阴茎采取的骄傲态度和他骄傲态度有关的一切可以说是处理那些害怕和失望的方法（尤其是女性位置面临的害怕和失望）。阴茎首先是男童的破坏工具，其次是男童的全能创造手段，它发挥克服焦虑的功能；在完成所有这些功能中——亦即提升他的全能感过程中，在改善他的现实检测和他与客体的关系中，以及借由这些功能，在起到克服焦虑的主要作用中，阴茎或者说阴茎的精神表征与自我的关系变得特别的密切，也变成自我和意识的代表。而与此同时，身体内部，意象以及粪便――所有看不见也不可知的东西都被当作潜意识。在分析男性病人时，无论男童还是成年人，我发现当他们对身体内占上风的坏意象和粪便（亦即无意识）的害怕逐渐消失时，他们对自己性能力的信念得以加强并且自我的发展也有了基础，后者的影响部分是因为男童对“坏”超我的害怕减少，而身体的“坏”物质让自己能够更好地与“好”内射客体认同，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他的自我。

当他完全建立阴茎建构全能的信心时，他相信他里面的父亲“好”阴茎将构成他全能的次级信念基础，这个信念将支撑和强化他阴茎的发展路径。由于他与客体关系不断发展变化，他的非真实意象退回到幕后，而他的仇恨和对阉割的恐惧凸显出来，并固着在真实父亲的身上。他的修复倾向不断指向外部客体，而且他克服焦虑的方法越来越现实，所有这些发展和进步都与日渐加强的性器阶段同步，并且成为俄狄浦斯后期阶段的特征。

性发展过程中的干扰

儿童幻想父母在性交中的永久结合是强烈的焦虑情境，它是导致压力的根源。在这种幻想中，他母亲的身体代表父母的结合，这个结合针对儿童，危险极了。如果这个父母结合的意象在儿童发展过程中不充分分离，儿童将会被他的客体关系和他的性生活的严重干扰打败。根据我的经验，这个强势的父母结合意象可以回溯到幼儿与母亲的最早期的关系中，或者，与母亲乳房的关系中。这个关系虽然对于男童和女童都很重要，在发展的最早期就已经很不同了。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将把注意力集中在男童上，并甄别这些可怕的幻想怎么获得势力，而这些幻想又怎么影响男童的性发展。

在对男童和成年男性的分析中，我已经发现，当强烈的口腔吮吸冲动与强烈的口腔施虐结合时，婴儿在早期就已经带着恨意从母亲的乳房离开，对乳房的早期强烈的破坏趋势引导他多数时候都内射“坏”母亲。在放弃母亲乳房的同时，随之而至的是强烈内射的父亲的阴茎，他的女性阶段被仇恨情感和嫉妒之情掌控，并且，由于他强大的口腔施虐冲动，他已经形成了强烈的仇恨和对内化的父亲阴茎的强烈恐惧。他极为强烈的口腔吮吸冲动带来的幻想与持续进行的营养摄取有关，但是，他同时获取的营养和性满足（这两者都通过与父亲的阴茎性交完成）却变成对母亲的折磨和破坏。他认为，他的“坏”透了的阴茎正以各种方式破坏母亲，而她的身体被塞满到爆掉的程度。在他的想象中，她不仅变成一位“装着阴茎的女人”，而且变成一种装着父亲阴茎和危险排泄物的容器（父亲的阴茎就是排泄物），以这种方式，他把对父亲和父亲的阴茎的大量仇恨和焦虑置换到母亲身上，因此，一种强烈而又不成熟的口腔施虐一方面既鼓励儿童攻击性交结合的父母，另一方面又阻止他形成良好的母亲意象。就这样，他度过早期的焦虑情境，为他的“好”超我和异性恋位置打下基础（以协助的形象出现）。女性阶段在如此情况下由施虐症控制，我们必须继续说明女性阶段的发展结果。男童对父亲怪物般的“可怕”的阴茎无休止的内射，他相信他的身体暴露在来自里面的危险，他母亲也暴露在危险中。他对充满敌意的父母联合的内射与他对微弱的“好”母亲的内射都朝同一个方向做工，在他自身内部的焦虑的上升增加过程中，这些内射过程不仅为严重的精神疾病创造了条件，而且还为性发展的严重干扰制造了机会。在这一章的前面部分，我指出过身体内的“好”状态与“好”阴茎（就性器而言）一起，他们都是性能力的前提条件。如果男童对母亲乳房和身体的攻击已经非常强烈，以至于在他的想象中，母亲已经被父亲的阴茎和自己的阴茎破坏，他就更加需要一个“好”阴茎来复原母亲了。他必须对自己的能力有特别的信心，打消他对充满危险、制造危险的母亲身体的恐惧（装满了父亲阴茎），但是，恰恰是他对母亲和自己身体内部的恐惧让他无法相信自己拥有“好”阴茎和性能力。这些所有因素叠加起来，可能使他远离作为“爱客体”的女人，而且，与他早期的经验一起，他将经受异性恋位置的性功能障碍，或者变成同性恋。

案例病史

A先生是一位35周岁的同性恋病人，他有严重的偏执狂和疑病病症的神经官能症，他的性能力受到严重损害，他对女人普遍怀有不信任和反感情绪。在他的分析中，这种情绪最终可以追溯到童年，他幻想当他看不见他母亲时，他母亲持续与父亲性交并联结在一起。他认为母亲的身体内部充满了他父亲的危险阴茎，在情感转移中，他对母亲的仇恨和恐惧（以各种方式掩盖了他的罪疚感）总是与父母性交的场景相联系。当他感到焦虑时，他瞄我一眼他就会确信我有生病症状，而且看上去邋遢和精神不振，他的这些怀疑其实意味着我身体内被下毒并且被破坏。这些焦虑可以追溯到童年，他在早晨以焦虑的眼神打量母亲，想看出她是否在与父亲的性交中被下毒和被破坏。可怜的孩子每天早上都以为母亲死了，在这种心态下，母亲外表和行为的一点点改变、父母之间意见的不同、母亲对父亲态度的微小改变，总之，他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长期等待的灾难真实发生的证据。在他的自慰幻想（自己愿望的满足）中，他想象他的父母以许多方式互相破坏，这些幻想变成焦虑、害怕和罪疚感的来源。这种焦虑使他一刻不停地关注环境变化，以及强化他对知识的渴求，这种对父母性交时不断观察的想法以及发现他们性秘密的渴求耗尽了他所有的自我能量。与此同时，这个渴求被阻止母亲性交的愿望加强，他希望保护母亲不受父亲危险阴茎的伤害。他对父母性交的感受在情感迁移中反映出来。A先生在众多事物中，特别对我抽香烟感兴趣，如果他注意到烟灰缸中有我上一次抽烟的一截香烟头，或者，如果房间里有香烟味，他就会想我是不是抽了很多烟，我是不是早餐前抽的，我是不是抽的好牌子等等。这些问题和问题的答案都与他对母亲的担心有关，这些问题都来自他的想法：每晚，他的父母以何种方式、多少次性交，而这些又对母亲有什么影响。他与原始场景有关的情感挫折、嫉妒和仇恨找到了发泄处，我有一次在他认为不恰当的时刻点燃了一支香烟，他勃然大怒，责怪我对他没有兴趣，并且认为我只管自己吸烟而忽视香烟对他的干扰，然后，他建议我戒烟。而有的时候，他不耐烦地等着我点燃香烟，他几乎就快提要求了，他等不及我划火柴的声音，并且坚持认为他还没有准备好时，我不能划火柴。很明显，这种紧张状态是他小时候半夜聆听父母床上发出的声音的状态，他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直到他终于听见父母性交发出的声音（划火柴），这下，他可以确信整个事件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有的时候他又希望我抽烟，这可以追溯到他小时候父母双亡的恐惧情境，他渴望听到父母性交（证明他们还活着）的迹象。在他的后期分析中，他对性交的后果不太害怕了，他希望我吸烟的愿望非常坚定：后期的发展趋势变成他希望父母性交，因为性交等同于和解，等同于满足和治疗两个人的行为，他希望从剥夺父母性交的罪疚感中解脱。

就他自己的吸烟而言，A先生希望自己戒烟，这样可以去掉他怀疑自己生病的抱怨。他从来不能长期坚持戒烟，因为，潜意识中，吸烟其实是疑病病症的治疗方式，香烟代表了父亲的“坏”阴茎，他想象抽烟可以消灭自己身体的“坏”客体。香烟也代表了父亲的“好”阴茎，抽烟可以复原他的身体和他体内的客体。

A先生的强迫症状与他的若干焦虑相联系，通过置换，他们开始了“魔咒或反魔咒”（charm and counter-charm).其作用是：确定他的父母那时是否性交，与他们性交有关的某些危险事件是否发生，这些事件中的伤害是否得到医治，等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所有因素都与破坏和建构全能有重要关系，全能起源于他自身并与他的父母性交有关，它得到扩大与发展，并与他周围广大的生活环境有关。

A先生性生活的强迫特征和严重障碍起到证明和反证明的作用，他对父亲阴茎的恐惧不仅干扰了自己同性恋立场的维护，还破坏他建立同性恋立场。

由于A先生与母亲强烈认同以及他幻想吞入性交的父母，A先生感觉身体有恙。在情景负迁移上升中，A先生的疑病病症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各种原因，他幻想母亲与父亲性交的危险增加，作为性交的结果，母亲体内藏着父亲的阴茎，他对我的仇恨以及对自己身体的仇恨变强。他与母亲的认同感，他把每一个正发生在母亲身上的灾难（他认为的）当作是他身体内部正在被破坏。但是他仇恨母亲与父亲性交的主要原因是：母亲不仅她自己暴露在危险中，也把他间接暴露在危险中，因为在他的幻想中，父母在他身体内性交。

而且，当他想象母亲与父亲在性交中结合时，她就变成了敌人。比如，他有时候很讨厌我的声音和说话，这种厌恶不仅表明我的话等同于危险和有毒的排泄物，而且表明他幻想他的父亲或者父亲的阴茎在我体内并且让我做代言，这个阴茎以敌意的态度影响我的话语和行动。在他里面的父亲以同样的态度指使他对母亲进行破坏，他甚至害怕他父亲的阴茎可能在我说话的时候从我的嘴里跳出来攻击他，我的话语和声音因此等同于他父亲的阴茎。

如果他的母亲被摧毁，那就再也没有帮助他的“好”妈妈了。在他的幻想中，他母亲的乳房被撕咬成碎片，或者被尿液和粪便毒害。这些想法让他早早就内射一个有毒而又危险的母亲意象，阻止他“好”母亲意象的发展，这个因素加剧了他的偏执狂特征，特别是加剧了被下毒和被破坏的想法。在他的外部世界（起初在母亲的身体中）和他自己的身体中，病人没有成功获得对抗父亲阴茎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他对母亲的惧怕和阉割焦虑增加，而且他对自己“好”身体和“好”阴茎的信念也会受到压制，这是导致性发展受到严重干扰的一个根本原因。除了害怕母亲危险的身体，这种惧怕他自己“坏”阴茎破坏母亲（不能在性交中修复母亲）的想法是A先生性障碍的根本原因。

他没有充分建立“好”母亲的信念，这个事实在他染病时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战中，A先生在前线参加了一场持久战，他相当成功地摆脱了战争的阴影。他在后来的一次偏远地方旅行的时候染上痢疾，他的信念遭受重创，他的分析表明他的症状又激活了疑病焦虑症，也就是害怕内部“坏”阴茎和下毒排泄物等等。促成发病的原因是他的女房东照看他的做法（我的病人让她照看了一段时间），这个女房东照看得并不好，待他不友善，甚至不给他足够的牛奶和食物，这个经历重新激活已经断掉的所有仇恨和焦虑联想的创伤。除了这些，A先生无意识地完全把女房东的行为当作对他焦虑心理的暗示，亦即世界上再也没有“好”妈妈了，他毫无指望地被置于内部摧毁和外部敌人的境地。他的“好”母亲的信念从来就没有充分建立起来，这个信念没有得到保持，在很多的焦虑情境中没有发生作用，一个本可以帮助他对抗焦虑的好母亲意象的缺失，最终成为他重创的决定因素。

我在A先生的病例中尽力表明，仇恨置换以及担心父亲阴茎对母亲造成破坏的结果是：他非常害怕女人的身体，而且异性吸引力对他的吸引力变得非常小。

选择同性恋

当置换所有怪异可怕的事物至不可见的母亲身体中时，通常都会有一个联想过程，这个过程是同性恋立场完全建立的一个前提条件。儿童的正常想法是阴茎代表他的自我和他的意识，分别对应超我和身体内在代表的潜意识。他的同性恋态度使得他以自恋方式选择另外一位男性的阴茎作为客体，这个阴茎现在对抗他的阴茎和身体内部带来的所有恐惧。因此，在同性恋中，克服焦虑的方式是自我借由着重强调现实和外部世界，以及所有意识都可见、可知的具体事物，尽力否决、控制和更好地利用潜意识。

在这些情况中，我发现男童在幼儿时代发生过同性恋关系的，他会比较好地调整他的仇恨情绪以及对父亲阴茎的焦虑，以及强化他对“好”阴茎的信念，而且，这样的一种关系是他成年后所有同性恋的基础，这些都给他提供了几种确认方式：内化的阴茎以及真实的阴茎既不是他的迫害者也不是母亲的迫害者；他的阴茎不具有破坏性；除非他幼儿时期与兄弟或者别人的性关系被发现并且被赶出家门，否则，他害怕被阉割或者被杀害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这些想法作为成年人也不会得到允许，因为同性恋行为没有带来任何恶果；他有秘密的同谋和共犯，因为在幼儿时期，他与兄弟或者其他人的性关系意味着两人串通在一起破坏父亲或者母亲或者他们性交结合。在他的幻想中，他的伴侣有时会担任父亲的角色，与他一起在性活动中秘密攻击他母亲，以及通过攻击造成父母之间对决；有时候，他会扮演兄弟的角色，与他自己一起发动对母亲和他自己里面的父亲阴茎的攻击。

我认为，通过性行为的方式，这种与另一人结成同盟针对父母的情感（基于施虐自慰幻想）对幼儿的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情感与偏执机制关系密切，在这种机制运行活跃的时候，儿童将在寻找性取向和客体关系的同谋和共犯中具有强大的偏见。选择母亲与他一起对抗父亲，亦即破坏她里面的阴茎（通过与她性交的方式）可能是他选择异性恋位置的必要条件，这种情感可能使得他成年后保持异性恋立场，尽管他有显著的偏执特征。如果他对母亲危险身体的害怕太强大，他对好母亲意象并没有得到发展，他与父亲结成同盟对抗母亲，或者与兄弟联合对抗父母亲的幻想，将有助于他建立同性恋立场。

儿童摆弄他的客体，让它们互相对决，通过结成秘密联盟来控制客体。就我看来，这些做法的根本原因是在全能幻想中，有毒粪便和放屁借由幻想的方式被引入客体内，这样可以达到占领和迫害客体的目的。在幻想中，儿童的粪便是秘密攻击客体内部的工具，并且被他看作是为了自我的利益而干坏事的客体或者动物。这些伟大和全能幻想是被害妄想和被下毒妄想的要素，他们害怕客体作为迫害者，也会对他们施加秘密攻击；并且，它们有时候调转方向，以敌对态度对待自我（病人害怕他自己的粪便）。在儿童和成年人的分析中，我还碰见过害怕自己的粪便以某种方式独立存在，并且不再被自己控制的病例。粪便对抗自我意志，对内部和外部客体造成伤害。在这些情境中，粪便等于各种小动物，比如，老鼠、苍蝇、跳蚤等等。偏执狂焦虑把粪便和阴茎当作迫害者，而同性恋爱客体代表最重要的对抗迫害者联盟。个体力比多对“好”阴茎的渴求将导致过度补偿修复，并且将起到隐藏对“坏”阴茎的恨和怕的作用。如果补偿修复失败，他对爱客体的恨和怕将变强，而且发生把所爱的人转变成被迫害者的现象。

这些机制在偏执狂的病例中非常明显，它们以轻微的程度进入每一个同性恋的活动。男性中的性行为部分起到满足施虐冲动的作用，以及确认破坏全能。在正面力比多与“好”阴茎（作为外部客体的方式）的关系表象后面，或多或少潜伏着（视仇恨的强度）不仅是对父亲阴茎的恨，而且还有摧毁性伴侣的冲动，以及随之而至的对性伴侣的害怕。

在他的《同性恋和俄狄浦斯情结》中，费里克斯·波姆把注意力转向俄狄浦斯情结的作用那个部分，它包含了儿童对父亲的仇恨、他对抗死亡的愿望和积极阉割意愿。作者说明在同性恋行为中，男性个体常常有两个目标：使伴侣的异性性行为无能，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让他远离女人；阉割他，这表示他还想要占据他伴侣的阴茎，这样他可以增加对女人的性能力（主要针对第一个目的而言）。我自己的观察让我相信，除了对父亲的原始嫉妒之外（这让他更加希望男人远离女人，比如母亲和姐妹），还有一种与母亲性交招致的焦虑。由于危险不仅来自父亲的阴茎，也来自他自己的施虐阴茎，他有选择同性恋立场的很强的动机。我在男童和成年男人的分析中发现，在同性恋位置中，他与父亲和兄弟订立条约：他们全都对母亲和姐妹采取禁欲态度，绕开她们，他们从彼此的身上获得补偿。就第二个目的而言，我完全同意博伊姆的观点：男童想要阉割父亲，获得他的阴茎，与母亲性交，其目的是巩固同性恋位置。在有些情况下，我肯定他的目标不仅是占据性能力特别强大的阴茎，而是保存大量的精子（根据幼童的幻想，精子是给母亲性满足的必要条件）。除此之外，他还想要把多个“好”阴茎和好“精子”放入她身体内，目的是让她的身体内部完好无缺，这个愿望在性器阶段得到加强。他相信，如果他的内部是完好的，他将能够给予母亲“好”精子和“好”孩子——这个情境将增加他异性恋立场的性能力。如果他的施虐趋势占上风，他将采取同性恋行为来满足获得父亲阴茎和精子的愿望；他也将具有异性恋目的，因为自己在认同施虐父亲的过程中，他将与母亲性交，并完全破坏她。

我们不止一次说过，对知识的渴望提供一种性行为能力的动力，但是在个体满足对同性恋行为有关知识的渴望时，他的目的是增加异性恋位置的效果，同性恋行为是为了实现他幼年时代的愿望：可以看见他父亲的阴茎与他自己的阴茎有何不同，想知道在父亲的阴茎与母亲性交时，它是怎么表现的；他渴望与母亲性交时，变得更内行和更有能力。

B先生的病例材料

我将继续从病例中抽取片段，说明以上讨论的某些因素在同性恋立场中的重要性。B先生，三十五岁左右，他来找我治疗，他有很重的抑郁症和工作中强烈的拘谨约束感。他在工作中的拘谨约束感已经发生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他不得不放弃他的研究生涯，而改行去从教。虽然他的性格和自我发展已经非常成功和完整，而且他的智力超群，他的精神健康却遭受严重损害。他的抑郁症现象在幼年时代就出现了，但是在最近几年变得非常厉害，抑郁症已经变成长期症状，并且他很多时候断绝与其他人的交往，他毫无理由地担心他面目可憎，因此，他越来越不喜欢社会交往。他还有严重的怀疑心理，怀疑心理从他的智力兴趣领域发展到方方面面，这对他本人尤其的痛苦。

在这些显性的症状中，我看出重度疑病病症，以及强烈的迫害和指称想法，这些症状有时候具有妄想特征，但是他本人却令人费解地对此漠视。举个例子，在一次旅行中，他在一家客栈住了一段时间，他觉得住在这家客栈的一个女人想要跟他发生性行为，甚至设计要他的命。他有一闪而过的一个念头，他觉得这个女人给他买的面包有毒，他被毒害了。第二年，他又来到这家旅社，尽管他知道他还会碰见这个女人（因为她是这间客栈的老顾客），而情况是他们俩后来发展了很好的关系并且变成了好朋友。尽管如此，B先生并没有放弃他的猜疑，他还是觉得这个女人去年想要毒害他，他自我安慰说他不会再犯险境，因为他们现在的关系这么好了。令人吃惊的是他并没有憎恨这个女人，他的这种情感部分是因为他毫无理由的情感置换，部分是因为他对别人的忍受和理解。除了这些原因以外，他强大的掩饰能力导致他的迫害症、疑病焦虑以及他的强迫症都不能被亲近的人发现。强大的掩饰能力伴随他非常强的偏执特质，虽然他觉得被人偷窥和监视，也很怀疑别人，但是，他的心理理解能力如此强大，他知道怎样完全隐藏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与他的掩饰和精明气质一道的还有积极客体关系带来的新鲜感和发自内心的情感，这些情感存在于他心灵深处强大的希望中，这些情感帮助他隐藏他的病症。尽管在最近几年，这种情感几乎已经完全没有了。

B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同性恋，在他与女人（以及男人）建立恋爱关系时，他完全拒绝她们的性客体的角色，他不理解她们怎么可能具备任何性吸引力。对他来说，她们的身体都是某种陌生、神秘而奇特的东西，她们的身体让他深觉厌恶，特别是她们的乳房、臀部和没有阴茎的样子，他对她们的乳房和臀部的厌恶是因为强烈的施虐冲动，他幻想对身体的“突出”部分进行敲打，直到这些部分被“敲平”，这么一来，他就会喜欢女人了。这些幻想由他的潜意识决定，在他的潜意识中，女人装满了父亲的阴茎和等同于阴茎的危险排泄物，它们把她的身体撑破并突出在她身体外面，因此，他对“突出”部分的仇恨实则是针对父亲内化和再现阴茎。在他的想象中，母亲身体内部是无限广阔和无法探索的地方，那里潜伏着所有的危险和死亡，而母亲本人仅仅是某种装满可怕阴茎和危险排泄物的容器。她细腻的皮肤和他所有女性的特征都被他看作是相当肤浅的遮掩，掩盖她里面正在进行的破坏，虽然女性的特征让他感觉悦目，他却更加害怕它们，因为它们是她欺骗和叛变本质的标志。

通过阴茎和大便的连接关系，我的病人把他父亲阴茎激发的焦虑进一步置换到他母亲身上，并且也置换到母亲的有毒和危险排泄物上。以这种方式，他掩盖并拿走所有那些令他害怕和仇恨的母亲身体内的东西，这个意义深远的置换过程的失败可以从这个事实推导出：B先生再一次意识到他对女性乳房和臀部客体所隐藏的焦虑，它们象征着迫害者，它们在女人的身体中监视他，而且，他带着明显的厌恶和焦虑告诉我，他永远不敢攻击它们，因为他连碰碰它们都不敢。

同时，他已经把那些让他害怕的东西都置换到母亲身上，所以母亲的身体变成令他厌恶的客体。他已经把阴茎和男性高度理想化，对他来说，只有男性身上的一切是清晰、明白可见的，男性没有隐藏任何秘密，他是自然而又美好的客体。由于他置换所有从父亲体内唤起的恐惧到母亲的身体内，所以，他坚决压制跟自己身体内部有关的任何东西。他强调那些可见的，尤其是自己的阴茎，但是他的怀疑有多强烈，我们可以从他五岁时问保姆的问题看出来。他问保姆“前面或者后面”哪一个最糟糕（意思是阴茎还是肛门），当保姆回答“前面”时，他表现出大吃一惊。他也还记得他八周岁时，他站在楼梯的最上面往下看，他憎恨自己，也恨自己穿的黑长袜，他的联想表明，他父母亲的家里那时候总是特别的阴沉——事实上是“死气沉沉”，他自认为应该对这种阴沉负责，或者是对母亲身体内的破坏负责，象征他自己身体的阴沉沉的房子是他危险排泄物导致（黑色的长袜）。B先生对身体内部的压制以及把身体内部置换到外部的结果是：他仇恨和害怕外部，不仅是针对自己的外表（虽然外表是他持续焦虑和关心的对象），而且还针对外部其他联合物体。比如，他憎恶某些服饰，尤其是他的内衣裤，就像他的黑色长袜一样，他的内衣裤感觉就像他的敌人，它们把他围住并紧紧地贴着他的身体，它们要把他身体压垮，他们表征从内部迫害他的内化客体和排泄物，借着置换对内部危险的害怕到外部世界，他内部的敌人被转换到外部。

我现在来讨论这个病例的具体情况。此病人婴儿时期是奶瓶喂养，由于他的力比多没有得到满足（从母亲那里），他的乳房吮吸固着被阻止，这个阻碍导致他对乳房的破坏冲动增加，并且他把乳房想象成危险之地（在潜意识中，他把乳房视作鸟身女妖）。通过把乳房等同于父亲危险的阴茎，这个想象得到强化，他认为阴茎被置于母亲体内而且重新在母亲身上出现，他很快就开始把婴儿安慰奶嘴和奶瓶嘴视为“好”阴茎。因为乳房吮吸被阻止，他带着渴望转向阴茎，把它作为吮吸欲望满足的客体。他的同性恋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幼年时就被哥哥引诱，大概在他进入两岁的时候，他的哥哥莱斯利比他年长两岁，肛交的举动满足了他未满足的口腔吮吸欲望，这个举动让他对阴茎无比专注。另外一个因素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他幼年时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因为这个小儿子，父亲变得更加慈爱，这个小男孩决心赢得父亲的爱。他做到了，分析表明他认为自己成功做到把父亲的“坏”阴茎变成“好”阴茎，他的这种心态缓和了焦虑，并且，在他的成年时期变成他与男人发生同性恋的动机。

B先生有两个哥哥。莱斯利比他大两岁，他对这个哥哥无比崇敬和热爱，他把他作为“好”阴茎的代表，这部分是因为B先生口腔吮吸渴望得到满足（从莱斯利的性行为中）。他最大的愿望是智力上赶上莱斯利，可以与他平等相待，所以，事实上他从事了与莱斯利相同的职业。他的另一个哥哥名叫大卫，比他大四岁，他对他的态度就不同了，这个哥哥是父亲上一任婚姻带来的儿子。B先生觉得（他的想法可能是对的）他的母亲更喜欢两个哥哥，而不是他，他不喜欢大卫这个哥哥，尽管有年龄的差距，他还是想方设法占了上风。占上风的结果可能部分是大卫的受虐倾向导致，部分是他的心里优势导致。他把针对“坏”阴茎的施虐冲动发泄在这个哥哥身上，尽管他在早年时也与这个哥哥有性关系，同时，他视这个哥哥为装了父亲阴茎的充满危险的母亲。我们在后面将看到，他的两个哥哥是父母亲的替代，准确说来，是幻想中的父母意象，这两个哥哥使他激活了他与父母意象的那些关系。虽然他在现实生活中对母亲的热爱超过父亲，他的幻想中却充满了魔法“好”阴茎和可怕母亲的意象。他甚至长大后都不喜欢大卫，分析表明，这部分原因是他对大卫充满了罪疚感。

因此，虽然好几个因素影响了B先生选择同性恋态度，其他几个外部因素在早期就存在，影响了他选择异性恋立场。他的母亲非常喜爱他，但是他很快就发现母亲并不是真的爱父亲，她厌恶父亲的生殖器。他可能是正确的，他母亲性冷淡，甚至阻碍他的性欲望，母亲热衷于条理和清洁也是同一个原因。他小时候的几个保姆也对任何性和本能欲望持反感态度（这一点在保姆回答“前面”比“后面”糟糕时得到印证）。另外一个对抗异性恋位置建立的因素是他没有小女孩一起玩耍，毫无疑问，他害怕女人神秘的身体内部。如果他有姐妹一起长大，他这种惧怕感会大大减轻，因为姐妹会让他有机会在幼年对女性生殖器的神秘感得到满足。事实上，他直到二十岁才从裸体女性照片上第一次认识到女人的身体在哪些方面与男人不同，分析显示宽松褶皱的短裙（他小时候见到的）强化了他对神秘而危险的女性身体内部的万千想法。他对女性一无所知的焦虑被很多外部因素影响，从而导致他最终放弃女人作为性客体的选择。

在男性个体发展的描述中，我说明了集中施虐全能在阴茎上是建立异性立场的一个重要步骤，还说明了他的自我实施这一步必须具备足够的能力，在他发展的更早期才可以忍受施虐和焦虑。B先生的这种能力不足，他对自己排泄物全能的信念比其他男童要强。他的生殖器冲动和罪疚情感早早地就开始运作，很快，带来了良好的客体关系和现实适应能力。他的自我很早就得到加强，自我能够粗暴地压制施虐冲动，尤其是那些针对母亲的施虐冲动，因而，冲动和罪疚情感使他不能与真实客体进行充分接触，其大部分（就母亲而言，绝大多数施虐）都保留在他的幻想意象中。如此一来，他与男、女两性客体良好关系一起的还有他对他们坏意象的深深的惧怕，这两种对待客体的态度是两条平行线，它们没有相交过。

B先生既没有对母亲采取阴茎施虐，他也不能借由“好”阴茎在性行为中表现的方式来实现他复原母亲的愿望。对于父亲的阴茎，他的施虐却受到较小压制，但是，他不能对他的俄狄浦斯趋势施加足够的影响，因为前面讨论的因素太强大，使得他异性恋位置不能建立，所以，他对父亲阴茎的仇恨不能以正常方式得到改善，只能部分用“好”阴茎的信念改善和补充，而这构成了异性恋位置的基础。

B先生在逃离肛门和他身体内部有关的一切的过程中，他在强烈的阴茎口腔吮吸固着以及其他因素的协助下，他很早就对其他男童的阴茎发生了极大的钦慕——这种情感在某些时候上升为崇拜之情。但是分析表明，他对肛门强力抑制的结果是阴茎在更高程度获得肛门功能特征，他认为自己的阴茎不行并且丑陋（就是“脏”）。他钦慕的阴茎又受一些条件的制约，没有满足这些条件的阴茎令他生厌，因为这样的阴茎具有父亲危险阴茎的所有特征以及“坏”大便的特点。尽管有这样的局限，他却建立了相当稳定的同性恋立场，他对同性恋行为没有罪疚感或者低劣的感觉，因为补偿修复趋势在异性恋位置中不能表现，只有在同性恋行为中，他的修复倾向才得以完全展开。

B先生的性生活被两种客体占据，第一种客体是男童以及后来的男人。自从他学校生活结束以来，他的注意力总是转向他们，他们没有吸引力，也不受欢迎，这种类型对应他的哥哥大卫。B先生从这一类人身上得不到性关系的愉快，因为他的施虐冲动来得太猛烈，他意识到自己的优越感并且以各种方式折磨对方，然而，他又会成为对方的好伙伴，并且会在对方身上施加好的心理影响，也会想方设法帮助对方；第二种客体对应他的哥哥莱斯利，他过去会深深爱上这样的人，也会对他的阴茎有真正的喜爱。

两种类型的爱客体都满足B先生的补偿趋势，延缓他的焦虑。在与第一种爱客体的关系中，性交意味着复原父亲和大卫的阴茎，因为在他强大的施虐冲动中，他想象他之前已经把父亲和大卫的阴茎摧毁，同时，他认同自己的自卑和阉割客体，所以，他对客体的仇恨也是针对他自己，他对客体阴茎的修复意味着对他自己阴茎的修复。他最终对阴茎的修复倾向是为了修复母亲，可以预见，他阉割父亲和哥哥的想法就是攻击母亲体内的孩子，因为此事他觉得深深地对不起母亲。在修复他父亲和哥哥的阴茎中，他力图还给母亲一个未受伤害的父亲、未受伤害的孩子们以及毫发未损的身体内部，修复他自己的阴茎意味着他有“好”阴茎并且能让母亲获得性满足。

在B先生与莱斯利的关系中，他修复的愿望表现得不明显，因为在这种情况中，他关注“完美”的阴茎，这个备受推崇的阴茎代表的是所有魔法般对抗自己焦虑的工具。由于他在这种情况下也认同爱客体，因此爱客体的“完美”阴茎证明他自己的阴茎也是完美的，并且表明父亲的阴茎和哥哥的阴茎完好无损，他对“好”阴茎的信念和母亲身体未受伤害的信念则得到巩固。在与令人钦慕的阴茎这个关系中，他的潜意识施虐冲动找到了出口，因为在这个关系中，他的同性恋活动意味着阉割他的爱客体（部分由于他嫉妒爱客体，部分由于他想要占有伴侣的“好”阴茎），这样他就可以在所有方面取代父亲的地位，并与母亲在一起。

虽然B先生的同性恋立场建立得很早并且牢固，以及主动拒绝了异性恋立场，潜意识中，他却一直坚持异性恋目标。从他是小男孩开始他就对这个目标热切渴望，直到成年他也从未放弃，他在潜意识中的各种同性恋活动表征各种途径，通向这个他无比向往的目标。

他的超我施加的性活动标准非常高。在性交中，他必须修复母亲身体内他曾经破坏的每一个部分，他的修复工作从阴茎开始，并在这里结束。这个过程似乎是某个人想要搭建一幢精美的房子，但是他却深深地怀疑他自己是否真的打下了牢固的地基，他会不断地加固这些地基，而且永远不能停止此工作。

所以，B先生自己复原阴茎的能力也是他精神正常的基础，当那个信念被粉碎后，他就发病。几年前，他热爱的哥哥莱斯利在一次探险活动中遇难，虽然他的死让B先生悲恸不已，他的精神却没有倒下。他能承受这样的打击，因为这件事没有唤起他的罪疚感，也没有削弱他对自己建构全能的信心。对于他而言，莱斯利有魔法般的“好”阴茎，B先生能够把对莱斯利的信念和爱转移至另外一个人身上。后来他的另外一个哥哥大卫生病了，B先生在大卫生病期间全身心地照顾他，希望自己的关心和努力对他的治疗产生效果，但是，他的希望落空，大卫去世了。大卫去世对他的打击巨大，彻底击垮了他，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分析表示，这第二次打击比第一次打击要大，因为他对大卫有很强的罪疚感，更为重要的是，他复原阴茎的信念被动摇。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潜意识中他试图复原的一切事物——复原母亲和他自己的身体是最后的尝试，他希望落空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复原工作受到严重阻碍，而这彻底击垮了他。

我强调过母亲不能变成他修复客体的原因（由性交完成），母亲因此不能成为他的性客体，她只能是他温柔情感的客体。即便如此，他的焦虑和罪疚感却太强大，不仅他的客体关系暴露在严重的干扰中，而且他的升华趋势也被严重阻碍，结果，B先生的意识中都是他母亲的身体健康――虽然他自言自语说她没有病，她只是“身体弱”——他的潜意识完全被焦虑占据了。在他的分析因假期暂停之前（后来的分析发生在每个周末前，在当日和次日），他在情景转换中表现出连续害怕，他说他将永远都见不到我了，某个致命的事故在这期间将发生在我的头上。他的这个幻想反复出现多次，并以不同的版本出现，却只有同一个主题――我在拥挤的大街上被一辆车子撞倒并被碾压。事实上，这条街道在美国，在他的家乡，这条街道在他童年的记忆中具有重要作用。他小时候常常与保姆上街，他过马路的时候总是害怕——分析表明，他害怕将再也见不到母亲了。当他在重度忧郁中时，他在分析中常常表示事情再也不会“变好”了，他说除非幼儿时期发生过的事情可以重新来过――比如，经过那条街道上的所有的车辆要是不开过就好了。对于他，以及此书中曾经提到的儿童的分析来说，车辆的移动表征的是父母之间的性交。在他早期的自慰幻想中，他曾经把它想象成父母的致命行为，他无法摆脱这个恐惧：他的母亲（因为他内射“坏”阴茎）和他自己将被吞入母亲体内的危险阴茎被毁坏（被车子撞倒），因此他和她将被车子撞倒的恐惧变成巨大的焦虑。他把他的家乡想象成一个幽暗、无生机而又破败不堪的地方，尽管他的家乡街道上是川流不息的车辆（亦即他父母的频繁性交）。与他的家乡相比，他想象一个充满生机、轻松美丽的城市。有时候，他发现他的想象在他游览其他国家的城市时得以实现，哪怕这样的时光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这个遥远的城市表征他的母亲以及自己的身体修复完整并且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但是，过多的焦虑让他感觉这样的复原并不能完成，他工作中的拘谨和束缚感来自这个相同的原因。

在B先生还能正常工作期间，他在埋头撰写一本科学研究结果的书。由于拘谨和束缚感加深，他不得不放弃撰写这本书。而这本书却具有与那座美丽城市相同的意义，此书中的每一条信息，每一个句子都表示父亲复原的阴茎和健康的孩子，书本身表征的是他内化的健康母亲和他自己复原的身体。从他的分析看出，他对自己身体“坏”内容的害怕是他创造力受阻的主要因素，他疑病病症之一是身体内部的空虚。在智力层面上，他抱怨曾经有价值而又美丽有趣的事物都失去了它们的价值并且“破旧不堪”，它们以某种方式从他身边被夺走。这些抱怨的根源往往来自他的恐惧：他担心，在投掷他的坏意象和危险排泄物时，他可能已经丢失了他身体中那些“好”而“美”的部分。

最强大的创造动力来自他的女性立场，他的潜意识被加上了某个条件：除非他的身体被充满了好客体——其实是指漂亮的小孩子——否则，他不能创造孩子，亦即不能把孩子带到人世间。为了满足这个条件，他不得不除掉他身体内部的“坏”客体（但是随后他会觉得空虚），要么他就得把它们变成“好”客体，就像他把父亲的阴茎和哥哥的阴茎变成“好”阴茎一样，如果他能够做到，他就会确认他母亲的身体和她的孩子以及父亲的阴茎全都得到复原，那么，他的父亲和母亲就能够和睦地生活在一起，相互给予全部的性满足。而他自己在与“好”父亲认同中，就可以给予他母亲几个孩子并且加固他的异性恋位置。

经过十四个月的分析治疗，我的病人再一次拿起书，他与母亲的认同感出现了，这在幻想转移中表现出来：他想象自己变成我的女儿。他记得，他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非常渴望变成一个女孩，因为他知道，他的母亲想要一个女孩，但是，潜意识中，他又想要用性爱的方式来爱她，因为他本不用害怕用他的阴茎来伤害她（她一定会恨他，他自己也觉得这是危险的举动）。尽管他对母亲以及显著女性特征有很强的认同感――这些特征在他的书中也出现，但是，他曾经做不到保持女性位置。这是他创造性活动的根本绊脚石，而他的创造性活动总是有些受到束缚。

分析治疗中，随着他与母亲的认同和变成女人的愿望变得显著，他在工作中的拘谨和束缚逐渐消失。他对孩子的渴望和他的创造力在刚开始就被内化客体的恐惧制约了，他对母亲这个竞争对手的害怕首先是针对他内化的“坏”母亲（她与父亲结合在一起）。那些内化的客体是他害怕被监视、被查看的强烈焦虑感来源，他不得不小心隐藏自己的想法，因为他的每一个想法代表的是自己内心美好的东西——一个儿童。正因为如此，他会把自己的想法尽快付诸笔端，这样可以让自己的想法在写作中不被“坏”客体的打扰，他不得不把身体内的“好”客体从“坏”客体中区别出来，以及把“坏”客体转变成“好”客体。他的写作活动以及其整个智力生产过程在潜意识中都与身体内部的复原和孕育小孩联系在一起，这些小孩都将是他母亲的孩子。他修复自己身体内“好”母亲的方法是在她体内装满漂亮的小孩，以及小心努力地保护那些他体内从“坏”客体中（它们是父母亲性交的结果和父亲的“坏”阴茎）再创造（即被复原）的客体。这样一来，他的身体变得健康美丽，因为他美丽健康的“好”母亲转而保护他不受他体内“坏”客体的破坏。B先生能与这个复原“好”母亲产生认同感，他想象中，那些漂亮的孩子（指思想和探索）是他与母亲孕育的孩子，他冠以母亲“好”母亲的头衔——亦即母亲曾经给予他健康的母乳，因而帮助他得到健康和强大的阴茎。一直要等到他能够选择并升华女性位置，他的男性特质在他的工作中才更加富有成效。

在他对“好”母亲的信念变强的过程中，他的偏执狂、疑病焦虑症和忧郁症都减弱了。相应地，B先生能更好地胜任工作，开始时还表现出焦虑和强迫症状，后来就能轻松应对。他的同性恋冲动持续下降，他对阴茎的喜爱之情减少，他对“坏”阴茎害怕（曾经与对“好”而美的阴茎的崇拜重合）的程度减轻。在这个阶段，我们碰上了一种焦虑：他父亲的“坏”的内化阴茎插入他的身体中，占有了他的阴茎，并从里面控制了它，B先生感到他已经失去了对自己阴茎的控制，他不能好好有效地使用自己的阴茎。这种恐惧在他青春期时来势很猛，他使尽全力控制自己不自慰，结果，他在青春期的夜晚遗精，他的心里非常害怕，他觉得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阴茎了，它被恶魔控制了。他也认为他的阴茎被控制的结果是它可以自己变大变小，随意改变，他把成长过程中阴茎经历的这些变化都归因为这种焦虑。

这种焦虑极大地加强了他对自己阴茎的反感，也加强了他自卑的心态，因为它是肛门部位的，起到很“坏”的破坏作用。与此同时，他选择异性恋位置的重大阻碍得以产生。他肯定这样想过，他在与母亲性交的过程中，他猜测他父亲的阴茎总是在看着他，而且会强迫他捣乱，所以，他被迫与女人保持距离。现在就很明显了，他曾经把太多希望寄托在阴茎上，它表征意识和与此相关的严重抑郁症，以及对他身体内部的否决，他的希望在这一刻化为泡影。这一连串忧惧的分析刚一完成，B先生的工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而他的异性恋位置也得以加强。

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某些外部原因，B先生的进一步分析必须停止了。到目前为止，他的精神分析产生了好的结果，他的深度抑郁和工作中的拘束基本完全消除，他的强迫症状、偏执狂和疑病焦虑症得以大量减少。这些结果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进一步的治疗将使他完全能够建立异性恋位置。

附录一儿童分析的广度和局限

对成人而言，心理分析的功能很明确，那就是纠正他不成功的心理发展进程。为了做到这一点，分析旨在于调整本我和超我需求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它们能够协调发展。为了实现这种调整，分析还需拨正成人业已增强的自我，使自我能满足现实的需求。

那么儿童分析的目的呢？分析会怎样影响正值发展期的儿童生活呢？首先，分析可以消除儿童的施虐固着，从而降低其超我的苛刻程度，并同时缓解他的焦虑和本能倾向的压力。由于他的性生活和超我都处在较高的发展阶段，他的自我会有所膨胀，这样它才有能力协调超我的需求和现实需求之间的关系，由此他新的升华根基会变得更加牢固，旧的升华亦会摒弃其不稳定的特性和强迫性的特性。

青春期时，只有儿童的焦虑和罪疚感在一定的限度内，他跟客体的分离才会如期发生，这种分离还伴随着内在需求的提高。要不然，这种行为只能算逃离，而非真正的分离，或者这种分离将会无疾而终，青少年将一直固着于他的原始客体。

要想让儿童发展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必须减缓儿童超我的苛刻程度。每个发展阶段的目标就算存在很大的区别，每个阶段目标的实现却取决于相同的基本条件，即取决于超我和本我之间的调整，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足够强大的自我。在帮助儿童实现这种调整的过程中，分析会遵循和支持儿童每一个发展阶段的自然的发展路线。与此同时，分析亦能对儿童的性活动起到调节作用。通过减轻儿童的焦虑和罪疚感，分析能限制那些强迫性的行为，并改进那些容易引起触摸恐惧或是被触摸恐惧的行为。由此，分析可从整体上影响那些能对缺陷发展起到根本性作用的因素，也为儿童将来能在性生活和人格上有一个顺利无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在儿童分析中获得的观察结果表明，越是深入分析每一层潜在意识，他们越能释放出更多的超我压力。但是我们必须反思，分析性程序是否有可能介入过深，它们是否严重降低、甚至完全消除了超我的作用。就我所知，力比多、超我和客体关系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彼此影响；除此之外，力比多冲动和毁灭性冲动相互融合后，彼此之间还会施加相互作用。我们还发现，当施虐特质引发了焦虑时，这两种冲动的需求就会上升。因此，早期焦虑产生的焦虑不仅会对力比多的固着点和儿童的性经验造成重大的影响，而且还会在实际中跟他们产生关联，使其成为力比多固着的一部分因素。

心理分析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一个彻底深入的治疗，它也只能在程度上减轻儿童前性器的固着点和施虐特质，决不能把它们完全消除。其中，只有一部分前性器力比多可转变成性器力比多。在我看来，这个常见现象也同样适用于超我。儿童因毁灭性冲动产生的焦虑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会对施虐幻想产生回应；这种焦虑还吻合了它对危险的内化客体产生的恐惧，并促成了明确的焦虑情境。这些焦虑情境跟前性器冲动有关，并且正如我一直竭力表明的，他们决不能被完全清除，分析仅仅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并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儿童的施虐症和焦虑。因此可以说，儿童早期阶段形成的超我绝不会彻底放弃它的影响力。分析所能做的是，它能缓解前性器固着和减轻焦虑，因而帮助超我从前性器阶段发展到性器阶段。在减轻超我苛刻程度上的每一次进步，代表着力比多本能冲动对抗毁灭性冲动的又一次胜利，也代表着力比多更充分地达到了性器阶段。

早期焦虑情境绝不会完全停止运转，这个观点也同样界定了心理分析的局限，因为这告诉我们焦虑无法被完全治愈，而且无论对儿童还是成年人而言，心理分析治疗也不能绝对保证将来不会再次出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仔细考虑下心理精神疾病的致病因素。我不想讨论那些自儿童早期就出现疾病的一大堆案例，这些疾病有时会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改变疾病特征，有时候又会表现出原始特性。我的讨论只局限于特定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患者会明显在生活中的某一个特定时刻发病。当然，这里的分析也显示出，这个疾病已经处于潜伏期，只不过由于一些特定的事件，它才进入到了急性阶段，从而使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疾病。发生这种情况的一种可能是，个体可能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证实了他早期处于主导地位的焦虑情境，促使他身上已有的焦虑数量上升到了最高点。这时候，他的自我无法再继续容忍下去，这个疾病也终于清楚地呈现出来。又或是，不利的外在事件给克服焦虑的过程造成了障碍，而且它可能受到了病原影响，最后他的自我不得不孤立无援地独自面对焦虑的过度压力。这种情况下，少许失望，即便它在本质上很轻微，亦会动摇他对有用意象和他自身建构能力的信念，从而扰乱他克服焦虑的方式，并在他身上促发了疾病；这就像现实证实了他早期焦虑的事件一样，这些事件强化了他的焦虑。这两种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密切相关，据我判断，这两个因素中的任何突发事件尤其能引发精神疾病。从我前面的内容中不难看出，儿童的早期焦虑情境是所有心理精神疾病的基础。我们知道，无论是在成年人还是儿童的治疗中，由于分析决不能让这些情境停止运转，因而它既不能让患者彻底治愈，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个体会在将来某一天患上精神疾病。但是，分析所能做的就是，儿童能因此进行相关治疗，从而极大地降低将来发病的几率，这具有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分析中，儿童早期焦虑情境的影响越是减少，自我及自我用来克服焦虑的方法越是有所增强，它的预防效果就越成功。

我认为，心理分析的另一个局限是，由于个体的心理构造存在各种差异，即便是儿童也是如此，成功的程度会因个体的不同而不同。分析能在何种程度上缓解焦虑，这极大地取决于多种因素，如个体具有几种焦虑、何种焦虑情境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早期发展阶段中他的自我主要发展了哪几种重要的防御机制；换句话说，它取决于童年时期他精神障碍上的结构。

就非常严重的案例而言，我认为有必要进行长时间的分析，如针对五岁到十三岁的儿童，要用十八个到三十六个工作月，我在个别案例中曾用了五十五个月，有些成年人还要更久。直到焦虑受到了有效修正，不管这个修正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我才能合理地结束治疗。另一方面，这样一个漫长的治疗会因分析的深入而获得更深远、更持久的结果，因而这也能完全弥补长期治疗带来的弊端。此外，在很多案例中，分析时间比这要短得多（不超过八到十个工作月），但也足够获得非常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刚才不断地把注意力放在了儿童分析所能提供的主要可能性上。实际上，分析能给成年人做到的，也同样能在儿童身上做到，并且还能比成年人收获更多的内容，无论儿童是正常的、还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它能让儿童免受许多不幸和痛苦的经历，要知道这些经历使成年人在接受分析前饱受了痛苦的折磨；而且相比成年人的分析，儿童分析在治疗学上的前景要更加深远。近几年的经验使我和其他儿童分析师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精神病和精神病特质、人格畸形、不合群行为、严重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及各种发展抑制都能在个体年纪小的时候得到治愈。当他长大成人后，我们知道，这些情况就不会或者只有一部分会受到心理分析治疗的影响了。的确，童年时，我们根本无法预测某种疾病在多年以后的发展结果，也无法明确判断它是否会变成精神病、犯罪行为、人格畸形或是严重抑制。但是，如果我们能对不正常的孩子进行成功的分析，我们就能预防所有这些可能情况。如果儿童已经显示了严重障碍，但是如果并且他们能及时接受分析，那分析就能使许多人免于遭受那些悲惨的命运，并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然，这些人晚期不得不在监狱或者精神病医院度过余生，或者人格已经完全分裂。如果儿童分析能成功做到如此（有很多迹象表明它可以做到），这个方法不仅能给个体提供帮助，而且能对整个社会带来不可预料的贡献。

附录二说明

《儿童精神分析》是梅兰妮·克莱因早期研究成果中的巅峰之作。最重要的是，它是儿童分析方面的优秀著作。这本书描述了梅兰妮·克莱因在心理分析中的游戏策略，这是她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柏林率先开创出来的一种策略，而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胡贺慕斯博士（《儿童分析策略，1921》）及安娜·弗洛伊德（《儿童分析策略的入门》，1927)创立了另一种发展路线。梅兰妮·克莱因在《儿童分析专题论文集》（1927）中对它们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讨论，并在《儿童分析中的游玩策略》（1955）中介绍了这个策略的早期历史。

梅兰妮·克莱因从未改变她在《儿童精神分析》中奠定的技术原理，这个原理也一直是她儿童分析工作的基础。那个时候，她已经针对个体心理机能形成了自有特色的普通概念。她认为，自我形成了一个内化形象的内在世界，并通过投射和内射的过程与真实客体发生互动。由于它对客体的施虐特质，自我受到了焦虑的困扰。它早期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成功克服焦虑。这个时候的焦虑已经带有精神病特质；随着发展的深入，它渐渐转变成神经质焦虑。

这些观点来源于她的早期论文，它们也会在本书进行充分地、更系统化地阐述。她的总体论点是，假设焦虑没有过度，那它就会成为发展的动力。而且，最初克服的焦虑通常具有精神病特质，如果它没有得到缓解的话，它能使个体在童年期就患上精神病，或在成年后产生心理疾病。在本书中，她还针对超我和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提出了一些假设性观点；这些现象原本只能通过心理分析得到了解，而且也只能了解到它们晚期的表现形式。她认为，苛刻的超我形成于正常良知之前，并在前性器期中对恋母情境中的多变性关系表现出了嫉妒和焦虑。恋母情境包含了儿童对母亲身体的施虐幻想、两性中的女性位置及女性性特征中女性特质的真实由来。总体上，她认为我们不能从孤立的角度看待客体关系、自我、超我、性特征的发展及意象上的改变等；任意一个因素都会对其他因素造成影响。这些研究结果最初在1919和1939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有所陈述（《克莱因文集Ⅰ》）。

此外，这本书还涵盖了许多新的发现。对未来研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是，梅兰妮·克莱因在这本书上首次基于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开展了研究工作。这意味着，她现在已经掌握了两个重大发现的理论手段。这两大发现是抑郁位置及后来的偏执精神分裂位置；从概念上来讲，它们主要取决于主体是否存在爱和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冲动，以及这两个冲动之间是否会相互作用。然而在本书中，弗洛伊德的观点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他很早就认为，力比多会通过精神和性的阶段得到持续发展，亚伯拉罕还对此进行了补充。总体上，克莱因认同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心理机能的基本原则。除了这点之外，她仅仅是把这两个概念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明确、并尽可能简洁地表达了出来。自1923年起，梅兰妮·克莱因一心扑在研究焦虑的现象上，并把焦虑归因到死亡本能之上（第132页）：焦虑在本质上来源于死亡本能的出现及它所带来的危险。自那以后，梅兰妮·克莱因一直主张这个观点，并在《精神分裂机制的几点补充》（1946）中对此进行了最充分的说明。在这篇文章中，她把焦虑和死亡本能进行了关联，她还认为超我的起源跟死亡本能有关：超我从本我中分离出来，而且它还被自我用来防御仍存留在内的那部分死亡本能。吞并的过程一旦开始，被吞并的客体就承担了超我的功能。虽然如此，在超我的形成和内射恋母客体的关系上，梅兰妮·克莱因始终赞同弗洛伊德的观点。并且，她还在本书中阐明了超我的作用，并且她还从运作方式上区分了焦虑和罪疚感：早期的超我被自我当成了焦虑，只不过后来随着超我的发展，罪疚感才随之产生。要想总体了解梅兰妮·克莱因针对超我的观点，读者可查阅《克莱因文集Ⅲ》中针对《儿童良知的早期发展》（1933）的说明部分。

此外，梅兰妮·克莱因在本书中也是首次围绕自慰和乱伦提出了女性受虐症、恐惧症、愧疚和禁忌等，她还非常新颖又错综复杂地阐述了男孩和女孩的性发展。发表于本书之前的一篇论文《智力抑制理论》（1931）中，她还重新定义了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弗洛伊德认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是后期肛门固着的一种回归，她的观点与此存在显著差异。在她看来，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是对约束早期精神焦虑的一种尝试。梅兰妮·克莱因的思想体系中还没有涉及补偿的概念，她在本书中把全能补偿倾向视为缓解早期焦虑的其中一种手段。而且，尽管这跟自恋期有关，她自始至终都明确地把这看作一种非常早期的客体关系。

纵观她所有的研究成果，我们该如何评价这本《儿童精神分析》呢？它有着何种分量呢？这本书最全面地记录了她早期所有的研究成果和概念，但着手写作时，她已处于转型期。它提出的一些观点只部分吻合了主要的理论基础，因此它的参考价值很快就落后于弗洛伊德和亚伯拉罕在精神和性阶段上提出的力比多理论。再者，她又很少引用弗洛伊德关于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的理论，这本书在内容上稍稍显得错综复杂了点，有时还它还会前后矛盾。在这个起步阶段的所有研究成果中，梅兰妮·克莱因都过度强调了攻击行为；这本书也不例外，因为她的多数新作都会讨论到攻击性问题。此外，在这个起步阶段，各系列的发现层出不穷，梅兰妮·克莱因虽受到各种发现的刺激，但还是忽视了理论上的一致性。

无论如何，在这以后，她在三年的时间内改变了本书当中对儿童人格发展的这种描述性叙述，转而针对生命的头几个月发展出了一套完整且有影响力的理论。其中有三篇代表性的论文，它们分别是《论躁郁症状态的心理动因》(1935),《服丧和躁郁症状态的关系》（1940）和《精神分裂机制的几点补充》（1946）。正如梅兰妮·克莱因在本书第三版的序言中所说明的，这些是她对研究成果的回顾，她还修改了部分观点；毕竟，在本书中，爱被赋予了更重要的意义，虽然她没有承认这一点。

编辑委员会

梅兰妮·克莱因信托基金

附录三克莱因生平年表

1882 3月30日生于维也纳。

1886 二姐席多妮（Sidonie）因肺结核病逝。

1897 长兄伊马努尔（Emanuel）进入医学院。

1900 父亲墨里士·莱兹（Moriz Reizes）因肺炎病逝。伊马努尔转学成为艺术系学生。

1901 与阿瑟·克莱因（Arthur Klein）订婚。

1902 伊马努尔病逝于热那瓦（Genoa）。

1903 与阿瑟结婚。

1904 长女梅莉塔（Melitta）出生。

1907 长男汉斯（Hans）出生。

1909 因过度沮丧而住进瑞士一所疗养院数月之久。

1910 与丈夫及孩子移居布达佩斯。

1914 次子艾力克（Erich）出生。母亲莉布莎（Libussa）去世。首次阅读弗洛伊德作品《论梦》（über den Traum）。开始接受费伦齐分析。阿瑟受征召，加入奥匈帝国军队。

1918 于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五届国际精神分析年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Congress），首次与弗洛伊德会面。

1919 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精神分析学会（Budapest Society）宣读第一篇论文《一名儿童的发展》（Der Familienroman in statu nascendi），并被遴选为布达佩斯精神分析学会会员。

1920 在海牙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年会中，首次与胡格-赫尔姆斯及亚伯拉罕会面。

1921 与次子艾力克迁居柏林，开始在柏林执业。发表《儿童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

1922 成为柏林精神分析学会（Berlin Psychoanalytic Society）会员。发表《青春期的抑制与困难》（Inhibitions and Difficulties at Puberty）。

1923 发表《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The R le of the School in the Libidi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早期分析》（Early Analysis).

1924 接受亚伯拉罕分析。在萨尔斯堡（Salzburg）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精神分析年会中，发表论文。与丈夫阿瑟分居。于9月与艾利克斯·斯特雷奇（Alix Strachey）会面。

1925 詹姆士·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于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朗读克莱因作品的摘要。受琼斯之邀，7月前往伦敦进行三周的讲座。其分析随着亚伯拉罕的逝世而告终。发表《论抽搐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Tics）。

1926 离婚，9月迁居伦敦。随后次子艾力克迁居伦敦。发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Th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s of Early Analysis).

1927 十月二日被遴选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ritish PsychoAnalytic Society）正式会员。发表《儿童分析论文集》（Symposium on Child-Analysis）、《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Criminal Tendencies in Normal Children).

1928 长女梅莉塔抵达伦敦。发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nflict).

1929 发表《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Personification in the Play for Children）、《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Infantile Anxiety Situations Reflected in a Work of Art and in the Creative Impulse).

1930 发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对精神病的心理治疗》（The Psychotherapy of the Psychoses).

1931 开始分析第一位受训分析师史考特（Clifford Scott）。发表《智力抑制理论》（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Intellectual Inhibition）。

1932 出版《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

1933 5月22日费伦齐逝世。梅莉塔被遴选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正式会员。出版《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onscience in the Child).

1934 4月长子汉斯因山难意外去世。发表《论犯罪》（On Criminality).

1935 伦敦——维也纳交换讲座展开。发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36 发表《断奶》（Weaning).

1937 发表《爱、罪疚与修复》（Love,Guilt and Reparation）收入在《爱、恨与修复》（Love,Hate and Raparation).

1938 6月6日弗洛伊德抵达伦敦。

1939 9月3日大战爆发。与苏珊·艾萨克斯（Susan Isaacs）一同迁居剑桥。9月23日弗洛伊德辞世。

1940 于七月定居皮特洛可里（Pitlochry）。发表《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41 开始分析十岁的案例“理查”。于九月返回伦敦。

1942 -44世纪论战展开。

1945 发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

1946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形成“A”训练课程和“B”训练课程。出版《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评论》（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1948 发表《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On the Theory of Anxiety and Guilt).

1950 发表《关于精神分析结案的标准》（On the Criteria for the Termination of a Psycho-Analysis).

1952 国际精神分析期刊庆祝克莱因七十大寿出版专刊。发表《移情的根源》（The Origins of Transference）、《自我与本我在发展上的相互影响》（The Mutual Influ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go and Id）、《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Som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婴儿行为观察》（On Observing the Behaviour of Young Infants).

1955 梅兰妮·克莱因基金会于二月一日成立。发表《精神分析游戏技术：其历史与重要性》（The Psycho-Analytic Play Technique:Its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论认同》（On Identification).

1957 发表《嫉羡与感恩》（Envy and Gratitude).

1958 发表《论心智功能的发展》（On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Functioning).

1959 发表《我们成人的世界及其婴孩期的根源》（Our Adult World and its Roots in Infancy).

1960 9月22日于伦敦逝世。发表《关于精神分裂症中忧郁症状之短论》（A Note on Depressive in the Schizophrenic）、《论心智健康》（On Mental Health).

1961 出版《儿童分析的故事》（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

1963 发表《〈俄瑞斯忒斯〉的某些省思》（Some Reflections on The Oresteia）、《论孤独感》（On the Sense of Loneliness).

附录四个案病人名单

Table of Contents

- 第一版 序言
- 第三版 序言
- 引言

- 第一部分 儿童分析技巧

- 第一章 儿童分析的心理学基础
- 第二章 早期分析技巧
- 第三章 六岁女童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案例
- 第四章 潜伏期儿童的分析技巧
- 第五章 青春期儿童的分析技巧
- 第六章 儿童神经官能症
- 第七章 儿童的性活动

- 第二部分 早期焦虑情境及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 第八章 早期俄狄浦斯冲突和超我的形成
- 第九章 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与超我早期阶段的关系
- 第十章 早期儿童焦虑情境对自我发展的影响
- 第十一章 早期焦虑情境对女童性发展的影响
- 第十二章 早期焦虑情境对男童性发展的影响

- 附录一儿童分析的广度和局限
- 附录二说明
- 附录三克莱因生平年表
- 附录四个案病人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