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IBM帝国缔造者 : 小沃森自传 / (美) 沃森著 ; 杨

蓓译.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3

ISBN 978-7-5502-4829-8

Ⅰ. ①I… Ⅱ. ①沃… ②杨… Ⅲ. ①沃森－自传

Ⅳ. ①K837.1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73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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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Son & Co. by Thomas J. Watson Jr. and Peter Petre

Copyright © 1990 by  Thomas J. Watson Jr. and Peter Petr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Books, an imprint of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division of Ramdom House,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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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01-2015-0964

封面图片由东方IC提供

IBM帝国缔造者 : 小沃森自传

作者：(美) 沃森著

责任编辑：徐秀琴

选题策划：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特约编辑：姜一鸣 盛亮

封面设计：李子琪

版式设计：余晶晶

责任校对：张新元 曹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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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409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26.5印张

ISBN 978-7-5502-4829-8

定价：5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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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捣蛋鬼汤米・沃森

第二章 做旅行推销员起家的父亲

第三章 童年家庭生活——父母间伟大的爱

第四章 自尊、尊敬、抑郁——长大成人的岁月

第五章 事业有成的父亲和面临困境的儿子

第六章 初涉爱河

第七章 纠正航向的小船

第八章 欧洲之旅

第九章 那是沃森先生的儿子

第十章 我在IBM当推销员

第十一章 从推销员到飞行员

第十二章 在空军中开辟自己的事业

第十三章 战后重返IBM

第十四章 转型中的IBM进入电子市场

第十五章 碰撞、冲突与融合中的发展

第十六章 聚光灯下羽翼渐丰的小沃森

第十七章 爱恨交织的父子三人

第十八章 IBM进入电子时代

第十九章 争吵难掩父子情深

第二十章 不容轻视的总裁

第二十一章 从家族企业向专业化管理过渡

第二十二章 不可愈合的巨大悲恸——父亲的离去

第二十三章 威廉斯堡会议

第二十四章 驾驭脱缰的野马

第二十五章 汤姆・沃森一家

第二十六章 System/360——重建计算机业

第二十七章 自我反省的管理者

第二十八章 IBM的黑色星期五

第二十九章 初涉政坛

第三十章 事业生涯的第一次大滑坡

第三十一章 渐渐退出IBM

第三十二章 冷战中的和平主义者

第三十三章 短暂的苏联之行

第三十四章 回想一生

前言

1956年，我的父亲去世了——就在他将IBM公司托付给我六周之后——我顿时成了全美国最惶恐不安的人。十年以来，他一直教导我、栽培我，好让我来日可以继承他的事业。而我也因此成为了一个浮躁、狂妄、急不可耐地想要接掌公司权柄的年轻人。突然一下子，我真的接管了公司——却再也没有父亲做我的坚强后盾了。我听过太多杰出人物的后辈在商界一败涂地的故事，完全能够想象那些年轻人在发现自己不能胜任父辈工作时会有多么挫败。我担心自己也会那样，不过在我父亲逝世一周年时，我欣喜地对我妻子说：“我办到了！过去这12个月里，没有了父亲的支持，我还是办到了！”

接下来的一年平稳度过，然后又是一年。计算机时代来临了，IBM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在我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公司的效益增长了十几倍。1971年我辞去首席执行官职位时，公司的年收益为75亿美元，想到父亲应该会为此感到欣慰，我也心安了。他过去常常预言说，终有一日，IBM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公司。

我一直紧随着父亲的脚步前行。我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也许是想让父亲为我感到骄傲，也许是固执地想向整个世界证明，我也能像他那样做事。我从未觉得我做到了像父亲那样出色，因为我的许多决策，都是源自从他那儿学来的策略和经验。不过我想，至少我可以当得起“虎父无犬子”这个说法了。

我完全可能走上另一条人生道路，因为我是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私立学校、环球旅行、大把财富——这样的孩子成大后往往会成为纨绔子弟。从小我就知道我应该沿着父亲的路走下去，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敬畏我的父亲，但我俩有着同样火暴的脾气，曾经我一度觉得很难同他共处一室，更别说试着向他学习如何运营一家公司了。

年轻时，我没多少上进心。在布朗大学念书时，我把太多时间花在开着飞机四处闲荡上，差点毕不了业。在毕业年鉴里，每个人要在个人照片后面写下四年大学生活的简述，而我能写的只有我曾上过的预科学校的名字，别的就再也没可写了。我没有得过奖项，没有个人成果，那一行含糊的简述只能让别人对我感到同情和不能理解。当时的我真的完全可能成为又一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

要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可能永远不会成为现在的我。

1939年后，我最爱的消遣项目——飞行，一下子成为了一项严肃的工作。我加入了美国空军，成为一位战斗机机师，在驾驶满载士兵的战机过程中学会了怎样做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我远离父亲的羽翼庇护，在军队接受历练，并且在1943年时荣升中校。尽管之后我再未获得升迁，但当我复员返家时，却生平第一次充满了自信，觉得自己有能力运营好IBM公司。但是因为我在参军前的表现给父亲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所以他对于我并不是十分看好。他花了好些年时间来说服自己他的儿子已经变了，但我觉得其实他心里面一直是有点不确定的。你可以去看看《纽约时报》上那张他将IBM公司转交给我时的照片。照片上我俩都穿着细条纹西装，在一个书橱前面亲密握手。我脸上是一副自信满满的表情，显然很是享受那一时刻；而我父亲则露出一个不确定的浅笑。

父亲运营IBM公司42年时间，我接手后担任了15年的首席执行官——加起来，沃森家族管理这个公司将近60年时间了。我的工作在于将公司引领进入计算机产业，而父亲才是那个创建IBM的人。他白手起家，到我加入空军时，IBM已经成为一家年收益将近4000万美元的公司了。

在当时美国的工业产业中，IBM只是萤火之光，不值一提，但多亏我的父亲托马斯・约翰・沃森的商业天才，它迅速成长起来，获利丰厚，吸引了众多关注。父亲同所有商业天才一样深谙规划之道。在1939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设有通用汽车公司（GM）开放日、通用电气公司（GE）开放日，还有IBM开放日——我们同两家商界大鳄享受了同等的待遇。我们甚至请到了纽约市长菲奥雷洛・H.拉瓜迪亚作为我们开放日的嘉宾。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那之前就已经将父亲引为知己，也在当天发来了贺电。

二战结束后的十年间，父亲在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将他的经营之道倾囊相授。我们的关系如同暴风骤雨般激烈汹涌。在公开场合他会毫不吝惜地夸奖我，从他人之口我也听到诸多父亲对我的溢美之词，像是说我精明能干，天生就是当管理者的料。但在私底下，父亲和我常常吵得不可开交，这样的争执一次又一次将我们的关系推向疏离的边缘。这些争吵通常以泪水收场——我泣不成声，父亲也老泪纵横。

我们的争执围绕着经营中的每一项重大议题——怎样为IBM的发展提供资金，对联邦政府提起的某桩反托拉斯诉讼案是应该调停解决还是应该抗争到底，我们家其他成员应该在IBM里担当何种角色。大约1950年起，我将经营目标设立为尽可能快地推广计算机——这也是我和父亲从未达成过一致的问题之一。这意味着我们得雇佣数以千计的技术人员，花费数以千万计的金钱来设立新的厂房和实验室。这样的风险令父亲犹豫了，即使他已经像我一样早早就意识到了电子产品所蕴含的巨大商机。

当我最终接掌公司时，真是为这一权力更迭兴奋不已。计算机应用是一项全新的产业，我一直觉得，如果IBM不抓住这个机遇，就会有别人捷足先登。正是因为对这一事实洞若观火，我们的经营得以迅速扩大，速度如同脱缰野马，让其他公司望尘莫及。我们的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在一些年里不得不将这样一个问题提上议程：怎样才能妥善培训那每年两万乃至更多的新雇员。

我总是待在雇员们目光能及之处，事事当先，从不懈怠。我从父亲那里学会了怎样抓住机会实施有力举措，从而为IBM的行事之道作出表率——像是亲自接待某位员工的投诉，大幅降低某款表现不如人意的新型计算机的售价。同时我也常常渴望能够从公司事务中暂时抽身，这对于我父亲而言肯定是难以理解的。在办公桌最上层的抽屉里，我放着一张清单，上面记着我梦想成行的冒险活动，像是攀登马特洪峰，循着库克船长探险南太平洋的航线航行，可我完完全全没有时间。

所有这些在1970年有了改变。我遭遇了一次心脏病发作。当时我仅仅56岁，我想许多珍惜时间的高级管理人员，肯定会在三重心脏搭桥手术留下的疤痕尚未痊愈之前，就回到办公室投身工作。但是我在医院的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

一天午夜，我感到胸口疼痛，于是就自行驱车到急诊室。医护人员给我戴上一个监护仪，但第二天清早我叫住医生说道：“您看，我得出院了。我最好的朋友去世了，我得去参加他的葬礼，然后我还得径直飞去梅奥医学院做场演讲，然后——”医生打断我说：“你哪儿也不能去。你犯的是心脏病！”他们把我送进了重症监护病房。

这位医生就是马克・纽伯格（Mark Newberg），在那之后我越来越喜欢他了。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我们进行了许多次长谈，最后，一天早上，他直视着我的双眼，问道：“你为什么不现在就离开IBM呢？我想你已经证明自己做到了你在那儿能做到的一切。”

说完他离开了。那天中午我一点胃口也没有，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到晚餐时分，我开始思索这许多年来我担负的责任，开始思索在经营公司之外我能做的一切事情。第二天，我在破晓时分醒来，走去护士站倒了一杯咖啡。当我回到病房时，阳光透过窗户洒了满地，几十年来我从未像此刻这样感觉良好。那感觉就像突然有人从我背上移走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一般。

出院之前，我将自己离职的想法知会了公司。董事会竭尽全力挽留我，他们或是单独或是成群地前来说服我。但我知道我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因为相比经营IBM而言，我更想活着，活出自己的人生。这样的决定，父亲永远不会做，但我想他肯定会表示尊重。

这本书讲述了父亲和我在执掌IBM公司岁月里的故事，以及我离职至今所做的事情。父亲一手创建了这个了不起的美国企业，在公司里，我们激烈对抗，又彼此深爱。我为它的创立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并在20年前离开了它。在这段人生历程中，我学到了许多关于权力的东西：服从权力、争夺权力、获得权力、支配权力以及放弃权力。我体会到父辈是怎样对做子女的寄予厚望，而做子女的又是怎样因为此等期望而倍感重负。许多做子女的人问我，他们是不是应该沿着父辈的路走下去。我的回答如下：如果你能承受，那就去做吧。

第一章   捣蛋鬼汤米・沃森

1987年春天，庆祝完73岁生日之后不久，我便驾驶直升飞机出发，追寻童年的足迹。我独自上路，就像我过去想要看看什么地方时常做的那样。直升飞机噪声很大，有时还很难驾驭，但好处就是能够精确无比地把你送到想去的地方。你可以降落在茫茫大海中一块不过10平方英尺见方的礁石上，抑或是轻巧地停在好友的屋后花园中。那个春天，我一心想要看看自己成长的地方还有几分旧貌依然。

我沿着哈得孙河靠近曼哈顿的一侧飞行，在百老汇大街处转而向西，那是父亲下班后搭乘渡轮的地方。过了河便是新泽西州，父亲在这里换乘列车。我顺着铁轨的方向轨道西行，飞越新泽西州连绵起伏的群山和原野，父亲乘坐列车的这一路上，会同其他那些早年间居住在郊区的人谈论政治，像是《商业周刊》的创始人马尔科姆・缪尔（Malcolm Muir），洛克菲勒中心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建筑工程师安德烈・福伊霍（André Fouihoux）等。

我的童年时光是在距离纽约20公里的肖特山度过的。在20世纪20年代，它是一个高档的小社区，主要居民都是像我父亲那样往返于市区与郊区之间，被称为“都市精英”的成功人士。那里有一个火车站、一座圣公会教堂、一所私立学校和一所公立学校。每户人家的房子都很大，占地面积均在3～5英亩。我很容易就认出了儿时那栋有山墙的大房子。它坐落在一座小山的顶上，几乎完全是按照我家第一所房子的样子重建起来的。原来的老房子被父亲不小心烧成了灰烬，那是我5岁时候的事情，当时父亲的事业刚刚起步，尚处在艰难拼搏、债务缠身的时期。他不过是想演示下壁炉的用途，不料却引发了火灾。此后他变得非常注重防火——重建的房子屋顶都是由石板瓦搭成的。

屋后曾有一处鸡舍，一块大大的菜园和一个马厩；现在它们都已经不见了。不过我看见了那条蜿蜒的长车道，我11岁的时候，母亲就是在那儿教我开车的。接着，我认出了不远处的两个池塘，童年时我曾在那儿度过了不少好时光。遥想当年，新泽西州的这个地区几乎还是乡野之地，就在距离我们镇子不远的地方，还有人靠在当地的沼泽地里设置陷阱捕获野生动物为生。我们搬来的时候，那两个池塘周围根本没有人家居住，只有一座木制的大冰库，冬天的时候会有马拉的雪橇往里拖运巨大的冰块。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还有我的朋友们经常会把小姑娘带到这座冰库后面玩亲嘴的游戏。

我想停下飞机四处走走。但今时今日池塘岸边已经盖满了房子，根本无处着陆。于是我拉升飞机，沿着那条蜿蜒的车道飞向父亲的乡间地产：他在1927年买下的一座农场。当时他创立IBM公司已经13年，正处在收获第一桶金的兴奋之中。这座农场被我们称作“溪谷地”，它临近奥德维克镇（Oldwick），在肖特山西边二十英里处。我很轻松就找到了奥德维克镇，但当我将目光投向镇子外边时，看到的全是密密麻麻的公路和公司大楼，溪谷地农场已不知所踪。

儿时的我在肖特山算是小有名气，人称“讨厌鬼汤米・沃森”。不管哪里闹出乱子，似乎都与我脱不开干系。20世纪20年代，青春叛逆期的说法还未曾流行，所以像我这样的孩子并不多见，绝大多数孩子都觉得我是个只要逮着丁点儿机会就上房揭瓦的家伙，没人把我放在眼里。我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其他那些孩子都不屑与我为伍。更为糟糕的是，我对于他们避着我的事实又非常介意。

10岁那年，我和一个名叫乔的朋友在邻近的街区闲荡，偶尔发现了一桩正在修葺的房子。纱门敞开着，我们看见门廊里放着一罐罐油漆、刷子和松节油。我们拿了两罐油漆，嘻嘻哈哈地把它们全涂在了一条街道上。

母亲问我们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老实交代了偷油漆的事实。之前她曾经因为我小偷小摸的行为而训斥过我，但我只当耳旁风，想来这次她是下决心要使出些雷霆手段，否则我将来肯定会落得锒铛入狱的下场。母亲平日里温柔和蔼，但如果她觉得事情显出了失控的苗头，就会当机立断，毫不手软。于是她把我们两个小孩带到警察局。她肯定事先跟警长通过电话打了招呼。警长同我们握了握手，说道：“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想给你们介绍下关在这里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有的是杀人犯，有的是抢劫犯，不过被我们抓进来的，大部分还是小偷。”

此时我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我们在这个警察局里见识了一样前所未见的东西：一个直立的笼子，大概有半个电话亭那么大。笼子的前面可以打开，被关在里边的人要两腿分开跨骑在笼子中的木条上。这肯定是为讯问嫌疑犯准备的。人在里面能够稍微活动身子，但别想出来，我能想象被关在里面的滋味。接着警长把我和乔带到后面，让我们走进一间牢房。

“一旦进了监狱，你会发现自己身处何等可怕的境地，”他说，“大多数人会变成惯犯，进出监狱便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后来我曾梦到过这样的情形：被抓起来丢进监狱，而我压根儿什么坏事也没干。

实际上，母亲因为照顾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她结婚很晚，29岁才结婚，婚后六年间生了四个孩子——我、我的妹妹简和海伦，还有我的弟弟亚瑟，大家都管他叫迪克。尽管我是最大的孩子，母亲却也没指望我帮着照看我的弟弟妹妹们，于是我落得清闲，可以自在地做些那个年纪的男孩会做的事情。我很喜欢迪克，但他太小了，还不能同我结伴去干那些有趣的事情。二妹海伦一直是我亲密的朋友。要是她看到我拿着一袋偷来的糖果，她会刨根究底问个明白，但是我永远能够信任她不会把这事捅到爸妈那里去。简同我的年纪最相近，但我们却有点处不来。有时她会参与到我的越轨行径中来，但过后她会感到内疚，便向父亲招供。于是，我就有麻烦了。更要命的是，简是父亲最喜爱的孩子。父亲对她太宠爱了，想尽办法满足她的要求，而她见了父亲总是称呼“我的情人”，而不是“爹地”或“父亲”。这开始不过是小孩子表示亲昵的叫法，但她长大以后还是这样，一直保持了整个一生。母亲觉得父亲表现出对某个孩子的偏爱很是不妥，但对此她也无能为力。

我不是父亲最喜爱的孩子，这个事实并未让我感到意外。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确信自己身上缺少某些东西。我做起事情来从未能与其他人合拍。

家里有段我一年级时候参加演出的录像，是我父亲在1921年拍摄的。片子里，男孩子们都打扮成大黄蜂的模样，围绕着小女孩子们扮成的花朵穿来穿去，发出嗡嗡嗡的声音。我是其中个子最高的一个，长手长脚，笨拙别扭，你一眼就能看到我：当其他的男孩子都整齐划一地挥舞翅膀时，我却在胡乱扑腾，而且我的翅膀还歪到了一边，我不停地向后探手，想把它们扶正了。

我不是个“好孩子”的事实似乎并未对父亲造成什么影响，他在肖特山的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他加入了网球俱乐部和学校董事会，还成为了当地银行的董事会成员，父亲可能还是肖特山唯一一个每两年便带着全家在夏季一起去欧洲的男人，尽管那是商务出行。父亲迅速地成为肖特山圣公会教堂的支柱人物，尽管他原本不过是个出身寒微的卫理公会教徒。一些人家把他视作暴发户，很是瞧不起他，但父亲得到了绝大多数邻居的赞赏。

父亲又高又瘦，并不强壮，总是打扮得整整齐齐，仪表堂堂。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他还懂得怎样放松自己，同我们玩得很开心。我有一些家庭录像，记录了一次后花园游行派对，片子里他穿着西装三件套，吹着号角，同我们一起踏步前进。当我们的叔叔阿姨和堂兄堂妹们周日来我家共进晚餐时，父亲会使出浑身解数活跃气氛。有时候他会同母亲一起悄悄上楼，母亲拿出自己的裙子，帮着父亲费尽力气地穿上。然后他出现在楼梯口，戴着帽子、蒙着面纱、穿着高跟鞋，一手攀着楼梯扶手，一手由我母亲扶着，一路踉跄地拾级而下。当我还小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我心目中最快活的父亲。但是出于某些原因，他身上那些轻松幽默的气质渐渐消失不见，到我10岁抑或12岁的时候，父亲已经变成全然刻板淡漠的人。那般温暖愉悦的父子关系不复存在。这一度让我很是难过，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年龄是其主要原因。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39岁，他比绝大多数我同龄人的父亲年长十岁，这使得我们很难成为亲近的朋友。他不是那种喜欢出门同孩子们打球的人，也从不曾邀我一同去野外远足。

父亲对于他那不好相处的暴脾气肯定心知肚明，因为每次需要执行“家法”时，他总让母亲代劳。渐渐地，这些“家法”衍生出了一套固定的程式。我会被父母带到楼上他们那间铺着白色瓷砖的大浴室里。父亲站在洗脸池旁边看着，我抓着毛巾架，由母亲拿小鞭子打我。

经由这些责罚，我迅速地有了公正、公平的意识，在我看来，有时候的责罚是全无道理的。我永远也忘不了10岁时挨的一顿鞭子。那是三月份，冰雪正在消融，父母给我买了一双新的橡胶套鞋。我一穿上就冲出房子，急不可耐地想试试这双新胶鞋的防水性能。我找了个有水的坑洞一脚踏进去，谁曾想坑里的水比我预料的要深，径直没过靴口，灌了满鞋。母亲和父亲坚持认为我是故意把鞋子弄湿的，于是我又面对着毛巾架挨了一顿打。

但是，这并没能让我改掉调皮捣蛋的习惯。第二年冬天，我一再请求父亲给我买件皮外套。当时市面上有种专为儿童设计的中长款双排扣皮上衣。最后父亲终于买了一件，作为我11岁生日的礼物郑重其事地送给我。第二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和一些小伙伴生了堆火——对于小孩子来说，玩火是非常让人着迷的事情。之前我曾读到过印第安人利用烟火传讯的故事，于是我脱下那件刚刚穿了一天的漂亮皮外套，同另一个小伙伴一起把它围在火边以制造浓烟。之后我试图想办法将它弄干净，但徒劳无功。外套上到处都是扎眼的烧痕。对此我感到非常懊恼，但我对父母坦承悔恨之情丝毫于事无补，他们依然抽了我一顿。

我在学校的日子也没好到哪儿去。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在肖特山中学念书，那是一座外表朴素的建筑，砖石结构，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离我家很近，走路就能到。学校的课程设置非常传统，学起来并不是很费力，大部分课上我都在看着时钟盼望下课。校长办公室里有座主时钟，学校里各个教室也挂着时钟。教室里的钟并不是轻快顺畅地从一分钟跳到下一分钟。它们会停留在9:04，等到主时钟划到9:05，它们才会一股脑儿地“嘀嗒”一声跳到9:05。每次到下午2:56的时候，我总是想：“再有四下嘀嗒声，我就能解脱了。”

我成绩单上总是一堆D和F，偶尔会有个把A或B。我是个“实践派”，自己动手远比通过阅读书本的效果好，这也许是因为我有点阅读障碍，不管何时我试着去读书页上的文字，它们总是好像在疯狂地扭动。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学会自我调整，不让那些在我眼前飞来飞去的东西干扰正常的阅读。在学校里，我的品德成绩特别引人注目——倒数第一。肖特山中学规定，一个学期批评超出50次的学生会被劝退；我的记录总在30次以上，有时甚至超过40次。批评的处罚是在周六那天绕着学校大楼跑圈子，每个路过的人都能看到。有时候我得跑上整整50圈，而其他受罚的孩子们只用跑10圈。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处罚只会让我愈发调皮捣蛋。我12岁那年，有一天碰见了克雷格・金斯伯里（Craig Kingsbury），他是个野孩子，比我大不了多少。当时，他正要去附近的一处沼泽地设陷阱捕捉动物。之前我打到了一只松鼠，于是我拉着他问询该怎样剥松鼠皮。他偶尔提到自己还剥过臭鼬的皮，我立即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问道：“你怎么处理它的臭腺？”金斯伯里告诉我，他是把臭鼬腺汁挤出来放到瓶子里。于是我买了一些。

到了学校，我在晨会集合前溜下了楼，跑到锅炉房，检查了通往各处的管道，我想，要是把什么东西放到主通风管中，它的味道就能弥漫到整座建筑里。于是我把那一整瓶臭鼬腺汁倒了进去，然后跑回楼上，跟随大部队去了举行晨会的大厅。大厅里坐了一百来个学生，还有老师们和校长兰斯先生。兰斯先生是个古板的人，很讲究清规戒律，对我的劣行也十分了解。

空气中渐渐飘起恶臭，我们坐的时间越久，臭味越浓。最后兰斯先生开口了：“有谁知道这股子可憎的气味是怎么回事吗？”

底下一阵长长的静默。我们有着荣誉制度，所以最后我举起了手。

“沃森！”

“在，先生。”

“起立！”

“是，先生。”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供出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包括我是怎样拿到臭鼬腺汁的，还把那个瓶子从口袋里抽出来想拿给他看。所有人都避之不及。

接着老师们打开了所有的窗户，试图把那股子臭气扇出去。最后兰斯先生决定学校今日暂时修课。这个光辉的胜利时刻属于我。不管接下来会怎样，我都觉得值了。

兰斯先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我。他最开始的主意是把那个装过臭鼬腺汁的空瓶子系在我脖子上。不过这个处罚只是毛毛雨，因为那时我已经习惯了那股子臭味，觉得根本算不上什么。

他接下来的举措就管用多了。当天晚上学校召开了董事会。兰斯先生等人到齐之后就开始绘声绘色地陈述我的违纪行为——好让我身为董事一员的父亲懊恼不已。

父亲回家的时候已是怒不可遏。他开始数落我，因为我让学校被迫停课，使得我的姐妹们和其他守规矩的孩子因此失去了学习的机会。父亲从没打过我，不过这次他差点得手，幸亏我跑得快。他一边追我一边咆哮：“不用老子动手！老天自会惩罚你的，你这个臭小子！”

第二章   做旅行推销员起家的父亲

父亲出身贫寒，原本可能一辈子挣扎在温饱线上，但他最终赤手空拳拼下自己的一片江山，这一点最让我钦佩。他是一个移民家庭中唯一的男孩。我的祖父是苏格兰-爱尔兰混血，在纽约州以伐木和种地为生，日子过得很清苦。

19世纪80年代，父亲的孩童时代，纽约州还非常落后。父亲有四个姐姐，全家人住在佩恩提德波斯特镇（Painted Post）附近一座小小的木屋里，木屋只有四个房间，还没有自来水。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是驾着运货马车向农户们兜售钢琴、风琴和缝纫机，当时他17岁。推销是他进入社会的敲门砖，他常常饶有兴味地讲起早年间走街串巷做推销的故事。“做成一桩生意是一切的开端，”他曾这样说过，“如果没有买卖，就根本不会有美国的整个商业贸易。”作为一个推销员，父亲走的并不是自来熟的路子，他有着审慎而体贴的举止，让人自然而然地心生好感。一开始你可能只是被他的翩翩风度、含蓄谈吐和体贴周到而吸引——接着，不知不觉中你就买下了他推销的东西。

他的第一个老板对他极尽剥削之能事。那是个当地的五金商人，叫作W.F.布朗森，他借给我父亲一辆运货马车，每周付给我父亲12美元的工钱。父亲以为这笔钱很多——比方说，佩恩提德波斯特镇银行出纳员挣得都没这么多——直到有一天，风琴公司的一位销售代理跟他说：“你的业绩真不错。能拿多少钱呀？”当父亲自豪地回答他之后，那人惊呼一句：“天哪！”接着那人解释道，推销员通常是拿佣金而不是死工资的，要是按佣金指标算的话，布朗森每周付给父亲的应该是65美元。于是，父亲第二天就辞职不干了。从那以后，他总是希望按照佣金制度计算薪酬，这样他才能确保自己拿到应得的那份子。

父亲总是说他的抱负是逐步增长的。他见识的世面越大，想要取得的成绩就越大。他记得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站在一条泥泞的马路边，看着康宁玻璃公司的创始人小艾默里・霍顿（Amory Houghton Jr.）驾着马车从自己身边疾驰而过，便在心里埋下也拥有一辆车的愿望。当他提升了几个档次，成为收银机推销商之后，他又有过一次与财富的“偶遇”：他之前打过交道的一位芝加哥律师邀请他到自己位于密歇根湖畔的豪宅做客。这位律师说，他跟我父亲一样，也是农场孩子出身。于是父亲又一次调整了自己的奋斗目标。

最初那些年里，父亲看起来似乎注定要失败。他19岁时，去往布法罗城(Buffalo)寻找工作机会，但对于将要面临的境况，之前他那些向农户出售缝纫机的经历似乎并不能帮上什么忙。

19世纪90年代的布法罗正处在一场经济萧条中，杂乱无章、充斥暴力，是个很不友好的城市。工作很难找，很快父亲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曾告诉我说，有段时间，为了节省开支，他不得不睡在一家杂货店地下室里的一堆海绵块上。他只有一套西装，当他攒够钱将这套西服拿去洗熨时，只能穿着内衣在裁缝铺内间等着衣服熨好。

父亲在布法罗城遇到的第一位“伯乐”是一个名叫C.B.巴伦的推销员，他雇我父亲做他的伙计。倒霉的是，巴伦是个浮夸油滑的城市佬，他往返于伊利湖沿岸地区兜售北纽约州住房储蓄贷款合作社的股票。父亲觉得巴伦是他见过的最老成、最有魅力的人，涉世不深的父亲根本没看出那是个骗子。巴伦每到一个镇子，都会租下当地旅店最好的套间，然后交代侍者领班说：“我是C.B.巴伦。我想请你在我用晚餐的时候派侍者过来招呼三次。这么做我自有道理，对你来说也只是举手之劳。喏，这是给你的两块钱小费。”于是消息很快就会传开：镇上来了个大人物，出售住房储蓄贷款合作社的股票。巴伦出售的股票本身没有问题，股民们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同储蓄理财计划差不多。不过巴伦会把第一次付款的款项作为佣金塞进自己腰包，这使得他的日子过得相当奢侈。

从父亲一张当时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巴伦对他的影响。照片上，父亲坐在一截树桩上，看上去就像漫画里那种20世纪初的巡回推销员形象：头戴大礼帽，身穿双排扣长礼服，脚踏高帮皮靴，穿着条纹袜子，留着滑稽的翘八字胡。父亲从出售住房储蓄贷款合作社股票中赚得的佣金加起来比他之前的人生中亲眼见过的钞票还多，于是他决定张罗些自己的买卖作为副业。他在布法罗开了家肉铺，还打算着以后跟着巴伦干，赚更多的钱开更多的分店。当时连锁店才刚刚在美国兴起，而我的父亲已经开始对经营一个零售帝国的想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惜还没过一年，父亲的这个梦想就破灭了。在有一次外出销售旅途中，一天早晨爸爸醒来时，发现巴伦带着所有的现金不翼而飞。父亲没有存款，因而别无退路，他没能开张第二家肉铺，相反，连第一家都不得不卖掉了。

父亲有着这样的能力：克服那些可能会让别的年轻人心灰意冷打道回府的挫折。在后来，他经由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提出了许多IBM公司里人人须知的口号——“创造可能”“永远前进”“做最好的自己”等等。他知道怎样在别人忽略的地方寻找机遇，就像他在出售那间肉铺时做的那样。之前他曾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为那间肉铺买了一台收银机，当他到市区的国家现金收纳机公司办理付款责任人转移手续时，趁机凭着口才，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份工作。这是他事业上一个幸运的转折点。“现金公司（Nation Cash Register Company）”——当时大家都这么叫它——是全美最著名的公司之一。这家公司的拥有者是约翰・亨利・帕特森（John Henry Patterson），这位大实业家出身代顿市，个子很小，却魄力十足，此时他正打响一场战役，旨在让现金收纳机成为全国每一家现代商铺必不可少的设备。因为有着亲身使用收银机的体验，父亲觉得自己能够让其他商铺拥有者们信服它的优点，果然如此——他很快就成为“现金公司”最顶尖的推销员之一。

在美国商业史上，帕特森被誉为“现代推销术之父”，事实上，他也堪称我们家族企业的“祖父”。父亲为他工作了十八年，日后创建IBM公司时的许多理念都是从他那儿学习而来。帕特森的天才是把一些像父亲一样的质朴的、文化教育程度不高的但又野心勃勃的商界游荡者挑选出来，把他们训练成美国第一流的推销人才。帕特森创建了一套标准化的推销术，让手下的推销员们熟记和应用；他通过宗教一般的集会激励推销员们；帕特森激发推销员们之间的竞争，逼迫他们冲击极高的销售定额。帕特森的创举之一是划分出一个个单独的销售大区，这样推销员们就不用担心其他同事偷走自己的客户。由于“现金公司”实际上已经在收银机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所以这种区域划分便格外有价值。帕特森支付的薪酬出奇地高——每周100美元，就购买力而言相当于今天的1500美元，这对于一个仅有数年工作经验的人来说可是很不寻常的。在20世纪初，推销员是一份低微的工作，而在帕特森手下，它几乎成为了一种信念的代言。

父亲在现金收纳机公司的地位不断攀升，到16年后与我母亲相遇之时，他已是帕特森的第一助手了。父亲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穿着得体，综合这些，他成为了代顿市的黄金单身汉。他经常开着一辆帕特森先生赠予的皮尔斯银箭跑车出现在公众场合。他有钱了——有钱到足够在我祖父患糖尿病去世之后成为家里的顶梁柱，接过负担家庭的重任，供我祖母和姑妈过着体面的生活。他在纽约罗切斯特购置了一栋气派的石砌大屋供她们居住，还在那儿管理一个销售办公室，另外还为我姑姑觅得一位成功的推销员作为夫婿。但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他却一再拖延，他曾向我解释道，那是因为他见过许多成功人士没有仔细考量将来，就匆匆结婚，结果发现自己的妻子成了令人烦恼的包袱——当他们走得越来越高越来越远时，他们的妻子却跟不上他们的脚步。他们会因此饱受折磨，或者最后以离婚收场。父亲在认识我母亲之前有过几个女朋友——他说他曾动过念头想娶其中一位为妻，那个姑娘在费城当歌剧演员——但他想要的是一位真正的终身伴侣。于是他等待着，希望某天能够找到一个聪明能干，能和他齐头并进的人。

父亲最喜欢对IBM的员工讲，他此生最成功的推销就是说服珍妮特・基特里奇（Jeannette Kittredge）成为自己的妻子。母亲的家庭在代顿市颇有名望，我的外祖父经营着巴尼-史密斯铁路车辆公司（Barneyand Smith Railroad Car Company），那是一家制造铁路客车车厢的公司，母亲讲过许多她少女时代乘坐漂亮的新车厢的故事，那些车厢内里都漆得富丽堂皇。她还常常说她第一次注意到我父亲是在一次乡村俱乐部的晚宴上，当时她环顾餐桌，发现除了自己之外，我父亲是唯一一个滴酒不沾的宾客。我的外祖父是一位严格主张禁酒的长老会教徒，我母亲知道自己挑选的结婚对象必须经过他的同意。母亲有着跳跃性的思维，她马上想到：“那就是我要嫁的人。”

外祖父对于这桩婚事很是赞同，帕特森先生也是如此——自己的手下能在代顿市社交圈里赢得一席之地，他再高兴不过了。当我的父母度完蜜月回来时——一次兼具观光和商务出行的西海岸之旅——帕特森送给他们一份惊喜大礼：一把房门钥匙。那桩新房就位于帕特森自家府邸的附近。父亲似乎终于过上了自己梦想的生活。但就在下一年，我刚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我的父母却被迫在艰难的境况下离开了代顿市。在提拔重用我父亲多年之后，帕特森突然掉转枪口，将他赶出了现金出纳机公司。

对于这个结果，我父亲也许不应该感到意外。从他的描述看来，你很难想象还会存在比帕特森更加专横武断、不可捉摸的上司。帕特森通过施压和恐吓来管理手下。一次冗长的销售会议上，帕特森觉得一些人没有认真听讲，于是抓起一把消防斧，在讲台上把一台示范用的收银机劈成了碎片。他喜欢的管理人员能得到高得离谱的薪酬，而对那些不讨他欢心的人，他的态度有时候真是冷酷无情。父亲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主管，并不知道帕特森对他十分恼火，一天早上他去上班，发现自己的办公桌和办公室里的什物正堆在现金公司前面的草地上，浇了煤油点了火。那人连公司大门都没进就转身离开了。尽管后来父亲因在IBM公司独断专行而闻名，但同帕特森相比，他的作风简直称得上是“温柔”了。

帕特森总是解雇手下最出色的员工。他几乎拥有国家现金出纳机公司的全部股份，却无端地担心有朝一日某个雇员会将公司从他手中夺走。父亲之所以被扫地出门，只因为一个叫爱德华・迪兹（Edward Deeds）的副总经理向帕特森告了状，说我父亲在普通雇员中的追随者正与日俱增。1913年，我父亲正在一次销售会议上发言，帕特森走上了讲台，打断了我父亲。他开口将在场的其他人大力褒扬了一番，却完全无视我父亲的存在。父亲的办公桌倒是没有被拖出去烧掉，但从那以后父亲不再被叫去开会或是参与商议重要决策。父亲感到非常吃惊和难过，几个月后，他提出了辞职。奇怪的是，对此父亲从未表达过怨言，而且一直到他去世那天，都对帕特森保有敬重之心。他过去常说：“在经营事业上，我所知道的差不多每件事情都得自于帕特森先生。”父亲恨的人是迪兹，认为他才是罪魁祸首。父亲后来多次遇到过迪兹，但从未开口同他说过话。

1914年初的那个冬天，对于我的父亲而言肯定相当难挨，尽管他还远不曾到破产的地步。

逼我父亲离开之时，帕特森支付了一大笔遣散费，足足有五万美金，他还让我父亲留着那辆皮尔斯银箭跑车。但父亲精心营造的生活保障没有了，他失业了，而且马上就要踏入不惑之年。他结婚不久，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嗷嗷待哺，一家人却没有安身之处——代顿市的那桩房子在帕特森名下。因为感觉在代顿再没有其他合适的工作机会，父亲带着母亲和我启程前往纽约。

对于下一份工作，父亲当时可真是深思熟虑、反复思考，这点一直让我非常钦佩。他曾经对此作出过解释，因为他声名远扬，人们觉得他几乎什么东西都卖得出去，所以他确信自己能找到一份工作。他很快拒绝了电船公司的工作邀约，这家公司为海军制造潜水艇。同样被他回绝的还有雷明顿武器公司。当时战争在欧洲一触即发，这些工作机会将带来不菲的收入，但父亲明白，一旦战争的硝烟散尽，这两家公司也将走向衰退。他还放弃了道奇汽车公司，因为道奇兄弟不能提供父亲所期望的合同——父亲想成为一个像帕特森那样的企业家，在公司收益中占有自己的份额，而不单纯只是一个受雇的经理人。但是父亲既没有资金购买自己的公司，也没有可以商品化的好点子。

如果事情一直这样发展下去，父亲最后很可能会陷入焦虑不安的境地。但甚至还没过两个月，他便遇上了查尔斯・R.弗林特（Charles R.Flint），弗林特创建的公司正是IBM的前身。当时弗林特是华尔街最炙手可热的金融家，名声如日中天，人们将他称为“信托大王”。当时这个小个子男人大概65岁左右，留着连鬓胡子，唇上两撇山羊须。在创建美国橡胶公司的过程中，他扮演了关键角色。弗林特在军火买卖中赚过大钱也折过本。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他是沙皇的军火代理商。

弗林特聘请我父亲担任CTR公司（计算制表计时公司，Computing Tabulating Recording Company）的总经理，他在1911年合并成立了这个小小的联合企业。公司的产品堪称大杂烩，只是在弗林特眼中大体可以归为“亲族”：天平、磅秤、打卡机和穿孔卡制表机。产品的设想倒是不错，可惜弗林特让公司负债过多，公司已经面临着倒闭的危险。公司的1200名员工看不到未来，士气低迷，连董事会都在沮丧地讨论是否要停业清盘。身为董事会成员的弗林特决定出面干预，他打算找个新主管来让CTR起死回生，或者至少是减轻一点股东们的损失。

父亲之所以对CTR产生兴趣的原因在于其产品与办公事务相关。这里他指的产品是打卡机以及特别值得一提的穿孔卡制表机。穿孔卡制表机是由一位叫作赫尔曼・霍勒瑞斯（Herman Hollerith）的工程师发明的，旨在为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的统计工作提供帮助。到20世纪初，一些初期的霍勒瑞斯穿孔卡制表机已经在铁道和保险公司的财务部门得到应用。父亲看到了改进这种机器的办法以及其广阔的商业潜力。美国的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如果大公司们不想被与日俱增的文书工作淹没，就必须寻找使档案管理和财务工作自动化的途径。

父亲在CTR采取的首批举措之一，是前去拜访公司最大的债权人——担保信托公司（Guaranty Trust Company），并提出再贷款4万美元作为研究、开发新产品的资金。当银行指出CTR已经欠下担保信托公司400万美元的债务，现在的情况已经不能为进一步贷款提供担保时，父亲回答：“资产负债表只能说明过去，而这笔贷款是为了将来。”这句话是他最出色的推销词之一。担保信托公司勉勉强强提供了贷款，这些资金使得穿孔卡制表机得到了极大改进，而改进后的制表机又使得CTR极大地拓展了市场。

父亲还运用了一些帕特森式的手段来鼓舞士气低迷的CTR员工。他想出CTR公司口号、谱写CTR公司歌曲、创立CTR公司报纸、开办CTR子弟学校，所有这些都是效仿现金出纳机公司，但父亲只模仿帕特森好的经营方式，不好的就扬弃。他为CTR员工制定的纪律守则同“现金公司”的一样严格，但他的管理哲学要人性化许多。

帕特森喜欢解雇人，而父亲在到CTR的第一天就表明了不解雇任何一个人的态度。他对员工们说，以后全靠大家了，他的工作就是帮助大家重拾信心，走出困境。因为父亲自己就是从底层出身的，所以他深知，要赢得下属的忠心，首先得尊重他们。多年以后，当我进入IBM公司时，公司的高薪酬、高福利以及员工对父亲高度的忠诚已经闻名于行业内了。但在父亲上任伊始，几乎没有什么钱可以拿出来分福利的情况下，他只能靠言语来赢得人们的忠心。

父亲喜欢回忆弗林特向他发出工作邀约的那天，他俩关于我父亲报酬的商讨。当时他对弗林特说：“我希望得到一份体面的薪酬来养家。而且希望股东分红之后公司的盈余利润能够有我的一份。”弗林特立即心领神会，说道：“我懂的，你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当弗林特将这一协议提交给其他董事会成员时，他们颇不以为然，因为当时大家都很难想象能够见到CTR有盈余利润可供分红的一天。不过到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出于客套同意的这个薪酬协议可能已经使我的父亲成为全美国薪水最高的人了。

后来的日子里，父亲会随手拿起铅笔计算他的钱款和资产净值。这些匆匆涂就的纸头被他弄得到处都是。有时候我看到了会随手扔掉，有时候我会把它们保存起来。从这些纸头上可以看出，父亲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不再为债务问题所困扰。也就是说，父亲苦尽甘来、真正过上安乐富足生活之时，已经步入花甲之年了。

他拿钱财冒险的胆识令我惊叹。在他婚后的前八年，手头相当拮据。在任何时候他都可能正背负着10万美元的债务。他一点资产都没有积攒下来，头两次带我们去欧洲渡夏天，也就是1922年和1924年，旅费都是他以IBM世界贸易公司的名义借来的。

一旦有了点钱，他就会拿去买CTR的股票。他觉得那是最划算不过的买卖了。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以保证金的形式购买股票——也就是在只需支付票面价格的10%就能买下股票的时候。当股价上涨，他那些做股票经纪人的朋友们就会说：“汤姆，你该兑现点利润了。”而每次有人建议他抛售股票时，他回到家里就会气哼哼的。不止一次地，他这种投资策略——如果它真的能被叫作“策略”的话——看起来都像个错误。因为父亲扩张过速，CTR在1921年的经济衰退时差点倒闭。只是靠着大量的借贷，才设法让公司和他自己没有触礁。

经济大萧条时期，他又面临了一次这样的危局。1929年第一波股市大崩盘来袭时，当时已经以IBM之名为人熟知的公司有惊无险地挺了过去，但到了1932年，股票已经下跌了超过200点，父亲不得不四处借贷以维持他的保证金支付。他曾告诉我说，当时股票只要再下跌三四美元，他就颗粒无收了。再也没有地方能让他筹到钱了。

尽管他从未拥有超过5%的公司股份，但实际上他的全部身家都在IBM。如果公司倒了，他也就完了。他唯一做过的一次两手准备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买下印第安纳州的一处农场，当时战争正如箭在弦上。他觉得还是有那么些可能性，IBM会因为某些无法预见的灾祸而覆灭。他告诉我说，如果那样的话，他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够有个地方可去。

除此之外，他一秒钟也不曾有过存钱的念头或是担心钱的想法。他想要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所以他知道自己必须舍得。当手头吃紧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恐慌；我觉得他的头脑永远不会被这样的想法占据：自己再也不能挣到更多的钱了。就算这种想法浮现出来，也会被他摒弃脑后，全然不能动摇他。

在父亲眼里，钱财只是个单纯的工具——他用它来表达慷慨，用它来巩固自己的家庭和公司，用它来让自己一路向上的征途走得更轻松顺畅些。

第三章   童年家庭生活——父母间伟大的爱

其实，母亲并不一定适合嫁给一个满心想要出人头地的商人。虽然受过来自优渥家庭以及寄宿学校的那些教育，她却始终保有淳朴的秉性，这在肖特山是相当难能可贵的。母亲很节俭，在家里有时会为了关一盏小灯而走下整整两段楼梯。她还非常朴素，父亲坚持买给她的那些巴黎时装，她并不是很喜欢穿上身。我有一张母亲在20世纪20年代参加肖特山社区表演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美极了，气质迷人，高贵典雅。但在我的记忆中，她却是个终日操劳的母亲，一边抚育四个孩子，一边管理那栋有山墙的大房子，保证它以父亲希望的样子井井有条地运转。母亲经年累月地忙于维持帮佣之间的和谐相处，忙于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父亲带回家来的那些宾客，她表现得十分出色。

某天晚上，一位保守古板的瑞士商人在我家留宿，临睡前将鞋子脱在了客房门外。“他还真把这当王宫了呀。”妈妈笑着说，然后亲自动手将那双鞋擦拭上蜡。

父亲从她那儿获益匪浅。当他们相识之时，父亲已经学会了像绅士那样穿戴谈吐，但有时一些细微之处还是会出卖他的真实出身。母亲在这方面给予了他很大帮助。我们小的时候，曾见过她纠正父亲的发音用词，提点他的餐桌礼仪，劝告他不要动怒失态。

她的提点有时会非常干脆直接。20世纪30年代，父亲赚了不少钱，一天，他回到家来，得意洋洋地送给母亲一个戒指，上面镶着一颗硕大的钻石。这是他买的第一件贵重首饰——钻石的品质并非上佳，只是个大，足有一颗阿司匹林药片那么大，肯定有两克拉重。母亲直言不讳地指出它有瑕疵，并且说相比之下，自己宁愿要一颗更小但没有瑕疵的钻石。父亲被打击了，讪讪地把戒指收了回去，几年之后，他又送给母亲一个钻石戒指，这回的钻石同上回一样大，并且完美无瑕，肯定花了他一大笔钱。

母亲个子不高，可能只有五英尺四英寸，而且相当纤瘦。她有一头灰褐色的长发，总是梳拢到脑后挽成发髻。由于经年的操劳，她的双手自然是长满了老茧，每天晚上她都会用浮石打磨双手，好让它们变得柔软些。她有着线条柔和的双唇，迷人的双眼和挺秀的鼻子。虽然父亲经常扫她的兴，但我们这几个孩子都知道母亲其实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当1925年左右查尔斯顿舞流行的时候，她邀了几个朋友，请了位舞蹈老师，就在我们家的地下室里学起舞来。地下室的天花板上横七竖八地扯着晾衣绳，母亲和她的朋友们在练舞的时候会拉着那些绳子来保持舞步的平稳。

因为母亲的手比父亲巧，所以她干了许多理应由男人干的家务杂活。保险丝烧了，她换；煤用完了，她铲。后来她告诉我说，这样的分工开始于他们新婚后不久。

一天晚上他们正要就寝，这时母亲开口说：“你应该去检查下炉子。”

父亲回答说：“为什么？”

“因为我父亲在就寝之前都会去看一眼炉子。”

父亲肯定错误地理解了这句话，他一下子就炸毛了。当时他还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青年，于是他嚷嚷道：“让炉子见鬼去吧！”于是母亲只得自己下楼检视炉子，虽然她压根儿不知道该怎么做。过了两天母亲找了个人来教，学会了有关炉子的所有事情。

1919年2月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们没有如同往常一般执行这种分工，于是我们家经历过的最大一场灾祸降临了，父亲把整栋房子烧成了平地。当时他想试着去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于是对我母亲说：“卡洛不知道怎么生火。我来演示给他看。”他往壁炉里塞了高高一堆劈柴和木头，然后点着了。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我开始在楼上哭起来。当时我刚五岁，经常夜啼，于是父亲说：“那，亲爱的，我去哄那个小家伙。”他开始上楼，紧接着听到我在尖叫：“我房间里有奇怪的光！”火焰已经舔到了窗户：从壁炉烟囱里蹿上去的火星点着了木瓦板，整个屋顶已经烧了起来。母亲从未为这事责怪过父亲，尽管这场大火烧掉了她从代顿带来的全部陪嫁宝贝。

在年满15岁进寄宿学校之前，母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她比父亲要平易近人许多，而且总能让我们感到被关怀、被呵护、被怜爱。我觉得她深深地理解我那些古怪淘气的行为都是出于缺乏自尊心，因为她总是想方设法地让我参与生活、让我对这个世界产生兴趣。当我加入童子军时，获得荣誉徽章会让我的信心倍增，而母亲则对这种正面促进善加利用。

有一天，我决定努力争取一枚社区家政奖章，于是她同我一起去了菜园。我生了一堆火，挖了两个土豆，扔进火里。她就在那儿陪着我，看着我从头折腾到尾。等土豆熟整整花了一个小时，于是我们就在那儿绕着火堆走来走去。最后我从余烬里刨出一个焦黑的土豆，把它掰开。我甚至连勺子都没带，就用一根小树枝挖着吃。用这种方法炮制的土豆吃起来十分香甜。我分给母亲一块。“噢，”她尝过以后说，“汤姆，味道好极了。”就是从这时开始，我开始爱上了烹饪。

我越是与母亲亲近，就越是因为印象里父亲对待她的方式而感到难过。有段时间，IBM正处在发展的决定性阶段，需要父亲投入大量的精力。他办公室里的办公桌上有个按钮，只要一按，就会有人进来，然后父亲说一句“把信送了”，哗，信就送走了。有时候在家里，他会不假思索地要求母亲也如同这般对他言听计从。而母亲发现这事实在难以忍受，所以父亲工作压力最大的那几年，家里的气氛也十分紧张。我记得当时他们之间争吵不断。虽然他们关着卧室门，但我们几个孩子还是能隐隐听到里面愤怒的争执声此起彼伏。有时父亲会很生硬地对待母亲，过了半个小时又对我们训话，大谈一番我们是多么应该对母亲好些之类的话。而我从来没有勇气回一句：“那你自己为什么没这么做呢？”

父亲有时候表现得就好像已经完全不记得在他们婚姻生活的早期，他曾多么仰仗母亲的助益。那时候他会从城里一个电话打回家说：“喂，珍妮特，我邀请了所有的分区经理今晚到咱们家吃个便饭。”那可能意味着有八位客人，而母亲接到这个消息时已是下午三点。已经操持了大半日家务的母亲再尽心竭力地准备这样一顿“便饭”，最后肯定会累到浑身散架。同时，父亲开始积极出席纽约的社交场合，经常逼着母亲和他一同赴宴或是看戏。

另一个造成他们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是钱。对于母亲那样一个俭朴的人来说，眼看着自己家的这种生活方式，眼看着父亲大举借债，实属一种折磨。

后来，经过大概十年的不和之后，也就是我大概14岁、最小的弟弟才9岁的时候，母亲突然表现得像是让步了。这让我很是震惊——我觉得她这是放弃了对自己的维护。但是多年之后她向我坦承，事实上，就在那个时候她向我父亲提出了离婚。“我告诉他说，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她这样说道。

听到她这样说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滋味。我问道：“那后来你为什么……”

“你父亲，他看上去那么吃惊、那么难过，那让我意识到他对我的爱有多深——于是我再也没有提过那两个字。”

当她有意识地作出维持婚姻这个决定之后，便再也没有发出过怨言。哪怕有一大群客人不期而至，自己身边又连一个能帮厨的人也没有时，她也只是微笑着说道：“厨子今天没来，不过我们可以吃三明治和水果。”

当我们出门在外的时候，大家似乎相处得更好。父亲和母亲经常带着我们一起去华盛顿，去海边，去大型展览会，同行的还有他们的朋友或是亲戚。我们经常是开着两三辆房车，满载着亲朋好友或是IBM的主管们一路前行，就像原始部落大家庭一样。周末的时候，我们会驱车前往父亲在奥德维克镇外的那座农场；夏天我们会去波科诺山区或是缅因州避暑，父亲会前来跟我们共度周末。出门在外的日子给予母亲在家里感受不到的自由，她喜欢这种感觉。至于父亲，他生下来就是个不拘于室的人，也从未真正停下过他的脚步。终其一生，只要他乘坐的汽车或火车一开动，他的心情就会平静下来，整个人都变得宽和很多。

尽管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但父亲和母亲却选择将我们家第一次乘飞机旅行的“殊荣”留给了我。甚至还没长大到能够骑脚踏车的年纪，我就已经爱上了飞行，这种热爱此后伴随我的整整一生。我们的出行之中，我最喜欢的是去拜访代顿市的外祖父家，因为代顿是怀特兄弟的故乡，陆军航空团在那里也有一处飞机场。在那里，看到飞机就像看到汽车一样平常。我有一张老报纸上剪下的照片，上面是母亲和她的姐姐，照片配的标题是“首批造访蓝天的人”。照片上，基特里奇家的两位千金站在离自家乡间别墅不远的地方，旁边是两位有着瘦长双腿的军队飞行员，他们正懒懒地倚靠着一个大家伙的支架——那个由杆子和帆布构成的新奇玩意儿正是传说中的莱特飞行器。海伦姨妈当时正受到其中一位飞行员的追求，他名叫梅杰・柯比。他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因为他说起飞机来头头是道。

父亲是在一次周日郊游之后对飞机产生了畏惧心理的。那是20世纪20年代初，我们前去参加一个乡村集市。集市上，我们路过一块空地，那里摆着一架从一战退役下来的詹尼斯飞机，一位驾驶员正在招揽顾客，每人次5美元。父亲曾在代顿生活了那么多年，所以要说他对乘坐飞机从未有过跃跃欲试的心情，那才是怪事呢，他甚至还亲眼见过莱特兄弟呢。他买了张票，加入排队的行列。但就在他要登机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子开始围着他吵起来：“你答应过给我们买冰激凌的！”父亲没办法，只好跟驾驶员说自己半个小时后再回来乘坐飞机。等我们返回的时候，那架飞机已经坠毁了，三人因此殒命。

他把这看做一个自己不该乘坐飞机的征兆。我必须承认，在当时，他有充分的理由不去坐飞机。二战之前，飞机经常失事。但凡是个冒险家，基本上都有架飞机，但要是那些飞机发生一些故障，或者驾驶员犯个错误，下场就是机毁人亡。然而父亲的迷信说法从未让我产生过丝毫动摇。那架詹尼斯飞机失事一年后，有个家伙贴出海报，宣布自己将驾驶飞机降临在肖特山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上。他将进行飞行表演，然后搭载乘客上天，费用是一分钟一美元。当时父亲正在我们家里召开地区经理会议，我私底下缠着那些叔叔伯伯，问他们每人讨要一美元。虽然父亲发现此事时十分恼火，但他还是耐心地跟我说：“我不会让你坐那架飞机上天的。我觉得它们还在不断改进之中。不过要是你把那些绅士的钱还回去，我们会带你去看看它。”他带着我去了，还付了那个驾驶员两美元，让我爬进驾驶舱摸了摸操纵装置。自那以后，我常常会坐在母亲的厨房里，用一根扫帚柄以及抵在脚底充当机舵的木板模仿飞行员驾驶飞机。

每当父亲在欧洲有生意要谈时，都会带着我们一起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们总共做过五次这样的长途旅行。CTR的记账机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独立代理商销售，父亲确信终有一日欧洲将成为重要的消费市场，但他不喜欢这种代理销售的形式。后来，他渐渐地把海外销售事务置于公司的直接控管之下。

“欧洲”这个词在我们家有着特殊的含义。它是个能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小小释放一下的地方。在伦敦的时候，母亲会带我们去萨沃伊饭店（Savoy Hotel）附近的玩笑商店买痒痒粉。当我们明目张胆地把痒痒粉洒在IBM一位斯堪的纳维亚经理那胖老婆的椅子上时，我母亲会拼命地忍住不笑出来。父亲会苦口婆心地教育我们不要玩酒店的老虎机，长篇大论地痛斥赌博的坏处——然后一转身他自己就玩了起来。

正是在欧洲，我父母终于同意让我乘坐飞机。那是整个童年时代最让我激动难忘的事情了。1924年，那年我10岁，我们一家在巴黎，父亲带我们去了勒布尔歇机场参观了一个飞行展，展览会上有好几千人。听着发动机的轰鸣声，我越来越兴奋。展览会上有架改装过的法国轰炸机供游客们购票乘坐，那是一架巨大的宝玑双翼飞机。伟大的法国飞行员、作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后来正是驾驶着这种型号的飞机开辟了第一条空中邮路：从图卢兹至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它只有一个发动机，不过机身有足够的空间能塞下四个乘客座位。和我们一同旅行的一对年轻夫妇汉考克斯两口子想去体验一番，我恳求父亲母亲让我跟他们一起去。我知道父母亲肯定很不放心，但他们知道我有多么想坐飞机。我们买了三张票，汉考克斯夫妇、我，还有另外一位乘客登上了飞机，两人一排，前后坐好。座舱里有股蓖麻油的味道，在当时那可是上佳的重工润滑油。飞行员远远地坐在我们前方，比我们高出好大一截，我们甚至都看不到他的腿。

当飞机开始滑行时，那个大概有400马力的发动机只是磕磕巴巴地闷响着。接着驾驶员将油门一推到底，准备离地升空，轰鸣声顿时把我们包围了，一时间天地间仿佛都只剩下那震耳欲聋的巨大噪声。飞机滑行在草地上，所以起落架颠簸得很是厉害。下一瞬，时间仿佛突然停止了，只有发动机还在发出巨大的声音，一种妙不可言的滑翔感随之而来。我看到地面陡然下降。座舱两侧都有大大的窗，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一切。

在空中盘旋几圈之后，飞机开始下降。发动机的声音渐渐被一种嗡嗡的振鸣声盖过。现在很少有人亲耳听过那种声音了——只有那种老式双翼飞机，它们的机翼间布满联线，在风掠过时就会发出那种如同呼哨般的声音。为了保持发动机的顺畅运转，驾驶员每过一会儿就松开一下油门杆。当我们离地面越来越近时，哨鸣声小下去，飞机尾翼愈垂愈低。最后我们平稳落地，我再次感觉到飞机轮子与草地的碰撞。我激动得忘乎所以，虽然许多人因飞机失事而丧命，但那自由翱翔的感觉，那巨大的轰鸣声，那推动着飞机攀升下降的隐形力量，那种无论是飞行角度还是飞机何时飞高何时压低尽由自己掌握的随心所欲——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让我产生了学习飞行的强烈渴望。

我恳求父母再让我坐一次飞机。但过了好些年我才等到第二次翱翔蓝天的机会，那是1927年秋天，还是在欧洲。当时我实际上是要去某个别的地方。我正在巴塞尔一家旅馆的大厅闲逛，突然看到柜台旁边贴着的一张航班时刻表。有趟4点钟飞往巴黎的航班！当时我的家人正在附近同曼甘夫人共进午餐。我一溜烟地跑去告诉他们这个消息，父亲还没来得及表示反对，曼甘夫人便开口说道：“哎呀，太好了！我跟你一起去！”

我俩买了机票搭乘飞机。家里其他人则得坐一整夜的火车与我们会合。当时我们所在的地方距离巴黎大概250英里，我们花了差不多四个小时才飞到。我们抵达巴黎之时，夜色尚浅，甚至还有足够的时间去看了场电影。当时电影院正在上映《爵士歌王》，那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电影。于是在这精彩的一天里面，我成为了沃森家族第一个乘坐飞机旅行、第一个看有声电影的人。

第四章   自尊、尊敬、抑郁——长大成人的岁月

我记得，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从未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过：“我真的想要你继承我的事业。”事实上，那个时候，当他看着我，心里大概会觉得我是最不可能做他继承者的人了。但我不知怎么的就是觉得他想要我继承IBM，接过他肩上的担子，一力承担下去。这个想法让我十分苦恼。大概十二岁的时候，一天放学后，我坐在马路牙子上想着关于父亲的种种。我不记得自己究竟是怎么钻到牛角尖里去的，只记得当我到家的时候已经哭得不成样子。母亲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回答说：“我做不到！我没法在IBM工作。”

母亲说：“可没人让你那么做啊。”

“是没有，可我知道爸爸想要我去。但我真的做不到。”母亲抱住我，安慰我说别担心。父亲回家之后，母亲将我的感受告诉了他。父亲温和地跟我说，他小时候，他的父亲想要他成为一个律师，所以我以后尽可以从事自己希望的职业。从那以后，他总会将选择权交到我自己手里。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正处在扭捏羞涩的少年时代，我的情况甚至比绝大多数青春期孩子还要糟糕。我瘦高笨拙，个子蹿得太快。在潜意识里，我尝试着同父亲来个“男人间”的比较，但当时父亲正处在成功的巅峰，权势如日中天。比较的结果只会让我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陷入沮丧的泥淖不能自拔。

尽管他说过那些我可以按照自己意愿选择职业的话，但从1927年我们的一张合影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对我真实的期翼。照片上我们并肩而立，个头几乎差不多。我们的穿着也全然一样：戴着圆顶礼帽，穿着暗色西装，披着厚重的大衣。当时我们正前去参加在亚特兰大城召开的一次销售会议。对于13岁的我来说，要做这般商人打扮似乎还太过年轻。

5岁时，我留下了对于IBM的第一个回忆。父亲带我参观了代顿的磅秤生产厂。我还记得流水线上刺鼻的金属气味，记得制造金属铸件时发出的烟雾和噪音。从那以后，父亲经常带着我参加IBM的会议，那些会议的规模很小，因为那时整个公司的规模尚且不大。有时他的私人司机会到肖特山来接我，把我送到父亲位于城里的办公室。这都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当时IBM还未曾开始在曼哈顿中心地带置楼。那时候的公司只在华尔街附近弗林特先生办公的大楼里占有两层。在我的印象里，那些位于百老汇街50号的房间都很昏暗，因为公司的前台正位于大楼的中央。你得走出电梯，穿过一道玻璃门，才能看到接待员。目光所及之处皆无窗户；虽有一些照明用灯，但也不是很多。

通常情况下，接待员会问我：“哎呀，你好啊，汤米，你找你爸爸吗？”父亲拥有一个拐角处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铺着东方地毯，还有一张大大的桃花心木办公桌。在他去世以后，我继承了那张桌子。房间里挂着一张父亲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握手的照片，他是父亲在纽约结交的第一位要人朋友。此外还有一些父亲参加社会活动获得的奖章、一些他童年时的纪念品，我印象里可能还有一两块他从远方带回来的镇纸石块。整个房间里弥漫着一股烟草的味道。

我通常会直奔到位于几层楼下的机房玩耍。在那里，IBM的销售网点记录被穿孔卡片机记录下来。在那个时候，销售网点还很少：实际上，驻洛杉矶的销售员负责着从洛杉矶到埃尔帕索之间整个区域的业务。职员们将成叠的穿孔卡片送进制表机和垂直式分拣机里，有时我会不小心把卡片碰翻，把他们的工作弄得一团糟。穿孔卡片机会产生大量的纸屑——每当穿孔机在卡片上留下一个洞眼，就会产生一块小小的长方形纸片。那些纸屑会被收集起来，然后卖回造纸厂。不过要是楼下的百老汇街上有游行活动，职员们就会拿些纸屑洒出窗口。只要我遇到这种机会，肯定是大把大把丢得不亦乐乎，我可喜欢干这事了。

所有做儿子的在某一时刻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自己的父亲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物。不过要是你父亲的照片被挂在每一间办公室里，每个围在他身边的人都对着他卑躬屈膝、拼命讨好，这种想法就会在你脑海中盘桓不去了。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让我自惭形秽。最要命的是他会做一些自以为会让我开心的事情。

一次，知道我对飞行充满兴趣的他决定将我引见给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当时他俩甚至还不认识。这事就发生在1927年林德伯格完成横跨大西洋的飞行后不久，父亲买了某场庆功会的门票，带着我径直走到主席台前，向那位传奇人物自我介绍说自己是IBM的总裁，然后介绍了我。他这一出弄得我手足无措，我记得我只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祝……祝贺……您。”

出于自我保护，我对父亲的世界发展出一种说不出口的怀疑态度。这种态度的萌芽早在数年之前就出现了。1924年冬天，IBM正式更名，当时我只有10岁，还在穿齐膝短裤的年纪。那天父亲下班回家，给了母亲一个拥抱，然后自豪地宣布“计算制表计时公司”从这天开始正式改叫那个气势如虹的名字——“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我站在起居室的门口，心里嘀咕道：“就那小破公司？”

父亲肯定在心里对于IBM未来的样子有一番勾画。实际上，当时他所掌管的公司，进进出出的还是一帮口嚼烟草、推销咖啡研磨机和配料秤的家伙。但那并未让他停止将公司格调往他所知道的最好方向提升的努力。公司的顶级产品陈列室，像第五大街310号的那间，一直铺的都是东方地毯。我猜父亲肯定以为东方地毯和磅肉秤搭在一起效果极好，可我只觉得很不相称。

父亲很乐意将教育我的工作托付他人，但与此同时，又正是他本人，教会我如何像一位绅士那样待人接物。在他看来，那是最重要的生活技能之一，为了掌握这些技能，他曾经付出过很多努力。为了教我这些东西，他最喜欢通过的方式是带我一同出行——比如去他的故乡北纽约州探访某位亲戚或扫墓。

他知道所有关于坐火车旅行的事情——我估摸着他在火车上度过了好几百个夜晚。在第一次这样的出行中，父亲给我演示了怎样用梯子爬到上铺，怎样系好帘子以免受到打扰。接着他带我去了男盥洗室，那也叫作吸烟室。盥洗室里通常有两个或者三个洗脸池，还有条长凳子，人们在等待轮到自己洗漱的时候就坐在上面，那时候他们经常只穿着贴身汗衫，吊裤带也解了下来。我们的火车咔嗒咔嗒地行进着，父亲等着，直到盥洗室里的其他人都洗漱完毕离开了，然后他对我说：“来，汤姆，你看，这是个公用盥洗室。每个人在使用的时候都要注意，因为在你之后的人会根据你用过洗脸池之后的情形评判你是个什么人，现在我教你该怎么做。”

他走向一个干净的洗脸池，一边说一边演示：“拿一条毛巾，蘸些水，先把池子里面擦一遍，把那些胡茬儿、肥皂泡、牙膏沫和别的脏东西都擦干净。再擦擦池子边上，把溅出来的水渍擦掉。把脏毛巾扔进这个筐子里，然后就可以开始洗漱了。”

“打肥皂，刮胡子，刷牙……”他这套程序足足进行了十五分钟，期间我忍不住溜达到边上去了。当他完事之后，把我叫回跟前，说道：“喏，这是你洗漱完毕之后要做的。”他把整个池子擦得干干净净，一边擦一边还吹着口哨。最后他开口道：“好了。这样下一个来洗漱的人就会有很大的可能像你那样注意保持池子的清洁了。”

在这些出行中，我留意到他总是不忘给服务生小费。一次去芝加哥的旅途中，他给了车厢服务员10块钱小费，在当时那可是一笔不小的钱。那些服务生总是会对他说：“很高兴见到你，沃森先生。”我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对我父亲如此恭敬，直到我注意到那些小费。

于是我问他：“爸爸，你怎么给一个卧铺车厢服务员那么多小费呀？”

“我这么做有两个原因，汤姆，”他回答说，“首先，那个人一整晚都只能蜷在他那个狭小的隔间里睡觉，我觉得他很不容易。其次，社会上有这么一个阶层的人，要是你对他们不好，他们就会说你的坏话，那就是侍者领班、卧铺车厢列车员、门童和私人司机。他们能接近你，看到你不为人知的地方，所以从他们嘴里说出的话真的能毁掉你的名声。”

这些出行看上去总是好像可以成为我和父亲之间温馨、亲密关系的开端。但当我们结束旅行回到家里，父亲就会马上与我再次疏远。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样。也许他真的是年纪大了，很难再体会身为男孩的感受，又或者他只是太忙了。

当他不能亲自陪我的时候，会把我丢给某个手下，最经常是他的私人秘书菲利普斯先生。乔治・菲利普斯（George Phillips），会计出身，最后在二战之后我父亲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时担任了IBM的总裁，随后还当上了副董事长。菲利普斯就像那个《鲁滨逊漂流记》里的老好人“星期五”。他从1918年就开始为我父亲工作，我父亲对他再放心不过了。要是父亲有个需要接济的可怜姨妈，菲利普斯一准会把这事安排得妥妥当当：钱要寄到什么地址，寄多少，诸如此类。当时菲利普斯靠着IBM的股票赚了一大笔钱，但他一直到1926年才买车。当他终于决定买车时，还跑去跟我父亲说：“沃森先生，现在我够钱买车了，不过我想先得到您的允许。”父亲经常让菲利普斯带着我四处去逛——参观自由女神像、弗朗西斯酒馆和布鲁克林大桥。等我再长大些，菲利普斯还教我射击。打猎也许是菲利普斯逃离俗务自我放松的唯一消遣了，我们经常一起出去打猎，直到他去世。

绝大多数时候，父亲对我总是不吝夸奖，说我会成为怎样了不起的人物。但当我回首过去，却觉得他肯定非常忧心。大概13岁的时候，我患上了复发性抑郁症，病情相当严重，以至于大家都说不好我最终会怎样。我第一次出现这种症状是在一次哮喘发作时。就在我刚刚觉得呼吸开始顺畅了些时，突如其来地，全身的意志力好像一下子被抽空了。我不想下床；得在家人的苦苦劝说下才会进食、洗澡。在今天，这样的表现会被视为临床抑郁症的典型症状。那是一种严重的心境障碍，患者自杀率很高。但在当时，虽然父母为我请来了各种各样的医生，却没有一个能够说出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最好的一位医生说他确信这种情况与我正处在青春期有关，但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医治。

就这样过了30天，我不治而愈。但6个月之后，同样的症状再次出现。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每年都会经历两次严重的抑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年满19岁，上大学为止。如果你不曾患过这种病症，就完全无法想象那种滋味。无端的忧虑占据了你的全部身心，你的整个思维变得混乱不堪，你眼里的一切事物好像都不是真的。举个例子，房梁上有处节疤，不知怎么地我会告诉自己说：“那块木头是光滑的。房梁上根本没有节疤。我要疯了，我看到了一处节疤。”接着我就从觉得自己要疯了想到我周围的世界到底出了问题。我看不进去书，没法跟任何人交谈。当医生来看我时我只能用单音词来回答他的询问。

妈妈想到个主意，她觉得要是让我运动运动，也许我能自己好起来。于是她给我买了个实心球。我还记得我是怎样强迫自己走出房门，走到车道上的，怪异的念头在我脑子里横冲直撞，我无比渴望就地躺下。而这时候我家的司机会把球扔给我，我再扔回给他，如此反复。这样做并不管用，什么都不管用，我害怕我再也好不起来了。

我发病的那些日子，家人肯定都很不好过，特别是我的小弟弟迪克。他很仰慕我，我相信当他看到我突然变得如此无助时，一定感到非常困惑。一年夏天，他和我同去参加了新斯科舍的某个夏令营，就在那里，我的抑郁症又严重地发作了。我完全没法正常生活，早上勉强爬起来参加营地活动，但一有机会就跑回床上躺着。当时迪克才刚9岁，但我被孤寂和绝望折磨得喘不过气来，于是最后把他叫到身边，试图告诉他我正经受的痛苦。我说：“待在我身边，帮帮我，要是我死了，你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那不是他们的错。”

第五章   事业有成的父亲和面临困境的儿子

我15岁那年，也就是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它所带来的愁云惨雾似乎同我那周期性发作的抑郁症状颇为契合。肖特山镇有两个人开枪自杀了，整个社区震惊不已。自然，父亲的财产也受到了冲击，不过他设法将损失保持在账面上。自杀事件发生后，他作出了一个举动，让我至今敬佩不已：他负担起死者子女上学的费用。当大萧条的冲击在1932年真正开始波及到IBM，导致公司股票暴跌时，公司的利润仍然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而由于父亲的薪酬与公司利润挂钩，所以他的收入还过得去。他手有余钱的消息传开来，于是邻居们会在晚上来我家问他借钱。我估计他总共大概借出去10万美金给那些一筹莫展的人。他从未回绝过任何一个人，即使是那些并非很熟的人。肖特山有些家伙在重新宽裕起来之后也没还他钱，我想这事肯定让父亲相当不快。

像许多实业家一样，父亲觉得这次经济衰退只是暂时的。股市暴跌之后几周，胡佛总统发表回应，宣称“任何对美国将来的经济形势或实力缺乏信心的人，都是不理智的”。父亲如果在场，肯定会深以为然、热烈鼓掌。父亲相信经济很快就会复兴起来，所以他在大萧条时期的应对举措就是扩大生产。他在艰难中看到了机会，当订单不足，维持不了工厂正常的开工率时，他下令增加元件库存，等待市场回暖。他加大销售力度，雇佣了更多的推销员。多年以后他还津津乐道于这样一件事情：他去参观一个艺术展，偶遇吉姆・兰德尔，雷明顿兰德公司的总裁，这家公司是IBM在制表机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当时正是1933年，经济大萧条时期最为水深火热的日子，兰德尔肯定以为父亲已经失去了理智。

他对我父亲说：“唔，汤姆，你是不是还在招推销员？”

父亲回答说：“是呀。”

“真让人吃惊！”兰德尔摇着头说，“到处都在解雇人，你却在招人，有意思。”

“吉姆，我老了，”父亲说，“你知道我快60岁了。人在这个要命的时间点上会作出很多事情。有的开始酗酒，有的开始沉迷女色。而我的喜好就是雇人，我还打算把这个喜好一直保持下去呢。”

若涉足的是任一其他商业领域，父亲可能逃脱不了破产的命运。但就IBM的经营范围而言，他这么做是对的——而且很是幸运。在罗斯福新政期间，IBM的规模扩大了一倍有余。1933年初《国家工业复兴法》通过，各企业一时间都必须向联邦政府提供数量空前巨大的资料信息和账目。政府机构也同样需要大批IBM的机器——那是唯一有效管理罗斯福新政中福利保障、金融整顿以及公共工程项目相关事务的途径。1935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法》，使得美国政府成为了IBM最大的客户。为免陷入繁重公务的泥淖，方法之一就是给IBM打电话。整个国家重要的统计数据都开始由穿孔卡片机来记录、处理。

当父亲在IBM取得有目共睹的辉煌成就时，我却在为获得高中毕业证而苦苦挣扎。我换了三所学校，花了六年时间，才做到这件事情，当时我已经19岁了。早在我上高中之前，父亲就预料到了我会有麻烦，因此决定让我在家附近的学校就读。我的朋友们都离家去了寄宿学校，父亲却坚持把我送进了卡特雷特高中，这所学校又旧又破，离我家才十二英里远。大概两年时间里，我孤零零地待在那儿。我每天往返于学校与家之间，早上经常与父亲坐同一班列车出发，晚上坐另一班车回来，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

因为学习成绩一塌糊涂，我开始寻求其他方面的认可。我跑去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但因为我比绝大多数同龄人更瘦、更高，所以根本不是当运动员的料；我的手眼协调能力很差，所以很讨厌棒球；我尝试做个冰球守门员——尽管看着人们从各个方向把冰球朝着我挥来是件刺激的事情，但我还是没能进入首发阵容。在橄榄球队，我也很快就被打发到替补席上去了。球队的教练伯奇・博伊森（Balky Boyson）对我印象深刻——不是因为我在球场上的表现，而只是因为我的出勤：他知道我在训练之后得走很长的路回家。

我的艰难处境似乎促使父亲将深藏于心的温情和关怀表露出来。他知道我四处碰壁，但他从未放弃。他不断告诉我，少年时代并不是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将来一切会更好。他说：“不管怎样，这是人生中的重大转变时期，没人能顺顺利利、一点问题都没有地度过，所以没必要担心。”有时他提到我糟糕的成绩单时，他会说：“我原本希望你在学校的表现更好些，我相信你努力了，不过总有一天，你会破茧成蝶，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而我总是会在心里暗暗回答：“那是不可能的。”对我闯下的乱子，父亲也越来越能容忍。就在进卡特雷特中学后不久，我伙同另一个男生从某个同学那里秘密地买了一辆福特T型车。我们两个都还不到开车的年纪，我都不记得我们是怎么搞到驾照的了。一天，我俩正开着汽车在肖特山镇瞎转，不料父亲下班回来了，我被逮个正着。我俩看到他朝这个方向走来，正想抄小道穿过邻居家的院子溜走，父亲却已经发现了我们，示意让我们停下。

“不错的车子，”他绕着车子走了一圈，开口说道，“过去我也开过这种车，虽然常常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不过开起来挺带劲的。这是你们的车？”

我那哥们儿磕磕巴巴地回答：“呃，不完全是，沃森先生。”不过最后我们还是招供了。父亲问我们把车存在哪儿，我们回答说在卡特雷特中学的后院。“好吧，我要是你们，”父亲说，“就会把它开回那儿，然后把它卖掉或是处理掉。这车会给你们惹麻烦的。”他满可以就这事大发雷霆，但他没有。过了几天我们就把那辆车卖掉了。

后来，父亲让我转到寄宿学校去，这是我少年时代的大事件。我在一个叫作莫里斯敦的地方过了一年，然后转去普林斯顿的胡恩中学。我很想进普林斯顿大学，而入读与其近在咫尺的胡恩中学，让我有种仿佛得偿所愿的美好错觉。

胡恩中学满是纨绔子弟。我看着他们手握酒瓶、身穿浣熊皮大衣、臂弯里挎着姑娘、开着斯图兹勇士跑车（Stutz Bearcat）招摇过市。那种生活方式让我感觉很合胃口。这意味着只要你比别人有钱，只要你受姑娘欢迎，只要你有自己的车，学习便不是那么重要。而我正好有辆很不错的车：一辆红黑两色的克莱斯勒，我在17岁生日那天得到了它。

当时仍是禁酒令施行期间。不过那些地下酒吧并不太管顾客的年纪，我常常带着姑娘们到肖特山镇外的蓝山庄园跳舞。我在女孩子那儿运气并非一直都很好。部分可能是因为我不喝酒，这是我受父亲的又一个影响。不过我倒真的试着抽过一次大麻。那时候人们对“嗑药”还知之甚少，尽管的确有传言说那些黑人乐手之所以弹得一手好爵士是因为他们吸食一种叫作大麻的卷烟。那玩意儿有着如此出色的放松效果，甚至能让那些乐手们在按理只能奏出四分音符的地方奏出八分音符。胡恩中学有个外号叫作“大块头”的坏小子弄了一些大麻卷烟来兜售，我和另一个也叫汤姆的同学合伙买了些。现在汤姆在纽约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而我每次见到他都不忘打趣道：“还记得我们那次抽大麻吗？”总能弄得他恼羞成怒。

那次我们把自己反锁在汤姆的寝室里，每人抽了一整根大麻烟。抽完以后我发誓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异样。汤姆也是。我看着他说：“我完全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你呢？”他回答说：“我也是。”然后他开始大笑起来。我也开始大笑——那种笑法完全不受我们控制——这时我们才意识到不对劲。我们觉得最好是出去走走冷静一下，于是我们来到走廊里。我记得我觉得自己变得像个巨人一样高，根本没法保持身体的平衡，最后一头撞到了墙上。搞成这个样子把我们吓到了，于是我们觉得最好是上床睡觉，等待药劲过去。我们就是那么做的。

我在胡恩高中的表现并不比在前两所高中突出：学习成绩依然不堪入目。但我取得了有生以来第一次重大成就。我刚到胡恩中学的那天，一个家伙告诉我说：“我们这儿有支划艇队，他们用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船屋。”从普林斯顿大学的船库划船而出，这幅画面光是想想就让我激动不已。我立马跑去报名，成为了正式队员，开始学习划艇。多人划艇是一项颇为简单的运动。我不擅长投掷或击打类的运动，但划艇只需要用腿使劲蹬、用手使劲划——我正好有双强健有力的腿。这项运动还能让你到水面上去，而我喜欢和水打交道。我对这项运动着了迷，接下来的一整年都在刻苦训练。我高中最后一年，划艇队的成绩非常好，甚至获得资格参加在英国泰晤士河畔的亨利镇举行的国际赛艇会。我们说服父母提供了几千美金的参赛费用——当时一张三等舱的往返船票只需要一百美元而已——全队一起去了。

就在我全神贯注于划艇运动时，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正在努力为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而奔走。一年之前我就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成绩极不平均。大部分科目的成绩勉强达到或是低于分数线，但物理却考了全新泽西州第一。我喜欢物理；我的老师上课时会作生动的实物示范，比如滑轮能让物体多么轻而易举地被举高。当考试结果出来时，我的物理老师跟我说：“你真是个有意思的孩子。你说你大部分科目的成绩都没法看，物理又是怎么考得这么好的呢？”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好像自然而然就能理解机械物件是怎么工作的。

父亲找的人是本杰明・伍德（Benjamin Wood），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育研究教授。伍德是个异乎寻常的天才人物，这位得克萨斯人自学成才，是美国高校标准化入学考试的倡导者。他与我父亲在20世纪20年代相识相知，当时伍德正急需找到一种机器用以审阅数以万计的考卷、统计考试分数。我父亲听说此事，立即给哥伦比亚大学免费送去一卡车的机器设备。伍德相信，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能被量化，因此数字将在人类文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话对于我父亲那样一个穿孔卡片机制造商来说，无异于动听的音乐。

一位著名的标准化考试倡导者给一个成绩如我这般的人写推荐信实在讽刺。我几乎不认识伍德，但我想我应该会喜欢他。他写给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办主任拉德克利夫・希尔曼斯（Radcliffe Heermance）先生的信非常庄重，同时又兼具热情和宽容。下面是他提到我成绩问题时所说的话：

在应届中学毕业生里，若论心智和品格，我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个孩子排在前十分之一的行列。我对他高中的科目成绩并不熟悉，但我可以断言，他的卷面成绩并不能完全表现他真正的才智、创造力和坚持不懈。依照我的经验，平常那些用于决定高校入学资格的考试和测验，并不足以恰当地衡量他的智力水平，不管他的考分高低如何。

这封信没能奏效，但它肯定让我父亲很满意，因为当他去世时，文件夹里还存放着一份它的拷贝。

我在胡恩中学最后那年的春天，父亲亲自去见希尔曼斯主任，为我求情。他回来以后只是跟我说这事可能性不大了。直到多年以后他才告诉我会面当时发生的事情。招生主任将我在莫里斯顿和胡恩中学的成绩单摆到桌上，对我父亲说：“沃森先生，我看了看您的孩子的成绩，他前途堪忧。”

对此一无所知的我依然满怀希望。我告诉父亲说，我在胡恩中学最后一年的成绩将会有极大的改观。我从亨利回来之后，便到缅因州卡姆顿与父亲及其他家人会合，当时父亲在那里有一栋很大的避夏别墅。我的成绩单正在那里等着我的到来——我到现在还留着那张纸。有几门的成绩还不错，但有三科完全考砸了。最后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想在秋天去上大学的希望似乎很渺茫了。过了两天，父亲把他那辆大大的帕卡特旅行车开到屋子前面。我问道：“把这车开出来干吗？”

“我带你出趟门，我们去各个大学里转转。我们肯定能找到一些愿意接收你的学校。”这正是父亲的作风。现在我依然能从他留下的那些见解里看到这一点：当有些事情必须去做时，绝不能逃避。

我当时在缅因州爱上了一个姑娘，不想离开卡姆顿太远。于是我立即想到有个哥们儿去了罗德岛州的布朗大学。我对父亲说：“我们为什么不去布朗大学看看？”

我们驱车前往普罗维登斯，住进彼得摩尔酒店，父亲给布朗大学招生办公室打了电话。第二天上午我们去了，父亲对办公室的人说：“我是托马斯・沃森，IBM公司的负责人，我儿子正在考虑到贵校就读。顺便问一下，贵校校长是哪位？”

招生处的人回答说：“克拉伦斯・巴伯（Clarence Barbour）。”

“那真是太巧了，”父亲说，“我住在纽约罗切斯特的时候，他正是我们教区的牧师。”在那个时候，布朗大学的校章规定学校校长必须是神职人员。

我们去了克拉伦斯・巴伯的办公室向他问好，巴伯派人带着我们参观了一番校园。当我们回转时，招生处的人正在看我的成绩单。他说：“他的成绩不是很出色，不过我们还是考虑收下他。”

第六章   初涉爱河

那个让我流连于缅因州的姑娘叫作伊莎贝尔・亨利（Isabel Henry）。我想同她结婚，尽管当时我才19岁，还没上大学。此后五年间，我只心系于她一人，直到我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伊莎贝尔比我大两岁，是社交圈的明星，当时正同一个叫作约翰・艾莫斯（John Ames）的年轻人约会，艾莫斯富有英俊，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我是在一位叫作康韦・彭德尔顿（Conway Pendleton）的朋友帮助下同伊莎贝尔结识的，康韦是我在胡恩中学的哥们儿，是个急性子的金发小伙，那年夏天我把他邀请到卡姆顿做客。

一天晚上，我和康韦正在一家高尔夫俱乐部跳舞，伊莎贝尔和艾莫斯露面了。他们走进来时，所有人都停下来看着他们。她是我所见过的最可爱的姑娘。她有一头金发，眉毛颜色很深，脸型有点方，仪态非常优雅——她走起路来双肩自然地往后压。艾莫斯穿着黑色的无尾晚礼服，衬衫雪白，系着黑色领结，下穿白色法兰绒裤子，看上去非常出众。对我而言，他们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人物，但我那哥们儿彭德尔顿却径直跑去搭讪。随后，我迫不及待地将彭德尔顿拖出舞池，开口问道：“她怎么样，康韦？她怎么样？”

“老天，汤米，她跟我们认识的姑娘完全不一样！她棒极了，非常有趣。”

那年夏天的社交季节，伊莎贝尔一家颇受瞩目。他们来自费城，过着一种我从未见识过的生活。伊莎贝尔的祖父曾买下一小块延伸到佩诺布斯科特湾中的半岛，将它改造成家族的私人后院。伊莎贝尔的母亲出自费城最赫赫有名的比德尔家族。他家的宅邸从外面看去非常低调，内里却彰显出主人不凡的见识和品位。我曾注意到她家里四处都摆放着外国杂志，他们玩西洋双陆棋，那玩意儿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我让康韦将我介绍给伊莎贝尔，我耐心等待，直到约翰・艾莫斯离开，然后开始对伊莎贝尔展开攻势。我们断断续续地见了四五个星期的面后，我终于把她抱在怀里，亲吻了她，并且告诉她说：“伊莎贝尔，我爱你。”

她回答道：“我也爱你，汤米。上帝知道，我曾经努力不让我自己爱上你，但我做不到。”本来我应该从那时就开始担心，但相反，我只是欢欣雀跃地回了家，心里就像有小鸟在歌唱，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我开始整天跑去见她。伊莎贝尔的父亲是个亲切的人，很有学问，但在家里做不了主，她的母亲亨利夫人才是家里的掌权者。他们曾邀请我到他家的游艇上过夜或是到府中共进晚餐。一在桌边坐下，亨利夫人就会开始说些暗讽我的话。她会描绘某场花园聚会，“莱昂内尔・史密斯一家人也在那儿”，然后她会转向我说：“当然了，你肯定不认识他们喽。”每次吃过饭离开的时候，我都灰头土脸的。

我的父亲很喜欢伊莎贝尔：他觉得她气质高贵，而比德尔家族是名门望族。但如果伊莎贝尔和我结婚，那将是一场灾难。亨利夫人肯定会让我一直都不痛快。实际上，我觉得伊莎贝尔自己也没看出多少我本身的优点。一天我们开车出去，她对我说：“我很有钱，你也是。我觉得我俩不应该去工作。我们应该把钱合起来，然后四处旅行。”

大概有两年时间，我俩非常亲密。她同父母住在一起，我在布朗大学上学期间，我们经常约会。转折的时刻在我21岁时来临。那是1935年夏天，我到波士顿接了伊莎贝尔，打算开车前往缅因州。大概到了罗克波特镇附近，我们翻过一座山，面前出现了一个岔路口。这时她开口说道：“汤米，我们别在卡姆顿停了。我们一直开去蒙特利尔登记结婚吧。”这个提议非常诱人。但我转念想到了我们两家之间的距离。于是我回答说：“我觉得我们不该那么做。你家人永远都不会原谅我，我妈妈也会很生气。”

于是我们还是开去了卡姆顿。几个星期之后，伊莎贝尔告诉我一切都结束了。我的心都碎了。我回到布朗大学，接下来一年多都没有约过女孩子。亨利夫人后来成功地为她女儿撮合了一桩门当户对的婚事，并且活到大概95岁的高龄。她一直很富有，每年秋天都会到巴黎丽思卡尔顿酒店住上一个月，采购当季时装。许多年后我在那里遇到过她一次。我下楼走向大厅，跟她打招呼：“亨利夫人，你好啊。”

她回答说：“汤米・沃森，你现在可成了大人物了。有空一定要到费城来，我请你吃饭。”

如果你在1933年做客布朗大学，能清楚地看到大萧条带来的影响。校园看上去破旧不堪，相当多的学生面黄肌瘦。他们中有许多人每天从像波塔基特那么远的地方坐公车上学，只因为负担不起寄宿费用。

不管怎样，我属于那少数一拨，我们这帮人手头宽裕，过着奢华一如大萧条之前的生活。我加入了厄普西隆兄弟会，该兄弟会以其喜好玩乐而著名。周一到周五，每晚我们都一起到城里去，在彼得摩尔酒店喝酒跳舞。我们有自己的公寓、自己的汽车，生活放荡不羁。周末的时候我们会驾车前往佛蒙特州的滑雪胜地，或是去全美最著名的女校史密斯学院或瓦萨学院里泡妞。

身处这种环境下，我内心经受的撕扯甚至比绝大多数不知前路为何的肄业生来得更激烈。我过着花花公子般的生活，但我能看到整个国家正处在极大的经济困境中。我感到强烈的冲动，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最终却连举手之劳也没能尽过。我同我那帮哥们儿一样，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但他们的父亲都是共和党人，我的父亲却是一个公开的新政拥护者——一个民主党人。

这些年里，我和父亲相当疏远。他此时已年届六十，开始赢得国际声誉，成天忙于社交和商务活动。每隔几周，他都会给我写封长长的信，信里充满说教，还夹杂着他曾在IBM销售会议会场上张贴过的那些标语口号，比如什么“追求完美”“成就自我”，而那些信，我都是匆匆扫一遍就丢掉。

我有大笔金钱可供挥霍。家里每月给我300美元——大概是当时美国普通家庭一月收入的两倍。而我必要的开销只有学杂费和置装费。父亲从未过问过我怎么花钱。每次我们见面，他都会说：“儿子，你钱够不够花？”然后又塞给我几百块钱。而我会花得一分不剩。不过古怪的是，我从未知晓自己到底有多富有。我名下有笔信托基金，当然，是以IBM的股票形式保存着，而父亲从未告诉过我具体数目。每年他的会计师会来找我一趟，让我在一张空白的所得税税单上签字。会计师对此的解释是他还没来得及把单子填好。这样的事情不止贯穿我的大学时代，还在我毕业之后十年间继续上演，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

三个月后，我大学的第一张成绩单出来了，正在1933年圣诞节前。我接到一个电话，让我去见学监山姆・阿诺德（Sam Arnold），之前我曾同父亲一起见过他。阿诺德先生胖胖的，有张和善的圆脸，总是在微笑。“好吧，沃森同学，”他对我说道，“这些分数可不大看得过去。这可不像是你会在大学里有所作为的样子，你得加把劲了。”他的语气很严肃，不过眼里有着善意的闪光。学监大人同我这样的谈话每学期都会进行一次。我是个极差的学生，但他一直容忍着我。而我的父亲则压根没有督促过我要在学校好好表现。后来，当我问他，为何我的成绩如此糟糕，而他还任由我待在大学里时，他说：“我觉得对你来说，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地方偷偷懒要比让你放任自流好得多。”

当我最终实现了自己最大的梦想：学会驾驶飞机之后，我就很少去上课了。大一那年9月，我在经过仅仅五个半小时的教学之后便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单独飞行，那肯定也算是个纪录了。飞行感觉何其美妙！我很有天分，立即便上手了。我倾尽所有投入到这件令我为之疯狂的事情中去：我的身心、我的财力，从中获得了极大的自信。有时我会在半夜爬起来，开车跑去停机坪，飞上一个小时。停机坪管理员对学生们相当放纵——甚至不禁止我们在黑暗中飞行。大一那年冬天，我最大的冒险经历就是加入红十字会空运队，往东海岸的南塔基特岛运送食物。美国东北角毗邻加拿大的区域被称为新英格兰地区，包括了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那里的冬天漫长酷寒。我大一那年南塔基特港遭遇了数十年来第一次冰冻封港，一时间岛上居民获得食物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空运。我会在新贝德福德将救援物资装上飞机，然后送达南塔基特岛。父亲发现我自己开起飞机来之后从未责备过我。我猜我俩都下意识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对于飞机的看法，我们必然会存在不同。他只是借由林德伯格之口给了我一些建议（其时他们已是朋友）：“告诉我的儿子，永远不要在疲劳的时候飞行。”

在我入读布朗大学之时，父亲和母亲已经从肖特山镇搬去了纽约，并进入了上流社会圈。在社交季节，即每年的10月到次年5月，他们遵循着一套极有规律的日程安排：周一晚上同别的几对夫妇一起去看歌剧，一周之中会赴两次晚宴和一次慈善宴会，此外每隔几周还会举行一次IBM内部餐会。父亲希望结交纽约每一位重要人物，最终他做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他成为了纽约商会的领袖，并开始同诸如小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 Jr.）、亨利・鲁斯（Herny Luce）之类的大人物来往。他参加了探险家俱乐部，结识了洛维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和海军少将理查德・拜尔德（Richard Byrd）。对拜尔德南极考察队的资助中，父亲也有一份；拜尔德因而将南极一处山脉命名为“沃森悬崖”。他来过我家很多次，我对他无比崇敬和钦佩，因为他是第一个飞越北极点的人，而且他看起来与我父亲是真心相交，而不只是出于金钱目的。父亲喜欢收集重要人物的签名照片，把它们摆在起居室的一架豪华钢琴上。其中有张钢铁大王查理・施瓦布（Charlie Schwab）[1]的照片，上面写着：“致汤姆・沃森，商务机器之王。”钢琴上还曾摆过一张墨索里尼的照片，是在墨索里尼声誉尚好——至少是在某些方面——的时候照的，父亲一知晓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犯下的恶行，那张照片就消失无踪了。

我在大学期间，父亲最有影响力的朋友莫过于罗斯福总统本人了。1932年罗斯福竞选总统时，父亲出过不少力，因此在罗斯福以压倒性优势击败胡佛入主白宫后，父亲获得了出入总统府的资格。后来父亲曾告诉我说，他第一次前去拜见总统时，差点彻底毁掉了总统对他的好感。那是1933年夏天，纽约商会听闻罗斯福总统试图通过《国家复兴法案》对商业行业的工资和生产加以控制，一时间人心惶惶。于是父亲自愿前往华盛顿，请求总统高抬贵手。

他向罗斯福总统致以问候，然后说：“总统先生，我到这里来是想告诉您，纽约的人们觉得您在商业调控方面做得有点过火了。商业行业是该好好管管，但我们也相信此事应该从长计议。如果您做得太过分，会对已经苟延残喘的商业造成毁灭性打击，我们这些人就全完了。”

罗斯福摇着头说：“听着，汤姆，你回去告诉你那些银行家和实业家朋友，我没时间担心他们的未来。我正在想办法拯救这个伟大的国家。我相信我会成功的。要是我成功了，我不仅拯救了他们，也拯救了所有的人。”

这些话使父亲的想法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他看到了罗斯福肩上的千钧重担，于是想助其一臂之力。那次拜见总统是父亲最后一次为保守势力说话。他过去常常告诉我说：“在平常商人眼里看来是对的事情，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几乎总是错的。”接下来的一年，父亲对美苏建交表达了公开的支持，因此重获罗斯福总统的欢心。当时罗斯福正遭到批评说他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太温和了，而我父亲是少数支持他的商界领袖之一。自那之后，父亲成了总统相当亲近的朋友。每个月有那么一两次，父亲会向总统先生献策——有时是应总统的要求，有时是出于自愿。罗斯福的手下有时甚至会索取父亲的日程安排表，以便总统需要的时候能够及时联系上他。我看过许多罗斯福总统给我父亲的回信。这些信让父亲自豪得不得了，他甚至把它们随身放在口袋里，到处炫耀。父亲和母亲经常去纽约的海德公园饮茶，那里是罗斯福总统的私邸，有几次他们还受邀在白宫过夜。这在我们家可是了不起的大事。

罗斯福对父亲给予的支持感激不已，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提议让我父亲出任商业部长或是驻英国大使——这个职位随后落到老约瑟夫・P.肯尼迪（Joseph P.Kennedy）头上。父亲通通拒绝了，因为他不想离开IBM。不过，他以自己的方式为总统效劳：担当罗斯福在纽约的非官方代表。举个例子，如果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将到美国进行访问，罗斯福的某个手下就会给我父亲打电话说：“您愿意为古斯塔夫举办一场午餐招待会吗？”

而当父亲应下此事，他所要做的只是按下一个按钮。他手下有一整个部门，除了筹备公司聚会和其他重大宴会之外什么都不干。招待部门会列出一张宾客名单，如果来宾人数在一百至二百之间，他们将在全美著名的联合私人会所（Union Club）安排这场豪华午宴，费用全由IBM公司支付。父亲将此视为一种既聪明又得体的方式，不仅能宣传公司形象，又能锻炼高级主管——而且能为总统尽一己之力。宴会上，父亲会请来红衣主教斯佩尔曼主持赐福仪式。宴会厅里将设置一个讲台和若干餐桌，精心布置的餐桌前端将摆放有封面交叉绘制着两国国旗的菜单和贵宾身份卡。我相信，单单那菜单，一本就值个0.75美元。父亲曾为许多来访的要人举办过这样的午餐招待会。罗斯福曾经说过：“我负责在华盛顿招待他们，而汤姆则负责在纽约招待他们。”父亲为此感到非常荣幸。

第七章   纠正航向的小船

1936年我大三时，美国政府公布了一份全美收入排行榜，我父亲的名字高居榜首。他的年收入为365000美元，甚至比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还高。报纸给父亲取了个外号叫“日进千金者”，他还被不怀好意地比作“工业界的基德船长”及“最后的强盗贵族”。这些话让父亲很不开心，他觉得自己的收入反映的是他为IBM股东们创造的价值；事实上，公司的经营状况非常之好，以至于每过几年，父亲都认为有必要让董事会将自己的利润分红比率下调，以免自己的薪酬过于引人侧目。有个“日进千金”的父亲并未让我感到困扰。我当时仍在想方设法地挽回伊莎贝尔，不过父亲的富有见诸报端之后，的确有不少姑娘突然对我表现出了比之前更大的兴趣。

在我眼里，不管是罗斯福总统还是大萧条似乎都很遥远。除了反复提及罗斯福是个伟人之外，父亲很少同我谈论政治。不过他的自由主义思想逐渐影响了我，我开始认识到社会公正的重要性。我越是琢磨联邦救济法案，就越是受到打动。到1936年的时候，我已经同兄弟会里那帮拥戴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竞选总统的哥们儿产生了激烈的分歧。接着，在罗斯福连任后不久，我同一些兄弟会的哥们儿到古巴度春假。我们搭乘邮轮从纽约出发，度过了一段开心的旅程。当时的哈瓦那以各种各样的色情服务闻名于世，如果你想找乐子，那的确是个好去处。但当我回到家后，我开始想到：对于古巴人来说，自己的国家正在变成富有美国人寻欢作乐的地方，那是多么糟糕的事情啊。

新政的意义并不是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唯一东西。通过他的说教、他的身体力行以及他对我不端行为的极大容忍，那位上了年纪的绅士不知怎么地触动了我的内心。大概在我大二的某个时候，我开始学习怎样自制自律。

那一年我的室友是个来自匹兹堡的有趣家伙，名字叫作戴维・伊格内修斯・巴塞洛缪・麦卡希尔三世（David Ignatius Bartholomew Mclahill III），也是个富家子弟。我管他叫“怪咖”。我们在沃特曼大街上有间公寓，是间半地下室的屋子，所以我们能够在校外想待多晚就待多晚，同在镇子上认识的姑娘喝酒胡闹。“怪咖”真的是毫无顾忌、为所欲为。也许他父亲根本不介意他会不会被开除吧。不管怎么看，“怪咖”都疯得可以：他养了条大丹狗，又不想费心喂它，于是从街区尽头的那家廉价自助餐厅里买了张餐券，系在狗项圈上。任何时候狗只要饿了，就会一路跑去餐厅刨门。餐厅的人就会给狗喂个牛肉饼，然后在那张餐券上打两个孔。这事在附近引起不小的议论。一些人说应该把那张餐券从狗脖子上取下来，送给某个穷苦的学生。

大二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又被请去见阿诺德学监了。他对我说：“这次你真的要被开除了。我喜欢你的父亲，也很喜欢你，所以看到你得离开学校我真是非常遗憾。”

“我不是个好学生，”我说，“但我不想被踢出校门。”

他回答说：“那你最好开始用功了。”

我跑去找戴维，告诉他说：“我不能再住在这里了，我得待在学校里面了。”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于是在次年1月被学校开除。

我在宿舍楼里找了间单人房，开始埋头苦学。但期末考试迫在眉睫，我知道这次真的完蛋了。说来也巧，就在这时我发现自己右侧腹痛，经过诊断发现是阑尾炎。入院手术给了我一个缓冲的机会——延考六星期。我努力学习，最终通过了考试。

就在同一时期，我还努力地与酒精作斗争。在我家，饮酒是一件备受指责的事情，从父亲母亲第一次见面时开始就是如此——当时他俩就谁也没动酒杯。禁酒令施行期间，父亲在家里从未备过酒，而且他的态度使得饮酒在我家像是一宗罪孽。他对酒精就像对飞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一次母亲想让他服用蓖麻油。为了让它喝起来没那么恶心，母亲在里面掺了苏打水、柠檬汁和威士忌。父亲刚把杯子举到唇边便立刻放下，他一边把杯子里的东西全部倒掉，一边对我母亲说：“我宁愿不这样，珍妮特。”他把杯子刷了一遍，直接倒入蓖麻油，一口气喝了下去。

在IBM，饮酒是被禁止的行为，即便1933年12月禁酒令撤销之后也是如此。公司明文规定，工作时间公司职员不得饮酒；公司聚会上或公司辖区内不得出现酒精饮料。此外还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过量饮酒，哪怕是在业余时间，也会影响你在公司的前途。在恩迪科特，IBM建厂的小镇，有传言说一位谨慎的IBM员工在同妻子喝杯鸡尾酒前都会先把窗帘拉上。父亲并没采取任何举措澄清这一谣言，尽管在我看来他从未有过故意干涉他人私生活的想法。他只是不希望IBM惹是生非。但他手下的人以为他反对一切消遣娱乐，有时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将这种想法强加在雇员们身上。

所以大学时代的我会作出如下行为就不奇怪了：每逢节假日，都不爱回家过。我会在圣诞节当天回家，剩下的假期则前去拜访我兄弟会的那帮哥们儿，在他们家里度过。1935年新年前的一个晚上，我们一群人在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的一个乡村俱乐部里喝啤酒。当时我20岁。我喝了一杯又一杯，在酒精作用下，我似乎连舞技都精进了不少，就这样，我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第二天我受到了良心的折磨。在返回纽约的路上，我开始因为自己的寻欢作乐以及父亲对喝酒的态度而懊恼不已。我的愧疚感如此之深，以至于决定向父亲坦白。那天晚些时候，我有些艰难地走进书房，父亲正坐在里面。“爸爸，”我开口说道，“我想跟您说点事。”我大概地把昨晚的情形描述了一下，说起来其实也不过只是几杯啤酒一点乐子而已。

父亲肯定对我勇于承认错误而感到欣慰。他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能告诉我，儿子。你坐下来我们聊一会儿好吗？”接着他说道：“我年轻的时候也喝过酒，喝酒会带来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我而言，那些结果从来没有一个好的。”后来我听说了一个故事，据我所知，这个故事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连我母亲都没有。我是从他的一位老朋友那里听到的。父亲19岁的时候，去布法罗谋求前程，他的第一份工作同他之前在佩恩提德波斯特镇干的一样：驾着马车兜售缝纫机，这次雇佣他的厂商是惠勒-威尔科克斯。一天父亲做成了一笔生意，跑到一家路边酒吧庆贺。他喝过了头，等酒吧关门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全套身家：马匹、马车、样品——全被偷走了。惠勒-威尔科克斯解雇了他，并且追着他讨要损失。自然，这件事传了开去，超过一年的时间里父亲没找到另一份像样的工作。这桩轶事从未写进IBM的历史，我觉得挺遗憾的，因为它能向那数以万计的IBM职员们解释，为何他会定下如此规则。那时他肯定觉得自己这辈子都完了。我不清楚父亲在那之前酒喝得凶不凶，不过经历了丢失马车和货物这档子事之后，他终此一生滴酒不沾。

父亲的影响开始日益在我身上显露出来，就像宗教之于人们一样。我会接连数夜同漂亮姑娘出去跳舞喝酒，但如此一周之后，我会开始觉得他正在注视着我。也许他身在4000英里之外，但我会觉得他的目光如同穿破雾霾的灯塔，正努力指引我这艘迷途的小船重回正道。虽然那从未让我立刻冲回房间开始埋头苦学，不过的确开始促使我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

我在学校的糟糕表现使我很难看清自己的前路。但渐渐地，我摸清了方向：如果我做好那些自己还算擅长的事情，也许将来自会好的。那主要是些人际交往的事情。我知道怎样谢绝劝酒，知道怎样给人留下好的印象，知道怎样向长辈表示尊敬。在某种程度上，我只是在仿效父亲。他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但他通过自学掌握了足够多的处世之道，所以他缺乏正规教育的事实从未成为他的掣肘。于是我开始努力结交朋友。我学着怎样在谈话中专注于对方，学着不断自问：“我这么说是不是和他的意思相左？我这样做对么？我是不是在某些方面冒犯他了？”我在学校里结交的朋友到今天仍与我保持着深厚的情谊。

大四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越来越为这样一个想法纠缠：退学，用全部时间来玩飞机。我同一个朋友搞了个航空摄影的小生意，但我对自食其力还是心存畏惧，于是我对自己说：“我已经在这儿耗了三年——或许也能熬到毕业吧。”我选了所有能够找到的简易课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争取毕业。尽管如此，最后我能拿到毕业证还得感谢阿诺德学监。他肯定是觉得：“这孩子还是进步不少的，最好还是给他张文凭，让他好自为之吧。”20年之后，我以阿诺德学监的名义捐资在布朗大学设立了多项奖学金。

在大学最后一年，我也开始异常慎重地考虑毕业后的人生。我依然对自己将从事何种职业毫无头绪，但我知道我需要工作经验。于是似乎只有一个可行的解决之道了。我拿起电话打给父亲，问道：“要在IBM找个工作的话，您方便吗？”

毫无疑问，听到这话父亲肯定十分高兴，尽管同时他可能也在心里犯嘀咕：我把他招进公司，将来他会表现如何呢？

他很快作出了安排，当年10月，我开始在销售部做见习生。为我在IBM工作的前景而鼓舞，父亲开始给我写更多的信。而我则一改过去将他的信扫一眼就丢掉的习惯，把那些信一直保存到现在。其中有一封我尤为珍视，那是父亲在1936年12月写的，足有五页纸长。父亲心里总是想着“道义”二字，没有一次不在写信的时候进行长篇大论的说教。他写那封信旨在激励我完成余下的课程，顺利毕业：

……永远记住，生活并不像许多人让你以为的那样复杂。你越长大，越会意识到取决成功和幸福与否的只有寥寥几点。下面我用商业的说法将人生重要的行为准则描述如下。

负债              资产

思想保守        富有远见

贪恋钱财        慷慨无私

孽缘              真爱

宽于律己        品行端正

冷血无情        待人友善

狐朋狗友        知心朋友，自尊自爱

以前我对这种东西总是很反感，但现在看来，它们是多么寓意深刻呀。

还有一些信同我的暑假安排有关。1937年夏天对沃森家族是个重大时期。父亲被任命为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主席，将前往欧洲接受这份殊荣，我母亲和妹妹们会一同前去。他还被邀请顺路前去觐见英国国王。迪克将从寄宿学校毕业，也有好消息在等着我。我得到了第一份主动的工作邀请，来自我父亲的一位记者朋友。他叫作赫伯特・休斯顿（Herbert Houston），是一位日本问题专家，1939年世界博览会的筹委会委托他前往东亚出售展位。他写信问我是否愿意在夏天出任他的秘书。我一边因为得到工作邀约而欣喜不已，一边又因为有人觉得我能够胜任一份用休斯顿的话来说“路途遥远、事务繁重”的工作而受宠若惊。我欣然地取消了与我那帮兄弟会哥们儿进行海上旅行的计划，答应了休斯顿。我将在柏林同他会合，因为国际商会将于6月底在那里举行代表大会。我们将亲临现场，观看父亲当选主席的盛况，然后从那儿出发，取道莫斯科，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远东。

这一系列安排有一个后果，那就是父母亲不能出席我和迪克的毕业典礼，因为他们必须动身前往英国。我们沃森家对仪式非常看重，因此对这一结果我们全家人都很遗憾，我想父亲尤甚。但是没有办法。所以在我毕业典礼那天，我独自一人接过毕业证书，只有胖乎乎的阿诺德学监笑容满面地注视着我。典礼结束时我同一些朋友及他们的家人合影，随后开车前往霍奇基斯参加迪克的毕业典礼。我很乐意履行一次长兄的职责，以免迪克在典礼上觉得自己可怜得像个孤儿。

第八章   欧洲之旅

当我身在前往欧洲的船上时，父亲荣幸地参加了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登基后的首次晨会。我有一张父亲大步走过白金汉宫前庭的照片。他为出席这一隆重场合而盛装打扮，穿着宫廷礼服、及膝短裤、黑色长筒袜和漆皮鞋，胸前挂着一排勋章，都是由与IBM有生意往来的各个国家授予的。从前的缝纫机推销员，现在大名鼎鼎的托马斯・沃森来了。

与此同时，我在漂洋过海的途中认识了一位美人，那是一位来自芝加哥的模特，正同她母亲一起旅行。我对这位姑娘一见倾心。当船驶进南安普敦港时，我前去向她告别，话到嘴边却化成深深热吻。那大概是早晨七点，当我走过甲板准备上岸时，经过的每一个人都在笑我。我很庆幸当时没有照相机把这一幕记录下来。

我在柏林同父母及赫伯特・休斯顿会合时，国际商会1937年度代表大会已经开幕了。国际商会在当时被视为商业界的国际联盟，它的宗旨可以用父亲提出的一句口号概括：“以世界贸易实现世界和平。”那年的大会有1400名代表参加，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许多人都寄希望于像父亲那样的国际贸易商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

柏林的气氛非常紧张。希特勒已经在莱茵兰重新布设好军事力量，大规模的扩军正在进行之中。就在我抵达之后，母亲告诉我们说，她的朋友韦尔特海姆一家正要离开德国。韦尔特海姆家族拥有柏林最大的百货公司之一，当1935年纳粹分子在柏林大街上横行肆虐、打砸犹太人店铺时，他们家的商店也在受袭之列。我们认识的德国人在提到那次暴力事件时只是不屑一顾地说：“哦，那是挺糟糕的，不过你知道啦，现在的年轻人就那样。”而母亲却十分震惊。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意，韦尔特海姆先生已经将商店转到了自己妻子的名下——韦尔特海姆夫人可是如假包换的雅利安人，但他们还是对未来感到担忧，决定离开。因为政治压力而放弃偌大的家产，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难以理解。韦尔特海姆一家最后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售了商店，把所有家当装在六节车厢里，遣散了所有员工，乘着火车去了瑞典。

我还记得和IBM当地经理一同走过柏林要道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 Avenue）时的情形。我们经过柏林总理官邸（德语：Reichskanzlei）时，我看到了头戴钢盔的制服军人。再往前走了一会儿，我看到了苏联国际旅行社。因为想为即将进行的远东之旅获取一些相关信息，我走了进去。与我同行的IBM当地经理漫不经心地跟着我进去了，但当他环视四周，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时，他立刻退出门去。当时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已经剑拔弩张，他不想冒这个风险被别人看到自己站在苏联人的地方。我还参观了日本大使馆，休斯顿带我参加了一次在那儿举办的招待会。那是栋漂亮的建筑，我们站在花园里品茶，这时一位德国外交官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们说，这地方原本属于一位富有的犹太人，现在那人已经流亡他国。在场的诸人听闻此言后都没有发表异议，我却暗暗地想着那位犹太人在自己家宅被强占时心里会是何种感受，那些德国人的无动于衷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父亲的乐观心态让他看不到德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尽管德国人欢迎国际商会在柏林召开大会，但他们并不乐见于促进贸易的想法。他们一直坚持认为太多的国际贸易将毁掉他们自给自足的经济——他们需要这种经济模式，以备战争之需。但父亲相信他那些德国商人朋友，他们向父亲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让希特勒恣意妄为。许多人都犯了这个错误，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当面去问阿道夫・希特勒的想法。在大会进行的第三天，我父亲同希特勒进行了一次私人会面，而希特勒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我的父亲。父亲在会面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赞扬了一番希特勒的诚意。据父亲回忆，希特勒当时说：“绝不会有战争的。没有哪个国家想要战争，也没有哪个国家负担得起战争。”

国际商会代表大会落幕时，纳粹政府授予了父亲德意志雄鹰荣誉十字勋章。彼时此种勋章刚刚设立，用以“将尊荣加于对德意志帝国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士”。我亲临授勋仪式现场，看着德国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将绶带挂在我父亲的脖子上。那枚勋章中间是个白色十字，十字臂之间是金色的纳粹鹰徽和万字花环。父亲当时很乐意接受它，但到了1940年，在希特勒攻占了欧洲许多地区之后，父亲将勋章退了回去，还附了一张愤怒的便条：

尊敬的阁下：

1937年6月国际商会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我在那次大会上当选国际商会主席，我们就世界和平与国际贸易进行了讨论。您曾表示绝不会再有战争，并表达了同其他国家发展贸易的意愿。

会谈结束后数天，您的代表亚尔马・沙赫特先生以德国政府的名义将这枚德意志雄鹰荣誉十字勋章授予了我，以褒奖我对世界和平及国际贸易作出的努力。我基于此项理由接受了这枚奖章，并向您表示，为了这两项大业，我将继续与贵国通力合作。

鉴于贵国政府眼下的政策已经违背了我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同时也违背了我接受这枚奖章的初衷，现将其退还与您。

托马斯・J.沃森

敬上

在柏林时，父亲还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对我的远东之行提供建议。我们俩都把这次出行看成我同现实世界的第一次接触，他肯定十分担心我会径直堕入东亚的花花世界之中不能自拔。他警告我不要同其他民族的女人乱来，因为文化差异会让人很难分清她们教养的好坏。虽然父亲没有直接谈到性的问题，但他用了一种委婉的方式来提醒我。他说：“汤姆，你将去往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那里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非常小心，永远只用干净的毛巾。要是你因为刮胡子或别的什么原因弄破了皮，又用了不是真正清洁的毛巾，你会染上可怕的传染病。”

1937年7月3日，我同父母告别，次日清晨，我和赫伯特・休斯顿在华沙踏上了火车，这天就像是我的个人独立日。我站在那里，一个23岁的毛头小伙，对世界一无所知，亦全然不了解自己。接下去的十周里，我将努力证明自己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秘书。休斯顿的计划是先往东北方向走，到莫斯科，再在那里搭乘穿越西伯利亚的列车抵达满洲里，到达之后便立刻来时推销展示馆厅。当时，满洲里是日本操纵下的傀儡政权的所在地。

刚开始我很喜欢休斯顿，因为是他选择让我出任这份工作的，但我们从未变得非常亲近。他六十多岁，同我父亲差不多，但看上去已然垂垂老矣——拘谨；耳背；没完没了地打瞌睡。他在远东认识许多大人物，并且因为主编一本叫作《世界事务》（World’s Work）的外交杂志而颇有名气。那本杂志曾经一度辉煌，不过在经济萧条时期走了下坡路。我们一同旅行之时休斯顿几乎已经一文不名，是我父亲帮他得到世界博览会的这份工作。

在苏联边境时我们得换车，警卫将我们带的东西毫发无遗地搜查了一遍。很快我就发现，苏联正处在风云剧变之中。在斯大林统治下，人们不分左派右派都会获罪，或被处决，或被流放。有新闻报道说一位陆军元帅和十四名高级将官被指控犯下间谍罪。他们在八个小时的秘密审讯中被确认有罪，立即处决。尽管谁也猜不到斯大林的整肃行动将达到何种程度，但那些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推测，有非常多的人命不久矣。

不像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专程前往苏联进行朝圣之旅的美国人，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只是在去往东京的途中经过了这个国家而已。不过当时距俄国革命发生才20年，出于个人好奇，我倒是很想看看这一全新社会体制的运转情况。在火车上，休斯顿打着小盹，而我则在思索。让我感到困扰的是，在美国的时候，即使只是谈论共产主义都会被视作异端。为什么那些有思想的人会不乐于探讨别的财富分配方式呢？实际上，美国的财富分配方式也不见得是全然公平的。母亲总是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父亲工作努力，因此获得了成功。”但我能想到有许多别的人，工作如同我父亲一般努力，却什么也没得到。也许别的社会体系在这点上会做得更好；我愿意相信共产主义制度有它自身的优点。

当列车抵达莫斯科时，一个苏联国际旅行社的人到车站接我们，开车把我们送到了莫斯科最好的酒店——大都会酒店。这地方看起来相当破败，我很感兴趣地了解到酒店的许多房间里住的是来自当地工厂的生产能手——我不禁暗自揣测这种对先进个人的奖励是否同列宁提出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有关。另一位长住大都会酒店的是基恩・施瓦泽，一个荷兰人，是IBM驻莫斯科代表。当时IBM同苏联政府有大笔生意往来，苏联政府依靠IBM的机器处理“五年计划”相关的大量数据。施瓦泽看出我的单纯无知，便把我邀请到他的房间，给我上了一堂有关苏联的“速成课”。“在这里要当心，”他告诉我说，“他们会用美人计让你落马。他们还会监听你的房间，所以要小心说话。”接着他告诉我莫斯科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所有的苏联人对此都心照不宣。从一开始，斯大林就通过处决右派人士树立起了威势，接下来——施瓦泽在这里用了推销措辞——他逐渐扩大“目标市场”的范围，直到枪决判决在苏联变得像美国的交通罚单一样司空见惯。我在他房间里坐了两个小时，听他说着政治宣传、密探、黑市、住房短缺以及使整个国家陷于瘫痪状态的官僚主义。离开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惊呆了。

在美国大使馆，当出示了国务卿科迪尔・赫尔（Cordell Hull）——他也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写的介绍信时，我们受到了热烈欢迎。我在大使馆里遇到的每一个人在谈到苏联时都表达了不同程度的厌恶之情。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二等秘书乔治・凯南。他是个瘦瘦的黑发男子，充满热情，当时年仅33岁。他将苏联描述成一个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独裁政权。

过了一两天我给父亲写了封信，在信里说苏联是个可怕的地方。我原本以为他会生气地回信告诉我说闭上臭嘴别惹麻烦。但不到三天他的回信到了，信里只是简单地说道：

我相信你会发现，对于民众来说，现在苏联的条件要比战前好了很多。此外，你要记住，每个国家都能找到对于自己人民来说最好的体制方式。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没有责任和义务去批评或是建议他们该怎么做。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在接下来待在苏联的日子里，我收敛了对于苏联政府的批评言论。

苏联国际旅行社的人尽心竭力地想让苏联给我们留下好印象。我们做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列宁格勒之旅，在那里他们让我们参观了历代沙皇收藏的艺术珍宝以及奢华宫殿——沙皇们修建这些宫殿时，俄国的民众正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让我们对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有个概念，苏联国际旅行社安排我们搭乘巴士参观了莫斯科郊外的一处集体农场。它看起来同一处平常的美国农场差不多，不过他们照料孩子的方式倒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将孩子们放在干净明亮的托儿所里。我对孩子们表现出的兴趣比对农场本身还大，让我的导游很是懊恼。当我想给一个小男孩钱的时候，导游没好气地说：“他们不需要钱。他们有的是。”不过最后我还是悄悄地把钱塞给那个小男孩，孩子迫不及待地收下了。

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对休斯顿指派我做的工作之少非常不解，他宁愿亲自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在日本大使馆为我们东去的行程拟定计划。大概一个星期之后，他告诉我说还将有一个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加入我们，这更是让我吃惊了。那个年轻人叫彼得・韦尔（Peter Weil），是纽约一位著名投资银行家的侄子。当我问休斯顿为何前来时，他说：“像你一样，做我的秘书。”这让我大为光火，因为我觉得休斯顿根本不需要两个秘书。我追问他，最后他终于说出了实情，原来彼得・韦尔是由家里出钱送来的，正同我一样：我的此次出行全出自父亲的私下安排，他向世界博览会组委会支付了一笔款项，充当我的工资和旅费。这对我的自尊心是个严重的打击。如果知道这是父亲的安排，我肯定不会接受这份工作。我觉得受到了父亲的欺骗；我气自己为何没有很快看穿事实真相；我恼恨休斯顿一路瞒着我。我心想，如果休斯顿实际上并不需要我，那我就用父亲的钱瞎混过这趟旅程好了，就像我之前四年在布朗大学干的那样。但我没能轻易地将恼怒难堪之情抛诸脑后。接下来的八周是我一生中最混乱的时期。

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期间，彼得・韦尔和我共住一个隔间。他是个相当友好的人，看起来很有教养。每天晚上我们都会玩西洋双陆棋到很晚，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当我们抵达满洲里时，我下棋已经输给他四十美元了，这让我气得跳脚，特别是在我当场抓住他偷看一本叫作《双陆棋致胜秘籍》的书时——他偷偷地把这本书藏在行李里。自那以后，虽然我们相处得还算融洽，但我却对他有所戒备了。火车走得很慢，经常停下。我经常长久地凝视着窗外的泰加森林，郁郁葱葱的针叶林和白桦树无边无际，一眼望不到头。我幻想着，要是能获准开辟一条穿越这片辽阔大地的航线，那将是全世界最有利可图的航线：只要5天就能从柏林到达东京。我对西伯利亚人充满好奇，每次火车在某个小镇靠站，我都会下车逛逛，在小店铺里讨价还价一番。在那漫长的6天里，这似乎是我唯一的乐趣，除此之外只能同我们发现的一群德国人和几个英国姑娘坐在三等车厢的贩夫走卒中间唱唱歌说说话了。

火车摇摇晃晃地从西伯利亚原始森林驶进了日本的势力范围，这意味着我们重新回到了文明世界。要抵达东京，我们得先穿过满洲里，接着穿过整个朝鲜半岛，在釜山搭船渡海。一路上，我为日本人的工作成果而惊讶不已。他们控制满洲里刚刚6年时间，就在这里我们却坐到了一辆极好的火车，这辆叫作“亚洲号”的火车装有空调，车身是流线型的，跑起来非常快，而且稳当得就像一艘驶在平静海面上的船只。唯一让人不安的是随处可见日本兵力集结的迹象——火车站里的部队和军车、港口的战舰。我为日本当时的现代化程度深深吸引，以至于未能对那些备战行径足够留心——甚至一个日本便衣密探走来宣称我们拍摄了一处军事禁地的照片，将我们的胶卷全部没收时，我也没太在意。但就在几天之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一些历史学家将此称为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我们抵达东京后，住进帝国酒店，开始出售世界博览会的展位。休斯顿把事情办得乱七八糟，让人绝望，而且他还遮遮掩掩，不让彼得或我拆哪怕一封信件，甚至连日程安排都对我们保密。幸亏他人脉甚广，最后展位都卖出去了。通过同休斯顿外出应酬，我们认识了许多日本名流，其中包括一位纸业公司老板藤原银次郎（Ginjiro Fujhara），他后来当上了内阁商工大臣。藤原银次郎邀请我们到他家欣赏茶道，随后谈到了日本侵华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将对日本同英美之间的关系产生的影响。藤原毫不遮掩地说日本已经不再惧怕英国，因为英国已经日薄西山，而日本却如日东升。当休斯顿问道：“那美国呢？”藤原微笑着说：“我们乐见于罗斯福总统的‘睦邻友好政策’。”对这句话，我是按其字面意思来理解的——对我来说，很难相信日本会将美国视作对手。相反，我在东京印象最深刻的恰恰是日美两国之间利益关系的深厚程度。我以前一直觉得日本是个非常遥远的国家，但我在东京时不断见到熟悉的面孔——认识我父亲的人、我认识或是熟知的常青藤大学毕业生，甚至还有一位日本伯爵——我在胡恩中学念书时，他正是普林斯顿大学最有名的公子哥儿。

这时我正在考虑对原定行程作出一个大的变动。我在IBM的实习本应在秋天开始，但彼得正在安排相关事宜，准备在我们结束东京的事务之后前往印度，我也想一起去。于是我写信给父亲征求同意。他的答复带着怒火，几乎要把电报线烧焦了。

出于对未来的考虑，我不会准许你进行此次旅行。公司规定秋天开始培训。你不会希望自己搞特殊化的流言伴随你的职业生涯……你的理智会告诉你，应该同休斯顿先生一同回国，正如原定计划安排的那样。不要耽误自己的前途，不要让我失望。

父亲

我没有胆子更进一步地挑衅他——至少不是当面挑衅。于是我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他的抗议。在远东地区待了三个星期后，休斯顿告诉我们，接下来在日本的时间里我们可以自由活动，我想找个法子给我此次出行来个精彩收尾。当时日本刚刚占领北平，我向彼得提议一同到那里去拜访我们在西伯利亚火车上认识的两位英国姑娘。我们恳请休斯顿帮我们弄来了官方许可，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两周的参观。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我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北平已是战区。我父亲自然很清楚：当休斯顿告诉他我们去了哪里时，父亲大发雷霆，可怜的休斯顿首当其冲被骂了个狗血淋头。我们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在东京火车站，我们在那里看到挤得水泄不通的士兵和送行亲属。看着那些家庭与他们儿子之间仪式般的告别场面，我第一次认识到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是多么深入人心。人们会在火车启动前大约一个小时就来到车站，把自家儿子安全送上火车，接下来所有人会不断地高呼“万岁”，持续大概十五分钟，手里还挥舞着小小的日本国旗。接着，就在人们的嗓子渐渐嘶哑时，会有人起头唱起歌来。歌声又会接着再延续十五分钟。接着他们会山呼万岁，一遍又一遍。在列车启动前的最后几分钟，车上车下会爆发出极度兴奋的尖叫。等火车开动时，每个人看上去都筋疲力尽了。

到北平的旅程花费了5天时间。我们一踏上中国的土地，目光所及之处皆是战争留下的疮痍——火车站屋顶上持着机关枪的士兵、断壁残垣、战壕弹坑。看到这些我没有害怕，反而感到兴奋。我们旅途的最后一段是从天津到北平，这段短短的距离花费了我们一整晚的时间，不过我几乎没有意识到火车龟爬般的速度，因为我的目光被车厢里的各色人等深深地吸引住了：一个中队的士兵；一个藏族贵族和他的妻小；一个前去北平同丈夫会合的白俄美女。一个日本兵紧紧地盯着我看了一阵，然后走过来，指着自己，开口道：“来用英语唱歌吧！”他曾上过教会学校，会唱那支古老的宗教歌曲《马萨在冰冷的黄土中》(Massa’s in de Cold Ground)。之后他还唱了几首歌舞伎表演的曲目，非常动听。

我们住进了北平贵宾楼饭店，拜访了那两位在西伯利亚火车三等车厢里认识的英国姑娘。其中一个姑娘正和一位来自美国大使馆的海军士官同居，这在我眼里看来相当新鲜。他们倒不是真的准备结婚了——只是住在一起。大家在北平都这么做，在当时这是个享乐主义者的天堂，之前我从未见过哪个城市如此这般。在这里，你不用很多钱就能过上灯红酒绿的生活。每月10美元就能雇个上好的仆从，1.8美元就能包一整周的黄包车，其他的物价相比之下也非常便宜。因为这个原因，北平吸引了大批的西方人，包括来自各个国家的社会渣滓。一次晚宴上，我发现自己左手边坐着一位来自纽约、首次登台的男演员，而右手边坐着一个法国瘾君子。北平的社交场合并未因为日本占领而受到丝毫影响，最受欢迎的夜生活去处之一就是贵宾楼饭店的顶层。你可以在这里坐下来，点上一杯杜松子酒，看着炮火划过城市西边夜空——在那里，战斗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彼得和我认识了一对姓方斯托克的兄弟，他们来自长岛，在北平混得如鱼得水。当时北平城里到处流传着关于战争的谣言，一天晚上方斯托克兄弟提议说我们应该亲自去市郊看看情况如何。第二天清早他们雇来了车和司机，找来一面硕大的美国国旗，铺在车子的引擎盖上，然后我们出发了。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在两周前有两百名中国人被日本人伏击、屠杀。只见路的两边新坟累累，死亡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

接着，在我的极力鼓动下，我们去了机场。令人意外的是，我们的车居然径直开到了停机坪边上，一路上无人阻拦盘问。我们看到了执行任务归来的日本轰炸机。那些飞机非常老旧，似乎眼看着就要散架了——我不禁猜想日本并未拿出自己最好的装备投入此次战争，我还对飞行员们感到同情，因为停机坪受到过轰炸，跑道上满是弹坑，这会让飞机降落变得很危险。我打算照几张相片，于是带着照相机下了车。这时我听到身后传来两下“咔啦”声。我转过身。一个日本哨兵正把刚上好膛的机枪笔直地对准我的胸口。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原来美国国旗也不是万无一失的护身符。这个插曲把我们吓坏了。我跳回车里，灰溜溜地回城去了。

在北平剩余的日子，我积极地加以利用——用在商店里。我喜欢买东西。我到北平时口袋里装了400美元，一周之后我花得一个子儿不剩，换来两只装得满满当当的行李箱。我给妹妹们买了古香古色的中式裙子；买了浮花织锦的丝绸浴袍，袍子的内里是未出生羊羔的毛皮；我还买了不计其数的翡翠和青金石雕件。商人们都爱死我了，以至于在我离开北平的那天早晨，他们中有不少人派了自己的儿子或是伙计带着小礼物到火车站来给我践行。我前往北平时带着冒险的雀跃心情，离开它时心情却很沉重。

日本侵略的步伐在上海陷入了停滞，我一路上遇到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很紧张。在火车上时，我附近坐了两个表情严肃的日本兵，他们正要将他们上将的骨灰运回东京。日本有这样的习俗，战死的人会被火化，骨灰被放入贴有标记的盒子，然后按照传统的样式用布包成一个包裹，运回家乡。那两个日本兵要运送的骨灰盒就在他们面前的小桌上摆了一路。

在朝鲜边境，一个日本官员坚持声称我的护照无效，要求我交出100美元。当我拒绝交钱时，他大声嚷道：“这事没的商量！”然后叫进来两个士兵，用刺刀顶在我肚子上，我吓得马上交了钱。

我又气又怕，接下来几天都在想这件事情。我想：“这些混蛋真的是准备打仗了呀！”然后突然之间，美国和英国没有站在中国方面介入干涉日本侵略行径的做法，让我觉得非常丢人。在途经天津前往北平时，我曾见到美国海军的驱逐舰“U.S.S.福特号”停在港口。它在那里等着将撤出北平的美国侨民接回国去，在当时的我眼里，它自然是十分威武的，到处都漆着美国国旗标志。现在我多么希望当时自己上了那艘船呀。

第九章   那是沃森先生的儿子

当我来到纽约州恩迪科特的IBM培训中心时，满心希望人们能够像对待其他那些新入行的普通人一样对待我。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认为此事可能发生。在镇上，父亲的影响力大极了。当我挟着书走过街道时，人们会指着我议论：“看，沃森先生的儿子。”在头一个星期我就掀起了一场小风波，我在下课后走进一间酒吧想喝上一杯。酒吧招待对我说：“你父亲不是对喝酒严令禁止么？”我开始解释那一规定只适用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合，但那毫无意义。自那以后我再也没去过镇上的酒吧，并且开始觉得恩迪科特是个非常讨厌的地方。

尽管IBM的总部设在曼哈顿，但公司的灵魂所在却是恩迪科特。正是在这个地方，IBM的穿孔卡片机被制造出来，其使用方法被展示给客户；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像我这样的新人接受培训，学会怎样把那些穿孔卡片机推销出去。恩迪科特是纽约州西部的一个小镇，离我父亲开始缝纫机推销员生涯的地方并不太远。镇子临河而建，冬天里气候总是阴冷潮湿，镇上有家大公司恩迪科特-约翰逊鞋业公司，不管何时，只要风吹过鞋业公司制革厂的上空，整个镇子都会被恶臭笼罩。尽管如此，我却觉得对父亲而言，这个镇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

我在这里度过了两个痛苦的冬天：1937年和1938年。当时，IBM培训销售员有两个步骤。新人在十月份来到恩迪科特的机械学校，在那里他们会详细学习关于产品的全部知识。次年春夏，他们会被派出去，作为实习销售员跟随资深销售员们进行实地学习。最后他们会在冬天回到恩迪科特，学习销售技巧。当完成了这些步骤之后，他们就能成为独立负责某个地区的销售员，有机会为自己挣来一份体面的生活。对普通的销售员，父亲一年会支付4400美元的工资和佣金——相当于今天的38000美元；而最优秀的推销员年收入会是这一数字的好几倍。我这一班学员个个头脑敏锐，几乎都是大学毕业生。我们吃住均在一个叫作“弗雷德里克”的小旅馆里，这个简陋的地方专门接待IBM的人。每天早上，我们拿着书本沿着镇子的主街走过三个街区，然后向右拐进北大街，进入我父亲的领地。

我必须承认父亲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当他在1914年春天第一次来到恩迪科特时，计算制表计时公司在此拥有的不过一间生产打卡钟的小厂。除此之外，北大街上只有一排酒吧和廉价餐馆。多亏了IBM，到1937年时小镇这一侧的面貌已经得以彻底改观。父亲买下了那些廉价饭馆，以装有空调的现代化白色厂房和一座宏伟的研究与发展中心取而代之，研究中心正面还有着英属殖民地时期风格的柱子呢。任何人只要走过这个地方，就能感觉到蓬勃的企业精神和生命力。IBM的员工待遇很好，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人工作的车间很干净，机器一尘不染，硬木地板擦得锃亮。工厂后面的小山上也能看到父亲竭尽所能为员工提供最好待遇的证据：他买下一间旧的地下酒吧，把它改建成一家有着两个高尔夫球场和一处射击场的乡村俱乐部，饮料自然是免费。任何员工，一年只要交一块钱就能加入俱乐部。一周里有三天，俱乐部还会提供晚餐供应，以便IBM员工的妻子们有个机会从灶台边解脱出来喘口气。父亲还举行免费的音乐会，开办图书馆，并且设立夜校以供员工自我提升。他信赖慷慨宽容的管理方式，而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在恩迪科特，人们的道德素质和生产效率非常高。在那个工会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年代，IBM的员工从未觉得有任何组织工会的必要。

这些做法有的全属父亲的创举，不过他的灵感不少是来自于一位传奇实业家，乔治・F.约翰逊（George F.Johnson），也就是恩迪科特-约翰逊鞋业公司的创始人。远在父亲到来之前，约翰逊已在恩迪科特镇有着赫赫威名。他早年间只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制鞋小工，在波士顿附近的一家工厂干活，后来成为历史上思想观念超前而闻名的实业家之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事业兴旺发达之时，约翰逊开始着手将恩迪科特打造成他称之为“工业民主主义”的样板镇。他兴建了镇子的中心：一间学校，公园、运动场、游泳池以及一个图书馆和一个高尔夫球场，然后把这些设施全部捐给镇上。他在进出恩迪科特的公路上修建了石头拱门，上面刻着“诚信之家”的字样。他为员工支付医药费，还提供低息贷款和镇子附近的好地皮，以便他们搭建自己的房屋。约翰逊在员工住宅区修建了一座朴实无华的房子作为自己的家。尽管在这片河谷地拥有两万名员工，约翰逊却一直将自己视为一个工人，就像我父亲总将自己看作一个推销员一样。

从一开始，约翰逊就向我父亲提供了无私的庇佑和帮助，欢迎他到恩迪科特来，鼓励他在此地修建CTR的厂房。他教我父亲学会了许多为员工谋求福利的办法，就像约翰・H.帕特森教我父亲学会如何掌握推销之道一样。但在1937年，大萧条使得约翰逊精心打造的童话故事走向落幕。他的鞋业公司每况愈下，因为缺乏足够的资金用以保护员工免受经济衰退的打击，他不得不遣散了数千名雇员。与此同时，IBM却在不断发展壮大，许多恩迪科特-约翰逊公司职工家庭的子女都去了我父亲那里工作。但我父亲从未停止过对约翰逊的敬仰，他常常前去探望，即便是在约翰逊年老体衰卧床不起之后也是如此。一次这样的探望中，父亲带上了我正要去耶鲁大学念书的弟弟。而约翰逊这位垂垂老矣的伟大进步思想家，瞥了一眼穿着考究大学生服装的迪克，从枕上抬起头来咆哮道：“嗯，你将来打算干什么？”我想，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其实是想知道年轻人能为社会作出什么贡献吧。

IBM的校舍坐落在北大街，正在父亲“王国”的腹地。当时还没有多少公司设立自己真正的培训学校；父亲的这个点子效仿自现金出纳机公司，他还将其加以发挥。学校的目的是为公司培养未来的管理人才，父亲同我们这些受训人员说起话来就像对待同事一样。学校的一切都是为了启迪和鼓舞学员的忠诚、热情和远大理想，IBM将这些视为成功之道。学校的座右铭是“THINK”，它以黄铜铸在学校大门的正上方，每个字母足有两英尺高。走进学校大门，迎面是一排花岗岩台阶，为了使学员们每天步上台阶前往课室，都置身奋发向上的氛围之中，花岗岩台阶从上往下依次铭刻着这样的字：

思考

观察

讨论

聆听

阅读

每天早上，我们在课堂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体起立，齐声合唱IBM之歌。事实上我们有个专门的歌本，名字就叫《IBM之歌》。翻开来第一页是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对开页上则是IBM公司的主题歌：《永远向前》（Ever Onward）。歌本里还有数十首赞颂我父亲及其他公司领导人的歌曲，用大家耳熟能详的曲子配词而成。我最喜欢的歌之一是写给弗雷德・尼科尔（Fred Nichol）的那首。尼科尔原来是父亲在现金出纳机公司时的秘书，他同我父亲一起来到IBM，就在前不久刚被提升为公司的副总裁和总经理。用激动人心的讲话来赞颂我父亲是尼科尔的拿手好戏之一，他的成功昭示人们，忠诚能让一个人在IBM走到多高的位置。尼科尔的这首歌配的是当时很流行的《男孩们向前进》的曲子，歌词如下：

V.P.尼科尔是领头羊，

为IBM勤勤恳恳，

多年前他出身基层，

如今当上领导人，

他的事迹多么鼓舞人心！

公司之外的许多人觉得我们这种唱歌的惯例很古怪，但我们的班主任对这种看法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公司有这些公司歌曲，它们能够鼓舞士气。下面大家一起来学这些歌。坐在钢琴前面的这位奥弗莱厄蒂先生会先给大家示范一遍，然后你们跟着唱。”

我们的老师都是公司的退休人员，同我们一样穿着IBM的规定着装——黑色西装、白色硬领衬衣。父亲相信，如果你想把产品推销给一位生意人，你首先得看上去像个正经生意人。教室讲台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张我父亲的大幅照片，照片上的他目光审慎，炯炯有神。教室里其他地方也到处张贴着他的警句，而且同每间IBM办公室一样，有一个醒目的“THINK”标志牌。杂志漫画家们过去常常以这些标志牌为素材逗乐，而那些挑剔IBM的人则认为这些标志牌实在可笑：在一个公司老板被如此凸显的公司里，谁能真正地思考呢？但对于公司里的每一个人来说，这个词语传达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只要你动脑子，你就能卖出更多的机器，前进得更快。

过去我常常对新员工接受公司理念的欣然程度而感到吃惊。据我所知，公司里没人曾经拿那些口号和歌曲开过玩笑。当时的时代和现在不同，我估计在1937年，热忱的态度还不像今天看起来那么过时。当然了，在20世纪30年代，工作要比现在难找得多，所以也许人们不得不有所隐忍。就我而言，因为我就是在公司创始人的家里长大，所以对于IBM的这种文化很能适应。它从未让我感到困扰，除非父亲让事情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板——就像1936年那次，他居然托人谱写了一曲IBM主题交响乐。

公司给我们12个星期的时间了解关于产品的所有信息。我们倒不用再为磅秤或是碎肉机费心——当我还在布朗大学的时候父亲就把那个部门卖掉了。他买了一家小公司取代空出的位置，试图开辟电动打字机市场，但不是很成功。我们学习那些打字机以及一系列打卡钟的相关知识。不过我们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穿孔卡片机上，当时穿孔卡片机的市场需求非常大，其销售额已经占到公司总收入的85%以上了。

起先，我接触到穿孔卡片机时很是激动。我就是在这东西的环绕下长大的，就像对我父亲一样，它的基本理念也能激发我无穷的想象。在工业化的历史上，穿孔卡片机和提花织布机、轧棉机以及蒸汽机享有同样的地位。在穿孔卡片问世之前，会计和档案工作复杂繁琐，只能通过人工来完成。穿孔卡片数据处理系统能够消除大量单调乏味的工作——比如复写账目、誊写账单——而且它价格低廉，做起这些工作来又快又好。显然，它将是未来的潮流趋势，因为这种机器很受欢迎，IBM开始吸引高标准的人才前来加入。

父亲一直说，当查尔斯・弗林特向他发出工作邀约时，正是这些穿孔卡片吸引了他最终加盟IBM。1904年他还在推销现金出纳机时，就已经在琢磨自己的第一台穿孔卡片装置。当时他有一位在柯达公司工作的朋友，使用一种叫作“霍尔瑞斯机”的机器记录公司推销员的业绩。这种机器的工作原理非常简单。推销员每做成一笔交易，相关信息就会用凿孔的方式打到一张单独的卡片上。每月一次，这些卡片会被进行分类、制成表格，得出所有的信息：每个人都卖了些什么，哪种产品在哪个地区销量最好，诸如此类。父亲过去常常就穿孔卡片数据处理的概念作精彩的推销词。他会拿起一张穿孔卡片，说道：“你可以在这张卡上穿一个洞眼，代表一美元——一美元的销售额，或者是你欠某人的一美元。通过这个小孔，你拥有了一份永久的记录。它绝不会被抹去，你也永远不必再次输入这个数据。它能被相加、相减、相乘。它能被存档、累积、付印，全由机器完成。”父亲相信，要解决世界上的数据处理问题，答案就在这张小小的卡片之中。他要做的一切就是不断发展它、完善它，最终IBM将掀起一场商业革命。每次要是有人提到这种卡片时说的是“穿孔卡片”，父亲就会纠正道：“这叫‘IBM穿孔卡片’！”

我去恩迪科特接受培训时，穿孔卡片机已经发展得相当精密。它一分钟能处理400张卡片，打印出支票和地址标签，而且还能以极快的速度完成所有的会计工作，当时这些工作在许多公司还采用人工来完成。我很欣赏这样的设想：一套卡片能让客户以10到12种不同的方式运用同一套数据，我相当自信能把这种卡片推销出去。但是，我很快发现在IBM培训学校里，要做的事情远比赞赏一张穿孔卡片要多得多。我们每个人都得学会怎样给机器编程以完成特定任务。这涉及到在一块“线路连接板”上连接线路，那玩意儿看起来就像个老式的电话交换机。我们每人都有一块线路连接板用来练习，我很善于洞察这些机器的潜力，却不擅长把电线接起来。仅仅过了两个星期，我就得单独“开小灶”以免掉队。无数个夜晚，我和补习老师待在那间空空荡荡的教室里，努力学习如何连接那些小小的导线。

我很快就觉得，对我而言，IBM培训学校要比卡特雷特高中、胡恩高中甚至布朗大学更为糟糕。不仅因为我的表现一如既往地差，而且我时时刻刻笼罩在我那位了不起的父亲的威名之下。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在揣度父亲对我的用意——而完全不关心我自己的想法。培训学校校长葛兰德・布里格斯（Garland Briggs）是我在胡恩中学时的校长。父亲以其一贯的复杂问题简单化原则选择了他担任培训学校校长——我父亲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而他正好认识布里格斯。我一直认为IBM培训学校这份工作超出了布里格斯的能力范围。他有个夸张的念头：要是我当选班长，肯定会让我父亲相当高兴。于是他授意其他学员如此这般做了，即使大家都知道我需要开小灶才能跟上进度。遗憾的是，我当时没有勇气说出这句话：“我拒绝。”

恩迪科特越来越让我感到沮丧。这个地方提供不了多少消遣娱乐，即使它真的有，我也会被迫表现得审慎拘谨。平时我和同学一起在旅馆里吃饭；要是我们出去吃的话就需要花钱，而我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是穷学生。此外，镇上也没什么饭馆可去。恩迪科特的餐厅都是意大利裔工人们的去处，那里的饭菜总是让我肠胃不适。我时不时会在周末叫上一些斯堪的纳维亚籍同学出去滑雪，但当地的山坡并不太适合这项活动。很快我就会回到我那“弗雷德里克”里的小房间，试着把心思集中在那些黑色封面上印着诸如《会计财务机器处理方法》（Machine Methods of Accounting）之类标题的厚厚教材上。

我不断向原来那些大学里的朋友抱怨，于是尼克・兰肯（Nick Lunken），我兄弟会的一个好友，认为我此时正是最好不过的开玩笑对象。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准备飞到恩迪科特来看我。我很高兴。他在电话里还说：“要是你班上有哪位朋友想坐坐我的飞机，就带他们一起来好了。”于是我叫上了副班长和财务干事，这两位都很努力，想在IBM有所作为。尼克迟到了一会儿，我们三个就在恩迪科特小小的机场里等着。最后一架红色飞机降落下来，我能看到尼克坐在客舱里，笑得嘴巴都快咧到耳朵边了。机舱门打开了，一双穿着丝袜的腿出现在我们眼前——那真是双美腿。在我看来几乎有3米那么长。接着美腿的主人露面了，她的样子惹火极了。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尼克是怎么想出这个主意的。那位女郎跳到地面，径直朝机场边缘走去，有个小孩正牵着马等在那里。机舱门再次打开，一个赛马场票贩子走了出来，那家伙穿着长长的蓝色双排扣大衣外套，戴着圆顶礼帽，手里还拿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看到这幅情形，我那两位同学开始不住后退。这时那位性感女郎已经骑上马背开始在机场上飞奔，她的裙子被风高高撩起，都能看见屁股了。最后，尼克走出了飞机。

我开口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尼克，这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你想见见弗恩，就是那个小妞，”他回答，“她很快就会从马上下来，不过她非常喜欢马，要是你们两个打算下个小注赌个小马的话，这位仁兄正好供你差遣。”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赛马的事情。不过此刻我那两位同学正沿着机场旁边建筑物的房根开溜。不管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他们都不想蹚这潭浑水了。我在一个热狗摊上请尼克和他的朋友吃了午饭，这顿饭好像有好几个小时那么长，我恨不得立刻摆脱他们。最后，我站在机场看着他们的飞机远去直至消失不见，然后乖乖认命地回到我的那些课本里去了。

父亲大概每个月来一次镇上。每次他来，当地的经理都会变得十分紧张，因为父亲很善于指出一些别人始料未及的问题并因此大发雷霆。不管他视察的是哪方面的工作，都会坚持深入了解细节，并且总会提出许多想法和问题，这使得人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他经常毫无预警地下达指令，而且可能是在任何时间，所以当他来到镇上时，主管们都不敢离开办公室或自家房子一步。父亲的这种难以捉摸使得他手下的人有时会作出一些古怪的行径。打个比方，葛兰德・布里格斯就会因为纠结于该不该让我旷课前去火车站迎接我父亲的到来而显得疲惫不堪。通常我都会主动接下这个任务，尽职尽责地站在冷飕飕的月台上，看着火车喷着蒸汽徐徐驶进站来。

父亲在恩迪科特最喜欢的地方是“IBM之家”。那是一栋四四方方的意大利式老住宅，有着深绿色的砖瓦，非常漂亮。它原属于镇子的创建者，父亲对它进行了扩建，在它的一侧加盖了40个带浴室的客房，专为来宾准备。客户可以在这里住上一个周末，学习如何使用穿孔卡片机。主卧室则一直为父亲保留。从他的房间窗户看出去，一切尽收眼底——IBM的高尔夫球场、射击场、乡村俱乐部以及厂房。每次他到镇上来，白天会去视察工厂——在机器之间走来走去，把脚搁在某个钻床工人的凳子上同大家谈话，有时会一直聊上半个小时。然后他会走出来，根据刚才的所见所闻给秘书们下达指令。父亲总是时刻注意着工人们的需要。1934年，在一次这样的视察之后，父亲否定了工厂经理的做法，取消了计件工作制，他觉得这一制度会分散工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能专心致志于产品的质量。

晚上父亲会回到“IBM之家”的餐厅，坐在某个客户的旁边——客户们都佩戴着身份牌——开始交谈。晚餐结束后，会有更多的人聚拢到他的桌边，他也许得同15到20个人谈话。这时你就能很轻易地看出父亲是个多么优秀的推销者了。他器宇轩昂，侃侃而谈，时不时做一些简洁有力的手势。不管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人们都会凝神倾听他的谈话。过了一阵后他会说：“先生们，让我们到起居室里继续聊吧。”他会和人一直聊到凌晨一两点。这对他来说倒是没什么，不过要是我在场，我就倒霉了。我总是觉得这些谈话无聊透顶，但又不得不一直待到最后，因为要是我走了，父亲会不高兴。

要想了解IBM，没有比在父亲视察IBM培训学校时置身现场最好的途径了。他说的一些事并没多大意思；他会讲一大堆关于自我修养的大道理，就像我在布朗大学时他给我写的那些信一样。不过他也会讲一些故事，用以阐明他的管理之道。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他怎样学会推销现金收纳机。1896年，父亲在布法罗市受雇为现金出纳机公司的一名推销员。头两个星期他一架机器也没卖出去。最后他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部门经理，那是个果敢的推销老手，叫作杰克・瑞吉（Jack Range）。瑞吉闻言大为光火，把我父亲臭骂一顿——他骂得那么凶，以至于父亲回忆起来时说，当时他只能站在那儿，等待这场暴风骤雨般的训斥过去后，就立刻辞职。但当瑞吉觉得已经把我父亲教训够了时，他的态度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试着让我父亲安心，保证帮他卖出几台机器。他对我父亲说：“我会跟你一块去推销，要是我们失败了，就一起卷铺盖走人。”他们往运货马车上搬了一架又大又贵的机器，就在当天把它卖了出去。瑞吉向我父亲示范了在同商人们交谈时应该怎样切中要害，怎样运用帕特森要求推销员严格遵从的销售技巧进行临场发挥。瑞吉让我父亲近距离地观察了好几次他推销产品的过程，直到最后我父亲心领神会为止。

父亲将这些教诲深深记在心里。他要求手下的主管在认定某个新人不适合干这行之前必须亲自带着这人出去推销三到四次产品。他相信每个员工都有权利从自己的上司那里得到帮助。他总是说：“主管就是员工的助理。”这种上下级关系的界定成为了IBM的《社会契约论》。

我对父亲讲述的这些道理并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我之前已经听过上百遍了。在他前来视察课堂时，我总是会试着离他远点儿。尽管他对此从未说过什么，但我确信他对我没能在班上名列前茅还是很不高兴的。就这样，我咬牙坚持着，最后培训课程终于结束了。为了庆祝结业，我们全班来到曼哈顿参加“IBM百分百俱乐部”。这是IBM的一个荣誉组织，每年举行一次庆功大会——这也是父亲从帕特森那儿学来的，旨在鼓舞士气。公司出资，将数百名完成了销售配额的IBM销售人员请到纽约，参加在华尔道夫饭店举行的盛大宴会。会上，每位销售员都会站到讲台上发言，并在歌声、掌声中接过奖金和奖状。大会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最后，轮到我发言了。我代表全体毕业学员送给父亲一本游艇画册，接着我们作为“IBM父子俱乐部”的最新成员一起在观众面前亮相。这个“父子俱乐部”是父亲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建立了的，父亲深信，重用亲属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第十章   我在IBM当推销员

作为刚刚走出销售培训学校的新人，我却负责着公司在曼哈顿主要的业务区域之一——金融区的西半部分，包括部分华尔街。那些急于向我父亲邀宠的人不断给我招揽生意。我卖出相当多的财务处理机，总能达到销售定额，但我的心情却越来越差。一次我忍不住向父亲手下一个顶尖的销售员表达了微弱的抗议之意。他回答说：“噢，接着干吧年轻人。所有的销售员我们都会帮。你做得好极了，而且不管怎么说，百分之九十的功劳都是你自己的。”在我做IBM推销员的三年里，一直经受着自我怀疑的折磨。

这一时期我同父母一起住，他们在纽约东四区七十五大街有栋漂亮的房子。每天早上我会走去IBM位于麦迪逊大街的总部打卡上班——IBM就是生产打卡钟的，所以每个人包括我父亲上下班都要打卡。接着我会下楼到街角一个叫作“哈尔珀杂货店”的地方喝咖啡。很多年轻人都这么干，有时我父亲也会来，不过他一来店里就会变空。我与同事间的关系相当不错——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听说老板的儿子要来上班时都做好了更坏的心理准备。我甚至还交了一些朋友。不过我离一个成功推销员的形象还相去甚远：会见客户时，我会局促不安、毫无自信。

我第一次的推销经历发生在百老汇大街上，一座与三一教堂相邻的办公大楼里。我到那里原本是探探路，看看有没有潜在客户可以发掘，于是我站在那幢颇有年头的高楼门厅里，看着公司名录，琢磨着该从哪家开始。我手头有份打印出来的名单，标注了这栋大楼里IBM已经接触过的客户——只有寥寥数家。突然，我注意到名录上的一个名字：“麦芽制品公司。”我熟悉这个名字，因为我用过他们的一个产品：一种含有麦芽制剂的鱼肝油，是种儿童营养品。它装在一个棕色瓶子里，瓶口非常大，你甚至能伸进去一把大汤匙。那玩意儿里还含有蜂蜜，所以味道非常不错。

我进了电梯，直奔麦芽制品公司。迈进办公室大门，迎面是个矮矮的橡木围栏，上面有个小门，一位前台小姐正坐在围栏后面。我开口说道：“你好，我叫托马斯・沃森。我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销售代表，不知我是否能见见你们的财务主管，介绍一下我们的穿孔卡片数据处理系统。”

“我想不行，”她回答说，“我们这里今天很忙。”

“那你能代我将名片递给那位先生吗？如果他今天没空的话，我改日再来。”

她接过名片走了进去，不过在她出来时说：“进去吧，小伙子。”我又惊又喜，径直走进总裁办公室，总裁本人从桌子后面站起来同我握手，然后开口说道：“很高兴见到你。”

“荣幸之至，先生，我很喜欢麦芽营养品，”我回答说，“我小时候经常吃，我母亲觉得它非常不错。我刚做推销员，刚才在底下看名录牌时，我想应该先从一家听说过的公司开始。于是我就到这儿来了。”

“你是公司总裁托马斯・沃森的儿子？”他问道。我回答说是。“让我给你讲个小故事，”他说，“我有个朋友，有个公司，他把他儿子带进公司。但他儿子光想着过奢华的生活，不想上班。最后他成个了酒鬼，他父亲不得不解雇了他。”

我听他说完，然后说：“谢谢您给我说这些。我会好好思考的。不过现在我想跟您介绍下用穿孔卡片处理财务事务的方法。”

他回答说：“喔，见鬼，我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我只是听说你是托马斯的儿子，觉得你应该了解一下，许多像你这样出身的人最后都一事无成。那么，很高兴见到你，沃森先生。”他指了指门，我当时就想放弃我在IBM的工作了。对于他为何说了那么一番话，我完全摸不着头脑，当我告诉父亲时，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他只是对我这不如人意的第一次推销经历表示了遗憾。

在那之后，我的运气有所好转。当我成功地引起一位潜在客户对我们的产品产生兴趣时，我会感觉推销是件非常刺激的事情。面对客户时，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总是带他们看实物演示。然后我们会问他们是否可以到他们的公司进行实地考察。其实就是到他们的办公室看看怎样将穿孔卡片应用到他们的财务工作中去。我们会找出易于自动化的工作流程。穿孔卡片特别适用于处理应付账单、应收账款和销售额分析，因为这些东西都建立在相同的数据上。我们很容易就能向客户展示用我们的设备处理这些工作有多么划算。

我们产品中最便宜的一套设备叫作“Intenational 50”。包括了一台卡片分拣机、一台键控穿孔机和一台不具打印功能的制表机，所有这些一个月只用花费50美元。我们会对客户说：“它一个月才要50块钱，就能干完一个姑娘能干的活。而雇一个姑娘你一个月得付90块钱呢。”要是这话吊起了客户的胃口，我们就会再点一把火：“要是花200块钱，我们就能给你换成带打印功能的。你所有的记账查账工作都能由它来做，你就能省下更多的人工费了。”

事实上，我们并不出售穿孔卡片机，正是这一点使得IBM与众不同。在IBM，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提到“销售”时说的实际上是租赁。我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设备的使用以及后续的维修咨询服务。这种经营方式可以回溯到赫尔曼・霍尔瑞斯[2]，他出于纯粹的实用主义目的想出了这一方法。他早期的机器经常出故障，所以人们很不情愿花钱购买；于是霍尔瑞斯将机器出租，并承诺提供维修服务。当父亲接掌公司时，发现这一方法有着意想不到的妙处。租赁制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支持，但正是这一方法保证了公司业绩的稳步发展，并在根本上保护公司平安度过了大萧条时期。一年里面，就算你一台机器也没卖出去，但只要你努力让已经拥有设备的客户满意，也能获得与上一年相当的收入。租赁制正是IBM的最大优势之一。

所有的设备租期均为一年，而签署新的租约给了我们借口拜访我们客户公司的高级主管。我们一直被教导要瞄准高层——在销售培训学校他们总是说：“给决策部门打电话！给总裁打电话！”父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同掌握决策大权的人建立来往的工具。《思考》杂志是其中最为不同凡响的。这本月刊内容广泛，编辑得非常用心，只有在看到第一页下方的一行小字时人们才会发现这是IBM的内刊。每期杂志的卷首都是一篇由我父亲撰写的社论，内容关乎世界的进步和发展。

如果在推销时目标客户表现出送客的意思，你可以说：“先生，我能看出您对我们的机器不是很感兴趣，也许它不是特别适合贵公司，不过既然我来到贵公司，请允许我将这本杂志赠予您，您也许有兴趣看看。你看，这期里面有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汤姆・杜威（Tom Dewey）的演讲稿，还有李・德・福里斯特（Lee De Forest）的文章，他是电子管的发明人。我将这本杂志和我的名片给您留下。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免费订阅。只要通知我，我就会将您的名字列入订阅名单。”《思考》杂志被分发给租用IBM机器的每一位客户，还不止如此。杂志的印数接近十万份，而我们的客户仅有3500家。父亲将杂志送给每一位对IBM表示友好、有可能帮助IBM的人，包括我们业务所在地区的中学教师、牧师和拉比[3]；各个大学的校长以及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所有议员。

父亲从未表扬过我作为推销员的表现。对他来说，只要一句话就能轻易剥夺我的全部自信。在家里我们偶尔会聊上几句，他会问我：“你对那个新的销售计划有什么看法？”或是“你觉得XX先生怎么样？”不管我的回答是什么，他只会听上几句，然后就用一些尖锐的话语来反驳我，像是：“知道吗？要评价XX先生，你还太嫩了。”我觉得父亲肯定十分享受这些互动。也许他只是想考考我，只可惜那是一场无人能通过的测试。

我的销售业绩越好，工作量就越少。我认识一个叫作维克・米德菲尔特（Vic Middlefeldt）的推销员，他和我一样，也很喜欢开飞机。我们会在上午打几个电话进行推销，然后开车去机场。当时纽约销售处的经理是洛蒂・洛马克斯（Lotti Lomax），她是位可爱的女士，和我非常熟，她会为我们“打掩护”。我会跟她说：“我打算和米德菲尔特开飞机去玩。要是有人找我，就说我去见客户了，晚上6点的时候会回父母家。”我完全不关心我的所作所为会给人留下怎样的印象。到1940年时，我已经每天花半个白天在开飞机上，半个夜晚在夜总会里了。

父母知道我经常晚归，有时还会带着满身酒气回家，但他们几乎没对此说过什么。每个星期我几乎都要在斯托克俱乐部（Stock Club）同一帮子人厮混三四个晚上，身边还总会带个姑娘。斯托克俱乐部是当时美国两大顶级餐厅夜总会之一，另一家是摩洛哥饭店（EL Morocco）。在斯托克俱乐部里，一条丝绒绳带将酒吧间同其他部分分隔开。你得走到绳带边去要桌子，要是你在那里花了像我曾经花过的那么多钱，立马就能得到一个好位置。

吸引我去夜总会的不全是美酒，我更喜欢跳舞。那时候流行的主要是伦巴和探戈，康茄舞也短暂地热过一阵——那种舞蹈真是太适合爱出风头的人了——我一般不会参与其中。我同一位名叫特迪・罗德里格斯（Teddy Rodriguez）的舞蹈教练交上了朋友，他的名片上印着“舞蹈教授”的头衔。他的授课地点是自己的公寓，公寓墙上到处都是镜子。我们经常和特迪一块出去玩，还会给他和他女朋友买单。他是个像模像样的家伙，就是有时话太多。一个周六的早上，我在家醒来时已经大概十点半了——前一晚同那帮朋友玩得太晚。当我下楼时，母亲正在等着我，她非常严肃地看着我说：“你该好好想想自己交的都是些什么朋友、过得都是些什么日子了。”

“为什么这么说？”

“大概9点钟的时候一个拉丁男人打电话来，说他发现你把钱包落在夜总会的桌子上了。他好像把我当成了昨晚和你出去的女人，说我的舞跳得如何好，还说我在跳伦巴的时候知道摆臀就算是上道了。”说到这里母亲开始情不自禁地笑起来。特迪把我母亲错认为同我们一起厮混的某个姑娘了。

不消说，我这种夜夜笙歌的生活在IBM内外引来不少流言。我从不在喝过酒后试图掩饰。我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我不要让IBM掌控我的生活”。当然在我父亲看来，事情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不过他没有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收敛行为，而是又给我讲了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皮尔庞特・摩根[4]和年轻时候的查尔斯・施瓦布。故事发生在1901年，就在摩根创建了美国钢铁公司、让施瓦布前去担任总经理之后不久。施瓦布去巴黎“释放压力”，他的不端行径很快漂洋过海传回了美国。当他回到纽约后，老摩根把他叫到自己办公室，告诉他别再在外面闹出笑话了。

施瓦布说：“摩根先生，这不公平。你很清楚我干的那些事你也干过，只不过你是关起门来干的。”

“施瓦布先生，这就是门的作用啊。”摩根回答。

对父亲而言，他在生活中是个了不起的道德楷模，从来没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但他觉得作为企业领导，将不足之处隐藏起来要比不管不顾地嚷嚷“我就是这样，我毫无保留”更好。要是我的确胆大妄为到那种程度的话，父亲也许会以更激烈的方式将这一观点表达出来。但我虽然喜欢寻欢作乐，却从未陷入某桩丑闻，也一直注意不让报刊的八卦栏目抓住把柄。我身边没断过姑娘，但我尽量避免招惹狂蜂浪蝶，部分原因是她们实在让我暗暗害怕。当时夜总会的许多姑娘同时与那么多个男人周旋，以至于她们自己都不清楚到底钟情于谁。我已经被一个美丽而有教养的姑娘伤透了心，所以我知道女人可以给男人带来多大的痛苦，即使她们并不是有意为之。我不敢去想，如果在被丢进纽约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之前我不曾认识伊莎贝尔・亨利，事情会变成怎样。

我从未对哪个姑娘动过真情，直到1939年初我在一次无意中认识了奥莉芙・考利（Olive Cawley）。我旧时胡恩中学的一个同学邀请奥莉芙和我与他们夫妇周末一起去滑雪，想撮合我们。他们到纽约广场饭店来接我，当我走下酒店台阶时，只见一辆小型福特汽车停在那儿，行李架上放着滑雪板，后座上坐着一位美丽不可方物的姑娘。

驱车前往佛蒙特州需要花费6到7个小时，奥莉芙和我聊了一路。她是个漂亮开朗的姑娘，家境良好，不过不是很有钱。当我了解到她自食其力、独立自主时，顿时怦然心动。她住在巴比松酒店，在大导演约翰・罗伯特・鲍尔斯（John Robert Powers）的模特经纪公司里做模特，那是当时最好的模特经纪公司。她上过杂志封面，拍过许多广告，像是在一则为好彩香烟（Luck Strike）做的广告中，她手持烟叶站在一片烟草地里。她的脸孔为人熟知；当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经常会有人在街上叫住她说：“你看起来好眼熟。”有段时间，我发现即使我们吵了架，我也没法将她的身影从脑海中抹去。她的照片总会出现在杂志上，不时提醒着我。奥莉芙有自己一套表达善意的方式，显示出她温柔大方的本性。之前我同许多漂亮姑娘来往过，但谁也没有我在奥莉芙身上发现的那种慷慨大度。她有些孩子气，但我也没成熟到哪儿去，但我从一开始对她就十分认真。

当我父母从妹妹们那里听说了我正在同一个模特约会时，就曾暗示过我正在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我想要一个能给我快乐、爱与支持的人——一个不会让我相形见绌的人——如果我真的想在一生中完成某些事情。当我开始带着奥莉芙出席一些家庭聚会时，母亲起初总是与她保持距离，但父亲却表现得很随和，对她表示了欢迎。对于感情问题，他相当务实。

我在IBM工作的时间越长，对于父亲身周那种宗教崇拜似的狂热气氛就越是厌烦。在IBM的周报《商业机器》上，总是会有父亲的大幅照片，配以大字标题，报道的内容实际上却是诸如“托马斯・J.沃森为新奥尔良分公司剪彩”之类泛泛的事情。父亲越是成功，就有越多的人奉承他——而他来者不拒通通收下。一切事情都围着他转，他不断地发号施令，总有个秘书拿着笔记本一路小跑跟在他后面。他给《思考》杂志写起社论来就好像自己是亨利・卢斯[5]在给《时代》周刊写东西，就好像正有无数读者在等着聆听他的鸿篇大论似的。

我会在全家人一起吃饭时将我的不屑表达出来——在这种场合，父亲总是中心人物。当他侃侃而谈时，大家都会很认真倾听，只除了我。我会摆出最难看的脸色，作出最无礼的举止。我会点上一支烟，懒洋洋地歪在椅子上，翻着白眼盯着天花板看。奥莉芙对我这种古怪举止惊讶不已，我的弟弟妹妹们则觉得我是个讨厌鬼。父亲从未表现出注意到了我这种行为的样子，但我想他肯定暗自认为我渴望得到更多的关注。于是他开始给我一些摆脱推销工作，让我暂时喘息的机会，把我从办公室叫去同他一起出行，或者去他的办公室商量事情。比如1940年他在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发言时，就带我到场观看。那次听证会是关于“科技发展导致的失业问题”——即自动化进程是否夺走了工人的工作机会。父亲的观点是，自动化会促进经济发展、刺激消费，因而创造新的就业需求，并援引了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父亲还让我参与了1939年世界博览会“IBM开放日”的准备工作。赫伯特・休斯顿前去远东推销的展位就是此次世博会的。父亲想把这次“IBM开放日”办成公司历史上最重大的活动。他邀请了一万名客人前往曼哈顿——包括全体IBM工厂的工人、维修人员、销售人员及他们的家属——他们会在酒店里住宿三天，而其中的大部分人此前甚至连纽约都没来过。公司包了十趟火车专列运送来自恩迪科特的人，一趟专列运送来自罗切斯特的人，一趟专列运送来自华盛顿的人，还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包下额外加挂的卧车车厢。为了宣传这一活动，父亲在纽约各大报纸上刊登了整版广告。广告以醒目的标题写道：“他们都来了！”自从一战时期的军队调遣之后，人们还没见过这么多的人同时涌进纽约。当然了，在涉及仪式场合时，父亲总是不遗余力，但“IBM开放日”的规模即使以他的标准来看也是极其惊人的。公司为此花费了一百万美元，大概相当于一整年利润的十分之一。父亲之所以如此大手笔，是想展示IBM的雄厚实力。

父亲殚精竭虑换来的差点是一场悲剧，而非他预料之中的巨大成功。在来宾都已动身的那天晚上，我们接到消息，发生了一场可怕的事故。一辆满载IBM员工及其家属的火车在纽约北部地区与另一辆火车追尾，伤亡人数尚不可知。当时正是凌晨两点，父亲从床上爬起来，带着妹妹简驱车前往出事地点杰维斯港（Port Jervis）。他们到了那儿之后发现没人丧生，不过车上1500人中有400人受伤，有些伤得还很严重。次日父亲和简在医院待了整整一天，他们慰问伤者、安抚家属，保证伤者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父亲还通过电话下达指令，纽约的IBM主管们立即开始行动：往杰维斯港送去更多的医护人员，安排新的火车运送没有受伤以及伤情较轻的人前往纽约。

当这些人抵达纽约后，公司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一处设施齐备的临时医院。最后父亲在事故次日半夜时分返回了曼哈顿，他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为遭遇此次事故的所有家庭订购鲜花。他让手下把花店老板从床上叫起来，以便花束能在早餐前送达酒店房间。父亲处理杰维斯港事故的方式无人能够忘怀。当时我没有参与其中，但他的所作所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看到一个人究竟能为自己的公司做到何种地步。毫无疑问，IBM需要这样的人，从这家公司还在挣扎求生的时候就是如此。

“IBM开放日”终于拉开了帷幕，如同父亲设想的那样隆重、热闹。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为开幕式致辞，接着父亲宣读了罗斯福总统发来的贺信，得到了格外热烈的欢呼。IBM的展馆中，除了意料之中的电动打字机和穿孔卡片制表机展示之外，还举办了一个国际艺术展，艺术展上的画来自同IBM有业务往来的每一个国家。歌剧明星格拉泽・穆尔（Grace Moore）和劳伦斯・蒂贝特（Lawrence Tibbett）登台献唱，费城交响乐团演奏了巴赫和西贝柳斯的作品——以及那首IBM主题交响乐。这些节目通过广播电台全程直播。在当时的我看来，父亲此举实属夸张，但事实证明，“IBM开放日”是一次成功的公共关系案例。

第十一章   从推销员到飞行员

1940年上班第一天，我跻身公司顶尖销售员行列——公司为了照顾我，一笔同美国钢铁公司的业务落到了我头上。这笔生意金额巨大，经过一天的“工作”，我就完成了全年的销售定额。公司内部报纸报道了这个消息，配以大字标题：“小托马斯・J.沃森，在1940年第一个获得业务绩优奖章（HPC， Hundred Percent Club）！”我却觉得很难堪，大家都知道，那全因为我是老沃森的儿子，否则我怎么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创下如此高的销售额。从这一刻开始，虽然我很难想象IBM之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但我满脑子考虑的都是想办法离开IBM了。

如果不是二战爆发，我人生的转折点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美国参战似乎在所难免，我想参军，我希望自己在战时担任飞行员。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可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首先考虑的是怎样逃过上飞行学校，因为我觉得那些军规军纪会让我被淘汰。

我已经不再是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了，我已经26岁，有着丰富的驾驶飞机的经验，不想再到某个培训学校听理论派的老师说一堆口水话。当我听说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海培・阿诺德（Hap Arnold）将到纽约来为新兵队伍发表演说时，就准备去请教他。阿诺德是个非常直截了当的人，不太有耐性。当他演讲完进入提问环节时，我举起手来，他说：“你有什么问题？”

我问道：“我有一千多个小时的民用飞机驾驶经验，我想知道，我能不能不上飞行训练学校，直接加入空军部队。”

“没那可能。去上飞行训练学校。下一个问题。”

但我仍然站着，继续说：“可是，将军，进行重复训练似乎是浪费政府的钱。”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飞行，你那些民用飞机驾驶时间不算数的。”他满脸不耐烦，好像是在命令我坐下。没办法，我只能坐下来，心里却暗想：“我得继续说服他。”

我想躲避上飞行训练学校还有一个原因。我的眼睛有点毛病。我私下里找过一个医生为我进行加入航空部队必经的视力测试，结果证实了这一点。有一个测试仪器是测试眼部肌肉平衡感的，当你往里看时，一只眼睛看到点，另一只眼睛看到线，然后两只眼睛看到的图像应该能重叠起来成为一个球形。当我做完这个测试后，医生摇着头说：“你会驾驶飞机径自和别的飞机相撞，你完全没有深度知觉。”

“可是医生，”我回答说，“我已经在天上飞了一千多个小时了，飞行经验有七年之久了！”

“好吧，总之这很危险，非常危险。”他解释说我眼部肌肉完全没有平衡感。我的左眼视线偏下，右眼视线偏上，偏差程度是空军入伍指标的三倍。但我不想就这样放弃我的飞行员之梦。后来我买了一架这种测试仪器，在家练习将那些点线视像重叠起来。练习之后的结果相当不错，我不仅成功通过体检加入了空军，而且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每年体检我都顺利通过此项测验。

春天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办法可以不去上飞行训练学校，那就是加入国民警卫队。要成为国民警卫队的飞行员，只需要三百小时的民用飞机驾驶经验并通过一次飞行测试。我立即报了名，不到年底我就得偿所愿，被任命为国民警卫队第102侦察中队的少尉。平时我仍在IBM混日子，到了周末就前往位于纽约史坦顿岛的中队飞机场进行训练。

父亲几乎没跟我谈起过关于战争的事情，但在我入伍几周后他把那枚希特勒颁给他的勋章退了回去。我知道他对通过国际贸易促进世界和平寄予了很大希望，而大战的爆发让他无话可说。他不是一个反战主义者，但对于美国是否应该参战，他的心里非常矛盾。这种矛盾的心情反映在他对军需品生产的态度上。一些公司，像北美航空，甚至在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前就已经开始向海外出售战斗机。但父亲不喜欢把恩迪科特变成军工厂的想法，当1940年秋天美国陆军部将一份生产机枪的合同强加给IBM时，父亲不是很高兴。他在纽约州的波基普西市建了一个子公司以完成这项工作，并责令其同母公司保持距离。当然，在美国最终参战时，IBM全力投入其中，父亲非常自豪地将公司的名字印在出厂的武器上。

1940年8月，罗斯福总统对国民警卫队发表动员演说，我终于达成了夙愿：成为一名整装待发的空军飞行员。不久我所在的中队转到麦克莱伦军事基地进行训练。这个基地在阿拉巴马州的安尼斯顿附近，天气闷热潮湿，生活枯燥乏味，跟它比起来连恩迪科特都像是一座花园。但我一点也不介意，因为我终于摆脱了IBM，可以每天飞行。我有个大学时代的好朋友住在基地附近的城里，周末时我可以去找他。在纽约IBM公司过了三年循规蹈矩的生活之后，我开始作出许多极其幼稚的行为。

我还记得辛辛那提市的一个晚上，在那个疯狂的夜晚有一个宴会，我是宴会上唯一身着军装的人，宴会中途一个念头突然蹦进我的脑子：这些人多像罗马焚城之际仍在饮酒作乐的市民[6]。宴会的主人与我大概同龄，十分富有，在这座美丽的城镇拥有一所漂亮的房子，还有个让人羡慕的家庭。不知怎么的，当时我想，他真应该应征入伍。

我走到房子外面透气，发现房子旁有条浇花用的橡胶软管。我从小就喜欢拿这玩意儿玩闹，此时它看起来正像是我对屋子里那些自鸣得意的家伙表达厌恶之情的最好工具。我拧开龙头，拎着水管回到饭厅，对准所有的宾客哗哗地浇了上去。两个大块头男人回过神来，想上前来制止我，但那时我已经跑出屋外，一头扎进游泳池。反正要是被他们逮到，我也会被扔进游泳池的。之后好多年，还会有人在看到我的时候说：“你是不是那个在某某家的宴会上，拿水管大闹宴席的家伙？”而我则会回答说：“不，你认错人了。”

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应该成熟起来了。每当奥莉芙在周末来探望我时，我的表现会好很多。我们在一起非常开心，我能感觉到她的深情，越来越想改掉那些恶作剧，变成一个认真可靠的人。当时我俩都还同其他异性有所往来，但随着战争的迫近，结婚日渐提上了我们的日程。我知道她想成家了，而可能战死沙场的想法使得我也有着同样的愿望。

在1941年11月，我回纽约探亲，带她去了华尔道夫饭店顶层的星光舞厅跳舞，在那里向她求婚。我口袋里揣着一枚钻戒，是那天早些时候在珠宝大王哈利・温斯顿（Harry Winston）的店里买下的，当时我穿着皱巴巴的军服，以没钱为借口，从他那儿得到了相当不错的折扣。这也是我和父亲之间又一个相当大的区别——为了买一枚过得去的订婚戒指，他会举债借贷，而我会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讨价还价、量入而出。奥莉芙和我在纽约长岛洛克斯特谷（Locust Valley）举行了盛大的订婚宴，她的姑姑奥莉芙・谢尔（Olive Shea）也住在那里。她的姑姑嫁给了乙基公司(Ethyl Corporation)的总裁埃德・谢尔（Ed Shea）。在订婚宴上，我们宣布在圣诞节次日举行婚礼。

我一直以为将美国拖进战争的罪魁祸首会是希特勒，却没想到日本会率先发难。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突袭珍珠港的消息时，我正在驾车返回基地的路上，同行的还有我们中队的一个伙伴约翰・格温（John Gwynne）和他妻子。我们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但各个电台都在播报着同样的新闻。我们沉默地坐着，最后不知是谁说了句：“我们的生活要发生巨大变化了。”

国民警卫队的人都知道，我们不会一直待在安尼斯顿，上面会对我们中队重新进行训练，把我们送去开轰炸机。基地里的每个人都脸色严峻，甚至有一些人认为日本人会随时对美国西海岸发动袭击。不到一周我们就接到命令，中队将调往加利福尼亚州。听到这个消息，我一分钟也没耽搁，马上给奥莉芙打电话说：“你现在就到这儿来，我们马上举行婚礼。”起初她泣不成声，说婚纱还没准备好，不过最后她还是冷静地处理了这个突发事件，在商店花了一下午，当晚就同她母亲坐上了火车。之后我还给家里打了电话，他们第二天也来了。我邀请父亲做我的伴郎，这不是传统的做法，我倒是可以让格温或某个大学时代的朋友来做，但这些人父亲都不熟。在当时，父亲在我心里占了很重的分量。在我心里所有那些对他的不满、厌烦，所有他那些在“IBM开放日”上夸张的做法引发的难堪情绪之下——是对他深深的爱与尊敬。我对他再不像曾经那样怨恨，因为我们之间原本也没有什么深层次的问题。硝烟已起，我想自己有可能会战死沙场。在此风云巨变之际，我将所有的积怨通通放下。这就是我为何会邀请父亲做我伴郎的原因。

安尼斯顿唯一可以用来安置婚礼宾客的是基地附近一家廉价旅店，旅店的大堂里甚至还摆着痰盂。我在基地根本脱不开身，所以奥莉芙只得自己去买结婚戒指。驻地的小教堂每15分钟举行一场结婚仪式。轮到我们时，差点耽搁了，因为基地的哨兵不让奥莉芙进来——我忘了将她的名字报告给士兵了。等她终于赶到时，大家早已坐立不安。我们一股脑儿涌进教堂当中的走道——整个婚礼匆匆完事——就这样，奥莉芙和我结婚了。我知道她很失望，如此草草地就结婚了。尽管我只有两天婚假，但我还是决定好好安排我们的蜜月，补偿奥莉芙的失望。我在安尼斯顿找到一处砖石别墅，院里的篱架上爬满常青藤。我租下别墅，往里面塞满美食和香槟。父亲再次表现出他的考虑周详——安尼斯顿没有花店，所以他打电话找了个亚特兰大的花商。就这样，当我抱着奥莉芙跨进别墅大门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玫瑰花海。

结婚之后，你不知道第一次吵架会是在什么时候，我们的整个婚礼如此仓促，甚至连吵架也匆匆而来。

就我们而言，似乎每件事情的进程都加快了，所以婚礼举行6天后，我们中队就踏上了前往加利福尼亚的路途。我开着飞机过去，奥莉芙则同另一位少尉的妻子玛姬・杜瓦尔（Marge Duval）开车到达目的地。她们开着杜瓦尔的敞篷车，我雇了个高中教师开着我的车一路随行。那是一辆我从基地指挥官手里买来的，半新的林肯车，因为当时我预料到很快汽车就会脱销了。

在我们分别之前，我不厌其烦地叮嘱奥莉芙：“我希望你记住三件事情：别超速行驶，别让任何人搭车，别让我的车超出视野范围。要是它撞坏了或是丢了，我们就没的替换了。我们加利福尼亚见。”我们俩都非常独立，但我自认为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要比她多，所以觉得能够通过告诉她该怎么做来避免麻烦上门，可惜我对即将到来的麻烦毫无概念。经过那么些镇子、那么些交通信号灯，她和玛姬很快就发现很难让这两辆车不分散。等她们在第三天到达得克萨斯时，已经完全不知道那位高中老师和我的车现在何处。接着她们停在一个加油站时，加油站的人跑过来问：“你们能让我儿子搭个车到下个镇子吗？他得赶火车去报到，要是赶不上的话，他就会触犯军纪。”于是她们让那个男孩爬进后座。最后她们开始超速行驶，因为路又平坦又漫长，而且她们担心那个高中老师已经开到前面去了。

与此同时，我们中队只飞到得克萨斯州米德兰就停了下来，因为前方的气候非常恶劣。我在一张地图上琢磨了那两个姑娘可能走的路线，然后想：“奥莉芙可能今天到这儿！”于是我带着破旧的柳条箱，夹着份周日的报纸垫着屁股坐在一个铁路岔道的附近的高速公路旁边等着。不到一个小时，她们来了——两个漂亮姑娘坐在一辆蓝色的折篷汽车里，车顶没有打开。我把报纸扔向空中，大声欢呼，她们停了下来——从我身边开过去好远，因为她们的车速实在太快了。第一条犯了。当她们倒回来时，我看到后座上有个面相不善的士兵正在呼呼大睡。第二条也犯了。我十分生气，质问奥莉芙那家伙在车上干什么，并命令那个可怜的家伙立刻滚下车去。

接着我突然意识到我的那辆车完全不见踪影。我开始嚷嚷：“我的车呢？我的车在哪儿？”奥莉芙也慌了，她压根儿说不出自己最后一次看到那辆车是在什么时候，那一刻她脑子里可能正在想着和我离婚吧。就在这时，一辆火车从旁边隆隆驶过，巧极了，火车上运的正是我们中队的士兵和地勤设备。他们认出了我们，探出窗口向我们欢呼致意。要不是当时我那么生气，肯定会觉得这一幕有趣极了。碰巧的事还不止如此，等我们回到旅馆，我给当地警察局打了电话，之前那位老师也恰巧给他们打了电话。我的车安然无恙，皆大欢喜。当天晚上我们喝了一瓶香槟，最后我终于不再生气了。

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基地是圣博娜迪诺一处尚未启用的机场，距离洛杉矶大概50英里，机场连路面都还没铺好。我们圣诞节都是在帐篷里过的。此地非常荒凉；带家眷的同僚不多。奥莉芙幸运地在当地旅馆找到了一个房间，这个旅馆相当不错，很久以前我曾和父母在那里住过。圣诞节前夜，她和我搞到一些波旁威士忌和大概十加仑牛奶，我们到帐篷去，给全中队的人做了蛋奶酒。

起初我们中队待在这个地方无所事事，但就在圣诞节后的第四天，我们接到了指令。我们的任务是沿着西海岸来回飞行，寻找日本潜艇。飞行路线始终如一。我们径直飞过洛杉矶上空，飞到距离海岸大概十英里的海面上，然后以四千英尺的高度与海岸线平行飞行，以便最大限度地看清水下的情况。当往北飞到萨利纳斯镇时，我们拐进内陆加油，再沿着同样的路线折返。

我们驾驶的是一种笨重的飞机，叫作O-47。机上携带一名飞行员、一名观察员和一位机枪手。它就像个大腹便便的动物，观察员蹲在它的肚子处透过小窗向下巡视。机上装有一架点30口径的机枪，要是我们真的发现了日本潜艇，可不打算用它——它只会打草惊蛇。一旦发现日本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确定其具体位置，然后通过无线电报告给位于洛杉矶东边的三月机场（March Field），那里有整装待发的轰炸机。用我们的飞机执行这一侦察任务其实相当荒唐——要想准确定位需要缓慢飞行，而我们驾驶的飞机又笨重、速度又快，要做到这点实在太难了。

不执勤的时候我过得很开心。新年过后，我在镇上找了座粉饰灰泥的小房子供奥莉芙和约翰・格温的妻子同住。那栋房子有两间卧室，铺着廉价地毯，配以汽车旅馆常用的那种家具。浴室和厨房是公用的——条件非常简陋。我们中队的人会在这里的露台上举办聚会，我们提供酒、干姜水和三明治。一天晚上我请来了所有的十三位军官，聚会热闹极了，最后招来了警察，警告我们安静一点。我们辩解说：“哎呀，我们就要去打仗了……”于是警察们摘掉警帽和配枪，加入了我们的狂欢。

离基地不远的圣贝纳迪诺山里有处度假胜地，叫作箭镞温泉旅馆（Arrowhead Springs Hotel），不执勤的时候我会和奥莉芙开车去那里。我记得在那里见过不少像拉娜・特纳（Lana Turner）之类的电影明星。我们不允许离开驻地方圆30英里，但一次，我和格温得到整整24小时的空闲时间，我们四个便去了洛杉矶。我猜那里的人没见过多少飞行员。约翰的妻子柯丽和我的妻子奥莉芙又长得很美，于是有人拍下了我们的照片，登在了《洛杉矶时报》第二版上。值得庆幸的是没人注意到，我们已经超出了规定的活动范围足足二十英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两个月里，日本似乎对整个太平洋地区志在必得。他们攻占了香港，菲律宾的大部分地区也被占领了，只剩下了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他们往东占领了威克岛，在那里建了个基地。不难想象加利福尼亚将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但在我的印象中，我们中队连一艘日本潜艇也没见过。洛杉矶经历过一次空袭警报，全城灯火管制，机枪对着天空一顿乱射，结果只是虚惊一场。渐渐地，日本战线拉得过长、不会前来进攻的事实变得明晰起来。巡逻海岸侦察潜艇的任务变得没有意义，我们的士气开始消沉。

我得特别留神避开我们中队的指挥官尼尔松少校。我与他首次冲突还是在安尼斯顿的时候，当时我是中队的安全员，他觉得我做事情过于较真。我们的飞机很难操纵，跑道很短，一端还有座山，在我看来存在相当大的安全隐患，在他看来却不值一提。不管何时我提议完善安全规章，尼尔松都会取笑我。他觉得我是个娇生惯养的纨绔子弟，而我觉得他是我所遇到过的最糟糕的上司。到了加利福尼亚几周后，我们中队的人开始被抽调前去填补那些在新几内亚岛被击落的飞行员留下的空缺。尼尔松告知我们此事的方式是在一天早上将整个中队集结起来，念了三个名字，然后说：“这是给你们这些剩下的家伙上的一堂课。老实点，否则你就是下一个！”我暗想：“怎么能把人就这么送走呢？”要是上级让我们的人待在一起，再配上合适的飞机，编成一支轰炸机中队的话，效果会很好。我们中队的人彼此熟悉、互相了解，能够很好地协同配合。但上级显然只打算将我们东一个西一个地抽调走，而我们的指挥官对此毫无异议，压根儿都没想为自己的手下争取最大利益。

我决定尽一切所能在尼尔松把我送走之前自己想办法调走。尼尔松训话的时候，我就意识到麻烦正在一天天逼近，所以此后一直躲着他。我觉得即使那会酿成错误，我也绝不轻举妄动。我联系了所有我认识的指挥官，表达我想驾驶轰炸机的意愿。我跑去见我们的总指挥官，试着说服他，我在别处同样能为军队效力，但他根本不为所动。在此期间，我们中队又集合了三次以抽调人选。每次尼尔松让我们列队站好，我都在想：“这次轮到我了。”最后我走投无路，只好给父亲打电话。我跟他说：“我不是想逃避。我希望你能把我弄去开轰炸机。我知道有个轰炸机中队刚刚组建起来，我想加入，这样我就能赶上训练，同战友尽快熟悉起来。”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汤姆，我很不情愿这样做。我担心自己可能会把你送入一个比你现在还糟糕的境况中去。不过我要说的是——我会让尼科尔先生去见见马歇尔将军。”

我说：“哎呀，那……”要知道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是当时的陆军总参谋长；弗雷德・尼科尔则是我们在IBM培训学校歌里唱到的那位总裁，深受父亲倚重的左膀右臂。就像我们在恩迪科特学到的那样，父亲着眼高层——直接联系手掌大权的人。

当时我心里真没觉得尼科尔能把这事办成。可就在大概一周后，我被叫到人事行政参谋的帐篷里，一份电报放到我手中，上面写着让我前去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的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报到。我对那是个什么地方全无概念，于是说道：“我不知道要不要去……”一个其他部队的上校正好站在旁边，他开口说：“见鬼，把这份电报给我好了。你不去我去！”我这才明白这份电报意味着什么。莱文沃思堡的这所学校是全军最让人眼热的去处之一。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去过那儿进修，将军们会直接在毕业班里挑选自己的助手。

不过两天时间，我和奥莉芙已经坐在前往堪萨斯州的汽车上了。车里载着我们的狗和三四个干姜水的箱子，箱子里是我们的全部家当。此时我们结婚已经两个月，奥莉芙怀孕了。我们想办法搞到了足够的汽油票，我们结婚时没有进行蜜月旅行，这次旅行多多少少弥补了一点遗憾。第一个晚上我们停在科罗拉多大峡谷，看到了淡淡月光下雪花纷飞的梦幻景象。到达莱文沃思堡后，我们搬进镇上一所老旧的大房子。房子用纤维板隔成好多间公寓，隔音效果很差，甚至当奥莉芙在浴室洗澡而我在厨房做饭时我们都能互相交谈。不过这让我们觉得非常有趣。

全班一百多名学员中，我是唯一的中尉，其他人都是上尉、少校甚至中校。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一类的大人物会来给我们讲话。多亏父亲的帮助，我才得以加入军队精英的行列。我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对战略战术相当熟悉的职业军官，学校也就是为这些人建立的。我们学习的是有处山谷需要防守时，你该怎样布置机枪兵之类的理论。这些内容与飞行毫不相干，但军队还是不断将航空部队的军官送来学校，因为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让他们进修。

我们需要完成13篇论文，如果有3篇不及格，就得卷铺盖走人。评分等级被戏称为“USA”：不及格（Unsatisfactory）、及格（Satisfactory）和良好（A）。我的第一篇论文破天荒得了个A，但第二篇得了个不及格。我被吓坏了，跟奥莉芙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再得两个不及格我就得走人了。我真得好好用功了。”于是我从我们的公寓搬出来，搬进基地分派给我的宿舍，开始没日没夜地苦学。我亲眼看到比我年长的资深炮兵部队军官和骑兵部队军官因为不及格被退学，他们一边收拾行李一边泪流满面，他们的前途就这么完了。我的下一篇论文又不及格，但我的成绩有了起色，没再得第三个不及格。

奥莉芙忍受着独自生活的不便，从未有过一句怨言。她的美丽和善良正是我娶她为妻的原因，她清楚地看到我需要多么努力才能通过考试。她似乎还对我与我父亲之间的关系有着某种惊人直觉。我是在某天晚上了解到这点的。当时我的一个损友尼克・兰肯——就是在IBM培训学校对我开了那个天大玩笑的那个——来看我。他刚从入伍体检中被淘汰下来，我则刚有篇论文又得了及格，我们俩都处在兴奋的状态中。我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烛光舞会，在那里，尼克对我说：“我们坐的这些椅子都是铁质的。我们偷偷溜到桌子底下把蜡烛放在某个人的座椅下面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主意妙不可言，于是我们这么做了。我刚坐回自己的位置就听到一阵尖叫，被我们戏弄的人，忙不迭地蹦离座位。接着我觉得有人拍我的肩膀——是基地副司令的副官，他语带讽刺地说道：“你一定很高兴知道沙伦伯格上校觉得你们的把戏非常有趣。”

奥莉芙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之后相当严厉地批评了我。“你应该长大一点了，”她说，“你父亲会来出席你的毕业典礼，你不想让他知道你在班里像个小丑吧。”她这番话让我大感意外。就在两个月之前，我还因为她没看好我的车而训斥她，不过她比我更清楚，我怎样做才最为符合我父亲的期望。从那天晚上之后，她一直提醒我这一点。

父亲真的来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他对我取得的成绩相当骄傲，虽然在我看来他有些压抑着这种情绪。他在镇上的时候，从堪萨斯艺术学院找了个人为我绘制肖像画——IBM同那所学校有来往。画像不是很时髦，而当我明白了父亲画这幅像的用意后，看到这幅画像我总会觉得很不自在。父亲知道毕业意味着我离战场又近了一步，也许我会在战争中牺牲，而他在给自己作心理准备。

第十二章   在空军中开辟自己的事业

我觉得自己终于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了。我们的战争需要空中力量，而驾驶飞机这件事我很擅长。陆军航空队正在积极扩军，从35万人猛增至超过200万人。不列颠空战说明一个事实：掌握不了制空权，就无望于战争的最后胜利；从这一刻起，飞机将成为同战舰或坦克一样的制胜关键。能成为航空部队的一分子，让我非常激动，虽然最后我没能像有些人那样越级升职或是满载奖章而归，但我取得的成绩全属自己创下，一丝一毫也未曾假手他人。生平第一次，我不再担心会被父亲的威名掩盖。

我离开莱文沃思堡时，航空部队正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将重型轰炸机运往英国。驻扎在英国的美国陆军第8航空队准备向纳粹发起猛烈的轰炸，美国的工厂正赶制数千架诸如B-17之类的新型飞机。这些飞机能够装载的燃料不足以让它们直接飞越大西洋抵达位于英国的空军基地。它们得沿着海岸线飞行，首先沿着大西洋海岸往北飞至纽芬兰岛，然后在格陵兰岛和冰岛略为停留，最后向南穿越苏格兰。飞机的出发点是在新英格兰地区，那是美国陆军第一航空队的辖区，我就被分配到那里工作。

我的第一个工作微不足道。当时许多空军飞行员不知道怎样按照指令飞行，发生过很多起坠机事件。当飞行员进入云层之中时，会失去方向感，冲着地面直直飞去。我被指派通过推广“林克模拟训练器”[7]的使用来帮忙解决这一安全问题。那是一种初级的飞行模拟器，只要飞行员花上足够时间用它进行训练，就能学会只靠仪表进行飞行。所有的空军基地都配备有这种飞行模拟器，本来它应该起到很大作用，但绝大多数飞行员对它都不了解。我的任务就是改变这种状况。这基本上就是个推销工作，我非常卖力，因为这是能让我在军中崭露头角的第一个机会。我从缅因州的普雷斯克岛飞往费城的空军基地，大力推广“林克模拟训练器”。我缠着指挥官们索取训练器的使用数据，把这些数据同其他基地的对比给他们看。我让高级军官写信推荐这种训练器。我全力投入、殚精竭虑——训练器的使用量增加到原来的6倍，这让我觉得自己拯救了一些生命。

这一小小的成功引起了陆军第一航空队司令官福利特・布拉德利少将（Follet Bradley）的注意。

1942年6月，他问我是否愿意担任他的副官。他的这一提议让我又惊又喜，但也将我置于两难境地。如果我拒绝，可能会影响我在航空部队的前程；可要是我答应了，所做的工作就是充当他的私人助手，那是我不愿意从事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我还得为奥莉芙考虑，因为将军副官的妻子最后总是会变成将军夫人的随从。不过我俩一致认为这是个机会，于是我接受了。事实证明，我们的决定再正确不过了。

我一生之中曾为两位杰出的管理者工作过。一位是我的父亲，另一位就是福利特・布拉德利。

布拉德利是航空部队的先行者之一，在他所作的贡献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他是第一个将无线电讯号从飞机上传至地面的人。他在一战后加入陆军航空军，当时的陆军航空军还是个因为充斥着冒失鬼、饭桶和酒鬼而臭名昭著的地方。但布拉德利是个技术超群的飞行员，同时也是天生的领导者。就像“比利”・米切尔[8]和“吉米”・杜立特[9]一样，他深知空军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他比我父亲大概小15岁，头顶却几乎全秃了，只剩周围一圈白发。他有张圆脸，双眼深陷，但目光锐利有神。他用一根长长的烟斗抽烟，戴付夹鼻眼镜，眼镜用根黑带子系在脖子上，平时总放在左胸口袋里，而且他仪表堂堂，谈吐风趣，非常善于鼓舞士气。

布拉德利把我带上他那架双引擎B-23飞机做了几次飞行，以考察我是否合格，飞行一结束他立即任命我为他的专机驾驶员。自那以后，他常常会在飞行途中走到机首同一些别的军官交谈，与此同时我自豪地坐在驾驶座上，感到前所未有的自信。我想竭尽所能地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当时布拉德利正忙于在新英格兰进行视察工作，力图将轰炸机更快送至大洋彼岸。在运送过程中存在着拥堵问题，飞机经常在机场耽搁不少时间。

我们前去视察的第一个机场位于马萨诸塞州北部，布拉德利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巡视了基地，与此同时我却站在他的座机旁边干等着。在他们折返之前我忍不住想：“我这纯属浪费时间呀。”我得确保自己不只是个开飞机的“私人司机”。

等我们到了下一站，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时，我决定要跟在将军身边，除非他告诉我不要这么做。每次巡视完后我还会给他写份清晰简要的概述。在这些报告中我会写到我们会见的军官、必需的供给以及我自己对运输行动的看法。我在报告中指出，造成轰炸机延误问题的原因部分是心理上的。一支轰炸机大队在美国机场停留时间越长，就越想赖着不走。如果他们径直穿越新英格兰飞往纽芬兰的甘德或是拉布拉多的古斯贝，就能一鼓作气，在一周之内到达目的地；但如果没人不停地进行催促，延误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就是我写下的视察心得之一。布拉德利常常在我这些报告上批复：“非常感谢”，有时还会写道“很好”甚至是“好极了”——这些小小的赞扬促使我愈发卖力把工作做得更好。我同布拉德利在一起的几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因为他让我看到自己具有条理清晰的头脑，具有一种不寻常的能力，能够抓住事物的重点并将其传达给他人。

仅仅数周之后，布拉德利将我带到了华盛顿。当我问他“我们来这里做什么”时，他的回答是将我提拔为上尉。他知道这对我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在办完书面手续后，他将我领到位于老军需大楼[10]的军人服务社，买了上尉肩章，亲自为我别上。

初夏时节，布拉德利受命前往莫斯科，处理一个更为棘手的运输问题：将飞机运到斯大林手中。当时苏联急需来自美国的武器和供给：在北边，德国人兵临列宁格勒城下；在南边，德军正步步进逼斯大林格勒和苏联的军事重镇巴库附近的油田。而最让美国头疼的问题之一是怎样将P-39、P-40战斗机和A-20轻型轰炸机运达苏联。因为这些机型航程较短，要快速安全地运送大量这些飞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先将它们开到阿拉斯加，然后分段飞行5000英里穿越西伯利亚。布拉德利的任务就是建立这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运输航线。当他问我是否愿意同去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荣幸之至。”但实际上我内心充满担忧。战争已经进行到最严峻的时刻，轴心国在各个战场占尽上风，此时我自愿接下这样一个期限未知的海外任务，说不定会在国外待上好几年。奥莉芙和我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思忖着将来会怎样，她又该如何独自挺过怀孕生子的这段时间。当时我甚至不能告诉她我的真正去向——我们得到保密命令，只能用“大平原”一类的词代指我们的目的地。

为此次出行作准备是我所接受过的最繁重的工作。布拉德利说我们可能在莫斯科待上八个月时间，在那里要是有的吃有的住就算运气很好了。我们可能需要的物品都带上。华盛顿一家酒店里有套IBM专用套房，我在那里花了三周时间，忙得脚不沾地：为我们十个机组人员分别写下备忘录，列出供给清单——防寒衣物、飞机防冻材料、消遣读物等。遗漏任何东西都将是我的责任。我们征用了一架崭新的B-24型飞机，这是当时最先进的重型轰炸机。布拉德利亲自了挑选机组人员，其中甚至包括经验丰富的轰炸机驾驶员李・菲格尔（Lee Fiegel），布拉德利还任命他为此次飞行的驾驶员。尽管我一直负责此次出行的组织工作，但布拉德利还是将我降为副驾驶员，因为我没有驾驶四引擎飞机的经验。我必须承认B-24型飞机让我心生畏怯，在服役之前我只驾驶过小型飞机，确定航向用的是公路图。在国民警卫队时我们也只有单引擎飞机，从阿拉巴马州飞到纽约就算很了不起——这段航程只有700英里，换句话说只需花费3个小时。现在我突然面对世界最大的飞机之一——总重量为28吨，8位机组人员，配备有轻型火炮，如果装上备用油箱的话，能航行2600英里的距离。李花了不少时间为我介绍此种飞机的情况，此后我们成了一生的挚友。我们出发前两天，我的父母和妹妹们来同我道别；迪克也应该来的，但当时他也应征入伍，驻扎在马里兰州的阿伯丁试验场。布拉德利让我带着我母亲登上了那架轰炸机。母亲在之前从未坐过飞机，不过看起来她似乎很喜欢它，与此同时我父亲却站在地面上，一脸紧张的样子。

即使坐在一架B-24型重型轰炸机里，在战时飞往莫斯科也是件非常艰巨的任务。航程要花费10天时间。我们必须向南飞到巴西，穿越大西洋抵达非洲，然后小心避开维希政府[11]控制下的法属殖民地一路往北，途经开罗、巴勒斯坦和德黑兰，最后越过高加索山脉进入苏联境内。像当时许多飞行员一样，我对海上飞行总是非常紧张，因为一旦遇到麻烦，周围没有任何参照物，也无法找到任何帮助。

我们在一个满月之夜飞越南大西洋，厚厚的云层在空中诡谲地翻滚，飞到一半的时候我对机组人员进行例行检查。我从驾驶舱爬到领航员工作的机首。此次飞行的领航员不是布拉德利原先选定的老手，而是在最后一刻才换上的新人。他的脑袋几乎全秃了，此时我能看到他的头已经快垂到他面前的导航工作台上了。我拍了拍他的肩，他跳了起来。“情况怎么样，比尔？”我问。

“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入手。”

我看了眼地板，地上有二十多个揉皱的小纸团。“这是什么？”我问。

“我不知道该拿什么参照物来测定位置。”

“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在大西洋的正中央！”

“是的，但这是南半球——我真的不熟悉这些星星。”

我返回驾驶舱，对李说：“我觉得现在除了按那家伙确定的航向飞之外做什么都来不及了，可他说他不知道我们现在的位置！”

李走过去跟他聊了一会儿，因为冲着领航员叫嚷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做。我们的大方向是对的，就是没办法说出具体位置。黎明时分我们开始焦急地寻找陆地，而直到原定降落时间之后一小时，我们才看到陆地。等我们终于在现在加纳共和国的首都阿克拉着陆时，油箱的指针已经指在了零刻度上了。

这并不是我们此次航行中唯一惊险万分的事件。几天之后，当我们进入苏联境内，准备在里海的巴库着陆加油时，我在降落前爬到位于驾驶舱下面的机腹处检查前轮。我刚检查到一半时，李就心不在焉地把起落架控制杆推到了“放下”的位置。他完全不像是会犯这种错误的人，但那次他就是犯了。我惊恐地看到脚下的舱板渐渐打开，自己正在检查的巨大前轮开始缓慢放下。我朝着领航员所在的前舱跳过去，几乎成功了，但一条腿却被卡住了。我冲着领航员大叫，让他把耳机给我。我一边强迫自己保持镇定，一边向李描述我此刻的处境：“我被困住了——一条腿卡在起落架舱门和机壁之间，起落架舱门的另一侧正悬在前轮支架的顶部。要是你此时降落，前轮的运动会导致起落架舱门夹断我的腿。”我手脚摊开，呈大字型攀在打开的起落架舱门上，身下一千英尺的地方就是巴库的油田。无线电报务员走下来，看到这幅情形，他差点晕过去，不得不被人拖回安全的炸弹舱。接着布拉德利将军戴着他的夹鼻眼镜走下来。他仔细地看了一阵，然后叫人拿钢锯来。不到五分钟他就锯断了起落架舱门背面的铰链，舱门松开来，我的腿保住了。

我们抵达莫斯科时已是8月，战争的走向即将发生转折，不过当时不管是苏联人还是我们都不知道这一点。希特勒最精锐的军队向苏联发动猛攻已是维持了两年，在列宁格勒和塞瓦斯托波尔之类的地方，伤亡人数即便对斯大林本人而言都是骇人听闻的；已经有数百万俄国人死于伤病和饥饿，还有更多的人成为了俘虏。前一年，纳粹士兵逼近到离莫斯科不过咫尺之遥的地方，甚至都能从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上看到他们。绝大多数政府机构连同盟国的使馆一起后撤到五百英里之外的小城古比雪夫。当时纳粹军队被苏联的冬天和苏联红军的英勇作战击退，不过当我们抵达莫斯科时，这座城市依然处于被围困的状态。我们住进可以俯瞰整个红场的国家酒店。从我们的房间看出去，能看到克里姆林宫旁边的壕沟里停着一溜装载着文件箱的小卡车。这些那都是苏联的国家档案，时刻准备着，只要纳粹军队再次逼近城门就撤走。一天到晚都会有办事员走出来，到卡车边翻出某份文件，然后急急忙忙地跑回去。我们在街上看到的人都明显地显出营养不良的症状——红肿的眼皮、深陷的脸颊，还有因为长时间只能吃面包而鼓胀的腹部。当时苏联的人们非常穷困，运输工具又相当紧缺，以至于送葬的人们只能将死去的亲人裹在粗麻布里，用手抬去墓地。

我们抵达莫斯科后不到一个星期，温斯顿・丘吉尔也飞来了。斯大林一直催促英国和美国立即登陆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此行便是来当面告诉他这事近期绝无可能。在回忆录里，丘吉尔将这个答复比作“雪上加霜”。他花了三天时间让苏联人冷静下来接受这一决定。等他在第四天早晨动身离开前往开罗时，我们负责武装护送他至德黑兰。出发前的那个夜晚，我收获了一次了不起的人生体验：参加一次外交宴会并同英国首相握手。

不幸的是，此次与丘吉尔的飞行，是导致我同机组人员的关系出现重大裂痕的导火索。我们离家不过三个星期，但一个不好的迹象已经出现：每次我们急需机组人员投入工作时，总有些人喝得酩酊大醉。我们需要出任务的时候，我负责在早上集合机组成员。要是我们定在上午8点整出发，我会在凌晨5点就起床，到他们的房间叫他们起床。在我们将要护送丘吉尔的那天早上，我发现军士长和机组班长正同一群俄国少女玩扑克牌。走出房间时我叱责军士长说：“该死的，你几天才飞一次，可每次你都醉醺醺的！”他辩称他现在玩扑克更多，喝酒却比较少，但我根本不相信。我们登机时他得检查飞机引擎，可这次他检查完油箱后，竟然忘了把引擎罩盖好。于是当我们的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时，四个引擎的保护罩都有一角掀了开来，最后被风撕裂刮走了。我确信丘吉尔的驾驶员看到了这一幕，肯定在心里嘀咕我们的飞机闹的这是什么幺蛾子。我因此对军士长相当不满。

布拉德利将军与苏联人的谈判不比丘吉尔顺利多少。我没有与会，但我的职责之一是担任此次任务的译电员，所以我能看到所有的电讯。双方的表现都令人失望。俄国人很讨厌，即使是在现在，有些时候还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试图帮他们和我们自己的忙，经由西伯利亚把飞机运来，而他们却对布拉德利说些诸如制造飞机轮胎该用何种橡胶之类的话。布拉德利不得不没完没了地同他们讨论飞机的规格、运送时间安排、美国用于运送飞机的飞行员数量等问题。即便如此，俄国人还是认定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想刺探情报，于是他们想用自己的飞行员驾驶飞机穿越西伯利亚。美国战争部对此毫不让步。当听说俄国不打算用美国飞行员时，美国战争部将原定在此项飞机运输计划的返程中用于将飞行员带回阿拉斯加的运输机数目从40减少到了10。这一决定在我看来很不公平。俄国飞行员的能力毫无问题，我当时并不明白，战争部何以认为他们难以完成此项任务呢？

这些冗长乏味的争辩持续了一天又一天，我花了无数个小时将小纸条送到电报机的纸带盘上，那是我们用以给电报编码和解码的途径。正是通过这项工作，我向布拉德利证明自己有着某种平和的性情，有着持久工作的能力。没过多久将军就开始在有某个决定需要进行商讨时来找我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也许是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于美国参战前在英国进行的一次B-17飞机演示中失事身亡。

我们之间还有一个无形的纽带：我们都因为从未收到爱妻的来信而郁郁不欢。我非常想念奥莉芙，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即将诞生，但不巧的是她同布拉德利夫人交上了朋友。布拉德利夫人以善于得到“内部消息”而著称，但那些消息都是错的。我之前已经告诉过奥莉芙正确的通信地址，但布拉德利夫人说：“哎呀，不对，那地址是错的，你应该写这个地址。”于是其他机组人员每周都能收到家书，我和布拉德利却连一封来信也没收到过。对家乡和奥莉芙的思念像汹涌的巨浪般一次又一次将我淹没。我之前从未有过这种感受，可那时候，我甚至会觉得这种思念就像一把刀子正在我的胸膛里搅动。每当这时，我都会诅咒希特勒和裕仁天皇，梦想着能在自己家里过安定的生活。

布拉德利花了三个月时间才同俄国人谈妥诸项事宜，这段在莫斯科的日子过得很慢。拖住了希特勒军队脚步的冰冷秋雨连绵不断，接着气温跌到了零度之下。尽管战争仍在继续，俄国人的芭蕾演出和歌剧院依然开放，我们看了一些非常棒的演出；我们中一些人甚至开始学俄语。我们偶尔会被派去德黑兰，在那里什么都能买到，于是在回来时，我们飞机的炸弹舱里会满载着给使馆人员带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一次这样的出行中，卢埃林・汤普森（Llewellyn Thompson）与我们一同前往，和我成了朋友——当时他资历尚浅，但后来，他成为了美国驻苏联历任外交官中最杰出的一个。我还同一些驻外记者交上了朋友，像是埃迪・吉尔摩（Eddie Gilmore）、《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沃尔特・克尔（Walter Kerr）、亨利・夏皮罗（Henry Shapiro）和本・罗伯逊（Ben Robertson）。我们了解时事的主要途径是英国广播公司电台（BBC），它每天下午会进行可靠的战况播报。我急于知道北非的战况，因为我相信，在那里进行的抵抗隆美尔的战役，将预示战争的最终走向。最初英国军队进展缓慢，但当他们在阿拉曼战役中击败了德国人，几天之后美军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登陆时，我们晚上打扑克时的情绪都大大高涨。

机组人员中，我是之前唯一来过莫斯科的——就在1937年我从布朗大学毕业后的那个夏天，对于这个城市的变化我有着极大的好奇心。每次一有空闲，我就会叫上某个机组人员出去走个几英里。一路上会有女人不断同我们搭讪。我们估计那都是俄方的密探，不过要我们在三个月里只同十几个自己人聊天，肯定会憋得发疯。绝大多数已婚男士都把持得住，但有几个人陷入了复杂的纠葛里。一度有三个机组人员同时追求一个叫卢德米拉的姑娘，她自称是个芭蕾舞演员；而我同一位叫作塔尼娅的护士成为了朋友，她不知怎么知道了我的名字，给我们那个小小的办公室打电话找我。我们在两本字典的帮助下互相交谈，度过了相当美好的一段时光，不过我们之间的关系只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几周之后我们已经能够相当流利地交流，她带我参观了她的公寓。那个地方住了三户人家，塔尼娅住的像是女仆房，就在厨房旁边，不过其他两个房间都满满地挤着一大家子人，他们几乎一无所有。我让塔尼娅给我看看她的衣物，她打开衣橱，里面只有一件冬衣、一件夏装、一件有衬里的大衣、一些笨重的高筒毡靴、一双平跟鞋、一双高跟鞋、一件毛衣、几件衬衣和内衣。这就是她所有的衣服。所以之后，每次我去德黑兰的时候都，会给塔尼娅和其他认识的俄国人带回些长袜鞋子之类的东西。

11月初的时候，从美国来的飞机终于穿越了西伯利亚，我们收拾行装准备离开。布拉德利却觉得我们很快还会再来俄国，因为美国需要帮着监管此项运输计划。俄国人心情不错，竟允许我们取道最佳路线飞回美国——往东南方向飞到中国，布拉德利将在那里与另一位美国将军进行会谈，然后我们将跨越西伯利亚飞往阿拉斯加。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一项相当大的特殊待遇——我们成为战时往东飞越西伯利亚的屈指可数的几个美国空军机组之一。为庆祝我们同俄国人结下的友谊，布拉德利将我们的飞机命名为“莫斯科号”，这个名字用西里尔文(注：指书写俄语、保加利亚语等斯拉夫语言时所用的字母)漆在了机首。

再次看到中国让我激动不已，特别是当我们在中国甘肃省内沿着长城飞行时。当我意识到眼前的这段城墙是我1937年在北平附近看到的那座长城的一部分时，简直惊呆了，北平当时距离我们有一千英里之遥。我们降落在古城成都，这里离蒋介石政府的陪都重庆不远。我们在机场附近一个叫“协进会社”（Society for Moral Endeavor）的小旅馆住下。那里整洁干净，从我的房间看出去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我目光所及之处都那么迷人，真让我想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中国。

我们停留了几天为飞机在冬季飞越西伯利亚作准备。布拉德利让我负责此项工作，我把要做的事情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分派给机组人员。第一天快结束时，我向他们提到我们基本上肯定会再去俄国执行一次任务。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的回答：“别算上我们。”他们毫不客气地告诉我说，他们宁愿执行轰炸任务也不愿再和我一同航行。

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沉重的打击之一。我在航空部队开辟了自己的事业，又是著名实业家的儿子，但我依然没有学会怎样对待下属。我太急于取悦布拉德利，反而引起了同事的反感。他们抱怨说我要求太多，从不通融，坚持要每件事情都做到十全十美。他们觉得我小题大做，他们说的没错：如果人们按要求完成了工作，再吹毛求疵就完全没有必要。如果他们干劲十足，努力的方向离目标大体不差，那么最好由他们去。

我暗暗对自己说：“要是我连这些人都管不好，将来肯定一事无成。”我决定竭尽所能赢得他们的拥戴。作为第一步，我开了几十英里的车，带他们去成都市中心，请他们吃我能找到的最好饭菜，并对他们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在下一段航程中，我挨个问他们情绪如何，在中国时是否收到家书。我还送给每人一个我在成都买的白镴工艺品。机组的士气得以改善，因为我们踏上了归途，所以我没法看出自己的努力是否有所成效。

穿越西伯利亚的航线将我们带到勒拿河畔的小镇雅库茨克，当我们抵达这个遥远的城市时，气温为零下22°C。我不得不叹服俄国人能在如此高纬度的地方建起一座真正的城市——即使它的主要产业之一是监狱。雅库茨克被用于接纳来自莫斯科的流放犯人，它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之一。这座城市与外面世界的唯一联系途径就是勒拿河——这条河流蜿蜒而行，在北极注入拉普捷夫海。一次我漫不经心地脱下手套，手指就立刻冻在了推进器控制杆上。

我们在抵达雅库茨克的次日夜晚起飞，打算往东直飞2000英里到达阿拉斯加的诺姆市。但当时的气温大概在零下40°C，严寒影响了飞机引擎的工作和润滑。作为副驾驶员，我的职责是监控引擎状况，当时四号引擎只产生了大概一半动力，所以我不得不将其他三个引擎推进到超出安全工作的范畴以便起飞。我们成功地在月光中冲上天空，在云层里飞行了大概20分钟，我开始放下心来。但起飞大概半小时之后，四号引擎的油箱温度开始上升，油压不断下降。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就说明我们遇到大麻烦了，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引擎一旦过热就会起火。我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关闭四号引擎。”

没人立即作出回应。大家都有点稀里糊涂，因为驾驶舱的取暖装置坏了，我们都冻得要死。菲格尔没出声，正站在我俩之间的将军本人也没有。我接着说道：“我不想乌鸦嘴，但我们要是不马上对那个引擎做点什么的话，也许它就彻底报废了。我建议我们立即关掉那个该死的引擎！”

将军说话了：“好吧，我觉得你还是关掉它好了，汤姆。”

我按下一个红色的大按钮，四号引擎立刻顺利地关闭了。靠其他三个引擎我们得不到足够的动力，因为这时，二号引擎也出了点小问题——也许我们总共只得到了65%的动力。我们真的有大麻烦了——飞机正在结冰，没法保持高度，却依然朝着一千多英里开外的诺姆飞去，此时却没人出手将飞机调头。我坐着想了大概一分钟，然后说道：“我说，伙计们，别跟我说我们将靠三个引擎飞到诺姆去。飞机正在结冰，要是我们再往前飞一点就没有机场可降落了，到时候就要命了。”布拉德利终于下令调头。

这时的雅库茨克灯火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景象之一——我原以为我们没法活着回来。此时雅库茨克正下着大雪。飞机的阻力板没法工作，我们好不容易才将起落架放下。飞机开始以可怕的速度下降，我将两个尚好的引擎推至极限以减缓坠势。结冰的飞机变得非常重，我和李花了吃奶的力气才控制住它。距离地面咫尺之遥时我们作了最后一次方向调整，在我看来飞机马上就要撞上跑道了——跑道在纷飞的大雪中几乎完全看不清楚。不过最后飞机终于对准了跑道，我们还在下降，我看到前方的树木，冲着李大喊起来——他没看到，因为他面前的挡风玻璃全结冰了。于是我扑过去狂拉推动杆，将油门阀一拉到底。待在客舱里的人后来告诉我说将军当时紧紧闭上了眼睛。飞机呼地从树梢上方掠过，在跑道末端着地，甚至都没有太大颠簸。我觉得大家都像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那样高兴。

我们回到市里时天还没亮，再次看到温暖的房间、房间里粗劈原木制成的墙壁，还有煤炉，大家都非常开心。我们的飞机被西伯利亚的寒冬干掉了，我们被困在了雅库茨克，过了一个星期俄国人才安排了一架运输机把我们接走。绝大多数机组成员都心甘情愿地待在屋子里，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只有我和我们的翻译哈利・特瑞斯（Harley Trice）每天会出去走走，在市里逛逛。每次我们出去的时候，总有一到两个当地的人民委员陪同我们一起，引起一大群人围观，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我敢担保，如果不算犯人的话，15年里来过这个城市的外国人不超过25个。雅库茨克的西半部分似乎是一处大的监狱，不过俄国人从未让我们靠近过，所以我们也不能肯定。城里随处可见波兰人，他们曾是犯人，刑满释放后又因为太穷而没法离开。还有一些我们遇到的人说着法语或是德语。

这个地方还有着鲜明的本土文化，当地土著被称为雅库特人，样貌像是因纽特人与中国人的混血，大都留着浓密的大胡子。他们穿着毛毡靴子、毛皮衣服，骑的是西伯利亚矮种马和驯鹿。要不是他们提供的护胫、手套和靴子，我们肯定冻僵了。我还为我即将出世的孩子买了件毛皮大衣。在当地的博物馆——没有暖气供应——我们参观了附近挖掘出的一头乳齿象和一位当地公主的木乃伊，那具木乃伊穿戴着华美的毛衣和珠子。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显示这里曾有过非常古老的文明。在雅库茨克的第三天，我们去冰雪覆盖的河边看人凿冰。我们看到了一幅西伯利亚冰封荒野的景象：河面白雪皑皑，平坦凄冷。我能看到远处城市喷出的煤烟汇聚成浓密的云团，正徒劳地抵御着呼号的寒风。严寒刺骨，我们的眼睫毛都结了冰。

那天晚上将军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我们畅谈了一番，无话不说。最后他提到了下一次去俄国执行任务的事，说李・菲格尔不是很喜欢机组人员的工作状况，对再次前往俄国兴趣不大。将军说：“汤姆，我打算让你做首席驾驶员。你工作努力，学到了不少，我非常高兴。我支持你。”即使有人给我100万美元，也没有听到这些话更让我高兴。

那天晚上，我径直走进机组班长的房间，告诉他我希望他现在对我的感觉不像曾经那么坏了，问他是否愿意再次加入。他给了我肯定的回答。其他的机组人员也是如此。我在他们身上花的工夫使我免于经受这样的尴尬场面：不得不告诉布拉德利将军他的机组人员拒绝让我当头儿。有趣的是，一旦我开始真正为这些人着想，我发现很容易就能让他们的情绪高昂起来。那句老话说得的确管用——打一巴掌之后，一定要给个甜枣。

最后，俄国运输机载着我们离开了雅库茨克，飞越西伯利亚东部陡峭的铅灰色山峰。我们沿途停下加油的机场都已经停满了美国制造的崭新战斗机，它们正要奔赴东部的前线。布拉德利开辟的这条阿拉斯加-西伯利亚运输航线（简称为ALSIB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截止战争结束时，共有将近8000架飞机经由这一航线送达苏联。甚至连我们那架B-24型飞机也在俄国人修理之后重返蓝天。在官方记录中，二战期间转交苏联的飞机有战斗机、轻型轰炸机、运输机，以及一架重型轰炸机——就是我们的那架飞机——成为了纪念布拉德利此次任务的一座小小丰碑。

我在1942年圣诞节前夕回到纽约，正好赶上我第一个儿子的降生。但两个月之后，我们的巨大欢乐变成了深深的悲痛。

一天下午，我正在华盛顿附近驾驶一架DC-3型飞机进行演练，无线电里突然传来呼叫：“沃森上尉，立即着陆。”在停机坪里我看到一个穿着切斯特菲尔德大衣戴着圆顶高帽的人正在等我——他来自IBM。他跟我说：“汤姆，我有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你的孩子病得很重，你父亲打电话来让你马上到纽约去。”我返身朝那架DC-3型飞机跑去。当时航空部队管得还没那么严。我通过无线电向上士请求允许我暂借飞机。一个小时后我在拉瓜迪亚机场降落，在那里，我看到一面墙下坐着我美丽的妻子，我父亲站在她身旁。看到他俩的一瞬间，我便知道我的孩子不在了。当时护士用婴儿床推着他去公园，不知怎么的他就在睡梦中去世了。奥莉芙悲痛得不能自已，我父亲则因为她出门而有些不安——在他的传统思想里，母亲应该在死去的孩子身边待上24个小时。不过奥莉芙完全不想看到孩子的遗体，我也没有责怪她。

一回到我们那间小公寓，我就走到婴儿车边。我把被单拿出来，接着取下枕套，枕套上有一丝细细的血痕，正在孩子小嘴挨着的地方。他显然是窒息而死，在挣扎时流了一些血。我把枕套扔进洗衣机，把孩子其他的个人物品藏了起来。我们决定要求对孩子进行尸检，看看是不是我们做父母的有什么问题。于是来人运走了孩子的尸体。我们从未拿到书面的尸检报告。医生只是简单地说：“你们没有什么要担心的。继续努力，你们会有更多孩子的。”

第二天，报纸登了一份死亡声明，接着我们的电话响了。来电的是本・罗伯逊，他是我在莫斯科认识的记者之一。我说：“你好，本，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我们这儿发生了些不幸的事情，我现在没法跟你聊天。”

“我都知道了。我就在楼下。”

“什么？”

“我想跟你谈谈。下来吧。”

我下了楼，他同我走到公园又走回来，说的话恰到好处，让我感觉好了不少。我跟本其实不是特别熟，他这样做我非常感动——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善良表现。那天晚上他搭乘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里斯本港，飞机在降落时遇到大雾倾翻失事，本不幸遇难。但他给我留下了宝贵的一课：如果你能向一位处在悲痛时期的人伸出援手，你应该不辞辛劳、不厌其烦地那么做。

我们把孩子葬在西切斯特县的沉睡谷墓园，我父亲在那里买了一块家族墓地，在这之前一直空着。那个冬日的正午，我们一家人挤在一辆车里前去墓园，看着那小小的棺材慢慢放入地下，感觉真是糟透了。随后我带着奥莉芙前往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附近的一处军人疗养地。我们乘坐的是夜间列车，我买了瓶苏格兰威士忌带着。在车上我给奥莉芙和自己各倒了一杯，过了一会儿我说：“我觉得这玩意儿对这种事情没什么帮助。”她回答说：“你说得是。”于是我将酒倒到盥洗盆里，我们静静地坐在一起，品尝着悲痛的苦涩滋味。

第十三章   战后重返IBM

战争期间，我基本上和IBM没什么干系。每年我会同父亲见上几面，但我们从不谈论生意上的事情。只是要避开IBM并非易事，因为当时整个军队的运转都开始依靠IBM穿孔卡片——战争的规模开始变得如此庞大，战况错综复杂，所以簿记工作必须在战场上即时完成。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曾去过某个刚从日本人手中夺回的太平洋环礁岛，那里我发现了一部制定军人薪资表用的便携穿孔器（这是我弟弟迪克的发明的，当时他是陆军军需部队的少校，他想出这个将穿孔卡片机放在军用卡车上以便在战区使用的主意）。IBM的穿孔卡片记录着轰炸结果、伤亡情况、战俘人数、人员调动以及军需供应。每个应征入伍的人都有一份用穿孔卡片记录的档案，从入伍、分配、军训、服役直到退役，穿孔卡片将纪录下他全部的军旅生活。还有许多绝密的任务用到IBM的机器。中途岛海战之前，IBM的设备被用于破译日方密码，以便搜捕海上的德国U型潜水艇。

为军队和国防部军需部门生产穿孔卡片机就已经会让IBM的工厂满负荷运转。而IBM还被交予生产军械的任务——装备在战斗机上的机关枪、步兵卡宾枪、轰炸瞄准器、防毒面具以及三十多种其他的军用品。为了完成这些任务，父亲在波基普西市建了一个新厂，同时将IBM在恩迪科特的工厂规模扩大了一倍多。在战争中期，IBM工厂三分之二的生产能力全部投入到生产军械设备中去了。

父亲完全能靠这笔生意赚上好几千万美金，但他丝毫没有动心。他对靠生产军械赚钱件事非常介意，这既是出于道德，也是出于对IBM公司形象的考虑，他不希望别人指责公司发战争财。于是他立了一条规定：IBM靠生产军需品获取的利润不得超过公司总利润的百分之一，因此战争期间，IBM每年的利润都与1940年时持平。同时他还按比例将自己收入中代表战时额外增加生意的那部分拿出来，建立了一个基金，用于资助那些应征入伍不幸阵亡的IBM员工留下的遗孀。

尽管如此，二战依然使IBM获益良多，它将IBM推至真正企业巨头的行列。战争期间IBM的利润比例没有提高，但销售额却翻了三倍——从1940年的4600万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1.4亿美元。战争还让父亲看到，IBM能够做到快速扩张同时不失自己的特色。只需要几个从恩迪科特抽调来的熟练员工，他就能在波基普西雇上2000个新人，向他们灌输IBM的价值观，让他们很快投入生产。他对这支他称之为“农场工人、小职员、艺术家和教师”组成的生产队伍非常自豪。这一成功将父亲的胃口刺激得更大，以至于在1944年他表示当战争结束和平时期来临时，他也无意让IBM的生产规模缩小到战前水平。

父亲不辞辛劳地向那些服役的IBM员工给予支持。除去军队的薪资以外，每个参军的员工还能在IBM领到相当于平时四分之一的工资；每到圣诞节，父亲会给每人送去一个装着食物和礼物的包裹；他还时不时给大家寄件毛衣或手套什么的。他这么做部分是出于爱国之心，部分则是出于商人的精明——他希望那些熟练工将来能回IBM工作。我像其他人一样得到了IBM的战时工资和爱心包裹。还有公司的内部报纸《商业机器》，不管我身在何处，每周都会送抵我手中。这份报纸上满是IBM如何支持美国参战的消息。此外还会有父亲在彩旗环绕中为又一个新工厂剪彩的照片，剪彩现场还有来自纽约大都会剧院的乐队和女歌唱家助兴。

我总是回绝父亲让我去恩迪科特参加庆祝活动的邀请，我同布拉德利将军共事得越久，就越想将空军作为我的终身职业。我们离开苏俄时曾预想很快会回去帮着监管西伯利亚航空运输计划的运作。但苏俄方面突然将美国摈弃于此事之外，同时布拉德利的军旅生涯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1942年圣诞节后的一天，我正同他待在五角大楼，白宫突然打来电话。布拉德利将军被要求前去面见当时总统罗斯福最得力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

布拉德利带着我一同前去，我们在总统办公室对过的白宫侧楼签到，霍普金斯在这里有个带着卧室的办公区域。这是我第一次去白宫，我觉得能见到霍普金斯真是棒极了，因为他的地位仅次于总统本人。当时霍普金斯正经受严重的胃病折磨，同我们握手之后他便伸展身子躺到一张长靠椅上，脚抬起来靠着墙。“请见谅，”他说，“只有这样我才觉得舒服些。”

布拉德利在他面前坐下，我站在一边，手里拿着笔记本。布拉德利说：“这位是沃森上尉，我带他来是因为他速记做得很好。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就坐在这里。”

“哦，我不介意。你同汤姆・沃森有什么关系么？”

“我是他儿子。”

“那真是太有意思了！我认识汤姆，他是罗斯福在商界唯一的朋友。”

接着霍普金斯转向布拉德利。“你可能认识海军上将斯坦利，我们驻苏联的大使，他马上就要离任了……”

我们在那里待了大概两个小时，我记了厚厚一沓笔记。他们谈到了苏联，同时，尽管霍普金斯没有直说，但话里话外的意思显然是布拉德利将得到驻苏联大使的职位。霍普金斯对布拉德利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确信总统将在几天内联系你。”在我们驱车返回五角大楼时，布拉德利问我：“如果这事定了，你愿意同我一起去俄国吗？”我将此看成对我的莫大赞赏，自然忙不迭地答应。

接下来的四天我们什么都不干，一直在等电话。最后，过了大概两个星期，布拉德利问我：“你怎么想？”

“我猜这事没戏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罗斯福总统最后将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派了出去，这时驻苏联大使的职位已经空缺了大概五六个月。不过我当即就敏锐地觉察到是什么原因，使布拉德利被排除在这项任命之外——他有些贪恋女色，所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官员们反对他出任这一职位。

我们在俄国时，布拉德利住在斯帕索大宅，那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所在地。三十多年后，当我成为驻俄大使，有时会走去他曾住过的房间，静静地坐下，怀念我的朋友——他曾为我做了那么多，后来当他与自己梦寐以求的机会失之交臂又是多么令人遗憾。

在放弃等待罗斯福电话的希望后，布拉德利前去找空军指挥官哈普・阿诺德（Hap Arnold），以求另外的职位。阿诺德让他出任新设的空军监察员一职，也就是后来大家所说的总监察。这意味着布拉德利成为解决疑难问题的总指挥，当时美国航空部队在世界各地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一百万。布拉德利让我接着担任他的专机驾驶员，并为我安排了一个技术监察员的职位，主要职责是到各个空军基地巡视，看看飞机是否得到良好的维修保养。尽管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常驻华盛顿，远离战场前线，但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职位。自从我们失去第一个孩子后，奥莉芙情绪一直非常低落，我想多陪陪她。

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我飞往美国各地执行各种督察任务，每隔一周或十天后就会回到奥莉芙的身边。我们在弗吉利亚的乡下租了一幢小房子，第一次真正地共同生活。出差之后，回家的感觉特别美好。我总是将飞机压得很低，从我们家的屋顶上方掠过。等我在博灵机场降落，将飞机入库停好时，奥莉芙已经开车到机场大门口等着我了。后来我们在更靠近城里的地方租了一间公寓，这样我不在的时候奥莉芙就能找人说说话了。我们附近也住了一对夫妇，埃利奥特・诺伊斯（Eliot Noyes）和莫莉・诺伊斯（Molly Noyes）。埃利奥特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当时正参与航空部队的滑翔机设计计划，他后来成为了世界著名的工业设计师之一。他眼镜的镜片犹如啤酒瓶底那么厚，以至于我在得知他也开飞机时着实吃了一惊，不过我猜想航空部队选择对此视而不见，是因为当时滑翔机驾驶员实在太难得了。

从许多方面来说，奥莉芙和我同其他刚步入婚姻生活的平常夫妻没什么两样，吵架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因为钱。我对我们的富有程度一无所知，因为父亲到此时依然将我那笔信托基金的数额保密着。在我看来，奥莉芙和我的收入相当过得去——我经过努力已升至中校，算上飞行补贴的话每个月大概能有750美元的薪资，此外每月还从那笔信托基金处得到150美元的收益，再加上IBM支付的一百多块战时工资。但我至今仍保存着当时的一本账本，上面记录了我们的食品杂货开支、支付给每周来一次的清洁女工的工钱，还有这样那样的花费，每到月底我们总出现六七美元的赤字。过去我总不情愿同奥莉芙提到这个事实。她已经竭尽所能地勤俭持家了，每次我一开始念叨月复一月的入不敷出，她就表现得很是抵触，无人敢触其锋。有一两次我很想向父亲开口求援，但最终还是没有。我知道父亲期望我们学会自己理财。好在我和奥莉芙之间的争吵只会发生在我们核对账本的时候，总的来说我们的关系是愈发亲密的。1944年3月，就在我30岁生日后不久，我们的儿子汤姆呱呱坠地了。我们都为又有了孩子而欣喜不已。

我在五角大楼工作时学到的东西要比在IBM培训学校学到的多十倍。我的工作职责之一是调查涉嫌航空部队人员的欺诈案和偷盗案，从中我了解到许多关于人性的东西，包括我自己的本性。打个比方，要是你不能从十七八个不同的角度证实嫌疑人的确犯下此件案子，就总有某个人能钻空子，揪住些技术性问题大做文章，而我对这种事情相当没有耐性。有一次受到指控的士兵已经老老实实认罪了，然而这案子最终还是被撤销了，因为辩护方声称我在审讯过程中行事粗暴、威胁嫌疑人。我很高兴我从未想过成为一名律师。

说来也怪，我在调查敏感事件时表现会好很多，像什么战机可疑的受损，导致高阶军官受伤的飞机失事之类。我记得有一场不幸的事故，受害者是一位叫作乌扎尔・恩特（Uzal Ent）将军的著名空军将领。他可是位真正的大英雄，曾在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油田领导了一次勇猛的空中突袭。事故发生时，他原本是要从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飞往圣安东尼奥市，起飞前他的副驾驶员生病了，于是他要求基地指挥官提供一名替补人员。基地派出的是一个新人，恩特没有将自己的习惯跟他介绍清楚。当飞机加速准备起飞时，恩特开始自哼自唱，并随着节拍不断点头。新来的副驾驶以为将军是在下达收起起落架的命令，尽管通常情况下应该是在主驾驶员比出明确的手势并大声喊出“收起起落架”之后才进行这一操作。当副驾驶员再一次看到恩特点头时，便将起落架收起。当时飞机的速度只有70节[12]，远未达到足够起飞的速度。飞机沉沉坠下，腹部着地，靠恩特那侧的螺旋桨从发动机上脱落，扎进飞机机身。一片桨叶正好插在恩特的背部，切断了他的脊椎，他从此瘫痪。当我向那个副驾驶取证时，我问他：“如果你明知飞机还未达到起飞速度，为何会将起落架收起？”

他真是个蠢货，他的回答是：“我以为是将军让我那么做的！”

处理这类事情让我同布拉德利将军的顶头上司哈普・阿诺德有了接触。阿诺德不时让我充当他的私人信使。我尤为难忘的是一次他命令我找架轰炸机前去接送哈里・杜鲁门。

杜鲁门那时还是个参议员，担任着参议院国防计划特别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负责监管战时军用物资的采购事宜，当时正有点把矛头对准航空队的意思，因为航空队在管理飞机制造厂的运营方面做得不是很得力。比如委员会去参观某个轰炸机制造厂，发现飞机因为某个部件供应短缺而不得不滞留在生产线上，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不言自明了——杜鲁门会在报纸上措辞激烈地指责航空队。

阿诺德将军对此很不高兴，于是他派我做点什么好改善这一局面。他告诉我说杜鲁门正在其家乡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独立镇访问，于是我找了架一位驾驶员就能安全驾驶的B-25双引擎中型轰炸机朝中西部地区的堪萨斯城飞去。

我在一个教会举办的晚宴上找到了杜鲁门。我站在会议厅的门口，看到里面许多张桌子摆成一个“U”字形，而参议员先生就坐在尾端。这时在外面等着可能会是更明智的选择，但既然航空队的阿诺德将军给我下了命令，我就得遵从。于是我挤过那些正在品尝豆子和鸡肉的人，径直走向杜鲁门，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抬起眼来，问道：“怎么了，少校？”

“先生，我知道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但我从阿诺德将军那里带来了一个口信和一架飞机，不知我是否能为您效劳？”

“嗯，很好，明天我要去芝加哥。上午10点，你在独立镇机场等我。”

次日我在机场等到他，他非常友善，怎么看也不像个咄咄逼人的人。他穿着一身白西装——他非常喜欢穿白西装——戴了顶草帽，脚穿白色鞋袜，完全就是个整洁优雅、穿着考究的小个子中西部人。他夫人带着他女儿玛格丽特前来为他送行，她们也非常随和。我带她们参观了那架B-25飞机，然后杜鲁门向家人道别，我送他前往芝加哥，这让我非常激动——我为自己驾驶的飞机载着一位美国参议员而倍感骄傲。当我们在途中的机场降落休息时，我问他能否占用他10分钟时间。

我们走进一家廉价小餐馆，餐馆里苍蝇乱飞，纱门积满油烟。我们要了咖啡，然后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回答说：“先生，航空队的确在保证军需品生产良好进行方面有所纰漏，但您的委员会穷追不舍地对我们进行公开指责，这对解决问题并没有帮助。我带给您的口信是，您能否稍微关注下其他的勤务部门，稍后再来看我们的表现？”他没有生气，也没有大惊小怪。他回答说：“从我掌握的消息来看，你们部门的工作做得最差。不过你回去告诉阿诺德将军，我收到他的口信了。谢谢你。”我将这一答复带回了华盛顿。

将军们都很喜欢我，因为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很多工作，并将完成的工作写成详尽的报告。我越来越自信，而且还能不断鞭策自己。时不时会有某个满腹怨气的人对我说：“哼，看在老天的分上，你来航空队不过区区4年，我已经在这儿待了15年了。别以为你能指手画脚！”在五角大楼，最开始我同许多人相处得并不融洽——那些人是满脑子只想着在官场钻营的年长军官。但随着认识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人，我意识到要想把工作做好，必须同几乎每一个人处好关系。如果你不喜欢同你一起工作的人，最好不要表现出来。我懂得了要想做个好领导，就得学会掌握某种微妙的平衡，也就是说你对下属的驱策要达到那样一种程度：

你比绝大多数人的自我要求稍高，又不能高到让人觉得你是个爱挑事的家伙。如果一个团队刚刚经历了一段时间特别紧张的工作，你一定要清楚地知道应该让他们放松一下：请他们所有人带着家眷出去喝上一杯。如果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工作量很小，那就得让他们忙上一些日子了。

布拉德利于1943年初设立了空军督察处，就在此后不久，他被派往英国执行一项机密任务。美国空军第八军已经开始在欧洲地区进行日间轰炸。飞行员们驾驶B-17轰炸机进行密集编队飞行，从理论上说，这样能让飞机用机载机关枪互相掩护。但他们无法同蜂拥而至的德国战机正面对抗，所以空袭的代价惨重。布拉德利的任务就是研究轰炸结果，判定日间轰炸是否值当。他亲自参加了在德国上空进行的突袭，最终建议继续日间轰炸。但就在作出报告后，他却因为在高空缺氧环境下待的时间太长而突发心脏病。当时他年仅52岁，空军就让他退休了。他在一个叫斯佩里陀螺仪公司（Sperry Gyroscope Company）的战争器材承包商那里找了份工作，此后我偶尔才能见到他。

不久我就发现，如果我喜欢自己的上司，干起活来会卖命很多。接替布拉德利的将军很快来了，他叫朱尼厄斯・琼斯（Junius Jones），和布拉德利刚好是两个极端——琼斯是个非常古板、自命不凡却不求上进的人。他一来就马上考察我能否胜任他的专机驾驶员，不幸的是他喜欢我开飞机的方式。他是个怪人，说起话来慢慢吞吞、生硬乏味，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他会不停摆弄口袋里的零钱，发出丁零当啷的声音，因而得了个外号叫“叮当威利[13]”。他上了年纪，笨手笨脚，乘坐飞机时总会做些最出人意表的事情。同他一起飞行简直是个噩梦。他会坐在驾驶员的座位上问：“现在我该做什么，沃森？”我不得不时刻留神着他。

一次，我们的飞机负载很满。起飞时，尚未达到起飞速度，他就企图猛拉操纵杆让飞机离地升空。这很容易让我们为此丧命，我只得把操纵杆使劲往前推，好让飞机继续留在地面上。有时在飞机将要降落时他会说：“现在放下起落架，沃森。”我只得无奈地指出：“我们的时速是180英里，将军。”如果起落架在这么高的空速中放下，上面的金属整流罩会被狂风刮掉。等我终于喊出飞机时速已减至120英里或更低安全着陆速度时，他会若无其事地说：“放下起落架，沃森。”好像之前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我都不记得自己有多少次将他从类似的危险中解救出来。琼斯越来越依赖我，同时也越来越不喜欢我。这对我的军中仕途而言实属大患——整整两年时间里，我一直停留在中校的位子上。琼斯既不愿提拔我，也不放我离开。

和布拉德利共事时，我从未对自己所做工作的价值有过任何怀疑。但在琼斯手下的日子却让我开始后悔，当初从苏联回来时没努力找个机会上前线去。在华盛顿期间这个想法一直困扰着我。终于，在1944年年中随琼斯前去视察二战期间最著名的空中运输线时，我下定决心有所行动。当时日本已经占领缅甸和中国沿海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将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政府困在了偏远的内地。美国飞行员要想将盟军提供的物资运往中国，必须从印度的阿萨姆峡谷出发，飞越喜马拉雅山，抵达中国内地的昆明。这就是著名的“驼峰航线（The Hump）”，它也是达到人类想象极限的最危险的空中运输路线。航线沿途的天气条件极度恶劣——狂风暴雪能轻而易举地将飞机掀翻。飞机本身的性能在如此高海拔的地区也会变得极不稳定——引擎会结冰、停止运转或是失火燃烧。有那么多架飞机坠毁在这条全长不过500英里的航线上，因此它也被人们称为“铝谷（Aluminum Trail）”。成功飞越这条航线的飞机还经常得面对中国境内好整以暇的日军战斗机。可尽管如此危险，飞行员们还经常一天在这条航线上往返两趟。如果没有他们的英雄壮举，太平洋地区的战局早已改写，我们可能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

阿萨姆峡谷有六个飞行站，跑道都以砾石铺成，原始得令人难以置信。六个飞行站中只有一个是战前就开始部署的，其余都是1942年“驼峰航线”开通后才铺设的。我们还见到了更多仍在建设中的飞行站。建设机场的都是当地居民——从茶园征募来的一家子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施工设备。女人们用铁锤将大块岩石敲成碎块，那就是铺设跑道用的材料，你能看到她们用顶在头上的篮子将那些碎石运到工地。跑道原始简陋、崎岖不平，在飞行员眼里却是十分亲切。一些飞行站看起来散漫无章——草草搭建的营房，工作人员的发病率相当之高——但它们已经成功地运输了数千吨战略物资。为了保证飞行，机师们必须对飞机进行维护保养，以期使飞机的状态保持在一定程度，但在这样严酷的条件下，这项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夜以继日地努力着。我见过他们顶着烈日在大约40°C的高温下更换飞机引擎，也见过他们在狂风骤雨中对飞机进行大修。

我们抵达阿萨姆峡谷时，雨季正好来临，但每天的飞行依然照常进行。飞机每天在压顶的乌云和瓢泼的大雨中起飞降落，航行足足16个小时。参加“驼峰航线”的飞行并非我正式工作的一部分，但一有机会摆在我面前，我便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关于这条航线的可怕和艰难我已经听说得太多，我觉得不管是对我本人还是对军方而言，都理应了解参与这条航线的飞行员们究竟面对着什么。

我随一位叫作卡朋特的年轻上尉一同飞行，他要将四吨汽油送往昆明，而我将在此次任务中担任他的副驾驶。我们戴上氧气面罩，穿上沉重的靴子，带好降落伞。我们有丝质的地图，上面标明如果我们被击落的话应该怎样突出敌军包围线；我们的腰包里放着钱，以便向当地人买东西。我们计划飞行4个小时，其中有两小时是在日本控制的区域内飞行。黎明时分，我们在黑暗和大雨中起飞，依靠仪表将飞机拔升到2100英尺的高度，在上升过程中我们甚至需要使用氧气面罩。破晓之后我们能看到下面栉比鳞次的土地，好在空中有足够多的云，能让我们躲开日本战机。第三次看到中国依然让我兴奋不已——尽管这个地区在日本控制之下。我能看到下面仿佛茫茫大海中零星孤岛般的小山谷，山谷中的田地精耕细作，秀气小巧的茅屋整整齐齐地排列着。

我们在昆明降落，着陆的那条跑道被日本飞机炸得坑坑洼洼，劳工们不得不日夜劳作填补那些大坑。我们将运来的汽油交付，然后卡朋特带着我去了机场边上一家非常简陋的餐馆。伙计是个中国人，他一看到我们进来就开口说道：“爱哥思，爱哥思（Eggs）。”

我问卡朋特：“这家伙到底在说什么呀？”

“他在说‘鸡蛋’呢。”这个餐馆只有鸡蛋供应。我吃了一个又一个——总共吃了八个。我猜是因为一路上提心吊胆所以才会饿成这样。

返回印度时，卡朋特让我驾驶飞机。抵达阿萨姆峡谷时我做了一次规范之至的着陆，知道自己成功飞越了“驼峰航线”，我心中油然而生胜利喜悦。不可否认它也许的确是世界上条件最恶劣的航线，但我觉得自己能搞定它。那天晚上我兴奋得过了头，满腔热情地开始想象要是自己当上阿萨姆峡谷某个飞行站的指挥官会怎样，想象着自己参加各个飞行站之间的竞赛，看谁在一个月内通过“驼峰航线”运送的物资最多。

几天后我返回昆明，找到陆军航空队第十四大队指挥官克莱尔・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将军，要求去前线参战。陈纳德因建立了美国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而世界闻名。“飞虎队”是一支由美军飞行员组成的飞行大队，早在美国宣布参战之前很久就已经悄悄进入中国，帮助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本。当时陈纳德已经从美军荣退，担任蒋介石的空军顾问。罗斯福对他的活动一清二楚，却佯装不见。“飞虎队”驾驶的都是被淘汰下来的战斗机，人数上也占绝对劣势，但陈纳德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战术家，在他的指挥下，“飞虎队”在中国和缅甸无数次粉碎了日本的空中打击计划。珍珠港事件后，“飞虎队”归并入美国陆军航空队，陈纳德也重新加入现役。这支飞行大队逐渐扩充为一支正规的航空部队，到我面见陈纳德将军之时，它甚至单凭一己之力对日本进行了一次空袭，这还是1942年詹姆斯・杜立特（James Doolittle）冒死轰炸东京之后同盟国方面对日本发起的首次空中打击。

我面见陈纳德那天他正在生病。只是因为克莱顿・克拉森（Clayton Claassen）上校的引荐，他才同意见我。克拉森上校是我在五角大楼时代就结识了的亲密好友，当时他正在陈纳德的指挥部担任行动指挥。我见到陈纳德将军时，他正躺在自己的临时营房里，一位护士守在行军床边。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脸——因为经历了无数次坠机而疤痕累累，而且全无表情。他问我是否想加入他的部队。

“非常愿意，陈纳德将军。”

“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我会提出调动申请的。”如果那一申请得以通过，我也许一辈子就待在空军部队了。但大概一周之后“叮当威利”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心中另有盘算。“我接到一份请调你的申请，”他告诉我，“不过我打算拒绝，因为你在这儿实在太重要了。”

我原来可以继续提出调任申请，但就在这段时间我想办法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另一次前线飞行任务，它给我留下的阴影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那是一次医疗运送任务，我们将沿着一条新开辟的航线翻越重重高山进入缅甸。这条新航线与利多公路[14]平行，飞行高度与危险系数都比“驼峰航线”要低，预计这条航线将成为一条主要的空中运输路线。航线通往一个建造在丛林中的机场，这个机场刚被有着“酸罐子”外号的史迪威将军[15]率领的中美联军占领。史迪威将军是中缅印战区美军的最高将领，同时还担负着制定中国战区的战术战略，训练并武装中国军队、鼓动他们对抗日本的任务。1942年时日军击溃了史迪威的军队，将他逐出了缅甸，但现在他又回来了。当时一场旨在争夺缅甸密支那城的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城外数千名日本人夜以继日地挖掘着掩体。而据守城内的史迪威将军有大量的伤员及患上痢疾、伤寒的危重病人需要送出城外。

同我一起执行此次任务的驾驶员是泰勒中尉，他告诉我，他因为在黑市出售香烟而获罪，受到的惩罚就是在这条航线上再飞一年。我们起飞时的天气要是在和平时期肯定会被认为“无法起飞”——云层距离地面只有三百英尺距离，能见度只有一英里。他和他的副驾驶载着我们飞过第一处山谷时，飞机的高度是如此之低，以至于要是按照地图上标注的海拔来看，我们正在海平面以下飞行。唯一让人安心的是泰勒总能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知道我们身处的位置。每过几分钟他就会告诉我前面有条路或是有个村子，而事实正如他所言的一般。不过正当我们穿越山隘最狭窄的一段时，浓密的大雾围上了我们。我们的飞机距离地面只有一百英尺，我确信大难临头了，于是在泰勒的座位后面蜷着身子仰面躺下，绷紧肌肉等待撞机的时刻到来。这时泰勒开口了：“你在干什么，你还想活下去吗？”我们在大雨中翻越了最后一道山脊，接下来的云层开始逐渐上升，升到了大概四百英尺的高度，我们能够顺利的在云下飞行。下面有个浓翠欲滴的平坦山谷一掠而过，我还注意到沿途有许多被击落的DC-3型飞机残骸，这可一点都不能让人安心。最后我们开始盘旋，我问道：“你怎么分辨出哪儿是交火地带？”

泰勒回答说：“双方交火的地方总是在变。不过日本人只能拿轻武器朝我们开火，所以不用担心。”我们终于着陆了。降落的地方离交火地带非常近，我都能听见甚至是轻型武器开火的声音，这弄得我心惊肉跳的。突然就在我身后传出一声巨响，“轰！”我一头趴到地上寻找掩体，却看到别人都泰然自若地站着。我没注意自己正站在一门经过伪装的75毫米口径加农炮旁边。

战地医院由一位叫作戈登・西格雷夫（Gordon Seagrave）的医生主持，他是个友善亲切的人，战前就已经作为传教医生在缅甸待了二十年。现在他加入了美军，并刚刚写了一本叫《缅甸军医》畅销书。西格雷夫的医院是从小山一侧挖进去的壕沟，唯一的掩护就是头顶简陋的茅草蓬。这里到处都是遍身泥泞、血迹斑斑、带着臭虫的伤员，气味令人作呕——真是可怕的情形——不过西格雷夫依然设法将感染率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

我们必须自己抬担架，因为此地的士兵意志相当消沉，完全帮不上忙。那些伤员是我见过的人中最让我揪心的——一个瘦瘦的金发男孩带着困兽般的神情，他与自己的队伍失散，在丛林中游荡了好几个星期；一个满脸胡子的大个子男人腿部受伤，疼痛难忍，却一直用微笑和言语给其他人打气；其他那些腹部受伤、头部重创及患上丛林热的可怜人则在挣扎着与死神抗争。热烘烘的座舱内恶臭难闻、苍蝇乱飞——我抑制不住地干呕，最后不得不走去飞机前部的战斗舱，离开这个让人不知所措的地方。那天我们飞了两趟，将28个伤员撤至安全地带。看着这些人，我终于明白，为何那些飞行员甘愿冒着生命危险飞越这些地狱般恐怖的航线。

尽管我无比钦佩泰勒中尉这些人的勇气，但此次飞机带给我的影响已经足够了。我毫无遗憾地离开了阿萨姆峡谷，随琼斯将军飞往地中海地区，当时那里的战争基本上已经胜利了。我们视察了北非和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基地，然后飞往罗马。穿越意大利时，我们在蒙特卡西诺以北一点的地方经过了一处地势险峻、崎岖不平的地带，去年冬天英国第八集团军和美国第五集团军在那里经历了最严酷的战斗。意大利的这一地区大多数城镇都建在山顶，我们看到的每一处城镇都遭到了严重的轰炸。我们在罗马城外着陆，在驱车进城途中我们经过了许多损毁的德国88毫米防空火炮。因为同盟国与德国达成了协议，罗马城得以免受战火的侵扰。自从离开美国以来，我在这里看到的人是最干净整洁的，姑娘也是最漂亮的。我们住进一家被征用为军官休养所的旅馆，美美地洗了个澡，然后坐在开阔的阳台上享受美餐，耳边不时传来维也纳音乐和街道上狂欢士兵的叫嚷声。

次日，我发现自己正在电话簿上找寻IBM驻罗马办事处——在这里它被称为“意大利沃森公司”。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必须到那里去看看情况如何。办事处就在旅馆附近，地理位置绝佳。它看起来像是关闭了，门上有个大大的牌子写着“IBM财产，美国纽约”。不过大门没有锁，我推门进去，穿过空空荡荡的产品展示厅，走进经理办公室。此处的经理是朱塞佩・萨马鲁吉（Giuseppe Samarughi），以前我曾在纽约见过他一次。他热情地和我握手，接着办公室里另外一个人开口说道：“很高兴你来了。也许你能帮帮我们。”那是个美国少校，叫作哈里・里特布什（Harry Ritterbush），以前在IBM的纽约办事处工作，现在负责整个地中海战区的穿孔卡片档案记录事宜。他告诉我，自从罗马解放后他就一直试图照看这个办事处。令人称奇的是，这一地区的顾客仍然不断将租金寄来，但同占领区当局打交道却非常令人头疼。像罗马所有的企业一样，“意大利沃森公司”也被美国军管处接管，他们不让萨马鲁吉先生正常经营办事处。

其实我并没有实权，但萨马鲁吉和里特布什看起来对我寄予了很大期望。也许当时我整个人已经变得更为果决，抑或在那一刻我已经在潜意识里做好了回到IBM的准备。不管怎样，我径直走去军管处，向负责人提供担保，证明IBM的设备属于美国而非他国财产。我待在那里，直到军管处终于松口同意将管理权交回萨马鲁吉手中。接着我让萨马鲁吉全权负责整个意大利的事务，直到米兰被解放后再交接给IBM驻意大利的正式负责人。萨马鲁吉对我非常感激，送给我一把伯莱塔手枪以作纪念。那是意大利军官携带的一种小巧精致的武器，虽然我一念之间想到了像这样的手枪曾被用来射杀过美国士兵，但我还是收下了它。

没在卡普里岛度个短假，琼斯将军可不打算离开地中海地区。在看过所有那些战火留下的疮痍景象后，波光粼粼的碧蓝海水、嶙峋岩石环绕中的海滨别墅简直让人惊艳。我在海边遇到一位意大利女侯爵，她邀请我和我的同僚参加当晚举行的一场晚会。我们是晚会上唯一的美国人。在我看来，女侯爵邀请的所有宾客身上都散发出糜烂堕落的气息。美丽的意大利侍女身边，总是有看上去就像来自各国的浪荡男子，我同一位富有的瑞士妇人跳了支舞，她告诉我，战局危急的那段时间她一直在“卡普里岛躲避战争阴影”。离开这个晚会时，我为自己身为美国军人而深感欣慰。

返回华盛顿的途中，我开始认真考虑战后的生活。同盟国的胜利已成定局，虽然战争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为萨马鲁吉先生做了那些事，但对我来说，加入IBM成为我父亲的手下这个想法还是对我没什么吸引力。此时我已习惯靠自己的能力完成工作，那会给我带来成就感，而且我很享受飞行，驾驶飞机的感觉能让我兴奋不已。于是我觉得自己运营一家小小的航空公司会是不错的选择。1944年8月，我在休假的时候前往纽约，并且告诉父亲我不打算回IBM了。

对此父亲表现得十分淡定，我原以为他会说：“我和你母亲都非常失望。”可他非但没有这么说，还让弗雷德・尼科尔帮我在民用航空界找机会。尼科尔马上着手此事，他先是给父亲的熟人、联合航空公司的老板帕特・帕特森（Pat Patterson）写信，跟他说我想当飞机驾驶员，并且将来打算进入管理层。我收到了帕特森的回信，上面写道：“战争结束时来找我。”接着尼科尔发现了一个叫作奥斯本的年轻人，他发明了用于水上飞机的浮筒。当时水上飞机很受欢迎，奥斯本的生意看起来大有可为。他的公司叫作伊多浮筒公司（Edo Float Company），让我惊讶的是，当我提出买下这家公司时，父亲丝毫没有表示反对。他完全没有对我施加任何压力。但尼科尔急切地在IBM之外为我找寻工作的举动，让我不禁怀疑自己似乎正在放弃什么，不过这也许正是父亲刻意营造的效果。

1945年春天，我回到华盛顿。布拉德利将军当时已是斯佩里陀螺仪公司的副总裁，正在华盛顿出差。我将他邀请到我的公寓同我和奥莉芙共进晚餐。我在五角大楼等他，之后开车带他回我家。他退休已经一年多了，这段时间我们只交谈过寥寥数次。不过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春日傍晚我们在路上的谈话——它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一生。

他在车上说：“汤姆，战争结束后你打算做什么？”

“将军，我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我将去联合航空公司当飞机驾驶员。”

我原来以为布拉德利会说些“那是个不错的选择”之类的话，也许还会称赞一下我的飞行技术。但他却说：“真的吗？我一直以为你会回去经营IBM公司。”

我大吃一惊，我试图集中注意力好好开车，因为脑子里空白一片，过了一会儿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自我孩提时代哭着跑回家那次开始就一直深深埋在心底。“布拉德利将军，”我问道，“你觉得我能经营IBM？”

他回答说：“当然了。”

晚餐时，我一边调制饮料、传递盘子，一边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这番对话。在把将军送回酒店之后，我把车停在一条僻静的路上，在方向盘后面整整坐了半个小时，琢磨着他的话。他在一场双方都很理智的谈话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因此我认为他的看法是出于真心。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他的观点是否重要到足以让我有所行动。毫无疑问布拉德利是个容易相处的上司。他是个优秀的领导者，但他的心境阴晴不定，我为他工作时的表现也并非尽善尽美。但除开这些之外，他对于我的能力有很高的评价。这让我开始觉得去联合航空公司——或者说除开IBM之外的任何地方，是在低估自己。

回到家后我对奥莉芙说：“布拉德利将军觉得我能经营IBM。”好一阵子她一言不发，于是我接着说：“奥莉芙，你怎么看？”

她说：“汤姆，你就像个贪玩的男孩，很难让人相信你真的想那么做。不过你全神贯注在某件事情上时，我从未见过你失败。”

她的回答更让我坚信布拉德利的话没错。我加入陆军航空队后的变化之大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我的态度端正了、能力提高了。我已经认识到自己有这样的个人魅力：能让别人接受我的观点，只要我事先花时间把事情思考清楚了。这都是我在布拉德利手下工作时发掘出来的优点，他就是我走向自信的桥梁。

24小时之后，我才打定主意，马上开始计划一趟纽约之行。我给我的父亲打电话说：“我想在某个工作日到你那儿去见见公司的人，因为不瞒你说，我也许会回IBM，只要你愿意要我。”当然了，他等我这番话等了好多年了，虽然他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我很乐意，儿子。”但我还是能透过电话线听到他声音里的热情和喜悦。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能肯定父亲是否为我重返IBM扫清了道路。但那年春天我到IBM大概转了转的时候，能够看到高管职位的潜在竞争并不大。IBM正在迅猛发展，但纽约总部的经理办公室却空得出奇。许多早年间同父亲一起打拼的老员工已经退休，而父亲并不着急找人填补他们留下的位置。战前公司里有一些50岁左右，聪明能干、进取心十足的管理人员千方百计地谋求那些高管职位。但我这次回来时，那些“热门人选”都走了——跳槽去了别处或是自立门户了——接替他们的人毫不起眼。我从未找出这些变化的真正原因——当时我真的以为那是天助我也。我记得当时自己想道：“也许我在这儿大有可为呢。”

之后我又跟随琼斯将军作了一次长途出行，巡视整个南太平洋战区。1945年8月中旬我们到了澳大利亚的悉尼。一天我正在旅馆房间里打瞌睡，半梦半醒间听到收音机里一个英国口音宣布道：“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跑到大街上，同一个澳大利亚护士跳起了舞。5年的军旅生涯，4年的战争岁月，现在胜利来临了！这个消息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听到它时我油然而生一种美妙难言的感觉，让我直觉得膝盖发软。到中午时分我那个小小的房间里已经挤了18个人，大家都在唱啊跳啊。旅馆前面的街道上拥满了欢呼的人群，我只看到很少一些人没有表现出欣喜若狂的神情——也许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挚爱，明白这次胜利的得来有多么不易。几天后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路途，午夜时分从夏威夷起飞直奔旧金山。我坐在驾驶座上，琼斯将军在一旁睡得很熟。

总的算来，在我从军的5年之中，我已经飞了大概2500个小时，其中有1500个小时是在海上或靠近敌占区的地方飞行。现在战争终于结束了，我还记得当时我们飞在2000英尺左右的高度，翻卷的积云散开，一轮圆月徐徐露出皎洁的面庞。我坐在那里，听着某个火奴鲁鲁电台播放的交响曲，身后传来飞机引擎柔和的哼鸣声。我想，此情此景奥莉芙一定会非常喜欢。

第十四章   转型中的IBM进入电子市场

通往IBM之路似乎在我面前畅通无阻，我不作他想，目光直接瞄准高层职位。但当1945年9月我从南太平洋返家之后，却听闻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父亲将公司原来的二把手弗雷德・尼科尔换成了一个叫作查利・柯克（Charley Kirk）的新人，此人精明能干、作风强硬。我从未将弗雷德・尼科尔很当回事，他起初不过是父亲的秘书，就同乔治・菲利普斯一样；他是那样一种人，父亲要是对他说：“我们来建座通到月亮上的高塔吧。”他的回答肯定是：“好的先生，我今天下午就去订购钢材。”而查利・柯克则全然不同，他年仅41岁，干劲十足、争强好胜，却在公司内很受欢迎；他出身寒微，这点很像我父亲；他在IBM圣路易斯办事处创下辉煌的销售业绩，从而声名大振；二战爆发时，父亲将他派到恩迪科特负责工厂生产事务，在他的管理下，工厂产值迅速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对于必须在公司总部同柯克竞争，我真是始料未及。在我看来，柯克就只是一个属于恩迪科特的工厂主管。但是可怜的尼科尔终于被长年为我父亲工作而导致的焦虑情绪压垮了——1945年春天，他患上神经官能症，几个月之后就退休了，时年58岁。当尼科尔不会再回到公司的事实已成定局时，父亲将柯克从恩迪科特召来，任命他为执行副总裁，并在董事会里给他安排了一个位子。对此我很不解——我猜是因为当时在我看来父亲的精力依然相当充沛，所以我完全想不通他为何会需要一个副手。不过后来我明白了一条公司管理的诀窍：管理一家公司就像操持一个儿孙诸多的大家族：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你又想要工厂运转良好，又想让销售额提升，又想鼓励这个员工的积极性，又想为某个职位寻求一个更适当的人选——你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长串待办事项的清单，里面每桩事情办起来都颇为棘手。而如果你有个像柯克这样的手下，就可以把清单交给他，而他会说：“让我来处理这四件事情吧。”像我父亲那样年逾古稀、诸事缠身的主事者，对此举是相当欢迎的。但当时我想到的却只是万一父亲生病了或是不幸离世了，柯克就会顺理成章地成为公司的下一届领导人。

1945年底我从陆军航空军退役，于1946年第一个工作日前往IBM报到。父亲在他的办公室欢迎了我的到来。那天我穿着一身考究的黑色西装，戴着笔挺的衬衫假领。父亲同我握了手，然后朝房间另一头做了个手势。“汤姆，”他开口说道：“来认识一下查利・柯克。”接着他告诉我，我将担任柯克的助手。我肯定当时自己有同柯克握手并说了些“很高兴认识你”之类的话，不过让我吃惊的是我完全不记得自己有那么做了。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才理清思绪，弄明白自己对于此项任命的感受。我知道这并不像听上去那么有失体面，因为在IBM，“助手”这个头衔有着特殊含义。父亲一直大力宣扬这样一个理念：主管人员应该将自己视为员工们的“助手”而非他们的上司。他还经常将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指派给高层主管当助手。所以刚到IBM便当个助手也并不是件丢脸的事情。

可另一方面，我将同柯克而不是父亲共事这个事实着实让我担忧不已。到我入职第二周快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很清楚地看出来父亲和柯克之间建立起了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周末的时候父亲召集所有IBM的销售经理到恩迪科特召开为期一周的会议，柯克和我都参加了。在IBM，像这样的会议被称为“主管进修班”。战争进入尾声以来，这还是公司第一次召开此种大型会议。负责主持会议的正是柯克。我父亲直到星期三才露面，他走进会议厅，在后排坐下。当时在讲台上发言的是IBM最年轻的分区经理之一，名叫吉姆・比肯施托克（Jim Birkenstock），来自圣路易斯办事处，正是柯克的密友。我看到父亲示意柯克到他坐的地方去，两人把头凑到一起开始窃窃私语。过了一会儿，父亲突然作出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举动，他高声说道：“柯克先生，讲台上那个年轻人非常值得赞赏，他将成为我们新一任销售总经理，我将马上下达此项任命。”在场听讲的诸位经理都倒抽了一口气，因为此举使得比肯施托克从低位一跃成为在场几乎每个人的上司，新职位还将带给他2万美元的年薪。接着父亲正式下达了这一任命，与此同时柯克将原来的销售总经理叫到一边告知其将调至别的职位。众所周知，父亲的确喜欢出人意料地擢升新人，但像这样的决定却是闻所未闻。我将此视为柯克对我父亲有着极大影响力的一个明证。

从我们结束会议回到纽约时起，柯克待我相当好，不遗余力地教我业务上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对他表示钦佩。他办公室里有张大桌子，他简明扼要地告诉我拖过一张椅子来。“我没有太多时间解释我做的每一桩事情，”他说，“不过只要你坐在这里注意看就能学会。”就这样，好几个月里我就坐在那里看着，要是柯克外出开会，我也一同前往。我几乎观察着他做的每一件事。我学会了如何作决定，因为柯克非常善于快速作出决断，并且绝大多数决定都是对的。当你对业务有着像他那样的经验和直觉时，你也能立下决断，特别是在那些你能预见结果的事务上。同时，他也知道什么时候不应仓促行事，比如那些一旦处理不当就会有损IBM的名声或是引发法律纠纷的事务。当时柯克同时负责着许多不同方面的事务——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精力旺盛、工作出色的人。坐在他旁边，比在公司其他任何地方更能让我深入而全面地了解IBM所面临的问题。

尽管如此，柯克和我之间似乎不太可能建立起友谊。一天晚上，夜色尚浅，他邀请我到他的住处做客，同去的还有三四个IBM同事，都是他的朋友。当时他还没有时间将家从恩迪科特搬来，因此独自住在里兹大酒店的一个房间。大家落座后，柯克变戏法般地拿出一瓶酒扔到床上，说：“喝点啊，汤姆。”我回答道：“不了，多谢。”除我之外的其他人都喝了，柯克喝得最多。他知道二战前我常去夜总会饮酒作乐。但他不知道的是，大概在1944年年中，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前程，所以我决定彻底戒酒，即使是在社交场合。“唔，”我说，“这不是在针对你们任何一个人——这毕竟是下班时间——不过我现在的确滴酒不沾。”这使得我成了这群人里的异数。其他人一边喝酒一边开始谈论起在圣路易斯办事处的旧事，而我起身告辞了。

说实在的，IBM当时的境况足以让每个人都想喝酒。同数以百计的其他企业一样，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从战时状态调整到和平时期的状态中来。父亲无意将IBM的规模缩小至战前水平——那将意味着解雇新进员工、卖掉他深以为自豪的新厂、将那些复员的老员工拒之门外，而他觉得安置这些人是不容推卸的义务。可我们三分之二的厂房专用于生产战时物资，战争胜利后，这方面的市场需求就没有了。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让每个员工有事可做、让所有工厂有工可开呢？为了做到这一点，IBM必须设法卖出比战前多出三倍的商用机器。

父亲无疑是有史以来最积极主动、最乐观向上的企业家之一，但即使是他也为此忧心不已。有份1944年的会议记录，上面显示他当时就已经在拼命催促工程师们为和平时代开发新产品了。“假设欧洲的战争在三个月内结束，”他当时这么说道，“我们能拿出什么产品让人家下订单？因为到时候我们现在生产的那些东西就没人要了。”工程师们说了一些正在开发中的产品，但父亲说这些东西没一个能打开新的市场。“我要的是能打开新市场的东西，”他说，“否则的话，还谈什么让所有雇员都有事可做啊，先生们。真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因为想这事儿，我昨天一晚上没睡好。”父亲告诉工程师们，从此刻开始他们必须快马加鞭。二战之前，IBM的产品从提出设想到投放市场的周期，大约是5年时间，在当时这也不足为奇。但父亲指出，像机关枪这样对IBM来说全然陌生的产品从设计到全面投产也只用了数月时间。“如果我们在生产枪械时能做到，”他说，“那么在生产我们多少有所了解的商用机器时也能做到。”他这么说并非主观臆断——他不知如何敏锐地察觉到，经过这场战争，美国技术变革的步伐永久性地加快了。

让父亲夜不能寐的事情中，肯定有对于1921年的记忆，当时美国经济在一战后大大萎缩，CTR几乎破产。我敢肯定他还因为想到了成百上千租借给美国军队的数据处理机器而倍感沮丧。那些机器绝大部分将退回IBM。因为战争缘故而增设的那些国防设施建设承包商现在将面临大幅削减，所以也不能指望他们会保留所有的机器设备。综上所述，除非我们找到新的客户群，否则我们的库房将塞满不再挣钱的旧机器，我们的工厂也将无工可开。

面对可能出现的困境，父亲下意识的应对方式总是雇佣更多的销售员。我复员返家的时候他正打算这么做，他决定在每个州的首府都设置IBM的办事处。上至柯克下至普通职员，每一个人都在拼命将销售网络尽可能快地扩大。就在大家忙得人仰马翻之际，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产品订单雪片似的飞向IBM。预想中的战后经济衰退没有出现，相反，人们战时受到极大抑制的商品需求——汽车、房子、家用电器、时装——全面释放出来，将美国经济刺激得一片繁荣。经济的欣欣向荣又反过来刺激着诸如银行业、保险业、零售业之类的支持性产业——而它们正是我们最大的客户。一时间这些客户对数据记录及账目管理的需求迅速增长。我们很快发现必须赶工才能满足这些需求。我刚到公司时，柯克每天都得工作16个小时。

我同柯克进行第一次商务之旅时，但凡我们两人有一个理解了自己看到的东西，整个计算机工业的历史可能都将改写。那是三月里的一个阴天，我们前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参观“埃尼阿克（ENIAC）”。那是最早的电子计算机之一，庞大、原始，用以解决各种计算问题。当时它刚刚投入使用，其发明者普瑞斯波・埃克特（Presper Eckert）和约翰・莫齐利（John Mauchly）因而名声大噪。他们用电子电路取代机电式续电器——我们的制表机用的就是此类续电器——从而开辟了计算机发展的新天地。父亲对资助“埃尼阿克”之类的研究项目有着极大的兴趣，但更多是出于名誉和慈善方面的考虑，而非商业意图。二战时期，IBM曾与哈佛大学合作研制了一台巨大的非电子计算机，叫作“马克一号（Mark I）”。它的基本计算单元是合计重达2吨的IBM制表机器，由一根传动轴同步驱动，就像纺织厂里的织布机那样。“马克一号”作为“哈佛机器人的超级大脑”而受到极大关注，并被成功用于处理战时机密要务。

父亲听闻埃克特和莫齐利之名是在战争后期，当时海军方面要求IBM提供穿孔卡片设备用以协助“埃尼阿克”的数据传输。我和柯克正是因此得以一睹“埃尼阿克”真容。不过亲自前去参观“埃尼阿克”其实是柯克的主意。其时坊间大肆传言“埃尼阿克”疾如闪电般的运算能力，让柯克充满好奇。他想去看看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埃克特和莫齐利正有意申请专利，这让我们的律师担忧不已——一旦电子计算机的理念被广泛接受，IBM将不得不支付大笔的专利使用费。

参观“埃尼亚克”时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它看起来就像焊满了真空管的金属支架，绵延数百英尺。实验室里非常热，我问埃克特——他是一位仪态整洁、彬彬有礼的人——为何会这样。他解释说：“因为这间屋子里有着18000个真空管。”他们没有在“埃尼亚克”上安装控温装置。当我问到“埃尼亚克”正在做什么的时候，埃克特回答说：“计算弹道轨迹。”为了向我们说明，他坐下来，用铅笔在纸上画出炮弹在空中运行的轨迹。他解释说，为了将枪炮的功效发挥到最大，必须计算出炮弹飞行过程中每一秒钟所处的方位。这就需要进行数量惊人的运算，而“埃尼亚克”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进行这些运算——它得出结果的时间实际上比一颗真正的子弹击中目标所花费的时间还要短。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埃克特还进一步告诉我说计算机将是未来的潮流趋势。他倒是没有明说我们的穿孔卡片机就像恐龙那样行将绝迹，不过他说他和莫齐利正打算为“埃尼亚克”申请专利并投入商用。听到这些话我感觉他们其实是想着很快就能把IBM挤到一边去。我说：“你们的想法非常不错，不过你们将会遇到资金问题的。将这些东西作为商品生产将会耗费极高的成本。”

事实上，我对“埃尼亚克”的反应正如一些人对怀特兄弟的飞机的反应——完全无所触动。我不知道为何当时脑子里没有出现这个念头：“老天，这正是IBM未来的方向。”坦白地讲，我无法把一个如此庞大笨重、造价高昂同时可靠性堪忧的设备看成一件消费者们喜闻乐见的商品。柯克也是这么想的。在从费城返回纽约的火车上，他说：“唔，那玩意儿实在是太笨重了。我们永远用不着像那样的东西。”我们一致认为，尽管像雷达那样新问世的电子设备引起了大众广泛的关注，但“埃尼亚克”的实验性实在太强了，很难投入商用，因此不会对我们有所影响。我没有停下来好好想一想，如果电子电路运算的速度能够用于商用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幸运的是，我的这种短视没有持续太久。几个星期后，我正跟着父亲在IBM总部转悠。父亲在空闲的时候总喜欢到各个部门看看，那天下午我碰巧跟着他一起。我们走到了大楼的某处，这个地方我之前从未来过，我们面前有扇门，上面挂着“专利研发部”的牌子。进到里面，我看见父亲手下的一位工程师正将一架高速运转的穿孔卡片机连接到一个有着黑色金属盖的盒子上。那个盒子看上去就像个行李箱，只是高度大概有4英尺。我开口问道：“这是在干吗？”工程师回答道：“用电子管进行乘法运算。”这机器正在制作工资表——穿孔卡片最普遍的应用之一——时薪数乘以工时，减去应扣的社保基金、退休基金、医保基金等等，得出应发给每位职工的净额数。接着那位工程师告诉了我这机器工作起来有多快。它花费在计算上的时间只有连接其上的穿孔卡片机打印计算结果所花费时间的十分之一。那个盒子有90%的时间闲着，因为电子部分运行得如此之快，而机械部分运转得如此之慢。这对我犹如当头一棒，因为表面看去那个乘法器才是相对没有技术含量的部分。我离开时嘴里不禁说道：“这东西实在是太神奇了。做乘法、出总数，全由电子管完成。父亲，我们应该把这种东西投放市场！即便只卖出去十台八台，我们也能广而告之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拥有世界上第一台商用电子计算机。”

这就是IBM怎样进入电子行业的过程。1946年9月，我们在《纽约时报》上以整版广告对这种计算机进行了宣传。我们称之为“IBM603电子乘法器”。从技术层面说，它并非电子计算机——它没有存储程序，只能处理通过穿孔卡片输入的数据。实际上，对603电子乘法器的宣传更多是一种公关策略——它能以电子的速度进行计算，但并不是很实用，因为连接计算器的穿孔卡片单元跟不上计算速度。尽管如此，这东西却大受欢迎。我们原本只希望租出去几台，能把广告费收回来就好，但许多大客户都急不可耐地想要做一把电子产品的弄潮儿，于是我们卖出了上百台机器。不到一年时间，我们便不再停留在营销阶段，我们设法让电子电路不仅能进行乘法运算，还能进行除法运算——这一工作如果用机械来完成的话成本高得几乎让人望而却步。至此电子计算器才变得真正实用，我们推出的下一款机器“IBM604”销售量数以千计。

尽管我同柯克从来没有成为朋友，但在我们一起工作的头几个月里他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外表不算讨人喜欢——中等个子，正在谢顶，梨形身材，衣服皱皱巴巴，戴副金属框眼镜，烟不离手。但此人简直就是台“永动机”。在公司飞速发展的这段时期，我看着他运筹帷幄，有条不紊地在各处雇佣、提升、调动大量的主管人员。他对生产非常了解，每次我父亲表扬某个工厂主管时总会说：“这活干得像柯克一样。”柯克也极受销售员和顾客们的欢迎。他钢琴弹得很好，每次我们到恩迪科特去，IBM乡村俱乐部的人们最后总会聚集到他周围。他会斜坐在琴键前面，香烟随意地衔在唇间，一边用脚打拍子一边弹奏乐曲，人们随之歌唱。

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举个例子，父亲过去常常鼓励员工将IBM当成大家庭，欢迎有事找他，但柯克告诫我说千万不要过多涉足工厂职工的生活。他只说了一个故事就让我信服不已。他告诉我说，他在恩迪科特当工厂经理时，曾收到一名职工妻子的来信，信里抱怨说那名职工公然将自己的情人带到家中同居。柯克觉得这事不妥，而且传出去也对IBM的名声不利，于是他把夫妇两人都找来。那个丈夫申辩道：“事情根本不像我老婆说的那样。那女的只是我一个朋友，她遇到了难处。我没和她上过床。”而那个妻子则说：“你就是和她上过床！吃晚饭的时候你带着安眠药片。你对着我俩左看右看，决定晚上和谁睡觉，就把安眠药放到另一个女人的咖啡杯里！”柯克实在听不下去了。他决定从此以后对工厂工人们的私生活管得越少越好。“那是个无底深渊！”他告诉我说。虽然父亲对他的说法肯定会不以为然，但那仍不失为发自肺腑的忠言。

我同柯克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在我们一同工作了大概四个月之后到来。1946年5月，他得了阑尾炎，请了六周的病假。当时我仍坐在他桌子的一角，但到那时为止我已经通过耳濡目染学到了一些经营之道。柯克不在的时候，许多事情直接送到我这里来作最后决策，部分是因为我是他的助手，部分是因为我有着“沃森”这个姓。我想大家可能觉得同我打交道要比同我父亲打交道来得更容易吧——老爷子实在太难以捉摸了。人们会拿着问题来问我，我给出答复，然后看到结果。处在这样一种位置相当令人愉快——刺激了我参与管理的兴趣。我开始享受决策过程——在此过程中我既体会到了责任感，又有机会看看最后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在战后以加倍速率发展的技术产业中这样做尤为让人兴奋。

六月份的时候柯克回来上班了，当他发现我积极参与了各项事务并作出了许多决策时大为吃惊。我像在空军时为上司所做的那样把这些事情都写成备忘录，他走进办公室时那份备忘录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在您请假期间，我们出于如下理由完成了如下事项……”我那长期在外奔忙的父亲对此举肯定大为赞赏，因为就在那个月他提拔我为副总裁。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当时才32岁，除我之外IBM只有4位副总裁及12位高管。父亲手下的人立马将我的照片贴在IBM销售例会的横幅上，旁边写着“让我们为了新的副总裁力创新高！”这实在是让我尴尬得很。于是当轮到我对销售主管们讲话时，称父亲对我的表扬大多言过其实。如果大家都像我学习，那么IBM将会开展一次“争后恐先”的活动了。大家听了之后便哈哈大笑，现场的紧张气氛开始得到缓解。

我觉得正是从此时起，柯克和我开始多少有些认真地重新审视对方。柯克可能开始担心自己的位置不保。在我看来，他并非从一开始就将我视为对手——毕竟他对我战前的“好名声”从何而来心知肚明。但现在他意识到我俨然初具决策者的雏形。而1946年10月603电子乘法器横空出世，在市场上大获好评，我因此被选入董事会的事实更加重了他的疑虑。所有这些使得柯克处境极其艰难。他知道我父亲是个要求多么高的人。他知道我是父亲的儿子，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他知道他教我的东西越多，他自己登顶的机会就越小。即便如此，他仍然选择了继续帮助我。我猜他肯定是这么想的：“我最好是协助那小子，然后寄希望于命运的安排，也许他会自己栽跟头。也许老爷子突然归西，我可以直接说服其他董事让我当一把手。”他这么想其实没错。如果当时父亲去世了，董事会很可能推选柯克而不愿冒险推举我。

我依然挂着他助手的头衔，但此时我已经有了一间办公室，就挨着他的，父亲还给我配了个秘书。我开始猜想我还得同柯克共事多久。他不是很文雅的人，也不像我父亲那样自觉自愿地提升自己的修养。我很难想象他有朝一日代表IBM出现在公众面前，而那正是父亲当时大部分的工作。我曾亲眼目睹柯克在如纽约广告俱乐部一类的地方发表讲话，他表现得十分笨拙，我都忍不住为他和IBM感到难堪。我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越多，对他的反感就越强烈。

我对柯克的不喜有部分源自我的好胜心，以及我对他和我父亲之间关系的嫉妒。柯克同我父亲全然不像，我不能理解他们为何如此亲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不喜欢父亲受柯克影响而表现出的那一面。其中最让我烦忧的是人事方面的频繁调动。二战之后，公司不断有人被解雇和调任，其中一些实在令人尴尬。我觉得IBM在人事方面的表现开始显出冷酷无情的意味来。这部分是因为我理解中商界和军队的不同。我在航空部队的时候，至少得有十几个人递交了你表现差劲的报告，你才会被调走。我怀念那种根据长期表现对人们进行评估的方式，我不禁怀疑起自己是否真的适应商界的这种作派。但我意识到，如果决策者能够有节制地、明智地使用手中权力，一家企业能够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地方，比一个政府机关要效率太多太多。政府讲究的是制衡，而企业则是独裁机构，只有这样它才能真正运转。

当时IBM的问题就是对员工的解雇和降职变得有点过头了。许多年来，对某个他认为不够尽心尽力的人，父亲通常的做法是提出批评。他会说：“我刚到堪萨斯城去了一趟，办事处那个叫布莱尔的，我就搞不明白了，他给我的印象就是抽烟很凶、衣冠不整，办事处看起来也不像个样子。我不知道这个布莱尔做IBM的销售代表是不是合适。”当话说到这儿，我父亲实际上的用意是，如果这个布莱尔是个可堪重用的人，就应该有人跳出来帮他说话：“沃森先生，你这就错了。布莱尔是个相当不错的家伙，他招揽了许多生意。”于是最后这个布莱尔可能还会得到提拔。公司在战前就是如此行事的。但柯克来了以后，许多过去会站出来仗义执言的老员工要么辞职了，要么退休了，我父亲身边没剩下几个敢说真话的人。现在，每当我父亲流露出对谁的不满，柯克往往会说：“既然您对这个布莱尔意见这么大，我今晚就坐火车过去。明天早上我就能到堪萨斯城把布莱尔处理了，后天就能回来。”他口中的“处理”就意味着“辞退”，这实在让我大为震惊，因为提供工作保障本是父亲管理方式的标志性特色。

就在我们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之时，柯克无意中让我度过了此生最为糟糕的一个夜晚。那天我们工作到很晚，于是一起出去吃晚饭，我们在饭桌上谈起早年间的轶事——就是IBM还叫作CTR的那些时候——大概是因为临近公司的某个纪念日，我们讨论着应该怎样庆祝。我谈到了查尔斯・弗林特怎样将我父亲找来当总裁的事情，柯克闻言以一种古怪的方式看着我。他放下烟卷，慢慢地开口说道：“有些事情应该让你知道。你父亲当时只是被聘为总经理。董事会不同意让他当总裁。”

“为什么这么说？”

“你父亲应聘时正面临着刑事起诉。董事会知道他是个出色的管理人才，但他们不想冒险让他当总裁，除非他的罪名洗清了。”

柯克肯定是看到了我脸上的震惊。他花了20分钟给我讲了我父亲早年间的这个插曲，那显然是众人皆知的事情，但我却从未听人提到过。那发生在我出生之前数年。父亲以及国家现金收纳机公司的全部高管，包括约翰・帕特森本人，在美国首次反托拉斯行动期间被送上了被告席，罪名是阴谋遏制贸易及企图建立垄断。帕特森倡导了现金收纳机的使用，当时美国几乎所有的现金收纳机都是国家现金收纳机公司（NCR）制造的。帕特森认为19世纪90年代通过的反托拉斯法案与己无关，市场就是他的自留地，任何胆敢同他竞争的人都活该被消灭殆尽。

联邦反托拉斯行动专署把现金收纳机公司拎出来，打算来个杀一儆百。这个案子轰动一时，因为帕特森及其手下采取的手段即使以世纪之交的标准来看也堪称残忍。父亲在公司的履历使得他成为案子里最打眼的角色之一。政府宣称他在1903年假装辞去现金收纳机公司的工作，这样他就能成立一家皮包公司，实为帕特森秘密拥有，专门从事二手现金收纳机交易。二手现金收纳机市场是帕特森的痛处。他觉得任何由NCR制造的现金收纳机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自己，不管新旧，其他人都无权染指此项买卖。于是他掏出100万美元给我父亲用以挤垮全国各地的二手现金收纳机交易商。父亲会去到某个城市，开一家二手收纳机商铺，通过抬高收购价的手段对其他从事此项买卖的商人施压，最终把竞争对手的店铺吞并。柯克告诉我说，我父亲因此被判有罪，要在监狱里服刑一年。帕特森和其他人也被判有罪。不过后来案子移交至上级法院审理，谁也没去坐牢。几个月之后，因为一个技术细则，原先的判决被推翻了，帕特森等人被要求签署一份同意判决书，保证整顿其商业行为。我父亲自始自终都坚持自己是无辜的，因此拒绝签字。不过当时他已经因为其他原因离开了现金收纳机公司，而政府也没有再提出过要进行二审。

从查利・柯克那里听到的这个故事让我心中极端苦涩。饭后我径直回家，一夜辗转难眠。在我眼里，父亲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经商之道都无可指摘。他真会明知故犯作出违法之事来吗？我随即想到其时他年纪尚不到三十，还是个涉世不深的毛头小子，出身贫寒、野心勃勃，十年间干的都是些低微的工作——先是在杂货铺里当伙计，而后走街串巷推销缝纫机。我想到他对帕特森是多么忠心耿耿，所以当帕特森对他说这些话时他会怎样做就可想而知了：“我把这100万美元放心地交到你手中。去做这件事——我们是占理的一方，那些机器都是我们的，不该由那些二手商来倒卖。”在他生命中的那个时候，我父亲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犯法的——反托拉斯法还是个新鲜事物，而他的受教育程度不过八年级。但他肯定心知肚明此间有着不足为人道之处。好吧，至少现在我知道为何父亲会对司法部门有着在我看来极其无端的敌意了。

我不责怪柯克将我父亲的这一往事告诉了我；他其实是出于好意，而且从一个对我父亲满怀敬仰和同情之心的人口中听闻此事比在其他情形下听到要好很多。但在经营之道方面我正在迎头赶上柯克，这使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每况愈下。柯克越是担心自己的位子，就越对我父亲唯唯诺诺。父亲只要在言语间流露出片刻对某人成绩的关注，柯克就会想办法除去那人。1946年底，一个名叫哈里・艾勒（Harry Eiler）的地区经理就遭遇了此种命运。艾勒工作非常出色，很受大家欢迎，他常驻明尼阿波利斯，负责中西部销售大区。一天父亲问柯克将中西部销售大区的总部设在芝加哥是否更为合适。柯克立即命令艾勒动身前往芝加哥，当艾勒拒绝时，柯克不问青红皂白就将他降职为某个销售处的主管，并在芝加哥任命了一个新的地区经理。这事让我非常生气，因为我知道艾勒非常棒。后来我们得知艾勒是因为身体及家庭原因而不能迁往芝加哥。但柯克坚持不肯收回成命，又有我父亲给他撑腰，于是艾勒只好离开了公司。

1947年4月，我觉得自己终于对柯克已经忍无可忍了。我走进父亲的办公室，告诉他我要辞职。我说：“你看，父亲，这都是因为柯克。你雇佣的所有人我都能相处得很好，只除了柯克。他和我不是一类人。他太粗暴了。而且他只比我大9岁。如果我继续待在公司，我得在他手下干上22年才能熬到他退休的那一天。然后我能管上8年的事，再然后我也到退休的年纪了。我不希望一辈子就这么过。”

我说这番话时表情相当严肃，尽管我对接下来要怎么做毫无概念。父亲开始同我争论起来，最后我拂袖而去。我给奥莉芙打电话，问她是否能开车进城来。大概6点钟的时候她同我在华尔道夫饭店碰面。我们共进了晚餐，而后上到饭店顶层喝了香槟，跳了舞。我告诉她这天发生的事情，她说：“我敢肯定你以后会后悔的。”最后，大概11点的样子，我们开车回家。

如果必要的话，父亲真的很擅长做戏。我们抵达格林尼治村时已近午夜。我将车开到屋前，一眼便看到父亲的车停在那里，司机等在车上。我忍不住对奥莉芙说：“哎呀，我的老天。”我们走进屋里，母亲和父亲都在书房。灯光被调得很暗，我可怜的母亲坐在一个远远的角落里，因为夜色已深而备显疲惫。父亲则佝偻着背坐在房间正中的一张椅子上，尽可能摆出虚弱衰老的样子。灯光大概也是他调暗的，以便制造更好的“舞台”效果。我走进书房，看到这副情形，正打算走出去，这时他向我伸出手来，开口说道：“儿子，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辞职。”他倒是没有明说“不要把我一生的心血毁了”，不过肯定是这个意思。

我说：“父亲，你是个精通世故的人。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就算这会儿你管我叫不肖子也好，说我没出息也罢，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我才34岁，而我得一直埋头苦干到56岁才有机会管事。”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知道你的意思。”他说，“要不这样吧，你带柯克先生到欧洲去，把他介绍给那边的经理们，我来想想该怎么办。”

国际商会正计划六月份的时候在瑞士的蒙特勒召开一次会议。这个组织在战后恢复了，尽管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柯克和我将作为美国代表前去参加，会后我将带柯克去往欧洲各地，把他介绍给驻各国办事处的负责人——其中有许多是我从小就认识的人。再然后会怎样我就不清楚了。我怀疑父亲也是如此。他把我们派去欧洲只是想拖延时间，但我知道，最终结局要么是我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要么是离开，这个想法倒是使我冷静了下来。我不想再坐以待毙。在潜意识里，我认为父亲将要动手“处理”柯克了。

于是在1947年5月，我和柯克携眷乘船前往欧洲。国际商会的会议枯燥无味。会后我们同父亲派遣陪我们环游欧洲的瓦伦丁・博卡斯（Valentim Boucas）会合。博卡斯是IBM驻巴西办事处代表，他是我所见过的最老成练达又友善热情的人。我自小就认识他，我父亲也相当赏识他。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结识，博卡斯是里约热内卢一个领航员的儿子，当时正在艰难时世中挣扎着想立稳脚跟。他个性鲜明，能用快乐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他有些圆滑取巧，虽然父亲从来不愿承认这一点。父亲让博卡斯几乎一文不花就拿到了IBM在巴西的特许经营权，博卡斯因而变得十分富有。

博卡斯估摸着我将成为IBM的新总裁，所以他一点儿也不把柯克当回事。我们旅程的第一站是苏黎世，IBM在那儿有个颇具规模的子公司。子公司的人在湖上一座大酒店里为我们举办了大概有八九十人参加的晚宴。我用法语致辞，我的法语讲得很不错，而柯克用英语讲了几句话，有人为他做翻译。接着他们请博卡斯讲话，博卡斯会说英语，却选择用法语致辞，因为他知道柯克不懂法语。博卡斯张口就蹦出一句“le fils（法语，意为儿子）”的词，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自始至终，他讲话的主题都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对于经商而言，家族血脉是最重要的。“你们面前这位出色的年轻人，”他这么介绍我道，“是那位伟大绅士的儿子。”他告诉在座的人们，我驾临此地他们应该感到如何荣幸，我曾离家投身战场，而今重返商界，接过家族荣耀的事业。柯克一句话都听不懂，以为博卡斯说的是他。每当博卡斯讲到精彩之处，大家都会鼓掌，于是柯克也会颔首微笑，而我和奥莉芙则把身子越缩越低，恨不能钻到椅子底下去。最后博卡斯宣布我将在不久的未来成为公司的领导人，尽管这个消息尚未正式公布，但他会对此举双手赞同，他知道这对每个人都是最好的决定。随着他的话音落地，掌声雷动，柯克环顾四周，眉开眼笑。

我们此次旅游的下一段行程是穿越阿尔卑斯山，经由里维埃拉地区一路前往马赛，然后沿着卢瓦尔河谷向北前往巴黎。我们有两辆汽车，其中有一辆漂亮的凯迪拉克老爷车。德国人占领巴黎时，这辆车被IBM法国分公司的人拆开来埋在一个地下室里。战争结束后他们把它刨出来重新组装好，除了有点生锈外车子的性能完好如初。博卡斯和我及奥莉芙同乘一车，柯克夫妇及一个秘书乘坐另外一辆车。这样安排甚好，因为柯克和我一同对方待在一起就浑身不自在。我们这辆车里大家都快活极了，博卡斯哄得奥莉芙笑逐颜开。在米兰附近的一座破落小镇上，他告诉那些意大利人说有位从纽约来的著名影星到此地来参观。一大群人聚拢近来。其时奥莉芙28岁，容貌不输于任何电影明星，于是当地人都挤在我们的车窗边围观，嘴里还叫道：“给签个名吧！”奥莉芙不懂意大利语，一开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博卡斯坦白了自己的小小恶作剧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们到马赛的时候，柯克和我因为行程安排差点大打出手。之前父亲在意大利的一位老朋友携眷与我们同行了几日，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他们刚刚出嫁的女儿正在马赛附近的一处度假胜地盘桓。按计划我们应该从马赛驱车前往里昂，那处度假地则在去往里昂的反方向上，距离我们所在之处足足四十英里远。于是我对柯克说：“我们可以到那里去打个转，看望一下塞西尔。她父母会很高兴的，奥莉芙想认识认识她，我也想再次见见她。不会花太久时间的。”

“是吗？”柯克回答道：“去要一个小时，回来又得一个小时。”

“嗯，我们只会在那儿待半个小时。”

“好吧，那我们的行程就得延后五个小时了。”

我说：“怎么会是五个小时呢，只有两个半小时呀——去一个小时，在那儿待半个小时，回来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不对，不对。你跑那一趟的时间原本可以用来向着里昂开出两个半小时的路程。所以2.5加2.5就等于5了嘛。”

我知道他的话纯属谬论，但我气得要命，一时没法驳斥他，而他咬死不松口，坚持自己是对的。这场可笑争执的激烈程度难以付诸笔端，不过争吵结束的时候我真是大大地松了口气。奥莉芙死命扯着我的外套，我可算闭了嘴回到我们的车里。

那天晚上我们终于到了里昂。深夜时分，我躺在旅馆房间里，被一阵重重的敲门声惊醒。敲门的是我们的秘书。“快来，沃森先生，”他说，“柯克先生病得很厉害。”我披上睡袍跟着他去了柯克的房间。柯克大面积心肌梗死。我到他房间的时候，他已昏迷不醒，不到一个小时就去世了。柯克夫妇是天主教徒，柯克夫人说她想为柯克做一次亡者弥撒，于是天亮后我们一同去了里昂大教堂。因为要做尸检，我和博卡斯暂留里昂，而奥莉芙带着柯克夫人前往巴黎，她将在那里找一个更舒适的旅馆安顿柯克夫人。诸事完结后，我们一同运着棺木返回纽约。

父亲觉得柯克的死是他个人的一大损失——柯克是他的左臂右膀，是IBM的“自己人”。但也许他也会觉得松了口气，因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但我敢肯定他对于此种解脱心怀愧疚。当柯克的葬礼在恩迪科特举行时，我能看到这些情绪从父亲身上流露出来。那真的让人印象深刻。父亲请来当地学校的校董们致辞，那一篇接一篇的悼文足足念了两个半小时。在这样一个重要场合，父亲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没有讲话。后来我听说，当送葬队伍走出教堂时，父亲一时情难自禁，挤到两个扶柩者中间，亲手扶住棺木的一角。

第十五章   碰撞、冲突与融合中的发展

我一直将查利・柯克看成我与父亲之间的一个障碍。直到他去世后，我才意识到他同时也是我与父亲之间的一道缓冲。老托马斯・J.沃森本尊可不是那么好相处的。父亲此时正在美国商界的大舞台上演出着一幕最宏大、最成功的独角戏，手下22000名员工仿佛都只是他个人人格的延伸。在父亲看来，他的照片挂在每个办公室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底下人发动世界各地的IBM分公司组织庆祝活动以纪念他来到公司33周年，也丝毫没让他觉得任何难堪。公司的报纸将此描绘成“自发的致敬”，但谁都知道大家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准备。父亲这时已经70高龄了，他年事愈高，冲着他去的赞歌、颂辞、画像和阿谀奉承也愈发出格。

父亲的名头远远大于公司的名头，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IBM做生意的对象是别的企业而非单个顾客，因此公司的名头远不如“福特汽车”或是“大都会人寿保险”那般家喻户晓。但凡《星期六晚间邮报》或别的畅销杂志写到我们公司，重点总是放在父亲身上，放在他那驱使成千上万人高喊着诸如“推销员就是能销能售”“永不止步”之类的口号一路前行的个人能力上。我们被当成个人崇拜的典型，而我觉得这种形象不管是对父亲还是对公司而言都很糟糕。但我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老实说，这实在太荒唐了。”那会让父亲勃然大怒。对于任何胆敢对他的经营之道提出质疑的人，父亲一步也不会退让：“看过销售记录再来跟我说这话！”要是你争辨说，创造销售纪录靠的不是那些口号，他就会回答：“你怎么知道不是？”

因此，柯克去世的那年夏天，在恩迪科特“百分百俱乐部”年会期间陪同父亲左右绝不是件轻松的事情。20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百分百俱乐部”的年会还是在华尔道夫酒店举行，从那以后，俱乐部的规模愈来愈大，那个地方早就装不下了。到这一年为止，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推销员人数己经超过1000，其中有850多人完成了1946年的年度销售定额，应赴纽约接受表彰。同往常一样，父亲尽心竭力地为为期三天的年会作准备。他让人搭起了一整座帐篷城——7英亩的地上，整齐地排满了帐篷，有的供人住、有的供进餐，有一个帐篷设有专业摄影师为大家照相，还有一个帐篷备有擦鞋匠给大家擦鞋，此外还有陈列产品的帐篷以及一顶巨大的用作主会场的帐篷，四处装点着口号横幅与彩旗。

为了让“百分百俱乐部”的成员们宾至如归，所有住人的帐篷里都铺设着木地板，帐篷外还铺了步道，这样即使下起雨来，人们也不会踩得一脚是泥。年会期间，每个人早上醒来都会在自己的帐篷门帘下面发现一份报纸，上面详尽地报道了前一天的活动，报纸的编辑和印刷工作都是在大家睡觉的时候完成的。来自国外的推销员在充作主会场的大帐篷里有专门的座位，座位上配有耳机，当台上讲话时，他们能通过耳机听到同声传译。准备工作花了好几个星期，父亲手下专门负责此事的人忙得脚不沾地以确保一切顺利。来自《生活》杂志的摄影师四处走动，为一篇讲述关于父亲和IBM故事的报道拍摄照片，报道题为《超级推销员》。

从很多方面来说，“百分百俱乐部”年会都是父亲一年之中最为期待的事情，年会中发生的戏剧性事件越多，他就越是高兴。他在开幕那天早上抵达恩迪科特，我到火车站去接了他，一同走回主会场大帐篷。按照会议流程，此时距离乐队奏响IBM的主题歌《永远向前》正好还有20分钟。一小群负责筹备会议的家伙前来迎接我们，看上去又是自豪又是紧张。父亲开口问道：“嗯，今天上午你们安排了什么活动呀？给我看看流程表。谁主持开幕式呀？”

那还用说嘛，自然是由托马斯・J.沃森先生致辞。“我们给您安排了20分钟。”他们告诉父亲。

“很好，那足够了。然后呢？”

“我们邀请了美国传统基金会（American Heritage Foundation）的会长托马斯・达西・布罗菲（Thomas D’Arcy Brophy）先生讲话。”

“慢着，会上最重要的人是推销员。我想听每一个‘百分百俱乐部’的成员发言。”我知道此时他脑子里想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年会，那时每个推销员都会上台讲3分钟的话。那些年会是乏味至极的，虽然推销员们都是很有能力的人，但他们的文化程度往往不足以让他们写出像样的发言稿。于是我说：“父亲，现在不像30年代。那时开会的只有100人，今年有将近900人参加年会。”

“好吧，但他们也可以每人只讲上一两句。”不过他放弃了这个话题，接下来他又想到了另一个可以“找碴”的地方。他说：“让我看看产品陈设。你们弄产品陈设了吗？”此时离主题曲奏响大概还有11分钟。他走进陈列产品的帐篷，指着最靠门的机器说：“那是台制表机。但我们应该在那儿放一台穿孔机！一套设备首先都是穿孔机，然后是卡片分拣机，再然后才是制表机！你们却把制表机摆在了最前头！”

“可是沃森先生，我们现在不能移动它了。”

“好吧，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于是他们不得不为了这个问题和父亲大费口舌。

“沃森先生，这都是产品陈设部特意计划的。这台制表机是我们最好的新产品。”

“我不管那个！我要它按顺序排列！”

他极为享受这样的时刻，别人却苦不堪言。最要命的是他甚至可能会说：“先生们，我不管是不是有900人将在3分钟后进来这个地方。让他们在外头等着。你们都跟我到我的房间去，咱们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好在事情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主要是因为我站出来及时插话，恳求他体谅别人，作出符合常识的判断。“父亲，这些人有的整整熬了两夜，来布置摆放那些机器，我们不能全部重来。”

“好吧，”他说，“那我想还是不要搬了。”几分钟后，乐队开始奏乐，人们鱼贯而入，“百分百俱乐部”年会拉开了帷幕——如同计划的那样。

对于父亲的这种脾气，人们都有思想准备。但我觉得，一个当老板的人如果总是独断专行，用不了多久他手下最出色的那些管理人员就会辞职，工人们就会加入工会。这样的事情之所以没有发生在父亲身上，是因为他对雇员的需求极其敏感。从20世纪30年代IBM开始赚取高额利润的那一刻开始，公司在善待员工方面一直保持着行业中的领先地位。IBM为员工提供的物质待遇是最好的，在早年间这意味着优厚的薪水、稳定的岗位、升迁及进修的机会、干净的厂房和员工俱乐部。罗斯福新政及工会运动的风起云涌改变了人们对大型企业员工待遇的看法，而父亲的应对措施是一份内容详尽的新计划。战争一结束，他就通过一系列极尽煽情之能事的讲话逐步将这一计划公布出来。

这些讲话效仿了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因为IBM规模太大，把所有员工召集到一个地方是不现实的，于是父亲让电话公司在他办公桌上装了一个麦克风，通过电缆同波基普西和恩迪科特的工厂以及几个大型办事处的公共广播系统相连，这样人们就能即时听到他的讲话。他这些讲话的效果非常不错。他会以这样的话作为开始：“战争已经结束了，战争期间你们一直全力支持着公司。”接着他会回顾公司的业绩，感谢员工们付出的努力，并提醒他们IBM目前提供的福利是比其他企业领先很多的。他会谈到是哪些无形资产使IBM成为一个就业的好去处，比方说员工如果觉得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可以直接找他申诉。最后他会宣布一项新的举措，例如规定员工遭遇大病、工伤、入院、伤残或其他情况时公司将提供何种保障。在宣布IBM新的退休金计划时，他以这样一句话作结：IBM“一贯的目标”就是消除员工“对自身及家人保障的担忧”。就算罗斯福总统本人也不会讲得比这更好了。尽管有着早年间积累下来的那些弊端，但1947年的IBM在员工福利方面却让人惊叹地走在了时代前列。

我发现父亲在IBM事必躬亲。直接向他报告的管理人员多得异乎寻常——有一次我数了一下，竟有38至40人直接向他汇报。这些人头衔各异，职位有高有低，但这些差别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都直接向父亲报告。不断有人等在父亲办公室门外等候接见，有时甚至得等上一两个星期。父亲会接见重要人物，这是自然，不过当我抱怨说人们在他的接待室里浪费了太多时间时，他却说：“哎呀，汤姆，让他们等着好了。他们拿着那么多薪水呢。”

我们没有职能组织结构表，因为父亲不希望人们过于关注特定的工作而对其他事务漠不关心。他总喜欢说起某次去探访一位老朋友的故事。那是他在现金收纳机公司的老相识，后来去了一家汽车公司上班。那人的办公室里到处是职能组织结构表。每个员工的办公桌上都贴了一张，每个写在小方框里的职位旁边都详细注明了此人具体负责何种事务。“那是我所见过的最糟糕的东西，”父亲总是这样评论道，“限制得太死了！”他希望IBM的每个人能对所有事情都感兴趣。所以他时常叫某个销售经理去完成一件生产事务，或让某个工厂经理接下一桩销售活儿。他还会让人就公司某一方面的事务回答问题、发表看法、作出判断。虽然IBM的规模已经变得如此之大，他这种做法完全不切实际，但他用这种方式扩展每个人的眼界，使他们能够站在整体的角度考量公司业务。

我对父亲处理日常事务的方式很感兴趣。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每一次心里都装着四五件想要处理的事情。这些事可能是他头天晚上想到的，也可能是在早上刮胡子时想到的，或者是早饭时同某人聊天，受到了一句无心之词的启发。不管怎样，他走进办公室时总是成竹在胸。他会坐下来，为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挑选人手。那不一定是你以为应当负责此事的人，而是那天他觉得适合去做这件事的人。父亲会打电话把那人叫来，吩咐下去。有的事他可能找好几个人来，会面就变成了一次会议。但在一天之内，他肯定会把这四五件事顺顺利利地安排下去。

如果他在午饭之前就把每件事情都安排好了，那么他会在午饭后坐在办公室里，随便打电话叫来几个人。他是这么想的：“嗯，我有段时间没敲打某人了。我得把他找来，问问他那个部门的情况，看看有什么问题。要是表现不错就拍拍他的肩膀夸夸他，要是让我找着什么问题就对着他屁股踹一脚。”一个月当中，那38个向他报告的人基本上都能受到他的接见。他拍人肩膀和踢人屁股的时候差不多各占一半。

父亲敲打起主管财务的人来毫不留情。尽管我们公司就是出售记账设备的，但父亲并不是特别相信数字。他觉得数字会对人产生误导，以致忽略了真正要紧的事情。当时公司的财务总管是我的同龄人，名叫阿尔・威廉斯（Al Williams）。他很快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并最终当上了IBM的总裁。他非常有才干，但这并不妨碍父亲把他折腾得半死。阿尔有一个小活页本，他在上面用工整的字迹记着公司业务相关的基本数据。父亲有时会撇一眼那个本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阿尔这人脑子不记事，什么都得靠那个小本本。”说真的，父亲问的那些问题太随心所欲，要想答上来你得准备20个本子。打个比方，他会问：“威廉斯，去年秘鲁的分公司干得怎么样呀？”

威廉斯会回答说：“我得查一下，秘鲁分公司大小了，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业绩如何。”

“没关系。那咱们换个大点的分公司——巴西。我们在巴西的业绩不错，对吧？”

此事之后，威廉斯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助手都召集进来。那些人都是从业多年的老人，对业务十分熟悉。威廉斯会说：“你们在我的活页夹加上一栏，把所有国外子公司的情况写上去。”当时与我们有业务往来的国家几乎有80个，这意味着威廉斯的活页夹又得增加好几十页，而且全是密密麻麻的小字。但下一次阿尔与父亲碰面时，父亲却会问起别的事情。“威廉斯先生，我们花在白金上面的费用如何呀？我们会用到白金吗？我注意到最近白金的价格涨了不少。这些数据你都应该知道呀！”最后，那个小活页本子变成了四百多页——厚得阿尔再也没法把它装进口袋。阿尔平常也是个爱出汗的人，但每次去我父亲的办公室，他离开的时候手湿得都得用手帕裹着才能转动门把手。

许多被父亲叫去敲打的主管人员都同威廉斯一样很有才干。父亲经常外出或是忙于公司之外的其他事务，因此有时一连好几个星期IBM都是自行运转，也就是说由副总裁们和部门主管对必要的事情作出决策并安排实施。但这些人里面，除了阿尔和其他一两个人之外，很少有人会在父亲在场时畅所欲言。我在IBM工作得越久，就越是确信父亲的处事方式让太多人口不敢言了。

父亲从未正经地教过我如何做生意。不过我只要花时间同他待在一起就总能学到东西。但要让我像当柯克助手时一样拖过椅子坐在他的办公桌旁，那就完了，因为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吵成一团。通常我都是在IBM麦迪逊大街总部六楼那间我自己的办公室里，他要是找我就会打电话。他的办公室在七楼，我的办公桌旁有一个呼叫器，出门就是楼梯。父亲的心思我永远猜不到。每次那个呼叫器响起，我都不知道他叫我上楼是要说“儿子，我想让你见见艾尔弗雷德・P.斯隆先生（Alfred P.Sloan）”还是“汤姆，我对这些事情在密西西比以西地区的落实情况很不满意”。

他培养我的办法就是给我越来越多自己作决定的自由，同时在任何需要经过他批准的事上卡住不放。我不得不上楼去他的办公室设法说服他认同我的想法，结果没有一次我们不会吵起来。我知道他是想考验我、磨砺我，让我体会给他带来巨大成功的那种思考过程。尽管他有这番用意，但他的方式方法实在太让人难以接受了：对我做的几乎每件事情他都会丢出一句“我早就说过”。我有时甚至觉得他连我工作的细微末节都不放过。打个比方，我从柯克的办公室搬出来时，公司给我指派了一名漂亮的女秘书，名叫克劳迪娅・佩金（Claudia Pequin）。一天晚上我们工作得很晚，父亲来到我的办公室门前敲门。房间里很热，我们又在里面待了很长时间，因此当我打开门时，他一定闻到了一股扑鼻的香水味。他等了好些天，对此事只字不提——他经常会这样把事情先按一按，以便制造戏剧性效果——然后有一天他开口说道：“你要知道，汤姆，主管和秘书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一直用男秘书。我并不是说你做错了什么，但是在商场上，你总是免不了要同秘书同进同出，比方说一起出差，到时候就怕有人会根据表象得出错误的印象。”巧的是不久之后佩金小姐就离开IBM去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我特别关照公司在给我指派下一个秘书时派一个男的。

父亲在教导我、培养我，但他还没有准备好提拔我。他把柯克的位子给了乔治・菲利普斯（George Phillips）——就是那个在我小时候照看过我还教会我射击的老乔治・菲利普斯。一开始我并不在意，因为菲利普斯虽然对父亲言听计从，却不掌管具体业务，把他放在这个位子上，只会让公司众人日渐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是在为我的更进一步做铺垫。但每次我想要做什么事情，就得先让菲利普斯表示完全赞同，接着我们再一起到父亲的办公室去。如果父亲不同意，他就会用当年菲利普斯给他当秘书时一样的态度对待老菲利普斯：“菲利普斯！你怎么能对这事点头呢？你明知道那是错的！”菲利普斯就会立马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时候我根本没办法说服他，“我父亲也不是永不犯错的”——于是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那时我正急切地想要取得一个属于自己的成绩，很快我就承担起主管销售的副总裁所应承担的那部分职责，尽管正常来说这些职责应该由另一个人来履行。认识那个人的其他人都相信我能比他干得更好。那个现有的销售副总裁其实还不错，只是天性腼腆、个性软弱，他企图通过奉承我父亲和虚张声势来掩盖这些短处。他是IBM有史以来聘用的第一个哈佛毕业生，我父亲雇他只因为他是我父亲在肖特山时一位老朋友的儿子，而且父亲觉得此人能够大大提升IBM的形象，最后甚至把他放到了董事会。但所有主管都知道，那人从来没有为IBM真正出过一点力。

我参与销售方面的业务似乎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那是父亲最为看重的一块。我像父亲曾经的那样四处奔波，一连数周到各地视察办事处的工作，拜访客户，表彰和鼓励基层员工。我们的公司正以极快的速度扩张，数以百计琐碎的问题亟待解决。我还记得一次同菲利普斯去中西部地区出差的经历，我们打算视察公司设在南达科他州皮尔市（Pierre）的办事处。那个“苟延喘息”的小办事处，正是父亲决定在各州首府都要有IBM代理点后设立起来的。皮尔市本身就是个小地方——有天上午我们到郊外射猎环颈雉，那地方距离市中心不过3英里远。

父亲的想法是，类似这样规模的小办事处要想搞好业务，就要“三足鼎立”，即让推销员同时推销我们三个系列的产品：打卡钟、制表机和打字机。但皮尔的办事处正在亏损，我发现“三足鼎立”的想法根本行不通——这些产品之间的差别太大，绝大多数推销员无法兼顾。我向菲利普斯抱怨了一番，但随即决定不再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对父亲来说，开几个迟早不得不关闭的办事处，要比一家新办事处都不开更好。

不管怎么说，有一项举措我坚决地贯彻了下去，那就是在设有多个办事处的城市里派驻联络员，我们管这个职位叫作“IBM先生”。在像芝加哥那样的大城市，我们有一个专门面向银行的销售处，一个专门面向政府机构的销售处，一个专门面向小型企业的销售处等等。这种设置有助于细分销售市场，却会带来一些劳工方面的问题，因为在诸如工资这样的基本问题上没有协调统一。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栋楼里有两三个IBM的办事处，当打字员们在电梯里闲聊时，发现不同的办事处给的工资不一样。担任联络员的通常是那些上了岁数，不想再那么拼命的管理人员，他们将帮着消除这些差异。

在我的工作中，我最喜欢的部分是选拔人才。在战后一切事物都加快步伐往前冲的纷乱之中，职位的升迁变得异常快。我们不断地任命新的分部经理、地区经理、区域助理经理等等。担任这些职务的许多人都是刚从战场归来的年轻人，IBM主管阶层的平均年龄很快降至40岁以下。在讨论谁应该得到提升的时候我向来直言不讳，我从不怀疑自己有这样一种能力：能够在人事方面迅速作出决定并且多数时候是正确的。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聪明，但我知道自己愿意动脑子。当我发现某个我认为能对公司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时，很愿意提他一把。我做起这些事情来自信满满，那些知道我在受到布拉德利将军影响之前所作所为的人，对此很是意外。我敢肯定，后来接替我成为IBM董事长的维恩・利尔森（Vin Learson）就是那些人中的一个。1947年的时候，利尔森还只是一个分部经理，负责IBM费城办事处的工作。但他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业绩斐然，我打算提拔他。就在这时我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抱怨说他从利尔森那里租了一栋房子，现在利尔森要起诉他。他们好像是因为请人修一根破水管该由谁付钱之类的问题起了争执。于是我把利尔森叫来，把这封信放到他手中，说：“目光要放远些。你很有能力，将来会一飞冲天。别把精力花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更不要闹得满城风雨，你打算让每个人都知道你要因为2000美元跟人打官司么？”利尔森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回去后再没提过打官司的事，次年，他被提为那整个销售大区的经理。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为留住一个人而努力奔走的事情。那人正是柯克的好朋友比肯施托克，也就是父亲破格提升的那个人。柯克死后不久他来见我，当时他处境艰难。他没有能力承担销售总经理的工作，以致在柯克死之前便已被降职，调去管理一个叫作“未来需求”的市场调研部门。他知道柯克和我曾经是竞争对手，我敢肯定当时他一定以为我会收拾他。但实际上我觉得他大有可为。他比柯克更精明，更与外界合拍，想问题也很深。我原本打算把这些话告诉他的，但他没给我机会。他一走进我的办公室就开始嚷嚷诸如“我在这里没盼头了，销售总经理的差事丢了，现在干的只是个因人设事的闲职……”

我很不喜欢他的口气，于是把那些原本打算说的夸奖丢在一边，说道：“你可不要太自信。也就是你当初遇到了个了不起的导师，要是他还活着，你的日子自然会好过很多。但突然之间他不在了，你是不是想让大家都觉得你没了主心骨了？如果你真的有两把刷子，那么你完全可以在我手下，在任何人手下干得同样出色，而不仅仅是在柯克手下！现在，要是你觉得我为人不公允，大可以辞职。否则的话你应该留下来，因为这里充满机会。”他说：“你的意思是，我能留下来而且不会受到猜疑？”

如果一个人不愿站出来为自己说话，我也不会想与他共事，我会认为这种人不应该留在公司。我对父亲身旁那种曲辞谄媚、奉承讨好的氛围深恶痛绝。他要求人们对他的每一句话都绝对服从，就好像他是弥赛亚一样。我觉得IBM的高管们都深受其害，变得裹足不前了：一个人职位越高，动脑子的时候就越少。自我还是个推销员时起，我就对哪些人是我父亲的“应声虫”心知肚明，只要让我抓住他们哪怕一丁点儿错处，我必会狠狠整治他们一番。

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对的，但偶尔也会犯下大错。打个比方，1948年初我就犯过这样一个可怕的错误。当时父亲与我之间正有些分歧，因为他觉得IBM的维修人员把太多时间花在“检查”机器上了。这种“检查”指的是检查那些正在服役期间的机器，即使它们运转良好。现在这种做法被称为“预防性维护”，我是赞成的，但父亲却认为这是在“修理根本没坏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屡有言语冲突。于是父亲决定把负责销售推广的杰克・肯尼（Jack Kenney）叫来，听听他的意见。可怜的杰克・肯尼对维修工作一窍不通，他是那种极不擅长使用工具的人，可能连拧个螺丝都拧不正。但他在父亲身旁工作了很长时间，我以为他会不假思索地附和我父亲的意见，同意削减检修工时。他同我父亲谈完话回来后，我正在他办公室附近等着他。

“告诉我，”我说，“你们谈到检修的事了吗？”

当他回答说是的时候，我爆发了。我指责他对老爷子唯唯诺诺。我在狂怒之中差点管他叫“懦夫”，但他没容我说出口，他抢先向我请辞，转身走了出去。我知道这次我过分了——肯尼是个好人，他从办公室杂役干起，靠自己的努力一点点走到现在的位置，如果我们失去了他，父亲会大为光火的。更要命的是，那天晚些时候我才知道肯尼根本没有附和父亲的意见。相反，他到父亲办公室去的时候带了一本汽车车主实用指南手册，想借它指出远没有IBM机器复杂的汽车都需要进行预防性维护保养，因此IBM的机器想来也需要。这下我彻底慌了。第二天早上，我派人到火车站台上拦住肯尼，恳请他重新考虑辞职的事情。他一进办公室，我便径直迎上去。他听着我又是道歉又是恳求，足足两个半小时，直到最后他确信我已经得到了足够深刻的教训，才开口同意留下。

要不是一位叫作雷德・拉莫特（Red LaMotte）的经理对我提出忠告，我可能还会犯更多类似这样的错误。拉莫特是我自小就认识的人，当时留在公司里的老人已经没有多少敢于对父亲畅所欲言了，但拉莫特却始终保持着直言不讳的本色。他在公司最出名的事迹就是在30年代时帮IBM争取到了与社会保障部的大额合同，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却是唯一一个曾像杰克・肯尼顶撞我那样顶撞过我父亲的人。那事发生在20年代。当时我父亲因为拉莫特没有完成一项销售任务而指责他。最后拉莫特以一种非常具有尊严的方式说：“沃森先生，我真的觉得咱们无法继续共事了，谢谢您。”说完就回家去了。他和妻子住在格拉莫西公园一处非常漂亮的公寓楼里。没过几个小时，我父亲就跑去那儿敲他们家的门。拉莫特夫人很有礼貌地接过他的大衣和礼帽，请他坐下，假装完全不知道他来所为何事。拉莫特就坐在房间里，可我父亲却转身对拉莫特夫人说：“洛伊丝，我犯了一个大错，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一直指望雷德帮我推动IBM一路向前，现在他跟我提出辞职，我来是为了道歉，请他一定跟我回去。”我父亲是一个那么骄傲的人，要他直接说出“对不起”三个字实在比杀了他还难受，不过雷德・拉莫特最后还是很有风度地接受了他的道歉。拉莫特本身就很有才干，他的妻子又是IBM一位董事的女儿，自然是如虎添翼。在IBM的所有人中，他大概是唯一同我父亲出入同一个交际圈的人。他出身上流社会，骑马打猎、上歌剧院，与我父亲同属多家俱乐部的成员。我觉得父亲对他一直有些许不满。他们握手言和后达成一致意见——将雷德派去华盛顿办事处做负责人，这样就能保证彼此之间保持一段安全距离。拉莫特认识IBM的每一个人，不管男女老少，并且他对所有人都不偏不倚、富于同情心，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父亲手下的人里还有一个也很快成为我信赖的对象，那就是阿尔・威廉斯。我很钦佩他，因为他同我父亲一样出身坎坷。他的父亲是一个煤矿的分段工长，在大萧条时期因为站在矿工一边说话而遭到解雇，备受排斥打击。而当时我父亲正作为美国薪酬最高的管理人员而扬名全国，大家都说他“日进千金”。其时阿尔正在念会计学校，他从报纸上看到这些报道，于是心想：“老天，那家公司给的薪水可真多呀。我一定要到那里去工作。”当我退伍回来时，他已在IBM干了5年，每个人都觉得他工作十分出色。他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对面，中间只隔着一个大厅。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小山城的人，倒像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我问他是怎么做到如此优雅的，他非常坦率地告诉我说：“我发现我钦佩的那些人都在‘布克兄弟’服装店里买衣服，于是我也开始去那里买衣服；我注意到自己在晚宴上不善言谈，于是开始阅读名著。”除了长时间的刻苦工作之外，他还努力弥补没上过大学的缺憾。他给自己做了严格的日程安排：早上7点起床，7点半到8点半打网球以保持体形。按时上班，完成工作，回家，读1小时名著，吃晚饭，听一会儿古典音乐，然后上床睡觉。

阿尔对自己的要求要比对我的要求严格许多。我知道他之所以到IBM来工作是因为对我父亲的钦佩，当我发现他同样非常看重我的时候真是又开心又吃惊。我从来不敢肯定，那些我尊敬的人一旦了解了我之后，是否还会对我如此看重。但是阿尔同我合作无间，他非常适合监管者的角色，有条有理、非常谨慎；而我则勇于革新、冲劲十足，不知谨慎为何物。有了他的注册会计师经验和处理财务问题时的理性谨慎，我业务知识上的一处重大不足得到了很好的弥补。我从不假装自己对金融方面的知识有所了解，刚开始的时候我连公司账目中的“负债”与“净资产”有什么区别都搞不清楚，但我拿着问题去问阿尔时从来不会觉得难堪，而他的回答也总能给我醍醐灌顶的感觉。在那些日子里，正是因为有了威廉斯、拉莫特和其他几个人，我知道我已经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团队。

第十六章   聚光灯下羽翼渐丰的小沃森

父亲因为在《美国名人辞典》（Who’s Who in America）中占据着迄今为止最长的篇幅而赫赫有名——他名下的词条有16英寸半那么长，也就是40厘米。小号的精美字体罗列着他在各个俱乐部、协会、基金会中担任的头衔以及名誉学位、授勋情况。我怀疑以后是否能有人打破他的这个纪录，我自己更不用说了。经营IBM大概只占用了他一半的时间，其余时候他都在从事社会活动，打着世界和平或者IBM公司——乃至他本人，托马斯・J.沃森的旗号，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此时现实生活中的他显赫得就像我在儿时想象出来的那个父亲形象一样，但他依然没有停下趋奉达官显贵的脚步，比方说，J.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几年前我得到机会翻阅了父亲在FBI的档案卷宗，里面绝大多数是二战后他同这位FBI局长大人的通信。看过之后我不禁哑然失笑。我父亲对胡佛的恭维之词简直如同连珠炮一般——又是祝贺他获得了英王乔治的授勋，又是恭喜他获得了荣誉学位，就连他被一个儿童慈善会评为1950年“年度好哥哥”也写信去道贺一番。父亲空闲的时候，总喜欢拿着报纸琢磨，一旦发现哪位显要人物有什么好事就立马发去贺电，其中有些人他甚至都还没见过。还有一件他乐此不疲的事情就是，每当IBM发行的报刊提到了某位名人，他就会把那期报刊寄去一份给那位名人。当然了，所有这些都只是一种推销技巧，而父亲终其一生都在这么做。

不过父亲在社会活动中取得的绝大多数成就都是实至名归，都出自对全人类利益的真诚关怀。他对联合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认为它能在国际联盟和国际商会未竟的事业上有所成就。二战一结束，他又开始为“以世界贸易促世界和平”的运动四处奔走。他说：“如果商品和劳工能够在各国之间正常流通，就没有必要派遣士兵跨越国界线了。”他在《思考》杂志上发表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社论，在其中的一篇里，他把第一届联合国大会的开幕比做全人类的“第一天开学”。他这样写道：“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应该清楚地了解，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国际会议。”

父亲从未担任过联合国的任何职务，但多年以来，不断有政治家、外交官前来向他讨教，借助他巨大的影响力促成许多事情。他不断地作为东道主为联合国成员举办招待会和晚宴，IBM公司的职员也常常为联合国的事务奔忙——从筹划公共教育实施计划到为来访的达官显宦排定宴会的座次、安排欣赏百老汇演出的包厢，大大小小，不一而足。联合国最早的两位秘书长特里格韦・赖伊（Trygve Lie）和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ld）都曾亲临IBM公司，到父亲的办公室拜会过他。1946年的时候，甚至连温斯顿・丘吉尔都点名要见父亲一面。他们在佛罗里达州碰了面。父亲当时正在那里度假，而丘吉尔则是经由此地前往密苏里州富尔顿——他就是在富尔顿发表了那篇著名的铁幕演说：“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了。”

父亲与罗斯福总统私交甚笃，却对杜鲁门入主后的白宫敬而远之。父亲和杜鲁门有许多共同之处——二人都是出身贫寒农家，都有着坚定而朴素的思想，推崇勤劳、诚实的价值观——但我觉得父亲似乎把杜鲁门和他那些粗鲁的密苏里州朋友们视为整个国家不进反退的象征。父亲在表面上还是对杜鲁门很尊重的，但同大多数不希望杜鲁门在1948年大选中获胜的美国人一样，父亲私下底刻意保持着同他的距离，甚至在杜鲁门击败了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成功连任总统后也是如此。不过我家里其他人都与杜鲁门家很熟。我妹妹简在战争末期认识了杜鲁门总统的独生女——玛格丽特・杜鲁门，她们两人很快成了朋友。1949年简出嫁时，玛格丽特为她举行了婚前派对，并在婚礼上做她的伴娘。我弟弟迪克战后回到耶鲁念书，当时正在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也同玛格丽特玩得很好。他曾在纽约陪玛格丽特看戏，还在许多个周末去华盛顿看她，报纸上那些八卦栏目没少拿这些事做文章，但他们真的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

杜鲁门当政的那些年里，父亲努力经营着同另一个人的关系，此人在他看来同罗斯福一样伟大，那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946年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艾森豪威尔不满足于美国陆军参谋长的职位，各大势力都在竞相拉拢他。资本家们高薪聘请他去经营公司，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意提名他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艾森豪威尔的政治意向——事实上，在罗斯福总统去世后，其遗孀埃莉诺・罗斯福和孩子就曾试图让艾森豪威尔代表民主党参加竞选，就连杜鲁门也表示了对此事的支持。但艾森豪威尔对所有的提议通通回绝。他不想步入商界，又说自认为职业军人不宜位居高级公职。

父亲在战争刚刚结束时经人介绍认识了艾森豪威尔，两人一见如故。艾森豪威尔对商界人士素有好感，而且他对美国未来的乐观看法与我父亲的观点十分契合。而我父亲从这位将军身上看到了众人未曾了解的闪光之处：艾森豪威尔胸怀抱负，还不是一般的抱负——他感觉自己背负着美利坚给予他的极大恩德，他想寻找一种最好的方式来报答这恩德。艾森豪威尔出身于堪萨斯州，家境贫寒，一步步成为二战中的伟大英雄，当上了盟军在欧洲战场的最高司令官。他希望将和平及美国的生活方式传播到全世界，却不知道该从何做起。

父亲正是从此入手，在他的安排下，艾森豪威尔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出任该校校长，此举使艾森豪威尔得以完成向平民生活的转变。父亲是哥伦比亚大学重要的赞助者，又是校董会的副主席。二战末期，哥伦比亚大学原校长、著名的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因年长体弱已不堪重任。校董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希望再找一位教育家来接替他。父亲对此并无异议，但他觉得艾森豪威尔将军能为哥伦比亚大学挣得的声望要比任何一个专职教育家都大得多。

于是，父亲说服校董会让他前往五角大楼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一邀约。他对艾森豪威尔说：“你是一位伟大的英雄，而我代表一所伟大的大学而来，我们想请你出任校长。”

将军答道：“你找错人了吧。你该去找我弟弟米尔顿才对。”他弟弟当时是堪萨斯州立大学的校长。父亲锲而不舍地请求了将军一年多时间。最后，在1947年春天，艾森豪威尔终于答应了。他和我父亲一起管理哥大，直到三年后前去出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统帅才离开学校。在哥伦比亚大学时，艾森豪威尔喜欢将我父亲称为他的“伙伴”，并从我父亲身上获益良多。在我父亲以及其他著名企业家——诸如通用电气的CEO菲利普・里德（Philip Reed）、可口可乐的威廉・鲁宾逊（William Robinson），以及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帮助下，艾森豪威尔开始出入一些俱乐部、参加了适当的委员会，知道了哪些社交邀约应该接受，哪些必须婉拒。后来，艾森豪威尔加入了共和党，父亲逐渐淡出幕后，因为他是个忠诚的民主党人。但要说到帮助艾森豪威尔为入主白宫做好准备，我父亲功不可没。

尽管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能与父亲并驾齐驱，但也希望有一天能够代表IBM站在世人面前。从小父亲就向我灌输这样的思想：对一名企业领导者来说，他在公司之外做的事情与在办公桌上处理的业务同样重要。我对此深信不疑。于是我也开始在公司之外参加慈善活动、结交知名人士，以树立自己的名望。二战结束后，父亲为我安排了诸多参与此类活动的机会——都是与当时才疏学浅、囊中羞涩的我颇为相称的事情。像是有一次，我接到时代公司总裁罗伊・拉森（Roy Larsen）打来的电话，他请我在1948年纽约城市联合基金募款活动中帮忙，当时他是基金会的主席。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又不住在纽约市里，为什么要去？”但我马上想到：“他可是个大人物，年纪正在我与我父亲之间。同他一起工作我能学到些东西，还可以结识参加募捐活动的其他重要人物。”结果正是如此。此后数年间，我被邀请参加了纽约男童子军委员会的活动，最后还当上了该委员会的负责人；我还参加了旨在推进联合国事业的联合国协会。

得到参加这些活动的机会并不难，因为我是托马斯・J.沃森的儿子。对我来说，难的是在会场上表现自如。父亲那个人仿佛天生就应该活在聚光灯下。我见过无数次他在纽约参加会议和晚宴时的表现。他会站起身来，四处应酬，只要某张桌上有他认识的人，他就会走过去寒暄，同每一个人握手，特别不忘到IBM的席位上同员工及其家属打招呼——哪怕他的座位在主席台上也不例外。他一晚上能见过400人。而我却不一样：我既不喜欢发言，也不喜欢参加晚宴，对在鸡尾酒会上与别人闲谈这事也很发怵——我在这些场合表现得总是非常拘谨。但就算我再不喜欢自己参加的会议，每次回到家的时候笔记本上也会记得满满当当。想要做个出色的商人，就得广交朋友。结交新朋友是一个辛苦的过程，结果如何直接取决于你付出的努力多少以及思虑的周详程度。每当有人介绍我新认识一个人，我常常会在其后不久给这位新相识寄去一封便函，上面写着认识他我多么高兴；如果他表露出对某个话题的爱好，而我恰好有这方面不错的书，就会给他寄去一本。这样的举动能让人记上好些年。每结交一个新朋友，我都会做份备忘，以免记错导致误事。我会记下他或她的姓名、地址、电话、配偶姓名等。我还会记下我们在何时何地相识以及此人的特点或兴趣爱好。

我的交际圈越大，就越少在公开场合感觉浑身不自在，学到的社交技巧也越多。这些经验常常是在无意间学到的。像是有一次，在纽约一次男童子军午宴上，我刚好同汤姆・杜威州长比邻而坐。我伸过手去对他说：“你好，我是小汤姆・沃森。”他咧嘴笑道：“知道吗，你用这句话做开场白可算是给人帮了大忙了。要是你上来就说‘你好，杜威州长’，我只会在心底暗暗嘀咕‘这人是谁呀’。不信一会儿吃饭的时候你留个神，肯定有人会走过来跟我打招呼说‘你好吗，汤姆！玛丽让我向你带好！’，我既不认识他也不知道那个‘玛丽’是谁，只能坐在这儿傻笑。”

我以为他只是在逗趣，没想到他所言非虚，没过多久就有个男人走过来说：“嗨，州长，我打赌你不记得我是谁了。”整顿饭期间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所以面对不认识我的人时，我总会特别注意告诉他我的名字。

奇怪的是，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镇的社交圈远比纽约的更难打入。我和奥莉芙刚从部队回来，更习惯于军营的生活，虽然那里可能相对比较单调、闭塞，却有着好客的传统，能让新来的人感觉宾至如归。每当你新到一个基地，邻居们总会主动登门拜访——欢迎你的到来，提醒你指挥官的脾性，告诉你最好的商店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我们完全没想到在格林尼治镇我们遭遇了全然相反的待遇。想加入俱乐部？只能通过朋友介绍，前提是你有朋友的话，但根本没人前来拜访你。几个月后，一对在战前与我们是点头之交的夫妇路易斯・沃克和格蕾丝・沃克向我们伸出了援手，这才慢慢开始有人请我们参加宴会和乡村俱乐部。我被一位叫作约翰・巴托尔（John Bartol）的人介绍进了一个男士投资俱乐部，他是美国航空公司的管理人员。对格林尼治镇的男人们而言，坐在俱乐部里谈论投资理财不过是每月聚上一次的借口。我在那个俱乐部里结识了镇上年轻一代的大部分重要人物。但总的来说，我和奥莉芙过得还是相当“离群索居”的生活。

起初我家除了我和奥莉芙之外，只有小汤姆和一个刚刚出世的婴儿——一个可爱至极的小姑娘，我们用我母亲的名字给她取名叫珍妮特——以及一个保姆。我们全都挤在一所房子里，这房子一开始就买小了。几年后，我们又有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儿，我们给她取名为奥莉芙。这时我们搬进了一所较大的房子里，房子坐落在一个池塘边，池塘里有时会有天鹅游来游去。周末的时候，我会带着孩子们坐上一个战时遗留下来的橡皮艇，划着船在池塘中游玩。为了消遣，我还买了一条旧帆船，我把它放在一个当地的游艇俱乐部里——那是我拥有的第一条帆船，名叫“小水兵号”。船有点儿漏水，驾驶起来也不太顺手，但胜在花钱不多。我正是驾驶着它参加了最初的几次帆船比赛。

我每天乘坐火车进城上班，我总觉得火车站台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可以在那儿买到报纸，而且随着我的熟人数目慢慢增多，我在那儿经常能碰见某个人打打招呼。此外，要想在火车进站后找到一个单独的座位或是正好挨着熟人，就得提前在站台上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等车，我把这当成一个饶有趣味的挑战。我们用的都是可乘车50次的通票，算下来坐到纽约连1块钱都花不了。

一开始我赶早班火车，以确保能在早上9点到公司。但不久之后我发现了一个窍门。平常我乘的火车上坐的都是些工蜂般勤奋刻苦的家伙——正在努力往上爬的年轻人们，必须按时上班。而那些更年长、更成功的商人们则会避过高峰期以免拥挤，于是我时不时会调整下工作日程，这样就可以乘坐稍晚时候的火车。通过这个办法我结识了一些在纽约极具影响力的企业家，比如斯坦利・里索（Stanley Resor），他同妻子一起将智威汤逊广告公司（JWT）建成了世界顶尖的广告公司。我在这样的火车之旅中最有价值的收获是认识了乔治・戴维森（George W.Davison），他退休前曾担任过中央汉诺威银行（Central Hannover Bank）——也就是后来的汉诺威制造公司——的董事长。父亲原来为我们引荐过，我在同戴维森一起乘坐火车的时间里，通过聆听他的观点和评论，所学到的东西几乎同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一样重要。我们一开始互相交谈我就喜欢上了戴维森。他给我的第一个忠言就是关于“高度”的。戴维森的学问很高，智慧很高，处世的手段也很高明，但他本人大概只有5英尺8英寸高。他说：“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别想着你能占尽天下好事，也别以为坏事只会登你家的门。要想往上走，不妨先看看自己现在的高度。话说回来，要是你个子高的话，成功总会来得容易些，因为人们更容易注意到你。”他微笑着说，“不过，对于成功而言，聪明也很有用处，我就只占了聪明这一条。”

戴维森肯定从我父亲那里听说了我易怒的脾性，因为他总是谈及身处商场需要懂得自我控制。他给我讲了这样一句话：“说话之前先思考。”每次我打算寄出某封言语尖刻的信件时——要是我这样做，之后肯定会后悔不迭——这句话就会浮现在我脑海中。我并不总是听从了戴维森的忠告，但至少我铭记于心。

我一直觉得待在像戴维森这样的人身边时，必须时时紧绷着神经。但父亲告诉我说那是件好事。他说：“交朋友不要找那些让你舒舒服服只想睡觉的人，而是要找那些能迫使你不断提升自我的人。”遵循这一建议，的确让我拓宽了眼界，但我也因此度过了一些非常难熬的时刻。1949年的一天晚上，戴维森请我和奥莉芙到他家吃晚饭。同席的有中央汉诺威银行的几位主管和他们的夫人，此外还有一位来自西班牙的贵宾：路易斯・德・弗洛里斯将军（Luis de Flores）。德・弗洛里斯将军留着两撇翘胡子，非常引人注目。他在一战中当过飞行员，发明了很多在飞机上使用的仪器。他最新的发明同IBM也相当贴边——他和儿子一起设计了一种用于图书馆的电子归档系统，中央汉诺威银行为此投入了好几十万美元。

晚餐吃得很愉快。饭后，男士们去书房休息，喝上一杯白兰地。门刚关上，戴维森的同僚就给了我个下马威。他们说德・弗洛里斯将凭借这一图书馆系统吞并IBM。其实这事本来很清楚——没几个图书馆有钱购买昂贵的科技产品。但当时我脑子里却只想着：“老天呀，我们公司的研究预算每年有好几百万，这个西班牙佬居然想打败我们。”旋即另一个想法浮上我的心头：这会不会是戴维森让他的人合伙戏弄我呢？当大家准备离开书房同女士们会合时，我开口说道：“等一下，先生们，我想跟你们打个赌。如果你们有谁明天去买3000块钱德・弗洛里斯的股票，我就买3000块IBM的股票，然后我们等上五年。到时候要是IBM的股票比德・弗洛里斯涨得多，你的股票就归我；如果德・弗洛里斯的股票涨得多，我的就归你。”没人想跟我赌。没过一年，德・弗洛里斯去世了，这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尽管我一点针对他本人的意思也没有。我怀疑戴维森一开始就打算让我吃吃这样的苦头，不过这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同父亲推荐的那些不好相与的人做朋友意味着什么。

出人意料的是，我在商界最好的人脉并不是通过父亲的引荐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老朋友弗雷德・尼科尔的穿针引线，也就是查利・柯克取代之前父亲的二把手。弗雷德退休时安排我在一个名叫“美国销售管理人员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Sales Executives，即ASSE）的组织里接替他的位置。这个协会名气不大，却在许多行业极具影响力。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开始认真出席会议。协会的成员是来自30家企业的资深人士，经过精挑细选，以至每人都堪称自己行业中独当一面的人物。其中有钢铁公司的代表、亨氏公司的代表、医药公司的代表和汉密尔顿手表公司的代表。还有来自房地产业的、人寿保险业的、烟草业的、涂料业的。位于查塔努加的可口可乐装瓶公司的负责人、联合航空公司的老板帕特・帕特森，经营真空吸尘器公司的H.W.胡佛（H.W.Hoover），录音电话公司的金・伍德布里奇（King Woodbridge）都是该协会的会员，原来还有斯蒂庞克汽车公司的保罗・霍夫曼（Paul Hoffman），后来杜鲁门总统把他招去主持马歇尔计划时，他才退出协会。这些人每年开两次会，侃侃而谈自己在商场中的所作所为。

会议的流程很简单，总是由一篇长长的讲话作为开场——一名会员上台讲述自己公司的历史。这个开场白是大家轮流来做的，这样大概五年之中每个公司都能轮到一次。开场完了之后，所有会员按照姓名的字母顺序用15到20分钟时间陈述自己公司的情况。我在这些会议上学到的管理经验比一百所商科学校能教我的还多——雇人的技巧、激励人的方法、应避免的差错，等等。

会员中有不少人年纪都有我父亲那么大了。我花了不少时间倾听阿尔・福勒（Al Fuller）的讲话，他是福勒毛刷公司的创始人。他给我说，最初他只是哈特福德的一个有轨电车司机，每天下班时指甲缝里总会积满煤尘污垢，怎么也洗不干净。于是他和妻子开始研制刷子，最后终于发明了一台能用缠扭的金属丝把猪鬃制成刷子的机器。他们将此作为基础，再加上挨户推销的新方法，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企业并获利丰厚。

当时协会主要由年纪较长的人把持，但年轻一代的力量正在注入，我发现了两个与我同龄的会员，他们后来都成了我的终生挚友。第一个是鲍勃・高尔文（Bob Galvin），他父亲创建了摩托罗拉公司，他接掌公司时，那还只是个生产汽车收音机的小企业，是他将摩托罗拉打造成一家规模巨大的电子企业。我结识的第二位青年才俊是查尔斯・珀西（Charles Percy），他因年纪轻轻就将贝尔-霍威尔电影器材公司经营得极为出色而声名远播，后来当上了美国参议员。我特别喜欢这个协会的一点是那里的人们能看到我与我父亲的不同，并给予我相应的尊重。大家都知道IBM正在崛起，每当我们谈论问题，比方说员工福利制度的发展趋势，总会有人问：“汤姆，在这方面你是怎么做的？”我就会坐在那里跟他们海阔天空地闲聊，一直聊到深夜。我希望能把IBM的产品卖到每一家企业中去，所以想方设法地了解每个行业的特点和每家公司的风格。每次我回到IBM时，脑子里总是装满了新点子，不过我从不告诉别人我的灵感来自何方。

我在IBM已经历练了不少年，父亲觉得我已经具备了进入美国工商业顾问委员会的资格。在他的安排下，我于1951年接替了他的位置。这是一项重大的社会荣誉，是他向世人展示对我极大信任的方式。不过老实说，我还是从美国销售管理人员协会那里获益更多。美国工商业顾问委员会是新政时期建立起来的一个联邦智囊团，发起人是罗斯福总统的第一任商业部长丹尼尔・罗珀（Daniel Roper），旨在赢得商界领袖的合作与支持。在20世纪50年代，委员会没什么实际作为，不过当时它已经成为美国最有名的商业论坛，代表着极大的权威力量。

让我入会的事是父亲悄悄安排的。一次宴会上，我发现自己旁边坐的正是美国工商业顾问委员会主席、B.F.古德里奇公司的约翰・科利尔（John Collyer）。他问我对委员会是否有所了解，我说没有。这个回答听起来肯定很傻，因为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委员会是路人皆知的。不过科利尔很有耐心地向我作了介绍并问我是否愿意加入，好吧，至少这回我总算知道回答说“不胜荣幸”。

能加入这个委员会的确是一种荣幸，但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苦恼。委员会每年都在弗吉尼亚温泉城的一家豪华饭店霍姆斯特德酒店开几次会。每次开会都以一个正式晚宴作为开场，男士们要着正装、系领结，携夫人出席。我和奥莉芙是晚宴上最年轻的人。每次宴会开始前我们都会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边琢磨什么时候下楼喝餐前酒最合适，一边拿着会议组织者提供的宾客名册，努力把上面的人名和记忆中的面孔对上号。

我还记得第一次出席这一晚宴时曾看到一件事情，让我大为反感。有位成员是来自西部的铁路大亨。那天他在餐前酒时间多喝了几杯鸡尾酒，接着到了入席时间，他在携着娇小的妻子穿过大厅时突然一头栽倒在地，大家都惊得倒抽一口气。可他随即站起身来——原来这只是他耍的一个把戏——把身子稍稍弓起，头扭到一边，倒地时就不会弄伤自己了。大家听完解释后都笑着鼓起掌来。于是那人又表演了一次，接着又是一次，弄得满身是灰。看到一位美国商界领袖人物出演这样的闹剧，实在是让人震惊。

宴会上引荐给我们认识的人大部分都对我们不冷不热的。一来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民主党人，而当时绝大多数大型企业仍同罗斯福执政时一样由共和党人把持。此外，我当时还不是IBM的领导者，肯定有不少人认为我父亲把我塞进委员会为时尚且过早。我在宴会上感到如此格格不入，于是对奥莉芙说我们应该回纽约去。我敢那样说是因为心里很清楚，她肯定会说服我为了IBM留下来。

第十七章   爱恨交织的父子三人

我渐渐展露的头角开始让父亲不安。他想让我成为IBM未来的领导者，又不甘风头被我抢去。所以他对我的态度颇为矛盾。我不在场的时候，他会对我大夸特夸，告诉人们有朝一日我肯定会接掌公司。可要是他看到我做成什么事情——像是我上台讲话而他在底下做听众，或是他在报纸上读到我成为某个慈善协会董事的消息——反而会不置可否。我沿着他期望的方向走下去，到头来却发现他对小汤姆・沃森扬名立万这事感觉不是很舒服。我从不知晓父亲还有这样一面。在我读书那些年里，我成日浑浑噩噩、成绩堪忧，他给予我的全是爱与支持。当我成为一名初出茅庐的推销员时，他给予我那么大的帮助，简直让我局促不安。当我步入商界，他悄悄地关照我，让我一路顺风顺水。但当涉及到了权力——将千万人命运握于掌心的真真切切的权力时，父亲可谓锱铢必究。

这就是1948年时我为何如此沮丧的原因——当时在我看来，父亲似乎有意将半个IBM传给我的弟弟。那时我已是IBM的副总裁，而迪克在从部队退役后回了耶鲁念书，主修国际关系，拿到了学士学位。毕业后他进了IBM，父亲表现出此等意向时，迪克在公司的时间尚不足一年，还是个刚刚起步的推销员。我自然将他看成公司里的小字辈。但父亲年纪渐长，自感来日无多。他梦想着将来两个儿子能够同心协力地经营IBM。当75岁生日渐渐临近之时，他感觉可能没有时间让迪克接受我所经历过的那种艰难历练了。他必须尽快为迪克铺好路，既能让我们兄弟俩一起工作，又不至于产生太多争斗，因为总有一日他不能再担任我们之间的仲裁者。

在我作出了一些自己的成就之前，许多年里，我一直为迪克比我出色的念头困扰。尽管他比我小5岁，但我觉得他在很多方面都比我强。他进了耶鲁，而且成绩比我在大学的表现好了不止一星半点。他在运动方面也比我出色。他生来就能言善辩，待人接物让人挑不出毛病——同我相比，他举止优雅，大方得体，富有魅力。他能说会唱，嗓音优美，聚会表演总少不了他。看到迪克如此出色，总让我觉得自己很不成器。我想人们之所以对他赞不绝口，是因为他达到了父亲的期望，而我没有。但当我在战争期间取得了自己的成就后，便不再那么嫉妒迪克了。此时的我有着自己的远大抱负，同时也对迪克满怀手足之情。他是我的弟弟，我希望他也能有所成就。我的不满只针对父亲——他看待我们兄弟俩似乎毫无二致，这让我相当恼火。要知道战前我就已经在IBM干了三年，战后又干了将近三年——这些年我过得可不总是很愉快，但我觉得多少能在我的资历上添上一笔——而迪克，来公司不过八个月，父亲就把整个世界放在盘子上端给他。

父亲的想法是把IBM在美国的业务交给我，其他的都归迪克。为了给迪克设一个位置，他把我们在六个大洲的办事处和工厂合成一个子公司，称为“IBM世界贸易公司”，父亲晚年为之倾注了极大心血。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是父亲漫长的商界生涯中最令人惊叹的成就之一。迪克正如父亲希望的那样担负起经营它的重任，表现得无可挑剔，使其处处符合父亲期望。而我在父亲首次提出这一想法时就以比往常任何时候都要激烈的态度站在他的对立面。我的反对如此强烈，以致父亲差点与我断绝关系。

二战末期，我们在国外的生意相当冷清。当时IBM在海外的办事处和工厂数目颇为可观——在78个国家设有办事处。不幸的是，这些办事处取得的收益远不如它们的数目来得让人印象深刻。打个比方，1939年IBM的利润只有1/8来自那些海外办事处，不用说，在战争期间这一比例更是一路下滑。所谓的“海外部”的业余同我们国内业务的一派欣欣向荣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父亲却不这么想。我还记得在1946年春天的一次会议上亲眼看到查利・柯克和乔治・菲利普斯因为我们海外业务的悲惨境况而遭到父亲的严厉指责。父亲将之称为“奇耻大辱”，这么说其实并不公平，因为海外销售量最大的份额总是来自欧洲，而欧洲当时已是一片废墟。会议结束时，父亲宣称我们必须把海外部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子公司，使其自负盈亏。但他没有下达具体的指令，因此大家都觉得他不过是说说气话而已。

几个月之后我想出了一个主意，能够解决我们欧洲市场不景气的局面。我们遇到的问题并非产品没有市场；我们有许多客户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他们急需穿孔卡片机。而我们的海外办事处却发现自己对此几乎无能为力——因为物资紧缺和各国普遍实施的进口管制，这些办事处没法弄到新的机器，都处于瘫痪状态。一天午夜我躺在床上，突然灵光一闪。我坐起来说道：“现有的机器！”美国军方之前向IBM交还了他们已不再需要的穿孔卡片机，我们将这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机器——有些上面还带着战场的硝烟尘土——送到欧洲的工厂进行翻新。起初大家还担心我们海外办事处的雇员会觉得拿这些脏兮兮的二手机器出去卖很丢人。但当他们看到这些机器经过几个小时的整修，再上了一层新漆后，俨然很拿得出手的样子，便欣然接受了。

对父亲设立一个世界贸易子公司的想法，我没再多想。但过了一两年，也就是迪克进了IBM后，我忽然注意到我们国外的办事处将大部分利润用于重新投资而不是上交到纽约的总部。我是因为公司需要资金发展国内业务才发现这件事情的——扩大机器租赁业务需要大量现金。当时负责海外部的是个身材高大、为人和气的人，名叫乔・威尔逊（Joe Wilson）。我把他找来，问他海外办事处的利润都到哪儿去了，他回答说我父亲给他下过指示，要他努力扩展海外业务，使之尽快达到国内业务的规模。我觉得这实在愚不可及，但父亲对我的意见充耳不闻。没过多久，我又听到父亲再次谈起将国外业务独立出去的想法。他希望海外子公司有自己的行政部门、自己的董事会以及极大的自主权——好去做他所期望的那些大事。他提出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美国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6%，世界上其他地区占了94%，总有一天IBM世界贸易公司将比IBM美国公司做得更大。”

许多人，比如说我的朋友阿尔・威廉斯，觉得这个看法十分深刻，而我却认为父亲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太天真了。在美国国内，我们机会无穷同时风险很小，而在国外的话，很难想象我们能有所作为。比如说拉丁美洲，似乎就是个无底洞，那里许多国家施行的经济政策使我们几乎难以赚回一块钱。在欧洲，虽然那些二手机器大受欢迎，但我们的业务离正常开展还差得远。欧洲的贸易依然处于瘫痪状态，马歇尔计划还在构思阶段，我们连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开始制造机器都尚未可知。

父亲为此想出了不少解决办法，从中可以看出他是个多么足智多谋的人。他专为IBM在欧洲的办事处想出一招，让它们自己进行跨越国界的自由贸易。他经由IBM建立起了一个共同市场，要比历史上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早了10年[16]——而且不像欧洲共同市场，父亲建立的这个共同市场从一开始就运转良好。我们设在欧洲的工厂不像设在恩迪科特或波基普西的那么规模宏大；最大的一个厂子大概只有二百个工人，其他那些与其说是工厂倒不如说是车间。在父亲的安排下，这些小厂子互为倚靠。他制定了一条简单的规则：每家工厂制造的部件不仅供应本国市场，还要出口。具体说来就是法国生产穿孔机部件的工厂其产品60%用来制造供应法国市场的穿孔机，剩下的40%则出口至其他国家的装配线——比如说意大利或德国。通过出口这些产品部件赚取的外汇信贷资金，可以用来进口其他种类的零部件，

比如一家设在荷兰的IBM工厂所生产的零部件，因为关税壁垒如此之高，我们只将完整的机器出口至一些没有设厂的小国家，而很少有IBM的机器全部是在最后组装成型的那个国家里生产出来的。比起那些局限于一个国家的公司，这种跨国贸易的方式能使我们的经营规模更大，效率也更高。

在把世界贸易公司交给迪克之前，父亲作出的第二个重大创举是雇用了许多落魄贵族，利用他们的人脉关系重新开拓我们在海外的业务。父亲一向对出身高贵的人颇为属意，而到那时他已经有了足够的名望，能够吸引那些人在需要工作时加盟IBM。尽管欧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政体都发生了变化，但父亲知道贵族的名头能促进我们产品的销路。有时他找来的人是彻头彻尾的废物，但大部分都很不错。负责整个东欧地区的业务是一位罗马尼亚的达贝克男爵（Baron Daubek），他的来头如此之大，甚至敢飞进“铁幕”[17]之后，向那些接管我们分公司的家伙收取租金。我们雇佣的另一位贵族是克里斯蒂安・德・瓦尔德内男爵（Baron Christian de Waldner），他是个法国胡格诺教徒，后来成了著名的“法国IBM先生”。他外表柔弱、内心坚韧，把IBM法国分公司办成了法国最大的公司之一。只要是为了他眼中的公司利益，德・瓦尔德内先生敢同任何人战斗。他甚至说服我父亲IBM要想在法国成功，就得顺应当地习俗，比如在咖啡馆的自助午餐会也要供应葡萄酒。

父亲一直没有把他在为弟弟扫清障碍的事实大肆渲染，直到1948年底他带着迪克前去欧洲考察。那是父亲战后第一次前往欧洲大陆。他在那里停留了几个月，安排工厂的生产，与老熟人重新接上关系，全程他都让迪克紧随左右，向大家介绍说迪克是他的“助手”。这让每个人都看清楚了谁将是未来负责IBM国际业务的人。

我多么希望当时自己能够回顾一下刚进入IBM做推销员时，得到的那些特殊待遇，进而意识到迪克的难处。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他承受着重重压力。他要应对的不仅有父亲的赫赫威名，还有比他早踏入商界五年的我。此外，父亲一向最为宠爱的孩子是我们的姐妹简，这也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迪克是在非常不易的处境下长大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两兄弟与父亲的相处模式颇为不同。如果父亲对我嚷嚷，我会嚷嚷回去，我们两人就会吵起来。迪克的脾气同我一样倔强，但他似乎相信要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那么不管父亲怎么嚷嚷，他都得受着。这般委曲求全给他带来不少痛苦，他有哮喘病，有时他会被父亲骂得喘不上气，甚至得打肾上腺激素针才能缓过劲来。

我对迪克向父亲让步的程度吃惊不已。比方说，他们去往欧洲的那次旅程，其实本应是迪克的蜜月之行。1948年6月迪克同一位来自纽约锡拉丘兹的姑娘结婚，新娘名叫南茜・海明威（Nancy Hemingway）。他们本来打算乘船去英国渡蜜月，这时向来强势的父亲问迪克，是否能让他和母亲也一同前往。我认为父亲可能是觉得自己来日无多了，而迪克肯定对这个将自己的蜜月同公务出行合而为一的提议有所顾虑，但他还是答应了。于是他们四个一起乘船出发了。这还不算完，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一天晚上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大酒店等着同瑞典国王共进晚餐。快要出发时，父亲注意到南茜穿的不是拖地长裙，于是问她：“你连条长裙都没有吗？”南茜紧张地解释说自己没有带。父亲便很不客气地训斥她道：“你会让我和我的家庭蒙羞的！”南茜的眼泪夺眶而出，迪克终于忍无可忍，他说：“听着，爸爸，您随便怎么说我都行，因为我是您儿子，但别那样对南茜说话。她是我妻子，和您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父亲被惊住了，他道了歉，南茜就这样穿着短裙同国王共进了晚餐。

他们在十月份的时候结束了此次旅行，父亲一回来就找到我，跟我说了他打算怎样划分IBM在世界的业务。迪克的世界贸易公司将负责美国以外所有地区IBM机器的生产和销售业务；美国的IBM公司由我负责，业务仅限于美国本土，不过做为母公司，美国IBM也负责IBM所有与融资、研究和开发相关的事务。父亲准备亲自担任世界贸易公司的总裁，任命一个叫哈里森・昌西（Harrison Chauncey）的资深主管做第二把手，而迪克则是副总裁——同我的级别一样。我告诉父亲将世界贸易公司独立出去是我听过的最差劲的主意，我恶狠狠地说：“要是你这么干的话，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父亲一脸无辜地看着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反对这件事情？”

我能举出许多说得过去的正经理由，但他这么一问，弄得我措手不及，一时间脑子里想到的居然是这么一个私人考虑：“那样我就没理由出国旅行了，我喜欢旅行！”

我的回答让父亲禁不住微笑起来。“好吧，”他说，“这好办，我会把阿拉斯加、夏威夷和波多黎各给你，你可以到那些地方去旅行。”

我难堪极了，只好答应下来，悻悻地离开他办公室。那周晚些时候他又把我叫去讨论这件事情，这次迪克也在。我开始一一陈述出于业务考虑的反对理由。我说设立世界贸易公司只会造成机构重叠和浪费，我还预言世界贸易公司一经独立便会开始研发自己的产品，势必严重影响生产IBM产品的效率。迪克正襟危坐，一言不发，不过我能感觉到父亲正在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让他终于忍不住爆发的是我的逼问：加拿大应该归谁？我们在加拿大的生意很好，每年有大笔现金入账，我不想失去它。在我看来，实在没什么理由把加拿大划给世界贸易公司，除非他们比我们更需要现金。这是父亲计划中的软肋所在。我看出父亲已经气得胡子都翘了起来，但我还是不管不顾地说下去：“任谁都能看出加拿大的业务应该归国内公司！要是世界贸易公司没了加拿大就经营不下去，那你也许根本就不应该把它独立出去。”

父亲拍案而起，咆哮道：“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就这么不愿意给你弟弟一个机会么？”这可真是很要命的一句话——它把我推到我亲弟弟的对立面，而我弟弟本人就坐在这儿。父亲总是会不假思索地说出这种话，因为他实在太好胜了。要是有时间细想的话，他还是会遵循《昆斯伯里规则》[18]，可要是他被逼至墙角，什么风度、体面就全被他抛到脑后了，他满心想的只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说出这话以后，我实在无话可说了。

我和迪克陪同父亲坐电梯下楼，将他送到等在大门外的豪华轿车上。他上了车，摇下车窗对我们说道：“记住，孩子们，要同心协力。”我只觉得挫败不已。我和迪克返身上楼后，忙不迭地跟他说我并非针对他个人，想这样弥补我们之间的裂痕。而赢下这一局的迪克也表现出足够的大度，没有再揪住此事不放。

老爷子继续着手实施他的计划，在1949年初组建了IBM世界贸易公司，并在一年之后正式将其作为一个全资子公司分立出去。事实证明我的绝大多数顾虑都是立不住脚的。世界贸易公司没有扯IBM的后腿。它利用欧洲经济复兴的时机，通过自己的利润和国外贷款进行融资，发展势头同美国IBM公司不遑多让。父亲并没有把迪克放到跟我一样的级别上，那样实在太让我感觉被打脸了。他是让迪克当了副总裁没错，但他也把我往上大大提了一级，把那个我辛勤工作以谋求的位子给了我。1949年9月，我成为IBM的执行副总裁，也就是柯克死前担任的职务。我甚至没有错过梦寐以求的欧洲之旅。其时欧洲尚有大批美军驻扎，他们使用的穿孔卡片设备归美国本土的IBM公司负责，所以我有许多机会到欧洲各地视察。

当我弟弟在世界贸易公司日渐头角峥嵘时，我作了许多努力，既不去挡他的路，又向他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帮助。我退出了国际商会，这样他就能接替我的位置；我带他去参加美国销售管理人员协会的会议，将他介绍给大家认识，我还回避一切同欧洲业务或国际业务有关的讨论。在他急需懂得如何制定经营策略并获得良好成效的管理人才时，我把手底下最优秀的一些人才派了过去——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之前的行政助理吉尔伯特・琼斯（Gilbert Jones），几年之后迪克选他作为自己的续任者，出任世界贸易公司的董事长。我觉得迪克非常能干，我们在工作之余走得很近。我们经常会带上各自的妻儿一同进行滑雪之旅，南茜和奥莉芙也成了好朋友。

但这些事实都不足以缓和我们家的紧张气氛，父亲一直怀疑我在私下拆我弟弟的台，而迪克呢，受到父亲这种想法的影响，总是对我有所保留。他会同父亲讨论世界贸易公司的事情，却从来不会和我讨论。这一状况使得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父子三人共事起来相当别扭。世界贸易公司的一些业务是美国本土公司必须参与的——像投资、产品规划之类的重大决策问题——因为它是我们的子公司。但每当父亲、迪克和我聚在一起讨论IBM的未来规划时，总是会争吵不断。即便是我的观点同迪克存在一丁点儿分歧，都会让父亲怀疑我的动机，从而引发更激烈的争吵——这样的争吵总是发生在我和父亲之间，迪克只是一言不发地坐在一边。这些争吵通常发生在关着门的情况下，不过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在公开场合对他们叫嚷了起来。当时我们正在大都会俱乐部里，父亲跟我说，我对于欧洲业务的观点，不用给他说了，自己留着就好。我大为光火，告诉他们一家企业里容不得两个老板，我高声咒骂着父亲和迪克，夺门而出。整件事情的细节我已不太记得，但后果却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以为这件事后，我在IBM的路就算走到头了。

那天晚上我因为自己不分场合的爆发而懊恼不已，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天早晨，父亲一个电话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年轻人啊，”他说，“要是你在IBM或者生活中一败涂地，肯定是因为你的脾气使然。”说完这句话他就让我离开，连一句话也没容我说。其实那样也好，因为当时我们的关系已经危如累卵。我们已经走到决裂边缘——我和父亲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谁也不想迈出那不可挽回的一步。父亲当时差点就要开除我了。多年以后，他已不在人世，我发现了一张当时他草草写就的便条。他用铅笔在一张午餐会的菜单背面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对你和迪克之间的关系想了很多，我决定，如果你们过去那些分歧继续下去的话，我必须把你和他分开。我写这些是希望你在作出选择前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考虑。

幸好他从没把这张条子给过我，否则我肯定会觉得大受打击，不过更可能的后果是我们之间的争执升级。我肯定会去找他说：“你这是在威胁我。那我们现在就摊牌吧。”我同父亲在一起时总是特别容易生气，我经常会想这是因为我生性大胆呢，还是因为自恃长子身份觉得有权这样对他。我从未得出过答案。而父亲知道任我经受负罪感的煎熬对他达到自己的目的更有利。我对自己控制不住脾气发怒的事实想得越多，就会越发痛苦。

唯一能切实结束我们之间争斗的办法就是书面沟通。我手头留存了不少道歉信，都是战后那些年里我写给他的。大都会俱乐部那次插曲后，我给他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爸爸：

对您所说的我的脾气会坏事的话，我想了很多，我相信您的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的缺点，这个缺点很可能会让我葬送大好前程。不能很好控制自己的脾气、不假思索信口开河——这些毛病的确影响了我在待人接物方面的表现，不仅对您和我自己的家人如此，对商业伙伴和朋友们也是如此。这次我在大都会俱乐部的所作所为、我对您的那些不敬之言，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我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同您和迪克坐在一起像家人那样说话，可当这样的机会第一次摆在面前时，我却彻底毁掉了它，为此我欠您一个道歉、欠迪克一个道歉……

您提到……您多么希望看到我愿意并且能够以长子的身份成为凝聚整个家庭的核心，要是我真的做到了这一点，我的抱负也能得以实现。当然，除非我能向您证明我可以控制自己的脾气，可以做到三思而后行，否则您是不会相信我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您是位务实的商人，因为IBM是您脚踏实地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凭空画出来的饼……

请您相信，我已经发自内心地认识到大都会俱乐部发生的事是我的错，我必须也愿意为我的所作所为负责。如果您还愿意看看从今往后我的表现，我保证会作出改变，决不让您失望。我会时刻注意克制自己的脾气、不再表现出愚蠢的妒忌，我会改过自新，做个好儿子和好哥哥。

谨致以最诚挚的敬爱

汤姆

这是我们之间最严重的冲突之一，不过我和父亲几乎每个月都要大吵上几架。每次吵完后我们会和好如初，继续努力合作，可过不了多久他又会在我作出某项决定后大放马后炮，或是在我对某件事情发表看法后告诉我说那不关我的事，于是我们又会开始争吵。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这些争执肯定给父亲带来了莫大的痛苦。他去世时留下的另一份文件，是他在75岁生日前后写下的沉思录。从文中可以看出，他为我说过的一些话深感痛心。我曾明确地指责他将有能力的管理人才驱赶出IBM，以便让自己身边环绕的都是那些对他唯命是从的人。而实际上那些曾在IBM任职而后去世了、辞职了或是被解雇了的人的名字总是环绕他的心间，让他感伤不已。他觉得我和迪克都迫不及待地等着他让位——而对这件事情，他表现出了相当激烈的抗拒之情。

没人敢说比我对IBM的了解更深，我为它足足奋斗了35年。要是当年能有个经验丰富的人为我指点来路，我能作出的成就也许能比现在大上许多倍。

我将竭尽全力，给IBM留下足够多我信赖的管理人才。乔・罗杰斯、弗雷德・尼科尔、查利・柯克、泰特斯和奥格斯伯里都曾是我的得力助手——后两个人觉得我制定的政策不好，他们的所作所为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不得不解雇了这两位副总裁。这是我在IBM工作这么多年里作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但我别无选择。

我之所以还在坚持我的工作、我的事业，只因为全世界杰出的实业家和银行家似乎一致认为，我在建立一家发展势头良好的企业，我在创立某些政策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就。这些政策被证明有益于全体IBM雇员，从而也有益于我们服务的公众及信任我们的股东——而他们并非这些政策仅有的受益者。我想说的是：一直以来，我的梦想和期望就是我的两个儿子能有这个抱负、有这个决心，将IBM公司发展壮大，将“沃森”这个名字在业界、社会与经济领域中现有的地位提上一层楼。这样的话，他们将有更多的机会为他们的家人、亲友以及各个地方值得资助的社会事业机构和需要帮助的人们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为两个儿子感到同样的骄傲，我也为他们在短短时间内就在公司里各自的岗位上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我知道他们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经验是最好的老师。

我很庆幸自己当时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否则我肯定会愧不能当，也可能会疯掉。因为父亲在这篇文章里传达的意思似乎是我们的“学徒期”将会永远延续下去，我肯定会因此再次同他发生争执。

有件事情当时我没有想过，但现在我很是怀疑：所有那些我同父亲的争执中，有些可能是我的妹妹简所煽动的。父亲总能听进她的话，而在当时，她和我的关系并非十分融洽。她总是从竞争的角度看待世界贸易公司的问题，因为她这个人就非常争强好胜。如果一定要在沃森家的儿女们里面挑出个性最强、最桀骜不驯的人，简和我实难取舍。她是个端庄美丽的女人，个子高挑，一头黑发，老早就在华盛顿和纽约的社交圈里为自己闯下了名头。她继承了父亲结交上层人物、颠倒众生的魅力，可我和她一直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才学会如何共处。

父亲对简的感情非常复杂。我从未看明白他对她的期望，也许他自己也不清楚吧。他似乎从未想过让她成为一位职业女性，创下自己的一番事业，尽管当时女性成为企业管理人员已非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实际上IBM就有一位女副总裁，负责管理各地分部的机构相关事宜。可父亲似乎又不想把简嫁出去，她直到33岁才结束单身生活，在我看来她差点因为父亲的缘故毁掉了自己的一生。她曾有过数位追求者，可都被父亲赶跑了。直到二战后简才找到一个堪堪入我父亲法眼的人。此人名叫约翰・欧文二世（John Irwin II），他身材高大、颇有魅力，可能是我见过的跳舞跳得最好的人。约翰不抽烟不喝酒，男孩爱好的那些事情里，他只喜欢跳舞。他大学念的是普林斯顿，四年里一直担任班长和校田径队队长。他在战时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他在麦克阿瑟将军手下任职，一路直步青云，退役时是上校军衔，比我整整高了一级。战后他成为了一名律师和外交官，前途不可限量。

简结婚时我一度满怀希望，觉得我们也许能够从此和平相处。简、约翰、奥莉芙和我的确共度过一些美好时光，我们一同去佛蒙特州滑雪、一起去参加玛格丽特・杜鲁门在白宫举办的宴会。但我在IBM的任何作为，似乎都会点燃简这个火药桶。我是在1950年春天到她家做客时才终于发现她对我怀有多么强烈的对抗情绪。她家里到处都是约翰的照片和奖杯——赛艇好手约翰、田径明星约翰……约翰这个、约翰那个。简知道我对约翰有那么点儿嫉妒之情，因为我年轻时候错过的所有机会全都被约翰迎头赶上了。她看到我正盯着约翰军旅生涯的纪念品，便开口说道：“汤姆，你知道吗？约翰可当过正经上校呢。”这话就像一根尖针扎向我，因为我没能升到那个军衔。我一下子火冒三丈，说：“哼，我当然知道他是个正经上校。不过我还驾驶飞机飞遍了全世界呢！”

总有些事情能让父亲在十秒钟之内找到理由把我训斥一顿。这个发生在简家的小插曲就是其中之一，父亲告诉我说要对简好一些，还让我把约翰当作自己的榜样。事实上约翰和我相处得挺不错，但父亲从不相信我是真心待约翰好。他总是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喜欢你的妹夫。他是个思虑周全的人，开口说话之前总是经过仔细考虑。”他的言外之意很明白：约翰有着我所缺乏的自制力。我这人太冲动，为这话暴跳如雷。

在那些年里，我和父亲还是有相处得颇为不错的时候——通常都是他放手到足够程度，让我能以自己的方式管理IBM的事务，这些事情我知道自己能处理好。作为执行副总裁，此时的我实际上可以说已是IBM的第二号人物，尽管父亲事先已作了安排，让乔治・菲利普斯充当我们之间的缓冲剂，这也许是非常明智的做法。父亲是这样做的：他在管理层进行了一些洗牌，将菲利普斯提升为总裁，自己明升暗降，出任了新设的董事长职位。

出任新职位后，我负责的方面远不止销售业务这一块。我得监管IBM全部的生产工作，这意味着我必须想办法迅速成为在9000多名工厂工人眼中说得上话的角色。这些工人对我父亲无比忠诚，对柯克也很拥护，对我却几乎一无所知。父亲看到了这可能成为一个问题，于是在我上任六个月后，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递给我一封信。“这是个机会，能让你得到工人们的喜爱，”他说，“为什么不亲自去同他们谈谈呢？”

那是封匿名信，投诉我们一家工厂的工作条件。信里写道：“我们50个人挤在一间厂房里干活，这地方设计的时候原本是要做仓库的。厂房里一点也不暖和，而且只有一间厕所。让IBM的工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干活简直丢人。”我第二天便前往那个工厂，到了以后发现情况果然属实。不知是谁觉得5月时已经足够暖和，用不着取暖，可以对锅炉进行大修了。就在锅炉被拆得七零八落之后，一场倒春寒来袭，工人们就惨了。我想了想父亲在此种情形下会如何行事，然后开始着手。抵达工厂一个半小时后，我便让人安装好了临时取暖设备。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已经让人在厂房后面开挖新厕所的地基。接着我把所有的工人聚集起来，我搬过来一架梯子，爬到上面，对底下的工人们说：“我想给你们念一下这封信。很遗憾上面没有署名，因为我想表扬、提拔写这封信的人。我真希望他能对我足够信任，能在信里署上自己的名字。不过他做得很对。那些拿着手提钻的人正在为你们加盖八间厕所，我们还将彻底改善厂房的供暖设施。”我很高兴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始行使我在生产方面的监管职责，而对我如何处理这件事情的描绘很快传遍了IBM的所有工厂。

当我回到纽约告诉父亲自己在梯子上的表现时，父亲很高兴。这件事情让他看到我正在努力学习经营之道。而早先我作出的一些决策开始让IBM大赚其钱的事实更是让他心情大好。比如说，归功于查利・柯克去世一年后我作出的一项人事调整，我们打字机那一块业务即将收获第一桶金。自从父亲在1933年收购电气自动打字机公司（Electromatic Typewriter Company）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向美国企业推销电动打字机的优点。父亲觉得这笔买卖肯定稳赚不赔，因为电动打字机打起字来又快又整洁，还不会让女办事员们在打字的时候损伤她们精心修剪过的指甲。但电动打字机要比普通的打字机贵上好几倍，直到二战结束后它们都没流行起来。我们电动打字机的年销售额只有1100万美元，年年亏损。所以在1947年初的时候，我告诉这个部门的负责人诺曼・科利斯特（Norman Collister）说：“我宁愿马上把这块业务卖掉也好过年年亏本。”我这话说得很尖刻，不过他的回答也毫不示弱。

“我们还在起步阶段。”

“这话很难让我相信，因为我们已经起步了足足13年了。”我说，“我们有着庞大的分销系统，有着训练有素的推销员队伍，用在研发上的经费也从没短少过。要是能够在这上面盈利的话，现在正是时候。”

“我真是没法跟你聊这个，汤姆，”他说，“你不明白打字机业务。”

这话相当于告诉我说我们吃定这个哑巴亏了。于是我跑去找父亲，跟他说：“你不能再用这个家伙了。让他负责这块业务只会亏钱。我们找别人来试试吧。”当时我脑子里已经想到一个合适的人选——H.威斯纳・米勒（H.Wisner Miller），此人我在战前便已认识，他比我大几岁，我很佩服他，因为他是个面对逆境勇往直前的人。他出身相当不错，但他刚考入普林斯顿大学时，恰逢1929年股市大崩盘，他的父亲在此次股市动荡中倾家荡产，威斯纳不得不辍学。开始时他能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就是在纽约北边的布朗克斯区挨家挨户推销真空吸尘器。IBM的一位董事认识他，将他介绍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很喜欢威斯纳的劲头，于是雇他推销打字机。

选择威斯纳负责打字机这块业务可谓冒险之举，但父亲同意了我的提议，这意味着要将威斯纳从一个相当低的职位一下往上提拔好几级，直接越过那些父亲更了解的人。但威斯纳的推销策略正好是推销这些打字机所必须的。IBM用于推销穿孔卡片设备的方法过于偏重分析，并不适合推销电动打字机。你没办法把打字机这玩意儿说得有多复杂。但威斯纳的推销策略直接明了、充满热情、易于上手。我很喜欢看他在销售会议上激励手下人。他会把一台打字机单独放在台上，用聚光灯照着，然后他穿着蓝色的毛哔叽西装走上台去，端详一番那台打字机，然后伸出一根手指拂去上面一粒不存在的灰尘，接着他后退一步，开口说道：“这台打字机真是棒极了。哪怕上面有一点灰尘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它那么漂亮。”他教手下的推销员用如此这般的甜言蜜语打动那些女秘书，他还将打字机做成不同的颜色，像是红色或是褐色。他甚至做了一台白色的打字机供我父亲赠给教皇派厄斯十二世。许多人都觉得米勒又老土又肤浅，但他的确是IBM最杰出的销售主管之一。1949年电动打字机开始在市面流行，之后数年间这块业务的销售额以每年30%的增幅上涨。我作出的第一次重大人事调动取得了完满成功。

第十八章   IBM进入电子时代

20世纪40年代末，报纸上到处都是关于实验性计算机的报道，这些计算机有着古怪有趣的名字，像是BINAC[19]、SEAC[20]、MANIAC[21]和JOHNNIAC[22]。以电子技术和计算机应用为主题的科学会议场场爆满。IBM原本并没有制造此种机器的计划，但关于这类机器的研制计划不断传入我们耳中，致力于此的既有英国、美国的高等院校，也有像雷神公司[23]、美国无线电公司这样大名鼎鼎的公司，还有一些此时籍籍无名后来名声如雷贯耳的科研新秀。这些新机器通通又庞大又笨重，而且十分昂贵，设计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商业销售，此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之中只有ENIAC——也就是我和查利・柯克跑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参观的那台著名机器——是真正投入正式运行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能自已地猜想这些“巨大的电子头脑”对于人类将意味着什么。

当然了，甚至早在中国的算盘发明之前，人们就已经在生活中运用到各种计算设备了。早些时候，也已经有少量能够胜任多种数学计算工作的大型计算机器存在，像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IBM为哈佛大学制造的马克一号。但这些设备的工作原理就像人用手指头计数一样。它们的内部构造是电子管和机械的结合，同一台普通的穿孔卡片机并无二致。ENIAC的面世之所以引起轰动，正是因为其工作原理与之前的计算机有着本质的区别。ENIAC没有来回运转的机械部件，只有电子在它的真空管里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穿梭。这些电流回路所做的全部工作实际上不过是计算1加1，但它们需要做的也就只有这些。科学界和商场上最复杂的问题其实常常能被分解成加减、对比、排序这样简单的算术和逻辑步骤，只不过要得出最终答案，你需要将这些步骤重复数百万次，在电子计算机发明以前，没有任何机器能够以足够快的速度完成这一工作。我们的穿孔卡片机中速度最快的继电器，每秒钟也只能完成四次加法运算。而即便是像ENIAC这样原始的电子计算机，其电路每秒钟都能完成5000次运算。

这一运算速度的极大提高向每个同数字打交道的人预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他们的生活从此将彻底改变——我曾听一位工程师将这比作手握一块钱和坐拥百万美元的差别。一位参观了ENIAC处女秀的《时代》周刊记者这样写道，它“轻盈灵活的电子”开启了一片全新的领域。到此时为止，世界上已有许多科学和工程方面的理念广为人知，但无人加以实际应用，因为投入实用需要太多的计算工作。打个比方，在理论上，飞行器设计师们很清楚该如何预测风阻，但进行这些计算实在太麻烦了，所以他们宁可用一个不那么精确的办法，也就是制造按比例缩小的飞行器模型，拿到造价高昂的风洞进行测试。所以ENIAC一经面世，人们便开始展望美好未来，希望能够在计算机的帮助下突破音障、预测天气、解开基因的秘密乃至设计出比原子弹威力更为巨大的武器。

父亲一开始觉得，从商业角度看，电子计算机不会对IBM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在他看来，穿孔卡片机和大型计算机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席卷而来的计算机革命也许会让整个科学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会计室里，穿孔卡片机仍将立于不败之地。

父亲就像一位国王，眼看着一场革命在邻国兴起，却觉得事不关己，一直等到自己的子民开始骚动时才大吃一惊。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个旧时代已经终结，一个新纪元已经开启。

此时的IBM处于这样一种典型境地：因为现有的成功而抱持井蛙之见。正是由于很多其他行业也抱着这种心态，这个时期里，电影错失了进军电视屏幕的机会，因为它觉得电影是电影，娱乐业是娱乐业；铁路也渐渐式微，被公路运输和航空运输赶超，因为它觉得火车是火车，交通运输是交通运输。我们的业务范围其实是数据处理，而不仅仅是穿孔卡片数据处理——但当时在IBM，没人聪明到能想到这一点。

倒不是说父亲完全忽视了电子计算机面世所带来的威胁。他只是相信，说到制造用作科学研究的大型计算机，没人能够打败IBM，而在他看来，那些新的计算机正是用作此途，他开始着手证明这一点。1947年春天——那时我还只是个副总裁，大部分精力花在销售方面——他把那些曾为哈佛研制过马克一号的工程师们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他想要一台新的“超级计算机”，要是“最好、最快、最大的——要比给哈佛研制的那台机器更好，自然也要比ENIAC更好”。工程师可以使用真空管，只要真空管能让计算机跑得更快，不过父亲希望工程师们在8个月内完成这个工作。

这些工程师一直以来都对父亲心存畏惧，因此也不敢要求时间上的宽限。他们全力以赴，把手头其他所有的工作搁置一旁，在1947年余下的时间里几乎不分昼夜地工作，花费了差不多100万美元——制造出一台能够实际运行的机器。它叫作可选序列电子计算器（Selective Sequence Electronic Calculator），也被称为SSEC，它是一个古怪的庞然大物，电子元件和机械部件不协调地组装在一起，就像现代计算机和传统穿孔卡片机的“杂交体”。它全长120英尺，有12500只真空管和21400只机械式续电器。它在1小时内完成的计算用纸笔运算得花上10年。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台机器是极具创新意义的：它作为第一台可运行软件的大型计算机而在计算机工业史上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它的这一创新，使得它比ENIAC实用许多：你只需要将指令输入SSEC的存储器中，就能让它开始计算一个新的问题，而要改变ENIAC的解题程序，你需要用手重新连接其控制台上的数百条导线。尽管如此，因为有着机械式的内部构造，SSEC成为了一只“科技恐龙”——它天生就比全由电子元件构成的ENIAC要慢，而用户希望得到的，正是速度。

为了确保SSEC获得同ENIAC一样多的公众关注，父亲将其安装在IBM曼哈顿总部一楼的产品陈列室里，只要是路经此地的人都可以一睹其全貌。要是你走的是第57大街，甚至能透过橱窗看到它的工作过程。

SSEC堪称都市中的一道奇景——三面长长的墙，嵌满电子仪表和控制面板，到处是指针、开关、表盘以及在机器进行运算时不断闪烁的指示灯。每天有数以百计的人驻足观看SSEC，好些年里，当人们听到“计算机”这个词时，浮现在脑海中的都是它的样子。当好莱坞开始在科幻电影里加入计算机这个元素时，它们的样子看起来总是很像SSEC——尽管说起来SSEC算不上是真正的计算机。父亲将这台机器捐赠出来“供全世界科学研究使用”。SSEC投放社会是非盈利性质的，任何人，只要有“纯科学”问题想解决，都可以免费使用它；而那些不是出于这个目的的用户——像是需要对某块正在钻探中的油田进行数据分析的石油公司——我们每小时收取300美元，以维持机器运行所需要的开销。

为SSEC不遗余力进行宣传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天文学家，名叫华莱士・埃克特（Wallace Eckert）[24]。在20世纪20年代末，埃克特。率先将穿孔卡片数据处理方式应用于科学问题的解决之中。他个子很小，不爱交际，单凭外表很容易被人低估。但在二战期间对抗德国潜艇的战斗中，他通过计算出空前详细的航海表，扮演了一个幕后英雄的角色。这些航海表能够让在北大西洋遭受德国潜艇袭击的舰队，非常迅速且精确地确定自己的位置并通过无线电呼救。埃克特是IBM薪水册上第一位有着博士头衔的科学家。战后，我父亲聘请他来主持IBM的理论科学部，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旁边为他建立了一座研究室。他的工作让许多科学家第一次看到了由机器代替人工进行计算的可能性，并吸引了大批人士前来关注SSEC。

父亲真的觉得SSEC就是最好的计算机了，其他同类产品在它面前简直不堪一击。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的确是事实。SSEC就好比我曾拥有的一款老式汽车，斯坦利蒸汽汽车——在它所处的时代卓越超群，却并未拥有能够最终制胜的科技含量。SSEC标志着IBM一个时代的终结：它是一群极具才能的发明家所取得的最后一项伟大成就，这群发明家贡献了他们的一生为我的父亲效力。他们曾设计出穿孔卡片机，IBM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步获得了成功，现在他们又研制出有史以来最为先进的机器之一。但是，尽管他们已经走到了通往计算机时代的大门边，却只有少数几个人真正迈进了那扇大门。SSEC是在极其封闭的环境中研制出来的，其设计完全对外保密，所以尽管它大获成功，却没有改变多少IBM在技术界的形象。新一代的电子技术工程师们依然将我们视为固步自封的公司，认为我们紧抱着穿孔卡片机和过去死不撒手。

当ENIAC的研制者埃克特和莫奇利辞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工作，在费城的一处店面开起自己的公司，开始同IBM角逐时，父亲对他们的前景表现出极大的怀疑。但没过多久，清晰的事实就摆在了我们面前：这两个家伙不仅是杰出的工程师，还是优秀的推销员。他们将即将推出的新机器命名为“通用自动计算机”，简称UNIVAC，宣称它不仅适用于实验室，也适用于会计室。尽管第一台UNIVAC要数年时间才能真正制造出来，但埃克特和莫奇利仅凭一纸产品说明书，就赢得了我们十个最大客户中的两家——国家人口调查局和保诚保险的资金支持——此外至少还有一家别的保险公司有意投资。当父亲知道此事时，他的怀疑变成了熊熊怒火。

1947年劳动节前的那个星期三，我走进父亲的办公室，发现他正在对着我们的一位高级工程师弗兰克・汉密尔顿（Frank Hamilton）大发雷霆。在场的还有一位秘书，正逐字逐句地记录他们的谈话内容。父亲一开口便说：“我听说好些保险公司给那几个造出ENIAC的家伙提供资助，让他们研制计算机。我们为什么不制造一种符合它们要求的机器呢？”

“我想我们正有此打算。”汉密尔顿回答说。他表现得有些不悦，因为我父亲忘了汉密尔顿和其他的工程师们正在夜以继日地研制那台超级计算机。此时父亲变得愈发生气。

“我们不能光想，光打算，保险公司已经投钱给那些家伙制造机器了！我们等不起了！我们的生意光靠想、光靠打算是成不了事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用最短的时间赶在他们前面研制出符合那些公司要求的机器？”

“最好的办法就是考察一下那些公司的需求，看看它们想要什么。”

“我们知道它们的需求，我们已经浪费了三个月了。要是我们造不出来，那干脆退出这行好了。要是我们造得出，那就去造，而且要保证造出来的机器售价是那两个家伙永远提供不了的优惠。我们的基础比别的任何人都要好，要是我们没办法在这个基础上造出这样一种机器提供给客户，那我们就根本没资格在这行待下去了。让那两个家伙得到那些保险公司的资助，简直就是打在我们IBM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啊！”

汉密尔顿终于意识到我父亲有多么生气。为了免遭池鱼之殃，他只好开始附和我的父亲。“没问题，我们能造出来，”他说，“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知道，最让父亲郁闷的是UNIVAC的设计。他觉得那是对我们的主营产品——IBM穿孔卡的一种挑衅。埃克特和莫奇利宣称穿孔卡片已不再适用于现代电子设备。UNIVAC将取而代之，将数据存储在新的媒介上——磁带——当时这种东西已经应用于早期的录音机上了。这个方法基本上还没有得以实证，但几乎所有的新型计算机设计都用到了它。埃克特和莫奇利向客户们解释说，磁带同穿孔卡片相比，有着极大的优势。首先，用它处理起数据来速度很快——在大型计算机中，使用磁带录入和输出数据的速度几乎可以与电流的速度相媲美。其次，它很小巧。像菜盘子那么大小的一盘磁带可以储存一家保险公司一整个业务大区的保单记录，而要是用穿孔卡片的话，得用到大约一万张卡片，摞起来足有好几码高。

我估计那个劳动节弗兰克・汉密尔顿是没的休息了。节后的那个星期二，他带着一脸憔悴出现在了我父亲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会议在我父亲办公室隔壁的那间镶着胡桃木墙板的大会议室召开。IBM所有的主管都参加了，与会的还有公司的保险业财会事务专家。汉密尔顿在会上提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计划，打算研制一种机器用以对抗UNIVAC。这种机器将同时使用磁带和穿孔卡片，研发费用预计为75万美元。大家闻言都止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从研制一部穿孔卡片机的角度来看，这实在是一笔惊人的花费。当时我们投放市场的设备平均造价大概是2万美元，月租金800美元。这么算起来的话，一台造价为75万美元的机器月租金得有3万美元了！

父亲表扬了汉密尔顿费心费力想出这个点子，然后把他的计划书撕成碎片。显然，他不喜欢汉密尔顿设想的机器，因为这个设计很像UNIVAC。父亲是在穿孔卡片上建立起自己的事业的，他本能地对磁带保持怀疑态度。

“当你把一则信息记录在一张穿孔卡片上时，它就是永存的了。你能亲眼看到它，能把它拿在手里。即便是保险公司里数量巨大的资料也总是能够被文员亲手抽样检查。可要是你用磁带呢，那就等于把你的资料储存在一种设计出来就是为了清洗和再利用的媒介上面。”父亲站在客户的角度设想这些，然后继续说，“想想看吧，你某天着手记录资料，满心以为那些磁带把你的数据都记录下来了，可等你想要把资料拿出来用时，却发现那上面什么都没有！”弗兰克・汉密尔顿的计划在会议桌上就夭折了，父亲还告诉市场部的人给保诚保险公司打电话，说服他们投资UNIVAC项目是不明智的。

在那个时候，对于研制像UNIVAC那样的计算机——或是放弃穿孔卡片转而使用磁带——这样的想法究竟有没有商机在里头，我不是很肯定。那些新型计算机又笨重又复杂，造价极其高昂，设计中采用了那么多异乎寻常、未经检验的技术，使得它们实际上可能并不具有适用于商业用途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父亲的许多顾虑我也有，不过我不得不为电子电路那极快的速度而叹服。我们的603电子乘法器大受顾客欢迎，这还是父亲在我的不住催促下推向市场的。它同UNIVAC相比，就像一只小老鼠之于大象。603电子乘法器设计出来就是为了配合普通的穿孔卡片数据处理设备使用，月租金仅需要350美元。但它很成功——我在IBM的第一次成功——我觉得它也许预示了我们将来的方向。在波基普西市的IBM工厂，我们有一支由电子工程师组成的小小队伍，正在研制603电子乘法器的升级版，我们称之为604，但我开始担心我们做的可能还是不够。我怀疑我会这么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我不过33岁，而我觉得再过个10年或者20年，IBM就会“字符串操作空间不足”了。

1948年的时候，我变得愈发不安。我的朋友雷德・拉莫特从华盛顿办事处给我寄了封信，信里写道他派了一个人参加全国各地的工程类会议。据此人报告，至少有19项关于计算机的重大项目正在进行——其中绝大部分将采用磁带。雷德说这事让他感到很是不解：“鉴于IBM在计算机设备领域的领导地位，它难道不应该积极参与该领域的活动，对所有的动态了如指掌么？”

同时，我也开始收到来自客户的警告之词，大家都在说穿孔卡片就要被淘汰了。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一位副总裁吉姆・梅登（Jim Madden），他也是我父亲的朋友，某天他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汤姆，”他说，“你们快要失去我们这儿的生意了，我们已经把这栋楼里的三层用来装穿孔卡片了，可还是不够。我们再也没法负担额外的存储空间费用了。有人告诉我说，我们可以用磁带来保存资料。”《时代》周刊的总裁罗伊・拉森也对我说了类似的话。我曾在纽约医院基金会的募款活动中为他工作过，他的公司也是我们的大客户之一。他对我解释说，《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之所以如此热销，是因为它们能在每周发生的新闻热度尚在时，便送达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手中。《时代》周刊杂志社用IBM的穿孔卡片设备处理订户名单和投递地址，但记录一位订户的信息就需要三张穿孔卡片，而每个月新增加的订户数以千计，我们的机器几乎都快处理不过来了。“我们有整整一栋楼里放满了你们的设备，”拉森说，“人都快下不去脚了。要是你们不能承诺给我们来点新东西的话，我们只好另寻他途了。”

我可不认为跑去跟父亲说穿孔卡片要完蛋了是个明智之举。他只会把我丢出办公室。我用了一个循序渐进的法子，我知道这会对老爷子管用。1949年的时候，我从公司最好的计算机系统专家中抽了18个人，组成一支工作小组，研究我们是否应该在产品目录中加入磁带。改进产品的建议应该来自客户——这一理念对于我父亲来说如同宗教信仰。当然了，客户们提出的要求并非总是一致——有的希望机器更快；有的希望打印出来的东西更整洁、能复印更多份复印件；有的希望机器运转起来噪音小些——要是你紧张兮兮地想要面面俱到，下场就是破产。你需要甄别哪些改进是有意义的，而且能真正回本。这个工作组花了3个月时间研究磁带是否可行。当他们回来汇报时，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就会计工作而言，穿孔卡片是最好的东西了，IBM不会有磁带的立足之地。我再次作出努力，把顶尖的推销员们召集进来，向他们描绘了一番磁带的功用，但他们最后也都是大摇其头，觉得穿孔卡片更好。从他们那里我没得到任何可以拿去说服父亲的东西。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了解，当你需要采取某项行动时，不要去征求大多数人的意见，即便他们是此中行家。你得自己体会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然后作出自己的决定。这纯属直觉，因为当时我还不够自信，所以没能坚定自己的想法，但我打心眼里知道，我们必须进入计算机和磁带的领域。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公司总部里某个人的响应，而且他还不断督促我付诸行动：此人就是柯克的哥们儿比肯施托克。在柯克去世后说服比肯施托克打消辞职的念头是我做过的最明智的举动之一，因为在将IBM推进至电子计算机市场的过程中，他比任何人做的都要多。他从销售总经理的位子上下来后，被派遣到一个叫作“未来需求”的小部门中。这个部门的工作就是不断听取顾客的意见，从而帮助调整公司的产品结构。比肯施托克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将“未来需求”部变成了IBM未来方向的“监视器”。他本人不是工程师，但他对机器方面的东西有种天然的领悟力，并且有能力将其清晰地表达出来。

比肯施托克不断告诉我说，穿孔卡片注定要被淘汰，要是我们不醒悟过来的话，我们也会是同样的下场——淘汰。顾客们想要更快的速度，而我们的机器已经到达极限了。当我们将我们的穿孔卡片机运转速度加快时，它们的磨损速度也变快了；当我们将我们的高速分拣机的速度从每分钟分拣600张卡片提至800张卡片时，卡片本身就开始裂成碎片。他不断地提醒我，让我注意电子应用领域所有的动向，并且问我是不是真的想错过这个机会。时时刻刻听着这些念叨真是让我非常头疼，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说服我父亲。但我也知道，要是我把他的这些话当耳旁风，那我就是个大傻瓜。

没过多久，我有了一个想法：IBM要想前程无虞，聪明的做法就是雇用电子工程师——大量的电子工程师。不管我们最后是否得通过电子计算机和磁带赚钱，IBM总归需要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电子应用领域犹如一块新开辟的战场，战线既多，战场上的形势又瞬息万变，所以我觉得一小支电子工程师“部队”肯定不够用。我们需要足够多的相关人才，才能做到“量变引起质变”。不过我的这一想法产生于父亲任命我为执行副总裁之前，当时他手下那些研发人员没一个听我的。IBM的主实验室设在恩迪科特的北大街上，那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地方。虽然在那里工作的人有三四百之多，但其核心却是七位高级工程师，父亲将他们称为他的“发明家们”。这七个人多半是自学成才，跟随我父亲已有数十年之久。尽管实验室设有一位主管，公司里也有一位主管工程技术的副总裁，但这些“发明家”都直接向我父亲报告。父亲实际上等于“总工程师”。当他有个关于某种产品的点子，就会在这几个“发明家”中叫来一两个，把自己的想法描述一番。接着这些“发明家”就会回到实验室，试着把父亲的设想——用他们的话来说——“用金属造出来”。这几个“发明家”每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间和助手，每当父亲有某个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时，他总喜欢让两支或者更多支这些“发明家”领导的工作组互相竞争。“没人能聪明到先知先觉。”他过去常常这么告诉我。父亲的这种做法很费钱，不过对改进产品而言非常有效，后来我自己也采用了这种办法。

不巧的是，父亲的这些“发明家”里面没一个懂电子技术的。比方说，设计SSEC的那个人就不知道要如何连接真空管，他真的是去外面雇了刚从学校毕业两三年的年轻工程师来完成这项工作。这些“发明家”这么多年来获得了如此多的成功，所以做起事来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我因为我们缺乏电子技术方面的专家而忧心不已，他们却对我的这种担忧嗤之以鼻。那个主管工程技术方面业务的副总裁也日渐让我感到头疼。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拥有电子工程学的学位，1930年就加盟了我们公司。他本人挺有创意的，在向科学计算领域推广IBM设备这件事上建树颇丰。当时穿孔卡片机在解决科研小问题时很有用，我们的一款穿孔卡片机在科学家中极受欢迎，甚至被称为“穷人的ENIAC”。这个副总裁的问题在于，他做起工程师来比做起高级管理人员来更为得心应手：尽管他本人对电子科技也很有兴趣，却从未真正明白这一点：IBM要想充分开发电子科技，必须在公司发展方向上作出根本转变。

当时我们仅有的电子技术专家处于公司的边缘。他们的实验室设在波基普西市，位于一栋可以俯瞰哈得孙河的乡间老宅中，而且他们还不得不同附近IBM打字机厂的工程师们合用这个实验室。这些电子工程师们绝大多数有过参与战时国防项目研发的经验，像是雷达什么的。他们的头儿拉尔夫・帕尔默（Ralph Palmer）曾经参与过国家安全局前身的机密项目，研制电子线路。1947和1948年，波基普西实验室的主要项目是改进我最爱的机器：603电子乘法器。同时这个小组还开始试制UNIVAC式计算机和磁带，但当帕尔默向那位主管工程的副总裁申请人力和财力支持以扩展这项工作时，那位副总裁拒绝了他。那位副总裁认为这一工作只会耗费原本可以供恩迪科特主实验室用来改进穿孔卡片机的资源。当时恩迪科特的人正对数个项目寄予厚望，他们研发出了一种能够使用巨型穿孔卡片的机器。这些巨型卡片尺寸是普通穿孔卡的两倍，能够容纳更多的信息，他们指望靠这种巨型卡片来留着《时代》周刊杂志社这样的客户。

在研发电子计算技术方面，IBM内部阻力重重，以至于相比之下，直接收购埃克特和莫奇利的公司反而来得更简单。讽刺的是，这样的机会曾经真的摆到过我们面前。1949年，埃克特和莫奇利的主要资助人在一场空难中丧生，没过多久这两位发明家就弹尽粮绝，只得来找我父亲。他们来访时，我也跑去了父亲的办公室。我之前从未见过莫奇利，所以对他很是好奇。结果我看到的是一个瘦高个男人，穿着随便，看上去好像对这次会面很不屑一顾的样子。埃克特则刚好相反，穿着非常整洁。走进办公室后，莫奇利立即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把脚翘到茶几上——要是他打算对我父亲表示一些尊重的话，这副样子可算糟透了。埃克特开始陈述他们的成果，不过我父亲已经猜到了他们的来意，IBM的律师已经知会过他，想要收购埃克特和莫奇利的公司，是不可能的事情。UNIVAC是IBM为数不多的竞争者之一，根据反托拉斯法案，我们不能并购他们。所以我父亲告诉埃克特说：“我不该让事情到这一步的，我们不可能同你们作出任何形式的约定，要是让你们产生了这种想法，会很不公平。根据法律，我们已经被告知我们不能那么做。”埃克特很明白我父亲的意思。他站起身来，说：“不管怎么说，感谢您花时间见我们。”莫奇利自始至终没说过一句话，他没精打采地跟在站得笔直的埃克特后面出了门。几个月后，传来消息，他们的公司被吉姆・兰德（Jim Rand）收购了。我们在穿孔卡片机市场上的老对头雷明顿-兰德公司（Remington-Rand）现在将完成6台UNIVAC机器的订单。

604电子乘法器也大获成功，这让我更加坚信电子工业的发展将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快。604电子乘法器同其前辈603电子乘法器一样，是为安装在普通的穿孔卡片机上设计的——就连它那笨重的、维多利亚式的黑色金属外壳都同603电子乘法器如出一辙。但这个金属外壳里面的机器构造一点儿也不老旧过时。帕尔默和他手下的人作出了一种全新的设计，惊人的简洁，将以前经常会烧坏或出毛病的真空管变得不再是个问题。他们将每只真空管及其配套线路安装在一个标准化的插入装置上，这种装置可以以极低的价格大批量生产。通过这种方法，每只真空管都可以在安装到机器上之前进行彻底检验；要是机器使用过程中真空管坏了，更换也很方便。这种设计也使得我们能够在顾客开始竞相抢购604电子计算器时很轻松地提高产品产量。

当我们在1948年年中首次将604电子计算器推向市场时，当时最乐观的打算不过是能卖掉几百台。但到了1949年底，我们已经安装了差不多三百台这种机器，而市场需求量明显突破了千际大关。604电子计算器的月租金是550美元，同高级机械制表机价钱差不多，但它能处理除法以及其他一些运算，要是用机械方式来做花费会让人咂舌。

但纵观当时的IBM，帕尔默的工作属于异数。1949年我一接过执行副总裁的担子，就对我们全部的研发项目作了一个彻底的盘查，最后得出结论：IBM仍然处在“黑暗的中世纪”。我终于对父亲开口说，我们需要做些改变了。当时我非常沮丧，于是以十分激烈的言辞批评了他设在恩迪科特的研发机构。我对他说：“你在那儿的人全是些蹩脚的工程师，他们做的事就连猴子拿个扳手都能做到。你还不明白么？对着金属块敲敲打打制作机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要想在这一行干下去，你得用示波器[25]，你得明白电子管中电流是怎么运动的、波束扫描是怎么回事。你得做些理论性的工作，你得同有能力做这些工作的人共事，他们的背景同我们现有的那些人是不一样的。你得聘用工程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聘用很多很多。”

我所抨击的正是父亲倍感骄傲之处。他总是告诉人们，IBM拥有全世界最了不起的工程部，他全心全意地信赖这个部门。不过他没有直接回应我的话，而是按铃叫来秘书，要求召见主管工程的副总裁。大概两分钟之后副总裁来了，父亲对他说：“我儿子告诉我，说我们没有任何像样的研发机构，是这样吗？”

副总裁想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说出他的回答，好显得诚恳些：“我们有着全世界最出色的研发机构。”这一刻，他这个人像在我心里的印象就算完了。每个在商场打拼的人，终其一生都在会某个时候被问到类似这样的问题。他要么勇敢地作出回答，然后或是被开除，或是被提拔；他们也可以选择做个懦夫。这位副总裁刚刚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我父亲来日无多，而等我当上了一把手，身边肯定不会有这个副总裁的位置了。要是连我都知道我们缺乏必需的科研机构，他不可能不知道。他知道研发是怎么回事，他知道工程设计是怎么回事，他应该能看清形势，了解到我们正处在一个不妙的境地。

我觉得他是不敢太过于刺激父亲；也许他感觉到父亲并不希望他那么做。但他明明可以通过很多办法做到两全其美。他可以说：“两位沃森先生，你们两个都是对的。对我们迄今的产品结构而言，我们的工程设计部门的确非常优秀。不过我们将来必须采用真空管和电子线路，现在我们公司几乎没人了解这些东西。”

要不是阿尔・威廉斯，我都不知道我和父亲会因为工程设计问题而僵持多久。阿尔当时仍在负责财务事务，他做了一项研究，将IBM用于研发的费用同RCA（美国无线电公司）、通用电气公司以及其他成功的公司做了番比较。结果显示我们大大落后。平均看来，这些公司将总收入的3%——即每100美元销售额中的3美元——用于研发。而我们只拿出2美元25美分。

威廉斯拿着这些数据去找我父亲。“沃森先生，”他说，“我不知道您是否意识到这件事情：我们在研发方面大大落后了。”父亲当时没有表态。不过第二天，他召集了一次主管人员会议，在会上他说：“先生们，我一直在想我们在研发方面的工作，我们下的工夫还不够。我希望你们回去后把这事抓起来。坐在那里的那位威廉斯先生——他是我们的‘钱袋子先生’。他可能会跟你抱怨说花费太多。不过不要听他的。我希望你们把这方面的工作做起来。”

之前威廉斯去找我父亲的事我全不知情，但我在会上听到父亲的话时十分高兴。父亲心知肚明他的这一决定，意味着IBM将大力开展电子技术研发工作。我望向会议室另一边，那位主管工程技术的副总裁就坐在那里，我开始考虑用谁来取代他。帕尔默并不是合适的人选——将波基普西实验室那群特立独行的家伙的负责人放到这个位置上，对父亲在恩迪科特的那些“发明家”将是个侮辱，这没必要。此外，波基普西实验室也实在离不开帕尔默。我花了好些天才确定了一个人选：沃利・麦克道尔（Wally McDowell），恩迪科特实验室的负责人。麦克道尔同我父亲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因为他的父亲是康宁镇上的医生，那个镇子距离我父亲成长起来的地方不过四十英里。他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当时公司里这样的人才只有寥寥几个——他同那位主管工程技术的副总裁同一年进入IBM工作，公司里那些“老顽固”都很尊重他，但他富有远见，这一点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尽管他在招聘电子工程师方面没有任何经验，但我觉得他能把这事办好。在提升麦克道尔和撤换那位主管工程的副总裁这件事上，我没有走正式程序，而是等待着，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直接向父亲提请。

时机终于来临了，那是1950年的5月，我和父亲来到恩迪科特参加百分百俱乐部年会。户外活动日那天，我和父亲到IBM乡村俱乐部观看体育赛事。我发现麦克道尔正站在网球场边上，于是对我父亲说：“父亲，我们真的应该着手加强我们的研发工作了。我觉得我们应该从沃利开始。再没有别的合适人选了。他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位，这是其一；第二，我觉得现在主管工程设计的那个人既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远见负责这件事情。”

父亲显然已经考虑过这件事情，觉得换人是必要的。他回答我说：“这个主意不错，你过去跟他谈谈？”

我绕过网球场走到麦克道尔面前，问他是否愿意调到纽约，大规模地招聘工程师。“你说的‘大规模’是什么意思呢？”他问，“几十个？那样的话我在这儿也能干。”

“不是的，我是说最少几百人，也许几千人。”

沃利大吃一惊，不过他还是接受了，我们任命他为工程设计部的主管。麦克道尔的前任保留了副总裁的职位；讽刺的是，将负责工程设计部的职责从他肩上卸下好像反而让他浑身轻松了许多，他成为了电子技术研发工作的积极鼓吹者和强力支持者，特别是在晶体管的应用方面。与此同时，麦克道尔开始了大规模的招聘工作。一开始IBM想要吸引顶尖的电子技术人才并非易事，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毫无建树。我们不能说：“来看看我们有什么！”我们的定位更多是“来听听我们打算做什么”。不过我们还是招聘到了不少人，因为我告诉麦克道尔，只要来应聘的人有那么一点点可靠迹象表明将来能干出点成绩，就来者不拒。我对于应聘者来自何处也全无要求。所以他网罗了各式各样的人物——美国人、欧洲人、埃及人乃至印度人。一些有着同我们全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干起活来差点意思——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应聘者作出成绩的比率要高些。不过，在我们网罗的人才数量达到“临界点”之前，这些都无关紧要。电子计算方面的问题种类多样、数量繁多，除非我们有了足够的人手，否则根本干不成什么事。等我们有了足够的人才，就能对他们进行分类筛选。多亏麦克道尔的辛勤工作，在6年时间里，我们的工程师和技师数量便从500人增加到了超过4000人。

公司里那些老资历的销售主管和营销策划带着极端怀疑的态度看待这次大规模的招兵买马，那都是些在市场上久经考验的人，是IBM的核心所在。在他们看来，在穿孔卡片机就像刚出炉的蛋糕那样热销时急急忙忙地踏足电子科技领域实在很说不通。他们给我们招来的那些麻省理工毕业生们取可笑的外号，像什么“四眼”“书虫”。

不过我父亲放手让我们去做自己的事情，后来我才发现，其实他一直非常密切地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沃利・麦克道尔调到纽约之初，每天中午11:30的时候都会有个送餐员将两盒午餐送到他的办公桌上。11:35的时候，我父亲会走进他的办公室，坐下来，一边打开其中一个餐盒拿出三明治来吃，一边开始问沃利问题。父亲几乎每天都会同麦克道尔进行这种午餐会议，持续了好几个月，而当时我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们终于开始研制计算机。那是1950年6月，当时我父亲正在欧洲忙于建立IBM世界贸易公司的事情。他给杜鲁门总统发了封电报，提请将IBM的资源供政府任意使用，并指定我为此事的联络人。我将比肯施托克派至华盛顿，让他看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知道他会自告奋勇地提请政府让IBM研制一种供战时使用的计算机，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在我看来，要是我们能够同政府签订合同生产一些独一无二的计算机，我们就能在这个新领域中占得一席之地。整个1950年的秋天，比肯施托克拜访了五角大楼的各个部门，四处参观政府名下的实验室，走访各个国防承包商，了解他们在计算方面的需求。他随身带了一位数学家，是在1949年从橡树岭原子能实验室跳槽到我们公司的，名叫卡斯伯特・赫德（Cuthbert Hurd）。赫德了解一切关于科学计算的事情——实际上，他曾在将穿孔卡片机推广至工程实验室和工场的活动中充当了先锋。

他们考察了许多国防相关的领域——原子能、导弹、密码分析、天气预测、作战演习等等。他们发现工程师和科学家们迫切需要高效的计算机器。因为朝鲜战争，当时美国境内弥漫着一种严峻的危机感。距离二战结束不过五年时间，美国已经大规模裁军——士兵们退役复员，舰艇入库封存，坦克和轰炸机被切割成了废铜烂铁。当国内仅有的常备军被朝鲜战争全面牵制时，人们开始担心苏俄会乘机进攻欧洲或世界其他地方。于是在1950年秋天，美国匆忙地进行了动员和征兵。就在比肯施托克和赫德四处走访时，朝鲜的局势不断恶化——11月，中国志愿军参战，将美国军队赶出了北朝鲜，美军只得困守朝鲜半岛南部三分之一的地区。

在这严峻的局势下，比肯施托克和赫德提出了一个比我预想的要大胆得多的计划。他们说我们应该研制一种通用科研计算机，可以应用于他们之前考察过的全部国防领域。“也许它不能解决百分之百的问题，但它将解决百分之九十的问题。”赫德这样告诉我说。他觉得我们能找到三十家愿意为这种机器掏钱的客户。

这个主意相当激进，理由有两个方面。首先，从技术层面说它是激进的，因为当时存世的计算机大概只有十多台，而除开埃克特和莫奇利，绝大多数设计者的想法仍然建立在设计专用计算机的初衷上。其次，这个主意从耗资方面来说也相当大胆，因为比肯施托克和赫德希望我们自己支付研发费用。比肯施托克指出，要是我们接受政府资助，就不得不将大量相关资料上交给政府，那样的话我们就永远没法拥有牢靠的专利权。

“要是我们自己出钱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我问。

“研发过程加上制造一台样机的话，要300万美元。”他回答，“但整个项目算下来得要这个数的三到四倍。”

他提出的这个计划耗资之多达到迄今为止IBM历史之最：父亲研制SSEC的花费不过它的十分之一。我要求进一步了解此种机器，于是1951年元旦后不久，我们在我的办公室举行了一次会议。与会人士中，只有我和威廉斯不是专业技术人员。赫德、帕尔默和比肯施托克把他们的公文包放在桌上，拿出这种新型计算机的示意图——用电线连接起来的一堆黑盒子，看得我实在摸不着头脑。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终于迎来了这一关键时刻。我们出得起这笔钱；我知道我能说服我父亲和其他的主管接受这个计划，只需要简单地告诉他们这种计算机对于战争制胜至关重要。我不打算征求推销员或是市场调研人员的意见，因为他们要是看到我们打算干什么的话，只会大声反对。我也没想着能同父亲讨论计划中的每个细节——因为很多细节我自己都是一知半解，肯定没法回答他会提出的那些问题，所以我只能靠自己。我有一屋子才华横溢的技术人员，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不过这可是一次押上300万美元的豪赌——这笔钱的数目等于IBM过去两年间研发费用的总和了。于是我对比肯施托克说：“我们开干吧。不过我希望你能帮我个忙，把这些计划书整理一下，你和赫德带着它们出去转转，看看能不能接到订单。”与此同时，为了避免来自推销员方面的疑虑，我们为这种新型计算机取了个充满爱国热忱的名字：“国防计算机”。

在比肯施托克和赫德启程去推销此种计算机之前，我们得先给它定个价。当时IBM里没人知道怎么给电子计算机定价，于是帕尔默带着手下人算了一下购入真空管将要花费多少，在这个基础上增加50%，得出一个数字：此种计算机的月租费应为8000美元。随后比肯施托克和赫德拜访了他们之前去过的所有那些国防实验室，大力推销“国防计算机”，宣传它的全新功能。客户们非常踊跃，不到两个月时间，我们已经接到11份订单，此外还有10个潜在的客户。有了订单在手，威廉斯和我便有底气将项目计划书提交给我父亲，他没提任何问题就批准了。

许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印象：我和父亲在关于电子技术的问题上从未达成一致，这都是因为那次他把那位主管工程的副总裁叫去办公室所导致的。不过这样的事情也就那么一次，事实上，父亲和我唯一没有争论过的重大问题就是电子技术。这挺奇怪的。我倾向于这样认为：就算我不曾大力推进此事，父亲最终也会将IBM引入电子时代，因为他对运算速度也很着迷。在国防计算机的计划尚未提出时，父亲参观了他资助的一家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那家实验室当时正在研制高速电路。父亲回来后去了我的办公室，我能看出他有多兴奋。他说：“你应该去那儿看看那玩意儿。我不清楚它是什么，不过那些家伙用它在一秒钟里做了20万次运算！”

不过就像事实证明的那样，我觉得父亲是打定主意要将IBM全面电子化的机会留给我，而“国防计算机”是他让我以公司领导者的身份所做的第一次重大冒险。

这个项目一经启动，生产新型电子计算机的想法便俘获了我的想象力，我从没想过经商能如此吸引我。我在心里将国防计算机项目想象成类似于莱特兄弟壮举的事情。他们想飞上蓝天，却遇到了无数阻碍。他们面临着动力问题、如何用机翼提升机身的问题、如何控制机翼的问题，他们面临着如何离地起飞的问题。他们必须研制高效的螺旋桨，当他们试图依照轮船螺旋桨仿制飞机螺旋桨时，发现根本行不通，因为水和空气完全是两码事。他们遇到的这每一个问题各不相同、毫无联系，要是其中有一个他们没能解决，他们是永远没法飞上天空的。而这两个人，在七年时间里逐一解决了这些问题，唯一协助他们的只有他们自行车铺子里的一名助手。

我们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尽管我们的人手比他们多好几百倍，可支配的金钱也多得多。我们将放弃穿孔卡片，一种我们十分了解但是速度相对较慢的存储媒介，转而采用一种速度快百倍但我们一无所知的存储媒介。我们得设法开发逻辑电路、记忆电路、磁带控制装置、读写头、穿孔卡-磁带数据转移技术，而且还得联合其他制造商改进真空管和磁带本身。帕尔默的实验室迅速壮大，那栋乡间老宅已经装不下了，我们只得租用了另一栋建筑，就在哈得孙河边，离那座老宅不远，曾经是一家腌菜厂。我们将其改建成进行真空管和电路研发的实验室，而所有关于磁带方面的研究工作仍在原来那栋乡间老宅里进行。从本质上说，我们正在进入一种全新的行业。

在我看来，这个全新的行业既奇妙又惊人。那时你只要踏上波基普西的土地，就能感觉到工程技术领域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在恩迪科特的实验室总让我觉得像个古板沉闷的博物馆——那里的新点子相当鲜见，而且都被当成宝贝那样小心翼翼地保守着，很少公开。而波基普西就像一块广袤开阔的原野——那里的新点子就像空气一般寻常，你能感觉到无限的未来正在自己面前展开。恩迪科特的那些老“发明家”喜欢单干，而在波基普西，人人都相信合作才是能将复杂的电子技术项目推进下去的唯一途径。在波基普西，你目光所及之处皆是奇思妙想。我还记得有一天我走进那座乡间老宅，发现一个真空吸尘器被安装在某个磁带机的底座上。我问工程师詹姆士・威登汉姆（James Weidenhammer）这是干什么。他告诉我说他想出个点子，用吸尘器的吸力吸住松松垮垮的磁带，免得它们乱成一团。这是个十分聪明的构思，直到今天，所有的高速磁带驱动器依然根据这个思路来进行设计。

随着“国防计算机”项目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IBM部门参与进来。这个项目赢得了一些重要的支持者，包括雷德・拉莫特，此时他已经当上了主管销售的副总裁；此外还有穿孔卡片机部门的销售经理维恩・利尔森。我一直等着父亲就这一项目评头论足，但他从没这么做。相反，他在这个项目的进度过半时，对它进行了公开的祝福。他在1952年4月召开的股东年会上宣布，IBM正在研制一种电子计算机，“要比SSEC快上25倍”，这种新型机器将同我们的常规产品一同出租并享受售后服务。他将这种机器称为“IBM701”，就像我们其他的产品一样，而不像给它取个诸如TOMMIAC之类的名字，我对此十分感激。我敢肯定当时他心底肯定有着疑惑——那年3月，他曾同整个董事会一起到波基普西参观“国防计算机”的样机。负责展示样机的工程师有些激动过了头，说出了“未来属于电子计算机”之类的话。我后来才知道父亲当时对电子计算机获得如此美誉相当不悦。不过他从未对我提及此事。要是在一年之前，他肯定会说：“就没个人来告诉这个年轻人，我们公司的未来仍然属于IBM穿孔卡片？”我想他是有意识地在将我和我的机器推上舞台。

第十九章   争吵难掩父子情深

此时父亲已年逾古稀，精神和体力都日渐衰退。他早上到公司的时间越来越晚，午饭后还要在办公室隔壁的休息室里小睡上一两个小时——他在那里放了块毛毯，午睡时好盖在身上。秘书们替他保守着这个秘密，因为父亲希望在人前保持精力充沛的形象。在公开场合出现时，他堪称一位完美的演员：即使身体不适，他的腰板依然挺得笔直，走起路来同比他年轻三十岁的人一样矫健。有时他真的好像能从工作中汲取能量。比方说我们一起开会，他跟我说他累得要命，必须躺下休息一会儿，可要是在走去电梯的途中遇到了某个久未谋面的人，他就会开始跟人家谈起事来。他会站在那里一气不歇地聊上二十分钟，就好像谈话让他完全恢复了精力。

可我知道，父亲的身体大不如前了，我开始关注他的健康状况。我们一起乘火车出差时，要是我半夜醒了，总会去看看他是否一切安好。我记得在一次从印第安纳到华盛顿的旅途中，我探身进他的包厢看他，他却不在那儿。我穿好衣服四处找他，最后发现他正沿着过道走过一节节车厢，身上穿着整套商务西服，系着领带。我问道：“你没事吧，爸爸？”

“没事。我就是觉得有点不对头，所以想最好起来走一走，不过我现在没事了。”

也许他夜里惊醒，觉得自己就要离开人世了。现在我知道所有上了年纪的人在某个时候都会产生这种感觉——在睡梦中突然惊起，惶惶然不知自己的生命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我想父亲是需要通过散步驱散这种感觉。

1950年的一个晚上，我同他一起参加一个晚宴。就在那次宴会上，父亲做了一次极其失败的演讲。宴会在巴尔的摩饭店举行，共济会将在宴会上给我父亲颁奖。而他为答谢词所作的准备只有草草写下的几点提纲，他觉得自己能够就这几点提纲展开演讲，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76岁的人力所不能及的。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在台上徒劳无助地翻弄那张提纲，替他感到窘迫不堪。后来他问我：“我的讲话怎么样？”

我说：“还行吧，爸爸。不过你要知道，像您这把年纪，作长篇大论的演讲实在是太劳累你了。你真的应该少作些长篇演讲了。”我向他说，他在商界有着如此崇高的地位，用两三分钟的精辟发言代替长篇大论岂不是更符合他的形象。在那之后，我尽己所能地避免让他在公众面前陷入尴尬境地。当次年的IBM年会临近时，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说，要是那些专好挑刺的家伙提出过分的问题，就交给我处理好了。父亲完全同意——他也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虽然私下里他还是希望所有事情都由自己说了算，但每一年的年会上，他都让我发挥比上一年更大的作用。

我从没在心里想过这样的问题：“这个老家伙什么时候才会拱手让位呀？”我记得有一次乔治・菲利普斯跟我聊天时说道：“你知道吗，汤姆，你父亲已经77岁了。好多人还没到这个岁数就得心脏病或者癌症死掉了，而你父亲挺到了这个年纪。要是那些毛病会找上他，早就找上他了。他可能会长命百岁呢。”我心想：“哎呀，要是那样岂不是棒极了？”我从没有感觉说：“噢，上帝呀，要是他还要活那么久，那可真要了命了。”大多数时候，我的生活因为他而变得充实丰富，因为现在我能给我的老父亲些许帮助，并因此得到他的感谢和赞赏。只有当我们之间发生极大的摩擦时，我才会回家对奥莉芙抱怨说：“我希望老爸赶紧退休。”总的说来，我希望父亲留在公司。后来我和IBM的马士基・摩勒（Mærsk Møller）私交甚好，他的处境几乎同我如出一辙：都得顶着自己父亲的压力费尽心力地运营公司。他的父亲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创建了A.P.摩勒-马士基有限公司（A.P.Møller-Mærsk Gruppen），那是世界最大的船舶公司之一，马士基从父亲手里接过了这家公司。老摩勒先生大概已有90岁了，身体日渐衰弱，不得不住进医院。但他会从病床上一跃而起，径直冲到办公室，将马士基之前下达的指令通通撤销。马士基的妻子曾经跟我说，要是老摩勒先生再活上几年，住进医院的人就该是马士基了。但马士基默默无言地忍受了这一切，因为他和我一样，都对父亲有着不变的忠诚。

我希望我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我能走进他的办公室，把脚搁在茶几上，同他分享我对IBM未来的思考。到1950年左右，我觉得我已经学会经营之道了。我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我有威廉姆斯和其他年轻人才的通力协作，我清楚我要让IBM沿着什么方向走下去。但父亲依然不肯放手让我一个人走。我依然只是个执行副总裁，而且他非常明确地表示，要是我想担负更大的责任，必须同他斗争到底。一次我忍不住抱怨他对我的苛刻，这时父亲咆哮道：“我没有多少时间教你了，这是我知道的唯一能在短短时间里教会你一切的办法。”他下定决心继续这样对待我，直到我通过了他的检验，如同生铁淬火，成为依照他的模子锻造出来的又一个他。

父亲经常会在我辛苦工作一整天，快要下班时把我叫去见他。他真的是卡着下午五点那个点这么干，要是我想赶上回格林尼治的火车，就得在那个点下班。我正要拎包出门，蜂鸣器响了，接下来我就得坐在那里，浑身疲惫不堪，听父亲宣布一项决定，比如：“我打算派法韦尔到卡拉马祖市去。”而毫无疑问，这肯定是同前一天我们商量好的结果截然相反。

我会说：“爸爸，你看，这件事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们都觉得派法韦尔到卡拉马祖市去不是个好主意。”

“嗯，但我又想了想，改了主意。”

“可是我已经告诉了法韦尔——”

“你就不该那么做！”他会说。于是，一场激烈的争吵就这样展开了。

我们最激烈的争吵不是发生在办公室——办公室外面的人可能会听见，我们最激烈的争吵都是发生在东75大街我父母的房子里。要是我晚上需要在市内参加宴会到很晚，或是第二天清早有个会议安排，有时我就会留在爸妈那里过夜，而不是急匆匆地往返于格林尼治。我会睡在战前属于我的那间卧室。现在回想起来，我不是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做。要知道，对父亲而言，那所豪华的房子代表了他一生的所有追求；而对我来说，它带给我的只有我身为一名IBM推销员时不愉快的记忆。

爸妈晚上还是常会出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不过我有钥匙，能自己开门。一贯节俭的母亲依然不留仆人过夜，除了门廊里一个昏黄的10瓦的灯泡以外，房子里其他的灯也都关着。所以我进门后总是先打开几盏灯。客厅里有着漂亮的大理石旋转楼梯，墙上挂着大幅油画，风格都是父亲喜欢的——暗色调的风景、懒洋洋的奶牛。二楼有间很大的起居室，起居室有着镶板墙壁，放着大大的扶手椅，罩着酱紫色的椅套，当然了，还有必不可少的波斯地毯。桌子上满满地摆着家庭成员的照片和世界各国领导人题赠给父亲的照片。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温斯顿・丘吉尔首相的照片被尊敬地摆放在壁炉台上。

我的房间在第三层，它布置得很简单，但十分舒适；看上去就像一间普通的客房。我总是直接上床睡觉，等爸妈参加完晚宴回家时，我早已沉入梦乡。父亲会借道晚安的理由把我叫醒，他会在我床边的椅子上坐下，问问我这天过得怎么样，寒暄几句后他会话锋一转，说：“顺便提下，儿子，我想再跟你讨论一下西部销售区的那件事情。”

我也许已经在这件事情上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刚刚把它给解决掉，但父亲从来不管这个。他会这么说：“我对这事的处理方式一点也不满意。”这就像我千辛万苦一砖一瓦搭好了一堵墙，然后他毫不留情地推上一把，于是整面墙就在我面前轰然倒塌。我深爱着坐在我面前的老头，他知道这一点，但我实在没有时间或是精力重新搭建他不管不顾推倒的墙。所以每到这时，我会立刻从睡梦中清醒过来，准备迎战。

赢得这场战斗的最好策略也许是让他自己偃旗息鼓。要是当时是上午9点，我刚刚休了一个星期的假回来，也许我能心平气和地跟他说：“让我再考虑一下。”可事实经常是我言辞激烈地进行反击，于是引发一场彻头彻尾的大战。他会气得满脸铁青，下巴不断哆嗦。所有的旧账都会被翻出来，他会毫不留情，而我也寸步不让。

母亲会听到我们愤怒的吵嚷声——“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些事情！”“不许那样跟我说话！”——这可能是在凌晨1:30，最后母亲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来劝架。我还记得她站在我卧室门口的样子，穿着睡衣，头发睡得乱蓬蓬的。她从来不偏袒任何一方。她只会说：“你们就不能各自去睡觉么？”

这样的争吵经常在泪水中收场。父亲和我会互相拥抱——然后筋疲力尽地各自上床睡觉。我们总是发誓再也不这样吵架了，但不出两三个星期，我和父亲之间又会出现意见不合，继而不断升级，直到爆发又一场白热化的争吵。有时想想我会觉得很奇怪，两个人能够如此互相折磨，却从未想过罢手。

我记得一次，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和父亲爆发了一场恶战，最后我夺门而出。走廊尽头是查利・洛夫（Charley Love）的办公室，他是我父亲的一个远方表亲。我推开查利・洛夫的办公室门，一头扑倒在长沙发上泣不成声，完全不管查利本人还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查利肯定大吃了一惊，不过他是个善解人意的家伙，于是开口问我出了什么事。

“查利，你在成长过程中同你的父亲大吵过吗？”

他回答说：“当然了。”这个回答让我心里舒服了很多。

父亲不断地想改变我，而我也试图改变他。我希望他成为一个亲切随和的父亲，而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则希望我能够更顺从他，别总是只想着反抗。我们都想从对方身上得到对方给不了的东西，而我母亲则尽其所能地去平息我们之间的争执。有时她会私下跟我谈话，她会说：“我比你父亲年纪小很多，所以能够深深体会他是个不好相处的人。我也知道你不得不在几乎每件事情上服从他的意愿。但你要记住，他年纪已经非常大了。让他大动肝火对他的身体没什么好处。要是你们吵架的时候他出点什么事，你会一辈子后悔的。我不知道你们每次都是怎么吵起来的，也不知道你要怎么做才能让他消气，不过我恳求你一定要尽你的全部所能，试着把你们的争吵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事实上对于母亲的要求，我能做的并不是很多，这也就是那些争吵为何让我深感不安的原因。那些争吵不知所起、激烈狂暴、不可阻遏。父亲很爱我，希望我越来越好；我也爱我的父亲，希望他安享晚年，没有痛苦，没有窘迫，没有危害健康的工作压力。但尽管我一直在努力达到他的期望，他却从不满意，因为没有哪个做儿子的能够完完全全地让自己的父亲满意。而每当他对我评头论足时，我发现要想忍气吞声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个时候，我对自己运营IBM的能力已经相当自信。我更关心的事情是自己能不能应付得来我的父亲。我们在生意上的分歧多半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对于IBM不断扩大的势头，我相当满意，而他颇为不安。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我从战场归来的时候，IBM的年盈利额是1.4亿美元，到1952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增长了一倍多。父亲不断地在下述两者之间纠结：一是开始出现在公司账目上的巨额数字，一是当年他的老板帕特森不在时他代管那家小型现金收纳机公司的经营方法。他会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你和阿尔・威廉斯管理销售业务的办法真是错得离谱。”我问他指的是什么，他说，对部门经理和大区经理来说，掌握业务动向的唯一途径就是阅读“访问报告”。所谓的“访问报告”就是推销员同一位潜在客户接触后交上的报告书。父亲在现金收纳机公司担任地区经理时，就曾通读了所有的“访问报告”。我不得不跟他解释说，他的要求在今天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的推销员平均每天要接触4位潜在客户，在一个比较大的销售处，推销员的数量是40人；就一个销售大区而言，每天的“访问报告”数量可能将近4000份。要是一位经理把它们通通读一遍，就根本没有时间干别的任何事情了。“IBM现在是家大公司了，大公司有大公司的难处！”我不断这样告诉父亲。

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从不乐意贷款。我们当时正在新建工厂、制造供出租的计算机，这些机器将在短短几年内为我们赚回大把钞票。而这个项目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父亲乐见于公司发展壮大，但他痛恨债务。一生中经历过数次经济大萧条的他，总觉得我们手里应该留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好偿付任何到期的贷款。1950年的时候我们欠了8500万美元的债——考虑到我们只需要偿付2.5%的利息，这笔债其实并不算多，我们租赁业务的稳定收入就能把它抵销掉。但父亲不停地在开会时念叨这笔债务。他说：“我没法不去想那笔8500万美元的债，它像块石头一样坠在我胃里。它可不是什么能够一笑置之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时刻想着点它。”

在为IBM的发展寻求资金来源的问题上，父亲的意见是将公司所得的利润重新投入生产。这做起来并非易事，因为他坚持给IBM的股东不菲的分红。许多年里，父亲依靠巧妙的财会手段规避着这个两难的境地。他用股票而不是现金来支付红利，也就是说，如果你手持100股IBM的股票，到年终分红的时候你会得到额外5支股票。与此同时，父亲会让手下的会计们在IBM的资产负债表上为这些新增加的股票标上一个名义上的价格，比方说IBM股票的市价是200美元一股，那么给这些新增加股票标注的价格就只有5美元。通过这个方法，公司只需要动用一小部分利润，就能将资产负债状况平衡过来。

这一招相当漂亮，我们的利润增长如此之快，所以股东们无需承担任何风险，但这个办法却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大佬们十分不安，要是某个经营不善的公司也像IBM这样用新增加的股票进行分红，以掩盖其无钱可分的事实，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大佬们可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证券交易所的总裁埃米尔・施拉姆（Emil Schram）开始对此进行严厉打击。他制定了一条新规定：作为红利发行的股票，价格必须同其市价一致。

父亲对此从不买账。每年春天，当公布年度分红的时候来临时，父亲总会收一收自己的腰带，说：“好吧，我得到华尔街去一趟，找埃米尔・施拉姆摆平这点账目上的破事。”大概1949年的时候，他带了我一起去。“要是你想一起去的话，没问题，”他说，“不过别乱说话。”

到了施拉姆那里，父亲开口说：“埃米尔，现在我想给你看看我们公司去年的经营状况。”施拉姆是个高大魁梧的家伙，他拼命想阻止父亲的这一套，但不知道为什么，父亲总能舌灿莲花地把他说服。施拉姆会说：“真想不通我为什么能一直容许你这么干，这下我只能容许别的公司也这么干了。”

“我的公司可不像别的公司！只要看看我们的资料就知道了！”

最后施拉姆会让父亲这么干一年。1951年，施拉姆退休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走马上任了个新总裁，名叫基思・芬斯顿（Keith Founston），他是康涅狄克州哈特福德三一大学的前任校长。我同芬斯顿在一年前的一次商务午餐会上有过一面之缘，他上任后，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底下的人给我讲了你父亲用股票分红的事儿。我仔细调查了一番，花了好几个小时琢磨这事，最后认为我们不能任由你父亲再这么干了，所以请他不要再到我们这儿来。我不希望，我上任的第一次争吵留给在本地备受尊敬的一位企业家。”

我把他的话转告了父亲，父亲说：“那真是荒唐！太荒唐了！”当时我很识相地什么也没说。过后我再去找他，然后再一次。最后他说：“好吧，这次由你去华尔街，尽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从那以后，他提到基思・芬斯顿时一直很不客气。他会说：“你知道那个叫芬斯顿的家伙，他那人脑子不太灵光。我想他根本就不懂金融。”但我很欣赏芬斯顿的勇气，父亲过世后，我还邀请芬斯顿加入了IBM的董事会。

我们需要贷款，因为即使父亲成功地将我们赚到的每一分钱都重新投入生产，也还是不够用。IBM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如果父亲对借贷这事有着更大的容忍度，许多事情会变得顺利很多。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威廉斯、拉莫特以及其他的人纷纷来找我诉苦：“怎么办，你父亲不肯再贷款，而我们需要资金。”

没人敢去找他说这事，所以只有我上了。可我一去找他，他就会说：“我们需要贷款的唯一原因，就是你们这些人花起钱来一贯大手大脚。”我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突破口。我说：“好吧，爸爸，我们不贷款了。不过我们得暂停雇用推销员了，因为我们收到的订单眼下已经足够我们忙活了。”

这对他简直就是致命一击，因为他自己就曾是一个推销员，他相信推销员的队伍越是壮大，就说明企业越是兴旺。他只好说：“让我再看看那些贷款数目。”接着他指示秘书同保德信金融集团联系，替我们约好时间去借更多的钱。

我和父亲遇到过的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反托拉斯行动。杜鲁门政府对大型企业颇为苛刻，每次反垄断的案，司法部都大获全胜。1945年它打破了美国铝业公司对铝业市场的垄断，几年之后又强迫联合制鞋机械有限公司分成数家小公司，并迫使它们忍受来自国外制造业的竞争。我们知道政府迟早会找上我们。几乎每家数得上名的美国公司，其财会部都有我们的机器，政府对此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每个政府部门也在用我们的机器。我们凭借优质的服务收取高额的租金，公司的增长速度和利润都引人注目——多年以来，我们的税前纯利润率保持在27%的水准。可是，尽管这一行如此有利可图，我们遇到的竞争对手却少得可怜，我们占有着90%的穿孔卡片机市场。对司法部而言，所有这些都是IBM垄断市场的铁证。早在二战刚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对我们展开调查，如同嗜腐的秃鹫般四处窥视。有时那些调查仿佛不了了之，但等下一年我们创下了一个利润新高或是反垄断委员会赢了某个大案子时，他们又会盯上我们。

父亲面对这个问题时心态并不是很好。他在现金出纳机公司时因为违反了反托拉斯法而被判入狱的痛苦经历从未让他真正释怀。35年过去了，那件事情依然如同一道翻卷的伤口横亘在他的自尊之上。他发誓要“斗争到底”。大多数企业家都对他的立场表示支持。IBM之所以赢得成功，不是因为我们将别人挤出了这个行当，而是因为我们有着优质的产品、优秀的推销员以及大批满意的顾客——其中甚至包括了联邦政府本身——因为我们一直致力于穿孔卡片事业。父亲不明白这些怎么就不对了，制定用以遏制一家伟大企业崛起的法律算怎么回事呢？要是我们所做的这些并不违法，那为什么IBM会遭到围剿呢？在反托拉斯法案里，父亲最不能接受的一点就是，你根本不需要做任何错事，法律就可以判定你是有罪的。司法部之所以会盯上我们，只因为他们觉得市场上面我们的竞争对手太少了。

父亲对自己的立场坚定不移。他在报纸上包下的整版广告位用来大肆赞美自由企业制度，他告诉政府我们会全力配合他们的调查，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上交了数千页的文档资料供政府检查，花了许多时间同政府方面的律师会谈，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他的经营理念以及IBM的运营之道。时不时地，司法部就会干出点挑战老爷子忍耐极限的事情来——比方说有一次，他们派了些反间谍专家来，把我们的外贸记录翻了个遍。但父亲满心希望政府最终能够看清事实。他不仅希望政府停止对IBM的调查行动——他甚至希望政府发布一个公开声明，宣布IBM无罪。父亲在一次开会时对我们这些IBM的高管说：“要是他们肯承认我们没有违法的话，最好是能够就此发表一份声明，其中应该提到我们光明磊落的经营策略，包括为我们的用户提供优质服务以及为我们的雇员谋求更高的薪酬和其他福利……这样的一份声明能够向公众证明，当司法部了解事实真相后，它会站在正义的一方。”

但调查还在没完没了地进行着，最后父亲要求面见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父亲觉得我们也许可以说服他叫停对IBM的穷追猛打，免得最后弄上法庭。像许多反垄断的案子一样，这个案子的关键实际在于你如何定义“市场”的概念，父亲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为了便于司法部长大人理解，我做了一张大大的示意图，把整个财务用品市场用金字塔的形式描绘出来：

穿孔卡片机

加法机、邮政机、银行柜员机

铅笔和分类账簿

道理很简单，要是你将全世界商业活动中同计算有关的部分定义为我们的市场，那我们的竞争对手简直数不胜数，而且这个市场中的大部分份额属于纸、笔的制造商。相比之下，IBM简直微不足道。为了表述清楚我的观点，我举了一些政府给出的数据：隶属国会管辖的一个委员会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在美国，只有16%的财会工作是运用IBM的机器来完成的；根据商业部的数据报告，在整个“办公及商业机器”生产工业中，IBM工人的工时只占到全部工时的9%。在我们自己的估算中——也就是父亲的估算——美国商业行为中所有同数字运算相关的部分，IBM只占到大概2%。我告诉司法部长说：“我们不是垄断者，实际上，我们只刚刚沾到了市场的边而已。”

父亲则指出，他已经无数次拒绝了收购这座“办公设备金字塔”中其他竞争对手的机会。多年以来，人们不断试图将各种机器的专利权卖给他。他曾有过收购安德伍德打字机公司、埃克特-莫奇利计算机公司和其他公司的机会。1922年约翰・H.帕特森去世后，国家现金出纳机公司的投资银行曾提议让我父亲将该公司同IBM合并经营。父亲将所有这些机会通通拒绝了，他告诉司法部长说，这足以证明自己并非一个垄断资本家。

当然了，对司法部来说，所有这些都无关紧要。但这些事情反映了我父亲思想方面一些非常重要的特质。就像一次他跟我母亲说的那样：“我不是什么天才。我聪明的地方只有几个——但我牢牢地立足于这些地方。”他一直关注着其他的公司和产品，但他始终坚信穿孔卡片机是最有前途的。他总喜欢用一句箴言来概括他的人生哲学：“思不出其位。”如果没有他对穿孔卡片机的这份热爱，IBM可能就会失去发展的重点，成为像雷明顿-兰德公司那样的大杂烩企业。不过有时候父亲“思不出位”得有点过了——举个例子，1941年的时候，父亲拒绝了收购静电复印术专利的提议，我们差点因此失去了整个计算机市场。静电复印术的发明者，来自皇后区的切斯特・卡尔森（Chester Carlson）随后找到一个买家，那家公司后来成为了鼎鼎大名的施乐公司。这是我家老爷子一生错失的机会中最让人感到惋惜的一个。

我的金字塔图并没能说服司法部长，我不能怪他，因为连我自己都不是很相信。可能当时房间里全心全意地相信我们那些陈述的人，就只有我父亲一个。那是因为只有他有着那样的视野，能将那个金字塔看成一个巨大开放的市场。他真的相信穿孔卡片机在财会方面的应用有着无限广阔的前景。他会告诉你说，终有一天，这些财会用的机器会取代纸和笔——而这正是今天的个人电脑所做的事情。但汤姆・克拉克并不这么看。他听完我们的陈述，然后只是简单地说道：“我们认为穿孔卡片机行业是一个单独的行业。”当然了，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们在这个行业中的确处于垄断地位。

如果父亲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更理智些的话，也许我们当时就把它给解决了。司法部认为我们需要竞争对手，但他们并没有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像是将IBM分成几个公司。只要我们稍稍放开对市场的掌控——像是向其他生产商发放生产我们某些专利产品的许可、在提供租赁业务的同时也出售机器——他们就觉得行了。市场竞争自然而然会完成剩下的事情。这意味着我们的运营方式将发生一些复杂的改变，但我觉得这些改变对我们的损害肯定比不上同联邦政府对簿公堂。1930年以来，90%的反托拉斯案件，政府都是赢的那方，要是我们闹上法庭最后输了官司的话，法庭很可能会判决将IBM分成数家公司。但当我向父亲提议接受庭外和解时，父亲却决不让步。在他看来，庭外和解同承认有罪没什么两样。

而我们的律师更是让我们雪上加霜。IBM长期合作的律师事务所知道我们应该接受和解——起初正是他们说服我接受和解的——但他们面对我父亲时并没有如我期望的那样据理力争。要告诉我父亲“他错了”，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被这个反托拉斯的案件弄得焦虑不堪，任何一个同意他观点的人都被他引为知己。他在华盛顿又聘请了一位律师协同与司法部进行交涉。此人名叫约瑟夫・基南（Joseph Keenan），是位退休的联邦法官，实质上却是个专事钻营的卑劣之徒。他跟我父亲说：“这种事情总是能解决的，沃森先生。”然后寄来一张数额极大的账单。但调查还在继续。1950年前后，父亲聘请了第三位律师，这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这位律师名叫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曾是杜鲁门政府的首任陆军部长，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一走进门来便告诉我父亲，在这种案子中，暗箱操作是没有用的，基南必须走人。

父亲将帕特森安排进了公司的董事会，我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说服我父亲。1950年父亲去欧洲时，帕特森也飞过去同他待了段时间，他启程时，我请求他找机会同我父亲聊聊接受庭外和解的事。他同我父亲待了半个夏天。但我没有得到来自他的任何消息，等他终于回来了之后，我邀请他共进午餐。“那么，你说服了我父亲没有？”我问。

“老实说，”他回答，“我没有说服他。”

我气愤极了。“你在开玩笑吗？你在那边待了六个星期！你都干什么了？”

“汤姆，”他说，“当你父亲不想被说服的时候，想说服他可真难啊。”我能理解这一点，但我一直寄希望于帕特森能够替我搞定这块“硬骨头”。也许帕特森最终能够说服我父亲改变主意，但他最终没有得到这个机会。1952年1月21日，司法部对IBM正式提出诉讼。就在第二天，帕特森死于空难。

父亲和我像是对我们之间的这种争吵上了瘾，就连我晋升为IBM总裁这件事，都被我们拿来当作由头发起了一场争执。到了1950年，公司的日常事务实际上是由我和阿尔・威廉姆来掌管的，父亲只是时不时插上一脚，检查检查我们的工作情况或是作出某个重大决定，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世界贸易公司那边。像以往那样，乔治・菲利普斯充当着我们和父亲之间的缓冲带，也正像以往那样，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没什么好处。每次我和威廉姆准备做某件事时，我们会先把一切都安排好，然后告诉菲利普斯，菲利普斯会说：“那就去干吧。”但随后他会把这事告诉我父亲，而我父亲会说：“这是我听说过的最荒唐的事情了！”于是老菲利普斯就会返辔收帆，改变立场。我从未真正埋怨过菲利普斯；他对我父亲忠心耿耿，每个人身边都需要有几个像这样的人。但到了1951年春天，当时我正在全力以赴地推动国防计算机项目的进程，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现在我已经不记得具体是什么事情了，我只记得我一阵风似的冲进父亲的办公室。“该死的！”我嚷嚷道，“你干脆让你的秘书当公司总裁好了！我要做点什么事情，他先是说好，然后跟你一谈，就翻脸不认账了！”父亲让我去他午间小憩的休息室等着，然后把菲利普斯叫来。两人说了一番不知所云的话，然后他再次把我叫进办公室。我一走进去，两人都转过身来看着我，然后我父亲开口说道：“我们决定让你担任总裁一职。”我原本准备跟他接着吵下去的，这个突如其来的宣布让我一下子不知所措了。父亲能够看出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怎么？”他戏谑地说道，“难道你不想接受这个职位？”

我希望能够从他身上感受到这样一种情绪：他把我继任总裁看成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大成就，就像他成功赢得我母亲的芳心以及他这么多年来在IBM创下的卓越业绩。可相反，他看起来好像只是为了避免又一场争执的爆发而作出这个决定。我觉得很受打击。父亲似乎也很失落，作出这项宣布后他便出差去了，临走前一句话也没跟我说，甚至连张字条也没留。他只是让菲利普斯给我送了封信，证实那场谈话并非我的幻觉。尽管如此，父亲还是为交接事宜做了妥善安排，于是，在1952年1月，我继任了IBM的总裁。与此同时，菲利普斯也得到了提升，担任了公司的副董事长——这样父亲就能继续拿他当缓冲器使了。继任总裁后，我比以前有了更多的决策权，但在诸如财政问题之类的重大事务上，我还得通过菲利普斯征询父亲的意见，而父亲也依然通过老菲利普斯来放马后炮。

在我正式上任的前一天，怀着担任总裁能够让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平顺和谐的美好愿望，我给老爷子写了封信，对他表示感谢，并试图在我们之间营造一种新的氛围。

亲爱的爸爸：

我深深地感谢您所做的一切。我热爱我的工作，也热爱这家公司，此外，我相信这个安排会让您的生活变得轻松愉快许多。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您就是“IBM先生”，而且永远都是。我之所以能够胜任现在的工作，90%得益于您给予我的建议和忠告。我衷心希望您能继续担任IBM的总裁，在公司方针和重大决策上对菲利普斯先生和我予以指点，而将那些琐碎的细节工作交给我们来完成。

同您一样，我相信我们的公司能够持续快速发展。我有许多理由好好工作——高薪、股份等等，但就算没有这些，我依然热爱我的工作，因为我心中有这样一个信念：IBM是你的公司，而我是您的儿子……

我一直将我成为IBM总裁的这一天看作我实现抱负的一天。在这天我当然会很开心，但如果我从您的脸上、您的眼中看不到对我的工作和成绩的满意，我是不会觉得真正满足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做儿子的对他父亲的信任如同我对您的信任那样深切。

爱您的汤姆

敬上

可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我同父亲的关系反而急转直下。IBM刚刚突破了年利润2.5亿美元的大关，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太多的决定要下。我忙得不可开交：联络重要客户、开拓电子技术方面的市场，同时还在努力压下那桩反托拉斯的案件，以免它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危害。在工作之余，我还花费了大量时间参加童子军的活动以及各种公益活动。我的新职位包括了许多仪式性质的工作内容——在年会上致辞、走访全国各地的办事处，同当地职员们共进父亲称为“家庭晚宴”的活动。

行政方面的工作占据了我太多时间。打个比方，当时公司每个职员的薪酬都得往上涨一涨，一部分是因为通货膨胀，另一部分是因为父亲知道在其他行业，工会已经通过斗争取得了大幅加薪。要是其他任何公司，这时候只会由总部简单地下达一个普遍加薪的通告。但父亲不会这么干。他觉得这样会破坏工人同上级主管间的关系，给工会一个突破口，让他们给职员灌输联合起来同公司讨价还价的想法。所以在IBM，加薪必须根据个人绩效分别进行，每个职员的表现如何由他们的上级主管来评定。一个部门的经理不能简单地通知自己手下的20个人说大家都获得加薪了，他必须同这20个人分别面谈。他得跟每一个人都说这句话：“你干得不错，这是你的加薪。”当我们决定把整个公司员工的薪水都涨上一涨时，公司上下要进行数万次这种绩效考评谈话，公司的业务一时间都陷入了停顿。当然了，员工们对我们正在做什么心知肚明——这个时候的IBM，可能会让他们其中一些人回想起军队中一板一眼的生活。

同父亲共事的挫败感使我对其他人的态度变得颇为苛刻。每当视察某个销售办事处时，我绝不会像个好糊弄的糊涂老板那样走走过场，对看到的每件事情点头称是。我心中压抑的怒气使我变得极为敏锐，我会找出各种不对的地方，把心中的怒气发泄出去一部分。不过通常只有一点儿。我知道，这些办事处的人我可能两到三年才会见上一次。所以我会注意克制自己的脾气，原因很实际，要是我对他们太不客气的话，就会在他们的心里留下负面情绪，这种情绪会一直留存，越积越多，最后危害到公司的业务。我最后往往是将我的怒气带回家中，我的妻子和孩子便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到这时奥莉芙和我已经有了四个孩子，汤姆、珍妮特、奥莉芙和辛迪，最大的孩子8岁，最小的才2岁。奥莉芙整天都在照顾他们，等我下班的时候，她会把孩子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地欢迎我回家。而我一踏进家门就会说：“那个孩子的袜子没有提好。那个孩子的头发没梳。这些盒子放在客厅里是要干吗？它们早就应该寄出去了。”我的态度就同我在公司里时一样吹毛求疵，这让我的妻儿都很不好过。

我觉得父亲并没意识到他已经把我逼到了何种程度。有时我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就要精神崩溃了。那个夏天，公司打字机部的一位经理在加利福尼亚去世了。他在IBM资历很老，但他娶了个心胸狭窄的老婆。不知为何，他妻子一直认为自己的丈夫在IBM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当他去世时，她告诉别人说她准备起诉公司，因为自己丈夫的心脏病是因为搬运沉重的打字机而导致的。当我听说此事时，觉得如果亲自前去参加这位经理的葬礼，对他的家人表示沉痛的哀悼之情，可能会让事情有个好的结果。在当时，这意味着我将坐在一种名为“星座号”的螺旋桨飞机上飞上九个小时。就在我准备启程前往机场时，我父亲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我们又大吵了一架。最后我说：“我不能再跟你说了。我得去赶飞机了。”然后我夺门而出。

父亲也下楼钻进他的豪华轿车，不知怎么的竟然赶在我前面到了机场。和我同去参加葬礼的是打字机部的主管威兹・米勒（Wiz Miller），正当我们抵达拉瓜地亚机场，朝停机坪上的飞机走去时，我看到了父亲。那时他已经非常老了，78岁，我还记得他蹒跚地从候机楼投下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样子——他的汽车就停在那里。当时我只觉得他是在打年龄这张牌，好让我心软。他慢慢地穿过停机坪向我走来，不少人驻足围观这古怪的一幕，他不顾周围人的眼光，伸出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来抓我的胳膊。我一下子彻底爆发了。“见鬼，老家伙！你能别再缠着我了么？”我嚷嚷着。我没有打他，但我狠狠地抽出胳膊，转身登上了飞机。

那次飞行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九个小时。我魂不守舍，生怕他在我再次同他说话之前死去，那样的话，我的整个余生都将在我诅咒了自己父亲的悔恨中度过。飞机一落地，我就迫不及待地跑去给他打电话向他道歉。

如同之前我们所有的争吵一样，这场争吵最终也平息了，但它给我带来的震动十分深切。我想那是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意识到我的父亲终将死去。在某种程度上，它也让我开始认识到，我再也承担不起像少不更事的毛头小伙一样行事的后果了。那年秋天我带着全家人去度了个假，虽然我接任IBM总裁还不到一年，但我们都需要一点时间放松和调整。我们去了一座位于康涅狄克州海岸线附近的小岛，在一栋小木屋里度过了两个星期的安详时光。我同儿女们嬉戏玩耍，同时想了许多关于父亲的事情。接着我又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驾船沿着东海岸航行，同行的有威廉姆、利尔森和其他一些我颇为倚赖的主管人员。这段旅程给了我更多时间整理思绪。最后，在登岸后几天一趟搭乘火车的旅途中，我拿出一本黄色拍纸簿，诉说了我对我家老爷子的全部爱与温情。

亲爱的爸爸：

从我启程前往切萨皮克市的那一刻起，我就在构思这封信了。在同IBM的兄弟们一起航行的旅途中，我开始回想我和您一起度过的38年岁月。那些回忆好像让我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一直以来，您对我有多么爱护、多么关怀、多么理解。我一直都能感受到这些，但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儿子后，我的感受才变得愈发清晰起来。我只希望当他长大后想起我时，心情如同此刻我对您的一样。当然，我希望他不会跟我顶嘴、跟我吵架，就像我经常对您做的那样，因为我知道这有多伤一个父亲的心。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肖特山中学给您惹下的麻烦，当时您是校董会的成员，我到卡特雷特高中上学后，有一次偷偷跑回肖特山中学，发起了一场扔泥巴大战，这事被捅到了校董会。您耐心地教育了我——要是我恐怕没有那份耐心。

接着我又想到我那一直让您头疼不已的学习成绩，而您从未对我在学校里令人失望的表现发过火。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我们从卡姆顿出发，满心希望找到一所愿意接收我的大学。最后是布朗大学这么做了，我那么高兴。再然后我又迷上了飞行，然后是一路至今我们之间大大小小的风波——每次我们意见不统一，您从不简单地禁止我去做某件事情，而只是跟我讲道理。我衷心希望在汤姆的成长过程中，我也能做到这点。

我很遗憾自己在很多方面都称不上是个好儿子。您和妈妈一直为我树立着优秀的榜样，但我仍然在努力，让你们二老为我感到骄傲是我永远的目标。

过去这三周里，我们共处的点点滴滴不断浮现在我脑海，汇集成一道彩虹横亘我的心间。我们曾经吵过那么多架，冷静下来想一想，我相信90%的时候您是对的，而另外10%的时候，如果我是个好儿子，就该管住我的嘴。

爸爸，我已经给您写过许多次信了，每次都会跟您说我将做得更好，可不知为何，这次来南方以后，我感觉有些不一样了。此时此刻，我是如此希望让您满意。

我想说的是，我深深地爱您、敬重您，希望我还有机会再次向您证明这一点。公司就是您的化身，我希望我能让它一直保持现在的状况，发展下去。我希望得到您的指点和建议，这种心情就同之前我拒绝您时一样迫切和强烈，当您在公司的时候，我很乐意将大部分时间放在同您共处上。只要我们能想办法做到这一点。

这封信也许不能述尽我心中的感想，但不管怎样，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我最想说的是，再没有哪对父母能比您和妈妈更好地关爱、支持自己的孩子了。现在，我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努力，好让你们为我感到骄傲。

爱您的儿子

汤姆

我很高兴自己写了那封信，因为我想那是我带给父亲的最快乐的一刻。

亲爱的汤姆：

读了你的信，我心里说不出地高兴，我这就回家，让你妈妈也读读这封信，和她一起享受这安详、快乐的一刻。我们会为你送上最美好的祝愿，祈祷上帝保佑你幸福快乐，为你的小家和整个沃森大家族干出一番事业。我知道我们能够互相扶持、互相关爱。

今天就写到这里了，不过你能想象得到我的心情，一会儿等我回家给你妈妈看了这封信后，她的心情也会跟我一样。愿上帝与你同在，并保佑我成为一个对你和奥莉芙而言更好的父亲。

深深爱你的

爸爸

这封信并没有终结我和父亲之间的争斗，但之后我们再发生争执时，双方都收敛了许多。

第二十章   不容轻视的总裁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天，我在华盛顿短暂停留，中转换机，当时担任华盛顿销售处负责人的雷德・拉莫特到机场来见我。“汤米，”他用他特有的那种随意语气说，“美国人口普查局从雷明顿-兰德公司买了一台UNIVAC，听说不久之后他们还要再买一台。普查局的人都很兴奋，为了给UNIVAC腾地方，他们把几台我们的制表机推到角落里去了。”当然了，我知道这件关于UNIVAC的事情，但人口普查局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开始使用穿孔卡片机，那个地方一直堪称“IBM的后院”。我心想：“上帝呀，我们还在这边费心费力地研制国防计算机，那边UNIVAC已经开始抢占所有的民用计算机市场了。”我开始恐慌起来。

临近黄昏的时候我飞回了纽约，立即召开了一个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当时整个IBM没有一个人意识到电子计算机的巨大潜力，我们完全想象不到，哪怕百分之一都想象不到。但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够想见的，那就是我们正在丢掉一部分生意。我们的一些工程师已经开始进行设计商用电子计算机的初步尝试了。我们决定将他们的工作加以推进，以期生产出可与UNIVAC分庭抗礼的主打产品。

两年半之后，这一产品终于面世了，那就是IBM702型机，不过当它尚在研制阶段时，大家都管它叫作“磁带处理机”。大家都能够看到，IBM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跨过了父亲所钟爱的穿孔卡片机，继续前行。

现在我们手头就有两个重大的计算机研制项目在同时进行。数支工程师小组三班倒地全天候工作。每个星期一的早晨，我会将其他所有事情先放到一边，花几个小时同项目负责人谈话，督促他们的进度。IBM的员工发明了“应急模式”一词来形容我们当时的工作状态：那时候我经常感觉我们就像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1952年的一个早上，麦克道尔来找我，带来了一份国防计算机研制费用的最新分析报告。“你不会想看到这个的。”他说。分析报告上说，我们之前提供给顾客的报价太低了——低了足足一半。我们原本以为研制这种机器每个月会花费8000美元，而实际上每月的花费将在12000美元到18000美元之间。我们别无他法，只得登门造访客户，告知他们这一情况。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订单竟然并未因此而减少。当时我真想高呼：“尤里卡！[26]”显然，我们发掘到了一处全新的刚性需求源。这些客户对电子计算机的需求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把价格提高了一倍也没把他们给吓跑。

我们知道UNIVAC已经比我们抢先起跑好些年了。更糟糕的是，当时雷明顿-兰德公司走的每一步棋似乎都高明无比。1952年的大选之夜，当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对阵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 II），展开对总统宝座的最终角逐时，一台UNIVAC出现在了CBS的直播现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意使用这台计算机来预测大选结果。于是在主持人爱德华・R.默罗（Edward R.Murrow）、埃里克・塞瓦赖德（Eric Sevareid）和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的引荐下，数百万人们认识了UNIVAC，它被几位主持人称为“无与伦比的电子大脑”。它的表现堪称完美——以至于操作它的人都不敢相信它预测出来的结果。选举前所有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两位候选人势均力敌，而UNIVAC只根据一小部分返还的选票得数就预测出艾森豪威尔将以遥遥领先的优势获胜。这个预测结果让雷明顿-兰德公司的人十分紧张，于是他们断开了UNIVAC部分存储器的连接，好让它的计算结果同民调结果相符。而大选结果证明这台计算机是对的，于是在那个夜晚将要结束时，一位工程师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难为情地承认了自己对那台计算机动的手脚。雷明顿-兰德公司的电子计算机因而声名鹊起，当我们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面世时，我们发现人们提到它时总是管它叫作“IBM的UNIVAC”。

国防计算机，或者用它正式的名字来称呼：IBM701型机，是在1952年12月制造完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它同当时已有的任何计算机都不一样。我们从一开始就把它设想为一种商品，而非实验室设备。所以尽管它的结构极其复杂，我们依然把它放在工厂里而不是工程实验室制造。它的外观也和其他计算机不同，因为我们有意将它设计得易于运输和安装。别的计算机都是由超大的支架和嵌板组成，运送的时候必须拆开来，到客户的办公室里再费劲地组装好。比方说，UNIVAC的主机箱就有一辆小卡车那么大。而IBM701型机是由独立的组件构成，每个组件大概只有一台大型冰箱那么大，可以放进普通的货运电梯。到了用户那里以后，我们的工程师将这些组件拆箱取出，三天之内就能把它们组装好交付使用，当时任何其他计算机要组装好投入使用至少也得花上一个星期的时间。

推出IBM701型机时，父亲想把所有IBM惯常使用的那些大张旗鼓的手段都用上，这也是因为我们需要将人们的目光从UNIVAC那儿吸引过来。于是我们将第一台701型机运到纽约，安装在总部大楼的一层，并筹备了一场盛大的仪式。为了给这台新计算机腾地方，我们将那台SSEC拆掉了——父亲那台庞大的“计算机之王”面世不过五年时间便惨遭淘汰的命运，这可以说明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701型机的揭幕仪式在4月举行，150位顶尖科学家及美国商界领袖人物出席了典礼，其中包括晶体管的发明者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杰出的现代计算机理论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总裁大卫・沙诺夫（David Sarnoff），还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老板和通用电气公司的老板。仪式的主宾是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这位了不起的物理学家曾率领一支科学家队伍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他发表了致辞，将IBM701型机誉为“人类智慧光辉的证明”，我们还在新闻通稿中夸口说701型机将“为重大国防项目的攻关人员打破时间的桎梏”。

来宾们对这台新型计算机留下了深刻印象，全国各地的报纸争相报道这一新闻。不过最热烈的反应还是来自那些数年来一直催促我们开始研制电子计算机的大客户。现在我们已经推出了供科研使用的701型机，他们希望我们正在研制的商用计算机也能尽快推出。“别再费时间推敲了，”我在《时代》周刊杂志社的朋友罗伊・拉森对我说，“把你们手头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看看，这样我们也好决定要不要买台UNIVAC。”即使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公司一些负责穿孔卡片机业务的主管还在坚持，说研究电子计算机永远不可能变得划算，但客户们翘首以待商用计算机的事实帮助我推翻了他们的反对意见。九月份，我们公布了生产IBM702型机的计划，接下来的8个月里，我们收到了50台这种机器的订单。

与此同时，我将精力转移到了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推销活动上去。20世纪30年代，通过为公共福利计划和新政项目提供穿孔卡片机，父亲成功地将IBM发展壮大，跻身美国顶尖企业的行列。而在杜鲁门及艾森豪威尔统治期间，美国并没有这种大规模的泛社会性项目可供我们利用。帮助IBM登上计算机行业霸主宝座的，是冷战。1949年苏联试爆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之后，美国空军便感觉美国急需一个尖端的空中防御系统。他们还认为这个系统应该使用计算机——这在当时可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因为当时的计算机依然停留在实验阶段。政府与麻省理工学院签订了一份合同，在那里，一些全美最优秀的工程师拟定了一个计划：部署一张由计算机和雷达运作的巨大防空网络，覆盖整个美国，24小时运转，计算出任何来袭轰炸机的位置、航线及速度。军方将这个防空系统命名为“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Semi-Automatic Ground Environment）”，简称SAGE。在此之前，美国的防空设施只有一些散布在各地的雷达站，观测员在那里用计算尺进行计算，然后用手绘制出飞行器的飞行路线。随着科技发展，飞机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要追踪它们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一名空军指挥官也许会同时从两三个不同的雷达观测员那里得到讯息，每个观测员都认为只有自己捕获了敌机的动向，这些讯息有相当一部分是冗余的。SAGE的设计初衷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混乱，指挥官能够利用SAGE监控自己的全部辖区，并通过它向下属的截击机和高炮连下达指令。

一位名叫杰伊・福里斯特（Jay Forrester）的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负责研制SAGE项目所需的计算机，他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和我年纪相仿，心中抱有这样一个信念：计算机能够做的事情超乎任何人的想象。1952年夏天，他周游全国，依次考察了五家有希望中标的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雷神公司、雷明顿-兰德公司、喜万年公司以及IBM——各家公司都使出浑身解数想赢得福里斯特的青睐。美国无线电公司和喜万年公司带他参观了他们的大型真空管生产厂，电子技术行业每一家企业使用的真空管都来自这些工厂。雷明顿-兰德公司向他卖弄了UNIVAC，并请来著名的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Leslie  Groves）作代言，二战期间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正是由这位将军领导。

我努力不去担心格罗夫斯将军或是其他公司，而是决定让IBM自己证明自己。我带着福里斯特参观了我们的工厂，向他介绍了我们最有才干的人。福利斯特的压力也非常大，军方要求这个项目必须尽快进入生产流程，所以我觉得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正是我们已经能在工厂里生产计算机这一事实。最后我们拿下了这个项目初级阶段的一个小合同——同麻省理工学院联手研制SAGE所需计算机的样机。

为了让SAGE成功运转，计算机必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工作。当时计算机的运作一般是以一种被称为“批处理”的方式进行的。这种运作方式要求你先收集数据，然后将数据输入电脑，再坐在那里等着运算结果出来。你可以把“批处理”方式想象成马戏团里的高空跳水表演——每次表演的时候，先来上好长一段时间的鼓点助威，然后表演者飞身一跃，溅起一朵小小的水花。但SAGE系统必须能够全面掌握极其广阔的领空中瞬息万变的情况。这就意味着它必须持续接收雷达送来的最新信息，并不断地进行及时处理，这种方式被称为“实时处理”。所以用于SAGE的计算机更像是个杂耍艺人——不断将手中的球抛出，然后接住助手从各个方向抛给他的新球——而空中总是有几个球停留。“实时处理”已是一个技术难点，军方还要求这个系统必须绝对可靠。在那时候，要是有人能制造出一台每天工作8小时而不出故障的计算机，就已经算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了。而SAGE需要年复一年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运转。

当1953年苏联成功试爆了它的第一颗氢弹后，部署SAGE系统已经成为燃眉之急。我们从公司其他的计算机研制项目中抽调出顶尖的工程师，将他们派去同福里斯特的人一同工作。签下合同一年之后，我们已经有700个员工投入到SAGE项目中去。最后我们只花了14个月的时间，就设计并制造出一台符合要求的样机。那是一台庞大的机器，比在那之前生产出来的任何计算机都要大。空军方面将它命名为AN/FSQ-7型机，简称Q7型机，它装有5万只真空管，数十个机箱排开来把一个大仓库塞得满满当当。它实在是太大了，尽管电流在导线中传播的速度接近光速，但信号从这台机器的一头传送到另一头有时都得花上很长时间。

我们成功地研制出了样机，但这并不能保证我们肯定会拿下工程下一阶段的合同。SAGE项目中的大头——制造、维护整个系统所需的数十台计算机——还说不定会花落谁家。我觉得拿下这个合同对IBM的未来至关重要。哪个公司拿下这个合同，就意味着能在整个行业中遥遥领先，因为拿下合同的公司将率先领悟大批量生产计算机的诀窍。我们在竞标中处于有利地位，因为我们已经制造了样机，但在同麻省理工学院打交道的过程中，有好多次我都以为我们没戏了。

福里斯特在计算机硬件方面是个天才，但他完全不能体会制定一套可靠的生产流程有多难。他觉得我们管理这个项目的方式完全是错的。他的管理理念用他的话来说叫作“白马骑士原则”。这个“白马骑士”指的是拿破仑。福里斯特认为每个工程项目都需要一位独裁者，而我们的人根本不吃他这套。他不断的吹毛求疵让我们的工程师怨声载道、愈发反其道而行，我不禁担心他会把SAGE项目转给别的公司去做。

我努力地去争取这份合同，付出的心力比我一生中任何别的项目都要多。我不断跑去麻省理工学院问福利斯特，而他却一直推托地不给我准信，不过最后我告诉他，要是他有意向把这个活儿给我们，我立马就给他建一座工厂，都不用等合同签下来。“我们握手为凭，这个星期我们就开始建厂。”我这么说。我知道他担心与空军方面的文书往来会浪费不少时间。于是他点头了。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有数千名员工投入到SAGE项目中，那些巨大的Q7型机在北美大陆各地投入运行。我们一共生产了48台这种计算机。当时如果你驾车行驶到某个偏远地区时，都能看到SAGE中心站。它们是巨大的混凝土建筑，没有窗户，占地足足有一英亩。每个中心站里装有两台计算机，控制室是一个很大的房间，由一种怪异的蓝光照明。值班的空军指挥官会坐在一张绘制出他整个辖区的巨大地图面前。计算机会在屏幕上把天空中所有飞行器用黄点标示出来，并标注出它们的信息是否经过确认。如果有敌机来袭，指挥官只需要用一种被称为“光笔”的装置指向电脑屏幕上代表它的光点，SAGE就会自动将其位置用无线电发送给拦截机和高射炮连队。这一系统具备了空军方面要求的全天候可靠性，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将两台Q7型机编为一组，让它们轮流工作。一台计算机接受、处理雷达传来的信息时，另一台机器就在旁边接受检修、维护，或者只是单纯待命。通过这种方式，基本上所有的SAGE中心站在97%的时间里都处于高度警觉状态。

SAGE被誉为当时最伟大的技术成就之一。但尽管这个系统表现上佳，激烈的军备竞争却使得它还未曾全部部署完成便已落后于时代。它能防御轰炸机的进攻，却不能拦截导弹，所以当苏联人在1958年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SAGE便过时了。我还记得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坐在德国不来梅市一家旅馆的餐厅里。一个知道我是美国人的侍者走过来问我，“你们的人造卫星呢？你们的人造卫星呢？”整个美国再次陷入恐慌，因为这个国家可能要面对来自太空的袭击，而美国人却手无寸铁。不过我要为杰伊・福里斯特和所有决定建造SAGE的军方人士说句公道话，在构想SAGE之时，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过它的适用性。而参与这个项目使IBM得到了我一直追求的巨大发展。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我们往SAGE项目输出的计算机几乎占到我们全部计算机销售量的一半。为了坚守父亲立下的“不发战争财”的原则，我们并没赚到多少钱。但参与这个项目使得我们先于他人建立起了高度自动化的工厂，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新型电子技术产业工人。

尽管国防部的电子计算机有一大部分是由IBM供应，我却从来不是一个冷血的好战分子。像绝大多数在恐慌环境中诞生的东西一样，空中防御系统只是看起来合理。我们之所以建造它是因为苏联人手里有炸弹，而我们害怕他们会飞过来炸毁纽约。让我惊奇的是，竟然从没有一个人想过问这样的问题：“苏联人为什么要这么干？”国务院也许会告诉我们，苏联人永远不会对我们发动袭击，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摧毁他们的城市。而且实际上当时苏联人根本没有能够进行如此长途飞行的飞机。所以SAGE只是一个花费高昂的意淫产物，是它那个时代的SDI[27]。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我们已经把自己武装过头了，反而面临着自我毁灭的危险。

可在那个时候，因为对“红色威胁”的恐惧，整个美国陷入了风声鹤唳的状态。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大肆举行听证会，宣称要“掘地三尺，找出每一个共产党人”。有那么一回，我真以为IBM会失去在国防事业方面的机会，原因就是我办公室百叶窗的样式。那时候的百叶窗绝大部分都是水平式的——也就是普通的威尼斯式百叶窗。不过垂直式的百叶窗已经发明出来，有人给我的办公室装了几幅。一天，一个到我办公室来开会的IBM工程师对这种百叶窗产生了兴趣，琢磨着给自己办公室也装上一幅，于是他画了幅草图，绘下这种百叶窗是如何依靠一根轮轴收起放下的。他把这张小纸片放到衬衣口袋里，然后忘了个一干二净。几天之后，洗衣店的人在把这位工程师的衬衣放进洗衣机前翻了一下口袋，于是发现了这张小纸头——只有图示，没有说明。当时麦卡锡已经把整个国家的人吓得草木皆兵，每个人都在怀疑别人是不是共产党人。于是这个洗衣店的人把这张纸送到了麦卡锡那里，很快，参议员派来的调查人员就到了IBM，他们对那位工程师说：“经过鉴定，我们发现这是一张雷达天线的设计图，我们想听听你对此作何解释。我们希望对你公平些，但我们知道这是一张雷达天线的设计图，我们是在这件衬衣里发现它的，而这件衬衣是你的。”

那位工程师无奈地回答：“噢，上帝啊，那不过是沃森先生办公室的百叶窗！”

于是那些调查人员要求见我。他们到了我的办公室后，说了那位工程师给他们的解释，于是我说：“好吧，这就是那些百叶窗。”我给他们演示了这些百叶窗是如何操作的。他们仔仔细细地检查了这些百叶窗，然后走了。我觉得我把这件事情揭过去了，但我并不确定，我开始害怕起来。当时我们正在进行SAGE项目，要是因为这件事情失去了我们清清白白的安全记录，那可真是要了命了。

麦卡锡主义飞扬跋扈的那些年正是我性格定型的关键时期。当时我刚刚开始经营公司，不知道应该以多大的力度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对麦卡锡的态度就像大多数关心时政的普通市民一样：一开始觉得他可能有道理，但渐渐的，他的霸凌行径和谎言使得这种想法逐渐让步给愤慨和惊愕。

记得有一次，我空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去瑞士滑雪，坐在旅馆房间卧室里翻阅报纸时，我看到《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的一篇文章，文章报道说麦卡锡正在大肆攻击身居高位的政敌。当时我心想：“我们怎么能允许他继续干出这样的事情？他正在把美国变成审巫案风潮时期的萨勒姆[28]。”生平第一次，我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难堪，返回纽约后，我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父亲。他对麦卡锡的厌恶之情同我一样，却奉劝我要镇定。“事情会好起来的。”他说。他的这种乐观精神既是他过人的长处，也是他身上极大的弱点，正是这种心态使得他不会针对任何事情发表公开的否定言论。在麦卡锡这件事上，我不知道他这么做对还是不对。多年以前，他比别人都要早地站出来，公开支持罗斯福新政，在我心目中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没过多久，我被邀请去雷曼兄弟银行参加午宴，那是一家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在当时极有影响力。那天有不少重要人物到场，我们围坐在一张大圆桌周围。席间银行老板鲍比・雷曼（Robert“Bobby”Lehman）谈到了麦卡锡。他说：“麦卡锡这个人很粗鄙，我不喜欢他的行事方式。不过他说的要将共产党人从我们的政府中连根拔起，对这点我们毫无异议。”接着他问我的看法如何。我说：“不巧，我不太同意麦卡锡参议员的做法。我觉得他做的事情弊大于利。我不相信我们政府的高层之中到处潜伏着共产党人，我想可能的确有些军队的低级职员是共产党人，那是挺讨厌的，不过也没什么大碍不是？”当时在场的人都相当保守，二十多位客人中，我是唯一一个持这一立场的。不过这并没让我感到不安。让我烦恼的是，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好几个当时在场的人给我写来了信，信里都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我不想在公开场合说出我的想法，但我同意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在对待麦卡锡的态度上，商界人士中我最钦佩小沃尔特・惠勒（Walter H. Wheeler Jr.）。他是康涅狄格州一家非常成功的制造公司——必能宝公司的老板。小惠勒是个六英尺多高、体重大概230镑的彪形大汉。他对麦卡锡对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威廉・本顿（William Benton）提出的起诉相当不平。本顿曾发表演说称麦卡锡是个“骗子”，并说麦卡锡发起的这种“猎巫式”行径正在将美国四分五裂。麦卡锡以诽谤罪和中伤罪控告本顿，索求200万美元的赔偿，还在本顿竞选连任时做了手脚，使得本顿竞选失败。接着，麦卡锡又在案件将要提交法庭审理前夕撤回了起诉，他声称这是他律师建议他这么做的，他没办法证明本顿先生伤害了他，因为他们连一个相信本顿先生的话的人都找不到。

小惠勒本来同这个案子毫不相干，但他给麦卡锡发了封电报说：“您的律师找得肯定不够仔细。我非常乐意出庭为您作证，我相信本顿参议员所说的关于您的一切，并且我敢肯定，全国还有数百万人愿意像我这么做。小沃尔特・惠勒，必能宝股份有限公司。”

惠勒还将电报的副本寄给了各家报纸，第二天早上《纽约时报》就把它登了出来。这是我曾见过一位商人所能作出的最勇敢的举动——这话在今天听起来可能很古怪，但在那个时候，麦卡锡的权势之盛可谓一手遮天。我给惠勒打了电话，并亲自去拜访了他，从那以后，沃尔特・惠勒便成为我心目中的商界英雄之一。

我曾去华盛顿看了麦卡锡在军队召开的那次听证会，陆军参谋长鲍伯・史蒂文斯（Bob Stevens）在听证会上作证，这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教会我何谓“有所为有所不为”。史蒂文斯是我父亲的朋友，曾担任大型纺织企业J.P.史蒂文斯公司的老板，那是他们家族的企业。史蒂文斯完全不是麦卡锡的对手，他努力遵循“昆斯伯里规则”，试图将麦卡锡作为一名参议员来尊重。他说：“我当然是想帮助您的，先生。”而他越是表现得合作，就越是陷入难堪境地。我想：“他肯定是上过太多的寄宿学校了，他不愿意降格同那家伙计较。对付一个无赖唯一的办法，就是撸起袖子把他揍得满地找牙。”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关注在军队里举行的这次听证会，听证会的最后一场辩论通过电视向全国直播。这是电视这一新兴媒体第一次在重大的全国性事件中登台亮相。史蒂文斯雇佣了一位名叫约瑟夫・奈伊・韦尔奇（Joseph Nye Welch）的波士顿律师作为军方代理，韦尔奇是个极有才干的战略家。就是这位律师，在数百万电视观众的注视之下，对麦卡锡说出了那句“难道您不懂什么是廉耻吗？先生，您就没有廉耻吗？”，这句话成为了麦卡锡垮台的前奏。

到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麦卡锡现象是美国国民劣根性的一个病状，我想要公开抨击这一恶现象，哪怕这样做意味着将站在与父亲相违背的立场。那年晚些时候，我被邀请去印第安纳州的韦恩堡对一大群来自各行各业的推销员发表演说。邀请我的人是韦恩泵业公司的老板厄尼・加尔梅耶（Ernie Gallmeyer）。厄尼是在美国销售管理人员协会认识我的，觉得我是个年轻有为的企业家。即使是在今天，韦恩堡也是一个相当保守的地方，在当时则是麦卡锡势力范围的核心地区。我觉得对于发表反麦卡锡的言论来说，那里是个理想的平台。“今天我要说的话，你们中有许多人可能不会赞同。这也很好！”我开始了。我演讲的中心观点是，在一个允许自由言论的氛围中，麦卡锡永远走不到今天的地步。我告诉他们说，作为一个美国推销员，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语谋生，他们有义务将公众话题的讨论推向深入，这种义务是可以上升到爱国主义高度的。

作为推销员，除了推销商品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额外的义务。我们应该将美国生活方式的保护者这一身份置于推销员身份之前——我们不能允许心怀叵测的或是莫须有的怀疑论调恐吓美国人民。我们有责任在这个国家里建立起诚实、公正的公众舆论……不加约束的怀疑论调就像瘟疫，将毁灭我们的国家。所以如果这种论调再次开始在美国横行，我们必须与之斗争。那个时候，你需要具备的不仅仅是推销技巧，还要有清醒的头脑。

我演说完的时候下面的掌声稀稀落落。尽管当时已经有许多知名人士站出来批判麦卡锡，而且我的演讲也相对温和，厄尼・加尔梅耶还是被我说的话惊呆了，他拼命在任何人有机会同我说话之前把我带出了会堂。从厄尼的反应看来，韦恩堡的人对我所说的话相当反感，以至于厄尼都觉得我让他的名誉受损了。不幸的是，那时候还不像现在一样，可以在开完会后搭乘飞机直接回家，我还得在厄尼家尴尬地待上一晚。我之前以为自己能把他们全都争取过来，谁曾想却被当成异端对待，这种感觉让我十分困扰，所以当我回到家后，我对奥莉芙说：“他们对待我的态度，就像我得了什么恶疾似的。”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他说：“汤姆，我也一直被人当作异端对待，因为我替穷人说话，我赞成提高税收、实施更好的社会福利项目。”他读了一遍我的演说词，出人意料地一点反对意见也没提。“这些话都是需要有人去说的。我很高兴你说了。我也很高兴看到你有着自己的公开立场，即使它现在还是少数派立场。”

没过多久，当别的商人将我看成狂热的自由主义分子而对我不屑一顾时，我也不再感到难为情了，因为我的心情同父亲一样。这个国家曾经给予了他许多，并且正在给予我许多。我有着一家盈利丰厚的公司，我年轻，充满活力，愿意大声说出我的信念。

对一个商人来说，想在演讲中畅所欲言其实是件很奢侈的事情。要是IBM的利润没这么高，整件事情可能就不一样了。人们不会再对邀请我讲话感兴趣，我也肯定不敢如此坦率直言。每当我在公开场合露面时，我总不忘提及我身后强大的IBM公司：“看看这家公司。经营它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家伙。不要小看他，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要是说，我不是IBM的总裁，而是一个小煤场的老板，每年创造的纯利润也就6%，而不是IBM每年创下的23%，我的看法也许永远都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

第二十一章   从家族企业向专业化管理过渡

1955年，我的照片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这是连父亲都未曾获得过的殊荣，因而我的心情既自豪又不安。虽然现在IBM实际上由我独自掌管，但它获得的许多认可显然应该归功于父亲。这篇《时代》杂志的专访文章正是最好的例子。《时代》有位名叫弗吉尼娅・贝内特（Virginia Bennett）的记者奉命采写一篇关于美国自动化进程的文章。当时，雷明顿-兰德公司的总部也设在曼哈顿，就在我们附近。因为他们有UNIVAC，于是贝内特小姐前去采访他们。说来也巧，兰德公司的人对她很冷淡，所以贝内特小姐没有完成预期的采访。当她沮丧地打算返回办公室时，正好经过IBM。她看到了橱窗里展示的“国防计算机”，我估计当时她肯定是这么想的：“这里的人也是搞计算机的，我干吗不进去采访他们试试看呢！”

而父亲下的工夫就在此时体现出来了。他一直信奉一个观点：开门做生意，就得笑迎所有客人，所以公司大堂里总是安排有训练有素的接待人员。她们都是由父亲亲自挑选出来的，父亲一直训练她们同来宾搞好关系，还告诉她们，要是某位登门造访的陌生人看起来很有来头，就应该给予VIP的待遇。那天，当贝内特小姐走进来，自我介绍说是《时代》周刊的记者，打算采写一篇文章时，正好是这样一位训练有素的接待人员当值。那位前台小姐应对自如地说：“本公司的老板是沃森先生，他今天不在，不过他的儿子汤姆是本公司的总裁，我想他应该可以见您。”十分钟之后，弗吉尼娅・贝内特就已经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听我讲述IBM在电子科技领域创造的奇迹了。

《时代》周刊的编辑认为，电子科技带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他们觉得IBM的故事正切合这一主题。没过多久，他们又派人采访了所有的IBM高管。他们还派了个人到棕榈滩采访我正在那里度假的父亲，另一位记者则赶赴芝加哥采访我们的一次销售会议。在芝加哥，我花了三天时间在旅馆房间同他讲述我的人生经历。接着他们拍摄了关于我们的计算机、我们的工厂和我家人的照片。这期杂志最终面世时，封面是一张我的照片，我的背后是台银灰色的计算机，它伸出一只机械手，正要去按自己的开关键。标题是这么写的：

IBM的小托马斯・沃森

嘀嗒、叮当、思考

这是任何企业主都梦寐以求的最好宣传。拥有数以百万计读者的《时代》周刊将我们的产品与人类文明的进步相提并论。“眺望未来，我们人类的前景璀璨夺目，”这篇专访文章这样写道，“工业自动化对于劳动者而言将意味着更多的闲暇时间、更多的财富和更多的尊严。”尽管父亲对IBM的计算机项目一向“敬而远之”，甩手扔给我和威廉斯，但这件事情表明，他其实一直是在做样子给我们看。早在计算机诞生几十年前，他就已经预见到了穿孔卡片机终将退出历史舞台。

这篇专访文章里刊登了父亲的一张小照片，介绍了他如何创建IBM。我得说，这要是换成我受到这种待遇——我儿子被当作主角隆重介绍，而我被当作配角一笔带过——我肯定会觉得受到了怠慢。这给我的激动心情泼了一盆冷水。当我得知我可能会登上《时代》周刊封面时，我第一时间觉得应该给父亲和母亲写封信，尽可能减少此事对我父亲自尊心的打击。“不管他们怎么说，如果我身上有值得认可的地方，那都是来自你们的言传身教。”我在信里这样写道，“爸爸，如果没有您的进取心和勇气，就没有IBM，我又何尝当得上总裁。我明白这一点，我也是这么告诉《时代》的。虽然我知道我有能力干好现在的工作，但我自知并没有您在创建这间公司时的雄才大略。”这番安慰之词既诚挚又笨拙，我很怀疑它能否减轻父亲感觉风头被盖过的不快之情。他从来没跟我谈论过这篇专访文章，也从没跟我说过“干得好”之类的话，我也从没再提过这个话题。

20世纪50年代中期，“电脑”仿佛成了一个具有魔力的字眼，同“维生素”一样流行。各个公司的高管们都深信未来的企业运作将通过计算机进行。许多公司的董事长都说：“我们也得弄台电脑！”尽管人们对具体应该用电脑来干什么并不是很清楚，却依然趋之若鹜。计算机化管理尚无先例，但与其坐等别人抢先一步，不如冒险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一想法成了社会的普遍共识。

如果雷明顿-兰德公司在推出UNIVAC之后依然能将资金和精力投入到计算机项目中，也许登上《时代》周刊的就不是IBM了。可惜他们公司的高层中竟无一人意识到计算机的潜力。他们公司的老板吉姆・兰德更是将精力放在建立大型联合企业上。正如我在前面所说，我的父亲总是抱持“思不出其位”的想法，而兰德的公司则全无重点，什么都卖：从办公设施到电动剃须刀，从自动导航仪到农业机械。兰德甚至不让埃克特和莫奇利用公司的穿孔卡片机推销员来推销计算机——他说这会让公司付出高昂的代价。在他看来，要是新型的UNIVAC计算机取代了雷明顿-兰德牌穿孔卡片设备，那些穿孔卡片机推销员就没有佣金可拿了。

IBM则根本没有这种问题——我们一推出新的计算机产品，便会将全部的推销力量用在其上。当然了，一开始我们的推销员对这些计算机几乎也是一窍不通，所以我们确保那些了解计算机的高级主管和技术人员参与进来，帮助推销员进行销售活动。在机器发货前数月，我们会雇佣大量工程学和物理学的大学毕业生及工程师前往客户那里，帮助他们学习如何使用计算机。为了普及这一新兴领域的知识，我们还在波基普西为我们的客户和推销员开设培训班。

在IBM的历史上，让我们取得成功的往往并不是技术创新。我得遗憾地说，在这一方面有许多次我们是居于人后的。但事实证明，营销手段要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从与UNIVAC争夺市场开始，我们的产品就一直要卖得更好些，尽管我们竞争对手的产品可能在技术方面更为先进。原因在于，我们知道应该如何向客户介绍产品，知道应该如何又快又好地安装机器，还知道应该如何维系同客户的关系。我们推销计算机的秘诀正是让父亲在穿孔卡片机上取得辉煌成绩的推销之道：一体化服务。这就是IBM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源。我们的竞争对手没有一个在这方面倾注了足够的心力，甚至连雷明顿-兰德公司的人也没有——相比其他人而言，他们本应该做得更好，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也经营穿孔卡片机。

到了1954年春天，IBM计算机产品的销量已经同UNIVAC非常接近。在实际安装的计算机数量上，雷明顿-兰德公司依然处于领先地位，比我们多那么十五台到二十台。但我们的推销员远远走在我们的工厂和工程师们前头——他们拿到的订单足以让我们赶超雷明顿-兰德公司四倍有余。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把这些产品交到客户手中。我们最热销的产品是专门面向会计工作推出的新型计算机：IBM702。我们已经拿到50台这种机器的订单，为了完成这些订单，我们得从这年秋天开始满负荷生产三年。这个项目本在计划之内，但如此多的订单还是让每一位相关人员紧张不已。就连父亲也感受到了这种紧张气氛，开始担心其他公司会插进一脚把这笔生意偷走。他数落道：“按我们现在的速度，那么永远也完成不了这些订单。”

要想如期将这些702型计算机交货，IBM的所有部门都必须通力合作——生产计划、技术支持、制造、推销，须得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我并没指望这会自然而然地发生——项目本身非常复杂，此外还有许多依然支持穿孔卡片机的人等着看计算机项目沉舟折戟。我们很容易在这个项目上栽跟头，于是我觉得我们需要专人负责此项工作。我选择了维恩・利尔森，他是IBM最为出色的执行总裁之一。利尔森的身高接近两米，只是简简单单地站在那里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事实证明，我的此项任命成为了IBM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人事安排之一。

1954年夏天的时候，我们的工程师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702型计算机可能并不像我们预想的那样能同UNIVAC分庭抗礼，这让他们非常担心。这种机器的存储器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在这种机器中使用的存储器电路工作起来比UNIVAC的快，但“遗忘”数据的情况也比UNIVAC来得多。我们可以让交付给客户的702型计算机表现更为可靠，不至于损害IBM的声誉，但这只能通过派出专家队伍对机器进行24小时无微不至的看护才行。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工程师和生产经理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正是利尔森，将这个两难境况转变成了IBM史上的一次巨大成就。他首先下了个紧急命令，要求技术人员对此种机器进行重新设计。接着，他采用了我们在为空军设计SAGE所需计算机时学会的一项技术，利用它来跳级别。在研发SAGE系统时，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曾在计算机存储方面取得过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即将数据储存在排成阵列的微型环形磁体上，这些磁体被称为“磁芯”。磁芯存储器极为可靠，我们的工程师原本计划将其应用到IBM下一代计算机中，算算时间的话得在三年之后。但维恩让这些工程师立即着手。他拼命催促那些工程师，结果不到半年时间，我们全部的计算机生产线都进行了改造，新生产的计算机都将安装磁芯存储器。与此同时，维恩还决定继续生产相对而言没那么可靠的702型计算机作为临时过渡，时间仅限一年。一等重新设计的计算机生产出来，我们就将客户手中的旧702型计算机更换掉。

一年多一点时间之后，这种重新设计的计算机开始出厂交货。UNIVAC在它面前相形见绌，很快雷明顿-兰德公司就被我们远远抛在了后面。到1956年总统大选时，已有87台这种计算机交付使用，我们手中还有190台这种机器的订单，而其他所有的计算机制造商交付使用的计算机加起来只有41台，订单只有40台。这一年的大选中，艾森豪威尔再一次击败了史蒂文森，但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计算机已全部是IBM制造。

不管何时，只要我们拥有与我们“一体化服务”相辅相成的领先科技，我们的业务便能一飞冲天。1954年我们开始将一种被称为“IBM650”的小型计算机推向市场，当时的情形便是个很好的例子。650型计算机的性能远比不上“国防计算机”，但价格上却便宜很多。当时，我们的竞争对手，像是安德伍德打字机公司、国家现金出纳机公司，都在竞相研制适用于日常商业活动的小型计算机，但650型计算机在性能上远超过他们的产品。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650型计算机让我们得以将数以千计的穿孔卡片机用户带进了计算机时代。650型计算机的月租金大概是4000美元，而且我们将其设计成可以同普通的穿孔卡片设备连接在一起使用，所以对那些急切地想要尝试一下计算机的公司而言，它成为最佳的选择。而且它还能完成穿孔卡片机力所不能及的会计工作。打个比方，人寿保险公司常常将大量资金花费在保险金的计算上。根据投保人的年龄、性别及其他因素，每位客户的保险金都得按不同的利率来收取，而这些保险金的数额通常是由人工计算。保险公司的职员们得一边对照桌上的利率表，一边用加法器算出金额。有了650型计算机后，保险公司只需要将统计数值表输入计算机的存储器，接下来的工作就可以交由计算机完成。它在日常商业活动中的卓越表现使得市场上掀起了一股“650热”。当我们耗资百万研制的700型巨型计算机走进公众视野时，650型计算机已经成为了计算机行业的“福特T型车”[29]了。

IBM在开创诸如编程、系统工程等新的专业领域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历史不断向前发展，这一事实变得愈发清晰：我们正在催生一整个崭新的产业。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世界对计算机的到来并未做好万全的准备。这就好比我们手头有飞机，但没人会驾驶，也没有机场可以着陆。我们的顾客经常抱怨说，有了计算机以后最麻烦的事情就是雇到一个会操作它的人。他们不得不向我们寻求帮助，但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技术人员呀。当时没有一所大学开设计算机课程。有时我们甚至不得不因此推掉某位顾客的订单。于是我在1955年跑到麻省理工学院，力劝他们着手培养计算机人才。为了促成此事，我们为麻省理工学院和美国东北部的另外十所大学准备了一份厚礼——一台大型计算机和不菲的资金——如果这事成了，这些学校将共享这台计算机的使用权。随着“650热”的兴起，我们还为那些已经购买了IBM穿孔卡片机的学校提供了一个非常诱人的优惠政策：如果你开设了商业数据处理或计算机科学两门课程中的任一课程，购买650型计算机时便可享受40%的折扣；如果你两门课程都开设了，便可享受60%的折扣。我把这些着眼于教育的方针政策放在IBM工作重点的首要位置，因为这些措施如果得以贯彻，在五年之内，就将有整整一代新型计算机人才走上社会，使计算机市场的爆炸式增长成为可能。

那些年里，我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会想方设法为IBM的研发部门招揽顶尖人才。我发现最难被说动的是那些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的工程师——这些天之骄子从没想过离开阳光明媚的西海岸跑到美国东部来。所以从很早开始，我们就决定在圣何塞市建立一个实验室，我买下一栋大楼，大楼的原主人本来打算在那开家超市的。

我们把雷诺・约翰逊（Reynold Johnson）派去主持这个新实验室。他来自恩迪科特，是父亲手下那些自学成才的“发明家”之一。他原是明尼苏达州的一个高中老师，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带了一个创意来到IBM，他构想了一种专为学校设计的机器，能够自动判阅多选题。当时公司的一些高管跟他说这个主意太不实用了，但我父亲力排众议，聘请了约翰逊，让他设计此种机器。谁曾想这种阅卷机推向市场后，IBM从中赚到了数百万美元，直到今天，这种技术还被用在大学入学考试的阅卷当中。

约翰逊很高兴能够摆脱恩迪科特的竞争压力，前去主持自己的实验室。他搬到加利福尼亚州，雇了三十多个年轻的工程师，不到三年，就为IBM带来了一项着实了不起的发明：电脑磁盘。它能将数据存储在盘片表面的微小磁点上，当时约翰逊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怎样将磁性涂料均匀地涂在盘片表面。我还记得那天他是如何向我演示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站在一张水平旋转的铝制盘片前，手里拿着一个装有磁性涂料的纸杯，然后慢慢地将纸杯倾斜，那些磁性涂料就像奶昔一样流到盘片中央，等磁性涂料随着盘片的旋转均匀地扩散到碟片边缘时，他才停下。就这样，一张磁盘大功告成。他在此基础上发明了一种被我们称为RAMAC的磁盘存储器，这种机器由50个上述那种磁盘组成，就像一台放满唱片的点唱机，只不过在这个“点唱机”里面，所有的“唱片”都在同时旋转。一只小小的磁臂在这些磁盘上方来回移动，需要哪张磁盘上的数据，磁臂顶端的磁头就会轻触那张磁盘表面以读取数据。雷诺・约翰逊发明的这种磁盘，正是今天所有电脑主数据存储装置的祖先——不管是超级电脑的中央处理机还是普通的个人电脑——它促使电子计算机在实用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国防计算机使用的那种磁带存储器在实用方面表现并非上佳，比方说，要想检索某位客户的银行账号或是某次飞机航班还剩余多少座位时，使用磁带存储器的计算机必须检索大量冗余数据才能获得所需信息。而雷诺・约翰逊发明的这种磁盘使得这些事情变得轻而易举。究其原因，你只需想象一位音乐发烧友，他的收藏中既有磁带，也有唱片。要是他想欣赏某盒磁带上某首特定的歌曲，就必须等磁带快进到那个地方；而要是想听唱片上的某首歌，他可以直接将唱针放到那首歌曲所在的位置，便能马上听到了。使用磁盘存储器的计算机进行数据检索的原理同用唱片机欣赏歌曲颇为类似，RAMAC的诞生使得电脑检索数据的速度比使用磁带存储器时快了200倍。

虽然我们为我们的计算机、磁盘和磁带颇为自豪，但我并没有因此自我膨胀到觉得IBM已经拥有了真正强大的科技实力。我们只是一家机电设备制造商，在几乎全无背景的基础上试图进军一个高新尖领域。因此，我坚持不懈地让IBM沐浴更多的科技春风。比方说，当我们刚开始生产计算机时，就诚邀普林斯顿大学著名计算机理论家约翰・冯・诺依曼到波基普西为我们的员工主持研讨班。冯・诺依曼是原子弹领域的先驱人物，而且是现代电子计算机逻辑结构设计的奠基人；我并不是很懂他的工作，但我知道他有多么重要。从那以后，邀请专家到我们公司讲座便成为一个传统延续至今，我们还经常将我们的技术人员送到大学进修。

不过，很快我们就发现光这样做还不够，我们开始物色一位资深科学家，希望他到IBM任职，主持一个纯科学研究项目。1955年，我们工程部门的主管沃利・麦克道尔花了大半年时间在全国各地寻找合适人选。我也花了大概一个月时间到各地与那些候选人面谈，只是我颇有些不知该如何入手，因为我对科学界并不是很熟悉。最后，我确定了一个人选，他有过令人瞩目的工作经历——在一所著名大学创建了理工学院。不过在将这一人选呈交IBM董事会之前，我到麻省理工学院参加一次会议，在同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吉姆・基利安（Jim Killian）聊天时提到了这个人。基利安露出惊讶的神情。他说：“噢，不，他根本不适合那个工作。”

“为什么？”我问。我感觉面红过耳，因为显然我做了一件蠢事，而我完全不知其所以然。面对这个问题基利安顾左右而言他，于是最后我直截了当地说：“您看，我们想找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就在一分钟前我还以为已经找到了。不过您要是知道比他更好的人选，请告诉我！”当时美国科学界处于领导地位的是一个由一批在二战期间共事的科学家组成的小团体。其中有利奥・西拉德[30]和那帮研制出原子弹的人、伊西多・拉比[31]和那帮研究雷达的人。我对这些内情一无所知，而基利安却很清楚。他说我找的那个人本身条件倒是够了，但却没什么用。除非我能请到某个那个小圈子里的人，否则IBM花大钱建立起来的实验室只会沦为二流，因为我们根本不能吸引其他顶尖人才加盟。

“那我应该找谁呢？”我追问道。基利安毫不迟疑地回答：“伊曼纽尔・皮奥里（Emanuel Piore）。”他就是那个小圈子的一员。我从未听说过此人，不过基利安跟我详细介绍了一番：就在前年皮奥里曾担任海军科学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他在大学任职时曾在开发冷战军需装备方面扮演过重要角色。现在他辞去了政府的工作，正在为纽约的某个国防承包商工作。那天晚上我就给皮奥里去了电话，并在第二天亲自登门拜访。一见面我便觉得他眼熟，原来他是迈克尔・罗曼诺夫（Michael Romanoff）的外甥。迈克尔・罗曼诺夫自称“俄国王公”，在好莱坞开了家罗曼诺夫餐厅。在我流连夜生活的那个时期，这位“俄国王公”在纽约社交圈也算得上是个名人了。伊曼纽尔长得很像他：穿着粗花呢的衣服，眉毛浓密、头发蓬松、肤色黝黑、举止懒散。伊曼纽尔嘴里总是叼着烟斗，说起话来有点嘟嘟噜噜的，总是斜着眼睛看人。就算这样，我发现他这人还是很有趣的，再加上基利安的大力推荐，我便聘请了他。

现在人是聘来了，我又开始琢磨自己是不是选对了人。伊曼纽尔・皮奥里平日为人有些古怪，有些自卑，我不知该拿他怎么办才好。不过两个月后，我带他到苏黎世去，我们在那里设有一间实验室，我想将他介绍给实验室的人。在招待午餐会上，伊曼纽尔表现得齿拙舌钝，一位自视甚高的瑞士科学家因而觉得他是个好相与的人，于是用咄咄逼人的口气批评起皮奥里来，说他没有为IBM建立起足够严密的研究标准和研究目标。伊曼纽尔马上像头醒狮一般回应那位科学家。“对你的这个问题，我可以作出答复。”他作了一个详尽的相关阐述，内容包括五个要点，说完以后，他问：“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作进一步解释的么？要是有，我今晚会再过来，确保我们达成共识。我本希望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不过要是你乐意的话，我也不介意用拳头来解决这件事情。”大家都噤若寒蝉，我当时心想：“基利安果然没说错，我选对人了。”

皮奥里也给了我们的一些产品研发工程师一个大大的下马威，这些工程师就好像首次对战马拉松选手的短跑运动员，惊奇地看到IBM开始在一些这样的领域取得进展——要想在这些领域有所成绩，看起来似乎得花上很多年时间，甚至压根就没戏——比如超导体和人工智能。一些被他们认为是基础性研究的工作，经常被皮奥里列为长期的产品研发项目，而皮奥里确立的一些“研究项目”经常同工程师们手中正在从事的研究大相径庭，以致于工程师们完全找不着北。在皮奥里的驱策下，我们从研发工作中获得的收益翻了一番，对纯科学研究的投入也有了大幅增长。

有了这些创新因素，IBM可谓前途无量，只要我们避免犯下重大错误——可我想得太好了。在我担任总裁满一年的时候，一天，阿尔・威廉斯拉长着脸走进我的办公室。当时阿尔是财务主管，刚结算完1952年的财务报表。他跟我说：“伙计，我们有麻烦了。”他告诉我IBM这一年的销售额上涨了25个百分点——但利润增加却几乎为零。我惊得目瞪口呆。原来，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大幅增加了成本支出，超过6000万美元的新增利润就这么被吃掉了。而且此事已无挽回余地——大约有1700万资金已经花掉了。其实最要命的是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IBM没有财政预算方案，各种花费都是现款支付。父亲一直都是这样运作公司的，威廉斯和我也在努力按照他的方式这么做。在战前IBM还只是个资金总额不过4000万美元的公司时，这个法子也许行得通，但此时我们的规模几乎已经是那时的十倍了。

当天晚上，阿尔・威廉斯和我加班到很晚，商量要怎样向股东报告这个消息才能不引起股票下跌。最后我们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向股东们坦承资金的去向：投入到了公司发展必需的活动中，像是研发新产品、扩大工程师队伍、雇佣培训新的推销员。第二天早上，我在办公室等候父亲到来。我给他看了那些财务数字，说：“接下来要告诉您的事情我觉得很难开口，因为缺乏财务上的监管，我把公司带入了困境。”我们的超支并没让父亲感到惊讶——他过去一直在警告我们关注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放手任由我们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我们都以为他对公司现在的规模毫无概念。

这时父亲的神色变得既镇静又严峻，每当他遇到重大问题时都会显出这种神情，他听了我起草的声明，然后简单地说了一句：“我觉得股东们会买账的。”他说的没错——当我们公布了这一年的财政数字时，IBM的股价并未有所波动。尽管如此，当我参加这一年的股东大会时，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每时每刻我都在担心某个股东会跳出来说：“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小沃森先生，你觉得你的表现配得上总裁这个职位吗？”幸运的是，没人这么干，但我一直觉得两腿发软，心情就同有几次我在驾驶飞机时干了蠢事最后安全着陆时一样——我心知肚明自己没有机毁人亡全凭运气。

总而言之，吃一堑长一智——我觉得这个意识对做生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在每年财务结算时我和阿尔不会再经受1952年那样的惊吓，我们立即着手将财务预算制度落实到所有部门，指派最理智务实的人负责此事，并命令此人直接向我报告。从那以后，每年大概六月份的时候，我就能对年底的财务状况心里有数了。

虽然我们一起犯过很多错，但我还是要说，要是没有阿尔，我是不可能把IBM经营好的。他是我的知己好友：我擅长直觉判断，而他擅长理性分析；在商场上，我负责制定计划，他负责组织协调。没有他，我不会把IBM运营得这么好；没有我，他也不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在IBM，只有极少数人能同我在工作之余保持深厚的友谊，他就是其中之一。我外出时总愿意叫上他，只因为我喜欢同他在一起，奥莉芙也很喜欢他。有一年他和他的夫人帕特想学驾船，我和奥莉芙便每月一次到他们家去教他们，一连十二个月不间断。这次教他们怎么使用航海图——怎样参考各种变量和偏差度在图上标示航线；下次教他们基础要点，我把那些要点写在一块小黑板上带去他家。我甚至画了一张示意图，标注出在有风的情况下驾船时，风力、水的阻力和船的动量是如何作用于船体的。

阿尔这人有个很有趣的地方，他害羞得要命，很不喜欢自我推销，但要是我给他个机会，他却总是能抓住。我通过提名他为纽约男童军理事会财务主管将他引荐到商界社交圈，他以此为台阶，成功地加入了一家小银行的董事会，最后成为第一花旗银行、美孚石油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我十分看重他在IBM的工作，常常跟他说，除非他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否则我绝不会把他调离财务部。我会调侃他道：“你手下都是些记账员，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人。”这话当然是夸张啦，因为阿尔有两个非常出色的手下：巴尼・威加德（Barney Wiegard）和赫布・汉斯福（Herb Hansford），他们都是财务部的顶梁柱，只是因为人才短缺，不得不亲自动手去做记账这样的琐事。为了发掘人才，阿尔四处撒网，考察了各地分公司每一个出身商学院的职工的资料。他将那些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带到纽约，不过一年时间，就算他不在，财务部也已经能运转良好，而且在这个选拨人才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具有真正领导才能的人，其中包括IBM有史以来最为杰出的组织规划师迪克・布伦（Dick Bullen）以及未来的董事长弗兰克・卡里（Frank Gary）。

那些年正是IBM的转型期。就算父亲年轻十岁亲掌大权，他那套“一人说了算”的管理模式也维持不了多久了。当时IBM里重大的问题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层层反映到上面，各个部门悬而未决的事务越积越多。虽然我们公司“思考，思考，再思考”的座右铭众所周知，但除了像利尔森那样个别的例子以外，绝大多数主管都太习惯做父亲操纵的木偶了，不敢自己动脑子。就在我担任总裁前夕，我曾亲眼目睹一项同施乐公司合作的秘密项目因为这个原因夭折。这项合作本来是要将施乐公司的技术同我们的制表机相结合，从而大大提高打印速度。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并不算高，但我很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它也许能促进两家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遗憾的是，他们的工程师和我们的工程师针锋相对，等我听说此事时，项目已经难以为续。这就是在一家处于上升期的公司中实行高度集权制度的弊端。

为了打破这一弊端，我采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在自己身边安排顶尖人才，这样就不用每件事情都等着我来作决定了。为了找出符合要求的这么六个人，我不得不深入考察IBM的二三线职工。这说明当时IBM的高级管理层中存在多么巨大的空缺：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八位副总裁，但是除了阿尔・威廉斯和拉莫特以外，只有两位副总裁算得上有自己的见解，而且这两位都是生产方面的专家，对恩迪科特和波基普西的工厂不可或缺。于是阿尔和我建立了一个核心管理层，其中包括当时还是专利部主管的比肯施托克、我们的主工程师麦克道尔、负责打字机业务的米勒、人事部主管杰克・布里克（Jack Bricker），此外还有利尔森。

我把大量的责权分配到这些人身上，IBM的事业开始取得长足进步。我们成功地进驻了计算机市场，在朝鲜战争期间我们出色地完成了国防部的订单，穿孔卡片机的销售额增加了50%。事情看起来一帆风顺，可在我忙于拿下SAGE合同的那年，我们的决策环节又开始出问题了。当时有15个高级主管直接向我报告，其中既有从父亲那时候留下来的老人，也有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新人。我吃惊地发现，这些人常常得在我的办公室外苦苦等候向我汇报工作，那情形同父亲在时如出一辙。公司迈进的步伐如此之快，我觉得这种情况如果不作改变，我肯定吃不消。

于是我采取了第二个举措，彻底改变父亲那种小公司式的管理方式。我跟父亲说，我打算任命拉莫特和威廉斯为执行副总裁，其他所有的高级主管向他们报告。他们两人也有明确分工，拉莫特负责销售和研发，威廉斯负责生产和财务。这样我的工作效率将会大大提高，因为只有那些阿尔和雷德处理不了的问题才会呈到我这儿来。我之所以选择阿尔和拉莫特是因为他们甚为互补。阿尔是新晋主管中的佼佼者，我希望他能帮助我驾驶IBM这艘大船，闯过我能预见的那些大风大浪。而拉莫特年近花甲，在商场闯荡多年。在调动职工积极性和人事掌控方面，他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就像一个不那么令人生畏的“我父亲版”。我在心底将他当成叔叔一般看待，从他口中说出的批评意见要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能让我接受。

放手如此大的权力同我父亲的原则完全相悖，好几个星期他都在极力反对我提拔威廉斯和拉莫特。我们之间又一次爆发了“理性冷静”的争执，最后他甚至想把我母亲也扯进来拉偏架。我想他肯定是担心我这么做会将“祖传家业”付诸东流。有个周末我在父母家，我们三人都在起居室里，父亲突然开口数落起我的用人眼光来。他那些说拉莫特粗心大意的话我根本不会放在心上——我知道父亲因为两个原因对拉莫特很是恼火：他出身上流社会，他不会在我父亲进门时毕恭毕敬地起身。但让我吃惊的是父亲对威廉斯的看法，他直截了当地说阿尔这人不能信。“看看你身边的这些人，”他阴恻恻地说，“现在他们是站在你这边，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跟你对着干的。”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正当我打算大力反击时，母亲开口了。她用她那种不偏不倚的口气向我解释说，父亲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他想到自己在现金出纳机公司时的事情，当时有个叫迪兹的人在背后捅了他一刀，让他连工作都丢了。她的双眼紧紧地盯着我，我意识到她正试图提醒我，我与之争吵的对象是一位80岁的老人。我顿时怒气全消，转过身来对父亲说：“爸爸，阿尔・威廉斯是我最好的朋友。要是我连这个人都看错了，那最后输到一败涂地也是活该。”听了这话，父亲也平静下来，在我向董事会提出任命阿尔和拉莫特为执行副总裁的那天，父亲和我并肩走进了会议室。

IBM的发展之快连我自己都大为吃惊。1955年我们的销售额便突破5亿大关。虽然大头仍是穿孔卡片机和计算机，但即使是我们边缘产品的销售额也已经超过了战前IBM历年销售额的总和。我们在恩迪科特镇外专设了一家工厂为空军生产用于朝鲜战场的投弹瞄准器；我们建立了电动打字机厂；我们还有一批工厂只生产数以百万计的穿孔卡片。总而言之，IBM的增长率接近每年20%——销售额突破10亿大关指日可待。

如果说我开始接过总裁重任时的心情是惶恐不安，那现在的心情可谓如履薄冰了。IBM现在的规模让我感觉，出于周全的考虑，我们也许应该将脚步放慢，以更为稳健的速度前行，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在财务和管理方面出什么问题。那年夏天，我让阿尔・威廉斯抽出几天时间同我坐下来讨论一下公司的未来。他也同意现在是时候考虑一下要不要拉紧IBM这匹神骏的缰绳了。我们觉得关键点在于计算机业务。市场对计算机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而且情势很明显，机不可失不再来。要是IBM抓不住这一块，就会有别人趁虚而入，以后我们可能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机会了。同父亲手下的每个人一样，我和威廉斯都养成了这样的心态：哪怕只是丢掉一个订单，也是天大的损失。于是我们决定，只要市场有需求，就快马加鞭——即使这意味着IBM将以美国业界前所未有的速率发展。

当IBM即将登上《财富》世界500强榜首时，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公司进行彻底整改了。任何一家成功的企业，最终都必须面对专业化管理的转变。在我们公司，因为父亲的工作实在太为出色，所以这一企业走向成熟必经的阶段被延误了太长时间。现在IBM的规模如此之大，有些东西如果你觉得不值一提，最后肯定都会变成大问题——像是责权明晰的行政管理系统、大规模的权力分散、计划程序或是正规的企业制度。以前我们做起决策来只依靠那么几个人的头脑。如果IBM继续以这种速度发展，而我们依然试图以这种随意的方式运营一家身家十亿的企业，那下场不言而喻。IBM将会像一颗超新星，短暂地爆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然后湮灭在茫茫夜空。

因此阿尔和我开始讨论如何更为科学地改组公司结构。我记得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破父亲严禁使用组织机构图的规定。我们取来大幅白纸铺在桌上，把IBM所有的机构部门按父亲管理时的情形绘成图表。这事要是放在过去，被父亲发现了，我们准得被解雇。图表绘出来以后，我们都惊呆了。图表显示，直接向父亲直接报告的部门大概有38～40个之多。接着我们又绘制出IBM在我、威廉斯和拉莫特管理下的组织结构图，这张图同上张图差不多一样混乱，区别只在于直接报告的对象从父亲一个人变成了三个人。

最后我们画了一张新的组织结构图。我希望能把总部人员解放出来专注于计算机和穿孔卡片机业务。于是我们将其他的业务——军用产品、打字机、穿孔卡片、打卡钟——分离成自主经营的部门，每个部门有自己的销售队伍、财务人员、研发人员，部门主管拥有决策权，自负盈亏。这便是IBM机构改组的开始，在我担任总裁这些年里，这一改组过程从未间断。

阿尔和我不断推敲修改组织结构图，直到我们两人都满意为止，然后我将图表锁在办公室的柜子里。接下来我任命我的助手迪克・布伦担任机构改组负责人，让他拟定进一步的细节。同时我将这个构想告诉了父亲。他听了以后倒是没有像在我提议任命威廉斯和拉莫特为执行副总裁时大为光火，不过我觉得这事还是让他心里很不舒服。当时他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说，看到IBM新搞的这些权力下放，他觉得与其当公司董事长，还不如去当个部门销售经理呢。

我们实施的部门机构改革给IBM世界贸易公司留出了大量业务空间，我弟弟迪克在经营上的表现也让人刮目相看。因为欧洲的经济复苏和父亲对付贸易壁垒问题的“天才办法”，IBM世界贸易公司的发展同母公司一样迅猛。1954年，它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一亿大关。父亲一直不遗余力地运营着IBM世界贸易公司，直到那年夏天他任命迪克为公司总裁，于是迪克按照父亲铺好的路接着向前。大概就在那个时候，IBM世界贸易公司从位于麦迪逊大道的IBM公司总部大楼搬了出去，在街对面新建的联合国大厦里租了房间办公。

迪克很适合他的职位：他懂法语，又学过意大利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他周游过各国，处理起各种复杂的业务问题也十分得心应手。当他出任IBM世界贸易公司的总裁时，IBM世界贸易公司的业务已经遍布79个国家，在其中36个国家拥有颇具规模的分公司，其他国家也设立了分支机构和代销处。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像这样的公司。迪克手下有16000名员工，其中只有200个美国人，而且这些美国人绝大多数是在纽约。父亲的原则是：由德国人来卖那些卖给德国人的货，由法国人来卖那些卖给法国人的货。所以IBM世界贸易公司里几乎每一个规模较大的分支机构聘请的都是当地人，主管也是当地人。

对于迪克的崭露头角，我的心情是很矛盾的，即使到了今天，我也很难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绪的产生。我同绝大多数企业老板一样，希望将公司全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但我又很爱我的弟弟，也知道父亲希望IBM由我们来共同经营。此时父亲的精力更多是放在迪克的公司那边，而不是我这边——毫无疑问，这部分是因为他试着放手让我自己去干。但我又怀疑他是出于好胜心才这么做的，他全力投入IBM世界贸易公司就好像是在跟我说：“小子，我会让你好看。你不肯听我的话是不是，那我就去你弟弟那边。”不管他是否真的这么想，他把精力投入到IBM世界贸易公司是有客观原因的。他一直希望IBM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公司，而IBM世界贸易公司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需要下工夫的一环。父亲从40岁开始就在为这个目标奋斗，现在他已年逾八十，来日无多的想法让他的心情更为急迫。

现在当我回首往事时，我能想象迪克因此承受了多少压力。但在当时，我只是满心嫉妒他能和父亲日复一日亲密共事。一次，我这种心情终于爆发了出来。当时父亲正在出席担保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会的会议，他正要发言时，却突发脑痉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种情况在老年人身上并不鲜见，很可能是中风的先兆。好在父亲没有中风，当几分钟后他恢复了说话的能力时，居然跑出去打了个电话给迪克，叫迪克来接他。当我得知此事时，就像当头挨了一棍。我不住地想：“他为什么不打给我呢？”我安慰自己，也许他也打给我了，只是当时我没在。可当我跑去秘书那里查看来电记录时，却发现他根本没有打过电话来。

父亲很为迪克感到骄傲，而迪克则从不对父亲的经营方式发表任何异议。对此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眼巴巴地在一边看着他们如此亲近。这就是当时的我：殚心竭虑让极速发展的IBM不栽跟头，天天出差，应付数不胜数的各色人等。但当我遇到涉及海外的业务时，依然得小心翼翼，避免越线。父亲希望世界贸易公司尽可能地独立，但每个人都知道，它永远不可能完全独立于IBM而存在。要让两边协调配合并非易事，出现问题也不足为奇，比如说这么一个问题吧：销售海外的新机器，世界贸易公司是应该自己生产呢，还是只需简单地从IBM的美国工厂拿货。但我甚至连相关的财务信息都拿不到手。某天我终于忍无可忍，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大发牢骚：

我再不能像现在这样对您的运营计划一无所知，您完全是把世界贸易公司当作一家独立企业来看待。只要我还在IBM，我对这种想法抑或做法都将坚决反对。我知道建立一个单独机构处理海外事务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尽管如此，让我了解世界贸易公司起码的财务状况亦是合理和必要的，这样我们的财务部门才能灵活地应对外界对我们公司的质疑。可无论何时，当（国内）IBM的人同您那边的人讨论这个问题时，您给人的感觉总像是我们打算侵占世界贸易公司的权利。我想说的是，我们绝无此意。此外，如果您不相信这一点，或是不能心平气和地对待这件事情，那么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改组IBM公司，以符合您的意愿。

我不记得最后父亲有没有把我们需要的财务数据给我们，但我们之间基本的分歧从未得到过解决。父亲依然觉得我想给我弟弟使绊子。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不是这样的，告诉他我希望将来有一天迪克能从我手中接过IBM。我也告诉过我弟弟说，他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我的辉煌也是他的辉煌。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但当我回首往事，我发现当时我对待迪克的态度的确有着竞争的意味，这一点父亲看得一清二楚，而我却毫不自知。这也解释了他为何在如此高龄还不辞辛苦地为我弟弟开辟一块自主领地的原因。

父亲肯定是觉得IBM已不再完全属于他了——不过我也从未觉得它完全属于我。我经常怀疑自己是否对公司有着真正的影响力。一个这么大的舞台，父亲一直在上面出演独角戏，有一天他把这个舞台交给了我——这种感觉挺古怪的。当我以总裁身份到外地出差时，IBM的员工经常会成群结队地到机场欢迎我，部分是出于好奇，但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父亲在时他们一直是这么做的。那情形让我一下回想起童年——大群IBM员工在火车站台或是利物浦码头翘首等待我们一家人的到来。父亲很喜欢这种众人瞩目的感觉，但我只觉得尴尬，所以后来我告诉大家不要再这么做了。

我每次到外地出差，都会去视察该地的IBM办事处，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而我要做的仅仅是走进去发表一番讲话，提醒员工谁是IBM的当家人。公司里类似这样由父亲创立的陈规旧俗还有不少。我们公司有着自己的歌、旗帜和标语，有自己的报纸，有行为和着装规范，而且每个房间里都还挂着父亲的大幅照片。有些陈规旧俗自己渐渐地消亡了，比方说，大部分分部主管已经不再强迫推销员们在早晨出发拜访客户前齐唱公司的歌了。我想彻底清除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它们对于一家成熟的企业而言实在是太荒谬可笑了。但我能做的却非常有限，因为许多员工是发自内心地想要这么做，就像他们是发自内心地爱戴我父亲一样，我不想拂了他们的心意。但我依然需要树立一些标志性的东西，表明IBM现在是由我运营；表明时代已经变了，我们现在是一家计算机公司而非穿孔卡片机公司；表明我们是身处20世纪50年代而非20年代，表明我们是一个全新领域的领跑者，我们将塑造未来。

我觉得我可以通过现代化设计来给IBM打上我的烙印。父亲一直密切关注IBM的公众形象，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关键：他比绝大多数美国企业家更早地懂得树立企业形象的重要性。从一开始，在公司举步维艰的创业阶段，他就改进了公司员工的着装、产品包装和办事处的装潢，给公司树立了一个稳健可靠的形象，既鼓舞了员工士气，又赢得了顾客的信任。我觉得这个办法行得通。我们生产的计算机集现代科技之大成——但只是在内里，它们的外观沉闷得就像个文件柜。而且IBM的其他东西看起来也十分过时。我希望能够让IBM的产品、办事处、厂房、宣传册——一切的一切——看起来焕然一新，让公司树立一个激励人心的现代形象。

我的这个念头萌发于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我正信步走过第五大道。我发现自己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一家打字机商店吸引过去，这家店把打字机摆在人行道边供行人试用。打字机的外壳设计成不同颜色，十分时髦。我走进那家店，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现代化陈设和明丽的颜色，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得整个店铺看起来生气勃勃。这家店的名字叫作“奥利维蒂”[32]。几个月后，我们家的一位老朋友，IBM荷兰分公司总经理给我寄来了一个厚厚的邮包，里面是两捆产品宣传册和照片。包裹里还有张小纸条，上面写道第一捆是奥利维蒂公司的广告册子和销售资料，还有他们公司总部、厂房、销售办事处、员工宿舍和产品包装的照片。而另一捆是IBM的此类材料和照片。我的荷兰朋友建议说，我只要将这两捆材料分别摊开摆在地上，就能看出IBM需要改进的地方了。我这么做了，他一点没说错：奥利维蒂公司的那些广告册子和照片颜色鲜亮活泼又不乏协调呼应，摆在地上就像一张漂亮的拼图游戏。而我们的宣传材料和照片看起来沉闷死板，简直让人想起乏味的化学教科书。

1954年底，我带着这两捆材料参加了IBM的董事会议。会议是在波科诺斯一家历史悠久的度假酒店召开的，父亲很喜欢那个地方。我找了个僻静的时间敲开父亲套间的门，对他说：“我能给您看点东西吗？”说着，我把那两捆材料铺在他面前的一张大桌子上，“我觉得只要让我们的设计师把视野放开阔一点，我们能做得比那些家伙更好。”我没有直接说出我的意思，因为我们每一件产品的外观和每一个办事处的装潢都是经过父亲首肯的。老爷子看着两家公司的材料，轻声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打算怎么办？”

我告诉他说我打算聘请一位名叫埃利奥特・诺伊斯的年轻设计师，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出色的工业设计师。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二战期间，当时他是空军滑翔机项目的主设计师。几年之后他为IBM设计了一款外观迷人的新式打字机，于是我又一次见到了他。埃利奥特矮小壮实，戴着厚厚的眼镜，看上去很谦逊很好相处，但在进行产品设计时，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可一点都不会让步。他的基本观点是，机器看上去就得有个机器的样子，没必要做华而不实的装饰，故意做成流线型、装上褶边什么的。埃利奥特还有建筑设计的功底，他在建筑设计方面的理念也是如此。

我交给埃利奥特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改造IBM总部大楼的一层大厅。他来到纽约同我一起查看了现场。那个地方难看极了，风格极其不统一。这座大楼位于第五十七街的街边，如果你从临街的橱窗看进去，能看到国防计算机——一排排灰褐色的铁皮柜子摆在一个铺着暗色地毯、挂着黄色帷幕的大房间里。不过要是你转过街角，走上麦迪逊大道，从大楼的正门走进大堂，你会感觉时光仿佛一下倒流到了20世纪20年代。大堂是按父亲的喜欢布置的，站在里面就仿佛置身豪华海轮的一等客舱——地上铺着父亲钟爱的东方地毯，四周耸立着饰有金叶的黑色大理石柱子。靠墙摆放着展示用的穿孔卡片机和打卡钟，拴在锃亮黄铜柱子上的天鹅绒绳子将它们同参观的人隔开。

这全然不是我心目中IBM应有的样子。新式的702型计算机计划于翌年夏天在这个大厅展出，我们决定把揭幕仪式办得引人注目，借此机会推出我们新的企业形象。我们将临街的窗户遮挡起来，用纤维板把大厅里接待处后面的地方全部围起来。那块围板在大堂里待了整整一个春天，我们就在围板后面紧锣密鼓地布置展厅。父亲嘴上对我们的提议说好，但等他发现自己真的被隔在心爱的“一等舱”之外时，整个人都变得有点坐立不安。每天早晨他都会走进大楼，盯着那块纤维隔板看上一阵子，然后问我：“为什么不让我进那里面去？”老天，要是我让他进去了，他肯定会一枪毙掉整个装修方案的。

新装修的数据处理中心简约现代，令人印象深刻。埃利奥特将地板全部漆成白色，墙壁则刷成鲜艳的红色，“IBM702”的标示用简约的银色字样写在鲜红的墙上。任何一个能欣赏现代风格的人，都会觉得这一设计非常漂亮。它给人的感觉就是，我们产品的优秀不言自明，根本无需包装和装潢的烘托。

在将新装修好的大厅对外开放之前，我们先请父亲来看了一趟。他带了一大群随行人员，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小本本。他先是看了看702型计算机，这一新产品外壳是银灰色，经过抛光处理，还镀了铬，在鲜红色墙壁的映衬下十分夺人眼球。父亲看看墙壁，又看看靠墙摆放的计算机，然后再看看墙壁。最后我终于忍不住问：“爸爸，您觉得怎么样？”

“我很喜欢。”他说，“非常喜欢。特别是这墙，它是油漆的，要是哪天你们有人觉得这个颜色不好，一晚上就能换个颜色。”这番赞许虽然显得有些笨拙，但还是让我大大地松了口气。我保留了墙壁的颜色，第二天向上百名记者和摄影师开放了大厅，接下来的一天来自美国各地的四十位铁路公司老板应邀前来参观，他们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了解我们的新计算机。新鲜亮相的IBM数据处理中心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就像SSEC和曾经在这个大厅橱窗中展示过的701型计算机一样，702型计算机实际上是一台工作机。想要租用机器的顾客只需将他们的数据带来即可。我们让这台计算机24小时运转。要是当时你在夜半时分走过麦迪逊大街，就可以看到那扇大大的平板玻璃窗后，我们的702型计算机正在灯火通明的房间里欢快地运转，旁边还有衣着整洁的技术员照看。

同埃利奥特共事能学到不少东西。他来自波士顿一个历史悠久的家族，有着真正的北方人的那股子独立自主劲儿。当时我给他提供了一个待遇相当丰厚的工作机会——邀请他担任IBM建筑及产品设计总负责人，他却一口回绝了我。他说：“我愿意同你一起工作，而不是在你手下工作。要想把事情办好，一定要能同公司里面说了算的人平等对话。”于是我同他达成了一个协议，他许诺将大部分时间花到IBM的项目上，而我则任命他为设计部的顾问总监。接下来他帮我搞定的事情是树立IBM的企业标识，这个想法我早已有之，我希望IBM的工厂、产品、经销处具有一种特定的风格，能够让人一看就能认出来：“哦，这是IBM！”但埃利奥特认为这样很容易弄巧成拙。如果我们试图树立一个单一不变的企业形象，最后肯定会变得让人厌倦，也很容易过时。他提出一个更好的主意：IBM的一切相关设计都秉承“现代化”的原则。不管何时，当IBM需要新建大楼或是装修时，都应该聘请最好的建筑师、设计师和艺术家，给他们适当的自由发挥空间，容许他们将自己的风格和想法融入到设计中去。事实证明，埃利奥特具有一双“伯乐”的慧眼，他为我们推荐的设计师所做的设计就同他自己设计的那些获奖作品一样棒。

当时我们正处在IBM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厂房扩建时期前夕，所以特别需求建筑师。到1955年的时候，我们在恩迪科特和波基普西两地的工厂已经人满为患，两地的工人数目都接近一万名。我们正在奥韦戈和金斯敦近郊兴建大型的卫星厂区，以容纳从事军工产品生产的一万多名工人。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厂房，而我又不想把新厂房建在上述几个地方。这几个地方已经快变成IBM的企业专属生活区了。

于是我们开始大规模地向西部地区进军。

当初父亲靠着乘坐火车、汽车把IBM的业务拓展到了整个美国，但他喜欢待在离公司厂房不远的地方，因此他将工厂都设在纽约附近。但我是飞行员出身，在我看来，从纽约到中西部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距离并没有父亲认为的那么遥远。我决定在明尼苏达州的罗切斯特市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市兴建大型厂区——著名的梅奥诊所就坐落在罗切斯特市。在我们的构想中，这两个地方将成为新的“恩迪科特”——由工厂、学校、工程实验室组成的“IBM之心”，只是在设计方面要同恩迪科特有所区别。

埃利奥特为罗切斯特市的工程项目挑选了一位建筑师，名叫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这也是对他那套“应该聘请顶级设计师”想法的首次考验，因为当时沙里宁已享有盛名，聘金高昂。沙里宁为我们设计了一个复杂的建筑群，这些建筑排成棋盘图样，周围环绕着花园和绿地。这一设计既美观又实用，受到所有建筑专业杂志的关注和好评。这点让我很高兴，不过真正让我满意的是工程如期完工，并且花费控制在了预算之内。这证明聘请顶尖建筑师的确很划算。

我们在圣何塞市的厂区也上了杂志。负责这个厂区设计的建筑师是个加利福尼亚人，名叫约翰・博尔斯（John Bolles）。他设计了一系列H型的底层建筑，呈现了一种“新学院风尚”。这些建筑环绕在一个广场周围，广场上建有喷泉、人行天桥和现代雕塑。建筑物的墙上装有色彩明丽的金属嵌板，把整个厂区点缀得充满生机，员工们可以一边坐在厂房台阶上吃午饭一边欣赏远处群山巍峨的景象。

这个厂区在人类历史上也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笔——它是圣何塞市兴建的第一家计算机工厂。我还记得当时去那里收购土地的情形，那是块180英亩的胡桃林。出发前我曾告诉接洽此事的房地产经理说：“我们必须马上动工，否则会很麻烦。”他到机场接我的时候对我说：“我们想什么时候拿下这块地都行。但要是我们在接下来五个月里真这么干了，就得多付80万美元。”

“什么！”我叫道，“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季的胡桃收成。”

当时我们正在控制财务开支，于是我决定等到果园主人收完胡桃后再收购这块地。接着我们建起了厂房。慢慢地，我们周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其他公司的厂房，主要是像洛克希德（Lockheed）那样的国防承包商——我们播下了一颗种子，它成长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棵参天大树——这便是大名鼎鼎的“硅谷”。

第二十二章   不可愈合的巨大悲恸——父亲的离去

父亲知道，只要他还在工作，就肯定会有批评反对的声音。当初是他规定IBM员工的退休年龄为65岁的，而现在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依然工资照拿、分红一分不少，算起来每天的收入超过一千美元。他特别注意从不提及自己的年龄或是健康状况，而尽管他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也从没有过任何一个股东质疑他上班拿薪水的事情，因为他的成绩白纸黑字地摆在那里。我在摩托罗拉公司的朋友鲍勃・高尔文对此有自己的见解，他告诉我说：“企业创始人有权终身在职，直到去世为止。他可以享受各种特权和福利。但他的继任者，不管是不是他的家人，都不能享受同等待遇。”高尔文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即将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摩托罗拉公司，我将他视为可借鉴的对象。父亲的身影依然活跃在公司舞台上这件事情究竟是好是坏，其实我也说不清楚。的确有很多时候，我会很难控制自己不说出“看在上帝的分上，父亲，这件事情我正办着呢！”之类的话，我觉得他让我很有挫败感。而另一方面，只要他还坐在头把交椅上，我就永远不必承担全部的责任。每当作出重大决策时，我总会同他讨论，而他也总是会给我坚强后盾的感觉。

在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那些日子，他会一连好几个星期从办公室消失。他爱上了到全国各地进行随兴的长途旅行。父亲一直是这样，身在旅途的时候心情最好。每次作这样的旅行，他只会带着我母亲、司机和几个行李箱，有时一路开到芝加哥去，有时会从旧金山出发向东行驶，一路探访沿途的IBM办事处，每晚都同当地员工坐下来共进“家庭式”的晚餐。父亲总是会在这些聚会上侃侃而谈，说他是多么感谢我母亲、回忆他们两人是怎样相携相伴着走过了一百多万英里的旅途。他总是会说：“我们从未感觉离家很远，因为我们一直都在IBM这个大家庭里。”母亲会带着恬静的微笑坐在他身旁，要是他说的时间太长，母亲就会悄悄地拉拉他衣服后摆。母亲很少开口，顶多说句“谢谢大家”。

当父亲外出旅行时，我永远猜不到他会作出什么事情来。他的怪癖之一就是坚信自己只凭某人的外貌便能看出此人是否堪当重用。他每次前去和员工共进晚餐时，员工们都会在门口排成一列欢迎他，他会同每一个人握手——哪怕到场的有500名员工。在他对面不显眼的地方总会站着一个秘书，手里拿着小本本。要是父亲觉得某个人看起来规矩老实，就会轻轻地点一下头，秘书就会把那人叫到一边说：“沃森先生想知道你的姓名、职位和家庭住址。”父亲经常把这样的人送到纽约来。他物色的这些人大部分都很不错，但也有少部分实在没法用，这种时候对于我和那个被送过来的人都是一件头痛的事情。

父亲在旅途中有时会给我写便笺，对IBM不断增加的开支花费表示担忧。有时他会去拜访某位客户，出于想帮忙的好心插手当地分公司的销售业务。有那么一次，他拜访了迈阿密的一家银行。午餐时，银行的主管们提到他们正在考虑将一到两台IBM的机器换成其他公司生产的专为银行业务量身定制的机器。这本是我们分公司经常会遇到的销售问题，分公司完全能够自己处理。但一想到IBM将有一笔租赁生意落到竞争对手手中，父亲便变得心烦意乱。他给我寄了一封加急信，密密麻麻地写了三页纸。信里写道：“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在那些面向特定客户群的机器上，我们应该下更大的工夫！以更大的力度去关注！”好在当时我们正要推出一款面向银行用户的新机器，正符合那个客户的需求，我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父亲，安抚他说这笔生意保住了。

每个优秀的管理者都应该不时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但我不喜欢看到父亲如此惴惴不安。我愿意做一切事情让他安心，但我终于失去了耐心。1955年初，一位妇女给我母亲写了封信，说她丈夫受到不公正的指控，被公司解雇了。她丈夫名叫史密斯，是个低阶经理，做了错事被当场抓住，所以我们解雇了他。母亲读了这封信十分不安，便给我父亲看了。父亲看到公司里居然发生如此露骨的“不公正行为”，怒不可遏，以至于病倒在床。

在我看来，此事关乎的并不只是我们对某位员工的处理方式。我父母担忧的是，随着父亲渐渐淡出IBM的舞台，公司的管理层将会丢掉关怀员工的作风，而这曾是他殚心竭虑建立起来的。我相信事情不是这样的，于是坐下来写了封信给他们俩，说了说我希望父亲此时在公司应扮演的角色。这是我给他和母亲写过的最长的一封信——有12页——我在信里倾吐了我对IBM，对公司前景，对各种问题以及对如何做好总裁的一切思考。我想把这事一次了结，说服父亲彻底退隐，将公司的事务放心地交给我来处理。

母亲，您和父亲对我谈的所有那些想法……关于IBM处事不当的可能性——我们应该注意开支、业务要是开始下滑就会一发不可收拾——这些事情在您叮嘱我之前我都已想到了。事实上，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想的都是这些事情。如果这些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名声就全完蛋了——我便再也当不起“虎父无犬子”的说法了。所以我会经常考虑这些问题，我一定不能把事情搞砸。

一年里面，像史密斯那样的事情差不多有几百起。倒霉的是，史密斯夫人居然觉得应该给您写信，妈妈。但我要说，在她这样做之前，这件事情已经得到了公平妥善的处理。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因为解雇一个不老实的人而惶恐不安或是匆忙得出什么结论。我倾向于无视他的恐吓威胁和辩解之词。

父亲，让我们假设一下史密斯夫人没有给母亲写信，假设一下这件事情按照原来的方式进行了处理。公司没有知会您二位就处理了这些事情，这样的做法真的攸关生死吗？毕竟不管是您、母亲还是我本人，都不可能了解所有这类事件的来龙去脉。如果公司现在的管理班子……做起事情来不能让您满意，我觉得您应该作出调整，直到您建立一个能让您完全信任的班子——一个能让您对IBM感到放心的班子。

让我最感欣慰或者说感觉帮助最大的，莫过于在每一件我所关注的事情上，都能得到您的建议——在很多时候，我的确有些不知所措……（但是）我对IBM不像您那般忧心忡忡。我相信公司同以往一样强大——管理部门同以往一样胜任工作，各项工作同以往一样井井有条。这都是因为在您的栽培训练下，我能按照您的思考方式去考虑问题，也是因为在您的准许下，我建立了一个由这个行业中的顶尖人才组成的领导班子。

如果我对IBM的信心是对的，那么在我看来，这个伟大企业的缔造者应该四处走走看看，同我们谈谈真正要紧的问题：我们同司法部的案子；我们应该在电子产品上投入多少资本；我们怎样改善打卡钟部门的状况；我们怎样从基层发现提拔更多的管理人才。做这些事情要比批评……我们在史密斯这类事情上的做法或是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要好得多。

您难道不能看看我们的年度财务报告……从而发自心底地认为我们干得不错吗？这样的成绩是由您一手栽培的人取得的，这样的事实不能让您感到丝毫骄傲吗？看着这个由您创建的企业在由您栽培的人带领下蒸蒸日上、全面发展、取得持续可观的利润，不能让您感到满意和安心吗？

爱你们的儿子

汤姆敬上

现在回想起来，这封信的出发点依然是我对掌握公司全部控制权的渴望，但里面扯了很多无关的事情。因为在当时，对于影响IBM前途的重大问题，父亲已经在听从我的意见了，他在我身边充当的角色更多是一个良师益友而非顶头上司。他基本上已经不跟我争论了，但我过了很长时间才注意到这一点。比方说，他已经克服了对借贷的反感，在他的同意下，威廉斯和我以相同于公司发展速度的速率不断增加贷款额度。我们向保德信金融公司借的钱最后超过了3亿美元，这些债务完全可以用我们新建工厂生产的设备获得的利润偿还。父亲还准许我对IBM的养老金政策和福利政策进行彻底改进。这些改进措施让IBM的员工不再担心“对自身及家庭的看顾”，实际上完全符合父亲一贯的关怀员工的主张，只是远远超出了他的设想。他设想的方案是每位员工退休后一年能领取最多3300美元的养老金，金额多少仅仅取决于员工为公司效力的时间长短，这在他那个年代算是很先进的政策了。而我们根据时代变化制定了新的方案，我们不仅考虑到工作年份，还考虑到员工在职时的工资水平，按照这一方案，退休员工每年最多可领取2.5万美元的养老金。IBM还成为美国首批提供重大医疗保险的公司之一。

不过，在父亲作出的让步中，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终于同意让员工享有优先认股权。但凡涉及IBM股票，他总是非常保守。尽管他拥有的股份从未超过5%——其中除了他个人持有的股票外，还包括他存入家庭信托基金的股票和赠予其他家庭成员的股票——但父亲运营起公司来，总好像整个公司全属于他一人似的。在早年间，哪怕只是单单提起卖掉些股票，有时都会让他大发雷霆。父亲从没考虑过员工应享有优先认股权的问题，也不同意这么做，但他却会鼓动IBM的员工和遇到的任何人在股票上投资。一些在我们公司总部隔壁哈尔珀药店里站柜台卖三明治的伙计就这样成了巨富——战前我还是个毛头推销员的时候，就在他们那里喝咖啡呢。不过尽管父亲对员工优先认股权持有怀疑态度，但在我告诉他这种做法现在已经被广泛认可，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很难留住我们的优秀管理人才之后，他便不再反对了。我们给予员工的优先认股额度相当大，大概是他们工资的5倍，这样的话，一位年薪7万美元的经理优先认股的额度能够达到35万美元，这些股票最后可能值700万美元。在头两轮认购中，有超过50名员工参与，最后，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百万富翁。

只有一件事情依然让我们争论不休，那就是反托拉斯案。1952年政府对此案提起诉讼，在杜鲁门执政的最后一年及艾森豪威尔执政的头几年，IBM一直在同司法部进行谈判。我是想把案子在提交法庭审理前了结。时不时地，我们的律师就会带着我到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大楼去，坐在一张长桌边同司法部的律师及法官进行协商。法官名叫大卫・埃德尔斯坦（David Edelstein），个子矮小，声音沙哑，比我大不了几岁。这是他经手的最大一桩反托拉斯案，他想要好好表现一番。不过他跟我从来没什么话好说，那些公诉人也是，我一直觉得那些会谈进展寥寥。不知道是有什么法律上的规定导致他们不能跟我多说，抑或仅仅因为他们觉得我愚昧无知，不值得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我对他们的印象一直就是：他们更乐于同我们的律师交谈。

父亲知道我们正在进行谈判，但在他心底深处，依然对签署和解协议有着固执的反感。一天，他到公司来了，到得比以往都早，那天正是我准备前往法院大楼的日子。他坐在办公桌前翻阅信件，看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值得关注，有什么琐碎事情需要处理。他肯定有想过：“汤姆！我可以见见汤姆了！”于是大概九点钟的时候，他装在我办公室里的那个讨厌的呼叫铃响了起来。我进城开会的时间就安排在九点半。但我从来都对他的召唤有求必应，于是我上楼去了他办公室。

“早啊，儿子！”他说，“坐吧。”我坐下来等了大概一分钟，他只是埋头继续看信。

“我说，爸爸，我有个约会。”

“你说什么？”

“我有个约会。我得进城去一趟。”

“有意思哈。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你进城去干吗？”

“还不就是那桩反托拉斯案。我得去跟法官谈谈。”

他立马勃然变色。“你根本没能力做这种事情！你一点经验都没有！你说你去和法官谈，谈什么？”

于是我回应道：“爸爸，行了。我每周都去和法官协商，这事您都知道的。今天我们还有些事要商谈。”

“现在给我听着，年轻人，我这一辈子都在跟反托拉斯案子打交道。我对其中的猫腻再清楚不过了。我知道司法部的那些家伙，你一不小心就会说错什么话被他们拿去当把柄。”

我当时已经41岁了，但他却像教训毛头小伙一样把我喷得狗血淋头。最后我说：“爸爸，就算我现在走也得迟到10分钟了。您要么告诉我您想让我去，我这就走；要么告诉我您不想让我去，我就打电话取消约会。”

他说：“不，你去吧，但不要作出任何决定！”

我安排了一辆汽车在楼下等我，我下了楼，钻进汽车。我心烦意乱，以至于一路上身子都在轻颤。我走进法院大楼，像往常那样在那张长桌子旁坐下。因为情绪紧绷，我几乎没跟任何人说什么话。过了一会儿，父亲的私人秘书从房间后门走了进来。我想：“噢，上帝呀，父亲肯定中风去世了。”但秘书只是递给我一张从“思考”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小纸条，上面写着：

对你有

100％的

信心

感激

赞赏

——爱你的父亲

这是父亲用自己的方式在告诉我：“我意识到，在你这个年纪，我不应该那样数落你。”

我感觉如此宽慰，不禁热泪盈眶。

法官问：“你是不是收到了什么坏消息？”

“不，”我说，“实际上那是个好消息，我只是有点激动了。”

最后，在我的说服下，父亲终于同意签署和解协议书。1956年1月，我们的律师代表IBM公司在协议书上签字。了结这个案子是我们有史以来采取的最为明智的举动之一，因为它为IBM持续高速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对父亲而言，那份和解协议始终是个痛处，我们从未再谈起过它。不过经由这件事情，我们两人都心知肚明，现在主导IBM的人是我了。

回想起来，我觉得父亲当时肯定对我们之间漫长的争斗终于抵达终点而感到释然。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在当时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会让我同他相处时态度更好一些。有件事情也是我不断试图说服他的，那就是解除IBM的禁酒令，尽管我知道对于这件事情他一生都很抵触。我常常对父亲说：“爸爸，我们IBM举行晚宴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提前半个小时或四十五分钟到场，而他们只有橙汁可喝。这段时间显得可尴尬了。也许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提供些白葡萄酒。”

“这事你可不能妥协！”他说，“先是喝些白葡萄酒，接下来的事情你也知道……”

“爸爸，”我说，“让我们现实一点。您知道大家都怎么干吗？每次举办宴会时，每十个人里便会有一个人在旅馆订个房间，在那里摆满美酒，大家在赴宴之前先到那里痛饮一番。禁酒令实际根本没用。”

父亲似乎下定决心决不让步。但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IBM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将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一次大型会议，父亲和我都将前往参加。当时我正在外面出差，到得晚了一些。当我走进宴会厅时，发现现场的气氛比以往略微活泼一些。我被领到主桌，当我俯身亲吻父亲时，我看到桌上摆了酒！就放在冰桶里，而且不光是这一桌，所有的桌上都放着酒。我把主工程师麦克道尔拉到一旁，问他：“沃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父亲在宴会开始前二十分钟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大家喝点酒怎么样？’所以我就要了酒。”

轮到我致辞时，我说：“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宴会。”这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不过等到宴会结束后，我去了父亲的套间，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说：“你那么重视在宴会上上酒这件事情。你是年轻人，你知道这些事情，我可不想做个老顽固。所以我听从了你的意见。”当然，他知道这次宴会上了酒的消息会立刻传遍IBM的每一个角落，要想再用过去严格的禁酒令规范员工得花上我好几个礼拜的时间。我大为吃惊，要知道，这大概是父亲在25年中第一次表现出他性格里顽皮的一面。既然现在我是大老板了，他就阳奉阴违地给我来了次恶作剧。

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956年5月，父亲正式将总裁一职交给了我。他把这事办得十分庄重，表现出全然自愿的姿态，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是第一次我不用经过艰苦斗争就得到他的任命。在董事会投票通过这一任命后，我跑到一家银行买了一叠5元金币。我在午餐会上将它们分发给诸位董事，并发表了一番讲话，说父亲担任总裁的这些年是IBM的“黄金年代”。接着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第二天早上，《纽约时报》刊登了我和父亲握手的照片。父亲在接受该报采访时特别说道：“我并非退休。我只是想把更多时间花在IBM世界贸易公司上。”可不过一个星期，父亲便对迪克做了同样的事情——任命他为IBM世界贸易公司的总裁。

不知为何，我总觉得父亲会永远在我身边为我出谋划策，就像他在过去一年里做的那样。但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那年冬天他总觉得身体不舒服，于是一直待在佛罗里达。因为患有胃溃疡，他没法正常进食。从我记事开始，父亲的胃就一直有毛病。他经常消化不良，得服用小苏打。我小时候经常听到他关起门来狂打一阵嗝，然后继续处理工作上的事情。有时候他还会胃出血，但他从不当回事。在他看来，患有胃溃疡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因为按照他的老眼光，只有酗酒的人才会得胃溃疡。他忘了25年来自己一支接一支抽的那些烟，也从不接受工作压力会导致胃溃疡的说法。

父亲的医生叫作亚瑟・安特努奇（Arthur Antenucci），是有名的专家，温莎公爵都曾是他的病人。他在检查完我父亲的胃部X光片后跟我说：“你父亲的胃看上去就像第二次马恩河战役[33]的战场。”父亲的工作压力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安特努奇说，父亲胃里的瘢痕组织层层累叠，导致他的贲门逐渐闭合，所以他才会进食困难。这病只需一个简单的手术就能治愈，但父亲选择不做手术。他对躺在手术台上任人动刀子的看法就同坐飞机一样。他从没做过手术，哪怕是小小的疝气手术——这个毛病折磨了他半辈子——他也只是每天早上戴上疝带，默默忍受。安特努奇警告我父亲说，如果瘢痕组织彻底堵塞贲门，就回天乏力了，父亲一度同意接受手术，但最后还是改变了主意。一天晚上，他在晚餐桌上同我母亲说：“我觉得我会死在手术台上的。”

“可是汤姆，”她说，“你跟安特努奇医生说了你会接受手术的。”

“没错，”父亲说，“但你知道吗，当他离开房间的时候，我就好象看到他磨刀霍霍的样子了。”

由于没有接受手术治疗，父亲的消化功能渐渐丧失，毫无疑问，我的老父亲在日复一日地挨饿。不过一年时间，他的体重便减轻了二十到三十磅，到1956年春天时，他看起来已经奄奄一息。他准许安特努奇对他采取的唯一治疗手段就是输血。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父亲大概每隔三个星期便会去罗斯福医院输一次血。输血会让他的状况好上一段时间，但很快他又变得筋疲力尽，直到进行下一次输血。

一个强大如父亲般的人居然会如此迷信让我感到十分不解。但在他作出拒绝手术治疗的决定时，他的意识完全清醒，所以我们都觉得无权干涉他的决定。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老爷子的生命力都焕发着夺目的光彩。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最后一次站在IBM员工面前的样子。那是在1956年3月华盛顿举行的一次销售大会上。那家大酒店的会议厅里大概坐了有500人。父亲到得比较迟。主持会议的人发现父亲坐在后排，便说：“我非常荣幸地宣布，今天沃森先生来到了会场。沃森先生，能请您到主席台上就坐吗？”父亲当时已是82岁高龄，身体十分虚弱，他站起身来，沿着倾斜的过道小心翼翼地朝主席台走去。人们都站起来冲他鼓掌欢呼。他们越是鼓掌，父亲的精神便越是抖擞。他的腰杆越挺越直，步伐越来越快，当他终于走到主席台前的台阶时，看上去已是精神焕发，他走上讲台的步伐如此矫健，简直给人两步并作一步的错觉。推销员们的欢呼声如此热烈，似乎让父亲在走上主席台的过程中年轻了三十岁。他扶着讲台，发表了一番非常激动人心的讲话，他挥舞着拳头，告诉与会者们应该如何利用眼前的大好机会，告诉他们IBM将会怎样前途无限。

我想，在他把公司交到我手里的时候，肯定已经意识到了死神的逼近。这也许是让他决定彻底退出IBM舞台的唯一原因。但同时我也觉得，他之所以拒绝接受手术治疗，是因为他已经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如果我和迪克还不能让他放心，如果他依然觉得IBM完全离不开他，说不定他会冒险接受手术，再活上几年。但他看到我把公司管理得井井有条，看到迪克在海外的业务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我猜他肯定是想：“我的一生完满了，是时候走了。”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显然拖不过一个月。那年6月的纽约热得让人难受，父亲便待在新迦南的乡间别墅。1956年的总统大选正在进行，从电视上观看竞选使他得到了很大的乐趣，他乐此不彼地嘲笑着政客们反复无常的表演。他的神智十分清醒，也不觉得哪儿疼，但是因为食不下咽，他已经没有一丝力气了。他又进行了几次输血，但那只能让他暂时有所好转，很快他便继续衰弱下去。

六月初的时候，我去看望了他一趟，随后便前往罗得岛州的纽波特准备参加去百慕大的帆船比赛。我挑选了出色的队友，船只也已准备妥当。我离开新迦南时，父亲有些病怏怏的，不过看上去情况还算稳定。但就在比赛开始的前一天，母亲打来电话，我在码头上接的电话。她说：“汤姆，我只想告诉你，你还是不去参加比赛的好。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虽然你爸爸的病情并不是很严重，但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别去。”接完电话后，我回到船上，指定一名资深队员当领队，对他说：“你带队去百慕大吧。”

我返回新坎南时，父亲仍然十分清醒。他说：“噢，儿子，真糟糕，你不应该错过这场比赛的。”

“我只想陪在您身边。”我说。

我的兄弟姐妹们也都来了。父亲躺在床上，我们轮流到房间里看他，同他进行长谈。每次有人进去，母亲总会说：“你们就不能让他歇会儿吗？”可过一会儿，下一个人还是会进去。父亲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但他从来不说诸如“我希望你们好好照顾你们母亲”之类的话。他只是同每个孩子闲谈。我便同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愉快交谈，话题无所不包。他谈到了他在我们共事的十年间逐渐对我建立起来的信任，谈到了他是如何知道公司将朝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前进并且变得越来越强大。接着我们的话题不知怎么的转到了古董家具上。他说：“如果你看到一件喜爱的家具，一定要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即使你觉得你买不起。因为要是你当时不买，以后一辈子都会后悔。”

父亲同我们每个人都说了话，第二天他便陷入了昏迷。那是一个星期天，但我们还是找来一个医生，医生说我父亲已经心力衰竭，于是叫了辆救护车将他送到纽约。与此同时，我给安特努奇打了电话，他正在谢尔特岛度假。这事让我十分不满，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许多医生会在理应工作的时候出去度假——那时候他们本应该在半夜出去问急诊或是处理别的紧急情况——而在理应休息的时候忙个不休。安特努奇当时就是在度假，他给我父亲在罗斯福医院安排了一间病房，并让自己的助手在医院大门口迎接我父亲入住，但他本人直到第二天才赶到。

父亲晕迷的原因是胃梗塞，此时做手术为时已晚。安特努奇告诉我说：“你父亲撑不过去了。”父亲入院后曾清醒过来，但他随即开始陷入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我们走进病房看他时，他有时能认出我们，有时完全认不出来。我记得他的腹部已经胀大，透过被单都能清楚地看到。慰问的电报和来信开始从世界各地飞来。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打来电话，当他得知我父亲已经不能说话时，便派人送来一封慰问信。信的大意是：“您的一生是了不起的一生，但您还有更多的大事要做，祝早日康复。”我走进病房，把这封信给父亲念了几遍，他好像是听见了。

安特努奇所做的事情让我感到十分不安，像是往父亲身体里面插管子什么的。父亲显然很不喜欢这些医治手段，从他发出的呻吟声便能知道。于是我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这个人不行了，就让他平静地去吧。已经没有希望了，不是吗？”

“是的，”安特努奇说，“但我们医生还是得尽力呀。”

“好吧，你听着，我已经同我母亲和其他兄弟姐妹谈过了。我们觉得你应该想办法让他安详地离去，但是不要再往他身体里面插任何东西了。”于是他们停止了抢救。

几天过去了。时不时地，我们兄妹几个就会有人去街上的教堂做祷告，但在我们心里，已经对父亲能挺过这关不存希望了。这段时间非常难熬，这位老人在各个方面赢得了我们这五个子女的爱与尊重。我描绘不出我兄弟姐妹的悲痛心情，但我很清楚我自己的感想，我只觉得自己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正在离我远去。父亲就像一块坚实的磐石，支撑了我42年。想到未来，我有一种可怕的空茫感，没有了这位我曾与之争斗不休的老人，未来将会怎样？归根结底，T.J.沃森对我的影响之大，这世间恐怕再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离世的那个时刻。我们人类有着与生俱来的求生欲望：跳出倾覆的汽车、逃离着火的房屋，几百万年来人类的这种本能一直代代相传。但直到那时，我才第一次亲眼见到这种求生的意志——此时此刻支撑着我的，也正是这种意志——父亲躺在那里，头微微仰起，病房里灯火通明，他双眼紧闭，没有戴氧气面罩，母亲和我们几个子女守在他身旁。父亲深深地吸一口气，接着好一会儿没有动静，然后他又把这口气长长地吐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每次呼吸的间隔也越来越长。最后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带着些许颤抖，然后呼了出来，就好像在说，就这样吧，尘世的一切牵绊到此为止。然后，他再也没有了呼吸。

我们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母亲开始哭泣。我想我们都哭了。护士进来了，然后是医生，他摸了摸父亲的脉搏，说父亲已经离开了。

我记得我和我弟弟一起回我的办公室去安排葬礼事宜。迪克和我一致认为，我们能够给父亲的最大哀荣就是将他的葬礼办得同他在世时举行的任何一次IBM大会一样隆重。我们拟定了流程，同IBM的其他人进行了商讨。首先，我们给IBM的每一处机构和父亲的全部朋友发了电报，我们通知全世界的IBM工厂停工，下半旗致哀。任何一个想来纽约参加葬礼的IBM员工都将获得准假，不过公司不报销旅费，因为这会让员工们以为公司希望他们全都去参加葬礼。我们将各界人士写给父亲的悼词以黑纱绉边，挂在总部大楼大厅的窗上，《时代》周刊以四栏的篇幅刊登了父亲的讣闻，并援引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段评论：“托马斯・J.沃森的离世使美国失去了一位真正杰出的人——一位伟大的企业家，但他更是一位伟大的公民和慈善家。我痛失良友，他的诤言始终体现出对人民的深深关怀。”

父亲在世时曾表达过对自己葬礼的期望：办得既传统又庄重——躺在敞盖的棺材里，朋友们依次上前瞻仰遗容，然后在公园大道的布里克长老会教堂举行隆重的葬礼，由他的老朋友保罗・奥斯汀・乌尔夫神父（Priest Paul Austin Wolfe）主持。我和迪克按照他的意愿进行了安排。我们穿着黑色西装，走进殡仪馆，只有迪克和我，我们在敞盖的棺材前待了一会儿。首先前来致哀的是斯派罗斯・斯库拉斯（Spyros Skouras）和伯纳德・吉伯尔（Bernard Gimbel），两人都是德高望重的商业人士。吉伯尔创立了自己的百货店——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店（Saks Fifth Avenu），并使其名满天下。斯库拉斯靠在圣路易斯经营连锁电影院起家，后来成为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的老板。他对父亲一直很好，在父亲最后的那些日子，他送给我父亲一台电影放映机，还每隔一两个月便送来一部父亲想看的电影。父亲的这两位朋友走进殡仪馆，对我们说：“孩子们，不要为他的离去伤心了。这会儿你们可能觉得一片空茫，但想想他一生所做的事情。看看那副面孔，想想他来自何方，想想他出生的农场，想想现金出纳机公司。”他们的话让我感觉意味深长，因为他们都是白手起家的人，他们知道父亲的奋斗史。随后又有数百人前来致哀——联合国秘书长、外交家、企业家以及在IBM工作的普通员工。

举行葬礼的时间到了，我们合上棺盖，前往教堂。父亲的葬礼安排在立夏的第一天，纽约天气闷热、细雨绵绵。布里克教堂水泄不通，门厅站满了人，主厅侧翼的礼拜堂里坐满了人，就连地下室里也挤满了人。我们安装了特别的音响系统，好让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都能听到乌尔夫神父的讲话。他发表了感人至深的悼词，赞颂了使父亲获得成功的决心和质朴品质、父亲对人们作出的贡献。葬礼结束后，我们一家人前往沉睡谷墓园为父亲下葬。二战期间我和奥莉芙的第一个孩子夭折时，父亲在那里买了块地作为家族墓地，我们将把父亲葬在那里。乌尔夫神父在悼词里特别为我和迪克援引了《圣经》中的一段话：“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作大丈夫。’（《圣经・旧约全书》列王记上2:1-2）”但我站在墓园看着父亲的灵柩一点点放入墓穴时，丝毫也没觉得自己像所罗门王，我只觉得悲痛欲绝。

一切结束后，我带着奥莉芙和我们的两个女儿前往百慕大群岛。我们住在一个海滨度假村，还租了摩托车，以便更好地游览这个小岛。在那里住了几晚之后，父亲去世对我的打击终于表现出来，我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过敏反应，同折磨迪克多年的病症一模一样：喉咙肿胀、呼吸困难。奥莉芙急忙找来医生给我打了一针肾上腺素才让我免于窒息而亡。但随即我身上出现大片触目心惊的红疹，根本退不下去。我一回到纽约便去找安特努奇，他告诉我说这都是因为我悲痛过度而导致的。

我很担心母亲能不能从父亲去世的打击中调整过来。

父亲刚去世时她曾跟我和我弟弟说：“没有你父亲，我怎么活得下去。”但葬礼结束后，她性格中的坚毅一面开始显露出来。当时我问她：“妈妈，你想做点啥？你有什么打算？”

她回答我说：“我想卖掉那座房子。”她很不喜欢那所位于曼哈顿的豪宅。它太华丽了，在她看来，打理它是件非常头疼的事情。她曾为了父亲这样做，并且做得非常出色，但料理日常家务以及盛情款待各种来宾真的从不是她的兴趣所在。迪克和我把那所房子挂到市场上，不到四个小时就以开价成交。我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房子卖掉了。她听到这个消息忧心忡忡地说：“这肯定是你父亲给我的讯号。你觉得他是想同我说什么？”

“妈妈，如果这真是父亲发来的讯号，他肯定也是表示赞同而不是反对。买家甚至都没还价。”

办完这件事让我如释重负。搬家之前母亲有充裕的时间，于是我的妹妹们带她去西班牙和爱尔兰旅行散心。她在爱尔兰时我去陪了她六天，发现她精神状态很好。她住在阿什福德城堡附近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租了辆老式的高背座椅宾利汽车，雇了个专用司机。那是个健谈的爱尔兰人，他同母亲相处得很好。母亲一贯是走到哪里都想四处看看，了解当地的历史，所以他们每天都会开车到乡间游览。当地有些英国人修建的建筑物周围环绕着十英尺高的石墙，母亲对这些漂亮的石墙十分喜爱，当她指给我看时，那位爱尔兰司机说：“夫人，您得记住，在饥荒年代，一个人得工作一整天才能换来一碗热汤，那些墙就是这么建起来的。”我的祖母就是在饥荒年代逃难出来的，所以从此以后，母亲就很少谈论那些石墙了。

我回到纽约后，曾试着去办公室工作。但我发现自己心情差得根本没法集中精神。IBM的一草一木都让我想起父亲。我已经花了四年时间重新安排一切，以便能够取代他管理这个地方，但在此时的我眼中，父亲的影子似乎依然出现在公司的每一处。我觉得唯一能够让我忘掉这一切的办法就是同我自己的儿子待上一段时间。我决定带他出门旅行一周，我选择了阿拉斯加作为目的地，因为我觉得小汤姆会对那里产生浓厚的兴趣。我想给他留下一些难忘的记忆——我想带他到人类文明的边缘地区，让他看看冰川、高山和白令海峡——我曾坐在一架苏联运输机里从西伯利亚横穿白令海峡，那时我同他母亲结婚刚刚一年。

在我动身之前，公司的一位董事来找我。他叫吉尔伯特・斯克里布纳（Gilbert Scribner），是芝加哥一家不动产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很有影响力。斯克里布纳是我们公司薪酬委员会的负责人，他问我：“你想拿多少薪水？”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会被拿出来讨论。我觉得我父亲拿多少薪水我就应该拿多少薪水。于是我说：“这个嘛，吉尔伯特，同工同酬啦。我父亲拿多少我就拿多少好了，分红也是一样。”

他说：“你父亲可是白手起家创办这个企业的！他当时四处奔走，找银行借钱！他可是真正做了事情的！”

这话让我怒火中烧。我说：“最近这些年父亲在IBM的活动可没有以前那么高，而我们的利润增长率依然保持在16%。我想，这一局面你们董事会应该希望保持下去吧。”于是他说他会回去和委员会商量商量。

父亲尸骨未寒，董事会就向我摆出了如此强硬的态度。我想，如果此时我退缩了，那将来很可能无法掌控董事会。我从未想过我的回应态度有任何一点不合理之处，我甚至觉得他们向我提出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对我的冒犯。我没有留下来等待董事会的商谈结果，而是按原计划出发前往阿拉斯加。

我的儿子小汤姆当时正在缅因州参加夏令营。我从IBM找了架飞机和一位副驾驶员，费用与公司平摊，因为我计划顺便走访阿拉斯加的办事处。我们在巴港机场接了汤姆和他的朋友约翰・加斯顿（John Gaston），然后一路向西飞去。这是一趟艰苦的旅程——我们乘坐的是一架双引擎比奇飞机，飞机很小，飞得很慢，时速大概只有160英里。我们花了两天时间，大概飞行了21个小时才抵达加拿大的西海岸。

我既要照看汤姆和他的小伙伴，又要注意飞机的情况。但除此之外，我的头脑几乎一片空白。在阿拉斯加的整个星期，我一次也没想过父亲。但当我看到那里的人们是如何在荒野中艰难求生时，那种深深的无助感和悲痛感依然流遍了我的全身。同吉尔伯特・斯克里布纳的争执也让我如鲠在喉，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一找到电话，就会打给阿尔・威廉斯诉苦。

我们旅途的第一站是距离加拿大西海岸不远的夏洛特皇后岛。我想尽可能地让汤姆饱览旅途风光，这个岛上有个大型的木材加工厂。于是我们便在木材公司名下的一家简陋旅馆住了下来。在这个岛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到一棵青葱翠绿的大树是如何被修剪成吊杆，用来将周围被砍倒的树木吊起、堆好。接着我们沿着海岸线向北飞行，途中补充了一些燃料，然后降低飞机高度，在冰川湾上贴着水面飞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机会沿着这一路线进行航海旅行，不过我们用飞机试了一番。那天天气极好，阳光洒满冰川雪山，水面飘满浮冰。我们在阿拉斯加的首府朱诺市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出去游玩，在附近的一条河边看到灰熊捕捉鲑鱼的情形。

我记得那是一个炎炎夏日，当我看着那些熊一屁股坐在冰冷的水中时，心想那种感觉一定很不错。但导游给我们讲了鲑鱼的事情，让我觉得这种鱼的一生充满悲壮色彩。导游说鲑鱼到了产卵期时会沿河逆流而上，那时它们已经年老体衰，它们越游越虚弱，但最后总会到达产卵地，它们一产完卵便会死去。

这次旅行有汤姆陪着我真是再好不过了。他继承了奥莉芙的温柔和她那种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尽管他只有12岁，而且我们从未直接谈及我父亲的离世，但他还是察觉到了我正在经历的痛苦，他的陪伴是对我的最大安慰。他对野生动物十分好奇，我在往北飞去费尔班克斯走访那里的办事处时，给他和他的小伙伴安排了几次周边游，他在一次出游中给一头大角麋照了不少照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费尔班克斯机场有个陈列室，展出具有数千年历史的猛犸象牙，都是从冻原挖掘出土的。当地IBM办事处的经理到机场来接我，还带了一位工作业绩十分突出的当地推销员。机场航站楼的墙上挂了一幅地图，上面绘有俄罗斯的一部分。我为自己曾去过那里而非常骄傲，于是开始夸耀我在战时的经历，眉飞色舞地描述我们在飞机险些坠毁后被困在那里的故事。我指着地图说：“就在那里！雅库茨克！”

“天哪，天哪，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那个推销员以一种嘲讽的口气说。同我在阿拉斯加见过的许多IBM员工一样，这个家伙也是个“直肠子”。我没有对他发火，他的态度是对我的一个警醒，而我很高兴有人这样警醒我。我心想：“我还是低调些为好。我刚才表现得就像个大喇叭。”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水上餐厅举行了聚会。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湖区的每一座房子前几乎都停了一架水上飞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阿拉斯加的那个地区，水上飞机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参加聚会的大概有15位IBM客户，主要来自铁路部门和国防设施建设部门，其中一些还带了家眷。那个饭店只有一个餐厅，饭店的人便用帘子为我们的聚会隔出一块地方。开始一切都很好，直到轮到我讲话。我正要站起来，帘子那边却开始了一场节目表演。一个男人又唱又跳，妙语不断地讲着笑话，把观众逗得哈哈大笑。我看了看当地IBM办事处的经理，无奈地说：“我最好还是等那个家伙表演完再说吧。”

“别啦，”他说，“今天来的这些人都很忙。有些人家里还有孩子等着。你就这么讲吧。”他同那个推销员一样对我毫不客气。

我只想说：“上帝啊，我做不到啊。”但人生在世，你总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得学会去适应。于是我把致辞缩得尽可能短，不过声音提得够高，压过了那个表演者，或者至少可以保证让坐在帘子这边的人都能听到。不管怎么说，阿拉斯加离美国本土毕竟太远了，所以我身为一个大公司总裁的事实在这里似乎变得没那么要紧——不管是对其他人来说，还是对我本人而言。这么一想，我又觉得宽慰不少。

结束对此地的访问后，我掉头去接两个孩子，随后我们驾驶飞机飞越了迪韦德峰——它隶属的山脉将阿拉斯加沿对角线分成两半。我们的飞机需要补充燃料，所以我把飞机停在一个简易机场的杂货店前面，店员们把一根管子沿着门廊拉出来，给飞机加满汽油。我突然发现，这里是自西伯利亚之后我去过的最偏远的地方，这个发现让我震动不已。我本想一路飞到美国最北部的城镇巴罗角，但空军正在建设远程预警雷达防线，那里的机场已经爆满。我们只得掉头返回白令海峡的科策布，就在北极圈以北一点点的地方。我把飞机拔高，这样我们就能看到苏联的小代奥米德岛和大代奥米德岛了，它们离阿纳德尔不远，阿纳德尔是二战时我在西伯利亚停留的最后一站。我把这些都告诉了汤姆。

接着我们往南飞了两百英里，返回诺姆市，在一家旅馆住了两晚。旅馆里有个餐厅，名叫白令海咖啡厅。我认识了餐厅的年轻老板。我们到那里的头天晚上，他和他的夫人同我们共进了晚餐，他问两个男孩子有没有读过杰克・伦敦写的那些关于育空河的故事。汤姆说读过，于是餐厅老板问他：“那你们想不想去淘金啊？”

汤姆的眼睛一下睁得有茶碟那么大。“天哪！”他说，“太棒了！可我们用什么去淘金呢？”餐厅老板掏出一卷纸币，抽出5块钱，说：“沿着这条街走，你会看到一家五金店。敲门告诉他们是我让你来买个淘金盆的。”汤姆和他的小伙伴径直朝那家店跑去，买了个淘金盆。第二天餐厅老板带我们去了乡下。我们看到了雷鸟，那是生活在寒带的一种松鸡，样子又好看又特别，它们的羽毛一直长到脚爪上。

最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餐厅老板说那里有一对夫妇常年用高压水流和水槽淘金。我们在驱车前往这个小河谷的途中经过了无数废弃的拖拉机、拖车、水泵、汽车和卡车，这些东西大概得值好几百万美元。我们在小河谷看到了那对淘金夫妇，他们正对坐在两个箱子上吃饭，他们的食物只有一袋打开的面包和一些花生酱。我同他们聊了一会儿，我问他们收获如何。

“我们就靠这个吃饭。”那个男人告诉我说。

我说：“要知道，当人们打算淘金时，心里想到的可不只是‘靠这个吃饭’。”

“这个嘛，”他说，“我们每天淘洗很多沙子，多少总能淘到点东西。现在我们过得还算不错，我们有辆像样的卡车，冬天的时候能去西雅图过冬。”

他还是回避了我真正的问题。“不是的，”我锲而不舍地追问，“我的意思是，你们能赚到钱吗？”真正的答案是没有。他们仍在寄希望于某天撞大运。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汤姆和他的小伙伴已经在溪水中找到了黄金——只有一小点儿。我们用一条思高透明胶带把它粘在硬纸板上以便观赏。驱车离开时，我还在想着这对淘金夫妇徒劳无功的生活：他们挖开河岸，淘到一点儿黄金，买上一辆卡车，慢慢地，卡车用旧了、锈掉了，然后他们又淘到一点儿黄金，再买一辆卡车，如此周而复始。

到第七天结束的时候，我们都筋疲力尽了。我们旅程的最后一夜是在安克雷奇的一家旅馆度过的。我发现汤姆的小伙伴约翰躺在床上哭——他想家了。那种沮丧感和无力感再次向我袭来。我没办法将他的母亲找来陪他——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的亲人只有母亲——我也没办法立刻将他送到他母亲的怀里，这真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第二天我们启程回家。我们从安克雷奇直飞纽约，途中只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我都不知道副驾驶员和我是怎样办到的。我们返家的速度如此之快，汤姆和约翰给他们母亲带的鳟鱼都还新鲜得很——我们动身前在安克雷奇买了一兜子鱼。

我回到纽约后，薪酬委员会终于在九月份的时候开会讨论了我的待遇问题。他们同意我享受同父亲一样的薪酬标准。不久之后，吉尔伯特・斯克里布纳前来找我，对我说：“我想，你大概希望我辞职吧。”

“没有的事。”我说。

“自从你父亲把我招进董事会——”

我打断他道：“吉尔伯特，听好了，不是我父亲把你招进董事会的，把你招进董事会的人是我。IBM的一切都可以归功于我的父亲，但那个在万通互惠理财公司董事会遇到你、赏识你的人是我，当时我只是个新来的，但你对我十分友好。所以当父亲要我推荐一个人担任能够代表芝加哥地区的董事时，我把你的名字给了他。”我的这番话消除了我们之间的裂痕，在此之后，斯克里布纳继续担任了许多年的IBM董事。

第二十三章   威廉斯堡会议

对失败的恐惧已经成为我人生最大的动力。我想，任何一个担任我这样职务的人，只要不是傻子，肯定多多少少会有所担忧。人生的道路如此漫长，你不知道会在何处跌倒。但父亲去世后我重返IBM时，占据我全部身心的那种恐惧，却是源自意外。父亲去世前，我已掌管公司事务，我甚至因为他的存在导致我无法得到全部的认可而恼怒不已。我没有意识到我在情感方面依然是多么需要他。我还记得自己从阿拉斯加回来后不久的一天，我站在办公室外的走廊上，怔怔地抬头看着那段通往他办公室的楼梯。除了迪克在IBM世界贸易公司的业务之外，整个IBM的重担现在全落在了我的肩上；如果父亲还在，我本可以轻轻松松地继续当上好多年的总裁，而不会觉得承担如此重负。

我想，如果我表现得好像可以完全取代父亲的存在，将是愚不可及的行为。我没有搬进他那间有着木头镶板的大办公室，而是继续留在楼下原来那间办公室里办公——后来我们将他的办公室改成了图书室。我谢绝了原来由他担任的董事长头衔，只留下他给我的头衔：总裁。有个问题是如何处理他在董事会的职位；我邀请母亲加入董事会，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母亲在父亲身边陪伴了那么多年，许多IBM的员工对她个人都有着耿耿忠心，我不希望失去这些忠心。

一位领导人去世后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他的追随者失去勇气和动力，只会像机器人一般行事。我尽可能快地采取行动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年年底，我召集了一百名左右主管级别的员工，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召开会议，重新划分他们的权责范围，此次人事变动的力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在三天时间里，我们对IBM组织结构作出的改变如此彻底，以至于几乎每位主管返回时的职务都与他们来时不同。

我之所以选择在威廉斯堡召开此次会议，一是因为它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二是因为我打算把这次会议开成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职能结构重组大会，催生出一个全新的IBM。几乎每一位与会者事前都对会议的内容有所了解，在那间租来的会议室里，你可以感觉到大家心中热烈的期望和激动之情。那一年发生了那么多的重大事件——反托拉斯案件的了结，我担任总裁一职，父亲的去世——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是IBM在没有我父亲参与的情况下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我们都知道，从他召开那些帐篷成群、鼓乐喧天的“百分百俱乐部”年会以来，IBM往前走了有多远。公司元老当中，前往威廉斯堡出席会议的就只有乔治・菲利普斯一位了，而他也将在一个月后光荣退休。参加会议的许多都是年轻人，而我这般年龄和经历的则是主流——我当时42岁，从事管理工作仅仅10年。

我们在会上所做的工作与其说是改组，不如说是创建了IBM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自上而下的职能结构。它主要是迪克・布伦设想出来的，布伦是个年轻的工商管理硕士，我在头年任命他为公司的组织机构规划师。按照他的设想，我们保留了已经成立的各个产品分部，对它们进行规范，使每个分部经理都有清晰明确的分工，然后给予各个分部更大的自主性，让它们在合理范围内灵活运营。可以说，它们就是IBM的双手双脚。而为了监督各项工作的实施和作出重大决策，我们成立了一个由六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成员有我、威廉斯、拉莫特、我弟弟迪克、米勒和利尔森，这就是IBM的大脑。我让他们每人各自负责IBM的一个主要方面，这样我就有足够的精力通览全局了。最后，我们还组建了一个参谋辅助系统，成员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像是金融、生产制造、人事和公关等。他们的任务是充当公司的“神经系统”，以免迅猛发展的IBM出现内部自相残杀、同室操戈的情况——这种事情在几个月前就曾发生过，当时，我们的两个部门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时竞标同一块土地用于修建工厂。

到50年代中期，几乎每一家大公司都采取了这种被称为“直线参谋制（staff-and-line）”的组织结构。它借鉴了拿破仑时代普鲁士军队的组织原则。在这种组织结构中，直线系统的主管就好比战场指挥官——他们的任务是达成生产目标，完成销售定额，占领市场份额。与此同时，参谋辅助系统的人员则相当于将军的副官——他们为其上司出谋划策，将政策从总部下达到各个业务机构，规划、协调各种复杂的事务，通过检查、考核来确保各个业务机构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早在20世纪20年代，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就开始采用这一职能机构组织方式。但是对1956年在威廉斯堡参加会议的IBM人来说，这堪称一场革命。那间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由我父亲以另一种方式培养出来的——我们都是从做推销员起步，接受的训练都是如何做好一个直线系统主管。当人们评价一个成功的IBM主管时，你常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他知道怎样把倔驴赶过山头。”我们都知道怎样把驴子赶过山头。但是，如果被问到应该翻越哪座山头、是不是从山脚绕过去而不是从山顶翻过去更为明智的时候，我们往往不知所措，就像驴子一样笨。

会议期间，我发表了一次简短的讲话，主题就是时代已经变了：“过去我们只知道像驴子一样埋头走路。现在，我们必须学会调动参谋人员，让他们出谋划策，帮助我们解决众多错综复杂的问题。”接着，我当场宣布成立参谋系统。可参谋系统有好几十个职位空缺，而IBM当时又没有几个在职的专业人才，于是我们只好硬着头皮点名，“生造”了一个智囊团。威廉斯和我都不同意外聘专家的主张，除非是像法律和科学这样专业性极强的领域。我们花了好些年时间才扫清父亲手下那帮唯唯诺诺的人，换上干劲十足、意志坚定的决策者。要是我聘请一批书生气十足的教授、顾问来担任这些人的参谋，那些书呆子会被吃得骨头都不剩。于是，我让IBM最优秀的主管人员担任参谋辅助系统的工作，阿尔是第一个——他将出任参谋辅助系统的负责人。把阿尔调离直线指挥系统是个巨大的牺牲——对他来说，这意味着从一个有25000个手下的职位调到一个手下只有1100人的职位。但是，通过这一调动，参谋辅助系统将赢得各个业务机构的尊重，这将是令这个全新的职能组织机构运转起来的关键。

威廉斯堡会议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给我们的主管人员提供了最清晰明确的可行目标。每个经理的工作好坏，完全取决于他麾下机构的效益；每个参谋人员的工作好坏，完全看他的工作是否能使IBM在他的专业领域内，向着世界一流公司的目标更进一步。所以，我们每提出一项经营上的建议，财务人员就会积极深入地分析它将如何提高利润，公关人员就会想办法确保它提升IBM的形象，生产人员则会力争使这一决策不影响工厂的最高生产率和产品的质量。经过几天的讨论，会议接近了尾声。毫无疑问，从今往后IBM将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为了宣传这一“盛况”，我们让公司的报纸出了一期特刊，把IBM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职能结构图登了出来。奇怪的是，我根本没有想过我们的做法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因为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不会再让他感到担忧。要是我能够当面问父亲：“这件事您怎么看？”他的回答大概会是：“我不知道，儿子。自从我离开以后，公司已经变得这么大了，我都搞不明白了。所以你要是觉得对，就放手去干吧。”

我知道他已经彻底把公司托付给了我。我没有一天不会想到父亲，但我真正担心的事情只有一件：不要让公司砸在我手里。

我的好朋友阿尔全力以赴地组建IBM的新参谋系统，他这一辈子都没这么辛苦工作过。他必须把只会埋头苦干的人转变成会动脑子思考的人。当时他手下有13个人直接向他报告，他每周工作六到七天，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教这些人写工作报告。一份合格的参谋报告书应当条理清晰、直切主题。它应该简要地提出一个问题，然后给出明确的建议，这样直线指挥系统的主管只需要读一遍报告，然后说：“就这么办”或者是“这样不行”。阿尔告诉参谋人员说：“你们必须注意这些报告的表达方式。记住，你们是要把它交给一个高级主管，让他能够看懂。要是他同意你们的建议，他会把这份报告交给底下的人去执行，所以执行人员也要能看懂。”可惜他的告诫没有奏效。过了六个月，参谋人员交出的报告书依然条理不明、言语含混。

阿尔都要绝望了。他把所有的参谋人员叫到一起，拿出一个马拉尼文件夹，对他们说：“每次你们中的谁交给我一份敷衍了事的报告书，我就会把它放在这个文件夹左边的夹层，接着我会将它按照规范重写一份，放到文件夹右边的夹层。然后我会把这个文件夹交给这个房间里的所有人读上一读。”从那以后，要是有谁写了份差劲的报告，他的十二位同僚通通都能“拜读”到。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报告书的质量很快有了显著提高。

阿尔必须不断调解参谋辅助系统与直线指挥系统之间的分歧。比方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位参谋人员发现某个分支机构里的某件事情出现差错，于是“倔驴”脾气立马发作，往那个部门送去了一份备忘录，用激烈的措辞教育该部门的人该如何干事，惹得该部门的主管怒气冲冲地嚷嚷说参谋系统的人企图“干涉内政”。而参谋系统的人也慢慢养成一个坏毛病：对自己不喜欢的项目，极尽拖后腿之能事。“丢掉那些官老爷作派。你们应该让事情更方便，而不是下绊子！”阿尔像这样教训手底下的参谋人员至少得有上百次吧。

威廉斯堡会议举行之前的几个月里，阿尔和迪克・布伦曾花了很长时间讨论，怎样将参谋辅助系统和直线指挥系统之间“与生俱来”的紧张关系转变成推动IBM前进的动力，而不是拖后腿的阻力。他们最终提出的解决方案就像晶体管一样既简单又天才——权力制衡，它作为IBM解决职能机构之间冲突的专门制度，最终变得非常有名。

权力制衡不仅能使参谋人员同直线系统主管间的对抗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实际上还鼓励了此种对抗的存在。在这一体系中，IBM的所有经营计划必须得到参谋人员的同意，否则就不能通过。如果参谋人员签名同意了这项计划，他就同制定该项计划的主管人员承担同样的风险，也享受同样的收益。如果主管人员同参谋人员就某个问题不能达成一致，该问题将自动提交上级处理。他们必须到公司管理委员会面前分别陈述自己的意见，公司管理委员会将当场作出决断。这一制度的实施足以让我们的主管人员把内部最棘手的问题暴露出来，同时又能使最高管理层的注意并迅速解决这些问题。

在存在如此多争执、对抗的情况下，这种新制度为什么能行之有效呢？首先，IBM每一位员工的工作都有保障，从大萧条时期开始便是如此：在那么艰难的世事下，父亲都没有解雇过一个员工。在IBM，如果一个员工不能胜任他的工作，公司不是把他扫地出门，而是将他重新安排到一个他能胜任的工作岗位上。这样的安排有时会让人感觉很丢面子，但公司随后会作出很大努力帮他重建自信。我们还遵守IBM“内部提升”的惯例。我们新任命的主管可能对工作岗位没什么经验，但是他们都是在基层历练过的，就像熟悉自己的名字一样深知IBM这三个字母代表的意义。

权力制衡制度行之有效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金钱的魅力。一次，公司管理委员会召开会议，我正在慷慨激昂地谈论着某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是件值得谈论的事情——当时在场的有个直言不讳的家伙叫汤姆・巴克利（Tom Buckley），他是我办公室的人，在我发言的时候侧过身子问后来当上了高级副总裁的斯派克・贝策尔（Spike Beitzel）说：“你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愿意坐在这里听他讲这些废话吗？”贝策尔生怕引起我的注意，只好耸了耸肩。巴克利说：“因为他们通通富得流油了。”

为了奖赏那些对IBM贡献最大的人，我甚至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我不仅向高层管理人员提供更高的股票优先认购额度，还在1956年年终召集董事会，秘密地制定了一个特别的奖励制度。它涉及到我父亲的薪酬，当然了，现在是我的薪酬了。父亲在世时拿到的薪酬除了工资以外还有一定份额的利润分成，在他去世后，我作出了很大的斗争才为自己争取到和他完全相同的待遇。但就在威廉斯堡会议后，我觉得这个薪酬标准不合适了。如果说谁有权拿到那笔分红，那应该是沃森的团队，而不只是沃森一个人。那年我应拿到的分红是IBM利润扣除股息红利后的0.25%，也就是298000美元。我决定把这笔钱同阿尔和拉莫特一起分，分配比例是他们说了算的，所以最后我拿到的薪酬只有原本应该到手的三分之二。接下来的几年，我依然拿到同样份额的利润分成，但我与之分享这笔钱的人却更多了——全部十三位最高层的主管。这一举动有着不容忽视的象征意义，它证明IBM由一个人唱独角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从那时候起，我便同一支由15到20名高级主管组成的管理队伍一同经营IBM。他们中有些人是我的朋友，但我提拔我自己不喜欢的人来也从不犹豫。那种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人、你喜欢同他一起出去钓鱼的人，则很可能成为管理中的隐患。所以我总是挑选那种言辞尖锐、咄咄逼人、严厉无情，让人感觉挺不舒服的家伙加入管理层，他们能够直言不讳地对你说出事实真相。如果你身边聚集了足够多的这种人，并且你能有足够的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那你就所向披靡了。我对IBM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选拨了精明能干的人担任合适的职务，然后将整个管理队伍拧成了一股绳——通过劝说、道歉、谈话、处罚、同他们的妻子谈话、在他们生病或是出事时奉上关怀，运用我所知道的一切手段让每个人都觉得我是个好人。我知道就智商而言我比不过这些人，但我想，如果我充分利用了我所具有的各项能力，我就能做到同他们不相上下。

其实我本人就是个相当严厉、不好相处的人。我要求IBM的所有管理人员都有我的那种紧迫感：不管他们已经取得了何种成绩，都是不够的。我是一个反复无常的领导人，也许比我的父亲还要反复无常，而且我还会为自己的这种脾气辩解，自我安慰说我对待手下并不比父亲当年对待我更加严厉。我是慢慢才学会自我约束的。当时公司有个名叫戴夫・摩尔（Dave Moore）的经理，他脸色红润、精壮有力，我从小就认识他了。我们两家人一直很要好。戴夫的父亲曾是IBM国际计时仪分部的经理，后来他继承了这个职位，这个部门主要出售工厂用的打卡钟，是公司最早就有的部门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它曾是IBM业绩最好的部门之一。但在二战之后，更为松散、灵活的管理制度开始在工厂大行其道，打卡钟变成了压榨工人血汗的象征。这不仅对IBM的形象有损，而且许多公司已经开始弃用打卡钟了。这个分部的业务停滞不前，业绩一落千丈，因为当时打卡钟制造商众多，全在拼命争夺这块越来越小的市场。

摩尔竭尽所能地想要扭转这一形势，但几年过去，成效寥寥。最后我和阿尔・威廉斯决定给摩尔调换岗位。我们答应给他安排一个同级别的职务，薪水不变，但戴夫听闻此事后大为吃惊，他跑去找他的直接上司雷德・拉莫特，说：“嘿，我在打卡钟分部还是作出了一番成绩的，不是吗？”当然了，如果他真的作出了一番成绩，我们就不会将他调离了，但拉莫特是个温和有礼的人，对戴夫的质问只是顾左右而言他。在我听说这件事时，本应该一笑置之。可每当我知道一个IBM员工拒绝正视某个问题时，总会忍不住大发脾气。于是我把摩尔叫到我的办公室，跟他说：“戴夫，我不知道你怎么能说出那样的话。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现实吧，打卡钟分部已经走到死胡同了。你怎么能管那叫作‘作出了一番成绩’？你可以说你在现在的形势下尽力而为了。但你赚到钱了吗？你的部门业绩有所提升吗？没有，所以你并没有作出什么成绩。”我的话深深刺伤了他，他拂袖而去。几个月之后他辞了职，卖掉了他全部的IBM股票，在空军找了份文职工作。我一直为摩尔的走感到懊悔——特别是在我回想当初，意识到当时他的工作其实由谁来干也不可能干好时。他的继任者也没能让该部门起死回生，最后我们只能把这个部门卖掉了事。

我渐渐学会如何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脾气。但是，如果寄希望于IBM会和谐一致、风平浪静，那将是个致命的错误。要想办好一家企业，你不可能仅仅靠嘴巴上宣布“明天我们做A工作，星期五我们做B工作，明年我们做C工作”。要将员工调动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互相竞争，我总是不断想办法刺激公司内部的竞争。正是这一认识引领我在威廉斯堡会议几年后作出了一项引发巨大争议的决定。当时，尽管我们作出了种种分散权力的举措，数据处理设备分部的规模还是太大了——它负责我们所有的计算机和穿孔卡片机租赁业务。部门内已经显出机构臃肿、官僚作风横行的苗头。于是我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要求他们想办法将这个部门按照易于管理的原则进行拆分。一个月后，工作组的人回来向我汇报说：“这事不可能办到。整个部门从事的业务只有一项，没办法拆分。”

“好吧，”我说，“让我分给你们看看。负责月租金一万美元以上产品业务的划成一个部门，负责月租金一万美元以下产品业务的划成另一个部门。”我之所以选择一万美元作为分界线是因为这是我们的年均租赁价格，而且这样分的话，两边的人数也大体相当，差不多都是3000人。但除此之外，这个分法其实非常别扭。因为它基本上是将我们的计算机业务一劈两半，公司参谋辅助系统的人绞尽脑汁才想出办法将我们的实验室、工程、推销员队伍平均分配给两个部门。

我从不觉得除了这些办法外，我们还能想到别的什么聪明法子管理IBM。从那时候起，我们不再需要依靠高层管理人员的智慧来决定应在何时对公司的运营计划进行何种改变了。当公司内的各个业务机构彼此竞争时，它们便会在很大程度上进行自我调整。我实行的新举措使得各分部主管产生了强烈的竞争意识，而我们也可以通过比对两个部门之间的业绩对IBM的整体效率进行评估。比方说，当我找数据处理设备分部的主管谈话时，我不会说：“哎呀，你确定你们多花的那些钱是必要的吗？”我会说：“为什么通用产品分部的超支情况没有你们严重？”或者是：“为什么你们花了四年时间才研制出一款计算机，而通用产品分部研制出一款大体相似的机器只花了两年时间？”在很多时候我甚至不需要亲自去问这些问题。当时宝洁公司在日化产品方面采取了某种类似这样的做法——他们会研发出两到三个新的洗涤剂品牌，让这些品牌在杂货店里彼此竞争——当然了，还有通用汽车公司同时推出不同类型汽车的做法。但推行像IBM这样程度的内部竞争机制的确是非常大胆的做法。许多人都跟我说这样根本行不通，但结果它却成为我们公司崛起的秘诀之一。

威廉斯堡会议确定公司新职能机构的时机可谓恰到好处，因为IBM的增长速度正在不断加快。在父亲去世后的两年间，公司的发展速度创下了历史新高，只有1943年公司的战时扩张可与之相较。一旦我们在产品销量上超越了雷明顿・兰德公司，整个市场的风向便都偏向了我们。即使计算机是当时人们见过的最复杂、最昂贵的商用机器，他们也都愿意买上几台。客户之所以选择IBM，是因为我们在机器质量和服务方面享有盛誉。我们拥有知道怎样为机器安装可靠系统的推销员和技术人员、拥有数十名能够解决复杂程序问题的专家，我们还拥有海量的计算机程序可以免费提供给客户。购置一台计算机在当时可是一项巨额投资，许多公司都需要提请董事会批准，而对于负责选购合适机器的人来说，IBM是一个可靠的选择。正如《财富》杂志当时所言：“董事们也许不太了解计算机，但他们了解IBM。”

尽管IBM接连不断地取得成功，我却开始担忧我们能否保住现有的优势。当时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简称RCA）正在向计算机市场进军，我觉得他们将成为我们强有力的对手。另一方面，阿尔・威廉斯一直觉得对我们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是通用电气公司，该公司当时已经拿下一份巨额合同，负责使美洲银行的小额银行业务实现计算机化。通用电气公司效率很高，出手既快又准，要是他们打算抢占某个市场，就从来不会失手，不管是喷气发动机市场抑或是洗碗机市场。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规模是我们的一倍半，而通用电气公司的规模是我们的五倍。如果其中任何一家公司起意挖走我们的顶尖人才，再在计算机项目上砸进大笔银子，现在IBM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

父亲去世后不久，我们还在筹划威廉斯堡会议时，我曾被请到美国无线电公司去见他们的董事长戴维・萨尔诺夫（David Sarnoff）将军。美国无线电公司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在研制计算机，之前刚刚将一台被称为“BIZMAC”的巨型计算机交付给底特律的美国坦克工厂，BIZMAC在那里被用于跟踪存货量。美国无线电公司的一些主管人员相信，计算机同彩色电视机一样，对他们公司的前途都非常重要。说实话，当我站在“美国无线电和电视之父”本人面前时，要想压抑下心中的敬畏之情真的很难。萨尔诺夫将军个子不高，但他时而坐在一张高高的椅子上，时而坐在桌子上，所以在我看来他十分高大。他手里拿着根长长的雪茄，说话的时候时不时会抽上一口。

尽管之前我曾在社交场合见过他，但眼前的萨尔诺夫将军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他说他想获得我们计算机专利的授权，他觉得我们很不情愿这么做，即使我们刚刚同司法部签订的和解协议规定我们需要这么做。他告诉我说，美国无线电公司用来生产电视机的专门技术也可以用于生产计算机，他打算抓住这个机会。尽管我对他感到十分敬畏，但我还是向他指出，计算机市场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市场，要占领这个市场，更多的是依靠销售和系统的专门知识，而不是硬件。我说，即使我们把他想要的专利授权给了他，我觉得他在这个行当也会举步维艰。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公司有个管理咨询顾问给我来了个“雪上加霜”。这个人叫约翰・L.伯恩斯（John L.Burns），当时正在帮我们筹备威廉斯堡会议，他个子高大、体格魁伟，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大萧条时代曾在一家钢厂做过工，后来一路青云直上，当上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的高级合伙人。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他的，当我邀请他为IBM做顾问时，伯恩斯曾跟我解释过他是美国无线电公司的高级顾问，须得经过他们的允许。随后他接受了我的邀请，直到威廉斯堡会议召开时一直都同我们保持着密切合作。会议结束后不到三个月，伯恩斯给我打来电话，说萨尔诺夫提名他担任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总裁。他问我是否有什么异议。我说：“我当然有异议了，约翰！”因为我们曾把公司的职能机构、经营策略、运营计划之类的详细资料给他看过。尽管如此，他还是接受了那个职位。

要是之前我没有听从阿尔・威廉斯向我提出的忠告，伯恩斯对我们造成的威胁将会更加严重。有一天阿尔打电话告诉我，博思艾伦咨询公司的人问我们要IBM的定价说明。“没问题，”我说，“这就像你去看医生，总得把情况都告诉他们。”但威廉斯坚持认为把这些资料给他们是不明智的行为。我有些恼火，因为当时我很看重伯恩斯，但我总是会认真听取阿尔的意见。所以最后我说：“好吧，要是你这么坚定地认为不该把这些资料给他们，那就不给了。”我们的定价策略是自IBM创建之初就确立起来的。每件租赁商品的定价背后都包含了我们的销售成本、人工服务费以及计划报废率——所有这些都是需要严格保护的商业机密。要是伯恩斯掌握了这些资料，就能让美国无线电公司针对IBM产品中最薄弱的环节、避开我们的优势产品，同时通过价格竞争来打击我们。

我们努力确保做到这一点：让像通用电气公司和美国无线电公司这样资金雄厚的对手觉得投资计算机行业风险太大、得不偿失。我们调动最敏锐的神经，捕捉一切蛛丝马迹，不放过任何一个潜在客户。我们的销售人员觉得，如果通用电气公司的产品成功占据了5%的市场，这5%最后就会变成100%。所以在我们公司，如果一个推销员丢掉一个客户，而事先他没有提醒管理部门这个客户有失去的危险，他就会受到处罚。IBM的推销员需要填写的客户访谈报告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的；第二种叫作“特别客户访谈报告”，分为两种颜色。粉红色的代表该客户是IBM正在同其他公司争抢的新客户；黄色的代表该客户存在不满意的情况，有失去的危险。这些报告按照客户所在的地理位置、类型及消费的产品类别汇总，然后由专人进行详尽无遗的分析。特别客户访谈报告加上其他的市场调查和分析，使得我们能够对市场竞争现况进行准确的评估。

像美国无线电公司这样的竞争对手，他们取得的任何进展都令我们担忧。身处这样一个发展迅猛的行业，我坚定不移的信念之一就是获得并守住市场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任何偏离这一目标、只想着获取最大限度短期利润的行为，从长远来看都将损害我们的利益。按照同样的道理，选择个别产品猛下工夫也是愚蠢和危险的。如果我们这样做，只会限制住我们自己的业务范围，反而让竞争对手的攻城略地变得更加容易。

我相信，IBM在竞争中获胜的唯一途径就是前进，前进，再前进。随着计算机工业的发展，我们也必须不断发展，不管这个速度有多快。我从未偏离这样一个管理原则：面对任何问题，最糟糕的做法莫过于视而不见、无所作为。遇到问题了，就解决它，迅速地解决它，不管做法是对是错。如果你的做法错了，这个问题肯定会再次出现，把你撞个跟头，然后你就能用正确的方法把它解决掉。视而不见、无所作为的确是最轻松的做法，因为它没有任何当下的风险，但对于企业管理来说，这绝对是致命的。所以只要我看到公司前进的脚步停下来，就会毫不犹豫地狠狠推上一把。威廉斯堡会议后几个月，我们在晶体管应用上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晶体管显然将是未来电子工业的主流：相比真空管，它的速度更快、发热更少，在实现微型化方面具有更大的潜力。当时市场上还没有人出售晶体管计算机，但一些大公司已经在竞相着手此事，包括美国无线电公司、霍尼韦尔公司、数据控制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国家现金收纳机公司和飞歌公司（Philco）。我们也在波基普西的实验室研制晶体管计算机和计算器。早期的晶体管性能不稳定——对温度、潮湿和震动非常敏感——但到1956年时，拉尔夫・帕尔默领导的研究小组已经在波基普西实验室进行了反复试验，确保这些局限因素能被克服。

我们面前还剩下一个巨大障碍：成本问题。当时晶体管的售价大概是每只2.5美元，按照这个价位，要想生产出不赔钱的计算机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比肯施托克过去常常在技术方面为我指点迷津，这次他也没让我失望，他指出，只要主动出击，我们就能克服这一困难。当时市面上主要的晶体管生产厂商是得克萨斯仪器公司，这个公司位于达拉斯，没什么名气，但他们已经悄悄地抢在像通用电气公司、喜万年（Sylvania）这样的晶体管大制造商前面率先学会了大批量生产晶体管的方法。他们的工厂总监，后来当上总裁的帕特・哈格蒂（Pat Haggerty）比任何人都清楚晶体管具有的独特商机。当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刚踏入晶体管市场时，晶体管的售价高达每只16美元，当时晶体管用途寥寥，其中之一是用在助听器里。哈格蒂觉得，如果把晶体管的价格降到2.5美元，就能开启一个巨大的手提收音机市场。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们孤注一掷，投入了200万美元到电路设计和生产线上，于是在1956年，半导体收音机问世了，它成为消费者的竞相购买的对象，并使得克萨斯仪器公司一跃登上行业顶峰。

我们觉得他们的传奇经历完全可以被IBM效仿。假如晶体管的价格再降一些，比方说降到1.5美元，我们就能以可承受的成本设计晶体管计算机了——我们就能保证机器的定价既能吸引顾客又能让我们获利。比肯施托克直飞达拉斯，向得克萨斯仪器公司伸出橄榄枝。他们同意新建一个装配有大批量生产线的工厂，这样一来晶体管的价格将大幅降低，比我们当时依赖的高端晶体管价钱低上许多。作为回报，我们答应成为这个新厂的最大客户。

就是在这时，我们差点陷入泥淖。这个大胆的计划鼓励我们将所有的产品，像是计算机和穿孔卡片机，都实现晶体管化，因为我们用的晶体管越多，得克萨斯仪器公司给我们的价钱就越优惠。就在晶体管化的想法让波基普西的计算机工程师们欢欣鼓舞时，它却在恩迪科特的穿孔卡片机设计师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连电子管的理念都很难理解，晶体管这个新发明简直让他们觉得惊世骇俗。我每次到恩迪科特的实验室去都会说：“怎么不用晶体管呢？”希望他们能明白我的暗示。

但过了好几个月，他们送到纽约的每一份新产品设计图依然画满了真空管。最后我发了个备忘录，上面写道：“自10月1日起，公司将不再设计使用真空管的机器。签名：小汤姆・沃森。”恩迪科特的人简直气疯了，纷纷说道：“他懂什么！”但我从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弄了一百多台小半导体收音机，每次去恩迪科特就带上几台。每当我听到某个恩迪科特的工程师说晶体管靠不住时，我就从包里拿出一台收音机叫他用用看，看他能不能用坏喽。

在华尔街，IBM的股票十分受宠。当时，股票经纪人们在推荐有前途的新公司时总是会用这样一个词：“下一个IBM”。自从我出任总裁以来，公司股票的价格已翻了5番；如果你幸运地在我父亲接管公司那一年投资2750美元买了100股IBM股票，到1957年时这些股票已经价值250万美元了。那年华尔街的一个大事件是我们公司首次出售股份。过去父亲总是十分反对发行新股票的想法，但是否应该发行新股票的种种讨论最后只用归结到一个常识性问题上。我们的贷款已经了达到极限——我们已欠下保德信金融公司3亿多美元，这使我们成为美国企业界最大的债务人。但是，按照我们修建新厂、生产新设备的速度，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资金——很多很多资金。阿尔・威廉斯估计，通过发行新股票，我们能轻而易举地筹到2亿美元。于是，我给我们在摩根士丹利的老朋友巴克・尤因（Buck Ewing）打电话。在那个时候，他大概是美国大型投资公司中最清闲的投资银行家。巴克和我曾在二战期间一起开过飞机，二战结束后，摩根士丹利指派他负责IBM的业务。巴克第一次打电话来询问IBM是否需要资金时，我告诉他说：“我觉得我父亲不会借钱的。”但我还是将他引荐给了父亲。他们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巴克离开后，父亲说：“这人真是不动脑子。他不知道我们最不愿意干的事情就是发行股票吗？”摩根士丹利的总裁是佩里・霍尔（Perry Hall），他与我父亲是在肖特山圣公会教堂相识的。霍尔很聪明，他曾见过一次父亲对发行新股票的态度，从此再没提过此事。而另一方面，巴克每年都给我们打电话，父亲一向对锲而不舍的人赞赏有加，于是最后终于发了善心，给了巴克五分钟时间进行了一番“友好”的交谈。

所以当此时我和威廉斯决定发行新股票时，给巴克打电话似乎是最合情合理的了。巴克立即马不停蹄地赶过来，带了全班人马，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摩根士丹利的名号一下跃居投资公司榜单的榜首，因为我们发售的股票价格高达2亿美元，这是华尔街有史以来第二大的股票发行业务（最大的一笔是通用汽车公司在1955年发行的3.28亿美元股票）。

1957年底，也就是我独立担任总裁的第一年，我们的股票发行量达到了10亿美元。在当时，卖出价值10亿美元的东西听起来就同飞机能突破音速飞行一样惊世骇俗——没有几家企业做到了这一点。当时只有36家美国企业发行的股票比我们多——它们都是像宝洁公司、波音公司、美孚石油公司那样的巨头，而且它们几乎都在用我们的计算机。我终于可以实事求是——而不是出于沃森式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样说了：现在我们是美国经济圈中举足轻重的一环了。我允许自己小小地庆祝了一番。我们一直想升级公司的专机，于是我们买了架康维尔飞机——一架双引擎客机，可搭载50名乘客，我们对它进行了改装，在里面装了床铺，辟了一块会议区，用它接送展销会的客户。虽然这件飞机不是用来游玩的，不过不管怎样，对一个43岁的人来说，买了一架价值百万的飞机总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我对我创下的这些“第一”骄傲得不得了。我不喜欢别人将我同我的父亲相比，但我觉得，要是我能将这种状态保持十年，也许就能把自己划到父亲那个级别里去了。所以当我的一位家人决定明哲保身，不同我一起面对风险时，我真的觉得好像挨了重重的一记耳光。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我的妹妹简抛售了价值一百万美元的IBM股票——相当于她所持股票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沃森家的人第一次卖掉IBM股票，就像给我投出了一张大大的不信任票，让我感觉十分受伤，于是我立刻赶赴简在华盛顿的住处。

我对她说：“没错，你是有权想什么时候卖股票就什么时候卖，可你为什么卖掉呢？”简对我知道她卖股票的事感到非常意外，因为她对公司不是很了解，不知道价值高达一百万的股票交易是会报告给总裁的。但是，想从她嘴里得到一个答案就像同我父亲讨论某个问题一样困难。我的父亲，有时候当你想从他嘴里逼出一个答案时，他只会给你一个荒唐至极的回答。比方说你要是问他：“爸爸，你为什么把我一个人留在车站，还把我的包给拿走了！”他就会回答你说：“哦，我以为你想走路回家呢！”我从简那里得到的就是这种让人无语的答案：“我以为你不关心这事呢！”

“你怎么会这么想？现在是我在经营这个企业，你也是受益者。但你的表现没有让我收到一点暗示是你觉得我作出了值得肯定的成绩。”

“噢，汤姆，你知道我心里是那么觉得的。”

“那你为什么把你的股票卖掉？”

“因为我得为我家的未来考虑。”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简大概是听从了某个理财顾问的意见，那人肯定是用“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说辞打动了她。但在当时，她的这一举动确实给了我重重一击，从此我同她疏远了很多年。

第二十四章   驾驭脱缰的野马

企业管理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涉及的人为因素如此之多，因而很难对其过程进行分毫不差的限定。因为我们生产高度精密的商用机器，人们往往会先入为主地认为IBM公司的运转也如同机器般冰冷有序——精简高效、令行禁止。我从来不觉得事实是这样。20世纪50年代的确是组织规划、系统分析这些现代管理方式兴起的时期，但机器般冰冷高效的管理方式既不是IBM员工所期望的，我也没有经受过这样的训练。父亲教给我的是，一个好的企业家应该是个好演员。你要会演戏，平日里假装发怒的时候要比你真正生气的时候多；当你想要促使某人解决问题时，脸上表现出来的焦急程度应该是你内心的很多倍。父亲深谙此道，而我一有机会就效仿他的做法。

因为此时的IBM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企业，实行的又是分权制管理，所以我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想办法维系同员工的感情，同时激励其他的高层管理人员这样做。有一年的七月份，一架客机从纽约罗切斯特机场起飞后，便遭遇暴风雨而不幸坠毁。这架客机上搭乘了一些IBM的员工，客机坠毁后，七人遇难，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的员工，此外还有八九位我们的人受伤入院。当时我正在佛蒙特州开会，听到消息后，我马上打电话了解情况，确保这些员工所属部门的主管立即前往罗切斯特处理善后。但有一位韦彻斯特的主管在接到消息后依然坐在办公室里不动。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毫不客气地问他：“你是打算亲自到那儿去探望伤者呢，还是指着我去呢？”

“老天，汤姆，我从来没这个意思。”他是公司的老员工了，于是我接着问他是不是已经忘了父亲在1939年杰维斯港火车事故后所做的表率——当时我父亲半夜三更地爬起来，开车到医院去探望受伤的IBM员工及其家属。“我郑重地警告你，”最后我说，“你应该像经营自己的公司那样经营你的部门，要是你在今天结束之前人还没到罗切斯特，我就亲自去。”

“我到医院后会给你打电话的。”他说，四个小时后他便到了医院。

像父亲一样，我每年都会参加好几十次同员工们欢聚一堂的“家庭晚宴”，只要到外地出差就会顺路探访当地的IBM办事处。父亲总是把他的秘书们支使得团团转，我也是如此——确保我收到的每一封来信在48小时能得到答复；给生病住院的员工家属送去鲜花——这些不计其数的小事无不表达着对员工的关怀。父亲经常亲自接电话，我也尽可能这样做。如果打电话来的是某位客户，能同我直接交谈将给他一个惊喜；如果打电话来的是IBM的人，此举将给他树立一个强有力的榜样，以后他也会出于同样的考虑这样对待给他打电话的人。也许一个效率专家会认为这些行为是对一位总裁宝贵时间的极大浪费。但在我们这样一个以服务为宗旨的企业里，这些看似微小的礼节问题实际上非常重要，不容忽视。如果企业领导者表现得不再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大家就会有样学样，公司内的人情味很快就会消弭殆尽。

我已经成功地改变了IBM许多方面的面貌——我们职能机构的组织形式、我们出售的技术、公司的形象——但最艰巨的任务还是如何在IBM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保持公司内部的凝聚力，用阿尔和我的玩笑话来说就是“给这匹脱缰野马套上辔头”。父亲在40年企业管理的历程中一直遵循着一些原则，我把它们总结成下面几句话：

对每位员工关怀备至；

竭尽所能让客户满意；

锲而不舍做好每件事情。

我觉得，除了这些基本信念外，为了公司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做好时刻作出改变的准备。父亲总是通过亲自与员工交谈、发表演说以及个人的人格魅力向员工们传达着他的思维方式。IBM的每一位员工都非常清楚父亲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除了过去那些“主管是其下属的助理”之类的口号，父亲从没特意把他的价值观编成条文。我觉得这一点应该作出改变，因为IBM现在的规模已经比父亲那时候大了许多倍，我们每年都会招聘数千名新员工，大量相对缺乏管理经验的IBM人正在被提拨到管理岗位。

这些年轻的管理人员需要学习的东西里，最重要的并不是其岗位所对应的专业知识或技术知识，而是对待下属的正确方式。父亲把上级主管同下属之间的这种日常接触称为“下属-经理关系”，它是IBM内人际关系的基础，正如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不管我们公司的职能机构规整到了何种程度，我们仍然依赖这一基本关系保证对员工个人的关怀，保证他们享有个人的尊严。只要员工和他的上级主管彼此理解，工会在IBM就是多余的；一旦我们任由这种关系受到损害，公司肯定迟早变成战场。

当时我们培训员工的方式依然落后得让人不敢相信。我们有自己的推销员培训学校和技师学校，但没有任何一个机构用来教导一个人怎样做好一个主管。公司提拔管理人员时经常是这样子的：部门经理把某个推销员叫到办公室来，对他说：“你现在是副经理了。管好底下的人，别说脏话，给自己弄件白衬衣。”大概在威廉斯堡会议前后，我把公司最有才华的销售经理之一汤姆・克莱蒙斯（Tom Clemmons）叫来，派他负责管理人员培训事务。他搞了个培训班，地点就在沉睡谷乡村俱乐部。一开始他把从哈佛商学院照搬过来的那套东西拿来讲课。过了几天我把他叫到一边，以我那种直来直往的说话方式跟他说，要是我们公司想变得独一无二，就得教些独一无二的东西。

他说：“我以为你是想把他们培训成优秀的管理人员！”

“你没明白，”我说，“我希望的是把他们培训成IBM的管理人员：懂得如何沟通交流，能够胜任销售和售后服务工作，知道在员工妻子生病的时候去他们家里探望并且提供帮助，在员工去世后打电话慰问家属。”这些东西是你在任何管理手册中都读不到的。它们是我们在这么多年里积累的经验，新的IBM管理人员除了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外，也需要了解这些东西。于是克莱蒙斯改变了培训方向，培训计划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最后我们制定了一条规定，在IBM，一位主管没有接受管理课程培训就不能上岗。培训课程持续时间从两个星期到六个星期不等，我确保每批学员结课时都会有我或者其他最高层主管在场，因为对他们来说，亲眼看到他们为之效力的对象是至关重要的。

我从来不觉得一个高级主管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一尘不染的办公桌后面仰望天花板，做着未来取得何等辉煌的白日梦，然后随手在组织机构表上画上几笔。我每周至少要花一天时间处理员工的投诉意见、巡视工厂、同推销员及客户交谈。我常常问他们觉得哪些地方做得好，但更重要的是，问他们觉得哪些地方做得不好。要是你不问，很多人是不会主动提到这些的。好事传千里，坏事不出门——公司有哪些做得不好的地方，你得自己去深挖。通过这种方式，我发现了不少问题，并在它们变得无可收拾之前解决掉。

打个比方，1964年，我们的一位分部经理在中西部举行的一次销售会议上演出了一场滑稽剧。它粗俗下流得令人难以置信——剧里讲了一个印第安村落的故事，这位经理亲自扮演村落的首领，一些衣着暴露的模特扮演印第安妇女。他们甚至弄了些活生生的鸡放在舞台上。滑稽剧的最后一幕是这位经理带着一位模特钻进了一个帐篷，在他转身进帐篷的时候，观众们能看到他的背上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着：“分部经理：为所有人竭诚服务。”接着他和那个姑娘关上了帐篷门帘，当时在场的观众有不少妇女小孩。有人给我写了封信说：“这就是你们所谓的IBM的尊严么？”于是我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这个被质疑的经理业绩十分突出，是IBM最有才干的人之一，但我们的规矩是聚会表演必须文明、正派，所以我说这人应该卷铺盖走人。他的直属上级竭尽全力地想留住他，甚至试图瞒着我把他调到西海岸去。但最后这人还是离开了公司，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人提到他的名字，我就会怒不可遏。

不管何时，只要我考虑某项人事变动或是在某个分部办事处及工厂发现我不喜欢的行为，都会把它们记在随身携带的“思考”笔记本上。我经常用这些记录作为一手材料起草备忘录，下达给每位管理人员，从顶级主管到工厂工头人手一份，这种备忘录被称为“管理简令”。我花了不少时间写作这些备忘录，就像父亲为《思考》杂志撰写社论一样尽心尽力。当你面对一个到处都是新晋管理人员的企业时，你得学着不把任何事情视作理所当然。打个比方，我下达的这些“简令”之一就是怎样召开一场会议才不会浪费时间（我的建议是时间尽可能短，规模尽可能小，会议流程紧扣主题）。

我起草了将近100份这样的备忘录，想尽办法教底下人怎样以IBM的方式处理公司的日常事务。比方说，当时公司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人员调动。在20世纪50年代，频繁的工作调动是白领阶层生活的基本部分，可是当人们开始开玩笑地说IBM这三个字母代表了“我又被调走了（I’ve Been Moved）”时，我意识到我们的人员调动肯定是有点过头了。我们深入考察了公司内的人员调动情况，发现许多调动仅仅是为了公司的便利，而没有考虑到职员举家搬迁的不便。这违背了IBM的基本原则之一——关怀个人。于是我给主管们发了个备忘录说，除非必要，不应进行人员调动，如果调动，必须给该员工进行大幅提薪。公司的人员调动率立即大幅减低。当时还有这么一个典型事例，一个员工因为拒绝刮掉络腮胡子而遭到解雇，他的上级说他的外表同办事处的装潢风格及IBM的企业形象不符。我们从大学里聘请的许多科学家和数学家都留着大胡子，衣着也很随意。我希望IBM的员工衣着整洁得体，但我觉得在实验室之类的地方，穿得随意休闲些也挺好。所以我坚决主张把这位员工聘请回来，并下达了一份简令说IBM的形象规划涉及的是产品、建筑物和装潢，而不是人。

当然了，保守的着装一直是IBM的传统。公司逐渐形成了统一的着装风格——白衬衣、黑西装。可我得说，这么穿是有道理的。以某种方式来说，公司的每个员工都是IBM的推销员，不管是从个人角度而言还是从全体角度而言，要是推销员打扮得稀奇古怪，对谈生意可没什么好处。衣着保守也是一种营销策略，就同带客户参观工厂、为客户举办培训班或是建立良好的公司声誉一样。它表明我们对待我们的工作是严谨认真的。

在我的期望里，一位主管人员应该具备的品质是有判断力，在我看来这一点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父亲对这点不是很看重——也许是因为他自己太有判断力了，所以他期望从员工身上看到的东西更多是热情。但现在我们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企业，同我们做生意的公司数以千计，但规模和实力都不及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太多的热情反而会造成伤害。举个例子，有个承包商为我们在波基普西的公司食堂供应牛奶。当地的IBM财务主管想节省点开支，于是威胁这个承包商说，要是不降价，就取消合同。牛奶的售价有个最低标准，要是低于这个价，就会赔钱了，而这位承包商被迫接受的价格几乎快要降到最低线了。最后他不得不给我写了封信说：“你们在这儿有权有势！现在，你们正在用这种权势把我逼上绝路。”看完信后我去了波基普西，同当地的IBM财务主管谈了谈，发现事情属实，于是我大发雷霆——IBM居然会有人蠢到这种程度。

我们还在同普罗维登斯的一个客户打交道时出现过类似问题。那是一家小企业，购买了IBM的设备用于记账。企业的生意很不景气，于是拒绝支付使用设备的费用，理由是对我们设备的表现很不满意。我们当地办事处对此事的处理完全不合逻辑。他们要么继续满足客户的要求，直到客户满意为止；要么直接把设备搬走，但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不断催账，最后把企业老板告上法庭。我直到案子要开庭了才得知此事，我们办事处的愚蠢做法让我大为光火。但凡他们用了脑子，就能预见到被告的律师会对陪审团怎么说：“看看这个大企业，他们每年赚好几亿美元，却在这里恐吓威逼我们的当事人，我们的当事人之所以不付钱，全是因为他们的机器不行呀。”我可不希望IBM被人这么看。于是我说：“和解！”最后我们同这个企业达成庭下和解，赔了他们好几百万美元。

我的确是可以制定各种条条框框来设法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但我发现，有时候发发脾气反而是贯彻某种管理理念的最好方式。1956年秋天，我听说有两个到IBM总部求职的年轻人被拒之门外，他们感觉我们之所以对他们爱搭不理全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于是他们其中一人给我写了封信，调查之后我发现我们公司甚至连面试机会都没给他们，还有人公然声称他们“显然不是IBM要招聘的人”。我越想越是生气，因为IBM明确规定，在招聘时不能有任何区别待遇。我在1953年民权运动兴起的早期阶段亲自制定了这条规定。我把这个年轻人的信带到威廉斯堡会议上，高声宣读了一遍，然后大声质问在场的主管们：“公司里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要我怎样面对世人？”接着我指着我们新指定的人事主管杰克・布里克——他就坐在前排——责成他亲自处理此事，对当事者给予处分。这一举动十分戏剧化，但我通过这个方式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我决不允许IBM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不能容忍处事不公的主管人员。一个企业就像一个独立王国。反托拉斯法告诉你哪些事情能做，有些事情则是社会约定俗成的——比方说不能偷东西，这事不用任何人说你就该知道，而在这些底线之上，主管人员有很大的自由决定要怎样做。他可以在发奖金时有所偏袒，他可以提出不正确的策略方针，他可以坐着飞机去打高尔夫球。我从不公开批评我的同辈人，但在我任职期间，IBM在很多事情上的做法都同其他企业大相径庭。我觉得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所担负的职责就像政府首脑，只是没有最高法院，没有检查机关和制约部门，能够影响他的只有企业在市场上的表现和年度财务报告。他可能犯下的最离谱的错误就是对主管人员和普通职工实行双重标准。如果经理做了一件不合道德的事，应该像工人犯错一样毫不犹豫地予以辞退。这才是对权力的正确运用。

当我们首次在IBM内实行下放权力给各级经理时，我想当然地以为所有的管理人员都会严于律己。但我花了好些年时间才认识到，公司的最高领导者应该时不时地抽查各级主管作出的决策。有一次，我们某个分部里有些主管为了从储蓄国债里捞好处，写起了连锁信件。一位主管给五个别的主管写信，这五个人分别各自给其他五个人写信，后面这五个人每人给前两级的人，也就是第一个人寄回一些债券，然后再给五个人写信，以此类推。没过多久主管们都轮遍了，于是他们开始给下面的职工写信。职工们迫于压力不得不参与进来，主管们从中捞了不少好处。我收到投诉信后，拿给那个分部的经理看，我期望他至少会说句“我会处理此事，开除几个家伙”。但他只是简单地说：“好吧，这事是不对。”我没能说服他解雇任何人。你可以说他是在保护手下，这种行为值得钦佩，但我觉得，在这种事情上，你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正直行事，而不是下属的忠心。尽管如此，我并没有进一步插手此事，但这件事情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过了几年，还是这个分部，一个主管开除了一个底下的员工，因为这个员工偷了些工程设计图卖给我们的竞争对手。开除他并没有错，但这个主管用了一种极端粗暴的手段。这个员工本人有一件特别自豪的事情——加入了美国陆军后备役部队，还获得了少校军衔。这个主管不是简单地去这个员工家通知他说“你偷了设计图，所以我们要开除你”，而是选在这个员工去军营当值的那个星期宣布此事。总之最后军方也介入了此事，最后这个员工在军队的职务也被解除了。这一羞辱让这个员工彻底失去了理智，在接下来的好些年，他不遗余力地跟我作对。他把画着我被关在牢房的漫画寄给他所在地区的参议员、众议员和每一位最高法院法官。他死死咬住当年连锁信那件事情不放，因为他知道公司容忍了那些人的行为。最后他慢慢冷静下来，停止了这些行为，但我真的感觉自己好好地上了一课。从那之后，再有主管处事不公，我就会干脆利落地解雇他们。我这样做了大概有十多次，被解雇的人里包括好几个高级主管。每次这样做的时候，我都得顶住许多人的压力，那些人会说我们只用把犯事的人降职或是调走就行了，他们会说要是开除当事人我们的生意就没法做了。但事实证明，当我坚定地把这些人开除后，我们的生意反而更好了。

我很清楚自己希望IBM普通员工养成的态度：我希望他们有主人翁意识，希望他们对彼此的问题和目标有所了解。我还希望他们觉得最高管理层的大门永远向他们敞开，不会有谁因为远离公司的核心决策层而无从得知公司的发展方向。随着公司管理结构层数的不断增多：从五层到六层、七层，要保证这一点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不断地想办法保持民情上达渠道的畅通，我称之为“小公司态度”。在公司发展过程中，我们学到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为了应付层出不穷、变化不断的状况，我们在公司内部进行交流沟通的频率必须远远大于我们的发展速度。我们开辟了多种渠道以聆听员工的声音，包括开展民意调查、鼓励员工提出建议，我们甚至还开展了一项“员工提问、主管应答”的活动——我们称之为“有话就说！”——在这个活动中，我们设置了专门的程序避免上级主管知道提问者的身份。

为了缩短推销员或工厂工人同高层主管之间的距离，我们最常用到一个被称为“敞开大门”的办法，父亲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采取这种做法。它主要是作为公司内部的仲裁体系而存在，不过我也用它来评估IBM的“健康状况”——通过这一手段了解到的东西是我从其他渠道了解不到的。心有不满的IBM员工一开始可以去找他们的直接上级，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他们有权利直接来找我。这样的情况十之八九是应该在下面就得到解决或是下面的主管已经作出了正确的裁决——但不管怎样，我还是会听他们说。我从工人们那里听到了许多东西，对IBM的基层状况有更深入的了解，这让我能够在听到某个申诉时胸有成竹地说：“这里的确是有问题。”

不止一次，某个员工的意见让我们彻底改变了做事方式。比方说有一次，波基普西工厂一个被告知卷铺盖走人的技工来找我。他说：“他们做事情不公平。我在车间里做的活计比谁都多，但拿的薪水最少。”

“我觉得这事不太可能吧。”我这么回答他。但我还是给工厂经理打了个电话，把这个员工说的话告诉了他。

“这个，你不知道呀，他这人非常没有团队意识。他不参加IBM的俱乐部，不参加公司的业余活动，甚至有时穿得邋里邋遢的来上班。”

这不是我想听到的答案。于是我又给这位技工的工头打了电话，我问：“他是干的活比别人多，拿的钱比别人少吗？”

“他给公司带来不好的影响。他家院子停了好几辆破车，也不关心子女。”

这个技工遭遇了我所称之为“IBM地方保护主义”的东西，试图掩盖他们对底下员工的粗暴对待，而这些员工可能根本就没犯什么错。最后，这位技工的主管承认他说的是事实。我们给这位技工升了职，处罚了相关的管理人员，接着我们整顿了IBM国内的每一个工厂，将工人的工资同工作效率挂钩。此举引起不小的震动，因为我父亲在20年前作出了取消以件计酬制的决定，而实行这样一种“高工高酬”的制度意味着他的决定被部分地推翻了。

许多员工并没想过带着意见一路到我这里来，但“敞开大门”这一制度的存在本身就非常鼓舞士气。它让员工们觉得，每当遇到问题时，尽可以大胆地去找人事经理或是项目负责人。随着IBM的扩大，我们尽可能地将这类申诉在分部一级解决掉，只有那些涉及滥用职权的严重投诉会送到我这里来——这类申诉如果处理不当，会对公司形象造成恶劣的影响。尽管如此，我的办公室每年要处理的申诉还是多达200到300个，每个申诉通常要花费数天时间才能解决。这项工作大部分落到了我的助理们肩上，他们是从公司最有前途的年轻管理人员中选拨而来。这是一个IBM主管所能经历的最好实习，它能检验他们处理高度敏感问题的能力、考察他们是否对公司的宗旨有着全面而深入的理解。我时不时地会亲自过问一下，这样大家就能知道总裁的大门的确是向他们敞开的。

父亲总是觉得自己同普通员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他出身贫寒，尝过辛苦工作和失业的滋味。所以，他不断试图消除蓝领工人和白领阶层之间的界限。他不仅为工厂的工人们提供稳定的工作保障和优厚的薪水，而且在许多年里，IBM的养老金数额仅仅以工作年限为基础，而不考虑在职时的薪水和职务，这其实对父亲很有好处。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发生过多次劳工骚乱，许多公司只为其退休主管提供丰厚退休金而不顾普通工人死活的行为受到了严厉抨击。我觉得父亲实施他那套退休金方案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堵住工会的“嘴”，但实际上却起到了这个作用。

虽然我对工厂工人们的感情没有父亲那般亲近，但还是想办法将父亲的想法加以发扬光大。1957年的时候，我们的人事主管杰克・布里克带了个非常激进的提议来找我：废除小时工资制，将所有员工的薪酬发放改为年薪制。这将抹去工厂工人和办公室职员的最后差别，将所有员工置于同等地位。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当时我们在美国有6万职工，这项计划将涉及其中的2万人。布里克已经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我只需要签个“同意”就行。

1958年1月，我召开了一个电话会议，向全国的IBM工厂宣布了这项改革计划。尽管计划实施得十分顺利，但有不少主管人员预言，很多工人会钻空子，随心所欲地逃班。当时公司里流传着这么一个笑话：狩猎季节开始的第一天，我们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的工厂将没人来上班。就我所知，我们是美国第一个让全体职工享受年薪制的大工业公司。这在美国劳工史上也算是个小小的贡献了——全部归功于杰克・布里克，我对此感到非常骄傲。几个月后，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我遇到了美国汽车工人协会的领袖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他忍不住责备我说：“你们想干吗？让我们出丑么？”

我甚至考虑过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来提高IBM给予员工的福利。我会在晚上跟妻子闲谈时聊到如何让更多人分享我们的成功果实。那些位居高层的主管人员已经从股票优先认购权中获益丰厚——尽管我和阿尔・威廉斯从1958年起就停止享受这一权益了。当时他跟我说：“我们可不希望被人们看成贪得无厌的猪猡。”虽然IBM的工人们赚钱不少，但同享有股票优先认购权的主管们相比还是望尘莫及。就拿我自己来打比方，我可以认购价值于我薪酬五倍的股票，换句话说就是接近200万美元的股票。如果IBM继续保持这种发展速度，我将从这项投资中获得数千万美元的收益。我问自己说：“我对IBM的价值比那些拿最低工资的人大多少？两倍？这是肯定的。十倍？也许吧。二十倍？那就不一定了。”所以对奖赏主管，这种以完全不同于基层职工的评定标准，我越来越感到困惑。

于是我开始思考怎样同员工分享IBM的成功果实。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将公司利润的分配范围扩大，从总裁到办公室职员，人人有份。当我同威廉斯提到这一想法时，他简直吓坏了，他说：“那会让我们破产的！”他给我解释了为什么——要是我们计算一下享有股票优先认购权的人所认购股票的大概价值，然后平均分配到每个员工头上，我们付给员工的年薪就得翻上两番。他说：“要是我们这样做了，把他们的年薪提高成现在的三倍，我们的利润就全砸进去了，就剩不下什么留给我们的股东了。”他的话促使我进行更加认真的思考。

我开始自问，我们现在施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从长远来看是不是支持美国民主制度的最好方式。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我觉得在未来，公司的普遍范式应该是这样：公司的主人应该是为之工作的人，而不是银行家、共有资金或股东——股东们也许只是不劳而获、从父母手中继承股票的纨绔子弟。创办企业的人和投资者当然总是会享有重要地位——要是你冒着风险把手里的钱投给了亨利・福特，你当然应该享受投资带来的收益。但拥有企业所有权会给人带来无穷的力量——人们会对属于自己的东西产生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当他们能够影响事情的成败时——而且在我看来，让同某个企业没有直接关联的人或机构享有该企业的所有权，是很轻率的行为。改变这一局面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我想，在两到三代人之后，在法律制度的支持下，企业的所有权应该逐渐地转移到这个企业的员工手中。

虽然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将这种想法付诸实际，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但我已经开始想办法增加IBM员工的“主人”意识。1958年，我们制定了一个股票认购制度，任何一个员工都可以用薪水的一部分——最多10%——以相当于市价85%的价格认购IBM股票。这比我父亲愿意做到的程度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尽管我父亲鼓励员工购买股票，但他从未将其制成正式规定，因为他不想让那些没这个经济实力的人承担没必要的风险。他从没忘记自己险些在20世纪30年代股市大崩盘时输到倾家荡产的经历。

如果在我们开始执行这一制度时每个IBM的员工都开始买入IBM的股票并且从不出售，那到现在公司已经属于他们了，而且IBM的百万富翁会是现在的千倍之多。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人是买了股票，但只有极少数人做到了从不出售。大多数人在赚回四分之一的本之后就把股票卖掉了。我们还发现每当股市有所波动，这项制度反而会对士气造成影响。我竭尽所能地给员工们打气，让他们不要卖掉股票，就差没亲自上阵鼓吹我们的股票了——打个比方，我们每年都会公布数据，向员工们展示那些长期持有IBM股票的人现在已经变得如何如何富有，但人们对这项计划的热心程度从未达到我的期望。

这是否说明成日劳作于工厂生产线上的普通工人头脑愚钝呢？我不这么想。我估计他们之所以没有把股票长期留在手里主要是因为自身的经济条件。许多人卖掉股票，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宁愿把钱用来偿还房屋抵押贷款，也不愿意冒着很大的风险投资到股票上面去。如果你看一下IBM的平均薪酬，你就会发现，尽管它高于美国平均水平，但也没多少可以进行风险投资的余地。最后我们觉得，我们能够为员工做的最好事情就是提高他们的福利——提供重大医疗保险、助学金、学生贷款，资助慈善事业和学校教育。我希望IBM在人们眼里成为美国最慷慨大方的雇主之一。

第二十五章   汤姆・沃森一家

20世纪50年代末，我的家庭受到了许多人的注目和羡慕。《生活》杂志曾到格林尼治来对我们家进行采访，登载了图文并茂的专题报道。不久之后，《体育画报》也在封面刊登了我们一家的照片，标题是这么写的：“享受滑雪的乐趣——汤姆・沃森一家”，照片上是我和奥莉芙带着我们的四个孩子在佛蒙特州一处滑雪场嬉戏的情形。要是当时已经有了《人物》杂志，我估计我们也会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的家庭似乎是完美的典范：成功的丈夫、美丽的妻子、六个聪明活泼的孩子。但生活并不总像看上去那样美好。我们家同任何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一样，都有着逃不开的压力。我们家里的主要问题还是我的臭脾气。

如果性格随和一些，我会觉得自己是个出色的父亲，因为我为我的孩子们做了许多富有创意的事情。不幸的是，我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下班回家后不知道怎样转换角色。对任何一个从事管理工作的人而言，这都是一件最难学会的事情。我在公司里一整天都面对着络绎不绝前来征求我意见的人——这个新产品的竞争对手是否值得担忧；公司人事制度中某个模棱两可之处怎样解释；某位主管人员因为丧偶而悲痛过度导致工作停滞不前该怎么办。而在接见这些人的间隙里总有接不完的电话——更多的人，更多的问题。作出决定本身并不难，难的是怎样处理日复一日待在这个位置所累积起来的负面情绪。我曾经做过努力，但想把这副重担卸掉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等我下班回家时，整个人已经筋疲力尽。当我走进家门，迎接我的常常是大家庭所不可避免的凌乱景象——这边有玩具汽车在地上跑来跑去，某个孩子正拿着BB枪对着它射击；那边是两个孩子扭成一团；再或者是某个孩子交上一份“惨不忍睹”的成绩单。所有这些事情在我看来都是需要立刻解决的，可我实在是一丝力气都没有了。每当这个时候，我会无比渴望有某个人走进来帮我处理这些事情，我就可以喘口气了。但是没有这样的人，于是我就会大发脾气。孩子们会像受惊的小鸟一样四散奔逃，只留下奥莉芙独自承受我的滔天怒火。事实上，她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富有耐心和同情心。我觉得我是期望她对孩子们的管教能严格些，就像我母亲对我那样，但这根本不符合奥莉芙的本性。我花了好多年才体会到经营一家企业和主持一个家庭之间的根本区别。我经营IBM就像开汽车：每到拐弯处，我能打好方向盘，漂亮地转过弯去，开上一条崭新的道路。虽然时不时有颠簸起伏，但最后我总能把车开到我想去的地方。但我在家里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一个家庭更像是一辆有着两个甚至多个方向盘的汽车，我只握着其中一个方向盘，却不断地想让其他的方向盘也按照我的意愿转动。

每当我看到妻子和孩子没有服从我的意愿时，心里就会充满挫折感和气闷感。这是我成年之后感觉最为黑暗的时刻。有时冲着奥莉芙和孩子们大嚷大叫后，我会郁闷得只想挖个洞钻进去。我会把自己锁在更衣室里，而奥莉芙会站在门外想尽办法劝我出来。最后她没招了，只得给我弟弟打电话说：“你能过来劝劝汤姆吗？”迪克就会从新迦南赶来。他总是知道怎样减轻我心中的负担，把我拉回现实世界。

在社交场合，我的坏脾气也会“走火”。我曾在我们孩子上学的格林尼治镇中学担任过多年的校董事会会长。我兢兢业业地对待这个职务，和我一同担任董事的人总是夸赞我说：“沃森先生肩负如此重担，但他提出了那么多具有创造性的意见，也从未缺席过董事会的任何一次会议。”好景不长，一年夏天，当地一家报纸披露了一份警察报告，说这所学校有位老师花钱找了个流浪汉搞同性恋，社区一片哗然。这件事情本应由校长处理，可当时校长正好携夫人去度假了。有人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件事情后，他建议把这件事情交由学校董事会处理。于是我像处理IBM事务一样开始着手此事，我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由具有影响力的董事会成员组成，对此事展开调查，最后我们打发这个老师走人，还以董事会的名义给了他一笔钱，责成他接受心理治疗。这件事情到这儿本来就完了。但校长回来后对此毫无表示，我一下子火了，冲着他大嚷大叫了一顿，把他也给彻底惹毛了。我过后才意识到自己不该对他表现得如此不友好：他是个有才干的校长，对这个学校而言比我更重要。我们之间的争执传到了董事会，我试图作出补救，提出捐钱赞助校长的某个教学项目，尽管他提出的那些项目计划在我看来都不值一提，但董事会拒绝了我。

最后我被迫辞去了校董会董事长一职——这发生在一次董事会议之后，在这次会议中，我差点对一位支持校长的董事大打出手，那是个有名望的银行家。他指责我太自私了，于是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身子扳过来面朝着我，幸好这时有人在我身后说了句“别做傻事”，要不然我准会一拳打在他脸上。这次事件极其严重地损害了我的名望，我再也没有被邀请加入过格林尼治镇上的任何一个董事会。

我在家里的脾气来得快也去得快，而且我父亲曾跟我说过，夫妻是床头吵架床尾和。所以我一旦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会走到奥莉芙身边，把她抱在怀里，为我不可原谅的行为道歉。每当我那反复无常的坏脾气把家里搞得乌云密布的时候，是她的耐心和理解维系着我们的家。她能让你觉得她是发自内心地深深爱你，她对我的温柔体贴常常让我觉得惭愧不已。

像所有为人父母者一样，奥莉芙和我一直努力改进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我觉得我父亲从未留出足够的时间过自己的生活。他永远是IBM先生：不是在工作，就是在某个社交场合为自己和公司赚取名声。我从未想过像他那样让IBM占据自己的全部时间，而且我还年轻，有精力同我的孩子们做些我父亲从未同我做过的有趣事情。我将几乎所有的周末都留给我的孩子，带他们去放风筝、野营、驾船航行，我带他们进行各种冒险，竭尽所能地让他们感到快乐。

奥莉芙只有一个哥哥，所以总是很向往有个大家庭。20世纪30年代末，她曾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过一个大家族的生活：肯尼迪家族。尽管当时约瑟夫・肯尼迪——即肯尼迪总统的父亲——已是驻英大使，但这个家族尚未被人们熟知。在偶然的机会下，奥莉芙同杰克（约翰・肯尼迪）及他的两个妹妹在学校成为了朋友，她会在暑假的时候去海厄尼斯港同他们待上一段时间。我们家的周日晚餐会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从肯尼迪家仿效来的。奥莉芙会为每次晚餐会指定一个讨论的话题——它可能是任何话题，从马匹到日本——但话题只有一个，要是你想插得进话，还真得做一番功课。在肯尼迪家举行的聚会上，谈论的话题总是严肃的——政治、时事、国际新闻……讨论由约瑟夫・肯尼迪大使亲自主持，在一次讨论中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给我妻子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那天讨论的话题是某个社会名流，爱德华・肯尼迪——当时只有大概5岁——举起手来说道：“他的头发卷卷的！”他的哥哥姐姐们闻言都捧腹大笑，但肯尼迪老先生咆哮道：“安静！”然后他俯身看着小爱德华说：“你是个非常善于观察的年轻人。”他有自己的一套办法让孩子们树立自信心，这也是奥莉芙想要给予我们孩子的东西。

我们在格林尼治的房子有15个房间，总是被孩子们、宠物们和来访的朋友们挤得满满的。房子里装饰着我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古怪物件，像是从亚洲和拉丁美洲带回来的各种帽子、太平洋上带有舷外托座的小艇模型。房子后面是一片起伏的草坪，长着几棵大树，我在树上系了一张战时用来拖运物资的大网兜，让孩子们爬着玩。我们还有一架出游时使用的梅塞施米特式小型战斗机。甚至我还弄到了一艘小皮划艇，它曾经还撞坏过几个行李箱，我们用它到附近的河里或是紧挨我们房子的那个小湖泊上划船。

《生活》杂志刊登我们一家照片的那年，我的儿子13岁，刚上寄宿学校。他是个结实的孩子，但很严肃，他的妹妹们经常抱怨说他老是想对她们指手画脚。他喜欢和我一起在院子里露营，花上好几个小时练习射击；珍妮特11岁，有点爱做白日梦，对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很着迷，不过她的故事讲得很好，带着一种很有意思的幽默感，让我想到我的母亲；小奥莉芙比珍妮特小2岁，但更加自信，也更加活泼。其他的孩子们都管我叫“爸爸”，只有小奥莉芙喜欢对着我直呼其名，有时让我挺恼火的；辛迪7岁，处处以小奥莉芙为榜样，胆子很大；苏珊4岁，是个甜美的小姑娘，成天抱着她的洋娃娃；最小的是海伦，刚刚1岁大，是个漂亮的小婴儿，我对她还不太了解——我从来都不善于哄小婴儿。

我们喜欢那些全家人都可以参与的运动。我们建了个网球场，想着大家可以边打边学。我们每个人都有辆自行车，周末的时候会全家一起骑车出去玩，我们那两个十来岁的儿女要是在路上碰见了同学一准会抱怨说没面子。到了冬天，我们的活动中心就转移到位于佛蒙特州的滑雪小屋。奥莉芙和我在结识之初就开始借着去佛蒙特州滑雪的机会秘密约会，当IBM销售额首次突破十亿美元大关时，我们在那儿盖了间小屋子。考虑到我们俩当时的财政状况，这个决定就同我在公司里作出的那些决定一样重大，一样冒险。当时滑雪还不是很流行。我们修建小屋的地点附近只有一栋滑雪小屋，我们把小屋盖在斯托镇外六英里处，就在曼斯菲尔德山脚。曼斯菲尔德山上的缆车是新英格兰地区架设的第一部高空缆车；缆车排成单行缓缓上升，到周末的时候坐缆车的人非常多，要是你只等了45分钟就坐上缆车，就算是撞大运了。我们的滑雪小屋有着漂亮的拱顶和一整面玻璃墙，屋前是一片覆盖着皑皑白雪的树林。小屋能容纳20个人，有两间大卧室和数间为孩子们准备的寝室。屋里摆满了我们在阿尔卑斯山和斯堪的纳维亚旅游时带回来的纪念品，地上铺着地毯，要跳舞的时候就把地毯卷起来，露出下面垫的油毡。壁炉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幅样子普通的油画，上面是一片白雪皑皑的山坡，它象征着佛蒙特州对我的意义。这幅油画最开始挂在IBM恩迪科特乡村俱乐部的宴会厅里，父亲就是在那里举办他那些仿佛永无尽头的纪念筵席。它总是让我想起某次在斯托滑雪时看到的一个弯道，那个弯道的地形非常特别。在恩迪科特的那些晚宴上，我常常会靠盯着它看打发时间，一边在心里想：“再过两天我就能去那儿了。”

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开车7个小时到斯托去。我们一家人在这间小屋里度过了许多欢乐的时光——我依然记得我驾驶旅行车缓缓停靠在屋前的车道，车门打开，满车的可爱孩子欢跃而下，兴奋地将小屋指给他们的小伙伴们看。对那些毫无戒心的客人们来说，这个小屋处处充满惊奇，因为我们会不断想法子捉弄其他人——将橡皮玩具蛇藏在他们的睡衣里；将满溢的水杯摇摇欲坠地放在门框顶上。奥莉芙和我会让孩子们带上家庭作业，但绝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一进门就把书包甩开，不到周末过完绝不会碰第二下。这事我得负很大一部分责任——我带着他们玩得那么起劲，他们根本没时间看书。我每天早上七点钟就会跑去把孩子们卧室的灯打开，放起震耳欲聋的音乐，把他们弄醒。让他们吃过早饭后，我们会任由他们去山上玩耍，直到大概4点缆车停运的时候才回到小屋。

在这些滑雪之旅中，我们有意保持简朴作风。我们的孩子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但我们不希望娇惯他们。小屋的清扫工作和三餐的烹饪都由我和奥莉芙亲力亲为。我很喜欢做饭，这个爱好可以追溯到我小时候，那时我在男童军里获得了一枚烹饪荣誉徽章，赢得了母亲赞赏的目光。我将整个厨房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个抽屉和橱柜上都贴了标签，这样不管是谁来帮我做饭都能将东西归置好。奥莉芙则想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让孩子们的卧室保持整洁。她发现市面上的毛巾颜色正好是六种，于是她将孩子们卧房里的六张床漆成相应的六种颜色。每张床的床尾钉上同色的毛巾架。浴室的橱柜也按颜色区分。这样一来，孩子们收拾起卧室来就不会互相推诿。与此同时，我努力将我母亲勤俭节约的作风传给孩子们。我女儿珍妮特总是津津乐道于这样一件事情：当时我不停地告诉孩子们出门要关灯，但他们都当成耳边风。有一天早上，他们又没关灯就离开了房间，于是我等他们出门以后把他们卧房的所有灯泡都拧下藏了起来。等傍晚孩子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没一个人能让灯亮起来。

修建一栋滑雪小屋已经算得上很值得夸耀的事情了，但当我们物色夏日别墅时，我心里又有了更大的宏愿。我想找一个可以停靠飞机和游艇的地方——现在孩子们还小，我们不必等IBM赚更多的钱就能负担得起。奥莉芙和我驾驶着一架租来的小飞机开始寻找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先是看了看长岛两岸，然后依次飞过布洛克岛、玛莎葡萄园岛、南塔基特岛和科德角。很快我们往北飞过缅因州一半的海岸线，接近卡姆登市，我小的时候，父亲曾在卡姆登买了一栋夏日别墅。最后我们在北天堂岛上找到了一个心仪的地方，那里距离佩诺布斯科特湾只有几英里。这块待售的土地叫作“橡树岭农场”——一块风景优美、怪石嶙峋的半岛，它有半英里长，有着布满岩石的海滩和成片的云杉林，广阔的草地上曾放牧过无数代羊群，所以草长得并不高，地势最高的地方孤零零地长着几棵橡树，这个地方正是因此得名。农场里唯一的建筑是一栋不很整齐的老房子，顶上的烟囱都塌了。不过这个地方既有大小合适的海湾又有足够平坦的草地，正符合我们的要求。

夏天的缅因州海岸是世上最美的地方，经过九个月的寒冷霜冻，万物苏醒过来，一派欣欣向荣。这个美妙的地方成为我们夏季的活动中心，客人们纷沓而至——飞机员、游艇爱好者、孩子们在学校的朋友。那栋老房子在我们买下之前已经空置了二十年，它的前任主人曾打算把它推倒，然后在农场最高的小山顶上修建一栋更体面的大宅子。但奥莉芙和我觉得现在这栋房子就很适合我们，只需要把它的烟囱和屋顶修好。它实际上是由一个谷仓和两间农舍组成的，大概已经有五十年历史了。房子里有许多小而舒适的房间，谷仓很大，用来举行娱乐活动再合适不过了。有一年我们在谷仓里举行了一场方形舞会，邀请了整个岛上的居民参加，从那以后，这就变成了当地夏季的一个传统节目。

我们在云杉林中砍出路来，还买来大小马匹和驴子以供骑乘。我甚至还想弄些野生动物来放养，我觉得那肯定很有趣。于是我同美国国立博物馆的馆长迪伦・里普利（Dillon Ripley）聊了聊，他给我列了一张无害的野生动物名单。列在第一个的是美洲驼，所以我们弄了两只来。然后是一种扁角鹿，它们的毛皮是淡淡的黄褐色，非常活泼。再然后是野雉、丘鹬和火鸡。我听说缅因州有两个专门饲养野牛的农场后，差点弄了几头来养。我先给第一个农场主打电话，告诉他说我想弄几头野牛当宠物养，他回答我说：“宠物？它们可是野兽！要是遇到它们心情不好，你就得结结实实地挨上几下了。”我对他表示了感谢，然后给第二个农场主打电话，这人就要圆滑很多，他声称野牛就像小兔子一样温顺。“我都是在厨房门口喂它们呢。”虽然这两个农场主都乐意把野牛卖给我，但我还是决定接受第一个农场主的忠言。最后我只买了两只驯鹿和一些加拿大盘羊，这些野羊已经驯化了，头上有着盘曲的长角，看上去长得很像大角羊。

在我心里，橡树岭农场就像彼得・潘的永无岛（Neverland），再异想天开的举动你都可以大胆去做。我喜欢驾驶一辆老式福特T型车载着孩子们在山上兜风——这辆车很像我12岁时偷偷摸摸买的那辆。孩子们用我们平日里常常挂在嘴上的话给山路命名，像是“很难但很公平路”“爸爸快来路”。我们甚至还弄来一辆艳红色的水陆两用摩托——孩子们会邀请他们的小伙伴去野餐，然后让我用这辆摩托载着他们穿越水面，到海岸两百码开外的一个小岛上去，每到这时，孩子们都会又惊又喜，尖叫不断。不过，也有一些异想天开的举动最后让我悔不当初。在临水的一座小山上，放着一艘中国式帆船。我在一次去香港的旅途中买下了它，一路运到缅因州。但我们发现它很难驾驭，孩子们都不喜欢它，于是我们只得把它从水里拖出来，放在支架上当装饰。在另一座小山顶上有一个50英尺高的图腾柱，出自一位自称“基克波酋长”的印第安人之手。我是某年在加拿大遇见他的，尽管我自始至终也没搞清楚他来自哪个部族，但还是觉得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他说服我让他带着助手来给我雕一根图腾柱。这根柱子杵在那座小山顶上显得有点孤单，于是过了一阵子，我在一次去科罗拉多州的时候找到了一组真人大小的青铜雕像，雕的是正在研磨玉米的大平原印第安人女子，我把这些雕像放在图腾柱旁边高高的草丛中。在我眼里，“基克波酋长”的图腾柱就像一个纪念碑，赞颂着全世界巧言令色的商人。

奥莉芙和我旅行时尽可能地带上孩子们。旅行能给孩子们留下深远的影响，我觉得这是做父母的能带给他们的最重要的体验之一了。我是在效仿父亲——我还记得他在早年间开着房车带我们四处旅行的情形，我们去了尼加拉瓜大瀑布和华盛顿等不少地方。只要我们觉得某次旅行对孩子们大有益处，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从学校里拖出来。辛迪同我一起出过好多次差，珍妮特到现在还津津乐道于那次她心情不好，我们便带她去巴黎玩了一个星期的事情。

每过几年，我就会把IBM的工作暂时放到一边，给自己放个假，带着家人进行长途旅行。对于这些旅行，我所做的考虑和准备工作就同我在工作中作出重大决策时一样慎重。旅行之前好几个月，孩子们就能看到我列出长长的清单、在饭厅的桌上仔细研究地图、埋头翻阅与目的地相关情况的书籍。我希望带孩子们看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祖国——美国。我从公司租了架飞机，亲自驾机载着他们从怀特普莱恩斯飞往加利福尼亚州，并在返程途中多次停下，让他们欣赏祖国的河山。我会操纵飞机在农田上方低空飞行，让他们感受平原的广阔；我带着他们飞越白雪皑皑的落基山脉。当我们在拉斯维加斯降落加油时，孩子们通通跑进航空站里玩起了老虎机，直到老板出来跟我说他们年纪太小，不能赌博。

在这些激动人心的旅程中，奥莉芙是最好的旅伴。她对旅行中的种种不便毫无怨言，而且能在遇到麻烦时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一天下午我决定带家人们去看看大峡谷。由于遭遇气流，飞机开始剧烈颠簸，孩子们都晕机了——珍妮特至今还记得我一边操纵飞机一边指着窗外飞掠而过的壮丽景象让她欣赏的情形——这时坐在后面的奥莉芙一直拿着呕吐袋照顾两个孩子。她是一个真正值得信赖的伴侣。

我会无所不用其极——想象力、金钱、父亲的老熟人——以确保这些旅行给孩子们留下难忘的记忆。我们第一次全家出动出国旅行是在1958年夏天，当时我休了6个星期的假，带着家人乘船游览瑞典。我们顺着约塔运河一路而行，最后抵达波罗的海。

驾船旅行给我带来的愉悦几乎同驾驶飞机一样，我们的船是一艘54英尺长的新游艇，是我在德国不来梅著名的阿贝金・拉斯姆森公司（Abeking & Rasmussen）定制的。我们在船厂验收完这艘船后以菲律宾一座美丽小岛的名字将它命名为“巴拉望号”，我曾在二战期间参观过那个小岛。在玩快艇的人里面，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一艘游艇要是全家人舒舒服服地出游，就别想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但这句话对“巴拉望号”并不是很适用。1959年我驾驶它参加了纽约游艇俱乐部的一次比赛，赛程是绕长岛一周，这是我平生参加的第一次重大游艇比赛——我拿了第一名。

奥莉芙和我费尽心力地将此次驾船出游张罗得有模有样，我们确定食物清单、安排值班表。我俩之前都去过瑞典，但孩子们对这个国家却很陌生。带着孩子们，“巴拉望号”很快变成水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有好多次我们在岸边停靠时，人们都能看到我们的船舷栏杆上晾晒着孩子们的衣服——要知道，那可是一艘漂亮气派的新游艇。我们参观的城镇治安都很好，所以奥莉芙和我都放心地让孩子们骑着自行车自由自在地探险，甚至连刚刚四岁的小苏珊都不例外——奥莉芙会跟她说我们需要牛奶，于是小苏珊就会拎着一个小桶去最近的商店里买。不过瑞典人的大胆作风着实让孩子们吃惊了一把。瑞典人进行日光浴时喜欢把衣服都脱光了，他们裸泳的情形让我那四个妙龄女儿目瞪口呆，更别提我儿子了。“巴拉望号”上流行的一个玩笑就是大小汤姆总是抢着用望远镜。

“巴拉望号”上唯一的IBM设备是一台口授录入仪——是由打字机分部生产的——我们用它来记下航行日志。家里每个成员每周都会轮到一次这个工作。我还用它同那几个年纪较小的孩子们玩游戏：把麦克风举到她们嘴边然后问她们问题。我照了好几百张照片，回来之后，我将这些照片做成了一个剪贴簿，再把录入仪记录的内容打出来，每张照片下面配上相应的一段文字作为说明。

这次旅行十分成功，我们意犹未尽，后来还去了以色列、希腊和日本。不过这些旅行也可以拿来做很好的例子，说明我的独断专行是怎样抵消掉我为做一个好父亲而付出的努力。我在计划旅行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会绞尽脑汁地想办法，但好的本意常常在我用不当的方式将想法告诉孩子们时付诸东流。我不会询问孩子们想不想去旅行，只会简单地命令他们准备出发。回想起来，要让孩子们逐渐接受我的想法其实很容易，只需要这么做：今天跟他们说：“你们知道吗，在瑞典有条横跨整个国家的运河。”然后第二天再跟他们说：“哎呀，不知道在那条运河上乘船旅行是什么感觉……”孩子们就会又是好奇又是期待，不用你提出来就主动嚷嚷着要你带他们去。但我是怎么做的呢？简单地宣布一句：“我已经订了环球航空公司的机票，今年6月我们去瑞典，就这样。”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地方能让我感觉自由自在，感觉我不是什么大公司的老板，不是一群孩子的父亲，满心只有欢乐，那个地方就是欧洲。每年冬天，我和奥莉芙会把孩子们留在家里，去阿尔卑斯山进行为期两周的滑雪之旅。我们和朋友们一起去，有时同行的人有十个之多。我最喜欢的度假小镇是基茨比厄尔（Bezirk Kitzbühel）和达沃斯（Davos）——特别是基茨比厄尔，那里的人们会用一种叫齐特琴（Zither）的乐器演奏令人心醉的音乐，我非常爱听。我们会花上整个白天的时间滑雪，晚上的时候村里的小旅馆会举行晚会，有时晚会会在山顶上举行，我们只要花上很少的钱，就能同朋友们一起搭乘只挂着单节车厢的有轨电车，上山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晚会上有音乐，有甘醇的奥地利美酒，晚会结束下山的时候，我们耳边还回响着那些浪漫的歌谣和阿尔卑斯山区古老舞蹈的优美节拍。

当然了，欧洲属于IBM世界贸易公司的业务范围，是我弟弟迪克的“地盘”，但我每年总有那么一两次机会因为公务原因到那里去。迪克和我总会找机会给自己放放风，我们曾经共度的许多美好时光都是发生在这种时候。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天晚上，我和迪克、威兹・米勒（Wiz Miller）一同飞往柏林。第二天上午我们同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有个约会，勃兰特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民主党党员，是当时的柏林市市长，后来当上了西德总理。当然，西德的夜总会充满了诱惑，我们谁也不想待在旅馆研究第二天开会的资料，于是我们一起去了市里。我们看了两场让人拍案叫绝的歌舞表演，然后去了一家著名的夜总会，那里的每张桌子上都有醒目的号码，还有部电话，要是你看上了房间那头的某个姑娘，就可以打电话过去自我介绍。我们三个人真是大开眼界，我们差不多待到快天亮的时候，不过没干任何不体面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所有的人都犯了糊涂。我们都忘了要求酒店的叫醒服务，所以等我醒来的时候，离会见勃兰特的时间只剩半个小时了。我从没见过有谁穿起白衬衣来像那天的我们一样快。出门之后我们打了辆车，就风驰电掣地往市里赶，一路争论睡过头到底是谁的错。好在同市长大人的会谈进行得十分不错，沃森家的名誉算是保住了。不过我总是忍不住想，要是父亲知道这件事，他会怎么说？

第二十六章   System/360——重建计算机业

1959年年中，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即将访问美国的消息，我立刻想到一个足以让IBM吸引眼球的点子：邀请赫鲁晓夫到IBM的工厂进行参观。在发出邀请前，我给国务院打了个电话，想确定一下这种做法是否会违背外交礼节。接电话的是一位协助安排赫鲁晓夫行程的官员。我问他：“我们希望邀请这位总理访问IBM公司，不知国务院是否同意？”

他说：“没问题，但他不会去的。”

于是我直接给克里姆林宫的赫鲁晓夫办公室发了封电报。我在电报中说：“我诚挚地邀请您参观我们公司先进的电子工厂。我们在纽约的波基普西和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有许多这样的工厂，您可以只作短暂的访问，不过我们的建议是，如果您想真正了解我们的产品和生产人员，最好是上午来，用完午餐再走。”

过了好几个星期，一点回音也没有。我撒下了一把种子，不过并没有指望真的长出一棵树来。一天，圣何塞工厂的厂长加伏・考伦（Gav Cullen）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您打算对我们干什么？”

“你说什么？”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们这儿来了两位苏联军官，他们想检查我们的工厂！”于是我知道，赫鲁晓夫接受了我的邀请。

一个月前我刚去过莫斯科。那年是冷战期间一个短暂的解冻期，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赫鲁晓夫都在努力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美国在莫斯科的索科尔尼基公园举办了一次大型的日用消费品及科技产品展销会。IBM公司将RAMAC送去参展，展示这种机器在记忆存储方面的出色表现。展销会为期六个星期，250万名苏联人蜂拥而至，争相一睹美国的最高科技的产品。我记得有一个展位展出的是美国现代家庭模板间，里面摆放的都是最新款的家用电器，就是在那里，赫鲁晓夫和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进行了那场著名的“厨房辩论”。辩论的主题是：美国展出这些展品是不是想愚弄俄国人——普通的美国家庭根本用不起这些东西。

抛开两国之间的暗潮汹涌不谈，我发觉在莫斯科的街道上漫步是令人十分难忘的体验，这是我在二战结束后第一次来莫斯科，住的还是俯瞰红场的莫斯科国家大饭店。很多年来，它对入住的西方人有着相当多的限制，但我却被安排住进了列宁套间——1917年列宁从流放中回来时就住在那个套间——让人十分不可思议。这间房间对苏联人来说就像一个“圣地”，不过我对它可是十分熟悉——我随同布拉德利将军来苏联时就住在那里，1942年的许多个夜晚，我们就待在那里打扑克牌。

IBM公司为了赫鲁晓夫的来访准备了好几个星期。按照行程，他将参观好莱坞的一家电影制片厂、一所大学和一家农场，而美国大企业中只有两家有幸接待他，那就是生产农业机械的约翰・迪尔公司（John Deere Corporation）和IBM。工商业界对他的来访多持观望态度，部分是因为苏联和美国意识形态的差异，另外一部分是出于“恐惧”。已经有许多人因为试图改善与俄国人的关系而遭到批评，所以许多工商业界领袖人物唯恐引火烧身。所以在赫鲁晓夫的日程表上，只有另外一位美国企业家将会见赫鲁晓夫，那就是罗斯威尔・加斯特（Roswell Garst），他来自艾奥瓦州，同苏联人做玉米种子生意。

我做的第一件准备工作就是到联合国请了一名俄语翻译。赫鲁晓夫到的几天前，我去了圣何塞，在一家酒店里设了接待处。我预想了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突发情况。比方说，我意识到我们肯定有些雇员对他不满，但我得确保不会因此出现什么暴力事件。于是我在工厂的布告栏上贴了张告示，上面写道：“我邀请赫鲁晓夫总理来访，考虑的是通过此次访问增进美国的利益。如果有人不想看到他，可享受两天带薪假期。”最后大概有20名员工接受了这一带薪假期。

我们打算让赫鲁晓夫看的计算机演示非常有意思。我们为RAMAC设计了一套程序，能让它变身“电子历史百科全书”。你可以用10种语言问它从公元前4年一直到当代发生的全部重大事件。当然有些年份并不像别的年份那样大事频发，但我们还是为每一年都找了些内容。比方说公元30年，当你问它的时候，计算机就会显示“莎乐美要求获得施洗者约翰的头颅，并得偿所愿”。而且我们尽量让这些内容同赫鲁晓夫的来访相契合，比方说如果问1917年，它就会显示“俄国革命”。我很喜爱这个演示程序，因为这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我们从洛杉矶分部挑选了一位程序员来操作RAMAC进行这番演示，那是一位硬朗的波兰移民，能说流利的俄语。他自称埃迪・考文（Eddie Corwin），但我在1937年上IBM推销员培训学校时就认识他了，那时他还叫作埃迪・索哈茨维斯基（Eddie Sochaczewski）。希特勒入侵波兰时，埃迪作为波兰骑兵部队的一员奋勇作战，在第一个星期的战斗中不幸被俘，随后在一所纳粹战俘营里关了6年。

在赫鲁晓夫到达的前几天，我到工厂核对接待事宜。我问埃迪：“你的演示要花多长时间？”

“算上提问环节差不多15分钟吧。”

“但我们给这一项分配的时间是20分钟呀。剩下的5分钟干吗？”

他直视着我的双眼回答说：“我打算跟他聊聊波兰难民在苏联的境况。”

我说：“埃迪，你很清楚你不能那样做。”

“这对我非常很重要。”

“赫鲁晓夫是我们的客人，除非你以名誉担保不这么干，否则我不能让你来进行演示。”

他移开目光，怒容满面，最后答应了我，所以我仍然让他来进行计算机演示。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第一站是东海岸，然后前往洛杉矶。我关注着所有的电视和报纸报道，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我为IBM争取来的这次访问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他在华盛顿对记者团口出不逊；在埃莉诺・罗斯福[34]家中做客时表现得很无礼；当洛杉矶市市长告诉他基于安全考虑他不能去迪斯尼乐园参观时，几乎引发国际冲突。根据报纸报道，当时赫鲁晓夫拍着宴会桌嚷嚷道：“为什么不能去？你们在那里藏了火箭发射台？那里有霍乱病流行？那里是黑帮的地盘？简直难以置信！我怎么向我的人民交代！”我开始担心他会借参观IBM的机会公开指责美国的生活方式。我日思夜想，琢磨着要是赫鲁晓夫说出什么无礼之词时，我该以何种外交辞令得体地应答。但他离开洛杉矾后，却好像一下变了个人。不知是不是受到美国人民热情的感染，虽然他说的还是那些话，态度却发生了突然的转变：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他在旧金山一家酒店入住时，曾走到窗前向外面的群众挥手致意，引发了一阵热烈的欢呼。第二天上午，在前来访问我们工厂的途中，他突发奇想地跑去参观了一家旧金山超市，引起不小的骚乱，接着又心血来潮地临时决定在一家码头工人工会设立的职业介绍所作短暂停留。

最后终于轮到我们了。他的专车正好在午饭前到达，车上下来的正是赫鲁晓夫总理本人，一个圆滚滚的小个子，穿着一套皱巴巴的棕褐色西装，看上去有几分滑稽。他戴了一顶纯白的码头工人帽，是他刚刚在那家职业介绍所用自己的帽子同别人换的。他的官方陪同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我不是很熟。随行的还有两国的一些官员和密密麻麻的记者。奥莉芙和我走上前去向他表示欢迎——赫鲁晓夫夫人留在了旧金山购物——接着我们簇拥着他走进工厂。

赫鲁晓夫喜爱美食，所以我们作了安排，先请他赴午宴，正是此举打破坚冰，让宾主双方在随后的参观过程中相处融洽。那个星期早些时候，我已经对食堂负责人作了详细指示。我说：“我们要向赫鲁晓夫展示的是工厂的普通一天。不用作特别安排。平常的菜色就好。”他安排的菜色果然十分平常，但精美程度真是我生平仅见——色味俱佳的加利福尼亚拌菜和冷肉拼盘简直可以直接放在华尔道夫菜谱[35]中当范例。我给了赫鲁晓夫一个托盘，自己也拿了一个，然后我们开始从长长的餐台上拿取食物。自助餐所用的盘子和碗都很小，目的就是为了限制每次所取的量。但这并不能阻止赫鲁晓夫。我注意到他不停地往碗里堆食物。我拼命地忍住笑，因为周围都是摄影记者。我可不希望让他们拍下我嘲笑总理大人的照片，那就太尴尬了。但是赫鲁晓夫肯定是看透了我的想法。他把碗盛得满满的，食物堆出碗口足有三四英寸，然后朝我眨了眨眼，给了我一个会心的微笑，我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当然不会错过这一幕，第二天这张照片就登在了报纸上。

美味的午餐看来给总理带去了愉快的心情。他对我说：“你很懂得心理学嘛，把我带到这个餐厅作为我们互相了解的开端。”他的翻译叫作维克多・苏柯德瑞夫（Viktor Sukhodrev），比我从联合国请来的那个家伙强太多了——那家伙在边上一句话也插不上。我毫不在意，因为苏柯德瑞夫的翻译显然很准确可靠。午餐过后，我带赫鲁晓夫前去参观工厂，他在参观过程中说：“我们苏联也有这样的工厂。”接着他脸上显出一丝困惑的表情，又说了一句，更像是自言自语：“我们苏联也必须有这样的工厂。”我一直不知道苏柯德瑞夫为什么把这句话也翻译了过来。

在经过工人们身边时，赫鲁晓夫不断地同他们握手或是拍拍他们的肩膀。虽然他参观工厂的时间很短，却给每位员工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我所知，这个世界上只有另外一个人能做到这样，那就是我的父亲。我们对参观的整个行程做了严丝合缝的安排，但赫鲁晓夫会走着走着，突然向几个工人走过去，同他们每个人谈话。“你做的是什么种类的工作？”“你的薪水多少？花在食物和日用品上的钱是多少？”“这里的工资普遍都是这个水平吗？”苏联在这一年刚刚成功地发射了“月神号”月球探测器，赫鲁晓夫在参观时亲自动手给工人们别上了“月神号”纪念章。不过他一走开，我就看到工人们把纪念章从衣服上拿下来看。有的看完以后别了回去，有的人嘟哝一句“狗娘养的”，然后随手扔进垃圾桶。

最后，我们走到记者面前接受采访，赫鲁晓夫感谢了我们对他的热情款待，然后发表了一番讲话。这个讲话当时被大肆报道，因为这是赫鲁晓夫在美国逗留期间发表的最友好的讲话。他说，苏联愿意同美国人民及美国政府成为朋友，他不会对两者加以区别。他的讲话中只有一句含沙射影的话我不是很喜欢。那句话是这样说的：“当我会见企业家时，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分歧，但在会见一些别的人时，比方说工会领袖或某些政客时，事情就没那么顺利了。”我觉得这是在含蓄地攻击艾森豪威尔总统，因为艾森豪威尔总统之前刚在戴维营同赫鲁晓夫就柏林问题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艰难会谈。虽然我想做一个好的主人，但也不能对他的这一举动视若无睹。所以当他讲完话后，我说：“女士们，先生们，赫鲁晓夫总理感受到了美国人民带来的友好气氛，虽然他将此归功于我，但我得说，真正递出橄榄枝的人是艾森豪威尔总统。”赫鲁晓夫没有继续纠结这个问题，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至此，赫鲁晓夫对IBM的参观圆满结束，他在IBM的自助餐厅里没有再来一次“厨房辨论”，让我大感欣慰。

我开始产生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的想法。并不是说我想成为政治家——我没有这么想过，至少当时是没有——但我想让自己的名字因为政绩而为人们熟知，我想在华盛顿干出一番事业，就像我现在成功经营IBM公司那样。要想在成就上超越我的父亲，为政府工作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尽管我父亲曾经同罗斯福总统走得很近，还帮助总统组建了工商业界咨询委员会，但因为他平时忙于IBM公司和国际商会的工作，所以他对政府活动的参与仅限于一些仪式性场合。而我，既对积极参与政府活动的前景很看好，对经常往来于纽约和华盛顿也没什么意见，其他那些曾让父亲在政治舞台前裹足不前的因素也不曾让我感到困扰。一个企业家，即使是一个处于事业巅峰的成功企业家，当他走出自己的公司想在政府部门谋求一席之地时，就得放弃很大一部分已有的权力，像个新人那样从头来过。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政治本身对父亲没有什么吸引力，IBM就像他的王国，他把待在这个王国里进行统治看得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但我还算是相当年轻，而且只要能学到东西，我并不介意被人看作生手。

作为20世纪50年代未商界为数不多的自由派人士之一，我挑起过大量争议性话题——对此我既感到惊讶，也相当乐在其中。举个例子，在赫鲁晓夫来访两个月后，全国制造商协会在华尔道夫饭店开会，我在会上作了发言，提出应该增税，与会的人都大为吃惊。我指出，如果我们想保持对苏联的领先地位，更多的资金也许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作出一些牺牲是必要的。为了美国的利益，有许多事情是必需和必要的，但我们不可能包揽每一件——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们只能做好自己身为企业家的本分。如果必要的话，我们首先要作出的牺牲就是自发自愿地接受增税，这是为了一个光荣而宏大的目标：保持美国在各个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

为了说完就走，不必再回到台下就坐，我一早就作了安排。我从讲台上下来，从后门出去，钻进一辆早就在等我的汽车前往机场，然后直飞欧洲。我很快就发现我的那番讲话引起了何等骚乱，《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都在第二天的头版作了报道：沃森发表“最本分的”观点，猛烈抨击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税收立场。

协会主席甚至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在会上解释说，我其实是在说反话，全国制造商协会的立场当然是希望国会作出切实的努力以增加政府收入——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

我努力为IBM所有的主管人员树立榜样。麦卡锡的那些听证会过去才几年时间，我不断敦促他们身体力行地参与到民主化进程中去。我跟他们说：“你们在IBM公司的职位为你们提供了一个面向社会发言的平台。站上去，运用你们的影响力，推动国家往好的方面发展。”当时正值艾森豪威尔统治的末期，美国的学术界、企业界和工会的重要人物都开始考虑以一种更加振奋人心的新方式思考美国的未来。艾森豪威尔在执政的最后一年，成立了“国家发展委员会”，任命布朗大学荣退的校长亨利・里斯顿（Henry Wriston）担任主席。艾森豪威尔将一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这个委员会：为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方向绘制蓝图，这份发展纲领涉及国家事务的各个关键性领域：人权、外交政策、失业问题、城市改造，一百余人参与了此项工作，从国家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主席乔治・米尼（George Meany）到杜邦公司的总裁克劳福德・格林沃尔特（Crawford Greenewalt），都参与其中。我也担任了一个专家小组的组长，我们这个小组专门研究科技变革，成员包括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沃尔特・卢瑟（Walter Reuther）、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后来成为财政部长的他，当时还是个年轻的经济学教授、查尔斯・珀西——在他担任贝尔-霍威尔电影器材公司的总裁时便与我相识，以及和我一样来自IBM的曼尼・皮埃尔（Manny Piore）。

尽管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是艾森豪威尔指定的，但委员会的最终成果实际上成为肯尼迪总统制定“新边疆”政策[36]的指南。委员会对多个问题提出的解决思路得到两党的一致支持，从对文艺工作提供国家资助到如何使用联邦政府的权力，乃至强制执行投票权。最终报告在肯尼迪当选后数日面世。我还记得当时CBS的时事评论员霍华德・K.史密斯（Howard K.Smith）作了如此评价：“如果不是有大量证据证明肯尼迪参议员最近一直忙于其他事情，人们肯定会认为这份报告是他亲自操刀写就。”

肯尼迪的当选让我在商业界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就像当初罗斯福当选改变了我父亲的商界地位一样。在肯尼迪当选之前，绝大多数企业家将我看作一个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少数派”，他们之所以容忍我或多或少是因为IBM的成功。现在我一下成了个重要人物。比方说，工商业界咨询委员会以前好像一直忘了有我这么一个人的存在，现在却将我提到副主席的位置上，而且我很快发现，自己正逐渐成为大企业和白宫之间的桥梁。

肯尼迪家族第一次进入我的生活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是1952年，我和奥莉芙正要前往达沃斯，我们在瑞士一个火车站的月台上等候换车，注意到一大堆看上去非常昂贵的行李包。奥莉芙仔细看了看标签，惊喜地说：“是肯尼迪一家！”过了一会儿珍妮・肯尼迪（Jean Kennedy）和帕特莉西亚・肯尼迪在（Patricia Kennedy）跑过来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她们也是要去达沃斯。在达沃斯的那个星期，我们还见到了他们家的不少成员。我们晚上一起出去玩，他们都是很有趣的人。一个星期结束后，他们便急急忙忙地赶回家去了——为首次竞选参议院席位的约翰・肯尼迪加油鼓劲、举办茶话会拉票。

接着我们开始经常在斯托遇到肯尼迪家族的各个成员。他们没有在我们的滑雪小屋住过，不过经常在那里举行聚会。帕特莉西亚总是和我的一个好朋友比尔・麦克道格尔（Bill Macdougall）一同露面，比尔是泛美航空的飞行员，当时正在同帕特莉西亚约会。约翰・肯尼迪的弟弟一家，罗伯特和艾塞尔每次来都会带着一大帮孩子，我们曾经在小屋里安排过25个孩子的座位，楼梯上面都坐满了，想穿过屋子都得侧着身子走，我们会放电影给孩子们看。肯尼迪家族的孩子精力旺盛，但都是好孩子。我们举办聚会时，常常会翻来覆去地玩一个游戏，但肯尼迪家的人都很喜欢这些傻乎乎的游戏。

我直到1958年才真正见到约翰・肯尼迪，我是在纽约至华盛顿的短程航线上偶遇他的。我上前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我们聊了聊各自的家庭。多年来我从我妻子和约翰的姐妹们那里听了那么多对他的赞誉之词，所以一开始对他有点抗拒心理。但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他同尼克松的辩论时，对他所持的保留态度一下子烟消云散。第二轮选举过后，我便认定他将赢得最终的胜利。我给他写了封信说：“我支持你。”随后，他的一位助理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向媒体公开表达对约翰的支持。因为同IBM有生意往来的既有民主党人士又有共和党人士，而我又是IBM的老板，所以我只得拒绝了他。但我告诉这位助理说，对于我会把选票投给谁这事不用保密，要是他们想宣扬这件事情，尽可以去做。我为肯尼迪的竞选出了不少力：捐款、写信，甚至以个人名义为他拉票。在企业界他很不受欢迎，那些听说了我所作所为的人都觉得我疯了。在大选前夜，奥莉芙和我前去参加工商业界咨询委员会的一次宴会，发现几乎找不到什么人愿意跟我们说话，大家都对我们敬而远之。

肯尼迪最终获胜时我很高兴，甚至有点被兴奋冲昏了头脑。那年冬天我在百分百俱乐部年会上讲话，对推销员们说：“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我不得不闭紧嘴巴，但现在肯尼迪成为了美国人民的总统，我可以畅所欲言了。我想你们都会同意我们应该为自己干上一杯，因为我们选出了一位了不起的总统。”这番话招来了百分百俱乐部年轻成员们的不满，他们纷纷表示这些话我留给自己听就好。不知怎么的，我忘了一个关于人性的基本事实：如果一个小伙子出身贫寒，靠半工半读才读完大学，然后迅速地挣到了许多钱，那他肯定会成为一个极端保守主义者。一个年轻的IBM推销员如果足够聪明，入行5年之内便能做到年入2.5万美元——在当时可是不小的数目。我自欺欺人地认为我可以兼顾企业老板和自由主义者的身份。经过这件事情，我认识到，如果我想从政，最好是辞去总裁一职，要是我想继续当IBM的老板，就得谨言慎行。其实我持何种政治观点从来都不是问题的关键，不过从那以后我再没做过类似的公开发言了。

奥莉芙和我开始频繁地被邀请去白宫做客，就好像我们和肯尼迪一家是近邻一样。我们参加了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交活动——我记得一次晚宴上帕布罗・卡萨尔斯[37]做了演出。那是他自西班牙内战后在美国第一次举行正式的演奏会。奥莉芙和我还被邀请参加白宫举行的私人舞会，其中有一次舞会是为肯尼迪总统的连襟兄弟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办的，大家唱唱跳跳一直到凌晨五点才兴尽而归。在那次舞会上，奥莉芙的座位被安排在紧挨总统的右手边，这样的荣幸使得那个夜晚成为我们家族“典故”中一个永恒的话题。

在肯尼迪当政的那些年里，我得到不少了解、接近国家权力中枢的机会。我在总统名下的众多委员会里占有一席之地，其中包括劳资政策咨询委员会以及掌管“和平队”事务的委员会。不管从哪个角度说，我对为总统效力都感到十分荣幸和骄傲，但我从不自欺欺人地认为我是什么重要角色，也不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真正的“政治动物”。我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而存在。

绝大多数大企业家自然是反对肯尼迪总统的。他入主白宫还不到六个月，工商业界咨询委员会就正式同政府撕破了脸。这次事件摧毁了自罗斯福以来政府同商界的和谐关系，我也被卷入其中。工商业界咨询委员会由65位最具影响力的美国企业家组成。它成立的目的用官方的表述是在经济问题上对商业部长提供建议，但其真正的作用要在危急时刻才能表现出来。比方说二战期间美国参战时，这个委员会就承担起了战时生产委员会的职责。在和平时期咨询委员会的确没有太多事情可做，都快变成“老男孩俱乐部”了。

肯尼迪的商务部长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前州长卢瑟・霍奇斯（Luther Hodges），一个温和的自由派人士，比总统大20岁。当他刚被任命时，大家都觉得他会同时赢得商界和国会的欢心，但他虽然有着和蔼可亲的外表，实际上却是个顽固透顶的“老傻瓜”。霍奇斯认为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政府同大企业走得太近了，他将为这种亲密关系画上句号。他告诉工商业界咨询委员会主席，他觉得这个委员会并不能真正代表美国的工商业界。这话让每个人都惊呆了。接着他又禁止我们在没有政府官员参与的情况下关起门来开小会，并且责令我们从小型企业中选出代表加入委员会。没过多久，委员会里就怨声载道。

从私人感情方面而言，我对这个委员会其实一点好感都没有。委员们每次开会都选在度假胜地，比方说温泉市，日程表上写着要讨论五件事，但他们会把每个下午的时间用来打高尔夫球，聚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就胡侃一通生意经，当真正谈到政府的问题时，他们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都强烈反对政府插手商界事务。但除开这些，我觉得打压这样一个在危急时刻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组织实在是非常愚蠢的行为，我也不能理解被视为该委员会代言人的霍奇斯为什么会对它如此不友好。

1961年，随着“柏林墙事件”的升级，我相信卢瑟・霍奇斯同商界的紧张关系已经不是总统心中考虑的首要问题了。尽管如此，当咨询委员会开始讨论是否应该终止同商业部的从属关系时，我还是跑去见了肯尼迪。我说：“如果这事真的发生了，我觉得对你倒是不会有什么特别不利的影响，但你要是能采取积极措施，总比听之任之的好。”肯尼迪马上唤来一位特别助理拉尔夫・邓根（Ralph Dungan），吩咐道：“我完全不知道此事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你马上同汤姆一起介入此事，不要让事态更加严重。”邓根使尽浑身解数想要说服霍奇斯转变态度，但霍奇斯就是无动于衷。于是在6月6日，工商业界咨询委员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同政府脱离关系。

咨询委员会为肯尼迪政府做过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为总统的援外项目提供志愿者。我负责招募事宜，这项工作被大家戏称为“大款行动”。当时美国正在源源不断地向国外提供巨额的援助资金，相应地，肯尼迪希望援外项目的工作能由商界人士承担。他的想法是请50家大企业派出最能干的副总裁及主管人员到海外工作一年——一支由管理人才组成的“和平队”。我调动咨询委员会的力量来进行这项工作，邀请了四位资深理事负责各个地区的人员招募工作，其中包括美国机械铸造公司的卡特・伯吉斯（Carter Burgess）及柏克德工程公司的老史蒂芬・柏克德（Stephen Bechtel Sr.）。他们招募到了一些非常能干的人，可接下来我们又得同国务院的那些官僚主义者作斗争，那些人坚持认为，为了避免利益冲突，志愿者必须在赴海外之前从原来的公司辞职。不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富有奉献精神，所以最后有35名志愿者冒着损害自己前途的风险同意了这个要求。我记得博格华纳有限公司老板鲍勃・英格索尔（Bob Ingersoll）的弟弟去了菲律宾；IBM的比尔・劳利斯（Bill Lawless）去了扎伊尔，他之前是阿尔・威廉斯的助理，还有一个来自IBM的小伙子替我统筹整个项目计划，他名叫斯坦・麦克尔罗伊（Stan McElroy）。

我在新成立的劳资政策咨询委员会也占有一席之地，这个委员会同工商业界咨询委员会形成了鲜明对比。劳资政策咨询委员会在肯尼迪执政期间极其活跃，几乎完全取代了工商业界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它由19位来自商界、工会和教育界的领袖人物组成——像是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约瑟夫・布洛克（Joseph Block）、乔治・米尼和沃尔特・卢瑟——肯尼迪总统本人也经常前来参加委员会的会议。在这个委员会中，我感觉自己是真真正正地走在伟人身边，我们对许多问题看法一致，也让我惊喜不已。总统要求我们重点关注失业问题，因为当时经济的不景气使得美国的失业率攀升至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点。因为这个缘故，新生儿出生潮也让大家担忧不已——这些孩子长大后，我们要怎么给他们提供工作岗位呀？

我在委员会里专门负责研究失业问题同自动化之间的关系。IBM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走的是强硬路线——我们出售的穿孔卡片机能够取代的人工越多，卖得就越好。父亲对此曾做过辩解，他指出现代科技的发展将提高工业生产率，因而促进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但现在我开始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将有大批工人被抛上街头。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1960年，当时我参加了爱德华・默罗（Edward R.Murrow）主持的一个电视访谈节目，我去那里是要向观众们谈谈IBM的一些理念，但给我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是节目的开场部分。默罗开场谈的是肉类加工业，他先用他特有的那种沉静有力的方式介绍了背景情况，然后采访了一个弯腰弓背地坐在自家门廊的失业工人，那个家伙原本在一家屠宰场工作，但后来他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了。他大概只有45岁或者50岁，却再也没办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他的绝望与沮丧仿佛充斥了整个电视屏幕。我被这个悲剧惊呆了：一个肢体健全的人坐在那里诉说自己对工作如何求而不得，之所以会这样，只是因为工业技术的发展。

沃尔特・卢瑟也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多人管他叫“共产主义分子”，因为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和他弟弟在苏联一家汽车制造厂做过工。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我相信他称得上是美国的一位伟人，当他在1970年因为飞机失事而去世时，对整个国家而言都是极大的损失。在默罗之后，是他让我对许多事情有了新的思考。沃尔特・卢瑟深入浅出地为我讲解失业问题造成的危害，他说如果别克汽车公司决定关闭底特律一家设备老化、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工厂，然后在南部地区修建一家现代化的新厂，原来在那家底特律工厂工作的5000名工人便会流落街头；南部地区，比如田纳西州的就业机会对底特律的工人没有什么意义。保守派人士可能会辩称说这种事情在自由企业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失业工人的家庭就像随着碾米机的欢快转动飘落到泥地上的谷壳。但我并不这样看。劳资政策咨询委员会当时还研究了欧洲实行的就业保障手段。我们曾特别就瑞典的做法进行了长时间的研讨：瑞典政府联合工业界和工会施行合作项目，将高失业率地区的工人聚集起来进行再培训，然后将他们举家迁至有就业机会的地区。肯尼迪总统对在美国实行类似合作项目的想法很感兴趣。

正是在这个委员会里，我第一次产生了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也许我最终能在政府里作出一些成就。工会领袖喜欢我，因为我的自由主义观点；商界人士佩服我，因为我事业有成；学术界人士则觉得我思想开明，能够接纳新想法。但我依然只是个新手，我在加入这个委员会的第一年里就意识到，如果我想正式被华盛顿接纳的话，还有大量的功课要做。

当时委员会里正在就如何使广大美国工人得到就业保障的问题展开辩论。保守派一如既往地认为应该减少企业税收以刺激经济发展，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自由派人士则希望进行政府改革，出台新政策，例如提供失业保险。我让IBM的一位经济学家写了份报告，以表达我的观点，他同我谈了谈，然后迅速地写了一篇极端自由主义化的文章。我错在没仔细通读就冒冒失失地把文章送给了所有委员看。看完以后，工会领袖喜笑颜开，而企业家们惊骇不已——这篇文章中的主张实际上是回归到了罗斯福的“新政”。亨利・福特二世手下的首席财政官写了一篇严厉的回应文章，痛斥我的文章既荒谬又毫无价值。尽管我觉得他说得有点太刺耳了，还是不得不承认我这篇文章的确十分幼稚。

委员会里有些人认为，如果劳资双方能够通力合作，美国就可以像瑞典那样想出合理有效的经济政策。如果肯尼迪不曾遭遇不幸的话，我们或许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肯尼迪遇刺不到一年后，美国汽车工人工会就发起了针对通用汽车公司的大罢工，双方最终达成的和解协议其实是违背国家利益的。为了使工人复工，通用汽车公司作出了非常大的让步，包括以远超政府反通货膨胀方针限度的幅度给工人加薪。这也给我上了另一课，使我认识到，即使一个大工会和一个大公司达成一致，结果也未必是好的。只有联邦政府的权力才能保护劳资双方的共同利益。

肯尼迪总统遇刺那天，我正在纽约和一批工商界人士共用午餐。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老板比尔・佩利（Bill Paley）被叫了出去。他回来之后走到宴会主人旁边小声说了几句话，后者站起来说道：“总统刚刚在达拉斯遇刺。他的伤势十分严重，可能挺不过去了。”我们的酒立刻醒了，纷纷起身准备赶回自己的办公室。我当时坐在麦克唐纳飞行器公司老板麦克・麦克唐纳（Mac McDonald）旁边，他说：“我今天下午的日程安排正好是同你碰面呢。”

我说：“麦克先生，我都忘了这件事了。要不我们过一两个星期再找个时间碰面？”

“不，不行，我想现在就谈。”

我被总统遇刺的消息震得不知所以。我心想：“搞什么呀，他想谈，那我们就谈吧。”我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原来他想购买我们的维修服务部，这个部门拥有自己的计算机中心，可以租给客户使用，按时间收费。我浑浑噩噩地同他谈了二十分钟，他走了以后我便立刻回家。我到家后没多久——肯尼迪家做事总是井井有条——就接到了罗伯特・肯尼迪手下打来的电话，通知我们说总统已经去世，丧礼正在筹备当中。那天晚上，我拿出几张纸，给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写了封信。我只在白宫见过他几次，但我想告诉他，我能体会此事对他的打击，理解他将面对怎样的艰难处境。

亲爱的总统先生：

现在自由世界最艰巨的工作落到了您的肩上，我在此祝愿您取得成功，我坚信您一定能做到。

我很荣幸在过去的两年半中与您结识，我亲眼目睹了您的才干、机智和外交能力，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敬佩。由您出任新一任总统是美国的幸运，也是整个自由世界的幸运，尤其是在这样充满挑战的艰难时日。

如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请尽管开口。我将坚定不移地追随您的脚步。

您忠实的

小汤姆・沃森

第二天早上，我派人把这封信送到白宫，交由林登・约翰逊本人。我知道，尽管写这样一封信不过是举手之劳，但对当事人来说则是莫大的支持。大约在中午时分，我们又接到一个电话，是曾经肯尼迪总统的手下打来的，邀请奥莉芙和我与参议员及最高法院的人一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令人悲痛的场面。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亲自站在白宫东厅旁边的楼梯拐角处向刚刚瞻仰完遗体的来宾依次致谢的情形。谁也不曾想到这样一位出身望族的天之骄子会亲自做这种事，实在令人感动。当轮到我们时，罗伯特同我握了手，给了奥莉芙一个长长的拥抱，他们两人都泣不成声。

约翰逊接任了总统，许多人告诉我说，他把我的信给他们看过。他把那封信带在身上好几个星期。我想它对他来说肯定很重要，因为它表明他已经得到了众人的支持，甚至是肯尼迪拥趸的支持。不过这封信也表达了我对他的感受。由于我们个性的差异，我觉得我没法为他工作——尽管他后来邀请过我出任商业部长，我还是婉言谢绝了——不过我知道，他会竭尽全力地完成肯尼迪总统的未酬之志，而我愿意尽一切力量支持他。

第二十七章   自我反省的管理者

每个父亲逝世的周年纪念日，我都有自己的一套追思仪式。我会花一个晚上的时间静静地盘点自他过世后公司股票价值的涨幅，然后对奥莉芙说：“我又带领IBM走过了一年。”我最后一次这样做是在父亲逝世的第五年，1961年。那一年IBM的规模已经是父亲去世时的两倍半了——算上迪克的IBM国际贸易公司，年销售额已超过20亿美元——我们的股票价值已经翻了5番。当时间迈进1961年时，美国共有6000台计算机在使用当中，其中有超过4000台是IBM公司出品，从计算机租赁业务中获得的收入也持续增长，马上就要超过父亲钟爱的穿孔卡片机业务了。

这五年里，我没有让任何人同我一起站到IBM舞台的聚光灯下。我要让公司内外的人都建立这样一种意识：小汤姆・沃森就是IBM。我非常小心地维护着我的权力。但在1961年，我决定让阿尔・威廉斯站到台前，我将自己升为董事长，保留总经理一职，而让他担任总裁。我们的友情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深厚，尽管父亲很早以前给我的警告依然困扰着我，但我完全不能想象同阿尔疏远的情形。1962年初，我到华盛顿去参加一次会议，从IBM来了个人，带来一份年度报告的初稿让我签字，我注意到阿尔已经在上面签过字了。之前我并没有让他签年度报告，我想的是等他在总裁职位上干满一年后再给他签字的权力。毕竟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父亲也是等我当了三年总裁之后才让我签署年度报告的。我将阿尔的这一举动看作对我权力的潜在挑衅，我不想让这事就这么算了，因为它很可能会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现在回想起来，我怀疑那个签名可能根本都不是出自他本人之手：可能只是某个起草年度报告的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敏感性，随手就写了上去。可当时我给阿尔打了个电话说：“怎么回事，这份年度报告上有你的签名。”

“那个，我是总裁，我应该签名的呀。”

“这是由我决定的。当然，在将来某个时候我会同意让你来作决定。但现在能够作决定的只有我。”

我的话让阿尔大为光火：“我觉得那上面根本没有什么需要决定的东西！”

多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有过不少分歧，但还是第一次发生如此激烈的争执。于是我说：“好吧。如果你要计较这事，那就把董事会召集起来，今天下午五点半的时候开个会。到时候我会赶回纽约，我们董事会上见。”

阿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给我十五分钟让我想想。”过了一会儿他打电话回来，说：“汤姆，不值得为这事大动干戈。等你觉得合适的时候我再在年度报告上签字好了。”

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阿尔知道怎样选择对手，他知道这件事要是拿到董事会上去，他会被我打得落花流水。第二年我准许他同我一起在年度报告上签字，我们和好如初，关系甚至比以前更近了。

我很乐意和阿尔一起掌管IBM，然后一同退休。可惜我没这个运气，阿尔比我年长四岁，而且他一直明确表示想要在55岁的时候退休。他总是说：“我已经辛苦工作一辈子了，我想留点时间享受一下生活。”我虽然不是完全相信他真的会这样做，但我知道，当1966年来临时，我必须做好任命新总裁的准备。

显而易见，最合适的人选是我的弟弟迪克。尽管我父亲从未明确说过我在退休之后应由迪克接管IBM，但我一直清楚这是他的意愿。迪克比我小五岁，所以我可以先让他接替阿尔出任总裁，然后在合适的时候接替我的职位，他能在IBM的权力顶峰待上5到10年时间。迪克在IBM世界贸易公司大权独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到1960年的时候，IBM世界贸易公司已经成为一家年利润3.5亿美元的企业——比我接任总裁时的IBM国内公司年利润还要高——而且在他的管理下，IBM世界贸易公司的年增长率是IBM国内公司的两倍。在欧洲经济奇迹般的复苏过程中获利的美国公司并不多，但因为迪克的辛勤工作和父亲的远见，我们成为了其中之一。从1959年到1962年，阿尔・威廉斯和我向迪克提供了数千万美元的资金，用以支持IBM世界贸易公司的发展。阿尔常常笑言此举最终将对我们在国内的发展产生良好影响：“我们的竞争对手在国内和我们争得头破血流，却连想都没想过海外市场。等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世界贸易公司的根基已经不可动摇了。”

正如父亲所言，我的弟弟魅力十足、聪明能干，颇有外交官的风范，由他负责IBM的海外业务真是再合适不过。他天性招人喜欢，很容易跟所有人打成一片。他远比我平易近人、得体稳重，同政府高官或是其他企业家打起交道来不像我那样拘谨。他善于辞令，很轻松地就打入了南美和远东的商界核心圈。他几乎认识欧洲各个大国的国家领导人，就连西柏林市长威利・勃兰特也同他成了至交好友。他经营起公司来手腕灵活，将IBM世界贸易公司的业务开展到了全球各个地区。他任人唯贤，选择的各国分公司主管都是极优秀的人才，而且还给予这些分布于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公司极大的变通性，以使其经营方式符合其所在国的风俗及传统。但对当地那些不符合经商之道的陋俗，他抵制起来也是毫不犹豫。打个比方，IBM愿意提拔才华出众的年轻管理者，而不是论资排辈，这一点使它从欧洲企业中脱颖而出。迪克也从不畏惧同提出无理要求的国家政府作斗争。大概在1957年的时候，日本政府给在日本的外国企业下了一道最后通牒：将50%的产权卖给日本投资者，否则就离开日本。几乎所有在日本的美国企业都屈服了，只除了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和IBM世界贸易公司。我弟弟告诉我说：“日本人太需要数据处理设备了，所以我们得以幸免。”经过数年的强烈呼吁，日本政府终于同意我们在日本的分公司独资办厂，因此我们一直是日本电脑市场上的一支劲旅。

从某种程度上说，父亲去世后，我与迪克之间的暗中较量便已不复存在。在威廉斯堡会议上，我让他担任了公司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是IBM的权力中枢。之后，当我母亲年满75岁从董事会退休后，我又让迪克接替了她的席位。我一直遵循不干涉迪克事务的原则——当他邀请我加入世界贸易公司的董事会时，我婉言拒绝了，因为我不愿意屈居下位——不过我感觉将我们两个公司分开的做法一开始的确有所必要，不过现在看来更多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工作之外，迪克和我来往得并不是很密切，不过此时母亲渐渐老去，我们开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一起陪在她身边。迪克在新坎南自己名下的土地上为母亲建了一座避暑别墅，每年我们兄弟俩会在那里陪母亲住上几个月，我们的妻儿则去缅因州度夏。那些时光既温馨又有趣。母亲和迪克特别亲近——迪克是她最小的孩子，之前曾带她进行过好多次长途旅行，我记得其中有一次是去澳大利亚走访一处长期亏损的IBM分公司。我从未和母亲一同旅行过，但她十分信任我，常常同我分享她对沃森家族各个成员的担心——父亲在世时她从未对我有过这种信任。而且她觉得我把IBM经营得非常好，这一点对我特别重要。她曾说过：“要是你父亲还活着，他会骄傲成什么样啊！”每天早上我和迪克会陪她一起吃早饭，边吃边聊，然后迪克和我再一起开车沿着从韦斯特切斯特郡到阿蒙克市的林荫大道去上班——IBM之前刚把总部迁到那里。母亲一直很喜欢开车，于是我和迪克给她买了辆捷豹敞篷车。她经常开着这辆车出去兜风，直到她80岁高龄几乎双目失明时。在新坎南，人们只要一看到那辆捷豹开过来，就会躲到树后面去。

现在是时候正式确定IBM的总裁继任者了。阿尔・威廉斯推动我迈出了第一步。他说：“我们应该把迪克从世界贸易公司调回来了。”我们计划像父亲当年提升我那样，先让他在国内公司担任几年要职，树立威信，然后接替阿尔的位置，最后接替我。我在1963年同我的弟弟谈了这个计划：“你在世界贸易公司成绩斐然，父亲一直预言世界贸易公司的生意会做得比国内公司还大，也许他的确有道理。不过我现在考虑的是，你还是IBM一把手的头号接班人。所以现在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是想继续待在世界贸易公司做个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呢？还是先回来担任高级主管？”

我觉得我考虑得十分周全，但事后看来，这不管是在工作方面还是在家庭方面，都是我所犯过的最大错误。我不应该迫使我的弟弟同其他主管激烈角逐一把手位置。要是当时他这么回答我，也许最后大家都会好过很多——“我不会选的。你来决定想不想要我接你的班，什么时候你准备好交班了，我再来考虑这事。”相反，迪克询问我的想法，我告诉他说我准备把他放在高级副总裁的位置上，同时他将保留IBM世界贸易公司董事长的头衔，不过实际的工作将由其他人接手。他说：“给我一个晚上仔细想想。”当你把一个工作机会放在一个有抱负的人面前时，他最后总是会接受的。第二天迪克回来找我，说：“要是能有机会管理总公司，我想试一试。”

就在这时，我们正准备推出一系列新的计算机产品，它们将与迄今为止出现过的任何计算机有着根本不同。这个系列被称为System/360——因为360°就是一个圆——在我们的期望中，这个系列的产品将可以满足每一位客户的每一个需求，不管他们是商人还是科学家。《财富》杂志将其称为“IBM的50亿豪赌”，认为它是“当代最重要、最具前瞻性——也许也是最为冒险——的商业决策。”这一新系列的推出将IBM引入一场巨变，其间成功与风险并存，而我们在此中所犯下的错误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包括迪克和我自己的命运。研制System/360型计算机的花费惊人。仅在工程技术方面我们就花费了7.5亿美元。接着我们又投入了45亿美元修建新厂、购置设备、展开营销。我们招聘了超过6万名新员工，开设了5家新的大型工厂。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商业投资项目。《财富》杂志的记者指出，我们在这个项目上的投资已然超过二战期间研制原子弹的花费。

System/360是在不寻常的背景下诞生的。20世纪60年代初，计算机有了自己完整的体系。早在二战刚结束的时候，人们就信心满满地预测计算机将制造许多奇迹，到此时，的确有一些预言没能实现——像是用计算机自动预报天气什么的，但在其他领域，从寄送月度电子对账单到太空竞赛，计算机应用已经得到广泛承认。计算机开始使人类的日常生活发生革命性的转变。举个例子说，美国航空公司正打算启用SABRE订票系统，该系统可将全美国购票点的计算机同韦斯特切斯特郡的一台主机相连，这样人们在预定机票时就不用再像过去那样，要等上一晚才知道订没订成。我们能够想象计算机应用更为广阔的前景。当时我们就想到可以在美国的学校教室里安装计算机终端，以帮助教育水平的提高。同时许多有远见的人还开始预言说，终有一天，计算机将进入普通百姓家，变得同电话和电一样普遍。

矛盾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却有种感觉：IBM进入了发展停滞期。我们的企业规模仍在扩大，但速度已经慢了下来——在肯尼迪击败尼克松当选总统那年，我们的增长率只有9%。当我们的销售额达到20亿美元时，市场调研人员开始预言，因为我们占据的市场份额已经如此之大，我们的增长率自然而然会降下来。但考虑到计算机应用的光辉前景，这样的事情看起来很不符合逻辑，于是我想，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绊住了自己的脚步。之前我将计算机业务部门一分为二，现在两个部门之间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展开激烈竞争，但这样也有一个不利之处，那就是我们的产品结构变得杂乱无章。到1960年9月为止，我们的产品目录上共有8种计算机产品，外加一些老式的真空管计算机。每种机器的内部结构都迥然不同，因而使用的软件和配套设施——像是打印机和磁盘驱动器——也都不一样。如果某位顾客生意做大了，想把手头的小型计算机换成一台更大的，就得更换所有的配套设备，计算机程序也得全部重写，这就得花上一大笔钱。

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人是维恩・利尔森。他当时是IBM的副总裁兼部门总经理，主管我们的生产及研发部门。他认为，面对IBM发展滞缓的现状，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简化产品结构，他下令技术人员立即着手进行此项工作，但一开始收效寥寥，因为两个计算机分部的工程师都拼命维护自己部门的产品。维恩是个令人叹服的家伙，他个性强硬，并且极具管理头脑。他意识到是时候结束两个计算机分部之间的对抗状态了，他用了一个管理学的技巧，叫作“粗暴换位（Abrasive Interaction）”，即强行将两个部门的人互换位置：把小型计算机分部的高级工程师放到大型计算机分部去担任研发队伍的负责人。许多人觉得这一做法就像让赫鲁晓夫来当美国总统一样毫无意义，但正如维恩预期的那样，经过数月这样的“粗暴换位”，两个部门的工程师赢得了彼此的尊重，逐渐达成共识，开始共同致力于研制能够横扫整个计算机市场的单一系列产品。维恩以这些工程师为核心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委员会，称为SPREAD（System Programming Research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也就是系统编程、研发、工程技术和发展体系的首字母缩略。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规划出一个新的产品策略。1961年底，SPREAD委员会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开会研讨，却迟迟拿不出一个最终方案，维恩终于失去了耐心。圣诞节前两周，他将委员会的人通通送到康涅狄格州的一家酒店，告诉他们说拿不出报告就不许回家。12月28日，委员会终于提交了一份8页的报告——这就是System/360诞生的由来。

SPREAD委员会提交报告的那年，我忙于在华盛顿参加总统手下那些委员会的活动，对发生在IBM两个计算机分部之间的技术之争只是隔岸观火。不过到了1962年年中，公司的现状已经迫使我不得不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花更多时间。那年5月，股市暴跌，是自1929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IBM的股票也受到了冲击，跌幅高达三分之一——30年来IBM股票第一次跌得这么惨。这已经够让我忧心的了，而随着System/360计划的逐渐成形，摆在我们面前的风险更是让我感觉自己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大胆的决策总是会让IBM更上一层楼，但就算以IBM的标准来看，System/360项目也太过冒险了。

维恩算得上是System/360系列产品之父。他打算淘汰所有其他的计算机——包括当时我们用来赚取租金的数千台计算机，用一系列全新的产品取而代之，这个新的系列既包括月租金不过2500美元的小型机，也有月租金超过11.5万美元的高性能巨型机。这些机器都将具备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特点，即“兼容性（Compatibility）”，也就是说，即便它们在尺寸大小上有巨大差异，却能使用相同的软件、连接相同的磁盘驱动器、打印机及其他配套设备。一旦顾客们选择System/360计算机，他们便可以在我们的产品目录中根据需要搭配硬件组合，对主机进行扩充。这对顾客们很有好处，对IBM也是益处多多——顾客一旦选择了System/360系列产品，将在很长时间内保有对IBM的忠诚度。

但从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两个风险，任意一个风险都足以让我们夜不能寐。第一项是协调新产品系列的硬件生产和软件设计工作。在美国及欧洲各地，我们的工程师队伍同时着手研制六种全新的中央处理器及几十种全新的配套设备——磁盘驱动器、磁带驱动器、打印机、磁盘、光符阅读机、交换机及终端机——这些硬件设备最后都必须能够互相连接。软件设计工作则更为棘手，为了让System/360的主机具备兼容性，数百名程序员必须写出数百万行计算机指令。此前从未有人进行过如此复杂的编程工程，面对巨大的挑战，技术人员压力重重。

第二个让我们忧心不已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开始尝试自己生产电子部件。电子工业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极快，真空管被晶体管取代，到此时晶体管也走到了被淘汰的边缘。未来计算机芯片的发展趋势是集成电路——一块小小的介质基片上，晶体管、电阻、二极管等等元件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此时还没人将集成电路用在计算机内，但System/360的设计要求大量的集成电路。阿尔・威廉斯坚决认为，尽管我们在生产早几代计算机时依赖别的制造商所提供的电子元件，但现在我们必须自己生产电子元件了。他是这么说的：“也许将来整台计算机都将缩小到这些元件上，到那个时候，你觉得我们还从别人手里购买这些东西合适吗？如果我们还想继续留在计算机行业中，最好学着自己生产这些东西。”我同意他的看法，不过我永远忘不了我们修建第一个集成电路厂的花费。当时修建一间普通的工厂每平方英尺的造价大概是40美元，而修建集成电路厂时，为了达到无尘标准，每平方米英尺的造价超过了150美元，工厂车间看起来不像工厂车间，倒像外科手术室。当预算表送来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且我不是唯一一个被吓坏的。因为造价问题，董事会让我在那段时间里很不好过。他们不断质问：“你确定你真的要用这么多钱吗？”“你招标了吗？我们可不想建造铺张豪华的工厂。”

我们原本打算在1964年4月推出第一台System/360计算机，然后在18个月里逐步淘汰旧的产品。不幸的是我们错误地估计了时间，我们原本指望现有的产品能够顶上一到二年，可刚到1963年春天，我们现有的计算机便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我们做了一个技术测试，结果表明System/360计算机的性能将大大优于美国无线电公司、宝来计算机公司（Burroughs）、霍尼韦尔公司、Univac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的最新计算机产品，但我们的现有产品却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一些公司的产品甚至能以与我们相同的价格提供比我们多上两到三倍的功能。我们的推销员束手无策——因为System/360计算机的研发并未公布，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的计划，更无从告诉我们的顾客。1963年年中，各个销售处都发来了惶惶不安的报告，说再也顶不住别家的竞争了。尽管那年计算机市场的需求增加了15%点多，但IBM的销量才增加了7%，跌至二次大战以来的最低点。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推出System/360计算机，许多高级主管都主张我们应该马上对外宣布System/360计算机的研制计划。这肯定会在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顾客们可以看到这一新型计算机在性能方面有多大的提升，这样我们就能说服他们静待System/360计算机上市，而不是急匆匆地选择我们竞争对手的产品。但贸然公布System/360计算机的研制计划存在很大的弊端。首先，尽管这一新型计算机已接近完成，但还没有经过公司要求的精准测试。其次，这个新产品系列极其复杂，一旦我们开始接收订单，各个工厂必须精密配合、环环相扣，一点出错的余地都没有，压力可想而知。

这是我所做过的最为重大、最为冒险的决策，我苦苦考虑了好几个星期，不过在内心深处，我相信IBM能够办到。于是在1964年4月7日——距离父亲第一天到IBM工作差不多刚好50年——我们举行了System/360系列产品发布会，发布会之盛大就连父亲也会感到骄傲。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公众目光，我们在美国的63个城市及美国之外的14个国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万名来宾观看了产品演示。我们专门包了一列火车，将200位记者从纽约中央火车站直接送到波基普西，我们发布会的主会场就设在那里。我向来宾们介绍了System/360系列产品，宣称“这是IBM历史上最重要的产品发布”，我们还在一个大大的展示厅里向来宾们展示了System/360系列产品的6种机型及44种外接配套设备。

IBM公司里洋溢着欢庆的气氛，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启了。但当我环视展厅时，心里并不是那么底气十足。展品并不全是实物，有些只是木头做的模型。我们向来宾作了解释，所以这不算欺瞒。但这的确算是投机取巧，在我看来很危险——不是我想象中做生意的方式——这些木头模型是令人不适的存在，时刻提醒着我，我们距离成功完成这个项目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阿尔和我都觉得System/360系列产品的发布之日也是将迪克推到IBM台前的最佳时刻。直到此时，这个项目都是维恩一人在发号施令；现在我们要把迪克放到和他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将主管权平分给他们两人。迪克负责技术和生产方面的工作，维恩则负责销售事宜。事后回想起来，我觉得维恩对这一安排肯定有着深深的不满，因为System/360系列产品是他的心血，现在我们却把他换去搞销售，让我弟弟来做“摘果实的人”。但在当时，对阿尔和我而言，将项目的主管权平分给他们两人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尽管迪克之前从未开发出过一项重要产品，但他曾主管过IBM国际贸易公司欧洲工厂的繁复工作。而维恩魄力十足，又有多年的销售经验，我们需要他去推动、鞭策我们的推销员。作出这一安排后，阿尔和我都觉得对IBM的发展前景放下心来，于是宣布退出公司的日常事务管理。我们成立了一个“公司管理委员会”，由维恩和迪克共同担任主席，将公司的管理大权交到他们两人手中。

说真的，我交给维恩的工作要棘手很多。到此时为止，公司投入到System/360计算机项目中的技术力量和生产力量已经形成了规模，而销售人员则是从别的业务部门临时借调、拼凑起来的。这些推销人员不仅要想办法在竞争中扭转战局，而且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System/360计算机可能会让许多客户觉得不适应。那些已经习惯现有机器的客户一想到换了新机器就得换新软件，多半都会犹豫。维恩手下的销售人员必须说服客户们接受这一点，而与此同时我们竞争对手的推销员也在拼命地游说客户：“别花力气换新软件了。买我们的机器吧。直接换我们的机器就好。”我非常担心丢掉客户，于是把迪克和维恩叫到办公室来，严肃地交代了他们一番。我跟维恩说：“要是销售员为了推销这些机器，需要机器具备新的功能或是额外的软件，我希望你大声提出来、明确提出来，我们会满足你们的要求。”我对迪克说的则是：“对销售方面的要求要有求必应。”

但我的担忧放错了地方。我们收到了大量的订单——比预期的多上许多——而更多的订单还在雪片般地飞来。起先每个人都很高兴，但随着时间的流逝，System/360项目似乎变得越来越像个烫手山芋。竞争对手们发现了我们新产品结构中的空白，开始拉走有影响的客户，于是我们不得不在原有的6种新机型之外又增加了两种新机型。一种是用于科学研究的超速计算机，用来同数据控制公司的产品竞争；另一种是机体较小，具有专门用途的数据处理机，用来同通用电器公司的产品竞争。这两种新机型的研制都需要投入大量技术人员。与此同时，我们为System/360型计算机编写基础软件的工作也停滞不前，让人十分忧虑。软件工作进展越慢，我们投入的程序员就越多。到1966年时，已经有2000名程序员在进行这项工作，软件开发的成本开始超过硬件开发。这是一个严峻的教训，通过它，我们学到了计算机工程领域的一个重大秘密：在软件开发上投入大量人力并不是加快开发速度的办法。每个软件都是一个统一体，如果你把编程工作分得很细、分给太多人去做，最后花在整合上的时间要比你分工省下来的那点时间多上许多。主持软件开发工作的技术天才小佛瑞德・布鲁克斯（Frederick P.Brooks Jr.）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很喜欢开玩笑，他曾就此说过一句话：“生孩子需要9个月的时间，不管你把这个任务交给几个女人完成都一样。”

我们的这些困难不可能瞒过那些已经下了订单的客户，于是我在IBM的一次用户会议上干脆把它摊开了来讲：“几个月前，他们告诉我，1966年IBM软件开发的预算将达到4000万美元，昨天晚上我离开纽约之前问了问维恩・利尔森，问他觉得大概会是多少，他说‘5000万美元’。今天下午我在这个大厅里碰到了沃茨・汉弗莱（Watts Humphrey），他负责编程工作，我问他‘你觉得5000万美元差不多吗？我就用这个数字行不行？’他回答说：‘我觉得得要6000万美元。’你们知道了吧，要是我接着问下去，今年就发不出股息红利了。”我这话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几年后用于360型计算机的软件终于研制出来时，我们在软件开发这一项上的投入一共是5亿美元，这不仅是System/360项目中花费最多的一项，也是IBM公司历史上最大的单项支出。

System/360计算机发布6个月后，项目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已经让我担心到了极点，于是我开始在办公室召开周一晨会，就像开发国防计算机那时候一样。我解散了由维恩和迪克共同负责的“公司管理委员会”，新建了一个“管理评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5人组成：我、阿尔、迪克、维恩和迪克・布伦——他是公司的组织规划专家，当时担任副总裁兼部门总经理。我们总是在进行类似这样的最高领导层人事变动，但这次变动并不会让我的弟弟或是维恩高兴，他们知道，当初我把这个项目交给他们管理，现在我的做法是在收回权力。

每个星期一我们都聚在一起，总有各种问题等着我们解决。委员会内部的气氛很是微妙。维恩和迪克不是很合得来，我和迪克之间也有点紧张。他生平第一次向我进行这样的日常工作报告，有时会上会爆发激烈的争执。1956年威廉斯堡会议以来，我们在公司里成立过各种名目的委员会，其性质其实都同管理评审委员会一样，我通过这些委员会对高层管理人员进行评估，看他们是不是尽职尽责。因为公司经营的好坏直接取决于管理队伍的工作表现，所以我评判起他们来十分严苛，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也很容易发现人才，即便他们职位不高，只要工作出色，便可得到提拔。我把这些委员会视为检验真金的熔炉。

我以审视其他高层主管同样的方式盯着我的弟弟。我还记得发生在1964年世界博览会上的一个小插曲。我和迪克一同前往位于法拉盛草地公园的会场查看IBM的展馆，这个展馆是为我们设计罗切斯特工厂的建筑大师埃罗・沙里宁的遗作，展馆的主体是一座顶部隆起的会厅，样子就像个巨大的鸡蛋，外墙上布满了“IBM”字样的浅浮雕。当时有一些合作商和我们一同参观展馆，大家不知怎么的谈到了计算机电路的话题。于是我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我们的一个竞争对手刚刚推出了一款新机器，这款机器中使用了由硅制成的集成电路片，这种电路被称为单片集成电路。现在这种东西普遍得就像餐桌上的盐，但在当时我可是头一次听说，我们的竞争对手声称这种电路比System/360计算机中使用的陶瓷-金属制集成电路要先进许多。技术是迪克主管的方面，于是我便转头问他，可他一脸茫然，反问我道：“单片电路是什么东西？”我立即大声地训斥了他，责令他最好弄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免得System/360计算机还未走下生产线就惨遭淘汰。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的科学家们已经研究了好几年的单片电路了，所以我们的竞争对手只是在虚张声势。但类似这样的事件却让迪克和我日渐疏远。

阿尔退休的日子逐渐临近，我开始担忧不已。再过不到两年时间，他就55岁了，而且他似乎比以往更加认真地在考虑退休生活。我告诉他说IBM不能没有他，我还想尽办法想让他改变主意，我甚至提议说我退居二线，由他来接掌公司。我说，他为IBM做了那么多，哪怕我把余下的几年职业生涯用来给他打下手，我也会骄傲不已。阿尔知道我这话是真心的。只要他点头，我就会宣布将IBM的方向盘交到他手中，由他出任总经理和总裁，我只保留董事长的职位。但阿尔不愿意接受。

1965年，数百台中型System/360计算机奇迹般地按时交货了。但这并未让我感到任何放松，因为我看到了事情背后存在的不稳定因素。最早交货的这批电脑不管是质量还是性能都低于我们原定的标准，而且略过了一些重要的精准测试。有好几个月我们都把负责产品测试的主工程师叫来参加周一晨会。我会问他：“那些机器的运转情况如何？”他会回答说：“还不算过关。”然后他会摆开图纸，给我们看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新型计算机的生产不断因为类似的问题陷入停顿。一次我们的铜质电触头用光了，没有这种小小的电触头，我们功能强大的新型计算机连启动都启动不了：一直同我们合作的供应商跟不上我们工厂的生产进度了。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简直就像一部老式西部英雄片——工程师们飞往全国各地，找寻他们能够找到的所有供应商，搜罗能够找到的所有铜质电触头，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回公司。更要命的是，我们交给客户的新计算机没有安装关键软件；客户们不得不使用临时程序，这些程序比我们当初承诺的要粗糙太多，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客户虽然购买了新型计算机，却不能获得相应的收益。尽管如此，客户们依然不断订购System/360计算机，他们下订单的速度要比我们的生产速度快太多。尽管我们已经备下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存货，却还是不得不告诉客户说，他们得等上两到三年才能拿到所需的机器。一些客户对此很是不满，我甚至开始担心，但凡运输过程中出现些许延误都会让他们投向我们竞争对手的怀抱。

与此同时，迪克和维恩之间的摩擦开始升级。他们的工作本应互为补充，但他们不是互相支持，而是开始暗中较劲。维恩在振作推销员士气、说服顾客认购System/360计算机方面做得十分出色。但他不断要求迪克对机器进行改进，以便获得更多订单。他会这样说：“要是我们的机器不具备这种功能的话，就很难卖给航空公司；要是我们的机器没有那种功能的话，就很难卖给百货公司……”之前我的确告诉过他要这样做，但他要是心里没有不满情绪、没有较劲的意思，我怀疑他根本不会催得这么急。维恩在生产方面的经验很丰富，他可以想象得到技术部门已经是超负荷运转了。而迪克呢，则完全是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态度。许多时候他本应该对维恩说：“我已经确定了产品规格。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什么样，你就这么去卖好了。”但他只是对维恩的要求满口应允，然后回到技术部门对工程师们施加更多的压力。

那年秋天，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灰暗。大家开始对这一项目产生悲观情绪。我们竭力使生产进度跟上计划表，但士气开始低落。半年来，我们工厂一些部门的工人每星期工作时间多达60小时。员工们都筋疲力尽了。销售处技术人员的压力也在逐渐加大，他们要装配的新电脑越来越多。工程师们的情况最为糟糕。我还记得我去波基普西视察软件开发工作时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在那里有一幢大楼，里面全是程序员，他们的主管是一个名叫汤姆・加维斯（Tom Gavis）的人，他从没上过大学，但确实很懂程序设计。我走进他办公室时，看到他坐在桌子后面，旁边放了一张凌乱的行军床，想来这段时间他都是睡在那里。我开口道：“你们为什么不把程序设计搞快点？”

他完全没给我这个公司董事长面子。他咆哮道：“哼，要是你滚出这里到地狱去，别管我们，我们就能办到！”我忙不迭地退了出去。

在如此大的压力下，迪克表现得不算出色。除了维恩的干扰之外，他的下属也没能助他一臂之力。他的首席助理是个慢性子，没有一次不把我惹毛。我们在周一晨会上焦头烂额的时候，那家伙会不紧不慢地晃进来用一成不变的声调报告说又出现了某个可怕的生产问题。有时我会失去耐心冲他吼上一顿，当迪克插嘴想保护自己下属时，我会连着迪克一同吼。

10月中旬的时候，迪克告诉我们说我们新的集成电路工厂出现了冶金方面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会减产一半。由之而来的后果是我们大家都害怕看到的：我们必须推迟计算机的发货时间。我问迪克：“这批货要推迟多久？”他给我的回答不是一两个星期，而是整整三个月。

我一下子慌了。在IBM的历史上，交货时间从没有推迟过这样久，而且这么大数量的360型计算机延迟交货，我们根本承担不起后果。当我意识到将来可能还会再次出现这种问题时，我瞬间变得自私起来。我现在是51岁，我应当还有9年辉煌的职业生涯，我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前途因为一个一再延误的新产品项目受到影响，此时此刻，我完全顾不上迪克的感受了。

我们立刻发出紧急动员令，指派公司最优秀的人赶赴那间工厂找出问题所在。阿尔和我结伴前往。已经退休的雷德・拉莫特也被我们请回来出谋划策。那段日子简直不堪回首，因为我们越是深挖，情况看起来就越是岌岌可危——出现危机的时候总是会这样。

阿尔一直在我身边扮演着缓冲器和冷却剂的角色，这次也没法冷静了。他发现公司出了极大的财务问题。我们公司的资金基础一直相当稳定，所以一开始我们以为360型计算机的延迟交货不会对公司的总收入造成太大影响，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因为公司从租赁业务中获得的收益很大，可以填补资金的空缺。就在这时，阿尔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已经到了结算1965年账目的时候了，他却不清楚所有支出的去向，特别令他头疼的是资产负债表上的一项，叫作“进展中的项目”，也就是现在我们工厂里正在生产的零件和机器的数量。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会计制度已经过时。以前IBM的各个工厂只用负责自己生产的那些产品，而为了生产360系列计算机，我们的工厂变成了一个大的整体——各个工厂的产品有三分之二是半成品，得再送到另一个工厂进行下一步加工，我们没有对这些辗转于各个工厂间的产品建立清查单。阿尔估计大概有1.5亿美元的账有问题——但他最后拿到手的账目相当混乱，根本看不出所以然。

他指派了一个名叫约翰・奥佩尔（John Opel）的人解决此事，他当时是计算机生产分部的一位年轻主管，晋升得很快。阿尔对他说：“给我查清楚这些该死的存货量。”奥佩尔懂生产，而且有着擅长分析的美名，他把所有工厂的账目理了一遍，可还是理不出存货的总数。阿尔只给了他24小时的期限，他不仅没能按时完成，而且最后算出来的数目差了5000万美元。奥佩尔非常沮丧，最后坚持让各个工厂的经理采取最原始的盘货办法——各个工厂的办事员拿着本子一件一件清点工厂的存货。我们之前从未这样做过。但正是通过这件事情，奥佩尔才最终发现公司的会计制度出了大问题。盘点的结果表明我们有价值将近6亿美元的“进展中的项目”，可没有一个工厂的经理愿意站出来对此负责，他们找到奥佩尔大吵大闹，互相推卸责任。

这件事情让阿尔大伤脑筋，因为“进展中的项目”的错误估计使IBM好像拥有比实际更多的资金。实际上360计算机项目已经吸收了公司的全部资金。再过几个星期我们就得靠紧急贷款来给员工发工资了。阿尔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一直表现卓越，现在他即将荣退，却遇到了这样的事情，IBM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总是能从租赁业务中获得大量收入保持现金周转。

我们没有把现金周转不灵的事情公之于众，但我们之所以在那年春天毫无征兆地额外发行了一批价值3.7亿美元的股票，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迪克和我已经很少说话了。我们遇到的问题越多，他就变得越是沉默，就像当初我和父亲争吵不休时他的表现一样。现在我已经意识到，我把他弄进国内公司的计划是个极大的错误，不仅损害了他的职业前途，也损害了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我以为我给迪克的是一手好牌，能让他大放异彩，实际上给他的却是一手烂牌。对利尔森加诸他身上的那些要求，他没能坚决地表示自己的反对。他知道如何使那些筋疲力尽的工程师们重新振作起来，但他在面对瞬息万变的技术问题和不断发展的经营策略时经验还是不足，他管理起日常细节工作来也不是很得力。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我总是在自己身边安排足够细心的人。而迪克的手下就没能很好地协助他的工作。

当时大家都吓坏了。阿尔和我一致认为，要想让360系列计算机项目摆脱困境，我们必须将负责权放在一个人手中，一个强硬的“独裁者”，我们清楚那个人只能是维恩・利尔森。在过去的几年中，维恩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知道如何掌控一个困难重重的项目，并带领它走出困境。我痛苦地作出了这个将对我弟弟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12月的一个下午，天色灰蒙蒙的，我把迪克叫到我的办公室。“我要告诉你一些不那么让人愉快的事情，”我说，“我们公司的未来都指着360项目。现在项目进行得很不顺利，我打算将整个项目交给一个人负责，我相信他是最有能力将项目带出困境的人。”我告诉迪克，这个人就是维恩，而迪克将调去管理公司内务，不再负责产品方面的事务。迪克气坏了，他言辞激烈地说：“换句话说，你打算把整个公司交给他来管，而我就只是个打杂的！”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开始感觉公司正在逐渐走出生产方面的困境。第一批走下生产线的产品质量不是特别好，但我们的售后人员使它们在客户手中保持着良好运转，我们生产的产品越多，质量就越高。接着搁浅很久的软件产品也终于开始到位，公司一下子云开见日出了。到1966年的时候，我们的收入达到40多亿美元，我们装配了七八千套360系列计算机系统——它们为公司赚得的税前利润高达10亿美元。

1966年1月26日，董事会选举维恩・利尔森为IBM总裁。阿尔・威廉斯迈出了退休的第一步——担任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我们让迪克出任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的副主席，仍然保留IBM世界贸易公司董事长的职位，并担任董事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但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他很少到公司来，不与任何人来往，显然他的自信心受到了沉重打击。我为自己对待他的方式感到无比羞愧和沮丧。本来事情有那么多种安排方式的，也许当初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让迪克继续留在IBM世界贸易公司；也许他会作为IBM伟大的国际主义者而闻名天下，而我也将继续担任5～10年的总经理，干出一番辉煌的事业。我们通过System/360系列计算机改变了整个计算机工业，客观地说，这个项目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胜利成果。但每当我回首往事，想到的却是我给我弟弟带来的伤害，想到我父亲希望我们两兄弟共同执掌IBM的夙愿，而我最终还是让他失望了。

第二十八章   IBM的黑色星期五

这一年严冬时节，母亲去世了，享年82岁。她去世前已经病了好几个月，所以对她的离去我们已经有所准备。迪克非常伤心，因为他是母亲最小的孩子，同母亲最为亲近，而且母亲去世前几个星期他刚被解除负责IBM生产技术事务的职务。为了向母亲致哀，我带着奥莉芙去了科罗拉多州，在那里我亲笔写了数百封吊唁信，发给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我们在那里待了差不多两个星期，虽然时间不够抚平内心的哀痛，我却不得不回去工作。那时我们经营上的危机已经解决，但为了完成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计算机订单，我们还得埋头苦干。我的工作依然像过去那样紧迫——但我正在逐渐丧失经营公司的热情。母亲逝世了，迪克退到一边了，阿尔正在逐渐减少工作量准备退休，我发现自己正处在想象不到的孤独境地。

在提升利尔森之后，我把自己明升暗降。我仍担任着董事长，但已经不再操心公司的日常事务。公司所有的高级主管，不管是属于直线指挥系统还是参谋辅助系统，都直接向利尔森汇报。毫无疑问，利尔森这个总裁可谓实至名归。他为攻克360项目组建的领导团队，集合了IBM有史以来最好的技术管理人才——鲍伯・埃文斯（Bob Evans）、弗雷德・布鲁克斯、吉恩・阿姆达尔（Gene Amdahl）。尽管利尔森有着“铁面”之称，还是赢得了这些人的忠诚和尊敬。他把这些人称作“男孩子们”，他们工作十分出色，凭借这些新型计算机，公司前途一片大好。

但我花了很长时间调整心态，才真正接受利尔森作为我的二把手。我很不喜欢之前他对待我弟弟的那种生硬做法。不过就算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脾性的差异也会使我和维恩・利尔森之间难以建立我同阿尔・威廉斯之间的那种信任关系。阿尔和我几乎无话不谈，从公司战略到孩子的教育，不一而足。IBM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我们的随意谈话中作出的，在这样的谈话中，我们甚至会把脚搁在咖啡桌上。相反，维恩则喜欢独自工作，尽管他机智、果决、有魄力，但他完全不像阿尔那样心思细腻、有条不紊。他尽可能地逃避开会，不重视参谋辅助系统的作用，赏识像约翰・奥佩尔那样知道怎样通过组织路线来走捷径的管理人员。我同利尔森共事已经15年，他从一开始就极其讨厌办公流程。记得20世纪50年代，阿尔还是财务主管，利尔森还是销售总经理的时候，阿尔就领教过这一点。当时维恩喜欢搞一种被阿尔称为“假摔动作”的备忘录，因为那些备忘录都是在阿尔没注意到的情况下悄悄放到他办公桌上的。利尔森觉得送出那些备忘录就算是通知阿尔了。每当阿尔质问他为何不打招呼就做了某件事情时，利尔森会说：“这件事情你知道的，我在10月28日给你发了备忘录的！”

阿尔会回答说：“我根本没收到这样一份备忘录！”但当他在桌上堆积成山的文件里翻找时，没错，那份备忘录就压在底下。于是我父亲让阿尔为维恩动用的某项支出负责，而此项支出阿尔根本没有批准过。如此数次之后，阿尔终于告诉维恩说，任何维恩送来的备忘录，只要他没有读到，没有在上面亲笔签名，就不算数。

阿尔和我经常会出入对方的办公室，而维恩和我通常只在管理评审委员会的例会上碰面，一个月不过四五次。他主持的例会每次流程都安排得很紧，直线指挥系统的主管人员和参谋辅助系统的专家一个接一个地发言——预算案、定价决策、产品策略、人事政策，我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这可以放在教科书中作为“精确管理”的典型例子，IBM就是以这种管理方式而著称的。而我在主持这种会议时采取的方式则会让绝大多数商科学校的教授大吃一惊，在他们看来，我的方式绝对称不上科学。我会利用这些会议了解公司情况，让问题自己冒头，我希望这些会议达到的效果更接近于我父亲的想法，只不过父亲是通过把人叫到自己办公室里随意布置任务来达到这些效果的。打个比方，要是当天的报纸报道有个贝尔实验室的物理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就会打断会议议程，发起为何IBM的科学家未能获得此项殊荣的讨论。就像父亲一直所做的那样，我不断想办法让我们的主管人员着眼更高的地方。

一直到阿尔担任总裁的时候，我的这种做法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阿尔就像一个理想的地面领航员，每当我偏离航向时，他总能以一种让人很舒服的方式轻松地将我拉回正确航道；而在我作出正确决定时，他总能坚定、默契地配合我。可到了维恩担任总裁时，委员会的气氛就变了。他生性多疑，又没有耐性，眼光不够开阔。他从没公然对我表示过对抗，却经常会表露出这样的想法：我所做的决定他早就想到了，或者我浪费时间关注一些同IBM的经营完全无关的事情。

维恩同阿尔一样，很善于自我约束，绝不会挑起一场自己毫无胜算的战争，所以他从来不在公司直接挑战我。他把发起挑战的地点放在了公海之上。我的业余爱好是参加航海比赛，就在我提拨他担任总裁的那年，维恩也开始参加纽波特-百慕大的航海比赛，我已经参加这一比赛好些年了。他没有多少深海航行的经验，但他是个不错的水手，擅长驾驶小型赛艇。我曾在一次管理评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开玩笑地跟他说，要是他还想在IBM待下去的话，最好别在航海比赛中赢过我，但维恩直言不讳地表示他打算击败我，击败所有人。他买了一艘全新设计的Cal40游艇，并将这艘游艇的设计师招募为自己的船员。他研究了比赛的历史，发现一艘船曾获得过三届冠军，于是将此船的领航员找来。那年6月的比赛中，我的“巴拉望号”发挥正常，拿到了第24名——而他的“雷鸟号”则名列第一。

这件事情对我的刺激也许比我意识到的要大，因为在两年后的又一届纽波特-百慕大航海比赛中，我无意间挑起了同维恩的一次冲突。当时像“雷鸟号”那样的船已经相当普遍，尽管在比赛中使用这样的船依然颇有争论。这些船速度很快，而且船主每年都无所不用其极地让它们变得更快一些，但还是有一大帮像我这样持传统观点的人认为这些新式设计过于追求速度，忽视了船只的适航性和安全性。那年比赛开始前两天，我同美国游艇设计师协会主席暨国际航海比赛规则委员会主席奥林・斯蒂芬斯（Olin Stephens）一起在纽波特的码头上散步。

“人们对游艇的改装太过头了，你们居然一点都不管。”我跟他说。当时我们附近的水中正好停着一艘“雷鸟号”那样的Cal40游艇，你能清楚地看到那艘船的龙骨和艇舵都不符合传统设计。我朝那艘船做了个手势，说：“你看那艘船。它的设计就钻了比赛规则的空子。”

奥林是个非常温和的人，他说：“唔，没错，这种设计很巧妙，不过你为什么会反对这种设计呢？它的适航性很好嘛。”

“因为要是我们由着这些人违反比赛规则，”我说，“他们就会变本加厉，直到最后船只完全达不到适航性的规定标准，比赛中就会出事。”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拿来做反面例子的那艘Cal40游艇正是利尔森的“雷鸟号”。我话音刚落，便听到一个愤怒的声音：“你说什么？”接着维恩的身影从船体的阴影处冒出来，双拳紧握，看起来足有9英尺高，“我的船违反了比赛规则？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误会了，维恩，”我赶紧解释，“我甚至都不知道这是你的船。我只是在和奥林说，他的委员会现在允许船只进行非常规改装的尺度越来越大。我这人比较传统。”

“哼！”他怒冲冲地说，“你是想把我踢出比赛，你没有这个权力！”

第二天的赛前会议上，我找到维恩，企图向他解释说他完全误会了他无意间听到的那段对话。但他压根不听我的解释，径直走开。奥林・斯蒂芬斯也试着向他解释，受到了同样的冷遇。IBM的两位最高领导者在航海比赛场上结下梁子的事情肯定会让那些喜欢小道消息的人大为兴奋。我希望我能将这件事情就此过去，但我们两人都太要面子了，反应都有点过激。我们参加了比赛——“雷鸟号”再次击败了“巴拉望号”，维恩得了第13名，而我排在了第20名。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们回到公司，可维恩还是对我不理不睬。好几天里他没跟我说过一句话，甚至不回我的电话。过了一个星期他才冷静下来，想起我们是在共同执掌一家大企业，董事长和总裁总得进行交流。我觉得他始终没有相信我的解释，即使奥林为我作证，不过最后他还是接了我的电话，同意放下这件事情。

如果再发生一次类似这样的事情，维恩和我的合作关系也许就到头了。但在这段时间，IBM的发展十分喜人——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维恩的管理才能以及他对System/360项目的出色完成。经过20世纪60年代初的停滞不前之后，IBM再次达到接近30%的年增长率——一个处于初创阶段的企业达到这样的增长率不足为奇，一个身家数十亿美元的企业做到这样可是史无前例的。

到1965年时，我们已经跻身全美十大企业的行列，两年之后，我们股票的市值已经超过通用汽车公司。我为我们取得的成绩自豪不已，但我有种感觉，我不过是在做重复的事情：巨大的成功、飞快的增长、频繁的重组、不断招聘培训更多的人。站在企业权力顶峰的压力真的让我筋疲力尽，我的生活节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疯狂，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发现自己没法再像父亲刚刚去世时那样一心一意地投入到照管IBM的工作中去。也许对于IBM，我是不可或缺的，但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

我生平第一次觉得我的生命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以前每当遇到危机时，我总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我相信自己能够打造完美无暇的职业生涯。通过运用我手头的全部工具——金钱、权力、威望——我知道我比绝大多数普通人有着更为强大、深远的影响力，因此我十分自信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能处理好一切事情，不管是我自己的事情，还是我的家庭乃至IBM的事情。可现在我陷入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复杂境地，就好像突然之间一切事情都没那么简单了，一切事情都不对头了。

360项目危机过去后，我不是IBM里唯一一个开始进行自我反思的高级主管。离婚开始在IBM变得司空见惯——在父亲那时候，高层主管离婚的事情可是闻所未闻。还有许多人面对自己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子女束手无策，他们竭力想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20世纪60年代末动荡社会的影响，结果只是徒劳无功。吸毒问题引发了不少悲剧。一位经理的儿子正处于青春迷茫期，他听说致幻药LSD能让人了解真我，于是琢磨着吃一片效果不错，那么吃上两三片效果肯定会更好，于是他吃了一大把LSD，结果彻底疯了。他的父亲没有办法，只能将他送进精神病院。

我的孩子们也到了十多岁的年纪，我同他们之间同样出现了问题，只不过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966年春天，我的一个女儿宣布打算从寄宿学校退学。好几个月里，我每个星期都有一天是在大轿车的后座上处理公司事务——我得跑到新英格兰去劝说她放弃这个打算。好在我最后劝服了她：后来她顺利从寄宿学校毕业，进了大学。不过我之所以能说服这个孩子，部分也是因为我理解年轻一代的困惑。我在年轻的时候也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努力才找到自己的方向，我能理解那些在传统眼光看来一无是处的孩子。于是我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大学应该给这样的孩子机会，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1968年，我在弟弟妹妹们的支持下，启动了一个不寻常的奖学金计划：“沃森奖学金”，这项奖学金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资金来自我父母的遗产，面对的正是像我年轻时那样的孩子，表达了我对我父亲以及布朗大学无尽的感激之情。这个计划每年会从全国各地的小型文理学院中挑选75名应届毕业生，我们找的不是那种成绩全A的“高材生”，而是要求学校推荐那些有特长、有自己兴趣、有创造潜力的年轻人，给他们一个发挥自我的机会。我们资助这些孩子去国外深造一年，几乎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专业方向，只要是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比方说，第一年有个学生便在巴黎学习绘画，另一个则研究西方文明对古希腊法制体系的继承，还有一个学生则研究美国对亚洲及南美国家医疗援助行动的影响。这些选择反映了罗伯特・舒尔兹非凡的眼光和想象力，他是布朗大学的前校长，“沃森奖学金”计划的第一任执行理事。

我们为解决代沟问题作出的这一积极举措让我感到很是骄傲，但我不得不承认，同20世纪60年代数百万年轻人巨大的不满之声相比，这个奖学金计划的反响微乎其微。当时动荡的迹象无处不在——你能在电视上看到大学生们占领校园、要求革命。那些抗议之词让人十分不安——听起来就好像美国的民主进程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不过也的确让我静下心来思考引发这种现象的社会弊端。作为一个开明的民主党员，我感觉自己有义务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但我不知道该从何入手。我不断寻找途径让自己发出更大的声音，甚至一度动过投身政界的念头。在不同的时期，肯尼迪家族和其他重要的民主党人士都曾表达过希望我出来竞选的意思。尤妮斯・肯尼迪・施莱佛（Eunice Kennedy Shriver）和萨金特・施莱佛（Sargent Shriver）曾到佛蒙特州拜访过我们，尤妮斯当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汤姆，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你是个天生的政治家。我见过你怎样让人折服，你一旦下定决心便能无往不利。你为什么不从政呢？”罗伯特・肯尼迪当时是纽约州的参议员，他力劝我参加1966年的州长选举，同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进行角逐。第二年爱德华・肯尼迪则将我作为可能的参议员候选人介绍给新英格兰地区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士。但每当这样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总是同奥莉芙商量一番，然后决定婉言谢绝。我不想离开IBM，而且我觉得自己既没有那种抱负也没有那种热情走到大众面前赢得他们的选票。

不过，要是罗伯特・肯尼迪最后入主白宫的话，我可能会愿意将自己的前程赌上一赌——不管是出来竞选或是被指派到某个职位上——以便帮助他将国家引入正轨。我在1967年夏天就表示了对他竞选总统的支持，哪怕当时看来他当选最少也是5年之后的事情。林登・约翰逊当时在总统位子上坐得很稳，没人指望罗伯特・肯尼迪会在1972年之前宣布竞选总统。但我告诉他国家没有取得我所期望的进步，所以我觉得他会是最好的总统，我愿意竭尽所能地支持他。我敢肯定同样的话他已经从很多人那里听到过了。他当时只是简单地回答说：“你的这番话对我意义很大。”除此之外再没说过什么。

我见过罗伯特・肯尼迪许多次。每年冬天他都会到斯托去，夏天则到北天堂岛去。我每年会把“巴拉望号”借给他一个星期，他和他的朋友们会在北天堂岛待上一两个晚上，然后驾船出游。他的朋友们会把橡树岭农场的每个卧室住满，那都是些很有意思的人——电视台记者桑德・瓦诺克尔（Sander Vanocur）、专栏作家罗兰・埃文斯（Rowland Evans），还有宇航员约翰・格伦（John Glenn）。

在我看来，林登・约翰逊的敌意反而是罗伯特・肯尼迪遭遇的最好事情。当约翰森在1964年清晰地表达了不希望罗伯特成为自己施政伙伴的意向时，罗伯特开始迅速地成熟起来。在他担任参议员期间，他发展出了强大的实力，要是他真的当上了副总统，反而做不到这样程度。他很欣赏我，尽管他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有时候甚至会表现得很不友好。我还记得一次同他一起在北天堂岛散步。我们一边走一边闲聊，这时起了一点雾，我没有在意，可他突然生硬地打断我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往回走啊？”

“你说什么？”

“下雨了。”

“我们可不会管这叫作下雨。”

“在我看来这就是下雨。我们回屋子里去吧。”

我可以想象同约翰・肯尼迪进行轻松惬意的谈话，但要是罗伯特，我完全想象不出来。他对小孩子极好，但同大人谈话时总是非常严肃，他比绝大多数美国人更关注自己对国家的责任，从不松懈。我觉得他同我待在一起的时候也不是特别自在。不过在他当上参议员不久后做了一件事情，对IBM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我们在斯托，我们待在我的那间滑雪小屋里，在谈话的间隙，罗伯特突然说：“汤姆，你为肯尼迪家族做了那么多，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我下意识地知道自己该怎么回答。罗伯特在司法部的团队之前刚刚解散，那些人可着实了不得。“你能推荐一个律师到IBM来担任法律总顾问吗？”我问。考虑到IBM的规模以及在计算机行业的垄断地位，我确信我们将来肯定还会面对反垄断诉讼。

“我手头只有两个值得你考虑的人选，”罗伯特说，“伯克・马歇尔（Burke Marshall）和尼古拉斯・卡岑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只要你得到任意一个，对你们公司都会大有好处。”卡岑巴赫曾接替罗伯特出任司法部长，马歇尔曾担任司法部民权司司长，是美国南方废除学校种族隔离运动中的关键人物。我去了华盛顿，拜访了他们两位，马歇尔立即答应加入IBM，卡岑巴赫则在为约翰逊担任数年司法部长和副国务卿后，也来到IBM公司工作。

作为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有意增进同工商业界的来往。这事本来毫无希望，但我费尽心思地拉拢那些工商业界的温和派人士，在纽约安排晚宴和午餐会。这些举动收效甚微，因为罗伯特只有在感受到听众的热情时才能发挥出最好一面，同企业家们在一起时，双方都没什么热情。只有一次我看到他得到了企业界人士的好感，那是在1966年，当时他决定整治布鲁克林的贝德福德-斯图文森非洲裔美国人聚居区。那是纽约最贫困的地区，比哈莱姆区更大，也更疏于管理，长年充斥着暴力与犯罪。1965年夏天，洛杉矶的沃茨地区发生种族暴乱，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种族骚乱在全国范围扩散开来。

罗伯特的构想是成立一个由白人企业家组成的委员会，同一个由黑人组成的社区委员会协同合作，提供管理咨询和资金渠道。只要罗伯特对某件事情付诸热情，听众无不群起响应。他成功地说服了纽约市长林赛和参议员贾维茨参与此事，接着又招募了一支由两党企业界头面人物组成的队伍，其中包括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比尔・佩利、《时代》杂志社的安德鲁・海斯克尔（Andrew Heiskell）、花旗银行前身——第一国家城市银行——的董事长乔治・摩尔（George Moore）、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资深合伙人安德烈・迈耶（AndréMeyer），以及来自华尔街J.H.惠特尼风险投资公司的本诺・施密特（Benno Schmidt）等人。罗伯特会专程从华盛顿飞到纽约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和其他那些名头响亮的荣誉性委员会不同，我们的委员会真的在干实事。白人与黑人同心协力地探讨如何解决就业问题、进行住房改造、提供社会福利，以求给贝德福德-斯图文森区带来新的面貌。委员会取得的成绩微不足道——但同其他那些最终以失败告终的贫民区改造计划一比较，这一成绩还算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在1967年那个“漫长炎热的夏天”，美国数十个城市爆发了种族暴乱，贝德福德-斯图文森区却一直风平浪静，这其中罗伯特的功劳不小。

在布鲁克林区改造中，IBM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我们在那里建了一座新厂。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开始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利用大企业的财力改造社会的一些弊端——在我看来，IBM这样做是责无旁贷的。没人指望一家年利润不过几百万的企业能对社会造成多大影响，但当你一年创收好几个亿时，再忽略公众的看法就要小心了。几年前约翰逊总统发表“向贫穷开战”的演说时，IBM便已作出积极响应。我们以一家子公司的名义在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市罗德曼营——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建了一个大型就业中心。我们计划每年培训750名“长期失业者”——来自贫民区、从高中退学后便从未找到过工作的黑人。罗德曼营就业中心经营了很多年，其中的经验促使我们进行了一些深刻的自我反省，因为我们遇到的问题比预期的要多太多。一开始接受培训的人会在晚上成群结队地到新贝德福德市里游荡，接着便发展成同当地黑帮发生械斗。情况越来越糟糕，直到六名警察在一次这样的械斗中受伤，市议会向约翰逊总统上书，请求关闭就业中心。我们撤换了辅导员，完善了纪律制度，但基本的问题从未得到解决：接受培训的人员已经太多年没有工作，很多人有酗酒、吸毒的问题，没有真正的人生动力，因此将他们培训成上岗人员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IBM最后雇佣了少量罗德曼营就业中心的“毕业生”，我怀疑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公司雇佣这些人了。其他的就业中心也处于同样的困境，政府最后只得放弃了整个计划。

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显而易见：我们必须避免让人们沦落到去就业中心接受上岗培训的地步——这就意味着改善他们生长的环境：贫民区。我曾作为约翰逊“反贫穷委员会”的一员去过那些贫民区，1967年爆发的那些暴乱并未让我感到意外，因为我能够理解人们为什么想要砸毁烧掉那些贫民区。我同辈的一些企业家依然认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爬上美国的上层社会，但对我来说，事情却是这样的：在少数族裔聚居区，即便你努力工作，到死也依然身处社会底层。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在那些社区重新建立诚实劳动与个人所得之间的对应关系。这就是“贝德福德-斯图文森区改造计划”的核心理念。通过与罗伯特・肯尼迪的谈话，我开始确信少数族裔聚居区需要的是工厂——人们能够在里面学到技术、赚得体面的工资、享受福利待遇，从而树立“劳动光荣”的心态。要是IBM能够证明建立这样的工厂是可行的，其他企业也许会效仿我们，量变引起质变，最后少数族裔聚居区就会焕然一新。

我们租了一栋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大的房子——贝德福德-斯图文森区正中心诺斯特兰大道上一栋脏兮兮的砖石结构库房，房子有8层高，我们打算雇佣500名工人——不是将他们看作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者，而是看成真正的IBM员工，有体面的薪水、良好的福利、培训计划和晋升的机会，他们甚至能够通过调到IBM别的工厂而跳出贫民区。500名工人不算多，IBM在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的工厂就有3500名员工。但我们进驻的是一个充满未知数的地区，之前也有少数别的企业在贫民区办过工厂，结果很不理想。比方说，加利福尼亚洲的美国通用航空喷气发动机公司曾在沃茨地区雇佣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年轻人为越战生产帐篷，该公司对这项业务一无所知，工厂最后亏了几百万美元，不得不以裁员而告终。

为了避免陷入同样的窘境，我们决定生产我们熟悉的产品——用在我们计算机上的缆线和其他部件——而且得让经验丰富的IBM经理来管理工厂。我挑选的人是欧内斯特・弗赖德利（Ernest Friedli），我们在金士顿市有个大型工厂，他是那里的副经理。弗赖德利是白人，但他出身于布鲁克林贫民区的一个移民家庭，所以他把贝德福德-斯图文森区叫作“我的老邻居”。他这人十分直率。在计划建厂的过程中，我曾问他是否应该在这间工厂安装空调，当时贝德福德-斯图文森区别的企业都没有空调，我不希望我们的工厂显得太特殊。弗赖德利立即毫不客气地回答我说：“你把自己放在工人的位置上想想。假设你到恩迪科特接受培训，发现那里的工厂都装了空调，然后回到这个破破烂烂、没有空调的厂房，你会怎么想？”我点头同意。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让这里的工人感觉自己像二等公民。弗赖德利是个真正的好领导。他转遍了IBM的各个工厂招募管理队伍，最后招到4名黑人和2名白人，弗赖德利告诉他们调去新工厂并不是进身之阶，因为这是一个需要献身精神的工作，而这六个人都表示愿意前往。

最棘手的问题是要不要在这间工厂的大门上挂上IBM的牌子。我们可以通过中间人来给这间工厂挂牌——找个黑人企业家，给他提供资金，同他签订合同，让他给我们提供零部件。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采取这种方式，这间工厂在一年之后就能收回成本，只要我们找的中间人足够节省，削减IBM工厂的一些标准配置——比方说一个同社区有所关联的经理、一个心理咨询顾问、内勤部，乃至前台接待员。维恩・利尔森和其他高层主管倾向于这种做法，我一开始也是如此，因为这样更为保险，也更加省钱。但后来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注意到其他公司都是通过中间人在贫民区设厂，我觉得这样只会让当地居民加深这样的感觉：没人愿意相信他们。我想既然我们作出在贫民区设厂这样一个勇敢的决定，就要做好面对风险的准备，于是最后这间工厂还是挂上了IBM的牌子。

我们在公司内部对这个办厂计划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也许我们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情就是始终将它作为一份商业提案来分析。比方说，我们是在考察了其他的少数族裔聚居区之后才决定将厂址设在贝德福德-斯图文森区的，对这个地区进行改造的意愿只是得出最后决定的诸多因素之一。罗伯特・肯尼迪本人从未要求我建工厂，而我也是在建厂计划最后确定下来之后才告诉他的。我们还研究了是否应该招聘那些长期失业者，就像罗德曼营就业中心培训的那些年轻人——最后得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弗赖德利指出的那样，我们建这个厂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能经营下去的厂子，而不是接收太多社会包袱，导致工厂不堪重负，关门了事。他雇佣了200名贝德福德-斯图文森区当地居民，其中112人是失业人员，40人有过犯罪记录，但他毫不客气地将那些有着酗酒和吸毒之类严重问题的应聘者拒之门外。弗赖德利的判断十分正确，因为这个工厂的生产情况比我们预期的要好很多。当初我们预计这个工厂基本不会有什么利润，后来却发现这个厂生产的电缆和其他计算机元件的成本比我们的其他工厂还要稍低一些，贝德福德-斯图文森区的工厂就这样成为了IBM公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要是罗伯特・肯尼迪能够看到这个计划获得成功，一定也会感到骄傲。但这项计划尚未公之于众，他便在1968年4月将注意力从纽约的政绩转到了总统大选上去。我同他之间的最后几次会面，谈的也都是关于大选的事情。我还清楚地记得2月下旬的一天，他到我办公室来就竞选总统一事探询我的意见。我们聊了大概一个小时，主要在谈越南战争的事。谈话发生在越南的春节攻势之后，这次进攻引发美国舆论哗然，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我问他美国对此应该作何反应。

他说：“汤姆，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合情合理、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一个也没有。唯一可行的举措就是将我们的人撤回来。”

“怎么撤回？”我问。

“要是我的话，会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从越南撤军。我觉得越南战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不管撤军会让美国在国际上丢多大面子，面临何种困境，都比继续待在那儿要好得多。所以呢，不管要道多少歉，作出多少承诺，我都会让越南的所有美国军队在六个月内撤回来。”

我为他的话感到十分震惊；他的想法要比我激进得多。我还停留在考虑如何向我们的南越同盟交代的阶段，我们可是对他们做过那么多的承诺。不过罗伯特对讨论撤军的细节兴趣寥寥——他说不管我们怎么撤军，都将是一片混乱。对他来说，怎么撤军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他是在用长远的目光看待这场战争对我们国家的影响。

就在罗伯特・肯尼迪宣布竞选总统后三个月，加利福尼亚州预初选结束的那天上午，一位IBM经理打电话告诉我罗伯特遭到刺杀。我无法想象肯尼迪两兄弟会以同样的方式离开人世，所以我一开始安慰自己说他可能只是受了一点轻伤。我原本计划在那天和伯克・马歇尔一起去西海岸出差，伯克同罗伯特・肯尼迪的关系非常亲密，他听说罗伯特遇刺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于是说：“我能不能给他家打个电话，看看他家谁要顺路搭乘我们的飞机？”我说行，他打了电话，发现杰奎琳和她的妹夫斯塔斯・拉齐维尔（Stas Radziwill）要搭乘飞机，我便安排了一辆车从城里将杰奎琳他们接到肯尼迪机场，从伦敦赶来的拉齐维尔将在那里下飞机。碰巧当时肯尼迪机场的副主管是我二战时的老战友，于是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罗伯特・肯尼迪遇刺是个悲剧。我打算带着杰奎琳同我一起去加利福尼亚。我想先把她送上飞机，然后我们的飞机滑行到斯塔斯搭乘的飞机旁边直接接他上机。”

接到他俩以后，飞机起飞了，因为我在驾驶飞机，所以我们基本没有交谈。我们中途在位于美国中心的内布拉斯加州格兰德岛停留休息时，找了《苏格拉报》的汤姆・麦凯布（Tom MaCabe）和一群刚从俄勒冈州为尼尔森・洛克菲勒加油助威回来的共和党人打听情况。但没人清楚罗伯特・肯尼迪的情况究竟如何。当我们在洛杉矶降落时，查克・斯波尔丁（Chuck Spalding）在机场与我们会合，和我们一起开车进城，他是肯尼迪家族的密友，杰奎琳问他：“查克，情况到底怎么样？我要听实话。”

查克说：“唉，他不行了。”没过多久噩耗便传来了。

这是肯尼迪时代的终结，尽管肯尼迪家族天赋异禀，能够从灾难中一次次站起来继续前行。他们甚至一度打算让我接替罗伯特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竞选。就在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后不久，我到海恩尼斯去，当我走下飞机时，一群肯尼迪家的小孩穿过停机坪向我跑来，他们穿着黄色的运动衫，上面印着“汤姆・沃森竞选总统”的字样。这是杰奎琳的手笔。我和她坐进汽车，车上还有罗伯特的遗孀埃塞尔，我说：“你们是当真的？”

“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呢？”她们回答。不过我们都清楚我根本没有希望获胜。几天之后，肯尼迪家族的一位专栏作家朋友打电话问我到底会不会接替罗伯特・肯尼迪参加总统大选，我告诉他说，我那点竞选总统的野心已经被我自己扼杀掉了。

两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大学校园多次发生大规模反战运动，目睹这一切后，我开始接受罗伯特・肯尼迪对越战的态度。1970年6月，我被传唤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面前作证，他们希望探讨越战给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但我决定利用这个讲坛陈述美国应当立即从越南撤军的有力理由。我说只要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必将打击年轻一代的士气，损害我们在国际上的声望，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最终将对我们的社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我们不可能想出办法将撤军进行得有效、有序又不伤尊严。但我们必须在这场灾难将我们彻底拖入泥潭之前将它结束掉。”其实我不过是在重复很久以前罗伯特・肯尼迪对我说过的话——但对一个社会知名人士来说，对撤军发表如此坦白直率的看法还是很不寻常的，所以《纽约时报》在头版引用了我的话。这只能说明罗伯特・肯尼迪远远地走在了我们前面。

第二十九章   初涉政坛

1969年1月17日，约翰逊总统在职的最后一天，对IBM公司来说，这是一个“黑色星期五”。司法部收集了大量反垄断诉讼材料，指控我们垄断计算机行业，要求法庭对IBM公司进行拆分。这是自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拆解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托拉斯”以来，美国最大一宗反托拉斯案件。政府指控的实际上是IBM公司的整个经营方式，从我们一体化的销售体系——向客户提供包括硬件、软件、技术支持、培训以及维修保养在内的全套服务——到我们给各所大学的巨大折扣。

说来也怪，这些经营行为本身都是合法的。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我们所有的竞争者也都是在用这种方式经营企业。但政府说那都是不相干的，关键是在一个拥有IBM这般规模和实力的企业手中，这些市场行为便成为了足以消灭任何竞争的“毁灭性武器”。司法部要求法庭强制我们改变经营方式，还提出了如下让人心惊的要求：“采取诸如分割、拆解、重组的方式……彻底清除被告不法行为造成的影响”。

我们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场官司，因为两年来司法部一直在对我们进行调查，但这场官司来势如此汹汹，的确出乎我的意料。因为约翰逊的任期即将结束，我原以为司法部会把案子暂时压下，交给尼克松政府来处理，那样才合乎情理，所以我完全没想到政府会来这么一手。之前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就分别在1935年和1952年找过IBM的麻烦，手段还算正大光明。那两次我们都避免了对簿公堂，双方彼此作出让步，达成的和解协议给IBM公司留下了足够的发展空间。我很清楚司法部一直盯着我们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在一个如此重要的行业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甚至发表过一些演讲，承认《谢尔曼法》[38]和《克莱顿法》[39]的必要性。我将我们同反托拉斯署打的那些交道视为正常执法过程的一部分，归根结底也是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我的人生经历没有告诉我，当法律武器被失控地挥舞时，事情将变得何等不堪和危险。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法庭立案。我和伯克・马歇尔甚至赶在最后一刻前往华盛顿求见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Ramsey Clark），试图以个人名义请求他高抬贵手。那次会面是我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经历之一。这次会见的情形和我17年前作为年轻的副总裁参加的那次会见几乎别无二致。那是在1951年，司法部指控我们垄断穿孔卡片机市场，父亲和我跑到华盛顿求见当时的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也就是拉姆齐・克拉克的父亲。父亲当时用来说服汤姆・克拉克的观点同我此次用来说服拉姆齐的观点也没有本质区别。我指出数据处理涵盖的范围非常之广，IBM面对的竞争十分强劲，而且由于科技革命的不断发展，涌现出来的竞争对手也越来越多，在这个市场上没人能占据垄断地位。

而拉姆齐也像他父亲当初那样，对这样的辩解无动于衷。甚至当我以民主党员的身份向他提出请求时，他依然不为所动。我对他说：“我这一生始终忠于这个党，在我之前，我的父亲也一直是个忠实的民主党员，所以我为一个民主党政府如你这般行事而感到耻辱。你在这个位置上顶多再待一个星期，要是你真想解决问题的话，一年之前就应该提出起诉。你之所以现在把它提出来，无非是因为共和党赢得了大选，你想把这个烫手山芋扔到他们手上。”

“事实就是事实，”拉姆齐说，“我们的确认为你们公司违反了法律，作为司法部长，我的责任就是提出起诉。”我觉得这话实在是太嚣张了，我终于失去耐心，拂袖而去。

我以前一直觉得父亲拒绝正视反托拉斯法现实存在的做法很不理智。但在20年后的今天，面临着同样的指控，我也作出了同他一样的反应。我面对此次起诉作出的第一个公开回应正如父亲当年一样：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表明我们的无辜。我们秉承IBM一贯的大手笔，在全国80家报纸上刊登跨页广告，申明我们的态度。声明的开头是这样的：“IBM真的在计算机行业中损害了他人利益吗？请看事实说话。”为了表明公司是如何同心协力、众志成城，我们让IBM在各地办事处的经理亲自将广告词送到当地报社。这些广告花费了75万美元——几乎是我们一整年的广告预算——但我觉得这么做很值得，因为我希望打消我们客户、股东及公司员工的疑虑，让他们相信IBM的确是无辜的。

在受到拉姆齐・克拉克的打击后，我的斗志反而高昂起来，我把无关紧要的事情通通放下，全力以赴地捍卫IBM。这有点像是某种原始本能——就好像拉姆齐・克拉克威胁到了我的孩子。在这个案子悬而未决的那些年里，这种强烈的感觉一次又一次地促使我坚持下去。当我坐下来同我们的律师一起商讨时，我会在这一秒钟清楚地意识到正义与贪婪之间的区别，然后在下一秒钟我会让自己的想法完全跳出法律的范畴，制定辩护策略。只有在确定使用何种策略之后，我才会回头考虑这一策略的合法性。我的这种思维过程是有问题的：也许这正说明了一开始为何需要制定反托拉斯法。我在这时终于体会到当年我不断催促父亲举手投降、接受庭外和解时他心中的感受。

我一直尽力正确看待这个案子。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政府提出要我们彻底改变经营方式并接受严厉的惩罚，华尔街的反应却很温和。在政府提起诉讼前，IBM的股票每股大概卖300美元，政府提起诉讼后，股价仅仅下跌了8个点，看来投资者都明白担心也没用，这个案子肯定得花上好些年时间才能解决，这反而坚决了我的想法：这个案子根本就不该被立案。多年以来，我做了许多工作以确保IBM的人不会为了保住公司的行业地位而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在市面上出售的全部计算机中，IBM的产品大概占了70%，我们的高层主管在工作中面对的挑战之一就是绝不过度威胁市场竞争或是在竞争中采取过激手段，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规模较小的企业进入计算机市场，同我们展开竞争。早在1961年，我就向全公司下发了一份行为准则，明确地规定了我们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其中就有规定禁止在推销过程中采取过激行为，像是毁谤、贬低其他公司的产品；泄露我们尚未发布的产品信息以阻止客户购买我们竞争对手的产品。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对IBM推销员们所说的，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他们在推销产品时必须遵守公平的竞争原则：

换位思考一下，假设你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规模小、资金基础不稳固、没有强大的靠山、在行业内尚未闯出名头——但手里的确有很好的产品。要是像IBM这样的大公司采取此刻你们打算采取的行为，你会作何感想？你会不会觉得IBM在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你会不会认为IBM之所以采取某种固有的推销策略只是因为它规模大、名气大，而因为你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不能照搬此种推销策略？……我们不能这样做或是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

每一年，我们都要求公司的每个推销员签署一份知情书，表明他已经清楚这些规定了。我希望我们的名誉清清白白，因为IBM已经是规模如此巨大的企业了，我们没有理由搞垄断，没有理由靠巧取豪夺来赚钱。要是那样做的话，实在太愚蠢了。

尽管我们作出种种努力，还是经常发现要想忍住不采取雷霆手段实在很难，特别是在同那些一股脑儿涌进市场想从我们碗里分一杯羹的对手竞争时。在20世纪60年代末，一大批新企业冒出来，专门生产劣质磁盘驱动器、终端机以及其他连接System/360计算机的外围设备。这些所谓的插接兼容设备制造商（简称PCMs），从我们获利最多的产品那里抢走大量生意，实在很让人恼火。因为他们都是些寄生虫，只要我们稍微采取一点行动，他们就完蛋了。而我们每到产品升级或是降价的时候，就会面临一个选择法律还是选择客户的两难境况。比方说，IBM的工程师对某个软件进行了升级——我们能不能在产品发布的时候介绍说，它有一个附带的功能，能让我们的计算机拒绝接收存储在XX牌磁盘上的数据？我们能不能进一步介绍说，它可能将XX牌磁盘公司挤出市场？这在法律上属于灰色地带。当我们把这些问题拿去问我们的律师时，得到的也永远是含糊不清、令人费解的答案，像是“要是你们用这种方式发布产品，有40%的可能性惹上麻烦。”这让我们经营起公司来十分困难，当时除了司法部对我们提出了起诉，还有超过五六次插接兼容设备制造商、计算机出租公司和其他公司也对我们提出反垄断起诉，指控我们企图搞垮它们。其中最麻烦的一个起诉者是一家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计算机制造商，数据控制公司，他们的律师同司法部保持着密切合作。

共和党政府一向不被认为是反托拉斯的“狂热斗士”，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尼克松政府是否会对我们的案子采取强硬态度，尽管新上任的反托拉斯署署长告诉记者他将积极跟进这个案子。我们主动整顿市场行为，力求安抚他们。司法部提出起诉六个月后，我们作出了一个重大调整：放弃IBM著名的营销方法“打包销售”。“打包销售”在IBM历史悠久，是我们整个销售策略的核心。不管是出租机器抑或出售机器，我们总是习惯将硬件、软件、技术支持、维修保养乃至为客户开设的培训课程放在一起定一个总的价钱。这种做法可以一路追溯到穿孔卡片机的发明者赫尔曼・霍尔瑞斯（Herman Hollerith）的时代，它十分有效，在科学技术对于普罗大众而言依然是全新、难解的事物时，这种做法能让客户有安全感，愿意尝试使用计算机。可伯克・马歇尔在发现IBM用这种方式做生意时，着实大吃了一惊。他觉得这种做法简直就是在明目张胆地违反反托拉斯法中禁止捆绑性契约的条例，就像你要是想从某家电力公司买电，就必须购买他家的电器一样。“打包销售”的做法使得那些独立生产商，特别是软件商，几乎没有可能插足市场。起初IBM的人都很难理解马歇尔的说法。大家都不明白马歇尔为什么要反对这种做法——“打包销售”在IBM就像使徒信经[40]一样，而且因为我们将IBM视为一个“出售服务”的公司，所以将所有产品合在一起制定一个总价的做法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

伯克・马歇尔是个脾气温和的人，不过他在司法部民权司任职时，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的政府官员纷纷将他视为导师，自是有其过人之处，他有着清晰的头脑、不屈不挠的意志。1968年，他在一次高层主管会议上站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做法必须改变。我们必须停止“打包销售”，将各个产品及服务项目分别定价。

“可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家追问他道，“为什么要现在就改？”

马歇尔一遍又一遍地解释，最后终于失去了耐心。“因为‘打包销售’就是一个捆绑性契约，上帝啊，你们在逼客户接受捆绑性契约，这是违法的！要是你们打算在法庭上为这种做法辩护，就死定了。”他用比平常说话高八度的声音嚷嚷道。

我、利尔森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回到我的办公室。有人说了句“马歇尔说的有道理”。于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听从马歇尔的意见，免得落到与政府对簿公堂的地步。1969年6月，经过了数月忙乱的准备工作后——我们给这些准备工作起了个恰如其分的代号：“新世界行动”——我们宣布对我们的技术服务、客户培训及一些软件产品实施单独空价。一些主管认为，我们这是在放弃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样做也意味着我父亲赖以创建IBM的“系统销售法”就此终结。

我看来，“打包销售”只是又一个必将随着时代发展而消逝的传统，就像我们在1956年同意在出租机器的同时出售机器、同意其他公司使用我们的专利一样。当时也有许多人忧心忡忡地预言“这下IBM要完了”，但IBM不仅挺了过来，而且发展得更好——所以我对反托拉斯法也没那么排斥了。

我们都希望尽快同政府达成和解，要是司法部没有得到数据控制公司这个宛如天赐的同盟军，也许我们能够得偿所愿。1968年12月，数据控制公司对我们提出了大范围的反托拉斯诉讼，与司法部并肩作战，将枪口对准我们。在我执掌IBM这些年里，历数IBM的所有竞争对手，数据控制公司可以说是最棘手的一家。这家公司是在1957年由一群二战以来一直共事的电子工程师组建的，他们还曾在雷明顿-兰德公司工作过几年。他们的领头人物是一个名叫威廉・诺里斯（William Norris）的实干家，他们的计算机总设计师是西摩・克雷（Seymour Cray），此人极瘦，不合群，却迅速地成为了行业中的传奇人物。诺里斯的管理才能加上克雷的天才设计使得数据控制公司成为计算机行业的传奇之一，他们从零起步，在六年时间里发展成为一家年销售额突破6000万美元的企业。他们的专长是制造用于科学研究的大型超速计算机——这种计算机现在被人们称为“超级电脑”。他们的产品所吸引的客户正是一开始促生了计算机行业的那些人——武器实验室、飞机及火箭制造商、精英大学——这些客户愿意花上数百万美元购买最新、最快的计算机。

在数据控制公司出现之前，在超级计算机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一直是IBM。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旗舰产品就是一种应洛斯阿拉莫斯洛杉矶国家实验室要求设计的计算机，叫作STRETCH。STRETCH由一位名叫史蒂芬・唐威尔（Stephen Dunwell）的工程师设计，一开始就是作为IBM的典范之作来定位的：它的设计非常大胆，拥有许多不寻常的创新理念。我们向客户承诺说它运行起来将比我们目前最大的商用计算机快上100倍。现在回头看看，我觉得STRETCH的构想实在是太野心勃勃了，所以我们真的能把它制造出来简直就是个奇迹。但当它在1961年面世时，不仅面世时间晚于原定计划，而且性能只达到了预期的60%，我又失望又恼怒。我觉得我们的工程师应该得到一个教训，好牢牢记住“不要让客户失望”这个基本原则。于是在一次行业会议期间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宣布这款新机器未能达到设计要求，所以我们特此将其价格从原定的1350万美元降到800万美元，以使其价格符合其质量。按照这个定价我们是没有利润的，所以没过多久这个项目就搁浅了。

拿STRETCH开刀的做法让所有的工程师都受到了极大震动，但也因此导致了一个令人痛心的错误。工程师们将我的做法理解为“别让我再看到有人研制这种大型计算机了”，而且事实也是如此——当时要是有人提到这个项目，我会恨不得一个耳光扇上去。所以在大概两年的时间里，IBM几乎没有在超级计算机的研发上下过任何工夫，白白地把这块大好领地让给了诺里斯那帮人。

1963年8月，数据控制公司突如其来地发布了自己的成果：6600型超级计算机。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是计算机行业的一项重大成就。它的售价只要700万美元，性能却比我们的STRETCH强大三倍。对于这款机器的赞美之词让我十分恼怒，因为我觉得制造全世界速度最快的计算机这个荣誉应该属于IBM。当时我们手头最先进的产品研发计划就是System/360系列，但这个系列中任何一种产品的设计拿来同6600计算机相比都望尘莫及。1963年8月23日，我给手下的高层主管们发了一份备忘录：

上个星期，数据控制公司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推出6600型计算机。据我所知，他们研发这个计算机项目的实验室算上门房只有34个人，其中包括14名工程师和4名程序员，这18人里只有1人拥有博士学位，只有1个程序员算得上是资深。

看看他们的情况，再看看我们在研发方面投入的巨大人力和财力，我很难理解我们为什么会丢失行业领头地位，而让别人享有制造全世界性能最强大的计算机这一荣誉。

这份备忘录最后被拿到对我们的反托拉斯起诉中当作证据，以“门房备忘录”之名广为人知。它本身并没有触犯法律，却成为我们麻烦的起点，因为我的滔天怒火，IBM作出的相应举动几乎已经触到反托拉斯法规定的界线。尽管我们的研发队伍已经是在超负荷运转，我们还是千方百计地追赶数据控制公司的步伐，次年4月我们在推出System/360系列产品时，宣布该系列将包含一款高端产品：一款性能远超数据控制公司产品的超级计算机。当时数据控制公司的6600型计算机尚未开始交货，我们宣布的消息仿佛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突然之间，他们的销售员便发现很难再拿到新订单。即使我们的超级计算机连影子都还没有，许多顾客还是决定先等上一等，观望一番。其实当时每家计算机公司都在使用这种营销策略，也就是宣布即将推出尚是计划书中一行描述的“幽灵机器”来拖住某个竞争对手的后腿，但这也正是我曾警告过我们推销员要注意的那种做法，因为IBM的规模如此之大，我们宣布这一消息后，数据控制公司受到极大的冲击，诺里斯慌忙降低自己产品的定价，以致公司出现了财政赤字。

可到最后，IBM也没能超越克雷的设计。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数据控制公司情况慢慢好转，大量6600型计算机交到了客户手中，西摩・克雷的实验室又开发出了速度更快的计算机，他们的销售员忙得不可开交。与此同时，我们却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宣布推出起初那款超级计算机的升级版本四次之多，却连一台也没交货。最后我的商业头脑战胜了我的骄傲，我终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们不可能打败数据控制公司，原因正如同通用汽车公司没法在设计时速200英里的赛车方面与法拉利公司抗衡一样。超级计算机已经变得高度专业化，即使我们能作出同数据控制公司不相上下的设计，也没法在我们的生产线上生产出来，就算生产了出来也不符合我们的销售模式、预期销量及利润目标。我担心就算让IBM勉力而为，结果也只是抓住整个计算机市场中份额很小的一块。数据控制公司卖出去的超级计算机已经是我们的十五倍多，最后我们在交付了很小数量的超级计算机之后便取消了整个超级计算机研发项目。

IBM在超级计算机市场的反复表现有很大部分应归咎于我的坏脾气，因此我觉得对于此次数据控制公司对IBM提出的诉讼，我个人应该负很大责任。IBM的所作所为使数据控制公司一度陷入困境，诺里斯要求我们作出相应的赔偿。他们的销售员一直保存着我们两家抢占超级计算机市场份额时IBM行为的详细记录，他们在诉状里列出了我们“滥用实力操控市场”的方法，共有37条之多，这些方法被他们描绘得如此详细，如此具有针对性，以至于业内的好事者们将其戏称为“IBM销售指南”。其中最著名的一项指控直接指向1964年那次产品发布，称IBM推销“幽灵计算机”以阻止数据控制公司获得订单。我从未见过诺里斯，但他的确是个可怕的对手，因为他对这个行业有着深刻理解——对IBM有着深深的敌意。他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联邦调查员，他与政府紧密合作，联手对付我们。

司法程序开始慢慢启动。首先是取证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两家公司彼此索要有关文件，并向证人取证。数据控制公司向IBM索要了60个部门的记录以及超过100位主管的备忘录与文件。我们在纽约奈亚镇附近有座库房，里面数百名文员和律师助手除了整理案件所需的资料外，什么也不做。他们整理出来的第一批材料就包括1700万份文档——要是用文件柜来装，文件柜能排出2英里长。数据控制公司的律师总共检查了4000万份IBM的备忘录及文件档案，确定其中100万份与案子有关，他们把这100万份资料拍成微缩胶卷，然后从中分拣出8万份关键资料，用计算机建了一个复杂的电子案卷索引。他们打算用这些资料来支持“IBM垄断市场”的指控。打个比方，你只要按下计算机上的一个按钮，计算机屏幕上就会显示一个类别的例证，像是我们为客户提供极其优惠的折扣以留住顾客。数据控制公司建立的这个电子案卷索引是人类历史上计算机第一次在大范围法律诉讼中的应用——诺里斯还将这个案卷索引向司法部和其他起诉我们的公司开放。

一位采访了这个电子案卷系统开发工作的记者指出，要是没有数据控制公司的帮助，政府根本“发现”不了多少IBM或是计算机行业的不法行径。司法部只派了25个人跟进这个案子，所以绝大部分取证工作都是靠诺里斯及其手下完成的。政府的起诉让我们备受煎熬，在大概三年的时间里，文件在不同人手里辗转来回，却没有什么进展，我们根本看不出案子的走向是庭外和解还是开庭审理。最后，在1972年，大卫・埃德尔斯坦自告奋勇主理此案，他就是当初在1956年同我们签署和解协议的那位法官，现在是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的首席法官。他希望尽快将案子推进到庭审阶段，似乎下定决心要让这场美国政府与IBM之间的对决成为法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在同记者们谈及这个案子时，他这样说道：“其普适性、复杂性及案卷的数量之多超乎想象……它不是一个简单的‘A’起诉‘B’的案子。这个案子涉及全世界、全人类。”

我们每年付给律师的费用很快突破了千万美元大关。我们有最好的律师——公司内有马歇尔和在政府向我们提出起诉后不久加入了我们的尼克・卡岑巴赫。在公司之外，我们聘请了克拉瓦斯-斯温-摩尔律师事务所（Cravath Swaine & Moore）的律师团队，由布鲁斯・布罗姆利（Bruce Bromley）带头，他是一位79岁的退休法官，曾指点我们达成1956年的那份和解协议。也许我应该更加乐观一些，但当我看到IBM的命运悬于律师之手，心情还是十分低落。这桩反托拉斯案开始给我们做的所有事情带来影响。好几年里，我们每作一个行政决策，哪怕只是关于公司的日常事务，都得留神一下是否会影响到这桩案子。为了不授人把柄，律师们甚至规定了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他们规定了各式各样的暗语和稀奇古怪的表达，打个比方说，他们告诉我们计算机分部的主管，在谈到击败竞争对手时应该避免使用有军事意味的表达和隐喻；要是IBM在某个特定市场上占到50%以上的份额，应该说“处于市场领先地位”，而不说“占领多少多少市场份额”。这样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实在不符合我的本性。我希望IBM在各个方面都做到最好，我承认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我们会比别人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而对此我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可事实上我们正在慢慢地缚住自己的手脚。在1969年和1970年，因为诉讼和经济衰退的双重拖累，IBM的年增长率暴跌至5%以下——在此之前的两年，我们每一年的年增长率都接近30%。

我这一生之中，每次面对困境之时，都会作出颇具戏剧性的果决举动，但这一次我没有作出类似的举动。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为了同司法部达成和解、避免对簿公堂，自己经受了怎样的煎熬。当初了结1956年那次诉讼的和解协议还算合理，我希望这次也能达成庭外和解。但这一次司法部好像誓死要将我们逼到末路。他们想要拆解我们的公司，将IBM从一家年利润70亿美元的企业分割成7个年利润10亿美元的企业。这是我没法接受的。一开始我同意将IBM一分为二，一个生产大型计算机，一个生产小型计算机；尽管这样的分割会给公司带来无法愈合的伤害，我们还是能够想办法将公司继续经营下去。但司法部对我的这一提议毫无兴趣，而且在诉讼进行期间，来自日本的竞争愈演愈烈，不管我们公司被如何分割，拆分后的公司单凭一己之力都无法抵抗日本人的攻势，我们只有集合全部的力量才可能对抗富士通公司或日本电气公司。所以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让案子拖下去。

四年之后，我终于得到一个机会走出决定性的一步。1972年底，在数据控制公司起诉我们那个案子的预审中，我们终于有所进展，克拉瓦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建议我们最好明智地达成庭外和解。维恩・利尔森同数据控制公司进行了谈判，协商结果是IBM割一小块肉：将我们公司服务部名下的一个子公司以低于市价许多的价格卖给诺里斯，这个子公司专为那些自己的计算机已经超负荷运转的客户或那些没有自己计算机的客户做数据处理工作，年收入可达6300万美元。数据控制公司本身就有一个相当大的服务部，买下我们的子公司后，他们摇身一变为世界最大的计算机服务供应商。我们还一次性给了诺里斯总计1.01亿美元的现金和合同，其中150万美元用来偿付他的诉讼费用。

除开这些代价，与数据控制公司达成庭外和解是克拉瓦斯律师事务所针对司法部实施的一次战术打击，这一招十分机智，因为数据控制公司对我们文件所做的那些分析和整理，所以他们的案子在所有针对IBM的起诉中起到了关键环节的作用。与数据控制公司达成庭外和解后，他们整理出来的电子案卷索引便成了IBM的财产，因为按照惯例，在庭外和解过程中，双方要交换法律文书以示休战。我们从他们的律师手中拿到了那个电子案卷索引，然后把我们整理的资料给了他们，当天晚上，布鲁斯・布罗姆利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你们必须立刻销毁那个案卷索引。”他说。

“上帝啊，它不是并不违法吗？”我吃惊地问。

“它完全合法。我们花了好几百万美元之后才让他们放弃这个案子，把这个案卷索引给我们是和解协议的一部分。现在它们属于我了。”

“我明白这个电子案卷索引现在属于我们的了。但我觉得销毁证据好像有点不合适。没有法律规定我们不能这么做吗？”

“有，但这个案卷索引不是证据，从来都不是。从技术上说，它不过是一些整理出来的材料，以前归他们的律师所有，现在归你们所有。你可以任意处置它。”

我们俩都非常清楚，这个电子案卷索引将来肯定会被用在其他那些至今悬而未决的案子中作为主要证据。我敏锐的商业直觉告诉了我答案。要是我不听从布罗姆利的建议，就是在IBM头上悬了一把利剑。我别无选择：“烧了它。”

当天晚上他们就把那个案卷索引付诸一炬。几天之后，报纸纷纷刊登了这个消息，因为司法部和业界的一些人认为销毁这个案卷索引极不妥当。但他们无可奈何，而且自那之后他们的调查便越来越进行不下去了。我始终对作出这个决定有些不安。即便我有责无旁贷的义务保护IBM股东的权益，即便我能雇到的最好的律师向我保证这样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作出这个决定还是让我感到很不自在。

没有数据控制公司从旁协助，司法部那边顿时陷入了混乱。埃德尔斯坦法官则火上浇油，让事情终于变得难以收拾。他拒绝对案件范围加以限制——既允许司法部在案子进行过程中追加指控，也允许我们相应地增加证据或证人的数量。他会将关键性的动议压上好几个月不作决定，然后作出让两边律师都目瞪口呆的武断裁决——像是坚持让取证在法庭上进行，而不是按照惯例在证人的办公室或家中进行。律师们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在法庭进行取证工作，而大多数时候埃德尔斯坦法官根本不在法官席上。有时候我会想，他是不是已经不堪重负，不敢直面这个案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我们的律师以及我们竭力想让他摈弃的证据敌意越来越深。

这个案子一直拖了12年，直到1981年才由里根政府最终决定放弃。回首往事，我从整个事件中看到了不少具有讽刺意味的东西，让人啼笑皆非。我想肯定有很多人觉得司法部在一开始对我们提出的指控是对的。当时IBM显然是在市场上处于统治地位，我们的一些营销手段的确冷酷无情。我们自觉地取缔了其中一些手段，在整个案子持续期间，我们的记录清清白白。但我一直在想，要是埃德尔斯坦法官加快案件的审理过程，最后我们很可能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和解协议：同意撤回“幽灵机器”的发布消息，直到我们的确在研发上取得了进展；同意放松对教育界市场的掌控，等等。但整个案子悬而未决地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以至于在结案之前，历史便已证明我当时对拉姆齐・克拉克陈述的理由是正确的：IBM是在不断发展，但计算机工业发展得更快，就算我们曾经处于垄断地位，科技的力量也已经永远地改变了这一点。

第三十章   事业生涯的第一次大滑坡

1970年有太多不顺，我开始梦想体验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在我办公桌最上层的抽屉里，一直放着有关重大业务问题的备忘录和我父亲以前写给我的信，现在我往里面加了一张秘密清单，我会在没人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上面都是我想进行的探险：攀登马特洪峰，学开直升飞机，去东非进行一次狩猎远征，去北极航海，驾船环游合恩角，单枪匹马做一次探险——不管去什么地方都行。我还想花时间陪陪妻儿，享受一下天伦之乐。我对工作的兴趣迅速地消退。我们已经将IBM建成了一个年利润70亿美元的庞然巨物，在我内心深处，我觉得我能对它做的已经到了尽头。我已经56岁了，我的生活就是不断地忙碌，忙碌，再忙碌，忙着作决策，忙着推动IBM一路向前——解决一个又一个危机、参加一个又一个公司聚餐、走访一个又一个工厂。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会要开，数不清的话要讲，数不清的公开场合要出席。我每天晚上都在考虑某个决定、练习某个演讲，就连回家路上都不得放松。我已经这样生活了15年，而我父亲终其一生都是这样度过的，但我已经从骨子里厌倦了这种生活节奏，也不想再自欺欺人地觉得自己对这种生活甘之如饴。在一个繁忙的星期，我飞去芝加哥作一次演讲，在演讲前我为自己留出的半个小时准备时间里，一个想法突然浮现在我脑海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出事了。”但我随即将这个想法抛诸脑后。

1969年年中，尼克松时代的经济衰退开始了，其持续时间之长和影响之深都超出了人们的预料，IBM公司也出现了自我执掌以来的第一次严重倒退，不仅销售额停滞不前，利润也开始下跌——这还是二战以来的第一次，以至于让华尔街得出IBM的辉煌岁月终于开始走到尽头的印象。在1970年的前八个月里，我们的股票一跌再跌，最后股价跌到了原来的一半。尽管我竭尽全力地想让公司重焕活力，但随着时间推移，情况看上去只是越来越糟。

在IBM苦苦挣扎的同时，我的孤独感也与日俱增。三月份的时候迪克从IBM辞职，接受了美国驻法国大使的职务。在System/360项目进行过程中发生了那些事情之后，他对公司再也没有建立起什么好感。我知道父亲肯定会为迪克出任大使而感到骄傲——看到我弟弟被委以重任，我也卸下了心头的一个重负，因为我的处理不当，曾经深深地伤害了他，而他现在走上了我们家从未有人达到的高位。可我随即又意识到当我退下公司一把手位置时，便没有姓沃森的人接掌IBM了，这个想法让我十分心痛。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妹妹简因为罹患癌症，正一步步走向生命的尽头。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转移，春天的时候不得不接受手术切除脑部的肿瘤。手术之后她的身体便每况愈下，每隔几个月便住一次院。

当年她卖掉她那份IBM股票后，我同她便很少来往，但在她的病痛面前，我那受伤的骄傲变得不值一提，我渐渐养成习惯，每个星期都会去探望她几次。她是个顽强、体贴、坚韧的女人，她奋勇地与癌症作着斗争，尽管已经病得卧床不起，仍然会挣扎着起来参加社交活动、举办晚餐聚会。当尼克松任命简的丈夫——杰克担任副国务卿时，简已经病得没法去华盛顿了，但她知道这份工作对杰克有多么重要，力促他接受任命。我去看简的时候，她总是很开心。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们兄妹俩变得十分亲近。我用日复一日陪伴在她病榻前这种方式向她表达着这一感受：尽管我们过去有着种种分歧，但我依然敬她、爱她，对她即将离开人世感到无比难过。

这些事情接踵而来，重重压在我的心间，我无处逃避。要是我没有戒酒，当时肯定会因为借酒消愁喝到酒精中毒而送命。休假也于事无补。我跑去滑雪——仅仅1969年一年，我就进行了十多次滑雪之旅——当天气转暖后我又跑去驾船航行。但当我休假结束回到IBM时，精神依然像出发之前那样紧绷。到1970年秋天时，我的负面情绪开始在外表显露出来。与我共事的人都说我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反复无常，像是用什么方式铲停车场上的积雪这种小事都能让我大发雷霆。11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三，我待在办公室里，我的行政助理简・卡希尔（Jane Cahill）走进门来，接着一下子愣住了，因为我趴在了桌上，她紧张地问：“您还好吗？”

“我很好，我只是累了。”我说。简提议说开车送我回家，但我告诉她我自己能开车。我妹妹的病情更加恶化了，而且就在前一天，我还接到了我在大学时最好的朋友尼克・卢肯的死讯。他已经病了好几年了，但在我的记忆里他还是那个快活的家伙，喜欢搞恶作剧，总能逗得我乐不可支。我打算次日清晨前去参加他的葬礼。

就在那天晚上，我伴随着胸口的一阵疼痛醒来。疼痛本身倒不是很厉害，就是一直消不下去。奥莉芙当时正和朋友们在加勒比海度假，于是我自己开车去格林尼治医院的急诊室，他们给我带上了一个心脏监测器。到早上的时候我确信自己已经好了，便对一位前来为我作检查的生说我想出院。他说：“你哪儿也不能去。你这是心脏病发作。”

“这不可能！”我想，“父亲从没得过心脏病。”但他们把我推到重症监护病房，放进了氧幕里。接着医生想往我胳膊上插静脉输液管，针头断了，他冲着护士大声嚷嚷，叫她再去取一个针管来。我还在想她有点太紧张了。这时又进来了好几个医生。氧幕里有个麦克风，于是我对他们说：“你们这么多人都围在这里干吗？”我的声音非常虚弱，因为我正在慢慢地失去知觉，接着我又说：“哦，我知道了——这样你们每个人都能向我收医药费了。哈哈……”话音未落，我便失去了知觉。

如果我父亲当年是以这种方式倒下的话，IBM公司可能会陷入瘫痪状态，因为IBM是他一个人在挑大梁。但我病倒之后，公司的业务依然进行得十分顺利。维恩・利尔森到重症监护病房来看我，我顺势把IBM公司交给了他，直到我康复为止。我可不想在医院的病床上办公。接着我给阿尔・威廉斯打了电话，他现在是公司董事会的高级董事，我告诉他说我们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主治我的内科医生纽伯格大夫是个精力充沛、招人喜爱的人。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他经常和我长谈，告诉我心脏病发作是怎么回事、我的病情有多少严重、我得花多长时间才能恢复等等。最后他开玩笑地说：“现在你对心脏病的了解比我遇到过的其他病人都要多了。”

“我会尽量避免心脏病再次发作的。”我说。

“好吧，既然说到这里，你出院后打算做什么呢？”

我说：“我不知道——回去工作，然后过几年退休。”

纽伯格大夫直盯着我的眼睛说：“那你为什么不现在退休呢？”

我被他的话惊得目瞪口呆，那天余下的时间我的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我意识到经营IBM公司的紧张压力会让我付出巨大的代价，而现在就有一个光荣退休的机会摆在我面前。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觉得几十年来心情第一次这么好。我决定了，只要自己还在住院，就绝不去操心IBM的事情。我派人把那份已经在我办公桌抽屉里静静躺了许多年的探险清单送来。对一个刚得过心脏病、正在恢复之中的人来讲，清单上绝大部分计划执行起来都十分费劲，根本不用考虑，但我觉得驾船出海这事还是可行的。没过多久，我就开始琢磨设计一艘适合远航而不考虑航速的新船，这个想法让我乐此不疲，我把美国游艇设计师协会主席，也就是国际航海比赛规则委员会主席的奥林・斯蒂芬斯和“巴拉望号”的船长保罗・沃尔特（Paul Wolter）找来，我们就在医院着手绘制设计图。我开始重读儿时爱不释手的库克船长的日志。其中有段话我特别喜欢，几乎能够默写下来。库克船长在经历了十年的航海生活光荣退休，到英国的格林尼治进行地图测绘工作，他给他的朋友写了封信，那段话就摘自这封信：

我的命运驱使着我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几个月前南半球浩瀚无际的大海在我眼里都不够开阔，而现在我却要被束缚在格林尼治，对我这样思想活跃的人来说，这个地方实在太小了。但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养老之处，而且收入颇丰，只是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放松下来，享受退休生活，也许时间会告诉我答案。

发完这些牢骚后不到一年，库克船长便设法获得了两艘船的指挥权，启程进行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伟大航行。既然库克船长都能从退休后的低落情绪中走出来重返大海，我想我也能够做到。知道我的雄心壮志后，迪克送给我一幅巨大的油画，画的是一艘19世纪的英国航船远航归来，正徐徐驶入朴茨茅斯港。他在随画送来的便条上写道：“希望这是你收到的最大一张慰问卡片。”对此时的我来说，IBM已经遥远得像是另一个星球了。

心脏病发作后一个月，我出院了，回家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参加我妹妹的葬礼。她是在当年的最后一天逝世的，年仅55岁，不过我觉得家里人对她的去世都有心理准备，毕竟她得的是绝症。接着我就得面对自己病后复健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了，这种痛苦既有身体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当你经历了一次心脏病发作，你就会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是多么脆弱。我感觉我的身体一下子垮了，简直变得手无缚鸡之力，好几个月里我都会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暴跳如雷。奥莉芙首当其冲地成了我坏脾气的受害者。她怕我没有力气爬楼梯，便在我们家的一楼为我收拾出了一间非常舒适的房间，房间里放满了我喜欢的书、画等等。第一次走进这个房间时，我看到她甚至在床头柜上放了一只小哨子，就是篮球比赛中请求暂停时吹的那种哨子。“这是干吗用的？”我问。

“要是你觉得不舒服，就吹一下哨子，我们马上就会来。”

我试着吹了一下，哨子里面可能塞住了，所以只发出“噗”的一声轻响。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下子就生气，我嚷嚷道：“见鬼，奥莉芙，你能听见吗！”我大发了一通脾气，我这样做实在太令人讨厌了，她显然花了许多时间和心思布置这个房间，我应该感激她而不是表现得像个愤怒的傻瓜。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闭门谢客，一门心思设计我的新船。保罗・沃尔特在我们房子后面的车库里造了一个1:1大小的船体模型。我本来还不该下床走动，但我经常偷偷溜到车库去看那个模型，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一边想象这艘船真正的模样，一边同保罗讨论应该做哪些改动。

转眼便过了几个月，我回到IBM，告诉大家我正在考虑退休。董事会竭尽所能地挽留我。他们或是单独前来，或是成群结队地来：“你对公司如此重要，你可以调整一下日程安排，减少些工作压力，但是请不要辞职。”IBM有着全世界最好的董事会，但所有的董事会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毛病：如果董事长表现出色，董事会就不愿意推举接班人，除非出了什么问题——要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他们通常会急急忙忙地从公司外面找个新面孔来担当此任。尽管如此，我还是试着按他们的建议留了一段时间。医生曾告诉我要多走走路，以便逐步增强心脏的功能。于是我会离开办公室绕着我们总部大楼周围的空地没完没了地走。医生还告诉我午饭后要躺一两个小时，于是每天中午我吃过饭后便会老实躺下。但你没法这样子掌管一个庞大的公司。于是我会从办公室里间的沙发上爬起来，看看外间，却看到人们带着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坐在那里苦苦等待。这可不是我想树立的作风。两个月之后，我终于召开董事会，告诉他们这样不是办法。我知道我作的决定是正确的。相比掌管IBM，我更希望自己能活下去。如果是我父亲，肯定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但我想他肯定会尊重我的决定。

现在我纠结的问题是，让谁来接替我掌管公司。一年之前，当迪克离开公司前往巴黎时，我曾决定让弗兰克・卡里做我的接班人。弗兰克可谓众望所归。他是IBM国内计算机分部的负责人，尽管他的管理风格与我截然不同，但他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领袖气质。弗兰克有着出色的商业分析头脑，遇事冷静，处事公正，而且非常自信。他很少在开会的时候发言，像我和利尔森那样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不是他的风格。他没做过什么英雄壮举，也没犯过什么明显的错误；但他遇到问题时，会很淡定地拿出解决方案。许多人将弗兰克这种不疾不徐的风格归功于他来自加利福尼亚洲的事实——他是阿尔・威廉斯在1955年翻遍整个公司寻找工商管理硕士时发掘出来的那些青年人才之一。有段时间弗兰克在芝加哥担任地区经理，我曾飞到那里去视察工作。我第一眼看到他时觉得此人其貌不扬，但我随即发现他在同我谈话时神态自若，一点也不慌张。当我揪着某个问题刨根究底时，他的回答简单明了，态度十分冷静。之后我给阿尔打电话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小伙子调到东海岸来。”弗兰克一到纽约便开始大发异彩，而且是在全然没有我或者阿尔为他撑腰的前提下。他一开始大概是处在管理层的第四级，在遇到我们之前已经得到了许多位上级的交口称赞。

我的心脏病突发将我安排弗兰克做接班人的计划完全打乱了，因为这个计划制定的前提是我还会在公司待上三年多的时间，直到年满60岁，也就是所有高层主管协商后一致同意的退休年龄。如果事情按计划发展，比我年长的维恩会比我先退休，弗兰克走上IBM权力顶峰的道路就畅通无阻。可我在此时决定引退，维恩才58岁，还得过一年半才到退休年龄。尽管卡里是我们挑选出来的人选，但维恩干了这么多年，作出了这么多成绩，论资排辈的话也得是他。最后我将维恩任命为董事长及总经理，任期十八个月。

我在6月底向董事会递交了辞呈，同意继续担任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就像阿尔・威廉斯当初退休时做的那样。信孚银行董事长比尔・摩尔当时是我们公司薪酬委员会的负责人，他问我：“你想拿多少薪水？”我不禁莞尔，因为相比父亲刚刚去世的那个时候，现在我对薪水问题的心态已经放松了许多。我告诉他说，这一年我拿全薪，接下来的一年拿半薪，最后一年，也就是达到公司规定退休年龄的那年继续工作，但不拿薪水。我不想因为拿了薪水而感到有义务到办公室来上班。

我终于可以开始圆我渴望已久的远航之梦了。我想当时我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如此急切地想去远航，也不清楚自己内心的情感激荡达到了何种程度。突然之间，我生命中那么多重要的事情离我远去——我的IBM生涯结束了，我的飞行执照因为我的心脏病被暂时吊销了——隐藏在我意识深处的其实是对死亡的恐惧，我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活不到父亲那么久，而会像简那样早逝。只有现在回想起来，我才能看到当时的自己有多么恐慌。但在当时，我只是直觉地意识到远航能够拯救我。纽伯格医生曾经说过：“你要么做个心脏病人，永远不敢离开医院太远，时刻准备着再次病发住院；要么你就努力忘记病痛和医院。”我选择了忘记，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要去一个偏远得没有医院存在的地方。我叫上保罗・沃尔特，一起驾驶“巴拉望号”绕过纽芬兰岛向北航行。

我们带了几个年轻人干船上的重活，我的一位老朋友艾德・索恩（Ed Thorne）也同我们一起，他是一名优秀的水手，曾获得过航海比赛的冠军。艾德知道自己将与一位随时可能心脏病发死去的船长同行，但他依然欣然加入。我们出发之前他去见了纽伯格医生，纽伯格医生用一个橘子作示范，教他怎样在危急时刻给我注射吗啡。我随身带着吗啡，因为我知道心脏病发作时极其疼痛。我们出海之后，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十分担心自己会奄奄一息地醒来，而方圆几百里内根本找不到医生。碰巧有一天我们在纽芬兰大北方半岛停泊时，面前正是格伦费尔教会医院，当时一个念头划过我的脑海：也许这是我最后活着离开“巴拉望号”的机会了。但我随即将恐惧抛诸脑后，我很高兴自己这样做了，要是时时心怀恐惧，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天气很差，我们走了一个月，整个旅程比我料想的要顺利许多。但实际上我的身心依然十分脆弱。

我们返回北天堂岛时，奥莉芙正在那里等我。自从得了心脏病后，我的所作所为给我们的婚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肯定是觉得自己得靠自己好起来，因为当时我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把她从我身边推开。我表现得自私固执、粗鲁无礼、对她的体贴与善意毫不买账——据说这在心脏病人身上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奥莉芙不断设法让我开心起来，但一有什么事情不合我的意，我就会勃然大怒：“你不知道我有心脏病吗，我怎么能做那件事情呢？”我从纽芬兰远航归来时，我们的婚姻已岌岌可危。奥莉芙九个月来的压抑终于爆发出来，她与我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她说：“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好，”我说，“我也忍不下去了。”我拂袖而去，同几个朋友启程前往西部地区。

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结婚已经差不多30年了，她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来适应我的臭脾气，现在她觉得自己的所有努力都是白费。退休生活似乎只是让我的脾气变得更差。她向我提出了离婚。

我花了好几个星期才意识到自己正在犯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我立即赶回东部，请求她回心转意，她已经从我们在格林尼治镇的房子里搬了出去，在曼哈顿找了间公寓。知道此事的朋友都觉得此事无可挽回了。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她不会回来了，所以别再浪费时间了。”另一位朋友看到我在奥莉芙离开后如此消沉，说：“她是个出色的女人，你这是自作自受。”

我联系不上她。她不回我的信，也不接我的电话。很快我们分居的消息便出现在八卦专栏里，让事情看上去更像已成定局，奥莉芙雇了一位最好的离婚律师。我知道我得采取点极端措施了。于是我跑去找那位律师，请求她的帮助。我说：“奥莉芙的态度不会那么肯定的，我想要她回来。你愿意当我们的调解人吗？”

这位律师非常实在。“我会帮你，我告诉你是为什么，”她说，“我曾经见过你父亲。当时我刚参加工作，还是个年轻的非合伙律师，一次我去他在纽约的住处送文件，那天晚上下着大雪，他签完文件后把我送到大门口，叫来他的专车，让我坐进去，又在我膝盖上盖了一块小毯子，然后告诉司机把我送回家。所以看在你父亲的分上，我会去劝劝你的妻子。”奥莉芙知道了以后气得要命，但那位律师的确好好地劝了她一番。

我像个绝望的少年那样恳求奥莉芙回心转意，又过了好几个星期，她依然不为所动，于是我同我妹妹海伦前往英国散心。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在伦敦的河岸街散步，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这完全是心理压力导致的，但我以为自己大限将至。我马上回旅馆结账，直接返回美国住进了格林尼治镇医院。我对医生说我觉得自己的心脏疼得好像碎成了一片一片。“我猜那是因为你太想你的妻子了。”医生说。

我派我的秘书前去告诉奥莉芙我病了。奥莉芙半信半疑。“他能挺过去吗？”她问我的秘书。

“我觉得他会挺过去的，沃森太太，但他真的很难受。”秘书回答道。于是奥莉芙马上赶到了我的病床前，这是我们重归于好的开端。没过两天，我们便在前往欧洲的路上了，我给IBM董事会发了份电报。

那些说我们离婚的报道纯属夸大其词。我们正前往瑞典度第二次蜜月。

汤姆与奥莉芙

我们费了很大工夫来修补我们婚姻中的裂痕，这些裂痕主要是我造成的。有一段时间我们差点又走到分手边缘，于是我决定去看心理医生，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踏进心理医生的诊所。“我们需要帮助，”我对医生说，“但我没法把奥莉芙带来，因为她不喜欢剖析情感问题。”

他说：“谈谈你自己，谈谈你们的问题。”于是我把自己的一生简单介绍了一下，接着谈了谈我们的婚姻情况，他时不时会插进来问几个问题，像是“你们有没有在吃早餐的时候发生过争吵？”“你们有没有为孩子的问题发生过争执？”我们的确为孩子的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于是我着重谈了谈这个方面。当第三个话题谈到一半时，我对他说：“我猜你是想告诉我说，女人总是竭尽全力地想证明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而我从不让她，每次吵架只想着如何吵赢。我猜我在吵赢的同时也失去了某些东西。”

“这么想就对了。”他说。对于如何做一个好丈夫，我要学的还很多，但我至少明白了不能用经营IBM的那套办法经营自己的生活。

尼克松执政期间的经济衰退结束了，维恩・利尔森短短的总裁任期内，IBM发展良好。到1973年1月弗兰克・卡里接任总裁一职时，公司再次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年收入逼近百亿美元大关。我专心致志于身体的复健，在维恩担任公司一把手期间，我很少感觉到自己已经放弃了执掌公司的大权，维恩所作的决策往往同我的想法颇为一致。但当卡里接任总裁后，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这样一个事实：沃森王朝在走过将近60年的时间后，即将抵达终点。弗兰克年仅52岁，不出意外的话，他将担任8年的公司一把手，从我的个人经验看来，8年时间已经足够一个公司领导人永远改变公司的面貌了。

弗兰克走马上任时，我让他抽时间和我一起到佛蒙特州我的滑雪小屋里待上几天。我告诉他说有些经验我想传授给他，尽管他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但这些经验他可能并不知道。世界上没有哪本教科书能告诉你怎么当好IBM的一把手，我拥有的最重要的经验都是我父亲传授给我的。一开始弗兰克似乎有点勉强，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敢肯定他是以为我会对他长篇大论地说教一番；当年我对我父亲也有着同样的想法。最后他还是答应了。于是在3月中旬的时候，我们一起飞往斯托。滑雪的季节已经过去，滑雪小屋里空无一人，正是远离尘嚣的好去处。

我没有固定的话题，只是把脑子里能够想到的每一点建议都告诉了他。在谈到企业领导者应如何处事时，我把父亲说过的一句话告诉了他：“行动起来要像个乞丐，自我感觉要像个国王。”这句话的思想是，当你同别人打交道时，态度要谦虚，要以感情来打动他；外表要独立自主，内心要充满自信。弗兰克・卡里本能地做到了这一点，我告诉他，他这样做是正确的。

我还告诉他，对他来说，真正的考验是他能不能让IBM在保持现在这种规模的同时避免失去人情味。我很担心他能不能将那些细微之处的关怀举动继续做下去，我和我父亲都十分看重这些小小的举动：给员工的太太送花；记下他们的生日；用亲笔书写的字条告诉员工你将他们的工作成绩看在眼里并且十分赞赏。“这些事情并不费钱，结果却很划算。”我说，“IBM公司是一个服务性质的企业，你越是表现得有人情味，员工和客户回报给你的就越多。”

我们谈到了IBM的方方面面，从公司的着装标准一直到如何游说国会。身为公司一把手，必须广交天下朋友，不仅要结交政界人物，也要结交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包括报纸出版商和其他企业家。我告诉弗兰克，结交朋友最得体、最有效的方式是建立私人情谊，而让职业说客跑去华盛顿上下疏通关系则是最糟糕的做法。

我觉得代表IBM同外界打交道可能是弗兰克的一个弱项。迄今为止，他的成功主要局限在公司内部，我希望他能认识到自己现在已经是个公众人物了。我和我父亲都强烈地感觉到，企业家有责任为社会做些事情，而不应该只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忙着赚钱。我从自己参加的各种公众活动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只除开每年作为纽约地区男童军委员会负责人去帕利塞德州际公园露营时度过的那些个孤单夜晚。我告诉弗兰克，维护这个“服务社会”的传统是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还告诉他应该如何去参与这些活动：“你现在是个大人物了，你会被邀请去参加各种活动。选择两三个你觉得真正有意义的社会组织，花时间认真投入进去。你必须在公司之外赢得你的位置，就像你在IBM赢得自己的位置一样。”不过很快我就发现，弗兰克对成为“国民偶像”没什么兴趣。相反，他加入了一些大公司的董事会，并逐渐开始在“企业圆桌会议”[41]及其他商界精英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开始我有点失望，但我知道弗兰克的这个总裁当得很不容易，他得在我父亲和我投下的影子里经营IBM，我能够接受他想以自己的方式经营IBM的事实。努力让自己声名远扬是沃森家的人会做的事情，但不是弗兰克・卡里的风格，事实证明，在他执掌公司的8年间，IBM发展得同以往一样好。

第三十一章   渐渐退出IBM

我被“巴拉望号”引擎的轰鸣声惊醒，表上的指针显示凌晨4点，但舷窗已被晨光照亮。那是1974年的8月，我们的船正行驶在格陵兰海域的冰水之中，深入北极圈已有500多英里。我穿着厚厚的睡衣，套上外套，走上甲板，外面的温度在4℃以下，一阵薄雾从东北弥散过来。透过雾气，我能隐约分辨出四周巨大冰山的模糊轮廓，在这个纬度，冰山就同云朵一样普遍，只是忽视它们的后果可不像撞上云朵那么轻描淡写。这个时间掌舵的是吉米・梅登（Jimmy Madden），他和我从小就是好伙伴，上大学的时候曾到北极地区航行过。在桅顶横杆的瞭望台上值守的是尼克・施埃（Nick Scheu），一个18岁的航海新手。我很高兴他看上去十分警惕。由业余爱好者驾驶的游艇几乎从不冒险驶到如此靠北的地方。众所周知，格陵兰附近的海域布满了大小不一的冰山，从长度超过一英里的冰山到巨大的、几乎整个淹没在水下的“蓝冰”——这种冰山很难发现，能在眨眼之间将船壳单薄的船只送到海底。我们航行的前方是史密斯海峡，我们的目的地就在那里的某个地方——格陵兰岛伊塔市一处废弃的因纽特人定居点。1909年，海军少将皮里就是从那里开始了他艰苦跋涉800英里的探险，并完成首次发现北极点的壮举。

这是我的第一次重大远航——我在格林尼治镇医院的病床上梦想着它，然后着手让这个计划成真。我新近购入的这艘“巴拉望号”是一艘坚固的蓝色双桅纵帆船，全长68英尺，虽然不像普通游艇那么大，不过已经是我拥有过的最大一艘船了，而且它非常适合我给自己制定的退休计划。我在定制时考虑的就是要一艘能够驶向地球最偏远角落的船，要安全、舒适，能够带上足够多知情识趣的朋友。这艘船操作简便，如果我想和奥莉芙单独出行的话，只需再带一个专业水手帮忙就行。但它实际上能够承载8个人在60天里航行4000英里。1973年它刚出厂时我曾驾驶它从其产地德国不来梅出发，横穿大西洋，摸清了这艘船的“脾性”。1974年我们又驾驶它环游了加勒比海，还沿着缅因州海岸航行了一番。但这些航行只不过是热身：我曾与死神擦肩而过；我辞去了IBM董事会主席的头衔；我期待一次远行来冲破这这一系列事件给我的生活投下的阴影。我想去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进行一次真正的冒险。我的计划就是驾驶“巴拉望号”走到尽可能北的地方，尽管吉米・梅登的一位船舶设计师朋友乔治・B.德雷克（George B.Drake）曾警告过我。乔治曾在一年前搭乘货轮沿着格陵兰海域向北航行。当他听说我们计划沿着这个航线航行时，便给吉米写了封信，信上说：

我不推荐你们驾驶游艇进行此次航行。我们在此前的航行过程中发现那里冰山密布，气候恶劣，绝大多数时间是阴天，海面上会突然刮起大风，持续很长时间，诡异的浓雾会在不知不觉间笼罩视野，这种雾与我们平常熟悉的雾很不一样，就连缅因州海域著名的浓雾天气都无法与之相比。我们的内燃机船那次出航是为了接替一艘失踪的船只，那艘船显然是撞上了冰山……我们的船头有着双层外壳，可尽管船上有两台雷达，还是直直地撞上了冰山，船头的外层船壳被撞得凹进了里层。

但我们仍在夏初按计划从缅因州的卡姆登出发驶向纽芬兰，接着穿过戴维斯海峡朝着格陵兰进发。为了避开冰山，我们选择了迂回的航线，靠近拉布拉多海岸线行驶。我为这次雄心勃勃的远航召集的船员看上去很难让人相信这是要去远征北极：有老人，有小伙子，有男有女，其中只有两个职业海员，而且这两人都没有丁点儿北极航海的经验。

天气阴沉，寒冷刺骨，经常起雾，我们大部分时候只能依靠无线电导航装置校准航向。寒冷的七天过后，我们到达了格陵兰首府戈特霍布。我们的登陆颇具戏剧效果，当时我们正在浓稠的雾气中摸索着前进，因为完全看不到靠港的路径，我都准备停止前进了。就在这时，海面吹来一阵风，雾气散去，明媚的蓝天下一座壮丽的城市呈现在我们眼前。戈特霍布坐落在白雪皑皑的群山脚下，远远看去，那些山峰就像戴着冰帽子。格陵兰岛一年有六分之五的时间被冰雪覆盖，但夏天的戈特霍布地区十分美丽，野花遍地，时不时还能看到一些低矮的绿树。我们在戈特霍布短暂停留期间，奥莉芙和我们的一位朋友像欢乐的鸟儿一样飞下船去加入街上欢乐的人群；我在那里招募了一位因纽特冰区领航员，此人名叫拉斯・延森（Lars Jensen），刚从航海学校毕业。拉斯虽然才28岁，但从小到大一直待在海上。他对在一艘游艇上担任领航员颇有些怀疑态度，所以一开始并没有签约，直到他同我们航行了几天，见识了我们的航海技术，确定了我们没打算把他当服务生使唤以后才放心签约。

拉斯成了我们出色的同伴。他话不多，但很能干，而且有着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幽默感，在紧要关头颇能化解矛盾。离开戈特霍布几天后，我在驾驶“巴拉望号”穿过一条狭窄的海峡时，笨手笨脚地将船底的垂板龙骨擦伤了。当时拉斯正在船舱里玩纸牌，我以为他会紧张地冲上甲板，但他根本没有出现。过后一个船员告诉我说，当时船舱里也能清晰听见铝制船壳刮擦石头的刺耳声音，但拉斯只是继续往桌上甩了一张牌，淡定地说：“这就是格陵兰的海域呀！危险得很！”

我们沿着海岸线继续往北，朝迪斯科岛驶去，在那些伟大的北极探险家探索这个地区之后，这个岛成为了捕鲸船的聚集地。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曾为那些探险家们的冒险经历深深着迷——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马丁・弗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延斯・蒙克（Jens Munk）、亨利・哈德逊（Henry Hudson），乃至红头发埃里克(Erik the Red)。我们一路上遇到的天气比吉米的那位造船工程师朋友预计的好很多，7月12日，我们进入了北极圈，目光所及之处皆是壮丽的冰川和峡湾。

这时，从家里传来一个噩耗，中断了此次航行。7月18日清晨，我们正准备离开小港埃格瑟斯明讷，一份电报送到了码头，那是我在IBM的秘书发来的：我的弟弟迪克在新坎南的家中突然晕倒。电报里没有说明迪克到底怎么了，只是说“您必须马上回家”。

我看到这句话时便知道了迪克将不久于人世。尽管他才刚刚55岁，但身体一直欠佳，就在一年前还心脏病发作了一次。奥莉芙和我在150英里的一个机场外找了架直升机，我们从那里直飞康涅狄格州，赶赴医院，站在我弟弟的病床边，无助地看着他的生命一点点逝去。一个星期之后，迪克在昏迷中去世了。葬礼结束后，奥莉芙留下来安慰他的遗孀南希，我则直接返回了“巴拉望号”。我留下来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害怕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因为我知道他的死会时刻萦绕我的心头，让我无法安宁。自从System/360危机之后，我们的关系从未完全修复。我的所作所为损害了迪克在IBM的前途，我为此自责不已。阴霾笼罩了我们的关系整整9年时间，即使我们的父亲曾经告诫过我们，家人之间的争执永远不要延续到太阳落山的时候。现在我以一种悲痛的方式理解了父亲的告诫。我的弟弟去世了，我的心情如此纠结，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去哀悼他。回到“巴拉望号”上，带领船员们在严酷的环境中前行，帮助我慢慢理清思绪，接受我弟弟已经不在的事实。

8月上旬的时候，我们已经深入到北极圈内任何游艇都未曾到过的地方。我参加过许多次航海比赛，对绝大多数航海环境都很熟悉，但我从未见过眼前这样的大海。海水颜色很深，静如明镜，只偶尔被微风吹起一点涟漪。到处都是鸟儿——燕鸥、野鸭，还有样子很像鹈鹕的大海鸟。我们在冰山中穿行，午夜时分太阳仍然挂在天空，只是变成半透明的蓝色。偶尔会有一阵怪声传来，打破这片平静，那是海水中房子大小的冰块在波浪的推动下互相挤压摩擦而发出的声音，渔民们管它叫作“冰山的咆哮”。时不时的，“巴拉望号”会被一阵三到四英尺高的波浪撞得摇晃不止，那准是许多英里之外一块冰块从冰山上剥落下来滚入海中激起的余波。我们遇到的天气大多数时候都很晴朗，午夜时分，船员们会坐在船舱里看着不落的太阳——一个圆球低低地压在地平线上，发出诡异的红光，映得垂在黝黑海面上的云朵半明半暗。我们将船员分为两人一组，每组人值守三个小时、休息六个小时，我规定只要看见冰原或是天气开始变坏，值守人员必须马上通知我。要是在这里出事，救援人员可在老远之外，而且我们一开始就被警告过不该到这儿来。

皮里探险开始的地方伊塔营地就在我们前方150英里处，但拉斯・延森爬上桅杆做了一次长时间的眺望，看到穿越史密斯海峡的水路已经完全被冰块堵塞。我们决定调转船头，朝东行驶，前往一个名叫卡纳克的因纽特小村庄，它也许是地球上最北的村庄了，拉斯・延森认识那里的一些村民。在12个小时里，我们一寸一寸地往前挪，船头轻轻擦过一块块巨大的浮冰，这时天空变成灰色，开始起雾了。最后，我们到了卡纳克西南大概6英里的地方，都已经能隐约看到村里的房子了，就在这时，我们驶进了厚厚的浮冰之间，船不得不停下。拉斯不停地念叨：“我会把我们弄上岸的，我会的。”但我想到我们的螺旋桨毫无防护，离水面仅有3英尺的距离；我们的船壳没有加固，仅是1/4英寸厚的铝板，于是决定调转船头原路返回。

冰块不断变换位置，有好一会儿我们既没法前进又后退不了，这时从西边刮来的风变得大起来，雨夹着雪朝我们劈头盖脸地扑来。如果格陵兰海域刮起强劲的西风，船只就会被困在浮冰之中，或者用老话讲，被“钉”在冰里；浮冰会越聚越多，像“巴拉望号”这样的船会被轻易地挤成碎片。我脑中不禁浮现出许多北极探险家被冻成冰棍，过了一个冬天才被人发现的情形；浮现出我向别的游艇爱好者解释我漂亮的新船出了什么事的情形；浮现出直升机从南边的图勒空军基地飞来营救我们的情形；浮现出我们在0.6℃的冰水中挣扎的情形——大无畏的探险者自然是不会在乎这些令人不快的画面，不过我要是也一笑而过，可就真是自找麻烦了。我们小心翼翼地退回到冰块没那么多的水面，经过三个小时的紧张操作，终于能够调转船头，朝开阔的海面驶去。此时我们距离北极点不到770英里。我们朝南边的图勒空军基地驶去，第二天下午停靠在了基地的补给码头上，旁边是一艘巨大的油轮。当值的哨兵看到一艘游艇开过来惊讶得不得了，说：“要是我有一艘这样的船，早就开到加勒比海去了。”很快基地的司令官和几个丹麦官员便出现了，他们对我们表示了欢迎，这让我大大地松了口气，因为我之前并不确定我们会得到怎样的待遇。尽管我一直向丹麦当局汇报我们北上的行程，不过我在每个地方待得都不会很久，不让他们有机会下逐客令。

这次航行完成了我的夙愿——它帮助我真正对IBM放手。不是说我没有重新考虑过退休的决定，只是在我看来，我根本没有别的选择：我刚经历了一次心脏病发，医生警告我不要再拼死拼活地经营公司了，我自然不会蠢到说：“医生，我必须回去，他们真的需要我。”所以我让自己忙活起来，因为想到退休后的生活我会很不安，我不敢确定自己的生活中没有了IBM我还能不能平心静气地生活下去。我依然在许多董事会中保持活跃，包括《时代》杂志、泛美航空、信孚银行、梅奥基金会、史密森学会和加州理工学院——所以我的日程表里每周总有几次高层会议。但我不喜欢只当一个董事；我深深地觉得自己未尽其才，有时候在参加那些董事会时，我得拼命压抑自己操控会议的冲动。

彻底退出IBM的舞台花了我好几年的时间。我一直担任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到1979年为止，起初我在幕后做了不少事情，同其他董事一起为公司提供咨询，以确保IBM在过渡到维恩・利尔森手中时保持稳步发展，利尔森短暂的任期过后，我们又帮助公司平稳过渡到弗兰克・卡里手中。1974年1月我年满六十，正式退休。我告诉弗兰克说，我在100天内都不会走进这栋大楼一步。前任一把手老在公司晃悠只会损害新任一把手的权威；我父亲当时是去世了，所以没有在我身边干涉我，我也不想干涉卡里。要做到这点很不容易，但100天过去了，我真的一次也没有在公司露面。接着我就得努力适应退休生活了。现在我眼中的IBM已经发展得同我掌权时的IBM大不相同了。在我退到总经理位置上时，它的规模已经比我执掌时大了将近一半，1973年的营业额达到110亿美元，而且卡里和他的团队正着手施行许多重大改动。他们已经发现公司每次开发出一个新产品时，工厂总是不能尽快生产出来投放市场。计算机工业正在加速发展，弗兰克担心IBM在生产方面相对欠缺效率的情况将成为公司的掣肘。那些外接设备的制造商仍在不断抢走我们的生意，他们就是瞄准那些等不及IBM设备的顾客，从而把生意越做越大的。

但弗兰克担心的并不只是这些外接兼容设备的制造商，他还担心着日本人。现在日本人已经利用他们强大的生产能力打入了美国的钢铁、汽车和家用电器市场，众所周知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计算机市场。弗兰克不想让IBM重蹈美国钢铁公司的覆辙，于是他制定了一个计划，打算兴建大量新的自动化工厂，在日本人最擅长的领域击败他们。董事会认为这个策略是合理的，但兴建这些工厂的花费却让人瞠目结舌。尽管我知道现在的技术已经发展了很多，美国也正处在通货膨胀时期，但我还是很难相信这些预算能够得到通过。我还记得自己一遍又一遍地问弗兰克当年董事会问过我的那些问题：“你确定你需要这么多钱吗？你有没有试过公开招标？我们不想把这些工厂建得那么豪华，你知道的。”重新建厂花了六年时间，最后算下来花了超过100亿美元，但这些工厂使IBM经受住了来自日本方面的竞争，要不然现在日本人在美国计算机市场占据的份额将会大上许多。

尽管弗兰克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他作出的一些决定还是让我不太高兴。特别是有人告诉我说他和可能接他班的约翰・奥佩尔正在加快废除IBM的机器租赁制度，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租赁业务整个抛售。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计算机更新换代的时间已经变得非常短，另外还能将那些被出租机器套住的资金解放出来。但这一做法还是让我感到十分困扰，因为租赁业余一向是IBM取得成功的关键。租赁合同将客户和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们有强大的动力为客户提供顶尖的服务，也使IBM能够保持稳定，免受经济衰退的影响。一旦来自租赁业务的收入断流，IBM的不稳定性将大大增加，更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我的这种感觉也许正是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所感受到的，当时我和阿尔・威廉斯坚持增加IBM的贷款数量。尽管他的直觉告诉他借债不好，他还是依从了我们。那些贷款肯定就像他心头一道深深的伤口，时刻提醒他IBM已经不再归他一手掌控了。现在我也痛苦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如果IBM是我发泄精力的唯一渠道，我可能会变得一蹶不振。好在我不仅会航海，还会开飞机。飞行是我最早的爱好，就算在IBM成为我生活重心的那些年里，我对飞行的渴望也从未消失过。我心脏病发两年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恢复了我的无限制飞行员执照，于是我送给自己一个礼物：学开直升机。我不敢肯定自己离开IBM后能不能过有意义的生活，但学开一种新飞机的念头还是让我激动不已。于是在1974年春天，我参加了波士顿附近的一个直升机驾驶培训中心。每天上午我会飞上一个小时，然后卧床休息几个小时，再在下午飞上一个小时。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天才的飞行员，但要让一架直升机保持平稳飞行就像站在健身实心球上想让身体保持平衡一样。在飞了大概35个小时后，我绝望地发现自己还是学不会。

我告诉教练说：“我想大概是时候放弃了。”

“哪儿的话！你什么时候想单独飞行都可以的。”

他对我的信心让我十分惊讶，我连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好吧，那我现在就来次单飞好了。”我关上机舱门，离地而起。练习区域是一片森林，一家木材公司曾在那里砍出大块空地。在45分钟的时间里，我就在那些空地上起飞降落。那些空地至少有50码宽，但在我眼里却要窄上许多，渐渐地，我觉得自己开始上手了，几个星期之后，我骄傲地拿到了直升机驾驶执照。许多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都开不了直升机，因为早期的直升机经常坠毁，给人们留下了可怕的印象。那些事故经常是这样的：一个螺旋桨叶飞了出去，然后是另一个，接着飞行员发现自己坐在一个脆弱的小小机舱内冲着大地直直跌去。想到那样的画面我也十分害怕，所以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我买了一架贝尔直升机公司的Jet Ranger——拥有最长安全飞行记录的直升机，它甚至比大多数小型飞机要安全。

二战末期我退役后不久便重新开始飞行。在IBM那些年里，我飞了好几千个小时，但那都是为了工作，从未让我感到悠然自得、随心所欲的飞行乐趣。年轻的时候，我开过能够接触到的每一种飞机：大学期间我开过15种飞机，战争期间开过30多种飞机，包括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乃至现在美国空军仍在使用的O-38型双翼飞机。那时候开飞机非常随意：我走到某个站在飞机跑道上的军士面前，对他说：“我已经读过C-47飞机的操作手册了，要是你可以站在我后面告诉我各个开关的位置，我就能把它开上天。”而他会说：“没问题，少校。”每次成功驾驭一种新的机型都让我心满意足；我的飞行纪录十分良好，因为我从不试着去做疯狂的特技动作，也从未出过事故。二战之后，驾驶飞机要求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联邦航空管理局制定的规定也越来越多，但和同辈的许多飞行员不一样，我对这些并不介意——遵守操作流程也是自我挑战的一部分。我喜欢开喷气式飞机，在所有飞机中，驾驶这种飞机要求的技术含量最高，在我获得直升机驾驶执照后，我还买了架里尔喷气机，并且证明了自己能够把它开好。

除了驾驶飞机之外，我还尝试了各种飞行器。在斯托看过一位朋友的儿子开滑翔机之后，我一度心动。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一个60岁的老头不能学滑翔机，于是我从那位年轻人那里问来美国最好的滑翔机教练的名字。我打电话过去，滑翔机学校的秘书说他不在。好几个星期我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过去问，那个家伙永远不在。最后我问秘书小姐说：“他是不是死了？”

秘书小姐回答：“是的。”

“他是在玩滑翔机的时候出事了吗？”

“没错。”于是我学滑翔机的计划到此为止。

能够从驾驭一种飞行器到驾驭另一种飞行器是一种莫大的挑战，自然也很不安全。虽然我有着良好的安全记录，但偶尔也会遇到险象迭生的情况。许多认识我的人肯定都在想：“这个老家伙肯定会死在飞机失事上头。”但飞行对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我退休的最初5年里，我飞行了2000个小时，赶得上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平均飞行时长了。我发现不断接受新的挑战能让我的头脑保持敏锐，我一直尽可能合理地安排我的时间，以保持稍微忙碌的状态。我在IBM的时候就是这样过下来的，而我对退休生活最大的恐惧就是无所事事。

第三十二章   冷战中的和平主义者

1977年夏天，吉米・卡特当选美国总统的第一年，我正坐在北天堂岛我的书房里面计划一次环绕合恩角的远航，电话响了起来。电话那头是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他说：“赛伊和我觉得你应当来华盛顿干点事情。”他口中的赛伊正是当时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我从IBM公司退休时，他们两人都是公司的董事，和我很熟。

“哈罗德，”我说，“我现在正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欣赏着窗外美丽的树林和佩诺布斯科特湾。我为什么要去华盛顿呢？”

“卡特总统希望你前来主持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咨询委员会（简称GAC）。”他答道。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到过这个组织，哈罗德解释说，这是一个经过挑选的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就核战略问题向总统提出独立的建议。它是在肯尼迪入主白宫时建立的，直接向总统报告，是社会杰出人士进入军方幕后、了解军备竞争真实情况的一个途径。布朗和万斯显然都觉得我是领导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合适人选。我是一个自由派人士，整个职业生涯都涉及高科技领域。我还在苏联待过足够长的时间，先是作为军人，之后是作为企业家，因而我并不陌生苏联人看待问题的方式。我将苏联人看成有责任感的民族，他们同我们一样不想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同他们协商、制定裁减军备的协议是行得通的。

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提议，事后想来连我自己都有点吃惊。在我心脏病发作之前，对于华盛顿发来的邀请我都是敬谢不敏的。我当时认为，离开IBM的做法是不对的，而且我也不想因为涉足一些我完全不了解游戏规则的领域而败坏自己的形象。但现在我退休了，好几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进行探险远行。现在执政的是民主党——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次——这能让我有机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同许多美国人一样，自20世纪60年代初之后，我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想过太多。我还记得古巴导弹危机时那些可怕的日子：每个人都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旁等着最新的事态报道。当时我给自己家建了个防核尘地下室，还在IBM推行了一个“家庭防空洞建设贷款计划”，每个想在自己家建防空洞的员工都能得到一笔贷款。但当越来越多的人建起防空洞，整件事情看起来反而越来越没有道理。你可以在防空洞里躲上三十天，可当你出来的时候，又会看到什么呢？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无数掠夺成性的人，你和你的家人还是没有安全可言。我们都在防空洞里准备了手枪和步枪，但整件事情开始显得荒谬了。很快人们似乎就认识到，如果核战争真的爆发，想方设法幸存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

哈罗德・布朗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往那个防核尘地下室里补充补给品了。从心理学的角度说，现在这个时候想把军备竞争的危险从脑中撇去要比那个时候容易很多——尽管我知道这个危险依然存在，IBM也在为武器实验室提供着计算机。时至今日，军备竞争已经升级了好几次。我们部署了新一代的“民兵”式洲际弹道导弹；我们在苏联周边部署了北极星式核潜艇；我们往所有的导弹上装上了多重弹头。苏联人自然也是紧追慢赶，不甘落后。而控制军备的工作则远远滞后，现在看来一场危机一触即发。第一份《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已经过时，《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尚在协商之中，与此同时，苏美两国的军备竞争正处在另一次升级的边缘。

我把去巴塔哥尼亚的计划收起来。接下来的6个月里，我将主持召开第一次GAC的会议。我在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穿梭往来，尽可能多地学习关于谈判、政策和核武器的知识。我听取了军备控制及裁军处、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国内安全处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的简要汇报。我花了无数个小时听军事分析家用假设语气谈论核进攻、核反攻、数千万乃至数亿的伤亡。那样的情形让我感到十分震惊。这些人谈起核灾难总是使用术语，所以一场几个小时的谈话下来，很可能连一个人的死都未曾提及。我觉得他们看待事情的方式整个就是错的。

我必须掌握的信息量之大把我吓坏了。但同时我尽力去理解我所听到的与技术相关的内容，我决心把握住事情的真正意义。在我看来，事情的真正意义就是我们人类不应该自掘坟墓。我估计军方对此会有不同意见，他们会认为，只有时刻做好核战争爆发的准备，核战争才永远不会爆发。可正是这一想法在推动着军备竞争。我相信那些毕生致力于战略规划的专家们会认为我的看法过于天真，所以我尽量把这种看法放在心里。但对一个像GAC这样的咨询委员会而言，运用常识看待问题是个大前提。在任何技术领域，特别是像核武器这样危险的领域，专家们关注的往往只是很小的方面，你在考虑问题时必须跳出他们划下的狭窄框框。

在任命GAC委员人选的问题上，白宫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还没到华盛顿，委员会的成员已经选好了——但这些人选既有趣又有能力。卡特任命的委员既有共和党员又有民主党员，既有科学家又有企业家和律师，甚至还有一位神职人员和一名劳工领袖——总共13个人。其中一半都是有着突出贡献的平民，对核武器知之甚少；另外一半则是国防和外交政策的专家；但几乎所有人都把GAC的职责看得很重。他们之中有曾为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为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现任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主任、核物理学家哈罗德・阿格纽（Harold Agnew）。还有曾为政府效力多年的杰出科学家沃尔夫冈・帕诺夫斯基（Wolfgang Panofsky）和保罗・多提（Paul Doty）。“平民”委员则包括来自南方浸礼会领袖会议的欧文・库珀（Owen Cooper）；来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玛格丽特・威尔逊（Margaret Wilson）；肯塔基州前任州长伯特・库姆斯（Bert Combs），他现在是一位联邦法官；联美公司的老板亚瑟・克里姆（Arthur Krim），他是民主党的重要人物；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财务处长莱恩・柯克兰（Lane Kirkland），他是我们之中最大的主战派。

在最开始的几个月里，我必须拜访40位参议员，建立一个人际关系网，委员会要想有所作为，会很需要这个关系网。我从GAC的执行理事比尔・杰克逊（Bill Jackson）那里得到了很大帮助，他曾是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Alan Cranston）在外交政策和国防问题方面的首席法律助理，对国会的行事规则十分了解。杰克逊当时40岁左右，个子不高，脾气很急，手里老是拎着一个大大的公文包，他十分有热情，有时候甚至有点过头，反而不能将自己的想法用简明扼要的方式表达出来——至少不是IBM要求的那种方式。但他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有着敏锐的政治直觉，所以我改变了自己IBM式的行事方式，依照他的方式行事。在杰克逊的安排下，我对各位国会议员进行了礼节性拜访，从像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那样的自由派人士到像斯库普・杰克逊（Scoop Jackson）那样的强硬派人士。我还会见了许多苏联问题专家，以寻求建议，像是银行家、前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和约翰・J.麦克莱（John J.McCloy）——他是该委员会在1961年创建时的第一任主席。

我不知道该怎么玩政治，但我渐渐开始认识到，政治从某些方面来讲，同做推销员并没有太大区别。我在推销穿孔卡片机时学到的那些东西也能用在这儿，像是绝不要浪费顾客的时间，永远同秘书们搞好关系，等等。

委员会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所以比尔・杰克逊和我规定委员们每个月必须抽出两天时间开一次会。委员们参加会议全凭自愿，而且两天时间可不算短，所以我以每次到会的委员数目多少来衡量我的工作成绩。我会在会议前安排一些热身活动，像是请曾经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设计工作的物理学家来作报告。每次开会的时候，13个委员中总有10到11个到场，说明大家对这些会议还是很感兴趣的。每次会议对我而言都是一次挑战，因为我从一把手位置上退下来已经七年了，委员会里又有那么多的专家，我感觉我只要说错那么两三次话，委员们就再也不会信任我了。所以每次会议前，我都会和杰克逊找个旅馆碰面，花上一天时间把开会时的问题先过上一遍。等到真正开会的时候，我已经对会议内容胸有成竹，主持起会议来从容有序。我这辈子都没有像这样专注过一件事情呢。

主持GAC同经营IBM并不完全一样。我在IBM工作的整个期间，单凭我的名头就能将各地的人们聚集到一起开会，但GAC是个顾问团，不是IBM的主管队伍，我的任务是让委员们畅所欲言，以寻求共识。所以我不断地收敛自己。在听取简报的时候，我会坐在那里给自己写诸如这样的话提醒自己：“别说太多。确保每人都有发言机会。注意那些还没发过言的人，记得询问他们的意见。”

我的任务就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想办法将它们整理成一致的报告。我知道，在像麦乔治・邦迪那样才华横溢、经验丰富的人面前，外行想不被唬到都不容易，古巴导弹危机期间，麦乔治・邦迪可是一直在肯尼迪总统左右出谋划策。所以我明确规定，专家委员在发言的时候要尽量保证能让其他委员听明白。同时我又想到，对于核弹，民间有许多不同看法，让专家委员们见识见识其中那些激进的看法肯定也会有所帮助。于是我为委员们安排了一次放映会，放映了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天才讽刺之作《奇爱博士》。当身为美国顶尖军事战略家之一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听说要在会上放这部电影时，忍不住说：“你怎么能给认真地想要了解核武器的人看这种不切实际的电影！”我承认影片中飞行员头戴牛仔帽骑着氢弹飞行的场景确实有些牵强。但我觉得影片的其他部分还是很真实可信的——所有那些因为防护措施不当导致的事件。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那些手指放在核武器引爆开关上的也只是有血有肉的人，影片中那样的灾难真的可能发生。

GAC经常在美国国务院的一间安全室里开会，那里有一张椭圆形的大桌子，房间墙上镶着棕色的镶板，地上铺着绿色的地毯，头顶是日光灯。当军方的高级官员开始向我们进行军备情况通报时，像亚瑟・克里姆和伯特・库姆斯这样的平民委员就会表现得相当激动。在听取国防部关于巡航导弹或中子弹的最新报告时，会有一个中场休息时间供大家喝喝咖啡，委员们会在这个时候跑到我跟前面色凝重地说：“你能想象这帮人打算将我们置于一个怎样的境地吗？我们辛勤工作、积极纳税，而他们给我们设计的未来里面大家都得死！”尽管如此，委员会里却没有一个人支持单边销毁核武器或是彻底销毁核武器。绝大部分委员只是希望找到办法缓解当前同苏联僵持不下的局面，减少两国的军备储量。

没过多久，委员当中真正的思考者开始显现出来。沃尔夫冈・帕诺夫斯基指出军备控制工作中存在一个可怕的悖论：科技发展的速度要比缔结协议的过程快，所以我们一边不断签署协议削减已经过时的武器，一边变着法子制造更为先进的武器。亚瑟・克里姆是我见过的最有远见的人之一，他指出下面这种想法绝对是谬见：我们能发明出某种俄国人望尘莫及的武器。美国一次又一次地升级军备竞争，每次都以为我们远远地赶在了前头，可苏联人用不了几年就会追上来。这个观点我特别能理解，因为计算机行业也是如此，就像“跳山羊”一样，你从我背上跳过，我再从你背上跳过，谁也不曾真正领先，区别只在于计算机不会伤人性命。

我觉得委员们除非亲眼看看核武器，否则将很难就这个问题作出明智的思考。于是杰克逊和我将委员们带到新墨西哥州，参观了原子弹的诞生地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以及位于阿尔布开克的桑迪亚国家实验室，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由能源部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共同管理，进行核弹组件的开发。我们在那里参观了一个能源部的历史展，其中就有当年投到日本广岛的那颗原子弹“小男孩”的全尺寸复制品和投到日本长崎的“胖子”的复制品。接着我们又参观了位于桑迪亚的一个武器库，我们坐在那里，各种各样的核武器用橡胶轮推车无声无息地推出来让我们过目。推车的技术人员穿着很像IBM的员工：深灰色的西装、白衬衣、黑皮鞋。这些核弹都是最新研制的型号，个头不大，看起来只是些6英尺长的圆柱体，但它们其中一些的威力要比“胖子”大上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我永远忘不了一种叫作“当量可变式炸弹（Dial-a-Yield）”的核武器。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想要调整一颗核弹的爆炸威力，也不知道在核战进行当中他们怎么有时间或是意愿去调整一颗核弹的当量。不过某些工程师可能会想当然地这么说：“你看，我们只是不想把所有东西都炸上天。让我们设计一种当量可变式炸弹吧。要是我们把它的当量调小，它的爆炸威力可能就非常小；要是我们把它的当量调大，它的爆炸威力就非常巨大。”整个委员会的成员看到这些东西之后都说不出话来，即使是莱恩・柯克兰和其他的强硬派人士。当你面对整整一屋子的核武器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担忧起未来。

在听了几十次军方高级官员做的报告后，我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达成一个共识：军方不会像普通百姓那样看待核战争。军方的人成天谈论核战争、成天为核战争制定计划，但他们却拒绝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核战争中将会真正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委员会的人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核战争过后美国将有多少人幸存下来？”军方专家的回答有很大分歧，有的说大概不到10%的人能活下来，有的说超过50%。当我们问到核战争后地球上还会不会有一个像现在一样的美国存在时，他们的回答只有一个：“我们会慢慢重建一个的。”

我觉得我们给卡特总统的第一份报告应该得到委员会的一致通过，但当时在委员里有着各种各样的意见，很难达成统一。绝大多数委员赞成通过谈判来叫停军备竞争。莱恩・柯克兰却总是给大家泼冷水。他总说：“同那苏联人签的协议屁都不是。”他同斯库普・杰克逊走得很近，斯库普・杰克逊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主张美国应该积极发展军备，对苏联持强硬态度。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主任的哈罗德・阿格纽则有点故意搅局的意思——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就是不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开会的时候他会默默地坐在一边，然后突然对我们正在讨论的某个想法发表一通尖刻的评论，然后又坐回去继续一言不发。斯考克罗夫特的态度也很含糊，尽管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才干、头脑最清晰的军方人士。

我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都不一致，但在美国空军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新的MX导弹计划之后，我们终于达成了共识。实施这一计划等于开启了新一轮的军备竞争，美国空军打算在沙漠地区挖掘数千个发射井，将导弹放到发射井里，这样苏联人就很难进行空中打击。每二十个发射井中只有一个装备真正的导弹，其余的则会装上假导弹混淆视听。这个导弹计划规模巨大，包括了300枚新型MX洲际战略导弹（每枚导弹配置10个弹头）、数百台用于运送导弹的巨型拖车、5700个假导弹及600个导弹发射井，预计花费500亿美元。我们在1978年夏天听取了关于MX导弹计划的简报。国务院对此项计划持反对态度，中央情报局则派了个人来告诉我们这个计划所谓的“障眼法”有多么荒谬。他说：“我们对怎么瞒过敌人的耳目略知一二，那些假发射井可骗不了任何人。”

招致各方批评后，空军方面又把计划拿回去做了一些回炉改造。要是在IBM，我是绝不允许这种不成熟的计划拿到台面上来的，其他的GAC委员也有同样的想法。9月底的时候，我们向总统递交了一份报告，指出MX计划不切实际，不应予以执行。我觉得卡特总统已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一直把这个计划挂在嘴边当作谈判的筹码，但在他任职期间，这项计划一直没有真正实施。

卡特似乎觉得我们的工作卓有成效，于是在1978年底，他要求我们对新一轮核武器裁减工作提出建议。尽管《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尚未签署，还得经过一番艰苦的斗争以求得参议院的通过，但卡特已经在考虑第三轮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了。政府中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也许会将此斥为“典型的卡特式理想主义”，但在我看来，卡特此举却是出于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他认识到了核武器的危险性，认识到了科技发展是怎样让已经达成的协议很快变得过时。我们向他提交了一份长长的建议书，其中包括逐步停止在导弹上装备多重弹头。但我们最重要的观点是，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的制定过程太慢了。《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的制定历经三届总统，6年时间；在此期间，武器实验室都研发出好几代新的导弹、轰炸机和中子弹了。我们告诉卡特总统说，精简谈判过程的唯一办法就是两国首脑积极、持续地进行直接对话。

截至1979年春天，GAC还对许多其他国防项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帕诺夫斯基就洲际弹道导弹计划的前景为白宫书写了一份绝密的研究报告，亚瑟・克里姆开始在民主党重要人士中间展开游说，鼓动他们支持一份禁止所有新式核武器的协议。我们的会议成为军备控制的一个重要论坛，得到了各界杰出人士的响应——不管他们持有何种政治思想——不管是弗雷德・伊克尔（Fred Iklé）那样的鹰派人士，还是埃夫里尔・哈里曼那样鼓吹“缓和”战略的人士，乃至国务院的马歇尔・舒尔曼（Marshall Shulman）。而且这些事情全都没有向媒体透露过一丝半毫，这也是许多人愿意来跟我们对话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我们被大家看作卡特总统的“耳朵”。当中情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Stansfield Turner）希望提请总统注意美国备用的间谍卫星数目已降至1颗的时候，便是跑来跟GAC说的。就连苏联人也注意到了我们的存在：三月份的时候我接到一个邀请——到莫斯科去参观，并到一所苏联外交学院谈谈军备控制的前景——我谢绝了这个邀请。

卡特似乎很赞同我们关于双方首脑直接对话的建议。1979年6月，当他前往维也纳参加首脑峰会、签署《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时，向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提出了一连串引人注目的建议，希望加快第三轮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的进程。他手写了一份单子交给勃列日涅夫，上面是两国应该削减的主要军备，还告诉勃列日涅夫说，在第三轮谈判中，美国愿意逐项实施达成的协议，而不是等整份协议签订后再统一采取行动。他的这些举动肯定让苏联人好好琢磨了一番，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机会听到他们的回应。苏美两国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气氛以及美国参议院对《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的否决使得整个谈判功亏一篑。

负责GAC的工作让我乐在其中，我很乐意在卡特总统任期结束前一直待在委员会里工作。奥莉芙也很高兴看到这份工作给我带来的影响；她说自从我离开IBM以来，她还是第一次看到我这么开心、这么放松。可是在1979年5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说美国驻苏联大使马尔科姆・图恩（Malcolm Toon）即将退休，埃夫里尔・哈里曼推举我接替这个职位。这个消息是奥莉芙先看到的，她因此变得很不开心。她说：“这意思是说我们要去苏联啦？”想到要和自己的儿孙分开，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她真的吓坏了。“给我看看那条消息！”我说，“这太荒唐了！我们不会去莫斯科的。没人跟我提过这事。”

几天之后，万斯给我打来电话，说卡特总统真的决定让我接替这一职务。原来政府认为我到莫斯科去能让很多事情办得更顺利。现任大使图恩在福特政府时期出任此职，留任至今。他鼓吹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我在准备前去主持GAC时曾同他见过面，觉得他是那种古怪、粗鲁的人。当他谈到苏联时，经常有些很有见地的想法，但接下来却会用诸如“哼，当然了，我恨那些狗娘养的”之类的话把话题引向对苏联充满敌意的方向。他反对签署《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对“缓和”战略也充满怀疑。苏联人不喜欢他，卡特希望我能接替他的位子。

虽然这个提议让我很是受宠若惊，但我没有外事工作的经验，所以要是接受了这个工作，又得开始大伤脑筋。而且，我在许多基本问题上的看法同图恩的差异并不是那么大，尽管我没有他那么好斗。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确定接受这个工作对奥莉芙是否公平。她真的很沮丧——她越听别人说关于莫斯科的事情，就越是不喜欢我出任驻苏大使的主意，直到塞勒斯・万斯打电话告诉她大使官邸斯巴索府有多么漂亮、我们顺便就能把朋友们和孩子们接去参观之后，她的情绪才有所好转。奥莉芙和我就这件事情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最后我说，我想试试看。我真的希望能够促进苏美两国的关系和军备控制的进展。我告诉奥莉芙说，这对儿孙们将是最好的事情——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儿孙还是其他人的儿孙。

距离正式任命还有很长时间，我却发现自己成为了一场大论战的中心。许多外交政策专家认为我是一个错误人选，认为驻莫斯科大使应该是图恩那样会说俄语、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而不是一个具有良好意愿的外行。驻莫斯科大使被普遍认为是对人选要求最高的外事职位之一，三十年来一直由专业人士出任。还有报道说，如果卡特总统继续考虑让我出任这一职务，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中的实权人物将采取行动，同我竞争这个职位。许多持反对意见的人不知道我在军备控制方面的经验；他们以为卡特总统突然决定开始对苏联采取温和态度，所以派出一个IBM前董事长，不过是为了开启两国之间的贸易大门。我的支持者们也发起了一场游说行动，一一辩驳这些说法。他们公开了我在GAC的工作经历，指出我曾多次去过莫斯科，对我的任命符合派遣商人政治家担任大使的光荣传统，像哈里曼就曾在二战期间出任驻苏联大使。

事情看来前景大好，可就在这时我犯了一个非常丢人的错误。7月的时候，就在我的任命即将正式公布前夕，我作为GAC的主席与卡特总统一起参加了维也纳首脑峰会。在旅馆的时候我接到一位记者打来的电话，我并不认识这个人。他在电话里说：“我和一位同事在前台大厅，我们想同您谈谈您被任命为驻苏大使的事情。”

我回答说：“我还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正式任命的消息，所以我想我没有立场谈这个。”

“好吧，那能让我们上去同您谈谈您的人生经历吗？”

“噢，那倒没什么关系。”我说。我没有细想，只觉得应该表示得友好一些。GAC的工作是完全向公众保密的，多年来我们在IBM同媒体打交道的时候也非常谨慎。这次采访总共进行了15分钟，我们谈得十分顺利，他们也同意只在报纸上刊登我的一些个人经历。可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其中一人问道：“你大拇指上那是什么东西？”

那天晚上我准备去听歌剧，打算顺便在那里找图恩大使见个面。为了提醒自己，我在大拇指上用小小的字样写了“图恩”两个字。

“哦，那个呀，”我说，“我的小女儿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记事的。她管这叫作‘拇指记忆法’。今天晚上我打算去听歌剧，我用这个办法确保自己别忘了找图恩大使见个面。”

我不知道到底是这两个人中的哪一个将这件事情添油加醋地登了出来。很快又有一篇文章冒出来说我是个记性很差的糟老头子。我倒是没觉得这些文章会给我带来什么毁灭性的影响，只是很烦人而已。可等我回到华盛顿的时候，马歇尔・舒尔曼把我叫了去。当时他是国务院苏联问题的头号权威，也是在参议院中为我摇旗呐喊、支持我出任驻苏大使的人之一，他说：“这篇文章真的对你竞争这一职位很不利啊。”

“你们是在开玩笑吗？”我说，“说不定哪天我鼻子上有点脏东西，有人也会就此捣鼓篇文章出来。要是这种事情就能影响到我是否出任大使，我觉得我还是回家好了。”我表现得如此激动其实是因为我不想承认自己对那两个记者说的话有多幼稚。舒尔曼没有放弃对我的支持，最后我的任命终于得到通过时，我真是大大地松了口气。

当我离开GAC时，亚瑟・克里姆和他的夫人玛蒂尔德在他们位于纽约的漂亮房子里为我举办了一个聚会。麦克・邦迪代表委员会致了欢送辞，并送给我一套殖民地风格的白镴汤匙。我永远忘不了他风趣的发言：“当你看到这套汤匙时，汤姆，你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当你用它们同朋友们共享筵席时，它们就太长了；当你同恶魔坐在一起喝汤时，它们又太短了。也许你在莫斯科用它们长短正好。当你看到它们的时候，请记得此刻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诚挚地爱你，我们的爱将与你同在。”这是我经历过的最美好的送别仪式。

第三十三章   短暂的苏联之行

1979年，当我们在十月份抵达莫斯科时，冬天的迹象已无处不在。城市里破败的建筑和暗沉的天色让我想起二战期间在俄国度过的四个月。那时我还是个年轻飞行员，担任福利特・布拉德利将军的副官。虽然我对共产主义制度毫无热情，但战争期间在俄国的经历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布拉德利将军受命前往莫斯科期间，我们在那间老的美国使馆里办公，老使馆位于莫克哈瓦亚大街，就在克里姆林宫对过，而三十英里之外，德国军队正步步逼近。我们飞越了俄罗斯广袤的土地，还在西伯利亚的中心地带被困了一个星期。击退希特勒的入侵是苏联历史上的伟大胜利之一，我为自己能够亲眼见证这一事件并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小小的角色而感到骄傲。不过我没有自欺欺人地认为对往事的怀恋能让我成为一个称职的大使。尽管我觉得因为战争的缘故我同俄罗斯之间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但我很清楚苏美关系的现状。1979年，“缓和”战略收效甚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的签署算得上积极的进展。

卡特总统和万斯国务卿交给我的任务清晰明确：之前驻莫斯科的美国使节得到的待遇同驻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希望我能改变这一局面。多勃雷宁出任苏联驻美大使二十余年，根基深厚、享有盛名，只需打个电话就可以会见美国总统。他的专车甚至有美国国务院停车场的许可证。我们的驻苏大使则同多勃雷宁形成鲜明对照，花了十年多的时间，在克里姆林宫还是混不开。在签署《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的谈判中，卡特政府为了方便起见，经常让多勃雷宁往莫斯科传话，我们的大使马尔科姆・图恩反而被晾在一边。既然现在协定已经签署，卡特总统希望美国使团能够在苏联重新建立起威望。

虽然这份新工作的具体细节我得一一学习，但对于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大使，我早已心中有数。我为自己树立的榜样就是我的好友卢埃林・汤普森（Llewellyn Thompson），他曾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三位总统任职期间担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我第一次见到汤普森是在1942年，当时他还只是一名职位不高的外交官。当时绝大多数使馆人员已经被疏散到距离莫斯科500英里的古比雪夫市，汤普森被指派看管使馆的财产，于是留在了莫斯科。我在莫斯科期间的任务之一就是驾驶飞机载他一路飞去德黑兰为使团人员采购生活物资，因为当时整个苏联的食物都十分匮乏。我记得我们往飞机的炸弹舱里装了整整两吨物资——克宁牌炼乳、罐头豆子，你要是看到那些东西，绝对想不到是给外交官吃的，但在战时，那就是人们的主要食物。我渐渐同汤普森熟悉起来，我很佩服他，一个年轻人看待比自己年长十岁的人时都会这样。他又高又瘦，俄语讲得十分流利，有一点害羞和矜持，不过他从未让自己的性格影响事业。担任驻苏联大使期间，他走遍了整个苏联，几乎每天都同苏联高官进行社交性往来。他和他的夫人很懂得怎样营造温馨气氛，他的官邸斯巴索府就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数不清的苏联重要人物，从苏联政治局常委到芭蕾舞女演员，不一而足——那里是苏联上流社会人士能够公开前往的寥寥几个“堕落场合”之一。尼基塔・赫鲁晓夫非常喜欢汤普森，经常同他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

汤普森不是“遏制之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那样的天才理论家，但他对苏联人的行事方式十分了解，特别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也许正是他的这种了解拯救了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古巴导弹危机最剑拔弩张的时刻，赫鲁晓夫给肯尼迪传达了两条相互矛盾的讯息。他的第一封信表达了和解的意愿，很明确地表示希望避免核战争；第二封信则充满了挑衅的论调，几乎激得肯尼迪采取进一步的对抗性行动。直到汤普森进言，肯尼迪和他底下的人才暂时按捺下来。汤普森说，第一封信也许更接近赫鲁晓夫的本意，也就是说，苏联人之所以在古巴部署导弹，只是为了在别的事情上有讨价还价的筹码。根据汤普森的分析，约翰・肯尼迪作出一个惊人简单的决定：无视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只回应第一封信。肯尼迪在回信中提议，只要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美国将努力在东西方关系问题上实施“缓和”政策。赫鲁晓夫收到回信后的第二天就下令从古巴撤出导弹。

站在斯巴索府大门口，我感觉自己的人生好像绕了个圈，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踏进大门时，我的心情就像刚刚步出大学校园进入IBM工作时那样，仿佛看到整个世界在我面前铺展开来。二战期间，我曾在斯巴索府参加过一次招待会，同温斯顿・丘吉尔握了手。我也曾以IBM总裁的身份到此地拜访过汤普森。此时，在65岁的时候，我作为驻苏联大使又一次站在了这里。我已经有了许多关于苏联的记忆，现在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自己还会遇到什么值得向后人讲述的事情。

斯巴索府比奥莉芙和我住过的所有地方都要豪华很多。它简直就是一幢大厦，外墙粉刷了灰泥，距离克里姆林宫大概两英里远，由一位拥护沙皇的糖业大亨在一战前夕修建。房子落成没多久俄国革命就爆发了，这位大亨害怕得没搬进去住过一天，不过倒是在那里举行过几次舞会。在列宁执政时期，这幢房子被拆分成许多公寓房间，供政府官员们居住，一直到1936年，罗斯福政府与苏联开启了外交关系，当时罗斯福委派的大使威廉・布列特（William Bullitt）从俄国人提供的五六个候选房子中挑中了斯巴索府，也许是因为它从里到外都体现着资本主义的昌盛。整幢房子的核心是一个优美雅致的大厅，里面有装饰华丽的柱子、拱门和阳台，大厅的拱顶有三层楼那么高，垂挂着一盏巨大的水晶枝形吊灯。走出大厅，一连串的凹室将你的脚步引向一间正式的餐厅，再过去便是为大使及其家人准备的卧房、书房、起居室以及数不胜数的客房。餐厅旁边还有一个舞厅，是美国人后加的，可以容纳二百人看电影、听报告。房子外面耸立着高高的锻铁雕花门，门后是一片广阔的草地。在莫斯科冰天雪地的夜晚，当这座雅致的房子里所有窗口都被灯光点亮时，看上去就好像正在对你发出热情的邀请。

一位新上任的大使到达派驻国后的第一个任务便是递交国书，他将同国家元首或其代表进行一次正式会见。苏联人知道怎样把这种仪式性场合搞得排场十足。10月29日，星期一，我的专车被一长串车队前拥后呼地从斯巴索府护送到克里姆林宫。一路上所有其他车辆通通停下来等我们经过，每转过一个街角都有警察向我敬礼。来到克里姆林宫后，我在仪仗队的簇拥下穿过几个极大的厅，大厅墙边摆着玻璃柜，陈设着赠予历代沙皇的礼物及俄国革命后的手工艺品。最后我们走进一个大房间，房间里铺了一块有着钻石图案的地毯，苏联人告诉我站到地毯上钻石的尖端处。从房间的另一头走过来一位小个子绅士，嘴里用俄语说着什么，他就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Vasili Vasilyevich Kuznetsov）。接着仪仗队领队小声对我说：“请宣读国书。”我读了，然后是鼓掌、握手、香槟。我激动得浑身发抖。仪式结束后，库兹涅佐夫副主席将我带到他的办公室，用美式英语对我说：“您是喝咖啡呢，还是威士忌？”

“您喝什么，副主席先生？”我说。

“咖啡。”

“那我也喝咖啡，先生。您的英语说得真好。”

“我曾在匹茨堡的卡内基技术学院学习，随后又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了三年。列宁刚刚掌权的时候，派了一些年轻的技术专家到美国去学习，我便是幸运儿之一。那段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回忆与库兹涅佐夫会见的情形，回想递交国书的仪式，回想我骄傲地站在克里姆林宫中的画面时，不禁又想起了我的父亲。他在1937年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登基后的首次晨间接见会时肯定也是同样的心情。我不得不承认父亲喜欢众人瞩目的性格多多少少也传给了我。

美国驻苏联大使团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员，我一到任便着手争取他们的支持。他们肯定都已经在报纸上读过我的那些轶事，像是我把图恩大使的名字写在大拇指上之类的，我想他们肯定对我的到来心存疑惑。摆在我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我的经验欠缺。于是我召集了一次全体会议，先是向大家介绍了一下我在GAC的工作，正是我在那里的工作表现使我得到了大使的任命，然后我开诚布公地对他们说：“图恩大使多次说过，这个职位需要一位具有领导能力的内行来担任，显然我不是一个内行——所以如果你们能够尽力协助我的工作，我将不胜感激。”我还在讲话的结尾加了点IBM式的润色，说我办公室的门永远向有问题、有建议或是有新想法的人敞开。他们看起来似乎对这番话印象不错，对我重塑美国使团威望的使命也积极响应。我想之所以会这样，有一个因素起了很大作用，那就是我与图恩处事方式的极大不同。他有点拒人千里。我关注的东西则和在IBM时一样——培植忠诚度，鼓舞士气。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和奥莉芙举办了一个招待会，邀请全体使馆工作人员及他们的家属参加，他们中有不少人都是第一次进到斯巴索府里面。

苏联方面则好像很高兴看到一张新面孔。我拜会的第一个苏联官员是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9年，赫鲁晓夫来IBM的工厂参观时他就陪同在侧。当时苏联官员所穿的西装剪裁之差众所周知，但在我的印象中葛罗米柯却是个例外，他穿着十分精致，谈吐不凡，举止无懈可击，他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逐渐教会自己的同僚，外交官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他在国务院有个绰号叫“冷面人”，不过我倒觉得他很有演戏的天赋。他只在需要的时候面无表情；其他时候他会表现得对你说的某件事情很感兴趣，你甚至能在一次谈话过程中看到他脸上变换五六种不同的表情。我在莫斯科同他进行正式会见时的程序都是一样的。我会打电话安排一次约见——通常提前一天就行——然后第二天我到外交部去，在他办公室旁边那个小会议室里等他。他来了以后，我们就各端一杯矿泉水，边喝边谈犹太人出境签证问题，给我们发放许可兴建新的使馆楼，推动美国参议院通过《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或者当天发生的任何同外交事务相关的事情。

我所期待的第一次成功的外交斡旋，发生在与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的会谈中。当时他告诉我他们有多么想念卢埃林・汤普森，我乘机提醒他说，汤普森可是能够近距离地接触苏联的政治局常委，我之前的几任驻苏联大使就没有这个运气了。我说：“我也想（像汤普森那样）同政治局的每一位委员聊聊。如果这事能成的话，不仅对我们的国家有好处，对你们的国家也有好处，而且我也可以借机让我的上司万斯瞧瞧，我的确是在这里积极开展工作，而不是光坐着读托尔斯泰。”

亚历山德罗夫个子不高，声音却很洪亮，听完我的话后他爆发出一阵大笑，说：“我个人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想法！”虽然他没有明说这事行不行，但在我们使团的副团长马克・加里森（Mark Garrison）看来，我没有遭到当场拒绝这事很值得琢磨。加里森是个苏联问题专家，一直从事外事工作，头脑非常冷静，后来我同他成了好朋友。我觉得对于亚历山德罗夫的态度，他同我一样好奇，对于此事是否可行也持怀疑态度，但他仍然耐心地教我身为大使需要注意的基本事项，我对他十分倚重，就如同在GAC时倚赖比尔・杰克逊那样。我的另一个得力帮手是罗伯特・杰曼（Robert German），他是使馆的政务参赞，在我出席官方场合时会一直陪同在我左右。罗伯特是个说话轻声细气的得克萨斯人，原本学的是法律，他帮我避免在外交场合中出现失礼行为。我常常让他对我的表现作出直言不讳的评价，可对于这个要求，他表现得太“外交化”了，当他想说什么的时候，总是让加里森转达，最后我听到的话都是经过加里森“过滤”了的。

我上任还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开始收到报告说苏联军队在阿富汗边境大量集结。也许当时美国应该对此事给予更多的关注，但白宫和国务院当时正全神贯注于此时发生的伊朗人质危机事件。尽管众所周知，克里姆林宫因为阿富汗总统阿明（Amin）没能将国内的伊斯兰反抗力量镇压下去而很不高兴，但美国方面完全没有料到苏联会因此入侵阿富汗。二战结束以来，苏联还没有在华沙条约国以外的任何地方驻扎过自己的军队。对我而言，此次入侵行为更是难以想象，因为我曾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对阿富汗有所了解。就在四年前，我曾带着女儿珍妮特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我们先是游览了喀布尔，然后沿着古代的贸易通道翻山越岭，晚上就睡在帐篷里或者简陋的小旅馆里。我们会在凌晨起床，跑去参观骆驼市场，为了买块小毛毯同商贩们讨价还价。这次旅游中，阿富汗人民给我留下了坚忍耐劳的印象，而那块土地则有一种苍凉的美。

我还记得1979年的圣诞节，我的孩子和孙儿们从美国远道而来看望我们，斯巴索府热闹非凡。过去的两天里，使馆一直接到警报说，阿富汗边境的苏联军队集结速度明显加快。12月27日晚上，一个电话打到使馆，说大量苏联伞兵已在喀布尔机场空降。那天晚上我通宵达旦地阅读情报。数千名苏联士兵已入侵阿富汗，我感觉自己的心脏仿佛被整个世界的重量压迫着：我面临的不是如何搭建苏美之间的友谊桥梁，而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针锋相对那些日子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天亮之前，我接到了来自华盛顿的命令，要求克里姆林宫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我要求会见葛罗米柯，但苏联外交部说他不在，我们唯一能够联系上的是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名叫马尔采夫，我之前从没见过他。那天上午我同他会谈过后，默默地给他取了个外号：“不先生”。因为此人十分粗鲁，不苟言笑，面对他就像回到了冷战时期最糟糕的日子。他说对此次入侵没什么可解释的，因为这不关美国的事。他还说，阿富汗是苏联的邻国，同苏联签过协议；阿富汗总统阿明曾要求苏联帮忙对付那些威胁他政府安全的叛乱分子，苏联是应他的要求而发动此次行动的。最后马尔采夫说：“总之，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份备忘录里。”说完递给我一个信封。

“你的观点很难让人信服，”我说，“不过，还是很感谢您。”

我正准备站起来，却听到罗伯特・杰曼开口说道：“我想大使先生一定愿意读一读这份备忘录。”正是因为他的这句话，我才没有犯下大错，如果我不读备忘录就离开的话，便会被人看成美国接受了苏联的解释。这份备忘录是用英文写的，不过是重复了马尔采夫刚刚对我说的那番废话。我告诉马尔采夫说，我代表我国政府表示绝对不能接受。第二天早上，我们又接到消息说，两个师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苏阿边境，苏联入侵阿富汗成为了铁一般的事实。苏联人推翻了阿明政府，废黜了阿明总统，把一个之前一直躲在苏联境内、此次随俄国空军一起飞到阿富汗的傀儡领导人扶植上台。

我们的使馆简直变成了沸腾的油锅。每个人都是好几天没合过眼了。我是个新手，又不年轻了，加里森、杰曼和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仿佛打了肾上腺素一样忙个不休，使馆和华盛顿之间往来的电文速度之快我根本跟不上节奏。于是我对他们说：“嘿，伙计们，这些事情你们是很熟，但不管怎么说我才是这里真正的负责人，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还是按照规定来吧。”但他们还是继续自行其是，我终于发火了，我对加里森说：“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跟你在这个使馆共事。”

加里森知道我能将他解职，但我的话一点也没把他吓到。他径直回道：“现在的问题不是你能不能跟我共事，而是我们在今天能为我们的国家做些什么。我们以后再来讨论能不能共事的问题吧。”我马上冷静了下来。最后我们给国务院发去了一份我们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的分析报告。我们在这份长长的报告中将此次事件称为“苏联对外政策严重而令人无法接受的错误”，建议美国政府“采取政治措施，一定要他们付出极高的代价，这样他们才会设法撤军”。就在这一天，卡特总统通过电话向勃列日涅夫传递了一个讯息，告诉他不撤军的话，就等着看美苏之间的关系陷入危机。

想来当时克里姆林宫里肯定比我们还乱。他们犯下了十多年来最大的外交政策错误。时至今日，历史学家们仍在讨论苏联人为什么决定入侵阿富汗，但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都完全错误地估计了美国的反应。我们认为，这次入侵可能是俄国人向波斯湾地区扩张战略的第一步。卡特总统在电话所传达的信息就基于这一推论，所以我很快就接到了苏联外交部打来的电话，说葛罗米柯回来了，愿意见我。我们依然在他办公室旁边的那间小会议室里碰面。我对他说：“我真是不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同马尔采夫先生谈过，你肯定已经知道了，不过我也不能理解他给出的解释，那些理由在我看来实在太不能接受了。”

“为什么？”葛罗米柯问。

“你看，虽然我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官，但你们一到那儿，那个根据条约请求你们出兵帮助的家伙就死了，新上台的领导人是坐着你们的军用飞机去的。这听起来可不像是阿富汗国内事件导致的政府更迭。”

我从未见过葛罗米柯生气的样子，可他听完我的话之后一跃而起，头发都竖了起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冲我嚷嚷道：“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的？”接着他走到我的跟前，说：“你们的总统冲着云彩大喊，他听着云层反射回来的声音，却把那当成上帝的声音！”

这些话都是翻译官翻译过来的。我吃惊得好一会儿都说不出话。然后我说：“我想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部长先生。”

他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大使先生。”我站起身来，开始朝门口走去，但我的思想却在作斗争。我想：我今后还得跟这个人打交道，现在我还能够做点什么，我真的要这么拂袖而去吗？最后我在离门口不到一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对翻译官说：“请告诉部长先生，几个星期前我到克里姆林宫见他的时候，他问我作为一名新大使有没有掌握一点在外交界游泳的技巧。”翻译官把话翻了过去，葛罗米柯怒气冲冲地回答说：“Da（是的）。”

“请告诉他，经过今天这样的对话，他让我觉得我快淹死了。”

葛罗米柯听完我的话后一下子大笑起来，他走过来搂着我的肩膀说：“可别淹死。蹬腿、用你的胳膊划水，这不过只是工作而已。你做你的工作，我做我的工作，不要让工作把你淹死！”他又大笑起来，并在我离开之前使劲地同我握了握手。

几天后，卡特总统将我召回华盛顿。我出席了白宫召开的一系列协商会议，讨论美国应当对此次入侵事件作出何种反应。卡特决心要让苏联人为他们的侵略行为付出代价，但实际上我们能做的十分有限。事态还没发展到能让我们发动轰炸或是出动地面部队的程度。白宫和国务院拟出一长列抵制苏联的可能性方案——其中包括我们使馆提出的建议——最后卡特总统几乎决定全部采用。这意味着我们将取消几乎所有在“缓和”战略下与苏联建立的合作项目，从艺术展到新的粮食出口措施，甚至是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在讨论的时候，我插不上什么嘴；我唯一一次发言就是反对特别贸易制裁，我觉得这样有点过头了。比方说，美国的企业曾向俄国提供生产设备，现在美国企业将被禁止向苏联人提供维修这些设备所需的配件，哪怕这些设备仍在保修期内。我告诉总统说，这样做很没道理：要是你想宣战或是进行贸易制裁，没问题，但不遵守对客户的承诺，那肯定是不对的。卡特总统无视了我的意见，我猜大概是因为他想让苏联人瞧瞧，是他们的错导致美苏之间的商业贸易往来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继续。

我跟卡特总统不是很熟，对他反应如此激烈有点吃惊。但我也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生气，苏联此次入侵阿富汗完全毁掉了《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这个协定对维持世界安全至关重要，为了达成协议双方作出了非常艰巨的努力——现在出了这样的事，参议院绝不会批准这项协议了。美苏关系的变化着实让我感到震惊。我刚开始慢慢熟悉我的工作，现在人们已经重新开始谈论美国驻苏联使团需要一位精明务实的职业外交官来应付新的冷战形势。向总统述职后，我曾对底下人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变色龙。我又得变色了。”返回苏联后第一次同葛罗米柯会面时，我为打破两国之间的僵局作了最后的努力，我以个人名义提出诉请，我告诉他说：“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并非出于官方指示，但我想现在是时候谈谈我们该怎么办了。为什么不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揭过去呢？”

“我很遗憾，你没有得到指示。”他说，“我很遗憾，你们的政府与你本人的感觉不同。”听了他的回答我感觉无比绝望。葛罗米柯说这句话时语气冷冰冰的，就好像在说：“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没工夫坐在这里和你交换非正式的观点。”

我回到使馆时已临近黄昏，我的心情也十分沮丧，因为我将不得不再在这个牢笼里困上一年。在卡特总统任期结束前，我找不到离任的合适借口。我已经66岁了，浪费一年生命是多大的损失呀。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捕鼠夹逮住的老鼠。

接下来我在使馆的日子渐渐变成枯燥无味的程式。每天早上我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有50到200封电报在桌上等着我，还会有几十封电报在这天里接下来的时间陆续到来。电报内容涵盖了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我本应将它们一一过目。外事人员入行之初就得学会快速阅读电报内容，但这实在不是我擅长的事情，我没有一天能把所有的电报通通读完。时不时的，美国的政治家们会前来访问——国会代表团，或称Codels。接待他们是我的工作，但有时候看起来这些人感兴趣的不过是照些照片好拿去登在美国的报纸上。每个政客来了以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都是同使馆地下室里的五旬节教派人士谈谈。那几个异教人士两年前到使馆来寻求庇护，想方设法地向克里姆林宫施加压力以得到出境签证。我向那些国会议员解释说，我们越把公众的注意力拉到这些人的身上，苏联政府就越不可能松口。但这些国会议员都不想错过这个免费提高知名度的大好机会。有个家伙甚至把自己和那些人的合影夹在圣诞卡片里寄出去。

当我因为无聊而情绪低落时，会带着照相机出去拍照。我走遍了整个莫斯科，有时是在上班时间，有时是在业余时间。有一次我信步走到了一处露天宠物市场，在那个时候，像这样的自由市场在莫斯科依然非常少见。市场上出售的有刺猬胖胖的豚鼠、猫、狗，甚至还有热带鱼，你能想象在二月的莫斯科居然会有热带鱼的存在吗？那时候我已经能说一点俄语了，在这样的闲逛中我遇到了许多普通老百姓。有些非常容易激动——当地商店的店员会嚷嚷道：“别插队，排到后面去”，有时候会有老妇人在街上拉住我的袖子说：“Shapka，shapka，kholodno，kholodno！”意思是外面很冷，戴上帽子。孩子们看上去总是一脸幸福——我一直非常赞赏苏联人对下一代的关爱，即使是在二战中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也不忘这点。但那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看起来就有点儿压抑和颓废了。你肯定听说过俄国人酗酒成风的传闻，但在公共场合你很少能看到有人这么做。俄国人总是在周六下午带着女朋友或是老婆或是一帮子朋友关起门来饮酒作乐。伏特加酒瓶没有软木塞——你只要拧开金属盖，一仰脖就能喝。所以俄国人总是一瓶接一瓶地喝，不醉不休。

撇开工作上的失意，就个人而言，奥莉芙和我都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我们结婚以来还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时间过二人世界。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奥莉芙把斯巴索府布置成了一个温馨舒适的住处，我们在外交场合结识了不少朋友。这是我和奥莉芙第一次为了一个目标协同合作，我们发现我们的合作十分愉快，堪称天生一对。为了鼓舞美国侨民和使团人员的士气，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我们找人办了场方形舞会，安排关于俄国历史和艺术的讲座，接待了鲍勃・霍普（Bob Hope）和父亲的老朋友、著名电台主持人洛厄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奥莉芙和我还一起出门旅行，走遍了苏联的每个角落。我们去过好几次列宁格勒，这是自然，我们还往南飞到格鲁吉亚，参观了巴库——它曾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站。我们搭乘汽船从敖德萨港启程，沿着黑海海岸前往参观雅尔塔和土耳其边境的工业城市巴统。接着我们一路往北，前往摩尔曼斯克，那是北极圈以北的一座城市，人口将近50万，接着我们还参观了毗邻北冰洋的港口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我们还去过伊尔库茨克，它位于西伯利亚的腹地，哥萨克人世代在此定居。我们离莫斯科越远，当地的官员看起来就越是友好，人们对近来发生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恩怨也越不关心。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二战留下的创伤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我和奥莉芙曾在伊尔库茨克附近遇到一位妇女，她的父亲曾在贝加尔湖经营一处渔场，向斯大林的军队供应鱼类食品。贝加尔湖长约400英里，是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但在1941年到1944年间，为了给士兵提供食物，湖里的水产资源几近枯竭。我在二战期间曾在俄国为战争出过力，这些人因此对我很有好感，我很遗憾不能利用这种好感为苏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做点什么。

我在驻苏大使这个位置上远不如我在GAC表现得出色，这个事实一直折磨着我。我能做的就是袖手旁观，在这些风起云涌的大事件中，我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走卒，我眼睁睁地看着吉米・卡特的人气一路下滑。到11月大选时，我已经不敢确定卡特能击败罗纳德・里根了。当时我正在布鲁塞尔参加有关人权问题的国际代表会议，大选当晚我上床的时候，心里想着，一切就要有个了结了。醒来后我便得知里根以压倒性优势获胜，我感觉有点沮丧，有点失望，同时又有点解脱。我想：“只要再忍耐两个月，我就可以走了。”

当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刻到来时，苏联人表现得颇为动容。我想他们大概不愿看到我在美苏关系如此低潮的时候离开莫斯科，因为他们对二战老兵怀有深深的敬意。葛罗米柯的副手科尔尼雅恩科对我说：“我们能为您做点什么吗？我们多少能有所表示的吧？”

我说出了第一时间浮现在我脑中的回答：“对你们来说，最好的表示就是让那几个五旬节教派人士坐我的飞机一起走，怎么样？”

科尔尼雅恩科看起来很是惊讶：“呃，这件事情我得请示外交部。不过说实话，我想我们不会同意的。而且我觉得你也不是真想要我们那么做。”

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如果他们真的同意了，以后就会不断有人怀着到美国去的希望跑到我们使馆来寻求避难。苏联外交部没有答应我的这个请求，而是为我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告别午宴。1981年1月15日下午，我和奥莉芙在谢列梅捷沃机场搭乘一架美国军用喷气机离开了莫斯科，结束了这段短暂的、令人不愉快的外交生活。

第三十四章   回想一生

当我在一月份从莫斯科回来时，距离我决定退出IBM舞台正好十年。我原以为自己能以大使的身份帮助冷战终结，这个梦想的最终破裂让我很是失望，但回首看看这十年，我又觉得自己十分幸运：我的身体渐渐康复，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实现了探险的愿望，我从事了父亲从未有时间从事的公共事业，为我们的家族增添了光彩。

我的人生轨迹与父亲的差异之大让人称奇。我年轻的时候从未想过会有人将我和我父亲相提并论：他是位“巨人”，而我甚至不觉得自己适合经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决定投身IBM的事业，可接下来我成功了，在二十年的时间里，IBM公司占据了我和我家人的几乎全部生活。我退休比绝大多数人都要早，但这并非出于我的本意，被迫离开IBM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件痛苦的事情。但如果我继续待在IBM直到正常退休年龄——先不说干到我父亲那么久，他在80岁的时候还每天西装笔挺地去上班——我就不会有机会站到比IBM更为广阔、更有意义的舞台上

我知道现在是时候承认自己已经老了。但我很担心自己找不到事情可做——那样的话我的大脑就会萎缩，我的生命就会失去活力。虽然我不想再从事像主持GAC那样费神的工作，但在离开莫斯科前，我已经列了一些可以让我保持活力的事情。我打算继续跟进苏美关系领域，我在布朗大学帮着建立了一个新的外交政策发展研究中心，专门从事苏美关系领域的研究。让我欣慰的是，我在莫斯科担任大使时的副手马克・加里森选择离开外交部门，前来主持这个研究中心。我不可能找到比他很合适的人选了。但除此之外，当我和奥莉芙搬回格林尼治镇时，我还是感到情绪低落。她说：“你就不能放松些吗？逗逗你的孙儿们，去加勒比海玩玩！”我倒是听从了她的意见，不过在那两个月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将同社会脱节。

我依然怀念执掌IBM公司时大权在握的感觉，不过看到公司在弗兰克・卡里的领导下蒸蒸日上，我也十分高兴。到1980年的时候，公司的规模已经比我领导时大了几乎四倍，年销售额达到260亿美元。面对如此大规模的企业，我觉得很难想象现在有谁能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条。但卡里以他稳重精干的方式将IBM经营得有声有色，他计划在次年春天将公司的大权交到约翰・奥佩尔手中。奥佩尔力劝我回到IBM的董事会。之前我在接受大使职位时辞去了IBM董事会的职务，我跟他说，我觉得我还是不回去的好，但他说：“你在公司历史上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董事会不能没有你。”他还指出我才67岁。于是我回到了董事会，不过有个附加条件，我只担任董事会的名誉主席。（几年之后，当我年满七十时，我坚持像IBM其他人一样从董事会退休。这个规定是我亲自制定的，对这个规定的必要性有着切身体会。）

说来奇怪，让我再次焕发活力的是这样一件事情：于1981年6月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哈佛大学有这个传统，从新闻人物当中挑选为毕业生致辞的演说者。当我知道他们从活跃在全国各地的纵多新闻人物里选中了我时，真是又高兴又得意。2月底接到邀请后，我马上开始准备。我的父亲和弟弟都是天生的演说家，但我直到今天还是只要站到讲台上就会感觉浑身不自在。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会做细致的准备工作——我会一遍遍重写演说稿，然后送给两三个专家过目，我会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对着录音机反复练习，最后再在奥莉芙面前试讲一次——她一直是个很好的听众。到了3月底，我已经兴奋得有点按捺不住了——尽管距离毕业典礼还有十个星期的时间。但接着我的一位朋友安德鲁・海斯克尔打来电话，他退休前曾担任《时代》杂志社董事会主席，现在是哈佛大学两个管理机构之一“哈佛理事会”的一名成员。他告诉我说：“你的演讲取消了，我们邀请了里根总统，他接受了邀请。”

听了这话，我本应由于受到了侮辱而感到愤慨，但实际上我却大大松了口气。此外，要是取代你的人是美国总统，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我对奥莉芙说：“你想想看，奥莉芙，这不是很好吗？为了记住演说词，我可是费了老劲了，现在我可算不用费神背它了！”可就在毕业典礼前的三个礼拜，海斯克尔又给我打了个电话：“你还是得来作演讲。”他解释说，白宫对此次邀请有个很大的误会，里根之所以会接受邀请显然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将被授予荣誉学位，但哈佛大学很少会将荣誉学位授予在职的美国政府官员。里根手下的人发现这个事实后，便跟哈佛大学说，总统不来了。这个事实对我倒是没什么影响——一来我不是在职的政府官员，二来，我碰巧早就获得过哈佛授予的荣誉学位了。

于是在1981年6月4日，我坐在了哈佛校园的发言席上，坐在我身边的有赛勒斯・万斯、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哈佛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作了开场发言，在他讲话的时候我环视四周，思绪飘散开去。我想着哈佛大学有多么古老——当哈佛学子们走出校门加入1775年康科德的民兵队伍时，它已经建校超过100年了。接着我听到博克校长介绍我的名字。但就在我走到他身边站在讲台前时，天空滚过一阵巨雷，暴雨倾盆而下。

讲台上面有遮篷，主席台上却没有，而那些可怜的毕业生们都坐在露天草地上的折叠椅上。一些学生站起来跑向附近的宿舍，宿舍里有电视转播毕业典礼。但德里克吩咐大家在原地耐心等待一会儿，希望雨能停下。最后我跟他说：“这雨看上去不像很快能停的样子呀。”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开始讲？”他说。

我说：“是的。”于是我开始演讲，与此同时，更多的学生开始四散躲雨。我倒是觉得这雷声和暴雨很应景，因为我演讲的主题就是核战争。我希望把自己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工作时学到的东西传达给这些年轻人，要是今天来演讲的是里根总统，他们听到的东西将完全不同：

使用核武器的举动都不会带来胜利，只会带来全面战争的爆发和人类的彻底毁灭。我们必须勇于面对这样的错误观念——每个想要终结军备竞赛的人肯定是不重视美国的国防工作，肯定是对共产主义缺乏判断力。我认为这种错误观念堪称“核问题中的麦卡锡主义”。因为寻求办法摆脱现在这种核竞争的困境——寻找谈判的途径，需求共存，避免对抗和战争——是人类历史悠久而光荣的传统。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改变我们的方向，走上唯一有着光明未来的希望之路：不是采取任何形式的单方面行动，而是达成一系列经得起双方检验的协议。

这时候雨停了，学生们回到座位上热烈地鼓掌。我的演说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哈佛校刊《深红》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题为“呼吁裁军的资本家”；《时代》杂志和波士顿当地的报纸也刊登了我的讲话。很快，我收到了更多的演讲邀请，一时间我发现自己变成了控制军备的代言人。在此之前我对“核冻结运动”并没有太多关注，但当时世界各地各种反核武器组织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而我对核武器所持的怀疑态度正好与他们的关注点相契合。

在哈佛大学、布朗大学这样的地方很容易得到热情响应，因为听众都是年轻的学生。想要说服手握实权的人就是另一码事了。1982年，我得到第一个机会去赢得那些在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我被邀请前往波希米亚树林[42]发表演说。这是一个非公开的避暑胜地，接待的对象是两千名全美国最有钱、最有权的人物，像是理查德・尼克松、乔治・布什、亨利・基辛格、雷纳德・K.费尔斯通（Leonard K.Firestone），此外还有科学家、艺术家和前来助兴的演艺界人士。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场合，因为需要参加很多会议、同各种陌生人交谈。但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曾经告诉过我，波希米亚树林夏令营是个光芒四射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应该前去，因为那里的氛围是我在其他的任何地方都感受不到的。

1957年，我父亲去世之后的第二年，我在一位朋友的引荐下加入了波希米亚俱乐部，但除非你有特殊关系，否则要排队等待二十多年才能轮到应邀参加活动，所以我是作为父亲的老朋友洛厄尔・托马斯的客人前往那里的。夏令营的地址在旧金山北边70英里处的俄罗斯河谷，只在每年7月开放16天。夏令营由一百余个小营地组成，每个营地都有个另类的名字，像是“调音师山庄”“大鸟笼”“毒橡树”等等。托马斯是“穴中人”营地的成员，这是最大的营地之一，成员包括埃迪・里肯巴克（Eddie Rickenbacker）以及年迈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

波希米亚树林之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你驾车经过“私人地产”的标识牌后，便能看到一长串平台，上面立着各个营地的名牌。你不可能找到每一个营地的所在，因为它们散布在2700英亩的陡峭山峰和浓密树林中，有些营地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每个营地都有自己的厨房和营火区，人们就坐在那里聊天。整个夏令营由纵横交错的狭窄小路和桥梁相连，你漫步其间时会碰见许多著名人物。绝大多数人到那里去是为了暂时摆脱繁重的工作压力。事实上，波希米亚夏令营的铭言便是《仲夏夜之梦》中的一句话：“织网的蜘蛛，不要过来。”

我在执掌IBM期间以洛厄尔・托马斯客人的身份去过波希米亚树林七八次，但我真正参与其中则是在1981年，我从莫斯科回来以后。第二年夏天我接到演讲邀请，夏令营有个传统项目，称为“湖畔会议”——午餐后，麦克风架起来，大家在湖边席地而坐，只有年纪非常大的人才有舒适的椅子坐。当我站起来准备发表演说时，看到听众里面有不少名人政要，比如亨利・基辛格。

这是呼吁削减双边核武器的大好机会，我使出了浑身解数。如同任何一个出色的推销员一样，我确信自己能够把他们争取过来。自从在哈佛发表演说后，我的思考在那一年里不断深入，我自信地认为，我关于国家安全的想法既全面又实事求是，足够引起那些资深决策者的重视。我不仅能阐明我们为何必须减少对核武器的盲目依赖，还能描绘出美国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我的态度是，考虑到苏联的军事实力，我们不能在没有加强常规军事力量的前提下裁减我们的核武器数量——我们甚至应该考虑恢复义务军役制度和提高税收。我还指出那些反对核武器的抗议者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们都是普通的美国人，仅凭直觉便已经感觉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已远远超出我们的需要。我还告诉这些波希米亚俱乐部的成员我在主持GAC时学到的一个道理——核战略问题同任何国家大事一样，公开讨论将使它更加明朗：

任何关于核武器和苏美关系的决策过程都有必要让公众参与其中。不应该有秘密，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且必须参与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绝不要认为这些事情太复杂、太机密，所以我们这些外行必须把它交给所谓的专家来决定。对我们大家而言，将美国人民的共识传达给军事战略家和专家是十分重要的。

我结束讲话时，底下有不少人鼓掌，但我希望得到的反应不止如此——我希望看到有人一跃而起，跑去给里根总统发急电或是转身对坐在听众席上的参议员们说：“沃森说得对！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得做点什么？”这样的事情自然是没有发生。那天下午我无意间听到两位俱乐部成员之间的谈话，其中一个人说：“你去听了沃森的演讲吗？”

“没有，”另一个人说，“讲得怎么样？”

“讲得很好，讲得非常棒！”

我正开始觉得飘飘然，这时第二个人问：“那你有没有学到什么你不知道的东西？”我竖起耳朵，却没听到任何回答。我顿时觉得自己的演讲就像一颗丢入深潭的小石子，激不起多少涟漪。

在那之后，我还在其他持有强硬观点的听众面前做过许多次演讲——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军校学员、罗得岛州新港海军战争学院的学生——他们自然是不为所动。渐渐地，我意识到那些保守人士如何看待我：一个上了年纪的政治活动家，曾经出使过俄国，本职工作还算尽职，但对核武器问题的看法有点古怪。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许多知名人士也开始积极鼓吹裁减军备，不过几年时间，反对军备竞赛的公共舆论便在美国大规模兴起。里根上台的那一年，美国有70%的民众支持增加国防预算，但到他连任的时候，情况刚好反了过来——只有少数人支持增加军备，而77%的民众支持立即实行双边核冻结。

当反对核武器的呼声日益高涨时，我却开始逐渐减少自己公开演讲的次数。我觉得多说无益，只会让我自己看起来尖酸刻薄。我开始把自己的精力重新放到飞行和航海中去，我进行了一次独自驾船穿越加勒比海的航行。这次航程只有1000英里，但期间的单调乏味和恐惧真是让我受够了。于是我回家组织与其他业余爱好者结伴出游。1985年，我终于完成了环绕合恩角的旅行，这次航行实在推迟了太久。次年夏天，我再次驾驶“巴拉望号”北上，沿着拉布拉多地区的海岸线一直远行到哈得孙湾。每次完成这样的探险之旅都让我深感自豪，但这种成就感不会延续太久，每次旅行结束后没多久，我便开始急切地想要进行下一次出游。

我偶尔也会在一次出行和另一次出行的间隙发表一次演说或是写上一篇关于军备控制或苏美关系的专栏文章。但我敢肯定里根政府没人想听取我的意见。那个让我有可能为两国关系贡献一己之力的人反而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多年以前，我曾请求苏联政府准许我沿着二战期间跟随布拉德利将军横穿西伯利亚的航线进行一次回顾飞行。这个要求十分不寻常，所以当时听取我请求的苏联高级官员格鲁吉・阿尔巴托夫（Georgi Arbatov）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才明白我的意思。他原以为我只是简单地希望驾驶一架私人飞机沿着莫斯科到东京的商业航线飞行。汉莎航空公司和法国航空公司一直在飞这条线，所以阿尔巴托夫说这事好办。但当我拿出地图把当年那条穿越西伯利亚的古老的“借租”航线（Lend Lease）指给他看时，阿尔巴托夫立刻拉下了脸。“这就不好办了。”这还是发生在1979年的事情，我的要求就这样石沉大海，一直没有得到苏联当局的回复，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寻求途径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1987年，我在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偶遇阿尔巴托夫，他对我说：“汤姆，你的请求得到批准了，你可以驾驶你的飞机沿着老援助线飞行了，去跟苏联民用航空总局联系吧。他们会安排加油事宜的。”

他们只给了我6个星期的时间准备此次飞行。几年前我买了架里尔喷气式飞机，能够搭载六名乘客及两名飞行员进行舒适的长途飞行。我的副驾驶员是鲍伯・菲尔波特（Bob Philpott），多年以来，他一直是IBM最出色的飞机驾驶员之一。我希望奥莉芙与我同行，但她因为旧病复发不得不待在家里。我带上了16岁的孙子威利（他是我儿子唯一的儿子）。此外与我同行的还有马克・加里森及其夫人，以及《时代》杂志关于军备控制问题的首席记者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1987年7月5日，我们从韦斯特切斯特郡机场起飞，途中在雷克雅末克和赫尔辛基分别停留一晚，两天之后，我们便进入苏联境内，朝莫斯科飞去。

阿尔巴托夫之前就给我发了封电报，让我别在下午5:30之前到，我依照他的要求一丝不差地在那个时间将我的里尔喷气机停在了莫斯科机场。飞机滑进跑道时，一辆小车开过来把我们引到一个专用停机坪。接着车门打开，阿尔巴托夫和伊利亚・马佐卢克（Ilya Mazuruk）将军走了下来，马佐卢克将军是一位传奇飞行员，曾在二战期间担任阿拉斯加-西伯利亚运输航线的指挥官，被苏联人视为英雄。他已经八十多岁，头发白了，腰也弯了。参加“借租”航线的援助行动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经历，当他向我的飞机走来时，泪水从他脸上倾泻而下。他张开双臂拥抱了我，并亲吻了我的双颊。当时怀旧之情还没有占据我的心间，但我还是流泪了。我们开了香槟，当天晚上我们参加了晚宴，席间好几个人站起来盛赞我在战时的贡献，真是让我愧不敢当。

我们在莫斯科停留了一个星期，确保此次飞行必备的事宜都已安排妥当，在此期间，我也得到机会再次见到了安德烈・葛罗米柯。此时他已被戈尔巴乔夫提升为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更多是一个荣誉职位。他的样子比我以前见过的放松许多。我们进行了一次亲切的长谈，最后他把翻译官打发开，直接用英语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很遗憾你在担任大使期间过得很不容易。我们曾经很盼望你的到来。二战期间你在这里待过，我们把你看成战友，我们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可惜你来得不是时候。”他能这么说让我十分感激，他的这番话让我觉得我担任大使的那些日子并没有白白浪费。

7月13日，星期一，我们终于启程前往西伯利亚。我们每天只飞行四五个小时，晚上就住在西西伯利亚低地地区的偏僻小镇，比如诺沃西博尔斯克。同战时一样，我们的飞机搭载了一名苏联领航员以避免偏离航线误入禁区，但除此之外，此次飞行与1942年的那次飞行形成很大的反差。1942年我驾驶的是B-24型轰炸机，每小时的飞行速度是180英里，而我这次驾驶的里尔喷气机时速高达600英里。B-24型轰炸机机舱内的暖气设备经常出故障，要不是我们穿着毛皮飞行服的话，早就冻得不省人事。我永远也忘不了布拉德利将军用伏特加擦拭挡风玻璃以免寒霜凝结阻碍视线的情形。但里尔喷气机本身的设计便能经受得住极端寒冷——在一架现代喷气式飞机的飞行高度，气温就同西伯利亚的冬天一样低。

在驾驶舱里闲着的时候，我会透过窗户凝视脚下的大地，再一次惊叹于俄罗斯山河的壮丽。我们也许飞上一个小时能看到一次烟柱和巨大的工厂，但除此之外，我们脚下总是一望无垠的原野，既没有道路也没有村庄。此情此景不禁让我想起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面对未开化的荒蛮美国所作的思考，正是他在19世纪30年代就预言美国和俄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我们每到一个机场，都会受到当地官员和二战老兵的热情欢迎。他们会在飞机库里为我们举行小小的欢迎仪式，仪式上有美食、软饮料和热情的发言，发言的主题都是这条援助航线如何展示了两国友谊。

最后，我们终于抵达了雅库茨克，二战期间，我们在这个位于冻土带的边远小城附近遭遇暴风雪，差点机毁人亡。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城市，苏联政府在永久冻土层上盖起了不少十层高的楼房。从空中我们能看到勒拿河畔建起了繁忙的港口。当我驾驶飞机在跑道上降落时，机场的巨大变化让我感到十分吃惊。1942年，雅库茨克所谓的机场不过是开阔地上一条孤零零的柏油跑道，现在这个机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型空港，无数条宽阔的混凝土跑道上数不清的飞机此起彼落。

市长在机场欢迎我们，并陪同我们游览了城市。我记忆中那些老旧的木头棚户基本上都看不到了，政治犯集中营也无迹可寻，就连天气都暖洋洋的。当地的博物馆倒是变化不大，展出的还是那些质朴的绘画作品、土著工艺品和我平生见过的最为奇特的动物骨骼。我在开始此次回顾飞行之前曾向负责博物馆的老夫人提供了一些二战期间拍摄的关于“借租”航线援助行动的照片。她以此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展览。那天，我便站在那个展厅里，面前是一张我和我战友的照片，身边是一只乳齿象的骨骼和一位因纽特公主的木乃伊。

在暮色降临之前，我花了一个小时时间漫步勒拿河畔，回顾了我的一生。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城市重拾了自信——就是在这里，我得到了布拉德利将军的提升；就是在这里，全体机组人员最终接受我作为他们的领头人。我眺望宽阔的河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条大河没有结冰的样子。一个念头浮上我的心间：不管我的生命还将继续多年抑或明天就走到尽头，能够再次看到这个地方，我便了无遗憾了。

让我感到非常荣幸的是，苏联人找来了当地八九位曾参加过援助行动的退伍老兵。我立刻认出了其中的一些人，有位矮胖的小个子机械师我印象特别深刻，当年正是他为布拉德利将军的全体机组人员每人准备了一双长到大腿的毛皮衬里靴子，雅库茨克当地人穿的就是这种靴子。正是那双靴子使我的双脚免遭冻伤，经过45年的时间，我仍然深深地感激他。我们举行了一场欢宴，那天晚上我上床睡觉时心中依然满溢着幸福。我心知肚明，此次回顾飞行将是我最后一次远行探险，但这个念头并没有让我感到不安，我安详地沉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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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尔斯・施瓦布（Charles M.Schwab），1862-1939，美国早期工业企业家，曾任卡内基公司与美国钢铁公司总经理，后创办世界第二大钢铁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

[2]赫尔曼・霍尔瑞斯，（1860-1929）美国统计学家，他根据织布机的原理，利用卡片穿孔，开发了卡片制表系统，这一系统被认为是现代计算机的雏形。

[3]犹太教宗教领袖，通常为主持犹太会堂的人、有资格讲授犹太教教义的人或犹太教律法权威。

[4]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int Morgan Sr.，1837－1913），美国银行家，近代金融史上最著名的金融寡头。19世纪80年代，从其父手中继承摩根财团，在幕后策划创建了通用电气公司、美国钢铁公司以及地域广大的铁路帝国。

[5]亨利・卢斯（Henry Robinson Luce，1898-1967），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之一。1923年与哈登在纽约共同创办《时代》周刊，担任发行人。后创办《财富》与《生活》等杂志。

[6]公元64年7月17日，罗马城发生大火，连烧六天七夜，罗马全城皆成焦土。大火的起因至今仍未破解，许多人认为，这是一场人为纵火的案件，暴君尼禄是最大的嫌疑者。

[7]林克模拟训练器（Link Trainer），即“蓝盒子”飞行模拟器，指美国纽约林克航空设备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生产的飞行模拟器。这套设备是第一款真正的飞行模拟器，装有一个靠落坠、滚动、旋转产生动力的气动装置。1929年首次亮相，二次世界大战时广为人知。

[8]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绰号“比利”（Billy）。美国早期空军战略家和空军倡导者之一，与意大利人杜黑、英国人特伦查德一同被视为空中战争理论的三位先驱。他是美国空军的领袖和创始人之一，被誉为“美国空军之父”。在世界上最早进行飞机轰炸海军舰船试验，并著有空权理论代表作《空中国防论》。

[9]詹姆斯・哈罗德・杜立特（James Harold Doolittle，1896-1993），昵称“吉米”（Jimmy），美国空军将领、杰出的特技飞行员和航空工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率编队首次空袭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本土，史称“杜立特空袭”。杜立特也因此次行动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10]军需大楼（Munitions Building）是五角大楼建设之前，美国国防部（当时称“美国战争部”）的主要办公地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兴建在华盛顿特区宪法大街的国家广场上。

[11]维希政府（法语：Régime de Vichy），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亦被称为维希法国。

[12]节：航海、航空术语，速度单位，1节等于1海里，也就是1.852千米。

[13]朱尼厄斯・琼斯的中间名为华莱士（Wallace），昵称为威利。

[14]利多公路（Ledo Road）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合作修建了自印度利多至中国昆明的国际军用战略公路，史称中印公路。由印度利多经缅甸密支那至中国云南边境畹町的路段称为“利多公路”。

[15]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1883-1946），美国佛罗里达人。他曾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派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分配美国援华物资负责人等职务。

[16]欧洲共同市场是在1957年3月25日，由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外长，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两个条约，即《罗马条约》，于1958年1月1日生效。

[17]铁幕指的是冷战时期将欧洲分为两个受不同政治影响区域的界线。当时，东欧属于苏联（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而西欧则属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这个词出自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讲，首次用“铁幕”一词概括东欧社会主义阵营。

[18]昆斯伯里规则（Marquis of Queensberry），现代职业拳击比赛规则，1860年由英国昆斯伯里侯爵制定，规定比赛中必须使用拳击手套、禁止打击对手腰际以下的部位。

[19]BINAC，Binary Butomatic Computer(二进制自动计算机)，1949年7月交付使用，是美国第一台可操作存储程序计算机，由埃克特-莫奇利计算机公司研制。

[20]SEAC，Standard Eastern Automatic Computer(东部标准自动计算机)，1950年4月演示成功，美国第一台正式运行的存储程序计算机，由埃克特-莫奇利计算机公司研制。

[21]MANIAC，Mathematical Analyzer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数学分析器数值积分器和计算机），1947年由冯・诺伊曼主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建造，这台机器在第一颗氢弹研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22]JOHNNIAC，JOHN von Neumann Integratorand Automatic Computer（约翰・冯・诺伊曼积分器和自动计算机），1954年由雷明顿-兰德公司推出。

[23]雷神公司（Raytheon Company），美国的大型国防合约商。

[24]他同ENIAC的发明者普瑞斯波・埃克特（Presper・Eckert）没什么亲戚关系。

[25]可在荧光屏上将阴极射线管的电流变动显示成可视图像的一种仪器。

[26]尤里卡（Eureka），拉丁语，意为“我找到了！”。相传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发现浮力原理，高兴得来不及穿上衣服便跑到街上大喊：“尤里卡！”

[27]SDI，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亦称Star-Wars-Program，即“星球大战计划”，1985年1月4日由美国政府立项开发，正式名为“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之战略防御计划”，当时计划于1994年开始部署，但于20世纪90年代宣布中止。该计划旨在以各种手段攻击敌方的外太空洲际战略导弹和航天器，以防止敌对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的核打击。

[28]萨勒姆审巫案，1692年1月20日，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马萨诸塞州萨勒姆小镇的一些年轻女孩开始显出奇怪的举止。医生推测这些女孩是受到了撒旦魔鬼的影响。这些女孩子被迫指控三位无辜妇人是女巫。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其他镇民纷纷站出来作证，更多人遭到了控告，一般都是妇女。5月27日，州长菲普斯成立一个由七位法官组成的高等刑事特别法庭审问巫师案。整个案件最终吊死了19人，1人被重石砸死，还有几人死于监狱，将近200人被指控实施“魔鬼的法力”。300年后的1992年，马萨诸塞州政府正式为1692年发生的事情道歉，宣布为萨勒姆审巫风潮中的所有受害者恢复名誉。

[29]福特T型车（Ford Model T），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于1908年至1927年推出的一款汽车产品，第一辆成品T型车诞生于1908年9月27日。T型车以其低廉的价格使汽车作为一种实用工具走入了寻常百姓之家，美国自此成为了“车轮上的国度”。

[30]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1898-1964），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后加入美国籍，核物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曾获爱因斯坦奖和原子能和平利用奖。1955年与物理学家费米一道申请并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核裂变反应堆的专利。二战期间竭力劝说爱因斯坦给罗斯福总统写信，建议美国要赶在纳粹德国之前研制出原子弹，被世人称为“曼哈顿工程”的第一推动力。

[31]伊西多・拉比（Isidor Isaac Rabi，1898－1988），美国物理学家，194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32]Olivetti，意大利著名电子产品品牌。

[33]第二次马恩河战役（Second Battle of the Marne）或称雷姆斯战役（Battle of Reims），发生于1918年7月15日至8月6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战线上德军最后一次发动大规模攻击的战役。此次战役中法国军队领导的联盟军队战胜了德军，德军遭受了严重的伤亡。

[34]安娜・埃莉诺・罗斯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1884年－1962年，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妻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任美国首任驻联合国大使，并主导起草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

[35]华尔道夫菜谱，20世纪50年代纽约华尔道夫酒店的侍者领班奥斯卡・切尔基（Oscar Tschirky）发明了著名美食华尔道夫沙拉，后来将毕生精华收录出版，即《沃尔多夫菜谱》。

[36]美国第35届总统肯尼迪1960年7月在洛杉矶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中提出的政治口号，后被历史学家用来称呼其国内施政纲领。“新边疆”包括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内政方面的政策包括：实行双重利率，即降低长期利率、提高短期利率的有限廉价货币政策，采纳“新经济学”的减税主张，实行长期赤字财政政策；制定和实施太空探索和登月计划；实施老年医疗保险，提出解决种族隔离的民权法等。在对外政策方面，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把大规模报复战略转变为灵活反应战略；建立“和平队”；制造侵略古巴的猪猡湾事件，组织“争取进步联盟”，加强对拉美的控制；提出“宏图计划”，试图将西欧纳入以美国为主体的大西洋共同体之中。

[37]帕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1876－1973），杰出的西班牙大提琴演奏家、作曲家、指挥家，被公认为“大提琴史上的帕格尼尼”。

[38]《谢尔曼法》，即《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之害法》，因最初是由美国参议院共和党议员约翰・谢尔曼提出，故有此名。1890年由美国国会通过，是美国国会制定的第一部反托拉斯法，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授权联邦政府控制、干预经济的法案，被称为“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奠基石”“全球反垄断法之母”。《谢尔曼法》的法律条文本身和相关解释都没有明确垄断的概念和被禁止的行为，其含义是在后来的案例法中不断被加以阐述和补充说明的。

[39]1914年，为了澄清和强化《谢尔曼法》，美国国会通过《克莱顿法》，该法禁止捆绑性契约，规定价格歧视和排他性经营法，该法还禁止连锁董事会，并禁止通过收购竞争对手公司的普通股来进行兼并。

[40]使徒信经（或称宗徒信经），是传统基督教四大《信经》之一。此信经在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中所具有的权威仅居于圣经之下，被称为“信经的信经”。

[41]企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是白宫制定商业政策的主要支持团体，由美国各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组成，属于非盈利性组织，其成员公司占据了美国股票市场总值的近三分之一份额，十分具有影响力。

[42]波希米亚树林，美国知名权贵俱乐部波希米亚俱乐部（Bohemian Club）举办夏令营的地点。波希米亚俱乐部堪称全球最隐秘的男士俱乐部，会员非权则贵，包括大多数来自共和党阵营的美国前任总统、少数民主党阵营前总统，以及政要、企业家、金融家、科学家和艺术家。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第一章 捣蛋鬼汤米・沃森

第二章 做旅行推销员起家的父亲

第三章 童年家庭生活——父母间伟大的爱

第四章 自尊、尊敬、抑郁——长大成人的岁月

第五章 事业有成的父亲和面临困境的儿子

第六章 初涉爱河

第七章 纠正航向的小船

第八章 欧洲之旅

第九章 那是沃森先生的儿子

第十章 我在IBM当推销员

第十一章 从推销员到飞行员

第十二章 在空军中开辟自己的事业

第十三章 战后重返IBM

第十四章 转型中的IBM进入电子市场

第十五章 碰撞、冲突与融合中的发展

第十六章 聚光灯下羽翼渐丰的小沃森

第十七章 爱恨交织的父子三人

第十八章 IBM进入电子时代

第十九章 争吵难掩父子情深

第二十章 不容轻视的总裁

第二十一章 从家族企业向专业化管理过渡

第二十二章 不可愈合的巨大悲恸——父亲的离去

第二十三章 威廉斯堡会议

第二十四章 驾驭脱缰的野马

第二十五章 汤姆・沃森一家

第二十六章 System/360——重建计算机业

第二十七章 自我反省的管理者

第二十八章 IBM的黑色星期五

第二十九章 初涉政坛

第三十章 事业生涯的第一次大滑坡

第三十一章 渐渐退出IBM

第三十二章 冷战中的和平主义者

第三十三章 短暂的苏联之行

第三十四章 回想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