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奇点

[美]史蒂文·希尔 著

苏京春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赠言

献言

前言 旧金山地震

第一章 在“1099经济”中回到未来

制造出永久临时工和独立职业者

再见“朝九晚五”，你好“朝九晚墓”

中产阶级农奴

短工的另一个名字

第二章 “空中食宿”与“共享经济”：经济的“救星”还是“尽头”

“空中食宿”的龙卷风

案例一：在北部沙滩穷困潦倒

案例二：只剩下房屋拥有者时，尽头就来临了

“现在轮到你了……纽约……新约客”

“空中食宿”是自己所说的那个样子吗

案例三：宣称“信任”和“归属感”的首席执行官

第三章 “优步”的定时炸弹

出租车行业的塔斯马尼亚恶魔

“优步”的“爬行跟踪”事件

是交通革命，抑或是……税收骗子

“优步”的最大谎言：它的司机

司机的反抗

让“优步”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

让共享出行的未来更美好

第四章 与“任务兔子”和“一揽子找工作”一起恶性竞争

“任务兔子”的麻烦

从“一对一”到“临时工机构”

为什么共享经济已经止步不前

“共享面包屑”经济

第五章 “地下经济”：通往地狱的“丝绸之路”网站

另外一种“共享”

D系统及其“地下公司”

第六章 机器人和技术人正奔向你的工作

自动化和机器人，利弊参半

“技术人”的诞生

“效率”产生的“无效率”

第七章 “经济奇点”的阴霾

“新政”对“不公平待遇”

凝视“经济奇点”的深渊

“攫取性经济”

教育能拯救我们吗

第八章 新经济空想家：带头大哥正带领我们走向何方

共享经济是绿色的吗

共享而非独享，才是共享经济

14年能带来什么变化

第九章 劳动者的两难窘境

以史为鉴

萨拉·霍洛维茨奇事与自由职业者联盟

第十章 解决方案一：新经济下的新型社会契约

“多雇主世界”的安全网

个人安全网账户

第十一章 解决方案二：让新经济在信息和创新时代发挥作用

第十二章 结语：玛丽亚的生活很重要！玛丽亚·费尔南德斯万岁

历史之箭的方向

致谢

部分参考文献

译后记

版权页

《经济奇点》在经济稳定性与持续扩张的技术之间复杂的结合点上，提出了一种既带有挑衅性又带有补救操作性的观点。

——柯克斯评论（Kirkus Reviews）

希尔在《经济奇点》中提出的尖锐批评可能会对广大读者产生影响，读者在进行下一次旅行或短租时，或者选择到机场的出行方式时，将不会选择通过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来完成，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助长共享经济企业的剥削，让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去做“优步”司机，赚着比最低工资还要少的薪水，而且要把自己的卧室通过“空中食宿”出租出去赚点钱来补贴生活开销。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如果有人想了解技术究竟怎样破坏了我们的工作方式，并且如何侵害了整个社会的安全网，还想了解政策制定者究竟应当怎样回应，才能够保障不断增长的临时工经济中的那些工人能够获得足够的福利，那么《经济奇点》应被推荐为必读书目。

——劳拉·丹德烈亚·泰森（Laura D’Andrea Tyso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美国总统经济委员会前主席

在《经济奇点》中，史蒂文·希尔用近乎可怕的细节证明了这样一件事，即这些向美国工人及其家庭许愿能够给予更多更新形式的工作的方式，实际上让他们的经济地位更加每况愈下、预期风险更大，并且更加不稳定。值得庆幸的是，希尔不仅简单地预感到了这场大灾难，而且以一个见多识广的制度改革作为这本书的结尾，这套改革方案的提出将可能扭转这种悲剧的局面，毕竟这些只是现有工作形式的潜在威胁。任何一个对美国工作条件稍有所关注的人——无论是美国工人、工人的拥护者、劳动力市场研究人员还是政策制定者——这本书都是开卷有益的。

——珍妮特·C.戈尼克（Janet C.Gornick），纽约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生中心主任，卢森堡跨国数据中心主任

《经济奇点》是一部令人信服的著作——里面充满了大量实证分析、案例分析和一手资料——给出大量证据证实了现阶段被广泛热议的所谓21世纪商业模式的有害之处，而这些恰恰是平时最容易被忽略的。史蒂文·希尔的著作是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最有力度的论证，论述了现阶段所谓“共享经济”的许多已颇具共识的悲剧一面，并且提出了一个投资人、公民自由主义者以及每一个还在乎“美国梦”的人所亟须关注的现实。在最核心的部分，《经济奇点》实际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催化作用，鼓励我们去勇于挖掘硅谷所带来的阴暗一面。这本书不仅提出了颇具深度的批评，还提供了一个颇具价值的积极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也许能够帮助美国的工人阶级逃离即将到来的大灾难。

——萨沙·梅因瑞斯（Sascha Meinrath），X-Lab总裁；帕默·谢尔（Palmer Chair），宾夕法尼亚大学

史蒂文·希尔的《经济奇点》是一部至关重要的著作，它能够帮助我们把握现阶段关于“共享经济”一些争论的方向。它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共享经济的持续扩张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至关重要的法律法规发挥效力，而这些法律法规则是为重要公共目标服务的。

——迪恩·贝克（Dean Baker），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出版商，“击败新闻”经济博客博主

史蒂文·希尔对兼职的、不稳定的“优步经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评论，这本书揭示了一个新的亚经济是怎样游离在法律约束之外为工人提供工作并对全职工作产生破坏的。这是一场远程公司算法的暴动！

——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消费者权益倡议人士

史蒂文·希尔撰写了一部非常及时而且非常重要的专著，它针对“1099经济”的未来提出了许多真问题。作者的论述始于旧金山，这当然是一个观察那些正在改变我们所在世界的技术和商业创新的最佳位置。《经济奇点》应当作为每一位致力于为共享经济的红利如何惠及所有人而不是仅仅被一小部分破坏者所独占而进行努力的政策制定者的必读书目。

——伦尼·门东卡（Lenny Mendonca），麦肯锡公司名誉董事

在未来的很多年里，史蒂文·希尔的分析、评论与行动主义，都将帮助我们理解美国的政治经济学。他的最新著作《经济奇点》以惊人的洞察力引人入胜地论述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果我们再不去关注在那些经济巨头的控制下正遭到威胁的“美国梦”，我们就永远不知道美国人即将失去什么。

——卡特里娜·梵登·霍威尔（Katrina vanden Heuvel），《国家》杂志的编辑兼发行人

我们热衷于谈论技术的创新和破坏，但是很少去理解和讨论这些问题对社会产生的切实影响。史蒂文·希尔所撰写的《经济奇点》一书简直棒极了。这是我所读过的关于技术创新和“创造性破坏”在未来以极快的速度对我们所产生冲击的分析方面最好的书。

——彼得·史密斯（Peter Sims），硅谷行业协会联合创始人兼常务董事，《小赌注：如何从那个细小的发现中得到突破性想法》的作者

史蒂文·希尔颇具反思的专著《经济奇点》充分剖析了所谓的“共享经济”。正如希尔所阐述的，工人所重新失去的安全保障被利用这种新兴模式的掠夺性资本家所有，而这些人仅占整个人口收入最顶层的百分之一。《经济奇点》这部专著提供了一个十分必要的反思，它论述了失去安全保障究竟是怎样影响经济繁荣的诸多方面的。

——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美国展望》的作者之一，《债务人监狱：紧缩政治以及可能性》

这部专著充分论述了为什么“共享”经济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这是一个绝佳的观点。

——乔尔·罗杰斯（Joel Rogers），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美国社会：究竟在如何运转》的作者

献给玛丽亚·费尔南德斯（Maria Fernandes），她曾是“唐恩都乐”（Dunkin Donuts）的一名工人，而今已成苍穹繁星一颗，她明示了我们注定要失去什么；献给我的侄子和侄女，希望你们即将继承的世界仍如父辈和祖父辈所熟知的那样一如往常；献给露西（Lucy），这也是我一直在做的事。

前言 旧金山地震

我们如何消除障碍，才能使其他大多数人与少数实力派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总之，如何才能使我们的自由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即为企业提供充分的利润，为劳动者提供充盈的工资，并为所有公民提供充足的机遇？

——约翰·费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Kennedy），1962年[1]

我在旧金山，望着窗外，看到寒冷、灰色的雾气穿过金门大桥上的红色跨栏。我正在观察世界的变化。大量发源于旧金山湾区的颠覆性发明和创新正在产生令人惊骇的影响：能够将你的头脑变成移动电脑或者视频监控器的谷歌眼镜；让你再也不需要司机的无人驾驶汽车；始终能追踪你个人偏好（无论你是否愿意）的搜索引擎；采用日益精密的软件及编程运算，能够完成以前被认为非人类不可完成的工作任务的机器人；如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医生那样正在寻求活组织转化的干细胞研究和再生医学。

当然，现在“哈利·波特魔杖”般的无线电已经让我们在手掌中就能完成所有的任务，从通信革命（电话、短信、邮件、微博）到信息革命（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新闻、天气、娱乐播报），到创新革命（相机、视频、音频、应用程序），再到强大的GPS（全球定位系统），有了它我们就不可能再迷路了。我们释放着史无前例的潜力来记录、发布并撰写我们清醒时的每一刻，几乎要成就精准地分配我们所拥有的9000亿纳秒（即约15分钟）的传说。当我们正在一步步地感受苹果和安卓系统所带来的便利时，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同样的设备也许正在为政府或企业服务，以一种连纳粹盖世太保或者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都难以想象的方法，暗中监视着我们。现在，这些设备早已从它们的科技涅槃之地——旧金山湾区——蔓延开来，到达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精灵已破瓶而出，且如覆水般难收。

旧金山湾区一直以来都是混乱和革命的焦点。无论是疯狂的旧金山淘金者49人队、“垮掉派”诗人联盟、黑豹党、妇女运动、同性恋婚姻、反战抗议、自由言论游行、自由恋爱，还是嬉皮士“花的力量”和迷幻音乐，旧金山湾区都是其发源地。在创新无止境的旧金山，更进步的永远是当下。但是今天，“革命”一词已经毫无疑问地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一些品牌，诸如谷歌、苹果、甲骨文、脸书和推特，正主宰着突飞猛进的数字领域，这些公司已经成为商业模式创新、创造及成功的代名词。创业公司开始寻找各种途径，将计算机软件和算法与各个行业联系起来：从移动电话到手表，从无人机到家用电器，从音乐到电影，从酒店到五角大楼，从农业到装配线地板。机器人和自动化正在不断地激发生产率，使它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随之而来的就是所需要的劳动力的减少，这就是为什么说机器化正在产生一种将全面代替人工的威胁。

简而言之，科幻般的昨日就是于硅谷与城市之间的101高速公路上不断穿梭而来的，就像一辆高科技蒸汽压路机在印第安纳波利斯500英里[46]大赛上来回巡航。创新的浪潮和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最大化席卷全国，无非就是在不断寻求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通信、创造、信息、教育、娱乐、工作、购物和旅行，等等。它的席卷具有历史性，它的野心具有彻底性。技术趋势的引领人和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ssen）简要地总结道：“软件将吞没整个世界。”[2]

现在，从线上技术解决平台派生出的最具突破性的发展趋势，看来注定要深刻地改变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共享经济”，有时也被称为P2P（点对点）电子商务经济、协同消费经济、按需经济等。共享经济炙手可热，是风险投资和媒体青睐的对象，它们总是浓墨重彩地宣扬共享经济的每一个新发展，其中包括一些估值已经数百亿美元的企业，尽管这些企业实际上还没有真正赚到一个子儿的利润。这些代表性企业包括“空中食宿”[47]（Airbnb）、“优步”（Uber）、“任务兔子”（TaskRabbit）、“一揽子找工作”（Elance-Upwork）、“来福车”（Lyft）、“路边车”（Sidecar）、“扎力”（Zaarly）、“艾特斯”（Etsy）、“洗衣忍者”（Washio），以及许多类似的应用平台，它们已经在旧金山湾区被孵化出来，并且被誉为“未来趋势的新化身”。这些互联网企业充分利用在线网页和应用程序平台，从而将买方和卖方、劳动者和服务直接联系起来，以一种原来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方式剔除了所有中介。亚马逊和易趣网是使用这类技术的先驱，初创时期是为了卖书和日常用品。现在，共享经济企业已经将这种商业空间进行了无限的拓展，使它们能够提供多种服务、商品和劳动。

但这种革命不仅是商业性的——其领先的预言家说，共享经济在美国企业的战壕中提供了另一种切实可行的雇佣方式。这种方式无须你出卖灵魂给任何人，而是可以作为你所拥有的微型企业的代表为你自己工作。在你和客户之间也不再需要中介，这份工作可能直接呈现在你的电脑上，也可能通过网页或应用程序呈现在你的智能手机上——你所需要做的就是等待并且检查应用程序信息流中是否有关于付费工作的信息。你再也不是只能低三下四的雇员，要通过为别人赚钱来得到重用——你可以经营所拥有的微商，可以自愿地做你想做的事。这就是传说中的“自食其力经济”（DIY Economy），它取代了陈旧的后工业经济中所谓的“自由劳动力”，而升级为“独立的”、“为自己工作”的劳动形式，并且奉行“做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职业事业的首席执行官（CEO）”这样的信条。

没错，对技术狂想家来说，石头的价值就在于能够不断地产生黄金。布莱恩·切斯科（Brian Chesky），曾经是一名健美运动员，现在是“空中食宿”的创始人兼CEO，年仅34岁的百万富豪，看起来正在用拯救全世界的标准来不断地打造他的企业。“我认为我们正处于革命的中期。”他在旧金山的一次会议上如是说。[3]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共享乘车企业“优步”的创始人兼CEO，同时也因为其大胆言论而家喻户晓，曾经表示他的公司将“使家庭自有轿车成为历史”。[4]利亚·布斯克（Leah Busque），“任务兔子”的创始人兼CEO也不甘示弱，宣称她所想成就的是“彻底改变人们工作的方式”。[5]而媒体，诸如《经济学人》、《福布斯》、《快公司》、《科技博客》、《连线》也在为这种轮班换岗而大肆宣扬。[6]

坐在旧金山，我就相当于已经坐在了这次“地震”震中的前排。然而，那些技术天才为我们计划好的未来却迟迟未出现，反而从现实角度来看越来越让人忧心忡忡。这不仅是指那些被驱逐的人，包括一些年老或者残疾的房客，“空中食宿”以此清空整栋大楼来满足通过“空中食宿”预订房间的旅客，甚至已经在为究竟是否应当履行缴纳当地酒店税这一责任为自己进行辩护；也指那些就像墨西哥短期合同工那样绝望且没有任何规律工作的工人——“待出租的手臂”——来从事通过“任务兔子”、“一揽子找工作”、“众包数据”（CrowdFlower）或者其他收取佣金的网站找到的工作，有时比最低工资还要低（据一些工人所说）；还指中低收入家庭在科技推动下不得不踏上现代“血泪之路”，不得不离开旧金山湾区，因为他们再也无法负担得起逐年攀升的开销；更指“优步”等企业，“优步”已经被估值约510亿美元——比达美航空和美国联合航空的估值还要高，并且逼近通用汽车和福特集团的估值——这些企业都拥有不少于30家不同的海外子公司，它们无非就是在加勒比地区设置了一些邮箱，想通过避税天堂来大幅减少在美国的税收负担。[7]

是的，共享经济的影响远非如此。新经济的空想者——我已经把这个新亚种叫作“技术人”（techno sapiens）——一心预想着对美国劳动力、雇佣质量以及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进行通盘重塑。

当然，当事实摆在面前的时候他们也会承认，“总会有短暂的中断和紊乱”。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是他们的准宗教信条，更何况新经济在旧金山湾区、纽约城、洛杉矶以及其他席卷过的地区，已经推翻了一大批传统的住宅、劳动、交通以及其他供给的规律和准则。随着新经济从“左海岸”开始跨越全美，从蓝色的州到红色的州，[48]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新经济为大多数美国人提供了一种“不公正待遇”来替代“新政”，尽管“新政”铸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并且在过去的时期——“二战”后——让美国不用嫉妒任何人而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这些混乱的力量和趋势动荡不安，许多事情也危如累卵。

在本书中，我将挑战常规思维，揭示为什么“技术人”为我们所计划的愿景通过把美国工人和国民经济逼入死胡同来“庆祝”新经济的诞生。这本书将揭示，所谓的“共享”经济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并且冰山已日益逼近。冰山本身就是我所说的“自由职业者社会”，共享经济则会逐渐成为这个勇敢的新世界的中心。

自由职业者社会的逐步形成

在2008年经济大衰退的后危机时代，无论是“左倾”人士还是右倾人士至少都对一件事达成了共识：美国劳动力已经变得更容易受伤害了。工资更低，保险更少，安全保障也被取消了。更令人警醒的是，现阶段的收入不平等已经变得和1928年，[8]即大萧条前夕一样糟糕，1%最富有的美国人中的1/10——16万个家庭[9]——现在占全美财富的近1/4，这一比例竟是过去几十年的两倍。2013年美联储对消费金融的调查显示，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全美财富的75.3%，同时最贫穷的50%的家庭仅占全美财富的1.1%。[10]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最贫穷的90%的家庭所占财富比重甚至还没有我们祖父辈高。[11]这种情况看上去像在“新政”中［由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20世纪30年代颁布的一揽子“新政”，包括那些在大萧条之后消除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政策］从未出现过。

对未来的预期看上去也并不光明。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复苏，最近一轮的“复苏”并没有让大多数人产生变化。尽管自2008年大衰退时期以来，企业利润增长了30%，并且在2013年创下2.1万亿美元利润的历史新高，但是这些企业已经停止了在美国投资的步伐。[12]《华尔街日报》称，美国的跨国企业和大公司为所有美国工人提供了1/5的就业机会，但是随着海外雇工的兴起已经开始不断削减就业岗位，2000~2010年，这些公司削减了美国劳动力290万人，而在海外则增加了240万人。[13]2010~2012年，美国最大的35家企业所增加的工作岗位，有3/4都是在海外。[14]与20世纪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些企业在那个时期增加了440万个美国本土的工作岗位，而仅增加了270万个海外工作岗位。

除了解雇美国工人，这些“机灵鬼”企业还找出了许多漏洞和国外避税天堂来减轻它们的税收负担。[15]这些企业为所赚取的2.1万亿美元利润仅缴纳了4190亿美元税收，实际税率低于20%[16]——这是1931年以来的最低税率，是20世纪60年代企业所缴纳税率的1/3，甚至比中产阶级缴纳的税还要低。[17]联邦税收中由美国企业缴纳的份额，已经从1952年的33%下降至现在的不足11%。[18]“美国”企业已经忘记它们是从何而来的了。

虽然企业利润逐年攀升，但是税收收入骤然降低，而且工资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已经是“二战”以来的最低值。[19]家庭实际收入的中位数比2007年下降了8个百分点。[20]许多工作都在2008年大衰退中失去了，这些工作被认为是“好工作”——有体面的工资、医疗保险、退休金、安全保障（有一些工作安全措施）。现在，没有新公司愿意在工厂和工作场所上进行投资，工作岗位的质量在持续下降。所谓的复苏创造出近一半的新工作机会，但只支付比最低工资稍微高一点的薪水。经济已经复苏好几年了，但在整个经济中，中档和高档工资产业比大衰退之前减少了近200万个工作岗位，低档工资产业也减少了185万个工作岗位。[21]的确如此，美国市长会议发布报告称，新工作岗位提供的平均工资比大衰退中工人所失去的工作岗位提供的平均工资低23％。[22]

如果本书是一出百老汇舞台剧，那么这些数据和指标就是舞台剧的天幕——上面画着风景和舞台布景——等待着舞台上到底会进行怎样的表演。舞台上的演员就是极其庞大的、数量正在增加的自由劳动力、承包商、临时工和兼职人员大军，这些人被判定在未来的自由职业社会中扮演主要角色。工作岗位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就是工人越来越依赖于这些“不规律”的雇主。这些做法已经引发了一种新经济模式——“1099经济”[49]，因为这些雇主不会像其他常规和长久雇主那样提供W-2个人所得税表格。有所不同的是，他们提供的是投资等所得税（1099-MISC）表格，在国家税务局分类中显示为“独立合约人”（Miscellaneous Income，MISC，杂项收入）。[23]采用“1099模式”的生意与采用W-2工资收入相比优势非常明显：雇主总是能够显著削减成本，通常能达到30%甚至更多，因为不必为“1099工人”担负健康成本、退休、失业或者工伤补贴、午休、加班、残疾、疾病、节假日离岗及其他成本。总之，支付给合同工人的只是他们在劳动过程中所花费的定量时间，而且这种工作时间正在被一件件“微工作”压缩得越来越短。

把业务外包给这些“1099工人”，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美国企业领袖用来削减成本和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选择。一位新经济的热情支持者道破了这些雇主的新战略：“今天的企业都想要一种劳动力，它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签约或解约”[24]——就像我们关上水龙头或者关掉收音机那样简单。

由此看来，美国企业——一向作为“新政”领域提供“好工作”的压阵队员，已经越来越依赖“1099工人”大军了。实际上，2014年由自由职业者联盟（Freelancers Union）委托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超过1/3的工人——5300万美国人——现在都属于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已经成为新常态。”萨拉·霍洛维茨（Sara Horowitz）说。她是自由职业者联盟的执行董事。[25]其他研究也预计，在未来十年中，有近1.45亿美国工人中的大多数——约6500万名工人——将发现他们处于同一境地，即将转变为“独立工人”：自由职业者、零工、合同工、散工、微型企业家、微工作承担者、个体经营者、临时工、长期择业者、长期零工。这确实是对工人分类的新方法，这种分类法把劳动力群体分割得让人有些眩晕。[26]甚至许多全职的、非常专业的工作岗位也有向这种方式转变的可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雇主和雇员看起来就像婚姻关系，他们之间存在一种承诺和命运上的关系。这样看来，现在的雇主只想和他们的雇员玩“一夜情”，这显然会使承诺杂乱无章，而且会增加宏观经济的短期性和不确定性。取代摇摇欲坠的“新政”社会的是一个黑暗世界，其中富有和强大的经济精英——这些人不仅生活在旧金山，而且遍布全国——与他们的政治盟友合作建立政策体系，使他们能够塑造其专有员工并成为不抱团的“1099雇工”。雇主已经结束了与雇员之间的“婚姻”般的雇佣关系，而更喜欢那些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的关系。这对国家的未来而言是一种直接威胁，也会影响曾经享誉世界的“美国梦”。

欢迎来到自由职业者社会。

这条路上除了挤满不同种类的微工作承担者之外，还包括“1099经济”的工种，工人驻扎在城镇外围，“灰色”雇工住在里面。没有信心的工人越来越多，他们正在彻底脱离劳动力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来都是在办公室工作的，并且拥有半永久性合同，但是现在都沦入“地下”或“灰色”经济，这也是自由职业者社会中增长最快的用工军团。这些工人生活在“美国梦”的边缘，一只脚踏入并不真实的工作场所。迫使人们成为灰色雇工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且数量已经达到了非常大的规模，以致他们已经对国家失业率统计和税收收入产生了影响。“下降的失业率伴随下降的就业率同时出现，这在常态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位劳动力市场专家说。失业率和就业率是成反比的：如果其中一个指标上升，那么另一个指标会下降。但现在并非如此，因为大多数工人都沦入了灰色经济，这部分数据不在官方统计数据内，而且这一统计不到的人群数量越来越大，以致失业率看起来也开始下降了。

但是越来越多的专家相信这种统计并没有反映现实状况。甚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她的工作是最大限度地保障积极的预期，都不得不于2015年2月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之前承认全局并不像失业率下降所显示的那样乐观。这是因为“在边缘挣扎的、没有自信的工人”数量激增，与此同时，“异常大量的个人都在做兼职，而他们可能喜欢全职工作”，她证实道。确实，与大衰退出现之前相比，美国劳工统计局预计加入劳动力大军的美国人少了1200万。而且，这一数据可能被少算了。[27]

在这条道路上，在那些驻扎着灰色雇工的城镇外围，共享经济将遇到它最黑暗的一面。在自由职业者社会的黑暗、混乱郊区，网络和应用程序在收取佣金后，可以帮助所有人实现匿名购买服务和商品。“共享”经济变成了一个怪异的、破旧的连续统一体。在过去的某一点上，就会沦为邪恶的、非法的行为，这一点可以“丝绸之路”（Silk Road）为代表——它在易趣网上专门出售次品及违法商品和服务，直到它被联邦调查局捣毁（尽管那时已经有许多类似的网站取代了它的位置）。“丝绸之路”事件进一步揭示了共享经济的趋势即将脱轨，如果不对它们进行适当约束的话。通过匿名网站的网页窗口，你可以雇用一个“任务兔子”来修剪你的篱笆，或者通过“绿色租赁”（Spinlister）来租用一辆自行车，以及通过“优步”来租用一辆轿车，当然，你也可以购买违禁药物，雇用一个妓女或者租赁一把半自动步枪。或者还有更糟糕的，在“需求导向经济”的准则下，你甚至可以通过“丝绸之路”雇用一个职业杀手。匿名技术能够满足那些紧急需要钱的人。

对相关焦虑的关注已经越来越多，甚至包括数百万的美国工人与一次性雇工相比已经变得越来越少，匿名技术将会带来更多匿名工种。办公自动化、机器人、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和人工智能，已经在许多工作中开始代替人类——并且首席专家说：“这一过程还将继续加速。”牛津大学一项针对700多种工作岗位的研究预计，在未来的20年中，“美国现存的工作岗位中有47%的可能存在电算化的风险”[28]——这意味着6000万个工人将受到“技术性失业”的威胁，正如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的那样。[29]技术倡导者埃里克·布莱思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在他们的畅销书《第二次机器革命》（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表明，随着人们的工作岗位被替代，新的工作岗位将被创造出来，就像过去曾经出现的那样，新机器和新技术创造新工种。[30]但是美国宇航局的程序管理员马克·诺尔（Mark Nall）说：“与之前的破坏不同。在之前的破坏中，农业机械代替了农业工人，但是创造了工厂就业，并制造了机器，但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并不是这样。随着它们的用途越来越广泛，技术能力越来越强，受到影响的绝非一小部分经济部门，而是波及一大片。”[31]随着这种波及范围越来越广，几乎每一位邻里、每一个城镇、每一个行业和工作场所，都将受到这种影响，越来越综合的软件和精妙的计算机算法将接手许多工作任务，而这些工作任务以前只有人类可以完成。《纽约时报》的科技记者法哈德·曼约奥（Farhad Manjoo）写道：“人工智能机器正变得如此完美，升级得如此迅速，以致已经准备替代人类了。”在非常广泛的行业中，人工智能机器比以往的机器所能做的工作要多得多。[32]

因此，“看不见的手”现在是指机器人的手，而且它不在“共享”情绪范围内。一种保守的观点认为，新工作岗位总是会以一种难以预测的方式神奇地出现，现在看来这是建立在一种站不住脚的、盲目的信仰基础之上的。大量工作岗位的转型是令人畏惧的，正如牛津大学的研究结论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凝视水晶球的占卜者是错的，那么累积的“就业缺口”将是毁灭性的。这一现实的、令人不安的迹象已经开始出现：《华盛顿邮报》在2010年称，美国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创造的新就业岗位数量为零。[33]对于美国工人和就业岗位创造而言，这无疑是失落的十年。自“二战”以来，没有哪一个十年经历过低于20%的就业增长。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那个经历滞胀和能源危机的十年，就业岗位也增长了27%。

共享经济对这些糟糕的趋势无计可施。事实上，它还加速了这一趋势，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对美国工人而言，它把“给所有人机会”演变成了一场恶性竞争。

矿井中的金丝雀

我自己也正在亲身经历这种新工作方式的无常。在华盛顿特区这样的智囊团世界工作了许多年之后，我主持的项目失去了大量资金支持，并且在不久后被迫关闭了。我的所有雇员，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被解雇了。我当时正在推销自己几个月之前出版的一本新书，所以我有几个月的时间来适应这种变化。在那期间，所有的事情看起来都是那样平常和自然，但是我始终没有意识到我已经上了那条众所周知的“好工作”带来的既安全又有保障的船，原有的固定薪水、就业保障和一系列复杂的安全保障都化为泡影，只剩下变成自由撰稿人的我站在冰冷、深邃的水里。

突然间，我要自己负责支付医疗保健、安排退休账户，并且要为退休做储蓄准备。我还必须支付雇主一半的社会保障税，以及医疗保险——还要从我的收入中再额外扣除8%。我的医疗保险费成本也开始飙升，因为我脱离了医疗保险费的大池子，在那里我可以谈判到一个满意的税率。事情还不仅如此。一时间，不仅每一篇文章和演讲的报酬不再像以前那样丰厚，而且我在咨询编辑下一篇文章和演讲、研究、访谈上所花费的时间都得不到任何报酬。这让我看起来就像一个装配线上的工人，要依靠生产每件产品的效率来计件取酬；那些与我的工作日看上去“无关”的部分——休憩和沐浴休息、员工会议，或者吃冷饮的时间，通常都会在一个“好”工作中当作工作时间支付报酬——已经被剥削到骨头里了。我注意到自己不仅再也没有带薪休假、病假、节日，也没有失业保障和工伤补贴。我不得不追踪多种途径和各种来源的收入，以确保“不道德”的编辑没有欺骗我，而不是从一个固定雇主那里定期收到一张工资单。

简单来说，我必须在兼顾、兼顾、再兼顾的同时，不停地向上攀登——我的生活已经以一种我从未预料到的方式被颠倒。并且我发现，陷入如此境况的并非我一人。其他许多朋友和同事——包括曾获得普利策奖的记者、教授和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我那些粉领、白领和蓝领朋友——都已经变成“1099工人”。他们都发现自己要面对同样的挑战，无论是在他们的专长领域、行业或生意中。简而言之，我们都已经步入一个“不稳定”工作的世界，这完全超乎我们为此所做的准备。

别担心。共享经济的梦想家——如潘格洛斯（Pangloss）博士在《伏尔泰的老实人》一书中经常表示，要看到“所有可能世界的好处”——已经为我们量身定制了一个计划。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资产来“赚钱”——出租我们的房屋、轿车、劳动力、行车道以及其他私有财产——利用一大批中介网站或者移动应用程序，诸如“任务兔子”、“空中食宿”、“快速租赁”（SnapGoods），还有共享乘车企业“优步”和“来福车”等。

例如，费雷德里克·拉尔森（Frederic Larson）很享受作为《旧金山纪事报》一名具有30年工龄的助理摄影师，在那段工作经历中，他获得了无数奖项，包括普利策奖。在刚刚60岁出头并且要养育两个正在上大学的孩子时，他突然遭遇了经济危机带来的悲剧，《旧金山纪事报》——原本拥有大量读者的报纸，在短短几年间丧失了一半的读者——精减员工并于2009年将他解雇了。他不得不做一些兼职工作，作为一名临时讲师在一所艺术院校教学生摄影，但是这份收入还是让他入不敷出，并且没有任何相关的社会保障。他已经成为一个从稳定工作和“好工作”岗位脱离的人、一个有不稳定工作和过着不稳定生活的自由职业者。他的价值在自由市场中遭受到了巨大打击，他的世界也变得动荡不安。他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提前退休，但是对于从头开始这件事情而言，他的年纪又太大了。

所以还能怎么办呢？他只能利用资产来“赚钱”了。

他在绿化很好的马林县（在从旧金山跨过金门大桥的位置）拥有一套豪华的房子，所以通过“空中食宿”在线中介服务，他每个月将自己的房子出租12天，每晚价格在100美元左右。这是一种收入的来源，真真切切，但是这笔收入与他之前的工作薪酬相比实在是太少了。但是不得不说，房主的确通过“空中食宿”从一名专业摄影师变身为一个客栈老板——就在他自己的家中。他也要承受一些伤害作为代价——在那些接待客人的夜晚，他不得不忍受将自己关在家里一个独立的带锁的房间里，并且只能去当地的健身房洗澡。现在，每个月的12个晚上——生活的40%的时间——他都将自己关闭在一个“兔子洞”里面，还是在自己的家里，而家中的陌生人则有权使用其他空间。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都是有收入的，所以其他“资产”是不是也能“赚钱”呢？他那辆漂亮的普锐斯怎么样？每周四晚，他通过共享乘车服务软件“来福车”（它的广告词是“你朋友的车”，而且这类车因为要在所占用汽车的前排摆放疯狂的粉红色的小胡子作为标志，所以非常容易辨认）把自己的汽车变成一辆出租车。现在，在每周四晚上，这个专业摄影师就成了一名出租车司机——在他自己的轿车里。他之前的职业生涯搁置了，如果还没有完全结束，那么他也可以开始浏览一下诸如“快速租赁”等网站，看看是否能将他非常贵重的摄影设备出租出去。[34]

欢迎来到共享经济。这个赢得多个奖项的前摄影师以及数百万的类似雇员开始被迫上蹿下跳地寻找各种资产和任何之前的东西来赚点钱。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被迫通过资产“赚钱”——我用了共享经济一位梦想家最喜欢的词——不仅包括他们的房子、车子，而且包括他们生活中任何可以出租的东西。重商主义色彩浓厚的《福布斯》杂志——共享经济的鼓吹者，兴高采烈地为这些预言“打蜡”：“车道上几十平方英尺的面积都可以通过‘停车熊猫’（Parking Panda）来赚钱。你房子里面的狗狗友好房间可以通过‘狗狗旅行’（DogVacay）变身为其他宠物的阁楼。通过‘快速租赁’，车库里一个闲置许久的钻头都能够为房主带来每天10美元的收益，而房主只需要简单张贴一份声明即可。通过‘速流’（Liquid），一辆主人从来不骑的自行车也可以通过为一名游客提供交通工具而获得每天20美元的收益。”[35]

费雷德里克·拉尔森就是其中较为幸运的一位。他曾有成功的职业生涯，所以现在可以用之前的一些资产来赚钱。但是那些只剩下一样东西——劳动力可以出租的人将何去何从呢？

针对这些人，共享经济的领袖也已经凑在一起设计出一套东西——从它的影响来看，确实就像回到了中世纪。诸如“一揽子找工作”、“任务兔子”和“自由职业者”（Freelancer.com）等网站都已经开创了“劳动力中介”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允许大量工人通过与其他人竞争来对工作竞标，导致工资越来越低，直到最低点，把自己狠狠地摔在又硬又冷的劳动力市场的地板上，以此来吸引大量买主购买自己的服务。由于互联网能够延伸至全球各地，许多劳动力中介网站都将美国工人直接放在与菲律宾工人、印度工人、泰国工人以及其他地区工人共同竞争的同一平台上。结果显而易见：便宜的第三世界劳动力不断地削减发达世界的工资。

一个争强好胜的微企业主，为了使自己能够更好地利用“任务兔子”和其他网站，发现自己就像一只轮子上的仓鼠，越跑越快，“我尝试过一些在线工作网站，工资一开始还算合理，直到你意识到你花费了至少一半的时间在沟通（从一个微工作到另一个微工作），并且总是在处理这种碎片化的工作，而这些都不在收费范围内。再加上15%的自雇所得税、网站抽取的佣金（通常每一件微工作都要收取10%~20%），再加上有许多工作要与第三世界的工人一起竞争，这种形势确实已经开始让人厌恶了”。[36]

另外一个“微工作”承担者，一名富布莱特学者，刚刚拿到MBA（工商管理学硕士），在“五美元网站”（Fiverr）接手了一批微工作订单，来保证自己在找到一份固定工作之前的“美漂”日子里有些收入。“五美元网站”是一个在线工作中介，通过大批量工作任务和服务把买方和卖方联系起来，每一份工作只需要支付五美元（自然如此，就像它的名字那样）费用。在完成总计27个订单之后，她发现一共赚了176美元。“我已经看到，那些站在7-11（日本一家便利店）门外的乞丐都赚得比我多。”她说。[37]

为了防止有些人认为这只是一些懒惰的和不满的“1099工人”，卢卡斯·波威德（Lukas Biewald）——另外一个从旧金山起家的“按需提供劳动力”企业“众包数据”的联合创始人和CEO，阐述了公司的运行框架。“我们结束了每小时支付给工人2美元或者3美元的时代，”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它真的取决于你所需要的质量水平。”[38]所以希望赚到最低工资的工人不必再申请了。

共享经济数以千计的难民在“随时签约、随时解约”经济中的经历相似。前景如此黯淡，以致一些雇主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一位“任务兔子”的雇主，《旧金山纪事报》的专栏作者，雇用了一只“兔子”（是的，“任务兔子”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工人）来做家政服务，她非常惊讶——这些“兔子”怎么能用如此低的工资来回复她的广告。她写道，他们“都是为了每小时赚一点点钱而疯狂工作的人，比我还是个小青年时兼职照顾小孩赚的钱还少”。[39]她在自己的邮箱中比较那些找工作的疯狂“兔子”，发现竞标的价格越来越低，就像在现场看选手参与《价格猜猜猜》（The Price Is Right）一样。

但是实际上哪有什么游戏秀呢，更没有游戏秀的选手。他们都是“1099工人”——“任务兔子”、承包人、临时工、日工、微工作承担者，几乎都是契约劳动力的新形式。让形势变得异常紧张的是，这些人不是那些寻找兼职的青少年，或者离职后想赚些外快的家庭主妇，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濒临或已经被解雇的“兔子”：他们中的至少70%都拥有学士学位，20%拥有硕士学位，甚至还有5%拥有博士学位。[40]这种学历都是一般情况下大家认为应当能在大学或者华尔街找到工作的水平。这些居无定所的工人以前或许都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但是现在只能在人才市场中漂泊游荡。当然，这些“待出租的手臂”更不用指望能得到卫生保健、退休和其他保险福利，甚至也没有工会代表。

类似“任务兔子”、“众包数据”、“一揽子找工作”、“自由职业者”、“专家网”（Guru）、“扎力”、“五美元网站”，以及其他很多利用这种有利可图模式的应用程序和网站数量越来越多，都建立在大量“1099工人”的基础上——他们为了卑微的工作和很少的工资出卖自己的劳动。许多自由职业者比墨西哥短期合同工好不了多少，他们要在一个特别赤裸的、与他人恶性竞争的环境中提供服务。雇主可以选择最低的价格，也有可能在将来还想维持这种最低的价格。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些网上中介业务终于在最深的经济衰退中获得主要动力，这绝非巧合，大多数最脆弱工人的境况就是正在被迫走向这种最脆弱的境地。共享经济的信徒把自己表现成一个改变美国工人这种潦倒局面的人，但事实上他们带来的这种改变更让人害怕。我采访过的一名“优步”司机就嘲笑一些人对“共享”经济的理解：“它更像是‘共享面包屑’经济。”

共享经济的捍卫者称，“空中食宿”、“任务兔子”、“优步”、“来福车”，以及其他得到风险投资的企业，提供了更低的价格、更广泛的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并且在经济举步维艰时为那些下岗工人提供了一种收入来源。这种论断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沃尔玛”也可以说同样的话——问题在于整个经济和社会付出的成本到底是什么？当然不是像共享经济梦想家所说的那样：“你虽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从工作中获得医疗保健、失业保障、退休金和享受病假，但现在你自己是老板了。恭喜你。”当我们把所有雇员分类都加在一起，且这些工作岗位因为面临办公自动化和机器人将取代上百万份人类的工作，而正在变得炙手可热和不确定时，我们到达了一个让人警醒的、不稳定的境地，这种境地正在改变美国工人脚踏的大地。

这就是新经济：被承包、被迫成为自由职业者、“被共享”、被自动化、被“优步”、“被1099”。实际上，共享经济的承办商正在伪造一个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钱人可以成为匿名人士，从事匿名交易，通过中介网站和移动客户端来雇用那些没钱的、被迫在线的工人进行恶性竞争，然后看看谁的劳动力更廉价，或者谁能够更廉价地出租他们的房子、车和其他私人财产。诸如“优步”、“一揽子找工作”、“任务兔子”、“空中食宿”、“来福车”等网站，都正在采用亚马逊和易趣网的模式作为自己逻辑上的下一步。它们受益于一种光环，似乎方便与革命的美观相结合。“共享”经济的概念听起来如此妙不可言——环境适宜、政治中立、反消费主义，并且它的所有包装都被委婉、模糊地打上了“共享”的标签。但是，并不能因为视觉上产生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旋转，就认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诱人世界，因为继大衰退以来，在政府和大企业都抛弃我们的时候，它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最大的经济崩溃期。

凝视经济奇点的深渊

当我参加硅谷的技术展会时，或者与任何新经济自我推销者交谈时，或者在“旧金山咖啡”（这个地方已经越来越多地充满年轻的、天真的自由市场技术追捧者）不经意间听到他们的谈话时，我常常十分惊讶于他们为了改变世界所做的努力，对外宣称是以一种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会全方位地带来积极改善的方式——而与此同时却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如果没有其他情况，那么他们一定是被自己盲目的自信所保佑，并且相信自己能够改变命运。新经济技术人通过他们的艾茵·兰德（Ayn Rand）乌托邦式自由主义信条，感觉这样非常公平、正义，尽管新经济有参与扩大“就业缺口”的实力——全职雇员所需工作的数量和质量与经济中实际供给之间存在差异。

但是，如果就业的命运继续衰落，并且总工资和薪水再也不能为消费者提供足够的收入来购买任何美国公司生产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经济就会出现一个危险的不平衡——不断下降的经济压力会导致2008年的大衰退卷土重来。自1992年达到23%的高点以来，5%的家庭已经承担了30%的消费。[41]并且最新数据显示，这种转变还在加速。随着不平等如此巨大而且还在扩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多少人的钱包里有足够的现金或者ATM（自动取款机）账户来形成购买力。随着这些令人不安的趋势越来越根深蒂固，它们还将为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

科技迷和天真的未来学家总是喜欢幻想被他们称为“科技奇点”的东西——未来的一个时期，预计是在2045年，“人工智能爆炸”会让机器实现真正的智能，它们能够自我设计更智能的版本，甚至可以超越它们的人类发明者，因此会产生深远影响并彻底改变人类文明，这就叫作“奇点”。在本书中，我还将阐述另一个让人不安的地平线，我将它称为“经济奇点”——因为几乎没有消费者需求而从内引爆经济的引爆点，原因是财富集中在极少数特别有能力的人手中，这些人把国家最优质的资源都据为己有。每个人都有可能通过共享经济而变得只能去争抢“废料”。确实，这两个奇点会成为同一个未来的两个方面，一种技术封建主义会威胁“美国梦”所有美好的和真实的东西，但也会使美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他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所说，这种“精英群体扩大”的趋势，如果没有政策干预，就一定会继续下去。美国强有力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美国模式中一个非常有魅力的部分，也是美国稳固超级大国地位的核心部分。但是自由职业者社会的开始会逐步切断世界范围内缔造中产阶级之路。

由于这些作用力不断增强，世界经济和美国国内的“华尔街资本”越来越能感受到竞争的压力，促使美国企业解雇自己所拥有的劳动力。[42]几十年来，美国商会和企业领袖的目标就是打破工会联盟，现在看来已经取得成功了。现在，他们的目标看起来是击溃劳动力本身。但是这种努力最终将是适得其反的，将释放出“经济奇点”这个幽灵。

趋势已经出现，压力还在不断加码。看上去就像有某些邪恶的力量，正在瓦解近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向一个更公平和平等的社会努力的过程，并且使时间倒转到一个更古老的时代，那时的君主和贵族都凌驾于农民和农奴之上。实际上，经济学家朱莉特·斯考尔（Juliet Schor）已经把共享经济和自由职业者社会称为“后工业农民模型”。[43]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将技术封建主义模型目前所产生的轨迹，与将时钟调回到的19世纪晚期的镀金时代做过对比。在那个年代，不平等的水平令人震惊，工人几乎没有权利、安全保障和工作保险，而且像铁路大亨杰伊·古尔德（Jay Gould）一样的强盗贵族可能会夸下海口：“我能雇用一半的工人阶级去杀死另外一半。”如果古尔德能活到今天，那么毋庸置疑，他会利用大量在线、需求导向的共享经济服务去做那件事。

这就是“新政”以前世界的类型，美国人会认为自己已经被遗留在了后视镜当中。突然间，就像与哈利·波特（Harry Potter）齐名的、拒绝死亡的无形恶魔伏地魔（Lord Voldemort）一样——它又回来了。

但是正如新经济的追捧者试图把所有人带回去一样，我们现在也正是时候问自己：我们想从工作中得到什么，以及我们到底想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我们现在正在走向的未来，一个受共享经济激励的未来，会降低工作岗位的质量和数量，而这些工作塑造了中产阶级社会中间阶层——我的父母和祖父母、你的父母和祖父母，以及现在的我们——我们真的能从这样的未来中获益吗？或许新经济正向以数百万计的“1099工人”为基础的、有人控制的自由职业者社会的轨道发展，它会不会破坏使美国在“二战”后变成了领袖国的社会体系？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还有待商榷，这取决于自新交易曙光普照以来我们赖以生活的许多假设和价值。

但是，由于自由职业者社会或者“共享面包屑”经济的出现，没有什么是注定的或者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共享经济在正确的方向上的确是有潜力的。现在的轨道是特定法律、法规、制度和实践的结果，所有的这些都是人为创造的，但所有的这些也都是可以修改和改变的。本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哪些法律法规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带领我们正在进行的转型期有利于保持“历史之箭”的正确方向。

实际上，我们能让历史成为我们的向导。在19世纪中叶，当新的工业工人阶级开始联合起来反击恶劣的环境时，正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以及其他人所预言的“革命的威胁”被政客化解了，这些政客明智地选择扩大政治和经济权利，开始规范公司制度，并且开始注重安全保障和社会保险。“在影响方面，他们改造了资本主义，使它能够变得更加包容并且能够在系统中给予工人股份。”普林斯顿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如是说。[44]

今天的挑战时刻，需要一个类似的政治经济改革——以政府的“有形之手”和有代表性的民主为导向。以新的数字技术、基于网页和应用程序为基础的平台、智能机器、机器人、生物技术和其他领域的潜在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谁会从它们在我们国家经济中侵占的卓越效益中获益呢？这对于我们的时代而言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这个勇敢的新世界的核心困境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来说明：如果智能机器和机器人可以完成所有独立的工作，并且共享经济网站可以提供所有的服务和商品，那么工作岗位就不需要人类了吗？谁会从这难以想象的巨大的生产力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呢？它会是少数“宇宙的主人”，如首席企业家和投资者，还是会将收益广泛地分配给公众？

没有任何人的水晶球可以告诉我们答案，但我们所知道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被重构，以更高的生产力和新技术让财富收益流入更少数人的口袋里——大约1%的人。我们还知道，工资一直没有上涨，尽管企业利润大幅增长。所以我们国家的经济现代史表现得太生动了，以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大多数人并不一定会从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高中获益。事实上恰恰相反。

其实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过渡期有什么样的政策和政治追求，在我们的社会开始接近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未来之前。它就要来临了，就像来自另一个星系的一颗巨大的彗星，比公众或政客所能意识到的更为迅速。而我们正走在与它进行正面碰撞的道路上。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曾经说：“我们要么拥有民主，抑或我们将拥有一些集中了大量财富的少数人，但是不能兼得。”[45]看来我们注定要通过生活实验来测试他所说的是否正确。美国正站在一个岔路口上，凝视着不熟悉的风景。我已经坐在了一个前排的座位上，而这一切，就在这里，就在旧金山这座一直以来的“淘金热”城市。

[46]1英里约为1.6千米。——译者注

[47]“空中食宿”为Airbnb的俗称，Airbnb官方中文名为“爱彼迎”。——编者注

[48]在美国，蓝色代表支持民主党，红色代表支持共和党。——译者注

[49]“1099经济”指类似“优步”一类的新兴经济模式。——译者注

[1]John F.Kennedy, “Yale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Miller Center, University of Virginia, June 11, 1962,http://millercenter.org/president/speeches/speech-3370 (accessed April 2, 2015).

[2]Marc Andreessen, “Why 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0, 2011,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3111903480904576512250915629460(accessed June 11,2015).

[3]Steven T.Jones and Parker Yesko, “ Into Thin Air: ‘Shareable Housing’ Is causing Apartments to Vanish from SF’s Rental Market—Yet Popular, Profitable Sites Like Airbnb Violate Local Laws,”San Francisco Bay Guardian, August 6, 2013,http://www.sfbg.com/2013/08/06/thin-air (accessed March 20, 2015).

[4]Evelyn M.Rusli, “Uber CEO Travis Kalanick: We’re Doubling Revenue Every Six Months,”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6, 2014, http://blogs.wsj.com/digits/2014/06/06/uber-ceo-travis-kalanick-were-doubling-revenue-every-six-months/(accessed March 20, 2015).

[5]Casey Newton, “Temping Fate: Can TaskRabbit Go from Side Gigs to Real Jobs?” The Verge , May 23, 2013, http://www.theverge.com/2013/5/23/4352116/taskrabbit-temp-agency-gig- economy (accessed March 20, 2015).

[6]See for example “The Future of Work: There’s an App for That,” The Economist, January 3, 2015,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637355-freelance-workers-available-moments-notice-will-reshape-nature-companies-and (accessed March 20, 2015).

[7]Darwin Bond Graham, “Uber’s Tax-Avoidance Strategy Costs Government Millions.How’s That for ‘Sharing’?” 48 Hills, July 1, 2014, http://48hills.org/2014/07/10/ubers-tax-avoidance-strategy-costs-government-millions/ (accessed March 30, 2015).

[8]Drew DeSilver, “U.S.Income Inequality, on Rise for Decades, Is Now Highest since 1928,” Fact Tank: News in the Numbers, December 5, 2013,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3/12/05/u-s-income-inequality-on-rise-for-decades-is-now-highest-since-1928/ (accessed March 20, 2015).

[9]Emmanuel Saez and Gabriel Zucman,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2013: Evidence from Capitalized Income Tax Data,”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20625, October 2014, http://www.gabriel-zucman.eu/files/SaezZucman2014.pdf (accessed March 20, 2015).

[10]Jesse Bricker, Lisa J.Dettling, Alice Henriques, Joanne W.Hsu, Kevin B.Moore, John Sabelhaus, Jeffrey Thompson, and Richard A.Windle, “Changes in U.S.Family Finances from 2010 to 2013: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100, No.4 (September 2014.)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pubs/bulletin/2014/pdf/scf14.pdf (accessed March 29, 2015); cited in Matt Bruenig, “The Top 10% of White Families Own Almost Everything,” Demos, September 5, 2014, http://www.demos.org/blog/9/5/14/top-10- white-families-own-almost-everything (accessed March 29, 2015).

[11]Tim Fernholz, “The Bottom Ninety Percent of US Families Are No Wealthier than in 1986,” Quartz, October 18, 2014, http://qz.com/283059/ninety-percent-of-us-families-are-no-wealthier-than-they-were-in-1986/ (accessed March 20, 2015).

[12]Floyd Norris, “Corporate Profits Grow and Wages Slide,” New York Times, April 4,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4/05/business/economy/corporate-profits-grow-ever-larger-as-slice-of-economy-as-wages-slide.html (accessed May 13, 2015).

[13]David Wessel, “Big U.S.Firms Shift Hiring Abroad: Work Forces Shrink at Home, Sharpening Debate on Economic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9, 2011, 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48704821704576270783611823972 (accessed March 20, 2015).

[14]Scott Thurm, “U.S.Firms Add Jobs, but Mostly Overseas,”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7, 2012, 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990604577367881972648906 (accessed May 13, 2015).

[15]Rana Foroohar, “The Artful Dodgers: Companies That Flee the U.S.to Avoid Taxes Have Forgotten How They Got So Big in the First Place,” Time, September 11, 2014, http://time.com/3326573/the-artful-dodgers/ (accessed March 15, 2015).

[16]Floyd Norris, “Corporate Profits Grow and Wages Slide,” New York Times, April 4,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4/05/business/economy/corporate-profits-grow-ever-larger-as-slice-of-economy-as-wages-slide.html (accessed May 13, 2015).

[17]Joel Friedman, “The Decline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Revenues,”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October 24, 2003, page 3, http://www.cbpp.org/files/10-16-03tax.pdf (accessed on March 29, 2015).

[18]See “Policy Basics: Where Do Federal Tax Revenues Come From?”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March 11, 2015, http://www.cbpp.org/cms/?fa=view&id=3822; and Friedman, “The Decline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Revenues,” 4-5.

[19]Barbara Garson, “Freelance Nation: When Good Jobs Turn to Bad,” Salon, August 20, 2013, http://www.salon.com/2013/08/20/freelance-nation-when-good-jobs-turn-to-bad-partner (accessed March 30, 2015).

[20]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Income, Poverty 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3,”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Newsroom, September 16, 2014, http://www.census.gov/newsroom/press-releases/2014/cb14-169.html (accessed March 21, 2015).

[21]“The Low-Wage Recovery: Industry Employment and Wages Four Years into the Recovery,”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April 2014,http://www.nelp.org/content/uploads/2015/03/Low-Wage-Recovery-Industry-Employment- Wages-2014-Report.pdf (accessed April 28, 2015), page 2.

[22]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Mayors, press release, August 11, 2014, http://www.usmayors.org/pressreleases/uploads/2014/0811-release-metroeconwagegap.pdf (accessed March 20, 2015); Bernice Napach, “Why Wages Will Stagnate for Another 14 Years,” interview with Tyler Cowan, Yahoo!, August 14, 2014, http://finance.yahoo.com/news/in-this-job-market-the-trend-is-not-your-friend-144022484.html (accessed March 20, 2015).

[23]Kevin Roose,“Does Silicon Valley Have a Contract-Worker Problem?” New York, September 18, 2014, http://nymag.com/daily/intelligencer/2014/09/silicon-valleys-contract- worker-problem.html; see also Edward Walker, “Beyond the Rhetoric of the ‘Sharing Economy,’” Contexts 14 (Winter 2015): 12-19, doi:10.1177/1536504214567860, http://ctx.sagepub.com/content/14/1/12.full.pdf+html, page 16.

[24]Mike Berg, Invisible to Remarkable: In Today’s Job Market, You Need to Sell Yourself as “Talent,” Not Just Someone Looking for Work (Bloomington, IN: iUniverse, 2012), 13.

[25]Sara Horowitz and Fabio Rosati, “53 Million Americans Are Freelancing, New Survey Finds,” Freelancers Union, September 4, 2014, https://www.freelancersunion.org/blog/dispatches/2014/09/04/53million (accessed March 29, 2015).

[26]MBO Partners, “2014 State of Independence in America Report,”http://info.mbopartners.com/rs/mbo/images/2014-MBO_Partners_State_of_Independence_Report.pdf (accessed March 20, 2015); see also Susan Adams, “More Than a Third of U.S.Workers Are Freelancers Now, but Is That Good for Them?” Forbes, September 5, 2014, http://www.forbes.com/sites/susanadams/2014/09/05/more-than-a-third-of-u-s-workers-are-freelancers-now-but-is-that-good-for-them/(accessed March 20, 2015).

[27]Eric Morath, “Broadest Unemployment Measure ‘Less Rosy,’”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5, 2015, http://www.wsj.com/articles/broadest-unemployment-measure-less-rosy-1426461694 (accessed April 6, 2015).

[28]Oxford Martin School, “NEWS RELEASE: Oxford Martin School Study Shows Nearly Half of US Jobs Could Be at Risk of Computerisation,” September 18, 2013, http://www.futuretech.ox.ac.uk/news-release-oxford-martin-school-study-shows-nearly-half-us-jobs-could-be-risk-computerisation (accessed March 20, 2015).

[29]Andy Mukherjee, “Robots May Spell ‘Control-Alt-Delete’ for Workers,” Reuters, October 23, 2014, http://blogs.reuters.com/breakingviews/2014/10/23/robots-may-spell-control-alt-delete-for-workers/ (accessed March 20, 2015).

[30]Erik Brynjolfsson and Andrew McAfee, 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 (New York: W.W.Norton, 2014).

[31]Aaron Smith and Janna Anderson, “AI, Robotics, and the Future of Jobs,” Pew Research Center Report, August 6, 2014,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4/08/06/future-of-jobs/ (accessed March 20, 2015).

[32]Farhad Manjoo, “Will Robots Steal Your Job? You’re Highly Educated.You Make a Lot of Money.You Should Still Be Afraid,” Slate, September 26, 2011, http://www.slate.com/articles/technology/robot_invasion/2011/09/will_robots_steal your_job.html (accessed March 20, 2015).

[33]Neil Irwin, “Aughts Were a Lost Decade for U.S.Economy, Workers,”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 2010,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1/01/AR2010010101196.html (accessed March 20, 2015).

[34]Tomio Geron, “Airbnb and the Unstoppable Rise of the Share Economy,” Forbes, February 11, 2013, http://www.forbes.com/sites/tomiogeron/2013/01/23/airbnb-and-the-unstoppable-rise- of-the-share-economy/ (accessed March 20, 2015).

[35]Ibid.

[36]Charlie Pye, reader’s comment in Sarah Kessler, “Pixel & Dimed: On (Not) Getting By in the Gig Economy,” Fast Company, May 2014, http://www.fastcompany.com/3027355/pixel-and-dimed-on-not-getting-by-in-the-gig-economy (accessed March 20, 2015).

[37]Kessler, “Pixel & Dimed”.

[38]Bambi Francisco Roizen, “Crowdflower Helps You Earn Extra Bucks,” Vator.tv, March 30, 2010, interview with Lukas Biewald, http://vator.tv/news/2010-03-30-crowdflower-helps-you- earn-extra-bucks.His comment is made at the 5:09 mark on the video.

[39]Caille Millner, “Cheap Labor Is Part of American Life,” San Francisco Examiner, December 13, 2013, http://www.sfgate.com/living/article/Cheap-labor-is-part-of-American-life- 5063133.php (accessed March 20, 2015).

[40]Newton, “Temping Fate: Can TaskRabbit Go from Side Gigs to Real Jobs?”

[41]Nick Timiraos and Kris Hudson, “How a Two-Tier Economy Is Reshaping the U.S.Marketplace: The Advance of Wealthy Households, While Middle-and Lower-Income Americans Struggle, Is Reshaping Markets for Everything from Housing to Clothing to Beer,”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8, 2015, http://www.wsj.com/articles/how-a-two-tier-economy-is-reshaping-the-u-s-marketplace-1422502201 (accessed March 20, 2015).

[42]所有的资本主义是不一样的。例如，在我的专著《欧洲的承诺：在这样一个不安全的时代，为什么欧洲的方式才是最好的希望》（Europe’s Promise: Why the European Way Is the Best Hope in an Insecure Age，奥克兰：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中，我将在美国践行的“华尔街资本主义”和在欧洲践行的“社会资本主义”做了比较。

[43]Sara Horowitz, “How Do We Define True Wealth? (And How Do We Get There?)” Freelancers Union, Freelancers Broadcasters Network, January 11, 2014, https://www.freelancersunion.org/blog/dispatches/2014/01/09/q-juliet-schor/(accessed March 20, 2015).

[44]Dani Rodrik, “From Welfare State to Innovation State,” Project Syndicate, January 24, 2015,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labor-saving-technology-by-dani-rodrik-2015-01 (accessed March 20, 2015).

[45]Laura Shin, “The 85 Richest People in the World Have as Much Wealth as the 3.5 Billion Poorest,” Forbes, January 23, 2014, http://www.forbes.com/sites/laurashin/2014/01/23/the-85-richest-people-in-the-world-have-as-much-wealth-as-the-3-5-billion-poorest/ (accessed March 20, 2015).

第一章 在“1099经济”中回到未来

2014年4月1日“愚人节”，旧金山的天气既温暖又潮湿。我正站在第二十四街和瓦伦西亚街的拐角处，观看一场非同寻常的杂技演员表演。很长时间以来，这里都是拉丁美洲人的地盘，而今已经日益被中产阶级当作旧金山教会区。有一半人穿着鲜艳的黄色和蓝色条纹的丝绸紧身衣，瞪着像青蛙眼一样的大眼睛，翩若惊鸿地穿过清晨街道潮湿的路面。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毕加索的名画——《卖艺人家》。

但这里的“卖艺”并不是说真的在杂耍。加上一个由25个人组成的人群，他们反而是在堵塞交通。具体来说，他们阻碍了所谓的“谷歌专属巴士”，这纯粹是一个私人包租，是谷歌在雇用舒适的豪华客车运送其居住在旧金山的员工到旧金山以南40英里的谷歌园区——硅谷的心脏芒廷维尤。脸书、苹果、基因泰克和其他硅谷的公司都有专属巴士来接送员工。关于这些“海盗飞船”的笔墨已有许多——事实上，它们就像苏丹那样待在公交车站里，等待它们每天固定的1.4万名乘客，而傲慢地阻断了城市公交车和每天旧金山人的工作之路。[1]事实上，伯克利大学的研究发现，高科技企业专属巴士停车站周围的租金提高了20％，原因就是长期租户越来越多，这也使贪婪的房东不断提高租金价格，高到只有高新技术企业才能负担得起。[2]事实上，这种日常垄断的特权，谷歌、脸书和其他企业只是“慷慨”地为旧金山支付总额1美元的代价而已——是的，就是1美元——每天每一个公交车站（私人汽车如果霸占公交车站，那么将承担271美元的罚款，但专属巴士则从崇尚技术的政府官员那里获得了一张几乎免费的通行证）。[3]

硅谷王者表现出来的贪婪和纯粹傲慢已经引发了许多抗议活动，以及一些（并未成功的）针对占用城市公交车站的立法管制或较高收费的尝试。（经过强烈的抗议之后，谷歌才同意向手头拮据的当地公共汽车和运输公司捐赠680万美元。[4]）丽贝卡·索尔尼（Rebecca Solnit），一位旧金山作家，将这些专属巴士称为“承载着已经着陆统治我们的外星人霸主的宇宙飞船”，这引起了强烈共鸣。[5]

“谷歌专属巴士”及对其的抗议活动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包括本地和全国各地媒体，这成为旧金山名声变差的标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旧金山与一个备受尊敬的天主教宗教人物教皇弗兰西斯一世同名，他宣誓毕生服务于救助穷人）。但在第二十四街和瓦伦西亚路口的一个杂技演员抗议的早晨，有一个人夹在其中，没有一个人关心他：谷歌的巴士司机。他是一位非裔美国男性，与他接送的年轻的科技员工相比，他的穿着更像示威人群。抗议者陷入他们的激情中，盯着他的脸凝视了一会儿，实际上是在指责他是个叛徒。他向白人抗议者进行了愤怒的反抗，而我则开始陷入十分恐惧的怀疑中。

但不一定是出于对他的工作或雇主的忠诚。原来，这些“海盗飞船”司机也都是硅谷“从两头攫取利润”这种商业模式的受害者，他自己的工作保障非常脆弱。很少有司机直接为科技巨头工作，一般都受雇于外部承包商。工资的差距、科技公司的正规员工与服务人员的工资差距，以及福利和工作条件的差距，不仅包括司机，还包括保安、清洁工和园丁，其差距都是巨大的。司机和其他服务人员也是无形劳动力的一部分，也使得硅谷表面上运作得更好，但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获得的工资还不够基本开销，工作条件几乎是半封建的。[6]

就像吉米·马瑞纳（Jimmy Maerina），“脸书”员工专属巴士的一位司机，每天都要从旧金山他们居住的地方，驱车37英里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门洛帕克市公司总部。[7]吉米的乘客只为“脸书”工作，但吉米和其他90多个“脸书”的专属巴士司机则实际上属于一个独立的承包商，称为“循环运输”（Loop Transportation）。由于运输的一个循环并不能满足家庭开销，也不足以负担得起高消费的旧金山湾区的体面生活，吉米和同事每天的日程都非常忙碌。他们每天从早上5：30开始，到附近的“脸书”园区的主要巴士站，晚上8：45结束一天漫长的工作。他们每天工作超过15个小时，这显然是违反劳动法规定的，所以“循环运输”（名副其实）发现了一个漏洞——它迫使司机每天都要无工资地工作5~6小时。不仅如此，吉米和其他司机被禁止在他们的分班期间从事其他工作。不幸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住得太远了，从通勤所在地回家，等交班工作确定后再返回，中间路途遥远，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坚持和等待。

当“循环运输”回应关于不公平劳动费用的质疑时，它自称慷慨地提供了一个可供休息的拖车——这是真的。但它只有四张床和一个浴室，并且要几十个司机共用，还没有空调。因此，大多数司机在换班的时候被迫在他们的车里休息或睡觉。硅谷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地区，没有太多树荫，司机必须在车窗上挂上毯子来遮阳，并根据不同的季节打开车里的空调。“在那个停车场里，你就像人质一样，”吉米说，“也没有任何工资。”[8]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吉米都没有和自己的家人见过面。“当我每天早晨5：30离开家开始一天的日程时，我的孩子都还没醒。在我每天晚上9点左右到家的时候，他们已经睡觉了。我错过了家庭聚餐、帮助孩子做家庭作业——错过了一个家庭应该一起做的所有事。”[9]

受到内心不公平和愤怒感的驱动，吉米在同事中发动了一场工会活动。这导致了“循环运输”对司机的胁迫，甚至威胁吉米说要解雇他，“脸书”也识时务地支持这一方。从一个努力成真的反工会剧本上撕下一页，“循环运输”代表“脸书”园区“通知”司机，工会实际上会伤害他们的利益。当吉米将自己和同事的委屈在《今日美国》出版的一部叙事专著中公之于众时，“脸书”感到很尴尬。[10]工会代表罗马·阿洛伊斯（Rome Aloise）在写给“脸书”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一封公开信中说：“这让人回想起当时的贵族，训练有素的仆人围绕着他们。坦率地说，并没有什么改变；所不同的是，贵族是你的员工，而仆人则是每一天送他们来回上下班的专属巴士司机。”[11]

最后，这个市值达到2060亿美元的科技巨头让“循环运输”给司机加薪：高达每小时0.75美元。而如果这个慷慨的结果是说服司机不需要一个工会，那么它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2014年11月19日，87名司机以工会作为司机代表投了赞成票。[12]

这只是一个故事，但它揭示了许许多多硅谷存在的对劳动力双重待遇的问题，那些看不见的劳动力一直受到豪宅、玛莎拉蒂、酩悦香槟阴影的折磨。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社区调查数据显示，2005年，当第一辆高科技企业的专属巴士在旧金山范尼斯大街和瓦伦西亚大街上穿梭时，约有2.33万个家庭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上。[13]截至2012年，旧金山原有的“2万户”[92]家庭数量上升了一倍多，变成4.62万个家庭。根据一家硅谷合资企业，即在该地区发布年度报告卡的商业友好咨询机构表示，硅谷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已经明显扩大，在同一地点，一些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其员工收入已经达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而无家可归的人数也增加了20％。[14]此外，尽管由于高技术工人的薪水增加，人均收入明显上升，中等家庭的收入也已经连续几年下降。这种统计上的异常现象表明——不平等正越来越严重且整体水平呈上升趋势。旧金山湾区已经成为一个由HNWI人士和UHNWI人士控制的地区——分别指高净值人士（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和超高净值个人（Ultra-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不仅在纯粹的富裕家庭聚集地，也在政治和自由市场的火药被加载到的、即将在未来被重塑的地区。

亡命之时往往行亡命之策。所以反对谷歌的专属巴士承包商“为你驾驶”（We Drivell）的一名司机提起诉讼声称，它完全没有对换班期间的司机进行补贴，也没有提供法定的休息时间，还有其他涉嫌的违规问题。[15]但那些控制着美国最好的名牌企业的亿万富翁巨头乐意让私人承包商做开发工作。在中国，这样的承包商包括富士康——组装苹果手机（iPhone）、苹果平板（iPad）、微软游戏机（Xbox）、亚马逊电子书阅读器（Kindle）和其他高科技产品（在富士康，曾有150名员工威胁要集体自杀，以此抗议糟糕的工作环境），或许就在自己的后院。[16]

制造出永久临时工和独立职业者

但事实上，硅谷并不是美国唯一一个采取这种策略的地方，因为自由社会需要更深的根，外包给“1099承包商”越来越多地成为企业降低成本、赚取更大利润的方式。特别是制造业企业越来越依靠私人承包商雇用的临时工、自由职业者和其他类别的“1099员工”，它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而随时签约和解约。

比如，克里斯·杨（Chris Young）是在日产位于田纳西州士麦那制造厂的装配线上的一名工人。他和其他几十名员工一起工作，每天基本上都重复着同样的工作。但他没有穿上令人垂涎的日产工作服，他的许多同事都穿着——因为他并不是在为日产工作。[17]

他是一个“临时工”。他为“耶茨服务”（Yeates Services）工作，这是一个私人承包商，日产所用的大多数工人都是由它提供的。克里斯认为，“我制造同样的英菲尼迪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工作与日产的员工一样，但和其他“耶茨服务”员工只能获得一半的薪水（“耶茨服务”支付每小时10~18美元），享受较少的工作安全保障与社会保障。像硅谷一样，汽车制造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双重用工系统，而处于底层则意味着克里斯不能拒绝加班，没有病假，不被接受长期残疾，也没有享受租赁公司车辆的特权。工资如此之低，他买不起一辆新车（他自己的车是2001卡弗利尔，已经跑了20万英里），也无法获得抵押贷款和退休储蓄，更别提养育四个孩子——几乎入不敷出。

有时他一周工作七天，在周六和周日也有10个小时轮班——尽管大量重复性工作导致他患有严重的腕关节疼痛（很久以前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恶化）。“没有人真正关心这样一个事实：你一周工作七天已经筋疲力尽了，还需要依赖一些药物来保持清醒，或者依赖一些药物去入睡，或者减轻疼痛，”他说，“我的同事每人都有一些不同类型的疼痛，不是手掌、手指、背部、脚，就是其他部位……但是如果你不想承受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你就得把柜子清理干净，然后卷铺盖卷儿走人。”

《华盛顿邮报》报道，日产作为几家准备在田纳西州扩张势力的外国汽车制造商之一，已经在企业界踏上腾飞之路。从戴尔到亚马逊，一些公司已经外包了其业务的重要部分，从呼叫中心、仓库，到数百名员工的机构，并已经在“工作权”地区设立了商店。对加入工会的最低收入工人而言，田纳西州在国内具有最低水平，只有6％（而全国平均数是11％）。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田纳西州临时工大幅增长了56%，从2009年的5.1867万个飙升至2012年的8.099万个，即使工资中位数还是持平的。在大衰退之后，临时工人数量的暴增是田纳西州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因为在整个州的工作岗位总数中，超过3%都是临时的，这也是国内的最高值。

在日产濒临破产的2001年后，它就开始在一线起用临时工了。截至2008年，日产解雇了近1/3的永久雇员。大衰退后，随着汽车消费需求的复苏，日产开始使用外部私人承包商所提供的雇员进行生产作业。该公司拒绝透露其7000名员工中到底有多少人来自外包机构，但许多现任和前任员工透露，根据职位很容易可以看出，这种雇员占多数。

在全国范围内，美国劳工部报告显示，全国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数量都多的临时工，约280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2％。[18]加上考虑到现在很多工人都正在变成临时工的事实，美国工作人员协会（临时行业贸易组织）的报告显示，在2013年，超过1200万人曾在雇员中介作为临时工工作过一段时间。它现在被称为“国内外包”——不是把工作外包到海外，而是在国内外包，这些原来的永久全职和兼职员工转变为临时的“1099员工”。总体而言，联邦数据显示，自经济衰退结束以来，临时雇员中介提供了近1/5的就业机会。但美国人员协会认为，这个数字可能更大。随着经济继续不稳定地胶着发展，临时工作数量的增长比私人部门就业增长速度快了10倍——“甚至超过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急剧上涨”。[19]

该行业不再只是供应办公室助理，其中绝大多数的增长是在仓库和工厂的蓝领职位，现在有1/20的蓝领工人都是在2012年成为临时工的。汽车和其他制造业曾经是美国经济的支柱之一，是提供高工资、就业保障和一张通往“美国梦”的机票。中产阶级就是建立在这些行业之上的，因为美国是舒适的消费社会，所以他们成为世界羡慕的对象。现在，越来越多的汽车工人正在经历这种每况愈下的工作，成为一名只能领取最低生活工资的临时工。

而临时工作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增长最快的一个方面，“为了人民”（ProPublica）公司调查记录了一系列相关问题。越来越多的临时工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短期”。一些原来被聘为“临时工”的工人其实一直在同一家公司工作，时间长达11年，但从来没能得到一个全职的工作岗位——从此成为新型的“长期临时工”。[20]并且无论在哪个行业，工资都很低，临时工的工资水平低于其他工人工资水平22个百分点。[21]更糟糕的是，公司会把最危险的工作分配给临时工；在全国范围内，临时工在更危险的蓝领职业（如制造和仓储工作）方面更容易找到工作。在一些国家，临时工遭受截肢的数量竟是普通工人的3倍。[22]甚至国内一些具有很大成就的公司，都已经在使用移民劳工经纪服务和临时工中介机构，而这些机构实际上是在骗取工人的工资。[23]

临时工、长期临时工、长期劳工——这些都是工人的一些新种类，而且越来越持久地成为劳动力大军中的主力。他们就像等待被送入工业机器的另一种资源，加入了另一种已被开发的种类，我们称之为“独立承包商”或者“独立职业者”。

以弗里茨·埃林贝格（Fritz Elienberg）为例，他作为全职员工在波士顿的住宅通信网络公司（RCN Corporation）从事了五年有线电视和互联网服务工作。据《纽约时报》报道，每周中有六天的清晨，6：30之后，他和其他十几个员工就已到达办公室，在那里他们会收到当天的安装计划。在高强度劳动的基础上，埃林贝格工作时间非常长——达到10~14小时——然而他从未收到过加班费，也就是按照规定应该发放的高出原标准半倍的工资。而且，当梯子砸到他的脚上，致使他严重受伤的时候，公司也不会支付他的医疗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受聘于独立承包商，这就意味着住宅通信网络公司并不认为他是一名正式员工。从各种意图和目的来看，根据住宅通信网络公司的行为，埃林贝格被认定自己是自己的老板和CEO，他在为自己工作，而不是受雇于住宅通信网络公司。[24]

通常，这些“独立”承包人能受到正式员工那样的待遇，甚至被提供桌子和电话线。当埃林贝格作为一个独立的承包商承担一份康卡斯特公司的工作时，他开着一辆面包车，穿着一件印有“康卡斯特”字样的衬衣。他安装电缆供应商的设备，客户将因为他的工作而向康卡斯特公司付钱。[25]但他和那些“独立职业者”同事的地位比正式员工低，许多承包人本来是不愿意接受挑战的，但受到严峻的就业市场的逼迫，不得已而为之。当埃林贝格的脚受伤后，他发现，作为一个承包人，他不能享受公司的赔偿，而这对他而言是最后一根“稻草”。于是，他就加班费问题和失去效益的价值起诉住宅通信网络公司。

“我并不喜欢成为独立承包人，”埃林贝格先生这样评价自己在住宅通信网络公司的工作，“我并不觉得自己是老板。我一直坚信我只是一名员工。这对大公司和中介机构来说，的确是一种双赢局面，但对我们工人来说是双输。我们没有加班费、病假、假期、医疗保险和养老金。”[26]更何况他也没能保住工作——埃林贝格在提起诉讼之后很快就被住宅通信网络公司解雇了，这更加重了他满腹牢骚的报复心理。

刚开始，独立承包人只分布在少数职业当中，如清洁工和保安，但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证据比比皆是，雇主一边利用临时工人，一边利用税收体系，因为将正式员工错误地分类成独立承包人还可以避税。《工厂的裂隙：为什么工作对这么多人而言变得越来越糟糕，以及改善这种状况我们能做些什么》（The Fissured Workplace: Why Work Became So Bad for So Many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It）一书的作者大卫·韦尔（David Weil），曾被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任命到美国劳工部工资与工时司工作。他告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现在的确有几乎是令人瞠目结舌的违反标准劳动法的行为”，特别是在对工人的错误分类这个领域，“现在的确有许多企业都存在不遵纪守法的违规行为，因为它们根本不想或它们认为自己不需要这么做”。[27]公司通过对员工进行错误分类，把他们当作独立承包人，来避免为他们支付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失业和工伤职工赔偿，同时也规避了支付加班工资、节假日或病假中的工资。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俄亥俄州前总检察长理查德·科德雷（Richard Cordray）说，“对员工进行错误分类将导致人均成本降低20%~30%。”[28]

光一个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支出就能减少20%~30%，这显然为公司带来了更多利润。在加利福尼亚的一项调查中，30万名承包商中的2/3都称自己并没有直接雇员。[29]联邦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雇主将340万名正式工人的劳动合同非法“伪装”成独立承包商。据美国劳工部估计，高达30%的公司都存在对员工进行错误分类的行为。[30]企业这样做不仅减少了30%的用工成本，还发现这对分裂工会而言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策略——独立职业者总是在正式员工旁边做同样的工作，不仅对正式员工的工资和福利产生了下行的压力，也对正式员工发出了警告——“如果你不小心，这个岗位就不一定是你的了”。

公司解雇所有或大部分工人的例子比比皆是，然后再雇用同样的工人——但是作为独立承包商，摆明了就是在钻这种法律漏洞。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默克（Merck），是实行这个卑鄙策略的先驱者。当面临削减成本的压力时，该公司出售了其位于费城的工厂，解雇了400名员工，而后又重新雇用他们作为独立承包商。然后，让他们与公司签约，为公司制作抗生素，其实前后雇用的是同样的员工。[31]亚利桑那州一家公关公司LP&G解雇了88％的员工，然后重新雇用他们，将他们作为自由职业者在自家工作，但没有任何福利待遇。[32]美国每个月同性恋读者最多的《出柜》（Out）杂志，解雇了全体编辑，再把他们返聘回来，大多数编辑被返聘回来的形式是自由职业者，没有福利待遇，并且工资遭到削减。

一旦很多公司都采用这种做法，就会释放出带来系统性后果的“竞次”效应。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1099自由职业者”、临时工和承包商来削减成本，同行业的其他公司就会受到市场压力，从而被迫去做同样的事情，否则就会面临市场份额及利润的下降。就像运动员的类固醇丑闻那样，这些做法就是经济运行中的类固醇——一旦某个竞争对手这样做，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其他竞争对手就不得不紧跟着这样做。

对员工的错误分类还产生了另外一个严重影响：据美国国税局估计，仅一年时间，这种行为就让美国政府减少了16亿美元的所得税收益（因为公司不负责从“1099工人”的工资代扣所得税，许多独立职业者也从未将税收汇至国税局）。[33]另一个国家就业法项目的研究发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收入每年损失数十亿美元”，就是由于对员工进行了错误分类。[34]曾担任司法部部长，现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杰瑞·布朗（Jerry Brown）成功起诉了两家公司，原因是它们错误地将300名员工认定为独立承包商而不是普通员工，而且不支付最低工资和加班费。这种行为直接导致该州工资税方面有欺诈，布朗在对公司的判决中赢得了1300万美元。像康卡斯特的工人，许多领先的连锁酒店的房间清洁工和前台接待员，比如希尔顿和万豪，实际上都是在为承包商公司工作，而不是酒店。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大楼里的接待员和警卫都不是政府雇员，而是来自私人安保承包商的低工资工人。大部分美国公司的技术支持呼叫中心工作人员都会说一口纯正的、流利的英语，那是因为他们都是班加罗尔或者其他地方的印度工人，没有哪一位是直接为公司工作的。当一个位于孟加拉国拉纳广场的工厂因火灾导致超过1100名服装工人遇难后，像贝纳通和汤米·希尔费格这样的公司却将不安全的生产条件归咎于分包商公司。苹果公司直接雇用了6.3万名员工，而十倍于正式员工的工人是通过各种私人合同关系来雇用的——超过75万人。这就是让苹果——这个世界上最现实的公司出现技术质量问题时——推卸责任的原因，中国的富士康工厂被曝出残酷的工作条件时，这些工厂正是制造苹果手机和平板的所在地。而苹果公司只是归咎于承包商。[35]

一种“假装看不见、假装听不见——直到记者抓到我们再说”的态度，以及邪恶的双胞胎——私人公司承包商的阴谋，已经在美国企业的地界上非常普遍。到底由谁来负责坚守劳动力的标准，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加，最终成为一池浑水，并且让执行更加复杂。在只有1/3雇佣工人的今天，许多公司具有代表性的名牌产品并不是自己生产的，而是由其他代工企业、特许经营企业、第三方承包商和临时机构来完成的。这导致诉讼越来越多，比如一个联邦快递的工人，开着公司的卡车，并且穿着公司的制服，但是并不被公司认定为正式员工。[36]2014年8月，联邦上诉法院在裁决中，发现2300名联邦快递司机被错误地分类，认定为独立承包人，这种错误分类表现在联邦快递极大地控制了他们的日程安排和工作方式，包括强迫他们“穿上联邦快递的制服，必须驾驶联邦快递批准的车辆，并且要求这些员工严格执行联邦快递所要求的着装标准”。威廉·弗莱彻（William Fletcher）法官说。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最终裁定，由于现在的这些承包人以前应被视为员工，所以他们有权享受员工的福利，如加班费和报销费。[37]

但是由于求助于法律注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雇主和雇员之间已经出现了“裂隙”。随着那些大公司试图贪婪地左右兼顾，雇佣关系变得更为碎片化。随着承包商、分包商、再分包商等的层次越来越复杂，雇佣关系变得难以按图索骥。[38]许多位于硅谷的公司都典型地存在这种“裂隙”关系，因为它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最主要的”，所以拒绝直接雇用其他员工。十亿美元数量级的初创公司只有极少数的固定员工，“这些固定员工实际上是利用那些临时工、独立承包人、自由职业者和其他类型的‘1099工人’来工作的”。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说。他是《美国展望》（American Prospect）的作者和合作编辑。[39]

然而正如凯瑟琳·斯通（Katherine Stone）在她的专著《从手工业到数字化》（From Widgets to Digits）中所提及的那样，工人的保障和利益的整个结构都开始变成“新政”——最典型的就是所有的权利都法治化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些预测都建立在工人是作为在公司中生产商品的正式员工来对待的。[40]随着这种关系逐步解体，正如极地的冰雪逐渐融化一样，承包商和应急工作者的权利已经变得很少了。相比于正式工人，他们更容易体会到雇主对工资的剥削。相对更低的工资、违规的超时工作，以及违反健康和安全法律的工作条件等，导致他们几乎没有寻求法律救济的途径。“现代的雇佣关系，”韦尔在其书中写道，“对于他们都是承担核心的正式员工这一假设而言，没有丝毫相似之处。”[41]

对美国劳动力这种恶化的状态持拥护态度和辩护态度的人声称，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经济背景下，我们必须接受这种附带损害，作为我们保持国际竞争力和经济领袖的代价。确实，在2014年9月旧金山召开的技术危机破坏会议上，“1099经济”这个词被作为当今商业模式的“创新劳动力实践”的核心组成部分受到称赞，尤其是在硅谷的初创公司。[42]风险投资企业夏尔巴风投研究表明，对硅谷许多初创公司的调查，包括属于共享经济的初创公司，都表明许多企业都在用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模型将改变法律、健康保健和投资银行等行业，因为这些行业将涌入大量“1099员工”。最后，只有极少数人将拥有全职或者兼职工作职位——一个好的工作职位。夏尔巴风投的报告显示，这是因为“永久员工或者小时工对于方方面面而言通常都是最没有效率的工种”。[43]

当数百家美国企业都在越来越多地雇用“1099员工”时，许多其他国家已经开始着手回应与在美国产生的相似指责，它们颁布相关法律来保护那些数量正在增长的临时工、永久性临时工、自由职业者和独立职业者。这些措施包括，将安全保障福利的覆盖面延伸至“1099员工”，限制临时任务的持续时间，保障同工同酬，保障“1099员工”与其同行在一定程度上的法律平等，并且禁止公司雇用临时工来从事危险作业。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收集的数据显示，有43%的国家都已经对临时任务的持续时间进行了限制。在德国，临时工和独立职业者被保障与公司雇用的正式员工同工同酬。在韩国，任何临时工都以两年为期限，一旦超过这个期限，公司就必须将该工人作为自己的正式员工，否则就必须解约。在巴西，临时工和独立承包人的限制期限为三个月，有特殊情况必须得到劳动部的延期许可。在意大利和日本，这一期限为三年。而在捷克共和国，临时工作的期限是12个月。[44]

但是在美国，临时工人通常会从事数年不变的工作。据OECD的数据显示，美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都给予临时工、自由职业者和独立职业者最低的保护。[45]

将美国现阶段产生的对“新政”的漂移简单归因于美国企业要回应全球经济压力是很不合理的，因为欧洲、日本和全球其他各个国家都面临同样的压力。相反，这种有问题的方向只是美国所秉承的具体的本土法律、政策和法规所产生的结果，而许多其他国家并不支持这么做。

再见“朝九晚五”，你好“朝九晚墓”

制造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和通信部门的工作岗位以前都是令人羡慕的稳定的工作，一直努力工作的美国人，如弗里茨·埃林贝格、克里斯·杨、吉米·马瑞纳以及他们的家庭，都可以享受到中产阶级的殷实生活。但在今天的新经济背景下，在这些工作岗位的员工都要踉踉跄跄地生活，不难想象那些低收入的工人——每天周转于快餐行业、酒店部门和其他服务业岗位的工人，应当怎样生活。这些工人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将麦当劳式的微笑挂在脸上了，因为他们要忙着应对在通往“美国梦”的黄金大道上对他们而言变得越来越稀缺的机会。

比如，玛丽亚·费尔南德斯（Maria Fernandes），一名32岁的单身女性，是一名快餐店工人。其性格非常活泼，整日都在担心自己的体重，她崇拜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和他的音乐。她怀着一颗善良的心，经常用小块的硬面包圈喂养她邻居家的鸟，还定期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买咖啡和甜甜圈，甚至在自己都入不敷出的时候。玛丽亚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葡萄牙移民家庭，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她期望有一天自己能够存到足够多的钱，去美容学校学习，努力成为一名美容师或美发师。[46]

但是玛丽亚永远也不会实现她要去美容学校的梦想了，因为她已经死了。许多人都认为，她是被在快餐店做工人期间极其糟糕的工作环境杀死的。

玛丽亚并不仅仅在一家快餐店工作，因为她赚得太少了，甚至比新泽西州的最低工资——每小时8.25美元还要少，所以她同时打三份工，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新泽西北部不同的甜甜圈店。她下午在纽瓦克工作，夜间在林登工作（大约30分钟车程），而周末在哈里森工作，从一个工作地点辗转到另一个工作地点。她的日程看起来非常辛苦，经理夸奖她是一个模范员工，然而她不能经常回家睡觉——为了赶上工作日程的安排，她不得不经常在休息站或者停车场的车里睡一会儿——在这里睡两个小时，在那里再睡三个小时。

正如《纽约时报》一篇文章中所报道的那样，她像往常一样打着火在车里睡觉，这当然是为了保证夏天车里开空调凉快一些，冬天吹着热风暖和一些。由于在车里睡觉太过频繁，她开始在后备厢准备一瓶汽油，因为她实在不想让睡醒之后因油箱空空而无法赶到下一个工作地点的情况出现。她的男朋友警告过她，说这样太不安全，但是她实在害怕错过任何一份工作。在工资如此低的情况下，她每个月必须为公寓支付550美元的房租，不要去想她负担两个人的空间——而是一间她偶尔在里面睡一觉的公寓——她经常不得不睡在她的“带轮子的家”里。

在林登工作了一夜之后，2014年8月25日清晨，玛丽亚在新泽西州伊丽莎白瓦瓦便利店的停车场开始睡觉，此地距离纽瓦克下午班的地点大约有一半的路程。便利店的监控摄像机拍摄到她在清晨6：27进入该店后面的停车场。她把驾驶员的座位放平，然后闭上了眼睛。不久之后，一位瓦瓦便利店的员工到达店里开始工作的时候，还注意到玛丽亚在她的车里。他认为她在睡觉，所以就径直走进了店里。几个小时之后，当他在下午3：30下班时，他发现玛丽亚仍然躺在那里，但是那个时候她已经满口白沫。他立即告知了经理，经理立即拨打了911。急救人员回应说，汽油罐子在后备厢里倒了，整个车里都充斥着挥发出来的油气。一位警员调查发现，导致玛丽亚窒息的正是倒了的汽油罐子所挥发出来的过量的一氧化碳。当玛丽亚在下午5：56被宣布死亡的时候，她仍然穿着“唐恩都乐”那家店的工作服。

玛丽亚·费尔南德斯的死引发了一场国家性宣泄，就像这个国家通过我们即将创造的社会的类型开始审视自己的灵魂。这一次对国家灵魂的反思，让人想起在亚洲，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在一次肇事逃逸事件中死亡的事情，[47]当时许多人都问如果此事发生在美国会怎么样。美国是中产阶级诞生之地，如今却在走下坡路，任何一个美国公民都有可能不得不同时打三份工。玛丽亚被看作美国低工资群体所面临的艰辛状况的代表，也是几十年来普遍下降的工作岗位质量的结果。

但是也有其他人认为还有一大堆问题尚未回答。比如，玛丽亚为什么在车里睡觉还打着火？为什么要在车里放一罐汽油？为什么她不稍微开一点窗透透气？如果她真的如此潦倒以致必须打三份工，那么她怎么能承担得起打着火在车里睡觉呢？《纽约时报》网站上的一位评论者坚持认为，这一教训对低工资工人来讲值得汲取。他写道：“打着火在车里睡觉是非常愚蠢的，这就是费尔南德斯女士死亡的原因。”另一个评论者写道：“或许糟糕的判断才是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而不是什么低工资。”

确实，在汽车里放一罐汽油的确是一个悲剧的错误决策，但是一个人在睡眠严重不足和体力透支的情况下做出一个错误判断也并不奇怪。正如一个评论者回应上述指责时所写的：“如果我每天睡不够六小时，我都写不好我的名字，况且这还只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久坐的工作。”另外一位玛丽亚的捍卫者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写道：“我非常穷并且常常睡在自己的车里……如果（这些批评者）曾经有过生活在现代贫困中的经历，他们就会理解这个事件的一些细节，例如在车里睡觉这样再普遍不过的行为。那些指责她在财务上浪费了汽油（因为她运行着车载空调）的读者一定也睡在开着空调的卧室里吧。”

所以，玛丽亚或许可以做出一些更好的选择，但是她错过了。作为一个低工资永久自由职业者，要想努力达到收支平衡，有限的选择空间让她不容有失。新泽西州也有成百上千名像玛丽亚这样打多份工的人。卡尔·万·霍恩（Carl Van Horn）是位于新不伦瑞克的罗格斯大学劳动力发展中心的主任，他说：“这就是那些特别想找到全职工作却不能如愿的人。在这些情况下他们像上紧了发条一样筋疲力尽。在更多的情况下只会制造一种特别强烈的紧张感。”[48]

与此同时，“唐恩都乐”在2013年的销量达到了93亿美元，其CEO奈杰尔·特拉维斯（Nigel Travis）得到了420万美元的工资、股票期权和福利，比2012年上涨了120%。[49]他还作为该公司的年度代理获得了另一份2100万美元的股票期权。[50]“唐恩都乐”归属于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一家老公司贝恩资本，已经从它所雇用的低工资工人大军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51]玛丽亚·费尔南德斯就是在新经济下从“普通商业”模式中遭受附带损害的人。像她这样的低工资工人已经触碰到了绝望的底线，而这个国家却认为这种绝望已经过去了。确实，我们希望它们赶快消失。

恰恰相反，商业领袖还在持续不断地发明新方法来压榨他们的低工资工人生命和活力的点点滴滴。众所周知，许多沃尔玛的工人都必须接受公共援助才能达到收支平衡；万豪酒店请客户给女佣小费——这个连锁酒店的工资显然低到无法让员工达到过上体面生活的标准。现在，奸商想出了另一个歪招儿——“实时调度”（just-in-time scheduling）。[52]

雇主逐渐开始要求他们的雇员随时随地待命，而且几乎不会提前通知他们日程安排。一大群零售业的雇主已经开始使用数字日程系统，从而方便将雇员的工作时间调成特别精确的顾客最有可能光顾的时间段。[53]逐渐地，兼职工人根本不知道他们被排在哪个时间段上班。或者，一个员工在被安排的工作班次出现了，却被告知回家待命。相似事件就发生在密尔沃基的玛丽·科尔曼（Mary Coleman）身上。她按照自己在“派派思”（Popeyes）的工作班次安排，坐了长达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到达工作地点，但是她的老板告诉她，现在不需要上班。对于被取消的班次，她没有收到任何工资和补偿。[54]

这一技术被雇主用来减少他们的用工成本，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使每个人的生活更加轻松和有希望。由此产生的不稳定因素剥夺了低工资雇员安排他们生活的能力，以致他们不能去安排托儿时间、安排（学生的）课程或者第二份（或第三份）工作、参加家庭聚会或者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这种技术能够让雇主更加便利地雇用一大批兼职工人来代替全职工人（他们需要为全职工人支付额外的安全保障）。这就意味着，许多像玛丽亚·费尔南德斯的工人不能通过一份工作达到足够的工作时间从而实现收支平衡，而是必须同时打两份或者三份工，导致对其他方面的滥用和危险敞开了大门。总之，用“实时调度”来安排工作日程后，工人已经不可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了。

这种没法预期的工作尤其给2700万兼职的美国人带来了问题。[55]其中一些兼职人员是“1099工人”，另一些是有规律的W-2雇员。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战场。2007年以来，特别向往全职工作的兼职人员的数量几乎已经翻了一番，达到了750万人，尤其是在后危机时代，并且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56]兼职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任何途径获得任何形式的健康保险和失业保险。[57]将近30%的美国人声称他们的工作安排是从白天开始，但结束的时间不确定。并且据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47%的兼职小时工年龄都在26~32岁，大都是提前一个星期甚至更短的时间才得知他们的工作安排。[58]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研究发现，老板会给部分年轻人而不是给所有的员工下令来发布工作安排。[59]另一项迪莫斯（Demos）的研究表明，女性、非裔美国人以及拉美裔美国人受到“实时调度”的影响并不成比例。[60]

快餐店的工人是更多使用“实时调度”的群体，他们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只有24小时；将近70%的低收入工人都没有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变工作起止时间的选择。[61]他们的平均工资是8.94美元，甚至有的人赚得更少。[62]结果，有一多半的快餐店工人都要接受公共援助，每年要花掉纳税人70亿美元。[63]此外，另一项研究表明，被支付大幅度过低的工资并且被迫接受强制的不确定的工作时间，导致89%的快餐店工人没有休息时间，被迫去做一些黑市工作，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还会被欺骗以致拿不到工资，尤其是在加班工资方面。[64]与此同时，快餐店CEO在2012年的平均工资就已经达到2670万美元，这个数字导致CEO与工人的工资比率高达1200∶1，远远高于其他行业。[65]

快餐行业的领导品牌，如麦当劳（纳税人每年要花掉12亿美元来为麦当劳的工人提供公共援助[66]），当然可以支付得起满足普通人生活的工资，但它声称自己并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它相当自信，它是大多数年轻人择业时的首份工作选择，且几乎没有给年轻人提供晋升的通道。实际上，有一半的快餐店工人都超过了28岁。[67]麦当劳已经通过下发超过1.4万个特许经营权来试着摆脱违反劳动和工资法的行为，并声称这些工人并不是为它工作，而是为具有麦当劳特许经营权的门店工作——所以母公司不应当负任何责任（麦当劳对这些具备特许经营权的门店有事无巨细的上百条要求，既包括快餐店内部和外部设计，也包括食物质量、着装等，甚至包括餐巾的设计）。[68]

像麦当劳一样，纳税人每年要花掉62亿美元来为沃尔玛的工人提供公共援助，沃尔玛却不必为这种剥削的商业模式接受任何批评。[69]2014年6月，沃尔玛的一个司机打了喜剧演员崔西·摩根（Tracy Morgan），还杀死了其同伴。据警方说，他已经24小时没合眼，已经连续工作了13个半小时（联邦政府的限制是14个小时），然后又继续完成了他的最后一个班次，而不是选择遵守政府的限制，因为他急需用钱。[70]仅仅是作为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的继承人——三个孩子和一个儿媳——就能成为《福布斯》最富美国人排行榜上的第6位、第7位、第9位和第10位，[71]总财富则达到1400亿美元，但是沃尔玛官方仍然坚持认为，用“实时调度”来安排工作是商业模式的核心，对沃尔玛的成功至关重要。[72]这种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包括仓储配送行业和制造业。

但是众议员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派）提出质疑：用“实时调度”安排工作“对（沃尔玛）来说，究竟是一种成功的商业模式，还是对其从生意中赚到更多的利润至关重要？这两件事情并不完全一致。如果使用‘实时调度’安排工作时间和临时工人的目的在于为沃尔玛家族牟利，为美国最富裕的人牟利，而不是将商业成果与其员工分享，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国家中失去经济公平的所有感觉”。众议员米勒联合了工作时间安排的应用程序“工作表”（Work Act），后者将命令那些雇用从事短期工作的工人的企业支付额外工资，并且要求雇主为上下班时间在四个小时以上的工人支付最低工资。[73]当然，这项法律在联邦层面通过的概率很小，但旧金山和佛蒙特州已经通过了这个版本。一项名为“公平工作周”的全国运动正在推动立法，来限制许多地方的这些行为，包括密尔沃基、纽约、圣克拉拉、加利福尼亚等。这场战斗一直到最近才打响。

与此同时，低收入工人也有正准备开始反击的信号。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快餐店工人发起的对极低工资的反抗以及不进行报复组织工会的权利正在蔓延，[74]已经在美国的150多个城市发生罢工现象。2014年5月，在麦当劳股东会议上，将近一百名工人在反抗他们的不公平待遇时被逮捕，并且当时有大约2000名反抗者，包括几百名身穿工作服的麦当劳工人，在公司位于伊利诺伊州奥克布鲁克的总部进行游行。[75]

2014年7月，1000名快餐店工人在全国游行，目的是召开第一次全国会议，策划如何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包括每小时15美元的最低工资和无报复地组织工会的权利。一位会议的组织者写道：“我已经在麦当劳工作了10年，但是每小时仍然只有7.35美元的工资——只比联邦规定的最低工资高几个子儿而已。我的四个女儿应该过得更好一些，我也应当过得更好一些。麦当劳和其他快餐公司应当知道，当你没有足够的工资来生存的时候，你就会为生活做许多其他工作。你必须这样做，直到你得到公平的待遇。”[76]

最后，在2014年12月，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宣布了一项决定，点名麦当劳公司——在它的加盟店中作为工人的“联合雇主”，必须由母公司通过特许经营权的方式负责数百个针对违反法律和公司的投诉。这引起许多企业和贸易组织的强烈抗议，它们称这个决定打击了“特许经营权体系的心脏”，而这个体系在公司业务已经运行了许多年。[77]但是来自美国劳工部工资和工时司的大卫·韦尔指出了雇主方存在的明显矛盾：“这些公司规定质量标准和最终的产品或服务，但是，如果出现了劳动力问题，他们就会认为，‘这些人不是我的员工’。你真的能这样两头获利吗？”[78]

当低工资问题和快餐店工人已经有了一些收获时，劳动人民的另一个胜利也随之到来。2015年2月，“脸书”的司机投票赞成与“循环运输”签订的合同。经卡车司机谈判后的合同能够提供一个相当高的有通盘意义的工资，增长近20%，那些有分工变化的司机还将得到额外的工资，那些不想有分工变化的司机最低工作时间为六小时，这些司机还能够与正式员工一样，享有更多的带薪休假和病假，以及健康保障和福利津贴。“脸书”司机这一轮的胜利反过来刺激了硅谷其他公司司机组织的水平。当工人联合起来，并且摆出一些关于不公平和不公正的清楚且有说服力的证据时，他们就毫无疑问地胜利了。[79]

现在仍然有许多像玛丽亚·费尔南德斯的人生活在我们身边，尽管我们看不到他们。他们是那些每天都积极面对挑战的英雄，与已经失去理智和斗志并且颓废的雇主做着斗争。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口信中，他说过：“我们的努力尝试不是为了让那些富有的人更加富裕，而是让贫穷的人能够获得更多保障。”[80]

中产阶级农奴

或许对许多人而言，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甚至是可以接受的——快餐行业的工作岗位质量在平均标准以下。这种工作岗位被认为是某些人不得不去从事的一种工作，并且只要时间再长一些，你总会找到更好的工作。但是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员开始感受到收入的削减和安全保障的下降。许多人致力于跻身知识分子和创新精英的行列，却在“1099雇员”的高学历临时劳动力大军中逐渐成为无足轻重的一员。

有许多记者都曾经在领军报纸中获得奖项，而今却被解雇了（一些人可能是被散文创作机器人所取代——详见本书第六章），并且现在已经沦为为不知名出版物写豆腐块文章的撰稿人，而这些出版物通常只是随便施舍一些稿费。许多平面设计师和网页开发人员都是完成这项工作就去找另一项工作，通常都是挣扎在寻找下一份临时工作的路上。自由职业者技术工人的群体还在不断扩大，这些人以自雇形式为硅谷大亨或其他技术资本工作，特别努力地想浮上水面透透气。还有一些兼职教授，他们被聘为“临时知识分子”，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能不能获得终身职位，或者势必会成为游走在学术界的吉卜赛人（被称为“高速公路上的传单”），在他们剩余的职业生涯中要从一所大学穿梭到另一所大学。[81]还有那些前景特别黯淡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在学校学到的技能和教育对于在咖啡店做浓缩咖啡而言毫无用处，然而他们只能在这些地方找到工作。当然还有自由职业的电影制片人、编剧、摄影师、编辑和翻译，他们必须花大量时间来寻找下一份工作，在这些时间里他们得不到任何工资。

想象一下，华尔街的一家金融或者法律公司的秘书，在金融危机的废墟中被解雇，然后又在“复苏”的经济中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为当地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文员，并且被告知没有健康保险和退休金。再想象一下，兰登书屋的一位编辑，在继图书销量不断下降、经历了旨在削减成本的“黑色星期三”彻底重组后，现在必须要面对自己成为一个自由职业作家的经纪人、过上不稳定生活的事实。[82]

还有，谁能忘记2009年1月15日在哈得孙河紧急迫降的美国航空公司1548次航班呢？！它的机长是切斯利·萨伦伯格（Chesley Sullenberger）。“萨利（Sully）”萨伦伯格一时间成为国民英雄，但是仅一个月之后，他就在国会面前公开证实飞行员工资、津贴和其他福利的大幅削减，这逼迫有经验的飞行员离开了这个行业并且威胁到乘客的安全。萨伦伯格机长告诉众议院航空小组委员会，他的工资近几年来已经削减了40%，而且津贴已经被终止了。[83]收入的削减“将飞行员和他们的家庭置于一种入不敷出的财务境地”，萨伦伯格称，缺少有经验的飞行员，“我们将看到公共飞行行业出现更多的事故”。[84]

他的证词并不都是猜想：在他提供证词不到两周之前，国家被一场多年罕见的特别严重的航空撞机悲剧震惊了，即科尔根（Colgan）航空公司3407次航班。3407次航班是一个区域通勤航班，同时还是大陆航空公司的航班，是一个联合飞行支线航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飞行支线航班的飞行员每小时的工资少于12.5美元，甚至比纽约市的出租车司机每小时的工资还低。[85]通常，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病假时间，却不得不从居住地到支线基地通勤数百甚至上千英里，导致许多人都在身体透支、虚弱或者生病的情况下坚持飞行。[86]这件事不容小觑。在美国，支线飞行员所承担的飞行日程占到了一半之多，每年要运送美国乘客1.6亿人次。当科尔根／大陆航空公司的3407次航班在2009年2月12日撞进纽约州布法罗附近的一幢别墅时，飞机上所有人以及待在地面的别墅主人全部遇难，它的飞行副驾驶员仅能赚到1.62万美元的年薪。实际上，这名飞行员常在业余时间做兼职工作，在咖啡店打工来补贴微薄的工资，并且通宵达旦地从家里开车到西雅图，就是为了完成科尔根安排在纽瓦克的工作。[87]这个航班的机长在前一天也是大老远地从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家中赶来的。通过驾驶舱语音记录器，能听到这两名驾驶员在航班飞行的过程中一直在不停地打哈欠。

3407次航班空难以及萨伦伯格机长非常精彩的证词使大家聚焦于高技术职位的工作条件，例如，商业航线的飞行员，但是这种恐怖事件越来越频繁，以致它们听起来太熟悉了，我们从许多其他岗位和行业中听到过这些事，也从家庭、朋友和伙伴中听到许多相似的故事了。

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发生在大多数行业和工作岗位中，以致蒂娜·布朗（Tina Brown）——一位华丽的媒体大亨，《名利场》（Vanity Fair）、《纽约客》（New Yorker）和《每日野兽》（Daily Beast）的新潮的前任编辑——都已经开始怀疑这些事情对自己的伙伴和朋友的影响。

“如今，每个人都有一个基于项目的自由职业岗位，都可以成为一个耍诡计骗钱的人。我身边的人都不再有一份正式工作，都是打零工的人，”她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认识的少数人开始打零工，并且假装他们很享受这种做‘许多有趣的事情’的‘自由’和‘多变’。但是，一年之后，没人再有兴趣去演这种封面故事了。”[88]

听起来，像弗里茨·埃林贝格、克里斯·杨和吉米·马瑞纳等人就像工人阶级一样，但布朗谴责“大家怎么会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感觉，为了赚点儿小钱每天辛苦地打三份工，（如果你幸运的话）可以得到原来一份固定工作提供的工资，（如果你不幸运的话）比原来一份固定工作提供的工资还要少。得到的当然都是负效益……竭尽全力地打三份工就是这个游戏的名字……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兼职岗位而不是固定工作岗位，美国公司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多人都去休永久产假了”。

以往，蒂娜·布朗都是以举办她关系网中的一线明星参加的奢华宴会而出名的，但是突然间，她变成了一个新生的工会领袖。“那些谄媚的底层人群已经在焦虑、不确定和备受欺辱的临时工作（以前被称为计件工作）中生存了很长时间，”她说，“现在，那些在社会顶层的人也在学习第一手劳动‘个人主动性’、‘自力更生’和一丁点儿同情心——或许一丁点儿都没有——的奇迹，与像失败者一样被解雇的精英分子似乎没什么两样……随着经济自由落体式的滑坡，美国的工作环境还在发生改变，并且现在社会顶层的人也在拼命赚钱……现在拼命赚钱看起来很拉风。”

布朗还敏锐地观察到，那些丢掉“好”工作并且已经参与到1099混乱世界工作的许多美国人，现在都是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地为许多客户工作，赚着与之前相比更低的工资，而且没有工作保险。确实，许多人都必须通过多种途径来赚钱，每年找十几份甚至更多份的工作。他们必须落实和支付自己的健康保险，并且为退休进行储蓄。在没有雇主承诺任何福利津贴或者401（k）计划的情况下，实际上也没有哪个雇主可以支付与员工贡献相匹配的工资。他们必须自己推算个人所得税并且将税单寄到税务局，而且作为一名“1099雇员”，他们还必须支付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看起来既像自己的雇主又像雇员，他们需要成为自己的记账员和会计，但这种技能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学会的。此外，这些作为雇员的不同工作有很多都是有时间交叉的。许多雇员在他们的工作生涯中，都是从兼职到全职、到临时工、到永久临时工、到独立执业者、到承包商、到自由职业者、到微工作承担者，再回到最初。

即使这些雇员能够赚到和中产阶级同等的收入，他们也是生活在不知道下一份工作从何而来的不安中，并且不知道他们这样努力地打多份工到底能坚持多久。他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原来都是相对简单的，现在都变得十分复杂。越来越多的雇员必须面对这种通过技能设置来适应处境的变化，这越来越不适合我们的时代了。

短工的另一个名字

从底层的快餐店工人到空气稀薄的顶层的蒂娜·布朗的晚会，几乎所有人都在忍受被压榨的疼痛。它随时随地在发生，在高层或者底层，在每时每刻，在世界上的每个角落，在各个年龄段和不同特征的人群中。上述挣扎前行的人的故事只是近年来上百万美国工人每况愈下的经历的一个缩影，而且现在也看不到尽头。这些数字已经清楚地表明，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即使他们在大衰退之后能够再次找到工作，他们的工作保障也更少、工资更低，并且几乎没有安全保障。如果说之前他们是在一个雇主与雇员互惠互利的关系当中，那么现在他们就只剩自己了。在过去20多年里，劳动力已经变得越来越脆弱，期望值也在不断下降。现在，大衰退已经完成了转型。企业已经资本化的危机让他们加速使用所有钻法律空子和第三方运营的各种类型的“1099工人”作为雇员。这是同一个策略的一部分，母公司可以逃避为他们的员工提供体面的中产阶级工资和安全网的责任。现在的公司都很明智地找到一种方式，即让第三方机构来扮演坏人的角色。

总之，这是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量不确定性和风险正在变得稀松平常，并且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已经演变成“不稳定”的数百万的美国人，都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却只能当“矿井里的金丝雀”，数百万美国工人即将遭遇的预言，也是全世界数百万工人即将遭遇的。加上危机的若隐若现，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有3/4的美国人在靠薪水生存，没有应急储蓄来渡过一旦失业的难关。[89]这就是新型短工，“劳动力移民”新浪潮的一部分，这些人被经济浪潮所驱使，在不同的工作之间、不同的雇主之间辗转，而且一旦遇到困难，也没有安全网保护自己。美国工人的新困境，促使作家玛丽恩·克雷恩（Marion Crain）和迈克尔·谢若登（Michael Sherraden）把此写入了他们的著作《在经济脆弱性的阴影下工作和生活》（Working and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Economic Fragility）：“一场悄无声息的危机正在路上，国家将为此付出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本。”[90]

美国并不是这些劳动力压力和趋势发生的唯一地点，但是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它们在美国发展得最快。不稳定工作岗位、兼职雇员、临时工和自由职业者的增长已经在其他发达经济体中出现，比如，英国、德国、日本和西班牙——但不像在美国那样严重，其中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把固定工作雇员所能够享有的保护和安全网也延伸到了临时工、自由职业者和兼职人员群体中。但是全球的轨道还是让人不安的。[91]

欢迎来到自由职业者社会。“1099工人”的大军已经开始变成自由职业者、承包商和临时工，甚至许多固定职工和全职雇员也在逐步地受到压榨，感受到了自身处境的变化。数百万美国人正在离开他们的大型设备，开始在自己的孤岛上生存。由于环境不受他们的控制，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工人，现在就像矿石那样被铲进咆哮的炉子，还美其名曰：“共享”经济（其实是一个误称，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那样）。

[92]原文数字为“200K”，直译应为“20万户”，但是参照上下文，此处应为“2万户”。——译者注

[1]Alexandra Goldman, “Curbing the Google Bus,” Al Jazeera America, February 5, 2014, http://america.aljazeera.com/opinions/2014/2/google-bus-san-franciscopublictransitrentgentrification.html (accessed March 20, 2015).

[2]Alexandra Goldman, “The ‘Google Shuttle Effect’: GentrificationAnd San Francisco’s Dot Com Boom 2.0,” Professional Report, University California at Berkeley, Spring 2013,http://svenworld.com/wp-content/uploads/2014/01/Goldman_PRFinal.pdf(accessed March 20, 2015).

[3]Joe Fitzgerald Rodriguez,“Activists, union challenge Google bus pilot program,” Bay Guardian, February 19, 2014, http://www.sfbg.com/politics/2014/02/19/activists-union-challenge-google-bus-pilot-program (accessed April 29, 2015).

[4]John Coté and Marisa Lagos, “Google Says ＄6.8 Million for Youth Muni Passes Just a Start,”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February 28, 2014, http://www.sfgate.com/news/article/Google-says-6-8-million-for-youth-Muni-passes-5273937.php(accessed March 20, 2015).

[5]Rebecca Solnit, “Diary,” London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7, 2013, http://www.lrb.co.uk/v35/n03/rebecca-solnit/diary (accessed March 20, 2015).

[6]Jeff Elder, “Google to Make Security Guards Employees, Rather than Contractors,”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3, 2014, http://blogs.wsj.com/digits/2014/10/03/google-to-make-security-guards-as-employees-rather-than-contractors/ (accessed March 20, 2015).

[7]Aaron Taube, “Facebook Shuttle Bus Driver Explains Why He’s Furious about His Job,” Business Insider, November 18, 2014,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facebook-bus-driver-explains-why-hes-furious-2014-11 (accessed April 29, 2015).

[8]Kristen V.Brown, “Facebook’s Bus Drivers Push toUnioniz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November 19, 2014, http://www.sfgate.com/news/article/Facebook-bus-drivers-push-to-unionize-5804445.php (accessed March 20, 2015).

[9]Teamsters,“Long Days,Low Pay for Facebook Drivers,” Teamsters News, October 3,2014,http://teamster.org/news/2014/10/long-days-low-pay-facebook-drivers(accessed March 20, 2015).

[10]Jessica Guynn, “It’s a Long, Tiring Haul for Silicon Valley Bus Drivers,” USA Today, August 14, 2014, http://www.usatoday.com/story/tech/2014/08/13/facebook-shuttle-bus-drivers/13478347/ (accessed March 20, 2015).

[11]Steven Greenhouse, “Facebook’s Shuttle Bus Drivers Seek toUnioniz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5,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10/06/business/facebooks-bus-drivers-seek- union.html (accessed March 30, 2015).

[12]Teamsters, “Facebook Drivers Vote to Join Teamsters,” Teamsters News, November 19, 2014, http://teamster.org/news/2014/11/facebook-drivers-vote-join-teamsters (accessed March 20, 2015).

[13]Darwin Bond Graham, “The Flipside of San Francisco’s Displacement Crisis: The Influx of the Very Rich,” 48 Hills, May 5, 2014, http://48hills.org/2014/05/05/flipside-san-franciscos-displacement-crisis-influx-rich-darwin-bond-graham-yahoo-began-running-hulking-purple-buses-san-francisco-2005-google-followed-two-years-lat/#permanently-moved (accessed March 20, 2015).

[14]Jessica Guynn, “San Francisco Split by Silicon Valley’s Wealth,” Phys.org, August 22, 2013, http://phys.org/news/2013-08-san-francisco-silicon-valley-wealth.html (accessed March 20, 2015).

[15]Brown, “Facebook’s Bus Drivers Push to Unionize.”

[16]Clifford Coonan, “Workers Threaten Mass Suicide at Company That Supplies Apple,”The Independent, January 12, 2012,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sia/workers-threaten-mass-suicide-at-company-that-supplies-apple-6288160.html (accessed March 20, 2015).

[17]Lydia DePillis, “This Is What a Job in the U.S.’s New Manufacturing industry Looks Like,” Washington Post, March 9, 2014,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wp/2014/03/09/this-is-what-a-job-in-the-u-s-new-manufacturing-industry-looks-like/ (accessed March 20, 2015).

[18]Rebecca Smith and Claire Mckenna, “How the Domestic Outsourcing of Blue-Collar Jobs Harms America’s Workers,”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and National Staffing Workers Alliance, March 2015, http://www.nelp.org/content/uploads/2015/03/Temped-Out.pdf (accessed April 29, 2015), page 1.

[19]Michael Grabell, “The Expendables: How the Temps Who Power Corporate Giants Are Getting Crushed,” ProPublica, June 27, 2013, http://www.propublica.org/article/the-expendables-how-the-temps-who-power-corporate-giants-are-getting-crushe (accessed March 20, 2015).

[20]Ibid.

[21]Rebecca Smith, “The Permanent Temp Economy,”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September 8, 2014, http://www.usnews.com/opinion/articles/2014/09/08/nations-growing-numbers-of-temp-workers-need-labor-protections-unions (accessed March 20, 2015).

[22]Michael Grabell, “Temporary Work, Lasting Harm,” ProPublica, December 18, 2013, http://www.propublica.org/article/temporary-work-lasting-harm (accessed March 20, 2015).

[23]Michael Grabell, “Taken for a Ride: Temp Agencies and ‘Raiteros’ in Immigrant Chicago,” ProPublica, April 29, 2013, http://www.propublica.org/article/taken-for-a-ride-temp-agencies-and-raiteros-in-immigrant-chicago (accessed March 20, 2015).

[24]Steven Greenhouse, “U.S.Cracks Down on ‘Contractors’ as a Tax Dodg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7,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2/18/business/18workers.html?_r=1 (accessed March 21, 2015).

[25]Cari Tuna, “Employers and Workers Clash in Court Over ‘Contractor’ Label,”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0, 2009, http://www.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48704112904574477991168814928 (accessed May 5, 2015); also see Donna Goodison, “Ex-cable installer sues Comcast,” Boston Herald, October 2, 2009, http://www.bostonherald.com/business/business_markets/2009/10/ex_cable_installer_sues_comcast (accessed May 5, 2015), page 27.

[26]Greenhouse, “U.S.Cracks Down on ‘Contractors’ as a Tax Dodge.”

[27]Lauren Weber, “Wage-Law Enforcer Favors Proactive Approach,”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www.wsj.com/articles/boss-talk-wage-law-enforcer-favors-proactive-approach-1419972132 (accessed March 21, 2015).

[28]Greenhouse, “U.S.Cracks Down on ‘Contractors’ as a Tax Dodge.”

[29]James Surowiecki, “The Underground Recovery,” New Yorker, April 29, 2013,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3/04/29/the-underground-recovery (accessed March 21, 2015).

[30]Greenhouse, “U.S.Cracks Down on ‘Contractors’ as a Tax Dodge.”

[31]Claire Gordon, “How Employers Can Legally Strip Your Job of Benefits,” AOL Jobs, April 27, 2012,http://jobs.aol.com/articles/2012/04/27/how-employers-can-legally-strip-your-job-of-benefits (accessed May 5, 2015).

[32]Brian Pedersen, “Employees Turned into Contract Workers at Tucson PR firm,” Arizona Daily Star, March 18, 2009, http://tucson.com/news/employees-turned-into-contract-workers-at-tucson-pr-firm/article_1b109902-c538-55b5-9c8b-e6c91c51d13b.html (accessed March 30, 2015).

[33]Tuna, “Employers and Workers Clash in CourtOver ‘Contractor’ Label.”

[34]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Independent Contractor Misclassification Imposes Huge Costs on Workers and Federal and State Treasuries: A Survey of Research,”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August 2014, http://www.nelp.org/page/- /Justice/IndependentContractorCosts.pdf?nocdn=1 (accessed March 21, 2015).

[35]Robert Kuttner, “Why Work Is More and More Debase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23, 2014,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4/oct/23/why-work-more-and-more-debased (accessed March 21, 2015).Even in the sensitive realm of foreign policy, private contractor firms like Blackwater are increasingly present in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providing frontline national security services and support for the U.S.government and military, often with an appalling lack of accountability.

[36]Ibid.

[37]Bob Egelko, “Court Rules FedEx Drivers in State Are Employees, Not Contractor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ugust 28, 2014, http://www.sfgate.com/bayarea/article/Court-to-FedEx-Your-drivers-are-full-time-5717048.php (accessed March 21, 2015).

[38]David Weil, The Fissured Workplace: Why Work Became So Bad For So Many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I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9]Kuttner, “Why Work Is More and More Debased.”

[40]Katherine V.W.Stone, From Widgets to Digits: Employment Regulation for the Changing Workpla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cited in Kuttner, “Why Work Is More and More Debased.”

[41]Weil,The Fissured Workplace，page 183.

[42]http://nymag.com/daily/intelligencer/2014/09/silicon-valleys-contract-worker-problem.html.

[43]SherpaVentures, “SherpaVentures On-Demand Economy Report,” Scribd, 2014 ODE Report, http://www.scribd.com/doc/235776320/SherpaVentures-On-Demand-Economy-report (accessed March 21, 2015).

[44]Michael Grabell, “U.S.Lags Behind World in Temp Worker Protections,”ProPublica, February 24, 2014, http://www.propublica.org/article/us-lags-behind-world-in-temp-worker- protections (accessed March 21, 2015); see also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 2012- 2013,” OECD EPL Database, update 2013, http://www.oecd.org/els/emp/All.pdf (accessed March 21, 2015).

[45]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Indicators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OECD.org, http://www.oecd.org/employment/emp/oecdindicatorsofemploymentprotection.htm (accessed March 21, 2015).

[46]Rachel L.Swarns, “For a Worker with Little Time between 3 Jobs, a Nap Has Fatal Consequence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8,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9/29/nyregion/3-jobs-plenty-of-dreams-and-the-fatal-consequences-of-one-dangerous-decision.html (accessed March 21, 2015).

[47]Tania Branigan, “Toddler Left Dying after Hit and Run Prompts Soul Searching in China,” Guardian, October 17, 2011,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oct/17/toddler-hit-and-run-china (accessed March 21, 2015).

[48]Tom Hayden, “Woman Who Worked in Four Jobs, Overcome by Fumes, Dies as She Naps in Car,” NJ.com True Jersey, August 26, 2014, http://www.nj.com/union/index.ssf/2014/08/deceased_woman_in_elizabeth_worked_four_jobs_ napped_in_car_overcome_by_fumes_police_say.html (accessed March 21,2015).

[49]Dunkin’ Donuts, “Dunkin’ Donuts Press Kit,” Dunkin’ Donuts Newsroom, October 28, 2014, http://news.dunkindonuts.com/presskits/dunkin-donuts-press-kit (accessed March 21, 2015).

[50]Gary Strauss, “Dunkin’ Brands CEO Got Plenty of Dough in 2013,” USA Today, March 26, 2014, http://www.usatoday.com/story/money/business/2014/03/26/dunkin-brands-ceo-got—plenty-of-dough-in-2013/6923985/ (accessed March 21, 2015).

[51]Deal Book, “Dunkin’ Donuts Parent Files for an I.P.O.,” New York Times, May 4, 2011, http://dealbook.nytimes.com/2011/05/04/dunkin-donuts-parent-files-for-an-i-p-o/ (accessed March 21, 2015).

[52]Amy B.Dean, “Workers Are Constantly on the Edge of the Knife,” Truthout, September 12, 2014, http://www.truth-out.org/news/item/26120-workers-are-constantly-on-the-edge-of-the-knife (Accessed March 21, 2015).

[53]Nancy K.Cauthen, “Scheduling Hourly Workers: How Last Minute, Just-In-Time Scheduling Practices Are Bad for Work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 Demos, March 14, 2011, http://www.demos.org/publication/scheduling-hourly-workers-how-last-minute-just-time-scheduling-practices-are-bad-workers (accessed March 21, 2015).

[54]Steven Greenhouse, “A Push to Give Steadier Shifts to Part-Timers,” New York Times, July 15,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7/16/business/a-push-to-give-steadier-shifts-to-part-timers.html?r=0 (accessed March 21, 2015).

[55]Greenhouse, “A Push to Give Steadier Shifts to Part-Timers.”

[56]Maria E.Canon, Marianna Kudlyak, and Marisa Reed, “Is Involuntary Part-Time Employment Different after the Great Recession?”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July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stlouisfed.org/publications/re/articles/?id=2536.

[57]“Employee Benefits in the United States—March 2014,”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News Release, USDL-14-1348, July 25,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bls.gov/news.release/pdf/ebs2.pdf.

[58]Sarah Jane Glynn and Joanna Venator, “Workplace Flexibility,”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Washington, D.C., 2012, available at https://cdn.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issues/2012/08/pdf/flexibility_factsheet.pdf.

[59]Greenhouse, “A Push to Give Steadier Shifts to Part-Timers.”

[60]Cauthen, “Scheduling Hourly Workers.”

[61]Glynn and Venator, “Workplace Flexibility.”

[62]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Going Nowhere Fast: Limited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the Fast Food Industry,”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Data Brief, July 2013, http://nelp.3cdn.net/84a67b124db45841d4_o0m6bq42h.pdf (accessed March 21, 2015).

[63]Susan Berfield, “Fast-Food Wages Come With a ＄7 Billion Side of Public Assistance,” Bloomberg Business, October 15, 2013, http://www.bloomberg.com/bw/articles/2013-10-15/mcdonalds-low-wages-come-with-a-7-billion-side-of-welfare (accessed March 21, 2013).

[64]Tiffany Hsu, “Nearly 90% of Fast-Food Workers Allege Wage Theft, Survey Finds,”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1, 2014,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4/apr/01/business/la-fi-mo-wage-theft-survey-fast-food-20140331 (accessed March 21, 2015).

[65]Susan Berfield, “Fast-Food CEOs Make 1,000 Times the Pay of the Average Fast-Food Worker,” Bloomberg Business, April 22, 2014, http://www.bloomberg.com/bw/articles/2014-04-22/fast-food-ceos-make-1-000-times-the-average-fast-food-worker(accessed March 21, 2015).

[66]Clare O’Connor, “Report: Walmart Workers Cost Taxpayers ＄6.2 Billion in Public Assistance,” Forbes, April 15, 2014,http://www.forbes.com/sites/clareoconnor/2014/04/15/report-walmart-workers-cost-taxpayers-6-2-billion-in-public-assistance/(accessed March 21, 2015).

[67]Christine Owens, “Trying to Raise a Family on a Fast-Food Salary,” Reuters, August 29, 2013,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8/29/us-family-fast-food-idUSBRE97S0ZT20130829 (accessed March 21, 2015).

[68]Melanie Trottman and Julie Jargon, “NLRB Names McDonald’s as ‘Joint-Employer’ at Its Franchisees,”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9, 2014, http://www.wsj.com/articles/nlrb-names-mcdonalds-as-joint-employer-of-workers-at-its-franchisees-1419018664 (accessed March 21, 2015).

[69]O’Connor, “Report: Walmart Workers Cost Taxpayers ＄6.2 Billion in Public Assistance.”

[70]Esther Kaplan, “Americans Are Working So Hard,It’s Actually Killing People,” Nation, November 17, 2014, http://www.thenation.com/article/186425/work-speedups-have-consequences-boss-never-imagined (accessed March 20, 2015).

[71]Kerry A.Dolan, “Inside the 2014 Forbes 400: Facts and Figures about America’s Wealthiest,” Forbes, September 29, 2014, http://www.forbes.com/sites/kerryadolan/2014/09/29/inside-the-2014-forbes-400-facts-and- figures-about-americas-wealthiest/ (accessed March 21, 2015).

[72]Dean, “Workers Are Constantly on the Edge of the Knife.”

[73]Rosa DeLauro, “Miller, Harkin, Warren, DeLauro Introduce Legislation to Establish Fair Work Scheduling Practices,” Rosa DeLauro, July 22, 2014, http://delauro.house.gov/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657:miller-harkin-warren-delauro-introduce-legislation-to-establish-fair-work-scheduling-practices&catid=2&Itemid=21 (accessed March 21, 2015).

[74]Cherri Delisline, “I’ve Worked at McDonald’s for 10 Years and Still Make ＄7.35 an Hour,”Quartz, July 26, 2014, http://qz.com/240827/ive-worked-at-mcdonalds-for-10-years-and-still-make-7-35-an-hour/ (accessed March 21, 2015).

[75]Leslie Patton, “McDonald’s Workers Arrested at Protest near Headquarters,” Bloomberg Business, May 22, 2014,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4-05-21/mcdonald-s-tells-employees-to-stay-home-as-protests-loom (accessed March 21, 2015).

[76]Delisline, “I’ve Worked at McDonald’s for 10 Years and Still Make ＄7.35 an Hour.”

[77]Trottman and Jargon, “NLRB Names McDonald’s as ‘Joint-Employer’ at Its Franchisees.”

[78]Weber, “Wage-Law Enforcer Favors Proactive Approach.”

[79]Gregory Wallace, “Facebook’s bus drivers set for raises after union vote,” CNN Money, February 22, 2015, http://money.cnn.com/2015/02/22/technology/facebook-bus-drivers-union/ (accessed April 29, 2015).

[80]Franklin Roosevelt,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January 20, 1937,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5349 (accessed March 21, 2015).

[81]David Bacon, “Teaching Today: Leleua Loupe’s Journey as a Freeway Flyer,” Capital and Main, February 11, 2015, http://capitalandmain.com/inequality/teaching-today-leleua-loupes-journey-freeway-flyer/ (accessed March 21, 2015).

[82]Motoko Rich, “Publishers Announce Staff Cut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12/04/business/04publish.html?r=0 (accessed March 21, 2015).

[83]Henry Blodget, “Capt.Sullenberger: Stop Cutting Pilot Pay or Next Plane Will Crash in River,” Business Insider, February 24, 2009,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capt-sullenberger-stop-cutting-pilot-pay-or-next-time-plane-will-crash-in-river-2009-2#ixzz3V4zrVyzI (accessed March 21, 2015).

[84]Joan Lowy and Michael Sniffen, “Pilot Who Landed Plane in Hudson River Slams Pay Cuts by Airlines,” Seattle Times, February 25, 2009, http://www.seattletimes.com/politics/pilot-who-landed-plane-in-hudson-river-slams-pay-cuts-by-airlines/ (accessed March 21, 2015).

[85]Joshua Rhett Miller, “Low Pay One of Many Difficulties Facing Regional Pilots,” Fox News, May 13, 2009,http://www.foxnews.com/story/2009/05/13/low-pay-one-many-difficulties-facing-regional-pilots/ (accessed March 21, 2015).

[86]Matthew L.Wald, “Pilots Set Up for Fatigue, Officials Say,” New York Times, May 13,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5/14/nyregion/14pilot.html?_r=0 (accessed March 21, 2015).

[87]David Saltonstall, “Continental Connection Flight 3407 Co-Pilot Rebecca Shaw’s Husband, Mother Come to Her Defense,” Daily News, May 15, 2009,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continental-connection-flight-3407-co-pilot-rebecca-shaw-husband-mother-defense-article-1.411059 (accessed March 21, 2015).

[88]Tina Brown, “The Gig Economy,” Daily Beast, January 12, 2009,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09/01/12/the-gig-economy.html (accessed March 21, 2015).

[89]CNN Money, “76% of Americans Are Living Paycheck-to-Paycheck,” CNN, June 24, 2013,http://money.cnn.com/2013/06/24/pf/emergency-savings/ (accessed March 21, 2015).

[90]Marion Crain and Michael Sherraden.Working and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Economic Fragilit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age xiii.

[91]Valentina Pop, “Unemployment on Slow Downward Trend, Report Says,” EUObserver, September 4, 2014,http://euobserver.com/social/125465 (accessed March 30, 2015).在欧洲，不到一半的临时工在合同满三年后的那一年之内，都可以取得一份全职合同。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德国，如果按照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来计算，则1/5的工人被认为是“低工资”工人（尽管经合组织的这一平均水平仍然比美国的水平低得多，如果按照美国的水平计算，有大约1/4的工人属于“低工资”范畴）。临时性的工作，对德国“灵活性”模型的核心部分，已经开始被过度使用，而且也不是一个通往永久工作的确定通道，并不像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der）的社会民主政府刚开始所承诺的那样。许多施罗德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方案在最初的确为德国带来了许多积极影响，但后来就不怎么起作用了。在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管理下，这些改革方案成为德国弄巧成拙的紧缩政策的基础，并最终影响了整个欧元区和欧盟的基础。

第二章 “空中食宿”与“共享经济”：经济的“救星”还是“尽头”

正如万维网、电子邮件、推特、“友元函数”（friends）、“用户”（followers）、“个人识别码”（pins）、搜索引擎、“智能”手机和其他新经济的固有产物一样，共享经济已进入了国家的词典中，伴随另一种创新的联结技术、经济和未来的浪潮。但是，到底什么是“共享经济”呢？

共享经济包括一个巨大的公司阵列，横跨许多行业和工作岗位。这些公司擅长的领域，例如，交通［代替出租车的应用软件，如“优步”、“来福车”或者欧洲地区的“长途拼车”（BlaBlaCar）］，日常劳动力［“任务兔子”、“一揽子找工作”、“洗衣忍者”、“家乐”（Homejoy）］，私人财产的出售、出租或者交易［“艾特斯”、“邻里网”（Peerby）、“停车熊猫”、“后院”（Yerdle）］，房屋出租［“空中食宿”、“假期出租”（VRBO）、“狗狗旅行”——是的，就是当狗狗的主人外出度假时把狗狗寄养在你家］，等等。这些公司中的一些成员具有非常明确的商业性质和赚取利润的本质，其他则打着理想主义和环保主义的旗号，声称要通过最小的货币交易，建造一个交换物品和服务的窗口来减少浪费和消费。

但是，它们除了在职业和行业上有所不同之外，实际上都是共享经济公司，拥有同样的特征：基于互联网和应用程序的平台的创新使用来连接买者和卖者（而且包括一些非营利性的事务交易），包括物品、劳动和服务。这种事务通常被称为P2P——在你和另外一个个体之间，不是“个人对企业”（即在你和一个商店或者企业之间）。[1]这些公司运营这些平台，针对它们提供的匹配服务来收取费用（根据不同的公司，它们针对买者与卖者之间事务交易所收取的价格也不同，通常在10%~25%）。这种基于互联网和应用程序的平台天赋异禀，你可以叫一辆“优步”车，或者一个“任务兔子”来组装你的宜家家具，或者租一个“空中食宿”房间，或者进行“自行车闲置租赁”（Spinlister），或者使用你自己的洗衣店“洗衣忍者”来清洗衣物，而且你只要发布消息就可以，根本不用与某个销售员或者中介打交道。只要点击一下你的鼠标和应用程序，一切就都搞定了！虚拟商店，全天候无休假营业，遍布全世界。“全世界的工人，打开你的智能手机吧。”技术分析师叶甫格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说。[2]

这一数字空间大幅度降低了所谓的“交易成本”，最初是由像易趣网和亚马逊这样的网站使用的，它的创始人最终都富可敌国。作为数字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些公司传递给共享经济的是对卖家和买家的想法进行评级：它们有可靠的众包信息，能从数千甚至数百万的交易中积累智慧，从而对卖方的声誉提供“网络认可度”。这一特点被称为“信誉分析”，旨在增强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降低交易风险。能够很轻松地与世界上所有的陌生人联系、买卖东西和交易，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这是一个真正的游戏改变者。

但这一技术的本质也意味着，这些交易是客观的和匿名的。你再也无法了解当地的店主，也不能与销售员聊天。在线市场几乎切断了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正如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说，就像社会资本那样，消费者与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者都是“孤独地买东西和卖东西”。资本主义在它涉及的范围内已经对客观的商品化有了很大的倾向性；而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数字技术在“共享”经济的核心更加放大了这些原有的倾向，不仅通过“破坏”的方式，正如科技爱好者喜欢吹嘘的那样，而且释放了许多干扰元素。

垂涎三尺地在亚马逊、易趣网、脸书和推特的成功基础上继续建造，风险投资已经倾注了数十亿美元，通过资本投资注入许许多多的共享经济公司里。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梦想家，也无论是亲商人士还是追求小而美的环保主义者，吹响共享经济的号角都是我们国家缘何困难重重的答案，而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因。有如此多的动力和资金在背后支持，共享经济已经在美国经济中独领风骚，它是一枚不寻常的双面硬币：一面是企业资本主义，另一面是分散的工人和草根。随着自由劳动力社会越来越近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共享经济的梦想家正在将技术定位为经济的发动机，这将使美国上千万员工（例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及的工人类型）推入后“新政”经济时代。

毫无疑问，他们的眼中充满了自信的技术乐观主义，有时还包裹在环境可持续性和分权的诱人价值中。其忠实的信徒——共享经济——是革命性的，而且对于更多的理想，它具有很大的潜力，能够以一个更加潜在的、温和的版本来重塑资本主义。据说它将使工人成为个人微型企业或自己企业的老总，无论是做杂工的人、清洁女工、“优步”的司机，还是拥有自己房产的业主，都在将个人资产货币化。事实和数字已清楚地表明，经济和劳动力正在走下坡路，但共享经济大师拥有一个愿景，他们坚信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愿景，认为这个愿景能够给予人们更多的生活的力量。不仅仅是愿景，他们也有雄心要撕毁和改造“旧经济，过去的经济”，[3]正如他们所说，就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分裂者的历史继承人，带着营销策略，针对所有的数以百万计的突然发现自己焦虑不安的美国人。但矛盾的是，最著名的共享经济公司招揽并吸引了数十亿美元的风险投资。你能用老板的办法来推倒老板的大厦吗？或者，在这个过程中，你能成为新的老板吗？

“空中食宿”的龙卷风

与其他公司相比，“空中食宿”是共享经济精神的典型代表。作为共享经济最成功和最熟悉的面孔之一，它站在共享哲学在营销战略方面的前沿。“‘归属感’是‘空中食宿’的理念”，它的年轻的34岁创始人兼CEO布莱恩·切斯科[4]说：“确实，我们所指的是‘家’。你看，一所房子只是一个空间，但一个家是你的归属地。这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理念：归属感。”在一个混乱的颠倒的世界里，他的话听起来让人安心，而且他在许多采访中都表示真诚地相信这种话。

作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商业奇迹，“空中食宿”最初是在旧金山当地由一群二十几岁的人发起的，切斯科和他的室友乔·杰比亚（Joe Gebbia）都毕业于罗得岛设计学院。2007年的失业导致他们支付房租非常困难，再加上注意到一个工业设计会议可用酒店的空间不足，切斯科和杰比亚就把充气垫放在客厅的地板上（所以他们把公司的名字叫作“空中食宿”），把他们在市场区南部酩酊街市场的公寓变成了一家廉价旅馆，集合了便宜的旅馆和短期床位加早餐的特点。口袋里有了这些可以快速赚到的钱，他们开始拓展业务，专注于那些缺乏住宿的会议和事务。他们联合那些想赚外快的朋友将其公寓也出租几个晚上，还把计算机程序员南森·布林克兹克（Nathan Blecharczyk）拉入创始人群体，建立一个网站，而后企业的发展速度快得犹如火箭升空。

他们在美国的城市地区挖掘了丰富的人脉资源，但是最终也会发展到世界各地，因为他们抓住了接待旅客的利益之所在。这些业主反过来又填补了那些寻找低成本住宿而不得的旅客需求的空缺，特别是在旺季，那时酒店的房间总是稀缺的。“空中食宿”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商业帝国，但它吸引的还是真正的草根一族。

年轻的企业家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发展了近十年的“空中食宿”已经成为全球成功的一个案例，市值达到250亿美元——甚至比已经有50年历史的凯悦连锁酒店还要高——并且曝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即自成立以来，它的客户人次达到了2500万，目前拥有分布在3.4万个城市和192个国家的100万个房源。[5]它在全球的雇员达到了1000人，这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虽然发展还没多久，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公司了。“空中食宿”年轻的创始人开始成为眼界广阔的亿万富翁，他们自己有时都很难相信如此美好的前景，他们在全球住宿和旅游行业做出了顶级的创新。

但是在旧金山、纽约、洛杉矶等地，这场淘金热产生的影响有好有坏。“空中食宿”不仅是一个“社区驱动的酒店公司”，正如它的创始人所说，而且是一个大规模的违法催化剂、税收流氓，更为不幸的是，它还产生了驱逐长期房客的动力，包括老人、残疾人、孩子，甚至是生命垂危的病人。其他短期租赁公司，诸如“假期出租”、“疯狂钥匙”（FlipKey）、“如美家”（Roomorama）和“回家”（Home Away），在规模上要小很多，但都在模仿“空中食宿”的模式。原因在于，许多城市都遭到了整个街区痛苦的瓦解，许多业主和房客的关系都受到迫害，这一关系原来是基于法律保护并且已经稳定了几十年，但现在被那些“空中食宿”的投资者和急于套现的当地房地产利益集团所无视。如果“归属感”是“空中食宿”的理念，那么这一理念能否实现取决于你是否归属于正确的阵营。

为了了解“空中食宿”的旋风，让我们来看一看旧金山三位居民的现状，他们表明了它的承诺和风险。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布莱恩·切斯科，作为“空中食宿”年轻的CEO、联合创始人、前健身教练、新晋亿万富翁与“信任和共享”理念的提出者，他在冒险资本主义支持者对利润强烈追求的欲望中，挣扎着维持自己的真诚。

第二位，我们来看看凯瑟琳·勃鲁姆（Cathryn Blum），一位“空中食宿”的业主——或者说“共享者”，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试图在她位于波特雷罗山的家中提供一个房间以供出租，来满足那些认为旧金山是一个特别具有吸引力的环球旅行者的需求。

第三位，我们来看看特蕾莎·弗兰德瑞奇（Theresa Flandrich），一位退休护士，在北部沙滩伦巴底街租住的一间两居室公寓里生活了30多年，并且在那里抚养自己的儿子长大——现在正在拼命斗争，因为一个贪心的业主想驱逐她（以及其他与她在同一栋楼中居住的房客），而业主是为了在她的公寓中腾挪出空间来“空中食宿”（是的，“空中食宿”已经变成一个动词，并且具有肮脏的内涵）。

就像山姆·谢巴德（Sam Shepard，曾经是一位剧作家，居住在旧金山并在那里写出了他最好的作品）戏剧中设定的冲突演员一样，这三种面孔总是在他们有时并不能完全理解的力量强制下打来打去，存在冲突就意味着他们到目前为止并不能实现“共赢”。这一点表现出了悲剧的本质。

案例一：在北部沙滩穷困潦倒

特蕾莎·弗兰德瑞奇带我在北部沙滩的周边逛了一会儿。北部沙滩不仅是旧金山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受人喜爱的地区之一，在20世纪早期，作为自治镇，曾有许多意大利移民定居在这里，因此有“小意大利”之称。意大利人在欧洲移民涌入美国的浪潮中寻求机会，开商店、建造房屋和教堂，其位置毗邻渔人码头，所以他们还执掌当时非常繁荣的水产捕捞业。乔·迪马吉欧（Joe DiMaggio）的父亲就是旧金山湾区的渔民，而“摇摆乔”（Joltin’ Joe）则在旧金山市政大厅娶了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6]；乔·迪马吉欧的运动场就在特蕾莎公寓的几条街之外。北部沙滩曾经是一个多代同堂的居住之所，人丁兴旺，孩子在街上玩棍球，与爷爷奶奶住得很近，都是大家庭。邻里相熟并互相帮助，而且让人能感觉到一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安全。特蕾莎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社区。”

但现在已面目全非。仅就她居住的那条街而言，在一个街区，特蕾莎就能指出五栋楼（包括她自己所住的那栋）的所有租户都收到了驱逐通知。在街角，有更多楼里的租户也都收到了驱逐通知。“大部分楼房，”特蕾莎说，“是由照顾他们社区的老意大利人所拥有的。他们保持了租金的合理性，并不介意控制租金，因为，是的，我们都是邻居。”特蕾莎说了很多次“邻居”这个词，“他们互相帮助，而且作为一名护士，我在他们需要医疗保健的时候也会给他们提供帮助。大家都相互照应。”

如今，意大利老一辈人已经慢慢变老或去世，而许多人的孩子都不在旧金山居住，基于种种原因，他们都想把楼卖掉。一个新的贪婪的业主买了这些楼。业主都像彼特·伊斯坎达尔（Peter Iskandar）一样喜欢泡沫地产（是的，这真是他的房地产公司的名字），他来自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把这附近视为个人淘金好机会的投机者。像大富翁游戏那样，他购买物业后就开始驱逐房客——经常使用可疑的手段——通过这种方法把这些享受公寓控制租金的人赶出去。然后再抬高租金，将这些楼作为公寓卖出，比如，最近就卖给了“空中食宿”那些人。反拆迁测绘项目显示，伊斯坎达尔先生已经在附近买了至少十栋楼。[7]为满足自己的野心，他驱逐了一个68岁的患乳腺癌的老太太；他还驱逐了70多岁依靠助步车生活的卡洛·塔内罗（Carlo Tarrone），卡洛已经在他的公寓里住了56年；他也驱逐了70岁的肺癌患者桑迪·毕晓普（Sandy Bishop）。“我甚至找不到一个地方住，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钱，”毕晓普说，“也许我应该留下来让警察带我走。”[8]伊斯坎达尔就如同一个破碎球，打乱了老人和病人的生活，而且只针对最弱势的那群人。一些人指责他这种扭曲规则、搞“清理老人”的无耻行为。

沿着这条街，特蕾莎带我去了一栋有四个单元的楼房，经过一个古朴的、铺满砖头的胡同，那条路让人想起罗马纳沃纳广场周围的蜂巢迷宫。所有的住户都已经被赶走了，而现在，四个上了锁的箱子挂在公寓入口的栏杆上——这栋楼已经成为“空中食宿”了。每一套公寓里都有新面孔进进出出，他们会获得密码锁的组合密码，通过密码锁登记入住，然后退房，所以不需要业主或经理来处理这些事务。交易就在“空中食宿”的网站上以匿名的形式完成，不需要当事人出面。这一栋栋楼曾经是邻里街坊的安乐窝，而现在变成了“空中食宿”的旅游者的酒店。

过了这条街，另一栋楼也经历着相似的命运。走过两个门之后，还有一栋楼。再走过一些街区就是唐人街了，那些脆弱的老年人英语说得也不怎么好，地主利用语言和文化障碍将移民家庭和老年人驱逐出户，那些人几乎无力保护自己。[9]另一个街角，特蕾莎的80岁的朋友圣迭戈·德里奥（Diego Deleo）是这场驱逐中受害的一位老人。圣迭戈是17岁时从意大利的巴里来到这里的，一直是一名砖匠工人。他告诉她：“特蕾莎，建造这座城市我也有份儿，但是现在他们想把我赶出去。”他已经在北部沙滩生活了40多年，过去的30多年他都是在栗子街的公寓里度过的，他的太太前些年就在那个公寓里过世，那里充满了他和老太太的回忆。他说：“北部沙滩就是我的生命。对我这种岁数的人来说，‘驱逐通知’和死刑没什么两样。”[10]

特蕾莎居住的楼也面临相似的命运，尽管环境与其他相比有所不同。这栋楼的业主在96岁高龄时去世了。“她和我关系很好，”特蕾莎说，“我以前经常帮她做医疗护理。”每一位住在这栋拥有四个单元的楼房中的人关系都很好，包括那位在一楼经营小杂货店的巴勒斯坦店主。特蕾莎说：“业主给这些居民留有余地。如果你这个月财务很紧张，他们就会让你下个月再付房租。关系就是好到这种程度。”

病重的业主已经把这份遗产留给她远在南加利福尼亚拉古娜海滩的侄女。她的侄女接管一周之后，就给楼里所有人发放了驱逐通知，其中包括一个患有很严重的帕金森症的男人，而这位侄女却声称这是合法手段，称为“业主自主搬入”——她的家人搬进来，包括她自己，尽管没有谁实实在在地住在旧金山。

“4月11日早上7点，门铃响了。然后，有一个发通知的人，”特蕾莎说，“我儿子开了门，他收到一张通知。我很生气，很悲伤，十分震惊。我儿子当时必须去工作了，但是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天哪。这是我唯一的家。虽然我从没想到在这里度过自己的一生，但是我希望你一直住在这里，妈妈。这是我们唯一能够继续和邻居庆祝所有节日的地方’。”[11]

通过在旧金山租赁版面发布通告，近2000户家庭在2013年被驱逐，比2012年增加了13%。[12]由于当地大部分出租屋里面居住的都不止一个人（旧金山的租金对大多数人来说太贵了，以致人们不能拥有自己的私密空间），房地产专家估计2013年被驱逐的人数至少达到了5000人。业主无情地使用不同的战术，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房客进行了非法驱逐，如声称他们要修复这些楼房。[13]这些业主清楚地知道，在法律层面，租户有权利在修复工作结束后搬回自己的单元住。但是租户并不知道，而业主当然也不会告知他们这些消息，因为业主的目的就是让这些租户从享受租金控制的公寓中搬走。业主为租户提供几千美元来搬迁，并告知租户他们没有选择权，而这些租户——尤其是当他们老了、有残疾、患有疾病或者英语水平不高——通常都没有意志力或者韧性来反击。经过几轮收购和驱逐之后，业主就真的可以对这种拒绝施加压力。业主骚扰和威胁租户，不提供清理垃圾服务，拒绝做修理……突然间，这些租户连最基本的用水和用电都难以得到保障。

业主也开始加大了使用“疑难杂症驱逐法”的力度，驱逐那些享受租金控制的公寓的租户——制造一些莫须有的事端，声称一些小的违规行为是“滋扰”行为，比如，携带自行车通过公共走廊，喷花公寓的墙壁，在公共区域放婴儿车，或者在公寓中播放音乐的音量太大。在钻法律的空子以定义所谓的“滋扰”的情况下，房东发出一份驱逐通知，引发法律纠纷，而大部分租户连工资都没有，更别提支付其他费用了。

2014年，在这种莫须有的“滋扰”罪名下，旧金山1000多名租户被赶出他们的家园。违反租赁和滋扰行为已经成为旧金山驱逐租户的主要原因。大多数租户，特别是老年人不清楚他们的权利，或没有勇气捍卫自己的权利。[14]一旦被驱逐，大多数人都会搬离城市，因为他们被驱逐出享受租金控制的公寓之后，根本支付不起一间公寓的卧室的租金，这一费用在2014年接近3500美元（2013年是2795美元），有两间卧室的公寓价格更是高达4500美元。[15]在这种价格的压力下，旧金山内控办公室预测，2013年这个城市有1017个租金控制的房屋单位消失。[16]“当这一切连年发生的时候，而且已连续了许多年，”旧金山房权委员会的萨拉·肖特（Sara Shortt）说，“我们地区的结构、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城市就要被割裂了。”[17]

但是特蕾莎与邻居和楼内的居民联合起来成功地反抗了驱逐令。他们成立了北部沙滩租户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与会者就非常多，超过了100人。她帮助德里奥拒绝了驱逐令，而且其他人也正在进行反击。乔·托比那（Joe Tobener），一位旧金山当地的律师，已经代表许多租户反击贪婪的业主及其非法驱逐。托比那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民律师，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是由一位有六个孩子的单亲妈妈依靠出纳员的工资抚养长大的。“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罗宾·汉。”他告诉我，代表这么多脆弱的租户来反击由“空中食宿”实施驱逐的背后的富人的利益。“我们每周能接到60个电话。”租户中的许多人都反映，他们被非法驱逐的原因就是业主可以利用“空中食宿”、“假期出租”、“如美家”、“疯狂钥匙”或者其他应用服务软件来租给旅行者。“几乎没有什么用，就像第三世界，”他说，“‘空中食宿’为旧金山长期租客的驱逐做出了长足的‘贡献’。”[18]

旧金山像纽约和其他主要城市一样，都有许多法律法规组成的特别复杂的法典，来监督不动产和业主—租户之间的关系。其中一条法律就是禁止公寓或者家庭进行短于30天的出租，以此来有效防止那种困扰特蕾莎及其邻居的诡计——当业主觉得将他们的不动产变成游客酒店更划算的时候，就会减少给当地长期居民的房屋供给。这种行为被称为“非法经营酒店”，而且已经在几十年前就被《公寓转换条例》所禁止。

业主通常极力避开这项法规，甚至是“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作为第一家互联网线上服务开始经营短期租赁的时候，那些钻法律空子的人都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现在，“空中食宿”以及其他短期租赁中介，凭借设计到位的网页和应用程序门户，把业主寻找短期旅客租赁变得非常简单。它们把钻法律空子变得非常便利从而不断扩大规模，而且据《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2014年5月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空中食宿”网站上，有4798套不动产在网站列表中，另外还有1200套在“假期出租”的网站列表中。[19]一个彩色的地图显示了这些列表在当地所做的事，地图上的上千个点（尤其是在城市的东半部）使旧金山看起来就像一个昆虫聚集地。[20]

旧金山规划委员会的外村尚·菅谷（Hisashi Sugaya）称：“短期租赁已经在法律边缘徘徊了很久，并且一直无所作为。但是这些公司在城市的面前使它重新燃起，它们激励有能力的人来钻法律的空子。”[21]在一个几乎2/3的居民都是租房住的城市（这个比例在全国范围内只有1/3），业主和开发商却运用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影响租户和不动产获利者之间的平衡，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这种关系已经彻底改变了。田德隆区房管主任兰迪·肖（Randy Shaw）对“空中食宿”这种现象进行呼吁：“在整个城市中腾挪出更多的空间供游客使用。”[22]旧金山租户联合会的主席特德·吉里克森（Ted Gullicksen）说：“我们称之为旧金山的‘酒店运动’，老人、大家族和低收入租户被驱逐出这个城市。”[23]

“空中食宿”拒绝对此承担责任，它声称自己只是一个订房机构，是一个把业主和旅客联系起来的匿名、迅速、便捷的商业模式。但是这很虚伪。这就如同一架飞机“隆隆地”在低空飞过却不想为它所制造的噪声买单。此外，“空中食宿”已经开始打击无论是在旧金山还是在其他地方想规范这种商业模式的各种尝试，它找了一个数十亿美元市值的公司所能买到的所有律师和说客。这些尝试包括认为“空中食宿”应当像凯悦集团和喜来登集团一样，为每一位顾客缴纳酒店及入住税。这项税收主要由城市来征收，为了覆盖那些由外地人使用的公共服务和设施的成本。旧金山的财务长官估算，“空中食宿”欠了旧金山2500万美元税收，而且已经以拒绝支付的形式拖欠了三年。[24]“空中食宿”抱怨，从5000名房主手中征税实在太难了，但是一些批评尖锐地指出，“空中食宿”的平台能够如此轻易地掌握运营好几百万客人的6%~12%的订房服务费，那么对业主征收另外3%而现在已经统统流入自己口袋的税收显然也不是难事（逃避的这些税收已经让它更迅速地成为一个数十亿美元市值的公司）。如果“空中食宿”能够轻松地掌握这些变化，那么为什么它管理业主和客户之间的酒店税就这么难呢？显而易见，这些共享经济公司所信奉的“共享”并不包括将利润进行共享，相反，它们表现出一种非常“不共享”的行为。

最后，随着第一名反对“空中食宿”的选民指着它的脑袋，在民粹主义的威胁下，“空中食宿”在2015年2月终于缴纳了所有拖欠的税收，并且开始从旧金山的业主手中征收酒店税。这表明，这件事归根结底也不是那么难。但“空中食宿”在其声称正在运营中的全世界其他600多个城市还是继续拒绝征收或者支付酒店税收。

与此同时，旧金山的结构也遭到了破坏。至少特蕾莎和她的邻居几乎没有从市政厅得到任何帮助。确实，旧金山市长李孟贤（Ed Lee）的首要金融支持者就是罗恩·康威（Ron Conway），一位硅谷的风险投资者，在“空中食宿”中持有非常重要的股份。而且作为一名当地的投资人，康威还不止投资了“空中食宿”一家公司。彼得·蒂尔（Peter Thiel）作为一名科技投资的亿万富翁，是一个与政治息息相关的旧金山居民，他是贝宝（PayPal）的联合创始人，也持有“空中食宿”很大的股份（“脸书”也是这样），个人净财富在2013年从14亿美元飙升到22亿美元，与“空中食宿”市值的稳定上涨不无关系。[25]可悲的是，“空中食宿”提供的新型共享经济服务对一小部分人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它驱逐了旧金山的长期居民，并且减少了可供长期租赁的房屋供给，尤其是能够享受租金控制的公寓，更不用提永久性住房了。在淘金热城市，生活已经变成了这样，那些保护长期租户的法规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因为公务人员被牢牢控制在硅谷那些技术智慧大师的手里。

案例二：只剩下房屋拥有者时，尽头就来临了

接下来出场的是凯瑟琳·勃鲁姆，她是我在旧金山市政厅一场针对如何处理“空中食宿”在本地的影响的会议上遇到的。在一个类似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里，监事会（旧金山市议会的名字）在那里权衡究竟是把“空中食宿”在这个城市中的做法合法化还是对其进行制裁。作为一位知名的“猫鹊”（Catbird），凯瑟琳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热情的而且技术全面的人，她是一名采景人——如果你想在这个城市中拍一部电影或者做一场电视秀，那么你需要一些特别的位置作为背景——动物园、海洋和金门大桥——你要雇用一些像猫鹊一样的人来提前勘察位置。这就要求她不仅是一个会选择正确地点的专家，而且还能提供许可和管理服务。

猫鹊侦查（Catbird Scouts）就是她那个小公司的名字，而她这份工作的性质其实就是自由职业者——她通常也不知道下一份工作什么时候会来，从哪里来。她自己的房子是一个三层的叠拼别墅，从波特雷罗山顶可以看到壮观的旧金山湾区，正好是南面的市中心，所以“空中食宿”提供了另一条让她增加收入的途径。“‘空中食宿’真是天赐良机。”她告诉我，她可以利用自己的家来“赚钱”，这些偶尔与她同住的游客每个月能为她带来几千美元的收入。这些收入对她在旧金山这样开销特别大的城市生活下去至关重要。[26]

一些业主甚至一些租户，就像“空中食宿”经常强调的那样，通常利用短租来帮助他们支付抵押贷款或者房租。“有几千户家庭，‘空中食宿’让他们可以在旧金山生存下去，”发言人尼克·帕帕斯（Nick Papas）称这一说法引用了一个公司的调查，“56%的业主利用‘空中食宿’的收入来帮助自己偿还抵押贷款或者房租。”[27]

但是一个长期租户也能为凯瑟琳等业主带来这种收益。在这样一种住房极端短缺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把房间出租给一个特别需要房子的长期租户，而是通过“空中食宿”租给旅客呢？

凯瑟琳·勃鲁姆称，找一个长期室友有很多麻烦。比如，你可能会摊上一个特别糟糕的租户，而且你很难赶走他。另外，她也想留一间客房给来探访的朋友或者家人。考虑到这些，凯瑟琳认为，“空中食宿”能够更好地满足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可以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以便他们更好地了解旧金山。

她还看到许多其他积极的方面。“这种方式还盘活了那些游客可能从来不会到达或者探访的地区，”她说，这个城市的许多地方根本没有酒店，所以游客以前大都集中在市区，“我们肯定不能和酒店相比……但是酒店不会像我们这样让游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28]

我向凯瑟琳提起特蕾莎·弗兰德瑞奇和德里奥——他们这些人怎么办呢？凯瑟琳没有试图去支持那些驱逐整栋楼租户的行为，但是她坚持自己的权利。“我的房子是我的私有财产。为什么我不能用它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呢？”私有财产权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文化拉力，而且拥有房产是“美国梦”的核心部分（房产拥有率在美国比在德国和瑞典高得多，后两者只有40%~50%，而前者高达64%）。[29]拥有房子的美国人有权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处置自己的财产——即便是在旧金山当地人已经被住房短缺深深地伤害的时候，他们仍有权利拒绝提供更多住房给长期租户。当驱逐租户的业主所驱逐的是一整栋楼里的老人或者残疾人的时候，凯瑟琳的态度很容易受到诟病。而当这种态度是来自像凯瑟琳这样的某一处房产的主人的时候，这些业主短租房屋也只是为了让自己所拥有的重要资产收益最大化，从而减少生存压力并且维持生活，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凯瑟琳和许多像她一样的“空中食宿”业主进入了监事会的房间。当一名监事会成员做完司法解释，并且旨在制裁“空中食宿”违反了现行法律而且拖欠税款的时候，凯瑟琳（与那些“空中食宿”雇用的政治组织者）成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对派的领袖。她和其他组织成员都加入了由“空中食宿”成立的“公平分享”联盟，“同龄人”（Peers，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网上组织，共同打击针对共享经济的管制）和像她一样的“空中食宿”业主还给自己贴上了新标签——“住房分享者”。我坐在监事会的长官室，周围360度都是金蜜木的木板雕刻，上面镶嵌着一个世纪前的珍稀的东北橡木。我聆听一位接一位的发言人讲话，大家都排成长队等候，这条队伍一直排到房间的后面甚至门外，人们情绪高涨，看起来更像是在赌博。有人评论说，在公共演讲区上面的石膏里，有四个恶魔般的头。在当地的传说中是有这样的存在，它们代表了公众总是如何为当地的官员带来麻烦。[30]

时至今日也毫无两样。“空中食宿”的组织者集结了大批人群，而且凯瑟琳及其伙伴赞美和保护自己口中所说的“分享住房”。他们充分显示了“‘空中食宿’的全球业主，联合起来”的决心，但显然没有人承认，“空中食宿”这样的公司实际上没有支付当地的酒店税。而且凯瑟琳及其住房共享者同伴也不会承认，自己的收入给特蕾莎·弗兰德瑞奇及其邻居带来了麻烦。虽然特蕾莎及其同伴与租户联合会和其他住房正义组织也来到了听证会的现场，但他们明显不能与一家亿万市值级别的公司所能够掌握的资源相提并论。而且让那些年事已高的人或者残疾人来出席市政厅听证会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因此，公共官员听到的证词与现实有很大差别。几乎每一个“住房共享者”都诉说着一个基本相同的故事——他们只是生活在自己家的“普通人”，偶尔出租空余房间来补偿入不敷出的财务；在“空中食宿”的睽睽注视下，他们只能通过公司的门户来展示自己，他们也只是一些普通的旧金山人，尝试着多赚一些外快来度过艰难的生活。这何错之有呢？

这正是错误之所在：“空中食宿”在洛杉矶的数据分析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虽然“空中食宿”拒绝“共享”其数据，但《旧金山纪事报》的一项相关数据分析显示，有接近5000家旧金山的家庭、公寓和独租或合租的房间都通过“空中食宿”从事短租，其中2/3的房子在租赁期间整栋房子或者整套公寓都没有业主居住；并且“空中食宿”1/3的租赁都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来控制。[31]数据专家汤姆·斯利（Tom Slee）的一项独立研究也显示了与《旧金山纪事报》研究相似的结果，而且他的研究还发现，“空中食宿”总收入的70%是从那些出租整栋房子或者整套公寓的业主手中获得的（而非那些在自己的家里或者公寓里腾出一间独立的房间或者合租的房间来获得），而且“空中食宿”总收入的40%都来自那些手中有长长的业主名单的人。[32]换句话说，“空中食宿”在旧金山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不是来自听证会上的那些业主——如凯瑟琳这样拥有和居住在自己家里而只是偶尔腾出一间房短租的“普通人”；相反，“空中食宿”越来越多的收入都来自那些把自己的房间从当地居住市场中剥离出来的职业业主，他们让自有房产彻底转变为游客住房。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类似的业主开始清理享受租金控制的租户，甚至驱逐了几千个像特蕾莎·弗兰德瑞奇及其邻居那样的人。[33]

在我问及关于这些数字的解释时，一名“空中食宿”的代表称，仅仅是因为一整栋房子或者一整套公寓的名单而且业主并没有露面，就去判断这套房子的业主是一个职业业主是武断的。他解释说，一些人可能因为工作长期在外出差，或者长期住在自己的朋友家，而且通过“空中食宿”短租他们的房子也是在他们特别需要有收入的时候。“空中食宿”还称，旧金山有22万户出租单位，它的公司仅仅占据了或者说业主仅仅提供了5000套单位，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对整个住房市场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这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在旧金山房屋空置率才2.9％——也就是整个城市只有6400套单位——“空中食宿”已经占据了这个城市可获得的空置房产的绝大多数。[34]这实际上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且自“空中食宿”彻底拒绝提供任何关于所拥有的业主数据并且抗拒任何对数据的要求以来——除非像在纽约那样被传唤——这家公司就给了自己找到其他借口的空间。近两年来，“空中食宿”的业主数量上涨了三倍之多，证据显示，正如《旧金山纪事报》所总结的那样：“‘空中食宿’距离起初基于家里睡床的理念渐行渐远，作为一个为人们短期出租空闲房间并且与客人相互影响的服务，这简直就是与初衷自相矛盾的写照。”越来越多的整栋房子或者整套公寓的全天出租，势必带来严重和持续的游客交通拥堵，“应该给这个公司加一个权重，即它是否在允许业主轻视严格的租赁法律”。[35]

如果“普通人”并不是“空中食宿”最大的业主收入来源，那么谁是？谁又是“非普通人”的“空中食宿”业主呢？

他们是像安妮特·法哈多（Annette Fajardo）这样的职业业主。法哈多实际上是一个管理“空中食宿”的资产经理，她代表那些只想把房子和公寓租出去却不想处理其他麻烦事情的业主。随着旧金山度假租赁的兴起，对类似法哈多这种业务的需求在近几年被不断开发。她的团队包括助手和会计，他们一起管理40多户拎包入住的单位，客人可以在“空中食宿”、“如美家”、“假期出租”、“回家”、“旅行顾问”（TripAdvisor）和“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上预订房间。她每天能进行100多个针对她所管理的不动产的咨询，而且大约有一半的咨询都是通过“空中食宿”进行的。

“我们有谷歌、苹果——你可以在任何时间搭乘到公交车，”法哈多告诉当地周报《旧金山海湾卫报》（Bay Guardian）的记者，一间卡斯特罗公寓的餐厅，如果由她在“空中食宿”上陈列，价格就可以高达每晚350美元，“我能拿到谷歌员工的所有时间表，也是花了大价钱的。”[36]她的客户是那些提供整套房子或者公寓的业主——所有的房产单位都是从当地住宅租赁市场永久退出的。显然，与凯瑟琳·勃鲁姆相比，法哈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空中食宿”业主。她并不是一个偶然出租自有房的一间空房来增加收入的业主（也不是她那些出门在外的客户）——她是一个专业的房地产经营人。毫无疑问，“空中食宿”不会揭开她的商业面貌。事实上，这些职业业主也并没有在监事会的听证会上露面。

安妮特·法哈多并不是创建这种全职的管理短期房地产租赁商业模式的唯一一人。技术企业家肖恩·康威（Sean Conway）创建了“空中配套”（Airenvy），管理旧金山59套“空中食宿”的房地产，有15位员工，而且收取12%的佣金，他们管理所有事务——从清洁房间到收发钥匙。[37]一位名叫杰西（Jesse）的“空中食宿”职业业主管理85套房地产。[38]比尤娜·维斯塔房屋出租公司在它的网站上列出了76套房地产。还有一位叫博纳特（Bernat）的职业业主管理48套“空中食宿”的房产，还列出了“欢迎来到洛杉矶”网站上的盖洛德套房，那是一栋新盖的公寓楼，而这栋公寓楼中至少有七套不同的公寓都同时在“空中食宿”的网站上列出了招租单。一个在当地《商业周刊》商品房“旅社”板块发布的广告显示，有一套位于日落区1500平方英尺的房子要出售，广告语是“创造收入的家”。“在2013年总收入是71452美元，随着2014年假期出租形势上涨，被预订的次数更多了。”[39]从表面来看，这间房子与这条路上其他中产阶级家庭的房子并没有什么区别。

旧金山许多长期在外工作的公寓业主，都把他们的房子通过“空中食宿”等网站进行短租。他们都是富裕的硅谷高科技企业家、马林县的律师和医生，以及海湾地区的高管，看那些“豪华”的邮政编码就知道了：从洛斯阿尔托斯山、索萨利托、帕洛阿尔托、门洛帕克、希尔斯伯格、阿泽顿到拉菲特。有些人生活在遥远的纽约市、夏威夷以及中国香港等城市，他们的一些在旧金山的房子和公寓被列在“空中食宿”和“假期出租”的网站上，有的租金甚至高达每晚7000美元。[40]“空中食宿”的网站数据称，通过调查发现，在每5000个对外出租房源中，每晚达到300美元或更高的住宅类型就有500多个——这几乎不可能是生活在旧金山的“普通人”的住房。在一个人口如此密集、空间如此紧凑的城市中，这些空荡荡的公寓和豪华住宅为“空中食宿”提供了赚外快的很多机会，它们吞噬了宝贵的空间，因为这些空间原本可以用于供给经济适用房。

然而更不幸的是，旧金山调查官的一项研究彻底揭露了市政厅在预期或计划住房危机上的失败。现任市长李孟贤，以及前市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和威利·布朗（Willie Brown），当房地产市场在他们的监督下倾向于富人的时候，他们却选择视而不见。2007~2014年，超过1.9万套新的住房单位是在旧金山建造的，但2/3（近1.3万套）的售价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这其中的1/4（约5000套）售价专为穷人准备，而只有1/2（约1213套）的售价是针对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没有资格购买享受补贴的低收入住房）。[41]市政厅自由放任的政策，使私人住房市场变得疯狂，严重扭曲了价格信号，导致供给无法满足需求。

这个自由放任的政策未能调动城市监管，随着“空中食宿”的酒店运动浪潮慢慢地蔓延到整个城市。“48山”（48 Hills）调查网站上的文件显示，《公共记录法案》发现，监管机构虽已知道了非法出租数量的增加，但自2011年以来，还没有对这种行为采取任何措施。[42]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在“空中食宿”和“假期出租”网站上看看谁是违规者就行了；其网站上列出的虚拟广告就是业主犯罪的证据（可能也是网站的），还配着房子的清晰照片和公开展示。但市政府官员拒绝给网站“捣乱”（就像一条城市备忘录里面所说的那样），不仅如此，还采用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政策手段来敷衍那些提出申诉的人，尽管事实就是数千件违法行为持续了好几年。一个城市规划人员的备忘录显示，2014年4月4日，只有3例收到了违规信，而2012年以来仅有15例被强行关闭。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故意共谋的政治干预的结果呢，许多人难道没有开始怀疑吗？很显然是这样的。“48山”还发现了一个导火索——这是一通由李孟贤市长的办公室打到监管机构的电话，这种对监管机构施加影响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43]

终于在2014年，市检察官丹尼斯·赫雷拉（Dennis Herrera）对两名业主进行指控，称他们驱逐长期租户，其中包括两名残疾人。原因就是业主可以非法将住宅变成昂贵的旅馆。[44]但这个案子的影响力太小了，也来得太迟了。随着市政府已经被房地产开发商和“空中食宿”的投资者绑架，这些群体已经触及了最高级别的政府，旧金山的中产阶级正在准备从城市逃亡到海湾对面那些相对廉价的地方，如奥克兰、伯克利、圣利安德罗和里士满。在旧金山市的背后，越来越多的是富人，以及那些每天都被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就像踏上一辆失控火车的劳动力的残骸。[45]

虽然现实如此严峻，但是在监事会的听证会上，凯瑟琳和她的同伴作为“普通人”的业主，没有人愿意承认拥有多套房的业主把整套房子都作为旅馆房间来出租，或者出租了整套房子而不是出租了一间空闲的房屋。相反，他们众口一词，反复唱响口号，那就是“公平共享”和成为“共享房屋者”。“空中食宿”聪明地操纵着这些人——而不是特蕾莎·弗兰德瑞奇和她的邻居，也不是安妮特·法哈多和肖恩·康威——“空中食宿”的目的就是要抓住那些容易受骗但同时能够博取政府官员同情的人。“48山”网站的博客编辑提姆·雷蒙德（Tim Redmond）评论道：“听证会几乎就是一场闹剧，它只关注一个层面——‘共享’这个词到处都是，以致你差点就相信了，如果这不是一个巨大的、有利可图的房地产经营业，你在一个现代听证会上谈论的都是关于和平、爱和国际协调。”[46]

监事会最终通过立法将旧金山“空中食宿”的董事合法化。他们还附加了业主必须遵守的一些条款，包括一个非常慷慨的限制，来规定一个住房单位每年可供短租的天数。但大多数观察者认为，这种年度限制很难得到保障，如果非得说它可以实现，那么必须强制要求“空中食宿”提供相关的数据，尤其是当这项法规未能达到以上要求时，允许强制执行，以此来推动执法的落实。旧金山的房屋检查员告诉我：“监事会并没有分配一些资金或者资源来落实这项法规的执行，而且规划委员会在指定的执法责任范围内也没有相关规定。他们甚至不想这样做。”毫无疑问，这就是计划委员会显示出的惊人的无能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新法律的一条要求是，家庭共享业主必须在城市中注册登记，但是在截止日期过去两个多月之后，仅有9%的“空中食宿”和“假期出租”的业主进行登记（部分原因是政府工作人员和资源在登记过程中配备不足）。[47]说客以及内部影响在市政厅占了上风，甚至影响了李孟贤市长，他简直就是硅谷金钱操纵下的“波洛尼厄斯”（Polonius），其还在2015年的市情咨文中大肆宣称“为我们的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机会和繁荣……我们的社区再次熙熙攘攘，遍布年轻的家庭”。[48]

李市长的置之不理，已经导致“空中食宿”演变成一个巨大的漏洞，成为职业的房地产经营者，而且无视已经长期存在的城市法律，而这一法律过去一直保护着当地的房地产市场，禁止短期游客租赁。正如鲍布·狄伦（Bob Dylan）曾经唱的那样：“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现在轮到你了……纽约……新约客”

随着旧金山已经在“空中食宿”的龙卷风路径中蜷缩不已，战场已经开始向其他地方转移，因为它在旧金山当地房地产市场引起了轩然大波。“空中食宿”在巴塞罗那（违反当地法律）被罚款；在伦敦也受到了处罚；而在巴黎，它的业主（因非法租赁）遭受突击检查；在柏林则遭到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禁令（为了保护城市的存量住房）；[49]在纽约，该城市和官员不像在旧金山那样被绑架，一场混战随之而来。

纽约州总检察长艾瑞克·施奈德曼（Eric Schneiderman）办公室在纽约市展开调查，包括从“空中食宿”传唤数据到把它告上法庭。他在调查中发现，在“空中食宿”145万美元的总收入中，几乎有一半来自那些在网站上至少挂出三套短租信息的业主。[50]这种情况与旧金山十分相似，“业主”实际上并不是作为“普通人”的业主，也不是只想短租一个空闲房间，他们是专业运营商，在黄金地段经营多个租赁项目，导致《纽约时报》所称的短期租用托管的“职业化”。[51]

“空中食宿”在纽约市约有两万个房源（数据来自“空中食宿”网站）。一旦它建立和运行起来，一个“空中食宿”租赁网站就足以赚到很多钱。2010～2014年，它对272个预订清单的管理就得到了680万美元的收入，平均每晚358美元。另一个案例是，曼哈顿下城的一个厂房改造成了一个像蜂巢一样的公寓，同时都在“空中食宿”打起了广告。总检察长的报告称，“空中食宿”已经被大型运营商主导，他发现6%的业主创造了37%的收益，高达1.68亿美元。[52]专业人员管理的房产单位数量为3～272套。从经济适用房角度来看，更令人担忧的是，该报告显示在2013年将近2000个单位被租用超过了半年，而短租则对当地居民市场造成了挤出效应。[53]这些租金占总收入的38%。现实是，由短期租赁服务创造的市场，吸引了“一群穿着讲究的专业运营商，他们比业余爱好者赚的钱更多”，总检察长的报告总结道。

这些运营商之一，罗伯特·陈（Robert Chan），或者可以称他为“都市”（Toshi）陈，作为“空中食宿”的“房主”成为一名非著名助手，协助管理200套公寓，这些公寓分布在许多不同的大楼里，但是都属于“都市酒店”公司。他从开发商手中以高出市场20%的价格买入，然后把这些公寓以短租等非法形式转租出去，通过“空中食宿”赚了很多钱。他的公司现在已经越来越能赚钱，以致开发商都开始愿意与他一起做生意。

“我也不知道开发商居然腾空所有公寓来为我的生意创造空间，”陈声称，“开发商过来找我，并且说我们需要你来帮我们出租整个大楼。”因为他们能通过陈赚到比传统出租更多的钱。[54]这是一桩肮脏的生意，而且陈的公寓往往给旅行者带来很多困扰，在“尖叫”（Yelp）和“旅行顾问”网站上，许多旅客抱怨在陈的公寓中遭遇的问题。例如，没有热水、有臭虫、广告不实、服务粗鲁等。正如一位“尖叫”网站上的评论者所说的那样：“千万不要住在这里！这是我一生中待过的最差的地方——简直就是贫民窟。”[55]最终，陈的这种非法运营行为被揭穿，生意被强行禁止，而且他同意向那些没有得到本来应该得到的酒店承诺和保险的顾客支付总额100万美元的赔款。[56]

据总检察长报告所述，在纽约，“空中食宿”的租赁生意中近1/3都是非法的，违反了《城市区划法》以及其他法律，尤其是那些禁止30天及以内短租的综合法律。[57]汤姆·斯利的另一项通过科技分析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总检察长的报告，这项研究的结论也表明，在纽约城，“空中食宿”有大约1/3的生意来自整套房屋的出租，而在短期租赁期间房屋的主人根本不住。[58]总检察长报告总结称，“空中食宿”通过违反《城市区划法》的行为已经赚到近4000万美元，涉嫌欺诈城市酒店税百余万美元，这其中还有少数特殊的房主变得更加富有。[59]

“空中食宿”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在自己的网络系统中忽略这些事实且变本加厉地声称，纽约城、旧金山和其他不愿意配合“空中食宿”模式的城市，仍然处于“老旧商业模式”的运营管理之下。在2014年6月的一档国内电视节目上，房主凯蒂·库里克（Katie Couric）和CEO布莱恩·切斯科解释道：“许多法律都是在20世纪甚至19世纪制定的，而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60]如同在旧金山那样，纽约的“空中食宿”也试图在它的生意中树立一种“普通人”房主的形象，声称它是一种“允许长期居民住在他们的家中以赚点外快来帮助自己平衡财务”的商业模式。[61]就像凯瑟琳·勃鲁姆和其他人一样，“空中食宿”同样声称它为那些缺乏酒店的地区提供了栖身之地，并强调其在纽约的租赁生意的18%原本应当是由酒店来承担的，而其他82%的业务都在“传统旅游规划以外的区域”。然而又一次，总检察长调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在曼哈顿，仅仅三个区域——下东区/唐人街、切尔西/地狱厨房、格林尼治/索霍区——就占据了“空中食宿”总收入的40%，达到1.87亿美元；而在偏僻的自治市镇，如皇后区、史泰登岛和布朗克斯，订房占比只有3%，合1200万美元。

在2015年1月的一场市参议会听证会之后，纽约州的女议员琳达·罗森塔尔（Linda Rosenthal）代表曼哈顿的上西区指责“空中食宿”说：“这个公司正在试图创造一种所谓的‘共享经济’……它的网站上的房主使当地房产市场供给更加紧张，这家公司只是把利润‘分享’给了那些非法公司。就像一家到处抢劫的军团一样，‘空中食宿’的非法公寓涌入这个城市以及全国其他城市的市场，而且在入侵结束后，它还向政府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试图钻法律的空子，而这些法律原本是用来保护租房和房屋供给的。”[62]

还有一种情况加剧了纽约房屋供给的复杂性，即曼哈顿通过房屋盘查发现，有75%的房屋都是属于消费合作社的，不同于一个有独立产权的公寓或者住宅，纽约城房屋消费合作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20世纪20年代，由许多贸易集团发起，比如，美国服装工人联合会。这些贸易集团非常尽职尽责地保护其成员有足够的房产供给，所以这些属于消费合作社的公寓楼比有独立产权的公寓或者住宅管理严格得多。[63]一般来说，房客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他们之间不是亲密的朋友就是家人，而且转租是被明令禁止的。消费合作社普遍都站出来明确表示反对在其公寓楼中实施“空中食宿”的短租行为，而且已经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也出台了警告备忘录。

一个消费合作社的房客非常期望通过“空中食宿”把自己的公寓短租出去。在外出度假的时候，他抱怨说自己收到了“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两页纸的信件，明令禁止租客和股东成为‘空中食宿’的房主”。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所在的消费合作社还拿出一个非常严肃的结果进行威胁：1000美元的罚款、逐出公寓甚至因蔑视法律而入狱等。这些听起来很尖锐，但与此同时也能从他所在的消费合作社发布的公告里看出合理性，其说明为什么这么多邻里都特别强烈地反对在他们的周围出现“空中食宿”式的酒店：“这座公寓楼是我们的家，我们不想把它变成一家酒店、缤客（B&B）或者周末逍遥游的住所等，非法转租给陌生人不仅涉及公寓楼的安全和环境问题，而且对那些遵守规则的股东十分不公平。”[64]许多消费合作社已经开始非常积极地监察“空中食宿”的网站，以检查是否有违反约定的人，而且收紧了公寓楼的安保系统，要求门卫仔细检查房客，甚至要求居民签署授权房客来访的表格等。[65]

房屋消费合作社在纽约是非常有政治势力的，所以纽约的政治家要比旧金山的政治家的胆量大得多。在新闻发布会上，首席检察官施奈德曼驳回了“空中食宿”的公关自旋，称这家公司想表现成一个有用的和善良的公司来帮助普通人，但是事实远非如此。不同于旧金山那些不顾读书人反对而倒戈并且拒绝执行法律的官员，施奈德曼发表了承诺制裁的言论：“一个华而不实的广告竞争并不难改变这是非法行为的事实。”[66]市议会议员马克·力文（Mark Levine）也表示同意，并补充道：“不管‘空中食宿’怎样辩称其房主绝大多数是普通人，也100%是虚假的信息。”[67]

因此，纽约和旧金山的相关数据都坚定地否认“空中食宿”的房主是“普通人”的真实性，无论这个公司是通过公共关系宣传还是像凯瑟琳·勃鲁姆及其同伴之类的代言人。但是在美国其他城市怎么样呢？“空中食宿”的龙卷风在那些地方表现如何？

洛杉矶新经济联盟（LAANE）对“空中食宿”的房主研究表明，有8400个房主都是虚构的将家中空闲房间进行出租的“普通人”，普通短租的总额收入实际上仅占“空中食宿”总收入的11%。其他89%则都是由职业房主或者机构赚取的，而这些出租都是将整套房子或者公寓进行出租，并非一间空闲的房间。[68]洛杉矶郊区的一栋227个单位的住宅楼中，有20%的单位都在“空中食宿”的名单中；丹妮尔（Danielle）和莱克茜（Lexi），这两个年轻的女房主都拥有一个经过验证的“空中食宿”账号、照片和个人签名，但实际上是GHC假期不动产出租的职业经理人。[69]

洛杉矶新经济联盟的研究还发现，超过7000套房子和公寓已经从洛杉矶市内租赁市场退出，被用作短期出租。旅游胜地好莱坞和洛杉矶北部时髦的海滨小镇威尼斯这两个区域首当其冲地遭到了严重冲击。正如《洛杉矶时报》从“空中食宿”在威尼斯、好莱坞和其他著名旅游区域的数据来分析，“空中食宿”在每一处都占据了所有住房单位的4%~7%，因此被总结为“使住房供给短缺更加恶化”。威尼斯居民委员会给市政官员上报的信件中称，威尼斯短租的数量在一年内激增了三倍，并声讨这种投资者的“淘金热”行为。“这种行为使圣莫妮卡和威尼斯之类的地产价格飙升。住在银湖更是不可能了。”那些试图寻找长期租赁的失败的租户抱怨道。[70]“空中食宿”一直强调它“为那些没有从当地旅游消费中获益的人带来了经济效益”，而洛杉矶新经济联盟的报告则发现，实际上，“空中食宿”的房主集中在城市的95个区域当中的9个区域，这9个区域构成了这家公司在洛杉矶总收入的73%，而仅威尼斯一个小镇就集中了这家公司总收入的23%。[71]当然，无论是这些地方还是其他地方的“空中食宿”，短期出租都是违法的，因为这种行为违反了洛杉矶的相关法律，并且没有缴纳任何酒店税。[72]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相关研究表明，阻止这家公司实际上就是在遵守法规。波特兰市议会已经与“空中食宿”进行了沟通，试图通过一部法律来约束这家公司的行为，要求房主必须注册许可证，并提交消防和安全检查。但与洛杉矶的情况类似，据当地的《维拉麦特周报》（Willamette Week）报道，在一个月的截止日期已过时，波特兰的1959个房主只有6%的人进行了注册。一份调查报告经过分析“空中食宿”网站上的数据发现，有39%的“空中食宿”房主都同时出租好几套房子，并且有75%的房主都是将他们的整套房子或者公寓进行至少半年以上的出租，这明显有违波特兰的新法律（这部法律规定房主可以将自己的房子变成“空中食宿”，但是房主自己每年要在该房屋内居住9个月以上）。[73]另一项在芝加哥、圣地亚哥和洛杉矶的研究表明，一半的访客和收入都来自在“空中食宿”里出租多套房屋的房主——不是“普通人”，而是职业房主。[74]

那么，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空中食宿”遥远的全球经营表现如何？采用与在旧金山和纽约的研究中获取数据的相同路径，汤姆·斯利收集了9万户房主和12.5万条出租信息——大约是“空中食宿”总业务量的1/5——来自世界各地的18个城市，来研究“空中食宿”在全球的情况。[75]他的研究结果相当具有启发性：“空中食宿”在这些城市的总体状况，与其在旧金山、纽约、洛杉矶、波特兰和其他美国城市没什么两样。在这18个城市中，“空中食宿”44%的总收入和45%的总客源都来自那些同时出租多套房屋的房主。在个别城市，包括罗马、巴塞罗那、东京、墨西哥城以及其他一些城市，超过一半的客源都来自那些同时出租多套房屋的房主。而在伦敦和柏林，这一数据为50%。此外，“空中食宿”在这18个城市的总收入的一半以上都来自整套房屋的出租，而不是那些空闲房间的出租。在个别城市——巴黎、伦敦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甚至高达70%~80%的总收入都来自整套房屋的出租。[76]

来自世界各地的证据，从旧金山到纽约，再到巴黎和柏林，结果不言而喻：“空中食宿”想将自己的公司打造成一个“普通人”标准的模样，这些人利用自己家里空闲的房间或者沙发留宿访客来赚外快，但数据绝不支持这种观点。恰恰相反，该数据说明了“空中食宿”距离自己创办的初衷走出了多远，已经不再是聚焦于沙发客或者空闲房间的出租利用。汤姆·斯利总结道：“事实证明，这种对‘空中食宿’的理想化描述可能总有原因。”这种原因就是他所指责的想掩盖“持续的商业模式的事实”，有“更多的生意来自那些同时出租多套房屋的房主那里”，这“非常让人质疑这家公司声称要创建一个新商业模式的口号”。实际上，“空中食宿”已经开始变成“更像‘回家’以及其他假期短租商业模式”了。“沙发客”这种狭隘的描述曾经被媒体用来形容“空中食宿”的商业模式，但现在事情已经远非如此。

这种描述不仅不准确，而且“空中食宿”拥有自己的数据系统，所以它很清楚自己的商业发展轨迹。这就意味着，“空中食宿”的战略正是冷笑着利用那些感人的故事，诸如“普通人”作为房主这样的事情掩盖它实际的商业模式：致力于让这些职业房主和拥有多套房屋的机构来进行短租，削弱法律控制的效力，并且吞噬掉永久居民的房屋供给，从而将城市变成游客酒店的混杂场，避免安全、消防、税收和区划等市政法规对它的约束。

那么凯瑟琳和她的那些“房屋共享者”怎么办呢？我对他们所做出的必须平衡家庭财务开支的行为表示同情。美国的房主是那些非常专业和具有保护自己大额资产投资意识的人。然而，某种程度上，他们又变身为积极参与阶级斗争的人。拥有房屋的人——甚至是像凯瑟琳一样的年轻房主，想办法把房屋租给旅行者，来对抗那些没有房产的人群——那些租户和永久居民——在诸如洛杉矶这样的城市中，这些穷人中的2/3都是租户，而在纽约甚至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是如此。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房主仅仅是那些像凯瑟琳这样自己拥有并居住在自己房屋里的人，只是偶尔将空闲的房间短租出去，那也没有什么人去过多指责这种行为。但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空中食宿”就会因为缺乏投资人而没有办法上市，更没有办法发展得比“脸书”还成功。归根结底，就像旧金山租户律师乔·托比那所说的那样，“空中食宿”的网站掌握着全部数据，能够分辨出哪些是职业房主和机构——这些人同时出租多套房屋单元，或者出租整套房屋，“它可以把这些数据提取出来并告诉我们，但是它不愿意这么做。”[77]只要轻轻点击一下鼠标，“空中食宿”就能够“驱逐那些正在驱逐租户的职业房主”——从它的网站上积极主动地排除那些职业房主、旅客宾馆以及多房产机构，但是这意味着要损失一大笔生意，以及正在日益扩大的市场。在纽约，它最终将那些特别不像话的违反者象征性地做了处理，但那也是在总检察长传唤了公司数据记录后做出的。这家公司在大多数时间都已经设计好了许多清晰的模式，或者拖着，或者能少做就尽量少做，只有当那些管理者或者舆论压力实在强大到迫使它不得不做的时候，它才象征性地做出一些整改。布莱恩·切斯科可以对外宣称任何他想实现的共享、信任和归属感，但是他和他的投资人从来不愿意杀死他们那只“会下金蛋的鹅”，尽管那些贪婪的职业房主和拥有多套房产的机构所搞的破坏正在改变他们所经营的城市的结构。

这根本不是什么“共享”，这只是原始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

“空中食宿”是自己所说的那个样子吗

除了违反法律、经常逃避纳税、不断催化当地房地产市场的瓦解，并且导致许多租户被驱逐外，“空中食宿”及其他短租网站还存在其他安全问题，无论是居民区与租户之间，还是与顾客之间。酒店一般都有消防和安全规范，但是“空中食宿”的房主家中并没有。当凯蒂·库里克问及这些事情的时候，布莱恩·切斯科并没有正面回应这些问题，而是声称“空中食宿”为房主提供了免费的烟雾和一氧化碳探测器。“我们想达到最高标准。”他说，试图摆出一张诚恳的面孔。但是当库里克进一步求证“空中食宿”究竟怎样才能确保房主遵循消防和安全条例的时候，切斯科吞吞吐吐地说不出来，并开始谈论他们自己的一套“自我管理”系统。然后，他有些生硬地岔开了话题，声称：“我们想确保这些关键点和规章制度都更加规范化，以便（监管者）认识到人们居住的家毕竟不是酒店。这些房屋并不是酒店，应该按照家庭的标准进行管理。”[78]

但是正如这家公司许多其他的日常公关那样，这样的回答只是在“踢皮球”。作为一名“隐形”的“空中食宿”房主——只有这么做我才能够看得更清楚——我决定感受一下切斯科所说的提供给房主免费的、“自我管理”的烟雾和一氧化碳探测器这一“最高标准”。通过“空中食宿”的网站，我向一名工作人员进行咨询。接着，我很快收到一封简洁的回复邮件，并告知我直接到“空中食宿”指定的网页上浏览。[79]然而那个网页并没有为我提供一个免费的探测器，而是提供了一张免费的“紧急安全卡”，声称我可以使用这张卡来为我的客人“列出紧急号码、退出路径和其他资源”。很明显，“提供免费的探测器”只是一纸空文——尽管“空中食宿”的代言人没有自找麻烦地提到这些事情。[80]巧言令色的布莱恩·切斯科在与凯蒂·库里克的对话中也没有提到一个失效日期。显然，“空中食宿”声称的为房主提供消防和安全规范程序只是一纸空文。

“空中食宿”还拒绝为“蠕变因子”承担责任——这是一个如此开放的平台，以致任何人都能把他们住的地方注册成短租场所。性犯罪者、恋童癖者、连环强奸犯——“空中食宿”不仅没有对房主的背景进行任何环节的检查，而且在短租的房屋里没有任何监控设备。“我们不想去证实，也没有去证实任何成员的身份”，“空中食宿”在服务条款中声称，“你应当为顾客负责验证身份和合意性。”作为一名竞争者，“如美家”与“空中食宿”的模式大同小异，但是坚持使用正式房主验证的相关程序。“我们的房主验证非常严格，”“如美家”CEO张嘉恩（Jia En Teo）说，“当一名房主在我们的网站上注册时，他不会立即成为活跃账号，而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质量控制和严格的程序。我们有专业团队来联系这些房主，并且索要账单和账号，还会做尽职调查。”[81]

切斯科告诉凯蒂·库里克，他们有100名员工致力于信任和安全工作，[82]而且“房主验证账号时要通过联系他们的社会关系和扫描他们的官方账号，以及确认私人信息的细节才能达成”。[83]为了测试“空中食宿”的系统，我作为一名房主进行了注册。我拍了一些我自己房子内部和外部的照片，在15分钟之后就成为一个“空中食宿”网上的“活跃”账号。没有背景审查，没有验证我的身份，没有确认我的私人信息细节，没有问我任何问题，甚至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信任和安全团队的人工客服联系过我。我可以用我邻居房子的照片，或者用一些从“美好家园”（Better Homes and Gardens）下载的照片。在一个小时之内，我就有了第一个来咨询的潜在客户。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收到了几十条询问，有些短租价格甚至达到了每晚4000美元。对于“空中食宿”这一系列的做法，我印象极为深刻，而且颇为震惊。

除了房主，“空中食宿”对客人的情况也不进行任何安全把控。同一个街区的邻居突然就会发现，他们的隔壁住着一些短租的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这些人进进出出，享受旅游时光，无限地与自己的孩子、老人以及其他脆弱的人接近。当然，酒店确实也是这样，但酒店是在一定区域内存在这种行为。而对于“空中食宿”和短期租赁者来说，现在整个城市都是过来寄宿的陌生人。

毫不奇怪，邻居经常抱怨的噪声和骚扰，来自一个正在不断发展的事实——完全陌生的人住在隔壁。有些客人曾从事相当不友好的“职业”，包括犯罪行为，如卖淫团伙、狂欢、吸毒派对、袭击、盗窃、身份盗用、把公寓洗劫一空等，而许多公寓也并不是从真正的房主手中租过来的。[84]还有一些客人在到达他们的“空中食宿”租赁房屋时才发现，网站上的华丽照片和实地实物完全不符。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害者想从“空中食宿”网站上获得一些帮助的请求——无论是来自主人还是来自客人——能得到的都只是一个缓慢的、吝啬的回应——如果有回应。在一些情况下，“空中食宿”已经提供了一些网站的信用，但投诉人发现，“空中食宿”的管理者似乎更关心这些事是否出现了负面影响，而不是进行整改或制定更好的政策。在一个典型案例中，一个客户的家被毁，“空中食宿”的客人把她的家里洗劫一空，她却发现“空中食宿”的客服对此没什么反应，直到她在博客中揭露这件事情。[85]而后，她说，布莱恩·切斯科居然亲自向她致电——仅仅是为了试图劝说和强制她删除发布的那些噩梦般的经历，因为这些负面信息会对“空中食宿”产生不良影响，例如影响公司的发展和潜在融资机会。[86]

在经历许多公开的抱怨之后，甚至包括那些来自公共部门的关注，这家公司终于投入了由伦敦劳合社赞助的100万美元，建立了“房主监管”系统。但是按照“空中食宿”一贯的处事风格，这个监管系统也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投入运营，还附有非常模糊的免责声明，因为它“不应当被当作房主或短租者的保险替代品。房主监管不包括：现金和有价证券、收藏品、珍贵艺术品、珠宝、宠物以及其他个人责任”。[87]可见它并不包括应该包括的内容。而且，它只是处于“第二位”，这意味着业主自己不得不首先声明他们拥有自己的保险公司，尽管许多保险公司都禁止商业行为，而且声称要取消那些对于将自己的住宅变成旅馆的相关政策。最后，“空中食宿”的相关责任也不会延伸至美国之外的地域，这对于迈克·西沃尔曼（Mike Silverman）这位58岁的美国人而言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他的手臂在阿根廷被房主的罗特维尔犬严重咬伤，导致手臂出现了一个六平方英寸的裂口，并撕开了动脉和肌腱，不得不住院进行了两天一夜的治疗。

西沃尔曼联系“空中食宿”，要求其承担自己的医药费用和其他相关损失。但他得到的所有回复都是网站循例发送的邮件，网站否认失职并且拒绝补偿由于他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损失。“很抱歉，根据我们的服务条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进行任何赔偿。”但是，这家公司曾经向他保证，它会将他当作一位客人那样周到地为他服务并且希望他旅途愉快。

然而，当《纽约时报》的记者就这一事件联系“空中食宿”，并声称坏消息可能已经出现的时候，“空中食宿”的“服务条款”突然就变了模样。这家公司为西沃尔曼支付了医药费赔偿以及其他相关开支。这位受了重伤的客人、一位工程师和战略顾问、一位使用了多次“空中食宿”而且此前一直对这种服务赞不绝口的人，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像“空中食宿”这样的中介公司特别需要同时对房主和客户进行必要的保护。“它们看上去很想拒绝它们在这桩生意中应当扮演的角色。”西沃尔曼说。在《时代周刊》那篇文章的上百条评论中，大多数读者都反映了“空中食宿”租赁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包括他们的贵重物品（如笔记本电脑）被盗窃的时候，“空中食宿”都众口一词地回应：“这不在我们的服务条款范围内。”[88]

当然，尽管“房主监管”非常疲软无力，但它至少还是存在的，然而它仍然没有覆盖那些与邻里相关的影响。邻居经常产生这样一种合理的想法，那就是他们有权利拒绝住在一个陌生客人来来往往、宛若酒店的房子旁边。这也是《城市规划法》及相关条款做出短租相关规定的原因之一。但是“空中食宿”和其他短租机构已经打破了这种与平和街区之间的平静，并且打乱了那些与他们相邻而居的家庭和居民的生活。

案例三：宣称“信任”和“归属感”的首席执行官

下面我们将迎来第三位主角的登场，即布莱恩·切斯科本人。他以前是一位健身教练，毕业于罗得岛设计学院，一个视频的悬挂窗口中播放了切斯科在大学毕业时进行的演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十分厚颜无耻。这位后来变身为“空中食宿”合伙人和CEO的人，当时戴着帽子，身着长袍，趾高气扬地走上舞台，用悸动的低声线演绎了迈克尔·杰克逊的一首《比利·简》，而且在表演过程中把自己的黑色长袍扯破，露出里面的白色礼服。他在把他的地址给同学、家人和教职员之前，笨拙地走起太空步，胯部随着节拍摆动。他的演讲与其说是深刻，不如说是娱乐，其中穿插的妙语连珠、滑稽的俏皮话，甚至偶尔健健美，充满了22岁那个时期特有的智慧。视频里面的这个年轻人很卖力，略显浮夸，不过他自觉地说并不确定自己的未来（毕竟，还是要从艺术和设计程度上来讲），但有足够的信心享受自己的毕业阶段。他表现出了一定的领导才能，有点像一个啦啦队队长在催促队员做最后的欢呼。[89]

那是2004年，但是现在，在他的新角色扮演中，恬不知耻、领导才能和啦啦队队长的特质仍然呼之欲出。当切斯科在旧金山大学于2014年4月举办的酒店会议上发表演讲时，他并没有提及复杂的问题，更没有提及他商业模式中的负面细节。那些像特蕾莎·弗兰德瑞奇及其邻居等都不在他的演讲范围之内。相反，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还在剧本中为自己的公司完全颠倒了角色——把它说成是一个拯救世界的“蓝盔部队”。

“这就像围桌而坐的联合国一样，它具有非同凡响的力量。”切斯科说。[90]在公司的首页，切斯科担任首席思想家。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可以看到他成为CEO的早期采访，他是一个有些笨拙的年轻人，瞪着大眼睛，挥舞着双手，并没有对自己和合伙人有那样好的前景预期。他有一种“质朴无华”的吸引力，所以当他说话的时候，在回应许多难题的时候，他会说：“我们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正在寻找解决办法，但还不能明确解决它们，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家新公司。”他表达了这样一种十分完整的天真的真实性。但是许多年之后，对于同样的老掉牙的问题，当提问变得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具体时，切斯科的回答反而变得闪烁其词。

这并不仅仅是说“空中食宿”拒绝对其在开辟途中所造成的破坏进行回应，切斯科还想将它全部变成一种新型理念，建立在信任、共享、联合和归属感的基础上。2014年年初，切斯科及其合伙人从连自己都难以置信的成功中大喘了一口气，并重新思考他们的使命，这使他们公司在2014年7月发展成一个新型的符号和品牌。切斯科发表了关于新修订的对于“空中食宿”的设想，一篇1100字的说辞被公开翻译成八种不同的语言，像他在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这是另一个揭示这个年轻人是“天才”的时刻。

“乔、内特和我，在去年进行了一些灵魂搜索，”切斯科写道，“我们质问自己，‘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空中食宿’的本质理念到底是什么？而答案恰恰就在我们眼前。人们认为‘空中食宿’就是用来租房子的。但实际上，我们强调的是‘家’的概念。你们看，一间房子只是一个空间，但家是你的归属。而且这种让这样一个跨国集团如此特别的东西就在于能让你在第一次到达某个地方的时候就获得归属感，那么你就能属于任何地方了。这就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理念——归属感。”[91]

作为一位年轻而略显放肆、滔滔不绝地站在舞台中心的大学演讲者，切斯科将他的公司定位为一个日益增长的商业帝国。在一个宏伟的愿景中，他把自己定位为致力于扭转歪曲的文明，来回应历史错误的漂移。

“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归属感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的城市原本是乡村，”切斯科写道，“每个人都认识对方，并且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拥有一个称作家的地方。但是在20世纪机械化和工业革命之后，这些信任和归属感被机械化大生产以及没什么人情味的迁徙经历破坏了。我们不再信任彼此。也正因如此，我们失去了社区所包含的最重要的东西。”

这听上去就像一个新生的福音，切斯科特别明确地想进入一个富裕的、红火的源泉，而源泉就是现代生活充满了孤独和隔离。他这么做就是为了将他的公司不仅定位为一个酒店业务而且它正在塑造一场全球运动的载体、一个拥有信任和共享的社区。但不是宗教或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或结束侵犯人权的行为，就像以前的梦想家尝试的那样——不是这样的，布莱恩·切斯科的革命行动是通过……一个商业交易……就是向游客提供可供短租的房屋来实现的。

“就像我们一样，一开始你可能觉得你短租出去一间房是为了赚点儿外快……但是你从‘空中食宿’得到的回报远非仅仅是财务回报这么简单——这些都是人脉——房主和客人之间。当新技术让千里迢迢的彼此变得更容易接近时，你就可以通过这些技术把人们聚在一起。然后你就会沉迷于想要一种人类普遍渴望的归属感——一种想被欢迎、被尊重、被赞赏的渴望，无论你是否能够得到。归属感就是对‘空中食宿’最好的定义……‘空中食宿’将我们带回了那个让所有人都能找到归属感的地方。”

切斯科用标志性的贺卡般的语言结束了他的文字，还不忘看似谦逊地签上了他的鼎鼎大名：“我期待着开启一个不可能的旅程的新篇章，立足于这样一个第一次开动马达的理念——坚信归属感可以带我们去向远方。——布莱恩。”

这种理念类似于将约翰·列侬（John Lennon）的“想象”嫁接在一家酒店的业务上。它更加类似于耐克的广告语“想做就做”（Just Do It），或者苹果品牌的广告语“非同凡想”（Think Different）。这种理念在同时尝试挖掘孤独、寂寞的感觉，挖掘社区的向往，挖掘历史与经济脱轨的感觉，以及想去异国他乡的渴望——然后将所有的感觉联系起来，变成一种真正的和不断增长的金融需求。抓住“空中食宿”的房主在经济困难时想利用自己的财产为家里赚点儿外快的想法，实际上就是在“货币化”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孤独。这当然是有史以来“最辉煌”的营销策略之一。

就像一个真正的福音那样，布莱恩·切斯科看上去虔诚地相信自己新创立的信仰。但是就像许多创始人一样，他被一叶障目了。他把任何不适用于这个理念的现实和故事从自己的蓝图中删除了。他在旧金山大学会议的发言中说道：“如果我们赢，那么没有人会输。”而且正像在大学里发表演说的年轻人，他在标榜自己言论的时候，就像那个孩子气的、秉性善良的、热情的人，以致听众都陷在被他粉饰的世界所带来的一种时尚感和炫酷感之中。然而不幸的是，切斯科忘记了所有那些像特蕾莎·弗兰德瑞奇以及这个城市中其他人群——甚至整个世界中类似的人群——这些人确实没有赢得什么，而且正在“空中食宿”所造成的房屋供给压力之下面临被非法驱逐的威胁。他忽略了所有并不情愿的邻居，这些人特别不愿意让他们的邻居把家变成短租旅馆。他特意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普通人”已经越来越不是他商业模式的核心，事实上核心业务都落在了职业房主和综合机构的手中，他们将整套公寓短租给旅行者甚至将整栋大楼都变成旅馆，即使他们必须将老弱病残人士非法驱逐才能达到目的也在所不惜。这是真的，他忽略了所有正在消失的公寓和正在上涨的房租，虽然并不是所有因素都归结于“空中食宿”，但是该公司绝对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布莱恩·切斯科和其他“空中食宿”的执行官，以及他们背后的风险投资者，看上去都觉得自己不应该为颠覆了这么多人的生活负责。他们既不用对破坏负任何责任，也不用对由于他们倡导的“共享革命”所带来的附带损害负任何责任。他所倡导的革命使命与其投资人的需求之间显然是矛盾的，他并没有理解这种矛盾，即随着它的规模和业务不断扩大，这种联合势必会被打破，直到最后它将会到达一个拐点，这个拐点会让这家公司坚信的东西和成立的原因之间的矛盾变成一个最大的笑话。

这一切的最大悲剧也许恰恰在于“空中食宿”的核心理念是一个绝佳的主意——它已经巧妙地利用网络和应用程序技术、开放的全球市场，将旅游与经济拮据的家庭联系在一起。采访了一些作为“空中食宿”的“普通人”房主之后，我相信这种服务是合法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他们缓解一下入不敷出的境况。但在这种模式下，以自由放任的态度看着那些贪婪的房地产商和综合商业代理不断进行短租专业化，“空中食宿”已经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随着受害者数量的不断上升，它已经远离自己的“共享和信任”的理念。

如果“空中食宿”和切斯科真的秉承这种理念，那么他们完全可以与当地政府和租户协会草拟法律方案以涵盖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并且公开解释：“看，这种立法可以规范商业模式，可以将专业人士拒之门外，维护‘普通人’的权利。”切斯科可以将职业房主和多房产机构从“空中食宿”的网站上剔除出去，这样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他们把急需的住房转变成旅馆的行为。他可以禁止任何专业机构或个人从事第三方代管活动，这就可以打击那些长期在外的房主；他可以与那些要求房主必须注册的城市进行合作，从而剔除那些没有注册的房主；他的公司也可以在已经开展业务的3.4万个城市支付酒店税，可以从房主那里收集数据，并且为城市强迫管制或者缴税的机制提供匿名数据，包括每一个房主到底出租了多少个夜晚的房子、他们所收取的中介利率是多少。这不是什么难于登天的事情，只是看他愿不愿意去做。但切斯科显然不愿意做，因为那会减少他的核心业务量。[92]

“空中食宿”并不是造成这种混乱的唯一的短租服务机构，但它是最大的一家，因此也是混乱监管中最大的受益者。没有任何竞争者能够与“空中食宿”所占据的市场相提并论。[93]而且，在那些没有出现严重住房危机的城市和地区，尤其是那些对游客而言没有任何吸引力的城市和地区，严重程度可能远没有这家公司在旧金山、纽约、巴黎、伦敦、巴塞罗那、洛杉矶以及其他类似城市大。因此，应当进一步缩小范围来认识，“空中食宿”必须做什么，为了实现目标，它一定要做哪些努力才能挽救自己的商业模式和声誉。对布莱恩·切斯科和“空中食宿”而言，去证明像史蒂夫·琼斯（Steve Jones）这样的评论家的批评是错误的，显然不太现实，这样一位改革论者、《海湾卫士》的前编辑，曾直言：“‘空中食宿’和它年轻的创业者似乎并不在乎这些批评。”[94]

基于这一认识，“空中食宿”只不过是野蛮的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共享”在内。让人对“空中食宿”及其推手“共享”理念产生更多怀疑的是这一事实：“空中食宿”在成为拥有130亿美元市值的商业平台之前，只是一个叫作“沙发客”的非商业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们只在自己的家中招待客人，彼此没有金钱交易，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提供一种有价值的协调服务。目前也有这样一个平台叫作“爱换家”（Love Home Swap），这个网站有利于那些非常有吸引力的家庭来招待他们在网上认识的朋友。创始人黛比·沃斯科（Debbie Wosskow）说他的商业模式是“喜欢网上约会的家园”，相比“空中食宿”的盈利模式而言，“我们更加纯粹地交换……我对于把自己的家变成一个赚钱机器没什么兴趣，但把我自己的家搬到世界各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95]

确实，我们都知道，“空中食宿”也深深地了解怎样才是一种真正的“共享”模式，因为当超级飓风“桑迪”摧毁纽约的时候，“空中食宿”与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联合起来为无数无家可归的纽约人提供了免费住房。[96]“空中食宿”建立了这样一个专门致力于灾后救援的网站，在那里注册的需要住房的受害者可以与业主取得联系，并免费获得住房。“空中食宿”称，1400多个房主敞开家门并为那些滞留者提供就餐服务。“空中食宿”在公益方面的努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应对圣地亚哥的重大火灾中，在应对多伦多和亚特兰大严重的冰暴中，在应对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伦敦、撒丁岛以及科罗拉多的严重洪灾中，包括在应对菲律宾的台风“海燕”的过程中，其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97]

这些案例告诉我们，你可以利用互联网或者应用程序平台进行一些真正的“共享”，但其有效性就在于这些人具有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初衷。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共享经济是从交换中获利的，而不是依赖大手笔的风险投资。这些依然处于起步阶段的新平台的事件还告诉我们，哪些共享经济的企业是“好的”，哪些是“坏的”。

毫无疑问，“空中食宿”从它在布莱恩·切斯科和乔·杰比亚公寓的起居室里艰难的起步阶段一直发展到现在，是一个非凡的故事，甚至是一个美国制造的发家致富的“寓言”故事。不过遗憾的是，“空中食宿”就像“优步”和“来福车”以及其他风险投资基础之上的“共享经济”企业一样，实际上抱着与“共享”擦肩而过的迥然不同的目标——利益——这些企业想让你与客人共享你的家或你的汽车，而对于每一笔交易都要收取相当可观的中介费。与此同时，这些企业还降低了同行的工资标准，并且逼迫同行提供相对更少的工作岗位（在世界范围内，有1000名雇主缩减了130亿美元的员工开支——凯悦酒店在全球范围内的雇员达到了4.5万人）。[98]它可能看起来像一个典型的成功的公式，但投资者要当心：“空中食宿”是一个矛盾的定时炸弹，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非法短租和非法避税，到达临界点之后就可能会炸得灰飞烟灭。

在“空中食宿”和其他短租中介网站中，几乎没有企业能够帮助美国劳动力顺利地转型，进入一个升级版的自由劳动力社会。恰恰相反，它们已经成为另一种食利资本主义的商人，吸食来自他人财产和劳动力的利润，导致焦虑和危机在这些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人群中不断攀升。“空中食宿”破坏了酒店业的行规，压低了游客所需要付出的价格，同时也让这种压低的成本伤害了那些作为房主的很难保护自己的脆弱的“普通人”。显然，布莱恩·切斯科和他的共同创始人乔·杰比亚做了一些调整其商业模式的事——关注真正的共享和关怀，并且致力于倡导真正的共享和归属感经济——因为他们坚信这对于领导一个只有单一商业模式的大公司而言至关重要，必须锁定收入增长和市场份额的扩大。主要是由于前路还有上市的事务在等待他们，而全球市场的份额是重中之重。“空中食宿”的关注点就是扩张，而这些从罗得岛设计学院毕业的食利者似乎不太在意谁挡着他们的去路。

[1]Juliet Schor, “Debating the Sharing Economy,” Great Transition Initiative, October 2014, http://www.greattransition.org/publication/debating-the-sharing-economy (accessed March 21, 2015).

[2]Evgeny Morozov, “The ‘Sharing Economy’ Undermines Workers’ Rights,”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14, 2013, http://www.ft.com/intl/cms/s/0/92c3021c-34c2-11e3-8148-00144feab7de.html?siteedition=uk#axzz3VvyB8F2U (accessed March 30, 2015).

[3]Steven T.Jones, “Renting Isn’t Sharing,” San Francisco Bay Guardian, May 20, 2014, http://www.sfbg.com/2014/05/20/renting-isnt-sharing (accessed March 21, 2015).

[4]Brian Chesky, “Introduction,” Airbnb, July 16, 2014,http://blog.airbnb.com/belong-anywhere (accessed March 21, 2015).

[5]“About us,”Airbnb website,https：//www.airbnb.com/about/about-us（accessed May 30,2015）.

[6]1900～1915年，超过1500万名移民抵达美国。这相当于过去40年来移民人数的总和。1910年，纽约人口的3/4都由移民和第一代美国人组成（如移民的子女）。不仅移民人数膨胀，他们原来的祖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早期移民不同，1900年之后的大多数移民都来自母语并非英语的欧洲国家，尤其是来自南部和东部欧洲的国家，如意大利、波兰和俄罗斯。这些国家在当时的文化和语言上完全不同于美国。参见“Immigrants in the Progressive Era,” Library of Congress, retrieved on March 17, 2015, http://www.loc.gov/teachers/classroommaterials/presentationsandactivities/presentations/timelin e/progress/immigrnt/。

[7]“Peter Iskandar,” Anti-Eviction Mapping Project: Documenting the Dispossession of SF Bay Area Residents, http://www.antievictionmap.com/peter-iskandar-1/ (accessed March 30, 2015).

[8]C.W.Nevius, “Developer Peter Iskander’s Tactics against Tenant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pril 15, 2011, http://www.sfgate.com/bayarea/nevius/article/Developer-Peter-Iskander-s-tactics-against-tenants-2374970.php(accessed March 21, 2015).

[9]J.K.Dineen, “Chinatown Hotel Next Up in S.F.Gentrification War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rch 27, 2015, http://www.sfgate.com/bayarea/article/Chinatown-hotel-next-up-in-S-F-gentrification-6161916.php (accessed March 30, 2015).蒂娜·张（Tina Cheung）在唐人街社区发展中心工作，她建议租户：“协议和注意事项都仅用英文来表达，租户不能完全理解，这种形式却是‘违约’拆迁的依据。一些拆迁在没有任何合法依据的前提下就尝试进行了，有这种时候只是为了通过威胁住户搬迁。”参见http://48hillsonline.org/2015/01/05/facing-evictions-tenant-agenda-2015/。

[10]Melanie Young, “Ellis Act Evictions: Diego Deleo,” KALW Radio, December 18, 2013, http://kalw.org/post/ellis-act-evictions-diego-deleo (accessed March 21, 2015).

[11]Melanie Young, “Ellis Act Evictions: Theresa Flandrich,” KALW radio, December 18, 2013, http://kalw.org/post/ellis-act-evictions-theresa-flandrich (accessed March 21, 2015).

[12]Delene Wolf, “Rent Board Annual Report on Eviction Notices,” Residential Rent Stabilization and Arbitration Board, March 11, 2014, http://www.sfrb.org/modules/showdocument.aspx?documentid=2700 (accessed March 21, 2015).

[13]Jessica Kwong, “Former Tenants Sue after SRO Housing Made into Group Apartments,” San Francisco Examiner, November 13, 2014, http://www.sfexaminer.com/sanfrancisco/former-tenants-sue-after-sro-housing-made-into-group-apartments/Content?oid=2911878 (accessed March 21, 2015).

[14]“San Francisco’s Eviction Crisis, 2015,” San Francisco Anti-Displacement Coalition, April 2015, https://sfadc.files.wordpress.com/2015/04/final-draft-4-20-sm.pdf (accessed May 4, 2015).

[15]Devin O’Brien,“Zumper National Rent Report：April 2015,”Zumper,May 7,2015,https：//www.zumper.com/blog/2015/05/zumper-national-rent-report-april-2015（accessed May 28,2015）.

[16]Tim Redmond, “SF Lost 1,017 Rent-Controlled Apartments in 2013,” 48 Hills, January 31, 2014, http://48hills.org/2014/01/31/sf-lost-1017-rent-controlled-apartments-in-2013/2/ (accessed March 21, 2015).

[17]Sara Shortt, “Numbers Don’t Tell the Real Tale of San Francisco Eviction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October 14, 2104, http://www.sfgate.com/opinion/openforum/article/Numbers-don-t-tell-the-real-tale-of-San-5822840.php#photo-6999661 (accessed March 30, 2015).

[18]Steven T.Jones, “Tobener Law Center,” San Francisco Bay Guardian, May 13, 2014, http://www.sfbg.com/2014/05/13/guardian-small-business-awards-2014-tobener-law-center (accessed March 21, 2015).

[19]Carolyn Said, “Window into Airbnb’s Hidden Impact on S.F.,”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http://www.sfgate.com/business/item/Window-into-Airbnb-s-hidden-impact-on-S-F-30110.php(accessed March 21, 2015).

[20]CARTODB, “Airbnb’s Neighborhood Presence,” CARTODB, http://ampitup.cartodb.com/viz/49562818-96a3-11e4-a463-0e853d047bba/public_map (accessed March 21, 2015).

[21]Tim Redmond, “The Missing Story—and the Missing People—at the Airbnb Hearing,” 48 Hills, August 7, 2014,http://48hills.org/2014/08/07/big-lies-missing-points-airbnb-hearing/#permanently-moved (accessed March 21, 2015).

[22]Randy Shaw, “Mayor, Supervisor Kim Give Teeth to Airbnb Law,” Beyond Chron, October 8, 2014, http://www.beyondchron.org/mayor-lee-supe-kim-win-enforceable-airbnb-law/(accessed March 21, 2015).

[23]Aaron Glantz, “Conversion of Apartments to Rentals for Tourists IsSurging,” New York Times, July 21,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7/22/us/22bchomes.html?_r=0 (accessed March 21, 2015).

[24]Carolyn Said, “Airbnb Foes Want Tougher New Law,”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November 25, 2014, http://www.sfgate.com/business/article/Airbnb-foes-want-toughernew-law-5915094.php (accessed March 21, 2015).

[25]Darwin Bond Graham, “The Flipside of San Francisco’s Displacement Crisis: The Influx of the Very Rich,” 48 Hills, May 5, 2014, http://48hills.org/2014/05/05/flipside-san-franciscos-displacement-crisis-influx-rich-darwin-bond-graham-yahoo-began-running-hulking-purple-buses-san-francisco-2005-google-followed-two-years-lat/#permanently-moved (accessed March 21, 2015).

[26]Steven T.Jones, “The Problem with the Sharing Economy,” San Francisco Bay Guardian, May 1, 2012, http://www.sfbg.com/2012/05/01/problem-sharing-economy (accessed March 21, 2015).

[27]Steven T.Jones, “Residents vs.Tourists,” San Francisco Bay Guardian, February 4, 2014, http://www.sfbg.com/2014/02/04/residents-vs-tourists (accessed March 21, 2015); Airbnb, “Airbnb Economic Impact,” Airbnb blog, http://blog.airbnb.com/economic-impact-airbnb/ (accessed March 21, 2015).

[28]Jones, “Residents vs.Tourists.”

[29]Matt Phillips, “Most Germans Don’t Buy Their Homes, They Rent.Here’s Why,” Quartz, January 23, 2014, http://qz.com/167887/germany-has-one-of-the-worlds-lowest-homeownership-rates/ (accessed March 21, 2015).

[30]“Virtual Tour of San Francisco City Hall,” Slideshow, “Ornate Wooden Paneling” and “Four Demons,” http://sfch.budryerson.com/#(24) and http://sfch.budryerson.com/#(28) (accessed March 30, 2015).

[31]Said, “Window into Airbnb’s Hidden Impact on S.F.”

[32]Tom Slee, “The Shape of Airbnb’s business,” Whimsley, May 26, 2014, http://tomslee.net/2014/05/the-shape-of-airbnbs-business.html (accessed March 21, 2015).

[33]无论是旧金山历史研究还是斯利的研究都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在2014年5月的几个小时中，他们创建的自动化脚本“不断刷新”来自Airbnb网站的旧金山订单信息。数据包括主机、属性、街区、费率和评级以及其他因素。通过不断删除的过程来实现不断刷新，并采取其他质量保证措施。

[34]Conor Dougherty, “Apartment Rents Climb as Vacancies Drop,”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 2014, 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157204579475751782514742 (accessed March 20, 2015).

[35]Said, “Window into Airbnb’s Hidden Impact on S.F.”

[36]Steven T.Jones, “Into Thin Air,” San Francisco Bay Guardian, August 6, 2013, http://www.sfbg.com/2013/08/06/thin-air (accessed March 22, 2015).

[37]Said, “Window into Airbnb’s Hidden Impact on S.F.”

[38]Jones, “Into Thin Air.”

[39]Joe Eskenazi, “2014: The Year in Housing,” San Francisco Weekly, December 30, 2014, http://www.sfweekly.com/sanfrancisco/2014-the-year-in-housing/Content?oid=3317161 (accessed March 22, 2015).

[40]Darwin Bond Graham and Tim Redmond, “Investigation: New Condos Aren’t Owned by San Francisco Residents,” 48 Hills, September 29, 2014, http://48hills.org/2014/09/29/investigation-new-condos-arent-owned-san-francisco- residents/#permanently-moved (accessed March 22, 2015).

[41]Jonah Owen Lamb, “Middle-Class Housing in SF Lags behind Homes for Rich or Poor,” San Francisco Examiner, December 20, 2014, http://www.sfexaminer.com/sanfrancisco/middle-class-housing-in-sf-lags-behind-homes-for-rich-or-poor/Content?oid=2913582 (accessed March 22, 2015).

[42]Tim Redmond, “Why Has City Planning Gotten a Free Pass on Airbnb?” 48 Hills, May 7, 2014, http://48hills.org/2014/05/07/why-has-city-planning-gotten-a-free-pass-on-airbnb/#permanently-moved (accessed March 22, 2015).

[43]Tim Redmond, “The Airbnb Files—How a Friend of the Mayor Avoids Law-Enforcement,” 48 Hills, June 16, 2014, http://48hills.org/2014/06/16/airbnb-files-friend-mayor-avoids-law-enforcement/#permanently-moved (accessed March 22, 2015).

[44]Bob Egelko, “S.F.City Attorney Sues 2 Landlords over Short-Term Rental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pril 24, 2014, http://www.sfgate.com/bayarea/article/S-F-city-attorney-sues-2-landlords-over-5425826.php (accessed March 22, 2015).

[45]可以一个财富统计的变化为例，在近三年里，旧金山的身价在3000万美元及以上的“超级富豪”的数量上涨了近30%，从4230人上升到了5460人。Heather Knight, “Psychology Studies Suggest Rising Wealth Means More Jerks in S.F.,” SFGate, January 26, 2015, http://www.sfgate.com/bayarea/article/Psychology-studies-suggest-rising-wealth-means-6039481.php （accessed April 30 , 2015）.

[46]Redmond, “The Missing Story—and the Missing People—at the Airbnb Hearing.”

[47]Dan Raile, “Unicorn v.Leviathan: The BattleBetween Airbnb and San Francisco Rages On,” PandoDaily, April 20, 2015, http://pando.com/2015/04/20/unicorn-v-leviathan-the-battle-between-airbnb-and-san-francisco-rages-on (accessed May 12, 2015); Tim Redmond, “Almost Nobody Has Registered under the Airbnb Law,” 48 Hills, February 18, 2015, http://48hills.org/2015/02/17/almost-nobody-registered-airbnb-law/ (accessed March 22, 2015).

[48]Ed Lee, “Mayor Lee’s 2015 State of the City Address,” SFMAYOR, January 15, 2015, http://sfmayor.org/index.aspx?page=1029 (accessed March 22, 2015).

[49]Jessica Plautz, “Portland Could Soon Be the Most Airbnb-Friendly City in the U.S.,” Mashable, July 23, 2014, http://mashable.com/2014/07/23/portland-airbnb/ (accessed March 22, 2015).For Berlin, see Jeevan Vasagar, “Berlin Housing Law Threatens Sharing Economy by Restricting Rents,” Financial Times, April 30, 2014, http://www.ft.com/intl/cms/s/0/1e8299a0-d065-11e3-af2b-00144feabdc0.html (accessed March 30, 2015).

[50]Eric T.Schneiderman,“ Airbnb In the City,”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October 2014, http://www.ag.ny.gov/pdfs/Airbnb%20report.pdf (accessed March 22, 2015).

[51]William Alden, “The Business Tycoons of Airbnb,”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ember 25,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11/30/magazine/the-business-tycoons-of-airbnb.html (accessed March 22, 2015).

[52]David Streitfeld, “Airbnb Listings Mostly Illegal, New York State Contend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10/16/business/airbnb-listings-mostly-illegal-state-contends.html (accessed March 22, 2015).

[53]Josh Dzeiza, “Airbnb Comes under Fire in New York City,” The Verge, January 21, 2015, http://www.theverge.com/2015/1/21/7865959/airbnb-under-fire-new-york-city-city-council (accessed March 22, 2015).

[54]Drew Grant, “Oh Noshi,It’s Toshi! Airbnb Opportunist Goes Legit with New Hotels,” Observer, September 25, 2012, http://observer.com/2012/09/oh-noshi-its-toshi-airbnb-opportunist-goes-legit-with-new-hotels/ (accessed March 22, 2015).

[55]Ibid.

[56]Anti-Eviction Mapping Project, “The Commodification of Everyday Life: This Bed’s for Sale,” Anti-Eviction Mapping Project Report, http://www.antievictionmappingproject.net/airbnb.pdf (accessed March 22, 2015).

[57]Streitfeld, “Airbnb Listings Mostly Illegal, New York State Contends.”

[58]Tom Slee, “Airbnb in New York: Economical with the Truth,” Tomslee.net, November 2013, http://tomslee.net/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3/11/airbnbny_handout.pdf (accessed March 22, 2015).

[59]Leonard Greene, “Airbnb Nets ＄40M in Illegal NY Listings: AG,” New York Post, October 16, 2014, http://nypost.com/2014/10/16/airbnb-nets-40m-in-illegal-ny-listings-schneiderman/ (accessed March 22, 2015).

[60]Katie Couric, “World 3.0: Airbnb CEO Brian Chesky,” Yahoo! News, http://news.yahoo.com/katie-couric-airbnb-ceo-brian-chesky-213147409.html (accessed March 22, 2015).

[61]Streitfeld, “Airbnb Listings Mostly Illegal, New York State Contends.”

[62]Dzeiza, “Airbnb Comes under Fire in New York City.”

[63]Susan Stellin, “Co-op vs.Condo: The Differences Are Narrowing,”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10/07/realestate/getting-started-choosing-between-a-co-op-and-a-condo.html (accessed March 22, 2015).

[64]Tim F.,“My Co-op’s Luddite Response to Airbnb and My Solution,” Startup Harbor, July 30, 2014, http://startupharbor.me/2014/07/30/my-co-ops-luddite-response-to-airbnb-and-my- solution/ (accessed March 22, 2015).

[65]Rhonda Kayson, “What’s Up in New York?”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6,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12/28/realestate/new-york-airbnb-and-rent-regulation-will-be-hot- topics.html (accessed March 22, 2015).

[66]Streitfeld, “Airbnb Listings Mostly Illegal, New York State Contends.”

[67]Bruce Golding, “Lawmakers Want to Triple Taskforce for Airbnb Crackdown,”New York Post, March 12, 2015, http://nypost.com/2015/03/12/lawmakers-want-to-triple-task-force-for-airbnb-crackdown/ (accessed March 22, 2015).

[68]Roy Samaan, “Airbnb, Rising Rent, and the Housing Crisis in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Alliance for a New Economy (LAANE), March 2015, http://www.laane.org/wp- content/uploads/2015/03/AirBnB-Final.pdf (accessed April 30, 2015),page 9.

[69]Airbnb, “Hey, I’m Ghc!”Airbnb,https://www.airbnb.com/users/show/1463129 (accessed March 22, 2015).

[70]Tim Logan, Emily Alpert Reyes and Ben Poston, “Airbnb and Other Short-Term Rentals Worsen Housing Shortage, Critics Say,”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1, 2015, http://www.latimes.com/business/realestate/la-fi-airbnb-housing-market-20150311- story.html#page=1 (accessed March 22, 2015).

[71]Samaan, “Airbnb, Rising Rent, and the Housing Crisis in Los Angeles,” 18.

[72]Tim Logan, “Can Santa Monica—Or Anyplace Else—Enforce a Ban on Short-Term Rentals?” Los Angeles Times, May 13, 2015,http://www.latimes.com/business/la-fi-0514-airbnb-santa-monica-20150514-story.html(accessed May 25, 2015).

[73]Inside Airbnb, “How Is Airbnb Really Being Used in and Affecting Your Neighborhood?” Inside Airbnb, http://insideairbnb.com/portland/ (accessed March 22, 2015);Anna Walters, “Air Invasion.” Wilamette Week, March 11, 2015, http://www.wweek.com/portland/article-24210-air_invasion.html (accessed March 22, 2015).

[74]Slee, “The Shape of Airbnb’s Business.”

[75]这18个城市分别是旧金山、纽约、 巴黎、伦敦、巴塞罗那、柏林、 爱丁堡、 罗马、 阿姆斯特丹、 多伦多、温哥华、 芝加哥、 洛杉矶、 圣地亚哥、 里约热内卢、 墨西哥城、 曼谷和东京。

[76]Slee, “The Shape of Airbnb’s Business.”

[77]Jones, “Residents vs.Tourists.”

[78]“Beds, Breakfasts and Billions,” Katie Couric，“World 3.0: Airbnb CEO Brian Chesky,”Yahoo! News, June 2, 2014, interview with Brian Chesky, specific comments made beginning at the 6:27 mark of the video, http://news.yahoo.com/video/beds-breakfasts-billions-025613897.html(accessed April 30, 2015).

[79]Airbnb, “Helping Hosts Make Their Home Safer,” Airbnb, https://www.airbnb.com/home- safety (accessed March 22, 2015).

[80]Airbnb, “Home Safety Terms and Conditions,” Airbnb, https://www.airbnb.com/home- safety/terms-and-conditions (accessed March 22, 2015).

[81]Jones, “Into Thin Air.”

[82]Couric, “World 3.0: Airbnb CEO Brian Chesky.”

[83]Airbnb, “350000 Hosts.15 Million Guests.190 Countries.” Airbnb, https://www.airbnb.com/trust (accessed March 22, 2015).

[84]George Hobica, “10 Incredible Airbnb Horror Stories,” Fox News, May 8, 2014,http://www.foxnews.com/travel/2014/05/08/10-incredible-airbnb-horror-stories/(accessed March 22, 2015); Ryan Tate, “More Airbnb Horrors Emerge,” Gawker, August 1, 2011, http://gawker.com/5826607/more-airbnb-horrors-emerge (accessed March 22, 2015).

[85]EJ, “Violated: A Traveler’s Lost Faith, a Difficult Lesson Learned,” Around the World and Back Again, June 29, 2011, http://ejroundtheworld.blogspot.com/2011/06/violated-travelers-lost-faith-difficult.html (accessed March 22, 2015); Ryan Tate, “Woman Utterly Pillaged Via Airbnb,” Gawker, July 27, 2011, http://gawker.com/5825262/woman-utterly-pillaged-via-airbnb (accessed March 22, 2015).

[86]Adrian Chen, “Airbnb Pillage Victim Says Company Tried to Keep Her Quiet,” Gawker, July 29, 2011, http://gawker.com/5825996/airbnb-pillage-victim-says-company-tried-to-keep- her-quiet (accessed March 22, 2015).

[87]Jones, “Into Thin Air.”

[88]Ron Lieber, “Questions About Airbnb’s Responsibility After Attack by Dog,”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4/11/your-money/questions-about-airbnbs-responsibility-after-vicious-attack-by-dog.html (accessed April 11, 2015).

[89]Austin Carr, “Watch Airbnb CEO Brian Chesky Salute RISD, Whip Off His Robe, Dance Like Michael Jackson,” Fastcompany, February 17, 2012, http://www.fastcompany.com/1816858/watch-airbnb-ceo-brian-chesky-salute-risd-whip-his- robe-dance-michael-jackson (accessed March 22, 2015).

[90]Jones, “Into Thin Air.”

[91]Brian Chesky, “Belong Anywhere,” Airbnb, July 16, 2014, http://blog.airbnb.com/belong- anywhere/ (accessed March 31, 2015).

[92]Tim Redmond, “Who’s Going to Enforce the New Airbnb Law? Because Nobody Is Doing It Now,” 48 Hills, August 5, 2014, http://48hills.org/2014/08/05/whos-going-enforce-airbnb-law-nobody-now/#permanently-moved (accessed March 22, 2015).

[93]例如，纽约市有2.5724万个“空中食宿”的房源列表，而只有2688个Roomorama的房源列表；在旧金山，整个城市有近5000个“空中食宿”的房源列表，而只有1200个VRBO的房源列表和303个Roomorama的房源列表。

[94]Jones, “Into Thin Air.”

[95]Jones, “The Problem with the Sharing Economy.”

[96]Chenda Ngak, “Sandy Volunteers Connect with Victims Using Amazon, Airbnb, Crowdmap,” CBS News, November 16, 2012, http://www.cbsnews.com/news/sandy-volunteers-connect-with-victims-using-amazon-airbnb-crowdmap/ (accessed March 22, 2015).

[97]Airbnb, “Airbnb Disaster Response,” Airbnb, http://www.airbnb.com/disaster-response (accessed March 22, 2015).

[98]Yahoo! Finance, “Industry Center Lodging, Yahoo!” https://biz.yahoo.com/ic/40/40231.html (accessed March 22, 2015).

第三章 “优步”的定时炸弹

如果说“空中食宿”是一家以“归属感”为企业文化核心的共享经济企业，那么另一家出行共享经济企业“优步”则是与“不载任何罪犯”的理念相伴。“优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它也是草根起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到了46个国家的250个城市，狠狠地打击了各地出租车企业的小心脏。显然，又一位CEO与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比尔·盖茨（Bill Gates）、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站在了同一水平线上，而这些CEO都是把他（或者极少数的她）本人鲜明的个性烙印牢牢地打在公司的经营中。在公众的意识里，这些CEO与其各自执掌的企业如同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企业文化中也深深地打下了他们个人性格的烙印。“优步”的创始人，现在已是亿万富翁的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就是这样一位CEO——不管怎么说都是这样。他是一个执掌“狂野西部”资本的坏男孩，打破了穿制服的规定，袭击对手并且在所到之处不断惹出争议。一名曾经与他共事的企业家这样描述他：“特拉维斯是一个具有自我人格的人。”而其他人对他的描述则更加直接：“他就是个浑蛋。”[1]

但他已经带领自己的公司拥有最为非凡的某种东西——尽管没有人特别确切地知道这个非凡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卡兰尼克把自己视为艾茵·兰德的革命者，并且声称“优步”不仅会打败出租车和其他共享出行公司，而且会取代拥有私家车这件事情。他的目标就是把“优步”的司机网络——他希望，最终是，无人驾驶汽车——变成一个物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运送包裹、食物以及其他商品都可以成为现实。这就叫作“让拥有汽车这件事成为历史”，[2]卡兰尼克声称。

但是这毕竟正在进行中，而且，“优步”——正如“空中食宿”那样——已经占据了传奇偶像的地位，开始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以及词典中的一个新的动词和名词。这家公司被许多自由市场论者致以欢呼，作为一个颇具“分化”特征的新事物，它改变了交通产业的模式，还为运输部门带来了巨大创新，传统模式中“大出租车”存在太多腐败垄断。2009年在旧金山起家以来，“优步”一直在以一个令人震惊的速度增长，而且背后拥有诸如高盛、黑石、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以及谷歌风投等集团的支持，它几乎成功地吸引了每一笔最大的直接投资。作为一个初创企业，这在美国史无前例。在硅谷的黑暗世界中，炒作和幻想通常能够代替实实在在的产业，“优步”现在的市值评估已经到达了骇人听闻的510亿美元——客观比较而言，这已经比“脸书”在同样增长阶段的估值还要高，比达美航空（390亿美元）和美国联合航空（260亿美元）还要高，而且高到已经接近这个行业的国王本身——通用汽车，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526亿美元）。没有制造出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甚至没有实实在在地拥有一辆汽车和一名直接雇员和司机（因为司机都是独立的合同工），这个初创企业有这么高的估值真的令人难以想象。

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就像蝙蝠侠漫画里面的“双面人”大反派哈维·登特（Harvey Dent）那样，在“优步”漂亮的脸蛋上已经开始出现了阴暗面和伤疤。在卡兰尼克倡导的一场叫作“从踏板到金属”的战术运动中，“优步”经历的就是从丑闻到丑闻，这些丑闻不断地阻碍着它的发展历程，而且掩盖了共享出行行业的许多优势。迄今为止，共享出行企业还没有达到像“空中食宿”蹂躏整个社区和房地产市场那种破坏性，这一点倒成了“优步”的优势。极少有人对着已经被破坏了的出租车行业的大爆破而掉眼泪，因为出租车行业本身就充满了垄断集团、政治贿赂和糟糕的服务。

实际上，随着美国开始陷入自由劳动力社会，大多数美国人都开始寻求一种可靠的方式来为他们的生活赚点儿外快以获得一些收入，这就为P2P的共享出行提供了可能——但仅仅是在它正确发展的情况下。正如卡尼兰克所了解的那样，马路上司机和车辆的供给就是这个产业的平静，而且这些司机所需要的其实对于卡尼兰克的野心而言也是一种矛盾。“优步”的商业模式看起来是依赖于司机群体的爆炸式增长，而且是存在法律漏洞的情况下。正如非常厌恶“优步”做法的一位前任“优步”司机所说的那样，这种经济会尽自己所能让自己与“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保持一定距离，这样做就让“一个基于应用程序的出租车服务变得不那么职业化、不受管制，而且让司机变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3]然而司机也不可能形成联合工会来争取特许权等权利——这些便利条件让司机非常容易地转向其他共享出行企业，或者随着共享出行软件变得更加普遍，这些司机甚至可以几个人联合起来成立自己的公司。[4]“优步”就像那个时候打击与自己具有同样想法的企业一样去战斗，共享出行服务大声疾呼针对性监管，来控制司机群体的爆炸式增长，以确保公共安全，减少价格欺诈和打击新共享技术的滥用，并且提升监控能力。

然而所有这些警告都彰显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并不是一个仅仅有兴趣做好这个公司的一个人。他的“优步”既不能控制它的司机和自由职业者社会中1099经济的临时劳动者，也没有给予私人或者公共安全足够的关注。相反，这家“共享”经济企业的重点就在于市场份额，用它贪婪的爪子去肃清所有竞争者，并且坐上共享行业中的头把交椅。就像“空中食宿”那样，“优步”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就是为IPO（首次公开募股）疯涨做准备，它也并不在乎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到底违反了多少条法律。实际上，“优步”的CEO已经在韩国受到刑事指控，原因是其从事非法出租车服务运营，并且官方已经提出了准备发布逮捕令的警告；在阿姆斯特丹“优步”的欧洲总部，当权机构在2015年3月突击审查了出租车应用程序的公司，对“优步”进行了罚款并禁止其运营。[5]在全世界范围以及整个美国，“优步”都正在遭受重大监管障碍的打击。尽管它在早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已经变成了一个自己吹起来的快要破掉的泡沫。该公司正在走钢丝，而这一切都归因于它臭名昭著的CEO特拉维斯·卡兰尼克。

出租车行业的塔斯马尼亚恶魔

当一辆“优步”汽车把我放在旧金山市中心，我从车上下来的时候——这也是我第一次乘坐“优步”汽车，因为我要为撰写这本书做调查——大量印象涌进我的脑海。汽车非常干净，年轻时髦的司机也彬彬有礼。他看起来不到30岁，有像范·戴克（Van Dyke）那样的面部毛发，而且有一个“我就是摇滚乐队贝斯手”那种类型的臀部。当我在通往马路的楼梯口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等待我了，仅此而言他就已经甩了出租车司机几条街。在我们的行程中，他告诉我，做“优步”司机只是他的一份兼职，他觉得“优步”是一个用来赚外快的不错的临时工作（他当然不是在摇滚乐队工作，他是一名正在学习平面造型设计的学生，并且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一名艺术家或者插图画家）。

另外，这一段旅途经历比在出租车上好了许多。我是一名雇了汽车司机的人，那么我就是按照英里被收取费用的，旧金山阳光灿烂、五彩斑斓的社区总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呼啸而过，但是“优步”汽车并不在车里显示距离数字，我不用看着价格不断上涨的过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尽管没有计价表，但是应用程序会提前告诉我预计需要的金额（除非是需求高峰期，高峰时段的价格甚至会飙到十倍——或多或少）。应用程序还有一大好处，即我可以等着车来接我，我可以在我的智能手机上看到它到来的过程。但是这听起来其实也就是智能手机、谷歌地图和实时GPS的时代啊，出租车公司只需要一段时间也可以抓住这个特征。然而一个显著的不同在于，我是用手机应用程序来叫一辆“优步”汽车的，而不是像电话叫车那样得到一个不知道什么的派遣。但总而言之，“优步”其实也是一种出租车。这个新兴的产业“革命”只是把电话叫车变成了应用程序叫车，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特拉维斯·卡兰尼克非常不喜欢乘客认为“优步”是另一家出租车企业。出租车产业已经被严格管制，而且即使是脾气暴躁的卡兰尼克也对这些管制和强制征税无计可施。“我是在技术产业领域的，”[6]他告诉《波士顿环球报》，而且技术产业通常把自己视为具备知识界的精华，属于创新和“首创”的胜利，而等级制和停滞不前就是犯罪。正处于39岁的年龄，这位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辍学者留着看起来像多年未打理的短而硬的胡须茬儿，穿着属于陆战队风格，头发已经斑白，卡兰尼克就是这样一个自由放任的资本家，他的“推特”头像选用的是艾茵·兰德《欲潮》的图片。他的“特拉维斯耸耸肩膀”[7]展现了突出的角色特点，生活奢华、兄弟会气派、稍显稚气等特点，就在与他进行的自认为煽动了“自助运输革命”这样的谈话中频繁跳转，从他的“推特”图片资料中可以看到他喜欢说唱歌手“史努比狗狗”（Snoop Dogg）[8]，而且喜欢把自己成为亿万富翁的能力吹嘘到性感火辣的地步，好像就像随便叫到一辆“优步”汽车那样简单：“是的，我们管这个叫作笨蛋。”他在接受《智族》（GQ）采访时说。[9]

欢迎来到特拉维斯的世界。

“优步”并不属于出租车行业，这是真的，至少不是出于便利人们生活的目的。因为它并不拥有哪怕一辆出租车，也没有任何固定司机或者直接的员工（司机都是1099合同工）。“优步”与其他共享出行的企业，如“来福车”和“路边车”等都扮演着中介的角色，把司机和车与准备出行的顾客联系起来，然后为提供这项服务收取佣金（这个比例从最初的每单5%一直上涨到现在的20%~25%，甚至更高）。它的价值最初起源于比传统的出租车稍微便宜一点，[10]当然也更加便利——只要点击一下应用程序，附近的“优步”司机就会在5~15分钟内出现。在旧金山这样一个随便叫个出租车都要等45分钟的城市，这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是一种解脱。卡兰尼克已经受到驱使——或者说已经着迷——被这样一个任务，即拥有足够闲置的游走的司机，以确保能够在任何潜在乘客叫车的时候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一方面扩大覆盖范围，另一方面缩短等待时间。

“优步”的价值也源自它声称能够监控它的司机和汽车，以确保司机和乘客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在“优步”的官网上，这家公司大声宣称“每一位共享出行的活跃司机都通过一项严格的程序处于实时监控之下”，包括“一个包括三个步骤的犯罪背景审查”。[11]而落实到实际应用中，“优步”为这些调查额外收取每位顾客1美元的“安全出行”费。这听起来信誓旦旦。

但是对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地区检察官而言并非如此。2014年12月，他们联名对“优步”乘客保护提起诉讼，声称它在服务安全方面误导了顾客。这起诉讼谴责“优步”过度收取顾客费用而且蔑视法律规定。[12]在新闻发布会上，旧金山地区检察官乔治·加斯科（George Gascon）控诉“优步”在保护顾客方面提供了虚假声明。加斯科称，因为“优步”（也包括它的首要竞争对手“来福车”）并没有采集司机的指纹，所以公司对司机的作案背景调查“一无是处”。[13]“优步”确实没有做现场扫描（其中包括指纹采集），而在加利福尼亚，法律规定大多数出租车企业都要进行最高标准的背景调查。[14]实际上，美国联邦调查局将“优步”的方法称为“基于姓名的犯罪背景审核”，而其错误率实际上高达43%。[15]“这家公司反复强调这种虚假声明，”加斯科说，“导致乘客在是否应当上一辆陌生人的车时对自身安全有错误的判断。”

卡兰尼克与其他“优步”运营者以一种受害者的论调进行反击，他们认为“大政府”管得过于宽泛，但他们已经很难表现得惺惺作态了。这个问题此前已经火爆了一段时间。“优步”在国际上开始臭名昭著，因为它在印度新德里开展业务时，一位“优步”司机因为绑架乘客而被逮捕。这位女乘客在乘车的过程中睡着了，当她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被司机带到一个十分偏僻的地区。按照这位女士的证词，司机在停车之后对她实施了强暴。[16]警察声称，“优步”根本没有对这名司机进行足够的背景调查，相似的性侵事件在此前已经发生过两次。[17]新德里市政府迅速禁止了“优步”在当地的运营。其他印度邦也对该起诉讼迅速做出了相似回应。

在美国，“优步”司机同样面临大量指控。在波士顿，三位女士声称（在不同的事件中）被“优步”司机性侵。[18]在洛杉矶，一位“优步”司机因为绑架一位醉酒女乘客而被捕。这位女乘客醒来的时候是在一家汽车旅馆的房间里，通过旅馆的监控设备可以看到，她当时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被司机带进去的。[19]在华盛顿特区，一位“优步”司机因为绑架被起诉。在布鲁克林，一位“优步”司机由于从两名乘客身上盗窃了价值5000美元的珠宝而被捕。[20]其他控诉和抱怨还包括强暴、骚扰和另一起绑架。[21]在其中一起强暴案件中，一个有作案前科的司机竟然通过了“优步”的背景调查测试；[22]在另一起案件中，“优步”司机用锤子对一名乘客进行了重击，导致该乘客颅骨骨折。[23]而关于司机经常明目张胆地从“优步”的数据库中保存女乘客的电话号码并且经常联系她们、要求约会以及通过其他方式见面等类似事件，在“优步”司机中更是屡见不鲜。[24]

在新德里事件发生之前的一个月——2014年11月——芝加哥的一名“优步”司机由于性侵案件被捕。在随后的指控中，人们发现，这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在共享出行公司从事接送乘客业务的司机——居然是用她老婆的名字注册的。[25]在洛杉矶，一名“优步”司机通过将一个已经被认定的账号从一个司机手中转到另一个司机手中的方式，证明了怎样轻松地利用一些伎俩来愚弄“优步”的背景审查。一些司机实际上还共享账户。这家公司了解这些情况，对待这些事却是用另一种方式，这名司机如是说：“因为寻找司机比想象中难得多。而这家公司只是想要有人为它开车。”[26]

如果不老老实实地承认背景审查系统存在缺陷的话，那么“优步”的女发言人恐怕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在芝加哥会出现这种失误。但是这位女发言人立即十分无礼地转向对乘客的指责，这也是“优步”一贯用来掩盖外界批评的手段之一。

“在上车之前，为了确保安全，‘优步’的乘客有责任检查司机的驾驶证，并且检查司机的面孔是不是和证件上一致。”她说。[27]这是首例——一个最新的安全程序，既要检查司机的面孔，还要检查司机的驾驶执照，当享受这样一家四处宣扬自己具备令人安全可靠的服务时。在此前的一起案件中，一位乘客——曾在哈佛大学做讲师——声称被“优步”司机勒至窒息（这名司机在指控中否认自己这么做过），卡兰尼克迅速将这起指控忽略掉之后，就开始声称“这起案件压根儿就是子虚乌有”。[28]

就像“优步”的许多辩护者所说的那样，刑事案件以及其他不好的事情确实也经常发生在出租车司机身上。“优步”试着声明其背景审查比出租车企业的审查更多、更详尽，尽管许多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并非如此——关于“优步”背景审查的一项学术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这项研究由纽约城市大学的研究组完成[29]——讲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就像一名“优步”司机所说的那样：“我曾经在马萨诸塞州、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做过出租车司机，你必须提供一个美国交通局开具的30日之内有效的证明你有10年驾龄的证明，通过药物和酒精测试，到警察机关进行指纹备案。而这些背景审查‘优步’一项也没有。”“优步”却辩驳说自己的背景审查比出租车司机的更严格，这名司机就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30]

“优步”非常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不需要为司机的行为承担责任，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它并不是一家出租车公司，而只是一家基于互联网和应用程序来连通司机和乘客的中介公司。司机都是私人承包者，并不是“优步”的员工，所以公司也不需要对他们负责。这就是一家坐拥51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雇用的高价律师团在辩护中所做出的令人无法容忍的辩驳。

但这恰恰就是“优步”正在做的——就在2013年新年前夕晚8点的旧金山，在它的司机撞击了6岁小女孩索菲亚·刘之后。

当索菲亚、她的妈妈和弟弟悠闲地从人行横道上穿越马路的时候，一名叫作赛义德·穆扎法（Syed Muzaffar）的“优步”司机驾驶一辆本田越野车撞倒了他们三人。索菲亚当场死亡，她的妈妈和弟弟受了重伤。穆扎法被逮捕，并以驾车过失杀人罪被起诉。但是“优步”迅速做出反应，拒绝承认自己存在过失，声称穆扎法是一名独立承包人，而不是一名直接雇员，而且他当时并没有载客，也不是在去接乘客的路上，因此从技术上来说他根本就不在“上班”。“‘优步’确实不是导致这场交通意外悲剧的原因。”它的律师说，所以它也不必承担任何法律责任。[31]

死者的家属将穆扎法和“优步”一并告上了法庭，并强调当时穆扎法正在登录自己的“优步”账号，在对索菲亚实施致命撞击的那一刻，他正在等待下一个叫车订单。司机规范中也约定了他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等待他的下一个订单。[32]相关证据还表明，穆扎法曾经有鲁莽驾驶的不良记录，包括因每小时超过100英里而导致交通事故被捕——而这也是“优步”的背景审查根本没有审查出来的事情。[33]

此前一年，加利福尼亚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就已经开始要求共享出行的公司投保商业责任险，覆盖了它们的司机，尤其是如果该车辆是出于商业意图被使用的，那么法律程序上不允许司机使用自己的汽车保险（商业汽车保险是另一种不同类型的保险，它的价格通常高于私人保险的3~10倍）。最新的法律规定每起事故的赔偿至少在100万美元，而且“优步”当时也照做不误——但如果司机是在登录了“优步”的应用程序，但并没有乘客在车内，或者也没有在接乘客的路上，那么这个责任究竟由谁来负，这部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34]这就是“保险缺口”，也是“优步”一直在尝试从索菲亚·刘的死亡事件中逃脱责任的缺口。

然而这个分歧打破了行规。克里斯·多兰（Chris Dolan），多兰法律事务所的律师，也是索菲亚·刘一家的代表律师，声称“优步”这样的经营是“海盗”经营。“难道司机是比萨饼送货员吗？他们的保险只有在比萨饼在车里的情况下才有用？从司机登录应用程序一直到关闭应用程序期间，应该一直在起作用。所有在路上驾驶机动车的司机，无论是载客还是空车，都应该享有商业保险，一周7天，一天24小时。”以出租车司机为例，只要在车里，他们就应该享受公司提供的商业保险。这位律师将共享出行行业称为“正在等待悲剧发生。它们（‘优步’等）想逃脱责任——因为它们自认为特殊，它们是‘科技型企业’，所以不必遵守这些规则”。[35]

用来逃脱责任的所有类型的必要措施，现在都已经成为“优步”的常用战术。这家难以被起诉的公司似乎自始至终就不在意那些十分狭隘的司法解释到底践踏了谁的利益。它只是屈服于来自公众意见的压力——并非来自法律咨询者和投资人，意识到这些关系到自己公司的信誉——卡兰尼克终于大张旗鼓地声明要弥合“保险缺口”。[36]但是相关细则表明，这也只是覆盖了极少部分人，远远低于法律所规定的保险要求，即当有乘客在车内时，相关保额要达到100万美元。这一行为也揭露了“优步”另一种盘剥劳动者的类型，只要在允许的情况下，它都会这么做，尽管它已经是这样一个有几十亿美元市值的公司。

“优步”的“爬行跟踪”事件

不进行足够的背景审查，逃避责任，以好战的心理忽略那些受骗者——这已经成为特拉维斯世界的标志。这位“优步”的CEO总是经常性地和一系列所谓的敌人进行严厉的责骂，包括那些反对相关创新的政府机构、“大出租”公司以及其他共享出行企业（如“来福车”和“路边车”）。[37]本来所有这些“敌人”都是在“共享”经济创业公司的这个由金钱驱使的世界中公平竞争的，但是“优步”由于将目标瞄准了另一个敌人——媒体评论家，而使自己大踏步地逾越了公平竞争的底线。

2014年11月，当“优步”的高级执行官埃米尔·麦克（Emil Michael）从曼哈顿那次奢华的私人晚宴上出来的时候，就注定要度过非常糟糕的一天、一周，甚至一个月。出席这次宴会的都是一些最优秀的人，包括演员爱德华·诺顿（Edward Norton），作家和出版商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纽约日报》的拥有者莫特·朱克曼（Mort Zuckerman），英国政治幕僚伊恩·奥斯本（Ian Osborne），等等。特拉维斯·卡兰尼克也在受邀之列。“优步”当时已经在一系列新闻故事所揭露的丑闻中摇摇欲坠，而埃米尔·麦克作为“优步”的高级副总裁，也是能够直接连通国防部的董事会成员，他产生了一个更加让人不安的想法，即“优步”将着力打击那些在媒体中试图挖掘“优步”肮脏事件的记者团体。

本·史密斯（Ben Smith）作为美国著名的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的总编，也参加了那次晚宴，并且转播了实况报道。在晚宴上，麦克宣布，要花费100万美元雇用四组最高级别的观察员和记者团队，来帮助“优步”回击相关媒体的敌对行为——他们将深入“你们（指攻击‘优步’的相关媒体）的私人生活、你们的家庭”，曝光私人生活的细节，并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38]麦克声称。也就是说，无限度地对批评人进行追踪。

麦克尤其点名了一名记者——萨拉·莱希（Sarah Lacy）——有硅谷监视者之称的《潘多拉日报》的CEO兼总编，曾经尖锐地批评“优步”和卡兰尼克。她基于一系列事实指责“优步”有“性别歧视和厌女癖”，这些事实包括那些对“优步”司机进行性侵行为的指责。莱希声称，她感觉乘坐“优步”车极不安全，所以删除了“优步”的应用程序，并且鼓励大家尝试使用其竞争者“来福车”的应用程序。“我简直不知道我们需要提醒到什么程度，才能使这家公司尊重女性和保障我们的安全。”她写道。[39]

在那次晚宴期间，麦克对莱希的专栏感到非常愤怒，并且声明“优步”肮脏的挖掘者会曝光莱希和她的私人生活。不过很快另一位晚宴参与者史密斯向麦克提出质疑，认为这个计划一旦被公众发现反而会使“优步”产生许多问题，但是麦克——这位与国防部沾亲带故的执行官——回应道：“没人知道这是我们做的。”

当这个故事被史密斯全程报道之后，一轮新的媒体大战彻底爆发。卡兰尼克通过自己的“推特”立即对相关问题予以全面否认——而不是进行道歉——也婉言拒绝将埃米尔·麦克开除，尽管外界对此呼声很高。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倚仗自己与国防部沾亲带故，“优步”的“爬行跟踪”已经开始咆哮着骚扰那些记者和评论人了。“爬行跟踪”系统通过“优步”的应用程序收集了相关乘客的大量个人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已经被用来追踪某些乘客——包括对它提出批评的媒体人。这种追踪行为可以对追踪人进行直接的骚扰和围追堵截。

“优步”再一次被弄得措手不及——当它被纽约城市的总经理乔希·莫拉（Josh Mohrer）公开揭露的时候，“优步”通过BuzzFeed新闻网所发布的报道追踪到她的注册信息，然后在她乘坐“优步”汽车的时候通过“爬行跟踪”来追踪她的位置。[40]据《旧金山杂志》的一位记者报道，当她写了一篇关于“优步”的封面故事之后，“优步”通过不同的渠道对她进行“友情”提示，提醒她已经被“爬行跟踪”监视出行，并且挖出了她的注册账号。[41]

然而还有比这更恶劣的事件。当风险投资家彼得·西姆斯（Peter Sims）写了一篇在曼哈顿乘坐“优步”汽车的博客之后，他就开始从一位并不是特别熟悉的女性朋友那里接到消息，告知他已经被“爬行跟踪”监视。[42]那个人告诉他，她当时正在芝加哥一个“优步”午宴上，发现西姆斯的一举一动都在被实时监控，并且在一个公开的大屏幕上进行播放，周围许多人都可以同时实时观看。除了西姆斯，“优步”还在纽约同时追踪30个优步用户的位置和动态。西姆斯正在赶往佩恩的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去华盛顿，而这位在芝加哥的熟人“能够继续对我汽车的位置进行更新”，他说，这彻底把他激怒了。[43]当这位女士向他展示他当时的位置是在芝加哥一个公开的“优步”宴会上进行直播的时候，他真的“太生气了”。他的位置被这家公司公开追踪，并且像病毒一样扩散到他人身上，但是“优步”对此并不承认。[44]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芝加哥这位“优步”乘客开玩笑似的将这种高科技“爬行跟踪”实时秀称为“变态跟踪狂的视野”。

显然，“优步”对于尊重隐私的再次保证也并没有什么意义，就如同它再次保证要对司机背景进行严格审查一样不可信。“优步”已经建立了一个应用程序，名字叫作“上帝视野”（God View），这个应用程序能够追踪媒体人或者其他想追踪的目标，曾在“优步”工作的两名员工声称。这是一个公司内部使用的工具，它可以显示每一辆“优步”汽车当然也包括当时在车内的乘客的位置。这两名员工都在“优步”工作到2014年春天，他们说“上帝视野”这种应用程序可以非常轻松地掌握公司内部所有员工的动向（尽管司机本人没有权利这样做）。[45]正如揭发者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所曝光的那样，至少有50万名私人承包者可以使用国家安全局最高保密级别的数据库，“优步”已经授予数百名员工监视顾客私人生活细节的权限，而且是在根本没有告知顾客其隐私已经暴露的前提下。

来自在线杂志《每日科技》的贾森·米克（Jason Mick）认为，埃米尔·麦克事件充分暴露了“优步”有“很强烈的恶意倾向……‘优步’丑陋的一面在全世界已经昭然若揭”。[46]

它是一个两面的小人，的确如此。

是交通革命，抑或是……税收骗子

就像“空中食宿”一样，“优步”也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法律常规并且开始逃税。实际上，“打破”传统法律法规这件事还被许多其他公司津津乐道。它们坚信，纽约、旧金山以及其他没有合作的城市，正在受“一种旧商业模式”的支配，以致不允许创新企业生存，尽管它们打破了一些常规，但是做出了如此巨大的对社会和人们有利的事情。正如“空中食宿”的CEO布莱恩·切斯科那样，特拉维斯·卡兰尼克也将自己塑造成与那些“因循守旧的人”进行斗争的人。时至今日，已经有如此多的美国人失业，以致他们的誓言有了可信的空间。

但是正如“空中食宿”那样，越近距离的观察越能够揭露丑陋的一面。“优步”所提供的基本服务实际上与任何一辆出租车或者豪华轿车所提供的服务相差无几：承载乘客到达他们的目的地而获取报酬。但是出租车公司和豪华轿车服务在大多数城市都需要支付“制服税”并且向当地政府缴纳相关费用，而“优步”一直拒绝这样做。“我们到底是美国航空，还是Expedia（一家网络旅游公司）？”卡兰尼克在《华尔街日报》的一次采访中质问。[47]他坚持认为“优步”与Expedia更接近，仅仅是一个连接买者和卖者的平台公司。当然，“优步”确实在为它的每一分利润缴纳联邦公司所得税——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像苹果、谷歌和其他公司那样，建立了一个国外补贴和税收天堂的综合网站，来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在美国本土的纳税额[48]——但是它始终坚持不缴纳地方政府的制服税，因为它没有切实地拥有一辆出租车或者直接雇用一名司机。正如它的共享经济企业同盟“空中食宿”那样，“优步”商业模式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打破”那些所有美国人都向往做的事情——逃税。

但是“优步”对法律法规的无视并非仅仅停留在纳税层面上，因为它坚持自己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出租车或者豪华轿车服务公司。卡兰尼克坚信这意味着“优步”不需要接受普通出租车执照的管制，而且不必循规蹈矩地遵守其他安全监管、保险和相关要求的管制。在每一个地方，当这家公司打破了传统管制——事实上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是这样——它都表现出一副无赖的样子，拒绝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还尝试恐吓当地政府。在很多情况下，它开始变成自己最大的敌人，甚至不愿意做出任何承诺。“优步”的这些做法在伯明翰、阿拉巴马等地尤为明显。

“优步”信步走入伯明翰政府部门，声称它想在当地开展业务。它提出自己打算创建一种独立的商业模式分类的理念，并且与城市议会进行了多轮谈判周旋。“优步”对此有许多手段。金·拉弗蒂（Kim Rafferty）作为领导交通委员会的女议员，曾经在华盛顿地区使用“优步”，并且声称她喜欢这种模式。[49]当地出租车行业也没有切实地进行反对。“黄色出租车”的主席告诉《伯明翰商业杂志》，他并不介意进行竞争，但是“优步”并没有与大家在同一规则下进行公平竞争。[50]女议员拉弗蒂声称，共享出行和出租车行业应当形成竞争局面。拉弗蒂说：“最后，市场将决定谁是胜出的一方。”[51]

所以，在伯明翰，表面上看“优步”似乎已经完胜了。拉弗蒂草拟了法规，允许“优步”入驻经营，但是它要遵守包括安全和乘客保护等规定，包括共享经济公司必须为所有使用私家车从事商业运营的司机提供全天候的商业保险等。而“优步”仍然一意孤行，声称它已经有自己的政策体系，包括保险、背景审查和监控等。女议员拉弗蒂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表示遇到了相当大的挫折。

“‘优步’已经多次告诉我们它们不属于交通领域的一分子。它认为这些司机都是独立的小企业，而这些司机应该被允许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运营，没有监管，包括政府监管或者其他任何监管。这当然也包括没有商业执照规定以及对收入进行征税。我们也觉得不胜其扰。要求‘优步’配合任何遵守法律的事宜时，它总是全部推翻，概不执行。”[52]

当议会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法规的时候，“优步”已经暴跳如雷。“优步”的发言人泰勒·本奈特（Taylor Bennett）丢掉了所有端庄得体的伪装，放出言论攻击拉弗蒂：“议员拉弗蒂的真本色今天终于赤裸地暴露……她已经表现得足够清楚，即保护大出租汽车行业以及收紧行业竞争比营造一个安全、可靠的出行方式更加重要。众所周知，这里面一定存在‘暗箱操作’。”[53]

拉弗蒂果断地进行了回应，把“优步”的声明称为一种“不公平的个人攻击”。“优步”表现出“不尊重多变的政府管制措施，但是我们需要保护公众安全并且保障竞争公平……‘优步’提出这种改变规则的需求，甚至想把政府变成只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它要求我们去做这些不道德的事情。但我们绝不会因为恐吓、压力和催促就去做这样的事”。[54]

这只是“优步”逃避地方政府管辖的诸多案例中的一例。但是在伯明翰，它一头撞在了墙上，因为它遇到了这位坚决拒绝因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的恐吓就屈服的倔强女议员。“优步”好战的作风不仅让自己不能在伯明翰立足，还导致了其他方面的负面效果。消息不胫而走，而且这些消息为亚拉巴马州的其他地方敲响了警钟。由于自己的傲慢无礼，“优步”在塔斯卡鲁萨县以及其他亚拉巴马州的城镇都为非法经营付出了代价。在短短的时间里，塔斯卡鲁萨县警察局通过“突击行动”逮捕了两名“优步”司机。一名司机被捕的原因是，作为运营性质的出租汽车承载两名便衣警察，却没有营业执照。另外还有六名司机受到了警告，原因是他们在无照和没有进行检查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机动车进行了租赁。[55]

类似情况已经在很多城市发生。然而，一扫自己的傲慢无礼和笨拙不堪的公共关系处理方式，“优步”和共享出行行业最终将立足的根本定位在所有方面都对现存出租车服务的不满上。出租车公司经常压榨自己的司机，出租车司机的平均薪水一直徘徊在3万美元——而这是典型的贫困工资线。[56]“出租车公司是一个邪恶的帝国。”正如卡兰尼克在许多采访中直言不讳地怒斥，出租车公司通常是一小部分有政治关系的经营者在经营，而且在抗拒打破垄断的时候常常显示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57]它们通常都会利用自己在市政厅的影响力来排除新的竞争，或者阻断一些积极开放出租车市场的行为。“我们正处于政治交锋中，一方的代表是‘优步’，另一方的浑蛋代表就是‘出租车’，”卡兰尼克在一个科技会议上公开表示，“没有人喜欢它，它并没有什么特征优势，但是它已经融入政治组织和机制中，许多人都欠它的情。”[58]

特拉维斯·卡兰尼克以及他的“优步”宝贝就这样傲慢地、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而且卡兰尼克已经将这个公司变成了一个高度符合自己意愿的公司联合体——它由高盛、谷歌、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以及许多投资人那里募集的几十亿美元作为资金支持，并向这些投资人保证不会赔钱。一些投资人已经开始反抗卡兰尼克，认为他在斥责和打破地方割据方面太过激进。“优步”的一位投资者曾不经意间谈起卡兰尼克这种好战的性格：“想当一个破坏者，又不想当浑蛋，这是很难做到的。”[59]

如此看来，“优步”和“出租车”的对决，实际上是浑蛋与浑蛋的对决，而非常不幸的是，司机、公众和许多地方政府正在这场对决中被无辜牵连。

在许多情况下，这场争论讨论的范畴聚焦于一些古老的议题，如政府应不应当管制，以及自由竞争和税收的问题。为了理解这些问题是怎样影响出租车、豪华轿车和现代的共享出行行业，我们十分有必要简要回顾载人出行服务的历史。

对商业乘客运输的许多形式的管制已经持续了上百年。通常，这种管制是为了阻止由于商业运输而导致的车辆迅速增多进而引发交通的混乱。例如，雇用马车早在17世纪就已经出现在巴黎和伦敦的街道上了。1635年，查理一世出台法令，要求所有的运输车辆都必须取得国家颁布的执照，“以限制马车的过量使用而造成交通混乱”。[60]

在上百年之后的美国，“大萧条”让数百万人丢了工作，其中一些人拥有私家轿车。突然间，“租车”行业被挖掘出来。不确定性比较高的司机时不时地就卷入伤害乘客的旋涡中，还有一些不安全的乘客时不时地对司机造成伤害，并且在这些事件中受到身体创伤和精神创伤的人通常都不能顺利地获得补偿和公平对待。更有甚者，大量承载车辆和竞争让利润率大幅降低，直到现在这些司机平均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得到的收入却难以糊口。在1933年，美国的交通部官方陈述中说道——看起来非常有预见性地阐述了与当下十分类似的情况——“这种对出租车的过量供给引发了价格战和价格扭曲，并且运营者和司机都没有保险和商业责任。从城市层面到全国层面，政府官员和新闻界都应当呼吁对出租车行业进行公共管制”。[61]

这一回应使得许多主要城市都开始建立基于执照、费用、保险以及其他与出租车服务行业相关事宜的管制。更重要的是，这些城市还对整个城市所允许容纳的出租车总量进行了限制。利用出租车奖励机制以及其他方法来收紧出租车供给，防止运营商如潮水般涌入市场，并且通过一种合法的途径来确保司机能够获得一笔可观的且可持续的收入。曾几何时，这一方法还包括各市政府可以控制消费者数量的增加以及强制施行安全保护措施，如背景审查和提出保险要求等。这种特殊的管制通常就是一个非常复杂且持续很长时间的历史沿其路径发展下去的最终结果，并且受到随着时间推移的特定时期文化的影响。除了那些对自由主义论者和自由市场论者的针对性抗议，大多数管制产生的原因通常都是基于良好的出发点，并且反复推敲了许多年。

“优步”和共享经济的通道颠覆了历史。时至今日，在没有恰当管制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共享技术到底怎样使一个又一个城市中不计其数的司机过上“好日子”，而且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没有足够的薪水，也没有足够的消费者保护。来自有“硅谷监视者”之称的《潘多拉日报》的保罗·卡尔（Paul Carr）说道：“如果‘优步’不必遵守执照法规，那么无论是汤米、迪克还是亨利，任何人都可以选择在自己的车上喷上‘出租车’的字样，并且通过互联网提供商业承载服务。”伦敦常常受流氓和无照出租车的困扰，据报道，在一个月之内，就有11位妇女声称遭到了人身袭击；对陌生人实施抢劫的肇事者中，有80%来自无照司机。[62]

《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凯瑟琳·蓝贝尔（Catherine Rampell）则指出了当今大众社会必须面对的其他两个显著的社会问题：严重的交通拥堵和排放物污染。“出租车奖励机制以及其他管制规定了城市可承载的运营车辆的数量上限，这通常都被当作一种出租车行业的卡特尔保护主义而遭到嘲笑，”她写道，“但是它们限制的是来回寻找乘客的空车的数量，而这些空车有时候就停在交叉路口并且污染空气。继续允许城市开放那些数量更多并且相对没有管制也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的准出租车辆，将是一件完全没有必要的事情。”[63]

而这恰恰就是特拉维斯·卡兰尼克的野心，即让更多的“优步”司机尽可能地去践踏更多良好的公共政策目标。按照来自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迪恩·贝克（Dean Baker）的说法，随着“优步”（当然也包括其他共享经济企业，如“来福车”和“空中食宿”）的避税行为和侵犯管制行为，我们更加质疑这些公司能否为经济和社会带来价值。“宰客行为的发生将会更加猖狂，”而且从那些需要缴纳税收的公司手中抢夺业务也变得更加普遍。“规避税收和管制也许并不是破坏性的——但是这种行为对于市场的扩大而言是十分有害的。”贝克声称。[64]如果“优步”和“来福车”都涌入市场，它们就可能削弱所有司机赚取最低工资的权利（在现实中已经有信号表示这一切开始发生了，虽然“优步”还坚持相反的观点——稍后详述）。这些现代服务正在剥削本已非常贫穷的出租车司机，并且引发了比拼最低工资来取得胜利的恶性竞争。

贝克说：“现行的许多管制也许确实到了做出改变的时候，因为这些管制从最初的设计到现在已经确实有些狭隘或者过时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要免除所有传统商业模式的管制或者税收，而仅仅是因为它们采取了一种通过互联网提供服务的模式……如果这些服务是在一个固定的场地运营的，那么它们就必须缴纳税收。正如它们所表现的那样，这些企业实际上让一小撮人富裕起来了。”——尤其是已经非常富裕的投资人——“他们企图通过一种新的方法来欺骗现行经济体系”。

一些曾在“优步”工作的高管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马特·科赫曼（Matt Kochman）是“优步”成立之初在纽约市的总经理，2011年他从“优步”离职。科赫曼辞职的原因就是他受不了“优步”对监管者的咄咄逼人的态度。“‘优步’的战略就是‘你可以试试阻止我们，我们必定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科赫曼说，“不重视规则和管制，仅仅是因为你想推行一个所谓的新产品，或者你开创了一种看待事情的新视角，这听上去并没有什么道理。”[65]

另一位“优步”的前雇员声称，这家公司的模式就是先发展自己，等有管制的时候再想应对模式。“‘优步’已经得到了可观的融资、利润和市场份额，所以对它而言并没有讨好各方的必要。”[66]

毫无疑问，“讨好各方”从来都不是“优步”的处事风格。这包括它打击“大出租车”以及与它模式相似的共享出行竞争者（如“来福车”和“路边车”）。“优步”已经掌握了许多肮脏的技巧来赢得一些优势，比如，抢夺竞争者的司机。“来福车”进行了相似的报复。在观察了所有的针锋相对之后，《华盛顿邮报》的蓝贝尔特意指出：“随着对仗势欺人的‘大出租车’的打击报复，‘优步’和‘来福车’也变成了大恶霸。”[67]

遇上新的老板、行事如旧的老板，她这样写道：“除了更少的管制，并没什么不同。”

“优步”的最大谎言：它的司机

除了所有的粗暴举动之外，“优步”的胜利与否还取决于它商业模式的重要“输入”因素——它的司机。这对于它的商业模式而言是最主要的瓶颈，除非无人驾驶汽车全面上线（这取决于到底是什么样的无人驾驶汽车，它是否能够准确地判定方向，是否能够十分有效地应对监管和自动克服日常使用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障碍）。没有足够的司机群体，“优步”的510亿美元市值就将付诸东流。任何一个精明的投资者其实都有这样的疑问：“特拉维斯到底是怎么哄骗这些司机为他干活的？”

“优步”在宣传语和公开陈述中，把司机称为自己的“合作伙伴”。但问题是，卡兰尼克自己公司的利益与他所谓的司机伙伴的利益之间恰恰是冲突的。出租车的历史表明，当汽车的数量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控制的时候，司机的收入往往会更好。但是卡兰尼克恨不得满大街都是“优步”的汽车，来创造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说）巨大的“剩余价值驱动的蓄水池”，不但能够减少顾客的等待时间，而且能够横扫行业内的竞争者——无论是出租车还是其他共享出行企业。事实就是，这位CEO的利益与他的司机伙伴之间的利益存在巨大的冲突，而这恰恰就是这家公司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我们已经看清了事情的本质。包括“优步人民”（Uber People）网站在内的许多在线论坛上，司机都在聊关于分享出行的生活，其中许多内容都涉及司机往往需要等待几小时才能等到应用程序接到订单时所发出的“砰”的声音。“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我没有等到‘砰’的一声，”一位沮丧的司机写道，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橘子郡，成群的空闲“优步”汽车都堆在那里，“我们在应用程序排名上一个摞一个，就像正在乞讨的人。”[68]

随着公司规模呈指数式的扩张，“优步”声称它已经雇用了成千上万的“合作者”——尽管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一数字到底是多少。2015年11月，“优步”通过与普林斯顿经济学家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共同合作的一份报告发布了内部数据以及对自己内部司机的专项调查，阿兰·克鲁格是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理事会的前任主席。[69]这份报告声称，截至2014年12月，“优步”拥有超过16.3万名司机，如果这一数据真实，那么毋庸置疑，这意味着这家公司对大衰退之后推动就业力量之大不容小觑。然而实际上，这其中80%的司机都是兼职，而这些司机的一半以上每周从事载客工作的时间少于15个小时；只有一半司机在一年中一直是活跃的。据“优步”的报告显示，大多数“工作”都是临时的，甚至是兼职的，卡兰尼克声称要成为颇具竞争力的就业创造者实际上是在吹牛，而且这个牛皮已经越来越失去光彩了。美国著名网络杂志Slate的记者艾莉森·格列斯伍德（Alison Griswold）写道：“每个月雇用上千名司机这一表象是十分虚伪的——大多数司机都是做做兼职而已——这位CEO想以这种方式来预示新型工厂工作增长的到来吗？”[70]

但是克鲁格的报告也排除了广告效应，而抓住了卡兰尼克捕风捉影似的类似菲·泰·巴纳姆（P.T.Barnum）的声明中的错误：“优步”司机都拥有较高的收入，能够赚到非常舒适的中产阶级的薪水。“优步”的CEO最早在2013年对《华尔街日报》称，“优步”的司机每年能够赚到10万美元。[71]而我在2014年8月克雷格列表网站上所看到的一则“优步”的广告则声称，要保障司机“每个月的收入不低于1850美元”，这就意味着总体而言全年的收入要超过9.6万美元。尽管这些数字含有相当大的水分，但是仍然被媒体用了数月之久。《华盛顿邮报》不加甄别地进行了报道，声称“优步”司机每年的平均薪水能够达到9.0766万美元，这一数字的依据仅仅来自“优步”发布的一篇博客。[72]《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甚至认为“优步”开创了“能够终结出租车司机贫困的时代”。如果这是真的，这些数字就意味着一个全职的“优步”司机所能够获得的收入，与在旧金山或者纽约从事科技工作的技术人员一样多——而在这些城市，技术人员是在所有收入中名列前20%的职业之一。

但是克鲁格的报告基于“优步”的内部数据，声称在洛杉矶和华盛顿特区，“优步”司机的平均薪水是每小时17美元，在旧金山平均薪水可以达到23美元，在纽约平均薪水可以达到30美元。[73]如果一位司机在洛杉矶和华盛顿特区能够达到每小时这种水平的收入，就意味着他每年要工作5800小时——每天至少工作16个小时，每年要工作365天——如果是在纽约，那么每年也要工作3300小时——每天至少工作9小时，全年无休——才能够达到年收入10万美元的水平（而一个普通的全职雇员，每周只需工作40个小时，每年平均工作时间是2000小时）。如果在这种时薪水平下按照每周工作40小时来计算——而大多数“优步”司机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有4/5的司机仅仅是兼职——那么在洛杉矶和华盛顿特区，司机的年收入勉强能达到3.4万美元；即使在纽约，也只能达到6万美元。

这种水平的薪水看上去也许较为体面，但这一数字在克鲁格的研究中是十分模糊的，因为它没有将“优步”司机的相关费用进行扣除，如汽油、汽车保养、汽车贷款、车辆折旧、通行费、保险、洗车、过路费以及其他相关支出等（报告在一个段落中简要提及了一点，但是很隐晦）。这些成本是切切实实的固定开销，预计每周要花费司机130~150美元，那么每年就是7000~10000美元。[74]如果司机足够精明，那么他们也许能够把这些费用作为“业务费用”从税收中扣除，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费用也会加码到那些拿着最低工资的全职“优步”司机的身上。Buzzfeed网站的乔安娜·惠妍（Johana Bhuiyan）做了一项实验，在纽约市内随机打了11次“优步”汽车，发现在扣除那些常规成本之后，“优步”司机的年收入并不比出租车司机高。“优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在诋毁出租车行业的低工资，但如此看来，“优步”试图诉说的神话也只是一场空而已。

惠妍追踪采访过的一名司机说：“当你考虑到这些费用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自己从‘优步’里实际上得不到什么。我每周工作四天，最忙碌的几天通常是周四到周日。我在这些天工作时长会达到14~17个小时。如果我只工作10个小时，那么我的收入基本上刚刚满足费用开销，只能赚到100~150美元。我如此努力地工作是因为我还要支付房租。”[75]香农·莉丝－赖尔登（Shannon Liss-Riordan），一名波士顿律师，收集了许多代表“优步”司机控诉不平等劳动境遇的案例，包括将这些司机错误地划分为独立合同工，以此来避免为这些雇员提供相关的福利开支。她说：“我并没有看到这些司机认为自己比出租车司机赚得多，他们的收费比税收还低，还必须自己支付所有的费用。”[76]

当克鲁格的报告发布之后，一些顺遂的媒体还在忠实地报道关于“优步”的积极方面，“优步”司机的在线论坛已经被数以百计的讽刺加嘲弄的评论挤爆了。“这就是为什么经过制药公司自己测试过的药到你的手里就变成盐了。”一名司机写道。另一名司机则写道：“‘优步’真伟大，但这种伟大仅仅局限于‘优步’自己发布的命题研究所证明的……我的亲身经历就是我赚的还远远低于所谓的平均工资。”还有司机警告式地指出，这项研究中使用的是2014年10月的数据，但是在2015年1月之后，“优步”就在48个城市降低了司机的收费标准，降低的幅度“直接导致收入锐减40%”——这意味着这份报告中的数据已经过时了，而同时另一个尖锐的指向就是媒体完完全全地搞错了。[77]因此，只有这些司机才知道这份报告中到底掺杂着多少水分，而就是依据这份报告推理出来的结论，还要适时地被“优步”用在美国市长联席会议上，以作为显示自己的竞争力从而在更多的城市进行扩张。

让我震惊的是媒体的行为（这与克鲁格本人并无关系，他是一位有名望的经济学家），媒体对于“优步”提供的数据简直是照单全收。让我更加震惊的是，媒体怎么能就这样毫无考证地对“优步”的数据进行全面报道，对一家有许多出尔反尔和十分靠不住且有前科的公司提供的数据进行直接报道。现在我们必须证明：“优步”数据的可信程度极低。在纽约每小时能赚到30美元？这是谁说的——也只有“优步”自己吧！

除了少得可怜的工资，“优步”遭到指责的其他原因还包括，突然单方面改变司机与公司之间的合约，降低司机每一单的收入，而且降低乘客的收费标准。看上去在“优步”和它的司机之间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契约，而且卡兰尼克完全没有表现出要与司机对话的态度，甚至很少谈判。例如，2014年，“优步”在降低价格的同时（在某些地方降低的程度高达20%），还提高了对每一单的抽成，这一比例从20%增长到25%~28%（实际上，在“优步”刚刚创立的时候，这一数据仅为5%）。[78]2014年1月，一名司机抱怨：“就在昨天晚上，在周末来临之前，‘优步’发了一封邮件给我们，说准备立即降低我们的份额收入，幅度达到30%，从每公里2.45美元降至每公里1.80美元，而且告诉我们不要焦虑，让我们更努力一些，多拉30%的订单来保持原来的收入水平，原因是我们将比以前更加忙碌。你猜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更忙……因为我们已经够忙了。”[79]

“优步”在一年之后的2015年1月继续降低价格（正如克鲁格的报告中所发布的那样），而且再次逼迫司机通过祈求更多的订单来弥补收入。[80]这就是“优步”解决问题的逻辑：工作更加努力一些，开车时间更长一些，再多接些订单，取消休息时间。为此还出现了一个专有名词：开快车——通常用于流水生产线上的工人。看起来，特拉维斯·卡兰尼克期望自己的司机变成在自己掌控下的机器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的驾驶座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最好是一整天、一整周、一整月，甚至一整年。

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单方面降低价格的举动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司机的净收入。“优步”已经习惯于通过价格战来与出租车行业和共享出行竞争者（如“来福车”）进行竞争。的确，在这家公司的广告中，乘坐“优步”的价格确实比乘坐出租车低（而且相关数据看上去是真实的，平均低10%~20%）。[81]“优步”的战略就是彻底拉低竞争者的价格，通过打价格战把对手踢出本行业，而它能够这样做完全基于对司机的剥削。不必吃惊，许多司机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优步”与其竞争者之间的恶性竞争中受到了附带损害。就像一名司机所说的，为了弥补降低的20%的价格，你每天增加的不仅仅是20%的工作量，因为多干20%“意味着你的车要跑更多的里程并消耗更多的汽油”——意味着司机要为此支付更多的费用，而“优步”并不承担这部分额外费用。在份额收入被削减之后，一位“优步”司机说：“我现在挣的钱只够吃饭，这可不是开玩笑。”——所以这些纳税人不得不自己补贴“优步”的吝啬，就像他们在沃尔玛或者麦当劳工作时那样。[82]

除了收入降低之外，越来越多的“优步”司机还抱怨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和不被尊重的待遇。在全国范围内，司机都抱怨“优步”不遵守承诺，支付薪水的政策缺乏诚信并且给予他们错误的激励——如不兑现对他们承诺支付的比率，除非让这些司机去跟不要脸的“优步”邮件系统大吵一架。[83]“优步”坚持它旗下的司机应当保持他们的汽车做到车里车外都光洁如新，并且为乘客提供多种便利设施，如薄荷糖和瓶装水（“优步”也曾经在广告中提及它的司机会提供这些）——然而司机只能也必须为这些东西自掏腰包。（“优步”告诉顾客，这些服务的小费都包括在收取的份额费用中，司机却反映他们并没有从“优步”得到这些小费。甚至有一些司机控诉“优步”侵吞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小费，因为“优步”曾经为乘客增加过一个选项，包括在应用程序上添加为“无饥饿小孩”运动进行慈善捐款的选项——但是拒绝添加小费这一选项。[84]）这家公司就是这样盘剥自己的司机的，把这些“合作伙伴”慢慢逼到怒不可遏进而走向反抗。

此外，由于“优步”司机属于独立的承包商——属于“1099工人”——他们没有任何健康保险、失业救助以及工伤补贴，也没有病假、带薪年假以及其他社会保障。一些“优步”司机在赚钱的过程中甚至受过重伤，然而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乘客造成的，包括被袭击、刺伤、窒息或者其他。但是他们并没有从这家公司获得一分钱的支持或者补贴。（在一些州和城市，出租车司机虽然也是独立承包商，但是他们能够获得一定的工伤补贴。[85]这一措施基于一项联邦统计数据，即出租车司机与其他工种的司机相比，有21~33倍更高的概率被谋杀。[86]）

“来福车”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加具备塑造一个“良好”的共享乘车企业的成功的可能性，声称要与“优步”截然不同，但事实是这家公司也没有将这种策略实行下去，“来福车”也开始和“优步”一样削减司机的份额收入，并且剥削自己的司机。例如，它启动了一项奢侈服务计划，叫“来福车＋”（Lyft Plus），以此与“优步”的黑色轿车和越野车服务竞争，把自己的司机卷入进来——但发现这项服务没能继续增长后就突然单方面取消了这项计划。但是大多数司机都已经被“来福车”诱惑了，他们相信进行奢华型服务将会给自己带来更高的收入，而且自掏腰包支付3.4万美元购买了一辆印有骗子“来福车”标志的福特“探险者”越野车，并且被纳入了司机库。许多司机不得不卖掉自己原本拥有的轿车，而且从亲戚朋友那里借钱，目的就是能够买得起一辆奢华型机动车。所以短短几个月之后，当“来福车”突然取消这项计划时，那些已经纳入“来福车＋”计划的司机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这些司机还得继续为这样一辆昂贵的、每加仑汽油只能跑14英里的高油耗越野车偿还贷款。不过出于信誉考虑，“来福车”提供了援助，这些司机或者可以选择让公司帮他们卖掉机动车，或者直接申请获得1万美元的额外津贴（而这实际上仅仅覆盖所得税），但是这些救助协议与这些司机的付出相比实在少得可怜，导致一大群司机火冒三丈。[87]

“来福车”和“优步”都强调，他们的司机属于1099型合同工，都是小企业拥有者，应当为自己的运营业务承担相应的风险。但实际上，这些公司都在变着花样剥削自己的司机，并且引诱他们上钩。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如此着急地招募更多的司机，就是为了将这些司机牢牢控制在手里，从而确保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优步”甚至大刀阔斧地出台了一系列肮脏的服务，比如，组织那些想购买新车的司机去申请“准最低贷款利率”——而这些贷款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些司机所能负担得起的。根据“优步人民”网论坛上司机的讨论，一个集中的话题就是关于贷款偿还，它的利率高得让人无法容忍——21%。[88]“优步”在不允许司机收取小费的同时，还在司机中建立了贷款偿还机制，直接把这些借钱的司机移交给借贷方。值得关注的是，“优步”的融资项目实际上是安德鲁·蔡平（Andrew Chapin）的主意，他原来就职于高盛集团，现在“优步”工作。[89]

尼克·伍德费尔德（Nick Woodfield）是法律集团的一位律师，已经对由该事件所造成的伤害进行过帮助。“问题就在于，这些劳动力根本就不懂他们所进入的费用安排体系到底是什么样子，”他说，他们认为自己进入了一份既具有弹性工作时间又能够获得高工资的行业，而且进入门槛很低，这些特征吸引了很多急需赚钱的人，而人们对作为一个独立承包商这一概念一无所知，“你把大量工人都吸引到一项雇佣方案中，而他们对这一方案完全不了解。”[90]

甚至包括“共乘家伙”（The Rideshare Guy）软件，a.k.a.哈里·坎贝尔（Harry Campbell），一个曾在“优步”开车的司机称，他现在是一个非常火的博主，而且经常针对本行业进行抨击，曾经就批评“优步”和“来福车”单方面削减司机的工资并且虐待司机的事件。“‘优步’根本就没有得到为它开车的司机的认可，”坎贝尔说，“除了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以外，像‘优步’这样的公司简直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诚意来对它的司机做出承诺，而是不断地给他们施加压力。司机非常希望像特拉维斯·卡兰尼克这样的人能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并且能够为司机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但是你根本不必对一个市值如此之高的公司做正确的事情抱有任何期望。”[91]

换句话说，这些共享出行的公司承诺能给司机月亮，但实际上只给了司机一些沙子。这些状况和其他问题加在一起，让司机怨声载道，他们抱怨收入被削减，总是遇到不公平待遇，并且遭到侮辱。约瑟夫·戴·沃尔夫·桑多瓦尔（Joseph De Wolf Sandoval）来自加利福尼亚应用程序司机协会（CADA），这是一个与卡车司机工会有联系的司机组织，旨在帮助这些司机通过沟通和接受教育来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他问过国内许多司机一个同样的问题：“你现在比六年前的状况更好吗？”他说：“并没有任何一个我们对话过的司机或者我们协会的成员，会告诉我们‘是的，我现在比六年前过得好’。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日后会一年不如一年。”[92]

司机的反抗

一点儿也不令人吃惊，这些司机将他们的抱怨记录下来——大声且明确地表达了出来。在2014年夏季和秋季，世界范围内的“优步”司机上演了自卫战和罢工。同年9月在洛杉矶，50名“优步”司机在停车地点集合起来，对他们收入不断被削减表示反抗。[93]一名司机说，他已经经历了四轮份额收入降低，从每英里2.5美元下降到1.1美元。在圣莫妮卡，200个“优步”司机在公司办公室外面集中反抗，声称他们需要被平等地对待，取消份额收入的削减和其他不良的状况。[94]在纽约，60个反抗者举着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优步’：你最值钱的资产是司机”。其中一名反抗者说：“我已经开了两年‘优步’汽车，当我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是热爱它的。但是它与‘来福车’和‘黄色出租车’开展的价格战深深地伤害了我们，没有任何组织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必须站出来反抗以保护自己的利益。”[95]

此前在西雅图，大约100名“优步”司机通过集体辞职来反抗份额收入的削减。西雅图共享出行司机协会抱怨说，如果把费用都算进来，司机实际上是赔钱的。此前在旧金山，在“优步”发布进一步降低价格的声明之后，大约100名“优步”司机在公司全球总部的门外集会，要求提高自己的收入。10月22日，芝加哥、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相继出现了联合反抗和罢工。之后伦敦也加入进来，包括一些“优步”司机删除应用程序或者拒载乘客等。诉讼案件也频频被提出，其中包括集体诉讼，司机声称“工作被进行了错误的分类”，而“优步”却坚持认为这些司机就应当定位为独立承包商而不是固定的员工。另一桩法律案件则是关于“优步”剥削司机小费的控诉。把司机联合起来的组织纷纷建立起来了，诸如加利福尼亚应用程序司机协会、“优步”司机网、西雅图共享出行司机协会，以及许多在线论坛，包括“优步人民”网等，大都是由城市或者行政区组建的（“优步”已经就这一决定进行上诉）。[96]

如果有任何未决诉讼的相关决定有利于原告司机方，并且将“优步”和“来福车”的司机不是当作独立承包商来对待，而是当作直接固定雇员来对待，那么共享出行的商业模式就将被彻底推翻。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些公司不仅愿意支付上百万美元来留住这些司机，而且可能会突然同意为司机支付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障和工伤补贴等。

司机联合组织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许多都是按照城市或地域来组织的。[97]“这不仅仅是一个以不满和不专业的司机为群体的小组织，就像‘优步’所认为的那样，”桑多瓦尔说，“对政策和项目感觉到不开心以及不安是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不管司机怎么样，‘优步’还是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想法。”[98]

“优步”司机也尝试通过另一种在雷达监控下的方式进行反击，利用“优步”的一个带有可笑特征的叫作“浮动价格”的编程。这是当需求攀升的时候“优步”提高份额收入的一种方法，理论上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司机接单，从而减少顾客等待的时间。浮动价格是由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机算法驱动的，这一算法是基于对特定时间内顾客和司机供给的计算。当乘客需求飙升——在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周末晚上、假期（尤其是在比如新年前夜等晚宴较多的时间里、在美国独立日或者在万圣节等），或者在突发公共事件或者灾害的时候——份额收入就会变得毫无预期得高涨，通常上涨幅度达10倍之多。这引发了诸多不满，激怒了公众，而且“优步”被认为是在乱要价。

例如，在飓风“桑迪”席卷之时，“优步”遭到了强烈批评。因为当时许多人急于逃离飓风，所以用车需求飙升，而价格也随之飙升。当时，甚至最大化自己利益的“空中食宿”都表现出了一副“良好共享经济企业”的形象，在飓风期间提供免费住房——但是在特拉维斯的世界里，事情不是这样的。需求上涨之后，“优步”的计算机算法开始发挥作用，所以价格就飙上去了。这种乱要价的行为迫使施奈德曼对这家企业提起了控诉，即根据1979年的价格上涨法律，禁止企业在危机发生的时候随意涨价。[99]

在硅谷的帕洛奥图，一辆火车撞死了一名行人从而致使其他火车延误，这导致“优步”的需求发生了变化——从价格上来看，变成了平时价格的3倍。[100]在2013年12月，纽约市暴风雪期间，喜剧演员杰瑞·塞恩菲尔德（Jerry Seinfeld）的太太、烹饪出版物的作者杰西卡·塞恩菲尔德（Jessica Seinfeld）乘坐“优步”汽车时被高昂价格震惊了，“优步”搭载她在曼哈顿行驶了3英里，却收取了她415美元，是平时价格的8倍。[101]

以上的所有事例实际上都只能看作“优步”遭到全世界谴责的恶劣事件的一个“暖场”。

2014年12月，在澳大利亚悉尼，一名持枪男子在一家咖啡馆内挟持顾客作为人质，造成了严重的悲剧。警察和特警队破门而入，把周围地区封锁起来并且发起了围攻，造成三人死亡（包括持枪男子本人）。随着公众涌出这一区域，“优步”的价格飙升了4倍——起步价达到了100澳元（折合约80美元）。[102]

除了在灾难期间飙升价格之外，假期、周末或者在司机数量不足的情况下，“优步”的这个计算机程序都会被唤醒——如同自动化股票市场交易的计算机算法一样，通常会加剧金融恐慌——而且抬高价格。埃利奥特·阿斯伯里（Elliott Asbury）在丹佛参加万圣节舞会，距离家18英里，通常需要花费50美元——但是他那时花费了539美元，是平时费用的10多倍。[103]这实在是触目惊心的“不给糖果就捣乱”的现象。

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妇女在乘坐了10.8英里的“优步”汽车之后，被收取了400美元。在洛杉矶，一名妇女在乘坐了14英里的“优步”汽车之后，被收取了357美元。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戈甘迪普·宾德拉（Gagandeep Bindra）在万圣节晚上回去乘坐了15英里的“优步”汽车之后，被收取了455.03美元；在当晚早些时候，他的去程也是乘坐“优步”汽车，而那个时间段他只花费了44.25美元。[104]这些都只是价格荒谬飙升的许多例子中的一部分。所有的“受害乘客”都表示，并没有任何明确的提示告知他们现在需要支付这样高额的车费。通常，当价格开始飙升的时候，司机本人也未必都能够察觉到。一位身受其害的乘客说：“这种价格飙升政策完全不透明。它没有告诉乘客这一段行程需要花费上百美元。相反，它只告知乘客目前的价格是基准费用的9.8倍。但是基准费用通常是5美元，这是所有乘客都知道的。”

这些受害的顾客中，很多人都尝试过联系“优步”，而且在极少数情况下，“优步”会在总车费的基础上稍微打一些折扣。但是通常情况下，这些顾客都得不到任何回应，从而加剧了“优步”的不良形象，卷入了乱要价和宰客的风波中。

在此我们要谈一谈“优步”司机是怎样公开玩弄这一涨价机制的。一些司机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涨价事件之后，逐渐掌握了这个系统的启动规则，从而通过刻意提价来提高自己的收入。“优步”和“来福车”的司机凯利·德桑（Kelly Dessaint）就个人经历写了一篇博客——《车轮的背后：一个共享出行司机的忏悔》，陈述了司机的这种策略，而实际上这是“优步”机制所造成的扭曲激励的结果。

“作为一名‘优步’司机，你很快就会学会这一招，即如果价格没有飙升上来，你就先不要抢订单接客。有很多博客和驾驶培训教新司机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驾驶策略赚钱。他们都在强调同一件事情：等待价格飙升。”[105]

“优步”不会在时间空闲期分派司机工作，司机可以在这段时间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所以在线上论坛中，司机经常讨论怎样才能搞定价格飙升问题。“迄今为止，一个被证明能够确保在价格飙升的时候抢到订单的方法，”德桑说，“就是先在线下等待并从乘客的应用程序端进行实时监控。一旦一些城镇开始变亮的时候，你就开车到那个位置去接收订单，就可以得到一个预期的高价格。”这叫作“追赶涨价潮”，而且大部分司机也都是这么做的，他这样写。简而言之，价格飙升机制已经导致不恰当的激励，它扭曲了价格机制，因为它鼓励司机都待在家里伺机而动，从而导致一种人为的司机供给短缺。而这一行为会启动价格飙升机制的计算机算法，从而驱动着顾客打车的价格飙升。

这个机制看起来就像这家公司跟乘客玩了一个奇怪的把戏，而且另外一项研究表明，这个机制也可能以其他方式发生另外的状况。这是因为当在一个区域发生价格飙升的时候，司机趁机蜂拥而入，甚至从其他地区开车到价格飙升的区域。“如果某个人在服务不周到的区域非常需要一辆车，那么他的等待时间就会变长……此时‘优步’的涨价机制反而会在邻近的已经没有司机的区域里出现。”[106]尽管行市总是出现狂涨暴跌而且评价很差，但特拉维斯·卡兰尼克仍然坚持捍卫价格飙升机制，声称是基于他所认为的僵化的正统经济理论——这是供给和需求的作用机制，是自由市场，是经典经济学，他告诉《名利场》。[107]但是记者鲍勃·沙利文（Bob Sullivan）——《看懂资本主义》（Gotcha Capitalism）的作者，评价这种价格飙升机制的时候说：“‘优步’这个应用程序让人感觉有点像第三世界经济中价格的涨幅速度，你早晨从家出门时打车所用的钱，到晚上才发现根本就回不了家。”[108]卡兰尼克显然不知道他的司机正在操纵这个机制——司机就坐在线下观察和等待他们能获得2倍甚至3倍价格的时候再上线工作。由于他一直以各种吝啬的方式剥削自己的“合作伙伴”，所以这些司机也想通过这种他们可以支配的方式对他进行回击。

“来福车”也有自己的价格上涨机制，被称为“黄金时间”，但是另一家共享乘车的公司“盖特”（Gett）打破了这种“过山车”似的价格模式。“盖特”能够一直维持一种稳定的价格，即使是在顾客需求高峰期的时候。虽然没有涨价，但它仍然会在忙碌的时间段支付其司机一个相对高水平的工资，这些钱都来自“盖特”的腰包，而并非来自乘客。其他一些共享乘车软件已抛弃了价格上涨机制，如“维亚”（Via），如果你提前支付5美元（有时可能是7美元），它就会利用双层平台发布用车消息。[109]这些竞争者已经表明，价格飙升机制并不是简单地由“供给和需求”机制来驱动，而是由“优步”和“来福车”轻率的政策所驱动，而这些政策背后并没有什么经济学基本法则的支撑。考虑到“优步”所造成的所有丑闻和耸人听闻的头条，以及反反复复的违法行为，一些州和地方政府做出叫停“优步”、“来福车”和其他共享出行公司的举措也就不足为奇了，还有一些州和地方政府在这些公司的发展过程中设置了重重障碍，直到它们服从当地的法律法规。在弗吉尼亚、马里兰、南卡罗来纳、纽约市、内华达州、迈阿密、费城、芝加哥、伯明翰、新奥尔良、圣安东尼奥以及其他许多地方，“优步”都遭到了叫停或者受到限制。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甚至通过法院的介入来叫停“优步”。西雅图一开始对每家公司做出了不得多于150辆运营汽车的上限（这些公司同意遵从特定管制之后，政府就取消了上限），并且要求它们缴纳一笔5万美元的准入费。在某些地方，运营车辆遭到依法没收，司机也被处以罚款。[110]

在欧洲和其他地方，这种反对的力量愈演愈烈。在2014年6月，成百上千的出租车司机把城市中心变成了停车场，这种类似的抗议席卷了整个欧洲。此前，在巴黎，出租车司机砸碎过“优步”汽车的车窗并损坏轮胎；而这次在巴黎、伦敦、马德里、柏林以及其他城市的反抗中，出租车司机通过阻塞交通来表示对“优步”以及其他基于应用程序的共享出行服务的抗议。[111]来自全球各地的照片记录了欧洲各国首都成千上万辆出租车堵在路上的情形。许多欧洲政府和法院甚至进行了强烈的回应，在法国、西班牙、德国、芬兰、比利时等地，政府和法院都表示要停止“优步”在当地的运营。在西班牙，一位法官明确裁定禁止电信运营商和银行为这家公司提供服务，并且强制“优步”停止运营。[112]而中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南非、韩国、中国台湾、巴西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对“优步”出台了禁止运行、进行罚款以及扣押车辆等措施。[113]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停止共享出行公司运营的原因大体上是一致的：这些公司通过不合理规避当地执照管理和税收约束而对当地出租车行业造成了不公平竞争，毕竟出租车公司是必需的。“优步”的这些不公平竞争的行为包括录用司机的时候缺乏注册管理、缺乏保险和保障安全的程序（包括有效的背景审查），而这些都是进行商业运营的机动车所必需的。无论是政府还是法院的法官（每当这些事情闹到法院的时候，法官出面裁决也是必需的事），都不认为由于“优步”声称自己是一个所谓的“不同的”或者“基于科技和软件的”企业，或者提供了一种与传统出租车和豪华轿车服务有所不同的“新型服务”，就应当受到一些超越税收及法律法规约束的特殊待遇。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外，当遭到当地政府或者法院法官的强行关闭、罚款或者严厉指责的时候，“优步”在许多地方对此进行的回应——想办法继续运营——就像一个思想迷失的蹒跚行走的人，一边走一边痛斥着官僚主义。抱着各顾各的“先做后道歉”的态度，“优步”已经为司机偿还了罚款，这家公司自身拥有的510亿美元市值是事实，有足够的钱来做这些事，并把这看作自己商业模式的一种开销。一位德国批评者反驳道：“我们对此已经没有任何期待。‘优步’就是一个狂野的西部资本，不会考虑顾客的权益。”[114]

从“优步”这种傲慢和笨拙的处理方式中获益的，自然是其他共享出行公司，尤其是“来福车”。除了自己的一些有问题的战术外，“来福车”已经试图完全把自己放在反对“优步”的一方，对待自己的司机更加友善，对公共部门的态度也没那么傲慢和强烈抵触，并且表现出一副热情友好的面孔。“来福车”对自己的新雇员建立了导师制度，这些导师都是拥有“来福车”工作经验的人，并且经常组织司机之间的聚会，以方便沟通。[115]许多司机都同时为“优步”和“来福车”工作，所以越来越多的司机都认为“来福车”的礼貌和尊重让他们更愿意参与其中。在2013年年初，“来福车”的业务只在一个城市开展，即洛杉矶。但是到2014年，它已经发展到了美国的20个城市。到2014年中期，已发展到60个城市。[116]这家公司同样受到重金支持，其市值也达到了近25亿美元。“优步”虽然优势非常明显，但它仍然是在这个行业中的一家正处于增长和发展早期的公司。

与此同时，出租车公司遭受了另一个严重的打击。无论如何它毕竟只是一家出租车公司，与“优步”、“来福车”以及其他共享出行服务的企业并没有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进行竞争。以前集千万宠爱于一身的小孩，现在正站在十字路口上，遭到了这种打击。在旧金山，每辆出租车每月的载客人次在一年半之内从1424人暴跌到504人，根据旧金山市交通运输局的数据来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享出行的增长。旧金山出租车司机协会进一步发现，这一现象还与注册的出租车司机数量相关，旧金山的出租车司机从2013年的8500人左右骤降了1/3——超过2800人——他们注销了已经注册登记的出租车司机职位，转而在“优步”、“来福车”或者其他共享出行企业就职。[117]“很多年以来，人们可以通过开出租车来养活自己，”经济学家迪恩·贝克说，“人们开了二三十年出租车，缴纳租金，养活家庭，这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工作。但现在它已经开始消亡了。”那些一直很鄙视“大出租车”的人似乎可以庆祝一番了，但别忘了你想要的是什么。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很有可能让你在未来的某一天对消失的黄色出租车缅怀不已。

让“优步”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

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对“优步”的立场产生了叠加的影响。一个头条接着一个头条，都在喋喋不休地报道这些冲突、袭击、丑闻、侵犯隐私、宰客、乱要价等事件，所有这些却都被自命不凡的年轻的CEO熟视无睹。顾客当然乐意看到价格降低，但是随着“优步”一个又一个头条负面新闻的报道，公众也开始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纽约时报》曾发了一篇名为“‘优步’的羞愧”的报道，这些乘客已经受够了这些“恐怖游行”，而且都在考虑从手机里删除“优步”应用程序。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潘多拉日报》的萨拉·莱希就因为公开支持“来福车”而遭到了“优步”高官埃米尔·麦克有针对性的报复。凯莉·霍伊（Kelly Hoey），一位纽约的天使投资人，出于隐私问题而删除了自己的账户信息。她说：“我不想让他们持有我的个人信息、我的信用卡或者我的名字。”伊姆兰·马利克（Imran Malek），一家数字营销管理平台的开发商，每周使用“优步”的次数曾经高达七次，也删除了“优步”应用程序，并称“我的手指一直在删除键上徘徊”。针对这种情况，“优步”表现出一种“赢者通吃”的态度，“谁有钱谁说了算”。[118]

女乘客尤其反感卡兰尼克的性别歧视。一些人甚至把“优步”服务叫作“共享强奸”而不是“共享出行”。[119]丽萨·阿贝塔（Lisa Abeyta），新墨西哥阿尔布开克的一个技术公司的创始人，曾是“优步”的忠实用户，她说她曾为能够成为一个“优步”的顾客而感到自豪：“我们有这种感觉，那就是我们在给予人们力量。”但是这种感觉戛然而止，而且她最终从手机里删除了“优步”应用程序，并写了一封邮件给“优步”，要求这家公司彻底删除自己的账户信息。“竞争和肮脏是两回事，”阿贝塔说，“这家公司行事不端，是垃圾文化。我没办法为这种公司欢呼庆祝。”[120]

2014年秋天，随着“优步”的一个丑闻接着一个丑闻，“推特”上开始出现一个特别流行的标签：＃删除“优步”＃。[121]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深深地被特拉维斯世界困扰着。风险投资家兼作家彼得·西姆斯（“优步”曾在芝加哥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展示对他的车进行定位追踪）说：“我见过数千名创始人和数千家公司。‘优步’是我所遇到的最傲慢的公司，而且是最不可理喻的公司。这并不是我轻易地做这样的判断。我实在是被这种产品设计和用户体验震惊了，难以再信任这家公司，而且不会再使用这个应用程序了。”[122]

安德鲁·奥昂纳德（Andrew Leonard）为《沙龙》（Salon）写了一篇《为什么“优步”必须被停止》的文章，与西姆斯的观点一致：“毫无疑问，‘优步’现在似乎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频繁接触的一件物品，它反映了脱缰的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就是强盗贵族做事的方式。从上到下，这种公司都有一种街头霸王的感觉。”[123]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优步”已经开始变成一个这样的公司，人们从爱它到恨它……就像一位政治代表所发表的负面言论很快爬上了排行榜。顾客的这种感觉不仅是针对“优步”，而且很快蔓延到对“来福车”、“路边车”，甚至发展到了那些已经非常成熟的出租车公司。

来自政治代表的声音：“优步”对它所引起的公共关系问题的回应就是引发更多的公共关系问题。2014年8月，这家公司聘请了大卫·普劳夫（David Plouffe）——贝拉克·奥巴马2008年总统竞选的策划者之一，作为它的政策与战略首席官。这件事至少表明了“优步”想改善公共关系所做出的努力。普劳夫是众目睽睽之下将奥巴马送入白宫的人，而且无愧于卡兰尼克所强调的那样，普劳夫将是“‘优步’竞争的管理者”。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卡兰尼克还聘请了至少161位游说议员的说客，在美国至少50个州和城市开展行动。[124]这一波普劳夫运动涉及民主党建设内部各种各样的政治领袖。一些人认为看到了希望，因为现在这家公司毕竟是由一个成熟的人在管理，而不是如卡兰尼克这样行为恶劣的乳臭未干的少年在负责。“优步”很可能得以扭转乾坤。[125]但是其他人对此的反应则是冷嘲热讽。经济学家及作家朱莉特·斯考尔的专长就在于研究和报道共享经济，她说“优步”正在为打破政府规制的战争做准备，这次准备中打头阵的就是“雇用普劳夫，让他带来一些旧有模式下的政治资本，以备日后反抗”。[126]

在普劳夫走马上任之后，关于“优步”恶劣行径的媒体头条陡然增加，以致公关向导不得不出面代替他。他把自己所能用到的所有重要关系都用上了，甚至聘请了普林斯顿的阿兰·克鲁格（曾经是奥巴马行政管理团队中的一员），就是为了让他写出一篇信誉度极高的、为大众所接受的报告，而这个报告的相关分析仅仅基于“优步”自己的预期和服务器上的互联网数据。聘请普劳夫这件事，不仅说明“优步”的恐慌程度已经攀升到相当高的等级，而且显示出“优步”和背后的亿万美元的支持者渗透到这个国家权力顶峰中最高层的能力——尽管它还只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商业模式实践，它正在绞尽脑汁地威胁那些反对自己的记者和评论者，甚至存在对隐私的侵犯以及对司机的不平等对待。

能使“优步”继续发展的原因，从报表上看，就是投资者的梦想。“优步”在全球仅有900个雇员（这只是个粗略的数字——“优步”拒绝公开真实数字），而且大多数职员位于旧金山，所以它的费用和开销非常小，收入流却非常高，而且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大。[127]汽车租赁公司“赫兹”（Hertz）的市值只是“优步”的1/4，但是在全球拥有3万名雇员。因此对硅谷的风险投资者来说，他们看到的是一家在数字上能够达到投资人所期望的公司，而且能够稳定地赚到许多钱。

但投资者应当更谨慎些。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已经公开表示，他的商业模式如果摆脱去补贴政府各项开支的烦恼就将会更加成功——就是不像它的竞争者那样缴纳同样的税收，或者遵循同样的规章制度和管制。法国公司“欧洲长途拼车网”（BlaBlaCar）在欧洲已经有超过500万的用户，在欧洲以外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允许司机寻求那种可以分担城市间交通成本的乘客。其更多的是一家非营利性机构，而非商业企业，没有哪个司机是靠这种程序来生活的，这个应用程序的客户就是一些用自己的车跑长途时给同样旅程的乘客提供座位而得到一些额外长途费用的人。这项服务还设置了司机收取费用的限制，并且恰当地保障司机只是对于付出的成本收取一些补偿，而不能获取超额的利益。尼古拉斯·布鲁森（Nicolas Brusson）是这家公司的CEO，认为坚持“共享精神”非常重要，正因如此，他才提供了一种被自己称为“新型网络交通”的服务程序。

如果回顾出租车产业上百年的历史，就会发现对这个行业的去管制和加管制总是在不断交替。针对同一个产业，管制的源头又被开启，而且是正义的出手——卡兰尼克、“优步”以及共享出行行业正在破坏进驻的每一个小镇。但其超大市值吸引了一大群人，所以投资者仍然愿意将手里的大量现金交给卡兰尼克，而忽略了这家公司正走在钢丝上的所有信号。“优步”就是自己的泡沫，而且正在等待破灭。

让共享出行的未来更美好

正如“空中食宿”那样，“优步”和其他共享出行公司不自觉地做了一件好事——它们已经打破了出租车行业的垄断。如果管制合理，这个新兴产业将会为那些想要以一种灵活的方式赚点钱的人创造一些工作机会。在我采访过的“优步”和“来福车”司机中，很多人说这些应用程序对他们很有帮助，尤其是兼职人员，这些人都是为了赚些外快，而不是全职承担这一工作。全职司机则对此愤愤不平。这其实说明：事情是矛盾的。在我看来，对“优步”和“来福车”表示满意的人，恰恰是使用这些应用程序最少的人，也是开车时间最短的人。

与此同时，有一点非常明确，即共享出行公司其实并不是一种实质上的“共享”经济，名不副实。“优步”和“来福车”只是纯粹赤裸裸的资本主义，与弱肉强食的自然界并无区别。另外，“街边车”现在则以一种稍显不同的模式尝试兑现“共享”的承诺。有两项不同的相关研究表明，“街边车”的司机每英里比其他应用程序的司机多赚20%；而且在旧金山，“街边车”的价格还比其他共享出行和出租车服务的价格更低。[128]“街边车”的CEO苏尼尔·保罗（Sunil Paul）说，他将这家公司定位为一个注重经济实用的共享出行的服务，而将“优步”定位为一种更昂贵的服务，针对那些“完全不介意6倍或者7倍价格飙升”的用户。“街边车”同样制定了一揽子物流服务计划，这项计划将载人和载物在同一路程中结合起来。这意味着对乘客而言，他的行程可能更加便宜，司机还能从每一单行程中赚得到多的钱。“街边车”说，这将是一个“双赢”局面。[129]而时间最终会向我们证明这一切。

当然，还有许多方法能够让共享出行的商业模式实现“共享”的理念。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有一种广泛共识，那就是政府有充分的理由来规制这一产业。这类企业应当被强制要求为司机上保险（包括健康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失业保险），进行最高标准的背景审查，保障司机的机动车都达到安全标准，限制储备司机池的规模，并且为司机提供一个最低限额的安全网以保障司机的基本生活。这也符合这个行业内公司的最大利益，因为一旦共享出行软件被广泛使用，就会促进公司之间的公平竞争——包括潜在司机的竞争——为什么大家不去选择一家不厌其烦地进行背景审查、正常纳税、遵纪守法而且尊敬司机的公司呢？

越来越多的公司已经开始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共享服务，而且这种形式显然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范式。“我们所拥有的最大的交通空间，”布鲁森说，“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并不是飞机、火车和公共汽车，而是私家车。在城镇中行驶的私家车里面，总是有空的座位。我们想把私家车变成一种公共交通工具。”[130]

谈到公共交通，芬兰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赫尔辛基的运输局发明了Kutsuplus软件，它是一种类似于“优步”的软件，用来为公共交通服务，它不是尝试去发动那么多私家车，而是能够将许多去相近目的地的人集合起来提供一次性服务，以节约资源。在这个应用程序池中的出行者的出行计划都会被实时地统计，所以他们总能通过乘坐同一个迷你巴士以一个更便宜的价格共享出行。乘客发现，通过Kutsuplus出行，速度和出租车并没有太大的差距，然而成本只有出租车的1/4，而且99%的出行都能够保证准时准点。这些迷你巴士上都配有免费的Wi-Fi（无线网）。这个案例为我们展示了公共交通未来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发挥更加有效率并且更加划算的巨大潜力。[131]

在美国，“欧洲长途拼车网”在城市间交通中被使用得最多，而不是在某一个城市内。但是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奥斯汀区域内的共享出行企业“uRide”，以及奥斯汀的“卡玛拼车”（CarmaCarpool）在这些城市提供了类似服务（“卡玛拼车”还在位于旧金山湾区的一些城市提供了共享出行服务的私家车平台）。乘客每英里支付0.2美元，司机可以赚0.17美元，这笔钱会直接存入司机的电子“钱包”内。没有谁会变得更富有，这只是一个共享成本的过程（“uRide”对未读过大学的退伍军人司机开辟了优先处理通道）。“La’Zooz”是以色列一个去中心化的共享出行平台，也就是说，它“能够实时地将交通中的空座位信息进行同步”，其联合创始人马坦·菲尔兹（Matan Fields）说：“交通真正需要的是实时出行共享。”这意味着乘客能够找到符合自己出行路线的非商业运营车辆，而不需要提前计划（这一点与“欧洲长途拼车网”不同，它在相关支持技术下还是需要提前计划的）。但是与“欧洲长途拼车网”一样，“La’Zooz”也正在试图提供实时共享出行服务，以此来“最大限度地利用已经跑在路上的私家车内的空间”，菲尔兹说。[132]这些不同的案例共同表明“共享”出行很可能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这个发展方向绝非风险投资所追求的利润、市场份额或者上市。

共享出行应用程序还有很大的潜力为交通行业开辟新世界。谁也不能确定它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以及“优步”到底在发展过程中是否会被竞争所淘汰，而且我们也无从得知。正如我们看到的“空中食宿”和房屋共享，行业中总是有“优质”的和“劣质”的共享出行公司。“优步”就是这样一家“劣质”公司。就像“空中食宿”一样，“优步”（包括“来福车”）是一家靠资本发展的公司，它借着经济形势恶化和自由职业者社会的出现，让你把自己的车用来拉载乘客，而它从每一笔订单中抽取佣金。现在已经组织形成的共享出行经济模式并不是一个为了积极迎接自由劳动力社会的版本，也不是一个为了帮助那些没有什么选择的“普通人”而设置的新经济的工作岗位。

共享出行显然具有更加惠民的潜力——但随之而来的是更高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只有在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式之后，这意味着有正确的管制，包括公司和司机的正常纳税，共享出行才会显示出潜在的推动力。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管制会逐步出现，但是“优步”（与“空中食宿”类似）一定会对在诸多共识下的改革的每一步都进行抗争（而且为了赢得斗争，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已经赢得了其他“技术人”的崇拜，如《旧金山商业时报》在2014年将他推举为“年度首席执行官”）。[133]但是当无人驾驶汽车技术完全成为现实的时候，所有的赌局都会随之消失。毋庸置疑，无人驾驶汽车是人类交通史上的巨大革命，但从技术是提高生产力的关键的角度来思考，一个突出的问题显而易见：到底谁会从中获利？是普通大众，还是一大批风险投资者和硅谷精英？

如果这个技术最终落到特拉维斯·卡兰尼克的手中，那么问题的答案就不言而喻了。

[1]Alyson Shontell, “All Hail the Uber Man! How Sharp-Elbowed Salesman Travis Kalanick Became Silicon Valle’s Newest Star,” Business Insider, January 11, 2013,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uber-travis-kalanick-bio-2014-1#ixzz3VEBLNRgE (accessed March 23, 2015).

[2]Evelyn M.Rusli and Douglas MacMillan, “Uber Gets an Uber-Valua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6, 2014,http://www.wsj.com/articles/uber-gets-uber-valuation-of-18-2-billion- 1402073876 (accessed March 23, 2015).

[3]Kelly Dessaint, “My Uber Breaking Point,” disinformation, Februay 4, 2015, http;//disinfo.com/2015/02/uber-breaking-point(accessed May 27.2015).

[4]例如，La’Zooz，一个分散的搭车平台，声称自己能够“将空座位的信息实时地与那些已发布的交通运输需求信息结合，然后将顺路的人进行组合，从而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共享出行的订单，而且还建立在一个“公平收费”的基础上（http://lazooz.org/.）。

[5]Joshua Barrie, “South Korea Just Charged Uber CEO Travis Kalanick with Operating an ‘Illegal’ Taxi Service,”Business Insider, March 18, 2015,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south-korea-charges-uber-ceo-travis-kalanick-2015-3(accessed March 23, 2015);Duncan Robinson, “Boost for Uber as Brussels Considers Regulation of Ride Sharing,” Financial Times, April 5, 2015 (accessed April 6, 2015).http://www.ft.com/intl/cms/s/0/6464d39e-d932-11e4-b907-00144feab7de.html.

[6]Michael B.Farrell, “Cab Drivers Irate as Ban against Livery App Reversed,” Boston Globe, August 17, 2012,http://www.bostonglobe.com/business/2012/08/16/smartphone-car-service-uber-stirs-cab-industry/svU8D77Z9J5orUEQRz8o3M/story.html?camp=pm (accessed March 23, 2015).

[7]Paul Carr, “Travis Shrugged: The Creepy, Dangerous Ideology behind Silicon Valley’s Cult of Disruption,” PandoDaily, October 24, 2012,http://pando.com/2012/10/24/travis-shrugged/ (accessed March 23, 2015).

[8]Tim Bradshaw, “Lunch with the FT: Travis Kalanick,” Financial Times, May 9, 2014,http://www.ft.com/intl/cms/s/2/9b83cbe8-d5da-11e3-83b2-00144feabdc0.html#axzz3VEGjs4PF (accessed March 23, 2015).

[9]Mickey Rapkin, “Uber Cab Confessions,” GQ, March 2014,http://www.gq.com/news-politics/newsmakers/201403/uber-cab-confessions (accessed March 23, 2015).

[10]For an estimated comparison of costs between Uber and taxis, see note 78.

[11]Uber, “Safest Rides on the Road,” Uber, https://www.uber.com/safety (accessed March 23, 2015); “Uber Background Checks,” Uber Blog, April 25, 2014,http://blog.uber.com/driverscreening (accessed March 23, 2015).

[12]Tracey Lien and Russ Mitchell, “Uber Sued over Unlawful Business Practices; Lyft Settles,”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9, 2014, http://www.latimes.com/business/technology/la-fi-tn-uber-lyft-20141209-story.html (accessed March 23, 2015).

[13]“优步”与Hirease公司签订了合同，来实施背景检查，并采用公开数据筛选应聘者。这些数据来源于联邦和地方法院、国家性罪犯登记处以及跨州刑事案件数据库搜索，其中包括来自国家当局的信息（http://www.washingtonpost.com/posteverything/wp/2014/12/19/stop-attacking-uber-for-lax-safety-standards/.）。

[14]Carmel Deamicis, “Passenger Sues Uber over Alleged Sexual Assault,” PandoDaily, March 24, 2014, http://pando.com/2014/03/24/passenger-sues-uber-over-alleged-sexual-assault/ (accessed March 23, 2015).

[15]Joe Fitzgerald Rodriguez, “Leaving Room for Error,” San Francisco Examiner, May 29, 2015, http;//www.sfexaminer.com/sanfrancisco/lax-background-checks-compromise-safery-of-ride-hail-apps-study-says/Content?oid=2931669(accessed June 2,2015).

[16]Suhasini Raj, “Women Accuses Uber Driver of Rape in India,”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7,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12/08/world/asia/woman-accuses-uber-driver-in-india-of-rape.html?_r=1&gwh=6B505FEE9EB4098B7248A9735168CBE3&gwt=pay&assetType=nyt_now (accessed March 23, 2015).

[17]Nida Najar and Suhasini Raj, “Uber Driver in India Accused of Rape Faces Other Charge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9,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12/10/world/asia/new-delhi-uber-driver-accused-of-rape-faces-other-charges.html?gwh=42113D8A56941DB8270D176FB9900439&gwt=pay (accessed March 23, 2015).

[18]Rachel Riley, “Women in Two Sexual Assaults Used Uber,” Boston Globe, December 17, 2014, http://www.bostonglobe.com/metro/2014/12/16/least-two-women-who-reported-sexual-assaults-boston-sunday-were-using-uber-police-say/cFHpgzcfIoBYiTfWgOqYOK/story.html# (accessed March 23, 2015).

[19]Kevin Montgomery, “Uber Driver Arrested for Allegedly Kidnapping a Drunk Woman,” ValleyWag, June 3, 2014, http://valleywag.gawker.com/uber-driver-arrested-for-kidnapping-a-drunk-woman-1585725711 (accessed April 2, 2015).

[20]Chelsia Rose Marcius, “Uber driver nabbed for stealing ＄5K worth of jewelry from Orthodox Jewish couple: cops,” New York Daily News,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york/nyc-crime/uber-driver-nabbed-stealing-5k-worth-jewelry-cops-article-1.2184052 (accessed May 7, 2015).

[21]Julie Zauzmer and Lori Aratani, “Man Visiting D.C.Says Uber Driver Took Him on Wild Ride,” Washington Post, July 9, 2014,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dr-gridlock/wp/2014/07/09/man-visiting-d-c-says-uber-driver-took-him-on-wild-ride/ (accessed March 23, 2015);Francis Whittaker, “Uber Driver in Massachusetts Accused of KidnappingAnd Raping Rider,” BuzzFeed, December 18, 2014, http://www.buzzfeed.com/franciswhittaker/uber-driver-in-massachusetts-accused-of-kidnapping-and-rapin#.eb2rbbN8y (accessed April 2, 2015).

[22]Ellen Huet, “Uber Driver with Felony Conviction Charged with Battery for Allegedly Hitting Passenger,” Forbes, June 3, 2014, http://www.forbes.com/sites/ellenhuet/2014/06/03/uber-driver-with-felony-conviction-charged-with-battery-for-allegedly-hitting-passenger/ (accessed March 23, 2015).

[23]Vivian Ho, “Uber Driver Accused of Hammer Attack on S.F.Rider,”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eptember 27, 2014, http://www.sfgate.com/crime/article/Uber-driver-accused-of-hammer-attack-on-San-5783495.php (accessed March 23, 2015).

[24]Olivia Nuzzi, “Uber’s Biggest Problem Isn’t Surge Pricing.What If It’s Sexual Harassment by Drivers?” Daily Beast, March 28, 2014,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4/03/28/uber-s-biggest-problem-isn-t-surge-pricing-what-if-it-s-sexual-harassment-by-drivers.html (accessed March 23, 2015).

[25]Brian Slodysko, “Uber Adds Safety Checklist to App after Drivers Charged with Sex Assault,” Chicago Sun Times, December 31, 2014, http://chicago.suntimes.com/news-chicago/7/71/251756/uber-adds-safety-checklist-app-drivers-charged-sex-assault (accessed March 23, 2015).

[26]Sam Biddle, “Uber Driver, Here’s How We Get around Background Checks,” Gawker, June 27, 2014, http://valleywag.gawker.com/uber-driver-heres-how-we-get-around-background-checks-1596982249 (accessed March 23, 2015).

[27]Guardian Staff, “Uber Driver Accused of Sex Assault Used Wife’s Name for Account, Company Says,” Guardian, December 31, 2014,http://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4/dec/31/uber-driver-accused-of-sex-assault-used-wifes-name-for-account-company-says (accessed March 23, 2015).

[28]Nitasha Tiku, “Uber CEO on Driver Assault, It’s Not Real and We’re Not Responsible,” Gawker, September 16, 2013 (accessed March 23, 2015).http://valleywag.gawker.com/uber-ceo-on-driver-assault-its-not-real-and-were-n-1323533057.

[29]Rodriguez, “Leaving Room for Error.”

[30]Biddle, “Uber Driver, Here’s How We Get Around Background Checks.”

[31]Kale Williams, “Uber Denies Fault in SF Crash That Killed Girl,”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y 7, 2014, http://www.sfgate.com/bayarea/article/Uber-denies-fault-in-S-F-crash-that-killed-girl-5458290.php (accessed March 23, 2015).

[32]Henry K.Lee, “Former Uber Driver Charged with Girl’s Crosswalk Death in SF,”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December 9, 2014, http://www.sfgate.com/crime/article/Former-Uber-driver-charged-in-girl-s-crosswalk-5944049.php (accessed March 23, 2015).

[33]Carolyn Said, “Uber to Vet Drivers More Thoroughly,”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February 12, 2014, http://blog.sfgate.com/techchron/2014/02/12/uber-to-vet-drivers-more-thoroughly/ (accessed March 23, 2015); Olivia Nuzzi, “The Ten Worst Uber Horror Stories,” Daily Beast, November 19, 2014,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4/11/19/the-ten-worst-uber-horror-stories.html(accessed March 23, 2015).

[34]California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CPUC Strengthens Insurance Requirements for 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ies,” California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November 20, 2014, http://docs.cpuc.ca.gov/PublishedDocs/Published/G000/M143/K291/143291941.PDF (accessed March 23, 2015).

[35]Quote at the 2:50 mark from video “Four Things about Uber You Wish You Never Knew,” http://www.whosdrivingyou.org/.

[36]Carolyn Said, “Uber Extends Insurance to Working Drivers without Passenger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rch 14, 2014, http://www.sfgate.com/technology/article/Uber-extends-insurance-to-working-drivers-without-5316981.php (accessed March 24, 2015).

[37]Lydia DePillis, “Uber Mensch: What Happens When Travis Kalanick Has Nothing Left to Fight?” New Republic, April 29, 2013, http://www.newrepublic.com/article/113059/ubers-travis-kalanick-fights-startups-playing-his-own-game (accessed March 24, 2015); Nitasha Tiku, “Taxi and Limousine Commission Tells Uber It Can’t Legally Operate a Taxi App in NYC, Uber CEO Disagrees,” Observer, September 6, 2012,http://observer.com/2012/09/taxi-and-limousine-commission-tells-uber-they-cant-legally-operate-in-new-york-city-uber-ceo-disagrees/#ixzz3VNRt4DtS(accessed March 24, 2015).

[38]Ben Smith, “Uber Executive Suggests Digging Up Dirt on Journalists,” BuzzFeed, November 17, 2014, http://www.buzzfeed.com/bensmith/uber-executive-suggests-digging-up-dirt-on-journalists#.fiPb221B7(accessed May 2, 2015).

[39]Sarah Lacy, “The Horrific Trickle Down of Asshole Culture: Why I’ve Just Deleted Uber from My Phone,” PandoDaily, October 22, 2014, http://pando.com/2014/10/22/the-horrific-trickle-down-of-asshole-culture-at-a-company-like-uber/ (accessed March 24, 2015).

[40]Johana Bhuiyan and Charlie Warzel, “‘God View’: Uber Investigates Its Top New York Executive for Privacy Violations,” BuzzFeed, November 18, 2014, http://www.buzzfeed.com/johanabhuiyan/uber-is-investigating-its-top-new-york-executive-for-privacy#.lido00AZp (accessed April 2, 2015).

[41]Ellen Cushing, “Uber Employees Warned a San Francisco Magazine Writer That Executives Might Snoop on Her,” San Francisco Magazine, November 29, 2014,http://www.modernluxury.com/san-francisco/story/uber-employees-warned-san-francisco-magazine-writer-executives-might-snoop-her#sthash.48UtPblf.dpuf (accessed March 24, 2015).

[42]Peter Sims, “Can We Trust Uber?” Medium, September 26, 2014, https://medium.com/@petersimsie/can-we-trust-uber-c0e793deda36 (accessed March 24, 2015).

[43]Kashmir Hill, “‘God View’: Uber Allegedly Stalked Users for Party-Goers’ Viewing Pleasure (Updated),” Forbes, October 3, 2014, http://www.forbes.com/sites/kashmirhill/2014/10/03/god-view-uber-allegedly-stalked-users-for-party-goers-viewing-pleasure/ (accessed March 24, 2015).

[44]Sam Biddle, “Uber Used Private Location Data for Party Amusement,” Gawker, September 30, 2014, http://valleywag.gawker.com/uber-used-private-location-data-for-party-amusement-1640820384 (accessed March 28, 2015).

[45]Bhuiyan and Warzel, “‘God View’: Uber Investigates Its Top New York Executive for Privacy Violations.”

[46]Jason Mick, “Uber Exec Threatens to ‘Spend Millions’ to Stalk Female Reporter and Her Family,” Daily Tech, November 19, 2014, http://www.dailytech.com/Uber+Exec+Threatens+to+Spend+Millions+to+Stalk+Female+Reporter+and+Her+Family/article36907.htm (accessed March 28, 2015).

[47]Andy Kessler, “Travis Kalanick: The Transportation Trustbuster,”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5, 2013, 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127887324235104578244231122376480 (accessed March 28, 2015).

[48]Darwin Bond Graham, “Uber’s Tax-Avoidance Strategy Costs Government Millions.How’s That for ‘Sharing?’” 48 Hills, July 10, 2014, http://48hills.org/2014/07/10/ubers-tax-avoidance-strategy-costs-government-millions/#permanently-moved; Darwin Bond Graham, “Uber Ireland 2 of 4,” Scribd., July 2, 2014, http://www.scribd.com/doc/232316744/Uber-Ireland-2-of-4 (accessed March 28, 2015).

[49]Andrew Yeager, “The City of Birmingham Is Preparing for Uber,” WBHM, June 24, 2014,https://www.wbhm.org/News/2014/raffertyuber (accessed March 28, 2015).

[50]Alan Alexander, “Yellow Cab of Birmingham President Shaky about Uber’s Entrance,” Birmingham Business Journal, June 24, 2014, http://www.bizjournals.com/birmingham/morning_call/2014/06/yellow-cab-of-birmingham-president-shaky-about.html (accessed March 28, 2015).

[51]Yeager, “The City of Birmingham Is Preparing for Uber.”

[52]Quote at the 8:08 mark from video “Four Things about Uber You Wish You Never Knew,”http://www.whosdrivingyou.org/.

[53]Marissa Mitchell, “Uber Blasts Birmingham Councilwoman over Transportation Code,” ABC, July 29, 2014, http://www.abc3340.com/story/26144790/uber-blasts-birmingham-councilwoman-over-transportation-code (accessed March 28, 2015).

[54]Cameron Smith, “Dealing with Uber, Birmingham City Council Must Understand That Common Sense Regulation Is Not the Same as Deregulation: Opinion,” AL.com, September 25, 2014, http://www.al.com/opinion/index.ssf/2014/09/dealing_with_uber_birmingham_c.html (accessed March 28, 2015).

[55]ABC News, “Tuscaloosa Police Arrest 2 in Undercover Uber Sting,” ABC, September 17, 2014, http://www.abc3340.com/story/26558198/tuscaloosa-police-arrest-2-in-undercover-uber-sting (accessed March 28, 2015).

[56]“Taxi Driver Salaries,” Salary.com, http://www1.salary.com/Taxi-Driver-Salary.html(accessed March 28, 2015);“Occupational Employment and Wages, May 2014: 53-3041 Taxi Drivers and Chauffeurs,” 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March 25, 2015, http://www.bls.gov/oes/current/oes533041.htm (accessed April 2, 2015).

[57]Shontell, “All Hail the Uber Man! How Sharp-Elbowed Salesman Travis Kalanick Became Silicon Valley’s Newest Star.” Read more: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uber-travis-kalanick-bio-2014-1#ixzz3VknURoE0.

[58]Ellen Cushing, “The Smartest Bro in the Room,” San Francisco Magazine, November 21, 2014, http://www.modernluxury.com/san-francisco/story/the-smartest-bro-the-room (accessed March 28, 2015).

[59]Kara Swisher, “Man and Uber Man,” Vanity Fair, December 2014, http://www.vanityfair.com/news/2014/12/uber-travis-kalanick-controversy (accessed March 28, 2015).

[60]Aaron Sankin, “Why New York Taxis are Powerless against Uber’s Price War,” Daily Dot, July 18, 2014, http://www.dailydot.com/technology/uber-nyc-taxi-cheaper-price-war/ (accessed March 28, 2015).

[61]Ibid.

[62]Carr, “Travis Shrugged.”

[63]Catherine Rampell, “Who Will Win the Ridesharing War? Probably Not Consumer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 2014,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catherine-rampell-consumers-likely-to-lose-the-uber-lyft-ride-share-war/2014/10/02/f4810f74-4a6c-11e4-a046-120a8a855cca_story.html (accessed March 28, 2015).

[64]Dean Baker, “Don’t Buy the ‘Sharing Economy’ Hype: Airbnb and Uber are Facilitating Rip-Offs,” Guardian, May 27,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4/may/27/airbnb-uber-taxes-regulation (accessed March 30, 2015).

[65]Adrianne Jeffries, “Uber the Outlaw: A Rogue Startup Fights the Taxi Power,” Verge, September 7, 2012, http://www.theverge.com/2012/9/7/3300244/uber-taxi-new-york-travis-kalanick-rogue (accessed March 30, 2015).

[66]Cushing, “The Smartest Bro in the Room.”

[67]Rampell, “Who Will Win the Ridesharing War?”

[68]Uber, “What Is Longest You Have Gone without a Ping When Online?” Uberpeople.net, September 30, 2014, http://uberpeople.net/threads/what-is-longest-you-have-gone-without-a- ping-when-online.4359/ (accessed March 30, 2015).点击以下网址观看司机拥堵的图片：http://uberpeople.net/threads/driving-in-la-since-the-latest-pay-cut.2388/#post-22656 (accessed April 2, 2015)。

[69]Emily Badger, “Now We Know How Many Drivers Uber Has—and Have a Better Idea of What They’re Making,”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2, 2015, http://uberpeople.net/threads/what-is-longest-you-have-gone-without-a-ping-when-online.4359/(accessed March 30, 2015).

[70]Alison Griswold, “How to Speak Uber,” Slate, April 16, 2015, http://www.slate.com/articles/business/moneybox/2015/04/uber_says_it_ll_generate_1_million_jobs_this_year_depends_how_you_define.single.html (accessed May 4, 2015).

[71]Douglas MacMillan, “Uber Cuts Deals to Lower Car Costs,”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5, 2013, http://blogs.wsj.com/digits/2013/11/25/uber-cuts-deals-to-lower-car-costs/ (accessed March 30, 2015).

[72]Matt McFarland, “Uber’s Remarkable Growth Could End the Era of Poorly Paid Cab Drivers,” Washington Post, 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innovations/wp/2014/05/27/ubers-remarkable-growth-could-end-the-era-of-poorly-paid-cab-drivers (accessed March 19, 2015).

[73]Jonathan Hall and Alan Krueger, “An Analysis of the Labor Market for Uber’s Driver-Part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posted at Emily Badger, “Read: Uber’s New Study of the Demographics, Earnings and Employment Decisions of Its Workers,”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2, 2015,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wp/2015/01/22/read-ubers-new-study-of-the-demographics-earnings-and-employment-decisions-of-its-workers/ (accessed March 19, 2015).

[74]Maya Kosoff, “Uber Drivers Speak Out: We’re Making a Lot Less Money Than Uber Is Telling People,” Business Insider, October 29, 2014,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uber-drivers-say-theyre-making-less-than-minimum-wage-2014-10#ixzz3VwcvFdBq (accessed March 30, 2015).

[75]Johana Bhuiyan, “What Uber Drivers Really Make (According to Their Pay Stubs),” Buzzfeed, November 19, 2014,http://www.buzzfeed.com/johanabhuiyan/ what-uber-drivers-really-make-according-to-their-pay-stubs#.yhrWxKxvB2(accessed March 30, 2015).

[76]Luz Lazo, “Some Uber Drivers Say Company’s Promise of Big Pay Day Doesn’t Match Reality,”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6, 2014 (accessed March 30, 2015).

[77]Comments by FuzzyElvis, CyberTec69 and Chi1cabby, “Uber Study: UberX Drivers Grossed ＄16.50/Hr (B4 Expenses) during Oct.in 20 Biggest Markets,” UberPeople.net, January 22-28, 2015,http://uberpeople.net/threads/edited-uber-study-uberx-drivers-grossed-16-50-hr-b4-expenses-during-oct-in-20-biggest-markets.12156 (accessed March 31,2015).

[78]Bianca Barigan, “Why Los Angeles Uber Drivers Say It Sucks to Be Them,” Curbed, October 24, 2014,http://la.curbed.com/archives/2014/10/why_it_sucks_to_be_an_uber_driver_in_los_angeles_righ t_now.php (accessed March 31, 2015).

[79]Nick Aster, “Sharing Economy Revolution Turns Violent in Paris: What Can We Learn?” TriplePundit, January 20, 2014, http://www.triplepundit.com/special/sharing-economy-paris- uber/ (accessed March 31, 2015).The comment comes from the online forum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80]Zara, “Beating the Winter Slump—Price Cuts for Riders with Guaranteed Earnings for Drivers,” Uber News, January 8, 2015, http://blog.uber.com/PriceCut2015 (accessed March 31, 2015).

[81]一项研究发现，“优步”在21个城市的价格都并不便宜，除了在纽约和费城。在纽约和费城，出租车是可以收取小费的，而“优步”司机则是不允许收取小费的，所以这两个城市的出租车比“优步”出行要贵得多。洛杉矶的出租车价格是“优步”出行价格的两倍，而在其他城市，出租车的价格仅高于“优步”10%～20%。Sara Silverstein, “These Animated Charts Tell You EverythingAbout Uber Prices In 21 Cities,”Business Insider, October 16, 2014, www.businessinsider.com/uber-vs-taxi-pricing-by-city-2014-10.

[82]Kosoff, “Uber Drivers Speak Out”; Maya Kosoff, “Uber Driver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Protesting Today—Here’s Why,” Business Insider, October 22, 2014,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uber-drivers-across-the-country-are-protesting-tomorrow-heres-why-2014-10#ixzz3W1lg8lPW (accessed March 31, 2015).

[83]Lazo, “Some Uber Drivers Say Company’s Promise of Big Pay Day Doesn’t Match Reality.”

[84]Goober, “＄5 Donation Button for No Kid Hungry,” UberPeople, December 9, 2014, http://uberpeople.net/threads/5-donation-button-for-no-kid-hungry.8637/ (accessed March 31, 2015);Maya Kosoff, “Uber Drivers Protest: ‘You Can’t Make a Living Working Only for Uber,’” Business Insider, September 15, 2014,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uber-new-york-city-office-protests-2014-9#ixzz3W1oJTGH7 (accessed March 31, 2015).

[85]Washington, Colorado and New York states, plus San Francisco and Chicago, among others.See Ellen Huet, “What Happens to Uber Drivers and Other Sharing Economy Workers Injured on the Job?” Forbes, January 6, 2015, http://www.forbes.com/sites/ellenhuet/2015/01/06/workers-compensation-uber-drivers-sharing-economy/ (accessed May 4, 2015).

[86]OSHA, “Preventing Violence against Taxi and For-Hire Drivers,” Osha.gov, https://www.osha.gov/Publications/taxi-driver-violence-factsheet.pdf (accessed March 31, 2015).

[87]Keven Montgomery, “Lyft Gets Luxury Service, Sticking Drivers with ＄34,000 SUVs,” Gawker, September 22, 2014, http://valleywag.gawker.com/lyft-guts-luxury-service-sticking-drivers-with-34-000-1637828788 (accessed March 31, 2015); Jay Barmann, “Lyft Kills Their LyftPlus Program, Drivers Stuck with SUVs They Don’t Want,” sfist, September 22, 2014, http://sfist.com/2014/09/22/lyft_kills_their_lyft_plus_program.php (accessed March 31, 2015).

[88]Doug Henwood, “What the Sharing Economy Takes,” Nation, February 16, 2015, http://www.thenation.com/article/196241/what-sharing-economy-takes (accessed March 20, 2015).

[89]Adam Lashinsky, “Uber Banks on World Domination,” Fortune, September 18, 2014, http://fortune.com/2014/09/18/uber-banks-on-world-domination/ (accessed March 31, 2015).

[90]Huet, “What Happens to Uber Drivers and Other Sharing Economy Workers Injured on the Job?”

[91]Harry Campbell, “Do Uber Drivers Even Want to Be Employee?” Forbes, April 22,2015,http://www.forbes.com/sites/harrycampbell//2015/04/22/do-uber-drivers-even-want-to-be-employee/2/(accessed May 28,2015);Harry Campbell, “Could Every Driver on the Road One Day Work for Lyft or Uber?”Forbes, May 19,2015,http://www.forbes.com/sites/harrycampbell/2015/05/19/could-every-driver-on-the-road-one-day-work-for-lyst-or-uber(accessed May 28,2015).

[92]Kosoff, “Uber Drivers Speak Out.”

[93]Lazo, “Some Uber Drivers Say Company’s Promise of Big Pay Day Doesn’t Match Reality.”

[94]Jim Nash and Ashley Soley-Cerro, “Uber Drivers Allege Unfair Wages, Protest Company’s Rating System,” KTLA5, September 10, 2014, http://ktla.com/2014/09/09/uber-drivers-protest-unfair-wages-harsh-rating-system/ (accessed March 31, 2015).

[95]Kosoff, “Uber Drivers Protest.”

[96]Mike Isaac and Natasha singer, “California Says Uber Driver Is Employee, Hot a Contractor,” New York Times, June 17,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6/18/business/uber-contests-california-labor-ruling-that-says-drivers-should-be-employees.html (accessed June 18,2015);Joshua Brustein, “Uber’s Other Legal Mess: Drivers Sue over Missing Tips,” Bloomberg, April 29, 2013,http://www.bloomberg.com/bw/articles/2013-08-29/ubers-other-legal-mess-drivers-sue-over-missing-tips (accessed March 31, 2015);and Bob Egelko, “Uber Drivers’ Suit over Tips Clears Hurdl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December 7, 2013, http://www.sfgate.com/business/article/Uber-drivers-suit-over-tips-clears-hurdle-5044858.php (accessed March 31, 2015).

[97]See Teamsters, “Raising Standards,” CADA, http://www.cadateamsters.org/ (accessed March 31, 2015); and the Uber Drivers Network NYC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uberdriversnetwork?fref=nf (accessed March 31, 2015).

[98]Kosoff, “Uber Driver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Protesting Today—Here’s Why.”

[99]Scott Lucas, “Surge Pricing in Sydney Is Uber’s Worst PR Nightmare Since Its Last PR Nightmare,” San Francisco Magazine, September 15, 2014, http://www.modernluxury.com/san-francisco/story/surge-pricing-sydney-ubers-worst-pr-nightmare-its-last-pr-nightmare#sthash.hAxV7nb7.dpuf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00]Michael Carney, “Uber Seeing Deja Vu as Riders Complain of Rate Gouging Following Caltrain Fatality,” PandoDaily, October 1, 2014, http://pando.com/2014/10/16/uber-faces-deja-vu-as-riders-complain-of-rate-gouging-following-caltrain-fatality/ (accessed April 3, 2015).

[101]Aly Weisman, “Jerry Seinfeld’s Wife Spent ＄415 During Uber’s Surge Pricing to Make Sure Her Kid Got to a Sleepover,” Business Insider, December 16, 2013,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jerry-seinfelds-wife-spent-415-during-ubers-surge-pricing-2013-12 (accessed April 3, 2015).

[102]Kim Hjelmgaard, “Uber Draws Criticism for Sydney Siege Pricing,” USA Today, December 15, 2014, http://www.usatoday.com/story/news/world/2014/12/15/sydney-hostage-uber-pricing/20422427/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03]Nina Golgowski, “Uber Customer Outraged over ＄539,” December 3, 2014,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national/uber-customer-outraged-billed-539-18-mile-ride-article-1.1997960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04]Adam Uran, “Woman Hit with ＄411 Bill for 10-mile Uber Ride, as ‘Surge Pricing’ Complaints Increase,” Bring Me the News, December 4, 2013, http://bringmethenews.com/2014/12/04/woman-hit-with-411-bill-for-10-mile-uber-ride-as-surge- pricing-complaints-increase/ (accessed March 31, 2015);Sam Biddle, “The ＄357 Uber Ride,” Gawker, December 17, 2013,http://valleywag.gawker.com/the-357-uber-ride-1485175707 (accessed March 31, 2015);Lauren Ohnesorge, “Uber Defends Price Surge That Charged Durham Man ＄455 on Halloween,” Triangle Business Journal, November 4, 2014,http://www.bizjournals.com/triangle/blog/techflash/2014/11/uber-defends-price-surge-durham-man-455-halloween.html(accessed March 31, 2015).

[105]Kelly Dessaint, “Gouge Away: Uber’s Surge Pricing from a Driver’s Perspective,” disinformation, December 23, 2014, http://disinfo.com/2014/12/gouge-away-ubers-surge-pricing-drivers-perspective/#sthash.otfMq8Qg.dpuf (accessed April 1, 2015).共享出行搭车技巧请见：The Rideshare Guy, “Consulting & Coaching,”Therideshareguy.com, http://therideshareguy.com/consulting-coaching/(accessed April 1, 2015)。

[106]Nicholas Diakopoulos, “How Uber surge pricing really works,” Washington Post, April 17, 2015,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wp/2015/04/17/how-uber-surge-pricing-really-works (accessed May 8, 2015).

[107]Swisher, “Man and Uber Man.”

[108]Bob Sullivan, “Uber Is a Danger to Itself, Its Customers, Mass Transit,” Daily Finance, January 31, 2015,http://www.dailyfinance.com/2015/01/31/uber-endangers-itself-customers-mass-transit/ (accessed May 4, 2015).

[109]Sarah Kessler, “Gett’s Alternative To Uber-Style Surge Pricing,” Fast Company, April 23, 2015, http://www.fastcompany.com/3045261/getts-alternative-to-uber-style-surge-pricing (accessed May 8, 2015).

[110]Johana Bhuiyan, “Here Is Where Uber and Lyft Are Facing Regulation Batt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uzzfeed News, December 15, 2014, http://www.buzzfeed.com/johanabhuiyan/here-is-where-uber-and-lyft-are-facing-regulation-battles-in?utm_term=.cveoOYoZN&sub=3544682_4617758%20-%20.mv21QQenv#.ck43zRzdPB (accessed April 1, 2015).

[111]Rory Mulholland, “Uber Protests Sweep Europe,” Telegraph, June 11, 2014,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france/10892458/Uber-protests-sweep- Europe.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Carol Mattack, “Paris Cabbies Slash Tires, Smash Windshields in Protest against Uber,” Bloomberg, January 13, 2014,http://www.bloomberg.com/bw/articles/2014-01-13/paris-cabbies-slash-tires-smash-windshields-in-protest-against-uber (accessed April 1, 2015).

[112]Mark Scott, “Uber Suspends Operations in Spai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1, 2014, 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4/12/31/uber-suspends-operations-in-spain/?_r=0 (accessed April 1, 2015).

[113]Dave Smith, “Report: China Bans Uber,” Business Insider, January 8, 2015,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uber-china-ban-2015-1 (accessed April 1, 2015).

[114]Murad Ahmad, Jeevan Vasagar, Tim Bradshaw,and Duncan Robinson, “Uber Drives in to European Tech Backlash,”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2, 2014, http://www.ft.com/intl/cms/s/0/bec0f56e-32b8-11e4-93c6-00144feabdc0.html#slide0 (accessed April 1, 2015).

[115]Greg Muender, “Uber vs.Lyft: A Former Driver Compares the Two Services,” PandoDaily, December 3, 2014, http://pando.com/2014/12/03/uber-vs-lyft-a-former-driver-compares-the-two- services/ (accessed April 1, 2015);Heather Smith, “Uber, Lyft, and the Growing Problem of Temp Jobs,” Grist, March 4, 2015,http://grist.org/business-technology/uber-lyft-and-the-growing-problem-of-temp-jobs/ (accessed April 1, 2015).

[116]Lyft Blog, “Lyft Launches 24 Cities in 24 Hours (on the 24th),” Lyft Blog, April 24, 2014, http://blog.lyft.com/posts/2014/4/23/lyft-launches-24-cities-in-24-hours-on-the-24th (accessed April 1, 2015).

[117]Cushing, “The Smartest Bro in the Room”; J.P.Mangalindan, “San Francisco Cab Drivers Are Uber’s Latest Pickup,” Fortune, January 15, 2014, http://fortune.com/2014/01/15/san- francisco-cab-drivers-are-ubers-latest-pickup/ (accessed April 1, 2015).

[118]Laura M.Holson, “To Delete or Not to Delete: That’s the Uber Question,”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1,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11/23/fashion/uber-delete-emil-michael-scandal.html?r=1 (accessed April 1, 2015).

[119]Comment in Michael Carney, “Boston Uber Driver Charged with Rape.Is It Time for Some Real Changes Yet?” PandoDaily, December 17, 2014, http://pando.com/2014/12/17/closer-to-home-boston-uber-driver-charged-with-rape/ (accessed April 1, 2015).

[120]Holson, “To Delete or Not to Delete.”

[121]DeleteUber, “Results for #deleteUber,” Twitter, https://twitter.com/search?q=%23deleteuber&src=tyah (accessed April 1, 2015).

[122]Peter Sims, “Can We Trust Uber?” Medium, September 26, 2014, https://medium.com/@petersimsie/can-we-trust-uber-c0e793deda36(accessed April 1, 2015);Cushing, “The Smartest Bro in the Room.”

[123]Andrew Leonard, “Why Uber Must Be Stopped,” Salon, August 31, 2014, http://www.salon.com/2014/08/31/why_uber_must_be_stopped/(accessed April 1, 2015).

[124]Rosalind Helderman, “Uber Pressures Regulators by Mobilizing Riders and Hiring Vast Lobbying Network,”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3, 2014,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uber-pressures-regulators-by-mobilizing-riders-and-hiring-vast-lobbying-network/2014/12/13/3f4395c6-7f2a-11e4-9f38-95a187e4c1f7_story.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125]Neil Irwin, “Uber Scandal Highlights Silicon Valley’s Grown-Up Problem,”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9,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11/20/upshot/ubers-latest-scandal-and-silicon-valleys-grown-up-problem.html?mabReward=RI%3A8&action=click&contentCollection=Arts&region=Footer&module=Recommendation&src=recg&pgtype=article&abt=0002&abg=0&_r=0 (accessed April 1, 2015).

[126]Juliet Schor, “Debating the Sharing Economy,” Great Transition Initiative, October 2014, http://www.greattransition.org/publication/debating-the-sharing-economy (accessed April 1, 2015).

[127]Aswath Damodaran, “A Disruptive Cab Ride to Riches: The Uber Payoff,” Forbes, June 10, 2014, http://www.forbes.com/sites/aswathdamodaran/2014/06/10/a-disruptive-cab-ride-to-riches- the-uber-payoff/ (accessed April 1, 2015).

[128]“Ride-Sharing in San Francisco,” What’s the Fare, October 8, 2014, http://blog.whatsthefare.com/2014/10/ride-sharing-in-sf.html (accessed April 3, 2015);“Wow! Sidecar Drivers Earn 20% More Per Mile,” SherpaShare, November 3, 2014, https://www.sherpashare.com/share/wow-sidecar-drivers-earn-20-more-per-mile/ (accessed April 3, 2015).

[129]Megan Rose Dickey, “Uber Rival CEO: Uber Is for the Rich, We’re for Everyone Else,” Business Insider, March , 2014,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sidecar-versus-uber-versus-lyft-2014-2 (accessed April 3, 2015);Carmel DeAmicis, “In Sidecar’s New Business Model, People and Packages Share Rides,” Gigaom, February 9, 2015,https://gigaom.com/2015/02/09/sidecar-rolls-out-local-delivery-a-big-departure/ (accessed April 3, 2015).

[130]“BlaBlaCar Makes Ride-Sharing Work at Large Scal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 2013 (see video interview with Nicolas Brusson)，http://www.wsj.com/video/blablacar-makes-ride-sharing-work-at-large-scale/A902279D-F3C4-461D-93EA-247AACA1257C.html (accessed April 3, 2015).

[131]Joshua Brustein, “Helsinki’s Uber for Buses Is Stuck in First Gear,” Bloomberg Bussiness, May 16,2014, http://www.bloomberg.com/bw/articles/2014-05-16/helsinkis-uber-for-buses-is-stuck-in-first-gear (accessed June 29,2015).

[132]Jay Cassano, “Could La’Zooz Be the Ride-Sharing App We’ve Been Waiting For?” Fast Company, January 2, 2015, http://www.fastcoexist.com/3041403/could-lazooz-be-the-ride-sharing-app-weve-been-waiting-for (accessed April 3, 2015).

[133]Patrick Hoge, “Executive of the Year 2014: Travis Kalanick Steers Uber through Controversies into Fast Lane,” San Francisco Business Times, December 2, 2014, http://www.bizjournals.com/sanfrancisco/print-edition/2014/12/26/executive-of-the-year-travis-kalanick.html (accessed April 3, 2015).

第四章 与“任务兔子”和“一揽子找工作”一起恶性竞争

20世纪90年代初，我成为一名美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志愿者，参与了其为农业工人在华盛顿州历史上争取到第一份劳动合同的艰苦战役。在美国，农业工人是备受压榨的工种之一，夜以继日地做苦力劳动，却领着最低的劳动报酬，受到微乎其微的劳动保护。这些农业工人大都是拉丁裔，曾经是酒庄的劳动力，负责圣密夕酒庄和哥伦比亚山峰酒庄的葡萄采摘工作，而这两家酒庄都隶属于美国烟草公司。我至今还记得在华盛顿州东部地区的走访，我看到一帮工人挥舞手臂并且伸出他们隆起的手掌使劲伸向疾言厉色的监工，我深感震惊，酒庄只愿意挑选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去做工，他们不得不蜂拥而上，尽管酒庄只会付给他们相当于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选我吧！选我吧！”每一个墨西哥短期合同工（Braceros，Brazo在西班牙语中有“手臂”的意思，而Bracero则是指一种合同工人，即“利用自己的手臂来赚钱”的工人）都歇斯底里地喊道，极力争取这个工作岗位。这一幕揭露了剥削令人恐惧的一面，让我终生难忘。

当我第一次听说近几年集中出现了从事经纪工作的诸如“任务兔子”、“找工作”、“一揽子”以及其他相似的网站和应用程序时，我忍不住想起那段经历。许许多多像这样的在线“共享经济”公司，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就是劳动拍卖，在这些网站和应用程序上，任何个人或者公司都可以从网站上陈列的一系列清单中挑选并雇用其中一个人为自己工作。这看起来就像一个老式的拍卖场，但恰恰相反——与老式拍卖总是“价高者得”不同，工人与其他人竞争的是更低的标的价格——在一些情况下甚至低得有些离谱——而这一切只是为了抓住这份工作机会。“选我吧！选我吧！”这看起来就像全世界的劳动力都挤在了一起——在这个老式的拍卖场里，如果想得到工作，就得不停地切断旁人工作的期望。

“共享经济的一个很大的前提，”《纽约时报》的凯文·卢斯（Kevin Roose）写道，“就是要有萧条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个萧条市场中，许多劳动力都需要为生活开支赚点儿补贴，他们想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物品和自己的劳动力以一种创新的方式来实现货币化。”[1]而这些劳动经纪网站和应用程序正是被设计出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的的，代价就是抽取他们工资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佣金。

如今，在工作市场的赌博场里面，“找工作”和“一揽子”这两家公司（或者说网站）是两只“领头羊”。它们的作用其实就像建立了一个用来找工作的“易趣网”，每一个工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竖起自己的小招牌来吸引顾客购买他们的服务。这两家公司使用的都是“游戏化技术”，在这种技术支持下，最关键的并不是一个模范工人的工作效率到底怎样，而是每一个人总是可以通过更低的价格来竞标同一份工作。这些劳动力的购买方可能是需要这项服务的一家公司或者某个人，他们只是为了节约劳动力成本来提高产量水平而已，雇用临时工比雇用长期工的成本低得多。

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件简单的事，直到我们意识到“找工作”和“一揽子”已经吸引了全球的求职者。以“找工作”为例，它是一个为有创造力的自由劳动者设立的网站，包括网站开发人员、软件和移动应用程序开发人员、标识设计人员、文章作者、翻译、客户服务、技术支持专家等。“一揽子”采用的也是相同的商业模式，只不过它覆盖的职业有所不同，这个平台上的工人更加专业，例如，工程师、建筑师、法律工作者、金融工作者和管理人员等。这些服务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主要是通过工人来完成的，而与工人所在的地理位置没有关系。一名标识设计人员、网络开发人员、建筑师、律师、工程师或者翻译，都可以通过网络承接来自全球各地的工作任务，并且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碉堡箱”（Dropbox，一个提供同步本地文件的网络存储在线应用）来完成所有的工作。

这种网站或者应用程序使美国工人陷入了竞争，竞争对手是来自菲律宾、印度、孟加拉国、泰国、肯尼亚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便宜劳动力，而这些来自第三世界的劳动力显然在削减发达国家的工资。例如，如果点击“找工作”的链接，我们就能看到清单上列的都是能够提供标识设计服务的工人，而更醒目的是，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标识设计者所要求的每小时薪水为50～150美元，而来自东南亚和非洲地区的劳动力则可以低到每小时3～4美元（来自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劳动力所要求的每小时薪水都低于10美元）。[2]即使“文章作者”这种工作也是如此，那些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工人要求每小时薪水15～40美元，而来自南亚和东亚的劳动力则低至每小时3美元。[3]在每一个工作种类中实际上都存在这种情况——那些来自发达国家的有创造性的工人提供服务所要求的每小时收费标准是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10～30倍。

撰写文章是我较为了解的领域，而那个最低价格降低了这些写作者的薪水水平已经是一个定律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自由写作者完全不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如果他们“要求”一份与来自第三世界劳动力一样低的工资。这种竞争——这些开发出“毁坏创造力”的技术者想让顾客以最低的价格获得最好的服务——而实际上只是助这些工人之间恶性竞争“一臂之力”。当然，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竞价模型对顾客来讲是有优点的，因为他们可以雇用更加廉价的劳动力。但是也并不尽然。一位用户如是说：“在‘噢办公桌’（oDesk，后更名为‘找工作’）网站上，所有的自由职业者为了击败他人赢得竞标，一般都会陷入恶性竞争。这虽然使买方的成本不断降低，但是同时也使工作完成的质量不断降低，因为那些自由职业者根本没有时间去注重细节，何况预算也不允许他们这么做。”[4]

除了无法保障工作质量之外，“找工作”和“一揽子”还要抽取大约10%的佣金装进自己的口袋，这笔佣金附加在工人每小时的费用里面。这些公司的运转不需要为这些临时工提供医疗保险、退休金、工伤或失业补贴、残疾人补贴、带薪休假、年假或者其他假期，因为它们压根就没有任何“雇员”。这些平台上的工人都是处于灰色地带的“1099工人”。他们在找到下一份工作的间歇时间里面得不到任何收入，一名合同工在一个在线论坛上抱怨：“我希望‘噢办公桌’和‘一揽子’能够为我在它们的网站上所花费的找工作的时间进行一些补贴，因为我们如果赚得越多，要缴纳的佣金也就越高。”[5]

渐渐地，这些线上工作经济做出了对于整个经济而言更大的事情。“找工作”和“一揽子”分别是这个市场中排名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公司，而且截至2013年2月，“一揽子”已经拥有50万家企业用户和200万名登记在册的职业自由劳动力（来自“一揽子”的内部数据）。[6]“噢办公桌”或“找工作”顾客规模逐渐庞大，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270万名自由职业者和54万名顾客。[7]接下来——一个大动作震惊了整个市场——这两家公司在2013年12月合并成了一个庞然大物。更让人吃惊的是，反垄断监管机构竟然对此熟视无睹。时至今日，这两家公司已经完成合并，并取名“一揽子找工作”（实际上就是“找工作”），在全球180个国家共拥有1000万名合同工人（其中1/4来自美国）[8]，每年的合并账单接近10亿美元。[9]在全球范围内，有接近400万家企业通过这一平台来寻求劳动力，从而使这些企业能够自由地增加或减少劳动力，就像开关水龙头一样容易。“一揽子找工作”的创始人兼CEO法比奥·罗萨蒂（Fabio Rosati）一直在满腔热情地宣扬这家合并后的公司的美好前景，强调“独立的劳动者是劳动力队伍中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在美国，有大约1/3的工人游离在朝九晚五的传统劳动力市场之外，他说，而且“在未来10年中，这一数值还将攀升至50%”。[10]

很多大企业，包括联合利华、微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思科、松下和沃尔特·迪士尼，都用这个平台来雇用和管理自由劳动力，此外还有数百万家小企业和个人也同时在使用这个平台（实际上，小企业的数量占“一揽子找工作”工作雇用总量的70%）。[11]一个典型应用的案例，就是“脸书”通过“找工作”完成了一项庞大的持续进行的工作：监督它的10亿用户所发的帖子，以保障这些帖子符合“社区标准”。通过“找工作”，它在土耳其、菲律宾、墨西哥、印度和摩洛哥等地雇用了50人，盯着屏幕上“脸书”用户所发布的需要被监督的内容，而“脸书”仅仅支付这些工人每小时1美元的工资（而平均薪水是4美元）。[12]许多需要监督的内容都是极其烦人的事——虐待动物、砍头、恋童癖、恋尸癖、白人至上主义的仇视言论、自杀等。“掴客”（Gawker），美国一家八卦网站，在网上采访了一些监督者，这些人不仅被这些图片困扰，还被低工资困扰。一名21岁的摩洛哥小伙子阿米恩·德考威（Amine Derkaoui）辞职了，他说：“说来真是丢脸，他们在压榨第三世界的劳动力。”[13]其他监督者也表示同意，声称在“找工作”应用程序上找到的都是工资很低的工作。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关于低工资的言论公之于众的时间，恰恰是“脸书”宣称其完成了华尔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IPO之后的一个星期，当时这家公司的市值飙升到了160亿美元。但是这些钱并没有分享给它的“1099工人”。“脸书”通过“噢办公桌”和“找工作”应用程序将自己丑陋的一面不经意地曝光了。

一位经常使用“找工作”服务的企业客户把这项平台服务称为“生化远程办公”。[14]为什么叫作“生化”？因为一个逻辑上的挑战为这些在线工作中介网站带来了很多困扰，那就是管理这些散布于世界各地的自由劳动者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一揽子找工作”对此有自己的办法：它研发了一项新的在线数字技术，可以用来进行“雇员监控”，说起来简直就是创造了一个受严格统治而失去人性的社会。

“一揽子找工作”为客户提供了一系列在线管理和监控工具，可以用来打击“网络浑水摸鱼”的雇员——这些赚钱少得可怜的第三世界自由劳动力还必须集中精力，工作非常努力，避免虚拟的“饮水机效应”[79]出现。这家平台公司已经开发了软件——还试图更温和地将其称为“私密工作空间”，这种软件能以分钟为单位提供自由劳动者使用电脑敲击键盘和鼠标的移动轨迹的记录。而在监控劳动者方面的最新研发成果——偷偷拍摄周期截图，可以方便雇主确认到底是否是一个潜在的网络懒鬼承接了他们的工作。这些截屏的时间是随机间隔的，以便雇主可以随时仔细审查工人的工作。[15]史蒂芬·卡斯瑞尔（Stephane Kasriel）于2015年4月出任“一揽子找工作”的CEO，满腔热情地吹捧了他们的监控技术：“截屏工具的设计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就像真实的办公室那样，我可以从随机生成的截屏上看到工作人员是否正在完成我所交代的工作。”[16]

而且“一揽子找工作”的员工也应当知道这些情况，因为这家平台公司在其坐落于加利福尼亚州芒廷维尤的分部，正在身体力行这个管理工具：它雇用了740个工作人员，组成了24小时团队进行监控，此外还有遍布全球的500个自由劳动力在从事这项工作。[17]在劳动力队伍中，有2/3的人是临时工——这些人都不享受社会保障网的支持——在许多美国企业里，这仅存的1/3长期雇员也在担忧他们向往的未来，“一揽子找工作”更是为此开辟了道路。作为数字临时工行业最大的企业，它在经济危机期间实现了迅速扩张，并且在经济复苏的阶段实现了持续扩张。预计到2020年将扩张到160亿~460亿美元的规模，一家名叫“人力资源行业分析”的研究公司称。[18]

与“优步”和“空中食宿”等共享经济企业一样，大多投资机构和风险投资机构都看到了“一揽子找工作”在不久的将来所具有的巨大价值。“一揽子找工作”背后的资本支持者都是硅谷最大的投资机构，包括标杆资本（Benchmark）、全球资本合伙人（Globespan Capital Parters）、西格玛合伙人（Sigma Partners）、T.罗·普利斯集团（T.Rowe Price）、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皮科特资本（Pequot Capital）及花旗集团（Citigroup）。[19]投资机构抱着很满意的态度注意到一种趋势，这种趋势也是经德国软件跨国公司和牛津经济研究院研究证实的，经过对2700名执行官的调查，83%的执行官都表示他们有计划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增加临时工的比例。[20]因此，“一揽子找工作”两家公司的兼并就是市场份额快速增长和继续挖掘“1099劳动力”的需求的一种结果。从特拉维斯·卡兰尼克的书上撕下来一页，一个为我们熟知的定律就是“物以类聚”，就好像存在这样一个引力场，“一揽子找工作”已经足够庞大并且还在不断扩张，从而最终实现IPO，自带硅谷光环，好像在宣称“石头的价值在于能不断地产出黄金”，散发出炽热的光芒。

但是这些经济结果对美国工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呢？“在光亮中有一个黑点，虽然宣称着‘这难道不美妙吗’的景象看似闪闪发光。”斯托·博伊德（Stowe Boyd）说，她曾是一位Gigaom（美国著名的科技博客之一）研究机构的分析师，曾经研究过“找工作”的业态发展。“它就是通过找工作这个资源进行经济套利。”从美国到廉价劳动力的聚集地，例如菲律宾，博伊德说，它对劳动力的影响“具有非常大的负面效应”。[21]反对者声称，雇主通常都想以最低的报酬找到质量最高的劳动力，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基于互联网的工作中介已经在地球上的地理区域内实现了无限扩展，但是工作订单的区域加起来还不足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无论大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正如我们看到的，也包括共享经济企业），都开始把自身和工人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随着一种正在增长的——我们可以进行“国内工作外包”——经济常态的出现，这些公司更加可以对劳资关系不管不顾了。无论人们愿意与否，这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雇用劳动力的现状，也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工作处境的现状。

“一揽子找工作”和其他互联网工作中介，如“任务兔子”、“众包数据”、“工作市场”（Work Market）、“书呆子小时工”（Hourly Nerd，这家应用程序可以雇用拥有工商管理学硕士的劳动者）、“图钉”（Thumbtack）、“外包网”（Exec）、“自由劳动者网站”（Freelancer.com）以及“专家网”（一直使用在线竞价的程序），现如今已经变成了雇主世界。工资水平被逐渐铲平，工作质量日益下降，一股绝望的气息涌入劳动力大军。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工人都开始在互联网上排起了长队，就像许许多多以日付薪的墨西哥短期合同工一样，去争夺那些不知道是谁撒在他们中间的一点点面包屑。

“任务兔子”的麻烦

当“一揽子”和“找工作”首先使用在线工作拍卖机制以确保全网自由劳动力能够争先恐后地贱卖劳动力的时候，它们所针对的工作类型——大多数是创造性和技术性工作——这种性质实际上限制了这家公司所影响的劳动力人群。许多工作，尤其是服务型工作，都必须通过某个人身体力行地去切实完成。这些服务是不能够在全球第三世界里面寻找廉价工人的。这个现实实际上拯救了美国的数百万本土工人，但也仅止于此。

“任务兔子”于2008年在旧金山成立，很快就发展成一个非常流行的网站，它能够把同一个地域内的自由劳动力与有特定任务和差事需要完成的顾客对接起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将这家公司称为“美国的一个最大的后起之秀”。《连线》杂志则将这家公司称为“一种革命”。[22]美国广播公司（ABC）夜间新闻将“任务兔子”誉为拯救美国工作危机的重要工具，因为它以一种方式帮助人们“赚钱养家糊口，做自己的老板，帮助人们走出去赚钱，并且重燃生活的希望”。[23]贝宝亿万富翁彼得·蒂尔的创始人基金以及其他风险投资家为这家公司注入了数千万美元。“任务兔子”在人们期待的早期阶段得以顺利发展。

而后“任务兔子”就开始为自己做广告，以一种更圆滑的方式，为自己树立了一种非常友好的甚至是“邻居一样的”互联网服务，可以帮助顾客“找到工人来帮助自己完成一些杂务活或者有技术性的工作”，而这些工人也是来自“你的邻居”，这些人掌握特定的技能，并且已经通过了背景审查。“任务兔子”——是的，这是对这些工人的统称，在刚开始的时候——被顾客雇用去完成一定数量的特定工作，如油漆篱笆、到杂货店买东西、耙落叶、送外卖、安装宜家家具、载客就医以及其他“零零散散的工作”。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不直接称呼这家公司本来的名字——一家寻找每日劳动力的工作中介——而是把这家公司包装成“共享经济”理念下的公司，基于“信任”和“一对一的雇佣关系”，而且试图以一种非常温暖而舒心的名字出现，再加上一个可爱小兔子的标识。

利亚·布斯克，“任务兔子”的创始人兼CEO，已经成功吸引了4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她说自己想建立一个做杂务活的市场。“邻居帮助邻居——这其实是一个旧理念的新体现。”这家公司网站上赫然写道。[24]安妮·雷蒙迪（Anne Raimondi），“任务兔子”的一位执行官，反倒有更广阔的视角：“诚心诚意地，我们想对人们的工作方式发动一场革命——具体来说就是针对一些人如何找到另一些人来为他们工作的方式。”[25]

毫无疑问，在经济危机非常严重的阶段，找到一份工作对许多美国人而言都是一项非常艰难的挑战。而且即使后来大衰退结束了，工作市场对许多人而言都还没有完全恢复。2011年1月，美国大约有57.6%的在岗职工失去了工作，比这个水平更糟糕的情况出现在1983年（而事实上这一纪录在2015年2月重新被刷新，攀升至58.9%，比2008年大衰退之前的情况糟糕得多）。[26]尤其是对数以百万计的事业人员而言，他们中的许多人失去工作已经持续6个月以上，“任务兔子”开始体现出其吸引力。在2013年中期，这家服务机构已经在9座城市开展了大约1.1万单业务。在历经2013年10月的被政府关闭之后，“任务兔子”宣称它已经在一天内成功交易了1.3万份订单。[27]关于这家公司的最新消息是，它已经扩展到了美国的18个城市，甚至还发展到了伦敦，有大约2.5万个顾客在线使用它的应用程序。[28]

与“一揽子”和“找工作”类似，“任务兔子”也是在初试运营阶段就开始使用工作拍卖技术，只不过这家公司所针对的劳动类型是基于本地的杂物劳动。作为在这个平台上中标程序的一部分，它具备“共享经济”许多花里胡哨的功能，比如“游戏化技术”和“信誉分析”，允许顾客对“兔子”进行评价和排名，并且允许他们发表用户评论。利用这些技术产生的结果，“任务兔子”可以完成对每日所有劳动力的绩效评价。通常，如果某个人想借助自己在这方面的大量工作经验而试图以一个较为公正的价格来争取一份工作的时候，他通常都不会成功，因为这个机会会被那些出低价的工人抢走。一位“兔子”抱怨道：“任何一个有点资历的勤杂工在克雷格列表中谋取一份工作，每小时都可以赚到18~25美元。而那些在‘任务兔子’平台上发布工作信息的顾客往往可以得到一些失业的、接近疯狂的人为他们报价每小时8美元。而且‘任务兔子’还会对价高者收取更多的佣金。”[29]“任务兔子”的佣金规模大约是在每份“兔子”的薪水中抽取20%（这个比例曾经是15%，[30]而且越来越多的“兔子”在论坛中表示，这一佣金水平还有可能更高，甚至高达50%）。[31]

一名曾经的“兔子”说：“每一个工人都被逼无奈地降低他们的预期薪水，直到最后一无所剩。这种设计简直就是逼着大家恶性竞争。”凯茜（Cathy）也曾是一名“兔子”，她说道：“‘任务兔子’这个平台本身就会误导投标。我们根本不知道工作提供者到底想花多少钱……这份工作的价格会不停地降低，有时候甚至会达到一个我自己认为‘合适标的’的一半价格。”[32]正如“一揽子找工作”，这个平台中也存在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整个价格水平往往是由最低出价者来决定的，这种行为是拖曳工资朝更低水平发展的核心原因。

刚开始，许多“兔子”都对他们的经历充满了希望，对能够从多个渠道获得收入很感恩。但是一段时间以后，这些“兔子”就开始抱怨这项服务在初期就有潜在的不公平，以及这家公司商业运营模式中剥削的本质。

另一位曾经的“兔子”说：“一些发布工作任务的人是非常有钱的，而且他们需要一些像看不见的精灵一样的劳动力，在晚上进行和完成工作，并且承担的都是脏活累活，但这些人一点儿都不想多付报酬。”[33]凯茜称：“发布工作的人通常会低估自己要完成的到底是怎样的工作，我就做过许多比最低工资还要低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任务兔子’会对兔子工人进行评价和排名，如果你不想做就不做了，那么这些顾客可以投诉你，让你在网上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坏工人一样。”这是一个具有共性的抱怨，通常，这些工作都比在广告中描述得要更大、更繁重，或者顾客总是希望工人把周边的甚至与其相关联的工作一并进行处理，但是拒绝为此支付额外报酬。而且如果“兔子”拒绝做这些工作的话，他就可能会接到一个来自“任务兔子”网站上的顾客对其进行降级评价的通知。顾客甚至很有可能因为一个芝麻大点儿的事情就被投诉，而“任务兔子”的管理者就会让这名工人暂停服务，甚至开除他。评价系统是共享经济所强调的信誉分析中受到最高吹捧的重要部分，但是工人对这个系统已经怨声载道甚至进行反击。而且这种抱怨一部分还来自一种单方面约束工人的极不平等的合约，那就是要求每一位兔子都戴上一个标识，上面写着“公司有权在任何时间出于任何原因甚至毫无理由地终止或暂停你使用服务软件的权利”。[34]没有上诉过程，没有仲裁过程，没有工会代表，许许多多的“大棒”就竖立在那里，而为“兔子”提供的“胡萝卜”却非常有限。凯茜将她作为“兔子”进行生活的那段时间比喻为“粘在鞋底的口香糖”。

萨拉·凯斯勒（Sarah Kessler），商业和技术杂志《快公司》的一名编辑，通过尝试使用“任务兔子”和其他工作中介软件，试图揭示自由劳动力经济的状况。在纽约，她花了四个星期极力争取工作机会，通过试验，她得出结论：“科技世界无论是对萎靡不振的工作市场提供解决方案，还是对收入市场提供解决方案，答案都是不公平的。”她在一篇非常有趣但颇值得引人思考的评论文章中如是写道。

“通过零零散散的工作把日程表排满是很不容易的，”她以日记的范式写道，“我获得的五份工作都拒绝了我。有时候我按照自己日程上的时间等待工作与我联系，但最终都是杳无音信。我几乎在每个小时里都在为得到一份工作而进行竞争。即使我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份比较体面的时薪，但是那又算什么呢，我几乎没有一次是按时按点地完成工作，而且还要搭上找工作以及与雇主沟通的时间。”绝非共享经济经常承诺的那样——“你可以做自己的老板，你可以拥有自己的微型企业”——她说：“实际上，我在工作的时候没有任何控制力，因为要得到一份工作就要把所有零零星星的时间都用上，根本没有其他精力。”[35]

凯斯勒还提到了史黛西（Stacie），这是一个通过“任务兔子”找工作的成功案例。除了全职工作以外，史黛西每年还从“任务兔子”平台上赚到了6000美元，赢得了“精英兔子”的头衔。“如果不是还有一份全职工作的话，我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务，”她说，“但是即使我承担双倍的工作量，总收入还是很低——每年只能赚到1.2万美元，而且没有任何福利。你并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会被叫醒。你必须恨不得每天24小时都醒着，而且，我的天哪，我可能某一天会赚到300美元，而接下来的三天每天只能赚到12美元。”

另一个人，罗宾（Robyn），他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痛苦：“在网络崩溃后失业的两年时间里，我尝试了许多类似的在线找工作软件，发现这些平台其实就是在招收奴隶工人，完全不值得自己花费精力去申请——而且在你的身体里面还会散发出绝望的不舒服的感觉。”[36]

凯斯勒把自己在“任务兔子”上赚钱的经历总结了一下：“我最成功的一天看起来就像个赢家。我做了一份舞蹈工作，每小时赚到10美元；在哈佛俱乐部工作，每小时赚到15美元；包装礼物，每小时赚到20美元。一整天赚到了95美元。这是我最理想的8个半小时工作。期间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唯一的停工就是我10分钟的吃饭时间，我承接的一份包装礼物的工作地点在马克的公寓附近。但是如果加上我在不同任务之间沟通的时间，我其实一共工作了11个小时。”这是在“任务兔子”已经收取了20%的佣金之后，还是比某一些城市的最低工资要高一些。“与他们向我承诺的什么劳动力革命完全不同，”凯斯勒总结道，“我所有的体会就是，非常难以得到的工作机会、非常低的报酬，还有一个总是把工人放在不利位置上的系统。”

对大多数“兔子”而言，成功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而且这些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也不会得到任何工人福利和支持。根本没有什么“邻居帮助邻居”，而只是为“剥削”换了个名字罢了。

与其他临时工机构和工作中介相比，“任务兔子”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这些兔子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很高。70%的兔子都拥有学士以上学历，20%拥有研究生学历，而且有5%取得了博士学位。[37]许多以前看起来“非常好”的工作，如今都已枯萎，进而被风吹走了。毫无疑问，这些“兔子”都有不同的原因，但是他们都找不到其他工作作为收入来源，“任务兔子”和其他劳动力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对此产生的作用显然微不足道。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种工作平台毕竟把这些将要失业及已经失业的工人与雇主联系了起来，使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赚到一些外快。这听起来要比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消磨着意志、身无分文要好得多。相关提倡者认为，这些在线劳动力中介能够帮助自由劳动力度过最为糟糕的雇佣形势。的确，如果这些在线中介不是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下出现，不是在这种近几十年来制造业就业岗位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出现，如果这些服务平台不是在这个时间出现，不是在这个中产阶级迅速衰退的时间出现，那么这些平台倒是有可能为那些可以接受这些条件的、能扩大宏观经济总量的、真正想赚些外快的人提供一些机会。

恰恰相反，这些“兔子”原本都不是应当去做日结薪水的低端劳动者。这些工人没有讨价还价的理由，不仅因为他们这样做可能会被辞退，而且因为他们在这种匿名技术下彼此隔离并不能成为一个联合体。他们是分散的劳动力，没有办法聚在一起商议对策或者运筹帷幄，而这些技术就是为了防止他们联合起来或者串通一气来提高自己的薪水。

一位曾经的“兔子”被问及是否认为“任务兔子”打着为众多失业者创造良机的旗号中饱私囊时这样回答——“绝对的，”她说，“它知道许多人已经失业了，或者即将失业，这些人太需要钱来生存。你不做，总有人在排队等着代替你，‘所以你必须心怀感恩地对待你得到的每一次机会’，基于这种情况下的这种态度给人的感觉怪怪的。”[38]

如上所述，媒体和观察者齐齐赞赏“任务兔子”是一场“革命”，但是它们下这种结论的时候并没有真正与“兔子”进行过对话。一位《商业周刊》的作者更是夸张到为这些平台企业欢呼：“未来，我们都会变成‘任务兔子’。”[39]然而一位曾经的“兔子”毫不客气地回应：“革命？哪种革命？法国大革命吗？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遭到斩首示众的那场革命吗？那是因为许多人需要农民。”[40]

利亚·布斯克已经开始捍卫公司的商业模式，声称——听起来与特拉维斯·卡兰尼克以及布莱恩·切斯科有点相似——“这家公司对‘兔子’的职责仅仅在于尽可能地提供最好的平台，而不是其他”。“我们想要做的是帮助这些独立的合同工建立自己的商业模式，”她说，“我们并不是想让他们变成‘任务兔子’的雇员。他们自己拥有裁量权，自己掌握想发展的方向。他们在想工作的时候，能以一个他们想要的薪水价格去工作。”[41]

当然，“任务兔子”还要在此基础上削减20%（甚至更高）的佣金。这些工人还必须在劳动力市场的灰色边缘地带做这件事，就像墨西哥短期合同工那样来推销自己的劳动力：“选我吧！选我吧！”

从“一对一”到“临时工机构”

除了一些暂时性的问题和越来越多的曾经来自工人群体不满的声音，“任务兔子”看起来还是在很坚定地、逐步地搭建自己的平台，以一种共享经济狂热爱好者的身份，而且吸引了投资人和媒体的注意。然而……一个巨大的变化发生了。

2014年7月，“任务兔子”突然宣布它要抛弃原来的在线劳动力拍卖技术。这家公司正在做的是在硅谷中被美化为“支撑点”的一种技术——技术支持者声称它的商业模式已经难以维持，因此损失了大量金钱，所以必须适时做出重大调整。这家公司调整了平台的运作模式，尤其是工作定价机制。与拍卖模型下工人对工作的竞标中总是“价低者得”大不相同，工人现在必须描述他们每小时工作效率的细节，而且必须是在与这份工作相关的领域——无论是打扫房间、跑腿做差事、勤杂工还是帮忙搬家。“任务兔子”缩小了自己的业务范围，开始针对那些顾客能够提出更多要求的任务。此外，“任务兔子”开始使用一种算法，即能够将雇主和承包者之间进行匹配，并且为每一份工作建议一个潜在的能够胜任的工人。然后顾客就可以针对这些候选人去审查他们的资历和能力——还有一个重大改变——其只有30分钟的时间决定是否接受这份工作。如果候选人没有在这段时间内给出明确答复，这份工作就会自动转到下一位工人的手里。“任务兔子”还是会在每个订单中抽取约20%的佣金。[42]

改变远不止如此。这家公司还把对工人曾经的称呼改变了，这些工人再也不叫什么“任务兔子”了，而是改成了“塔斯克”（Taskers）。毕竟“兔子”这个名字在劳动力的场景下无疑会勾起人们的回忆，让人想起在迈克·摩尔（Michael Moore）的电影《罗杰和我》（Roger and Me）中那些小动物，电影中那些在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市被通用汽车解雇了的几千名汽车工人。令人记忆深刻的桥段就是，这些居住在弗林特的被解雇的工人不得不靠养殖并卖掉兔子来维持基本生活。

虽然做出了一些改变，但大多数工人仍然不开心。因为在以前的机制下，他们虽然必须把自己放在线上参与拍卖，与其他工人进行恶性竞争，但是至少能够自己选择愿意参与的工作。而现在，这些工作简直就是摊派给他们的。“在拍卖机制下，我还能找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斯泰西·罗伯特-奥尔（Stacey Roberts-Ohr）说，他在任务兔子上接受的任务通常从协作到购买杂物，是一个很宽泛的范畴，“现如今，我自己无法选择想做什么。”[43]

更有甚者，在每一位“塔斯克”都必须在30分钟内做出是接受还是放弃任务的要求下，“任务兔子”就像拿了一根“必须按时安排时间”的鞭子，简直是达到了最高限度的烦人的水平。这些“塔斯克”可能必须持续地进行通话，而且在一份新工作即将提供之前几乎没有任何通知，把毫无确定性的他们茫然无措地扔在那里，他们想要规划自己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

布斯克为这种变化进行坚定的辩护，认为这种变化对于“任务兔子”保持一种“需求增长的开发”而言非常必要，但是已经出版的报告称，这家公司正在应对完成任务数量的下降局面。这个机制表明，太多的“兔子”都是不高兴的自由兵，他们完成工作的质量很差，无论这家公司是怎样进行相反方面的修辞，它想要工作任务数量增长的目标还是落空了。[44]

然而，“支撑点”的真实面目就是使“任务兔子”的新商业模式演变成一个更像是传统临时工机构式的模式。这种转变在一年前就开始了，但是“任务兔子”悄无声息地加强了它在帮助其他公司雇用临时工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人往往要用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而不是以一件一件任务来雇用的。[45]许多雇主已经开始将“任务兔子”作为自己招募临时工的一个重要工作中介平台。经济学家朱莉特·斯考尔是研究共享经济的专家，声称发现了“任务兔子”正在转变成临时工介绍机构的证据。对于某些工作而言，比如，编辑和校对工作，那些在网上表现得效率特别高的人能够再次获得大量订单，然后把订单分包给其他下线，而他们能一直保持在很显眼的高度上。一位“兔子”套着另一位“兔子”，环环相扣。[46]

支持其他企业并且为雇主提供临时工人已经逐渐变成“任务兔子”增长最快的一项业务。“针对企业服务和我们的市场空间选择，我们重新调整了公司的技术，是为了支持我们业务中的新机会。”巴斯克说。在那一刻，控制损失与诚信似乎相结合了。[47]这家基于P2P发起的共享经济企业的主业似乎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新战略起作用吗？在一些关键方面，它似乎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这种战略将“任务兔子”推进了与一些后起之秀的大型公司同台竞争的境地——这些公司每年都能够雇用2300亿人次的临时工，这一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包括万宝盛华集团（Manpower）、德科公司（Adecco）、必胜人力资源公司（Kelly Services）及美国境内的其他公司。这种战略更直接使“任务兔子”陷入了与同等规模的公司进行竞争的境地，这些公司的规模相当，而且现在已经与“任务兔子”的特定工作平台十分相似，如“勤杂手册”（Handybook），它能够提供清扫和整理房间的服务，而且规模已经扩张至26个城市，并且得到了4900万美元的支持。[48]

但是“任务兔子”的底牌就是它能够提供更便宜的临时工，比万宝盛华集团和必胜人力资源公司等提供的临时工人都要便宜得多。这些公司都要抽取工人工资的40%，而“任务兔子”对临时工人才抽取26%的佣金。[49]“任务兔子”正在对旧范式展开反击——通过提供比竞争对手更低价格的临时工人来实现。这项措施得到了许多公司的认可，其中包括沃尔玛，它将自己雇用临时工人的工作交给了“任务兔子”，就是因为“任务兔子”能够提供更便宜的劳动力——而且平台公司也拥有更少的权利——比沃尔玛的人力部门权利要少得多。[50]

或许“任务兔子”会在“支撑点”技术下取得成功——尽管我还是持怀疑态度——但是无论如何，在所有意图和目的的考虑之下，它曾经参与过的P2P的共享经济模式已经成为历史。你还是可以雇用一位私人“兔子”来做一些特定的工作，但是这已经不是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了。

为什么共享经济已经止步不前

“任务兔子”并不是使用“支撑点”技术的唯一一家共享经济创业公司。“支撑点”技术一时间就像一阵传染病一样——也是触发器——四处蔓延。2000～2008年，共享经济公司的数量出现了激增——“从事X业务的‘优步’”这种商业模式，正如它们所称呼的那样，因为它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在细分市场，并且尝试主宰一个领域，比如，家庭保洁、私人助理、洗衣服务、安装和修理、红酒、宠物照料、装备出租、快递、搬家等。随着劳动力中介行业领域的细化，五花八门的企业开始不断涌现——“五美元网站”、“家乐”、“校园服务员”（Campus Bellhops）、“书呆子小时工”、“本地实时工作网”（Wonolo）、“自由劳动者网站”、“专家网”、“精美的手”（Fancy Hands）、“众包数据”、“外包网”、“加速网”（Rev）、“图钉”（肚皮舞舞者，有人吗？）、“快递伙伴”（Postmates）、“汤匙火箭”（SpoonRocket）、“扎力”、“任务英雄”（Taskhero）、“工作市场”（Work Market）、“动起来网站”（GoGofers）、“边走边拍”（WeGoLook）、“帮忙网”（Helpouts）——已经在“任务兔子”的带领下创建了自己的网站，以便吸引足够多的工人付出自己的劳动力从事一些小微服务行业来赚点儿薪水。就像“任务兔子”那样，这些公司也开始察觉到发展中的困难，并感觉自己的商业模式开始停滞不前。

这种情况当然不是硅谷的创业公司第一次走向消失殆尽的边缘。20世纪90年代末，曾一度繁荣发展的网络公司纷纷破产，出现了著名的破产潮——“宠物网”（Pets.com）、“城市快达”（Urbanfetch）、“科兹莫”（Kozmo）、“威普旺”（Webvan）、“计算机网”（Computer.com）——截至2011年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51]当地口口相传的数据是，有3/4的创业公司都失败了，而有超过9/10的创业公司从未得到过回报。[52]

这一次，“樱桃网”（Cherry，一家洗车网站）、“普里姆”（Prim，一家洗衣网站）、“单元货品”（Snapgoods，一家装备出租网站）以及“回味红酒”（Rewinery，一家红酒销售网站）也都走向了破产，有一些是悄无声息地破产，有一些是高调地破产。我最喜欢的一个案例就是“单元货品”，这家公司曾经一度被许多鼓吹共享经济的记者引用，作为一个非常炫酷、时髦的公司的典型代表，帮助人们把他们的装备租赁出去，比如租赁一个你从来没有用过的钻头、你的背包或者你闲置的自行车——尽管如此，在2012年8月，这家公司也已经开始没有业务。如果你在许多专注于技术行业和硅谷的在线杂志上做一个调查，你就会非常奇怪，为什么没有任何一篇文章探讨“单元货品”究竟是怎样破产的。但是这家公司就是这样消失了，“嗖”的一声，无迹可循，却仍然活在那些鼓吹共享经济的人的心中。我在推特上对这家公司的前任CEO罗恩·J.威廉姆斯（Ron J.Williams）进行了一次采访，这家奇才公司就躲在“单元货品”推特账号所伪造而成的遮布的后面，它所发表的唯一一种论调就是“我们已经采用了‘支撑点’技术，并且与超过五万名用户进行了沟通，我们正在努力钓大鱼”。而越来越模糊的是，它坚持“我们决定建立技术和强化社会关系以及邻里之间的信任度”——这种论调曾经是共享经济一度所倡导的，为一家公司制造了幻想而不是脚踏实地，现在这种论调已经基本消失得无迹可寻。

“扎力”在其发展到鼎盛阶段的时候，是另外一家风险投资者非常看重的共享经济的公司，包括史蒂夫·乔布斯、炙手可热的风投公司凯鹏华盈以及易趣网前任CEO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在内的著名投资人都曾经出现在它的股东名单当中。这家公司对自己在市场中的定位，就是“任务兔子”的竞争者，而且与它从事非常相似的服务，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和CEO博·菲什巴克（Bo Fishback）是一个非常傲慢的人，曾经在一个听众会议上解释自己公司的业务：“如果你曾经说，‘我要为Y支付X美元’，那么‘扎力’就一定能够为你服务。”[53]用硅谷的话来说，“扎力”曾经是一家“基于邻近范围的、实时的、买方占主导的市场”，这就意味着它的网站和应用程序能够实时地将当地的顾客与当地的提供者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可以建立在任何基础之上。这就是所谓的“需求导向”经济，《经济学人》曾经特别赞赏地吹捧过这家公司。[54]菲什巴克一度高调地宣称自己的公司是何等的与众不同，在一个舞台上，一个戴着棒球帽、拿着一包牛奶的男人对一头奶牛生拉硬拽——“如果我想支付100美元，来换一杯奥马哈乳业的奶牛所生产的新鲜牛奶，那么就会有一个人非常乐意去帮你做这件事”。随着“买方和卖方热情”的不断高涨，以及“有钱没时间的人”和“有时间没钱的人”之间的联系逐渐增强，就像众多共享经济梦想家一样，菲什巴克认为自己的业务还有扩张的空间。这位CEO挥舞着他自由意志论下的艾茵·兰德主义，幻想着将“扎力”创造成“大众参与的就业市场，在该市场里，人们将没有任何借口说，‘我不知道如何得到一份工作，我不知道如何开始’”。[55]

但是结果令人唏嘘，这些都是令人兴奋的早期阶段，都发生在“扎力”被许多风险资本砸中的时候。时过境迁，今日的菲什巴克更加谦虚，他的公司也是如此，已经度过了几轮“支撑点”。“要求任何事”的商业模型已然不再，正如菲什巴克曾经抱有的对美国工人和这家公司的远大抱负也已然不再。菲什巴克的联合创始人埃里克·凯斯特（Eric Koester）也脱离了困境。相反的是，“扎力”已经变成一家只针对四个相对平凡的劳动力市场的视野非常狭窄的企业了：房屋保洁、勤杂工服务、草坪护理以及女佣服务。听起来是不是非常耳熟？因为这太像“任务兔子”了，这家公司以前的基于雇佣服务的顾客，现在已经变成从这家网站上挑选四种不同类型的“专业人士”，正如这家公司所称呼的那样——保洁员、勤杂工、花匠和女佣。

下面再来说说“外包网”。与“扎力”和“任务兔子”十分相似，“外包网”创始于大张旗鼓开展的家政服务业务，这家公司聚焦于为特别繁忙的、高能高效的“宇宙主宰者”（至少它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提供私人助理服务。[56]与其他共享经济企业一样，刚开始的时候，这家公司也在P2P经济方面抱有较大的野心，并且想对我们的工作模式发动一场革命：将那些有钱没时间的人和那些有时间却没有钱而又特别着急想赚钱的“1099工人”联系起来。如今，如果你登录这家公司的网站，就会发现业务范围已经变窄了许多：只关注家庭保洁。实际上，这家公司已经卖给了“勤杂手册”，而后者在早期一直是作为改进版的“任务兔子”与其直接进行竞争。

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种模式开始在这些一度发光的“白矮星”般的命运的劳动力中介公司出现：在大张旗鼓地启动之后，在数千万美元计的风险投资疯狂的追逐下，不断叫嚣着要对人们的工作方式以及社会组织P2P经济模式转型进行革命，而最后这些公司中的大多数居然演变成了一种平庸的、老掉牙的临时工机构（其他没有演变的则似乎直接陷入了一种黑洞的虚无中）。

市场的力量已经导致这些公司开始向在自己平台上使用最多的一小部分服务行业收敛。针对“任务兔子”不稳定轨迹的评论有许多，《快公司》的萨拉·凯斯勒写道：“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导致这些找工作的竞技平台最终变成基于应用程序的临时工介绍机构，而不是什么新的工作模式的革命。”[57]确实，从现实的视角来看，甚至连“优步”都仅仅是一个临时工机构而已，只不过这些工人只做一种工作——开车。

“外包网”的前任CEO贾斯汀·堪（Justin Kan）写了一篇自我反思式的告别博文，表达了自己对公司的错误认识。他的洞察发人深省。

他的公司针对这些顾客在网站上雇用一名私人助理这项服务，每小时收取顾客25美元（后来涨到30美元），而工人得到的是80%，或者是每小时20美元。这看起来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薪资水平了，但让他非常吃惊的是，他发现，当这些工人制定自己的日程表时，考虑到工作不稳定等因素，经常拖延时间，并且忙乱地从一份工作转换到下一份工作。工人将自己的开销全部核算进去，这份薪水看起来就不是什么大买卖了。尤其是因为这项工作有“一定要准时准点”的要求，所以工人必须时刻关注自己手机的动态并随时待命，而且要不停地打电话联系各种工作。堪写道：“事实证明，在旧金山这样的城市，每小时20美元根本不能起到足够的经济激励作用，因为这种薪资水平难以保障工人的基本生活，所以往往导致针对公司平台上尖锐的需求出现严重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当然，让我们一直保持供给充足是不现实的。如果我们的大多数工人都想在工作日工作，这就必然意味着周末的劳动力供给会不足。”——通常，“外包网”的客户经理希望工人始终都能随时待命。[58]

堪说，这家公司还得到一个“错误的感觉，那就是为客户服务的质量比以前更好了”，因为招募的家务活勤杂工素质普遍都很高——而在一个“外包网”理想中的低工资水平和总是准时准点开始工作的要求下，是不可能得到像是在硅谷的公司中所雇用到的人那样高的自我激励的（这一点显而易见）。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导致许多客人都得到了一个非常差的使用经历，尤其是像“任务兔子”这样的公司，需求导向下的工人并没有出现在工作地点的概率非常高（这一点可想而知）。事实证明，他发现：“大多数有能力的人都不愿意从事一份兼职工作。”

的确，事实就是，共享经济的梦想家所不能抓住的东西，就是当每个人都不想成为一个临时工，或者说都不想“创建自己的公司”，利亚·布斯克如是说。创建自己的公司需要个人能够创建独特的一线品牌，而这需要一种特殊的能力，包括“乐观精神”，我采访的这位商业顾问说。只是简简单单地失去了工作，这一点并不是创业所需要的必备条件。此外，在硅谷，显然没有人曾经为堪或者布斯克介绍过什么旧有的商业模式秘诀，告诉他们“你需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一点也是“优步”的特拉维斯·卡兰尼克需要下决心在艰难中进行学习的教训。

然而——这一点也应当成为许多公司需要吸取的教训——“当我们开始只把视线放在保洁服务方面的时候，”堪说，“我们就能够在一个较小的技术集合中进行操作，提供特殊的工具，以及简化的界面，让这些交易变得更加直观和简便，最后实现更快的增长。”这一点也是“任务兔子”和“扎力”在艰难中挣扎着得到的教训。通过缩小服务范围，这些公司就可能拥有更多的订单机会，并将这些订单分派给靠谱的工人，为双方建立一种真正的雇佣关系。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工人都已经拥有自己确定的业务范畴，比如作为一个保洁员、花匠、女佣、勤杂工，而使用这些网络平台只是作为许多拓展他们服务范畴其中一个工具而已。

堪与利亚·布斯克、博·菲什曼（Bo Fishman）以及硅谷众多见识广博的梦想家相似，透彻地评估了人力要素。对于众多极度活跃的风险投资公司来讲，工人只不过就是它们机器运转所针对的另一座金矿。它们忘记了这一点对它们的成功才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回报的质量也取决于这些工人的回报和待遇到底怎么样，因为这些都是它们投资的共享经济公司到底能不能吸引到工作，以及它们到底是否具有一个积极的、具有企业精神的态度和动力。低工资和极度不确定的工作特质，让这些雇主特别怀疑到底还能不能有一种更好的交易方式。《经济学人》的报告显示，40%的自由劳动力被延迟支付薪水，而这一点加深了这些人对工作不确定性的认识，也让他们更加不高兴。[59]毫无疑问，这些需求导向的公司一直都在竭尽所能地保持自己的低成本，因此要管理、激励和留住这些工人就变得异常困难。

除此之外，视野狭隘的程度导致堪、布斯克和菲什曼看不到自己的商业模式已经很难再进行拓展了。硅谷对此有一个评论：“这么做都是为了沙山路[80]”[60]——这就意味着，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门洛帕克市，代表上流社会的林荫大道两旁的风险投资世界才是这些公司真正的归属地。一些事情听起来简直就是妄想——如支付很低的工资，还希望有一个私人助理能根据你的幻想和快乐四处奔波——这都是风险投资泡沫里面的假象，而且这些在美国人每天的真实生活中已经完全丧失生存空间了。

不久，一家公司接着一家公司——“任务兔子”、“扎力”、“外包网”以及其他许多公司——都从最初的商业模式演变成一家和临时工机构差不多的公司，尽管这些公司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怎样通过应用程序建立提高线上服务的能力上。国家就业法项目副主任瑞贝卡·史密斯（Rebecca Smith）将共享经济模式与旧经济模式下的劳动力破坏者进行了对比。她认为，诸如Postmates和“优步”这样的公司只是声称它们与旧模式下的雇主不同，仅仅由于它们是通过网络在运营。“但是实际上，”她说，“这些企业的运营方式简直就与农业劳动承包商、服装批发商和旧经济下的按日计酬的临时工中心没有任何区别。”[61]

毋庸置疑，共享经济应用程序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在联系某些需要工作而另一些愿意花钱雇人工作的人的时候，许多工人都称赞这些平台让工作时间变得非常有弹性、可支配。但是到最后一天来临的时候，共享经济劳动力中介必然与共享毫无关系，而且也一定不是什么革命。这些公司已经止步不前，因为它们为大多数工人提供的脏兮兮的工作，在工人看来都只是作为最后一项不得不用的谋生手段而已。这些平台没有对“1099劳动力”表现出任何珍惜与合作的意思，因此最后也得不到任何回报。

“共享面包屑”经济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虽然各种体力活、脑力活都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劳动力平台发布，但这么多工人的状况不但没有什么改善，反而是越来越糟糕。报酬特别低，安全保障也被剥夺，工作保障更不值一提。一个平面设计师每天可以赚到300美元，但是两周内都不知道是否还能够再接到一份这样的工作，支付房租都非常困难。对一名公共关系顾问而言，甚至IBM这样的大公司都可以算作她的客户，但是她仍然要面临这样的窘境——到底是应该为退休以后存些钱，还是买一部智能手机以方便日后与客户联系。一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去从事自由职业，甚至不足以偿还对他而言至关重要的学生贷款。一个木匠发现，自己在连续工作了几个星期之后，还面临着这种窘境，即到底是把钱用来为家庭缴纳健康保险还是用来修理他的卡车。如果你丢了一份订单而没有找到下一个订单，那你真是走霉运了，因为你根本没有失业补偿；如果你的客户迟了一个月才支付报酬，或者干脆完全失信于你，那么你真是倒大霉了。[62]总结以上情况，你肯定比从事规律工作赚的少得多——以时薪作为比较标准，那么至少要少25%（对于某些职位而言，这个差额可能还要更大）。[63]

然而“共享面包屑”经济正在变得日趋险恶，使这些处境本已非常悲惨的劳动力陷入了严峻的生存危机之中。通常情况下，在一份全职工作中，一名工人能够得到薪水的时间就是合同中显示的每天上班的那些小时、每天、每周、每月、每年。休息和洗澡的时间、职员会议时间、与同事在饮水机旁边聊天的时间，所有这些时间在一份全职工作中都是带薪的。在特殊情况下的工作中的停工期间也是带薪的——有共识的是，这些时间有时候反而是创造力和创新的源泉。当然，有一些工人可能的确存在滥用这种安排的情况，或者休息的次数太多，或者工作不是一如既往地努力。但是总体而言，这种工作体制是被美国工人和雇员所喜欢的一种模式。

但是自由劳动力是何意——临时工经济、1099经济——几乎完全颠覆了这种普遍存在的规则。在高速运转产生效率的名义下，突然间，一名工人的一天中所有与工作“不相干”的部分都被限制死了。“任务兔子”和“一揽子找工作”这些工作中介所提供的经过细分的工作，正在把工人的价值限制在仅仅是工作的那个时间，比如一些人正在耙落叶的时间，或者正在电脑前面工作的时间，或者正在敲钉子的时间，或者正在拖地的时间，或者正在从事一项特定任务的时间，或者正在辛勤工作或者从事制造的时间。这种新型的电子平台能够把传统的工作安排切断成不连续的任务，而且你只能在非常精确的工作时间中获得报酬。所有这些都在你的手机上完成，而且你的绩效能够被雇主实时跟踪、分析和有针对性地回顾，还要接受顾客的满意度评价。

这听起来就像，新英格兰爱国主义者球队的四分卫汤姆·布兰迪（Tom Brady）只在上场的时候，或者只在他扔出了准确传球的时候才能得到薪水；或者国会的成员只有站在国会的地板上投票选举立法的那些特定时间才能获得酬劳；或者一名科学家只有在他产生特定发明的时候才能获得薪水；或者大厨必须按照做饭时间的长短来获得薪水；或者医生只能在为病人看病或者进行手术的时间才能获得薪水。没有稳定的薪水，没有为其他任何准备金而支付的任何报酬，没有培训经费，没有研究经费，只针对制造出特定的产品或者从事服务的当下时间段支付报酬——而且为了这个最后商品，其间所付出的所有时间和金钱都要由工人自己承担。

纽约大学商学院的教授阿伦·孙达拉贾（Arun Sundararajan）也是一位共享经济方面的著名学者，提出了一种基于常规条件的分析考虑，然而这种结论在实践中的问题越来越多，让我们知道这只是一种学术声望带来的假象。他支持“优步”和“空中食宿”坚持使用“自我预警”系统已经足以对这些公司实现管制。[64]他还热情洋溢地表示了新型临时工经济具有更高的效率。事实上，这位教授给了它一个听起来更加险恶的名字——“利用好你的停工期”。这些服务能够“将人们可以利用的所有时间设置得更有效率，”他认为我们的工作模式在未来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通过做一组事情来形成总收入——你可能同时是一名‘优步’司机、一名‘因斯达马车’（Instacart，美国一个食品杂货社区O2O平台）的顾客、一名‘空中食宿’的房主和一只‘任务兔子’。”[65]

“利用好你的停工期”，如果这让你觉得未来丰富多彩，那么一个名为“休闲的手”（Spare5）的应用程序正在等你去下载。这个应用程序，尼克·温菲尔德（Nick Wingfield）在《纽约时报》中写道，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利用“大多数人每天都会经历的短暂的休憩时间，如在星巴克等待一杯拿铁的时间、在等候室休息的时间，或者乘公交车回家的时间等”。当你在等待的时候，这个应用程序让你不再那么轻松——因为这是浪费时间啊！——现在你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获得一份“超细分工作”（Nanogigs），这种工作比“细分工作”（Microgigs）更小。“这是共享经济的下一个逻辑步骤。”温菲尔德说。[66]

为母婴用品团购网络零售商Zulily标记照片就是一种典型的“超细分工作”，你要为女士鞋子贴上标签，比如，“凉鞋”和“平底鞋”。你想问能赚多少钱？大约每小时1/30美元。或者你也可以在亚马逊的服务“土耳其机器人”上碰碰运气。萨拉·凯斯勒就做过这样的工作，她花费了大约每天两个小时的时间，为每一页幻灯片标记照片，每张可以赚到5美分。每个幻灯片包括5张照片，每张照片有11页备选的标签。“这些幻灯片里面有在沙发上的猫咪、在床上的猫咪、在床上的狗、在水池里的猫咪、和蛋糕一起拍照的狗、和比萨一起拍照的猫咪，”凯斯勒说，“我至少点击55下鼠标才能赚到5美分……每小时可以赚到1.94美元。”[67]

“休闲的手”CEO马特·本克（Matt Bencke）将自己公司的应用程序称为“需求导向的工作平台，可以将各种大型的需要合作运营管理的问题分解成小型的分块的任务”。事实证明，诸如为照片贴上准确而细化标签的超细分工作——技术上被称为“元数据”——已经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电子商务领域，来帮助人们找到一件对的衣服、一间视野宽阔的房间等。“华盖创意”（Getty Tmages），一个照片处理的创意者和分销商，想让自己巨大的照片库变得更加便捷，便于人们很快搜索到自己感兴趣的照片。所以就是现在，你没必要再去浪费你的休闲时间了，你可以把休闲的时间用来工作：考特尼·戴尔（Courtney Dale）每天通过使用“休闲的手”2~3小时，每周可以赚到53美元。[68]由此看来，这些工作赚取的报酬应该是——每小时3美元。但这只是在休闲的时间，不是吗？休闲的时间就应该是很便宜的。谁需要休闲的时间呢？！

孙达拉贾教授帮助我们理解了这种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所谓新发明创造所带来的价值。《纽约时报》报道称，孙达拉贾教授说：“像‘休闲的手’这样的应用程序服务能够帮助那些想控制自己工作模式的人，尽管这种帮助实在只能赚到微不足道的一笔小钱。”但是即使是共享经济行业非常喜欢的这位学者也在提醒这种方式的局限性。“能有休闲时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他说，“你绝对不会想每一分钟都在赚钱。”[69]

然而这种将工作“无限细分”成更小的工作，体现了共享经济和P2P梦想家对美国工人的要求。这些人不仅想把人变成承担细分工作的临时工，还想把人继续变成承担超细分工作的临时工。这是从硅谷产生的一种扭曲的疯狂的科学，这种技术驱动的、科幻的教条主义的必然成果，体现了一种主要目标——把人类进行能产生更高效率的分类，就像机器一样。临时工机构还做了更加厚颜无耻的事情，它们通常只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给工人支付时薪，如对一个工人的半天、一整天或者一周的时间，连休憩的时间和午休的时间都要进行严格控制和管理。因为在新经济专家看来，这些时间莫名其妙地带薪太没有效率和人性了。[70]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劳动力专家都同意这种发展趋势。

“我认为这就是在胡说八道，简直一派胡言，”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说，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的劳工部长，“这种需求导向的经济意味着工作和生活变得完全不可预期，支付的报酬也不够多，而且各方面保障都很糟糕。”他质问，如果整个经济社会变成一种每个人都在按照小时承担一件一件的小工作，没有人知道下一份工作什么时候到来，也不知道能赚到多少钱，那么，“我们的私人生活将变成什么样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之间的关系都将变成什么样子？”[71]

这就是为什么“共享面包屑经济”对每一个劳动力来说更多的是一场悲剧——它是一个现存的挑战。简而言之，共享经济的专家基于一种大胆创新的尝试，想要超前地去建立一种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许多个人和行业都必须拿时间来换钱，厚颜无耻地把工作无限细分之后，再通过互联网和应用程序上的工作中介强行分配给劳动力群体，而通过这些中介找工作的劳动力，被逼着通过在线投标大战争当最低收入的劳动者，只有价格最便宜的工人才能得到工作机会，或者把已有的私人财产（如车子和房子）租赁出去赚点儿外快。在现代社会的繁荣假象下，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中世纪的体制，然而所有这些都被披上了21世纪背景下“共享”理念的外衣——而且根本没人关心有没有劳动力保护、最低工资、安全保障、医疗保险、退休金、强制执行合同，或者它们与雇用的这些工人之间到底有没有基于义不容辞的贵族责任感的关系网。

在某些方面，现在的趋势与“二战”后短暂兴起而达到高潮的强烈返工会事件十分相似。那是第一批临时工作机构，“劳动力”（Manpower）和罗素凯利办公室服务［the Russell Kelly Office Service，因“凯利女孩服务”（Kelly Girl Services）而出名］都成立于美国的中西部。[72]正如艾琳·哈顿（Erin Hatton）在她的专著《临时工经济：看战后的美国从女凯利到永久临时工》（The Temp Economy：From Kelly Girls to Permatemps in Postwar America）中写道，为了避免遭到工会的强烈反对，这些临时工机构将临时工作描述为“女性的工作”，描述成一条家庭主妇赚点儿外快的出路。它们花费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在《新闻周报》、《商业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好管家》、《幸运》、《纽约时报》等报刊上刊登了数千篇广告，广告上展示的是年轻的、白种人的、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妇女正在承担各种各样短期的办公室工作。广告运动的参与者包括“女凯利服务”、“劳动力”机构打造的“白手套女孩”、“西部女孩”机构打造的“奶牛女孩”，以及各种各样的“女孩”，她们看起来都正在享受这种成功的喜悦，而“女凯利”作为这种文化潮流的代表，其临时工机构更是遍布全国。众多广告中有一个叫作“永远的女孩”，“女凯利”公司在广告中描述了一种自认为看起来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听起来并不怎么吉利，因为她就如同一只“任务兔子”或者一个“优步”司机的状态。

不要求节假日，不要求升职。不会因为不工作的时间花费你一点点钱（当工作结束，她就会离开）。不会感冒，不会腰椎间盘突出，不会牙齿松动（不会占用任何工作时间）！不需要你来缴纳失业保险税和社会保障（当然，你也不需要为此做什么文书工作）！不需要你花费任何边际利益（她会为每一美元的工资增加30%的工作量）。总是能够讨你欢心（在你的“女凯利”工作结束之前，你不需要提前付给她工资）。[73]

这种广告运动展现了这些公司特别想建立一种低工资、不规律工作的工作模式而从中获取利益的努力，而这些公司在开展业务的同时又不想激怒工会，所以就选择了一种基于性别划分的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人们出售“工作机器”，到90年代的“永久性临时工”，这些运动不仅从法律意义上拓宽了临时工的使用范畴，而且开始把它演变成一种商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长期雇员被描述成一种“昂贵的负担”、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一种利润引发的苦难，因为这种机制损害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这种认识为致力于冷血地削减成本且无情地大规模裁员的新型公司提供了一种文化支撑。[74]

这种先例慢慢地主宰了整个后半个世纪。“女凯利”开创了一种“1099经济”，包括永久性临时工、独立承包人、临时工和自由职业者等。这形成了一种劳动力空间，而“任务兔子”、“扎力”以及其他早期的共享经济公司都挤进了这个空间。正如许多“革命”理想主义者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在发起伊始所秉承的任务逐渐变成了比预想的要丑陋得多的样子，而现在就是必须要对其进行清醒认识的时候了。考虑到这些，BuzzFeed网站的查理·瓦泽尔（Charlie Warzel）富有洞察力地观察到：“任何花费时间在共享经济上面的科技记者，如今都变成了典型的劳动力记者。”[75]

一时间，“任务兔子”、“空中食宿”、“优步”、“来福车”以及其他相似企业都开始实施一项只能起到微弱作用的防御措施，那就是声称“噢，这些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作，这些都只是能够赚一点儿外快的工作而已”。但是这种论调也恰恰是当年“女凯利”和“劳动力”机构打造的“白手套女孩”所说过的话。正如汤姆·斯利，一位追踪技术和经济之间相融合的领域许多年的研究人员写道：“一旦你叫它‘外快’，听起来就像，‘噢，我们不需要任何规则和管制，因为这些只是外快而已’。但是这些花言巧语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针对女性的工作已经被反复使用了。这里没有公平的工作和公平的报酬，因为‘它不是一份真正的工作，它只是外快而已’。”这只是一种让工人的各方面标准呈现灾难性的急剧下降、提供临时工作并且削减工人的收益，已经被工会和相关政客反击了许多年的一种工作模式。[76]

不是一句“共享”这样的花言巧语就能够把“共享面包屑经济”掌握之下的自由劳动力社会所带来的糟糕的负面影响一扫而光的。无论它的初始阶段定位在到底怎样的一个精英阶层，共享经济现在都已经变成了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样子，具有高额资本支持，硅谷孵化计划中想通过它将风险从公司层面转移给工人，从而确保投资人能够收割大量利益，同时又能够通过剥夺工人的各种保障、中产阶级的工资、无视政府管制并且逃税等手段来减少成本。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创新和进步的圣歌中完成的。[77]

当务之急就是，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我们到底想从工作中得到什么，我们到底希望雇员和雇主形成一种怎样的关系？我们想让未来变成一个股东社会吗？在那个社会里面，大多数人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不仅与机会有关，而且与自己的命运有关，因为这些都将直接且深远地影响着就业的天地。又或者我们是否想要这样一个自由职业者社会，在那里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非常糟糕，而且每个人都是另外一个人野心的坚决反对者。我们到底想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中？

这些深沉问题的答案将很快被改写，远不是过去几十年中的那个样子。自“新政”时代以来，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假设和价值都正在被侵蚀。试想一下，当一个雇主直接雇用一个雇员，他们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对彼此的责任感，这个想法很过时吗？这种类型的雇员雇主关系真的已经变成历史的产物了吗？《经济学人》看起来是这样认为的，它把这次“需求导向”经济的革命描述成一种“使用无所不在的手机平台以各种各样的新方式来连接劳动力和服务”的未来工作模式的“一个深度变革的新阶段”，“而这种新阶段将挑战许多自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基本假设”。显然，产生这种想法的驱动力被认为是自然的和广泛的，就像落下的雨水、重力的存在，以及涨潮和退潮那样。[78]并且任何想要坚持以往观念的人，都会被看作无药可救的勒德分子[81]或者“新政”的传统主义者。

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强迫力就是人类所创造的特定法律和管制所产生的副作用。即使现阶段发展轨道的结果被视为一种不可取代的人类进步，这些经济实践也可能是非法的——就像曾经出现的童工和每周工作60个小时的工人那样。或者至少应该对其进行管制，就像技术出现在其他工作领域时那样。美国人不应该允许这些人被技术如此令人飞蛾扑火的魅力所蛊惑，也不能盲目迷恋更高的工作效率，或者想成为“技术人”这样的亿万富翁，更不应该一直生活在我们所创造出来的紧身衣里。《经济学人》确定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博学的亲商媒体的源头，我个人曾经一度沉迷于它的广阔的范围和复杂性。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学人》就像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都曾经在自“大萧条”以来的灾难性经济危机面前迷失过。《经济学人》以及其他“专家”对全球范围内银行业放松管制，对冲基金、金融衍生品和信用违约互换息差等方面的判断有些错误，更不用提对不断攀升的不平等这一方面的观察了。一个灾难就在这些人的眼皮子底下发生了，甚至连《经济学人》都还在用那些看起来博学的复杂名目以及支撑这些观点的有缺陷的模型愚弄读者。

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一段时间里，《经济学人》以及许多其他“专家”都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并且受到了悔恨的打击。如今，它们又回来了，把它们的阿尔法箱子押宝在了放松管制上，这一次的典型代表就是“需求导向型”经济。然而越来越广泛的证据已经明确显示，我们如果在最近这一轮放松管制的路上走得太远，可能离下一场灾难就更近了。

[79]办公室常见的一个情景，同一家公司的几个同事在茶水间寒暄，通常与工作无关。——译者注

[80]沙山路，美国风投行业的代名词。——译者注

[81]勒德分子是指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因机器代替人力而失业的技术工人，现在一般指仇视或者害怕新技术发明的人。——译者注

[1]Kevin Roose, “The Sharing Economy Isn’t about Trust, It’s about Desperation,” New York, April 24, 2014,http://nymag.com/daily/intelligencer/2014/04/sharing-economy-is-about- desperation.html (accessed March 31, 2015).

[2]“Hire Design Freelancers,” Upwork,https://www.Upwork.com/o/profiles/browse/c1/design-creative/sc1/logo-design-branding/fb/45/max/5/rhrs/1/?q=design (accessed March 31, 2015).

[3]“Hire Writing Freelancers,” Upwork,https://www.upwork.com/o/profiles/browse/fb/45/skill/writing/?q=writing (accessed March 31, 2015).

[4]Aymeric G, “So, Is Odesk a Scam?” TaskArmy, May 2011,http://taskarmy.com/blog/44-so-is-odesk-a-scam (accessed March 31, 2015).

[5]George Cook, “Freelance Job Sites,” Freelancers Union, December 2014,https://www.freelancersunion.org/hives/freelance-job-sites/posts/4209/ (accessed March 31, 2015).

[6]“Work Differently,” Elance Annual Impact Report, June 2013,https://www.elance.com/q/sites/default/files/docs/AIR/AnnualImpactReport.pdf.html, pp.12-13 (accessed March 31, 2015).

[7]Jessica Leeder, “Virtual Offices Are Altering the Future of Work,” Globe and Mail, December 28, 2012,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report-on-business/careers/careers-leadership/on-the-digital-job-in-a-virtual-manner/article6789402/ (accessed March 31, 2015).

[8]Carolyn Said, “Elance-oDesk Links Freelancers to Jobs Worldwid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ne 10, 2014,http://www.sfgate.com/technology/article/Elance-oDesk-links-freelancers-to-jobs-worldwide-5539951.php (accessed March 31, 2015).

[9]“Global Online Work Report,” Elance-oDesk, January-May 2014,http://elance-odesk.com/sites/default/files/media_coverage/reports/global-online-work-report-2014-ytd.pdf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0]Said, “Elance-oDesk Links Freelancers to Jobs Worldwide.”

[11]Ibid.

[12]Jamie Keene, “How Facebook Stems the Deluge of Pornography, Violence, and Cruelty,” Verge, February 17, 2012,http://www.theverge.com/2012/2/17/2804234/facebook-porn-violence-content-filtering-odesk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3]Adrian Chen, “Inside Facebook’s Outsourced Anti-Porn and Gore Brigade, Where ‘Camel Toes’ Are More Offensive than ‘Crushed Heads,’” Gawker, February 16, 2012,http://gawker.com/5885714/inside-facebooks-outsourced-anti-porn-and-gore-brigade-where-camel-toes-are-more-offensive-than-crushed-heads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4]Sara Halzack, “Elance-oDesk Flings Open the Doors to a Massive Digital Workforce,” Washington Post, June 13, 2014,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freelancers-from-around-the-world-offer-software-developing-skills-remotely/2014/06/13/f5088c54-efe7-11e3-bf76-447a5df6411f_story.html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5]Michael Carney, “‘Work Is No Longer a Place’—oDesk Launches Private Workplace to Better Manage Freelance Talent Online,” PandoDaily, September 25, 2013,http://pando.com/2013/09/25/work-is-no-longer-a-place-odesk-launches-private-workspace-to- better-manage-freelance-talent-online/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6]Halzack, “Elance-oDesk Flings Open the Doors to a Massive Digital Workforce.”

[17]Michael Carney, “The ‘Gig Economy’ Is Growing Up.Elance and oDesk Just Merged to Dominate It,” PandoDaily, December 18, 2013,http://pando.com/2013/12/18/the-gig-economy-is-growing-up-elance-and-odesk-just-merged-to-dominate-it/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8]“World—Online Staffing Revenue Could Reach ＄46 Billion,” Staffing Industry Analysts, January 6, 2014,http://www.staffingindustry.com/Research-Publications/Daily-News/World-Online-staffing-revenue-could-reach-46-billion-28527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9]Carney, “The ‘Gig Economy’ Is Growing Up.Elance and oDesk Just Merged to Dominate It.”

[20]“The Looming Talent Crisis: Research Shows Companies Unprepared for Future of Work,” SAP, September 10, 2014, http://www.news-sap.com/workforce-2020-looming-talent-crisis-research-shows-companies-unprepared-future-work/ (accessed March 31, 2015).

[21]Said, “Elance-oDesk Links Freelancers to Jobs Worldwide.”

[22]Alexia Tsotsis, “TaskRabbit Turns Grunt Work into a Game,” Wired, July 15, 2011,http://www.wired.com/2011/07/mf_taskrabbit/ (accessed March 31, 2015).

[23]“In The News,” TaskRabbit, https://www.taskrabbit.com/press (accessed March 31, 2015).

[24]“About TaskRabbit/About Us,” TaskRabbit,https://www.taskrabbit.com/about (accessed March 31, 2015).

[25]Casey Newton, “Temping Fate: Can TaskRabbit Go from Side Gigs to Real Jobs?” Verge, May 23, 2013,http://www.theverge.com/2013/5/23/4352116/taskrabbit-temp-agency-gig- economy (accessed March 31, 2015).

[26]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Labor Force Statistics from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U.S.Department of Labor, Databases, Tables & Calculators by Subject, Civilian Labor Force, 1982-2015,http://data.bls.gov/pdq/SurveyOutputServlet (accessed March 20, 2015).

[27]Sarah Kessler, “Pixel & Dimed: On (Not) Getting By in the Gig Economy,” Fast Company, May 2014,http://www.fastcompany.com/3027355/pixel-and-dimed-on-not-getting-by-in-the-gig-economy (accessed March 20, 2015).

[28]“How Task Rabbit Works,” TaskRabbit,https://www.taskrabbit.com/how-it-works (accessed March 31, 2015).

[29]CJ, “TaskRabbit review,” Yelp, October 11, 2012,http://www.yelp.com/not_recommended_reviews/taskrabbit-san-francisco?removed_start=20 (accessed March 31, 2015).

[30]Alexia Tsotsis, “TaskRabbit Gets ＄5MFrom Shasta Ventures, First Round And Others To Help People Get Stuff Done,” TechCrunch, May 4, 2011, http://techcrunch.com/2011/05/04/taskrabbit-gets-5m-to-help-people-get-stuff-done (accessed May 12, 2015).

[31]一只“兔子”写道：“当客户向‘兔子’提供任务时，客户并不知道这些工作在‘兔子’的工作海报上会显示出什么样的价格。有一次我发现，客户为那项任务支付了23美元，而我却只赚到了15美元。这超过50%的加价让我感到自己已经被‘任务兔子’利用到极致了。” P.Ryan, “When You Make an Offer on Task Rabbit...” Reviewopedia, July 13, 2012, http://reviewopedia.com/workathome/taskrabbit-com-reviews-legit-or-scam/ (accessed March 31, 2015).

[32]Cathy P., “I’ve worked as a task rabbit and it’s basically blind...” SiteJabber, May 29, 2012, http://www.sitejabber.com/reviews/www.taskrabbit.com#5 (accessed March 31, 2015).

[33]Alyson Shontell, “My Nightmare Experience as a TaskRabbit Drone,” Business Insider, December 7, 2011,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confessions-of-a-task-rabbit-2011-12?op=1 (accessed March 31, 2015).

[34]“TaskRabbit Terms of Service,” TaskRabbit, November 12, 2014,https://www.taskrabbit.com/terms (accessed March 31, 2015).

[35]Kessler, “Pixel & Dimed.”

[36]Robyn McIntyre, March 2014, from the comments section at ibid.

[37]Newton, “Temping Fate: Can TaskRabbit Go from Side Gigs to Real Jobs?”

[38]Shontell, “My Nightmare Experience as a TaskRabbit Drone.”

[39]Joshua Brustein, “In the Future We’ll All Be TaskRabbits,” Bloomberg Business, May 24, 2013,http://www.bloomberg.com/bw/articles/2013-05-24/in-the-future-well-all-be-taskrabbits (accessed March 31, 2015).

[40]Shontell, “My Nightmare Experience as a TaskRabbit Drone.”

[41]Kessler, “Pixel & Dimed.”

[42]Sam Biddle, “If TaskRabbit Is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the Employed Are Fucked,” ValleyWag, July 23, 2014,http://valleywag.gawker.com/if-taskrabbit-is-the-future-of-employment-the-employed-1609221541 (accessed March 31, 2015).

[43]Carolyn Said, “TaskRabbit Makes Some Workers Hopping Mad,”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ly 18, 2014,http://www.sfgate.com/technology/article/TaskRabbit-makes-some-workers-hopping-mad-5629239.php (accessed March 31, 2015).

[44]Casey Newton, “TaskRabbit Is Blowing up Its Business Model and Becoming the Uber for Everything,” Verge, June 17, 2014,http://www.theverge.com/2014/6/17/5816254/taskrabbit-blows-up-its-auction-house-to-offer-services-on-demand (accessed March 31, 2015).

[45]Colleen Taylor, “TaskRabbit Debuts Tools for Hiring Ongoing Temp Work as It Hones Focus on Business Users,” Tech Crunch, May 23, 2013,http://techcrunch.com/2013/05/23/taskrabbit-for-business-temp-workers (accessed March 31, 2015).

[46]William Alden, “The Business Tycoons of Airbnb,”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5, 2014,http://www.nytimes.com/2014/11/30/magazine/the-business-tycoons-of-airbnb.html (accessed March 31, 2015).

[47]Sarah Perez, “TaskRabbit for Business Service Portal Quietly Disappears,” Tech Crunch, April 1, 2014,http://techcrunch.com/2014/04/01/taskrabbit-for-business-service-portal-quietly-disappears (accessed March 31, 2015).

[48]Newton, “TaskRabbit Is Blowing up Its Business Model.”

[49]Brustein, “In the Future We’ll All Be TaskRabbits.”

[50]Todd Wasserman, “Walgreens Taps TaskRabbit to Deliver Cold Medicine to Shut-Ins,” Mashable, January 6, 2014,http://mashable.com/2014/01/06/walgreens-taskrabbit/ (accessed March 31, 2015).

[51]Liz Gannes, “Instant Replay: The Second Coming of On-Demand Delivery,” Re/Code, August 7, 2014,http://recode.net/2014/08/07/instant-replay-the-second-coming-of-on-demand-delivery/ (accessed March 31, 2015).

[52]Jill Lepore, “The Disruption Machine,” New Yorker, June 23, 2014,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4/06/23/the-disruption-machine (accessed March 31, 2015).

[53]Silicon Prairie News, “Big Omaha 2011—Bo Fishback, Zaarly,” speech by Bo Fishback, Vimeo, 2012, https://vimeo.com/24878946 (accessed March 31, 2015).

[54]“Workers on Tap,” Economist, January 3, 2015,http://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637393-rise-demand-economy-poses-difficult-questions-workers-companies-and (accessed March 31, 2015).

[55]Kessler, “Pixel & Dimed.”

[56]Jenna Wortham, “Handybook Buys Exec in a Deal for the On-Demand World,”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5, 2014,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4/01/15/exec-an-errand-service-exits-with-an-acquisition/ (accessed March 31, 2015).

[57]Kessler, “Pixel & Dimed.”

[58]Justin Kan, “What I Learned about Online-to-Offline,” Justin Kan blog,March 11, 2014, http://justinkan.com/exec-errands-post-mortem (accessed March 31, 2015).

[59]“There’s an App for That,” Economist, January 3, 2015,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637355-freelance-workers-available-moments-notice-will-reshape-nature-companies-and (accessed March 31, 2015).

[60]Gannes, “Instant Replay.”

[61]Julia Carrie Wong, “Codependent Contracting: Couriers Demand App Company Accountability,” SF Weekly, April 22, 2015,http://www.sfweekly.com/sanfrancisco/san-francisco-freelance-contractors-couriers-app-companies-postmates-caviar-instacart-uber/Content?oid=3550851 (accessed June 3, 2015).

[62]Sara Horowitz, “Welcome to Middle-Class Poverty—Does Anybody Know the Way Out?” Atlantic, September 23, 2011,http://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1/09/welcome-to-middle-class-poverty-does-anybody-know-the-way-out/245447/ (accessed March 21, 2015).

[63]Richard Florida, “The Geography of America’s Freelance Economy,” Atlantic Citylab, February 25, 2013,http://www.citylab.com/work/2013/02/geography-americas-freelance-economy/4118/ (accessed March 21, 2015).

[64]Arun Sundararajan, “Trusting the ‘Sharing Economy’ to Regulate Itself,” New York Times, March 3, 2014, http://economix.blogs.nytimes.com/2014/03/03/trusting-the-sharing-economy-to-regulate-itself (accessed April 4, 2015).

[65]Farhad Manjoo, “Uber’s Business Model Could Change Your Work,”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8,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1/29/technology/personaltech/uber-a-rising-business-model.html (accessed March 21, 2015).

[66]Nick Wingfield, “How I Made—Instead of Spent—26 Cents with a Mobile App,”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7, 2014, 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4/12/07/how-i-made-26-cents-with-the-latest-in-sharing-economy-apps/ (accessed May 5, 2015).

[67]Kessler, “Pixel & Dimed.”

[68]Wingfield, “How I Made—Instead of Spent—26 Cents with a Mobile App.”

[69]Ibid.

[70]Evgeny Morozov, “Out of the Clouds,” The Berlin Journal (Spring 2015):15.

[71]Manjoo, “Uber’s Business Model Could Change Your Work.”

[72]Brustein, “In the Future We’ll All Be TaskRabbits.”

[73]Erin Hatton, “The Rise of the Permanent Temp Econom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6, 2013,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3/01/26/the-rise-of-the-permanent-temp-economy/ (accessed March 31, 2015).

[74]Hatton, “The Rise of the Permanent Temp Economy.”

[75]Charlie Warzel, “The Danger of Calling Uber a ‘Tech Company,’” BuzzFeed, January 7, 2015, http://www.buzzfeed.com/charliewarzel/the-danger-of-calling-uber-a-tech-company (accessed March 31, 2015).

[76]Jon Zerolnick, “Couch Surfers and Billionaires: On the Sharing Economy,” interview with Tom Slee, Capital and Main, April 23, 2014, http://capitalandmain.com/latest-news/issues/labor-and-economy/couch-surfers-and-billionaires-on-the-sharing-economy/ (accessed March 31, 2015).

[77]Avi Asher-Schapiro, “Against Sharing,” Jacobin, September 19, 2014,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4/09/against-sharing/ (accessed March 31, 2015).

[78]“There’s an App for that,” Economist.

第五章 “地下经济”：通往地狱的“丝绸之路”网站

这条路上除了挤满了“任务兔子”、临时工、短工、长期工外，还有生活在城镇外围的“1099工人”，城镇外围是指“灰色”居住地带。这种迫使人们去从事账外支付工作的力量非常强大，因此越来越多的工人境遇变得比以前更加糟糕，最终进入了地下经济组织，或者说“灰色”经济（也称“非正式”经济）。的确，随着新经济越来越多地扑向弱势的工人群体，其中一部分人开始脱离主体经济的边缘，进而步入一种更加不稳定的状态。

在旧金山，随处可见这样的信号。几乎在每一个工地现场，主要劳动力构成都是拉美裔工人，大多数工人都极其卖命地工作，他们的技术水平很高，但是不太会说英语。在每一个工地上，都有一名包工头，这个人通常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也能在需要的情况下与顾客或者公众联络，在工作方面为大家牵线搭桥。包工头基本是在每天早晨，在家得宝连锁店或者劳氏公司的停车场接到第一份工作任务，这些停车场在加利福尼亚州遍地都是。[1]在对加利福尼亚州30万合同工的调查中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2/3的合同工都说他们并不是直接雇工。[2]这些像现货供应、通过私下交易完成的工人，就是那些承包商的劳动力，而且他们通常会受到移民局的严格监控。

旧金山的大多数餐厅，帮厨基本都是拉美裔工人，甚至包括厨师和大厨——在意大利餐厅或者其他民族风味的餐厅也是如此。在跳蚤市场、周末的旧货交换会或者在路边摆摊的小贩，大多数都生活在主体经济的边缘地带。如果在旧金山街区走一走，就会经常看到拉美裔或者中国籍保姆，她们推着婴儿车，怀里抱着白种人金发碧眼的宝宝。经济学家凯瑟琳·哈斯金斯（Catherine Haskins）研究发现，有80%~97%的保姆都属于账外支付。[3]

当几位工人到我家铺地毯时，我发现他们都是中国人——除了包工头外，没有人会说英语，而这些工人在干活时，包工头一直通过手机联系其他客户或者寻找其他工作机会。到了晚上，在市南区的服装厂附近，城市公交车会在顷刻间就被说话声音特别高的亚洲妇女挤满——这是她们离开工作场所下班回家的时间。在旧金山服装厂工作的许多临时工，都在加工“思捷环球”（Esprit）品牌服装，这个品牌由苏茜·汤普金斯·比尔（Susie Tompkins Buell）运营，她是组织希拉里·克林顿进行民主党募捐活动的著名人士，曾经因为没有支付给工人最低工资且篡改移民工资记录而被美国劳工部突击搜查。[4]

有一次在一家寿司店，我就日本女足国家队在2011年世界杯中打败了美国队而向员工表示祝贺。当时还特别指出，在这种志趣相投的国家体育项目上，这种形势能够促进两个国家搭建跨越种族的友谊桥梁。但那些工人看上去非常困惑，而我也十分尴尬。直到最后，一位员工用十分糟糕的英语对我说：“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这件事足以证明，大多数员工，包括老板看起来很友好的寿司店里，服务生也大多是中国人。

在旧金山市中心的格莱德纪念教堂周围那些无家可归的、穷困潦倒的人，通常都是非洲裔美国人。他们大多数是当地的居民，脸上透着筋疲力尽，伤痕累累，这些都源于他们多年窘迫的生活。他们站在街角，试图去贩卖一些东西维持生存，而在这些东西里有很多明显是偷来的。谈及妇女，她们连自己都“出售”。在大衰退袭击整个经济之后，我从白种男人眼中也更多地看到了绝望的申请，他们两手空空，靠领取失业救济金度日。难以抑制的物质欲只能带来更深的阴郁，他们也忙着抛售自己的劳动力。

我在与这些工人（或者说“生存者”）谨慎的谈话中发现，大多数人都是账外支付工人，通常领取的工资比在职的普通工人的工资要低得多。正因为他们不是账内支付，所以不可能领取健康保险或者其他福利。他们甚至享受不到职业工人本应享有的职业保护、健康和安全要求以及休息时间；如果老板决定克扣他们的工资，他们也无法请求援助。如果是非法移民或者正在取得身份的移民，他们更不敢对工资要求得太高或者对工作条件提出异议，因为他们面临着随时被驱逐出境的危险。久而久之，他们便成了合法劳动力平均工资的大拖累。

值得警醒的是，新经济这一地下经济的维度看起来还在飞速增长，地下经济组织的活动总量在2012年是20亿美元的规模——自2009年以来翻了一番，而且是当年美国GDP的13%。[5]

“在巴西或者南欧这样的地方，你或许觉得看到地下经济组织很平常，”劳拉·冈萨雷斯（Laura Gonzalez）说，她是福德汉姆大学研究个人金融的教授，“但是随着就业形势下滑和经济中不确定性的增加，地下经济组织在美国生根发芽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6]

随着宏观经济下行，让经济学家十分困惑的是，尽管新创造的工作岗位很让人失望，但失业率仍在不断下降。事实上，随着失业人数的不断下降，美国的就业官方数据也创下了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这是如何做到的？通常情况下，失业率和就业率这两个指标是负相关的——因为美国就业人数的上升反映出一种高就业率，与此同时，美国失业人数以及失业率必然是下降的。这两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就像跷跷板的两端一样。

然而在我们所进入的这个奇怪的新世界中，就业率和失业率居然出现了同时下降的情况。这怎么可能呢？

为了寻求答案，我们首先必须深刻反思一下“二战”以来我们追踪和测量失业率的方式，虽然有些方式已经被摒弃不用了。现在的统计方法针对特定发展阶段下的劳动力非常适用。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劳工统计局仍采用就业调查的方式来测量谁是否从事全职工作，以及谁正在找工作。这种方法被采用了很久，那时大部分的工作分为临时工作或者全职工作，工人只对雇主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是一个正在找工作的人且不是退休人员，就不会被统计进入劳动力总体的一部分。你在统计数据中是隐形人。如今，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将这部分人称为“非自愿”失业者，因为他们确实不在劳动力大军当中，而且也不存在于官方统计的失业人数中。

随着非自愿失业工人数量的攀升，一个净效应就会产生，即失业率比实际看起来更低。当这些非自愿失业工人的数量达到临界值时，这种测量方法内部会产生突发性扭曲的现象。那么，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会达到这种临界值呢？

首先，许多专家都有过相关思考，但是追踪这个过程非常困难。这项工作看似是要数清楚一些根本不可数的东西，因为许多非自愿失业工人在官方统计数据中是找不到的。根据斯坦福大学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教授和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尼古拉斯·彼得罗斯基-纳多（Nicolas Petrosky-Nadeau）的一项研究表明，处于中低收入的家庭——也就是每月的总收入在3360美元或者每年的总收入在4.0032万美元——在成为劳动力组成部分这方面可以观察到一个明显的减少，减少的比率在5.5个百分点左右。减少得更多的是位于五分法的正数第二档，也就是中高收入家庭（每月的总收入在5920美元或者每年的总收入在7.1万美元），位于这个收入档次的家庭，使劳动力组成部分的比率下降了7.2个百分点，这也是下降得最快的一组。[7]这两组家庭合并之后，恰好是收入构成的中产阶级，可以说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在这个大类别当中。基于以上劳动力组成部分的数据可以表明，有400万~500万曾是中产阶级的工人都已重新回到了那种近似劳动力炼狱的水平当中。

其次，从上述分析可看出，青少年的就业也出现了大幅削减。那些最贫困家庭组年轻人的就业率出现了5%的下滑，位于五分法的倒数第二档的次贫穷家庭组年轻人的就业率出现了10%的下滑；年龄段位于20~34岁较年轻成年人的就业率下滑了约5%。且在这两组中，女性工人在劳动力组成方面下滑的速度比男性工人更快。

因此，特别明显的是，数百万计的工人已开始脱离美国劳动力大军，官方对此的解释大多停留在这些人是“退休人群”或者“他们正在找工作”上。而事实上，研究表明，即使位于五分法的最高收入档次的最富裕的10%的家庭中，成为劳动力组成部分的比率也下降了3.6%。由于这些人在混乱的经济镀金时代一下子赚到了更多的钱，许多人都可以提前退休了。[8]对大多数处于低收入阶层的人而言，除非是那些享受社会保险中养老保障的人，其他人想要退休简直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那么这些人到底为何就这样轻易地放弃找工作呢？难道大家不想养活自己、养家糊口、住有所居吗？

问题的答案已经越来越清晰：一大群工人——数以百万计——已进入地下组织的影子经济中了。想得到确切的数字是非常困难的——大多数从事账外支付商业交易的人，都在最大限度地掩盖他们的报表和非法行为，这是因为他们想使在私下交易中得到的收入免缴税收。此外，出现了一个特别明确的挑战，原因是“灰色经济”和合法经济似乎合二为一了。总之，不仅仅是以上引用的就业率降低幅度等指标，而且从更多不同的指标中，我们都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美国工人已进入了“灰色经济”的证据。

例如，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经济学家埃德加·费热（Edgar Feige）作为一名研究地下经济组织长达35年的教授，在研究中发现，在2012年美国人工作所得的报酬中，有大约2万亿美元都没有向国税局进行申报。在2006年，国税局估计政府损失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只有3850亿美元；而在1992年，这一数值仅为800亿美元。[9]由此可以看出，自经济危机以来，这一数值在不断扩大，且激增了5倍。仅在加利福尼亚州，就有超过65亿美元的税收流失，这都是拜地下经济组织所赐。[10]统计数据中的其他异常现象也说明了类似的问题，例如，基于官方的失业率，2010~2013年的零售额比预期高出许多。根据《纽约客》的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尽管以家庭为单位的收入仍然比2007年低，个人消费的总量也比大衰退之前高出许多，且零售额也出现了较快增长”。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实际失业率比官方失业率低1.5%~2.5%，一般情况下零售额就是预计的数额。

此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美国人使用银行的比率正在下降，他们更倾向于使用现金。伯纳德·鲍莫尔（Bernard Baumohl）是经济展望集团的一位经济学家，声称：“我们认为，上一次经济衰退造成的破坏，加上经济持续疲软的复苏，导致大量人进入以现金交易为主的地下经济。”[11]这很典型，“在这种持续的经济衰退中，人们都在主体经济的边缘工作，”他说，当国家进行失业率统计时，“然而更加严重的衰退以及复苏特别缓慢的事实，必然意味着更多人不得不加入地下组织经济，并且在地下经济中挣扎很长时间。”[12]

影子经济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违法行为，如毒品交易或者卖淫。但是如今，影子经济中所包括的一些不需要坐班的工作涉及许多国内的工人，如保洁、花匠、勤杂工和保姆，还包括在餐厅工作和从事建筑工作的工人、艺术家、出租车司机等。“这些工作岗位大部分分布在服务行业，从小食品店到园林绿化，”维拉诺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大卫·菲奥伦扎（David Fiorenza）说，“即便是艺术和文化产业，包括音乐和娱乐领域，都不可避免地出现账外支付的工作岗位。”

灰色经济其实还包括那些只雇用一天建筑工人的公司，以及一些只短期雇用信息技术专家、网页设计师等，包括一些新经济雇用的小时工。这些工人大部分都有一份稳定工作，但是工资低，所以要再打一份工，而且这份额外工作通常都是账外支付，这样可以避税。

“账外支付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经济学家彼得·麦克亨利（Peter McHenry）说，“然而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账外支付的工作，这其实揭示了当前工作形势是多么严峻。”[13]

综上所述，沦入地下经济组织实则使这些工人暴露在不同的险境之中——没有安全保障，没有工商补贴、病假，也没有其他任何保障。地下经济组织不仅给工人带来了不稳定因素，而且影响深远。正如费热等人的研究表明，如果在地下组织中工作的美国人逃税数额在2万亿美元，那么意味着政府的总收入损失更多，也说明人们得到的公共服务相对更少——这些人中灰色经济的工人占多数，且亟须得到帮助。许多雇主并没有把自己所有的商业活动都纳入报表，也没有向国税局缴纳全部税收对灰色经济中的工人进行账外支付。在这种形势中，遵纪守法的企业将陷入生存困境，因为它们的竞争对手根本不需要支付工资税、失业救济和工人补偿，而是在极其秘密的地下经济组织中完成的。

另外一种“共享”

这种灰色经济的市场连续不断地向更加恶劣的方向发展，到达一个临界点，然后开始沦入纯粹的自由劳动力社会的黑色经济范畴中——沦入一种极坏的且非法的行为中。值得一提的是，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地带，对于理解此类型的共享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有启发性的——尤其是当共享经济表现为一种推动社会向自由劳动力社会发展的动力时——如果不进行恰当的管制，则会直接脱轨。这些行为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危险呢？

共享经济的梦想家都受艾茵·兰德式的自由主义鼓动，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介入、管制，甚至不应该纳税，这一点在当今社会已不是秘密了，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公司所选择的商业模式和上市的方式。这些公司的理念使人联想到早些年强盗式资本家所主宰的时代——带有一种民粹主义的光环，声称为了“人们”，为了打倒“某个人”。共享经济曾经被称为P2P平台，是用来把一些人和那些想要创办自己企业的人联系起来的工具，买卖东西、共享商品或者服务。然而事实证明，共享经济所吸引的许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经商人士，他们在共享经济的平台上散布各种哲学言论，而且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其中不乏年轻人，而这些年轻人早已被愚蠢的政治家和贪得无厌的企业家搞得没有信心，机会在不断地减少且不公平日益增长，这些年轻人感觉自己距离“主流体系”越来越远。对“千禧一代”和“X一代”来讲，在互联网上或者应用程序上匿名购买服务或者商品是他们所生存世界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他人也这么认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苏迪厄·文卡斯特赫（Sudhir Venkatesh）主要从事地下经济组织的研究，声称：“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正在崛起的新一代人做事情的方式越来越趋向于一种自由劳动力的方式。”[14]

一位29岁的企业家在撰写关于共享经济的网站及其所创造的商业模式时，采用了一种非常成功的方式，这种表达方式是不同寻常的直率。“他的企业，”他说，“运行的核心就在于，这家企业能够游走在州政府管制的边缘。如果政府勒令我们不能买卖特定的物品，我们就会换一种方式来做，而且保证不受政府的指责。”[15]特拉维斯·卡兰尼克的表述与此大抵相同——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但是这种企业还表现出一种关怀个体的温暖以及类似传教士般热情的“信任”和“共享”的理念，如“空中食宿”的布莱恩·切斯科写道：“我知道整个市场都是基于您对我的信任，而且我绝对不会轻易让这种‘信任’丧失。为您服务是一种光荣……对全球的人来说，在这场革命的早期阶段，到这里来的您就是最特别的那个人。您就是那个人，那个让这些事情开启并且向前发展的推动者。感谢您的信任、信用、友善和博爱。”[16]

事实上，声名狼藉的黑市网站“丝绸之路”的创始人和创建者罗斯·乌布利希（Ross Ulbricht）也如此表达自己的思想。

当一件商品或者一项服务所标的价格适中，就会有客户过来看看或者购买。“丝绸之路”有点像“任务兔子”和“易趣网”的结合体，是一个允许顾客购买商品或者服务的网站，或许我们可以文绉绉地说，这种商品或者服务在平常是不容易得到的。客户也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雇用一种在通常情况下很难雇到的特殊的劳动力。“丝绸之路”采用加密技术使顾客能够彻底地匿名，这些顾客在这家网站上购买的商品和服务都是非法的。就像“易趣网”、“空中食宿”和“优步”等，“丝绸之路”创办了一种更重口味的贩卖网站，把想销售产品的企业和有欲望购买产品的顾客联系起来；像“任务兔子”和“一揽子找工作”等，“丝绸之路”允许其自由劳动力提供服务，提供他们能够进行“租售的劳动力”。

在“丝绸之路”网站上，除了能购买到普通的商品和服务外，还可以购买到毒品、枪械、伪造的或者假的账户、走私的军火、电脑黑客、匿名的银行账号、卖淫服务以及——一个扭曲的“租售的劳动力”——暴揍某人。是的，你甚至可以雇用一个“丝绸之路”的“兔子”去谋杀某个人，这种服务甚至覆盖了十个不同的国家。[17]

显然，这家公司符合共享经济的理念，这些用户也会对商品或者服务的企业进行排序，就像在“任务兔子”、“空中食宿”、“优步”上做的一样。一位非常满意的顾客这样描述：“质量非常好。包装很好，沟通也无障碍。对送达的描述也准确无误。”[18]这位顾客对此的打分是满分5分。所以在这家网站上，这些企业的信誉也是通过顾客的反馈得来的。而且抱着彼此之间的信任，这家网站上的用户似乎都把维护信任作为己任，这让人联想到“空中食宿”社区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乌布利希写道：“我最初的动力并不是个人财富，而是做点与众不同的事情。随着生活越来越平淡无奇，我想在回顾人生的时候，能够看到自己做过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对其他人有帮助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初衷……虽然听上去有些矛盾，但是实际上你越少地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生意上面，越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其他人身上，你就能获得越多的幸福感。”[19]

毫无疑问，这是共享的理念。“丝绸之路”网站像其他许多网站一样，是众多共享经济企业中的一家。它在官方主页的空白栏中陈列着非法物品，如同一些普通货品陈列在“艾特斯”、“易趣网”、“后院”、“亚马逊”网站上。在这家网站发展到鼎盛时期时，这些由地下组织的自由劳动力发售的线上商品达到1.3万多件，而这些商品中有70%都是不同种类的毒品。[20]八卦网站Gawker的阿德里安·陈（Adrian Chen）写道：“这家网站允许你在线购买或者出售毒品，毒品这种商品的买卖简单得就好像书籍或者电灯泡一样。”阿德里安·陈总结了一小部分在“丝绸之路”网站上可以购买到的毒品种类：1克阿富汗毒品混搭，1/8盎司的含13-硫的毒草，14克迷幻药，1克焦油海洛因。还有一种名为“阿凡达”的迷幻药，它的广告图片是一个正在吸毒的蓝色的脸，这在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的电影里面才能看到。“这就是亚马逊的扭曲商业模式，”阿德里安·陈写道，“只不过是出售那些能让人飘飘欲仙的货品。”这家网站上的卖家虽然遍布全球，但大部分来自美国和加拿大。[21]

据联邦调查局的侦查发现，在2011年2月至2013年7月，这家网站的在线交易总量达到了122.9465万件，收入总额达到了12亿美元，为这家网站带来了7980万美元的佣金收入，这些数据都是在政府查封现场时的刑事起诉书中得到的。这种出售量远不是“优步”和“空中食宿”所能相提并论的。这家网站实则是一个非常赢利的P2P运营模式网站，参与到这一模式当中的有14.6946万名顾客和3877名小贩，而这些用户当中的30%来自美国。[22]在短短60天的时间里，就有120万条信息发往“丝绸之路”的私人通信系统。这简直就是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运营机构，这个机构竟明目张胆地在官方侦查的雷达之下活动，而负责管理运营的地点就在一个看上去非常不起眼、普通的街区里，甚至在旧金山的公共图书馆。罗斯·乌布利希在许多维度上与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布莱恩·切斯科和其他打破法律常规、非正常避税的共享经济企业家相似，看上去是志趣相投的一群人。罗斯·乌布利希是这群人当中最大的破坏者。

这么庞大的非法物品和服务的交易市场到底是怎样在法律的监视之下进行长时间的秘密交易而未被发现呢？是硅谷黑客文化所发明的两项重要的技术创新让这一切变成了现实。

首先，“丝绸之路”网站所使用的第一项技术创新是让官方查不到任何痕迹的匿名手段，网站上的用户在电脑上进行交易时，会使用一种非常流行的匿名软件，名叫Tor。这个工具使通过在线购物的电脑的物理位置变得难以确认，而且有人访问这个在线市场时也很难被追踪。Tor是一款被全世界的线上活跃分子广泛使用的软件，用来避免政府对网络的审查，包括中国、伊朗和叙利亚等国。[23]爱德华·斯诺登在曝出国家安全局的秘密之后，也是使用这款软件来躲避追踪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华盛顿时报》称，赞助这款软件的基金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间接来自美国国务院网络自由预算”。[24]

其次，“丝绸之路”网站所使用的第二项技术创新是交易时采用已经被加密的线上替代货币——比特币。比特币是一种数字货币。据阿德里安·陈说，这种电子货币相当于“一种棕色的现金袋子”，但是这种电子货币会让进行线上交易的匿名用户更加难以被追踪。[25]比特币有点像从威廉·吉布森的小说里面跑出来的东西，像从一种非常古怪的科幻小说来到了现实中，这种货币不受任何政府或者公司的控制，但能够形成一种非常分散有效的支付体系。用共享经济的术语来讲，比特币又叫作P2P货币，这种货币的创建和管制都是由其他比特币的持有者在网络上完成的。基于这种货币，交易将变得“难以追踪，而且这种方式受到计算机朋克、自由论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追捧，这些人整天都梦想着能有一种游离在法律约束之外的电子经济，在那个市场中，货币能够在不受约束的边缘自由流动”，就像电子微粒一样，阿德里安·陈说。“丝绸之路”网站也许就是这种货币用户的领头羊，而另一家非常有名的在线比特币赌博网站Satoshi-dice显然也是典型代表。

“丝绸之路”网站曾经是一个非常精妙的管理运营的网站，掌握在一个千禧年出生的新一代手中，他利用一个名字为“恐怖海盗罗伯茨”的在线密码进行管理运营。罗斯·乌布利希，一个个子高高的、长得还不错的邻家男孩，头脑中有一种像《暮光之城》中的演员罗伯特·帕丁森（Robert Pattinson）饰演的吸血鬼传说那样离奇的想法，住在旧金山一个特别不起眼的波托拉地区封闭的单亲家庭公寓里。他的邻居发现这个犯罪分子头目就生活在他们中间时，感到无比震惊。

对于乌布利希和“丝绸之路”而言，不可思议的是，硅谷的自由主义科技文化以及共享经济理念催生了这样的人和企业。一名技术记者瑞秋·斯旺（Rachel Swan）写道，旧金山是这样一个地方，“基于个人自由主义的创新和欲望能够在这里转化成一种经济引擎、一种生活方式和一个信仰体系”。如同其他的共享经济创始人，乌布利希也是以一种很浮夸的层面来看待自己，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梦想家，想塑造一种不一样的“体系”。[26]就像“优步”的特拉维斯·卡兰尼克一样，他将“丝绸之路”看作一种对抗现状所必须做的一场革命。他的在线言论中经常抛出这样的认识和高谈阔论。为了保护这种日益发展的理念，他甚至开创了恐怖海盗罗伯茨图书俱乐部，一个可以漫谈反经济学、无政府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在线网站。[27]“‘丝绸之路’远不仅是能指着鼻子骂你的网站，”乌布利希说，“‘丝绸之路’是一家刚刚成立的企业。它可以通过言论改变我们所认知的这个世界，它比我们每个个体都强大，而且它能够搭建一个平台，从不同的地方吸引许多有才能的人、许多机会和资源。”[28]

乌布利希的哲学反映了在硅谷非常流行的一系列哲学，这些哲学实际上是利用财富和能力去开创一个不在政府管制范围内的隔离区。乌布利希写道：“金钱是万能的，而且能够去实现那些我非常期待看到的变化。金钱让我们能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建设，以此来适应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并且能够支持和强化我们在这里已经创建的达到我们所要追求的路径。”在个人的Technostan网站上，乌布利希可以避免法律、管制、税收等的约束，还能实现他所认为的技术正义。硅谷的其他人都对乌布利希的观点持赞成的态度，而那些人也只是抱着更大的痴心妄想而已。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试图实施自己头脑中无政府的技术世界乌托邦。

保险业的亿万富翁、“贝宝”的合伙人和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伯克利企业家帕特里·弗里德曼（极端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孙子）已经投资了200亿美元，准备建造一个停泊在旧金山海岸、豪华浮动的自由主义天堂，恰在美国的管辖权之外。[29]那应该是一个像岛屿一样的无政府管制的区域，在这个承载梦想的大型游轮上还有上千间客房。[30]距离边缘更近的是旧金山的企业家巴拉吉·斯利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他鼓吹技术分裂并主张创造一种割据型社会，这个社会使用的是不受管制的电子货币（如比特币），如“共享经济”酒店和没有执照的武器等东西。[31]硅谷的其他人，包括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和布莱恩·切斯科都鼓吹这种技术分裂，从当地的法律法规到纳税要求，他们都视其为自己不断扩张的帝国的障碍。而这种情况在硅谷是很“常见”的。

因为旧金山盛产这种海盗心态，所以貌似在这个地方没有人在尝试创建一种更高视野下的更高级的线上共享经济，以“丝绸之路”为例，它就是一个贩卖违禁物品的市场。“创始人把所能使用的旧金山理念都用来撕毁制度，直到他们所想要的程度，”斯旺写道，“‘丝绸之路’充满了旧金山技术文化的黑暗承诺。”

“对真理的追求是高贵的人类所能够做出的努力之一，”乌布利希写道，“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世界观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能让我们认清楚原因，并且指引我们继续前进。”[32]最终，在2013年10月，这种真理演变成了联邦调查局对罗斯·乌布利希的逮捕，并且是在平静的、绿树成荫的格林公园街区的一个公共图书馆实施的。他当时已经登录“丝绸之路”，用他的一个别名为“恐怖海盗罗伯茨”的账号，管理运营着他那个能够与“优步”和“空中食宿”相媲美的帝国，处理一些反叛事宜，包括贩毒活动、洗黑钱、计算机黑客以及一桩为了成功谋杀六个人而结算的100万美元（尽管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谋杀到底是不是真的成功了）。乌布利希锒铛入狱而且不容保释，在他等待审判期间，“丝绸之路”网站也被强制关闭。[33]

其他网站——“集市网”（Agora）、“进化网”（Evolution）、“黑人银行”（Blackbank）、“核心网”（Nucleus）、“逃犯网”（Outlaw），甚至有一家网站公然叫作“丝绸之路2.0版”（在2014年11月也被强制关闭）——迅速取代了原来“丝绸之路”的位置，作为一个加密黑市的贸易市场，这些情况结合起来如同一次永远也不会结束的打击网络犯罪的“打地鼠”行动。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感到被原来的社会体系所抛弃，美国数以百万计的中等收入阶层变成了劳动力大军中迫不得已的“非自愿失业者”，而这些非法网站的客户也因为此事件的发生而猛增。在全世界有很多乌布利希的捍卫者，这些人不仅宣告他无罪，而且将他作为一名英雄来崇拜。律师托尔·埃克兰（Tor Ekeland）代表一些高段位的黑客，将“丝绸之路”推崇为“一种极为纯粹形式下的自由市场资本”。在将“丝绸之路”与共享经济进行对比时，他还声称，对乌布利希的刑事指控就是一种极端的尝试，与对共享出行企业“优步”的打击，或者纽约州检察官对“空中食宿”的调查，性质没什么不同。[34]

显然，律师埃克兰注意到这些企业是“物以类聚”。

共享经济所谓的“勇敢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越来越壮大的服务行业的经济产业，以及数字技术允许匿名购买物品和服务交叉的副产品。已经建立联系的买卖双方并无必然的关联性，你可以通过随意点击鼠标或者打开应用程序完成在线购物，商品或者服务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丝绸之路”以及其他普遍存在的非法获得的处方药在线卖家（如伟哥和希爱力），还有普遍存在的地下经济组织，只是这种新兴的众所周知的途径中最典型的案例。这种黑色经济和灰色经济在线交易所收取的佣金让交易很难被追踪，甚至是匿名的，但除了进行非法违禁品交易这一点外，它们与“共享影子”经济有什么不同呢？“空中食宿”、“优步”、“来福车”以及其他共享公司都雇用了大量律师和媒体，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彰显它们能够管理运营的能力，无论是可能受到的管制还是必须履行的纳税责任。它们栖息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影子灰色经济当中，其中拥挤着“1099工人”。你可以雇用一个“优步”司机、“任务兔子”、临时工，来帮助你修建篱笆、编制网页，或者贩卖你的非法药物，甚至更加严重。当匿名技术遇到那些特别需要资金的上班族时，任何可能都会发生。

“丝绸之路”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如果放任自流，这些基于网站和应用程序的商业平台对社会的负面效应甚至是致命的，何况还要加上技术匿名和无踪迹可循的现实，这种情况还会破坏经济治理的价值和原则，而这种价值和原则一直是强化中产阶级社会的主要因素。更有甚者，正如即将在第六章中论述的那样，由于这种经济治理的价值观构成我们政治价值观的基础，所以共享经济那些深藏不露的企业侵蚀了社会弥足珍贵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是让美国变成一个特别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国度至关重要的因素，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包括公民精神的托克维尔式美德、民主参与和社会契约。

D系统及其“地下公司”

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地下经济组织和黑市不断恶化发展的地方。放眼世界，影子经济中劳动力增长的幅度比其他部门都要快。在棚户区、城市广场和路边，非法的街头小摊贩和无营业执照小摊贩仍会经营生意、贩卖商品。这些人这么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数字技术在全球的扩散，包括使用智能手机和使用基于网站和应用程序的平台。显然，越来越多更高级的技术都在现阶段被发明出来，这些技术似乎让国家变得更穷，或者让某些地方变得更穷。可以通过考察地下组织在其他地方的发展来看美国“共享影子经济”到底将如何发展，我们选取的这些地方都是地下组织在整个经济中已经占很大份额的地方。

全球地下组织经济的规模十分庞大。罗伯特·纽沃思（Robert Neuwirth）在他的专著《隐形国度：非正式经济在全球的崛起》（Stealth of Nations:The Global Rise of the Informal Economy）一书中写道，在全球许多地方，这种现象都十分常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一个由全球最强大的34国政府共同出资建立的智库，在2009年总结称，全球有60%的工人——大约18亿人——都在从事账外支付的工作，这些工作都不在政府的管制之下，也没有进行过正常的注册手续。[35]OECD估计，在印度，这种非正式工人占全部工人（除农业外）的83%；在印度尼西亚，这一比率为78%；在肯尼亚，这一比率为72%；在巴西，这一比率为51%。[36]在这些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这种非正式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一股重要力量，纽沃思估计，全球地下组织交易的数量已经达到十多亿桩，而这些交易所带来的总收入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10万亿美元。[37]为了更好地认清地下组织的现状，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全球影子经济形成一个单一的、独立的国家——也就是纽沃思所称的“街头小摊贩合众国”（United Street Sellers Republic，USSR）——那么它该是一种怎样的超强大力量，成为在世界上除了欧盟和美国之外的第三大经济体，甚至比中国经济的体量还要庞大。纽沃思已经为这种特殊现象起了一个名字——D系统，这个名字是使用法语的非洲地区和加勒比地区一种俚语的缩略词，所囊括的主要含义是“智慧经济、即兴创作和自我依赖的经济”。[38]

纽沃思认为，D系统是全球经济的未来。它可能不只是市场上的少数妇女去售卖一些枯萎的蔬菜，它在一个区域内部可能是跨国的，甚至可能会覆盖到全球。它的企业家和劳动力买卖大量商品——手机、机器、计算机、纺织品、衣服、假冒品牌的制造品以及其他商品——在全球范围内。D系统中的这些参与者创造了互联网产业，而互联网产业为那些被传统经济排挤在外的人提供了新机会。在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之后，D系统甚至在发达国家也发展成一个重要的金融应对机制，因为它为大多数家庭提供了一个能够获得额外收入的缓冲区间。[39]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的增长速度。尽管发达国家的权力机构和领导人做了很多努力，如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及其全球倡议都是为了建立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桥梁，但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还是随着地下经济组织雇工的不断增长而增长，而不是下降。[40]OECD在展望中预测，到2020年全球有令人吃惊的2/3的工人将在D系统中从事地下经济组织的工作。“再也没有跨国公司，没有亿万富翁老爸或者比尔·盖茨，也没有哪国政府是这种就业创造水平的竞争对手，”纽沃思说，“在这种规模之下，如果没有对D系统的详细核算，谈论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增长或者全球化都毫无意义。”[41]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球范围内，D系统下的地下经济组织的增长都形成了对政府和各行业的挑战，原因是它存在于劳动法、贸易协定、税收、安全保障、版权、产品安全法规以及环境政策等所构建的框架之外。OECD表示，这种广泛存在的非正式雇用工人的现象让政府很难保障工人能拥有一个较公平的就业环境、健康和安全管制，以及最低的工资标准。据OECD的报告称，大多数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工人实际上都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他们暴露在各种各样的风险中。[42]在非正式工作的就业中，妇女尤其是弱势群体所占比例是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面临更多的挑战，这些政府经常陷入道德败坏、任人唯亲和金钱交易的腐败中。正如纽沃思所指出的那样，影子经济已经变成规避不正当官方行为、规避各种障碍甚至是像勒索者那样的官僚机构最简便易行的途径。但这种行为也导致了公民的异化和不合理避税。与此同时，信息经济正在不断地发展壮大，这正是公共制度和政府角色之间缺乏信任和忠诚的信号。这表明社会契约已经破裂，在影子经济中的许多人已经放弃了政府。他们已经游离在政府的管辖之外，而且已经不再关注这种至关重要的“公民凝聚力”，而这种公民凝聚力正是保障政府效率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忠诚、参与及缴纳的税收。

因此，对美国人而言，可以汲取的教训是，影子经济不仅会逐步削弱正式经济，还会削弱政治治理。地下组织一旦达到特定的规模，就会掠夺政府的税收收入和其他政策工具，而这些工具是政府独一无二的能力的根本。地下经济组织让公民和他们的政府脱离，鼓励他们防止自己本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应当承担的义务，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个强大社会中公民的禀赋进行更大的破坏。

鉴于此，现阶段最重要的是要了解美国本土的许多共享经济企业中到底有多少是基于各种意图和目的而沦入D系统。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都在传统法律之外运营，都试图忽略各种管制和税收责任。没有人真正了解有多少独立承包商在为这些企业辛苦地工作——这些企业都不愿意公开互联网数据，而且这些稀疏的数据也让公众无法相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这些公司中大多数进行非法避税的数量巨大，且对现存法律的无视已臭名远扬。倘若这些已经被“共享影子”公司变成更加普遍的商业行为，那么美国的政府治理恐怕会被逐渐削弱。正如前文所述，美国现在已经有很大规模的灰色经济，体量每年在2万亿美元左右，相当于美国GDP的1/7。随着“优步”、“空中食宿”和其他共享经济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它们会毫无疑问地进一步扩大美国灰色经济的规模。那么到底地下经济组织达到怎样一个特殊的规模就会开始影响政府治理呢？

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苏迪厄·文卡斯特赫（Sudhir Venkatesh）认为，当多数人开始逃税或者逃避管制，这种反弹效应就会削弱整个系统中的信心。“账外支付的工作数量占比过大对社会契约可没什么好处，”文卡斯特赫说，“经济体系的运行是在人们开始有意识时才能达到最优，但是理论上它们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43]

然而D系统的企业家精神并不能适应民主的需要。这些企业做了很多有问题的行为，甚至非法行为，包括不缴纳税收，导致政府缺乏收入，而公共政策的运转也需要财政收入。这些企业的灰色经济行为鼓励许多工人——包括成为这些公司主要劳动力的“1099合同工”和临时工——去做同样的事情，这些企业不仅让这些人脱离了正式经济，而且让他们脱离了作为公民原本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应该履行的义务。保守党领导人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是这个时代最成功的、激进的活动家，他曾经说过，希望政府规模能够缩小到他能够“坐进去的浴缸”那么大，而这一言论深深地影响了D系统中的公司。他写了一篇专栏，说“优步”能够帮助共和党在通常倾向于民主党的城市中实现更多政治控制。[44]诺奎斯特显然会为这一事实欢呼，那就是D系统的企业，诸如“优步”、“空中食宿”以及其他共享经济企业，无论是减少政府的税收，还是作为公民的参与度和忠诚度都削弱了政府的行为。

通过向焦虑的工人展示所能够提供给他们生存在合法经济之外的诱惑，再加上试图营造一个海盗式的公民文化，这些公司正在揭开美国进步的几个世纪，要带领我们回到很多年前就摒弃的观念模式中，而且打着正义的旗号。当所有人都意识到大家在同一条船上时，社会契约就会产生一种深层次的共鸣。这些能够使政治和经济治理有效运行且至关重要的因素，随着公民在正式经济中的撤离已被弱化。在D系统商业模式的领导下，包括许多共享经济企业，这不仅指走向极端尽头的“丝绸之路”，“我们人民”也已经有退化成“我、我、我的”的危险。而我们必须从这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中选择一个。

[1]Steven Greenhouse, “Day Laborer Battle Runs Outside Home Depo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2005,http://www.nytimes.com/2005/10/10/national/10depot.html (accessed March 31, 2015).

[2]James Surowiecki, “The Underground Recovery,” New Yorker, April 29, 2013,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3/04/29/the-underground-recovery (accessed March 31, 2015).

[3]Ibid.

[4]Laurie Udesky, “ESPRIT: Sweatshops Behind the Labels,” Nation, May 16, 1994,http://foundsf.org/index.php?title=ESPRIT:_Sweatshops_Behind_the_Labels (accessed March 31, 2015).

[5]Mark Koba, “＄2 Trillion Underground Economy May Be Recovery’s Savior,” CNBC, April 24, 2013,http://www.cnbc.com/id/100668336 (accessed March 31, 2015).

[6]Ibid.

[7]Robert E.Hall, “Testimony before the U.S.Senate Committee on Finance,” Senate Committee on Finance, January 22, 2015,http://www.finance.senate.gov/imo/media/doc/Hall%20testimony.pdf (accessed March 31, 2015), pp.4-6;also see appendix, Robert E.Hall and Nicolas Petrosky-Nadeau, “Changes in US Household 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by Household Income,” January 19, 2015.

[8]Tim Fernholz, “Chilled-Out Rich Teens are a Big Part of the Drop in the American Labor Force,” Quartz, January 30, 2015,http://qz.com/336101/chilled-out-rich-teens-are-a-big-part-of-the-drop-in-the-american-labor-force/ (accessed March 31, 2015).

[9]Surowiecki, “The Underground Recovery.”

[10]Ben Shapiro, “America’s Black Market May Be Exploding,” Breitbart, March 19, 2013,http://www.breitbart.com/big-government/2013/03/19/america-black-market-growing/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1]Ibid.

[12]Surowiecki, “The Underground Recovery.”

[13]Koba, “＄2 Trillion Underground Economy May Be Recovery’s Savior.”

[14]Surowiecki, “The Underground Recovery.”

[15]Andy Greenberg, “Why the Silk Road Trial Matters,” Slate, January 13, 2015,http://www.slate.com/articles/technology/future_tense/2015/01/ross_ulbricht_and_silk_road_the _trial_everyone_should_watch.html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6]Andy Greenberg, “Collected Quotations of the Dread Pirate Roberts, Founder of Underground Drug Site Silk Road and Radical Libertarian,” Forbes, April 29, 2013,http://www.forbes.com/sites/andygreenberg/2013/04/29/collected-quotations-of-the-dread-pirate-roberts-founder-of-the-drug-site-silk-road-and-radical-libertarian/2/(accessed March 31, 2015).

[17]Rachel Swan, “The Obsolete Crime Lord: S.F.Tech Culture Begat the Silk Road and Its Replaceable Founder,” SF Weekly, November 20, 2013,http://www.sfweekly.com/sanfrancisco/the-obsolete-crime-lord-sf-tech-culture-begat-the-silk- road-and-its-replaceable-founder/Content?oid=2828197&showFullText=true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8]Adrian Chen, “The Underground Website Where You Can Buy Any Drug Imaginable,” Gawker, June 1, 2011,http://gawker.com/the-underground-website-where-you-can-buy-any-drug-imag-30818160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9]Greenberg, “Collected Quotations of the Dread Pirate Roberts.”

[20]James Ball, “Silk Road: The Online Drug Marketplace That Officials Seem Powerless to Stop,” Guardian, March 22, 2013,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mar/22/silk-road- online-drug-marketplace (accessed March 31, 2015).

[21]Chen, “The Underground Website Where You Can Buy Any Drug Imaginable.”

[22]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s.Ross William Ulbricht a/k/a “Dread Pirate Roberts,”Sealed Complaint,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https://www.cs.columbia.edu/-smb/UlbrichtCriminalComplaint.pdf (accessed March 31, 2015), page.15.

[23]James Ball, “Online Tools to Skirt Internet Censorship Overwhelmed by Demand,”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1, 2012,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online-tools-to-skirt-internet-censorship-overwhelmed-by-demand/2012/10/21/390457a2-082d-11e2-858a-5311df86ab04_story.html (accessed March 31, 2015).

[24]Ibid.

[25]Chen, “The Underground Website Where You Can Buy Any Drug Imaginable.”

[26]Swan, “The Obsolete Crime Lord.”

[27]Greenberg, “Collected Quotations of the Dread Pirate Roberts,” page.3.

[28]Ibid，page.2.

[29]Swan, “The Obsolete Crime Lord;” Andrew Dalton, “Obscenely Rich Tech Folk Are Still Building Their Island UtopiaOff the Coast of San Francisco,” SFist, May 9, 2012,http://sfist.com/2012/05/09/obscenely_rich_tech_folk_are_still_building_their_island_utopia_off _the_coast_of_san_francisco.php (accessed March 31, 2015).

[30]See the Captain Nemo-like plans for a high-tech Love Boat and floating city-islands at the website of the Seasteading Institute,http://www.seasteading.org/ (accessed March 31, 2015).

[31]Swan, “The Obsolete Crime Lord.”

[32]Greenberg, “Collected Quotations of the Dread Pirate Roberts,” page.3.

[33]Associated Press, “Silk Road Founder Ross William Ulbricht Denied Bail,” Guardian, November 21, 2013,http://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3/nov/21/silk-road-founder-held-without-bail (accessed March 31, 2015).

[34]Swan, “The Obsolete Crime Lord.”

[35]“How Common Is Informal Employment?”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http://www.oecd.org/dev/poverty/isinformalnormalmessagesfiguresanddata.htm (accessed March 31, 2015),excerpt from Is Informal Normal? Towards More and Better Job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March 31, 2009, ISBN 978-92-64-05923-8.

[36]“Overview: Data on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Self-Employment,”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able 1,http://www.oecd.org/dev/poverty/42863997.pdf (accessed March 31, 2015), excerpt from Is Informal Normal? Towards More and Better Job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March 31, 2009, ISBN 978-92-64-05923-8.

[37]Robert Neuwirth, “The Shadow Superpower,” Foreign Policy, October 28, 2011,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28/the-shadow-superpower/ (accessed March 31, 2015).

[38]法国使用“débrouillards”这个词来形容特别有效率的人，也用来描述足智多谋的人。前法国殖民地把该词用于自己的社会和经济现实，用来形容具有创造性、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商人，这些人能够依靠自己经营生意，而不是依靠政府或者被征服约束，这是“经济与伦理”的范畴。在街头巷尾，这种理念被简写成“D系统”。也就是纽沃斯所说的“超级大国的影子”。

[39]Koba, “＄2 Trillion Underground Economy May Be Recovery’s Savior.”

[40]“Executive Summary,”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http://www.oecd.org/dev/poverty/42528353.pdf (accessed March 31, 2015), page.12,excerpt from Is Informal Normal? Towards More and Better Job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March 31, 2009, ISBN 978-92-64-05923-8.

[41]Neuwirth, “The Shadow Superpower.”

[42]“Executive Summary,”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ge.12.

[43]Surowiecki, “The Underground Recovery.”

[44]Grover Norquist and Patrick Gleason, “How Uber Can Help the GOP Gain Controlof the Cities,” Reuters, July 7, 2014, http://blogs.reuters.com/great-debate/2014/07/07/how-uber-can-help-the-gop-gain-control-of-the-cities/(accessed March 31, 2015).

第六章 机器人和技术人正奔向你的工作

大家至今都无法忘记那个场景，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热播的电视剧《迷失太空》（Lost in Space）里，一架标有不断变动的数字的“基本M-3型通用非理论化环境控制机器人”，或者简称为“机器人”（Robots）——尖叫着“警告，威尔·鲁滨逊（Will Robinson）”，它有一个看上去像玻璃气泡一样的脑袋，以及一个像洗衣机缸体一样的身躯。这个电影里的场景似乎能让人永远记住，也是由于这种形式，大众才在心里定义了机器人的样子。

但现在的机器人无论是在外形上还是行为上都已经远不是《迷失太空》或者《来自2001年的哈尔：太空之旅》（Hal from 2001: A Space Odyssey）里面设计的那个样子了。看到比尔·皮克（Bill Pick）这位当地药剂师时，“哎哟”，似乎是我的错，应该是皮尔·皮克（Pill Pick），是的，它实际上是一个“药剂师机器人”，是一种能够取代所在地药剂师的机器人。就在距离我家不远的旧金山，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米申湾校园内的医疗中心（UCSF），一架趾高气扬的超级药剂师正在弯弯曲曲地移动着，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地工作。“药剂师机器人”既不像《迷失太空》里面的机器人那样善于移动，也不像《来自2001年的哈尔：太空之旅》里面的机器人那样善于交谈，它只做已经设定好的事情，即按照医生开好的药方抓药、盛药、取药，不知疲倦，每天完成1万多次。

“药剂师机器人”是一个瑞士公司发明制造的，它被安置在一个宽敞的、牢固的、安全的、无菌的房间内。它没有电影里的机器人那种外表，看上去有点像一台巨大的自动售货机，而它的高度实际上大大超过了人的高度。[1]在这个安置它的房间里，有许多像迷宫一样用橡胶制成的传送带、气流管道，“药剂师机器人”用一个吸动式的手臂，外形就像一个粗短的、机械的大象鼻子，伸入成百上千的库存箱子里，然后准确地找出口服药和注射用药，其中包括带有毒性的化疗药物。在整个取药过程中，唯一需要人工的就是往这些储存药品的箱子里准确地添加相应的药品。“药剂师机器人”把吸动式的手臂伸入一个药品盒子，抓住一个药片，然后把它吸上来，整个过程只需要一两秒。在取药过程结束之后，护士就可以扫描条形码追踪每一份已发出的药品。[2]

在安装长期契约型工作的机器人之前，旧金山医疗中心需要大约100名药剂师，分别从事抓药、检查药品、分发药品的全部工作，而安装了“药剂师机器人”之后，仅需要原来一半的员工就能完成。现在，大多数原来从事药剂师工作的人员——年薪都被降至11.1万美元[3]——实际上都成了多余的人。现阶段，旧金山医疗中心已经开始指派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员分流到医院的不同部门去混日子，做些打杂的工作（比如做静脉注射、帮助调整病人的药疗方案，或者其他零碎工作），但是其中几乎没有哪一项工作是需要专业药剂师背景的。不仅如此，其实医院里的所有岗位似乎都看到了这种不祥之兆——“药剂师机器人”需要700万美元的安装使用费，这笔费用比所有药剂师一年薪水的总和还要低，它也不会要求涨工资、生病，也不需要健康保险或者津贴，更不会抱怨工作等。

然而旧金山医疗中心的机器人在某种程度上与《迷失太空》里的机器人还是有相似之处的，即给大众一种错觉——机器人似乎将成为美国未来经济的主要参与者。比“机器人”更好听的名号就是“智能机器”，这种机器号称融合了所有能够用来纳入机器人系统的先进技术，包括软件自动化、更快的计算机处理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AI）。这是一场技术的革命，这些技术不但可以广泛应用到几乎所有的项目中，还可以将越来越多的工作任务实现自动化。

例如，对于许多公司而言，通常的做法就是针对自己的产品和服务需求雇用一个积极的销售团队，这个团队必须能够有效地践行市场营销，能够帮助公司共创辉煌，有朗朗上口的广告，能够吸引消费者和顾客的注意力。而这种模式的所有过程已经被刚刚诞生的数字技术彻底颠覆了。《福布斯》网站上有一个视频，名叫“200毫秒：程序化的广告印象生活”，这标志着我们正在踏入一个神奇的营销新世界（用机器化的语言来说，就是“新型广宣”）——标题性广告。这种技术能够针对我们的偏好发布广告，就如同一个热导飞弹一样能够准确定位。智能机器用一个计算机算法就能够通过很多指标了解我们，甚至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案例来了解一下这种看上去似乎不符合逻辑的标题性广告的逻辑：

简·多伊（Jane Doe）点击了一个网址，并访问了一个网页。网页上已经编排好的内容随即被下载并打开。与此同时，网站的发布者也可以找到简在此过程中储存的信息，可能就储存在数据管理平台（DMP）上（所有这些发生的时长仅为30毫秒至0.03秒）。网站的发布者往广告服务器上发送一个可获得的信息，以此来指挥广告服务器是否向简发送广告，也就是确定简是不是目标人群。即如果在这个活动过程中，简通过浏览所储存的信息与该广告相符，那么这个广告服务就会实现（所有过程发生在40毫秒内）。如果这些活动不认为简是目标人群，那么服务器会自动搜寻能够进行匹配的信息，这些信息通常都是从一定选择范围内的交易商、广告网络或者供给方平台（SSPs）那里得到的回应。如果仍然没有匹配的信息，那么这个请求会继续被发送到一个公开的广告交换平台上。这个交换平台会发送一个包括简所浏览的网页、网站和广告类型等综合信息的标的要求，以及一个包括交易商、广告网络或者需求方平台（DSPs）的信息（所有过程发生在75毫秒内）。每一个搜寻并锁定目标的过程都能够通过额外的用户数据、市场目标和预算规则找到中标者，最终达到要求（所有过程发生在100毫秒至0.1秒）。首先，每一个搜寻并锁定目标过程的算法都需要先评估相关的要求，选出具有价值的信息，并且将它以最佳的竞标价格发送到广告交换平台上；其次，广告交换平台会通过次高价格竞拍的方式，从所有投标者的回复中选择最终的中标者；再次，广告交换平台发送最终中标者的广告网址和最终中标的价格到广告服务商的发布者那里（所有过程发生在150毫秒内）；最后，发布者的广告服务器会指挥简的网页浏览器显示广告，即简的网络浏览器会从中标的广告服务器中抽取广告，然后将这些广告发布到能够匹配的浏览器上。浏览器所显示的网页上，就会包括一些能够符合简偏好的广告。[4]

这样一来，广告就会悄无声息地发布到简正在浏览的网页上，并且通过计算机算法不断的调整，来满足随着个人资料而不断发生变化的需求，包括“已经知道的已知信息”和“已经知道的未知信息”，所有这些通过人造超效率的、令人可畏的奇迹，就发生在200毫秒内，也就是0.2秒，这个时间其实就是一眨眼的工夫。简未必想看这些广告，或许也没什么兴趣和意愿去点击广告，这些企业广告主所提供的服务就是通过类似无头苍蝇一样的计算机算法来实现的……并且只要想使用网络，就必须接受这些广告。保罗·巴兰（Paul 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在他们颇具煽动性的专著《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中谈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广告没有灵魂”的问题，以及新品种的技术广告商似乎下决心要用一个感叹号来证明其正确性。[5]在显示屏和视频中所出现的标题性广告，包括在移动设备上出现的标题性广告，这些广告支出在2014年攀升到了3倍，达到6.75亿美元，其中显示屏上的广告增长速度最快，达到了10倍之多。[6]2015年1月，美国在线服务公司（AOL）在试图向“标题性广告帝国”转型的重塑自我形象的过程中，已经将全部广告销售队伍解雇，解雇人数达到150人。[7]

这种自动的计算机算法已经取代了许多股票交易者和经纪人，而这些职业在华尔街已经火了很长时间。算法交易，也被称为自动或者黑箱交易，能够在交易指令执行程序的基础上选定变量范围，包括时间、价格、交易量等。这个算法能够自动启动交易，每秒可以达到数千次，并且是基于市场闪电般的快速振荡，试图在此期间获得分秒必争优势的算法，区别于人工坐在开关前面操作和控制。

正因如此，在2010年5月6日，似乎有一只幽灵径直爬进了机器，通过一个位于堪萨斯的共同基金所引发的41亿美元的“高频交易”让其他市场主体受到了严重惊吓（原因没人能彻底说清楚），并引发了大规模的股票抛售。[8]道琼斯工业指数在短短几分钟内就暴跌了将近1000点，原因就是买卖合同在短短14秒内莫名地转手了2.7万次之多。[9]而后，市场就在电子屏幕闪烁的一瞬间恢复了正常，这让所有专家都在电子尘埃的旋涡中对已经发生的事及其原因感到惊慌失措。2010年的闪电崩盘，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作为一种“天网”时刻给大家留下了传奇般的印象，在那一时刻，是终结者机器在以一种人们不曾预料的方式进行短暂的接管。自此之后，其他相对较小的显示屏崩溃也不断发生，比如，美联社在2013年4月发布了一个类似恶作剧的报道，声称白宫被炸毁了（后来证实是美联社的“推特”网站账号被黑了）。道琼斯指数在数秒内跌了150点，全球范围内的货币、商品和债券市场出现了动荡和抽搐，直到最后骗局被揭穿，市场才逐步复苏。[10]

继2010年闪电崩盘之后，负责监督金融市场管理和运作的政府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了该机构对此类事件发生的迷茫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该机构的技术盲点。伯克利劳伦斯国家实验室的创新金融技术中心主任，大卫·莱茵韦贝尔（David Leinweber）博士公开批评了政府在技术能力和水平方面的欠缺，以及无法理解相关技术能力的欠缺，并认为这导致了对当今市场监管的缺失。[11]然而，高频交易仍在继续，而且以各种形式表现出一种可持续的劲头，这都源自一个简单的原因：对于交易成本而言，如果是由人工来操作，那么每股的成本为2.05美分；如果是由电脑来操作，那么每股的成本仅为1.08美分。[12]

所以毫无疑问，数以千计的交易员和经纪人在近几年陆续被解雇，现在全球股票市场上的雇员比2012年同期减少了8.5%以上。[13]随着高频交易的方式占据了当今股票交易的一半以上份额，许多人开始考虑：把股票经纪人找回来！值得称赞的是，欧洲人已经取缔了高频交易员，法国和意大利则实施了一种交易税，这种税针对每一笔交易，对使用电脑能达到每秒上千次交易的行为进行了限制。[14]然而，现实仍然清楚地表明，股票交易行业拥有不稳定的未来——计算机及其算法必将取代数以千计的交易员和经纪人。

因此，我们即将看到更多的闪电崩盘，不仅发生在股票市场上，也会发生在许多其他行业，即“智能”机器已经开始介入的领域。每一个大事件的发生都是我们即将踏入另一个奇怪新世界的先兆，所以还是有希望的。这些机器除了会出一些小差错外，毕竟新技术的使用还是能提高生产力和生活的便利程度，而且最终会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当然，这期间势必会出现短期的中断和错位，诸如工作岗位的流失和个人经历痛苦等，但是这个路径其实就是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的作用方式。在这种已经确认的路径下，我们认为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会有很多新型的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所有的事情都将变得更好。谷歌的副总裁温顿·瑟夫（Vint Cerf）被公认为“互联网之父”，他说：“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看，技术所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远比它破坏的要多得多，现在我们也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认为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会打破这一常规。”[15]《连线》杂志的资深编辑凯文·凯利（Kevin Kelly）更加乐观，他说：“我们必须让机器人进行接管。它们可以承担许多我们正在做的工作，而且能做得更好……它们会帮助我们找到新的工作、新的任务，有助于自我提升。”[16]

在这些保证之外当然还存在恐惧心理，恐惧来自认为这种正被殷切期望的新经济所提供的工作机会可能永远不会到来。以美国柯达公司为例，在其鼎盛时期，能够达到中产阶级标准的雇员数量达到14.5万人，然而后来却破产了。柯达被“脸书”取代了，或者也可以说是被“脸书”所收购的Instagram取代了，Instagram是柯达的数字时代。使用Instagram软件，有超过1.3亿人次分享160亿张照片，而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脸书”整个公司加起来也只有1万个员工。[17]与此同时，破产的柯达只剩下大约8000个员工，那么其他13.7万个员工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找到新工作了吗？

现实一直在否认像瑟夫和凯利这样的乐观形势鼓吹者，因为许多新技术公司都只需雇用极少的员工，他们使用软件和智能机器就可以完成工作任务，这就是劳动力市场所必须意识到的惊人的变化。技术专家兼作家马丁·福特（Martin Ford）说：“想想过去十年我们所看到的那些高技术企业吧——谷歌、脸书、网飞、推特，没有哪一家公司有很多员工，因为在这些公司里，技术是无处不在的——工作都可以用技术来解决，无论是新型工作还是传统工作。无论未来必然会出现什么，也无论未来突然会出现什么，可以确定的是，信息技术（IT）可利用的范围将越来越广泛，这样一来，即使是那些最不规律的工作岗位恐怕也不会存在了。”[18]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说：“未来的工厂里可能只需要1000个机器人和一个去操控它们的工人。”[19]

经济关系考察智库的创始人杰瑞·麦考斯基（Jerry Michalski）揭示了机器化所带来的缓慢、冷酷无情的拉力，并且直言道：“自动化就是伏地魔，是一种可怕的力量，没有人愿意提这个名字。”[20]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智能机器使更高的GDP成为可能，但是它会削减人们的需求，包括那些技术人的需求。所以当我们静下心来观察这个看似越来越富有的社会时，就会发现，所有的财富获得者实际上都是机器人的拥有者。”[21]

这种担忧早就存在了——1779年，传说织布工人内德·勒德（Ned Ludd）打碎编制架子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人们对技术和机器入侵所产生的不满。但让人害怕的是，这一次，技术的力量太强大了，看起来势必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终结。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他1930年撰写的一篇名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提出了“技术性失业”概念。就像本书在前文中提及的那样，根据牛津大学的调查研究，现在已经有700多个行业影响到美国47%的工作岗位，都在未来20年中面临着电算化的威胁——这就意味着有6000万个工作岗位将遭到凯恩斯早就提出的“技术性失业”的威胁。[22]

针对这个问题，学界专家的观点各不相同。皮尤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名为“人工智能、机器人化和未来工作”的研究，请1900名专家就同一个问题进行回答，这个问题是：“使用互联网、自动化、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设备，到2025年，究竟是替代人工的工作岗位数量多，还是为人工创造的工作岗位数量多。”可能是基于他们本身就是某个领域的专家，需要顾及自己现在工作的价值和重要性，绝大多数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表现出一种肯定的态度。有接近一半（48%）的专家认为，在未来，机器人和数字化机器会替代大部分“蓝领和白领工人”，与此同时，还表示“这种现象会导致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许多人会面临失业，而且会被推向社会边缘”。[23]

另外一半的专家（52％）回应说，他们预计技术“在2015年，相比替代人工工作岗位而言，还是会创造更多的人工工作岗位”，这一组专家认为：“现阶段的许多工作原来都由人工来完成，而现在则确实被机器人和数字机器所代替。”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信，“人类的创造性势必会产生更多新型的工作岗位，以新兴行业和方式来生存，就像每次产业革命之后所带来的后续影响一样”。

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卫·奥托尔（David Autor）表达了与上面两种观点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观点。“技术根本不会造成失业，”他说，“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总能找到适合人工从事的工作。更难的问题并不在此，而是在于技术的变迁并不总是能够带来更好的工作。”[24]随着“优步”、“任务兔子”、“一揽子找工作”等应用程序的开发，看着这些失业的人，他们逐步沦为“1099工人”，以及那些在田纳西州的自动化企业所雇用的临时工，就知道为什么这些专家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如此不同并且争论不休了。

令我惊讶的是，尽管这些专家都有办法获得最新而且质量最高的信息和数据，但他们的结论还是有如此大的分歧。而其他一些基于科学的、有争议的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等，则很容易就在科学界达成很高程度的共识。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的消息，97%的科学家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为的。”[25]然而，当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出现在人类科技行为中究竟是扼杀了工作机会还是创造了工作机会这个领域时，技术界从来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每个专家都把他们的水晶球拿出来占卜，但是没有人知道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中大举庆祝自动化的到来，却不合时宜地写道：“技术创新的过程可能会将一些人抛在脑后，随着它前进的脚步，甚至会将更多的人抛在脑后。”[26]他们坚信技术将创造出新型工作岗位，就像过去每一次技术创新所造成的那样，但是坚信并不能成为承诺，与此同时，不得不看到在巨大的社会变化中大量不确定性不断涌现，未来将变得难以捉摸。

当然，除了一些具有争议的问题，技术界也有一些共识，大家都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即将降临。智能机器、人工智能、自动化以及机器人技术等，这些技术能够渗透到人们在家、在办公室或者在公共区域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特别激进的梦想家甚至指出，人类的世界已经站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专业人士将这个时点称为“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这个时代真正来临大约会在2045年。到那个时候，现阶段人工智能的爆炸将会导致机器达到真正智能的水平，甚至会超越创造它们的人类，因为它们会按照自己被设定的方式不断进行自我优化。虽然也有一些技术专家嘲笑这种认识，但是绝大多数技术专家都同意人类的世界即将开展一场深刻的变革。实际上，著名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我们正面临一个最好的和最坏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历史时期。”[27]不得不说，这个赌注相当大。

自动化和机器人，利弊参半

大家对新技术聚集了非常热情的期待，期待这些技术在某种程度上能带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如之前的工业革命一样，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结局——而且代价也相当划算——许多人将失去他们的工作，至少在短期内成为摩擦性失业者，而那些技术和创新的始作俑者却不会卷入这些问题中。那么到底哪些人会受到最大影响呢？

通常，大家都认为这场自动化革命至少会威胁那些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和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人。巨型机器人的流水作业将通过自动化生产线代替这些工人的流水作业，而这些已经刷新了我们对工业化和工作岗位的认识，让我们感到非常吃惊。但是专家现在继续预测，那些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岗位——需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工人才能完成的工作——也正在逐步变得“机器人化”。那些包含越来越精密的软件和算法的机器，正在快速提升自己承担工作的能力。逐渐地，它们就能够承担那些非常重要、包含复杂人工智能内容的工作，甚至还包括那些曾经一度被我们认为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工作。

那些被认为需要“中级技能”才能完成的工作，已经受到机械化和日益兴盛的机器化生产的严重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一次次的衰退，大量在秘书岗位、办公室文员岗位、行政职员岗位、人力资源岗位、税收筹划岗位、修理工和制造业工人岗位等类别中的工人都会面临失业。[28]制造业原来被认为似乎是最难撼动的，但据波士顿咨询公司调查显示，机器人现在已经能够承担10%的制造业工作，而到2025年这一比率将提升到25%。经济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简单，技术预言家苏·哈尔彭（Sue Halpern）在《纽约图书评论》中写道：“人工电焊机的成本大约每小时25美元，而如果使用机器人——它们完成工作显然更快且准确度更高——只需要花费8美元。零售业巨头亚马逊共用了1.5万名仓库机器人，把货物搬下货架，然后打包成箱。”[29]现在与大衰退之前的2007年相比，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了200万个。[30]《金融时报》的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指出，近年来，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增速开始快速下滑，美国经济中制造业岗位几乎没有增长。“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就是机器人，”卢斯说，“这也就产生了一个正日益严峻的矛盾：机器人使用得越多，整体增长率越高（因为它们促进了生产）；然而，不好的事情也随之而来，那就是这些机器人损害了中产阶级的利益。”[31]

这种趋势在未来只能更加严峻。一个著名的中国公司富士康为苹果公司组装苹果手机，并且为诸如诺基亚等公司组装电子产品，已经开始计划用机器人代替中国的120多万名工人。[32]来自X实验室的沙夏·梅拉斯（Sascha Meinrath）声称，3D打印技术将再次彻底改变制造业，3D打印做出了这样的创新，即可以在厂房里根据需求打印出汽车的零部件。“从卡车司机到航运零售，我们都能够看出即将发生什么事情，”梅拉斯说，“我们已经预见到整个制造业都正在面临危机，而自工业革命以来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我们必须重视这件事，因为这对中产阶级来说意味着他们一直在从事的工作将被自动化替代。”[33]

这怎么可能呢？计算机程序组成的成千上万条生产线怎么能够代替那些成千上万个有血有肉的工人呢？这是因为，许多需要中级技能的工作，其实都是一些将许多零部件组装在一起的零散工作，这些工作无一例外地不仅具有很高的重复性，而且属于相当常规的工作，这使技术人员能够成功地将这些工作改写为软件编程。正如以上两个例子，这些工作“如果用机器来做，可以完成得更快、更便宜”。科技记者法哈德·曼约奥写道：“而且有时候即使计算机并不能够完全替代这些仅需要中级技能的工作岗位，也会将这些工作变得更加简单，那么相关工作实际上就能够转移给更低工资的工人来完成——你当然还需要一位能够回应各种技术支持问题的人，但是你可以雇用一些来自安得拉邦的工人，而不是来自阿拉巴马的工人。”[34]

随着中级技能工作岗位的减少，过去20多年，工作岗位的增加大多没有出现在那些曾经被列为雇员可能会增加的范围内。工作岗位的增加不是出现在那些需要高技能、高工资的专业技术岗位，就是出现在那些需要低技能、低工资的服务部门。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大卫·奥托尔将这种现象称为“工作极化”，在相关分析中，他提出了产生这一结果的诸多原因（包括劳动者联盟影响力的扩大），但更重要的还是自动化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提升。[35]相当讽刺的是，需要低技能的工作岗位已经被证明是最难被机器人化的。那些诸如锅炉工、视频服务、女仆／家政助理、服务生、出租车和其他类型的司机、花匠、保安、家庭保健治疗和照顾小孩的保姆等需要体力工作的工人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而且这些工作不能轻易地外包给其他地区或者国家的人（尽管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种类型的工作可能会被诸如“任务兔子”等临时工机构和中介网站所颠覆，这些机构和网站实际上都是通过拍卖或者游戏化的技术来达到寻求最廉价劳动力的目的）。通过国家就业法项目，低工资工作岗位（时薪为7.69~13.83美元的工作岗位）在大衰退中减少了21%，但是自大衰退以来，有58%的新工作岗位恢复了——而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情况非常糟糕，在大衰退中有60%的工作岗位减少了，但是自大衰退以来逐步恢复的工作岗位仅有22%。[36]

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低工资的工作反而得到了拯救，原因是这些工人的工资实在太低了，利用技术重新组织有点不值。尽管工资这么低，还是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群体愿意承担这部分工作，所以也就没有什么风险投资家有动力投资研发机器人来替代这些工作岗位。然而，与此同时，有关专家也指出，有一部分机器人可以代替一些需要低技能和支付低工资的工作岗位。IRobot公司的Roomba吸尘器就是这样一款机器人，它是一款利用真空吸尘技术来清理办公室的机器人。而且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无人驾驶技术在小轿车和卡车等车型上能够得到非常广泛且合理的利用，那么出租车和“优步”司机下岗的时代就到来了，当然也包括卡车司机。还有一个附加情况，“卡车司机”在美国是排名第一的工作岗位，在2012年，这个岗位拥有170万名工人（其中95%是男性）。[37]因此，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出现，那么整个工作岗位的未来就会掀起一场狂风暴雨，而且卡车司机所拥有的技能决定了他很难找到其他可替代的工作。

在中国北部，有一家餐厅首次采用了所有服务员都是机器人的管理运营方式，其使用的是一款看上去有“三只脚”、长相很像中国“福娃”玩偶的机器人。这款机器人不仅可以传菜、迎宾，还可以做菜。这种五颜六色的机器人可以通过这家餐厅铺设好的轨道移动，据说充电两小时就可以持续工作五小时，为顾客服务也没有任何问题。这些机器人能够做出十个以上不同的面部表情，并且可以完成欢迎顾客的基本语言表达，甚至比我在曼哈顿和巴黎人开的餐厅里遇到的那些服务员表现得更好。[38]

大多数低技能的工作岗位暂时还不值得自动化，而许多中等技能的工作岗位已经被自动化摧毁，那么需要高级技能或专业化技能的工作岗位又面临什么情况呢？这些专业化更强的工作岗位现在能确保没事吗？

我们甚至都不用放眼未来——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岗位已经开始逐步进入计算机算法和自动化的聚焦范围了。就像许多需要中级技能的工作岗位那样，事实证明，许多专业化很强的工作——尽管这些工作通常需要工人接受长时间和不同专业领域的教育，具有相当强的常规性和地理上的固定性，工人也将被裁掉。原因就是理查德·萨斯坎德（Richard Susskind）所说的“分解”，即“将专业的工作分解成几个部分”。[39]这些特征使相应的工作岗位成为技术人员主要的攻克对象，这些技术人员不断地开发拥有复杂程序的智能机器人，然后通过它们对工作岗位的替代导致相关专业性人才被裁掉。[40]

例如，电脑芯片设计师这个工作岗位的数量一直在攀升，但是现在已经开始逐步地减少，减少的压力来自非常强大的软件设计程序，这些程序能够替代前期大量绘图员和逻辑设计师的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电脑程序员同样面临风险——显然，他们正着手编写的程序未来就可能替代他们的工作。这些被创造出来的软件还影响过去认为势必需要人工才能够完成的工作岗位，如税务会计、抵押和贷款等。[41]下面列举一些可能被新技术“破坏”的工作岗位主要分布的专业技术领域。

医学与疾病诊断

如今，一名技能非常熟练的放射科医生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就能为华盛顿特区的病人诊断核磁共振影像（MRI），这笔费用仅为华盛顿的放射科医生诊疗费用的1/4（放射科医生是一种专业医生，能够看懂并解释非常专业的医学影像，如核磁共振影响和X光片）。核磁共振影像可以通过互联网发送电子版本给外国的医生，而病人甚至都不知道这一情况。

但是智能机器现在能把这个过程变得更加快捷、高效——而且更加便宜——甚至比印度班加罗尔的放射科医生诊疗费用还低。随着计算机辅助疾病诊断技术的不断普及，其他医学检验也正在机器人化。有一种新型的检查子宫颈刮片的机器人，名叫“BD焦点”，能够使用非常复杂的图片搜索软件来反复浏览每一页图像并最终找到至关重要的非正常细胞的成像图片。“BD焦点”机器人如今还在不断地被改进，以期更加精确。一位人工细胞学技师通常每天只能检验80~90页的成像图片，但是如果使用“BD焦点”机器人，人工分析师就能够每天检验170页的成像图片。而且越来越多的实验室也开始使用这款机器人来找到那些确实能够表现出癌症和癌症前期病变的细胞。这款机器可以说是医学工程师的典型代表。[42]

除了可以帮助解释核磁共振影像、子宫颈刮片成像图片和X光片，拥有对过程进行准确分析能力的智能机器现在也越来越多地被放射科医生用来评估乳房X光片，或者用来分析胸部、冠状动脉、结肠和前列腺穿刺活检等结果，而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而已。IBM集团一直没有打算设计它的超级计算机“华生”，那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计算机中的冠军。华生是一个有独特的语音识别能力的超级计算机，而且能够用有些生硬的、像人类一样的声音来回答问题——当然它也可以使用像人类一样的两条胳膊来完成擦桌子等动作，总之，它一直都是冠军——这是具有广泛共识的。IBM现在正在试图使用华生超级计算机技术来搜索全球的医学书籍和资料，以研究健康和疾病症状之间的关系。一名医生如果将症状输入华生超级计算机，就能够得到一系列与这个症状相关的可能的患病结果。医生作为人类，没有那么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浏览每一篇已经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也不可能了解每一种药品的不良反应，然后在几千名病人的模糊症状中准确锁定某一种不良反应，但是诸如华生这样的超级计算机就可以做到。计算机在未来的医学领域势必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广泛的数据技术也将被深度开发。许多专家指出，人类已经步入医学革命时代。[43]

正如药剂师这个行当被加利福尼亚大学米申湾校园内的旧金山医疗中心的药剂师机器人所取代一样，放射科医生以及其他类型的医生或者医学专家也应当意识到：计算机正在向他们的工作飞奔而来。大多数专家都有这样的共识，尽管这些医学技术尚需人工监控（在实践中，最终处方的开具还是要由人工来完成，而机器只起辅助作用）。随着诸如华生这样的计算机不断被改良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快、越来越智能，在这种专业过程中需要人工的环节也将变得越来越少。[44]

“在这里，经济学上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法哈德·曼约奥说，“随着机器人可以帮助医生承担更多的工作，每个医生的工作量当然在不断减少，而工作量的减少势必会导致薪水的降低……所以毫无疑问，医生的生活质量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新型机器的影响。”就目前来看，那些最有可能被自动化冲击的医生类型绝对是你想不到的。他们不是全科医生，而是专科医生——是在药剂方面赚钱最多也是受过最专业训练的医生。这是因为，大多数专科医生都只关注一两个领域，这导致他们的工作地位非常脆弱，因此很容易被机器人取代。因为“机器人也同样具备这样的特点，那就是最擅长专精于一个领域”。曼约奥说：“它们非常擅长反复完成同一件事，而且当它们集中精力时，可以将工作做得近乎完美。”[45]

机器人记者：软件何时能撰写新闻稿

2014年3月，南加利福尼亚地区发生了一次小型地震，《洛杉矶时报》在自己的网站上做了相关报道，而这篇报道发布的时间是在地震袭击后三分钟内。这篇短文是一篇普通的叙事文章，而且几乎涵盖了所有可能的细节——地震的时间、级数以及影响的地理范围。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文稿的最后有一句非同寻常的介绍：“这篇报道的作者是计算机程序。”[46]

这意味着这篇文稿的撰写人是机器人。根据南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地震频繁程度，这个昵称叫“地震机器人”的机器一直很忙碌，在2014年6月底的一个星期内，它就报道了八起类似的小型地震。除此之外，“地震机器人”并不孤单，《洛杉矶时报》还使用其他机器人记者。依靠洛杉矶测绘工程，《洛杉矶时报》可以在一种“聊天机器人”的帮助下对比不同邻里街区，并且发布到一个叫作“凶杀案报告”的网站上，这个机器人能够自动发布帖子，帖子的内容都是关于洛杉矶及周围凶杀案情况的。

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种新型的报道。以下报道来自FriscoFan.com，这家网站通常发布旧金山巨人队比赛的要闻。

巨人队3∶1击败科罗拉多落基山队

赖恩·佛格森（Ryan Vogelsong）的贡献是在令人印象深刻的七局中，麦克·方特诺特（Mike Fontenot）完成了一个三垒打，使科罗拉多队第三节失去机会，从而使旧金山巨人队以3∶1的比分击败科罗拉多落基山队。

在第三节的比赛中，巨人队抓住领先优势，方特诺特让安德烈斯·托瑞斯（Andres Torres）和佛格森在圣何塞·查新（Jhoulys Chacin）开始之后完成了三垒打。

佛格森的纪录提高到13∶7，这也是今年在顶尖比赛中的最好成绩。他四次安打一分未失，四次三振，没有保送。圣地亚哥·卡西亚（Santiago Casilla）在2/3局捡救，这是他的第六个赛季，允许不安打不得分，冲一不保送。查新最终失去了机会（11∶14），放弃了八支安打两分的三次三振和在七局中的一个保送。[47]

计算机也可以写出这样的报道。名为“自动化见解”（Automated Insights）的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对大数据分析的模式，将数据转换成可读性的叙述，以此为FriscoFan.com网站以及其他近400个比赛网页供稿，这些比赛包括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这家公司还为雅虎的一些主要非正式足球比赛供稿。“自动化见解”让它们的机器人不断撰写报道，机器人从大数据中搜寻特别有趣的趋势进行捕捉。仅2013年，“自动化见解”这些忙忙碌碌、勤勤恳恳的机器人就产出了30亿条报道。

一个公共利益新闻机构ProPublica，以及《福布斯》杂志，都在使用一种来自一个名为“叙事科学”（Narrative Science）的公司的程序技术。在ProPublica案例中，为了炮制出精练的、可读性很强的叙述描写，这个技术利用大数据库中5.2万条库存，[48]而《福布斯》杂志则使用这种技术将数百家公司的季度盈利报告转换成可读性很强的叙述性文字。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机器人记者在没有任何人工帮助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些机器人是由在“云”中储存的大数据所驱动的，而且撰写的报道数据非常翔实，包括运动数据、股票市场的震荡数据、销售报告数据以及其他数字密集型领域。这些机器人工作效率非常高——它们几乎每一次都能够完胜人类记者。并且，读者读这些报道时，根本分不出机器人和人工完成的报道有何区别（甚至可以说人类记者与机器人相比还需要更努力）。2014年2月，《新闻实践》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读者根本不能那么明确地分清一篇运动报道到底是由人工完成的还是由机器人完成的。这项研究还发现，机器人写的内容被大家认为是柔和可接受的，而不是突兀的，并且主题非常鲜明。[49]

虽然机器人已经非常出色，但仍然没有人相信机器人记者能够完全取代这样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岗位，除非这些机器人未来能够掌握并运用大量双关语、玩笑话、常规文章撰写的技术，能够随时帮《纽约客》写出文稿。尽管如此，它还是为这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岗位带来了很大压力，使大批工作岗位的年收入逐年递减，并且承担了大量记者的工作量，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后续的持续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在线数字媒体的出现。尽管现在遭到临时解雇的记者并不是因为机器人记者的出现，然而不得不说，这种技术确实对这份职业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开始动摇记者的地位。

律师机器人：“干掉所有律师”

“我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干掉所有律师。”这是莎士比亚《亨利六世》第二章中迪克这个屠夫所说的台词。如今，我们确实在做这样的事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超快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进步，已经使技术能够独立完成一些律师的工作了。新发明的“电子取证”（e-discovery）软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同时完成百万余件文件的分析工作，而所花费的成本与人工成本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比尔·赫尔（Bill Herr）作为一家主营业务为化工的公司律师，在分析发现过程时，通常都要高薪聘请许多律师到礼堂里共同阅读大量卷宗文件。在几周的时间里，上百名律师都必须全神贯注地浏览每一页，就像在草垛里寻找细微的针一样认真地工作，才有可能找到突破点。这简直就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通常都要耗费数百万美元。而现在，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完成。而且据赫尔所说，查询结果往往相当卓越，这是因为“人总是会烦躁，也难免会头疼脑热。但是计算机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而且计算机的精确度要比人工高得多。使用“电子取证”软件，赫尔重新分析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完成的工作。他发现，人类律师的精确度只能达到60%。“想想看，花费这些大笔开销简直和掷硬币来决定的概率差不多。”[50]

随着搜索检测和复检技术基于大数据样本在计算机程序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电子取证”软件已经越来越精巧和准确。如今，这项技术可以完成的已经远不只关键词搜索。这些计算机可以提取相关联的内容，并且指出那些通常在人类律师处理上百万份文件时特别容易出错的地方。Cataphora公司是一家信息转换公司，坐落在硅谷，经常利用自己的软件来梳理文件，并且能够发现至关重要的元数据，这些元数据能够特别惊人地准确描述目标个人的反应和行为——谁与谁交谈了，以及谁在何时做了什么。这个技术能够搜索到所有与这个人相关的联络，包括电子邮件、短信、推特、电话等，并且通过标记“数字异常”来追踪那些可能被个人试图隐藏起来的行为。比如，如果一个人在发电子邮件时，忽然从愉悦的风格切换到严谨的风格，那么这样的转换就属于一种能够引发这个软件注意的特定行为。许多像国家安全局（NSA）这样的部门，都掌握着非常复杂的手机电话元数据，而Cataphora这家公司则尝试利用一种方法将这些零散的信息集中起来，并且可以将特别重要的连锁信息和人们的关系网以一种可视化的方式展现出来。[51]

雇主甚至预言，几年之后，律师行业可能会消失，虽然越来越多的法律专业学生毕业了，但是所开放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了。“电子取证”软件是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52]通常意义上来讲，仍然需要一部分人类律师来对电子取证过程进行运营和管理，以及完成最终产品的使用。但是，Autonomy电子取证公司的创始人麦克·林奇（Mike Lynch）预计律师界向电子取证的转型“将导致人工使用的锐减，一名律师机器人就能完成以前500名律师才能完成的工作量”。（《纽约时报》报道称）随着软件技术不断更新换代，他预计，“有可能还将继续削减50%的人工需求”。

毫无疑问，莎士比亚肯定是相当愉悦的。律师现在已经成为另外一个曾经赚取高薪而且需要很强的专业水平，但是正在被新经济破坏的工作岗位。

“教好……你的孩子……”

教育是另外一个被技术分裂发生剧变的行业，尤其是职业教育。在线教育即将主要向高等教育转型，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学生都能够通过远程教育在线听课，或者是直播的，或者是提前录制好的，无论你身在世界何处，几乎都可以通过这个技术实现远程在线教育。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如今，一个很大的讲堂也就能容纳几百名学生，在线讲堂却能够让百万学生同时听课。学生已经有许多免费的“大规模开放的在线课堂”可以听讲（如众所周知的MOOCs，大规模网络公开课平台）。在这之前，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的知名教授只能在校园为特定的学生授课，如今，这些教授的课堂甚至可以让来自南非、约旦和印度尼西亚的学生参与。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好奇的是：“未来几十年，如果越来越精致的在线课堂能够提供顶尖的精英教育，而且能够允许数百万名学生同时听讲，那么我们还需要那么多老师吗？”如果不需要，“那么这些以前从事教师职业的人要靠什么维持生计呢”？[53]

那些现状的捍卫者所说的也相当正确，即传统的教室学习经历是不能在网上复制的。对于教育而言，确实没有什么比从一个高水平的老师或者富有智慧的学者那里，以一种非常深刻的和长时间的教育来得到知识的传授和思维的激励更加重要。与此同时，教育还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内容，即在同一个教室的学生，个体与个体之间也在彼此产生激励。发生在校园或者集体宿舍中的友谊和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初联系，而在毕生的岁月中，校园里面形成的这种人际关系往往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几乎毫无疑问，如美国有这么多总统都是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毕业的。

另外，单纯从经济学方面来看，在线教育也具有切切实实的破坏性。学院和大学近年来一直在不断提高学费，标准已经超过家庭平均收入的增长水平。尤其是在美国，大学教育比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教育都贵得多，大学生需要去借很大一笔钱，父母也不得不为了子女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而勤俭节约做出牺牲。许多学生贷款都达到了10万美元，这些钱只能支撑到他们大学毕业，但是毕业之后他们又发现很难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令人沮丧的事实就是这样，想通过大学校园的洗礼使教育经历达到中产阶级的水平显然是一厢情愿的，可是尽管如此，也只有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和家庭能够负担得起高等教育费用。最终结果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只想要一张能够代表自己职业胜任能力的凭证，而且希望得到这份凭证时花的钱越少越好。

早在几年前，随着教育和管制标准的出台，似乎有大量学生都愿意去接受一个在线的大学教育，这也是为了对冲日益增长的学费。但是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大学只需要越来越少的教授、讲师以及教辅人员和基础设施。[54]现在已经有许多方式将各种可能性融合在一起，还有一个混合的模型正在创建，试图将全部课程以及部分校园会议、转移研讨会和面对面访谈等环节囊括在内。

贝多芬和巴赫机器人，人工智能的创作

有人认为，如果说有什么领域是能够免遭计算机攻击并且基本不可能在这种创新方面替代人类，那就是最具创造力的艺术和文学。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的确，这是人类最后的阵地，但是这些很特殊的人类大脑真的无法通过计算机程序来建立和模仿吗？

十分抱歉，事实并非如此。计算机现在已经撞开了此类创作领域的大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学院的音乐专家和作曲家大卫·科普（David Cope）博士，已经创建了一种古典音乐作曲程序。这个程序能够创作质量和情感都非常到位的古典乐，可以成功模仿音乐大师的作品，比如巴赫（Bach）、莫扎特（Mozart）和贝多芬（Beethoven），而且听众和评论人通常都很难说出其与人类作曲家的区别。创始人把这个应用程序命名为“巴赫机器人”（Bach-bot）。[55]

除了音乐作曲，音乐标签正在使用“音乐X射线”这个应用程序来评估打榜歌曲的潜力。在电影产业中，英国一家做剧本分析的大数据公司Epagogix使用计算机程序来评估电影工作室的大荧幕作品，并且估计这个作品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投资的项目。Epagogix公司的CEO和联合创始人尼克·米尼（Nick Meaney）讲述了他对剧本的人工分析评估究竟是怎样被计算机程序对主要情节点以及量化为成千上万因素的评价所取代的，而计算机只要将这些细节与已上映过的电影票房进行比对就能够得到最终分析结果。“而且计算机程序为这些细节打分时就是通过目录来完成的，就像一个老师在判卷时进行打分的工作方式一样。”米尼说。这个计算机程序通常被用来计算某一部电影到底能卖多少钱。Epagogix公司还可以为电影提出做得更加成功的改良建议，比如为它换个场景、换个主演等。[56]Epagogix公司已经在业界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声誉，因为它能够同时通过统计预测和主观预测对电影赚钱的状况进行评估。在83%的准确率下，这个计算机软件所进行的估计总额已经达到了1000万美元。[57]

然而娱乐分析家波特·比布（Porter Bibb）则非常谨慎地将这种方法称为“数字的剧本创作”。“如果你将所有的东西都放入大数据这个‘绞肉机’中，你会看到一大堆看上去都差不多的作品，”比布说，“这种方法最后一定会磨灭大批量的创造力，而且它在最后肯定会反过来对影视行业造成不良影响。”毫无疑问的是，一位电影金融家，拥有MovieArb公司的理查德·富林（Richard Furlin）却说“空谈不如实践”。他认为Epagogix这种技术“出人意料得准确”。这个应用程序确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你的证券投资组合。富林的确会去支持那些通过Epagogix检验的电影项目，他认为这种建议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他所投资的电影项目的总投资收入，幅度甚至超过了1/3。[58]

以上只是一些关于白领工作岗位和需要较高技术水平的专业工作岗位的案例，这些工作岗位的确已经开始受到人工智能、计算机及其他数字技术的影响。在这么多职业和行业中，智能机器和机器人已经越来越多地开始从事交流、解读、理解并撰写文件、自动化安排工作等，而且机器人已经开始成为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劳动力了。计算机在记忆数据和事实方面远胜人类，还非常擅长寻找信息之间新的联系，而且现在计算机已经开始入侵人类的创作领域。像华生一样的计算机正在不断提升自己在理解语言、模仿人类逻辑以及替代那些以往只有特别高的技术水平才能胜任的工作岗位的能力。随着智能机器越来越稳定地代替常规工作，并且越来越多地代替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创新势必影响更多的工作岗位，甚至包括一些以前认为是铁饭碗的岗位。

那么在什么领域机器人很难赶上人类的能力呢？现阶段看来，在两个主要领域——对现实世界中具体对象的操作，以及面对面交谈。然而，随着计算机能力的不断提升，许多专家认为，目前面临的第一个领域——对现实世界中具体对象的操作，实际上是可以解决的，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对此持反对意见。津田纯嗣（Junji Tsuda）是日本机器人公司“安川电机”（Yaskawa Electric）——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认为“计算机的大脑正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飞速发展，无论是在绩效表现方面还是在降低价格方面，都有很大进步，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仍然不能代替人类手工完成工作。人类的双手具有难以置信的精确度”。他说：“人的手上有超过1万个传感器。即使把超过1万个传感器都安装在一片硬件上面……这些机器人也只能做到更加智能，却不能完成人手能够完成的事情。”[59]

第二个领域——面对面交谈，在未来几年里，可能也会是机器人能够达到的领域，尤其是随着语音识别技术的发展。然而，我们已经越来越深地卷入旋风般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当中，现在计算机如此强大的能力和革命已经几乎让所有人都同意人类工人即将面临一个不得不去适应的、史无前例的工作挑战。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都与最终的结果息息相关。

“技术人”的诞生

许多技术专家和未来学家的视野似乎并没有停留在机器人和自动化能力究竟是会扼杀工作岗位还是创造工作岗位的层面上，他们都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心态来看待这场革命，甚至认为在人类和智能技术之间可能会出现一种大融合。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是这个领域颇具见地的领先者。这两位技术科学家指出，我们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人类历史上有两次惊人的重要事件：真实智能机器的发明，以及所有人类通过一个普通的数字网络实现的虚拟联系，转变了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发明家、企业家、科学家、小发明者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对电脑十分痴迷的人都认为，“我们应当致力于发展那些让我们吃惊的、带给我们惊喜的、能为我们服务的技术，并且尽量利用这个聚宝盆带给我们好处”。[60]

著名的未来学家杰瑞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他的专著《零边际成本社会》中更加深入地思考了这个问题，这本书描述了“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的出现将会导致“全球协同共享的迅速凸显，并且会加速资本主义的瓦解”。[61]物联网其实是一个新型技术平台，可以“将所有事和所有人都联系起来”，通过数十亿个散布于全球各地的传感器，以及一个超级互联网坐标来实现彼此之间的联系。这些传感器可以通过电力线、生产线、逻辑网相互联系，还能够植入家庭、大楼、办公室、商店、汽车，甚至可以植入人体内，数十亿个传感器能够实现与彼此的实时发射与交流，就像一个电力发动的悸动蜂巢。我有幸参加了旧金山的一个技术发布会，伯德玛西·华莱尔（Padmasree Warrior）作为全球顶级的技术公司“思科”（Cisco）的首席技术官，告诉到场的观众：“技术将拓展我们作为人类所具有的东西。我们将会携带越来越多的技术。我们在未来可能会在体内植入许多传感器，来帮助我们分析自己身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都让我们对未来抱有诸多期待。”

植入？她是说“植入”吗？当时的我就坐在那里不停地思考，而我周围大量“技术人”都在忠实地点头，并且将这些话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里。我甚至开始不确定是否信任我的电脑或者苹果手机——每次当我们打开这些设备，显然，我们就已经被广告商、企业和政府当作元数据进行追踪了，当然我们可以关闭电脑以及其他设备，并且把它们丢在家里。如今，这些人居然想把一个电脑植入我们的身体里？难道这样的事情不应当通过类似全民公决这样的方式来决定吗？

所有这些传感器，无论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还是存在于外部世界当中的，都会持续反馈一系列“大数据”到物联网全球核心网络以及核心程序，然后“云”再赋予这些数据电子蚁群般的生命力。接着我们就可以设想，这些系统按照供给和需求来提供特别完美的信息流动、资源流动、人力流动，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优点。这个系统是纯粹的“绿色”系统，能够实现物理资源和能源最高效地被利用——当然也包括人力资源。里夫金将这种特别集中而且实现深入网络化的人群叫作“生产消费者”。这些消费者能够自己生产再生能源、进行3D打印制造、在线聆听大学课程、浏览新闻、传播和接受文化与娱乐，而且这些消费者同时也共享自己的汽车、家庭住宅、衣服和工具，从而实现“协同共享”——这些人能够完全避开普通的资本主义市场，直接通过物联网来实现所有普通交易。在那个平台上，他们可以利用大数据把生产产品的成本降低到接近于零，而且可以选择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分享自己制造的商品或者服务。里夫金说，我们加入了一个“超越实体市场形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在这种全球人类越来越相互依赖的协同共享的背景下，我们正在学习怎样与彼此共同生存”。

这种观点简直让我窒息。依个人之见——尤其是如果忽略人体植入的环节——我发现里夫金的观点与比利时的P2P理论家米歇尔·鲍文斯（Michel Bauwens）和数字劳动力专家特雷伯尔·肖尔茨（Trebor Scholz）的观念相似，[62]都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吸引着眼球。对互相依赖而且协同共享的大众而言，谁能反驳这样的观点？它许诺的完美似乎从小的方面到大的方面事无巨细——以一盒牛奶或一盒鸡蛋为例，这些带有传感器的小物件就躺在你“智能”家里的“智能”冰箱架子上，当它发现自己快空了的时候，就会向杂货店发出信号，要求立即配送——毫无疑问，这种配送通过无人驾驶汽车来完成，或者通过自动快递等功能来完成。[63]它承诺了几乎所有正确的文化基因，包括及时性、效率性、创造性的许诺，通过许多特别先进的技术来实现，并且能够让产品生产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正如卡尔·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那样。[64]因此，在此必须说明，这是一个升级版的观点：在技术时代，马克思遇到了杰特森（Jetsons）。

但是里夫金、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以及其他新经济的专家，都没有切切实实地说明一触即发的问题：谁来控制里夫金所说的“协同共享”，或者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所说的“共享数字网络”？他们看上去都在预测这种他们已经认定的趋势拥有一种力量和势头，能够自动解决任何不平等，但是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来指导法律的方向，而这一方向又决定着美国工人脚下是否有坚固的立场，这是没有理由的。同样，也没有理由认为这种趋势将来可以自动为中产阶级或者穷人带来一个光明的未来。近期以来，为了经济制度而对我们政治制度的失败进行的追踪记录，并不能让人振奋：在许多具有权力的政客和国家最具有才干的经济学家的监视下，国家可能会在不断放松管制的过程中走向疯狂，而且自大萧条以来正在遭受最大的经济危机。甚至在此之前，由于薪资水平曾经相当平均，极端化的不平等日益浮现。

这些都引发了那些可能会从新技术中获利的人的合理担忧。我们当然可能最终沦陷到一种经济形态中，那就是机器人接管了所有能够通过计算机程序建模完成的工作，经济中的绝大多数利润流入了创造机器人的这些技术拥有者和管理者的腰包里。而大量人力资源沦为去做一些只需要低技能的、无法实现机器人化的工作——乏味的并且具有需求导向的工作，如家政服务、带小孩的保姆、勤杂工、零担的工作，而且可怜地拿着计件工资——忙忙碌碌地去找各种工作，以使自己能够在“共享面包屑”经济中得以生存。

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中的“左派”分子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质问科技作为动力这一愿景的可靠性。2015年1月，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全球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以及特斯拉汽车和X空间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联合几十位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人卷入了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并发布了一封公开信，表达了一些对现阶段新技术发展的顾虑。他们在这封信中写道：“至关重要的是找到一个方法，那就是得到它的好处，而避免落入潜在的陷阱中。”并且呼吁大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安全和社会效益方面。[65]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航天学院百年研讨会的一个演讲中，马斯克更加深入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将人工智能称为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并称“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可能正在召唤恶魔”。[66]这些都是世界顶级的技术家，一致认为人们在较长时期都对机器智能化和不断提升的能力抱有持续的紧张情绪，而且创造这些机器的人也担心它们有一天会替代自己。

一些专家级的技术人员甚至指出了这种情况会导致更加可怕的未来，像《饥饿游戏》描写的那样——典型的反乌托邦式的糟糕社会：机器取代人类的情况大范围出现，导致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的“收入不平等，中产阶级的持续哀号，甚至暴乱、社会动荡，以及永久性的、始终处于失业当中的下层阶级”。[67]回到未来——这些时光都让人想起过去一个世纪——发达国家所处的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之后。在那之后，既然已经从过去的历史当中吸取了教训，我们就开始想象正站在一个通往美好明天的轨道上，而这种光明就在能够沿着这条确定的轨道所看到的“历史的尽头”。然而突然间，所有的事情都不确定了。游戏规则又要重新制定。

“效率”产生的“无效率”

带着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所有焦虑和对工作岗位的替代，大家都很容易将自动化和机器人当作敌人来对待，但这种态度可能也是错误的。毕竟在过去，自动化代替了更低层级的工作，而给予了人类更好的工作。然而现在，特别让我们哭笑不得的是我们国家的失败，国家竟然不能在利用更高水平的自动化来创造一个更高生产力经济的同时，给予劳动者一份更加体面的工作，竟然不能将这种繁荣实现普遍的共享。[68]现阶段的这个挑战并不是一个技术上的挑战，而是一个政治上的挑战。

许多即将爆发的战争——没有什么措辞不当，它就是一场战争——都是关于经济效率的社会观念上的战争。我记得我在欧洲进行巡回演讲时，有一站设在阿姆斯特丹。一家名为Netwerk的电视节目采访我，这个电视节目有点儿像荷兰的《60分钟》（60 Minutes）。有一个由三个人组成的团队来负责管理运营整个采访过程，其中一个人举着一个硕大的吊杆话筒——一个看上去包着毛茸茸的毛线头巾似的话筒用来录制声音。我很谨慎地对那个握着吊杆的中年男人说：“喂，你为什么不给我找一个翻领麦克风呢？这样你就不用一直举着那个大家伙了。”他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掠过一丝伦勃朗式的闪烁，说道：“如果我那么做，我就没有工作了。”

果然如此！他这种颇具智慧的洞察力一下子就让我震惊了。如果最终的结果是更多人失业，或者更具体的结果是这个男人失业，那么这种机械化效率到底是好还是坏呢？到底什么是效率？假如经济系统中你被认为是高效率的，实际上你是无效率的，这可能吗？

一个特别有名的故事解释了相似的道理。1955年，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首脑，提及自己去福特汽车公司全新的自动工厂参观。福特当时已经由于超低工资问题而臭名昭著，员工根本买不起一辆车。指着所有的机器人和计算机主机，亨利·福特（Henry Ford）二世问这位首脑：“沃尔特，你怎么从它们身上收会费啊？”就在1秒后，鲁瑟回应道：“亨利，你准备怎样让它们买你的汽车啊？”[69]

效率。福特公司在早期的时候，一直都在创始人亨利·福特的吝啬眼光之下进行管理，按照这种理念，效率就意味着公司所能给到的最低工资。但是直到最后，甚至作为纳粹同情者的福特公司[70]都开始对经济学的逻辑做出让步，福特公司不得不给工人发更多的工资，以保证这些人能够买得起一辆车。福特用这种方法为自己的公司吸引了更多消费者，创建了一个良性循环、一种相互的仁慈——并且实现了效率的目的——因为形成了一种有效的反馈机制。

但是这种逻辑似乎已经让短视的新经济设计者感到迷惑，就像它从未发现这种牵引力已经在沃尔玛和其他企业身上起作用一样。

我正坐车赶往机场，而正在履行驾驶服务的司机告诉我，他是以此谋生的，因为他的最后一份工作——他以前是一个货运码头的货运代理人——由于计算机和自动化的出现而丢掉了，所以他现在只能靠开车来谋生计。但是在未来的几年内，显然无人驾驶汽车会代替他的这份工作。到时候他又能去做什么呢？

自动化公司可以用机器人来组装汽车，对顾客而言，汽车的价格会更加便宜，比如职业为收银员的顾客。但是如果杂货店和商场都用自己的机器人来代替人工收银员，那么谁来买这些价格更便宜的汽车呢？亨利，如果人们都失业了，谁来买这些产品和服务呢？

确实如此，人们正在被驱赶着从一个工作岗位换到另一个工作岗位，从陈旧过时的工作岗位换到冗余遭到裁员的工作岗位——被计算机程序和自动化驱赶着，这些技术就像吓人的弗兰肯斯坦怪物一样。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也将持续扩大。计算机机器人、智能机器、3D打印以及其他技术，都在不停地威胁着人们，它们对人们按下了“Ctrl-Alt-Delete”（“控制—改变—删除”）键，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迄今为止，几个世纪的政治骚动、道德义愤和对经济所有人强取豪夺的反抗，逐渐地形成了现今仁慈的规范和规则，对谁可以工作、工作多长时间以及薪水是多少进行保护。“新政”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比老板和工人之间的社会契约以前的任何版本都先进，它允许人们也分享一部分机械化和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红利。最终的结果不仅仅是更高的工资，还包括一系列社会保障、工作保险、健康保险、体面的退休金以及其他工人保障（疾病保险、带薪假期、工伤保险和失业补偿等）。这个政策创造了数百万计的中产阶级顾客去消费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都是由美国经济生产的，这种循环给商业注入了很大的活力。在这种商业模式下，产品和服务支撑了家庭的运营，并构成了充满活力的社区，通过统计部门的数据可以看出，这种商业模式也创建了和谐的社会。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在不停的校准中实现。

但是新经济——自动化、机器人化、自由职业者、“优步”经济、合同工、共享经济、“1099工人”——正在威胁着大家，要以一种令人心碎的方式结束这一切。我们正在梦游着走进一场悲剧中。

史蒂芬·霍金是现代科学家中最接近以前科学巨头的一位，比如艾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或者艾萨克·牛顿（Issac Newton）。在与其他技术专家一起签署那封公开信之前，霍金已经公开表示过他对未来的担心。在英国《独立报》的报道中，霍金说：“人人都可以想象，这种技术可以超智能地控制金融市场、超发明地控制人类的研究领域、超自动化地控制人类领导人，并且能够制造出我们无法理解的武器。在短期内，人工智能的影响在于究竟是谁在控制它，而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的影响在于它能够控制任何事情。”[71]

霍金继续说：“如果一个卓越的外星文明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我们会在几十年后到达你们那里’，而我们只能回答‘好吧，等你到了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开着灯等着你们’，或许我们不能这样做——但这或多或少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我们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坏的事情，但很少有特别严谨的研究致力于这些重要问题。我们都应该问问自己，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来提高收获利益和避免风险的机会。”

在本质上，霍金所说的是，技术人员需要一个自己的行业版本，类似医疗行业已经流传2400年之久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发誓“首先不要伤害”——“第一，不造成伤害”。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技术版本应该认识到，有时最有效率的安排反而是低效率的。因为如今，人类的大师级程序员经常指导他们的机器人做一些对人类有害的事情，而且通常还是以进步、创新和效率的名义。

机器人是无知的，但是这其中从伊甸园般的恩典中跌落下来的人类大师级程序员不是。机器人并不是问题的核心，人类才是问题的核心。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优先事项，正如它一直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被人思考的那样，人类总是与人类针锋相对。技术不会改变我们这个最根本的动力源和分界线。

计算机程序已经到来，正在缓缓地包围我们。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势必无法逃脱“噩梦”。不要忘了，“首先不要伤害”。

[1]Karin Rush-Monroe, “New UCSF Robotic Pharmacy Aims to Improve Patient Safe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March 7, 2011,http://www.ucsf.edu/news/2011/03/9510/new-ucsf-robotic-pharmacy-aims-improve-patient- safety (accessed March 31, 2015).

[2]Farhad Manjoo, “Will Robots Steal Your Job?” Slate, September 26, 2011,http://www.slate.com/articles/technology/robot_invasion/2011/09/will_robots_steal_your_job_2.html (accessed March 31, 2015).

[3]“Occupational Employment and Wages, May 2014: 29-1051 Pharmacist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May 2014,http://www.bls.gov/oes/current/oes291051.htm (accessed March 31, 2015).

[4]Robert Hof, “Still Can’t Figure Out How Programmatic Advertising Works? Watch This Video,” Forbes, June 11, 2014, http://www.forbes.com/sites/roberthof/2014/06/11/still-cant-figure-out-how-programmatic-advertising-works-watch-this-video/ (accessed March 31, 2015).

[5]Paul A.Baran and Paul M.Sweezy, “The Quality of Monopoly Capitalist Society: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s,” Monthly Review 65, No.3 (July-August 2013),http://monthlyreview.org/2013/07/01/the-quality-of-monopoly-capitalist-society-culture-and-communications/ (accessed March 31, 2015).

[6]Hof, “Still Can’t Figure Out How Programmatic Advertising Works?”

[7]Mike Shields, “AOL Layoffs Reflect Rise of Programmatic,”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30, 2015,http://blogs.wsj.com/cmo/2015/01/30/aol-layoffs-reflect-rise-of-programmatic/ (accessed March 31, 2015).

[8]Graham Bowley, “Lone ＄4.1 Billion Sale Led to ‘Flash Crash’ in Ma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 2010,http://www.nytimes.com/2010/10/02/business/02flash.html (accessed March 31, 2015).

[9]Tom Lauricella and Peter A.McKay, “Dow Takes a Harrowing 1,010.14-Point Trip,”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7, 2010,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48704370704575227754131412596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0]Simone Foxman and Matt Phillips, “Markets Briefly Plunge after AP’s Hacked Twitter Account Falsely Reports White House Explosions,” Quarts, April 24, 2013,http://qz.com/77413/markets-briefly-crash-after-aps-hacked-twitter-account-falsely-reports-white-house-explosions/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1]David Leinweber, “Avoiding a Billion Dollar Federal Financial Technology Rat Hole,” 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 37, No.3 (Spring,2011), 1-2.

[12]Eleni Himaras, “Equities Bear Brunt of Wall Street Job Cuts on Volume,” Bloomberg Business, January 14 2013,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3-01-14/equities-bear-brunt-of-wall-street-job-cuts-as-volume-drops-18(accessed March 31, 2015).

[13]Ibid.

[14]Matthew Phillips, “How the Robots Lost: High-Frequency Trading’s Rise andFall,” Bloomberg Business, June 6, 2013, http://www.bloomberg.com/bw/articles/2013-06-06/how-the-robots-lost-high-frequency-tradings-rise-and-fall#p4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5]Aaron Smith and Janna Anderson, “AI, Robotics, and the Future of Jobs,” Pew Research Center, August 6, 2014,http://www.pewinternet.org/2014/08/06/future-of-jobs/ (accessed April 1, 2015).

[16]Kevin Kelly, “Better than Human: Why Robots Will—and Must—Take Our Jobs,” Wired, http://www.wired.com/2012/12/ff-robots-will-take-our-jobs (accessed April 1, 2015).

[17]Steven Pearlstein, “Review: ‘The Second Machine Age,’ by Erik Brynjolfsson and Andrew McAfe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7, 2014,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review-the-second-machine-age-by-erik-brynjolfsson-and-andrew-mcafee/2014/01/17/ace0611a-718c-11e3-8b3f-b1666705ca3b_story.html(accessed April 1, 2015).

[18]Manjoo, “Will Robots Steal Your Job?”

[19]Nouriel Roubini, “Will You Find Work once the Robot Revolution Hits?” MarketWatch, January 6, 2015,http://www.marketwatch.com/story/will-you-find-work-once-the-robot-revolution-hits-2015-01-05 (accessed April 1, 2015).

[20]Smith and Anderson, “AI, Robotics, and the Future of Jobs.”

[21]Paul Krugman, “Is Growth Over?”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6, 2012,http://krugman.blogs.nytimes.com/2012/12/26/is-growth-over/(accessed April 1,2015).

[22]“News Release: Oxford Martin School Study Shows Nearly Half of U.S.Jobs Could Be at Risk of Computeris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September 18, 2013,http://www.futuretech.ox.ac.uk/news-release-oxford-martin-school-study-shows-nearly-half-us-jobs-could-be-risk-computerisation (accessed April 1, 2015); Carl Benedikt Frey and Michael A.Osborne,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zation?” Oxford Martin School, Programme on the Impacts of Future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Oxford, September 17, 2013,http://www.futuretech.ox.ac.uk/sites/futuretech.ox.ac.uk/files/The_Future_of_Employment_OM S_Working_Paper_1.pdf (accessed April 1, 2015);Andy Mukherjee, “Robots May Spell ‘Control-Alt-Delete’ for Workers,”Reuters, October 23, 2014,http://blogs.reuters.com/breakingviews/2014/10/23/robots-may-spell-control-alt-delete-for-workers/ (accessed April 1, 2015).根据牛津的研究，最有可能被自动化的职业包括信贷员、接待员、律师助理、店员、出租车司机、保安、电脑程序员。

[23]Smith and Anderson, “AI, Robotics, and the Future of Jobs.”

[24]John Markoff, “Armies of Expensive Lawyers, Replaced by Cheaper Software,” New York Times, March 4, 2011,http://www.nytimes.com/2011/03/05/science/05legal.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25]“Consensus: 97 Percent of Climate Scientists Agree,”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http://climate.nasa.gov/scientific-consensus/ (accessed April 1, 2015).

[26]Eric Brynjolfsson and Andrew McAfee,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 (New York: W.W.Norton, 2014), 10-11.

[27]Stephen Hawking, “Stephen Hawking: ‘Transcendence Looks at the Im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ut Are We Taking AI Seriously Enough?’” Independent, May 1, 2014,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science/stephen-hawking-transcendence-looks-at-the-implications-of-artificial-intelligence—but-are-we-taking-ai-seriously-enough-9313474.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28]David Autor, “U.S.Labor Market Challenges over the Longer Term,” 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NBER, October 5, 2010,http://economics.mit.edu/files/6341 (accessed April 1, 2015).

[29]Sue Halpern, “How Robots and Algorithms Are Taking Ove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 2, 2015,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5/apr/02/how-robots-algorithms-are-taking-over/ (accessed April 1, 2015).

[30]Robert Atkinson, “Renaissance in American Manufacturing? Not So Fast,” Globalist, February 2, 2015,http://www.theglobalist.com/renaissance-in-american-manufacturing-not-so-fast/ (accessed April 1, 2015).

[31]Edward Luce, “Obama Must Face the Rise of the Robots,”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3, 2013,http://www.ft.com/intl/cms/s/0/f6f19228-6bbc-11e2-a17d-00144feab49a.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32]Roubini, “Will You Find Work once the Robot Revolution Hits?”

[33]Charlie Warzel, “Meet the Man Who’s Trying to Predict and Fight Tech’s Future Battles,” BuzzFeed, June 11, 2014,http://www.buzzfeed.com/charliewarzel/meet-the-man-whos-trying-to-predict-and-fight-tec#.onyznn7gl (accessed April 1, 2015).

[34]Manjoo, “Will Robots Steal Your Job?”

[35]David Autor, “The Polarization of Job Opportunities in the U.S.Labor Market,”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nd The Hamilton Project, April 2010, http://economics.mit.edu/files/5554 (accessed April 1, 2015).

[36]“The Low-Wage Recovery and Growing Inequality,”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August 2012,http://www.nelp.org/page/-/Job_Creation/LowWageRecovery2012.pdf (accessed April 1, 2015), p.2.

[37]“Heavy and Tractor-Trailer Truck Drivers,” Bureau of Labor Studies, U.S.Department of Labor, Occupational Outlook Handbook,http://www.bls.gov/ooh/transportation-and-material-moving/heavy-and-tractor-trailer-truck-drivers.htm(accessed April 1, 2015); Cristen Conger, “Women Are Secretaries, Men Are Truck Drivers,” February 8, 2013,http://www.stuffmomnevertoldyou.com/blog/women-are-secretaries-men-are-truck-drivers/ (accessed April 1, 2015).

[38]Alex Ward, “Mechanic Masterchef: Robots Cook Dumplings, Noodles and Wait Tables at Restaurant in China,” Daily Mail, January 13, 2013,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261767/Robot-Restaurant-Robots-cook-food-wait-tables-Harbin.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39]Tom Meltzer, “Robot Doctors, Online Lawyers and Automated Architects: The Future of the Proffessions?” The Guardian, June15, 2014,http://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4/jun/15/robot-doctors-online-lawyers-automated-architects-future-professions-jobs-technology (accessed June 6, 2015).

[40]Manjoo, “Will Robots Steal Your Job?”

[41]Markoff, “Armies of Expensive Lawyers, Replaced by Cheaper Software.”

[42]Manjoo, “Will Robots Steal Your Job?”

[43]Greg Satell, “What to Do about the Rise of the Robots?” Forbes, February 9, 2013, http://www.forbes.com/sites/gregsatell/2013/02/09/what-to-do-about-the-rise-of-the-robots/ (accessed April 1, 2015);Brian Bergstein, “With Watson, IBM Seeksto Sell Medical Knowledge,” MIT Technology Review, September 21, 2011, http://www.technologyreview.com/news/425490/with-watson-ibm-seeks-to-sell-medical-knowledge/ (accessed April 1, 2015).

[44]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乳腺癌的诊断。放射科医生为了提高X光片诊断的准确性，一般都要进行“复审”环节——当两个放射科医师独立对同一乳房的X光片进行审查的时候，检测到癌症的概率将大幅增加。然而，一项研究发现，一个放射科医生使用一种称为“R2 imagechecker CAD”的机器人可以不用人工审第二遍。一台计算机和一个人的组合与两个人的组合工作效果是一样好的，所以乳房放射科在引入计算机之后就只需要原来医师数量的一半了。

[45]Manjoo, “Will Robots Steal Your Job?”

[46]Ken Schwencke, “Earthquake Aftershock: 2.7 Quake Strikes near Westwood,”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7, 2014 http://www.latimes.com/local/lanow/earthquake-27-quake-strikes-near-westwood-california-rdivor-story.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Aviva Rutkin, “Rise of Robot Reporters: When Software Writes the News,” New Scientist, March 21, 2014,http://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dn25273-rise-of-robot-reporters-when-software-writes-the-news.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47]Manjoo, “Will Robots Steal Your Job?”

[48]Scott Klein, “How to Edit 52000 Stories at Once,” ProPublica, January 24, 2013, http://www.propublica.org/nerds/item/how-to-edit-52000-stories-at-once (accessed April 1, 2015).

[49]Christer Clerwall, “Enter the Robot Journalist,” Journalism Practice 8, No.5 (February 25, 2014),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7512786.2014.883116#(accessed April 1, 2015).

[50]Markoff, “Armies of Expensive Lawyers, Replaced by Cheaper Software.”

[51]Ibid.

[52]Satell, “What to Do about the Rise of the Robots?”; Bergstein, “With Watson, IBM Seeks to Sell Medical Knowledge.”

[53]Roubini, “Will You Find Work once the Robot Revolution Hits?”

[54]George Leef, “Will Online Education Render Traditional College Obsolete?” Forbes, October 29, 2013, http://www.forbes.com/sites/georgeleef/2013/10/29/will-online-education-render-traditional-college-obsolete/ (accessed April 1, 2015).

[55]Ryan Blitztein, “Triumph of the Cyborg Composer,” Pacific Standard, February 22, 2010, http://www.psmag.com/books-and-culture/triumph-of-the-cyborg-composer-8507 (accessed April 1, 2015);Greg, “Creative Intelligence,” Digital Tonto, December 16, 2012,http://www.digitaltonto.com/2012/creative-intelligence(accessed April 1, 2015).

[56]Stacey Vanek Smith, “What’s Behind the Future of Hit Movies? An Algorithm,” Marketplace, July 19, 2013, http://www.marketplace.org/topics/business/whats-behind-future-hit-movies-algorithm (accessed April 1, 2015).

[57]Tom Whipple, “How Algorithms Are Doing a Number on You,” Financial Review, April 20, 2013, http://www.afr.com/lifestyle/arts-and-entertainment/film-and-tv/how-algorithms-are-doing-a-number-on-you-20130424-j0wc8 (accessed April 1, 2015).

[58]Vanek Smith, “What’s Behind the Future of Hit Movies? An Algorithm.”

[59]Junji Tsuda, “Robots Are Not Going to Steal Your Job,”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2, 2015, http://www.ft.com/intl/cms/s/0/d0769e82-b8da-11e4-b8e6-00144feab7de.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60]Brynjolfsson and McAfee, The Second Machine Age, 251.

[61]Jeremy Rifkin, “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The Book,” http://www.thezeromarginalcostsociety.com/pages/The-Book.cfm (accessed April 1, 2015).

[62]See Trebor Scholz, ed.,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and Vasileios Kostakis and Michel Bauwens, Network Society and Future Scenarios for a Collaborative Economy (New York: Palgrave Pivot, 2014).

[63]Janna Anderson and Lee Raini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Will Thrive by 2025,”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14, 2014,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4/05/14/internet-of-things/ (accessed April 1, 2015).

[64]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April or early May, 1875,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in Three Volumes, volume 3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1970), page.13-30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75/gotha/ch01.htm (accessed May 7, 2015).

[65]“Research Priorities for Robust and Benefici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 Open Letter,” 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January 2015, http://futureoflife.org/misc/open_letter#signatories (accessed April 1,2015); also see “Research Priorities for Robust and Benefici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anuary 23, 2015,http://futureoflife.org/static/data/documents/research_priorities.pdf (accessed May 7, 2015).

[66]Matt McFarland, “Elon Musk: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 Are Summoning the Demon,’”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4, 2014,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innovations/wp/2014/10/24/elon-musk-with-artificial-intelligence-we-are-summoning-the-demon/ (accessed April 1, 2015).

[67]Smith and Anderson, “AI, Robotics, and the Future of Jobs.”

[68]Robert Kuttner, “The Task Rabbit Economy,” American Prospect, October 10, 2013, http://prospect.org/article/task-rabbit-economy (accessed May 7, 2015).

[69]“Difference Engine: Luddite Legacy,” Economist, November 4, 2011,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babbage/2011/11/artificial-intelligence (accessed April 1, 2015).

[70]Michael Dobbs, “Ford and GM Scrutinized for Alleged Nazi Collaboration,”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30, 199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national/daily/nov98/nazicars30.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page.A01.

[71]Hawking, “Stephen Hawking: ‘Transcendence Looks at the Im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ut Are We Taking AI Seriously Enough?’”

第七章 “经济奇点”的阴霾

2009年11月17日，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为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闭门会议做证，该委员会正在调查2008年财政崩溃的历史性金融崩溃的原因。“作为一个大萧条的学者，”伯南克说：

我真诚地认为，2008年9月和10月经历了全球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包括大萧条时期。如果你仔细研究在这一时期承受压力的公司……只有一家……没有遭受严重失败的风险……因此，在美国13个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中，有12个可能在一两周之内都有失败的风险。[1]

被称为大衰退只是最近一次提醒我们的巨大动荡，这次动荡用尽了惊人的猛烈力量，就像一股横冲直撞的龙卷风，导致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工作和生活都变得岌岌可危。经济政策研究所指出，所有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工作的美国人，都见证过七次经济衰退——分别发生在1969年、1973年、1980年、1981年、1990年、2001年和2008年，这些人都曾经历“通货膨胀、滞胀、石油危机、石油限量供应、1987年股市震荡、储蓄和信贷崩溃、互联网泡沫的破裂、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以及2008年股票市场崩溃”，还有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崩溃，对AIG（美国国际集团）、金融行业和汽车公司的紧急援助，美国最大的州——加利福尼亚州——开始发行欠条以支付其债务，而这之后等来的不过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经济崩溃后的缓慢复苏。[2]她或他已经看到了全国“失业率两次典型上升，每次上升幅度都在10%左右”。在一段时间里，一切行业几乎都没有为生活在最底层的50%的美国人涨工资，而且传统养老金还在下降，需要强调的是，传统养老金一直是美国退休制度的核心。而与此同时，最富裕的1.45亿有工作的美国人，则在跌宕起伏的经济中游刃有余，就像巴伦那样乘风破浪，这些也是福克斯新闻和卡托研究所得出的结果。

在20世纪，所有的美国人面对这样严峻地威胁家庭活力的经济危机时，已经找到了拯救生活的方法，即伸出手来抓住政府的援助之手。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在过去的3/4个世纪里，亿万美国人从“新政”规范的社会中受益，十年又十年，一部法律又一部法律，一个政策接着一个政策。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超过以往任何一位总统挖掘了政府的特殊能力，把所有人都集合在一起，并且把不同部门都黏合在一起，创建了社会保险的各种工具来保护美国人应对经济风险和消除不安全感。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联邦住房管理、家庭和医疗休假法、学生资助、公平劳动标准法、全国劳动关系法、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平等就业机会、民权法案、反对歧视的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职业健康和安全法——这是一个很长的法律和程序列表，是罗斯福在继任总统后建立的，是所有美国人现在正在生活和长大的世界。

毋庸置疑，我们离不开这些政策，尽管在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愿意承认这件事，而且随着当今社会中许多美国人都开始独立于这些项目之外，他们更倾向于抨击政府。44%的社会保障受益人说，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按照政府的计划去做；还有60%的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利息扣除、43%的失业保险受助人和40%的医疗保险受助人也都有这样的想法。[3]这些项目和法律都是已经公开颁布的，都经过了特别精心的立法努力，而且都具有充分的理由。这些项目和法律所针对的是具体情况和条件，根据以往的经验，太多的美国人——包括弱势群体，如老年人和儿童——虽然没有做错什么，但都在艰苦的大环境中难以度日，而这一切实际上都只是经济周期的结果而已。

但是“新政”体系的建立，并不只是为了表现富人、贵族、以罗斯福为代表的政治和商业领导人的同情心。在大萧条的灾难后，它建立了一种更为广泛的宏观经济，将宏观经济上升为一个更具稳定性和健康性的体系，并且还可以使用以政府推广为核心的、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扩大经济增长蛋糕的财政刺激手段。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广泛共享的繁荣以及中产阶级的成长，从而促进消费引擎，来购买美国企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虽然该制度并不完善，但它十分有效地为更多的美国人创造了较高的生活水准。事实上，这也是在所有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创举。这个体系使美国成为世界羡慕的对象，中产阶级的梦想成为这个国家十分有魅力的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赋予了美国后“二战”时代最强大的吸引力，同时又使美国在全球舞台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但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的光环已然暗淡。放松管制、产业空洞化、金融化和自动化的经济形态，导致中产阶级不断萎缩，同时导致就业保障和生活水平降低。1979年以来，美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至少翻了一番，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已然流入少数幸运者的口袋和银行账户中。在2013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奥巴马总统表达了他最关切的问题，即位于全美收入顶层10%的人口占比达到全国总收入的一半，而这一比例在以前仅为1/3，这是自大萧条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十分严重的不平等现象。[4]3/4的美国人几乎没有什么紧急储蓄赖以生存，如果他们失去工作，就得依靠借款来维持生计。[5]就生活在一个为绝大多数美国人工作的社会而言，我们正在倒退。许多美国人日常生活的恐惧，也是茶党保守派巧妙利用的，都不是偏执狂。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质量在真正地下降。

一些带有“新政”特点的法律和政策帮助美国人抵御了风险，而现在这些法律和政策的效力已经逐步减弱甚至被推翻。一些法律和政策已经过时，不再适合我们正在转型的社会。因此，“新政”的社会正在慢慢融化历史的迷雾，就像一艘曾经辉煌的轮船，随着不断穿梭于大海中而悄然逝去了。不像20世纪30年代和四五十年代的美国政治家和商业领袖人才，面对一种瘫痪的经济危机，正直面一种为这个国家伪造一个“新政”时代的挑战，就像“二战”时期那样，政治家和商业领袖都眼睁睁地、十分无助地甚至更加糟糕地看着这种局面，随着最近国家崩溃加速的趋势，最关键的是，美国经济已经在这种影响下退回到了“新政”出台之前的糟糕状态了。

因此，对于今天，我们的下一代和再下一代，赖以生存的脚下的土地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比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在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动荡。请允许我为这些子孙后代勾勒出一个可能的未来，他们将很快宣称他们的世代传承充满了一个仍然富裕的新政社会的希望和期望，但是他们的荣耀和机会似乎正逐渐消失。

放眼望去，近一半的美国工人——6500万~7000万人，都是自由职业者、临时工、个体工商户、灰色劳动力、游走劳动力、兼职者以及介于这些职业之间的工作岗位——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常规的工作去做，取而代之的是，连滚带爬地为他们的下一份工作不停地奔波，这些工作都是小型临时工作或微型临时工作；基于在多个因素从多个侧面产生的复合压力下，工作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地下降；“为所有人创造机会”这种坚持在现代社会中的含义就是要利用各种渠道赚取那些微薄的工资，通过“分享面包屑”的经济机会，出租他们的劳动和那些已经少得可怜的私有财产，通过匿名网站和应用程序把这些东西租售给那些比自己幸运的、仍然有可自由支配收入的人；住房以及其他基本费用的上涨比打零工工资的上涨速度要快得多，这种状况让日常生活越来越艰难；看着机器人和其他形式的自动化生产正在从事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曾经从事的工作，而他们只能用鼻子贴在窗户上，看着一个个“技术人”就像绅士一样在聚会；而且只能通过阅读历史书去体会“中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当人们期待自己能像以前那样去享受一个体面的生活标准和经济安全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自己甚至几乎没有生活在安全网之下，没有工作保障或安全保障，几乎没有储蓄或者积攒一些退休资源的方式，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享受工伤补贴或失业补偿，或带薪病假、休假或假期；由于做完这份工作就要赶快去做下一份工作，他们总是会用尽自己的时间，所以意识到自己绝对不能生病，否则就会错过五六份他们已经安排的从多个雇主那里接好的零散工作；处理匿名侮辱、挫折和不稳定的客户评级，这些“1099公司”包括“优步”、“来福车”、“任务兔子”、“一揽子找工作”以及其他以应用程序为基础的工作中介和临时机构，可以擅自暂停或开除他们，或者临时砍掉他们已经承包的工作而没有任何协商，既没有合理的报酬，也没有任何的合同保证；他们必须尽力节省每一分钱，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下一个工作机会到底在哪里、在何时，所以必须忙忙碌碌地去寻找才能勉强满足家庭开销。有时候，你来回漂移在正规经济和灰色经济之间，而且正规经济和灰色经济之间的分界线已经越来越不清晰，还面临着“丝绸之路”这种威胁你和家人安全的问题。

这是一种一团糟并且十分轻率的工作生活方式，与太多美国人所继承的工作生活方式相去甚远。众所周知，年轻人现在的工作生活与“新政”创造的世界有天壤之别。许多新的经济预言家经常说“千禧一代”，8000万左右的美国人年龄都在18~32岁，他们的收入非常稳定，时间非常稳定，拥有不错的薪水和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们“不会将公司看成发薪水的机器”，他们认为“‘工作’是为了改变世界的定义”，[6]“他们期望有足够的能力去释放自己的激情”，“有价值的经历比物质更加重要”，“不认为等级观念那么重要”[7]和“期望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赚钱”[8]——看上去，“千禧一代”由新型的后资本主义的一代人构成。事实上，受到年龄在18~34岁的人所追捧的汽车数量已经在2007~2011年下跌了近30%，而原因就在于他们被更多的共享方式和更多的绿色价值观所左右，与其这么说，还不如更直白地来解释，那就是在一个近乎萧条的经济背景下，年轻人早已破产了。[9]

在蚂蚁与蚱蜢的古老传说中，今天的年轻人比起蚂蚁而言其实更像蚱蜢。这是一种惊人的说法，特别是因为它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自“二战”以来，同样也来形容每一代年轻人——别忘了披头士（the Beats）、嬉皮士（the hippies）、摩登族（the Mods）、沉溺于迪斯科舞厅的年轻人、无忧无虑的人，等等，所有这些人都只是为了今天而活，而不在乎明天。当你二十多岁的时候，你当然会正在享受脱离父母管教的自由，享受不被束缚在一个需要工作40小时的工作周，或者其他任何事情。特别是在年轻人很难找到一份体面工作的今天，谁能去责怪他们只为今天生活而没有拥抱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呢？然而当“千禧一代”到三四十岁的时候，也会像其他每一代走在他们前面的人那样，开始变得非常厌倦生活在经济的边缘地带。而且到那时，他们一定会开始认真地思考如何拥有较稳定的收入和更有保证的生活。

然而，不幸的是，那时候的“千禧一代”和“X一代”会发现一件让他们极度不安的事情：这个世界已经从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所了解的那样彻底改变了模样。“新政”所带来的“好工作”时代即将消失，因为没有足够的人致力于去争取通过法律和法规来保护这些工作或创造新的工作。相反，成熟的“千禧一代”将发现自己不过是临时工经济中的一个“1099工人”，要受到反复无常的和必须“及时”到达的雇主支配，而且要和他们的自动化、机器人化、自由劳动力协调配合，还要在“优步”式的工作场所工作。这时，他们就会发现那些看上去善意的领导人和组织告诉他们的与前几代人的不同，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他们已经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也许到那个时候，“千禧一代”将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依靠自己去反击，就像之前的每一代人所必须做的那样，来保障自己在一个老板、CEO和最近形成的这1%的贪婪团伙所主宰的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安全地位。但是到那个时候才彻底醒悟，会不会为时已晚？

“新政”对“不公平待遇”

对劳动条件进行一个简短的历史回顾确实能够提供一些非常富有启发性的内容。在今天的“1099经济”到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雇主和老板经常试图雇用那些低工资的工人，通常是以承包商、自由职业者、临时工来代替普通的固定员工。因此，看上去最新的趋势其实只是朝着历史上出现过的同一方向发展，而并非什么新鲜事物。

1902年，纽约正遭受一场大规模的罢工，有3万名意大利移民工人被雇用，以建造当时第一个地铁系统。一个银行家的辛迪加集团负责拟订主要合同，以及对其进行劳动力分包和包工头劳动力体系的支付规则，许多相关公司都按照这种合同去雇用移民。这种体系不乏有组织的犯罪和黑色、灰色市场，导致工人对薪水和劳动条件的抱怨极大，而这种类型的抱怨现在也同样成为美国工人无法摆脱的状况。罢工期间，意大利工人要求由集团直接支付员工薪水，而不是把他们当作雇用工人和承包商由中间人来支付薪水。[10]对这种条件的争取花费了这些工人许多年的时间，而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激烈的、持久的、有时暴力的对抗，以此来努力赢得这场战斗。

服装行业也是卑鄙的老板及其党羽活跃的重要场所。雇主经常会通过中间商或者批发商来削弱行业承包工作的工资。这种情况与现在通过“噢办公桌”或“任务兔子”等应用程序软件来进行竞争的情况本质上并无区别，分包商最早通过强迫工人之间的互相竞争来引发恶性竞争，而谁能够以最低的工资来提供劳动，谁就能得到这个劳动机会。[11]1910年，芝加哥服装工人的罢工引发了全市4万名工人的出动，这些工人与骑警进行战斗，其中有数百名工人受伤，两名工人死亡。但仅仅在几年后，服装业工人工会发展的高峰期所产生的影响就是，这一行业体系拒绝直接就业。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美国展望》的作者和编辑罗伯特·库特纳说：“这些斗争与在服装行业和交通运输行业等制造业中所出现的新技术进步毫无关系，而全部与权力有关。”[12]许多服装工人甚至认为技术真是一项不错的发明——他们都不是勒德分子，根本没想过去砸毁机器——而没有进行斗争的结果——仍然是——最终的结束：那么究竟是谁在控制技术和通过技术获利呢？

追溯美国的劳动史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在19世纪末，工人几乎没有权利，没有劳动保护，更没有工作保障。工人的劳动条件就是狄更斯（Dickensian）所描写的那样。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法律，如今已经是在全世界非常普遍的基本条件，曾经由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是违反宪法规定的。劳动者每天工作12~14小时非常常见，童工现象很普遍，没有午休，没有病假，没有失业和残疾保险，家庭没有安全网，而且如果雇主拒绝支付薪水，工人就无法维持生计。年龄大的工人更是属于特别的弱势群体，当他们不能工作之后，就只能在济贫院可怜地度过余生（就像许多孤儿一样）。这些工人在工作中，往往面临着工伤频繁的烦恼，有些工伤甚至是毁灭性的。但当利润下降的时候，尤其是进入70年代早期的经济萧条时期，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都没有任何愧疚感地为了加快生产而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虽然这样做明显地会使工人的工伤伤害概率更高。[13]当工人被这些无情的要求逼得“加速死亡”之后，他们的配偶和家属缺乏任何法律救济，而且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灾难，也不会得到任何经济上的支持。

今天，特拉维斯·卡兰尼克显然没有为他单方面克扣“优步”司机的薪水而抱有任何悔意，还宣称司机应当通过每天工作更长时间以及每小时提高价格的方式来赚取更大的利润，以弥补这种损失——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加速疲劳。与此同时，“任务兔子”也单方面提出要从“兔子”的薪水中提高扣除份额，而且很有可能将“兔子”开除，只是由于一个脾气暴躁的客户对其进行了差评，而且“兔子”没有任何可以申诉的理由。这是在未来中回到过去，而且还是以如此令人不安的方式。

今天的美国工人站在威武的肩膀上。过去的几十年，勇敢的人都在进行英勇斗争，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境遇——而且在任何时候他们都抱有希望。最后，在19世纪70年代，铁路行业中的工人以及寡妇开始组织工会，争取工人的补偿利益。进步不是那么快或者那么容易就能实现的，但是几十年后终于取得了成功。[14]其他工会组织——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美国煤矿工人联合会、世界的国际工人、美国劳工联合会以及其他数百家联合会——都在致力于反抗权威资本主义。今天，新经济的设计者正在想方设法扭转这种工人阶级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有关个人工作条件的成果。或至少他们想让这些工人一直就这样被动地站着，当他们去攫取工人本应该得到的收益的时候。

几十年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确实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从中受益。然而托马斯·皮凯蒂、以马利·塞斯（Emmanuel Saez）和其他人的相关研究也已经表明，在此期间，一小部分美国人的财富增长速度惊人，而一大部分人的财富已经停滞不前或落在后面。这不仅是不公平的（或者被弗朗西斯一世称为不道德），而且从稳定和扩大更广泛的宏观经济视角来看，这也是效率低下和适得其反的。

基于这一点，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对劳动力和就业的最大威胁日益明显：厚颜无耻的商务舱，似乎已经忘记了“相信资本主义”与“赚钱”[15]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且已经通过密谋、策划和反对管制来实现它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必须把劳动力自由像水龙头一样的阀门打开；而且，日益软弱无能的政客只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并在某些情况下，积极支持公司雇用美国、墨西哥短期合同工，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大多数工人的议价能力都受到了影响，他们的工资停滞不前，尽管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费用疯涨，安全网却更加恶化了。这些情况都会反过来降低消费者的购买力。如今，并没有迹象表明这样的情况会在短期内出现逆转；恰恰相反，正如在前文所看到的那样，新经济学家在规划中提出了更先进的技术和更强大的能力，进一步降低了美国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把几十年来一直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人逐离。这种后果无疑应该被诅咒。

凝视“经济奇点”的深渊

在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历史上好的工作和高工资为收入再分配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并且将购买力从企业返还给工人，以实现工人作为消费者的角色。发达国家战后发展模式的成功是建立在一个良性的反馈循环基础上的，工资的上涨使得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进而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一股上涨的潮流犹如一个良好的经济周期，承载着潮流中所有的船。

相反，正在失业的工人比率和已经失业的工人比率不断攀升，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需求和我们购买经济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零零散散的工作，这些工人必须不断地拼凑一连串低工资与微薄收入的工作来谋生，这种状况实际上在往一种混乱的方向发展，而这种方向实际上是朝着国家认为已经在过去远远甩在身后的以前就出现过的方向发展。这种状况实际上导致数百万计的美国工人都回到了在“新政”之前挤破头抢面包屑的时代。

这种退化不仅影响个人及其家庭，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进而波及更大范围内的经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兼职工人、失业或下岗工人，他们不得不花更少的钱，通过节衣缩食来减少开支。企业的客户也将越来越少，因此必须削减更多工人的工作时间。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循环，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的同时导致通货紧缩等，而且导致经济在胶着中发展缓慢。过去某个临界点——没有专家真正知道这一点到底具体在什么地方——在过了这个临界点之后，正反馈将变成负反馈，下行周期将成为一种很难逆转的趋势。

日本在一定程度上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而且远远超过了十年；欧盟则正面临即将步入深渊的危险，尽管在某些方面，这两个地方的困境已经是一个“已知的未知”。美国可能更令人担忧，因为比起世界上其他地方，我们已经接受了这种自由劳动力、承包商、机器人化、“优步”、自动化的经济，这种情况即将导致我们可能进入“未知的未知”，而且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的价值一下子飙到了一个高不可测的水平，几乎达到了16兆80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而所有这些产品最终必须有相应的购买人。我的支出就是你的收入，反之亦然。如果对任何一个特定企业而言，市场的需求量太小——如果客户都不会花钱来购买这家企业的产品，这家企业也得不到收入，那么它就不得不关门，并且停止购买继续拓展或者维持其业务的投入，也不得不停止支付工资和裁员。

但一个工人同时也是一名消费者——作为工人会得到工资，而作为消费者会把收入花掉，从企业购买商品和服务，这些企业则得到收入并且支付薪水或者工资给工人（或从其他业务中取得收入，成为这些企业的收入和员工的工资）。总之，这是一个自循环，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但是非常微妙，总能够在一个脆弱的熵状态下失去平衡。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工人是这曲刺耳的交响乐当中具有复杂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一个工人被解雇，或是从全职工降为兼职工，甚至成为一个“1099工人”，或者在不同的零散工作之间奔波，或是被机器所取代，那么相应的低工资一定会导致这些工人对消费需求的减少。当然，如果一个工人被机器人取代，那么机器人根本就不会产生消费。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大部分工人身上，那么影响将极不稳定。

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在对“赢者通吃”对劳动力产生的影响进行反思时说：“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成为需求增长的拖累，并且将成为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来源，因为它将收入从那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集中到了更多高净值的人和公司手中，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显然具有更大的消费倾向，富裕人群则更倾向于不过多消费。”[16]这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说，风险还体现在，在尘土飞扬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面前，工人将流离失所。除非能够制定就业增长的政策，否则完全不能确定劳动力产生的消费需求将会继续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有所提高。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消费者来购买由机器或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经济将变得更加不平衡，最终的结果将是什么呢？

答案非常简单：经济增长势头将停滞。就像一个因为没有足够润滑油而突然僵在那里的引擎一样，齿轮也将停止转动。

如果对今天的局面再进行详细的描述：如果“1099工人”的工作岗位数量不断减少，质量不断恶化，如果数百万中产阶级都被迫转向墨西哥短期合同工、“任务兔子”、“优步”、“空中食宿”以及其他“共享面包屑”公司，或者如果把大多数工作岗位都进行自动化，或者如果把工资降到最低，导致越来越少的人拥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那么一个现代的大众市场经济想要蓬勃发展势必将日益艰难。在当今的大众市场经济背景下，当工作和收入被无情地剥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将面临几乎没有消费者有足够的购买力和需求继续推动经济增长。

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序列最后，是一些真正令人不安的因素：因为这些力量获得动力，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坠毁在一个经济奇点的临界点——一个引爆点，在这个点及以后，我们的经济危机将会始于生产过剩和消费需求减少的严重失衡，财富被少数强大的经济势力攫取，而这些人占据着我们国家最优质的资源。在这一点上，持续的经济衰退和通缩压力成为常态，而美国模式中所倡导的给予世界机会和繁荣的梦想也将随之破灭。无论如何，当大部分的社会财富被控制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精英所攫取，导致商品和服务不能被收入极少的普通人消费，从而会引发宏观经济慢性下降和通缩周期，经济奇点就会发生。

那危险的地平线意味着激烈辩论的新经济不仅是对工作、公平以及收入不平等而言的——最终，这些都将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影响，并与美国资本主义持续经营和发展的模式直接相关，这一模式已经自“二战”以来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使美国得到了全世界的羡慕。如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部长、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就曾表示对此的担忧，声称除非有严重的政府干预，不平等和在那些收入分配最下层的50%的人群金融资源的缺乏，将“导致总需求不足——极少的消费者和企业支出不足以让GDP保持在生产能力上”。[17]技术分析师、《机器人时代》（Rise of the Robots）的作者马丁·福特说：“一个缺乏可行消费者的经济，只能拥有一个更为零和的未来。”[18]斯托·博伊德，GigaOm研究机构的前任技术顾问，同时也是一个未来经济学家，看着自己能够占卜未来的水晶球，显然面临着一种严峻的挑战：一种《疯狂的麦克斯》（Mad Max）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中，“世界上的人口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将脱离自己的工作岗位——要么靠救济为生，要么选择大幅降低自己所使用的商品成本来勉强维持生存的生活方式。到2025年，核心问题将是：在那个世界中，也需要少数人来引导‘这个以机器人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如果不需要提供劳动力，那么到底什么人是（有用）的？”[19]

经济奇点就像一个黑洞，任何社会都不敢接近，以免引力加速并吸收所有的光明和善意。一旦奇点的裂变已经达到临界质量，它只能被打断，或者从一个不稳定的泡沫刺激产生更大的经济泡沫（随着收入越来越少），要么就是导致一个大的、彻底的对现有财富的重新分配，以此作为一个启动消费需求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但由于当时的政治体制本身将被经济精英所俘获，政治和政治家不再是这种再分配的工具。毫无疑问，奥巴马总统是他这一代人中最有才华和魅力的政治家之一，但他几乎也无力扭转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就像一个围绕着重力井滚动的大理石。大理石保持在一个圆圈轨道，但慢慢地下降，并且随着倾斜的重力井漏斗的平面降得越来越快，在越来越紧的圆圈当中不断下降，最后陷入中央黑洞。在最后的释放动力学的过程中，在不远的将来，精英大多会将重点集中在：面对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破坏的不断裂变，保护其住宅，把住宅设计在城墙及护城河的后面，还包括电子和数字安全装置，都是专门设计用来控制人群的，如果有必要，也可以起到恐吓的作用。

我们并不想接近奇点的这种巨大的引力密度。但是，我们距离这个危险时刻还有多远呢？

最有可能的是，它可能仍然非常遥远，但轨迹已经非常明确，麻烦也是确定的。而且沿着奇点的波普，将会产生许多不同程度的崩溃。就目前看来，收入在最上层的5%的家庭所占的消费开支达到了30%，而这一比率在1992年仅为23%。这种转变正在加速；2009年以来，收入在最上层的5%的家庭，其支出攀升了12%，而其他家庭的支出下降了1%。[20]在大衰退的过程中，企业利润增长了25%~30%，而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则降到了“二战”以来的最低值。[21]按照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观点，2010~2013年，在没有任何缓解的情况下，美国除了收入在最上层的1/10的人，其余收入都持平或逐步下降。我们正经历着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时期。

在2008年经济危机以前，尽管工资停滞不前，由于还有信用可言，普通人还能够维持消费水平；收入增长乏力是房地产泡沫的重要驱动力，因为数百万房主都在利用自己的房子做二次抵押贷款，所以其实也是一种从ATM机里取钱的方式。但这些宽松的信贷时期已经结束，我们即将面临长期停滞甚至下降的消费需求。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两层经济已经出现，富裕家庭积蓄殷实，而中低收入的美国人则在艰难中度日，这并不奇怪。这种经济两极分化已经改变了市场，从住房到服装，到食品杂货，再到豪华进口啤酒。“这是一个两个经济体系的故事，”在线房地产经纪公司Redfin的CEO格伦·凯尔曼（Glenn Kelman）说，“有一个高端市场，是绝对繁荣。然后才是下一层，其中有中产阶级的每个人。”[22]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不明智的政策干预将导致增加的财富继续向顶端集中的趋势。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的史蒂芬·M.法扎里（Steven M. Fazzari）和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巴里·塞纳蒙（Barry Cynamon）研究了收入在前5%和后面95%的人群之间的消费模式转变，总结说：“我们担心，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还会继续拉低需求，而且会持续几十年，现在，收入在最下层的95%的人已经在靠贷款度日，已经拖累了需求的增长，而且在未来几年这种趋势还会继续。”[23]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倾向过度奖励食利者寻求金融投资，并且公司的投资回报实际上是依靠制造或为社会创造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财富提供的回报总是比劳动多。皮凯蒂认为，这将导致财富的动态积累会随着时间集中到极少数人的手中，而且将会导致不平等的继续上升，从而破坏消费需求总量。[24]

走向经济奇点的这种轨迹着实会让每个人都汗毛耸立。每一批新的统计数据都表明，正在失业的人口比率和已经失业的人口比率、更大的不平等以及中产阶级消费支出的减少等都正在逐步加剧，这是另一个“黑洞”经济的标志，可能比我们意识到的发展得更近一步。尽管全球都在采用凯恩斯研发出来的模型，而且已经成功度过了过去70年的起起伏伏，但目前这种轨迹绝对是对凯恩斯模型的直接威胁。

美国企业很快就开始为自己的近期行为进行辩护，它们说在全球经济高度竞争和动荡的前提下，公司被迫有效地提高生产率，并且要取得更多的产出，就必须有效减少劳动力和赋予现有的更少的工人以更大的工作量。当然，这是老板想达到的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客应该让他们拥有这种权利。迄今为止，大多数发达国家并没有急于接受“1099经济”和自由劳动力社会。当然，欧洲的一些国家和日本、加拿大以及其他地方，也确实都比以前使用了更多的临时工和自由职业者，但绝没有达到如当今美国这样大量使用临时工的水平，而且其他国家的自由职业者和承包商通常都与固定工人享受许多同样的工作保障和安全网。

德国汽车行业的工人收入要比美国汽车工人收入高得多，甚至会高达两倍之多，[25]但德国汽车行业仍然保持着全球竞争力，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商，出口的数量也几乎是美国汽车的两倍[26]——而且德国的汽车行业也没有采取反工人策略，比如用庞大的独立承包商和临时工代替正式工人，正如美国汽车公司所做的那样。因此，这只是一个谬论，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把自己现行经济的毛病改正过来，才便于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提高竞争力。试图通过发展新经济所倡导的反工人主义来提高竞争力的国家，放眼望去，在全球只有我们自己。正是美国的公司试图通过降低国内工作岗位的质量来把竞争的压力施加到其他国家，让这些国家为了与我们竞争也学习我们正在做的事。我们就是那个旋涡，正在威胁全世界，而且要把世界各地都吸到这个旋涡。

中国正在试图转型成为以消费作为宏观经济基础的经济类型，去替代由制造业出口支撑宏观经济的经济类型。大多数专家认为，想让中国消费者购买更多产品，最关键的就是创建一个更发达的安全保障网。安全保障网能够让人们感到足够的安全感，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去花更多的钱，而不是把所有的钱都存起来。但是在美国，我们恰恰是在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在安全保障网的运行方面越来越弱，这大大降低了工人的消费能力，而且消灭了雇员和雇主之间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稳定联系，这种联系曾让美国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了安全。

即使联邦政府决定以更多的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需求，就像那些与保罗·克鲁格曼一样有类似强烈主张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那么这种政策的影响力也会比预期小得多，主要因为对劳动力而言，工作岗位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在不断下降，加上安全网也摇摇欲坠，所以这样的政策未必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这些是影响国民经济整体是否能够保障良好运营的重要因素。对“1099经济”的广泛依赖——“任务兔子”化、“优步”化、自动化、机器人化、自由劳动力化的宏观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彻底破坏自由经济保持稳定、繁荣发展和“隆隆”前进的重要机制。届时，经济奇点的幽灵将会跃升于地平线之上，而且会越来越大。

“攫取性经济”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随着那些有权有势的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占据大量社会资源，这种颇富戏剧性的条件将导致经济奇点开始出现。除了他们之外的其他人，通过媒体如分享经济、临时公司、分包商、地下组织、黑市和其他自由劳动力社会中存在的机构，去讨取一些剩下的诸如垃圾废料一般的剩饭。这些让经济奇点发展成熟的条件就是我们所说的“攫取性经济”（Extractive Economy），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的詹姆斯·鲁滨逊（James Robinson）在其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所详细阐述的那样。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是作者对国家及其经济究竟为什么会失败或者为什么会崛起研究长达15年的成果，并且包括“权力的起源、繁荣和贫穷”等内容。两位作者从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威尼斯、古老的玛雅城邦、欧洲、英国、苏联、非洲、拉丁美洲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中，整理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历史证据，提出这样一个新理论，即为什么有些国家实现了繁荣发展，而有些国家却失败了。英国作家、政治经济学家威尔·胡顿（Will Hutton）认为他们的论证非常具有说服力，“不同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机构的质量和效果”是导致这一结果不同的主要因素之一。“资本主义本身就已经被塑造和经营成一种允许新事物不断重塑甚至破坏旧事物的机制，”[27]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次采访中，阿西莫格鲁教授说道，

“如果你要对国家的繁荣或贫穷进行思考，那么你必须考虑国家为创新和投资所提供的激励机制，以及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但可悲的是，这些机制在历史上看来是极其罕见的。我们所看到的更多是我们所提到的“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它是由少数人设计的，是由社会精英设计的，目的就在于从社会其他成员那里攫取资源。他们通常不鼓励投资或者创新，当然也不会为那些想施展自己才能的人才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28]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论证了一个重要结论，即我们绝不能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与它的政治动态剥离开来。“攫取性政治体制”势必只能培育出“攫取性经济体制”，正如“包容性政治体制”势必能够创造出“包容性经济体制”一样，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践行攫取性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国家，要么在经济扩张的短暂浪潮中失败，要么无法全面发展而逐渐衰落。而拥有包容性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国家则允许更多的人在更大程度上参与经济，在更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经营。这恰恰印证了胡顿所谓的“给予更多人更多参与机会”，让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脱颖而出，鼓励更多的人能够更多地进行尝试甚至冒险，从而激发经济当中存在的动物精神。“当经济和政治体制不是落在同一个党派手里，也不属于一群自私自利的、只想从中提取价值的政治寡头时，就到了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胡顿说。[29]奴隶制和封建主义是攫取性社会，法治和民主的市场经济则往往应当是包容性的。

关于“包容性机制”的特性，《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写道：“应当是集权与多元化的结合：国家必须强大到拥有足以能够保证制衡私人经济的权力，保证经济发展成果能够被更广泛地共享，但与此同时也能够代表政治权威。”[30]毫无疑问，攫取性经济的支持者基本上都是反政府的。他们认为规制或者税收根本没有用，并且把政府看作应当服从于他们个人意志的东西——就像硅谷的许多新经济领袖所想象的那样，包括“优步”的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和“空中食宿”的布莱恩·切斯科（以及“丝绸之路”的罗斯·乌布利希）。

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鲁滨逊得出结论，那些拥有包容性政治政府的国家——指那些能够尽可能大地扩大政治和财产权利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同时推行法治，并且提供一些公共基础设施——从长远视角来看，都经历了最快的增长。他们从十分详尽的研究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政治与公共政策，以及由公共政策塑造的机制，与一个国家经济的成功有直接联系。他们在这本书中所揭示的历史模型已经表明，我们需要做出重大抉择，去决定怎样影响一个目前处于潜在阶段的新兴经济，以确定它能够逐步发展成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攫取性社会。其实，有许多方法可以实现鼓励公司发展成“好”的公司而不是“坏”的公司，不论是在“分享经济”的背景下还是在其他背景下，这主要取决于这些公司到底是被如何监管的。

然而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劳动力社会和“共享面包屑”经济在美国的崛起，似乎也不能被肯定地认为是对一个国家的警告，警告这个国家正在被自己所建立的“攫取性机制”所侵害。实际上，这一新经济的精英设计师正在为进行更多的攫取做准备，试图通过自动化、智能机器、经纪网站等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扩大“1099工人”的规模。它同时也是政治体制失败的信号，我们应当对此表示极大的悲哀，因为不仅在美国，包括全世界各地，它意味着一种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这种制度不知凝聚了历史上多少人的灵感，但最终还是翻来覆去地进入了最后挣扎的阶段，在经济奇点面前一败涂地。[31]

教育能拯救我们吗

多年来，经济学家和教育专家都强调教育和培训在减少不平等方面的重要性。现在，随着摧毁工作岗位的海啸般强大的力量越来越近，一些人希望教育和培训将发挥关键作用，如果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那么应当帮助保持劳动力正常被雇用，并且减轻一些最坏的潜在的后果。这种观点将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看作对特定技能和工作岗位的需求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副产品，并将其看作美国教育体系未能提供正确的培训以满足这种需求的结果。[32]

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谷歌的常务董事长和《新数字时代：转型国家、企业和我们的生活》（The New Digital Age: Transforming Nations, Businesses, and Our Lives）的作者[与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合作]曾经说，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绝不是泛泛地去提供更多教育和培训，而是有针对性地注重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这四个领域通常被合并称为STEM）领域的教育和培训。贝拉克·奥巴马总统也提出，期待能够进行更多的STEM教育，因为他和施密特认为，STEM培训是为未来储备劳动力的核心所在。作为一个有相当地位的商业领袖，埃里克·施密特提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应该共同为这个目标努力。毋庸置疑，培训和教育的作用将显而易见。

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也非常赞成这个观点。鲁比尼说：“从技术进步方面产生的收益，必须通过耕种渠道流向更为广泛的普通大众，这个要求比目前所做到的程度要广泛得多，而且这势必要求专业教育这个组成部分必不可少。为了创造广泛的繁荣，工人需要能够参与这个基于数字经济的勇敢新世界的技能。”[33]

但也有专家对此持很大的怀疑态度，因为这样一来，教育培训似乎被捧为中产阶级的威利旺卡（Willie Wonka）金票（Golden Ticket），但曾经在“新政”时期绝非如此。罗伯特·库特纳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那个时期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上过大学，许多工厂的工人甚至都没有完成高中学业。1980年以来，大学毕业率一直在不断飙升——不平等也一直在增长。现在看来，工作岗位已经拓宽到要在不同学历的大学毕业生中进行挑选，而不是在拥有大学学历或者拥有高中文凭的人之间进行挑选。因此，我们需要的可能是更多其他方面的努力，而不仅仅是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培训。[34]

马丁·沃尔夫同意库特纳的意见，他认为：“教育并不是一根魔杖。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未来30年究竟需要哪些技能。因此，即便是对已经知道的那些即将成规模增长的领域，比如创造力、创业或者高层次知识服务等需求，把所有人都变成幸福快乐的少数人也是极不可能的。”[35]而正如互联网社会学家堂·瑞金（Don Rheingold）所说的那样，教育课堂如果仍然是老样子，学生“仍然整整齐齐地按照横成行和纵成列的规则坐在一个缺乏想象力的盒子里面，而老师依然教育他们保持安静，并且那些老师填鸭式地给他们讲一些知识，那简直就是在教导他们如何到20世纪的工厂去生活，而最终的结果是离目标越来越远”。[36]

但也有一些专家认为，即使通过更好的教育方法，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就此修复。马丁·福特认为，过去所尝试过的针对技术性破坏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开展更多培训和教育，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因为一旦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公司占据主导地位，根本不会有足够的工作岗位留给人类去做，无论这些人是否接受过相关的教育或训练。“我们必须决定，”福特说，“未来究竟是会建立在一个能够让大众都繁荣发展的基础上，还是会建立在灾难性的不平等和经济高度不安全的基础上，然后做出相应的调整。”[37]硅谷的知情人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的《谁拥有未来？》（Who Owns the Future?）也表示同意这样的观点。“这一点不太容易让人接受，却是真的，”他说，“随着科技的进步，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教育和努力工作将不能再保证许多人成功，能够拒绝这些现状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必须考虑解决方案的时候了。”[38]

尽管谷歌的施密特保持着自己的乐观态度，他也同样承认这一点，那就是加紧STEM教育所能产生的积极影响非常有限。他预计，最终，许多工作岗位都将被自动化和智能机器所替代，即使是对那些更高端的STEM工作岗位而言，所需要的人数也是有上限的。那么，对实在赶不上追求和掌握技术的大鳄、失去亚哈式动力的美国人而言，他们将会怎样呢？对这些人，施密特认为应当期待政府来改善这种状况，社会需要给予失去工作的工人一个安全网，使他们能够“至少安心在某一个地方继续生活，并且享有医疗保健”。

一些好心的技术人员已经提出了一个为所有闲置工人提供保障生活的津贴解决方案，确保这些人至少不能低于保障生活的最低水平（毫无疑问，这也是为了让自己面对美国伟大中产阶级的灭绝时良心少遭受一些谴责）。但随着“自力更生、独立奋斗”这一美国政治中保守主义所标榜的理念的提出，这一政策的通过似乎不太可能，至少在短中期内不太可能通过。即使这个政策在政治上是可行的，也势必导致社会中无家可归的人过着一种相当惨淡的生活，在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中，不得不独自面对生存问题，而且自己也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与这种状况十分相似的是“面包和马戏”中代表平民生活的罗马人，这种情况下的工人就像当时被喂养着供皇帝观看角斗娱乐一下，再保持一种民众顺从的行尸走肉，或者就像过去的苏维埃类型的运行体系下随处可见的消极怠工的工人——“我们假装在工作，他们假装给我们支付工资”——是一群无聊的和时不时就会酒精中毒的残废集体，这种解决路径应该被竖立一个醒目的红色旗子，告诉大家这对解决方案而言就是死路一条。

此外，这个观点非常严重地误解了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工作及其价值的这个问题。技术预言家苏·哈尔彭总结得非常好：工作赋予人们身份。[39]她引用了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迈克尔·多尔蒂（Michael Doherty）教授的研究成果，多尔蒂教授对爱尔兰工人，包括那些开城市公交车和摆放货架的工人进行过调查，试图找到关于是否工作仍然是“个人身份的重要象征”这个问题的答案，即使就业本身缺乏安全感。他总结道：“这项研究的结果可以用简洁的语言来进行概括：‘工作岗位至关重要。’”[40]主要原因就是人们有被别人尊重的需求，而一份体面的工作可以帮助人们满足这种需求。

按照库特纳的观点，我们正在寻找的其他解决方案必须触及这个问题的核心，它并不是关于教育、科技或者经济政策，而是与政治有关。事实上，他说：“我认为这一问题与教育和技术无关，是因为许多工作既可以通过临时工来完成，也可以通过固定薪资的工人来完成。”例如，在许多地区，家庭健康助手都是由个人承包的——使用的恰恰是与之不相匹配的拿着低工资并且就业相当不稳定的“1099工人”。但是在那些拥有强大工会组织的州，比如加利福尼亚，家庭保健助手赢得了一种权利，可以组织单位进行谈判并且补偿按照W-2规则领取工资的工人，享受一份体面的工作。再比如，就仓库工人这个工作岗位而言，沃尔玛仓库的工人都是“1099工人”，都是物流承包商所雇用的工人，报酬非常低，并且一直受到被随时解雇的威胁。而在其他许多地方，仓库工人都是领取薪水的正式员工，拥有稳定的工作和体面的薪水。

在那些非常有实力的酒店联盟的城市中，如纽约和拉斯维加斯，酒店员工总是能够得到非常体面的工资和福利（虽然越来越多的酒店工作岗位正由于“空中食宿”、VRBO和其他家庭共享网站的兴起而受到威胁）。这些地方的酒店工会已经能够抵制酒店管理层的意愿，抵制这些酒店管理层把员工变成随叫随到的临时工人。而在其他城市，酒店工作人员虽然做的是相同的工作，但即使是在同一家连锁酒店，只要是短期工，也只能勉强领取到比最低工资稍微高一点的工资，而且如果一旦有结成工人组织的意愿，就会经常受到分包商的威胁和报复。

尽管我个人认为库特纳可能低估了良好教育的作用，但是我仍然认为他的观点并没有本质上的错误。我们正经历其中的“经济”，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特定法律和法规的特征。改变法律法规，经济运行就会大不相同。那些过分强调教育的人，选择对政治视而不见，而政治实际上才是导致“社会契约急剧改变”的核心因素。库特纳说：“这些对政治视而不见的人错过了太多机会。”[41]对于这一观点，我个人高度赞同。

在当今各路美国领导人、组织以及公众都开始践行令人吃惊的政治退出的背景下，库特纳的观点着实让人感觉格外清新。大部分美国人看上去似乎已经放弃了政治所能够建立一个支点从而将经济引导至一个正确方向上的能力。甚至有一些人更加激进，这些人一直支持政府的角色，但现在似乎已经失去了耐心，尤其是经历了贝拉克·奥巴马作为总统的幻灭之后。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阐述的那样，在左翼倡导的“小的即是美的”理念中，相当一部分经常吸引反政府人士、持反统计学世界观人士的注意，并且这些观点在某些领导人和共享经济集团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些人的所思所想不是如何去更新或重塑一个“新政”的世界，而是他们自认为一个更加现代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中，每个人都是零散工作的工人，都要通过私人资产的变现来赚钱，他们要通过“脸书”成为自由劳动力联合体、结交朋友和建立社交联系，通过“物联网”来实现协作消费和“共享”经济，出租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的劳动力、他们的“手臂”，只是为了达到继续生存的基本目标。这些网络公司看起来已经放弃了这种层面的斗争，也放弃了继续坚持施加在美国工人头上的攫取性经济的相关挑战。相反，这些“共享经济倡导者”已经最终认定，把柠檬榨成柠檬汁的最好策略，就是开辟一个彻底新型的私家领域，一个他们能够完全掌控的私家领域。

但这种目光是短浅的、错误的，并且是非历史的。它不仅无法防止对中产阶级社会的严重冲击，因为中产阶级社会是使美国成为一个世界领袖的根基，同时也剥夺了人们的期望，即期望能够通过强烈抵抗或者集体的力量获得一些应有的改变。由此可见，从历史角度来看，让普通人成功的唯一可行的策略，就是试图把“攫取性经济”转变成“包容性经济”。

美国社会现在正处在它想要发展成的社会类型的重要十字路口。应对新经济对人们就业的影响将是未来两代人面临的决定性挑战之一。亲商团体正在进行长期努力，比如美国商会、科赫兄弟的“繁荣美国人”、卡托研究所及其他机构，都在致力于瓦解工会并且将工人逼回原始状态，但这些机构的努力最终势必不能达到它们所要达到的目标，甚至是南辕北辙，因为它必将导致经济奇点的出现，当经济体系由于需求严重匮乏并且受到精英左右而集中爆发，留下除他们之外的我们这些普通人只能去抢些面包屑来勉强度日。

必须有人把经济推向另一条与现在不同的道路上，否则我们都要为此付出代价，无人幸免。

[1]Ben Bernanke testimony, “The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Report: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of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Submitted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anuary 2011,http://www.gpo.gov/fdsys/pkg/GPO-FCIC/pdf/GPO-FCIC.pdf (accessed May 8, 2015), page 354.

[2]Kathryn Anne Edwards, Anna Turner,and 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 “A Young Person’s Guide to Social Security,”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2012, http://www.nasi.org/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Young_Person%27s_Guide_to_Social_Security.pdf (accessed April 1, 2015), p. 6.

[3]Bruce Bartlett, “GOP Cuts Budget with an Axe Instead of a Scalpel,” Fiscal Times, February 11, 2011, http://www.thefiscaltimes.com/Columns/2011/02/11/GOP-Cuts-Budget-with-an-Axe-Instead-of-a-Scalpel (accessed April 1, 2015).

[4]Barack Obama,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Economic Mobility,”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December 4, 2013,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12/04/remarks-president-economic-mobility (accessed April 1, 2015).

[5]Angela Johnson, “76% of Americans are living paycheck-to-paycheck,” CNN Money, June 24,2013, http://money.cnn.com/2013/06/24/pf/emergency-savings (accessed May 9, 2015).

[6]Sara Horowitz, “94 Percent of Millennials Want to Use Their Skills for Good,” Huffington Post, July 24, 2014,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sara-horowitz/94-of-millennials-want-to_b_5618309.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7]Dan Schawbel, “Millennials vs. Baby Boomers: Who Would You Rather Hire?” Time, March 29, 2012, http://business.time.com/2012/03/29/millennials-vs-baby-boomers-who-would-you-rather-hire/ (accessed April 1, 2015).

[8]Lindsay Van Thoen, “3 Ways Millennials Are Revolutionizing the World of Work,” Freelancers Union, July 26, 2013, https://www.freelancersunion.org/blog/2013/07/26/3-ways-millennials-are-revolutionizing-world-work/ (accessed April 1, 2015).

[9]Sara Horowitz, “America, Say Goodbye to the Era of Big Work,”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25, 2014, http://www.latimes.com/opinion/op-ed/la-oe-horowitz-work-freelancers-20140826-story.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10]Robert Kuttner, “Why Work Is More and More Debase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23, 2014,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4/oct/23/why-work-more-and-more-debased.

[11]Robert J. S. Ross, Slaves to Fashion: Poverty and Abuse in the New Sweatshop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cited in Kuttner, “Why Work Is More and More Debased.”

[12]Kuttner, “Why Work Is More and More Debased.”

[13]Amanda Armstrong, “The Sharing Economy: 21st Century Technology, 19th Century Worker Protections,” In These Times, October 28, 2014, http://inthesetimes.com/working/entry/17278/the_sharing_economy_21st_century_technology_19th_century_worker_protections (accessed April 1, 2015).

[14]Ibid.

[15]正如一位欧洲商人对美国总统所说的那样：“我信仰的是资本主义，但你只信仰赚钱这件事情。这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Steven Hill, Europe’s Promise: Why the European Way is the Best Hope in an Insecure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page 64.

[16]Nouriel Roubini, “Where Will All the Workers Go?”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31, 2014,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echnology-labor-automation-robotics-by-nouriel-roubini-2014-12 (accessed April 1, 2015).

[17]Thomas Edsall, “Can Capitalists Save Capitalism?”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1/21/opinion/can-capitalists-save-capitalism.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18]Martin Ford, “The Robot Revolution: Why You Should Worry,” Huffington Post, March 25, 2013,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martin-ford/robots-economy_b_2500617.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19]Aaron Smith and Janna Anderson, “AI, Robotics, and the Future of Jobs,” Pew Research Center, August 6, 2014,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4/08/06/future-of-jobs/ (accessed April 1, 2015).

[20]Nick Timiraos and Kris Hudson, “How a Two-Tier Economy Is Reshaping the U.S. Marketplac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8, 2015,http://www.wsj.com/articles/how-a-two-tier-economy-is-reshaping-the-u-s-marketplace-1422502201 (accessed April 1, 2015).

[21]Barbara Garson, “Freelance Nation: When Good Jobs Turn to Bad,” Salon, August 20, 2013, http://www.salon.com/2013/08/20/freelance_nation_when_good_jobs_turn_to_bad_partner/ (accessed April 1, 2015).

[22]Timiraos and Hudson, “How a Two-Tier Economy Is Reshaping the U.S. Marketplace.”

[23]Barry Cynamon and Steven M. Fazzari, “Inequality,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Slow Recovery,” October 24, 2014,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http://ssrn.com/abstract=2205524, p. 30.

[24]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5]Frederick Allen, “How Germany Builds Twice as Many Cars as the U.S. While Paying Its Workers Twice as Much,” Forbes, December 21, 2011, http://www.forbes.com/sites/frederickallen/2011/12/21/germany-builds-twice-as-many-cars-as-the-u-s-while-paying-its-auto-workers-twice-as-much/ (accessed April 1, 2015).

[26]Niall McCarthy, “Germany Is the World’s No. 1 Automobile Exporter by Far,” Statista, September 13, 2013, http://www.statista.com/chart/1451/germany-is-the-worlds-no-one-automobile-exporter-by-far/ (accessed April 1, 2015).

[27]Will Hutton, “Which Will Be the Big Economies in 15 Years? It’s Not a Done Deal,” Guardian, December 29, 2013,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dec/29/worlds-largest-economies-and-their-future (accessed May 8, 2015).

[28]“Daron Acemoglu on Why Nations Fail,” MIT News/ MIT Video, March 23, 2012, http://video.mit.edu/watch/daron-acemoglu-on-why-nations-fail-10628/ (accessed April 1, 2015).

[29]Will Hutton, “Which Will Be the Big Economies in 15 Years? It’s Not a Done Deal.”

[30]Martin Wolf, “The Wealth of Nations,” Financial Times, March 3, 2012,http://www.ft.com/intl/cms/s/2/56f88be0-6213-11e1-807f-00144feabdc0.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31]针对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鲁滨逊论文的批评有许多，其中有一些还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们的工作中找到大量有价值的东西，认为他们在解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个问题的时候忽略了地理因素。如果只是一个亚洲中部的内陆国家，而不是一个海洋国家，利用其海军舰队征服全球帝国（包括北美洲），那么英国会在19世纪中期取得全球霸权吗？难道英国能够在18世纪晚期成功爆发工业革命的原因之一是这个，而不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丰富的铁矿、煤炭资源和大量自来水作为前提条件吗？其他一些相关批评还指出，作者在分析国家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时，没有注重至关重要的文化因素。参考Jared Diamond, “What Makes Countries Rich or Poo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7, 2012,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2/jun/07/what-makes-countries-rich-or-poor (accessed March 25, 2015)。然而无论这些批评究竟多么正确，它对于我们理解什么样的条件会引发经济奇点而言并不重要。

[32]See Claudia Dale Goldin and Lawrence F. Katz,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33]Roubini, “Where Will All the Workers Go?”

[34]Josh Bivens et al., “Raising America’s Pay: Why It’s Our Central Economic Policy Challeng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June 2014.

[35]Martin Wolf, “Enslave the Robots and Free the Poor,”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1, 2014,http://www.ft.com/intl/cms/s/0/dfe218d6-9038-11e3-a776-00144feab7de.html#axzz3W2imOMid (accessed April 1, 2015).

[36]Smith and Anderson, “AI, Robotics, and the Future of Jobs.”

[37]Martin Ford, Rise of the Robots: Technology and the Threat of a Jobless Fu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http://www.amazon.com/Rise-Robots-Technology-Threat-Jobless/dp/0465059996 (accessed April 1, 2015).

[38]Jaron Lanier, Who Owns the Futu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3).

[39]Sue Halpern, “How Robots and Algorithms Are Taking Ove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 2, 2015,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5/apr/02/how-robots-algorithms-are-taking-over/ (accessed April 1, 2015).

[40]Michael Doherty, “When the Working Day Is Through: The End of Work as Identity?”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23, No. 1 (March 2009).

[41]Kuttner, “Why Work Is More and More Debased.”

第八章 新经济空想家：带头大哥正带领我们走向何方

尽管正如本书前文所述的那样，新经济有许多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也有一直在大肆宣传和庆祝的特点，即它认为自己为美国工人提供了更多的自由空间和工作机会。新经济仍然是被作为一个真正的未来先驱来对待的。大众媒体本来应该对它提出强硬的问题，暴露它是否存在许多反驳和矛盾，却反而成了这场“淘金热”的牺牲品。美国人通常都非常羡慕胜利者，因此似乎不会有任何人给一个超过数十亿美元估值的公司打预防针，让它们对尽职调查进行反侦查。

对硅谷的态度更是十分的尊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媒体错过了近年来的主要机会，因为探索和研究总是失效的，如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视，以及一个巨大的8兆美元的房地产泡沫最终破裂和经济的崩溃，甚至最近的全球过热（全球气候变化报道似乎有了一些改进），所以太多媒体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控制下像睡着了似的，而当需要它出面审视黄金技术人的时候，它也是这种状态。

如果媒体能够从其金玉其外的表层继续深入挖掘，更加坚决地继续探索这种风险投资的公司和领导到底是怎样发展起来的，究竟进行了哪些交易和实践，就会发现，在闪闪发光的外表下面，也有败絮在其中。更主要的是，它沿着华尔街—硅谷这条主轴安然地“照常营业”，抱有对法规、税收、政府监督和民主的厌恶，取而代之的是对权威的膜拜、对攫取性垄断的追逐、对“破坏”的狂热和高企的IPO的追求。[1]

例如，共享经济的一个令人好奇的方面还没有被真正地开发出来，即对其天真的幻想和福音传道者式的迷恋。一方面，无论左翼人士还是右翼人士都对其非常维护；另一方面，其与自由劳动力社会可以说是连体婴儿。从历史上来看，左翼和右翼分子走到一起的时候，只有“民粹主义”爆发的时刻。“民粹主义”通常是一个可以不断实现自我发酵的现象，因为它能够触及人们的希望和恐惧，通常超越理性。最初，民粹主义被认为是专门直接针对精英利益的一种反抗，但是缺乏理性，而最终精英分子（或一些学院派的精英）能够从这种浪潮中逃离出来，并且想方设法进行处理，从而在另一个方向上重新实现精英的控制。论点和论点的对立面进行碰撞便会产生辩证冲突，结果往往会形成一种“新常态”。尽管这听起来有些难以理解，历史上却充满了这种类型的被证明是误报的“改变”，而这恰恰也是共享经济正在发生的事情。

共享经济哲学是由渐进的乌托邦主义的古怪的酿造、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环保的强烈愿望以及反政府的不信任所组成的。其中，反政府的不信任对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许多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都有足够的吸引力。特别是那些政治上的左翼人士，反政府的情绪深受政府干预的价值进步支柱的影响，已经在一系列的关键领域包括公民权利、影响显著的环境、劳工权益、减少不平等等方面表现了出来。事实上，新的解决方案促进了整个范围内更广泛的共享繁荣。这导致了左翼人士的内部分裂，甚至导致共享经济阵营中保守人士的同床异梦。

在写到共享经济的时候，经济学家道格·亨伍德（Doug Henwood）这样表述：“销售摊位随着这场革命，变成了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 Barbrook）和安迪·卡梅伦（Andy Cameron）大约在20年前写的那样，被称为‘加州的思想’。”[2]巴布鲁克和卡梅伦看到的是一种“融合对立”，源于一种“新的信仰，即旧金山的波希米亚精神文化与硅谷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奇怪融合”。作者写道：“加州意识形态混杂式地与嬉皮士的自由精神以及雅皮士的创业精神相结合”——一种常见的反政府的不信任所决定的合作。[3]

新左派的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汤姆·海登（Tom Hayden）以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组织（SDS），主导了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雅皮士和学生抗议活动，而与此同时，以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为首的右翼在20世纪60年代正是政府处于越南战争的阶段，认为“大政府”极度可疑。[4]因此，通过拼接在一起的方式，新左派和新右派都“反对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加州意识形态则提供了“调和激进的和反动的技术进步方式的想法”，巴布鲁克和卡梅伦写道。“虽然新左派不乐意政府资助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国家监督州行为中存在可怕的入侵随着爱德华·斯诺登的爆料而变得更为加剧——“新右派攻击国家干预通过市场竞争而实现的新技术的自发传播，”[5]亨伍德写道，“巴布鲁克和卡梅伦认为，个人主义和技术乌托邦主义已经被合并成一个单一的、十分诱人的包装了。”[6]

因此，有一些长期的根源，让左翼和右翼人士在当今盛行的共享经济中寻找共同的原因。左翼亲商派杂志《福布斯》为“共享经济”欢呼，认为共享经济是“一场经济革命，正在帮助数百万人提供兼职创业的机会”。而右翼人士则将共享经济作为一种让政府能够进一步滚远点的方法，刺激更多的私有化，终结授权和安全网，如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艾茵·兰德说，技术极客和技术人自由权利希望利用他们具有破坏性的技术发明赚取大量金钱，甚至想作为宇宙主宰未来兵团来发挥他们在世界中的作用。还有中右翼比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已经与共享经济签署协议，他撰写了一个标题为《如何利用你的衣柜赚钱》的专栏，庆祝这个“萌芽新经济活动”，认为这种方式“为中产阶级创造财富和储蓄开辟了一种新途径”。他继续在另一个专栏里说道，许多人都“通过建立自己的品牌声誉，仍然能够过上不错的生活，无论是出租他们孩子的房间、他们的汽车还是电动工具”，等等。[7]

在左翼人士看来，共享经济激发了许多传统进步的价值观：分权、可持续发展、基层赋权和反对官僚。在拥有许多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人士的今天，人们明显感觉到政府——尤其是最近的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已经让他们失败了，而且在这种自力更生的新精神的深入影响下，这些人都想规避大政府模式。许多社会企业家和共享经济梦想家更是强烈地支持这种观点。左翼的智库人士包括一些政治理论家，比如无政府主义者知识分子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和他提出的“激进城市化”概念，以及E. F.舒马赫（E. F. Schumacher）在“小的即是美好的”理念基础上提出的深绿色哲学。

自由进步的共享的圣经，是雷切尔·波特曼（Rachel Botsman）和罗杰斯（Roo Rogers）共同撰写的《我的就是你的：协同消费的崛起》（What’s Mine Is Yours: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是他们写的一个礼貌宣言、网络入口、一道伸向乌托邦的革命激情。作者气喘吁吁地宣扬了他们所谓的“一个安静而强大的合作革命”的力量，说到新兴的分享各种东西的软件，从“空中食宿”到Zipcar（网上租车），到“旧货交换会”（Swap Meets），再到网飞公司视频网站——最后宣布，共享经济的力量是巨大的。[8]虽然过于宽泛，但这本书仍然可以说完成了一项有价值的工作，即通过连接各种在共享经济条件下新生出来的各种现象的点，来试图表示他们“共享经济”的星座图谱，就像天上的北斗七星。这本书是一项巨大的成功，而且使波特曼成了国际运动的领袖，因为它把握住了读者的生态紧迫性，并且挖掘了丰富的脉络，强调了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其中还夹杂着技术产品的乐观，承诺几乎可以不费力地解决一些看似棘手的危机，并且不需要牺牲任何人。“我们相信我们正处于一个乐观而重大的变革时期……我们已经开始远离传统的消费观念，而正在向节约型消费转变。”作者写道。[9]自从这本书在2010年出版以来，这些发生危机的事实的确已经表明，共享经济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但这种状况并没有削弱这本书的吸引力或作者对共享经济的热情。

然而，我在波特曼一些关于新经济的观点中发现了一些令人难过的事情。即使是在共享经济所能提供的最佳情况下，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所谓的“共享”——通过网站和应用程序以匿名的和毫无人情味的方式相互影响——这种方式只是为我们提供了更多证据，来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些最基本和最必要的东西。如果说有哪些词语一直以来都是“共享”的同义词，那么显然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了——面对面、手牵手、人与人的接触。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显然，连我们的语言都在欺骗我们。现在，我们不再了解我们的邻居，而是热衷于与陌生人进行共享，而这些陌生人是被其他陌生人顶在网络上层的人。在长篇累牍地描述形势喜人的文章中，波特曼的书只是从表面上分析了工人和劳动力的困境，BuzzFeed网站的查理·瓦泽尔却进行过深入观察，认为共享经济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劳动中介平台。共享经济确实在通过现实世界对那些试图谋生的人产生影响，而谋生是人类生存中最基本的努力。[10]

在某种程度上，波特曼以及其他“共享经济倡导者”对任何劳动和工作岗位有关的东西都很感兴趣。从上下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共享经济”就是“分包经济”，在这种经济模式下，每一个人都是自顾劳动者或者可以说拥有自己的公司。这也是他们与保守人士持有的共同观点。对于右翼人士，杰米亚·奥扬（Jeremiah Owyang）基于硅谷创建了“众包公司”，曾经在《华尔街日报》中写道：“保守人士非常热爱共享经济中所囊括的创业精神和创新环境。”他说：“共享经济实际上是一种以技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应用程序驱动的，它就像嬉皮士公社所感知到的那样。”[11]他还表示，共享经济提供了一个人人都能够建立自己企业的平台。当然，小布什总统推动的“所有权社会”与共享经济的某些理念是有交集的，他主张安全网走向分权，并且主张联邦的某些权力下放给州政府。他也遵从人们应当更加自力更生的哲学，不主张通过“大政府”来作为（虽然小布什的所谓“小政府”有一支十分庞大的军队，但这与共享经济倡导者所期待的小政府理念大相径庭）。

同时，在左翼人士看来，不同视角的支持者也已经表示，共享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能够替代为美国企业拼命工作的谋生方式。不用作为晋升梯子上的垫脚石，能够自己设定工作时间和工资，而且有许多种工作供选择，青年男女都有权为自己经营的微型企业工作，而不是为他人打工。现在你可以在你想要的工作岗位上做你想做的事情，还可以通过别的途径来赚钱，即实现所谓的“货币化”——通过出租——能够出租的不仅是劳动力，还（通过那些比较合理的途径）有属于自己的某些财产。你可以削减开支，降低消耗，避免激烈竞争。的确，看上去似乎“小的即是美好的”，无论是左翼人士还是右翼人士——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应该优先考虑的“小”的含义。

但是，如果他们的基本原则大不相同，那么左右双方到底该如何共享这一共享经济所搭建的共同立场呢？这就是共享经济的显著特点——它能向许多不同的观众承诺很多不同的东西，同时能对不同的耳朵说几种语言。其多种语言所能够体现的多重呼吁，体现在许许多多“热情支持者专著”的乐观标题上，这些标题表达出人们认为共享经济以及P2P这种经济类型和协同消费是一个奇迹的共识：

《如何利用“空中食宿”致富》、《做你想做的事，赚你想赚的钱：工作就像你想要的那样》、《没有工作，如何赚钱》、《共享的好处：如何通过协作消费节省金钱、时间和资源》、《横向的自由职业者：如何在共享经济中生活》、《空中食宿：一边睡觉，一边赚钱》、《我的就是你的：协作消费的崛起》、《协同经济下的网络社会和未来情景》、《网络：为什么商业的未来是共享》、《大爆炸的破坏：在毁灭性创新时代中的战略与同行公司：看人类和平台怎样发明了协同经济和重塑资本主义》。

这类书读起来就像在引导你怎么做，像一个自助助手，或者一本快速致富指南，都是用谄媚的语气在称赞读者：“你也可以拥有一切。”但我们真的可以吗？技术专家萨沙·梅因瑞斯（Sascha Meinrath），X-Lab和开放技术研究所的创始人，就曾经直言不讳地对共享经济是“小的”或者“美好的”等类似观点进行反驳，认为这种经济不是为了帮助小男孩和小女孩小打小闹而产生的。

他说：“现在我们有几年的时间来观察共享经济的运作，以及它的影响，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原因。”在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需求导向技术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浮士德般讨价还价的魔鬼部分被忽略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他担心收入差距会随着这种需求导向的技术被应用到一个巨大的并且不断增长的“1099工人”大军中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拉越大。

“当每个人都已经被这些系统所包含的闪闪发光的潜力所蒙蔽的时候——特别需要明确的是，这些系统将要释放的潜力的确是巨大的——但是基于这些系统目前的运作，观察其未来可能产生的轨迹，却不得不说是暗淡无光的，”梅因瑞斯说，“我个人认为，这些系统可能正在把社会推向一个极端的财富鸿沟当中”，使流动性变得特别小。正像我为了写这本书而采访的许多其他人一样，梅因瑞斯也表示，有“更新社会规范、消费者和工人保护的需要——应当缔造一个21世纪经济的新社会契约。否则，我们到2050年就只能看到财富呈现差距越来越两极分化的双峰分布图”。

共享经济的“承诺”让人想起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一个不那么鼓舞人心的时代。就像本书在引言中曾经提到的那样，经济学家朱莉特·斯考尔称，共享经济以及自由劳动力社会的结合，可以抽象地形容为“后工业农民模型”。斯考尔对此阐述道：“这（共享经济）是非常典型的家庭经营模式：在整个年度当中，劳动力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他们的生产活动和收入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而且得到商品和服务的途径也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如物物交换等。而这种原始状态就是我们在共享经济轨迹下即将进入的社会。”[12]

如果你向往周末的文艺复兴节，那么回到农民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听起来也是十分愉快的。但与此同时，如果这种模式会把你的未来经济前景严加束缚，那么这听起来又是十分凄惨的。对于许多共享经济最狂热的支持者、CEO和各种“带头大哥”公司而言，这些从梅因瑞斯和斯考尔口中说出来的话，都可以看作一种对他们主宰的大游行所唱的反调。这些狂热分子和共享经济大师都表现出一种为保障共同利益团结起来的趋势，并且变得更加具有反抗性，而不是直接接受这些批评，即使这些批评来自同样是技术专家和思想领袖的斯考尔和梅因瑞斯等人，即使这些人也是显然能够认识到共享经济的潜力并且分享了许多关于共享经济所追求的目标和抱负的人。

事实上，共享经济已经演变成一个“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Test）。在这个实验中，许多观众都能看到他想看到的东西，在美国人经历了现阶段的经济困难时期之后，这种意愿毫无疑问地会更加强烈。人们渴望知道为什么他们的生活越来越不稳定，并抓住了民粹主义的稻草。“空中食宿”CEO布莱恩·切斯科和雷切尔·波特曼总是像打过蜡般的热情洋溢，就像能说会道的十字军那样，对共享经济所倡导的“信任”和“归属感”的理念进行大肆宣传[13]，但在现实生活中，居住在纽约的凯文·罗斯（Kevin Roose）显然更能揭露问题的本质，他认为共享经济“并不能够带来信任，只能够带来绝望”。他指责共享经济的支持者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共享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实体经济裹足不前的基础上的”。是什么迫使人们为陌生人敞开家门和出租汽车的？“迫使人们这样做的并不是信任，而是人们要赚钱以维持生计。”他说。[14]

众所周知，我们需要美钞，并且还必须夜以继日地努力去赚足够的美元钞票。这一点相当明显，然而这种吸纳似乎已经在这么多的共享经济支持者那里，以及如此多的媒体报道中完全被忽略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极其努力生存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常规到无形的，而我不禁想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到底是什么让共享经济的世界观能够熟视无睹地忽略一个如此重要的事实，而且就在每个人的眼皮底下？美国人总是喜欢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但如果你总是主观地去选择忽视它的时候，现实就会以另一种方式来吞噬你。

不幸的是，太多的共享经济幻想对于这么重要的事情，对于这样一件已经波及全国的事情，选择了拒绝接受。无论这种选择是来自政治的左翼还是右翼，那种将共享经济看作自由劳动力社会的经济引擎的观点都是可悲的错误观点。当人类加入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浪潮中时，这种混搭的组合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可能是致命的。

共享经济是绿色的吗

共享经济中的左翼观念也深深地注入了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价值观。一些来自右翼的支持者也非常重视这种观点，或者说至少对这种观点并不反感。但在这里，炒作正在超越现实。

绿色发展倡导者说，共享经济是一种明智的方式，能够使用更少的资源，通过共享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能够生产和消费较少的新东西，所以最终累积的影响将有益于整个星球的可持续发展。前奥巴马政府的官员以及《绿领经济》（The Green Collar Economy）一书的作者（这本书是为共享经济唱赞歌的，尤其是所谓的协同消费）范·琼斯（Van Jones）说：“如果以一种共享和交换经济来代替以前传统的经济模式，你会发现你在世界上留下的足印更轻一些。”[15]琼斯动情地谈论未来的经济，在那个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共享越来越少的物品——汽车、住房、个人财产——而且，他还在旧金山的共享会议上表示，我们可以“以一种方式避免曾经盛行的消费主义和破坏”，因为“所有这些现有技术和新公司的存在，都可以帮助人们在不破坏我们星球的基础上赚钱、省钱，还能保证经济良好运行”。[16]

“东西的故事”项目中的安妮·雷纳德（Annie Leonard）在短视频中介绍了如何转向更环保方向发展的社会，也认为共享经济协作消费的关键就在于“改变游戏规则”，通过挖掘潜力来改变经济发展的基本轨迹。[17]在这方面，雷纳德和琼斯似乎还有一个奇怪的环境灵魂伴侣——这个角色非特拉维斯·卡兰尼克莫属，卡兰尼克就曾经吹嘘过“优步”会对环境产生很大的效益。卡兰尼克称，“优步”是“减少城市拥堵的良方，有多少需求就有多少辆车上路，这是多么好的环境保护”。[18]他认为，“优步”司机将无处不在，喜爱汽车的美国人会放弃自己的汽车，这似乎是更傲慢的营销炒作，但这种功能得到了许多共享经济的倡导者的认可。

但《华盛顿邮报》的凯瑟琳·拉姆佩尔（Catherine Rampell）公开驳斥卡兰尼克以及他对于绿色出行的这种宣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乘坐共享出行汽车的乘客正在摆脱自己的私家车。”她说。她的结论建立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交通中心对于居住在旧金山的乘坐共享出行汽车客户研究的基础之上。[19]同样的研究也发现，实际上，共享出行公司抢走了许多生意，不仅是从传统的出租车行业那里，而且从那些环境友好型交通出行方式行业那里。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他们没有使用共享出行的服务选项，反而会采用公交、自行车、火车甚至简单的步行。拉姆佩尔指出，让汽车离开公路的有效方法只能是管制（如经常受到嘲笑的徽章系统）限制可以使用的制服车数量。如果共享出行服务不能够正确实施，这项服务就很有可能导致上路的汽车更多、交通更拥挤、空气污染更严重（其中，正如在第三章中所论述的那样，这恰恰是卡兰尼克的战略——让所有的马路上都挤满“优步”的汽车）。

事实上，记者鲍勃·沙利文说，共享出行服务很可能导致“公共交通的末日，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公共交通系统的经济运转建立在拥有最繁忙的公交线路基础上，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利可图，而这些最繁忙的公交线路可以补贴其他往往几乎是空的公交线路。这个方程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城市必须允许公共交通体系在城市内非常拥挤的地域和人口稀少的地域大力发展公交线路，而且允许它们的服务运营到每天很晚的时间，等等。如果一个像“优步”这样的共享出行公司开始在最繁忙和最赚钱的路段涌入自己提供的共享出行汽车，那么当然就会如樱桃采摘那样直接拿走很大一部分公共交通的收入。[20]在旧金山，这种威胁已经凸显，我们能看到被遗留下的只有空空如也的车站：一家名字为Leap的创业公司已经启动（无须监管部门批准），在原来公交线路最繁忙和最赚钱的路段，它能够提供一种私人的、豪华的、六美元一趟的、车上有Wi-Fi的、提供USB端口和零食的区间路线服务。[21]在西班牙，国家公共交通联合会呼吁共享出行公司停止运营，就是由于其业务影响了公交公司的客流量。[22]

由此看来，共享出行对环境的影响充其量只能认定是有好有坏的，而且仅仅就碳排放和环境恶化方面影响严重这一点来看，声称这种共享出行将对环境产生有益影响也只是一种高调吹捧，只不过不是直接被打脸而已。

除了共享出行，并不能清楚认定其是否推动了绿色经济的范畴还包括共享住房、共享财产或者共享其他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这些共享行为并不一定对环境带来多大的益处。一直支持共享经济并且一直在研究其影响的专家朱莉特·斯考尔就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共享’，共享这种方式与直接获取商品和服务主导方式相比而言，的确是资源密集型的，”她说，“然而‘共享’网站在实际运营当中对环境的影响比理论上要复杂得多。”[23]

例如，这些公司正在努力开拓新的市场，以扩大商业规模，促进消费。“评估整体生态环境的影响，”斯考尔说，“我们必须考虑连锁反应。我和我的学生都发现，‘空中食宿’的用户现在比以前旅行的次数更多了，而且能够更便利地得到廉价的乘车服务，势必将一些人从公共运输中挤出。这就意味着共享经济的这些平台导致了更高的碳排放量。”

有一种观点认为，共享经济会自动地让社会少消耗“东西”，我想这种观点只能说明这些人根本不理解我所提出的“折旧经济学”。如果更多的人共享同一台设备，就意味着这台设备将磨损得更快，你将不得不加快更换速度。例如，我们来看看共享出行平台。一个普通司机每年行驶的平均路程大约是1.25万英里，例如上下班、去杂货店、看看电影和进行一些其他旅行。因此，这意味着他们的汽车将可以持续使用约12年（假设汽车使用寿命是大约15万英里）。但如果司机开始用自己的汽车进行“优步”共享出行服务运营，在城市运输乘客和东西时，那么他势必会更多地使用汽车。即使在很注重保养的情况下，他们每年也要平均行驶4.5万英里甚至更多，一方面是在运输乘客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就是寻找乘客（出租车也总是这样做）。因此，这意味着同一辆车的寿命不能持续12年，而是现在这种持续使用不到4年的水平。到时，车主将不得不购买一辆新车。

那些使用“优步”出行的乘客的意愿当然是为了少开车，因此，他们自己的车辆使用寿命就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但如果这些想少开车的乘客使用的是“优步”共享出行平台服务，而不是公共汽车、骑自行车和步行，那么减少自己汽车的使用对环境而言就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在相当一部分情况下，甚至比自己开车对环境恶化的影响还要大。

“折旧经济学”也适用于“共享”你的自行车、电钻、洗衣机，和任何其他类型的个人财产（不包括所住的房子，因为房子在建造时显然就是为了能够居住更长时间，所以基本上可以忽略那些相对而言极少的居住者数量的改变）。你的电钻和自行车本来使用寿命可以达到20年，但由于与更多的人共享了该设备，它必然会磨损得更快，使用的时间更短。这里所强调的关键点就在于，不仅生产设备的数量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每台设备的“使用时间”总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把更多的“使用时间”平均加权在更少数量的生产设备上，将它进行共享，那么对它而言就只能意味着磨损得更快，必须尽快更换。

当然，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你的电视机，你将这件物品进行物物交换或者出售给没有电视机的人，那么对一台新电视的消耗的确少了。由此看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行设备共享和合理交换，确实可能会实现社会总体消耗得更少。但是，当更多的人都来分享同一台设备时，其影响可能会比共享经济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更具有戏剧性。事实上，斯考尔说：“尽管共享经济的倡导者都认为共享有助于减少碳排放量，但是几乎没有关于这种影响结果的综合研究。”现在，共享经济能推动环境可持续发展更多地具备理论性而非实践性，这一点地球人已经都知道了。

除了环境可持续性的不确定性，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正如在本书前面章节中所讲的那样，消费支出的下降对整体经济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包括创造就业机会。没有比大萧条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件事更急迫地需要更多论据来证明的了，当消费者支出下降，失业率上升到10%——即使在发达国家，我们都能看到一个相当大的碳排放量的减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任何消费都是良好的——因为它创造了就业机会。在大萧条期间，罗斯福建立的公共事业振兴署，其非官方口号就是“你来挖一个沟，然后把它填起来”，因为这种看上去漫无目的的行动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而把工作赚的钱放在一些人的口袋里，让他去购买商品和服务，就能够反过来为自己和家庭也就是美国的企业员工发工资。正如保罗·克鲁格曼一直喜欢说的那样，“我的支出就是你的收入”，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对现实世界的影响。

这并不是说美国作为一个社会不应该去寻求减少消费的方法，从而使我们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基础上，仍然使环境可持续发展。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尤其是在新经济对就业和劳动力施加的压力下，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找到消费和创造就业机会之间的“平衡点”，另外，环境可持续性也会同时得到改善。

最后的结论就是，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确凿的证据或数据表明，共享经济能够促进经济实现更加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绿色承诺”与实际产生的效果相比，显然已更多地成为一句口号。

共享而非独享，才是共享经济

当然，有一些“真正共享”的公司试图平衡不断增长的业务或组织的矛盾要求，同时保持核心信念和价值观。寻找结合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过建立一个系统方法来评估共享经济的研究专家斯考尔说：“有一类平台是典型的非利润导向”——不是“优步”、“来福车”、“空中食宿”、“任务兔子”、“一揽子找工作”——而是符合真正分享经济理念的平台。“比如Couchsurfers网站可以让你在对方家里居住而不用支付金钱，礼品网站如Freecycle和‘后院’都能够让人们互相提供免费的东西。”[24]网上代销和节俭商店如ThredUP（已经吸引了5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和Threadflip（已经吸引了21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都可以方便人们交换衣服和饰品，而Swapstyle.com网站也是可以交换时尚衣服和其他物品的平台。“时间银行”（Time Banks，这个平台上的会员可以交换保姆、木工和辅导等服务）、“土地共享”（landsharing，拥有土地的人允许园丁来使用）、“种子和工具库”（seed and tool libraries），以及“本土商店”（shop local）形式的消费和生产（如交换食物和共同发起集体修复等）的出现，也能使人们加入一个真正的共享经济中，体会其丰富性和多样性。

在这些公司和组织中，除了互联网和基于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外，其共同点是，绝大多数被交换的项目都相当便宜，所以没有很多资金交易。与商业企业不同，在公民社会方面也有相关的组织，比如GrowNYC，一个创新的基层组织，组织免费的社区活动，称为“停止‘N’互换”（Stop“N”Swap）。公众被邀请来提供清洁的、可重复使用的、便携式的物品（如服装、家居用品、游戏、书籍、玩具等），并把他们想要的商品或服务进行交换。这一活动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任何遗留下来的项目在一天结束时都会被回收或捐赠——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以共享为基础的社区。像中西部地区的“增长力量”（Growing Power）和东北地区的“合作力量”（Co-op Power）等都是这样的公民社会组织，能够通过共享平台为参与者提供收入、食物和能源。

“后院”这个应用程序是由塞拉俱乐部的前任主席亚当·韦巴赫（Adam Werbach）和安迪·鲁本（Andy Ruben）共同创建的。他们厌倦了看到垃圾填埋时塞满了本来还可以继续利用的物品，并想方设法减少浪费。当我在旧金山的办公室里采访韦巴赫的时候，他说他的公司试图凝聚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推动人们成为“更美丽的天使”，而不是像其他共享经济公司那样只想要人们成为消费者。秉承着“我们都有很少使用的东西”的理念，而且秉承着“将新购买物品的数量减少25%”的任务，“后院”创造了一个庞大的网络，让消费者通过在线跳蚤市场搜索愿意交换的物品，并且实现竞价。出价是通过一个应用程序和网站来完成的，出价的基础并不是美元，而是你的个人信用。如果你提供交换的东西，就可以收到一定的信用，然后你可以把这些信用花在另外一个项目上。实际上，“后院”也已经创造了自己的货币，而这种虚拟货币目前只能用于自己的网站。这个应用程序已经从最初建立发展到超过20万名会员，并且已经筹集了约1000万美元的风险资本。

其他公司或网站正在努力保持一种真正的共享精神，如尼尔·高瑞弗罗（Neal Gorenflo）的Shareable，保持新闻、信息和网络上所有的信息都有价值；Peers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共同创建的网站，而“空中食宿”全球社区的建立是这一共享经济运动的重要催化剂。[25]丽萨·甘斯琪（Lisa Gansky）的Mesh是为经济信息和资源共享提供枢纽平台的另外一家网站。“艾特斯”提供了一个在线销售平台，连接手工劳动者及其客户，为这些客户提供他们想要购买的“独特的商品”（艾特斯对每笔交易收取3.5%的中介费）。Loconomics是一个在旧金山创建的创业公司，能够提供零散的工作任务和短期的自由工作，但与“任务兔子”的自由职业者大不相同，这个网上的会员对网站管理员具有更加公平的表决权。

在国际上，真正的共享经济虽然规模还很小，但是正在逐步扩大。“邻里网”是总部设在荷兰的一家共享平台，具有全球影响力，它是一个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具有最佳的经营理念，可以让消费者从其他邻居那里借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我花了一分钟的时间去报名，立刻看到一个地图上显示着几十个用户，在我所居住的旧金山市，有很多邻居都愿意和我交换物品或者彼此借物品来使用。The People Who Share的总部设在伦敦，试图传播共享和协作经济的认识和理念，包括包装大型活动等，如“全球共享日”这一大型活动，活动的影响范围达到7000万人。Enspiral是在新西兰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是一个社会企业家的网络平台，它试图作为一个创新业务、技术和社会变革的网络平台来开展自己的业务。

《卫报》报道了柏林的一家“借贷商店”，在该项目中，参与者可以共享和交换各种个人财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真正的共享交易平台所产生的金钱流动体量非常小。借款的商店和其他合作项目都看重共享资源这种形式，而且在德国的首都非常集中，几乎遍地都是，与此同时，类似的项目也在其他城市发展起来，包括德国北部的港市基尔、德国南部的维茨堡和维也纳。[26]此外，一个真正的汽车共享形式也在德国繁荣发展——据《卫报》报道，有76万德国人都喜欢并已经在Tamyca、Drivenow和Car2Go等共享出行公司进行注册，而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共享经济这种模式只是用非常少量的金钱产生了流动。

斯考尔说：“创新实践的扩散应当建立在社会连带关系、生态意识和开放渠道的基础上。”[27]他们正在开创一种新的基于网络的路径，这些技术可以用来创建一个真正的共享经济。这些例子均表明，在所有人都没有把做大利润作为一个主要动机的前提下，人们当然可以“共享”和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但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说到“共享经济”，似乎就必须和“空中食宿”、“优步”、“来福车”、“任务兔子”等联系起来，所以真正的共享经济也许可以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团结经济”（solidarity economy）。在纽约，已经有一个组织在使用这个名字（就叫作“团结纽约”，Solidarity NYC）和术语，表示“团结经济”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经济活动，如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交换，加强正义观、生态可持续性、合作和民主。[28]在我看来，这才是正确的语调和趋势，而且明确这个运动应该做什么。当然，该运动中不包括“优步”、“空中食宿”和“任务兔子”这些非真正共享经济的企业。

所有这一切都是良好的和有益的，因为这些做法防止了“真正的共享”或者称为“团结经济”的公司、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组织和网站落入伪共享的那些主要缺点当中，但是唯有一点，即它们现在规模都还很小，资金也不充足。它们当中很少有公司能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扩大规模去赚足够多的钱，也都不能产生数十亿美元市值的创业公司，就像“空中食宿”、“优步”、“来福车”那样。斯考尔说：“这种真正的共享模式存在一个‘阿喀琉斯之踵’，即没有想通经济模式将产生强大的和不断增长的交易和相互关系。”[29]这是一种正确的说法，事实上，“真正分享”的团结公司仍然只有精品业务，迎合数量相对较少的客户。这就像美国的合作社运动那样——公司能够发展的前提是其价值观和眼界，一份真实的评估虽然并不能产生什么作用，但至少可以帮助它们找到其现在业务拓展和影响力的明显缺陷。

团结或者说真正分享的支持者都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喜欢拥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它超越了便利，它是一个人类天生的驱动，以确保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而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超过对某些物质财富拥有所有权所能够代表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这种典型的人类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恐惧，并且已根深蒂固。基于此，这项运动的领导者显然已经在着手改变人类最基本的驱动。然而，有一些良好的经济学（并且已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论点，有利于“真正共享”服务的产生和发展，而且我们人类已经表现出了一种较强的学习能力，去克服其他一些以恐惧为基础的态度，比如导致偏见和歧视的部落文化，所以我们还有希望。这些公司和组织正在开发一个新的项目，一个基于互联网和应用程序的接口，可以用来部署和达到真正的共享目的，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抓住机遇并扩大规模，就有改变游戏规则的那一天。

斯考尔作为一个共享经济早期的崇拜者，在对其进行评价的时候显得更加谨慎。“共享经济的异军突起引发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问题，”她说，“这些真的是关于分享吗？这种模式到底有什么新鲜的呢？它是否代表一个更好的组织工作岗位模式和消费模式？经过三年多的研究，我可以明确地说，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只能是，也许，也许，再也许。”这实在是有些伤感，她承认说：“这是成长的平台……足够大，也可以通过雄厚的资金来获得丰厚的利润，也获得了最多的关注——‘优步’、‘来福车’、‘空中食宿’，但是没人真正进行共享业务。”他们越来越多地只知道“更赚钱（对于这些共享平台的供应商而言），致力于去管理劳动力和其他成本，以使总成本更加低廉（对于平台本身的运营而言），这与他们刚开始所标榜的营造感觉更加良好的价值观和社会交往、减少碳排放和强调效率等相去甚远”。她说，这些网站主要是“利用劳动市场崩溃，而不是创造共享的风险和回报”。[30]这一刻让人联想到早期的互联网，“当下，许多人都认为数字连接将成为一种信息力量的授权。平台规模和占主导地位的趋势（如谷歌、脸书和亚马逊）已经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很好的发人深省的故事”。[31]

但斯考尔仍然认为，P2P平台具有非常大的潜力，会成为“一个潜在的强大的工具，能够推动实现一个集中在生产和消费的共享与合作社会运动的真正的实践”。但实现这一潜力需要将所有权和平台的治理民主化。民主治理势在必行，她说，十分有必要“减少恶性竞争的动态趋势，并且保存消费者的价值”。但是，她警告说：“我们是否可以在‘优步’、‘空中食宿’和其他利润攫取者之前，就达到我们的目标，达到一种可持续的状态，现在还是一个问题。我们只有这样做，才有机会实现真正的共享经济。”[32]

如果想避免好的和坏的一起死掉，很明显的就是，真正的共享公司必须让自己与坏的——指那些依靠人造共享来攫取利润的群体——共享公司区别开来，这些公司从共享品牌中攫取了大量利润。而实际上，许多这种团结经济公司和领导者，经常与“优步”、“空中食宿”、“任务兔子”等公司的代表共同出现在各种会议场合，就好像是同一个群体。但是随着往错误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800磅的暴徒正在逼着大家不仅从名字上承认他们就是“共享经济”，而且接受他们所认为的“共享经济”的含义。从这一点很难看出这些动作对真正的共享或者说团结公司有什么意义。一个非常公开的和吵吵闹闹的分离，只是为了能够真正实现秩序井然。或许，真正的共享经济倡导者应该呼吁遮掩过的口号：“共享，而非独享，才是分享经济。”

14年能带来什么变化

像斯考尔一样，新经济的其他早期支持者也已经改变了主意。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是2001年度一部开创性著作《免费代理国家》（Free Agent Nation）的作者，这本书推动了很多自由职业者的发展，但是现在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平克，美国前副总统艾尔·戈尔（Al Gore）的前任演讲撰稿人，在他的书中精彩地描述了新经济，认为新经济是一个“可以让人摆脱大型债券机构的平台，而且每个人在未来都能够拥有属于个人的机构。届时，他们将成为在美国工作的新原型”。[33]在丹尼尔·平克2001年所描绘的世界中，人们每天都拿着拿铁咖啡喝，通过手机聊天，并且享受着独自作为企业家的工作方式，他们不是在家里办公，而是在广阔的天地中创造属于自己的微型企业。他们都是通过网络联系在一起的，并且都是深谙技术的人，能够通过熟练地使用互联网这种方式进行联系。在他所描述的那个时代里，平克所想象的自由职业者是未来的潮流，在这个潮流中，具有一定能力的人都可以成为独立的运营商，而且这个群体是在那个时代中最值得尊敬的一个群体。平克对自由职业者的描写，使自己成为一名畅销书作者，而这种论调大大地促进了一个刻板印象，使得媒体对此进行重复报道，而且似乎越演绎越具有神话色彩。

平克写那本书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网络公司和新经济泡沫仍然旺盛，但繁荣是“非理性的”，当泡沫破裂时，大量自由劳动力、打零工的工人和独立承包商最终狠狠地摔在了地板上。不过没关系，按照平克在书中的论述，对于自由职业者的好奇心仍然非常旺盛，这足以赋予自由职业者这种模式第二轮和第三轮的生命。确实，这种论调催生了大量模仿者。无论是在实体书店的书架上，还是在亚马逊的网络书店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群像气泡一样的相似标题，感受到这种相似的呻吟带来的沉重压力，这些书包括：《富裕的自由劳动力：能够赚钱更多和过上令人羡慕生活的12个秘密》（The Wealthy Freelancer: 12 Secrets to a Great Income and an Enviable Lifestyle）、《六种自由职业：赚钱更多的作者指南》（Six-Figure Freelancing: The Writer’s Guide to Making More Money）、《一个自由撰稿人的秘密：如何一年赚10万美元或更多钱》（Secrets of a Freelance Writer: How to Make ＄100000 a Year or More）、《创意公司：经营成功的自由职业者的终极指南》（Creative, Inc.: The Ultimate Guide to Running a Successful Freelance Business）、《终极自由劳动者成功指南：自由职业者如何在网上开展自由业务并且从每月赚0美元达到4200美元》（The Ultimate Freelance Success Guide: How to Start an Online Business Freelancing and Go from ＄0 To ＄4200 Per Month）、《自由职业者的圣经：一切你获得梦想中的职业所需要知道的东西——为你定制》（The Freelancer’s Bible: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to Have the Career of Your Dreams—On Your Terms）、《自由博客的艺术：如何作为一个每月赚几千美元的职业博主》（The Art of Freelance Blogging: How to Earn Thousands of Dollars Every Month as a Professional Blogger）、《我的自由职业者生活：如何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自由职业者而生存》（My So-Called Freelance Life: How to Survive and Thrive as a Creative Professional for Hire）、《自由职业者的成功：写写你梦想的生活方式》（Freelance Success: Write Your Way to a Dream Lifestyle），等等。这些书的内容大多是关于自主操作，或者干脆就是快速致富指南，鼓励大家跃入根本不太知情的深渊。原因就是：“除了铁链，你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萨拉·霍洛维茨，自由职业者联盟的创始人，以上这些书单中就有一本书是她撰写的，书名叫作《自由职业者的圣经》，还特别在副标题中声称，“一切你获得梦想中的职业所需要知道的东西——为你定制”。萨拉·萨顿·费尔（Sara Sutton Fell），以工作服务为业务主体的应用软件FlexJobs的CEO，一直是非常活跃的新经济的倡导者，将新经济称为“能够让那些想要的工作岗位融入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试图在工作以外的生活时间去寻找工作”。自己选择工作时间和工作项目，能够让自由职业者“在其职业生涯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而不是单纯在他人的团队里工作”。她说。这种论调听起来像利亚·布吕斯克（Leah Brusque）和特拉维斯·卡兰尼克。[34]

其他新经济的倡导者都在滔滔不绝地说如果没有稳定工作将会带来怎样的奇迹和乐趣，而实际上就是没有为工人提供固定的薪水，也没有为他们提供安全的工作场所，仅此而已。新政的社会契约已经被这些人认定为是显然过时的行为，所以“20世纪末，‘新经济’已被《福布斯》吹捧起来，被认定是一种每个人都能拥有公司的产业模式和消费模式”，并且允许“人人都同时成为消费者和生产者”。[35]

但在2015年，丹尼尔·平克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在我对他所做的采访中，平克大大地改变了他以前的看法：

“请不要忘记，我是在2001年撰写的《免费代理国家》这本书，当时智能手机和宽带还远远不像现在这样普及；当时没有‘脸书’、‘推特’等，也没有‘云’计算，更没有机器人即将代替我们的工作岗位这种恐惧感，根本没有‘优步’、‘空中食宿’、‘任务兔子’等应用程序。”总之，他说，他没有猜想到这会在随后的十年中发生，也没有猜想到这种技术变革的爆发力，“在某种程度上，我在那个时候的描述，以现在的条件看起来，几乎可以说是十分古怪的”。

然后，平克指出了一些有先见之明的论点。他指出，近年来最大转变之一就集中在美国企业，因为现在似乎存在一条越来越难以区分的界线，这条界线通常用来区分究竟这些人的职业是承包商、临时工、自由职业者还是雇员（本书在第一章中已经阐述过，对这种劳动力类型转移的划定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多的风险转移到个人手中，尤其是那些按照W-2表来领取薪水的工人。他们拥有401（k），而不是传统的养老金。他们需要自己承担更大比率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费用。他们不能奢望永远与雇主绑在一起，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职业发展负责。”[36]这一风险越来越多地从组织转移到个人，有一部分原因是技术因素驱动的，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相应的下降，“随着公司变成准福利国家的主要实施主体”，平克说，他称为“看不见的新政”的规则“已经消失，在依靠公司来提供健康保险、退休金以及许多其他有益于工人的安全网的背景下”。此外，他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来来回回移动的边界正在不断变窄，这条边界本来是用于划分国家的自由职业者机构和美国企业的。“这几乎就像是人们已经成为自由职业者机构和美国企业的双重工人了。”他现在持这种观点。

即使以他最新的观点，平克也无法理解许多美国工作人员所凝视的深渊到底有多深。他说，在我们的采访中，最大的不同并不在于人们究竟是自由职业者还是独立承包商，而在于“谁拥有现在需求方所要求的技能，而谁没有”。他用了两个假设的工人案例，玛丽亚（Maria）和弗莱德（Fred）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如果玛丽亚拥有娴熟的技能，她可以通过自己成为一个自由劳动者，如果她想这么做，她就可以做得很好，或者她也可以接受一份‘工作’，但她只能在能够得到充分尊重和自主的情况下才会去选择接受一份工作。另外，假设弗莱德没有需求方所需要的相应技能，他就麻烦了。而他实际的就业形式并不能构成对自己而言最为紧迫的问题。”

在一个极为开放的市场中，弗莱德想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来出售自己的服务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他把自己的能力卖出高价的时候，人才市场会认为物无所值——尽管‘任务兔子’和‘优步’很有可能会给他一个机会，去赚一些外快”。他可能不得不接受低工资、有限的时间和非常微薄的收入，而这就是“类似的挣扎中的、低收入的、处于弱势中的自由职业者的生活”。这并不是一个广阔的前景，并不是那些以前总是吹捧自由职业者的倡导者所描绘的那样。总之，平克说：“无论这些工人是在边界的哪一边生活，所出现的情况都只能是，玛丽亚可能会生活得很好，而弗莱德可能就不会。反正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很乐观地看好玛丽亚群体，并且很谨慎地注重弗莱德群体，但出现这种结果似乎与自由机构的关系不大，这一切都与他所掌握的技能有关。”

丹尼尔·平克对玛丽亚和弗莱德之间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有帮助的，但现实是，正在形成的新经济提供了又一个艰巨的挑战，导致甚至很多有经验的玛丽亚都不能生活得很好。例如，缺乏安全网，因为安全网曾经来自玛丽亚的雇主——前“事实上的准福利国家”，正如平克所称呼的那样——这将是一个持续性的挑战。当然，如果她能挣足够多的钱，她当然能够购买一些类似的安全网，这全靠她自己，但是作为一个个体而言，她显然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因为她不属于任何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被保险人总池子中，因此也不会得到这样的保险池子所带来的相应好处（对于健康保险而言，奥巴马政府的确减轻了一些政府负担，但是绝大多数最贫穷的人仍然是接受联邦补贴的）。此外，只有玛丽亚赚取了足够的钱，她才能承担得起一些休息日所造成的损失，或者受伤，或者生病，或者去度假。但玛丽亚必须有相当高的收入才能踏踏实实地感到足够安全，拥有平和的心态，而这些在以前她有稳定工作的时候都可以轻易得到。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像玛丽亚一般的工人还在坚持工作，当他们生病的时候，或者受伤的时候，而且他们的假期也会越来越短。

有人认为，这些“1099工人”虽然没有带薪假期，但是可以在日常安排更多的弹性工作时间，包括他们正在寻找下一个项目的时候（事实上，这只是无偿的工作时间）。但是在现实中，一个灵活的时间表，有可能是更加紧张的工作时间，因为工作起来时间长短根本不确定，而且假期也不能消停地度过，更不可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放松自己。久而久之，我们的心理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的家庭会发生什么变化？当数以千万计的工人突然需要同时面对各种各样的细节，而这些细节都需要依靠自己来完成，这些人应该怎么办？

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清楚这些细节。为了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我们尽量希望所有美国工人都深入了解网络和掌握技术知识，能够以各种熟练的方式来使用互联网，并且能够搞清楚如何在股市投资或者储蓄，或者足够精明地比较和选择相对更加合适的保健计划，或者失业及工伤补偿计划（如果这样的计划不可能由劳动者个人来实现），假设他们会自主掌握这些技能是极不现实的，或者说认为他们会很容易地了解自己也是不现实的。而事实上，对很多人来说，把这些细节问题都处理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简单来看，这简直就是公司聘请人力资源部门的原因。现在突然就要求工人变成处理私人事务的人力资源部门，还要了解如何制订这些计划才能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这可能吗？也许在某个时候，私人部门将推出一项新的服务，即帮助人们通过各种保险产品连接这些缺失的安全网络组成部分，这些产品很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就会被创造出来，因为需求一直都在产生。但即便如此，许多技术娴熟的工人也未必能够为自己和家庭提供一个安全网，因为这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如果他们不能成为大保险公司的一分子的话。

此外，更何况还有许多拥有熟练技能的玛丽亚根本不具备那种能力——非常尖锐和有能力——这些人根本不具备创业的精神，也没有能说会道的本领。这些人根本不善于在不同的工作之间切换，在一群不同的雇主之间承担微型工作和小型工作，然后与别人竞价上岗，还要确保自己能够顺利地拿到报酬（也就是说，要能够合法地防止那些雇主拖延工资支付）。我担心丹尼尔·平克以及其他拥有类似观点的人，实际上人类的性格类型被高估了，认为所有人都能够游刃有余地在“我不知道我的下一份工作”到底是什么的情况下，还能处理好工作的方方面面。也许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他们之中的某些人的确能够学会这些技能。但这条学习的曲线也不会自动地生成。

所以在我看来，即使是熟练的玛丽亚，也面临着相当棘手的问题。

而对弗莱德来说——可怜的弗莱德——是的，对没有一技之长的人来说，这势必更加艰难。也许比大多数人所想象的还要艰难，或者比大多数人能够想到的还要艰难。对平克和其他人来说，能够帮助弗莱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解决方案，就是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培训（当然，这需要许多基金支持）。正如在第七章所论述的那样，奥巴马总统、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以及其他人，都主张深入践行主题教育，尤其是要践行STEM教育。当然，更多的教育和培训并不能确定地帮助弗莱德，但它总有自己的益处。

但真正的问题是，随着自动化、智能机器、人工智能和已经机器人化的公司逐步更占优势，哪里还会有充足的工作机会留给人类去做呢？这些被替代的工作岗位上本来就有很多有经验的人。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凯文·凯利以及其他技术乐观主义者说，这些技术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就像他们一直所宣称的那样。但是，马丁·福特、鲁里埃尔·鲁比尼、保罗·克鲁格曼以及其他人反驳说，这些被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所取代的工作岗位的规模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比以前大得多（别忘了，牛津大学的研究发现，美国现在47%的岗位正在风口浪尖上，面临着在未来20年内被淘汰的风险）。在得到这个权利的过程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危若累卵。

新政时代的标志政府所具备的独特能力是，把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建立“安全保障网”的社会保险池，帮助所有人防范可能面对的风险。在许多方面，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系统（尽管有官僚的问题和效率低下的问题，但经过反思不难发现，有哪个大政府能做到一丁点儿都不官僚呢？）。如果这个体系崩溃了，个人就得越来越多地依靠自己。坦率地讲，我不仅担心弗莱德们，许多玛丽亚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一场在新经济中对安全网和社会契约的追思，势必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之一。

[1]来自硅谷看门狗网站《潘多拉日报》的保罗·卡尔是非常严厉的——并且是非常有洞察力的——在揭露这个“对破坏具有狂热崇拜”的现象时，他说：“时尚硅谷的概念，本质上可以归结为，必须‘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否则我们就会在互联网上不停地欺负你，直到你同意为止’。” 参考Paul Carr, “Travis Shrugged: The Creepy, Dangerous Ideology behind Silicon Valley’s Cult of Disruption,” PandoDaily, October 24, 2012, http://pando.com/2012/10/24/travis-shrugged (accessed March 25, 2015)。

[2]Doug Henwood, “What the Sharing Economy Takes,” Nation, February 16, 2015, http://www.thenation.com/article/196241/what-sharing-economy-takes# (accessed April 1, 2015)。

[3]Richard Barbrook and Andy Cameron,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Alamut, August 1995, http://www.alamut.com/subj/ideologies/pessimism/califIdeo_I.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4]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经常说，他的重要目标并不是扩大政府，而是缩小政府。他在那个时候提出的成为一个熟悉的保守的比喻，被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采用和推广，“我对精简政府或者让它运行得更有效率不感兴趣，我所说的意思是缩小它的规模。我并不主张承担福利，我主张获得更多的自由空间。我的目标就是通过法律，而不是废除它们。开辟新的项目并不意味着要取消旧的项目……通过强加给人民一个没有任何根据的财政负担”。Douglas Amy, “The Anti-Government Campaign,” Government Is Good, 2007, http://www.governmentisgood.com/articles.php?aid=9 (accessed March 25, 2015).

[5]Barbrook and Cameron,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6]Henwood, “What the Sharing Economy Takes.”

[7]Thomas Friedman, “How to Monetize Your Close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1,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12/22/opinion/sunday/friedman-how-to-monetize-your-closet.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Thomas Friedman, “Welcome to the ‘Sharing Economy,’” New York Times, July 20, 2013,http://www.nytimes.com/2013/07/21/opinion/sunday/friedman-welcome-to-the-sharing-economy.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Tomio Geron, “Airbnb and the Unstoppable Rise of the Share Economy,” Forbes, February 11, 2013, http://www.forbes.com/sites/tomiogeron/2013/01/23/airbnb-and-the-unstoppable-rise-of-the-share-economy/ (accessed August 1, 2015).

[8]Rachel Botsman and Roo Rogers. What’s Mine Is Yours: 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New York: HarperBusiness, 2010), 69.

[9]Ibid.223.

[10]Charlie Warzel, “The Danger of Calling Uber a ‘Tech Company,’” BuzzFeed, January 7, 2015, http://www.buzzfeed.com/charliewarzel/the-danger-of-calling-uber-a-tech-company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1]Jeremiah Owyang, “Weekend Read: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Both Love and Loathe the Sharing Econom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0, 2015, http://blogs.wsj.com/accelerators/2015/02/20/weekend-read-liberal-and-conservatives-both-love-and-loathe-the-sharing-economy/ (accessed April 1, 2015).

[12]Sara Horowitz, “How Do We Define True Wealth? (And How Do We Get There?)” Freelancers Union, Freelancers Broadcasters Network, January 11, 2014, https://www.freelancersunion.org/blog/dispatches/2014/01/09/q-juliet-schor/ (accessed March 20, 2015).

[13]Rachel Botsman, “The Currency of the New Economy Is Trust,” Subtitles and Transcript: Rachel Botsman Interview, TED talk, September 2012, https://www.ted.com/talks/rachel_botsman_the_currency_of_the_new_economy_is_trust/transcri pt?language=en#t-25652 (accessed April 1, 2015).

[14]Kevin Roose, “The Sharing Economy Isn’t about Trust, It’s about Desperation,” New York, April 24, 2014, http://nymag.com/daily/intelligencer/2014/04/sharing-economy-is-about-desperation.html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5]Steve Jones, “The Problem with the Sharing Economy,” SF Bay Guardian, May 1, 2012, http://www.sfbg.com/2012/05/01/problem-sharing-economy (accessed April 1, 2015).

[16]“Van Jones on the Sharing Economy,” video, Shareable, September 9, 2011,http://www.shareable.net/blog/van-jones-on-the-sharing-economy-video (accessed April 1, 2015).

[17]Annie Leonard, “The Story of Solutions,” The Story of Stuff Project, October 2013,http://storyofstuff.org/movies/the-story-of-solutions/ (accessed April 1, 2015).

[18]Ellen Cushing, “The Smartest Bro in the Room,” San Francisco Magazine, November 21, 2014,http://www.modernluxury.com/san-francisco/story/the-smartest-bro-the-room (accessed April 1, 2015).

[19]Catherine Rampell, “Who Will Win the Ridesharing War? Probably Not Consumer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 2014,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catherine-rampell-consumers-likely-to-lose-the-uber-lyft-ride-share-war/2014/10/02/f4810f74-4a6c-11e4-a046-120a8a855cca_story.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20]Bob Sullivan, “Uber Is a Danger to Itself, Its Customers, Mass Transit,” Daily Finance, January 31, 2015, http://www.dailyfinance.com/2015/01/31/uber-endangers-itself-customers- mass-transit/ (accessed April 1, 2015).

[21]Tim Redmond, “Leap Buses Are Nice—Unless You Are in a Wheelchair,” 48 Hills, April 7, 2015, http://www.48hills.org/2015/04/06/leap-buses-are-nice-unless-you-are-in-a-wheelchair (accessed April 7, 2015).

[22]Albert Canigueral, “In Spain, National Federation of Bus Transportation Denounces BlaBlaCar,”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March 21, 2014, http://www.collaborativeconsumption.com/2014/03/21/blablacar-denounced-in-spain/ (accessed April 1, 2015).

[23]Juliet Schor, “Debating the Sharing Economy,” Great Transition Initiative, October 2014, http://www.greattransition.org/publication/debating-the-sharing-economy (accessed April 1, 2015).

[24]Juliet Schor, “Getting Sharing Right,” Contexts 14 (Winter 2015): 12-19,http://contexts.org/articles/on-the-sharing-economy/#schor (accessed April 1, 2015).

[25]Schor, “Debating the Sharing Economy.”

[26]Philip Oltermann, “Berlin ‘Borrowing Shop’ Promotes the Benefits of Sharing,” Guardian, March 17,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mar/17/berlin-borrowing-shop-benefits-share-leila (accessed April 1, 2015).

[27]Schor, “Getting Sharing Right.”

[28]SolidarityNYC, http://solidaritynyc.org (accessed May 9, 2015).

[29]Schor, “Getting Sharing Right.”

[30]Ibid.

[31]Schor, “Debating the Sharing Economy.”

[32]Schor, “Getting Sharing Right.”

[33]Daniel Pink, Free Agent Nation (New York: Warner Books, 2001), 26.

[34]Jenna Goudreau, “The Best Freelance Careers,” Forbes, January 28, 2013, http://www.forbes.com/sites/jennagoudreau/2013/01/28/the-best-freelance-careers-job-openings/ (accessed April 1, 2015).

[35]Tomio Geron, “Airbnb and the Unstoppable Rise of the Share Economy,” Forbes, January 23, 2013, http://www.forbes.com/sites/tomiogeron/2013/01/23/airbnb-and-the-unstoppable-rise-of-the-share-economy/ (accessed April 1, 2015).

[36]Daniel Pink, personal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via email, February 15, 2015; also see Andy Epstein, “Business Thought Leader Dan Pink’s Advice to In-House Designers,” AIGA, December 8, 2011, http://www.aiga.org/business-thought-leader-dan-pinks-advice-to-in-house-designers (accessed May 9, 2015).

第九章 劳动者的两难窘境

这一天是2014年的情人节，劳工运动希望得到一个大大的、充满爱意的好消息。隶属于工会的工人一直都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工作，多年来，与这些相随而来的，就是全国范围内工会会员比例的不断下降，比一个有玻璃下巴的拳击手倒下的速度还快。现在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正在经历一场战斗，即在大众汽车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的大众装配厂中组织工会，它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一个雇主——德国大众公司——它在德国被自己强大的联盟所推动，支持查塔努加的职工代表申办工会。大众汽车则给予了肯定的回应，并且向工人发出信号，即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联系将会带来很多好处。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有红色保守党的国家，田纳西是一个维护“工作权利”的州，而整个共和党的人士，包括查塔努加的前任市长、现在的美国州参议员鲍勃·考克（Bob Corker）都站了出来，尝试和煽动这些汽车工人反对这种联盟。[1]他们告诉田纳西州人，工会联盟想夺走他们的武器，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会联盟会费会支持民主党，并且会成为使婴儿流产的杀手，从而产生许多其他恐怖故事。然而尽管如此，工会曾经有60%选票的辉煌时期，尽管雇主并不期望结果如此。这样看来，机会很多。

当退休的巡回法庭法官塞缪尔·佩恩（Samuel Payne），一个中立观察选票计数的观察者，走进大众汽车培训中心，就在情人节的夜晚宣布选举结果时，没有人说一句话。法官佩恩的脸上看上去像戴了一个黑曜石面具一样，又硬又黑。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结果并非仅仅关乎查塔努加装配厂这1500个左右的工人，这是关乎劳工运动是否能在联邦的土壤上插上一个小旗子，扭转它几十年来的衰落和不幸……还关乎反工会的“工作权利”的力量是否可以稳固他们阵地的南墙。简而言之，在这个简短的声明中，佩恩法官面对一屋子的记者宣布了最终的结果：626名工人对建立工会投了同意票，712人投了反对票。建立工会的机会已经失去了。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消息，像闪电般划过整个国家。到底一个工会是怎么在毫无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失败的呢？[2]

媒体和劳工观察人员认为，这一损失是劳动力长期下降的进一步结果。社会学家杰克·罗森菲尔德（Jake Rosenfeld）在他的书《工会不再做什么》（What Unions No Longer Do）中指出，工会曾经在美国的经济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从工人的工资到职业健康和安全，到退休保障，再到总统选举。在其处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巅峰时期，工人的工会化率甚至大于1/3；[3]而现在则是接近1/9（约11.3%），尤其是在私人部门当中，这一比率仅为1/16（约6.7%）——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4]在20世纪中叶，美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中，劳工运动是争取经济平等的主要机构。工会可能仅代表过35%的工人通过劳资双方就工资等问题谈判，但工会为国家制定了标准。隶属于工会的工人也是民主党在40年间能够在美国众议院锁定权力的关键原因，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94年，因为它明确地代表了工人阶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两党的支持。

不仅是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如果我是工厂的一个工人，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工会。”而且共和党主席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也说过：“只有少数顽固的反动派才有打破工会的丑陋思想。”[5]罗森菲尔德写道：“只有傻瓜才会试图剥夺工人和劳动妇女加入他们所选择的工会的权利。工会利用议价能力为工人提供了切实的利益，同时也建立了大家对工作场所公平性文化的广泛认同。劳工运动也帮助美国维持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6]

对劳工运动目前处于低迷状态的相关讨论，必须慎重考虑新经济或者共享经济对就业和工人的影响。任何美国工人工资停滞不前的时期、中产阶级衰落的时期、不平等上升的时期和贫富差距极度拉大的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曲线走势都与工会衰落的时期十分吻合。[7]几乎一半的州现在都是认同“工作权利”的，也就是说，工人不必为工会的集体利益支付会费，这实际上剥夺了工会的主要收入。与此同时，加入工会的工人会将工人阶级选票投给民主党这个方面的能力也有所减弱，而共和党的支持比率在选区越来越高。工会不断萎缩的后果已经非常严重，包括停止改善劳动条件，并且减轻对老板和企业主与员工协商的压力。大衰退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数量的下降，而且美国工人和家庭也将在未来更加难以度日。今天所面临的状况是十分发人深省的——即使工会仍然保留了一定的影响力，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工人仍然丧失了很多权利，更何况现在的工人与之前的自己相比只是一个单枪匹马的99磅的懦夫而已，谁能够预料他将失去什么呢？

情况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令人满意的工作岗位已经越来越少，人们并不乐观的工作岗位数量在增长，并且自动化和机器人化的威胁也日益凸显，这些情况共同构成一个巨大的风暴式的威胁，简直就要动摇美国梦的基石。

现在，在这个最需要的时刻，劳动力在哪里？鉴于劳工运动在美国工人生活中扮演的英雄角色，看上去就像人们都在仰望天空并且想知道：超人究竟会不会来呢？他不会已经被下了某种毒药所以再也不回来了吧？

以史为鉴

在许多劳工运动组织中，包括最高级别的领导，都试图弄明白他们眼中的“超级英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过去的15年里，有一种不安的共识似乎是，劳动力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历史阶段，但是有了新的重点、决定和组织，这由一些工会，如服务雇员国际工会（SEIU）所倡导，这些工会组织看到像清洁工和护工等工人群体加入工会的数量有所增长，或者至少保持工会会员身份的工人人数下降的幅度非常稳定，所以也许这些工人群体加入工会的趋势最终会实现逆转。然而，在查塔努加，美国的损失可以说等同于一个情人节大屠杀。超人都已经只能在生命线上自我挣扎了。突然间，一些工人领袖开始走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黑暗的结局。

戴维·罗尔夫（David Rolf），坐落在西雅图775的服务雇员国际联盟和SEIU国际的副总裁，就是工会的领袖。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组织，它领导了洛杉矶和西雅图的传奇运动，并且这个组织被认为是现行工会组织中首屈一指的领头人，别无他选，就是这样一个组织的副总裁罗尔夫认为，劳工运动仍在垂死挣扎，在该国大部分地区，工会几乎已经被埋葬或者消失。剩余地方的最大的工会也只是聚集在少数城市地区，特别是在自由海岸，这些地方的工会人数正在下降，但是工会组织还没有消失。“如果你是西雅图、纽约或者洛杉矶的工会领袖，你可能会觉得这种状况还可以。”罗尔夫说。但在威斯康星州和印第安纳州的情况都很不乐观。如果“工作权利”在密歇根州也通过了——这是联合汽车工会（UAW）的统治地带——“如果是这样，那么列宁的雕像会不会在红场被换下来，我不敢保证”。[8]

“大多数劳工领袖和活动家认为，工会运动有近乎致命的危险。”哈罗德·梅尔森（Harold Meyerson）在《美国展望》中这样写道。1935年颁布的《国家劳动关系法》［也被称为《瓦格纳法案》（the Wagner Act）］的不足之处就在于，致力于分裂工会的雇主责任可以被忽略，并且不用承担任何后果，结合劳动力条件的变化，这使组织私人部门的工人非常困难。劳工在许多新兴行业和职业方面试图提升地位的努力基本上没有实现。最重要的是，在制造业和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外包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联盟成员已经进一步减少。最近，独立承包商、新兴自由职业者、临时工、“1099工人”以及所有其他类别的工人，地位都在不断下降。

超人的生命体征已经接近一条平滑的直线了。

罗尔夫认为，在劳工运动内部争议最大的是，它不太可能会恢复超人。产业工会模式，在过去80年的发展中，都是基于劳资双方就工资等问题谈判和工会契约，而这些条件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他说，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这让许多劳动组织的同事非常懊恼。他撰写了一篇论述非常全面和令人信服的文章，在2012年发给了他在劳工运动的同事，文章的名字叫作《工团主义的死亡，以及劳动3.0版本的诞生》。罗尔夫认为，工会应该承认它们正面临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迫在眉睫的死亡，并应当集中精力和资源留给新的组织形式，哪怕只能留下一点点，而新的组织形式将涉及孵化新的机构，以便能够解除工人的后顾之忧。他写道：“曾几何时，强大的产业工会创造了美国20世纪中叶的中产阶级，而如今它们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中，再也没有能力去保护工人的利益，再也没有足以扭转当前经济趋势的规模与权利。”“自1947年塔夫脱-哈特利（Taft Hartley）修订以来，我们所一直追求的战略和战术”——现在已经随着工会运营范围的缩小而缩小了——“已经过时了，也已经被证明不能再为工人创造制度的经济动力了”。[9]

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采访他时，罗尔夫告诉我，罢工和工作行为之间不再纠结，因为中产阶级的工人发现，如果他们选择罢工，那么不但不会赢，反而很可能会失去工作。“这是空中交通管制员专业组织（PATCO）的教训。”他说，PATCO是指在1981年发生的一次1.3万名空中交通管制员的罢工事件，这导致罗纳德·里根总统解雇了所有那些不复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约瑟夫·麦卡廷（Joseph McCartin），一位历史学教授，就这次冲突撰写了一本书，其中说道：“比起任何其他在过去三年的劳动争议，里根与PATCO之间的对抗，实际上损害了美国工人和工会的议价能力。它也使政治两极化，是我们无法解决经济困境的根源：尽管企业利润和工人生产率不断提高，工人的收入仍然停滞不前。”[10]

麦卡廷的书出版于2011年，真实地描述了这一具有独特性的劳动力的历史时刻大剧。“在美国历史上，再也没有任何罢工能够开展得更为明显，在美国人民的眼皮子底下，”他写道，“或者能够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能够更快速且更深入地涌入公众的意识当中，如果与PATCO罢工相比的话。”

1962～1981年，有39起非法罢工反对联邦政府。但是自从里根解雇PATCO的骨干分子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联邦范围内的工会行动。截至2010年，曾经参与罢工的工人数量已经小于2%，而里根也曾经在1952年领导过演员罢工。

“虽然里根是一个保守人士，”麦卡廷说，“但是他经常说，在私人部门里，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是民主的根本。”这是里根支持莱希·瓦文萨（Lech Walesa）在波兰的反共团结运动的哲学基础重要部分。虽然他反对公共部门像PATCO一样进行罢工，但是里根政府仍然支持工人成立工会，并且肯定集体谈判所付出的努力。作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他在本州甚至对此权利进行了扩张，而他准备做总统后还继续这样执行，据麦卡廷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PATCO罢工给未来的共和党人留下的印象，已经脱离了里根自己所宣称的需要考虑有关公共部门工会的信仰。作为共和党中的右翼人士，保守派都认为对PATCO罢工并且最终不复工的工人进行解雇的处理，并不能看成是一种打击，也不能看成是一个只是为了防止某一个工会联盟去挑战法律的处决——这也是里根自己描绘这件事情时所表达的意思——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处理本来对工会自身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打击。事后，研究劳动历史的教授杰斐逊·考伊（Jefferson Cowie）写道，显然，PATCO罢工是“关键的事件——既具有象征性又具有实质性的——导致了美国雇主和雇员之间阶级力量”的大规模重组。[11]三年后，仍遭受着自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崩溃期，并且随着共和党进一步向右翼倾斜，比里根自己所持的立场更加偏右，使得他这一行动的长期成本就更加无法估量了。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麦卡廷说，“这种处理罢工的影响其实已经伤害了工人，并且扭曲了政治，而里根本人并不主张这种方式。自从新政出台以来，罢工就没有破坏过美国的工人运动。”[12]

罗尔夫对这段历史具有敏锐的眼光。工会失去了曾经的影响力，是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发动罢工的能力（以及其他类型的工作岗位活动），已经加入工会的工人也没有能力给雇主施加压力，从而提高自己的工资，或者保住自己的工作，抑或保住自己的安全网等工作待遇，尽管现在劳动力和企业的利润都在不断增长。因此，麦卡廷认为，不平等已经膨胀到一个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我们从未见过的高水平上，而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年代恰恰是里根处于童年的年代。

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工人该如何扭转这些趋势？路上似乎有无数的绊脚石，而且每一个人的目的地都是不确定的。“然而有一个目的始终是明确的，”罗尔夫说，“如果他们持续地朝着这个已经导致了可怕时刻的方向继续前进，那么他们一定会遭受灭顶之灾。”

罗尔夫所提出的观点，从本质上讲，是指工人不断地往回走—往回走—再往回走，一直走到“新政”之前的一个时期。毕竟他是一个对工人历史有狂热之情的人，而工人历史的故事和教训为他这种有争议的意见和建议提供了很多素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我采访他时，他讲述了一些历史事件及其与现在的联系。

“在20世纪初，美国劳工运动更加分散，有许多不同的和竞争的策略，”他说，“从本质上来看，这些劳工运动都是竞争性的实验，只是起源、目标和结构不同，可以看看哪些是最成功的。”有些策略也并不是那么体面。在西雅图，工会领导的白人工人的暴徒，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一个倾向，那就是粗暴地对待亚洲人。在底特律，劳工运动中卷入了大量的歹徒。在其他地方的劳工运动中，人员构成有无政府主义者、移民以及为了特定改革而不断努力的活动家，比如为了每天工作八小时的目标而努力的活动家。“所有这一切综合起来，范围不只是工会，而是一场截然不同的运动。讲希伯来语的社会学家与炸毁了《洛杉矶时报》的钢铁工人之间似乎完全没有相似之处。”罗尔夫说。[13]

但是，随着1935年《国家劳动关系法案》（NLRA）的通过，所有不同的劳动策略都得到了巩固，并且都被带到了同一把大伞之下。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想给工人组织工会更多的权利，但他也需要对劳工运动所带来的混乱进行规律性和统一性的处理。因此，这个法案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它创造了更大的工会，这些工会能够代表它们的成员，并且能够更多地发挥杠杆作用和行使自己的权力，但这个法案废除了以前可以具有独立自主性的疯狂。“NLRA颁布的背景是，国家发生了大规模工业罢工、经济大萧条，而且当时国外还一直在进行共产主义运动（虽然这个运动规模相对比较小）。政府不得不想出一个策略，”罗尔夫告诉我，“大企业愿意进行谈判，妥协和放弃一些东西，以便得到一个更有序的发展环境。”

NLRA的通过促进了20世纪工人运动的诞生，并且将集体谈判推举成为工人组织的主导模式。“但在某些方面，如法律的实施，比如《国家劳动关系法案》的实施，以及后来的塔夫脱－哈特利修正案的实施，都限制了工人的力量。”罗尔夫说。

当时的协议和妥协似乎是件正确的事情。但一晃八十年过去了，条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罗尔夫认为是时候恢复创造性的疯狂，打破标准化的劳动组织模型，并释放新的策略，由新的组织来完成，即使这些组织并不是工会。“这是新的战术时期，”罗尔夫说，“我们必须放眼未来，将我们的资源在新的组织模式下发挥力量，针对我们当代的经济和今天工人的需要，而不是昨天。”

“我没有一个振兴劳动力的策略，也没有建立工人力量的策略，”他说，“我想再次看到竞争模式，其中包括工人反对雇主的情况，也有工人与雇主之间合作的情况，这又包括那些没有固定雇主的工人（现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处于这种境遇）。”他认为，工人群体的结构才刚刚开始发生转变，这一结构在“1099工人”方面表现为数量大大增加，而且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了共享经济以及类似的公司。但他和其他工会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这些新类别的工人，以及新的劳动平台像“优步”、“任务兔子”、“一揽子找工作”以及其他公司，都在挑战雇佣关系的本质。

在某些方面，按照罗尔夫的观点，他把这种情况称为“3.0版”的工人已经出现了，但规模还比较小。在传统的工会结构之外，围绕劳工问题展开的组织数量正在扩大。全国家政工作者联盟，由创始人和主席艾－真·蒲（Ai-jen Poo，2014年麦克阿瑟基金天才奖获得者）领导，组织国内工人展示和举办公众活动，协助公众接受教育，提高他们的困境意识。家政工人是美国最受剥削的工种之一。他们大多数是承包商、自由职业者或临时工，被剥夺了许多基本权利，当然，最传统的美国工人也能够从中受益。蒲和他的组织NDWA已经表现出了非常有水平的游说以及在不断鼓舞中逐步走向成熟。2010年，他们及其盟友全力以赴地在纽约州推动了一项法律的出台，那是一个关于家庭工人的权利法案，试图保护他们免受歧视和骚扰，要求这些工人像全职工人（为同一雇主工作）一样，如果受伤后可以得到赔偿，并且提供其他劳动权利的保护（如每周休息一天、每年有三天的带薪病假等）。自那之后，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和夏威夷州都通过了类似的立法。NDWA 组织也成为国内工人的一个重要依据，来告知他们自己本应可以拥有的权利。该联盟现在已经扩展到了42个城市，并已着眼于将国内工人的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14]

其他第三波劳工组织包括纽约的士司机协会和全国出租车工人联盟，其成员亦是自雇人士和独立承包商，能够享受的工人权利极少。像全国家政工作者联盟一样，全国出租车工人联盟也在为自己的工人进行呼吁，而且大多是在移民选区，包括努力应对“优步”、“来福车”以及其他共享出行公司的违法避税行为。和许多移民工作者中心一样，出租车联盟提供了一系列服务，包括英语课、移民和法律问题的咨询（包括申请公民身份的援助），甚至帮助他们的孩子入学就读等许多方面。

其他基于3.0版本的工人而成立的组织，代表性例子包括自由职业者联盟、全国作家联盟、餐馆机会中心（ROC）、亚洲移民妇女倡导者、伊莫卡利工人联盟、coworker.org网站、WASHTech网站，以及其他许多遍布全国的工人中心。工人中心为那些没有加入工会而遭到不合法待遇的工人争取利益，而且这些案例往往是那些被排除在实践中正式劳动力市场和劳动法之外的情况。虽然它的力量并不强大，但罗尔夫认为它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活动中心。[15]

罗尔夫已经向试图培养更多这种风潮的劳工活动迈出了大胆的一步。2014年，从他的工会SEIU和一些亲劳工的基金会得到资助之后，罗尔夫就推出了他所谓的“工人实验室”，在从风险投资和硅谷的创业模式中吸取经验之后，“工人实验室”将自己描述为“加速器”，投资于“社区组织者、经济正义组织、问题宣传，以及帮助企业创建可扩展的和自我维持的解决方案，以改善低工资工人的工作条件”。“工人实验室”既是研究和资源中心，也是种子和投资机构，用罗尔夫的话来说就是：“在规模和维持自身生活方面，这个机构拥有一种能够为经济动力培养工人的潜力。”[16]

约翰·艾普希德（Johnny Appleseed）的方法也延伸到了一些战术和战役的尝试上。罗尔夫和他领导的工会在2013年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在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通过了一项选民倡议，机场位于西雅图郊区，这项活动要求将最低工资提高至每小时15美元。所有拒绝这项活动的专家都说这个组织永远不可能会赢，但是这项活动赢得了77票，而且是重新计票之后，在当地企业非常反对涨价从而一直在破坏投票活动的背景下。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的最低工资标准成为全国最高的标准，是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的两倍之多。一年后，曾经被反对者所预测的这样或那样的恐怖故事，根本没有发生在当地的经济运行中。[17]

同时，罗尔夫把他当时领导的争取15美元最低工资的运动，作为2013年他竞选西雅图市长的核心，而且这位最终的赢家承诺把当地所有行业的最低工资都提升至此水平。于是在2014年夏天，西雅图市制定了最低工资为每小时15美元的标准，成为全美国第一个这样做的大城市。

西雅图的例子已经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随之而来的是芝加哥、旧金山、奥克兰，甚至是非常保守的圣地亚哥，都大幅提高了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些城市所涵盖的所有地域中，最低工资都提高到了每小时12~15美元。洛杉矶和纽约也正在努力与这种标准的最低工资水平相匹配。

在这些不同的城市，通常工会成员和工会组织早已走在了这些运动的最前沿。然而，批评者说，这一结果将不会促使工人运动的恢复，因为这次工资的增加是普及所有公众的，其中大部分人都不是工会成员。大多数工会成员早已拿到了最低工资的两三倍了。尽管很少有真正的工会成员直接受益于这次举措，但是工会成员的会费在赢得这些运动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为什么工会组织要在意那些非工会成员的最低工资有没有达到每小时15美元呢？

对此，罗尔夫说：“我们属不属于工人运动的一部分，那只是关乎我们自身的狭隘视角。但是我们必须运动起来，那是为了所有工人的正义。”[18]这种“立法投票箱”是长期战略的一部分，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会员数量下降之后，工会这么做不仅能够保证工会成员的利益，也能够提升自己良好的公众形象。“20世纪3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涌入了工人运动组织，而工人组织闻名遐迩却不是因为它们曾经为了属于自己的工会成员达成了500页的工作合同，”罗尔夫说，“而是因为它们为所有工人争取到的每天工作八小时的条件，而且曾为所有童工斗争到底。”

随着劳动力资源开始卷入通过投票的方式就能参与的选举活动，许多不同的立法立刻发挥作用，这些立法可能有利于工会成员以及一般工人。那些开始为宣传自己拉选票的人，以我的了解，确实没有比建立自己的会员名单来动员支持者，并且给予他们希望和激励，还要建立一个能够快速运转的新组织来得更有效。同时，通过拉选票的活动与立法在选民的面前联系起来，你就能够推动公众的辩论，并且引起公众的注意，而这是工会合同谈判这种方式根本不能做到的。因此，对于工会而言这是趟便利的顺风车，它们早应该在几十年前就想到这个方式。

其他为了调整工人组织的方向而想出的主意都来自其他方面。芝加哥劳动律师托马斯·纪勤（Thomas Geoghegan）在1991年撰写了一部颇具开创性的专著，关于劳动力所面临的挑战，书名为《你站在哪一边？在经济不景气时试着多为工人着想》（Which Side Are You On? Trying to Be for Labor When It’s Flat on Its Back）。该书成为经典，激励许多年轻工人成为维权人士，包括我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这本书就是我成为劳工律师的动力。”2014年，纪勤又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只有一件事可以拯救我们：为什么美国需要一种新的劳工运动》（Only One Thing Can Save Us: Why America Needs a New Kind of Labor Movement），这本书和他之前出版的书一样，充满了对劳工运动的批评和新思路。

本着对这些观点的思考，我采访了纪勤。纪勤的其中一个观点，就是工会组织应当尽量在权利方面达成合适的协议，不应当去接受一个全国范围内关于“工作权利”的法案，而应当在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的规定下，通过一个尝试去定义权利的法令。因为去接受一个“工作权利”的法案就等于几乎默认接受了在塔夫脱－哈特利管理制度下的工人法案，而这些法案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企业去限制工会组织发展的工具。而同样的观点，理查德·卡伦伯格（Richard Kahlenberg）和摩西·马维特（Moshe Marvit）在他们2012年撰写的书名为《为什么劳动组织应是一种民事权利：通过提高工人的声音重建中产阶级的民主》（Why Labor Organizing Should Be a Civil Right: Rebuilding a Middle-Class Democracy by Enhancing Worker Voice）的专著中也同样被提及。在某些方面，这样做将进一步削弱对集体谈判协议的尝试，但作为回报，它会针对违反联邦劳动法而创建民事权利修正法案。就像少数种族可以起诉雇主歧视一样，如果一个工人由于试图在工作场所组织工会而被老板解雇或骚扰——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司空见惯——工人就可以提起诉讼，起诉他们的老板违反了法律赋予他们的组织权。

上文曾经提到过，劳动律师说这将是一个法律现状的巨大转变，因为它为私人行动提供了诉讼理由。目前任何劳动争议或不满的判决，都不是由法院系统来完成的，而是由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来完成的，这是一个缓慢和烦琐的过程，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长期资金和人员不足，以及在此过程中总是有频繁的党派干涉。但如果原告可以在通过提起民事权利诉讼的情况下让工人进入联邦法院，在那里就可以获得禁止令来禁止雇主行为，利用发现程序来找出尴尬的公司记录，并且能够获得陪审团的审判，这可能会迫使公司由于违反劳动法而必须支付补偿性和惩罚性赔偿。[19]“发现的权利，本身就是非常宝贵的，”纪勤说，“原告有权‘发现’公司的所有相关记录，包括有关分裂工会的记录和企业的任何可能与这种情况相关的因素，甚至是可能导致这种结果的相关证据。然后，他就可以据此要求老板兑现诺言，并且要求进行长达七小时的对话。”然而在当下，以上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除了那些遭到种族歧视或者性别歧视的案例才可以这样做。[20]

另一个相关的观点是在汤姆·纪勤（Tom Geoghegan）所撰写的书名为《所谓的“比例工会主义”》（What Might be Called“Proportional Unionism”）的专著中。这就意味着工会并不代表整个职场，只代表一个交易单位，表明它们希望提高工会会员的百分比。即使这条规则在查塔努加的罢工斗争时就已经产生，工会代表也只能替他们仅拥有的47%的工人说话。另外，即使他们赢得了大多数工人的选票，最终也只能代表那些工人，而不是所有的工人。它通过工会选举摆脱了“要么全部，要么没有”的性质，并允许工会传播到更多的地方，即使它们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因为工会组织能够让劳动力获得立足点，甚至在反工会的地区也不例外。它产生的问题就在于所谓的“搭便车”行为——工会会员是要缴纳会费的，而这些会费却是被用来资助所有的工人，联盟带来的改善使所有人都受益。但汤姆·纪勤认为，仍然可以按照一个可接受的价格继续推进。而这个规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总统任命的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可以随意利用的，而且无须通过立法。

“在欧洲国家，那里的工会甚至没有假装代表多数，而只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不履行‘代理’店的职能。”汤姆·纪勤说。代理商店在这里指的就是，法律上要求那些选择不参加工会的工人，也要以集体的名义去争取权利，只是不缴纳工会会费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瑞典是一个‘工作权利’国家。如果工人有更广泛的能力来代表不只是7%的群体，而是能够通过协议覆盖25%或者更多的美国私人部门劳动力，那么，是的，我建议我们至少应该考虑这样的协议。”

除了在劳动法方面的突破性想法，汤姆·纪勤也致力于解决他所谓的“越来越多的临时工的种姓制度”，比最主流的工人群体的种类还要多。“我们正在成为一个临时工的国家，”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觉就像在倒退，是因为工人现在就像20世纪30年代后期一样脆弱。”他坚持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将真正的劳工运动唤回，“这正是劳工运动应该面对的挑战。如果它不存在，那么我们都难以避免地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临时工或者独立承包商，而且到时候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种趋势。”[21]

我问戴维·罗尔夫怎么看待汤姆·纪勤的建议，他说这些建议都非常值得一试。劳工运动正在抓住能够继续向前发展的机会。虽然它的确存在某些弱点和缺陷，但它仍然比大部分其他组织在权利进步方面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多的资源。而且这本身就是对左翼进步主义国家的评论。正如戴维·罗尔夫和汤姆·纪勤所说的那样，工人领导，无论是在工人运动内部还是外部，尤其是在民主党内部，都是有争议的，而且他们还被指责支持美国人工作时候的无能和缺乏原则。罗尔夫对3.0版本的新型劳动力组织寄予厚望，但其他人并不持乐观态度。“罗尔夫说我们需要成为3.0版本的劳动力。”一个工会官员抱怨道。[22]“哎呀，”另一位工会领袖告诉我，“对……自由职业者联盟、国内工人联盟……这两个用来联合3.0版本的劳动力组织是我们在八个当中经常讨论的两个。”

但罗尔夫没有辩解：“现在我们在劳动中所需要的不是一种伤感的渴望，或者试图在不同的时代把时钟转向不同的经济，或者回到一个在大规模工业生产时代那种行之有效的集体谈判。相反，我们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在我们死亡之谷的另一边。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重新配置资源，而且什么样的新组织模式是行之有效的……我们需要树立正确的思想，然后把这种正确思想做得扎实一些……以新工人的组织形式取代传统的工会运动，从而得到工人的力量和拥护。”[23]

这些工人实验室正在尝试培育新的类型的第三波工人组织，真的能有哪一个组织站出来带领美国工人进入这个新的和不稳定的时代吗？

萨拉·霍洛维茨奇事与自由职业者联盟

一个比较成功的3.0版本的劳动力组织是自由职业者联盟，总部设在纽约。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沦落至“1099经济”当中，组织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来代表自由职业者找回自己的利益至关重要。[24]萨拉·霍洛维茨，自由职业者联盟的创始人、总裁兼CEO，是一个非常有才华和成功的社会企业家。她本人是一名贸易律师，父亲是工会律师，祖父则是国际女装工人工会副总裁。她作为一名年轻的律师被一家劳动法律公司雇用，而她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固定员工，只是一个合同工，而且没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险。受亲身经历所激发，她把自己的愤怒转变为创建自由职业者联盟的动力，并从1995年创建这个组织起就帮助自由职业者和独立工人呼吁权利。[25]

自推出以来，自由职业者联盟已经扩大至（根据其内部数字）近25万名成员（成为这个组织的会员是免费的，而且大多数成员都在纽约）。它代表自由职业者群体争取到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收益，而不是总拿着最低的收益，就像那些认为自由职业者是一个特殊群体那样受到歧视，而且这个群体一直在不断地扩大。但它是否有正确的策略，能否实现罗尔夫所说的使命而成为强大到足以改变人们生活，扩展到可以覆盖数以百万计工人的规模，并且实现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呢？

霍洛维茨一直在努力尝试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为自由职业者设计负担得起的健康保险，她大胆创建了自己的保险公司（但在2014年关闭，由于在推动“负担得起的医疗法”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她还成立了两个诊所，一个在曼哈顿，另一个在布鲁克林区，这两个诊所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网络位置，提供教育和专业发展课程、免费的瑜伽、冥想以及其他会员事务（这是她为联盟会员提供的“综合性的医疗保健和健康模式”的组成部分之一）。自由职业者联盟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计划在15个城市建立开放性诊所，包括纽约、洛杉矶、费城、泽西城、波特兰、奥斯丁和旧金山等。

除了努力为自由职业者创造健康条件，自由职业者联盟还搭建了一个国家福利平台，提供简单的、可搜索的网页界面，而自由职业者只要输入一个邮政编码就可以找到当地的福利提供者，如健康保险的本地供应商、401（k）退休、生活、责任、牙科和残疾保险（尽管自由职业者仍然需要自己来负担这些安全网功能）。联盟组织在迫使纽约市政府对独立的且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下的工人免征营业税做出了很大贡献，如果再征收营业税，就会导致这些自由职业者遭受双重税收。它还开发了一个在线的“合同”创造者，帮助自由职业者与自己的客户起草法律合同，并建立了客户计分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自由职业者可以看到客户的评价高低。霍洛维茨还计划为“1099工人”制订失业保险计划，因为目前他们没有资格获得国有失业补偿金。

随着自由职业者联盟越来越多地吸引了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并且激发了媒体和公众对这个迅速增长的工人群体所面临的困境的认识，萨拉·霍洛维茨在全国的知名度迅速上升。她已经出现在众多主流媒体和商业节目当中，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栏目《金钱》，《福克斯》（商业新闻），《经济学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连线》，《快公司》，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国内公用无线电台，等等。就像蒲一样，她也获得了著名的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天才奖学金，还被任命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这是一项难得的荣誉。她还被《商业周刊》提名为“25位最有前途的社会企业家”之一，并被世界经济论坛提名为“100位全球未来领导”之一。霍洛维茨认为自己是一个少有的有价值的珍稀物种——一个“左倾”人士，听起来就像一个商人，而且特别明智地利用了机遇市场的风险投资，不仅为自由职业者尝试和提供了可以负担得起的卫生保健，还为自己的组织进行其他目的的活动筹集了资金。

然而，尽管她取得了许多看上去实实在在的成就，但是霍洛维茨关于新经济的某些观点，以及对于自由职业者的某些观点，存在一些令人不安的缺点。那是因为她的观点只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了合理的总结。对于“新政”结构而言，似乎会导致更大的失败，而且就联邦政府在历史上的地位而言，现在的状况比许多右翼理论家曾希望能摆脱的状况还要糟糕。萨拉·霍洛维茨可能是左翼人士，然而对许多不知情的人而言，她的所作所为成为极右议程的核心部分。

首先，正如第八章中所叙述的许多反统计学的左翼人士那样，对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反越南战争的抗议，她的陈述通常都带有反政府言论。当我采访她到最后的时候，她指责道，正如她在作品中所写的那样，政府和私人部门都是“21世纪的绊脚石”，她还认为“两者都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即“成为维护社会善意的监护人”。[26]她说：“我们必须重塑政府的作用……政府越来越受制于债务和让公众缺乏信心……我们不能再像传统那样依赖它们。”[27]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完全重新的定位……在政府与工人的关系上面”。而反政府的姿态在社会企业家中是极为普遍的，即使是进步的，也是不幸的——而且对她的使命而言毫无必要——但是萨拉·霍洛维茨在自己的单词库中执着地补充了这一主题。

但对霍洛维茨来说，这不仅仅是修辞。她没有依赖政府推行安全型的支持政策，而是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理念，根植于自力更生和私人部门。她告诉我：“我相信有另一个策略，在这个策略中的公民社会——如非营利组织，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的企业和其他机构——为了他们的基本需要，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支持系统。”[28]例如，她希望个人能够通过像自由职业者联盟或工会、教会团体或其他私人组织来购买医疗保险。原因也很简单，比如，这样做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大池子当中的一部分，可以实现通过大型保险公司进行议价的能力。但她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它也会允许像她这样的小团体作为其个人成员的代理人，把这些成员绑定到这个组织的有形服务上（如医疗保健）。当然这样做会奠定会员基础，从而使她的组织更有影响力。

霍洛维茨将这些称为她所认为的“新型互利共生”，它基于一个简单的前提：不但是自由职业者，而且在其他职业和行业的工人也应该携手成立自己的机构，为他们的共同需求努力。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必须停止认为‘辩护’就意味着主体必须是‘政府’，政府理所当然地应该继续发挥作用，但是必须支持这些机构的发展。”她指出，法国的医疗保健系统使得职业基础的互助保险与较大的疾病保险基金实现联系，由国民政府进行监督，但是霍洛维茨创建的单一付款人保健系统不是任何系统的组成部分。总之，她将这些归结为一句简单的格言，即“新型互利共生需要政府扮演新角色”。[29]

霍洛维茨具有一个强大的劳动者家庭背景，已经从她长期并且深入根植的“新政”世界中完成了一个180度的转弯，取而代之的是，她把自己的组织建立在私人部门的基础上，并且认为这个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定位在矛盾关系是最融洽的。有趣的是，她却采纳了——看上去她似乎有已经被拉拢的嫌疑，为了实现她自认为的成为“天使”的目的——美国商业界的语言，说着罗纳德·里根站在台上所说过的话，而这句话已经成为美国主流言论的一个方向，那就是“政府本身就是问题”。霍洛维茨当然知道政府过去在其中发挥着倡导工会去代表美国一般工人的重要作用，并且推动了随后兴起的中产阶级社会。但与其他大多数被认定为进步人士的人相比，她对政府在未来的角色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在保障安全网和工人保护方面。她认为，在新经济中，这种角色只有通过像她这样的私人组织才可以更好地实现。

更有趣的是，霍洛维茨的这种反政府理念根深蒂固，支持私人部门工人的战略决定着她的英雄工作范畴，这是工人领袖西德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和他的哲学“社会工会主义”。在她联盟组织办公室的书桌前的墙上，有一张希尔曼几十年前的老照片，从1914年到1946年，希尔曼一直是美国服装工人联合会（ACWA）的领导。[30]在20世纪20年代，ACWA的社会制度不仅包括为工人争取权益、争取更高的工资和工会合同，而且为会员提供低成本的合作建房和失业保险工会。他还创立了一家保险公司和银行，以实现其成员利益的保值、增值，甚至是给服装企业雇用的ACWA成员发放贷款。希尔曼曾与许多改革者结盟为伍，包括简·亚当斯和克拉伦斯·达罗，他们共同帮助了1910年在芝加哥和1913年在纽约的早期罢工。希尔曼的ACWA是一个全方位服务的联盟，使得霍洛维茨倍感激励。

“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制度有它的权利，”她说，“他们说‘我们的人员是360度全方位服务的。这不仅关乎他们的工作，而且关乎他们的生活’。我们看事物的角度不同。”[31]随着经济的不断转型，以雇主为基础的安全网摇摇欲坠，有组织的工人不断减少，政府的作用也在下降，她认为现在这种条件下基于私人组织的策略是对的——她称这些组织为“互助协会”——假定这些机构是一种迷你型新政机构，只不过它们的作用仅针对其会员。她说：“不管你是否喜欢，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看到政府增长的可能不大。”“但是我们不会看到工人在社会需求方面的减少。我们需要这些社会目的的机构，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

站在她的位置上有一个合理的逻辑，她引用希尔曼的作品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把劳动进步作为一个标签贴在了她的战略上。在许多方面，我很欣赏霍洛维茨的工作和自由职业者联盟，及其试图为“1099工人”创新建立（尽管非常有限）安全网计划。但在她的理论中有一大盲点，希尔曼和其他工会领袖在他们塑造社会工会的时间上应该说是先驱者，他们很高兴把许多工会功能转移给政府。他们认识到，如果联邦政府掌握在有能力的总统和国会的手中，它将有更大的规模、范围和能力，使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人的生活发生改变。事实上，希尔曼是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民主党工党给予支持的关键人物。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希尔曼成为罗斯福政府的一个有影响力的顾问，为国家制定新协议。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霍洛维茨的策略是解除希尔曼的工作，并把它向后拉了一步。她试图重新建立希尔曼所创建的支持“新政”时代，她致力于创建的东西只是在希尔曼愉快地转交给罗斯福之前的模样。在希尔曼时代，对于政府为工人建立安全网或者对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进行管制这种事情，政府很少有传统或记录来扮演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希尔曼和其他工人领袖在当时选择创造一个“360度”联盟相当有远见，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具有非凡的意义。然而，在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政府扮演这个角色的悠久历史。也可以说，这是一部艰难的奋斗史，像希尔曼这样的人和所有的工人都站起来为自己战斗才得以实现，在某些情况下战斗得十分激烈，在工人与企业主和他们雇用的打手之间展开。仅仅因为政府近年来的表现令人失望，或者因为贝拉克·奥巴马辜负了人们的期望，我们就放弃这一传统，这在我看来似乎毫无意义。然而，这似乎正是霍洛维茨和其他许多进步人士以及社会企业家对共享经济的迷恋之处——也是正在倡导的东西。

霍洛维茨似乎真的相信，成百上千的私人组织能站出来把现有的空白基本填满，在这个极为保守的时代，在政府受到“左倾”影响更加紧缩的背景下。然而，很难想象，私人组织从来都没有在数量上达到如此多的程度，也没有在能力上达到过全面得足以形成有效安全网的骨干，即使在没有导致明显的效率低下的情况下。仅举一例——保健。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当时有很多不同的保险机构，而每家保险机构都有自己的行政官僚层。其结构相当复杂，而且引发了不必要的医疗费用，在与全世界各地所能够查询到的更加有效和更低价格的医疗保健系统比较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现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和旧金山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主席弥迦书·温伯格（Micah Weinberg）说，在像霍洛维茨这样的计划下，私人机构将组织自己的保险系统，它可以添加无限复杂的数百名行政官僚，使整体系统效率更低并且成本更高。健康保险公司的数量，他说，应该“坚持黄金法则：不要太少，也不要太多。足以创造竞争，但不要引入太多的系统而变得过于复杂”。所以霍洛维茨的计划似乎是更加倒退一步的计划。

当然，她有一个观点，当说到法律和法规的时候，她认为法律和法规没能及时调整以适应劳动力的变化，特别是没有针对那些规模已经很庞大而且不断壮大的独立工人大军。如果新政已经跟上劳动力的需求，那么“1099工人”就已经获得个性化的安全网，提供了某种程度的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带薪病假和休假，等等，这不应该依赖于个人的具体工作。霍洛维茨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新政保护在20世纪被卡住了……新政必须更新以反映这个新的现实”，这将需要为工人的支持和建立全新的系统创造一个全新的模式。“新的‘新政’”，她说，“必须根植于可移植性和流动性。保护和权利必须集中于个人，而不是工作岗位，因为自由劳动力总是做完这份工作就做下一份工作。”[32]

霍洛维茨是为数不多的国家工人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她已经超越了仅仅思考这个问题，并正在积极尝试做些什么。但这里有一个突出的战略问题：谁应该被授权成为这种变化的代理人？它应该是像自由职业者联盟这样的私人机构吗，还是应该由政府来承担？为什么社会活动家和这些组织不把责任推给政府呢，让政府来处理已经过时的法律和社会契约，以便现代雇主能够给那些为他们卖命工作的人提供安全网，无论是正式工人还是临时工人，是自由劳动者还是“1099工人”。这恰恰是欧洲许多国家运行的方式——在大多数地方的临时工人和合同工人都能够享受相同类型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就像全职工人一样。为什么在美国我们不能推动这种法律和法规设计的改革来实现相同的目标呢？

我在采访霍洛维茨时问了她这个问题。她首先否定了这个问题，只是说我们必须停止认为政府是一切的答案。但这不正是小布什总统所说的，他要推行“所有权社会”，而最终却被大多数美国人拒绝了吗？“我已经确定了全国一千位领导人，不管谁能够成功引领，”她说，“我都能想到布什会称赞现有的这‘一千点光’。”

在她的战略蓝图中，似乎已放弃了游说政府或者给政府施压，而萨拉·霍洛维茨的视野当中的其他部分却似乎不太可能完成这个棘手的任务。例如，她完全接受共享经济的概念，或者有时候被称为协作消费经济。她认为新经济能起到一个可行的、催化的作用，让自由职业者回到原来的生活水平，并且创造一个新的新政。霍洛维茨把共享经济称为新的“工业革命”，就像社会从农业发展到工业经济一样，劳动力大量转变。[33]她写道：“打零工的经济、社会媒体、协同消费，以及众包技术等，都只是贸易实现的工具。”[34]通过共享经济的背景，工人正在“离开传统的工作场所，并选择拼凑出一个依靠自力更生的靠专业吃饭的生活”。2014年8月，她在《洛杉矶时报》中夸张地声称：“大工作的时代确实结束了，谢天谢地。”关于自由职业者，她说：“在这个新的市场一枝独秀，为工作和生活搭建了有活力的新平台——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社区卫生与健康中心，以及为新千年技术和自由职业者量身定制的21世纪经济……数以百万计的工作都在那里，当他们需要工作的时候，就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他们正在建设令人满意的事业，而且包括快乐的生活。他们能够帮助建立一个支持系统，使自己能够过上想要的生活……欢迎有意义的独立时代。”[35]

但正如我们在前几章看到的，按照共享经济目前践行的状况来看，特别是一些大公司，根本没有在“共享”，而是一直在“攫取”，或者说在利用基于网络和应用平台的技术来攫取利润和无视法律、逃避税收责任以及其他有负面影响的事——包括对待自己的工人。因此，工人在共享经济中——无论是自由职业者、临时工、墨西哥短工、“任务兔子”、兼职人员、个体户、打零工的人或独立企业家，都难以生存。他们往往几乎时刻挂在网上，缺乏工作保障，没有体面的工资，也没有针对自己和家人的足够的安全网。

事实上，自由职业者联盟的一项研究已经证实了一种现实，在其调查的3000个成员中，有超过80%的人失业或就业不足，而且在过去一年中没有获得失业保险。超过60%的人利用他们的信用卡，或者借朋友和家人的钱来维持生计，但还是入不敷出，有12%的人向政府申请援助。调查还发现，58%的小组成员的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对自由职业者而言，收入不低于2.5万美元的只占29%。最后，研究发现，高达77%的联盟成员曾经遇到客户在他们职业生涯中的欺诈行为，而40%在过去一年的工资支付中遇到过麻烦，而且造成了高达6000美元的损失（和累计超过300万美元的未收到的薪水）。[36]

总之，自由职业者联盟的研究发现，大多数自由职业者和“1099工人”的生活根本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存在，你总是忙于寻找下一个零散的工作，并且不能确定你是否会发生一些不幸的事情，而且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这些工人大多数是以一种相当戏剧性的方式发现自己仅仅是一个输入公司机器中的代码，有点像现代墨西哥短期合同工，维持他们可以更准确地去“分享面包屑”经济。他们根本没有理由享受这种“独立的意义”或者有什么“梦想中的职业生涯”，更不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而霍洛维茨在她撰写的《自由劳动者的圣经》一书的副标题就堂而皇之地打着这种旗号。

尽管现实已经这样，霍洛维茨的愿景仍然呈飞跃式地扩张，甚至要发展成一个乌托邦。“我真的看到了发展，”她说，“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一个把公司、企业家、工人和其他组织编织在一起的长期可持续而短期又能够收获利润的模式，并且能够分享权力，同时实现自上而下的控制。”[37]霍洛维茨抓住了布莱恩·切斯科和理查德·波特曼的“信任与共享”的缺点，将这种必要性写成“我们需要互助来重建社会信任”。[38]像许多共享经济大师那样，她声称自己是一个革命领袖，要领导一种运动，自认为应当从“有文化”转变为“共享文化”，并且认为这不仅仅是商业交易的手段。她说：“共享经济不是一个应用程序，而是基于信任和合作的心态。而自由职业者正是这种方式中的先驱者。”[39]

这一切听起来符合平等主义，甚至符合杰斐逊派的观点。霍洛维茨写道：“我们不再是简单的律师、摄影师、作家，相反，我们可以是兼职律师和兼职业余摄影师。”[40]展望未来，她说，越来越多的“职业生涯”将包括一些拼凑各种类型的工作，同时处理多个客户，学习如何做营销和会计专家，并在卧室或咖啡店甚至合作办公的空间创建办公室。其实当然不仅仅是那样，就在我们挣扎着从不同渠道取得收入的时候，我们的工资不断遭到缩减，安全保障网也不存在了，而且还被孤立，自力更生地通过我们所拥有那一点点可怜的财产来赚钱，并美其名曰“货币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作为这样一个有劳动者血统的人，霍洛维茨（以及其他一些共享经济的倡导者）都为这种打破工作日规律的模式歌功颂德。霍洛维茨生动地写道：“今天，自由职业者可以拥有几个平面设计的客户，也可以利用类似投资组合来穿插安排其他工作，比如，她可以在‘空中食宿’上出租空余的房间，也可以在‘来福车’上做司机，还可以承担一些食品合作社的工作，并在周末去做一些歌唱演出。”[41]这简直就是让人尝试杂耍和喘不过气来的工作周——随着工人工资的下降和安全网的消失，工作中“停工期”和“休假”的概念已经彻底被铲进历史的垃圾桶。

卡尔·马克思曾经想象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一个专属的活动领域”，这让“我可以今天做一件事，明天再做另外一件事，早晨打猎，下午捕鱼，傍晚喂牛，晚饭后批判，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没有成为猎人、渔夫、牧人或评论家”。[42]显而易见，暴怒的共享经济倡导者采取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信条，但这是颠倒了的马克思主义。在巨大的不平等和所有权被驯服后，马克思设想了他的新社会。但像萨拉·霍洛维茨这样的自由劳动力倡导者的计划将导致社会更加不平等，并且差异会更加猖獗和疯长。

共享经济的工人，联合起来！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但是……我们还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哦，还有体面的工作。

这种神奇的想法太过于简单且忽略了事实，认为它可以抨击政府和开拓自己的私人共享市场，还认为可以在财富和权力的巨大力量中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这种力量几十年来已经慢慢地把我们的包容性经济和政治机制变成了攫取性机制。但值得赞扬的是，自由职业者联盟一直赞助当地的工厂，为全国各地的自由职业者促进网络和能力建设，并保持一个十分有用的网站。当地的研究会是一条生命线，虽然参与者数量不多（平均35~40人），但是网上论坛的参与者数量，按照其宣称的25万（非付费）会员，在16个“火花”城市开展的200个左右的“对话”，总量不少于千人，这应该是他们最活跃的地带。他们的在线社区并不是那么充满活力。[43]但她的信用，至少霍洛维茨自己，是试图打着自由的旗号，她也承认这一点。她的确是为数不多的工人组织领导之一。在她的指导下，自由劳动者应该能够学到很多重要技能，并且能够处理好各种关系，希望这些真的能够对他们有帮助。

但是这些自由职业者没有从这个“联合会”中学习到的，恰恰是关于如何进行政治斗争，或如何成为公民。联盟组织对如何做政府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兴趣。霍洛维茨不赋予政府权力，也不重视政府，而是提出一个狭隘的愿景：帮助人们聚集在自己的私人网络中“共享”，互相学习，出租他们的财产和劳动——看上去似乎放弃了大局。放弃政治，放弃斗争，放弃对攫取性经济提出挑战，而这些正在拿走美国工人的一切——尤其是年轻工人——以如同海啸一般的力量和速度。在她的笔下，霍洛维茨反映了劳动的历史和阶级斗争，这要追溯到19世纪的意识形态，但她的自由职业者联盟真的不像农民联盟、田庄或农民互助会那样，因为这些早期的联盟是民粹主义时代的产物。农民在田地里作为独立承包人和自由职业者，站起来为自己的集体利益反抗强盗贵族的垄断行为。在20世纪70年代，这赢得了美国中西部11个州议会的控制，而民粹主义运动是最好的催化剂，推动了1887年《洲际商业法》和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出台。然而，霍洛维茨的运动却不是为了鼓励这种政治力量，甚至她都不知道这段历史。

同时，值得赞扬的是，自由职业者联盟一直特别关注全国范围内的所有的年轻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成为国际上一次性劳动力的一部分，年轻人对老一辈如何保护他们所受益的世界了解得很少。但正如第七章中所叙述的那样，许多共享经济领导人似乎认为千禧年的一些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较少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特别适合现在的形势，态度明确，积极投入自由和共享经济中，霍洛维茨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但我在旧金山参加过好几次联盟的重要事件，都没有看到支持这种观点的相关证据。年轻的自由职业者似乎不着急，他们对未来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的前景，比以前的年青一代更加迷茫。我遇到的人似乎在新经济中都还没有为生活做好准备，尤其是在新经济中作为一个自由劳动者，而新经济现在又在不断走向自动化、机器人化和人工智能化时代。这些年轻人正在继承一个与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所熟悉的“新政”世界相去甚远的世界，但他们没有学到任何能够帮助自己利用组织实现政治目标的技能。

这是萨拉·霍洛维茨和她的自由职业者联盟真正的悲剧：她相信她能取得进展，在她对自由职业者通过私有化并且主要是避免政治的倡导下（尽管她的组织成功地游说纽约市取消了一项法律，但那只是针对双重征税的自由职业者），历史证明这是不可能的。政府是具有优先权的。西德尼·希尔曼也很清楚，现在比以往更加需要这种优先权。随着工人的权利和新交易支持系统的安全受到如此强大力量的攻击，地方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都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如果像萨拉·霍洛维茨这样的人，拥有劳动者的背景，却不去捍卫政府的权力，并找出有助于政府角色向现代化转变的方法，以适应新型工人，那么还等着谁去做呢？

迈克尔·林德曾表示：“想成为进步的民粹主义者的人，发现他们谴责大政府和大企业能够赢得掌声，这些人可能是民粹主义者，但他们并不是进步的民粹主义者。”[44]虽然我很钦佩萨拉·霍洛维茨工作的一部分，包括教育公众和制定政策来缓解自由职业者的困境，并试图将这些工人带领到一个新设计的安全网和社会中，为新经济中的契约工人量身打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整体愿景和战略提出了重要的战术问题：我们还需要继续推动政府做它应该做的，并且建立在数十年的遗产最相关的部分之上吗？或者我们就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通过一个非个人的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网络互相联系起来，而这些网络都是由技术人或者联盟的管理者来操作的，这些人说得很清楚，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未来、听到未来、闻到未来，这听起来才是最可怕的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岔路口，而那些像萨拉·霍洛维茨这样的工人组织领袖却在引导我们走向一条前途并不光明的路。

我们必须选择一条路向前走，而前面的道路是十分明确的：美国人必须组织起来，无论是在工会、教会、工作场所、非政府组织、第三劳动组织方式、田庄、妇女选民联盟或同济会俱乐部联盟，在互联网、在街头、在董事会、在国家首都和城市大厅，直接把政府的独特权力指向锻造新经济下一个新的安全网这项重要任务。只有代表政府的宪法赋予的权力，才能为社会各阶层制定普及的制度，包括商界领袖、工会领袖、社区领袖、社区活动家和普通美国人，并寻求对如此重要的事情达成共识。尽管存在明显的缺点和挑战，政府仍然是所有美国人的政府。坐在大圆桌前，我们必须协商一个新的关系和一个新的社会契约，在工人和雇主之间，在企业和社区之间，在所有美国人之间。

这一结论正是在下文将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1]Neal Boudette, “Union Suffers Big Loss at Tennessee VW Plant,”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5, 2014, 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434104579382541226307368 (accessed April 2, 2015).

[2]Mike Elk, “After Historic UAW Defeat at Tennessee Volkswagen Plant, Theories Abound,”In These Times, February 15, 2014, http://inthesetimes.com/working/entry/16300/after_uaw_defeat_at_volkswagen_in_tennessee_theories_abound (accessed April 2, 2015).

[3]Steven Greenhouse, “Union Membership in U.S. Fell to a 70-Year Low Last Yea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1/22/business/22union.html (accessed April 2, 2015).

[4]Cherrie Bucknor and John Schmitt, “Union Byte 2015,”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January 2015, Table 1, http://www.cepr.net/documents/union-byte-2015-01.pdf (accessed April 2, 2015), p.1.

[5]Eisenhower said this just before his election, in a speech to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17, 1952. Dwight Eisenhower, “Quotes,” Dwight 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 http://www.eisenhower.archives.gov/all_about_ike/quotes.html (accessed March 25, 2015).

[6]Jake Rosenfeld, What Unions No Longer D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http://www.hup.harvard.edu/catalog.php?isbn=9780674725119 (accessed April 2, 2015).

[7]Kevin Drum, “Why Unions Matter: The Numbers,” Mother Jones, August 5, 2011, http://www.motherjones.com/kevin-drum/2011/08/unions-and-wages (accessed April 2, 2015).

[8]Harold Meyerson, “The Seeds of a New Labor Movement,” American Prospect, Fall 2014,http://prospect.org/article/labor-crossroads-seeds-new-movement (accessed April 2, 2015).

[9]David Rolf, “The Death of Trade Unionism, and toward the Birth of a Labor 3.0,” self-published, 2012, p. 1.Meyerson,“Seeds of a New Labor Movement.”

[10]Joseph McCartin, “The Strike That Busted Unions,” New York Times, August 2, 2011,http://www.nytimes.com/2011/08/03/opinion/reagan-vs-patco-the-strike-that-busted-unions.html(accessed April 2, 2015).

[11]Jefferson Cowie, “How Ronald Reagan Broke the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Union—And Why That Fight Still Matters,” Alternet, March 25, 2012, http://www.alternet.org/story/154595/how_ronald_reagan_broke_the_air_traffic_controllers_uni on—and_why_that_fight_still_matters (accessed May 9, 2015).

[12]Ibid.

[13]Meyerson, “The Seeds of a New Labor Movement.”

[14]Ibid.

[15]Rolf, “The Death of Trade Unionism,” 14.

[16]Meyerson, “The Seeds of a New Labor Movement.”

[17]Jake Whittenberg, “1 Year after ＄15 Minimum Wage, Little Impact in SeaTac,” King 5, December 31, 2014, http://www.king5.com/story/money/2014/12/31/15-hour-minimum-wage-seatac/21097523/ (accessed April 2, 2015).

[18]Ben Bergman, “Why Unions Lead the ＄15 Minimum Wage Fight, though Few Members Will Benefit,” 89.3 KPCC, January 29, 2015, http://www.scpr.org/blogs/economy/2015/01/29/17859/why-unions-lead-the-15-minimum-wage-fight-though-f/ (accessed April 2, 2015).

[19]Nelson Lichtenstein, “‘Only One Thing Can Save Us,’ by Thomas Geoghega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2/01/books/review/only-one-thing-can-save-us-by-thomas-geoghegan.html (accessed April 2, 2015).

[20]Timothy Noah, “Why the Democrats Need Labor Again,” Politico, January 3, 2015,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5/01/democrats-need-labor-again-113583.html(accessed April 2, 2015).

[21]Ibid.

[22]Meyerson, “The Seeds of a New Labor Movement.”

[23]Rolf, “The Death of Trade Unionism,” 13, 16, 17.

[24]其他一些自由职业者的支持组织，值得注意的是“破碎的阿特拉斯”（Fractured Atlas），主要在纽约活动，是一个支持艺术和创意产业工作的非营利组织，包括提供协助寻找医疗保健；以及PLSCI组织，这个组织能够为独立承包商、自由职业者和合格的组织提供健康保险。Peers这个组织最初成立于2013年，曾经是共享经济的一个支持组织，现在已经转型,为自由职业者提供基于互联网服务的支持平台。Ellen Huet, “Turning Sharing Economy Workers into Customers,” Forbes, http://www.forbes.com/sites/ellenhuet/2014/11/12/peers-relaunch-gig-economy-workers (accessed March 19, 2015).

[25]自由职业者联盟成立于1995年，最初被称为“今日工作”（Working Today）。

[26]Sara Horowitz, “The Dream of the 1890s: Why Old Mutualism Is Making a New Comeback,” Atlantic, March 13, 2012, http://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2/03/the-dream-of-the-1890s-why-old-mutualism-is-making-a-new-comeback/254175/ (accessed April 2, 2015).

[27]Sara Horowitz, “Helping You Connect Together,” Freelancers Union, February 8, 2011, https://www.freelancersunion.org/blog/2011/02/08/helping-you-connect-together/ (accessed April 2, 2015).

[28]David Bornstein, “Safety Nets for Freelancer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6, 2011,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1/12/06/safety-nets-for-freelancers/ (accessed April 2, 2015).

[29]Horowitz, “Helping You Connect Together.”

[30]Steven Greenhouse, “Tackling Concerns of Independent Workers,”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3/24/business/freelancers-union-tackles-concerns-of-independent-workers.html (accessed April 2, 2015).

[31]Ibid.

[32]Sara Horowitz, “A Jobs Plan for the Post-Cubicle Economy,” Atlantic, September 5, 2011, http://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1/09/a-jobs-plan-for-the-post-cubicle-economy/244549/ (accessed April 2, 2015).

[33]Sara Horowitz, “The Freelance Surge I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Our Time,” Atlantic, September 1, 2011, http://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1/09/the-freelance-surge-is-the-industrial-revolution-of-our-time/244229/ (accessed April 2, 2015).

[34]Horowitz, “A Jobs Plan for the Post-Cubicle Economy.”

[35]Sara Horowitz, “America, Say Goodbye to the Era of Big Work,”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25, 2014, http://www.latimes.com/opinion/op-ed/la-oe-horowitz-work-freelancers-20140826-story.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36]Freelancers Union, “Independent, Innovative, and Unprotected: How the Old Safety Net Is Failing America’s New Workforce,” 2010, http://fu-res.org/pdfs/advocacy/2010_Survey_Summary.pdf (accessed April 2, 2015),pages.1-2.

[37]Theresa Riley, “Organizing Workers in the Freelance Economy,” Moyers and Company, August 28, 2014, http://billmoyers.com/2012/07/06/organizing-workers-in-the-gig-economy/ (accessed April 2, 2015).

[38]Horowitz, “The Dream of the 1890s.”

[39]Sara Horowitz, “Freelancers Are Building the Sharing Economy,” Freelancers Union, October 24, 2013, https://www.freelancersunion.org/blog/dispatches/2013/10/24/freelancers-are-building-sharing-economy/ (accessed April 2, 2015).

[40]Horowitz, “The Freelance Surge I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Our Time.”

[41]Horowitz, “Freelancers Are Building the Sharing Economy.”

[42]Karl Marx, German Ideology, 1845, http://marxists.anu.edu.au/archive/marx/works/1845/german-ideology/ch01a.htm#a4 (accessed May 9, 2015).

[43]自由职业者联盟的网站有大量的在线论坛，称为“蜂巢”和“火花”，其中一些按照地理和其他地区来划分，还有一些按照行会、职业或行业来划分。我在2015年2月对这些网上论坛的参加者进行了快速调查。16个左右的“火花”城市被认定为最活跃的地方，有不少于900名在线会员仅就200个左右的网上论题进行讨论（而且有很多论题已经是老问题）；其他的“蜂巢”论坛也是以地理位置作为安排的标准，只是都少于250名成员和133个论题。这些数据都是根据住在16个城市开始自由职业者联盟的促进参与活动统计的。几个月后，在线参与者的数量仅仅呈现出略高的趋势。所以，尽管声称职业联盟有25万（非付费）会员，但是活跃的会员数量明显较小，仅占所有会员的0.6％。

[44]John Stoehr, “A New Hamiltonianism: An Interview with Michael Lind,” Boston Review, June 13, 2012, http://bostonreview.net/michael-lind-john-stoehr-a-new-hamiltonianism-land-of- promise (May 9, 2015).

第十章 解决方案一：新经济下的新型社会契约

2014年5月，一次重要的会议在伦敦的心脏召开，针对自2008年以来数以百计的关于“什么是错的”的相关思考，会议的主题是“包容性资本主义”（Inclusive Capitalism），会议序言中写道：“怎样才能使我们的经济体系更公平、更可持续、更包容？”[1]虽然其主体看起来有些激进，但这一事件并不是由“中间偏左”的机构如费边社（the Fabian Society）、绿党或《展望》杂志组织的。它发生在一座历史悠久的市政厅大厦的房子中，在伦敦市长官邸，其发言人名单以及邀请的与会人，看起来就像一个迷你达沃斯：比尔·克林顿，查尔斯王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金融时报》的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琳恩·福雷斯特·罗斯柴尔德，以及一大群来自领先公司和商业银行的CEO和高管，如霍尼韦尔、瑞士联合银行集团、阿尔卡特朗讯、联合利华、葛兰素史克、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陶氏化学公司，等等。

甚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年度会议也聚集了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一群人，而不平等这个主题已经连续七年受到了最密切的关注。这听上去似乎有些刺耳，那就是聆听这些还带着“占领华尔街”回响的大财阀进行关于不平等的演讲，但或许这些人的发言恰恰反映了一个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的认识。正如伏尔泰曾经说，“每个人都为自己没有做过的好事而内疚”。总之，聚集在古老的中世纪镀金大厅，超过220位领导人来自全球政治、商业和金融界，来自27个国家的代表拥有超过30万亿美元——占据了世界金融资产的1/3。他们讨论了资本主义的未来，正如联合利华的CEO保罗·波尔曼（Paul Polman）所说：“资本主义者正在威胁资本主义制度。”[2]

会议参加者和主题演讲并没有就论题全面展开，古老的镀金大厅与未来的桥梁计划——就像之前的许多成果大多是——用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话来说，“喋喋不休”。然而，还是有一个想法撒下一个希望的种子，其来自最不可能的人物：比尔·克林顿的前财政部部长拉里·萨默斯。我之所以说是“不可能的”，是因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萨默斯是导致2008年全球崩溃的灾难性金融自由化的始作俑者。经济学家迪恩·贝克曾写道：“有一份多页的起诉书（就是针对萨默斯的），包括他支持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反对监管衍生品，以及他在作为奥巴马总统国家经济顾问期间，保护大银行。”[3]还有一位我所知道的经济学家，比萨默斯更加出格：“他不仅会把饭菜烧毁，而且会把整个饭店烧毁，但他永远不会被解雇，还是能够继续做饭。”

事实上，萨默斯在市政厅的演讲中表现得没有一丝为他之前所犯的经济罪谦卑或者赎罪的意思。但他提出的一个核心想法，以及另一项被称为包容性繁荣委员会的倡议，为美国在前进的道路上提供了一条线索。

萨默斯提出的倡议直接与新经济的挑战相联系，是社会契约的“可移植性”的概念。萨默斯说，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在通过雇主雇员合同提供“基本经济安全”的重要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美国，安全网已经依靠雇主作为“新政”的小型代理商那样来为自己的员工提供，其中大部分对工人和家庭的支持都是针对个人的，基于他在特定的工作场所的工作岗位，而且通常都有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单一雇主。萨默斯说，当企业进行裁员，转而通过分包的形式或者雇佣的形式找到那些独立承包商，“传统的雇佣关系就会被瓦解，而且提供基本的经济安全就更加困难”，这也是导致这些人“离开家庭独自应对风险的重要原因”。[4]

在今天的新经济时代，许多工人不再在很长时间内受雇于某个单一雇主。越来越多的工人都有多位雇主。事实上，在打零工的经济中，“任务兔子”、“任务承接者”和“1099工人”甚至一天之内都会有多个雇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雇主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他们的“1099工人”提供安全网（事实上，通过克扣工资，这些工人不仅有责任支付他们一半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而且要负担本应当由雇主承担的一半，也就是说，还要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额外的7.65%）。因此，“新政”背景下社会契约呈现出逐渐减弱的状态，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被挤到了一些没有被法律法规所覆盖的现有社会契约类型的工作岗位中，所以现在是时候出台一项新方案了。

在萨默斯关于包容性繁荣委员会的报告中，他引用医疗保险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在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接受医疗保险的典型方式是通过雇主。在欧美许多发达国家，医疗保健是直接通过政府或间接通过非营利组织，由政府严密监管的支付项目。“因此，这意味着就业的变化，以及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紧密，与其他国家的同行业相比，美国的家庭生活显然更加艰难。”这是通过可负担医疗法案的主要卖点之一：它解放了工人，从而使工人能够更放心地给不同的雇主工作。他们的就业前景不再受到“工作锁定”的伤害，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不敢离开工作岗位，因为害怕失去医疗保险。单是这种改变，就给工人带来了更多的与雇主议价的能力。

但是正如萨默斯的报告继续开展的那样，“其他组成部分——包括养老金、工人赔偿以及失业补偿金——这些所有的福利还是要依赖雇主”。这种情况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脱离特定的工作岗位和公司日益凸显。他们正在失去进入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机会。

这种侵蚀使得越来越多的雇主更加滥用“独立承包商漏洞”。正如本书第一章中所讲的那样，这些公司可以逃避为30%以上的员工缴税，这样做可以节约的成本就是各种安全网平均下来的成本，这些公司通过雇用一个独立承包商、临时工或者自由职业者，就能节省这些成本。在目前的体制下，如果雇主能解雇他们的整个劳动力，那么他们实际上有一项激励措施，并去100%地或者尽可能高百分比地雇用“1099工人”。听起来极端吗？我们已经在第一章中看到，大制药公司默克出售其在费城的工厂，新老板解雇了所有的员工，然后以独立承包商的方式返聘了400名原来默克的员工——默克与该公司签约，继续为他们做相同的抗生素。[5]一旦足够多的企业都选择这样的方式去做事，就会释放出一种竞争的意味，对所有的企业产生压力，迫使这些企业也采取相应的竞争策略。这些不正当的动机无疑会破坏美国的劳动力，把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转变为零工。这无疑也会大大动摇宏观经济。

因此，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不平等现象，这一点通常被认为是收入不平等——关于谁赚了多少钱，最高收入和最低工资之间的差距，以及中间人口的比例是多少。真正的挑战在于，到底应当怎样提供一个支持体系，帮助个人和家庭满足需要，从而能够提供一个繁荣和感觉安全的措施。我称为“个人基础设施”——正如我们了解的如对桥梁、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那样，或提高能源效率以维持社会运转，我们必须投资于福利支持体系，以维持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生活。有时这意味着支付更高的工资，但并不总是这样。在今天这个越来越让人感到不安的时代，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不仅与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有关，还与人们的福利支持体系有关。这些也应该成为我们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如何为了“新政”福利篮子的交付而取代雇主和企业作为中心点？如何让越来越多的即将成为“1099工人”的百万大军都成为福利篮子中的成员？这不仅是今天的一大挑战，而且与每一代人都有关系。

我相信我们有可能通过发展制度，来保留“新政”安全网的最佳部分。说到关键词，正如萨默斯说的“携带”：我们必须弄清楚如何使个人福利支持这项基础设施，让工人和家庭能够感到更加安全，使安全网能够在工人从这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从这个雇主换到另一个雇主的时候，还能够一直跟着工人。安全网需要保护工人，不管他的就业情况到底是怎样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该如何去做到这一点。

“多雇主世界”的安全网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一个可以适应的运行模式，即所谓的“多雇主计划”，它是一个员工的福利计划，这个计划囊括了多个雇主的贡献。多雇主计划的运作就像保险计划一样，能够为参与者提供福利。通过集中风险和规模经济，来为参加这项计划的工人提供福利。最重要的是，多雇主计划允许自由职业者获得和保障他们的利益，即使他们从这个雇主换到那个雇主，或者从这个工作换到那个工作，也能够拥有福利，这有助于避免福利中断。[6]

这样的多雇主计划主要应用于建筑业和采矿业。例如，大多数建筑工人都是独立承包商和临时工。他们与雇主签订一份具体的工作，一旦工作完成，他们与雇主的关系就终止了。然后，建筑工人必须找一个新的工作，与新的雇主再签订合同。在任何时候，那个工人最终都可能为众多的雇主在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和工作项目上进行工作。这些类型的工作条件被越来越多的美国工人所渴望，其工人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和不同的行业，而随着他们成为独立承包商、自由职业者和其他类别的“1099工人”，他们对此的渴望更甚。这些条件也是许多常规兼职工人所向往的，甚至是越来越多的全职工人所向往的。

考虑到这些建筑工人的受雇一般都建立在应急的基础上，多雇主计划所提供福利的类型通常是相当全面的和实质性的。这些福利甚至与许多大公司提供给他们全职雇员的福利相当，包括：

医疗保健福利；

养老金福利；

失业金福利；

职业病和工伤福利；

长期假期、短期休假与离职金福利；

伤残和疾病保险；

培训与教育（包括学徒教育奖学金）；

住房金融援助；

托儿中心；

生活保险；

意外保险；

法律服务。[7]

那么这些计划是如何出资的呢？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有人必须支付所有不同的社会保险池，以支持每个工人及其家人。通常情况下，雇主应当为每个工人支付一部分，这是预留在基金中的一个数额。雇主支付的具体金额被写入协议（如每小时3美元或4美元，高于基准工资）。这一数额如果由多个雇主进行支付，那么就是一种“个人基础设施”，向每个工人征收一定数额，然后由它来支付每个工人的安全网。基金由董事会管理，委任的雇主和雇员代表人数必须相等。相关信托协议一般都规定利益是如何确定的，董事会将被赋予权力，以确定福利水平。

这听起来对兼职工人和“1099工人”来说几乎是完美的，似乎满足了所有的需要，但其中还是有一个隐情。即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多雇主计划的集体谈判协议，通常要通过一个地方工会或更多的工会。工会通常是行业工会，即工会代表一个特定的工艺或职业，有足够的集体力量去说服多个雇主签署。例如，国际管理工程师联合会（IUOE）是一个拥有40万会员的全国性联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管理工程师管理、维护和修理重型建筑设备，建造国家公路、发电厂、水坝和建筑物。[8]通过多雇主计划，国际管理工程师联合会已经能够为其成员提供达到中产阶级水平的工资，工作条件甚至包括培训和学徒制度。

由国际管理工程师联合会管理运营的多雇主计划，在科罗拉多当地9号有一个时间银行系统。在这个银行中，工人为每一个曾经工作过的雇主都有一个累积工作时间的账户，这个账户与银行的存款账户十分相似，只不过存储的是工作时间，而且这个银行中还包括工人自己的社会保险账户。当成员难以找到下一份工作时，参加者可以得到累计四个月（500小时）的失业保险，这种顾虑是建筑业和贸易业工人所经常面对的。科罗拉多当地9号还有一个固定收益养老金基金，池子规模有80亿美元资产，主要由雇主资助。它是全美第五大劳务管理养老金计划，没有资金且没有着落的负债和收益由美国养老金福利担保公司担保。[9]

还有一个工会——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拥有全美最大的多雇主确定收益福利计划，名为“卡车司机养老金西部信托”（WCTPT）。WCTPT有58.3万名工人参加，这是一个350亿美元的基金，来自1400多名雇主所贡献的“个人基础设施”，这些雇主从少于50名员工的小公司到特别大的公司，如可口可乐、西夫韦公司和联合包裹运输服务公司（UPS）。这个基金成立于1955年，旨在让工会工人——卡车司机、蔬菜包装工人、地板清扫员、建筑工人——能够享受到一个安全网的保险福利，尽管他们通常需要频繁地更换工作岗位并总是拥有多个雇主。[10]

这些多雇主计划已经在雷达之下悄无声息地运营了半个世纪之久，事实上它们一直在被广泛地使用，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网，只是名气没那么大罢了。一些计划只提供养老金，还有一些计划只提供其他安全的网络组件，如医疗、失业救济等，被称为“福利计划”。截至2012年，共有2740位雇主参与养老金计划，总资产达到6240亿美元，参与的工人则达到1500多万名。有1800多名雇主参加了福利计划和非养老金计划，这个计划负责提供卫生保健和其他类型的“个人基础设施”，参与的工人也达到600万名之多。[1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福利体系也算是驾轻就熟了，并非完全是摸黑探索。这些都是正式建立的法人实体，它们的成立参照的法律有国家劳动关系法（NLRA）和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ERISA）。在这些机构中，允许多个雇主基于共同信任为同一个特定的个人员工贡献福利资金。

但如果我不是工会成员，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承包商或自由职业者，而且短期内没有任何希望加入工会呢？那些工人还有另一种模型，称为“多雇主福利安排”（MEWA）。主要用于医疗保健，MEWA项目主要用来为那些有两个及两个以上雇主的工人提供医疗福利，即使这些工人并没有与雇主达成劳资谈判合同。通常，MEWA包括那些作为行业协会成员的雇主，比如贸易和商业协会就会为协会成员提供医疗保险。[12]

在硅谷，成千上万的承包商、临时工和自由职业者总是十分频繁地流动着，这周被这个雇主雇用，下周就走人了，一个相似的模型已经出现了。那就是诸如“MBO伙伴”这样的机构作为“雇主的记录员”这样的角色，作为一个中间人角色的技术工作人员，为这些作为自由劳动力的工人及其多个雇主之间搭建桥梁。“MBO伙伴”以及类似的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包括为每个工人提供“福利集中管理”，让他们能够顺利地享受安全网所提供的多方福利，诸如医疗保险、工伤补贴、残疾人补贴、401（k），以及薪酬管理、税收减免、加班费等事项。

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多雇主计划都表明，为那些包括合同工、自由劳动力或者临时工等在内的拥有多雇主的“1099工人”建造安全网，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具有很大的潜力。这一切都与法律法规体系是否合理直接相关。下面继续讨论这些模型到底如何来应对当前的挑战。

个人安全网账户

针对以下问题应该怎么办：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只是因为一家企业决定将工作岗位外包给一个临时工人、自由职业者、独立承包商或者特许经营，而不是按照劳动法和契约的标准去雇用正式员工，雇主应该能够逃避缴纳每小时几美元的税收成本，不为每个工人提供安全网。同样地，不管一个人到底为多少雇主工作，这个工人都不应该被想通过福利系统为自己和家人提供保障民主和现代的权利排除在外。我们要么继续前进，进化为一个新型的社会，要么向后倒退。

所以当“优步”、“任务兔子”、“一揽子找工作”、“人力资源”、“凯利服务”或者任何其他企业在雇用“1099工人”的时候，除了工资，还应当为他们每小时几美元的成本，为每一个工人在其个人安全网账户中注入资金，建立安全网。这将是一个十分体面的解决方式，因为它没有必要去争论究竟这个工人实际上是该公司的固定员工还是独立承包商，这一点已经无关紧要。无论当初是以哪种方式雇用这个工人，雇主都要保证给每一个工人分配财务资源，预留必要的安全网资金。这个方法当然也要利用现有的安全网络基础设施和程序。本书在这里想探讨一下它如何能够在一个简单的、直接的方式下进行有效运转。

首先，任何雇主雇用一名自由职业者、独立的承包商、临时工或任何其他类型的非正规“1099工人”，都将被要求对员工代表支付现有的安全网计划，根据员工的工作时间，雇主应按照比例注入资金。因此，这意味着雇主将支付现有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赔偿和残疾津贴，所有这些目前都被列在联邦或州一级的福利计划中。如果雇主为固定员工提供医疗保险，那么也应当为所有临时员工提供相同的或类似的健康保险。对于拥有多个雇主的工人，该工人将根据他的工作时间，在时间银行系统中积累对每一个雇主的贡献。员工在每个现有程序的账户，将通过个人身份证号码（如社会保障卡号码）来实现识别和追踪。

其次，对于目前没有为员工提供医疗保健的雇主，个人安全网账户也将为每个工人建立起来，而且每个雇主都应当按照比例（基于工作的小时数）支付到员工个人账户，以保障工人能够通过奥巴马医改或消费合作社去购买健康保险。此外，对于带薪病假、短期休假和长期假期，虽然现在还没有现行的法定社会保险计划，雇主也要为工人的个人安全网账户按比例注入资金，当然也是基于工作的小时数，以备工人的不时之需。[13]

因此，举例来说，假设多娜（Donna）是一个每周被理发师雇用20个小时的工人，而且还有10小时通过“任务兔子”接零散的工作，并且还要在“优步”上开10个倒班的车，假设她有50%的收入来自理发师工作，有25%的收入来自“任务兔子”，其他收入则通过“优步”赚取。那么这些雇主将共同承担她3/4的福利开销（按照每周工作40个小时的基础计算）。又如，假设乔治（George）利用“一揽子找工作”作为独立承包商每周工作14个小时，利用“来福车”每周工作10个小时，还要通过Postmates软件每周送15趟货，再通过Handy软件做7份左右为别人打扫房屋的零散工作，那么他将从每一个雇用他的公司领取他应当享受到的福利，或者按照他为每一个雇主工作的时间来计算，或者按照他为每一个雇主工作时所赚到的工资的比例来计算。

个人安全网账户可以由政府监督（就像一个人的社会保障账户、一个个性化的号码跟踪）或私人实体（受政府管制）监督，这些福利保障多为保险公司今天所能够提供的各种安全网功能，如国际管理工程师联合会、卡车工人联合会、SEIU以及其他保险公司，共同为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提供安全网。这些个人账户将被收集到一个更大的保险池中，并且进行专业管理。这将构成一个安全网的框架，工人将根据需要来使用，就像任何全职员工所能享受到的福利保障一样。

因此，这意味着，当一个“1099工人”失去了他的工作（这在一年当中将会发生很多次），也将有一些失业补偿金；相同地，如果他在工作当中受伤了，或者作为残疾人在工作，或者生病了不能轮班工作，那么他也将得到相应的补偿。而且安全网还将提供一些年度带薪假期，就像全职员工所拥有的那样。在许多方面，这个体系都将和社会保障以与奥巴马医保类似的方式运转，可以为多雇主工人建立退休账户和医保账户。但是，在个人安全网账户中，每个雇用该工人的雇主都会支付资金到该工人现有的安全网络计划和个人安全网账户中，以支付该工人安全网的各个组成部分。该系统的原理很简单：由雇主支付，无论该雇员作为工人到底属于哪一种类别。

那么安全网的所有福利计划总共需要多少资金呢？令人惊讶的是，并不是很多，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高。我们可以通过估算现有员工的工资水平，对每个“1099工人”的成本和雇主的贡献做出相当不错的估计。美国劳工统计局会定期计算这些数据。根据2014年9月的数据可以看到，美国所有文职雇员（包括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工资和薪金，平均每小时为22.13美元。美国的雇主也支付了每小时额外的7.44美元——1/3以上——以确保这些工人有机会获得安全网，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联邦和州政府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法律要求所有定期雇用的工人都应享受），以及健康保险、短期和长期伤残保险、带薪病假、短期休假和长期假期。

如果我们只关注私人部门的工人，即现阶段大多数“1099工人”正在为之工作的部门，如果我们仅仅关注服务部门的工人以及零售业和办公室工人——这些部门采用的绝大多数都是“1099工人”——就会发现为他们建立安全网的资金并不多。对销售人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来说，他们的成本仅为每小时5.37美元，而服务部门的工人甚至更少，每小时约2.91美元就能给他们建立一个全面的安全网。[14]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劳工统计局表格中所提供的数字，实际上是雇主花费成本的上限。通过精心设计的安全网，我们可以使这个成本更低。上面的例子中假定的都是两周或者10天的带薪年假（这是基于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这个数字可以减少到最基本的标准，也就是四五天（即使是这样，仍然远远超过目前数百万美国工人可以享受的带薪年假的天数）。相同地，带薪假期也可以缩减，而且甚至没有基本规定。相对而言，病假的数量想要削减到更低水平以降低成本，空间可能非常有限。通过各种方式缩减安全网篮子都会降低整体成本，这使服务业的私人部门雇主只需支付工人每小时额外的2.27美元，而只需支付销售及办公室工作人员每小时4.19美元。[15]如此小的金额，就能够为数以百万计的“1099工人”建立包括健康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残疾人补贴、带薪病假和休假（但在这个例子中没有带薪假期）等社会保障服务项目——无论他们的就业情况如何。

这还没有结束，因为成本还可能更低。低收入的工薪阶层都有资格参加奥巴马医疗补贴，这样就可以再为雇主降低一些成本。医疗保健是迄今为止福利计划中最大的一笔费用，在整个预期形成的安全网篮子中，它要消耗整体篮子34%的费用。其他费用占比的分项数字分别为：社会保障（21%）、长期年假（16%）、短期假期（9%）、工伤职工补偿（6%）、健康保险（5%）、病假（4%）、失业（短期）、长期及短期残疾（1%）。以这些数字为指导，我们就可以提出不同项目的混搭方案，使其更加实惠，并且逐步确定一个稳定的福利计划，随着时间去推广这个项目，并且按照这种设计比例来运转，最后建立整个项目计划，这样就可以使用很多年。（这种模式反映了社会保障的历史，它最初在20世纪30年代曾有适度的收益。但多年来，因为它被证明经济实用，并且非常受欢迎，所以规模越来越大。）

例如，简单地提供一个由工人支持的、已依法被正式员工所要求的最低水平的篮子（换句话说，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失业保险、工伤赔偿以及短期和长期残疾保险），其成本仅为每小时1.51美元。对服务人员而言，只有每小时1.93美元，对销售和私人部门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而言，每小时不到两美元，就能够为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提供一个基本的安全网，而这些工人目前连这个最低标准都没有达到。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连一个最低标准的安全网都支付不起吗？

此外，一旦没有被以前形成的庞大保险池所覆盖的工人聚集在一起，就可以形成数十亿美元的篮子，保险公司就会争相投标来供应这些部分安全篮子，“规模经济”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成本。这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当更精确地计算完成之后，工人按照一定比例的收入以个人担保账户将是十分必要的，以确保它足够承担得起这些福利计划。当然，围绕细节的谈判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毕竟福利计划水平与职业或行业密切相关。

当然，如果美国能减少我们为医疗保障所支付的如此昂贵的价格（尤其是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它们提供了更高的医疗保健标准，费用却是我们的一半），也会对降低安全网篮子的费用有很大的帮助。（在第十一章中，我提供了一项计划，能够大大降低美国的医疗费用，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政治家和专家，都一致认为高额的医疗保健费用会威胁整个国家，甚至使国家破产。）

所以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利亚·布斯克以及其他雇用“1099工人”和兼职大军的公司CEO，都将被合法要求为每个职工设立现有的安全网计划或建立个人安全网账户，基于每个工人为他们工作的小时数。这些工人都是独立承包商或自由职业者，不是公司直接雇用的员工等借口，都将毫无意义。你只要签订了合同，雇主就要为你支付安全网。随着时间的推移，雇主甚至可能想通过再提高一些福利计划的标准来吸引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比如增加更多的休假或病假时间，或少量的、持续不断的培训和教育，或带薪育儿假（针对有孩子的员工，或者家人有疾病的情况），或住房援助和其他可能提供的福利。

简而言之，我们所说的就是要将法律平等地扩展至“1099工人”和兼职人员，使他们与正规的全职工人一样享有同等的安全网。这是一个更好的、积极的策略，比在法律上对工人进行错误的分类要好得多。对于当下的形势而言，这种方式是一种非常好的补偿。诉讼是非常昂贵的、费时的，是国家资源的流失，并且最关键的是，在同一个法庭上，最终只能有少数的赢家。现在的体制创造了一个大杂烩的景观，没有人十分确定规则到底是什么。“工人的这种错误分类将会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人都从固定的全职工人变成了“1099工人”。麻省理工学院共享经济的研究员和专家丹尼斯·程（Denise Cheng）说：“把一切都拴上链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怎样保护一个独立承包商。”[16]

这恰恰是这项建议所能做到的。而且幸运的是，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件过于复杂的事情，因为它已经在其他地方完成了。例如，欧盟已经通过了一项立法，使非全日制或临时雇员的待遇等同于普通的全职雇员。[17]欧盟保证，那些通过临时职业介绍所工作的人，与处在同一工作岗位中承担同样工作的普通员工，从上岗的第一天开始，得到的报酬和条件都是相同的。平等待遇原则不仅适用于支付，而且适用于基本的工作和就业条件，包括工作时间、加班、短休、长休、夜间工作、长假和短假。[18]

但我的建议不仅能创造法律上的平等——它将创造普遍性的平等。即使在“新政”鼎盛的时期，也总有一定数量的工人是脱离福利支持系统的。例如，农场工人被排除在国家劳动关系法之外（尽管加利福尼亚州在许多年后通过州立法规定将农场工人又吸纳了进来）。美国劳动力一直都分为内部人士和局外人士。因此，这种通用安全网账户的结构将使每个人都能纳入进来，囊括的范围比现在更加广泛。

这个建议的重要结果就是，把几乎所有工人都放在了同等水平的基础上，我们将大大减少雇主采取临时工、自由职业者、兼职和个体承包商作为避免支付福利和工人保障的激励。雇主仍然有自由使用“1099工人”的权利，并有更充分的理由这样做，因为这仍然是被允许的，以提高劳动力的灵活性，这主要取决于客户的需求。灵活性是一个公认的劳动力市场的特征之一，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建议不会去阻止灵活性。但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扩大多雇主计划和不同类别人员之间的法律平等的观念，我们将可以彻底消灭那些由于工人类别不同而在工人中产生的对社会有害的对立和不正当的动机。

这也会推动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求自己的创作空间，激发他们的热情和天生的才能，而不是通过“工作锁定”在一个特定的公司，因为这个体系会提供一个相当水平的工人福利支持，满足他们及其家庭的需要。这样既可以解放员工，也可以释放出美国劳动力的天赋和才能。这将是“真正的共享”经济实现价值共享的基础。

许多商界领袖和说客，比如商会，当然会抱怨，他们认为这样的要求将是一个“工作岗位终结者”，这个体系的建立成本将是非常高的，会打消企业的积极性，使企业处于竞争劣势地位。但是显然，如果这个政策成为国家性的和普遍性的，就像社会保障那样，那么所有的雇主受到的影响就是相同的，没有谁比其他公司受到的影响更小。对于许多服务业企业来说，它们的竞争通常是局部的。因此，尤其是在某个行业（如餐饮行业）或职业（如计算机程序员），所有的当地雇主都会受到同样的影响。大部分的成本或许也可能会转嫁给消费者，但由于数以百万计都会受益的工人也是消费者，因此这势必能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其他企业会抱怨，认为这会伤害它们与国际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但是事实上，美国的大多数企业只在国内竞争，在巨大的美国内部市场进行竞争。但那些的确存在国际竞争的企业可以放心，它们的国际竞争对手大多数都位于已经有了类似到位政策的国家，而且有些国家已经执行相关政策许多年了。美国企业难道在某种程度上比欧洲、日本、韩国、以色列、巴西和其他国家的企业生命力还差或者更加缺乏竞争力吗？[19]

或者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当然，雇主可能会说，这将是昂贵的。但是政策制定者要认识到，如果不这么做，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将越来越不容易。而且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结果是怎样发生的了，因为沃尔玛的待遇非常差，而且只提供一个特别稀疏的安全网，其他都要靠工人在社会上自行实现——也就是说，要靠纳税人养活——社会上的纳税人要为沃尔玛员工支付失业者或贫民的粮票、医疗补助、住房补贴和昂贵的医院急救室（而不是医生的办公室访问）（《福布斯》报道，沃尔玛在公共援助方面大约花费了美国纳税人62亿美元）。[20]无论采用哪种方式，纳税人都要支付。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站在这一边，都希望以这种方式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契约。国家就业法项目副主任瑞贝卡·史密斯问：“为什么‘优步’、‘来福车’以及其他类似的企业不能接受这样的要求呢，为什么它们不应该像其他劳务经纪人一样……缴纳工资税，确保工人获得基本的福利，如工伤赔偿和社会保障呢？而且由于这些公司都能够产生巨额的收入，所以让它们来支付这些也不是什么大问题。”[21]

在过去，企业的抵触及其在政治上依靠财大气粗而产生的影响力，都阻止了这些类型的个人安全网账户的建立和发展。最后一次为私人部门临时工人提供福利的法案甚至还是在国会1971年委员会听证会上决定的。[22]一项关于给工人七天带薪病假的联邦法案，自从2004年被引入美国参议院之后，每届会议都在讨论，但一直没有往前推进。[23]

“在美国，经济学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针对我们为什么成为如此具有创造性和如此成功的经济体这个问题，答案就是我们有非常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美国劳动部前副部长塞思·哈里斯（Seth Harris）说。但经济当然也会遭受打击，当雇主不为员工支付培训费用或生活工资的时候，他说：“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临时工人悲剧的情况”之一，就是这些公司对待“工人的时候，把他们当作公司的一次性投入，而不是什么宝贵的资产”，哈里斯说。[24]

这种态度是部分美国企业必须改变的——工人必须重新被重视，而且应当重新被挖掘成为公司的合作伙伴。60年前，大多数CEO都承担部分责任，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管理的工作，”新泽西标准石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商，最终发展成为埃克森美孚集团）1951年的董事长弗兰克·艾布拉姆斯（Frank Abrams）说，“要做到在不同的直接利益集团之间维持公平的环境和运转的平衡……股东、员工、客户以及广大公众。”[25]艾布拉姆斯的前任沃尔特·蒂格尔（Walter Teagle），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1918年最初的工人代表，这种系统在“二战”后被德国人模仿，在设计他们企业内的经济民主系统时，被称为“共同决策”（具体见本书第十一章）。[26]

所以美国商界领袖过去对这些问题持不同的看法。按照目前的态度对待这些工人，只能导致所有劳动力都陷入恶性的循环竞争当中。这不仅会对工人及其家庭造成伤害，对美国社会的发展也不利。最主要的一点是，这关系到我们想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到底遵从什么样的哲学理念。需要强调的是，仅仅因为一个企业决定外包工作并采用临时工人、自由职业者、独立承包商或特许经营，而不是直接招聘正式员工，或仅仅因为一个人为多个雇主工作，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原因，包括经济上的原因或其他原因，那些雇主就能够摆脱支付每小时仅仅几美元的安全网保障，而这些保障可以为每个工人及其家庭提供很好的安全保障。正如第一章中所讲的，今天的企业正在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通过第三方操作的临时机构来雇用工人，或者通过私人承包商企业和加盟商把员工转变为自由职业者、临时工、永久临时工和个体承包人。这都是母公司为了逃避为员工提供体面的、中产阶级工资和安全网责任的策略的一部分。如果这些公司能找到合适的方法，显然，每一个美国工人将成为一个“1099工人”，并且只能得到最小的“个人基础设施”的福利支持，只是因为追求成本更低的底线。但这样做真的对国家有利吗？

多雇主“个人安全网账户”的提出，可以作为新经济安全网和社会契约的基础，每一个工人都会获得如下福利保障：健康保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职工的赔偿、残疾人津贴、带薪病假和休假。在这种新制度下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契约具有巨大的潜力。除了受益的个人，这个“新政”还将作为一种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和持续不断的刺激，有助于促进消费，驱动经济和创造就业机会。[27]它有助于推动美国经济顺利度过21世纪，通过技术创新更加丰富而不是被技术创新所摧毁。这将是在通往正确的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

在这个不安全的时代，失业和脆弱的威胁就像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利剑，经济前景也将随着“1099工人”大军的不断壮大和迫在眉睫的经济奇点而呈现低迷的趋势，基于扩展更大的法律平等而建立让“1099工人”、兼职工人和全职工人一样的个人安全网，将变得越来越有必要，能够帮助确保工人的生产率和满意度，而且能保障更健康的家庭、充满活力的社区、更加繁荣的企业和更加稳定的宏观经济。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沿着这个方向向前走，因为许多其他发达国家已经践行了这一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的。美国在这一方面显然成了一个落伍的人（好吧，有一类美国人幸运地享受着相当慷慨的高水平安全网——国会的成员、许多州议会和市议会的成员，自己都不节俭，还为自己和家人提供欧洲那样高水平的福利支持）。

在第十一章中，我们还将看看其他需要制订的解决方案和改革事项——如果我们真的想改变在20世纪形成的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使它能够更好地适应21世纪这个“信息和创新的时代”。

[1]“Inclusive Capitalism: Building Value, Renewing Trust,” May 27, 2014, http://www.inc-cap.com/index.html (accessed May 10, 2015).

[2]Paul Pohlman and Lynn Forester de Rothschild, “The Capitalist Threat to Capitalism,” Project Syndicate, May 23, 2014,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paul-polman-and-lynn-forester-de-rothschild-call-on-companies-and-governments-to-unite-in-the-search-for-an-inclusive-and-sustainable-economy (accessed April 2, 2015).

[3]Dean Baker, “Are We Really Giving Larry Summers the Most Important US Economic Post?” Guardian, July 29, 2013,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jul/29/larry-summers-federal-reserve-chair (accessed April 2, 2015).

[4]Lawrence H. Summers and Ed Balls,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Inclusive Prosperity,” Appendix 1, U.S. Policy Response, p. 107, https://cdn.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2015/01/IPC-PDF-U.S.appendix.pdf.

[5]Claire Gordon, “How Employers Can Legally Strip Your Job of Benefits,” AOL Jobs, April 27, 2012, http://jobs.aol.com/articles/2012/04/27/how-employers-can-legally-strip-your-job-of-benefits (accessed March 30, 2015).

[6]“What Is a Multiemployer Pla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of Employee Benefit Plans, 2015, http://www.ifebp.org/news/featuredtopics/multiemployer/Pages/default.aspx(accessed April 2, 2015).

[7]Ibid.

[8]“The IUO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Operating Engineers (IUOE), June 7, 2012, http://www.iuoelocal9.com/about_us.html (accessed April 2, 2015).

[9]“Welcome to Our Websit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Operating Engineers (IUOE), September 27, 2010, http://www.iuoelocal9.com/ (accessed April 2, 2015).

[10]Frances Denmark, “Can the Teamsters Save Union Pensions?” Institutional Investor, May 20, 2014, http://www.institutionalinvestor.com/article/3343595/investors-pensions/can-the-teamsters-save-union-pensions.html (accessed May 10, 2015).

[11]“What is a Multiemployer Plan?”

[12]Ibid.

[13]目前，带薪病假、休假和节假日，以及健康保险和退休等福利，针对的是某些工作岗位，一般情况下是雇员与单一雇主之间协商并签订合同的结果。但是，如果一个工人同时有多个雇主呢？那么就很难确定到底应当由哪位雇主来负责为这个工人提供带薪病假、休假和节假日。在建筑工人的多雇主模型中，工会成为所有资金的储存库，雇主为这些目的支付资金，提供了这种情况的一个模板，但是在这个建议中，“个人安全网账户”承担工会的角色，作为这些独立的“1099工人”的资金储存库。

[14]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Employer Costs for Employee Compensation—September 2014,” U.S. Department of Labor, USDL-14-2208, December 10, 2014, Tables 1 and 5, pages. 5, 10,http://www.bls.gov/news.release/pdf/ecec.pdf (accessed February 24, 2015).

[15]That amount works out to about 21 to 25 percent extra above the worker’s base hourly wage.

[16]Ellen Huet, “What Happens to Uber Drivers and Other Sharing Economy Workers Injured on the Job?” Forbes, January 6, 2015, http://www.forbes.com/sites/ellenhuet/2015/01/06/workers-compensation-uber-drivers-sharing-economy/ (accessed April 2, 2015).

[17]European Commission, “Equal Treatment for All Agency Workers,” news release, October 22,2008,http://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89&langId=en&newsId=410&furtherNews=yes (accessed April 2, 2015); European Commission, “Working Conditions—Part-Time Work,” http://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706&langId=en&intPageId=203 (accessed April 2, 2015); “Part-Time Working,” Europa, July 4, 2006, 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employment_and_social_policy/employment_rights_and_work_organisation/c10416_en.htm (accessed April 2, 2015).

[18]“Agency Workers,” Citizens Information, January 9, 2013, http://www.citizensinformation.ie/en/employment/types_of_employment/agency_workers.html (accessed April 2, 2015).

[19]世界各国有关临时工法律法规的摘要详见：Michael Grabell and Lena Groeger, “Temp Worker Regulations around the World,” ProPublica, February 24, 2014, http://projects.propublica.org/graphics/temps-around- the-world (accessed April 2, 2015)。The U.S. has some of the least temp-friendly or supportive laws in the world.

[20]Clare O’Connor, “Report: Walmart Workers Cost Taxpayers ＄6.2 Billion in Public Assistance,” Forbes, April 15, 2014, http://www.forbes.com/sites/clareoconnor/2014/04/15/report-walmart-workers-cost-taxpayers-6-2-billion-in-public-assistance/ (accessed March 21, 2015).

[21]Rebecca Smith, “Will Uber and Lyft Make Your Job Obsolete?” CNN, February 10, 2015, http://www.cnn.com/2015/02/10/opinion/smith-sharing-economy-uber-lyft (accessed April 5, 2015).

[22]Michael Grabell, “U.S. Lags behind World in Temp Worker Protections,” ProPublica, February 24, 2014, http://www.propublica.org/article/us-lags-behind-world-in-temp-worker-protections (accessed March 21, 2015).

[23]Claire Cain Miller, “From Microsoft, a Novel Way to Mandate Sick Leave,” New York Times, March 26,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3/26/upshot/26up-leave.html (accessed April 2, 2015).

[24]Grabell, “U.S. Lags behind World in Temp Worker Protections.”

[25]Robert Reich, “The Rebirth of Stakeholder Capitalism?” Robert Reich blog, August 9, 2014, http://robertreich.org/post/94260751620 (accessed April 5, 2015).

[26]On Standard Oil’s worker representation, see “Every Employee Is a Partner,” Petroleum Age 5, No. 4 (April 1918): 142,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7jw6AQAAMAAJ&lpg=PA142&ots=BqW2K1O3XH&dq=Walter%20Teagle%20%20worker%20representation&pg=PA142#v=onepage&q=Walter%20Te agle%20%20worker%20representation&f=false (accessed April 6, 2015);and Robert Zieger, “The Wage-Earner and the New Economic System, 1919-1929” in Herbert Hoover as Secretary of Commerce: Studies in New Era Thought and Practice, ed. Ellis Wayne Hawley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81), 96,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8R4UmnJhxLoC&lpg=PA96&ots=IJDxu18K6N&dq=%22standard%20oil%22%20and%20%22worker%20representation%22&pg=PA99#v=onepage&q= %22standard%20oil%22&f=false (accessed April 6, 2015).

[27]能够实现目标的一个方法是帮助确保所有失业工人实际得到他们的福利。国家就业法项目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14年，一个令人特别震惊的比例是，有73％的失业工人都没有得到失业补贴，这个数字创历史新低。这种对于是否具备资格的确定规则是如此陈旧和过时，而且这些州政府所设立的申请门槛也让人感觉非常沮丧（包括一些国家采用的在线归档系统，这对于一些失业者来说太复杂了），这些都导致领取救济金的人数在最近几年大幅减少。这不仅对那些符合条件的工人而言是一个悲剧，而且对于宏观经济而言失去以这些失业工人作为消费者的刺激作用也是一个悲剧。特别是在经济低迷时期，维持消费支出水平才能够确保经济衰退的程度和减少持续的时间。Claire McKenna, “The Job Ahead: Advancing Opportunity for Unemployed Workers,”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February 2015, page. 3,http://www.nelp.org/page/-/UI/Report-The-Job-Ahead-Advancing-Opportunity-Unemployed-Workers.pdf?nocdn=1 (accessed March 23, 2015).

第十一章 解决方案二：让新经济在信息和创新时代发挥作用

美国人有专门量身定制的工作岗位。经济学家说，做出必要的调整，以为新经济做好准备，“对美国而言将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许多特殊工作岗位的福利，比欧洲更加复杂，因为欧洲基本还是有一个普遍做法的”，因为欧洲的福利是针对个人而言能够携带的。[1]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制度和规制有其不合理之处——这些不能适应新经济所带来的巨大挑战。

除了搞清楚如何让安全网适用于所有员工——尤其是“1099工人”——在后“新政”时代，我们还必须找出如何能够控制“技术性失业”失控的原因。我们在共享程度不高的经济中就已经看到了自动化和机器人、工作经纪网站，而且新经济公司（如“脸书”）正在替代旧经济公司（如柯达），这些新经济公司只需要雇用很少的员工，就可以极大地影响就业情况。个人安全网账户由多个雇主资助这一条件将变得不那么有效，如果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和零工需要工人去做。这也许是真的，新型就业将被创建，而且会取代原有的工作岗位，正如技术支持者承诺的那样。但是如果他们错了呢？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认为，工作岗位的质量将会继续下降，而且更有可能的是，工作的数量也将继续下降。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美国都需要随时做好准备去面对一个就业岗位受到很大限制的未来，并发展我们的系统，以更好地适应这个我们正步入的动荡的时代。随着我们为21世纪重新配置新经济，以下其他重要变化将会起到很大作用。

工作共享

有时被称为“短期工作”，这是一种策略，已在德国、荷兰、瑞典等地广泛流行（在那里它被称为“缩时工作制”）。这项策略的运行理念是，让目前在职员工缩短本应工作时间的5%~10%，以使其他工人有工作的机会。在德国，这项策略甚至仅减少了一些员工的工作时间，而没有显著降低他们的工资。有些工人很愿意这样做，甚至很高兴，如果在一段时间内缩短他们的工作时间，他们就会有更多的休闲时间与家人共处。如果我们将有一个“共享”的经济，那么为什么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共享我们的工作岗位呢？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创造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或者更好地分享现有的工作岗位几乎并无差别，只要工资水平并没有显著降低。工作岗位实现分享之后，可以让数百万人在经济衰退期间实现继续就业，这一点在德国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在2008年经济崩溃之后，德国的就业率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即使在经济运行平稳阶段，工作岗位分享也可以为那些没有就业机会的工人带来更多奇迹，并且赋予劳动力更大的灵活性，使工人能够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在美国，有28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都已经通过了允许工作岗位分享的法律，但即使在这些地方，这一策略也并没有真正得到广泛应用，没有像欧洲那样达到广泛行之有效的目标。[2]

如果这项策略真的行之有效，那么在更多的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所带来的“技术性失业”规模日益扩大的背景下，更好地利用工作岗位共享策略就变得更加有意义了。

职业培训、实习和就业

在一个潜在的工作受限的未来，发展和增加工人的技能变得日益重要，而且将培训的目标有针对性地与有用的工作联系起来也很重要。学徒制，是指没有经验的工人通过在职培训学习一套技能来实现就业的一种形式，工作岗位通常待遇不错，在许多发达经济体制当中，都能够帮助企业培养他们所需要的熟练工人。不幸的是，美国确实忽视了这一战略。

美国人可以从德国、瑞士、奥地利和丹麦等地学到很多经验，他们有雄心勃勃的职业培训和就业计划。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计划培养了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能够满足全球经济的需求。在德国，65%~70%的青少年都要进入“双轨制”学徒计划，使在职培训与课堂时间相结合。在德国，上大学的年轻人数量仅为美国的一半，而公司为学徒教育付费，以教育出具备能够胜任工作岗位的劳动技能的劳动力。[3]德国还为年龄较大的工人提供就业培训，而瑞典、奥地利、瑞士，以及其他国家也为所有年龄段的工人提供了资金雄厚的职业和教育培训。与此同时，在美国，我们则完全没有一个类似的综合有效的培训系统。我们用于失业者再就业培训的财富比例比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低，而且职业培训和学徒制等体系充其量只能说是零星有之但支离破碎。

丹麦不仅有资金雄厚的职业训练中心，也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就业服务，用于培训工人与适合的工作岗位相匹配的新技能。丹麦的系统，即所谓的“灵活性”（flexicurity，“灵活安全”，即flexible security的缩写），允许相对容易的招聘、求职培训和再培训，并为那些失去工作的人提供十分慷慨的失业保障。此外，丹麦有一个强大的“个人基础设施”系统，所有的工人都囊括在内，能够为下岗职工提供支持，以维持自己在他们找工作和再培训期间的生活。

但真正使丹麦体系与众不同的是，丹麦把工作安排发展到了一个“准科学”（quasi-science）的程度。专家准备了所谓的“瓶颈分析”（bottleneck analysis），通过民意测验来调查那些雇主究竟在未来认为他们自己会需要哪些工作岗位，并利用反馈来确定未来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实现为工人选择正确的培训课程。丹麦人已经发现，一个积极的政府可以让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并最终实现更好的流向。[4]

在工作岗位受限的未来，在美国，是否有行之有效的职业和工作培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数百万计技术熟练工人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而且与企业能够找到所需要的具有相应技能的工人也有很大的关系。美国的学徒制影响范围非常小，学徒只有37.5万个，而且学徒制度主要集中在建筑行业，[5]通常为熟龄男性（平均年龄为29岁），[6]而且学徒的标准在全国各地差异很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超过3500家德国公司在美国经营，它们不得不成为更多工作培训的倡导者，因为它们抱怨很难找到合格的美国工人，特别是在高品质的工业生产方面。[7]这些公司中有更多的人正在着手处理相关问题，与当地教育机构一起培训工人。[8]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在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开设了“大众学院”，开放其最新的汽车厂来保证新员工在上岗之前都是训练有素的。[9]许多大型德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都已经开始积极在美国年轻人中实施“双学徒计划”，推动职业技术培训与学校教学相结合，而且这些公司往往选择与当地社区学院共同合作。[10]

究竟是哪些原因让美国忽略这项策略十分令人费解，因为许多研究表明，培训项目收益相当大。一个瑞士的研究发现，雇主在瑞士每年培训学徒的开销在34亿美元左右，但每年从学徒的工作培训期间能够得到的回报约为37亿美元。[11]在美国，华盛顿州实现的投资收益回报为每投入1美元就会得到23美元的收益——比其他任何劳动力培训项目的实际收益都高得多，包括社区学院（也是非常物有所值的投入，每1美元的公共资金投入可以得到3美元的投资回报）。[12]这些项目既有利于企业，也有利于工人。研究人员发现，完成学徒制后参加工作的美国工人，一生中比同类求职者要多赚30万美元。[13]因此，我们忽视了这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没有为我们的工人和国家的未来做出应有的贡献。

奥巴马政府已经通过推进“技术招聘”倡议，为扭转这种趋势而努力。“技术招聘”是一项涉及21个城市和地区的公私合作共同努力的项目，300家私人部门的雇主，以及大学与社区学院都参与到拓展训练项目、“编码启动夏令营”和在线课程中。据估计，在全国范围内，有50万个技术职位空缺，其目标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快速培训员工到高薪的岗位工作。[14]其他新兴的职业培训工作也正在进行，通常利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通过一个非营利的网络教育机构，包括田纳西州的Program、旧金山的LearnUp、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Nanodegree计划，以及西部州长大学。[15]工作培训和学徒计划是双赢的，所以这些计划的投资越大越好，并在国家投资中作为一个更加受到重视且规模更大的一部分。保守派和共和党人往往认为自己是亲商党，却一直没有对与此相关的努力表示积极支持。现在是时候向前迈进了，赶在自动化和工作经纪网站所导致的工作岗位流失造成全面影响之前。

利润分享

随着工资与生产率增长之间背离的程度越来越高，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多地流入股东和CEO的腰包里，由于工资始终停滞不前，工人所能够获得的份额越来越少。如果特拉维斯·卡兰尼克真的秉承他的司机就是他的“伙伴”理念，那么为什么不把“优步”打造成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资本主义公司，实现与司机伙伴共享利润呢？这可能就是一个员工持股计划的形式，或者是基于现金的利润和收益共享计划，通过这个计划，公司可以支付工人一些在他们的帮助下所取得的利润，即使这些工人并没有相应的股权。包容性资本主义将真正成为一个“共享”的事情，补偿基础广泛的工人，而不仅仅是高层管理人员群体，也不是基于个人或者绩效。

研究表明，那些采用利润分享的企业，大都能够得到工人更高的忠诚度，并且提升工人做出贡献的程度，以及扭转低周转率的状况（这恰恰是卡兰尼克迫切需要帮助的地方）。[16]它使我们更多地有了“我们都在一起”的心态，并允许工人从技术和自动化产生的生产率收益中获得一些好处，即使失去工作的工人仍然可以保留公司的股票。对于那些喜欢破坏的创业心态而言，这样做是不是也属于典型的硅谷精神中倡导的“破坏性”呢，卡兰尼克先生？

共同决策和工作委员会——经济民主

在工作受限的时代，许多公司将不得不做出相关决定，哪项技术即将被开发，哪些工人即将被裁员，是否决定使用工作岗位分享、利润分享和其他影响工作岗位数量和质量的决定。因此，现在思考公司内部的决策结构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是公司内部的决策者，更应该投入这些关键决策中去。

美国企业领导人在此之前就已经解决过这些问题，但没有得到彻底解决。1918年，新泽西标准石油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继承人，在公司治理模式方面发生了一个戏剧性转变。时任总统的沃尔特·蒂格尔，宣布其员工将“确定得到固定补偿、劳动时间、工作条件等关系到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因素，而且所有这些都将关系到工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计划是“代表被工人选为在该公司代表他们的理事会，并且每个人都有权进行一次投票”。[17]

劳动历史学家罗伯特·齐格尔（Robert Zieger）写道：“这种在公司内部经济民主的设计不久之后将成为公司治理浪潮的一部分。”除了新泽西标准石油，其他的大公司如固特异、美国橡胶、国际收割机公司等，也都得出同样的结论，“企业赢得员工的主动忠诚是必要的”。对这些企业的商业领袖，“关注员工福利”（来自工作代表的努力）是“明智之举”。雇主必须达成一种认识，齐格尔写道：“漫长的工作日，任意解雇的恐惧和最低工资都是工业历史的遗迹。这些从经济、社会和心理方面都与公司紧密联系的工人，能够更有效率地完成工作，更少地去批评公司的管理政策，并且不经常旷工和频繁地更换工作。”[18]事实上，沃尔特·蒂格尔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发布了一份新闻稿，说明其产生这种变化的理由：“这种建立起来的关系给人的感觉是能够让公司更好地了解工人的所思所想，而且让工人更好地了解公司管理的目标和计划。”[19]

与那些非常喜欢工人代表和授权的商业领袖相比——在20世纪20年代最大的公司内——当代领导企业的CEO的态度大不相同，他们都想以更低的工资雇用“1099工人”，没有任何工作保障和安全网，而且工人也不允许对他们有如此苛刻的决定。今天的企业主需要这样一种劳动力，他们可以像打开或者观赏灯泡一样招聘和解雇工人。在20世纪初期，工人的工作条件就是——“漫长的工作日，任意解雇的恐惧和最低工资”，而这些正日益成为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在当今还要再次面对的工作条件。

可悲的是，在大公司里，工人代表和授权这一遗产在美国没有幸存下来，但它确实生根发芽了。德国、瑞典和其他欧洲国家已经在它们的“社会资本主义”土壤中播下了大量关于工人代表、工作岗位共享以及工作培训（如上所述）的种子。它们发现，这样做可以保持竞争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适应全球经济所需的灵活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适应那些20世纪20年代从新泽西标准石油和美国最大企业学来的策略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已经能够培养更多的经济民主和我所说的“文化咨询”，这促进雇主和雇员之间有更多的合作，这种策略还能够帮助实施许多其他更加进步的指示。

例如，在德国和瑞典，这种文化咨询已经有特定机制进行培养，其中之一叫作共同决策。就像新泽西标准石油实施的那样，在德国，共同决定的表现就在于许多大公司和企业允许选择一半的职工代表，作为董事会和股东代表，与股东代表肩并肩地坐在一起。从目前美国的立场来看，这就像沃尔玛允许董事会当中可以选举50%的工人代表那样，这是今天大多数美国人都根本无法想象的概念。然而，许多欧洲国家都开发了一些版本，以作为标准程序参考。

共同决定在德国、瑞典和其他国家，包括员工在大多数工作场所都可以建立的“工作委员会”，为工人代表提供工作场所的级别（这可以作为更传统的工会以外的工人代表的补充，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工作委员会允许工人在工作场所进行大量数据输入和相关咨询。欧洲已经借用了新泽西标准石油的版本来重塑现代企业，使这些私人实体对劳动力更负责任，并保持公共价值观和民主价值观。然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分析家、经济学家以及公众几乎根本不重视这一点。[20]

共同决策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它不仅在企业董事会层面和工作场所提供了一种经济民主的水平，也能够帮助企业通过促进企业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信息共享并且达成共识。研究表明，工作委员会与降低缺勤率、更多的工人培训、更好地处理工人的不满和健康安全标准的顺利实施直接相关。[21]

世界500强企业在德国使用了共同决策，获取了非常可观的利润。德国出口贸易和美国一样多，尽管只有我们人口的1/4。与此同时，德国汽车工人的每小时工资是美国汽车工人的两倍。[22]一个强大的汽车工人工会，加上共同决策法律和工作委员会的强化，像大众和戴姆勒公司等都不得不对一个技术娴熟的、参与性强的工人进行投资，因为这样做对工人和公司本身都有益处。[23]

所以，如果我们想在美国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商业模型，这种模型允许公司中各种类型的股东都具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在技术研发、自动化和工作岗位的潜在流失方面，那么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回归公司治理的根源——“新泽西标准石油”所采用的标准。美国劳工律师托马斯·纪勤提出，国家应该为那些尝试通过共同决定让普通工人选举出1/3的代表到董事会的公司提供税收优惠。纪勤说，这样做将允许美国公司积极尝试建立另一种模式来代替当前不正常的股东模式。

对于非营利组织，纪勤则认为应当有更加严格的标准。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即大学和医疗中心必须允许员工选出1/3的董事会。非营利组织通常不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作为驱动力，而通常都根植于国家利益，“所以他们不能去特拉华州，”纪勤说，“一个或者两个蓝州（指大多数选民通常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和民主党政策的州）可能会要求限制这样一种共同决定。”他说：“让员工选择至少1/3到董事会，带来的可能是更多的责任而不是利润，这样做使他们更有利于实现慈善目标。”[24]

除了就业危机的解决方案外，美国还需要重新考虑如何改善现有的安全网，以提高效益。以下这些重要的变化将对此产生重大意义。

医疗保健——降低成本

随着可负担医疗法案的实施，800万~1100万名之前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都将拥有医疗保险。[25]与原来相比，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在奥巴马医改之前，4500万~5000万名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这意味着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亟须与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一项针对“1099工人”甚至是灰色经济工作者的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以确保高参与率。在法律上，每一个人都需要签署医疗保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人都有资格获得联邦政府的援助，在美国的一些州，还可以通过额外援助（根据收入水平按照比例缴纳）来帮助工人及其家庭实现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因此，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也应该联合起来，协助所有工人获得医疗保健，不论他们的就业情况如何。这样做将使劳动力市场更加健康，也更有效率。

除此之外，着眼于更宏伟的蓝图，以及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发展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美国的医疗是非常昂贵的，消耗很大，约占GDP的17%，仅能覆盖84%的人口，该成本是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而且大多数发达国家能够达到覆盖100%的人口，这显然使美国处于竞争劣势。奥巴马医改，即使已经推动覆盖面得以改善，但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唯一可以证明降低医疗费用的方法是远离美国使用的“营利”药品，采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使用的“非营利”模式。非营利医疗保健在德国、法国、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实施得尤其顺利，效果明显。这种模式不同于加拿大或英国的单一支付制度（又称“官办”、“社会化”的医药），因为这些国家实施的仍然是以私人保险公司为核心的制度。但是，不像在美国，私人保险公司就是为了追求利润，CEO的薪酬都受制于股东，这些国家的保险公司都是非营利组织。事实证明，当你从医疗保健中移除利润动机时，就可以大幅降低成本；同时也证明，通过制约人们的健康来获得高利润是一个极其落后的想法。

通过将国家医疗费用减少到一个接近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2%，而且覆盖面为100%的人口，就将释放数十亿美元，以用于其他重要的需求，如美国工人“个人安全网账户”基金，以及其他国家的“个人基础设施”投资（创造就业岗位）、教育和职业培训。

退休与社会保障——扩大盘子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目前“1099工人”不仅要缴纳一半的社会保障工资，还要缴纳本应由雇主缴纳的一半，以及从他们的工资额外扣除6.2%。这些都需要通过创建多雇主“个人安全网账户”来解决。但着眼于更大的方面，即美国的退休制度目前已经摇摇欲坠，状况亟须改善。

问题在于它要由公私混合来共同构成，以保障这一公共部分和由私人养老金和个人储蓄构成的私人部分共同构成。许多美国人的个人储蓄在2008年经济崩溃时期都出现了萎缩，并且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恢复，而私人养老金正在消失，通常也是不能携带的——1980年，私人部门的工人40%有养老金保障，而到2006年，这一比率下降到了15%，就目前来看，它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26]在某个雇主那里能够享有养老金的工人非常害怕换工作，因为一旦换工作，他们可能就没有养老金保障了，新雇主很有可能不会支付他们养老金保障。

使退休完全可携带的最佳方式就是美国去模仿许多其他发达国家正在运行的制度，即给每个退休工人增加社会保障和增加退休津贴。社会保障是完全便携的——不管你在哪里工作，即使你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它一直是最有效的反贫困计划，美国几乎一半的老年人贫穷（低于联邦贫困线的收入）的原因，就是没有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提供了现金收入的绝大部分，能够让近2/3的老年人受益，而社会保障是其参保对象退休之后收入的唯一来源。[27]这对老年妇女、不同种族和少数民族尤为重要。[28]相反的是，批评者说，社会保障是一项财政稳定的计划，一些小的调整可能不会带来什么变化。

但社会保障的真正问题是，它的支出是如此微薄。根据制度规定，社会保险水平在你退休时，只能达到工资的1/3左右。而且只有大约一半的退休收入由国家的退休制度来支付，这是相当吝啬的。通过重新配置社会保障资金，这将有可能覆盖所有工人的社会保障支出——我把这项计划称为“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 Plus）。[29]

实现扩大支出的一个简单步骤就是创建“社会保障+”，在这个体系中，将不再存在“支付上限”这个概念，而“支付上限”是指在现有体系中，每个人如果每年已经收到达11.85万美元标准的基于工资收入的社会保障税，那么将达到上限从而不能在此年度中再多获得社会保障税。不同于其他税收，如所得税是累进税，你所得的收入越多，缴纳的税就越多。而社会保障税则完全不同，在“支付上限”概念存在的前提下，你所得的收入越高，你所需要支付的社会保障税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就越低。作为百万富翁的银行家，他们支付的社会保障税甚至低于收入的1%，而一个普通工人则需要支付工资的6.2%（雇主还要匹配另一个6.2%）。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就是存在“支付上限”，即社会保障税达到每年11.85万美元。

因此，取消这一上限不仅将更加公平，也能切实推动我们扩大收入迈出坚实的一步，从而使“社会保障+”能够成为一项真正可便携的国家退休制度，为老年人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有了这一点，私人养老金就不那么重要了，事实上，甚至可能没什么必要了（公司每年用来提供私人养老金而得到的1300亿美元年度税收补贴也可以纳入“社会保障+”的基金中）。[30]如果加上其他方式来支持其基金盘子的扩大，那么“社会保障+”制度就能允许所有工人为自己的退休积攒更多储蓄，无论就业情况如何，或者到底有多少雇主。而且这样做的成本不会超过我们现行的公私混合退休制度所占国家财富的百分比，但它能够实现更多有效性和公平性。社会保障，这个最受欢迎的政府通过法律所制定的项目——虽然大多数共和党人都说，他们不希望看到福利的缩减——现在的结构已经很像一个“个人安全网账户”了，其中雇主和工人都要为工人的个人账户注资。但是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适当的调整来提高当前系统的稳定性及价值。

（我为新美国基金会撰写及合著了两个不同的计划，这两个计划解释了如何实现“社会保障+”支付水平的提升。具体内容请参见注释。）[31]

病假——非常有意义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有可能设计一个安全网的个人账户，允许所有工人都能享受到带薪病假，下面简单阐述一下为什么带薪病假对所有的美国工人来说是一份迟到的福利。带薪病假不仅对工人有好处，而且对消费者和美国经济都有好处。

美国是少数国家中没有以国家规定的形式保障工人享有带薪病假的国家之一。全世界有超过160个国家都保障工人能够享受带薪病假，其中有127个国家允许每人每年休一周或更长时间的带薪病假。[32]但正如奥巴马总统在讲话中强调的那样，当前的美国政策让4300万工人——也就是38%的私人劳动力——连一天带薪病假都不能享受。[33]

某些特定人群尤其容易受到重创，例如低收入的工人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不太可能享受带薪病假。对所有工人而言，在赚钱最多的10%的工人中，有90%的工人都有带薪病假；而赚钱最少的25%的工人中，只有23%的工人拥有带薪病假。[34]拥有大学学位的工人比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工人有两倍以上的机会能够享受带薪假期。[35]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少有机会获得带薪病假，这是一个特别愚蠢的政策，因为80%的母亲都有责任带孩子看医生。[36]然而，这可能会使她们失去工作：23%的成年人表示，他们曾经想在自己或家人生病的时候占用一些工作时间，但是遭受了会被中断工作或者解雇的威胁。[37]

在160个将带薪病假法定化的国家中，如果你生病了，它们希望你待在家里照顾自己；如果你的孩子生病了，它们希望你待在家里，不要担心失去购买食物或支付房租所需的工资。但在美国，如果你生病了，它们还是想让你坚守工作岗位，去感染你身边的同事和客户；如果你的孩子生病了，它们则强迫你在做好父母或做养家糊口的人之间进行艰难抉择。

在2009年春季猪流感暴发期间，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曾一度敦促有流感症状的工人“待在家里”，但对太多美国工人来说，尤其是对许多服务业和低收入雇员来说，他们负担不起“待在家里”的费用。因此，“带病工作”的员工在餐馆里处理食物或在杂货店收银的概率大大增加。“对不起，先生，您的薯条要加点猪流感吗？”

工人得病并不应该成为破坏工人的工作生活甚至是让工人更加贫穷的理由，相反，工人在这个时候应该有条件去治病，等病好了之后再继续工作，继续原本的生活。

儿童保育——对家庭进行支持

在当今主要的先进民主国家中，美国是少数没有连贯的儿童保育政策的国家之一。因此，儿童保育机构是很难找到的，即使偶尔有之，实力也非常令人担忧，费用还很昂贵。这种情况会严重影响妇女在劳动力中的地位，而且会严重影响家庭的健康。

一份来自儿童保育中心2014年的报告表明，在美国，无论是对婴儿来说，还是对已经四岁大的儿童来说，儿童保育的费用每年通常超过了1万美元，护理的质量也很不稳定，并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高质量。[38]儿童保育中心的执行主任丽奈特·弗拉加（Lynette Fraga）说：“儿童保育是一个家庭预算中最重要的支出之一，经常超过住房成本、学费、交通和食物等开支。”[39]

而与此同时，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儿童保育是非常普遍的，而且价格比美国便宜得多，往往只是美国的1/6甚至更少。瑞典、法国、比利时和丹麦被认为是儿童保育方面的领导者，能够提供普遍的、高品质的儿童护理，并且有公共资助。在丹麦，全职的、专业的儿童保育每个月需要花费大约360美元（还包括午餐），这是非常专业的国有幼儿园的价格。[40]而在瑞典，有工作的父母只需要为专业的儿童保育服务支付收入中的极小一部分，甚至低得有些离谱，每个月只需要13美元（还包括早餐和午餐）。[41]一个英国的小伙子随着家人搬到瑞典去工作，就会发现“（在瑞典）儿童保育被视为一项最基本的服务。它就像人们上班出行的时候需要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那样，是作为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42]

简而言之，儿童保育应当作为家庭中“个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尤其是对女性工作者而言，因为她们照顾孩子的负担最重。但是在美国，幼儿保育是极为缺乏的，无论是在供应的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拥有体面的和能够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将对整个劳动力产生巨大的帮助，特别是对许多“1099工人”意义重大。

除了“工作解决方案”和使用一些方法让安全网更有效率、更符合成本效益之外，我还有几个建议，我认为它将极大地帮助“1099工人”。这些“个人基础设施”的支持正是针对他们独特的就业需求而产生的。

为自由职业者和独立承包商实施税收减免

大多数美国企业受益于与各种业务相关的税收减免。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和利亚·布斯克经常提醒大家，独立承包人和自由职业者基本上都是在做自己的事业，有资格进行合法经营的费用扣除。这包括一个家庭办公室的扣除、办公设备和用品的扣除、商务旅行的扣除、医疗费用的扣除，以及其他扣除。然而，许多工人对这些规定知之甚少，而且负担不起聘请一位税务会计来弄清楚这些细节。许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家，他们有资格享受这些扣除。地方和国家政府可以通过和自由职业者联盟的民间组织合作，来发布信息和帮助“1099工人”了解和利用联邦税法规定。这些工人现在都不了解他们所符合的减税政策，就好像他们直接把大把的钱放在了桌子上不拿一样。而且能够实现这些税收减免的潜力大都来自联邦税收减免，所以这样做也等同于联邦政府出资资助了地方经济。这将为工人、地方政府和国家经济带来双赢。

网络接口和网络速度

许多“1099工人”越来越依赖互联网来谋生，但互联网的网络接口在美国仍然非常昂贵，而且速度相对较慢（尤其是与国际竞争对手相比）。政府可以与私人部门合作来确保每一个社区都建立起可以负担得起的高速互联网网络接口，这将大大有利于那些独立承包人和自由职业者，这些人都依靠互联网作为主要职业来谋生，这样做有利于增加他们提高收入水平的机会，并且有助于增加更多的服务和产品销售的潜力。

政治改革

最后，任何在华盛顿看杂技团表演的人，都深刻地意识到美国的政治——特别是在联邦一级——运转极差。如果精英政治势力“占领”了政治体系，就很难制定正确的政策和应对措施。可悲的是，随着美国越来越向攫取性制度发展，“后民主”（post democratic）的结果是存在的。美国亟须进行政治改革，这将使美国工人和中产阶级在政治权力面前有更稳固的地位。

特别是六项改革势必能够大大提高美国代议制民主制度：公共筹资运动、合格候选人的免费媒体时间、所有合格美国人的自动（通用）选民登记、总统全国直选、美国参议院议事阻挠废除、为所有议会选举建立比例代表选举制。这些改革在联邦、州和地方层面的颁布实施，将为美国提供一个强大的和急需的震动。它们会促进一个多党民主，可能出现新的政党和领导人，能够阐明职业工人和“利益相关者”的议程，并推动一些变革，诸如个人安全网账户、共同决策的变化、非营利医疗，等等。这种新民主会促进更多的共享和公民参与，反过来会产生一些能够更好地反映美国人民优先权的政策，创造一个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包容性国家，而不是仅代表少数人。

我所提出的变化都将有助于美国朝着更好地为新经济与信息和创新时代做好准备的方向发展。聪明、可信的思想领袖提出了许多建议，试图寻求实现美国经济现代化的方法，有不少人提出的思路都有很多可取之处。我建议，如有更多的物理基础设施支出，包括重建我们的道路、桥梁、机场、港口、学校和建筑物，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达到此目的，可以建立基础设施银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更多地投资于清洁能源；征收资本利得税且税率与其他任何形式的收入相同；消除鼓励离岸外包的税收优惠；扩大美国志愿队，将直接为美国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加强和更好地执行劳动法，等等。

虽然有许多好的想法都值得考虑，但通过思考如何重新为“1099工人”和为多个雇主工作的兼职员工设计安全网，并不能解决所有人的根本危机。许多建议都没有把注意力放在面对“技术性失业”不断凸显以及“经济奇点”的迫近应该怎么做上，或者现在的工作状况所造成的危机。现在的工作状况就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工人更想变成不受任何约束的氦气球，而越来越少的尽责雇主能够提供安全的工作岗位，他们把自己定位为迷你“新政”的主人，而且能够主宰这些工人。许多值得称赞的改革也不直接与工人失去政治权力交易有关。因此我把我的大部分建议都集中在那些工人所面临的具体困境方面。[43]

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变化将在国家层面上实施，使所有企业和雇主都遵守相同的规则，但这些都不是强制性的。这些变化也可以在本地或国家一级实现。三个州（加利福尼亚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和18个城市（包括华盛顿特区、纽约城、费城和西雅图）已经通过了带薪病假政策。[44]我所在的旧金山也有带薪病假政策，同时要求城市承包商每年必须向被保险员工提供12天带薪休假。[45]在旧金山市政府通过覆盖全民的医疗保健法律之前，奥巴马医改就通过了，导致一些企业因为不为员工提供医保账户（特别是餐厅和其他服务部门的工作岗位）而臭名昭著。雇主必须为每个工人提供保险或为每个工人的医疗保健账户注入定额资金，以便于工人购买医疗保险。企业当然也被默许将成本转移给顾客（旧金山餐馆的顾客在账单上都能够看到4%的额外收费，为这些工人提供医疗服务）。

类似的策略也可以用于那些要求雇主为“1099工人”提供持续的安全网系统或者建立“个人安全网账户”的特定城市或者特定州。其实没有必要与华盛顿一起采取行动（因为这样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在地方和州各级通过正规的法律法规，就可以正式开始向以新经济为背景进行过渡转型了。在某些情况下，“天使雇主”可以在自己的公司实施这些政策，并推动其在整个行业内继续开展。2015年3月，微软宣布，要求多达2000个承包商和供应商为所有为微软工作的员工提供15天的带薪休假（用于病假和休假）。微软的代表布拉福德·史密斯（Bradford Smith）说：“研究表明，那些能够得到这些福利的员工可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可能更加快乐，有更高的士气，而且有更高的效率。”[46]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不太理想的想法……

除了许多好的想法以外，还有一些坏的想法。在第七章，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善意的商业和经济领导人提出了有保障的生活津贴，以确保在工作限制的大环境下找不到工作的军转人员不会在不人道的环境下沉沦下去。但这种起不到大作用的解决方案只会创造一个类似罗马帝国时代的永久的下层阶级。空闲时间和无意义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引发祸事的根源。不是随随便便给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施舍几枚硬币，而是把钱用于创建一个很大的并且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险池显然更有意义，个人需要像医疗、失业社会保险、受伤工人的赔偿、带薪病假、职业培训以及更多的社会保险项目。由此产生的规模经济将能够产生一个可覆盖每个人的能负担得起的安全保障篮子，包括低收入的美国人。

同样属于坏主意范畴的还有这种想法：现在是时候承认某些过去的政策已经失败了。其中包括认为富人的所得税太低，以及劳动法律的限制已经严重削弱了工会会员的积极性，这两条政策已经失败了。这两种认识的产生，就像让一个穿着游泳衣的人站在北极点那样不合时宜，因为这些显然都与不平等的上升、中产阶级的不安全、工资的降低和许多人的前景渺茫等背景直接相关。随着富人阶层越来越多地吸纳更多的国家财富，并且只把他们得到的很少一部分分给美国工人，社会成员中那些特别需要优先权的人当然就没有足够的金融资源。在历史上，累进税制缺失能够限制收入和财富的过于集中，而且能够为那些社会支出、研究和开发、物理基础设施的支出以及其他重要的迫切的国家需要提供资金。如今，这种情况已经变成相关基金的短缺了。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强调的那样，收入和财富的累进税制对市场经济的不平等结构会产生强烈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对富人的税率太低，最终的结果将倾向于使继承人积累更多的财富，不仅会进一步扭曲消费需求总量（并且最终逐步导致经济奇点），还会导致政治腐败，以及攫取性制度。

需要强调的是，在两位前共和党总统的领导下，最高收入的税率一度高达90%（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20世纪50年代）和50%（在罗纳德·里根的年代），然而整个国民经济仍在巨大的电力和蒸汽动力下繁荣发展。[47]如今，这一税率已经小于40%——这些富人还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并且能够控制比过去更多的资源。除了实际税率，高收入的美国人能从很多漏洞和税收递延像住房抵押贷款、利息扣除补贴、401（k）型储蓄账户、遗产税的漏洞中受益，那些更多的收入低的美国人则受益不多，甚至没有受益（例如，联邦住房抵押补贴利息扣除量每年在700亿美元左右，但86%的政府补贴所用于的扣除都集中在排名前10%的高收入阶层）。[48]

特别殷实的公司和对冲基金也从这种低效率的针对资本收益征收的税率中受益不少，并且其离岸利润还可以制订避税方案（单是后者这一项，美国财政部每年就要损失1000亿~2000亿美元）。消除这些总是庇护高收入家庭和企业的税收规则，势必能够提高有效税率，而且使税法更加公平，并且更符合国家重要事项优先的准则。增加金融交易税将为美国财政带来200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并减少纯粹的投机交易和华尔街不稳定的算法交易。[49]

此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劳工法如此薄弱，以及工会组织被破坏，普通工人失去了与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平衡，业务和劳动之间的平衡，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关系，就像飞机的翅膀，在飞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平衡。而在今天，这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已经在某一个方向上倾斜得太严重了，在这种基础之上的生产和生活就像一架严重倾斜的飞机，面临着坠机的危险。

当然，公司CEO想要最低限度的监管和最大限度的单方面权力来决定他们的业务。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他们想要的并不总是对更广泛的宏观经济的良好运行更有帮助。有许多先进经济体的例子，例如德国和瑞典，它们在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平衡，而不损害竞争力或商业上的成功。本书第九章曾经阐述过纪勤的建议，例如将组织工会的权利上升为民事权利，并且重置规则，允许“比例工会”（proportional unionism），这看上去似乎是重振工会的良好开端。我们还阐述了戴维·罗尔夫的想法，即针对新经济下的3.0版本的劳动力培养和鼓励一种新的劳动组织。

有许多潜在的方法通过税法来更好地分配总财富以造福社会，并且在雇主和雇员之间，通过弥补劳动法的缺陷来促进一个新的和健康的权力平衡，我们在新方法和新方向的尝试途中并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东西。

[1]“There’s an App for That,” Economist, January 3, 2015,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637355-freelance-workers-available-moments-notice-will-reshape-nature-companies-and (accessed April 4, 2015).

[2]“Work-Sharing: Averting Layoffs, Saving Jobs,”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January 29, 2014, http://www.nelp.org/page/content/WORK-SHARING/ (accessed April 2, 2015).

[3]Nelson Lichtenstein, “‘Only One Thing Can Save Us,’ by Thomas Geoghega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2/01/books/review/only-one-thing-can-save-us-by-thomas-geoghegan.html (accessed April 2, 2015).

[4]Marcus Walker, “For the Danish, a Job Loss Can Be a Learning Experienc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1, 2006, 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14290848917403735 (accessed March 27, 2015).

[5]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dministration, “Registered Apprenticeship National Results Fiscal Year 2013 (10/01/2012 to 9/30/2013),” U.S. Department of Labor, available at http://www.doleta.gov/oa/data_statistics.cfm (accessed May 10, 2015).

[6]Robert Lerman and Felix Rauner, “Apprentice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k and Education in America: The Art of Integration, ed.Antje Barabasch and Felix Rauner(New York: Springer Press, 2012).

[7]Marc Winterhoff, “German American Business Outlook 2014: Confidence Hits Five Year High, 98% of German Subsidiaries Expect Business Growth in 2014,” German-Amer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 December 16, 2013, http://www.ahkusa.com/fileadmin/ahk_usa/publikationen/GABO_2014/GABO_results/GABO_2014_ppt.pdf (accessed April 2, 2015).

[8]Justin J. W. Powell and Johann Fortwengel, “‘Made in Germany’—Produced in America? How Dual Vocational Training Programs Can Help Close the Skills Gap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German Studies, June 2014, http://www.aicgs.org/site/wp-content/uploads/2014/06/IB-47-ERP-Dual-Training.pdf, p. 6.

[9]Ilker Subasi, “An Instructor’s Perspective: Volkswagen Academy in Chattanooga,TN,” presentation, AICGS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May 23, 2014.

[10]Sebastian Patta, “Technical Skills Education: Volkswagen Chattanooga Implements Creative Solutions to Fill Skills Gap,” in Shaping Transatlantic Solutions (Washington,DC: AICGS, 2013), 29-32.

[11]South Carolina Chamber of Commerce, “Apprenticeships in South Carolina: Baseline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2003).

[12]Ben Olinksy and Sarah Ayres, “Training for Success: A Policy to Expand Apprenticeship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2013), http://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labor/report/2013/12/02/79991/training-for-success-a-policyto-expand-apprenticeships-in-the-united-states (accessed May 10, 2015).

[13]Debbie Reed et al.,“An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and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Registered Apprenticeship in 10 States” (Washington, DC: Mathematica Policy Research, 2012), http://wdr.doleta.gov/research/FullText_Documents/ETAOP_2012_10.pdf(accessed May 10, 2015).

[14]Peter Baker, “Obama Opens U.S. Effort to Fill High-Paying Tech Jobs,” New York Times, March 9,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3/10/us/obama-kicks-off-us-effort-to-fill-high-paying-tech-jobs.html (accessed April 2, 2015).

[15]Laura Tyson and Lenny Mendonca, “Inside the Training Revolution,” Project Syndicate, January 31, 2015,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public-private-workforce-training-by-laura-tyson-and-lenny-mendonca-2015-01 (accessed April 2, 2015).

[16]Lawrence H. Summers and Ed Balls,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Inclusive Prosperity,” Appendix 1, US Policy Response, page104-105,https://cdn.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2015/01/IPC-PDF-U.S.appendix.pdf (accessed May 10, 2015).

[17]“Every Employee Is a Partner,” Petroleum Age 5, No. 4 (April 1918): 142,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7jw6AQAAMAAJ&lpg=PA142&ots=BqW2K1O3XH&dq=Walter%20Teagle%20%20worker%20representation&pg=PA142#v=onepage&q=Walter%20Teagle%20%20worker%20representation&f=false (accessed April 6, 2015).

[18]Robert Zieger, “The Wage-Earner and the New Economic System, 1919-1929,” in Herbert Hoover as Secretary of Commerce: Studies in New Era Thought and Practice,ed.Ellis Wayne Hawley(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81), 96,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8R4UmnJhxLoC&lpg=PA96&ots=IJDxu18K6N&dq=%22standard%20oil%22%20and%20%22worker%20representation%22&pg=PA99#v=onepage&q=%22standard%20oil%22&f=false (accessed April 6, 2015).

[19]“Every Employee Is a Partner,” 142.

[20]Steven Hill, Europe’s Promise: Why the European Way is the Best Hope in an Insecure Age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pages 54-58.

[21]Jonas Pontusson, Inequality and Prosperity: Social Europe vs. Liberal America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5, 117-118. 我得到来自克拉斯·莱文森（Klas Levinson）的许多支持，他之前在瑞典的工作生活研究所工作，是共同决策方面的世界级专家。

[22]Lichtenstein, “‘Only One Thing Can Save Us,’ by Thomas Geoghegan.”

[23]共同决策的起源是迷人的，并且是十分有指导性的。它是“二战”后德国人发明的，获胜的盟军之所以大大推进这个政策，是因为它能够推动经济分权，并且能够将权力从那些支持纳粹的德国实业家手里转移出去。与小布什执政时期不同，美国执政者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战后德国的美国规划者更了解有权力的机构的重要性。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用经济民主来“惩罚”德国人，防止德国财富和权力过于集中。有趣的是，美国汽车公司，如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以及石油公司，如标准石油，在“二战”期间与纳粹以及其他法西斯领导人之间有很多商业利益关系和接触。因此，它提出了一个有趣的交叉可能性，也许德国领导人是从标准石油和其他美国企业的工人代表那里获得的灵感。Pontusson, Inequality and Prosperity, 115; also see Hill, Europe’s Promise: Why the European Way is the Best Hope in an Insecure Age, 54-58.

[24]Timothy Noah, “Why the Democrats Need Labor Again,” Politico, January 3, 2015,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5/01/democrats-need-labor-again-113583.html (accessed April 2, 2015).

[25]Margot Sanger-Katz, “Is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Working? Has the Percentage of Uninsured People Been Reduced?”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2014, 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4/10/27/us/is-the-affordable-care-act-working.html?_r=0#uninsured (accessed April 2, 2015).

[26]Michael Lind, Steven Hill, Robert Hiltonsmith and Joshua Freedman, “Expanded Social Security: A Plan to Increase Retirement Security for All Americans,” New America Foundation, April 2013, http://www.demos.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LindHillHiltonsmithFreedman_ExpandedSocialSecurity_04_03_13.pdf (accessed May 10, 2015), page 4.

[27]“Policy Basics: Top Ten Facts about Social Security,”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November 6, 2012, http://www.cbpp.org/cms/?fa=view&id=3261 (accessed April 5, 2015).

[28]社会保障为55％的老年西班牙裔受益人、49%的黑人、42%的亚裔美国人提供收入的90％甚至比率更高，但是这种服务针对老年白人受益人的比率仅为42%。在社会保障受益人年龄在62岁及以上的人群中，妇女占比为56％；而在社会保障受益人年龄在85岁及以上的人群当中，妇女占比为67%，并在总体上获得了近一半的社会保障福利，尽管妇女只支付了41％的社会保障工资税。See “Policy Basics: Top Ten Facts about Social Security.”

[29]Steven Hill, “Don’t Cut Social Security—Double It,” Atlantic, December 12, 2012,http://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2/12/dont-cut-social-security-double-it/266095/(accessed April 2, 2015).

[30]Steven Hill, “Secure Retirement for All Americans, Guaranteeing the American Dream with Expanded Social Security,” New America Foundation, August 2010, page 11,http://newamerica.net/sites/newamerica.net/files/policydocs/Hill%20-%20Social%20Security%20-%2013%20Sept%2010.pdf (accessed May 10, 2015).

[31]Ibid；and Michael Lind, Joshua Freedman, Steven Hill and Robert Hiltonsmith, “Expanded Social Security: A Plan to Increase Retirement Security for All Americans,” New America Foundation, April 3, 2013, http://www.demos.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LindHillHiltonsmithFreedman_ExpandedS ocialSecurity_04_03_13.pdf (accessed May 10, 2015).

[32]“The Cost of Staying Home Sick,” New York Times editorial, May 4, 2009, www.nytimes.com/2009/05/05/opinion/05tue3.html?scp=3&sq=paid%20sick%20leave&st=cse (accessed May 10, 2015).

[33]Brigid Schulte, “Voters Want Paid Leave, Paid Sick Days, Poll Shows. Obama, Too. Will Congress Oblige?” Washington Pos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news/local/wp/2015/01/21/voters-want-paid-leave-paid-sick-days-poll-shows-obama-too-will-congress-oblige (accessed March 27, 2015); and Jane Farrell and Joanna Venator, “Paid Sick Day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2012), 2, available at https://cdn.americanprogressaction.org/wp-content/uploads/issues/2012/08/pdf/paidsickdays_factsheet.pdf (accessed May 10, 2015).

[34]Statistics, “Employee Benefits in the United States—March 2012,” cited in Farrell and Venator, “Paid Sick Days,” 2.

[35]Statistics, “Table 1. Wage and Salary Workers with Access to Paid or Unpaid Leave at Their Main Job by Selected Characteristics, 2011 Annual Averages.”

[36]Elise Gould and Doug Hall, “Paid Sick Days: Measuring the Small Costs for Connecticut Business” (Washington, DC: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2011), http://www.epi.org/publication/pm177/ (accessed May 10, 2015).

[37]Tom W. Smith and Jibum Kim, “Paid Sick Days: Attitudes and Experiences” (Washington, DC: Public Welfare Foundation, 2010), http://www.nationalpartnership.org/research-library/work-family/psd/paid-sick-days-attitudes-and-experiences.pdf (accessed May 10, 2015).

[38]“Child Care in America: 2014 State Fact Sheets,” Child Care Aware, http://usa.childcareaware.org/sites/default/files/19000000_state_fact_sheets_2014_v04.pdf (accessed April 7, 2015), page 3.

[39]“Parents and the High Cost of Child Care: 2014,” Child Care Aware, http://cca.worksmartsuite.com/GetThumbnail.aspx?assetid=644, page. 4 (accessed May 10, 2015).

[40]Helen Russell, “Childcare Changes: Why the Danish Model Won’t Work in the UK,” Guardian, January 30, 2013, http://www.theguardian.com/money/the-womens-blog-with-jane-martinson/2013/jan/30/childcare-changes-danish-model-uk (accessed April 2, 2015).

[41]Donna Ferguson, “The Costs of Childcare: How Britain Compares with Sweden,” Guardian, May 31,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money/2014/may/31/costs-childcare-britain-sweden-compare (accessed April 2, 2015).

[42]“The Price of Parenthood,” BBCNews.com, February 6, 2002,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1804390.stm (accessed May 10, 2015).

[43]For a long list of good ideas, see Jacob S. Hacker and Nate Loewentheil, “Prosperity Economics: Building an Economy for All,” 2012,http://isps.yale.edu/research/publications/isps12-020#.VP5Yoth0zEg, (accessed May 10, 2015);also see Summers and Balls,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Inclusive Prosperity,” 107.

[44]“Overview of Paid Sick Time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Better Balance, March 10, 2015, http://www.abetterbalance.org/web/images/stories/Documents/sickdays/factsheet/PSDchart.pdf (accessed April 2, 2015).

[45]“San Francisco Labor Laws—City Contractors,” City and County of San Francisco, Office of Labor Standards Enforcement, August 13, 2014, http://sfgsa.org/index.aspx?page=431 (accessed April 2, 2015).

[46]Claire Cain Miller, “From Microsoft, a Novel Way to Mandate Sick Leave,” New York Times, March 26,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3/26/upshot/26up-leave.html (accessed April 2, 2015).

[47]Louis Jacobson, “Barack Obama Says Taxes Are Lower Today than under Reagan, Eisenhower,” PolitiFact, September 22, 2010, http://www.politifact.com/truth-o-meter/statements/2010/sep/22/barack-obama/barack-obama-says-taxes-are-lower-today-under-reag/ (accessed April 2, 2015).

[48]“Should Congress Limit the Mortgage-Interest Deduc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6, 2014, 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709904579407111906612936 (accessed April 2, 2015).

[49]Robert Kuttner, “The Task Rabbit Economy,” American Prospect, October 10, 2013, http://prospect.org/article/task-rabbit-economy (accessed May 10, 2015).

第十二章 结语：玛丽亚的生活很重要！玛丽亚·费尔南德斯万岁

如果我能把以上所提出的解决和改革方案拟合成一份综合性法规，那么我会将它命名为玛丽亚·费尔南德斯问题法案（Maria Fernandes Matters Act），以纪念这位在第一章中就已经提及的已故的“唐恩都乐”的工人，纪念她短暂的32岁的生命，她不能白白牺牲。根据官方的验尸报告，玛丽亚去世的时候还穿着她在“唐恩都乐”卖甜甜圈时的制服。她在频繁换班的过程中睡在自己的汽车里，因窒息而去世。官方认为，死亡原因就是她放在自己车上的那一罐汽油挥发出的致命的一氧化碳气体。而在现实生活中，她是死于劳累过度的三份兼职工作。她脱离了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只能依靠自己不停地工作来维持生计。别无选择的生活让她太接近社会的边缘，而且随着工作岗位越来越糟，根本没有足够的安全网来托底。许多听说过玛丽亚悲剧的美国人都很震惊——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中有不少人甚至在想：“要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也许就这样去世了。”

对太多的美国人来说，这个情况已经十分明显，即自己的处境越来越类似于玛丽亚。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现在要靠自己的力量来继续冒险，并且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这些选择让他们的工作生活有些像赌博。《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撰写了一篇文章，引用了美联储所做的一份家庭调查，这次调查的结果显示，有“47%的人都说他们没有任何渠道能够获得400美元的意外费用”，并且“如果真的有这种需要，他们只能变卖自己的物品”。只是为了这区区400美元！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每10个美国人中就有3人声称自己没有任何形式的健康保险，因为他们负担不起，并且没有养老储蓄或者养老金。[1]美国人正在进入一个让人非常焦虑的新时代，这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后“二战”时期从未经历过的。

这种转型体现在方方面面，既有小的方面，也有大的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脸书”或“谷歌”的班车司机必须面临选择：到底是每天在不停的倒班中连续工作16个小时，还是在家陪孩子睡一会儿和共进早餐；一个作为汽车工人的劳动力，岗位性质是永久性临时工的分包商，工作多年以来都面临着被公司拒绝支付更高的工资、福利和工作保障，尽管他的工作内容与固定员工并没有什么两样；“任务兔子”忙着完成一份工作就去做另一份工作，而且尽最大的努力在一天中让所有雇主都满意，而每天有时能赚到250美元，然后在接下来的八天中可能一份工作都接不到，一分钱也赚不到，因此不能负担自己的基本开支；一个“优步”司机在私家车里追寻所谓的“美国梦”，他为一家公司开车，这家公司克扣他的工资，而且可以随随便便地警告他或者不尊重他（以及他的同事），而这些公司却不会受到任何处罚；一个下岗的记者试图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却必须在为孩子买一套新校服还是为家庭办公室增添新设备之间进行选择。

面对艰难的选择，一些美国人试图勇敢地面对他们的处境，开始独自工作。《纽约时报》采访了一些被称为“个人企业家”（solo-preneurs）的人，他们谈到，自己正在试着把自己的柠檬做成柠檬水。罗娜·埃科诺穆（Rona Economou）曾在曼哈顿一家大型法律公司任律师，后来被解雇了。她决定在当地街市开设一家希腊食品摊来追求自己的梦想。这应该就是她所谓的“放纵激情的机会，过上健康的生活”。但是很快她就发现自己每周都要工作七天，而且每天都是从日出工作到日落。“我感觉要感冒了，我随身带着Cold-Eeze（一种感冒药），而且还要吃生蒜，”她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我不能关闭商店。”特别是因为现在没有雇主来为她支付带薪病假和医疗保障。所以就此看来，更健康的生活似乎远不是在菜单上。[2]

罗娜的情况并不特殊。自己靠自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经济崩溃后的最初两年里，随着全国各地失业率的飙升，更多的美国人开始选择创办企业——在2010年的一个月中，就有56.5万家企业诞生——这个数量高于之前15年内任何一个时期。[3]尽管美国精神中有敢闯敢做，但是大部分这种新企业看上去都不太可能成功（尽管罗娜的小食品摊还一直经营着）。根据保罗·伯纳德（Paul Bernard）所言，他是一个建议如何开始一个小生意的专业人士，“现实是，即使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大多数新业务也常常会失败”。他指责媒体从以前的律师和投资银行家中制造英雄，这些人重新把自己打造为有利可图的纸杯蛋糕国王与狗珠宝的设计师，因为这些都掩盖了一个人独自行走时的艰辛，都只是假象。[4]

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的工作和生活已经成为一种赌博。一些自由职业者、承包商、临时工和个人企业家都将开始他们新的职业，但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更多的人会失败。其他人则将在某个地方结束，也只能抓住一个不稳定的存在。但几乎所有人都会以有很少安全保障的生活来作为创业的结束，即使能找到足够的新客户或顾客来维持生计，他们也会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忙碌不堪。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不得不面对身体的疲惫、工作缺乏稳定性而且没有固定的睡眠时间，失去自由的时间，所以情绪也像过山车那样，这就是突然被推入“1099”体制的工人的不稳定的生活。当然，再也达不到有稳定工作时那样的生活标准了，除非有能力为自己购买安全网。当他们失业、生病或受伤时，也没有资格获得任何补偿，而他们在继续寻找下一份工作的时间段也不会被作为工作时间来对待而得到任何报酬。虽然现阶段定期工作的数量有所回升，但全职员工还是都感受到了一种压力，因为工作保障更少，工资也开始下降，而且安全网支离破碎，他们一旦失去全职工作，就会失去所有的一切。在许多方面，独立工作者的现实生活与新经济所吹嘘的那些将会实现的福音截然相反。

还在进行的这场危机，起源是十分明确的：我们已经看到，企业正在使用各种技巧和漏洞，包括第三方承包商和“1099工人”等，都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个体面的逃避为中产阶级工资和职工安全网负责的理由。雇主利用毁灭性的劳动和经济政策，让他们能够自由控制使用的劳动力数量，像水龙头一样，在不需要时就关掉。劳工运动曾经是美国工人的守护者，如今已经完全不复往日的光彩。在最新的令人不安的趋势里，即基于互联网和应用程序技术的所谓“共享”经济背景下，再加上日益入侵我们生活的机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这些条件都为企业撕毁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社会契约创造了更多机遇。随着世界越来越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间的道路收敛，全球各地不平等都在加剧，越来越多的人——甚至那些曾经的中产阶级——都开始变成“分遣队”。无论你是一个“任务兔子”、自由职业者、永久临时工、独立承包人、大企业家、临时工、个人企业家，等等，都面临着同样的处境：越来越多的“1099工人”面临的工作世界里，雇主对待他们就像是一种塞到他们商业机器里面的另一种生产要素。因此，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人在这个新经济的时代中，赖以生存的基础越来越摇摇欲坠。

我提出的解决和改革方案，目的就在于创建更新的社会契约、更新的经济安全感，以及能够重燃“美国梦”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在后“二战”时代，美国是最富有、最具有生产力和最诱人的国家，因为它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是全世界羡慕的对象。在200多年的历史中，美国已经逐步上升到可以说“伟大”的水平，由于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文化，能够引领美国人泯灭过去我们的民族之间曾经产生的仇恨、无知和内部矛盾，这些都曾经使我们的国家陷入低迷的状态。今天，我们希望成为伟大国度的民族愿望再次遇到绊脚石。在21世纪，一个像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不应当让像玛丽亚·费尔南德斯这样努力工作的人，因糟糕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而孤单地在一个便利店的停车场里去世；也不应该是这样一个国度，即美国人都享受不到自己与家人所需要的安全网支持；并且，这里的公司不应该像老强盗贵族，利用所雇用工人的其中一半去剥削另一半，就像镀金时代的铁路巨头杰伊·古尔德。毫无疑问，我们是一个富裕的技术先进的国家，但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人道的文明的社会呢？难道我们真的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集合体，就像美国参议院室外的彩绘天花板上的壁画那样，还是我们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只是“被统治者”？这些都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令人生畏的问题。如果不改变当前的轨迹，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玛丽亚·费尔南德斯。

历史之箭的方向

新经济的倡导者，包括许多技术和经济方面的专家，通常很明确地表示，新经济会为我们的社会带来非常深刻的变化。我们被告知，现代化的力量是不可避免的，是由自然的和不可改变的“创造性破坏”的经济规律所带来的，并且推动着技术创新。如同这个机器是一架无人驾驶的“自驾驶”机器，任何试图阻止这个过程的尝试不但注定失败，而且会阻挠“进步的”道路。更糟糕的是，怀疑和批判的声音已经随着那些“新政”复仇主义者和反对以牺牲人道取得技术发展的勒德分子而一笔勾销。虽然许多相同的“专家”都这样告诉我们，但是这些专家根本没有提醒我们未来有一个8万亿美元的房地产泡沫，而且当继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他们还是措手不及。

事实上，这些变化并不是天然的或者完全不可避免的，他们都具有特殊的“路径依赖”——定义了今天经济运转的特定法律和法规，以及企业、工人、私有财产、政府、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历史关系所共同产生的结果。童工一度是合法存在的，而且每周的工作时间长达60个小时；妇女和少数民族被排除在某些行业之外，无论是基于习惯还是基于法律；工人的组织权被抑制和阻碍，甚至超过现在的程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和其他一些剥削的做法被取缔、禁止和取消，视为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和目标。我们有通过政策以及扩大民众参与和多元化来塑造国家经济的悠久历史。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以及其他“建国兄弟”的非凡一代，都坚信政府应当是一个积极的公民参与的政府。尤其是汉密尔顿认为，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应当能够帮助国民经济从混乱的13个州的状态中脱离开来。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将心目中的政府赞誉为“是人民的，由人民执掌，为了人民”，并且在汉密尔顿以及其他领袖所给予他的联邦体制的基础上，最终彻底废除了恐怖的奴隶制度，推出了一个横贯大陆的铁路建设（在1869年，即林肯离世四年后完成了），这一创举大大提升了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经济活力。

后来的总统开始致力于对抗拥有巨大力量的寡头势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爆发的产业革命的影响下，“创造性破坏”开始崭露头角（包括林肯推动的铁路项目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强盗贵族）。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即老罗斯福）总统1901年在国会的第一次发言中就攻击了企业垄断，认为它们的触角缠绕着全国经济的喉咙，就像一条巨型章鱼（这就是当代漫画家描绘的强盗贵族集团）。他攻击美国大企业的这些做法，甚至称之为“真正的和最大的罪恶”、“对公共福利有害”，并且是“狡猾的犯罪”，他说：“大企业存在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制度为这些公司的存在提供了保障，因此，监督它们在这些制度下的运转是否有利于社会和谐也是我们的权力和责任。”[5]但“反托拉斯”不只是说说而已，就像其他总统所说的那样；他利用政府“看得见的手”来采取行动：他打破了北方证券公司的垄断（从而影响了实力非常强大的银行巨头J. P. 摩根的利益），还严格控制了其他势力非常强大的公司，如杜邦、美国烟草公司和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

罗斯福的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将反垄断进行得更加激烈，包括在1911年打破了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标准石油公司是当时最大和最强的公司（类似的行为放在当今的时代，就像是打破了高盛、摩根大通、埃克森美孚和苹果的垄断一样）。塔夫脱的继任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则将经济的渐进改革推向了高潮。威尔逊说：“在这个国家，如果有人能够发展得足够强大从而能够拥有美国政府，那么他们也会毫无顾忌地去做。”威尔逊曾在1914年通过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并且设立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加大对金融部门和国家经济的监管力度。[6]

每一代和每一届总统政府都必须保持警惕。尽管进步时代的所有联邦活动都致力于将企业特别强大的力量和腐败的商业利益关进笼子，在不到20年之后，泰迪的远亲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萧条期间反对“贪得无厌的货币兑换商”的行为，[7]并且明确表示，一个国家的伟大就在于要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如果没有经济安全和独立，也不会有真正的个人自由”。[8]“新政”是美国人对每天都能得到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渴望的结果，“新政”的过程还基于对国家经济的一种正确认识，那就是当只剩下设备而不注重工人的时候，宏观经济这辆火车就会脱轨，宏观经济这架飞机就会撞上悬崖，而这种结果往往是那个时代1%的少数人所导致的。

在那时，威胁来自垄断和财富集中的程度，这些已经对经济产生了严重威胁，就好像宏观经济就是这些权势者自己的领地那样，基于此进行的数十年的战争都是为了建立社会契约和中产阶级社会，而战争的结果就是“新政”的出台及其对后续经济生活的重大影响。如今，威胁不仅来自新经济下产生的新的强盗贵族，还因为这些精英的利益达到了顶点，他们还在试图弥补认为自己在“新政”时代所失去的东西：对美国工人的控制和对社会契约的撕毁。

所有的总统和领导人，以及他们振奋人心的演讲和理想，为这些政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等于提供了一个看待世界的特别广阔、特别慷慨的视野——与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布莱恩·切斯科、罗斯·乌布利希、利亚·布斯克以及其他艾茵·兰德的原教旨主义者、技术人、硅谷的官员所提出的那些狭隘的、攫取性的、主张自由意志的视野相比。现代的“贪得无厌的货币兑换商”群体，简直就像用3D打印技术以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的模具打印出来的一样，范德比尔特是19世纪的铁路和航运大亨，他有一句名言：“法律？我关心什么法律？它比我还有实力吗？”[9]

杰斐逊、汉密尔顿、林肯、塔夫脱、威尔逊的民主愿景，老罗斯福、罗斯福以及其他总统，都是在不断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他们面对国王的暴政、奴隶制、内战、贪婪的财富和权力，以及最终到来的大萧条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造成了美国社会巨大的不平等。应对时代的挑战，这些伟大的美国领导人站在了一个新的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和负责任公民的视野层面上，推动了法律和法规的建立，同时也受到了法律和法规的约束；他们提出的世界是由多个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能够自我治理的艰辛过程，构建了一个使我们能够建立适合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公民社会。做政府工作是艰苦的，而完成这项艰苦的事业，需要耐心和坚定的毅力，然而这不仅是技术创新或创造性破坏，而且是对我们国家的一种类似遗产的贡献，这种贡献千金不换。

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并非视技术和创新为死敌。我也喜欢用iPhone和iPad，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但是这些小玩意儿，以及当今所有其他技术灵光一现生产的供大家消费的产品，到底有多重要，还能成为我们21世纪要面对的最重要的挑战吗？然而我们必须制定“预警原则”来说“不”，特别是对那些可能造成一定威胁但我们全然不知的技术或创新。我们的确要确保“创造性破坏”仍然具有创造性，但因为它是破坏性的，所以我们必须进行适当的监管。我们必须保持自己作为技术主人的地位，而不是被它掌握，应当尽最大努力不让“超越人类”的理念让我们“抛弃人文主义”。[10]

正如“新政”的社会契约是由一系列法律和制度所创造的那样，现在使自由劳动力社会陷入恶性循环的恰恰就是可以被称为“暴政”的社会契约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加上若隐若现的经济奇点危机、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和政府入侵的挑战（包括超级间谍对美国人进行监控），这邪恶的“三位一体”会发展到惊人的地步，从而预示着一个可怕的未来。

不幸的是，如果我们的社会继续走错路——如果我们为下一代做错政策选择——那将会葬送我们国家的未来，而且也许是无法挽回的。美国将很有可能走上罗马共和国的道路，最终变成一个后民主的帝国，由社会中一小部分贵族精英来控制，他们利用多层次的非正式和灰色经济来攫取社会资源，并选择一种对自己最有利的支配方式。面对机器人、高科技出没、满是监视系统而且武器化的现代版罗马帝国，我不寒而栗。毫无疑问，这将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前提是电影结束的时候，观众有权利选择离开剧院。多么悲哀和悲惨，如果事实证明，即使是美国——由世界上那么多好的灵感所创造出来的，还是注定要走上20世纪早期德国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Robert Michel）和他的“寡头铁律”的预言。这个定律是，最终有一天，精英统治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在一个民主国家。[11]

但我不相信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选择走一条不同的路。这个过程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塑造和引导，沿着不同的路径——通过聪明的政府政策以及大众需求，正如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的那样，作为工人，他们被当作消耗品和一次性用品，而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正朝着将把我们带向悬崖的方向走去。

尽管美国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一旦这个社会开始转变成一个利益相关者社会，我们就开始变得无法与许多国际竞争对手相比，原因是我们的制度和法规还存在许多缺陷。但是通过在地方、州和联邦各级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并通过对私人部门提供激励措施，我们可以向更具希望的新经济过渡。这并不意味着“大政府”要来接管，而是由一个“聪明的政府”来接管，用政府的独特权力规范和能够让社会各个行业通过谈判达成共识的有效调节，在新经济的背景下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契约。利益相关者的社会更加注重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它固然会运用政府必要的规制来避免扼杀创业精神；但它也可以通过为工人和消费者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氛围，来约束和控制经济。除了企业和企业家，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良性循环中贡献他们的独特作用，“我花掉的钱就是你的收入”，反之亦然。这些积分制的玩家不是永远注定处于互相抵触的位置上。

约翰·F.肯尼迪总统曾经发表过一个明智的言论，我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以其作为开始，现在也想以其作为结束，这句话充分地、正确地结合了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并且可以成为我们所面临挑战的指导精神：

我们如何消除障碍，才能使其他大多数人与少数实力派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总之，如何才能使我们的自由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即为企业提供充分的利润，为劳动者提供充盈的工资，并为所有公民提供充足的机遇？[12]

这是肯尼迪在1962年发表的言论，自那时起，美国一直处于最好的时代，同时拥有企业的活力和企业家精神（“企业利润”），并且能够保障日常工作的工人处于一种公正的、公平的交易。在“新政”交易的背景下（“基于劳动力足够的工资……机会……能够获得教育与就业岗位”），所有这一切都要依靠政府“看得见的手”来实现平衡，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融合在一起，让大家成为真正的合作伙伴。在人类发展轨迹的编年史上，这三方的平衡是一种非常大胆的尝试，也塑造了我们这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并对世界产生了强烈的激励作用。我们现在还仅仅站在有几十年那么长的旅程的开端——“在开端结束的那一点上”——在历史之箭的正确方向上让我们的国家重新起航。在这一段时间里，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应当问自己，并且不停地问自己：我们到底是想要一个新的“新政”——还是一个“不公平待遇”？

这是美国人面临的选择。我们能胜任这项任务吗？这是玛丽亚·费尔南德斯也非常想知道的未来。我想再一次祈祷：我们能。

[1]Paul Krugman, “The Insecure American,” New York Times, May 29, 2015,http://www.nytimes,com/2015/05/29/opinion/pau-krugman-the-insecure-american.html (accessed May 29, 2015);“Report on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U.S. Households in 2014,”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May 2015,http://www.federalreserve.gov/econresdata/2014-report-economic-well-being-us-households-201505.pdf (accessed May 29, 2015), pages 1-3.

[2]Alex Williams, “Maybe It’s Time for Plan C,” New York Times, August 12,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8/14/fashion/maybe-its-time-for-plan-c.html (accessed May 15, 2015).

[3]According to the Kauffman Foundation, which tracks statistics on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Dane Stangler, “Infographic: Kauffman Index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1996-2013,” Kauffman Foundation, April 9, 2014, http://www.kauffman.org/multimedia/infographics/2014/infographic-kauffman-index-of-entrepreneurial-activity-1996-2013 (accessed May 15, 2015).

[4]Alex Williams, “Maybe It’s Time for Plan C.”

[5]Theodore Roosevelt, “First Annual Message,”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December 3, 1901,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9542 (accessed April 8, 2015).

[6]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12), 321-323.

[7]Franklin Roosevelt,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March 4, 1933,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4473 (accessed April 2, 2015).

[8]Franklin Roosevelt,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 to Congress,” 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January 11, 1994, http://www.fdrlibrary.marist.edu/archives/address_text.html (accessed April 2, 2015).

[9]Acemoglu and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319.

[10]Harold Bloom, The Daemon Knows: Literary Greatness and the American Sublime (New York: Spiegel & Grau, 2015),1.

[11]Robert Michel, 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1911; New York: Free Press, 1966).

[12]John F. Kennedy, “Yale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Miller Center, University of Virginia, June 11, 1962, http://millercenter.org/president/speeches/speech-3370 (accessed April 2, 2015).

致谢

本书不仅试图关注现阶段的发展趋势，而且试图揭示对未来的影响。撰写这样一部专著，不断驱使我在多元现象及实践检验的基础上总结大量观点。思虑至此，我要对我的同事以及熟悉或并不熟悉的相关人士表达谢意，他们为我提供了非常有帮助的信息、观点、反馈、思考与智慧。

感谢我在新美国基金会工作的同事：雪勒·施文宁格（Sherle Schwenninger）、迈克尔·林德、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菲尔·朗文（Phil Longman）和巴里·林恩（Barry Lynn）；新美国基金会的前同事：弥迦书·温伯格、马克·保罗（Mark Paul）和雷夫·哈塞（Leif Hasse）。我要特别鸣谢X实验室与开放技术研究所（X-Lab and Open Technology Institute）的萨沙·梅因瑞斯，以及麦肯锡公司的伦尼（Lenny）。我还要感谢丹尼尔·平克、亚当·韦巴赫、迪恩·贝克、戴维·罗尔夫、德米特里·伊格利斯汀（Dmitri Iglitzin）、汤姆·纪勤、哈罗德·梅尔森、鲍勃·库特纳（Bob Kuttner）、雅各布·哈克尔（Jacob Hacker）、皮特·理查德森（Peter Richardson）、朱莉特·斯考尔，自由职业者联盟的萨拉·霍洛维茨、丹拉·沃伊（Dan Lavoie）和汤姆·斯利。

我家就在旧金山，我研究了很多关于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研究方法就是与发生在这片“地震”（技术的、震撼世界的以及其他的）的土地上的“破坏”直接相关的许多人进行交谈。我对这些人表示衷心感谢，他们是：史蒂夫·琼斯和提姆·雷蒙德，他们都曾就职于《旧金山海湾卫报》，我不仅感谢他们对这一项目的支持，也感谢他们这么多年来无畏的新闻报道；我还要感谢亲爱的、亲切的泰德·加里克森（Ted Gullicksen），作为“租户联盟”（Tenants Union）的首脑，他一直在支持我的工作，而且他的思想非常深刻，尽管我们还有些望尘莫及；人民检察官乔·托比那以及兰迪·肖、马特·冈萨雷斯（Matt Gonzalez）、大卫·欧文（David Owen）、格里·布里金（Gray Brechin）、布兰特·亚瑟（Brant Arthur）以及其他人，都作为圣弗兰西斯市知识渊博的群体代表分享了他们的见解和经验。

特别感谢特蕾莎·弗兰德瑞奇——这本书里的另一个明星，是她让我擦亮双眼，看到在她所居住的北部沙滩社区的开发中表现出来的“共享的真面目”。我还特别感谢费雷德里克·拉尔森和凯瑟琳·勃鲁姆与我分享他们的故事。

此外，我还要感谢各种类型的“1099工人”、“优步”和“来福车”的司机、“任务兔子”、“谷歌”巴士司机等人，他们的反响其实我还没有听够。我真诚地希望我原汁原味地阐述了他们的匿名故事。他们是无名英雄。

还要对我的代理人说一声“谢谢”，他是来自“三叉戟媒体集团”（Trident Media Group）的堂·费尔（Don Fehr），他为这个项目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出路。也感谢我的编辑麦克米兰（Macmillan）、凯伦·沃尔尼（Karen Wolny）和她的助理劳拉·阿珀森（Laura Apperson），他们在我写作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提供了协助，从熟知到未知的领域，支持我的每一步探索，感谢他们的耐心和指导。也感谢本书的制作人员阿兰·布莱德肖（Alan Bradshaw）的辛苦带领，以及技术编辑瑞安·曼斯特勤（Ryan Masteller）和其他人的辛苦工作。

再次，我必须对我的生活伙伴露西·科尔文（Lucy Colvin）表达最深切的谢意，感谢她对这本书的手稿给予的宝贵意见及热烈讨论，也感谢她在我撰写这本书期间给予我的爱、耐心和鼓励。当我低落的时候，她是我提神的酒；当我膨胀的时候，她是让我冷静的水。我想，终于该轮到我来做饭了，是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没有你们，我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绩。

史蒂文·希尔

于旧金山

部分参考文献

译后记

如果说经济学分析通常都是冷冰冰的，那么这本书很可能让你触手生温。

不管你是否留意，也不管你是否愿意，当下都已被卷入“共享经济”的大浪潮当中。只不过，在没有读史蒂文·希尔的《经济奇点》这本书之前，面对这场浪潮，你或许觉得自己是一个路人，或许觉得自己是一个看客，或许充其量觉得自己是一个受益者，仅此而已。希尔告诉你：远非如此，你应当成为红利的共享者。你当然会说：“共享？别闹了。”看看，这就是你所不承认的“共享”经济。然而，你都不能共享，甚至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共享，那又怎么能叫作“共享经济”呢？！实际上，你的关注恰恰表现出大多数人对所谓“共享经济”的期望，而你的态度正流露出大多数人对所谓“共享经济”的失望。

作者史蒂文·希尔就是这样一位理性的智者，他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不是耐心看完整本，你可能会觉得这本书（前几章）就是一个“红眼病”看客对新事物的耿耿于怀，他觉得新技术并没有为萧条的经济打开增长的通道，尤其没有为那些原本享有体面工作但因金融风暴而失业的人提供像原来一样有保障的生活，认为正是“创造性破坏”的新技术打开的所谓“共享经济”对原有工作岗位数量产生了挤出，甚至将这些抽象成了一个新名词——“经济奇点”——一个未来的概念，一个财富集中在那些极少数特别有能力的人手中的“点”，从而成为一个几乎没有消费者需求的“点”，进而成为一个从内摧毁整个经济的引爆点。

你可能几乎脱口而出：“没这么悬吧？”你当然有理由这样想：因为你可能在感觉生活成本飙升的时候使用了共享乘车软件，或者使用了共享单车软件，它们让出行成本一下子降了下来；因为你可能在感觉工资有些入不敷出的时候使用了共享住宿软件，它们让你每个月多了一笔收入，或者让你的出行开销更小；因为你可能在“一岗难求”的时候使用了共享工作软件，它们让你成了自由职业者，让你至少每个月能有一笔收入，如果你还能更加勤快一些，同时驾驭多份工作，那么这笔收入看上去可能还挺可观的……就是这样，完全没有什么不好。

然而，希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共享经济这种模式只是在表面上给了大众这些实惠，实质上却是让大笔资金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流入共享经济企业自己的腰包；甚至更直白地指出，这种所谓的“共享”实际上是“独享”，而且这种独享比之前资本积累的任何阶段都来得更加赤裸、更加直接、更加迅速！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共享模式的主流参与者试图拒绝承认为自己工作的工人本应拥有的合法地位、剥夺工人本应享有的各项保障、逃离法律约束、扭曲自由市场、引发恶性竞争，等等，希尔在书中使用了大量案例来说明这一点。

至此，这本书的光芒才跃然而出，至少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这种概念的提出是理性的，而希尔的这种理性显然带有关怀的温度，这种温度自然地一直延伸到最后他所提出的对策建议中，回应着篇首语当中对下一代人所说的“希望你们即将继承的世界仍如父辈和祖父辈所熟知的那样一如往常”。当共享经济的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我作为一名不能说自己是那样孤陋寡闻的青年研究人员，从未听到过这样有理有力的反调，所以能够有缘完成此书的翻译，还是挺有趣的一件事，尤其是自己在此过程中恰恰处于孕育下一代生命的时期，不得不时而想象他们可能面对的世界。

这本书写的是美国的事，然而全球化又能让谁置身事外呢？立足于中国更需观察与反思的当下，我们也特别有必要感受一下希尔理性的温度。

经济奇点，开卷有益。

苏京春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2017年6月1日于熟睡的霖小霖旁

经济奇点

[美]史蒂文·希尔　著

苏京春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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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7年8月第1版

字 数：50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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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7385-1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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