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辅文

MANSHU JIHEN

Seisaku no keisei katei

by Sadako Ogata

©1966，2011 by Sadako Ogata

Originally published 2011 by Iwanami Shoten，Publishers，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5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o Iwanami Shoten，Publishers，Tokyo

清华东方文库编委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入江昭 大塚豊 王成 王中忱

王亚新 毛里和子 平野健一郎 冯峰

西村成雄 刘岸伟 刘建辉 刘晓峰

李当歧 李廷江 杨舰 张启雄

季林红 赵全胜 胡洪营 袁本涛

晏妮 高柏 傅高义 黎宏

主编

李廷江 王中忱

执行编辑

李佩

“清华东方文库”出版缘起

“清华东方文库”是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持编辑的学术丛书。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自2009年成立起，即致力于有关近现代日本、中日关系历史的基础研究，同时也关注同时代的日本，积极推动有深度的调查和分析。中国与日本地理上的临近及文化上源远流长的关联，使中国的日本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中国与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纠葛，则为中国的日本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经验。“在中国发现日本”，无论是作为具体的分析实践，还是作为一种视野或方法，都具有充分的可能性。而鉴于全球化进程仍在日益推进的状况，中国的日本研究无疑应该超越单一国别研究的格局，努力在更广阔的区域内，在世界范围内，多元联系考察研究对象。本丛书以“清华东方文库”为题，即源自这样的宗旨。本丛书题目中的“东方”，既不是一个特指的地理范畴，也不是一个自明自在的本质性空间概念，而是一个反思、质疑的对象，是一个对话、讨论的场域。希望在对话和讨论中探寻新的研究途径和方法，在长期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学术范式。

“清华东方文库”丛书将选择国内外学者有关日本及中日关系、亚洲研究的学术著作、论文集陆续刊行，也将发掘、整理相关的重要史料，适时分析学术前沿的信息和动态。“清华东方文库”是一个开放的书系，接受投稿，尤其欢迎立足于扎实的基础研究且具有新的问题意识、分析方法的著作。本丛书聘请专家遵循严格的审评制度遴选书稿。

出版说明

一、本书旨在介绍日本学者研究九一八事变（满洲事变）的学术成果，因此对其观点、措辞以及所用各种名称等尽可能保持原著原貌，不做修改、批判。

二、本书所涉及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所预谋、策动、成立的组织机构，未经中国承认，均为伪组织机构。

目录

- 序

- 写在中文版出版之际

- 解说

- 前言：写在“岩波现代文库”版发行之际

- 绪论

- 第一部 背景

- 第一章 日本在满权益的维护和扩大

- 一 争端的远因

- 二 外交政策

- 三 “新强硬派”的产生

- 四 中日两国就满洲问题的对立

- 第二章 国内危机与革新运动的发展

- 一 政党政治

- 二 工人运动

- 三 国家社会主义

- 四 “一战”后的军部

- 五 陆军内部的国家革新运动

- 六 革新阵营的概况

- 第三章 关东军及在满日本人的满洲问题解决方案

- 一 在满日本人的不满

- 二 关东军的满蒙问题处理方案

- 三 关东军的策略

- 第二部 事变的展开

- 第四章 沈阳事变与战事的扩大

- 一 计划及准备

- 二 军事行动的开始

- 三 时局的严重化

- 四 其后的军事行动

- 五 国际关系

- 第五章 关东军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的变化

- 一 九月二十二日方案

- 二 十月二日方案

- 三 关东军的外交攻势

- 四 内田使节

- 五 在满日本人的支持

- 六 国际反响

- 第六章 关东军独立与“十月事件”

- 一 关东军“独立事件”

- 二 “十月事件”

- 三 关东军“独立事件”与“十月事件”

- 四 过激事件对军部的影响

- 五 过激事件的政治影响

- 六 过激事件与对满政策的转变

- 第七章 夺取北满的争论

- 一 江桥战役

- 二 关于占领齐齐哈尔的争论

- 三 进攻锦州

- 四 国际联盟的动向

- 第八章 关东军与“满洲国的独立”

- 一 成立“自治指导部”

- 二 走向“独立”

- 三 建设“新国家”的各种设想

- 四 “福祉政策”

- 五 “满洲国的独立”

- 第三部 影响

- 第九章 满洲事变与政党政治的终结

- 一 犬养内阁的成立

- 二 新一轮谈判

- 三 上海事变

- 四 政党政治的危机

- 五 犬养遇刺

- 六 斋藤内阁的产生

- 第十章 满洲事变与外交政策的转变

- 一 承认“满洲国”

- 二 对各国政策

- 三 李顿报告书

- 四 退出国际联盟

- 结论

- 文献目录

- 索引

- 后记

序

时逢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绪方贞子女士的《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一书，终于和中国读者见面了。长期以来，本书在欧美学界被誉为研究1930年代初日本军部是如何挑起事端，制造满洲事变，走向侵略中国之路的史学名著。原作是绪方贞子于1963年向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1964年的英文版Defiance in Manchria：The Making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931-1932由该大学出版社出版。两年后，日文版《满洲事变与政策的形成过程》由原书房发行，2011年岩波书店出版了《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的文库本。今天，《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一书在英文版问世50周年之后，能够在中国翻译出版，实乃学界盛事，令人感慨良多。

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也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军关系以及对外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更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端。满洲事变的爆发，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开始，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成为世界现代史的转折点。

长期以来，有关满洲事变的研究经久不衰，始终是国际学界的关注热点，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是，《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文库本于2011年由岩波书店再版时，日本政治外交史专家、东京大学的酒井哲哉教授仍称其为研究满洲事变应该阅读的第一本书。

本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本书从分析政军决策的视角入手，详细记录了1930年代初日本走向对外侵略战争的过程，是依据第一手史料向今人呈现客观真实的历史产物。作者发掘了关东军高级参谋片仓衷所保留下来的第一手史料，通过对其中所涉日本外交政策出笼的一系列极其重要细节的厘清，阐明了关东军和军方高层以及日本政府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全面深刻地揭示了日本对外强硬派和温和派的各自立场及两派博弈的具体情景，展现了这一段历史中日本和中日关系的多面性、复杂性。

第二，本书剖析了导致日本走向战争的互为表里的诸多因素，为从本质上认识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多维视角，是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反省战争责任的时代产物。作者从解答日本为什么挑起战争，以及日本的领导人必须承担战争责任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出发，排除当时日本学界中盛行的片面化思维、意识形态的干扰，在揭示了日本对外政策决定过程全貌的同时，聚焦并分析了影响政策决定的内外多方面的因素，梳理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军关系的演变轨迹及其特点，阐述了国内经济、社会思潮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对政策制定所产生的影响，进而探讨战争责任的问题。

第三，本书是个人经历和历史反思融会交织的结晶，是作者的学术渊源与20世纪历史息息相关的命运产物。作者出生于外交官世家，其曾祖父犬养毅是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朋友。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犬养毅两次率领日本友人赶赴上海和南京为革命助阵，还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政治顾问。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时，犬养毅又率领日本吊唁团，来中国为孙中山先生扶棺送葬。1931年12月，出任第二十九届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犬养毅，因抵制军部而遭到强硬派的记恨。1932年5月15日，部分海军激进分子袭击总理官邸，枪杀了犬养毅。作为曾孙女，作者受到犬养毅的宠爱，还给她起了贞子这个名字。作者由于父亲的工作关系，从小受到了欧美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在日本战败后的第二年，她赴美国乔治城大学学习国际关系，毕业后回国，师从东京大学日本近代政治外交研究大家冈义武教授，学习日本政治外交史。1961年至1963年又留学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著名的中日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教授的助手，同时学习政治学原理、国际关系和美国政治，回国后完成博士论文。

本书的魅力还在于作者把握历史的清晰脉络和解读历史的真知灼见，这也是50年来本书一直被学界公认为研究满洲事变历史最佳读本的生命力所在。关于本书的学术贡献，酒井哲哉教授已经做了较全面的介绍，在此无须赘述。然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注意和了解作者在研究、叙述这一段历史时所坚持并贯穿全书的实证性材料和开拓性思想尤为重要。

首先，本书是实证性研究的范本。在满洲事变发生30年后的1960年代初，有关满洲事变的档案尚未整理公开，有关军部的资料更是微乎其微。但是，命运之神赋予了作者机遇。发掘和利用关东军高级参谋片仓衷的日记，为作者从内部视角研究满洲事变的政策决定过程提供了条件。另外，作者在充分利用当时可以接触到的所有档案的同时，还采取了查阅历史资料和走访当事人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真正秉持了“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动手动脚写文章”的学术态度。这也是半个世纪以来，尽管大量的相关史料陆续问世，但似乎还没有人挑战、修正本书基本内容的原因之一。

其次，本书也是日本学界最早运用美国政治学中有关外交政策决策过程分析的方法，研究满洲事变的权威著作。1945年日本战败初期，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特别是美国社会科学方法开始进入日本学界，但是掌握国际关系分析方法的日本学者仍然是凤毛麟角。本书作者当属于“敢于吃螃蟹”的最早挑战者。本书对满洲事变当时的政策决策过程进行了逐层分析，不仅探讨了其中各个政治集团表面的博弈过程和影响，而且着重揭示了作为幕后的关东军内部年轻将校，为了实现对外发展和国内改革，挑战既存体制及其领导进而影响和主导政策，形成多元政治结构及政治斗争的内部情况。可以说，在开拓跨学科研究领域方面，本书引领了时代新潮流，至今没有出其右者。

当然，本书的最大特点还在于贯穿全书的从思想史视角省察历史的敏锐性和深刻性。作为研究日本政治与军事关系的历史学论文，作者关注和思考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历史性描述，而且是从时代与思想的角度解读历史。几年前，作者在谈到日本思想史大家丸山真男先生时，再一次深情地回忆了阅读丸山真男于1946年发表的《超国家主义的论理和心理》一文时所受到的冲击，以及该文对她撰写《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依稀可以从本书的字里行间看到这位思想家史思考历史的痕迹。因此，本书的重要贡献不仅仅在于脉络清晰可循的整体视野，而且在于对历史阐释背后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厚实的思想史知识。作者以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内在的多元史料，建立了比较充实圆融的体系，所以无论是在纵向官僚体制统治形态下所形成的“无责任体制”的把握上，还是在对日本领导人扭曲战争责任的认识上，作者着力之重、分析之精辟，均能启人心智。什么是经典？如果说经典就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著作，那么《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堪称研究东亚国际关系史的经典之作。

正因为如此，相信中国读者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历史，阅读此书，一定会对本书内在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感同身受，获益匪浅。

正如绪方先生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因缘一样，本书中文版的缘起也使人冥冥中感到这是命运的安排。对本书进行翻译、校对和监修的三人，属于当代中国日本研究的三代学人。译者是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学子；校者是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专修东亚国际关系的专家；作为监修者，我从1970年代末开始研究日本，曾负笈东瀛学习国际关系。“犬养毅与中国”曾是我博士论文的第一选题，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辛亥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决定过程研究》。对于我们三人而言，绪方先生乃是我们敬仰的日本学界前辈，《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也是我们爱不释手的经典。2009年4月，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时任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理事长的绪方先生知道后，十分高兴，同年12月于百忙之中特意安排了半天时间专程来访，并做了题为《21世纪中日关系》的精彩报告，给清华大学的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餐时，先生深情地回忆了曾祖父犬养毅与孙中山先生及中国的友情，畅谈了自己作为学者、外交官和担任了十年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的经历，以及现在所从事的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的工作。先生亲切和蔼，十分关心刚刚成立的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再三鼓励我们要客观、多元地研究日本，加强学术交流和民间交流。同时，她还高兴地应允了由我们翻译出版《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文版。先生的信任使我们感到莫大的荣誉和责任。此后的几年里，尽管翻译工作几经拖延，先生总是大度体谅，关心备至，2013年夏天还特意按我们的访日行程，调整时间，亲切地和我们进行会面，认真回答了本书在翻译过程中的诸多疑问。先生的学识和人格、先生的鼓励和信任，都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们深感《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文版的翻译出版，无论对于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还是对于我们个人的学术成长，都是意义深远、终生难忘的。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诸多同人的鼎力协助。刘波先生不辞劳苦阅读修改了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宋月华、魏小薇、许力、于占杰、吴超等朋友始终不厌其烦，认真编校；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王家朋、石赫、解加芬也为本书出版也付出了诸多辛苦；在此谨表衷心的谢忱。

李廷江

2014年12月31日于哈佛大学

写在中文版出版之际

《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文版的出版，于我是格外的欣喜。本书是我向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1964年出版了英文版，1966年出版了日文版。自英文版付梓之后，历经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岁月，今天终于能够呈献给中国的读者。

满洲事变拉开了日本与中国长达十五年战争的序幕。关东军为在满洲建立“新国家”而进行军事挑衅；在挑战陆军高层及政府首脑的过程中，关东军变占领意图为既成事实，最终成立“满洲国”，并导致了日本退出国际联盟。至此，日本的国际协调外交完全中断，进入了战争和军部统治的时代。当时我最为关注的，就是试图阐明“二战”时的日本为什么且是怎样一举陷入了这场毁灭性战争中的。我的研究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运用在美国留学时学到的政治过程论方法，力图动态地、详尽地分析日本各派势力之间的对抗、博弈及交涉的过程。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日中战争开始时的状况。中国读者在阅读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对此，我深感不安。但是，当今东亚正面临着变化和困难，唯其如此，正视历史、以历史为镜的态度就显得极为重要。考察历史，将为现在及将来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启迪。

如果本书能够为广大中国读者所接受，能够为日中两国的友好与合作贡献绵薄之力，那么，对于自曾祖父那一代开始即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的我来说，将是无比的欣慰。

绪方贞子

于2014年岁末

解说

本书是绪方贞子《满洲事变与政策的形成过程》（原书房，1966）一书的再版。在收入“岩波现代文库”版之际，为便于读者理解，将原书名改为《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原书房版原著卷末所附《满洲事变概要图》，也换成了其他地图。另外还更正了原著排版时的几处错误。引文中的假名按照原著的标记，仍然使用历史假名。

作者绪方贞子女士，于1991～2000年担任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为救助“冷战”结束以来各种地区争端、各种民族争端所造成的难民，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国际争端的第一线，她不畏困难，态度坚定，很多人为之感动。也正因为如此，阅读本书的当代读者可能会感到意外：有着如此非凡经历的绪方女士，其人生经历的起点，竟然是研究“二战”前日本外交史的学者！

但是，对于1927年（昭和二年）出生的作者而言，这绝不是令人意外的选择。始于满洲事变的战争和军部统治的年代，与作者懂事以来所耳闻目睹的时代为同一个时代。那场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军部是如何终结政党政治的？对于这一代人而言，这些疑问与他们的自我存在息息相关。进而言之，其曾祖父为“五一五事件”中倒在凶手枪口下的犬养毅，其外祖父为犬养内阁的外务大臣芳泽谦吉，对于有如此家庭背景的作者来说，研究满洲事变的来龙去脉，也应该是反思家族所遭灾难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绪方女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满洲事变研究者的身份英姿飒爽地走进学术殿堂的！

在本书出版的那个年代，日本近代史研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追寻走向太平洋战争的轨迹，在战争的经历尚记忆犹新的当时，是一种引发各种情绪化反应的行为，经常伴随着反映战后日本保守派与革新派之间对立的党派选择。1955年（昭和三十年）出版的远山茂树、今井清一、藤原彰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写成的《昭和史》（“岩波新书”）成为空前的畅销书。文艺批评家龟井胜一郎对《昭和史》一书提出批评，认为这本书中只有导致战败的元凶和阶级斗争的战士，唯独没有“国民”之类的人，是一部“没有人的历史”。由此展开的“昭和史论战”反映了上述状况（龟井胜一郎：《质疑现代历史学家》，《文艺春秋》1956年3月号；龟井胜一郎：《现代史的课题》，中央公论社，1957，该书于2005年由“岩波现代文库”再版）。当时，在立志于研究满洲事变的绪方女士的周围，党派对立犹如狂风暴雨，十分激烈。

但是，对于作者来说，或者对于读者来说，值得庆幸的是，绪方女士的研究经历是在超越了战后日本的意识形态对立而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形成的。父亲是外交官，在国外度过幼年时期的绪方女士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归国子女”。圣心女子大学毕业后，作者赴乔治城大学留学，学习国际关系学，开始关注日本外交史。一度回国后师从东京大学法学部讲授日本政治外交史的冈义武教授，掌握了研究政治外交史的实证方法。随后，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美国研究日本政治的最高权威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1919～2011；中文名“施乐伯”——译者注）的助手，同时完成了以满洲事变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这项成果以Defiance in Manchuria：the Making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931-1932（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4）为书名出版。本书是作者在英文著作的基础上修改、翻译而成的。学习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手法并以之进行实证性的历史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在今天看来十分普遍，然而在1960年代中叶的日本学术界，只有少数学者以这种方法进行研究，而且是刚刚开始运用。在当时的学术界，“决策过程”这一用语本身还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翻译词。在研究的目的上，作者具有经历过战争的日本人的强烈问题意识；而在研究的手法上，则脱离战后日本意识形态语境，以美国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为中心。本书的魅力之所以经久不衰，可以说，这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书的魅力，也与上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的完美结合密切相关。翻开本书时，我们最先感到的是，作者非常立体地、动态地再现了有关满洲事变的决策过程。在绪论中，作者表示：

在本书中，笔者将逐一分析满洲事变时的决策过程，并通过分析，阐明事变期间政治权力的结构如何发生变化，变化的结果又如何影响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这些变化是当时相互对立的各种势力之间斗争的结果，但不是用军部与文官之间的对立就能轻易解释得清楚的。这是当时校级及尉级陆军军官为推行对外拓展和国内改革而向当时的军方领导层、政党及政府领导人发起的挑战，其特征是三方对垒的权力斗争。

正如作者所表述的那样，作者充分使用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史料，详细探讨了关东军、陆军高层、政府领导人之间的三方权力斗争。本书的第一部探讨了满洲事变的背景。作者指出，关东军的构想属于国家社会主义革新运动的谱系，而国家社会主义革新运动是彻底批判“一战”后的日本现行体制的。在此基础上，第二部清晰地论述了满洲事变过程中关东军、陆军高层、政府领导人之间有关事变处理设想的争论。

各个政治主体的设想不同，起因于什么？作者的归纳极为清晰。对于关东军占有满蒙或建立一个“满洲国”之类的脱离“中国本土”而“独立”的“新国家”这一设想，陆军高层的态度非常稳健，即使是陆军高层中态度最为强硬的建川美次，也只是设想打倒张学良之后，再建立一个亲日政权（原著第134页）。也就是说，完全否定中国对满洲的主权或是在名义上尊重中国的主权，是区分关东军、陆军高层、政府领导人的界限。而使关东军与陆军高层之间的对立达到顶点的，就是第七章所详细论述的进攻北满之争。

在传统观念上，北满被视为俄国（苏联）的势力范围，进攻北满将给日苏关系及国际关系以重大影响，关东军与陆军高层为此展开了激烈交锋。作者亲自发掘的《片仓衷日志》（即《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的简称）所呈现的两者之间你攻我守的斗争，可以说是本书的压轴之处。另外，作者根据满洲事变背后的思想、当事人的态度，将满洲事变的动力定义为“社会主义式的帝国主义”（原著第342页）。作者的立场是，满洲事变是以提高国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并为此实行统制经济这一思想为其背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法西斯主义具有“自下而上的法西斯主义”这一特征。

本书不仅关注满洲事变期间日本国内的决策过程，而且关注有关满洲事变处理的国际关系动向。本书准确地分析了日本外务省处理事变的最初设想，即中日两国之间直接举行谈判以及中国向国际联盟提出诉讼后国际联盟的审议状况及日本外交对此采取的应对措施。国际联盟决定派遣一个后来被称为“李顿调查团”的调查团，在1931年（昭和六年）12月这个时期，这一决定给日本以足够的时间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满洲事变。作者认为，“对于日本来说，这是一个外交胜利”（原著第219页）。

那么，在各国的谅解之下解决满洲事变，可能有几种方案呢？作者没有明确提出这一问题，但给我们留下了线索。作者在“结论”部分说：

主张在满洲建立拥有广泛“自治权”的中国地方政权，是基于历来存在的统治形态的一种解决办法。犬养所尝试的解决方式也来自这一办法，是一个被认为如果如此各国将会主动承认的方式。李顿调查团也建议：为统治满洲，可在中国的主权之下成立一个被赋予广泛“自治权”的特别政权。（原著第330页）

如前所述，作者的一贯主张是，关东军与陆军高层在尊重中国主权及注重国际关系这一点上完全没有共识。即使满洲的政治形势已经发展到脱离“中国本土”而建立一个“独立”的“全满政府”这一阶段，陆军高层依然主张在中国国民政府的主权之下建立地方政权。如果说存在一个解决满洲事变的现实方法，那么，大概就是在不否定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建立一个在满洲拥有广泛“自治权”的中国地方政权。实际上，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并未提出恢复到满洲事变以前的状态，而是建议日中两国撤兵之后，在当地建立“自治政权”。

但是，关东军不顾政府和陆军高层的反对，建立了“满洲国”，致使上述解决方案已无实施的可能性。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当时国际社会的应对存在着问题。日本发现，各国及国际联盟的反对并没有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各国名义上的反对与实质上的反对之间存在着落差。作者认为：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一事实，满洲事变以后，日本的膨胀主义才加速了。

也就是说，作者的基本立场是，各国及国际联盟应该对国际社会的违法行为采取坚决的态度。1932年（昭和七年）1月，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表声明，他通告中日两国，美国不承认侵犯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违反不战条约的一切协议。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史汀生声明，历来学界评价过低。作者批评了这种普遍存在的看法，高度评价了写进国际联盟决议的作为国际原则而获得承认的史汀生的“不承认原则”（原著第266页）。虽然本书以满洲事变的决策过程为主题，但作为副线，对于国际规则如何发挥实际效力这一问题的探索，始终贯穿全书，这是不容忽视的。

通读本书时，作者在叙述上着墨均匀，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对于作者来说，本书叙述的对象属于同时代史范畴，但她的笔致饱含热情，又不失冷静。本书对满洲事变的背景、过程、影响的记述，恰到好处，既不显多，又不显少，几乎没有失之偏颇之处。本书在叙述上着墨均匀的原因之一，与本书最初以英文写成，面向英语国家的读者不无关系。对于不具备共同的文化、历史背景的外国读者而言，“日本国民的夙愿”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解释清楚的。对于读者本人来说，即使是已知的事实，也必须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做一个简明扼要的解释。

其实，在课堂上讲授日本近代史时，最令人头疼的是智力水平较高但又几乎不具备日本史知识的学生的提问。他们会问你：关于这个主题，请举出一本最先应该读的书。提出这种问题的学生，有的是留学生，有的虽然是日本学生，但他是学理科的。迄今为止，他们对日本史完全不感兴趣。作为一个专业的学者，我总是希望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给他们，然而那些书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往往没有什么用处。一个学者，如果没有发表新的东西就不算有科研成果，然而在具有庞大学术积累的领域，若想发现新的东西，势必要对新史料进行片面性的解读；或者因为挑战以往研究成果的心情十分迫切，动辄进行极端性的解释，就好像因过度进化而变了形的菊石化石。这么说有点自我折磨的意味，但这种情况在日本近代史研究中大概也是存在的。如果不考虑史料方面或许有别于当今的研究水准，只考虑在叙述上着墨均匀及作品格调高雅这一点，那么，那些历经岁月洗礼而魅力弥久不衰的经典著作还是值得推荐。如果有人问我“关于满洲事变，请举出一本最先应该读的书”时，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本书的名字。然后，我会片刻沉思：什么才是历史研究的进步呢？

话虽如此，本书出版以后，日本外交史学者当然也不是毫无作为的。关于满洲事变，本书出版以后，很多史料被发掘出来，基于新的分析视角的专著也大量出现。只举一个例子，目前，学者所关心的领域是满洲事变与国际联盟之间的关系。

满洲事变是关东军一手策划的。幸运的是，如此严重的军部失控，至少在现代日本，很难想象会再一次发生。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满洲事变是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国作为争端当事国的地区纠纷。对于这样的地区纠纷，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恐怕绝不能说已经过去。不仅没有过去，“冷战”后联合国与地区纠纷之间的关系，不正是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吗？

如前所述，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建议：日中两国军队撤出满洲，满洲地区非武装化；在中国的主权之下建立一个被赋予广泛“自治权”的特别政权，以统治满洲。同时规定：在一段时间内，应在外国顾问的指导下，由中国政府组织特别警察队维持本地区的治安。

近年来，有研究根据国际联盟的内部档案，详细探讨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的执笔过程，并指出，该联盟内部讨论了这支“特别警察队”所应具有的各种形态；还讨论了在国际联盟主导之下，由《九国公约》缔约国提供军队，组织一支多国部队。也就是说，由于日本拒绝接受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所以难以发现问题之所在，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背后的国际秩序观，其实与当代发生地区纠纷时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构建和平的方法极为相似。因此，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具有“未发生的PKO”（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或“未发生的PKF”（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Force）这一性质。[1]现代日本学者关注满洲事变的视线，正在逐渐转移到探索现代世界和平所应具有的状态这一方向上来。

如此看来，本书作者从研究满洲事变的政策形成过程起步，最后深度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或许并非偶然。我们似乎可以说，作者的这一经历，本身正是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者从探索太平洋战争发生的原因出发，历经漫长岁月而不断摸索的一个轨迹。我们不应忘记，正是这些拓荒者的不断探索、不断积累，才有了今天的现代日本外交。

现代世界瞬息万变，唯其如此，拓荒者的不断探索、不断积累，才显得弥足珍贵。值此“岩波现代文库”出版本书之际，我又一次想到了这一点。

酒井哲哉

（东京大学教授、日本政治外交史专家）

[1] 〔日〕等松春夫：《从帝国到治理——国际联盟时代的领域国际管理的尝试》，〔日〕绪方贞子、半泽朝彦编《全球治理的历史性转变——联合国与国际政治史》，京都，密涅瓦书房，2007。

前言：写在“岩波现代文库”版发行之际

2011年适逢满洲事变80周年，以前由原书房出版的《满洲事变与政策的形成过程》现为“岩波现代文库”再版，对我来说，即是莫大的鼓舞，又是格外的欣喜。本书是我于1963年向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本论文独立成书，由该校出版社出版。两年后的1966年出版了日文版，以飨日本读者。

说起来，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那个时候，满洲事变离当时的人们并非遥远。日本战败以后，很多学生及学者对历史和政治感兴趣；也有很多学者联合起来开展共同研究，他们试图回答：为什么日本对“中国大陆”实行扩张政策，为什么日本采取了退出国际联盟之类的强硬立场？其先驱之作《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全七卷，朝日新闻社）第一卷讨论了满洲事变，指出：当时的日本认为，日本要想发展，除了向“中国大陆”扩张以外别无选择，因此，关东军试图确立日本在满权益的战争，就成为走向太平洋战争的出发点。

我在开始撰写博士论文时，打算研究满洲事变。当时我曾向留学前对我有过指导的东京大学法学部冈义武教授、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林茂教授请教，问他们能找到哪些资料。当时虽是“二战”后不久，但日本战前及战争期间的史料开始流向社会。精通史料的林茂教授告诉我，有一本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写的《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这引起了我的注意。经林茂教授的介绍，我拜访了片仓先生，并从他那里借来了秘不示人的五卷本日志，当时的喜悦之情，我至今仍难以忘怀。我每隔一周就去东京日比谷的陶陶亭，向片仓先生借一卷日志，并有幸从他那里听到了关于当时的详细情况。

1920年代的“中国大陆”，正处于不稳定状态，欧美列强为扩大在华权益而互相竞争；中国各个军阀之间连年混战。经过日清战争、日露战争，日本在满洲获得了以铁路为主的各项权益，并以进一步谋求各项权益为其基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承担保护“关东州”及南满铁路任务的关东军，为满足在满日本人谋求更为积极的“保护”和发展“机会”的要求，逐步展开了积极的战略行动。

当时，在日本政府内部，对于日本的外交方针有不同的争论。“币原外交”主张遵守国际协定，并在这一范围内向大陆发展；“田中外交”主张使用军事手段，积极推动经济开发。两派对立，互不相让。关东军重视满洲的“治安”和“开发”，希望日本积极向满洲扩张，并试图借此机会实行分离政策，使满洲脱离“中国本土”。

关东军的这一动向，一方面道出了在满日本人的心声。由满铁[1]青年职员和青年实业家构成的满洲青年联盟，为保护自己不受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影响及军阀的威胁，也为了避免丧失权益，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施加压力。

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特别是农村经济的衰败，在农村兵源占多数的军队内部引发了国家社会主义革新运动。他们要求改革国内政治，推行强硬的大陆政策。民间革新思想的高涨，革新阵营在青年军人中的扩大，都影响了关东军骨干军官的思想与行动。

板垣征四郎参谋在满洲形势恶化的1931年强调：满洲不仅在战略上地位重要，而且对于国民大众的生存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对于领土狭小、资源贫乏的日本而言，“只有获取满洲，才能确保资源的供给地和产品市场，才能作为工业国获得发展”。他还说：对于日本的无产阶级来说，获取满洲也是重要的。这一主张与当时关东军的思想有很多共同之处，引起了关东军的共鸣。

关东军开展军事行动，是以南满铁路发生爆炸事件、日本守备队与中国军队开始战斗、关东军占领沈阳为契机的。关于满洲事变的过程，《片仓日志》记载：当时关东军相继占领了吉林、长春等南满各地，但由于内阁的强烈反对，关东军占领包括北满在内的满洲全境的计划严重受阻。对此，关东军极为不满，强烈反对：“陆军大臣（或译为“陆相”）为什么没有与政府发生正面冲突之决心？如今除一‘断’字，无人能够收拾时局。”政府虽然阻止了战线扩大到哈尔滨，但受“天津暴动”的影响，南满形势不断恶化，关东军乘机进攻锦州，导致战线扩大。为此，国际联盟再三讨论是否对日本采取严厉措施。政府代表芳泽谦吉也多次强烈建议外务大臣（或译为“外相”），希望阻止关东军进攻锦州。国际联盟理事会要求日本和中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事态恶化，并规定期限，要求日军撤退。对此，参谋总长谒见天皇之后，决定采取发布“奉敕命令”的强硬措施，把已经派往锦州方面的部队撤回沈阳。在国际联盟，有人建议向当地派遣正式调查团。

这一时期，为发展“满蒙自治组织”，关东军开始准备新的指导对策。关东军已经制定了《满洲占领地行政研究》，为在统一的原则下指导、监督“自治组织”的发展，成立“自治指导部”，计划邀请著名政治家、国民党元老于冲汉担任“部长”一职。同时安排在满日本人团体的领导担任“该部”领导。这个“自治指导部”，拥有完善地方政府的功能，最终使地方政府宣布脱离中国政府。而作为“独立政府”的首脑，宣统帝早已做好了走马上任的准备。

在国际联盟，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为重要议题，有必要阐明日本国内政治与外交之间复杂的变化过程。当知道满洲的军事行动深受国际政治的影响这一事实后，我感到应以外交史的观点考察满洲事变，于是我访问了外务省外交档案室。幸运的是，外交档案室保存着十二卷本《日中事件交涉经过（联盟及对美关系）》，当时还没有人在研究中使用过这批档案。我风雨无阻，每天去外交档案室，在负责这项业务的栗原健、臼井胜美两位先生的指导下，专心阅读、分析这批史料。面对国际联盟理事会的严厉指责，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关东军停止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在满洲所面临的市民安全、权利保护等共同利益和关心上，寻求各国的理解。政府试图通过防止战线扩大到哈尔滨以阻止国际联盟介入。最初，各国要求日军迅速撤退到铁路附属地之内，但没有规定期限，并且采取妥协态度，承认日本有权对“马贼及其他满洲违法分子之行动”采取军事措施，也不禁止日中之间签署军事协定。

我请当时担任政府代表的芳泽谦吉介绍当时的状况。芳泽是我的外祖父，他慢条斯理地讲述了当时所面临的困境。最初国际联盟也考虑过要求日军限期撤退，但欧美各国还没有做好采取强硬措施的准备。外务省建议国际联盟正式派遣调查团，此举颇有成效：避开了关东军的反对，为处理满洲事变赢得了时间。

此时，关东军在满洲各地扩大“独立”活动，加紧建立“新国家”。成立“新国家”的各种方案均以“民族和谐”为基本，但其成员自然包括日本人。关东军为日本支配满蒙而建立“独立国家”这一“国家论”，与日本政府的设想并不一致。对于单纯军事行动以外的满洲问题，日本政府打算在总理大臣（或译为“首相”）的监督之下，成立“满洲事务委员会”，但关东军决心确保其绝对支配权，按照自己的意图在满洲建立“新国家”。

关东军不断完善建设“新国家”的设想，于1932年初制定了具体的统治方案，并与满洲各地的实力人物进行交涉。特别是以要求复辟的清宣统帝为首脑的“满洲国独立计划”，与日本政府及陆军高层的政策明显不同。可以说，关东军原来的目标是将满蒙据为己有，只是由于政府领导人的反对及各国的拒绝接受，才退而求其次，策划满洲“独立”的。

满洲的军事活动迅速扩大，在这一过程中，内阁由于未能阻止战线的扩大及“满洲国”的“独立”而下台，以犬养毅为首相的政友会内阁成立了。组阁之际，天皇要求西园寺等重臣控制军部，收拾局面。犬养本人多年来关心中国问题，重视改善日中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他试图通过个人渠道与中国要人进行谈判；对于各国，他尽量推迟承认“新国家”。但在日本国内，舆论渐趋强硬，认为国际联盟调查团的报告也在暗示承认“满洲国”，认为日军在满洲的行动是在捍卫日本的权益。犬养在首相官邸被海军军官所暗杀，暗杀者以海军尉级青年军官为主，包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与国家改造运动有关的活动家等。在军方高层，也出现了一种倾向，即要求废除政党政治，实行国内革新，最大限度地保障日本在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权益。

犬养内阁以后，政府开始推行以建立和开发“满洲国”为重点的大陆政策。在推动“满洲国”的开发、“独立”及承认“满洲国”的过程中，日本认为，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所建议的解决办法，否定了日本的利益，从而表示强烈反对，决定退出国际联盟。日本认为最不能接受的是，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要求将满洲置于中国的主权之下；日军撤回至铁路附属地。

退出国际联盟，意味着日本终结了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国际合作政策，是有意识地完全抛弃日本的国际协调外交之举。日本以满洲事变为起点所走向的政治道路，正稳步地通往“太平洋战争”。

2009年12月，我作为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JICA）理事长访问了中国东北地区。在吉林省长春市，看到主干道从位于市中心的圆形大同广场（今人民广场——译者注）呈放射状向四方延伸，这些街景是以“新京”为“首都”的伪满时期建成的。“满洲国”时期的很多遗迹至今仍保存完好，南满铁路及学校等基础设施也得到认真的维护和管理，虽与当时的使用目的大不相同，但也算是物尽其用。如今在南满铁路的基础上形成的铁路网，引进了高速铁路。1929年，当时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奉天”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沈阳市建成的“奉天大和饭店”，现在改称为“辽宁宾馆”，很是气派。在前台一侧的显示板上，记载着著名的下榻者，我意外地在上面发现了我的外祖父芳泽谦吉的名字。芳泽谦吉时任驻法大使，兼任国际联盟日本政府代表。在结束国际联盟的讨论之后，应邀担任犬养内阁的外务大臣，他在经西伯利亚铁路回国途中，曾入住“奉天大和饭店”。与自己的外祖父在此邂逅，这让我激动不已。在日本国内与国际社会正围绕满洲问题展开激烈交锋之际，我的外祖父芳泽谦吉在这里的这个晚上都想了些什么呢？我不禁浮想联翩。

1950年代中叶，我对“二战”前的日本加入这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的过程和原因极感兴趣，于是开始研究满洲事变，并完成了这篇论文。考察历史，将为现在及将来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和启迪。今天，不仅日本国内形势，而且亚洲形势和世界形势正面临着巨大的变化。唯其如此，我们更有必要解读历史，以历史为鉴。在本书再版之际，我想再一次强调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绪方贞子

2011年7月

[1] 满铁全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绪论

昭和六年（1931）爆发的满洲事变是日本对亚洲大陆展开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之一，就其规模而言，本来绝非值得大书特书。但是，这一事变之所以至今仍广受关注，是因为以满洲事变为契机，日本国内针对亚洲大陆的扩张主义倾向日益明显。

在本书中，笔者将逐一分析满洲事变时的决策过程，并通过分析，阐明事变期间政治权力的结构如何发生变化，变化的结果又如何影响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这些变化是当时相互对立的各种势力之间斗争的结果，但不是用军部与文官之间的对立就能轻易解释得清楚的。这是当时校级及尉级陆军军官为推行对外拓展和国内改革而向当时的军方领导层、政党及政府领导人发起的挑战，其特征是三方对垒的权力斗争。

《华盛顿条约》签订之后，日本向大陆扩张受阻，同时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社会方面，都处于不安定状态。而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和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出现，是对日本在满权益的重大威胁。虽然整个日本社会都希望打破现状，但当时的领导层对于这种形势无意采取任何措施，革新派军官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开始行动，试图夺取主导权，为日本开创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他们的目标是，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府，以强硬的满洲政策对付中国的“挑战”，进而革新军部及文官领导层，以建设一个强大的日本。

在此，笔者将从攫取权力的过程和行动目标这两个侧面探讨军部革新势力的崛起。考察的中心为陆军，特别是关东军的动向。理由之一，是他们凭借满洲军事行动的成功，为军部势力的扩大做出了最大贡献；理由之二，通过关东军成立的“新满洲国”的各种机构，可以剖析他们试图实现的革新理想和目标。

首先，在军队攫取政治权力的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革新派军官的激进性。他们的激进性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采取诸如恐怖活动之类的非法手段；另一种是作为军事组织以合法手段施加压力。前者作为国家社会主义革新运动（以下简称“国家革新运动”或“革新运动”）的活动源泉提供能量；后者通过参与政策的设计及制定，为实现革新目标做出了贡献。

面对革新派军官的上述活动，军部领导层在军队内部与这种激进要求保持妥协姿态；在军队外部，则利用他们的激进性扩大军方的整体实力。不容忽视的是，对军队这一组织的忠诚，对于阻止革新派军官的激进运动向革命方向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激进的革新运动给军队的控制带来了很大影响。革新运动带来的结果是，在军队内部，实际上的决策者和形式上的决策者发生了极大的分离，从而导致了决策机制的完全崩溃。

尽管政府方面试图遏制军部势力的崛起，但在他们鞭长莫及的满洲，当关东军的行动取得成功时，他们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而且文官领导层拿不出能够处理危机的建设性政策，且缺乏足以团结一致遏制军方的坚定的决心和信心。总之，文官领导层没有能够将自己的责任和信念贯彻到底，而且自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和信念。

其次，激进派革新军官试图实现的理想或目标，在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是一个过渡期产物，同时它也显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特殊侧面。激进的革新思想，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受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启发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政党政治及其基础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对抗工具而形成的。特别是资本主义和政党政治通过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削弱了国民的团结，而激进的革新思想就是通过强烈反对这一点而发展起来的。他们认为，承认这种具有分裂性效果的制度，对对外拓展而建设一个强大的日本这一最终目标非常有害。

虽然激进的革新思想与上述自由民主主义思想是对立的，但前者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自由民主主义所具有的平等思想侧面。革新主义的纲领包括人民大众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均衡分配财富的权利以及废除阶级特权制度等内容。这种认为必须更广泛地分配财富的思想，在把提高国内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与对外拓展联系起来这一点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书将以关东军的政策声明及纲领为中心进行探讨。关东军首脑尽管受到革新思想的强烈影响，但与国内的革新派军官不同，他们能够以具体的计划这一形式提出他们的思想主张。“新满洲国”采纳的各项原则，很多可以理解为是对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批判。由于关东军必须应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因此，在民族问题上向我们提供了富于启发的史料。关东军接受了在满日本人为确保其作为少数民族的地位而提出的民族和谐思想，试图将满洲事变提高到大亚洲主义大业这一高度。

日本对于亚洲大陆的政策，不断面临着这样一种两难之境：为保护亚洲不受西方支配，必须与亚洲各国联合起来；为对抗西方各国，日本必须支配近邻的亚洲弱国。因此，日本所提倡的大亚洲主义经常包含着某种宣传成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它的宣传成效是受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所左右的。满洲事变期间，日本必须应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压力，又因为关东军中枢具有原则上支持人民大众的福利这一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因此，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还是有其限度的。

最后，笔者想探讨的一点是，从满洲事变直到太平洋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是否在满洲事变期间就已经包含了若干年后以失败而告终的决定性因素。笔者相信，从军队决策机制在满洲事变之际发生崩溃这一点来看，军队攫取权力的过程本身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在满洲取得的政治上、军事上的“成功”，往往是通过反抗国策和军方上层的指令而取得的。军队内部的团结与军队向外部扩张的势力成反比，且逐渐崩溃，其结果只有一种，即“无责任体制”。对于权威的不信任和反抗，导致了激进的军队革新运动的发展，其结果是，在军队获得政治权力之后，军队内部的权威体制由于不被信任和遭到反抗而不断动摇，始终未能确立起来。

分析满洲事变的决策过程就可以发现，日本外交政策的选择，特别是对目标的选择，其可选择范围是非常有限的。例如，日露战争以后，日本将扩大、发展满洲的权益作为国策，而可以讨论的空间只限于实现国策的手段、时间及进程。而随着国内权力结构的变化，外交政策也开始受到更大限度的限制，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满洲事变期间，外交政策的决定权不再属于原来的外交决策者，而完全为新近崛起的军队骨干阶层所掌控。合法拥有决策权限的内阁总理大臣[1]及内阁成员，也包括军部大臣在内，均不能决定、控制满洲事态的发展，而且对于满洲事态的发展所产生的既成事实，还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并将其作为今后制定外交政策的前提条件。这才是解释满洲事变时日本外交政策变化的关键。总之，可以说，本次事变期间日本外交政策变化的轨迹，正是关东军的要求逐渐纳入国策的过程，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日本的内部权力关系。

[1] 本书中“总理大臣”“总理”或译为“首相”，“外务大臣”或译成“外相”；同理，日本内阁长官的译法均有两种，以下不再一一例举，特此说明。

第一部 背景

第一章 日本在满权益的维护和扩大

日本开放国门后，约50年间，维护本国的安全是对外关系的最大课题。1854年（嘉永七年），江户幕府被迫接受美国的要求而决定开放国门，其原因无非是惧怕江户湾（今东京湾——译者注）里“黑船”的军事威胁，以及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战败经历引为前车之鉴。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1894～1895）的胜利，乃是日本对外战争的首战“大捷”，达到了将中国势力驱逐出朝鲜的目的，但仍未能获得对外方面的安全感。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不得不放弃了最大战利品——辽东半岛，这让日本认识到本国的劣势。然而，日露战争（即日俄战争，1904～1905）的胜利，使日本的对外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通过日露战争，日本遏制了俄国欲取代中国支配朝鲜的企图，将朝鲜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并根据《朴茨茅斯条约》获得了俄属租借地关东州和南满洲的铁路权益。于是，作为最年轻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将其拓展方向指向了毗邻的亚洲大陆。可以说，日本在满洲的拓展是日露战争的产物。

一 争端的远因

但是，日本在向满洲扩张时，无论内外都面临着诸多问题。首先，日露战争中在军事占领满洲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的陆军，获得了制定满洲政策的决定性地位。明治三十九年（1906），为管辖关东租借地和南满洲铁路附属地而设立的“关东都督府”，实际上继承了日露战争后负责满洲占领区行政事务的军政机构的职能，在其后十年多的时间内，“关东都督”都由统领满洲陆军诸部的陆军大将或中将担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大正八年（1919），日本政府逐渐将关东州的统治机构改造为单纯的民政机构，同时新设立关东军司令部，专门负责统率驻满洲陆军诸部队的工作，保护关东州和南满洲的铁路。此后，关东军作为在满洲问题上采取激进政策的急先锋，在认为必要时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他们仿佛“无论当面还是背后都采取这种态度，从根本上并不承认满洲是中国领土，认为是我势力下的一个特殊区域”。[1]

与此相反，一部分人重视满洲的经济发展，希望通过半官半民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2]来扩大日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权益。他们承认满洲为中国领土，反对日本政府对满洲的直接统治。[3]就这样，围绕开发满洲这一国家目标而存在的激进式的武断政策和渐进式的以经济为中心的政策的对立，在满洲扩张开始之际就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推行这两种不同政策的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所左右。

在对外方面，日本在满洲的拓展还必须面对来自西方各国的反对。作为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正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维护和发展因战争而获得的权益，并不希望将满洲开放为国际资本的自由竞争之地，这尤其与美国提出的“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政策产生了正面冲突。当时美国欲在满洲进行经济渗透，积极进行了种种措施的尝试，如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提议收购南满洲铁路，国务卿诺克斯向各国抛出将满洲铁路中立化的计划，以及美国政府为开发满洲产业而提出组织四国借款团的方案等。在日本看来，美国的这些动向都是日本的威胁。于是，日本和曾是敌国但现在同样担心美国经济扩张的俄国进行联手，开展对华外交。明治四十年（1907），日俄缔结密约，规定将南北满洲划分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此后，日本在满洲的拓展依然受到各国的监视和压制。因此，讨论当时日本的满洲政策时经常须联系当时的整体对外关系。

导致日本在满洲不能稳定发展的另一因素是中国的混乱政治。明治四十四年（1911）爆发的辛亥革命导致清朝的崩溃，但最终未能建立稳固的革命政权。围绕中国的政权，清朝旧势力、袁世凯等北方军阀以及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派之间长期互斗，根本难以指望中国政治能有一个稳定的局面。虽然当时的中国非常脆弱，而且各国“瓜分中国”的危险性极高，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终究尚未具备与各国抗衡以及参与“瓜分”的实力。面对这种形势，日本的上述不安是不足为奇的。另外，为保护亚洲不受势力东渐之西方各国的威胁，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期待中国能成为盟友，但是邻国中国的不稳定形势反而加剧了日本的不安全感。当时日本的领导人，无论是支持清朝的山县有朋，还是援助革命派的犬养毅，都认为和中国合作是日本在满洲拓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即便中国免遭“瓜分”的厄运，日本在满洲权益的前景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国内战的结果。明治四十五年（1912）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即试图通过接受美国及欧洲各国的财政援助来确立自身的权力，这使日本更加担心是否能继续确保其在满洲的权益，因而急于延长俄国转让的关东州租借权和铁路权益的期限。俄国于明治三十一年（1898）从清政府获得的其后由日本所承续的各种权益的期限到大正十二年（1923）为止。期满迫在眉睫，此后日本能否继续保持这些权益，根本没有任何保障。所谓“二十一条”其实就是日本欲将在满洲的权益永久化这一愿望的具体体现，同时暴露了日本欲进一步向中国其他地区扩大势力，从而增强力量与当时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各国相抗衡的意图。基于日本的上述“要求”，日中两国缔结了条约，由此关东州的租借、南满洲铁路以及安奉铁路权益的期限都延长为99年，此外日本还获得了在南满洲以及内蒙古东部拥有优先于他国的铁路权益的明确保证，以及日本人在南满洲自由居住与往来、从事各种工商业、租借土地以建筑房屋和经营农业的权利。

如上所述，日本通过高压手段成功地实现了强化在满势力的目的，但同时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即引发了中国的反日情绪。在大战结束后的凡尔赛会议上，日本要求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一主张虽遭中国强烈反对，但还是获得通过。中国的反日运动越发高涨，最终引发了五四运动这一轰轰烈烈的排日运动。此后，日本在亚洲大陆的帝国主义式的发展，就不得不在应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激烈抵抗中进行。于是，日本的亚洲大陆发展模式已不可能再沿袭以往的通过与中国合作来开发满洲的方针来进行了。

使日本的满洲开发越发困难的还不仅仅是中国的排日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诞生了国际联盟，其成员国约定“尊重联盟各国的领土完整以及现在的政治独立”，[4]并且声明“战争以及战争的威胁……都与联盟整体利害相关”。[5]当时日本有一部分人认为，国际联盟犹如维持现状的守护神，而它要维持的现状却未必是日本乐意认同和服膺的。美国原先就对日本在满洲的扩张持对抗态度，在“一战”中更是看清了日本在中国扩张的积极势态，戒备之心日深，进而采取了抑制日本向大陆发展的措施。大正六年（1917），为救援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日本和美、英、法等各国一起出兵西伯利亚。美国参与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日本乘机将俄国沿海州纳入其势力范围。此外，美国还通过组织新的四国借款团，不仅将日本的对华投资圈定在国际协定的框架内，而且成功地将日本在“一战”后不顾中国反对从德国转让过来的山东半岛权益归还给中国。在美国的首倡之下，大正十年（1921）至大正十一年（1922）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缔结了《四国条约》《九国公约》以及关于主力舰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美国试图通过签订这些国际条约来阻止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发展。特别是《四国条约》和《九国公约》的签订，可以说是美国外交上的一大胜利，值得大书特书。

首先，《四国条约》规定维持各缔约国“在太平洋的岛屿领土以及属地”上的要塞和海军基地的现状，由此成功地迫使日本承认对菲律宾诸岛没有侵略的野心。此外，这个条约也使日英同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而被废除。在此前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日英同盟作为日本的一个堡垒，相当有效地阻滞了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扩张。因此，以签订《四国条约》为契机废除日英同盟，对美国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收获。另外，《九国公约》规定“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以及其领土和行政的完整”，并且通过倡导“致力于有效地树立和维持在中国整个领域内所有国家国民在工商业方面的机会均等主义”，[6]从而使缔约国都尊奉美国对华政策的传统二原则——“门户开放”和“领土完整”。也就是说，对日本而言，华盛顿体系意味着日本不得不放弃一直以来作为国策推行的大陆发展政策，或者说不得不从过去已有的地位和基础上后退。当时日本国内谴责华盛顿会议是日本的“丧权会议”，[7]给了美国“入侵中国的端由”，[8]给日本的海外发展带上了“枷锁”，[9]对华盛顿体系的强烈不满情绪在日本各个阶层蔓延开来。

二 外交政策

华盛顿会议后，约十年间，日本的大陆政策在以币原喜重郎为代表的“软弱外交”和田中义一倡导的“强硬外交”这两种对比鲜明的理念的指导下展开。虽然这两种外交政策软硬有别，但是在根本方针上，在逐渐高涨的中国反日民族运动和各国的监察之下，在维持并扩大日本在“中国及满洲”的权益上是一致的。

（一）币原的“软弱外交”

币原外交的出发点是承认因华盛顿会议而形成的远东新体制。时任日本驻美大使的币原作为全权委员在华盛顿会议上大显身手，他相信日本将来只能在尊重“门户开放”和“领土完整”的国际协定的框架内，保持和发展在中国的权益。币原外交的两大原则是：在中国的扩张应该是经济扩张；对中国的内乱采取不干涉主义。

虽然中国的内乱有侵害日本及各国权益的危险，且即使在内外都强烈要求向中国派兵时，但币原依然始终如一地贯彻这一不干涉主义。大正十三年（1924）十月，直奉战争爆发，币原宣布奉行不干涉主义。虽然当时大半阁僚都主张，为防止这场战争波及满洲应该援助张作霖，但币原并没有采纳。此外，翌年十一月郭松龄在满洲倒戈反对张作霖，币原也断然反对出兵。然而，驻扎在满洲的关东军通过向张作霖提供实质性援助，消灭了郭松龄部。这种秘密采取违背中央方针的行动倾向，其实在驻扎于中国大陆的日本陆军中早就存在。到昭和四年（1929），北伐途中的国民党军队引发“南京事件”之后，在汉口也发生了暴动。英国邀请日本共同出兵干涉，币原的不干涉主义受到了第三次或者说是第四次考验。与前一次一样，币原同样反对出兵干涉，并最终阻止各国共同出兵，成功地贯彻了他的主张。但是币原的对华政策被认为是将日本人的生命财产置于中国的暴乱之下，因此遭到日本国内的猛烈抨击，这也是最终导致第一次若槻内阁总辞职的主要原因。

币原认为，不干涉主义与维护日本在中国的权益这一国策完全一致。他相信在满洲的权益对日本的存续必不可少，并且是受条约规定的，具有合法性，因此必须保护这些权益远离中国内乱和政治变动的危险。但毫无疑问，他在相当程度上限定了有必要出兵保护的危险范围，只考虑条约被撕毁或租借地被侵犯这些实质性的违反行为。[10]因此，币原的不干涉主义，不可能产生任何能够积极保护日本权益的对策。

或许应该这样说，币原不干涉主义的意图在于确保中国成为一个不受政治变动影响的出口市场。当然这一想法的前提是日本经济持续不断的发展，即在币原所描绘的未来图景中，实现工业化的日本，在中国及远东其他邻国的这些出口市场中，以低廉的运费和工资，完全可以与西方各国展开竞争。[11]币原相信外交的作用就是通过签订通商条约、向海外民间事业提供援助等方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大正十四年（1925）十月，当中国在北京召集各国关税特别会议时，币原就积极派员参加并发表声明，表示对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的提议应该给予善意的考虑。[12]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将重点置于出口上的考虑，使币原更重视与“中国本土”的关系；至于在满洲的权益，只是日本在中国应该维护的众多权益中的一部分，因此绝不应该因满洲权益问题导致日中关系恶化。就此而言，可以说币原是“中国第一主义者”。

然而日本究竟能否在中国实现纯粹的经济扩张？尤当中国国民党基于民族主义开始着手国家统一运动后，日本又是否能够继续维持在满洲的各种权益？昭和元年（1926）的北伐引发了南京和汉口的排外暴动，而国民党外交又强调要废除加之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此时，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然而应该注意的是，直到昭和六年（1931）为止，中国向日本提出的要求仅限于恢复关税自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法权以及修改通商条约。当时日中之间存在这样一种默契，即首先就“中国本土”修订不平等条约，以此为契机谋求日中关系的全面改善，然后再努力解决双方利益复杂交错的满洲问题。[13]事实上，昭和二年（1927）十一月，访问日本的蒋介石会见首相田中义一。田中表示，不能因中国的内乱而牺牲日本的权益。对此，蒋介石答道：“我亦认为如日本在中国的利益有安全保障，则中国的国家利益、人民福祉也能有安全保障，我相信两国的利害毕竟是相通的。”并游说道，为此“日本帮助我们同志早日完成革命”是必要的。[14]以蒋介石为主，包括陈友仁、汪精卫等国民党中的激进左派也认为，可以容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15]这说明币原的对华政策确实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性。

但是，币原外交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有一个必要前提，那就是只有属稳健派的蒋介石掌握中国的政权，日本在中国的权益才能有所保障，若共产党获胜，则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南京事件”时，币原之所以拒绝英国共同出兵干涉的要求，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防止将蒋介石一派被逼入困境。各国对蒋介石“如予以强力打压则事态会愈加严重”。[16]

（二）田中的“强硬外交”

如上所述，币原的对华政策建立在以出口为中心来发展经济以及对中国内乱采取不干涉主义这两大原则之上。相比之下，田中的所谓“强硬外交”则与之对比具有几个鲜明的特征，一言概之，田中主张以行使军事手段和积极开发权益为主向中国大陆拓展。

本来，中国大陆每有事件发生时，日本军队中就经常有向中国派兵的主张，政友会则经常支持这一倾向，而当长州军阀出身的陆军大将、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就任总理大臣时，这一动辄行使军事手段的传统就更为凸显。田中内阁执政时期，日本实际上曾在昭和二年（1927）五月、昭和三年（1928）四月及五月先后三次出兵山东。出兵的公开理由是，当北伐波及中国北部时须保护该地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但实际上其最终目的是要阻止中国内乱波及日本权益集中的满洲地区。

田中以军事手段为中心的政策，在昭和二年（1927）六月召开的由外务省官员、驻华公使和总领事，以及陆海军、大藏省、关东厅、朝鲜总督府等代表参加的东方会议上正式出台，并布告天下。首先，在“中国本土”问题上，日本视“稳定政局和恢复秩序”为“当务之急”，同时认为“让中国国民自己实现之，乃最善之策”，但不讳言当日本的“权利、利益以及在华日侨的生命财产有遭受不法侵害之危险时，将根据需要断然采取自卫措施加以保护”。田中认为有必要采取“自卫措施”的状态，已不仅仅是币原所考虑的条约被撕毁、租借地被侵犯等实质性的“违法”行为，还包括有可能使日本的权益受到侵害的不稳定政局。因此，田中的“强硬性”不仅在于行使军事手段，而且在于行使军事手段的范围之广。这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其次，田中认为，满洲是与“国防及国民的生存有着重大利害关系的”地区，日本对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不得不深感有特别的责任”，并表明满洲的“实力派人物，若尊重我国在满蒙之特殊地位并为稳定在该地区政局而认真采取措施，则帝国政府应适当给予支持”，从而表明日本准备积极介入满洲内政。[17]

田中外交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将满洲从中国分割出来，将对“满”政策和对华政策分开考虑。币原视满洲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注重日本和中国的整体关系。相反，由于田中将满洲视为日本拥有权益的一个特殊地区，因此优先考虑日本和满洲的关系。田中的“满洲第一主义”至少表现在经济、军事以及思想这三个层面上。

首先，在经济方面，田中和币原同样承认中国作为出口市场的重要性，不同点在于，田中认为日本在满洲的开发权益比扩大贸易更为安全，也是更为理想的经济发展道路。[18]可以说，田中更喜欢获取权益，这源于其军人政治家的思维方式。而当日本出兵山东激化了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致使日本的对华贸易变得更为困难之时，田中的这种思维方式就表现为具体行动了。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让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去干涉张作霖，要求获得满蒙五条新铁路的建设权。[19]

其次，在军事方面，田中希望满洲能成为防止北方苏联势力和共产主义入侵的战略屏障。田中相信俄国[20]的南下政策不会改变，他在大正六年（1917）担任参谋次长时就曾率先提议出兵西伯利亚。从很早以前开始，他就梦想要在俄国和日本之间构筑包括满洲、朝鲜和西伯利亚沿海州在内的一大缓冲地带。昭和二年（1927）十月，政友会的久原房之助作为政府特派经济调查委员到苏联向斯大林转达了这一构想，得到了苏联方面的赞同，但是由于中国及日本国内的反对而最终未能实现。[21]

此外，对共产主义深怀恐惧是田中“满洲第一主义”的思想根源。田中内阁时期，共产主义之所以成为日本大众非常关注的对象，并不仅仅是因为担心似乎渐渐“赤化”的中国和“赤色”俄国将来有联手“侵犯”满洲的危险那么简单。昭和三年（1928）二月，实现普选后的日本进行了首次大选，曾因大正十二年（1923）的大搜捕行动一时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日本共产党，作为非合法政党竟也参与了此次选举。其后的三月十五日，大批共产主义者又遭逮捕，这一事件震动了整个日本社会。田中一方面修订《治安维持法》，加紧在思想方面对日本本土的控制；另一方面，在大陆采取措施，努力使满洲远离“赤化”的危险。田中和币原同样期待中国国民党稳健派能够支配中国。决心将共产主义势力从中国驱逐出去的田中和蒋介石约定，如果蒋介石计划讨伐共产党并统一长江以南的中国各省，日本将不遗余力给予援助。[22]同时田中也认为，在得到国民党稳健派统治中国的确切保证之前，必须阻止国民党势力渗透到满洲。[23]

田中运用双管齐下施加压力的方式去实施满洲分离政策，即一方面要求国民党不要企图统一包括满洲在内的中国全境，另一方面则要求张作霖放弃征服中国全境的野心而将其势力限定于满洲之内。对国民党的要求，日本在上述三次出兵山东时便已表露心迹，且田中在和蒋介石会谈时也曾明确提出过。但是在对付张作霖的这一着棋上，日本连续受挫。

其实直到大正五年（1916），张作霖只不过是满洲军阀之一，他后来之所以能独霸满洲，无非是因为有日本陆军撑腰。十年间，张作霖不仅将满洲全境，还将华北地区也纳入其势力范围之内。至此，张作霖毛丰羽满，变得难以控制了。尽管如此，田中依然根据军队的既往方针援助张作霖，希望借此确立并强化日本在满洲的地位。直到昭和三年（1928），田中还在考虑建立一个以张作霖为首的满洲“自治政权”，把满洲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分离出来。[24]然而此时的张作霖业已无视外国对满洲的干涉，雄心勃勃，意欲统一整个中国。在华北，张作霖部队和国民党北伐军的决战一触即发。

紧迫的形势使田中试图再次以军事高压加外交干涉来解决问题。但是在那个年代，情况已开始对田中不利。昭和三年（1928）五月十八日，日本政府一方面就动乱波及满洲时的措施向张作霖及南京国民政府发出通告，声明一旦战火“燃及京津、祸乱波及满洲之时，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将不得不采取适当和有效的措施”，[25]同时关东军司令部也由旅顺移至奉天，等待时机解除逃回满洲的张作霖部武装。为了使“肆无忌惮”的张作霖屈服并保护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关东军早已摩拳擦掌，只等一声令下。另一方面，田中派遣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向张作霖传达要其撤至关外及应防止战乱波及满洲之意见。同时还进一步表示，若撤退时并未引起国民党军追击，且所部官兵能维持相应秩序，则日方并不会强行解除其武装。也就是说，田中内阁的方针是：只要张作霖放弃统一中国的野心，日本至少可以维护他在满洲的地盘。[26]

张作霖最终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决定退出好不容易才纳入掌中的中国首都北京。至此，田中的“强硬外交”几臻功成，历史指向了这一时刻：将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而由张作霖统治，“中国本土”则交予蒋介石，田中的构想似乎将要实现。然而，驻扎满洲的日本陆军却无情地倾覆了田中手里的这盘棋。昭和三年（1928）六月四日，张作霖向奉天撤退途中，因所乘列车被关东军炸毁而身亡。这是关东军一次有充分预谋的暗杀行动。

张作霖被炸身亡后，田中本人并没有因此放弃满洲分离政策，他依然继续努力阻止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与国民党达成和解。但就此时而言，为能够继续顺利实施自己的政策，在日本国内进一步确立和强化领导权就变成了当务之急。“强硬政策”中的内在矛盾，是田中构想破灭的致命原因。

三 “新强硬派”的产生

张作霖被炸身亡是一起严重的事件，它对其后数年间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做出强烈的预示。为实现日本直接统治满洲这个目标，可以运用谋略手段、敢于无视中央决策的“强硬论”，在此已露端倪。

张作霖被炸身亡的前后经过，公众均可谓耳熟能详：昭和三年（1928）六月四日晨，张作霖接受日本的下野劝告，离开北京撤回满洲，所乘列车即将到达奉天车站时发生爆炸，张作霖与多名随员一起被炸身亡。指挥这起爆炸事件的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数名独立守备队队员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驱使河本采取这种直接行动的原因，是参谋总长禁止日本军队介入解除张作霖部队武装和维持满洲治安的训令。上文提到，关东军自五月十八日以来一直厉兵秣马、枕戈待旦，所期待的仅是一道奉敕命令而已，可到头来等到的却是参谋总长禁止行动的一纸训令，这对全军将士心理冲击之巨可以想见。虽然还没有证据显示河本参谋的这一行刺计划事前曾得到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或参谋长斋藤恒的认可，但这并不违背他们的意志，是再清楚不过的。村冈和斋藤都坚信，为控制满洲，日本必须把张作霖从满洲驱除出去，必须解除所部武装。为此他们曾反复多次向陆军高层要求下达行动命令。张作霖死于非命，对他们来说实可谓正中下怀。

昭和三年（1928），关东军首脑希望日本能积极干预和参与满洲统治，甚至提出了把满蒙地区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并“通过日本的援助来设立联省自治”的方案。[27]当时关东军支配满洲的图谋，远非仅通过一个亲日的中国地方政权来实施，他们的目标在于使日本能在当地直接维持治安。虽然尚不清楚关东军是否曾考虑过最终永久占领或合并满洲，但几乎可以断定，关东军试图大幅扩充原先的职能，以获得在全满洲自由行动的权限。他们相信，在解除张作霖部武装之际，关东军乘机占领满洲对确立日本的支配权是极为重要的第一步。日本政府于五月十八日向张作霖发出通告，在张作霖部和国民党北伐军队之间的战乱波及满洲之时，“为维持满洲的治安，将不得不采取适当和有效的措施”。关东军首脑认为，这项通告是一项和他们的目标相一致的强硬政策。而当他们听说田中首相在最后关头由于美国的态度而取消出动军队命令时，不禁“义愤填膺”，进而猛烈攻击田中的优柔寡断和进退失据。[28]

暂且不论究竟是田中在决定要以实力来解决问题时犹豫了，[29]还是关东军误解了政府的意图，[30]值得注意的是，东方会议确立的“强硬政策”中，其实包含了两种未能调和起来的主张，这导致了张作霖被炸身亡，从而使问题表面化。东方会议最后一天发布的《对支政策纲领》，完全显示了对满洲政策的内在矛盾。虽然其中的第七条有“至于东三省政局之稳定，以东三省人民自己之努力为上策”的表示，但是第六条规定，日本对满洲的和平维持以及经济发展具有“尤其重大”的“责任”，并且在第八条中宣称，一旦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及权益有受到侵害的危险时，日本“应做好准备，不失时机，采取适当措施予以保护”。[31]由此可以引申出两种不同性质的解释：一种解释为，在东方会议上确立了不介入满洲内政以及支持尊重日本之特殊地位的任何满蒙统治的方针；[32]二种理解为，日本决心根据其判断，不惜使用武力将满洲完全置于其支配之下。东方会议的发起人之一、外务政务次官森恪就认为，这次会议是日本宣示将借维持和平之名在满洲使用武力之决心的良机。会议召开之前，森恪曾频繁地与参谋本部作战科的铃木贞一少佐会面，并且得出解决满洲问题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武力的结论。他们一意要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并作为特别行政区置于日本的支配之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否定中国对满洲的主权。

森恪、铃木贞一等人本来寄希望于田中内阁来实现他们的愿望。为研究陆军的近代化，铃木从昭和三年（1928）开始组织了一个学会，每周与实力派校级军官聚而论策。会员中有：

二十一期：石原莞尔

二十二期：村上启作 铃木贞一

二十三期：根本博

二十四期：沼田多稼藏 深山龟三郎 本乡义雄 土桥勇逸

二十五期：武藤章

此外，永田铁山也曾参加过后期的活动。[33]聚会上，除了关近代战争军事战略上的各种应有论题之外，多次被提出来讨论的就是满蒙问题。铃木所倡导的“强硬论”为与会人员所附和，他们预测在满洲迟早必有军事行动，并努力使陆军内部在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

在森恪和铃木等人主张的“新强硬政策”中，在满洲确立日本的权力是最高目标。虽然还没有资料可以证明他们曾有统治满洲的蓝图，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他们已渐渐对像以前那样操纵张作霖等军阀失去耐心。他们对满洲问题的重视远超对与各国关系的重视。但是在大正十一年（1922）缔结《九国公约》之后，只要被视为逾越了条约所限定的权利范围，哪怕是毫厘之微，就有可能遭到各国的干涉。于是，他们进而认为日本向中国大陆的发展若处处囿于国际规约，则无异于仰人鼻息，就是“软弱外交”。[34]森恪干脆主张废除给日本披枷戴锁、强制日本维持这一不理想现状的《华盛顿条约》。[35]他们在讨论中认为，要么无视国际协定，要么以自己的力量废除《华盛顿条约》，并且必须抑制中国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

这种主张的出现意味着“新强硬政策”的诞生，这种政策意在破除之前日本在中国大陆拓展的一切羁绊。如前所述，在满洲拓展的问题上，文官及财界人士提倡“渐进论”，而“新强硬派”则想通过行使武力击退“渐进论”者，甚而干脆通过改造社会政治制度把日本国内的主导权从“渐进论”者手中夺取过来。满洲事变可以说是“新强硬政策”导致的结果。

四 中日两国就满洲问题的对立

张作霖死后，由于日本陆军执意由军方自行处理该事件，田中内阁因未能成功处置肇事案犯而总辞职，币原的“软弱外交”再次取代田中的“强硬外交”成为日本外交的主流。

张作霖之死导致日中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昭和三年（1928）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北易帜，意味着今后日本如要解决满洲问题就必须转与国民政府交涉。此后，沈阳大街上迎风飘扬的青天白日旗也仿佛向人们宣示东三省对国民政府的忠诚。而以此为契机，中国关内的反日民族主义浪潮也波及满洲。诚然，当时中国民族主义在满洲本来已具有相当影响力，但运动的主要地点始终还是北京、上海、汉口等中国关内城市，而新成立的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则将民族主义运动有组织地推展到全满洲，这个运动要求收回旅顺和大连租借地、南满洲铁路以及撤销领事裁判权，并强烈反对日本铺设铁路及扩大抚顺煤矿区。此外，他们还向日本人和韩国人的中国房东，以及日本和韩国佃户的中国东家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提高房租和地租，或者拒绝续签合同，这种种举措都使日中之间的摩擦冲突日益增多。

张学良向日本发起的最大挑战是大规模地铺设铁路，目的是用中国自己的铁路将货物从满洲腹地运到营口，同时还修建葫芦岛海湾码头。这样一来，一旦铁路和港口竣工，必将极大地影响南满铁路的运输业务。此外，张学良还积极引导且大规模推动矿业、林业、面粉加工业、纺织业等工业的发展；在农业开发方面，也设立了众多的农作物试验田，显示非同一般的激情。

张学良之所以能够采取如此咄咄逼人的经济攻势，原因不外乎是他当时已拥有相当坚实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资本主义得以显著发展，这对日本而言意味着一个令人恐惧的竞争对手出现了。中国当时对满洲的投资总额虽然并不清楚，但仅从在并无外国资本的援助下便可自行铺设铁路以及在主要城市开设银行即可看出，中国在满洲发展经济绝不可小觑。此外，几十年以来，满洲一直是中国农民的移居地，因此无论在经济还是社会方面，他们已使满洲和“中国本土”紧密相连。从明治四十年（1907）到昭和五年（1930），满洲中国人的数量翻了一番，从1400万增长到2800万，在当时满洲3000万人口中占主体地位。张学良推行满洲与“中国本土”的政治统一，就是以满洲和“中国本土”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结合为基础的，这严重威胁到此前一直占优势的日本的地位。

昭和四年（1929），世界经济危机给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以灾难性打击。昭和五年（1930）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收益比上一年度明显减少，不得不延期维修车辆和线路，并削减人员。此外，经营中小企业的众多日本实业家本来就已经苦于张学良推行反日政策的压力，现在又必须应对因世界经济恐慌而引发的严重经济危机。霜雪交加之下，在满洲的日本人只好为保护日本的权益而组织起各种团体。在这些团体中最具实力的是满洲青年联盟（或简称“青年联盟”）和雄峰会。满洲青年联盟由满铁卫生科科长金井章次召集满铁青年职员和中小企业经营者组成；雄峰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笠木良明同样是满铁职员，之前他还曾是犹存社的社员，雄峰会是一个几乎网罗了所有满铁知识分子的团体。在满洲的日本人通过这些团体，开始向本国呼吁在满洲问题上应再次采取强硬政策。

这样，随着双方争端日频，满洲形势日趋紧张，中日关系更为严峻了。欲推行“新强硬政策”的日本人指出了这种事实的严峻性，声称有“悬案500余件”，并一再要求迅速、积极地处理上述悬案。昭和六年（1931）七月一日发生的“万宝山事件”，本来是一起常见的中国和朝鲜农民因挖掘灌溉水渠而引起的纠纷，在朝鲜却引发了严重的反华骚动，反过来，此次事件又成为此后遍及全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的导火线。

在此期间，币原外相试图通过扶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来避免危机。[36]币原任命前外相内田康哉为满铁总裁，命其与张学良交涉，保护满铁的利益不受中国铁路的挑战性竞争的侵害。然而，昭和六年（1931）春天，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发表了国民政府的外交目标，使日本对南满洲铁路的保护问题成了必须尽早解决的一件重大事项。这是因为国民政府公布的外交日程表中要实现以下几项权利的收回：（1）收回关税自主权；（2）收回治外法权；（3）收回租界；（4）收回租借地；（5）收回内河以及沿岸的航行权、铁路和其他利权。而关东租借地及南满洲铁路都包含在国民政府所宣布须收回的权利范围之内。[37]这样，中日两国在利益上的对立逐渐升级，冲突一触即发。

[1] 栗原健『対満蒙政策史の一面』、1966年、46頁。

[2]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

[3]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1938年、678頁。

[4] 国際連盟規約第十条。

[5] 国際連盟規約第十一条。

[6]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巻、1955年、17頁（以下略称『日本外交年表』）。

[7] 陸軍省『我が満蒙発展の歴史と列国干渉の回顧』、1932年、38頁。

[8] 大谷隼人（原名石川信吾）『日本之危機』、1931年、110頁。

[9] 山浦贯一编『森恪—东亚新体制の先驱』、1941年、21頁、755頁；以下简称“山浦贯一『森恪』”。

[10] 幣原和平財团『幣原喜重郎』、1955年、365～367頁、372～373頁。

[11] 幣原和平財团『幣原喜重郎』、1955年、331～332頁。

[12] 关于币原的中国政策，参见臼井勝美「幣原外交覚書」（『日本歴史』、1958年、12月号）。

[13] 重光葵『昭和の動乱』上巻、1952年、46頁。

[14]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105頁。

[15]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172～180頁。

[16] 幣原和平財团『幣原喜重郎』、1955年、320～321頁。

[17]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101～102頁。

[18] 臼井勝美「田中外交についての覚書」（『国際政治』、1960年1月号）、26～27頁。

[19] 田中義一伝記刊行会『田中義一伝記』下巻、1960年、674～691頁。另外请参照：森義彪「張作霖爆死と町野武馬」（『日本週報』、1957年3月25日）。

[20] 此处应为苏联，下同。

[21] 田中義一伝記刊行会『田中義一伝記』下巻、1960年、748～749頁。

[22]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102～106頁。

[23]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119頁。

[24] 外務省「帝国ノ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微缩胶卷番号P.V.M.32-33，211～226頁。

[25]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116頁。

[26] 田中義一伝記刊行会『田中義一伝記』下巻、1960年、944～949頁。

[27] 关于张作霖被炸死之前的关东军的情况，请参考臼井勝美「張作霖爆死の真相」（『别册知性-秘められた昭和史』、1956年12月号）。

[28] 关于田中的回信，山浦认为是受美国的压力，但臼井认为他并没有受到来自列国的压力。山浦貫一『森恪』、1941年、643頁。

[29] 田中義一伝記刊行会『田中義一伝記』下巻、1960年、950～951頁。

[30] 山浦貫一『森恪』、1941年、643頁。

[31] 六、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地区，因其在国防并国民生存上与我国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因此，我国不仅应予特殊之考虑，亦应通过在该地区维护和平、发展经济之举，促使该地区成为国内外人民安居乐业之地。我国系其邻邦，与其接壤，责任尤其重大。故满蒙南北均应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原则，促进国内外人民之经济活动，加速该地区之和平开发。我国既得权益之维护乃至悬案之解决，亦应遵循上述方针而处理。
七、（本项不公布）至于东三省政局之稳定，以东三省人民自己之努力为上策。
三省实力派人物，若尊重我国在满蒙之特殊地位并为稳定该地区政局而认真采取措施，则帝国政府应适当予以支持。
八、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有可能侵害我国在该地区之特殊地位和权益时，不论其来自何方，均应做好准备，不失时机，采取适当措施予以保护，并确保该地区成为国内外人民安居乐业之地。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102頁。

[32]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207～208頁。

[33] 土橋勇談話、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資料。

[34] 斎藤恒日記、1928年6月3日、臼井勝美「張作霖爆死の真相」（『别册知性-秘められた昭和史』、1956年12月号）、34頁。

[35] 山浦貫一『森恪』、1941年、20～21頁。

[36]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168～171頁。

[37] 重光葵『外交回想録』、1953年、86～87頁。

第二章 国内危机与革新运动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势力呈现飞跃式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大陆，但同时也加深了中国及其他各国对日本的反感和排斥，从而使日本的对外关系逐渐陷入困境。此外，战争的余波也使日本的国内形势发生急遽变化，面临重重危机。

一 政党政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日本国内政治影响甚巨。一方面，日本资本主义乘机取得了急速的发展；另一方面，物价急涨使大众生活艰难，不断引发大规模的工人罢工。“一战”以后，随着工厂劳动者人数的显著上升，罢工次数和参加者也成正比增长，酿成一浪接一浪的工潮。[1]在这种形势下，以吉野作造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起了旨在确立政党政治和实现普选制的民主运动，其不可忽略的背景是，“一战”中同盟国为打倒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专制政治而倡导的民主主义理念及俄国革命所体现的社会主义思潮盛行。

大正七年（1918）八月，对物价暴涨的不满终于酿成“米骚事件”。政府动用军队最终平息了这次骚动，但寺内内阁因此总辞职，而由日本宪政史上首位平民出身的政党党魁，且在众议院拥有席位的原敬重新组阁。据说，当时仍然坚持超然主义且厌恶政党内阁的元老山县有朋之所以向天皇推荐原敬，是因为他深深领略到官僚内阁无力面对在“米骚事件”中来自人民大众的压力。

然而，原敬内阁的成立并没能推进普选制。工会和在野党各派很早就将实现普选制写进了政治纲领。大正九年（1920），在野党宪政会和国民党分别向议会提出普选法案，并为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和支持，强行要求尽快通过。但原敬内阁认为，这将威胁现存的社会秩序，对此予以拒绝，进而解散议会，并运用收买和干涉等手段，使这些党派在新一轮选举中惨败。其后，宪政会和国民党又反复多次向议会提出普选法案，但均被议会中占绝对多数的政友会所否决。

大正十三年（1924），为了抗衡继原敬内阁之后再次出现的官僚内阁，政友会终于一改以往反对普选制的态度，转而与宪政会及革新俱乐部联合，积极推进护宪运动。这一变化不外乎是政友会认识到必须顺应民意。护宪三派在大正十三年（1924）五月的总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成立了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继任首相的三党联合内阁，并通过了普选法案。至此，日本政党政治的制度性框架终于建立。

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党领导人并不是主动地为大众争取政治权利，而是致力于通过普选法，确立政党内阁制。他们不过是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下被迫顺应时代潮流，被迫让步，才谋求扩大选举权的。就在通过普选法案的同一次议会上，还通过了治安维持法案，其用心已昭然若揭。

坚持这一立场的政党在实现普选之后，并不指望刚刚获得选举权的民众的支持，与此相反，他们与地主、城市有产阶级的关系更为密切，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党腐败现象。日本的政党政治在起步阶段就一身顽疾，这对日本民主政治的发展实属不幸。即便是在作为政党内阁被寄予很大期望的原敬内阁时期，政友会首脑们也在议会及报刊上饱受攻击，认为他们为扩大本党势力出卖利权，或是泄露行政机密而在股市中大举获利。最后，原敬本人惨遭暗杀，凶手是一名坚信通过杀害政党首领才能惩治政治腐败的青年。另外，政党和财阀的关系也极为密切，众所周知，加藤的宪政会内阁被称为“三菱内阁”，原敬和高桥的政友会内阁被称为“三井内阁”，这两任内阁均曾遭痛斥。在田中的政友会内阁时期，田中的各种丑闻被广为报道，阁僚受贿而卖官鬻爵的丑行也被揭露。围绕贪污的互相指责并不止于口头论战，在议会上为此拳脚相加的情状亦屡见不鲜。人们对政党政治的信任度由此一落千丈。要求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各种势力，对在民主的政党政治下实现渐进的合法的改革完全绝望，于是他们转而采取否定态度，试图在激进中求得一丝生机。

二 工人运动

“一战”以后，日本国内政治面临重大变局，同时经济亦遭遇危机。大战带来的战时景气不过昙花一现，大众来不及受惠，转眼便遭遇物价暴涨，陷入生计危机中，大正九年（1920）之后，他们几乎只能在慢性经济困顿中挣扎求存。特别是昭和四年（1929），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本，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失业暴增，工潮频发，社会一片恐慌。在危机冲击波之下，最遭殃的是农民。从台湾、朝鲜进口的廉价大米以及农产品价格的暴跌将农民的贫困推向极致，有关租种土地的纷争不断。在这种情况下，左翼势力也开始渗透到之前甚为保守的农民中间。早期会员遍及全国的佃农农会——日本农民组合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日本农民劳动党也于大正十四年（1925）十二月成立，由于共产主义者掌握领导权，但在成立当天即遭政府取缔。

而城市工人的困境也不亚于农民。“一战”后，日本失业工人急剧增加，失业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原因不仅仅是经济不景气，当时正在实施的企业合理化改革也大幅加剧了失业率的严重程度。这时劳资纠纷与大战期间经济状况良好时的罢工截然不同，其矛头集中指向降低工资和解雇，各地以失业者为主体的骚乱不断扩大，劳资纠纷开始出现暴力倾向。由于持续高涨的工潮带有工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因此导致政府的镇压，而政党领导人、有产阶级乃至一般国民也开始对工人阶级的兴起深感不安和恐惧。昭和三年（1928）二月的总选举中，曾遭多次镇压的共产党得以重建并公开活跃于选举中，但是随后的三月十五日，一千多名共产党党员、工农党党员、日本农民组合的全国评议会会员、无产青年同盟者等左翼人士均遭逮捕。社会民众普遍认为，这是工人阶级激进运动的结果。

三 国家社会主义

对左翼势力的抬头最为忧虑的是国家主义者。到大正七年、八年（1918、1919）为止，国家主义团体都还没有提出关于政治和社会的任何具体方案，他们只不过以破坏罢工等直接暴力手段来对付左翼工会和农会。但当大正八年（1919）八月犹存社成立之后，国家主义运动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标榜从速打破现状、否定资本主义和政党政治，并为谋求日本的重建开始了实际行动。

犹存社的领导人有满川龟太郎、大川周明、北一辉等人。特别是大川周明和北一辉，作为以军队为主的国家改造运动的思想导师，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一辉是革命行动家，年青时代就到过中国，在上海、武昌、南京等地为实现革命目标四处奔走，后来接受大川的邀请回国，专心致力于国家改造运动，其所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被众多青年军官及民间革新家奉为经典。大川周明毕业于东京大学哲学系，在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工作期间，因对近世殖民政策的研究而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此后担任财团法人东亚经济调查局理事长这一要职，是一位思想家。大川和青年军官以及军方上层均有深交，经由大川，革新思想在军队内部广泛渗透。

以北一辉和大川周明为核心的国家改造运动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能够积极实施“对外发展战略”的国家。作为国家主义者，他们强烈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社会出现的一系列损害国家团结的倾向，认为资本主义引发了阶级斗争，政党政治导致了党派倾轧，西方思想弱化了日本精神。为重建日本，他们主张建立一种以天皇为政治中心的民主制。应该注意的是，在此他们强调天皇和国民之间的直接联系以及国民之间的权利平等。北一辉提出应“废除华族制，清除一直阻隔天皇和国民之间联系的藩屏”，并且应该“废除贵族院，设置审议院来审议众议院的决议”。[2]大川认为，既然天皇和国民是“父子关系，所有国民在天皇之下理当平等”。[3]

关于国民之间的平等关系，他们主张通过经济组织上的各种限制予以保障。北一辉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提出，应在经济上实施三种限制。

日本国民一户所拥有之财产，以一百万日元为上限……超此上限者，应悉数无偿上缴国家。

日本国民一户所拥有之私有土地，以时价十万日元为上限……超此上限者，应悉数上缴国家。

私人产业，以资本一千万日元为上限，超此上限者，应悉数集中于国家，以国家统一经营之。[4]

大川也陈述了国家统一管理经济的必要性，规定了“国家应该支配和统一管理土地及自然或物产，使之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全体国民及国家本身”。[5]北一辉和大川周明所策划的国家改造，建立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上，他们和左翼人士一样，以国民的社会经济的正义之名，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和政党政治。

但是在对外方面，左右两派的主张则存有很大差异。左翼要从超越国家的阶级联合中寻求打破现状的行动力源泉，而右翼则视国家团结为第一要务。对国家主义者北一辉和大川周明而言，主张强化和发展国家权力是自然而然的。但同时他们又是社会主义者，把缺乏资源的日本视为国际社会中的无产者，认为日本的对外发展是纠正国际社会上贫富不均衡的正当行为。北一辉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写道：

国家因其发展之需要，有权对非法独占广大领土、无视人类共存天道者发动战争。……英国为横跨世界之大富豪，俄国为北半球之大地主。而日本仅以弹丸岛屿为国境，居于国际无产者之地位，竟无权以正义之名发动战争，夺取彼等独占之土地耶？欧美社会主义者承认国内无产阶级之斗争，独将国际社会唯一无产者之战争视为侵略主义，视为军国主义，此其基本思想之自相矛盾也。

……若彼等主张国内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以实力解决问题或诉诸流血以扫除一切非正义，则日本身为国际无产者，充实实力组织之陆海军，进而发动战争，以匡正国际边界之非正义划分，彼等亦应无条件承认之。若此为侵略主义、军国主义，则日本应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之欢呼声中将其作为黄金桂冠戴在头上！即将之合理化地命名为民主社会主义，日本亦应得到澳洲和远东之西伯利亚。无论庄稼如何丰收，数年之后日本即无生产足够粮食之土地。如不在国内分配和国际分配之间优先解决国际分配问题，则日本之社会问题将永无解决之日。[6]

北一辉主张，只有积极采取对外行动才是日本的出路。

此外，北一辉和大川周明还认为，日本为纠正国际上的这种不平等而发动的战争是为了解放受白人支配的亚洲各民族的战争。日本作为“人类解放战争的旋风中心”[7]而发挥领导作用是命中注定，日本的对华政策也是要将西方各国势力从中国驱逐出去。尽管他们标榜这种大亚洲主义，但没有否定日本向亚洲大陆的扩张。他们指出，只有日本领有亚洲大陆的一部分才能保全亚洲，[8]特别是南满，它是日本从沙俄帝国处获得的，即便从日中亲善的原则上讲，也没有将其归还中国的必要。[9]

如上所述，北一辉和大川周明等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帝国主义思想是整合了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和大亚洲主义而形成的，其特征为：（1）认为国内社会主义的实现与对外扩张密不可分；（2）认为国民大众有权利分享扩张的成果和利益；（3）将日本的扩张和亚洲民族的解放等同起来。事实上，犹存社成立之后诞生的众多国家主义团体，都打起对外扩张和国民利益的双重旗帜。

毋庸置疑，北一辉和大川周明对国家革新运动发展的贡献在于，他们的思想强烈地感染和打动了对日本国内经济危机和对外扩张停滞抱有强烈不满、希望改变现状的人们；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行动层面上，他们也拥有能够有力地推行革新运动的具体构想。北一辉和大川周明认为，历史上的变革往往总是依靠高度组织化的少数精英来实现的，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军部，寻求革新运动的干将。亲身体验中国革命的北一辉，对青年军官的革命能量抱有特别的期待，[10]但是大川周明相信，“只有具有不畏人民之敌的强大人格，并教导民众认清这一点，努力克服社会上的弊端，才能给国家以向上的刺激”。[11]他认为，还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才富有效果，因此致力于和陆军上层建立密切的联系。从行动方法上的这种意见差异可以得知，和大川相比，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方案所追求的是更为彻底的革命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北一辉重视国家自身的改造，强调这一自身改造当在开始对外发展之前或者在对外发展之时完成。大川周明则主张利用对外方面的危机，刺激国民感情高涨，从而实现国内改造。[12]他们之间的意见差异其实是个人性格上的差异，进而导致其后的革新运动分为两个阵营。这样一来，大正十二年（1923）犹存社解散后，大川周明以大学寮、行地社为基地继续进行积极活动，北一辉也自成一派，从而形成了革新阵营中相互敌视的两大阵营——大川派和北一辉派。

四 “一战”后的军部

那么，被视为革新运动旗手的军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其状况如何呢？他们又是如何投身于革新运动的呢？

首先必须清楚，在北一辉和大川周明的影响渗透军部之前，军部内就曾有人提出革新要求，这一要求和他们两人并没有关联。军部内的革新要求主要是在追求军事技术及领导人选拔机制的近代化中而产生的。

参加世界大战的军人们从大战中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和欧洲各国相比，日本的军备和战略战术都非常落后。于是从他们中间发出了实现军队近代化的呼声。比如，仔细考察了欧洲战场上近代机械化战术的驻法陆军武官、炮兵大佐小林顺一郎，便要求进口并采用全景式望远镜。这是一种可在丘陵隐蔽下瞄准敌人的望远镜，在欧洲已经普遍使用，但是日本陆军上层中很多人拘泥于以往的战争思维，认为这种“使自己不被敌人发现而进行攻击的方法不能鼓舞士气”，因此全景式望远镜最终未被批准使用。对于如此简单的改革也不能推行的陆军现状，小林非常愤慨，因而辞掉军职，公开发表了《日本陆军改造论》，然后投身于国家革新运动，鼓吹实现军队的近代化以巩固国防。[13]

阻碍军队近代化的最大因素是藩阀的骄横跋扈。一部日本宪政史记载了明治以来藩阀势力逐渐衰退的过程。但是这一衰退过程相当缓慢，在陆海军中，长州潘和萨摩藩出身的军人依然继续保持着强有力的支配性地位。特别是在陆军中，以山县有朋为首的长州藩势力牢不可破，即使说只有长州藩出身的人才能当上将官也未必过分。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动摇藩阀对军队的支配地位的一个契机。在应对近代战争上，藩阀出身的军队上层之无能暴露无遗，同时陆军内部的封建势力被认为应和战败的德国、奥匈帝国的独裁体制一样被清算。反长州或非长州分子们缘此聚集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一股势力并开始了行动。

实现军队近代化的尝试之所以得到广泛支持，是因为大战后许多少壮派军官受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军中的既有体制持批判立场。基于平等理念的西欧思想在传入军队内部后，动摇了原本不可侵犯的上下级关系的基础。即便是上司的命令也开始须有足够的理由支持才予以服从，这在以前是不允许有任何怀疑的。北一辉认为，“在军营里或军舰上，应废除军衔以外的物质生活上的阶级差别”，[14]荒木贞夫就军队内部的阶级与社会上的阶级之间的差异做了如下阐述，并将军队统制与民主主义理念联系起来而不遗余力地拥护北一辉的主张。

我军的阶级为统制体系上所必需，与社会上的阶级完全不同。外国军队照搬社会上的阶级，将其带入军内，军官必为贵族或富家子弟，与士兵在生活、思想、情感上格格不入，势必产生视士兵为奴隶的时代弊端。这种对立关系进而破坏军队的统制，在大战时更瓦解了军队的结构，而最终将军队抛入革命的旋涡中，这样的事例不在少数。

在我国，由于明治五年的兵制改革取得了国民皆兵的成果，封建时代的不良作风被一扫而光，军官从一般国民中自由选拔任用，其社会出身与士兵的无异。因此，军队的阶级是建立在军队结构应有的秩序之上，与社会上的阶级毫无关系。[15]

荒木如此解释，可见民主主义思想对军队统制有特殊影响。“一战”后军队内部明显朝着分裂化的方向发展。

然而，对军队与社会普通国民之间的关系而言，西欧的各种思想反倒起到了凝聚军心的作用。“一战”后的日本讴歌凡尔赛体系，而社会普通百姓也赞扬民主主义、和平思想。这种社会风气使军人们自建军以来第一次体会到尊严消损的不幸：因为是军人甚至找不到媳妇，只有脱掉军装才敢在大街上昂首阔步。这样一来，军方对西欧民主主义所倡导的理念持有强烈不满也就不难理解了。而旨在确立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则标榜文官支配军队的原则。民主主义所承诺的国际和平与协调被认为可以通过非军事的外交手段来实现。在这种形势下，对军队而言，仅从确保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出发，也必须团结一致，面对社会上的这一风潮。

裁军问题更使已经处于守势的军队强烈反弹，站到了政党政府的对立面。从大正十年（1921）到大正十一年（1922）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各国缔结了关于主力舰的海军裁军条约，这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关于裁军问题的大讨论。大正十一年（1922），执政党和在野党相继向议会提交了关于裁军及军部大臣任用的议案，群起攻击军部。结果，在陆军裁军问题上，众议院以多数票通过了“应将步兵在军队中的年限从原来的两年缩短至一年四个月，同时坚决整顿各个机构，将每年的经费减少4000万日元”的方案。此外，还通过了“关于军部大臣任用之官制改革建议案”，废除了陆海军大臣的武官专任制。虽然这些方案在众议院中几乎一致通过，凸显了政党政治的气势，但并无实际效果。军部以实施困难为由，表示反对。其后每年反复提出的裁军决议案，都让军部极其强烈地意识到来自政党政治的压力，对政党的厌恶感也随之愈加强烈。政党之所以坚决要求裁军，是因为他们认为在经济日益不景气的状况下有必要缩减军费，将节约的财源转到生产性支出上去。政党的这一要求得到了资产阶级的坚决支持。资产阶级认为，未来的国际竞争不由军备而是由综合生产力所决定的，因此他们要朝企业的合理化以及提高生产力的方向大步迈进。至于普通民众，他们希望通过裁军减小一下日常生活困苦的压力，纵然是减小些许也是好的。

昭和五年（1930），围绕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签订，军部和政府及议会之间的对立终于达到极致。海军原本主张日本海军应为美国的七成，而浜口内阁从国际协调的立场出发做了让步，不顾军令部的强烈反对签署了条约。军令部对此极为愤慨，他们认为内阁无视负责国防用兵的军令部的意见而缔结国际条约的行为侵犯了统帅权。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以条约所规定的兵力不能制订完整的国防计划为由而辞职。此后，在海军内部，以加藤宽治为中心的所谓舰队派和以海军省为中心的条约派之间隔阂日深，势不两立。

对于浜口内阁而言，将财政紧缩和国际协调作为基本政策，缔结了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是巨大的成功。但是，政府不顾军令部的反对强行缔结条约，不仅强烈刺激了海军内部的，同时也刺激了陆军内部及民间的国家革新论者。昭和五年（1930）夏季至秋季的经济危机波及农村，这些国家革新论者更进一步倒向反政府一边。在军队内部推动国家革新运动的少壮军官多为中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出身，而他们在兵营生活中接触的士兵大多属于农民阶级。眼见政党内阁的领导之下，在国外，日本的满洲权益受到威胁，在国内，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小企业衰败，农民阶级陷入极端贫困，而且此时裁军，更是威胁到军队赖以生存的根本，因此，他们决心行动起来彻底革新国内政治。

五 陆军内部的国家革新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队内部相继成立了以革新国家为目标的各种组织。陆军中的首个革新组织是一夕会。一夕会成立于大正十年（1921）春天，其基本目标是刷新以藩阀为中心的陆军人事制度。据说一夕会的成立可以上溯到驻瑞士武官永田铁山、去苏联赴任途中的小畑敏四郎，以及被派遣到欧美的冈村宁次三人在德国巴登巴登交换的密约。这三人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士官学校，永田和小畑在陆军大学时是同届，都属军刀组。由于他们不属于任何藩阀，因此前途没有任何保证。他们认为，为了“打破藩阀这块大磐石，少壮军官只有团结起来向上突进”。从欧洲回国之后，他们开始努力联络志同道合之人。到昭和三年、四年（1928、1929）之际，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定期例会和稳定会员的组织。

关于该会开始称为一夕会的时间及其成员的构成，有几种说法。据土桥勇逸讲，从“享受一夕之会”之意而取名为一夕会是在昭和四年（1929）八月的聚会上。一夕会的目标是要刷新人事，即让会员逐渐获得陆军省及参谋本部的重要职位，通过他们来推行对内和对外的革新政策，因此，他们并没有通过非法手段来推行革新的想法。会员中没有长州阀或石川阀及宇垣派的人员，因此，该会可以看作由以永田、小畑、冈村为中心的团体与第一章提到的铃木贞一主持的研究会团体合并而成的组织，并非一般所讲的那样分成了第一一夕会和第二一夕会。

第十四期 小川恒三郎

第十五期 河本大作 山冈重厚

第十六期 永田铁山 小畑敏四郎 冈村宁次 小笠原数夫 矶谷廉介 板垣征四郎 土肥原贤二 小野弘毅

第十七期 东条英机 渡久雄 工藤义雄 饭田贞固 松村正员

第十八期 山下奉文 冈部直三郎 中野直三

第二十期 桥本群 草场辰己 七田一郎

第二十一期 石原莞尔 横山勇

第二十二期 本多政材 北野宪造 村上启作 铃木率道 铃木贞一

第二十三期 坂西一良 清水规矩 根本博 冈田资

第二十四期 沼田多稼藏 土桥勇逸 本乡义雄 铃木宗作 深山龟三郎

第二十五期 下山琢磨 武藤章 田中新一[16]

一夕会是骨干军官之间的一种横向联合组织。满洲事变爆发之时，他们大多已经身居要职：在陆军省，永田军事科科长属下有铃木贞一、村上和土桥，冈村担任辅任科长；参谋本部则由东条担任编制动员科科长，根本博担任“支那”班班长等要职；特别是在关东军，板垣和石原担任参谋，土肥原担任沈阳特务机关机关长且非常活跃。一夕会后来由于永田和小畑的对立而分裂，但是这些有实力的中坚军官曾在革新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的事实，大大鼓励了少壮派军官朝同样的组织化的方向发展。

在一夕会成立前后组建的还有天剑党和樱会。这两个组织和一夕会性质不同，都属于不惜以非法手段来实现国家革新的秘密组织。天剑党是西田税于昭和二年（1927）七月试图纠合陆军青年军官中的少壮派革新分子而建立的，但成事之前就被宪兵发现，遭到镇压，可谓胎死腹中。西田在士官学校学习期间结识了满川龟太郎和北一辉等，尤对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产生共鸣，大正十四年（1925），他辞去军职进入大川周明的行地社，专心致力于革新运动。大正十五年（1926）则离开大川投奔到北一辉门下，从那时起，西田在家中创建了一个会，取名士林庄，极力向尉官级青年军官鼓吹激进的革新思想。他们奉为经典的就是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据说西田于大正十五年（1926）五月将三四千册《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派发给青年军官，其后又增发了八千册。[17]受西田影响的青年军官成为陆军内部的最激进分子，其中包括后来受“五一五事件”牵连，被认为是此次事件主谋的海军士官藤井齐，以及村中孝次等“二二六事件”的主要成员。

天剑党的终极目标是，“在对日本国家进行合理改革的同时，使日本成为被不道德、非人性遮蔽的世界人类之革命风暴中心”。他们所关心的，归根到底就是国家革新。在天剑党的大纲中，对实行国家革新有如下表述。

吾党之目的在于，将国家从上盗天子统治大权、下对国民骄横跋扈之亡国之徒手中夺回。以为正在敌营受囚虏屈辱之天子皇室会御赐吾等国家改革之尚方宝剑，实乃痴心妄想也。

关键在于，以吾党之革命精神，说服指挥国民；以超法规之行动，解救国家和国民。亦即，停止彼等徇私滥用之宪法，解散议会，以吾党化之军队，戒严全国，在不容任何抵抗和违背之吾党正义专制之下，建设新国家。吾党同志切不可昧于形势，坐等天皇之号令。[18]

总之，天剑党的目标在于摧毁现有的领导层。与革命后建设新国家相比，他们将更多的热情倾注到革命行动中。

古来革命乃青年之大业，为正义而殒身不恤之少年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生命以求。吾党同志须炼成铁石心肠，死而无悔！[19]

可以说，这种慷慨陈词，如实地反映了日本特有的志士型革命家的心理。

樱会成立于昭和五年（1930），几乎和天剑党一样也将实现国家改造作为目标，但它不像天剑党那样仅仅志在摧毁性行动，会员中也有一部分人将改造后的建设作为主要目标并为此做准备。樱会的发起人是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陆军省调查班班长坂田义朗、东京警备司令部参谋樋口季一郎三位中佐及以下的二十名军官。最年长的桥本是实际上的首领，他属于志士型的行动家，作为驻土耳其武官，他在任职期间目睹了凯末尔革命，急切希望同样的革命能在日本实现，于是回国后组织了樱会。桥本等人企图通过发动军部武装政变来夺取政权，建立以军人为中心的强有力的政府，并实行对外扩张。但由于在会员中既有重视夺取政权的破坏派，也有侧重于革命后重建政策的建设派，还有处于这两者中间的骑墙派，[20]结果一年后樱会就分裂解散了。

至昭和五年（1930）五月时，樱会的会员中已有超过100名中佐及以下的少壮军官，在樱会短暂的历史中，曾两度试图发动武装政变，可见其势力之强。樱会之所以能够在陆军内部取得如此长足的发展，首先，它表达了不满国内政治现状，反对迫在眉睫的裁军并试图采取某种行动的少壮军官的心声。其次，在陆军上层以及骨干军官中也有不少人认同乃至支持樱会。

加入樱会的少壮军官是如何把握日本现状，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使命呢？要了解这一点，《樱会宗旨》是最佳的史料。他们在感叹一番国运衰颓之后，论述其原因，并追究政治家、国民和军队领导人的责任。

我国沦落若此，其原因虽多，但那些身居中枢之为政者首先应负重大责任。试观其所作所为，彼等身为国民师表，办理国政，理当上对陛下，承担重责，却丧失根本，无推行国策之勇，对于大和民族勃兴本源之精神方面，则不屑一顾。彼等热衷于权力、物欲，上蔽圣明，下欺国民，政局之腐败，其势如滔滔洪水，今已无以复加！

此等弊风，举国国民无人不知，然国民亦为当今社会意气消沉之氛围所同化，活力尽失，已无一扫政界之暗云、铲除皇家祸根之勇气和决心。仅有“左倾”团体察觉举国国民皆在自掘坟墓。异象当前，启示何在？而今，颓废至极之政党之流者之毒刃正向军部挥来，仅就伦敦条约问题观之，即可一目了然。然今日之军部为浑浊世态所麻痹，缺乏振臂一呼打倒此腐败政治之勇气和决心，唯勉强通过枢密院代言其主张，而枢密院之构成者，皆为耄耋之时代落伍者。无能若此，世态如斯！

其决心是：

吾等军部骨干，务须紧密团结，每日齐心合力，不容重蹈诸如海军问题之失措（覆辙）。进而以高涨之爱国热情，涤荡极端腐败之为政者之心灵！

其结论是：

上述内政外交政策之陷入僵局，皆源于政党之流利欲熏心，毫无奉公之大计。国民与吾人一道，渴望出现真心扎根于大众，真正以天皇为中心的充满活力的清明国政。吾人身为军人，虽不能直接参与国政，然皎皎报国之赤诚，每临大事，必显现其精神，亦足资监督为政者、伸张国势。吾人相会于兹，慨叹国势，自顾戒以武人之操守，亦非僭越也。[21]

如宗旨所示，樱会以“直接参与国政”为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于昭和六年（1931）三月和十月先后策划了两次武装政变。他们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是因为陆军内部的实权派对樱会采取宽容态度。据说，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积极支持樱会，还提供了活动经费。此外，军事科科长永田铁山、辅任科长冈村宁次等众多实力派骨干军官此时已组成一夕会并图谋实现革新政策，他们对樱会也采取同情或默认的态度。更使樱会受到鼓舞的是陆军大臣宇垣一成的政治野心。最初的武装政变计划，即所谓“三月事件”，就是以宇垣出马为前提策划的。

桥本等人的武装政变计划首先告诉了建川，在得到他的赞同之后，又向陆军次官杉山元、二宫以及小矶做了说明。桥本在自己的手记中写道，当时他曾威胁道，如“不能决断，则参谋本部、陆军省同志从明日开始都不上班”，于是争取到了四位同志。[22]武装政变的计划是，由大川周明来动员浪人和民众，使东京陷入混乱，然后乘机发布戒严令，进而建立宇垣内阁。[23]

然而，“三月事件”以未遂告终。其原因除了桥本的计划过于粗糙之外，还有在实施阶段未能得到上层的支持。尤其是预定将被推任首相的关键人物宇垣，在起事前一刻却突然命令中止计划。对宇垣此举的本意，现在尚未得出结论。桥本认为是“宇垣在预定实行计划的一周之前反悔了”；[24]而根据《宇垣日记》的记载，宇垣是三月六日从大川的来信中得知武装政变计划的，陆军内部也有人要求他参加政变，但宇垣下令中止了。[25]宇垣素来对政党政治的现状痛心疾首，认为政党是“以政治为招牌的股份有限公司”，甚至决心要“摧毁这种朦胧的公司，建设一个更为清新的公司，这对国家的前途甚有必要。吾人要在此主义下前进”。[26]不难想象，当时革新派军官们是善意领会宇垣之言行的。那么，宇垣的“变心”，究竟是因为随着他担任民政党总裁的胜算增加从而看到了即便不经武装政变也可合法获得政治权力的前景，还是因为看到了武装政变计划的内容之后转持反对态度？种种说法，至今尚无定论。并且，在接到宇垣终止计划的命令之后，小矶、二宫、杉山等人的决心也发生了动摇，他们并没有违背宇垣去支持樱会武装政变的意图。

随着武装政变计划具体内容的曝光，永田、冈村、铃木贞一等人也转而积极反对。“三月事件”之后，他们排斥使用非法手段，力主在陆军主导下逐步实现国家改造。特别是在满洲事变中军部的政治力量显著增强，已经没有必要使用武装政变的手段，他们主张在陆军内部压制激进的国家革新运动以确立统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高度的国防以备对外拓展。

“三月事件”虽然未遂，但影响极大。首先，它破坏了陆军内部的纪律，助长了以下犯上的风气。“三月事件”刚刚失败，樱会激进派改变依靠中坚军官的战术，把运动的重点转到地方的尉级军官，他们更加激进的行为终于引发了“二二六事件”。其次，武装政变前夕陆军采取的威胁手段被披露出来，军方上层开始最大限度地利用类似手段增强军方的政治权力。这一点在满洲事变期间策划的“十月事件”发生之后尤其明显，本书将在后一章进行讨论。

六 革新阵营的概况

那么，以伦敦海军裁军条约问题为契机加强了团结的革新阵营，他们的整体实力如何？首先，从上述内容即可清楚看到，无论在组织力方面，还是行动力方面，革新阵营的主力都在陆军。在陆军内部，底层是受北一辉和西田影响的青年军官，其上有樱会网罗的中佐以下少壮军官，再往上则有以一夕会为中心的中坚幕僚层，直至陆军上层也有不少人赞同积极推进国家革新运动。陆军中的国家革新运动虽说未果，但是经过昭和六年（1931）三月的未遂武装政变，已经发展到运用实力的阶段。虽然革新派军官在时机和实际方法上见解不同，但在要求进行国内政治改革和推行强硬的大陆政策方面，则展示了上下一致行动的气势。

与陆军相比，海军在革新阵营内的地位虽没有那么重要，但也有不可轻视的激进分子。昭和三年（1928），以藤井齐为首成立了王师会，其目标是国家改造，其后古贺清志、山岸宏、三上卓等人相继入会。他们联系陆军青年军官以及民间右翼，频繁活动，最终引发了“五一五”这一大事件。此外，昭和六年（1931）因伦敦海军裁军条约问题，海军内部的不满达到极点，响应桥本欣五郎倡议成立的星洋会，网罗了不少陆海军中的中坚军官，但由于海军方面没有中心人物，星洋会到后来就自然消失了。[27]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签署之后，海军内部分裂为条约派和舰队派两派，加藤宽治、末次信正等舰队派与海军内部的青年士官团体以及陆军的革新派接触，企图制造混乱。这是一个最不稳定的时期。然而海军却没有出现类似陆军那样的大规模横向联合。“五一五事件”突发之后，海军马上对被告采取严厉措施，将激进的士官编入预备役。因此，海军未能在国家革新运动中发挥太大的作用。

本章已经指出，在民间，大川周明、北一辉、西田税三人各自对军部内的国家革新运动影响甚大。此外，到昭和六年（1931）时，之前甚为分散的右翼出现了团结的动向，他们标榜打倒资本主义，呼吁“确保劳动权”“确保耕作权”，显示争取大众支持的倾向。全日本爱国者共同斗争协议会和大日本生产党就是在这时成立的。前者合并了以大川周明为中心的玄洋社、经纶学盟诸团体和行地社；后者则以内田良平率领的黑龙会为核心，主要吸纳了关西地区的右翼团体。

与右翼团结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一样，左翼中也出现了转向国家社会主义的现象，这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特征。这一倾向在满洲事变发生后愈加显著，这将在后一章中详细论述。作为无产政党的社会大众党，在满洲事变后仍继续存在，但其内部出现了麻生久、龟井贯一郎等，他们有接近军部的动向。据说在“三月事件”发生时，大川曾和麻生交涉，约定乘社会大众党发动大众运动时发动武装政变。[28]从此，以军队为中心的国家革新运动开始向劳动者的政党渗透。

这一时期的民间国家革新运动中，不可忽视的是农本主义者发动的国家革新运动。与农村极端贫困驱使青年军官进行国家革新一样，农本主义者权藤成卿、橘孝三郎受经济危机下农村惨况的刺激，投身于国家革新运动。特别是橘孝三郎，他在昭和六年（1931）四月设立了爱乡塾，为了救助农村和国家提出大地主义，得到了海军青年军官的响应，进而在“五一五事件”爆发时，他率领农民敢死队前去参加。农本主义究竟是什么，实在难下定义。据说和橘孝三郎关系密切的井上日召也因目睹农村惨况而坚定了改造国家的决心。他所率领的血盟团发誓“一人一杀”，企图策划暗杀政界、财界领袖，是名副其实的恐怖组织。井上还与藤井齐合作，并通过藤井与陆海军青年军官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为实现改造国家的目标四处奔走。

昭和六年（1931）八月二十六日，在日本青年会馆召开了由陆海军青年军官与西田税、井上日召、橘孝三郎等民间国家革新运动家组织的全国会议。他们受“三月事件”的刺激，决心在近期起事，为商议发动武装政变时各派该如何统一行动，召集了此次会议。与会的海军青年军官有在“五一五事件”中非常积极的藤井齐、三上卓、古贺清志、山岸宏等人，陆军团体中有后来成为皇道派青年军官核心而引人注目的菅波三郎、大岸赖好等人。[29]皇道派青年军官最初打算拥护荒木来实现国家改造，但在荒木一派势力衰退之后与统制派势不两立，最终引发了杀害永田军务局局长的事件和“二二六事件”。此外，井上日召、橘孝三郎、西田税三人分别因“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及“二二六事件”而受牵连。在日本青年会馆召开的这次会议，成了各路激进革新势力聚集一堂的划时代事件。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在政党中也出现了对国家革新运动产生共鸣或迎合的动向。政友会把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作为攻击民政党的工具，在议会中猛烈抨击民政党的“软弱外交”和财政紧缩政策。干事长森恪自昭和六年（1931）春天开始，就改变了之前拥护议会政治的态度，转而强烈主张通过政友会和军部的合作来实现独裁政治。[30]他相信，只有断然进行国内革新，强化政治权力，确立统制经济，日本才有可能向大陆扩张。他串联陆军中的铃木贞一、小畑敏四郎，海军中的石川信吾，外务省的白鸟敏夫，大藏省的大久保侦次、青木一男，商工省的吉野信次、小金义照等人，竭力实现他的构想。[31]森恪还与平沼骐一郎接近，通过平沼与以国本社为中心的高级官僚集团联合，意图颠覆民政党政权。

就在革新势力要求革新国内政治，确立强硬的对外政策并即将发动攻势之时，在经济危机中苦苦挣扎的国民大众亦迫切希望有新领袖和新天地的出现，以保证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革新派抨击政党政治的腐败，强调满洲的重要性，认为为保护日本的权益不受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而应积极采取行动的主张，自然获得了广泛的响应。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于昭和六年（1931）一月在议会代表在野党，做了攻击政府的演说，曾经轰动一时，他道出了当时很多人的心声，不容忽视。

我国国民当前所追求的究竟是什么？我们所追求的，只不过是作为生物的最低要求，即求生存；追求一处可以呼吸的空间。……大和民族只是在最低限度地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在顾念世界和平这一点上，日本国民绝不逊色于任何国家的人民。然而如果被窒息而死，则绝无世界之和平。徒以世界和平为借口，不敢争取自己的生存权，这就是今天的日本外交。[32]

满洲才是日本国民赖以“生存”和“呼吸”的“空间”。

昭和六年（1931），为克服日益严重的国内危机，若槻内阁只能通过财政紧缩政策渡过国内的经济危机，或者通过外交谈判维护日本在满洲权益。但国内外形势紧迫，日本已无法耐心等待若槻内阁的努力了。日本的命运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由革新势力强力推行大规模的国家改造计划；还是国内改造尚未完成，日中两国就已经在满洲地区开始全面冲突？

[1]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工厂劳动者的数量增加情况如下。

同时期以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为目的的罢工以及参加人数如下所示大幅增加。

[2] 北一輝『日本改造法案大綱』、1923年、5頁。

[3] 内務省警保局『出版物を通じて見たる五·一五事件』、1936年、256～257頁。

[4] 北一輝『日本改造法案大綱』、1923年、12～35頁

[5]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1926年、118頁。

[6] 此文详见北一輝『日本改造法案大綱』、1923年、12～35頁。

[7] 山本勝之助『日本を亡ぼしたもの』、1949年、55頁。

[8] 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1921年、185頁。

[9] 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1921年、204頁。

[10] 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1921年、66～68頁。

[11]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1926年、5～7頁。

[12] 山本勝之助『日本を亡ぼしたもの』、1949年、86～89頁。

[13] 御手洗辰雄編『南次郎』、1957年、182頁。

[14] 北一輝『日本改造法案大綱』、1923年、110頁。

[15] 此文详见荒木貞夫『皇国の軍人精神』、1933年、210～216頁。

[16] 土橋勇編、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資料。

[17] 陸軍省『北一輝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綱」の批判』、1936年、1～2頁。

[18] みすず書房编『現代史資料（4）—国家主義運動（一）』、1963年、37～38頁。

[19] みすず書房编『現代史資料（4）—国家主義運動（一）』、1963年、38頁。

[20] 田中清「所謂十月事件に関する手記」（『粛軍に関する意見書』）、138頁。

[21] 田中清「所謂十月事件に関する手記」（『粛軍に関する意見書』）、190～195頁。

[22] 中野雅夫『橋本大佐の手記』、1963年、54頁。

[23] 田中清「所謂十月事件に関する手記」（『粛軍に関する意見書』）、60～62頁。

[24] 田中清「所謂十月事件に関する手記」（『粛軍に関する意見書』）、70頁。

[25] 宇垣一成『宇垣日記』、1954年、154～157頁。

[26] 田中清「所謂十月事件に関する手記」（『粛軍に関する意見書』）、40頁。

[27] 中野雅夫『橋本大佐の手記』、1963年、35～36頁。

[28] 田中清「所謂十月事件に関する手記」（『粛軍に関する意見書』）、147頁。

[29] みすず書房编『現代史資料（4）—国家主義運動（一）』、1963年、78～80頁。

[30] 山浦貫一『森恪』、1941年、764頁。

[31] 山浦貫一『森恪』、1941年、770頁。

[32] 松岡洋右『動く満蒙』、1931年、119頁。

第三章 关东军及在满日本人的满洲问题解决方案

昭和六年（1931）初，要求采取积极的满洲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满洲，日中关系不断恶化；在日本国内，革新势力则逐渐加强了攻势，欲一举粉碎民政党的政党内阁及其“软弱政策”。如前所述，确立日本在满洲的权力，成为国家社会主义革新运动的重要目标。

本章将讨论强烈主张对满洲采取积极政策的关东军以及在满日本人的思想和政策主张。满洲事变及其后续的满洲政治重建均由他们推进，因此他们的信条、意图和计划对于从思想、政治和政策方面探讨满洲事变具有重要意义。

一 在满日本人的不满

如上所述，在满日本人认为，张学良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实施有组织的排日政策，不仅对日本在满权益而且对日本人的生存本身，构成了威胁。为了在中国的“压力”下保护自己，在满日本人在谋求团结的同时，也迫使日本政府对满洲采取积极的“强硬政策”。当时日露战争已经过去近20年，这些日本人中的大多数已将其社会经济活动的据点置于满洲，放弃了祖国的田地和财产。他们已经习惯了广阔的大陆，日本在他们眼里已经显得过于狭小，失去了魅力。[1]当日本政府决定要将昭和炼钢厂设在朝鲜时，在满日本人失望至极，他们原本希望政府能将这个炼钢厂设在满洲。当时日本政府出于不能向日本境外的产业提供补贴，且对外国商品必须课以关税的考虑，才将这个炼钢厂设在日本“领土”之内。[2]因此他们认为，政府的决定是把在满日本人作为继子[3]来对待的，他们甚至相信祖国不打算再向他们提供任何援助。如此一来，他们逐渐形成了“满洲日本人”的意识。[4]

在这种状态下，在满日本人为了向日本国内倾诉满洲的危机，曾几次派遣游说团回国，以求引起舆论的注意。同时，他们在绝望之中也产生了各种思想和政策主张，这给日后的“满洲建国”主张以重大影响。关于这一点，满洲青年联盟所发挥的作用值得注意。满洲青年联盟是昭和三年（1928）十一月为维护日本在满洲的权益而成立的，由近3000名满铁青年社员和青年实业家组成。这些青年会员的共同点是，均对在满洲的前辈领导心怀不满，也不相信日本的政党领导人。他们认为，要使日本摆脱现在这种停滞的状态并确立强硬的对满蒙政策，已经不能把应对这种事态的主导权交给老一代的领导人。[5]他们的想法和本国的“革新论”者心心相通，但是他们还必须有效地应对逐渐呈优势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

如前所述，由于张学良推行排日政策，从经济、社会及国民愿望这几个层面上将满洲和“中国本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满洲的反日情绪显著高涨。从中国民族主义的自然发展趋势来看，已经不会给在满日本人多少活动的空间了。在满日本人已经预料到，无法指望日本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与中国民族主义相对抗。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必须明确自己是“弱小民族”这一意识，“唤醒满蒙的日本人，与在压迫和剥削中挣扎的诸民族合作，从纯理、纯情的立场出发努力推动民族和谐，在满蒙的大地上建设一个以日本文化为背景的共和乐园”。[6]也就是说，他们所追求的是，在满足中国民族主义愿望的同时，获得“弱小民族”对共存的认可。

基于这种要求，在满洲青年联盟母体《大连新闻》所主办的第一届满洲青年议会（昭和三年五月）上，提出基于“民族和谐”原理的“满蒙自治制”，即以满蒙为中国的特殊地域为前提，为了将那里的3000万名居民从中国军阀的“暴政”下“拯救”出来，为了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所有居民有生存的空间，应依靠居民自身来创建一个“新的国家”。[7]这一提案将“受压迫”的人民大众和作为施政者的军阀区别开来，从而使日本人获得了和满洲居民同样的与中国政权“对抗”的正当名义。同时它将和谐合作的“民族和谐”作为原理提出来，取代“破坏诸民族建立合作关系的可能性”的中国民族主义。

此外，从日本人传统的忠诚心理来看，这一提案也颇具“革命”意味。因为它不仅主张在以民众运动推翻封建的中国政府时，日本人要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呼吁日本人要作为真正的国民加入“新建立的国家”，这真是破天荒的想法。虽然有人对此深表疑问，认为：“加入满蒙自治国家之时，就是日本人必须更换国籍之日，倘若如此，难道不与我们的本意相悖吗？”对此，“满蒙自治制”提议者的回答是：“如果在满蒙建设一个日中两国人民相互融合的和平之乡，那我们应欣然加入其国籍。”[8]在以维护日本在满洲权益为国策并得到支持的当时，倡导建立一个日本人也参与的“满蒙自治国家”，这相当于承认作为国家的日本将失去一个非常重要的“殖民地”的可能性。[9]其后，在“满洲国”“独立”、日本于满洲确立了支配地位之后，有讨论认为，在满洲的日本人可以通过致力于“新国家”的发展而对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但在当时，提议在满蒙创建一个新的“自治国家”的运动，在满洲青年联盟议会上经多次讨论，最终意见还是不统一，未能很快通过。

然而，在昭和六年（1931）六月十三日，满洲青年联盟正式决定“期待目前在满各民族之和谐”，并于十月二十三日向已经占领整个南满洲的关东军司令官呈递建议书，强烈要求建设“满蒙自由国”，认为这才是永久解决满洲问题的唯一方案。“满蒙自由国”建立在“民族和谐”和“人民自治”的原则之上。此处所说的“人民自治”，是指由“中央、省、县”这三个层次组成的委员会行政制度。这一行政制度的结构是：最基层的委员会被称为“县自治会”，由县民自行选出的代表与由县知事推荐的本地饱学之士或德高望重之人组成，“县自治会”的代表参加“省执行委员会”，并由“省执行委员”的代表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10]

“民族和谐”及“人民自治”的原则都取自中国的政治思想。当时，金井章次及满洲青年联盟中的一部分人与以王永江、于冲汉为首的反张学良集团的文治派人员交往密切，并与他们就“民族和谐”及建设“满蒙新国家”进行了讨论。之后的满洲事变中，满洲青年联盟所主张的“满蒙自由国”方案的主要部分均被关东军采纳，而满洲方面的文治派领导人也参与了“新国家”的建设。正是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前就与文治派进行合作，满洲青年联盟才有可能在满洲事变时制定出某种程度上反映满洲当地居民“愿望”的具体方案。[11]另外，以张孤为中心的一部分中国人认为，应防止“满洲国”周围的强大邻邦日本、中国和俄国入侵本地区，试图建设一个六大民族（日、中、俄、蒙、“满”、韩）“联合自治的国家”。[12]满洲青年联盟的会员中有人与张孤交往密切，他们把张孤的设想告诉了满铁职员和关东军首脑。[13]

二 关东军的满蒙问题处理方案

如上所述，在满日本人要在满洲不同民族“和谐”的基础上建立“自治国”，那么在事变之后关东军又有怎样的计划？关东军频频介入满洲政治，川岛浪速在两次发动满蒙“独立运动”[14]时关东军都曾给予援助，仅从这里便可以将他们的意图看得一清二楚。他们的目的经常通过扶植亲日政权来确立日本在满权力。张作霖被炸死时，关东军首脑欲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设立“满蒙联省自治”，而所谓“满蒙联省自治”其实就是企图将满蒙置于日本的直接支配之下。

昭和六年（1931），掌握关东军实权的参谋板垣征四郎与石原莞尔不仅积极承袭了将满洲置于日本支配之下的传统，还进一步图谋获取满洲。[15]另外，他们与以前的关东军首脑不同，通过参加一夕会或昭和二年（1927）铃木贞一主办的研究会等，对国内革新运动的形势也有所了解。其后的满洲事变中，他们抛弃了以往的“满蒙获取论”，采纳了满洲青年联盟提出的“独立国论”，其主要媒介就是他们所持的革新思想，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板垣和石原在企图占有满蒙的计划上，表现前所未有的积极性，这与他们高度评价满洲的军事价值有关。关东军的战略思想本来是以俄国为目标的，但为应对中国民族主义抬头与波及满洲的排日运动，他们于昭和三年（1928）制订了一个以中国为目标的新计划。但是，关东军依然基本上将满洲作为防止俄国南下的一个要塞，而当俄国变为苏维埃联盟、共产主义对中国革命产生显而易见的巨大影响之时，满洲在对苏战略上的价值就越发重要了。[16]

在板垣、石原的计划中，北满洲是日本要获取的地区，这可以证明关东军的战略确实是以苏联为目标的。在关东军看来，只要苏联的势力仍以中东铁路为据点，日苏若发生战争，就必然会在北满洲的平原地带打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必须在满洲部署庞大的陆军。只有苏联的势力被驱逐至西起贝加尔湖，北到黑龙江和大兴安岭一带的自然国境线之外，满洲的安全才算有所保障，才可以有效阻止苏联向远东的扩张。[17]因此，他们主张，唯有获取北满洲，日本才能从北方的防卫问题中解放出来，才能随心所欲地向南方发展日本的国家利益。[18]

但是，这一获取北满洲的计划未能得到军方高层的支持，就连对满积极政策的推进者们也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将满洲战略的北方界线定在长春和洮儿河一线上，即他们并未打算对南满洲铁路及洮昂线之洮南以北地区进行军事上的经营。[19]关东军和军方高层在北满洲问题上意见相左，由于关东军相信阻止苏联的扩张才是当务之急，因此在满洲事变时，北满洲经营成了关东军和军方高层的争论焦点。

板垣、石原将苏联视为当前的战略目标，而在战略理论上，他们断定美国将是阻碍日本在大陆发展的最大挑战者。近年来美国的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对远东的关注度也随之增高。石原预测日美战争将要到来，认为日本“居于东洋文明的中心位置”，美国“居于西洋文明的中心位置”，当“飞机能够不着陆绕地球一周”时，这场战争就会爆发。他认为，日本和美国都必将继续发展航空技术，而且将爆发世界最大的歼灭战；他还坚信，在这场战争之后将出现永久和平的黄金时代。他断定，未来爆发的日美战争，其导火线必将是日本向满洲的扩张。[20]

在日美战争这一问题上，板垣的见解与石原的相同。昭和六年（1931）三月，他在向士官学校教官讲话时指出，自美国标榜“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以来，特别是观察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之后的远东外交政策，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未来日美将在中国问题上发生冲突，而阻止日本在满洲扩张的只能是美国而非其他国家。[21]

一旦日美之间发生战争，毫无疑问，海军必须承担起主要的战斗责任。从进一步强调满洲作为军事资源供给基地，作为抗击苏联的要塞这一价值来看，“日美战争论”具有声援关东军主张的直接作用。板垣和石原不仅将满洲视为一个战略根据地，还高度评价满洲作为日本将来在大陆发展和对外战争时的资源供给基地的作用。昭和四年（1929），关东军特设调查班子开展占领满洲之后的行政研究，其目的就是探讨对满洲资源利用的有效方法。一般认为，这份题为《满洲占领地行政研究》的报告，是一份表明当时关东军意图的极其重要的资料，以下介绍其绪言的一部分。

在考察未来战争之状况时，对内，愈发痛感通过充实国力，训练全体国民，制订总动员计划，以统一和完善整体战争能力之迫切性。对外，关于战争指导，不能单纯依靠帝国现有之财力，而应积极地以所谓“以战养战”之策略，尽可能迅速且广泛地占领敌方某一区域，通过有效地利用取自于占领地之资源和财源，使整个战争顺利进行。为施行持久战争，应尽量避免帝国本身陷入战争疲惫之中。吾人应有此等决心和准备。

也就是说，除单纯作战目的之外，还应注意为获取资源，尚须占领大陆之某一地区。为达此目的，应首先关注中国本土及满蒙地区。

至于占领中国本土一事，目前可以搁置不论，而吾人应根据以上见解，观察最易着手的满蒙地区之形势。[22]

关东军采取“以战养战”政策，表明他们必须在非常有限的经济条件下推行他们的扩张政策。这个研究报告的开头部分，在谈了对占领地行政的一般方针后指出，满洲占领地不仅大体上可以自力更生，而且可望通过发展行政区内的产业，供给战略资源，振兴经济。[23]这个研究强调，占领满洲的行政开销对日本不会造成经济负担，并指出，现在中国在满洲的行政费虽以满洲的广大地区为对象，但扣除军事费用之后，其实际数额很低；日本在满洲的统治按照中方现在的费用额度支拨就足够了。[24]

这个研究还指出，如果日本的统治能够消除中国行政中常见的诸如“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等弊端，则可以实现“减轻赋税”，[25]而日本的占领费用，以占领地的税收、征用的物资和武器即可维持下去。石原强调，在研究占领地行政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找到“占领地究竟可以养活多少军队，维持该地治安到底需要多少军队的具体方案”。[26]关东军的各种计划必须适应严重经济危机下的日本的状态。

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满洲事变前关东军的政策中，有几个应该重点注意的倾向。前面已提到，板垣和石原承认国内革新的必要，但他们也强调，满洲不仅在战略上很重要，而且对于日本国民的生存将起宝贵作用。板垣也承认当下的恐慌源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但他认为对于工业基础薄弱的日本而言，仅依靠国内资源终究是无法克服这一危机的。他认为，日本不仅领土狭小、资源缺乏，人口还在快速增加，因此，即使维持现今这种较低的经济水平也是相当困难的。只有获取满洲，日本才能确保资源的供给地和产品的销售市场，才能作为一个工业国发展下去。因此，他主张，对外发展才是日本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27]

颇具意味的是，板垣认为，满洲对日本的无产阶级也很重要。对于满洲的重要性。板垣指出：

仅从支配我国经济界的资本主义立场来看当然如此，而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看，谋求国内财富之均衡固然是必要的要求，但从我国本来就普遍不富裕的家庭数量来看，试图找出保障全体国民生活之根本方案，其结果必将是徒劳的。[28]

石原也同样期待满洲的开发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并通过经济的发展解决日本的失业问题。[29]显然，当时关东军首脑认为，日本大众的福祉与对外拓展是有关联的。这也表明，国家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帝国主义思想很容易为关东军首脑所信奉。

那么，关东军首脑是如何协调这个为了增进日本人民福祉就必须征服满洲人民的满洲获取计划的呢？他们和满洲青年联盟一样，将满洲三千万人民视为深受军阀“暴政”之苦的大众，并试图由此寻求答案。关东军认为，满洲人民“虽然居住于天佑之地”，却不能“享受文明之惠泽”，非常可怜，[30]在张学良主政之下，他们在战争、通货膨胀和重税中挣扎，可以说每天的生活都濒临危机。由于张学良的排日教育和排日政策，在满日本人也同样处于困境中。通过对上述形势的分析，关东军视张学良为日本人及所有满洲人的敌人；而板垣和石原都认为，日本人的使命就是推翻张学良。[31]

《满洲占领地行政研究》认为，日本占领和统治满洲意味着在满人民可以立即获得幸福。如果日本占领和统治满洲，则：

治安可有保障，居住和交通安全也将即刻得到保障；公正的善政将取代昔日的弊政，民众的经济负担将逐渐减轻；交通将日益完善，促进自然产业的发展。上天赐予满蒙之恩惠，将完全实现其价值，增进民众之福利。这从我国在朝鲜及关东州的统治成就来看，亦可明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满洲人民可望而不可即的所谓保境安民。[32]

这份研究报告还认为：“如与民众将来所永久享受之福祉相比，深信一时之战祸，并不足以成为问题。”[33]它对于日本占领所带来的不幸持极为乐观的看法，这一点发人深省。

这种关于占领能带来“美好结果”的豪言壮语，当然不能成为显示将来占领形势的最好资料，但是从研究有关占领地行政机构及人员配备这一部分就可以发现，那时关东军正在计划实施由日本总督或在满日军司令官进行统治的军事行政。这个军政机构是为取代中方的中央行政机构而设立的，但它同时保留原有的地方行政机构，并让其继续管理地方行政。[34]关于满洲地区的中国军队的处置方式是：解除其武装之后作为俘虏扣留，或者驱逐出满洲；废除中国警察机构；对于行政官吏，县长以下或留任原职，或由其他中国人代替，但对于高级官吏的方针是让所有的中国人辞职，由日本人取而代之。在那些被认为是所谓“要人”的有声望的中国人中，如对日军表示恭顺之意，则保护其生命和财产，不仅允许其在军政统治下安居，还可将其作为“要人”以礼相待，并可以考虑任命其为“日本军政机关”的顾问或“临时职员”。而对于原来从事铁路、邮政、电信、电灯、工厂、银行、矿山、学校等公共事业的人员，则希望在日本的监督之下尽可能地留任原职。

总之，关东军的占领地行政试图尽可能避免干涉一般居民的日常生活。[35]《满洲占领地行政研究》指出，“直接与民众生活相关的事项，只要不违反军方的要求，尽可依从其原来的制度和习惯，让其自然发展，是为上策，没有必要进行同化教育或文化上的督导”。[36]可以这样说，虽然关东军意在获取满洲，但并没有改革当地各民族文化和社会属性的意图。这可以推测，他们承认，通过让各民族保持各自的民族特性，来满足其国家主义及经济上的欲望，是非常重要的。石原认为：“不要拘泥于眼前小事而偏重于保护日本人，……而应取得真正的共存共荣之成果”，这才是日本占领、统治满洲之成果大小的决定性因素。[37]

另外，《满洲占领地行政研究》还规定了日本在行政上的主要着眼点。

关于占领地对人行政，应以在满中国民众为第一对象，同时兼顾日本人占领地之殖民。

被占领地人民之人心向背，直接间接左右我国之统治，进而对帝国关系重大。对于中国人民大众，应让其享受福祉，使其在我统治地区安居乐业，将其从往昔之不稳定生活中解救出来，促其讴歌我国之统治。

此外，该研究还认为确保治安，减轻赋税，完善产业、交通及金融等各项制度，是让满洲的中国民众心悦诚服的最佳方法。[38]

在此应特别指出的是，关东军的满洲获取方案和满洲青年联盟的独立方案，看上去似乎格格不入，但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两个方案的基础，即在政治、社会及人种等方面的观点，其实存在着很多相同之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东军承认满洲人民的“悲惨现状”，认为他们有权利期待更好的生活。可以推测，这种想法反映了不满日本国内现状的革新思想。他们认为，如不改善满洲人民在民族与经济上的状况，将难以阻止中国民族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入侵。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他们才坚信自己这一想法的。

三 关东军的策略

除了制定获取满洲的方案外，关东军还曾积极地研究过向满洲出兵的时机和方法。第一，他们认为中国的动乱将长期延续，到一定时候必将波及满洲，虽然日本通过发动全面战争来维护在满洲的权益是可能的，但他们又确信如此动用实力必将引起国际社会的干涉。[39]板垣和石原正是考虑到国际关系中的微妙之处，才将出兵满洲的期限设定在昭和十一年（1936）的。

第二，他们特别关注与中国有着众多利害关系的苏联、美国及英国的动作。首先是苏联，苏联当时因忙于革命后的重建而不能在远东集结军队，但它非常注重以中东铁路为据点来维持本国在北满洲的利益。而随着复兴经济的五年计划的进展，苏联逐步增强了军事实力，由此可以预测，苏联亦有可能在远东地区采取积极行动。[40]

其次是美国当时也忙于解决经济大萧条后的国内问题。但是，在对美关系上，之所以主张日本应尽早发动对美军事行动，是因为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改变了日美两国的海军力量对比，使日本逐渐处于不利地位。[41]此外，由于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有效期为昭和十一年（1936），所以美国有可能在此之后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海军扩充计划。最后是英国，当时的看法是，只要英国在华中的利益不受侵犯，它就不会在满洲问题上与日本对抗。[42]正是基于以上这一系列的考察，他们认为，苏联的复兴和美国海军的扩充最晚将于昭和十一年（1936）实现，因此日本对满洲的军事行动必须抢在此前展开。[43]

虽然来自列强的压力制约了日本随心所欲地在满洲开展的行动，但也表明，日本如要采取行动则必须是在不久的将来。再看国内的形势，他们认为，国内大部分国民毕竟还没有做好准备来支持其在满洲的军事行动。不仅如此，而且国内有人认为，对满蒙的积极政策属于“侵略性帝国主义”政策并加以反对，[44]因此石原主张对日本国民进行启蒙性教育，通过启蒙性教育让他们理解满洲的实际情况，这是当务之急。[45]

如上所述，主张对满洲采取积极行动的关东军也承认国内改造的必要性，但对于国内改造和对外发展这两者在时间上的次序，他们又是如何考量的呢？可以说，关东军并不像樱会那样热衷于国内改造。关于出兵满洲和国内改造的关系，石原指出：

我国之现状，在于战争之际难于举国一致，此足堪忧虑。故以国内改造为第一选择，看起来似极为合理，然所谓内部改造，亦须举国一致为之，此至难之事也。政治稳定恐需相当年月。又，假定政治上获得稳定，却不能制定可实施的有关改变经济组织之详细而切实可行之计划，则吾人应做好我国经济暂时大规模下滑之思想准备。关于此点，俄国革命即是明证。

若战争计划确立，且使资本家相信吾人能够取得胜利，则促使现政府采取积极之方针，亦绝非不可能。特别是战争初期之军事成功，势必使民心沸腾，团结一致，此乃历史之所示也。当以后的战争转变为长期战争，而经济陷入极为困难之境地时，应颁布戒严令，进行各种改革，必须使战争情况好转。如此一来，这种改革远比和平时期所谓内部改造，可谓更加自然顺畅。

是故，若可以确信政治之稳定，能够制订出有关改造之具体计划，且不以1936年为解决问题之最后期限，则内部改造未必不可先期进行。然基于我国之国情，应推动国家全力对外发展，而在此过程中，则可根据具体情况，一举进行国内改造，是为恰当。[46]

如上文所示，石原也认为，包括调整社会结构和引进统制经济[47]在内的国内改革，是一种更为有效地整合国内各种力量的良方。但是他担心，改革的结果将会导致国力的衰退或破坏，哪怕只是一时的。他更倾向于进军满洲而不是耗费相当年月的国内改革，因为前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的这种主张，与陆军高层永田铁山及铃木贞一等人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以昭和十一年（1936）为限，并且优先于国内改革的满洲军事行动，究竟应于何时启动？昭和六年（1931）八月，关东军在“关于情况判断之意见”中批评了当年参谋本部的情况判断，认为当务之急是“迅速解决满蒙问题，遂行国策”。[48]参谋本部将解决满洲问题的方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外交谈判为主，试图确保日本的权益；第二阶段，考虑扶植亲日政权；第三阶段，则图谋军事占领满洲。但他们判断，当时还是可以通过与张学良进行外交谈判来解决问题。[49]而此时，关东军却坚信只有军事占领满洲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50]关东军指责参谋本部缺乏坚定的决心，[51]他们感受到了在满日本人的绝望气氛，也深知当时日中关系的紧张状态，他们已经不指望等待偶然机会的出现而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希望抓住现存的众多纷争，从中自行创造行动机会。他们认为，即使国内的形势很难容忍公开出兵满洲的行动，但“如果军部能够团结起来制订战争计划大纲，则可通过谋略制造机会，以军部为主导强迫国家就范，这并非难事”。[52]

昭和六年（1931）盛夏，一方面，关东军已蓄势待发，只需一声令下，便可一举占领满洲；另一方面，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公布了革命性的外交目标，意在收回日本管辖下的旅顺、大连及满铁。日中两国在满洲的种种冲突日益加剧。满洲青年联盟向日本国内派遣了首个游说团，竭力宣传满洲的紧张形势，推动社会舆论，为推翻张学良造势，以期一旦日本军队出击，便能得到八千万同胞的支持。[53]而在满洲的日本人，无论是军人还是普通百姓，都渴望军事行动的开始。

[1] 満州青年連盟史刊行委員会『満州青年連盟史』、1933年、389頁。

[2] 満州青年連盟史刊行委員会『満州青年連盟史』、1933年、272～273頁。

[3] 満州青年連盟史刊行委員会『満州青年連盟史』、1933年、462頁。

[4] 蠟山政道、横田喜三郎、松方義三郎、松本重治、山中篤太郎、浦松佐美太郎『満州問題解決案』、1932年、18頁。

[5] 満州青年連盟史刊行委員会『満州青年連盟史』、1933年、6～7頁。

[6] 満州青年連盟史刊行委員会『満州青年連盟史』、1933年、464頁。

[7] 満州青年連盟史刊行委員会『満州青年連盟史』、1933年、102頁。

[8] 満州青年連盟史刊行委員会『満州青年連盟史』、1933年、157頁。

[9] 満州青年連盟史刊行委員会『満州青年連盟史』、1933年、103頁。

[10] 満州青年連盟史刊行委員会『満州青年連盟史』、1933年、656～657頁。

[11] 金井章次談話、1965年8月20日。

[12] 満州青年連盟史刊行委員会『満州青年連盟史』、1933年、404～405頁。

[13] 満州青年連盟史刊行委員会『満州青年連盟史』、1933年、404頁。

[14] 关于满蒙独立运动，请参考：栗原健編著『对満蒙政策史の一面』、1966年、139～161頁；Marius B. Jansen，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p.137-140；会田勉『川島浪速翁』、1936年。

[15] 石原莞爾「満蒙問題私見」、1931年5月，板垣征四郎「満蒙問題ニ就テ」、1931年5月29日。

[16] 鈴木貞一談話、1960年7月9日。

[17] 石原莞爾「満蒙問題私見」、1931年5月，板垣征四郎「満蒙問題ニ就テ」、1931年5月29日。

[18] 石原莞爾「満蒙問題私見」、1931年5月。

[19] 片倉衷『満州建国の回想』上、1941年、5頁。

[20] 石原莞爾「戦争史大観」、1929年7月、「現在及将来ニ於ケル日本ノ国防」、1931年4月。

[21] 板垣征四郎「軍事上ヨリ観タル満蒙ニ就テ」、1931年3月。

[22] 関東軍参謀部調査班「満州占領地行政ノ研究」、1931年夏。

[23] 関東軍参謀部調査班「満州占領地行政ノ研究」、1931年夏。

[24] 関東軍参謀部調査班「満州占領地行政ノ研究」、1931年夏。

[25] 関東軍参謀部調査班「満州占領地行政ノ研究」、1931年夏。

[26] 石原莞爾「現在及将来ニ於ケル日本ノ国防」、1931年4月。

[27] 板垣征四郎「満蒙問題ニ就テ」、1931年5月29日。

[28] 板垣征四郎「満蒙問題ニ就テ」、1931年5月29日。

[29] 石原莞爾「満蒙問題私見」、1931年5月。

[30] 关东军参谋部调查班「満州占領地行政ノ研究」、1931年夏。

[31] 石原莞爾「満蒙問題私見」、1931年5月，板垣征四郎「満蒙問題ニ就テ」、1931年5月29日。

[32] 関東軍参謀部調査班「満州占領地行政ノ研究」、1931年夏。

[33] 関東軍参謀部調査班「満州占領地行政ノ研究」、1931年夏。

[34] 関東軍参謀部調査班「満州占領地行政ノ研究」、1931年夏。

[35] 関東軍参謀部調査班「満州占領地行政ノ研究」、1931年夏。

[36] 関東軍参謀部調査班「満州占領地行政ノ研究」、1931年夏。

[37] 石原莞爾「対米戦争計画大綱」、1931年4月。

[38] 関東軍参謀部調査班「満州占領地行政ノ研究」、1931年夏。

[39] 石原莞爾「現在及将来ニ於ケル日本ノ国防」、1931年4月。

[40] 板垣征四郎「満蒙問題ニ就テ」、1931年5月29日。

[41] 板垣征四郎「満蒙問題ニ就テ」、1931年5月29日。

[42] 板垣征四郎「満蒙問題ニ就テ」、1931年5月29日。

[43] 石原莞爾「満蒙問題私見」、1931年5月。

[44] 石原莞爾「現在及将来ニ於ケル日本ノ国防」、1931年4月。

[45] 石原莞爾「現在及将来ニ於ケル日本ノ国防」、1931年4月。

[46] 石原莞爾「満蒙問題私見」、1931年5月。

[47] 石原莞爾「現在及将来ニ於ケル日本ノ国防」、1931年4月。

[48] 関東軍参謀部「情況判断ニ関スル意見」、1931年8月。

[49] 御手洗辰雄編『南次郎』、1957年、242頁。

[50] 片倉衷談話、1959年7月18日。

[51] 関東軍参謀部「情況判断ニ関スル意見」、1931年8月。

[52] 石原莞爾「満蒙問題私見」、1930年5月，板垣征四郎「満蒙問題ニ就テ」、1931年5月29日。

[53] 満州青年連盟史刊行委員会『満州青年連盟史』、1933年、475頁。

第二部 事变的展开

第四章 沈阳事变与战事的扩大

在关东军确定解决满洲问题的具体方案后，随着要求实施这一方案愿望的不断增强，陆军高层逐渐深切地感到满洲政策有重新探讨的必要性。大多数负责满洲问题的参谋本部及陆军省的骨干军官都认为，将来动用武力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在满洲开展军事行动的具体时间和具体方法，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

一 计划及准备

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在担任第二部部长（昭和四年八月至昭和六年七月）期间，以委员长身份制定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是第一份预测日本在满洲军事行动的重要文件。第二部长期以来一直是激进的革新分子的温室。这份为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陆军次官等陆军高层所采纳的解决方案，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于缓和满洲张学良之排日方针，应与外务当局密切联系，努力实现之。关于督促关东军审慎行动方面，陆军高层应全力指导，确保万无一失。

（二）若虽经上述努力，而排日运动依然持续，则在迫不得已之时只好采取军事行动。

（三）在解决满洲问题上，绝对有必要得到国内外之理解。陆军大臣应在内阁会议上，务使其他大臣知悉当地情况。

（四）向全体国民尤其是向新闻界说明满洲实情这项工作，主要由军务局承担，而情报部对之应进行协助。

（五）陆军省军务局、参谋本部情报部应与外务省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向相关各国说明满洲排日活动之实情。万一事态发展到必须采取军事行动时，各国亦能谅解日本之决定而不至于采取不适当的反对、压制之举。为此应在事前制定周密的工作方案，并预先取得上级同意，以便顺利实施。

（六）实施军事行动时须投入多少兵力，应与关东军商议并由作战部制订计划，报上级批准。

（七）为求得国内外之理解，期以一年即明年春为限，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周密实施。

（八）务使关东军首脑熟知中央之方针和意图，在未来一年内隐忍自重，避免卷入因排日活动而引发的纷争；而万一发生纷争时，则应采取局部处理方法，尽量避免事态扩大。[1]

军方高层虽然正式承认了在满洲开展军事行动具有可能性，但考虑到国际影响的重要性，在政策制定上比关东军要谨慎得多。陆军省军事科科长永田铁山与参谋本部作战科科长今村均都曾接到指示，要求在《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的基础上，分别准备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计划细节。今村在昭和六年（1931）八月一日被任命为作战科科长后就马上接到了上述指令。他在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满洲作战的主要目标并非张学良军队而是苏联人，因为如果日本进军满洲，苏联有可能进行干涉，所以陆军高层不得不慎之又慎。[2]总之，陆军高层在满蒙问题上的态度是相当谨慎的，他们把在满洲开展军事行动的准备时间设定为一年，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但在昭和六年（1931）夏天，陆军高层的所有成员并非都在满洲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此时，陆军高层各处都有人对关东军的“速战论”表示赞同，尤以第二部“支那”科人数最多。“支那”科科长、陆军大佐重藤千秋一直在秘密策划尽早开展军事行动的计划。“速战论”者认为，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阻止反日情绪的高涨和反日行动，要消灭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张学良军队，绝对需要在战略上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方式，为此，就必须制造一个能引发军事行动的事件。进入五月之后，重藤科长及其属下的“支那”科科员决定使用阴谋手段，并与关东军幕僚保持紧密联系。[3]

当时的满洲形势严峻，因此无论日本何时开展行动，都不会令人意外。反日“暴动”、中日两国军队的偶发性冲突、中国内乱波及满洲等种种事态，都有可能成为日本全面展开军事行动的导火线。关于重藤等人的阴谋，尚无可信的资料，但基本上可以确认，他们曾考虑过诱使中国人攻击日本权益的方法。[4]在此期间，“支那”科从第二部部长建川与作战科科长铃木重康处获得许可，指示关东军做好准备，通过宣传活动和阴谋手段诱发中方的行动。[5]

在昭和六年召开的两次会议，显示了关东军和陆军高层之间的密切联系。第一次会议在六月召开，沈阳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秘密与会并转达了关东军于该年秋季在满洲开展军事行动的强烈愿望。关东军判断，当时满洲的事态已经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已经到了实行军事占领的时刻。而且关东军的实际领导人板垣和石原已在满洲任职两年以上，随时都有调离的可能。

张作霖被炸死之后，关东军在人事上做过大调整，板垣作为河本大作的继任者，于昭和四年（1929）六月被派到满洲。石原于大正七年（1918）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大学，按惯例，这些陆军大学的军刀组学员都要被分配到欧洲任职，但石原要求去汉口工作，可见他很早就极为关注中国大陆问题，后于昭和三年（1928）十月被派任关东军作战参谋。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政治与战略上，板垣和石原都是关东军的实际领导者，而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只在名义上拥有统率权而已。由于他们已经在满洲任职两年以上，一旦行动时间推迟，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与之失之交臂。

对花谷提出的尽早开展行动的请求，据说第二部部长建川、“支那”科科长重藤、“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首先表示赞同；军事科科长永田铁山随之附和；“支那”班班长根本博和动员科科长东条英机虽然担心准备尚不充分，但最终还是点了头；参谋次长二宫治重与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也表示同意。如此一来，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得到了陆军高层最具实力者的首肯——当然这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6]

如上所述，第一次会议为非正式的秘密会议。八月初，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因出席师团长和军司令官会议，当时正在东京，第二次会议就是在此期间召开的。在正式会议结束后的秘密会议上，关东军参谋向参谋次长二宫、陆军次官杉山以及建川、小矶及关东军、朝鲜军、台湾军[7]的司令官表明，关东军已准备在满洲开始军事行动。其中还特别希望朝鲜军届时予以增援，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表示，如关东军面临危机，朝鲜军必将全力以赴，给予增援。参谋总长金谷范三与陆军大臣南次郎没有参加此次决定军事行动计划的会议，因为他们认为，对天皇直接负责的军方最高领导人参与制订这种阴谋计划，是不合适的。[8]

随后，有两门24厘米榴弹炮从东京运往沈阳，这也证实了关东军的计划确实得到了陆军高层实力派的认可。因为要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少的牺牲攻破城墙拱卫的沈阳，24厘米榴弹炮是不可或缺的。[9]

与此同时，陆军高层开始竭力宣传满洲的紧张局势，以求将来采取军事行动时能得到舆论的支持。此外，他们还企图通过煽动这种危机感来阻止民政党内阁正计划实施的行政整顿，并以此作为对付翌年二月世界裁军会议召开之前的政府削减军事预算的手段。[10]七月上旬，为了应对严峻的紧缩财政形势，军部自行制定了军制改革方案，要求军队在某种程度上实行裁员、整编。因为这一方案必将在陆军内部引起不满和反对，所以军方上层认为，由于他们无法实施更大规模的裁员、整编，为防止议会提出削减军事预算的方案，强调满洲所面临的危机形势是大有必要的。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陆军大臣在师团长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不仅直接抨击政府在裁军问题上的越权行为所引起的轰动，而且强调面对满洲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在军备上不能有丝毫的松懈。[11]原田熊雄在其日记中指出，军部试图阻止议会通过其制定的军制改革方案预算，甚至不惜通过这一手段，打倒内阁。原田还写道，如果失败，则势必促使军方“对满蒙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以求扭转时局之法。总之，他们对现在的政治状况非常不满，而对于实际上不服从指挥的陆军，谁也无法保证他们不会在某一时刻生事”。[12]昭和六年（1931）八月到九月，有关出兵满洲的传闻逐渐多起来了，以至于新闻记者经常追问总理大臣和外务大臣满洲的战争将于何时开始。[13]

一方面，关东军首脑考虑“通过谋略制造机会”[14]以引发军事行动，为此成立了一个谋略筹划小组，而板垣和石原无疑承担了指导这个小组的任务；花谷少佐和张学良的顾问今田新太郎大尉也与这个小组有密切关系；独立守备队第三中队队长川岛正大尉及其他数名少壮派军官也参与其中。而且，这个小组与在东京策划出兵满洲的重藤、桥本和根本等人都保持着联系。[15]

昭和六年（1931）夏天发生的中村大尉事件，导致中日关系滑到了最为险恶的关头。中村大尉在满洲腹地被中国士兵杀害，中方为了缓和日方的强烈抗议，派遣调查团追缉杀人犯。对此，关东军的考虑是，视中方在约定时间内（九月十六日）所提交的调查团报告的情况，再决定是否马上采取强硬措施。九月中旬，关东军司令官为巡视和检阅属下部队，命令关东军进行夜间演习。关东军将于九月二十八日实施炸毁铁路的计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订下来的。[16]

另一方面，东京的政府首脑对满洲的紧张局势一直惴惴不安。天皇接受西园寺的建议，分别于九月十日和十一日分别召见海军大臣、陆军大臣，询问军纪一事。[17]海军大臣对天皇关注此事大为吃惊，他向天皇保证将维持并强化军队的统制。[18]而陆军大臣似乎事先就知道天皇此次召见的内容，“天皇本欲垂询军纪之事，而陆军大臣却预先向天皇陈情、上奏：近来青年军官中有人指责外交软弱……由于彼等未及充分表达，遂引起社会多方误解，军纪上有失检点。当局视外交为国策者，绝不同意彼等言论，今后定将严加管束”。[19]

陆军大臣于九月十四日拜访了西园寺，为了避免遭到天皇和西园寺的责备，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去满洲，要求关东军自重。但实际上，关东军参谋长早在九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就已致电陆军大臣，要求派建川和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前往满洲视察当地的紧张局势。[20]小矶当时因为军制改革和预算问题忙得不可开交，陆军大臣最后只选派了建川。建川奉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之命，于九月十五日从东京出发赴满洲，目的在于警告关东军，制止他们的紧急行动，并告知他们陆军高层并不支持他们的举动。[21]

然而，在建川到达之前，此行的目的便已透露给了关东军。桥本向沈阳特务机关的花谷发了密电，告诉他陆军高层之所以派遣建川，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关东军采取军事行动。[22]接到密报后，参与谋划炸毁铁路的关东军军官们认为，有两个对策可以选择：其一是马上开始行动；其二是如果得不到参谋本部的支持，就推迟行动。但至于采取哪个对策，一直没有结论，据说，最后是通过抽签决定的。[23]不管怎么说，由于事先得到派遣建川的密报，炸毁铁路的计划暂时被迫中止。其后，板垣和石原决定，抢在建川向关东军司令官传达东京方面的自重训令之前开展行动，而这一决定并未让主张马上行动的花谷知晓。[24]

二 军事行动的开始

当建川抵达满洲的公务电报到达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那里时，已经是九月十七日了，当时关东军司令部一行刚结束在辽阳的演习，正启程返回旅顺，只有板垣一人为迎候从东京来的使者建川，留在了沈阳。他对建川的接待极其郑重，建川到达之后就被迎至日式酒家菊文，他几乎喝得酩酊大醉。九月十八日晚上十点左右，沈阳北部的南满铁路发生爆炸事件，随即日军铁路守备队与中国军队开始交火，至翌日早晨，关东军已完全占领沈阳。

经常有人指出，建川明明知道这一计划，却为配合这一计划，在到达满洲之后并没有马上传达陆军大臣的命令，而是白白地度过了一个晚上。[25]虽然我们只能推测，但当时的客观事实证实了此种推测。建川作为樱会的后援者，[26]支持关东军所主张的军事行动。但此时奉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之命，来满洲阻止战争的爆发，因此只有故意推迟传达命令的时间，才是他唯一可行的方法。[27]

关东军完全不理会建川就开始了行动。板垣接到铁路守备队与中国军队交火的消息后，马上派遣沈阳驻军作为后援开赴现场。至此，中日两军之间的小冲突终于扩大成真正的军事行动。[28]旅顺关东军司令部于当天晚上十一点多接到双方军队发生冲突的报告，参谋长马上召集幕僚开会。

《片仓日志》是记录满洲事变的宝贵资料，也是本书开展研究工作的基础性史料。该日志写道：“本记录从以该事件作为突发事件写起，”[29]虽然它没有提及任何有关沈阳事件的原因，但对中日冲突之后关东军的内部状况做了如下记述：

当时，司令官尚未决定发动进攻，而欲先将关东军主力集结于奉天，以期解除对方之武装。然幕僚认为，今日既已交战，可于进攻奉天城之前委任师团长进行部署，先行解除营口、凤凰城之武装，并监视长春。[30]

幕僚们所忧虑的是，司令官将军队集结在沈阳等待中国军反应，这个作战部署，将为陆军高层迫使关东军执行命令创造条件，其结果将重蹈张作霖事件中河本大佐失败之覆辙。[31]

由于幕僚们的强硬主张，加之又传来战事扩大的报告，司令官终于认可了幕僚的作战计划。翌日即十九日凌晨三点三十分，司令官偕同幕僚从旅顺出发，约八个小时之后到达沈阳，此时沈阳已经完全落入日军之手。在长春，战斗依然持续，但战况有所好转。此外还接到了朝鲜军即将派出援军的报告。至此，司令官接受幕僚的建议，致电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声称“感到有必要让军队积极维持全满洲的治安，请求增兵三个师团”，并力陈：“即使将来军队维持全满洲治安，其经费仍可自给自足。”[32]

然而，从东京方面传来了禁止扩大军事行动的正式命令。十九日下午六点左右，先后到达的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的电报称，“十八日晚之后的关东军司令官的决心和处置是恰当的”，同时根据政府的不扩大方针，要求“今后军队的行动应依据这一方针进行妥善处理”。[33]随后而至的朝鲜军司令官的电报称，参谋总长不同意朝鲜军的再三请求，禁止派遣增援部队，并告知朝鲜军将在新义州以南待命。没有朝鲜军的增援，不可能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关东军的重大谋略即将功亏一篑。对此，《片仓日志》写道：“关东军司令官及参谋部之气氛极为紧张，板垣、石原及其他参谋开始谋划善处之策。”[34]

如上所述，陆军高层并不同意通过谋略发动满洲事变，而且对这一谋略计划更是一无所知。金谷范三参谋总长认为，此时动员朝鲜军为时尚早，并根据当时的沈阳形势断定无须向满洲派遣增援部队，于是下令禁止朝鲜军赴满。

陆军大臣南次郎在十九日上午的内阁会议上报告说，沈阳的战斗纯属关东军对中国军队的挑衅所做出的自卫行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才电令关东军禁止扩大战事。

但这并不意味着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完全无视关东军增派援军的要求，陆军高层对关东军的行动其实一致持“善意”态度。进而言之，即便没有扩大战事的意图，军方领导人也有责任指导此次军事行动以成功而告终。当时朝鲜军正在等待出动命令。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一方面与政府的不扩大方针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也向政府指出万余名日本将士与26万名中国军人对峙的危险，强调派遣援军的必要性。[35]《原田日记》记载，当陆军大臣南次郎告诉忧虑战局的若槻首相“将从朝鲜派兵”和“好像已经出兵”时，若槻便责问他为何没有政府的命令就从朝鲜派兵。南次郎回答“田中内阁期间曾有未经陛下裁可而出兵之事实”，而今就是根据这个先例办理的。[36]根据这一记载，这次谈话的时间是在十九日夜之前。由此可以推测，陆军大臣当时已经感到无法阻止朝鲜军和关东军的鲁莽行为了；或者，他是想以形势紧迫为理由，争取政府对扩大军事行动的认可。

三 时局的严重化

当事态已发展到似乎大不可能阻止战局扩大之时，各方面开始忧虑，而政府则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九月十九日晚，原田应若槻首相之邀，拜访首相官邸，当时的若槻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他说“自己已无力控制军队”，还感叹道，如无天皇圣裁就出动军队，真不知该如何处置他们才好。[37]若槻十分担虑驻外军队此后不会轻易执行内阁会议的决定。[38]

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内大臣秘书长木户幸一等宫中相关人员，从原田处得知他拜访若槻首相时的情形后，都对若槻丧失信心非常不满。九月十九日的《木户幸一日记》这样写道：“余以为，值此艰难时刻，首相一味依赖他人解决问题之态度，令人不快。内阁应反复召开会议，无论几次乃至几天，应统一全国舆论，而内阁本身更应相信，除表明坚定之决心外，别无他途。”[39]原田并不认为若槻是向宫中相关人员寻求援助，[40]但他将若槻的不安告诉宫中相关人员，然后又将他们的反应反馈给若槻。他认为，“内阁成员在如此重大问题上不够团结”，因此应该“多次召开内阁会议，以内阁决议控制陆军，此外别无他途”。[41]如此，大家都期待内阁能够成为正面抗衡军部压力的主要政治力量。九月二十日西园寺向天皇建议：“万一——应该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便政府有辞职之意，以如今之形势，陛下绝对不可以应允。在本次事件完全处理清楚之前，允许他们辞职并不好。”[42]

但是，首相和其他阁僚丧失信心是有缘由的。因为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此次中日冲突是由军部阴谋挑起的。[43]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就接到报告说，沈阳事件不是偶发性事件，而是关东军事先制订计划中的一部分。在事件发生之前，沈阳总领事林久次郎就曾致电外务省：抚顺铁路守备队曾透露，计划于九月十八日开始军事行动。[44]在战斗发生之后，林久又马上向外务省报告，他推测关东军似已制定了“在满铁沿线各地同时开始积极行动之方案”；[45]板垣曾说：“诱使中国军队向我军发动进攻，并以此为由，大干一场，此乃关东军之既定方针。”[46]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内田康哉也向外相报告如下：

关于此次事件之扩大，从板垣参谋对领事馆人员说话之口吻推测可知，关东军将继续对满铁沿线之中国军事用地实行军事占领，进军凤凰城之行动即其一例。中方之态度，从其频频向总领事打电话即可推知，如同当年皇姑屯事件一样，将采取不抵抗政策。而此举将导致我外交陷入困境，亦不难想象。谓此次军事占领之理由，系北大营之中国士兵破坏铁路。然我公司曾派保线科人员三次到现场查看，均遭拒绝。或谓拆毁铁轨，或谓爆破铁路，情报不一。此次军队出动之计划，从十四日以来，已以非常演习之名而进行预演。[47]

沈阳总领事还进一步报告了建川秘密到达沈阳的情报，并断言：“本次事件，完全出自于军部之有计划行动”。[48]据说，由于币原在内阁会议上出示了这些来自当地的报告电文，[49]更加深了内阁大臣对本次事件的怀疑。虽然不清楚关东军及整个陆军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此次计划，其军事行动之目标又最终指向何方，但是，满洲战事正在扩大这一事实和对于军方故意扩大战事的怀疑，都使内阁深深地感到无能为力。

军部和政府的对立首先在沈阳公开化了。九月十九日，沈阳总领事林久在拜访关东军司令官时，提及抚顺守备队队长曾透露之事，并追问它与本次事件之间的关联。板垣对林久的追问非常愤慨，并责备林久办事轻率，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不与军方商量就致电外相，要求他道歉。翌日即二十日，陆军高层发来电报称，外务省十分关注本次事件，并对此事件之原因持怀疑态度。此后关东军参谋长访问了林久，质问林久，他是如何向外务省报告抚顺中队之行动及其战斗之经过的。[50]参谋长极力否认抚顺守备队与爆炸事件有关联，力陈本次事件是由中方的攻击引发的。根据《片仓日志》，林久曾向参谋长保证，他将致电外务大臣收回报告，[51]但同一天林久在发出的电报中久说，关东军参谋长似乎有意将战事扩大到吉林和哈尔滨。[52]关东军此时已经认定，陆军高层之所以不同意他们的军事行动并禁止朝鲜军增援，都是因为林久的报告。如此一来，关东军和领事馆之间的关系，就越发紧张了。[53]

四 其后的军事行动

在指责沈阳总领事误导政府的同时，关东军必须于九月二十日就如何应对陆军高层禁止扩大军事行动的命令做出重大决定。也就是说，关东军必须马上做出抉择：要么服从命令，放弃盼望已久的对满洲进行军事占领的机会；要么利用吉林、哈尔滨地区传来的形势紧张的消息，将战事扩大到整个满洲。

关于关东军扩大战事的决策过程，《片仓日志》说：

参谋长、板垣、石原、新井、武田、中野等参谋及片仓大尉于晚十二点后，先在沈阳馆二号室板垣参谋住所会合，谋划今后对策，一致决定向吉林派兵。

其后参谋长着浴衣（简易和服——译者注）访关东军司令官住所，虽两次向司令官建言，终未获采纳。片仓大尉建议石原参谋以作战部主任身份，从作战角度建言。石原参谋称，参谋长已经两次陈情于司令官，相信此时唯有全体幕僚前往陈情，方可奏效。众人遂着便装往七号室司令官住所。新井参谋先说吉林情况；石原参谋接着从用兵角度及关东军意图出发，建议向吉林派兵；板垣参谋随后建议，关东军应该坚定信念，勇往直前。空气为之凝重。板垣参谋一句“如果军心动摇……”令关东军司令官为之勃然变色，遂屏退其他幕僚，留下参谋长和板垣二人。司令官与板垣参谋经两个小时争论，最终决定向吉林派兵，时间正好是凌晨三点。此晚，在幕僚会议上对事关内阁会议决定之事项，众人表现的情绪甚为凄惨。关东军司令官对此大为痛心。

关东军幕僚坚信，事已至此，消灭吉林的中国军队极有必要，且将成为解决满蒙问题之一大契机，若司令官不能应允，则不惜联袂辞职。[54]

如上所述，在单独做出向吉林派兵的决定之后，关东军随即向第二师团师团长下达了出动命令。三个小时之后，即上午六时，他们才向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及朝鲜军报告了这一出动决定。“之所以推迟报告关东军司令官之决定，是因为担心再次受到陆军高层之干涉，并借此机会进行必要之部署。以后即使接到陆军高层之指示，亦在部队开始行动之后矣”。[55]

实际上，吉林的局势也确实紧张。当地日本居民一再向总领事石射猪太郎要求，希望出动军队保护他们不受中国方面的攻击。对此，石射一直在确认关东军是否有出兵保护的意向。但是，石射在回忆录中称，吉林的紧张局势乃是吉林特务机关机关长大迫通贞刻意为之的，大迫唆使手下的浪人向市中心日本人经营的商店开枪。[56]而命令大迫在吉林制造紧张局势并要求派兵的正是石原。[57]关东军其实一直在双管齐下：一方面有预谋地制造混乱状态，另一方面则通过正规的决策机构采取军事行动。向吉林派兵，是关东军为完成其计划，违背陆军高层的命令和政府的政策悍然在满洲扩大战事的第一个正式决定，具有重大影响。

对关东军的这一决定，朝鲜军马上做出了响应。九月二十一日正午，驻朝鲜军司令官通报关东军，已未经请示就派出混成第三十九旅团，[58]这让关东军喜出望外。本庄司令官之所以做出向吉林派兵的决定，就是想“通过出动朝鲜军以增加兵力”，[59]从而使占领满洲成为可能。但从军纪这一角度而言，朝鲜军未经请示就派兵，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本来，关东军司令官决定向其管辖之内的关东州和铁路地带之外的吉林派兵，虽说属擅自行动，但仍然可以就军司令官的权限做出进一步的解释，这与朝鲜军出兵满洲有本质上的不同。负责朝鲜防卫任务的朝鲜军未经天皇授权而向境外派兵，这有侵犯天皇统帅权的问题。

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在接到朝鲜军出动的报告后，处境非常难堪。朝鲜军司令官事先致电陆军高层，报告了军队越过朝鲜国境的确切时间，便于陆军高层随时下达中止命令。参谋本部试图在接到天皇裁决之前将朝鲜军控制在朝鲜境内，[60]但天皇的裁决迟迟未下达。

九月二十二日，陆军大臣在内阁会议上坚称关东军兵力不足，要求将朝鲜军派往满洲，但此要求并未获得内阁会议的通过。在内阁看来，派遣援军无疑意味着战事的扩大，如此一来，满洲问题必将成为国际联盟讨论的对象，并使将来的撤兵变得更加困难。[61]其后，陆军大臣告诉首相，朝鲜军的一个旅团已经从朝鲜出发。此外，参谋总长也非正式地向天皇汇报了朝鲜军未经请示而出兵增援之事。但是，天皇没有对未经内阁会议决定而出兵一事下达任何裁决。就在二十一日，西园寺就已经向天皇建议，“对于未经陛下批准而出动军队一事，如陆军大臣或参谋总长上奏，陛下断不可应允”。[62]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试图让首相于二十二日夜就翌日早晨内阁会议同意此次出兵一事上奏天皇，但首相予以拒绝。[63]

二十三日早晨，天皇命令首相：“政府不扩大事态之方针，我也认为极为妥当，务须努力贯彻之。”[64]参谋总长再次要求首相同意朝鲜军的出动，但是若槻首相再次拒绝了。当天下午的内阁会议上，围绕朝鲜军擅自出兵一事展开了激烈争论，尤其是外相币原和藏相井上，均就此次未经天皇批准的出兵行动，严厉地责问陆军大臣。[65]他们对陆军明知政府方针却拒不执行非常不满，甚至有人主张，没有必要对这种政府事先并不知道的行动提供经费。但首相最终认为，“如果尚未出兵还好办，已经出兵却不提供经费，那么士兵一天也活不下去”。因此他上奏天皇，政府考虑拨付朝鲜军出兵所需经费。此举使天皇对于朝鲜军出兵一事进行事后批准成为可能。[66]当时朝鲜军的一个旅团已经到达满洲，虽说已是在事发之后，但使此次擅自越境合法化的天皇的重大裁决最终还是下来了。天皇在做出裁决时曾警告参谋总长“下不为例”。这显示天皇对军方首脑的不悦，[67]而军部也对天皇的态度也极为不满。木户收集的情报说，“陛下对首相和陆相说，政府避免事件进一步扩大之方针很好，并让首相和陆相全力实施此方针。军部视此为陛下受左右亲信唆使所致，对此极为愤慨”。军部的这种态度，使木户认识到：“今后除非万不得已，应以天皇不下裁决为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那些被视为反感军部的元老再进京的话，将使军方态度更为强硬。”[68]

沈阳事变发生之后，日本政府虽然努力阻止战事扩大，但事发三天内关东军行动迅速，规模空前。沈阳陷落后，二十一日便成立了以土肥原贤二为“市长”的“临时市政府”。本来，陆军高层禁止关东军进行直接的军事统治，要求关东军只要维持治安即可。但关东军早已根据《满洲占领地行政研究》对占领地做过详尽的行政规划，故而占领区之内的人民生活很快就恢复了“正常”。[69]二十一日，吉林省代理主席熙洽为使吉林省免遭日军破坏，承诺让日军“和平占领”。长春早在十九日便在日军的控制之下，安东、凤凰城、营口等南满洲铁路沿线的重要军事据点也于二十日被日军全部占领。

关东军依次占领了南满各地，但哈尔滨传来了形势紧张的消息。中方认为，哈尔滨爆炸等事件都是日军为开展军事行动而故意制造的借口，而驻哈尔滨总领事大桥忠一则担心当地日侨的安全，反复要求派遣军队。[70]关东军一方面通过驻哈尔滨的甘粕正彦秘密在哈尔滨市内挑起骚乱；另一方面向陆军高层提出，为保护四千日侨和日本在北满的经济据点，应允许其向北满派兵。对此，参谋总长发出训令：“实施新行动，须待中央之指示。”陆相也传达了政府的基本方针——“为阻止事件之扩大，不得进军宽城子以北”，不得将管理范围扩大到南满洲铁路以外。此外，为了向关东军直接传达陆相的不扩大方针，陆军省兵务科科长安藤利吉奉命乘机飞赴沈阳。[71]

大桥总领事和关东军首脑抗议上述决定，再次恳请出兵，[72]但是参谋总长于九月二十四日下达了“即使事态发生突变也不能出兵”[73]的训令，陆相向关东军传达：“首相已上奏天皇，无须在哈尔滨保护当地侨民，如有必要可撤回侨民，不允派兵。”[74]由此可见，参谋总长和陆相确实遵守了政府的不扩大方针。至此，关东军在全满洲占领计划上，再次遇到巨大壁垒。《片仓日志》记录了当时关东军司令部的气氛。

噫！政府之真意何在？陆相为何不以断然与政府正面冲突之决心行事？今日除一“断”字之外，无一人可收拾时局。幕僚之中有愤慨者，有叹息者，关东军司令官亦心情沉重。[75]

面对陆军高层的强硬反对，关东军不得不重新对原先包括南满和北满在内的全满洲占领计划进行检讨。关东军首脑获悉，陆军高层那些原先同情他们的人，如今也对此次事件心怀疑虑，[76]于是关东军认为，导致他们如此不利的责任全在沈阳总领事馆。作为报复，关东军决定不再向总领事馆提供任何情报，同时下令满铁以同样的措施对待总领事馆。[77]如此一来，关东军和总领事馆的关系明显恶化，以至于总领事很难履行职责。满铁总裁内田这样记载：

据木村理事返回大连之后内报，自关东军占领沈阳前后开始，总领事在履行职责上似已陷入困境。例如，中国官员声称绝不抵抗，试图通过谈判使我军停止炮击，总领事馆向关东军转达此意，却未被理睬。不仅如此，关东军还声称，中国官方要人为敌人，身为帝国政府外交官，不应与之交涉，领事馆因此规避与中国方面之接触。而如北宁、四洮、吉长诸铁路之占领、管理等重大问题，均系关东军一手策划，作为政府代表之总领事，竟毫不知情；在此情况下，我满铁外派职员，亦只能唯关东军之命是从。此外，在沈阳城及商埠实行的军事管制，亦未与总领事进行任何协商，而作为军事行动之一部予以实施。对于此次军事行动，总领事尚未接到含义明确之帝国政府方针之训令，对于占领沈阳之法律性质和占领并管理中国铁路之法理依据，虽深感疑虑和担忧，但除拱手相让，任关东军为所欲为之外，实无他法。驻沈阳总领事及外国侨民亦对上述各点深怀疑虑……中国必将向国际联盟和太平洋会议递交提案，并在美国报刊上大肆宣传。我军占领沈阳、河北，实施军政，必将引发问题，必将成为重大外交问题。愚以为，总领事作为我国政府之代表，应在重要国际问题上，自始至终参与协商，且有充分发言之权，此点至为重要。[78]

林总领事也感到，以他们自己的力量已经无能为力了，因此致电政府，要求政府采取坚决措施。

想来，现在之事态正如迭次电告所言，对我国而言性质极为严重，且事态依然日见恶化。为防止事态恶化，政府应采取万全之策，而作为政府派出机构之总领事馆，亦应竭尽全力，阻止事态继续恶化。然事有不幸，以卑职之微薄之力，已回天乏术，唯旁观而已。在此之际，卑职唯切盼中央政府充分诫饬军部，使其行动迅速回归正常轨道。[79]

政府阻止了战事向哈尔滨的扩大，暂时成功地掌控了军方，并于九月二十四日发表了关于此次中日纷争的第一个正式声明。这一声明的发表确实来之不易，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军部和政府之间好像有龃龉，有隔阂”。[80]政府在这一声明中明确了“竭尽全力不使事态扩大之方针”，并指出，从长春向吉林出动的部队“不是为了对该地区进行军事占领，而是为了清除对满铁的侧面威胁，因此一旦目的达到，我出动部队的大部分便会马上返回长春”，然后断言“已经反复声明，对满洲没有任何领土之欲望”。[81]

国际联盟理事会在九月二十二日的决议中，决定向中日两国发出“紧急通告”，“不应有使现状恶化及有碍问题和平解决之任何行为”，并宣布“将与中国及日本代表交换意见，以寻求两国立即撤回各自军队之办法”。[82]对此，日本政府于九月二十四日根据声明主旨做出回应，强调撤军意愿，表明了和解的态度。但同时又有重大的保留，即撤军要“随今后事态的改善”进行，并拒绝国际联盟理事会介入中日纷争之解决。[83]

五 国际关系

沈阳事变发生以来，日本政府对国际联盟的基本政策是，避免这起纷争“成为联盟介入的问题”。[84]因此，日本主张由中日两国政府直接谈判来收拾局面，断然拒绝国际联盟提出的派遣中立性质的调查团赴满洲进行现场调查的方案。十九日早晨，驻上海公使重光葵在接到中日发生冲突的消息后，马上拜访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表示中日两国应合作解决这一事件。当时，重光葵和宋子文正就中村大尉事件进行谈判，宋子文表示：为对事件负责起见，建议重光葵与他一同前往满洲。[85]国民政府虽将收回满洲全境作为其外交目标，但在满洲事变爆发时，似乎仍然愿意与日本进行谈判。

二十一日，日本接受宋子文的提议，训令重光葵与宋子文举行谈判。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向驻国际联盟理事会代表芳泽谦吉通报了中方的意图及日本不接受国际联盟介入，当采取与中国直接进行谈判以解决纷争的方针。[86]然而就在同一天，中国政府根据《国际联盟规约》第十一条[87]正式就此事向国际联盟理事会提起诉讼，同时向美国寻求援助。此外，中国政府还通知日本，要求其撤回直接谈判的提案。当时日军的军事行动已经扩大到整个满洲，中国政府是基于日本政府已不能掌控军部的判断，才这么做的。[88]

虽然中日之间的直接谈判已经没有可能，但日本政府依然固执地坚持原议，要求执行直接谈判的原则，在国际联盟理事会上，日本也依然主张准备马上和中国政府进行直接谈判。九月二十五日，日本拒绝接受英国政府提出的派遣调查团的方案。三天之后，中国为了使中日两国间的撤军协定得以实现，建议向中立委员会寻求协助，但是这个提案也遭日方拒绝。外相向各理事国大使解释了日方立场，并表示日本虽然没有必要隐瞒满洲的现状，但如果国际联盟派遣调查团，无论对日本军队还是对日本国民，都是一个强烈的刺激，日本政府也将因此而陷入困境。[89]日本公布了“努力避免事态扩大之方针”，并表示将逐步实行撤军，希望国际联盟静候日本对这一事件的妥善处理。国际联盟理事会从日本政府那里得到“日本不会进行保护性占领”[90]的表态之后，于三十日休会。当时通过了一个建立在幻想之上的决议，即中日两国政府“相信：两国希望避免一切有碍于两国之间和平及良好谅解之行为”，两国为“促进双方正常关系之恢复”，将“使用一切可能之手段”。[91]

在就满洲事变进行外交活动的第一个阶段，日本成功地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沈阳事变爆发后的几天里，由于国际联盟对满洲形势极感不安，谴责了日本的行为，这使当时尚未得到任何情报的日本代表苦不堪言。[92]但在日本政府声明将采取不扩大方针并将全力阻止战事扩大之后，日本在国际联盟中的处境才逐渐得以好转。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帮了日本的大忙。国际联盟理事会“顾及本事件之处理乃关系国际联盟威信之重大问题……一直为如何妥善处理本事件而焦虑”。[93]国际联盟理事会期望中国政府“迅速平定内乱，以统一之力量……先循国际联盟之决议及非战条约，应依靠美国……并结合内外宣传的力量，采取强迫我军撤退之措施”。[94]而“欧洲的现状不容乐观，充满了各种不稳定因素，尤其是英国最近深受经济危机之害，在精神上，它难以分心关注远东事态”。[95]

事实上，满洲事变是在“英国最不能采取断然行动时发生的”。[96]当时英国新内阁成立还不到一个月，正为经济问题忙得不可开交。英国舆论对日本行动的反应是“善意”的，认为日本的行动“并非完全不能正当化”。[97]《泰晤士报》评论道，“尽管日本有满腹主张，但遗憾的是，它将自己逼到了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不利地步”。[98]英国政府鉴于过去中国的混乱和日本开发满洲的业绩，认为日本的行为“基本上是正义的”，又认为满洲“与其被中国军阀破坏，不如让日本在那里施行善政”。因此，无论从整体文明利益的观点出发，还是从英国利益的立场来看，英国都找不出介入满洲局势的理由。[99]但是作为国际联盟最有实力的成员国，英国还是试图通过国际联盟这个机构，努力防止战争的扩大直至实现停战，为了强化国际联盟的立场，它力求美国进行协助。此外，英国还加紧推动一个派遣包括美国在内的由中立国驻华武官组成调查团的方案。

美国在满洲事变爆发后的两三周里，尚无意为解决纠纷发挥积极作用，也没有同意英国提出的派遣调查团的方案。美国政府认为满洲事变不会侵犯美国的利益，还认为，“在满日军是在没有得到东京许可的情况下发动攻击的，因此，不能谴责日本政府违反非战公约”。[100]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私下里甚至对于“国际联盟向其‘唠唠叨叨地发牢骚’”相当愤慨，因为他希望“避免日本对美国抱有敌意或日本内部军部加强势力的行为”。[101]美国国务卿认为，日本明显地分为“若槻-币原集团”和“狂暴的军部”两个阵营，美国应“使日本人知道美国正在关注日本的行动，同时援助处于正义一方的币原，并设法阻止国家主义煽动者获益”。[102]当时币原正为阻止第三国以任何形式进行介入而苦恼，史汀生正是出于对币原的信任及其处境的考虑，才反对英国提出的方案的。[103]

史汀生在满洲事变上的表态，在“日内瓦和南京以外的几乎所有地方”都受到了好评。[104]而此时，从日内瓦和南京传来各种各样的希望和要求，“或者要求美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或者要求所有非战条约缔约国联合采取行动，否则，作为最后手段，中国将向苏联靠拢”。[105]但是，美国务卿向中国驻华盛顿代理大使表明，将继续执行历来的静观政策。他说：“我们并不想介入善恶问题。……我们没有偏袒哪一方……也不想偏袒哪一方。”[106]

日本向满洲进军时曾担心苏联介入，但苏联并没有因为满洲事变的爆发而进行“挑衅”，而是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这并非因为苏联没有看出事态的严重性，而是苏联在国内及欧洲面临着更为紧迫的问题。[107]外交人民委员里特比诺夫虽然将日本的行为定义为“帝国主义的表现”，对其“明显违反非战条约”的行为进行谴责，[108]但只要没有发展到苏联所担心的最后的可能性——苏联领土将遭到日军的直接攻击，苏联就尽量采取审慎态度，无意进行干涉。对于苏联这种过于审慎的态度，各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中就有人怀疑日苏之间达成了某种谅解，双方约定了“只要日本的行为不超过某种限度，苏联政府就不会提出正式抗议或予以介入”。[109]

各大国均无意阻止关东军的扩张计划，并对事变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从结果上看，这是否帮助了日本政府？史汀生的不“偏袒”政策，实际上是否如其所愿，支持了若槻-币原集团？这对阻止若槻内阁马上倒台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可能防止了有大国参加的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但是，大国的反应如此软弱无力，反而使关东军领导人认识到：即使违抗日本政府，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可以说，这在结果上助长了关东军的骄横，使其更加一意孤行。

[1] みすず書房編『現代史資料（7）—満州事変』、1964年、164頁。

[2] 今村均与卫藤沈吉的谈话录音，1958年1月12日，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藏。

[3] 根本博口述、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資料。

[4] 中野雅夫『三人の放火者』、1956年、35～36頁。

[5] 根本博口述、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資料。

[6] 根本博口述、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資料。

[7] 佐佐木重蔵『日本軍事法制要綱』、1939年、145～146頁。此处朝鲜军、台湾军，指日本驻扎在这两个地区的军队。

[8] 根本博口述、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資料。

[9] 片倉衷談話記録、1954年7月9日、7月27日、8月9日、满蒙同援護会蔵。

[10] 《朝日新闻》1931年8月5日社论《陸相的政談演説》。

[11] 御手洗辰雄編『南次郎』、1957年、218頁。

[12] 原田熊雄『西園寺公と政局』第二巻、1950年、43頁（以下略称『原田日记』）。

[13] 『原田日记』第二巻、1950年、46頁。

[14] 石原莞爾「満蒙問題私見」、1931年5月。

[15] 田中清「所謂十月事件に関する手記」（『粛軍に関する意見書』）、158頁。

[16] 「東京裁判を逃れた七通の機密文書」（『日本』、1960年1月号）、45頁。

[17] 『原田日记』第二巻、1950年、55頁。

[18] 『原田日记』第二巻、1950年、55頁；『木户幸一日記』、1931年9月10日。

[19] 1931年9月11日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写给内大臣牧野伸显的信，牧野家文书，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20] 今村均与卫藤沈吉的谈话录音，1958年1月12日，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藏；御手洗辰雄編『南次郎』，1957年、第255頁。

[21] 御手洗辰雄編『南次郎』、1957年、255頁。

[22] 花谷正談話記録、1954年10月14日、满蒙同援護会蔵。

[23] 「東京裁判を逃れた七通の機密文書」（『日本』、1960年1月号）、46頁。

[24] 「東京裁判を逃れた七通の機密文書」、山口重次『悲劇の将軍石原莞爾』、1952年、113頁、片倉衷談話記録。

[25] 田中隆吉証言、極東国際軍事裁判速記録第25号。

[26] 今村均与卫藤沈吉的谈话录音，1958年1月12日，近代中国委员会藏。

[27] 『原田日记』第二巻、1950年、61～62頁；今村均与卫藤沈吉的谈话录音，1958年1月12日，近代中国委员会藏。

[28] 関東軍参謀部総務課「満州事変機密政略日誌」、自1931年9月18日至1932年3月9日、1931年9月18日（以下略称「片倉日誌」）。片仓衷于1930年8月分配到关东军参谋部，满洲事变爆发后作为最年轻的参谋辅佐板垣，起草电文，制作记录和报告书等。根据片仓的记录，「満州事変機密政略日誌」是关东军的半公开的日志，包含很多重要的资料。

[29] 「片倉日誌」。

[30] 「片倉日誌」。

[31] 片倉衷談話記録、满蒙同援護会蔵。

[32] 「片倉日誌」、1931年9月19日。

[33] 「片倉日誌」、1931年9月19日。

[34] 「片倉日誌」、1931年9月19日。

[35]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64～68頁。

[36] 『原田日记』第二巻、1950年、64～68頁。

[37] 今村均与卫滕沈吉的谈话录音，1958年1月12日，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藏。

[38] 『原田日记』第二巻、1950年、64頁。

[39] 『木户幸一日記』、1931年9月19日。

[40] 『木户幸一日記』、1931年9月19日。

[41]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66頁。

[42]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66頁。

[43]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68頁。

[44] 「片倉日誌」、1931年9月19日。

[45]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180頁。

[46]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180頁。

[47] 内田总裁给币原外务大臣的电报，见：1931年9月20日着電、外務省「満州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衝突事件）」（以下略称外務省「满州事变」）。

[48]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181頁。

[49]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2日。

[50] 「片倉日誌」、1931年9月19日。

[51] 「片倉日誌」、1931年9月19日。

[52]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181頁。

[53] 塚本关东厅长官给币原外务大臣的电报，见：1931年9月22日着電、外務省「満州事変」。

[54]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0日。

[55]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1日。

[56] 石射猪太郎『外交官の一生』、1950年、182頁。

[57] みすず書房编『現代史資料（11）—続·満州事変』、1965年、527頁。

[58]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0日。

[59]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1日。

[60] 今村均与卫藤沈吉的谈话录音，1958年1月12日，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藏。

[61]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70頁。

[62]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65頁。

[63]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71頁。

[64]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71頁。

[65]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85頁。

[66] 若槻礼次郎『古風庵回顧録』、1950年、37頁。

[67] 若槻礼次郎『古風庵回顧録』、1950年、37頁。

[68] 『木户幸一日記』、1931年9月22日。

[69]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1日。

[70] 哈尔滨总领事大桥给外务大臣币原的电报，见：1931年9月22日、23日着電、外務省「満州事変」。

[71]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2日。

[72] 哈尔滨总领事大桥给外务大臣币原的电报，见：1931年9月24日着電、外務省「満州事変」、「片倉日誌」、1931年9月24日。

[73] 沈阳总领事林给外务大臣币原的电报，见：1931年9月26日着電、外務省「満州事変」。

[74]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4日。

[75]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4日。

[76]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2日。

[77] 沈阳总领事林给外务大臣币原的电报，见：1931年9月26日着電、外務省「満州事変」。

[78] 内田总裁给外务大臣币原的电报，见：1931年9月21日着電、外務省「満州事変」。

[79] 沈阳总领事林给外务大臣币原的电报，见：1931年9月23日着電、外務省「満州事変」。

[80] 《朝日新闻》1931年9月22日社论：「中外に声明するところあれ」。

[81] 外務省情報部「満州事変及上海関係公表集」、1934年、5～6頁。

[82]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1，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2，p.483.

[83]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1，p.484.

[84] 外務省亜細亜局第一課「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過程（聯盟及对米関係）」第一巻、21頁；以下略称外務省「日支事件」。

[85] 重光葵『外交回想録』、1953年、105頁。

[86]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一巻、21頁。

[87] 《国际联盟规约》第十一条：
兹特声明，凡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威胁，不论其直接影响国际联盟任何一会员国与否，皆为有关国际联盟全体之事。国际联盟应采取适当有效之措施以保持各国间之和平。如遇此等事态，秘书长应依国际联盟任何会员国之请求立即召集联盟理事会。
又声明，凡影响国际关系之任何事态，足以扰乱国际和平或危及国际和平所依之各国间良好之谅解者，国际联盟任何会员国有权以友谊之名提请国际联盟总会或国际联盟理事会注意。

[88]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一巻、149～150頁。

[89]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一巻、152頁、160頁。

[90]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一巻、251頁。

[91]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183～184頁。

[92]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一巻、73頁、124頁。

[93]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一巻、275～277頁。

[94] 重光公使给外务大臣币原的电报，见：1931年9月24日着電、外務省「満州事変」。

[95]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一巻、275～276頁。

[96] Charles Loch Mowat，Britain between the Wars 1918-1940，London：Methuen and Co.，Ltd.，1955，p.49.

[97] R.Basset，Democracy and Foreign Policy-A Case History-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1931-1933，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Ltd.，1952，p.31.

[98] R.Basset，Democracy and Foreign Policy-A Case History-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1931-1933，p.38.

[99] Rohan Butler and others ed.，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Second Series，Volume Ⅸ，1931-1932，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65，p.265.

[100] Richard N.Current，Secretary Sitmson-A Study in Statecraft，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4，p.72.

[101] Richard N.Current，Secretary Sitmson-A Study in Statecraft，p.73.

[102] Richard N.Current，Secretary Sitmson-A Study in Statecraft，p.73.

[103]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一巻、151～152頁、159～162頁。

[104] Richard N.Current，Secretary Sitmson-A Study in Statecraft，p.75.

[105] Richard N.Current，Secretary Sitmson-A Study in Statecraft，p.75.

[106] Richard N.Current，Secretary Sitmson-A Study in Statecraft，p.75.

[107] Max Beloff 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Vol.Ⅰ，pp.78-82.

[108] Rohan Butler and others ed.，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Second Series Volume，Ⅷ，1929-1931，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60，p.680.

[109] Rohan Butler and others ed.，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Second Series Volume，Ⅷ，1929-1931，1960，p.680.

第五章 关东军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的变化

满洲事变爆发后的一周里，关东军、陆军高层及日本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并未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关东军虽然成功占领了南满各处要地，但在陆军高层的严令之下，进军哈尔滨的行动还是受阻了。虽然日本政府暂时阻止了战事的扩大，但毕竟无力影响满洲的军事和政治局势。而此时，世界各国正惴惴不安地注视着日本。

事变刚刚爆发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陆军高层不扩大事态的方针极为坚定，以至于关东军感到不得不修正事变之前他们主张的“满蒙获取论”。九月十九日，陆相及参谋总长传达了不扩大事态这一内阁的方针之后，关东军幕僚面见正在沈阳的建川，主张按照既定的满蒙获取方针采取果断行动。对此，建川保证不限制关东军的行动，并于翌日即二十日与本庄繁司令官及各位参谋举行会谈，发表了如下意见：

鉴于中东铁路之性质及目前之形势，长春以北可暂不派兵，但尽快出击吉林、洮南等地，则对我有利。并以推翻东北现政权成立以宣统帝为盟主的以日本为后盾之政权为上策。[1]

建川之所以反对向连接长春和洮南的铁路线以北出兵，不外乎担心日苏关系恶化。[2]此外，建川的建议是在南满推翻张学良政权，然后重新扶植亲日的地方政权，并不意味着获取满蒙或者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本土”之外的“新国家”。

如上所述，即使在陆军高层中被视为最强硬的建川，在满蒙问题上的意见也比关东军要稳健得多。在其他中央部门里，参谋本部“支那”科科长重藤千秋认为，在驱逐张学良之后，应起用国民党元老居正统治东三省。[3]十九日早上，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教育总监部本部长荒木贞夫等人举行会谈，商定以此次出兵为契机，迫使张学良尊重日本的权益。[4]总之，他们这些人并没有试图否认中国对满洲拥有主权。如此一来，虽然军事行动已经开始，但在其后的满洲政策上，无论是在陆军高层内部，还是在陆军高层与关东军之间，都没有达成任何统一意见。陆军高层与关东军内部的强硬论者之间达成的共识仅限于出兵的决定，他们甚至在军事行动的规模上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也正因如此，其后的北满经略引发了一场争论，使陆军高层和关东军产生了矛盾。

一 九月二十二日方案

与建川会谈之后，关东军决定先以扶植亲日的地方政权为目标，不再坚持事变之前一贯主张的满蒙获取方案，以谋求问题的解决。然而，扶植亲日的地方政权是通过谋略手段进行的。当天，关东军召开幕僚会议，通过了基于新方针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

这次会议，除了板垣、石原、片仓等参谋外，沈阳特务机关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也参加了。会上大家认为，无论日本政府还是各国，让它们承认日本获取满蒙的希望都非常渺茫，因此商定应“取得实质性效果”。[5]《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的内容如下：

第一 方针

在我国支持下，成立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疆域、以宣统帝为首脑之中国政权，使其成为满蒙各民族之乐土。

第二 要领

一、国防外交依新政权之委托，由日本帝国掌管；交通通信之主要业务，亦由日本管理。内政及其他方面，由新政权自行统治。

二、首脑及我帝国之国防外交等项所需经费，由新政权承担。

三、为维持地方治安，大致起用以下人员为镇守使：

熙洽（吉林地区），

张海鹏（洮索地区），

汤玉麟（热河地区），

于芷山（东边道地区），

张景惠（哈尔滨地区）。

（以上人员均属宣统帝派，均与我关东军保持联系）

四、地方行政，由省政府任命新政权之县长。[6]

关东军在此所要建立的“新政权”，并不是一个彻底的“独立国家”。在这个方案中所提出的建设“满蒙各民族之乐土”，是关东军在政策纲领上首次采纳满洲青年联盟很久之前所主张的“民族和谐”理念，这一点似乎值得关注。

根据九月二十二日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关东军立即为扶植“新政权”开始了谋略活动。促使中方领导人发表“独立宣言”的具体方案，逐一付诸实施。九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的《片仓日志》记录了这一过程。

一、二十二日，派今田大尉赴吉林与熙洽联系。

二十三日，第二师师团长、大迫顾问、今田举行会谈，商定新政府组织。[7]

二十六日，“罗振玉来沈，告以熙洽已在吉林完成独立准备。又，通过大迫……指使熙洽劝告间岛独立”。[8]而在哈尔滨，“二十二日，板垣参谋密访沈阳张景惠宅，促其下最后之决心”，紧接着，“二十三日，荒井宗治陪同张景惠回任哈尔滨”。[9]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的哈尔滨来报称：“据荒井宗治报告，张景惠业已决定，特别区即将向中央政府发表独立宣言。”[10]在吉林，“今田大尉二十五日赴洮南，通过洮南公所所长河野正直联系张海鹏”，而且在“今田达到之前，河野劝张海鹏归顺，已获同意”。[11]“二十四日，派大矢进计赴于芷山处”，“大矢早有计划，详情已通报石原参谋”。[12]对于宣统帝的安排，关东军“九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通告天津军司令官，应将宣统帝、罗振玉、张良等人置于其保护之下”。[13]板垣向罗振玉发出邀请电，“罗振玉二十二日来沈，二十三日与板垣面谈，当天晚上与吉林熙洽取得联系，然后南下，与张海鹏取得联系”。[14]

这样不经数日，关东军就与满洲地区的领导人取得了联系，为扶植“新政权”而开始了政治运作。关东军的预定顺序是：

一、九月二十八日，命熙洽宣布独立。

随后命张景惠、张海鹏、于芷山宣布独立。

二、约一周之后，命沈阳城内发表决议，不再拥戴张学良。

三、命溥仪先往吉林，后去洮南。

四、向各方派遣顾问：

吉林：大迫中佐，

哈尔滨：吉村预备役中尉，

张海鹏处：和田劲、甘粕正彦，

甘珠尔儿处：和田劲、甘粕正彦。[15]

由于传来“锦州附近成立了以张作相为首的东三省政府”之报告，关东军决定“空袭锦州，示以兵威”。[16]

为避免这些扶植“新政权”的政治运作事前走漏风声，关东军非常警惕，为此通告满铁副总裁和关东厅长官切勿“对外发表中国要人和军部接触之消息”。[17]然而时隔不久，外务省根据驻满洲总领事馆的报告，掌握了“新政权”运动已经开始和关东军煽动、监督中方领导人组建“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动向。吉林总领事石射猪太郎九月二十六日电称，关东军正在策动让熙洽负责维持吉林省内的治安，且此处所说“维持治安”，是要负责包括军事在内的广泛的行政权。[18]石射后来在回想当时的情形时说，当时占领吉林的第二师团幕僚拿枪顶着熙洽，逼他“要么发表独立宣言，要么打死你”，熙洽“被逼无奈，只得应允”。[19]这暴露了关东军所谓政治运作的真面目。同一天即九月二十六日，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就“新政权”运动报告如下：

据情报，隐退关东州之清朝遗臣罗振玉，受某方怂恿，于二十三日经本地赴吉林，游说前参谋长熙洽及前财政厅厅长荣厚等旧知，使吉林省政府独立于国民政府，并于二十八日左右发表独立宣言。而在哈尔滨方面，同样亦有以张景惠为主、于二十八日左右宣布与国民政府脱离关系之计划。此事真伪不明，姑且报告之。[20]

关东军于九月二十二日通过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被立刻上报陆军高层，三天后，参谋次长马上回电：“同意开始谋略之意见。”[21]同时，参谋次长传达了“不动用关东军而消灭锦州附近预定成立之沈阳政权之意图”。而小矶军务局长通知：“希望即时铺设吉会线并扣押盐税等。”[22]关东军认为，上述指令是陆军高层支持关东军各种计划的明确表示。

但是，与沈阳事变时的阴谋一样，此次通过谋略手段扶植“新政权”的具体计划并没有告诉参谋总长和陆相。此外，对于这次“新政权”扶植计划，甚至陆军次官也毫不知情。究其原因，除了金谷、南次郎及杉山等人与革新派军官之间没有取得信任，且无论在对外政策还是在对内政策上都缺乏沟通外，还有关东军预料到的顾虑，即，金谷和南次郎作为军方最高负责人，必然会接受并配合政府的方针。因此关东军将他们排除在外。

九月二十五日，关东军接到了参谋次长的电报，同意为扶植“新政权”开展谋略活动，同一天，他们又接到了陆相和陆军次官指令，“严禁参与成立满洲新政权之运动”[23]。二十九日，陆军次官再来电称，内阁成员中“风传关东军司令官与宣统帝拥立活动有关，务请关东军注意，切勿参与此事”。[24]陆相在给关东军司令官的私人信件中也警告：“军队参与政权运动，陆军将自取灭亡。”[25]而在高层，参谋总长向首相断言：“说陆军军人在满洲参与复辟运动，纯属谎言。我不会让他们这么干。”[26]而陆军高层之所以没有一贯的政策，是因为在扶植“新政权”问题上，关东军与政府的方针是对立的。直到十月十二日，陆军高层也未能表明自己的立场，以至于陆军次官和参谋次长终于发出了如下电报：

我方对于满蒙新政权之意见，内情颇为复杂，故无法直接致电贵官。务请听取桥本少将之意见并征得其同意，今后务须与该官保持更为紧密之联系。[27]

然而，自九月二十六日以来，一直在沈阳与关东军进行政策调整的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桥本虎之助，并未给出任何具体的指示，只是表示“迅速成立新政权之方针虽已确定，仍须秘密进行”。[28]

关东军对陆军高层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认为“陆相没有自己的主张”，[29]“解决满蒙悬案，只有我关东军好歹拥有一套既定方案”。[30]可以想象，陆军高层的犹豫最终使关东军下定决心，大胆地推行自己的方针。其后，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关东军经常在政府尚未决定之前擅自行动。十月二日的《片仓日志》记载了关东军的决心：“万一发生政府不接受我方针之情况时，在满洲军人之有志之士须暂时脱离日本国籍，为达到目标而勇往直前。”[31]

二 十月二日方案

十月二日，关东军起草了第二个《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以期更加具体地表述九月二十二日方案的要旨。在方针上，这次明确提出“将满蒙作为独立国置于我保护之下，以期满蒙各民族之平等”，[32]为达此目的，将采取如下方法：

一、极力促进即将兴起之各种独立运动，对于坚决采取军事行动者，尤其应予相当之援助，以求开展一场声势浩大之统一运动，并期尽速完成。

二、为掩护上述运动，应确保郑家屯之安全无虞，使其免受中国军队之攻击。如果俄国进行干涉，则应有采取断然措施之决心……[33]

积极开展“新政权”建设运动这一方针一经确定，政策纲领中的某些表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关东军决定，“将‘维护既得权’这一旧口号改为‘建设新满蒙’。为迅速达此目的，应统一满洲有识之士之意见，同时向国内外广为宣传”。此外，“新国家”已不仅仅是九月二十二日方案中所标榜的建设“满蒙各民族之乐土”了，而且是要在这片乐土上“增进各民族平等之幸福”。因此，日本虽将国防和铁路的管理权收到自己手中，但是避开了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该方案规定，“新独立国之政治，由日中（含蒙古）人数相等之委员来实行”。[34]其后，满洲的“政治运动”在“民族和谐”“平等”“自治”等口号下，演变成一场满洲各民族的自发性运动，而日本政府对此的监督实行起来更加困难。

三 关东军的外交攻势

但是，关东军以扶植“新政权”为目标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并没有被参谋总长和陆相所采纳。他们命令关东军不要扩大战事，不要参与政权运动。十月三日，关东军接到参谋总长电报：“处理大局之决策，委诸热忱与努力的中央当局。”关东军还通过其他渠道获悉：“内阁基础日益巩固，币原外相逞威于皇宫和政府中，其软弱论调业已控制朝议。”“宫中气氛顿时为之一变，对军部不利”。关东军首脑察觉处境不利后，决心采取强硬手段。[35]十月四日，根据石原的提议，关东军发表声明，表示将严惩张学良军队。他们认为，表明信念“可以使陆军下定决心，以便在必要时，与政府一决雄雌”。[36]

在这一声明中，关东军严厉谴责张学良及其麾下部队“极尽破坏秩序之能事”，并就“满洲政权”运动阐述如下：

目前建立政权之运动风起云涌，民众齐声讴歌皇军之威仪，而无一人推戴旧头目。此不外乎是对军阀多年来挟私横行无比愤恨之结果。

军队超然于政治之外，专责于治安之维持，养兵静观。

……然而，为满蒙地区三千万民众，迅速实现共存共荣之乐土，乃吾人竭诚企盼之事。从道义之上观之，吾人相信，迅速促进乐土之实现，乃我皇国发扬善邻之谊之紧急拯救办法。[37]

这个反张声明是军方逐渐插手外交领域的象征，在日本国内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十月六日《朝日新闻》在题为《希望军方自制》的社论中指出，关东军司令官声称“为三千万民众而尽快在满洲实现共存共荣之乐土”云云，显系越权行为。社论抨击关东军“插足政治及外交领域”，并要求军队反省：

以国际联盟为中心之欧美舆论趋于好转，是认可我方行动未超出行使自卫权范围之结果。实际上，很多方面仍在期待军方之自制。是外务当局为军部所牵引，抑或是军方受制于外务当局，此乃一国之内政。然国家对外之意志，必须统一。如果军方依其统率大权而坚持独立行动，则必须尊重外交大权，同时贯彻军政分离之精神。此乃皇军将士遵守宪法、捍卫法律之责。此时此刻，更须军方之自制。[38]

但是，反张声明的真正意图，就在于破坏那个试图阻止战事扩大的“国家意志”。

继反张声明之后，关东军于十月八日进一步实施了具有重大影响的锦州轰炸。约在两周之前关东军就决定实施这一轰炸，但是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这个计划事先得到了陆军高层的许可。实际上，轰炸锦州的主要目的在于向陆军高层施加压力，石原本人指挥了这场轰炸。陆军高层对轰炸锦州的正式认可，是在其后的十月十四、十五日分别由参谋次长、陆军次官传达的，但他们同时警告关东军：今后“在行动之前须十二分谨慎”。这是因为“欧美人不明满洲形势，且在欧洲大战期间就对空袭极度敏感。因此，轰炸城市将予其以极为强烈之印象”。同时，对于国内外对关东军轰炸锦州的谴责，政府和陆军高层却不予理睬，称此次轰炸针对是那些“妨碍我军对附属地外侧的策动扰乱治安进行侦察之人，这是一个地方性问题，在军事上是完全恰当的”。[39]但是，反张声明及轰炸锦州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应无疑是强烈的，因为这两个挑衅性行为正是在国际联盟期待日本将军队撤回到铁路附属地之内并促进日中两国“恢复正常关系”[40]而给予的两周期限之内发生的。

四 内田使节

如上所述，关东军知道外相及西园寺、牧野等天皇亲信集团，均支持不扩大政策，而陆军只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持续反对这一政策。为推行其政策，关东军急需一位能够进入最高决策层的代言人，且深感其必要性。十月中旬，内田康哉进京一事被确定下来。内田在满洲事变爆发之前是民政党政策的忠实支持者，曾经游说张学良并促成铁路问题的谈判，还执行过包括削减工资、裁减人员在内的大规模满铁缩编计划。此外，在满洲事变爆发时，内田曾向外相呈递如下报告，抨击军部。

关于此次行动，我事前也谈过，可推定为预定计划之实施。另，中国方面之不抵抗和我军事行动引发之小事故，刺激了外国侨民，世界舆论已出现不利于我方之倾向。今后之对外政策将日益陷入困境，不堪忧虑。[41]

然而，此后不久，当内田得知关东军对他非常愤恨后，随即改弦易辙，与关东军相约合作，他甚至表示，如果关东军进攻北满，他宁可违反拓务大臣（即拓务相）的命令也要支持关东军。[42]此后，关东军对内田的评价逐渐提高，而在十月五日，关东军开始认为，要说服“政府要员”，“利用内田伯爵是上策”。[43]

关东军试图通过内田让政府同意他们于九月二十二日及十月二日决定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坚决贯彻扶植“新政权”以解决满洲事变这一基本原则。另外，“新政权”必须“与中国本土彻底分离”，必须“独家统一”南北满洲，必须“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而实际上则完全掌握在我方手中”。[44]

委托内田拟定的满洲事变解决办法和通过与南京政府直接谈判来解决满洲问题的政府公开方针大相径庭。此前，关东军一直主张把“新政权”从中国“分离”出去，而现在则发展到完全否定中国政府在满洲问题上的发言权。关东军还主张，关于满洲的中日之间的悬案事项，应在“新政权”成立之后与之进行谈判。[45]在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提案的重要性。如果按照这一方针行事，则意味着事变的解决将按照关东军的计划拖延至满洲“政治改革”完成之时。此外，即便将来满洲事变得以解决，相关的协定也不过是日本与日本支配下的傀儡“政权”之间的条约，世界各国完全有理由质疑相关协定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

内田同意扶植“新政权”以及通过与“新政权”进行谈判来解决满洲事变这两大基本方针。在此基础上，为获得政府及宫中相关人员的支持，内田接受了向中央说明满洲情况的使命。[46]十月十日，内田离开满洲，途中经过朝鲜时，和宇垣总督进行了会谈。宇垣很早以前就主张对满蒙采取积极政策，满洲事变爆发后更明确表示全面支持关东军的方针。内田和宇垣在推行“成立新政权并以新政权为谈判对手解决今后之满蒙问题”这一基本方针上，意见完全一致。[47]得到宇垣的明确支持后，内田一路欣然地到了东京。

十月十四日，内田拜访了西园寺。对于此次会谈的印象，西园寺说，内田“对满洲持强硬意见，这很意外，也让我很失望。他可能是呼吸了满洲的空气，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陆军的压制，才变成了那个样子”。[48]尤其是内田在“独立运动”及利用宣统帝等问题上的意见，更使西园寺感到不安。据说，当原田向内田转述西园寺的忧虑时，内田说：

当初我在满洲，也反对过陆军的做法。但我又想，既然是一群年轻人在那里发挥着骨干作用，那我自己也就只好深入陆军之中，去牵制他们，此外别无他法，因此我改变了方式。现在事态颇为严重，我回到国内之后，本想尽可能把满洲那边的空气讲透，也讲了很多，可能是因为讲话的场合，国内的大臣们似乎对此没有什么直接反应。[49]

外相也强烈反对内田那种强硬的有关满洲事变的对策。但是，内田本人似乎也认识到必须慎重考虑满洲事变的国际影响。他表示，在对外政策上应给予国际联盟足够的面子，同时必须在相当程度上回报美国的友谊。[50]这稍稍缓和了西园寺和币原的忧虑。当然，要准确评价内田这次使命的效果无疑是困难的，但至少内田确实向政府高层及宫中相关人员转达了关东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而军方也开始将内田奉为上宾。[51]

从此时开始，对满洲政策的重点便急速集中到“新政权”问题上。而日本政府也迫切需要尽快做出决定，即对新政权进行何种程度的援助，使其发挥何种作用。若槻首相“最担心在满洲问题的谈判对手一事上与军部发生正面冲突”，[52]故于十月中旬决定，“日本官民不阻止中国人在满洲成立新政权之行动，亦不援助或支持这些行动”，但他又进一步表示让步，称这些行动“如果是背地而为，也属不得已之事”。[53]作为政府首相，他虽然坚持通过与中国政府进行直接谈判来解决纷争这一基本方针，并坚持“与中国中央政府谈判商定解决方案大纲”，但他还是加上了“将与满洲官员通过谈判来决定解决满洲悬案之细节”[54]这一条件。

五 在满日本人的支持

在满日本人中，经关东军授意去做政府最高层工作的，恐怕只有内田总裁一个人。但事变爆发之后，大多数满洲日本人支持关东军，他们或参加满洲的占领行动，或组织游说团唤起日本国内的舆论。

其中，满洲青年联盟的活跃尤其值得关注。事变之前，满洲青年联盟就提倡建立“满蒙自由国”，并致力于维护日本在满权益。事变爆发后，满洲青年联盟随即向关东军提供了五人一组的武装团体，此外，他们还从事恢复旧东北政权各种设施的活动。经他们之手，迫击炮厂、火药厂、被服厂、印刷厂、邮政局、电报电话局、银行等设施，在日军占领后马上投入运营，为迅速恢复因事变而一度中断的社会经济的运转做出了“贡献”。[55]此外，满洲青年联盟还多次组织游说团奔赴日本。在满日本人中，满洲青年联盟的活动最为积极。

同时，九月二十一日在沈阳召开全满日本人大会，通过了旨在支持军事占领整个满洲的决议。[56]沈阳日侨会于九月二十九日向陆相呈递请愿书，“殷切期望采取妥善措施，今后决不允许张学良及以张学良势力为中心之人染指满蒙政权”，要求迅速“成立亲日的满蒙政权”以取代张学良政权。[57]十一月，他们纠集各地区的日本人会成立了全满洲日本人联合会，并派遣游说团赴日本，提出成立“新政权”、撤销日“满”之间的关税等要求。[58]当然，关东军决定支持这些在满日本人的活动，[59]希望通过他们启发日本国内的普通民众。

六 国际反响

当日本国内对满洲事变的舆论逐渐由批评转为肯定之时，国际社会却与预料的相反，警惕战事扩大的呼声不断高涨，并在日本轰炸锦州之后达到了顶峰。

当时，中国各地反日情绪逐步高涨，反日运动日益激烈，甚至有人开始担心如此一来“将会引发对日战争”。[60]中国政府于十月五日向日本政府发出照会，要求日本在再次召开国际联盟理事会的十月十四日之前撤军。十月九日，日本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并表示只有商定以缓和中日两国国民感情为目的的“确立正常关系之基础的几点大纲”之后，才能将日本军队完全撤回到铁路附属地之内。[61]

日本对中国政府的复函进一步加深了国际联盟的不安，因为他们认识到，这一复函与日本此前的声明，即日本“臣民之生命安全及其财产得到有效保护之后”即迅速撤军，[62]是矛盾的。在日本政府向中国复函的前一天，国际联盟秘书长德拉蒙德勋爵向中国政府呼吁：“我个人认为，理事会能否为确保决议案的完全实施而开展有效的活动，主要在于中国政府能否控制反日运动，并保持一种稳健的态度。”[63]但是，在日本向中国复函之后，德拉蒙德的态度稍稍有了改变。他对日本驻国际联盟代表说：“在日本军队几乎是肆无忌惮的活动期间，让中国独自承担抵制日货和反日运动之责，看起来并非易事。”[64]

在这种状况下，日本对锦州的轰炸明显使自己的道义立场在国际上受损。因为这可以解释为：日本虽然向国际联盟承诺和平，但故意扩大了战事。对锦州的轰炸也使美国对满洲事变的政策第一次发生变化。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接到轰炸的消息后马上做出判断，“虽然出渊[65]承诺在先，但日军不但没有缩小行动，而且扩大了战事”，并认为“我们不得不对日本采取坚决的、主动的立场”。[66]美国务卿放弃了由两国直接谈判来解决中日纷争的观望政策，开始考虑美国应该依据《九国公约》或非战条约采取行动。[67]美国于十月九日致电国际联盟，要求国际联盟为限制中日的行动不要放松警惕，并在权限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向中日施加压力，发挥权威作用。在“支持国际联盟行动”的同时，美国政府还声明：“根据《九国公约》及非战条约，纷争当事国不应忘记与其他缔约国之间所约定的义务。”[68]第二天，也就是十月十日，美国又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同文备忘录，表明了美国对于日本轰炸锦州的态度，要求中日两国再次确认九月三十日国际联盟理事会决议中的声明事项。史汀生向日本驻美大使表达了他对日本政府的不安，并指出，现在他不得不提出疑问：日本政府的政策能否在满洲的军队中得到充分贯彻，日本政府对于反张声明和轰炸锦州采取了何种态度？至此，史汀生对币原的信任也开始动摇。[69]

中国政府以满洲形势恶化为由，要求国际联盟召开理事会，依据该要求，原定于十月十四日召开的国际联盟理事会提前到十三日召开。在会议上，日本政府依然主张由中日直接谈判来解决问题，继续坚持在国际联盟之外解决满洲问题。但是，在中日直接谈判这一问题上，日本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由先前的举行撤军谈判这一立场，转为讨论两国关系基础的五大纲领及其后的撤军这两个构想，同时又不允许日本代表在国际联盟理事会上就五大纲领的内容进行任何说明。芳泽代表曾请示政府，至少应允许国际联盟关注此事，以求得其支持。但外务省担心，这样一来将给人以允许国际联盟介入的印象，没有采纳芳泽代表的请示。于是，面对中国代表提出的先撤军然后才能举行直接谈判的主张以及国际联盟理事会要求日军撤回至满洲铁路附属地之内的决议，[70]芳泽代表一时备感苦涩。如此，国际联盟理事会上的讨论自然陷入僵局。

国际联盟在召开第二次国际联盟理事会时，由于美国的参加，国际联盟在中日纷争问题上开始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认为，在阻止战事扩大这一问题上，再也不能依靠币原了，应该把目光转向国际联盟，于是强烈要求美国可以向国际联盟理事会派出正式代表。[71]史汀生料到美国的这种举动将遭到日本和美国国内的反对，所以他做了一个小动作，让人觉得国际联盟理事会邀请美国参加的提议是自发的。[72]当国际联盟理事会主席布里安提议邀请美国代表时，日本的态度是坚决反对。日本政府训令其驻国际联盟代表，以国际联盟规约为由阻止美国参加其理事会，[73]同时极力游说美国使其拒绝自发地参加国际联盟理事会。至十月十五日，国际联盟理事会终于提出了一个让美国代表以观察员资格参加其理事会的方案，尽管有日本代表的反对，但最终还是以十三票赞成一票反对获得通过。会上日本强烈的反对态度让史汀生非常震惊。史汀生声称美国“与日本进入对抗”关系，而这正是史汀生“迄今为止一直努力避免的”。[74]

根据邀请，美国参加国际联盟理事会的决议案，美国派驻日内瓦领事布里特斯·哥卢瓦特出席了十月十七日要求适用非战条约的决议讨论。根据决议，国际联盟理事会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同文备忘录，强调根据非战条约，两国有义务以和平手段解决纷争。但其后美国代表担心日本将矛头指向美国，[75]而中止参加国际联盟理事会的讨论。因此，美国代表没有参加十月二十四日通过的规定日军撤军期限的决议讨论。虽然日本投了反对票，但这一决议最终还是获得通过。

日本政府向国际联盟保证：“当日本臣民之生命安全及其财产得到有效保护”，[76]并与中国政府就“恢复正常关系之基本原则”达成谅解之时，[77]日军将撤回至铁路附属地之内。但在撤军期限上，日本从未打算接受任何限制。如果联想到政府无力控制关东军，那么设置这样的期限，就意味着政府将面临双重危机：在日本国内，政府将被攻击为允许第三国干涉；在国际上，日本政府将被谴责为违反国际条约者。十月二十四日的国际联盟理事会决定将下一次会议的日期，即十一月十六日作为日本完成撤军的期限。[78]日本政府担心，国际联盟内部的事态发展将加剧日本国内的不满，最终导致国际联盟本身成为日本国民不满的对象。[79]陆相南次郎在十月一日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如果国际联盟主张马上撤军，则日本应该脱离该联盟。[80]此时报纸也发表社论，批判“理事会的错误判断”，[81]甚至断言“理事会的决议旨在剥夺皇国日本的天赋权利”。[82]至于关东军，它对国际联盟则完全不予理睬，坚决按照自己的主张行动。

[1]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0日。

[2] 片倉衷談話記録、1954年7月9日、7月27日、8月9日、満蒙同援護会蔵。

[3] 中野雅夫『三人の放火者』、1956年、43頁。

[4] 稲葉正夫談話、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資料。

[5] 稲葉正夫談話、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資料。

[6]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2日。

[7]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5日。

[8]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6日。

[9]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5日。

[10]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6日。

[11]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5日。

[12]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5日。

[13]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5日。

[14]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5日。

[15]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6日。

[16]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6日。

[17]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5日。

[18] 吉林总领事石射给外务大臣币原的电报，见：1931年9月26日着電、外務省「満州事変」。

[19] 石射猪太郎『外交官の一生』、1950年、187頁。

[20] 沈阳总领事林给外务大臣币原的电报，见：1931年9月27日着電、外務省「満州事変」。

[21]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5日。

[22]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6日。

[23]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6日。

[24]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9日。

[25]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9日。

[26]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79頁。

[27]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13日。

[28]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13日。

[29]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8日。

[30]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13日。

[31]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2日。

[32]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2日。

[33]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2日。

[34]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2日。

[35]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3日。

[36]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3日。

[37]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4日。

[38] 《朝日新闻》1931年10月6日社论：「軍の自制にまつ」。

[39]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15日。

[40]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183頁。

[41] 内田总裁给外务大臣币原的电报，见：1931年9月20日着電、外務省「満州事変」。

[42] 青木新、青木敬次『内田康哉伝記』、外務省蔵。

[43]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5日。

[44]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5日。

[45]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5日。

[46]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8日。

[47] 宇垣一成『宇垣日記』、1954年、152頁。

[48]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93頁。

[49]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96～97頁。

[50]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99頁。

[51] 青木新、青木敬次『内田康哉伝記』、外務省蔵。

[52] 『木户幸一日記』、1931年10月6日。

[53]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98頁。

[54]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98頁。

[55] 金井章次談話、1965年8月20日。

[56] 沈阳总领事林给外务大臣币原的电报，见：1931年9月22日着電、外務省「満州事変」。

[57] 「速カニ満蒙政権ノ確立ヲ要望及其他ニ就テ請願ノ件」、「満受大日記」第一巻、1931年9月29日、微缩胶卷番号T815（R 109 F 19329）。

[58] 上田統「在満同胞に代りて感謝と希望」（帝国在郷軍人会本部编『満蒙問題研究資料』第6辑、1932年2月号）、85～93頁。

[59]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5日。

[60]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二巻、128～129頁。

[61] 外务省「日支事件」第二巻、122頁。

[62]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183頁。

[63]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二巻、130頁。

[64]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二巻、284頁。

[65] 出渊胜次，时任日本驻美特命全权大使。——译者注

[66] Richard N.Current，Secretary Stimson-A Study in Statecraft，p.76.

[67] Richard N.Current，Secretary Stimson-A Study in Statecraft，p.76.

[68]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1，p.486.

[69]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二巻、246頁。

[70]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三巻、575～576頁、400～401頁、412～414頁。

[71] Richard N. Current，Secretary Stimson-A Study in Statecraft，p.77.

[72] Richard N. Current，Secretary Stimson-A Study in Statecraft，p.77.

[73]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三巻、82頁。

[74] Richard N. Current，Secretary Stimson-A Study in Statecraft，p.77.

[75] Richard N. Current，Secretary Stimson-A Study in Statecraft，p.78.

[76]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183頁。

[77]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1，p.495.

[78]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1，p.494.

[79]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二巻、268～271頁、417～421頁。

[80]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84頁。

[81] 《朝日新闻》1931年10月21日社论：「支那とは何ぞや、理事会の錯覚」。

[82] 《东京日日新闻》1931年10月26日社论：「正義の国日本、非理なる理事会」。

第六章 关东军独立与“十月事件”

沈阳事变发生后一个月，满洲的政治组织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九月二十四日被禁止向哈尔滨派兵以来，关东军虽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充分利用谋略手段逐步在各地组建亲日的“行政机构”，以期将来把这些机构联合起来组建“新政府”。在吉林省，熙洽屈服于关东军的强大压力，于九月二十六日宣告成立“临时政府”。九月二十五日，辽宁省成立了以维持治安为目的的“辽宁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前辽宁省省长袁金铠就任“委员长”。但是，袁一直反对组织新的地方政府，也反对发表宣言从张学良体系中“独立”出来。[1]这是因为该“治安维持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就被南京和北平方面恶意宣传为日本军阀的傀儡和卖国机构，无数的威胁信向官员们飞来”。[2]虽然关东军在辽宁省的政治游说工作未能如意，但不用说，它还是完全控制了该省。在东省特别区，张景惠按照板垣的要求，于九月二十七日宣布“独立”。

与上述成立亲日政权比较迅速的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黑龙江省，其形势十分复杂。受关东军拉拢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于十月一日自称“边境保安司令”，宣布与张学良断绝关系，并图谋进军黑龙江省。张海鹏的军队从关东军处获得了步枪和被服，[3]沿着洮昂线北上，直指齐齐哈尔。马占山担任总指挥官的黑龙江省军队一举烧毁了嫩江铁路桥，阻断了张海鹏继续北上之路，两军在嫩江两岸形成对峙局面。关东军虽然不能公开援助张海鹏，[4]但以洮昂线属于日本的利权铁路为由，命令马占山部队修复铁路。关东军和马占山之间的交涉并不顺利，从十月二十日左右到十一月初，嫩江沿岸的局势一直剑拔弩张。

对关东军而言，嫩江铁路桥问题是经营北满的一个契机，是一次重要作战。关东军不顾陆军高层的反对，不改初衷，试图建立一个包括北满在内的“新独立国家”，总是不失时机地向中央阐述其立场，即关东军“绝不允许苏俄趁北满空虚而入侵”，“不同意将南北分离之议或顺应形势作为我军之根本方针”。[5]十月十日，板垣偶然从一位正在满洲采访的《国民新闻》记者那里得到了一个情报：“政府通过广田大使与苏联达成默契，禁止关东军进兵松花江、洮儿河以北之线”。这一情报与此前参谋本部“支那”科科长重藤千秋函告的“阻止出兵该线以北，但应向山海关推进”的消息吻合，因此关东军极为担心政府将南北满洲分离，只在南满地区解决满洲事变。[6]于是板垣委托参谋本部第二部“俄国”班长、樱会首领桥本欣五郎秘密侦察陆军高层的真实意图，同时与教育总监部本部长荒木贞夫取得联系，请求支持。[7]这样一来，关东军一方面在满洲专心扶植包括北满在内的“新政权”，另一方面开始积极做陆军高层的工作，使其同意其方针。

一 关东军“独立事件”

关东军和陆军高层围绕对满政策的根本方针而产生的对立，深受十月中旬发生的两起事件的影响，即关东军“独立事件”和“十月事件”。十月十七日夜，片仓大尉收到了陆相及陆军次官的两封电报：

甲电报

翻译 中村家寿

昭和六年十月十七日

午后 十时零分 发自东京 电报到达

午后 十时七分 到达沈阳 序号 453

关东军司令官收

发信人 陆军大臣

陆满一〇九 军事机密电报

一、应避免关东军试图从帝国军队中独立出来并支配满蒙之新企图。

二、一般之形势，正按陆军之意图展开，故可十分放心。[8]

乙电报

翻译 中村家寿

昭和六年十月十七日

午后 十时零一分 发自东京 电报到达

午后 十时十分 到达沈阳 序号 457

关东军参谋长收

发信人 陆军次官

陆号外 紧急

卑职均为共同克服目前困境而尽最大之努力。如有需要，将扶植预期之政府，而期满蒙问题之根本解决。务请相信微职之诚意，并请十二分自重，避免诸如关东军独立之类的轻率之举。请待我方局面之好转（荒木、二宫、杉山中将）。[9]

这两封电报承诺将充分满足关东军的要求，同时也禁止其做出过激的行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封电报是在奉命慰问前线将士的侍从武官到达的前一夜发到沈阳的。陆军次官的电报不经关东军司令官之手，直接发给师团、宪兵队、混成旅团、独立守备队，禁止其轻举妄动。关东军接到警告后，断然予以否认，坚称毫无根据，强烈抗议陆军高层轻信这种等同于儿戏的情报并采取如此行动，同时回电如下：

关参第七七二号

十月十九日午前九时十五分发出

昭和六年十月十九日起草 誊写 中村

收信人 大臣 署名 关东军司令官 主任 片仓

件名 甲（军事机密）

接陆满一〇九号电，谓关东军欲在当今圣世图谋不轨，而大臣似乎竟然信之，惊诧莫名。接此电报，为君为国，不胜遗憾之至。此乃对卑职及幕僚缺乏信任之故也，卑职与部下、幕僚深为痛心。而且次官越过卑职，直接向属下部队拍发同文电报，其对军队指挥之影响极大。卑职不才，亦有大志，只要眼力尚济，还望给卑职以充分信任。[10]

关东军司令官还进一步向陆军次官、参谋次长、教育总监部本部长拍发了一封长文电报。

值此目前时局重大之际，关东军虽不无过于积极、独断之处，然吾等仍以团结一致报效国家、忠心一片报答皇恩、死而后已之决心，妥善处理时局。

在这封电报中，关东军司令官为关东军的立场进行了辩护，并表示陆军次官直接发电报给其属下部队是侵犯神圣统帅权，从根本上破坏军队之团结，影响全军士气之重大问题，因此要求“尽快收回”此电。[11]

同时，关东军参谋部全体参谋起草了一封表示强烈抗议的电报，发给了陆军次官、参谋次长及陆军高层实力派官员。

关参七七四号

十月十九日午后十一时五十分发

参谋部致次长 次官 本部长 总务部长 军务局长 建川少将 军事科长

陆满一〇九号及号外电所示无中生有之流言，扰乱我帝国军队建军之本义，使我光荣关东军蒙受不可洗刷之不白之冤，吾等绝难承认。若陆满一〇九号所示属实，祈以未遂罪处之。不知各位贤明长官何以偿还吾等清白？那些使我光荣帝国军队之威信扫地、利用军队之谋士，不论其在职或不在职，皆应处以极刑，以捍卫帝国军队之荣誉。若我等欲重演大西乡（西乡隆盛——译者注）之城山，有方法，有时机，何须坚持职守？若我等有此图谋，又何须坐待上级阻止？若我等果有败坏军纪者，务请果断处置，绝不姑息。

专此布达。

关东军全体参谋[12]

关东军司令官及其幕僚推测，关于关东军独立的传言是当时在东京从事激进活动非常活跃的河本大作、长勇等人散布的流言，从而导致陆军高层“仓皇失措而有此草率行动”。[13]但是，第二天也就是十月二十日，陆军次官及参谋次长回电称，对于关东军独立问题，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一点使他们感到欣慰，但他们也解释说，“满洲方面的各种情报交相混杂，不辨真伪，为防万一”才不得已发出了警告。[14]紧接着，为防止关东军独立，军事参议官白川义则与参谋本部第二科科长今村均于二十一日到达满洲。关东军由此认定，陆军高层对他们已产生不信任。

据今村回忆，宪兵队曾向陆军高层提供了一个情报：如果陆军高层强烈反对，关东军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图解决满洲事变的话，关东军决心独立。[15]散布这个情报的是河本大作和长勇。当时河本频繁往来于满洲和东京之间，从事关东军和陆军高层内部革新分子之间的联络工作。樱会中最为激进的长勇，时任驻北平武官副官，但为准备推行国内改造而经常回国从事秘密活动。河本及长勇强调了关东军的不满，并宣称：

关东军非常愤慨：“身为宫中府中的重臣之辈，不负责任之言行刺激吾等正为发扬国威、伸张国权而准备发动之圣战，而陛下心中对之不悦，政府当局亦事事掣肘。如此即使战死，亦无异于白白送死。”如果国内形势点燃国家改造之烽火，则决心促使本庄司令官发表关东军独立之宣言，脱离日本国籍，据守满洲国。[16]

据说，后来长勇曾承认，当时放出关东军独立的消息，其实是为了支援关东军而编造的谣言。[17]事实上，当时关东军的激烈言行也使这些谣言听上去极具可信度。比如，石原就曾说，如果满洲事变失败，他们将与日本断绝关系而自行行动，[18]“万一政府不接受我方之方针，在满军人中的有志之士须暂时脱离日本国籍，为达到目的而勇往直前”。[19]外务省亚洲局第一科科长守岛伍郎在汇报沈阳的形势时说，关东军推动满洲事变的主要人物板垣、石原和花谷等人在酒后公然声称：

这个计划是很久以前就筹划好的，早在七月二十五日就在沈阳布下了炮阵。我们的计划已经取得了成功，下一步是回到国内发动军事政变，颠覆政党政治，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将三井、三菱之流的资本家打翻在地，然后平均分配财富。一定要大干一场。[20]

关东军首脑的这种放肆之言，或许可以解释为其决心的体现，或许也可以解释为这只是一种以英雄自居而无任何实际意义的发言。但是，为了使陆军高层同意自己的政策，关东军确实施加了压力，特别是九月二十六日，他们从盐税中拿出约二十万日元交给河本大作，作为其在日本国内的活动经费。[21]考虑到这一事实，关东军和关东军独立的传言，并非如长勇否认的那样毫无关系。那么，关东军“独立事件”与日本国内革新派军官的活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下结论之前，让我们先探讨一下同一时期发生的另一起重大事件——“十月事件”。

二 “十月事件”

十月十七日，阻止关东军独立的第一封电报发出，就在同一天，一场针对以樱会为中心的陆军军官的大规模拘捕行动在东京展开。当时，在政界上层及宫中相关人士之间，流传着陆军激进分子正在策划军事政变的情报。他们直到八月中旬才获悉了“三月事件”的未遂信息。自那以后，他们就预料“还会发生一场更大的军事政变”，[22]因此一直提心吊胆。而且，据说军队的国家革新运动在民间也得到了支持，规模日益扩大，[23]传言称，运动攻击的对象已不像原来那样仅限于政党政治家和财阀，还包括宫中相关人士。[24]从陆军方面传来的情报称，有不少人将矛头指向皇室，比如，说天皇和皇后沉溺于麻将，打麻将一直打到深夜；说天皇讨厌参谋总长和陆相；等等。西园寺听了之后，十分担心“陆军内部可能有赤色渗透”，陆军青年军官可能准备发动一场革命。[25]

在这人心惶惶之际，传来十月十七日拘捕军事政变策划者的消息，不难想象重臣、政府和宫中相关人员是何等的震惊。当时，以桥本为首的樱会激进派已决定在数日之内发动军事政变，而青年军官亦已集中到偕行社，并将发出行动指令。陆相及其他陆军首脑获悉这一情报后，连夜召开重要会议，最后决定在这个早晨一举拘捕这些军官。[26]据说这次军事政变计划中，除了若槻、币原、井上等内阁成员之外，内大臣牧野伸显、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等宫中相关人员及政党领袖都被列入暗杀名单。还有一种说法是，为了要留一个向天皇报告军事政变消息的人，牧野被剔出了暗杀名单。此外，还有一个消息在到处流传着，即暗杀成功之后，青年军官们打算在二重桥（位于皇宫正门——译者注）前剖腹自杀。[27]

“十月事件”是一次大规模的未遂的军事政变，此前的“三月事件”与之简直无法相提并论。在桥本欣五郎和长勇的指挥下，预定参加者有在京的一百二十名军官，有近卫师团所属步兵联队的十个中队、一个机关枪中队，第一师团所属的约一个中队；此外还有大川周明、北一辉及西田税所属人员以及来自海军的约十名拔刀队队员。此外，驻霞浦的十三架海军轰炸机、驻下志津的三至四架陆军飞机也预定参加。其攻击计划为：

第一，乘内阁会议正在召开之机，袭击首相官邸，斩杀首相及以下人员。

第二，占领警视厅。

第三，包围陆军省及参谋本部，迫使官员赞同。

第四，制裁不良军官及其他领导。

第五，派遣东乡元帅入宫觐见，说服天皇批准其预定组成之内阁。

此处所谓的预定内阁，其阵容如下：

总理大臣兼陆军大臣：荒木贞夫；

内务大臣：桥本欣五郎；

外务大臣：建川美次；

大藏大臣：大川周明；

警视总监：长勇；

海军大臣：小林省三郎。[28]

军事政变的目的是“向军部夺取政权，实行独裁制，并首先实行政治变革”。[29]但是，他们还没有制订出一套最为关键计划，即实行政治变革的具体计划，而关于“未来社会之蓝图”，按照桥本的说法，也是一片模糊，即：

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在人格上共存共荣之社会，消除横在天皇和平民之间之一切剥削机构，以求国民生活之充实和发展，从而达到日本民族之飞跃发展之目标。一切均须立足于此进行部署。

总而言之，破坏就是一切，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30]

军事政变预定于十月二十一日前后发动。

虽然在计划规模上大小有别，但“十月事件”和“三月事件”一样，都是由于内部分歧导致的军事政变且以未遂而告终。关于事件败露的经过，有各种说法。有人相信是北一辉、西田及大川等军外人士将计划的内容卖给了政友会或宫内省，从而导致计划败露。[31]而策划政变的核心人物桥本本人的举动，也相当让人生疑。有人说他实在受不了来自激进派下属的压力，于是通过邀请杉山次官加盟军事政变的方式将计划透露给了上层，期待上层部门制止此次政变。[32]还有人说，樱会会员中不同意发动军事政变的稳健派人物根本博、藤塚止戈夫、影佐祯昭三人曾要求作战科科长今村派宪兵拘捕策划者。这些就是导致兵变流产的直接原因。[33]

不管怎么说，“十月事件”还是以未遂而告终，其根本原因还是樱会内部的意见出现分歧。前面已经说过，樱会标榜国内改造和对外扩张的双重目标，而桥本等人的想法基本上是国内改造优先，这导致了“三月事件”。其后关于这两个目标应该哪个优先，樱会始终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九月十八日满洲事变爆发，但这并不是樱会会员决定对外扩张优先的结果，发动满洲事变的核心成员，大多数来自关东军及陆军高层内部，他们不属于樱会会员的骨干军官，从这一事实即可看出。但是，从结果上来说，对外扩张活动一经发动，就迫使樱会领导人必须就是否实行国内改造做出决断。而在这一点上，樱会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

以桥本为首的长勇、田中弥、小原重厚这些激进派则主张，乘满洲事变爆发后少壮军官意气高昂之际发动军事政变。[34]根本等人则从“大陆先行论”的立场出发，反对满洲事变期间实施不利于国家的危险的国内改造。[35]而田中清等稳健派认为，军事政变后的建设计划未臻完备，不赞成与西田等军外革命家联手，反对发动军事政变。[36]如此一来，樱会内部的对立使陆军当局能够防患于未然，使军事政变胎死腹中。虽然桥本等十二名樱会头目仅仅被处以最高二十天的重禁闭，以示惩罚，但那些被认为与“十月事件”有干系的军官均被调离，一律清除出陆军高层。

三 关东军“独立事件”与“十月事件”

这里留下的一个问题，就是要阐明关东军“独立事件”与“十月事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弄清关东军在“十月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毫无疑问，关东军的过激言行，使人们对当时河本、长勇在东京散布的关东军独立流言信以为真。此外还可以断定，这个流言是为了让政府和陆军高层支持关东军所主张的满洲事变解决方针而编造出来的。关东军请桥本、根本、大川在国内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其活动所需资金由板垣通过河本支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37]对樱会而言，借关东军向高层炫耀自己的实力，似乎也需要把关东军的激进行为加以某种程度的渲染。情况虽然如此，但关东军独立的传闻并非关东军自己编造出来的；关东军“独立事件”也不是关东军与樱会合谋的产物，而是在满洲推行强硬政策这一共同目的催生的结果。

同样，这个解释也可以用于关东军在“十月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上。在满洲事变爆发之前，关东军中的一部分人与樱会达成共识，即关东军一旦在满洲开始军事行动，樱会就在国内发动军事政变，以实现根本性的政治改革。[38]以称霸满洲为主要目标的关东军首脑主张有必要实行国内改革，将国内改革作为基本目标的樱会也支持对满洲采取积极政策，基于此，二者取得共识实在不足为怪。而在实际上，如前所述，樱会领导人在陆军高层中也确实是不遗余力地支持关东军，但不能说关东军积极支持了“十月事件”或参与了策划。关于这一点，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还没有证据表明关东军与“十月事件”有关；二是关东军当时正忙于满洲问题，几乎不可能积极参与这个明显不统一、不彻底的“十月事件”计划。而且关东军的核心人物石原虽然同意进行国内改造，但他历来强烈反对优先进行国内改造，理由是石原担心国内改造会导致国力下降。特别在满洲事变爆发后不久的这一关键时期，石原几乎不可能赞成在国内发动军事政变这样的计划。后来长勇回忆说，在策划“十月事件”这件事上，他曾受到石原的谴责，这就说明了这一点。[39]总之，关东军当时曾把全部精力用于向陆军高层施加压力，使其赞同他们制定的解决满洲事变的方针，所以，只有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上，他们才有心思支持国内的国家革新运动。而在制订军事政变计划或为此出谋划策这一点上，他们也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如果说关东军与樱会激进分子共同策划了关东军“独立事件”和“十月事件”的话，那么军队的国家革新运动也未免过于冲动，缺乏缜密的部署和严格的组织。

四 过激事件对军部的影响

那么，关东军“独立事件”和“十月事件”等过激事件的相继败露，给军部造成了什么影响呢？首先，作为事件核心的樱会激进派势力在“十月事件”之后消退，其后仍以改造国家为目标，运用非法手段开展活动的是更为激进的陆海军青年军官。在策划“十月事件”之际，桥本等人的野心是以内阁成员的身份参加改造后的内阁，而他们虽然口口声声鼓吹革新，却经常通宵达旦地在娱乐场所一掷千金，这些青年军官对此非常气愤。在成为更加纯粹的革命铺路石这一理想的激励下，海军方面的青年军官以井上日召为师，最终发动了“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陆军方面则形成了皇道派，打算拥立荒木，希望破灭后，最终在北一辉、西田带领下发动了“二二六事件”。

“十月事件”之后，陆军高层的幕僚军官集团作为另一股势力逐渐崛起，他们摒弃樱会采用的那种非法手段，主张进行渐进式改革。他们认为，应恢复军部内的统制，确保强有力的军队组织掌握政治权力，从而合法地主导国政。这股势力的中心力量是在永田铁山的领导下成立的统制派。聚集在永田身边的，除了为拘捕“十月事件”主谋而奔走的东条英机、今村均等陆军省、参谋本部的主要科长外，还有影佐祯昭、池田纯久、田中清等原樱会会员中的稳健派人物。[40]

值得注意的是，陆军高层幕僚集团的稳健性仅在于他们主张使用合法手段加强政治力量，也就是说只限于手段上。他们的目标仍然是国内政治的改革和对外扩张，这与樱会并无太大的差异。这从组织统制派的人物均属一夕会或樱会，并且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推进国家革新运动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然而，军方领导人虽然抑制了国家革新运动的过激化活动，但由于他们赞同国家革新运动的目标，导致他们无法对过激派采取果断措施，经常以妥协而告终。这种倾向从陆相及陆军次官惊愕于关东军独立这一情报而发出的电报中，即可窥见一斑。他们一方面禁止过激行为，另一方面又发出指示，以期相互妥协。这个指示说：“为共同克服目前困境而尽最大之努力。如有需要，可扶植预期之政府，而期满蒙问题之根本解决”。[41]

在处罚“十月事件”相关人员时，军方领导人也极为优柔寡断。被拘捕的十二名军官在宪兵的押送下被送往稻毛、市川、宇都宫等地关禁闭，其间受到了非同一般的优待。这些人包括为阻止“十月事件”而采取行动的根本、藤塚、影佐等人，他们是为了向同伴掩饰其背叛行为而主动要求逮捕的。[42]这些人都没有在军事法庭上受到审判，不到一个月的禁闭结束后，桥本、长勇和田中弥又被处以二十天、十天不等的重禁闭。而其他人经过训诫之后旋即获释，[43]但被驱出陆军高层。军事政变的策划者之所以能得到如此优待，一是军方领导人害怕刺激樱会背后那伙过激青年军官，二是他们自己也曾赞同这些人的要求，三是对外保持军队统一的印象。深受革新青年军官拥戴的荒木强调，“十月事件”中有关人员的动机完全出于纯粹的爱国心。[44]关东军也发电报对他们表示支持，其电报指出：“恳请体谅热血军官之初衷，对其妥善处理。反面观之，彼等实为国家难得之至宝。”[45]只要认为他们的动机是“纯粹”的，他们对国家是“至宝”，当然就没有必要予以严惩了。荒木认为，对他们进行如此惩处将损害军队的名誉，因此表示反对。[46]但他在对外发言时，就极力避免对“十月事件”进行评论，而是尽量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青年军人对当今政党的腐败——政治的腐败相当忧愤，这个事实就摆在那里，真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受到什么刺激后采取行动。”[47]

五 过激事件的政治影响

从荒木的这番话中也可以看出来，对军内革新要求持妥协态度的军方领导人，试图通过对军外强调过激分子的危险性，加强军部的政治力量。而以统制派为中心的陆军高层幕僚军官的意图，正在于军部团结一致地主导国策。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谈到了。

自满洲事变爆发以来，政府、政党领导人及宫中相关人员都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在关东军“独立事件”及“十月事件”消息传来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若槻首相早已获悉，关东军的目标是统治包括北满在内的整个满洲地区，他们态度强硬，为实现其既定目标，将不惜违抗政府意志，不惜脱离陆军高层。若槻虽视其传言为“不足为信”，但非常担心一旦发生此类事情，将使日本陷入困境。若槻认为：

驻满军队轻视政府的命令，是因为现在的政府是由一党一派组成的民政党内阁，只不过代表了一部分国民的意见。大多数国民未必与现任内阁持相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管政府下什么样的命令，驻满军队都不会服从。因此，欲使驻满军队服从政府的命令，就应该成立一个由各个政党组成的联合内阁，而不是由民政党一党执政。这样一来，政府的命令就代表了全体国民的意志，其命令也就能够贯彻下去。因此我就想知道，在今天这样的政党形势下，这样的联合内阁是否具有可行性。[48]

此时，在野党政友会总裁犬养毅也非常担心军部的动向，他认为如果有发生军事政变的危险，政府就“必须着手从根本上改造陆军的结构”。但在这种情况下，仅凭政友会一党之力是无论如何对付不了军部的，因此政友会正在考虑与民政党联合之事。[49]

“十月事件”证明了若槻、犬养的不安并非杞人忧天。若槻派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去试探成立联合内阁的可能性。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政党一致合作，全力与军部较量的大好时机似乎到来了。但结果是成立联合内阁运动堕落为政党之间的讨价还价争执。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和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以政友会再度禁止黄金出口的政策与民政党的财政方针相抵触为由，反对成立联合内阁，于是若槻最后也不得不放弃了成立联合内阁的想法。尽管如此，安达仍一个人为实现联合内阁而四处活动，但他所考虑的联合内阁已不是若槻所构想的抑制军部的堡垒，而是他背后的政友会、民政党党员中一些不惜与军部合作之徒获取政权的一种手段。其间展开了各种政治活动中，有人推举宇垣一成或平沼骐一郎为首相，有人则希望安达和犬养联合组阁等，大家频繁议论着有可能组建强有力内阁的候选人。[50]当若槻内阁能否维持下去也逐渐让人担心时，政友会内部以森恪为首的反对联合内阁的活动开始不断加强，希望政友会单独执政的意见占了绝对优势。

十一月二十一日，安达内相发表声明：鉴于形势严峻，“如有必要成立一个以政党合作为基础的国民内阁，我随时欢迎”。至此，联合内阁运动终于进入尾声。[51]除若槻和安达之外，所有内阁成员都不赞成成立联合内阁的主张，决定继续坚持单一内阁，但安达固执己见，坚持成立联合内阁，最终导致若槻内阁以内阁成员意见不一致为由总辞职。这个昙花一现的联合内阁运动不仅未能强化政党政治，而且导致政党、政府在与军部对立时其地位越来越弱。由于若槻及政党领导人自毁长城，军方在这次与政党的较量中，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

六 过激事件与对满政策的转变

过激事件败露以后，军方当局在确立内部统制的同时，试图加强军部的政治权力，并主动迁就关东军，对对满政策进行了调整。在关东军“独立事件”和“十月事件”之后，马上被派到满洲的白川大将及今村大佐传达了陆军高层的政策，其内容大致如下。关于日本的目标：

在满洲建立一个按照日本意志行动之政治中心。

此政权不必对中国宣布独立。固然以宣布独立之完整独立国家为理想，然以舍名求实为现阶段之理想。

总之，应尽最大之努力求实，以期最佳之结果，希望早日促成。

国家机构不必求全。

对于以中国人之名发表独立国家宣言，毫无异议（实质上当然由军方或日本给予援助）。关东军、日本对之进行援助，不仅无益反而有害。[52]

陆军高层估计，将满洲从中国“独立”出去，将遭到国际及日本国内的严厉谴责；同时也害怕刺激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为此，陆军高层认为，暂不明确即将在满洲成立的政权性质，只求将其迅速成立起来。陆军高层最为关心的是在实质上支配满洲，在他们看来，“新政权”的名称或是“新政权”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等，都是次要的。对他们而言，只要在满洲实现“俄之外蒙、英之西藏”[53]那样的间接支配，就已经足够了。

因此，针对即将在满洲成立的“政权”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陆军三长官会议决定，有关满洲问题的谈判将与“新政府进行”，但坚持的方针是：“承认与中国本土之间在形式上为政权与政权之关系，而在实质上则为独立国家之关系。”[54]但是关东军幕僚坚决支持将满洲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的方针。他们的意图是，将来与中国政府仅就“新国家之承认、反日、抵制日货及其他与中国本土有关之问题”举行谈判，有关“满洲政权”的权限及其他问题均不允许中国政府干预。[55]十月二十四日，关东军正式向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呈报了他们的满洲政策。

解决满蒙问题之根本方针

第一 方针

与中国本土断绝关系，表面上以中国人统治，其实权则操之于我，目标为建设以东北四省并内蒙古为疆域之新满蒙独立国家。此间应促进政权之迅速成立，并在实质上在各个方面开展我方之经营，以奠定牢不可破之基础。

第二 要领

一、在我方暗中支持下，在辽宁省成立特殊之行政，以期善政之实。期望此间吉黑两省亲日政权迅速成立并保持稳定。

对于热河省，俟其形势逐渐好转之后再行动。

二、在吉黑两省政权基本确立之后，立即在我方暗中支持下，以不求完美、只求速成为宗旨，将吉黑两省和辽宁省的行政机构进行跨省联合，使之宣布成立一个接受我方要求、条件之新国家，同时以奉天省城为首都。

此间对于热河省，应根据形势发展，使其政权在成立伊始即实行跨省联合。

三、新国家之要素，诸如国防、交通，其实权操在我；成立在满所有民族共存共荣之机构（一种特殊共和制），并在县（市）实施行政自治。

四、在新国家建设中，以合法手段逐步恢复既得权益，并以增进满蒙各民族福祉为宗旨，不阻止新政权之成立，并注意开展各方面之经营，奠定经济上牢不可破之基础。

对于北满，在建设新国家之前，随着地方新政权之创建而逐渐渗透之，以期嵌入我方势力。

五、新国家建设运动在形式上应以中国人为主来开展，而在暗中我国应给予更为强有力之支持，以促进其发展，并期迅速刷新黑龙江省政权，扫荡锦州政府，消灭张学良势力。

六、指导舆论，将国内及满蒙诸民族之舆论引向新国家建设；同时在国际联盟及其他外交谈判、政府声明中切勿授人以柄，避免妨碍建设运动。

七、在促进我暗中支持之新国家建设运动中，如遇武力干涉或阻挠，一律予以果断反击。

在我帝国与南京政府之所有谈判中，尤其在有关新满蒙国家疆域之各项上，恳请谨言慎行，切勿累及谈判。[56]

虽然关东军提出了如此强硬的政策建议，但十一月五日陆军大臣的指示方针中，对于将新政权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依然持暧昧态度，似乎有意保留形式上的关系。[57]对于陆军高层的这种态度，关东军十分气愤，终于在十一月七日的回电中，表达了他们的坚定决心。

一、关东军所期者，在于建设一个自由国，即使不具备世界意义上的完备的所谓国家形式，亦应使其与中国本土之众多政权完全断绝关系。

二、关东军所期者，归根结底在于，表面上使中国方面循自然推移之形式，一俟政情略为稳定，即乘机以民意之形式拥立溥仪。

对于统一自治体之形成与真正国家之形成，其谋略所需时间应与对外关系所需时间保持一致。

三、中国人之特点为目的若不明确，则其行动将一味揣摩臆测方向，从而使各种活动中途受挫。此亦应该得到谅解。

总之，关东军对满洲政权不与中国本土断绝关系一事，绝对难以服从。[58]

关东军之所以向陆军高层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是因为他们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关东军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明确的满洲政策，而且有能力推行这些政策。那么关东军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权力呢？我们可以从《片仓日志》的如下记载中进行推测。

在国家为陆军而陆军为我关东军所牵引之今日，关东军职员最需要肝胆相照、行动果断、精明强悍之勇士。[59]

就像军方当局不得不就关东军进行政策调整一样，日本政府也迫切感到有探讨更符合满洲现状政策之必要。满洲事变爆发以来，日本政府未能防止满洲战事的扩大，也未能阻止“新政权”的成立，而在这种情况下，又必须与国际联盟及各国进行交涉，其处境极为艰难。“十月事件”以后，日本政府的政治基础变得不稳定，其处境也就越发困难。

本来，就像日本政府在满洲事变爆发之后不久的九月二十四日答复国际联盟理事会议长那样，日本政府曾声明，日本军队的撤退，将采取“随着今后事态之改善，尽可能撤回铁路附属地内之方针”。[60]但是，其后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通告如下：

目前当务之急，在于日华双方通过合作以缓和国民感情。为此，需要迅速协商确立两国正常关系之基础的几点大纲。如上述大纲协商完毕，国民感情有所缓和，则日本军队可安心地全部撤回铁路附属地之内。[61]

这表明日军的撤退条件，并不仅仅取决于治安状况。

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通过中日之间直接谈判解决满洲事变而不让国际联盟干预的方针。但随着事变的发展，实施这一方针变得愈发困难。其原因是除了日中之间的交战状态阻碍了谈判之外，混乱的满洲政治形势使日本政府在选择谈判对手时，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关东军在满洲问题上坚持只与日本所扶植的“新政权”进行谈判，完全不让中国政府参与。陆军高层之意也是有关满洲问题的谈判日本只与“新政权”进行。只有日本政府不断提出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的要求。但最为关键的是中国政府坚持除非日军撤回铁路附属地之内，否则拒绝谈判。日本政府没有办法强迫日军撤退，而在此期间，作为“新政权”母体的“地方自治机构”成立了。

十月二十六日，政府发表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个声明，并将其作为未来日中关系基础的大纲，特列举以下五条：

一、否定相互侵略之政策及行动；

二、尊重中国之领土完整；

三、彻底取缔妨碍相互通商之自由及煽动国与国之间憎恶情绪之组织性运动；

四、有效保护满洲各地帝国臣民之一切和平事业；

五、尊重帝国在满洲之条约权益。[62]

其中第五条一定会引起争议，因为关于条约上的日本权益，中日两国的解释大为不同。

但是，就五大纲目的整体内容而言，并没有特别值得震惊之处。引起各国关注的是，日本政府在国际联盟理事会休会之后马上发表这一大纲背后的真实意图。国际联盟理事会会议期间，日本代表在政府的严令下，一直拒绝向中国提供提案中大纲内容的任何信息。二十四日国际联盟理事会开始休会，在两天之后的二十六日日本却发表了这一大纲，这无非表明了日本政府在有意识地无视国际联盟。芳泽代表对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表示抗议，认为这种态度将有损日本代表的体面，是信用上的重大问题。[63]日本政府对此的回答是，之所以不向国际联盟理事会出示这五大纲目，目的是在更大范围表明日本的决心，即日本不允许国际联盟干预满洲事变的解决，只是希望与中国进行直接谈判。[64]

外务省还进一步向芳泽代表解释了政府在满洲政权问题上的意见。外务省指出：

中国政情之复杂微妙，远非欧洲政治家所能想象。现在，无论中央或地方，均难以找到可认真负责地处理此事之权威人士……

（四）总之，我方应根据满洲现在之局势，由我军采取力所能及之警察措施，促进中国地方治安维持机构之发展，最终将上述警察措施渐次移交给此等机构，以使该地区恢复正常状态，同时等待中国方面同意举行直接谈判之允诺。[65]

政府当然认为：

今后无论满洲出现何种政权，均属东三省内部之问题，将主要由东三省人民议决。我方只能根据今后形势之变化予以判断。

但是：

国际联盟及其他方面总是不自觉地为张学良所吸引。如您所知，中国之政权，不论中央或地方，先以实力号令某一地方，具有相当持续性之后，自然与外国发生交涉关系。张作霖、张学良即属其类。彼等历来受我荫蔽，而保全其地位。现在张学良采取排日态度而失去我方之支持，已丧失其实力；作为东三省之政权，已失去其意义。

结论是：

中国政情复杂且变化无常，在这种形势下，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将谈判对手局限于南京政府或其认可之地方政权，不仅不可能，而且此类问题应完全由我方和中方决定，（国际联盟）理事会同意日中之间直接举行谈判足矣，并无理由干涉我方与何方进行谈判。[66]

总之，在满洲事变的政策上，日本政府从原先的与中国之间就确立普通关系之基础的几点大纲进行谈判之后撤军，转变为在满洲成立“新政权”之后再行撤军。事变发生时，日本政府曾对外宣布在满军事行动是为保护以满铁为中心的日本权益的自卫行为，与此相比，期待成立满洲“新政权”这一方针恰恰表明了其外交政策的一大转变。日本政府当然知道，在满洲正逐渐成立的所谓“地方治安维持会”，实际上几乎是在日军的指挥之下成立的。[67]

在这种形势下，外务省于十一月十二日向日本驻法国、美国、中国大使发出了一封题为《满洲问题政府方针》（即《治安维持会扶助方针》）的电报，再次通告政府的新方针。外务省在这份长文电报中，首先对日本在满权益的重要性及国内舆论日趋强硬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并对政府与中国以五大纲目为基础举行直接谈判的外交方针进行了解释，同时也谈到了今后的对策。这是一份重要史料，其内容如下：

……

四、我方五条大纲无任何不合理之处，与致国际联盟第一五四号即复布里安电所详述相同，既然中国方面知悉普通国家之义务，对此理应接受，联盟亦有劝说中国之义务。我们认为，各国对此亦与我方具有同等利害关系……今日之中国不能以一般弱国视之，该国正通过“布尔什维克”式外交政策，有组织地废除作为世界和平基础之各条约，并以排外运动及其他所有恶劣手段，贯彻其轻率主张，帝国及其他各国反而处于受害者之地位。上述五项内容，不过是作为上述受害者中最关痛痒之帝国，为恢复日中关系正常化而提出的最低限度之补救方法。如果中国尚有普通国家之观念，则应允与否，本不成其为问题。该国主张先行撤军，不过是否定上述五项内容之意。关于这一点，征之于往日经验，即可明矣。

五、总之，此次问题对于联盟而言，充其量是秘书处人员工作疏忽而引起的面子问题。而对于中国而言，则是履行普通国家之义务，还是依然奉行“布尔什维克”式外交政策之问题。反之，对于帝国而言，实乃关乎生死之问题……因此，无论付出多大牺牲，亦只有坚持历来主张之一途。今后应努力避免扩大事态，同时努力引导世界舆论，使帝国之正当立场和主张，逐渐得到国际舆论之支持。

六、只要联盟不改变其态度，中国方面即不会应允与我方进行直接谈判，此乃明白无误之事实也。即使联盟改变其态度，以最近中国内政状况观之，亦不容易出现足以担当上述直接谈判责任之政权。目前之事态，将持续多年。因此，在此期间，我方应充实中国方面地方治安维持机构之内容，俟其势力延伸至偏远地区，我军即可逐渐地主动地向附属地集结。[68]

日本政府之所以不得不对上述外交政策进行调整的直接原因，似乎在于国内舆论的日趋强硬及军部势力增强所引起的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十一月十八日，外务省致电日本驻国际联盟代表及驻美大使。这封电报表达了处于极为强大的国内压力之下的外交当局的立场，意味深长。

在我国，军部右倾派自不待言，即使持比较自由意见之一派，对华反感情绪亦显著上升。在这种形势下，以中国官兵之不法行为为导火索，引发此次事件。对此，我国舆论不分阶级，一致要求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在满洲问题上，特别是那些历来采取冷眼旁观态度之普通民众，其态度与过去两次大战之时极为相似。对于中国方面肆无忌惮的恢复国权运动，那种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蔓延于我国民间的极度愤懑之激情，瞬间爆发。而中国方面试图利用第三方以制约我方之毫无诚意的态度以及联盟对于我方之毫无道理的高压态度，越发刺激我国国民之感情。

三、政府鉴于上述全国舆论之趋势，将毫不犹豫地坚持既定之方针，以确保我国在华尤其是在满蒙之地位，同时努力防止国民舆论之极端化。但是，若对舆论滥加压制，国民之对华愤怒必将急遽转向国内而爆发，再加上一部分极端分子之策动，势之所趋，将有引发严重事态之危险性。因此，政府应以极为周详之准备而应对（上述说法可能过于“令人惊恐”，但是目前的千真万确之实情）。而上述国内形势，自然会对政府和军部及驻外军事机构之关系产生极为微妙之影响。因此，从政策角度出发，欲使驻外军事机构之行动与大局保持一致，则应考虑国内影响，而不得不采取相当复杂之处理办法。[69]

不难想象，这封电报所说的“引发严重事态之危险性”，与未遂的“十月事件”暴露的过激分子的活动有关。也就是说，过激事件的败露使政府感到政策的调整已不可避免。政府缺乏抑制军部的政治力量，担心一旦刺激军部，将会发生更大规模的军事政变，因此改变了对外政策。

所谓“币原和平外交”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崩溃的。若槻和币原等人或许像史汀生所一直相信的那样，依然祈愿和平[70]、站在“正义的一方”，[71]但是，其政策的实质内容已经朝着异于和平外交的方向发展。据说那个时候宇垣在兴津拜访西园寺，西园寺批评币原外交，并指出：“方法是没有错的，也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我一直是支持的。但无论多正确的事情，如果事态到了全国舆论众口一词地责之以非、责之以恶这种地步，要想开展灵活外交，就必须重新考虑了。”[72]当外务省采纳满洲的《治安维持会扶助方针》时，币原外交正如西园寺所说的那样开始了“灵活外交”。币原外交的实质性转变，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显示了客观形势及权力结构的变化是如何极大地限制外交政策的选择余地的。

[1] 沈阳总领事林给外务大臣币原的电报，见：1931年10月8日着電、外務省「満州事変」。

[2] 沈阳总领事林给外务大臣币原的电报，见：1931年10月8日着電、外務省「満州事変」。

[3]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8日、10月2日。

[4]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18日。

[5]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15日。

[6]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11日。

[7]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11日。

[8]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18日。

[9]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18日。

[10]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19日。

[11]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19日。

[12] 関参第七七四号電、1931年10月19日、次長、次官、本部長、総務部長、軍務局長、建川少将、軍事課長宛、参謀部。

[13]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19日。

[14]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20日。

[15] 今村均与卫藤沈吉的谈话录音，1958年1月12日，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藏。

[16] 『原田日記』别巻、1950年、358頁。

[17] 田中隆吉証言、極東国際軍事裁判速記録、第26号。

[18] 片倉衷談話、1959年5月30日。

[19]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2日。

[20]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77頁。

[21]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6日。

[22]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91頁；『木户幸一日記』、1931年10月1日、7日。

[23] 『木户幸一日記』、1931年10月14日。

[24] 『原田日記』别巻、1950年、355～356頁。

[25]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88頁。

[26] 『木户幸一日記』、1931年10月17日。

[27]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100頁；『木户幸一日記』、1931年10月2日。

[28] 田中清「所謂十月事件に関する手記」（『粛軍に関する意見書』）、171頁。

[29] 田中清「所謂十月事件に関する手記」（『粛軍に関する意見書』）、160頁。

[30] 田中清「所謂十月事件に関する手記」（『粛軍に関する意見書』）、183頁。

[31] 田中清「所謂十月事件に関する手記」（『粛軍に関する意見書』）、181頁。

[32] 田中清「所謂十月事件に関する手記」（『粛軍に関する意見書』）、176頁。

[33] 今村均与卫藤沈吉的谈话录音，1958年1月12日，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藏。

[34] 田中清「所謂十月事件に関する手記」（『粛軍に関する意見書』）、163～164頁。

[35] 稲葉正夫談話、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資料。

[36] 田中清「所謂十月事件に関する手記」（『粛軍に関する意見書』）、163～164頁、173頁。

[37]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6日、10月11日；山口重次『悲劇の将軍石原莞爾』、1952年、161頁。

[38] 田中清「所謂十月事件に関する手記」（『粛軍に関する意見書』）、158頁。

[39] 田中隆吉証言、極東国際軍事裁判速記録、第26号。

[40] 今村均与卫藤沈吉的谈话录音，1958年1月12日，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藏。

[41]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18日。

[42] 今村均与卫藤沈吉的谈话录音，1958年1月12日，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藏。

[43] 田中清「所謂十月事件に関する手記」（『粛軍に関する意見書』）、179頁。

[44] 中野雅夫『三人の放火者』、1956年、140～141頁。

[45]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20日。

[46] 中野雅夫『三人の放火者』、1956年、142頁。

[47]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107頁。

[48] 若槻礼次郎『古風庵回顧録』、1950年、383～384頁。

[49]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97～98頁。

[50]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129頁。

[51]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138頁。

[52]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23日。

[53]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23日。

[54]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31日。

[55]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23日。

[56]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25日。

[57]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7日。

[58]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7日。

[59]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26日。

[60]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485頁。

[61]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185頁。

[62]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186頁。

[63]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四卷、31～34頁。

[64]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四卷、35～36頁。

[65]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四卷、11～12頁。

[66]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四卷、648～649頁。

[67] 沈阳总领事林给外务大臣币原的电报，见：1931年10月20日着電、外務省「満州事変」。

[68]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四巻、623～629頁。

[69]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四巻，656～658頁。

[70] Richard N. Current，Secretary Stimson-A Study in Statecraft，p.70.

[71] Richard N. Current，Secretary Stimson-A Study in Statecraft，p.73.

[72] 宇垣一成『宇垣日記』、1954年、160頁。

第七章 夺取北满的争论

陆军高层虽逐渐屈服于关东军的压力，转而支持在满洲成立“新政权”乃至建立“新国家”，但迟迟不批准关东军夺取北满的要求。昭和六年（1931）九月二十四日，参谋总长下达命令：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禁止向哈尔滨出兵。此后，对于夺取北满一事，关东军就只能间接地或秘密地进行了。如前所述，关东军指使张海鹏夺取齐齐哈尔，张海鹏部却于十月中旬在嫩江受阻，不能北上；齐齐哈尔特务机关机关长林义秀与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马占山就嫩江铁桥修复一事开始举行谈判。

一 江桥战役

当时，关东军正在竭力寻找“如何才能向北满派兵的借口”。[1]比如，他们曾考虑过让张海鹏部北上，如情况向有利方向发展则以维护洮昂线沿线权益或保护齐齐哈尔地区侨民为借口派出日军。[2]另外他们还考虑过让马占山部占领中东铁路南侧地区，并进一步诱使其向日军发动进攻，从而进行反击。[3]关东军最终找到了出兵理由。他们借口北满的货物向外运输时受阻，为保护满铁利益不受侵害而出兵。关东军于十一月二日向马占山及张海鹏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各自退到离桥头十公里处以便日方修复铁桥。此外还通告，对于任何妨碍日方行动之人，日军将直接进行军事打击。[4]

陆军高层也同意为修复嫩江铁桥派遣关东军，但参谋总长指示：“远离嫩江向北满派兵，不管任何理由，未经本人之安排绝不允许行动。”陆军次官也发电报说：“在修复江桥及有关的军事行动时，迅速、妥当最为关键。务使满铁在十三、十四日之前完成修复并撤回掩护部队。”陆军次官又通知关东军，为得到国际联盟理事会的支持，采用间接方式较为明智，并决定支给关东军300万日元作为其经营北满的经费。[5]这笔经费通过满铁支付，并可立付50万元以内的经费，详情将由参谋本部日后发训令进行说明。[6]

但是东京的军方领导人似乎对关东军能否服从上述指令表示怀疑。北满经营谋略被批准的第二天，即十一月五日，参谋总长向关东军司令官发出如下电报。

在满洲事变结束之前，关东军司令官所辖及所指挥部队之行动，其一部由参谋总长决定、命令。此乃遵循先例，已获陛下之授权。

特此通告。[7]

四个小时之后，参谋总长向关东军发出了第一道直接命令。

一、鉴于目前国内外之大局，我之方针为暂时不采取针对北满之积极作战行动。

二、为使修复嫩江桥梁之掩护部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其任务，其作战行动应仅限于占领通过大兴站附近之铁路线。[8]

经天皇授权，参谋总长接管关东军的决策权和指挥权，这一决定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意味着关东军司令官的决策权和指挥权已被临时停止。日本陆军的指挥系统，最终的统帅权属于天皇，天皇在参谋总长的辅佐下直接指挥驻海外军队的司令官和师团长。若有投入几个军或几个师团的大规模战役，指挥调度会变得极为复杂，参谋总长为减轻天皇的重担，可以要求天皇授予其指挥权。这回参谋总长运用的正是这一授权命令。

关东军幕僚接到参谋总长这个通告后，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对统帅权的极大侵害，是关系到对关东军司令官是否信任的重大问题”。[9]当他们得知关东军司令官希望他人接替其职务时，[10]立即商议办法促使关东军司令官改变主意，并以幕僚意见的形式，发出了如下抗议电文。

关东军从不吝惜努力，以忖度中央之意图。虽为平时作战计划之一部，有奉敕指示且为配合政治之作战，但若事无巨细均奉命而行，不仅经常贻误战机，而且不能随机应变。如此行为，实为不信任关东军之意。关东军司令官无时不尊重中央之意图，而幕僚察其情，皆为之潸然泪下。

关东军司令官肩负阃外重任，若纯粹作战用兵之细节亦受制约，则如满蒙经略之类国策，将根本无法实施。关东军司令官一职，不如指派精通国内外形势之外务当局担任之，如此则更为合适。[11]

这封抗议电报把外务省拉扯进来，可以说，关东军完全是在挖苦外务省。为了避免令国际联盟更加反感，也为了避免刺激苏联，陆军高层禁止关东军夺取北满，但关东军认为外务省才是夸大国际联盟和各国的压力，使政策不断发生动摇的罪魁祸首。事实上，关东军的看法并不是没有根据。国际联盟代表芳泽说：“归根结底，不能无视理事会合理的道义压力。”[12]芳泽认为，满洲问题不可能在全世界的反对声中得到解决，只有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才有可能真正解决满洲问题。[13]外务大臣在内阁会议上强调，为了响应国际舆论的期许，日本应该实施已向国际联盟反复承诺的撤军计划。[14]当关东军即将向北满进攻的情报传来时，芳泽即从巴黎发来电报，要求政府“拒绝关东军司令官之建议，同时采取严厉措施，禁止派出机构违背政府之方针而轻举妄动”。他还表示，如果夺取齐齐哈尔，日本将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以后在国际联盟理事会中恐怕不能就满洲事变继续进行任何磋商了。[15]布里安于十一月六日及十一日向日本和中国发出声明，试图让两国再次确认国际联盟理事会决议中对其规定的义务。

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一直十分注意避免日本受到世界舆论的攻击。参谋总长反复训令关东军禁止北上。其原因如下。

鉴于目前国内外之形势，以行使武力为主的向前推进之方式，必将刺激国内外之神经，难保不会阻碍今后之发展。且担心外国及国际联盟之舆论感染我国国民，动摇国民对军部之信赖。[16]

但是，陆军高层之所以如此强硬地反对北满作战，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担心日军对中东铁路的接近，将导致苏联的出面干涉。他们认为，苏联已经向马占山的军队提供了武器弹药和援助资金。[17]陆军高层的方针是：“只要俄国不挑衅，我方应避免对北满使用武力，当前应以加强张海鹏部实力或收买马占山军队等适当手段，推进北满经营。”[18]他们判断，只要关东军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就算苏联向北满政权提供武器弹药和资金，也不会派出军队。但关东军认为，只有进占北满，才能实现对北满的政治支配，而仅靠暗中活动的方式，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19]关东军相信，只有成立一个包括北满在内的支配整个满洲的“新政权”，才能结束满洲事变。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多次述及。

十一月四日，派去修复嫩江铁桥的关东军和马占山终于爆发了武装冲突，战斗持续了两天。关东军司令官向参谋总长及陆军大臣报告，称歼灭黑龙江省军队的时机到来了。其来电称：“恳请相信卑职及关东军将士之微衷，为对黑龙江省军队作战，请授便宜行事之权。特此请示。”[20]但是，关东军司令官的这一要求被拒绝了。[21]此后，关东军虽成功地占领了大兴附近地区，并为桥梁的修复作业提供了掩护，但参谋总长不允许关东军继续追击马占山。随后，林少佐和马占山的会谈持续了数日。十一月十一日，关东军司令官通过林少佐向马占山提出三点要求：

一、马占山下野；

二、马占山部撤出齐齐哈尔；

三、为保证洮昂铁路之安全，日军之一部将进驻龙口车站。[22]

第二天，马占山拒绝了关东军提出的下野及撤退的要求，并质问日方：在日本政府向国际联盟否认出兵北满之时，为什么关东军却要进军北满？[23]同时诘问日方：鉴于一天也不能将人民置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如果他交出黑龙江省政府，那么政权是交给张海鹏还是交给日军？[24]看来，马占山因为有了苏联的援助且利用日本向国际联盟做出的许诺，采取了强硬态度。其间，形势极为紧张，沈阳林总领事也终于提出了进军齐齐哈尔的建议。

目前之形势……除维护既得权益之外，正向进占北满之方向发展……要求我军在极力避免进占齐齐哈尔方面的同时大规模地经营北满，实际上已不可能。如政府决定积极经营北满之根本方针，则此间国际舆论之反应将日益恶化，实为遗憾之至。但我认为，以当地形势观之，进军齐齐哈尔之方案，实属无奈之举。[25]

二 关于占领齐齐哈尔的争论

据称，马占山集结了大约2万人的军队，同时要求丁超的部队出动，摆出了一副随时准备决战的姿态。但是，这一有关黑龙江省方面的情报经关东军之手后被故意夸大了。《片仓日志》记载，发出马占山军队将于十一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发动进攻的警告电报，是关东军的“预定事项之一”。“马占山军队之集结虽为事实，然而是否确有进攻之企图，尚有疑问”。[26]关东军终于在十一月十七日挥师北进，两天之后占领了齐齐哈尔。

关东军以紧急自卫之名大举北进，对此，陆军高层所持态度极为消极。陆相于十九日发出如下电报，敦促关东军保持克制。

北满方面之经营，不以武力进行，虽处于目前之新形势下，此方针亦无丝毫改变。即使关东军被迫对齐齐哈尔方面发动攻势，亦不允许以经营北满为目的占领齐齐哈尔及附近地区。务请关东军注意：勿因成立政权、维持治安等事，使关东军行动失误而让国内外产生疑虑。[27]

陆相和首相就北满经营达成了谅解，“即使不得已越过中东铁路进至齐齐哈尔，倘若该地敌军已降服，则毋庸占领齐齐哈尔，立即撤回至关东军据点”。也就是说，双方商定的结果是，根据作战需要，关东军可以进至齐齐哈尔，但在政策上，完全无意“占领齐齐哈尔或与俄国发生冲突”。[28]

十一月二十四日，关东军接到了参谋总长的训令如下，更是陷入了困局。

一、按照既定方针，以步兵一个联队左右为基干兵力，留守齐齐哈尔附近；师团司令部以下主力，无须考虑其他形势，应立即采取行动，迅速撤回预先指定的地区。

二、前项留守部队，亦须两周之内撤离。[29]

接到参谋总长电报，石原无法接受，主张置之不理或公开反驳。讨论的结果是，由关东军向参谋总长提出，从马占山的反攻将会给日军带来自卫上的危险以及洮昂线的安全运行这两点来考虑，希望能将撤兵的相关事项交给关东军自行处理。他们还决定，在此暂不提及北满“政局之稳定”的必要性，[30]这是考虑到陆军高层会担心关东军提出的马占山辞职之要求将被视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31]

对于关东军的请示，参谋总长再次发出命令，要求其从齐齐哈尔撤回。“鉴于国军之信义及国际大局，请贵军执行第一六三号电报之指示，不得迟误”。[32]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后，关东军司令官决定服从命令并辞职。而石原和片仓认为关东军司令官的决定相当矛盾，于是提出了下面三个对策。

一、关东军司令官以一己之胆识拒绝执行命令；

二、断然提出辞呈；

三、执行命令，更换幕僚。[33]

于是，关东军司令官改变了以前的意见，采纳了第三个方案，同时安慰石原。其幕僚也极力劝说石原服从命令。[34]此事的结果是，尽管有强烈的反对和不满，关东军最后还是从齐齐哈尔撤了兵，只留下一支人数有限的部队“保卫”齐齐哈尔，防备北满的马占山军队。

此后，为重组黑龙江省政府，关东军倾全力在政治方面展开活动。关东军试图扶植丁超和张景惠建立新的亲日政权来维持该地区的治安。[35]丁超的态度不是很积极，张景惠倒有意接受，却缺乏支配统治该地区的军队和资金。[36]关东军为张景惠提供了资金，[37]并接受了他的建议，即为得到黑龙江省实力人物马占山的协助，许诺在未来新政府内给马占山安排一个重要的位置。[38]十二月上旬，板垣成功地与马占山缔结了军事协定。[39]另外，马占山表示服从张景惠，承认其为黑龙江省主席，并承诺与中国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40]然而，由于马占山和张景惠之间达成的谅解在付诸实际行动时稍晚了一些，因此，张景惠于昭和七年（1932）一月一日，在未获马占山正式支持的情况下，宣布黑龙江省政府脱离中国“独立”。[41]

三 进攻锦州

关东军一方面在北满的政治活动不断取得实效，另一方面又在南满开展了新的军事行动。昭和六年（1931）十一月中旬，张学良军队集结在锦州附近，日军深感威胁，亦蓄势以待，此时只要有一点挑衅活动，日军就会开始军事行动。

南满形势受天津暴动的影响，已经极度恶化。天津暴动是此前一直在此从事谋略活动的土肥原策动的，其目的之一，就是最低也要颠覆张学良政权。[42]关东军给了土肥原相当大的一笔经费。[43]十一月八日的第一次“天津事件”中，所有的一切并非都是按照土肥原的计划来进行的，[44]但成功地挟持逊帝溥仪逃到旅顺。关东军在九月二十二日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中就已经确定要将溥仪作为“新满洲国”的首脑。自那以后，土肥原就一直图谋将溥仪引诱出来，但一直受到政府授意的天津总领事桑岛的严密监视，因而迟迟未能实现。[45]《片仓日志》否认土肥原的阴谋与十一月二十六日的第二次天津暴动直接有关。[46]日中两国在天津发生冲突消息传来的当天，关东军幕僚劝说其司令官乘机夺取锦州，增援天津，把军队开进山海关。关东军司令官采纳了幕僚的建议，命令各所属部队从齐齐哈尔南下，并将行动报呈中央。[47]

东京方面接到关东军欲夺取锦州的报告后，顿时坐立不安。事实上，芳泽代表早就向外务大臣建议，要阻止战事扩大至锦州。[48]日本驻美大使也报告说，史汀生非常关注满洲的形势，并且希望遏止战事的扩大。[49]十一月二十四日，国际联盟理事会召开了没有日中两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会上准备了一份再次确认日中两国接受九月三十日决议之约束的决议案。新的决议案要求两国各自严令本国指挥官不得扩大战事，禁止任何可能导致人员伤亡的行动，为防止事态继续恶化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50]

接到关东军开始南进的报告后，外务大臣立即拜访了参谋总长金谷，而此时金谷还没有接到任何有关的报告。[51]第二天早晨，金谷拜谒天皇并获敕许，发出了把出动至锦州的军队撤回沈阳的命令。首相和外相称赞金谷参谋总长的这一决断非常英明。[52]二十七日，关东军接到参谋总长的命令，“不管情况如何都要撤退到辽河以东”。[53]关东军向朝鲜军的求援，但被阻止了。[54]事情发展至此，石原判断以关东军的现有兵力还不足以攻陷锦州，因此撤军在所难免。[55]那时关东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辽河，正与中国军队交战。截至二十九日，日军全部撤到了新民。

其间，关东军幕僚与改变北满行程而到达沈阳的参谋次长举行了会谈。在听取了关东军的汇报之后，参谋次长转而开始同情关东军，并为此致电陆军高层。

本人在北满视察期间，接天津军之通报，遂判断形势极为紧急、严峻。关东军以前与陆军高层所派人员之间通过会谈，达成如下谅解，即：当日中军队在关内发生正面冲突时，关东军经锦州开往山海关方向，并不一定违背陆军高层之意图。因此，此次急遽决定开往辽河以西，未经许可而采取行动，确有处置不当之缺憾，唯尊奉陆军高层意图之诚意，毫无怀疑余地。将其视为将计就计者，误解之甚矣。此事关系将来，祈充分冷静考察。关于真相，由于电报不能尽其详，拟回国之后详述。另，关东军司令官已表示，对于关内事件，如为进攻锦州而采取新行动，一定先请示陆军高层之指令而后采取行动。[56]

对此，参谋总长于同一天夜给参谋次长发了一封态度强硬的回电。

就此次关东军对锦州方面之不当行动，本人已屡次电示意见，而现在陆军高层已不无遗憾地相信：关东军上述行动，皆系关东军毫无服从陆军高层指挥之诚意及关东军司令部内部意见之不统一所致。阁下应向关东军司令官及参谋长坦率转达陆军高层的上述看法，以促其猛醒，并促其保证：执行奉敕命令，不差分毫；对于授权命令，不得再有丝毫违反之行动。上述内容，虽有重复之嫌，但本人相信，此于明辨军事行动之本质、确立统帅权，至关重要。烦请阁下周全指导为盼。[57]

与在北满经营一事上相同，陆军高层的立场极为坚定，绝不容许违反正式的战略命令。

四 国际联盟的动向

十一月十六日，国际联盟理事会再次在巴黎召开。这一天正好是十月二十四日该理事会决议所要求的日军撤退的最后期限。但是在十一月上旬，日军已经扩大了战事，为防止事态的恶化，国际联盟再次向日本施加压力。在国际联盟理事会上，“虽非正式，但有人考虑让联盟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段”。[58]在这一点上，美国一时犹豫不决，因为美国担心经济制裁将最终走向战争，[59]而美国“无意与日本交战”。[60]

但是对日本而言，只要在满洲的军事行动有明显的进展，就必须以某种新的手段来应对国际联盟的外交攻势。在满洲事变初期，国际联盟就曾提议派遣中立的调查团，但那时日本政府拒绝了任何第三者的干涉。尽管曾有过这样的龃龉，日本驻国际联盟代表以及驻西欧各国大使此时依然相信，派遣中立的调查团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他们认为，“采取维护联盟体面之策略，尽可能使联盟为我所用，至关重要”。[61]而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更于十月下旬汇报如下。

视察我方实情之外国人，其大多数似乎感到，以满洲目前之形势，日军之迅速撤退已不可能。此时，如我抛开以往之立场，主动要求联盟派遣调查人员，则有助于联盟了解满洲之实际状况……而本庄关东军司令官亦认为，让联盟调查人员了解我方之实情，于我有利。[62]

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国际联盟理事会上，日本正式提议“联盟应向当地派遣调查团”。[63]其后，该理事会就提案进行了讨论，然后举行秘密会议，草拟决议。

在主动提议派遣调查团时，日本政府最关心的是应将监视日军行动置于委员会的权限之外，从而避免刺激军方的愤激情绪。[64]外务省指示日本驻国际联盟代表，要求从正在讨论的决议案中删除任何有关日军撤退期限的规定，并进一步电示日本驻国际联盟代表，命其在决议中加入下列文字：“本决议并不禁止日军为保护日本臣民之生命及财产不受马贼及其他满洲不法分子行动之侵害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65]日本代表对这一指示既震惊又困惑，因为这则附文违背日本以往公开声明的撤军意愿，而正因为有撤军的承诺，才使日本迄今为止免受来自国际联盟的严厉的正面攻击。[66]

日本代表与国际联盟理事会各位代表通过谈判，达成了一个要求日军迅速撤至铁路附属地之内，但不规定撤军期限的决议。这一决议还任命了一个针对可能扰乱和平的“所有情况进行调查并向理事会报告的五人委员会”，而无论日中两国进行直接谈判，还是两国之间缔结军事协定，该委员会均不予以干预。[67]十二月十日，芳泽代表在发表旨在同意这一决议的声明时，还宣布将保留对“马贼及其他满洲不法分子”之行动采取军事措施的权利。

总之，决定派遣调查团对于日本而言可以说是外交上的一个胜利。因为调查团的派遣使日本有充分的时间根据自己的意愿处理满洲事变，而国际联盟理事会也没有接受中方主张，即在派遣调查团的同时立即敦促日军撤退。美国支持派遣调查团这一提议，从结果上说，也等于维护了日本的立场。国际联盟决定，在收到调查团的报告之前停止对满洲问题的讨论。

其后，日军以讨伐土匪为由在满洲展开了军事行动。参谋本部以讨伐土匪为由将进攻锦州的行动正当化，并指出“目前兵匪与正规军几乎鱼目混珠，真假难辨”。[68]十二月二十七日，已经宣布“独立”的“奉天省”主席臧式毅正式请求关东军司令官讨伐辽西一带的土匪。[69]而锦州和山海关则于第二年也就是昭和七年（1932）一月三日落入日军之手。

[1]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2日。

[2]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2日。

[3]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8日。

[4]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2日。

[5]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3日。

[6]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4日。

[7]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5日。

[8]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5日。

[9]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5日。

[10]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6日。

[11]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6日。

[12]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一巻、278頁。

[13]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五巻、136～146頁。

[14]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84頁。

[15]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四巻、523～524頁。

[16]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7日。

[17]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31日、11月15日。

[18]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31日。

[19]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31日。

[20]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6日。

[21]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6日。

[22]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11日。

[23]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12日。

[24]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12日。

[25] 沈阳总领事林给外务大臣币原的电报，见：1931年11月11日着電、外務省「満州事変」。

[26]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13日。

[27]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19日。

[28]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134～135頁。

[29]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24日。

[30]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25日。

[31]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24日。

[32]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26日。

[33]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26日。

[34]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26日。

[35]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26日。

[36]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26日。

[37] 「片倉日誌」、1931年12月12日。

[38]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12日。

[39] 「片倉日誌」、1931年12月8日。

[40] 「片倉日誌」、1931年12月12日。

[41] 「片倉日誌」、1932年1月4日。

[42]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五巻、299～301頁。

[43]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1日。

[44]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9日。

[45]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4日。

[46] 「片倉日誌」、1931年12月11日。

[47]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26日。

[48]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五巻、283～284頁、364～366頁。

[49]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五巻、543～544頁。

[50]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五巻、368頁。

[51] 幣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1951年、178頁。

[52] 幣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1951年、178頁。若槻礼次郎『古風庵回顧録』、1950年、380頁。

[53]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27日。

[54]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27日。

[55]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27日。

[56]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28日。

[57]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28日。

[58] Richard N. Current，Secretary Stimson-A Study in Statecraft，p.80.

[59] Richard N. Current，Secretary Stimson-A Study in Statecraft，p.84.

[60] Richard N. Current，Secretary Stimson-A Study in Statecraft，p.83.

[61]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二巻、182～183頁、265頁。

[62] 沈阳总领事林给外务大臣币原的电报，见：1931年10月29日着電、外務省「満州事変」。

[63]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1，p.501.

[64]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五巻、230頁、330頁。

[65]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五巻、387頁。

[66] 幣原平和財団『幣原喜重郎』、1955年、483頁。

[67]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192頁。

[68] 「片倉日誌」、1931年12月26日。

[69] 「片倉日誌」、1931年12月27日。

第八章 关东军与“满洲国的独立”

如前所述，关东军在对满洲进行政治重组时，首先成立了“省政府”一级的组织。昭和六年（1931）九月二十五日“辽宁治安维持委员会”成立，二十六日吉林“省政府”、二十七日“中国东部铁路特别地区紧急委员会”先后成立。接着，昭和七年（1932）一月一日“黑龙江省政府”成立。这些机构都是在日本的支持下由中国知名人士成立的。此外，地方的各种伪行政机构，在关东军充分利用“既存自治组织”的方针指导下，大多数已经开始运作。其间也产生了一些混乱，原因是一些日本人和中国人试图趁此机会谋取实权地位。

满洲事变爆发之初，关东军对地方政治活动采取任其自行发展的方针。但是，当被认为持“左倾”思想的满铁外聘职员野田兰藏于十月九日在铁岭发动“叛乱”后，关东军开始担心民众运动激进化，认为有必要将一切政治活动置于军事管制之下。[1]关东军于是决定：支持以废除军阀和民众成立“自治体”为目的的运动，同时规定所有活动均须得到关东军批准之后才能进行。[2]

一 成立“自治指导部”

根据这项决定，为了在统一的原则下指导、监督“自治团体”的发展，关东军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机构——“自治指导部”。此外，还决定训练满洲青年联盟和雄峰会会员，使其能够在各地对“自治团体”进行现场指导。十一月十日，事变前沈阳市政府著名政治家、文治派元老于冲汉就任“自治指导部部长”。于冲汉的出马对关东军而言实在值得庆贺，因为这意味着关东军成功地得到了文治派对“新满洲国”“建国”的积极协助。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事变后成为“奉天省”最高顾问的金井章次表示，于冲汉、王永江、袁金铠、臧式毅等人“不是亲日派，当然也不排日，是不偏不倚的中立人士”。[3]他们与张学良一派势不两立，标榜纯粹的保境安民主义，认为东北各省的安全和繁荣是最为重要的，而与“中国本土”的关系则是次要的。于冲汉认为，如果能通过改革税制，改善官员的薪酬制度，撤除需巨额军费开支的军队等方式，使满洲人民享受和平劳动带来的利益，则防卫也不妨委托给最为强大的邻国日本。[4]

关东军在制定“自治指导”的原则时，很大程度地采用了于冲汉等人的政治理念。当然这首先归因于他们对日本采取的合作态度，其次归因于他们的见解与满洲事变之前关东军制定的《满洲占领地行政研究》中的诸方针相一致。关东军在该研究中承认满洲人民保境安民愿望的合理性，并且将日本统治满洲时不实行同化政策和文化改造，不损害所在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作为一大原则。关东军的意图在于，利用满洲居民的愿望，保持其固有的生活方式。位于“奉天”的“自治指导部”成立伊始，就以整顿各个地方“自治团体”的组织机构及财政为目标，试图通过奖励生产和商业活动，在村落中成立“合作组织”等种种手段来改善各个地方的经济状况。[5]在“自治指导部”的指示下，满铁沿线各地均成立了地方“自治执行委员会”。

二 走向“独立”

“自治指导部”的功能不久后发生转变，促进“独立运动”成为其主要工作内容。尤其是十二月中旬“奉天省”独立后，这种倾向越发明显。在“奉天省”前身辽宁省，九月二十日之后由土肥原“市长”领衔的“紧急委员会”统治“奉天市”，该伪委员会中日本人超过半数；接着在九月二十五日成立了“辽宁治安维持委员会”。尽管如此，由于中方领导人的顽强抵制，“奉天省”政府的成立及“独立宣言”的发表迟迟没有进展。辽宁省政府前主席臧式毅因拒绝成立“独立”的地方政府遭到软禁，而赞成设立“辽宁治安维持委员会”的袁金铠也强调，“辽宁治安维持委员会”最多不过是维持“奉天”治安的临时性组织，绝不应成为将来“独立政权”的核心。[6]但最终还是在这个伪委员会之下设置了“财政局”“产业局”以及“东北联络委员会”，从而逐渐具备了地方政府的实质性职能，并于十一月七日正式发展成“辽宁省临时政府”，最后宣布与张学良体系及中国政府分离。十一月二十日更改省名，将辽宁改为易帜前的旧名奉天，辽宁省也就成了“奉天省”。臧式毅因之后表示愿意协助“新满洲建国”，被解除软禁，且被任命为“主席”，取代了袁金铠。

被视为将来“独立政府”首脑的清末宣统帝溥仪，自十一月八日天津暴动以来一直蛰伏于旅顺伺机而动。当时溥仪本人对复辟清王朝是积极的，然后他担心“新国家”到底会不会实行帝制，关东军究竟是不是代表日本政府，但他最担心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这次事变会不会失去复辟的机会。[7]

溥仪的亲信中，有人从满洲事变之前就与日本的民间人士和军方有联系。其中，罗振玉在事变发生后马上响应关东军的计划，四处奔走，和熙洽、张海鹏等新领导人往来密切。将溥仪从天津诱出的是土肥原。虽然关东军司令官认为清朝的复辟计划是落后于时代的产物，并不打算积极拥立宣统帝，[8]但正如九月二十二日关东军所拟《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所规定的那样，最后还是同意以某种适当方式利用宣统帝。九月二十九日，陆军次官向关东军发出警告，令其不要参加拥立宣统帝的活动，[9]接着十一月十五日陆军大臣也向关东军司令官发出如下指令，指示其不要让宣统帝和满洲的“新政权运动”有任何瓜葛。由这一指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和陆军高层是出于何种考虑才反对拥立宣统帝的，这一点耐人寻味。而政府和陆军高层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才在以后对关东军的政治谋略活动不断加以牵制。

一、中国人溥仪之行为及中国人对溥仪之行为，虽理论上与帝国无关，然诚如阁下所熟知，溥仪之进退及满洲方面新政府之动向，均在各国极大关注之中。国内外无不认为，以目前满洲状况，如无帝国军队默许，新政权之成立断无可能。而今急遽将溥仪置于建立新政权之旋涡中，即使形式上以满蒙民意之名，亦将使世界怀疑帝国军队之动机，从而有损帝国迄今为止的光明正大之形象，给帝国对各国政策带来极为不利之影响。尤其在与联盟关系改善逐渐好转之曙光时，出此快速之行动，并非上策。故应劝诫其他人员，在一段时间之内，无论主动或被动，皆应避免溥仪与政权问题产生任何关联。[10]

从这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及陆军高层反对的理由是担心这一事件在国际社会上败露并遭到各国的抨击。只要这种担心存在，关东军就必须审慎行动，但这并非意味着关东军必须修正其行动方针。如此一来，覆盖整个满洲的成立“新国家”的准备工作，在关东军的秘密活动下开展起来了。

三 建设“新国家”的各种设想

随着“独立运动”影响在满洲各地的日益扩大，成立“新国家”的具体方案的准备工作也在关东军内外逐步展开。

首先是满洲青年联盟于十月二十三日向关东军司令官提出了一份由金井章次等人草拟的《满蒙自由国建设纲领》，并强烈要求予以采纳。这一纲领在论述了“政府组织”、成立“新国家”的程序等之后，列举了如下三条，以之作为本纲领的特征。

1.地方维持委员会之类临时机构，不应长期保留，而应迅速地以常设机构取代之。

2.日本人以顾问或咨议之身份参与政治并无意义，而应以直接构成国家之一分子之身份参与政治，方为上策。

3.根据民族和谐之宗旨，采取彻底的门户开放政策，以确立对外之名义。[11]

总之，满洲青年联盟的方案建议让日本人作为直接构成者来参加“新国家”政治，体现了事变前该联盟主张在民族和谐的基础上建立“新国家”的积极意图。这一方案中的各项原则，后经关东军之手几乎全部得以实现。

关东军还让其法律顾问松木侠于十月二十一日及十一月七日分别拟定了《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方案》[12]《满蒙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13]。这些作为关东军“建国”蓝图，都是值得仔细探讨的史料。此外，关东军还准备了有关满洲的开发、日本顾问的性质、内部指导政策等各个方面的各种对策。

如上所述，关东军的“新国家”建设构想实际上是事变前的“满蒙领有计划”的替代方案。事变发生后不久，关东军就认为“领有满蒙”毕竟是政府和陆军高层所不能认同的，因此放弃了以往的直接统治满蒙的要求，转而采取扶植其“独立”的方针。正因为如此，在制定“新国家”方案时，如何支配这个“新国家”理所当然是关东军最为关注的。《满蒙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在其前言中说：“应以何种形态成立这一新政府，实为最重大之事项。若其方针出现失误，则我满蒙政策将从根本上归于失败。”这个大纲接着指出：

不在满蒙建设独立国家，而只成立独立政权，使其按照帝国意志行动，此计划到底是否可行，也许只是一空想而已。

若以满蒙为中国国家之一部，则无法与其缔结条约或协定。

若不能与独立政权缔结条约，则绝对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驱使之，亦无理由排除中国中央政府对于满蒙政权之干预，而最近我们已充分认识到，满蒙政权本身亦非完全听从调遣。

而对于一个并非完全脱离中央而独立之政权，若加以阻止，则将导致彻底干涉内政之结果，且绝无实行之可能。[14]

所以关东军主张，为使日本能够支配满蒙，就应建立一个“独立国”。

相对于关东军的这种“独立国家论”，政府和陆军高层所持的观点是，在中国主权下建立“独立政权”。两种见解的基本差异在于，前者由于只关注中国和亚洲大陆，所以将支配满洲这一目标视为高于其他目标的唯一目标，而后者则认为应在不损害与列国关系的范围内实现支配满洲的目标。

为了实现日本对满洲的支配，关东军还策划缔结“日满军事协定”。无论是《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方案》，还是《满蒙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都规定依据“日满军事协定”，“新国家”将委托日本来管理其防卫及对防卫极为重要的铁路和航线。[15]“新国家”的军队将被部署到各要害地区，但其目的顶多只是为了维持治安。[16]关东军的打算是，在确立了对“新国家”军事支配权后，日本将不干涉统治的细节，在“新国家”的各个机构中安插“日本顾问”，并通过他们在内部做工作来实现间接统治。[17]按日“满”之间的条约规定，对于这些“日本顾问”的任命，其相关细节则根据“满洲国”的“国内法”予以确定。[18]一言以蔽之，日本对“新国家”的全面支配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的：第一，在满日军；第二，处于日本管理下的各种交通机构；第三，“日本顾问”。上述协定，已决定于昭和七年（1932）一月以“新满洲国”邀请的形式主动提出。[19]因此，溥仪致函关东军司令官，希望采取上述措施，以确保日本之支配权。

“日本顾问”预定将部署到包括“参议府”在内的“新政府”的各个层面。“参议府”以在重要事项上辅佐“元首”为己任，向“参议府”派遣顾问则意味着日本将确立对“新国家”的这一最高机构的支配权。[20]此外，除了在各“省”任命一名最高“顾问”之外，在“中央政府”及“省政府”各伪行政机构中配备了“首席顾问”“顾问”和“咨议”。这些“顾问”和“咨议”的任务是“监督指导”其所属伪机构的事务，但对各伪机构均规定“重要事务如无首席顾问之批准，不予实行”，并且“首席顾问”必须“经常与关东军参谋部及最高顾问保持联系，秉承其意图”。“最高顾问”还应“对统辖省及县、市之顾问及咨议进行指导”。[21]在各伪县的行政上，采取了利用以往的地方“自治团体”的方针，同时也规定向这些“自治团体”派遣日本“指导员”，以指导和辅佐“自治政治”的实施，这些“指导员”均在于冲汉担任伪部长的“自治指导部”接受过培训。[22]

四 “福祉政策”

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虽然关东军制订了上述全面的统治计划，但他们也强调应避免赤裸裸地干涉内政。在《满蒙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中，他们警告：

中国人历来是重面子之国民，若大庭广众之下处于日本人干涉乃至监督之下，则为政者之命令决不会在基层得到执行，彼等亦不能担负统治大任。

他们还指出：

指导监督尽量不要公开进行，只限于背后操纵。凡事事无巨细，有害而无益。细节问题任其处理，我方以执行大纲为要。[23]

毋庸置疑，关东军之所以有上述考虑，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要成功地支配满洲就必须获得本地区各民族的支持。关东军还打算通过进一步许诺和平与繁荣以换取他们的积极支持，并试图实施以“福祉”为重点的政策。满洲事变之后，关东军所制订的解决满洲诸问题的计划，无一例外地标榜“民族的乐土”[24]或“各民族的平等发展”，[25]并要求裁减官吏、改革税制、开发天然资源、促进产业贸易等。[26]这些都以加强统治为前提。

但是，关东军的“福祉政策”并不仅仅是为了操纵被统治民族而制定的，他们制定的这些政策也反映了给他们以影响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起草了《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方案》及《满蒙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的松木侠，在关东军的授意下起草了“新满洲国”的《人权保障法》，这部伪法律是了解关东军政治和社会思想的重要资料。《人权保障法》提出，执政者在进行统治时，应“向全体人民宣誓保障人民的自由及权利并规定其义务”，并一一列举了应予保障的权利。其中除了人身自由、财产权、种族平等、宗教自由、参与国政、请愿、接受法官审判等这些被广泛、普遍认可的权利之外，还规定了两项特别值得关注的权利，即：

第九条 如无法令依据，满洲国人民不接受任何名义下之课税、征用、罚款。

第十一条 满洲国人民将受到保护，不受高利、暴利及其他所有不正当经济压迫。[27]

上述两项的意图，主要是为了保护人民不受如土匪、军阀、贪官污吏之传统剥削等所有经济方面陋习的侵扰。[28]

还有一份资料更加清楚地表达了关东军的政治社会思想，那就是昭和七年（1932）一月板垣进京时接到的指示，其中的一章极富启示性意义：

全体将士在此次事变中努力奋斗，与日清战争、日露战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今基层官兵与日露战争期间的不同，其多数具有劳工运动乃至农民运动之经历。因此，当其凯旋之后，发现家乡之经济状况竟比出征之前还要悲惨，又深感满洲各项事业均为资本家、掮客乃至政党之流所垄断，难保不反躬自问：我等为何而战，我等为何牺牲？

若发生上述情况，则我军建军之基础将为之动摇。

又，对照帝国产业经济之几乎陷入停滞状态，此次满洲问题之解决，或许成为极大关注我国社会政策之改善与进步之契机。即：

（一）制定集体移民满蒙之办法，给出征士兵以优先权。

（二）诸如满洲各种事业之获利利股，应在国家保护之下，对出征士兵家乡尤其是东北地区之社会事业费、教育事业费应用公共基金进行购买，使出征士兵树立满蒙事业即我等出征士兵之事业的观念。

（三）将满洲廉价煤炭销往国内，可显著降低火力发电及水力发电之价格，进而促使各种工艺制品（原文如此）随之降价，使普通民众亦能购买，同时与外国商品相抗衡，还可趁机将我国国内电力工业收归国有，统一管理。其他如满洲所产铁、肥料等各类廉价商品，均可降低进口税，让普通民众获益。

总之，作为社会政策，上述问题皆应积极考虑。务使出征士兵们感到，此次满洲事变，正是由于他们英勇奋战，日本才获雨露滋润。[29]

由此可见，关东军试图通过建设“新国家”以扩大日本的支配资源，这一点是很独特的。他们把日“满”两国“人民”设想为上述扩张政策的受益者。

关东军保护并增进人民利益的主张，不必视为纯属宣传而不屑一顾。《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方案》及《满蒙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都反复强调尊重民意及民族平等这两个原则的重要性。首先，在民意方面，这两个方案所设计的政治组织，都计划在一定限度内通过选举的方式来选出“立法议员”。《满蒙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称“新国家”的统治形态为“民主政体”，并在说明中规定了“元首者，无论是君主还是总统或委员长，必须是代表民意的”。[30]这里的“民意”，并非指一般个人的意志，而是指地方当权者的意志。[31]尽管如此，为建设“新国家”四处活动的关东军领导层力主以民意作为政治权威的源头，这一点确实值得关注。当时日本的主权者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其权威之源与民意无关。以此为前提来考虑就会发现，关东军将满洲的统治者规定为“民意的”，实乃破格之举。然而，这种关于“满洲国”主权的“民意的”定义却不得不以夭折而收场。两年之后，“满洲国”宣布实行帝制，而“满洲国皇帝”的权力依附于日本国天皇的权威。[32]这一变化的产生，是由于满洲事变时的关东军首脑已更替为在“满洲国”统治上持不同理念的人。但是在建设“新国家”时，溥仪在理论上而言是“根据全体人民的信任”[33]而被任命执政的。

那么，关东军在多大程度上持有平等地尊重各居住民族的“民意”和“福祉”的意图呢？在日本支配的现实面前，“民族平等”原则又具有怎样的真正价值呢？如上所述，在满洲事变之前，关东军首脑禁止关东军过分袒护日本人，认为应将中国民众视为治下之民的主体。事变之后，关东军尽量避免在“新国家”内赋予日本人以高于其他民族的地位，《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方案》及《满蒙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都强调“对内外之人尽可能一视同仁，而对帝国臣民在满蒙自由国的活动也实行无差别对待，使其享有同等的自由”[34]的必要性。另外，在建设“新国家”时，关东军接受了满洲青年联盟的提案，决定将参与“新国家”建设的日本人视为“新国家”的“构成分子”而不是外国人或征服者。

当然，上述种种主张，其意图说到底还是要给日本人带来优厚的实质利益。首先，日本人在“满洲国”虽然放弃了作为外国人所享有的具有特权性质的治外法权，但是他们取得了与本地区各民族同等的居住权、土地所有权、山林开拓权、矿业开采权等。在满蒙地区获得了与土著的满族、蒙古族及其他中国诸民族同等的权利，这对日本人而言已是不小的收获。此外，关东军的经济政策实质上也是以日本为中心的。

《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方案》及《满蒙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都否定对外国资本进行歧视，都标榜“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此外还表示欢迎引进外国特别是美国的资本和技术。[35]但实际上，它们还是期待由日本来主导对满洲资源进行开发，且完全无意把满洲的经济活动纳入自由竞争的轨道。关东军的方针是，在国家的统制之下由特定的资本集团来开发资源，并让包括地方“自治团体”的资本在内的国家资本也参与进去，不允许资本家独占利润。另外，满洲的开发将根据以日本、日本支配下的殖民地及“满洲国”为一体的综合性经济计划来进行。[36]特别是对日本的国防而言，在属于重要资源的铁、煤、菱镁矿等的采掘和冶炼上，都期待由日本积极地进行经营、管理。[37]在这种状态下，接受巨额外国资本和技术援助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关东军的方针是，欢迎资本投入但不考虑让资本家获利，提倡“门户开放”却不允许自由竞争。

总而言之，关东军的“新国家”建设方案存在着很多矛盾之处，原因在于其方案是基于两个根本互不相容的要求而制定的。关东军是出于笼络被统治国人心之目的和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理念来标榜保护满洲民众的利益和福祉的，而且要特别保护民众免受军阀的苛政和资本家的压榨。但同时，关东军又有强烈的在满洲扩大日本支配权这一帝国主义的要求。于是，出于两者的考虑，关东军表面上提倡在“新满洲国”日本人与其他诸民族平等，实际上却制定了与此相悖的政策。由于关东军首脑实施的这些方针充满矛盾性，因此关东军幕僚中有人批评“关东军方针不明”。[38]基于这种现实，昭和七年（1932）一月二十七日，参谋长授意片仓拟定《满蒙问题善后处理纲要》，将其作为内部说明材料，限量配发了二十份。

《满蒙问题善后处理纲要》直截了当地论及日本的利益，为了解关东军的真实意图提供了重要参考。该纲要“标榜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而在原则上以为日本人谋利益为第一要义”，[39]与此同时，它丝毫没有提及其他在满民族的福祉。关于满蒙地区的经济发展，该纲要指出：“应特别注意，不为政党利益所利用，不受掮客之煽动，不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40]归根结底，虽然关东军宣称保护满洲所有民族免受阶级剥削，但给予日本人以超过其他民族更大的保护。

那么，关东军打算如何实现这个独特的满蒙支配构想呢？《满蒙问题善后处理纲要》就关东军对“新满洲国”所应肩负的使命做了如下规定。

帝国之满蒙政策，其根本在于，以关东军司令部为中心来实行；俟新国家成立后，依关东军司令部与新政府所设参议府之协商而遂行。[41]

此时，日本政府打算在总理大臣的监督之下成立“临时满洲事务委员会”这一机构，以审议并实施单纯军事行动以外的满洲政策。该伪委员会以满铁总裁内田为会长，伪委员包括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参谋长、沈阳总领事、满铁副总裁等。[42]关东军得知成立“临时满洲事务委员会”的计划后，马上致电表示反对，并决定在关东军司令部设“统治部”，与之分庭抗礼。关东军强烈反对成立该伪委员会的理由是，从当地的形势看，一是“需要一个有威信的、简单直接的独裁机构实施充满活力的领导”；二是通过秘密政治活动成立“新政权”须严守秘密；三是中方领导人与关东军已有密切的联系；如此等等。[43]总而言之，关东军的意图是，在满洲问题上确保自己的绝对支配权，不让日本政府介入。关东军的这种意图，其后通过溥仪给关东军司令官的信函这一形式得到了条约性的保障。溥仪在这封函件中邀请日本管理防卫、交通机构以及任命日本“顾问”，并特别明文规定，日本“顾问”的选派“依贵军司令官之推荐，其解职须经贵军司令官之同意”。[44]关东军不仅仅希望实现日本对“新满洲国”的支配权，还试图避开陆军高层和日本政府的监督，根据自己的设想支配“新满洲国”。

五 “满洲国的独立”

关东军在完成了在满洲建设“新国家”的各种计划后，为讨论其实施步骤，于昭和七年（1932）一月和二月召开了一系列幕僚会议，就资金来源、朝鲜劳动者的移民计划、海关官吏的人员构成、兵营和铁路的建设等进行了具体的讨论。[45]特别是一月二十七日的会议，它决定了“新国家”建设步骤的概略，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根据会议决定的方案，关东军指定由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伪省主席组成“中央政务委员会”，让这个伪委员会来施行成立“新国家”时的调整和准备工作，并宣布脱离中国政府“独立”。此外，该伪委员会还将讨论“新国家”的名称、“国旗”、宣言、政治制度、人事、资本和“国家元首”等问题，所议定的各个事项将提交给各伪省组织的“代表民意的机构”，并取得其同意。民意的表达形式有请愿和推举两种，“中央政务委员会”根据民意决定成立“中央政府”后，再由“国家元首”发表宣言，颁布各种条令。“中央政务委员会”将计划要求热河和内蒙古派遣代表参加“新国家”。[46]

另外，根据一月二十七日关东军幕僚会议的结果，关东军开始与各个“省主席”进行交涉。但直至二月十六日、十七日才召开“省主席”会议。如此拖延的原因就在于其间产生了混乱，即“黑龙江省”的丁超所部和“吉林省”的军队发生冲突，直到二月五日才达成和解。参加“省主席”会议的有“吉林省”的熙洽、“奉天省”的臧式毅、“黑龙江省”及“特别区”代表张景惠、已经内定为新任“黑龙江省省主席”的马占山和“奉天市市长”赵欣伯等人。会上决定成立“新国家”，组织“东北行政委员会”临时行使“三省”及“特别区”最高机构的职能。如此组织起来的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开展了有关“新国家”建设的所有筹备工作。

此间，支持建立“满洲政权”的中国亲日派之间发生了争议，其焦点是“国家”形态，与会者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熙洽主张君主制，臧式毅及赵欣伯支持共和制，张景惠则态度暧昧。参加了第二天会议的蒙古王侯强烈要求采用君主制，宣统帝及其亲信则希望复辟“满清”。[47]会上最终按照关东军的决定，在以溥仪为“国家元首”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国家元首”的正式称号和“国家”形态上则迟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上述争论直到二十四日由板垣代表关东军司令官终于说服溥仪接受“执政”这一称号后，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另外，当初所设想的“新国家”的民主，变更为体现“人民中心”这一语义的民本。“新国家”的国号定为“满洲国”。[48]

此后，一直到“满洲国独立”，其过程就比较简单了，因为这不过是关东军的计划准确付诸实施的一个程序而已。“东北行政委员会”于二月十八日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并向满洲全境通告了这一消息。经“自治指导部”提议，在各地成立了旨在促进成立“新国家”的团体，并于二十四日在“吉林省”，二十五日在“黑龙江省”，继而于二十八日在“奉天省”分别召开了这些“建国促进团体”的“各省集会”，集会被宣传为人民大众“赞同”建立“新国家”的证明。二十九日在“奉天”召开了全满大会，通过了任命溥仪为“新国家”临时“元首”的决议。接着，“东北行政委员会”派遣使者延请溥仪就任执政。溥仪同意执政一年，并于三月九日就任。同在三月九日，他公布了作为“新国家”“基本法”的《政府组织法》和《人权保障法》，并任命了“政府”主要部门负责人。“满洲国独立”的通告很快就被发往各国，要求各国承认。翌日即十日，溥仪和本庄之间交换了信函，但这信函其实在“满洲国独立”之前的三月六日就已经签署完毕。于是，日本对这个“新国家”的支配权，更准确地说，是关东军对这个“新国家”的支配权就此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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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满洲事变的爆发到“满洲国”的成立，整个过程都是按照关东军幕僚的周密计划来实施的。确实，“满洲国”的建立计划“只有日本军队才有可能使其成为现实”，[49]但在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过程中，关东军并不总是能擅自行动。面对来自陆军高层的强烈反对，关东军并未实现事变前所热衷的“领有满蒙”的目标，他们才退而求其次，策划了“满洲国”的成立。

日本政府及陆军高层对关东军的牵制，在军事行动上“强而有力”。陆军高层曾三度发布坚决的命令，成功地迫使关东军服从：阻止了九月二十三日向哈尔滨方面出兵，命令其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从齐齐哈尔撤离，强迫关东军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停止向锦州派兵。假如陆军高层及日本政府的命令未被贯彻，关东军一直自行其是，那么，对满洲的军事支配权应会迅速确立。但这一定会激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并形成国际压力，使日本的对外关系变得更加恶化。此外，陆军高层不仅出于担心与各国的关系，而且也出于维持内部统治的需要，努力抑制关东军。[50]其中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参谋总长收回了关东军司令官的指挥权，制止了关东军的北满经营策略。

但在政策方面，陆军高层对关东军的控制极为软弱无力。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关东军有条件开展各种政治阴谋。本来政治阴谋这种事，非少数人策划于密室则难有成效，但满洲事变之时，当地的政治状况混乱不堪，极为适合施展阴谋手段；而东京距满洲遥远，发出恰当的指示及其后实行有效的监督都非常困难。因此，关东军才能够不服从陆军高层的命令，根据自己的计划而开展活动。

第二，在满洲问题上，日本政府和陆军高层没有一个明确有效的处理方案。这在事变发生后不久就被关东军幕僚看透，他们因而变得刚愎自用，认为只有自己才掌握解决满洲问题的钥匙。十一月十七日的《木户幸一日记》证明关东军的观察并非没有根据，该日记称：“除军部以外，其他人对国家之前途毫无定见，此乃导致此次事件之原因。”[51]

第三，日本政府与军部、陆军高层在解决满洲事变的见解上和关东军不同，但这种不同并不在于最终的政策目标上，而在于行动的规模与时机等方面。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希望维持并扩大日本在满洲的权益。正由于最终目标的一致，才使中央在反对或抑制关东军即将付诸实施的政策时变得软弱无力。发自东京的针对关东军在满洲的暗中政治活动的指令，并非担心政治活动本身，而是担心其计划暴露。

在满洲政策上，关东军唯一而且是重大的让步就是在“独立国”的建立上。这个“新国家”建立方案非常清楚地显示了关东军的思想倾向耐人寻味。“新满洲政权”是以“自治”为目标的“大众运动”的结果，它采取了“独立国家”的形态，以国际条约的形式规定了其与日本的特殊关系，而且大幅度吸收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些方案远远超出了政府和军方领导层的想象，是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满洲事变原本就是一种在北一辉及大川周明等人的理论指导下，试图在经济萧条的日本采取某种行动以打破现状的国家革新运动的对外体现。因此，“满洲国”所体现的关东军的政治社会理念，不外乎是因反对日本现存体制而孕育的反政党政治及反资本主义思想的投影而已。

但是，满洲事变与北一辉及大川周明领导下发展起来的激进国家革新运动，无论在思想层面上，还是在行动层面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别。首先，在思想层面上，以石原和板垣为中心的关东军确实受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但在面对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紧迫“挑战”时，他们必须以某种形式进行理论上的应对，而北一辉和大川周明的“革新论”在这方面未能提供令人满意的方案。于是，关东军采用了在满洲的日本人所提议的“民族和谐”思想，并以此作为应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最有效的武器。强调在满洲居住的各民族的“福祉政策”，是基于关东军的反资本主义倾向而制定的，同时，关东军试图通过这些政策来确保当地居民的支持并预防在满洲接壤的苏联的共产主义影响，这些都切合当时满洲的现状。无论是“东北行政委员会”，还是“满洲国”，抑或其后以满洲青年联盟为母体诞生的协和会，无一例外都讴歌“民族和谐”与“社会福祉”，并以此来对抗“破坏”满洲各民族团结的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

其次，在行动层面上，如前所述，满洲事变并非是由樱会阴谋策划的，而且关东军首脑也没有接受过北一辉和大川周明的指示。虽然关东军首脑为向日本舆论大力推销其解决满洲问题的主张而主动利用了国内的激进分子，但是，满洲事变和国内的国家革新运动并不是一个联合行动，二者之间并未就计划和意见进行过讨论与调整。相反，关东军认为激进的革新思想会妨碍国力的发展。关东军对“十月事件”没有积极表示过赞同，就是出于这个考虑。石原和板垣等人的想法，与永田铁山、今村均、东条英机等人的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后者主张为谋求对外发展，应重建一个能号令三军的、强有力的军部，然后由军方掌握政治上的主导权。

关东军最终能够以“满洲建国”的形式实践自己的思想，而国内的国家革新运动却未来得及讨论破坏后的国家建设计划就被政府镇压。国内的国家革新运动，除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以外，完全没有一个军事政变成功之后的未来国家设想。考虑到参加国家革新运动的青年军官的志士型性格，我们不得不对他们是否具备从事国家革新之类大事业的能力表示怀疑。与此相对，关东军能够成功地将其思想、目标具体落实到政策方案之中，从而使政府不得不对他们的要求做出某种妥协。

昭和六年（1931）九月十八日爆发的满洲事变以“满洲国”的建立而戏剧性地宣告结束。但是，面对关东军造成的既成事实的巨大影响，日本此后将不得不对国策进行重新检讨。面对“满洲国”的成立宣言，日本的国内政治及外交政策将发生重大转变。

[1]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9日。

[2]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9日。

[3] 金井章次談話、1965年8月20日。

[4] 守田福松「于沖漢の出廬と其政見」、1931年11月22日。

[5] 関東軍参謀部「地方県市自治指導二関スル書類送付ノ件」、「満受大日記」第一巻、1931年12月21日、微缩胶卷番号T8 16（R 109 F 19335）。

[6] 沈阳总领事林给外务大臣币原的电报，见：1931年10月23日着電、外務省「満州事変」。

[7] 愛新覺羅·溥儀『わが半生』上巻、1965年、261～267頁。

[8] 駒井德三『大陸への悲願』、1952年、228頁。

[9]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9日。

[10] 御手洗辰雄編『南次郎』、1957年、287～288頁。

[11] 金井章次「東北自由国建設綱領」、1931年10月23日。金井讲述的此纲领应为《满蒙自由国建设纲领》。金井章次談話、1965年8月20日。

[12]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21日。

[13]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7日。

[14]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21日。

[15]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21日。

[16]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21日。

[17] 関東軍参謀部「事変直後ヨリ統治部設立迄ノ参謀部第三課ノ事務概況」、1931年12月18日。

[18]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21日。

[19] 「片倉日誌」、1932年1月22日。

[20] 関東軍参謀部「事変直後ヨリ統治部設立迄ノ参謀部第三課ノ事務概況」、1931年12月18日。

[21] 関東軍参謀部「事変直後ヨリ統治部設立迄ノ参謀部第三課ノ事務概況」、1931年12月18日。

[22]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7日。

[23]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7日。

[24]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2日。

[25]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2日。

[26]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21日、11月7日。

[27] 「片倉日誌」、1932年3月9日。

[28] 片倉衷『満州建国の回想』下巻、1941年、24頁。

[29] 「片倉日誌」、1932年1月3日。

[30]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7日。

[31] 片倉衷談話、1959年6月13日。

[32] 片倉衷『満州建国の回想』下巻、1941年、20～21頁。

[33] 「片倉日誌」、1932年3月9日。

[34]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21日、11月7日。

[35] 「片倉日誌」、1931年11月7日。

[36] 「片倉日誌」、1931年12月9日。

[37] みすず書房编『現代史資料（11）―続·満州事変』、1965年、636～639頁。

[38] 「片倉日誌」、1932年1月28日。

[39] 「片倉日誌」、1932年1月28日。

[40] 「片倉日誌」、1932年1月28日。

[41] 「片倉日誌」、1932年1月28日。

[42] 「片倉日誌」、1931年12月3日。

[43] 「片倉日誌」、1931年12月5日。

[44]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217頁。

[45] 「片倉日誌」、1932年2月5日、2月8日、2月9日、2月11日。

[46] 「片倉日誌」、1932年2月2日。

[47] 片倉衷談話記録、1954年7月9日、7月27日、8月9日、満蒙同援護会蔵。

[48] 「片倉日誌」、1932年2月24日。

[49]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198頁。

[50] 『木戸幸一日記』、1931年10月15日。

[51] 『木戸幸一日記』、1931年11月17日。

第三部 影响

第九章 满洲事变与政党政治的终结

满洲政治形势迅速发展，昭和七年（1932）三月九日“新国家”成立，为适应这一新形势，日本政府开始感到必须转变政策。早在昭和六年（1931）十一月，若槻内阁的外务省就已经通过了一个正式方针，决定支持满洲各地逐渐成立的“治安维持委员会”。相应政策的重新检讨，此时已见端倪。其后，这些地方伪委员会在“独立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新成立的“省政府”纷纷表示，希望与日本合并为单一国家。在这些事实面前，迫切需要从速确定新的方针，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

一 犬养内阁的成立

在满洲事变这一问题上，若槻内阁的努力主要集中在阻止战事扩大这一方面；而后继内阁的任务，在承认新体制的基础上，主要集中于如何解决危机这一问题上。十二月十二日，这一艰巨的任务落到了政友会总裁犬养毅身上。

导致若槻内阁下台的直接原因是，安达内相为成立联合内阁而采取的一系列动作使内阁成员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政友会在取得政权以前，就已经确定了推动所谓“自主外交”路线——基于传统的对外强硬立场，不惜无视国际联盟及各国的干涉，采取积极措施解决满洲事变。昭和六年（1931）十二月十二日，犬养内阁发表了关于满洲事变的最初声明，以马贼活动猖獗为理由，批准了当时一直禁止的关东军向辽河以西地区开进的请求，并将造成这一事态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张学良。[1]与上任内阁相比，犬养内阁在言行两方面对军部的要求采取了更为协调的方式。

但是，犬养毅本人丝毫无意按照军部开出的条件来解决满洲事变。天皇在下令让犬养组阁之际，曾事先要求西园寺了解一下新任首相是否充分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此处所谓严重事态，是指“军部不服从指挥及其作风专横跋扈”所引起的事态。[2]西园寺希望维持军部的指挥权，在财政及外交上，政府的态度应保持足够的审慎，犬养对西园寺此意见表示赞同。[3]对于犬养内阁而言，只有将军部置于其指挥之下才能解决满洲事变，但这一届内阁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弊端，即让荒木贞夫担任陆军大臣。当时陆军推举的人选有荒木贞夫和阿部信行。支持荒木的是陆军省及参谋本部的课长级军官，而阿部主要由金谷参谋总长推荐。[4]荒木在青年军官中的声望众所周知。犬养任命荒木担任陆军大臣并非有特殊考虑，只是希望让青年军官崇拜的人物入阁来制约其激进性。[5]但结果荒木入阁反而使内阁直接受到了激进主义的压力，这是未曾预料到的。此外，任命森恪为书记官长也削弱了犬养内阁的政治基础。当森恪看到犬养对自己提出的与军部密切合作的计划并不热心时，于是就开始多方策划政治阴谋。

犬养长年以来一直关注中国问题，与各个层次的中国领导人有私交，这使他对解决满洲事变充满自信，认为自己堪当大任。此外，他也是那些为追求新世界而西涉重洋前往中国的众多日本浪人的后盾。虽然犬养并不反对为维持并扩大日本的权益而动用军事力量，但也把中国人的合作视为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反对那些使中国人人心背离的专横、轻率之举。由于这个原因，犬养所提议的满洲事变解决方案是从全面改善日中关系的立场出发而制定的。据此方案，在保证日本在中国及其满洲的经济权益上，努力与中方协调而达成共识，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将继续承认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在这个方案中，满洲被认为是由其他中国地方政权来统治的。[6]显然，犬养的这一方案与关东军所主张的以日本支配满洲为主要目标并拒绝中国对满洲的一切权力的计划水火不容。昭和七年（1932）二月十五日，犬养致函上原勇作元帅，在信中他透露了自己的这一方案，并表明自己解决满洲事变的决心。

满洲事变解决在即，若以现今之趋势迈向独立国家，必与《九国公约》发生正面冲突。为此本人苦心孤诣，形式上采取政权分离之法，内容上以此达到我方之目的。本人之目标，在于尽早结束此次事变，并借此机会实现与中国改善关系之理想。虽为理想，但本人与中国南北两派要人均有旧交，比普通官员前往交涉更为有利。若以此为目标，则满洲之事即可视为大事之前的小事。[7]

二 新一轮谈判

为重新通过个人渠道与中国进行谈判，新内阁成立未经数日，犬养就秘密派遣资深中国通同时也是其心腹的萱野长知抵达南京。犬养提议，首先，在承认中国对满洲拥有主权的基础上，为处理满洲的地方性问题，设一个政务委员会，以国民党元老、时任司法院院长的居正为委员长；其次，日中两国在平等立场上对共同开发满洲经济进行探讨。犬养还计划加派原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隶属政友会的山本条太郎赴满洲，就上述内容与居正缔结正式协定。[8]据说萱野到达中国后，成功地与孙中山之子、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孙科达成了协议，不料此事为森恪所知，于是他将此事捅到军部，结果协议以失败而告终。[9]

森恪本人对于支配满洲持非常积极的态度，他主张行使军事力量，将满洲从中国分离出去，并最终合并满洲，[10]因此他反对关东军在满洲建立“独立国家”并承认这个“独立国家”，他担心这个方案会成为日本将来合并满洲的障碍。[11]从森恪的反对也可以看出，即使在内阁成员之间，犬养的满洲问题解决方案也未能获得一致赞同。但在离开巴黎回国就任外务大臣的芳泽谦吉的协助下，犬养依然全力阻止建立“满洲独立国”。为与陆军高层进行协商，芳泽会见了二月份从满洲回到东京的石原，对筹建“满洲国”将给日本带来十分不利的国际影响进行了阐述，要求“满洲国独立”延期。对此，石原答道：在所有筹备工作已经完成的情况下，现在只有日本政府发布正式停止命令，才能阻止满洲的“独立”。[12]但是，事已至此，从正面阻止“满洲国”成立已经没有可能了，因为如此一来，不仅会给日本的对外关系带来重大影响，还将对犬养内阁构成重大威胁。由此可见，在“满洲国”成立这一极为重大的问题上，日本政府的方针依然是不明确的。

这期间，关东军内部及军部与政府就政策调整一直在进行种种努力。为与关东军协商，陆军大臣荒木将关东军参谋召回东京。一月上旬，板垣回到东京，关东军委托他向陆相强调满洲“此时应明确脱离中国本土而成为名副其实之独立国家”的必要性。关东军还进一步指示板垣，令其说明：“无论《九国公约》抑或联盟规约，均不允许日本将满洲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但如果中国人自己将满洲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则不违背上述条约之精神。”[13]板垣回东京还带着另一个任务，即他将详细汇报包括溥仪上任、“新国家”的成立时间、“首都”的位置、“政府”的构成及管辖区域等问题在内的“新国家”建设规划。[14]

板垣在东京期间，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经过协商拟定了《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这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它吸收了各省在满洲政权问题上的意见。“当前应引导满蒙脱离中国中央政权而独立，成为一个政权统治之地区，并逐渐形成一个国家之形态”。[15]“我国满蒙权益之恢复、扩大，应以该地区官民或新统一政权为对手来解决”。此外，为使中国政府放弃针对满蒙地区之所有主张，“应尽可能拖延与中国中央政权举行之直接谈判”。[16]

《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暗示满洲“新政权”应与中国政府断绝所有关系，但是依然没有明确两者之间应该保留何种关系。关东军“新国家”计划的特色，即“民族和谐”“社会平等”之类理想主义口号，也没有在此得到任何反映。另外，此纲要对满洲本地居民利益的考虑减少，反之，日本人的利益被大幅度扩大。为避免与《九国公约》发生冲突，该纲要规定“新国家”的建立应“基于中国方面自主提议之形式”进行，[17]但是作为“强化日本政治支配力之一端”，该纲要有让日本人参加“新政权”的考虑。[18]日本通过支配满洲要达到的根本目标是将满洲置于“帝国势力之下”，从而“显示其作为帝国万世永存之要素的功能”。[19]《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明确了将日“满”作为“经济共同体”进行联合的计划，并进一步指出：“禁止少数资本家垄断我方在该地区之权益，期待广大民众利益均沾。”[20]这反映了关东军反资本主义倾向。

《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议定两个月后，即三月十二日，内阁会议通过了《满蒙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这一纲要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上述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共同制定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虽然如此，但这两个方案还是存在若干重要的差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删除了规避与中国交涉的方针和禁止资本家自由参加满洲建设的条目。此外，在字句上也有一些改动，后者显得更加稳妥一些。例如，关于满洲的根本目标，后者将以前的置于帝国“势力之下”改为“支持之下”；对满洲的“新国家”，后者也从以前的使其具有“国家形态”变为使其具有“实体”。[21]这些看上去这只不过是词义表达上的一些变动，但结合通过《满蒙问题处理方针纲要》时的国际形势来考虑，就可以知道，这其实也表明日本政府在承认“满洲国”一事上是如何的犹豫不决。就在通过《满蒙问题处理方针纲要》三天前的三月九日，“满洲国”正式成立，并于十二日向各国发出通告，要求各国予以承认。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内阁中仍然存在着一种气氛，即拒绝承认于满洲发生的这一既成事实。虽然犬养内阁最初阻止“满洲国”成立的尝试失败了，但为缓和国际社会就满洲问题对日本的谴责，犬养内阁还是提出了暂缓正式承认“满洲国”的方针。

三 上海事变

在此，我们应把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与昭和七年（1932）的国际形势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自满洲事变爆发以来，日本的行动成了国际社会谴责的焦点。尽管如此，各国中仍有些国家对日本抱有某种同情，而这在实际上极大地削弱了他们对日谴责的力度。然而，当昭和七年（1932）一月底日中之间的战斗波及上海时，各国开始迫切感到有必要重新检讨以往对日的态度了。

在上海这样各国利益交织的地区，一个国家与中国产生敌对关系，意味着会立即将其他国家卷进危机之中。大多数外国人居住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长期以来是公认的不受中国内战影响的中立地带。由于各国的租界防务均由各自的驻军担任，因此根据分区驻防的原则，各国缔结了有关防务部署的协定。满洲事变爆发之后，上海抵制日货运动不断高涨，反日形势甚至发展成针对日本人的暴力事件，致使租界内各国市民的生命财产面临严重危险。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董事会总董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要求各国驻军在事先划分的防区内担任警戒任务。日中之间的战火就是在日本陆战队开始开进所属防区时爆发的。

日本政府充分认识到，上海事变将在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满洲事变时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排除各国干涉，而在上海事变时，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要求美、英、法三国政府予以支持，让他们说服中国政府将军队撤出上海，并期待他们在战争调停方面予以协助。[22]为早日解决上海事变，日本要求各国予以支持的最大理由是，日本须防止这一新事态给解决满洲事变带来不利影响。在这一点上，日本陆军、海军的态度也与政府的保持一致。二月十三日，陆海军大臣向驻上海陆海军司令官发出指令，传达了政府的方针：“特别在上海方面”应“尽可能避免事态之扩大”。方针的内容如下。

帝国对中国本土之政策与对满蒙之政策截然不同。在中国本土，必须执行与各国合作以维持和平市场之主义，因此，希望我军在上海之军事行动，应与各国保持协调。又，只要中国政府或者行政机构尊重国际条约，履行条约义务，则其内政如何变化，均非帝国所问。事关大局，盼请留意。[23]

换句话说，日本政府采取的方针是，概不承认以任何公开的军事行动或政治阴谋在“中国本土”进行领土侵占或政治支配的尝试。

日本在上海极力避免事态恶化，并通过国际调停最终解决了事变，于昭和七年（1932）三月三日实现了停战。尽管如此，上海事变以后，各国对日本的态度明显强硬起来了。国际联盟自日中纷争开始以来首次专对日本一国发出了警告，警告日本应在世界舆论面前以公正的、有节制的态度承担对待中国之重大责任。[24]根据中国的要求，国际联盟于三月三日召集了特别全会。在该全会上，中小国家要求国际联盟对日本采取严厉措施，以维护国际联盟的道义权威；而大国对日本的态度虽然一直较为宽容，但此时也开始出现了重新检讨以往方针的动向。

首先，英国认为，日本在上海的行动与占领满洲有着本质不同。在满洲，日本被认为是制造秩序和繁荣的新势力，英国甚至相信“正义基本上在日本一方，在日本的保护下对满洲施以善政，要比被中国军阀毁掉强得多”。英国的判断是，“从文明的一般性利益观点来看，特别是从英国的利益这一视角来看，英国没有特别的理由来干涉满洲事态发展，当然作为联盟成员国在承担义务时则另当别论”。[25]然而，日本在上海的军事行动却被认为是威胁英国将来在远东的利益和贸易，他们开始深感不安。英国外务省远东局局长布拉德于昭和七年（1932）二月一日在备忘录中指出：如果允许日本以现在的势头进军中国，“最终我们将面临或与日本发生战争或撤离远东这一非此即彼的重大抉择”。[26]尽管对前景持悲观态度，英国在具体行动上还是小心谨慎，尽量避免正面谴责日本，以求上海事变的和平解决。由于与美国的关系，当时的英国远东政策陷入了困境。这是由于美国的对日态度变得日益强硬的缘故。

自从关东军轰炸锦州以来，美国一直警惕日本在满洲采取的行动，并开始考虑对日实施制裁。早在锦州陷落后不久的昭和七年（1932）一月七日，美国就发表了《史汀生宣言》，向日中两国通告：美国将不承认侵犯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及违反非战条约之一切的协定。[27]其后不多久，上海事变爆发，美国舆论也开始强烈谴责日本。因为与满洲不同，美国的经济利益不仅集中于华北、华中地区，而且这些地区还居住着包括基督教传教士在内的为数众多的美国人。史汀生为应对这一新事态，马上取得了把美国亚细亚舰队派到上海的决定，并与英国采取联合措施，以期对日发出强烈警告。对此，英国一是极力表明有意愿与美国合作，二是不同意将英国舰队从新加坡派到上海，三是不同意联合对日本发出警告。结果是史汀生只能让美国单独采取行动。美国于一月三十日将搭载一个联队的海军陆战队的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从菲律宾派往上海。史汀生还于二月二十三日给国务卿博拉发出一封公开信，重申此前《史汀生宣言》中的“不承认原则”，并指出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非战条约，还适用于违反《九国公约》的行为。史汀生试图通过这样的强硬表态使日本怯于美国的干涉，故而要求内阁成员不要有任何暗示美国实际上并无决心进行日美战争的言论。但他自己似乎认为，美国在远东作战的可能性连千分之一都不到。[28]

对于史汀生的“不承认原则”，一般都以其缺乏实质性威慑力或者缺少各国的支持而评价不高。但是，原先拒绝发出联合警告提议的英国外交大臣西蒙此时把史汀生的“不承认原则”写入国际联盟的决议案中，并作为国际性原则而获得各国的承认。三月七日，西蒙在国际联盟全体会议上提议发表一个宣言：对使用与国际联盟规约及非战条约原则“相违背之手段而形成之任何状态”，国际联盟成员国均一概不予承认。[29]该全体会议于三月十一日通过了这一提案，并且表示这一“不承认原则”不仅针对中国，也适用于“满洲”。当“满洲国”向世界各国宣告成立之时，对于这一局势，世界已经摆好拒绝承认的架势了。

综上所述，上海事变后的国际环境对于日本来说极为不利。而且，当看到不仅美国，甚至国际联盟成员国也采取了不承认“满洲国”的方针时，日本政府为防止对外关系恶化，行动更加谨慎。而在日本国内，军方及国家主义者的势力日益膨胀，日本政府采取的一味拖延承认“满洲国”的政策已经变得十分困难。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使日本政府陷入极端的窘境中。

四 政党政治的危机

尽管如此，犬养内阁仍然采取了继续推迟在法律上承认“满洲国”的方针。日本政府在三月十五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了对“满洲国”采取的态度。

一、满蒙新国家之出现，应以尽量不影响帝国及新国家之对外关系为念。应引导新国家先充实其内部，扩大其成果，逐渐解决对外关系，特别是条约问题乃至承认问题。因此，对于新国家，帝国暂时将不予承认其国际公法之地位，而尽量以适当方式给予多方支持，使其逐渐具备独立国家之实质性要件，努力促成将来国家承认之时机。特此决定。绝密电报，仅知照阁下。[30]

日本政府只是于三月十八日通知“满洲国”，其“新国家”成立之通告已经受理。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还能够延期承认“满洲国”，此举不容忽视。至此，日本政府总算避免了与各国的正面冲突，其间确保了对军部的统制，并试图以中国和各国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满洲问题。就像后来李顿报告所明确表示的那样，只要日本当时正式承认中国对满洲的主权，那么世界各国还是相当有意容许日本继续支配满洲的，所以，如果犬养内阁能够利用刚刚获得的国际平静状态，对内成功地抑制军部强硬派，那么，圆满终结满洲事变的可能性虽然很小但还是存在的。

那么，犬养内阁的政治力量是否强大到足以实现上述目标呢？在昭和七年（1932）二月的总选举中，政友会获得了304个议席，远远超过民政党的147个，占绝大多数席位。但是随后，不仅议会对军部的权力减弱，而且普通国民也开始逐渐支持军部。因此，犬养内阁虽然取得了选举的胜利，但不等于其政治基础已经十分稳固。

满洲事变以前，普通国民就已经乐于倾听军人或在满日本人为解决满洲危机必须诉诸军事行动的宣传了，而一旦行动开始，并且看到日本军队取得了很大的“战果”时，他们欢天喜地地对之表示欢迎。从根本上来说，之所以强烈要求维护日本在满权益，是因为国民对日本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形势不满，他们希望日本在满洲确立支配权以实现未来的希望和繁荣。满洲事变期间，因军需的拉动，国内经济出现了好转，普通国民认为这是未来满洲可给日本带来莫大利益的印证，因此对军部及满洲事变的批评之声渐渐销声匿迹。就连主流报刊也将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解释为“基于自我防卫的正当行为”，并对此“表示完全支持”。即便是向来正面批评军部专横跋扈的《朝日新闻》，也认为日本已经受够了中国长期以来的对日敌对行为，如今所采取的行动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重要权益，因此对满洲事变也持支持态度。[31]一直在追踪反战运动的警察也报告说，在满洲事变期间，日本共产党的合作机构——日本反帝同盟的活动及宣传的影响简直微乎其微。[32]

这种趋势在工人政党之间也产生了混乱。满洲事变初期，全国劳农大众党认为，日本在使用军事力量推行帝国主义政策，[33]并表示坚决反对，但其后他们未能贯彻初衷，众多党员都被中弥三郎为首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日本国民社会党抢了过去。社会民众党也在事变中解散，赤松克麿等人与社会大众党的脱离派共同成立了日本国家社会党。这些国家社会主义政党的对内目标是在天皇的统治下，建设一个“没有剥削的新日本”；对外目标是“基于人种平等、资源平衡之原则，解放亚细亚民族”，并进而主张确立“世界新秩序”。[34]而以往强调阶级团结的工人政党也有了重大转变，开始主张“以国家为团结之本源”。他们主张，只有确保满洲的资源，国民大众的生存才有可能；根据平等原则分配的利益也就能增多。津久井龙雄阐述了这些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想法的，他指出：

我们在思考满蒙问题时，无论如何都必须与日本的土地、资源问题联系起来……贫瘠的土地、资源，过多的人口及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人口增长率……慢性的入超国这一事实，都雄辩地说明了日本资源的匮乏。此类问题，即便日本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也绝对无法解决。社会主义并非魔术，不能无中生有。社会主义可以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但是，赖以分配的资源如此匮乏，则无论如何公平分配，都不足以解决问题。如果像共产党那些人主张的那样放弃满蒙……（原文如此）使其……（原文如此）日本人只在国内实行……会……（原文如此），那么，日本人在得到公平分配的瞬间就必须接受饿死的命运。因此，日本无论如何必须通过某一地区来弥补资源的匮乏，这是确保日本民族生存权的理所当然的要求。而补充资源之地，首选满蒙和东西伯利亚。[35]

国民大众和军部一致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满洲事变的“战果”，面对这种要求，如对各国及中国采取妥协态度，对于政府来说，这意味着将其政治生命置于危险境地。同时日本政府为保护日本的国家利益，又必须控制那些进一步令世界各国增长反日感情的言行。在这种两难境地中，犬养控制军方进而解决满洲事变的使命便越发难以完成了。

上文已经提到，从派遣萱野访问中国一事可以看出，犬养的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已经引起了军方的反感，而犬养内阁纯属政党内阁这一点更加深了军方的敌意。满洲事变爆发以前，反政党的气氛就已经逐渐明显起来，并迅速扩散到那些信奉大川周明、北一辉、西田税等人国家革新思想的青年军官中间。昭和六年（1931）的“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之后，军方上层开始强调在上层内部郁积着一股反政党暗流，并敦促各个政党觉醒。例如，永田铁山在向近卫、木户等人说明“十月事件”之后军方内部国家革新运动的动向时指出，现在政党势力还能保持对军方的控制，估计不会出现“轻举妄动之形势”，但他警告说，军方“对现有政党极为反感”。[36]向来不讳言同情革新派军官的荒木陆相虽然保证“只要我本人还是陆军大臣，就不会让陆军乱来”，但他自己宣称对现任内阁不满。《原田日记》记载，他曾说：“这些一心一意为国家担忧的年轻军官，心怀纯真之情，我不会坐视不管。”[37]这似乎要证实永田和荒木所说的反政党言论。社会上也不时传来军方要发动军事政变的消息，这一点让领导层坐立不安。[38]正好在这个时候，前藏相井上准之助于二月九日被暗杀，接着三井财阀的中心人物、三井合名会社理事长团琢磨也于三月五日被暗杀，这些使他们更加不安。这一系列恐怖事件，是以僧人井上日召为首的、以“一人一杀”[39]为口号的血盟团所为。他们确信，政党、宫中势力、财界领袖等为私利私欲而独揽权力，危害国家，因此必欲除之。如此一来，在军部和右翼的夹攻之下，政党政治的前景如乌云笼罩，十分黯淡。

笔者想指出的是，政党势力不仅缺乏反击这种破坏势力的力量和气魄，而且他们阵营内部还有人依附军部。事实也是如此，在若槻内阁末期，为成立联合内阁而四处活动的内务大臣安达谦藏甚至考虑过，为获得政权不惜以军部为中心进行组阁。在犬养内阁中，书记官长森恪是与军部接近的急先锋。以国内改造和大陆扩张为双重目标的森恪，试图通过犬养内阁与军部联手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设想，但其意见未被犬养采纳。于是森恪多方活动，试图拥戴平沼骐一郎组阁。陆相荒木也赞成拥戴平沼组阁，他还说过“在这种情况下，非平沼不能收拾局面”[40]之类的话。但荒木认为，其背后那些政治上不能忽视的校官级军官，只要他还是内阁成员，大概不会发起行动。[41]据传，还有一个计划，就是以荒木为内阁首相，以平沼为内大臣。[42]

当宫中相关人员得知政党政治的基础岌岌可危，且有人策划将平沼送入宫中进行“清君侧”时，非常忧虑。西园寺虽有“绝对不让他们将平沼送入宫中”的决心，但为了防止发生军事政变，他似乎也认为暂时利用一下平沼对军部的影响力，是没有办法的办法。[43]作为负有推荐后继内阁首相重任的元老，西园寺以深深的忧虑眼光密切关注着政治的动向。二月二十四日，当近卫文麿到兴津拜访西园寺时，西园寺向其吐露了心声。近卫回忆道，在那次会谈中，西园寺说：

目前政界之形势，正逐渐向近卫公所预料、所预期之相反方向发展。假如发生政变，推选军人为下一届内阁首相，则绝非余所能忍。如今之际，若非慎重考虑而下决心，恐将遗辱于后世。故在此种形势下，余经过慎重考虑，欲辞去身为元老之优厚待遇及世袭爵位等。[44]

在这种紧急形势下，深受西园寺信任的木户、原田、近卫等人试图打探军部对政治的要求属于何种性质，有多大强度。自认为代表大多数校级军官意见的铃木贞一明确指出，军部将自我约束，不会指名特定人选为总理大臣或直接介入政治，[45]但是，他也声称，军部无意对政治变动袖手旁观。他说：“若问是否放心把今后的政治交给当今的政党，回答是否定的。军部也希望政界净化革新，而且在这一点上还有相当多的要求，一部分人正在研究这个提案。为达到这个目的，启用未经试用的新人组建超然内阁，也不失为一个办法。”[46]

昭和七年（1932）初，关东军终于正式提出，希望实行国内改革。上文已经提及，在军部的革新军官中，最大的争论焦点是国内改造和对外发展何者先行。关东军首脑以前就主张，满洲的军事行动应该优先于国内改造，而一旦看到满洲事变即将终结，他们也提出了国内改造的要求。板垣和石原分别于一月、二月先后回到东京，提出了关东军的政治要求并试图实现。他们首先强调，在国内，“克服党争”是经略满洲不可或缺的条件。[47]然后他们要求，今后应以“国家第一”的观点来看待满洲问题，“不受政党干预，不为政党利益所利用”。[48]

我们已经谈到，正当普通民众对政党政治的信任开始动摇，关东军明确表示在解决满洲问题上必须排除政党利益之时，满铁官员发生了更换的问题。在此问题上，政党和军部发生了正面冲突。按照惯例，满铁的总裁和副总裁是政府根据政治考虑任命的，犬养内阁也希望更换民政党政府任命的总裁内田康哉和副总裁江口定条，但是军部就此指责犬养内阁，认为频繁更换“殖民地”首脑是政党政治的一个典型弊端。作为对抗措施，军部提出了其一向主张的“满铁总裁永久性”的任命意见。

关东军对与其合作的内田总裁表示满意，但对江口副总裁有诸多不满，认为他行事多以满铁的利润为本位，并没有完全按照关东军的意愿行事。陆军高层也有一部分人对江口不满。拓务大臣利用陆军内部的反江口情绪，要求江口辞职，不想反而引起关东军的愤怒，斥之为政党干涉；内田也对此非常不满，声称要辞职。陆军则坚决挽留内田。为了维持内阁的稳定，犬养不得不尽力安抚内田。犬养本人对内田并无好感，强烈希望任命山本条太郎为满铁总裁。犬养认为，山本有能力抑制军部在满洲地区横行霸道。[49]但是，陆军大臣认为，如果内田辞职，他将难以抑制关东军的不满，而事情一旦发展到这种地步，他本人也就难以继续留任。[50]由于担心荒木辞职会给统制军方带来不利影响，[51]内阁成员和宫中相关人员都劝说犬养做出让步，最后首相只得接受劝告，正式邀请内田留任。可以说，这起事件是军方难以统制继而演变成为政治上重大压力的典型事例。

这起事件之后，犬养试图继续保持对军部的统制，结果更加激化了军部的反感情绪。第一，犬养应对军部的对策，就是矫正青年军官犯上的风气，因为这是颠覆军部内部统制的根本原因。犬养在前引致上原勇作元帅的信函中说：

陆军近来之形势，不堪忧虑；长官之意，不达于下僚。试举一例，如满洲之行动，校级军官之联合势力，终使长官自然默从，世间亦如此视之，私下堪忧。更有甚者，风传称，不属于基层部队之军官，为无佩刀者（无能之谓），即非直接率领基层部队者被视为为无能之人而遭轻视。彼等相信，无论何事，只要直接率领军队者联合起事，长官必事后准之，遂养成一意孤行之习惯，使军队之统制纪律产生一大变化。从全局观之，现在只是局部现象，所谓萌芽之状态。故乘其今日尚未扩大蔓延，寄希望于军方元老，以求得补救之法。前任内阁时期，由于上述原因而发生所谓军事政变，不过是其现象之一而已。血气方刚之人，对于社会上腐败堕落之事实如此愤恨，老夫亦有同感。两党身居要职之人，受贿问题不断，而实业界亦与政界腐败不相上下，具有同样弊端。对于全社会长吁短叹之状态，纯真之人见之，必欲一举剪除，于情并非不可恕，然动机如何另当别论，非法行为必须作为非法行为而予以适当处理。[52]

看起来，犬养决心以总理大臣之权对统制军方的问题做最终的解决。在征得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同意之后，犬养打算奏请天皇将三十名左右的青年军官做撤职处理，并向芳泽、森恪和古岛一雄等人透露了这一方案，[53]但结果是这一强硬措施并未实施。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通过上述措施来抑制青年军官推动的国家革新运动也是不可能的。采取强硬措施，恐怕只会使国家革新运动变得更加激进。但是，满洲事变以后，崛起的军部在以免职、处罚之类的手段来维持纪律的严肃性上缺乏努力，如从这一点来考虑，犬养竟敢考虑采取如此措施是值得注意的。也有人相信，犬养后来之所以被青年军官暗杀，就是因为军部察觉了他宁可采取强硬措施也要统制军部的决心。[54]

第二，据称犬养还曾考虑过借助天皇的权威来钳制军部，但是，没有资料表明犬养内阁曾奏请天皇寻求支持。唯一例外的是，在上海事变之际，战事扩大，由于担心与外国关系恶化，在内阁中出现了奏请天皇警告军部的意向。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犬养最后也只是以个人的名义向军部发出警告，然后报告天皇而已。[55]但是，军部以犬养试图借助天皇为由，不断予以强烈抨击。荒木曾说，“犬养总裁一有事情，就想借助陛下之力抑制军方”。[56]军方对犬养的不满，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当得知犬养事先未经军部同意就通过其个人渠道与中国进行谈判时，军部认为，犬养如此擅自行事必以天皇介入为前提，他们便开始猜疑犬养和天皇之间的关系。三月三日的《原田日记》记载，犬养以个人身份与中国代理大使举行会谈，商议日中双方在军队撤退之后，为在上海设立中立区，应立即举行直接谈判；当军部得知此事时，极为愤怒。中国方面立即发出照会，询问犬养如果军部拒绝服从这一协定时首相将采取什么措施。对此，犬养的回答是：“我本人也正在考虑采取某种手段。”所谓“某种手段”，军部可能将其想象为借助天皇的命令实施撤军命令，因此，更为愤慨。[57]

在天皇介入的相关问题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以元老为首的内廷近臣一直在试图将天皇的政治影响中立化。最后的也是当时唯一的元老西园寺确信，立宪制下的君主，其职责在于根据国务大臣们的建议行事，不能无视其决定或自行主导决策。西园寺的这一想法或许是出于防止天皇专制，或许是为了促进立宪政治的健全发展，理论上无可非议。然而，当时日本政治结构的现状是军部以“统帅权独立”为借口无视文官政府的权威，而解决满洲事变的关键又在于政府对军部的统制，如果把以上两点联系起来考虑就会发现，在那种情况下，不许天皇介入，这实际上是消解了唯一能够对抗军部的政治权威。事态如此严重，西园寺却一直反对奏请天皇向军部发出警告的任何要求。西园寺认为“不管陛下说什么，陆军也不会听从”，并据此做出判断：“如果陛下发话而军部拒绝服从，反而会损害陛下之德。在这种情况下，让陛下发话，需要慎重考虑。”[58]

第四，犬养考虑重建政党政治以抑制军部。犬养对于“血气方刚之人”愤恨的腐败堕落的社会现实，[59]有清醒的认识，特别在组阁时，他对入阁人选的方针是，任何以前经历有疑点之人均排除在外。过去他也曾在议会上严厉追究政党的腐败问题；在担任首相的短暂时期内，他也一直强调维护议会政治的重要性。据说，在五月一日广播听众突破一百万人的纪念周之际，广播播放了他的演说，但其内容严重挑衅了军部。[60]犬养在这次演说中指出，当前思想危机的原因是“极端的右倾和极端的‘左倾’。这两个极端呈现完全相反的两种形态，但实质上二者无毫发之差，均采取革命路线，均极为危险”。[61]虽然犬养认为，为遏制这种过激主义的倾向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犬养所主张的改革并非像一部分人所主张的那样通过否定议会政治来实现，而是通过改善选举法和提高当选人的素质来改良议会政治本身，从而实现政治改革。[62]犬养认为，与过去只是三十余名党员的少数党党魁不同，他拥有大量政友会会员，在此现阶段，虽然面临困难局面，但他仍乐观地展望未来，相信自己必能实现重建政治的目标。[63]总之，犬养试图通过强调对议会政治的拥护，间接地集结各种稳健力量，从而阻止军部势力的膨胀。

五 犬养遇刺

犬养内阁时期，政府与军部之间的对立愈演愈烈。五月十五日犬养被暗杀，形势急转直下，政府与军部之间的对立终于结束。近代日本的历史发生了多起暗杀领导人的事件，但是，只有犬养被暗杀事件具有重大意义。为什么这么说？一贯反对军备扩张的《福冈日日新闻》在五月十七日的社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理由。

作为频频暗杀之连续，犬养首相终于丧命于一群陆海军凶徒之手。吾等与国民无不万分悲痛。在日本，迄今为止首相及其他达官显贵遇难者，绝非罕见。但迄今为止之事件，均未超出所谓暗杀之范围。不法之徒或于停车场，或于住宅门口及其他路途之中伺机行凶。而此次事件，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闯入首相官邸，并且由陆海军军官组织队伍直接行凶。与其说暗杀，不如说是一种虐杀；与其说虐杀，不如视之为革命预备运动。不仅首相官邸，甚至连牧野内大臣邸宅、警视厅、日本银行、政友会本部等处亦同样遭此一劫。上述事实，即可证明此说不谬。去年以来，吾等经常耳闻军人之间议论政治，畅谈革命，说事态严重云云，但吾等对此决不相信。军队及军人插手政治，意味着军队及军人之溃乱、颓废。昔日罗马、希腊自不待论，即日本史上之史实亦历历可数。鉴于此间史实，明治大帝在军人敕谕中谆谆告诫：“明辨兵力之消长乃国运之盛衰，切勿惑于舆论，切勿参与政治。”其伟大精神贯彻于日本军队及军人之中，苟有违背敕谕精神、试图破坏日本国军之建军精神之基础的不法之徒，决不宽恕。只有贯彻长官命令即天皇命令之精神，确立命令与服从之纵向关系，日本国军才能严肃而尊贵。如果军队及军人议论政治，谈论时事，少壮校尉级军官或下士官之间一旦发生所谓横向联系，则与帝政末期发生革命之俄国一样，其风气渗入普通士兵之中，军队和军人必将比豺狼更为世人所厌恶，国军必将自行崩溃……国民之政治坦途已经展现在国民面前，此即立宪代议政体。认为独裁政治将给国民以超过今天之幸福，不过是想象而已，毫无根据……此次事件，去秋以来就已能明白预见其发生。既已预见，而袖手旁观，以致造成今天之后果，何人负其责？检察当局乎，政府当局乎，抑或处于检察当局和政府当局之间实际上不应置喙之军部本身？国民严肃要求知其真相。[64]

暗杀队以海军尉级青年军官为主，另外有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及橘孝三郎的几名爱乡塾学生。此前，陆军革新派军官在西田税的指挥下准备发动军事政变，但是看到海军方面的领导人井上日召与西田在革新手段上存在意见分歧，最终没有参加海军方面的计划。但海军方面的青年军官，包括事件首谋藤井齐等很多人，都与西田税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结果上来说，“五一五事件”以西田为媒介，与在北一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国家革新运动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参加“五一五事件”的陆海军军官不仅没有与上级军官一起讨论过国家革新的具体计划，而且根本就没有任何具体革新方案。驱使他们的只是一种想法，即期待自己的这一直接行动能激发上级军官，从而促使他们采取某种行动。[65]他们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建设而破坏，认为军事政变之后，上级军官将制订重建日本的计划并将之付诸实施。

但是对我们而言，比“五一五事件”的具体经过更为重要的是军部及民间组织领导人的反应。总的来说，陆军当局对于那些与本事件有关的青年军官持同情态度。荒木陆相在暗杀事件发生之后马上以谈话的方式发表声明，指出“这起犯罪行为彻底破坏国法，必须依法治精神处理，严惩不贷”，但也强调青年军官动机的纯洁性，称“想到这些纯真青年采取如此举措的心情，不禁热泪盈眶。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也不是卖国行为，他们是真的相信这样将有利于皇国才采取行动。因此，在处理这起事件时，不能单纯地以小乘观念来照章办理”。[66]同时海军大臣也发表谈话，他认为青年军官是受严峻的社会形势刺激才有此行为的，并说军人和国民都应该反省，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军部领导人特别是荒木等人对青年军官的同情态度，影响了军事法院第二年对“五一五事件”的审判方式。在法庭上，被告们自由地表达了对政党、资本家及内廷近臣的谴责，这似乎给了他们一个宣传其信仰的机会。[67]海军方面的检察官公开谴责了被告所谓的动机的纯洁性，但陆军方面的检察官向被告们的“爱国赤诚”表示敬意，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今天这种内外交困的国家形势下，“被告人之终极目的，在于唤醒国民认清其真正使命，不得不承认，这一终极目的切合当今之时代”。[68]法庭宣布被告有罪，但是判决的处罚非常宽大。被认为是首谋的古贺清志及真正开枪杀害犬养的三上卓两人只被判处最高监禁十五年的徒刑。而陆军方面对参与行动的十一名士官学校学生只判处监禁四年的徒刑。判决后不久，当时继续担任陆相的荒木就游说继任首相及其他要人，要求对这些服刑者实行恩赦或大赦。[69]

六 斋藤内阁的产生

“五一五事件”之后，政党领导人及内廷近臣面临的紧急问题就是组建后续内阁。本来，根据议会政治的常规，事态一经平息，这个问题很容易得到解决，就像浜口首相遇刺后若槻作为接班人组建新内阁一样，犬养之后由政友会的新总裁组建新内阁，肯定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担负推荐后续内阁首相之任务的元老们，通过犬养遇刺一事吸取的一个教训，那就是政党派候选人是否合适应另当别论，当时的政党已经没有资格肩负政权的重任了。原田像以前一样奉西园寺之命就下一届首相人选征求意见，这次他首先征求了陆军的意见，因为他认为，陆军的意见对于决定首相人选最为重要。

陆军省军务局的铃木贞一对原田、木户、近卫等人说，“五一五事件”与“十月事件”是有关联的，陆军大臣向来极力阻止的过激行动最终还是发生了，“从结果上而言，必须吸取教训，不能使其以徒劳而终”。铃木还进一步指出，不仅陆军青年军官而且少壮军官，都赞成参加“五一五事件”的那些人的看法。他警告说：

假如内阁再次由政党组阁，必将发生第二、第三起同类事件。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以稍矫正积年之流弊。举国一致信任之内阁亦是其方案之一，小矶次官之平沼内阁说即是。

窃以为直接激发此次事件者，乃拥护政党之声明。对于上述声明，少壮军官们非常愤慨。[70]

自称“陆军中意见最为软弱”的永田铁山也对原田、木户、近卫表示：“现在的政党政治绝对应该排除。若由政党组织单独内阁，那么恐怕无人就任陆军大臣，组阁将陷入困境之中……以政党身份入阁者，脱离党籍困难吗？”[71]在此，他暗示陆军将拒绝任何政党内阁的出现，使担任组阁任务的人充分认识到来自他们的政治压力。

那么，政党在面临这种危机时是怎么努力的呢？政友会立即成功地推举被视为党内右派领袖的铃木喜三郎为总裁，但森恪不希望铃木组阁，而是试图成立一个他以前一直策划的以平沼为首相的、政友会与军部联手的合作内阁。[72]在民政党中，有人希望成立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相的联合内阁。此时，政党已经失去了为继续推行政党政治而振臂一呼的气魄了。

确实，对政党的腐败和缺乏领导能力的不满，不仅普遍而且根深蒂固，而政党也明显缺乏振臂一呼拥护政党政治的魄力。但是，导致政党政治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确定内阁总理大臣人选的任务被委诸游离于宪法之外的元老，而元老的信息来源是原田、木户这些同样不具备宪法责任的天皇近侧之人。“五一五事件”之后，木户得知陆军企图阻止成立政党内阁，于是在五月十九日的日记中，他对时势做出了判断。

此次陆军军官之行动，未必可视为轻举妄动，而是彼等直接接触陷于贫困境地之农村子弟，受其影响，从而愤慨于现有政党之堕落、财阀之专横。即，视其为社会问题之一，实为妥当。若此见解无误，则此问题因其背景之深远，并非容易解决。解决此问题之方法中，当以政党和军部互相配合、共赴时艰为最佳选择。然军部否定政党之倾向，已经发展到情绪化之程度，故两者之提携并非易事。因此，在此种情况下，二者暂时退居二线，而由居于第三者之立场、处事公正无私之实力人物出马，委托其处理当前局势，亦不失为一策。鄙意为此举最具可行性。即，以军部信任的第三者监视政党之重建，则军部亦能专心于国军统制之重建。上述第三者，舍斋藤实而无他人。[73]

木户的判断或许是恰当的。但是，不能否认，由于木户等天皇身边之人的这个判断，政党失去了重新执政的机会，而此举也加速了政党政治的消亡。

天皇虽然没有就继任内阁的性质做出任何具体指示，但是，天皇告诉元老，希望首相人选：

一、无法西斯主义倾向；

二、人品上历来无问题；

三、持稳健思想；

四、无军国主义倾向。[74]

五月二十二日，天皇命令原朝鲜总督、海军大将斋藤实组织内阁。斋藤因思想稳健而广为人知，很早就有传闻说他将成为首相，他也是陆海军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75]斋藤邀请数名政友会和民政党人入阁，组织了一个联合内阁。原定由林铣十郎出任陆军大臣，但由于陆军内部骨干军官们的强烈坚持，荒木留任陆军大臣。他们认为，只有荒木才能统制陆军。[76]

关于犬养内阁的特征，一般倾向性认为，犬养内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最后一任政党内阁。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均未出现过由政党领导人组建的内阁。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可以说犬养内阁的特征确实在于它的政党性。但更准确地说，犬养内阁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在其任职的六个月里，政治权力从政党向军方转移了。军方在政治上崛起的最大原因，是他们实现了维护和发展日本在满权益这一传统的国家目标，而使用和平手段的政府却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于是在与军方相对时，政府只有处于被动地位了。不仅如此，军方还利用军队内部激进分子的危险性，向政府、政党及内廷近臣施加压力，从而扩大了权力。

在这种政治条件下，犬养内阁对于在满洲成立的“新国家”所能采取的措施，是非常有限的。犬养内阁暂缓正式承认“满洲国”，已经是尽其所能了；暂缓正式承认“满洲国”，总算继承了在国际协调范围内实现大陆拓展这一既定的外交政策。犬养内阁时期，没有实行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但是，为完成政府对军部的统制、解决满洲事变这两个当初组阁时的目标，恐怕只有选择以下两个方法之中的一个：一是改变对满基本方针，做出让步，最大限度地接受中国民族主义的要求；二是使用正式的纪律处分[77]等强硬手段，确立政府对军部的统制。但是，满洲事变的“辉煌成功”，使对上述任何一个选项的选择都变得十分困难。由于犬养内阁突然终结，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果产生了，即军方的政治权力膨胀起来了。

[1] 外務省情報部「満州事変及上海事件関係公表集」、1934年1月、97～99頁。

[2]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160頁。

[3] 『木戸幸一日記』、1931年12月12日。

[4] 中野雅夫『三人の放火者』、1956年、171～172頁。

[5]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163～164頁。

[6] 古岛一雄『一老政治家の回想』、1951年、265～266頁。

[7] 1932年2月15日，犬养毅写给上原勇作的信。

[8] 犬養健「山本条太郎と犬養毅、森恪」、『新文明』、1960年7月号。

[9] 古岛一雄『一老政治家の回想』、1951年、265～266頁。

[10] 山浦貫一『森恪』、1941年、700～701頁。

[11] 古岛一雄『一老政治家の回想』、1951年、266頁。

[12] 芳澤謙吉『外交六十年』、1958年、142頁。

[13] 「片倉日誌」、1932年1月4日。

[14] 「片倉日誌」、1932年1月4日。

[15] 「片倉日誌」、1932年1月13日。

[16] 「片倉日誌」、1932年1月13日。

[17] 「片倉日誌」、1932年1月13日。

[18] 「片倉日誌」、1932年1月13日。

[19] 「片倉日誌」、1932年1月13日。

[20] 「片倉日誌」、1932年1月13日。

[21]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204～205頁。

[22]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七巻、492～494頁。

[23]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七巻、691～692页。

[24]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2，p.566.

[25] Rohan Butler and others ed.，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Second Series，Vol.Ⅸ，1931-1932，p.265f.

[26] Rohan Butler and others ed.，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Second Series，Vol.Ⅸ，1931-1932，p.281.

[27]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2，pp.540-541.

[28] Rappaport，Armin，Hcnry L.Stimson and Japan 1931-1933，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pp.114-119.

[29]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2，pp.578-579.

[30]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九巻、7頁。

[31] 《朝日新闻》1931年9月20日社论：「権益擁護は厳粛」。

[32] 内務省警保局「満州事変を中心とする反戦反軍運動の状況並其の取締状況」、1932年2月、微缩胶卷番号 T1429（R 205 F 71417）。

[33] 加田哲二『日本国家主義批判』、1932年、144～145頁。

[34] 協調会労働課『国家主義運動の現勢』、1936年、23～27頁。

[35] 津久井龍雄『日本的社会主義の提唱』、1932年、80頁。

[36] 『木戸幸一日記』、1932年3月9日。

[37]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218頁。

[38]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217～218頁、220～227頁。

[39] 井上日召领导的右翼团体血盟团的口号。——译者注

[40]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218頁。

[41] 『木戸幸一日記』、1932年2月19日。

[42]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218頁。

[43]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221頁。

[44] 『木戸幸一日記』、1932年2月26日。

[45]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228頁。

[46] 『木戸幸一日記』、1932年3月1日。

[47] 「片倉日誌」、1932年2月19日。

[48] 「片倉日誌」、1932年1月4日。

[49] 山本条太郎伝記編纂会『山本条太郎』、1942年、829頁。

[50]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268頁。

[51] 『木戸幸一日記』、1932年4月13日。

[52] 1932年2月15日，犬养毅写给上原勇作的信。

[53] 古島一雄『一老政治家の回想』、1951年、270頁。芳澤謙吉『外交六十年』、1958年、142頁。

[54] 古島一雄『一老政治家の回想』、1951年、270頁。芳澤謙吉『外交六十年』、1958年。

[55] 『木戸幸一日記』、1932年2月4日、5日。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206～207頁。

[56]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218頁。

[57]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231頁。

[58]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420～421頁。

[59] 1932年2月15日，犬养毅写给上原勇作的信。

[60] 『木戸幸一日記』、1932年5月17日；山浦貫一『森恪』、1941年、794頁。

[61] 鷲尾義直編『犬養木堂伝』中巻、1939年、953～954頁。

[62] 鷲尾義直編『犬養木堂伝』中巻、1939年、953～954頁。

[63] 鷲尾義直編『犬養木堂伝』中巻、1939年、953～954頁。

[64] 《福冈日日新闻》1932年5月17日社论：「敢えて国民の覚悟を促す」。

[65] 内務省警保局「出版物ヲ通ジテ見タル五·一五事件」（出版警察資料第七輯）、1936年、35頁。

[66] 内務省警保局「出版物ヲ通ジテ見タル五·一五事件」（出版警察資料第七輯）、1936年、9頁。

[67] 『原田日記』第三巻、1950年、131～132頁。

[68] 内務省警保局「出版物ヲ通ジテ見タル五·一五事件」（出版警察資料第七輯）、1936年、74～75頁。

[69] 『木戸幸一日記』、1933年10月12日。

[70] 『木戸幸一日記』、1932年5月17日。

[71] 『木戸幸一日記』、1932年5月17日。

[72] 山浦貫一『森恪は生きて居る』、1941年、27～28頁。

[73] 『木戸幸一日記』、1932年5月19日。

[74] 『木戸幸一日記』、1932年5月21日。

[75]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289頁。

[76]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295～296頁。

[77] 日文为“懲戒処分”，分为免职、降职、停职、减薪、告诫等种类。——译者注

第十章 满洲事变与外交政策的转变

满洲事变使军部的政治实力显著增强，在各种政策的决定和实施上，其影响力也不断增长。斋藤内阁逐渐推行社会和经济改革，试图防止“五一五事件”之类的恶性事件再次发生，并将其视为本届内阁的使命。但是对军方的要求，特别是对对满政策的有关要求，则采取了极为协调的态度。

一 承认“满洲国”

斋藤内阁首先面临的一个外交课题就是“满洲国”的承认问题。犬养内阁曾表示暂缓承认，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日本当然不可能永远无视“满洲国”的存在。除了军部要求承认“满洲国”并施加压力外，社会舆论也开始强烈要求承认“满洲国”。事变之初，《朝日新闻》就强调，政府应将军方置于其统制之下，应考虑国际影响，但到了昭和七年（1932）三月，它开始认为应该早日承认“满洲国”。《朝日新闻》在其三月九日的社论中指出：“日本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认清新形势，并据此迅速制定根本方针，同时一改在国际问题上瞻前顾后之态度，坦率表明满洲国和日本之间有不可分割之关系。”[1]此处所谓“制定根本方针”，即意味着承认“满洲国”。[2]从满洲派出的满洲青年联盟第五次游说团，直接呼吁政府尽快承认“满洲国”，同时争取社会舆论对此的支持。六月十四日，贵族院和众议院一致通过决议，承认“满洲国”，而政府当然也就不能无视议会的上述决议了。

出于对国际关系的考虑，政府没有轻易接受国内要求尽快承认的呼声。自前一年十二月十日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为调查满洲现状派遣调查团这一决议以来，国际联盟就不再将满洲事变作为直接审议的对象了。以英国的李顿（Victor Alexander George Robert Bulwer-Lytton）为团长的所谓李顿调查团在日本和中国及“满洲地区”逗留了四个月，会晤领导人，收集各种资料。当时国际联盟及美国已经表明方针，拒绝承认违反国际条约而出现的任何事态，同时李顿调查团尚未完成使命，日本在这个时候承认“满洲国”，是挑战世界大势，无异于表明日本将脱离国际社会。在国际联盟，英国和法国虽然非常尽力地帮助日本，但此时均强烈反对日本仓促承认“满洲国”。[3]

但是，自七月六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内田康哉被任命为外务大臣之后，日本政府迅速向早日承认“满洲国”的方向倾斜。对内田的任命出自斋藤首相的意向，因为斋藤首相希望通过内田得到军部的支持。[4]内田认为“所谓满洲问题之解决，在于承认满洲国”，[5]他于七月十二日与李顿举行会谈，表示日本将正式承认“满洲国”。对此，李顿提及前外相芳泽谦吉曾表示“只要日本的利益得到维护，满洲无论出现任何政府，日本均不关心”。内田回答：“芳泽谦吉所言系满洲国成立之前。如今满洲国之存在乃既成之事实，一切事态均已改变，吾人不能忽视这一事实。”[6]

李顿认为，日本要承认“满洲国”应取得远东多个条约签署国的谅解，但是内田反驳说：“承认满洲国并不与《九国公约》相抵触，日本在满洲问题上也曾采取与中国进行谈判之态度，但是在满洲国成立之后，我认为已无直接谈判之余地。”并进一步说：“满洲问题事关日本切身利益及自卫权，日本在该问题上，并无与相关国家进行商议之必要。”内田认为，日中纷争复杂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期待联盟及其他第三者进行干涉”，因此，希望国际联盟说服中国“为解决问题，不应再依赖联盟”。[7]在向李顿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之后，内田于七月十四日上报天皇说，日本打算承认“满洲国”。[8]从此日本的外交政策开始发生重大转变。这也意味着日本终于宣布：作为与各国协调关系的象征而长期开展的国际联盟外交，与“满洲国”问题相比不过是一个次要问题而已，“满洲国”之于日本的利益才更为重要。

这种政策转变意味着什么呢？森恪认为，承认“满洲国”“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法律上和条约上的问题”。[9]这种说法虽然有点耸人听闻，但是一种准确的解释。他认为，承认的对象不是“满洲国”，而实际上是日本国民、中国及各国。日本承认“满洲国”，等于“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外交从“以往的唯命是从”变成了“独立自主”。森恪强调，政府的政策转换意味着“与六十年来盲目模仿的西欧物质文明诀别而回归传统的日本精神”。[10]

如上所述，“满洲国”的承认问题成了具有挑战性的民族主义的焦点。八月二十五日，外务大臣在议会发表演讲时说，即使承认“满洲国”将给日本带来不利的国际反应，日本国民“在这一问题上举国一致，哪怕国家变成一片焦土，也坚决贯彻这一主张，寸步不让”。[11]以“焦土外交”而广为人知的内田外交，因其不顾各国施加压力而进行反击这一点而备受欢迎，但因其铤而走险又令人不安。

昭和七年（1932）夏季，外交政策就这样实行了一次重大转变。犬养内阁时期采取的政策是引导“满洲国”逐渐具备国家之实质，[12]并以撤回日本驻国际联盟代表为最后的王牌，抵制国际联盟对满洲问题的具体干涉，但通过暂缓承认“满洲国”避免与各国发生正面冲突。斋藤内阁决定承认“满洲国”，虽然满足了国民和军部的要求，但必须做好准备，向越来越具有“反日”倾向的世界进行摊牌。昭和七年（1932）八月二十七日，内阁会议通过了《国际关系所见之时局处理方针案》，这份文件最清楚地表明了重新制定的日本外交政策，其基调是“自主外交”。该方针案明确规定，日本“基于帝国自主之立场，实行满蒙经略，使其成为……帝国外交之轴心”。[13]并且确认，前内阁于三月十二日决定的《满蒙问题处理方针纲要》是今后日本对满政策的基础。

上述方针案的一个特点是：今后的国际关系会不可避免地日益紧张，以此为前提，日本政府应将军事冲突纳入视野，并从正面对待这一问题。也就是说，日本政府“为应对这种局势，应及早充实军备，仔细研究非常时期经济及国家总动员，以坚定的决心和周密的准备处理今后事态”。[14]但是，为避免最不利于日本的事态发生，决定对“中国本土”、国际联盟及各国分别采取如下对策：

（1）中国本土

帝国对中国本土之政策，应与帝国对满蒙之政策分离，使其主要发挥贸易及企业市场之功能。因此，若不妨碍我满蒙经略，则不妨与各国合作，以维护中国本土特别是经济上与各国有重要关系地区之和平，促进中国开放门户。另，帝国对满蒙之政策与帝国对中国本土之政策，本质不同，遇有机会，可如实宣示。应努力消除相关各国（包括中华民国）对帝国有关中国本土政策之无谓疑虑。当前应根据另附甲号（对中国本土政策）进行处理。

（2）联盟

一方面，引导联盟充分认识帝国对满蒙之极大关心及我方之公正立场；另一方面，应避免我方之挑衅性态度。若联盟悍然干涉帝国的满蒙经略之根本，则当前应以三月二十五日内阁会议所定之方针[15]进行处理。若联盟方面依然拒绝反省，而且变本加厉地试图颠覆帝国的满蒙经略之根本，威胁我国将来之国运，并为此施加现实性压迫时，帝国则无法继续留在联盟，我方将根据联盟方面之不当行为，被迫采取上述措施。对此，应采取相应措施，充分获得舆论之谅解。

（3）各国

世界各国之中，美、苏等非联盟加盟国自不待言，英、法等其他联盟成员国，除其成员国立场以外，尚有其各自立场。鉴于此，不应拘泥于上述对联盟之策略，应利用各国的特殊情况，与其他国家增进友好关系，努力提高帝国之国际地位。当前应根据另附乙号（对各国政策）进行处理。[16]

首先，作为对“满洲”自主外交的第一步，斋藤内阁于八月八日任命武藤信义大将为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命其进行日“满”议定书的谈判。对“满洲国”的正式承认，预定于九月中旬签署议定书之后进行。作为承认“满洲国”的交换条件，“满洲国”将尊重以往日中之间条约和协定所规定的日本权益，允许日本军队在满洲驻扎以便于“两国”共同担任“满洲国”的防卫。[17]此外，双方还达成下述谅解：本庄与溥仪的三月十日信函以及关东军司令官与“满洲国”执政或国务总理之间缔结的协定，将在日“满”议定书签订之时得到确认并继续有效。

向“满洲国”派遣特命全权大使的另一个目的，是要统一指挥日本在满洲的文武两种机构。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兼任关东军司令官和关东厅长官。因此，作为特命全权大使的武藤受外务大臣指挥，而作为关东军司令官，他可以拒绝服从任何文官的命令而直接向天皇请命。同时，关东军参谋长兼任特命全权大使副手这一职务。但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是，区别外交和军事事务并非易事，因此，这一系列机构的改革虽然在形式上确立了日本与“满洲国”的“国际关系”，但也意味着关东军将继续在满洲保持优势。九月十五日《日满议定书》签署，至此，日本终于正式承认了“满洲国”。

二 对各国政策

一个疑问是，昭和七年（1932）夏，日本明知各国反对却决定承认“满洲国”，那么，日本当时是否预料到最终会爆发战争？关于这一点，从史料中找出一贯的答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把日本拖入满洲军事行动的关东军，从这一时期开始，主张采取有节制的态度来处理对外关系。板垣于昭和七年（1932）拟定《形势判断》有如下结论。

满蒙经营之本身为重大事业，而帝国之国力未必充沛，故为完成该重大事业，今后尚需相当年月。因此之故，应全力倾注于帝国有史以来之大事业，同时，对外应隐忍自重，避免发生事端，以防止国力之消耗。[18]

总之，板垣注意到，无论从财政状况还是从经济实力而言，日本的国力有限。他充分认识到，由于这一局限，日本不能采取过分的敌对行为。

陆军高层似乎也认识到有节制行动的必要性。八月一日，在原田拜访海军大臣时，海军大臣就告诉他，军令部和参谋本部已就以下两点达成秘密协定：“第一，尽量避免与俄美两国发生战争；第二，不可退出国际联盟。”[19]在对国际及国内状况进行判断之后，就连军部都不得不采取和平方针，那么，日本政府为什么偏偏采取具有挑衅性的“焦土外交”呢？

解开这一疑问的关键恐怕在于，各国虽然作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不得不谴责日本，但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它们又采取了妥协的态度，而日本正是看透了这一点。事实上，日本认为，如果将满洲问题与国际联盟分开，避开那些小国的强烈批判，转而与同样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大国打交道的话，那么，这一问题是有可能解决的。正如八月二十七日《国际关系所见之时局处理方针案》有所谓“利用各国的特殊情况，与其他国家增进友好关系”[20]之方针一样，日本根据判断认为，各国之间依然存在着相互理解的余地，而国际社会上的敌意，未必意味着战争。

上述方针认定，英国、法国、美国及苏联四国为日本需要特别考量政策的国家。在英国方面，“关于中国问题之日英协调之恢复……极有希望”，为此，“我方必须抓住适当机会”。[21]该方针案举了一个例子。英国于昭和七年（1932）一月提议，日英两国联合就治外法权问题与中国进行谈判，这样的提议显示了日英有恢复协调的可能性。上海事变爆发之后，虽日本未能实现与中国进行谈判，但是在满洲事变期间，西蒙拒绝了史汀生提出的英美联合宣布“不承认原则”的建议，日本将其解释为这是英国亲日态度的体现，认为英国向日本提议就治外法权问题，两国联合与中国进行谈判，是英国私下对日本立场表示同情的证明。日本所考虑的重点是，日本应对英国拥有特殊利益的“上海、广东、长江沿岸及华南地区之利益予以适当尊重”。[22]也就是说，日本认为，日英两国在中国都有帝国主义国家所追求的共同利益，因此希望以此为基础，与英国建立合作关系。

当时，军部似乎也有意支持政府的亲英倾向。昭和七年（1932）七月，陆军省出版的题为《列强对满洲事变之态度》的小册子认为，自昭和六年（1931）十月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获胜以来，英国的态度变得越来越亲日，并特别强调了西蒙的友好举动。其得出的结论是：“英国现在是保守党全盛之时，自由党系、工人党之反日势力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视。”[23]

军方在这个小册子中更进一步指出，能够进行日英合作的现实性基础有四个，即传统的友好关系、阻止苏联南下的必要性、应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共同利害关系，以及香港问题。香港问题对英国而言极为重要，一旦日本丧失条约所规定的满洲权益，那么香港将面临紧迫的现实危机。五大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缔结的海军条约规定，香港属于禁设要塞的地区，如果受到日本、美国或其他国家的进攻，将十分危险。基于上述几点，军部判断，英国将被迫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24]关东军于昭和七年（1932）拟定的《形势判断》支持日本全面的亲英路线。它指出，在中国问题上，有必要继续与英国保持事前谅解。并同时提议，“在必要之时，日本将考虑保证印度的安全”。[25]

对于法国，日本政府及军方也主张与对待英国一样，与其建立合作关系，而且似乎以更大的信心和热情认为，日法合作的可能性将超过日英合作，合作的基础就是日法两国在远东拥有的共同利益。法国虽然与满洲没有任何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在印度支那及广州湾拥有重大的权益，所以，在应对中国民族主义恢复国权的要求时，法国也必须使用强硬手段保护上述权益，因此，日本认为法国向其靠拢的可能性很大。[26]此外，法国担心纳粹德国的抬头与德奥合并将使法国失去在欧洲的优势，因此，日本推测法国正在“谋求日法两国在远东的政治接近”。[27]八月二十七日的方针案所制定的方针是：“把握最近之机会，促进日法两国关于远东一般性谅解之磋商。”[28]

作为最终目标，日本政府设想缔结日法协约。[29]日本认为，两国的国家利益不仅完全一致，而且在国际联盟讨论满洲事变之际，法国对日本也明显持同情态度，依此来看，两国合作的前景令人乐观。但是，政府的真正意图并不像军方及外务省的一部分人所主张的那样，缔结日法同盟是作为对抗英美压力的手段才加以考虑的。[30]日本政府希望日法两国在远东的接近，将促使英国在中国问题上对日本采取协调立场。鼓励法国在满洲投资是与法国建立合作关系的现实性手段之一。[31]关东军同意在满洲开发中给法国资本以优先权；作为对法友好关系的象征，关东军还考虑，不介意为印度支那的安全提供保障。[32]

满洲事变期间，美国率先谴责日本的行动，特别是在宣布“不承认原则”之后，其态度日益强硬，因此日本认为与美国就远东政策达成谅解最为困难。石原派的“日美战争论”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人们普遍担心以机会均等、门户开放为目标的美国经济扩张政策，不久将与日本的试图在经济上完全支配满洲的政策发生冲突。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八月二十七日的方针案指出，为应对美国的摊牌，日本必须“迅速做好内外各种准备”。[33]但是，在昭和七年（1932）夏，日本政府并不认为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因为当时美国正苦于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在海军裁军条约的约束下，美国的海军力量有限。而且日本估计，美国在中国的利害关系尚未重要到不惜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关东军于昭和七年（1932）在《形势判断》中强调，在美国远东贸易及投资中，日本所占的比重比中国的要大得多。关东军指出，“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害关系今天尚未达到重大的程度”，“美国是一个有显著倾向的国家，其以经济利害关系决定其国家政策”。关东军的结论是：美国不可能与日本开战。[34]

在呼吁必须确立战备体制的同时，日本政府还试图巧妙利用美国远东外交基本原则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政策来缓和美国对日本的满蒙经略的反对态度。[35]该方针案还一厢情愿地认为，在美国实业界，有一种气氛在渐渐抬头，这种气氛认为如能实际维护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其他问题均可以任由其发展。并且日本还认为，如果上述政策得到尊重，“美国在相当程度上就能分享满洲国的经济利益”，[36]那么，美国的态度当然就能得到缓和。实际上也是如此，一向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关东军也认为，为了消除美国的反对意见，必须加强日美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因此鼓励“满洲国”引进美国资本。[37]当然，关东军对于无限制地允许美国进行直接投资，持戒备态度，因为这最终可能导致日美在满洲进行经济竞争。[38]可以说，关东军的真正意图是，把美国转化成一个在中国和“满洲”等地拥有既得权益的殖民地国家。由于与英国及法国建立亲善关系可以缓和美国对日本的谴责态度，因此也受到了关东军的重视。[39]

日本在考察对苏政策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在整个满洲事变期间，日苏两国都在尽量避免发生直接冲突。陆军高层与关东军之间的最大争论是围绕关东军进占北满而展开的。陆军高层认为，这种冒险行动是挑衅苏联的危险之举，因此严厉禁止。从结果上说，关东军虽然逐渐占领了北满各处要地，但是苏联始终保持妥协的态度，并于昭和六年（1931）十二月提议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的这一提议使日本陷入了两难境地。

对于日本而言，避免与各国发生战争是日本的整体策略，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无疑是有利的。上述方针案指出：“鉴于目前的国际关系，至少在这种形势下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我方应注意切勿采取主动刺激苏联之类的行动。”但是，一旦面临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这一具体问题，日本政府就必须考虑其他因素了。该方针案指出：“在维护满洲国稳定的同时，基于帝国的立场不受约束这一观点，在满洲国与苏联或帝国与苏联之间，应不通过条约形式而以相互表明互不侵犯之意等方法，尽量缓和日苏关系。”[40]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希望本国的立场不受约束，拒绝通过正式条约的形式表明互不侵犯之意。关东军在昭和七年（1932）的《形势判断》中指出：“对于目前苏联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应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避免帝国的行动受到约束。”[41]这一点与内阁会议所决定的方针相同。

日本在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上犹豫不决，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是陆军对苏联的军事力量逐渐增强感到不安，认为日苏两国之间的战争越早爆发越对日本有利。其次是对于传统上一直假想对苏作战而不断扩大军备的陆军而言，来自苏联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必要的。最强硬地反对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就是陆军，以“反苏旗手”闻名的荒木陆相，无论在内阁会议上还是对普通民众，都极力宣传军方的意向。[42]

关东军重视满洲开发，因此不断强调保持克制，不要向苏联挑衅。但是，昭和七年（1932）的《形势判断》称，“将来的日苏战争不可避免”；并指出当“苏俄极力妨碍我满蒙经营或伸出赤化魔手”之时，日本应巩固战备体制，以便随时可以采取行动。[43]

“赤化”问题是日本不能下决心建立正式的日苏友好关系的第三个原因。不可否认，对“满洲国”而言，来自苏联及中国的共产主义渗透才是真正的威胁。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互不侵犯条约中加入禁止共产主义宣传活动的条款不就可以了吗？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虑，必须与苏联当时在国际社会上所处的地位联系起来。当时的苏联尚未得到美国的承认，也不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在国际社会中完全处于孤立状态，这也反映当时唯一的共产主义国家与其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着敌意。[44]因此，只要赋予日本进占满洲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势力在远东的渗透这一名义，那么，日本至少能从非共产主义国家那里得到若干支持。因此，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将有损于防止“赤化”这一名目。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正之的下述发言，明白无误地反映了日本政府的这种担心：“归根结底，将俄国作为赤俄对待，对日本的外交有利；如果今后将俄国作为白俄对待，那么欧洲各国的同情都将转向俄国。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让俄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受人憎恶的国家仍是上策。我国外交的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地不与俄国冲突，另一方面则要主动地采取亲美主义。”[45]

长冈春一大使在巴黎报告说，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对于让苏联承认“满洲国”来说是有利的，同时为了不失去英国和法国的善意，应加入禁止苏联在日本及满洲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活动的条款。长冈还说，如果说各国对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抱有同情，那是出于将满洲作为遏制共产主义防波堤的期待。[46]日本于昭和七年（1932）十二月十三日拒绝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此后不久，苏联开始接近中国，并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那么，满洲事变之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又如何呢？上述方针案的一个目标是，日本与各国合作，促进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是，考虑到日本占领满洲导致中国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这一事实，期待中国主动成为日本的贸易对象国毕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满洲事变期间，反日、抵制日货的运动非常激烈，在上海事变中，两国甚至发生了军事冲突。如果今后日本的满洲支配政策日益明显，可以预料，中国的反日运动还会更加猛烈。然而，在这一时期的日方史料中，完全看不到对中国报复特别是对军事报复的担心。当时国民党的内部斗争及国共两党的对立所带来的内战，使中国依然处于分裂状态，这使日本认为，中国不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强国；中国已经不是明治时期日本领导人所恐惧的“睡狮”了。日本曾担心中国的无秩序状态将导致国际社会对之进行瓜分，但对于满洲事变之后在满洲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立脚点的日本而言，中国的日渐衰弱未必是不利的。

关东军在昭和七年（1932）的《形势判断》中指出：

此等社会政治形势之不稳定及内争之频发，一方面不仅使彼等失去或减轻对满蒙之关心，而且使其基于利己立场，有时会寻求帝国之善意而抑制排日、抗日运动；另一方面，势必将阻碍列强在中国之经济发展，销蚀各国之善意与期待。因此，上述中国之不统一、政治形势之不稳定，可谓有利于满蒙问题之解决。为确保东洋永远和平之路，如有必要，采取适当措施，助长这一形势，亦不失为一策。[47]

但是，虽然此处称将“助长这一形势”，即助长“社会政治形势之不稳定及内争之频发”，但这并不意味着关东军正在考虑大规模地介入中国内战或挑起纷争，因为当时关东军关心的焦点在满洲的开发上，也正因为如此，才提出保持克制、避免过度刺激各国的方针。

但是，牵制日本对华政策的还是各国的动向。由于各国对中国局势相当关注，而且监视日本的行动，因此如果得不到各国的谅解，日本在中国是无法采取任何措施的。

满洲事变期间，对国际联盟及其他国家，日本宣称中国不是一个“有组织之国家”。这是外交上的一个对抗手段，当时各国谴责日本策划满洲脱离“中国本土”，违反了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条约。关于中国的地位，日本政府于昭和七年（1932）二月二十三日致函国际联盟，正式发表声明。其中强调：

七、帝国政府最后强调，不认为亦不能认为中国乃联盟规约中所谓“有组织之国家”。过去根据各国约定，视中国为似乎有组织之国家，亦属事实。但是，凡虚拟机构即不能持久。由于承认虚拟机构而实际上酿成重大危险时，即不得容许虚拟机构。目前必须舍弃虚拟机构，正视现实。世界历来普遍希望中国幸福、繁荣、统一，于是不顾事实，视中国为统一国家。然其人民，虽部分地成为一体，却无全体之组织。若日本在中国无任何利害关系，亦可尊重该地为“有组织之国民”所占据之虚拟机构。但是，由于日本在该地区具有极多利害关系，因此，已不可能视中国之混乱状态为有序状态。中国各个地区之权力，实际上只能行使于本地区。虽各有其地盘，却无资格越过该地区，行使支配权。此种不正常状态，当联盟规约适用于中国问题时，最应深思熟虑。在中国，各种粗笨的组织体取代了单一的统一国家。日本政府当然认识到，整理、协调因正视这一现实状况而产生的各种推论和结果，乃极为困难之事，然而尽管困难，却仍有必要。吾人必须正视现实：在中国，既不存在能够号令全国之政府，亦不存在能够完全支配全中国之权力，此乃基本事实。[48]

自国际联盟开始讨论满洲事变以来，外务省很早就采取了上述方式来否定中国对满洲主权的这一政策。而日本驻欧洲各国的大使也劝告政府，对国际联盟的解释，应促使国际联盟得出结论，即认为中国已是一个不值得称为“有组织之国家”。[49]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企图，这与满洲事变期间日本向满洲人民承诺支持“民族自决”和“自治”这一“伟大原则”形成了讽刺性对比。满洲事变以后，日本的政策目标是促进与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日本也预料到日中之间仍将存在敌对关系，只是无意为缓和这一关系而采取任何措施而已。[50]

三 李顿报告书

可以推测，昭和七年（1932）夏天实施新外交政策之后，斋藤内阁似乎对改善日本和国际联盟的关系不抱期待。联盟成员国及美国暂时不对“满洲国”的合法性及满洲事态的进展做出最终的判断。这些国家均表示将尊重李顿调查团的调查结果。如此一来，世界对日本行动的评价就取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以下简称“李顿报告书”）了。

十月二日，李顿报告书的内容公布。这份报告书在结论部分指出：满洲事变的直接原因即九月十八日、十九日夜的“日本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是自卫措施”。[51]同时指出“满洲国”得以建立的两大因素是日军的存在及由文官和武官组成的日本人的活动。该报告书否定满洲现政权是“自然且纯粹的独立运动”的结果。[52]报告书的上述内容对日本一贯的主张提出了正面挑战。

李顿报告书的最后两章，就解决有关满洲问题的日中纷争，提出了一份劝告方案，该方案是根据该调查团所认为的重要原则来草拟的。它虽然承认“单纯地恢复现状，并不能解决问题”，但明确指出，“维持及承认满洲现政权，均不令人满意”。因为前者只会重演以前的纠纷，而后者并不能与“现行国际义务的根本原则或作为远东和平之基础的两国之间良好谅解并存”。[53]李顿调查团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在东三省建立一个特别的行政组织。[54]这个地区政府成立的条件是：“在与中国的主权及行政权完整保持一致的情况下，确保广泛的自治，以适应东三省的地方状况及特色。”[55]该报告书规定：“满洲的内部秩序，需要有效的地方宪兵队予以保护；对外部侵略的安全保障，则通过撤退宪兵队以外的一切武装予以实现。”这里的应该撤退的武装，指的是日方和中方的所有特别警察队及铁道守备队。[56]该报告书称，日本在满洲的利益由日中两国缔结的条约予以保障，这个条约虽然承认“日本自由参加满洲的经济开发”，但否定了日本“在经济上或政治上有支配该地区的权利”。[57]

然而，作为解决满洲问题的条件，日本政府最终采用的方案与李顿调查团提出的解决方案完全相反。首先，昭和七年（1932）九月十五日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这一行为，已经明白地告诉人们，在提出名副其实地支持“满洲国”这一方针后，日本在中国对满洲拥有主权这一问题上，已经没有让步的余地了。昭和六年（1931）十月二日以后，关东军一直主张，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完全分离出去，对于解决满洲问题是绝对有必要的；而政府制定的政策，也只能适应关东军在满洲制造出来的政治形势。昭和七年（1932）三月，日本政府将在满洲成立的“新政权”视为恢复和扩大日本权益的谈判对手，并决定对其进行援助。其次，同年八月，日本政府为对抗世界舆论，决定推行“基于帝国自主立场”的满洲政策。由“满洲国”所保证的日本权益并不限于单纯的经济利益，还包括日军的驻扎，日本对铁道、港湾、航线的管理，以及日本派遣“顾问”对“满洲政府”进行指导和监督等。这样一来，日本对满政策的目标远远超过了李顿调查团所认可的“日本自由参加满洲的经济开发”[58]这一领域，扩大到在军事、经济及政治上全面支配满洲的范围。如果在满洲事变之前，日本还有可能轻易接受李顿调查团的劝告，但是在昭和七年（1932）秋，这份报告书的内容已经不能满足日本所坚信的属于自己的正当权利了。

然而，日本仍然试图避免向国际联盟摊牌，并一直说服国际联盟在解决满洲事变这一问题上，不要介入。对于李顿调查团提出的解决条件，日本质疑该调查团拥有的劝告权，故意无视这份报告书。国际联盟为了维护规约所规定的安全保障各项原则，一直致力于解决满洲问题。对此，日本的一套说法是：满洲问题极为复杂，世界尚无先例，因此该问题根本不可能成为今后解决纷争的先例。[59]总之，日本否认日中纷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集体安全保障制度所面临的一大考验，试图以此避免认为有义务解决这一纷争的国际联盟的介入。虽然日本无意强迫国际联盟承认满洲的“新秩序”，但有这样的决心：如果国际联盟指责日本是侵略国或国际联盟规约的违反国；或发表决议，试图左右“两国”通过《日满议定书》确立关系，日本将采取强烈的反对立场。[60]

四 退出国际联盟

国际联盟在昭和八年（1933）二月二十一日开始的全体会议上就满洲事变进行了最后的讨论。起草解决日中纷争方案的十九人委员会[61]的努力已经宣告失败，该委员会根据《国际联盟规约》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向全体会议提交了一份“陈述纷争之事实并附加公正且适当之劝告的报告书”。当二月二十四日全体会议不顾日本反对，以一票反对、四十二票赞成、一票弃权（暹罗）通过该报告书时，日本代表团随即退出了会场。

十九人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书全面采纳了李顿报告书的内容，只是以十九人委员会拟定的结论和劝告方案代替了李顿报告书中包含劝告事项的最后两章，但本质上与李顿报告书一脉相承。十九人委员会提议：在中国主权之下，在满洲建立“自治政府”，日军撤退至铁道附属地之内；日中谈判一经开始，国际联盟将敦促成员国遵守不承认“满洲国”之政策。[62]三月二十七日，日本向国际联盟通告，正式退出国际联盟。这样一来，日本在处理远东关系上，终于可以自行其是了。

日本决定退出国际联盟，意味着即使牺牲与各国之间的协调关系也要进占满洲这一想法最终获得了胜利。内阁成员中强烈支持这一政策的是荒木陆相。荒木认为，国际联盟是限制日本在远东自由行动的机构。[63]本书在开篇部分已经指出，对于激进的“革新论”者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和平体制是阻碍日本发展的枷锁。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退出国际联盟并不是经过支持者和反对者激烈辩论之后而采取的一个决策。当时，以首相为首的政府领导人、后来成为退出国际联盟主角[64]的松冈洋右、国际联盟日本代表部、以西园寺为首的内廷近臣等人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希望并策划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尽管如此，日本最终还是退出了国际联盟，这是他们的机会主义或优柔寡断或消极性为“强硬论”者让路造成的结果。

上述这种失败的原委在《原田日记》中随处可见。例如，据说有田外务次官和谷正亚洲局局长，曾就内田外相的机会主义有过如下谈话：“内田外务大臣认为，民意总是容易被少数强硬论者牵着走。知识分子的理论无论多么合理，但总是缺乏执行力。说得极端一点，由那些具有执行力的强硬论来巩固国力，实现的可能性比较大。内田就是以这种心态来处理各种问题的。”[65]内田在内阁会议上，支持了荒木陆相主张的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意见。

此外，陆军中佐根本博在昭和八年（1933）一月末认为，日本政府的优柔寡断将导致不良事态的发生。他指出：

没有比这次更危险的时刻了。如果政府没有下最后决心退出联盟，那还是按照十五条第三项[66]办理为好。从现在日本社会的氛围来看，如此行事，要比下决心退出联盟需要更大的勇气。但是如有可能，还是这么做比较稳妥。如果真的决心退出，那么抛开第三项，按照第四项办理，[67]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表面上逞强，内心并未决定退出，只是被一时之形势牵着鼻子走，到头来还得退出，这是最没意思的。但这次就不同了，是迫不得已。[68]

二月中旬，当国际联盟全会报告书的概要传来时，日本的反国际联盟情感迅速高涨，西园寺根据目前形势判断：“退出联盟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召开重臣会议以阻止日本退出国际联盟这一意见，他表示：“形势已经是这样了，归根结底还是要退出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重臣会议还是不召开的为好。”[69]

退出国际联盟中断了过去几十年来日本一直遵奉的国际合作关系。这是昭和七年（1932）夏通过的进占满洲优先于一切这一政策的必然归结，但这不是大多数日本决策者在明确的意图和预见下所选择的国策。这些政策的决策者寻求国际协调，特别期待与各国合作，共同推进帝国主义政策，且其中还有人对国际联盟以外的国际协调寄予厚望。

但是，为使日本外交政策的目标转向国际合作的方向，就必须恢复军内秩序及军部与政府之间的秩序。天皇对这种危机的根本原因似乎有着某种程度的认识。天皇指示：在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之际发布的诏书中，除表明希望世界和平之外，还应表明军部和政府应各司其职。[70]其间还有一个内情：诏书草案原来有“上下循其序”这句话，但在讨论诏书的内阁会议上，由于荒木陆相的坚决反对，未获通过。[71]不得不说荒木陆相的反对具有讽刺意味，因为虽然陆相反对，但其实最需要恢复秩序的就是陆军。当时的陆军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体制：荒木本人如果没有部下的支持，他就保不住陆相这一职位。

满洲事变一方面是日本在日益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中为保护日本在满权益而进行的一次生死尝试，另一方面则是日本试图改革国内的政治、社会、经济体制时所制造的一个重大事件。但是，满洲事变留给日本政治体制的遗产是秩序的破坏。以满洲战争为契机，新的领导人获得了权力，彻底改变了日本外交的方向。那么，这些新的领导人是一些通过重建国内秩序从而能够在对外方面实施对国家有利政策之人吗？从推动满洲事变的那些人的思想和行动来看，日本的前途是极为黯淡的。

[1] 《朝日新闻》1932年3月9日社论：「満州国の建国式―日本の根本策ヲ決定せよ」。

[2] 《朝日新闻》1932年5月5日社论：「満州国承認について」。

[3]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十巻上、252～254頁。『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313頁。

[4] 青木新、青木敬次『内田康哉伝記』、外务省蔵、1932年5月18日、内田メモ。

[5] 青木新、青木敬次『内田康哉伝記』、外务省蔵、1932年5月18日、内田メモ。

[6]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十巻上、295頁。

[7]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十巻上、302～303頁。

[8] 『木戸幸一日記』、1932年7月14日。

[9] 山浦貫一『森恪』、1941年、827頁。

[10] 山浦貫一『森恪』、1941年、827頁。

[11] 山浦貫一『森恪』、1941年、831頁。

[12]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204頁。

[13]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206頁。

[14]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206頁。

[15] （一）我方将继续明确保留规约第十五条不应适用于日中事件之异议。
（二）关于满洲事件，总会在9月30日及12月10日理事会决议范围之内、仅限于通过原则性决议期间，在上次总会上审议上海事件之际，我方虽然提出有关第十五条适用问题之保留意见，但与联盟方面始终保持精诚合作之态度，同时对于我方之意向、措施等予以适当解释。
（三）若总会通过诸如超出上述范围而具体束缚我方行动之决议时，我方将不采取拒绝投票之态度，而将坦率且充分说明事态之真相及我方之立场；我方代表将不惜政治上之重大影响而断然退出总会，而后我方将等待联盟回归正道，同时朝着我方认为正确之方向前进。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九巻、200～201頁。

[16]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207頁。

[17]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215頁。

[18] 板垣征四郎「情勢判断」、1932年4月或5月。

[19]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340頁。

[20]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207頁。

[21]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208頁。

[22]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208頁。

[23] 陸軍省調査班「満州事変に対する列強の態度」、1932年、25～27頁。

[24] 陸軍省調査班「満州事変に対する列強の態度」、1932年、29頁。

[25] 板垣征四郎「情勢判断」、1932年4月或5月。

[26] 陸軍省調査班「満州事変に対する列強の態度」、1932年、31頁。

[27]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209頁。

[28]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209頁。

[29]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十巻、506～509頁。

[30]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389～391頁。

[31]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209頁。

[32] 板垣征四郎「情勢判断」、1932年4月或5月。

[33]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209頁。

[34] 板垣征四郎「情勢判断」、1932年4月或5月。

[35]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209頁。

[36]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209頁。

[37] 板垣征四郎「情勢判断」、1932年4月或5月。

[38] 板垣征四郎「情勢判断」、1932年4月或5月。

[39]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209頁。

[40]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210頁。

[41] 板垣征四郎「情勢判断」、1932年4月或5月。

[42] 『原田日記』第二巻、367頁、419頁、429頁、第三巻、38～39頁。荒木指出，军方反对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他们预料，缔约将直接导致预算的削减。神川彦松「大正·昭和における政治と軍事の外交史的考察」、防卫研修所『明治·大正·昭和における政治と軍事に関する歴史的考察』、研修资料别册、第132号。

[43] 板垣征四郎「情勢判断」、1932年4月或5月。

[44] 日本共産党史資料委員会『日本問題に関する方針書、決議集』、1950年、75頁。

[45] 『原田日記』第三巻、1950年、109頁。

[46]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十巻下、995～998页。

[47] 板垣征四郎「情勢判断」、1932年4月或5月。

[48] 外務省情報部「満州事変及上海事件関係公表集」、1934年1月、147～148頁。

[49] 认为中国并非是一个“有组织之国家”这一主张，在芳泽代表接受外务省训令，为1931年11月14日国际联盟理事会所草拟的演讲草稿中就已经出现。虽然这个演讲实际上并未进行，但其后日本代表曾建议外务省向国际联盟调查团提交支持上述主张之类的资料；《朝日新闻》1931年10月21日的社论也质疑中国是一个“有组织之国家”。这些资料被广泛地用于中国并非是一个“有组织之国家”这一讨论之中。伦敦《泰晤士报》1932年1月11日的社论支持巴赛特的观点，认为这一主张并不像史汀生所谴责的那样，给日本送去了一件得心应手的外交武器。R. Basset，Democracy and Foreign Policy-A Case History of the Sion-Japanese Dispute，1931-1933，pp.91-94.

[50] 『木戸幸一日記』、1932年1月21日、2月8日。

[51]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to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1932，p.142.

[52]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to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1932，p.198.

[53]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to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1932，p.266.

[54]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to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1932，p.278.

[55]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to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1932，p.273.

[56]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to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1932，p.282.

[57]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to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1932，p.284.

[58]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to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1932，p.142.

[59]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十巻下、980～981頁。

[60] 外務省「日支事件」第十巻下、980～982頁。

[61] 为讨论上海事件而于1932年3月11日召集的国际联盟特别总会，为斡旋停战之事而任命了一个由在上海有利害关系的十九国代表组成的委员会。10月9日，该总会交给十九人委员会一项任，请其讨论李顿报告书，并在此基础上就解决日中纷争提出解决方案。

[62] 『日本外交年表』下巻、1955年、262～264頁。

[63] 『原田日記』第三巻、1950年、14頁。

[64] 『原田日記』第二巻、1950年、366頁。

[65] 『原田日記』第三巻、1950年、15頁。

[66] 《国际联盟规约》第十五条第三项：
国际联盟理事会应尽力使争议得以解决。如其有效，须将关于该争议之事实与解释并此项解决之条文酌量公布。

[67] 《国际联盟规约》第十五条第四项：
倘争议不能解决，则国际联盟理事会经全体或多数之表决，应缮发报告书，说明争议之事实及国际联盟理事会所认为公允适当之建议。

[68] 『原田日記』第三巻、1950年、10頁。

[69] 『原田日記』第三巻、1950年、26頁。

[70] 『木戸幸一日記』、1933年3月8日、3月24日。

[71] 『木戸幸一日記』、1933年3月27日。

结论

从历史上看，满洲事变是日本试图不断向亚洲大陆进行扩张时的膨胀政策的一个显著事例。其后日本对大陆的野心不断升级，几年之后终于发展到与中国爆发全面冲突。满洲事变是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索，其重要性已经广为人知。但是，本书的直接目的并不在于记述或证明满洲事变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它只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本书的意图是，以满洲事变为契机，对发生转变的日本外交政策进行评价，阐明其背后的思想源流及转变的过程等。

可以说，从昭和六年（1931）到昭和七年（1932），日本外交政策的确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日本在传统上一直奉为金科玉律的两大外交政策，即大陆扩张政策及与各国保持协调关系政策，失去了平衡。大陆扩张政策——主要以维持和扩大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为目标——是日露战争以后历届日本政府不断追求的国策。日本的满洲扩张活动，经常处于各国的监视下，特别是华盛顿会议以后，这种监视更加严密，而此时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十分激烈，因此日本外交的最大课题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抵抗完成最大限度的扩张。币原的“软弱外交”，就是在与各国及中国的协议框架内扩张日本权益的尝试。在对外关系上，币原试图缓和各国对日本扩张的抵制态度；在对内关系上，他则努力控制要求加快扩张速度的呼声。而田中的“强硬外交”看上去似乎优先考虑向满洲的扩张，但其真正的意图则是将满洲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并从“满洲国”和中国获得对日本权益的保证。币原重视与西欧各国保持协调关系，田中则期待通过中国的支持实现日本对满洲的开发。当然，无论币原还是田中，均无意以牺牲国际关系为代价实施满洲经略，开展所谓“自主外交”。

在整个满洲事变期间，政府及陆军高层均极力避免日本在满洲的军事、政治行动在对外关系上给人以挑衅的印象，都试图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并密切关注国际上的反应。事变期间，陆军高层与关东军之间最大的战略争论是围绕北满展开的。陆军高层之所以反对扩大军事行动，是因为担心如此行动将刺激苏联采取军事行动，以及担心国际联盟中各国采取联合行动，阻止日本向满洲的扩张。上海事变之际，政府及军方首脑极力防止战事的扩大，为解决事变甚至要求各国介入。这种努力说明，他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满洲不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在国际利益错综复杂的地区，采取这种导致国际社会反感的行动是愚蠢的。

关东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与“中国本土”分离的“满洲新国家”，为此，关东军频繁使用谋略手段。对此，政府及陆军高层经常表示反对，虽然在程度上有所差异。在初期阶段，参谋总长及陆军大臣禁止关东军参与建立“满洲新政权”的活动。然而，当命令已不能控制政治谋略活动时，陆军高层的主要关注点就是掩盖日本在满洲开展政治活动的事实，转移世界的目光。正因为担心在国际社会上暴露真相，引来此起彼伏的谴责，陆军高层反对关东军煽动中国人在满洲建立“新政权”的计划。即使满洲的政治形势已经发展到建立一个与“中国本土”分离的、“独立”的“全满洲政府”这一阶段，陆军高层也不打算承认它。陆军高层虽然拥有通过谈判来解决满洲问题的权力，却仍主张在中国的国民政府主权之下建立地方政权。

主张在满洲建立拥有广泛“自治权”的中国地方政权，是基于历来存在的统治形态的一种解决方法。犬养所尝试的解决方式也来自这一方法，这是一个被认为如果如此各国将会主动承认的方式。李顿调查团也建议：为统治满洲，可在中国的主权之下成立一个被赋予广泛“自治权”的特别政权。在“满洲国”发布“独立宣言”之后，为了避免与各国的正面冲突，日本政府仍然暂缓承认“新政府”。因为此时各国表明不承认日本在满洲军事行动所产生的结果。“满洲国”的建立是关东军无视政府和陆军高层的反对而一手策划的。总之，在拓展满洲和国际合作之间所存在的微妙平衡上，当前者急遽发展到没有妥协余地的状态时，这种平衡就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

对于日本而言，是承认“满洲国”，全面支持满洲的“新秩序”，还是服从世界的判决，否定这一“新秩序”，这样的选择，已经不可能具有非此即彼式的对等性了。因为在满洲事变期间做出的几个外交政策的决定，导致大势已向支持“满洲国”的方向倾斜。这些外交决定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是在币原外相时期实现的。也就是说，外务省于昭和六年（1931）十一月十二日制定了一个方针：支持当时在满洲各地依次成立的“治安维持委员会”，并以此为基础成立的“政权”来就满洲问题进行谈判。这一方针告诉我们，承认“满洲国”的政策绝不是突然产生的。但是，之所以说承认“满洲国”表明日本对外政策发生明显转变，是因为此时日本政府正式采取了即使严重损害国际关系也要优先进占满洲的政策。也正因为如此，承认“满洲国”的方针一经确定，为向反日各国摊牌做准备，内田外相就不得不全面调整日本的外交政策。此后，与进占满洲这个第一目标相比，日本与“中国本土”、各国及国际联盟的关系就降为次要的了。

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上述外交政策的转变也是当时国际形势造成的，这一点很重要。满洲事变以后，日本对于国际环境的恶化是有心理准备的。他们认为，虽然各国的激烈谴责导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但与此相比，各国的对日态度在本质上还是相当软弱的。总而言之，日本判断：列强之中没有哪个国家在满洲有如此重大的利害关系，它们不会为阻止日本的大陆经营而必须采取军事行动。中国在满洲败退，暴露了其军事力量之薄弱。各国为了摆脱自昭和四年（1929）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都专注于重建国内经济，陆军高层虽极力避免挑衅苏联，但苏联在整个满洲事变期间不仅一直采取克制态度，而且向日本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美国虽说从事变初期的不偏不倚政策发展到采取史汀生的“不承认原则”，态度渐趋强硬，但绝对无意向远东派遣军队。英法虽然表示尊重国际联盟的各项决议，但与日本同为殖民主义国家，其利害是一致的，它们对日本抱有同情心。国际联盟虽然通过了原则性决议，但未进一步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

可以说，上述各国及国际联盟的反对，均缺乏实际意义，这是导致日本军部肆无忌惮地进占满洲的原因之一。如果客观上存在武装干涉的危险，毫无疑问，日本政府一定会采取略微坚决的态度，阻止这种急剧的扩张政策。只要各国的反对不果断、不鲜明，或者掺杂着几分同情心，日本就会认为，进一步向近邻的中国大陆扩张势力并确立支配权还是存在可能的。满洲事变的遗产之一，就是日本发现，各国名义上的反对和实质性的反对之间存在着差距。可以说，自此以后，日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开始出现一种天真心态，而这种天真心态进一步驱使日本的外交政策向冒险主义的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优先进占满洲为目标的所谓“自主外交”，就是满洲事变期间国际形势的产物。

以满洲事变为契机，日本外交开始大踏步地向“自主外交”转变，它显示了在各国的阴冷注视下日本全力经营满洲的决心。那么，从满洲事变背后的日本思想或意识的变化中，能够预测到什么样的进展呢？虽然满洲事变在形式上属于外交问题，但笔者已经指出，满洲事变与日本国内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密切相关。因此，满洲事变充分反映了当时日本在政治、社会、经济上的思想，这一点有意味深长的意义。为方便分析，现将满洲事变背后的日本思想或意识分为对外和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对“满洲国”的承认和退出国际联盟的决定，显示了日本对自身国力的评价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样的变化与八十年来日本对西欧的崇拜形成了鲜明对比。本来，日本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日本、中国和西欧这三者之间的力量关系之上的。德川时代末期，面对西欧各国的绝对优势，明治时代的国家主义者们深知日本国家受到了生死存亡的威胁，对于他们来说，对西欧各国产生畏惧或崇拜之情是一种基本的心理状态，这是不难理解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试图与英国或俄国建立同盟关系。与此同时，他们寄希望于中国，认为中国能够与日本合作，保护亚洲不受西欧的侵略。

但是，从大正末期到昭和时期（20世纪20年代），主张对满洲采取强硬政策的日本人明显属于另一代人。他们没有人经历过“黑船”的威胁。在三国干涉还辽之时，陆军内部最早开始主张革新的一夕会的大部分会员还未满10岁，他们也没有亲身经历过日露战争。永田铁山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年仅19岁。明治四十二年（1909）毕业时石原莞尔当时也只不过20岁。作为军人，他们所面对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衰落的国家，而日本经过两次获胜的战争正走在向大陆扩张政策的路上。决定向西欧各国挑战，在满洲走“自主外交”之路的那些人，大多属于明治后期那一代。认识到这一点，绝非没有意义。对于没有感受过必须服从西欧各国的要求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而言，日本对于国际反应的敏感，即使不意味着服从，也意味着软弱。在他们看来，满洲事变的成功，除了证明日本国际地位的上升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就与中国的关系而言，日本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信心，这反倒使其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加深。众所周知，以往的日本领导人认为，与中国的合作是保卫亚洲不受西方侵略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日中合作被视为确保日本安全的手段。但随着日本迅速完成了近代中国难以望其项背的近代化后，国力大增，作为扩张的对象，日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拥有丰富的未开发资源却苦于政治上脆弱的中国，不仅对于日本而且对于以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逐渐东进的西欧各国，确实充满了诱惑。因此，日本为确保在与各国争夺中国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必须采取各种措施。

大亚洲主义在人种上、文化上、地理上强调近似性，它既是日本与中国共同对付西欧这一意图的体现，又是日本通过强调西欧势力入侵的危险性迫使中国与日本合作的手段。活跃于大正末期到昭和时期（20世纪20年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们，如从大川周明、北一辉、樱会领导者到日本国家社会党、日本国民社会党等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们，无一例外地鼓吹大亚洲主义，认为将亚洲各民族从西方的支配下解放出来是日本的使命。石原莞尔预言，世界最终战争将在亚洲文明的“旗手”日本与西方文明的“旗手”美国之间展开。但是，日本对西方各国进占中国的反击，事实上以日本进占中国的方式进行，而当与之对抗的中国民族主义者采取反日行动时，日本所提倡的大亚洲主义就变成了一种非常矛盾的思想。满洲事变之后，这种矛盾性就更为显著了。

可以说，“民族和谐”思想作为“满洲国”“建国”的基本理念，是大亚洲主义所具有的纯粹友爱一面的具体化。满洲青年联盟计划以“民族和谐”为指导理念，建立“满蒙自治国家”，并通过这个理念，使在满日本人能够继续在其他民族聚居之地——满洲安居乐业，这就是所谓的“防卫性构想”。为建立这个“新国家”，提议者们甚至打算脱离日本国籍，毫不犹豫地与其他亚洲人结合在一起。但是，关东军以“民族和谐”为口号，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关东军认为，为使满洲各民族支持日本的行动，就得唤起他们的民族主义倾向，“民族和谐”思想就是其中的一个有效的手段。与此同时，一个事实是，关东军的人种观也使其能够相当忠实地遵守上述思想。关东军保证：“有关占领地之行政，将以在满中国民众为第一对象。”[1]关东军给各个地区原有的中国“自治体”以大限度的自由，无意干涉满洲各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无意要求他们接受日本文化的同化。[2]实际上也是如此，在当时关东军的备忘录及其政策草案中，完全找不到任何言及日本民族优越性的地方。

与“民族和谐”思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不是一个“有组织之国家”的主张。它在理论上否定了中国的主权，可以说，这明显背离了尊重亚洲各民族的大亚洲主义。虽然这个主张主要是作为外交武器而提出来的，是对西方各国对于日本进占满洲违反了《九国公约》的谴责的回应，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正在国际社会逐渐获得新的优势地位的日本而言，已经无法指望积弱的中国成为大亚洲主义理想的旗手，日本对中国彻底失望了。满洲事变期间，外务省或关东军的相关文件中完全没有就基于日本的利益将来需要与中国进行合作之事进行讨论的记录。当然，日中之间的敌对关系现状与日益激化的中国民族主义，已使两国不可能建立紧密的同盟关系。尽管如此，其后的大亚洲主义依然是日本对华政策的一个主题。究其原因为：一是日本为了宣传其政策，使之获得理想之效果；二是西欧各国在亚洲的全面优势这一现实，使得日本没有放弃明治以来将亚洲的整体安全和日本的命运连为一体的思想倾向。

接下来，当我们考察满洲事变与国内国家革新运动之间的思想关系时，我们应该记住，满洲问题之所以引起极大关注，不仅因为日本在满权益因受到中国民族主义的“攻击”而面临重大危机，还因为日本试图把支配满洲作为解决国内危机的方法。当时的领导人，既不能维护日本在中国的利益，也不能缓解国内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不安情绪。对当时领导人的不满，导致了爆发否定政党政治及资本主义这一现存政治经济体制的国家革新运动。北一辉和大川等人主张，以天皇和国民心连心、国民相互之间绝对平等这一原则为基础，实行社会主义；建议废除贵族阶级，没收非法所得的私有财产。但是他们认为，如不扩大日本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在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因此他们认为，支配满洲是公平分配财富，不让全体国民受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满洲事变属于昭和初期出现的国家社会主义革新运动，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探讨一下推动满洲事变的那些人的政治思想及“满洲国”所吸收的政治理念，即可明了。推动满洲事变的核心人物是板垣和石原影响下的关东军首脑及陆军省的骨干军官，他们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国家革新的必要性。但是，主张革新的军人，对于控制满洲之后如何将事变发展成日本国内的国家革新运动，既没有缜密的计划，也没有明确的见解。他们共同支持的是，日本对外扩张和国内革新这两大目标，对政治家与资本家的批判性态度，对国民大众的同情，以及对任何限制日本在大陆的支配权及地位措施的反对。

从满洲事变爆发前拟定的《满洲占领地行政研究》到《满蒙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关东军为解决满洲问题制订一系列计划。这些计划是了解关东军首脑的政治思想的重要线索。他们对当时的日本国内状况极为不满，并在苦于内战和军阀、官僚苛政的满洲民众的悲惨状态中，发现他们与挣扎在政党政治和资本主义下的日本民众间有相通之处。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关东军首脑，还感到了来自邻国苏联的迫在眉睫的共产主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决心革除资本主义弊端，“保卫”满洲。这样一来，满洲民众的福祉问题在关东军解决满洲问题的计划中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地说，其重要意义就是集中体现在“乐园”这一表达方式上。他们保证，不仅要把人们从诸如高税收和官僚腐败之类的传统弊端中解放出来，还要把人们从资本主义可能带来的各种弊端中解放出来。

关东军对本国领导人和政治制度的不信任与反对，并没有因为在满洲建设“乐园”这一事业而消除。为防止日本国内与其意图相反的影响波及满洲，关东军把自己打扮成“满洲国”的守护者。本庄-溥仪信函承诺，日本享有满洲驻军、管理交通以及向“满洲国”派遣日本“顾问”的权利；并规定在满日军的指挥权属于关东军司令官；还甚至规定日本“顾问”的推荐权及解职批准权也属于关东军司令官。同时，关东军为确保对南满铁路的控制，谴责满铁总裁这一职位的任命一直为政党政治的弊端——被政党分赃制所利用，并试图通过制定满铁总裁的“永久性”原则，保住一个唯关东军之命是从的满铁总裁。犬养内阁时期，关东军反对更换内田总裁，并获得成功。这表明关东军也获得了对于满铁的实质性监督权。

总之，关东军要求并且获得了对满洲的支配权，日本政府也无法撇开关东军对“新国家”施加的任何直接影响。也就是说，关东军无意将“满洲国”的开发权交给尚未克服政党政治和资本主义弊病的日本政府。虽然在“满洲国”的开发上尊重“门户开放”原则，且欢迎日本及其他各国投资，但是，关东军的真正意图是，不允许资本家自由参加满洲开发，垄断利益。关东军计划将满洲与日本本土及日本其他殖民地结合起来一并开发，使满洲的经济发展更有成效。

关东军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图建设“满洲国”，通过本庄-溥仪信函确立他们的特殊地位，在此基础上，关东军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采纳其政治见解，并作为国策实施。昭和七年（1932）板垣在回东京之际，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三省联合签署《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该纲要指出，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不能由少数资本家进行垄断，以期普通民众广泛参与，[3]这正式表明了关东军的反资本主义理念。关东军通过板垣提出忠告：满洲问题“不受政党干预，不为政党利益所利用，最为紧要”。[4]并进一步建议：为使普通国民广泛分享从满洲那里获得的利益，应该大规模改革社会政策；特别是对于那些参加满洲事变的士兵，应该考虑给予他们以丰厚的回报。令人意味深长的是，虽然关东军主张实行国内改革，采取反政党的立场，但他们没有考虑完全排除政党而建立军事政权。关东军首脑，尤其是石原，对国内改革优先的政策表示怀疑，在这一点上，他与国内的“革新论”者有着显著的不同，但当满洲事变“成功”结束后，关东军就向政府提出了各种革新方案。

那么，从满洲事变背后的思想及相关当事人的态度来看，应该怎样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进行定义呢？笔者认为应把推动满洲事变的帝国主义定义为“社会帝国主义”。当然，正如丸山真男教授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法西斯主义的进行过程中，‘自下而上’这一要素所起作用的强度，是由该国民主主义的程度所决定的。换句话说，未经民主主义革命的地区，是不可能发生自下而上的典型法西斯主义运动的”。[5]在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大众所占的比率绝对不大，可以说，他们在法西斯主义运动领导人的心目中，只不过留下了一个幻影。

从这一观点来看，称日本的帝国主义为“社会帝国主义”或许并不恰当。虽然如此，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大众对昭和初期的帝国主义有很大的影响，这一事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国家社会主义的教义将人民大众提高到国家事业所获利益的接受者这一高度，并为他们要求国家财富的公平且更大份额的分配进行了辩护，认为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满洲事变受到日本国民的欢迎，其原因就是希望通过事变来扩大国民经济总量。满洲事变结束之后，关东军向日本政府提出，为使国民大众享受满洲开发的成果，应对社会政策进行重大改革，这清楚地表明，关东军是将大众地位的提高与帝国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考虑的。因为大众地位的提高与日本的扩张主义之间不仅没有任何矛盾，而且还有相互促进的作用。

那么，关东军是如何考虑与那些必然被卷入日本帝国主义发展之中的其他国家人民的关系呢？如上所述，关东军对满洲民众的态度主要是对日本民众的态度的反映，有一定的诚实性。更进一步地说，为应付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关东军在政策上不得不站在维护满洲民众利益的立场上。只要关东军继续承认日本及满洲民众是国家事业的受益者，就等于自行给日本在满洲的帝国主义支配权设了一个限度。从满洲事变期间关东军的理想和政策我们可以推测，关东军也是承认这一限度的。但是，毋庸讳言，他们最终还是让日本人民的利益优先于满洲民众的利益。满洲事变之后，随着将满洲作为战略基地及补给源的要求逐渐变得强烈，对民众利益尤其是对满洲民众利益的考虑，就大步后退了。

满洲事变期间，关东军的人种观及政治思想包含着诸多矛盾，不具有一以贯之的吸引力。但可以说，这种思维对推动事变的扩张性欲求发挥了重要的限制作用。但是，对一直维持这种限制，这种思维完全没有任何保障。在制度上，日本已经可以完全支配“满洲国”，而且日本的支配权掌握在关东军首脑的手中，因此，“满洲国”的命运也就不得不被当时关东军首脑的思想和态度所左右。从结果上讲，对于维持“民族和谐”及“乐园”的理想而言，日本在满洲得到的权力未免过大。随着众多对满洲事变期间关东军所持理想不关心或无关的军人及民间人士涌入满洲，日本帝国主义逐渐开始了一场毫无克制的、赤裸裸的权力追逐。

最后，笔者想考察一下满洲事变的决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做一个整体性结论。一言以蔽之，满洲事变决策过程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官方权威的反抗。最终决定政策的经常是关东军幕僚，是他们迫使关东军司令官及陆军高层赞同其政策目标的。

使沈阳事变扩大为全满战争的决定首先是由板垣做出的，然后他迫使关东军司令官同意。其间，为避免发生关东军不得不服从陆军高层的禁止扩大战事之命令这一事态，板垣想尽了一切办法。向吉林派兵是体现关东军抗命的典型事例。当时，参谋总长及陆军大臣根据内阁会议的决定，向关东军发出阻止扩大满洲军事行动的命令，但关东军置若罔闻。为向吉林派兵，关东军给陆军高层的关于出兵吉林的报告，也是故意拖延到派兵已成既定事实之后才发出的。出兵吉林的命令是关东军幕僚向关东军司令官施加了强大压力，并以集体辞职相要挟而获得的。向吉林派兵还引发了朝鲜军擅自出动这一事件，军纪败坏问题进一步表面化。昭和六年（1931）十月四日的反张声明及十月八日轰炸锦州，均是关东军幕僚们为迫使陆军高层承认关东军占领整个满洲和扶植“新政权”而策划的。“满洲国”的成立完全是关东军一手策划的，这违反了陆军高层及日本政府试图在更为有限的范围之内解决满洲问题的意图。

左右满洲事变政策的实质性权限掌握在现场少壮军官手中，除此之外，我们还不应忘记，他们经常使用“辞职”或“独立”之类激烈的言辞要挟上司。很明显，关东军的思想深处已经丧失了对当时军方上层的信赖和尊敬。《片仓日志》记录了关东军幕僚对陆军高层束手无策和优柔寡断的强烈愤慨。关东军认为“陆军大臣没有气魄”，[6]认为在解决满洲问题上稍有明确计划的只有关东军。[7]当关东军司令官反对向吉林派兵时，幕僚们以不采纳他们的主张为由用全体辞职来表明决心。十月二日提出《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时，关东军幕僚坚定地表示：万一政府不接受我之方针，在满军人中的有志之士须暂时脱离日本国籍，为达到目的而努力奋斗。[8]陆军高层极为重视关东军独立的传言，这从反面证实了当时整个关东军普遍存在着非常强烈的抗命风气。

对军方上层如此强烈的反抗，与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激进的国家革新运动思想深处存在的对现存体制的强烈不满密切相关。最初，军队内部之所以有国家革新运动，是因为当时上层部门缺乏应对近代战争的能力以及其权力依附落后于时代的藩阀，而少壮派军官对此表示不满。也就是说，军内的国家革新运动是从反长州运动拉开序幕的。但是，随着华盛顿条约、伦敦条约两个裁军条约的签订，日本即将开始裁军，革新派军官们开始认识到，理应对抗“腐败透顶的政党毒刃”[9]的军方上层的无能和软弱，日益显现。对军方上层的不满发展成对其指挥权的反抗，进而向试图破坏政党政治和资本主义体制的方向发展，最终发展到樱会及北一辉、西田税派青年军官所采取的军事政变这种过激手段。总之，满洲事变前，军队内部的国家革新运动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满洲事变期间，关东军幕僚藐视上级的反抗性决策态度，与“自下而上”的施压倾向如出一辙。前面已经论及，满洲事变不论在思想上革新还是在行动上，都属于“自下而上”国家革新运动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对这种“自下而上”的行动方式进行深入的严密分析，就更容易理解军方内部关系的本质了。关东军多次使用的“辞职”或“独立”之类的言辞，它所表达的内容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两个词都以保持现有秩序为前提，前者意味着自行离开所处岗位，同时也意味着不会触及已经确立的军方机构；后者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一个激进的概念，它不仅体现了为任意实施反叛行为而将自己从忠诚天皇制的义务中解脱出来的意图，而且意味着将天皇制从上述行为所带来的危险中解脱出来。对于“独立”的概念，应将其与关东军开始上述反叛行为时所认为的应该脱离日本国籍这一事实联系起来进行讨论。总之，对现存体制的忠诚是不可侵犯的，因此在反叛时，就有必要脱离忠诚的基础——日本国籍。关东军及整个国家革新运动表现为这种“自下而上”的运动形态，但其限度就在于保持现存体制。国家革新运动的根本形式确实是“自下而上”式的，而且其效果也是革命性的。但是，破坏天皇制并将统治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种意义上的革命，则超出了当时激进思想的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当关东军独立的情报传来时，无论是陆军大臣及陆军次官发出的阻止命令，还是关东军幕僚对独立情报的否认，都是以维护军方机构权威为出发点的。实际上也是如此，在东京发来的电文中，陆军高层承诺将实施关东军提出的政策，作为交换条件，他们要求关东军绝对服从陆军高层。在坚决否认独立计划的同时，关东军幕僚强烈要求对“那些使我光荣的帝国军队之威信扫地、利用军队之谋士，不论其在职或不在职，皆应处以极刑，以捍卫帝国军队之荣誉”。[10]在面对陆军次官询问时，关东军司令官虽然承认关东军“也不是没有一点过于独断之处”，但仍然明确表示，关东军“为国家而齐心合力，为报君恩而心无旁骛”。[11]陆军高层对事态感到非常不安，虽然派遣白川义则大将及今村均大佐来满洲，但完全没有说过处罚与关东军“独立事件”有关的军官或将其解职之类的话。即使逮捕“十月事件”那些策划者后，陆军当局也对之予以宽大处理，并对他们的动机报以同情的赞赏，以图军内和解。对于陆军而言，维持内部统一和威信，是他们最为关注的。

军队内部这种上下关系带来的结果是决策上的双重结构。权力事实上的源泉在骨干军官或青年军官，体制上的决策者已经不能自行决策。但是，实际上的决策者和体制上的决策者之间，并没有公开争夺决策权，无论哪一方都认为，他们有责任继续保持现存的军方机构，因此，完全不可能产生一个新的、负责任的决策机构。天皇绝对的神圣和权威也妨碍着新决策机构的产生。因为以直达天皇为荣的军人深知，不管其在军内的立场如何，为了维持这种特权，就必须保持现存的军方机构。如果不改变天皇制的价值体系本身，就不可能重新界定权威及责任的概念，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决策机制。如要改变，就必须发动一场有觉醒大众广泛参与的运动，这样才有可能实现。[12]

还有一个妨碍陆军内部决策权的因素，那就是统帅权问题。“统帅权独立”使日本政府通过外部压力来打破上述双重权力结构变得不可能。相反，军部可以通过它向外部散发其内部的紧张气氛。事实上，虽然陆军高层内部、关东军内部或者关东军与陆军高层之间存在着政治、政策、战略上的各种对立，但是，在对外时陆军总是作为一个整体来采取行动。在我们观察陆军高层在处理“十月事件”和“五一五事件”时的态度后就会发现，他们公开维护青年军官们的思想和主张，利用过激思想的威胁，扩大了军部的支配权，甚至可以干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内阁的组阁。如上所述，只要存在着对于军部这个组织的忠诚，只要军方缺乏来自外部的有效压力，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军部的支配权必将全面持续地扩大，从而降低了彻底调查、解决军队内领导权问题的必要性。

使陆军内部的领导权问题变得更加模糊不清的，是满洲的现状。笔者无意指出满洲事变使军队内部郁积的紧张气氛得以散发。值得注意的是，满洲事变期间，在关东军的决策过程中存在着非常广泛的可以不接受陆军高层指示和监督的空间。陆军高层只是在军事作战方面试图加强对关东军的命令权、支配权。本书对关东军与陆军高层围绕北满经略的争论进行了详细讨论，证实了当时陆军内部存在的严重对立和不信任。参谋总长收回关东军司令官对所属部队的决定权、命令权，这是陆军高层正式向关东军显示权威的典型例子。此外，至少在三次主要作战中，即昭和六年（1931）九月的进占哈尔滨之战、十一月的占领齐齐哈尔之战，以及翌年一月的进攻锦州之战，陆军高层不顾关东军的反对，发布了禁止其行动的命令。

如上所述，陆军高层虽在军事作战上坚决行使了指挥权，但对关东军的政治谋略活动则完全不能发挥控制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所谓“政治谋略”这一行为的本质所决定的。所谓“政治谋略”，就是一种秘密的活动，其目的就是制造混乱或拉拢敌方人员加入己方阵营。这些活动通常以不正当手段秘密进行，因此必然会交给少数人去实施。政治谋略是日本军队在政治上不稳定的亚洲地区经常使用的一种惯用手段。关东军通过这种政治谋略，在南满扶植“亲日政权”，并最终使之发展成“满洲国”的地步。陆军高层在军事行动方面制约了关东军，作为交换条件，只好容忍关东军在政治谋略上有某种程度的自由。而一旦获准使用政治谋略，关东军无须通过军事行动就能够实际支配满洲了，此时陆军高层所能禁止的，就只剩下关东军公开出面参与政治活动这一行为了。满洲事变期间，满洲地区的地方领导人得到关东军的支持，相继宣布“独立”。对此，陆军高层和日本政府虽然能够无视他们的存在，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撤销他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满洲国”的建立是关东军幕后工作的最大产物，而日本不得不对此正式表态。

在承认政治谋略的政治制度下，有效的且负责任的决策是不可能实施的。即使日本解决了“统帅权独立”问题，确立了文官优先的原则，但只要广泛存在着中央力所不及的领域，在政策的决定和执行上，政府及军方就不可能完全掌握主导权。总而言之，日本军部并没有将其全部行动置于合理的支配体制之下。如上所述，由于存在着中央力所不及的领域，围绕权力而对立的各种势力为各自立场而相互较量的必要性降低，这些都妨碍了统一决策机制的形成。如此一来，满洲事变留下的就只有一种“无责任体制”了，这种体制既不能决策，也无法合理地实施连贯的外交政策。

[1] 関東軍参謀部調査班「満州占領地行政の研究」、1931年夏。

[2] 関東軍参謀部調査班「満州占領地行政の研究」、1931年夏。

[3] 「片倉日誌」、1932年1月13日。

[4] 「片倉日誌」、1932年1月4日。

[5] 丸山眞男『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上巻、1956年、75頁。

[6] 「片倉日誌」、1931年9月26日。

[7]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13日。

[8]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2日。

[9] 「桜会趣意書」（『粛軍に関する意見書』）。

[10] 関参第七七四号電、1931年10月19日，次長、次官、本部長、総務部長、軍務局長、建川少將、軍事課長宛，参謀部。

[11] 「片倉日誌」、1931年10月19日。

[12] 丸山眞男『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上巻、1956年、12～13頁。

文献目录

一 公文

〔政府関係〕

（一）外務省

『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一九二二—一九四五』下巻、1955年

外務省情報部「満州事変及上海事件関係公表集」、1934年1月

「帝国ノ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1927年4月—1937年7月、PVM32

「張作霖爆死事件」、1928年6月—1932年5月、PVM58

「東方会議関係一件」、1927年5—7月、PVM41

「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事件」、A·1·1·0·21

「満州事変勃発当時ヨリ満州建国ニ至ル迄ノ在奉天林総領事発外務大臣宛電信」、1931年9月—1932年3月、VD75，IPS Doc.No.1767

外務省亜細亜局第一課「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1931年9月18日—1933年3月27日

（二）内務省

内務省警保局「出版物ヲ通ジテ見タル五·一五事件」（出版警察資料第七輯）、1936年

内務省警保局「満州事変ヲ中心トスル反戦反軍運動ノ情況並ソノ取締」、1932年2月

〔軍関係〕

（一）参謀本部

「満州ヲ繞ル国際戦」、1931年3月

（二）陸軍省

陸軍省官「我が満蒙発展の歴史と列国干渉の回顧」、1932年7月

陸軍省調査班「満州事変に対する列強の態度」、国防思想普及参考資料（第六号）、1932年7月

陸軍省新聞班「国防ノ本義ト其強化ノ提唱」、1934年

陸軍省、調査彙報第三五号「国内思想（社会）運動概観」其一、1934年

陸軍省、調査彙報号外「五·一五事件陸軍軍法会議公判記事」、1933年

陸軍省、調査彙報第五拾号「北一輝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綱』の批判」、1936年

（三）関東軍

関東軍参謀部調査班『満州占領地行政ノ研究』、1931年

「最近四年間ニ於ケル満蒙関係事件一覧表」、自1927年1月至1930年12月

「情況判断ニ関スル意見」、1931年8月、（関東軍参謀部の中央意見批判）1931年参謀本部第二部作成のものに対する批判

「満蒙問題解決ノ根本方策」、1931年10月24日

「事変直後ヨリ統治部設立迄ノ参謀部第三課の事務概況」、1931年12月18日

「情勢判断」、1932年春（板垣の草稿）

次長、次官、本部長、総務部長、軍務局長、建川少、軍事課長宛10月19日付参謀部発電信（関参七七四）

「対満州国根本観念確立ノ要ニ就テ」、1934年5月9日

「協和会ノ根本精神ニ就テ」

「満州帝国協和会ニ就テ」、1937年1月9日

「満州ノ内面指導ニ就テ」、1937年4月22日

「地方、県、市自治指導ニ関スル書類送付ノ件「満受大日記」第一巻、1931年12月

在奉天日本人居留民会「速カニ満蒙政権ノ確立ヲ要望及其他ニ就テ請願ノ件」、1931年9月、「満受大日記」第一巻、1932年

（四）海軍省

海軍省軍事普及部「日露戦後ノ実績ニ鑑ミテ——国際現勢ト帝国海軍」、1936年5月

（五）防衛庁

防衛研修「明治·大正·昭和における政治と軍事に関する歴史的考察」、研修資料別冊第一三二号

二 其他资料

（一）日誌

関東軍参謀部総務課「満州事変機密政略日誌」其一—其五、1931年9月18日—1932年3月9日

（二）書簡

内大臣牧野伸顕宛1931年9月11日付侍従長鈴木貫太郎手紙、牧野家文書、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蔵

上原勇作宛1932年2月15日付犬養毅手紙、芳澤謙吉蔵

（三）意見書

石原莞爾「戦争史大観」、1929年7月

石原莞爾「対米戦争計画大綱」、1931年4月

石原莞爾「現在及将来ニ於ケル日本ノ国防」、1931年4月

石原莞爾「満蒙問題私見」、1931年5月

板垣征四郎「軍事上ヨリ観タル満蒙ニ就テ」、1931年3月

板垣征四郎「満蒙問題ニ就テ」、1931年5月29日

河本大作「満蒙対策ノ基調」、1929年1月

守田福松「于冲漢ノ出廬ト其政見」、1931年11月22日

西田税「普ク在郷軍人諸公ニ檄ス」、1926年5月、荒木貞夫蔵

蠟山政道·横田喜三郎·松方義三郎·松本重治·山中篤太郎·浦松佐美太郎「満州問題解決案」、1932年6月16日

田中清「所謂十月事件ニ関スル手記」（『粛軍ニ関スル意見書』）

著者不明「対満蒙措置促進ノ儀」、荒木貞夫蔵、出時機不明なるも少壮軍人より1932年初提出されたものと思わる。

佐多弘治郎「科学的ニ満蒙対策ヲ観ル」、1931年1月24日 於旅順講演要旨

（四）その他

みすず書房編

『現代史資料（4）-国家主義運動（一）』、1963年

『現代史資料（7）-満州事変』、1964年

『現代史資料（11）-続·満州事変』、1965年

極東軍事裁判

「極東軍事裁判検事側書証」

外務省記録「極東国際軍事裁判関係一件」、裁判速記録（和文）、自第一号至第五〇号、第一巻

三 传记、回想录、参考书

会田勉『川島浪速翁』文粋閣、1936年

愛新覚羅·溥儀『わが半生』上·下、株式会社大安、1965年

青木新·青木敬次「内田康哉伝」（但し未公刊）外務省蔵

荒木貞夫『醒めよ』国際問題研究会、1923年

荒木貞夫『昭和日本の使命』（民衆文庫第六篇）社会教育協会、1932年

荒木貞夫『全日本国民に告ぐ』大道書院、1932年

荒木貞夫『皇国の軍人精神』朝風社、1933年

池田健『昭和政治経済論』国民教育図書株式会社、1947年

石射猪太郎『外交官の一生』読売新聞社、1950年

伊藤正徳『加藤高明伝』、1929年

井上哲次郎『日本の皇道と満州の王道』東亜民族文化協会、1937年

井上日召『日本戦争に生きよ』、1934年

岩淵辰雄『対支外交史論』高山書院、1946年

宇垣一成『宇垣日記』朝日新聞社、1954年

内田信也『風雲五十年』実業之日本社、1951年

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1925年

大谷隼人（石川信吾）『日本之危機』森山書店、1931年

岡義武『近代日本の政治家』文藝春秋新社、1960年

岡田啓介述『岡田啓介回顧録』毎日新聞社、1950年

緒方竹虎『一軍人の生涯—回想の米内光政』鱒書、1950年

片倉衷『満州建国の回想』上·下、1941年

加田哲二『日本国家主義批判』（日本ファシズム論）春秋社、1932年

川合貞吉『或る革命家の回想』日本出版協同株式会社、1953年

北一輝『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改造社、1923年

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大鐙閣、1921年

北昤吉『思想と生活』（附 兄北一輝を語る）日本書荘、1937年

木戸幸一『木戸被告人宣誓供述書』平和書房、1947年

木戸幸一『木戸幸一日記』上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

協調会労働課『国家主義運動の現勢』協調会、1936年

栗原健『対満蒙政策史の一面』原書、1966年

古島一雄『一老政治家の回想』中央公論社、1951年

近衛文麿『清談録』千倉書、1936年

駒井徳三『大陸への悲願』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1952年

駒井徳三『大満州国建設録』中央公論社、1933年

小山貞知『協和会とは何ぞや』満州評論社、1937年

小山貞知·東乾二郎『奉天事件の検討』満州評論社、1931年

小山貞知編『満州国と協和会』満州評論社、1935年

小山弘健·浅田光輝『日本帝国主義史』第二巻、青木書店、1958年

近藤義晴『協和会の重大使命』一匡印刷、1932年

作田高太郎『天皇と木戸』平凡社、1948年

佐々木重蔵『日本軍事法制要綱』巌松堂、1939年

幣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読売新聞社、1951年

幣原平和財団『幣原喜重郎』幣原平和財団、1955年

重光葵『外交回想録』毎日新聞社、1953年

重光葵『昭和の動乱』上巻、中央公論社、1952年

志道保『鉄山永田中』川流堂小林又七本店、1938年

高橋義雄『山公遺烈』、1925年

田中義一伝記刊行会『田中義一伝記』下巻、田中義一伝記刊行会、1960年

田中惣五郎『日本ファシズムの源流——北一輝の思想と生涯』白揚社、1954年

津久井龍雄『日本的社会主義の提唱』先進社、1932年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二巻、1938年

中野雅夫『橋本大佐の手記』みすず書房、1963年

中野雅夫『三人の放火者』筑摩書房、1956年

永井三郎『軍部論』先憂社、1935年

日本共産党資料委員会編『コミンテルン、日本問題に関する方針書·決議集』五月書房、1950年

秦郁彦『日中戦争史』河出書房新社、1961年

秦郁彦『軍ファシズム運動史』河出書房新社、1962年

原田熊雄『西園寺公と政局』第二巻·第三巻·別巻、岩波書店、1950年·1951年·1956年

平沼騏一郎回顧録編纂委員会『平沼騏一郎回顧録』学陽書房、1955年

平野零児『満州の陰謀者—河本大作の運命的な足あと』自由国民社、1954年

細川嘉六『アジア民族政策論』、1940年

真崎勝次『亡国の回想』国華堂、1950年

松岡洋右『動く満蒙』先進社、1931年

松岡洋右『東亜全局の動揺—我が国是と日支露の関係満蒙の現状』先進社、1931年

丸山眞男『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上巻、未来社、1956年

満州青年連盟史刊行委員会『満州青年連盟史』満州青年連盟史刊行委員会、1933年

満州青年連盟『全日本国民に愬ふ満蒙問題と其真相』満州青年連盟本部、1931年

満蒙研究会『満蒙に於ける日本の特殊権益』、1931年

御手洗辰雄編『南次郎』南次郎伝記刊行会、1957年

緑川史郎『日本軍閥暗闘史』三一書房、1957年

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太平洋問題調査会準備会『満州事変に関する諸誘因雑輯』、1931年

宮崎寅蔵『三十三年之夢』、1926年

武藤章『比島から巣鴨へ』実業之日本社、1952年

森正蔵『旋風二十年』鱒書房、1947年

山浦貫一編『森恪—東亜新体制の先駆』高山書院、1941年

山浦貫一『森恪は生きて居る』高山書院、1941年

山口重次『悲劇の将軍石原莞爾』世界社、1952年

山本勝之助『日本を亡ぼしたもの—軍部独裁化とその崩壊の過程』彰考書院、1949年

山本条太郎伝記編纂会『山本条太郎』、1942年

吉野作造『対支問題』日本評論社、1930年

芳澤謙吉『外交六十年』自由アジア社、1958年

若槻礼次郎『古風庵回顧録』読売新聞社、1950年

鷲尾義『犬養木堂伝』上·中·下、1939年

渡辺幾治郎『大隈重信』、1952年

四 外国出版物

Basset，R.，Democracy and Foreign Policy-A Case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1931-1933，London：Longman，Green and Co. Ltd.，1952.

Beloff，Max，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Vol.I，1929-1936.

Borton，Hugh，Japan’s Modern Century，New York：Ronald Press，1955.

Brown，Delmer M.，Nationalism in Japa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5.

Current，Richard N.，Secretary Stimson-A Study in Statecraft，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4.

Jansen，Marius B.，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

Morley，James W.，The Japanese Thrust into Siberia 1918，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7.

Morris，Ivan I.，Nationalism and the Right Wing in Japan：A Study of Post-war Trend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

Motohashi，Takehiko，Conspiracy at Mukden：the Rise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

Mowat，Charles Loch，Britain between the Wars 1918-1940，London：Methuen and Co. Ltd.，1955.

Rappaport，Armin，Henry L. Stimson and Japan，1931-1933：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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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Sarah R.，The Manchurian Crisis，1931-1932——A Trage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8.

Storry，Richard，The Double Patriots-A Study of Japanese Nationalism，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57.

Wald，Royal Jules，The Young Officers Movement in Japan 1925-1937，Ideology and Actions，Berkeley，1949，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Young，C. Walter，Japan’s Special Position in Manchuria，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31.

五 論文、新聞社论

（一）论文

犬養健「山本条太郎と犬養毅、森恪」（『新文明』、1960年7月号）

上田統「在満同胞に代りて感謝と希望」（『満蒙問題研究資料』第六輯、1932年2月号）

臼井勝美「張作霖爆死の真相」（『別冊知性-秘められた昭和史』、1956年12月号）

臼井勝美「幣原外交覚書」（『日本歴史』、1958年12月号）

臼井勝美「田中外交についての覚書」-日本外交史研究·昭和時代（『国際政治』、1960年1月号）

河本大作「私が張作霖を殺した」（『文藝春秋』、1954年12月）

秦郁彦「資料解説-桜会趣意書」（『歴史教育』、歴史教育研究会編、1958年第四号）

森義「張作霖爆死と町野武馬」（『日本週報』、1957年3月25日号）

「東京裁判を逃れた七通の機密文書」（『日本』、1960年1月号）

（二）满蒙特集号

別冊『知性』-秘められた昭和史、1956年12月号

『偕行社記事』-戦役及満蒙記念号、1931年3月

帝国在郷軍人会本部編『満蒙研究資料』、1931年11月—1932年5月

（三）社论

『朝日新聞』

「陸相の政談演説」、1931年8月5日

「権益擁護は厳粛」、1931年9月20日

「中外に声明するところあれ」、1931年9月23日

「満州事変に対する声明」、1931年9月25日

「軍の自制にまつ」、1931年10月6日

「陸軍三長官会議で対満方針決定す」、1931年10月9日

「対満方針の決定—軍部と外交との協力」、1931年10月11日

「支那とは何ぞや—理事会の錯覚」、1931年10月21日

「時局と人心」、1931年12月2日

「満州事変善後策と政治革新」、1932年1月6日

「満州国の建国式—日本の根本策を決定せよ」、1932年3月9日

「満州国承認について」、1932年5月5日

「満州国承認の意義」、1932年6月15日

「首相外相の演説」、1932年8月26日

『東京日日新聞』

「軍人の政治論—満州問題と国民」、1931年9月5日

「正義の国日本、非理なる理事会」、1931年10月26日

「満州国の承認問題—事実問題だ」、1932年3月20日

「連盟脱退論（上）—三月一一日の決議」、1932年3月29日

「連盟脱退論（下）—大道を独歩するのみ」、1932年3月30日

「満州国への援助—承認が先決問題」、1932年6月2日

『福岡日日新聞』

「敢て国民の覚悟を促す」、1932年5月17日

六 谈话

荒木貞夫談話記録、1955年12月23日、満蒙同援護会蔵

荒木貞夫談話記録、対談者·岩淵辰雄、山浦貫一蔵

今村均談話記録、1958年1月12日、対談者·衛藤瀋吉、近代中国研究委員会蔵

片倉衷談話記録、1954年7月9日、7月27日、8月9日、満蒙同援護会蔵

鈴木貞一談話記録、対談者·岩淵辰雄、山浦貫一蔵

竹下義晴談話記録、1954年6月28日、満蒙同援護会蔵

土橋勇供述、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資料

根本博談話記録、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資料

花谷正談話記録、1954年10月14日、満蒙同援護会蔵

真崎甚三郎談話記録、1955年11月16日、満蒙同援護会蔵

なお著者は以下の諸氏と直接対談する機会を得た。

荒木貞夫 鈴木貞一 稲葉正夫

片倉 衷 石川信吾 山浦貫一

岩淵辰雄 芳澤謙吉 金井章次

索引

爱乡塾 48，202

另见“橘孝三郎”条

《朝日新闻》 73，89，104，105，114，192，209，210，224

麻生久 48

安达谦藏 131，195

甘粕正彦 86，99

荒木贞夫 36，96，116，124，182

石射猪太郎 83，84，100

石原莞尔 22，40，55，236，237

一夕会 39～41，45，46，55，128，236

板垣征四郎 40，55～57，59，60，63，64，66，72，215，217～221，223

一木喜德郎 79，123

授权命令 145

井上准之助 131，194

井上日召 48，49，128，195，202

犬养毅 9，131，181～183，198，200

今田新太郎 74

今村均 70，71，75，76，84，120，125，128，129，178，246

宇垣一成 45，107，131，142

于芷山 97～99

内田康哉 25，80，106，108，197，210

于冲汉 54，159，165

另见“自治指导部”条

英国 13，15，33，63，64，91～93，189，190，210，216～219，222，236

英国与满洲事变 92～93，210，235

日本对英政策 216～217，222

英国与上海事变 189

易帜 24，160

袁金铠 115，159～161

袁世凯 9

王正廷 26

大川周明 31～35，41，45，47，123，124，177，194，237

冈村宁次 39，40，45

大迫通贞 83

大桥忠一 86

小畑敏四郎 39，40，49

笠木良明 25

片仓衷 77

金井章次 25，54，55，109，159，162，163

金谷范三 73，78

川岛浪速 55

萱野长知 184

关东军 2～4，8，13，18～21，40，51，54～66，69～84，86～88，94～110，113～122，125～130，132，133，135～137，143～154，156～159，161～178，183～186，189，196，197，214，215，217～223，226，233，234，237～248

关东军与张作霖 19～20

关东军与张学良 104，105

满蒙问题解决方案 69，70，95～100，102，103，106，152，161，244

关东军的战略 55～57，63～66

沈阳事变 76～79

出兵吉林 82～84，243

政治运作 99，100

独立事件 117，122，126，127，130，132，246

独立事件与国家革新运动 62～66，127，176～178，196，239，240～241，244～245

另见“中国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民族和谐”“江桥战役”“夺取北满”“十月事件”等条

熙洽 86，97～100，115，161，174

北一辉 31～36，41，46，47，123，125，128，177，178，194，203，237，239，244

木戸幸一 176，182，194～197，199，200，204～207，211，225，230

九国公约 11，23，111，185，211，238

宫中相关人员 79，80，107，108，123，130，195，197

另见“原田熊雄”“一木喜徳郎”“木戸幸一”“牧野伸显”“西园寺公望”“铃木贯太郎”“近卫文麿”等条

居正 96，184

协和会 177

另见“满洲青年联盟”条

行地社 35，41，47

轰炸锦州 105，110，111，189，243

久原房之助 17

军队 2，4，11，13，15，18，20，21，28，31，35～39，42，43，48，59，61，63，66，71，73，75～81，83～86，89，91，101，103～105，110，111，116～120，122，127～130，136，145，147，149，151～154，159，161，162，164，173，175，187，192，198，199，202，207，214，235，244～247

军队的统制 37，46，132，176，198～199，208，245

军队与国家革新运动 2～3，34～35，39～46，122，127～128，177，194，198，203，244

军队的近代化 35

裁军 37～39，43，46，47，49，64，73，218，244

经纶学盟 47

血盟团 48，49，128，195

宪政会 28，29

另见“民政党”条

玄洋社 47

小矶国昭 44，72，75，96

国家革新运动 2，34，39，46～49，122，127，128，177，178，194，198，199，238，239，244，245

另见“国家社会主义”“军队”“大川周明”“北一辉”条

国家社会主义 1～3，30，32，34，47，51，60，121，167，171，177，193，237，239，241，244

另见“国家革新运动”“北一辉”“大川周明”“大亚细亚主义”条

国际联盟 10，85，88～93，104，105，108，110～114，134，136～139，141，144，146～148，153，155～157，182，188，190，210～212，215，216，218，221，223～225，227～230，233～236

国际联盟盟约 10

日本对国际联盟政策 89～92，113～114，136～138，155～156，212～214，223～224，227

国际联盟与满洲事变 110～111，190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229，230，234

另见“上海事变”“理事会”“李顿委员会”条

国本社 49

另见“平沼骐一郎”条

国民党 13，14，17～19，21，28，66，96，151，184，222

黑龙会 47

小林顺一郎 35

河本大作 20，40，72，120，122

近卫文麿 195

五一五事件 41，47，48，128，203～206，209，246

西园寺公望 75，80，85，105，107～108，122，142，196，200，204，229，230

斋藤实 205～207

西蒙 190，216，217

在满日本人 3，51～53，55，60，109，110，192，237

樱会 41～46，64，76，116，120，122，123，125～129，177，237，244

三月事件 45，46，48，122，123，125，194

重藤千秋 71，96，116

重光葵 14，26，90

币原喜重郎 12，80，131

软弱外交 12，23，49，232

币原喜重郎与满洲事变 80～81，85，93，103，108，111，142，234

十月事件 43～46，48，74，115，117，122～132，136，142，178，194，204，246

成立联合内阁运动 131

上海事变 187～190，199，216，222，233

蒋介石 14，15，17～19

白川义则 120

自主外交 182，212，214，233，235，236

自治指导部 159，160，165，174

十月事件 43～46，48，74，115，117，122～132，136，142，178，194，204，246

十九人委员会 228

人权保障法 167，175

杉山元 45

铃木贯太郎 75，79，123

铃木贞一 22，39，40，46，49，55，65，196，204

史汀生 93，94，111～113，142，153，189，190，216，224，235

另见“不承认原则”条

政党政治 3，27～29，31，32，38，45，49，121，122，132，177，181，191，195，197，200，205，206，239，240，244

政友会 15，17，28，29，49，125，131，181，184，192，201，204，205，207

星洋会 47

世界经济危机 1，25，30，39

宣统帝（溥仪）95，97～99，101，107，135，152，161，162，165，169，172，174，175，185，214，240

拥立溥仪运动 100～101，107，161

苏联 17，39，56，57，63，64，71，93，94，146～148，177，216，217，220～233，235，239

共产主义 1，17，30，56，63，177，221，222，239

共产主义与满洲事变 94，147，235

关东军对苏战略 56

日本对苏政策 216，220～222

臧式毅 157，159，160，174

大亚洲主义 3，33，34，237，238

另见“帝国主义”“北一辉”“大川周明”“国家革新运动”

橘孝三郎 48，49，202

建川美次 44，69，75，124

田中义一 12，14，15

强硬外交 12，15，19，23，232

谷正之 221

治安维持委员会 100，115，158，160，181，234

中国 1，3，7～20，22～25，27，31，33，34，49，51～59，61～63，71，72，74～81，83，84，88～93，96，97，99，106～108，110～113，120，125，128，129，132～141，146，150，151，153，158～161，164，166，170，173，174，177，183～192，194，199，208，210～213，216～219，221～226，228，231～239，241

满洲事变与中日谈判 90～91，110～111，183～184，199

日本对华政策 108，112，133，136～138，212～213，222～225，238

另见“中国共产党”“中国民族主义”“中国国民党”“犬养毅”“币原喜重郎”“田中义一”“大亚洲主义”“上海事变”等条

中国共产党 15，17

中国国民党 14，17，151

北伐 13～15，18，21

外交 12

中国民族主义 1，10，53，177，237，242

长勇 120～127，129

张海鹏 97～99，115，116，143，144，147，148，161

张孤 55

张景恵 97，98，115，151，174

张学良 19，24，25，51，52，54，60，66，69，71，74，96，99，104，106，109，115，116，134，139，152，159，160，182

张作霖 12，13，17～21，23，55，72，77，139

朝鲜军 73，78，79，82～85，153，243

陈友仁 14

土桥勇逸 22，39，40

帝国主义 2～4，7，10，34，60，64，94，171，192，216，224，230，232，241～243

丁超 149，151，173

天剑党 41，42

天津事件 152

天皇 28，31，32，42，44，73～75，79，80，84～87，105，121～124，145，153，169，182，193，198～200，202，206，207，211，214，230，239，245，246

北一辉、大川周明的天皇论 31～32

对军纪的忧虑 75，182，206～207，230

批准派遣朝鲜军 84～86

军队对天皇的不满 122

犬养与天皇的介入 198～201

西园寺的天皇观 200

土肥原贤二 40，86，97

德拉蒙德 110

汤玉麟 97

中东铁路 56，63，95，143，147，149

东条英机 40，72，128，178

统帅权 38，84，119，145，154，200，246，248

统帅权独立 200，246，248

大权 41，104，105

东方会议 15，21，22

中村大尉事件 74，90

长冈春一 222

永田铁山 22，39，40，45，65，70，72，128，178，194，205，236

西田税 41，47～49，123，194，202，244

日满议定书 214

日露战争 7

二二六事件 41，46，49，128

二宫治重 44，72，96

《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31，32，41，178

另见“北一辉”条

日本共产党 17，192，221

根本博 22，40，71～73，125，229

江桥战役 143

桥本欣五郎 42，47，72，116，123，124

桥本虎之助 102

马占山 116，143，144，147～151，174

花谷正 71，75

林久治郎 100，155

林铣十郎 73，207

林义秀 143

原田熊雄 73，74

出兵哈尔滨 86～87，95，247

藩阀 36，39，244

平沼骐一郎 49，131，195

溥仪 99，135，152，161，162，165，169，172，174，175，185，214，240

另见“宣统帝”条

藤井齐 41，47，48，202

不承认原则 190，216，218，235

另见“史汀生”条

非战条约 93，94，111，113

普选 17，28～29

法国 139，210，216～219，222

美国 7～9，11，12，21，38，57，63，64，88，91～93，108，111～113，139，155，157，170，189，190，216～219，221，225，235，237

美国的远东政策 8～9，11

板垣、石原的美国观 218，237

美国与满洲事变 93～94，155，235

日本对美政策 57，216，218～219

美国与上海事变 189～190

另见“不承认原则”“史汀生”条

夺取北满 143，146

另见“出兵哈尔滨”“江桥战役”“委任命令”条

本庄繁 72，95

本庄·溥仪信函 165，172，175，214，240

牧野伸显 75，123

松冈洋右 49，229

松木侠 163，167

丸山真男 241

“满洲国”的建设 162～175，176～177，243

对“满洲国”的承认 175，187，191，207，209～214，234，236

满洲青年联盟 25，52～55，62，66，109，159，162，170，177，210，237

陆军高层 20，69，71～73，75，77，78，81～84，86，87，95，96，100～102，105，116～120，122，125～130，132，133，135，137，143，144，146，147，149，150，153～155，161～164，173，175，176，184，197，215，219，220，233～235，239，243～248

政府 1，2，8，9，16～18，20，21，24，26，28，30，37，38，42，49，51～53，65，66，73，74，78～82，84～95，97～113，115，116，118，121，123，126，129～143，146，148，151，152，155，156，158～165，172，173，175～178，181，182，184～188，190，191，194，197，200～202，207～212，215～221，223，224，226～230，232～235，240～244，246，248

犬养毅 9，131，181～183，198，200

李顿委员会 226

十九人委员会 228

南次郎 35，66，73，75，78，79，101，113，162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8，17，24，25，31，52，55，66，76，80，81，87～89，99，106，139，144，158，160，172，184，197，210，240

三宅光治 72

民政党 45，49，51，73，106，130，131，192，197，205，207

民族和谐 3，53～55，98，103，163，177，185，237，238，242

无责任体制 4，248

武藤信义 214

森恪 12，21～23，49，131，182，184，195，198，200，205，211，212

山县有朋 9，28，36

山本条太郎 17，184，197

犹存社 25，31，34，35

雄峰会 25，159

芳泽谦吉 19，90，184，210

罗振玉 98～100，161

理事会（国际联盟）10，85，88～93，104，105，108，110～114，134，136～139，141，144，146～148，153，155～157，182，188，190，210～213，215，216，218，221，223～225，227～230，233～236

另见“国际联盟”条

李顿委员会 226

成立联合内阁运动 131

伦敦条约 43

若槻礼次郎 85，86，131，153

华盛顿条约 1，23

后记

自空前的战败以来，我始终有一个疑问：日本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自我毁灭式的扩张政策呢？对于这个疑问，在战后的十几年间，还没有人给出满意的回答。所谓的“昭和史”批判，只是一味地全力抨击过去的领导人，却忽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不得不接受的对内及对外的各种条件，而这些条件似乎曲解了他们的本意。“远东军事审判”对此的解释是日本的扩张源于其侵略性这一大前提，这实在难以令人心悦诚服。

虽说如此，日本对外政策的失败却是明白无误的事实，过去的领导人的责任当然不容忽视。本书是对上述多年来的疑问进行自我解答的一个尝试。由此得出的几个结论绝非令人满意，但好在不是终极的结论。对我而言，又因此产生了更多新的疑问。我当时想，如果能够在接受读者批评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研究，将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因此才不揣谫陋而出版本书。

本书的基础是《满洲事变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之研究》，它是我向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生院政治学系提交的博士论文，后经修改，以Defiance in Manchuria—The Making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931-1932为书名，于昭和三十九年（1964）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本书在日译本的基础上，根据后来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了若干修订。

昭和二十六年（1951）春，我从圣心女子大学毕业之后来赴美学习，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学。由于感到需要掌握作为理论依据的历史知识，因此回国后，在东京大学师从冈义武教授，学习近代日本政治外交史。我在冈义武教授那里得到了公私两方面的特别熏陶，本书的完成，也极大地得益于冈义武教授的指导。其后，从昭和三十一年到三十三年（1956～1958），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1]教授的助手，同时学习政治学原理、国际关系学、美国政治等专业知识。其后，为撰写论文而回到日本。

关于论文的主题，我想选取一个很早以前就一直关注的日本外交史上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能够成为一个案例，为解释战败原因提供线索。昭和初期是我极感兴趣的时期：在国内，法西斯主义抬头；在国外，大陆扩张之势日益显著。而最后之所以选取满洲事变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得到了一个机会能够阅览片仓衷先生事变在期间写下的日志。这份日志的正式名称为《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当时尚未公之于世。阅读这份日志时，我就跃跃欲试地想，以这份日志为基础，或许可以再现满洲事变的决策过程。此外，外务省《关于日中事件之交涉经过（联盟及对美关系）》十三卷，完整地收录了满洲事变期间外务省与国际联盟代表之间的所有往来电报，但也尚未用于学术研究。因此，即使从外交史的观点来看，以满洲事变为研究对象也极具意义。

首先，我想借本书出版，向为我提供宝贵日志的片仓先生表示谢意。现在，《片仓日志》及与关东军有关的很多史料均已收录在MISUZU书房所编《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和《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中，这些史料集的出版对于学者来说实为幸事。然而，在收集史料还很困难的昭和三十三年、三十四年（1958～1959）那个时期，到处寻找史料却也别有一番乐趣。为从片仓先生那里借阅日志，每隔一周我就去日比谷的陶陶亭，且每归还一卷均能得到与片仓先生充分讨论的机会，这为历史研究增添了不少人情味！

确实，近代史的研究，由于数年来各种史料的公开发行，越发容易进行了。承蒙木户孝彦先生的美意，允许我在其府上抄写《木户幸一日记》，而这本日记也于今年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此外还听说，有关旧军队的史料也由防卫厅防卫研修所[2]战史室加以整理并将陆续出版。在我专心搜集资料的那个时候，战史室在芝浦的一座临时用木板搭建的办公楼里，它是由旧海军经理学校战时赶建的校舍改建而成的，而外务省借住在大藏省内。其后他们分别搬到市谷的旧陆军士官学校和霞关的新办公楼，在令人欣喜之余也有一点遗憾，那就是无论是在防卫厅还是在外务省，与史料有关的部门均被安排在陈旧的建筑物之内。无论在日本还是在美国，我与政府部门的接触都只限于档案部门，每当想起华盛顿那白墙围绕的国家档案馆时，就深深感叹日本档案保存工作在预算、人员及设备上是如此的不受重视，并为之感到非常遗憾。今后随着近代史研究不断取得进展，深愿政府部门对史料的重视程度会有所提高。

之所以坦率讲出以上这些话，是因为在搜集资料、撰写本书的整个期间，我受到了战史室及外交档案室各位学兄的热情接待。特别是战史室的稻叶正夫先生，在本书出版之际，他还在编辑和校对方面给予我特别指导。外务省的栗原健先生、臼井胜美先生不仅在资料阅览上为我提供了诸多便利，而且在资料的评价上也给我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林茂教授借给我很多有关日本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文献。而在资料、文献的收集和评价上我也得到了各位学长、朋友的很多帮助。在此，请允许我借本书的出版，向以上各位表示深深的谢意。

满洲事变的很多当事人虽然已经年届高龄，但他们仍然爽快地给我面谈的机会，还经常花很长的时间认真回答我的提问。其中，石川信吾先生、芳泽谦吉先生已经仙逝，在祈祷两位先生冥福的同时，也向那些为我讲述了富有启示性回忆的各位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之所以能够多年来心无旁骛地从事学术研究，是因为有全靠家人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我想，如果我没有从事这项研究工作，我将有更多的时间奉养父母；我的丈夫将能享受更为闲适的家庭生活；我的儿子将有更多的时间和母亲一起玩耍。特别是我的丈夫绪方四十郎，他通读了本书，并对之进行了修改和润色。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也是我们全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绪方贞子

于昭和四十一年（1966）盛夏

[1] Robert A. Scalapino，1919-2011；中文名“施乐伯”。——译者注

[2] 现为“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译者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日）绪方贞子著；李佩译；胡连成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7

（清华东方文库）

ISBN 978-7-5097-7765-7

Ⅰ.①满… Ⅱ.①绪…②李…③胡… Ⅲ.①九·一八事变-史料 Ⅳ.①K264.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9136号

·清华东方文库·

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

著者/绪方贞子

译者/李佩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宋月华 吴超

责任编辑/吴超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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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张：19.25 字数：245千字

版次/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7765-7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5654号

定价/6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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