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生命的目的：弗洛伊德导读

[英]乔希·科恩 著

唐健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丛书编者前言

导言

第一章 歇斯底里式开端

第二章 无意识

第三章 无意识的机智——梦

第四章 滑稽的无意识

第五章 不

第六章 双面诡异

第七章 难以理解的欲望对象——母亲

第八章 更难以理解的欲望对象——自我

第九章 最无法理解的欲望对象——死亡

第十章 受虐式结局

精神分析进阶读本

弗洛伊德年表

版权页

告诉X，言谈并没有澄清肮脏的沉默。言谈是被弄得更脏的沉默。

——沃勒斯·史提芬斯《声音的创造》

Wallace Stevens，“The Creation of Sound”

那就是我们得知我们还活着的方式。我们错了。

——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

Philip Roth,American Pastoral

丛书编者前言

“大师阅读课”丛书基于一个很简单也很新颖的想法。大多数读者刚接触到伟大的思想家或作家时，所参考的入门书，要么是粗略介绍人物生平，要么是浓缩了他们主要作品的摘要，或是两者皆有。相比之下，“大师阅读课”丛书则是让读者在学者向导的陪同下直接面对作品本身。其出发点在于，要想近距离地看清一位作家，你必须近距离地研读这位作家实际使用的词句，也必须弄清怎样读这些词句。

本丛书的每一本都是一堂大师阅读课。每位作者从某作家的作品中摘录十段左右的短小片段，并加以详细讨论，由此揭示作家的中心思想，进而敞开通往整个思想世界的大门。这些引文有时是按时间顺序排列，好让读者把握思想家在各个时间的发展阶段，有时则不是。本丛书决不仅仅是汇编了该思想家最著名的“最热精选”文段，而是把一系列线索和钥匙交到读者手上，由读者继续下去，自己去发现。除了文本和解读以外，每本书都给出了简短的人物年表，以及延伸阅读建议、网络资源等等。“大师阅读课”丛书不敢说能告诉你关于弗洛伊德、尼采、达尔文、莎士比亚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但绝对能带给你进一步探索的最佳切入点。

“大师阅读课”丛书所提供的，并非塑造我们智力、文化、宗教、政治和科学景观之思想的第二手版本，而是与这些思想交会的第一手新鲜信息。我们热切期盼，这套书会逐步带给你知识、兴趣、勇气乃至喜悦。

西蒙·克里奇利

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

导言

我在“弗洛伊德”的严厉凝视之下写出了这本书。

在我面前的书架上站着、仍放在包装盒内的，是来自一位朋友的礼物：弗洛伊德玩偶——一个有可移动双臂和颈部、沉着地从玻璃纸包装内向外瞪视的、四英寸大小的塑料弗洛伊德。可惜，无论是毫无笑容的严肃，还是灰色三件式西装的谨小慎微，都不能够挽回它沦为新奇小商品的侮辱。像“谈谈你的母亲吧”这种嘲讽味的弗洛伊德式名句印在盒子上，使本来隐含在这个玩偶身上的信息变得公开：这个男人和他的思想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无害的家庭朋友，仅仅是我们文化墙纸上又一个图案。

什么样的致敬能够更含糊且同时做到既抬举又贬低呢？如今弗洛伊德的重要性很大——也可以说很小，以至于能够成为一个大量制造的塑料微缩模型，拥有玩偶爱好者的品牌认同。弗洛伊德获得了永生，然而这种永生却是在不可降解塑料制成的死气沉沉的监狱中。那些在他的概念中曾经鲜活的东西，已经被大规模的传播剥夺了生命力：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曾经难以下咽的发现，现在已被简化为滑稽的陈词滥调——“跟我谈谈你的母亲吧”。

这与当初弗洛伊德开始传播他的理论时所面临的困境恰恰相反。他对那些调节人类生命的隐藏冲动和欲望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阐释，在他的观众和读者中激发了很多不同形式的敌意：震惊、厌恶感、故意歪曲、科学式“驳倒”、嘲笑。今天，和过去相反，弗洛伊德的概念是那么无处不在地渗透进我们的日常习惯用语之中，以致我们已经忘记了它们的起源。我们随意谈论一个人的“母亲固着”（mother fixation）、把另一个人形容为“受到压抑”（repressed）、区分我们的意识和无意识的动机，在最不可靠的通俗弗洛伊德理论（pop-Freudianism）中，在任何地方都能够找到性象征（sexual symbolism）。当然，这类老生常谈不需要指向真实的知识，更无需谨守于弗洛伊德基本前提。对其内在生命的词汇的理解，伴随着一种广泛的“我们已经了解了弗洛伊德、告别了弗洛伊德”的愉快意识。最终，生物学家、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哲学家难道不是已经证明了弗洛伊德不可信吗？难道他不是以为所有事情都是性暗示吗？难道弗洛伊德理论不是不可救药地男性至上主义（或“阳具中心主义”）吗？就更不用提他的异性恋主义了。

在精确的弗洛伊德意义下，人形玩偶是同时接受和否定这两种矛盾立场的一种典型妥协，一种同时承认又否定、同时知道又不知道他要告诉我们的东西的方式。唯恐我们没看见它，人形玩偶会引出对这种和弗洛伊德的妥协关系的非常滑稽的评论。诸如“我们当然相信弗洛伊德！”以及“毫无疑问我怀有乱伦欲望”（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等反应，跟“这些当然都是无稽之谈！”“我母亲？你有病吗？也许你需要看医生……”同时存在。

换言之，弗洛伊德玩偶显示出一种当任何人企图展示弗洛伊德概念时所面对的难题。相对而言，我们要减少和新概念所激发的敌意进行对抗，更多地应付熟悉感引致的厌倦。弗洛伊德的问题在于，其惊人的新观念——无意识、压抑、俄狄浦斯情结、死亡驱力——太过陌生，或借用弗洛伊德自己的术语，这些新概念对他的读者来说太过“诡异”（uncanny）（见第六章）。对一个世纪之后的我们来说，这些概念则显得不够诡异：我们已经能够把这些概念缩小到塑料微缩模型的比例。

这本书的主旨是恢复弗洛伊德的挑衅力量。值得记住的是，弗洛伊德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我们对世界和对自身的理解的思想体系。我们的文化中掩饰它和弗洛伊德的含混不明的关系的所有方式——口头上的知道、争论性的攻击和防御、流行的扭曲和化约——全部都是逃避他的思想革命性力量的手段。

我得强调，这不代表一个人和弗洛伊德的相遇必须以接受他的概念作为结局（假装这是一个接受或否定的简单问题）：相反，假如一个人毫无抵抗地阅读弗洛伊德，这个人其实没有真正读通他。然而，没有人可以在和弗洛伊德相遇之后还能毫发无损地保留自己全部的偏见：至少，某些属于他的自我形象、某些有关作为人的含义的意识将被动摇。同时，对我们这些更认真地看待弗洛伊德的概念的人来说，很难再以原来的方式体验事物了——一本小说、一个广告、一个目光、一个对话、一个随意的念头或感受。

即使是随意看看弗洛伊德的生平大事记，也能发现他临床和理论的巨大发现既不是自然而然，也不是以完整的形式降临在他身上。在他的传记中我们无法在他的童年和精神分析的诞生之间划上一条直线。弗洛伊德上学时每一门课都表现优异，但他进入维也纳大学时对自己最终选择的医学道路没有太大兴趣。他的这个选择也不是由对精神科领域的野心所主导，相反，当弗洛伊德在1886年开始作为神经疾病（nervous diseases）医生私人执业时（他直到1938年流亡伦敦前一直保留这个执业），他已经走了很多科学弯路。开始时对生物学的偏好引导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生理学实验室的总监布鲁克（Ernst Brücke）的指导之下花了六年光阴研究和发表有关鳗鱼和七鳃鳗的论文。

仅仅是在结婚以及需要更多更稳定收入的情况下，弗洛伊德才将他的学术精力转移到取得医学学位的目标，即使到这时他的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y）之路还是一条犹豫之路。毕业后，他继续发展他的神经解剖学的专长，同时成为进行可卡因临床应用实验的先躯。直至1885年弗洛伊德到访巴黎，在著名的沙柏特里埃（Salpêtrière）精神病院跟随伟大的神经病理学家沙柯（Jean-Martin Charcot）研究，他的兴趣才突然转向神经症病人的心理。沙柯的极具创新的观点：将歇斯底里症状视为“意念性的”（ideogenic）——植根于病人的隐藏的意念（ideas）而不是生理条件——是启发弗洛伊德对神经症（Neurosis）的新理论及治疗的第一个因素。

弗洛伊德的新兴趣起初是和他的神经解剖学研究一起发展起来的，后来成为他的独家研究项目。特别是，弗洛伊德的病因学（the complex of causes）和歇斯底里治疗的研究通过和布罗伊尔（Josef Breuer）——一位资深的维也纳医生——的合作而获得进展。1882年布罗伊尔曾告诉弗洛伊德有关一位年轻女歇斯底里病人的治疗引导他发展出一种新的治疗技术。布罗伊尔通过让她回忆起那些埋藏在病征底下的病因学（pathogenic）或精神上有毒的记忆的方式，消除了“安娜O”（Anna O.）的生理症状（视觉障碍、暂时性瘫痪、呕吐及幻觉）。这种宣泄（catharsis）——或安娜本人的著名说法“谈话治疗”（talking cure）——成为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进行深度临床和理论合作的基础，以两人1895年出版的《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一个由五个个案组成的个案病史（除了安娜之外都是弗洛伊德的病人）——以及歇斯底里的理论和技术阐述、歇斯底里的治疗作为高潮。

弗洛伊德和布罗伊尔的合作是与他更私下和更思辨性的计划——发展一个新的心智理论（theory of the mind）相对应的。这个事业的渠道是他和朋友弗赖斯（Wilhelm Fliess）的通信，后者是一位柏林的耳鼻喉科专家兼生物学家（弗赖斯曾在生物学领域内提出一些现在臭名昭著地偏离常规的命题）。弗赖斯最终担当了精神分析诞生的助产婆。

与弗赖斯的通信生动地表现了这个理论临盆的折磨人的、漫长的过程。在他写的信里面，弗洛伊德坚持不懈地发展、修订及推翻构思中的命题。其中最著名的要算神经症的病因学的命题。在通信的第一部分以及在他这时期的出版物之中，他从病人的过去经历的事件中辨认出其歇斯底里的原因。这尤其指一种由病人家庭中较年长的儿童或成人做出的创伤性的童年引诱事件（traumatic childhood seduction），这个命题招来了广泛的怀疑以及来自他一些同事的反感。然而在1897年，他逐渐因为它难以置信和论证不充分而放弃这个命题。当年9月他写信给弗赖斯说道，“我不再相信我的神经症理论”[1]。然而，他继而提出的理论替代品也不缺少丑闻：神经症是植根于幼年幻想（infantile phantasies）[2]——那些构成儿童的越轨愿望并且成为维持其直到成年期的力量、成为她的症状的无意识来源的想象性场景（imaginary scenes）。事实是这些幻想以及它们赖以运作的机制，将成为精神分析拷问的主要对象，我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会有很多关于它们的话要说。

弗洛伊德在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是他第一次有系统地阐释无意识幻想理论（the theory of unconscious phantasy）。无论如何，此时与精神分析运动的兴起还有一段距离。《梦的解析》被弗洛伊德的同行普遍地忽视，在头6年仅卖出了351本。这种忽视实际上是一个长年对精神分析的抵抗的第一波，这种抵抗以多种以及变化的形式一直持续到今天。

无论如何，在这本书出版10年之内，一场精神分析运动已然兴起。这运动令《梦的解析》的书名所隐含的权威看似异常地鲁莽。引发一大群兼有忠实及反叛的徒子徒孙之间对精神分析理论和技巧的激烈自相残杀的论争，正是植根于如何解读弗洛伊德这一问题。在这群人之中我们首先会看到的是弗洛伊德遗产的凶猛捍卫者，当中最有名的代表是弗氏的女儿安娜（Anna）——儿童精神分析的先驱。安娜在弗氏死后留在伦敦，而弗氏的很多犹太裔维也纳门徒则因纳粹而避难美国——该地因而和严格的弗洛伊德原则的保存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弗洛伊德后期倡导的加强和教育病人的自我（ego）的临床强调（因此有“自我心理学”这个名词）。

正统弗洛伊德主义从某方面来说被麻烦的“修正主义者”的崛起所包围，当中代表人物要数克莱因（Melanie Klein）。克莱因在1926年从布达佩斯移民到伦敦，在那里发起一个精神分析研究焦点的重大转移：从弗洛伊德的母、父、儿童的俄狄浦斯三角关系到前俄狄浦斯的母婴二元关系的转移——她在这两者间揭示出一场没有语言的、狂暴的爱与恨的戏剧。克莱因的新强调，则又催生了英国的“对象关系”学派（object-relation），由威尔弗雷德·比昂（Wilfred Bion）及D.W.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代表。这个学派的名称来自他们的一个观点：认为自我（selfhood）是关系性的（relational）而不是——像有时弗洛伊德所表达的——封闭的（enclosed）。

最后，我们发现弗洛伊德的继承者中最令人困惑（在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下）的一个：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一个法国的精神分析师。针对他认为是双重扭曲的自我心理学“教条”及克莱因修正主义，他宣布发起“回归弗洛伊德”运动（return to Freud）。拉康在临床方面的创新，尤其是可变时长的（variable-length）精神分析治疗法的引进，使得他最终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驱逐出会。拉康的煽情“回归”事实上是基于结构语言学（structural linguistics）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激进的重新解读，其重点是强调言语（words）的不可化约的双重性（irreducibly duplicitous）及破坏稳定的力量在产生精神分析“真相”时的重要性。我们有证据支持拉康精神分析是今天最广泛地被实践（或执业）的精神分析治疗形式，并且毫无疑问是影响力最大的其中一个。无论如何，拉康的思想继续在精神分析体制的边缘占据一个不稳定的位置。

这种对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的综述必然是一种粗线条的勾画，没有包含精神分析运动中两个主要的“分离主义者”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以及卡尔·容格（Carl Jung），它更多地是一个人写作这本《死亡是生命的目的：弗洛伊德导读》时要负担的固有风险的宣告，而不是一篇浓缩的精神分析史。

我处理这种风险的方式很直接：我简单地不对各种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进行阐述或判决——一项超出了这个简短弗洛伊德入门介绍的范围的工作。只有在能帮助我照亮弗洛伊德著作中一个论点的时候，我才会提及其他精神分析思想家。不过，我在运用非精神分析材料——从文学到哲学到广告和连环漫画——时则没有那么贫乏。毕竟精神分析是一种解读任何东西的方法。

我这十个短评的目的在于展示内心世界在弗洛伊德的穿透性目光下变得何等丰富、复杂、奇妙。不论是讨论神经症、性倒错/性变态、口误、梦、笑话，还是分析爱（对自己或对另一个人）或死亡，我都尝试展示弗洛伊德令人振奋、令人愤怒的成就是剥夺我们所有语言和行动——不论它们有多琐碎或直接——的透明性。在弗洛伊德之后，我们不再能够直接假定任何我们说和做的事情的意义：相反，我们被迫站在（自己行为的）解读者的位置并被迫面对我们的解读将产生不了“真相”的风险。对弗洛伊德文本的解读——即使这些文本具有了不起的清晰性——还是无休止地难以捉摸——在上面这种规律之下也永远不能获得豁免。从我这篇弗洛伊德的导读之中得出的一个原则是：一个人应该放弃声称拥有解读弗洛伊德的权威。

在这样说的时候，我不希望给出一种世上不存在准确或甚至是不准确的解读弗洛伊德的方式的印象。我想说的其实是，如果要准确地解读弗洛伊德，就必须认识到弗洛伊德的思想——尽管它是以19世纪科学确定性的术语表达的——是以对无意识的承认作为起点的。无意识是一种经验领域，它溶解了所有主张知识是稳定和确定的伪装。

我选择的引文来自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著名的《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1956—1974年出版）于2001年由Vintage出版社重印的平装版[3]。主要而且直接的原因是这是唯一能够广泛地获得的弗洛伊德翻译文集，它包含了弗氏所有出版过的（以及一些早期未经出版的）心理学著作。不过，我对译文做了一个唯一但果断的修改——追随大部分斯特雷奇以后的译者和评论者：德文Trieb这个词，我一贯地以“驱力”（drive）取代斯特雷奇的“本能”（instinct）。我在第七章详细解释这个修正。在目前，注意到“本能”暗示动物对既定刺激（stimulus）的预定编排的反应（programmed response），相反“驱力”则指人类永恒可变且不可预测的反应。

[1] Letter 69 of“Extracts from the Fliess Papers”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1. Ed. James Strachey (Vintage, 2001), p. 259.（《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卷《弗赖斯论文摘录》通信第69）

[2] 由于Fantasy这个词在英语中令人联想到想象力产生的幻想，在这本书中我追随英国精神分析作者以phantasy翻译弗洛伊德的Phantasie的传统（除非我想传达前一个意思）。弗洛伊德这个技术名词指涉一种演出了无意识愿望之实现的一个想象性场景。

[3] 最常用及公认可靠的英译本是Hogarth出版社1956—1974年的版本。——译者注

第一章 歇斯底里式开端

埃玛（Emma）目前被无法单独进入店铺的强迫行为（compulsion）所控制。为了解释这个现象她陈述一个来自她12岁时（进入青春期后不久）的记忆。她走进一家商店买东西，看见两名店员同时在笑，她在某种惊恐的情感之中跑出那家商店。和这一点相关的是，她被引导记起两名店员在嘲笑她的衣着，并且其中一人曾让她感到性满足。

上述记忆碎片之间的关系以及这项经验的后果同样是难以理解的。假如她对自己的衣着被嘲笑感到不愉快（unpleasure），那么自从她开始像一个成年女士的方式打扮，衣着的问题必定早已解决了。更进一步说，不论她是单独还是结伴进入店铺，她的衣着是没有区别的。同样地，即使是一个幼童的陪伴就足够让她感到安全这一事实显示她需要的不仅是保护。然后就是一个不协调的事实：其中一人（店员）让她感到高兴；她是否有人陪伴，对这一点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因此，被激发的记忆既不能解释强迫行为也不能解释症状如何被规定（determination of the symptom）。

进一步的调查现在揭发第二个记忆，她否认在经历场景一（Scene I）的时候曾想起它。也没有东西能证明这一点。当她还是一个8岁小女孩的时候曾经两次到一家小店买糖果，而店主透过衣服抓摸她的性器官。即使有了一次经验，她还是去了第二次。第二次之后她不再去了。现在她责备自己去了第二次，仿佛她企图用那种方式诱发攻击。事实上，一种“压迫性的坏良心”（oppressive bad conscience）的状态要追溯到这个经历。

现在，假如附上场景二（店主），我们就能明白场景一（店员）。我们只需要在两者之间放一个联想性的联结（an associative link）。她本人指出笑（laughing）提供了一个联想性的联结；两个店员的笑提醒她那个店主侵犯她时咧嘴而笑的模样。现在事情的过程可以用下面的方式重组。当时那两名店员在笑，这种笑（无意识地）唤起了有关店主的记忆。确实，这个情境和早前她被侵犯的情境还有一个相似点：她又一次单独身处一间商店之中。连同那名店主，她记起了他透过衣服抓摸她，在那以后她到达了青春期。那个记忆唤起了它在事件发生当日肯定不能够引发的东西：性宣泄（sexual release），这种性宣泄继而被转化为焦虑。伴随着这种焦虑，她害怕两名店员可能重复那种侵犯，然后她跑了。……因此可以用以下方式代表发生的事情（见下图示）。

当然，这些被重新暴露的表象（blacked-in ideas）同时是被记忆储存的感知（perceptions）。店员的笑使她感到高兴这一不可思议的表象证明了性宣泄也同时进入了意识这一事实。这个结果——由于被侵犯的危险而拒绝在商店内单独停留——是颇理性地被建构的，注意到联想性过程的所有部分。但是，过程中除了衣着这个因素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进入意识；而有意识地运作的思维在它可动用的材料之间（店员、笑、服装、性感受）进行了两个错误的联想：即，她因为衣服的原因而被嘲笑，以及其中一名店员在她身上引发性的愉悦感……

我们可以说——正如在这宗个案里发生的——一个联想穿越无意识的中间联结（unconscious intermediate links）直至它抵达一个意识层面的中间联结，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这个情况下，进入意识的因素很可能就是唤起特别关注的因素。在我们的例子里，我们注意到，进入意识的因素正好不是激发关注（侵犯）的那一个，而是另一个，作为一个象征（服装）。假如我们问自己，究竟这中间插入的病态过程的原因可能是什么，那只能是性宣泄。在意识层面也有性宣泄的证据。这和被侵犯的记忆联结起来；但有一点值得我们高度注意，即当性宣泄被经历的时候它没有和侵犯联结起来。在这里，我们见证了记忆唤起情感的过程（memory arousing an affect），一个记忆没有以唤起经验的方式唤起的情感[1]，由于现在青春期带来的改变，使得对过去的记忆进行截然不同的理解变得可能了。

现在，这个个案代表了歇斯底里中的典型压抑（repression）过程。我们总是会发现有一项记忆被压抑了，并通过延迟行为（deferred action）变成创伤。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相对于其他方面的发展，个体青春期发展的滞后（retardation）。

——引自《科学心理学计划》（“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卷，353—356页）

一个神秘的强迫行为，一个激发了欲望的有关被羞辱的记忆，以及一个引发羞耻感的被侵犯记忆：埃玛的神经症症状和创伤记忆引人好奇，弗洛伊德在这些踪迹的引领下闯入了人类心理活动（mental life）中最深藏的谜团之中。

表面看来，埃玛对商店的恐惧反应——更多地被她在有关商店的联想中所召唤的记忆所衬托而不是减弱——具有某种滑稽的过度（excessive）的东西，（她）被嘲笑的同时获得性满足（sexually pleased）。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店员的笑声在当时所引起的惊吓完全可以理解；然而这种恐惧将在成年生活中持续下去，扩展到她去所有商店的过程，则似乎公然挑战了我们有关情绪比例的观念。

在我们这些被启蒙的现代人中间存在一种心照不宣的不诚实的观念：即牛顿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定律应该从物理世界扩展到情绪世界。难道这不就是我们尝试逐步灌输给我们子女的观念吗——如不给买棒棒糖不是哭闹的理由？[2]这就是弗洛伊德在《科学心理学计划》中阐述的心理活动的第一条，也是最基础的定律：心理的运作——或更准确地——“神经系统”［《科学心理学计划》是建立在神经科学（neurological）而不是心理学词汇之上］的功能是“避免Qη（内在刺激的量）承受负荷，或让负荷（burden）保持在最低水平”（《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卷，301页）。我们在子女身上培养的正是这个功能：“不要过于激动！”“最后会哭着收场的！”翻译成儿童谚语，也可以说：“让你的Qη负荷保持在最低水平！”

实际上，仿佛为了强调这个原则的根本重要性，弗洛伊德以饥饿婴儿作为模型对其进行了说明。当婴儿看见的是他母亲乳房的侧面时，被欲求的乳头变得模糊，婴儿记起转动头部可以寻回能让他吃奶的正面视野。这种原始的记忆训练，被弗洛伊德视为精神的根本性的“经济”性质（“economic” nature）的证据。神经系统的精细回路（wiring）的设计，是通过维持它的流量（flow）在尽可能低和平均水平来支撑这一刺激的经济体（stimulus economy）。这条原则在弗洛伊德思想中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科学心理学计划》中这些早期构想直到大约25年后的对“死亡驱力”的思考，经济原则（the principle of economy）构成了弗洛伊德眼中的人类心理图景。

看来，埃玛的恐惧症恰恰违背了这一条原则。为什么她要消耗这样不合比例的能量？假如她在其中一间商店有过不好的经历，为什么她不是只避免去那家店而是逃避所有商店呢？假如她在青春期开始时经历到那个恐惧，为什么这个恐惧在她成年后仍然缠绕着她？弗洛伊德提出疑问：为什么她的衣服的细节和她在别人陪伴下到商店的需要会如此重要？这些问题中隐含的观点是，埃玛正在使自己的生活变得不必要地不愉快。当我们考虑到弗洛伊德用来命名精神经济原则的名词时，这暗示就变得具有指导性：愉快原则（pleasure principle）[3]。精神的首要和最终的命令就是避免“不愉快”（unpleasure，德语Unlust——弗洛伊德的命名在英语中常显得古怪）；它通过释放多余的刺激来达到这个目的——譬如进食免除饥饿感、睡眠免除疲累感、高潮免除性欲。对一个产生痛苦联想的地点、人，甚至念头的回避也服从同一个原则。因此我们能够明白为何埃玛避免单独进入被侵犯的商店，但在她那种将恐惧扩散到遥远时空中的强迫行为（compulsion）的面前，我们感到困惑：在一定时期内避免进入一间商店显示对愉快原则的服从，然而在任何时候回避所有商店则是对这原则的自我挫败的漠视。

在这里，有必要对愉快原则作出进一步说明。第一，对愉快原则的服从是和释放（discharge）的命令密切地绑在一起的。这意味着，弗洛伊德实际上是根据它的目的（aim）而不是手段（means）来定义愉快的。愉快是我们在被满足时所体验到的减轻感或免除感（relief），而不是在进食或性交行为中获得的（兴奋）体验。确实，对弗洛伊德来说，牺牲了性行为的目的（ends）并对性行为的方法的不恰当固着（fixation）是性倒错（perversion）的核心。我们稍后将会再讨论上面这个对愉悦感的方法和目的之间颇为机械的区分。

第二，我们要解释一下愉快原则的后续。弗洛伊德指出了第二条原理——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它纠正并降服了第一条原则。从诞生第一天开始，幼儿是愉悦感的奴隶、是那个从内部尖叫着要求满足的力比多驱力（Triebe）的奴隶。然而，经验和长辈对他的规限（discipline），教导他这些野性的力比多要求是自我挫败和潜在地自我毁坏的。从相对琐碎的经验如吃太多糖果就会生病，到更重要的或创伤性的经历，比如他试图拥有他深爱的母亲，而他的父亲将挫败（甚至阉割）他，他发现生命体在对愉悦感的欲望和对愉悦感的满足（fulfilment of pleasure）之间设置了没完没了的障碍物。这个过程本质上是从遵循愉快原则到遵循现实原则的不情愿的转移。

这个转移不应被视为简单的放弃；相反，弗洛伊德在他的1911年论文《精神机制的两个原则》（The Two Principles of Mental Functioning）中写道：“现实原则对愉快原则的取代并不意味着对愉快原则的罢免，而仅仅是对它的捍卫。”（《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2卷，223页）即刻满足的危险冲动让路给更安全的、延迟的、慎重的满足。

正如前文所暗示的那样，当儿童接受他的性欲望的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这个转移过程中的关键时刻就发生了。他在生理上没有准备好，在社会层面也没有获得授权。在大约5岁的年纪，这种接受启动了弗洛伊德称为潜伏期（latency period）的阶段，在这时期他的这些力比多驱力被压抑（repressed），直至青春期才能获得被满足的机会。这种二阶段论的性发展理论——为人类这种动物独有——应该为埃玛的歇斯底里症的谜团投下一些亮光。

埃玛第一个记忆无法恰当地解释她的强迫行为，这引导她到达第二个回忆：当她9岁的时候走进一间糖果店，然后店主隔着衣服抓摸她的性器官。她回忆自己的“压制性的坏良知”（oppressive bad conscience）下她第二次回到那间店的意愿，“仿佛她曾经想以那种方式诱发（性）侵犯”。

弗洛伊德紧接着解开那些将第一个场景杂乱无章地编织进第二个场景中的线索（threads），令人想起他在《歇斯底里研究》一书中讨论“歇斯底里心理治疗”（The Psychotherapy of Hysteria）的论文，他分析歇斯底里症候源于“一种人们宁愿未曾经历过、宁愿忘记的”、在病因学上或精神上（psychically）有毒的念头（idea）（《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2卷，269页），这些念头是如此无法忍受，以至于精神感到被迫要对它们的直接表达实行防御。然而，没有任何防御能够使念头消失，精神能够做的是转移和置换有关思想——或如弗洛伊德在《科学心理学计划》中说的——“把注意力的贯注（Besetzung，字面上意为注入或投资）导向其他地方”（《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卷，382页）。

两个“场景”（scenes）的明显异常现在应该没有那么刺眼了。首先要解答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8岁的埃玛要回到那家商店？性欲的两阶段论（two-stage theory of sexuality）应该能够提供一些线索。用《科学心理学计划》的话说，“一般而言只要事主对所有性感觉一无所知——换言之，直至青春期开始之前——没有任何性经验能够产生任何效果”（《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卷，333页）。此时埃玛正身处潜伏期（latency）——距离其青春期苏醒还有几年[4]，她的幼年力比多（infantile libido）被驱逐到地下。在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无意识的无知阶段，儿童对于他者的性进攻（sexual approach）是莫名其妙的——一种陌生的力量入侵了一个没有能力理解其意义的身体。当弗洛伊德说对那些对性感觉一无所知的人来说“性经验不能产生任何效果”，他的意思绝不是暗示性侵犯处于潜伏期的儿童是无害的。相反，他正在指出儿童的心理极端欠缺理解性感受的能力——除了将它视为一个吓人地难以理解的谜团之外别无选择。假如埃玛回到她被侵犯的场景，或许是希望使它变得能够理解，因而减少它的威胁性。重返现场因此必然是一种困惑的防御模式（confused mode of defence）。而且是一个注定失败的防御——重返现场不但没有解开性侵犯可怕的古怪性（strangeness），反而加强了它，并引发那个从来没有消失的顽固的羞耻感或“压制性的坏良知”。

我们能够将埃玛对第二个场景的反应，视为她对第一场景反应不足而产生的一个镜像（mirroring）。按照精神经济体的原则，这个镜像很重要——当被放在与早期场景的关系之中，埃玛的恐惧症失去了其过剩外表，变成一个恢复（被店主的侵犯行为粗暴地扰乱了的）精神经济体平衡的企图。换言之，这个恐惧症成为约束及重新分配店主引入埃玛的神经系统中的超负荷刺激（overload of stimulus）的一种手段。

在这方面，移置机制（displacement）——我们在下一章会有更多关于它的讨论——是维持精神经济体不可或缺的媒介（或手段）。以下是《科学心理学计划》对转移机制的描述：

曾经发生了一个事件，由B+A组成。A是一个伴随事件的偶然细节（incidental circumstance），B是产生持续效果的合理原因[5]。这事件在记忆中的再现（reproduction）现在采取了这样一种形态：仿佛A占据了B的位置。结果是一种不协调性（incongruity）：A被与它不相配的后果所伴随。（《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卷，349页）

转移的压倒性效果是不协调性。转移机制把负荷（charge）从不可忍受转移到一个无关紧要或“伴随旳”（incidental）记忆，将一股看来毫无理由的不愉快贯注到后者。因此，那个相对琐碎的、后来场景中的店员笑脸，变成了早前店主咧嘴而笑的一个恶意伪装。这样一来，它触发了早期场景原本无法找到表达途径的那种恐惧。相似地，不断出现的服装母题（motif），像磁铁一样把早期侵犯的创伤性效果黏附在后来场景较温和的羞辱之上。在歇斯底里犹如在其他神经症之中——事实上，在精神分析自此将会探索的所有心理现象之中——不可忍受的真相总是披着可忍受的琐碎事件的伪装登场。

但是使后者能够转化为早期场景之变形版本的关键因素，是埃玛目睹店员时的性快感。现在，进入青春期的埃玛能够理解/登录（register）原来在潜伏期中不可理解的性欲望。在商店、衣服、笑容这些共同母题的过滤之下，场景一的性快感以一种变形的方式重复了场景二的性侵犯。借用弗洛伊德在节选结尾处的术语，埃玛对自身欲望的恐惧是一种nachträglich——“事后爆发”（after blow）、一个对原来创伤事件中不被容许反应的东西的延迟反应（deffered repsonse）。

这种事后爆发的重要性可以通过弗洛伊德表述的一个明显琐碎细节被照亮——早期场景被标记为场景二。《歇斯底里研究》的临床观察部分解释，引致歇斯底里的记忆通常以逆向的时间顺序被记起。但这不能解释为何弗洛伊德拒绝在他的重构过程中恢复“正确的”秩序。答案很可能是，在很重要的意义下：这就是（is）正确的次序。假如后来的场景没有发生，早先的场景对埃玛就不会有任何心理现实性可言——从人类内心世界（inner life）而不是外部现实的角度，后来的记忆赋予早期记忆以生命。人类心理中的时间确实是与外部时间相分离的。

[1] 指埃玛的惊恐情感被错置、没有联系到原来的性侵经验，或者说在当时这种经验还不能被理解，而惊恐的情感也是在多年之后才出现。——译者注

[2] 指儿童的激烈反应不合比例。——译者注

[3] 此处基于Lustprinzip的理论含义（将刺激或兴奋控制在最低限度）将之译成“愉快原则”，而不是在中文语境中带有“过量”含意的“快感原则”。这一点有助于理解弗洛伊德的核心理论，也是理解拉康的快感（Jouissance）概念的关键。——译者注

[4] 事实上，我将幼年性欲回溯式地引入埃玛个案之中，弗洛伊德在写作《科学心理学计划》时还未发表它。

[5] 换言之，B是事件的主体，A是一个不相关的细节。——译者注

第二章 无意识（The Unconscious）[1]

Ucs.（Unconscious）系统独有的特性

当我们观察Ucs.系统[2]中的过程时，我们在两种精神系统（psychical system）之间所做的区分获得了新的意义，Ucs.又一次展示出了它上面的那个系统所不具有的特性。

Ucs.的核心由驱力表征（drive-representatives）构成，它们追求释放其贯注（cathexes）。也就是说，Ucs.是由欲望冲动（wishful impulses）组成的。这些驱力冲动并列存在着，它们各自独立，互不影响，也不发生冲突。即便在两种看起来目的互不兼容的欲望冲动同时被激活时，它们也不会相互冲突或抵消，而是形成妥协，融合成一个折中目的（intermediate aim）。

在这一系统中不存在否定，不存在怀疑，也不存在确定性的不同程度。因为只有经过位于Ucs.和Pcs.之间的稽察检验后，上述一切才能出现。否定在一种较高层面上是压抑的替代者，而在Ucs.中只由或强或弱的贯注组成。

在Ucs.系统中贯注的强度更是变幻不定。通过移置（displacement）过程，一个表象（idea）可以将其全部份额的贯注转让给另一个；通过凝缩（condensation）过程，它可以将多个表象的全部贯注集于一身。我曾提议将这两个过程作为“第一精神过程”（primary psychical process）的典型标志。因为在Pcs.系统中“第二精神过程”（secondary process）占主导。当第一级过程与Pcs.系统中的因素相联系时，被容许按照本身的程序运作[3]，就显得相当滑稽可笑了。

Ucs.系统的进程都无时间性（timeless），即它们不按时间顺序进行，也不因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它们完全不指涉时间。相反，对时间的指涉，是和Cs.系统的运作联系起来的。

Ucs.过程也不关注现实，它们遵循愉快原则，它们的命运只取决于其力量的强弱，以及它们是否服从愉快——痛苦规则（pleasure-unpleasure regulation）。

总之，我们上面谈了如下几点，即相互免除（exemption）矛盾、第一级过程（贯注的可变性）、无时间性、以精神现实代替外界现实等。这些便是我们期望从Ucs.系统的活动中发现的几个特征。

——引自《无意识》（“The Unconscious”）（《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4卷，186—187页）

这段文字摘自弗洛伊德1915年五篇“元心理学论文”（Papers on Metapsychology）[4]中最长、难度最高的一篇《无意识》，发表于《科学心理学计划》之后20年，但两者之间却具有某些惊人的理论延续性。

其中一个延续性可以从上一章展示两个“场景”间关系的图表中底部的大括号那里发现。看看图表，注意这个大括号代表所有埃玛的症状（恐惧症、神秘的性释放）的来源，也代表联想性记忆（associative memories）向之回归的那个源头。然而，和图表中所有其他标记不同，这个括号没有文字标签，仿佛没有词语能够指称它所代表的东西。一方面，埃玛的神经症借以表达自身的那堆完全异质的症状、情感和记忆可以被观察和分类，但另一方面它们的源头却不可以。

对于这张早期图表的分析，有助于发掘后面引用段落的意义。我们在图表中找到的是一个以视觉形式出现的预告，即弗洛伊德在引文开头部分对“两种精神系统”的区分。甚至图表的空间形式都可以在《无意识》中找到对应——在图表中，神经症的表现被放置在它们的来源之上，在《无意识》中，前意识系统被放置在无意识之上。以下的描述远远不只是修辞：这种视精神为一种“在上的”显在现象（manifest phenomena）与“在下的”潜在内容的动力（a dynamic of latent contents）的概念，定义了弗洛伊德的第一个精神模型或心理地形学（topography of the mind）。

前面的节选文字提供了这种模型下层（lower level）的最精简描述——它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无意识（das Unbewusste）或依照弗洛伊德的缩写Ucs.（Ubw）。看起来，弗洛伊德早期文本中在命名和描述这个精神下层对象时的失语已经解决了，取而代之的是对“Ucs.系统独有的特性”的全面及技术上准确的阐释。然而，对于以上这些专业术语，我们可不可以说这段引文已经成功地在科学上锁定了它的对象？在名词的精准与名词所描述的东西的难以理解性这两者间难道不是存在惊人的错配吗？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被用作界定无意识的那些过程不是由位于无意识之上的那个系统——前意识（das Vorbewusste）或Pcs.（Vbw）——完成的。前意识是一连串意识（das Bewusste）已经能够到达的记忆和感知（perceptions）。例如，当我照亮快速移动的人群中的一张脸，我就从前意识跳到意识的感知。前意识指那些对心智或精神来说潜在地可触及的东西，而意识指实际上触及的东西。这两者共同组成精神活动的第二过程（secondary process of mental life）。

正如其名字所示，无意识是心理活动中意识无法触及的区域。因此，无意识不能被正面描述。弗洛伊德宣告无意识过程具有“另一个系统所不具有的特性”的论述，因此可以被重组为：无意识过程不能被意识的语言捕捉。这个困境的后果在引文中表达得很清楚。

例如，弗洛伊德首先辨认出的无意识的独有特性：“Ucs.的核心由驱力表征（Triebrepräsentanzen）构成，它们追求释放其贯注（cathexes）。也就是说，Ucs.是由欲望冲动（wishful impulses）组成的。”用不那么专业的语言说：无意识是不受约束的愉快原则的领土、一个要求不断满足的驱力的地下深渊、驱力是那么专横以致它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这些驱力冲动并列存在着，它们各自独立，互不影响，也不发生冲突。”枯燥、半科学的用词不能掩盖——事实上只能衬托出——这段文字正在形容的对象令人困扰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弗洛伊德用科学权威的语调勾画出一个无法直接分类和直接观察的事物。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一种违反（常识）意义（sense）的力量？一个谚语式的示例也许有帮助：我当然可以渴望同时拥有且吃掉我的蛋糕。意识使我明白释放其中一个欲望会取消另一个，但无意识不知道这一点：它拥有及享用蛋糕的两种欲望可以同时存在，它对它们的根本不兼容性幸福地无动于衷。在我的无意识之中，我吃掉我的蛋糕并继续要求拥有它——但不是另一个蛋糕，而恰好就是那个我已经吃掉的蛋糕。

这种顽固的非理性的关键，在本章前节选部分的倒数第二段和第三段中——我们被告知，无意识不知道时间或现实。只有时间持续的经验使我们能够理解同时吃蛋糕和拥有它的不可能性——我已经吃掉的东西属于过去，它已不再是我能够拥有的。只有容纳现实（accommodate reality）的能力——我们在上一章提到一个儿童将会经历的那种最基本的训练——教会我被摧毁的东西不能继续存在。正如弗洛伊德本人不止一次注意到，经验是被康德（Kant）称为“思想的必要形式”（the necessary forms of thought）（《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8卷，28页）的东西所统治，即空间和时间的法则。弗洛伊德对康德的修正是将这两条法则的统治限制在意识经验的范围内，并假定心理活动中存在一个无形式的（formless）、“只有内容”的区域，在其中时空法则是没有效力的。

那么，这是不是代表，这些没有形式的内容只能以字面上无意义（literal non-sense）（比如“给我那个我已吃掉的蛋糕）的形式进入我们有意识的语言呢？不完全是，节选的段落告诉我们，在无意识之中有两种过程将这些内容带给有意识的表达。第一种——移置——我们已经讲解过，而第二种是凝缩（condensation）。我暂时不讨论这些过程如何运作的细节，而是一个更简单的观察开始。移置和凝缩是伪装（disguise），是间接地表达那些不能被直接表达的东西的方法。假如我们最后一次回到那个“埃玛”图表，我们可以看到它如何将视觉赋予这种伪装逻辑：那个无名的大括号仅仅是一个无形状的内容（amorphous contents）的仓库。这种内心世界含混不清的状况不能以它本来的面目被表达，它只能通过移置和凝缩找到表达。因此，和性谜团（enigma of sexuality）联结在一起的无意识恐惧和欲望被移置——或“投降给”——“衣服”这一有意识影像。同时，“在每个场景中的“衣服”和“笑声”这二重外表（dual appearance）使凝缩过程——在当中，无意识里的一个表象（或概念）“可以将多个表象的全部贯注集于一身”——变得可能。因此对埃玛来说，恐惧、羞耻和性快感的情感被凝缩在一个单一母题之中：商店、店员、衣服、笑容：不论那个括号代表什么，它的内容都只能通过上面这些伪装来理解。

我们永远无法不通过其伪装来理解无意识。尽管有来自埃玛的例子作为说明，这种论点或许还是抽象得吓人，因此我想求助于一部小说的帮助。这样做的意图不是将小说或它的作者——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置于“弗洛伊德式解读”（Freudian reading）之下；相反，问题更像是弗洛伊德和他的无意识在梅尔维尔迷人的描写之下看似是什么。

梅尔维尔11年间的第9本小说、在1857年出版的《骗子》（The Confidence Ma）[5]让作者本已艰难的名声直插谷底。今天我们读这本小说，不难猜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它被当时的读者拒之千里：在它轻松愉快的情节之下，其核心地带存在一种虚空（void）。即使在经历过150年的现代主义实验之后的今天，这个虚无仍然使人感到极度不安：故事主角本人的空洞。

小说的故事设定于四月愚人节那天，地点是一艘拥有寓言式名称的“忠诚号”[6]密西西比蒸汽船；并且以一名穿着奶油色西装的聋哑人士在圣路易斯的登船作为开场：“一个怪人——在这个字最极端的意义下。”这个怪人走到一张写着“向捕获一名神秘骗子的人提供报酬”的海报下，然后在它旁边举起一块写着“慈善不思考邪恶”（Charity thinketh no evil）的石板。之后由于他拒绝站到一旁让出一条通道，令人们对他的敌意高涨，直至他被迫逃到船的上层为止，他在那里进入梦乡——与此同时从小说中消失。

在下一章，一个名叫几内亚（Guinea）的黑人跛子在人群中激发一场激烈的争论：究竟他是表里如一，还是像其中一个人声称的那样，其实是一名榨取轻信者的骗子。到了这一章的结尾，几内亚经受住了围绕着他的论战风暴，羞辱了一个感到罪疚的白人商人、迫使他捐出五毛钱。

随后登场的一系列的章节中，每一章都有一个新角色，每一个都引诱一个新的对话者进入类似的转变：从不信任到自责、从怀疑到轻信。而每一章的高潮都是令人安慰地重复的：一个人紧张地、热心地或虔诚地把钱交给另一个人。我们渐渐意识到，我们正在目击由同一个人以不同且无法看穿的伪装犯下的一系列骗案。

我们看似正在观看一件古怪消遣的作品，会把我们引向马克·吐温（Mark Twain）或欧·亨利（O. Henry）而不是弗洛伊德。但梅尔维尔的小说——通过一种既怪异又惊人的简单叙事转折（narrative twist）——跃过这些后来的作者、一步跨进现代主义的心脏。假如由一个没有那么变态（且没有那么聪明）的作者来叙述的话，故事应当以骗子的真实身份作为支点——或许是他尝试逃走时失败或成功，或许是他大规模骗局的卑鄙或高贵的动机点。在《骗子》里，我们徒劳无功地等待上述任何一种时刻。当小说进展到某个地方我们才恍然大悟：不存在对骗子“真实”身份的揭露，只存在骗子面具的潜在地无穷增生。骗子从来没有在“他的假面”（His Masquerade）（这就是该小说的副题）以外或以其他身份出现过。诚然，骗子不存在于其伪装之外的地方。

当然，我是在引向我在上面的论点：除了通过其伪装外，我们认识不到无意识。最重要的是，在某种意义上无意识也是一个骗子——我们没有任何通往它的未经修饰的真实的途径，而只能通往它的面具、它的移置和凝缩——“第一精神过程（primary psychical process）的典型标志”。如果尝试拿走面具——然后就像那个骗子一样——无意识将直接人间蒸发。

“所有深刻的东西都爱面具”，尼采在1886年写道，当时弗洛伊德正在将兴趣转向心理治疗。弗洛伊德后来承认因为害怕失去自身思想的原创性而回避阅读尼采，“他的猜想和直觉常以最令人震惊的方式赞同精神分析的艰难发现”（《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20卷，60页）。弗洛伊德这句话中的对立词项揭示了他和尼采（等很多人）的亲近性的悖论：弗洛伊德跟随精确科学的“艰难”道路，然而这样做的成果却确认了众多哲学家和诗人的大胆激进的“猜想和直觉”。弗洛伊德将科学合法性的尊严授予诗人的直觉的说法，已经成为陈腔滥调；更令人期待且引人注目的是，精神分析劝诱科学确认了艺术密集的歧义（ambiguities）。假如有关弗洛伊德的写作不可抗拒地召唤了梅尔维尔、尼采等大量其他人的精神，那是因为他的思想——基于它所有的严谨和精确度——开启了一个它无法界定的谜团（enigma）。对心理活动的真相的追寻和对骗子真实身份的追寻一样在同一个悖论之中达到顶点：“所有深刻的东西都爱面具。”人类的真相要从人类的面具之中而不是背后获得。

当然，无意识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下也是一个骗子。它和在它之上的两个系统的关系就像骗子与他的同船乘客的关系。假如骗子向他的受害者揭露他最内在的冲动，他就不是骗子；如果直陈其意，他从他们身上取得权威和金钱的愿望将彻底失败。要保持效果，他必须将那些愿望伪装成卑鄙的恳求、虔诚的利他主义、狡猾的商业主义——除了“我想要你的钱”以外的任何东西。骗子通过招募那些在他们自己的骗局中作为不知情共犯的受害者来达到目的。

回想一下他的首次露面，骗子是“最极端意义上的怪人”——一个抱着一块命令群众“行善”的石板的聋哑人。这是他唯一一个不试图从其他人那里骗钱的伪装。相反，他被赶出船舱、撤退到睡眠之中并不被察觉地“消失”。极端的怪异会招致强烈的怀疑，尤其是在群体之中（弗洛伊德将在之后的一篇作品中观察到这点）。为了让自己潜入乘客之中，骗子要变魔术似的驱走怪异性、令它消失。诚然，他初期骗局中的一个是说服困惑和尴尬的受害者他们是老相识。在一个成功的骗局中，陌生人通过伪装熟人攻破他引发的怀疑。

无意识为了进入意识，也要执行类似的计谋。当一个无意识概念暴露自己，它的怪异性引发它的意识对应物——像那些愤怒的乘客——迫使它回到遗忘之中。在此，弗洛伊德1911年的《精神分析五讲》（Five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非常有指导性。他告诉听众，想象在你们中间“有某个人正在引发骚动”，由于他的“不得体的笑声、交谈声以及脚的拖踏声”（《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1卷，25页），“打断者”被驱逐，椅子被堆在门口阻止他的重返。弗洛伊德在此用隐喻去解释压抑过程——一个无法忍受的概念被意识驱逐，并建立抵抗（resistance）以防止它重返。

但当然，从一个房间赶走一个人并不能杀死他，被压抑之后无意识概念继续存在。被禁止从主通道进入，“打断者”必然会找到其他维持其在场的手段。正如弗洛伊德指出，其中一个方法是大叫大喊和捶门，这就是神经症的手段，他们的症候——歇斯底里、强迫症（obsessive compulsions）、忧郁——就像一个不被意识这位“观众”接受或直接听到的概念在用它的拳头捶门。

但这不是骗子的手段。他应对驱逐的方法是以另一个人的身份偷偷溜回去，一个不那么令人怀疑的陌生人。他不但不会将自己安放在聚会之外，反而会夸大自己是聚会中的一员，以便偷偷地让他们服务于他不诚实的目的。而这就是无意识慢慢潜入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精神活动的方法——通过梦（下一章我们的焦点）或无意识失误（parapraxes）。后一类——“忘记、口误、失败的行动、迷信和失误”——为无意识在每日生活中隐藏的在场（concealed presence）提供了雄辩的证据。经过许多次改版积累的弗洛伊德的一本流行著作《日常生活的精神病学》（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是这类材枓的一个纲要（事实上颇为沉闷）。让我们从那几百个个案中选一个适切、简洁的例子：在一个晚会中，一位先生对一位女士说，韦特谦姆百货公司美丽的花朵“那个地方完全被斩首（decollated）”（《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6卷，70页）。

鸡尾酒会交往的礼仪一般不允许对一个女人的低胸装（décolletage）表达捕食性的欣赏（predatory admiration）。这么做可能招来斥责以至驱逐。无意识知道它好色的冲动不能直接进入对话之中，它就在一种无害的近音字的掩护下把它“塞进去”（slip in）[7]。以这种方式，本来意在守卫社会规范的礼貌互动，在无意识的招募下服务于越轨（transgression）行为。这是一个值得欣赏的骗局：无意识和不受怀疑的词“装饰”（decorated）交了朋友，因而让意识服务于它的邪恶任务。这个实例体现了本章前节选的文字所描绘的那个过程：两个互相矛盾的欲望（wishes）“不会相互冲突或抵消，而是形成妥协，融合成一个折中目的”。这些口误让怪异的原初秘密在熟悉的第二过程的掩护下得到表达，它们正是妥协精神的表现。

作为讨论梦境——最精巧的折中物——的前奏，还有一个特点值得注意。口误往往很滑稽，这符合以下规律：“当原过程在联结那些属于Pcs.前意识系统的因素的情况下被容许发展，它看起来就会很‘滑稽’并激发笑声。”无意识的复杂策略、它用作入侵意识生活的那些变形的手段中究竟是什么令我们发笑？

[1] 作者将本章标题中“unconscious”中的“con”三个字母斜体化，示范无意识在日常生活中欺骗意识的惯技／把戏（“con”意指诈骗）。读者需小心，柯恩这种把戏不仅是一般的语带相关——或者说这种相关语是极度牵强的［作者（扮演无意识）只借用了con这三个字母的巧合出现］——因为这种看似“表面”而无聊的效果恰恰是无意识机制的释放方式，这种现象在《梦的解析》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无意识并不排除其他更“真实”的方法去达到愿望实现的效果。但重点在于，这些方法对无意识来说，在性质和效能上和上述玩弄同音字的伎俩基本上没有分别。）——译者注

[2] 这个摘录中采用了技术缩写——见弗洛伊德谈论“元心理学”的文本——“Ucs.”“Pcs.”及“Cs.”，分别指“无意识”、“前意识”及“意识”。每个名词的含义都有解释。

[3] 此处指Ucs.没有如常受到压抑。——译者注

[4] Metapsychology，国内又译为超心理学、心理玄学。——编者注

[5] Herman Melville,The Confidence Man(Penguin, 1991)，梅尔维尔《骗子》。

[6] 原文为法语fidèle。——译者注

[7] slip是双关语：slip of tongue即口误。——译者注

第三章 无意识的机智——梦

一天晚上，一位男青年家里的门钟响了，他的一位熟人来访并给他留下一张字条。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一个男人为了修好家里的电话而一直忙到深夜。在他离开后，电话铃总是响——不是连续地，而是断续地。他的仆人把那个人叫回来，那个人说：“甚至那些作为‘tutelrein’的人也总是缺乏能力处理这种事情，这实在是件滑稽的事情！”

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梦的毫不相干的激发原因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元素。这个情节只有在做梦者将它放入一个早期经验的系列之中才能获得重要性，这个早期经验虽然同样不相关，却被他的想象力赋予了一个替代意义（substitutive meaning）。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并和父亲同住的时候，他曾在半睡半醒之中把一杯水打翻在地板上。住宅电话的线路浸在水里，而电话连续的铃声打扰了他父亲的睡眠。由于连续铃声对应着被弄湿的状态，“断续的铃声”被用作代表掉下来的水滴。“tutelrein”可以从三个方向被分析，并借此被导向三个在梦思（dream-thoughts）中被代表的主题。“Tutel”是监护权的司法名词。“Tutel”（或也许是“Tuttel”）也是女人胸部的一个粗俗名词。这个词剩下的部分“rein”（清洁）和“zimmertelegraph”（住宅电话）的前半部分结合之后组成了“zimmerrein”（如厕训练），和弄湿地板密切相关，并且发音听起来很像做梦者的一位家人的名字。

在清醒生活中对音节的分解组合[事实上是一种音节的化学作用（syllabic chemistry）]在许多笑话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本书的第一位读者和批评者（他的继承者将很可能跟随他的例子）抗议说“做梦者看来太过聪明和逗笑了”。这句话说得很对，前提是它形容的仅仅是做梦者；而当这句话用作形容其解读者（指弗洛伊德本人），它才会变成一个抗议。在现实生活中，我很难自称是一个机智风趣的人。假如我的梦看似逗笑，那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因为那些使梦得以构筑的特殊心理条件；而这个事实和有关笑话与滑稽的理论（theory of jokes and the comic）有紧密的关联。由于直接和最容易的表达途径被禁止，梦才变得聪明（ingenious）和引人发笑——梦被迫这么做。读者有理由说服自己，我病人的梦看来至少拥有和我的梦一样多的笑话和双关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摘自《梦的解析》（《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4卷，297—298页）

回想上一章结尾处的谜题，为什么我们会被无意识过程中浮上心智水面的气泡逗得发笑？它从一开始就是弗洛伊德探索的中心，这个问题在形塑和指导精神分析事业上至关重要。假如你觉得这个说法听起来难以置信，那么请考虑他在以下三部曲中仔细解剖的每一个现象（他通过它们传播他的新科学）：梦境（《梦的解析》，1900年）；错误（errors）（《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年）；以及笑话（《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年）。这三本书揭示了无意识入侵成为了日常笑声的普遍来源。正如上一章我们讨论过的，假如压抑机制驱使无意识的主要过程躲藏起来，那么梦境、错误、笑话就是它们闯关的滑稽手段。它们是无意识的天才策略、爬出压抑之地牢的精巧逃亡路线。

在跳跃到“无意识”课题之后，让我们现在后退到《梦的解析》（Die Traumdeutung）——精神分析从未被超越的奠基文本。我们对梦的分析与注解揭示了那些无意识冲动借以引发笑声的神秘“音节化学”（syllabic chemistry）。假如无意识正在向意识的无上权力发动一场永恒的战争的话，那么笑声就是它最有力的化学武器。

围绕着那个著名的前提“对梦的解析是通往心理的无意识活动的知识的王道”（The interpre tation of dreams is the royal road to a knowledge of the unconscious activities of the mind）（《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5卷，608页），弗洛伊德在这部名著里辨认出睡眠中心理的复杂无意义的“工作”（work）（迄今为止被科学边缘化和琐碎化）是理解所有心理活动功能和结构的关键。梦境为何能向心理真相的追寻者揭示这么多呢？

在上一章中，我们发现了无意识冲动（被压抑机制禁止直接进入意识的礼堂）如何在言语的掩护下偷偷溜进去。因而，那位青年对花卉展示（decorated）的敏感的欣赏，向无意识提供了一个对另一个甚为不同的展示（decollated）表达欣赏的理想工具。好吧，口误是狡猾的：在一个有口才、打扮入时的友人分散检票员的注意力之时，它趁机偷偷溜进观众席并且天衣无缝地混进有票观众的队伍。但也因为这个原因，口误本质上是无害的。一个无赖观众在专心的观众全方位的包围下，没有太多空间耍花招。假如他令自己的出现太受注目，就会马上被驱逐。它只能通过将自己化约到近乎不可察觉才能避免这种命运：派对中那位年轻女子有可能会听出那个被意图的“decorated”又或直接错过辅音转换所带来的影射。最终，口误的胜利更多地确认而不是拒绝意识的统治（rule of the conscious）。

心智清醒的检票员狂热地履行他的职责，意识到他确保会堂里的表演不被打扰的重大责任。假如太多不被允许的思想从他眼前溜进来，又或压抑作用失效，神经症（neurotic illness）就会爆发。另一方面，值夜班的检票员则很不活跃。所有做过梦的人都知道，一个念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进入梦境。记住，一个念头只有在它服从于时间和现实法则的情况下才能被允许进入清醒的心智。睡眠中的心智，看来没有那么挑剔。时间的延续性和现实的可靠性——白天的铁律——将在夜里变得可有可无。在清醒状态的生活中，我们的现实感（sense of reality）由对事物进行区分的能力所维持，而这正是无意识缺乏的能力——无意识享有“在矛盾律面前获得豁免”的特权。在梦中，我们刚好能找到一个我们刚刚吃掉的蛋糕。

然而，我们也不应将梦定义为无意识的专有领域。毕竟，在违反意识的法则的同时，梦也可以向意识展示惊人的服从。认为睡眠受到无意识直接且不受挑战的统治的观点是诱人的，但并不属实。我们在上一章引入骗子这个概念，正是为了指出将无意识过程变成——用弗洛伊德的说法——“真正的意识”（consciousness as such）的不可能性（《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5卷，612页）[1]。不论是骗子还是无意识都永远不会以“如实”（as such）的面目出现，而只以多种形态的伪装方式出现。但《梦的解析》所揭示的是，梦境向无意识伪装其冲动提供了最丰富、最具可塑性的资源。没有其他形态的心理活动向无意识提供这么大的空间让它自由地探索、让那些被意识禁制的念头发声——虽然是以变形的方式。

无论如何，这种自由远远没有达到绝对的程度。值夜班的检票员对那些想入场的念头的限制或许比较松弛，但他并没有彻底放弃入场规则。不需要像在清醒时那样正式打扮——换言之，不需要遵从严格的文法和逻辑。但同时无意识冲动也不能期望一丝不挂地出现就获得放行。因为这位夜班检票员也有一项重大职责：他要确保梦境服务于“睡眠的保卫者而不是打扰者”（the GUARDIANS of sleep and not its disturbers）的正确功能（《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4卷，233页）。梦境不是释放白天累积在无意识中的过剩心理刺激的唯一出口，同样重要的是它们——遵循愉快原则——要确保这种释放足够少和平均，以防止睡眠被打扰。

换言之，梦负责操纵任何来自无意识的兴奋/刺激（excitation）。无意识是机会主义的：它知道在晚上它能偷运的东西远远多于白天。但它也知道肆无忌惮的态度对它没有好处。一旦心理兴奋的水平超过一定限度——不论是痛苦还是快感——睡眠就变得不可维持。就这种后果将使清醒心灵的统治恢复，其压抑力大得多，也就导致无意识的失败。在梦中，无意识因此被双重命令所驱使：在表达被压抑内容的同时，不敲响意识的警钟。因为假如那些内容太过张扬地展示自己，无意识将失去睡眠赠送的相对自由。这就像在一个成功的偷窃案中，避免吵醒屋主符合小偷的利益。

我们再次使用弗洛伊德早前的隐喻，日班的检票员无法贿赂。如果他负责看门，无意识就无法通过审查。而他的夜班同事更具弹性——他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或以弗洛伊德的话说，他向麻烦的无意识访客做出了让步：“你可以进来，条件是不能太吵——以那种方式，我继续我的工作，而你也不会被踢走。”他的态度更多的是现实主义而不是犬儒式的（less cynical than realistic）。他知道，假如不想让它们变得完全无法掌控，就要给予轻度的放纵。那些白天占据舞台的演员及观众已回家休息，把空间让给更新潮、充满性和暴力色彩的地下表演场景的拥护者。假如到了早上表演场地大致上保留原样，连日间检票员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也明白妥协的价值——确实，他就是其中一个受益者。假如无意识冲动在晚上保持忙碌，它们就不太会在日间造成困扰。

但是我们还没有解释梦如何阻止无意识引发的过度困扰。我们尝试运用另一个隐喻带来帮助解释——这次来自《梦的解析》。这个隐喻有指导性是因为它指向梦和书写语言的关系。弗洛伊德说，梦就像在独裁统治下的媒体，它是无意识和审查员之间妥协的产物。审查员审查并编辑提交上来的材料，但这种政权下的写作者则已经发现了绕过审查的方法：“举个例子，他可以描述中央王国（Middle Kingdom）的两个官员间的纠纷，而他脑中实际思考的是自己国家的官员。”（《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4卷，142页）就像被审查的作家，梦在揭示和隐藏它的意思的双重命令下工作。梦并非内在地“机智和天才”，而是因为“它们思想的直接和最容易的表达方式被禁止”而“被迫变成这样”。弗洛伊德将这种被迫的机智和天才命名为“梦工”（Traumarbeit，dream-work）——是很精确的：由于缺少获得满足的最便捷途径，梦被迫工作、被迫煞费苦心地编织伪装，像走迷宫一样迂回前进。梦凝缩并且移置意义，为替换我们的清醒语言的语法和较准确的词语打造一个模糊的口头和视觉再现系统。举个例子，弗洛伊德注意到，梦境可以表达含糊暧昧，却不能表达“非此即彼”（either/or）（在这方面，梦自然带有其无意识源头的印记）。那些清醒心智表现为相似的东西，梦中心智则表现为统一的（unified）；我们的意识中认为逻辑上存在先后关系的两个事物，会被梦表现成同时出现的。而那些直接表达将被审查员禁止的痛苦情感（affects）或情绪则被颠倒（reversed），正如弗洛伊德记录的一个梦，一位老先生将他对将临的死亡的病态悲伤表现为“不受约束的笑声”（《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5卷，473页）。

但最重要的是，梦是词语歧义的狡猾、勤劳的利用者。要理解它们的运作，我们只需回想一下那个关于住宅电话的梦。这个梦简洁地展示了弗洛伊德认为梦有两个来源的观点：在前一天遗留在心智中的“残余”（residues）（在这里指做梦者的熟人在深夜按门铃）塑造了梦境的显在内容（manifest content），以及做梦者在分析中通过对显在内容的自由联想带来的无意识记忆和幻想。这些自由联想（做梦者的小男孩时期的记忆）形成了一条通往梦的潜在内容（latent content）或无意识意义的道路。

做梦者的第一个联想是一个“早期经验”，并把它和前一晚的门铃声这一“不相关的激发原因”放在一起：还是一个男孩的时候，他曾将住宅电话的线路浸在水里，导致电话不断响铃并打扰了父亲的睡眠。前一晚的事件——在孤立的时候它并不重要——被早期经验贯注。然而还是存在一个问题：这个后来事件在早期事件中的镜像是不是已经帮助解决了梦的意义的谜团？完全谈不上——相反，早期事件是一连串自由联想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梦境暗指前一晚的事件——而这事件又掩饰了小男孩时期的经验——以至小男孩时期事件隐藏了更深及更朦胧的记忆和幻想。

我们可以说每一个移置只能移置另一个移置。换言之，梦的解释不会挖掘出一个梦境的全部和无意识内容无可置疑的终极内核。相反，弗洛伊德写道：

即使在最彻底地被解释过的梦之中，往往也会有一个段落只能遗留在朦胧状态；这是因为我们在解梦的过程中开始意识到，存在一个梦思想的纠结点，它不能被分解，并且更进一步地说不能增加我们对梦的内容的知识。这就是梦的肚脐（dreams’s navel），梦借助它通往未知的那一点。（《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5卷，525页）

梦境以阻挡那个恰好是它自己提出的解释作为结束。解梦的悖论在于，它只能在撞上完成的不可能性时完成。猛烈拉扯一个不能解开的绳结的挫败感是一个反直觉的信息：我们已知道了有关梦的一些事情。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梦境里，这种挫败感在我们靠近那个奇怪词语tutelrein的时候出现。现在让我们跟随弗洛伊德，区分这个词的两个组成部分。

“tutel”这个词凝缩了几个相互矛盾的联想。弗洛伊德说，它是“表示‘监护’（tutelage）的法律辞令”，暗指父母权威的一个颇正式的、法律的概念。然而它“也是代表女人胸部的一个粗俗词语”——用我们自己的俗语说就是乳头（tit）。某种歧义马上确立了自身——tutel同时表达了父母儿童关系的空洞形式和密集内容[2]、同时表达了隐藏的父权和慈爱的母性关心。对这位儿童来说，tutel指涉他必须服从的外部的“监护”（tutelary）纪律，以及他无法控制的对乳房的内心欲望。换言之，词语同时具有正式和俚俗的性质只能加深这种歧义、暗示父母权威和情色欲望之间的姻亲关系——“监护人”和“乳头”；纪律和违法互相混合在一起。

当tutel被带到rein面前，意义的凝缩就以乘数的方式增长。tutelrein这个复合物同时暗示“摆脱监护／更高权威”以及“摆脱乳头”——换言之，暗示一个成熟、自我约束的成年人、从母性欲望和依赖中“断奶”（weaned）。但弗洛伊德建议，这种成人的自主性和“清洁性”（cleanliness）被它的反面缠扰着，将rein带给“Zimmertelegraph”（住宅电话）的前半部分的联想中，形成zimmerrein（受如厕训练的），“和弄湿地板（的概念）密切联结”。通过这种方式，Zimmertelegraph的弄湿和连续铃声成为互相冲突的概念的节点（nodal point）：成人和儿童、纪律和欲望、节制和不节制。难道修理工的那句宣告不是暗指这种内部冲突吗：“甚至那些作为‘tutelrein’的人也总是缺乏能力处理这种事情，这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

其中一种翻译修理工的声明的方式是：“滑稽的是，那些以为自己已脱离幼儿欲望的人其实仍然受到那些欲望的控制。”原因是假如那杯被打翻的水和zimmerrein一齐被带进联想——它暗示尿床——这位男孩的主要宣示是弗洛伊德称之为“尿道情欲”（urethral eroticism）的东西的展示——一个小男孩的失禁不是弱点的标志，而是无意识性欲和侵略性（sexual ambition and aggression）的标志。难怪这件事弄醒了他的父亲。这种男子气的敌对性（masculine rivalry）进而再次唤起了tutel（乳头），男孩拥有母亲乳头和从乳头“落下”的“水滴”的欲望。然而同一个敌对性同时召唤了他父亲的tutelage（监护权）——父亲分离了他和被欲望的乳房。这些幼儿期印象（infantile images）——使事情变得更复杂——可以被少年期的影像覆盖（overlaid）：落下的乳滴和尿液被落下的精液代替。在夜色的掩护下，当他的父亲入睡后，这位少年抓紧机会释放所有冷静年轻男人被命令精通的那些欲望。最关键的是，作为弄湿东西的信号的zimmerrein这个词是他一位（被他罪恶地渴望的？）家人名字的模仿。

弗洛伊德的解梦显然没有解开位于梦的肚脐眼的“梦思的纠结点”（the tangle of dream thoughts）。在挖掘出它的潜在意义时（possible meaning），我们不是进一步消解或解释它，而是单纯地揭示它那些不可知和过剩的源头。

Tutelrein这个词拥有充足的凝缩。它反映了那个吸奶的婴儿、那个尿床的小男孩以及手淫的少年在成年人的精神结构（psyche）中留下的永久印记。它也重新唤醒了惩罚性的自我纪律和（不停缠绕精神的）不受调节的欲望这两者间的斗争。梦境使这些互相冲突的主张——再次引用前面的节录文字——“形成一个中间目的（intermidate aim）、一个折中物”。这种折中物通过语言形成并不是一个意外，因为“词语，由于它们是大量概念的节点（nodal points of numerous ideas），可以被认为注定是歧义的”（《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5卷，340页）。

歧义有很多用途，最基本的一种属于防御性质。正如埃玛的症状显示，歧义使不可忍受的真得以披上无害琐事的外衣。在梦境中通过“部分谐音、口头歧义……或任何我们在笑话和游戏中容许的词语上的联想”而构成的、弗洛伊德称之为梦中的“表面的”影像关联（“superficial” interrelation of images in the dream）的，是存在于“它们之间的、受制于审查所施加的抵抗（resistance of the censorship）的一个更深层的联结”的标志。（《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5卷，530页）换句话说，玩笑本身是极其认真的：就像诗，玩笑将那些来自意义（对外部世界的指涉）的注意力转向声音（词语自身的声波和节奏特性）。诙谐的话语服务自己（serve themselves）而不是它们之外的世界。

正是这种转移逻辑（logic of diversion）使笑话成为服务于梦的丰富资源，向后者提供一种同时用作表达及隐藏它想要说的话的语言。笑话和梦使那些被我们按照惯例抑制的歧义——抑制它们是为了使我们自己能够被理解，因为在双关语之中，日常的交谈无法有效进行——变得可闻（audible）。“在现实生活中，我很难自称是一个机智风趣的人”，弗洛伊德在脚注中写道。机智，通过在沟通之中引入欺骗，削弱了科学人有责任达致的清晰性和可理解性。多亏弗洛伊德本人和现代思想的历史，“建构梦境所需的那些奇怪的心理条件”向他提供一张放弃这个责任的夜间牌照。通过阻止直接的表达，梦将思想（或念头）置于一种迫使它们同时变得隐晦和奇怪滑稽的迷宫式转移之中。

通过将无意识思想置于一种初级文法和句法（rudimentary grammar and syntax）之中，梦境至少保留了意义表象。但假如我们试图不通过伪装去传达无意识那些顽固的矛盾内容——正如我们很快要发现的——它们的意义就会完全被抵消。[3]

[1] 无意识不可能还原为任何确定的内容，相反，意识中的事物都是可以界定和形容的。——译者注

[2] 前者指这tutel个词与tutelage的外形相似性，后者指父母儿童关系的复杂内容。——译者注

[3] 这句是在强调无意识内容不能被有效地翻译成任何有意义的意识内容。——译者注

第四章 滑稽的无意识

那么，一个笑话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被审查机制视为荒谬（nonsense）？是当笑话使用了在无意识中常用的，但被意识宣布为危险的思维模式的时候——其实就是错误的逻辑（faulty reasoning）。因为某些严格来说属于无意识的思维模式也被意识记住了——譬如某些种类的间接指代（indirect representation）、暗示（allusion），等等——即使在意识层面对它们的运用受到颇大程度的限制。当一个笑话利用这些技巧，它在批评面前将招来很少或零反对；只有当它同时采用其他技巧时，意识思想才会反对；假如它隐藏了它使用的错误逻辑并以逻辑表演来伪装它，一个笑话仍然可以逃避反对［……］但假如它毫不伪装地生产错误逻辑，那么肯定要招来批评的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笑话有另一种资源。错误逻辑（笑话用它作为其中一种无意识思维模式的技术）以滑稽（comic）的身份攻击批评（criticism）（然而它不是必然要这样做）。有意识地尽情发挥无意识思维模式——由于其错误逻辑而被否定——是制造滑稽愉悦感的一种手段；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因为建立一个前意识贯注（preconscious cathexis）所需的能量耗费（expenditure of energy）要远远大于任由其无意识贯注（unconscious cathexis）尽情发挥（free play）。当听到一个——可以这么说——已经在无意识内形成的思想，我们拿它和它的修正版本比较，（然后）一个能量耗费的差距出现并导致滑稽愉悦感。笑话以这种方式运用错误逻辑作为其技术——因而显得荒谬——结果能够同时制造一种滑稽效果。假如我们未能侦察到笑话，我们又一次只剩下滑稽或古怪的故事。

那个在被交还时破了一个洞的、借来的壶的故事，就是任由无意识思维模式尽情发挥的纯粹滑稽效果的极佳例子。我们记得，当那名借壶者被质问的时候先回答说他根本没有借过那个壶，第二次他回答说当他借那个壶的时候它就已经有一个洞了，第三次回答说他已经交还了一个完整无缺的壶。几个思想之间互相取消——每一个本身都是有效的——正好是在无意识之中不会发生的事情。

——摘自《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8卷，204—205页）

由于被拒绝直接进入意识，无意识只能利用最精巧的诡计才能发声。这些诡计对主宰意识思维（conscious thinking）的逻辑和文法定律的天才式规避，引发了笑声。无意识假如不是足智多谋就会一无所有：假如它的内容被拒绝以“正常及认真的联想”的形式被表达，它就会改用“肤浅的明显荒谬的联想”（《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5卷，531页）。正如弗洛伊德在分析梦的过程中惊讶地发现，无意识在选择联想路径（associative paths）时也不受自尊心的抑制：“作为一个念头与另一个念头之间的桥梁，联结不嫌太松散，笑话也不嫌太恶劣。”（《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5卷，530页）无意识就像一个容易兴奋的小孩（或一个低级名人），将不择手段地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引用的来自弗洛伊德1905年的《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的文字，将这种厚颜无耻描写得尤其生动。梦思维（dream-thinking）的荒谬性被一种值得欣赏的发明精神部分地赎回。梦征召了语言和声音武器：“半谐音、语言歧义性、不带任何意义关联的同时并存，又或者任何我们在笑话和文字游戏中允许的联系。”（《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5卷，530页）对比之下，我们在此讨论的“滑稽的”笑话种类［以“借来的壶”（“borrowed kettle”joke）作为典范］，舍弃了这些复杂的策略而选择了在同一时间更无力和更奸诈的东西：彻底的低能（sheer ineptitude）。滑稽逻辑根本不用为无意识思维的“错误逻辑”进行伪装或补偿。相反，它通过“有意识地任由无意识思想模式尽情发挥”来达到目的。

无意识的这种有意识的表演，一方面指向梦和口误（parapraxis）[1]之间的明显、重要的差异，同时也指向梦与笑话之间的明显、重要的差异。梦和口误的狡计完全是无意识的。在他的清醒生活之中，弗洛伊德“很难自称是一个机智风趣的人”，然而却因为他的梦无意中成为一个机智风趣的人。对比之下，笑话是文化有意识地为无意识冲动的表达指定的空间。就像儿童，笑话拥有一张豁免牌照，可以动用那些被规范性成人沟通所禁止的逻辑和规矩以区分自身与其他无意识表达形式。

无论如何，不论对笑话还是对梦来说，这张牌照有它的限制。笑话可以利用日常逻辑一致性和连贯性的管理松懈，但它至少要在表面上维持对这些规律的遵守。以弗洛伊德在《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中不断重复的那个“鲑鱼蛋黄酱”笑话（“Salmon Mayonnaise” joke）作为例子。一个贫穷的、自许的美食家从一个有钱的相识者那里借了25弗罗林[2]，后者第二天在一家餐厅发现他的借款人坐在一盘鲑鱼蛋黄酱面前。债主责备美食家用他的钱做如此的放纵。借款者则回答“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假如我没有钱就不能（can’t）吃鲑鱼蛋黄酱，而假如我有了一点钱又不许（mustn’t）吃鲑鱼蛋黄酱。好吧，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我才能吃鲑鱼蛋酱呢？”（《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8卷，50页）

这属于被弗洛伊德——在我们节选的段落之中——形容为隐藏“在逻辑表演之下的……错误逻辑”的那类笑话，它的逻辑外表通过现在已为人熟知的移置机制实现：欠债人移置了他的熟人的沉重要求（不许享受），将它从为什么他竟然去吃鲑鱼蛋黄酱转移（diverts）为琐碎的他什么时候应该吃鲑鱼蛋黄酱。然而这种移置不仅是一种幽默的使人混淆的手段。正如弗洛伊德主张，笑话根据愉快原则的强烈要求来行事。它以一种变形的声调表达了对“人的愿望和欲望有权让自己和严格、无情的道德一起被人们接受”（《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8卷，110页）。

笑话提供了一个愉悦感意志（will to pleasure）获得自治权的世界的稍纵即逝的体验。它制造的笑声刺穿了外部世界要求的抑制性的严肃。执行这种严肃性的规则不是轻易的任务，它涉及高额的“精神开支”（pyschical expenditure）（《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8卷，118页）。笑话的快感来自这种开支的节省，并从那些维系着规范性的社会及心理活动的禁忌中释放出来。贫穷美食家的放肆（chutzpah）笑声，是因为他颠倒了那个控制着日常经验的、现实压倒愉悦的等级。

当然，我们应该对梦中这种价值的颠倒感到熟悉。梦同时被（满足）愿望以及伪装、扭曲愿望的命令——由压抑强加——这两种力量驱使。在上一章我们曾讨论的那个年轻人的梦中，最关键是这种伪装动用了凝缩的形式：tutel这个词在其内部同时凝缩了对“tit”（乳头）的被压抑愿望以及“tutelage”这一进行压抑的权威。在鲑鱼蛋黄酱的笑话中，愿望借助移置机制达成其间接的实现：“为什么你竟然在吃鲑鱼？”这一责备性问题被转移成琐碎的问题：“为什么你现在吃鲑鱼？”正是在这种共同的变形机制（mechanisms of distortion）的基础上，弗洛伊德辨认出了一种和梦工（dreamwork）关联的“笑工”（joke-work）。在两种情况下，愿望都要围绕着禁令做工作。

无论如何，相对于有意识的思想过程所要求的能量，这种工作涉及一种心理能量的低度投入。弗洛伊德说，笑话思维和规范性思维之间的“开支差距”（difference in expenditure）正是笑话的快感的来源（当然，在说笑话和解释笑话之间存在一种颠倒和“开支的差距”。后者所动用的心理劳动量也许解释了为何传统智慧一口断定笑话分析对笑话最具杀伤力。另外，在理论思辨的重和笑话的轻之间的不合比例之中难道不是存在某种本身很滑稽的东西吗？）

鲑鱼蛋黄酱笑话中的债主要求他的债务人遵守逻辑和道德的严格要求，而后者则实际上回答：“但是如果那意味着我不能吃我想要吃的东西，那么我就不管了！”当然，这是实质（effective）而不是具体的（actual）反应，而这两者之间有重大的差别。具体的反应是一个诡辩、对有效理据（sound reasoning）的一个蔑视的戏仿（parody），而它所掩盖着的实质回应是一个无意识伪装——基于对矛盾律（law of noncontradiction）的无耻的漠视：“我想要钱周转，我想要钱吃鲑鱼蛋黄酱。”这自然和借款人的坚持猛烈冲突：钱只能服务于一个指定的目的（for one and not the other）。换言之，再次援引“无意识”这篇论文的用语：站在外部现实（或意识的）古老视角，借款人看见的是“非此即彼”（either-or）；而借款人站在精神现实（或无意识）的视角只知道“二者兼得”（both-and）[3]。

现在借款人实际足以知道，在没有明目张胆、自动取胜式地面对基本逻辑和道德——或在我们的引文中弗洛伊德称之为“批评”的东西——之前，这种“二者兼得”不能被赤裸裸地确立或“任由尽情发挥”。他对债主的责备性质问的移置是一种绕过（circumvent）这种批评并因而令我们发出笑声的东西。

然而，我们的节选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假如一个笑话连这种做做样子的逻辑表演都弃之不顾会怎么样？假如它——相反——“毫不掩盖地生产那种错误逻辑”又如何？另一种问同一个问题的方式：是否存在一种没有笑工（without joke-work）的笑话？[4]不过，难道笑声不是天才的移置和凝缩的一种效果吗？没有这两者，还有什么东西值得笑？弗洛伊德的直接回答是确实没有：“假如它毫不掩饰地生产错误逻辑，批评之声必然追踪而至。”但弗洛伊德又马上对这个主张附加了一个条件：笑话可以通过冒充滑稽（comic）的手段来逃避这些批评。

那个穷困的美食家无法强迫自己遵从心理能量（mental energy）的抑制性（inhibitory）开支：克己（renunciation）的心理开支超过了（在他自己不十分客观的估算中）纵情享乐的经济开支。但他至少通过逻辑表演向他的债主表示了最低限度的礼貌，尝试在外部和精神现实之间达成某种妥协——不论这种妥协是如何可笑地无法令人信服。那个借壶者——完全被他的精神现实的鬼魂附体——连这种最低限度的妥协也不给物主。任由“无意识思维模式尽情发挥”，他甚至否认了借壶这一行为，然后是他对借壶后果的责任的否认（壶本来就是破的），再然后是对全部借壶后果的否认（壶已经完好无缺地交还）。

这种自我入罪的一系列借口最少从两方面展示了无意识过程。一方面，它使我们极度接近无意识那种密集的、无形状的现实（formless reality），在其中极端不兼容的事实并存，而且相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另一方面，无意识无法被完整地翻译为意识内容。在精神现实中可能的事情在外部现实中变得不可能：“这种几种思想间的互相取消——每一种本身都是有效的——正好就是在无意识之中不会发生的事情。”对意识来说，一个事实的宣称不能和反驳它的命题共存——换句话说，你不能既拥有你的蛋糕同时又吃掉它。

弗洛伊德多次引用康德对滑稽（the comic）下的定义“已经转向虚无的期望”（an expectation that has turned to nothing）（《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8卷，199页）。康德考虑的是喜剧引起张力然后又淡化的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然而他的描述在“借来的壶”笑话中呈现了一种不同的反响。因为通过说得太多——换言之，通过同时主张多种极端不同的、相互间不能共存的事实——借壶者恰恰变成什么都没说（nothing）。企图用意识语言（conscious language）翻译无意识过程就好比曝光未冲印的底片，日光总是会抹去所有内容。

这个简单的比喻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虽然没有任何底片的影像能够在日光下幸存，借壶者的某些无意识思想却在其表达中幸存了下来。在滑稽笑话里，无意识思想拥有底片所欠缺的保护性的外表：滑稽伪装。根据弗洛伊德，滑稽引诱“批评”放松它严苛的统治。我们记得，除了傻瓜（the Fool）以外，李尔王不听任何令人不快的意见。

然而，鲑鱼蛋黄酱和借来的壶的笑话之间的差异是机智和滑稽的差异；滑稽舍弃了那种机智使之变得如此响亮的工作。在借来的壶的笑话里，不存在移置或凝缩，不存在声调、韵律或语义的文字游戏，除了无意识粗糙、赤裸裸的相互矛盾以外再无他物。这带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滑稽如此无耻地懒散还能过关？滑稽伪装的方法中存在什么转移了批评的视线？

现在我要召唤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The Emperor’s New Clothes”）[5]的故事以便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记得，故事中的两个骗子被喜好铺张的皇帝委任编织他们声称任何不称职官员均看不见的漂亮衣服。他们假装忙着操弄织布机，实际任何事也没做。被皇帝派去监察工作进度的使者看不见织布机上有任何东西，但因为害怕暴露他们的不称职而禁止自己说出其真实所见。结果，皇帝本人最终被哄骗宣布那些不存在的新衣的美妙，并在首都的大街上的巡游中展示它们。街上的人群由于害怕暴露自己的愚蠢而参与执行了这个已经变成集体错觉（collective delusion）的共谋，最终被一个小孩的惊呼揭穿：“但是皇帝陛下根本一丝不挂呀！”（安徒生，1992，109页）

设想我们将皇帝对复杂伪装的爱好，解读为对机智的爱好又如何？毕竟，正如我们已经看见，机智需要大量精巧的编织——移置就像经纱、凝缩就像纬线。然而，安徒生笔下的骗子们虽然假装编织实际上没做任何事情，而这种无（nothing）最终在皇帝的裸体上显现了自身。难道宫廷和公众面对赤条条的最高统治者时的行为，不是奇怪地近似“批评”面对滑稽时的反应吗？两者同样隐瞒了真相，仿佛被咒语镇住，无法抗议对外部现实逻辑的无耻违反。被什么镇住呢？被欺骗以及滑稽所编织的幻觉（illusion）镇住。在滑稽成功说服它的观众无意识冲动的裸体已经被隐藏的意义下，滑稽以安徒生故事中骗子的方式行事。然而，就像一直隐藏着皇帝裸体的是他的臣民的集体错觉，一直隐藏着无意识思想的是滑稽自己编织的咒语。存在于借壶者的无掩饰的无耻中的某些东西——就像骗子的奇观式的胆大妄为一样——使批评的刀锋变钝。当然，只有一个孩子对现实原则的漠视（讽刺的是，现实原则在这里正是对惩罚的恐惧）——现实将施加在“蠢人”和“不称职者”身上的惩罚所引发的恐惧支撑着无处不在的不现实才再次磨砺了批评的刀刃。

机智和滑稽之间的区分，由它们在精神现实和外部现实（psychical and external reality）之间塑造的不同关系所定义。机智是承认两者的要求，尝试在两者间达成妥协。“那么我什么时候才能吃鲑鱼蛋黄酱呢？”这个问题，是一个移置的外部现实，借钱者用它来掩盖属于精神现实的极度饥渴的诉求（吃蛋黄酱）。另一方面，滑稽——至少在借来的壶的笑话中——涉及对外部现实的大规模拒绝。当面对他在壶体造成的洞，他选择撤退到内部现实的疯狂之中而不是承认外部现实。正如《皇帝的新衣》生动地展示的，在这方面，外部现实面对它的精神对应物的突然、不妥协的要求时惊人的脆弱。确实，文学充斥着这种脆弱性的例子：想想《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 s Dream）里赫米亚（Hermia）对她的外部现实崩溃的创伤化反应（traumatized reaction）。当她以前温柔的情人说他恨她并且爱上了她最要好的朋友，她的自我形象被贬低到开始怀疑分隔内部和外部的那个自我，失去这个分隔，正常的神智将会溶解：“究竟我是不是赫米亚？”（第三幕，第二场）

机智和滑稽的区分方式，似乎正像神经症和精神病（psychosis）在弗洛伊德眼中的区分方式一样。机智近似于神经症，它的创造就像神经症症状一样同时表达了无意识冲动及其压抑：埃玛的恐惧症使她被压抑的性欲（sexual desires）和对依附这些性欲的压抑性恐惧变得可见。相反，滑稽将我们带到更接近精神病的地方。弗洛伊德在1924年的文章《神经症及精神病中的现实丧失》（“The Loss of Reality in Neurosis and Psychosis”）中谈道，“在神经症中，通过一种逃走行为（flight）回避现实”（《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9卷，185页）。这句话的要点是：无论如何，这种逃走已经是对不想要的现实的一种承认。相反，精神病拒认（disavows）[6]它不想面对的现实——精神病拒绝（denies）它的存在，就像借壶者拒绝他造成的洞的存在、宫廷拒绝皇帝裸体的存在。

这解释了为何借来的壶的笑话更多地令人感到不安而非风趣——事实上正是因为同一个原因，赫米亚的恐怖问题才能够在观众的笑声中引入一个怪诞的中断。它可以反过来解释为何——与我们的判断不太相符——“疯子”吸引我们发出紧张的笑声。当然，即使在滑稽之中——甚至在精神病之中——无意识也会采取伪装：但这些伪装是透明的，而且它们提供了所有无意识的无形状混乱状态的一瞥，令我们不确定该笑还是哭。

[1] parapraxis泛指言语、动作、记忆上的无意识错误。——译者注

[2] 弗罗林是13世纪起佛罗伦萨铸造的一种金币，在西欧广泛流通。后来一些欧洲国家的硬币也被称为弗罗林。——编者注

[3] “both-and逻辑”的意思是笑话的主角企图同时拥有又吃掉同一个蛋糕。——译者注

[4] 这里的“笑工”指移置和凝缩对话语进行的加工。——译者注

[5] Hans Christian Andersen,“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in Fairy Tales (Everyman, 1992).（安徒生《皇帝的新衣》）

[6] 在此，拒认（disavow）实际上是对某个东西完全排斥、完全无视的意思；在后来的拉康理论之中，拒认则专指性倒错患者对阉割采取的结构性立场（拒绝承认）而非完全排斥。——译者注

第五章 不

我们的病人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带出他们的联想的那种方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观察机会。“现在你觉得我说了一些侮辱人的话，但其实我真的没有这种意图。”我们意识到，这是通过投射（projection）对一个刚刚冒出来的念头的拒绝。或者：“你问我梦中这个人可能是谁。她不是我母亲。”我们把这个修订为“那么她就是我母亲”。当我们进行解释，我们有时需要漠视病人的否定，并且从联想中单独挑出核心主题（subjectmatter）。这个过程就像病人其实在说“确实我在思考这个人的时候想到了母亲，但我不打算让这个联想算数”。

有一种很便捷的方法容许我们有时取得有关无意识压抑物的资料。我们询问：“在那种情况下，你认为最不可能的事情是什么？你认为当时离你的思想最远的东西是什么？”假如病人掉进这个陷阱并说出他认为最不可置信之事，他几乎总是会做出正确的坦白交代［……］

一个被压抑的影像或思想的内容因而得以进入意识，前提是它要被否定（negated）。否定（Negation）是一种辨认出被压抑物（the repressed）的方法；确实，在这种情境中否定已经是对压抑的解除，虽然它——当然——并非对压抑物的接纳。

——摘自《否定》（“Negation”）（《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9卷，235—236页）

否定（Verneinung）这一机制，就像拒认（Verleugnung）一样，涉及对一个看来自明的现实的拒绝（实际上denial是对Verneinung的更常见的译法）。在他那篇高度浓缩的1925年的论文中，弗洛伊德主张否定即心灵判定一个对象为不真实（unreal）。弗洛伊德注意到，否定从属于他五年前在《超越愉快原则》中确认为“破坏性的”驱力。那种破坏性或“死亡的驱力”（我们将在第九章更广泛地探讨这个问题）是人类这种生物朝向“分离”（defusion）或崩解的意志——与朝向生命和爱的综合的、统一的驱力对立。那么难怪“在某些精神病人身上的普遍的否定的愿望”尤其突出（《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9卷，239页）。

我们在本章中关注的不是否定机制本身，而是它在精神分析治疗环境中的特定呈现：换言之，我们关注的是病人将自己的思想否定为不真实。弗洛伊德暗示这类否定证实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潜在的精神病内核，而这内核拒绝（denies）任何在现实中它认为无法忍受的东西。对分析师来说，病人对一个思想的否定铺平了通往她的无意识真相的道路，因为其实她的“不”流露的是一个太痛苦的异质（alien）以至她拒绝承认的想法。

从病人的嘴巴到分析师耳朵的这段旅程结果令她的“不”变成了“是”（yes），并向分析师提供了通往她最深层秘密的通路。我们的节选指向为何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一直引起人们的高度怀疑和恼怒。难道第一段不是表现出一种潜在的威权行为？假如病人坚持梦境中的角色不是他母亲，“我们把这个修订（berichtigen——字面意思‘纠正’‘扶正’）为‘那么她就是我母亲’”。不只一位读者——实际上不只一位病人在这一刻想要愤怒地质问弗洛伊德：你是谁，竟敢修改我说的话？你是谁，竟敢剥夺我界定我的话的意义的宝贵权利、剥夺我对我自己的话语的著作权（authorship）？

我们可以将这种怒火再添一把柴，通过狡猾的策略：让这些句子和弗洛伊德著作中的其他句子相斗。我们可以刻薄地观察到，弗洛伊德忙于向他的病人警示他们的精神病倾向，以至于他似乎没有注意他自己的精神病。毕竟就在三年前他曾写过关于妄想症病人（paranoiacs），“他们让自己被无意识的知识指导，并将他们从自己身上抽出的注意力移置到别人的无意识心灵之中”（《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8卷，226页）。难道这个描述不是诡异地近似分析师对病人的口头错误的修正？他也利用他自己的无意识知识去穿透另一个人的无意识，借助预言家（seer）的确定性来揭示它的秘密含义。注意他就像一个机智的妄想症病人，设计出那些他早知病人将掉进去的“陷阱”。

在上面这种对精神分析师的抗议中存在某些东西，我们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尝试指出它是什么。但这种抗议也同时存在缺点：它不加质疑地假定了自我（self）的完整性和透明性，而这恰好是精神分析所质疑的。以为自己比分析师更清楚其思想和感受的意义的患者，太轻易地忘记了他为何接受精神分析——首先是因为他在自己面前以某种形式变得陌生（strange）。出于很多不同的原因，人们来见弗洛伊德——正如他们今天仍继续见分析师：他们当时正经历原因不明的恐惧反应；或他们当时正忍受着医学无法诊断的生理症状——呕吐、口吃、气味幻觉、局部瘫痪；又或者他们被迫执行意义费解且折磨人的行动或仪式；又或者更直接地，他们由于部分或完全不理解的原因而陷入痛苦。然而贯穿这些不同的动机的是：有一些无法辨认、无法理解的力量正拼命使自己在意识层面获得呈现。用另一种方式说，某些生理机能的失调或情感僵局正在以怪异、痛苦而又清晰的方式呈现诗人蓝波（Arthur Rimbaud）的名句：“‘我’是一个他者。”（“Je” est un autre.）我进入分析的原因是，当我说“我”，我不知道或不再知道我——更准确地说“我”这个东西——是谁或我是什么[1]。

自由联想——弗洛伊德不断指出的精神分析治疗“基础原则”——是缓慢、费力的方法，通过它，患者的经验和这种极端的自我异化（self-alienation）达成和解。躺在那里，病人不受分析师的在场（他坐在病人背后）及分析师的反应导致的抑制性的注意力分散（inhibiting distractions）所干扰，病人被要求说出任何闪现在脑海中的念头，不论在她眼中它们是多么琐碎、虚假、令人不快或不连贯。通过忠诚地遵守这条规则，病人被引导着蹒跚地走向她症状的无意识源头。

现在我们应该已经意识到——无论如何——病人的话语及其无意识意义之间的通路远非直线的。即使对“基础规则”的最认真的追随者来说，通路从头到尾被不可见的障碍和强迫的转移（forced diversions）所包围。自由联想的众多悖论之一是，它最具有揭示力的时刻，正是这个过程最不自由的时候——也即病人有意无意地抵抗（resists）自己的洞见时。这个悖论可以向我们提供一个试探性的线索，解释为何弗洛伊德不愿意接受诸如“她不是我母亲”这类严正抗议的表面含义。一个无意识思想恰好可以被病人的排除（dismissing）和否认（overruling）所揭示，“否定是认识压抑物的一种方式”（Negation is a way of taking cognizance of what is repressed）。抵抗同时阻塞及清除了通往无意识真相的路径。实际上，弗洛伊德似乎在这段节选中暗示，抵抗本身就是无意识传送其隐藏内容的手段。分析师的无意识之耳恰恰必须根据这种传送（transmissions）——它们通过人类正常听力范围以外的音频传播，并频繁地被抵抗之杂音（white noise）所淹没——做出调整，“就像一个电话听筒根据那个负责传送语音的话筒做出调整一样”（《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2卷，115页）。

那么，在无意识借之同时隐藏和暴露自身的那个放满伪装物的仓库里，否定必须同神经症症状、口误、梦和笑话的移置与凝缩放在一起。否定进一步证明了——尤其在分析情境之中——我能够控制自身话语和行动的意义的主张是多么脆弱。正如弗洛伊德在《无意识》之中描述的：“假如我在自己身上所看到的许多行为和表现无法同自己所能觉察到的自我心理活动联系起来，它们自然会被我视为他人的东西：这些行为和活动只能通过他人的心理活动来解释。”（《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4卷，169页）分析工作以一个惊人的洞见作为起点：即当“我”开口说话，“他人”也同时在我体内以腹语（ven triloquizing）说话，这个既离我极远又可怕地接近我的另一个人。这个“另一个人”（someone else）的名字就是无意识。

从早期的歇斯底里研究起，弗洛伊德开始关注不承认这位“另一个人”的各种可能后果。他发现无意识并不想平静地接受被忽视。通过将它放在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它》（The Ego and the Id）第二种心理模型提供的启示之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展示这种报复的倾向。他在这篇论文中主张精神原本仅仅是一个情欲和破坏驱力——或本它（id，德语为Es）[2]——的无形的蓄水池。心理的发展在本我的表面形成了一个“连贯的心理过程组织”（《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9卷，17页）；这个组织控制了与有意识的、有目标的自我（self）相关的所有运作（functions），并因此而被弗洛伊德命名为Ich——我（I），或以斯特雷奇较完善的翻译方式：ego（自我）。换言之，本它是原住民，而自我是入侵的殖民者：难怪前者怨恨被入侵者驱逐和忽视。在本它被驱逐的部分地区，它回来要求自我的赔偿并提醒这块领地的原主是谁。

而对被困扰的自我来说，还有更恶劣的事情：假如我们形容它在抵抗源自下层的无意识本它的起义，它同时也被一股处于它上层的、同样无意识且因而同样可怕的威权力量攻击。正如我们在第一章得悉，我最早期的力比多驱力注定因为被强加在它们身上的禁令而遭遇挫折。这种禁令首先化身在我的父亲这一角色上，而这父亲将我从我作为我母亲的情人的专有位置（priveleged position）上创伤性地驱逐出来。这个欲望及其被禁止的过程，其名字当然就是俄狄浦斯情结。它深深地植根于我的无意识记忆之中，它定期通过无意识层面以一种信息的形式宣布其在场的惩罚性提醒：“你不可以像这样（像你父亲）——换言之，你不可以做所有他做的事；有些事情是他的特权。”（《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9卷，34页）这个禁令信息的名字是超我（Über-Ich）。

为什么要提及弗洛伊德的心理第二地形学？或者是要展示在我体内的那位“另一个人”是如何怪异的不可捉摸（monstrously ambiguous）。这一刻它（他？她？）通过无目的欲望（aimless desire）的贪婪语调说话，下一分钟则以贵族的愤怒口吻发言。谁会想认识这位另一个人？当看见这位恐怖、多变的生物，谁不会倾向于用“对不起，我不认识你”——或“她不是我母亲”——来反应呢？

对坚持我不认识这个人的态度，分析师只能坚持以温和的“对，你认识她”（yes, you do）（或对，“我”认识她）来反应。“我”愤怒地抗议，“这是我的家，我建立它、我的血汗钱，我不允许别人擅自占用这块土地！”“我”宁愿忘记它是在另一个人的土地上建筑了它的家，甚至用了另一个人的材料；自我只是本它内部一个有组织的部分、一块脆弱的连贯性。

弗洛伊德知道这个发现是何等可怕。他多次将这形容为科学数个世纪以来对人类自信的自我形象的三重打击之一。第一个是将地球从宇宙的中心置换到宇宙最边缘的哥白尼打击；第二个是达尔文所展示的人类是动物王国成员的后代这一事实；而弗洛伊德继续说：“人类的自大将在当代心理学研究中受到第三次，也是最致命的打击，心理学研究致力向自我证明，它甚至在自己的家里都不是自己的主人，它必须接受某些事情正在它的心理中无意识地进行的信息。”（《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6卷，285页）

毫无疑问，要在不感受到这种打击、忽略通过我的口误、梦境、幻想以及焦虑来发声的另一个人的情况下走完生命全程是可能的。但人也有可能被恐惧、不快乐、混乱完全驱使，乃至出于对这个恼人的另一个人的好奇引诱而去见分析师。通过这种奇怪的安排——仅仅是一个人说话另一个聆听——这另一个人的朦胧不清的轮廓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就像所有类型的抵抗一样，否定表达了自我在这另一个人走得太近时转身逃跑的持续倾向。分析师的工作是找到一种方法鼓励病人坚持站在原来的位置、说服病人追随无意识而不是给它一个口误。换句话说，分析师鼓励病人在她的自我（her ego）[3]巨大恐惧面前自由联想，并维持这种自由。否定是这种恐惧的其中一种表达形式，它企图遏止通往另一个人的令人振奋的崎岖旅程。弗洛伊德的威权声音“那么她就是我母亲”（So it is my mother）必须被体验为针对病人施加在她自己身上的威权的一个反制措施。他将病人的否定改写为“我感觉我不想让这个联想算数”，生动地展示了这种自我审查、对自由联想强加一个限制的意图。自我所做出的否定，抵御了那个有时通过自我的嘴巴说话的、难以辨认的分身（double）——那个胆敢侮辱备受尊崇的分析师，或做有关母亲的梦的另一个人。

于是为了那个隐藏在否定的表象背后的暗示，弗洛伊德坚持聆听否定的重要性。假如病人用她的“不”将一个念头从自由联想中抽出来，分析师必须用同一个“不”将它重新编织到病人的联想之中。这种将抵抗视为通往真相之路而不是障碍的观念，从一开始就处于精神分析的中心。

对著名的1889年伯因海姆催眠示范的目击，曾促使弗洛伊德相信无意识无可争辩地存在。然而，弗洛伊德不但被示范结果震撼，也因伯因海姆（Hippolyte Bernheim）对实验对象采用高压治疗手法而感到困扰。他回忆时说：“当一个显示自己没有法律能力的当事人被呼喝：‘你在做什么？Vous vous contre-suggestionez!’，我告诉我自己，这是明显的不公正和暴力行为。”（《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8卷，89页）对伯因海姆来说，抵抗是一种损害、阻挡康复之路的不负责任的强迫行为。不同于弗洛伊德，伯因海姆将病人的抵抗按其表面意思理解——病人的“不”就被他视为简单的“不”。然而正是这种轻信病人的言语出卖了伯因海姆的暴君行为。伯因海姆的“暴力行为”体现一种无能——只能从当事人的抵抗中体验到粗鲁地阻碍治疗目标的东西而非其他。相反，弗洛伊德对抵抗的强大理解能力，通过一种不同于暴君式治疗——病人是否说出分析师期望的内容——的原则进行解释（interpretation）。在他的《给采用精神分析技巧的医师的一些建议》（“Recommendations to Physicians on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s”）中他写道：“当他进行选取的时候，假如他（分析师）跟随他自己的期望，他就会陷入除了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以外什么也找不到的危险之中。”（《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2卷，112页）精神分析的聆听可以被形容为奋力从病人那里接收尚未成为病人和分析师的“已知”内容的东西——被“我的”言辞掩盖的另一个人的意料之外的、无法辨认的欲望——的过程。

这另一个人说一种奇怪的语言——属于无意识的“没有时间性的”语言，异于定义性清晰的正常言辞。弗洛伊德在《否定》的结尾处写道：“我们从未在无意识之中发现一个‘不’（no）。”（《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9卷，239页）我们同样也无法在无意识之中找到一个“是”——因为这个词的意义源自于它与他者的对立。我们在无意识之中发现一种更接近诗的语言，伟大的德语诗人保罗·策兰在他的诗《说吧，你也》（“Speak, You Also”）中命令他的读者运用的语言：“说吧——/但不要分割是与非。/并且给你所说的这种意义：/给它晦暗。”[4]

否定——在其中一个“是”通过一个“不”被静默地宣布——带有这种“晦暗”意义。并且假如弗洛伊德的思考在这段节选中犯下任何错误，那可能是因为这段文字没有充分尊重这种晦暗（shadiness）。当他“擅自漠视否定”（taking the liberty of disgregarding the negation）、用“是”的颠倒确定性对抗病人的“不”的僵硬确定性，他背叛了他自己对话语（speech）——尤其是精神分析话语——的不可消除的模糊性（ambiguity of speech）的洞察。

在写于非常后期的1937年、内容非常丰富的《精神分析的建构》（“Constructions in Analysis”）一文中，弗洛伊德承认需要对病人的“不”采取更不明确的态度：“一个病人的‘不’不是一个建构（construction）正确性的证据……对‘不’这个字唯一安全的解释是它指向不完整性。”（《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23卷，263页）病人的“不”显示了另一个人的阴魂不散的在场（presence），他剥夺了正在说话的“我”对自己所说的话的珍贵权威。这另一个人从不完整性这一不寻常（unhomely）的位置上发言，这个位置位于是与不（yes and no）的令人安心的确定性之外。

[1] 原文为：who or what I am , or indeed “I” is。句子中“is”是第三人称动词，反映“我”已被视为“他”或“它”，一种彻底他性（otherness）。——译者注

[2]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其当代意义，译者在本书中将id译为“本它”（而不是惯常的“本我”），此译法较忠于德文Es的本义“它”。——译者注

[3] 病人的自我不等于病人。——译者注

[4] Paul Celan,“Speak, You Also”in Selected Poems, trans. Michael Hamburger (Penguin, 1990).（策兰《说吧，你也》）

第六章 双面诡异（Doubly Uncanny）[1]

在这一点上面，我将要提出两个我认为包含了这个简短研究的要点的思考。第一，假如精神分析研究坚持不论哪一种情感（affect）都属于一个情绪冲动（emotional impulse），一旦它受到压抑都会被转化成焦虑，那么在这些可怕事物的例子中必定存在一类（one class），其中的可怕要素（frightening element）可以表现为某种重复出现（recurs）的被压抑物。这一类的可怕事物将构成诡异物；究竟被视为诡异（uncanny）的东西原本是否吓人又或者它是否携带一些其他情感是无关紧要的。第二，假如这真的就是诡异物的秘密性质，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语言将das Heimliche（homely，家常的）这个词延伸到其反面：das Unheimliche（不平常之物）；因为这个诡异物实际上不是任何新的或陌生的东西，而是某种熟悉和在心智中早已存在的东西，并且仅仅在经过压抑的过程后它才变得怪异。这种对压抑因素（factors of repression）的参照，允许我们进一步理解为什么谢林（Schelling）将诡异物定义为某种本应一直隐藏但却暴露出来的东西。

——摘自《诡异物》（“The Uncanny”），《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7卷，241页

否定是对看起来超出自己的（more than oneself）现象的抵抗。它是指向那个不可辨认的分身或那个似乎偶尔会操纵我的嘴巴的“另一个人”。向我们提供现在这段节选的那篇论文，是对这个分身所诱发的那种使人胆怯或诡异感觉的延伸思考。

一个否定悖论式地通过否认而承认了一个思想或感觉。弗洛伊德最迟在1892年治疗一名英国女家庭教师“露茜小姐”（Miss Lucy R.）时，已经注意到这种独特的精神状态，该病例是《歇斯底里研究》五宗病史中的第三个。通过回忆被气味移置的被压抑冲动——露茜对她的雇主的得不到回应的爱——露茜解除了她的歇斯底里症状：持续嗅到烧焦布丁的气味。当弗洛伊德出其不意地直言不讳质问她：“但是如果你早知道你爱你的雇主，为什么之前你没告诉我？”露茜漫不经心地承认了这段情，她的回答是极其简洁而雄辩的——是精神分析史其中一个经典文本：“之前我并不知道——或者干脆说我不想知道。”（《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2卷，117页）歇斯底里的众多症状——或者干脆说所有类型的神经症症状——恰好植根于这种分身性的境况（this condition of doubleness）之中。在歇斯底里的病例中，歇斯底里病人不想知道的冲动被迫通过生理伪装或——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身心转换（somatic conversion）的方式让自己被知道。

在露茜病例中，她压抑冲动（repressed impulse）的嗅觉伪装使歇斯底里症状的起源更难分辨。在所有感官（senses）之中，嗅觉最亲密地绑定在它的刺激来源物之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证实要将一种气味的记忆和它的来源——特定的身体、地点或对象——分离有多困难。每种气味都有一个家（home），我们很多人小时候都在厨房里学会这个道理，并不令人意外。在烧焦布丁的气味之下，露茜以负面方式体验这个真相。这个气味从那个令它的意义变得如此强烈的时间和地点上面——她同时既知道又不想知道自己对雇主及其家庭的感觉的那个时刻——将自己切割下来。这个气味是知道及其否定（knowing and its negation）之间的内部矛盾的奇怪身心剩余物（somatic residue）。假如压抑已经驯化了情绪的火堆，烧焦的布丁确认它依然在冒烟。但露茜不（想）知道那堆火在哪里。因此烟的气味似乎令人感觉它困扰地不协调或——弗洛伊德在那篇著名论文中的用词——诡异（unhomely，德语Unheimlich）。它无法辨认的陌生感（strangeness）隐藏了一种过于亲密的熟悉感。

在我们节选的文字辨识出这种悖论：“这个诡异物实际上不是任何新的或陌生的东西，而是某种熟悉的并且在心灵中早已存在的东西，仅仅在经过压抑的过程后才被疏远。”当某种被驱逐到无意识中的冲动重新出现，它采取了诡异物的伪装。压抑在心灵和对过分亲密的认知（像一种持续的异味）之间设置了一个距离。在心灵中，正是这种被遗忘的亲密（lost intimacy）使这种知识的回归感觉那么怪诞。陌生感不是亲密感的反义词，而是亲密感的悖论式表达（paradoxical expression）——弗洛伊德发现Unheimlich（诡异的）其实是Heimlich（家常的）的延伸而不是否定，这项文字研究强调了这个论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语言将das Heimliche这个词延伸到其反面。”经过压抑之后，最熟悉的东西只能在最陌生的事物的形式中被体验：“可怕要素可以被显示为某种重复出现（recurs）的被压抑物。”

难道这不正意味着——至少在精神分析的范畴内——诡异物和爱之间存在一种深刻的亲缘性？爱被弗洛伊德定义为身体的性驱力在心灵中无穷复杂的表现方式，爱是压抑过程的最初也是最后的动机，它是我们既知道又不想知道的那个东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露茜的压抑的爱以这种诡异的形态向她回归。爱是我（Ich）以诡异物的形态向自己（重）现的最基本、最不可逃避的方式。[2]

弗洛伊德的论文聚焦于对诡异物比较典型的联想、其病态以及陌生感——尤其在爱伦·坡（Allen Poe）以及弗洛伊德自己的例子——霍夫曼（E.T. Hoffmann）等作家的哥特式美学（Gothic aesthetic）——中显现出来的那些元素。但是这篇论文也不断（或许是漫不经心地）向我们展示诡异物如何拒绝以这种方式被限定（localized）在某范围内或被化约为（reduced to）某种特定的美学感受性。相反，弗洛伊德将所有被他自己的写作揭示为在“文明”脑袋中持续存在的原始现象吸收到诡异物这个概念之中——“泛灵论、魔法和巫术、思想的全能性、人类对死亡的态度、不可自控的重复和阉割情结”（《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7卷，243页）。他注意到中世纪将疯狂（madness）划归为“受到魔鬼的影响”这种“几乎正确的”做法，评论道：“确实，我对听见精神分析——它的任务是暴露这些隐藏力量——自身已经因为同一个原因而变得诡异将不会感到惊讶。”（《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7卷，243页）[3]

那种将精神分析和诡异物绑在一起的“隐藏力量”（hidden forces）是驱力，同时具有性欲和破坏的属性。在下一章，我们将发现它们所牵涉的事情。从出生开始，我们被交给了爱和死亡、交给了一个扩展自己的驱力和一个毁灭自己的驱力。这些驱力以无穷的伪装方式确认它们的在场：对单独进入商店的恐惧症、不自觉的下流双关语、不能自制地弄响电话的梦、部分或完全不合逻辑的笑话、烧焦布丁的气味。但在每一个个案中，无意识向我自己（myself）再现了那个作为“另一个人”的我（me），某个极难辨认的“另一个人”（someone else）。无意识是诡异的；实际上，canny（熟悉）这个词的苏格兰语词源是ken，而knowing（德语kennen）是它的衍生词——这揭示了这两个英文词的深层亲缘关系。在我之中的那种“隐藏力量”使我注定永远成为我自己的他者（forever other to myself）、永远成为内在的抹不掉的陌生感（indelible strangeness within）。

弗洛伊德似乎在暗示，作为揭示这种内部他性（internal otherness）的东西，精神分析所提供的远不止于诡异物的理论（仿佛理论可以通过它的研究对象而免受污染），它考虑到自身变为诡异物的情况：精神分析不但告诉我们有关“某种本应一直隐藏但却暴露出来的东西”——根据哲学家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的界定，它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某种东西”（something）。

然后，弗洛伊德的论文余下的大部分转向霍夫曼（Hoffmanns）的故事《沙人》（“The Sand-Man”）。这个解读同时向他提供了机会，同时展示文学对主要精神分析母题的无意识使用，以及确认这些母题背后的诡异暗流。对弗洛伊德来说，当中最重要的是他在恶魔般的“沙人”这个角色［以律师科普流斯（Coppelius）作为伪装］要挖掉年轻主角纳桑尼尔（Nathaniel）双眼的威胁中发现的被移置的阉割焦虑（castration anxiety）：“有关自己双眼的焦虑、被弄瞎的恐惧，通常是被阉割恐惧的充分替代品。”（《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7卷，231页）

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的前提貌似很容易总结（并且早已在前面的章节讨论过了）：在大约四岁的年纪，儿童承认他们的父亲是他们母亲的正当情人，创伤性地将他们自己从对这个角色的幻想式的占有中驱逐出来。父亲制造这个创伤性承认的权力来自儿童的一个随之而产生的幻想：父亲将通过阉割这一惩罚执行乱伦禁令。在男孩那边，这个幻想以“我必须放弃取代父亲位置的欲望，否则他将阉掉我”的形式出现；在女孩那边，这个幻想的形式是“我明白（就像母亲一样）我已经被阉割了，因此必须放弃我想取代父亲位置的欲望”。

这种总结性解释虽然很直接，然而因其难以置信（implausibility）使其变得更复杂了。由于这个解释脱离了童年的日常精神动力学（psychodynamics）的错综复杂的结构，或脱离了在分析师的治疗室里辛苦的重构，这种解释带有明显的随意性甚至是荒谬性。怎么会有人相信一个如此厚颜无耻地异想天开（brazenly fantastic）的故事？然而在对诡异物的讨论的背景下，这种荒谬性具有启示力：它将那个从我们曾经身处的儿童之内心世界中激烈地、不可挽回地异化出去的心智带回家。假如精神分析是诡异的，那是因为它再一次让这种内心世界变得可见——在成人语言和成人感知的陌生但不可消灭的启示之下。弗洛伊德曾在《精神分析引论》（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的课程开端保证：“我将向你们展示，你们之前接受的教育的整个方向以及你们全部的思考习惯将不可避免地使你们变成精神分析的反对者。”（《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5卷，15页）我们“之前接受的教育”以及“思考习惯”被设计为对那种自出生起即塑造我们的“隐藏力量”进行社会、文化及心理压抑。这样一种教育只能令它的受众对精神分析及其对诡异的揭示持有偏见。

阉割作为一个同时塑造了儿童对（乱伦）欲望及欲望禁令的最初理解的幻想，也许是这些揭示当中最诡异的一个——一种儿童因为它而活在恐惧中的亲密“知识”。压抑令这种知识变得陌生，令曾经heimlich的东西变得unheimlich。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直接关系到弗洛伊德对《沙人》的解读——并且尤其关系到我们相信这种不太可能的故事的意愿。他主张，赋予了霍夫曼的故事如此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是瞎眼这一象征（symbolism）。通过这个象征，一种无法忍受的知识突破了压抑并回到意识层面——虽然是借助一种变形和奇怪的形态。在弗洛伊德的凝视之下，文学成为移置的精神分析知识、成为我们抹不掉的童年幻想的象征性再创造（symbolic reinvention）的仓库。

然而，罗尔（Nicholas Royle）在他优秀的著作《诡异物》（The Uncanny）之中指出，弗洛伊德的这种方法包含某种粗暴的手段。弗洛伊德遮蔽了这个故事厚重、含蓄的文学质感，忽视所有不能向他的理论命题提供直接的解说性支持的内容。罗尔评论道，弗洛伊德对故事的复杂叙述结构、对书信体形式的运用，以及天才地描写诡异预感在诸角色心中的反映等元素均不置一词。在将《沙人》当作他的诡异物理论的证据来处理的时候，弗洛伊德废除了这个故事大部分的诡异性。

我想通过对另一种诡异物采取的不同方法来结束本章。假定这个方法同样启动了瞎眼和洞见的形象（figures of blindness and insight），毫无疑问存在沿着弗洛伊德解读《沙人》的路线进行解读的空间。但我现在转向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写于1835年的杰出故事《牧师的黑面纱》（“The Minister’s Black Veil”）[4]，因为我认为在这背景下它的意义不止于解说。霍桑的故事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诡异物，它也不仅仅演出某种精神分析场景。它是位于每一个人类心脏地带的诡异他性（uncanny otherness）的一个叙事调停（narrative mediation）。确实，它在一个重要面向确认了弗洛伊德的论文主题：这个故事所再现的诡异性在起源上是完全从属于心理而不是超自然。它讲述了一个有关无生命物（inanimate object）如何被所有凝视它的人赋予了一个怪诞、不祥的内心世界的故事。

霍桑的故事以新英格兰米尔福德镇的牧师胡珀（Reverend Hooper，以一个历史人物为原型）一个突然且未公布的决定作为起点：永远用一块折叠的黑纱遮盖自己面部。这个动作马上就对他的信众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牧师被遮盖的脸似乎向这个城镇及其公民的内心生活投下了一个长长的阴影：故事中的一个老女人评论道，“仅仅是通过隐藏他的脸，他已经将自己变成某种可畏的东西”。牧师以“秘密罪愆”（secret sin）为主题的布道不但被体验为正在谈论而是——在某个意义下——正在演出它的主题：“教会里每一个成员……感觉仿佛传道人——在他可怕的面纱下面——已经偷偷窥视并发现了他们行为或思想上累积的恶行。”一块忧郁的帷幕扩散到每个牧师出现的地方——连米尔福德“最美貌夫妇”的婚礼也不能幸免。

更有甚者，那块面纱似乎在牧师的信众询问其意义的企图面前摆放了一个神秘而不可战胜的障碍，仿佛意味着“在他和他们之间一个令人恐惧的秘密”。即使牧师妻子尝试敞开心扉、无畏地劝导他摘去并公开面纱的秘密，牧师也重申他在有生之年将永不摘下面纱的誓言。这样迫使自己陷于一种刻意隔绝于人类同伴的状态中，牧师继续勤勉地在面纱后面执行他的教士职责。

在故事进入高潮的牧师临终场景，牧师终于坦白了面纱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除了它朦胧地代表的那个谜团——使这块黑纱变得那么可怕？当朋友向他的朋友展示他最赤祼的心（innermost heart）；情人向他最爱的人展示他赤裸的心；当人不再在造物主的凝视面前徒劳地畏缩、不再令人憎恶地珍藏他秘密的罪；那么，就根据我曾在其下生活和死去的符号，将我称作怪物吧！我环顾周围，看啊！每一张脸上都有一块黑纱！

到底面纱遮盖了什么东西？它隐藏了什么可怕的秘密？牧师对那个折磨着所有面对他的人的东西的最后解释是一个奇怪的套套逻辑（tautological）：我的面纱隐藏了一块面纱。拿走那块黑纱，你们就再找不到我那迫视着你们灵魂的未经装饰的真相（unadorned truth），而只剩下另一层伪装、表里不一和两面派。牧师告诉我们的这一诡异真相，是“教育”和“思考习惯”诱使我们忘记的东西。那块面纱显得“那么可怕”，因为它——就像精神分析——提醒我们即使没有戴上面纱我们也在不停地伪装，我们在自己眼里就像在他人眼里一样面目模糊和无法辨认。实际上，牧师的布道已经表达了原始的精神分析（proto-analytic）观点：我们不但在“最接近、最亲近我们的人”面前隐藏自己的罪，我们也以同等的强度在“我们自己的意识”面前隐藏自己的罪。我们已经使自己远离有关我们自己最私密的知识，而这种知识以牧师面纱的形态返回我们面前、禁不住露出它黑暗诡异的脸。

然则，教会信众在面纱中看见的，其实就是他们自己拥有的无意识、被弗洛伊德称为自己的分身的东西所缠绕：“诡异性的性质只能来自一个事实，即‘分身’是一个很早期的心智阶段的创造物，这个心智阶段在很长时间以前就被克服了。”（《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7卷，236页）“罪”（sin）这个词完美地捕捉了这个分身的模糊本质，因为它同时暗示本它的贪婪欲望以及超我（superego）的审查性惩罚（censorious punishment）。它同时是违法的儿童和下禁令的父母，无意识分身（the unconscious double）本身就是双面的。我们向世界呈现的外向的我（self或ego）让我们能够假扮这个分身不在场。我的脸——我同时既知道又不想知道——是一块黑色面纱、掩盖着“我”所是的那个诡异的他者。

[1] 此处，doubly这个词可以同时指double（分身）以及双重或加倍的意思。——译者注

[2] 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的内核往往以最陌生的东西的面目向自己呈现。——译者注

[3] “同一个原因”指那些在文明脑代中持续的“原始现象”，它导致精神分析被视为诡异。同时，由于精神分析所揭示的是人的最内核，它自身也注定将被视为诡异物。——译者注

[4] Nathaniel Hawthorne,“The Minister’s BlackVeil”, in Nathaniel Hawthorne: Tales (Norton, 1986).（霍桑《牧师的黑面纱》）

第七章 难以理解的欲望对象——母亲

幼儿早期的性对象

但即使在性活动已经从接受喂哺的行为中分离了（detached）出来，这种所有性关系之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意义却依然存在——它协助孩子准备好选择某个对象，并因而协助他恢复已失去的幸福（happiness）。在整个潜伏期（latency period），儿童学习如何对那些在他们的无助状态中帮助他们及满足他们需要的他人产生一种爱的感觉，这种爱是他们和养育自己的母亲的吸吮关系（relations of sucklings）模式的延伸。有人或许不同意在孩子对其照料者的感情和尊敬与性欲的爱（sexual love）有关，然而，我认为精神分析的更深刻研究肯定会证明这是真的。负责照顾他的那个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性刺激（sexual excitation）和动欲区（erotogenic zones）满足。这个照顾他的人——通常是他母亲——总是以源于自己的性生活的感情来对待他：她抚摸他、亲吻他、摇晃他，而且很明显地以对待一个完整性对象（a complete sexual object）之替代品的方式对待他。如果母亲意识到自己的感情会唤起孩子的性驱力并为其日后的增强做准备，那她肯定会惊诧不已。既然在照料孩子的过程中她总是避免让其生殖器更兴奋，那么她就会视自己的做法为“非性”（asexual）的“纯洁”之爱；然而，我们已知道，性驱力并非仅靠刺激性器区（genital zone）而直接唤醒。我们称为“感情”（affection）的东西总有一天会表现出对性器区的影响。此外，如果母亲理解了本能（instincts）在整个心理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在所有的伦理和心理成就方面（ethical and psychical achievements），那么即便在她得知真相之后也不会自我谴责了。她不过是履行职责，教孩子如何去爱。总之，孩子必然长成为强壮和有能力的人，充满旺盛的性需要，在驱力的促使之下完成人类应该完成的一切。诚然，父母的溺爱导致性早熟，会有害于孩子；并且对孩子宠爱，也会使他无法忍受爱的暂时缺失或减少。孩子长大后是否会患神经症的最明显标志之一，就是对父母无限度的感情要求。另一方面，患有神经症的父母，往往又善于表现出过分的感情，从而极容易使孩子形成神经症倾向。

——摘自《性学三论》（Three Ea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7卷，222—223页）

通过以上节选，我们获得一个大众想象中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弗洛伊德：他主张乱伦性依恋（incestuous attachment）是成人爱欲的原型，这个理论品位恶劣，像个丑闻；他用性污染了童年和父母慈爱的宝贵纯真；他古怪、变态、名誉败坏。

当然，爱和性已经躲在神经症症状、口误、梦以及诡异物这些黑面纱后面偷看了。而移置、凝缩、否定以及所有其他无意识机制，防范着不能接受的欲望和过剩驱力的直接暴露。我们发现，爱将我们交托给了永恒的——尽管是不自觉的——掩饰（dissimulation）。

前面的摘录选自弗洛伊德1905年权威的《性学三论》第三篇论文中的一部分，标题为《一个对象的发现》（“The Finding of an Object”）。紧靠着这段摘录的上一段文字是这样的：“存在……一个很好的理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小孩吸吮他（我们应该注意德文kind的性别中立性——和斯特雷奇的译文不同，弗洛伊德的原文并不指明孩子是男性）母亲的乳房，已经成为每一种爱情关系的原型。寻找一个对象，实际上就是重新发现它。”（《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7卷，223页）

怎样理解这一关键但神秘的区分？首先，它将爱的对象放置在过去而不是将来：性欲的爱不是在少年时突然不期而至地来临，而是无意识地恢复（recovers）并重复那种存在于记忆中的母爱以及对母亲的爱。在这种意义上，爱永远是一种移置，是对它最初的、不能挽回的爱在伪装下的重演。然而，这是否代表我们最早期的爱的关系是真正的原型，而所有后来的爱都是次等的续篇？性欲的爱是否只是一种恢复母子的田园牧歌式统一感（idyllic unity）的注定失败的尝试？

上面这段节选并不这么认为。无可否认，弗洛伊德毫不含糊地指出母子关系在儿童的情欲发展中（erotic development）的深刻塑造力量。然而，假如他描绘的婴儿吸吮母亲乳房的情景传达一种（两者）身心完美地融为一体的意思，随后的段落则暗示一个颇复杂、矛盾的（ambivalent）情形。弗洛伊德对慈爱母亲的描述最惊人之处在于，她在爱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如果母亲意识到自己的感情会唤起孩子的性驱力并为其日后的增强做准备，那她肯定会惊诧不已。”换言之，我们原初的爱（first love）诞生于混乱之中——双方都没有完全理解对方的欲望和动机。婴儿居住在一个母爱和性爱这两者还没有被严格分隔的区域之中。另一方面，这种分隔是如此深层地被镶嵌在母亲的心智中，以至于向她暗示她正在违反这种分隔会使她“惊诧”。对早已长期压抑它的母亲来说，孩子的内心世界确实是诡异的。

此外，这种互相误会的关系远远没有在童年之后被遗忘，它帮助塑造了所有后来的情欲关系。在我们讨论的这段节选中，弗洛伊德对这个困境提供了一个正面的解释。在开导那个被吓坏的母亲的角色是“教孩子如何去爱”之后，弗洛伊德向我们保证：“她就不会自我谴责了。”但是这个保证相当脆弱，虽然刺激儿童的情欲驱力将培养他们爱和工作的能力——换言之，使他们成为有价值的成人，但这种爱的过剩将导致“过早的性成熟”以及一种无法满足的、无休止的性饥渴（sexual neediness）。

当然，世上不存在一个能够判断父母慈爱是否“过剩”的通用标准——这种判断是被文化和历史所塑造，并服从这两者永恒的转变。然而正是判断（或规定）究竟什么构成过剩这一难题，反映了对我们的情欲发展而言，误会（misunderstanding）是何等重要。母亲和儿童容易将本性和对方的爱（毫无疑问，还有给予对方的爱）长期混淆。对儿童来说，成人的逻辑思维还没有获得发展，他们居住在那种是与否仍处于“未分裂”（unsplit）状态的心理活动的区域，在其中“canny”（熟悉的）还未发生那种导致“uncanny”（诡异物）崛起的异化过程。在这个区域中，爱不在不同种类的对象中间分裂自身（divide itself），并因而不采取不同的独特化身（distinct manifestations）。孝顺的孩子、无私的父母、坚定的朋友以及激越的情人，都属于心理活动的后来阶段，这个阶段令情欲驱力（erotic drive）服从于律法和理性的规定。换言之，爱学习在自己内部区分不同的目标和目的（objectives and aims）。

那么，以成人的身份去爱意味着承认那个分隔父母慈爱和性爱的禁令（prohibition）。但是弗洛伊德对爱的心理学的开创性贡献在于他展示了这种情欲纪律（erotic discipline）是如何建基于儿童的情欲无纪律（erotic indiscipline），并永远被后者所缠绕。确实，有意义的成人之爱的必要前提是，给予这种儿童时期的情欲暗流（erotic undertow）它应得的东西，正如弗洛伊德在他1912年的论文《论爱的领域中的普遍贬低倾向》（“On the Universal Tendency to Debasement in the Sphere of Love”）主张的。他在书中发表了一个有关人类的评论，我认为这是他最令人震惊的一句话：“这听起来不但让人无法赞同而且也很矛盾，然而无论如何我还是要说出来：任何人要真正自由和幸福地去爱，就先要克服他对女人的尊重，并必须先面对与自己母亲或姐妹乱伦这一概念。”（《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1卷，186页）

我们可能又一次要问：为什么我们要接受这样一种品味恶劣的命题？在快乐的爱和乱伦的想法之间有什么关联？对这个问题的反应要从弗洛伊德其中一个最基础但（他自己承认）模糊的概念开始：驱力（the drive）。这是一个我们在前一章在没有太关注它的意义的情况下已经借用过的名词。但假如我们要理解弗洛伊德的性存有模型，就必须要界定驱力的准确性质。

弗洛伊德在1915年写作的重要论文《驱力及其众多变迁》（“Drive and Their Vicissitues”）中就告诉我们，这个概念虽然不可或缺，但“有点难以理解”（《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4卷，118页）。我们要让这个概念朦胧的轮廓更清晰，方法是同时参考德文原词Trieb和它在斯特雷奇的《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中的译法：“本能”（instinct）。英语世界的精神分析思想家和译者现在倾向坚持将Trieb译为“驱力”（drive）。第一个问题是，Trieb恰恰必须和本能（它的德语对应词实际上是Instinkt）区分开来。本能是一种被编码在非人类动物的基因中的一种自我保存的知识，赋予动物在没有或仅拥有极少前期父母照顾或训练的情况下觅食、防卫、庇护以及繁殖的能力。

《性学三论》主张，人类的性存有（human sexuality）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本能，因为它的目的（aim）或对象（objects）（《性学三论》引入的两个主要术语）均不是唯一的（exclusive）[1]。相反，人类的性存有是由驱力构成：从内部发出并施加在人类机体之上的一种持久压力，它一直吵闹着寻求满足。在动物的本能满足是固定和直接的，而驱力则更倾向分散转移。这种倾向为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引入一个颇为引人入胜的张力，这种张力也包含在我们讨论的节选之中。

一方面，这本著作坚持人类的性存有内部包含一个终极的目的——它界定了“成人的正常性生活，在其中对愉悦感的追求臣服于繁殖功能的统治”（《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7卷，197页）。从这个视角来看，一方面，任何一个数目的身体区域（嘴巴、肛门、眼睛、四肢）和它们的相关活动（吸吮、啃咬、排泄、观看、触摸）都可以激发情欲愉悦感（erotic pleasure），弗洛伊德将这些“驱力成分”（component drives）视为最终臣服于“一个单一动欲区（指性器）的首要地位，并被控制朝向一个附着在某种外来性对象的性目的”（sexual aim attached to some extraneous sexual object）（《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7卷，197页）。性器首要性（genital primacy）是弗洛伊德对人类机体的理解中由来已久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t）甚至机械倾向的一个明显标记。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类生活中无限多样的情欲表现（erotic expression），只有在它们服务于繁殖这一生物目的的情况下才被确认。接吻、观看、触摸纯粹是朝向生殖（procreation）目标的旅程上的一个个中途站。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禁不住注意到生殖组织方式的脆弱性（fragility）。远非筹划一个朝向“某种外来的对象”——换言之，一个我们与之进行繁殖的男人或女人——的单向旅程。在人类的生命过程中，情欲驱力激烈地变动、无休止地不断将自身与潜在地无限量的对象附着［或用弗洛伊德的用词：焊接（soldering to）］或脱离。正是他对性倒错/性变态（sexual perversions）的研究使弗洛伊德警觉到“正常”性生活的必要特征。他主张，倒错是将手段置于目的之上的性行为——要么通过固着于（fixating）性器以外的身体区域，要么固着于那些不该慢慢进行且“正常情况下应该在通往最终性交合的过程中快速经过的”情欲活动（《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7卷，150页）。

然而，正如弗洛伊德本人暗示，他区分倒错和正常性行为的企图却使两者不可避免地趋近（proximity）——通过他的定义，他发现连亲吻也属于性倒错的类别。正常和倒错这两者的对立，只有在我们将性视为一种本能、作为一个在生物学上在人类体内被编码的、被人类自反地产生（reflexively discharged）的知识时，它才变得稳定。但是弗洛伊德在性存有理论之上的创新恰好在于他视情欲活动的基础因素（fundament of erotic life）为一种无目的及易变的驱力。对驱力来说，身体和外部世界均提供了无限多样的快感来源。就性欲是一种驱力而言，所有的性欲——包括它的“正常”形态——在本质上都是倒错的。

在表面印象之下，我们实际还没有偏离本章的节选部分太多。因为，假如不是驱力在我们情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力量，这个母子关系的报告揭示了什么？假如我们通过本能的观点（instinctive terms）去思考这个关系，我们会在当中找到一种完美的对称——一种其数量在经济上精准、其质量对双方均恰当的爱在母子之间往复传送。但是驱力并没有那么匀整。正如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的，爱——尤其是在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那种爱——是没有任何标准或限制的（同一个道理其实对恨也适用）。儿童的照顾者向儿童提供“一种无休止的（unending）性兴奋和满足的来源”，继而孩子也在父母身上唤醒了一种相似的过度欲望。这既是一种质的过度，也是一种量的过度：对母子双方来说，它越过了慈爱与肉欲、母性与性欲之间的界限。孩子对他的照顾者的“情感和敬爱”是无法和“性爱”区分开来的，而非正式的观察使母亲将婴儿当作“一个完整性对象的替代品”来对待这一点变得“很清楚”。

弗洛伊德说驱力是一个“处于精神和生理世界的边界上”的概念（《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7卷，168页）。正是这种边界性质令驱力成为如此不稳定的一股力量。一方面，如果没有身体欲望的强化，驱力和思想之间就会很难区分——虽然它极难抗拒；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幻想的诡异力量的强化，驱力将仅仅是一个短暂的生理感觉。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是“驱力爱”（drive-love），一种生理和心理渴望的狂热交叉，双方都像另一方那般难以满足。

在节选中弗洛伊德主张这种爱可以滋养也可以毁掉人，但将它形容为既滋养又毁坏会更准确。对我们的情欲发展而言，两者都是既必要又有害的。没有它，我们永远不可能以成年人的方式去爱；但是也是因为它，成年人的爱变得容易受制于永恒的混乱和误会。因为节选告诉我们“每一种爱的关系的原型”——即喂母乳的母亲和吃奶的婴儿——注定使爱以混乱、过剩及不受制约的欲望作为模型。弗洛伊德并非在理论思辨而是在治疗室的棘手业务中发现这个关于爱的令人困扰的真相，并将它命名为移情（transference）。

就像他的众多发现一样，是歇斯底里最先提供了这个现象的线索。早在他发表《歇斯底里研究》的时候，弗洛伊德已经在临床治疗中观察到压抑的爱、恨和恐惧的冲动会以“朝向分析师的冲动”的变形形式重现。他报告说，曾经有一个歇斯底里病人被一个早年的压抑愿望所控制——她感兴趣的男人将亲吻她。然后，“有一次……她脑中对我出现一个相似的愿望”（《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2卷，303页）。这种位于原初的爱的对象（original love object）和分析师之间的“虚假联系”显示出，我们的驱力容易从一个环境转移到另一个环境。分析师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爱的神秘强迫行为的具体化表达，是无意识伪装下对爱的早期形式的重复。当我们谈论我们的朋友（我们极少有足够的勇气在自己的身上注意到同样的事情）“他们永远在找同一类人”或“犯同一个错误”，我们注意到的正是移情现象。

精神分析将这个隐藏的现象令人痛苦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病人的独特的心理组合——对分析师的过分依赖、敬爱、性激情、痛恨，以及反叛和拒绝，全都在重复她的个人爱恨史所创造的模式。很自然，在这些重复背后潜伏的就是伟大的“每一种爱的关系的原型”。因此“寻找一个对象就是重新寻找它（这种原型）”。然而我们对这段节选的阅读应该已经显示出，爱的“原型”与其后童年、少年及成年的移情的关系并不像是正宗原版之于劣质副本，或者清晰之于混乱那样的关系。在牵涉到爱的地方，原型所感受到和引起的混乱（confused and confusing）并不比它的衍生物少。爱就诞生于混乱，它指向那些基本错误目的的错认对象（misdirected aims against misperceived objects）。

弗洛伊德在他1915年的论文《对移情之爱的一些观察》（“Observations on Transference-Love”）——《论技巧》（Papers on Technique）中最后一篇——中提出这个观点，他问道，分析师是否应该告诉病人她对他的爱（在弗洛伊德的报告中，移情之爱总是女病人给予男分析师的东西）纯粹是虚幻的、“完全由早年反应的复制品和重复所构成，包括婴儿期的那些”？（《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2卷，167页）他接着回答说，这样做等于错过爱的要点。“旧特质”和“婴儿式反应”是“每一种爱的状态的必然特质”（黑体为本书作者所加）（《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2卷，168页）。换言之，病人对分析师的移情爱所揭示的是所有爱都是移情。因为首先我们永远不会“找到”或完全拥有我们的对象，“重新”寻找它的过程或实际上转移它的过程永远不会真的完成：“我的信念是”弗洛伊德在《论爱的领域中的普遍贬低倾向》中宣布：“不论这听起来有多么奇怪，我们必须面对：性驱力本身具有某些性质不利于完全满足的实现。”（《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1卷，188—189页）披上伪装的爱，是它以前的伪装的再现。

我将通过简短地解读一个深刻的寓言——巧合地也是一个笑话——来总结这个对爱的命运变迁（vicissitudes of love）的讨论。这个故事来自《火车上的两个犹太人》（Two Jews on a Train），选自亚当·布罗（Adam Biro）1998年收集并再创作的欧洲犹太人滑稽故事集[2]。两个巴黎犹太人——弗雷特兰德（Friedländer）和本西蒙（Bensimon）——在火车上相遇之后就（很自然地）展开了“性”的话题。在互相夸张地客套之后，他们进入更私人的对话。感情外露的本西蒙从他那位比较保守的朋友那里成功套取到后者烦恼的原因。弗雷特兰德试探性地暗示跟婚姻问题有关，然后在他朋友的劝诱下脱口而出：莎拉“不喜欢那回事……那回事、那回事，你知道，就是睡觉、性！”然后是一个慌乱的告解式独白，他抱怨他美丽妻子的性冷感症状：她不感兴趣、在家里穿着一套宽松下垂的老毛衣和围裙到处走、穿着一套丑陋的睡衣上床。

冷静的本西蒙决心解决问题。在消除他朋友的犹豫后，他保证跟莎拉谈谈——弗雷特兰德一离开火车他就这么做。莎拉对本西蒙责备的反应是十分直率的：“丹尼尔是为他母亲活着的。”她解释道，假期他们和他母亲在他母亲的乡间别墅度过、每个星期五晚都陪她晚餐、她丈夫每天早晚打电话给母亲、他们的女儿根据他母亲的名字命名，“她站在我们中间、在餐桌旁、在丹尼尔的脑袋里，并且很明显也在我们的床上。所以我，我已经放弃了”。

本西蒙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他用一种绝望、真诚的态度对抗她的愤怒反应，请求莎拉“重新征服丹尼尔”——通过香水、蕾丝和酒精。虽然使她感到尴尬，但他的恳求成功了。莎拉冒险为自己买了“她能在名店买到的最性感的、最刺激的睡衣”，用阵阵令人迷醉的香雾包围自己，然后坐在诱人的昏暗的客厅，焦虑地期待她丈夫，并且摆出一个淫荡的体态。而弗雷特兰德进屋以后，故事以他的反应结束：发生了什么事？这盏小灯是什么——你为什么不开那盏大灯？我的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为什么穿黑衣？是不是妈妈出了什么事？”

当然，对这个故事进行精神分析严格来说是多余的——这个作品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世上不会有更滑稽更悲剧的证明了：“任何人要真正自由和幸福地爱……必须先面对与自己母亲或姐妹乱伦这一概念。”（《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1卷，186页）弗雷特兰德的情欲成长已经因为没能这么做而被抑制。隐藏在故事结尾他一连串惊慌问题中的，是一个小孩对“在他的无助中帮助他”的母亲的爱的未解决的无意识记忆。本章前的节选告诉我们，依赖（dependence）导致一种不区分亲情和性欲的情欲依恋。弗洛伊德后来告诉我们，一个成功“消解的”（dissolved）俄狄浦斯情结，涉及儿童接受满足自己对母亲的欲望的不可能性。一开始这会导致儿童完全放弃欲望。当这种失落的幼儿欲望在少年期回归，它会被分散——或移情——到一些新对象身上。

由于这个故事没有——谢天谢地——尝试提供的原因，在弗雷特兰德身上，欲望从母亲身上分散到其他人（或东西）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他无法忍受成人欲望源自幼儿期原型这一无意识知识。弗洛伊德早在《论爱的领域中的普遍贬低倾向》中已辨认出这种常见的阳性困境（masculine predicament）：“他们爱的他们不欲望，他们欲望的他们无法爱。”[3]（《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1卷，183页）

布罗的故事和弗洛伊德论爱的普遍贬低的论文以不同方式必要地揭露了，企图将亲情和情欲的爱严格对立起来的观念是事与愿违的。那个不能同时爱和欲望的人，是一个无法忍受他不懂得这两者区别的幼儿时期的记忆的人。他对自身欲望的隐晦性质、对“自由和快乐的爱”和“乱伦概念”之间令人尴尬的亲密关系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抵抗。爱和欲望之间的虚幻对立——使世界更明亮清澈的注定失败的企图——只能让世界更令人迷惘和更痛苦地难以理解，正如弗雷特兰德的一连串质问生动地证实的那样。对那个“为母亲活着”的男人来说，肉欲的昏暗与性感内衣注定要被误认为哀悼的符号。悖论的是，自由和快乐的爱只有在我们接受乱伦欲望的时候才能实现。

[1] 此处指性对象不是由基因指定的。——译者注

[2] Adam Biro, Two Jews on a Train, trans. Catherine Tihanyi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伯罗《火车上的两个犹太人》）

[3] 这句话指男性倾向于将妻子视为第二母亲，但对她缺乏情欲；另一方面对作为情欲对象的情人则很难产生爱。——译者注

第八章 更难以理解的欲望对象——自我

最初的自体情欲的性满足（auto-erotic sexual satisfaction）是在和服务于自我保存目标（selfpreservation）的关键功能相关联的情况下被体验的。性驱力在一开始表现为对自我驱力（ego-drives）满足的依附；它们仅在后来才变得独立，即便如此，仍有迹象表明，最初的依恋事实上仍然是孩子将喂养、照顾和保护自己的人当作最早的性对象：即母亲或母亲的替代品。无论如何，就在这类可以被称为“情感依附”（anaclitic）或“依恋”（attachment）的类型和对象选择（object-choice）的条件下，精神分析研究还揭示了我们还没有心理准备的第二种类型。我们发现在后来选择爱的对象的时候，这类型的人——尤其是在那些其力比多发展明显受到某种干扰的人身上，例如性倒错（perverts）及同性恋者——以他们自己而不是母亲作为模型。他们明显地将自我作为爱的对象，这种对象选择类型可称为“自恋型”（narcissistic）。这种观察使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选择接受自恋假定（hypothesis of narcissism）。

然而，我们尚不能得出结论，即根据他们的对象选择是“情感依附型”或“自恋型”，而将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组。相反，我们假定对象选择的两种类型适于每个人，虽然他可能显示出对其中一类存在偏好。我们可以说，每个人最初都拥有两种性对象——他自己以及照顾他的那个女人，就此而言，我们实际上假定每个人有一种基础自恋倾向（primary narcissism）。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基础自恋倾向可能以显性的方式在一个人的对象选择中呈现。关于男女两性的性比较研究显示，两者在他们的对象选择（object-choice）方面存在根本差异，虽然这些差异不是普遍的。严格来说，完全依恋型的对象爱是男性的特点，性对象被过高估价（sexual overvaluation）——毫无疑问源自儿童的原初自恋（original narcissism），因而涉及一个从原初自恋到性对象的移情过程。这种过高的性估价是爱的独特状态的起源，引起一种神经症强迫（neurotic compulsion）状态，它因此可以追溯到由于力比多偏向爱的对象（loveobject）而引致的自我贫乏化（impoverishment of ego）。［……］女人——尤其是如果她们长大时拥有漂亮的外貌——发展出一定程度的自满（self-contentment），这补偿了她们在对象选择过程中强加在她们身上的社会限制。严格来说，这样的女人只爱自己，与男人爱她们的强烈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女人需要的不是爱，而是被爱；而能够满足这个条件的男人就能获得她们的欢心。这种女人对男人具有最强烈的吸引力，不只因为美学的原因——本来她们就是最美的——而且也因为一系列有趣的心理因素。因为似乎有强大的证据表明，另一个人的自恋对那些已经放弃了部分自恋并正在寻找爱的对象的人有强大的吸引力。一个儿童的魅力很大程度来自他的自恋、他的自满和难以理解性，就像某些似乎不关心人类的动物的魅力，譬如猫和大型猛兽。确实，即使是文学中的大罪犯和滑稽演员，也是通过一贯的自恋获得我们的喜爱，这种自恋让他们的自我与任何能够减弱它的东西隔开。情况就像是我们羡慕他们能够维持一种极乐的心理状态——一种我们已经放弃的不败的力比多状态。然而，自恋型女人的巨大魅力有它的反面：情人的不满——对女人的爱的怀疑、对她神秘特质的抱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两种对象选择类型之间的这种不协调。

——摘自《论自恋》（“On Narcissism”）（《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4卷，87—89页）

仿佛一个成年人原来是幼儿性欲（infantile sexuality）的派生物这个事实还不够令人震惊，这篇1914年的论文《论自恋》又告知幼儿性欲本身衍生自一个更早的来源。弗洛伊德将哺乳中的婴儿描绘为每一种爱的关系的原型，意味着情欲驱力首先是在婴儿对照顾者的爱之中显示出来的。然而，我们引述的《论自恋》文字使这幅图景变得更复杂，因为前章《性学三论》的节选中只是暗示母亲是婴儿的第一个及唯一欲望对象，而自恋理论则主张在母亲登场之前存在一个对象——婴儿本人。

弗洛伊德在第一段提出，自爱（self-love）或“自体情欲”（auto-eroticism）先于对另一个人的爱。然而在最早期形态中驱动自爱的不是自我关注（self-regard）而是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一个婴儿的自体情欲沉溺（auto-erotic indulgence）的第一形态——特别是吸吮自己的拇指和嘴唇——表现了对照顾自己的命令的一种原始和非自主的服从：“性驱力在一开始就依附于自我驱力的满足。”从嘴巴到性器的自我刺激，是婴儿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情欲对象——一个值得照料的对象——的手段。

弗洛伊德称之为婴儿对“那些在其无助状态中帮助他们的人”的爱，现在被揭示为婴儿对自己的自体情欲的依恋的延伸和转化（extension and transformation）。儿童“最早期的性对象”之所以成为被选择的对象，恰好是因为他们比婴儿自己更好地回应了婴儿的自我保存的要求。由于这个原因，自爱并非严格地与对他者的爱对立：后者永远被前者所调节。很简单，婴儿仅仅回馈他接收的爱。

在个体的后期情欲生活之中，这种自爱将以“自恋”的形式定期恢复。自恋者就像纳喀索斯神话（Narcissus myth）中描绘的一样，仅在他的对象向他反射（reflects back）他的自我形象（own image）的前提下爱人。在此，弗洛伊德似乎在暗示自恋型的爱在某方面比情感依附型（anaclitic）的爱更基础［anaclitic是英译者斯特雷奇对德文Anlehnung（字面上意为“靠在……身上”）颇为技术的译法］。自恋型的爱首先是——而且从未停止作为——自爱。婴儿对另一个人的依恋仅仅是延伸了他对自己的依恋。这对我们理解情欲驱力是重要的提示，我们将对此进行适切的讨论。但是在我们这么做之前，很值得询问我们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接受弗洛伊德的重要假设。

毫无疑问，对自我和他人的最随意的考察将毫不例外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证明强烈的自恋血统的存在。然而，我禁不住对假定存在一种早于情欲驱力，并且比它更必要的自我保存驱力（self-preservative drive）抱怀疑的态度。因为，假如对另一个人的依恋是对自己的依恋的结果，相反的观点不是同等有效吗？对自我的爱难道不是对他人的爱的反射吗？当弗洛伊德写道：“性驱力在一开始就依附于自我驱力的满足”，他暗示了我和世界的关系的某种特定次序。根据这个说法，我首先发现我的自我和自我的要求，而其他人的要求则“仅在后来”被发现。这个故事简洁得不太像真相，它暗示自我的形成先于而且外在于（outside）与他人的关系。然而，事实难道不是一旦我进入这个世界——事实上在我进入这个世界之前——我就已经身处和他人的关系之中吗？婴儿在母亲子宫内对母亲的生物性依赖，以及婴儿离开子宫后的无助状态，均意味着他的自我性（selfhood）永远不能脱离他人的存在。在我们无法讨论新生儿的“经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婴儿的经验的特点是自身和他人之间的边界的模糊。在这个背景下谈论“先于”（prior to）情欲驱力的自我驱力是否有意义呢？难道不正是婴儿无法辨认自己和他人间的边界这一事实令他的世界在我们眼中显得如此诡异吗？毫无疑问，弗洛伊德主张没有自恋就不存在依恋是对的。但没有依恋同样也不可能存在自恋——自爱执行并且是依赖朝向一个对象的爱来执行。

这不像为头发分界那么简单，因为它对弗洛伊德对各种性行为——尤其是同性恋——的描绘有直接的影响。根据这个自爱先于对象爱的模型，自恋者无法将爱导向外部世界。他接受的全部爱都成为自爱的原材料（正如那种高超的对话策略：“有关我的事情说够了，说说你自己吧。你觉得我怎么样？”）根据本章的节选，这种困境构成了“性倒错和同性恋者”的力比多发展的基础，这二者被包括在“力比多发展明显受到某种干扰（disturbance）”的人的范围之内。

同性恋和自恋间的紧密联系最早在弗洛伊德1910年发表的对达·芬奇的传记研究［《达·芬奇及其童年记忆》（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之中被假定。根据传记资料对达·芬奇幼年的推测，他主张当儿童被驱使压抑对母亲的爱，同性恋倾向随之出现：“这个男孩压抑了他对母亲的爱：他将自己放在母亲的位置上、将自己等同母亲（identifies himself with her），然后他以自己的身体为模型，并根据和这模型的相似度选择他的爱的新对象。”（《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1卷，100页）他自己的压抑阻止他回馈他所接受的爱，这个男孩反过来将对母亲的欲望重新导向内部。这是一个认同（identification）行为，他透过这种认同让他的自我知觉（self-perception）与母亲的自我知觉看齐，并因而成为他自己的爱的对象。他爱上的那些男孩“归纳起来全都只不过是童年时期的他本人的替代性角色和复活而已——他以母亲在他还是一个小孩时爱他（弗洛伊德本人的强调）的方式爱那些男孩”（《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1卷，100页）。根据这种观点，戴上面具的母亲（mother in disguise）其实就是同性恋者的真身。

假如上面这段引文中存在错误的话，那就是“只不过”（only）这个词。将同性恋者的对象描述为“只不过”是替代角色，等于暗示存在某些不只是（more than）替代品的对象。在精神分析视角下，这种假设难道不是颇站不住脚吗？在上一章，我们通过移情这个概念发现，幼儿的关联模式在面具下的重复（repetition of infantile patterns of relating）是“每一种爱的状态的必然特质”（《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2卷，168页）。换句话说，同性爱作为戴上面具的对自我的爱（self-love）（假如弗洛伊德这个主张确实是对的话），其真实性（authentic）并不比戴上异性爱面具的乱伦之爱低。出于它是一种伪装而将同性爱描述为一种“干扰”，这就忘记了所有爱都是伪装——而且并不因为它是伪装而损失其真实性。相反，我们大可以说，弗洛伊德教导我们将伪装视为情绪现实（emotional reality）的记号和封印。

这里的问题在于弗洛伊德思想中的不同认知方式之间的紧张。一方面，我们可以察觉到19世纪科学家对分类学秩序（taxonomical order）的特殊热情，这种分类学能够将大量处于混沌中的具体个案置于一般规则（general rule）的约束之下。因而将某些类型——同性恋者、漂亮女人、滑稽演员、猫——指定为对象选择的自恋型。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看似想抵抗这种一般化的诱惑（temptation to generalize）。注意他不愿意将人类划分为僵硬对立的类别：“然而，我们尚不能得出结论，即根据他们的对象选择是‘依恋型’或‘自恋型’，而将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组。”另外，弗洛伊德认为同“他们的对象选择类型”相关的两性差异（differences of the sexes）并非“普遍的”——虽然毫无疑问是“基础的”。通过这些犹疑和限定，弗洛伊德似乎远离了那种将每一种对象选择类别和特定人群一般化地排列在一起的倾向，并对“每个人都是不同的”（everyone’s different）这一浅薄的老生常谈产生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我们的个案中，这句老话的意思是自恋型和依恋型冲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以不同比例出现，并且性别或性倾向只能为解答任何一个特定个体将拥有什么样的比例提供最含糊的暗示。我们可以通过回忆弗洛伊德在达·芬奇研究中提供的例子说明这个主张——一个人因为内化了母亲的视角（mother’s perspective）而选择去爱作为替代品的、不同版本的他本人。确实，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原因支持这样一个替代性自我（substitutive self）必须是同性。相反，由于最隐晦神秘的原因，我们不是经常在他人的脸上——那些在性别、族群、阶级、年纪、体重、穿着品位的范畴内和我们截然不同的他者身上——看见我们自身的倒影吗？同样，不存在任何特定理由阻止依恋型的强烈的爱朝向另一个同性的人，或从一个女人朝向一个男人——排列（permutation）方式的数量是无限的。对象选择的类型不是被首要分类（overarching categories）——性别、性吸引或美貌——预先决定的，而是具体个体的独特丰富的内部和外部经历（histories）的结果。根本无法事先得知一个人将会出于什么原因、以何种方式爱他们爱的人。

以上这些讨论都没有意图否认自恋现象本身。正如弗洛伊德本人曾评论的，关键在于不论自恋型还是依恋型的爱都不会采取“纯净”的形态：其中一种总是和另一种联结在一起。弗洛伊德在论文的结尾写道：“一种真正快乐的爱对应着那个原初情境（the primal condition），在当中对象力比多（object-libido）和自我力比多（ego-libido）无法区分彼此。”（《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4卷，100页）在这样一种爱之中，我们不可能得知究竟对另一个人的爱是自爱的伪装还是相反，并且假如这种爱是快乐的，则任何人实际上都没有必要关心这个问题。在我们目前讨论的节选中，弗洛伊德提及“属于依恋型的完全对象爱……男性的特征”，弗氏正在思考的是一个让自己拜倒在被他爱慕和被他过分理想化（impossibly idealized）（用弗洛伊德的嘲讽的怀疑术语说就是“过高估价”）的淑女面前的浪漫情人。但是基于所有它的外在的自我牺牲表象，这样一种爱的自恋程度难道不可以被理解为和它的依恋程度不相上下吗？最终归纳起来，“疯狂地”爱的状态，难道不就是建基于情人将他的爱情对象的真相错认为服务于自己的、他对对象身份的幻想吗？究竟爱是指向自我（self）还是他人永远没有明确的结论，即使表面上看来很明显的时候。

自恋型的存在仍然毋庸置疑。为了他的模型，弗洛伊德回到了他陈旧的美女典型之中，但他向清单添加了一些离奇的类型——儿童、大型猛兽、“罪犯和滑稽演员”。并且他提出了可能是他最早期版本的爱作为双向的虐恋协定（love as self-perpetuating sadomasochistic pact）的观点：自恋者消耗自爱，理想地配合了依恋者要爱另一个人的需要。但是这个协定的结果却绝不和谐，它将情人导向自恋对象的那种自我封闭（self-enclosure）和冷漠，只能成为痛苦的来源，导致“对女人的爱的怀疑”和“对她神秘特质的抱怨”。爱上自恋者是一种试炼，注定会唤醒情人本身沉睡，然而现在已受了伤的、愤愤不平的自恋。

在《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1913）中——他发掘俄狄浦斯情结的人类学基础的著名尝试——弗洛伊德将自恋阶段形容为一种时刻，“在那一刻那种迄今为止分离的性驱力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一的统一体并通过贯注自我令它成为一个对象”（《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3卷，89页）。婴儿的自体情欲驱力一开始是分散的，不被任何存在于自我和他人之间的清晰分界、内在与外在所包含。自恋驱使这些驱力集合为一个单一“统一体”（unity），将自体情欲的分散的愉悦感转化为对一个明确对象即婴儿自己的爱。在此，我们刚好身处弗洛伊德的最具争议性的精神分析继承者拉康（Jacques Lacan）称为“镜像阶段”的核心。在这个时刻，通过在一个镜子中认出他自己的影像（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纳喀索斯），婴儿形成了“自主错觉”（the illusion of autonomy）[1]，在他自己不可修补的内部分裂和碎裂之上强加一个想象性的统一和自足性（self-sufficiency）。在拉康之前，弗洛伊德就主张这种“自恋性的机制从来没有被彻底放弃”（《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3卷，89页）。确实，在某些人身上，这种自主错觉以一种怪异的强度一路持续下去。美女、罪犯和滑稽演员全都陷入这种“自主的错觉”之中，它喂哺了这些人的全能自足感（sense of omnipotent self-enclosure）。

根据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可能是英国精神分析学在弗洛伊德之后最重要的人物），精神健康最主要涉及精细地处理婴儿从这种“原初的”自恋全能感过渡到对自己分离的、有限的存在的接受。自恋是对这种命运变迁的抵抗，是在婴儿自己的绝对权力和独立感的错觉中的一个避难所。

弗洛伊德开创性的论文《哀悼与忧郁》（“Mourning and Melancholia”，1917）主张，惧怕交出这种虚幻的全能感是忧郁——或今天我们称之为抑郁（depression）的东西[2]——的基础。他问道：为什么有一些个体无法克服爱的对象损失的痛苦？究竟是什么阻止他们完成哀悼的过程然后继续上路？在他的回应中，弗洛伊德依赖上面我们曾谈论过的认同概念。他认为忧郁者（melancholic）之所以被锁在自己克服不了的悲痛之中，是因为他将“失去对象”（object-loss）体验为“失去自我”（ego-loss）（《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4卷，249页）。由于忧郁者是基于他对对象的自恋性认同而爱她（或他），这个对象的缺席（absence）被体验为他本人不可修补的内在缺席——一个拒绝被补偿的损失。忧郁者是一个幻想破灭的自恋者（a disillusioned narcissist），爱的对象的死亡或拒绝，迫使其接受生命的一个必然事实：丧失和分离（loss and separation）。他爱的对象实际是在其全部虚幻统一性和完满性之中的自我（self），这甚至比失去的母亲（the lost mother）更不可救药地难以理解。这是一个无法表达的痛苦教训：难怪有些人会转向追名逐利、犯罪或幽默感，仅仅是为了逃避接受它。

[1] Jacques Lacan,“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 in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Routledge, 1989), p. 6.（拉康《文集》《镜像期作为“我”的作用的构成要素》）

[2] 临床上，各种心理疾病都可以引致抑郁，而melancholia这个词则专指神经症中的一种状态。——译者注

第九章 最无法理解的欲望对象——死亡

那么，就让我们假定，一切生物驱力（organic drives）都是保守的（conservative），都是从历史中获得的（acquired historically），而且是以回归某个更早期状态为方向。根据这一点进行推论，生物演化（organic development）必须归因于来自外部的干扰性和转移性影响。由此，初级的生命体（elementary living entity）从一开始就没有改变的愿望；假如环境维持不变，生命体将不断重复同一个生命过程。最终，必定是我们居住的地球历史及其与太阳的关系史，才有可能在生物发展的过程中留下印记。每一个因此而强加在生物的生命过程之上的变化，将被保守的生物驱力接受并储存起来以便在将来进行重复。这些驱力因此必然呈现出一个倾向改变和进步的假象，然而实际上它们仅仅追求通过或新或旧的相似路径抵达一个古老的目标。此外，要描述所有有机体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可能的。假如生命的目标是一个以前从未达到的状态，这将和生物驱力的保守性质产生矛盾。相反，生物驱力的最终目标必须是古老的状态——那个生命体在某个时刻从那里离开，然后通过它迂回的发展路径（circuitous paths）拼命向之回归的初始阶段（initial state）。假如我们接受这个没有例外的真相：一切生命体必将由于内部原因（internal reasons）而死亡——即再度成为无机物——那么我们将被迫承认“死亡是所有生命的目的”（the aim of all life is death），以及“无生命物先于生命存在”（inanimate things existed before living ones）。

在某个时刻，通过一种我们无法构想其性质的力量（force），生命的属性（attributes of life）从无生命物质中被唤醒。它有可能是一种近似于后来在生命体的某个特定阶段导致意识的出现（development of a consciousness）的过程。随之而来的是，那种从至今仍是无机物的东西之中产生的紧张（tension）致力于抵消自己。第一个驱力便以这种方式诞生（came into being），即一种回到无生命状态（inanimate state）的本能。在那个阶段，一个生命体要死亡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的生命历程很可能仅仅是短暂的，其方向是被这种幼小生命的化学结构所决定的。或许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生命体被不断地轻易重新创造，同时轻易地死亡，直至决定性的外部影响发生改变——改变的程度迫使仍然幸存的生命体更加广泛地偏离它原来的生命进程，并在抵达死亡目的（aim of death）之前穿过越来越多的曲折（détours）。这些通向死亡的迂回路径被保守本能（conservative instinct）忠诚地遵从，因而在今天向我们呈献生命现象的画卷。假如我们坚持驱力彻底排他的保守性质（exclusively conservative nature），我们就无法获得与此不同的有关生命起源和生命目标的任何概念。

——摘自《超越愉快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8卷，37—39页）

根据《论自恋》，爱自己和爱他人的能力印证了人类这种生物的“双重存在”（two-fold existence）。我同时作为一个关注自我保存和愉悦感的个体，以及作为一个追求自身繁衍和生存的物种（speices）的一分子。但是，《超越愉快原则》还推论出了可能是弗洛伊德最大胆创新的一个命题：组成这个二元存在（dual existence）的基础术语不是“个体”和“物种”，而是“生”和“死”。《超越愉快原则》冒险提出一个主张：在我们明显的求生驱力（drive to live）背后，存在一种难以察觉的求死驱力（drive to die）。有关这部著作的一个不寻常的事实是：65岁高龄的弗洛伊德在他生命和事业后期才出版的这部杰作，仍然引入了这个划时代和变革性的理论创新。

死亡驱力（death-drive）这个命题仍然是他的概念之中最受争议和最受挑战的一个，这个概念重塑了我们对弗洛伊德的理论事业的理解，并打开了通往驱力的意外道路。很多精神分析的主流人物将死亡驱力排除在弗洛伊德的关键词汇之外，将其视为反常的离题思辨，在经验主义观察和研究中缺乏必要的根据。然而，对弗洛伊德更勇敢、更具争议性的继承人来说（我脑海中出现的是克莱因和拉康），正是死亡驱力的那种过剩（excess）、那种概念性“疯狂”才使它成为精神分析思辨中无穷无尽的资源。

对他人的爱使人类这一物种能够自我繁殖、促使共同体形成，并推动美学和科学成就的出现。这是一种服务于生命关切（the interest of life）的冲动（一种围绕但不能被化约为我们早前提及的性驱力的冲动）——弗洛伊德将它命名为“爱欲”（Eros）。然而致力于这些关切（interests）要求严肃的身体、情绪以及智力上的努力，要求拥有一种将自己暴露在各种各样刺激、愉悦和痛苦之中的意愿。外部世界和我们的内在经验均通过这些刺激攻击我们。

弗洛伊德的1920年文本的第一章又一次表达那个最早在1895年《科学心理学计划》中提倡，并在其后多次重复的精神经济体（psychical economy）的原理：“精神结构（mental apparatus）致力于将它内部的刺激量维持在最低水平或至少将它维持在不变的水平。”（《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8卷，9页）但是在之前，弗洛伊德曾将这个努力联系到愉快原则，刺激量越小，愉悦感越大。《超越愉快原则》没有放弃这个原理，而是赋予它新的、诡异的含义。

通过普遍为人熟悉的起床惰性现象，我们能够理解这种转变（shift）。不论我们想象自己有多么充满能量、不论我们接受了多少宝贵的生活经验，每天早上的起床的磨难依然诉说着另一个故事。我们内部的某种东西根本不在乎新的一天，宁愿选择向我们沉重的身体和迟钝的舌头懈怠投降。我们将头埋在枕头中，抗议早上的噪声和光线的骚扰。

究竟我们内部的什么东西通过这个懈怠在发声？这是不是来自无意识的那个诡异的“另一个”的又一种表现？假如是这样，它企图说些什么？弗洛伊德的令人困扰的答案是：它正在表达一种求死的驱力。将紧张最小化的愿望源于消灭紧张的愿望，一种回归无机物的静止状态（我们的起源及将回归的地方）的愿望：“一切生物驱力都是保守的，都是从历史中获得的，而且是以回归某个更早期状态为方向。”

根据弗洛伊德的生物学思辨，这种“更早期状态”是那种先于生命出现并将在死亡中被恢复的无生命情境（inanimate condition）。节选中的第一段宣布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反直觉的主张（counter-intuitive claim）：全部由激烈的演变和适应行为组成的人类生命史不但完全不与死亡驱力相矛盾，反而恰好是死亡驱力的秘密表达。

“无生命物先于生命存在”——弗洛伊德写道。当无生命的东西暴露于“外来的干扰性和转移性影响”（external disturbing and diverting influences）之下——尤其是太阳的影响——它就会被推向某种初步的生命形式。现在，看得见的证据和常识性直觉似乎认为，这种生命将从一开始就被推动生长、蜕变（transformation）和扩大。然而，弗洛伊德坚持：“初级生命体（elementary living entity）从一开始就没有改变的愿望。”确实，生命体受“干扰性和转移性的影响”，被迫进入由达尔文（Darwin）发现的那种深刻的演化性改变（evolutionary changes）。然而这个证据更多地暗示一种控制和极力减少改变（minimize change）的“保守”驱力，而不是一种不受压制的生命力量。生命呈现的它被“改变和进步”的规则推动这一外表，是生物众多伪装中的一个——或许是最基础和狡猾的一个。隐藏在这个伪装下面的是“通过或旧或新的相似路径抵达一个古老目的地”的强迫行为（compulsion）。或者更直接地说：“死亡是所有生命的目的（the aim of all life is death）。”从这个陌生的视角，我们身为先进演化阶段的、由快感驱动的人类（pleasure-driven human）[1]，其实不过是生物“只以属于自己的方式死去”的冲动的最新伪装（《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8卷，39页）。

我们可能想对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个极明显的反驳：死亡驱力最终通过冲动（urge）表达，它应当抓住第一个出现的机会杀死人类。但这种观点相等于没有理解生物只以属于自己的方式（only in its own fashion）死去的重要性。一种从外部（from without）强加的死亡，会涉及生物一直以来极力逃避的那个创伤性困扰（the very traumatic disturbance）。看来——或许颇为可怜地——隐藏在我们对自杀的反应背后的更像是对刀、左轮手枪或绳索的恐惧而不是对死亡的恐惧。

一旦弗洛伊德意识到由死亡驱动的生命底层（deathdriven substratum of life），他就发现它潜伏在最难以预料的角落。在那本论笑话的著作里，随便举个例子：儿童游戏（play）被描绘为——与最受社会重视的神话一致——纯真的无政府状态（anarchy），来自一种积极的“无意义的快感”（pleasure in nonsense）（《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8卷，125页）。15年后，在《超越愉快原则》最著名的段落中（实际上也是弗洛伊德最著名的文字之一），游戏被怀疑具有相当不祥的动机。在这段文字中，弗洛伊德注意到一名正在学步的幼儿（他的外孙）将一个线轴抛向（带帘幕的）婴儿床的边缘，“以致它消失在它的角落里”（《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8卷，15页）。这个小孩的动作伴随着他一阵“响亮、拖长的‘噢——噢——噢——噢’的叫声”（《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8卷，14页），而弗洛伊德辨认出这个叫声代表德语“fort”（消失）。然后这名学步幼儿再将线轴拖到婴儿床外面，并“以一声欢乐的‘da’（在那里）欢迎它的重新出现”（《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8卷，15页）。

弗洛伊德将这个“消失与归来”的游戏（disappearance and return）解释为儿童——通过重复性重演（repetitive reenactment）——掌握他和母亲分离创伤的尝试。经验迫使他明白母亲不是他自己的延伸部分，并且无法以控制四肢的方式控制她。母亲明显无视幼儿获得她全部注意力的欲望，不断为了和幼儿无关的人和地方离开幼儿，迫使他无休止地陷于戴绿帽（cuckoldry）的错觉之中。“fort-da”游戏是他对这个日常灾难（everyday catastrophe）的游戏式重演（playful representation）。

然而——弗洛伊德问道——这个灾难的重复上演是在何种意义下“与愉快原则一致”？（《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8卷，15页）难道一个创伤不是最好被忘记而不是被重复吗？一个被遗忘的创伤所产生的问题是——很自然——它永远不会被真的忘记。创伤在无意识之中留下痕迹，它在那里顽固地维持受害者的记忆和想象的隔离状态。其创伤被遗忘的受害者因而被迫滞留（remain）在无意识记忆之中。相反，重复（repetition）包含改变被重复对象的神奇力量。由于向幼儿揭示了他在原初分离面前的无助被动性（passivity），原初的分离被表现得更具创伤性。线轴是对被动性的补偿：“通过以游戏的方式重复它——虽然不太愉快——他采取了一个主动角色”。（《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8卷，16页）儿童胡乱挥舞的、无力地伸向母亲渐渐走远的背影的双臂被上面这个游戏——幻想（play-phantasy）转化为对线轴的胜利掌握。

弗洛伊德因而在这个最不可能的情境中发现了死亡驱力的活动：进行重复的强迫行为（compulsion to repeat）。重复是我们寻求掌握那种凌驾我们的力量的方法。通过从创伤经验的对象变成创伤经验的主体，我们减弱并使自己远离它损害我们的力量。

强迫性重复的倾向最先在游戏中被启动，它可以继续在我们生命的所有阶段和范畴发挥无意识的力量。在本书的第七章，我们发现情欲驱力永远屈从于移情的诡异逻辑：一段情（love）总是另一段情的伪装性重复（disguised repetition）。强迫性重复的倾向暗示，死亡驱力同样受到转移（diversions）的影响。在爱的问题上，正是分析师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暴露了这种倾向。病人向分析师转移——伴随爱的各种原型（prototypes）和早期伪装——以侵略性（aggression）、羞耻、受虐狂（masochism）、妒忌和自大狂（megalomania）等形式出现的精神痛苦的最深源头。在这一刻病人可能鄙视、嘲弄分析师的权力，在另一刻卑贱地畏缩在分析师的威胁之下，然后再在另一刻企图破坏治疗。当然，这种移情并不限于治疗室之内。只要想一想我们的行为模式如何在无视经验教训的情况下重复自身：爱上一个最有可能虐待和削弱自己的人、向那个将会出卖我们的朋友吐露心扉、以快乐放任的态度展开一个新计划然后以令人沮丧的失败结束它们——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情绪低落地为这个列表添加新项目。一只恶毒的小鬼似乎在这些不断重复出现的失望中运作、阻止我们的驱力拥抱及扩展生命。

强迫性重复的倾向，以［一种试图掌握那些威胁我们自尊和能力（potency）的经验和感觉的］驱力的形式展开生命。但是这种驱力在防御痛苦的同时，使自己同等地抗拒学习（learning）。情欲驱力向生命的变迁过程（vicissitudes of life）暴露自身，知道这些变迁的残酷教训就足以促成精神改变（psychic changes）和精神成长。相反，死亡驱力是保守的，它极力减少那些生存状态特有的刺激（excitations endemic to the state of being alive），这提醒我们“初级生命体”——甚至到现在也在我们体内持续存在——“没有改变的愿望”。

本章的节选似乎在暗示，即使促成一个人一生中最激动人心、最令人不安的改变与发展的行动，都不过是更深层的拒绝改变的意志的伪装。这好比我们对另一个人的爱总是隐藏的自恋的论点一样，这个观点包含某种令人恼火的自我证实的东西。不论是进入或离开爱、面对或逃避风险、过一种活泼或是不爱活动的生活，死亡驱力总是宣布：我总是努力获得对我的经验的掌控，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极力减少痛苦和崩溃（disruption）。就它渴望“生物奋斗的终极目标”——一种永恒静止的状态——而言，这种掌控的意志由死亡驱动（death-driven）。

会不会生活中种种大小欢乐、进餐、绘画、交谈、亲吻全都不过是一些“曲折”、一些最终“朝向死亡的迂回路径”上的小转折和拐弯？幸运的是，弗洛伊德察觉到自身论证的终极逻辑的荒谬性：“然而让我们暂停并反思一下。事情不可能是这样。”（《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8卷，39页）确实不可能，因为这么做将等同将情欲驱力——精神分析思想的基石——降级为死亡驱力的次级衍生物（secondary derivative）。通过将他过度的生物学猜想（biological speculations）向前推进一点，弗洛伊德反过来想象情欲驱力如何独立于死亡驱力。他提出在众多“初级生命体”之中，存在某些东西——“生殖细胞”（germ-cells）——不但没有追求自我毁灭（self-annihilation），反而追求自身的生长和发展：“这些生殖细胞因而对抗生命体（the living substance）的死亡并成功为生命体获取我们必须称之为潜在永生（potential immortality）的东西，虽然那仅仅代表拉长了的死亡之路。”（《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8卷，40页）

注意这个描绘生命驱力（life-drive）的单句中的摇摆不定：在上半句，生殖细胞承诺了“潜在的永生”，在紧接着的下半句，这些细胞却仅能延长“死亡之路”。这种在自大和谦卑之间、在有能和无能之间（between potency and powerlessness）的突兀转变，或许最能概括弗洛伊德对两种基本驱力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这种关系的悖论（paradox）可以通过回顾《超越愉快原则》中那个非常有力的观察——生命驱力是可见的（visible）——得到启示。当我们观察人类，我们看见他们都在努力生存，并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当我们面对有自杀倾向的抑郁者（suicidal depressive）时，我们会说他丧失了生存意志，而不是他找到死亡意志。死亡驱力无法使自身在偶然的观察者或经验的研究者面前变得可见［或可理解（accessible）］。它的沉默和不可见性（invisibility）使它同时成为一切（everything）和无（nothing）——同时成为空白的缺席与诡异的在场。

这种不可理解性（inaccessibility）将弗洛伊德从生命服务于死亡驱力这一极端主张那里拉回来。“事情不可能是这样”，因为这样就等于赋予死亡驱力它并不拥有的确定性和明晰性。死亡驱力之所以令人感到不祥，不是因为我们能够看见它，而是因为我们不能。它不在白日的光线下展露自己，而是以难以察觉的方式潜入生命的肌理之中，以致它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相反的东西。难怪弗洛伊德花了如此长时间去发现它，或者说他无法举出死亡驱力的直接经验证据（direct empirical evidence）——因为死亡驱力正是那种当我们企图寻找它时就会逃脱的东西。死亡驱力概念在生物学术语中显然找不到位置，它也是最抗拒科学验证的一个概念，成为弗洛伊德的全部写作中一个最大的反讽。对经验来说，死亡的不可理解性使它显得极端模糊，是所有欲望对象中最无法理解的一个。确实，死亡是一个甚至我们都意识不到自己正在欲望的对象。

但在什么意义下一种力量可以如此不可理解地“在那里”（there）？我将通过对一个广告的评论来总结这一章并冒险为这个困难的问题提供一个答案。广告在当代文化中总是一种入侵性的视觉存在，并且在这个例子中也和可见性（visibility）有关。一家法国化妆品公司最近正在为一款抗衰老软膏展开一个引人注目且非常简单的海报及电视宣传计划。这则广告由一群美女脸部的黑白镜头构成，并同时附有模拟的手写口号（或在电视中加上配音）：“我今年43岁”“我今年52岁”，等等，然后在海报下方我们看到“让你皮肤回到十年前的样子”的广告承诺。

必须承认，在一个种族灭绝的恐怖广泛散播的年代，这广告看来是我们文化中的死亡驱力的一个微不足道——先不说是错误——的候选证据。然而在这里，并不是暴力地释放出死亡驱力，而是以最难以察觉和最隐藏的状态出现。抗衰老软膏毫不含糊地站在生命阵营那一边：它提供延长青春美丽的承诺。它和死亡究竟有何关系？

第一眼看广告，其影像令人产生一种并不复杂的惊讶：她看似33岁，然而实际上43岁。然而稍微在那张脸上多注视一会儿，就会出现一个微妙但根本不同的、更复杂的印象：她是一个貌似33岁的43岁女人。换句话说，正如广告所承诺的，她看来像一个十年岁月的痕迹被抹去的人。广告似乎没有计算在内的是这种抹去的诡异效果。那些岁月痕迹消失了，但是人们禁不住感到它们仍然存在，它们的缺席困扰着无瑕顺滑的皮肤。面容所诉说的故事并不真实。竞争对手的一款同类产品的电视广告暗示着同一个故事，其中同样青春常驻的中年模特睡觉前，在她的门外挂上一个“请勿打扰”的标志。那张43岁的脸看似奇怪且不恰当地不受干扰（undisturbed），是一个被清空其正常内容——生命本身——的无瑕容器。

这则广告——对延长青春的大规模的、无所不在的狂热崇拜（omnipresent cult）的一个缩影——利用的是一个集体幻象：我们能够抹去过往的生活痕迹、能够不受“外部干扰性和转移性的影响”负累。在此，在拥有年轻外观的皮肤的无害表象之下的，是死亡驱力在运作，它静默地宣布它没有改变，以及无生命（lifeless）的人生理想。

阅读弗洛伊德使我们永远离开了我们一直认为自己理解的那个世界。它包含了超出我们能够看见及听见的存在物，“某个人”或“某种东西”无处不在。这种东西使我们永远不能确定我们所看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自己还是我的分身？生命还是死亡？然后，对那个生命驱力和死亡驱力、愉悦和痛苦都已变得不可区分的人，我们要让他成为什么？

[1] 愉快原则追求最小化的刺激量，但“pleasure”在这里指的显然是追求刺激的意思，因此译为快感。——译者注

第十章 受虐式结局

在我的《性学三论》之中，讨论幼儿的性欲那部分，我提出了以下命题：“一旦存在大量内部过程（internal processes），性刺激（sexual excitation）就会作为共生效果而产生（as a concomitant effect）——只要那些过程的强度超过一定的限量。”确实，“在不连带激发性驱力的情况下，生物内部很可能将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能够发生”。根据这一点，痛苦刺激和不愉快刺激也将总是达到同样的结果。由于痛苦和不愉快的紧张而出现的这样一种力比多交感神经的兴奋（libidinal sympathetic excitation），将会成为一个在后来停止运作的幼儿生理机制。这种机制将在不同的性体质（sexual constitutions）当中获得相应程度的发展；但在任何情况下，它将为在后来被建立的动欲受虐狂（erotogenic masochism）的精神结构提供生理基础。

然而，上述解释是不充分的，它没有为受虐狂与其驱力在生活中的对应物［即施虐狂（sadism）］这两者间有规律的、密切的关联提供启示。假如我们回到早前的讨论，即回到我们对两种类型驱力——我们认为它们在活体生物中运作——的构想，我们会看到受虐狂的另一种起源（another derivation）。无论如何，这种起源与之前那个并不冲突。在多细胞生物中，力比多与死亡驱力或破坏驱力（drive of destruction）相遇。死亡驱力在这种生物中占支配地位，它寻求分解细胞生物以及让每一个组成它的细胞进入一种无机的稳定状态（inorganic stability）（虽然其程度可能是相对的）。力比多的任务是使正在进行毁灭的驱力变得无害，它完成任务的方法是大范围地将这种驱力向外转移到破坏驱力、控制驱力（drive for mastery）或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之上，这一过程会迅速获得一种特殊有机系统（肌肉组织）的协助。这种驱力的一部分被安排直接向性功能（sexual function）提供服务——它在这个位置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这就是严格意义上的虐待狂（sadism proper）。死亡驱力的另一部分没有参与这种外部转移（transposition outwards）；这部分留在生物内部并且——通过上面描述的共生的性兴奋的协助——在力比多的层面被绑定在那里。正是在这部分，我们辨认出原始的动欲受虐倾向。

对于那些使这种由力比多执行的死亡驱力之驯化（taming of the death-drive）得以发生的方式和手段，我们没有任何生理学上的了解。就精神分析领域中的概念而言，我们只能假定两种类型的驱力以不同的比例出现了非常广泛的融合和扩展，以至于我们永远无须面对单独的纯生命驱力或纯死亡驱力，而只需面对以不同比例出现的这两种驱力的混合物。对应这样一种驱力的融合，也可能存在——作为某些影响的结果——这两种驱力的分离（defusion）。目前我们无力猜测死亡驱力当中有多大比例拒绝以这种被绑定在力比多混合物之上的方式被驯化。

如果可以忽略一些不精确性，或许我们可以说，在生物内部运作的死亡驱力即原初虐待狂（primal sadism），等同于（identical with）受虐狂。在死亡驱力的主要部分向外转移到对象身上之后，作为死亡驱力的残余（residuum），严格意义上的动欲受虐倾向（erotogenic masochism proper）保留下来。动欲受虐狂一方面成为力比多的一个组件，另一方面仍然以自我（self）作为它的对象。因而这种受虐倾向将成为死亡驱力和爱欲（Eros）发生合并（coalescence）——对生命来说极重要——的发展阶段的证据及剩余物（remainder）。

——摘自《受虐狂的经济论问题》（“The Economic Problem of Masochism”）（《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9卷，163—164页）

在1920年之前，弗洛伊德曾认为人类这种生物被愉快原则——一种极大化愉悦并极小化其反面的命令——支配。但是死亡驱力理论违反了这个原则，同时将我们拖曳到它前方，进入一个既非愉快又非不愉快（unpleasure）的经验领域。我们很难将学步幼儿的“fort-da”游戏概括为愉快，因为通过这个游戏他重新体验了（relived）分离的创伤。但是“痛苦”也是同等不恰当的一个形容词，因为这个游戏是他掌握（并因此而在力量上减弱）同一创伤的手段。这个游戏混淆了愉快与不愉快之间的区分，暗示人类生物在某个原初阶段的——引用策兰（Celan）的用词——“未分裂”状态。

弗洛伊德涉及心理运作的“经济论”模型所无法承认的，正是这种愉悦和痛苦之间的“未分裂”关系。假如愉快构成对不愉快的逃避或极小化，推论下去这两项肯定是“分裂的”、严格地区分彼此的。因此作为愉快原则其中一种表现，性欲（sexuality）将以保持（keeping）两者的分离为主。

但正如我们从本章前的节选可见，性欲并非总是这样被规定的（principled）：受虐型（masochistic）性欲对愉快原则造成了困扰，它对它依赖的那个分类（distinction）并无自觉。《受虐狂的经济论问题》是弗洛伊德处理这个困扰——一个不仅涉及愉快原则而且涉及精神分析的理论连贯性（theoretical coherence）的困扰——的尝试。他的论文的题目显示出这个威胁：对心智的经济论模型来说，受虐狂是一个难题（problem）——“从经济论角度看，一个神秘的难题”。这个“难题”——正如他被低估的开场白所承认——是这样的：假如痛苦与愉悦对立，它又怎么可能成为愉悦的来源？受虐狂看来公然反抗了经济合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愉快原则曾向我们保证我们的内心是节俭的主妇（经济，economy，来自希腊语oikonomos，字面上的意思是“家的法则”），目的是维持一个整齐平衡的精神预算（psychical budget）：就像在财务生活中我们只承担我们有能力负担的开支，我们在性生活中只承担我们能够释放的刺激。相比之下（颇像今天以信贷为基础的经济体中的理想公民），受虐狂的开支永远高于他的负担能力，正是以入不敷出的行为——换言之，在痛苦之中——取得愉悦。

从愉快原则的角度看，“欲求痛苦”（desiring pain）是纯粹的逻辑废话（logical nonsense），自相矛盾。然而用弗洛伊德的老师沙柯（Charcot）的话说——这句话不断被弗洛伊德引用：“La théorie c’est bon; mais ça n’empêche pas d’exister”[1]（《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3卷，13页）。不论保证我们不渴望痛苦的理论有多少种，也不论它们多有说服力，都无法阻止受虐狂的存在。弗洛伊德常记沙柯的教诲，坦然面对对他不利的事实。

在那篇论文中较前部分，弗洛伊德区分了三种受虐狂：动欲（erotogenic）、阴性（feminine）以及道德（moral）受虐狂。他随即指出“第一种……是另外两种的基础”（《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9卷，161页）。换言之，“阴性”被动性（“feminine” passivity）以及过度虔敬这两者都是一种“在痛苦中”的情欲“愉悦”的衍生物。在本章的节选中，他关注的是受虐狂的原初的、情欲的维度。

就在节选文字前面的那个段落，弗洛伊德列举了部分最常见的受虐狂行为和幻想：“被勒颈、被捆绑、被痛殴、被鞭打、以某种方式被虐待、被弄脏、被剥夺尊严（debased）。”这些欲望的共同点是“明显的……受虐狂希望自己像一个年幼、无助的小孩那样被对待”（《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9卷，162页）。这个观察很令人震惊，它指出我们原初的无助状态（original condition of helplessness）是强迫型性快感（compulsive sexual pleasure）的起源。另外，这种幼儿的无助感和“被阉割、被交配或生孩子”这些“女性状态”之间存在一种紧密的亲缘性（《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9卷，162页）。对受虐狂来说，这些极端被动的体验是一种终极诱惑（ultimate lure）。然而，fort-da游戏难道不是揭示了我们对无助状态的原初恐惧（primordial fear）吗——并且伴随着同样原初的、掌控这种状态的需要？为什么无助状态会以强烈情欲对象的身份在成人身上苏醒呢？

在《性学三论》中，弗洛伊德针对幼儿性欲指出：“在不连带激发性驱力的情况下，生物内部很可能将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能够发生。”根据这个观点，对幼儿来说，所有内部刺激，不论它们可能是什么（痛苦、好奇、滑稽），均同时和性有关。《性学三论》借助“摇摆”、“被抛到空中”以及“坐火车”（《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7卷，201—202页）作为幼儿的“同步兴奋”（co-excitation）来源的案例。这种性刺激来源的潜在无穷的多样性在儿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减少。“多形态倒错”（polymorphously perverse）是使幼儿几乎能够在任何地方、通过任何对象获得刺激（excited）的能力，这一能力在外部世界对性欲所施加的限制下——适当的时间、地点和身体部位——受到削弱。

弗洛伊德的性欲的经济论模型可以说是这种压抑过程的一个症候（symptom）。归根究底，这个模型是以愉悦与痛苦的区分作为前提的，而这个区分在幼儿的心智中远远没有那么清晰。这是一个不错的反讽：对幼儿的性欲的压抑，同时也调节了成人——并且毫无疑问——无意识地决定了弗洛伊德对性愉悦的理解。难道他对性的机械理解（mechanistic understanding of sex）——性作为释放刺激并恢复身体内部紧张的平衡的手段——不是暴露了对幼儿性欲的混乱无序的遗忘吗？换句话说，被愉快原则所定义的性欲之中不是存在某种奇怪的无性（sexless）的东西吗？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性器的性欲（genital sexuality）即我们情欲发展的顶点，是力比多能量受到最严密约束（bound）的形态，捆绑（binding）是他用作描述能量被导向一个受限制的、紧密黏合的组织之内的词汇。相反，受虐狂是性欲的极端无约束形态（radically unbound form）。它使成年人回到幼儿的高度被动性和身体感受性（bodily receptivity），回到痛苦仍未自愉悦中分离出来——这对力比多的调节至关重要——的时光。

同步兴奋理论当时是弗洛伊德第一次理解痛苦渗透愉悦的现象的尝试。但二十年后，他发现这个理论欠缺了某些东西：对于“受虐狂以及它在驱力生活中的对应物（虐待狂），这两者间有规律及紧密的联系”——正如那段文字所讲——“它（同步兴奋理论）没有提供启示”。这其实以另一种方式宣布死亡驱力——弗洛伊德中期的最主要理论创新——在较早期理论之中的缺席。接下来，那段文字继续将虐待狂和受虐狂视为生命驱力和死亡驱力相遇的不同但紧密相关的结果。

事实上，受虐狂理论在到达1925年的立场以前已经历了几个中间步骤。在他1918年关于“狼人”（Wolf-Man）个案的报告中，弗洛伊德对一位年轻、富有的俄国男子进行分析，发掘出童年神经症的一种错综复杂的情结（intricate）。弗洛伊德尤其关注狼人的情欲发展的变迁过程（vicissitudes of his erotic development），他利用这个病例来展示那些（幼儿的性驱力不断承受的）使人昏眩的退行、颠倒和摇摆（regressions, inversions and oscillations）。受虐狂是这个纠缠不清的故事众多章节中的一个。针对狼人的病史，弗洛伊德重构了一个过程，该过程说明了阉割这一明确威胁［针对迈向性器欲期（genital phase）的儿童狼人］（以何种方式）导致一个倒退到“肛门”情欲（“anal” eroticism）的受惊吓的退行（frightened regression）的出现。肛门欲期（anal phase）——它源自儿童在通过憋住及排出他的粪便而被授予的权力之中获得的愉悦——在儿童身上以针对动物的强烈易怒性与残忍性的形式表现自己。相应的，受虐狂向“一个小孩正在挨打——尤其是阴茎部位”——的幻想让路（《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7卷，26页）。在弗洛伊德的说明中，挨打幻想中的真正主体（subject）是男孩自己：正如驱力、侵略性被逆转（reversed）、“被掉过头来……指向他自己……并被改变成受虐狂”的方式（《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7卷，26页）。

受虐狂是一种次级现象（secondary phenomenon）、一种来自虐待狂的派生物（derivative），这一观点弗洛伊德在次年讨论挨打幻想的那篇论文（《一个小孩正在挨打》）中做了详细阐释。根据这个解释，世上不存在“原初受虐狂”：被动地接受痛苦和侮辱的幻想是更原始的侵略性的一个替代性伪装。

一旦受虐狂被放在与死亡驱力相关的前提下思考，所有这些结论都改变了。回到章前的节选，我们发现死亡驱力的原本目的是追求“分解”生物。虐待狂是力比多阻挠这个目的的企图——通过使它向外转移来“使破坏性的驱力变得无害”。我们的力比多是在这种意义下无情地自我保存的（selfpreservative）：它知道总要有人成为死亡驱力的受害者，并且宁愿是你而不是我。因此，对一种“超越”（beyond）愉快原则的发现逆转了受虐狂是伪装的虐待狂的观念。现在情况刚好相反：“原初虐待狂——等同于受虐狂。”

因而虐待狂是力比多战胜了死亡驱力，而受虐狂则是死亡驱力战胜了力比多。战胜的意思不是说任何一方彻底消灭了另一方，而是一方采取了另一方的形式（form）。在受虐狂之中，性欲被一个自我破坏的冲动所控制，这种冲动——正如精神分析与情色文献己经充分地证实——完全可以发展到远远超出弗洛伊德在论文中限定的“玩乐”范围（“playful” dimensions）的地步。结果——同时“我们永远无须面对纯生命驱力或纯死亡驱力，而只需面对以不同比例出现的这两种驱力的混合物”——受虐狂这个特殊配方的混合物中充满纯死亡驱力那种令人癫狂的力量（intoxicating force）。[2]

受虐狂揭示了两种驱力在我们体内采取的竞争方式，可以如何无限制地怪异——借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融合”（fused）和“分离”（de-fused），以及实际上的混乱（confused）[3]。它或许比任何其他心理现象更有效地印证了我们的欲望可以轻易变得何等难以理解（obscure），而我们对它们的了解又是何等的稀少。受到难以理解的自相矛盾的无意识逻辑所驱动，它们令意识心智（conscious mind）的每一个直觉（intuition）和理性期望都陷入混乱之中。

当然，文学与电影已经为探索受虐狂的奇怪反理性现象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从萨克–马索克（Leopold von SacherMasoch）、萨德（de Sade）与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到《蓝丝绒》（Blue Velvet）与《秘书》（Secretary）。但我想通过回顾我童年的一个珍贵文本，足够恰当地给这一章和这本书一个结论。追随弗洛伊德本人，我侦察到在最“天真无邪的”童年游戏中——并且尤其在它们的重复之中——隐藏了某些最具强迫性的破坏动机（most compulsively destructive motifs）。我心目中的这个“游戏”是在舒尔兹的《花生漫画》（Peanuts）多年的出版过程中重演了47次的一个著名仪式——露茜（Lucy）扶住橄榄球之后诱骗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冲上去踢它。结果永远都一样：每次她都在查理·布朗的脚快要碰到球时抽走它，导致他向上飞起然后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上。露茜的诱饵每次都不同，而且每次都战胜查理·布朗多次痛苦经验累积起来的抗拒：她责怪他不信任女人——“你连你妈妈都不相信吗？”她给他一份公开的那一踢的“程序”：她建议他看着她双眼以便估计她将会做什么。然后（在漫画的最后一格）我们每次必然看见她站在查理·布朗身上，在他耳边轻声说出一句虐待狂的说明：“我不是你妈妈，查理·布朗”；“查理·布朗，在每一个计划书里面永远会有一些最后一刻才出现的变化”；或者更简单，在第三种例子中，她戴上一副墨镜。

无论如何，漫画中的这个系列谜团并非是什么动机驱动了露茜的恶作剧，而是究竟是什么驱使她的受害者对他事先知道（即使他被引诱去压抑他所知道的事情）他将会被拒绝的那一脚的强迫性重复（compulsive repetition）。换言之，为什么查理·布朗一次又一次脑袋向前地冲进他自己的创伤之中？

事实上，强迫性重复的引发——虽然不可抗拒——还不足以解释这个特殊的重复。正如fort-da游戏所展示，掌控创伤的命令是进行重复的动机。确实，这是查理·布朗的显在意图（manifest intention）——正如他在冲向球的时候的仪式性口号“今年我要将这球踢到月球上”所显示的。但我禁不住感到这个阳具式力量（phallic potency）（正如他朋友说的：“可怜的老查理·布朗”——他做了什么事以至被如此阅读？）掩盖了一个更基础的欲望：错过那个球。换句话说，他的生命驱力（“今年我要……”）被漫不经心地系在他的死亡驱力（“砰”）之上。

这个同步兴奋理论——“内部过程”的同步兴奋理论，尤其是当这些内部过程产生的兴奋的强度超过某个临界点——导致一种“力比多交感神经兴奋”（a libidinal sympathetic excitation），为理解查理·布朗的受虐狂提供了一个路径。弗洛伊德将“被抛到空中”列为在幼儿性刺激（infantile sexual stimuli）的来源，为这里提供了线索。这个圆头圆脑的小孩是否被来自一个痛苦神秘地产生愉悦的时期的无意识记忆所驱使？

毫无疑问这种解释有点过火（但是，不过火的话精神分析就无法存在），查理·布朗的受虐式冲锋（而且这个动机在这个漫画的其他故事线中也存在：回忆一下他放风筝的凄惨失败，重复了同一个极度痛苦的兴奋的奔跑、片刻空中停留以及重重摔在地上这一系列动作）的基本要点在于它恢复了无助的幼儿状态：“受虐狂希望像一个年幼及无助的小孩那样被对待。”

但为什么会这样？在这种使自己处于无助状态的欲望背后隐藏了什么东西？拉普朗什（Jean Laplanche）近年的研究为理解这个问题做了很多工作。拉普朗什指出我们最初被另一个人（很明显这些人是我们的照顾者）触摸时，我们就处于无助状态，我们的身体被置于神秘及令人困扰的刺激中。这些触摸或“信息”来自那些幼儿无力控制甚至未能认同（identify）的人，是一种创伤［一个“破门而入或痛苦所特有的闯入”（effraction or breaking in characteristic of pain）[4]，拉普朗什写道］，并且这些触摸或“信息”同时是启动我们内部的性欲的手段。换句话说，性欲原本就是受虐狂的（sexuality is originally masochistic）。渴望在一个控制性的且具有潜在破坏性的他者面前示弱，表现出无助的状态，就是追求让性欲回归到其创始状态（inaugural state）

我们对弗洛伊德的探询以埃玛作为起点，她的创伤同时也恢复了幼儿无助状态的幽灵。但埃玛的反应和查理·布朗截然不同——其目的是通过在一个特定环境中（单独身处一间商店）局部化（localising）无助状态以便遏制它。虽然她回到她的笑嘻嘻的侵犯者那里，但埃玛不是一个受虐狂。她抱着她或许能够对他引起的创伤性兴奋获得某种理解及控制的（无意识且不可能的）希望重返现场。

从歇斯底里开始，我们发现了众多无意识防御机制的奇怪合理性（peculiar rationality）。歇斯底里的埃玛从她的自我破坏驱力、从伤害她自己的意愿之中保存了自己。相反，受虐狂查理·布朗不是通过防御而是通过拥抱（embracing）自己的无助状态，通过不顾一切地冲向将暗算他、再一次使他受伤的足球的方式肯定生命。受虐狂揭示了我们的欲望的终极非理性（ultimate irrationality）。

弗洛伊德对受虐狂迟来的探究来得那么晚，见证了他伟大计划的勇气——他愿意让这个计划暴露在那些有可能撤销其奠基于规律的合理性的现象面前。受虐狂结束了精神分析作为心理活动的科学解剖学及系统化理论（scientific anatomiz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的伪装（我必须说，弗洛伊德和他的正统信徒醉心于这种伪装），因为它显示出心理活动恰好正是一个拒绝服从任何系统的东西。但这样一种科学上的失败却也同时是另一种科学的胜利——一种基于其对象所施加的界限的科学。实际上，精神分析归根究底并非对人的欲望的掌控，而是与其无情的不可知性（unknowability）共存的方式，以及与我在欲望面前的无助状态共存的方式。这是否是一种悲观消极的教训？对那种科学至上主义者来说，毫无疑问是这样。但对我们其他人来说，精神分析的积极作用不下于它带来的困扰。假如我们能够像动物满足自己那样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生命毫无疑问会轻松一些，但同时也会大大降低它的趣味性——实际上就是大大降低它的价值。不论是来自我还是一些其他人的语言，假如对这些语言的阅读不是那么痛苦困难，那么正如弗洛伊德已经向我们展示的，它们就不值得我们花时间和精力阅读。

[1] 法语，意为“理论很好，但并不能阻止事情发生”。——编者注

[2] 在此，受虐狂被定义为以纯死亡驱力为主导的纯死亡和纯生命驱力的混合物。——译者注

[3] confused在此处为双关语，同时指向融合（fused）和混乱（confused）。——译者注

[4] Jean Laplance,“Masochism and the General Theory of Seduction”in Essays on Otherness(Routledge, 1999), p. 209.（拉普朗什《他性论文集》《受虐狂与一般诱惑理论》）

精神分析进阶读本

由弗洛伊德编写

目前很难在他本人作品之外找到比更全面的弗洛伊德思想的入门介绍。

《精神分析引论》（《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15—16卷）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1915-17), SE Volume 15-16.

《精神分析新论》（《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22卷）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1932), SE Volume 22.

两种对弗洛伊德的补充性解读

安娜·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精要》

Anna Freud (ed.),Sigmund Freud: The Essentials of Psychoanalysis(Penguin, 1986).

彼得·盖伊（编）：《弗洛伊德读本》

Peter Gay (ed.),The Freud Reader(Vintage, 1995).

弗洛伊德传记

埃内·斯特琼斯：《弗洛伊德生平与著作》及该书1957年的缩简版

Ernest Jones,The Life and Work of Freud (Basic Books, 1993).

彼得·盖伊：《弗洛伊德：属于我们时代的一种人生》

Peter Gay,Freud: A Life of Our Times(Norton, 1998).

一般性概论

沃尔海姆：《弗洛伊德》

Richard Wollheim,Freud(Fontana, 1991).

马尔科姆：《精神分析：不可能的事业》

Janet Malcolm,Psychoanalysis: The Impossible Profession(Granta, 2004).

（以上两本都是对弗洛伊德思想的深入介绍、对作为执业分析师的弗氏的引人入胜的描绘。）

弗罗施：《支持及反对精神分析》

Stephen Frosh,For and Against Psychoanalysis (Routledge, 1997).

拉普朗什、彭塔力斯：《精神分析词汇》

Jean Laplanche & Jean-Bertrand Pontalis,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Karnac, 1988)

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运动

1.“正统”弗洛伊德派

安娜·弗洛伊德：《自我及其防御机制》

Anna Freud,The Ego and Its Mechanisms of Defence (Karnac, 1992). A classic of ego-psychology from 1936.

费尼谢尔：《神经官能症的精神分析理论》

Otto Fenichel,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Neurosis (Norton, 1995).

2.克莱因学派

米切尔（编）：《克莱因论文选》（附优秀的编者导言）

Juliet Mitchell (ed.),The Selected Melanie Klein (Tree, 1987).

克莱因：《一宗儿童精神分析的叙述》

Melanie Klein,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Vintage, 1998).

3.“对象关系”学派

比昂：《从经验中学习》

Wilfred Bion,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Karnac, 1984).

温尼科特：《游戏与现实》

D. W. Winnicott,Playing and Reality(Routledge, 1989).

4.拉康学派

拉康：《精神分析的四个基础概念》

Jacques Lacan,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Norton, 1981).

（进入拉康臭名昭著的高密度思想和写作的最佳途径）

鲍伊：《拉康》

Malcolm Bowie,Lacan (Fontana, 1991).

5.当代精神分析学

梅尔泽：《诚挚与其他作品》（克莱因学派领军人物的论文集）

Donald Meltzer,Sincerity and Other Works (Karnac, 1994).

博拉斯：《对象的影子》（当代对象关系理论的关键文本）

Christopher Bollas,The Shadow of the Object (Free Association, 1987).

拉普朗什：《他性论文集》（后拉康传统的首要思想家）

Jean Laplanche,Essays on Otherness, ed. John Fletcher (Routledge, 1999).

格林：《论私下疯狂》（罕见地沟通了英法传统）

André Green, On Private Madness (Karnac, 1996).

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应用

保罗·利科：《弗洛伊德与哲学》

Paul Ricoeur,Freud and Philosophy (Yale, 1977).

伯桑尼：《弗洛伊德式身体：精神分析与艺术》

Leo Bersani,The Freudian Body: Psychoanalysis and Art (Columbia, 1990).

菲利普斯：《达尔文的蠕虫》

Adam Phillips,Darwin's Worms(Faber, 1999).

米切尔：《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

Juliet Mitchell,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Penguin, 1990).

基尔曼：《弗洛伊德、种族、性别》

Sander L. Gilman,Freud, Race and Gender(Princeton, 1993).

网络资源

http://www.freud.org.uk/弗洛伊德博物馆的网站

http://www.aihp-iahp.com/国际精神分析史协会的网站

http://www.loc.gov/exhibits/freud/ 1999年的一个大型展览“弗洛伊德：冲突与文化”的网站

弗洛伊德年表

1856年5月6日 生于奥地利摩拉维亚的弗莱堡。

1860年 全家迁居维也纳。

1873年 进入大学修读医学。

1876—1882年 开始为维也纳生理学学院的布鲁克工作。

1877年 发表第一篇研究鳗鱼及七鳃鳗的解剖的论文。

1881年 医学博士毕业。

1882年 与玛塔·伯尼斯（Martha Bernays）订婚。

1882—1885年 在维也纳总医院工作。

1882年 获益于布罗伊尔的安娜病例。

1884—1887年 研究可卡因的临床用途。

1885年 被委任为神经病理学讲师。

1885—1886年 在巴黎的沙柏特里埃精神病院跟随沙柯学习，兴趣转向神经疾病。

1886年 与玛塔结婚。开设治疗神经疾病的私人诊所。

1887年 将催眠术引入治疗。长女玛塔出生，是弗氏六个子女中最年长的一个。

1887—1902年 展开与弗赖斯（Wilhelm Fliess）的友谊及通信。

1889年 见证伯因海姆在南锡进行的催眠实验。

1891年 完成论失语症的专论。

1893年 与布罗伊尔一起发表有关歇斯底里的临床发现的“初步通信”。

1893—1898年 发表几篇论歇斯底里、强迫症及焦虑的简短论文。

1895年 与布罗伊尔一起发表《歇斯底里研究》。草拟《科学心理学计划》并寄给弗赖斯不完整的版本，但直到死后的1950年才出版。

1896年 第一次使用“精神分析”这个词。弗氏父亲死亡，享年80岁。

1897年 开始自我分析（self-analysis），放弃那个认为神经症植根于真实的性虐待经验的“诱惑理论”，改为采纳幼年性欲理论的观点。

1900年 《梦的解析》出版。

1901年 《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出版。

1905年 发表“多拉”案例、《性学三论》《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

1906年 苏黎世精神科医生容格成为精神分析的追随者。

1908年 第一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在萨尔斯堡举行。

1909年 弗洛伊德和容格一起到美国讲学，并发表了《精神分析五讲》。发表“小汉斯”和“鼠人”案例。

1911年 弗洛伊德学说的追随者阿德勒形成第一波对精神分析运动的分离。发表对患精神病的德国法官史瑞伯（Schreber）的回忆录的分析。

1913年 出版《图腾与禁忌》。

1914年 容格脱离精神分析运动自成一派。

1915年 完成12篇“元心理学”论文，但只有5篇被保留。

1915—1917年 发表《精神分析引论》。

1920年 次女苏菲逝世。《超越愉快原则》出版。

1921年 出版《群体心理学与对自我的分析》。

1923年 出版《自我与本它》。被诊断患上癌症。

1926年 出版《抑制、症状与焦虑》。

1930年 出版《文明与其不满》。弗氏母亲逝世，享年95岁。

1933年 新上台的纳粹党在柏林焚烧弗氏的书。

1938年 纳粹入侵奥地利，弗洛伊德和家人流亡伦敦。发表《精神分析概要》。

1939年9月23日 卒于伦敦。

死亡是生命的目的：弗洛伊德导读

[英]乔希·科恩　著

唐健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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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6年12月第1版

字 数：106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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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6979-3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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