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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情的终结

命运的内核

一个被出卖的杀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情的终结 / (英) 格林 (Greene,G.) 著 ; 柯平译

.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3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The end of the affair

ISBN 978-7-5399-7941-0

Ⅰ. ①恋… Ⅱ. ①格… ②柯… Ⅲ.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56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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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OF THE AFFAIR

by Graham Greene

© Verdant S.A., 1951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4-453号

书       名   恋情的终结

出  品  人   华    楠

著       者   （英）格雷厄姆·格林

译       者   柯    平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丽

特约编辑   读客姚红成    读客高一君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71千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941-0

定       价   5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恋情的终结》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The End of the Affair

献给 C.

人的心里有着尚不存在的地方，痛苦会进入这些地方，以使它们能够存在。

——莱昂·布洛伊【1】

第一部

1

故事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作者从自己经历中选择那个可以让其回顾以往或者放眼未来的时刻时，完全是任意的。有些职业作家，在被人们认真注意到的时候，会因他们的写作技巧而受到赞美。我用“作者选择”这样的说法时，口气里所带的，便是这类作家会有的那种并非很确切的自豪感。但是，事实上是我自己选择了一九四六年一月那个漆黑的雨夜里，在公共草坪上看到亨利·迈尔斯顶着一片滂沱大雨斜穿而过呢，还是这些景象选择了我？依照我这一行当的惯常做法，我从这里开始写会很方便，也很正确。可如果当时我信某位天主的话，我也会相信有那么一只手在拽着我的胳膊肘，示意我说：“去同他打招呼吧，他没看见你。”

不然的话，我怎么竟会去同他打招呼呢。如果用“恨”这个字眼来说人不算太过分的话，我是恨亨利的——我也恨他的太太萨拉。我想那天晚上的事情过后不久，亨利也开始恨我了，就像他一定曾时时恨过自己的太太以及另外那个人一样（所幸的是，那时候我们都不相信另外那个人的存在）。所以说，这本书所记述的与其说是爱，倒远不如说是恨。不过，如果我碰巧说了亨利和萨拉什么好话的话，读者也大可以相信我：我这样做是在抵制偏见，因为我喜欢写出接近于真实的东西，甚于发泄自己接近于仇恨的情感，这是我的职业自尊心之所在。

看到亨利在这样一个夜晚跑到外面来可真是奇怪：他喜欢自己拥有的那份安逸，而且——或者说是我这么想——他毕竟有萨拉。对于我来说，安逸就像是在错误的地点或者错误的时间里勾起的错误的回忆：人在孤独的时候宁愿不要安逸。甚至在我那间起居两用的公寓，我也嫌安逸太多了。公寓位于公共草坪的南边——错误的那一边——里面还有别人丢下的旧家具。我想到雨里去散散步，在邻近的小酒馆里喝上一杯。狭窄拥挤的门厅里挂满了陌生人的衣帽——住在三楼的那个人正在招待客人，结果我错拿了别人的雨伞。我带上身后那扇镶着彩色玻璃的门，小心翼翼地走下台阶，台阶在一九四四年时被炸坏了，以后就从来没修过。我有理由记住那个场面，记住那扇结实、难看、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彩色玻璃门，是如何经受住炸弹爆炸的震荡的，就像我们的祖父们当时如果健在的话也会的那样。

我刚准备穿过公共草坪，就发觉自己拿错了雨伞，因为伞上裂着一条缝，雨水流进了我的防雨布衣领。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了亨利。本来要躲开他很容易，他没带伞，借着路灯，我能看到他的眼睛被雨水糊住了。黑魆魆的、没有叶子的树像破水管似的耸立在那里，挡不了雨。雨水从亨利头上戴的那顶硬邦邦的浅黑色帽子上滚落下来，汇成一股股细流，顺着他的黑色公务员大衣往下淌。我就是同他擦身而过，他也不会看见我，何况我还可以往路边走两步，保证让他看不到我。但是我却开口说：“亨利，简直认不出你来了。”我看到他听到我的声音后眼睛一亮，就像碰到了老朋友似的。

“本德里克斯。”他亲热地招呼道。天下的人都会说他才有恨人的理由，而不是我。

“亨利，下这么大的雨，你在这干吗？”有些人身上有着你自己不具备的美德，这样的人总让你忍不住要去戏弄戏弄。他含糊其词地回答道：“哦，我想透透气。”一阵突如其来的风雨差点把他的帽子卷到北边去，幸好他及时把它抓住了。

“萨拉好吗？”我之所以这么问，只是因为如果不问的话就会显得有点不对劲，其实我巴不得听到她病了、怏怏不乐、奄奄一息的消息才开心呢。我想象过，在那些日子里，她所经受的任何痛苦都可以减轻我的一份痛苦；她要是死了，我就解脱了，我就不会再去想象那些处在我这样不光彩境地里的人一定会去想象的事情了。要是萨拉死了，我想自己甚至会喜欢亨利这个可怜的傻瓜蛋的。

他说：“噢，她晚上出去了。”他的话又惹动了我心里的鬼胎，让我想起往日里别人问到萨拉时，亨利一定也是这样回答的，而那时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萨拉身在何方。“去喝一杯？”我问他。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真的同我走到了一块儿。在此之前，我们还从没在他家以外的地方喝过酒。

“我们好久没见到你了，本德里克斯。”由于某种原因，别人一般只知道我的姓氏——尽管朋友们也会用我那喜爱文学的父母亲给我起的那个文绉绉的名字“莫里斯”来称呼我，我或许还是压根儿就没在受洗仪式上被命过名【2】。

“是有好久了。”

“呃，准有—— 一年多了吧。”

“自从一九四四年六月起。”我说。

“有那么久了——啧。啧。”真是个傻瓜，我心里想，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半，他竟然连一点蹊跷都没看出来。我们双“方”之间只隔着一片不到五百码【3】宽的平坦草坪。难道他就从来没想到过问萨拉一句：“本德里克斯近来情况怎么样？要不要请他过来坐坐？”而萨拉的回答也从来没让他觉得……古怪、闪烁其词、值得怀疑吗？我像一块滚进池塘里的石头一样从他们的视野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想石头落水后水面泛起的涟漪也许让萨拉心烦意乱了一星期，或者一个月，可是亨利的两眼就像紧紧蒙着马眼罩似的，什么也看不见。我曾经特别恨他那双眼睛，甚至在我因为它们而获得好处的时候也恨，因为我知道别人也同样可以因为它们而获得好处。

“她在看电影吗？”我问。

“呃，不，她现在几乎不去看电影了。”

“过去她可是去的。”

庞蒂弗拉克特徽章酒馆仍旧装点着圣诞节气氛的纸彩带和纸铃铛，这是商业化的庆祝活动后留下的淡紫色和橙黄色的残骸。年轻的老板娘胸脯抵着吧台，脸上一副对顾客不屑的神情。

“挺漂亮。”亨利有口无心地说了一句。他手足无措、怯生生地四处张望，想找个挂帽子的地方。在我印象中，他曾去过的最接近于酒馆的场所，就是离诺森伯兰林荫大道不远的那家牛排馆，他与部里的同事们一起在那里吃过午饭。

“你来点什么？”

“我不介意来杯威士忌。”

“我也不介意，不过在这儿你只能将就着喝点朗姆酒了。”

我俩坐在桌边，手指盘弄着酒杯：我跟亨利向来没什么话好说。我无法确定，如果不是因为一九三九年要动手写一部以一位高级公务员为主角的故事，自己是否还会费心劳神地去同亨利或者萨拉混熟。亨利·詹姆斯【4】曾在与沃尔特·贝赞特【5】的一次讨论中说过：一位有足够才智的年轻女人要写一部有关王室卫队的小说的话，只须从卫队某个军营的食堂窗前走过，向里面张望一下就行了。不过我觉得，在该书写作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这个女人会发现有必要同卫队的一位士兵上床，哪怕这么做仅仅是为了核实一下细节。我倒没真的同亨利上床，不过我做了仅次于此的好事情。第一次带萨拉出去吃饭的晚上，我就产生了一个无情的念头：我要把一位公务员太太脑子里的东西掏出来。她不知道我的用意。我确信：她以为我真的是对她的家庭生活感兴趣。或许，正是这一点使她对我产生了最初的好感。亨利什么时候吃早饭？我问她。他是乘地铁、公共汽车还是坐出租车去上班？他晚上把工作带回家来做吗？他有带王室徽章的公文包吗？在我的意兴推动之下，我同萨拉之间的友谊开出了花朵；看到竟然有人会把亨利当回事儿，她高兴极了。亨利很重要，不过他的重要程度实在同大象相差不了多少，这种重要性来自于他所在部门的规模。有些类型的重要性天生倒霉，注定了要在不重要的冷宫里待着。亨利是养老金部门一名重要的助理大臣——该部门后来成了家庭安全保障部。家庭安全保障——在那之后的岁月里，在那些痛恨同伴、想找把家伙的时候……我曾对这个名称嘲笑不已。终于有那么一次，我故意告诉萨拉说，我之所以对亨利感兴趣，只是为了给自己书中的人物找原型，而且这个人物还是一个滑稽可笑的角色。从那以后，萨拉就开始不喜欢我的小说了。她对亨利忠心耿耿（这一点我从来也无法否认）。在我被魔鬼夺去理智、连对与世无争的亨利都心怀怨恨的那些时刻里，我曾经借着写这部小说来发泄自己的愤怒，杜撰出了一些粗陋不堪的情节……有一次，萨拉同我度过了整整一个夜晚（我一直盼望着这样的时刻，就像作家盼望着自己的书写到最后一个字一样），我不经意间说错的话毁了整个晚上，破坏了接连几个钟头里有时如同一段完整爱情的气氛。大约两点钟时，我气呼呼地睡着了。三点时分，我醒过来，将手搭在萨拉的手臂上，把她给弄醒了。我想自己原来是想让一切都恢复正常，但是当我的受害者把她睡眼惺忪、美丽又充满信任的脸转向我时，我又不那么想了。她已经忘记了争吵，可是我将她的健忘都视为自己重拾旧怨的新理由。人类真是别扭啊，然而他们却说我们是天主创造的。在我看来，一位不像全等式那样简单朴素、不像空气那样澄澈透明的天主是难以想象的。我对萨拉说：“我一直躺在这里想第五章的内容。亨利在出席重要会议以前，是不是要嚼嚼咖啡豆来去掉嘴里的味道呢？”萨拉摇摇头，开始无声地哭泣起来，我当然佯装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哭；问这个问题并没什么别的意思，我一直在为自己的人物苦恼，这不是对亨利的攻击，就连最体面的人物有时候也会嚼嚼咖啡豆……我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她哭了一会儿便又睡着了。她睡得很踏实，而我把她能够入睡都看成是对自己的额外冒犯。

亨利不停地喝着朗姆酒，目光在淡紫色与橙黄色的彩带之间痛苦地游移着。我问他：“圣诞节过得好吗？”

“很好，很好。”他答道。

“在家里过的？”亨利抬起头来看看我，就好像我说“家里”这两个字时的声调听上去很奇怪似的。

“家里？是啊，当然是在家里。”

“萨拉好吗？”

“好。”

“再来杯朗姆酒？”

“这次该我来买了。”

亨利去买酒时，我上了趟洗手间。洗手间的墙壁上乱画着一些字句：“操你妈的店老板，还有你那大奶子的婆娘。”“祝所有的婊子和拉皮条的主们梅毒愉快，淋病快乐。”我赶紧走出洗手间，回到令人愉快的纸飘带和叮当作响的碰杯声中间。有时，我在那些追求安逸的人们身上太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影子，这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去相信那些圣徒和英雄美德的强烈愿望。

我把刚才看到的那两句话复述给亨利听，想让他震惊一下，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嫉妒是件糟糕的事情。”

“你是说大奶子婆娘这句？”

“两句都是。人自己日子过得不好，就会嫉妒别人的幸福。”他在家庭安全保障部里竟然学会了这番道理，这让我实在没想到。此时，在我的遣词用字当中，我那愤愤不平的情绪又从笔端流露出来。这种情绪是多么枯燥和没劲啊。如果有能耐的话，我会用爱来写作。可是如果能用爱来写作的话，我就会是另外一个人：我也就根本不会失去爱了。然而此刻，隔着眼前这张上面铺着瓷砖、闪闪发亮的酒桌，我心里蓦地感觉到了点什么，它并非是像爱那样极端的东西，或许只不过是一种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感情。我问亨利道：“你过得不好吗？”

“本德里克斯，我很担心。”

“跟我说说。”

我猜想是朗姆酒让他开了口，要不就是他对我知晓他许多事情这点略有所闻的缘故？萨拉对他忠心耿耿，但我们两人的关系发展到了那份上，我难免会从她那里听到一些有关亨利的事情……我知道他肚脐左边有颗痣，因为有一回，我身上的一个胎记让萨拉想起了它。我知道他近视，却不愿意在生人面前戴眼镜（我也仍然算得上是个生人，所以从来没见过他戴眼镜）。我知道他喜欢在十点钟时喝茶。我甚至知道他的睡眠习惯。他是否意识到：我已知道他这么多事情，再多知道一件并不会改变我俩之间的关系？总之他说：“我担心萨拉，本德里克斯。”

酒吧间的门开了，迎着灯光，我看见外面大雨倾盆。一个咋咋呼呼的矮个儿男人冲进门来，嘴里嚷嚷道：“各位好啊？”可是没人搭理他。

“她是不是病了？我想你说过……”

“不，不是病了。我不这么想。”他神色凄然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这里不是他习惯的“环境”。我注意到他两眼充血，也许他不能好好戴眼镜——周围老有那么多的生人，也有可能是他淌过眼泪的缘故。他说：“本德里克斯，我不能在这儿谈。”听他的口气，就好像他曾经有过在什么地方谈话的习惯似的。“跟我到家里去吧。”

“萨拉会回来吗？”

“我想不会。”

我付了酒钱，这是亨利心神不宁的又一个表现，因为他对别人的好客之举从来就不太容易消受；大家一起打车时，他总是那个别人还在东摸西找时就已把车钱攥在手心里的人。公共草坪的林荫道上雨水仍在遍地流淌，不过亨利的家离得并不远。他从安妮女王朝代风格的气窗下摸出碰簧锁的钥匙，打开房门，走进去喊道：“萨拉，萨拉。”我盼望着有人答应，但又害怕听到应声，不过最终并没有人答应。亨利说：“她还没回来，到书房里来吧。”

以前我从没去过他的书房：我一直是萨拉的朋友，碰到亨利时也是在萨拉的地方，在她那间杂乱的起居室里。那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是彼此相配的，也没有什么东西属于某个特定的时代，或者经过专门的布置；那里的一切似乎都属于我见到萨拉的那一周，因为主人没让任何一件标志着旧时喜好或情感的东西留存下来。那里的一切都是被人用过的，就像此刻在亨利的书房里，我感到很少有什么东西被人用过一样。我怀疑那套吉本【6】的集子到底有没有被打开过，而司各特【7】的那套文集之所以放在那儿，可能也只是因为那是他父亲的东西，就像那座《掷铁饼者》【8】雕像的青铜复制品一样。然而，在这间没怎么用过的房间里，亨利的心情却变得好了一点，这只是因为这里是他的房间——是归他所有的东西。我满怀嫉恨地想：一个人要是稳稳当当地拥有一件东西，那就从来不需要去用它。

“来杯威士忌？”亨利问。我想起了他的眼睛，心下寻思：他是不是喝得比过去多了。从他手下慷慨倒出来的确确实实是两份双倍量的威士忌。

“什么事让你烦心，亨利？”那本关于高级公务员的小说我早已丢开不写了，我也没再继续去寻找什么原型。

“是萨拉。”他说。

如果两年前亨利就像现在这样说出这几个字来的话，我会感到惊恐吗？不，我想我会喜出望外的。人对于东瞒西骗的生活总是没法不感到厌倦。我会欣然接受公开的决斗，哪怕只为了这样一个原因，即：在决斗中，由于亨利那方战术上的某种失误，我有那么一丁点儿机会胜出——无论多么渺茫。在此前和此后的生活里，我都从未有过那么强烈的想成为赢家的愿望，就连想写出一本好书的愿望也从未那样强烈过。

他抬起头来，眼眶红红地看着我说：“本德里克斯，我很害怕。”我不能再以那种居高临下、神气活现的态度对待他了。他也成了倒霉鬼学校毕业生当中的一员：他在我上过的同一所学校里通过了考试。我平生头一回把他看成了自己的同类。我记得他的写字台上有几张镶在牛津式相框里的发黄的旧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上是他父亲。我曾经边端详那张照片边想：那上面的人看上去是多么既像亨利（照片是在与亨利差不多大的年龄，即四十五六岁的光景时照的），又不像亨利啊。不像的地方并不是人中上留的一撇小胡子——而是他脸上那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特有的世事驾轻就熟、方向路线清楚的自信神情。突然间，我又感觉到了刚才有过的那种惺惺相惜、同类相伴的友情。我喜欢亨利甚于喜欢他那曾在财政部供职的父亲。我俩同样都是局外人。

“你害怕什么，亨利？”

他像被人推了一把似的一屁股坐进安乐椅里，语气愤然地说：“本德里克斯，我一直在想：一个男人所能做的最坏的、最最糟糕的事情……”那些日子里，我肯定整天都坐立不安：为人清白所带来的安详对我来说是多么陌生，又是多么单调无味啊。

“你可以相信我的，这点你知道，亨利。”我边说心里边想：尽管我信写得很少，但萨拉还是有可能保留着我的一封信。这是作家们冒的一种职业风险。女人会夸大她们情人的重要性，她们从来也不会预想到有朝一日，一封言辞失检的情书会被打上“有趣”的标记，以五先令【9】一封的标价出现在手迹售品的目录上，那时的情景将会让人多么沮丧。

“那你瞧瞧这个吧。”亨利说。

他伸手递给我一封信——信上的字不是我的笔迹。“打开来看吧，念念。”亨利说。信是亨利的一个朋友写来的，上面写道：“我的建议是，你想帮助的那个人应该去找维戈街159号一个名叫萨维奇的人。我发现他能干、谨慎；他的手下也不像通常干这个行当的家伙们那样惹人讨厌。”

“我不明白，亨利。”

“我给这人写了封信，说我的一个熟人因为私人侦探事务所的事情来征求我的意见。真是糟糕透了，本德里克斯。他一定早就看穿了我的幌子。”

“你真的是要……？”

“我还没去做什么，但信就搁在写字台上，让我想起来……这事看起来够荒唐的，是吧？她一天进来十几趟，可我竟然就这么死心塌地相信她不会看信。我甚至都没把它收到抽屉里。不过，其实我还是难以相信……这会儿她出去散步了。‘散步’，本德里克斯。”大雨不但淋透了他的衣服，而且穿透了他的心理防线。他一边说一边把袖口凑到煤气暖炉上。

“我很遗憾。”

“你过去一直是她的一个不一般的朋友，本德里克斯。人家不是说吗，丈夫其实是最不知道妻子真正样子的人……今天晚上在公共草坪上看到你时，我就想：把事情告诉你，如果你笑话我，那我大概就可以把信烧了。”

他伸着那只淋湿的胳膊坐在那儿，两眼躲着不看我。我从来没有什么时候比这会儿更不想笑的了，但是如果真能笑得出来的话，我是会开怀大笑的。

我说：“这不是人们会笑话的那档子事情，即使这样想是有点叫人不可思议……”

他用颇带企盼的口气问我：“是有点不可思议。你觉得我真是个傻瓜，对吧？”

片刻之前，我会很愿意大笑一场；然而此时，在我只能硬着头皮说假话的时候，往日有过的所有嫉妒之情又都涌上了心头。难道夫妻之间真是这么血肉一体，没法分割，以至于如果恨妻子的话，就非得连带着丈夫一起恨吗？亨利的问题使我想起他是多么好骗，好骗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在我看来，他几乎是在纵容妻子的不忠，就像把零钞丢在饭店客房里的人是在纵容偷窃一样。他为人处事的秉性一度成全了我的爱情，但我之所以恨他，却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秉性。

他的上衣衣袖在煤气暖炉上冒着热气。他依然躲避着我的目光，重复说道：“当然，我看得出来，你觉得我是个傻瓜。”

这时候，我心里的魔鬼开始发言了：“噢，不，我不觉得你是个傻瓜，亨利。”

“你的意思是说，你真的认为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萨拉也是人嘛。”

他生气地说：“我一直以为你是她的朋友呢。”听他的口气，就好像那封信是出自我的手笔似的。

“当然是，”我说，“不过你对她的了解要远胜于我。”

“在某些方面。”他愁容满面地说。我知道，他心里想到的那些“方面”正是我对萨拉了解最为清楚的地方。

“亨利，你问我是不是觉得你是个傻瓜。我只是说：这种想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傻的地方。我并不是说萨拉不好。”

“我明白，本德里克斯，对不起。我最近睡眠不好，夜里会醒，不知道该拿这封倒霉的信怎么办。”

“烧了它。”

“但愿我能这么做。”他手里仍然拿着信；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以为他要把信点着了。

“要不就去见见萨维奇先生。”我说。

“但我不能在他面前假装不是萨拉的丈夫。你想想，本德里克斯，坐在一张办公桌面前，坐在一把所有吃醋的丈夫都坐过的椅子上，讲述同样一件事情……你觉得会不会有一间等候室，从那儿走过时大家都能看到彼此的面孔？”怪了，我暗自寻思，你差不多得把亨利看成是个有想象力的人了。我觉得自己的优越感受到了威胁，于是心里重又生出了戏弄他的欲望。我说：“干吗不让我去呢，亨利？”

“你？”一时间，我心里有点吃不准，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说得过头了，会不会连亨利都开始产生怀疑了。

“对。”我在玩火。我心想：让亨利知道一点往事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对他会有好处，或许还能教会他把太太管好一点。“我可以装扮成一个吃醋的情人，”我接着往下讲，“吃醋的情人要比吃醋的丈夫多一份可敬，少一份可笑。他们身后有文学传统撑腰，遭到背叛的情人都是悲剧性人物，而非喜剧角色。想想特洛伊罗斯【10】吧。我见萨维奇先生的时候，是不会丢掉自己的amourpropre【11】的。”亨利的衣袖已经烘干，但他还把它举在火上，袖子的布这会儿烘得有点焦了。他说：“你真愿意为我做这件事吗，本德里克斯？”他眼含泪水，就像从未料到或者从不觉得自己配有这种至高无上的友谊似的。

“当然愿意。你的袖子着火了，亨利。”

他看了看袖子，神情就像那是别人的衣袖似的。

“但这很荒唐，”他说，“我不知道自己都在想些什么。先是跟你说这件事，然后又要你做——这个。我不能通过朋友来刺探自己太太的情报，而且还让朋友装扮成自己太太的情人。”

“呃，是不合适，”我说，“但是婚外恋、偷人家东西或者从敌人的炮火下面逃跑也都不合适。不合适的事情大家每天都在做，亨利，这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我自己就做过其中的大部分。”

他说：“你是个好人，本德里克斯。我需要的只是能有个人好好聊聊——清理一下脑筋。”这回他真的把信送到了煤气取暖炉上。等他把烧完的最后一片纸屑放进烟灰缸里后，我说：“那人的名字叫萨维奇，地址是维戈街，门牌不是159号，就是169号。”

“忘掉这事吧，”亨利说，“忘掉我跟你说的话。这样做没什么意义。我这几天头痛得厉害，得去看看医生。”

“门口有声音，”我说，“是萨拉回来了。”

“噢，”他说，“那应该是保姆，她去看电影来着。”

“不，是萨拉的脚步声。”

他走到门口，打开门，脸上自动堆起一群表示亲切和疼爱的线条。每逢萨拉在场，他都会作出这种机械的反应。我对他这点一直很生气，因为它毫无意义——我们不可能总是欢迎女人待在自己身边，即便是恋爱时也不可能；而且我相信萨拉告诉我他俩从未相爱过的话是真的。我相信：在自己所经历的那些愤恨和猜忌的时刻里，真诚欢迎的成分反倒还要多些。至少对我来说，她是她自己，是个独立的人——而不是像一小块瓷器似的，是房子的一部分，得小心轻放才成。

“萨拉，”亨利喊道，“萨——拉——”他说“萨拉”这两个字时拖长了音调，声音里带着让人无法忍受的虚情假意。

萨拉在楼梯口停住了脚步，把脸转向我们。我怎么才能让一个不认识她的人看到她这会儿的模样呢？为了描写一个人物（哪怕是自己笔下那些虚构的人物），除了通过描写他们的动作，我就从来没能用过别的什么办法。我一直觉得，在小说里，应该允许读者用他们自己选择的方式去想象一个人物：我不想为他提供现成的图解。然而此刻，我自己惯常采用的技巧却背叛了我，因为我不想让萨拉的形象同任何别的女人的形象混在一起，我想让读者看到她那宽阔的前额、轮廓清楚的嘴唇和脑壳的形状，但我所能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却只是一个披着滴水雨衣的模糊身影。她转过身来说：“噢，亨利？”然后则是“你？”以往她一直是用“你”来称呼我的，打电话时老是说：“是你吗？你能吗？你会吗？你呢？”弄得每次总有那么几分钟时间，我会像个傻瓜似的在想：世界上只有一个“你”，那就是我。

“见到你很高兴，”我说——其实这会儿正是那些恨上心头的时刻当中的一个，“出去散步了？”

“是的。”

“今晚天气很糟糕，”我说话的语气里带着谴责，而亨利则貌似焦急地加了一句：“你身上都湿透了，萨拉。有一天你会得要命的重感冒的。”

有时候，一句带有世俗智慧的陈词滥调会像暗示厄运难逃的音符一样从谈话里冒出。不过，即使我知道、亨利本人也知道他自己说的是实话，我还是怀疑：如果萨拉真的因为我们的神经质、猜疑与忌恨而病倒的话，亨利和我两人当中究竟有谁会真心着急。

2

说不清楚时间又过去了多少天。从前心里有过的那种烦恼与不安重又降临。处于这种阴郁愁闷心境中的人说不清楚日子长短，就像盲人注意不到光线的变化一样。我是在邂逅亨利以后的第七天还是第二十一天决定自己的行动计划的？在事隔三年的现在，我对当时的情景只存有一些模糊的记忆。记得当时自己夜不成寐，沿着公共草坪的边沿转悠，站在池塘边上或者那座十八世纪时建造的教堂门廊下面，远远张望着他们的房子，抱着那万分之一的希望，企盼着房门打开，萨拉从那几级没被炸坏的、已被人踩得溜光滑亮的台阶上走下来。但企盼中的时刻从未到来。多雨的日子已经结束，晚来天气晴朗带霜，但那座房子就像一只本来有玩偶进出预告天气好坏，而如今已经弄坏了的晴雨盒一样，里面既没有男人出来，也没有女人出来。我再也没看到亨利在黄昏后从草坪上走过。或许他对自己告诉我的事情感到羞愧，因为他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我写下“安分守己”这个词时是颇带几分嘲笑意味的，不过如果审视一下自己内心的话，我就会发现自己对安分守己的人有的只是钦佩和信任。他们就像人们从公路上过往的汽车里看到的茅顶石墙的村落一样，看上去如此平静，让人油然想到祥和与安宁。

我记得在好多个昏天黑地的日子乃至星期里，自己老是梦见萨拉，醒来后有时痛苦，有时高兴。一个人如果整天都想着一个女人，那就并不一定非要等到晚上才能梦见她。当时我正试图写一本书，但就是写不成形。我每天写五百个字，可是人物怎么也活不起来。写作当中有如此之多的东西取决于日常生活中那些表面的事物。作者可能在忙着买东西，申请所得税退税，或者同人进行偶然的交谈，但在他的大脑里，无意识流却在不受搅扰地继续流动，解决着种种问题，计划着将要做的事情。等到他没精打采、有气无力地坐在书桌边时，词语就会从天而降，突然来到笔下。本来卡了壳、没法再写下去的场景又会开始往下发展。在他睡觉、购物或者同朋友闲聊的时候，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这种仇恨和猜疑的情绪，这种破坏的激情，却比写作中的书籍本身更加深沉——无意识会转而听命于它们，于是终于有那么一天早晨，醒来后我便知道（就好像夜里已经筹划好了似的）：今天自己要去拜访萨维奇先生了。

委托服务业是一类多么稀奇古怪的行业啊！人们委托律师，委托医生，如果是天主教徒的话，我想还会委托神父。现在我又在这张单子上加上了私人侦探。亨利认为，去私人侦探事务所会招来别的委托人注意，这个想法真是大错特错。这家侦探事务所里有两间等候室，我被单独带进了其中一间。这地方同你在维戈街上看到的很不一样，这点颇为奇特——办案人的外间办公室有股类似发霉的味道，等候室里则放着一些更像是牙医诊所候诊室外会出现的时髦杂志——其中有《时尚芭莎》《生活》以及若干法国时装杂志。带我进去的人态度有点过于殷勤，穿着也有点过于考究。他为我拉过一把椅子，将它放到壁炉边上，又十分小心地关上了房门。我感觉自己就好像是个病人，而且我猜想自己真的是病了，病得严重到要让医生用时下闻名的休克疗法来给自己治疗嫉妒症的程度了。

萨维奇先生身上引起我注意的东西首先是他的领带：我估计它代表着某个公学的男校友会；其次是他那张淡淡地刷了几笔妆粉的脸刮得有多么干净；随后，是他的前额，灰白色发际线开始后退、闪闪发亮的前额，一盏体现着理解、同情和急于助人一臂之力愿望的指路明灯。我留意到在同我握手的时候，他很奇怪地拧了一下我的手指。我想他一定是个共济会【12】会员。如果当时我能同样回拧一下他的手指，缴费时说不定还能得到特别优惠呢。

“本德里克斯先生吗？”他说，“请坐。我觉得这把椅子是最舒服的。”他替我掸了掸椅垫，小心周到地站在我身边，直到我成功地屈身坐进椅子为止。随后，他拖过来一把直背椅子，放在我身边，好似要为我号脉。“现在你用自己的话把一切都告诉我。”他说。我想象不出除了用自己的话以外，我还能用别的什么话。我觉得窘迫不安，心里不是个滋味：我来这儿并不是为了得到同情，而是出钱（如果出得起的话）来换取某种实际的帮助。

我开口道：“我想知道你们替人盯梢的服务收费是多少？”

萨维奇先生轻轻抚弄了一下自己的那条带条纹的领带，说：“现在别为这个操心，本德里克斯先生。我为这回首次咨询收费三几尼【13】，不过如果你不想再往下进行了，那么我分文不取，什么也不收。最好的广告，你知道，”他像插入体温表给人量体温那样顺溜地把“陈词滥调”插了进来，“就是满意的顾客。”

我想，在一般场合下，我们所有人的行为都差不多，讲的话也一样。我说“这个案子很简单”，同时十分恼怒地意识到：在我开口讲述以前，萨维奇先生其实已经什么都知道了。在我不得不说出的情况里，没有一样东西是萨维奇先生会感到奇怪的；在他能从我的口述中挖到的材料里，没有一件不是当年已被挖出来过几十遍的。就连大夫有时也会被某个病人的病情弄得束手无策，而萨维奇先生却是个只治一种病的专家，这种病的每个病征他都熟悉。

他用一副温文尔雅得让人难过的腔调对我说：“不着急，慢慢说，本德里克斯先生。”

我像他的所有其他病人一样变得局促不安起来。

“往下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解释道。

“啊，往下是我的工作了，”萨维奇先生说，“你需要做的只是给我情绪和气氛。我想我们是在讨论本德里克斯太太？”

“并非如此。”

“可人家是这么叫她，对吧？”

“不，这一点你全搞错了。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太太。”

“是你的朋友派你来的？”

“不是。”

“或许你同那位女士很——亲密？”

“不，一九四四年以后我只见过她一次。”

“这我恐怕就弄不太明白了。你说过的，这件案子是要派人去盯梢的。”

直到这会儿，我才意识到他让我多么恼火。“一个人是爱是恨，”我冲他发作起来，“难道都不能那么长久吗？别搞错了，我只是你那些嫉妒的委托人当中的一个，我并没有说自己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只不过是我的案情里有段时间差罢了。”

萨维奇先生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衣袖上，仿佛我是个焦躁不安的孩子。“嫉妒并没什么不光彩，本德里克斯先生。我是一直把嫉妒当作真爱的标志来赞扬的。那么我们此刻说到的这位女士，你有理由认为她现在——同别人很亲密吗？”

“她丈夫认为她在欺骗他。她有私下里的约会。她为自己去什么地方的事撒谎。她有——秘密。”

“啊，秘密，是的。”

“当然啦，这里面或许并没有什么。”

“根据我长期的经验，本德里克斯先生，这里面几乎毫无例外都会有点什么。”萨维奇先生似乎觉得已打消了我的疑虑，足以让我安心往下治疗了。他回到自己的写字台边上，开始准备动笔记录了。姓名、地址、丈夫的职业。记到一半时，他停下笔来问道：“迈尔斯先生知道这次会见吗？”

“不知道。”

“我们的人肯定不会受到迈尔斯先生的注意吧？”

“当然不会。”

“这给本案增加了一个额外的困难。”

“或许过后我会把你们的结果报告拿给他看。我不知道。”

“你能为我提供一点她家里人的情况吗？有没有保姆什么的？”

“有的。”

“她的年龄？”

“不太清楚，有三十八岁吧？”

“你不知道她有没有追求者吗？”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她奶奶叫什么名字。”

萨维奇先生耐心地对我笑了笑：有一会儿，我想他正打算要离开写字台，再过来拍拍我，让我坐在那儿别起来。“看得出，本德里克斯先生，你没有搞调查的经验。保姆很有关系，她可以告诉我们女主人在生活习惯方面的许多事情——如果她愿意的话。你如果知道，哪怕最简单的调查都会牵扯到那么多东西的话，一定会感到惊奇。”那天上午他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他那小小的潦草字迹铺满了许多页纸。其间有一次他中断了别的问题问我：“如果事情紧急，迫不得已的话，你不反对我的人上你家来找你吧？”我对他说没关系，但马上就觉得好像是在把什么传染病放进自己的房间。“如果能避免的话，最好……”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我理解。”我倒也真的相信他能理解。我满可以告诉他说：有他的人在，就好像家具上有了灰尘。他们的出现会像煤灰一样弄脏我的书籍。他听了这话后也不会感到意外或是恼怒的。我有在纸面洁净、上面有单行格线的大页书写纸上写东西的癖好：一个污渍、一块茶斑都会把一页纸弄得没法再用。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怪念头：为了防止万一会有令人不愉快的客人造访，我得把纸锁起来。我说：“他如果预先能通知我一下，那会好些……”

“那是自然，不过这并不总是能办到。你的地址，本德里克斯先生，还有电话号码？”

“电话不是私人专用的，我的女房东有个分机。”

“我手下所有的人都会把事情考虑得很周到。你想每周要一次结果报告呢，还是宁愿只要结案报告？”

“每周一次。案子或许永远也结不了，调查也可能一无所获。”

“难道你经常去看病，却没被检查出有任何病症？你知道，本德里克斯先生，一个男人觉得需要我们的服务，这个事实几乎总是意味着会有一些值得报告的情况存在。”

我想，同萨维奇先生打交道算是幸运的。有人推荐他，说他不像通常干这行的人那么让人讨厌，但我却觉得他那种自信的神气颇为可憎。仔细想一想，调查无辜的人，这并非什么可敬的行当——恋爱的人不几乎总是无辜的吗？他们没有犯罪，他们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并没做什么不对的事情。“除了我，根本没别的人受伤”，这句老话随时随地挂在他们嘴边，而爱情自然会原谅一切——他们这么相信，而我自己在恋爱的日子里也曾这么相信。

说到收费时，萨维奇先生公道得让人意外：每天三几尼，外加日常用度——“当然，这要经过批准。”关于日常用度，他向我解释说：“你知道的，几杯咖啡而已，有时候我们的人得请人喝上一杯。”我稍稍开了个玩笑，说喝威士忌我可不批准，但萨维奇先生并没领会我的幽默。“我知道有那么一个案例，”他对我说，“办案人在适当的时候请人喝了杯双份的威士忌，结果省掉了一个月的调查工夫——那是我的委托人花钱买到过的最便宜的威士忌。”他解释说，有的委托人要求每天报账。我告诉他，每周给我报一次账就行。

整个事情办得很快：在我从他的事务所出来走到维戈大街上之前，他几乎已经让我相信：这种会晤是所有人或迟或早都要经历的。

3

“还有什么你可以告诉我的相关情况吗？”我记得萨维奇先生这么问过——侦探们一定和小说家一样，觉得在找出正确的线索以前，搜集各种琐细的材料十分重要。但是找出正确的线索——让真正的对象显露出来——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外部世界的巨大压力好似peine forte et dure【14】一样压在我们身上。既然现在我开始写自己的故事，那么我所面对的就仍然是同样一个问题，只是它变得更加严重了一些而已——因为既然我不必杜撰，那么摆在我面前的事实就远比摆在侦探们面前的事实要多。每天的报纸、每天的饭食、轧轧作响开往巴特西【15】的汽车、从泰晤士河飞过来寻找面包的鸥鸟，一九三九年初夏的阳光在公园里闪耀，孩子们在那里驾驶帆船，那是战前年代里那几个明媚的、注定要遭灾的夏天当中的一个。我怎么才能从这些沉闷的场景中再现自己的人物呢？我不知道：如果自己想得够久的话，是否就能在亨利安排的聚会上看出谁是萨拉未来的情人。我们是在那次聚会上初次相识的。由于当时西班牙正在打仗，我们喝的是劣质的南非雪利酒。我想自己之所以会注意到萨拉，是因为她很快乐：那几年里，在即将到来的风暴的威压下，快乐的感觉已经奄奄一息很久了。人们会在喝醉酒的人身上、在孩子们身上发觉快乐，但很少会再在别的什么地方看到它。我立刻就喜欢上了萨拉，因为她说了一句曾经读过我的书的话，后来就没再提起这个话题——我马上觉得自己是在被当作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作家来看待。我并没有任何要爱上她的念头。首先，她很美丽，而美丽的女人，尤其是美丽同时又很聪明的女人，会在我心里激起一种深深的自卑感。我不知道心理学家们是否用过“科菲图阿情结【16】”这个名词，反正我一直觉得，在没有某种心理或生理优越感的情况下，自己很难产生性欲。头次见到她的那回，我所注意到的一切，就是她的美丽、她的快乐，以及她用双手触碰别人、似乎很爱他们的样子。除了开始时她说过的那句话以外，我只记得她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你不喜欢的人好像很多。”她之所以那么说，也许是因为我一直在伶牙俐齿但不太客气地议论自己同行的缘故，我记不清了。

那是个怎样的夏天啊。我不打算去追忆准确的月份，因为要让思绪回到那里，我得忍受万般痛苦才行。但我记得在喝下太多的劣质雪利酒之后，我和亨利离开闷热的、挤满了人的屋子，走到了公共草坪上。草坪那头，太阳正在落下，草坪上笼罩着一层落日洒下的惨淡余晖。远处的房屋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版画中描绘的那一种：小巧、精致、宁静，只有很远处的地方有一个孩子在哭。那座十八世纪的教堂像个玩具似的竖立在一块孤零零的草地上——在连绵不断的干爽日子里，那只玩具夜里可以放在外面。那是个你会向不认识的人吐露心扉的时刻。

亨利说：“我们大家可以多么地快乐啊。”

“可不是吗。”

他离开了自己圈子里的那伙人，眼里噙着泪水，站在公共草坪上——我十分喜欢当时他那个样子。我说：“你们的房子很可爱。”

“是我太太找到的。”

我一个星期以前才刚认识他。那是在另外一次聚会上——那段日子里他在养老金部工作，我因为收集素材的缘故硬同他拉上了关系。两天以后请柬来了。后来我知道，请柬是萨拉要他寄的。“你们结婚很久了吗？”我问他。

“十年了。”

“我觉得你太太很迷人。”

“她是我的好帮手。”他说。可怜的亨利。可我为什么要说“可怜的亨利”呢？握有儒雅、谦恭和信心这一手决胜牌的，难道最终不正是他吗？

“我得回去了，”他说，“我不能把什么事都推给她，本德里克斯。”他按住我的胳膊，就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一年似的。这个动作他是不是从萨拉那里学来的呢？结了婚的人会彼此变得相像。我们并肩往回走，在推开过道的门时，我从放在角落的镜子里看到两个人像是刚刚接过吻似的分开了——其中一人就是萨拉。我瞧了瞧亨利。

我想他要么是没看见，要么是不在乎，要么就是有点别的什么。他一定是个不幸福的人。

那个场面萨维奇先生会觉得有关系吗？后来我知道，亲吻萨拉的并不是她的情人，而是亨利在养老金部的一个同事。那个同事的妻子一周前同一个有本事的水手跑了。那天萨拉还是头一次碰到他。就我已被断然排除在外的那种场景而言，他似乎不太可能还身在其中。爱情耗尽自己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我本不想提起这些往事，因为写到一九三九年的时候，我感觉到旧日里所有的愤愤不平又都回来了。恨似乎与爱一样，都作用于我们体内同样的腺体：就连它们产生的行动都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人教会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耶稣受难的故事，那么单从犹大和彼得的行动来看，我们能说得清爱基督的究竟是嫉妒的犹大还是怯懦的彼得吗？

4

从萨维奇先生的事务所回到家后，女房东告我说迈尔斯太太来过电话。我听后一阵欣喜，就像以往听到前门关上，过道里传来她的脚步声时一样。我有一种急切的希望，希望几天前她看到我以后，心里会唤起某种我可以加以利用的东西——这当然不会是爱情，但会是一种情感、一段回忆。此时我仿佛觉得，只要能再占有她一次——不管怎样匆忙、马虎、不尽兴——我就会重新平静下来：我会把她从心里洗刷出去，随后我就离开她，而不是她离开我。

在十八个月的沉默之后，又拨起“麦考莱7753”这个号码，此事有点怪；更叫人觉得奇怪的是，由于无法肯定最后一位数字是什么，我不得不在通讯录上查找这个号码。我坐在那儿边听电话铃响边想：不知亨利是否已从部里回来，要是他接电话的话，我该说些什么。随后我意识到：说真话再也没有什么不对的了，谎言已经抛弃了我。我觉得很孤独，就好像谎言一直是我唯一的朋友似的。

耳畔响起一位训练有素的女佣重复电话号码的声音。我问：“迈尔斯太太在家吗？”

“迈尔斯太太？”

“你不是麦考莱7753吗？”

“我是的。”

“我找迈尔斯太太。”

“你打错电话了。”对方把电话挂了。我从没想到：小事情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我在电话号码簿上查找迈尔斯，上面还是那个老号码：号码簿已经过期一年多了。我正欲打电话问查号台时，电话铃又响了。打电话来的正是萨拉本人。她有点局促不安地问道：“是你吗？”她从来没用名字称呼过我，由于没对我用以往用过的那些亲热称呼，此刻她的声音听上去有点不自在。我说：“我是本德里克斯。”

“我是萨拉，你没听到我给你留的口信吗？”

“噢，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只是我得把一篇文章给写完。顺便说一下，我想我这儿现在没你的电话号码。我估计电话号码簿里有吧？”

“不，还没有呢。我们换了号码，是麦考莱6204。我想问你件事。”

“嗯，什么事？”

“没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我想同你吃午饭，就这事儿。”

“当然可以，我很乐意。什么时间？”

“明天行吗？”

“不，明天不行。你瞧，我就是得把这篇文章……”

“星期三呢？”

“星期四行不行？”

“好吧。”她说。我几乎可以想象到“好吧”这两个字里所包含的失望——我们的自尊心就是这样欺骗我们的。

“那么一点钟我在皇家咖啡馆里等你。”

“你真是太好了。”她说。从她的声音里，我听得出她说的是真心话。“星期四见。”

我手握听筒坐在那儿，像审视一个人们不想认识的傻瓜和丑八怪似的审视着仇恨。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而且一定是赶在她离开电话机前截住了她。我对她说：“萨拉，明天可以。我刚才忘了点事儿。老时间、老地点见。”我坐在那里，手指搭在沉默下来的电话机上，心有所期，暗暗想道：我记得呢，这就是希望的感觉。

5

我把报纸平摊在餐桌上，反复阅读着同一版，因为我不想看着门口。门外不断有人进来，但我不想成为那些脑袋一会儿抬起一会儿低下、显示出是在傻乎乎地等待着什么的人当中的一个。我们大家到底有些什么好期待的，竟然能够听凭自己的心里充满失望？晚报上登载着寻常的谋杀案新闻，以及关于议会争论糖果配给数量的报道。她已经迟到五分钟了。倒霉的是，她进来的当儿正好看见我在看表。我听见她的声音说：“真抱歉，我坐公共汽车来的，路上很堵。”

我说：“坐地铁要快一点。”

“我知道，不过我并不想快。”

她经常这样实话实说，让我下不来台。在我们相爱的日子里，我老是试图让她说得比实话多出一点——说我们的恋情永远不会结束，说有一天我们会结婚。我不会信她的，但我会喜欢从她嘴里听到这些话，这也许只是为了能够得到一份自己可以做主的满足吧。不过她却从不肯玩这种孩子们过家家的游戏，而是在说过了让我下不来台的话之后，突然让人预料不到地说出一句如此可爱和大度的话，使得我的矜持态度顿时土崩瓦解……我记得有一回，正当我为她平静地表示“有一天，我们的关系会结束”感到难过时，就听到她说：“以前我从没像爱你一样地爱过一个男人，以后也再不会了。”听到这句话以后，我又感到难以置信的幸福。唉，我想，她自己不知道，其实她也一样在玩着过家家的游戏。

她挨着我坐下，要服务员给她来一杯拉格啤酒。“我已经在鲁尔斯订了座。”我说。

“我们不能就在这里吗？”

“那是我们以前常去的地方。”

“是的。”

我们两人的神态看上去可能有点紧张，因为我发现我们引起了坐在不远处沙发上的一个矮个子男人的注意。我试图用两眼逼视他，好让他不敢再看我。那人留着长长的唇须，长着一对淡黄褐色的眼睛。他赶紧把目光移开了。他的胳膊肘碰到了啤酒杯，啤酒杯打着转儿滚到了地上，这让他极为狼狈。这时我的心里感到有点歉疚，因为那男人可能是以前在照片上看见过我：他甚至可能是我那些为数不多的读者当中的一个。他身边坐着一个小男孩，当着儿子的面让父亲出丑太残酷了。服务员赶了过来。在他父亲无甚必要地拼命道歉时，男孩子的面孔涨得通红。

我对萨拉说：“当然，你得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吃午饭。”

“你瞧，后来我就再也没上那儿去过。”

“唔，你从没把它当作自己的餐馆，对吗？”

“你常上那儿去吗？”

“我去那儿很方便，一星期两三次吧。”

她一下子站起身来，说：“那我们走吧。”但说完以后便突然大咳起来。对于她那瘦小的身躯来说，这阵咳嗽显得过于剧烈：她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咳得很厉害啊。”

“噢，没关系，真对不起。”

“打车吗？”

“我还是宁愿走路。”

沿着仕女巷左边的马路往北走，会看到一个前面马路上铺着阴沟盖的门道。我们默默无语地走过门道。第一次同她一起吃饭时，我问她亨利的生活习惯，而她对我的兴趣产生了好感。饭后去地铁站的路上，我在那个门道上笨手笨脚地吻了她。我不知道自己为何那么做，或许只因为当时脑海里浮现出镜子里看到的那一幕的缘故吧，因为我并没打算要同她做爱——就连再去看望她的打算都没有。她太美了，在我心里激不起可以亲近的念头。

落座后，一个早就认识的服务员过来向我打招呼：“您好久不来了，先生。”我听后真希望自己刚才没对萨拉说那句假话。

“噢，”我说，“我现在在楼上吃午饭了。”

“您，太太，也是好久……”

“差不多有两年了。”萨拉用那种有时候让我感到恼恨的精确性回答道。

“不过我还记得，您喜欢叫一份大杯的拉格啤酒。”

“你记性真好，阿尔弗雷德。”看到萨拉还记得自己的名字，服务员开心地笑了。萨拉总有同服务员们搞好关系的诀窍。

端上来的饭菜打断了我们乏味的闲聊。一直到吃完饭以后，她才透露出一点来意。“我想要你同我一块儿吃午饭，”她说，“我想问问你亨利的事情。”

“亨利？”我重复道，尽量克制着，不让声音里流露出失望的语气。

“我为他感到担忧。那天晚上你觉得他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反常？”

“我没注意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啊。”我说。

“我想问问你——哦，我知道你很忙——你能不能有时候来看看他。我想他很孤独。”

“同你在一起？”

“你知道，他从来没有真正注意过我，多少年来都是这样。”

“或许他已经开始注意到你什么时候不在了。”

“我并不常出去，”她说，“现在。”一阵咳嗽袭来，来得正是时候，使她可以不用再说下去。尽管回避事实并不是她的习惯，但咳嗽过去后，她已经想出了新话题。“你在写新书吗？”她问道，口气就像是在与不认识的人——人们在鸡尾酒会上碰到的那种不认识的人——说话一样。就连第一次见面我们一起喝着南非雪利酒的时候，她也没问过这样的话。

“当然。”

“你的上一本书我不太喜欢。”

“那段日子里写东西就是一种挣扎——心思平静下来……”其实我还不如说“心思纷乱起来”。

“有时候，我害怕你又会钻到过去的想法里面出不来——我指我讨厌的那种想法。有的男人会这样。”

“写一本书得花上我一年时间，如果为了报复而写书，那可是太辛苦了。”

“如果你知道自己要去报复的东西有多么微不足道的话……”

“当然了，我是在开玩笑。我们在一起有过好时光。我们是成年人了，知道它总有一天会结束。你瞧，现在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地见面，在一起谈论亨利了。”

我付了账，和她一同走出餐馆。沿街向前二十码，就是那个前面铺着阴沟盖的门道。我在人行道上停住脚步，说：“我想你是去斯特兰大街吧？”

“不，去莱斯特广场。”

“我去斯特兰大街。”

她站在门道那儿，街上空荡荡的。“我就在这里同你说再见吧，见到你真高兴。”

“好吧。”

“有空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走近她身边——我能感觉到脚下的阴沟盖。“萨拉。”我说。她一下子掉开了头，仿佛在观望有没有人过来，是不是有时间似的……可是待转过头来后，她又爆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她弓着腰站在门道上，咳了一阵又一阵，连眼睛都咳红了。她身上穿着皮大衣，看上去就像是一只被人堵住了去路的小动物。

“对不起。”

“得去看一下了。”我像自己被剥夺了什么东西似的恨恨地说。

“只不过是咳嗽罢了。”她伸出一只手说，“再见——莫里斯。”这名字听上去活像是句侮辱。我说了声“再见”，没握她的手便头也不回地匆匆走开了，装出一副忙得不得了、巴不得赶快离开的样子。当听到身后又响起咳嗽声时，我真希望能有本事哼出首喜气洋洋、带点冒险味道的小曲来，只可惜自己身上没有音乐细胞。

6

人年轻的时候会养成工作的习惯，并且自信这些习惯会保持一辈子，并经得起任何灾难的打击。二十几年来，我始终坚持每星期写作五天，每天平均写大约五百个字。我可以在一年里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这里面还留出了用来修改和校对的时间。我总是十分有条不紊地工作；一旦完成了定额，哪怕刚刚写到某个场景的一半，我也会停下笔来。上午工作时，我会时不时数一数已经写好的字数，并且在稿纸上每两百个字做一个分隔记号。任何一家印刷厂都用不着根据排好的版面来仔细推算我作品的字数，因为我送交的打字稿首页上已经标好了字数——83,764字。年轻的时候，就连谈恋爱也改变不了我的工作日程。恋爱得在午饭后开始，晚上上床——只要是睡在自己的床上——无论多么晚，我也要把上午写的东西读一遍，睡觉时还想着它。就连战争都没影响到我。因为一条腿跛了，我没被征召入伍，而是参加了民防队。我从不要求值一般没什么事情的早班，这让同队队员们十分高兴，结果我得了个工作热心的虚名。其实我真正热心的只是我的书桌、我的稿纸以及那些按照定额井井有条地从我笔下缓缓流出的文字。要推翻我加诸自己的戒律，得靠萨拉才行。从战争开始第一天里的空袭，到一九四四年的V-1型飞弹【17】袭击，这段时间里的轰炸始终保持着晚上才来的习惯，这让我感到很方便。不过我往往只能在上午见到萨拉，因为下午的时候她总不大躲得开自己那些朋友，她们采购完了东西，总想在傍晚的空袭警报拉响前找个伴儿聊聊天。有时候，她会在两次排队买东西之间的当儿过来，于是我们便在买蔬菜和买肉的间歇里做爱。

不过，即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收束心思重新开始工作也并不太难做到。人只要快乐，就经受得了任何纪律的约束：破坏工作习惯的是不快乐。待我意识到我们是多么频繁地争吵，我又是多么频繁地带着神经质的怒气找她碴儿的时候，我便开始明白，我们的爱情注定要完了：爱情已经变成了一桩有开始也有结束的风流韵事。我说得出它开始的那个时刻，后来，终于有那么一天，我知道自己也说得出那最后的时刻。她离开屋子以后，我无法安下心来工作：我会把我们对彼此说过的话在心里重温一遍，我会煽起自己心里的怒火或者悔恨。那段时间里，我始终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自己正在加紧步伐把对方拖垮。自己正在一点、一点地把我唯一珍爱的东西推出自己的生活。只要能自欺欺人地相信爱情会维持下去，我就感到很快乐——我甚至认为我这个人很好相处，所以爱情才得以维系下来。不过如果爱情注定要毁灭的话，我倒很想让它快快毁灭，就好像我们的爱情是一只落入陷阱、身上流血快要死去的小动物一样：我得闭上眼睛，扭断它的脖子才行。

那一整段时间里我都无法工作。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小说家写作过程中有那么多的工作都是在无意识里进行的：在无意识的深处，当第一个字还未落纸时，最后一个字便已经写完了。故事的细节就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不必去杜撰。战争并没有搅乱那些深海洞穴里的东西，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有一件事情却比战争更重要，也比我的小说更重要——那就是爱情的终结。它就像一个故事一样，正在见出分晓。我说的话让她伤心落泪，那些似乎是如此自然而然地涌到我嘴边的尖刻话语，是在那些水下洞穴里给磨尖的。我的小说在掉队，而我的爱情却像倏然而逝的灵感一样迅速走向终结。

她不喜欢我写的前一本书，这倒并不令我感到奇怪。那本书的写作自始至终都违反我的本意，同时也未得到外来力量的帮助。之所以要写它，只不过是因为人总得活下去，并无什么别的原因。评论家说它是一部匠人之作：我身上残存的那点曾经是激情的东西悉数都在其中了。我想也许写下一部小说时，激情会重新再来；记忆里浮现出自己从未明确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所感受到的那种激动会再次苏醒。然而和萨拉在鲁尔斯共进午餐后的一个星期里，我却什么工作也做不了。瞧，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我，我，就仿佛这是我的故事，而不是萨拉、亨利，当然，还有那第三者的故事似的。我恨那个第三者，尽管我还不知道他是谁，甚至于都不相信他真的存在。

我试着早上写作，但没能成功；午饭时我酒喝得太多，结果下午也浪费了。天黑以后，我关了灯站在窗口。隔着幽暗平坦的公共草坪，能看见草坪北侧那些亮着灯的窗户。天很冷，只有紧挨着煤气取暖炉才觉得暖和，但又有点烤得慌。南边的路灯后面飘过来一些雪花，用它们粗大潮湿的手指触碰着窗玻璃。我没听到有人按门铃。女房东敲开门对我说：“有位帕基斯先生要见您。”她用“有位”这个词表明了来客的社会地位。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但还是让女房东带他进来。

我依稀觉得以前在哪儿见到过这对温和的、带着歉意的眼睛，还有这撇样式过时、因为外面天气的缘故而带着水汽的长长的小胡子。我刚把台灯打开，他便朝着灯光走过来，两只近视眼费力地张望着。我站在暗处，他看不清我。他问：“您是本德里克斯先生吗？”

“是的。”

他说：“我的名字叫帕基斯。”口气俨然像是那名字对我有什么意义似的。说完他又补充了一句，“是萨维奇先生的人，先生。”

“哦，对对。坐吧，抽支烟。”

“噢，不了，先生，”他说，“上班时不抽——当然啦，除非是为了打掩护。”

“不过现在你不在上班吧？”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先生。刚刚有人接替我半小时，使我能来向您汇报，先生。萨维奇先生说到过您喜欢的报告方式，每周一次——连同日常开支。”

“有东西要报告吗？”我说不清楚自己的感觉是失望还是兴奋。

“并非是一张一无所有的白纸，先生。”他颇为得意地答道，同时从衣袋里掏出一大叠纸张和信封，在里面寻找着他要的材料。

“请坐下来吧，你让我感到不自在了。”

“遵命，先生。”坐下后，他可以稍稍就近地看到我，“我以前没在什么地方见到过您吗，先生？”

我已经从信封里抽出了第一张纸：那是日常开支的账单，上面一笔一画写得很整齐，像是小学生的笔迹。我说：“你的字写得很清楚。”

“那是我儿子写的。我正在训练他干这一行。”说完他又赶紧补充道，“我不为他记任何开支，先生，除非是在我让他负责事儿的时候，就像这会儿。”

“他现在在负责，是吗？”

“只是在我作汇报的时候。先生。”

“他多大了？”

“十二岁多了。”他说话的口气就仿佛自己的孩子是一具闹钟，“小家伙能派用场，除了偶尔给他买本连环漫画啊什么的，用不着什么花费。没人会注意他，男孩子天生喜欢在外面溜达。”

“这工作让孩子来做似乎有点奇怪。”

“这个——先生，是这样，他并不真的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如果需要闯人家卧室的话，我是不会带他去的。”

我开始读账单：

1月18日          晚报两份                                  2便士

地铁返程票                               1先令8便士

咖啡，冈特斯店里                    2先令

我读的时候，他仔细地看着我。“喝咖啡的地方比我通常乐意去的地方价钱要贵，”他说，“不过为了不引起注意，这是我能要到的最便宜的东西了。”

1月19日           地铁车票                                2先令4便士

瓶装啤酒                                3先令

鸡尾酒                                  2先令6便士

一品脱【18】装苦啤酒                 1先令6便士

他再次打断我说：“啤酒的账有点抱歉，先生，因为我不小心打翻了一只酒杯。但那是因为有事要报告，我有点着急。您知道，先生，有时候一连好几个星期都很叫人失望，可这回第二天就……”

我当然记得他，还有他那局促不安的男孩。我看到一月十九日栏下（一月十八日栏下一眼就能看出只记了点无关紧要的事情）记着：“当事人乘公共汽车去皮卡迪利广场。她似乎有点激动不安。她沿着艾尔街向北，走到家咖啡馆，一位先生正在那儿等她。我和儿子……”

他依旧不肯让我自己好好看完。“您会注意到，先生，这些内容是用不同的笔迹写的。我从来不让儿子写报告，怕里面万一会涉及什么男女关系方面的事情。”

“你很爱护他。”我说。

“我和儿子坐在靠近他们的一张沙发上。”我继续往下读，“当事人同那位先生显然十分亲密，相互间不拘礼节，很是亲切。而且我想他们一度曾在桌子下面拉过手。这一点我不能肯定，但是当时当事人的左手看不见，而那位先生的右手也看不见。在一般情况下，这都表明有着那种性质的紧密接触。在一阵短促而亲密的交谈之后，他们步行到了一家被顾客们称为‘鲁尔斯’的僻静餐馆。他们选了沙发座而不是餐桌坐下，点了两块猪排。”

“猪排很重要吗？”

“猪排可以成为辨认他们身份的标志，先生，如果他们频繁享用它的话。”

“那么你没有辨认出那个男人的身份啰。”

“您往下看就会知道的，先生。”

“在观察他们点猪排的过程中，我在吧台上喝了杯鸡尾酒，不过没办法从哪位服务员或者吧台后面的女士嘴里打听出那位先生的身份。虽然我提问时用的是含糊其词、随随便便的口气，但显然还是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我觉得自己最好离开。不过我同轻歌剧剧院后门的门房拉上了关系，通过他可以监视那家餐馆。”

我问：“你是怎么拉上关系的？”

“在‘贝德福啤酒沫’酒馆的吧台上，先生。当时，我看到两位当事人正在忙着点猪排，不会有什么事情的。过后我又陪那个门房回到剧场。剧场的门……”

“那地方我知道。”

“我已尽量把报告压缩到只包括绝对必要的东西。”

“非常正确。”

报告下面写道：“吃完午饭后，两位当事人沿着仕女巷一道北行，在一家食品杂货店门口分了手。我有一种印象，觉得他们正为某种强烈的感情所困扰。我想他们或许会就此永远分手。就此项调查而言，这倒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他又一次急不可耐地打断了我的阅读。“您能原谅此处的个人色彩吧？”

“当然。”

“虽然是干这一行的，先生，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发现自己动感情，我喜欢那位女士——也就是当事人。”

“在跟踪那位先生还是跟踪当事人这点上我有些犹豫，不过最后还是断定：给我的指示里是不会包括对前一种做法的许可的。所以我跟踪了后者。她朝查令十字街方向走了一小段，外表看上去激动不安。随后她拐进了国家肖像美术馆，但在里面只待了几分钟……”

“还有什么重要情况吗？”

“没有了，先生。我想她其实只是要找个地方坐坐，因为她接着走进了一座教堂。”

“教堂？”

“一座天主教堂，先生，在仕女巷里。您准能在那儿找到它。不过她不是去祈祷，先生，只是为了坐坐。”

“你连这个都知道？”

“我自然也跟着她走了进去。我跪在她身后几排远的地方，装作在虔诚地礼拜。我可以向您保证，先生，她没有祈祷。她不是天主教徒，对吗，先生？”

“对。”

“她只是想在光线幽暗的地方坐一坐，先生，好让心情平静下来。”

“或许她是要见什么人？”

“不，先生。她只待了三分钟，也没同任何人说话。您要是问我的话，我该说她想痛哭一场。”

“有可能。不过握手的事情你弄错了，帕基斯先生。”

“握手的事情，先生？”

我挪动了一下位置，好让灯光把我的脸照全。

“我俩的手连碰都没碰一下。”

我的玩笑既然开成功了，便开始觉得很对不住他——我为自己惊吓一个原本胆子就小的人、让他更加惶恐不安的行为感到惭愧。他微微张开嘴望着我，样子就像是刚刚意外地被人猛击了一下，此刻正呆若木鸡地等待着挨第二下似的。我说：“我想这种疏漏是常有的事，帕基斯先生。萨维奇先生本该介绍我们两人相互认识一下的。”

“噢，不，先生，”他难过地说，“这该怪我。”说完他便低了头坐着，两眼直盯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帽子。“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试图安慰他，“从局外人的角度看，这事其实挺滑稽。”

“可我是身在其中啊，先生。”他捻动着帽子，用同屋外的草坪一样沉闷单调的声音继续说道，“我在乎的倒不是萨维奇先生，在我们这个行当里，他算是个宽宏大量的人——我在乎的是我儿子，先生。他开始时可是觉得我很了不起的。”他十分难过，但还是强忍着，脸上挤出一丝带有懊悔和惊慌的微笑，“您知道他们平常看些什么书，先生，都是些尼克·卡特【19】之类的东西。”

“干吗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呢？”

“对孩子你得说实话，先生，他肯定会问的。他会想知道我是怎么跟踪人的——眼下他学的就是这个：跟踪。”

“你就告诉他说，你已经弄清了那个男人的身份——仅此而已，但你对他并不感兴趣，这样不行吗？”

“谢谢您的建议，先生，不过这事您得全面地考虑。并不是说我对自己的孩子都不愿意这么做，只是万一在调查过程中他碰上了您，那他会怎么想呢？”

“未必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这样的事很有可能发生，先生。”

“那这次你为何不把他留在家里呢？”

“那样只会让事情更糟，先生。他没妈，眼下学校又在放假，而我的一贯做法是在假期里教育他——萨维奇先生完全同意我这么做。不，这回我是出了洋相，我得正视这点。但愿他不这么认真就好了，先生。不过我出错时他确实是会不好受的。有一天，普伦蒂斯先生——他是萨维奇先生的助手，是个很严厉的人——说：‘你又出了个错，帕基斯。’这话让孩子听到了，第一次让他知道了我会出错这件事。”他带着十分坚决的神情（我们有什么资格去估量别人的勇气呢？）站起身来说，“我老跟您说自己的问题，耽误您时间了，先生。”

“我很乐意听，帕基斯先生。”我不带嘲讽口气地说，“别担心，你的孩子一定会效仿你的。”

“他脑袋瓜像他妈，先生。”他悲哀地说，“我得赶紧走了。外面很冷，不过我离开前给他找了个挡风躲雨的好地方。可他热情太高，我不相信他会老老实实待在那儿不让雨淋着。您要是批准这些开支的话，能不能先在上面签个字，先生？”

我隔窗望着他身披领子翻上去的雨衣，头戴帽檐耷拉下来的帽子的背影。雪下大了，他走到第三盏路灯那儿时，身形已经变得像是一个露出里面泥胎颜色的小雪人。我突然惊奇地意识到：有这么十分钟光景，我没去想萨拉或者自己的嫉妒；我变得差不多像是一个人一样，能够去想另外一个人的苦恼了。

7

嫉妒只和欲望并存（或者说我一向认为嫉妒与欲望并存）。《旧约全书》的作者们喜用“嫉妒的神【20】”之类的字眼，或许这是他们用以表达自己对天主爱人这一点信念的一种拐弯抹角、不甚确切的方式。不过我猜想，人的欲望各种各样。我现在的欲望近于恨甚乎近于爱。根据萨拉一度对我说过的话，我有理由相信：亨利早就不再对她有身体上的欲望了。但是我想在那段日子里，他也同我一样地心怀妒意。他的欲望只不过是要有人陪伴，但那时候他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已被排除在萨拉信赖的对象之外。他忧心忡忡、沮丧失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他生活在一种可怕的不安全感之中。在这一点上，他的处境比我要糟。我有那种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才拥有的安全感。我能够拥有的并不比我已经失去的更多，而他依然还拥有她在餐桌上的存在、她的脚上下楼梯的声音、她的开门和关门，还有她在他脸颊上的亲吻——除了这些以外，我不相信他还拥有多少别的东西。然而，对于一个饥饿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就已经多得让人消受不了了。使事情显得更为糟糕的或许是：他曾经享有我本人从未有过的那种安全感。帕基斯先生穿过公共草坪回去的时候，甚至连萨拉同我一度是情人这点都不知道。在写下“情人”这个字眼时，我的思绪不由自主、抑制不住地又回到了痛苦开始的那一刻。

在仕女巷那次笨手笨脚的接吻之后，过了整整一周我才再给萨拉打电话。那回吃饭时，她提到亨利不喜欢看电影，所以她也很少去。华纳影院这会儿正上演一部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所以部分是为了“炫耀”，部分是因为感到为礼貌起见，那次接吻总该有某种下文，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对一个公务员的婚姻生活仍然抱有兴趣，我请萨拉一块儿去看那部电影。“我想用不着问亨利去不去了吧？”

“根本不用。”她说。

“过后他可以同我们一块吃饭？”

“他带回家来一大堆工作。自由党的一个可怜虫下星期要在议会里提出一个有关失去丈夫的妇女们的问题。”所以那天晚上，可以说是那个自由党人——我相信他是个威尔士人，名叫刘易斯——为我们两人铺了床。

电影拍得不好，看到那些对我来说是如此真实的场面被歪七扭八地演绎成银幕上的那些陈腐老套，我心里时时感到不是滋味，真恨不得去同萨拉看的是些别的东西。开始时我对她说“你知道，这段不是我写的”，但我不能老这么说。她用手碰碰我表示谅解。从那会儿起，我们就一直像孩子和情人们那样两手无邪地交织在一起坐着。只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里，影片突然出人预料地有了活气。我忘记了银幕上讲的是我的故事，影片中的对话曾经是我说过的话，而且真的被出现在某家廉价餐馆里的一个小小场景打动了。在那场戏里，情人点了牛排和洋葱，他的女友吃洋葱时犹豫了一下，因为她丈夫不喜欢洋葱的味道。情人感到伤心和气恼，因为他意识到了女友犹豫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想到了女友回到自己家中后那不可避免的拥抱。这场戏很成功：我想不借助于任何表面的言辞或行动，而只通过一个平凡而简单的细节来传递热恋的感受，这个细节很奏效。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里，我感到很高兴——这才叫写作呢，世上任何其他的东西我都不感兴趣。我想回家去把这幕场景再读一遍；我想写点新东西，我希望，我是多么希望刚才没请萨拉·迈尔斯出来吃饭啊。

后来我们重新回到鲁尔斯餐馆。人家给我们端来了牛排。她说：“电影里确实有一个你写到过的场景。”

“关于洋葱那一幕吗？”

“对。”

不迟也不早，就在此刻，一盘洋葱端到了我们桌上。我问她（那天晚上我连想都没想过要她）：“亨利忌讳洋葱吗？”

“是的，他受不了。你喜欢洋葱吗？”

“喜欢。”

她帮我舀了点洋葱，然后又给自己舀了一点。

因为一盘洋葱而爱上一个人，这可能吗？似乎不太可能，然而我可以发誓，我就是在那一刻坠入情网的。当然，那并不简单地是因为洋葱——而是因为突然产生的那种感觉：觉得她是一个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女人，觉得她很坦率，这种坦率后来曾如此频繁地让我感到快乐和难过。我把手伸到台布下边，放在她膝盖上。她也把手伸下来按住我的手。我说：“牛排不错。”随后便像听一首诗似的听到了她的应答：“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牛排。”

没有追求，也没有引诱。我们把一半上好的牛排剩在了盘子里，一瓶波尔图干红葡萄酒也只喝了三分之二，便心里怀着同样的愿望，离开了餐馆，走到仕女巷里。就在上次分手的地方，在那个前面有阴沟盖的门道上，我们接了吻。我说：“我坠入情网了。”

“我也是。”

“我们不能回家。”

“不能。”

我们在查令十字车站旁拦住一辆出租车，我吩咐司机带我们去阿巴克尔【21】林荫道——那是出租车司机们自己给东河街起的名字，那条街上靠帕丁顿车站的一侧一溜儿全是些起着时髦店名的旅馆，像“里茨”“卡尔顿”什么的。这些旅馆的门总是开着，一天当中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在那里租到一间房间，在里面待上一两个小时。一周前，我重新去那条街上看过。街的一半已经没有了——旅馆所在的那一侧已被炸成了碎片。那晚我们做爱的地方只剩下了一片空气，但它曾经是“布里斯托尔”旅馆。大厅里养着一盆蕨类植物，一个蓄着青灰色头发的女主管把我们带进旅馆里最好的房间：那是一间地道的爱德华国王时代风格的屋子，里面有宽大的镀金双人床、红色天鹅绒窗帘和大穿衣镜（上阿巴克尔林荫道来的人从不需要两张单人床）。我对当时的一些琐事记得很清楚：女主管问我们要不要在那里过夜；短时逗留的房费是15先令；电表只接受整先令的硬币，而我俩谁也没有整先令的硬币。不过，除此以外的事情我就记不真切了——比如萨拉第一次看上去时的样子，或者我们都做了些什么，这些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两人都很紧张，做爱做得很糟糕。但那没有关系，我们已经开始了——这点才是重要的。那时候，在我们的前面有整整一个人生可以期盼。噢，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始终记得，那就是在我们的房间（半小时后它成了“我们的房间”）的门口，当我再次吻她，并说自己很不乐意想到她要回到亨利身边去的时候，她说：“别担心，他在忙着那些失去丈夫的妇女们的事儿呢。”

“我甚至讨厌想到他会吻你。”我说。

“他不会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洋葱更让他不喜欢的了。”

我送她回公共草坪那一头的家。亨利书房的门下面露着灯光，我俩上了楼。在起居室里，我们难舍难分地相拥着。“他会上楼来的，”我说，“随时都会。”

“我们能听到他的动静，”她说，同时又用让人惊骇的冷静态度补充了一句，“有节楼梯总会吱吱嘎嘎作响。”

我的外套还没来得及脱掉。我们相互亲吻着，而与此同时，楼梯上传来了吱吱嘎嘎的响声。我悲哀地注视着萨拉镇定的面孔，这时候亨利进来了。她说：“我们正指望你上楼来给我们送点喝的呢。”

亨利说：“当然可以，你喝点什么，本德里克斯？”我说：“不喝了，我有活儿要干。”

“我记得你说过夜里从来不干活的。”

“噢，这事不算，是篇书评。”

“书有趣吗？”

“不太有趣。”

“我要是有你这种凡事拿得起、放得下的本事就好了。”

萨拉送我到门口，我们再次接了吻。那会儿我不喜欢的是亨利，而不是萨拉。当时的感觉仿佛是：所有过去的男人和所有未来的男人都把他们的影子投到了现在。“怎么啦？”她问我。她总是能够很快读出一个吻后面的含义以及你脑袋里的窃窃私语。

“没什么，”我说，“早上我给你打电话。”

“我给你打好些。”她对我说。谨慎，我心想，真是谨慎。她对如何处理这样的关系是多么在行啊，我又想起了总会吱吱嘎嘎作响的楼梯——她用的字眼是“总会”。

第二部

1

不快乐的感觉要比快乐的感觉容易表达得多。在痛苦之中，我们似乎会觉察到自己的存在，虽然这种存在的表现形式是一种畸形的自我中心主义：我的这种痛苦是个人的痛苦，那抽搐的神经是我的神经，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神经。但是快乐却会将我们消灭，令我们丧失自己。圣徒们曾用表达人类爱情的言辞来描绘他们心中的天主，所以我想，爱慕一个女人的至情也不妨用祈祷和沉思冥想来诠解。在爱情中，我们同样会放弃记忆、理解力和智慧，同样会经历被剥夺的感觉，经历“漫漫长夜”，而作为回报，有时也会得到一份安宁。爱情的发生有如小小的死亡，恋爱中的人有时也会得享一点小小的安宁。说这样的话就好像我对自己实际上很憎恶的事情颇为欣赏似的，我对自己写下这些话来感到有点奇怪。有时候我会辨认不出自己的思想。我对于“漫漫长夜”之类的说法，对于那些只有一个祈愿的祈愿者，究竟又了解多少？我只不过是从什么地方接过了自己的那些思想，仅此而已，就好比丈夫从死神手里接过一个女人的衣物，香水和粉霜一样……然而这种安宁当时却真的有过。

对于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几个月，我的记忆便是如此——那段日子是否是一段虚假的安宁，就像它是一场虚假的战争一样？现在看来，在那充满疑惑和等待的几个月里，安宁似乎始终舒展着它那双给人安慰、使人宽心的臂膀。不过我想，即便是在那个时候，安宁也一定时时被误解和怀疑打断。那最初的一个晚上结束后回家的时候，我并未感到心旷神怡，心里有的只是一种悲哀和无可奈何的感觉。以后的日子也同那天晚上一样。当我一次又一次回家去的时候，心里总觉得自己肯定只是许多男人当中的一个——只是一个眼下正在受宠的情人而已。我对这个女人的痴迷已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夜里只要一醒过来，便会发现自己的头脑马上被她所占据，再也不想睡了。这个女人似乎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给了我，但我依然不放心：在爱的行动中，我可以傲慢自大，但一人独处时，我只要照照镜子，就会在自己面带皱纹、一瘸一拐的形象中看到怀疑——为什么会是我呢？平时总有一些我们不能见面的时候——她要去看牙医或者做头发，亨利请人吃饭，或者他们两人独自待着。亨利在忙着给失去丈夫的妇女们发放抚恤金的事儿，或者（因为他很快就被调离了那项工作）在忙着分配防毒面具，设计得到认可的纸板箱。我可以对自己说，萨拉在家里是没有机会背叛我的（出于情人们自我中心的心态，我已经在使用“背叛”这个暗示着某种并不存在的义务的字眼了），但这没什么用，因为我还不清楚吗？只要有欲望，即使是在最危险的环境里也有可能偷情。一个情人越是得手，心里也就越不放心。结果不就是吗，就在我们第二次见面时，我本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

醒来以后，我心头依然萦绕着分开时她所说的那句透着谨慎的话带给我的悲哀。醒后不到三分钟，她打来了电话，我的悲哀便被她的声音赶走了。无论是在那以前，还是以后，我都不知道哪个女人有这种本事：她只要在电话上讲讲话，就能改变我的整个心境；而当她走进屋子，把手放在我腰上时，就能马上创造出每次分离后我对她失去绝对信任。

“喂，”她说，“你在睡觉吗？”

“没睡。什么时候能见到你？今天上午？”

“亨利感冒了。他待在家里。”

“你要是能上这儿来就好了……”

“我得待在家里接电话。”

“就因为他感冒了吗？”

前一天晚上，我对亨利的感觉还是友情加同情，可此刻他却已变成了一个该受嘲弄、该遭怨恨和贬损的敌人。

“他的嗓子全哑了。”

听到他会得这种荒唐毛病，我感到幸灾乐祸：一个失声的公务员用沙哑的、让人没法听清楚的声音咕哝咕哝地说着关于失去丈夫的妇女们的抚恤金的事情。我说：“没有什么办法能见到你吗？”

“办法当然有。”

电话里有一阵没有声响，我以为线路断了，便连连唤道：“喂，喂。”其实她只是在细心、镇定、快速地思考，以便马上能给我一个正确的回答而已。“一点钟时，我要给亨利往床上送个餐盘。我们自己可以在起居室里吃三明治。我会对他说你想聊聊电影——或者你写的那个故事。”她的电话一挂上，我的信任感也中断了。我想：在此之前她曾经这样谋划过多少回了？走到她家门口按门铃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敌人——或者侦探，正在监视她的言语，就像几年后帕基斯先生和他的儿子要监视她的行踪一般。随后，房门打开，我的信任又回来了。

在那些日子里，从来不存在谁要谁的问题——我们两人都有欲望。亨利穿着他那件绿色呢子睡衣，靠着床上的两个枕头吃餐盘里的东西，而在楼下，在虚掩着门的房间里，我们在只铺着一张垫子的硬木地板上做着爱。在高潮到来的那一刻，我得用手轻轻捂住她的嘴，堵住她口里发出的那种忘情的、既悲哀又愤怒的奇怪喊声，以免楼上的亨利听到。

想想看吧，当初我的打算不过是想掏出她脑子里可供我利用的素材而已。我蹲在她身边的地板上，对她看了又看，好像可能再也看不到她了似的——她那一头偏棕色、说不清楚色泽的头发像一坛醇酒般洒在镶木地板上；她额头上沁着汗珠，气喘吁吁，就像一个刚刚跑赢一场比赛，正筋疲力竭地躺在那儿的年轻运动员。

这时候，楼梯吱嘎响了一声。有一会儿我们两人都没动弹。桌上的三明治叠在那儿没吃，杯子里面也是空的。她低声说：“他下楼来了。”她坐进一把椅子，把一张盘子放到膝上，一只杯子放在身边。

“他要是从门外经过时听到了怎么办？”我说。

“他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我脸上看起来一定是一副不太相信的表情，因为她用一种让人讨厌的温柔口气说道：“可怜的亨利，他以前可从没这样——整整十年都没有过。”但不管有还是没有，此刻我们对自己会不会露馅儿这点确实不太有把握：我们坐在那儿一声不响地听着，直到楼梯上再次传来吱吱嘎嘎的响声为止。我用大得有点过分的嗓门说：“你喜欢洋葱那场戏我真高兴。”我自觉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沙哑而虚假。这时亨利推开了门，向屋里张望着。他手里提着一只热水瓶，热水瓶上裹着灰色法兰绒的套子。“你好，本德里克斯。”他咕哝着打了个招呼。

“你真不该自己去拿。”她说。

“不想打扰你们。”

“我们在聊昨晚的电影。”

“希望你已经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他对我咕哝了一声。他看了看萨拉为我倒的波尔图干红葡萄酒，含混不清地说了句“该给他二九年的陈酿才对”，然后就提着热水瓶上的法兰绒套子，不声不响地出去了。屋里又只剩下了我和萨拉两人。

“你不在意吧？”我问她。她摇了摇头。我问此话到底何意，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当时自己脑中闪过的念头是：看到亨利也许会让她感到自责，但她却有着消除自责的绝招。同我们大家不一样的一点是：她丝毫不会受到罪孽感的困扰。在她看来，事情做了就是做了：事情做完了，自责也就不存在了。如果亨利捉住我们的话，她会认为他恼怒一下就该完事；若是恼怒的时间过于长久，那就没有道理。人们总是说：天主教徒忏悔时，便从过去的阴影里解脱出来了——就这点而言，你确实可以说她是一个天生的天主教徒，尽管她同我一样不怎么相信天主，或者说当初我认为，今天也依然怀疑她同我一样不怎么相信天主。

如果我的这本书没有平铺直叙地往下写，那是因为我在一个奇怪的区域里迷失了方向：我没有地图。有时候我自忖：自己在这儿写下的文字里，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那天下午，她突然不问自答地对我说：“我从来没有像爱你一样地爱过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当时我感到自己是如此彻彻底底地信任她。她手里拿着一块吃了一半的三明治，坐在椅子上，看上去就像五分钟前躺在硬木地板上时那样忘情。我们大部分人对于说这么绝对的话都会感到踌躇——我们记得过去，我们可以预料将来，我们会怀疑，而她不怀疑。对她来说，唯一重要的只是此时此刻。照她的说法，永恒不是时间的延续，而是根本没有时间。有时候，我觉得她的忘情触及了数学上所定义的那种没有边界、没有宽度、不占空间的奇异的点。时间算得了什么呢——所有过去的日子、所有她在一段又一段时间里结识过的别的男人（这个词又用上了），或者所有未来的时日（她会在那些时日里用同样真诚的口吻说这同一句话），这些都算得了什么呢？当我回答她，说我也以同样的方式爱她时，撒谎的人是我，而不是她，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失去对时间的意识：对我来说，现在从来也不在这里，它总是在去年或者在下一个星期。

甚至当她说“没有别人，再也不会有了”的时候，她也并未撒谎。时间中有矛盾，有并非存在于数学之点上的矛盾，仅此而已。她爱的能力比我要强出如此之多——对于此事，我这会儿无法就此打住，我无法忘却，我无法不害怕。即便是在爱的时刻，我也像警察似的搜集着还未犯下的罪行的证据。七年多后，当我拆开帕基斯先生的信时，这些证据依旧全都保存在我的记忆里，使我心头的怨恨有增无减。

2

“亲爱的先生，”信上写道，“我很高兴能向您报告我和儿子同17号的保姆进行了友好的接触，这使得调查能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因为有时候我能看上一眼当事人的约见记录本，从而得知她的行踪去向，同时还能每天检查一下当事人所用的字纸篓。我随信附上一件从字纸篓里搜捡出的有趣物证，看后请寄还并说明意见。当事人还记有日记，其中的一本已记了多年，但到目前为止，保姆（为使事情更加稳妥起见，今后我将称其为我的朋友）尚未能接触到此日记，原因为当事人将上述物件上了锁保存。此情况或属可疑，或属不可疑。除随信附上的重要物证之外，当事人似乎还将大量时间花费在不按约见簿上的安排赴约之上。必须将约见簿视为一种障眼物，尽管在此类调查中，为各当事人方利益计，必须做到事实准确，我个人并无意抱持某种贬损之见或偏见。”

伤害我们的并不仅仅是悲剧：荒唐事也会伤人。它们身上佩着外观可笑、不登大雅之堂的伤人利器。有时候，我真恨不得把帕基斯先生那些东拉西扯、缺乏效率的报告当着他儿子的面塞进他本人嘴里。事情看起来似乎成了这样：我在试图为萨拉设圈套（但这样做的目的究竟何在？是为了伤害亨利，还是伤害我自己？）的时候，让一个小丑翻着筋斗闯到了我俩的亲密关系之间。就连“亲密关系”这个词本身都沾着点帕基斯先生报告的味儿。有一回他不是这么写过吗：“虽然我没有在雪松路16号找到发生过亲密关系的直接证据，但当事人确实表现出了欺骗的企图。”不过那是后话了。从眼前他的这份报告里，我只是获悉：有那么两次，萨拉在约见记录本上写了去看牙医和找裁缝，但如果说牙医和裁缝都确有其人的话，她可是并没在自己写下的约见时间里露面；她躲开了追踪。帕基斯先生那差劲的报告用细细的韦弗利手体字和紫色墨水写在廉价的便笺纸上。我翻到报告的反面，便看到了萨拉自己那粗大、整洁的字迹。我没料到过了将近两年之后，自己还能认出它来。

那只是一张用针别在报告反面的纸片，上面用红铅笔标了一个大大的“A”字。在“A”字下面，帕基斯先生写着：“鉴于可能发生的法律诉讼，所有书面证据均应送还归档。”纸片是从字纸篓里抢出来的，又被人像情人那么小心地用手给抚平了。它一定是写给哪位情人的：“我不必给你写信或者对你说话，在我能把话说出以前，你已经无所不知了。不过人在爱的时候，会觉得有必要采用自己一直在用的老办法。我知道自己是刚刚开始在爱，但我已经想弃绝除你之外的任何东西、任何人了。只是恐惧和习惯在阻碍着我。亲爱的……”下面就什么也没有了。纸片放肆地瞪着我。我不禁想到：她曾经写给我的那些短笺上的每一行字怎么都叫我给忘了？如果那些纸条也是这么彻底地表白出她的爱情的话，我不是就会把它们都保存下来了吗？在那些日子里，为了怕我保存，她不总是——用她自己的话说——“用字里行间另有意味的方式”给我写信的吗？可这场最新的恋爱却挣破了“字里行间”的牢笼。它可不肯被关在字里行间，让人见不着呢。我确确实实还记得我俩之间用过的一个密语——“洋葱”。在彼此的往来书信中，我们用这个词来谨慎地表示自己的热恋。爱情变成了“洋葱”，就连爱的行为本身也变成了“洋葱”。“我已经想弃绝除你之外的任何东西、任何人了。”我气恨恨地想到了洋葱——我们好的时候，信里写的可是洋葱。

我在纸片下端写上“没有意见”，然后把它装进一个信封，在信封上写上帕基斯先生的地址。可夜里醒来时，我还是能在脑海里把整个事件给自己重演一遍。“弃绝”这个字眼以许多具体的形象呈现出来。我躺在那里无法再入眠，记忆中的一个又一个片断用嫉恨和欲望刺痛着我：她的头发扇子般展开、洒在镶木地板上，吱吱嘎嘎作响的楼梯，还有在乡间度过的某一天。那天，我们躺在公路边上一条看不到路面的明沟里。在坚硬的土地上，她的发缕之间，我可以看到霜粒在闪光。在高潮那一刻到来时，一辆拖拉机“突突”响着从我们身旁驶过，拖拉机上的人头也没回就开过去了。为什么嫉恨消灭不了欲望呢？为了能够好好睡觉，我什么都愿意放弃。如果那时我相信有可能找到一种东西来替代欲望的话，那我会变得像一个学生那么乖的。我曾一度试着为欲望寻找一个替代品，可是却行不通。

我是一个爱嫉妒的人——这部小说是一篇关于嫉妒（对亨利的嫉妒，对萨拉的嫉妒，以及对被帕基斯先生笨拙地追踪着的那另外一位的嫉妒）的漫长记录，我想在这样一部东西里还要写“我是一个爱嫉妒的人”这样的字眼，似乎有点愚蠢。既然现在所有这些都已成过往，那么我也只是在记忆变得特别鲜明生动时才会感到对亨利的嫉妒（因为我发誓，如果我同萨拉结婚的话，以她的忠诚和我的欲望，我们是可以幸福一辈子的），但是我对自己那位对手的嫉妒却依然存在，“对手”是个夸张的字眼，它并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这点令人苦恼）那个人总是享有的那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自得、自信和成功。有时候我想，他甚至都不会承认我是整个事情的一部分，我有一种想让人注意到我的强烈欲望，我要在那个人耳边大吼一声：“你不能无视我，我在这里。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当时萨拉是爱我的。”

萨拉和我曾就嫉妒这个问题做过长时间的争论。我甚至于嫉妒她的过去，那些过去的事是她在谈话中提及时坦率告诉我的——都是些风流韵事，完全没有什么意义（也许想找到那终极抽搐的无意识欲望除外——令人惋惜的是，亨利始终未能在她身上引发那种抽搐）。她像忠于亨利一样忠于自己的情人，这点本来应该给我以安慰（因为她无疑也会忠于我），然而它却让我感到愤怒。有一段时间里，她老是嘲笑我的愤怒，就是不肯相信我是当真的，就像她不肯相信自己的美丽一样。她不肯嫉妒我的过去或者我可能会有的将来，这一点也同样令我愤怒。我拒绝相信爱情可以用我自己所用方式以外的任何其他方式加以表现：我用自己嫉妒的程度来测量爱情的深浅。用这个标准去看，当然她就根本不可能爱我了。

我们的争论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这里我只想说说其中特别的一次，因为那次争论是以行动告终的——那是一个很愚蠢的行动，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只是最终导致了每次我动笔写作时都会产生的那种疑惑，那就是觉得归根到底也许还是她对了而我错了。

我记得自己怒气冲冲地说：“这只不过是你过去性冷淡的后遗症而已。性冷淡的女人从来也不会嫉妒，你根本就是缺少普通人的感情。七情六欲这一课你还没补上呢！”

让我感到恼火的是，她并未作任何声辩。“也许你说得对。我只是说，我想要你快乐。我不喜欢你不高兴。只要你能让自己快乐，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介意。”

“你只不过想找个借口罢了。如果我能同别人睡觉的话，你就会觉得自己也可以这样做——任何时候都可以。”

“这根本不相干。我想要你快乐，仅此而已。”

“如果我同别的女人睡觉的话，你会为我铺床吗？”

“也许会的。”

不安全感是情人们会有的最糟糕的感觉：有时候，最为平凡单调、寡情少欲的婚姻似乎都比它好些。不安全感会歪曲事物的意义，毒害彼此间的信任。在一个受到重重包围的城市里，每一个哨兵都是一个潜在的背叛者。甚至在有帕基斯先生之前的日子里，我就已在试图查验萨拉所说的话是真是假了：我会拆穿她那些小小的谎言，那些除了表明她害怕我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意义的逃避手段。我把每个谎言都放大成背叛，就是在最直白不过的话里，我也要读出些隐含的意思来。因为一想到她哪怕是碰碰另外一个男人这点自己心里就受不了，我便每时每刻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她最随意的手势里，我也能看到同别人亲热的征象。

“你难道不想让我快乐，而不是让我难过吗？”她以令人难以忍受的逻辑性这样问我。

“我宁愿自己死掉或者看到你死掉，”我说，“也不愿看到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我并不是怪人，凡人的爱情就是这个样子，你随便去问谁好了。他们说的话会全一样——如果他们真的恋爱过的话。”我用嘲弄的口吻告诉她说，“每一个恋爱的人都是嫉妒的。”

当时我们正待在我的房间里，我们是在一天之中比较保险的时候，一个暮春的下午来到这里，以便做爱的。这一次我们破天荒地有好几个小时时间，所以我就把它们都浪费在争吵上，而弄得无爱可做了。她在床边上坐下来，说：“对不起，我没想惹你生气。我希望你是对的。”但我依然不肯罢休。我恨她，因为我希望能觉得她不爱我：我想把她从心头赶出去。现在想起来，我又到底不满意她什么呢？她爱不爱我吗？她忠诚于我将近一年，她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快乐，她忍受了我的喜怒无常，而我除了片刻的欢娱之外，又给了她什么回报呢？我是睁着眼睛走进这场恋爱的，我知道它终有一天会结束，然而，当不安全的感觉和相信未来没有希望这一合乎逻辑的想法宛如忧郁症一般突然降临心头时，我还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折磨她，就好像我要把未来这位提前到来的不受欢迎的客人拉到今天来一样。我的爱情和恐惧扮演了类似于良心的角色。即便当时我们相信世上有罪孽这回事，我们的行为也几乎不会有何两样。

“你会嫉妒亨利的。”我说。

“不，不会的，这很荒唐。”

“如果你看到自己的婚姻受到威胁的话……”

“永远不会。”她令人讨厌地说道。我把她的话看作是一种侮辱，所以便头也不回地走出屋子，下楼来到街上。我心下寻思：我是在自己演戏给自己看——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关系已经到头了？没有任何必要回去。如果我把她从我的心里赶出去后，难道就不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平静和好的婚姻，并一直持续下去吗？那时也许我就不会感到嫉妒了，因为我的爱不会够分量的：那样我就会有安全感了。我就像没人看管的白痴一样，一边自哀自怜、一边怒气冲天地走过暮色正在降临的公共草坪。

在本书的开头，我说过这是一个关于恨的故事，但是现在我却不相信这一点。或许我的恨同我的爱一样分量不够。此刻，我停住笔，抬起头，在写字台近旁的一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我自忖道，难道恨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吗？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想起了孩提时代我们大家在商店橱窗的反照中看到的那张面孔，当我们眼巴巴地望着橱窗里那些五彩缤纷却无法得到的东西时，橱窗映照出的那张面孔上的五官正随着我们的呼吸变得模糊起来。

这场争吵爆发的时间一定是在一九四〇年五月里的某一天。战争从许多方面帮助了我们，正因为如此，我差不多要把它看作是自己这段风流韵事中一个不太光彩却非常可靠的同谋了（我会故意把“风流韵事”这个暗示着开端与结束的灼人字眼挂在嘴边）。我想当时德国已经占领了低地国家——春天像尸体一般散发着死亡那甜得发腻的气味，但是除了两件实际的事情以外，并没有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重要的。这两件事情，一件是亨利调到了家庭安全保障部，下班很晚；另一件是因为害怕空袭，我的女房东搬进了地下室，而不再老躲在楼上，隔着楼梯扶手监视不受欢迎的客人了。我个人的生活则因为腿瘸（我的一条腿比另外一条腿短，那是儿时的一场事故造成的）的缘故而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只是在空袭开始以后，我才觉得有必要去当一下空袭警报员。事情暂时像是我签字画押，选择了置身战事以外一样。

那天晚上走到皮卡迪利广场时，我心里仍然充满了愤恨和不信任。我最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伤害萨拉。我想带个女人回家，同她一块儿躺在我同萨拉做爱的那张床上——事情似乎是这样：我知道要想伤害她，唯一的方式就是伤害我自己。这个时间里，街道上黑暗而宁静，没有月亮的夜空中，一道道探照灯的光柱正在扫来扫去。在有女人站着的门道口以及没有使用过的防空洞入口处，你看不清那些女人的面孔。她们得用手电筒发信号，就像萤火虫似的。萨克维尔街上，从这头到那头，都是些明明灭灭的小小灯光。我发觉自己在想：萨拉这会儿正在做什么？她是已经回家了呢，还是依旧在等着，以防我万一会回去？

一个女人打亮了手电筒问道：“想和我一块儿回家吗，亲爱的？”我摇摇头，继续往前走。街前面有个姑娘正和一个男人说话：她打亮手电筒照着自己的脸蛋让他看时，我瞥见了一张年轻、黝黑、快乐，还没有被糟蹋掉的面孔，一头还未意识到自己已被关进樊笼的野兽。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去，然后又折回来走向他们。待我走近时，那个男人离开了她。“想喝点什么吗？”我说。

“过后同我回家吗？”

“是的。”

“我会乐意快快地喝上一杯。”

我们走进这条街尽头的那家酒馆。我要了两杯威士忌。可是她喝酒时，我能看到的却是萨拉的脸庞，而不是她的脸庞。她比萨拉年轻，不可能超过十九岁，长得比萨拉美，甚至可以说，也不像萨拉被糟蹋得那么厉害，不过这只是因为她身上能糟蹋的东西比萨拉要少得多的缘故。我发现自己想要她的欲望并不比想要一只狗或猫作伴的欲望更强烈。她在对我说：她在这条街上有一套顶楼的房间，与这儿只隔几座房子。她告诉我她每月得付多少房租，她有多大岁数了，她出生在什么地方，她如何在一家咖啡馆里打过一年工。她告诉我说：不是谁同她搭讪，她都带他们回家的，不过她一眼就能看出我是位绅士。她说她有一只金丝雀，是一位名叫琼斯的绅士送的，因此她给那只鸟起名叫“琼斯”。她开始说到在伦敦很难买到千里光。我思忖：萨拉要是还在屋里的话，我可以给她打个电话。我听到那位姑娘在问我，如果我有花园的话，能不能有时候想到一下她的金丝雀。她说：“我这么问你，你不介意吧？”

我一边呷着威士忌一边看着她，心想真是奇怪：我对她一点也感觉不到欲望。在过了乱爱乱交的这么多年后，我似乎一下子长大了。我对于萨拉的热恋已经永远抹去了我单纯的肉欲。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可能在没有爱情的情况下同一个女人做爱了。

然而，把我带到这家酒馆里来的东西肯定不是爱情。在从公共草坪走到这里的一路上，我都在对自己说：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是嫉恨，正如眼下我依旧对自己说的那样，我用笔叙述这个故事，以便把她永远从自己心里驱逐出去，因为我一直在对自己说：她要是死了，我就可以忘掉她了。

作为对那位姑娘自尊心的安慰，我给了她一张一英镑的纸币。我留下她继续喝威士忌，自己迈出酒馆，沿着新伯林顿街往前走，一直走到一座公共电话亭边。我没有手电筒，不得不擦了一根又一根火柴，才拨完了自己家的电话号码，这之后便听到了电话铃响的声音。我想象得到我写字台上放电话机的位置，我确切地知道萨拉如果正坐在椅子里或者躺在床上的话，走到电话机前需要几步，然而我还是让电话铃在那空荡荡的屋子里响了半分钟。随后我又往她家里打电话，保姆告诉我说她还没回来。我想象着她正顶着灯火管制下的黑暗在公共草坪上徘徊的情景——而在那些日子里，公共草坪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看了看表，心想：如果刚才自己没犯傻的话，我们应该还可以在一起待上三小时呢。我独自一人回到家里，试图读一本书，耳朵却一直在听候着电话铃声，但电话铃一次也没响过。自尊心阻止我再打电话给她。最后我上床去睡觉，睡前服了双倍量的安眠药。早上一觉醒来，首先听到的便是萨拉在电话里的声音。她对我说话的口气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美满的安宁又回来了。但是待我一放下听筒，我脑袋里的魔鬼马上就怂恿我想到：浪费掉的那三个小时她一点也无所谓。

我始终不明白：那些能相信人格化的神这种非常不可能的东西的人却对人格化的鬼大惊小怪。我太熟悉魔鬼会怎样影响着我自己的思维。不管莎拉曾说过什么，都无法反驳魔鬼那诡诈的猜疑，不过通常都是等到萨拉走后他才展现自己的猜疑。他会在我们发生争吵很久以前就怂恿我们进行这种争吵：与其说他是萨拉的敌人，还不如说他是爱情的敌人。其实在人们的概念中，魔鬼不就是这样的吗？我能想象到：如果存在着一个主爱的神的话，魔鬼就会被逼得只好去破坏这种爱的哪怕是最蹩脚、最不堪一击的仿冒品了。所以说，他怎么会不害怕爱的习惯成长起来呢？他怎么会不竭力让我们大家都落入他的圈套，成为爱的背叛者，帮助他消灭爱呢？如果有某个神会利用我们，用像我们人这样的材料来制造他的圣人的话，那么魔鬼也会有他的野心的——他会梦寐以求地要把哪怕是像我这样的人，哪怕是可怜的帕基斯都训练成他的圣人，让我们用借来的狂热去摧毁我们在任何地方发现的爱情。

3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在帕基斯先生的下一个报告里，可以看出对于魔鬼把戏的一种真正的热衷。他终于真的嗅到了爱情的气味，正蹑手蹑脚地跟踪它，而他的儿子则像一只帮他衔回猎物的狗一样紧随其后。他已经发现了萨拉花那么多时间去造访的地方；不仅如此，他还确切地知道，那些造访是可疑的。我得承认：帕基斯先生已经证明自己是个精明的侦探。他在儿子的帮助下作了安排，让迈尔斯家的保姆赶在“当事人”沿雪松路朝16号走来时待在16号的屋子外面。萨拉停下脚步，同保姆（那天是她的休息日）说话，而保姆便把她介绍给小帕基斯认识。然后萨拉接着往前走，在下一个街角处拐弯，而帕基斯本人正在那里守着。他看到她往前走了几步，然后又拐回去了。看到保姆和小帕基斯都已看不见后，她按下了16号的门铃。帕基斯先生随后便着手调查住在16号里的人。这事不太容易，因为这座房子里分成几个单元，他还没办法知道三个门铃中萨拉按的是哪一个。他答应几天后给一个最后的报告。他所要做的一切，就是下次萨拉动身往这地方时，他赶到她前面，在三个门铃按钮上都抹上一层粉。“当然，除了物证A以外，并没有当事人行为失检的证据。如果基于这几份报告，需要有此类证据用于法律诉讼的话，那么就有必要在适当的间隔之后，跟随当事人进入室内。这时需要有第二个能认出当事人的证人在场。不一定需要当场捉住当事人；法庭会认为一定程度的衣服散乱和神情慌张便足以构成证据。”

恨同肉体之爱很相像：它有高潮期，随后又有平静期。我读帕基斯先生报告的时候不禁想到：“可怜的萨拉”，因为这会儿正是我恨的高潮期，此刻我已经得到满足。她终于被围住了，但我却开始为她感到难过。除了爱以外，她并未犯什么别的过错，可是帕基斯父子却在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他们同她的保姆串通一气，在门铃按钮上抹粉，打算强行闯入或许是她现在能够享有的唯一的安宁。我有点想把报告撕碎，吩咐撤销对她的盯梢。如果不是在自己加入的那家无聊的俱乐部里翻开一份《闲话者》报，看到上面登出的亨利的照片的话，我也许就这么做了。亨利现在春风得意：在上一次女王生日颁授荣誉称号时，他因在部里工作业绩突出而得到了“大英帝国司令勋章”的头衔；他已被任命为王室专门调查委员会的主席。照片上的他出现在一个“欢乐之夜”上，那晚放映了一部名叫《最后的警报》的英国影片。在闪光灯的照耀下，他脸色苍白，鼓凸着两只眼睛，用一只手臂挽着萨拉。萨拉低下头，以便躲开闪光灯的闪光，不过即便她的头没有低下来，我也认得出她那密实扭结、让人的手指不容易抚摸或者没法抚摸的头发。突然间，我很想伸出手去摸摸她，摸摸她的头发和她私处的毛发；我想要她躺在我身边；我想能在枕头上侧过脑袋，对她说话；我想要闻到她肌肤上那几乎闻不出来的气味，尝到它那几乎尝不出来的味道。而亨利却在那儿，正带着部门头头的自得和自信面对着记者们的摄影机。

我在沃尔特·贝赞特爵士于一八九八年赠送给俱乐部的一只牡鹿头下面坐下，给亨利写信。我说有要紧事情同他讨论，问他愿不愿意同我一块儿吃午饭——时间嘛由他定，下周里哪天都行。亨利按自己的惯常做法，很快就打来了电话，同时建议我同他一块儿吃午饭——在做客方面，我从来没见过比他更拘谨的人。我记不清他找的理由是什么了，不过那理由让我很生气。我想他说的是：他加入的那个俱乐部里有些上好的波尔图红酒，但真正的原因其实是想到了欠人情——哪怕只是白吃一顿饭的小小人情——他会感觉不舒服。他几乎不会想到自己能欠的人情会是多么小。他选了一个周六。那天，我加入的俱乐部里几乎没什么人。日报的记者们无报要出，学监们都回自己在布罗姆利和斯特里汉姆的家了。我从来也不知道周六这天教士们都干些什么——也许他们都待在房间里准备自己的布道词吧。至于作家们（这家俱乐部就是为他们而设的），他们中的大多数现在都挂在墙上——柯南·道尔、查尔斯·加维斯【22】、斯坦利·韦曼【23】、纳特·古尔德【24】，偶尔能看到一张比较有名的熟悉面孔；在世的作家们一只手就能数过来。我在这家俱乐部里总是感到很自在，因为在这里碰上同行们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我记得亨利要了一份“维也纳牛排”——这是他天真无知的标志。我确实相信：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还以为会送来“维也纳炸牛排【25】”之类的东西呢。由于不在自己熟悉的地盘，他显得很拘谨，而没好意思对这道菜发表意见，只是硬着头皮把那块半生不熟的粉红色混合物吞了下去。我想起他在闪光灯面前时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所以在他点面包布丁的时候也没试图去告诫他一声。在这顿惨不忍睹的午餐上（俱乐部这天可真够意思），我们长篇大论地谈着毫无内容的东西。亨利竭力为每天都会见报的王室专门调查委员会公报增加些内阁机密的色彩。饭后我们去休息室喝咖啡，发现壁炉边一排用马鬃充填、不怎么有人坐的沙发上只有我们两人。我想，沿墙那一溜儿的兽角【26】对于眼下这个场合来说是多么合适。我在壁炉围栏上跷起两只脚，把亨利死死地圈在角落里。我搅了搅咖啡，问道：“萨拉怎么样？”

“很好。”亨利支吾道。他带着怀疑的神情，小心翼翼地尝了尝自己那份波尔图红酒——我想他还没忘记刚才那块维也纳牛排的味道。

“你还在担心吗？”我问他。

他不太开心地移开了目光。“担心？”

“你告诉过我说你很担心。”

“我不记得了。她很好。”他嗓音低沉地解释道，就好像我是在问萨拉的健康状况似的。

“你去找过那个私人侦探吗？”

“我一直希望你已把这事忘了。当时我身体不太好——你瞧，有王室专门调查委员会要管的这些酿酒的事。我有点劳累过度。”

“你还记得我主动提出要替你去见他吗？”

“我们两人一定都过于紧张了。”他抬起头来，张望着墙上那些古老的兽角。他费力地眯缝起眼睛，想看清楚上面标出的捐赠人的名字，并且说了句蠢话：“你们好像有不少动物的头。”我可不打算放过他，便说：“几天以后我就去找他了。”

他放下酒杯说：“本德里克斯，你绝对没有权利……”

“所有费用都是我出的。”

“真是岂有此理！”他边说边站起身来，但是我已经把他堵在墙角里，他不动粗就没法过去，而动粗是与他的性格格格不入的。

“你自然希望她能被证明是清白的吧？”

“没有什么需要证明的。对不起，我想走了。”

“我想你应该看看报告。”

“我不打算……”

“那么我想就得由我来把报告里有关她所做的那些可疑的造访部分念给你听了。她的情书我已经还给侦探存档。我亲爱的亨利，你已经完全被骗了。”

那一刻我真的以为他要揍我了。如果他这么做的话，我会很高兴地动手还击，揍这个萨拉用自己的方式如此愚蠢地忠诚了这么多年的白痴，可这时候俱乐部的秘书进来了。他是个留着长长的花白胡须的人，穿着马甲，马甲上有喝汤时沾上的汤渍，看上去活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但其实呢，他只为自己曾经认识的狗狗们写些小小的回忆录，所用的笔调颇为忧伤（《永远的菲多》曾于一九一二年大获成功）。“啊，本德里克斯，”他招呼道，“好久没见你上这儿来了。”我把他介绍给亨利，他以理发师般敏捷的反应对亨利说：“我每天都看报告。”

“什么报告？”亨利破天荒地第一次在听到“报告”这个词时没先想到自己的工作。

“王室专门调查委员会的。”

秘书终于走后，亨利说：“那么请把报告给我，让我过去。”

我想刚才秘书在场时，他的脑袋里准是一直都在想这件事情，所以便把报告递给了他。他接过报告后直接将它扔进壁炉，并且用通条将它一下子捅到了炉膛最里面。我不禁想到：这个姿态倒是颇有高贵之处。“你要干什么？”我问。

“什么也不干。”

“你并没有摆脱掉事实。”

“去他妈的事实。”亨利说。以前我还从没听到过他骂人。

“我还是可以让你有一份副本的。”

“你现在能让我走了吗？”亨利问道。恶魔已做完自己的活计，我觉得自己的恶毒已经宣泄一空，所以便把腿从围栏上挪开，让亨利过去。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俱乐部，忘了拿自己的帽子，那顶我看到他身上滴着雨水从公共草坪那头走来时头上戴的上品黑礼帽——那仿佛是很久很久以前，而非仅仅几周前发生的事了。

4

我以为能追上他，或者至少能在长长的白厅街【27】那头看到他，所以便拿上了他的帽子。可到处都看不见他的人影。我转身回头，不知道该去哪儿。这是这段日子里最倒霉的时刻——倒霉事太多了。我往查令十字地铁站附近的小书店里张望了一下，心想这会儿萨拉的手是不是已经在按雪松路上那个扑了粉的门铃按钮，而帕基斯先生正在街角处守着？如果我能让时间倒流的话，我想自己会这么做的：那天我会不打招呼，让两眼被雨水迷糊住的亨利走过去。但我又开始怀疑无论自己做什么，事情发展的进程是否就真的会因此而改变。现在亨利和我以我们这种古怪的方式结成了盟友，但我们是不是正联合对抗一股无边无际的大潮呢？

我过了马路，从卖水果的小贩们身边走过，进了维多利亚公园。在灰色的、刮着风的空气里，没有多少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我几乎马上就看到了亨利，但过了一会儿才认出他来。在户外，头上没戴帽子的他似乎成了那几个没名没姓、一无所有者中的一员，这些人来自贫困的近郊，没人认识他们——其中一个是在喂麻雀的老头儿，另一个是臂下夹着上面有“斯旺和埃德加商店”字样的棕色纸包的女人。亨利低头坐在那儿，两眼盯着自己的鞋子。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如此专心致志地自哀自怜，所以此刻我竟会对自己的敌人生出同情来，这一点令我颇感奇怪。我悄悄把帽子放在他身边的座位上，准备走开，但他抬起了头。我看到他一直在哭泣。他一定是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这里。眼泪是不属于王室专门调查委员会那样一个世界的。

“对不起，亨利。”我说。只要做出歉疚的表示，就可以悄悄摆脱掉自己的过错，我们是多么容易相信这点啊！

“坐下。”亨利用自己眼泪的权威命令道。我服从了。他说：“我一直在想，你们两人是情人，对吗，本德里克斯？”

“你为什么会想象……？”

“这是唯一的解释。”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这也是你们唯一能为自己辩解的地方，本德里克斯。你难道看不出自己做的事情——太不像话了吗？”他边说边把帽子翻转过来，查看着里面的厂家标志。

“我想，本德里克斯，你一定以为我是个大傻瓜，竟然连这都猜不出来，是吧？萨拉为什么不离开我呢？”

他自己太太的品性难道得由我来教给他知道吗？我心里的恶毒又开始活动了。我说：“你的收入不薄，又很稳定。你是她已经形成的一个习惯。你是安全保障。”他专注而认真地听着，仿佛我是在王室专门调查委员会面前宣誓作证的一个证人。我尖酸刻薄地继续说道：“你并不妨碍我们，就像你也不妨碍萨拉跟别人一样。”

“还有别人？”

“有时候我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只是不在乎罢了。有时候我很想把心里的话痛痛快快都告诉你——就像我们现在做的一样，只是现在这样做已经为时太晚了。我想告诉你我对你的看法。”

“你是怎么个看法？”

“你是给她拉皮条的。你为我拉皮条，你为他们拉皮条，现在你正给最新的那位拉皮条。你是个永远的皮条客。你怎么不发火呢，亨利？”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用自己的无知来拉皮条。你从来也不学学怎么跟她做爱，所以她只好到别处去找，你就用这种方式来拉皮条。你用提供机会的方式来拉皮条……你通过愚蠢和让人厌倦来拉皮条，所以现在就有一个不愚蠢也不让人厌倦的人正在雪松路上同她厮混呢。”

“她为何要离开你呢？”

“因为我也成了个让人厌倦的傻瓜。不过我并非天生如此，亨利，是你把我弄成这个样子的。她不愿意离开你，于是我就变成了一个让人厌倦的家伙，老是用牢骚和妒嫉来惹她厌倦。”

他说：“大家对你的书评价很高。”

“人家还说你是个呱呱叫的主席呢。我们干哪门子工作到底又有什么要紧？”

他抬头望着从河南岸上空飘过的积云，伤心地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要紧事情。”鸥鸟在驳船上方低低地飞翔。废圮的货栈之间，那座制弹塔黑魆魆地耸立在冬天暗淡的天幕下。暮色中的地铁车站外面，那个喂麻雀的男人已经走了，那个夹着棕色纸袋的女人也走了，卖水果的小贩们正像牲口般地叫唤着。这情景就像是百叶窗正对整个世界合上；我们所有的人很快都会被抛在外面，得自己打发自己了。“我还纳闷，为什么你那么久都没来看我们。”亨利说。

“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走到了爱的尽头。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好做。她可以买东西、做饭，同你一块儿睡觉，但她只能同我在一起做爱。”

“她很喜欢你。”他说，就好像他有义务安慰我，就好像是我的眼睛，而不是他的眼睛被眼泪弄得发青发肿似的。

“人对于喜欢是不满足的。”

“我满足。”

“我想要爱情源源不断地持续下去，而绝不会变淡……”除了萨拉以外，我从来没对谁这样说过话，不过亨利的回答同萨拉的回答可不一样。他说：“这不符合人性。人得知足……”但萨拉却不是这样说的。在维多利亚公园里，坐在亨利的身边，望着白昼慢慢地消逝，我记起了整个“恋情”结束的经过。

5

她曾对我说——这差不多是在她约会回来、浑身上下滴着水珠走进门厅的那一天前，我从她嘴里听到的最后几句话——“你不用这么害怕。爱不会终结。不会只是因为我们彼此不见面……”说这句话时她早已作好了决定，只是我到第二天才知道，第二天的电话就像被人发现的死尸一样张着嘴，一点声音也没有。她说：“亲爱的，亲爱的，人们看不见天主，但不是一辈子都爱他吗？”

“那不是我们这种爱。”

“有时候，我不相信还有别的样子的爱。”我想那会儿我应该能看出她已经处在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的影响之下了——我们刚在一起时，她从没说过这样的话。那时候我们曾那样快乐地相约，要把天主从自己的世界里抹掉。当我小心地打亮电筒，替她照着路，走过被炸毁的门厅时，她再一次说道：“一切都会好的，如果我们的爱够分量的话。”

“我再也开心不起来了，”我说，“你反正是什么都有了。”

“你不知道，”她说，“你不知道。”

窗玻璃的碎片在我们脚下咔嚓咔嚓地响，只有门上那扇维多利亚时代留下的有年头的彩色玻璃还牢牢地竖在那儿。变成粉末状的玻璃已经发白，就像落了雪的田野里或者马路边上被孩子们弄碎的冰块一样。她再次对我说：“不要怕。”我知道，她指的并不是那些五小时后还像蜜蜂一样发着嗡嗡声、从南面源源不断飞过来的奇怪的新武器。

那是一九四四年六月里后来被称为V-1飞弹攻击的第一夜。当时我们对空袭已经变得不习惯了，自从大空袭在一九四一年随着一系列最后的大突袭结束以来，除了一九四四年二月里一段短短的时间外，一直没有发生什么战事。所以当空袭警报拉响、第一批飞弹打来时，我们还以为只是几架敌机突破了我们的夜间防空网。一个小时过去了，空袭警报还未解除，大家不免感到有点不满。我记得自己当时对萨拉说：“他们一定是没什么事好做，弄得连反应都迟钝了。”就是这会儿，在没有点灯的房间里，我们躺在床上看见了打到我们这儿来的第一枚导弹。它从公共草坪上空低低地掠过，我们误以为它是一架着了火的飞机，并把它发出的那种异样低沉的嗡嗡声当作失去控制的飞机发动机的声音。第二枚飞弹又飞过来了，接着是第三枚。这下子我们改变了先前对我方防空网的看法。“我们打它们就像打鸽子似的，”我说，“可是它们还要飞过来，真是疯了。”然而，过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它们还在源源不断地飞过来，天破晓以后也是如此，甚至在我们意识到这回是一种新玩意儿了以后也还是这样。

空袭开始时，我们刚刚躺上床。我们要做的事情并没有因为它而改变。那时候，死算不了什么——起初，我甚至还祈求过它的到来：被炸弹炸成碎片，灵肉俱灭以后，我就再也不用起床穿衣，看着她的手电筒光像一辆缓缓驶离的汽车的尾灯一样，朝着公共草坪那一头慢慢游走了。有时候我想，来世难道就不能是死亡那一瞬间的无限延长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当时应该会选择——而且现在她若还活着的话，我依然还会选择——这样一个时刻去死：它将是一个绝对信任和绝对快乐的时刻，一个因为不可能思考所以也不可能争吵的时刻。我抱怨过她的谨慎，并且心怀怨恨地拿我们所用的字眼“洋葱”来同她所写的那张被帕基斯先生抢出来的纸片作过比较。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知道她能够爱得多么忘情的话，那么读到她写给那位我素不相识的继任者的信时，我又怎么会这么难过呢？不，在我们爱的行为结束以前，V-1飞弹并没能影响我们。我耗尽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头枕着她的腹部，嘴里含着她的味道——像水一样清淡飘忽的味道——躺在那儿。这时候一枚导弹落到了公共草坪上，我们能听到从草坪南端传来的玻璃震碎的声音。

“我想我们该到地下室去。”我说。

“你的女房东在那里，我不能见外人。”

伴随着肉体占有而来的是一种带有责任感的温情，这时候你会忘记自己只是个情人，不用对任何事情负责。我说：“她可能不在。我下去看看。”

“别去，千万别去。”

“要不了一会儿我就回来。”这句话人们一直在说，尽管他们知道在那些日子里，一会儿很可能就是永远。我穿上睡袍，找到了电筒。其实电筒几乎用不着：天已经蒙蒙亮了，在没有点灯的房间里，我能看到她脸上的轮廓。

她说：“快去快回。”

我跑下楼梯时，听到了下一枚导弹飞来的声音，随后便是导弹发动机关掉时那突然降临的、像在等待着什么似的寂静。我连意识到危险已经降临、赶紧跃过玻璃碎片卧倒的时间都没有。我完全没有听到爆炸的声响。五秒钟或者五分钟之后，我醒了过来，发现周围的世界变了样子。我以为自己还双脚站着，周围的黑暗令我疑惑不解。有人好像正用一只冰凉的拳头顶着我的腮帮，我的嘴里有一股咸丝丝的血腥味道。有一小会儿，除了一种仿佛刚刚经过长途旅行似的疲倦感以外，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我一点也记不起萨拉，而且完全摆脱了焦虑、嫉妒、不安全感、愤恨：我的大脑成了一张白纸，有人正要在上面写上快乐的消息。我觉得等到自己的记忆恢复以后，那消息肯定还会接着写下去，那时候我就会快乐了。

然而等到记忆真的恢复以后，情况却并非如此。我首先意识到自己正躺在地上，那个悬在我身体上方、挡住光线的东西是前门：它被别的瓦砾绊住，悬在离我身体几英寸远的地方。不过奇怪的是，后来我发现自己身上从肩膀到膝盖都是一片青紫，就好像是被它的影子打了似的。顶到我腮帮上的拳头是门上的瓷把手，它撞掉了我的两颗牙齿。当然，在那之后，我记起了萨拉和亨利，还有对爱情即将终结的恐惧。

我从门下面爬出来，拍掉身上的尘土。我向地下室里喊了几声，但是里面没人。透过被炸坏的门道，我可以看到外面灰色的晨曦，产生了一种从被炸毁的门厅一直向外面延展的空旷感：我意识到，一棵曾经挡住光线的大树完全不在了——连被炸毁的树干的痕迹都没留下。很远处，警报员还正拉着防空警报哨。我向楼上走去。第一段楼梯被埋在一尺深的灰土里，扶手也没有了，不过用当时的标准来衡量，房屋并未真正严重受损：被炸弹炸了个正着的是我们邻居家。我房间的门开着，我沿着过道走过去时能看到萨拉。她下了床，正趴在地板上——我想是因为害怕的缘故。她看上去年龄小得荒谬，活像一个赤身裸体的孩子。我说：“这颗落得可够近的。”

她很快转过头来，惊恐地望着我。我还不知道自己的睡袍已经撕破，上上下下都沾满了灰土。我的头发也因为落满灰土而变成了白颜色。我的嘴上和两颊上都是血。“噢，主啊！”她说，“你还活着。”

“你的口气听上去很失望。”

她从地板上爬起来，去找衣服。我告诉她：“现在还不能走，过一会儿肯定就会拉空袭警报解除信号了。”

“我得走了。”她说。

“两颗炸弹不会落在同一个地方。”我说。不过此话是脱口而出，说时不假思索，因为这是一种常识，事实经常证明这种常识是错误的。

“你受伤了。”

“不过是掉了两颗牙齿。”

“到这边来，我给你洗洗脸。”没等我再次表示异议，她已经穿好衣服——我没见过哪个女人穿衣服会这么快。她慢慢地、十分小心地替我洗脸。

“你在楼上干什么？”我问。

“祈祷。”

“向谁呢？”

“向任何可能存在的东西。”

“还是赶快下楼更实际。”她的严肃让我感到害怕。我想逗逗她，让她别这么严肃。

“我下过楼。”她说。

“我没听到你的声音啊。”

“楼下一个人也没有。我看不到你，最后只看见门下伸出来你的一只手臂。我以为你死了。”

“你不妨过来查看一下。”

“我过来过，但是掀不动那扇门。”

“门并没有把我卡住，有地方能把我挪开。那样我就会醒过来。”

“我不知道。当时我确信你已经死了。”

“那么也就没什么好祈祷的了，对吧？”我逗弄着她，“除非是祈祷发生奇迹。”

“你在很绝望的时候，”她说，“就会祈祷发生奇迹。穷人不是会碰到奇迹吗？我就是个穷人。”

“等空袭警报解除以后再走吧。”我说。她摇摇头，径直走出了屋子。我跟在她身后走下楼梯，违背自己意愿地缠着她。“今天下午能见到你吗？”

“不，不行。”

“那么明天的什么时候……”

“亨利要回来了。”

亨利，亨利，亨利——我们的关系里自始至终都回响着这个名字，它给每一阵开心、逗乐或者欢快的心情都泼上了凉水，提醒我说：爱情会死亡，而温情和习惯会取胜。“你不用这么害怕，”她说，“爱不会终结……”而在亨利家的门厅里再次见到她，听到她说“是你吗”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两年。

6

这以后的好些天里，我当然抱着希望。我打电话过去没人接，便想这只是不凑巧罢了。一周后，我碰到迈尔斯家的保姆，便向她打听他们的情况，结果得知萨拉到乡下去了。我对自己说：战争期间，信件寄丢的事情总是有的。每天一大清早，我就听见信件丢进邮箱里时发出的撞击声，但故意躲在楼上不下去，让女房东去替我拿信。拿到信以后，我也不先看每封信的信封——失望必须推迟，希望则必须尽可能保留得长久一点。我依次读每一封信，一直读到一叠信的最后，才确信没有萨拉的信。随后生命便开始枯槁凋萎，直到下午四点钟的邮件送到为止。而在那之后，就得再熬过整个夜晚。

我差不多有一星期没给她写信：自尊心阻止我这么做。后来的一天早上，我把自尊心彻底抛开，焦急地、气狠狠地写了一封信，在信封上写上北面的地址，标上了“急”和“请转投”的字样。我没收到回信，于是便放弃了希望，同时一字不漏地记起了她说过的话：“人们看不见天主，但不是一辈子都爱他吗？”我恨恨地想，她总得让自己在镜子里照出个好模样来吗：她把宗教和抛弃搅和在一块，好使抛弃在自己的耳朵里听上去很高尚。她不会承认自己现在更愿意同X上床了。

那是所有日子里最糟糕的一段日子。我的职业就是想象，用形象想象。像下面这样的场景每个白天都会出现五十次，而夜里只要我一醒来就会自动开始：大幕升起，开始演戏。演的总是同一出戏：萨拉在做爱；萨拉同X在一起，做着与我们过去在一起时做过的同样的事；萨拉以她特有的方式接吻，在性爱中弓起身子，发出疼痛似的叫喊；萨拉忘情的样子。为了快点入睡，每晚我都服安眠药，但我发现服什么安眠药也没法让自己一觉睡到天亮。白天里只有导弹能让我的注意力稍作转移：在导弹发动机关闭后出现的静寂与导弹坠地爆炸之间的几秒钟里，我的大脑会不去想萨拉。三个星期过去了，上述那些景象依然像开始时一样清晰，也出现得一样频繁，而且它们似乎也没什么理由会就此收场。我开始颇为认真地想到自杀。我甚至还选定了日子，并且带着一种差不多是希望的感觉开始积攒安眠药片。我对自己说：总之，我不能这么没完没了地熬下去。后来自杀的日子到了，自杀的戏演了又演，但我还是没有自杀。这倒不是因为怯懦，而是因为记忆中的一幕阻止了我——这就是V-1飞弹落下以后，我走进房间时在萨拉脸上看到的那种失望神情。她心里不正是盼着我死吗？我死了，她和X的新恋情就不会让她的良心那么不好受了。（我这么说是因为觉得起码的良心她总还是有的吧？）如果我现在自杀，那么她就完全不用为我担心了。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四年，有过这么四年之后，现在即便是同X在一起，她也肯定会有担心我的时候的。我不想给她这种满足。如果有办法的话，我要让她的担心增加到不堪忍受的程度。我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气恼。我真是恨她。

当然，就像爱有尽头一样，恨也有尽头。六个月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整天都想着萨拉了，自己变得快乐起来。这不可能当真就是恨的尽头，因为我马上就到一家文具店里买了张美术明信片，在上面写上了一段喜气洋洋的话，这段话——谁知道呢？——够让读它的人难受一阵子的。不过待写上她的地址之后，我又失去了伤人的欲望，于是便把明信片扔到了马路上。奇怪的是，恨竟是因为那次见到亨利之后才被重新唤起的。我记得在打开帕基斯先生的下一份报告时，自己曾经想到：要是爱也能够像那样被唤起就好了。

帕基斯先生的工作干得不错：扑在门铃按钮上的粉起了作用，萨拉去的那家人家已经搞清楚了——是雪松路16号顶楼的那个单元，里面住的是一个名叫斯迈思的小姐和她的哥哥理查德。我不知道斯迈思小姐做妹妹，是不是就像亨利做丈夫一样，只是出于一种方便。这个名字（Smythe）本身——以及它中间的字母y和末尾的字母e——唤起了我潜意识里的势利观念【28】。我想：难道她已经堕落到同雪松路上的什么斯迈思为伍的地步了吗？他是她过去两年里一长串情人当中的最后一个吗？还有，在见到一九四四年六月里她为之而抛弃我的这个男人（我决心用不像帕基斯先生报告里所写的那种遮遮掩掩的方式去见他）时，我会死死盯着他看吗？

“我是不是就按一下门铃，径直走进去，像一个受到伤害的丈夫那样去面对他？”我问帕基斯先生。（他按约定同我在一家A.B.C.【29】咖啡馆里见面——这是他自己的建议，因为他带着儿子，不能去酒馆。）

“我反对这样做，先生。”帕基斯先生边说边往自己那杯茶里加了第三勺糖。他的儿子面前放着一杯橙汁汽水和一块小圆面包，坐在一张听不到我们谈话声音的桌子边上。他留神观察着每一个走进店堂、把帽子和外套上湿乎乎的雪花抖掉的人。他用一对亮晶晶的棕色小眼睛留神地看着，就好像过后得做报告似的——也许他做过，这是帕基斯对他训练的一部分。“您瞧，先生，除非您愿意出庭作证，否则这只会使法庭上的事情复杂化。”

“这事绝不会弄到法庭上去的。”

“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吗？”

“因为那样做没太大意思，不可能有谁当真会去为一个名叫什么斯迈思的人费事的。我只想见见他——仅此而已。”

“最保险的办法，先生，就是装扮成抄表员。”

“我可不习惯一本正经地戴上顶鸭舌帽。”

“我与您有同感，先生。这是我力图避免的事情。我也希望到时候自己的儿子能够避免这种事情。”他用悲戚的目光追随着自己儿子的一举一动，“他想要一份冰激凌，先生，但我说了不行，这种天气里不行。”说话时他有点哆嗦，像是因为想到了冰激凌而感到身上发冷似的。他说：“每一行都有自己的职业自尊，先生。”我一时没弄明白他的意思。

我问：“你能把儿子借给我吗？”

“如果您能向我保证不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的话，先生。”他有点怀疑地答道。

“我不想在迈尔斯太太在场的时候登门。这种场面到处都一样。”

“可为什么要孩子呢，先生？”

“我会说他病了。我们找人找错了地址。他们不会不让他坐一会儿的。”

“这一点孩子做得到，”帕基斯先生自豪地说，“没人会不喜欢兰斯。”

“他是叫兰斯，对吗？”

“根据兰斯洛爵士【30】的名字起的名，先生。就是圆桌骑士里的兰斯洛爵士。”

“这我倒没想到，那肯定是亚瑟王传说中让人不太愉快的一段。”

“他找到了圣杯。”帕基斯先生说。

“找到圣杯的是加勒哈德【31】。兰斯洛被人家发现同格温娜维尔一起躺在床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作弄天真的人的欲望呢？是出于嫉妒吗？帕基斯望着坐在那边桌上的儿子，眼神看上去就像是被儿子出卖了似的。他难过地说：“这我没听说过。”

7

第二天我们一起去雪松路之前，我在高街【32】给孩子买了份冰激凌——为的是气气他爸爸。亨利·迈尔斯正举行一个鸡尾酒会（帕基斯先生是这么报告的），所以采取行动正当其时。帕基斯先生把儿子的衣服扯扯平，然后把他交给了我。为了纪念平生头一回与一位委托人同台亮相，孩子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而我穿的是自己最糟的衣服。一些草莓冰激凌从他的匙子上滴下，溅到了他的套装上。我一言不发地坐着，直等到孩子把最后一小团冰激凌吃完。然后我问他：“再来一份？”他点点头。“还要草莓的吗？”

他说：“要香草的。”过了一会儿才又加上一句，“谢谢。”

他不慌不忙地吃起第二份冰激凌，仔细地舔着匙子，好像在抹掉指纹似的。随后我们两人便像父子一般牵着手穿过公共草坪，往雪松路走去。我想：萨拉和我都没孩子；结婚、生孩子，过甜美平淡的安生日子，难道就不比这种贪欲嫉妒、偷鸡摸狗的勾当和帕基斯的报告更有道理吗？

我按响了雪松路顶楼的门铃，并对孩子说：“记住，你觉得自己病了。”

“要是他们给我一份冰激凌的话……”他开口说道。帕基斯已经训练他作好了准备。

“他们不会的。”

我揣测，来开门的是斯迈思小姐——一个头戴从义卖场上买来的那种灰不溜秋的头饰的中年妇女。我问道：“威尔逊先生住在这儿吗？”

“不住这儿，恐怕……”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住在二楼吗？”

“这栋楼里没有叫威尔逊的人。”

“哦，亲爱的，”我说，“我大老远地带着这孩子过来，这会儿他觉得自己不舒服……”

我不敢看孩子，但从斯迈思小姐看他的样子来判断，我断定他正在默默地、十分能干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萨维奇先生该会自豪地承认他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了。

“让他进来坐下吧。”斯迈思小姐说。

“真是太谢谢你了。”

我心想：不知道萨拉隔多久就会从这个门口走进这间狭小凌乱的门厅一次？现在我算是到了X的家里了。帽钩上那顶棕色的软帽应该就是他的。我的继任者的手指——那些触摸萨拉的手指——每天都会转动这扇门的门把。现在门打开了，里面是煤气取暖炉的黄色火苗，粉红色灯罩里透出的光线穿过午后灰白色的天光，照到沙发上那面宽松的印花布套上。“我可以给你的小男孩端杯水来吗？”

“真是太谢谢你了。”我记得自己刚才已经说过这句话。

“或是来点橙汁？”

“别麻烦了。”

“橙汁。”男孩坚决地说，而且又是隔了好一会儿，待她走到门口时才说了声“谢谢”。现在既然只剩我们俩了，我便朝他望了望：他正趴在沙发套上，一副病得不轻的样子。要不是他对我挤挤眼睛的话，我会以为他是不是可能真的……这时候斯迈思小姐端着橙汁回来了，我说：“快道声谢谢，阿瑟。”

“他名字叫阿瑟？”

“阿瑟·詹姆斯，”我说。

“是个挺老派的名字。”

“我们是老派人家。从前他妈喜欢丁尼生【33】。”

“他妈已经……？”

“是的。”我说。她用怜悯的眼光看了看孩子。

“他对你一定是个安慰。”

“也是个麻烦。”我说。我开始感到羞愧：她是这么相信我的话，而我都在这儿干些什么好事呢？我并没有离会见X的目的更近一点，再说，与床上的那个家伙打上照面是否就真的能让我开心一点呢？我改变了策略，说：“我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布里奇斯。”

“我叫斯迈思。”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好像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我想没有。我对人的面孔记得很清楚。”

“或许我在公共草坪上见过你。”

“我和我哥哥有时候会上那儿去。”

“他该不会是叫约翰·斯迈思吧？”

“不，”她说，“叫理查德·斯迈思。小男孩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更不好了。”帕基斯的儿子说。

“你看我们该给他量量体温吗？”

“能让我再喝点橙汁吗？”

“这不会有什么不好吧？”斯迈思小姐不太有把握地问，“可怜的孩子，也许他在发烧。”

“我们叨扰你够久了。”

“如果不把你们留住的话，我哥哥是不会原谅我的。他很喜欢孩子。”

“你哥哥在吗？”

“他随时都会回来。”

“下班回家来吗？”

“这个——他的工作日其实是星期天。”

“是教士吗？”我暗含恶意地问道，但得到的却是一个让人不解的回答：“并不是。”她脸上露出一丝忧虑的神情，那神情像幕布似的悬坠在我们两人中间，而她便带着自己的苦恼躲到了幕布后面。她站起身子，这时候前厅的门打开，X来了。在昏暗的门厅里，我依稀辨认出一个有着一张演员般英俊面孔的男人——这张面孔照镜子照得太多，沾着一股俗气。我悲哀而不满地想道：我希望她的品味更好一点才是。随后，那个男人走到了灯光下。他左边的脸颊上有几块厚厚的青黑斑，看上去差不多像是他血统不纯的标记——刚才我是冤枉他了，他无论照哪面镜子都不可能有满足感。

斯迈思小姐说：“我哥哥理查德。布里奇斯先生。布里奇斯先生的小男孩不舒服。我要他们进来的。”

他一边眼睛看着孩子，一边同我握手。我注意到他的手又干又热。他说：“我曾经见过你孩子。”

“在公共草坪上吗？”

“有可能。”

对于这间屋子来说，他显得过于强势：他同印花布不协调。她妹妹坐在这里时，他们是不是在另外一间屋子里……或者他们打发她到外面办事，而自己在这里做爱？

好了，我已经见到这个人，没有什么理由需要再待在这儿了——除了所有那些因为见到他才生出的新问题以外：他们是在哪儿认识的？是她主动的吗？她看上了他的哪一点？他们成为情人有多久了？多长时间约会一次？她写过的那些话我都能背下来，“我不必给你写信或者对你说话，在我能把话说出来以前，你已经无所不知了。不过人在爱的时候，会觉得有必要采用自己一直在用的老办法。我知道自己是刚刚开始在爱，但我已经想弃绝除你之外的任何东西、任何人了。只是恐惧和习惯在阻碍着我。亲爱的……”我瞪着他脸颊上那些粗糙的青黑斑，心想：没有什么地方是保险的，驼背、瘸子——他们都有激发爱情的绝招。

“你上这儿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突然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告诉过斯迈思小姐——有个叫威尔逊的人……”

“我记不得你的面孔，不过我记得你儿子的面孔。”他失望地做了个简短的手势，仿佛像是要摸摸孩子的手似的——他的眼睛里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温情。他说：“你不必害怕我。我习惯了人们上这儿来。你尽管放心，我只想能为你效劳。”

斯迈思小姐解释道：“人们常常脸皮太薄。”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他们都在说些什么。

“我只是在找一个叫作威尔逊的人。”

“你很清楚：我知道没这么个人。”

“如果你能借我一本电话号码簿的话，我可以核实一下他的地址……”

“还是再坐坐吧。”他边说边愁容满面地来回打量着孩子。

“我得走了。阿瑟已经感觉好了点，威尔逊……”他的含糊其词让我感到不太自在。

“你想走的话当然可以走，但你把孩子留在这里不行吗——哪怕只留半小时？我想同他谈谈。”我想他已经认出了帕基斯的助手，正打算要盘问他，所以便说，“你要问他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每次他把没有青黑斑的那半边脸对着我时，我的怒火都会增加，因为只要我一看到他那松弛丑陋的另一侧脸颊，它就会慢慢转开。我实在无法相信：斯迈思小姐去沏茶时，这儿的印花布沙发套上会横流着淫欲。不过绝望总会给人一个回答，此刻绝望正在问我：你难道愿意那是爱情，而不是淫欲吗？

“你和我年纪都太大了，”他说，“可是牧师和学校的老师们——他们用自己的谎言来腐蚀他的过程才刚刚开始。”

“见鬼！我不懂你什么意思。”说完这话后我赶紧对斯迈思小姐补充了一句，“对不起。”

“瞧，我算说对了吧！”他说，“‘见鬼’，我要是惹恼了你，你很可能还会说‘我的上帝’呢。”

我觉得自己惹他不高兴了。他可能是个不信奉英国国教【34】的新教牧师，因为斯迈思小姐说过他星期天工作。可是这样一个人竟会成为萨拉的情人，真是荒诞极了。它一下子降低了她的重要性：她的情事成了个笑柄；她本人也可能会在我将出席的下一个宴会上成为有趣的谈资。有一会儿我不再去想她了。男孩说：“我觉得难受，我能再喝点橙汁吗？”

斯迈思小姐说：“亲爱的，我想你最好还是别再喝了。”

“我真的得带他走了。太谢谢你们了。”我尽量盯着斯迈思先生脸上的青黑斑对他说，“如有得罪之处，十分抱歉。那纯属偶然，我只是碰巧接受不了你的宗教信仰。”

他诧异地望着我。“可我并无任何宗教信仰。我什么也不信。”

“我以为你反对……”

“我痛恨前人留下的花哨玩意儿。请原谅，我知道自己扯得太远了，布里奇斯先生，但有时候我怕平常用的词儿——比如说‘再见’——也会让人们想起那些花哨的玩意儿。【35】要是我能相信自己的孙子连“上帝”这样的词儿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就像他不知道斯瓦希里语【36】某个词的意思一样，那就好了。”

“你有孙子吗？”

他愁容满面地说：“我没孩子。我羡慕你有儿子。这是伟大的义务和伟大的责任。”

“你刚才想问他些什么？”

“我想要他在这里的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因为那样的话他以后就可能还会再来。人有这么多的东西想告诉一个孩子，比如世界是怎么来的。我想告诉他有关死亡的事情，我想从他脑子里清除掉他们在学校里灌输给他的所有谎言。”

“半小时里做这一堆事可是够多的。”

“人可以播下种子。”

我语带恶意地说：“那可是福音书里的话。”

“噢，这个你不说我也知道，我自己也已被腐蚀了。”

“人们真的来找你吗——悄悄地？”

“你会感到出乎意料的，”斯迈思小姐说，“人们都渴望得到有关希望的讯息。”

“希望？”

“是的，希望。”斯迈思说，“你难道看不出，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除了此世今生拥有的东西外别无所有的话，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希望？没有什么未来的补偿、回报、惩罚。”当半边脸颊隐藏起来的时候，他的面部有一种古怪的高贵味道。“那么我们就会着手把这个世界变成天堂了。”

“会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需要先解释明白。”我说。

“我带你看看我的图书馆好吗？”

“这是伦敦城南部理性至上派最好的图书馆。”斯迈思小姐解释说。

“我不需要被人家说服改变信仰，斯迈思先生。我什么也不信，除了一些偶然的时候。”

“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就是偶然的时候。”

“不过奇怪的是，这些时候正是希望的时刻。”

“自负可以假扮成希望。自私也会。”

“我不觉得它们同希望有什么关系。希望会突然间无缘无故地产生，它是一种气味……”

“啊，”斯迈思说，“花的结构、设计的主题、钟表需要有制造它们的钟表匠之类的道理，所有这些都是老掉牙的玩意儿了。施韦尼根二十五年前就对所有这些问题作了解答。我来解释给你听……”

“今天不啦。我真的得带孩子回家了。”

他像一个遭到拒绝的情人一样，又做了一下那个表示爱意受挫的手势。我突然间想道：不知在多少临终病人的床前他被拒绝过。我觉得自己也想给他一点有关希望的讯息，可就在此时，他的另一侧脸颊转向了我，于是我便只能看到那张傲慢的演员般的脸了。我更喜欢他可怜、信心不足、落后于时代的时候。艾耶尔【37】、罗素【38】——他们是今日的时尚，不过我怀疑他的图书馆里是否会有许多逻辑实证主义者【39】的著作。他那里只会有变革世界的斗士，而不会有超然物外的哲人。

在门口——我注意到他没有用那个危险的术语“再见”来同我道别——我冲着他那半边漂亮的脸颊开了一炮：“你应该见见我的一个朋友，迈尔斯太太。她会感兴趣的……”说到此处我便一下打住话头。炮弹击中了目标。那侧脸颊的青黑斑上似乎泛起了些许绛紫色，他猛地掉开了脸。这时我听到斯迈思小姐说：“哦，我亲爱的。”无疑我弄得他难受了，不过感到难受的并不仅仅是他，还有我。我真希望自己刚才的炮弹偏离了目标。

在外面马路的阴沟边上，帕基斯的儿子感到恶心。我让他吐出来，自己则站在那儿纳闷：难道他也失去她了吗？这一切难道就没个完吗？我现在是不是该去找Y了？

8

帕基斯说：“这事做起来其实挺容易，先生。人多极了，所以迈尔斯太太以为我是她丈夫部里的一个朋友，而迈尔斯先生又以为我是她太太的一个朋友。”

“鸡尾酒会开得好吗？”我问，心里再次记起第一次见到萨拉以及看见她同那个陌生人在一起时的情景。

“应该说非常成功，先生，只是迈尔斯太太看起来身体不太舒服，她咳嗽得很厉害。”我很愉快地听着他叙述：这次的聚会上大概没有什么角落里的接吻和抚摸了。他把一个棕色纸包放在我的写字台上，带着自豪的口气说：“我从保姆那里打听到了去她的房间该怎么走。如果有人注意我的话，我就说在找厕所，但是没人注意我。这东西就在那儿，在她的书桌上——那天她一定在上面记东西来着。当然啦，她可能很小心，不过根据我对日记的经验，它们总是会泄露信息的。人们会自己发明一些小小的代号，但是你很快就会识破它们，先生。他们也可能会省略掉一些东西，但你很快就会知道他们省略掉的都是些什么。”他说话的时候，我打开了日记本。“你之所以记日记，就是因为想记住事情，这是人之常情，先生。不然的话记它干吗？”

“你看过吗？”我问。

“我确定了一下它的性质，先生，并根据其中的一则记录判断：她不属于那种小心谨慎的人。”

“这不是今年的日记，”我说，“是两年前的。”

一时间他感到很窘。

“它对我有用。”我说。

“这日记能帮着把问题搞清楚，先生——即便她没犯过什么过错。”

日记写在一本大账簿上，那熟悉的粗大笔迹被账簿上的红线和蓝线划过。日记并未每天都记，我可以宽宽帕基斯的心了——“上面的时间跨度有好几年。”

“我估计一定有某种原因促使她取出了日记重读。”我心里纳闷，是不是对我、对我们恋情的某项记忆可能不迟不早，就在今天掠过了她的脑际？是不是可能有某种东西搅乱了她内心的安宁？我对帕基斯说：“我很高兴能够得到这个，很高兴。你瞧，我真的觉得现在我们可以结账了。”

“希望您能感到满意，先生。”

“相当满意。”

“希望您能给萨维奇先生写封信，告诉他这一点，先生。他老是从委托人那里听到坏报告，而好报告却从来没人写。委托人越是感到满意，就越想忘记，越想从自己的脑中把我们赶出去。这你几乎不能怪他们。”

“我会写的。”

“谢谢您待孩子好，先生。他有点消化不良，不过我知道是怎么搞的——对兰斯这样的孩子，要限制他们吃冰激凌很难。他差不多一句话也没说就从您那里弄到了冰激凌。”我很想看日记，但是帕基斯却待着不走。也许他并不真的相信我会记住他，所以想用自己那对可怜巴巴的眼睛和那撇透着穷气的小胡子给我的记忆增加点印象。“我很欣赏我们的合作，先生——如果在糟糕的情况下人们也能说到欣赏的话。我们的主顾并不总是真正的绅士，即使他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头衔。我的主顾里面就曾经有过那么一个世袭贵族，先生。我把报告交给他后，他大发雷霆，就好像我是犯错的当事人似的。那事让人感到很泄气，先生。你干得越是成功，他们就越是乐意以后不再见到你。”

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以后就不再想见到帕基斯，所以他的话引起了我的负疚感。我没法把这位仁兄赶走。他说：“我一直想着，先生，要送您一件小小的纪念品——可是回头一想，它又正好是您不想收到的东西。”人能得到别人的喜欢——这是件多么令人奇怪的事情啊。它会自动唤起某种忠诚的感情。所以我对帕基斯撒谎说：“我始终很享受我们的谈话。”

“开始的时候真是不顺利，先生，犯了那个愚蠢的错误。”

“你对孩子说了吗？”

“是的，先生，不过过了些天，在字纸篓的事情上取得成功之后才说的，这样可以让我不那么痛苦。”

我低头看了一眼日记本，读到上面有这么一句：“真快乐，莫明天回来。”我想了一会儿“莫”是谁。想到自己曾经被人爱过，自己的存在曾经有力量在另外一个人的生活中造成快乐与无聊的差别，这也是一件多么令人奇怪、多么让人感到陌生的事情啊。

“不过如果您真的不反对纪念品的话，先生……”

“当然不反对，帕基斯。”

“先生，我这里有件东西，可能有点意思和用处。”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用纸巾裹着的物件儿，怯生生地隔着写字台把它推给我。我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是个不值钱的烟灰缸，上面有“布赖特林希大都会饭店”的字样。“这玩意儿可有点历史呢，先生。您还记得波尔顿案吧？”

“不能说还记得了。”

“当时它引起过很大轰动，先生。波尔顿夫人、她的保姆，还有那个男人，先生，三个人一块儿被发现的。这个烟灰缸当时就放在他们床边，靠着波尔顿夫人那侧。”

“你的收藏一定够装备一个小博物馆的了。”

“我本想把它送给萨维奇先生——他特别感兴趣——不过现在我很高兴没送给他，先生。我想您会发现，您的朋友在烟灰缸上掐灭烟头时，上面刻的字会引起他们的议论，而您正好可以回答他们——说起波尔顿案子。他们都会想听下去的。”

“这听上去很让人激动。”

“人性就是这样，不是吗，先生？凡人的爱情也是这样。不过我真的很惊讶，因为没想到会有第三个人。房间也不大，不时髦。我太太当时还在世，但我不想告诉她这些细节。她听到点事儿心里就会不踏实。”

“我肯定会珍视这件纪念品的。”我说。

“烟灰缸如果能说话就好了，先生。”

“的确如此。”

不过，帕基斯尽管有那么深刻的思想，他的话终于还是讲完了。最后握了握手（手有点发黏，也许它碰过兰斯的手）后，他便走了。他不属于那种你想再见到的人。随后我打开了萨拉的日记。开始时，我想该看看一九四四年六月里一切结束时那天的日记，但在醒悟到自己想看那天日记后面的原因以后，我又觉得有很多其他日子的日记可以看。把这些日记同我本人的日记放在一起比对，我便会确切地知道她的爱情究竟是如何逐渐消失的。我想以对待案子——帕基斯的一个案子——中某个卷宗的方式来对待这本日记，但我没有那份定力，因为打开日记后我所发现的并非是我自以为会发现的东西。怨恨、猜疑和嫉妒已驱使我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我读她写下的文字时就像是在读一个陌生人的爱情自白。我以为会读到许多说明她不是的证据——我不是曾经那样频繁地拆穿过她的谎言吗？——然而此时此刻，全部的答案都白纸黑字地写在这儿，我可以相信它们，就像我不能相信她说的话一样，因为先读的是日记的最后两页，所以为了确认没错，最后我又把这两页重读了一遍。你知道自己身上没有任何除了父母亲或者天主以外的人会爱的东西，然而此刻你却发现并且相信有人爱自己，这真是件令人奇怪的事情。

第三部

1

……我们了结之后，除了你【40】以外就再没有剩下任何东西了。对我们两人来说，情形都是如此。本来我可以用一生的时间去爱，一次只花掉一点，在此处和彼处，在这个男人或者那个男人身上省着用。但是甚至在帕丁顿车站附近那家旅馆里头一次幽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花完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你在那儿，教导我们大肆挥霍，就像你教导富人们所做的那样，以便有朝一日，我们会除了对你的这份爱以外别无所有。但是你对我太好了。我向你要求痛苦时，你却给了我安宁。也给他这个吧，把我的安宁给他——他更需要。

1946年2月12日

两天前，我有一种如此强烈的安宁、平静和爱情的感觉。生活又要变得快乐起来了，可是昨天夜里我做梦，梦见自己在爬一段很长的楼梯，去见楼上的莫里斯。那时候，我依然是快乐的，因为爬到楼梯顶上后我们会做爱。我大声告诉他我来了，但回答我的却不是莫里斯，而是一个陌生人的声音。那声音像大雾天里向迷航船只发警报的雾号一样低沉地、嗡嗡地响着，让我感到害怕。我以为他把房间租给了别人，自己已经走了。我不知道他人在哪里。我重新走下楼梯时，大水漫过了我的腰际，门厅里弥漫着浓雾。随后我醒了。我再也不觉得安宁，我真想像以往一样地要他。我想同他一块儿吃三明治。我想同他一块儿在酒吧里喝酒。我很累，我不想再要任何痛苦了。我要莫里斯。我要平平常常的、堕落的、凡人的爱。亲爱的主，你知道我想要你的痛苦，可我不想现在就要。把它拿开一会儿，下次再给我吧。

读完这段以后，我便从头开始往下读。日记她并未每天都记，我也无意每则都读。她同亨利一块儿去的剧院、餐馆和宴会——所有那些我一无所知的生活依然有着让我难受的力量。

2

1944年6月12日

有时候，我对努力让他相信我爱他并且永远会爱他这件事感到十分厌倦。他像一个出庭律师那样抓住我说的话不放，并且加以曲解。我知道他很害怕，害怕一旦我们的爱情终结，他就将被无边无际的沙漠所包围，但他却无法意识到我的感受也完全一样。他大声嚷着说出来的话，我默默无语地说给自己听，并且在这里写下来。人在沙漠里能够建造起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一天里多次做爱，过后我会自问：性欲是否就不会有终了的一天呢？我知道他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在害怕沙漠开始的那一刻。如果彼此失去了对方，那么我们在沙漠里都会做些什么呢？那以后人怎么活下去？

他嫉妒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的爱情就像是中世纪女子用的贞操带：只有同我在一块，只有在我身体里时，他才会感到安全。只要我能让他感到安全，我们就能平静、快乐，而不是粗野、无节制地去爱，沙漠就会退隐到看不见的地方，或许一辈子都会如此。

如果一个人能信天主，那么天主会充满这个沙漠吗？

我一直想被别人喜欢或者爱慕，如果一个男人突然对我发火，如果我失去了一个朋友，我都会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我甚至不想失去丈夫。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什么都想要。我害怕沙漠。在教堂里，他们说：天主爱你，天主就是一切。相信这种说法的人不需要被人爱慕，她们不需要同男人睡觉，她们感到很安全。可是我无法凭空虚构一种信仰。

莫里斯今天一天对我都很温存。他经常告诉我说，他从未这样深深地爱过另外一个女人。他以为经常说这句话，就能让我相信它。然而我之所以相信它，只是因为我也完全一样地爱着他。如果不再爱他了，我就会停止相信他的爱。如果我爱天主，那么我就会相信他对我的爱。仅仅需要爱是不够的，我们首先得爱才行，可是我不知道怎样去爱。但我需要爱，我太需要它了。

他整天都很温存。只有一次，在我提到一个男人的名字时，我看到他的目光移开了。他以为我还在同别的男人睡觉。即使情况确实如此，事情就果真会那么严重吗？如果他偶尔有个女人的话，我会抱怨吗？如果在沙漠里我们两人无法相伴的话，我是不会坚持不让他稍稍有个伴的。有时候我想：真要到了情缘已尽的时候，恐怕跟他要杯水喝他都不会给；他会把我逼到彻底孤立无援的境地，让我孑然一身，身边无物也无人——活像一个隐士。但隐士从来不会孤独，或者据说不会。我的头脑里乱极了。我们都在对彼此做些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对他做的事儿与他在对我做的事儿完全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是如此快乐，有生以来我们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快乐。我们仿佛是在一块儿雕刻着同一座雕像，一块儿从彼此的痛苦之中雕刻出这座像的形体，然而雕像的基本构思是什么我却一无所知。

1944年6月17日

昨天我同他一块儿回家，我们做了通常做的事情。我没有勇气把它写下来，但是我想这么做，因为此刻，在我写这些的时候，时间已是明天，我害怕昨天将尽的时刻。只要我不停地写，昨天就是今天，我们就会依然还在一起。

昨天等他的时候，公共草坪上有人演讲：演讲者中有独立工党的人，有共产党的人，有只是讲讲笑话的，还有一个抨击基督教的人，他属于一个叫作“伦敦市南部理性至上学会”或者差不多名字的组织。那人半边脸上有黑斑，不然的话应该会很漂亮。听他演讲的人很少，也没有什么人打断他的话向他提问。他在抨击某个已经死去的东西，我想他干吗要去费这个事。我待在那里听他讲了几分钟，他在力图证明说：上帝存在的理由站不住脚。我除了不想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待着这种胆怯的需要外，并不太清楚什么上帝存在的理由。

突然间，我感到一阵恐惧，担心亨利或许会改变主意，只给我发一封电报，说他要待在家里。我从来也不清楚自己最怕的是什么——是怕自己失望，还是怕莫里斯失望。不管是谁失望，结果对我们两人来说都一样：我们会找碴儿吵架。我对自己生气，而他则对我生气。我回了趟家，但并没有什么电报来，结果我再赶回去见他时便迟到了十分钟。于是我就开始生气，以便同他的生气保持一致。过后他又会意想不到地对我温存起来。

在此之前，我们从未有过这么长的一个白天，而且还有随之而来的整整一个夜晚可以待在一起。我们买了生菜和面包卷，还有配给的黄油——我们不太想吃东西，天气很暖和。此时此刻，天气也很暖和。人们会说：多么可爱的夏天啊。我正乘火车到乡下去同亨利会合，一切都永远地结束了。我感到恐惧：这就是沙漠啊，周围很多里很多里的地面上什么人和东西都没有。如果身在伦敦的话，我可能很快就会丢掉性命，但是如果身在伦敦的话，我就会走到电话机面前，拨打我所记得的唯一的号码。我自己的号码经常忘记：我想弗洛伊德会说，我就是想忘记它，因为它也是亨利的号码。不过我爱亨利：我想要他快乐。只是今天我很恨他，因为他的确很快乐，但我不快乐，莫里斯也不快乐，而他却完全不会知道这一切。他会说我看上去很疲倦，会以为是我来了倒霉的例假——他已经不再费事去计算那些天数了。

今晚拉响了空袭警报——当然，我是说昨晚，但那又有什么要紧？沙漠里是没有时间的。然而只要想，我是可以走出沙漠的。我可以明天就赶火车回家，给他打电话。亨利或许还在乡下，我们可以在一起过夜。誓言——对我从不认识的人，对我并不真正信仰的人所发的誓言——并不那么重要。没人会知道我违背了誓言，除了我和他。而他并不存在，对吧？他不可能存在。你不可能一边有一个仁慈的天主，一边却感到如此绝望。

如果回去的话，我们该上哪儿去呢？昨天空袭警报拉响以前，还有在那之前的一年时间里，我们都是待在哪儿的？那时候，我们害怕恋情的终结，对于一无所有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这点感到困惑。现在我不再需要困惑——因为再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这就是终结。可是，亲爱的主啊，我该拿这种爱欲怎么办呢？

我为什么要写“亲爱的主”呢？他并不亲爱——对于我来说他并非如此。如果他存在的话，那么发那个誓言的念头就是他塞进我脑袋里的，为此我恨他。我恨。每过几分钟，窗外就会掠过一座灰色的石砌教堂和一个小酒馆——沙漠里到处都是教堂和酒馆，还有许许多多的店铺、骑自行车的男人、草地、奶牛和工厂的烟囱。你透过沙子看到他们，就像透过鱼缸里的水看到里面的鱼一样。亨利也在鱼缸里待着，他抬起嘴来等待着接吻。

我们没有理会空袭警报，它不重要。我们不怕那样子死去。但是后来空袭不停地持续下去，看来这不是平常的空袭——报纸还未得到报道实情的许可，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它就是我们一直在担心的那个新玩意儿。莫里斯下楼去看地下室里有没有人——他担心我出事，我也担心他出事。我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走了还没到两分钟，街上就发生了爆炸。他的屋子不在临街的那一侧，所以除了房门被气浪冲开，墙上掉下些灰泥以外，别的倒并没有什么。但是我知道炸弹落地时他正在房子朝街的那一面。我走下楼梯：楼梯上散落着垃圾和折断的栏杆，凌乱不堪，门厅里也是一片狼藉。开始时我没有看到莫里斯，后来我看到门下面伸出来他的一只手臂。我摸了摸他的手：我可以发誓说那是一个死人的手。两人相爱时，他们的亲吻里缺不缺少温情这一点都是掩盖不住的。我摸他的手时，如果上面还有哪怕一点点活气的话，我会辨认不出来吗？我知道，如果我握住他的手，把它往我这边拉的话，它就会离开他的身体，自己从门下面滑出来。当然现在我知道：自己当时之所以那么想，只是因为情绪太激动，有点歇斯底里。我受骗了。他并没有死。一个人该对他在歇斯底里情况下所许诺的东西，或者所违背的诺言负责吗？此刻，在写下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就正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之中。然而四周却连一个哪怕能让我与之说一声自己不快乐的人都没有，因为他们会问我为什么，于是问题就会开始，而我便会精神崩溃。我绝不能精神崩溃，因为我必须保护亨利。噢，让亨利见鬼去吧，让亨利见鬼去吧。我想要一个能接受真实的我，而不是需要我保护的人。如果我是个婊子和骗子，那么难道就不会有爱婊子和骗子的人吗？

我在地板上跪下。我这么做真是疯了：这样的事是我小时候都不用做的——父母亲从来不相信祷告，就像我现在也不相信一样。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莫里斯死了，消亡了。灵魂这样的东西是没有的。此刻，就连我给他的那些半是半不是的快乐也像鲜血一样从他身上流尽了。他再也不会有机会快乐了。对谁我都可以这么想：另外一个人会比我更有能力爱他，使他更加快乐，可是现在莫里斯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跪在那儿，把头抵在床上，希望自己能够相信天主。亲爱的主，我说——为什么是亲爱的，为什么是亲爱的呢？——让我信你吧。我无法信你，让我信你吧。我说：我是个婊子、骗子，我恨自己。我什么也无法自己做到。让我信你吧。我双目紧闭，用两手的指甲使劲掐自己的掌心，一直掐到除了疼痛外自己再也没有别的感觉为止。我说：我会信你，让他活着吧，我会信你。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有自己的快乐吧。你这样做我就信你。但是这样祷告是不够的，这样信天主也太轻松了。于是我说：我爱他，如果你能让他活过来，我什么都愿意做。我非常缓慢地说：我会永远放弃他，只要能让他侥幸活下来就行。我的指甲掐了又掐，已经能够感觉到掌心的皮肤掐破了。我说：人们可以在彼此不相见的情况下去爱，不是吗？他们看不到你，但是一辈子都爱你。这时候他从门口进来了，他活着。当时我想，没有他的痛苦开始了，但愿他重新躺到门下安安稳稳地死了才好。

1944年7月9日

同亨利赶八点三十分的火车。头等车厢里空无一人。亨利读着王室专门调查委员会的公报。在帕丁顿车站坐出租车，把亨利送到部里。要他保证晚上回家。出租车司机弄错了路，把我送到了公共草坪的南面，汽车从14号门前开过。门已经修好，临街的窗户用木板封了起来。死亡的体验真是可怕，你无论如何也会想再活过来。到了北面以后，发现有许多没有给我转投到乡下的旧信件，因为我告诉过他们“什么都不要转投”。另外还有旧的图书目录、旧账单和一封上面写有“急！请转投”字样的信。我想把信拆开，看看自己是否还活着，但最后却把它同图书目录一块儿撕碎了。

3

1944年7月10日

我想，如果碰巧在公共草坪上遇见莫里斯的话，自己就不算食言了。所以早餐后我就出了门，午餐以后和傍晚时分我又再次出去，四处转悠，但就是见不着他。六点以后我就不能再待在外面了，因为亨利请了客人来吃晚饭。同六月份时一样，演讲者们又到这里来了。那个脸上有黑斑的男人还在抨击基督教，但是没人注意他的演讲。我心里想：他要是能说服我不必为自己并不信的某个人践约就好了。我走过去听他讲了一会儿，但始终是边听边东张西望，生怕莫里斯露面了而自己却没看见。那人谈起福音书产生的时间，还提到最早的福音书如何到了基督诞生一百年之后才出现。我从未想到福音书成书的年代有那么早，不过我看不出传说里的东西何年何月问世这一点到底有多重要。那人接着又告诉我们说：在福音书里，基督从未自称自己是神。可是到底有没有基督这个人？跟我等莫里斯左等右等等不来的痛苦比起来，福音书又算什么大事呢？一位头发花白的女人正在向人们散发演讲人的小名片，上面印着理查德·斯迈思的名字以及他在雪松路住宅的地址。演讲人邀请人们（任何人都可以）去同他进行私下交谈。一些人拒绝接受名片，径直走开了，就好像那位妇人是在募捐似的。另外一些人则随手把名片扔在草坪上（我看见妇人从地上拾起来一些，我想她是为了不浪费吧）。这情景让人非常难过。演讲人脸上那些可怕的黑斑，他所作的无人感兴趣的演讲以及那些被人扔在地上的名片——这一切就像是一个人主动向别人示好，却遭到了拒绝一样。我把递给我的那张名片装进口袋，并且希望演讲人能看到自己的举动。

威廉·马洛克爵士过来吃晚饭。他曾是劳埃德·乔治【41】的国民保险制度顾问之一，年纪很大，地位显要。亨利如今自然已不再同养老金打什么交道，但他对于这个话题依然抱有兴趣，并且喜欢回忆那段日子。当初我和莫里斯第一次共进晚餐，然后一切就那么开始了。那会儿，亨利干的不正是同失去丈夫的妇女的养老金有关的活儿吗？这当儿，亨利与马洛克开始了一场其中充满了统计数字的漫长争论。争论的主题是：假如遗孀养老金再增加一先令的话，能不能达到十年前的水平。他俩在生活费用数额的问题上各持己见。这场争论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因为两人都承认：无论争论的结果如何，国家都不可能有财力来提高养老金标准。我曾经不得不与亨利在家庭安全保障部的上司聊过一回，可是除了V-1飞弹外，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别的话好同他说。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渴望，想告诉每一个人说：我走下楼梯时，就发现莫里斯被埋起来了。我想说：当时我自然是赤身裸体的，因为没来得及穿衣服。如果我这么说的话，威廉·马洛克爵士会不会转过头来？或者亨利会不会听到我的话？他有除了正在与别人交谈的话题以外什么也听不见的好本领，而当时他正与人交谈的话题是一九四三年的生活费用指数。我想告诉他说：那会儿我正一丝不挂，因为莫里斯和我整个晚上都在做爱。

我看了看亨利的上司，他是一个名叫邓斯坦的人，长着一只断了鼻梁骨的鼻子，一张扁脸活像是制陶工人不小心做砸了而无法出口的作品。我想他这个人只会笑，而不会生气或者表现出冷漠——他会把那种事看作是人之常情的。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只要对他稍有表示，他便会作出响应。我自问道：为何不这样做呢？为何我就不该逃离这片沙漠呢？就是半小时也行啊。除了莫里斯以外，我并没对什么不认识的人做过承诺。我只对莫里斯的事做过承诺。我不能就这么孤零零地同亨利过完下半辈子，没有人爱慕我，没有人为我激动，就这么一边听着亨利同别人说话，一边像切达【42】洞穴里那顶圆顶呢帽一样在滴滴嗒嗒的交谈声中慢慢变成化石。

1944年7月15日

与邓斯坦在法式美食园吃了午饭。他说……

1944年7月21日

邓斯坦来家中等候亨利，同他喝了几杯茶。事情正在不断地进行……

1944年7月22日

和邓一起吃过晚饭，随后他又来到家中喝了一杯。可是这没有用，没有用。

1944年7月23日至30日

邓打来电话。告诉他我外出了。我同亨利开始旅行，去英格兰南部考察民防，同各地的民防队长和市镇工程师们商讨问题，爆炸问题、深层掩体问题，都是些死人装活人的问题。一晚又一晚，亨利和我并肩躺在床上，活像坟墓上的两个幽灵。在比格威尔海滨一座新加固好的防空洞里，当地的民防队长吻了我。当时亨利与市长、工程师们走在前面，进了第二个洞室。我叫住了民防队长，摸了摸他的臂膀，问了他一个关于钢制上下床的傻问题：为什么这里没有供夫妇们使用的双人床？我是想要他亲吻我。他扳过我的身子，把我抵在一张床架上开始吻我。我后背抵住床架的那块地方感到一阵刺痛。随后，我便笑着回吻了他，这使他大感惊讶。可所有这些都没有用，难道这样做再也不会奏效了吗？这时候，市长和亨利转了回来。市长说：“必要时，我们这里可容纳两百号人。”晚上，当亨利还在出席官方宴会时，我要接线员帮我接莫里斯的电话。我躺在床上等着电话接通。我对天主说：我信守承诺已有六周了，我不能信你，也不能爱你，但我信守了自己的承诺。如果不能恢复生气的话，我就会变成一个荡妇，仅仅是一个荡妇。我会存心故意地毁掉自己。每过一年，我都会对此道变得更加习以为常。你是否宁愿看到我那样，也不愿意我违背诺言呢？到那时候，我会像那些陪酒女郎一样，被三个男人围着，浪笑不已，并且不带感情地抚摸他们。此时此刻，我的身心已在崩溃。

我把听筒夹在肩膀上，听到接线员说：“我们正在接通你的号码。”于是我对天主说：如果他接了电话，我明天就回去。我清楚地知道莫里斯的电话机摆在床边什么位置。有一次睡梦中，我一拳挥出去，正好把它捅到了地上。这时候听筒里传来了一位姑娘的声音：“喂？”我差点把电话挂上。我愿意莫里斯生活得幸福，可是我愿意他这么快就找到了幸福吗？我有点伤心，后来总算恢复了理智，听凭理智劝解道：为什么他就不该这样呢？你离开他不正是希望他幸福吗？于是我对那位姑娘说：“我能同莫里斯先生讲话吗？”但是一切都已变得毫无意义，可能莫里斯现在根本就不再想要我违背诺言了：也许他已经找到了一个人，她愿意和他一起生活、一起吃饭，同他一块儿外出，每晚陪他睡觉，同他甜甜蜜蜜地过日子，再也难以分开了，而且还为他接电话。这时候，我听到电话那头那个姑娘的声音在说：“本德里克斯不在，他已经走了好几个星期。我是借住在这套房子里的。”

我挂上了电话，开始我感到很高兴，过后又难过起来。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们失去了联系。我们在同一片沙漠里，在寻找的也许是同一眼泉水，但相互看不见，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要是我们在一起的话，沙漠就不再会是沙漠了。我对天主说：“那么事情就是这样了。我开始信你，而如果我开始信你的话，我就会恨你。我有违背自己诺言的自由意志，对吧？但是我没有通过违背诺言来获得好处的能力。你让我打了电话，然后又在我面前关上了门。你让我犯下罪孽，但又拿走了我罪孽的果实。你让我跟邓私奔，但又不让我享受它。你让我把爱情赶了出去，然后又说欲望我也不能有。现在你又指望我做些什么呢，天主？我从这里出发该上哪儿去呢？”

做学生的时候，我曾听人说过一个国王——他是亨利家族中的一员【43】，就是派人去谋杀贝克特的那一个——他在看到自己的出生之地被敌人烧毁时发誓说（因为天主对他做了这些）：“因为你夺走了我最爱的小城——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所以我要从你那儿夺走我身上你最爱的东西。”真奇怪，十六年之后我还能记得这句祷告。七百年前，一位国王在马背上发下了这句誓言，而此刻，在滨海的比格威尔市一家饭店——王室比格威尔饭店——的客房里，我也在做着同样的祷告。主啊，我会从你那里夺走我身上你最爱的东西。我从来也没有背会主祷文【44】，可是我却记得这句话——这是一句祷词吗？夺走我身上你最爱的东西。

你最爱的是什么呢？如果信你的话，我想自己会相信不朽的灵魂，可那是你爱的东西吗？你真的能在我们的皮囊里看到灵魂吗？即使是天主，也不可能去爱他所看不见的东西。他看我的时候，能看到什么我自己看不见的东西吗？如果他能爱它的话，这件东西必定是可爱的。要我相信自己身上有什么可爱之处，这要求可太高了。我想要男人们欣赏我，但那只不过是你在学校里学会的一点把戏而已——眉来眼去，说话时带点特别的腔调，用手碰碰人家的肩膀或者脑袋什么的。他们如果觉得你欣赏他们，也就会因为你的好眼力而欣赏你。而当他们欣赏你时，你便会一时虚妄地以为自己身上真有什么可赞可赏之处。我一辈子都竭力生活在这种幻觉之中——它是一帖安慰剂，能让我忘掉自己是个婊子和骗子。那么在婊子和骗子身上你该会爱上些什么呢？你在哪儿能找到他们所说的那种不朽的灵魂？你在我身上——不是这个人，也不是那个人，而偏偏是我——身上的什么地方能看到这种可爱的东西呢？你在亨利——我是说我认识的亨利——身上能找到这种东西。他脾气温和，为人善良，富有耐心。你在莫里斯身上也能发现这种东西，他觉得自己会恨会爱，但其实始终抱有一颗爱人之心，即便对自己的敌人也是如此。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是在我这个婊子和骗子身上，你哪里能找到什么可爱之处呢？

告诉我这个，天主，这样我就可以动手把它永远地从你身边夺走。

那个国王是怎样履行自己的誓言的？我真希望自己还记得。关于他，我只记得他让修士们在圣贝克特的墓前用鞭子抽打他，再多的就记不起来了。但听起来这并不像是确切的答案。鞭打这件事情一定发生在那之前【45】。

今晚亨利又不在家。如果我去酒吧里挑个男人，把他带到沙滩上，同他一起在沙丘之间躺下，这样不就等于是在从你身边夺走你最爱的东西吗？可是这样做没有用，它再也不会有用了。如果我自己不能从中获得任何乐趣的话，我这样做便不会让你有任何的难过。与其如此，我还不如像沙漠里那些人所做的那样，用针刺自己。沙漠。我想做点自己喜欢而又能让你难受的事情。不然的话，岂不是太苦自己了。这么说才像是信主的表示呢。相信我吧，主啊，我还没信你呢，我还没信你呢。

4

1944年9月12日

在彼得·琼斯店里吃午饭，给亨利的书房买了盏新台灯。一餐被其他女人包围、拘谨的午饭。到处见不到男人，活像是在队伍里当兵。几乎有一种安宁的感觉。过后去皮卡迪利大街上一家新开的专放新闻片的影院，看了诺曼底的废墟和一位美国政治家的到访。七点亨利回来以前无事可做。独自喝了两杯酒。不该这样。我是不是也得把酒给戒了呢？但是如果什么都去掉的话，我该怎么活着呢？我是个爱莫里斯，但同别的男人鬼混，还喜欢自己喝酒的人。要是你把所有使你之所以成为你自己的东西都丢掉的话，那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亨利进来了。我看得出他有点开心的事：他显然想让我来问他是什么事，但我就是不问。所以他最后不得不自己告诉我：“他们推荐我为‘大英帝国官佐勋章’的获勋候选人。”

“那是什么东西？”我问道。

我对这个勋衔的无知让他感到失望。他解释说：过一两年，等他当上大臣时，下一个级别的勋衔将是“大英帝国司令勋章”。“再往后，”他说，“等我退休时，他们很可能会给我一个‘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

“这弄得人很糊涂，”我说，“你不能只盯着一个吗？”

“你难道不想当迈尔斯爵士夫人【46】吗？”亨利反问道。我生气地想：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想当的就是本德里克斯太太，但是我已经永远打消了这份希望。迈尔斯爵士夫人——没情人，不喝酒，只同威廉·马洛克爵士谈论养老金的迈尔斯爵士夫人。到了那份上，我自己又该在哪儿呢？

昨天夜里，亨利睡着的时候，我看着他。只要我是法律上认为是有过错的那一方，我便会带着一腔柔情望着他，就好像他是个需要我保护的孩子。而当我是他们称之为无辜的那一方时，我便会被他弄得一直要发疯。他有个秘书，有时会打电话到家里来找他。她会说：“噢，迈尔斯太太，H.M.【47】在吗？”所有当秘书的都会使用这种仅仅表示友善而非亲密，却让人受不了的简称。H.M.，我边看着他睡觉边想，H.M.，英王陛下与英王陛下的配偶。有时候，他在睡梦中会笑，是公务员们特有的那种谦逊、短促的微笑，就好像是在说：不错，很有意思，不过现在我们最好接着干活了，是吧？

有一次我问他：“你同秘书有过那种事吗？”

“哪种事？”

“风流事。”

“没有，当然没有。你怎么会想到这个？”

“不知道，我只是纳闷。”

“我从没爱过别的女人。”说完他便读起晚报来。我不禁想：难道自己的丈夫就这么缺少魅力，以至于从没有哪个女人想要他吗？当然啦，我除外。在某种程度上，我自己一定曾经想要他过，但我忘了原因。那时候我太年轻，不知道自己在选择什么。这真不公平。我爱莫里斯时，也爱亨利，而现在，当我是他们所说的好女人时，我却谁也不爱了，而且最不爱的是你。

5

1945年5月8日

晚上步行去圣詹姆斯公园，看他们庆祝欧战胜利日【48】。王室骑兵卫队和王宫之间的水面被泛光灯照亮，水边很安静。没有人叫喊或者歌唱，也没有人喝醉酒。人们手拉手，一对对地坐在草坪上。我想他们很快乐，因为和平来了，再也不会有炸弹了。我对亨利说：“我不喜欢和平。”

“我在想：不知上面会把我从家庭安全保障部调到什么地方去呢。”

“情报部？”我竭力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

“不，不，我不会接受，那里尽是些临时当差的公务员。你觉得内政部怎么样？”

“哪儿都行，亨利，只要你满意。”我说。随后国王一家出来站到了阳台上，群众十分得体地唱起歌来。国王一家并非是希特勒、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那样的领袖人物：他们只是一个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的家庭。我希望有莫里斯在自己身边。我想重新开始。我也想成为一个家庭的成员。

“很感人，是吧，”亨利说，“唔，现在我们大家夜里都能安安静静地睡觉了。”听他的口气，就好像我们夜里除了安安静静睡觉以外还做过别的什么事儿似的。

1945年9月10日

我得有点理智。两天前，我清理旧皮包里的东西（因为亨利突然送了只新皮包给我，当作“和平的礼物”）时，发现了一张名片，上面印着：“理查德·斯迈思，雪松路16号，每日下午四时到六时进行私人咨询。欢迎任何人前来。”我想：自己已经被折腾得够久了，现在得去吃点别的药了。如果他能够说服我相信：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的誓言不算数，我就写信给莫里斯，问他想不想再继续下去。或许我甚至会离开亨利。我不知道。但是首先我得有点理智才是。我再也不能歇斯底里了。我要通情达理。于是我去按了雪松路上的门铃。

此刻我正尽力回忆当时的情景。斯迈思小姐沏了茶。喝完茶后她便离开了，留下我同她哥哥单独待在一起。他问我我的问题是什么。我坐在一张印花布面沙发上，他则坐在一把硬邦邦的椅子上，腿上抱着一只猫。他抚摸着猫。他的手很漂亮，但我不喜欢它们。我对他脸上的黑斑差不多还更喜欢些，但是他设法调整自己坐的角度，让我只能看到他完好的那侧脸颊。

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没有天主？”

他看着自己那双正在抚摸着猫的手。我替他遗憾，因为他能引以为豪的只有自己的双手。要是他的脸上没黑斑的话，或许他就根本不会有这份自豪了。

“你听过我在公共草坪上发表的演讲吧？”

“听过。”我说。

“在那儿我只能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讨论问题，以便激励人们自己开动脑筋去思考。你自己开始思考了吗？”

“我想是这样。”

“你信什么教长大的？”

“什么教也没信。”

“这么说你不是基督徒？”

“我也许受过洗礼——这只是风俗习惯，不是吗？”

“如果你并无什么信仰的话，那为何还要我的帮助呢？”

到底为什么呢？我不能告诉他莫里斯被压在门下的事情，还有我发过的誓言，现在还不能。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自出生到现在，我发过多少誓言，又违背过多少誓言，怎见得这个誓言就能坚守不变？这情形有点像是你的朋友送你一只难看的花瓶，你等着保姆哪天不小心把它砸了。时间过了一年又一年，保姆把你宝贝的东西砸了一件又一件，可那只难看的花瓶却依旧安然无恙地立在那里。我到这会儿还没认真面对他的问题，所以他不得不又重新问了一遍。

我说：“我不能肯定自己不信神，不过我并不想信。”

“说给我听听。”他说。因为急于要给别人帮助，他忘掉了自己，忘掉了自己那双漂亮的手，并且把他难看的那半边脸转向了我。正因为这样，我发现自己开始说话了——说到了那天晚上，那颗落下的炸弹，还有我那愚蠢的誓言。

“你真的相信，”他说，“或许就是……”

“是这样。”

“想一想全世界成千上万此刻正在祷告的人吧，他们的祷告都没有得到回应。”

“巴勒斯坦有成千上万的人奄奄一息，当时拉撒路【49】……”

“我们——我是说你和我——并不相信这个故事，对吧？”他用一种同我串通一气似的口吻说道。

“当然不相信，不过有成千上万的人是信的。他们一定认为这样做很有道理……”

“人若是动了感情，就并不要求一件事情有道理。情人之间就说不上什么道理，对不对？”

“你是不是能把爱情也说成是不存在的？”我问。

“噢，是的，”他说，“对某些人来说，它和贪婪一样，是一种占有欲；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则是一种想要丢掉责任感的投降欲，一种想受到别人欣赏的愿望。有时候，它只是那种想说说话、想把自己的包袱卸下来丢给一个不会嫌烦的人的愿望，想再找到一个父亲或者母亲的欲望。当然在所有这些之下，还有生物学上的动因。”

我想，这说得都对，但在这些之外，难道就没有一点别的什么东西吗？我一直在自己身上，也在莫里斯身上发掘这种东西，只是我的铁锹还未铲到下面的石头。“那么对神的爱呢？”我问他。

“也完全一样。人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所以自然会爱他。你知道集市上那些把人照得变形的哈哈镜。人还造了一面美化自己的镜子，在里面看到自己可爱、有力量、正直，而且聪明。这是他心目中的自己，他在这面镜子里比在哈哈镜里更容易认出自己。哈哈镜只是逗他哈哈大笑而已，而这面镜子里的自己却是多么招他爱啊。”

他谈到哈哈镜和美化镜时，我记不得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因为我想到了他自青春期以来曾经有过多少次这样的经历：他照着镜子，竭力想用注意头部姿态的简单方法来使里面的形象显得漂亮而不变形。我感到纳闷：他为什么不留一大把胡子，把脸上的黑斑遮起来呢？是因为黑斑上长不出胡子来，还是因为他憎恨欺骗？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热爱真理的人，但这么一来又说到“爱”上去了。他对于真理的爱可以分解成多种欲望，这一点实在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了。补偿生理缺陷的欲望，获得力量的欲望，由于自己那张魔鬼附着的可怜面孔从来不会激起别人身体上的欲望，因而变得益发强烈的想得到别人欣赏的愿望。我非常想去摸一摸他的面孔，用同创伤本身一样恒久的爱的话语去抚慰它。这与我看到莫里斯被压在门下时的情形有点相似。我想祈祷：想尽可能作出某种奉献，只要能够帮助他的创伤愈合就行，但现在我的身上再也没有剩下什么可供奉献的东西了。

“我亲爱的，”他说，“还是不要把神扯进来吧。这只是你的情人还是你的丈夫的问题。不要把事物同它的幻影混为一谈。”

“但如果没有爱这种东西的话，我又怎么才能断定呢？”

“你必须断定归根到底最能让人幸福的东西是什么？”

“你相信幸福吗？”

“我不相信任何绝对的东西。”

我想他所能得到的唯一幸福就是这个：想到自己能够给人以安慰、劝告和帮助，想到自己能有点用处。这种想法驱使他每个星期都到公共草坪上去，同那些从来没有问题问他、躲开他、把他的名片扔到草皮上的人谈话。要隔多久才会有什么人真的像我今天这样跑来找他呢？我问他：“有很多人来找你吗？”

“没有。”他说。他对于真理的爱胜过对于自己自尊的爱。“你是第一个——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第一个。”

“同你谈话很愉快，”我说，“你让我的头脑清楚了不少。”满足他的幻想——这是别人能够给予他的唯一安慰了。

他腼腆地说：“你如果能抽出时间来的话，我们可以真正从头开始，追本溯源。我指的是哲学上的争论和历史上的证据。”

我想自己的回答一定有点模棱两可，因为他又继续说道：“这实在很重要。我们绝不能轻视自己的敌人。他们是有理由为自己辩护的。”

“他们有理由？”

“并非很站得住脚的理由，只是表面看有点道理而已。是貌似有理，其实不然。”

他带着焦虑的神情看着我。我想他是在担心，我是否也会是那些走开的人当中的一个。他紧张地、似乎有点多此一举地问我：“一周一小时，这会给你很大的帮助。”我想：我现在不是有这么多时间吗？我可以看书或者看电影，但看书时书上的字句看不进去，看电影时电影上的画面也记不住。我自己和我自己的苦楚鼓点般地在我耳边响个不停，塞满了我的整个视野。而今天下午却有这么一小会儿时间，我把这些都给忘了。“行，”我说，“我来。谢谢你抽时间给我。”我这么说着，把自己能抱有的一切希望一股脑儿都放到了他身上，并向他许诺要像祛病一样帮我祛除掉的神祷告：“让我能对他有用吧。”

1945年10月2日

今天天气很热，天上淅淅沥沥地下着雨。于是我走到帕克街拐角上那座昏暗的教堂里坐了一会儿。亨利在家，我不想看到他。我尽量记着吃早饭时对他体贴一点，中午他回来吃午饭时对他体贴一点，吃晚饭时也对他体贴一点。有时候我会忘记这么做，而他就会反过来体贴我。两个一辈子相互体贴的人。我走进教堂，坐下来环顾四周，发现这是一座罗马天主教堂，里面放满了石膏像和拙劣的艺术品，写实风格的艺术品。我恨那些石膏像、那个十字架，恨所有那些强调人的躯体的东西。我正在竭力逃脱躯体以及躯体所需要的一切。我想我可以相信某种与我们自身没有关系的神明，某种混沌的、没有固定形状的、宇宙性的东西。我已经向这种东西发下了某种誓言，而它也给了我某种回报——那就是把我从混沌之中拉扯成形，变成同在椅子和墙壁之间飘荡着的浓密水汽一样具体的活人。有一天，我也将会变成这团水汽的一部分——我将会永远地逃离自己。于是我来到帕克街这座昏暗的教堂里，看到了四周圣坛上立着的所有那些躯体——那些带着洋洋自得的面容的讨厌的石膏像。我记得他们相信躯体（我想永远摧毁的躯体）的复活。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加害于这具躯体的事情，怎么可能再会有永久保存它的任何一部分的念头呢？忽然间，我想起了理查德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人类发明了教条，为的是满足自己的欲望。我想他的话真是大错而特错。如果我要发明教条的话，那么这个教条将会是这样：躯体绝不再生，它得同去年的蛆虫一块儿烂掉。人的思想是多么容易在一个极端与另一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啊，这点真是奇怪。真理是否就在摆的摆动范围内的某一个点上，在它永远不会滞留的某一个点上？不是待在像没有受到风吹的旗帜最后耷拉下来构成的那样一条单调乏味的垂线的中点上，而是待在离一个极端近些、离另一个极端远些的某个方位基点上？只要有什么奇迹能让摆在六十度角处停下来，人们便会相信：真理就在那儿。没错，今天摆就摆动了起来，我想到了莫里斯的躯体，而不是自己的躯体。我想到了生活在他脸上刻下的某些纹路，这些纹路就像他笔下的字体一样具有个人色彩。我想到了他肩膀上的一块新伤疤。要不是因为那次他试图保护另一个人的身体不被一堵倒下的墙砸伤的话，那块伤疤本来是不会有的。他没告诉我那三天他为何待在医院里，是亨利告诉我的。那块伤疤就像他的嫉妒一样，是他性格的一部分。我因此想到：我想让这具躯体成为水汽吗？（对自己的躯体我是想这样，但是对他的躯体呢？）我知道自己想要那块伤疤永远存在，但是我所化成的那团水汽能够爱那块伤疤吗？于是我开始想要自己所憎恨的躯体了，不过这只是为了让它能够去爱那块伤疤。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心灵去爱，但是我们能够仅仅用自己的心灵去爱吗？爱始终在延展着自己，所以我们甚至可以用自己那没有知觉的指甲去爱：我们甚至还能用自己的衣服去爱，于是就连衣袖都可以去感觉另一只衣袖。

我想：理查德是对的，我们之所以发明出躯体复活的教条，是因为我们确实需要自己的躯体。于是，我马上便承认他说得对：躯体复活是一个我们为了安慰自己而相互传诵的童话，我一点也不再讨厌那些石膏像了。它们就像汉斯·安徒生童话书里那些拙劣的彩色图画，就像一些写得很糟糕的诗歌，但是需要有人，需要有那些没有骄傲到把自己的愚蠢掩藏起来，而不是暴露出来的人去写它们。我向教堂深处走去，一座座地打量着那些石膏像：在其中最蹩脚的一座像——我不知道上面塑的是谁——的前面，有一个中年男子正在祈祷。他把自己的圆顶礼帽放在身边，礼帽里有几根用纸裹着的芹菜。

祭坛上当然也有一具躯体——它是如此面熟（比莫里斯的躯体还要面熟），以至于以往我从未想到过它是一具躯体，有着一具躯体会有的所有部位，就连藏在围腰布下面的部位它都有。我记得和亨利一同去过一座西班牙教堂，教堂里有一座雕像。用深红色颜料做成的鲜血从像上人物的两眼和双手上流淌下来。那座雕像让我感到恶心。亨利想让我欣赏那些十二世纪时建造的柱子，但是我感到恶心，只想走到外面去。我想：这些人喜欢残酷。而水汽就不会用鲜血和号叫来让你心惊肉跳。

走到外面的广场上以后，我对亨利说：“我受不了那些用颜料画出来的伤口。”亨利说得很有道理——他总是很有道理。他说：“当然啦，这是一种非常物质主义的信仰，有很多巫术的成分……”

“巫术是物质主义的吗？”我问道。

“是的。像水螈的眼睛啦，青蛙的脚趾啦，一生下来就被掐死的婴儿的手指啦，等等，没有什么比这些更物质的了。做弥撒时，他们仍然相信圣餐变体的说法【50】。”

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想巫术早在宗教改革时期就多多少少已经开始衰亡了（穷人中间自然又另当别论）。亨利纠正了我的想法（他是多么经常地帮我理清那些混乱的思想）。“物质主义并不只是穷人们才会有的一种处世态度，”他说，“有些头脑一流的人也是物质主义者，比如像帕斯卡【51】和纽曼【52】。他们在某些方面非常精巧细腻，但在其他方面则是赤裸裸的迷信。有一天也许我们会明白个中缘由的，那大概是他们腺体功能有缺损的缘故吧。”

所以今天看着那个物质的十字架上物质的躯体时，我心里就在想：世人怎么可能把一团水汽钉在那上面呢？水汽当然不会感到疼痛和快乐。想象它能够响应我的祷告——这只不过是我的迷信而已。亲爱的主啊，我曾经这么说过。我本来该说，亲爱的水汽啊。我说过自己恨你，但是人能恨一团水汽吗？我可以恨十字架上的那具塑像以及它要我感激的态度——“我为你而受此刑”，而水汽……可是理查德信仰的东西甚至比水汽还要少。他恨虚构的故事，他同虚构故事作斗争，他挺认真地对待虚构故事。我则无法去恨汉塞尔和格雷特尔【53】，我无法像理查德恨天堂的传说那样去恨汉塞尔和格雷特尔的糖屋子。小时候，我会恨《白雪公主》童话里那个恶毒的王后，可是理查德并不恨他自己童话里的魔鬼。魔鬼不存在，天主也不存在，可是理查德所有的恨都冲着好童话，而并不针对坏童话，这是为什么？我抬头望着那具太过熟悉的躯体，它展开双臂，经受着人们想象中的痛苦，它像一个睡着的人那样垂着脑袋。我想：有时候我恨莫里斯，但如果我不也爱他的话，我还会恨他吗？噢，天主啊，如果我真的能恨你的话，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自忖道：说到底，我是一个物质主义者吗？我是不是有某种类型的腺体功能缺损，以至于对于一些真正重要的、不是迷信的东西与事业——像济贫事业委员会啦，生活费用指数啦，让劳工阶级每天能摄入更多的热量啦什么的——是如此地缺乏兴趣？我相信那个身边放着圆顶礼帽的男人、构成那具十字架的金属以及我这双不能用来祷告的手都独立地存在着——是否因为相信这些，我就是一个物质主义者呢？假设天主确实存在，假设他就是同那具躯体一样的躯体，那么相信他的躯体同我的躯体一样存在又有什么不对呢？如果他没有躯体的话，谁能够爱他或者恨他呢？我不能爱一团是莫里斯的水汽。这么说很粗俗，很野蛮，很物质主义，这我知道；但我为何就不能粗俗、野蛮、物质主义呢？我满腔怒火地走出了教堂。为了藐视亨利和一切超然物外的、有道理的东西，我做了一件在西班牙教堂里看到人们做过的事情：我用手指蘸了一下所谓的“圣水”，然后在自己的前额上画了个十字。

6

1946年1月10日

今晚我没法耐着性子待在家里，所以便冒雨出了门。我记得那回我用手指掐自己掌心的事情。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在这么做，但是我掐的时候你却在痛苦地扭动。我说“让他活着吧”，但这么说的时候我并不相信你。我的不信没有影响你。你像接受祭品一样，用自己的爱接受了我的祈祷。今天晚上，雨水淋透了我的大衣和里面的衣服，冻得我直打哆嗦。我第一次觉得有了近乎于爱你的感觉。我冒雨在你的窗下漫步，我想整夜都待在你的窗下，只是为了表示我到底还是可以学会爱的；我不再怕沙漠了，因为你在那儿。我回到家时，莫里斯正和亨利待在一起。你把他还回来，这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的时候，我曾经恨你这样做，而你却像接受我的不信一样，用自己的爱接受了我的恨，并把这种恨保存下来，供我日后观赏，以便届时我们都能够开怀大笑——就像有时候我笑莫里斯那样，边笑边说道：“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多傻吗？……”

7

1946年1月18日

两年来第一次和莫里斯在一块儿吃午饭——我打了电话请他见我。我坐的公共汽车在斯托克韦尔塞了车，结果我迟到了十分钟。有一会儿，我又有了往日里总会有的那种害怕的感觉，害怕会出点什么事情，把这一天给弄糟，害怕他会对我发火。不过现在我已经没有了自己先发火的欲望。发火的习性似乎同我身上许多其他的东西一样，已经死去了。我想见到他，问问他亨利的事情。亨利近来表现反常。他同莫里斯一块儿外出去酒馆喝酒，这事很奇怪。他平常只在家中或者自己加入的俱乐部里喝酒。我想他或许和莫里斯谈过。如果他是在为我而担心，那可真怪了。自打我们结婚以来，再也没有什么比现在更不用担心的时候了。不过我同莫里斯待在一起时，同他待在一起的理由似乎就是要同他待在一起，除此之外再没什么别的理由。而对于同亨利待在一起的理由我却始终也没能搞清楚。他不时地试图让我感到难受，并且他成功了，因为他是在让自己难受，而我看着他让自己难受就会真的受不了。

我和莫里斯吃午饭，是不是破坏了自己当时发下的那个誓言呢？一年前我会这么想，但现在不会。那时候我很刻板，因为我害怕，因为我不知道问题在哪儿，因为我对爱情没有信心。我们在鲁尔斯吃了午饭。只要同他在一起，我就感到高兴。只有一小会儿我不高兴。在那个阴沟盖上道别时，我觉得他想再吻我。我渴望他的吻，但当时我突然咳嗽起来，结果时机就过去了。我知道，他走开时心里一定在想着种种不真实的东西，并因为这些东西而感到难受，而我则因为他感到难受了，自己也很难受。

我想背着人哭一场，于是便去了国家美术馆，但那天是一周里向学生开放的日子——人太多，所以我又回到了仕女巷，走进那座光线总是太暗，让你看不清邻座的教堂。我在里面坐下来。教堂里除了我和一个走进来在后面一排长椅上默默祷告的小个子男人外空空荡荡。我记得头一回进这种教堂时，自己曾经多么地讨厌它。我没有祷告。我已经因为祷告太多次而吃够苦头了。我像对父亲——如果我能记得自己有过父亲的话——说话那样对天主说道：亲爱的主啊，我累了。

1946年2月3日

今天看到了莫里斯，但他没看见我。他正在去庞蒂弗拉克特徽章酒馆的路上，我跟在他身后。我已经在雪松路上花了一小时——冗长乏味的一小时——试图听懂可怜的理查德所说的那些道理，但从中得到的却是一种信仰颠倒的感觉。难道有谁能对一个传说如此当真，并为它而如此争论不休吗？当我真的听懂什么的时候，那东西总是某个我所不知道的事实，而在我看来，那个事实又几乎总是无助于证明他有道理，比如说像表明基督确有其人的证据之类。我疲惫而又绝望地从他那里走出来。我上他那儿去，为的是想请他帮我摆脱一种迷信，但每次我去时，他的狂热都使我的迷信更加根深蒂固。我在帮助他，但他并没在帮助我。或许也可能他是在帮助我？有一个小时的光景，我几乎没去想莫里斯，可是后来他突然出现了，正在街尽头的地方过马路。

我一路尾随着他，不让他离开视线。我们一起去过庞蒂弗拉克特徽章酒馆这么多次，我知道他会去哪个吧台，要点什么。我在想：我是不是该跟在他身后进去，自己要一份东西，看着他转过身来，然后等待着一切重新开始呢？那样一来，早晨就会充满希望，因为亨利一走，我就可以给他打电话；而傍晚也堪可期待，如果亨利提前告诉我说他要晚点回家的话。而且现在我可能会离开亨利。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我没有钱能带给莫里斯，而他写书所挣的钱除了养活他自己外也剩不下多少，但是有我的帮助，光是打打字，我们一年也该能攒下个五十镑来。我不怕穷。有时候量入为出比胡乱开支、自作自受更容易。

我站在那家酒馆门口，看着他走进了酒吧。我对天主说：如果他转身看到我，我就进去，但他并没有转过身子。我开始往家走，但脑子里无法做到不去想他。我俩之间形同陌路差不多已有两年时间。我不知道一天里某个具体的时刻他都在做些什么，可现在他已不再是陌路人了，因为我像以往一样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他会再喝上一杯啤酒，然后回到那间熟悉的屋子里去写作。他每天的习惯一如既往，我爱它们，就像一个人爱一件旧衣服一样。我觉得自己被他的这些习惯保护着。我从来也不想要新奇怪异的东西。

我想：我会让他多么快乐呵，而且我是多么容易地就能做到这一点。我重新开始渴望看到他快乐地大笑。亨利不在家。他同人约好了中午下班后一起吃午饭，他又打电话回来，说晚上要到七点钟才能到家。我会等到六点半，然后我就给莫里斯打电话。我会说：我今天晚上和从今以后的每一天晚上都会去你那儿。对没有你的生活，我已经厌倦了。我要收拾东西，把它们装到那只蓝色的大衣箱和那只棕色的小提箱里。我要带上足够度一个月假期穿的衣服。亨利是个文雅的人，到一个月末了时，涉及法律方面的事情就会办妥，当下的怨恨会过去，家里需要的其他东西我可以慢慢来拿。怨恨不会很多：我们两人并非好像还是一对情侣似的，婚姻早已变成了友谊。稍稍过上一段时间后，友谊会像从前一样继续下去。

我顿时有了一种解脱和快乐的感觉。我再也不去担心你了，穿过公共草坪时我这么对天主说，不管你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不管你是否会再给莫里斯第二次机会，也不管这一切是否都是我的凭空想象。也许这是我为他要求的第二次机会。我要让他快乐，这是我的第二个誓言，天主，你要是能够阻止我的话就阻止我，你要是能够阻止我的话就阻止我。

我上楼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给亨利写信。“心爱的亨利……”我写道，但这听上去很虚伪。“最亲爱的”则是一句谎言，所以得用一个像是称呼熟人用的称呼：“亲爱的亨利……”于是我这样写道：“亲爱的亨利，恐怕这对你来说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一直爱着莫里斯·本德里克斯。我们有两年时间没有见面，也没有通信，但是没有用。没有他我无法快乐地生活，所以我走了。我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自己没有怎么尽到一个做妻子的本分，而且自一九四四年六月以后，我也完全没有能做一个情人，所以我周围的每个人过得都不好。我一度以为自己可以让这份恋情就这么维系着，相信它会慢慢地、以大家都满意的方式结束，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非如此。我比一九三九年时更爱莫里斯。我想自己一直太过幼稚，但是现在我意识到：一个人迟早要作出选择，不然就会把各方面的事情都弄糟。再见了，天主保佑你。”我重重地划掉了“天主保佑你”这一句，让它看不出来。这句话听上去有点自以为是的味道，说到底，亨利并不信天主。接下来我想写上“爱你的”，但这个词儿听起来不太合适，尽管我知道它是真实的。我的确是在以自己拙劣的方式爱着亨利。

我把信装进信封，在上面写上“纯粹私函”的字样。我想这样可以提醒亨利，让他别当着别人的面拆开信——因为他可能会领朋友到家里来，而我不想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我拖出箱子，开始装东西，尔后又突然想到：我把信放到哪儿去了？信我马上就找到了，但转念又想：万一匆忙之中我忘了把它放到门厅里，而亨利等我回家左等右等等不到怎么办？于是我又拿着信下楼，把它放在门厅里。我的行装差不多快收拾完了——只有一件晚礼服需要叠起来，亨利还要再过半小时才会到家。

我刚把信放到门厅桌上下午送到的邮件的最上面，就听到了钥匙开门的声音。我赶忙把信又抓了起来，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这样做。随后亨利进来了。他看上去满脸病容，一副心烦意乱的样子。他说了句“哦，你在这里？”，便径直从我身边走过，进了自己的书房。我愣了一会儿，随后便跟着他也进了书房。我想，现在得把信交给他了：这需要更大的勇气。推开书房门以后，我看到他连取暖炉都没开，正坐在炉边自己的椅子上，他在哭泣。

“怎么啦，亨利？”我问他。他说：“没什么，只是头痛得厉害而已。”

我替他点着了取暖炉，说：“我去给你拿点温格宁来。”

“不用了，”他说，“已经好点了。”

“你今天怎么样？”

“噢，同以往差不多，有点累。”

“同谁在一块儿吃的午饭？”

“同本德里克斯。”

“本德里克斯？”我问。

“怎么就不能是本德里克斯？他在他的俱乐部里请我吃的午饭。是顿糟糕的饭。”

我走到他身后，用一只手搭在他的额头上。在永远离开他以前做出这样的举动很奇怪。我们刚结婚时，他曾经对我做出过这样的举动。当时，因为什么事都不太对头，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性头痛。有一会儿我竟然忘了：当时自己只会装着被这种办法治好了的样子。他抬起手，用力地把我的手按在他的额头上。“我爱你，”他说，“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说。我本来可以恨他说这句话的——它就像是一个要求。你如果真的爱我，我想，你就会表现得像任何一个受到伤害的丈夫一样。你会发怒，而你的怒火就会让我自由了。

“我不能没有你。”他说。噢，你可以没有我的，我想表示异议。你会不太方便，但你可以没有我。有一次你换订了一份报纸，你自己很快就习惯了它。这只是一个按常规办事的丈夫按常规说出的话而已，它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之后我抬起头来看了一下镜子里面他的脸，发现他还在哭。

“亨利，”我问道，“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我告诉过你了。”

“我不相信你的话。办公室里出什么事了吗？”

他用我不太熟悉的气呼呼的口气说：“那儿能出什么事？”

“本德里克斯有什么地方让你心烦了吗？”

“当然没有，他怎么会呢？”

我想把他的手拿开，但他坚持把手放在那儿。我害怕他下面会说的话，害怕他会加诸我良心的难以承受的重负。莫里斯此刻已经到家了——要不是亨利进来的话，再过五分钟我就应该能和他在一起了。我该会看到快乐，而不是苦恼。你如果没有见过苦恼的话，是不会相信它的。你可以从远处给任何一个人带去痛苦。亨利说：“我亲爱的，我不是个好丈夫。”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说。

“我对你来说枯燥无味。我的朋友们也枯燥无味。我们俩已经不再——你知道——在一起做什么事情了。”

我说：“不管谁同谁结婚，这种事情最后都会停止的。我们是好朋友。”这是我脱身的办法。他一同意我的话，我就会把信给他，告诉他我要做的事情，我就会走出家门。可他并未领会我的暗示，结果我就还留在这里。门再次对莫里斯关上了。只是这回不能怪天主，门是我自己关上的。亨利说：“我怎么也没法把你想象成朋友，人没有朋友总还是能过得下去的。”他从镜子里看着我，“别离开我，萨拉。再坚持几年，我会尽力……”他说了“尽力”两个字，却想不出来要尽力做什么。唉，我要是前几年就离开他的话，对我们两人都会更好些。可是现在他在这里，我没法再打击他，而且他会一直待在这里，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他痛苦时的样子。

我说：“我不会离开你，我发誓。”又是一个要信守的誓言，可是誓言刚发完，我就再也无法忍受和他待在一起了。他赢了，而莫里斯输了，我因为他的得胜而恨他。要是莫里斯胜了我会不会恨他呢？我上楼去，把信撕成一小片一小片，小到谁也没法再把它们拼起来。我把箱子踢到床下，因为我太累了，无法此刻就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我开始记下这件事情。莫里斯的痛苦融入了他的写作之中：你可以透过他写下的句子听到他神经的颤动。好吧，如果痛苦能够造就作家，那么我就正在学会做一个作家，莫里斯也是如此。我希望能同你说说，只说一次。我不能同亨利说，不能同任何人说。亲爱的主啊，让我说说吧。

昨天，我买了一个上面有殉难耶稣像的苦像十字架，十字架很便宜，也很难看，因为买它的时候我不得不很匆忙。要人家拿苦像十字架给我时，我的脸涨得通红，生怕有人会看到我在店里。他们应该像卖避孕套的商店那样，在门上装上不透明玻璃才对。等回到自己房间锁上门后，我就可以把苦像十字架从首饰盒底取出来。但愿我知道一句不是“我怎么，我怎么”的祷告词。帮帮我吧，让我快乐一点，让我早点死吧。我，我，我。

让我想想理查德脸上那些可怕的黑斑吧。让我看看亨利那张正在流泪的面孔吧。让我原谅自己吧。亲爱的主啊，我试着去爱，却把事情弄得这么一团糟。如果我爱你的话，我就会知道怎么去爱他们。我相信那个传说。我相信你曾经诞生过。我相信你为我们死去。我相信你是天主。教会我爱吧。我不在乎自己的痛苦，让我受不了的是他们的痛苦。让我的痛苦一直不断地继续下去，但是让他们的痛苦停止吧。亲爱的主啊，要是你能从自己的十字架上下来一会儿，让我爬到上面去就好了。如果我能像你一样地受难，那么我也就能像你一样地痊愈了。

1946年2月4日

亨利一天没去上班，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请我吃了午饭，然后我们去了国家美术馆。我们早早地吃了晚饭，然后去看戏。他就像是个到学校来接孩子的家长，而其实呢，他自己就是那个孩子。

1946年2月5日

亨利正在计划我们春天去国外度假的事儿。他拿不定主意，是该去法国卢瓦河沿岸看城堡呢，还是去德国，做一个有关盟军飞机轰炸下德国人精神面貌的调查报告。我一点也不希望春天的到来。我又开始了：我希望，我不希望。如果我能爱你的话，那么我也就能爱亨利。天主是人创造的。他是眼睛散光的亨利，脸上有黑斑的理查德，而不仅仅是莫里斯。要是我能爱麻风病人身上的溃疡的话，还不能爱亨利叫人厌倦的无趣吗？问题在于：如果真有麻风病人在这里的话，我想我会像躲开亨利一样地躲开他的。我总是想要让人兴奋的东西。我想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去经受你的指尖所经受的痛苦，我受不了一天二十四小时同地图和《米其林导游手册》打交道的日子。亲爱的主啊，我不争气。我还是那个婊子和骗子，让我滚蛋吧。

1946年2月6日

今天我和理查德之间出现了糟糕的一幕。他在给我讲基督教各教会之间的矛盾，我尽量在听，但听得不太用心。他察觉到了，便突然对我说：“你上这儿来是干什么的？”我没管住自己的舌头，脱口而出道：“来看你。”

“我想你是来学习的。”他说。我告诉他，我说来看他就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他不相信我的话，我觉得他的自尊心会受伤，他会生气，然而他却一点也没生气。他从自己坐着的那把蒙着印花布套的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我身边，在蒙着印花布套的沙发上我看不见他脸颊的那一侧挨着我坐下。他说：“每个星期看到你，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于是我知道，他要向我求爱了。他搂着我的腰问道：“你喜欢我吗？”

“是的，理查德，当然喜欢，”我说，“不然我就不会在这儿了。”

“你愿意同我结婚吗？”他问。他的自尊心使得他问此话的口气跟问我要不要再喝一杯茶的口气差不了多少。

“亨利可能会反对。”我答道，想对他的问题一笑置之。

“什么都不能让你离开亨利吗？”我生气地想：如果为了莫里斯我都没有离开他的话，那么天知道为何为了你我就该离开他呢？

“我已经结婚了。”

“这对你我都毫不重要。”

“噢，这很重要。”我说。反正迟早我都要告诉他这一点，“我信天主，还有所有其他的东西。你们教会了我这样做，你和莫里斯。”

“我不明白。”

“你老是说，是神父们教会了你不信神，那么事情反过来也行得通。”

他看着自己那双漂亮的手——这些是他还有的东西。他缓缓地说：“我不在乎你信什么。你尽管去信那一整套愚蠢的把戏好了，我不管。我爱你，萨拉。”

“对不起。”我说。

“我对你的爱胜过对所有那些东西的恨。如果你为我生了孩子，我会放手让你去腐蚀他们的。”

“你不该这么说。”

“我不是个有钱的人。放弃自己的信仰：这是我能够提供的唯一贿赂了。”

“我爱的是别人，理查德。”

“如果你觉得自己受着那个愚蠢的誓言约束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对他有太多的爱情。”

我没精打采地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打破那个誓言，但是没有用。”

“你认为我是个傻瓜吗？”

“我为什么要这样认为？”

“傻到会指望你会去爱一个长着这种东西的人？”他边说边把自己糟糕的那侧脸颊转向了我。“你信天主，”他说，“这个很容易。你长得美，你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是我为何要去爱一个给他孩子这种东西的天主呢？”

“亲爱的理查德，”我说，“这并非什么太不好的……”我闭上双眼，把嘴唇贴在他那侧脸颊上。有一会儿我感到恶心，因为我害怕残缺畸形的东西。他静静地坐着，让我亲吻他。我想自己正在亲吻痛苦，而痛苦属于你，正如快乐从不属于你一样。我爱痛苦中的你。我几乎能在他的皮肤上尝到金属和盐的味道。我想：你是多么的好啊，你本可以用快乐杀死我们，但你却让我们在痛苦中与你同在。

我感觉到他突然把脸挪开了，于是睁开了眼睛。他说：“再见。”

“再见，理查德。”

“别再来了，”他说，“我不能忍受你的怜悯。”

“这并不是怜悯。”

“我让自己丢人现眼了。”

我走了。继续待下去没有任何益处。我无法让他知道：我羡慕他，羡慕他那样脸上带着痛苦的标记，每天能在镜中看到你，而不是我们称作“美”的这个人间俗物。

1946年2月10日

我不必给你写信或者对你说话，这就是不久前我开始给你写信，又自觉惭愧，最后把信撕了的原因，因为任何事情在我想到以前，你便已全然知晓，而我还要给你写信，这看起来太愚蠢可笑。我在爱你以前是不是同样地爱莫里斯？抑或我一直爱的其实是你？我在抚摸他的时候，是否就是在抚摸你？如果我没有先抚摸他——用我抚摸亨利，或者任何其他人时都没有用过的方式抚摸他——的话，我会抚摸你吗？莫里斯爱我，他也用抚摸任何别的女人时从未用过的方式抚摸我。但他爱的是我，还是你呢？因为他恨我身上那些你所恨的东西。他自己不知道，但他一直是站在你那边的。你想要我们分开，但他也想要这样。他用自己的怒火和嫉妒促成了这种结果，他也用自己的爱促成了这种结果，因为他给了我那么多的爱，而我也给了他那么多的爱，以至于恋情结束之后，我们很快就除你之外一无所有了。我们两人都是这样。本来我可以用一生的时间来爱，一次只花掉一点，在此处和彼处，在这个男人或者那个男人身上省着用。但是甚至在帕丁顿车站附近那家旅馆里头一次幽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花完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你在那儿，教导我们大肆挥霍，就像你教导富人们所做的那样，以便有朝一日，我们会除了对你的这份爱之外别无所有。但是你对我太好了。我向你要求痛苦时，你却给了我安宁。也给他这个吧，把我的安宁给他——他更需要。

1946年2月12日

两天前，我有一种如此强烈的安宁、平静和爱情的感觉。生活又要变得快乐起来了，可是昨天夜里我做梦，梦见自己在爬一段很长的楼梯，去见楼上的莫里斯。那时候，我依然是快乐的，因为爬到楼梯顶上后我们会做爱。我大声告诉他我来了，但回答我的却不是莫里斯，而是一个陌生人的声音。那声音像大雾天里向迷航船只发警报的雾号一样低沉地、嗡嗡地响着，让我感到害怕。我以为他把房间租给了别人，自己已经走了。我不知道他人在哪里。我重新走下楼梯时，大水漫过了我的腰际，门厅里迷漫着浓雾。随后我醒了。我再也不觉得安宁，我真想像以往一样地要他。我想同他一块儿吃三明治。我想同他一块儿在酒吧里喝酒。我很累，我不想再要任何痛苦了。我要莫里斯。我要平平常常的、堕落的、凡人的爱。亲爱的主，你知道我想要你的痛苦，可我不想现在就要。把它拿开一会儿，下次再给我吧。

第四部

1

我再也读不下去了。当日记里的某段内容让我感到太难过时，我总是一再跳过去不读。我想找到有关邓斯坦的情况，尽管我并不想找到那么多。不过，在我往下读的时候，这些情况就像历史上某个沉闷的日子一样渐渐远去，它们已经没有什么现时的意义。最后剩下的一则日记写了只有一星期：“我要莫里斯。我要平平常常的、堕落的、凡人的爱。”

我想：我所能给你的一切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样子的爱。但是如果你以为我已经把这种爱都挥霍尽了，那就错了，因为还有足够多的部分剩下来，可供我们两人生活所用。我想到她往衣箱里装行李的那一天，当时我正坐在这里工作，不知道幸福离我是如此之近。我很高兴自己当时不知道，也很高兴自己现在能够知道。现在我可以采取行动了。邓斯坦没有关系，空袭警报员也没有关系。我走到电话机前，拨了她的号码。

保姆接了电话。我说：“我是本德里克斯先生，我要同迈尔斯太太说话。”保姆叫我别挂断。在等待听到萨拉的声音时，我觉得自己就像跑长跑跑到终点时那样喘不过气来。可是听筒里传来的却是保姆告诉我说迈尔斯太太不在家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我不信她的话。我等了五分钟，然后用手帕把话筒紧紧蒙上，再次打电话过去。

“迈尔斯先生在家吗？”

“不在，先生。”

“那么我能同迈尔斯太太说话吗？我是威廉·马洛克爵士。”

稍稍等了一小会儿，就听到了萨拉接电话的声音：“晚上好，我是迈尔斯太太。”

“听得出，”我说，“我听得出你的声音，萨拉。”

“是你……我还以为……”

“萨拉，”我说，“我马上过来看你。”

“不，请别来。听着，莫里斯。我正躺在床上。我是在床上跟你说话。”

“这样更好。”

“别犯傻，莫里斯。我是说我病了。”

“那你必须见我。你怎么啦，萨拉？”

“哦，没什么，是重感冒。听着，莫里斯。”她一字一句地说，语气活像一个家庭女教师，让我听了很生气，“请不要来，我不能见你。”

“我爱你，萨拉，我来了。”

“我不会在这里的，我会起来。”我想，跑步的话，我四分钟就可以穿过公共草坪，届时她会连衣服都还来不及穿好。“我会吩咐保姆不让任何人进来。”

“她可没有酒吧雇来撵人的保镖那样的身板，而我是要被撵才会走的，萨拉。”

“求求你，莫里斯……我在求你。我很久没求过你什么了。”

“除了一顿午餐。”

“莫里斯，我身体不太舒服。我只是今天不能见你。下个星期……”

“已经过了多少多少个星期了。我想现在就见到你，就今天晚上。”

“为什么呢，莫里斯？”

“你爱我。”

“你怎么知道？”

“这你别问。我想要你离开家，到我这儿来。”

“可是，莫里斯，我在电话上也一样能够回答你的话。我的回答是‘不’。”

“在电话上我摸不到你，萨拉。”

“莫里斯，我亲爱的，求求你。答应我不过来。”

“我马上就过来。”

“听着，莫里斯。我病得很厉害，今天晚上非常痛。我不想爬起来。”

“你不用爬起来。”

“我发誓：我会爬起来穿上衣服离开家，除非你答应……”

“萨拉，这件事对你我两人来说都比感冒更重要。”

“求你了，莫里斯，求你了。亨利马上就要到家了。”

“让他到家好了。”说完我便挂上了电话。

这天晚上的天气比一个月前我遇到亨利的那个晚上还要糟。这回不是下雨，而是雨夹雪了：雨水已经一半变成雪，有棱有角的霰粒像是在穿过你的雨衣纽扣眼一个劲往里钻；它们遮暗了公共草坪上的路灯光，所以跑步是不可能的了，况且由于腿的缘故，我也实在跑不快。我真希望自己带上了那只战时使用的手电筒，因为等我赶到公共草坪北侧那栋小楼时，时间已经过了八分钟。我刚准备离开人行道过马路时，楼门开了，萨拉从里面走出来。我高兴地想道：现在我总算拥有她了。我绝对肯定地相信：不等今夜过完，我们就会重新睡在一起。一旦此事再续，一切便皆有可能了。在此之前我一直不了解她，也从没像现在这样爱过她。我想这是因为我们越了解彼此就越相爱。我又回到了信任的土地上。

她走得太匆忙，没看到我正顶着雨雪从宽阔的马路对面过来。出门后她便向左拐弯，疾步离开了。我想她会需要找个地方坐下的，那时候我就可以捉住她了。我在她身后二十米远的地方跟着，可是她连头都没回过一次。她绕过公共草坪，走过池塘和那家遭到轰炸的书店，样子像是要去地铁。好吧，如果有必要，就是在拥挤的地铁车厢里同她谈也行，我已经作好了这样做的准备。她下了地铁站台阶，一直走到售票处。可是她没有随身带包，在衣袋里翻了半天也没找到零钱——连三个半便士的硬币也没有。如果有这三个半便士的话，她就可以待在地铁里来来回回地旅行到半夜。她重又爬上台阶，穿过跑着有轨电车的马路。一个狐穴已被堵住，但是狐狸显然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洞穴。我感到得意洋洋。她很害怕，不过不是怕我。她害怕的是她自己，以及我们见面时会发生的事情。我自觉已在这场角逐中取胜，可以可怜可怜我的牺牲品而不用担心会有什么闪失了。我想对她说，别担心，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两人很快都会幸福的。噩梦差不多已经过去了。

就在这时候，她失去了踪影。我过于自信，让她在我前面走得远了点。她在前方二十米开外的地方过了马路（上台阶时那条不方便的腿再次把我耽搁了），一辆有轨电车在我们两人之间驶过，随后她人就不见了。她可能是往左拐上了高街，也可能是沿着帕克街往前走远了，可是顺着帕克街望过去我又看不到她。我倒并不很担心——今天找不到她，那就明天找。那个关于誓言的荒唐故事现在我原原本本都知道了，对于她的爱情我已经有了底，可以对她放心了。两个人如果相爱，就会在一起睡觉。这是一个已经得到人类经验检验和证实的数学公式。

高街上有一家泡腾面包公司开的连锁店。我在那里找了一下，她不在。随后我想起了帕克街拐角处的那座教堂，我马上就知道她准是去了那里，于是便追踪而去。果然，她正坐在一边的侧廊上，身旁是一根立柱和一尊其丑无比的圣母像。她没在祷告，只是闭着两眼坐在那儿。我只能借着圣母像面前的烛光看到她，因为整个教堂里的光线十分昏暗。我像帕基斯先生一样在她身后坐下等着。既然现在我已知道故事的结局，那么当初我完全可以等上几年的。我身上又湿又冷，但心里非常快乐。我甚至能够带着一份仁爱的心情看看远处的祭坛和悬在那里的那具雕像了。我想：我和雕像她两个都爱，可要是一具偶像和一个人之间发生冲突的话，我知道哪一个会赢的。我可以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或者把嘴唇贴在她的胸脯上：而他却被囚禁在祭坛后面，没有什么好法子来为自己的缘由辩护。

突然间，她用一只手捂住肋部，开始咳嗽起来。我知道她很难受，我不能让她一个人难受，所以便挪到她身边坐下。她咳嗽时，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膝头。我想，如果自己手一点便能消除她的病痛就好了。咳完了那阵以后，她说：“请你让我一个人待着吧。”

“我绝不会再让你一个人待着。”我说。

“怎么啦，莫里斯？那天吃午饭时你可不是这个样子。”

“那天我心里有怨恨，我不知道你爱我。”

“你凭什么认为我爱你？”她这么问，却听凭我的手搁在她膝盖上。于是我便把帕基斯先生如何偷走她日记的事情告诉了她——现在我可再也不想我俩之间有什么假话了。

“这样做不好。”她说。

“不好。”刚一说完她又咳嗽起来，咳完之后，她精疲力竭地把肩膀靠在我身上。

“我亲爱的，”我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指的是等待。我们会一起离开的。”

“不。”她说。

我搂住她，抚摸着她的乳房。“我们就从这儿重新开始，”我说，“我曾经是个糟糕的情人，萨拉。这都是因为缺乏安全感造成的。我不相信你，我对你了解得不够。但是现在我有安全感了。”

她沉默不语，但依然靠着我，像是赞同我的话。我说：“我告诉你最好怎么办吧。回家去，在床上躺两天——你不必这样带着感冒去旅行。我每天给你打电话，看看你情况怎么样。等你身体恢复以后，我再来帮你收拾东西。我们不在这里待。我在多塞特郡【54】的一个表亲有座空着的乡间小屋，我可以用。我们上那儿去住几个星期，休息一下。我该能把我的书写完。我们可以过后再去见律师。我们两人都需要休息。我很累，对于没有你的生活，我已经厌倦透了，萨拉。”

“我也一样。”她说话的声音如此之低，要不是因为我对这句话很熟悉，我会听不出她说的是什么。自从帕丁顿旅馆里那第一次做爱之后，这句话就像广播节目开头的信号曲一样，自始至终回响在我们的关系里：“我也一样”的孤独、痛苦、失望、快乐和沮丧；这是一句要求与你分担与分享一切的声明。

“钱会比较紧，”我说，“但不会太紧。出版社已经约我写一部《戈登【55】将军传》，预付的稿酬足够我们手头宽松地过上三个月。那时我的小说就可以交稿了，而且可以为此得到一笔预付稿酬。两本书今年都会出版，它们应该够我们过到下一本书准备就绪的时候。有你在，我就能工作了。你知道，现在的每时每刻都可能是我出头的时候。我迟早会成为一个俗不可耐的成功人士。你会讨厌这一点，我也会讨厌这一点，但是我们可以买东西，可以阔一阔，这会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要待在一起。”

猛然间，我意识到她睡着了。她匆匆跑出来，弄得筋疲力尽。此刻，就像以往在出租汽车上，在公共汽车里，在公园长椅上有过的那么多次一样，她枕着我的肩膀睡着了。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不去吵醒她。在光线昏暗的教堂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惊扰她。圣母像周围的烛光摇曳不定，教堂里再无别人。我的上臂被她的身体压得渐渐酸痛起来，这是我平生有过的最大快感。

据说，在酣睡中的孩子耳边悄声低语说的话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于是我开始悄悄地对萨拉耳语起来，声音低低的，不会吵醒她，心里希望自己的话能像催眠曲一样沉到她的无意识里。“我爱你，萨拉，”我低语道，“以前绝不会有谁像我爱你一样爱得这么深。我们会幸福的。亨利只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别的并不会在乎。自尊心的伤口很快就会愈合。他会给自己找到一种新的生活习惯，用它来取代你的位置——或许他会开始集古钱希腊币。我们会离开的，萨拉，我们会离开。现在谁也没法阻拦我们。你爱我，萨拉。”说到这儿我停住了，开始考虑是否该买一只新的旅行箱。这时候萨拉咳嗽着醒了过来。

“我睡着了。”她说。

“现在你得回家了，萨拉，你身上冰凉冰凉的。”

“那不是家，莫里斯，”她说，“我不想离开这儿。”

“这里很冷啊。”

“我不在乎冷。这里还很黑呢，在黑暗里，我什么都会相信。”

“相信我们自己吧。”

“我就是这个意思。”说着她又闭上了眼睛。我抬头望着祭坛，心里感到得意洋洋，就好像自己是他【56】的一个对手似的。我一边思忖着：你瞧见了吧，这才是辩得赢的道理呢，一边用手指轻轻抚摸着她的乳房。

“很累吧？”我问她。

“非常累。”

“你不该这么跑着躲开我。”

“我要躲开的并不是你。”她挪动了一下肩膀，“求求你，莫里斯，现在你走吧。”

“你该躺在床上。”

“我很快就会的。我不想同你一起回去，只想在这里同你说再见。”

“答应我，别在这儿待得太久。”

“我答应你。”

“你会给我打电话吗？”

她点点头，但是，我垂下目光看她搁在大腿上的那只像是件什么被遗弃的东西似的手时，却发现她的食指和中指交叉着【57】。我怀疑地问道：“你对我说的是真话？”我用自己的手指把她那交叉着的食指和中指掰开，说：“你该不会又在盘算着怎么躲开我吧？”

“莫里斯，亲爱的莫里斯，”她说，“我没这个力气了呀。”她像孩子似的用拳头抵住眼睛哭了起来。

“对不起，”她说，“走吧。求求你了，莫里斯。行行好。”

我总算是机关用尽，把她折磨到头了。听到她这般苦苦的哀求，我再也不能继续折磨她了。我吻了吻她那坚韧的、打着结的头发，吻完之后就感觉到她那带着咸味、上面沾着什么东西的嘴唇贴到了我的嘴角上。“天主保佑你。”她说。我想，这是她在给亨利的信里面写上后又划掉的话。别人同我们道再见，我们也就回别人一声再见，除非我们是斯迈思。我把她的祝福重复一遍送回给她时做得颇为勉强，但转身离开教堂时看到她蜷缩在烛光光晕的边上，活像一个从外面进来寻找一点热气的乞丐的样子，我便能够去想象一位保佑她或者爱她的神明了。当初开始写我们的故事时，我自以为是在作一篇有关恨的记事，但是写着写着，恨却不知道被忘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尽管她有错，尽管她不可靠，但还是要比大部分人都好。我们当中不妨有谁能够信信她——要知道，她从来就没有信过自己。

2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得费很大劲才能保持理智。现在我是在为我们两人工作。早上，我给自己定下了规矩：小说最少要写上七百五十个字，不过一般到十一点钟时，我都能写完一千字。希望的力量之大真是惊人。去年拖了一年的小说现在眼看就要写完了。我知道，亨利九点半左右动身去上班，萨拉最可能打电话来的时间是九点半到十二点半之间。亨利已经开始回家吃午饭了（帕基斯是这么告诉我的）；三点钟以前，萨拉没有机会再打电话来。十一点以后，我会修改一下当天写好的东西，再写写信，一直到十二点半。这时候，我会暂时从期待中解脱出来，只是心情很沮丧。两点半以前，我可以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消磨时间，为《戈登将军传》做笔记。读书和做笔记时，我没法像写小说时那样专注，有关萨拉的思绪会时不时地钻到戈登的中国远征经历和我之间。为什么会请我来写这部传记？这个问题常令我感到不解。他们挑选一个相信戈登所信的天主的作者来写这本书会更好些。我可以欣赏戈登在喀土穆战役中所作的顽强抵抗——还有他对那些安安稳稳待在家里的政客的痛恨，但搁在我书桌上的那本圣经却是属于一个同我的思想大相径庭的世界的。或许那家出版商指望我对戈登基督徒身份所作的玩世不恭的处理会引起公愤，让我臭名远扬。我可不想让他开心——戈登信的这位天主也是萨拉的天主，我才不会去攻击萨拉相信自己爱着的任何幻影。在那段时间里，我一点也不恨她的天主，因为事实最终不是已经证明了我比天主还要强大吗？

一天，我正在吃三明治，我那支笔迹不易擦掉的化学铅笔不知为何老是会戳到三明治上面去。这时候，对面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那人用出于对干我们这个行当的人的尊敬而压低了的嗓门招呼道：“我希望现在一切都正常了，先生，如果您能原谅我的打扰的话。”

我隔着桌子望过去，便看到了那撇让人难以忘却的小胡子。

“很正常，帕基斯，谢谢你。违反规矩来块三明治？”

“噢，不了，先生，我不能……”

“来吧，权当它是工作开销好了。”他不太情愿地拿了块三明治，把它打开，惊讶地说，“里面是真正的火腿。”那模样就像是他接受了人家一枚硬币，结果竟发现它是一块金币似的。

“我的出版商从美国给我寄了听罐头。”

“您太客气了，先生。”

“我还存着你的烟灰缸呢，帕基斯。”我压低了嗓门，因为邻座的人已经抬起头来在生气地瞪着我。

“它只不过是有点儿情感上的价值罢了。”他也压低了嗓门回答我。

“你儿子怎么样？”

“脾气有点躁，先生。”

“没想到会在这儿碰上你。是在上班？你该不会是在盯我们两人当中哪一个的梢吧？”阅览室里尽是些灰头土脸的人——那几个头戴帽子、围着围巾、躲到屋里来取暖的男人，那个在苦读乔治·艾略特【58】全集的印度人，还有那个每天都把脑袋埋在同一堆书旁睡觉的男人，我无法想象他们当中有谁会同争风吃醋的闹剧有关系。

“哦，不，先生，这不是上班，今天我休息，孩子今天在上学。”

“你在读什么？”

“《泰晤士法律报告集》，先生，今天我在读拉塞尔的案子。这些东西会给你的工作提供某种背景，先生，很开眼界。它们能把你从日常琐事中间拉出来。我认识这桩案子里的一个证人，先生。我们曾在一间办公室里工作。唔，他已经载入史册了，而我永远也没可能了。”

“噢，这个可说不准，帕基斯。”

“这点我知道，先生，让人泄气的就是这个。我能办的最大案子就是波尔顿案了。法律禁止出版离婚案里牵扯到的证据材料，这对于我这个行当的人来说是个打击。法官提到我们的时候从来都不用名字，先生，他对我们的职业经常抱有偏见。”

“这我倒从来没想到。”我同情地说。

就连帕基斯都能唤醒一种渴望。看到他我就不能不想起萨拉。我乘地铁回家，希望能有个人作伴，可是当我坐在家里，心急如焚地盼望着电话铃响时，就看见同楼的房客又出去了，说今天没空。五点钟时，我拨通了萨拉的电话。但一听到电话的振铃声，我就把听筒又放了回去——也许亨利回来得早，而眼下我不能同亨利说话，因为萨拉爱我，萨拉要离开他。可是姗姗来迟的胜利与久久不去的失败一样折磨人的神经。

八天以后，电话铃才响起来。电话不是在一天中我期待的时刻打来的，因为当时还不到上午九点。我说“喂”的时候，那头答话的是亨利。

“是本德里克斯吗？”他问。他的声音听上去有点怪。我感到纳闷：是不是萨拉把事情告诉他了？

“是我。”

“出了糟糕的事情，应该让你知道。萨拉死了。”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行为是多么俗套。我说：“我非常遗憾，亨利。”

“你今晚有事吗？”

“没有。”

“我很希望你能过来喝一杯。我不想一个人待着。”

第五部

1

我同亨利一起度过了那个夜晚。那是我第一次在亨利家里睡觉。他们只有一间给客人住的屋子，萨拉在里面（她是一周前搬到里面去的，为的是咳嗽时不吵着亨利），所以我就睡在客厅里我们曾在上面做过爱的那张沙发上。我并不想在那儿过夜，但是亨利请求我这样做。

我们两人一定已经喝下了一瓶半威士忌。我记得亨利说：“真奇怪，本德里克斯，为什么人们不会为了死去的人而嫉妒？她才去世几个小时，我就想要你同我待在一起了。”

“你没有什么好嫉妒的，事情很早前就结束了。”

“我现在并不需要这种安慰，本德里克斯。对于你俩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事情都从来没有结束过。我算是幸运的，这么多年来一直拥有她。你恨我吗？”

“我不知道，亨利。我曾以为自己恨你，但是现在我不知道。”

我们坐在他的书房里，没开灯。煤气取暖炉的火头很小，我们看不清彼此的面孔，所以我只能从亨利说话的声调中听出他在哭泣。昏暗中，那座《掷铁饼者》雕像上的铁饼运动员正在把铁饼掷向我们。“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亨利。”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在公共草坪上碰到你的事吗？那是三个星期或者四个星期以前，对吧？那天晚上她得了重感冒。她一点也不想治。感冒已经波及她的肺部，而我都不知道。这种事她对谁都不说。”——连日记上都不记，我想。日记上没有一个字提到过病，她连生病的时间都没有。

“最后她病倒了，”亨利说，“但是没人能让她好好躺在床上。她不愿意找医生来——她从来就不相信他们。一星期以前，她起床出去了，天知道她上哪儿了，又都是干吗去了。她说她需要锻炼。我先到家，发现她出去了。到了九点她才回来，身上被雨淋透了，比第一次淋得还要厉害。她一定是在雨里走了好几个小时。她发了一晚上的烧，在同谁说话，我不知道是谁——不是你，也不是我，本德里克斯。过后我让她看了医生。医生说：要是早一个星期打青霉素的话，他就能救活她了。”

除了倒出更多的威士忌来往肚里灌以外，我们两人谁都无事可做。我想起了自己出钱让帕基斯去追踪的那个陌生人。有一点显然没搞错，那就是：最后还是那个陌生人赢了。不，我想，我并不恨亨利，我恨的是你，如果你存在的话。我想起了她对理查德·斯迈思说过的话，说是我教会她信天主的。到底怎么会这样的，我无论如何也不知道。但是一想到自己丢掉的东西，我也恨自己，亨利说：“她是今天凌晨四点钟死的，我不在她身边。护士没有及时叫我。”

“护士现在在哪儿？”

“她很利索地做完了自己分内的事情。因为还有一个急诊，她午饭前就走了。”

“我希望能帮上你的忙。”

“你坐在这儿就是帮我。今天真是糟糕透了，本德里克斯。你知道，我从没同死亡打过交道。我一直以为自己会先死——萨拉会知道该怎么办的，如果她能同我一起待到那么久的话。说起来，这是女人的事——就像生孩子一样。”

“我想医生帮过忙吧。”

“今年冬天他特别忙。他给一家殡仪馆打了电话，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该去找谁。我们从来就没有电话号码簿。可是医生没法告诉我该怎么处理她的衣服——衣柜里面都装满了。带小镜子的粉盒、香水——这些东西没法就这么扔掉……她要是有个姐妹就好了……”说到这儿他忽然停了下来，因为前门开了一下又关上，就像他说“是保姆”，而我说“是萨拉”的那个晚上一样。我们两人听着保姆上楼的脚步声。房子里只有三个人时那种空荡荡的感觉十分特别。我们喝干了杯里的威士忌，我又倒了两杯。“家里有很多东西，”亨利说，“萨拉找到了一个新渠道……”说到这儿他又打住了。每条路的尽头都站着萨拉，要躲开她，哪怕只是一小会儿，都是没有意义的。我想，你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呢？她要不是信你的话，现在还会活着，我们还会是情人。想起当初自己还不知足，我感到既伤心又奇怪。换了现在，我会高高兴兴地同亨利一起拥有她的。

我问：“葬礼怎么办？”

“本德里克斯，我不知道都该做些什么。发生过一件让人十分不解的事情。她神志不清、说胡话的时候（当然这不能怪她），护士告诉我说，她不停地要求把神父找来。至少她在不停地说‘父啊，父啊’，而这不可能是指她自己的父亲，因为她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当然啦，护士知道我们不是天主教徒。她很懂事，好言好语地把萨拉哄得平静下来。不过我还是很担忧，本德里克斯。”

我气狠狠地想：你其实可以饶了可怜的亨利。这么多年来没有你我们过得好好的，你干吗要像个没见过面的亲戚似的，忽然从地球的另一端跑来，硬是什么事情都要插上一杠子呢？

亨利说：“住在伦敦，再容易不过的就是火化，这是护士告诉我的。在这之前，我一直打算在戈尔德斯绿地【59】办这件事。殡仪馆给火葬场打了电话，他们可以把萨拉排在后天。”

“她当时神志不清，”我说，“你不必把她的话当真。”

“我在想，是不是该找个神父问问这件事情。有这么多的事她都不说，说不定她已经成了天主教徒我也不知道。近来她的行为十分反常。”

“噢，不，亨利，她同你我一样，什么也不信。”我想让她火化掉，我想能对天主说这句话：你要是有本事，就让这具躯体复活吧。我的嫉妒同亨利的嫉妒一样，并没有随着萨拉的死而告终。我觉得她好像还活着，正由一个比我更讨她喜欢的情人陪伴着。我多么希望能派帕基斯去追上她，斩断他们之间永恒的恋情。

“你很肯定吗？”

“很肯定，亨利。”我想自己得小心一点。我绝不能像理查德·斯迈思那样，我绝不能恨，因为我如果真的恨的话，就得要信，而一旦我信了，你同她岂不就大获成功了？说到复仇和妒嫉，它们就像是演戏：只不过是一些用来填满我大脑空间的东西，它们让我忘记她已经死了这个绝对不容置疑的事实。一周前，我只要对她说一句：“你还记得我们头一回在一起那次，我身上找不出一先令的硬币来往电表里投的事情吗？”我们两人的脑海里便都会浮现出那一幕场景。而现在那幕场景却只会在我自己的脑中出现了。她已经永远地失去了有关我们两人的所有记忆，而且她似乎还通过死亡偷走了我自己的一部分。我正在失去自我。记忆就像生了坏疽的肢体一样在脱落，这是我自己的死亡开始的第一个阶段。

“我讨厌祷告和掘墓人之类的忙乱，不过如果萨拉想要这样的话，我会试着安排的。”

“婚礼她是选择在户籍登记处【60】举行的，”我说，“葬礼她该不会希望在教堂里举行。”

“是啊，我想是这样吧？”

“婚姻登记和火化，”我说，“应该保持一致。”昏暗中，亨利抬起头来，瞪大眼睛使劲往我这边瞧，似乎不相信我话里的讥讽之意。

“这些都交给我来办吧。”我提议道，就像当初在这同一间屋子里，在同一个煤气取暖炉边，我曾经提议替他去见萨维奇先生一样。

“太谢谢你了，本德里克斯。”他边说边十分小心地把最后一点威士忌均匀地倒进了我俩的酒杯。

“已经半夜了，”我说，“如果能睡的话，你得睡一会儿。”

“医生给我留了些安眠药。”他话是这么说，但还是不想马上就自己一个人待着。我完全理解他的感觉，因为我在同萨拉一起度过一天之后，也会竭力把面对自己那间孤零零的屋子的时间往后拖的。

“我老是忘记她已经死了。”亨利说。在那糟糕的一九四五年的整整一年里，我也有过同样的体验。一觉醒来时，我会忘记我们的恋情已经完结；电话上可能传来任何人的声音，但就是不会有她的声音。那时候她就像现在一样，已经死了。今年有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时间里，一个鬼魂一直在用希望来使我痛苦，但是现在鬼魂已被驱走，痛苦很快就会结束。我会每天一点点地死去，但我是多么渴望能够留住痛苦。人只要在受苦，就还在活着。

“去睡觉，亨利。”

“我怕做梦梦见她。”

“你吃下医生留的药就不会的。”

“你想来一片吗，本德里克斯？”

“不想。”

“你不会通宵不睡吧？外面的天气可是很糟糕。”

“我不在乎天气。”

“你如果不出去的话，我会感激不尽的。”

“我当然会待在屋子里。”

“我上楼去拿些褥子和毯子来。”

“别费心了，亨利。”我说，但他已经去了。我凝视着镶木地板的地面，回忆起她发出的叫喊声的准确音色。写字台上她写信的地方散乱地放着一些什物，这些什物当中的每一件我都能像翻译密码似的说出其意味。我暗想：她连那块卵石都没扔掉——我们曾经觉得它的形状很可笑。它还待在那儿，样子像一方镇纸。亨利会怎么处置它？又会怎么处置我们两人都不喜欢的那只小酒瓶、那块被海水磨光的玻璃，以及我在诺丁汉找到的那只木制小兔？我是否应该把这些东西都拿走？不然的话，等亨利腾出空来清理房间的时候，它们都会被扔进废纸篓。可是真要同它们作伴我又受得了吗？

我正打量这些东西时，亨利抱着一大堆毯子进来了。“我忘记说了，本德里克斯，如果你有什么东西想拿走的话……我想她没有留下遗嘱。”

“谢谢你的好意。”

“我现在对爱过她的任何一个人都抱着感激之情。”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拿上这块石头。”

“她存了些最古怪的东西。我给你拿了套睡衣，本德里克斯。”

亨利忘了拿枕头。我把头枕在一个垫子上，想象着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道。我想要一些我再也不会有的东西——没有替代品的东西。我无法入睡。我像她曾经做过的那样，用指甲掐自己的掌心，好让疼痛来阻止自己大脑的活动。我欲望的钟摆疲惫地来回摆动，那是一种想忘却又想记住、想死去又想再苟延残喘片刻的欲望。最后我睡着了。我梦见自己正沿着牛津街往前走。我忧心忡忡，因为我得去买一件礼物。所有的店铺里都摆满了在隐蔽照明灯光照射下闪闪发亮的廉价首饰。我不时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件美丽的首饰，便朝着橱窗走去，可是就近一瞧，就会发现它同所有别的首饰一样，也是人造材料做成的——也许是只奇丑无比的翠鸟，上面有两只试图仿冒红宝石效果的绯红色眼珠。时间很紧，我匆匆忙忙地从一家铺子走到另一家铺子。后来萨拉从一家店铺里走了出来，我知道她会帮助我。“你买东西了吗，萨拉？”“没在这儿买，”她说，“不过前面的店里有一些可爱的小瓶子。”

“我没时间了，”我央求她，“帮帮我，我得找到点什么，因为明天是生日。”

“别担心，”她说，“总会碰到点什么的，别担心。”于是我一下子就不担心了。牛津街的尽头伸向一大片雾霭茫茫的灰色田野。我赤着双脚，一个人在露水里走。我在一道浅浅的车辙上绊了一下，惊醒过来，醒来时耳畔还响着那句话——“别担心。”它就像是埋进我耳朵里的一句低语，一个属于童年时代里夏日的声音。

到了吃早餐的时候，亨利还在睡着。帕基斯收买的那个保姆用托盘给我端来了咖啡和烤面包。她把窗帘拉开，外面的雨夹雪已经变成了茫茫大雪。我依然睡眼惺忪，迷迷糊糊地沉浸在睡梦所带来的满足感中。看到保姆的两眼因为先前流过泪而发红，我颇感意外。“出什么事了吗，莫德？”我问道。保姆放下托盘，气呼呼地走了出去，这时我才醒过来，面对着空荡荡的房屋和空荡荡的世界。我爬上楼，往亨利的房间里看了看。他吃了安眠药，此刻还在熟睡着，脸上像只狗似的挂着微笑，让我看了羡慕不已。随后我独自下了楼，试着去吃自己那份烤面包片。

门铃响了，我听见保姆引着什么人上了楼——我想是殡仪馆的人，因为能听到客房的门被推开的声音。这会儿来人该会看到她已经死了。我还没去看过她，也不想去看，就像我不会想去看她依偎在别的男人怀抱里一样。有些男人也许觉得看死人很刺激，我可不会。谁也别想让我去替死神拉皮条。我打起精神来，心想：既然一切都真的完结了，我就得重新开始。我坠入过一次情网，还可以重新再坠。不过想归想，我心里却不太自信：我觉得在性方面，自己已把所有的都给了莎拉。

门铃又响了。亨利睡觉时，家里的事儿可真不少啊。这回莫德来找我了。她说：“楼下有位先生要见迈尔斯先生，但我不想叫醒他。”

“是什么人？”

“是迈尔斯太太的那位朋友。”她说。这是她唯一一次承认在我们那次不光彩的合作中，她也有份。

“你最好带他上来。”我说。此刻的我自觉地位要比斯迈思高出许多，因为我人坐在萨拉的客厅里，身上穿着亨利的睡衣，还知道他斯迈思这么多事情，而他对我却一无所知。他困惑地打量着我，身上的雪水直往镶木地板上滴。我说：“我们见过一次面。我是迈尔斯太太的朋友。”

“你带着个小男孩。”

“没错。”

“我来找迈尔斯先生。”他说。

“你听到消息了吧？”

“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他在睡觉。医生给他服了安眠药。这事对我们大家都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乱冒傻气地多嘴道。他四下里张望着屋子。我想：在雪松路，萨拉是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人，像个梦，是平面的，而这间屋子给了她立体感：因为这间屋子本身也是萨拉。外面的雪好似用铲子堆出来的一样，在窗台上慢慢积成一个小丘。整座房屋像萨拉一样，正在被埋起来。

他说了声“我过会儿再来”，便神情忧郁地转过身去，这一来他那侧有毛病的脸颊便转向了我。我想：这就是她嘴唇贴到的地方。她总是会掉进怜悯心的陷阱。

他呆头呆脑地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我来找迈尔斯先生，向他表示吊……”

“在这样的场合，人们通常是写信。”

“我想或许自己可以帮上点忙。”他有气无力地说。

“你不必去改变迈尔斯先生的信仰。”

“改变信仰？”他疑惑不解，挺不自在地问道。

“他相信萨拉人已经完全没有了，相信这就是大限，相信她的灵魂和肉体已经同时报销了。”

他突然发起火来：“我只不过是想来看看她，仅此而已。”

“迈尔斯先生连有你这么个人都不知道。斯迈思，你跑到这儿来可是有欠考虑。”

“葬礼什么时候举行？”

“明天在戈尔德斯绿地。”

“她不会想要这样入葬的。”他的话让我颇感意外。

“她什么也不信，就像你说自己什么也不信一样。”

他说：“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她在皈依天主教。”

“胡扯。”

“她给我写过信。她已经下了决心，我说什么都不会有用。她已经开始——接受宗教教育，他们用的是这个词吧？”我暗想：这就是说她还有秘密。她从没把这件事记在日记里，就像她从没把自己的病记在日记里一样。还有多少东西有待于发现呢？想到这一点真让人感到沮丧。

“这对你来说是个打击，是吧？”我想转移自己的痛苦，所以便开始嘲弄起他来。

“噢，我当然很生气。不过我们大家也不能都信一样的东西。”

“过去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看看我，仿佛对我的敌意感到不解。他说：“你的名字或许是叫莫里斯吧？”

“是的。”

“她对我说起过你。”

“我也从她写的东西上读到过你。她把咱们两人都给耍了。”

“我不太理智，”他说，“不过你觉得我可以看看她吗？”我听到殡仪馆的人穿着沉重的靴子走下楼来，还听到那级楼梯发出的“嘎吱”响声。

“她躺在楼上，左边第一个门。”

“要是迈尔斯先生……”

“你不会惊醒他的。”

他从楼上下来时，我已穿好衣服。他说：“谢谢你。”

“别谢我，我拥有她并不比你拥有她的更多。”

“我没有权利提要求，”他说，“不过我希望你——你爱她，我知道。”他像是咽下一剂苦药似的加了一句，“她爱你。”

“你想要说什么？”

“我希望你能为她做件事。”

“为她？”

“让她以天主教徒的方式入葬，她会喜欢这样的。”

“这到底有什么两样？”

“对她来说我想没什么两样，不过我们慷慨大方一点总会有好报的。”

“我与这事有什么关系？”

“她总是说，她的丈夫很尊敬你。”

他荒唐得过了头。我想放声大笑，用笑声来冲破这座被掩埋起来的屋子里的一团死气。我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笑得浑身发颤。我想到萨拉死了躺在楼上，亨利脸上挂着傻呵呵的笑容在睡觉，而脸上有黑斑的情人正在同雇帕基斯往他门铃按钮上抹白粉的情人讨论葬礼的问题。我笑得脸上眼泪直流。在纳粹德国发动的闪击战期间，我曾经有一次看到过一个男人在自家被炸毁的房屋外面放声大笑，他的妻子和孩子都被埋在了屋子下面。

“我不明白。”斯迈思说。他紧紧握着右拳，仿佛在准备保卫自己。我们两人谁也搞不明白的东西太多了。痛苦就像莫名其妙发生的爆炸一样把我们两人抛到了一块。“我走了。”他说着便把左手伸向了门把手。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因为我没有理由相信他是左撇子。

“你得原谅我，”我说，“我心里不好受。”我向他伸出手去：他迟疑了一下，用左手碰了碰我的手。“斯迈思，”我说，“你那儿藏的是什么？你从她房间里拿了什么东西吗？”他摊开了手心，手心里是一小绺头发。“就这个。”他说。

“你没任何权利这样做。”

“噢，她现在不属于任何人了。”他说。于是我陡然间看到了她现在真正的样子——一块正等着被清出去的垃圾：你需要她的一点头发可以拔，你觉得她的指甲有价值可以剪。只要有谁需要，她的骨骼就可以像某位圣徒的骨骼一样给分解开来。她很快就会被烧掉，所以为何不该先让每个人各得其所求呢？这三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曾以什么方式拥有过她，这可真是愚蠢到家了。我们不被任何人所拥有，就连我们自己也不能拥有自己。

“对不起。”我说。

“你知道她写信给我时是怎么说的吗？”斯迈思问道，“这不过是四天前的事。”我伤心地想：她有时间给他写信，却没时间给我打电话。“她在信上说——为我祈祷吧。要我为她祈祷，这听起来不是很奇怪吗？”

“你怎么做的？”

“哦，”他说，“我听到她死去的消息时，就为她做了祈祷。”

“你会什么祷词吗？”

“不会。”

“向你自己不信的天主祈祷似乎不太合适。”

我跟在他身后出了门——在亨利睡醒以前继续待在屋里没有什么意义。同我一样，他迟早得靠自己。我看着斯迈思在我前面一颠一颠地穿过公共草坪，心想：这真是个歇斯底里型性格的人。怀疑同信仰一样，都可以是歇斯底里的产物。雪地上许多人走过的地方雪已融化，雪水浸透了我的鞋底，让我想起自己做的那个梦里的露水。但是在试图回忆她说“不要担心”这句话时的声音时，我却发现自己想不起来她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我无法模仿她的声音，就连滑稽式的模仿也做不到，因为只要我一尝试回忆，她的声音就失去了特征，变得同任何一个女人的声音一样。遗忘她的过程已经开始。我们应该像保存照片一样，保存灌着声音的唱片才对。

我走上破损的台阶，进了自己住屋的门厅。门厅里除了彩色玻璃外，没有什么东西同一九四四年的那个夜晚一样。一件事情的开始谁也不会知道。萨拉曾经真的相信结局是在她看到我躺在门下面的躯体时开始的。她绝不会承认其实在那之前很久结局便已经开始了：因为这种或者那种并不充分的理由，我们彼此之间电话打得越来越少；由于意识到爱情行将结束的危险，我开始与她争吵。我们已经开始看到爱情以后的东西，但是只有我意识到我们是如何被逼到这一步的。如果那颗炸弹是早一年前落下的话，她是不会发那句誓言的。她会磨破指甲也要把我救出来。我们在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便会像美食家吃东西时要求有更复杂的调味汁一样，哄骗自己相信天主。我望着这间墙上刷着丑陋不堪的绿色油漆、像牢房一样空荡荡的门厅，心里想：她想要我有再活一次的机会，机会果然来了——它便是这个没有气味、一尘不染、囚徒般的空虚人生。我谴责她，就好像这种变化果真是她的祈祷所招致的一样：我到底惹你什么了，让你非判我活着不可？踩着楼梯上楼时，楼梯和扶手因为刚修好的缘故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她再也没有爬过这段新修好的楼梯。就连这座房屋的修理工作也成了遗忘过程的一部分。既然一切都在变化，那么人要记住什么就需要一位身处时间之外的天主。我究竟是仍在爱着呢，还是只在痛惜失去的爱情？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写字台上放着萨拉写来一封的信。

她离世已有二十四个小时，昏迷的时间就更长，信穿过一片公共草坪怎么会用这么长时间？再一看，原来她把我的门牌号码写错了。旧时的怨恨重又一点点冒了出来。放在两年前的话，她是不会忘记我的门牌号码的。

一想到要看她写的东西，我就感到万分痛苦，以至于差点就要把信塞到煤气取暖炉里去，不过好奇心还是要比痛苦更强烈一些。信是用铅笔写的，我想这是因为她在床上写信的缘故。

“最亲爱的莫里斯，”她写道，“那天晚上你走后我就想给你写信，可是回到家后我觉得很不舒服，亨利又过于为我操心。我现在不打电话，而是给你写信。在电话上告诉你我不能同你一块儿出走，然后听到你的声音变得不对头，这会让我受不了的。我这么说是因为莫里斯，最亲爱的莫里斯，我将不和你一块儿出走。我爱你，但是我不能够再见你了。我不知道自己带着这样的痛苦和渴望到底怎么活下去。我一直在向天主祈祷，请他不要难为我，请他不要让我活着。亲爱的莫里斯，我同每个人一样，鱼和熊掌都想要。在你打来电话的两天前，我去找过一位神父，告诉他我想成为一个天主教徒。我对他说了自己发过的誓言，也说到了你。我说：其实我同亨利已经不再是夫妻了。我们不在一起睡觉——从和你在一块儿的头一年起就不再这样了。而且我们两人的关系其实也不能算是婚姻，我说，你不能把户籍登记处那里办的手续称作婚姻。我问他，我能不能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同你结婚？我知道，你对参加一场礼拜仪式是不会介意的。每次向他提问时，我都抱着如此大的希望，就像打开一座新房子的百叶窗，去寻找外面的风景一样，可是每扇窗户外面对着的都只是一堵空墙。不，不，不，他说，我无法让你们结婚。他说，如果我想成为天主教徒的话，就不能再同你见面。我想，让他们都见鬼去吧，就走出了他的屋子。我砰的一声带上门，让他明白我对神父们的看法。我想，他们横在我们和天主之间，天主比他们还多一点仁慈。随后我便往教堂外面走，看到了他们放在那里的上面有殉难耶稣像的苦像十字架。我想，当然，他是有仁慈的，只是他的仁慈表现得十分古怪，有时候看起来倒像是在让人家吃苦头。莫里斯，我最亲爱的，我头痛得厉害，觉得像是快要死了。我希望自己的身体不要太结实。我不想活着而没有你，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在公共草坪上碰到你，那时候我才不会在乎亨利、天主或者任何别的东西。但这有什么用呢，莫里斯？我相信有一位天主，我相信那一整套的花招，我没有什么不信的东西。如果他们把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给分成十二份的话，我也会相信的。如果他们找出材料来证明，说基督是彼拉多【61】为了帮助自己往上爬而杜撰出来的人物，我也一样会相信的。我染上了信仰，就像染上了病一样。过去我从未像爱你一样地爱过人，过去我也从未像现在一样地信仰过什么东西。我确信这一点。过去我从未确信过什么东西。当你满脸血迹地从门口进来时，我变得确信了，爽快并彻底地确信了，尽管当时自己还不知道这一点。我同信仰作斗争的时间比同爱情作斗争的时间要长，但现在我身上再也没有什么斗志了。

“莫里斯，亲爱的，别生气。为我感到遗憾吧，但是不要生气。我是个冒牌货、骗子，但我现在说的话并不是假装和欺骗。我曾经以为自己对自己很有把握，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很有把握，但你教会了我不要这么有把握。你剥走了我所有的谎言和自我欺骗，就像他们为一个即将到临的要人清除掉马路上的瓦砾一样。现在这个人已经来了，只不过动手清扫路面的是你本人而已。你写信时力求准确，你教我追求真实的东西，我不说实话的时候你会告诉我。你会说：你是真的这么认为，还是只是觉得自己这么认为？所以你看，莫里斯，这都是你不好。现在我祈求天主，请他不要让我这么活着。”

信在此处结束，下面再没有了。她似乎有不等自己的祈祷说出口便让它得到回应的高招，因为那天晚上，她顶着大雨回来，看到我和亨利在一起时，她不就已经开始死了吗？我要写小说的话，会在此处结尾。我曾以为小说必得在什么地方结尾才成，但现在我开始相信，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写实主义一直有毛病，因为生活中似乎并没有什么东西会结束。化学家们告诉你说，物质从来不会完全消灭；数学家们告诉你说，如果你把穿过房间时走的每一步都分成两半，你会永远也走不到对面那堵墙面前。所以我要是以为故事会在此处结束，那就未免有点太乐观了。只是我像萨拉一样，也祈求自己的身体不要太结实了。

2

葬礼我迟到了。我到市中心去见一个叫沃特伯里的人，他要在一家小杂志上为我的作品写篇文章。我用扔钱币的办法来决定是否去见他。他文章里的浮夸辞藻，他会在我作品中找到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隐含意义以及我不耐烦去面对的缺点——这些我都太熟悉了。到临了，他会带着屈尊俯就的态度把我放在或许比毛姆稍高一点的位置上，因为毛姆很走红，而我还没有犯这样的罪过——迄今为止还没有，不过尽管我保留着一点不成功的人会有的孤傲，那些小杂志还是会像精明的侦探一样闻到味道，寻踪而来。

我干吗要费事去扔钱币呢？我并不想见沃特伯里，当然我也不想让人写我，因为现在我对工作的兴趣已经到了尽头：谁也不可能通过赞扬来让我感到多高兴，也不可能通过指责来挫伤我的自尊心。开始写那部关于公务员的小说时，我对工作尚有兴趣。但当萨拉离开我时，我便看清了自己工作的真正面目——它是一帖无关紧要的麻醉剂，就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帮人消磨时间的香烟一样。如果死亡将使我们灵肉俱灭（我仍然在试图相信这一点），那么身后留下一些书籍同留下一些瓶子、衣服或者廉价首饰一样，又有多大必要呢？如果萨拉是对的话，那么艺术的所有重要性其实是多么的不重要啊！我想自己之所以扔钱币，实在是因为孤独的缘故。葬礼之前我无事可做，我想喝上一两口给自己打打气（我们会不再在乎自己的工作，但绝不会停止在乎社会习俗，人可不能在众人面前坍台）。

沃特伯里在托特纳姆宫路拐角上一家卖雪利酒的酒吧里等我。他穿了条黑色灯芯绒裤子，抽着廉价烟卷，身边有个姑娘。姑娘个子比他高许多，相貌也好看得多。她也穿着同样的裤子，抽同样的烟卷。她很年轻，名叫西尔维娅，看得出来她正学着一门很长的课程，刚刚从沃特伯里开始——她正处于模仿自己老师的阶段。我心里想：她容貌姣好，两眼机灵而和善，头发金灿灿的，她最后的归宿会是哪里呢？十年以后，她还会不会记得沃特伯里，以及托特纳姆宫路拐角上的这家酒吧？我为沃特伯里感到遗憾。此刻他是如此的自负，对我们两人一副屈尊俯就的态度，但他是处在看来要输的那一边。他正在就意识流这个话题发表一番特别愚蠢昏庸的见解，我则边喝酒边吸引着姑娘的目光，心想：瞧！即便是现在，我也能把她从他身边夺走。他写的文章是纸面装帧的，而我写的书籍是布面装帧的。姑娘知道，从我这里她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可是，在她偶尔说出一句不带知识分子味儿的、平常人的朴素话语时，这个可怜虫竟然敢严厉地训斥她。我想告诫他未来之空虚，但结果并没这么做，而只是又喝下一杯酒，然后说：“我不能久待，我得去戈尔德斯绿地参加一个葬礼。”

“戈尔德斯绿地的葬礼，”沃特伯里惊叹道，“这多么像是你自己笔下的一个人物哇，而且还非得是戈尔德斯绿地不可吧？”

“地方不是我选的。”

“生活模仿艺术吗。”

“是个朋友吗？”西尔维娅同情地问道。沃特伯里觉得她乱打岔，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是的。”

我看得出姑娘心里正在揣度——那朋友是男的呢，还是女的？是什么样的朋友？看到她这样我很高兴，因为我对她来说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人：一个朋友死了而去参加葬礼的人；一个能感觉到快乐和痛苦，或许甚至需要安慰的人；而不是一个熟练的匠人，其作品引起的反响也许比毛姆先生的作品要大，不过当然啰，我们对其评价不能高到……

“你觉得福斯特【62】怎么样？”沃特伯里问。

“福斯特？呃，对不起，我正在想赶到戈尔德斯绿地得花多少时间呢。”

“得留四十分钟，”西尔维娅说，“你必须等埃奇韦尔线的地铁。”

“福斯特。”沃特伯里恼火地重复了一遍。

“从地铁站再坐汽车。”西尔维娅说。

“说实话，西尔维娅，本德里克斯上这儿来并不是为了讨论去戈尔德斯绿地该怎么走的。”

“对不起，彼得，我只是想……”

“数六下再想，西尔维娅，”沃特伯里说，“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讨论E.M.福斯特了吧？”

“有这个必要吗？”我问道。

“这会很有意思，因为你所属的流派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福斯特属于哪个流派吗？我甚至连自己属于哪个流派都不知道。你是在写教科书吗？”

西尔维娅笑了起来，沃特伯里看到了她笑。我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会把他干自己那个行当使用的武器磨得快快的，不过我不在乎。漠不关心和傲慢自大看上去颇为相像，他或许会觉得我是傲慢自大。我说：“我真的该走了。”

“可你才刚到五分钟啊，把这篇文章弄对真的很重要。”

“我看不出怎么个重要法。”

西尔维娅说：“我自己要一直坐到汉普斯特德。我来给你带路。”

“这你从来没对我说过嘛。”沃特伯里怀疑地说。

“你知道的，我星期三总要去看母亲。”

“今天是星期二。”

“那我明天就不用去了。”

“你真是太好了，”我说，“我很喜欢有你陪我一起走。”

“你在自己的一本书里采用过意识流手法，”沃特伯里气急败坏、着急忙慌地说，“你为何要放弃这种手法呢？”

“哦，我不知道。人们为何要换房子呢？”

“你觉得那本书是个失败吗？”

“我对自己所有书的感觉都是如此。好了，再见，沃特伯里。”

“我会把文章寄一份给你。”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在表示威胁。

“谢谢。”

“别太晚了，西尔维娅。BBC三台六点三十分有巴托克【63】的节目。”

我们一起走到堆着瓦砾堆的托特纳姆宫路上。我说：“谢谢你把我们分开了。”

“噢，我知道你想脱身走了。”她说。

“你姓什么？”

“布莱克。”

“西尔维娅·布莱克，”我说，“这两个名字配得好，几乎是太好了。”

“那是一个好朋友吗？”

“是的。”

“是女的？”

“是的。”

“对不起。”她说，我感觉到她的话是发自内心的。在书本、音乐、穿着和谈吐方面，她有许多东西要学习，但她绝不需要学习什么是人道。她同我一块儿下了台阶，走进拥挤的地铁车厢。我们手拉吊环，并肩站着。我感觉到她靠着我，心里记起了什么是欲望。这样的情况现在免不了会出现吗？其实呢，那并不是欲望，而只不过是让人想到欲望的东西而已。在古吉街站，她侧过身子为一个新上车的人让道，我意识到她的大腿靠在我的腿上，就像我们意识到很久以前发生过的一件事情一样。

“这是我去参加的第一个葬礼。”我跟她聊了起来。

“那么你父母亲都还健在？”

“父亲还在。母亲在我外出上学的时候死了。我以为自己可以放几天假，但父亲觉得那样会把我的生活搞乱，所以我除了消息传来的当天晚上不用去上预备学校外，什么好处也没得到。”

“我死后不想火葬。”她说。

“那你情愿让蛆虫咬你了？”

“对，我情愿那样。”

我们两人的脑袋靠得很近，说话时都不用提高声音，但是由于乘客推挤，我们没法看到对方。我说：“我觉得土葬火葬都无所谓。”但一说完马上就想：自己干吗要费事去撒谎呢，这事已经有所谓了，它一定会有所谓，因为最终是我说服亨利不用土葬的。

3

前一天下午，亨利迟迟疑疑地难作决定。他打电话叫我过去。萨拉走后，我们两人的关系反倒亲近起来，这可真是奇怪。他现在依赖我，就像从前依赖萨拉一样——因为我是个熟悉他们家情况的人。我甚至于敢作这样的妄测：葬礼一旦结束，他是不是就会请我过去同他合住这栋房子？届时我又该怎样答复他？从设法忘却萨拉的角度来说，这两栋房子之间并无什么可选的余地，因为她曾经同时属于两者。

我过去时，他因服安眠药的关系，还处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之中。幸好如此，要不然的话我同他可能还要更扯不清呢。一个神父身子直挺挺地坐在书房的单人沙发上。此人面色阴沉憔悴，很可能是赎世主会【64】的人。每个星期天，他都会在我最后一次见到萨拉的那座昏暗教堂里端出地狱故事这道菜肴来让大家享用。显然，他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亨利的反感，这点帮了我的忙。

“这位是本德里克斯先生，作家。”亨利介绍道，“这位是克朗普顿神父。本德里克斯先生是我太太的好朋友。”我的印象是：克朗普顿神父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他的鼻子像一垛扶壁似的悬在脸上，我想，对萨拉砰然关上希望之门的或许就是此人。

“下午好。”克朗普顿神父打招呼时如此恶声恶气，我顿觉自己被逐出教门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在所有这些事情的安排上，本德里克斯先生帮了我很大忙。”亨利解释道。

“如果早一点知道这些事情的话，我会很乐意把它们从你手上接过去的。”

有一段时间里，我恨过亨利。现在看来，我的恨真是小心眼儿。亨利同我一样，都是倒霉鬼，得胜的是面前这个戴真丝假领、面容狰狞的家伙。我说：“这个你肯定不太做得到，你们是不赞成火化的。”

“我可以安排一个天主教式的土葬。”

“她并不是天主教徒。”

“她表示过要成为天主教徒的意向。”

“这点就足以让她成为天主教徒了吗？”

克朗普顿神父拿出一张信仰告白书，像放钞票似的把它放在桌上。“我们承认愿洗【65】。”告白书放在我和亨利两人之间，等着被人拾起来，但我们两人谁也没动弹。克朗普顿神父说：“还有时间取消你们的安排。”他又重复了一句，“我会从你们手里把一切都接管过来。”他采用了一种规劝的口吻，好像是在对麦克白夫人【66】说话，在许诺给她一种比阿拉伯香水更好的方法，以便帮她除去手上的血腥味。

亨利忽然开口说道：“这样做真的会有很大不同吗？当然喽，神父，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我看不出……”

“这样她会更高兴一些……”

“为什么？”

“迈尔斯先生，教会除了给人提供要负的责任以外，还给人提供特别的待遇。我们为死者举行专门的弥撒仪式，定期做祷告。我们会记住我们的亡人。”他补充道。我气愤地想：你们怎么记住他们？你们的理论说起来头头是道。你们鼓吹个人的重要性。你们说：我们身上长多少根毛发都是有数的，不过我可以用手背感觉到她的毛发；我能记得她脸朝下趴在我床上时，她脊椎骨底下那团纤细的毛发。我们也会记住我们的亡人的，我们会以自己的方式记住他们。

看到亨利软弱下来，我以坚定的态度说起了谎话：“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她会变成天主教徒。”

亨利开始说话了：“当然啦，护士确实是说过……”但我打断了他：“她临终时神志不清。”

克朗普顿神父说：“迈尔斯先生，没有重要的原因，我是不会来打扰你的。”

“我有迈尔斯太太去世前一周写的一封信，”我告诉他说，“你是多久前见到她的？”

“差不多同一个时候，五六天前。”

“我觉得奇怪，此事她在信中可是连提都没提过。”

“也许……本德里克斯先生，你没得到她的信任。”

“也许，神父，你的结论下得过于草率。人们可能对你的信仰感兴趣，问一些有关的问题，但未必就会想要成为天主教徒。”接着我又赶快对亨利说，“现在再去改变一切会很荒唐。事情该怎么做都已交代出去，朋友们已经收到了请柬。萨拉从来就不是一个狂热的人，她绝不会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而给别人带来任何的不方便。说到底，”我两眼盯着亨利，紧逼不放地说，“那个仪式将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基督教仪式，而萨拉连基督徒都不是，反正我们没有看到她是基督徒的任何迹象。不过你出点钱给克朗普顿神父，让他为萨拉做个弥撒总是可以的。”

“那倒不必，今早我刚做完一个弥撒。”神父用放在腿上的手做了个动作，第一次打破了自己直挺挺的坐姿。这情形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看到炸弹落下后，一堵结实的墙壁移动，往一边歪倒下来一般。“我每天主持弥撒时都会提到她的。”他说。

亨利如释重负、仿佛事情就此了结了似的说：“你真是慈悲为怀，神父。”说着他用手挪了一下烟盒。

“对你这样说似乎有点奇怪和冒失，迈尔斯先生，不过我想你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妻子是个多么好的女人。”

“她是我的一切。”亨利说。

“很多人都爱她。”我说。

克朗普顿神父把目光转向我，样子活像是一位小学校长听到了教室后排一个拖鼻涕的小家伙的插话。

“也许爱得不够。”他说。

“好吧，”我说，“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能再变了，神父。那样做的话会引起很多议论的。你不想让人议论吧，亨利？”

“不想，哦，不想。”

“《泰晤士报》上有插登的广告。我们将不得不登一则更正启事。人们会注意到这类东西。它会引起议论。你毕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亨利。然后还得发电报，很多人会已经把花圈送到了火葬场。你明白我的意思，神父。”

“我不敢说自己明白。”

“你要求的事情是不合理的。”

“你似乎有一套很奇怪的价值观念，本德里克斯先生。”

“不过想必你并不相信火化会影响遗体的复活吧，神父？”

“当然不相信。我已经把我的道理讲给你们听了。如果迈尔斯先生觉得这些道理不够充分，那就再没什么可说的了。”说完，他便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他的模样可真是丑啊。他身子长两腿短，坐着时至少看上去还有点威严，而一旦站起来，个头便显得出人意料的矮，仿佛身子猛然间被人去掉了一大截似的。

亨利说：“你要是稍早来一点就好了，神父。请不要认为……”

“我并不认为你有什么错，迈尔斯先生。”

“也许你是认为我有错吧，神父？”我故意无礼地问道。

“噢，别担心，本德里克斯先生，你现在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对她有影响了。”我想是神父听取忏悔的告解室教会了一个人仇恨。他向亨利伸出了手，但背转过身去没理我。我想对他说：你把我想错了。我恨的并不是萨拉。你把亨利也想错了。让萨拉堕落的人是他而不是我。我想为自己辩解说“我爱她”，因为在告解室里他们肯定会学会如何辨别这种情感。

4

“下一站是汉普斯特德。”西尔维娅说。

“你要下车去看你妈妈了？”

“我可以坐到戈尔德斯绿地站下，给你指指路。我一般今天不去看她。”

“这可算是做好事了。”我说。

“我想如果你要准时赶到的话，得打辆车才行。”

“我看错过葬礼的开场白不会有多大关系。”

她把我送到车站广场上，然后便打算回去。她这么不怕麻烦，让我觉得很奇怪。以往我从未发现自己身上有什么讨女人喜欢的品性，现在就更不用提了。悲痛和沮丧同愤恨一样：它们使男人因为自哀自怜和心怀怒气而显得丑陋不堪，而且它们还使我们变得何等的自私自利。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西尔维娅——我绝不会成为她诸多老师当中的一个。然而，由于害怕即将到来的半个小时，害怕那些会窥视我的孤独的人的面孔（这些人会试图从我的一举一动中窥测我同萨拉的关系——是谁先离开谁的之类的事情），我需要她的美来支持自己。

“不过我穿着这套衣服不行。”我请她陪我去时，她表示异议道。我看得出来，她对于我要她同我待在一块儿这点有多高兴。我知道，此时此地，我就可以把她从沃特伯里身边夺过来。沃特伯里拥有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我愿意的话，他今晚就只能一个人听巴托克了。

“我们站在后面，”我说，“你可以只当一个在周围闲逛的陌生人。”

“至少这个是黑颜色的。”她指的是自己的裤子。

在出租汽车里，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腿上。这样做仿佛是一个承诺，但其实我并不打算信守自己的承诺。火葬场焚化炉的烟囱正在冒烟，石子路上的一个个水洼半结着冰。许多不认识的人打我们身边走过——我想他们是来参加上一场葬礼的：他们就像那些离开了一场乏味的聚会，现在又可以“继续往前走”的人们一样，身上透着活泼愉快的神气。

“从这边走。”西尔维娅说。

“你很熟悉这个地方。”

“我爸爸两年前就是在这里火化的。”

我们走到小礼拜堂门前时，人人都在往外走。沃特伯里关于意识流的问题耽搁我太长的时间。我感到一阵习惯性的悲痛，因为毕竟我没赶上见萨拉最后一面。我没精打采地想：这么说来，刚才在那些市郊花园上空飘荡着的就是她的烟。亨利一个人神情恍惚地从小礼拜堂里走出来——他在哭泣，没有看见我。来宾中除了威廉·马洛克爵士外，我一个也不认识。马洛克爵士头戴大礼帽，以非难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便匆匆忙忙地走了过去。参加葬礼的人中有六个看上去像是公务员的人。邓斯坦在不在他们当中？这一点并不重要。有些人的太太也陪着来了，至少她们对葬礼是满意的——你几乎能从她们头戴的帽子上看出这一点。萨拉的消亡使得每一位太太都变得安全了一点。

“对不起。”西尔维娅说。

“这不怪你。”

我想，如果我们能对萨拉进行防腐处理的话，她们就不会再觉得安全了，因为就连她的遗体也会为评判她们提供某种标准的。

斯迈思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快速走着，溅起地上的积水，在一个个水洼之间走远了，没同任何人说话。我听见一个女人说：“十日是周末，卡特一家请我们去。”

“你想要我离开吗？”西尔维娅问道。

“不，不，”我说，“我想要有你在身边。”

我走到小礼拜堂门口，向里面望去。通往焚化炉的滑道这会儿是空的，但是用过的花圈正在被人抬出去，而新花圈正在往里搬。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还跪在里面祈祷。这幕场景颇为不谐和，有点像是另外一场戏里的某个演员因为戏幕意外升起而突然被观众看见了一样。这时我身后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先生，在过去的事物总会过去的地方见到您，真是让人又高兴，又伤心。”

“你也来了，帕基斯。”我惊呼道。

“我看到了《泰晤士报》上登的启事，先生，所以就向萨维奇先生请了半天假。”

“你跟踪你的目标总会跟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吗？”

“她是一位非常好的夫人，先生。”他语带责备意味地说，“有一回，她在街上向我问过路，当然啦，她并不知道我在附近的原因。后来在鸡尾酒会上，她还给我端了杯雪利酒。”

“是南非雪利酒吗？”我心里酸溜溜地问道。

“我说不清，先生，不过她这种做事的作风——哦，不是很多人都像她的。我儿子也……老是提起她。”

“你儿子好吗，帕基斯？”

“不好，先生，一点也不好。他肚子痛得很厉害。”

“你找过医生吗？”

“还没有，先生。我相信听天由命，在某种程度上。”

我环顾四周那一群群陌生的人，他们全都认识萨拉。我说：“这些人都是谁，帕基斯？”

“那位年轻的女士我不认识，先生。”

“她同我一起来的。”

“对不起。那个走到了地平线上的人是威廉·马洛克爵士，先生。”

“他我认识。”

“那个刚刚绕过一个水洼的人，先生，是迈尔斯先生部里的头头。”

“邓斯坦吗？”

“是叫这个名字，先生。”

“你知道的可真多，帕基斯。”我原以为自己心里的妒意已经死去：我以为只要她能够再活着，自己会心甘情愿地同许许多多男人一起拥有她。可是看到邓斯坦以后，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我心里的旧恨重又死灰复燃起来。“西尔维娅，”我喊道，就仿佛萨拉能听到我的话一样，“你今晚要上哪儿吃饭吗？”

“我答应了彼得……”

“彼得？”

“就是沃特伯里。”

“忘了他吧。”

你在那儿吗？我对萨拉说。你在看着我吗？瞧吧，没有你我怎么也能过得下去。这并不太难，我对她说。我的恨令我相信她还活着：只有我的爱知道她已经不在了，就像一只死去的鸟儿已经不再存在一样。

参加下一场葬礼的人们正在聚集。那个跪在围栏边上的女人看到不认识的人陆陆续续走进来，慌忙站起了身。她差点要被卷到另外一场葬礼里去了。

“我想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

恨像无聊一样压在即将到来的夜晚头上。我已经做出了表示：既然没有爱，我就只能走爱的形式了。我正在犯把天真无邪的人拖进我所设下的迷魂阵的罪恶，而在犯下这一罪恶之前，我便已经感到了罪过。性行为也许什么也算不上，但是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知道，任何时候事实都可能证明：它就是一切。我自己是安全的，但是谁知道我会利用这个孩子心里对什么东西抱有的恐惧感呢？夜里，我会笨手笨脚地做爱。我的笨拙，甚至我的不能人道（如果事实证明我的确不能人道的话），都可以帮助我达到目的。再不然的话，我以熟练老到的方式做爱也行，我的经验或许也会撩起她的热情。我乞求萨拉：为了她，而非为了我，让我从中摆脱吧，让我从中摆脱吧。

西尔维娅说：“我可以说我妈妈病了。”她已经准备撒谎了：沃特伯里的末日到了。可怜的沃特伯里。此谎一撒下，我们就成了同谋。她穿着那条黑裤子，站在结冰的水洼中间。我想：此处就是一整个长远的未来可以开始的地方。我乞求萨拉：让我从中摆脱吧。我不想一切从头再来一遍，把她给害了。我已经没有爱的能力了，除了对你，除了对你。这时候，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脚下踩着噼啪作响的薄冰，掉转方向朝我走了过来。“你是本德里克斯先生吗？”她问道。

“是的。”

“萨拉告诉过我。”她开始说起话来。在她迟疑的间隙，我脑子里闪过一个荒诞的希望：她有讯息要带给我，死者是能够说话的。

“你是她最好的朋友——她经常这样告诉我。”

“我是她最好的朋友之一。”

“我是她母亲。”我都记不得她母亲还活着了——那些年里，我俩之间总有那么多的话要说，以至于两人的生活都像一张早年的地图一样，上面有着整块整块的空白区域，要待日后才能补上。

她说：“你不认识我，对吗？”

“实际上……”

“亨利不喜欢我，弄得很尴尬，所以我就躲开了。”她心平气和、通情达理地说。但说话时，她的泪水似乎在不由自主地往外流。参加萨拉葬礼的男人和他们的妻子已经都走了。不认识的人们正小心翼翼地从我们三人之间穿过，往小礼拜堂里走。流连未走的只有帕基斯一个人。我想他是觉得自己可能还会对我有用，可以给我提供进一步的情况。不过他就像他会说的那样，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同我保持着一段距离。

“我得请你帮个大忙。”萨拉的母亲说。我试图回忆她的名字——卡梅伦，还是钱德勒？起头的一个字母是C。“今天我从大米森登赶来，一路上太匆忙了……”她一边说，一边就像是用洗脸毛巾擦脸一样无动于衷地擦去眼里流出的泪水。伯特伦，我想起来了，她是叫这个名字，伯特伦。

“你说吧，伯特伦太太。”我答道。

“我忘了把钱换装到我的黑提包里了。”

“只要是能做到的，我都愿意效劳。”

“要是你能借我一镑钱的话，本德里克斯先生。你瞧，我回去前得在城里吃点饭，大米森登那边店铺关门都早。”她边说边又擦了一下眼泪。她身上有点什么东西让我想起萨拉，那就是她悲痛之中透着的一份淡然，或者兴许是一种暧昧。不知道她是不是向亨利多“借”了几回。我说：“同我一块儿赶早吃顿晚饭吧。”

“可不敢麻烦你。”

“我爱萨拉。”我说。

“我也是。”

我走回西尔维娅身边，向她解释道：“那是她母亲，我得请她吃晚饭。很抱歉，我可以打电话同你另约一个时间吗？”

“当然可以。”

“电话号码簿里能查到你的号码吗？”

“沃特伯里的电话能查到。”她口气沮丧地说。

“下周吧。”

“很乐意，”她伸出手来说，“再见。”我敢说，她知道是事情没赶上趟。感谢天主，这没什么关系——她在赶到地铁站前会稍稍有点懊悔，会就巴托克的曲子同沃特伯里吵上几句。我回到伯特伦太太身边，发现自己又在对萨拉说话了：你瞧，我爱你。只是爱不像恨那样敢肯定自己会被对方听到。

走到火葬场大门口时，我注意到帕基斯已经悄悄离开了。我没看到他走。他一定意识到我现在已经不再需要他了。

伯特伦太太和我在“伊索拉·贝拉”餐馆吃了晚饭。我不想去自己同萨拉一块儿去过的任何地方。自然，我马上就开始拿这家餐馆和我们一起去过的所有餐馆作起了比较。我们喝着意大利基安蒂红葡萄酒，喝它的行为本身就让我想起萨拉和我自己是从不喝这种酒的。我还不如喝我俩最爱喝的波尔多干红葡萄酒呢。不过即便是喝那种酒，我也不会就因此想她想得更多一些，因为现在就连空无一物的所在也仿佛充满了她的身影。

“我不喜欢这个葬礼。”伯特伦太太说。

“我很抱歉。”

“它太不近人情，活像一条传送带。”

“似乎还算合适，毕竟还有祷告。”

“那个牧师——他是牧师吧？”

“我没看见。”

“他说到什么大宇宙。我好一会儿都听不明白，还以为他在说大海雀【67】呢。”说话间她嘴里的汤又开始往她的汤碗里滴了。她说：“我差不多要笑出声音来了，亨利看到了我。我看得出，为这事他又给我记了一笔日后要算的账。”

“你们两人合不来？”

“他是个非常小气的男人。”她边说边用餐巾拭了拭眼睛，接着又哗啦哗啦地用汤匙使劲搅汤，把里面的面条全给搅了起来。“我有一次不得不向他借十镑钱，因为我到伦敦来小住，但忘了带提包。这事谁都会碰到的。”

“那是当然。”

“我始终为自己感到自豪的一点就是：天底下谁的债我都不欠。”

她的话就像地铁系统一样，一圈又一圈、一环又一环地来回转。从喝咖啡时起，我就开始注意一路上循环出现的车站：亨利的小气、她自己在金钱问题上的清白、她对萨拉的爱、她对葬礼的不满意、大宇宙——说到此之后，某些地铁列车就又开到亨利那里去了。

“这很滑稽，”她说，“我并不想笑。没人比我更爱萨拉了。”我们大家都是如此爱作这样的声明，以至于听到别人的舌头上也挂着同样的话时，便不免感到恼火。“不过亨利不会理解这一点的，他是个冷漠的人。”

我竭力想转换话题。“我想象不出我们还能举行什么别的类型的葬礼。”

“萨拉是个天主教徒。”她一边说，一边端起自己那杯红葡萄酒，一口气灌下去半杯。

“无稽之谈。”我说。

“哦，”伯特伦太太说，“这个她自己并不知道。”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间感到害怕起来，感觉就像一个用几近天衣无缝的方式作了案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骗人的墙上出现了第一条意外的裂缝一样。裂缝会有多深？能够及时补上吗？

“你说的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萨拉从没告诉过你我是天主教徒吗？”

“没有。”

“我这个天主教徒不怎么地道。你瞧，我丈夫痛恨那整个一套把戏。我是他的第三任太太。婚后第一年和他闹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俩没照规矩完婚。他是个小气的男人。”她不假思索地添补了一句。

“你是天主教徒并不等于萨拉也就成了天主教徒。”

她又呷了一口红葡萄酒，说：“我从没告诉过别人。我想我有点醉了。你觉得我醉了吗，本德里克斯先生？”

“当然没有。再来一杯红葡萄酒。”

在等服务员端酒来的当儿，她试图转移话题，但我毫不留情地把她又拖了回来。“你说什么——萨拉是天主教徒？”

“答应我你不会告诉亨利。”

“我答应。”

“有一次我们出国到诺曼底【68】去，当时萨拉只有两岁多。那段时间里我丈夫老是去多维尔。他说是去多维尔，不过我知道他是去见他的第一任太太。我气坏了。萨拉和我沿着沙滩散步。萨拉老想坐下来，但我会让她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往前走一段。我说：‘告诉你一个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的秘密，萨拉。’就是那个时候，她也很会保守秘密——如果她想保守的话。这件事我竟然会告诉你，想想真害怕，不过这是个很好的报复，对吧？”

“报复？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伯特伦太太。”

“当然是报复我丈夫。这倒并不是为了他第一任太太的事儿。我告诉过你吧？他不让我当天主教徒。我要是想去做弥撒的话，嗬！那可就要闹翻天了。所以我想，萨拉要成为天主教徒，但不能让他知道。除非我真的火了，不然我不会把这事告诉他。”

“你没告诉他吗？”

“一年以后他就走了，离开了我。”

“这样一来，你又可以重新当天主教徒了？”

“噢，这个，你瞧，我信的东西不太多。后来我嫁给了一个犹太人，他也不怎么省事。人家告诉你说：犹太人大方得不得了。别信这个，噢，他是个小气鬼。”

“不过在海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然啦，事情并不是在海滩上发生的。我的意思只是说我们在海滩上往前走。我把萨拉留在门口，自己进去找神父。为了解释情况，我不得不对他撒了几句谎——当然只是些小谎。当然了，我可以把事情都怪到丈夫头上。我说结婚前他答应过，可后来又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我不太会说法语，这倒帮了大忙。你要是不知道确切的词儿该怎么说，别人听你的话便会觉得你老实得不得了。不管怎么说吧，他当场就给萨拉做了，然后我们就赶公共汽车回去吃饭。”

“做什么了？”

“做洗礼，让她成了天主教徒。”

“事情前前后后就是这样吗？”我心里松了一口气，问道。

“唔，这是件圣事【69】——或者说他们是这么叫的吧。”

“开始我还以为你在说萨拉真的是个天主教徒呢。”

“这个吗，你瞧，她是的，只是她自己不知道而已。要是亨利按规矩给她土葬就好了。”伯特伦太太一边说，一边又开始古怪地滴眼泪了。

“如果就连萨拉本人都不知道此事的话，你是不能够怪他的。”

“我老是希望这事会‘发出来’，就像种牛痘一样。”

“在你自己身上它好像并没怎么太‘发出来’。”我忍不住地说道，不过她听后并没生气。“噢，”她说，“我的生活里有过许多诱惑，我指望事情最后会变好。萨拉对我很耐心，她是个好姑娘。没人会有我那么喜欢她。”她又喝了点红葡萄酒，“你要是能好好了解她就好了。不是吗？要是她能正常地被抚养长大，要是我没嫁给这些小气的男人，她会成为一个天使的，这个我深信不疑。”

“可这事就是没能发出来。”我恶狠狠地说了一句，便叫服务员来结账。我依稀觉得一队灰雁正从我们来日墓冢的上空飞过，灰雁扇起的寒风顺着我的脊梁骨往下灌；要不然的话，就是刚才我站在结冰的地面上时着了寒气。要是这股寒气同让萨拉送命的那股寒气一样就好了。

这事没发出来。送伯特伦太太在马里尔博恩站下车后自己乘地铁回家的一路上，我一直在对自己重复着这句话。我又借了三镑钱给伯特伦太太，因为她说：“明天是星期三，我得待在屋里。”可怜的萨拉，真正“发出来”的是那一长串的丈夫和继父。她的母亲成功地教会了她：一辈子只有一个男人是不够的。不过她自己早已看透了母亲婚姻的虚伪。正如我绝望地获知的那样，她嫁给亨利是要嫁给他一辈子的。

但是这份明见同海滩附近那个诡谲的仪式毫无关系。“发出来”的并不是你，我告诉自己不相信的那个天主，那个萨拉认为救了我的命（出于何种可信的目的呢？）的想象中的天主，他自己子虚乌有，却有本领毁掉了我所有过的唯一的深深的幸福：噢，不，发出来的并不是你，因为要是那样的话这些就是魔法了，而比起不相信你来，我更不相信魔法：你的十字架、你的肉体的复活、你那神圣的天主教会、你的圣徒相通【70】——这些都是魔法。

我躺在那儿，看着公共草坪上的树影在屋子的天花板上晃动。我想：那只是一个巧合，一个差点把她最后带到你身边的可怕巧合。你不可能有本事用一点水和一声祷告就给一个两岁的孩子打上终身的烙印。我要是信了这个，也就会信圣餐仪式上的面包是基督肉身、葡萄酒是基督鲜血之类的东西了。那些年里，你可并没有拥有她，拥有她的是我。最后是你赢了，这点用不着你来提醒我。但她背下垫着这个枕头，和我一块儿躺在这张床上的时候，可并没有用你来欺骗我。她睡觉的时候，是我同她待在一起，而不是你。进入她身体的是我，不是你。

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床铺上方一片黑暗。我梦见自己人在市场上，手里拿着一支枪。我在向一些似乎是玻璃做的瓶子射击，可是子弹老是从瓶子上弹回来，就好像瓶子外面套着钢套似的。我打了一枪又一枪，却一个瓶子也打不破。凌晨五点时分，我醒了过来，脑子里想的仍旧是完全一样的东西：那些年里，你是我的，不是他的。

5

我曾想亨利兴许会提出来要我搬过去同他合住，这自然是个拿死亡寻开心的想法，我并没当真指望他会这么做。所以当他提出此事时，我反倒吃了一惊。就连葬礼结束一周后他登门造访这件事情都让我感到意外，因为以前他从没来过我住的这栋房子。我甚至怀疑他在公共草坪上是否走到过比那个雨夜里我遇到他时更靠近南面的地方。我听到门铃响，便朝窗外张望了一下，因为我不想见客人——我想他们可能是沃特伯里和西尔维娅。人行道上悬铃木旁边的路灯光让人辨认出亨利头上戴的那顶黑帽子。我下楼去开了门。“我正好路过这里。”亨利撒谎道。

“进来。”

我从食橱里拿喝的东西时，他尴尬地愣在那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说：“你好像对戈登将军感兴趣。”

“他们要我写本传记。”

“你准备写吗？”

“我想是吧。这几天里我不太想干活。”

“我也是。”亨利说。

“王室专门调查委员会还在开会吗？”

“还在开。”

“这可以给你点事儿想想。”

“是吗？没错，我想是这样，在我们停下来吃午饭以前。”

“不管怎么说，这工作还是很重要。这是你的雪利酒。”

“这工作有没有，对谁都无所谓。”

《闲话报》上登的那张亨利洋洋自得的照片曾经把我气得要死。自那以来，他的长进可不小哇！在我书桌上，面朝下放着一张萨拉的照片，那是从快照翻拍而来的。亨利把它翻了过来。“我记得这张照片是我给她拍的。”他说。萨拉曾告诉我说：照片是一个女友给她拍的。我想她之所以说假话，是为了照顾我的感情。照片上的她显得比较年轻，也比较快乐，不过并不比我认识她的那几年里的样子更可爱。我要是能让她看上去是这个样子就好了，可是情人们命中注定要看到不快乐像浇铸模型时倒出来的铁水一样，裹在自己恋人的身上冷却变硬。亨利说：“我当时正在出洋相，逗她发笑。戈登将军是个有趣人物吗？”

“有些地方是。”

亨利说：“这几天家里给人的感觉怪怪的。我尽量待在外面不回去。我猜想你没空去俱乐部吃晚饭了吧？”

“我有许多活儿得做完。”

他环顾了一下我的屋子，说：“你这儿放书的地方可不多。”

“是不多，有的书我得放在床下面。”

他捡起一本杂志，那是沃特伯里在采访前寄给我的，为的是让我看看他大作的样本。他说：“我的房子里有地方，你实际上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套房。”我听后大感惊讶，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他一边继续很快地往下讲，一边一页页地翻着杂志，就好像他对自己的建议其实并不感兴趣似的。“考虑一下吧，千万别现在就作决定。”

“你太客气了，亨利。”

“你会是在帮我的忙，本德里克斯。”

我思忖着：干吗不呢？大家都觉得作家们是些不落俗套的人，难道我比一个资深公务员还要落俗套吗？

“昨天晚上我做梦，”亨利说，“梦到了我们大家。”

“是吗？”

“我记得不太多了。只记得我们在一块儿喝酒，大家都很开心。醒来后我想她并没有死。”

“我现在不再梦见她了。”

“我想我们要是让神父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就好了。”

“那会很荒唐，亨利。萨拉并不比你和我更信仰天主教。”

“你相信人死后还会存在吗，本德里克斯？”

“如果你指的是个人死后的存在，那么我不相信。”

“我们没法证明人死后就不存在，本德里克斯。”

“要证明什么东西不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写一个故事，你怎么能证明故事里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里面的人物不是真的呢？你听着啊！今天我在公共草坪上碰到了一个三条腿的人。”

“太可怕了，”亨利当了真，“是个畸形儿？”

“腿上还长满了鱼鳞。”

“你在开玩笑啊。”

“可是你来证明一下我在开玩笑看看，亨利。你没法证明我故事里说的事情不存在，就好比我没法证明天主不存在一样。但我就是知道他是个谎言，就像你知道我的故事是个谎言一样。”

“天主的存在当然是有根据的。”

“噢，我敢说我能给自己的故事杜撰出一个哲学上的根据来，而且还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为基础的。”

亨利把话题突然又转了回去。“你过来和我一块儿住还能省点。萨拉老说你的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成功。”

“哦，成功的影子正在落到它们身上。”我想到了沃特伯里的文章，便说，“你会听到那些人气评论家们摇动笔杆儿，鼓动读者大众为你的下一本书拍手喝彩——即使它还没写好——这样的时候会到来的，只是时间问题。”我夸夸其谈地说着，因为我还没拿定主意。

亨利说：“你心里不再生什么气了吧，本德里克斯？我在你加入的那家俱乐部里对你发过火——是为那个人发火。不过现在这事还有什么关系呢？”

“是我错了。他只不过是个慷慨激昂、用自己的理论引起了萨拉兴趣的唯理派狂人。忘了这事吧，亨利。”

“萨拉很好。本德里克斯，人家说她长道她短，但是她很好。这个，我不能好好地爱她，这不是她的错。你知道，我太谨小慎微了，不是那种能做情人的人。她想要的是你这样子的人。”

“她离开了我，又继续往前走了，亨利。”

“你知道，我读过你的一本书——是萨拉让我读的。你在书里写到了一座房屋，房屋里的女人死去了。”

“《野心勃勃的主人》。”

“是叫这个书名。当时看来，书很不错，我想它写得合情合理。但其实你完全弄错了，本德里克斯。你描写了那个丈夫如何觉得房子里空荡荡的，很可怕；他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把椅子拉来拉去，想弄出点动静来，制造出一种房屋里还有另外一个人的效果。有时候，他还会用两只酒杯来为自己倒酒。”

“我忘了，这听上去有点文学味儿。”

“你没写对，本德里克斯。问题在于，房子里看上去并不是空荡荡的。你瞧，过去经常是这样：我下班回到家，她出去了——也许同你在一块儿。我喊她，但是没有应声。那会儿，房子里是空荡荡的，我差不多在等着看到家具哪天会不翼而飞。你知道，我确实是在用我自己的方式爱着她，本德里克斯。最后那几个月里，每次回到家发现她不在的时候，我都害怕会有一封信在等着我。‘亲爱的亨利’……你知道他们在小说里写到的那种事情吧？”

“知道。”

“可是现在呢，房子似乎从来也不像那样空荡荡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因为她总是不在家，所以她也就永远不会不在家了。你瞧，她再也不会上别处去了。她不会在同谁一块儿吃午饭，她不会在同你一块儿看电影。除了家里以外，她不会待在别的地方了。”

“但哪儿是她的家呢？”我说。

“哦，我得请你原谅我，本德里克斯。我精神紧张，很疲倦——我睡不好觉。你知道，除了同她谈话以外，最好的事情就是谈论她了，而我只有同你才能谈谈她。”

“她有许多朋友。威廉·马洛克爵士、邓斯坦……”

“我没法同他们一块儿谈论她，就像我没法同那个帕基斯一块儿谈论她一样。”

“帕基斯！”我惊呼道。难道他已经猫在我们的生活里，永远也不走了？

“他告诉我说，他曾经参加过我们举行的一个鸡尾酒会。萨拉会挑选一些奇怪的客人。他说你也认识他。”

“他到底想从你这儿弄到些什么？”

“他说萨拉对他的小男孩很好——天知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当时那孩子病了。他好像想要一点萨拉的什么东西做个纪念。我给了他一两本萨拉过去看过的儿童读物。这样的书她的房间里有好多本，上面全用铅笔涂过画过。这是处理这些书的好办法。我总不能把它们送到福伊尔书店【71】去吧？我觉得这样做并没什不好，你说呢？”

“是没什么不好。你说的那个人就是我安排去跟踪萨拉的侦探，是萨维奇侦探社的。”

“天哪，我要是当时知道的话……不过他好像真的对萨拉有好感。”

“帕基斯很通人情，”我说，“他爱动感情。”我环视了一下自己的屋子——亨利来的那个地方萨拉的痕迹不会更多，也许还更少，因为她在那里会被冲淡的。

“我会来同你一起住，亨利，不过你得让我付点房租。”

“我很高兴，本德里克斯。不过房子是我自己的，你可以付你那份地产税。”

“你如果重新结婚的话，要提前三个月通知我，好让我再找地方住。”

他对我的话很当真：“结婚我是再也不想了，我不是那种适合结婚的人。我同萨拉结婚对她来说是个很大的伤害，这点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6

这样一来，我就搬到了公共草坪的北边。我浪费了一周的房租，因为亨利要我马上就过来。我花五镑钱叫了辆运货汽车，把书和衣服运过去。我住进了客房，亨利把一间堆放废旧杂物的屋子收拾成了书房，楼上有一个卫生间。亨利搬进了同他们卧室相连的更衣室，他同萨拉一起住过的那间有一对单人床的卧室留给从未来过的客人住。几天以后，我开始明白亨利说的那句房子从来也不是空荡荡的话的意思了。我每天在大英博物馆里工作到关门，然后便回去等亨利。通常我们一块儿出去，在庞蒂弗拉克特徽章酒馆小酌几杯。有一次，亨利到伯恩茅斯去开会，几天不在家。我找了个姑娘，带她回来，但是没用。我马上就知道了：自己不能人道。为了不伤她的感情，我告诉她说：我答应过一个自己所爱的女人，绝不同别人做这件事情。她很温柔，对此表示谅解——妓女们十分尊重感情。这回我心里一直没有出现过报复的念头，而只是为不得不永远放弃自己曾如此享受其乐趣的某件事情而感到哀伤。过后我做梦梦见了萨拉。在南边我原来住的那间屋子里，我们又成了情人，但最后还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是这一回，梦见她这件事并未让我感到伤心。我们两人很快乐，没有什么感到遗憾的地方。

几天后，我拉开卧室里一个柜子的门，发现了一堆旧时的儿童读物。亨利一定已为帕基斯的儿子洗劫过这个柜子。里面有几本安德鲁·朗格【72】写的包着彩色封皮的童话书，有许多贝娅特丽克丝·波特【73】的书——《新森林的孩子们》《北极的黑脸娃娃》等等，还有一两本比较老的书，有斯科特船长【74】的《最后的远征》和托马斯·胡德【75】的诗集，后者套着学校里用的那种皮书套，上面贴了张标签，标签上写着：此书奖给萨拉·伯特伦，以表彰她优异的代数成绩。代数！人的变化是多么大啊！

那晚我无法工作。我抱着那些书躺在地板上，试图在萨拉生活中的那些空白处至少追踪到几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有时候一个情人会很想兼做父亲和兄弟：他会对自己没能分享的那些岁月感到嫉妒。《北极的黑脸娃娃》很可能是萨拉藏书中最早的一本，因为书上左一道右一道地布满了用彩色粉笔作的毫无目的的、破坏性的涂鸦。在贝娅特丽克丝·波特斯的一本书里，萨拉用铅笔拼写出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其中的一个大写字母写错了，结果SARAH（萨拉）看上去成了SAЯAH。在《新森林的孩子们》一书里，她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萨拉·伯特伦她的书。不经允许，不能借出。偷窃此书，后果严重。”这些印记是每一个孩子都会留下的，它们就像冬日里人们看到的鸟儿留下的爪痕一样缺少个性特征。我把书合上时，它们就像流水般逝去的时间一样，立刻失去了踪迹。

我怀疑胡德的诗她到底有没有读过，因为书页就像女校长或者哪位尊贵的访客把书交给她时一样洁净。就在我要把书放回柜子里的时候，一张印刷品掉到了地上——很可能是哪个颁奖仪式的节目单，上面用我能认出来的书体（就连我们的书体都是早早成了形的，这张纸上的字带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陈腐的涡卷形状）写着一句话：“真是废话。”我可以想象到女校长在家长们恭敬的掌声中走回自己的座位时，萨拉写下了这句话，并且亮给自己的邻座看。不知为什么，看到这句含着不耐烦、不理解以及过分的自信的女学童的话时，我脑子里浮现出了另外一句话：“我是个冒牌货、骗子。”此处，在我的手掌下面，洋溢着一派天真。然而，在经历了二十年的生活之后，她对自己所抱的却是这样一种感觉，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冒牌货、骗子——这是不是我发怒时用来形容她的词呢？她总是把我的批评记在心上，而唯有我的赞扬会像雪花一样从她那里滑落。

我把纸片翻转过来，读到了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一天的节目安排：王家音乐学院邓肯小姐演奏韩德尔的《水上音乐》；比阿特丽斯·柯林斯朗诵华兹华斯的诗《我像云儿一样独自飘荡》；学校合唱团演唱《图德·艾尔》；玛丽·皮皮特小提琴独奏肖邦的《降A大调圆舞曲》。二十年前那个悠长的夏日午后将它的影子向我伸展过来，我痛恨那改变我们，把我们弄糟的生活。我想：那年夏天，我刚刚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我坐下来工作时，是那样的激动，雄心勃勃，充满了希望。我的心里没有怨恨，有的只是快乐。我把纸片放回那本没有读过的书里，把书塞到柜子最里面，放在《北极的黑脸娃娃》和贝娅特丽克丝·波特斯的书下面。那时候，我们两人都很快乐，我们之间只隔着十岁的年龄和几个郡的距离。后来我们将会相遇，而这种相遇除了给彼此带来那么多的痛苦以外，并无什么清晰明了的目的。我又捡起斯科特的那本《最后的远征》。

此书一直是我最喜爱的书籍之一。现在看来，书中描写的那种仅有冰雪作敌手的英雄行为、那种只把死亡留给自己的自我牺牲精神古怪得有点过时。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横亘着两次世界大战。我注视着书上的照片：大胡子、风镜、用来作路标的圆锥形雪堆、米字旗【76】、带条纹的岩石间的矮种马。那些马的鬃毛长长的，像是留着不再时兴的发型。就连死亡都带着“时代的烙印”，那个在书页上画线、加感叹号的小女孩也带着时代的烙印。她在斯科特最后一封家信的边上用整齐的笔迹写道：“下面是什么？是天主吗？罗伯特·勃朗宁【77】。”我想，早在那个时候，天主便已进入了她的心灵。他被理解为一个利用我们一时的心境钻空子的情人，他很像一个用自己的超凡事迹和传奇之举来引诱我们上钩的偶像人物。我把最后一本书放回去，锁上了柜子。

7

“你上哪儿去啦，亨利？”我问。他通常都是第一个吃早餐的。有时我还没下楼他就已经离开了家，可是今早他一直没碰过餐盘。我听到前门轻轻地关上，随后他进来了。

“哦，沿路走了走，”他含糊其词地说。

“走了一晚上？”我问。

“那当然不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他对我说了实话，“克朗普顿神父今天给萨拉做了弥撒。”

“他还在做这事？”

“一个月一次。我觉得去看看比较礼貌。”

“我想他不会知道你在那儿。”

“仪式结束后，我去找了他，向他表示感谢。事实上，我还请了他过来吃饭。”

“那么我就出去。”

“我希望你别走，本德里克斯。毕竟，他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做过萨拉的朋友。”

“你该不会是也在变成信徒吧，亨利？”

“当然不是，不过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权利持有自己的看法。”

于是他便过来吃饭了。使萨拉同我分开的，就是这个丑陋、粗笨、长着一只托克马达【78】式的难看鼻子的人。支持萨拉信守那则本来一周内就该忘掉的荒唐誓言的人就是他。萨拉走进去躲雨，结果得了“要命的重感冒”的那座教堂就是他的教堂。想到这些，我连保持最起码的礼貌都很难做到，招待客人的担子全都落到了亨利一个人身上。克朗普顿神父不习惯于在外面吃饭，他给我的印象是：外出吃饭是一项他觉得自己难以专心致志去履行的职责。他的寒暄话说得极少，他的应答就像大树倒在路上时发出的声音那样短促。

“我想你管的这片地方穷人不少吧？”亨利很受累地边吃奶酪边问道。他已经尝试过很多话题——书籍对人的影响、电影、法国之游、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等等。

“问题不是这个。”克朗普顿神父答道。

亨利卖力地使谈话进行下去。“那么是伤风败俗的事情？”他用我们说这个词时无法避免的那种略带虚伪的腔调问道。

“这从来都不是个问题。”克朗普顿神父答道。

“我想或许——公共草坪上——晚上会看到……”

“这样的事情任何一个空旷的地方都会发生，好歹现在是冬天。”此话题便就此打住了。

“再来点奶酪吧，神父？”

“不了，谢谢。”

“我想，在我们这样的地区，募捐的工作很费事吧？——我是指为慈善事业。”

“人们捐献他们能捐的东西。”

“给你的咖啡里加点白兰地？”

“不了，谢谢。”

“你不介意我们……”

“当然不。我喝了睡不着觉，不为别的原因。我早上六点钟就得起床。”

“那到底是为什么？”

“祷告，习惯了。”

亨利说：“我恐怕没能做过多少祷告，从小时候起就没有。我曾经为自己能进入校橄榄球队的第二预备队祷告过。”

“你进了吗？”

“我进了第三预备队。我那样的祷告恐怕不太顶事吧，神父？”

“无论怎样的祷告都比完全没有要好。不管怎么说，它是对天主权威的一种承认，我想它是一种崇拜。”从开始吃饭到现在，我还没听他讲过这么多话。

“我会觉得，”我说，“这更像是用手碰木头【79】，或者走路时避免碰到人行道的边沿。不管怎么说，人在那个年龄是这样的。”

“哦，这个吗，”他说，“来点迷信我并不反对，它让人想到这个世界并不是一切。”他双眉紧蹙，目光顺着鼻梁向下盯着我说，“这可以是智慧的开始。”

“你的教会肯定是喜欢大搞迷信的——圣亚努阿里乌斯【80】、流血的雕像、圣母幽灵等等。”

“我们努力整理这些东西。相信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不是更合情合理一点吗？比起……”

门铃响了起来。亨利说：“我让保姆睡觉去了。对不起，神父，失陪一下。”

“我去吧。”我说。能躲开神父在场造成的那种压抑气氛我感到很高兴。他早已把应对问题的答案背得滚瓜烂熟，不是专干他这行的人别指望能抓到他的把柄。他就像个变戏法的，因为技术过于纯熟，结果反而弄得大家觉得厌倦。我打开前门，看到门口站着一个肥胖的女人，她身穿黑色衣服，手里拿着一只包裹。刚开始我以为她是我们的清洁工，直到她问我“您是本德里克斯先生吗？”的时候，我才知道她不是。

“我是。”

“我得把这个交给您。”她边说边把包裹快速塞到我手里，就好像里面有什么爆炸物似的。

“是谁送的？”

“帕基斯先生。”我把包裹翻过来，困惑地打量着它。我甚至想到：帕基斯可能把某件证据材料忘在什么地方了，现在太晚了才把它交给我。我想忘掉帕基斯先生。

“您能给我打张收条吗，先生？他要我把包裹亲自送到您手上。”

“我没铅笔——也没纸。我不想费这个事。”

“帕基斯先生对于档案记录的态度您是知道的，先生。我包里有铅笔。”

我在一个旧信封的反面给她写了收条。她把收条仔细收好后，便急匆匆地向大门口走去，一副想尽快走得越远越好的样子。我站在门厅里，手里掂量着送来的那件东西。亨利从餐室里喊道：“什么事，本德里克斯？”

“帕基斯送来一包裹东西。”我的话听起来像是绕口令。

“我想他是还书来了。”

“这个时辰来还书？再说上面写的收件人是我。”

“嗯，那么是什么？”我不想打开包裹。亨利和我两人不是都正经历着一个痛苦的忘却过程吗？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为登门去找萨维奇先生的侦探事务所的事儿遭够了报应。我听到克朗普顿神父的声音说：“我该走了，迈尔斯先生。”

“时间还早。”

我想待在房间外面不进去，这样就可以让亨利一个人向神父表示礼貌，而不用再去加上我的那一份了，神父也就可以走得快一点。于是我便打开了包裹。

亨利说得不错。包里面是安德鲁·朗格写的一本童话，但是书页里夹着一张折叠起来的便条纸，上面是帕基斯的信。

“亲爱的本德里克斯先生。”我读道。因为以为这只是一封表示谢意的便笺，我便不耐烦地把目光移到了最后几句话上。“所以在此情况下，我宁愿不把该书存放于家中，敬希您能向迈尔斯先生作一解释，说明本人并无不知恩图报之意。阿尔弗雷德·帕基斯谨上。”

我在门厅里坐下，听到亨利在说：“不要认为我的思想很封闭，克朗普顿神父……”我开始从头读帕基斯的信：

“亲爱的本德里克斯先生，我写信给您，而不是迈尔斯先生，是由于我们之间有过的密切的、尽管是哀伤的交往，以及由于您是一个习惯于陌生事件的富有想象力的文学先生，我确信可以得到您的同情。您知道我的孩子近来肚子一直痛得厉害，因为不是冰激凌的缘故，我一直担心是阑尾炎。医生说动手术。动手术不会有何不好，可我非常害怕给孩子动刀，因为我确信，他母亲就是因为手术疏忽而死在刀下的，如果我又这样失去了这孩子那可如何是好？我会十分孤独的。原谅我说这些细节，本德里克斯先生。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我们所受到的训练就是把事情按先后顺序理好，先发生的事情先说，这样法官就不会抱怨我们没把事情讲清楚了。所以星期一的时候，我就对医生说：让我们等到病情十分肯定的时候再说吧。不过有时候我想：孩子肚子痛是因为他在迈尔斯太太家外面等我，替我盯梢时受寒引起的。如果我说她是一位心地非常善良的太太，不应该去打扰她的话，您该会原谅我的。干我这一行你没法挑挑拣拣。可是自从第一天在仕女巷里发生那件事情后，我就一直希望被自己盯梢的是别的随便哪位太太。不管怎么说，我孩子听到这位可怜的太太如何死去的消息后十分难过。她只对他说过一次话，但我觉得他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竟然觉得他妈就是她这个样子的。虽说就她本人而言，她妈也算得上是个心地笃实的好女人，我每天都想念她，但她并不像这位太太。后来，他的体温升到了103度【81】，这对于他这样一个孩子来说是够高的了。这时候，他就开始像先前在街上那样对迈尔斯太太说起话来了，就好像她在身边似的，不过即使是在这个年龄，他也有职业自豪感，所以告诉她说自己正在盯她的梢——这事他是不会做的。后来她要走了，他就开始哭起来。后来他就睡着了。可是醒过来的时候，他的体温还是102度。他跟人要梦里面她答应给他的礼物，这就是我打扰迈尔斯先生，骗他将此书给我的原因。为此我感到羞愧，因为这里没有工作上的理由，只是为了我那可怜的孩子。

“我把书弄来给孩子以后，他变得平静了一点。但我心里很担忧，因为医生说他不能再冒险了，星期三得让孩子去住院。所以您瞧，我因为自己那可怜的妻子、可怜的孩子，以及害怕动刀而担心得没法睡觉。不怕您见笑，本德里克斯先生，我使劲地祷告。我向天主祷告，然后又向我妻子祷告，请她做做她能做的事情，因为如果说现在有谁在天堂的话，那就是她了。我也请求迈尔斯太太，如果她人在天堂的话，也做做她能做的事情。既然一个成年人都会这样，本德里克斯先生，您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那可怜的孩子会胡思乱想了。今天早上我醒来后，他的体温是99度，身上一点也不痛了。等到医生过来的时候，他已经一点不舒服也没有了。于是他说我们可以等一等，结果他一天都很好。只是他告诉医生说：是迈尔斯太太来把疼痛带走的，她摸了摸——如果您能原谅我的不雅的话——他右边的肚子，还在书里为他写了东西。可是医生说，他得绝对保持安静才行，而书会让他兴奋。在此情况下，我宁愿不把该书存放于家中……”

我把信掉过来，看到反面有一则附言：“书页上写了些东西，但是谁都能看出那是多年前迈尔斯太太还是个小女孩时留下的，只是我担心自己那可怜的孩子肚子再疼起来，所以不能解释给他听。阿·帕敬上。”我翻到书的扉页，上面是用笔迹难以擦掉的铅笔和尚未成形的字体乱涂乱画的东西，同我先前看到的那些上面有孩提时代的萨拉·伯特伦题词的书籍上的涂鸦没有什么两样：

我生病时妈妈送我这本朗格写的书。

若是没病的人偷了这本书，头上就会撞个大窟窿。

不过你要是生病躺在床上

你就可以把它拿去看。

我把书拿回了餐室。“是什么东西？”亨利问。

“是那本书，”我说，“你把它送给帕基斯前，看过萨拉在上面写的东西没有？”

“没有。怎么啦？”

“是个巧合，没什么。不过看来要想迷信的话，你不一定非要信克朗普顿神父的教不可。”我把信交给亨利，他看完后便把它递给了克朗普顿神父。

“我不喜欢这样，”亨利说，“萨拉已经死了。我讨厌看到人家对她议论来议论去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有同感。”

“这就像是听到她被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谈论一样。”

“他们并没有说她哪里不好。”克朗普顿神父道。他放下信来说：“现在我得走了。”但人却没有动弹。他眼睛看着茶几上的信，问道：“她写在书上的东西呢？”

我把书从桌上推过去给他。“噢，这是好多年前写的了。她同所有孩子一样，在自己的很多书里都写下了类似的文字。”

“时间真是个怪东西。”克朗普顿神父说。

“那孩子当然不会明白书上的这些话都是过去写下来的。”

“圣奥古斯丁【82】曾经问过时间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时间是从尚不存在的未来来到短暂的现在，然后再进入已经停止存在的过去的。在理解时间方面，我并不觉得我们有任何比儿童高明的地方。”

“我并不是说……”

“噢，好了，”神父说着站起身来，“你可不要介意这件事，迈尔斯先生。它只说明你太太是个多么好的女人。”

“说这个帮不了我多大忙，对吧？她现在是已经停止存在的过去的一部分了。”

“写这封信的人很有见识。向死者祷告和为他们祷告一样没有什么害处，”说完他又重复了一遍自己刚才说过的话，“她是个好女人。”

听到这里我突然发起火来。我相信自己之所以恼火，主要是因为他的自鸣得意。因为他那副从来不会被心智方面的事情难住的神气，以及他那种自以为十分了解一个我们已经认识多年，而他只是认识了几小时或者几天的人的自负。我说：“她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本德里克斯。”亨利厉声喝道。

“她会给任何一个人戴上马眼罩，让他什么也看不见，”我说，“就连神父也不例外。她不过是把你给骗了，神父，就像她骗了她丈夫和我一样。她是个撒谎高手。”

“她从来也不会装腔作势。”

“她的情人并不止我一个——”

“住口，”亨利说，“你没权利……”

“别拦他，”克朗普顿神父说，“让这个可怜的人发泄吧。”

“别把你的职业怜悯用在我身上，神父，你还是留着它们给那些来找你忏悔的人用吧。”

“我该怜悯谁不能听你指挥，本德里克斯先生。”

“任何一个男人都可以占有她。”我很想相信自己说的话，因为那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需要想念或者追悔的东西了，我就不会再被拴在她到过的任何地方，我就自由了。

“在忏悔之事上你也不能给我任何训诫，本德里克斯先生。我给人做告解已有二十五年了。我们能做的事情当中没有哪件是我们之前的某些圣徒所没有做过的。”

“除了平生不得志以外，我没有什么好忏悔的。神父，你还是回到你的人那儿去吧，去守着你那该死的小亭子和你的念珠吧。”

“你什么时候想找我，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我。”

“我想找你，神父？神父，我不想无礼，不过我可不是萨拉。不是萨拉。”

亨利尴尬地说：“我很抱歉，神父。”

“你不必抱歉。我知道人痛苦时是什么样子。”

我无法刺穿他那张自鸣得意的厚皮。我推开椅子，说：“你搞错了，神父。这不是什么像痛苦那样捉摸不定的东西。我不是痛苦，而是仇恨。我恨萨拉，因为她是个小娼妇；我恨亨利，因为萨拉死心塌地地跟着他；我恨你和你那臆想中的天主，因为你们从我们大家身边夺走了萨拉。”

“你是个很会恨的人。”克朗普顿神父说。

我两眼呛着泪水，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他们两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难过。“你们这帮家伙都给我见鬼去吧。”我说。

我砰的一声带上身后的房门，把他们两人一起关在屋里。让他把他那套圣洁的智慧都倾倒给亨利吧，我想。我是孤身一人，我想孤身一人。如果我不能拥有你，我就永远孤身一人。哦，其实我像任何一个人一样有信的能力。我只要让自己心灵的眼睛闭上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就会相信你夜里到过帕基斯儿子的身边，用你的抚摸给他带来了安宁。上月在火葬场时，我请求你从我身边救下那个姑娘，你便把自己的母亲推到了我和那姑娘中间——或者人家会这么说吧。不过如果我开始相信这个的话，我就得相信你的天主了。我得爱你的天主才行。与其这样的话，我还不如去爱那些跟你睡过觉的男人呢。

上楼梯时我告诫自己说：得理智一点。萨拉现在已经去世很久了——对于死去的人，我们不会老是这样强烈地爱下去，唯有对活着的人我们才会如此，而她已经不再活着了，她也不可能再活了。我可不能相信她还活着。我躺到床上，闭上眼睛，试图理智一点。既然有时我这么恨她，那么我怎么还能爱她呢？是我们真的能既恨又爱呢，还是我真正恨的只是我自己？我恨自己那些用无关紧要的琐屑技巧写成的书籍；我恨自己身上那副匠人的头脑，它如此地贪求可供照葫芦画瓢的对象，以至于不惜让我为弄到写作素材而去引诱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我恨自己的身体，它消受了如许之多，却没有足够的本事来表达内心的感受；我恨自己多疑的脾性，它让帕基斯出发去盯梢，在门铃上抹粉，去字纸篓里东翻西找，偷窃你的秘密。

我从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她的日记，随手将它打开。在去年一月份的一个日期下面我读到了这么一句：“天主啊，如果我真的能恨你的话，那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想：恨萨拉只不过是因为爱萨拉，恨自己只不过是因为爱自己。我不值得恨——莫里斯·本德里克斯，《野心勃勃的主人》《带花冠的偶像》《滨水墓地》等书的作者，蹩脚文人本德里克斯。如果你，也只有你存在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们去恨——就连萨拉也不值得。我想：有时候我恨莫里斯，可是如果我也不爱他的话，我还会恨他吗？天主啊，如果我真的能恨你的话……

我想起了往日萨拉曾怎样向她所不信的那个天主祷告，于是此刻我便对自己所不信的萨拉说起话来。我说：为了让我能够活过来，你曾把我们两人都供奉给了天主，可是这种没有你的生活算是什么生活呢？你爱天主当然没什么不好，你已经死了，你有天主在身边。而我还活着，活到要生病，健康到要腐烂。如果我要开始爱天主的话，可不能就这么死掉算数。我得为此做点什么才行。我得用手触摸你，我得用舌头品尝你：我们不可能有爱却什么也不做。你叫我不要担心（就像有一次你在我睡梦里所做的那样），那是没用的。我要是那样去爱的话，那一切就都完了。爱你的话，我会茶饭无心，对任何别的女人都提不起欲望。而爱他的话，只要他不在，我便会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乐趣。我甚至会弄丢自己的工作，我会不复为本德里克斯。萨拉，我很害怕。

那天夜里凌晨两点时分，我完全醒了。我走到食橱面前，找了点饼干和水。我为自己在亨利面前那样说萨拉感到后悔。神父说：我们能做的事情，没有哪桩不是某个圣徒曾经做过的。像凶杀和通奸这样轰动的罪孽可能确乎如此，可是圣徒是不是会犯嫉妒和小气的罪过呢？我的恨同我的爱一样卑鄙。我轻轻打开房门，看了看睡在里间的亨利。他用一只手臂挡住眼睛，开着灯在睡觉。因为看不见他的眼睛，他的整个身体显得无名无姓，没有什么个人的特征。他只不过是一个人——是我们众人当中的一个。他像是我们在战场上碰到的第一个敌军士兵；这个敌军士兵已经死去，与别的阵亡士兵无法区别；他既不是白军，也不是红军，而只是一个同我们自己一样的人。我在他床边放了两块饼干，以备万一他醒来关灯时饿了想吃。

8

我的书进展不顺利（写作这件事看起来真是浪费时间，可是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好打发时间？），于是我漫步穿过公共草坪，去听听那些演讲人的演讲。我记得在战前的日子里，曾经有一个演讲人让我觉得很逗趣。现在看到他安然无恙地重又回到了自己的演讲位置上，我感到很高兴。他同以政治和宗教为主题的演讲者们不同，并无什么讯息要传递。他从前是个演员，眼下便光是讲故事，背诵诗歌的片断。他要求听众随便挑出哪首诗来让他背，看他会不会背不出来。“《古舟子咏》【83】。”有人叫道。他便马上一字一顿地给大家背诵出其中的一节。有个凑热闹的人说：“背莎士比亚的第三十二首十四行诗。”他随便背了四行。那个凑热闹的人说不对，他便说：“你的版本搞错了。”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同我一起在听演讲的人，发现斯迈思也在场。或许他已经先看到了我，因为他用萨拉没有吻过的那侧漂亮脸颊对着我。不过即便这样，他也还是竭力回避着我的目光。

我怎么就老是想同萨拉认识的人说话呢？我从人群中挤过去，走到他身边招呼道：“你好，斯迈思。”他用手帕捂住自己那侧不好看的脸颊，把身体转向我。“噢，是本德里克斯先生。”他回应道。

“葬礼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你。”

“我去外地了。”

“你还在这里演讲吗？”

“不了。”他踌躇了一下，然后又勉强补充了一句，“我已经不做演讲了。”

“不过你还在搞家庭教学吧？”我逗弄他道。

“不，那个我也不做了。”

“我希望你没改变自己的观点吧？”

他没精打采地说：“我不知道该信什么。”

“什么也不该信，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是这么回事。”他开始往人群的外面挪动一些位置，我发觉自己站到了他有毛病的脸颊那侧。我按捺不住地想再多逗逗他。“你是不是牙痛？”我问他。

“不是，怎么了？”

“有那条手帕，看上去有点像。”

他没搭腔，只是把手帕拿开了。手帕底下没有什么难看的东西需要掩藏。除了一个不显眼的斑点之外，他的皮肤非常红润和年轻。

他说：“碰到熟人老要向他们解释，我都给弄烦了。”

“你找到了灵丹妙药？”

“是的，我刚才告诉过你我去外地了。”

“去的是私人疗养院？”

“对。”

“动手术？”

“那倒不是，”他不太情愿地补充了一句，“用的是触摸的办法。”

“信仰疗法？”

“我没信仰，绝不会去找江湖医生。”

“是什么毛病，风疹块吗？”

为了打住话题，他含糊其词地说：“用现代方法，电疗。”

我回到家里，重新试着定下心来写书。每次开始写书的时候，我总是发现书里的一个人物很顽固，怎么写也不肯活起来。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个人物并无什么不真实的地方，但他就是钉在那里不动，需要有人来推动他，需要有人来给他找到话讲。我得把自己在奋斗年代里学会的一应技巧全部用上，才能使他在读者的心目中活起来。有时候，当某位评论家称赞说，他是整个故事里刻画得最好的人物时，我会有一种乖张的满足感，觉得他即便算不上是刻画出来，也肯定算是给硬扯出来了。每当我开始工作的时候，他都会像吃进肚子里但没好好消化的肉食一样，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在有他出场的每一幕场景里，我创作的快乐都会被夺走。他从来不做出人意料的事情，他从来不会让我感到吃惊，他从来不对什么负责任。书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会帮忙，而他却只会碍事。

可是没他又不行。我能想象到一位天主，他对我们当中某些人的感觉正是如此。我们可以推测，从某种意义上说，圣徒们是自己创造了自己。他们会活起来，他们能做让人吃惊的事情，说让人吃惊的话。他们置身于情节之外，不为情节所左右。而我们则需要有人来推着走。我们患有自身并非真实存在物这一顽症，我们无法逃脱地受到情节的束缚。天主按照自己的意图，腻烦地驱策着我们，一会儿上这儿，一会儿上那儿。我们是一些没有诗意、没有自由意志的人物。我们唯一重要的价值就是有时候可以帮帮忙，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提供活动和发言的场景，或许也为圣徒们提供实现他们自由意志的机会。

听到楼门关上，门厅里传来亨利的脚步声时，我感到很高兴，这使我有了停下笔来的借口。那个人物现在可以待在那儿不动，一直待到明天早上——去庞蒂弗拉克特徽章酒馆的时刻总算来了。我等着亨利从楼下叫我（在一个月的光景里，我们两人的作息习惯已变得像两个在一起生活多年的单身汉一样固定），可他并没叫。我听见他走进了自己的书房。稍顷，我也跟在他身后进了书房——我惦记着自己的那杯酒呢。

我想起了那次同他一起回到家里的情景。当时他情绪低落、心事重重地坐在这座绿色的《掷铁饼者》雕像旁。不过此刻看着他时，我心里却既没有妒嫉，也没有快乐。

“去喝一杯，亨利？”

“对，对，当然。我只是要换换鞋。”他有在城里穿的鞋和在乡下穿的鞋，公共草坪在他眼里是乡下。他弓着身子正在系鞋带，鞋带上有个结解不开——他的手指总是不大听使唤。他解得不耐烦了，便把鞋子从脚上拧了下来。我拾起鞋，替他解开了鞋带。

“谢谢你，本德里克斯。”或许就连这么小小的一个伙伴情谊之举也给了他信心。“办公室里今天出了件很不愉快的事儿。”他说。

“给我说说。”

“伯特伦太太打电话来。我想你不认识伯特伦太太吧？”

“噢，认识的，那天我见到过她。”那天——这真是个奇怪的字眼，听上去就好像除了那天以外，所有的日子都一模一样似的。

“我们两人始终不大合得来。”

“她告诉过我。”

“在这件事情上，萨拉一直处理得很好，她让她母亲走开。”

“她是来借钱的？”

“是的。她想借上十镑——原因还是那老一套：今天上城里来，买东西，钱用完了，银行又关门……本德里克斯，我并不是小气鬼，可是我对她这种没完没了的样子很恼火。她自己每年有二千镑的收入，同我挣的差不多一样多。”

“你给她了吗？”

“噢，是啊，我们总是会给的。问题在于我克制不住，还是说了她一顿，结果就把她给惹火了。我问她已经借过多少次了，又有多少次是还的——这么一说，还钱的事倒是破天荒第一回变得容易了。她掏出支票本来说：她马上就写一张支票给我，把所有的欠账都还清。她的火气这么大，我以为她要说话算数了，可是实际上她忘了自己已经把最后一张支票都用掉了。她本来是想让我难堪的，结果却弄得自己很难堪。可怜的女人。当然啰，这样一来事情也就更糟了。”

“她做什么了？”

“她指责我没给萨拉安排合适的葬礼。她给我讲了个奇怪的故事……”

“我知道，她在几杯红葡萄酒下肚后曾经给我讲过这个故事。”

“你觉得她在说假话吗？”

“不。”

“这是一个奇特的巧合，对吧？两岁大时受洗，然后开始回忆，回忆到你连记都不记得的时候……就像是得了传染病，一个传给另外一个。”

“就像你说的，是个奇怪的巧合。”以前我给亨利打过气，现在可不能让他动摇。“我还知道更奇怪的巧合，”我接着往下说，“去年，亨利，我百无聊赖，竟然收集起车牌号来。这事真能教会你什么是巧合。有一万个可能的号码，而且天知道会有多少种组合，可塞车时我偏偏就会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两辆号码数字一样的汽车挨在一块。”

“是啊，我想是会这样。”

“我绝不会相信没有巧合，亨利。”

楼上的电话铃隐隐约约在响，我们直到这会儿才听见，因为书房里电话铃的开关被关上了。

“噢，天哪，天哪，”亨利道，“如果又是这个女人打来的电话，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

“让她打好了。”我说话时电话铃声就断了。

“我倒不是小气，”亨利说，“我想她十年里借的钱加起来也不超过一百镑。”

“出去喝一杯。”

“当然。噢，我还没穿鞋。”说着他便弯下腰去穿鞋。我能望见他头上那块谢了顶的地方：看上去就仿佛是烦恼磨穿他的头皮，钻出来了一样——我自己也曾经是他的烦恼之一。他说：“要是没有你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本德里克斯。”我从他肩上掸掉几片头屑。“噢，这个，亨利……”随后，还没等我们动身，电话铃又响了。

“别管它。”我说。

“我最好还是接一下，你不知道……”他鞋带还没系好，便站起身来，走到书桌旁。“喂，”他应答道，“我是迈尔斯。”随后他把听筒递给我，松了口气似的说：“是你的。”

“是我，”我说，“我是本德里克斯。”

“本德里克斯先生，”听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觉得该给你打个电话。今天下午我没对你说实话。”

“你是谁？”

“斯迈思。”那人说。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告诉你说我去疗养了，其实我根本没去。”

“说真的，这事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

他的声音像手一样沿着电话线伸向我：“这事当然很重要。你没在听我说。并没有什么人给我治过脸，我的脸是一夜之间突然变好的。”

“怎么会的？我还是不……”

他用一种同你结伙密谋什么似的讨厌口气说：“怎么会的，这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这事回避不了，我瞒着不说是不对的。这是一起……”但是，没等他说出那个报纸上用来代指“巧合”的愚蠢字眼，我就把电话挂上了。我想起了他那只攥紧的右手，想起了看到他们把死者捆扎起来，像分割自己衣服似的分割她时我所感到的愤怒。我想：他这个人十分自负，一定要说自己得到了某种启示。用不了一两个周，他就会在公共草坪上宣讲这件事情，并且把自己治好的面孔亮给大家看。事件还会上报：“唯理派演讲人因灵丹妙药而改变信仰。”我竭力收起自己对巧合的所有信心，但是我脑子里所能想到的一切（想时带着嫉妒，因为我身边可没圣徒遗物护佑），就是夜里他那侧被毁了的脸颊贴在萨拉头发上的情景。

“谁来的电话？”亨利问道。我迟疑了一下，不知是不是该告诉他，但随后又想：不，我不能相信他，他会同克朗普顿神父搅在一起的。

“斯迈思。”

“斯迈思？”

“就是萨拉曾经造访的那个家伙。”

“他有什么事？”

“他的脸治好了，没别的。我要他告诉我那位大夫的名字。我有个朋友……”

“用的是电疗吗？”

“不太清楚。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说风疹块的病因是歇斯底里，治疗方法是精神疗法和放射疗法双管齐下。”这么说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或许事情确实如此也说不定。又是一桩巧合，两辆车牌数字一样的小汽车。我不无腻烦地思忖道：到底会有多少个巧合呢？葬礼上她母亲的出现、那孩子做的梦，这样的事会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吗？我感觉到自己就像一个体力耗尽，终于明白了潮水之力大过自己力量的游泳者。可是即使自己要遭灭顶之灾，我也要托起亨利，直到最后一刻。说到底，这不就是做朋友的本分吗？因为假如这事没被证明是子虚乌有，假如它上了报，那么恐怕谁也没法预料它会怎样收场。我想起了曼彻斯特的玫瑰事件——那场骗局过了好久才被人们识破。眼下这个世道里，大家都是如此歇斯底里。到时候就会有人来搜寻圣徒遗物，会有祈祷仪式和列队游行。亨利是有头有脸的人，因此流言蜚语将会大行其道。所有的记者都会跑来，对他和萨拉的生活刨根问底，竭力打探出关于在多维耶附近举行的那场洗礼的奇异故事。假仁假义的报界庸俗不堪，我能想象到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新闻标题，而这些标题又会引发出更多的“奇迹”。咱们得把这事的苗头消灭在摇篮里。

我想起了自己放在楼上房间抽屉里的那本日记。我想：那个也得处理掉，因为它可以被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加以解释。事情看来似乎是这样：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必须保住她；而为了保住她，我们却不得不把她的特征一一毁掉。就连她儿时的读物也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危险。还有相片——亨利给她拍的相片。这些绝对不能让报界弄到手。莫德可以信任吗？我同亨利两人一起努力，凑合着建起了一个家，可就是这个家现在也正在被人家分化瓦解。

“我们去喝一杯吗？”亨利问道。

“我马上就来。”

我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取出萨拉的日记，把封面和封底扯掉。它们很结实：布做的背衬像植物的根须一样裸露出来；扯掉它们就像是扯掉鸟儿的双脚和双翅。日记趴在床上，受了伤，没了翅膀，成了一叠纸张。它的最后一页显露在最上面，我又读到了这段话：“你在那儿，教导我们大肆挥霍，就像你教导富人们所做的那样，以便有朝一日，我们会除了对你的这份爱之外别无所有。但是你对我太好了。我向你要求痛苦时，你却给了我安宁。也给他这个吧，把我的安宁给他——他更需要。”

我想：这个你可没能成功，萨拉。你的祷告至少有一条没能应验。我并没能得到安宁；除了对你，对你的爱以外，我也没有任何别的爱。我是一个仇恨之人，不过我已不再感受到太多恨了。我说别人歇斯底里，可我自己说过的话也太过火了。我能察觉到自己的话不真诚。我主要的感觉与其说是仇恨，还不如说是恐惧。因为我想，假如天主存在，假如就连像你这样欲火旺盛、会偷情、会说你曾经说过的那些懦弱的谎言的人都能这样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大家只要像你这样两眼一闭，一劳永逸地跳上一跳，就都会成为圣徒的。假如你是圣徒的话，那么当圣徒就不是什么难事，而只不过是他可以要求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去做的一件事情，这件事就是：跳。但是我不跳。我坐在床上，对天主说：你夺走了她，但你还没得到我。我知道你的狡猾。是你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方，说是要把整个宇宙都给我们。天主啊，你是一个魔鬼，在引诱着我们往下跳。可我并不想要你的安宁，不想要你的爱。我想要的只是一种十分简单、十分容易的东西：我想要同萨拉终生相守，但你却把她带走了。你用你那恢宏的计划毁掉了我们的幸福，就像收割者毁掉一个鼠穴一样：我恨你，天主，我恨你，就好像你真的存在一样。

我看着那一沓纸。同一绺头发相比，它们不太带有个人的味道：头发你是可以用嘴唇和手指去触碰的。我对心灵已经厌倦透顶。以往我一直是为了她的肉体而活着，此刻我想要她的肉体，可是我拥有的一切却只是这本日记。于是我把日记锁进了橱柜，因为如果毁掉它，让自己更彻底地没有了萨拉，不就等于让他又得胜了一回吗？我对萨拉说：好吧，你就一意孤行好了。我相信你还活着，他也存在。可是要把对他的这种恨转变成爱，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你的祷告。他抢了我的东西，我要像你写的那个国王一样，抢走我身上他所想要的东西。恨在我的脑袋里，而不在我的肚子里或者皮肤里。你不能像去除疹子或者粉刺那样去除它。我不是像爱你一样地恨你吗？我不是也恨自己吗？

我从楼上招呼亨利道：“我好了。”于是我们便肩并肩地穿过公共草坪，朝庞蒂弗拉克特徽章酒馆走去。街灯还没点亮，恋人们在十字路口约会。草坪那头就是那座台阶被毁的房屋，他就是在那儿把残缺不全的绝望生活重又还给了我。

“我老是期盼着我们黄昏时分的散步。”亨利说。

“是啊。”

我思忖着：明早要给医生打个电话，问问他信仰疗法【84】是否可能，但转而一想，又觉得还是不打为好。只要不知道实情，我们就可以想象无数种疗法……我用手扶住亨利的胳膊。为了我们两人，我现在得坚强起来，他还没到真正担心的时候呢。

“我现在唯一真正期待的事情就是它了。”亨利说。

在本书的开头，我曾写道：此书所记述的是恨。此刻，在同亨利并肩前去喝一杯晚间啤酒的路上，我找到了一句同冬日里的情调似乎很相称的祷告词：噢，天主啊，你做的够了，你从我这里抢走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我太疲倦，也太衰老，已经学不会爱了。永远地放了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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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莱昂·布洛伊（Léon Bloy，1846─1917），法国作家，信奉天主教，提倡社会改革。——译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2】西方称呼熟人时一般用其名，名系出生后受洗礼时所起（即命名），故又称“教名”。

【3】码，英制单位，1码等于3英尺，即0.9144米。

【4】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美国小说家与评论家，晚年加入英国籍，代表作为《一位女士的画像》《鸽翼》等。

【5】沃尔特·贝赞特（Sir Walter Besant，1836─190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代表作为《都在一个美丽花园里》《吉比恩的孩子》等。

【6】吉本，即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史学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6卷。

【7】司各特，即沃尔特·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苏格兰小说家、历史小说的开创者，著有《艾凡赫》《威弗利》等历史小说。

【8】《掷铁饼者》为古希腊雕塑家米隆的代表作，完成于古风时期末。

【9】英国旧货币单位，1英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1971年，英国货币改革时被废除。

【10】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被祭司的女儿克瑞西达所抛弃，莎士比亚曾据此创作过长诗。

【11】法语，意为“自尊心”。

【12】共济会出现于18世纪的西欧，是一种类似宗教的兄弟会，至今成员和会所已遍布全球，其成员之间有着特殊的握手势。

【13】英国旧货币单位，1几尼等于1.05英镑。

【14】此处为法语，意思是“重刑”。

【15】伦敦旺兹沃思行政区内的住宅区，曾是伦敦重要的工业区，位于泰晤士河南岸。

【16】科菲图阿是英国古代民谣中所描写的一位北非国王，他对女性一直不感兴趣，最后爱上了一位乞丐女，并与之幸福地结合。在西方文化中，偏爱贫女的富男被称为具有“科菲图阿情结”。

【17】指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所使用的巡航导弹，是德国使用的第一种“复仇武器”，因其使用脉冲喷气发动机，飞行中伴有嗡嗡声响，又称为“嗡嗡弹”。

【18】品脱，容量单位，英制一品脱约等于0.568升。

【19】尼克·卡特（Nick Cater），19世纪时美国一套通俗小说中的侦探，首次出现于1886年的《纽约故事周报》。

【20】A Jealous God，多译作“忌邪的神”，用以警示人不可信仰除上帝以外的神和塑像。译者在这里根据上下文采用嫉妒之意。——编者注

【21】Arbuckle，在西方俚语中形容极性感的女性。——编者注

【22】查尔斯·加维斯（Charces Gayvice，1850—1920），英国通俗小说作家，一生著作超过150部。

【23】斯坦利·韦曼（Stancey Weyman，1855—1928）英国浪漫小说作家，是格雷厄姆·格林推崇的作家之一。

【24】纳特·古尔德（Nat Goald，1857—1919），英国作家。

【25】维也纳牛排是用碎牛肉、鸡蛋、面粉、蔬菜等食物混合而成的牛肉块，油炸而成；维也纳炸牛排则是用整块牛排炸制而成。——编者注

【26】西方俚语，相传妻子有外遇时，丈夫头上会长出兽角，兽角就成了妻子有外遇者的标志。

【27】英国政府主要机构的所在地。

【28】Smythe是Smith的异体字，意为“工匠”。

【29】Aerated Bread Company（泡腾面包公司）的缩写，此处指该公司经营的连锁咖啡馆。

【30】英国亚瑟王传奇中最为勇武的一个圆桌骑士，是加勒哈德爵士的生父和王后格温娜维尔的情人。

【31】亚瑟王传奇中的圣洁骑士，因品德高洁而得到圣杯。

【32】伦敦市中心的一条繁华商业街。

【33】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王朝时代的桂冠诗人。

【34】英国国教也称作圣公会，为新教三大教派（路德宗、加尔文宗、圣公会）之一。原为罗马天主教的一个分支，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摆脱教皇的控制，由英国国王担任其名义首领，并任命主教和大主教。

【35】英文里“再见”（good-bye）系“上帝与你同在”（God be with you）一语的缩略形式。

【36】东非地区的一种共同语。

【37】阿尔弗雷德·艾耶尔（Alfred Jules Ayer，1910—1989），英国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

【38】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1872—1970），英国哲学家，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创始人。

【39】现代西方哲学重要流派，认为能被经验证实的命题才是科学命题，而哲学的任务是研究证实科学命题的形式方法；形而上学、道德、宗教等主观思辨性的问题均不在哲学讨论的范围之内。

【40】原文为You，首字母大写，用来特指天主，下文中楷体的“你”“他”都特指上帝，不再逐一说明。

【41】大卫·劳埃德·乔治（David Loyd George,1863—1945），英国首相（1916—1922），任财政大臣（1908—1915）期间率先实施了社会福利政策。

【42】英国西南部萨默塞特郡一小城，多丘陵，有史前遗址。

【43】指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1133—1189），出生于法国，金雀花王朝创始人。亨利二世企图控制教会，遭到贝克特大主教的反对，1170年12月29日，指派四名骑士将其杀死。

【44】基督教最常用的一篇祈祷文，出自《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起首句为：“我们在天上的父。”

【45】1172年5月，亨利二世迫于舆论压力与教会和解，赤身走到坎特伯雷大教堂，受教众鞭笞。全盛时期，金雀花王朝控制着法国西部大部分领土，1173—1174年，法国爆发大起义。故，亨利二世受鞭笞在其家乡被毁之前。——编者注

【46】英国授勋及嘉奖制度规定：获得“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的英国或英联邦成员国公民算取得骑士爵位，允许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爵士/女爵士”（Sir/Dame）头衔；“爵士”的配偶则被称为“爵士夫人”（Lady）。

【47】“亨利·迈尔斯”（Henry Miles）名字的首字母缩写，也是“英王陛下”（His Majesty）、“女王陛下”（Her Majesty）或“王后陛下”（Her Majesty）三个称呼的首字母缩写。

【48】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宣布投降，正式签订投降书，这天就被定为欧战胜利日。

【49】《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中的一个病丐，在世时受尽苦难，死后进入天堂。

【50】天主教神学理论，认为弥撒仪式中，面饼和葡萄酒经神父祝圣以后就变成了耶稣的身体和血。

【51】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52】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英国神学家与作家，英国圣公会领袖，后改奉天主教。

【53】德国民间文学家和语言学家格林兄弟所编《格林童话》中的人物。

【54】位于英格兰西南部，临近英吉利海峡。

【55】查尔斯·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5—1885），英国殖民军将领，曾参与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镇压太平军；任苏丹总督时在喀土穆战役中被苏丹起义军击毙。

【56】指祭坛上的耶稣受难像。

【57】表示祈求愿望实现或者减轻说谎的罪过。

【58】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et，1819—1880），英国女作家，代表作为《亚当·比德》和《织工马南传》。

【59】伦敦市北部的一个地区，居民以犹太人居多。

【60】英国办理世俗婚姻手续或者死亡登记的机构。

【61】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36），罗马犹太巡抚（26—36），主持对基督的审判，并下令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

【62】E.M.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英国小说家，著有《印度之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等作品。

【63】巴托克·贝拉（Bartok Bela，1881—1945），匈牙利钢琴家和作曲家，作品有民间音乐特色。

【64】天主教教团，1732年成立于意大利，致力于在贫苦人群中传道。

【65】天主教教义认为：受洗前去世的慕道者，只要去世前明白表示过受洗的愿望，痛悔自己的罪过，并有爱德，虽未受洗，也肯定得救。天主教会称这种洗礼为“愿洗”。

【66】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女主人公，怂恿其夫麦克白将军杀死苏格兰国王邓肯而篡位。

【67】“大宇宙”原文为Great All，“大海雀”原文为Great Aud，两词拼法相近。

【68】法国西北部行政区，临近英吉利海峡，与英格兰隔海相望。下文中的多维尔是诺曼底区的海滨城市。

【69】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传达神圣恩典的仪式（天主教译为“圣事”，而新教译为“圣礼”），被视为传递神内在精神恩典的外在标记。传统定义的七件圣事为：洗礼、坚信礼、圣餐、神职授任礼、忏悔礼、病者涂油和婚礼。

【70】指通过洗礼与耶稣基督合为一体的全体信徒之间的团契。

【71】伦敦著名书店，曾是世界上营业面积最大的书店，创办于1903年。

【72】安德鲁·朗格（Andrew Lang，1844—1912），英国学者、诗人及翻译家，以写童话故事和翻译《荷马史诗》著称，著有12卷世界童话故事集。

【73】贝娅特丽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1866—1943），英国儿童文学女作家，动物故事插图画家，著有《彼得兔的故事》等二十余种以动物为主人公的作品。

【74】斯科特船长，即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1868—1912），英国海军军官，探险家，曾两次指挥南极探险。

【75】托马斯·胡德（Thomas Hood，1799—1845），英国诗人。

【76】即英国国旗。

【77】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英国诗人。

【78】托马斯·德·托克马达（Tomas de Torquemada，1420-1498），西班牙多明会修士，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第一任总裁判官，任职期间用火刑处死异端分子约2000人。

【79】欧洲迷信，认为用手碰木头可以避邪，或者在儿童游戏中免于被捉住。

【80】圣亚努阿里乌斯（St Januarius，272？—305），意大利贝尼文托主教，殉教者。

【81】华氏度，约39.4摄氏度。

【82】奥勒留·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死后被称为圣人和圣师，基督教教父与神学家，著有《忏悔录》《上帝之城》等。

【83】英国诗人赛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cor Coleridge，1771—1834）所作的一首长篇叙事诗。

【84】指通过宗教信仰和祈祷而非医学手段治疗病痛或残疾的方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的内核 / (英) 格林 (Greene,G.) 著 ; 傅惟慈

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ISBN 978-7-5399-7975-5

Ⅰ. ①命… Ⅱ. ①格… ②傅… Ⅲ.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51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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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ART OF THE MATTER by Graham Greene

Copyright © Verdant S.A., 1948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4-453号

书       名   命运的内核

著       者   (英) 格雷厄姆·格林

译       者   傅惟慈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丽

特邀编辑   姚红成    黄靖文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64千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975-5

定       价   6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命运的内核》

第一卷

第一部

第一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二章

一

二

三

四

第二部

第一章

一

二

三

第二章

一

二

第三部

第一章

一

二

三

四

第二卷

第一部

第一章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二章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三章

一

二

第二部

第一章

一

二

三

四

第三部

第一章

一

二

三

第二章

一

二

第三卷

第一部

第一章

一

二

第二章

一

二

第三章

一

二

第四章

第二部

第一章

一

二

第二章

第三章

一

二

第三部

第一章

一

二

三

我译的第一部英国小说《命运的内核》

献给 V.G.

L.C.G.

以及 F.C.G.

第一卷

第一部

第一章

一

威尔逊坐在贝德福德旅馆的阳台上，裸露出来的白里泛红的膝盖顶着铁栏杆。这是一个星期日，大教堂的钟声叮叮当当地响着，招呼人们去做晨祷。在邦德街的另一边，穿着深蓝色运动罩衫的年轻的黑人姑娘们坐在中学临街的窗边，正在进行一项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想个法子把她们的金属线般刚硬的头发卷起来。威尔逊捋着他前不久才蓄起来的上须，一边等着自己要的杜松子酒，一边梦想着。

他对着邦德街坐着，脸侧向一边，望着大海。从他白皙的皮肤可以看出，他从大海那边来到这个港口该是多么新近的事，他对街对面的女学生缺乏兴趣同样也说明这一点。他好像晴雨计上的一只落在后面的指针，在它的同伴早已移向“风暴”之后，自己却仍然指着“晴朗”。阳台下面的街道上，一些黑人职员正向教堂走去，但是他们穿着湛蓝和鲜红色的亮丽夺目的午后礼服的妻子们一点也没有引起威尔逊的兴趣。阳台上，除了一个留着大胡子、裹着头巾、向威尔逊招揽给他算命的印度人以外，就只有威尔逊一个人：这不是白人到旅馆来的时刻——他们现在都在五英里外的海滩上，但是威尔逊还没有汽车。他感到自己几乎无法忍受孤寂。学校两边的铁皮屋顶都向大海一边倾斜着，当一只秃鹫落下来，威尔逊头顶上的波纹铁皮就发出一阵哐啷哐啷的响声。

从停泊在港口的一支商船队里走下三个高级船员，沿着码头踱了过来，立刻有一群戴着学生帽的小男孩把他们围住。小孩们像唱儿歌似的反复喊着一句话，隐隐约约地传进威尔逊的耳朵里：“船长要基格基格[1]吗？我姐姐是漂亮的中学女教员。船长要基格基格吗？”大胡子印度人望着写在信封背面的几个计算式紧皱着眉头——是占星术的公式还是计算花销的数字？当威尔逊低头再向大街望去的时候，几个船员已经从孩子们的包围中冲出来了，可是，这群小学生又把一个没有结伴的水手簇拥起来。他们像打了胜仗似的领着他向警察局附近的一家妓院走去，好像是在送他去托儿所。

一个黑人仆役拿来了威尔逊要的杜松子酒，威尔逊一口一口地慢慢呷着，因为他没有别的事可做，除非回到他那间肮脏、闷热的房间里去读小说——或者读一首诗。威尔逊很喜欢诗，但是他只是暗地里啜饮着，仿佛在服一剂什么药水。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他总是随身带着《黄金诗库》[2]，不过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饮一口朗费罗，再喝一口麦考莱和曼甘[3]:“继续诉说吧，如何才华虚掷，被出卖的友情，爱情中遭尽戏弄……”威尔逊欣赏的是浪漫主义的诗篇。为了装点门面，他手边总有一本华莱士[4]的作品。他热切地希望自己在表面上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蓄着胡须就像系着某个俱乐部的领带一样——这是表示他是一个普通人的最好的标志，但是他的一双眼睛却泄露了秘密——一双棕色的小狗似的眼睛，一只雪达犬的眼睛，这双眼睛这时正忧郁地凝视着邦德街。

“对不起，”一个声音说，“你是威尔逊吗？”

他抬起头来，看见一个中年人。他穿着人人必穿的卡其短裤，生着干草颜色的长睑。

“是的，我就是。”

“我能坐在你这张桌子吗？我是哈里斯。”

“欢迎你，哈里斯先生。”

“你是非洲联合公司新派来的会计吗？”

“是的。喝一杯酒吗？"

“我想喝一杯柠檬汁，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中午我不能喝酒。”

印度人从他的桌子边站起来，满怀敬意地走过来说：“您记得我，哈里斯先生。也许您愿意同您的朋友讲讲我的才能，哈里斯先生。也许您这位朋友愿意看看我的这些介绍信……”一沓肮脏的信封始终攥在他的手里，“都是来自社会名流。”

“走开。快滚，你这老骗子。”哈里斯说。

“你怎么会知道我姓什么？”威尔逊问。

“在一份电报上看到的。我是电报检查员，”哈里斯说，“这个鬼工作！这个鬼地方！”

“我在这里就看得出来，哈里斯先生，您已经交了好运了。如果您肯同我一起到浴室里待一小会儿……”

“滚开，甘加丁[5]。”

“为什么要到浴室？”威尔逊问。

“他总是在那里给人算命。我想也许那是唯一没人打扰的地方。我从来没想到问他这个。”

“在这里待了很久了吗？”

“待了他妈的十八个月了。”

“很快就该回家了吧？”

哈里斯越过铁皮屋顶凝望着港口。他说：“船去的方向都不对头。但是只要我一回到家，你就再也不会在这里看到我了。”他把声音压低，一边喝柠檬汁一边恶狠狠地说，“我恨透了这个地方。恨透了这里的人。恨透了这些讨厌的黑鬼。不能这么叫他们，你知道。”

“我的佣人似乎还过得去。”

“谁的佣人都过得去。那些人是真正的黑人。可是这些人，你看，你看下边那个戴羽毛披巾的人，他们连真正的黑人也算不上，都是些西印度群岛人，海岸一带都被他们霸占了。商店的职员也好，市议员也好，文职官员也好，律师也好——我的上帝。在保护领地倒没有什么。我对真正的黑人没有任何意见。上帝给了我们不同的肤色。可是这些人——噢，我的上帝！政府害怕他们。警察局害怕他们。你看看下边那个人，”哈里斯说，“看看斯考比。”

一只秃鹫扇动着翅膀，在铁皮屋顶上走动了两步；威尔逊的目光投向斯考比。他顺着这个陌生人的指点，不怎么感兴趣地望过去，他觉得这个单独走在邦德街上的身材粗矮、头发灰白的人并没有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他不知道这是一个人永远也不可能忘记的时刻之一：记忆已被刻上一个小小的伤疤，只要几件事情同时出现，这伤口就要发疼——中午杜松子酒的酒味、阳台下的花香、波纹铁皮屋顶的叮当响声，一只丑陋的大鸟拍着翅膀移到另一个栖息的地方。

“他非常喜欢他们，”哈里斯说，“还跟他们睡觉呢。”

“那是警察制服吗？”

“是。我们的警察大军多么伟大！‘失去了他们就永远无法找到’[6]——知道这句诗吗？”

“我不读诗。”威尔逊说。他的目光随着斯考比在这条沉浸在阳光里的街道上移动着。斯考比停下来同一个戴白色巴拿马草帽的黑人谈了几句话；一个黑人警察从他身边走过，非常洒脱地给他敬了一个礼。斯考比继续走下去。

“说不定他还接受叙利亚人的贿赂，要是能知道实情的话。”

“叙利亚人？”

“这里是个地道的巴别塔[7]，”哈里斯说，“西印度人、非洲人、真正的印度人、叙利亚人、英国人，在市政建设局工作的苏格兰人，还有爱尔兰传教士、法国传教士、阿尔萨斯的传教士。”

“叙利亚人在这里干什么？”

“赚钱。内地的所有商店都是他们开的，这里的商店大部分也都是他们开的。他们还做钻石生意。”

“我想这里钻石很多吧。”

“德国人出的价钱很高。”

“他的妻子不在这里吗？”

“谁？噢，你是说斯考比。当然了，就在这里。如果我有这么一个老婆，说不定我也要去跟黑人睡觉。你不久就会见到她。她是这里的知识分子，喜欢艺术、诗歌，还为船只失事的海员举办过艺术展览。你知道这类东西——飞行员写的充满异国情调的诗啊，轮船司炉画的水彩画啊，教会学校学生的烙画啊，等等。可怜的老斯考比。还要喝一杯杜松子酒吗？”

“再喝一杯吧。”威尔逊说。

二

斯考比走过市政厅，拐进了詹姆斯街。市政厅这所建筑连同它长长的阳台总是使他想到医院。十五年来他看见一个又一个的“病人”走了进去，一年半之后，一部分“病人”被遣送回国，个个面色苍黄、神经紧张，另外一些人则填补上他们的空缺——殖民厅厅长、农业厅厅长、财政厅职员、市政建设主任。他一个不漏地观察着这些人的体温记录表——第一次毫无道理地发脾气，酗酒，一年来一直宽容默许而突然间又坚持起原则来。黑人职员们来往于各个办公室，好像医生在伺候病人，即使挨了骂也总是赔着笑脸、恭顺有礼。病人总归是有理的。

转过墙角，在一株老木棉树前面——最早的殖民者在登上这块不友好的海岸后第一天就聚集在这里——矗立着法庭同警察局的楼房，一幢像一个软弱无力的人在虚张声势的庞大的石头建筑物。在这个硕大无朋的空壳子里，人们像干果核一样在走廊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没有谁能够适应这样一种卖弄夸张的设计构思，但是幸而这种构思只有一间屋子的进深。在后面的狭窄、阴暗的过道里，在审讯室和牢房里，斯考比总是觉察到人类的粗俗和不公正——散发出一股动物园的气味：锯末、粪便、氨水的气味，而且缺乏自由。这所房子的地板每天擦洗，但是这种气味却永远也去不掉。犯人也好、警察也好，衣服上都带着这种气味，就像吸烟的人身上总有一股烟味一样。

斯考比走上宽大的台阶，转身向右，沿着室外的遮阳走廊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一张桌子，两把硬靠背椅，一个柜橱，几副已经生锈的手铐像旧帽子似的挂在墙上，一个公文柜。在陌生人的眼睛里，这是一间空荡的、极不舒适的屋子，但是对斯考比来说，这却是一个家。别的人都是通过积累而建立“家”这一概念的——新购置的一幅画、越来越多的书籍、一个形状奇特的镇纸、不记得在哪个休假日为了什么原因买的一个烟灰缸；斯考比却通过逐渐减少而建立起自己的家来。十五年前他刚刚在这里安身的时候，什物用品要比现在多得多。这间屋子曾经摆过他妻子的照片、从市场买来的发亮的皮靠垫、一把安乐椅，墙上还曾挂着一张这个港口的彩色大地图。地图后来被年轻的同事借去了：反正他也不需要了；就是闭上眼睛，这块属地的整个滨海地区也能清清楚楚地浮现在他的脑子里：从库发海湾到梅德利镇是他经常巡逻的路线。至于靠垫同安乐椅，他买来不久就发现，在这个闷不透风的地方，这类舒适品只意味着增加热度。只要身体的某一部分接触到其他东西或者被遮盖起来，汗珠马上就淌出来。最后，因为他的妻子已经来到身边，照片也变得不必要了。在谣传战争要开始的头一年她就到了他这里，现在她想走也走不掉了；潜水艇击沉船只的危险把她也变成跟墙上挂着的手铐相同的一件固定的装置了。此外，这是她很早以前的照片，他已经不愿意再回忆起她当时那张尚不成熟的脸、懵然无知的温顺和恬静的神情，以及听从摄影师摆布张着嘴憨笑的样子了。十五年的时光使人的面孔定了型，温顺随着阅历渐深而消退，他一直非常清楚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领路的人是他自己：她的生活道路是他亲自为她选择的。是他塑造了她今天的面貌。

他在自己的一张空无一物的桌子旁边坐下，几乎与此同时，他的门德族[8]巡佐就在门口咔嚓一声立正行了个礼。“长官！”

“有事要报告吗？”

“专员要见您，长官。”

“案件记录里有什么事吗？”

“有两个黑人在市场上斗殴，长官。”

“因为争风吃醋？”

“是的，长官。”

“还有别的吗？”

“威尔贝弗斯小姐想要见您，长官。我告诉她您在教堂，叫她过一会儿再来，可是她不走。她说她就要待在这儿。”

“是哪个威尔贝弗斯小姐，巡佐？”

“我不知道，长官。她是从沙尔普镇来的，长官。”

“好吧，等我见完了专员再同她谈。但是我不想再见别的人了，知道吗？”

“好的，长官。”

斯考比穿过过道走向专员办公室的时候，看见这个黑人姑娘一个人坐在一张长凳上，倚着墙。他只望了一眼：他只模模糊糊地看到一张年轻的非洲人的黑色的脸，一件颜色鲜艳的棉布衫，接着她就完全从他的头脑里消失了。他拿不定主意自己该同专员说什么。整个一星期，他的心里一直想着这件事。

“坐下吧，斯考比。”专员是一位五十三岁的老人——年纪是根据一个人在殖民地工作的年限计算的。专员有二十二年的资历，是这里年纪最老的人，就像总督虽然已经六十岁，可是同任何一个在殖民地工作了五年的地方官员相比仍然算个小伙子一样。

“这次任期满了，斯考比，”专员说，“我就要退休了。”

“我知道。”

“我想谁都知道了。”

“我听见别人谈论过这件事。”

“但是你是第二个我直接告诉这件事的人。他们说没说谁来接替我的职位？”

斯考比说：“他们知道谁不能接替你。”

“这非常不公平。”专员说，“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斯考比。你在树敌方面有惊人的本领，就同正直的阿里斯蒂德[9]一模一样。”

“我不认为我能像他那么正直。”

“问题是，你想要怎么做？他们就要从冈比亚派一个名叫贝克尔的人来。他比你年纪轻。你是想辞职、退休，还是调到别的地方去，斯考比？”

“我想待在这里。”斯考比说。

“你的妻子不会高兴你这样做的。”

“我在这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再也离不开了。”他心里想：可怜的露易丝，如果我一开始就让她拿主意的话，现在我们该是在什么地方呢？他马上就承认他们一定不是在这里——一定在一个比这里好得多的地方，更好的气候，更高的薪金，更优越的职位。她会利用每一个改善处境的机会，她会灵活地顺着梯子爬上去，远远地躲开这些卑鄙龌龊的人。是我使她陷到这个地方的，他想，心头又泛起一种奇怪的、预感似的内疚，仿佛对一件自己还无法预见的、即将发生的事要负责任似的。他大声说：“你知道我喜爱这个地方。”

“我相信你喜爱。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喜爱。”

“黄昏的时候这里很美。”斯考比含混地回答。

“你知道市政厅里那些人最近在讲什么故事攻击你吗？”

“是不是说叙利亚人用钱收买我？”

“他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那是下一阶段的事。不，他们是说你同黑人姑娘睡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斯考比，你应该同他们中的哪个人的老婆调调情。你没有这样做，他们感到受了侮辱。”

“也许我倒真该同一个黑人姑娘睡睡觉。这样，他们就用不着去捏造什么了。”

“你的前任同几十个女人睡过觉，”专员说，“但是谁也没有认为这是什么不得了的事。他们给他编造的是另外的事。他们说他偷偷地喝酒，这样他们自己就可以厚着脸皮公开酗酒了。这是一群怎样的混账东西啊，斯考比。”

“殖民厅副厅长人并不坏。”

“是的，这个人还可以。”专员笑了起来，“你是个可怕的人物，斯考比，正直者斯考比。”

斯考比又从过道走回去。那个黑人姑娘坐在一个幽暗的地方，光着两只脚丫儿，两只脚并排摆着，好像博物馆里陈列着的模压品，同她的漂亮的棉布衫一点儿也不相配。“你是威尔贝弗斯小姐吗？”斯考比问道。

“是的，长官。”

“你不住在这里，是不是？”

“不，我住在沙尔普镇，长官。”

“好，你进来吧。”他带着她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在桌子旁边坐下。桌子上没有铅笔，他拉开了抽屉。抽屉里积累了不少物件：信件、橡皮、一串断了线的念珠——但是找不到铅笔。“你遇到什么麻烦的事了，威尔贝弗斯小姐？”他的眼睛看到一群穿着游泳衣的人在梅得里海滨拍的照片：他自己的妻子，殖民厅厅长的妻子，教育厅主任举着一个看上去像是死鱼的东西，殖民厅会计的妻子。这些人裸露出来的大片白肉，使他们看上去像一群白化病患者，所有的人都咧着大嘴乐呵呵地笑着。

那个女孩子说：“我的女房东——她昨天晚上闯进我的房子。她在天黑的时候走进来，把所有的隔断都拆了，还把我的箱子连同里面的东西都偷走了。”

“你那儿有许多房客吗？”

“只有三个，长官。”

他完全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房客每周出五先令租下一间木板房，安上几扇隔断，再把隔开的所谓住屋分租出去，一间收半克朗[10]的房租，这样他自己就成了二房东。每间小屋都摆着一个盒子，装着哪个房东给的或者从房东那里偷来的一小件瓷器和玻璃杯。此外，屋子里还有一张用旧包装箱搭的简易床和一盏煤油灯，这种灯的玻璃罩寿命不长，没有灯罩的小火焰随时都可能把溢出来的煤油点着，火舌卷到三合板隔断上，引起一场又一场的火灾。有的时候女房东会闯进她租出的房子里来，把这些危险的隔断拆掉；有的时候她还会把她房客的煤油灯偷偷拿走，于是这一小小的涟漪便扩散开，引起越来越多的偷窃煤油灯案件，最后也波及到白人居住区去，成为白人在俱乐部里谈论的话题。“你就是把看家的本领使出来也看不住一盏煤油灯。”

“你的女房东，”斯考比用呵斥的语调说，“她说你总是惹麻烦，你的房客太多，煤油灯太多。”

“不是的，长官。不是为了煤油灯的事。”

“女人的事，嗯？你是个坏女人？”

“不是的，长官。”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为什么不去找沙尔普镇的拉敏纳班长去？”

“他是我房东的兄弟，长官。”

“你房东的兄弟，是吗？同父同母的？”

“不，长官。同父的。”

这场谈话就像神父同助祭者之间进行的一套宗教仪式。他知道得很清楚，当他派手下哪个人去调查这件事的时候，会是什么结果。房东会说她早就同房客说了，要把所有的隔断拆掉，因为她说了话没用，所以只好亲自出马。她还会咬定说，屋子里从来没有什么装瓷器的盒子。班长将会证实她的话。而班长本人，人们还会发现，并不是女房东的兄弟，但是同她还是沾一点儿亲——或许是某种不太体面的亲属关系。贿赂——人们客气地称之为腰包——将传过来、递过去，于是一时煞有介事的愤慨和怒气都逐渐平息下去。隔断又重新搭起来了，盒子的事也没有人再提，有几个警察手头会多了一两个先令。斯考比刚刚到警察局的时候，曾经不遗余力地投入这种调查工作，而且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偏袒一方。他总是维护他相信是贫穷的、无辜的房客，反对有钱的、违法的房产主。但是不久他就发现，犯罪也好，无辜也好，同财富一样，都是相对的。受害的房客结果被发现也是阔绰的资本家，租一间屋子，不但自己分文不出，而且一个星期还能赚取五先令的利润。从此以后，他总是设法从源头杜绝这类案件。他尽力说服原告，向她指出审理这个案件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无疑要花费她的时间与金钱，有时候他甚至干脆拒绝受理这种案件。他这种不作为的态度招致的后果是，汽车窗户被人投掷石块，轮胎被割破，并且得到了一个“坏家伙”的绰号，在一次愁惨的长途巡查中，走到哪里被人叫到哪里。在潮湿、燠热的煎熬里，他一直为这件事苦恼着。他不能淡然处之。这时他已经开始期望得到这些人的信任和感情了。就在那一年，他患了黑水热病，几乎使他不得不退职。

那个女孩子耐心地等着他作出决定。在需要耐心的时候，这些人具有无限的忍耐力——正像一旦急躁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时，他们也会急躁得把一切礼规抛在脑后一样。他们会在一个白人的后院里静静地坐一整天，为了向他要一个他无权给予的东西。他们也会尖叫、谩骂，甚至动武，为了在商店里抢在自己的邻居前边购买什么。他心里想：她是多么美啊！想起来也真奇怪，如果在十五年前他就不会注意到她的美丽——小小的高耸的乳房、纤细的手腕、显示青春的翘起的臀部，在她的同族人中间她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一个黑人女孩而已。在那些日子里他认为他的妻子很美丽。白色的皮肤那时候还没有让他联想到白化病患者。可怜的露易丝。他说：“把这个字条拿给坐在办公桌前的巡佐。”

“谢谢您，长官。”

“不用谢了。”他脸上浮起了笑容，“你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他。”

他望着她走出自己的昏暗的办公室，好像望着白白浪费掉的十五年生命。

三

在争夺住房的无尽无休的战斗中，斯考比因为失算打了一个败仗。在他最后一次休假期间，他在欧洲人住宅区开普区的一栋房子被一个姓菲娄威斯的高级卫生督察占去；休假回来，他发现自己的家被搬到山下平地上，原来为一个叙利亚商人盖的一栋四四方方的两层楼住房里。这块地原来是沼泽，只要雨季开始，就又变成一片汪洋。从窗户里，越过一排克里奥尔人[11]的住家，可以望到大海；在公路的那边，大卡车在运输部队的停车场里一刻不停地来回倒车，秃鹫像饲养驯熟的火鸡似的在团队的垃圾堆上悠闲踱步。在他住房后面的小山冈上，开普区的一栋栋单层住房笼罩在低垂的云层里。这些住房里的柜橱需要终日点着煤油灯，靴子很快就发了霉；尽管如此，这些房子还是斯考比这一等级的人的住宅。女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骄傲自夸而生活，夸耀自己，夸耀自己的丈夫，夸耀住房环境，但是，在斯考比看来，她们很少为一些看不到的事情感到骄傲。

“露易丝，”他喊道，“露易丝。”本来没有什么理由要喊她，如果不在起居间，除了卧室她就没有别的地方好去了（厨房只是后院里对着后门搭起的一间棚子），但是回家后喊她的名字是他的习惯，是他过去在充满思念和爱情的日子里养成的习惯。他越不需要露易丝，就越加感到有责任关心她的幸福。他喊她的名字时，就像克努特[12]不想让潮水到来而喊叫一样——斯考比惧怕的潮水是露易丝的忧郁和失望。

在过去的日子里，露易丝总是回应他，但是她同他不一样，并不执着于习惯——也不爱装假，他有时这样对自己说道。她从不叫怜悯与体贴支配自己，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感情，她从不假装有这种感情。而且，她同那些小动物一样，偶然有点儿什么病痛，就会痛苦得受不了，但是她也同小动物一样，会一下子又突然好转过来。当斯考比发现她躺在卧室里蚊帐下面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一只小狗或小猫，看起来，她好像就剩一口气儿没断了。她的头发乱成一团，眼睛紧闭着。他像一个到了外国领土上的间谍一样，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他现在确实是站在异国的领域里。如果家对斯考比意味着各种什物逐渐减少，直到剩下少得不能再少的几件牢固、熟悉、不再改变的什物，那么家对露易丝就意味着永远不停的积累。化妆台上摆满了各种瓶瓶罐罐和照片——他穿着上次大战军官制服的一张年轻时的照片——现在看起来已经很不顺眼了；露易丝当时认作是自己好友的高等法院法官的妻子；他们三年前在英国一所学校里死去的独生女儿——一个披着第一次领圣体的白纱衣的九岁小女孩的虔敬的小脸。此外就是露易丝本人的数不过来的照片了：同一群群女护士合拍的、在梅德利海滨参加欢迎舰队司令集会的、在约克郡荒原同泰德·布罗姆利夫妇的合照……看来她好像正在积累证据，证明她也同别人一样，有无数朋友。斯考比透过蚊帐望着她。她的脸泛着阿的平[13]药片的黄象牙颜色；她那一度像罐装蜂蜜般的黄头发，因为汗水浸沤，已经变得粗硬、乌暗。这是她以自己的丑陋引起他爱怜的时刻，每到这样的时刻，他对她的怜悯和责任感，就激化升为爱情。他转身离开这间屋子，这同样也是受怜悯的驱使：即使是一个积怨最深的人，他也不愿意把他从睡梦中惊醒，更不用说露易丝了。他蹑手蹑脚地走下楼去（在这座到处是单层住房的市镇里，除了市政厅外，只有他们一家的楼房有室内楼梯；露易丝在上面铺上地毯，沿墙挂着许多画，尽一切力量把楼梯装点成一笔值得骄傲的财富）。起居间里有一个摆满露易丝藏书的书架、几块铺在地板上的小地毯、一个尼日利亚土著人的面具和更多的照片。书架上的书需要每天拂拭一遍才不长霉。一个食品橱为了防止蚂蚁爬上来，四脚浸在装满水的搪瓷碗里；露易丝用花帘子把食品橱挡起来，可是遮掩得不很成功。男仆正在摆一个人用餐的餐具。

这个仆人身体矮壮，生着一张丑陋却讨人喜欢的扁阔的面孔。他光着脚在地板上走动，两只脚丫儿啪啦啪啦的像两只空手套。

“太太怎么了？”斯考比问。

“肚子痛。”阿里说。

斯考比从书架上取出一本门德语语法书。这本书塞在书架的最下一层，只有在这里，它老旧的、不很干净的封面才不显眼。书架上面几层，一排排摆着露易丝心爱作家的小薄册子——那些已经不很年轻的现代诗人和弗吉尼亚·伍尔夫[14]的小说。斯考比的精神无法集中；天气太热，他的妻子不在跟前给他一种感觉，仿佛屋子里有一个人正在不停地唠叨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一把叉子落到地板上，他看着阿里偷偷地在袖口上擦了擦；他望着阿里，心头涌起一股深情。他同阿里已经相处了十五年——比他婚后的日子还多一年——使用一个仆人这么久是很少见的。开始的时候，阿里还是一个小厮，以后在斯考比使唤四个仆人的日子里阿里是副管家，现在他当了管家，可却是个光杆司令了。每一次斯考比休假归来，阿里总是带着三四个破衣烂衫的搬运夫在码头上等着料理他的行李。在他度假期间许多人都想把阿里抢走，但是哪次阿里都到码头上等着他——只有一次没有能来，那是他被关到监狱里去了。这里的人不认为坐牢是什么丢脸的事，也不能永远逃避这一关。

“蒂奇。”他听到一个带着哭腔的喊声，马上站了起来。“蒂奇。”斯考比跑上楼去。

他的妻子已经在蚊帐里坐起来，有那么短暂的一刻，他觉得自己看到的是纱罩下的一大块带骨头的肉，但是这个残忍的形象只在他的脑子里一闪就被怜悯的感情驱走了。“你觉得好一些了吗，亲爱的？”

露易丝说：“卡索尔太太刚才到家里来了。”

“难怪你要生病了。”斯考比说。

“她同我谈了你的事。”

“我的什么事？”他假意摆出一副乐呵呵的笑脸，生活中很多事都是把不愉快推延到下一次，拖延从不会使人受到任何损失。斯考比的一种模模糊糊的想法是，如果尽量把事情往后推，也许死亡最终会把一切都从你的手里承接过去。

“她说专员就要退休了，他们把你甩开了。”

“她丈夫说梦话说得太多了。”

“真有这种事吗？”

“是的，我已经知道了好几个星期了。这没有什么，亲爱的，真的没有什么。”

露易丝说：“我再也没有脸在俱乐部露面了。”

“不至于糟到这个地步吧！这种事是免不了的，你知道。”

“你会要求辞职，是不是，蒂奇？”

“我觉得我不能这么做，亲爱的。”

“卡索尔太太站在咱们这一边儿。她气坏了。她说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都在说一些无中生有的事。亲爱的，你没有接受叙利亚商人的贿赂吧？”

“没有，亲爱的。”

“我心里乱成一团，没等弥撒完我就出来了。这些人太卑鄙了，蒂奇。你不能让他们这么欺侮你。你得想到我啊。”

“是的，我是想到你。总是想到你。”他靠着床沿坐下来，把手从蚊帐里伸进去，摸到她的手。两个人皮肤接触的地方开始冒出小汗珠。他说：“我真的一直想着你，亲爱的。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十五年了，随便再换哪个地方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即使说他们再给我换一个工作的话。你知道，这次我被甩开，并不是个很好的推荐信。”

“咱们可以退休。”

“退休金是不够过日子的。”

“我相信我可以靠写作赚点儿钱。卡索尔太太说我应该当个职业作家，有这么多生活经验。”露易丝说，她的眼睛透过蚊帐凝视着远处的化妆台，化妆台上另一个披着白纱的面孔也向她这边望过来。露易丝把头扭过去，她说：“如果我们能到南非去就好了。这里的人我实在受不了。”

“也许我能替你安排一个舱位。这条航线最近没有多少沉船的事。你应该度一次假。”

“有一段日子你也曾经想过要退休。你还计算时间，安排计划——为咱们两个人。”

“唉，一个人的心思总是在变化啊！”他说。

露易丝一点儿也不留情地说：“你那个时候一点儿也不怕跟我单独在一起。”

他用自己的流着汗的手捏了捏她的手说：“你胡说些什么，亲爱的？你一定得起来吃点儿东西……”

“除了你自己，你还爱别的人吗，蒂奇？”

“不爱，我就爱我自己，谁我都不爱。还爱阿里。我把阿里忘了。我当然也爱他，但是我不爱你。”他继续背诵这一套已经说了无数次、脱口而出的打趣话，一边抚摸着她的手，笑着，抚慰着……

“还有阿里的妹妹呢？”

“他有妹妹吗？”

“他们不是都有姐妹吗？你今天为什么不去参加弥撒？”

“今天早上是我值班，亲爱的，这你知道。”

“你可以同别人换换班啊。你的信仰并不多，是不是，蒂奇？”

“你一个人的信仰对咱们两个人也足够了，亲爱的。起来吃点儿东西吧。”

“蒂奇，有时候我想，你皈依天主教只是为了同我结婚。信不信教对你是无所谓的事，对不对？”

“你听我说，亲爱的，你必须下楼吃一点儿什么。以后你还须坐汽车沿着海边兜兜风，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

“如果你回家来对我说：‘亲爱的，我要当专员了。’”她怔怔地望着帐子外面说，“这一天情况会多么不同啊！”

斯考比慢条斯理地说：“你知道，亲爱的，在这样一个地方，又是战时——一个重要的港口——维希政府的法国人就在边界那边——这么多从保护领地往外偷运钻石的案件，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年轻人。”他对自己说的这套话一个字也不相信。

“我没有想到这个。”

“这是唯一的原因。你不能怪罪任何一个人。都是因为战争。”

“战争真是把什么都毁了，不是吗？”

“战争给了年轻人一个机会。”

“亲爱的，也许我该下去吃一点儿东西，只吃一点点儿冷肉。”

“这就对了，亲爱的。”他把手撤回来，手上的汗珠滴滴答答地往下滴，“我去告诉阿里一下。”

到了楼下，他向后门外面喊叫阿里。

“老爷。”

“摆两份餐具。太太好些了。”

从海上吹来一天中的第一阵微风，它从岸边的矮树丛顶端和克里奥尔人的棚屋空隙里吹过来。一只秃鹫沉重地扑扇着翅膀从铁皮屋顶上飞起，落在旁边的一个院子里。斯考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虽然精疲力尽，却有一种胜利之感：他已经劝服了露易丝吃一点儿冷肉。使他所爱的人幸福快乐从来就是他的责任。他现在没有危险了，再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另一个人正在起身，准备下来吃午饭呢。

四

每逢黄昏，港口会变得非常美丽，这种美丽大约持续五分钟之久。白天显得那么污浊、丑陋的公路呈现出像娇嫩的花朵般的淡红色。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心满意足的时刻；一些永远离开这个港口的人，在伦敦的某一个灰暗潮湿的傍晚有时候会记起这种转瞬即逝的辉煌绚烂来，他们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自己过去这么厌恶这个海滨，他们甚至在把一杯酒灌到肚子以前，渴望回到这里来。

斯考比在爬山公路的一个大环道上把自己的莫里斯汽车停住，向后边望去。他刚好迟了一会儿：市镇上空开放的花朵刚刚凋谢，砌在陡峭的小山边缘上的白色石块在薄暮里有如点点的烛光。

“我怀疑会不会有人去那里，蒂奇。”

“当然有人去，今天晚上是出借图书的日子。”

“快点儿走吧，亲爱的。坐在汽车里热死了。我真希望雨季快一点儿来。”

“是吗？”

“如果雨能接着下一两个月再停就好了。”

斯考比总能正确地回答露易丝的问话。当他的妻子说话的时候，他从来不需要用心听，只要她用平板的语调不住口地讲话，他就能一股劲地干事；一旦她奏出了一个凄苦的音调，他马上就会发觉，他像一个面前摊开一本小说的无线电接线员一样，除了轮船发出的信号和SOS以外，对别的信号一概不加理会。他在她讲话的时候甚至比在她沉默不语的时候能够工作得更好，因为只要他的耳鼓收听着那些平静的音响——俱乐部里的流言蜚语啊，对兰克神父布道词的议论啊，一本新小说的情节啊，甚至对天气的抱怨——他准知道一切都平安无事。只有寂静无声才能使他停止手头的工作。在寂静无声中他就可能抬头一望，看到她眼中那专等着他注目而滚滚下落的泪珠。

“人们都在传说，上星期有一船冰箱都沉到大海里去了。”

当她这样谈着话的时候，他思索的是明天早晨拦港铁索开启后一艘葡萄牙轮船就要入港的事，他在想那时他要做些什么。每两星期有一艘中立国家的轮船进入这个港口，这给下级警官提供了一次休闲的机会：改变一下伙食，喝几杯好酒，甚至还可以在船上的小卖部给女友买一两件小装饰品。他们需要做的只不过是帮助外勤警察查验一下有嫌疑的旅客的房舱。一切费力又不讨好的事，像到货舱里从一袋又一袋的大米里搜寻商品钻石，在闷热的厨房里把手伸进猪油罐头里，剥开填好的火鸡的内脏——都是外勤警察干的活儿。想在一艘一万五千吨的客船上搜寻出几颗钻石是一件荒谬透顶的事，即使童话故事里恶毒的暴君也没给牧鹅姑娘安排过比这更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尽管如此，随着每一艘轮船进港，总会拍来一封密码电报：“头等舱旅客某某人有偷运钻石嫌疑。下列船员疑有……”从来没有人搜查出任何违禁品来。斯考比想：该轮到哈里斯上船了，弗莱塞尔可以同他一起去。我年纪太大了，不能干这种事了。让年轻人开心去吧。

“上一次寄来的书有一半都损坏了。”

“是吗？”

从汽车的数目上判断，他在想，到俱乐部来的人还不很多。他把车灯关上，等着露易丝挪动身体，但是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仪表盘上的灯光映照出她的一只紧握的拳头。“好了，亲爱的，咱们到了。”他用一种外人听来会认为他是个傻瓜的热切的语调说。露易丝说：“你想这时候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吧？”

“知道什么了？”

“知道你被甩开了。”

“我亲爱的，我还以为这件事已经告一段落了呢。你看看那些将军，有多少人自从1940年以后就被甩开了啊。人们谁也不关心一个副专员的事。”

她说：“可是他们不喜欢我。”

可怜的露易丝，他想，不被人喜欢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他的思想又回到自己早年外出巡逻的一段经历：黑人把他的汽车轮胎割了口子，在车上涂写一些谩骂的话。“亲爱的，你真是太糊涂了。我从来不知道有谁能像你这样，有这么多朋友。”他没有什么说服力地说下去，“哈里法克斯太太，卡索尔太太……”说到这里，他决定最好还是别数这些了。

“他们都在这儿等着呢，”她说，“就等着我走进去……我今天根本不想到俱乐部来。咱们回家去吧。”

“咱们回不去了。卡索尔太太的车开来了。”他干笑了一声，“我们被困住了，露易丝。”他看到她的拳头一会儿松开、一会儿又握紧，不起作用的、已经潮湿的香粉像融雪似的铺在冈峦似的关节骨上。“噢，蒂奇，蒂奇，”她说，“你永远也不会离开我，是吗？我一个朋友也没有——自从汤姆·巴尔洛一家人走了就再也没有了。”他举起这只潮湿的手来，吻了吻它的手掌。正是她这种令人心酸的毫无动人之处，才牢牢地把他束缚住。

他俩并排走进俱乐部的大客厅，像是两个值勤的警察。哈里法克斯太太正在这里向外借书。任何事都很少像人所担心的那样坏：看不出他们正在被人议论的任何迹象。“太好了，太好了，”哈里法克斯太太招呼他们道，“克莱门斯·戴恩[15]的新书来了。”哈里法克斯太太是这里一位最不伤害人的女人，她的长头发总是梳不整齐，在图书馆借出的书箱里面常常可以找到她标记页数的发卡。斯考比感到把自己的妻子交给她做伴再安全不过了，因为哈里法克斯太太既没有害人的心肠又没有搬弄是非的本领。她的记忆力糟得要命，任何东西在她的头脑里都待不长：同一本小说她能读了一遍又一遍，自己根本发觉不了。

斯考比走到阳台上的一伙人中间去。卫生督察菲娄威斯正用激烈的言词同殖民厅第一副秘书瑞兹和一个名叫布里格斯托克的海军军官大发议论。“不管怎么说，这是个俱乐部，”他说道，“不是火车站餐馆。”自从菲娄威斯抢走了他的房子那一天起，斯考比就尽一切力量试图喜欢这个人——输了东西不能输人，这是他的一条生活准则，但是有的时候他发现要喜欢这个人也真是困难。暑气逼人的傍晚弄得他的样子非常难看：一头湿淋淋、稀疏的赤黄色头发，一撮刺刺扎扎的小胡子，一对醋栗似的眼睛，赤红的脸颊，系着一条老蓝星公学俱乐部的领带。“一点儿不错。”布里格斯托克轻轻摆动着身躯说。

“怎么回事？”斯考比问道。

瑞兹说：“他认为我们这里人太混杂了。”他的语气中带有一种自鸣得意的讥讽味道，看来这个人当初是非常孤高的，事实上也是如此，他过去在保护领地的时候，总是独自一人霸占着一张孤零零的餐桌，绝不允许别人和他同座。菲娄威斯气愤地说：“总应该有个界限吧。”他一边说一边摸弄着脖子上的蓝星领带，仿佛想从中汲取信心似的。

“是这样的。”布里格斯托克应声道。

“我早就知道会落得这样的结果，”菲娄威斯说，“从我们答应这里的每个军官都可以当俱乐部的名誉会员那天起，我就猜到了。迟早这些人要把一些不受欢迎的人带进来。我不是势利眼，可是像这样的地方总该划条线儿——为了太太们也该这样做。这里同家里的情形可不一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斯考比又问。

“名誉会员，”菲娄威斯说，“就不应该准许把客人带进来。前两天还有人把一个士兵带进来。军队如果愿意讲民主就让他们讲去吧，可是别拉我们垫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即使没有这些外客，我们这里的酒就已经不够喝的了。”

“这话说得有理。”布里格斯托克说，身体比刚才摇晃得更厉害了。

“我真希望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斯考比说。

“第四十九联队的牙医官带来一个叫威尔逊的文职人员，这个威尔逊提出要参加咱们的俱乐部，弄得大家都非常尴尬。”

“这个人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

“他是非洲联合公司的一个小职员。他可以参加沙尔普镇的俱乐部。他到这里来想干什么？”

“那个俱乐部已经停办了。”瑞兹说。

“那是他们的过错，是不是？”从卫生督察的肩膀上面，斯考比可以看到一幅广阔的夜景：萤火虫在小山脚下像信号灯似的往返移动，海湾里闪烁着点点灯火，看得出来，航行着的巡逻艇的灯光比较明亮、稳定。“开始灯火管制了，”瑞兹说，“咱们还是进去吧。”

“哪个是威尔逊？”斯考比问他道。

“那边的那个就是。这个可怜的家伙看上去很孤独。他到咱们这个地方来才不过几天。”

威尔逊孤零零一个人站在一大片扶手椅中间，正在假装看墙上的地图。一张苍白的面孔不断往外冒汗珠，就像灰泥墙上滴答着水珠一样。他身上穿的一套热带服装——一件带着古怪条纹的猪肝色的衣服，显然是从办理托运的商人手里买的：这种没人要的货色只有遇到威尔逊这样初来的人才能脱手。“你是威尔逊吧？”瑞兹问道，“我今天在殖民厅厅长的户口册里看到你的名字了。”

“是的，我就是。”威尔逊说。

“我叫瑞兹，我是殖民厅第一副秘书。这位是副专员斯考比。”

“我今天早晨看见你路过贝德福德旅馆，先生。”威尔逊说。斯考比觉得这个人的整个言谈举止给人一种毫无防范能力的感觉；他站在那里等着别人对他做出友好的或不友好的表示，而他自己则似乎没有期待任何一种反应。他很像一只小狗。还没有人在他脸上刻画上那种成人具备的线条。

“喝一杯酒吧，威尔逊。”

“可以的，先生。”

“这是我的妻子。”斯考比说：“露易丝，这是威尔逊先生。”

“我已经听到不少人在谈论威尔逊先生了。”露易丝矜持地说。

“你看，你已经出名了，威尔逊。”斯考比说，“你住在市区，可是今天晚上你闯进我们的开普区俱乐部里来了。”

“我没有想到我不该来，是库珀少校医官邀请我来的。”

“你倒提醒了我一件事，”瑞兹说，“我得跟库珀约定个时间。我觉得我得了脓肿了。”说着，他悄无声息地溜走了。

“库珀告诉我这里有个图书馆，”威尔逊说，“我想也许我能……”

“你喜欢看书吗？”露易丝问。斯考比意识到她会好好看待这个可怜虫，不觉放了心。露易丝的态度总是让人捉摸不定，就像扔硬币猜正反一样，有的时候她也可能成为开普区的最势利的一个。斯考比猜想，或许她认为现在已经没有资格看不起别人了，不禁心里又一阵发酸。任何一张不“知情”的面孔对她来说都是个救星。

“嗯，”威尔逊一边吞吞吐吐地说，一边拼命揪自己稀疏的小胡子，“嗯……”看起来他好像正在鼓足勇气准备坦白一件隐私，或者是回避一件大事。

“侦探小说？”露易丝问。

“侦探小说我也看，”威尔逊局促不安地说，“某一类侦探小说。”

“就我个人来说，”露易丝说，“我喜欢的是诗。”

“诗，”威尔逊说，“是的。”他不太情愿地把手指从胡须上撤回来。从他那像小狗似的流露着感激和希望的神色里，斯考比看到了某种使自己高兴的东西。斯考比想：我真的替她找到了一个朋友吗？

“我自己也喜欢诗。”威尔逊说。

斯考比慢慢地向酒吧间挪动脚步，他的心头又一次撂下一个重担。这个晚上不会出问题了，她会高高兴兴地回家，高高兴兴地上床。一夜之间情绪是不会变化的，她的这种好心情会保持下去，直到他离家上班。他可以睡个安心觉……

他看见自己手下的几个警官正围坐在酒吧间里。弗莱塞尔在那里，托德也在那里，此外还有一个不久前刚从巴勒斯坦调来的人，这个人有一个奇怪的姓——西姆布勒利格。斯考比犹豫了一会儿，要不要走进去。这些人在里面喝酒、谈话，玩得很高兴，他们一定不乐意有一个长官坐在他们当中。“脸皮厚得不像话。”托德正在说。他们可能正在议论可怜的威尔逊。但是正当他要迈步走开的时候，弗莱塞尔的声音传到他的耳朵里来：“他这次算受到报应了。女诗人露易丝可把他整苦了。”西姆布勒利格从嗓子眼里发出咯咯的笑声，杜松子酒在他的肥厚的嘴唇上形成一个气泡。

斯考比很快地走回休息厅。他冲到一张扶手椅前，坐了下来，定了定神。他眼前的东西跳动着重新聚到焦点上，但是汗珠却流进了他的右眼。他擦拭汗水的手指像醉汉的手指一样抖个不停。他告诉自己说：要小心，这里的气氛可不适宜动感情。在这种气氛里一个人可以卑鄙、恶毒、势利，但是爱或恨，哪怕只有一点点儿，也会使一个人发疯。他记起，鲍尔斯因为在一次酒会上打了总督的副官一拳，被送回国去，而传教士麦金则落到奇斯尔赫斯特[16]的一家疯人院里。

“天气实在太热了。”他模模糊糊地觉得旁边坐着一个人，就开口说。

“你的脸色很不好，斯考比。喝点儿什么吧。”

“不，谢谢你。我还得开车去巡查一下呢。”

书架旁边，露易丝正高高兴兴地同威尔逊谈着什么，但是斯考比却感到世界上恶毒同势利已经像饿狼似的把她包围起来了。他们甚至不允许她享受一下看书的乐趣，他想；他的手又开始颤抖起来。走近了一些，他听到她像善心肠太太[17]似的亲切地说：“哪天你一定得到我们家来吃饭。我有许多书，可能你会感兴趣。”

“我很愿意来。”威尔逊说。

“只要给我们打一个电话就成，不特意为你准备什么。”

斯考比想：他们这些人居然敢讥笑人，他们自己又有什么高明的地方呢？讲到露易丝身上的缺点，他知道得比谁都清楚。她那种对陌生人的庇护使他多少次从心坎里发冷啊！她说的每一句让别人产生隔阂的话，用的每一个得罪人的语调，他完全知道。有时候他真想像一个母亲教训自己女儿那样劝诫她一下——别穿那件衣服，别再说那样的话，但是到头来他还是不得不保持缄默，尽管他预见到她将因为失去朋友心里万分痛苦。最使他难受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同事都对自己表现出多余的亲切，仿佛对他心存怜悯似的。他真想大声减叫：你们有什么权利批评她呀？她是我造成的。她现在这个样子是我一手造成的。她过去不是这样的。

他快步走到他们跟前说：“亲爱的，我要去巡查了。”

“到时候了吗？”

“我怕已经到了。”

“我留在这儿，亲爱的。哈里法克斯太太会用车子送我回去。”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去。”

“什么？一道去巡查？上次和你一起去是好久之前的事了。”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想要你跟我一起去。”他拿起她的一只手，吻了一下：这是一个挑衅。他在向所有在俱乐部的人宣布他不需要别人的怜悯，他爱他的妻子，他同她在一起是幸福的。但是见到他这个姿态的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哈里法克斯太太忙着摆弄书，瑞兹早已离开了这里，布里格斯托克在酒吧间，菲娄威斯忙着同卡索尔太太谈话，什么也没有看到——除了威尔逊外，谁也没有看到。

露易丝说：“我下次再同你去吧，亲爱的。哈里法克斯太太刚刚说好把威尔逊送回去，路上从咱们家过一下。有一本书我要借给他。”

斯考比心里非常感激威尔逊。“这太好了，”他说，“太好了。但是你要在我家待一会儿，喝杯酒，等着我回来。我送你回贝德福德旅馆。我不会回来得太晚。”他把一只手放在威尔逊的肩膀上，暗中祷告着：别叫她对他过分施恩体恤吧；别叫她太不近人情；至少让她保住这个朋友吧。“我现在不向你道晚安，”他说，“我等着回家再见到你。”

“你太好了，先生。”

“别称呼我先生。你又不在警察局工作，威尔逊，这你该庆幸自己的运气好。”

五

斯考比回到家里比他预料的晚了一些，他在外面耽搁是因为遇到了尤塞夫。在下山的半路途中他发现尤塞夫的汽车在路边抛了锚，尤塞夫静静地在汽车后座上睡大觉。斯考比汽车的灯光照亮了一张面团似的大脸和耷拉到额头上的一绺白头发，刚刚照到他的裹着白色斜纹布紧身裤的大腿根。他的衬衫领口敞开着，几根黑色的胸毛缠结在扣子上。

“要我帮忙吗？”斯考比不太高兴地问道。尤塞夫睁开了眼睛，他的兄弟，一位牙科医生给他镶的一口金牙像手电筒似的倏地闪出了亮光。斯考比想，如果这时候菲娄威斯开车经过这里，又会流传开一个多么有意思的故事啊！副专员同商店老板尤塞夫深更半夜秘密会面。帮一个叙利亚人的忙，其危险程度只比接受一个叙利亚人帮忙轻一个级别。

“啊，斯考比少校，”尤塞夫说，“患难之交才是知交。”

“我能帮你点儿什么？”

“我们已经在这里抛锚半个小时了，”尤塞夫说，“过去了好几辆车。我一直在想，救人急难的撒玛利亚人[18]什么时候才能来呀。”

“我没有多余的汽油可以浇灌你的伤口，尤塞夫。”

“哈，斯考比少校，那没关系，但是假如你肯让我搭你的车到市里……”

尤塞夫坐进莫里斯汽车，一条粗壮的大腿紧靠在制动器的控制杆上。

“你的小厮最好坐到后边来。”

“让他在这儿待着吧，”尤塞夫说，“假如他知道要想回家睡觉的唯一方法是把车修理好，他就会这么做了。”他把两只肥胖的大手搭在膝头上，接着说，“你有一辆很不错的汽车，斯考比少校。你为它少说也花了四百镑。”

“一百五十镑。”斯考比说。

“我愿意出四百镑。”

“我不想卖，尤塞夫。我上哪儿去再弄一辆呢？”

“不是现在，也许等你离开这里的时候。”

“我不准备离开这里。”

“噢，我听说你要辞职了，斯考比少校。”

“没有。”

“我们生意人听到的事很多——但都是没根没据的闲话。”

“生意怎么样？”

“噢，不坏。也不太好。”

“我听到的是自从打起仗来你发了几笔财。当然也是无根无据的闲话。”

“怎么说呢，斯考比少校，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在沙尔普镇的那家店搞得不坏，因为有我在那里照看着。我在麦考利街的那家也搞得不坏，因为有我妹妹在那里。可是德班街和邦德街的两家店就非常糟。我一直在受人欺骗。我同我所有的老乡一样，不会读也不会写，处处受人骗。”

“听人闲扯说，你脑子里有一本账，你几家店有什么存货，你记得一清二楚。”

尤塞夫呵呵笑起来，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我的记性不错。但是为了这个我夜里睡不着觉，斯考比少校。除非拼命灌威士忌，否则德班街、邦德街和麦考利街的事就老在我脑子里转。”

“现在我把你送到哪条街去？”

“噢，现在我回家去睡觉，斯考比校。我的家在沙尔普镇，假如不麻烦你的话。你愿意不愿意进来喝一点点儿威士忌？”

“对不起。我现在在值勤，尤塞夫。”

“你太好了，斯考比少校，让我搭你的车。你能不能让我送给斯考比太太一匹丝绸表示我的一点儿谢意？”

“这正是我不想见到的，尤塞夫。”

“是的，是的，我懂。真让人为难啊，这些流言蜚语。就因为有一些像塔利特这样的叙利亚人。”

“你希望塔利特别在这儿碍你的事，对不对，尤塞夫？”

“对，斯考比少校。这样对我有好处，可是对你同样也有好处。”

“你去年是不是卖给他一些假钻石？”

“噢，斯考比少校，你真的相信我会用这种法子占别人的便宜吗？有好几个叙利亚人为了这些钻石吃了大亏，斯考比少校。假如这样欺骗自己的老乡，也就太没有廉耻了。”

“他们根本不该买钻石，这是违法的事。他们中间还有几个人胆子很大，居然到警察局来告状。”

“他们是些无知的人，一些可怜虫。”

“你可不像他们那么无知，是不是，尤塞夫？”

“假如你问我的话，斯考比少校，我要告诉你，最无知的是塔利特，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瞎说什么我卖给他钻石呢？”

斯考比的汽车开得很慢。街道不平坦，行人很多。细瘦的黑色躯体像长腿蜘蛛一样在昏黄的车灯前面穿来穿去。“米荒还要持续多久啊，尤塞夫？”

“这件事你知道得同我一样清楚，斯考比少校。”

“我知道那些可怜虫按照官定价格是买不到大米的。”

“我听说，斯考比少校，他们得不到免费配给的那一份，除非他们在大门口给督察塞一点儿腰包。”

尤塞夫说的是实情。在这块殖民地里，每逢有人对一件事提出谴责，总有人提出另一种谴责堵住第一个人的嘴，总能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一件性质更恶劣的丑事指点给别人看。市政厅的那些造谣专家在某一方面倒也是有用的——他们不断地提醒人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信任的。这倒也不错，总比自鸣得意好一些。斯考比一边扭转汽车方向盘，避开路上的一只死狗，一边暗自思索：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个地方啊？是不是因为这里的人性还没有来得及伪装起来？这里还从来没有人能够谈论起要在人世建立天堂的事情。天堂仍然一成不变地停留在它本应所在的地方，停在死亡的彼岸；而在这一边，猖獗泛滥的则是别处人们早已巧妙地遮饰起来的不公正、残忍和卑鄙龌龊。在这个地方，你几乎可以像上帝那样爱人类——明知道他们有罪仍然爱他们，你不喜欢做作的姿态、漂亮的衣服和弄虚作假的情趣。他突然对尤塞夫涌起一股感情，他说：“两件坏事永远不能互相抵消，变成一件好事。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我的脚踢在你的胖屁股上，尤塞夫。”

“也许会的，斯考比少校，或者我们俩也可能交上朋友。我在这世上最希望得到的就是这个。”

他们在尤塞夫的沙尔普镇住宅前停下来，尤塞夫的管家拿着手电筒跑出来给尤塞夫照路。“斯考比少校，”尤塞夫说，“如果能请你喝一杯威士忌，我该多么快乐啊。我想我能帮你很多忙。我是很爱国的，斯考比少校。”

“是不是因为你爱国才囤积棉花，等着维希政府打进来？那时候棉花可比英镑值钱多了。”

“希望号明天早晨进港，是不是？”

“可能。”

“在那么大的一艘轮船上搜查钻石真是白白浪费时间，除非你事前准确知道钻石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当轮船回到安哥拉后，一个海员就会打报告，说你都搜查了什么地方。你得把货舱里的食糖翻遍；你得搜查厨房里盛猪油的铁罐，因为有一个人曾经告诉过德鲁斯队长，可以把一颗钻石加热，投进一听猪油罐里面。当然了，还有客舱、通气孔和衣物柜，一支支牙膏管。你想有一天你会搜寻到一小颗钻石吗？”

“不会。”

“我想也不会。”

六

包装箱堆积成一座座的木头金字塔，在这些金字塔的每一个角上都点着一盏煤油灯。隔着一片黑魆魆的沉滞的海水，他刚刚能分辨出海军补给船——一艘久已废弃不用的客轮——模糊的轮廓。人们都说这艘船停泊在由空威士忌酒瓶堆成的礁石上。斯考比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呼吸着海水的腥咸气味。整个商船队停泊的地方离他还不到半英里远，但是他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补给船狭长的影子和星星点点的几盏红色灯火，仿佛一条街升起在半空一样。除了海浪拍击着防波堤的汩汩声外，他听不到海里有任何声响。这个地方对他总有一股魔力，他在这里，在这奇异的大陆的最边缘上，保有自己的一个立足点。

不知在哪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两只老鼠吱吱地打起架来。这些水老鼠个头有兔子那么大，本地人管它们叫“小猪”，喜欢烤着吃。这个名字把它们同“码头耗子”区别开来，后者实际上指的是人，不是真的老鼠。斯考比沿着一条轻便铁轨向市场的方向走去。在一所货栈的拐角他碰上了两名警察。

“有什么事要报告吗？”

“没有，长官。”

“是从这条道走过来的吗？”

“是的，长官，我们刚刚从那边过来。”

他知道他们在说谎，没有白人警官做护卫，他们绝对不敢单独走到码头的另一端，因为那里是码头耗子的游乐场。这些码头耗子胆子虽然不大，却非常危险——一些十六七岁的青年，用刮脸刀和玻璃瓶碎片做武器，成群结队地在货栈周围游荡。一发现容易撬开的木箱，这些人就把东西偷得一干二净；看见喝醉酒的水手脚步踉跄地走过来，他们就像一群苍蝇似的蜂拥而上。偶尔，他们也会在得罪了他们某一位亲友——他们的亲戚多得数也数不过来——的警察身上划几个口子。码头四周的木栅栏阻挡不住他们，他们会从克鲁镇或者捕鱼的海滩上泅水绕过来。

“来，”斯考比说，“咱们再过去看一看。”

两个警察懒洋洋地跟在他后边，一人在左，一人在右，每个人同他都保持着一段距离。只有水老鼠在码头上窜来窜去，还有海水在轻轻拍击。一个警察没话找话地说了一句：“真是个安静的夜晚，长官。”为了表示自觉的勤奋，他们用手电筒来回照射。电筒的光照亮了一个废弃的汽车底盘、一辆空卡车、防雨苫布的一角，又照到一个货栈椅角上摆着的一个瓶子，瓶口是用棕榈叶塞着的。斯考比说：“那是什么？”他在这里当警官，噩梦之一就是燃烧弹。制作燃烧弹一点儿也不难，每天从维希法国领土那边都有人把牛群偷运到城里来——由于这边食用肉紧张，这种偷运是受到鼓励的。在疆界的这一边，为了对付敌人突然入侵，正召募了一些土著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训练。既然这边可以这样做，那一边为什么就不能呢？

“让我看看。”他说。两个警察谁也不动一步，谁也不想碰它。

“多半是草药泡制的药水，长官。”一个警察说，语意间流露着些微的讥嘲。

斯考比把瓶子拿起来。一个瓶身凹进去的海格威士忌酒瓶。当他把棕榈叶抽掉以后，一股狗尿臊和说不上来的腐臭气味马上像漏出的煤气一样钻进鼻孔里来。斯考比突然一阵无名火起，头上的一根神经怦怦地跳起来。他毫无理由地想起了弗莱塞尔红涨的面孔和西姆布勒利格咯咯的笑声。瓶子里的恶臭使他一阵恶心，他觉得他的手指都因为接触到棕榈叶而中毒了。他把瓶子扔到码头外边，海水饥饿的嘴巴咯的一声把它吞了下去，但是瓶子里的气味却飘散出来了。因为没有一丝风，整个这块地方弥漫着酸臭和氨水的味道。两个警察一句话也不说，斯考比知道他们在用沉默表示责难。他本来不应该动这个瓶子的，瓶子摆在那里只有一个目的，它是针对着某一个人的，但是一旦闷在里面的气味放了出来，就给人一种感觉，仿佛是原来的恶念已经获准随空气到处盲目游荡，就连无辜者也都有可能遭殃。

“晚安。”斯考比说着很快地转过身去。他走了还没有二十码远就听到两个警察的皮靴一阵急响，飞快地离开了这个危险区域。

斯考比穿过皮特街把车开到警察局。在警察局左边的妓院门前，姑娘们正并排坐在人行道上乘凉。警察局里，在遮光窗帘后面，猴子笼的气味在夜晚变得更加刺鼻了。值勤的巡佐把摆在审讯室办公桌上的两条腿拿下来，站起身给斯考比敬了个礼。

“有什么事要报告吗？”

“五个人酗酒生事，我把他们关在大囚禁室里了，长官。”

“还有别的事吗？”

“两个法籍人没有护照，长官。”

“黑人？”

“是的，长官。”

“在什么地方抓到的？”

“在皮特街，长官。”

“我明天早晨审问他们吧。汽艇怎么样了？能开吗？我需要乘它到希望号上去。”

“汽艇坏了，长官。弗莱塞尔先生想修理它，长官，可是总也修不好。”

“弗莱塞尔先生什么时候来上班的？”

“七点，长官。”

“告诉他我不需要他去希望号了，我自己去。如果汽艇还修不好，我就同外勤警察一起去。”

“好的，长官。”

斯考比重新爬进自己的汽车，懒洋洋地按着起动装置。他一边做这些动作一边想，这种小小的报复行为他还是有权力做的。报复对于一个人的性格有好处，报复以后就可以宽恕了。他开始吹起口哨来，穿过克鲁镇向回家的路上驶去。他这时的心情几乎可以说是快乐的——只需要再有两件事确实如他所想的就成了：一件是在他离开俱乐部以后那里没有再发生什么事，另一件就是在他往家里走的这一刻，夜晚十点五十五分，露易丝心情舒畅，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事。至于下一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在下一个小时到来的时候，他自有办法应付。

七

进门以前，他先绕到房子面海的一边看了看，是否有灯光透出来。他听到房子里露易丝的喃喃低语声，可能她正在读一首诗。斯考比想：啊，上帝，弗莱塞尔那个小傻瓜有什么权利为这个看不起她呢？接着，当他想到弗莱塞尔明天早上会大失所望——不能上葡萄牙船，不能给他心爱的女友买礼品，要在闷热的办公室单调、无聊地过一整天——他的怒气就像个衣衫槛褛的乞讨者似的游荡到别的地方去了。他不想用手电筒，就在后门上摸索门把手，一根木刺把他右手划破了。

他走进灯光明亮的屋子里，看到自己的手正滴着血。“噢，亲爱的，”露易丝说，“你怎么了？”说着她把脸捂起来，她是见不得流血的。“我能帮忙吗，先生？”威尔逊问。他想站起来，可是他正坐在露易丝脚前的一张矮椅里，膝头上压着一大摞书。

“没什么，”斯考比说，“只是擦破了点儿皮，我自己会上药的。你们只要告诉阿里一声，叫他拿一瓶干净的水来就成了。”他刚走上一半楼梯，就听见楼下的嗡嗡谈话声又重新开始了。他听见露易丝在说：“一首描写电缆铁塔的可爱的诗。”斯考比走进浴室，把一只小老鼠惊动起来；小老鼠原来趴在凉爽的浴盆盆沿上，就像伏在墓石上的一只小猫。

斯考比坐在浴盆边上，让手上的血滴到在刨花堆里放着的一只水桶里。正像在办公室里一样，他在这里也有一种家的感觉。露易丝尽管很会想办法，还是没能改变这间屋子的面貌。浴盆的瓷釉已经划了很多道道儿，水龙头只有一个，而且每到旱季结束的时候就淌不出水来；马桶座下面的马口铁水桶每天只倒一次；洗脸台同样也只有一个不出水的龙头；光秃的地板；死气沉沉的绿色的遮光窗帘。露易丝唯一能使这间屋子改观的是在浴盆旁边放了一块软木垫子，又在屋子里摆上了一个亮闪闪的白漆药品柜。

屋子的其余部分都是斯考比的，好像是他年轻时留下的一件纪念品，从一所房子搬到另一所房子里。多少年以前，他还没结婚的时候住的第一所住房的浴室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间他总是独自一人待在里面的屋子。

阿里走进来，粉红的脚底在地板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他从过滤池里打来一瓶水。“后门把我的手割破了。”斯考比告诉他说。他把手伸出去，放在脸盆上面。阿里一边往他的伤口上浇水，一边发出啧啧的声音表示怜惜。阿里的手像女孩子的一样轻巧。当斯考比不耐烦地说“够了”的时候，他毫不理会。“太脏了。”他说。

“现在上碘酒吧。”在这个国家里，哪怕身上破了块皮，只要一个小时不管它，也会腐烂发绿。“再上一些，”他说，“把整个伤口都倒上。”他因为碘酒刺痛而抖动了一下。楼下面，从嘁嘁喳喳的话语声中突然迸出“美丽”一词，随即又落回到连绵的语流里。“现在贴橡皮膏吧。”

“不，”阿里说，“不，包扎起来更好。”

“好，那就包扎吧。”好几年以前他就教会了阿里包扎，现在他包扎伤口像医生一样内行。

“晚安，阿里，去睡觉吧。我不需要你了。”

“太太还要喝酒。”

“不用你了。我会照管的。你去睡觉吧。”屋子里剩下斯考比一个人时，他又一次坐在浴盆边上。划破了手使他略微感到一些不快，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本来也不愿意到楼下那两个人那里去；有他在场，威尔逊肯定会觉得不自然。如果有一个局外人掺和在里面，一个男人是不可能倾听一个女人读诗的。“我宁愿变一只小猫，喵喵叫……”但这不是他的真实态度。他并不是看不起这类事，只不过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种毫不掩饰的情感交融的关系。此外，他在这里觉得很快活，坐在刚才小老鼠坐的地方，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开始思索起希望号轮船和明天要做的工作来。

“亲爱的，”露易丝向楼上喊，“你弄好了吗？能用车子把威尔逊先生送回去吗？”

“我可以走路回去，斯考比太太。”

“胡说。”

“真的，我可以走路。”

“来了，”斯考比喊，“当然我要用车子送你回去。”当他同他们两人在一起时，露易丝温柔地握住他的裹着纱布的手。“噢，可怜的小手，”她说，“疼吗？”干净的白纱布她并不害怕，这也就像医院里一个全身盖着洁白的被单的病人一样，你可以带着葡萄来探视他，却根本不知道遮盖起来的被手术刀切割得皮开肉绽的伤口。露易丝把嘴唇贴在绷带上，在那上面留下了一抹橘红色的口红。

“我送你去，一点儿不费事。”斯考比说。

“真的，先生，我可以走着回去。”

“你当然不能走回去。来吧，上车吧。”

仪表盘的灯光把威尔逊那怪模怪样的衣服照亮了一块。他把头探出车外，喊着说：“晚安，斯考比太太。今天晚上过得太好了，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他的话音颤动着，流露出一片真情，使人听起来像是在说外国话——英国人在英国说的话。在这里，只要住上几个月语调就变了，变得高亢、不真实，或者变得平板、谨慎。听得出来，威尔逊离开故乡只是不久以前的事。

“你过两天一定还要到我家来。”斯考比说。在汽车沿着勃恩赛德街向贝德福德旅馆驶去的路上，他的脑子里一直浮现着露易丝的幸福的面孔。

八

凌晨两点钟手上的伤口把斯考比疼醒了，他像钟表发条似的蜷缩成一团，躺在床的外边，尽力使身体不碰到露易丝。只要身体的哪一部分稍一接触——哪怕一个人的手指挨着另一个人的手指，立刻就要出汗。即使这样保持着距离，他也能感到热气在两人的中间震颤着。月光罩在梳妆台上，给人一丝清凉之感；那些瓶瓶罐罐的化妆品，以及镶在框子里的照片的一角，都被月光照亮了。他马上开始倾听起露易丝的呼吸来。

露易丝的呼吸断断续续，很不均匀。她没有睡着。斯考比抬起一只手，摸到她的潮湿、发热的头发。她僵直地躺在那里，仿佛在守护着一个秘密。斯考比感到一阵厌腻，他知道他会发现什么，他的手指摸索下去，直到碰到了她的眼皮。她正在掉眼泪。他感到无比的疲倦，他强打起精神，开始抚慰的工作。“亲爱的，”他说，“我爱你。”他总是这样开始的。安慰的话语，就像夫妻间的性行为一样，总是形成一套例行常规。

“我知道，”她说，“我知道。”她也总是这么回答。他暗自责备自己没有情义，因为他的脑子里忽然闪现的念头是：这是半夜两点钟，这件事可能要纠缠好几个小时，而他在六点钟就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了。他把她的头发从她的额头上撩开，说：“雨季快要到来了。到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舒服一些了。”

“我没有什么。”她说着开始抽泣起来。

“怎么回事，亲爱的？告诉我。”他咽了口唾沫，“告诉蒂奇。”他讨厌她给他起的这个名字，但是他这样做总能发生效力。她说：“噢，蒂奇，蒂奇。我不能这样下去了。”

“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上挺幸福的呢。”

“我刚才是的——但是，想想吧，只因为一个非洲联合公司的小职员对我不错就觉得幸福？蒂奇，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呢？”

“你不要这么傻了，亲爱的。都是天气太热的缘故，总是叫你胡思乱想。他们谁都喜欢你。”

“只有威尔逊一个人。”她失望地、羞愧地重复道，又开始抽抽噎噎起来。

“威尔逊人还不错。”

“他们不愿意让他加入俱乐部。他跟着牙科医生愣闯进去了。他们会嘲笑他和我的。噢，蒂奇，蒂奇，请你让我走吧，让我重新开始吧。”

“当然了，亲爱的，”他说，“当然了。”斯考比凝视着帐子外面，凝视着窗户外面，目光一直落到平坦、宁静、敌舰出没的海面上，“上哪儿呢？”

“我可以到南非去，在那里等着你休假。蒂奇，你很快就会退休的。我会给你准备好一个家，蒂奇。”

他把身子挪开了她一点儿，但是怕她发现，又很快地把她的一只汗涔涔的手拿起来，在手掌上吻了一下。“要花很多钱的，亲爱的。”退休的想法使他的神经紧张得抽搐起来：他一直在祈祷，祈求死亡先落到自己头上。他的人寿保险也是按照这样一个愿望安排的，在他病故以后才能领到保险金。他想到一个家，一个永久的家：有艺术风趣的漂亮的窗帘、摆满了露易丝藏书的书橱、一间漂亮的镶着瓷砖的浴室。根本不需要有办公室——一个为两人居住的家，一直到死，在永恒来临以前不再有什么变化。

“蒂奇，我在这个地方再也忍受不了了。”

“我要好好地盘算一下，亲爱的。”

“艾塞尔·梅布瑞一家在南非，柯林斯一家人也在。我们在南非是有朋友的。”

“价钱很高啊。”

“你可以中断几份你那些愚蠢的人寿保险，蒂奇。而且，蒂奇，我不在这里，你也可以省一点儿钱。你可以在食堂吃饭，不用雇厨子。”

“厨子费不了多少钱。”

“积少成多呀，蒂奇。”

“我会想你的。”他说。

“不会，蒂奇，你不会想我。”她说。她偶然间表现出的这种深刻的伤心的理解，叫他吃了一惊。“不管怎么说，”她说，“咱们攒钱又是为了谁呢？”

他温柔地说：“我会尽力想出个办法来的。你知道，只要可能，什么事我也愿意为你做——不管什么事。”

“你这不是半夜两点钟说出来哄我的话吧，蒂奇？你会做一些事吗？”

“我会的，亲爱的。我会想出个办法来的。”他很奇怪，她这么快就睡着了。她好像一个把担子撂掉的累垮了的搬运夫。他还没把一句话说完她就睡着了，像个孩子似的握着他的一根手指，呼吸也像孩子那样自然。现在挑子摆在他身边了，他准备把它担到肩上。

第二章

一

清晨八点钟，在去码头的路上，斯考比下车到银行去坐了一会儿。经理的办公室阴暗、凉爽，一玻璃杯冰水摆在保险柜柜顶上。“早上好，罗宾逊。”

罗宾逊是个高个子，瘪胸脯，因为没有捞到去尼日利亚的职位而怨气冲天。他说：“这种鬼天气什么时候才能变过来？雨季来晚了。”

“保护领地已经开始下了。”

“在尼日利亚，”罗宾逊说，“你总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我能替你做点儿什么事，斯考比？”

“我坐坐成不成？”

“当然成。我自己在十点钟以前从来不坐着。站着有助于消化。”他一刻不停地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两条腿像踩着高跷。他皱着眉毛呷了一小口冰水，仿佛在喝药。斯考比看见办公桌上摆着一本名叫《泌尿系统疾病》的书，翻到一页彩色插图上。“我能替你做点儿什么事？”罗宾逊又重复了一遍。

“给我弄两百五十镑钱。”斯考比不太有把握地试图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你们这些人总认为银行是用钱砌起来的。”罗宾逊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玩笑话，“你真正想用多少钱？”

“一百五十镑。”

“你现在结余还有多少？”

“我想大概有三十镑。现在是月底。”

“咱们最好查对一下。”他叫来了一个职员。在等待的时间里，罗宾逊又在小屋子里来回走起来——六步走到墙根，再转身回来。“走到那边再回来，一百七十六次，”他说，“就是一英里。我试着在午饭前走三英里，这能使我保持健康。在尼日利亚，我总是走一英里半的路到俱乐部去吃早饭，以后再走一英里半回去上班。这里没有地方做这种散步的运动。”他在地毯上打了个回旋说。一个职员把一张字条放在办公桌上。罗宾逊把纸凑到脸跟前儿，仿佛要嗅它似的。“二十八镑十五先令七便士。”他说。

“我要把我的妻子送到南非去。”

“噢，是的。是的。”

“我想，”斯考比说，“钱再少一点儿也可以。靠我的薪水我没有办法让她花太多的钱。”

“我真不知道该怎样……”

“我本来想也许能透支一笔钱，”斯考比含混地说，“许多人都能透支，是不是？你知道，我记得我就有过一次——只是几个星期——透支了十五镑。我自己也不喜欢。把我吓坏了。我老是觉得我欠了银行经理一笔债。”

“问题在于，斯考比，”罗宾逊说，“我们接到指示绝不允许透支。这是战时，你知道。有一项很贵重的抵押品——个人的生命——变得不值钱了。”

“是的，这一点我知道，但是我还活得蛮结实，我也不准备挪动地方。潜水艇和我没缘。我的工作也很保险，罗宾逊。”他明明知道不会有效果，还是尽量用开玩笑的口气说下去。

“专员就要退休了，不是吗？”罗宾逊说着，走到屋子另一端的保险柜前面又转回身来。

“可是我不退休啊。”

“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斯考比，可是有谣言说……”

“我想有一天我会退休的，可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我倒宁愿死在岗位上，再说，我总还有几宗人寿保险呢，罗宾逊。用那个做抵押成不成？”

“你知道三年以前你中断了一宗。”

“那是露易丝回国动手术的那一年。”

“我想，余下的两宗把你已经缴付的保险费加在一起也没有多少钱，斯考比。”

“但是如果我一下子死了，这总还算个保障，是不是？”

“如果你继续交纳保险费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保障了，你知道。”

“当然没有，”斯考比说，“这我知道。”

“真抱歉，斯考比。这是公事。银行的章程。如果你需要的是五十镑，我就自己借给你了。”

“算了，就当我没有开口吧，罗宾逊，”斯考比说，“没什么要紧的。”他尴尬地笑了一下，“市政厅的那帮人会说我受点儿贿赂就什么都有了。摩莉身体好吗？”

“她很好，谢谢。我要是能像她那样就好了。”

“你医学书读得太多了，罗宾逊。”

“一个人得知道身体有什么毛病啊。今天晚上去俱乐部吗？”

“我想我不会去的。露易丝很疲劳。你知道雨季以前人们是怎么样的。对不起，打搅你了，罗宾逊。我得到码头去了。”

他低着头，很快地从银行走下山坡来。他有一种在干什么卑鄙的勾当被人当场抓住的感觉——他去向人家要钱，被人拒绝了。他不配和露易丝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在做人方面一定有什么失败的地方。

二

德鲁斯亲自带着他的外勤警察队来到希望号上。船上的一个乘务员正在舷梯口等着他们，船长想邀请他们先到房舱里去喝两杯酒。率领海上警卫队的一名军官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到了。喝酒是两周举行一次的例行公事的一个常规——建立起友好气氛。接受了这种款待，检查人员就更容易叫这位中立国的船长吞咽搜查船只的苦药丸了，而且没有长官在场，在船桥底下执行任务的检查人员也会更顺利地进行工作。趁头等舱的旅客检验护照的时候，一队外勤警察着手检查他们的房舱。另外一些人这时正在货舱里进行搜索——一件枯燥乏味、毫无希望地翻寻大米袋的工作。尤塞夫是怎么说来着？“你们找到过一小颗钻石吗？你想有一天会搜查到吗？”再过几分钟，当几杯酒下了肚，关系变得相当融洽以后，斯考比就该进行检查船长卧舱的不愉快的工作了。现在，这场时断时续的谈话主要是海军中尉在进行着。

船长擦了擦自己胖嘟嘟的黄脸说：“对英国人我当然是从心眼里感到钦佩的。”

“我们也不喜欢这样做，你知道，”中尉说，“做一个中立国的国民真是背运。”

“我的心对你们的伟大斗争充满了钦佩。”葡萄牙船长说，“我心里根本没有恼怒的份儿。我们国家的人有的感到恼怒，我可不这样。”他的脸淌着汗，眼球布满了血丝。他一个劲儿地谈自己的心，但是斯考比却觉得，要找到他的一颗心，非要在他那肥胖的躯体上开一个又深又长的口子不可。

“你太好了，”中尉说，“你这种态度值得赞扬。”

“再来一杯葡萄酒，先生们？”

“我可以再喝一杯。这种酒在岸上是喝不到的，你知道。你呢，斯考比？”

“我不要了，谢谢。”

“我希望你们用不着让这条船在这里再停一夜了，少校！”

斯考比说：“我看在明天中午以前你们不大可能离开这儿。”

“我们会尽力去做，当然了。”中尉说。

“我以名誉担保，先生们。我发誓，你们在我的乘客里找不到坏人。至于水手——我全都了解。”

德鲁斯说：“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船长，我们不得不履行一下。”

“抽一支雪茄吧，”船长说，“把那支纸烟丢了。这是一盒特制的。”

德鲁斯点着一支雪茄，没想到这支雪茄却发出火花，噼噼啪啪地响起来。船长咯咯地笑了。“这是我在开玩笑，先生们，无伤大雅的玩笑。我这盒雪茄是为朋友们准备的。英国人特别富于幽默感。我知道你们不会生气的。要是德国人，就要生气了；英国人不会。很好笑，不是吗？”

“很有意思。”德鲁斯不高兴地说。他把雪茄放在船长递过来的烟灰缸里。可能船长用手指开动了一个机关，烟灰缸开始丁零零地奏起了一个小调。德鲁斯又吓得一哆嗦。他早就该回家度假了，神经很不稳定。船长一边笑一边淌汗。“瑞士人，”他说，“了不起的民族，也是中立的。”

一个外勤警察走进来，递给德鲁斯一个条子。德鲁斯把它传给斯考比。斯考比看到纸条上写的是：据一个被通知解雇的乘务员说，船长在浴室里藏匿了信件。

德鲁斯说：“我得到下边去看看，让他们快着点儿。你来吗，伊万斯？谢谢你的葡萄酒，船长。”

房舱里只剩下斯考比同船长两人了。这一部分工作是他最厌恶的：这些人并没有犯罪，他们只不过违反了战时航行法强加给轮船公司的条例而已。在搜查的时候谁也说不准会翻出什么东西来。一个人的卧室是他生活中的隐私部分，搜查抽屉的时候说不定无意中会了解到他的一些丑事：某些有失体面的小东西像脏手帕似的被塞在没人看到的地方，在一堆亚麻衣物底下也许会发现他想忘掉的一件伤心物。斯考比礼貌地说：“船长，我想我得看看了。你知道，这不过是走走形式。”

“这是你的职责，少校，你应该做的。”葡萄牙人说。

斯考比敏捷、熟练地进行检查，无论什么东西他动过以后总是按照原来的样子摆好，像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主妇。船长背对着斯考比站着，看着窗外的船桥；看起来他不想在他的客人做这件令人恼恨的工作时让他为难。斯考比很快就检查完了，他把装着避孕套的盒子关上，仔细地放回柜橱的上层抽屉里，同手帕、俗气的领带和一小包脏手帕放在一起。“都完了吗？”船长转过头来，客气地问道。

“那儿还有一扇门，”斯考比说，“通到什么地方？”

“那不过是浴室、厕所。”

“我想我最好还是看一眼。”

“当然了，少校，但是那里面没有什么秘密的地方好藏东西。”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当然不。这是你的职责。”

浴室里没有摆什么东西，也脏得要命。浴盆边上凝聚着一圈灰色肥皂沫，脚下的瓷砖汪着脏水。问题是，必须很快地确定东西藏在哪里。如果拖延的时间太长，对方势必会发现他已经掌握了什么情报。他必须做出一副办理例行公事的样子——既不能太马虎，也不能太认真。“用不了多少时间了。”他装出一副快活的样子说，并从修面镜里看到一张肥胖的、安详的面孔。当然了，情报可能是假的，乘务员只不过是想制造点儿麻烦而已。

斯考比打开药品橱，把里面装的东西很快检查了一遍：拧开牙膏的盖子，打开刮面刀的盒子，用手指在刮胡膏里探了探。他自己也没期望在这里面找到什么。但是做这些事却给了他思索的时间。接着他又走到水龙头前面，放了点儿水，把手指伸进每个出水孔里摸索了一阵。他的目光落到地板上：这里不可能藏匿任何东西。舷侧的玻璃窗：他查看了几个大合叶，把里层窗户开合了几次。每次转过头他在镜子里总是看到船长的面孔：安详，耐心，带有某种自得的神色。这张脸一直对他说着“没找到哇，没找到哇”，就像孩子们在玩的一场游戏。

最后，该轮到抽水马桶了。斯考比把木盖掀开，在盖子和瓷桶之间什么东西也没发现。他的手摸到放水的拉绳，镜子里第一次显出紧张的神色：棕色的眼睛不再望着他的脸，开始盯视着另外一个地方。斯考比随着那目光望去，他看到自己的手紧握着拉绳。

贮水箱里没有水吗？他很想知道。他扯了一下拉绳，水管发出一阵汩汩的响声，呼隆一下水冲下来了。斯考比转过头来，葡萄牙人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得意的神情说：“你看见了，少校。”就在这一分钟，斯考比明白了。我太不仔细了，他想。他掀起贮水箱的盖子。在盖子下面挨不着水的地方，一封信用胶带贴在上面。

他看了一下收信人的姓名、地址——莱比锡弗里德里希大街[19]一位格罗内尔太太。他嘴里不停地说：“真对不起，船长。”因为听不到回答，他把头抬起来。在船长的肥胖、灼热的面颊上，泪水正追赶着汗珠簌簌地往下淌。“我得把它拿走，”斯考比说，“上报……”

“啊，这场战争，”船长突然喊起来，“我多么恨这场战争。”

“我们同样也有不少理由恨它，你知道。”斯考比说。

“一个人给女儿写封信，就把自己毁了。”

“女儿？”

“是的。她现在是格罗内尔太太。你打开看看吧，你会明白的。”

“我不能这样做。我必须把它交给新闻检查官。为什么你不等着到里斯本再写呢，船长？”

这个人已经把他肥胖的身躯靠在浴盆边上，仿佛他没有力气再肩负这一沉重的担子了。他像个小孩似的不住地用手背抹眼泪——一个样子不招人爱的孩子，一个小学里的蠢头蠢脑的胖孩子。一个人在同聪明、美丽或者有功名权势的人作战时，心中可能毫无怜悯之情，但是对于谁也不喜爱的人却不能这样做；无情地逼压一个可怜虫，会使你胸中压上沉重的磨石。斯考比知道自己该把信拿起来然后转身走开；他的同情心对这件事并没有好处。

船长呜咽地说：“如果你有女儿你就会了解的。你就没有。”他的话带着指责的口气，仿佛没有儿女是一桩罪恶似的。

“我没有。”

“她非常惦记我。她爱我。”船长说。他抬起了泪水模糊的面孔，好像要使对方相信自己这一不太可能的表白似的。“她爱我。”他凄凄惨惨地重复道。

“但你为什么不在里斯本写？”斯考比又问了一句，“为什么冒这个险？”

“我很孤单，我没有妻子。”船长说，“一个人心里有话要说，不能老是等着啊！而且到了里斯本以后——你知道那种情况——又是会朋友，又要喝酒。我在里斯本有个小女人，她连我的女儿也吃醋。我同她总是吵嘴，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又得出发。可是在开始这次航行之前，我随时都有写信的时间。”

斯考比相信他说的话。他的故事很不合情理，所以倒可能是真实的。即使在战时，有的时候一个人也需要运用一下听信别人言语的官能，只要这样做不使这种官能进一步萎缩的话。他说：“真对不起。我实在无能为力。也许不会有什么事的。”

“你们当局，”船长说，“会把我列入黑名单。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论哪条船雇我当船长，领事都不会发适航证书。我会在岸上挨饿要饭的。”

“这种事在处理过程中，”斯考比说，“免不了出一些差错。档案搁错了地方什么的。也许你就听不到下文了。”

“我要祷告。”船长不抱什么希望地说。

“为什么不？”斯考比说。

“你是英国人。你不会相信祈祷的。”

“我也是天主教徒。”斯考比说。

船长抬起一张胖嘟嘟的脸立刻打量起斯考比来。“你也是天主教徒？”他满怀希望地喊道。他第一次开始恳求起来。他好像在一个陌生的国土上遇到了一个老乡。他开始谈起他在莱比锡的女儿；他拿出一个破旧的钱包，从里面取出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同他一样毫无风度、肥胖年轻的葡萄牙女人。这间窄小的浴室闷得透不过气来，船长反复地叨念着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突然发现了他同斯考比的一些共同经历：淌血的心窝里插着利剑的石膏像，忏悔室帘幕后的悄声低语，圣衣和圣血液化[20]，黑洞洞的小教堂和复杂的礼规，以及在这一切背后的对上帝之爱。“在里斯本，”他说，“那个女人正等着我呢，她要把我拖回家去，把我的裤子藏起来，不让我一个人到外面去。每天就是喝酒、吵架，直到上床。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我在里斯本根本不可能给我女儿写信。她那么爱我，她在等着我。”他把自己的一条肥胖的大腿移动了一下，继续说，“那种纯洁的爱。”说着，他又哭起来。在忏悔同渴望的辽阔的领域里，他俩是有很多共同的东西的。

这种密切关系给了船长勇气，他打算从另外一个角度试一试。他说：“我是个穷人，可是我攒了一点儿钱……”他绝对不敢对一个英国人行贿，这只是他对两人信仰的同一宗教所能表示的一点儿最真诚的敬意。

“很对不起。”斯考比说。

“我有英镑。我要给你二十英镑……五十英镑。”他央求道，“一百……这是我的全部积蓄了。”

“这是办不到的。”斯考比说。他迅速地把信放在口袋里，转过身去。在走到房舱门口时他又回头看了一眼，他最后看到的是，船长正在用头磕撞马桶上的蓄水箱，脸颊上的皱褶里满是泪水。当斯考比走进餐厅同德鲁斯会合时，他感到胸口上压着一块磨石。我多么恨这场战争，他在想，他用的词句同船长的一字不差。

三

船长写给莱比锡的女儿的一封信和在厨房里找到的一束信是十五个人搜查了八小时的全部战果。这一天可以算是平平常常的一天。斯考比回到警察厅以后先去看了一下专员，但是专员的办公室里并没有人，于是斯考比坐在自己办公室头上挂着手铐的位子上开始写报告。“对电报中提及的旅客，其住舱及行李均已进行仔细检查……但无任何结果。”船长给莱比锡的女儿写的一封信在办公桌上放着，就在他手边。屋子外面，天已经黑起来。牢房的气味从门缝里阵阵袭来。弗莱塞尔正一个人在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唱歌，自从上次休假回来以后他每天晚上都哼唱这支歌：

谁还去计较什么

那些原因和道理，

当你和我

都被埋进了黄土里？

斯考比觉得生命好像长得没有限度。对一个人的考验难道不能缩短些时间吗？难道不能在七岁的时候就第一次犯下不可赦的罪，十岁为了爱和恨就陷入毁灭的境地，十五岁就躺在病榻上做临终的忏悔、赎罪吗？他开始写：根据一名因失职而被解雇的乘务员密报，在船长的浴室中查获一封投寄莱比锡市格罗内尔太太的信件。此信系在抽水马桶蓄水箱中发现的，现随文寄上。此种隐匿方法似可通报其他检查官员；我处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此种案例。信件系用胶带粘贴于水面之上……

他坐在桌子前面，怔怔地望着面前的这张纸，因为内心矛盾脑子里乱成一团。其实，几个小时以前，在轮船的餐厅里这件事早已解决了。当时德鲁斯曾问了他一句：“发现了什么没有？”他只是耸了耸肩膀；这一动作究竟表示什么意思，他让德鲁斯自己去解释。如果他当时要表示的是“还不是我们平常发现的那种私人函件”，德鲁斯却误解为他的耸肩膀意味着“没有找到什么”。斯考比摸了摸额头，打了个寒战，汗珠从手指缝里渗出来。他想，我是不是害热病了？也许是因为他的体温升高了，他觉得自己正要步入一种新生活。这是一个人在求婚或者第一次犯罪以前常常有的一种感觉。

斯考比拿过信来，把信封拆开。这一步一迈出去就再也退不回来了，因为在这个城市谁也没有私拆信件的权力。粘信封的胶水里面可能藏着显微照片。斯考比本人甚至连辨认文字密码的本领也没有：他的葡萄牙文水平只能看懂词句的最表面的意思。不论搜查到什么信件，哪怕看来毫无可疑的地方，也必须原封不动地送交到伦敦检查人员手里。而斯考比现在却违反了最严的法令，想运用自己并不完备的判断力来处理这件事。他思忖道：如果我发现这封信可疑，我就附一份报告送上去。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信封拆开了。船长坚持要当面把信打开，让我看一下信的内容。但是如果我这样写这份报告，我就会不公正地加重了船长的犯罪行为；难道这不是最好的销毁显微照片的办法吗？反正得扯一个谎，斯考比想，但他并不习惯扯谎的。他手里拿着信，小心翼翼地擎在一张白色吸墨纸上面。这样，如果从信纸里掉下什么东西来他都会发现。他决定把事情的经过写一份详细报告，包括他自己的处理过程在内。

亲爱的小喜蜘蛛[21]，爱你甚于一切的你的父亲，这次要想办法给你寄一点儿钱。我知道你的日子多么不好过，我的心都快碎了。小喜蜘蛛啊，要是我能感觉到你的手指抚摸着我的脸，我就什么都满足了。像我这样一个又肥又丑的父亲怎么能生出你这样一个美丽、娇小的女儿呢？现在，我的小喜蜘蛛，我要跟你说说我这些日子都做了些什么。一个星期以前我们离开了洛比托[22]，在港口只停了四天。我在阿兰胡埃先生家里待了一夜，酒喝得有些过量，可是我跟他谈的都是你的事。在港口的那几天我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因为我这样答应过我的小喜蜘蛛。我去教堂忏悔过，还领了圣体，所以在我到里斯本的路上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谁说得准啊——我的灵魂不会不同你相会而孤凄地度过那无边岁月的。自从离开洛比托以后，天气一直很好，连旅客也都没有晕船。明天晚上，因为非洲大陆终于要被我们甩在后面了，船上将举办一次音乐会，我还要演奏我的口哨。在我演奏的时候我会一直想着我的小喜蜘蛛坐在我的膝头上听我演奏的那些日子。我亲爱的，我一天天地老了，每航行一次我都会胖一点儿。我不是一个好人，有时候我很害怕被我这一身赘肉包围起来的灵魂只不过像豌豆那么大小。你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走上不可宽恕的自绝之路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可是每逢有这样的思想我就想到我的女儿。我的灵魂里刚好有过那么一点点儿受你感化过的善良。妻子知道丈夫的罪恶太多了一些，她对他的爱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女儿在最后关头却可以拯救他。替我祈祷吧，小喜蜘蛛。爱你超过爱自己生命[23]的父亲。

超过爱自己生命。斯考比一点儿也不怀疑这封信的真挚。这封信不是为了隐藏开普敦防御工事照片或者德班[24]军队调动报告的显微照片而写的。他知道，还必须化验一下信纸上有没有用秘密墨水写的字，放显微镜下面检查一下，信封的里层也还得拆开来。如果是密写，就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但是斯考比坚持自己的看法，他把信连同自己的报告一起撕碎，把这些碎片拿到院子里的一个焚化炉那里——一个架在两块砖上的汽油桶，为了通风，桶边凿了几个气孔。正当他划着了火柴把碎纸点起来的时候，弗莱塞尔也走到院子里来了。“谁还去计较那些原因和道理。”一眼就能看出，碎纸片的最上面是半个外国信封，甚至一部分通信地址也能辨识出来——弗里德里希大街。弗莱塞尔大步从院子的另一边走过来，神采奕奕的样子简直让人受不了。斯考比急忙用火柴把最上边的一些碎纸片点着。纸片轰的一声燃烧起来，受到火焰的炙烤，另外一片碎纸舒展开，显出格罗内尔的姓名。弗莱塞尔用快活的语调说：“烧毁证据吗？”说着就向铁皮桶里看了一眼。姓名已经烧黑了：弗莱塞尔肯定不会发现什么——只有斯考比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棕色外国信封的三角形碎片。他连忙用一根棍子把它打碎，然后抬头看了看弗莱塞尔的脸，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在那上面发现有惊奇或猜疑的神色。但是他在这张没有表情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活像学期结束后学校的布告牌。只有自己的心跳告诉他干了违法的事，他已经加入了腐化的警察官员之列——在另外一个城市有大笔存款的拜利，被发现隐匿了钻石的克雷绍，博依斯顿虽然没有确凿的贪污证据，但也已因病退职。这些人都是受了金钱的腐蚀，而他却是受感情腐蚀而堕落的。比较起来，感情比金钱更为危险，因为感情是没有固定价格的。一个惯于受贿的人在贿赂没有达到某一数字时还是可靠的，而感情却可能只因为一个名字、一张照片，甚至一阵使人有所缅怀的气味就在一个人的心里泛滥起来。

“今天成绩怎么样，长官？”弗莱塞尔望着一小堆纸灰问道。也许他想的是这一天有趣的日子该是他的。

“平平常常的一天。”斯考比说。

“船长怎么样？”弗莱塞尔问。他一边向汽油桶里探望，一边又哼起他的那支忧郁的调子来。

“船长？”斯考比说。

“噢，德鲁斯告诉我有人告了他的密。”

“还不是跟过去一样，”斯考比说，“一个乘务员被解雇了，怀恨在心。德鲁斯告诉没告诉你我们什么也没有找到？”

“没有，”弗莱塞尔说，“他似乎不太清楚。晚安，长官。我得到食堂去了。”

“西姆布勒利格值班吗？”

“是的，长官。”

斯考比看着他走远了。他的后背同他的面孔一样，也是一片空白，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想的是什么。斯考比想，我干的事多么蠢啊！真是傻瓜啊。他对露易丝欠了一笔债，可是对这个多愁善感的胖船长，对这个为了自己那同样不招人喜爱的女儿而违反了轮船公司规章的家伙，他本来是一点儿情也不欠的。事情之所以颠倒过来，都是因为有这个女儿。斯考比想，我现在必须回家去了。我要把车放回车房，阿里会出来拿手电筒给我照路，送我进门。她那时会正坐在穿堂风对流的地方乘凉，从她脸上我会看出来她这一整天在想些什么。她希望的一定是我已经把一切都已安排好，希望我会对她说：“我已经在南非航线代办处把你的名字登记上了。”但是她会担心这样的好事是轮不到我们头上来的。她将等着我先把这个消息说出来，而我将要东拉西扯把天底下的事都谈遍，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晚一些看到她的痛苦（痛苦一直在她的嘴角上等待着，准备占据整个面孔）。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这种事过去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在他回办公室去锁抽屉和到门外上汽车的路上，他把每一句要说的话都预习了一遍。人们总是说被判处死刑的人走上刑场需要极大的勇气，有谁知道，有时候一个人要故作镇静地去面对另外一个人的已经成为癖性的痛苦，他所需要的勇气绝对不比前者少呢？斯考比忘记了弗莱塞尔：除了他将面临的一场风波外，他什么都忘记了。进屋的时候我将说：“晚上好，爱人。”她将回答：“晚上好，亲爱的。今天过得怎么样？”于是我将不停地说东道西，可是心里却一直非常清楚，我正一步一步地逼近那一时刻，我将不得不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亲爱的？”于是痛苦就闯进门来了。

四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亲爱的？”他很快地把头扭过去，调制另外两杯杜松子酒。他们两人间有一种默契，都认为“酒能够使人好过一些”，随着一杯又一杯的酒下肚，一个人越来越痛苦，这时候他希望的是，把心里的郁闷赶快倾泻出来吧。

“你并不想知道我真正过得怎么样。”

“我当然想，亲爱的。你这一天是怎么过的？”

“蒂奇，你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胆小鬼。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什么都告吹了？”

“什么都告吹了？”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船票。从你一进门你就没完没了地谈希望号的事。每两个星期就有一艘葡萄牙轮船进港。哪次你也不这么谈论。我不是小孩，蒂奇。为什么你不直截了当地说‘你走不了了’呢？”

斯考比痛苦地对着酒杯笑了笑，他不断地把杯子转来转去，叫苦味液贴到酒杯边上。他说：“不是这样的。我会找到办法的。”尽管很不愿意，他还是决定求助于他那讨厌的名字。如果这样也不成功，痛苦就会越来越深，就会缠磨不休，把他需要休息的短短的夜晚完全毁掉了。“相信蒂奇吧。”他说。他觉得好像脑子里的一根筋由于焦虑而绷紧了。他想，只要我能把痛苦推迟到白天就好了。痛苦在黑夜里更加可怕。在夜晚，一个人所能看到的只是绿色的遮光窗帘，政府发给的家具和飞蚁在桌上蜕掉翅膀。一百码远的地方克里奥尔人养的狗嗥叫起来。“看看那个小要饭的。”他指着一只小蜥蜴说。这只蜥蜴每天这个时候总是从墙缝里跑出来捕捉飞蛾和蟑螂。接着他又说：“咱们不是昨天晚上才提起这件事的吗？这种事总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安排好。动动脑筋，想想办法。”他勉强用诙谐的语调说。

“你到银行去了吗？”

“去了。”他承认。

“你没能弄到钱？”

“没有。他们办不到。再喝一杯杜松子酒吧！”

她把酒杯递过去，不出声地哭起来。她哭的时候面孔涨得通红——她看起来老了十岁，一个中年、被遗弃的妇女。他觉得面颊上吹来一丝令人不寒而栗的未来的气息。他在她身边跪下一条腿，把粉红色的杜松子酒像药水似的举到她的唇边。“我亲爱的，”他说，“我会想出个办法来的。喝了吧。”

“蒂奇，这个地方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知道过去我就这样说过，可是这次我真是这样想的。我会发疯的。蒂奇，我太寂寞了，一个朋友也没有，蒂奇。”

“咱们明天把威尔逊请来吧。”

“蒂奇，看在上帝面上，别老提威尔逊了。我求你，你想个办法吧。”

“当然我要想办法。你只要耐心等几天，亲爱的，这种事需要时间。”

“你预备怎么办呢，蒂奇？”

“我有的是办法，亲爱的。”他有些疲倦地说（这一天经历了多少事啊），“只是得让它们酝酿酝酿。”

“告诉我一个办法。只告诉我一个。”

斯考比凝视着墙上的蜥蜴，蜥蜴猛地向前一扑，斯考比的目光也随着它移动了一下。他从自己的杜松子酒里捡出一个飞蚁的翅膀，又端起酒杯来。他在想：我不拿那一百镑钱，真是个傻瓜。我白白把信毁了。我冒着风险。我还不如……露易丝说：“我早就知道了，你并不爱我。”她的语调很平静。这种平静他是知道的——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到达了风暴平静的中心：在这个区域里，到了这个时间，他们就开始互相说实话了。实话，他想，对于任何人从来没有任何真正的价值——它只是数学家和哲学家追逐的一个记号。在人同人的关系中，仁慈和谎言抵得过一千句实话。他总是拼命记住他说过的谎话，虽然他从来就知道这种努力是白费力气的。“别胡说了，亲爱的。如果我不爱你，你说我爱谁呢？”

“你谁也不爱。”

“是不是因为这个我才待你这么坏？”他想弹奏一个轻快的调子，可是那声音却空空洞洞地折回到他的耳朵里。

“那是你的良心，”她悲哀地说，“你的责任感。自从凯瑟琳死了以后，你就从来没有爱过谁。”

“当然了，除了我自己。你总是说我爱我自己。”

“不，我想你也不爱自己。”

他用回避的战术保卫着自己，在这个风暴的中心地区他是没有能力说出抚慰人的谎话的。“我一直在努力使你幸福。我为这个竭尽全力。”

“蒂奇，你连一声爱我也不肯说。说吧，就说一声。”

他从杜松子酒上面悲伤地望着她，望着自己失败的明显的标记：她的皮肤因为长期服用阿的平而微微发黄，眼睛被泪水泡得红肿不堪。没有人能够保证永久的爱情，但是十四年前在伊灵[25]，在花边同蜡烛中举行的只有少数人参加的那场可怕的典雅的婚礼上，他曾默默发誓，至少要使她得到幸福。“蒂奇，除了你以外我再也没有别的人了，而你却什么——几乎什么都有了。”蜥蜴一下子窜到墙的另一边，又停歇下来，鳄鱼似的小嘴巴里衔着一只扑灯蛾的翅膀。飞蚁撞击着电灯泡，发出轻微的噗噗声。

“可是你却想离开我。”他用谴责的语气说。

“是的，”她说，“我知道你也不幸福。我不在这里，你就会得到宁静了。”

这是他从来没有注意到的——她的观察的精确性。他什么都有了，唯一缺少的是宁静。所谓什么都有，指的是他的工作，指的是在他那间空荡荡的小办公室里的例行公事和在他喜爱的地方的时序更迭。多少次人们因为他的刻板的工作和微薄的薪金而对他表示同情啊，可是更了解他的是露易丝。如果他重新变得年轻，他要选择的仍然会是这样一种生活，只不过这次他不会再期待任何别的人和他共度这种生活，和他共享浴盆边上的老鼠、墙上的蜥蜴、清晨一点钟旋风吹开的窗户和日落时红土路上最后一丝粉红的光线罢了。

“你胡说些什么，亲爱的？”他说，又掺兑了一杯杜松子酒，把那永远逃不脱的动作又重复了一遍。他脑袋上的神经又一次绷紧。不幸已经按照它无法变更的程序铺展开——首先是她的痛苦和他费尽心机不把事情挑明，接着是她心平气和地把一些最好用谎言遮饰起来的老实话讲出来，最后他失去了控制力，像对待仇敌似的也把实话投掷到她身上。每逢到了这一阶段，他就瑟瑟发抖地擎着一杯苦味酒，吼叫着对她讲出了实话：“是你不给我宁静。”他准知道下面跟随的是什么：和解和不费力就说出的谎话。这场戏总要演到这里才算终场，只等着在下一次争吵时这一切再周而复始，重新演出。

“这就是我说的，”她说，“如果我走了你就有宁静了。”

“你一点儿也不了解，”他气愤地责备她说，“宁静意味着什么。”听他那语气，倒仿佛她贬低了他心爱的一个女人似的。因为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他梦想着的都是宁静。有一次在睡梦里，宁静有如月亮的晶莹洁白的宽大肩膀一样爬上他的窗口，像一座冰山似的出现在他面前，给人以宇宙毁灭前北极地带的凛冽、森严的感觉。白天他把办公室锁起来，争取同宁静厮守一刻，他弓着腰坐在生锈的手铐下面翻看警察分局送来的报告。在他看来，宁静是语言中最美丽的词藻。我将我的宁静赐给你，我将我的宁静留给你。噢，上帝的羔羊，你把世界上的罪恶带走，把你自己的宁静给了我们。在弥撒的时候他用手指按着眼睛，竭力不让期望的泪水涌出来。

露易丝用过去的温柔语调说：“可怜的爱人，你希望我也同凯瑟琳一样死掉。你想一个人生活。”

他故作执拗地说：“我想你能够幸福。”

她显得非常疲倦地说：“再说一次你爱我吧。我的心头会好受一些。”他们这场戏已经演完了，他们已经从争吵里走了出来。他开始非常冷静地、心平气和地想，这次还不错：我们俩今天夜里都可以睡个好觉了。他说：“当然我爱你，亲爱的。我会把船票的事办好的。你会看到的。”

即使他能够预见到一切要发生的事，他仍然会这样许诺她的。他心中从来就有准备，要承担自己行动的一切后果，而且自从他暗自发誓要使她幸福以后，朦胧中他一直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会把他带到什么地步。绝境是给自己定下一个万难达到的目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有人说，这就是不可饶恕的罪，但这种罪是一个堕落的或邪恶的人永远不会犯的。这种人永远怀着希望，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彻底失败了，因而落到沮丧、绝望的冰点。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明知道自己受到永世的惩罚却仍有力量永远背负着这一重担。

第二部

第一章

一

威尔逊在贝德福德旅馆里愁眉苦脸地站在床旁边，打量着他的缠腰布，这块缠腰布皱皱巴巴地在床上半盘半摊着，像一条发怒的蛇。旅馆的这个小房间，由于威尔逊同缠腰布进行的一场搏斗，变得更加热不可耐了。隔着一道墙他可以听到哈里斯一天中第五次刷牙。哈里斯非常迷信口腔卫生。“在这个鬼地方只有饭前饭后刷一次牙才能使身体不垮。”他常常在喝橘子汁的时候抬起一张疲惫不堪的、苍白的面孔这样说。这时他正在漱口，那声音听起来像是水管子在跑水。

威尔逊在床沿上坐下休息了一会儿。为了让屋子里透一点儿凉风，他让门敞开着。他可以从屋子里望到过道对面的浴室。那个裹着头巾的印度人正衣冠齐整地在浴盆边上坐着。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威尔逊，鞠了一躬。“只费您一分钟，先生，”他大声说，“如果您肯过来一下的话……”威尔逊赌气地把门关上。他再一次试着把缠腰布缠到身上。

他曾经看过一场电影——是不是《孟加拉枪骑兵》[26]？——在这部影片里缠腰布简直驯服得出奇。一个裹着头巾的土著拿着卷成一卷的缠腰布，一个衣着整洁、一尘不染的军官像个陀螺似的旋转着身子，于是缠腰布便干净利落地紧紧缠在他的腰上。另一个仆人站在旁边端着冰镇的饮料，一把蒲葵扇在他身后轻轻摇动。看来这些事在印度是能够处理得很好的。虽然如此，经过又一次努力，威尔逊到底还是把这个劳什子缠在腰上了。缠得太紧了一些，而且满是皱褶，此外，塞进去的地方也太靠前，上衣遮挡不住。他从一面残破的镜子里悲哀地打量着自己的身影。有人在门外面敲了敲。

“谁？”威尔逊喊道，有一刹那他想的是那个印度人竟厚着脸皮追过来了……但是等门打开以后，他才发现是哈里斯；印度人仍然在过道对面的浴室里坐着倒弄他的一沓推荐信。

“出去吗，老兄？”哈里斯有些失望地问道。

“可不是。”

“今天晚上好像谁都要到外面去。看来整个饭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接着，他又沮丧地添了一句，“而且今天晚上又轮到吃咖喱饭。”

“不错，是咖喱饭。我吃不着了，真可惜。”

“你还没有连着吃两年呢，老兄，每星期四晚上一次。”他看了看威尔逊腰上的那块布，“你缠得不对，老兄。”

“我知道。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我从来不裹这个。凡是有脑子的人都看得出来，这种玩意儿对肠胃不好。有人说缠腰布能吸汗，可是我出汗的地方偏偏不在那里，老兄。我倒宁愿系吊裤带，只不过橡皮筋坏得太快，所以我觉得最好系皮带。我不是势利眼。你到哪儿去吃饭，老兄？”

“到塔利特家。”

“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昨天到我的办公室来结账，请我去他家吃晚饭。”

“你到叙利亚人家吃饭用不着穿礼服，老兄。把它解下来吧。”

“你敢肯定吗？”

“当然了，听我的话没错儿。完全用不着。”他又接着说，“你会好好地吃一顿，但是对那些甜食可要小心一点儿。生命的代价就是永远小心谨慎。我倒想知道，他有求于你的是什么。”威尔逊一边听哈里斯闲聊，一边把缠腰布解下来。威尔逊是一个很会听人讲话的人，他的脑子好像一个筛子，没有用的东西整天从那里面漏下来。他穿着衬裤坐在床上静静地听着——“你吃鱼要小心着点儿，我从来不敢碰鱼。”——但是哈里斯的话在他脑子里什么也没留下。他一边把白色的卡其裤拉到光滑的膝盖上，一边默诵着：

可怜的小精灵

只因一时疏忽，就被囚禁

在坟墓一般的躯壳中。

他的肚子叽里咕噜地叫唤起来，每到吃饭以前他的肚子总要这样响一阵。

从你那里，他只希望得到，

为了他的效劳和他的苦恼，

今天——一个笑脸，明日——一首诗歌。[27]

威尔逊对着镜子凝视着，用手指摸了摸自己那过于光滑的皮肤。镜子里的面孔也瞪着眼睛回望着他，一张白里透红的、健康的、胖乎乎而又毫无希望的面孔。哈里斯继续兴高采烈地讲下去：“有一次我对斯考比说……”这几个字凝结在一起，在威尔逊的嗓子里卡住了，他于是把自己思忖的事大声念叨出来：“真奇怪，他怎么会同她结婚。”

“我们大家都奇怪，老兄。斯考比人很不错。”

“她太好了，斯考比配不上。”

“你是说露易丝吗？”哈里斯惊奇地喊道。

“当然了。我还能说谁？”

“真是各有所好。你就大胆地干吧，老兄，准能上手。”

“我得走了。”

“吃甜食要小心着点儿。”哈里斯又来了一股劲，继续谈下去，“天晓得，与其吃星期四的咖喱，我倒宁愿尝尝理应小心提防的东西。今天不是星期四吗？”

“是的。”

他们走到外边过道上，走进印度人的视线里。“早晚你得让他算一次命，老兄，”哈里斯说，“哪个人都得让他算一次。不让他算一次命，他是永远不叫你清静的。”

“我不相信占卜算命这类玩意儿。”威尔逊扯了一个谎。

“我也不信，但是他很有两下子。我到这里的第一个星期他就给我算了。他告诉我，我在这个地方至少得待两年半的时间。我当时认为过一年半就能够休假了，现在我算明白了。”印度人带着胜利的神色从浴室里看着他们。他开口说：“我有一封农业厅主任的信，还有一封地区专员的。”

“好吧，”威尔逊说，“给我算一卦吧，可是要快一点儿。”

“我看我还是先走吧，老兄，省得我把秘密听了去。”

“我不怕。”威尔逊说。

“您坐在浴盆边上好吗，先生？”印度人很客气地邀请威尔逊坐下，把他的一只手拉过来，“您这只手可真令人感兴趣，先生。”他把威尔逊的这只手掂了掂，不太令人信服地说。

“你要多少钱？”

“根据顾客的官级，先生。像您这样的官，我得要十先令，先生。”

“太贵了点儿。”

“级别低的是五先令。”

“我是属于五先令那一级的。”威尔逊说。

“噢，您不是，先生。农业厅主任给了我一镑。”

“我不过是个会计。”

“这是您这么说，先生。总督副官和斯考比少校都给我十先令。”

“好吧，”威尔逊说，“这是十先令。说吧。”

“您到这个地方才不过一两个星期，”印度人说，“您在半夜里有时候很烦躁。您觉得您没有什么进展。”

“在哪一方面？”哈里斯懒洋洋地站在门口问。

“您有雄心壮志。是一个梦想家。很喜欢读诗。”

哈里斯嘻嘻地笑起来。威尔逊的眼睛从划着他的手纹的手指上抬起来，不无惊惧地望着占卜人。

印度人继续按照自己的路子讲下去。他的头巾俯在威尔逊的鼻子下面，一股陈腐食物的气味一阵阵冲上来——很可能他经常从食品橱里偷点儿什么塞在头巾里。印度人说：“您是个爱守秘密的人。您不对您的朋友说您读诗的事——只对一个人说。一个人。”他又重复了一遍，“您很羞怯。您应该更有勇气些。您的成功线很长，保您事事如意。”

“干吧，老朋友，准保胜利。”哈里斯重复他的话说。

当然了，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埃米尔·库埃宣传的那套心理学[28]：如果你深信不疑的话，事情就变成真实的了。踌躇不决的心理会消除，占卜中的错误也就不会被发觉了。

“你占的卦不值十先令，”威尔逊说，“这是五先令的货。告诉我一两件具体点儿的事，告诉我将要发生些什么事。”他不舒适地在浴盆的坚硬的盆沿上挪动了一下，看着一只蟑螂像个大血疮似的贴在墙上。印度人俯在他的两只手上又看了一会儿。“我看到巨大的成功。政府对您将会非常满意。”

哈里斯说：“他认为[29]你是官吏[29]。”

“为什么政府将会对我感到满意？”威尔逊问。

“您会捉到您要捕捉的人的。”

“啊，”哈里斯说，“我想他把你当成一个新来的警察了。”

“很可能，”威尔逊说，“别再浪费时间了。”

“再说说您的私人生活，也将是个大成功。您会得到您的心上人。您会乘船离开这里。一切都会很好。对您来说。”他加了一句。

“这回真正值十先令了。”

“晚安，老家伙。”威尔逊说，“你这样占卦，我是不会给你写推荐信的。”他从浴盆边上站起来，墙上的蟑螂飞快地钻到什么东西后面去了。“我真受不了这些东西。”威尔逊一边说一边侧着身子向门外走去。走到过道上，他又转过头来重复了一句：“晚安。”

“我刚来的时候也受不了，老兄，可是我发明了一种游戏。你到我屋子里来，我给你看看。”

“我该走了。”

“到塔利特家吃饭谁也不准时。”哈里斯把房门打开。第一眼看到这间屋子的肮脏杂乱，威尔逊很替哈里斯难堪，不禁把头一扭。在自己的屋子，威尔逊是不肯这样把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摆在明面儿上来的——脏漱口杯，扔在床上的毛巾。

“你看看这儿，老朋友。”

威尔逊把目光移到墙壁上，感到心安了一些。墙上是用铅笔做的一些记号：一个大写字母H，下面是一行数字，前面记载着日期，就像现金账簿一样。另外一栏是D.D．两个字母，下面也是许多数字。“这是我打蟑螂的记录，老兄。昨天记录平平，只打着了四个。最高记录是九个。这就使你欢迎这些小生物了。”

“D.D，代表什么？”

“就是掉进下水道[30]，老兄。每逢我把它们打进洗脸台，掉进下水道里，就在这一栏上记一笔。没准儿还没有打死，是不是？”

“没准儿。”

“做这种游戏不能哄骗自己，弄虚作假就没味儿了。唯一的问题是，自己跟自己赌赛，有时候觉得没有意思。咱们俩进行一场比赛好不好，老兄？你知道，这需要技巧。这些东西确实能听到你的脚步声，它们跑得飞快，像闪电一样。每天我都用手电筒搜捕一番。”

“我倒也可以试试，可是我现在得走了。”

“你听我说——我现在先不打，等你从塔利特家回来咱们再开始。上床以前咱们玩五分钟。就玩五分钟。”

“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的话。”

“我同你一起下楼吧，老兄。我已经闻见咖喱味了。你知道，刚才那个老傻瓜把你当成新来的警官，我差点儿笑出声来。”

“好多事他都弄错了，不是吗？”威尔逊说，“我是说他说我爱读诗的事。”

二

威尔逊第一次看到塔利特的住房，觉得很像一个乡村舞厅。所有的家具都靠墙摆着，一把把不舒适的高靠背硬椅摆成一排，墙角坐着几位老年人也活像是护送少女出席舞会的陪伴。老妇人穿着黑绸子衣服，不知要用多少码绸子才能做成；还有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头儿，戴着一顶吸烟时戴的软帽。这些人都一声不响地紧紧盯着他。威尔逊不愿意这些人这么盯着自己，便抬起头打量起墙壁来。墙上光秃秃的什么装饰也没有，只有屋子的每个拐角都钉着一些充满浪漫情调的法国明信片，用缎带和蝴蝶结连成一组蒙太奇——几个年轻人嗅着紫红色花朵，一个圆润、粉红色的肩膀，一个热情的接吻……

威尔逊发现，除了他自己以外，就只有一位客人——兰克神父，一位穿着长法衣的天主教传教士。威尔逊和兰克神父坐在两个角落里，被夹在那些陪伴中间。兰克神父告诉威尔逊，这些人中谁是塔利特的祖父母，谁是他的父母，哪两个是伯父，一个老太太也许是他的曾祖母，另外还有一个表亲。塔利特的老婆正在大厅里望不到的一处地方准备菜饭，一小盘一小盘的食物由塔利特的弟弟和妹妹源源不断地给两个客人端上来。这一大家族人除了塔利特外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兰克神父这样隔着大半间屋子大声谈论主人家里的私事使威尔逊觉得很不好意思。“谢谢，我不吃这个。”兰克神父摇晃着那把乱蓬蓬的白胡子谢绝了一道甜食，“我建议你对那些东西要小心点儿，威尔逊先生。塔利特是个好人，但是他弄不清楚西方人的肠胃能接受什么。那些老人的肠胃简直同鸵鸟的一样好。”

“这种吃饭的方式真有意思。”威尔逊说。他的目光碰到了坐在屋子另一边的一位老祖母的目光，他向她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老祖母显然以为威尔逊想再要点儿甜食，便生着气喊起孙女来。“不，不。”威尔逊连忙否认，可是一点儿用也没有，他一边摇头一边冲着那位年过百岁的老头苦笑。老头咧开嘴唇，露出牙齿掉光的牙床子，向塔利特的弟弟恶狠狠地做了个手势。塔利特的弟弟马上又端来一盘甜食。“这种东西很保险，”兰克神父大声喊道，“只是糖、油和一点儿面粉。”两个客人的酒杯一分钟也不停地被斟满威士忌。

“真希望你老实承认，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威士忌，塔利特。”兰克神父喊叫着说，同时流露出一头老象般的调皮神情。塔利特满面笑容，轻手轻脚地从屋子一头跑到另一头，同威尔逊讲句话，又同兰克神父搭个腔。塔利特穿着白色长裤，黑色头发紧贴在头上，一张灰暗、光洁的外国人的面孔，一只木偶似的玻璃假眼，他的样子使威尔逊联想到一个年轻的芭蕾舞演员。

“希望号已经走了，”兰克神父又从屋子那边喊过来，“你估计他们发现什么没有？”

“据办公室里谣传，”威尔逊说，“找到了几颗钻石。”

“钻石，哎呀呀，”兰克神父说，“他们永远也找不到钻石。他们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找。你说呢，塔利特？”接着，兰克神父又给威尔逊解释说：“一提到钻石，就揭了塔利特的旧疮疤。去年他上了当，买的钻石是假的。尤塞夫骗了你，是不是，塔利特？你这个小无赖！还不够精明，是不是？你这个天主教徒让一个穆斯林给骗了。我真想扭断你的脖子。”

“他干了坏事。”塔利特站在威尔逊和神父两人中间说。

“我到这个地方才不过几个星期，”威尔逊说，“可是人人都同我谈尤塞夫的事。他们说这个人卖假钻石，偷运真钻石，卖劣酒，囤积棉布等着法国人入侵，诱拐军医院的女护士，简直无恶不作。”

“他是一条癞皮狗，”兰克神父带着某种欣赏的语气说，“我并不是说，你在这里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能够相信。要是什么都信的话，这里就没有一个人不同别人的老婆睡觉，没有一个警察不受贿了——不是受尤塞夫收买就是收塔利特的贿赂。”

塔利特说：“尤塞夫是个坏蛋。”

“政府为什么不把他弄进去？”

“我在这里待了二十二年了，”兰克神父说，“可是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叙利亚人有什么真赃实据落在警察手里。啊，我多少次看到警察早上起来，一脸得意扬扬的样子，准备一下子猛扑过去，简直乐得心里都开了花了——我本来想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可是转念一想，我费这个力气做什么？他们到头来还不是扑了一场空？”

“你真应该当个警察，神父。”

“啊，”兰克神父说，“谁知道呢？咱们这座城警察已经够多的了，磕头碰脑都是——至少人们都这么讲。”

“谁这么讲？”

“这种甜食要小心着点儿，”兰克神父说，“少吃一点儿没什么问题，可是你已经吃了四块了。喂，塔利特，看起来威尔逊先生已经饿了。你不能把大菜端上来吗？”

“大菜？”

“就是说主菜。”兰克神父说。整个这间屋子都嗡嗡地回响着他的欢笑声。二十二年来，这个声音一直在欢笑着、打趣着，妙趣横生地鼓舞人们熬过旱季和雨季。但是他的这种快乐到底有没有使哪一个人得到安慰呢？威尔逊想知道，它是否安慰得了他自己呢？这声音听起来就像公共浴室里瓷砖上回荡着的哄闹声响：一些陌生人在洗蒸汽浴时的撩水的声音和笑声。

“当然，兰克神父。马上就来，兰克神父。”兰克神父不等邀请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在一张桌子边坐下。这张桌子也同硬靠背椅一样，贴墙摆着。只摆了几个人的餐具，威尔逊有些犹豫。“来，坐下，威尔逊先生。只有上年纪的人同我们一起吃——当然，还有塔利特。”

“你刚才在谈一桩谣言？”威尔逊问。

“我的脑袋是一个谣言的储藏箱，”兰克神父说着做了一个表示绝望的滑稽手势，“如果有谁告诉我一件什么事，我想他就是为了要我把这件事传播出去。在今天这样一个什么事都成为官方秘密的时候，提醒人们：舌头生来是为了谈话用的，真实情况是为了让大家谈论的，我想我这个职务还是很有用的。你看看塔利特在干什么。”兰克神父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塔利特正掀起遮光窗帘的一角，凝视着外面漆黑的街头。“在想尤塞夫在干什么呢，你这个小无赖？”兰克神父问道，“尤塞夫有一所很大的住宅，在街对面。塔利特想把它弄到手。是不是，塔利特？饭怎么样了，塔利特？我们饿了。”

“马上就来，神父，马上就来。”他一边说一边从窗边走过来。他默默地在百岁老人的身旁坐下，看着他的妹妹往桌上端菜。“你在塔利特家总能吃一顿好饭。”兰克神父说。

“尤塞夫今天晚上也请客。”

“作为一个传教士，不该过于挑剔，”兰克神父说，“但是我认为你这里的饭菜更好消化。”他的笑声又在屋子里嗡嗡地回响起来。

“让人发现同尤塞夫有来往，有那么糟糕吗？”

“可不是，威尔逊先生。如果我看到你到他家去，我会对自己说：‘尤塞夫急于知道关于棉花的某些情报——比如说，下月的进口量是多少——有多少正在海路上运过来，他会出钱买这些情报的。如果我看到一个女孩子走进去，我会想真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他用叉子从盘子里叉起一块什么，又呵呵地笑起来，“但是如果进去的是塔利特，我就会等着听喊救命的声音了。”

“如果你看见有警官进去呢？”塔利特问。

“我就会不相信我的眼睛了。”兰克神父说，“自从发生了拜利的事以后，再没有哪个警察这么傻了。”

“前两天有一辆警车把尤塞夫送回家来，”塔利特说，“我从这边看得清清楚楚。”

“大概是哪个司机想挣点儿外快吧。”兰克神父说。

“我好像看见了斯考比少校。他很小心，没有从车里出来。当然，我不敢说我看得准对。我只是说，看起来像是斯考比少校。”

“我的舌头又胡说八道了，”神父说，“我真是个多嘴多舌的老傻瓜。嗯，如果是斯考比的话，我就不再往下想了。”他的眼睛在屋子里巡视了一周，“不再往下想了，”他说，“我敢拿下个星期日的捐款打赌，这里面没有什么事儿，绝对没有什么事儿。”他又一次摇摆起他那瓮声瓮气的大钟来，呵，呵，呵，像一个麻风病患者在摇铃告诉路人自己的苦难似的。

三

当威尔逊回到旅馆的时候，哈里斯的屋子里仍然点着灯。威尔逊很疲劳，心情也有些烦闷，他想蹑着脚走过去，但还是被哈里斯听到了。“我一直听着你的脚步声，老兄。”他摇晃着手电筒。他在睡裤外面套着防蚊靴，看起来像是一个疲劳不堪的防空队员。

“太晚了。我想你已经睡了。”

“不进行捕蟑螂的比赛我是睡不着觉的。这件事已经在我的脑子里扎了根了，老兄。咱们可以每个月发一次奖。可以预见，将来会有一天别人也都要参加进来。”

威尔逊带着嘲讽的口气说：“也许还要设银杯呢。”

“比这个更离奇的事也有啊，老兄。捕蟑螂锦标赛。”

哈里斯在前面带路，轻手轻脚地从地板上走到屋子正中央：罩在灰色蚊帐下面的铁床，椅背可以折叠的扶手椅，化妆台上凌乱地摆着的几本《图片邮报》[31]。威尔逊看到居然还有房间比自己的更加凄凉，又一次悚然一惊。

“以后在我们两人的房间轮流进行，老兄。”

“我用什么武器？”

“你可以借用我的一只拖鞋。”一块地板在威尔逊的脚下咯吱地响了一下，哈里斯警觉地回过头来，“它们的耳朵同耗子一样灵。”

“我有一点儿累。你看是不是今晚……”

“就玩五分钟，老兄。不玩完这个我是睡不着觉的。看，这儿就有一个——在化妆台上。你先打。”但是当威尔逊手中的拖鞋的影子刚一落到墙上，这只蟑螂马上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你这样打不到，老兄。你看我怎么打。”哈里斯开始扑打另一只：这只蟑螂趴在墙壁不高不低的地方，哈里斯蹑着脚走过咯吱咯吱响的地板，先用手电筒在它身上来回地闪动一阵，然后一下子猛击下去，只见墙上留下一道血印。“一个完蛋了，”他说，“你得施展催眠术。”

两个人在屋子里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摇晃着电筒，挥舞着拖鞋，有时候头脑发昏，紧追不舍地一直赶到墙角。捕猎的热情把威尔逊的想象力也挑动起来了。开始的时候，两人的态度还都保持着运动员的风度，有时候称赞一声“打得妙”，有时候也安慰一句“运气不好”，但是在一次比分相同，追赶同一只猎物在护壁板前碰个对头的时候，两个人的好性子都没有了。

“老兄，你别跟我追一只鸟儿啊！”哈里斯说。

“我先把它吓跑的。”

“你的那个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老兄。这是我的。”

“还是那一个。它掉了两次头。”

“不是。”

“不管怎么说，没有理由我不能追打同一只。你把它赶到我这边来的。你可有点儿不讲道理。”

“你违反了规则。”哈里斯不客气地说。

“也许是违反了你的规则。”

“见鬼，”哈里斯说，“这个游戏是我发明的。”

一只蟑螂趴在洗脸台里的一块棕黄色的肥皂上，被威尔逊首先发现了。他进行了一次远射，从六英尺远的地方把鞋甩过去。拖鞋漂亮地落在肥皂上，蟑螂打着滚儿跌到洗脸台里。哈里斯打开水龙头，把它冲进下水管里。“打得好，老兄，”他想缓和刚才的僵局，叫了一声好，“一个D.D.。”

“真见鬼，哪里是D.D.，”威尔逊说，“你开水龙头的时候蟑螂已经死了。”

“你敢保证已经把它打死了吗？也许只是打晕了——脑震荡。根据规则该算D.D.。”

“又是你的规则。”

“我的规则在这里就是昆士伯利[32]标准规则。”

“昆斯伯利规则也该修改一下了。”威尔逊用威胁的语调说。他砰的一声用力把身后的房门一摔，连他自己的屋子四壁都颤动起来。他的心脏因为生气和夜晚的闷热跳个不停，腋下的汗水仿佛都流干了。但是当他站在自己的床边，看着这间同哈里斯的一模一样的房间——洗脸台、桌子、灰色的蚊帐，甚至贴在墙上的蟑螂——怒气一点儿一点儿地从他身体里消散出去，代替的是一阵寂寞、凄凉的感觉。仿佛是，他同镜子里自己的影子吵了一架。我发疯了，他想。是什么使我这样大发脾气呢？我失去了一个朋友。

这一天夜里他很久很久不能入睡，当他最后终于睡着以后，他梦到自己干了一件什么犯罪的事，以至于醒来后那种犯罪的感觉还沉重地压着他。在他去楼下吃早饭的时候，他在哈里斯的房门外边停下来。屋子里什么动静也没有。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答。他开了一条门缝，透过灰色蚊帐模模糊糊地看到哈里斯的湿漉漉的床铺。“醒了吗？”他轻声问道。

“什么事，老兄？”

“昨天晚上的事，哈里斯，我很对不起。”

“是我不对，老兄。我有点儿发烧。昨天心里很不舒服。容易发火。”

“不，是我不对。你是有道理的，应该算D.D．。”

“咱们以后扔硬币看正反决定吧，老兄。”

“今天晚上我还来。”

“那太好了。”

但是在吃过早饭以后，发生了一件别的事，把他的心思又从哈里斯身上扯开了。在进城的路上他到专员的办公处去了一趟，出来的时候，正好遇到斯考比。

“你好，”斯考比说，“你到这里来有什么事啊？”

“刚才为了通行证的事去找了专员一趟。在这个城市里一个人需要有这么多通行证，先生。我需要一个能够通行码头区的。”

“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们啊，威尔逊？”

“你们一定不愿意总是叫客人来打扰自己的，先生。”

“胡说。露易丝会很高兴同你再谈谈书籍的事。我是不看书的，你知道，威尔逊。”

“我想你没有什么时间。”

“噢，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斯考比说，“时间倒多的是。只不过我没有读书的癖好。来，到我的办公室待一会儿。我给露易丝打一个电话，她会很高兴看到你的。我希望你到我们家来，带她出去散散步。她活动得太少了。”

“我很愿意。”威尔逊说，在阴影里他的脸唰的一下红了起来。他向四周看了看，这就是斯考比的办公室。他像一个将军观察阵地一样仔细打量了一下这间屋子，但是很难把斯考比看作是敌人。当斯考比在桌前往身后一靠，开始拨电话号码的时候，挂在墙上的锈迹斑斑的手铐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今天晚上有空吗？”

威尔逊意识到斯考比正在注视着自己，连忙把心思收回来。斯考比的两只微微突出的、有一点儿发红的眼睛带着某种沉思的表情盯住他的面孔。“我奇怪你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斯考比说，“你不是这种类型的人。”

“有时候一个人会身不由己地做一件事。”威尔逊扯谎说。

“我可不这样，”斯考比说，“我做什么事前都计划好。你知道，连别人的事我也替人家计划。”他开始对着电话机说起话来。他的语调发生了变化：他好像在读一个演员的台词——这些台词读起来需要带着温情和忍耐，这些台词他读过这么多遍，因此尽管嘴巴动着，眼睛却什么表情也没有。斯考比把听筒放下来，说：“太好了。就这么定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威尔逊说。

“我订的计划做起来总是很顺利。”斯考比说，“你们两个人出去散散步，回来的时候，我会把酒准备好。在我家吃饭，”他带着一些焦虑继续说，“我们会很高兴同你在一起的。”

当威尔逊离开以后，斯考比走进去找专员。他说：“刚才我就要来找你，先生，我碰到威尔逊了。”

“噢，是的，威尔逊，”专员说，“他来找我谈了谈他们的一个驳船夫的事。”

“我明白。”办公室关着百叶窗，把朝阳挡了起来。一个军士从两人中间走过去，拿来一沓公文，同时也带来一股动物园的气味。天气非常闷，雨总是下不起来，虽然才不过早晨八点半钟，身体已经泡在汗水里了。斯考比说：“他告诉我他是为了通行证的事来找你的。”

“噢，是的，”专员说，“也为这个。”他把一张吸墨纸放在手腕下面，为了写字的时候把手上的汗吸掉。“是的，也是为了同我谈谈通行证的事，斯考比。”

第二章

一

斯考比太太走在前面，向下爬往横架在河流之上的桥梁，这座桥上还铺有废弃铁路遗留下来的枕木。

“我还从未发现这有段铁路。”威尔逊说，肥胖的重负让他喘起气来。

露易丝说：“这是我最喜欢散步的一条路。”

在这段铁路上方尘土飞扬的斜坡处，一个老头无所事事地坐在棚屋的门口；一个乳房开始逐渐显出形状的少女朝他们走来，头顶着一只水桶尽力保持平衡；一个只在腰间挂着一圈红色圆珠项链、全身赤裸的小孩，在狭小的土院子里的一群鸡中间玩耍；一群工人在结束工作之后，拿着斧子穿过桥走来。这是一天中较为凉爽的时候，也是一天中较为宁静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到，这个城市的一切就在我们身后？”斯考比太太说，“几百码远的山那边，男孩们正在贩卖饮料。”

铁路一直蜿蜒至山坡前，威尔逊向下望去可以看到巨大的港口铺展开在他面前。一支护航编队正在轰隆声中集结。那些小船在轮船之间像飞虫般移动着。在他们上方，灰色的树木和燃烧后的灌木覆盖在山脊的顶部。威尔逊的脚尖不时碰到枕木凸出来的地方，而被绊了一两次。

路易丝说：“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该有的样子。”

“你丈夫喜欢这个地方，是吗？”

“噢，我有时候觉得他的视力有某种选择性。他只看到他想看到的。他看不到那些勾心斗角，他也听不见那些流言蜚语。”

“他眼里有你。”威尔逊说。

“感谢上帝，他没有，因为我也得了这些病。”

“你并不势力。”

“噢，是的，我是。”

“你让我心神不宁。”威尔逊说。他的脸红了起来，不由自已地扭动脸部肌肉，准备吹一个谨慎细微又漫不经心的口哨。但他没吹出来。噘起的嘴唇最后像一条鱼一样只吐出一口气。

“看在上帝的份上，”露易丝说，“别这样谦卑。”

“我并不谦卑。”威尔逊说。他闪到一边，让工人过去。他解释道：“我还有过非分之想。”

“两分钟后，”露易丝说，“我们就走到这里最好的地方了——在那里你看不到任何单栋的房子。”

“你真好，带我看这个……”威尔逊咕哝道，又被铁轨绊了一下。他很少跟人聊天：跟女人在一起时他会很浪漫，但除了浪漫别的也没有了。

“那儿。”露易丝说，但他还没来得及看见——荒凉的绿色山坡坠入壮阔平静耀眼的海湾——露易丝就再次打算离开，按原路返回。“亨利就快回来了。”她说。

“谁是亨利？”

“我丈夫啊。”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记得你叫他别的名字——好像是蒂奇。”

“可怜的亨利，”她说，“他有多讨厌这个名字。我尽量不在别人面前叫他这个，但我总忘记。我们走吧。”

“我们要不要再走远一点儿——走到火车站？”

“我很乐意，”露易丝说，“最好在天黑之前回去。天黑之后那些老鼠就都出来了。”

“往回走一路都是下坡。”

“那我们快点儿吧。”露易丝说。他跟在她后面。露易丝瘦削又笨拙，但对他像是有一种温蒂妮[33]才有的吸引力。她对他一直很好，愿意陪着他，并且还不自觉地表露出女人情愫骚动时的那种亲切。但他对这段关系没有主动权，也没法儿让他们的关系对等。在他充满浪漫、谦卑和抱负的脑海里，他只想谈一次恋爱，与女服务员、电影院的女检票员、巴特西[34]女房东的女儿或者女王——露易丝就是女王。他看着露易丝的脚跟又咕哝道：“真漂亮啊。”他走在石道上，两个肥壮的膝盖隔着裤子不停地撞到一起。眨眼间，阳光变了色：太阳由砖红色变成半透明的粉红色，落下山并坠入海湾广阔平静的海水。日落时分的阳光，总会给人一些意外之喜，虽然它从未刻意如此。

“到了。”露易丝说。他们靠着废弃的小车站的木质墙上，大口地呼着气，一边看着转瞬即逝的晚霞。

穿过一扇敞开的门——应该是曾经的候车室或者站长的办公室？——一群母鸡进进出出。窗子上的灰尘像是由不久前刚刚路过的一列火车的蒸汽留下的。在永久关闭的售票窗口上，有人用粉笔画了一个粗糙的男性生殖器的形状。当露易丝靠在窗口呼吸时，威尔逊可以越过露易丝左边的肩膀看到它。“过去我每天都会来这里，”露易丝说，“直到他们为我毁了这里。”

“他们？”

露易丝说：“感谢老天，我很快就要离开这儿了。”

“为什么？你不会是真要离开吧？”

“亨利会送我去南非。”

“噢，老天。”威尔逊喊道。这个消息太突然了，像一阵剧痛。他的脸都扭曲了。

威尔逊试着掩盖自己过度的反应。没人比他自己更清楚地知道，他脸上从不表露出愤怒或者激动的情绪。他说：“你不在这里他该怎么办？”

“他会处理好这些的。”

“他会感到非常孤独的。”威尔逊说道——他、他、他在他内耳里激荡时就像是在说我、我、我。

“我不在这里，他会更幸福的。”

“他应该不会。”

“亨利并不爱我。”她平静地说，就像是在教一个小孩，用最简单的词语来解释最复杂的问题，简化……她又把头靠着售票窗口，然后对他笑了笑，像是在说，当你对此看得很透时是很容易说出来的。“我不在这里，他会更幸福的。”她又说了一遍。一只蚂蚁从木头上爬上她的脖子，而他靠得足够近到把蚂蚁拂掉。他并不想这样。当他把自己的嘴唇从她的嘴唇上移开时，蚂蚁还在那儿。他让它爬上自己的手指。露易丝口红的味道像是他从未品尝过的某种东西，他会永远记得。这对他而言，就像是执行一条在全世界都已被废除的法律。

“我恨他。”她说，拾起已经被遗忘的对话。

“你不要走。”他恳求她。一滴汗水流向他的右眼，他伸手拂去；他的眼睛越过她的肩膀，再次看向那个生殖器图案。

“如果不是因为钱，我早就走了，可怜的亨利。他必须想出办法。”

“怎么想？”

“那是男人的事。”她说这话时像是一个挑衅，威尔逊又亲吻了她一次；他们的嘴唇像双壳贝贴在一起，然后她挣扎开，他听到了不幸的声音——反复地——兰克神父的笑声沿这段铁路传来。“晚上好，晚上好。”兰克神父说。他的步子很大，被他的法衣绊住了，跌跌撞撞地走过来。“暴风雨就要来了，”他说，“赶快走。”伴随着一阵“呵，呵，呵”声凄凉地顺着铁轨消失了，没给任何人带来一丁点儿的安慰。

“他没看见我们是谁。”威尔逊说。

“他当然看见了。这又有什么关系？”

“他最爱传播谣言。”

“就这点儿问题。”

“这不是问题吗？”

“当然不是，”她说，“为什么应该是？”

“我爱上你了，露易丝。”威尔逊伤心地说。

“我们才见第二面。”

“我没看出来这有什么不同。你喜欢我吗，露易丝？”

“我当然喜欢你，威尔逊。”

“我希望你不用叫我威尔逊。”

“你有其他名字吗？”

“爱德华。”

“你想让我叫你‘泰迪’或者‘熊’吗？这些名字会一直跟着你在你真正认清这些之前。当你忽然叫某人‘熊’或者‘蒂奇’，那个真正的名字就会变得枯燥和正式，然后你会发现他们因此而恨你。我宁愿叫你威尔逊。”

“为什么你不离开他？”

“我正在离开他。我跟你说了，我就要到南非去了。”

“我爱你，露易丝。”他又说了一遍。

“你多大了，威尔逊？”

“32岁。”

“32岁还很年轻，我太老了，已经38岁了。”

“这没关系。”

“威尔逊，你读的那些诗都太浪漫了。这有关系。这比爱的关系更大。爱一点儿不真实，不像年龄和宗教……”

乌云穿过海湾而来：在布洛姆上空黑压压地聚集起来，然后在空中撕扯着，上下翻滚。狂风将他们吹向车站。“太迟了，”露易丝说，“我们被困住了。”

“这会持续多久？”

“半个小时。”

一开始只有几点雨打在他们脸上，紧接着大雨落下。他们站在车站里，听着暴雨猛击在屋顶上。四周一片黑暗，几只鸡在他们脚下来来去去。

“真可怕。”露易丝说。

他碰了碰她的手，然后抚摸着她的肩膀。“噢，看在上帝的份上，威尔逊，”她说，“现在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她不得不说得大声一些，以免她的声音被车站铁皮屋顶之上的雷鸣声盖住。

“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听得出来她正在离自己远一点儿，而且他很高兴四周一片黑暗，遮住了自己的窘迫。“我喜欢你，威尔逊，”她说，“但我不是那个在黑暗中发现自己和一个男人相处时就期望跟他谈情说爱的护士长。你不必靠近我，威尔逊。我不想要你。”

“我爱你，露易丝。”

“是，是，威尔逊，你已经告诉我了。你觉得这里有蛇吗——或者老鼠吗？”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去南非，露易丝？”

“蒂奇弄到钱的时候。”

“这会花很大一笔钱。你有可能就去不了。”

“他会想出办法的。他说过他会。”

“人寿保险？”

“不是，他试过了。”

“我希望我自己能出得起这笔钱，但我穷得跟教堂里的老鼠一样。”

“不要在这里说老鼠。蒂奇会想出办法的。”

他在黑暗中开始观察她的面孔，瘦削的脸庞、灰白的皮肤、薄薄的嘴唇——就像努力回忆曾经认识但后来永远离开的某个人的容貌。人往往会用这种方法建立起他人的容貌——首先是他的鼻子，如果注意力足够集中的话，还会记起他的眉毛，却始终记不起他的眼神。

“他会为我做任何事的。”

“刚刚你还说他不爱你。”

“噢，”她说，“但他有很强的责任感。”

他动了动。她激烈地叫了出来：“待在那里。我不爱你。我爱的是蒂奇。”

“我只是转移一下身体的重心。”他说。她笑了起来。“多好笑啊，”她说，“很长时间以来，我身上发生的事都变得很可笑。我会记得这个好几个月的，好几个月。”但对威尔逊而言，他会一杯子记得她的笑声。他的裤子在风暴的吹拂下不停地拍打着，他又想到了那句诗：“在坟墓一般的躯壳中。”

二

当露易丝同威尔逊从河对岸回来，走到勃恩赛德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一辆警用厢型车停在门前，车灯照亮了打开的房间，人影进进出出，往外搬送东西。“怎么了？”露易丝叫了一声，开始往家里跑起来。威尔逊喘着气跟在后面。阿里从房子里走出来，头上顶着一个铝皮浴盆、一把折叠椅和一个用旧手巾系着的包裹。“发生了什么事了，阿里？”

“老爷要出门了。”他说。在车灯的照耀下，看得到他笑得咧开了大嘴。

斯考比手里端着一杯酒，正坐在起居间里。“我很高兴你们回来了，”他说，“我本来以为我只好写个条子了。”威尔逊发现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在写条子了。斯考比已经从笔记本上扯下一页纸，用他那笨拙的书法写下几行字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亨利？”

“我得到班巴去一趟。”

“你不能等星期四的火车去吗？”

“不能等。”

“我能同你一起去吗？”

“这次不成。对不起，亲爱的。我得带着阿里去，把那个小佣人给你留在家里。”

“出什么事了？”

“年轻的佩倍尔顿出了点儿事。”

“严重吗？”

“严重。”

“他是那样一个傻瓜。让他在那个地方当地区专员简直是发疯了。”

斯考比把杯里的威士忌喝干了，说：“很对不起，威尔逊，你自己张罗自己吧。从冰箱里拿出一瓶苏打水来。佣人们都忙着搬行李呢。”

“你要去多久，亲爱的？”

“噢，我后天就能回来，如果运气好的话。为什么你不去哈里法克斯太太那里住两天呢？”

“我在家里住没有什么问题，亲爱的。”

“我也可以把小佣人带走，把阿里给你留下，可是小佣人不会做饭。”

“有阿里在身边你会过得好一些，亲爱的。就同我没有到这地方来以前你过的那些日子一样。”

“我想我该走了，先生。”威尔逊说，“我很抱歉，我同斯考比太太出去耽误的时间太长了。”

“噢，我不担心这个，威尔逊。兰克神父刚才从这里经过，告诉我你们在老车站里避雨。你们该这样做的。兰克神父浑身都淋湿了。他也该在那里避避雨——像他这把年纪，再发起烧来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能给你倒一杯酒吗，先生？然后我就走了。”

“亨利最多就喝一杯。”

“你说得对，可是我想我还愿意再喝一杯。但是你不要走，威尔逊，留在这儿，陪露易丝一会儿。我再喝完这杯就得动身了。我今天夜里是不能睡觉了。”

“为什么不能叫一个年轻一点儿的人去呢？你岁数太大了，蒂奇，不该再办这种事了。坐一夜的汽车。为什么你不派弗莱塞尔去？”

“专员叫我去。这是那种案件——需要细心、老练，不能让年轻人去处理。”他又喝了一口威士忌，当他发现威尔逊也正在盯着他，就把目光忧郁地移到别处。“我必须走了。”

“这次的事我再也不能原谅佩倍尔顿了。”

斯考比带着责备的语气说：“别胡说八道了，亲爱的。如果我们了解了真实情况，许许多多的事我们都会原谅的。”他又对着威尔逊干笑了一下，“如果一个警察能把事实调查清楚，他应该是世界上最有宽恕心的人。”

“我很希望我能帮帮你的忙，先生。”

“你能够帮忙。待在这里，陪着露易丝多喝几杯酒，叫她高兴起来。她没有什么机会同别人谈论书籍的。”威尔逊看见露易丝在听到“书籍”这个词儿的时候咬紧了嘴唇，正像不久以前他看见斯考比在听到“蒂奇”这个名字时打了个寒战一样。威尔逊这时第一次体会到，人与人的关系，不论是谁，总无法避免痛苦——自己受的痛苦和加给别人身上的痛苦。我们居然会害怕孑然独处，多么愚蠢啊！

“再见，亲爱的。”

“再见，蒂奇。”

“好好照顾着威尔逊。别让他缺酒喝。你自己也别忧伤。”

当露易丝吻着斯考比的时候，威尔逊端着一杯酒站在门边，回忆起上面小山上的那个废弃的车站以及口红的滋味。整整一个半小时，她的嘴巴上带着的是他的唇印。他没有嫉妒的感觉，他感到的只是一阵悲伤无望，就好像一个人想在一张潮湿的纸上写一封重要的信，但无论怎么努力，那字迹总是模糊不清。

他俩并排站着，望着斯考比走到路那边，走到警察厅的小旅行车前边。他喝的威士忌比平常的多了一些，也许是因为这个他的脚步才有些蹒跚。“他们应该派一个年轻人去。”威尔逊说。

“他们老是这样。他是专员唯一信得过的人。”看着他吃力地爬到汽车里，她又伤感地说，“他不是那种典型的副官吗？总是干活儿的那个。”

驾驶汽车的黑人警察发动了引擎，嘎嘎地调好挡才松开离合器。“他们连一个好司机都不给他，”她说，“好司机要留着送弗莱塞尔和别的人去俱乐部跳舞。”旅行汽车颠簸了一下，冲出了院子。露易丝说：“好了，不管怎么说人也走了，威尔逊。”

她拿起斯考比准备留给她看的条子，大声读道：亲爱的，我需要动身到班巴去。这件事不要让别人知道。出了一件可怕的事。可怜的佩倍尔顿……

“可怜的佩倍尔顿。”她非常生气地重复了一句。

“佩倍尔顿是什么人？”

“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简直是一条跳跳蹦蹦的小花狗。他本来是班巴的地区副专员，后来巴特沃斯生了病，就让他负责那个地方的事了。谁都知道非出乱子不可。遇到麻烦的事来了，坐一夜汽车去解决问题的，当然还得是亨利……”

“我是不是得走了？”威尔逊说，“你该换衣服了。”

“是的，你最好走吧——免得让别人知道他已经走了，咱们还在一间屋子单独待了五分钟，况且屋子里还有一张床。单独的，当然了，不算小佣人和厨师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

“我希望我能替你做一点儿什么。”

“你可以做点什么，”她说，“你可不可以到楼上去看看卧室里有没有老鼠？我不愿意叫小佣人知道我胆小。把窗户也关上。老鼠总是从窗户进来。”

“关上窗户太热了。”

“我不在乎。”

他紧靠着门边站着，轻轻地拍了两下巴掌。屋子里一点儿声响也没有，然后，他蹑手蹑脚地、匆忙地，好像没有权利留在这间屋子里似的，走到屋子另一头窗户前面，把它关上。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脂粉的气味——他觉得在他知道的气味中这是最值得记忆的一种香味。他又站在门边，把整个屋子仔细看了一遍——小孩的照片、香脂罐、阿里拿出来的为了晚上穿的衣服。在国内的时候，他受过训练该如何记忆，如何挑选出重要的细小的物件，搜集有价值的证据，但是他的雇主从来没有告诉他，他将到这样一个奇异的国土里来。

第三部

第一章

一

警用厢型车停在一大队等候摆渡的军用卡车中间，这些汽车的车灯在黑夜里宛如一个小村庄的灯火。路两旁的树木低低地压在头顶上，散发着热气和雨水的味道，在这一队汽车后面某处，一个司机正在唱歌——悲泣的、没有什么音调的歌声时高时低，好像风儿嘶嘶地吹过钥匙孔。斯考比在车上一会儿睡着一会儿醒来，如此反复。醒着的时候他就想佩倍尔顿的事，设想如果自己是佩倍尔顿的父亲该是什么心情——那个已经有了一把年纪的退休的银行经理，他的妻子在生佩倍尔顿的时候因为难产去世了。当他再一次蒙眬睡去的时候，他毫不费力地回到一个完全幸福、完全自由的梦境里去了。他正走在一片宽阔、凉爽的草地上，阿里跟在他后面。在这个梦里再没有什么别的人，阿里也一句话都不说。小鸟高高地在头顶上飞过去。有一次他在草地上坐下，草叶分开了，一条绿色的小蛇爬了出来，从他的手掌爬上胳臂，一点儿也没有惧怕的意思。在它重新爬回草地以前，这条小蛇用它的冰冷的舌头友善地轻轻触了一下他的面颊。

一次，他睁开了眼睛，阿里正站在他旁边等着他醒过来。“主人要不要床？”阿里的语声虽然很轻，却早已拿定主意了。他把自己在路边支起来的行军床指给斯考比看，连蚊帐都已经在头顶上面的树枝上挂起来了。“要两三个小时，”阿里说，“很多卡车。”斯考比听从了，在床上躺下来，立刻又回到那块恬静的草地里；在那里，任何事都不会发生。他再醒过来时，阿里仍然站在那里，只不过手里端着一杯茶和一碟饼干。“还要一个小时。”阿里说。

最后，终于轮到他们的厢型车过摆渡了。他们从红土的斜坡上开到一个木排上面，接着木排开始移动起来，一尺一尺地滑过阴森的、冥河般的水流，缓缓向对岸的森林驶去。两个揪动绳索的船夫除了围着一条缠腰布外，浑身赤条条的，好像他们已经把衣服留在身后生命终止处的岸边了。除了两个摆渡的船夫以外，木排上还有一个人给他们打着拍子，在这个阴阳交界的地方敲击着一只空沙丁鱼罐头权当乐器。那个还活在人世里的歌手那悲咽的、一刻也不停息的声音向脑后的方向飘去了。

这只不过是他们必须经过的三处摆渡的第一处，每过一次摆渡，汽车都需要排一次长队。这以后，斯考比再也没能好好地睡一觉。因为汽车的颠簸，他的头疼起来，他吃了几片阿司匹林，希望把头疼止住。他不想出门在外的时候发起烧来。现在他焦虑的并不是佩倍尔顿——人既然已经死了，也就算了，倒是他向露易丝许下的诺言使他忐忑不安。两百镑并不是个小数目，这个数字反复变化着像钟声一样在他那又疼又涨的头脑里嗡鸣着：200、002、020。他无论如何也寻不出第四种组合，心里一阵阵发急：002、200、020。汽车已经驶出了满是铁皮顶小屋和糟朽的木板房的地区。现在他们经过的都是些由泥棚和茅舍组成的灌木丛中的村落。到处没有灯光，家家门户紧闭，上着护窗板，只有几只山羊的眼睛盯望着汽车队的车灯。020、002、200、200、002、020。阿里蹲在汽车中间，一只胳臂搭在他的肩膀上，另一只手端着一大缸子热茶——尽管汽车摇摇晃晃，他还是设法烧开了一壶茶。露易丝说得对——他好像又回到过去的日子里。如果他感到自己年轻一些，如果没有这个200、020、002的问题，他会多么快乐啊。可怜的佩倍尔顿横死的事是不会扰乱他的心境的——他只不过在履行一项职责，再说，他也从来没喜欢过佩倍尔顿。

“我头疼得厉害，阿里。”

“主人吃阿司匹林太多了。”

“你还记得吗，阿里，十二年以前咱们花了十天工夫，沿着边界线做的那次二百002旅行[35]？两个挑夫病倒了……”

从司机的反光镜里他可以看到阿里在点头，满脸堆着笑容。他觉得这就是他所需要的全部爱情和友谊。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这些他就会很幸福了，只要有这个嘎嘎作响的厢型车，挨在嘴唇上的热茶，沉重、潮湿、庞大重浊的森林，甚至连头疼和孤寂也可以算上，他就心满意足了。他想，只要我还能安排好她的幸福，就什么都好了。在这个一切都颠倒混乱的夜晚，他一时忘记了经验已经教会了他的一件事——没有一个人能真正了解另一个人，也没有人能够安排另一个人的幸福。

“还要过一个小时。”阿里说。斯考比注意到夜色正开始一点儿一点儿淡下去。“再给我一缸子茶，阿里，加一点儿威士忌。”一刻钟以前，汽车队已经同他们分了家，厢型车离开公路，沿着一条岔路颠颠簸簸地更深地驶入了丛林地带。斯考比闭上眼睛，努力使自己的脑子从那几组数字的不协调的轰鸣声里躲开，转到他要办的那件不愉快的公事上去。班巴只有一个土著巡佐，在听取这个巡佐的词不达意的报告之前，斯考比很想对于已经发生的这档子事先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最好先到教堂去一趟，和克雷神父谈一谈，他不太高兴地思索着。

克雷神父已经起床，正在一所凄凉的欧洲式样的小房子里等着他。这所红砖建筑物伫立在一群土房中间，一望便知是一所维多利亚式样的教士住宅。一盏煤油灯映照着这位传教士的红色短头发和他的一张生满雀斑的年轻的利物浦面孔。他不能安静地坐几分钟，每次都是屁股刚一沾椅子便马上站起来在小屋里走来走去，从一张非常难看的石印油画前走到一座石膏像前，再转回身子走向石印油画。“我很少和他见面。”他带着哭腔说，挥动着两臂好像在讲坛上布道，“他就喜欢玩牌、喝酒。我不喝酒，也从来不玩牌——除了玩迭蒙，你知道，玩迭蒙，那是一种一个人摆牌的游戏。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他上吊了？”

“是的。他的佣人昨天到我这里来了。佣人从前天晚上就没有看见他，但是这在大醉一场以后是常事，你知道，在大醉一场以后。我叫他找警察去。该这么做，是不是？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人早已死了。”

“你说得对极了。你能不能给我一杯水和一点儿阿司匹林？”

“让我帮你把阿司匹林化开吧。你知道，斯考比少校，这个地方几个星期、几个月也不发生一件事。我每天就是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而突然间，仿佛晴天一声霹雳……太可怕了。”他的眼睛因为没有睡好觉布满血丝，斯考比觉得他是属于那些完全不适合于孤独生活的人。屋子里一本书也没有，一个小书架，上面只摆着一本祈祷书和几本阐述教义的小册子。他根本不知道该怎样打发日子。他又开始踱来踱去。突然，他转向斯考比，非常激动地问道：“也许这有希望是件谋杀案？”

“希望？”

“要真是自杀，”克雷神父说，“那就太可怕了。自杀就永远得不到主的慈悲了。我整夜都在想这件事。”

“他不是天主教徒。也许这会使问题的性质有所不同。这人简直愚蠢透顶了，是不是？”

“我正是这么想这个问题的。”走到油画同塑像中间的时候，他突然身子一缩，向旁边跨了一步，好像在他往返踱步的小路上迎头碰到另一个人似的。他偷偷地匆忙瞥了斯考比一眼，想知道斯考比是否注意到他的这一奇怪的举止。

“你多久去一次海港？”斯考比问。

“九个月以前我在那里住了一夜。你问这个干什么？”

“谁都要换换环境。你这里有多少教徒？”

“十五个。我试图说服自己，佩倍尔顿还是来得及——来得及，你知道，在他临死以前，认识到……”

“套索勒在脖子上的时候是很难思考清楚的，神父。”斯考比喝了一大口阿司匹林水，几粒酸涩的药渣儿卡在他的喉咙里。“如果是谋杀的话，神父，你只不过把你的得不到宽赦的罪人换了另外一个人而已。”他想说一句俏皮话，但是他的俏皮话却在圣画和圣像之间萎缩了。

“谋杀犯是有时间……”克雷神父说，接着他又沉思地、带着怀旧之情补充说，“我过去在利物浦，有时候到利物浦监狱听犯人告解。”

“你想得出为什么佩倍尔顿干出这件事来吗？”

“我对他不了解。我们两人不太合得来。”

“这倒是件遗憾的事。这个地方只有你们两个白人。”

“他主动想借给我书，但是他的书我都不感兴趣——爱情故事，长篇小说……”

“你看什么书，神父？”

“任何关于圣徒的书，斯考比少校。我最喜欢读的是献给‘小花朵’[36]的书。”

“他喝酒很凶，是不是？他的酒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

“我想是尤塞夫开的小铺。”

“对。也许他欠了债。”

“我不知道。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斯考比把阿司匹林吃完了。“我想我该去看看了。”外面天已经大亮了，太阳升起以前，白昼是那么柔和、清晰、新鲜，给人一种奇异的天真无邪的感觉。

“我同你一起去，斯考比少校。”

警察局的巡佐正在地区专员住宅前面的一张帆布椅子上坐着，他站起来，吊儿郎当地敬了个礼，马上就含混不清地、瓮声瓮气地读起他的报告来：“昨天下午三点半，长官，区专员的佣人把我叫醒。他向我报告，区专员佩倍尔顿，长官……”

“好了，巡佐，我到屋子里去看一看。”局里的一名办事员正站在一进门的地方等着他。

看得出来，这所单层住宅的起居间曾经一度是地区专员的骄傲——但那一定是巴特沃斯在这里的事了。室内的家具还带着几分高雅和夸示于人的风貌；这些家具都不是公家发给的。墙上挂的是描画殖民地初期风光的十八世纪版画；一个书架上摆着巴特沃斯留下来的书籍。斯考比注意到几本书和几个作者的名字——梅特兰[37]的《宪法史》，亨利·梅因爵士[38]的著作，布赖斯[39]的《神圣罗马帝国》，哈代[40]的诗集，以及个人印行的《小威亭顿的最后审判日记录》。但是佩倍尔顿却在所有这些物品上面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一个所谓地方手工艺品的粗俗的皮坐垫，烟蒂在椅子上留下的烫痕，克雷神父不喜欢看的一堆书——萨默塞特·毛姆[41]，一本埃德加·华莱士的作品，两本霍勒[42]的，长沙发上还摆着一本打开着的书——《死神在嘲笑锁匠》。这间屋子看来不经常拂拭，巴特沃斯的书都已经长了斑斑霉点。

“尸体在卧室里，长官。”巡佐说。

斯考比开开门，走了进去——克雷神父跟在他后边。尸体停放在床上，一条床单连头带脚盖在身上。当斯考比把床单撩开，露出死者的肩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看到的是一个穿着睡衣、静静安睡着的孩子；脸上的丘疹只不过是青春期的粉刺。这张脸显示出的死者的生活阅历，似乎只限于学校教室和足球场的那一些。“可怜的孩子。”他叨念出声来。克雷神父刚才那种充满虔信的惊叫使他非常气恼。他觉得像这样一个还没有成形的孩子肯定会得到主的慈悲的。“他是怎么做的？”

巡佐指了指巴特沃斯为了挂画精心嵌在墙上的横木条——给公家盖房的承包商是不会想到这一点的。一张图画——一个土著国王在一顶华盖下面接见传教士——靠着墙放着，一段绳子还缠在挂画用的大铜钉子上。谁都觉得奇怪，这样一个一点儿也不坚牢的设置为什么会没有垮下来呢？佩倍尔顿身体可能很轻，斯考比想，他想到儿童的骨骼同小鸟的一样，又轻又脆。佩倍尔顿上吊的时候两脚离开地面一定还不到十五英寸。

“他临死以前写了什么东西没有？”斯考比问办事员说，“这样死的人一般都会写点儿什么的。寻死的人容易变得饶舌，会不能自已地把心里话讲出来的。”

“是的，长官，在办公室里。”

只要随随便便地看一下，就会发现这间办公室多么毫无秩序。档案柜没有上锁，办公桌上的公文格里堆积着满是灰尘的文件。上行下效，土著办事员一定也同他的上司一样邋里邋遢。“在那里，长官，在拍纸簿上。”

斯考比开始读这封手写的信，那笔迹同佩倍尔顿的脸一样没有成形；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与他入学年龄相仿的人一定也都在用这种字体写东西。亲爱的爸爸——原谅我给你带来的麻烦。似乎没有什么别的路好走了。很可惜，我没有在军队里；如果是军人，我就可能战死了。我欠人的债，你不用还——那个人不应该要这笔钱。他们也许想从你这里把这笔钱要回来，不然我就不提这件事了。对你来说，这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可是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你的爱子。底下的签名是“迪奇”。这封信读起来很像一个小学生因为学习成绩太坏在为自己辩解。

他把信递给了克雷神父。“你是不是要告诉我这里面有不可饶恕的地方，神父？如果做出这种事来的是你和我，那就是沉沦——你无论说什么我都同意。我们肯定会下地狱，因为我们是知道的，但是他什么都不知道。”

“教会教导我们……”

“就是教会也不能教导我说，上帝不怜悯年轻的人……”斯考比的话说了一半就突然停下了。“巡佐，你去招呼人，趁太阳还不太厉害，赶快把墓穴挖好。再把他所有的账单好好找一找。我要找个人谈谈这件事。”当斯考比转过头来向窗外望去的时候，阳光已经晃得他睁不开眼了。他用手遮住眼睛，说：“求求上帝，我的头……”他打了个哆嗦，“要是我不能把它压下去，就得害寒热病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神父，我叫阿里在你那里把我的床支起来。我想发一阵汗也许会好起来。”

斯考比服了大量奎宁以后就脱光衣服、裹着毛毯躺下来。随着太阳越升越高，他觉得这间囚牢似的小屋四面石壁一会儿冷得滴水珠，一会儿又热得像烤箱。门一直开着，阿里坐在门外台阶上削一块木头，时不时地把一两个说话嗓门太高、扰乱了病室安宁的村民赶走。强烈、持久的疼痛[43]压在斯考比的前额上；偶尔，这种疼痛也使他昏沉睡去。

但是在这种睡眠里并没有愉快的梦境。佩倍尔顿和露易丝模糊不清地融合起来。他翻来覆去地读一封信，信上全部都是200这一数字的变换，下面的签名有时候是“迪奇”，有时候又是“蒂奇”。他意识到时间在不停地过去，而自己在毯子里却丝毫也不能移动——他需要做一件什么事，需要去救一个人，去救露易丝或者迪奇或者蒂奇，但是他却被牢牢地缚在床上，而且他们还把一些重东西压在他的额头上，就好像用镇纸压住松散的纸张似的。有一次巡佐走到门前，阿里把他赶走了；另一次克雷神父蹑着脚走进去，从书架上取走了一本布道的小册子。还有一次，或许只是个梦境，尤塞夫在门口探了一下头。

下午五点钟左右，斯考比醒了过来，他觉得自己口干舌燥，不那么热了，但是非常虚弱。他把阿里叫进来。“我梦见尤塞夫了。”

“尤塞夫来过，想要见你，主人。”

“告诉他我现在可以见他。”他觉得非常疲劳，好像全身都挨了打。他翻了个身，把脸转向石头墙，马上就睡着了。梦中，露易丝在他身旁不出声地哭泣着；他伸出手来，但是摸到的只是墙壁——“一切都会安排好。一切。蒂奇答应你。”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尤塞夫正在他身边。

“你发烧了，斯考比少校。我看到你身体不舒服，心里很难过。”

“我见到你的面，就觉得难过。”

“啊，你总是拿我开心。”

“坐下，尤塞夫。你同佩倍尔顿有什么关系？”

尤塞夫慢吞吞地把他的大屁股安顿在硬椅子里。他发现自己的裤扣没有扣好，便把一只长满汗毛的大手放在上面开始摆弄。“什么关系也没有，斯考比少校。”

“偏偏在他自杀的时候你到这个地方来，也未免太巧了。”

“我认为这是真主的旨意。”

“我想他欠了你的钱吧？”

“他欠我商店经理的钱。”

“你对他施加了什么压力，尤塞夫？”

“少校，要是你给一只狗安上个罪名，这只狗就完蛋了。要是区专员想在我的铺子里买东西，我的经理怎么能不卖给他呢？要是他不卖，结果会怎样呢？早晚会吵得不可开交。省专员会发现这件事。区专员会被调走。要是经理卖给他东西，结果又怎样呢？区专员欠的账会越积越多。我的经理怕我知道，他要求区专员付账——这样做也要争吵起来。只要有一个像佩倍尔顿这样的年轻的穷专员，不管你怎样做，早晚要发生争执。没理的总是叙利亚人。”

“你说的话很有点儿道理，尤塞夫。”他的头又开始疼起来，“给我那杯加了奎宁的威士忌，尤塞夫。”

“你吃奎宁是不是吃得太多了，斯考比少校？小心害黑水病。”

“我不愿意困在这里，多少天走不了。我想在病发作以前把它压下去。我要做的事太多了。”

“你起来坐一会儿，少校，让我把你的枕头拍打拍打。”

“你不是个坏人，尤塞夫。”

尤塞夫说：“你的巡佐在找账单，但是他不会找到的。账单在我这里。是我从我经理的保险柜里拿出来的。”他在大腿上拍打着一沓纸。

“我知道了。你预备怎样处置呢？”

“把它们烧了。”尤塞夫说。他拿出一个打火机，点起纸角来。“你看，”尤塞夫说，“他的账已经付清了，可怜的孩子。用不着惊动他的父亲了。”

“那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的经理非常发愁。我本来准备提出个解决的办法。”

“同你一起吃饭可需要一只长柄勺[44]。”

“我的敌人需要。我的朋友用不着。我愿意替你做许多事，斯考比少校。”

“为什么你总把我叫作朋友呢，尤塞夫？”

“斯考比少校，”尤塞夫说，把他那颗长满白发的大脑袋凑过来，一股头油味冲进斯考比的鼻孔里，“友情是灵魂里的一种东西。它不是为了报答别人什么。你还记得十年以前传我上法院的事吗？”

“记得，记得。”斯考比把头扭过去，躲避开从门外射进来的阳光。

“那一次你差一点儿把我抓住，斯考比少校。关于人口税的问题，你还记得。只要你吩咐你的警察把他们的供词稍微改变一点儿，你就能够把我抓住了。我当时感到非常吃惊，斯考比少校，坐在警察厅里，听到警察嘴里句句说的都是真情实话。你一定费了不少力气才把事情真相弄清楚，还叫警察都讲实话。我对自己说，尤塞夫，警察厅可来了一个但以理[45]。”

“我希望你不要说这么多，尤塞夫。我对你的友情不感兴趣。”

“你是个心软嘴硬的人，斯考比少校。我想同你说一说，为什么在我的魂灵里我总觉得你是我的朋友。你给了我一种安全感。你不会设陷阱害我。你相信的是事实，而事实则总是对我有利的，这一点我很有把握。”他掸了掸白裤子上的灰土，结果反而多留下一条脏印，“这些都是事实。我把欠条都烧了。”

“我还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尤塞夫，了解一下你想同佩倍尔顿达成的协议到底是怎样一种协议。这里的分局控制着一条跨越边界线的大道，从——该死的，我的这个头，什么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偷越边界的牛贩子。我对牛可不感兴趣。”

“也有一些东西可能顺着这条路偷运到那一边去。”

“你还在想着钻石，斯考比少校。自从打起仗来以后，所有的人都为钻石发疯了。”

“不要过于自信，尤塞夫，别认为我检查佩倍尔顿的办公室的时候什么东西也发现不了。”

“我绝对相信你不会发现什么，斯考比少校。你知道我既不会读又不会写，从来不把什么留在纸上，一切都在我的脑子里。”尤塞夫的话还没有说完，斯考比就睡着了——只延续几秒钟的那种很不踏实的睡眠，梦中的时间刚刚够映现一件念念不忘的心事。露易丝伸着两只手，满面笑容地向他走来，斯考比很久很久都没有看到过她脸上有这种笑容了。她说：“我是这么高兴，这么高兴。”斯考比醒过来，尤塞夫的熨帖的语声仍然在他耳边响着：“只有你那些朋友才不信任你呢，斯考比少校。我是信任你的。连那个流氓塔利特都信任你。”

过了一会儿，他才看清楚那张面孔。他的脑子疼痛不堪地从“这么高兴”往“不信任”上调整。他说：“你在说什么，尤塞夫？”他好像可以感觉到脑子里的各个部件在吱吱叫、嘎嘎响，互相摩擦，齿轮怎么也挂不上，这一切都伴随着一阵又一阵的剧痛。

“第一，专员空缺的问题。”

“他们需要一个年轻人。”他机械地应声说，心里却在想：如果不害寒热病，我是绝不会同尤塞夫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的。

“其次，他们从伦敦派来的这个特殊人物……”

“你等我脑子清爽一些再来同我谈吧，尤塞夫。我一点儿也不懂你到底在同我谈什么。”

“他们从伦敦派来一个负有特殊任务的人，来调查钻石的事——他们为钻石的事都发疯了，只有专员一个人肯定知道这个人的身份——别的官员都不知道，连你也不知道。”

“你真是胡扯，尤塞夫。没有这样一个人。”

“谁都猜到了，除了你一个人。”

“太荒唐了。你不该听信谣言，尤塞夫。”

“还有第三件事。塔利特到处宣扬你去过我的家。”

“塔利特！谁相信塔利特的话？”

“只要是坏话，随时随地都有人相信。”

“走吧，尤塞夫。你为什么要现在来惹我心烦呢？”

“我只想叫你了解，斯考比少校，你可以信赖我。我的魂灵里有对你的友情。我说的是真话，斯考比，全是真话。”他向床上俯过身去，头油的气味更加强烈地钻进斯考比的鼻子里，一双棕色的眼睛也似乎因为感情激动而变得湿润了。“让我给你拍拍枕头，斯考比少校。”

“噢，看在上帝的份上，离我远一些吧。”斯考比说。

“我知道当前的情况，斯考比少校，要是我能帮你的忙……我手头很富裕。”

“我不想受贿，尤塞夫。”他疲倦地说，为了避开尤塞夫的头油味，他把头扭向一边。

“我不是要向你行贿，斯考比少校。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借你一笔钱，只收适当的利息——年息四分。没有任何条件。如果你拿到了什么事实，你可以在借钱的第二天逮捕我。我想做你的朋友，斯考比少校。你不需要做我的朋友。有一个叙利亚诗人写过这样的话：‘两颗心，一颗永远温暖，一颗永远冰冷。冰冷的心比钻石还珍贵；温暖的心没有价值，被人扔掉。’”

“这首诗在我听来，写得并不好，可我不是内行。”

“对我来说，咱们两个人都到这个地方来真是巧合。在岸那边，那么多只眼睛盯着我们。可是在这里，斯考比少校，我可以真正帮助你。要不要我再拿几条毛毯来？”

“不要，不要。你别老是缠着我就成了。”

“我看见像你这样性格的人受人排挤，非常愤慨，斯考比少校。”

“我不相信会有一天，我需要你来怜悯我，尤塞夫。但是如果你真要替我做一件什么事的话，你还是走开让我睡一会儿吧。”

但是在他睡觉以后，回到他脑子里的仍然是痛苦的乱梦。楼上，露易丝还在哭泣，他坐在桌旁写最后的一封信。“对你来说，这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但是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爱你的丈夫，蒂奇。”这以后，当他转过头来，想寻找一件武器或者是一段绳索的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他绝对不能采取这种行动。他永远也没有权利自杀——他不能叫自己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不论他的理由多么充分。他把信撕碎，跑到楼上，想告诉露易丝一下，本来一切就没有问题，但是已经听不见她的哭声了，卧室里一片寂静，一直溢到室外来，他吓得怔怔地站在那里。他开始呼喊：“露易丝，一切都没有问题了。我已经给你订了船票了。”但是没有回答。他又叫了一声：“露易丝。”听见钥匙在锁眼里一声转动，门悄悄地打开，给人一种灾祸已经无法挽回之感。他看到紧靠房门口站着的是克雷神父。克雷神父说：“教会的教导是……”斯考比醒了过来，他仍然躺在坟墓一般的小石头房子里。

二

他在外边滞留了一个星期。热病过了三天才减退，他又休息了两天才能勉强上路。他没有再见到尤塞夫。

车子驶进市区里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了。月光下，房屋像是白森森的人骨；静静的街道从两旁延伸出去，好像骷髅伸着两只枯臂；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如果他是回到一所空居，他知道自己会非常恬适的。他非常疲劳，不想打破午夜的宁静。他知道绝不可能指望露易丝这时已经入睡、绝不可能指望在他出门在外的这几天家里的气氛会变得松快起来，露易丝也不会像他在一次梦境中看到的那样无忧无虑、高高兴兴。

小仆人在门口摇动着手电筒；青蛙在草丛里咯咯地叫个不停；野狗对着月亮嗥叫。他回到家里来了。露易丝搂住他；桌子上已经摆好夜宵的餐具；佣人出出进进地往屋里搬行李；他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谈个不停，尽量让忙乱的气氛延续下去。他谈论佩培尔顿、克雷神父，也提了一下尤塞夫，但是他知道，迟早他一定要问她这些天过得怎么样。他想试着吃点儿东西，但是他非常累，一点儿也没有胃口。

“昨天我清理了他的办公室，写好了报告——事情这样就算完了。”他沉吟了一下说，“这就是我的全部新闻了。”接着，又很勉强地补充了一句：“家里怎么样啊？”他很快地抬起头望了她一眼，又把眼睛转向别的地方。也许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她会笑一笑，模棱两可地回答一句“不错啊”，接着就把话头岔开，谈起别的事情来。但是他从她的嘴角上看出来，他是不会这么幸运的。刚刚一定发生过什么事。

但是事情并没有一下子就爆发——且不管究竟是一件什么事。露易丝说：“噢，威尔逊很会关照人。”

“他很不错。”

“他很聪明，不该做他现在的工作。我想不出他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当个小职员。”

“他对我讲他是糊里糊涂地跑到这里来的。”

“从你走了以后，我好像还没有同别的什么人谈过话，除了小佣人和厨子。噢，还有哈里法克斯太太。”从她的话声里听得出，危险点已经接近了。同过去一样，尽管毫无希望，他还是想躲过去。他伸了一个懒腰说：“我的上帝，我累了。这场热病弄得我一点儿劲儿也没有，像块烂布头。我想我该上床了。已经快一点半钟了，明天早晨八点我还得上教堂。”

她说：“蒂奇，你一点儿主意也没有想吗？”

“你指的是什么，亲爱的？”

“船票的事。”

“别发愁。我会想个办法的，亲爱的。”

“你还没有想出来吗？”

“没有。我有几个主意，我正在考虑怎么做。就是一个借的问题。”200、020、002一直在他的脑子里鸣响。

“可怜的爱人，”她说，“别为这个发愁了。”她把一只手贴在他的面颊上，“你累了。你刚刚害过热病。我不惹你心烦了。”她的手、她的话把所有的防线都打破了：他本来想她会落泪，可是却发现眼泪涌上了自己的眼眶。“上去睡觉吧，亨利。”她说。

“你不上去吗？”

“我还有一点儿事要做。”

他仰面躺在蚊帐里等着她。他忽然想，她是爱他的，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想了。可怜的爱人，她是爱他的：她也是一个人，也有自己的责任感，她不只是受他抚爱、关怀的对象。他更深地感到自己的失败与无能。从班巴回来时，一路上他想来想去只是一个事实——在这个城市里只有一个人能够借钱给他，也愿意借钱给他，那两百英镑，但这是一个他绝对不能向其伸手的人。当初如果接受了葡萄牙人的贿赂，就安全多了。他无可奈何地逐渐打定主意，决定明白告诉她：钱是借不来的，至少今后六个月，直到他休假以前，她必须待在这里。如果他刚才不那么累，在她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这么对她说了，事情现在也就完了。但是那时候他退缩了，而她又是那么体贴，现在再让她失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了。这所小房子里鸦雀无声，但是房子外边饥饿的野狗却不断吠叫、悲嗥。他用胳膊肘支着身躯，倾听着。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凄凉的感觉，这样一个人躺着、等着露易丝上床；从来都是露易丝第一个躺在床上的。他觉得心神不定，有一种不安的预感，突然又想起了自己的梦境：他怎样在门外倾听，拼命敲门，却始终得不到回答。他从蚊帐里费力地爬出来，赤着脚跑下楼去。

露易丝正在桌子前边坐着，面前摆着一个拍纸簿，但是除了一个名字外，她在纸上什么还都没写。飞蚁在灯泡上撞击着，把翅膀甩在桌面上。灯光照耀的地方，斯考比看到她头上的一些白发。

“你怎么啦，亲爱的？”

“一切都太安静了，”他说，“我怕出了什么事。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噩梦，梦到你。佩倍尔顿自杀，弄得我心神不宁。”

“你真是胡思乱想，亲爱的，那种事绝不会发生在咱们身上。咱们是天主教徒。”

“是的，一点儿不错，我只不过想看看你。”他说着把一只手放在她的头发上。从她的肩膀上面，他只看到她写在信纸上的几个字：“亲爱的哈里法克斯太太……”

“你没有穿鞋，”她说，“沙蚤会钻进你皮肤里去的。”

“我只不过想看看你。”他又重复了一句。他不知道纸上的斑迹是汗珠还是眼泪。

“听我告诉你，亲爱的，”她说，“你用不着再着急了。我一直在折磨你，折磨你。这也同热病一样，你知道，害过一阵就过去了。好了，现在它已经过去了——至少暂时不来了。我知道你弄不到这笔款，这不是你的过错。如果我不做那次愚蠢的手术……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的，亨利。”

“这同哈里法克斯太太有什么关系？”

“她同另外一位太太弄到下一班轮船的一个双人客舱，那个女人临时走不成了。哈里法克斯太太想，我也许能补这个缺——只要她丈夫同经管船票的人说句话就成了。”

“下班船大概两个星期左右来。”他说。

“亲爱的，不要再为这件事伤脑筋了，最好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不管怎么说，我明天得告诉哈里法克斯太太一声。我正在写一封信，告诉她我不走了。”

斯考比很快地说——他想赶快把话说出口，这样就收不回来了。“告诉她，你能够走。”

“蒂奇，”她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她板起脸来，“蒂奇，请你不要答应你做不到的事。我知道你累了，害怕我和你吵闹，但是我不会吵闹的。我不能让哈里法克斯太太到时候下不来台。”

“你不会的。我知道我能够在什么地方借到这笔钱。”

“为什么你刚回来的时候不说呢？”

“我想把船票交到你手里，让你吃一惊。”

她并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高兴，她总比他希望看到的还要看得远一些。“你不再着急了吗？”她问。

“我不着急了。你高兴吗？”

“噢，是的，”她说，声音里带着一些迷惘，“我很高兴，亲爱的。”

三

轮船在星期六傍晚驶进了港口，从卧室的窗户里他们看到它灰色的长长的影子在棕榈树后边滑过封锁港口的铁索。他们看着它，心头感到一阵黯然——幸福从来不会像保持常规那样受人欢迎。他们拉着手看着那即将使他们分隔的暗影在港口抛了锚。“唉，”斯考比说，“这就是说，明天下午了。”

“亲爱的，”她说，“这段时间过去以后，我还会对你好的。我就是不能再忍受这里的生活了。”

他们听到楼下响起一阵哐啷哐啷的声音；阿里刚才也在瞭望海面，这时开始往外搬动箱笼了。整所房子好像就要崩塌似的，秃鹫仿佛也感觉到墙壁在震动，扑扇着翅膀从房顶上飞开，弄得铁皮板发出一片隆隆的响声。斯考比说：“你在楼上整理整理东西，我下去把你的书包装起来。”过去两个星期里，他们俩好像一直在弄虚作假，互相在爱情上欺骗，如今已经闹到非要离婚不可的地步：共同的生活就要分开，只剩下把一些令人伤心的赃物平分一下了。

“我把这张照片留给你好吗，蒂奇？”他斜瞟了一眼，看到一张第一次领圣体的面孔。“不，你带去吧。”他说。

“我把这张咱们同泰德·布罗姆利一家人合拍的照片留给你。”

“好，留下来吧。”她开始整理衣服，他在旁边又看了一会儿，就到楼下去了。他把架上的书一本本地取下来，用一块抹布拂拭着：《牛津诗选》、伍尔夫的作品、年轻一代诗人的诗作。把露易丝的书取下以后，书架差不多空了，他自己的书只占一点儿地方。

第二天他们很早就一起去参加弥撒，两个人并排跪在祭坛栏杆前边，好像故意让别人看到他们是无法分开似的。斯考比想的是：我祈求宁静，现在我已经得到了。但那实现的方法太可怕了，应该解决得更好一些，我为它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当他们往回走的时候，他有些担心地问：“你快活吗？”

“是的，蒂奇。你呢？”

“只要你快活，我就快活。”

“等我上了船，安顿好以后，就会好起来。我想今天晚上我得喝点儿酒。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人跟你合住呢，蒂奇？”

“噢，我宁愿一个人。”

“每个星期给我写一封信。”

“当然了。”

“还有，你不会懒得去参加弥撒吧，蒂奇？我不在的时候你要经常去。”

“当然了。”

威尔逊从路对面走过来，一张焦虑不安的脸因为汗水变得亮堂堂的。他说：“你真的要走了？我到你家去，阿里说你下午就要上船了。”

“她要走了。”斯考比说。

“你从来没告诉我你会走得这么急。”

“我没想起来告诉你，”露易丝说，“我太忙了。”

“我根本没有想到你会真的离开这里。要不是在卖船票的地方遇见哈里法克斯太太，我都还不知道。”

“噢，好了，”露易丝说，“以后你和亨利得彼此多关照一点儿了。”

“简直不能相信。”威尔逊一边说，一边踢着脚下的土路。他站在路中央，把他们两人和他们的家隔开，根本不想让他们走过去。他说：“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只有你——当然了，还有哈里斯。”

“你应该开始结识几个朋友。”露易丝说，“对不起，不能和你多谈了，我还有好多事要做。”

他们绕着他走过去，因为他还站在那里不动。斯考比回过头来，亲切地向他挥了挥手——威尔逊站在灼热的路当中好像迷失了方向，看上去那么孤独可怜、那么不得其所。“可怜的威尔逊，”他说，“我想他是爱上你了。”

“他以为他爱上我了。”

“你离开这里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在这种气候里，像他这样的人会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你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会关照他的。”

“蒂奇，”她说，“我同他见面的次数不该那么多。我不该信任他。他有一些虚伪。”

“他年轻，有些多情。”

“过于多情了。他说谎。为什么他说一个人也不认识？”

“我想他是一个人也不认识。”

“他认识专员。那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看见他到专员家里去了。”

“也许是谈什么事吧。”这一天的午饭，两人都一点儿食欲也没有，可是他们的厨子却认为这是个特殊的日子，为他们做了一大盆咖喱饭，装在一只水盆里，放在桌子正中。在这盆咖喱饭四周，摆着无数的小盘子——油炸香蕉、红辣椒、花生米、木瓜、橘子片、辣酱……他们两个人中间隔着这么一大堆盘子，好像隔着好几里路。菜盛在盘子里逐渐冷了下来；除了诸如“我不饿”“再多吃一点儿”“我什么也吃不下”以及“你动身以前应该吃饱了”这些说来说去只是好心劝对方努力加餐的话以外，他俩好像找不到别的话好说了。阿里一会儿走进，一会儿走出，一直打量着他们；他像是钟表里的一个小人儿或者小动物，每次报时就钻出来一下。两个人都感到可怕的是，这时心中都盼望着离别的场面赶快结束，而且一旦这个尴尬的场面告一段落后，就可以各自定下心来，重新过一种不再有任何变化的生活了。

“你要带的东西肯定没有落下什么吗？”他们一件件地把可能遗落的东西又描述了一遍。这是他们想出来的另一个办法，可以坐在那里不吃饭，只偶尔挑一点儿容易下咽的东西送进嘴里。

“幸而这所房子只有一间卧室。他们不会再让谁住进来。”

“他们也许会把我赶出去，让给一对夫妻住。”

“你每个星期都会写信吧？”

“当然了。”

时间已经过了不少，他们可以使自己相信饭已经吃好了。“如果你吃不下去，我看我就送你走吧。巡佐已经在码头上把搬运行李的人组织好了。”他们现在只能说一些非常正经的话了。他们的一举一动好像都笼罩在虚幻里，尽管彼此都能触摸到，但是整个一条非洲海岸线已经把他俩分隔开了。他们说的话句句矫揉造作，倒像是一封不堪卒读的书信中的词句。

上了船，不再是两个人单独相对以后，他们都长舒了一口气。在市政工程厅任职的哈里法克斯装得情绪很高的样子，不断打趣逗笑儿。他说了一些语意双关的笑话，又叮嘱两位太太多喝杜松子酒。“这对治肚子疼有好处，”他说，“乘船最不舒服的就是拉肚子。睡觉以前要大量喝，早晨起来也起码喝六便士的。”两个女人把房舱查看了一遍。她们站在黑灯影里，好像两个穴居人，嘴里叽叽喳喳地说一些男人们没法听清楚的话。她们已经不是这两人的妻子了，她们是另一部族的两姐妹。“这个地方用不着咱们了，”哈里法克斯说，“她们俩在这里挺好的。我要上岸了。”

“我同你一起走。”本来一切都不像是真实的，现在，突然间，他真正感到了痛苦，宛如到了死亡关头。他好像是一个囚犯，在受审的时候总不相信自己犯了罪，一切都不过是个梦境，判刑也好，用卡车载赴刑场也好，都不是真实的。而突然间，他站到这里了，背后是一道没有门窗的大墙，一切都成为真实的了。但是事已如此，也只能横下一条心，勇敢地接受死亡吧。他们走到走廊的一端，把哈里法克斯夫妇留在屋里。

“再见，亲爱的。”

“再见，蒂奇，你每个星期都要写信……”

“我会写的，亲爱的。”

“我是一个可怕的逃兵。”

“别这么说。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

“如果他们让你当专员，事情就不一样了。”

“我一休假就找你去。如果在那以前你的钱不够花，就写信告诉我，我会给你安排的。”

“你总是什么事都替我安排好，蒂奇。以后没有我向你发脾气，你会高兴的。”

“别胡说了。”

“你爱我吗，蒂奇？”

“你说呢？”

“你说一句，我爱听——哪怕你不是真心的也好。”

“我爱你，露易丝。当然我是真心的。”

“如果我在那边一个人过不下去，我还要回来的，蒂奇。”

他们接过吻，便走到上面甲板上。从这里望过去，海港总是非常美：一排小房子有时候像石英一样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有时候笼罩在圆鼓鼓的葱茏的小山的阴影里。“给你们护航的军舰可不少。”斯考比说。驱逐舰和轻巡洋舰像好几只小狗蹲在周围；信号旗像水波似的飘摆，一只日光信号机闪动着。渔船扬着棕色的蝴蝶帆东一艘西一艘地停歇在辽阔的海湾上。“你要注意身体，蒂奇。”

哈里法克斯的粗大喉咙在他们身后吼叫起来：“有没有人上岸？你是坐警察厅的汽艇来的吗，斯考比？玛丽在下边房舱里。斯考比太太，把眼泪擦干，再扑一点儿粉让旅客们看看。”

“再见，亲爱的。”

“再见。”真的要分手了，哈里法克斯看着他们握手告别，从英国本土乘船来的旅客也都好奇地打量着他们。汽艇刚一驶开，马上就看不清哪个是露易丝了。也许她已经回到下面房舱哈里法克斯太太那里去了。梦已结束，变化已成过去，生活又要重新开始了。

“我真讨厌这种告别的场面，”哈里法克斯说，“总算都过去了，我挺高兴。我想我得到贝德福德去喝杯啤酒。同我一起去吗？”

“对不起。我要去值班。”

“剩我一个人了，要是有个漂亮的黑姑娘关心关心我，我倒也不反对。”哈里法克斯说，“可是，我忠诚、老实，是个忠实的丈夫。”斯考比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威尔逊站在一个防雨帆布遮盖着的货堆的影子里，遥望着海湾。斯考比停住脚步，他被这张悲伤的、孩子般的胖脸打动了。“对不起，我们刚才没有看见你。”他说，接着，又撒了一句无害的小谎，“露易丝让我问候你。”

四

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快一点了。厨房内外的灯光已经熄灭，阿里正坐在门前台阶上打盹，车灯在他的昏睡的脸上一晃，把他惊醒了。他跳起来，连忙拿着手电筒在汽车房前边照路。

“好了，阿里，去睡觉吧。”

他走进空荡荡的房子——他已经忘记寂静竟会有这样深沉的音调。不止一次他回家很晚，露易丝已经入睡，但是他从来没有感觉到哪一次寂静像今天这样令人心安、这样无法攻破。他的耳朵过去总是倾听着——尽管无法听到——另外一个人的呼吸和细小动作的微弱声响，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倾听的了。他走上楼，向卧室里望了一眼。什么东西都清理走了，这里已经没有露易丝离开或来过的痕迹：阿里甚至还把桌上的照片也收起来放在抽屉里。真的就剩下他一个人了。浴室里一只老鼠响动了一下，铁皮屋顶哗啦啦地响了一阵，一只晚归的秃鹫正落下来过夜。

斯考比在起居间里坐下来，两只脚搭在另一张椅子上。他还不想上床，但是他很困，这一天过得多么长啊。现在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可以为所欲为，做出最荒唐的举动来：他可以在椅子上而不在床上睡觉。悲哀从他的心上一层一层地剥落，留下来的是宁静自得的感觉。他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露易丝快乐了。他闭上了眼睛。

一辆汽车驶离大路向他的住房这边开过来，车灯的亮光在窗户上一闪，斯考比惊醒了。他猜想来的是辆警车——这天夜里他是值勤警官，可能来了一封紧急的、多半毫无必要的电报。他打开门，发现尤塞夫站在台阶上。“对不起，斯考比少校，我路过这里，看见你还没有熄灯，我想……”

“进来，”斯考比说，“我这里有威士忌，或者你更喜欢喝一点儿啤酒……”

尤塞夫显得很吃惊的样子说：“你太殷勤了，斯考比少校。”

“如果我同一个人熟到张口借钱的程度，我当然应该殷切地接待他。”

“那么就喝一点儿啤酒吧。”

“真主许可吗？”

“真主不知道什么是罐装啤酒和威士忌，斯考比少校。我们需要用新时代的精神解释他的教义。”他看着斯考比从一个放着冰块的箱子里取出酒瓶来，“你没有电冰箱吗，斯考比少校？”

“没有。我的电冰箱缺少一个零件，我想，也许要一直等到战争结束才配得上。”

“我可不能容忍这个。我有几台多余的冰箱，我给你送一台来吧。”

“噢，我这样对付着就成了，尤塞夫。我这样已经两年了。这么一说，你是从这里路过吗？”

“啊，准确些说，不是路过，斯考比少校，这不过是那么一说。事实上是，我一直等着，直到我确信你的佣人都睡着了才到这里来。我的汽车是从汽车库租来的。我自己的车太显眼了。我没带车夫来。我不想让你为难，斯考比少校。”

“我再说一遍，尤塞夫，要是我可以从一个人那里张口借钱，我绝对不会不承认我认识他。”

“你为什么老谈这件事，斯考比少校？那不过是一桩金钱事务。四分年息利钱并不低，有时候我要的利息更高，那是我觉得借钱的人不够牢靠。我希望你让我给你送来一台冰箱。”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首先，斯考比少校，我想知道一下斯考比太太的情形。她的舱位舒服不舒服？她还需要不需要什么东西？轮船到拉各斯[46]的时候要靠岸，不论她需要什么我都可以派人送到船上去。我可以给我的代理人拍个电报。”

“我想她什么都不缺了。”

“其次，斯考比少校，我想同你谈谈钻石的事。”

斯考比又把两瓶啤酒放在冰块上。他用缓慢、温和的语调说：“尤塞夫，我不想让你把我当作这样一个人：头一天向人借了钱，第二天为了自我安慰就把债主侮辱一顿。”

“自我？”

“别管这个字了。自尊心。随便你叫它什么吧。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俩在金钱事务上可以说是伙伴，这一点我不想否认。可是我对你承担的义务，却只能严格地限于付给你四分利息这件事上。”

“我同意，斯考比少校。这些事你从前就已经说过了，我完全同意。我也再说一遍，我连做梦也没有想过求你替我做什么事，我倒宁愿替你做些事。”

“你真是个怪人，尤塞夫。我相信你真的是喜欢我。”

“是的，我喜欢你，斯考比少校。”尤塞夫坐在椅子边上，又粗又壮的大腿上硌出一道深印；除了在自己家，他在任何人家里也不舒服。“现在我可以同你谈谈钻石的事了吗，斯考比少校？”

“说吧。”

“你知道，我觉得政府现在对钻石有一种狂热。他们浪费了你的时间，浪费了警察厅的时间。他们派了专门人员到沿海的口岸来，连我们这里都派来一个人——你知道是谁，虽然这个人对谁都保着密，按道理讲只应该专员一个人知道。只要有人能够透露给他一点儿消息，黑人也好，穷叙利亚人也好，他都舍得出钱，然后他就拍电报给英国，给各个港口。可是费了这么大力气，他们查到了一颗钻石没有呢？”

“这件事跟咱们没有关系，尤塞夫。”

“我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同你谈谈，斯考比少校。钻石与钻石不同，叙利亚人同叙利亚人也不一样。你们侦缉的对象不对头。你们想把这个漏洞堵住，不叫工业钻石流到葡萄牙，再从那里转到德国去，或者不叫钻石偷运到边界那边维希法国去。但是你们追踪的人一直是那些对工业钻石不感兴趣的人，这些人只不过想把几颗宝石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等着打完了仗再拿出来而已。”

“换句话说，你说的是你自己？”

“到这个月为止，警察已经到我的几家商店来过六次了，把东西翻得乱七八糟。他们这样做永远也找不出工业钻石来。只有小人物才对工业钻石感兴趣。可不是，一火柴盒钻石只能弄到两百英镑。我管这些人叫砾石收藏家。”他用鄙夷的口气说。

斯考比不慌不忙地说：“我早就想到，尤塞夫，或迟或早，你会向我要点儿什么的。但是除了你那百分之四的利息外，你不会从我这里拿到什么的。明天我就交给专员一份秘密报告，把咱们的借款协议告诉他。当然了，他可能要求我辞职，但是我想他不会这样做的。他信任我。”记忆中的一件事刺痛了他一下，“我想他是信任我的。”

“你觉得这样做明智吗？”

“我觉得这样明智。咱们两个人间的任何一件秘密，随着时间的推移迟早要腐烂发臭的。”

“随你便吧，斯考比少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不想从你这里要什么。我倒是愿意能够给你一点儿什么。你不愿意要电冰箱，但是我想你也许愿意听我给你出个主意，透露给你一点儿消息。”

“我在听着呢，尤塞夫。”

“塔利特是个小人物。他是天主教徒。兰克神父和别的人都到他家里去。他们说：‘要是世界上还有诚实的叙利亚人的话，那就是塔利特了。’塔利特做买卖并不很成功，这样让人看起来好像他挺诚实。”

“说下去。”

“塔利特的一个表兄弟要乘下一班葡萄牙轮船离开这里。他的行李会受到检查，当然了，什么也不会检查出来。他要带一只鹦鹉走，装在一只鸟笼里。我的建议是，斯考比少校，放塔利特的表兄弟走，把鹦鹉留下。”

“为什么把他的表兄弟放走？”

“你不应该向塔利特交底。你可以随便找个理由，说这只鹦鹉有传染病什么的把它留下。他不敢惹麻烦的。”

“你是说钻石藏在鹦鹉的嗉囊里吗？”

“是的。”

“以前葡萄牙船上耍过这种花招吗？”

“是的。”

“看起来我们得办一个鸟类饲养所了。”

“你要不要根据这个线索干一下，斯考比少校？”

“你给我提供了消息，尤塞夫。我可不想向你透露消息。”

尤塞夫点了点头，笑起来。他小心翼翼地把肥胖的身躯挺立起来，有点儿羞涩地摸了摸斯考比的袖子。“你说得对，斯考比少校。相信我，我无论任何时候也不想伤害你。我会非常小心，你也要小心，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看起来两个人倒好像在订立一个密约，决心不坑害别人；但是即使是清白无辜，一到了尤塞夫身上，看着也令人生疑。他说：“要是你有时候对塔利特说一两句他喜欢听的话，这对你是有好处的。派来的那个人常常到他家去。”

“我不知道有什么人派到这个地方来。”

“你说得很对，斯考比少校。”尤塞夫摇晃着身子，活像一只在灯光边缘上扑腾的大肥蛾子。他说：“也许你哪一天再给斯考比太太写信的时候会替我问候问候她。噢，不成，信件要经过检查。你不能这样做。也许你可以这样写——不，最好什么也别写了。只要你心里知道，斯考比少校，我衷心祝愿你……”他跌跌撞撞地沿着小路走向自己的汽车。当他把车灯打开以后，又把脸贴在车窗的玻璃上。仪表盘上的灯光把他的脸照亮：一张扁阔的面团颜色的大脸，又真诚又令人不能信任。他畏畏缩缩、不太好意思地向独自站在静悄悄的空房门前的斯考比挥了挥手。

第二卷

第一部

第一章

一

他们站在彭德区专员单层住房的阳台上，隔着宽阔的、似乎静止不动的河水，瞭望着对面岸上摇曳的火把。“那边就是法国呀。”德鲁斯按照当地的叫法说。

贝罗特太太说：“战前我们总是到法国去野餐。”

贝罗特从房子里走出来，一只手端着一杯酒。他生着罗圈腿，防蚊靴像马靴似的套在裤腿上面，看起来仿佛刚刚骑过马一样。“这是你的，斯考比。”他说，“你当然知道，我很难把法国人当作敌人。我们这一姓人是随着胡格诺派教徒[47]从法国过来的，所以看法就不同了，你知道。”贝罗特的一张瘦削的黄脸好像受了伤似的被鼻子从中分成两半，这张脸在任何时候总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丝毫不容人有看不起自己的表示。贝罗特的妄自尊大是他的一个生活信条——凡是对他声誉地位有所怀疑的人都要受到他的抢白，遇到机会，他还会着实给人一点儿颜色看——他无时无刻不在向人显示自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斯考比说：“如果他们真的投到德国人那边去，我想这个地方免不了是他们进攻的一个目标。”

“我难道就不知道？”贝罗特说，“我在1939年就到这里来了。咱们政府眼光很远，早就料到可能发生的事了。一切都做了准备，你知道。唉，医生到哪儿去了？”

“大概是检查病床去了，最后再去看一眼准备得怎么样。”贝罗特太太说，“你太太已经平安到达目的地，你真应该感谢上帝啊，斯考比少校。河对岸的那些可怜虫，在小艇上漂流了四十天，想起来都叫人心惊胆战。”

“哪次出事都是在达喀尔到巴西这条倒霉的狭窄的海道上。”贝罗特说。

医生面色阴郁地从房子里走到外面阳台上。

河对岸这时又变得一片死寂，火把都已熄灭了。平房下面的码头上，灯火照亮了一块几英尺方圆的幽暗的河水。一块木头从黑暗处漂浮出来，缓缓地流过灯光投照的地方，斯考比一直数了二十下，木头才又隐没在黑暗里。

“法国佬这回办事还过得去。”德鲁斯一边忧伤地说，一边从酒杯里捡出一只蚊子。

“他们送来的都是些妇女、老人和没有几天好活的人，”医生扯着胡须说，“这一点再办不到就更不像话了。”

突然间，河对岸又响起了一阵嗡嗡声，好像一下子出现了成群的飞虫。这里，那里，一簇簇的火把像萤火虫似的闪烁起来。斯考比把望远镜举到眼睛上，看到一张黑色面孔在火光中倏地闪现了一下，一根帆布床的支棍，一只白色的手臂，一个军官的后臂。“我想人已经到了。”他说。沿着河岸，一长排灯火摇曳闪烁。“好了，”贝罗特太太说，“咱们还是进去吧。”蚊子一分钟也不停地在耳边轰鸣，发出缝纫机般的声音。德鲁斯叫了一声，啪地在手上击了一掌。

“进来吧，”贝罗特太太说，“这个地方的蚊子都是疟蚊。”起居间的窗户安着防蚊的纱罩，室内的空气因为憋着一场大雨显得格外闷浊。

“担架会在早晨六点送过河来，”医生说，“我想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贝罗特。一个病人害的是黑水热，另外还有几个害热病的，大多数都是精力枯竭——这是最危险的病症。咱们大多数人最后都是为这个送了命。”

“那些走得动路的交给斯考比和我，”德鲁斯说，“到时候你得告诉我们，医生，他们经受得住多少盘问。贝罗特，你的警察得看着点儿那些担架夫，叫他们事后都从原路回去。”

“当然了。”贝罗特说，“咱们现在没有什么事好做了。再喝杯酒吧！”贝罗特扭动了一下收音机的转钮，克拉珀姆[48]的奥芬剧院的管风琴声立刻从三千英里外飘送过来。河对岸，担架夫的吆喝声时起时落。有人敲了敲阳台的门。斯考比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体。乌利泽牌管风琴一会儿低声呜咽，一会儿隆隆轰鸣。阳台门开了，走进来的是威尔逊。

“你好，威尔逊，”德鲁斯招呼道，“我不知道你也在这儿。”

“威尔逊先生到这里来检查非洲联合公司的商号。”贝罗特太太替威尔逊解释说，“我想你在商号的客房休息得还舒服吧。那地方很少有人住。”

“噢，是的，很舒服。”威尔逊说，“怎么，斯考比少校，没有想到在这儿会遇见你。”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没想到，”贝罗特说，“我告诉过你他要到这儿来的。坐下喝杯酒吧。”斯考比想起露易丝对他讲过一句关于威尔逊的话——人有些虚假，她这样评论过他。他向威尔逊望过去，看到由于贝罗特揭了底，他那孩子似的脸上泛起的一层红晕还没有褪净，也看到堆在他眼角上的皱纹，说明他毕竟不是一个年轻人了。

“斯考比太太有什么消息吗，先生？”

“她上星期平安到达了。”

“我很高兴，我非常高兴。”

“来，咱们谈谈。”贝罗特说，“你们那个大地方有什么热闹事啊？”“大地方”这个词带着一股讥诮的味道——贝罗特一想到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人人都自以为了不起，而他待在这里却没有谁认为他了不起，气就不打一处来。就像胡格诺教徒心目中的罗马城一样，贝罗特幻想了一幅淫乱、堕落、腐化的画面。“我们这些住在丛林里的人，”他愤愤不平地说，“生活是非常平静的。”斯考比很替贝罗特太太难过，这些话她一定已经听过无数次了，她一定早已忘记他向她求爱的那段日子，那时，他无论说什么，她没有一句不相信的。她紧紧靠着收音机坐着，音乐声音放得很低，她在倾听，也许假装在倾听一支古老的维也纳旋律。她的嘴巴紧闭着，竭力不去理会她丈夫嘴里整天絮叨的这些台词。“喂，斯考比，咱们那些首长在城里干什么呢？”

“噢，”斯考比心怀怜悯地望着贝罗特太太含糊其词地说，“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人们都忙着打仗的事……”

“啊，不错，”贝罗特说，“市政厅的人都忙着翻阅一宗又一宗的公文，我倒宁愿看见他们在这里种稻子，那时候他们就知道什么是工作了。”

“我想，最新的一件耸人听闻的事，”威尔逊说，“就是鹦鹉案件了。你说是吗，先生？”

“塔利特的那只鹦鹉？”斯考比问。

“或者照塔利特的说法，尤塞夫的鹦鹉。”威尔逊说，“对不对，先生？还是我听错了？”

“我想我们永远也弄不清楚谁对谁错。”斯考比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这里一点儿也不知道你们那个大地方都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想的只是法国人。”

“是这样的。大约三个星期以前，塔利特的表兄弟要乘一艘葡萄牙轮船到里斯本去。我们检查了他的行李，没有发现什么；但是我听到有谣言说，有的时候钻石藏在鹦鹉的嗉囊里偷运出去，所以我就把他带的一只鹦鹉扣下了。果不其然，在这只鹦鹉里藏着价值大约一百镑的工业钻石。轮船还没有起航，所以我们就叫塔利特的表兄弟回到岸上来。看起来这个案件算是人赃俱获了。”

“可是没有吧？”

“叙利亚人从来也不会栽跟头。”

“塔利特的表兄弟的佣人一口咬定，这只鹦鹉不是他主人的——当然了，塔利特的表兄弟也说不是他的。他们说，有一个小孩用另一只鹦鹉调换了塔利特原来的那一只，给他栽赃。”

“小孩干这事是尤塞夫指使的，我想。”医生说。

“当然了。麻烦的是，这个小孩不见了。当然，这有两种解释——也许是尤塞夫给了他钱，他躲起来了；也很可能是塔利特给了他钱，叫他把罪名推在尤塞夫头上。”

“要是在这里，”贝罗特说，“我就把他们两个人都关进监狱里。”

“在我们那里，”斯考比说，“我们得考虑法律。”

贝罗特太太扭动了一下收音机，一个声音出其不意地大喊一声：“踢他的屁股。”

“我得去睡觉了，”医生说，“明天一天够人受的。”

斯考比坐在床上蚊帐里，打开了日记。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每天晚上临睡以前，总要把当天的事情记下来——一笔简单不过的流水账。如果有人同他争论一个日期，他就可以查对一下；如果他想知道某一年雨季是从哪天开始的，上上届市政建设厅主任是什么时候调往东非的，日记里都有据可查。斯考比家中床下有一只铁箱，铁箱里放着许多本日记，他要查的事肯定记在某一本上。除了偶然核对事实外，他从来不翻看这些日记——特别是其中的一本，他用无法再简的字句写着：“C[49]病故。”他自己也解释不清，为什么要把这些日记保存起来。可以肯定，他留着这些日记不是为了给后人看。即便后代人对一个落后的殖民地的默默无闻的警官生活如何感到兴趣，他们从这些暗码似的记载中也不会知道多少事。斯考比记日记的起因也许要追溯到四十年以前的一件小事，当时他还在预备学校读书，因为整个暑假记日记没有间断，所以得了奖——一本《阿伦·奎特梅因》[50]。从此以后，这个习惯就养成了，甚至记载的方式也没有什么改变。早餐香肠。天气晴朗。午前散步。下午上马术课。中午吃鸡肉和蜜糖卷饼。几乎连他自己也没有觉察，这种记载已经变成：露易丝起程。Y晚间来访。凌晨二时第一次台风。他的笔无力表现一件事的重要意义，只有他自己，如果他日后肯再翻阅一次的话，可以发现在倒数第二项记载中哀怜已经把他的诚实打穿了一个大洞。他写的是Y而不是“尤塞夫”。

斯考比在这一天的日记上写道：五月五日。来彭德接43号轮船（为了保密他用的是轮船的代号）生还旅客。同行者德鲁斯。犹豫了一会他又加上了一句：威尔逊亦在。他把日记本合上，仰面躺在床上开始祈祷。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他背了《天主经》和《圣母经》，然后他又做了忏悔，这时候他的眼皮已经睁不开了。这只不过是走一走形式，倒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会犯严重的罪，而是因为他一向认为，这样也罢，那样也罢，他的生活本身就是无足轻重的事。他不酗酒，不和人通奸，甚至从来不说谎话，但是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不犯这些罪就是美德。有时他也思考这些问题，他这时总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小卒，一名初入伍的新兵，根本不可能违犯严重的军事纪律。“昨天我只为了一点点儿小事就没去参加弥撒。晚祈祷也漏掉了。”这也就同一个士兵承认自己没尽到职责——该去参加杂役却逃避了一样。“噢，上帝，保佑……”但是在他还没来得及提到人名以前已经进入梦乡了。

二

第二天清晨，他们站在码头上。曙色未明，东方天际上挂着几条淡淡的云彩。村庄里的茅棚仍然遮掩在一片银辉里。凌晨两点刮过一阵台风，乌云像旋转着的柱子一样从海岸疾驰过来。暴雨初停，至今空气还寒意袭人。他们翻起外衣的领子站在那里，望着对面法属地河岸。贝罗特太太沿着由平房通向河岸的小道走过来，她两眼睡意蒙眬，一边走一边揉着眼皮。从河对岸隐约传来一只山羊的咩咩叫声。“他们晚了吗？”贝罗特太太问。

“没晚，我们来早了。”斯考比的望远镜一直瞄准了河对岸，他说，“他们已经动起来了。”

“那些可怜的人。”贝罗特太太说着在早晨寒冷的空气中打了个寒战。

“他们活过来了。”医生说。

“是的。”

“从我这个行业看，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经过这种事故，神经还能复原吗？风吹雨打地在小船上过了四十天。”

“只要能活过来，”医生说，“就可以说是复原了。人们逃不过的是失败，而这次应该看作是成功。”

“他们正从小房子里往外抬人，”斯考比说，“我想我一共数了六副担架。现在正在往岸边拖渡船呢。”

“我们接到的通知是准备接九个卧担架的重病号和四个能行动的轻病号，”医生说，“可能又有人死了。”

“也可能是我数错了。他们现在正往河岸抬。我看应该是七副担架。我看不清楚哪些人是能够行动的。”

寒冷、朦胧的光线无力驱散晨霭，黎明时分的河面比在中午看上去还要宽阔。一只土著人乘坐的独木舟黑乎乎地从雾中显现出来，载着的可能是那些还能自己行动的遇险人员；转眼间，这只船已经迫近他们眼前了。在河的另一边，一艘汽艇的马达大概出了毛病，站在这边岸上可以听到一阵阵不规则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好像一只野兽在喘气。

第一个走到岸上来的人，一个能够独自行动的遇险者，是一个已经有了一把年纪的人，他一只胳臂悬在吊带里。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脏兮兮的白遮阳帽，肩上披着一块土布，一只没有吊绷带的手不断地揪扯、搔弄着脸上的白胡子茬。“我是洛德尔，轮机长。”他带着浓重的苏格兰口音说。

“欢迎你回到家里来，洛德尔先生。”斯考比说，“你能不能先到上边房子里去？医生随后就来。”

“我不需要医生。”

“那你就坐下歇一会儿吧。我马上就来。”

“我要向负责的官员做个汇报。”

“你带他上去好不好，贝罗特？”

“我是区专员，”贝罗特说，“你可以把经过情况向我汇报。”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轮机长说，“轮船已经沉了快两个月了。船长已经遇难了，担子都落在我的肩上。”当他们往山坡上带阳台的平房走去的时候，这个人的苏格兰腔调好像转动不息的发电机一样仍然喋喋不休地传到耳朵里来：“我要对船主负责。”

另外三个人也上了岸。河对岸，修理汽艇的叮叮当当的声音仍然在持续着：刺耳的穿凿声，金属的敲击声，马达仍然紧一阵、慢一阵噼噼啪啪地响着。两个刚刚上岸的人是这种事故的惯例的牺牲品：两个人都已经有了一把年纪，样子像管道工，如果不是一个姓弗尔勃斯，另一个姓纽瓦尔，人们很可能把他们当作两兄弟。这两个人都是地位卑微、对什么事都逆来顺受的人物，即使是再大的凶险他们也视若平常。一个人轧坏了脚，拄着一支拐杖；另一个用撕碎的衬衫布条裹着一只手。他们站在码头上，没有半点儿兴奋或惊奇的样子，倒仿佛是站在利物浦街头等着酒馆开门似的。跟在这两个人后面走出独木舟的是一个穿着防蚊靴、头发灰白、身体壮实的女人。

“您的姓名，太太。”德鲁斯一边查对名单，一边问，“是不是罗尔特太太？”

“我不是罗尔特太太。我是玛尔坷特小姐。”

“您到上边的房子里去好吗？医生……”

“有比我严重得多的病人需要医生照顾。”

贝罗特太太说：“也许你愿意去躺一会儿。”

“我最不愿意躺着，”玛尔坷特小姐说，“我一点儿也不累。”她每说一句话就紧闭一下嘴巴，“我不饿。我神经不紧张。我要继续往前走。”

“到哪儿去？”

“到拉各斯去。到拉各斯的教育厅去。”

“我恐怕你还要有不少耽搁。”

“我在路上已经耽搁了两个月了。我再也耽搁不起了。工作等着我呢。”突然间，她仰起头来，像只小狗似的号叫起来。

医生轻轻地挽着她的一只胳臂说：“我们会尽一切力量让你马上到那边去的。来，到房子里去打个电话吧。”

“当然了，”玛尔坷特小姐说，“什么事在电话上都能解决。”

医生对斯考比说：“叫那两个人跟我们一起上去吧。他们两个人都没有问题。如果你想问他们什么事，你可以尽管问。”

德鲁斯说：“我带他们走。你留在这里，斯考比。汽艇也许会过来。我不会讲法语。”

斯考比坐在码头的栏杆上，向河对岸望去。晨雾已经散开，对岸显得更近了一些，他现在用肉眼也可以看清河对岸的景物了——白颜色的栈房，小泥棚子，汽艇上的铜制物件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地发亮，他还看到土著部队戴的红颜色的土耳其式军帽。他想：在与此相同的情景中，我等待用担架抬过来的也可能是露易丝——也许我不是在等待着。有人在他身边栏杆上坐下来，但是斯考比并没有转过头来。

“你在想什么，先生？”

“我在想露易丝旅途很平安。”

“我想的也是这个，先生。”

“为什么你总叫我先生，威尔逊？你又不在警察局工作。你让我觉得我已经是个老人了。”

“对不起，斯考比少校。”

“露易丝叫你什么？”

“叫我威尔逊。我想她不喜欢我的教名。”

“我相信他们已经把汽艇发动起来了。威尔逊，你替我做一件事，去通知医生一下。”

一个穿着不太洁净的白色军服的法国军官站在船首。一个士兵把一条船索投到岸上，斯考比接过来，系到码头上。“日安[51]。”他说着敬了一个礼。

法国军官给他还了一个礼：这个人干枯瘦削，左眼皮总是抽搐着。他用英文说：“早上好。我把七个卧担架的病号给你带来了。”

“我接到的通知是九个。”

“一个在路上死了，昨天夜里又死了一个。一个是害黑水病死的，另一个死于——死于——我的英文不好，你们是说劳累吗？”

“衰竭。”

“对了，衰竭。”

“如果你允许我的工人上船，他们会把担架抬下来的。”斯考比转过身对担架夫说：“手脚轻一些，尽量轻一些。”他这样命令实际上是多余的，就是白人护理人员抬送病人也不会像这些担架夫这样细心。“你上岸来活动一下好吗？”斯考比问，“也许你愿意到屋子里去喝杯咖啡？”

“不，不喝咖啡了，谢谢。我在这里看着把事情办完就成了。”法国军官非常有礼貌，又很难令人接近，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的左眼皮却一直不停地跳动，传送出怀疑和痛苦的信号。

“我有些英文报纸，如果你想看看的话。”

“不用了，谢谢你。我读英文很吃力。”

“你说得很不错。”

“说是另外一回事。”

“抽一支纸烟吗？”

“谢谢，我不抽。我不习惯美国烟草。”

第一副担架已经抬到岸上来——被单一直遮到病人的下巴底下。从病人的一张呆板的、毫无表情的脸上很难看出这人的年纪。医生从小山上走下来，迎向担架，领着他们向招待所走去，病床已经在那边准备好了。

“我从前常常到你们那边去，”斯考比说，“同你们的警察局长一起打猎。一个很好的人，姓杜兰——一个诺曼人。”

“他已经不在这里了。”军官说。

“回国了？”

“他在达喀尔的监狱里。”法国军官回答说。他像一个船头雕饰似的站在船首，只是左眼皮一刻不停地抽搐着。担架缓缓地从斯考比身旁抬过去，走上小山。一个年纪最多不过十岁的男孩儿，脸烧得滚烫，一只像干树枝似的细胳膊伸到毛毯外边来。一个灰白头发蓬松、散乱的老妇人一路扭动着身体，嘴里喃喃地叨念个不停。一个酒糟鼻子的男人——一张焦黄的脸上翘着一个又红又蓝的大鼻子。担架一副一副地抬上小山，担架夫的脚步像骡子一样稳健。“布吕勒神父呢？”斯考比问，“他是个好人。”

“去年害黑水病死了。”

“他在这个地方待了二十年，没有休过一次假，对不对？很难找到能代替他的人了。”

“没有人代替他的位置。”法国军官说。他回过头来对手下一个士兵厉声吹喝了一句什么。斯考比看了看下一个担架上的病人，立刻又把头转到一边。这副担架上躺着一个小女孩——最多也不过六岁。她正昏昏沉沉地睡着，金黄的头发因为汗水浸泡而缠结成一团，张着小嘴，嘴唇焦干，龟裂了很多小口。每隔一会儿她就浑身抽搐一下。“太可怕了。”斯考比说。

“什么太可怕了？”

“像这样的一个孩子。”

“可不是。父母都死了。可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反正她也活不长了。”

斯考比看着担架夫慢慢地爬上小山，他们赤裸的脚板在地面上轻轻地拍打着。他想：这件事真需要布吕勒神父的全部智慧才能解释得了。并不是说孩子要死的事——这是不需要解释的。即使是异教徒也知道，上帝的宠儿常常是短命的，尽管异教徒可能把这个归于其他原因。但是为什么这个孩子竟活了下来，整整四十天，日日夜夜在船上经受风吹雨淋，这是个谜。这件事怎么能用上帝的爱去解释呢？

但是他却不能相信，上帝会这样无情，不爱他的创造物。“她怎么居然能活到今天呢？”他不觉问出声来。

军官面色阴郁地说：“他们在救生艇上当然尽量照顾她，把自己的一份水让给她喝。这样做当然是愚蠢的，可是一个人不能事事都讲逻辑，遇到这种事谁都会思索一下。”这倒像是对斯考比要求解释的一个提示——只是太微妙了，简直无法捉摸。他接着说：“这又是一个让人气恼的例子。”

这个人的一张脸因为干枯瘦削几乎可以说是丑陋的，包在颧骨上的肉皮看上去像是要绽裂似的，只是因为看不到任何皱纹才能断定是一张年轻的面孔。法国军官说：“她刚刚结过婚——启程以前。丈夫遇难了。根据护照，她才十九岁。她也许能活下去。你看，她还有一些精力。”她的胳臂像是个小孩子的，露在毯子外边，手指紧紧接着一个本子。斯考比看到她的结婚戒指松松地套在一根枯瘦的手指上。

“那是什么？”

“邮票[52]。”法国军官说，接着又恼恨地加了一句，“这场倒霉的战争开始的时候，她一定还在小学校念书呢。”

她就是这样躺在担架上，紧闭着眼睛，手里接着一本集邮簿，被抬入了他的生活。斯考比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情景。

三

这一天晚上，他们又聚集在一起喝酒，但是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连贝罗特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夸夸其谈了。德鲁斯说：“好了，明天我就走了。你走不走，斯考比？”

“我想我也走。”

贝罗特太太说：“你们需要的东西都搞到了吗？”

“凡是我需要的都搞到了。那个轮机长是个好样儿的，他都在脑子里准备好了，我的一支笔简直跟不上。他一住嘴，马上就晕倒了。支持着他的就是这个——‘咱的责任’。你们知道，这些人——这些还走得动路的——走了五天才到了这儿。”

威尔逊说：“他们在海上没有护航的吗？”

“他们出发的时候是编成一支船队的，可是这艘轮船发动机出了故障——你们知道现在的航行规则，谁也不等瘸鸭子。他们落在大队舰艇后面，落后了十二小时的航程。正在他们拼命想赶上的时候，船被水雷击沉了。潜艇指挥官把潜艇浮上水面，给他们指示了方向。他说如果不是海上巡逻艇队叫他归队，他会牵引这只救生船一段路的。你们看，这种事不能怪任何一个人。”可“这种事”马上浮现在斯考比的脑子里——张着小嘴的孩子、捏着一本集邮簿的枯瘦的手臂。他说：“我想医生要是抽得开身，会到咱们这儿来一趟的。”

他心神不宁地走到室外阳台上去，把身后的纱门仔细关好。一只蚊子马上嗡嗡地向他的耳边飞来，蚊子没有一分钟停止轰鸣，只是在向皮肤飞落的时候，才发出像俯冲轰炸机般的低沉音响。临时病房里亮着灯，那里面的全部痛苦都沉重地压在斯考比的肩头上。仿佛是，他卸掉了一个职责，只是为了再担起另外的一个。这个职责是要他同所有的人共同承担的，但是这并不能给他些许安慰，因为有时候他感到，认识到这一职责的只有他一个人。在“平原城市”里，一个人也可能改变了上帝的旨意[53]。

医生从台阶走上了阳台。“你好，斯考比，”他语调低沉，拱缩着肩膀，“到外边来透透气？夜间这个地方对人的身体可不好。”

“那些人怎么样了？”斯考比问。

“我想，救不过来的只有两个。也许只有一个。”

“那个小女孩？”

“她活不到明天早上。”医生的口气显得很突然。

“她清醒过来了吗？”

“一直没有完全清醒过。有的时候要找爸爸，也许她还以为是在小艇上。他们在船上始终瞒着她——骗她说她的父母在另外一只小船上。当然了，他们已经通过信号联系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她会不会把你当成她的爸爸？”

“不会，我有胡子。”

斯考比又问：“小学教员怎么样了？”

“玛尔坷特小姐？她没有什么问题。我给她服了不少溴化物乳剂，让她在天亮以前好好休息一下。她需要的就是这个——还有就是赶快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你们警车里有没有她的地方？她最好离开这里。”

“只装得下我和德鲁斯，还有我们的佣人和行李。我们一回去马上就派车来。几个走得动路的人都好吗？”

“都还可以。”

“那个男孩儿和那个老太太呢？”

“那两个人都能恢复过来。”

“那个男孩儿是什么人？”

“他原来在英国上预备学校。父母在南非，认为他到南非去会安全一些。”

斯考比带着些踌躇问道：“那个年轻女人呢？拿着集邮簿的那个？”他自己也不了解是怎么回事，萦绕在他的脑子里的是那本集邮簿，而不是她的脸，还有松松地套在手指上的订婚戒指。她好像是孩子装扮成的一个成年人。

“我不敢说，”医生说，“如果她能熬过这一夜的话——也许——”

“你太累了，是不是？进去喝杯酒吧。”

“可不是，我不想在这儿让蚊子叮死。”医生打开了阳台的门，一只蚊子在斯考比的脖子上叮了一口。斯考比根本不注意蚊子叮不叮自己，他一步一步、脚步有些迟疑地顺着医生的来路走去，走下阳台的阶梯，走到下面坎坷的岩石路面上。松动的小石块在他的靴子下面滑动。他想到了佩倍尔顿。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苦难的世界里想要得到幸福，这是多么荒谬的想法啊！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活需求减少到最低限度：照片已经收在抽屉里，死者也已置于脑后；一条磨剃刀的皮带、一副生锈的手铐作为室内的装饰品，只不过如此而已。但是他还生着眼睛，他想，也还有耳朵。指给我看一个幸福的人，我就会指给你自私、邪恶——或者是懵然无知。

走到招待所外边，他又停住了脚步。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底细，室内的灯光会给人一种平和、宁静的印象，正像在这样一个万里无云的夜晚，天上的星辰也给人一种遥远、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一样。他不禁问自己：一个人会不会也对这些星球感到悲悯，如果他知道了真相，如果他走到人们称之为问题的核心的时候？

“啊，是斯考比少校。”说话的人是这里的牧师的妻子，她像护士一样穿着白衣服，灰白的头发从前额向脑后梳成一道道的，像是风化了的起伏的岩石。“你来看一看吗？”她有些不以为然地问。

“是的。”他说。他想不起该怎样回答，他无法向鲍尔斯太太描述他坐卧不宁的心情，他脑海里的驱之不去的画面，以及他对自己的职责、对自己的悲悯的那种无能为力的可怕的感觉。

“进来吧。”鲍尔斯太太说。斯考比像个孩子似的顺从地跟在她的后面。招待所一共有三间屋子，那些还有行动能力的人被安置在第一间。这些人服了大量安眠药以后，睡得很香甜，好像刚做过有益健康的运动似的。第二间屋子是那些很有希望复原的用担架运来的病人。第三间屋子很小，只放着两张床，由一个帘子分隔开，一边是那个嘴唇干裂的六岁的女孩儿，一边是仰面昏睡的年轻女人，她手里还摊着那本集邮簿。一个浅碟子里燃着一盏油灯，在两张床中间投下昏暗的阴影。“假如你想帮忙的话，”鲍尔斯太太说，“你就在这里待一会儿，我要上药房去一趟。”

“药房？”

“原来厨子住的屋子。得尽量把地方利用起来呀。”斯考比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心里感到一阵发冷。他的肩膀哆嗦了一下，说：“我替你去不成吗？”

鲍尔斯太太说：“别不通情理了。你会配药吗？我就去几分钟。如果看着这个孩子不成了，你就叫我。”如果她给斯考比时间的话，他就会想出一个借口来，但是鲍尔斯太太话一出口，人已经走出屋子了。斯考比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颓然坐下。当他向床上的孩子望去时，他仿佛看到她头上擎着一块领圣体时的白纱，但这只不过是映在枕头上的灯光和他的头脑耍的把戏。他用手把头遮住，不想再看。他自己的孩子死的时候，他正在非洲。他一想到自己躲过了这个场面，心里就感谢上帝的仁慈。但是他现在才知道，归根结底，一个人还是无法真正逃避一件事的。只要是人，就必须历尽生活的辛酸。如果你某一天因为走运、另一天又由于怯懦，某件事被你逃脱开，或迟或早你还会遇上第三次的。他对着手掌不出声地祈祷着：“噢，上帝，在鲍尔斯太太回来以前，千万别让什么事情发生吧。”他可以听到孩子的沉重的、不均匀的呼吸声，好像她正扛着一件重物极其吃力地爬一个漫长的山坡。想到他自己无法替她背负这一重担，他的心简直都要碎了。他想：年复一年，做父母的无时无刻不处于这种感觉中，而今我为什么连几分钟都想逃避呢？他们活着的每一个小时，不都是看着自己的孩子一点点地接近死亡吗？他又开始祷告：“主啊，照看着她吧。给她宁静吧。”呼吸停了一会儿，哽咽住，又非常吃力地恢复过来。从手指缝里他看到这个才六岁大的孩子面孔活像一个干苦力工作的人那样扭曲着。“主啊，”他祈祷说，“给她宁静吧。把我的宁静永远取走，只要你能给她宁静。”他的手上涔涔冒出汗珠。“主……”

他听到一声微弱、沙哑的呼喊：“爸爸。”他抬起头，看到一双充满血丝的蓝色眼睛正盯着他。他毛骨悚然地想：这就是我自认为已经逃避掉了的。他很想大声叫鲍尔斯太太，只是他已经叫不出声来了。他看到孩子的胸口急促起伏着，想喘过一口气来再喊一声那个具有千钧分量的字。他走到床前边说：“唉，我来了，亲爱的。别说话。我就在这儿。”小油灯把他紧握的拳头的影子投到被单上，映入她的眼帘里。她似乎想笑，脸又一次扭曲起来。斯考比把手拿开。“睡吧，亲爱的，”他说，“你困了，睡觉吧。”他仔细埋葬起来的一个记忆回到脑子里。他把手帕拿出来，折了只小兔子，让小兔脑袋的影子落在她身旁的枕头上。“这是你的小兔，”他说，“让它跟你一起睡觉吧。它趴在你旁边，等着你睡觉。睡吧。”汗珠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他的嘴尝到了同眼泪一般的咸味。“睡吧。”他让小兔的耳朵上上下下地动着，动着。过了一会儿，他听见鲍尔斯太太站在他身后低声说：“别弄这个了，”她的语气很严厉，“孩子已经死了。”

四

早晨他告诉医生说，他要留在这儿，等着运送病人的汽车来了再走；玛尔坷特小姐可以坐他的警车一同离开。最好让玛尔坷特小姐离开这里，孩子的死使她的神经又紧张起来，而且谁也说不准，其余的病号是否都能活下去。第二天，他们把孩子埋葬了，用的是他们能弄到的唯一的棺木。这口棺材本来是为大人制作的，但是在这种气候里这种事是不能耽搁的。斯考比没有参加鲍尔斯牧师主持的葬礼，但是贝罗特夫妇都去了，此外还有威尔逊和几个法庭递送传票的，医生则留在招待所里忙着照料病人。斯考比在稻田里匆忙地转了一周，同负责农业的官员谈了谈灌溉的问题。他有意躲开正在举行的葬礼。过了一会儿，把有关灌溉的各种事都谈完了以后，他又走到商店里，坐在堆放着各类罐头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果酱罐头、菜汤罐头、黄油罐头、饼干罐头、牛奶罐头、马铃薯罐头、巧克力罐头……他在等着威尔逊。但是威尔逊并没有来：也许葬礼弄得所有人都有些受不住，又都回到区专员的住房里喝酒去了。斯考比走到下面的码头上，看着沿河向海驶去的帆船。有一次他发现自己把脑子里的思想大声地讲了出来，仿佛在对一个坐在身边的人讲话：“为什么你那时候没有让她淹死？”一个法院传票递送员斜着眼睛看了他一眼。斯考比离开这里，向小山上走去。

鲍尔斯太太正在招待所外边呼吸新鲜空气，她像是服用什么药物似的非常认真地往肚子里吸气。她站在那里，嘴一张一闭，吸进一口又呼出一口。鲍尔斯太太招呼了一句：“下午好。”她保持着紧张的姿势，马上又吸了一口气，“你没有去参加葬礼，少校？”

“没有。”

“鲍尔斯先生和我很少能同时参加一场葬礼，除非在我们度假的时候。”

“还会有别的葬礼吗？”

“也许还要有一个，我想。其余的人慢慢都会好起来。”

“哪个快要死了？”

“那个老太太。昨天夜里病情又恶化了。本来一直都很好。”

斯考比仿佛心安了一些，同时又感到自己太冷酷无情了。他说：“那个男孩子没有问题吗？”

“没有。”

“罗尔特太太呢？”

“她还没有脱离危险，但是我想她会好起来的。她已经恢复知觉了。”

“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死了吗？”

“知道。”鲍尔斯太太开始摆动手臂，齐肩举到头顶，再落下来。接着她又做了六次踮脚尖。

斯考比说：“我希望我能做点儿什么，帮帮忙。”

“你会朗读吗？”鲍尔斯太太一边踮起脚尖，一边问。

“我想我还可以。”

“你可以给那个男孩子读点儿什么。他感到厌烦无聊，这对他很不好。”

“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一本书？”

“布道室里有的是。有好几书架。”

随便做些什么总比无事可做好。斯考比走到布道室，发现果真如鲍尔斯太太所说，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书。斯考比不怎么读书，但甚至是他的眼睛也看得出，这些书完全不适合读给一个生病的孩子听。霉迹斑斑的维多利亚后期的作品，书脊上印的书名都是些《布道二十年》《遗失与寻获》《狭路》《传道士的警告》。过去某个时候，显然有人发起过为布道团图书馆募集图书的活动，这里的几书架宗教读物就是从国内搜刮的结果：《约翰·奥可森亥姆诗集》[54]《人类的渔夫》。斯考比从架上随便取下一本，转身又回到招待所去。鲍尔斯太太正在药房里调药。

“找到什么了吗？”

“找到了。”

“这些书都没有问题，”鲍尔斯太太说，“从国内寄出来以前委员会都审查过。有的时候人们寄来一些非常不合适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教孩子识字可不是叫他们以后读一读小说呀。”

“不，我想不是的。”

“让我看看你挑了一本什么。”

斯考比第一次看了看这本书的名字：《班图人中的一个主教》。

“一定很有意思。”鲍尔斯太太说。斯考比带着怀疑地表示同意。

“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可以给他读一刻钟——不能再多了。”

老太太已经搬进了最里面的那间屋子——小女孩在里面死去的那间，酒糟鼻子的男人移到鲍尔斯太太称之为健康恢复室的屋子，这样，中间的一间就给了男孩子和罗尔特太太两个人。罗尔特太太面对墙躺着，闭着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到，他们终于把她一直紧握在手里的集邮簿拿开了，现在这本集邮簿放在床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男孩子看着斯考比走进来，一双眼睛因为发烧显得特别明亮有神。

“我叫斯考比。你呢？”

“菲舍尔。”

斯考比有些拘束地说：“鲍尔斯太太叫我来给你读一点儿什么。”

“你是干什么的？军人吗？”

“不是，我是警察。”

“你要给我读的是杀人的故事吗？”

“我想不是。”他信手把书打开，翻到的一页是一张照片：一个穿着长袍的主教坐在铁皮屋顶的小教堂外边的一张硬椅上，周围是一群班图人，个个对着照相机咧着嘴笑。

“我喜欢听杀人的故事。你办过杀人的案子吗？”

“没有办过你说的那种需要侦查线索、追捕凶手的真正的谋杀案。”

“那么你的杀人案是什么样的？”

“打起架来的时候也会扎死人的。”为了不扰乱罗尔特太太，他的话音很低。罗尔特太太躺在那里，一只拳头攥紧放在被单上面，她的拳头比网球大不了多少。

“你带来的书叫什么名字？也许我读过。我在小船上读了一本《金银岛》[55]。海盗的故事也不错。你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斯考比含含混混地说：“《班图人中的一个主教》。”

“什么意思？”

斯考比深吸了一口气。“你知道，主教是主人公的名字。”

“可是你刚才说一个主教。”

“对了。他真正的名字叫阿瑟。”

“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儿不带劲儿。”

“确实。但这个主人公本人就不带劲儿。”突然，在斯考比的眼光从孩子身上挪开的时候，他发现罗尔特太太并没有睡着，她正两眼盯着墙壁，听着这边的谈话。斯考比信口开河地说下去：“真正的英雄是班图人。”

“班图人是什么人？”

“他们是一些特别凶狠的海盗，出没于西印度群岛，凡是从大西洋那一带过往的船只，他们都要打劫。”

“阿瑟主教追捕这些人吗？”

“是的。这本书也有点儿像侦探小说，因为他是英国政府的一个秘密情报人员。他化装成一个普通的水手在一艘商船上干活，这样班图人就可以把他俘虏过去了。你知道，他们总给普通水手一个加入他们海盗船的机会。如果是个高级船员，他们就把他的眼睛蒙起来，叫他走跷板。这个人混到海盗里头，把他们的暗号、巢穴和打劫的计划都打听清楚了，当然了，他是准备时机一到就把他们出卖。”

“这个人可不太地道。”男孩子说。

“就是。后来他爱上了班图人头头的女儿，这时候他就变得不带劲儿了。可是这是故事快完的事儿了，咱们讲不到这个地方。在这以前有很多打仗和杀人的故事。”

“听起来还有意思。开始吧。”

“好，你知道，鲍尔斯太太告诉我，我今天只能在这儿待一会儿，所以我只把这本书的大概意思跟你说一说，咱们可以明天再开始。”

“也许你明天不在这儿了。也许又发生了谋杀案什么的。”

“但是这本书我不拿走，我把它留给鲍尔斯太太。这是她的书。当然了，她读的时候也许同我读的不太一样。”

“你就开始吧。”男孩子哀求说。

“是的，开始吧。”对面床上一个低低的声音说，声音是那么低，如果他没有抬起头来看到她正望着自己，也许会认为这是自己的幻觉而根本不去理会。她的两只眼睛在瘦成一条的脸上出奇的大，像是一个孩子的一样。

斯考比说：“我一点儿也不会朗读。”

“快点儿吧，”男孩子不耐烦地说，“谁都会朗读。”

斯考比发现自己的眼睛正盯视着一个段落开始的地方，那上面写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眼见到这个大陆的情景，我一生中的最美好的三十年今后将在这里辛劳地度过。斯考比缓缓地说：“从他们离开百慕大群岛的那一刻起，那艘低矮、细长的黑船就在他们后面尾追不舍。船长显然非常不安，因为他每隔一会儿就用望远镜把这只怪船打量一番。夜幕降临的时候，它仍然跟在他们后面；破晓后，他们第一眼望到的仍然是这艘黑船。阿瑟主教思忖道，会不会我就要见到我寻找的对象了？是班图人的头子‘黑胡子’呢，还是他的嗜血成性的二头目呢……”他翻了一页，思路暂时被一张照片打断了：主教穿着白衣服，系着神职人员衣领，戴着遮阳帽，正站在三柱门前，用球板挡住一个班图人投过来的板球。

“念呀。”孩子催促道。

“……疯子达维斯，人们这样叫他也许是因为他发起火来像个疯子，会把全船的水手都从跷板上轰到海里去。事情很明显，布勒船长害怕发生最糟的事，他把所有的船帆都升了起来。有一段时间，他们看来很可能把这艘怪船甩在屁股后头了，可是忽然间轰隆一声，海面上传来一声炮响，一颗炮弹落在他们船前面二十码远的海面上。布勒船长把望远镜举到眼睛上，把阿瑟主教从船桥上喊下来。‘老天爷，海盗旗！’在全体船员里面，布勒船长是唯一知道阿瑟此行目的的人。”

鲍尔斯太太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进来。“好了，就念到这里吧。今天已经够多的了。他给你念什么了，吉米？”

“《班图人中的一位主教》。”

“我希望你喜欢这本书。”

“棒极了。”

“你真是个懂事的孩子。”鲍尔斯太太称赞说。

“谢谢你。”另外一张床上一个声音说。斯考比又一次不很情愿地转过头，看了一眼那张年轻的遭受生活蹂瞒的面孔。“你明天还接着念吗？”

“别麻烦斯考比少校了，海伦。”鲍尔斯太太责备她说，“他得回海港去。没有他，那里的人就要彼此谋杀了。”

“你是警察？”

“是的。”

“我从前认识一个警察——在我们家乡……”话没说完，她已经沉沉入睡了。斯考比站了一会儿，看着她的脸。那像是占卦人的纸牌，这张脸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她的经历——航程、失去亲人、疾病。再摆一次牌也许就可能推算出她的未来。他把集邮簿拿起来，翻到扉页上，那上面写着两行字：“给海伦，你亲爱的父亲，于海伦十四岁生辰。”再翻开的一页是巴拉圭的邮票，各种长尾巴小鹦鹉的装饰画——那种儿童喜欢收集的带画的邮票。“我们得给她找几张新的。”他悲哀地说。

五

威尔逊正在外面等着他。威尔逊说：“葬礼以后，我就一直在找你，斯考比少校。”

“我在做好事。”斯考比说。

“罗尔特太太怎么样了？”

“他们认为她可能度过危险期了，那个小男孩也是这样。”

“噢，是的，那个小男孩。”威尔逊把脚下的一块小石头踢了一下，说，“我要你给我出个主意，斯考比少校。我不知该怎么办好。”

“是吗？”

“你知道，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检查一下我们商店的账目。我发现我们的经理在购买军用物资，有不少罐头食品都不是从我们出口商那里买的。”

“解决的办法不是很简单吗？把他撤职算了。”

“如果从一个小偷能引出一个大盗窃犯，只把小偷撤职了事似乎有些可惜。但是，当然了，这是你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找你谈谈的缘故。”威尔逊没有再说下去，脸上泛起的红晕道破了他心中的全部隐秘。他说：“你知道，他的货物是从一个给尤塞夫管事的人那里买来的。”

“你不说我也猜得到。”

“猜得到？”

“是啊。但是你知道，尤塞夫手底下的人并不等于尤塞夫本人，他要是不想承认一个乡村小商店老板同自己有什么关系，那实在是太容易了。事实上也是这样，尽管发生了这种事，尤塞夫真的可能是无辜的。说起来也许不会叫人相信，但是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你自己的事就是个证明。你不是也刚刚才知道你的商店经理干的这些事吗？”

“如果证据确凿，”威尔逊说，“警察局会不会检举？”

斯考比一下子怔在那里。“你说什么？”

威尔逊的脸又红起来，嘴里咕哝了一句什么，接着，他说了一句极其恶毒的话，使斯考比大吃一惊。他说：“有谣言说，尤塞夫受到包庇。”

“你在这里待的时间够长了，应该懂得谣言值多少钱。”

“可是谣言已经传遍了。”

“塔利特制造的——也许是尤塞夫自己制造的。”

“别误解我，”威尔逊说，“你对我很不错——斯考比太太也是这样的。我认为你应该知道一下人们私下里在议论什么。”

“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十五年了，威尔逊。”

“是的，我知道，”威尔逊说，“我也许太不知分寸了。但是人们对塔利特的那只鹦鹉有不少看法，他们说，有人给塔利特栽赃，因为尤塞夫想把他从这个地方赶走。”

“不错，我听到过有人这样说。”

“他们说，你同尤塞夫过从甚密。当然，这是胡说，但是……”

“这一点儿也不假。我同卫生督察来往也挺多，但是我还是照样可以检举他……”斯考比忽然把话头打住，过了一会儿才接着说，“我不想在你面前进行自我辩护，威尔逊。"

威尔逊又重复了一句：“我认为你应该知道一下的。”

“你做这个工作太年轻了，威尔逊。”

“这个工作？”

“别管是什么工作了。”

威尔逊第二次使斯考比吃了一惊，他用沙哑的声音说：“噢，你简直叫人无法忍受。你老实得过分了，不懂得生活。”他的脸涨得通红，因为愤怒、羞愧和蔑视自己，好像连裸露在外面的膝盖都泛上一层红晕。

“你应该戴顶帽子，威尔逊。”斯考比说。

他们俩面对面地站在区专员的住房和招待所中间的一段石路上；阳光平射到下面的稻田上，斯考比意识到他们两个人的侧影如何轮廓鲜明地映到任何一个旁观者的眼睛里。“你把露易丝弄走，”威尔逊说，“是因为你怕我。”

斯考比轻轻笑了一下。“太阳，威尔逊，都是太阳的缘故。明天早上这些事咱们就都忘记了。”

“她忍受不了你的愚蠢、没有脑子……你不知道一个像露易丝这样的女人在想什么。”

“我想我不会知道。谁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威尔逊。”

威尔逊说：“那天晚上我和她接吻了……”

“在我们殖民地这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并不是在故意激怒这个年轻人，他只是非常希望这个场面赶快过去，谁也别动感情，这样第二天清早再见面，两个人就不会难为情了。这里的阳光太毒了，他对自己说。这种事十五年来他不知遇见过多少次了。

威尔逊说：“她太好了，你配不上。”

“咱们两个人都配不上。”

“你从哪里弄到的钱让她走的？这是我想知道的事。你挣不了那么多钱，我知道。谁挣多少钱，殖民厅名册上都有记载。”如果这个年轻人不是那么蛮不讲理，也许斯考比不会被激怒，最后两个人倒能够成为朋友。因为斯考比一直心平气和，反而把火焰拨得更旺了。斯考比说：“咱们明天再谈吧。到屋子里边去喝杯酒。”他想绕着威尔逊走过去，可是威尔逊却把他挡住；威尔逊面红耳赤，眼睛里含着两汪眼泪，仿佛是，他既然已经走到这个地步，现在唯一的路就是继续往前走了——他绝对不能退回去了。他说：“不要认为你的一举一动能逃得过我的眼睛。”

斯考比怔住了，他没有想到对方居然说出这样毫不留情的话。

“你要小心着点儿，”威尔逊说，“还有罗尔特太太……”

“罗尔特太太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不要认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藏起来，偷偷摸摸地老往医院跑……我们都去参加葬礼，你溜到这里来……”

“你真是犯神经了，威尔逊。”斯考比说。

威尔逊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好像一只无形的大手一下子把他折叠起来。他双手捂着脸，呜呜地哭起来。

“都是太阳，”斯考比说，“这里的阳光太厉害了。去躺一会儿吧。”他把帽子摘下来，给威尔逊戴上。威尔逊满怀着仇恨从指缝里望着他——望着这个看到自己掉眼泪的人。

第二章

一

报警器凄厉号叫，发出全面灯火管制的信号。呜呜咽咽的声音穿透了有如落不尽的眼泪般的连绵不绝的雨水。仆人们跌跌撞撞地跑进厨房，好像躲避丛林中的魔鬼似的急忙把门插上。一百四十四英寸雨量的降水一分钟也不停息地倾泻到这个港口城市的屋顶上。不可能想象任何人会选中一年中这样一个时刻发动一次进攻，更不要说维希区的那些丧魂落魄、受尽热病折磨的败将了。但是，当然了，人们想到的是亚伯拉罕平原之战[56]……一次乘人不备的大胆行动可以改变人们对可能与不可能的全部概念。

斯考比擎着一把带条纹的大伞走到外面黑魆魆的雨地里，雨衣穿起来太热了。他在住房四周转了一圈儿。灯光遮蔽得很好，厨房的护窗板关得很严，克里奥尔人的房子隔着雨帘连看也看不见了。在公路那一边的停车场上，一只手电筒晃动了一下，但是在斯考比吆喝了一声以后，那亮着的灯马上就关掉了。也许只是偶尔的巧合，因为在雨点敲击着房顶的一片嘈杂声中，那边的人根本不会听到斯考比的喊声。山上开普区警察所的警官食堂里仍然灯火通明，隔着雨帘投照到海面上，但那不属于斯考比的管辖范围。军用卡车的车灯在山坡公路上像珠串似的缓缓移动，但这也是别人的事，用不着斯考比操心。

公路上边，汽车停车场后面的一排尼森式活动房屋[57]中突然有一间房子亮起了灯光。这里是小职员的宿舍，亮灯的一间前一天还空着，可能现在已经有人搬进去了。斯考比本想把汽车从车库里开出来，可是这间住房离他住的地方只不过几百码远，他决定还是步行过去。除了雨点噼噼啪啪地落在路面、屋顶和雨伞上以外，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逐渐停息下来的警报器的悲鸣在耳鼓里继续颤抖了一会儿。事后斯考比回忆起这一天的事，他觉得当时他是到达了幸福的顶点：黑暗中，只身一人，周围只有嘈杂的雨声，没有爱，也没有怜悯。

他敲了敲这间尼森式住房的门，因为雨水像在隧道里奔流似的敲打着黑铁皮的屋顶，他敲门的声音很重。他敲了两次，门才打开。室内的灯光一时晃得他睁不开眼睛。他说：“请原谅我来打搅你。你有一盏灯没有挡好。”

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说：“噢，对不起。我太不小心了……”

斯考比的眼睛看清楚了，但是对他看到的这张非常熟悉的面庞，他却一时叫不出名字来。这里的人他谁都认识。面前的这个人是从外边来的……一条河……清晨……一个垂死的孩子。“啊，”他说，“你是罗尔特太太，不是吗？我以为你还在医院里呢。”

“我就是。你是谁？咱们见过面吗？”

“我是警察局的斯考比少校。我在彭德见到过你。”

“真是对不起，”她说，“那里发生的事我什么也记不起了。”

“我把你的灯光遮起来可以吗？”

“当然可以。请吧。”他走进屋子，把窗帘拉严，又把一盏桌灯的位置移动了一下。这间住房中间有一张帘子把屋子分成两半：一边是一张床、一件权作梳妆台用的家具；另一边是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所有这些家具都是发给年薪不足五百镑的那些下级小官员使用的。他说：“他们也没有把这间房子给你布置布置。我要早知道就好了，我会来帮点儿忙的。”他仔细把她打量了一下，一张年轻的、憔悴的脸，头发都脱光了……她穿的一套睡衣太大了一些，身体裹在里面一点儿轮廓也显不出来，浑身上下都是难看的大褶子。斯考比注意看了一下她手上是否还松松地套着结婚戒指，可是那戒指已经不见了。

“谁都对我那么好，”她说，“卡特太太还送给我一个漂亮的坐垫。”

他的眼睛在屋子里巡视了一下，看不到一件属于她个人的东西：没有照片，没有书，也没有一件小摆设，但是他马上就记起来，她从海上什么也没带来，只有她自己和一本集邮簿。

“有危险吗？”她有些焦急地问。

“危险？”

“警报啊。”

“噢，一点儿危险也没有，只不过是空袭警报。大概每个月都有一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他又打量了她一会儿，“他们不应该这么早就让你出院，还不到六个星期……”

“是我自己要出来的。我想一个人待着。在医院里总是有人来看我。”

“啊，我马上就走。记着，如果你需要什么，我就住在马路下边停车场旁边那片沼泽地上的两层白楼里面。”

“你要不要等雨停了再走啊？”她问。

“我看我等不了，”他说，“你知道，这雨要一直下到9月才停呢。”他的话使她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但是她笑得那么不自然，她似乎已经不知道该怎样笑了。

“雨声太可怕了。”

“过几个星期你就会习惯的，就如同住在铁路旁边一样。但是你用不着住那么久，他们很快就会把你送走。每两个星期就有一艘轮船经过这里。”

“你喝一点儿酒好吗？卡特太太送我坐垫的时候，还给了我一瓶杜松子酒。”

“那我就帮你把它喝了吧。”在她拿出酒瓶以后，他发现瓶里的酒将近一半已经喝掉了，“你有酸橙吗？”

“没有。”

“我想，他们给了你一个佣人吧？”

“是啊，可是我不知道该让他干什么，而且他好像总不在这里。”

“你喝酒的时候什么也不掺吗？”

“噢，不是，我一口也没喝。我的佣人把瓶子打翻了——他是这么说的。”

“明天早上我同他谈谈。”斯考比说，“有冰箱吗？”

“有，可是佣人弄不到冰块。”她在一把椅子上无力地坐下来，“别认为我是个傻子，我只不过还摸不清自己究竟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我从来也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

“你的老家是什么地方的？”

“伯里圣埃德蒙兹，萨福克郡。八个星期以前我还在那里呢。”

“八个星期以前你不在那里。你在救生艇上。”

“对了，我忘了救生艇的事了。”

“他们不该就这样把你孤零零地推出医院来。”

“我已经好了。他们需要我的病床。卡特太太说她可以给我安排个地方，但是我想一个人住。医生对他们说随我怎么做都可以。”

斯考比说：“你不愿意和卡特太太同住，我是可以理解的。你如果也不想让我待在这里，你只要说一声就成了。”

“我倒愿意让你待在这儿，等警报解除再走。我有一点儿紧张，你知道。”妇女们忍受磨难的能力永远使斯考比感到惊异。拿这个女人说吧，她能在一艘没有遮掩的小船上熬过了四十天，可是现在却谈什么神经紧张！斯考比想起轮机长的汇报：三副和两个水手都死在小船上，司炉因为喝海水发了疯，跳海自尽了。在这种生死的关头上，总是男人首先支持不住。可是现在事情早己过去了，她却像瘫在靠垫上似的气力毫无地躺在自己的软弱上。

斯考比说：“你考虑好了吗？你预备回伯里吗？”

“我不知道。也许我要在这儿找个工作。”

“你有什么工作经验吗？”

“没有。”她避开他的眼光说，“你知道，我离开学校才一年。”

“在学校里他们没教你什么吗？”他觉得，她现在最需要的是聊天，没有什么意义的聊天。她自己以为需要孤独，但实际上只是害怕别人同情这一沉重的担子。像她这样的一个孩子怎么能表演亲眼看着丈夫死在面前的悲剧角色呢？其困难程度，也许不小于叫她扮演麦克白夫人吧！她无法适应当前的处境，卡特太太一点儿也不能理解。当然，如果是卡特太太，就能应付自如，因为她已经埋葬了一个丈夫和三个孩子了。

她说：“我打无挡板篮球[58]打得最好。”斯考比的思路被她打断了。

“啊，”他说，“你的体形不太像一个体育教练。也许你身体好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一下子她的话匣子打开了。斯考比一点儿也没料到，他好像无意中说了一句什么暗号，于是便把一扇门打开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用的是哪句暗号，也许是“体育教练”这个词儿，因为她滔滔不绝地谈起无挡板篮球来（卡特太太，他想，喜欢谈论的也许是小艇上的四十天生活以及和她同居了仅仅三周的丈夫）。她说：“我在校队里打了两年。”她兴奋地把身体向前倚过来，一只手托着下巴，瘦骨伶仃的胳膊肘支在满是骨头的膝盖上。她苍白的皮肤——还没有被阿的平和阳光染黄——使他想到被海水淘洗后冲刷到岸上的一块白骨。“在那以前，我在学校二队里待过一年。如果在学校里再多待一年，我就会当上队长了。1940年我们打败过罗丁女子学校队，同切尔滕纳姆女子学校队打成平局。”

他聚精会神地听着，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这是对一个陌生人的生活感到的兴趣，而年轻人却常常误把它当作爱情的流露。他端着一杯杜松子酒，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听着她隅隅低语，他感到自己的年龄完全可以叫他不必担心什么。她告诉他她的学校在紧挨着海港后面的一片丘陵上；她们有一个法国女教师叫杜邦小姐，脾气坏透了；女校长看希腊文书就跟看英文一样——维吉尔[59]……

“我一直认为维吉尔是拉丁诗人。”

“噢，不错。我是说荷马。我希腊文、拉丁文都学得不好。”

“你除了打球以外还有什么功课比较好？”

“除了球以外我想我学得最好的是数学，但是三角我可一点儿也不会。”夏天她们经常到港口去洗海水浴，每到星期六她们就在野地里举行野餐——有时候还骑着小马玩猎人追兔子的游戏。有一次比赛自行车闯了祸，闹得方圆几十里都传遍了；有两个女孩子直到深夜一点钟才回来。斯考比一边转动着手里的酒杯，看着酒在杯子里团团旋转，一边津津有味地听着。汽笛又在雨中长鸣起来，发出解除警报的信号，可是他们两个人谁也没有理会。斯考比说：“那么放假的时候，你就回伯里去了？”

她的母亲显然在十年以前就已经去世了，父亲是个牧师，同教区总教堂有一定的关系。她家在安琪希尔街上有一所小房子。或许她在伯里家中没有像在学校里那么快乐，因为没有谈几句家里的事，她便又把话题转回到学校上，谈起一位和她同名（也叫海伦）的体育教师来；她在整整一学年里，对这位女教师简直崇拜得入了迷[60]。她笑了起来，似乎对当时的那种感情有些不以为然。这是在整个这场谈话里，她让斯考比感到她已长大成人、已经或者毋宁说曾经结过婚的唯一的地方。

她突然把话头停下来，说：“我告诉你这些事多么没意思啊。”

“我喜欢听。”

“你还一次也没有问过我——你知道……”

斯考比知道，因为他读过轮机长的报告。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在救生艇里每个人的饮水定量是多少——一天两次，一次一茶杯，二十一天以后减少到一次半茶杯。这个定量所以能维持到遇救以前二十四小时，主要是因为不断死人，使水余了下来。在港口的校舍背后，在那根像图腾柱似的无挡板篮球杆子背后，斯考比看到的是叫人无法忍受的汹涌巨浪，小艇一会儿升起来，一会儿落下去，一会儿升起来，一会儿落下去……“离开学校的时候我难过极了，那时是7月底。我乘坐出租汽车去火车站，哭了一路。”斯考比算了算日子——从7月到次年4月，只有九个月，正好是妊娠期，可落生的是丈夫遇难，大西洋把他们当作沉船残骸一般推向非洲漫长的浅滩，以及投海自杀的水手。斯考比说：“你说的事更有意思。别的事我猜也猜得出来。”

“我说得太多了。你知道，我想我今天夜里不会失眠了。”

“你一向睡得不好吗？”

“在医院里前后左右都是出气声，总是有人翻身、喘气、说梦话。熄灯以后，简直像——你知道的。”

“你在这儿可以睡个安稳觉，什么也不用害怕。有一个守夜的人整夜都值更。我明天再叮嘱他一下。”

“你对我太好了，”她说，“卡特太太还有其他的人——他们对我都很好。”她抬起她的憔悴的、真诚的、孩子似的脸说，“我那么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他严肃地说。他们两个人都感到非常、非常放心。他们俩是朋友，他们只可能是朋友，不可能有别的关系。他们被许许多多的事物分隔开：一个死去的丈夫，一个活着的妻子，一个做牧师的父亲，一个名叫海伦的体育女教师，以及那么多年的不同的经验阅历。他们彼此无论说什么，都用不着有什么顾虑。

斯考比说：“晚安。明天我要给你带几张邮票来，给你的集邮簿添一点儿新东西。”

“你怎么知道我有个集邮簿？”

“这是我的工作。我是警察。”

“晚安。”

他离开了这里，心里感到非常、非常幸福，但是他却没有把这个夜晚当作幸福记在心里，正像他没有把在黑暗中只身走在雨地里当作幸福留在记忆中一样。

二

从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他审理一件盗窃的小案件，需要审问六个证人，可这六个人的供词他一句也不信。如果审问的是欧洲人，就有一些话他可以相信，有一些话他不相信，可以在真话同谎言之间根据他的推测画一条杠杠——至少“谁能得到好处[61]”这一原则能起作用；如果是盗窃案而又不掺杂保险费的问题时，至少可以断定确实有东西被偷掉。可是他现在办的这个案子却无法作出这个判断，什么杠杠也画不出来。他知道有的警官就是因为好像沙里淘金似的费尽心思想分析出一小点确凿无疑的真实情况而弄得精神崩溃，他们中间有的人忍不住动手打了证人，在本地克里奥尔人办的报纸上受到冷嘲热讽，最后不得不告病回国或者调动到其他地方去。在某些人身上这类事会引起他们对黑皮肤人的刻骨仇恨，但是斯考比在他十五年任职期中，早已经过了这种危险的阶段了。虽然陷入了一团乱麻似的谎言里，他现在反而更加喜爱这些人了：他们用了这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把一种外国的司法手续弄得完全瘫痪了。

最后，办公室里的人又都走净了，事故记录上的案件一件件地都已处理完毕，斯考比拿出一个拍纸簿来，在手腕下面垫了一块吸墨纸，以便不使手上流的汗把信纸洇湿。他开始给露易丝写信。对他说来，写信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许是因为警察这门职业多年培训的结果，他在签署自己名字的纸上从来不肯写下任何不真实的话，哪怕是为了安慰别人而扯的小谎。他需要非常精确；如果为了使人心安，也只能把某些事略去不谈，所以在他写了“我亲爱的”几个字后，他决定略去一些事。他不肯写他很想念她这样的词句，但是他可以不告诉她自己现在安然自得的心情。我亲爱的，这封信又写得很短，你一定要原谅我。你知道我不怎么会写信。我昨天接到了你的第三封信，就是那封告诉我你要在德班城外哈里法克斯太太的朋友家住一个星期的信。这里一切都很宁静。昨天晚上发了一次警报，事后才知道是一个美国驾驶员误把一群海豚当成敌人的潜艇了。雨季当然已经开始了。我在上一封信里告诉过你的那位罗尔特太太已经出了院，他们让她住在汽车停车场后面的一间尼森式住房里等船。我要尽我的力量让她舒适一些。咱们的佣人仍然在医院里，但是已经没有危险了。我真的再也想不出有什么新闻要告诉你了。塔利特的案子仍然拖着没完——我想就是到了最后也不会弄个水落石出。前两天阿里不得不去牙科医生那里拔掉几颗牙。为了这件事，他闹了个人仰马翻。如果我不用汽车硬把他拉去，他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去医院的。斯考比搁下了笔，他想到信件检查员——恰好检查员是卡特太太和卡洛威——会读到他最后要写的几句温情的话，心里很不舒服。你要保重身体，亲爱的，别为我担心。只要你快乐，我就感到快乐。再过九个月我就要休假，那时候咱们就可以在一起了。他本来还要写“你永远在我的心里”，但这不是一句他愿意签署自己名字的话。取而代之，他写的是：一天中，你常常出现在我的心里。接着，他考虑该签哪个名字。因为他相信这样写可以使她高兴，所以尽管不太情愿，还是写了“你的蒂奇”。蒂奇——他突然想到了另一封署名“迪奇”的信，这封信在他的梦中出现过两三次。

巡佐走进他的办公室，他迈着行军的步伐走到屋子中央，精神抖擞地转过身来，向他敬了个礼。在巡佐进行这一套仪式的时候，斯考比从容地写好信封。“有事吗，巡佐？”

“长官，专员要你去见他。”

“好的。”

专员的办公室里坐着不止一个人。殖民厅厅长的一张脸在这间幽暗的屋子里汗涔涔地闪着亮光，此外，他身边还坐着一个斯考比从未见过面的高大瘦削的人——这人一定是坐飞机来的，因为过去十天中并没有轮船在这里靠岸。这人佩戴着上校的肩章和领章，可是在他的一身宽松、邋遢的军服上，这些标记好像安错了地方，根本不是他的。

“这是斯考比少校，这位是赖特上校。”斯考比一眼就看出来，专员很不安，有些气恼。专员说：“坐下，斯考比。是关于塔利特案件的事。”因为外面下着雨，屋子里光线暗淡，一点儿风也不透。“赖特上校从开普顿来，要了解一下这件事。”

“从开普顿来的，先生？”

专员把脚挪动了一下，手里摆弄着一把小刀，他说：“赖特上校是军情五处的代表。”

“这件事真是让人感到遗憾。”殖民厅厅长说。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别的人不得不把头凑过去才能听清楚。专员开始用小刀削起桌角来；他显然不想听厅长说的是什么。“不同别的部门协商，我认为警察局本来不该采取行动——不该这样处理的。”

斯考比说：“我一直认为堵塞钻石走私是我们的职责。”

殖民厅厅长又用他那含混、低哑的声音说：“查获的钻石还不值一百英镑。”

“这是查获的唯一一批走私的钻石。”

“塔利特犯罪的证据不足，斯考比，不该进行逮捕。”

“他没有被逮捕，我们只不过传讯了他一下。”

“他的律师说，他是被强行带到警察厅去的。”

“他的律师扯谎。这一点你不会不知道。”

殖民厅厅长对赖特上校说：“你知道我们这里事情多么难办。信仰天主教的叙利亚人总说他们是受迫害的少数派，说信伊斯兰教的叙利亚人把警察收买了。”

斯考比说：“如果这件事不照现在这个方法处理，他们又会说另外一套话——只不过那样事情就会更糟。国会议员对伊斯兰教徒比对天主教徒更有好感。”斯考比意识到，直到目前为止，谁都没有提到这次开会的真正目的。专员一小片一小片地只顾埋头削自己的办公桌，对一切充耳不闻。赖特上校用肩膀紧抵着椅子靠背，一言不发。

“就我个人而言，”殖民厅厅长说，“我会……”他的低哑的声音转为一阵模糊不清的咕哝。赖特用手指堵着一只耳朵，侧着头，仿佛在努力倾听一只出了毛病的电话耳机，也许他分辨得出厅长的字音。

斯考比说：“我听不见你说的是什么。”

“我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会相信塔利特的话，他对尤塞夫提出反控。”

斯考比说：“那是因为你在这块殖民地只待了五年。”

赖特上校突然插嘴说：“你在这里待了多少年了，斯考比少校？”

“十五年。”

赖特上校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专员不再削桌子了，他砰的一下把小刀往桌面上一戳，开口说：“赖特上校想知道你这个情报的来源。”

“这你是知道的，专员。尤塞夫提供的。”赖特和殖民厅厅长并排坐在那里望着他；他低着头靠后一步站着，等着下一步棋。但是并没有下一步棋。他知道他们正等着他进一步解释他刚才的大胆的回答；他也知道，如果他这样做了，他们就会认为他承认自己心虚胆怯了。沉默变得越来越不能令人忍受了，这种沉默仿佛是对他的指控。几个星期以前，他曾经同尤塞夫说过，他准备让专员知道他向尤塞夫借钱的详细情况。也许当时他确实有这个打算，也许他只是想吓唬尤塞夫一下，他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他只知道，现在已经太迟了，他应该在对塔利特采取行动以前把这件事告诉专员，不应该事后再说。弗莱塞尔从办公室后面的过道上走过来，用口哨吹着那支他心爱的歌曲。他推开办公室的门，说了一声“对不起，专员”，马上又缩了回去，留下一股热烘烘的动物园的气味。淅淅沥沥的雨声一直在继续着。专员从桌子上拔出小刀，又开始了切削的工作，好像他再一次下决心置身事外，对这一切都不闻不问。殖民厅厅长清了清喉咙。“尤塞夫？”他重复了一句。

斯考比点了点头。

赖特上校说：“你认为尤塞夫这人可靠吗？”

“当然不可靠，上校，但是只要我们得到情报，不管来源如何，总应该采取行动，再说这次的情报在某一点上还是正确的。”

“在哪一点上？”

“确实查获到钻石了。”

殖民厅厅长说：“尤塞夫常常给你提供情报吗？”

“这是我第一次从他那里得到线索。”

殖民厅厅长又说了一句什么，可是除了“尤塞夫”这个名字以外，斯考比什么也没听清楚。

“我听不见你说什么，厅长。”

“我说你同尤塞夫有联系吗？”

“我不懂你所谓的联系指的是什么。”

“你常常同他见面吗？”

“我想，在过去这三个月我同他见过三次面——不，四次面。”

“因为公事？”

“不一定都是公事。一次他的车在路上抛了锚，我让他搭我的车回家去。一次我在班巴得了热病，他来看我。一次……”

“我们并不是在对你进行审讯，斯考比。”专员说。

“我认为这些先生是在审讯我，专员。”

赖特把他跷起来的二郎腿放下，说：“咱们把问题归结到一点吧，斯考比少校。塔利特提出了反诉——对你们警察厅，对你。他说尤塞夫给了你钱。他给过吗？”

“没有，上校。尤塞夫什么也没有给过我。”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奇怪的感觉：他还不需要说瞎话。

殖民厅厅长说：“自然了，送你的妻子去南非靠你个人的收入是完全办得到的。”斯考比紧紧贴着椅背坐着，什么也没说。他又一次感到，沉寂正在渴望着他的语声。

“你不想回答？”殖民厅厅长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不知道你们是在提出一个问题。我再重复一遍——尤塞夫什么也没有给过我。”

“这个人可得提防着点儿，斯考比。”

“如果你在这里待的时间同我一样长，你也许会了解，警察正是要同那些市政厅不屑于理睬的人打交道。”

“我们不想叫大家感情激动，是不是？”

斯考比站起身来。“我可以走了吗，专员？如果这两位先生要问我的话已经问完了……我有个约会。”他的额头上冒着汗珠，一颗心因为愤怒而怦怦地跳个不停。这样的时刻一定要小心提防：血液从身体两侧往下流，眼前晃动着一块红布。

“就这样吧，斯考比。”专员说。

赖特上校说：“打搅你了，务必请你原谅。我接到一份报告，不得不正式调查一下。我对咱们这次的谈话很满意。”

“谢谢你，上校。”但是上校这些抚慰的话说得太晚了一些，斯考比一闭眼脑子里就浮现出殖民厅厅长的一张湿漉漉的面孔。殖民厅厅长低声细气地说：“这不过表示一下，我们办事很审慎，没有别的意思。”

“如果在半小时内你还需要我，专员，”斯考比对专员说，“我将在尤塞夫那里。”

三

他们还是逼着他说了一句谎话：他同尤塞夫并没有订什么约会。虽然如此，他确实想同尤塞夫谈几句：很可能他还需要把塔利特这件事再澄清一次，倒不是法律上有此必要，而是为了使自己心安一些。当斯考比在雨地里缓缓地驾驶着汽车的时候——他的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早已失灵了——他看见哈里斯正在贝德福德旅馆门外同自己的雨伞较劲。

“我可以送你一段吗？我和你是同路。”

“发生了最振奋人心的事了，”哈里斯说，他的一张凹陷的面孔因为雨水和兴奋而发着亮光，“我终于搞到了一所住宅了。”

“祝贺你。”

“说住宅也许并不合适，是你住的那个地方的一间活动房屋，但是我总算有家了。”哈里斯说，“我要找一个人合住，总算有家了。”

“谁同你合住？”

“我想找威尔逊，可是他到别处去了——他要在拉各斯待一两个星期。这个让人抓不住的可恶的红繁缕[62]！恰恰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人不见了。这又引起了第二件振奋人心的事。你知道我发现我们都在道恩海姆待过吗？”

“道恩海姆？”

“道恩海姆公学呀。他不在的时候，我到他的屋子去借墨水，在他的桌子上看到一期《老道恩海姆人》。”

“太巧了。”斯考比说。

“你知道吗？这一天出人意料的事真是层出不穷，在我翻看这本杂志的时候，我看到最后一页有这样一段话：‘道恩海姆校友会秘书希望与下列失去联系的校友重新取得联系。’在一大串人名中间，赫然印着鄙人的名字。你看，竟有这样的事。”

“你怎么办了？”

“我马上回到办公室，坐下写了封回信——连电报都顾不得处理了，当然，几封急电除外。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忘记抄下秘书的通信地址了，所以我还得回去取地址。你不想进来看看我写的信吧？”

“我不能待得太久。”哈里斯在艾尔德·邓普斯特公司的大楼里有一间别人不用的小屋子做办公室。这间屋子同老式人家仆人的卧室差不多大小。由于屋子里还有一个旧式的洗脸台、一个冷水龙头同一个环形煤气灶，所以更像仆人住的下房了。在洗面盆同一个比轮船舷窗大不了多少的窗户中间，挤着一张办公桌，桌子上杂乱地堆放着电报纸。窗户紧对着海滨大道和波浪起伏的灰蒙蒙的海湾。一只托盘里摆着一本做课本用的缩写本《艾凡赫》和半块面包。“抱歉，屋子乱得不成样子。”哈里斯说，“找一把椅子坐下。”可是屋子里并没有多余的椅子。

“我把信放在哪儿了？”哈里斯一边大声问自己，一边在桌子上的电报纸里翻来翻去，“啊，我想起来了。”他打开《艾凡赫》，从里面取出一张折叠起的信纸，“这只是一个草稿，”他有些担心地说，“当然还得修改一下。我想还是等威尔逊回来再发吧。你看，我在信里提到他了。”

斯考比开始读信：敬爱的秘书——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在另一个道恩海姆校友，E.威尔逊（1923—1928）的房间里看到一本《老道恩海姆人》。我怕我同咱们老家已经有很多年不通消息了，见到你们正努力同我取得联系的消息，我又是高兴又有些内疚。也许你们想知道一些我的消息——我在这个‘白人的坟墓里’究竟干些什么。因为我是个电报检查员，所以你们一定理解我不能多谈我的工作，只能等到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以后再谈这方面的事。我们现在正处于雨季中——雨下个没完没了。这里有很多人害热病，我就刚刚害过一场，E.威尔逊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尝过这种滋味。我们现在合住在一所小房子里，所以你们可以知道，即使在这样一个蛮荒、遥远的地方，道恩海姆的校友还是互相扶持的。我们组织了一个只有两名队员的道恩海姆狩猎队，只不过我们一同捕猎的对象不是别的，而是蟑螂（哈哈！）。好了，信就写到这里，我要参加打胜这场战争的伟大事业去了。一个非洲海岸的老居民向全体道恩海姆老校友致敬！

斯考比抬起头来，正碰到哈里斯的焦急而困窘的目光。“你觉得这封信的腔调合适不合适？”他问，“我不知道该不该称呼他‘敬爱的秘书’。”

“我觉得你这封信的语气恰到好处。”

“当然，你知道，那所学校并不很好，我在那里的日子很不愉快。我还逃跑过一次呢。”

“现在他们还是把你抓到了。”

“叫人思考不少问题，对不对？”哈里斯说。他凝视着窗外灰蒙蒙的海水，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里噙着眼泪。“过去在学校里我总是嫉妒那些成天欢天喜地的人。”他说。

斯考比安慰他说：“我也不怎么喜欢学校生活。”

“如果从一上学起就很快活，”哈里斯说，“以后的生活就会大不相同了。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养成一种乐观的处事态度，对不对？”他拿起托盘里的那块面包，顺手扔到废纸篓里。“我老是想把屋子收拾一下。”他说。

“好了，我该走了，哈里斯。我很高兴你找到了一所房子——还有道恩海姆校友会的事。”

“我不知道威尔逊在学校里快活不快活。”哈里斯沉思道。他又从托盘里拿起《艾凡赫》，四面看了看，想找个地方放起来；但是因为没有找到地方，最后还是把书放在托盘里。“我想他也不会快活的，”他说，“不然的话，他到这里来做什么呢？”

四

斯考比把汽车停放在尤塞夫的大门口，好像有意对殖民厅厅长表示蔑视。他对尤塞夫的管家说：“我要见你的主人。我认识路。”

“主人不在家。”

“那我等着他。”他把管家推到一边，走了进去。这所带阳台的单层住房隔成一间间的小套间，每个套间都摆着同一式样的沙发、靠枕、喝酒用的矮腿桌子，好像是妓院的小单间。斯考比打开帘子，从一间穿到另一间，最后走进了两个月以前他在里面丧失了自己廉正的那间小屋。尤塞夫正躺在一张沙发上酣睡。

尤塞夫穿着一条麻布裤子仰面朝天地躺着，张着嘴，鼻息咻咻，身旁的矮桌上放着一个酒杯，斯考比看到杯子底上有一些细碎的白屑。尤塞夫服的是溴化物。斯考比在他旁边坐下，等待着。窗户开着，但是雨水却像帘幕一样非常有效地把气流挡住。也许是由于污浊的空气，也许是因为他又回到了犯罪的场景，斯考比情绪非常低沉。为自己辩解，不承认干了坏事，这是没用的。他好像一个没有爱情而结了婚的女人，坐在这间布置得如同旅馆房间一样的小屋里，清清楚楚地记起了同别人的一次“通奸”。

窗户上面，有一段檐沟出了毛病，雨水像打开的水龙头一样哔哔地往下流，因此他听到的一直是两种落雨的声响——淅淅沥沥的雨声和哔哔的流水声。他点起一支纸烟，望着尤塞夫。他对这个人并无恨意。他有意识地、成功地捕捉住尤塞夫，正如同尤塞夫有意识地而且成功地使他坠入陷阱一样。这场“婚姻”是双方自愿缔结的。也许是他那目不转睛的凝视刺穿了尤塞夫的溴化物的迷雾，两只肥胖的大腿在沙发上挪动了一下，一声呻吟，在睡梦中咕哝了一句“老伙计”，尤塞夫翻过身来，把脸转向了斯考比。斯考比又把屋子环视了一下，但是在他到这里借钱的那次，早已经把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了。这次来屋子一点儿也没有变样：还是那几个丑陋不堪的浅紫色的绸靠垫，套子霉烂的地方露出下面的网线来，橘红色的窗帘，甚至蓝色的苏打水瓶也还在原来的地方放着。这些东西好像地狱的设施似的给人以永恒不变的感觉。没有书架，因为尤塞夫不认识字；没有书桌，因为他不会写字；也甭想找到一张纸，纸对尤塞夫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什么东西都记在他那罗马型的大脑袋里。

“啊……斯考比少校……”他的眼睛睁开了，寻找斯考比的目光。因为服了溴化物，这双眼睛迷迷蒙蒙，对眼前的事物还看不真切。

“早上好，尤塞夫。”这一次斯考比总算把尤塞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那么一刻钟，尤塞夫仿佛又要沉入到昏睡里，但是他挣扎着用一只胳膊肘把身子支了起来。

“我想同你谈一谈塔利特，尤塞夫。”

“塔利特……请原谅我，斯考比少校……”

“还有钻石的事。”

“想钻石想得发疯了。”尤塞夫费力地说，声音里还充满了睡意。他摇了摇头，一绺花白头发在额头上颠动了一下，接着就迷迷糊糊地伸出手去取苏打水瓶。

“是你安排的圈套想诬陷塔利特？”

尤塞夫把苏打水瓶从桌子的另一边拉过来，盛溴化物的玻璃杯也被他打翻了。他把瓶口的喷嘴对准了自己的脸，勾动扳柄，苏打水噗的一下喷到他脸上，连脑袋下边淡紫色的靠垫上也溅满了水点。他松快地长出了一口气，好像一个在炎热的天气里洗淋浴的人一样。“怎么回事，斯考比少校？出了什么问题了吗？”

“塔利特的事不会起诉了。”

尤塞夫像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人拖着身子从海水里走出来，海潮却紧紧地在后面追着他。他说：“请你原谅我，斯考比少校。我刚才没有睡好。”他思索着什么，把脑袋颠动了两下，仿佛在摇晃一只盒子，想听听里面有什么响动似的。“你刚才说塔利特，斯考比少校。”他又解释说，“这都是因为清点货物。这么多数字。三四家铺子。他们想骗我，因为我的账只记在脑子里。”

“塔利特的事，”斯考比又重复了一遍，“不会起诉了。”

“没关系。早晚有一天他要栽跟头的。”

“是你的钻石吗，尤塞夫？”

“我的钻石？他们让你怀疑起我来了，斯考比。”

“那个小佣人是你收买的吗？”

尤塞夫用手背抹去脸上的苏打水：“当然我给了他钱，斯考比少校。我的情报就是这么来的。”

尤塞夫又恢复了优越感：虽然四肢仍然懒洋洋地摊在沙发上，一颗大头已经把迷迷糊糊的感觉摇晃掉了。“尤塞夫，我不是你的仇人。我还是喜欢你的。”

“你一说这样的话，斯考比少校，我的心就扑通扑通地跳起来。”他把衬衫扯开，仿佛真的要让斯考比看到他的心如何跳动似的。一道道的苏打水正浇灌着他胸膛上的黑黪黪的“丛林”。“我太胖了。”他说。

“我是肯相信你的，尤塞夫。你要对我说实话。那些钻石是你的还是塔利特的？”

“我同你说的都是实话，斯考比少校。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那些钻石是塔利特的。”

“那么是你的喽？”

“是我的，斯考比少校。”

“你把我耍弄得真够呛，尤塞夫。如果我这里有证人的话，我就要让你蹲监狱。”

“我没有想耍弄你，斯考比少校。我只是想把塔利特弄走。他不在这个地方，对谁都好。叙利亚人分成两派没有什么好处。如果只是一派，你就可以来找我，对我说：‘尤塞夫，政府想叫叙利亚人做这么一件事，做那么一件事。’我也就可以回答：‘好，就这么办吧。’”

“偷运钻石的买卖也就可以由一个人包办了。”

“啊，钻石，钻石，钻石，”尤塞夫厌烦地说，“我告诉你，斯考比少校，我的一家最小的店铺一年赚的钱也比捣弄三年钻石赚得还多。你不知道那需要向多少人行贿。”

“好了，尤塞夫，我绝对不要你给我的情报了。咱们的关系算完了。当然了，每个月我会把利钱给你送来。”他觉得自己说的这些话有一种奇怪的不真实感。橘红色的帷幔一动不动地悬在那里。生活中，有一些地方你无论如何也抛不到脑后去：这间屋子的帷幔和靠垫、通向阁楼上的一间卧室、一张墨迹斑斑的书桌、伊灵的装饰着花边的祭坛——只要思想意识存在一天，这些东西就永远不会从记忆里消失。

尤塞夫把两脚放到地板上，挺直着腰板坐起来。他说：“斯考比少校，你对我开的这个小玩笑太认真了。”

“再见了，尤塞夫，你不是一个坏人，可是咱们还是再见吧。”

“你弄错了，斯考比少校，我是个坏蛋。”他一本正经地说，“在我的一颗黑心里，唯一的一点儿善良是我对你的友谊，我舍不得丢掉它。咱们俩一定要永远做朋友。”

“我怕这不可能，尤塞夫。”

“听我说，斯考比少校。我不要你替我做任何事，除了有的时候——也需要在天黑以后，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求你来看看我，同我谈谈，此外再没有别的要求了。只有这一件事。我不再对你讲塔利特的什么事了。我什么事都不同你讲了。咱们就坐在这儿，桌子上摆着一瓶苏打水、一瓶威士忌……”

“我不是个傻瓜，尤塞夫。我知道，如果人们相信我和你是朋友，这对你有好处。我不想帮你这个忙。”

尤塞夫把一个手指伸进耳朵里，挖弄耳朵里的苏打水。他有些凄凉又有些厚颜无耻望着斯考比。斯考比想，当尤塞夫望着那个想利用他只把账目记在脑子里的弱点进行欺骗的商店经理时，一定也是这么一副面相。“斯考比少校，你同专员说了咱们那件小交易没有？还是你那次只是想吓唬吓唬我？”

“你自己去问他吧。”

“我想我要去问的。我心里有一种被人抛弃的感觉，有些愤愤不平。它逼着我要到专员那里跑一趟，把一切都告诉他。”

“你要永远听从心的劝告，尤塞夫。”

“我要告诉他，你拿了我的钱，你我一同计划逮捕塔利特。可是你中途变卦了。我为了报复，所以把事情讲出来。为了报复。”尤塞夫沉着脸又重复了一遍，一颗罗马型的大脑袋耷拉到肥胖的胸脯上。

“去吧。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尤塞夫。咱们俩的关系算完了。”但是斯考比不论怎么精心表演，还是不能相信这幕戏里的情节是真实的，这只不过是一对情人在吵闹而已。他既不相信尤塞夫的恫吓，也不相信自己的故作镇静，就连最后两人分手也不能相信。在这间淡紫和橘红色的房间里发生的事实在太重要了，不可能成为重大、平静的过去的一部分。因此，他丝毫也没有感到惊奇。尤塞夫最后把头抬起来说：“当然我不会去。总有一天你会回来要我的友谊的。我会欢迎你的。”

我真的会这样走投无路吗？斯考比自己问自己说，仿佛他在这个叙利亚人的话语里听到了先知者的真实的语调。

五

在回家的路上，斯考比把车停在天主教堂门前，走了进去。这一天是这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他总是在这一天到教堂来作告解。六七个老妇人，头发像做杂活的女仆那样用破布包裹着，正按顺序等着。此外，准备作告解的还有一个女护士和一个戴着皇家装备部队标识的士兵。从忏悔室里传来一阵阵兰克神父的单调的嗡嗡的话语声。

斯考比眼睛盯着十字架，开始祈祷——他连续背诵了《天主经》《圣母经》和《悔罪经》几篇祷文。这一套仪式使他感到非常倦怠。他觉得自己像是耶稣受难时的一个旁观者——簇拥在十字架周围的许多看热闹的人中的一个，基督的目光一定已经从这些人的脸上掠过，挑出朋友和敌人了。有时候斯考比觉得，他的职业同制服已经无情地把他划入了那些无名的罗马士兵之列，这些人正在远处的街头上维持秩序。克鲁族老妇人一个个地走进忏悔室又走出来。斯考比开始为露易丝祈祷——他含含混混地信口叨念着。他祈求上帝能让露易丝现在幸福，将来也永远幸福，祈求上帝不要因为他的缘故而叫露易丝遭遇邪恶。当那个士兵从忏悔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斯考比站了起来。

“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他说，“从一个月以前我作忏悔后，我有一次没有参加主日弥撒，有一次没来领圣体。”

“因为有事耽搁了吗？”

“是的，但是只要上上心我还是可以把执勤的班次安排得好一些的。”

“是吗？”

“整个这一个月我根本没有在这方面动脑筋。我对一个人毫无必要地表现得非常粗鲁。”他半天没有说下去。

“就是这些了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神父，但是我觉得——对宗教有些厌倦，好像信不信教对我都无所谓似的。我一直在努力爱上帝，但是——”他做了一个神父看不到的手势，从栅栏里把身体转向侧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现在还有没有信仰了。”

“一个人很容易为这种事担心的，”神父说，“特别是在这种地方。如果我能够办到的话，我要给许多人的赎罪苦行将是六个月假期。这里的天气使人的精神非常抑郁，很容易把疲劳误认为是——一种宗教热诚的衰退。”

“我不想耽搁你太多时间，神父。还有许多人等着来作告解。我知道这只是我自己在胡思乱想，但是我感觉到——空虚。一片空虚。”

“有时候这是上帝选择的时刻。”神父说，“现在你去吧，念十遍《玫瑰经》。”

“我没有念《玫瑰经》的念珠。至少……”

“好吧，那么背五遍《天主经》和《圣母经》。”他开始读赦罪文。但是问题在于，斯考比认为，他根本没有罪可赦。赦罪文不能给他带来任何轻松的感觉，因为他的灵魂上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需要卸下来。赦罪文只不过是一个公式——许多拉丁字胡乱堆在一起，好像是变戏法时用的一种咒语。斯考比走出忏悔室以后，又跪了下来，这也是仪式的一部分。接近上帝是没有困难的。上帝像是一个民众领袖，随时欢迎那些对他最缺乏信心的追随者走近自己的身边。斯考比望着十字架，心中想，“他”在众目睽睽下受苦受难，对谁也不隐瞒。

第三章

一

“我给你带来了一些邮票。”斯考比说，“我收集了一个星期——看见谁就向谁要。连卡特太太也捐献了一张，一张非常漂亮的鹦鹉邮票——你看看——是南美洲哪个国家的。这里还有一套利比里亚改值美国占领期间的邮票。这是我从海军观测员那里弄来的。”

他们俩的心境都非常恬适——两人都觉得只要有这种心境就非常安全了。

“你为什么要收藏邮票？”他问，“过了十六岁，很少有人再干这种事了。”

“我也不知道，”海伦·罗尔特说，“我不是认真地在收集，我只不过随身带着。可能是一个习惯。”她把集邮簿打开，又接着说，“不，不只是个习惯，我真的喜欢它们。你看见这张乔治五世头像的半便士邮票了吗？这是我攒的第一张。那时我才八岁。我用热气把它从信封上起下来，夹在一个练习本里。我父亲就是为了这个才送我一个集邮簿的。我母亲已经死了，所以父亲给了我一个集邮簿。”

她想把事情解释得更精细一些：“邮票就同照片一样，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随身携带。有的人收集瓷器——瓷器不能老带着，书也是这样。但是你用不着把集邮簿整页撕掉，像撕掉一页照片簿那样。”

“你从来没有同我谈过你的丈夫呢。”斯考比说。

“没有谈过。”

“把整页撕掉并不太好，因为这会看到撕毁的痕迹。你说对不对？”

“对的。”

“如果把心里的事谈出来，”斯考比说，“你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问题不在这儿，”她说，“问题在于，我对这件事太淡然了。”她的话使他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她已经这么成熟，在生活阅历上已经学到了这么深的课程了——螺丝已经拧到这一扣上。她说：“他已经死了——多久了？还不到八个星期吧，可是对我来说，他这个人已经完完全全地不再存在了。啊，我是个多么没有心肝的女人啊！”

斯考比说：“你不需要有这种想法。我想，谁都是一样。当我们对一个人说‘你死了我就活不下去’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意思是：‘看到你这样痛苦、不幸，或者愁困，我简直活不成了。’只不过是这样的意思。人一死，我们的责任也就完了。我们对这件事再也无能为力，我们的心也就安宁下来了。”

“我过去不知道自己会这样刚强，”海伦说，“简直有些冷酷了。”

“我有过一个孩子，”斯考比说，“后来死了。死的时候我在这里，不在英国。我的妻子从贝克斯希尔[63]给我拍来两封电报，下午五点钟拍来一封，六点钟又拍来一封，但是电报局把次序弄颠倒了。你知道，我的妻子不想让我一下子知道这个可怕的消息。我在吃过早饭后接到一封电报。那是早上八点钟，一天中最平静的时刻，谁也不会在这时候听到任何消息。”这件事斯考比过去没有同任何人谈过，连露易丝也不知道，可是现在他却把两封电报稿一字不差地仔细讲出来。“那封电报稿说：凯瑟琳午后病故死前未受痛苦上帝保佑你。第二封电报是午饭后接到的，内容是：凯瑟琳病危医生尚抱希望新爱的。这是五点钟拍出的那封。‘新爱的’我想应该是‘亲爱的’[64]，电码译错了。你看，她不想一下子叫我知道噩耗，电报上说‘医生尚抱希望’，可是再没有别的说法比这个更让人绝望的了。”

“这对你太可怕了。”海伦说。

“不，最可怕的是，在我接到第二封电报以后，我的头脑完全混乱了。我想，他们把事情弄错了。孩子一定还活着。在我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前，有那么一刹那，我感到有些——失望。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我当时想：‘现在忧虑和痛苦要开始了。’但是当我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以后，一切就都没有问题了，孩子已经死了，我可以把她忘掉了。”

“你已经把她忘了吗？”

“我很少想起她来。你知道，我躲开了那个场面，没有看到她临死的情况。我的妻子看着她死掉的。”

他们这么容易、这么快地成为朋友，他感到很奇怪。他们跨过了两个人的死亡，毫无保留地走到一起。她说：“如果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家都会照顾你的。”

“我认为他们都有些怕我。”她说。

他笑了。

“他们是有些怕我。空军上尉巴格斯特今天下午带我到海滨去，但是他也害怕了，因为我一点儿也不高兴，也因为我死了丈夫。海滨上，每个人都装出一副因为什么事而非常快乐的样子，我坐在那儿，也摆出一副笑脸，可是一点儿用也没有。你记得你第一次参加社交集会的情形吧。一走上楼梯，你听到到处笑语喧哗，可是你不知道该怎样同别人谈话。这就是我那时的感觉，所以我就穿着卡特太太的游泳衣坐在那里，摆着一副笑脸。巴格斯特摸我的大腿。我想回家。”

“你很快就会回去的。”

“我不是说的那个家，我是说这儿的家。我在这个家里可以把门一关，有人敲门我也不开。我暂时还不想离开这里。”

“可是你在这里一定很不快活。”

“我非常害怕海。”她说。

“你常常梦见海吗？”

“不，我有时梦到约翰——这比梦见海更糟，因为我总是在一些噩梦里梦到他，我现在还总是做这样的噩梦。我是说以前在梦里我同他总是吵架，现在在梦里我们仍然不断地吵架。”

“你们吵过架吗？”

“没有，他对我挺好。我们结婚才一个月，你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对一个人好并不难，是不是？那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对自己的新环境还没弄清楚。”斯考比觉得她从来也没有弄清楚她的环境，至少在她离开她的无挡板篮球队以后就一直没有弄清楚过。那是一年之前的事吗？有的时候他看见她正在漂着浮油似的水天相连的大海里仰卧在救生艇上，小艇里还有一个面临死亡的孩子、一个精神错乱的水手、玛尔珂特太太和那个念念不忘要对船主负责的轮机长；另一些时候他又看到她躺在担架里从自己面前抬过去，手里紧紧攥着她的集邮簿。现在他看到的又是另一幅景象：她穿着借来的不合身的浴衣，在一片笑语喧哗和泼溅的水声中手足无措，只能对着抚摸她大腿的巴格斯特憨笑……他心头一阵黯然，感到自己对她的责任正像晚潮一样把自己托举到岸上。

“给你父亲写信了吗？”

“啊，当然写了。他给我打电报说，他正托人给我搞船票。我不知道他在伯里怎么能使得上劲儿，可怜的爸爸，他什么人也不认识。他在电报上自然也提到了约翰了。”她从椅子上拿开一只靠垫，取出电报纸来，“你念念。他对我真好，可是他一点儿也不了解我。”

斯考比读道：非常为你悲痛，亲爱的孩子，勿忘他已入福境。爱你的父亲。电报上盖着拍发时间的戳记，上面有伯里的地名。这使斯考比想到父女两人，天涯海角，相隔万里。他说：“你说他一点儿也不了解你，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他相信上帝和天国这一类的事。”

“你不相信吗？”

“我离开学校以后就都不相信了。约翰常常拿这些事跟他开玩笑，开无关紧要的小玩笑，你知道。爸爸并不在乎，但是他从来不知道我的想法同约翰一样。如果你是一个牧师的女儿，有很多事你都要装样子。如果他知道我和约翰在结婚以前两个星期就——就在一起了，他一定要气死了。”

斯考比又一次想到，他面前的这个人对人情世故如何浑噩无知，难怪巴格斯特对她有些害怕。巴格斯特不是一个肯承担责任的人，他想，如果有了什么事，谁能叫这个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的傻孩子承担责任呢？斯考比翻着自己给她收集来的一沓邮票，说：“我倒想知道，你回国以后准备做什么。”

“我想，”她说，“他们可能让我到军队里去服务。”

斯考比想：如果我的女儿还活着，她也到了应征的年龄，也要被扔进一所可怕的寄宿处去适应新环境了。经历了大西洋的这段遭遇后，还要回英国本土去当国防后备队员，或者妇女辅助陆军队员，听大胸脯的女军曹训话，在厨房里削土豆皮，看着金黄头发、薄嘴唇的女军官搞同性恋。下班以后，有小伙子在营地外边草地上金雀花丛里等着要同你幽会……同这一切比起来，即使大西洋这里也能给你一个家的感觉。他说：“你学没学过速记，学过其他任何一种语言吗？”只有聪明的人、机敏的人以及有影响势力的人才逃脱得了这场战争。

“没有，”她说，“我什么都不好。”

不可能想象：她从大海里被拯救出来以后，又像是一条不值得捕捉的小鱼似的重新给扔到海水里去。

他说：“你会打字吗？”

“我用一个手指头打得蛮快。”

“我想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个工作。我们很缺少秘书。你知道，这里官员的家属都在市政厅工作。虽然这样，我们的人手还是不够。只不过这里的气候对妇女的健康不好。”

“我愿意留在这儿。来，让我们为我的工作干一杯吧。”她开始招呼她的仆人。

“你学会了，”斯考比说，“一个星期以前你还很怕他……”海伦·罗尔特的佣人端着一个托盘走进来，托盘上摆着酒杯、酸橙、水和一瓶没有打开的杜松子酒。

“这不是我同他谈过话的那个人。”斯考比说。

“不是，那个人走了。你同他谈话态度太凶了。”

“所以又换了一个。”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

“万德，老爷。”

“我从前见过你，是不是？”

“没有，老爷。”

“我是谁？”

“你是很大的警察，老爷。”

“别把这个人再吓跑了。”海伦说。

“你从前在谁那里？”

“我在丛林地那边区专员佩倍尔顿家里，老爷。我是他的小佣人。”

“我是不是在那儿见过你？”斯考比说，“我想我见到过你。你好好地伺候这位太太。她走了以后，我给你找个好差事。别忘了。”

“是的，老爷。”

“你还没有看这些邮票呢。”斯考比说。

“没有，我大概还没有看呢。”一滴杜松子酒落在一张邮票上，留下一个斑痕。斯考比望着她把这枚邮票捡了出去，他的目光落到她的后颈上——她的直撅撅的头发像小老鼠尾巴似的紧贴在上面，好像大西洋已经把她的体力永远吸干了。他望着她的一张凹陷的脸，他觉得，很多年以来，在同别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安详宁静，这种心情他只是在露易丝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但是这一次情况并不一样，他对自己说，同海伦在一起没有任何危险。他比她大了三十多岁，热带的气候早已使他失去了欲念。他怀着悲哀、爱怜和无限的同情望着她，因为他知道，将来他绝对不可能带着她到各处走动，把这个她毫不了解的世界指点给她看。当她转过头来的时候，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样子看上去有些丑陋——孩子在发育过程中常常有一段时候就是这样丑陋。她的这种丑相好像是铐在他的双腕上的手铐。

他说：“这张邮票糟蹋了，我再给你弄一张来。”

“啊，不用，”她说，“这没关系，我还是把它收在集邮簿里。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收藏家。”

对于美丽、娴雅、聪明的人，斯考比认为自己并不承担任何义务。这些人自己可以闯出一条生活道路来。只有这种没有人为之倾心的脸，这种谁也不肯偷眼斜睨的脸，这种不久就要习惯于呵斥和冷漠的脸，才需要他的真诚扶助。“怜悯”和“爱情”两个词人们一向用得不够严谨，很少有人对这种可怕的、混淆不清的感情能够体验得那么清楚。

她说：“不论什么时候，我一看到这块斑迹，就会想到这间屋子……”

“那么，这张邮票就成了照片了。”

“你可以把一张邮票抽出来，”她用孩子似的清晰、真切的声音说，“一点儿也看不出来这里短了一张。”突然，她把身体转向他说：“跟你谈话我觉得非常舒服，我爱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我不怕得罪你。你不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觉得很安全。”

“我们两个人都很安全。”他们被包围在一片雨声中，雨点以一定的节奏一刻不停地敲打着铁皮屋顶。她忽然热情地说：“我的上帝，你多么好啊！”

“我不好。”

她说：“我有一种感觉，你永远也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她的话像是对他发出的一道命令，不论执行多么困难，他也要服从。她的手里塞满了他带来的这些莫名其妙的小纸片。她说：“我要永远保存着这些邮票。我永远也不用把它们抽出来。”

有人在门上敲了敲，一个兴高采烈的声音说：“弗赖第·巴格斯特来了。不是别人，是我，弗赖第·巴格斯特。”

“别做声，”她低声说，“别做声。”她挽住他的胳膊，望着门，好像喘不过气来似的微微张着嘴。他觉得她像是一只逃回自己洞穴中的被追捕的动物。

“让弗赖第进来吧，”那声音央求着，“大方点儿，海伦。是弗赖第·巴格斯特呀！”这人显然有些醉了。

她的身子紧紧靠着他，一只手拢着他的腰。当巴格斯特的脚步声走远了以后，她抬起嘴巴来，他们的嘴吻在一起。他们本来以为的“安全”，原来是化了装的敌人，它总是借着友谊、信任和怜悯的名义施展自己的伎俩。

二

雨一刻不停地倾泻着，把他房子下面的一小块填筑的沼泽地又变成一片汪洋。卧室的窗户被风刮得来回摇摆；夜间某个时候刮过一阵狂风，窗钩被风刮断了。雨吹进屋子来，梳妆台被浇得湿淋淋的，地板上积了一摊雨水。他的闹钟的指针指到四点二十五分上。他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一所离弃多年的老屋，如果他发现镜子上蛛网密结、蚊帐烂成穗络、地板上积满鼠粪，他也不会感到惊奇的。

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雨水顺着他的裤脚滴滴答答地流下来，在他的防蚊靴四周又积了一摊水。他往家走的时候，把雨伞落下了；当时他处在一种奇特的狂喜的心情里，仿佛是，他再度寻获到自己失去的一件东西，一件属于他青年时代的东西。在潮湿、喧嚣的黑暗中，他甚至提高嗓门唱起弗莱赛尔经常哼唱的那首歌里的一句歌词来，虽然他唱得并不入调。但是，就在他从尼森式活动房屋到自己住房的这段路上，他又在某处把自己的欢乐失落了。

他是在清晨四点钟醒来的。她的头倚在他的腰部，他可以感到她的头发擦着他的胸脯。他把手伸出蚊帐，摸到了电灯开关。她的身体蜷缩着躺在那里，那姿势使他想到一个在逃跑中途遭受枪杀的人。他觉得在一刹那间，在他的温柔和喜悦还未觉醒前，自己看到的是一具死于战火的尸体。当灯光把她晃醒以后，她说的第一句话是：“让巴格斯特见鬼去吧！”

“你做梦了吗？”

她说：“我梦见我在一片沼泽里迷了路，巴格斯特找到了我。”

他说：“我得走了。要是再睡下去，醒来的时候天就亮了。”他开始周密地盘算起他们两人的这件事来。好像一个罪犯，他开始通盘考虑这件不能为外人发生的罪行。他计划着下一步应该采取的步骤。在他的一生中，这是他第一次为了欺骗而严密思考、反复推论。如果这样这样……就会如何如何。他说：“你的佣人什么时候来？”

“大概六点左右。我不太清楚。他七点钟喊我起床。”

“阿里六点差一刻给我烧水。我最好走吧。”他到处仔细察看了一番，是否自己在这里过夜留下什么痕迹。他把一块席子弄平，犹豫了一会儿，要不要把烟灰缸倒掉。但是最后，他还是忘了那把靠墙放着的雨伞。他也觉得，这是罪犯经常犯的那种典型的错误。当雨点淋到身上，使他想起雨伞的时候，他发现已经太晚了。他需要大声敲她的房门，而且有一间宿舍已经亮起了灯光。当他拿着一只防雨靴，站在自己房间里的时候，他疲倦地、凄凉地想，以后我一定要做得好一些。

以后——令人悲哀的就在这个“以后”。是说蝴蝶在寻爱的过程中死掉吗？人可不是这样，人是要承担后果的。责任同负疚，都要他承担——他不是巴格斯特，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他发过誓，要使露易丝幸福，而今他却又承担下另外一个与他的誓言矛盾的责任。他想到他有一天不得不说那些谎言，就感到非常疲倦；他现在已经感到了那些还没有淌血的受害者身上的伤痛。他倚着枕头仰面躺着，睡意全无，怔怔地望着窗外灰暗的黎明。在这一片迷茫的水雾上面，他感到流动着另一件冤屈，漂浮着另外一个受害者，不是露易丝，也不是海伦。远处市镇里，公鸡过早地喔喔啼叫起来。

第二部

第一章

一

“这里就是。你觉得怎么样？”哈里斯带着掩饰不住的骄傲问道。他站在活动房屋的门口，叫威尔逊先走进去。威尔逊在公家发的那些棕色家具当中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脚步，像是一只雪达犬走在满是庄稼茬的田地里。

“比旅馆好一些。”威尔逊谨慎地说，然后把猎犬似的嘴巴指向一张公家发的安乐椅。

“我想叫你从拉各斯回来时大吃一惊。”哈里斯用帷幔把这所尼森式简易住房隔成了三间：每人一间卧室，一间共同使用的起居间。“只有一件事我不放心，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蟑螂。”

“咳，咱们过去做那种游戏还不是为了消灭它们。”

“我知道。可是没有蟑螂似乎总是件憾事，是不是？”

“谁是咱们的邻居？”

“有那个被潜艇攻击的罗尔特太太，有两个市政工程厅的人，一个在农业厅工作的克里夫，还有波灵，是管下水道工程的——这些邻居看起来人都很不错。当然了，还有斯考比，住在公路下边。”

“是的。”

威尔逊不安地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在一张照片面前停下来，哈里斯把这张照片靠在公家发的墨水瓶前面。照片上是三排男孩子在一块草坪上：第一排人盘着腿坐在地上；第二排坐在椅子上，系着很高的硬领，坐在正中间的是一个老年人和两个女人（一个女人是斜眼）；第三排人站在后面。威尔逊说：“那个斜眼的女人——我敢发誓我在哪儿见过她。”

“斯耐基这个名字会不会使你想到什么？”

“为什么？噢，当然想到了。”威尔逊又仔细地看了看这张照片，“这么说你也在那鬼地方待过？”

“我在你的房间里看到一本《老道恩海姆人》，我就把这张照片找出来，准备叫你吃一惊。我是杰格尔楼的。你是哪个楼[65]的？”

“我在普罗格楼。”

“噢，”哈里斯听了似乎有些失望，“普罗格楼的那些喽啰里有不少好样的。”他把照片随随便便地往桌上一放，好像怪它没有像自己所想的那样成功似的。“我本来在想，咱们是不是吃一顿道恩海姆纪念餐。”

“这有什么意思？”威尔逊说，“就咱们两个人。”

“咱们可以各自邀请一位客人。”

“我看不出有什么意义。”

哈里斯一肚子怨气地说：“哼，你是真正的道恩海姆人，我不是。我根本没有加入过校友会。你还订了校刊。我本来以为你对这个学校或许是有感情的。”

“是我父亲替我交的费，叫我做了终身会员。这个倒霉杂志每期他都给我转来。”威尔逊的语气很不耐烦。

“我看见这本校刊在你的床头放着。我想你在看它。”

“也许我随手翻过。”

“这里面还提到我。他们想知道我的通信地址。”

“啊，可是你应该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你。”威尔逊说，“凡是被他们搜寻到的校友，都会收到他们一封募捐信。创办人捐建的礼堂需要更换嵌板。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不叫他们知道自己的地址。”有些人总是了解内情，哈里斯觉得威尔逊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些人事前就知道哪些人有资格当候补前卫、知道为什么某一位老师没来学校，也知道教员特别议会又在准备找学生什么麻烦。几个星期以前威尔逊在这里还是个新学员，哈里斯满心欢喜地同他交朋友，给他出主意。他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如果不是他阻拦，威尔逊就会穿着晚礼服到一个叙利亚人家去吃饭。但是哈里斯从在学校的第一年起，就亲眼看到新同学多么快地成熟起来；对他来说，这已经成了命中注定的事。头一个学期他还以自己的老资历给人出谋划策，第二个学期就被人甩在脖子后边了。他从不能像那些初生犊儿那样飞快地老练起来。他记起来，就是在捕打蟑螂的游戏中——这本是他的创造，头天晚上他制定的规则就受到挑衅。他悲伤地说：“我想你说得对。也许我不写回信了。”他又谦逊地加了一句，“我睡这边的床，但是说实在的，睡哪边对我来说都一样……”

“成，我就睡那边吧。”威尔逊说。

“我只雇了一个佣人，我想，咱们合用一个人可以节省一些开支。”

“仆人越少在咱们跟前露面越好。”威尔逊说。

这天晚上是他们建立起新友谊的头一个夜晚。在遮光窗帘后面，他俩坐在一对公家发的椅子上各自读各自的书。桌子上摆着一瓶威尔逊喝的威士忌、一瓶哈里斯喝的带酸橙味的大麦茶。雨点叮叮咚咚地一刻不停地敲打着屋顶，威尔逊在读一本华莱士的作品，哈里斯感到心头无比宁静，偶尔有几个空军军官喝醉了酒从房子前边经过，大声喊叫几声或者轰轰地发动汽车马达，但是这反而更增加了室内的宁静感。哈里斯的眼睛有时候往墙上瞟瞟，想寻找一只蟑螂，但是人总不能事事如意。

“你的那本《老道恩海姆人》还在手边吗，伙计？我想再看一眼。这本书太乏味了。”

“梳妆台上有一期新来的，还没有拆封。”

“我给你打开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哈里斯首先翻到校友动态一栏，看到寻找H.R.哈里斯（1917—1921）的启事仍然登在那里。他怀疑威尔逊会不会弄错了，这里一个字也没有提礼堂嵌板的事。也许他还是应该把那封信寄出去。他想象校友会秘书会怎样给他写回信。亲爱的哈里斯，回信也许会这么写，接到你从那样充满浪漫情调的地方写来的信，我们都非常高兴。为什么不写一篇长篇通信投寄到我们杂志来呢？在写这封回信的时候，我还想到你参加道恩海姆校友会的事。我发现你没有参加我们校友会。我现在代表全体道恩海姆校友向你表示：如果你愿意参加，我们会非常高兴。他想用“非常骄傲”几个字代替“非常高兴”，但是叨念了一遍，觉得不很合适。哈里斯是很现实的。

圣诞节左右这一段日子，道恩海姆的老朋友们成绩很不坏。他们胜了哈尔佩恩登队一个球，胜了泰勒斯商校两个球，同蓝星队打了个平局。达克尔和梯尔尼的前锋踢得很出色，可是并列争球的速度仍然不够。哈里斯又翻了一页，开始读歌剧组在学校礼堂演出《耐心》[66]的报道。这次演出效果很好。一个署名F.J.K.的人——这人肯定是个英语教师——报道说：雷恩扮演本桑尔恩表现出一定的表演才能，使五年级B组的所有同学都大吃一惊。在此以前，我们一直不肯承认他的手臂带有中世纪的风姿，或者说他的扮相幽淡娴雅，但是这次他却现身说法，告诉我们过去对他的判断错了。一句话，雷恩的表演极为精彩。

哈里斯跳过了手球比赛的报道和一篇题为《时钟的滴答》的幻想作品，文章开首的一句是：从前有一个小老太婆，她最宝贵的财富是……哈里斯仿佛又一度置身于道恩海姆学校的院墙里：镶着黄边的红砖墙，式样古怪的卷叶式凸雕，维多利亚中叶的承溜口，皮鞋橐橐地走在石头的楼梯上，饭厅的喑哑钟声把他从梦中唤醒，又要挨过愁惨的一天。他的心头涌起一阵必须忠实于不幸的感觉、一种我们感到自己真正的地位是在不幸里的感觉。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他又喝了一口大麦茶，思忖道：“不管威尔逊怎么说，我还是要把那封信寄出去的。”门外边有人喊叫着：“巴格斯特，你在哪儿呢？巴格斯特，你这狗娘养的。”话没说完，那人扑通一声掉在水沟里。他真的好像回到道恩海姆去了，当然了，在学校里他们是不会用那么脏的字眼骂人的。

哈里斯又翻过了一两页，一首诗的标题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题目叫“西海岸”，下面写着献给“露·斯”。哈里斯对诗本来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在非洲的这一充满沙碛和臭气的漫长海岸上居然还有第三个道恩海姆校友，这倒使他感兴趣。他读道：

在这遥远的海岸，

另一个特里斯丹[67]把毒杯擎到唇边；

在棕榈摇曳的海滩，

又一个马克[67]望着爱情的光辉消散。

哈里斯觉得诗写得很隐晦。他的目光很快地越过中间的段落，去寻找后面的署名——艾·威。他差一点儿喊叫出来，但是及时地控制住了自己。他们俩现在共住在一所房子里，举动一定要非常谨慎。要是吵起架来，连躲都没有地方躲。谁是露·斯呢，他想，当然不可能是……他的这一猜想使他的嘴角浮现出悲凄的苦笑。“这本杂志没有登什么。我们打赢了哈尔佩恩登。有一首诗题目是《西海岸》。我想，也是一个流落到这儿来的倒霉鬼。”

“噢。”

“写的是失恋的痛苦，”哈里斯说，“可是我是不读诗的。”

“我也不读。”威尔逊把脸躲在华莱士的小说后面扯谎说。

二

这真是一步险棋。威尔逊仰面躺在床上，倾听着屋顶上的雨声和帷幔那边那个道恩海姆老同学的沉重的鼻息。那些丑恶的岁月好像已经漫过离校后这些年的迷雾，重又把他包围起来。他究竟发了什么疯，竟把这首诗投寄给道恩海姆的校刊？但是这不是发疯，疯狂总还算是一种真诚的行动，而他却早已不会真诚了。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养成了多重的性格，他完全知道自己想做的是什么：他要把这首诗剪下来寄给露易丝，不让她知道发表的地方。他知道这不是她喜欢的那种诗，但是他相信，只凭它能够在刊物上发表，就一定能给她留下个印象。如果她问起发表的地方，他会很容易地编造一个可信的小圈子里某个刊物的名字。幸而《老道恩海姆人》印刷得很精致，纸张也很考究。当然了，他必须把剪下来的诗，贴在一张不透明的纸上，不让她看到印在反面的文字，这样做他会找到一个借口的。看来他的职业正慢慢地侵蚀了他的全部生活，正像他在学校的那段日子一样。他的职业就是撒谎，随时编造好故事，永远不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如今他的私生活也正在采取同一个模式了。他仰面躺在那里，充满了对自己的鄙夷和厌恶。

雨停了片刻，空气暂时凉爽了一些，这对不眠的人是一种慰藉。在哈里斯的沉浊的梦中，雨仍然下个不停。威尔逊轻手轻脚地下床，给自己弄了一点点儿溴化物。药粒在杯底发出轻微的嘶嘶声，哈里斯在帷幔的另一边哑着嗓子嘟囔了一句什么，翻了一个身。威尔逊打开手电筒，看了看手表：两点二十五分。为了不吵醒哈里斯，他踮着脚尖走到门口，他感到大脚趾指甲下面被沙蚤叮了一口。明天早上一定得叫佣人把它剜出来。他站在沼泽地上面的一小块混凝土路面上，让凉风吹在自己身上，睡衣的前襟轻轻飘拂着。所有活动房屋的灯都关了，月亮被涌上来的乌云遮盖起来。他正要转身回屋的时候，听见几步外有人磕绊了一下。他打开了电筒，电筒的光照到一个人弓着的腰背上；这人正从这一排住房中间向大路走去。“斯考比。”威尔逊喊了一声，那人转过身来。

“你好，威尔逊，”斯考比说，“我不知道你住在这儿。”

“我同哈里斯合住。”威尔逊说。他凝视着这个曾看到过他脸上泪痕的人。

“我在散步，”斯考比不太令人信服地说，“睡不着觉呀。”威尔逊觉得，在欺骗的世界里斯考比还是一个生手，斯考比并没有从童年时期就生活在欺骗的世界里，威尔逊想到自己在这方面已经陷得这么深，不由得对斯考比感到一阵嫉妒，这就像一个惯犯嫉妒一个初次作案的人一样：所有惯犯已习以为常的事对这个刚走上邪道的人来说还都是新鲜的。

三

威尔逊坐在非洲联合公司自己的一间闷热的小屋里，公司的几本分录账和用猪皮订着脊背的流水账簿在他同房门之间形成一道屏障。像是小学生在做小抄，他正在这道屏障后面偷偷地用一本电码簿译一封电报。一份登着商业广告的日历仍然翻到一个星期以前的日子——6月22日，日期下面有一句格言：最好的投资是诚实和事业。——威廉·P.康恩弗斯。一个职员敲了敲门说：“一个黑人找你，威尔逊，带来一张便条。”

“谁叫他来的？”

“他说是布朗。”

“劳你驾，先叫他在外边等一会儿，过两分钟再招呼他进来。”虽然威尔逊极力模仿，当地人惯用的一些词语在他嘴里说得还是很不自然。他把电报折起来，夹在电码本刚才翻开的地方，然后又把电码本连同电报一起放在保险柜里，关好柜门。他给自己倒了一玻璃杯水，眺望着街头。黑人妇女头上裹着颜色鲜艳的花布，打着花伞从窗子外边走过去。她们穿着肥大的长袍，一直拖到脚面。一个人的袍子图案是火柴盒，另一个人的是煤油灯，第三个人的袍子——最近从曼彻斯特运来的货色——在黄底上印满了淡紫色的打火机。一个年轻的黑人姑娘赤裸着上身从雨地里走过去，皮肤上闪着晶莹的雨珠。威尔逊带着一种忧郁的欲念一直望着她从视野里消失。门开了，他咽了一口吐沫，转过身来。

“关上门。”

黑人孩子照他的话做了。他到这里来穿的显然是最好的衣服：一件白色的花衬衫罩在白色短裤外边。虽然下着雨，他的球鞋却一点儿污泥也没沾上，只是脚趾头却露在外面。

“你是尤塞夫的小佣人？”

“是的，老爷。”

“你从我的佣人那里得到了信儿，”威尔逊说，“他同你说过我叫你做什么了，嗯？他是你弟弟，是不是？”

“是的，老爷。”

“同一个父亲的？”

“是的，老爷。”

“他说你是个好孩子，诚实。你想当管家，是吗？”

“是的，老爷。”

“认识字吗？”

“不认识，老爷。”

“会不会写字？”

“不会，老爷。”

“你长着眼睛，是不是？耳朵也不坏？你什么都看得到？什么都听得清？”黑人孩子咧开嘴笑了——在他的一张同大象皮肤一样光滑、黝黑的脸上露出了一排白牙；看得出来，这个孩子非常机灵。对于威尔逊来说，机灵比诚实更有价值。诚实是一件两边带刃的武器，而机灵却只替有钱有势的人服务。机灵了解有一天叙利亚人可能要回国，而英国人却会留在这里。机灵知道替政府工作是一件好差事，不论是哪个政府。“你当小佣人挣多少钱？”

“十先令。”

“我再给你五先令。如果尤塞夫把你辞掉，我就给你十先令。如果你在尤塞夫家里待一年，给我好情报——真实情报，不是瞎话，我就给你找一个好差事，给白人当管家。懂不懂？”

“是的，老爷。”

“如果你跟我说瞎话，我就叫你坐牢。没准儿他们还要枪毙你。我可说不定。我也不在乎。懂不懂？”

“是的，老爷。”

“每天你在卖肉的地方同你弟弟见面。你告诉他谁到尤塞夫家里去过。告诉他尤塞夫上哪儿去了。你告诉他有没有你不认识的黑人孩子到他家去过。不许说瞎话，要说实话。不许骗人。要是没有人去尤塞夫家，你就说没有人去。别编瞎话。如果你说瞎话，我都能知道，你马上就会坐牢。”这场让他感到厌倦的独白继续下去。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说的话那个孩子能懂多少。威尔逊的额头上汗珠滴滴答答地往下流，可是那个孩子的一张黑色面孔却平静、凉爽，仿佛是向他提出的一个无法辩解的谴责。威尔逊不由得一阵阵气往上撞。“你会去坐牢，坐很多很多年牢。”他听见自己为了吓唬这个孩子连嗓音都差了。他那仿佛在音乐厅里表演白人装腔作势的语调清清楚楚地传到自己的耳朵里。他说：“斯考比？你认识斯考比少校吗？”

“是的，老爷。他是很好的人，老爷。”除了是和不是以外，这是黑孩子第一次说的话。

“你在你主人家里见过他？”

“是的，老爷。”

“见过几回？”

“一回，两回，老爷。”

“他同你的主人——他们是好朋友？”

“我的主人他认为斯考比是很好的人，老爷。”黑孩子又重复了这句话，叫威尔逊很生气。他气呼呼地说：“我不想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想知道的是，斯考比同尤塞夫在哪里见面，懂不懂？他们谈些什么？有的时候管家忙，你是不是给他们送酒去？你听见什么了？”

“上一回他们有很多的谈话。”孩子讨好地说，好像向对方显露自己的一部分货色似的。

“他们肯定会的。我要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

“斯考比走了以后，我的主人他把枕头放在脸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黑孩子弯起胳膊，挡住眼睛，摆出一副很有威严的样子说：“主人的眼泪把枕头弄湿了。”

“我的上帝，”威尔逊说，“多么奇怪的事。”

“然后他喝了很多很多威士忌，后来他睡觉了——十个、十二个小时。以后他到邦德街的铺子去，使劲发脾气。”

“为什么？”

“他说他们骗他。”

“这同斯考比少校有什么关系？”

孩子耸了耸肩膀。同以前好多次一样，威尔逊又觉得门砰的一声迎面关上了。他总是留在门外边。

当这个黑孩子走了以后，威尔逊又去打开保险柜；先把暗码锁的转钮向左转到32——他的年龄，再向右转到10——他出生的月份，再一次向左到65——他在伦敦平纳区西路的门牌号码。保险柜门开了以后，他取出了电码本。32946 78523 97042。一排排的数码在他眼睛前浮动着。这封电报注明是“急电”，不然的话，他就可以搁到晚上再动手译。他知道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急事——一艘普通客轮驶离洛比托，乘客中有偷运钻石的嫌疑犯——钻石，钻石，钻石。等他把电报译出以后，他就要把它交给一直受钻石折磨的专员；专员可能已经收到了同样的情报，或者与此相反的情报，S.O.E.或者像红树一样遍布西非海岸的任何一个秘密机构早已给他拍来了电报。不需惊动但不要重复不要准确寻找P.费雷拉头等舱旅客重复P.费雷拉头等舱旅客。费雷拉大概是他的组织在轮船上雇的一名情报员。很可能专员同时也接到赖特上校的情报，通知费雷拉有人偷运钻石，需要严加搜查。722391 87052 63847 92034。怎么能够既“不惊动”，又“不要重复，不要准确寻找”，同时又“严加搜查”呢？幸而威尔逊不需要为这个操心。如果有什么伤脑筋的事，也许倒霉的是斯考比。

他走到窗户前边倒了一杯水，又一次看到那个年轻姑娘走了过去。也许不是刚才他看到的那个人了。她的薄薄的肩胛骨像是两扇小翅膀，威尔逊看着雨珠从那中间滴落下去。他记起来，曾经有一段日子他根本不留意黑颜色的皮肤。他觉得自己在这里海岸上已经过了好几年，而不是几个月；在这几年里，他已经度过了青春时期，发育成熟了。

四

“出去吗？”哈里斯有些惊异地问，“到哪儿去？”

“到城里去一趟。”威尔逊一边解防蚊靴的鞋带一边回答。

“这个时候你进城有什么可做的？”

“有点儿公事。”威尔逊说。

他想，也可以算做一桩公事吧，一件需要独自处理的、没有什么乐趣的事。几个星期以前他买了一辆旧汽车，这是他的第一辆小汽车，他开车的本领还很不熟练。在这种热带气候里，所有的零件寿命都不很长。他每行驶几百码就需要用手帕拂拭一下窗玻璃。克鲁镇的一所所小房子门都敞开着，可以看见家家户户围坐在煤油灯四周，等着凉爽一些再上床睡觉。水沟里躺着一条死狗，雨水从它膨胀的、发白的肚子上流过去。他把车放到第二挡，速度比走路快不了多少。因为灯火管制，私人汽车的车灯只能露出名片大小的一块亮光，所以威尔逊只能看到十五步远的地方。汽车开了十分钟才到达警察厅附近那株大木棉树下面。警察厅的各个办公室灯光都已经熄灭，他把车停在大门外边。如果有人看到他的汽车，他们会以为他在警察厅里办事。他打开车门，坐着犹豫了一会儿。在雨地行走的那个女孩子的身影同身边放着一杯果汁、伏在桌上看书的哈里斯形象在他的脑子里斗争着。他愁眉不展地想：如果欲念占了上风，将会导致多少麻烦事儿；事后的悲哀在事情发生以前就沉重地压在他心头了。

他忘记了带伞，往山下没有走出十几码路浑身就已淋透了，逼着他的脚步往前迈的与其说是欲念，不如说是好奇心。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迟早要尝一下本地风味。这也如同卧室抽屉里收着一盒巧克力一样，不把它吃光，心里总觉得记挂着些什么。威尔逊想：这件事过去以后，我又可以给露易丝写一首诗了。

妓院是半山腰里路右边的一座铁皮屋顶的平房。旱季里，姑娘们都坐在房子外边下水道旁边，像是一排小麻雀。她们总是同山上面值勤的警察东拉西扯。这条路一直没有修好，因此驾车去码头或者教堂谁也不从妓院门前走，人们完全可以不理会这所妓院的存在。现在这所房子上着护窗板，寂静无声地伫立在泥泞的街旁，只有一扇门没有关，用一块从马路上起下的石块撑着，里面是一条过道。威尔逊很快地向四周看了看，走了进去。

过道涂抹的灰泥和粉刷已是多年以前的事了。这些年来，老鼠在墙上打了一个又一个的洞，人们在上面乱涂乱抹，用铅笔勾画名字，弄得两边的墙壁像水手的胳膊一样刺满了花纹：这上面有姓名缩写，有年月日期，还有一对套在一起的鸡心。开始的时候，威尔逊认为这里的人一个不在。过道两旁是一间间九英尺长、四英尺宽的小屋，门帘代替了屋门，旧包装箱搭的床铺上面铺着土布。他很快地走到过道的尽头。他对自己说，一走到头他就掉转身回到他那间安全、宁静、催人入睡的斗室去，他的老道恩海姆校友这时候一定正趴在书上打瞌睡呢。

当他走到过道的尽头，发现左边的小屋里已经有人的时候，他感到非常失望，他有一种像没有找到自己要寻找的东西似的感觉。借着一盏摆在地上的油灯的光亮，他看见一个女孩子穿着肮脏的汗衫躺在包装箱上，活像扔在柜台上的一条死鱼。女孩子的一双赤裸着的粉红色的脚后跟在“泰特白糖”几个字上面摇晃来摇晃去。她正躺在那里等待主顾。她向威尔逊笑了笑，连身子也没有欠起来。“要基格基格吗，亲爱的？十先令。”威尔逊觉得一个脊背上淌着雨珠的姑娘的影像永远从他的视野里消失了。

“不，”他说，“不。”他摇了摇头，心想：我是多么大的傻瓜，多么大的傻瓜，把车开到这地方来只是为了这个。女孩子嘻嘻地笑起来，好像她很了解他的愚蠢。就在这个时候，威尔逊又听见从过道那边有谁光着脚噼噼啪啪地走过来。他的去路被一个拿着花条雨伞的黑妈妈挡住了。她用土话对屋子里的姑娘说了几句什么，姑娘只是笑了笑作为回答。威尔逊觉得，这件事只是对他一个人来说非常新奇，对于那个统治着这个黑暗领域的黑妈妈来讲，这完全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一点儿力气也没有地说：“我先出去喝杯酒。”

“她有酒。”黑妈妈说。她用他不懂的话使劲呵斥了那个女孩子几句；女孩子把脚从包装箱上搁到地上。“你待在这儿。”黑妈妈对威尔逊说。她像是一个女主人，尽管神思不属，却不得不同她最不感兴趣的人周旋应酬。她机械地说：“漂亮姑娘，基格基格，一英镑。”价格规律在这里颠倒了过来：他越不想买，价钱越往上涨。

“对不起，我不能等了，”威尔逊说，“这儿是十先令。”他做了一个准备马上离开的动作，可是那个老黑婆子根本不理会他，仍然挡着路。她的脸上一直堆着笑容，倒像是一个知道该怎样办才对你有好处的牙科医生。在这个地方，一个人的肤色一点儿价值也没有了，他不能像白人在其他地方那样摆威风了。一进了这个过道，他就把各种种族的、社会的和个人的特性都扔掉了，他已经只剩下人性了。如果他想躲藏起来的话，这里倒是一个很好的隐蔽所；如果他想隐姓埋名的话，他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姓名和特征的人。甚至他表现出的不情愿、厌恶和恐惧也不是他个人的特点，而是所有第一次到这里来的人的共同表现。黑妈妈对他的每一步行动都了如指掌：首先是提出要喝一点儿酒，接着把钱拿出来，最后……

威尔逊有气无力地说：“让我过去。”但是他知道她是不会给他让路的。她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仿佛正在替别人照顾一只用绳拴着的小动物。她对他并不感兴趣，但是每隔一会儿她就厚着脸皮重复一句：“漂亮姑娘基格基格慢慢的。”他递给她一个英镑，她把钱装在口袋里，但是仍然把路挡着。他想挤过去，她伸出一只粉红色的手掌并不太费力地把他推了回去，嘴里说：“慢慢的，基格基格。”这样的事情以前发生过几百次了。

女孩子从过道那边走过来，拿着一个装满棕榈酒的醋瓶子。威尔逊心有不甘地叹了口气，投降了。密不透风的雨帘，他的女伴身上的霉味，煤油灯的昏暗、摇曳的灯光，这一切都使他想到一个为了停放另一具尸体而新挖掘的墓穴。他感到心里有一股怨气，他恨那些把他引到这里来的人。在这些人面前，他觉得他的已经僵死的血管好像又要流血了。

第三部

第一章

一

海伦说：“我下午在海滩上看见你了。”斯考比正在往杯子里倒威士忌，他的心震颤了一下，眼睛从杯子上抬起来。她的声音使他奇怪地想到露易丝。他说：“我在寻找里斯——那个海军情报员。”

“你连一句话也不同我说。”

“我太忙了。”

“你太小心了，老是这样。”她说。他这时了解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他想到露易丝了。他忧郁地问自己，爱情是不是不可避免地总要走同一条道路啊？并不只是性行为才总是一成不变……在最后这两年中，有多少次他在紧急关头竭力想逃避开的正是这种不愉快的场面——为了拯救自己，也为了拯救另一个牺牲者。他干笑了一声说：“只有这一次我没有想到你。我心里有别的事。”

“什么别的事？”

“噢，还不是钻石……”

“你的工作比我对你更重要。”海伦说。这句在多少本书里可以读到的陈腐的词句，好像孩子嘴里说出了一句非常成熟的话一样使他感到一阵心痛。

“是的。”他神情严肃地说，“但是为了你我是愿意把工作牺牲了的。”

“为什么？”

“我想这是因为你是人。一个人可能非常爱他养的一条狗，比什么都爱，但是他绝不肯为了救这条狗而把汽车开到一个孩子身上，哪怕是他不认识的孩子呢。”

“噢，”她不耐烦地说，“为什么你老是对我讲实话呢？我不想永远听你讲实话。”

他把威士忌酒杯递在她的手里，说：“我亲爱的，你很不幸。你把自己同一个老年人拴到了一起。我们不能像年轻人那样老是费脑子说谎话。”

“你不知道，”她说，“你老是这么小心谨慎，让我感到多么厌烦啊！你天黑以后才来，天不亮就走。简直太——太可鄙了。”

“你说得对。”

“我们发生关系总是在——这里，对着这些低级职员的家具。我想换一个地方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可怜的爱人。”他说。

她非常生气地说：“我不要你的怜悯。”但是这不是一个她要不要的问题——她已经得到他的怜悯了。怜悯像是他心头上一块溃疡，他永远也不能把它去掉。根据自己的经验，他知道热情会泯灭，爱情会消失，但是怜悯却永远停留在那里，无论什么也不能使怜悯消减。生活的条件培育着它。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不需要怜悯——那就是他自己。

“你难道就永远也不能冒点儿风险吗？”她问道，“你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一行字。有时候你出去巡逻，一去好多天，可是你什么也不留给我。我连一张能使这个地方有点儿生气的照片都没有。”

“可是我没有照片啊。”

“我想你大概害怕给我写信会留下把柄。”他疲惫不堪地想：如果我合上眼，简直就是露易丝在讲话了——声音比较年轻一点儿，不过如此而已，也许那使人痛苦的本领小一些。他站在那里，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想到另一个夜晚——一百码以外的地方——那一次酒杯装的是杜松子酒。他温柔地说：“你胡说些什么，亲爱的。”

“你把我当作个孩子，踮着脚走进来，给我带来邮票。”

“我在尽力护卫你。”

“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它的吧，我才一点儿不在乎呢。”他听得出这是无挡板篮球队队员骂人的口头语。

他说：“如果别人闲话说多了，亲爱的，咱们的事就完了。”

“你不是在护卫我。你是在护卫你的妻子。”

“这是一回事。”

“噢，”她说，“把我和她同等对待——那个女人。”他身不由己地往后一闪。他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他还是低估了她给人带来痛苦的本领。看得出，她已经发现了自己的胜利：他已经把自己交到了她的手里。她会永远记住怎样能够最厉害地刺痛他了。她像是一个学会了用圆规扎人的孩子，你不可能期望一个孩子不施展他学会的一种本领。

“亲爱的，”他说，“咱们现在就吵嘴，未免太早了一些。”

“那个女人，”她又望着他的眼睛重复说，“你永远离不开她，是不是？”

“我们结过婚。”他说。

“要是她发现了这件事，你就会像一个挨了鞭子抽的小狗似的回到她身边去。”是的，他感到一阵心酸，她同露易丝不一样，没有读过什么好文学作品。

“我不知道。”

“你永远也不会同我结婚。”

“我不能。这你知道。”

“做个天主教徒真是个绝妙的挡箭牌。”她说，“但是这并不妨碍你同我睡觉——只是妨碍你同我结婚。”

“是的。”他像正在接受一次赎罪苦行似的语气沉重地说。他思忖道：她比一个月以前老了多少岁啊！一个月以前她还不会吵嘴，但是爱情和隐私已经使她受到教育。他正在开始塑造她，他很想知道，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她会不会变得同露易丝一模一样。在我的这个学校里，他非常疲惫地想，她们学到的是怨恨、挫折和怎样变老。

“说下去，”海伦说，“继续为你自己辩护吧。”

“那要花很多时间，”他说，“得从相信不相信有一个上帝开始。”

“你真会狡辩。”

他觉得非常沮丧。他本来盼望着这个夜晚。一整天他都在警察局里审理一件房租的纠纷、一件少年犯罪案，他像怀念自己的青年时代一样一直向往着这所尼森式活动房屋。这间一点儿陈设也没有的房间和这些下级职员的家具，他希望看到所有这些她责骂的东西。他说：“我本想做一些好事。”

“你想做什么？”

“我本想做你一个朋友，照顾你，使你比当初更幸福一些。”

“我那时候不幸福吗？”她问。她好像在谈论一件多年以前的往事。

他说：“你当时精神受了打击，孤独……”

“我那个时候不可能比现在更孤独。”她说，“现在我在雨停歇的时候同卡特太太一起到海滨去。巴格斯特同我调情。他们都说我太死板了。在重新下雨以前我回到这里来等着你……我们喝威士忌……你给我一些邮票，好像我是你的小女儿……”

“我真是对你不起，”斯考比说，“我无论做什么都是失败的……”他伸出一只手，放在她的手上面。她的关节在他的手掌下面像是纤小的、折断的脊椎骨。他小心翼翼地、慢吞吞地说下去，仔细选择每一句用语，就好像他走在部队撤退以后埋着地雷的田野上的一条小路，每走一步都期待着一声爆炸。“只要能使你幸福，我什么都可以做——几乎什么都可以。我可以不再到这里来，可以马上到别的地方去——退职……”

“你巴不得把我甩掉呢。”她说。

“那对我来说就是生命的尽头了。”

“你要是想走开就走开吧。”

“我不想走。我想做你要我做的事。”

“你要是想走就可以走，想留下也可以留下。”她鄙夷不屑地说，“我在这里动不了，我能动吗？”

“如果你要离开，我会设法让你乘下一班船走。”

“噢，你多么希望这件事赶快过去啊。”她开始哭起来。他羡慕她能这样流泪。当他伸出手去想抚摸她的时候，她尖叫起来：“滚开，滚开。快点儿走开。”

“我走了。”他说。

“走吧，再别回来了。”

到了门外边，当雨水清凉地落到他的脸上，从他的手臂上流下来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如果他真的按照她的话做了，生活将多么容易过啊。他将回到自己的房子里，把门一关，重新回到孤独中去；他将毫无欺骗之感地给露易丝写一封信，睡一个几个星期也没有那样睡过的觉，什么梦也没有；第二天上机关办公，平平静静地回家来，吃晚饭，锁房门……但是在山下面，在汽车趴伏在湿淋淋的防雨布下面的停车场的那一边，雨水正同眼泪一样不停地淌着。他想到她正孤零零地待在小房里，也许她正在想：是不是已经说出了无法挽回的话？是不是今后的日子将永远意味着同卡特太太和巴格斯特一起厮混，直到上了轮船踏上归程，除了痛苦再也没有留下别的回忆？他想：如果我不到那个地方去、不到那所尼森式小屋去，能够使她幸福，哪怕我要忍受折磨，我也一定这样做……但是她说的一番道理却像一个被谋害的无辜者的幽灵一样总是缠着他。她是对的，他想，谁能忍受这种小心谨慎呢？

他打开房门的时候，一只在食品橱前嗅来嗅去的老鼠不慌不忙地沿着楼梯爬到楼上去了。露易丝讨厌的和害怕的正是这个。他至少已经使她得到了幸福。现在，他决心把一切置之度外，做一件能够减轻海伦痛苦的事；他要小心地、计划严密地迈出轻率的一步。他在桌子前边坐下，取出一张打字纸——那张带机关水印图案的办公纸——开始拟一个信稿。

他写道：我的爱人——他准备把自己完全交付到他的手里，而又不让别人看出来收信的人是谁。他看了看表，在信纸的右上角加上时间、地址，好像他写的是一份案情报告。勃恩赛德街，九月五日午夜十二点三十五分。接着，他字斟句酌地写下去，我爱你，比爱我自己、爱我妻子，我想也许比爱上帝更爱你。请留着这份信，不要烧毁它。我不顾一切要对你讲实话。与世界上的一切事相比，我最需要的是使你幸福……这些平庸陈腐的话使他很难过；这些话似乎表达不出他对她的真实心境，人们已经千万遍地这样说过了。如果我还年轻，他想，我就会想出合适的话，想出新鲜的词句，但是这些事以前我已经遇到过了。他又往下写：我爱你。原谅我。他签了自己的名字，把信纸折好。

他穿上雨衣，又走到外面雨地里。伤口在潮湿中溃烂，永远也不能愈合。手指划破了，几个小时以后就化脓、发绿。他带着一种腐烂、发霉的感觉走上小山。停车场里一个士兵在睡梦中喊了一句什么——像是写在墙上的一个斯考比无法了解的象形字——这些士兵都是尼日利亚人。雨点敲击着尼森式房屋的房顶。斯考比想，为什么我要那样写呢？为什么我写“比爱上帝更爱”她？我只写“比露易丝更爱”她就会满足了。即使真是这样，我又何必写呢？天空在他四周没完没了地哭泣，他有一种永远也无法治好伤痛的感觉。他轻轻地念叨出声来：“啊，上帝，我已经离弃了你。你不要离弃我吧。”当他走到她的门前的时候，他从门缝下面把信塞进去。他听见信纸在水泥地上唰地响了一下，再没有听到别的什么。回忆起躺在担架上从自己身旁过去的那个孩子似的身躯，他想：这期间已经发生了多少事啊！叫他现在赌气对自己说“她再也不能说我小心谨慎了”，这是多么没意义的事啊！当他想到这些的时候，他感到非常悲哀。

二

“我只是从这里路过，”兰克神父说，“我想不妨进来坐一会儿。”傍晚时分下着阵雨，像满是皱褶的传教士的长袍，灰蒙蒙地覆罩着大地，一辆卡车吼叫着向小山那面驶去。

“进来，”斯考比说，“我的威士忌喝光了。但是还有啤酒——也有杜松子酒。”

“我在上边尼森式住房那儿看到你了，所以我想我就跟在你后边走下来。你没有事吗？”

“我到专员家去吃晚饭，但是还要过一个小时。”

当斯考比从冰箱里往外取啤酒的时候，兰克神父心神不宁地在屋子里兜圈子。“最近接到露易丝的信了吗？”他问。

“有两个星期没有来信了，”斯考比说，“南边又有船被击沉了。”

兰克神父在一张公家发的椅子上坐下，酒杯夹在两膝中间。除了雨水冲刷着屋顶外，听不到别的声音。斯考比清了一下喉咙，寂静马上又回来了。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兰克神父是他手下的一名警官，正在等着他下命令。

“雨季快要过去了。”斯考比说。

“你的妻子走了一定有六个月了。”

“七个月。”

“你快要去南非度假了吧？”兰克神父问。他的眼睛望着别处，又一气喝了几口啤酒。

“我已经把假期推迟了。年轻人更需要休假。”

“谁都需要。”

“你自己就有十二年没有离开这里了，神父。”

“啊，这不一样。”兰克神父说。他又站起来，不安地沿着一面墙壁转到另一面墙壁。他转向斯考比，脸上呈现出一种迷惘的祈求神色。“有时候，”他说，“我觉得自己简直不能工作了。”他停下来，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前方，两手微微地举起来。斯考比想起克雷神父烦躁地往返踱步时如何给一个看不见的人让路的情形，他觉得兰克神父好像正在要求解答一件什么事，而他是寻找不到答案的。他一点儿气力也没有地说：“再没有人像你工作得这样努力了，神父。”

兰克神父拖着两条腿回到他的椅子上。他说：“雨季过去以后就好了。”

“住在刚果小湾的那个黑人老太婆怎么样了？我听说快要死了。”

“活不过这个星期了。她是个善良的女人。”他又一气喝了几口啤酒。他在椅子上蜷曲着身体，一只手捂着肚子。“肚子里老是有气，”他说，“老是有一股气。”

“你不该喝瓶装啤酒的，神父。”

“快要死的人，”兰克神父说，“我在这里就是为了快要死的人。”他抬起一双因为服了大量奎宁而变得迷蒙暗淡的眼睛，绝望地、毫不隐讳地讲出心里的话，“对于活着的人我一点儿用处也没有，斯考比。”

“你真是在胡说了，神父。”

“刚刚当传教士的时候，我认为人们都对教士说心里话，我认为上帝也把该说的话通过教士的嘴说出来。别理我，斯考比，别听我胡说。都是因为老下雨的缘故——每到这个时候，雨季就弄得我情绪低沉。上帝并没有把该说的话告诉我，斯考比。从前我在北安普顿[68]有一个教区，那里的人都是鞋匠，他们常常请我去喝茶。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们怎么倒茶，我们谈论玛丽的孩子啊，修补教堂的屋顶啊……这些事。北安普顿的人很大方，只要我肯张嘴，他们就给教堂捐钱。对于活人，不管是谁，我一点儿用也没有，斯考比。我当时想，在非洲也许情况会不一样。你知道，斯考比，我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我从来不像某些人那样，有敬爱上帝的本领。我只想对别人有一点儿用，再没有别的了。别听我胡扯，都是老这么下雨的缘故。我有五年没这么谈话了，除了对着镜子。人们要是遇见麻烦事，他们找的是你，而不是我。他们请我吃饭是为了听我聊天。可是要是你遇到麻烦事，你去找谁呢？”斯考比又一次注意到神父蒙眬的、祈求的目光，过了一个又一个旱季、一个又一个雨季，那双眼睛一直在等待着，等待着一件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事。我要不要现在就把心里的包袱卸下来呢，他问自己说。我能不能告诉他我同时爱着两个女人，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可是有什么用呢？用不着他告诉我，答案我也知道。不论叫别人做出什么牺牲，一个人首先要关心自己的灵魂，而这正是我做不到的，是我永远也做不到的。需要这个神奇的字的不是斯考比，而是神父自己，但是这个字斯考比是无法讲给神父听的。

“我不会遇到什么麻烦的，神父，我不是那种人。我这人不会使人感到有兴趣，年纪也老了。”斯考比不愿看到神父脸上的苦恼神情，眼睛向别处望去，但是他的耳边却响着兰克神父的凄楚的笑声：“呵，呵，呵！”

三

在去专员的住宅以前，斯考比先到他的办公室去看了看。他的拍纸簿上面有人用铅笔留了两句话：我来看你。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威尔逊。他觉得很奇怪，他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见到过威尔逊了，如果威尔逊到这里来没有要紧事，为什么要这么郑重其事地留个条子呢？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想找一包纸烟，发现有些东西移动了位置。他仔细想了想抽屉里放的东西：他的一支写了字后不容易擦掉笔迹的铅笔不见了。看样子威尔逊是想找一支铅笔写这个条子，写完了以后就忘记放回原处了。但是为什么要留条子呢？

在审讯室，警佐对斯考比说：“威尔逊来看你了，长官。”

“可不是，他留了个条子。”

他想：原来是这么回事，因为迟早我会知道，所以他认为还不如自己告诉我呢。他回到办公室里又看了看他的办公桌。他觉得一个卷宗挪动了地方，但是他不敢肯定。他拉开抽屉，但是那里面没有什么使人感兴趣的东西，只有一串断了线的念珠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件早就该拿去修理的东西。他把它拿出来，装在口袋里。

“威士忌？”专员问。

“谢谢，”斯考比说，把酒杯举到他同专员两人中间，“你相信我吗？”

“那还用说。”

“我是不是唯一不知道威尔逊身份的人？”

专员笑了笑，从容地把身体往后一靠，一点儿也没有露出窘迫的样子。“官方谁都不知道——除了我同非洲联合公司的经理——非这样做不可。另外就只有总督和那些同标着‘绝密’的电报打交道的人了。我很高兴你也猜到了。”

“我想叫你知道我是可以信任的——当然了，我是说直到目前为止。”

“这你不需要告诉我，斯考比。”

“关于塔利特的那个表兄弟的案子我们不可能不那么处理。”

“当然不能。”

斯考比说：“但是有一件事你还不知道，我从尤塞夫那里借了两百镑钱，好把露易丝送到南非去。我付他四分的月息。我们的安排纯粹是商务性质的，但是假如为这件事你要我的脑袋……”

“我很高兴你告诉了我。”专员说，“你知道，威尔逊猜测你可能正在受尤塞夫的敲诈。威尔逊一定从哪儿把你借钱的事探听出来了。”

“尤塞夫不会用借钱的手段进行敲诈。”

“我同威尔逊讲了。”

“你要我的脑袋吗？”

“我需要你的头脑，斯考比，在这个地方。你是我唯一真正信任的警官。”

斯考比伸出一只手，举着一只空酒杯，这象征着一次握手。

“要多少？”

“就这么多。”

人们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成为孪生兄弟：经历是他们共同的母体，六个月的雨水同六个月的阳光是他们共同的妊娠期。只要交谈几句话、做一两个手势，两个人就能把心里的想法完全传达给对方。他们接受过同样的热病给他们的教育，他们的感情也是受同样的喜爱和鄙夷所支配。

“戴瑞报告说，钻石矿发生了几起比较大的盗窃案。”

“商用钻石？”

“装饰用的钻石。是尤塞夫——还是塔利特？”

“可能是尤塞夫，”斯考比说，“我认为他不倒腾工业钻石。他管工业钻石叫小石子。但是，自然了，这些事谁也说不准。”

“希望号过几天就到港了，咱们得小心点儿。”

“威尔逊怎么说？”

“他发誓说不是塔利特干的。在他的这出戏里，尤塞夫是坏蛋——还有你，斯考比。”

“我有很长时间没有看到尤塞夫了。”

“我知道。”

“我开始了解这些叙利亚人的感情了——总是受人监视、受人汇报。”

“我们这些人他谁都汇报——斯考比、弗莱赛尔、托德、西姆布勒利格，还有我。他认为我松松垮垮。但是这都是无所谓的事。赖特把他的报告都撕了。当然了，威尔逊又向上边汇报了赖特。”

“我想他会这样的。”

午夜时分，他走向山坡上的尼森式活动房屋。在灯火管制的一片漆黑中，他暂时感到很安全，没有人监视他，也没有人给他汇报。他的脚步在潮湿的地上几乎没有声音，但是在经过威尔逊的宿舍时，他又感到需要极度谨慎。他突然觉得非常、非常疲惫，他想：我回家去吧，我今天夜里不要偷着上她那儿去了，她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不要来了。”我为什么不把她的话当真，哪怕就是这一次呢？他站在离威尔逊宿舍二十码远的地方，看着从窗帘缝里透出的灯光。一个喝醉酒的人在小山上哪个地方喊了一句什么。雨又下起来，最初的几滴雨点洒在他的脸上。他想：我还是回去睡觉吧，明天早上我要给露易丝写一封信，晚上我去作告解；再过一天上帝就会通过一个教士的手回到我身上，生命就会又变得简单不过了，他就又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头上挂着手铐的办公室里了。道德、诚实的生活在黑夜里像罪恶一样诱惑着他。雨水模糊了他的视线。当他向尼森式的小屋迈动脚步的时候，泥地一直在吮吸着他的双脚。

他在门上敲了两下，门马上开了。在两下敲击之间，他曾暗暗祷告，祈求在门后边等待着的是仍未消散的怒气，而不是对他的需求。如果别人对他有所需求，他无法装聋作哑。他不是百人队队长，而是一个需要听从一百个百人队队长召唤的普通士兵。门开以后，他知道他又要接受命令了——命令他留下，命令他爱、承担责任和撒谎。

“噢，亲爱的，”她说，“我还以为你再也不来了呢。我那么没道理地同你发脾气。”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永远到你这儿来的。”

“你会吗？”

“永远来。只要我活着。”让上帝等一会儿吧，他想，一个人怎么能以另一个生物的痛苦为代价去爱上帝呢？如果是女人，她能忍心牺牲一个孩子而接受别人的爱吗？

他们小心谨慎地把窗帘拉好，然后才把灯打开。他俩像抬着一个摇篮似的共同抬着“谨慎”。

她说：“我这一整天都害怕你不来。”

“我当然还是来了。”

“我那天叫你走。要是我再叫你走，你别理会我的话。答应我。”

“好，我答应你。”他回答说。他有一种自暴自弃的感觉，好像把自己的未来整个签署给别人了。

“如果你不再来了……”她在灯光下不知该怎样说下去了，看得出，她正在思索，她正皱着眉头努力想她那时的处境，“我不知道会怎样。也许我会同巴格斯特乱搞，也许会自杀，也许两者都做。我想两种事我都做得出来。”

他忧虑地说：“你一定不要这么想。如果你需要我，我会永远到这儿来的，只要我还活着。”

“为什么你老是说只要你还活着？”

“咱们两人相差三十岁。”

这是那天夜里他俩第一次接吻。她说：“我感觉不到咱们年龄的差异。”

“为什么你认为我不会来了呢？”斯考比说，“你看到我的信了吗？”

“你的信？”

“我昨天夜里塞在你门底下一封信。”

她恐惧地说：“我根本没看到信。你在信上说什么了？”

他摸了摸她的脸，为了不让她感到有什么危险故意笑起来：“什么都说了。我不想再小心了。我把什么都写在纸上了。”

“连你的名字也写了吗？”

“我想也写了。不管怎么说，我是亲笔签了名字的。”

“门口有一块席子，一定在席子下面呢。”但是他们俩都知道，信不会在那里。他们好像早就预见到，灾祸迟早有一天要从这扇门走进来。

“可能是谁把它拿走了吧？”

他努力抚慰她，不叫她为这件事感到紧张：“可能你的佣人把它扔了，以为是一张废纸。信没有装在信封里。没有人看得出我是写给谁的。”

“倒好像这有什么要紧似的。亲爱的，”她说，“我不好受。真的难受。有人正在抓你的把柄。我还不如死在那条船上呢。”

“不要胡思乱想了。也许我没有使劲往里塞。早餐你的佣人开门的时候，风把它刮走了，或者踩在烂泥里了。”他说得确有其事的样子；也确实有这种可能。

“可别让我连累了你。”她祈求说。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更加系牢了套在他腕子上的手铐。他向她伸出手来，毫不犹豫地扯谎说：“你不会连累我的。算了吧，别再为一封失落的信发愁了。我刚才是有意夸大。信里什么也没有写——写的东西外人都看不懂。亲爱的，别发愁了。”

“听我说，亲爱的。今天晚上你走吧。我很紧张。我觉得——有人监视着我们。现在跟我道晚安就走吧。但是还要再来。噢，我亲爱的，你还要来。”

当斯考比经过威尔逊宿舍的时候，里面还亮着灯。他走回自己黑洞洞的房子，打开门，看到地上扔着一张纸，不由得吃了一惊。他觉得很奇怪：那封失落的信怎么会像家里养的一只猫，又跑回来了？但是在他把地上的纸捡起来以后，他知道并不是那封信，虽然这也是一个爱的信息。这是送到警察厅去的拍给他的一封电报。因为邮电检查的缘故，电报下面签署的是全名——露易丝·斯考比。这就像一个拳击家抡圆了胳膊打出的一拳。已写信正在归家途中悔此一行爱你——然后就是那个像印章似的正式签名。

他坐下来。他的头因为恶心而昏沉沉的。他想：如果我没有写那封信，如果我真的按照海伦的话去做，不再回去，再重新安排我的生活将是如何容易的事啊！但是他又记起了几分钟以前他说的话：“如果你需要我，我会永远到这儿来，只要我还活着。”——这同他在祭坛前立的誓约一样，也是不可更改的。一阵阵的狂风从海面上刮过来，随着台风而来的雨点停止了。窗帘一个劲地往里飘，斯考比连忙跑过去关好窗户。楼上卧室的窗户咔嗒咔嗒地来回摇动，好像要挣脱合叶似的。他跑上楼去把窗关好。转过身来，他迎面看到光秃秃的梳妆台。过不了多久，这上面就要摆满照片和化妆用的瓶瓶罐罐——特别是一张照片，一定会摆在上面。快乐的斯考比，他想，我的一张成功的照片。一个躺在医院里的孩子看到小兔的影子在枕头上闪动，叫着爸爸；一个躺在担架上手里握着集邮簿的女孩儿从他面前抬过——为什么是我，他想，为什么他们需要我呢？一个枯燥乏味的上了年纪的人，一个失去晋升机会的警官。我能够给他们的，他们在别的什么地方得不到呢？为什么他们不能让我安静一些，别来打搅我呢？在别的地方他们不是能够找到更美好的爱情和更大的安全吗？他这时候觉得，有时候他能分给她们的只不过是他的绝望的心境而已。

他背靠在梳妆台上，开始祈祷。主的祈祷文好像法律文件一样僵硬地压在他的舌头上，他需要的不是每日的食粮而是远比这个更美好的东西。他为别人祈求的是幸福，为自己祈求的是孤独和平静。“我不需要再操心筹划了，”他突然大声说，“如果我死了，他们就不再需要我了。没有人需要一个死人。死了，人们就把他忘了。啊，主啊，在我给人们不幸之前请先赐我死亡吧。”但是这些话他自己听着也觉得有些像做戏。他对自己说，一定不要变得歇斯底里，需要安排筹划的事太多了，歇斯底里的人是做不过来的。他又走到楼下去，他想三片或者四片阿司匹林是他这时候最需要的东西——是他在这样一个厌腻不堪的情况下最需要的。他从冰箱里取出一瓶滤过的水，把阿司匹林溶化了。阿司匹林水吞进嗓子里给他一种酸涩感，他想知道，如果吞的是毒药会不会也像这杯阿司匹林水这样一点儿不费力气。神父曾说过自杀是不可饶恕的罪，是毫无改悔之心的绝望的最后表现。当然了，教会的训诲是应该接受的，但是教会也教导我们，上帝有时也不遵守他自己的法律，既然他能从坟墓里、从石头后面复活，难道他就不能向自杀的混沌黑暗里伸出宽恕的手吗？基督不是被别人杀害的；上帝是不能被杀死的。基督自己杀死了自己，他在十字架上吊死，同佩倍尔顿在挂画的钩子上吊死一模一样。

他放下手中的杯子，继续想：我一定不能变得歇斯底里。两个人的幸福操持在他手里，他一定要学会用坚强的神经处理一切，最重要的是保持平静的心绪。他拿出日记，在9月6日星期六这一日期下面写道：在专员家吃晚饭，谈威的事，颇圆满。到海伦处小坐几分钟。接到露易丝电报，通知起程返家事。

他犹豫了一会儿又接着写道：晚饭前兰克神父来喝啤酒。神父似乎过于劳累，极需休息。他读了一遍，又把最后两句画掉。在这本日记里，他很少记下自己对事物的评论。

第二章

一

整整一天这封电报一直压在他的心头，这平淡无奇的一天——在法院里坐了两个小时听审一件假证案——显得极不真实，就像一个人永远离开的一个乡村一样的不真实。尽管可以告诉自己说，在那个村庄里，我曾经熟悉的那些人这时候正在桌子旁吃饭，同一年以前我在那里的时候一样，但是一旦那地方离开了你的意识，就再也不能相信那里的生活还照老样子继续下去了。现在斯考比的全部思想意识正是在那封电报上，在一艘沿着海岸从南非缓缓驶来的不知名的轮船上。上帝宽恕我吧，他想。因为他忽然闪了个念头，这艘船也有可能永远开不到这里来。在我们每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冷酷残忍的东西向我们发布命令，只要保证几个我们热爱的人能够得到幸福，就是让一千个我们不认识的人遭受不幸也在所不惜。

假证案审理完毕以后，卫生监督菲娄威斯在门口拦住了斯考比：“晚上来吃饭吧，斯考比。我们弄到了一些真正的阿根廷牛肉。”斯考比仍然陷在他的梦境里，他没有力气拒绝这一邀请。“威尔逊也来，”菲娄威斯说，“对你讲实话，就是他帮助我们把牛肉搞来的。你挺喜欢他的，是不是？”

“是的。我一直以为你不怎么喜欢他。”

“噢，俱乐部也该随着时代走，现在什么样的人都能搞贸易这一行。我承认那时我脾气急躁了一些，多喝了两杯，我一点儿也不奇怪。他在道恩海姆念过书，我在蓝星学校的时候常常跟他们赛球。”

菲娄威斯的房子在小山上，这本是斯考比自己住过的地方。在驶向他很熟悉的这所房子的路上，斯考比不安地思索着，他一定要尽快地把电报的事告诉海伦，一定不能让她从别人的嘴里听到这件事。生活翻来覆去总是一个老式样：或迟或早，一定要透露给别人一件什么坏消息，要编造几句令人心安的谎话，要喝两杯杜松子酒浇愁……

他走进这座狭长的单层住房的起居间，在屋子的另一端坐着的是海伦。他震动了一下：他发现自己还从来没有在别人家里见过她，好像两人素不相识似的，也从来没有看过她穿着晚宴的服装。“你不认识罗尔特太太吧？”菲娄威斯说。他的声音里一点儿也没有嘲讽的味道。斯考比的心震颤了一下，感到一阵对自己的厌恶。我们多么聪明啊，我们多么成功地欺骗了这一小块殖民地的惯爱揭人隐私的人啊！按道理讲，情人是不可能这样把别人都瞒住的。人们不是都说爱情是任性的、轻率的吗？

“认识，”他说，“我是罗尔特太太的老朋友了。她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我正在彭德。”当菲娄威斯掺兑饮料的时候，斯考比站在桌子旁边，从十几步远的地方打量着她。她正在同菲娄威斯太太讲话，她谈得非常从容、自然，似乎她在小山下幽暗的尼森式小屋里伏在他的怀抱里哭泣的事根本没有存在过。斯考比怀疑地问自己说：如果我今天晚上走进来才第一次看见她，会不会对她产生爱情呢？

“你要什么，罗尔特太太？”

“一杯杜松子酒。”

“我真希望也能劝我太太喝这个。她老是喝加橙汁的杜松子酒，真让人受不了。”

斯考比说：“要是我早知道你也到这里来，我就叫你搭我的车了。”

“我也希望你叫我一下，”海伦说，“你从来不过来看看我。”她转过头来对菲娄威斯说话时那安详自在的样子使斯考比非常震惊：“我在彭德医院里的时候，他对我那么好，可是我猜想，他只喜欢生病的人。”

菲娄威斯捋了捋他的姜黄色的胡须，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杜松子酒说：“你把他吓住了，罗尔特太太。我们这些结过婚的人都被你吓住了。”当菲娄威斯说出“结过婚的人”这几个字的时候，斯考比看到那个在担架里躺过的疲惫不堪、精力衰竭的人像躲避强烈的阳光似的把脸避开了他们。

她故作殷勤地说：“你想我再喝一杯不会醉吧？”

“啊，威尔逊来了。”菲娄威斯说。威尔逊走进屋子来，一张白里透红的、天真的、忸怩不安的脸，缠腰布系得歪歪扭扭。“这里的人你都认识吧？你和罗尔特太太是邻居。”

“可是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威尔逊说。他的脸刷的一下红了。

“我不知道咱们这儿的先生们是怎么回事。”菲娄威斯说，“你和斯考比都同罗尔特太太是邻居，可是你们俩都没有见过她。”斯考比立刻感到威尔逊的目光猜疑地落到自己身上。“要是我，可不会这么腼腆。”菲娄威斯一边说一边往杯子里倒杜松子酒。

“塞克大夫又来晚了。”菲娄威斯太太坐在屋子的尽头发表评论说。但是就在这个时刻，屋子外面的台阶上响起了一阵脚步声，塞克医生穿着得体的黑衣服和防蚊靴走了进来。“刚好来得及喝一杯，杰西。”菲娄威斯问，“要喝什么？”

“双料苏格兰威士忌。”塞克医生说，她从自己的一副厚眼镜片后面向屋子里环视了一周，又添了一句，“大家晚上好。”

在他们起身去吃晚饭的时候，斯考比对海伦说：“我得和你谈谈。”他看到了威尔逊的目光，又说，“关于你的家具的事。”

“我的家具？”

“我想我也许能再给你搞几把椅子。”作为一对搞秘密活动的人，他们俩的资格还都太浅，他们还没有把一整本密码记在脑子里。他不知道她是否体会了他说的前半句话的意思。饭桌上，他始终沉默着，害怕将单独地同她在一起，同时又担心错过同她在一起的机会。当他把手插在口袋里取手帕时候，电报碰在他手指上窸窣地响了一下……悔此一行爱你。

“这件事你当然知道得比我们多，斯考比少校。”塞克医生说。

“对不起，我没听见……”

“我们在谈佩倍尔顿的事件。”这么看来，才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佩倍尔顿自杀的事已经成了事件了。一旦成了事件，好像就不再是一个人的私事了。在谈论某一事件的时候，人们既感不到惭愧，也感不到痛苦。躺在床上的那个年轻人已经洗拭干净、穿戴整齐，可以供人们进行心理研究了。

“我刚才说，”威尔逊说，“佩倍尔顿选择了一种奇怪的自杀方法。要是我，就吃安眠药片。”

“在班巴那种地方，要找到一片安眠药可不容易。”塞克大夫说，“也许佩倍尔顿突然想起来要自杀。”

“我不会给别人惹来那么多麻烦的，”菲娄威斯说，“当然了，一个人要是不想活下去，他是有权利死的，但是又何必吵得别人不得安宁呢。多服几片安眠药——我同意威尔逊的意见——这是个办法。”

“可是你得先让医生给你开安眠药。”塞克医生说。

斯考比的手指摸着电报，想起了署名“迪奇”的那封信中的幼稚的字体、椅子上的烟蒂烫痕、华莱士的小说、孤独的烙印。两千年以来，他想，我们正是一直这样无动于衷地谈论着耶稣基督受难的。

“佩倍尔顿活着的时候就有些痴痴呆呆的。”菲娄威斯说。

“安眠药片总是让人不太放心。”塞克医生说。当她把自己的一副大镜片像是灯塔的探照灯似的对斯考比这面转过来的时候，电灯明晃晃地从镜片上反射出来。“谁根据自己的经验都知道，安眠药多么容易出毛病。人寿保险公司对这种药最头疼，没有一个验尸官肯放过吞服安眠药自杀的案件。”

“验尸官怎么看得出来？”威尔逊问。

“就拿鲁米那说吧，谁也不会因为不小心吞服过量……”斯考比向坐在桌子对面的海伦望过去。她吃得很慢，一点儿食欲也没有的样子，她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她的餐碟。他们俩的这种沉默好像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对饭桌上正高谈阔论的这个话题，自身正陷入不幸的人是不可能置身事外地发表议论的。斯考比又一次感觉到威尔逊的目光从他们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他拼命地搜索自己的脑子，想找出一句什么话来说说，结束他俩的这种可怕的沉寂。即使在沉默中，他们也不能安全地待在一起。

他说：“你推荐什么办法呢，塞克医生？”

“嗯，洗澡的时候可能发生意外——但是这种事解释起来也还是要费一番口舌的。如果有勇气的话，倒不妨往汽车底下一钻，但是这也不保险……”

“而且还会连累另一个人。”斯考比说。

“要是我的话，”塞克医生在眼镜后面笑起来，“做这种事是不困难的。因为我是医生，我可以给自己做个假诊断——心绞痛，再叫我的一个同事给我开药……”

海伦突然厉声说：“你们怎么老谈这种让人恶心的事。大夫，你不应该告诉别人……”

“亲爱的，”塞克医生转动着她的幸灾乐祸的镜片说，“如果你像我一样当了这么多年大夫，你就会知道你同什么人在一起。我不认为在座的人有谁会……”

菲娄威斯太太说：“罗尔特太太，再来一点儿水果色拉吧！”

“你是天主教徒吗，罗尔特太太？”菲娄威斯问，“他们对这个问题当然看得很严重。”

“不，我不是天主教徒。”

“他们看得很严重，是不是，斯考比？”

“我们受到的教诲是，”斯考比说，“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要下地狱？”

“嗯，下地狱。”

“但是，斯考比少校，”塞克医生问，“你真的确确实实相信有地狱吗？”

“啊，是的。我相信。”

“相信烈火和酷刑？”

“也许不完全是那样。他们告诉我，那可能是一种永恒失去的感觉。”

“这样的地狱我可不在乎。”菲娄威斯说。

“也许你从来没有丢失过什么要紧的东西。”斯考比说。

但是这次晚餐，桌上真正的话题还是阿根廷牛肉。牛肉吃过以后，再也没有什么非使他们聚在一起的事了（菲娄威斯太太不玩牌）。菲娄威斯忙着准备啤酒。威尔逊被夹在菲娄威斯太太的愁眉苦脸的沉默同塞克医生的多嘴饶舌中间。

“咱们去透透风吧。”斯考比提议说。

“这样做好吗？”

“不这样反而不正常。”斯考比说。

“去看星星吗？”菲娄威斯一边倒啤酒，一边喊，“要把损失的时间补过来吗，斯考比？你们把酒杯带着。”

他们把酒杯小心地放在阳台的栏杆上。海伦说：“我没有找到你的信。”

“别管它了，亲爱的。”

“你找我不是想谈这件事吗？”

“不是。”

他可以看到她那被夜空映出的面庞的轮廓；过一会儿，乌云就要涌上来，那轮廓也必定要消失了。他说：“我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有人知道了吗？”

“噢，不是这个，没有人知道。”他说，“昨天夜里我收到我妻子拍来的电报，她已经启程回家了。”一只酒杯从栏杆上掉下来，摔碎在下面的院子里。

她的嘴唇痛苦地重复了一声“家”，好像这是她唯一能够了解的字。他的手顺着栏杆移过去，但是没有能摸到她的手。他很快地补充说：“她的家。永远也不会是我的了。”

“噢，会的。现在就会是你的了。”

他很小心地发誓说：“没有你，我再也不要什么家了。”乌云已经把月亮遮起来，她的面庞像一阵狂风中的蜡烛，突然消失了。他感觉到，现在他正踏上他从来也没有准备要走的漫长的旅途，如果转回头，他知道自己只会看到一片荒凉的原野。门打开了，一道亮光突然射在他们两人身上。他没有好气地吆喝道：“注意灯火管制。”他想：至少我们并没有靠在一起，可是我们的脸、我们脸上的神色呢？威尔逊的声音传了过来：“我们以为打起来了呢。我们听见杯子打碎了。”

“罗尔特太太的啤酒都洒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叫我海伦吧。”她凄凉地说，“谁都叫我海伦，斯考比少校。”

“我打搅你们了吗？”

“搅散了一个大胆谈情的场面，”海伦说，“弄得我浑身发抖。我要回家去了。”

“我送你回去吧，”斯考比说，“已经不早了。”

“我不信任你，再说，塞克医生还等着同你讨论自杀的问题呢。我可不想把客人都搅散了。你有车子吧，威尔逊先生？”

“当然有。我很高兴能送送你。”

“你如果愿意，回去以后可以马上再过来。”

“我睡觉也很早。”威尔逊说。

“那么，我进去同大家告别一下。”

当斯考比在灯光下看到她的面孔时，心里想，我是不是过分担忧了？这对她来说会不会恰好是一段插曲的结束呢？他听到海伦对菲娄威斯太太说：“阿根廷牛肉实在太可口了。”

“咱们得感谢威尔逊先生。”

客气话像羽毛毽子一样飞过来飞过去。不知是谁（是菲娄威斯，也许是威尔逊）笑着说：“你说得太对了。”塞克医生眼镜的反光映在天花板上——一点一横一点。斯考比看不到汽车开走，因为那样就把灯光漏出去了。他听着汽车的起动器干呕了两声，接着马达发动起来，声音逐渐消失在远处。

塞克医生说：“他们不应该这么早就叫罗尔特太太出院。”

“为什么？”

“神经不稳定。她同我握手的时候我感觉得出来。”

他又等了半个小时，然后才开着车回去。像往常一样，阿里坐在厨房台阶上等着他，不安地打着盹。他用手电筒给斯考比照着路，送他进了门。“太太留下一封信。”说着，他从衬衫里取出一个信封。

“为什么不放在我的桌子上？”

“老板在里面。”

“什么老板？”但是这时候他已经打开房门，看见尤塞夫正伸着腿在一张椅子上睡觉。他的呼吸很轻，连胸脯上的长汗毛都静静地贴着不动。

“我叫他走，”阿里满脸鄙夷地说，“他不走。”

“没关系。你去睡觉吧。”

他觉得生活正在四面八方向他挤压过来。尤塞夫自从那天夜里来问候露易丝并为塔利特布置了陷阱以后就一直没有来过。为了不把这个睡着了的人吵醒，随之再把那个问题引出来，他尽量不出声音地打开海伦送来的条子。她一定是刚一到家马上就写的。他读道：我亲爱的，这很严重。我不能把我要说的话亲口对你讲，所以我把它写下来。只是我要把这封信交给阿里。你信任阿里。当我听到你的妻子已经启程回来……

尤塞夫睁开了眼睛，说：“对不起，斯考比少校，我闯进你屋子里来了。”

“要喝点儿什么吗？啤酒？杜松子酒？我的威士忌喝光了。”

“我可不可以送你一箱？”尤塞夫脱口问道，但是马上就笑了起来，“我老是忘记。我一定不能给你送东西。”

斯考比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把信平摊在自己面前。没有什么比下面几句话更重要了。他说：“你有什么事，尤塞夫？”他接着读下去：当我听到你的妻子已经启程回来，我又气又恨。我不该这样。这一点儿也不怪你。你是一个天主教徒。我希望你不是，但即使你不是，你也不愿背弃你的诺言。

“你先看信吧，斯考比少校，我不忙。”

“没有什么要紧事。”斯考比费力地把目光从那幼稚的、写得很大的字母上抬起来，那上面的拼写错误使他的心感到一阵剧痛。“告诉我你有什么事，尤塞夫。”他的眼睛又回到信纸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写这封信的缘故。因为昨天晚上你答应我不离开我，我不想叫你被你的诺言永远拴住。我亲爱的，你的一切诺言……

“斯考比少校，借给你钱的时候，我发过誓，是为了友谊，纯粹是为了友谊。我从来不想向你要什么，什么东西也不要，连那四分利息也不要。甚至我也不要你对我有什么友谊……我是你的朋友……这件事很乱，我不能把话说清楚，斯考比少校。”

“你遵守了咱们订的条约，尤塞夫。关于塔利特表兄弟的事我不怨你。”斯考比又接着读信：都是说给你妻子的。你对我说的都不算对我的诺言。请你，请你记住这一点。如果你永远也不想见我了，就别给我写信，也别同我说话了。但是如果你有时候，亲爱的，想看看我，你就看看我。你愿意叫我说什么谎话我就说什么谎话。

“请你一定把你要读的读完吧，斯考比。因为我要谈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我亲爱的，我亲爱的，你可以离开我，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的话；如果不愿意这么做的话，你也可以把我当作你的一个小娼妇。他想：她只是听说过这个字，没有看到过这个字是怎么拼写的，在学校用作课本的莎士比亚戏剧把这个字都删掉了。晚安，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我亲爱的。他恶狠狠地说：“好了，尤塞夫。你说说有什么事这么重要吧。”

“斯考比少校，我最后还是不得不求你替我做一件事。这同我借给你钱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要是你肯帮我这个忙，从你那方面讲，是出于友谊，纯粹出于友谊。”

“天不早了，尤塞夫，快说说是什么事。”

“希望号后天就要进港了。我要托人把一个小盒子拿到船上去，交给船长。”

“盒子里是什么？”

“斯考比少校，这你就不要问了。我是你的朋友。我想，还是不让人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好。反正那不是危害谁的东西。”

“我当然不能替你办这件事，尤塞夫。你该知道的。”

“我向你保证，斯考比少校，我发誓——”他从椅子上把身体俯过来，一只手放在胸脯上的一片黑毛上——“作为一个朋友我敢发誓，盒子里没有任何给德国人的东西。没有工业钻石，斯考比少校。”

“做首饰的钻石？”

“没有任何给德国人的东西。没有任何使你的国家受损失的东西。”

“尤塞夫，你真的想我会答应你这件事吗？”

浅色的斜纹布裤子滑倒椅子边上，斯考比一时认为尤塞夫打算跪到他的脚下。尤塞夫说：“斯考比少校，我求求你……这件事对我很重要，对你也很重要。”他的嗓音因为动了真实感情都破了，“我想做你的一个朋友。我想做你的一个朋友。”

斯考比说：“在你说出更多的话以前，我最好预先告诉你一下，尤塞夫，专员已经知道咱们的那桩交易了。”

“我敢说他知道，我敢说。可是这件事要比那个严重得多。斯考比少校，我用名誉担保，这件事不会危害任何人。我只求你帮这一次忙，以后绝不再求你了。你做这件事最好是出于自愿，斯考比少校。没有贿赂。我不给你贿赂。”

斯考比的眼睛又回到信上：我亲爱的，这很严重。严重——这次他的眼睛读到的是Serius——奴隶，上帝的仆人使用的仆人。这好像是他不得不遵守的一道不明智的命令。他觉得自己再也得不到宁静了。他睁着眼睛，对后果知道得一清二楚，却还是身不由己地走进了谎言的国土里，他没有从那里回来的护照。

“你刚才说什么，尤塞夫？我没听清楚……”

“我再求你一次……”

“不成，尤塞夫。”

“斯考比少校，”尤塞夫说，他把身躯挺得笔直，语气也突然变得一本正经，好像有一个生人参加了进来，谈话的不再是他们两个人了，“你还记得佩倍尔顿吗？”

“当然记得。”

“他的仆人我已经雇用了。”

“佩倍尔顿的佣人？”你对我说的什么话都不是诺言。

“佩倍尔顿的佣人现在在伺候罗尔特太太。”

斯考比的眼睛仍旧停在那封信上，但是他已经看不清上面写的是什么了。

“她的佣人给我拿来一封信。你知道我让他把眼睛擦亮一些——是不是这么说，‘擦亮’？”

“你的英文挺不错，尤塞夫。你找谁给你念的？”

“找谁念并没有关系。”

一本正经的语气忽然中断了，老样子的尤塞夫又开始祈求起来：“噢，斯考比少校，你怎么会写了这么一封信？你是在自找麻烦啊！”

“谁也不能聪明一辈子，尤塞夫。老那么聪明，自己也会厌烦死的。”

“你看，这封信使你落到我的手里来了。”

“我自己倒不太在乎，但是要让三个人落到你的手里……”

“只要你肯看在友谊份上，帮我一个忙……”

“说下去吧，尤塞夫。要讹诈就讹诈到底，你只恫吓了一半是不好走开的。”

“我真希望能挖个洞把那个包埋上，但是战争的情况越来越糟，斯考比少校。我做这件事不是为我自己，是为我父亲和母亲，为我的异父兄弟和三个姐妹——还有一大堆堂兄弟。”

“真是个大家族。”

“你知道，如果英国人打败了，我的财产就分文不值了。”

“那封信你打算怎么办，尤塞夫？”

“我从电报公司的一个职员那里听说，你太太已经动身回来了。我准备她一上岸就让人把信交给她。”

他记起了那封签着露易丝·斯考比名字的电报：悔此一行爱你。这封信对她将是一个冷漠的欢迎，他想。

“要是我把你的小包交给希望号船长呢？”

“我的佣人会在码头上等着。在他拿到船长的收条以后，会给你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那封信。”

“你相信你的佣人吗？”

“正像你相信阿里一样。”

“要是我要求先把信拿到手，向你保证……”

“进行敲诈的人不接受信用贷款，斯考比少校，这正是我们所受的惩罚。如果你骗了我，你完全有理。”

“要是你骗了我呢？”

“那就太没有道理了。而且过去我还是你的朋友。”

“差一点儿成了朋友。”斯考比不太情愿地承认。

“我是那个愚蠢的印度人。”

“愚蠢的印度人？”

“他把一颗珍珠扔掉了，”尤塞夫伤心地说，“这是莎士比亚的一个剧本里的人物，装备部队在纪念堂演过这出戏。我到现在还记得。”

二

“好吧，”德鲁斯说，“我想我们得干正经事了。”

“再喝一杯。”希望号船长说。

“如果我们要在拦港铁索关起来以前把你放走，就别再喝了。一会儿再见，斯考比。”

房舱的门关上以后，船长喘着气说：“我还在这条船上呢。”

“我看到了。我告诉过你，常常会出错儿的——记录放错了地方呀、档案遗失了呀……”

“这些我都不相信，”船长说，“我相信你帮了我的忙。”在这间闷热的房舱里，他的脸潮乎乎的。接着他又说：“我在弥撒的时候替你祈祷。我还给你带来了这个。我在洛比托只能买到这个。她是一个不出名的圣徒，”他把一个镍币大小的圣像从桌子的一头推过去，“圣——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我想，她同安哥拉有一点儿什么关系。”船长解释说。

“谢谢你。”斯考比说。他口袋里的那个包沉得要命，像一支手枪似的顶着他的大腿。他让葡萄酒的最后几滴沉到杯子底，然后一饮而尽，开口说：“这次我有点儿东西要给你。”因为非常不愿意拿出口袋里这件东西，他觉得自己的手指几乎要痉挛了。

“给我？”

“是的。”

当那个小包摆到两人中间桌子上的时候，它实在轻得要命。像手枪一样沉重地压在口袋里的这个东西实际上也不过像五十支装的一听香烟。他说：“到了里斯本，有个人同领港员一起到船上来，他会问你有没有美国香烟，你就把这个包给他。”

“这是公务吗？”

“不是。公务绝对不会付这么高的报酬。”他把一包钞票放在桌上。

“我感到很吃惊，”船长说，他的话音里流露着一种古怪的失望的调子，“你把你自己放在我的手掌里了。”

“你曾经在我的手掌里。”

“我不会忘记。我的女儿也不会。她不是在教堂里结的婚，但是她有信仰。她在替你祷告。”

“这么一说我们祷告的话肯定没有用了？”

“没有用。但是当上帝恩典我们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祷告的话就会飞起来。”船长举起他的两只肥胖的胳膊，那姿势又古怪又令人感动，“像一群鸟似的一下都飞起来。”

“我会高兴看到这个的。”斯考比说。

“你可以信任我，当然了。”

“当然了。现在我得搜索你的房舱了。”

“你还是不太信任我。”

“那个包，”斯考比说，“和战争没有关系。”

“你敢肯定吗？”

“我差不多敢肯定。”

他开始搜索。有次走到镜子旁边，他看见自己的肩膀后面有一张陌生的面孔，一张肥胖的、冒着汗的、不能令人信任的面孔。这是谁呢？他怔了一下，但是他马上就明白了，原来不过是他不熟悉的怜悯神态使船长的面孔变了样子。难道我真是一个受人怜悯的人吗？他想。

第三卷

第一部

第一章

一

雨季过去了，大地冒着蒸汽，到处麇集着一片片的苍蝇，医院里挤满了疟疾病患者。离海岸较远的内陆，大批人害了黑水热，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着，但是人们暂时还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雨点敲击铁皮屋顶的声音停止了，世界好像又恢复了宁静。城里面浓郁的花香把警察局走廊的动物园气味冲淡了很多。拦港铁索启封后一小时，客轮驶进了港口，并没有军舰为它护航。

客轮一抛锚，斯考比马上坐着警察局的汽艇迎了出去。他嘴上的肌肉为了准备欢迎的话语已经变得僵硬了，他的舌头一直在练习一些听上去既热情又不做作的词句。他想：我在生活的旅程中兜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原来只是为了排练这一欢迎的场面啊！他希望在一种公开场合和露易丝会面，在生人面前对她表示亲切欢迎更容易做一些。但是斯考比到处也看不到她的踪影，他不得不向轮船上的司务长打听她的房舱号码。

即使这个时候，斯考比仍然抱着一线希望，船舱里还有别的旅客在。现在每间舱房至少也要住六个人。

但是当他敲了门，舱门打开以后，屋子里却只有露易丝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兜售什么商品的人，敲开了一家生人的房门。他喊了一声“露易丝”，他的话音的末尾带着一个疑问号。

“亨利，”她叫道，又接着说，“到里边来。”在他走进客舱以后，唯一要做的事只能是接吻了。他想躲开她的嘴——嘴泄露的真情太多了，但是她一定要把他的头转过来，直到把自己回报他的吻印在他的唇上才甘心。“噢，亲爱的，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他拼命寻找着预先排练好的词句。

“他们都那么好，”她解释说，“他们都躲开了，好让我们单独会面。”

“你路上过得好吗？”

“我想我们的船曾经被追击过一次。”

“我非常担心。”他说，心里却想：这是第一个谎言。那么，我就索性更深地陷下去吧，“我太想你了。”

“我不该离开你，亲爱的。”舷窗外面，岸上的房屋在炎热的气息里像云母一样闪烁发光。屋里非常窒闷，有一股浓郁的闺房气味，脂粉、指甲油、寝衣……一阵阵冲进鼻子里来。他说：“咱们上岸吧。”

但是她还不想把他放走。“亲爱的，”她说，“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下了很多决心。一切都会和过去不同了。我不会再惹你心烦了。”她又重复了一句，“一切都会同过去不同了。”他悲哀地想，至少这一句说出了真实情况，可悲的真实情况。

当阿里和小仆人忙着往屋子里搬运箱笼的时候，斯考比站在窗户旁边，遥望着小山上面那些尼森式活动房屋；好像突然发生了一次山崩，在他和这些房子中间平添了无限遥远的距离。这些房子离开他这么远，开始的时候他几乎没有感到痛苦，仿佛年轻时代的一件往事，回想起来只有一种极其模糊的凄凉感。在我写那封信的时候，他对自己说，是不是我就真正开始说起谎话来呢？我真的能够比爱露易丝更爱她吗？在我的心灵深处，是不是她们两个人我都爱呢，还是只因为我这种可怕的怜悯心自发地流向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因而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呢？任何一个受骗的人都要求别人对他忠诚。楼上面，孤独和宁静正被一片叮叮咚咚的喧响敲碎：平头铁钉一只只钉在墙壁上，沉重的东西跌落到地板上，震得天花板不住地抖动。露易丝兴高采烈地发号施令，嗓门提得很高。梳妆台上瓶瓶罐罐发出一片磕碰声。斯考比走上楼去，刚走到门口，就看见那个披着领圣体白纱的脸向他凝视过来：连死者也回到原处了，如果没有死人，生活就不是老样子了。双人床上已经挂起了蚊帐，仿佛是块灰蒙蒙的外胚层质。

“好了，阿里。”他说着脸上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容，这是他对这次招魂会所能表现出的最大的喜悦了，“太太回来了。咱们大家又都到一块来了。”她的念珠放在梳妆台上一个小凹坑里，看到这个，他想到自己衣袋里那串断裂的念珠。他一直打算把它修好，现在看起来似乎用不着费这个事了。

“亲爱的，”露易丝说，“我上边该做的事都做完了，剩下的可以让阿里去做了。我有这么多事要同你谈……”她跟着他走到楼下，马上就说，“这些窗帘要洗一下。”

“还不显得太脏呢。”

“可怜的宝贝，你看不出来，我可是刚回来。”她说，“我现在真需要一只大书橱了。我带了许许多多书回来。”

“你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使你……”

“亲爱的，你会笑话我的。非常可笑。我突然发现，那时我为你当不上专员烦恼得要命，真是傻透了。等哪天我不怕你笑我的时候，再详细对你讲。”她伸出一只手来，有些犹豫地摸着他的胳膊，“你真的高兴……”

“非常高兴。”他说。

“你知道有一件事我很担心吗？我怕我不在你身边督促着，你不会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可怜的宝贝。”

“我怕我从来就不是。”

“你常常不去参加弥撒吗？”

他故意装出一副调皮的样子：“我几乎一次也没有去过。”

“噢，蒂奇。”她很快地把这场玩笑打住，说，“亨利，亲爱的，你也许会想我太爱动感情了，但是明天是星期日，我要咱们俩一起去领圣体。这是一个标志，说明我们再重新开始生活——沿着正确的道路。”让人奇怪的是，人们往往疏忽了一个场合中最重要的事情——斯考比从来没有考虑到她会提出这个要求来。他说：“当然了。”但是他的脑子在这一时刻已经木然了。

“今天下午你得去作告解。”

“我没有做过什么大不了的坏事。”

“星期日不去参加弥撒就是不能饶恕的罪，和通奸一样严重。”

“只不过通奸更有趣儿。”斯考比故意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我该回家来看着你点儿啦。”

“我今天下午去教堂——吃过午饭以后，空着肚子我是不能告解的。”他说。

“亲爱的，你已经变了，你知道。”

“我不过是在开玩笑。”

“你开玩笑倒无所谓，我还愿意你这样做呢，可是你过去是不怎么开欢笑的。”

“这不是你头一天回来吗，亲爱的？”他就这样强颜欢笑，干枯的嘴唇说着一个又一个笑话。就是在吃午饭的当儿，他还把叉子放下来讲了一句俏皮话。“亲爱的亨利，”她说，“我从来没有看见你这么高兴过。”他脚下的地基已经沉了下去，吃这顿饭的时候，从始至终他一直觉得自己在往下落，肠胃好像都没有着落，透不过气来，沮丧绝望——因为一个人这么快地往下落是很难活下去的。他的强颜欢笑不过是从罅隙中落下去时的尖声呼叫而已。

午饭吃完了（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吃了些什么），他说：“我该走了。”

“到兰克神父那儿去？”

“我要先去看看威尔逊。他现在就住在一所尼森式活动房屋里，是咱们的邻居了。”

“他这时候会不会在城里？”

“我想他可能会回来吃午饭。”

在他往山上走的时候，他想，今后我要去看威尔逊多少次啊！可是不成——这不是一个安全的借口。只这么一回还成，因为他知道威尔逊是在城里吃中饭的。虽然如此，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敲了敲威尔逊的房门。他吓了一跳，因为哈里斯从里面把门开开了。“没想到你在家。”斯考比说。

“我发烧了。”哈里斯说。

“不知道威尔逊在不在。”

“他总是在城里吃午饭。”哈里斯说。

“我只是想告诉他，欢迎他到我家去。我的妻子回来了，你知道。”

“刚才我从窗口看到你们在忙乱了。”

“你也一定要到我们家去。”

“我并不是一个爱到别人家去做客的人。”哈里斯说，他站在门边好像忽然瘫软了，“说老实话，我怕和女人打交道。”

“你同女人来往的机会太少了，哈里斯。”

“我不会同太太们交际应酬。”哈里斯的口气很有以此为荣的味道。当斯考比硬着头皮向一所妇女住的房子走去时，他意识到哈里斯怎样在背后紧紧盯着他，怎样以一个没人需要的男人的令人作呕的禁欲主义的目光盯着他。在他敲海伦的房门时，他感到那指责的目光一直刺穿了自己的脊背。他想：我的借口就是这样一个下场，他会告诉威尔逊，威尔逊会告诉……他想：我可以说我路过这里，顺便进去看看……他觉得他的完整的人格正由于谎言的这一缓慢的分解作用而分崩离析。

“你为什么要敲门？”海伦说。屋子遮着窗帘，海伦在幽暗里正在床上躺着。

“哈里斯在看着我呢。”

“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

“你怎么知道的？”

“咱们这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除了那一件事。你做得真聪明。我想这是因为你是警官的缘故。”

“是啊。”他在床边坐下，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两人皮肤接触的地方马上冒出来汗珠。他说：“你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

“只是有点儿头疼。”

“要注意身体。”他机械地说，甚至没有听见自己在说什么。

“你正在为一件什么事发愁，亲爱的。”她说，“出了什么——岔子了吗？”

“不是你想的那种岔子。”

“可怜的爱人，你还记得你第一夜留在这里的事吗？你那个时候不为任何事发愁，甚至把雨伞也落下了。我们当时多么幸福。不觉得奇怪吗？——我们那时候多么幸福。”

“是的。”

“为什么咱们老要这样下去——老这样不幸福？”

“把幸福同爱情两个概念混同起来是个错误。”斯考比拼命地想谈一些空洞的道理，似乎只要他把整个这件事变成教科书上的一个事例——正像他们把佩倍尔顿的自杀变成一个事件一样——他们两个人就都可能再次得到平静，都可以听从命运的安排了。

“有的时候你老得可怕。”海伦说，但是她立刻就向他挥了一下手，表示她这句话只是随便一说。他充满怜悯地想：今天她没有吵嘴的心情，或者她认为不该吵嘴。“亲爱的，”她接着说，“你想的是什么？”

如果能避免的话，一个人是不该向两个人扯谎的：这样做就要引起一片混乱。话是这样说，当他望着她倚在枕头上的面孔时，还是非常想对她扯一个谎。他觉得海伦像是介绍自然知识的影片中的一株什么植物，眼看着一点点地老起来。她的样子已经十足地像一个生活在海岸殖民地的人。她同露易丝再也没有什么区别了。他说：“我在想一件需要我自己去解决的麻烦事。一件我事前没有考虑到的事。”

“告诉我，亲爱的。两个人的脑子……”她闭上了眼睛，他看到她咬紧了嘴巴准备承受一次打击。

他说：“露易丝叫我同她一起去参加弥撒，去领圣体。我现在应该是在去作告解的路上。”

“就是这点儿事吗？”她非常宽心似的问道。他对她的这种无知感到非常气恼，尽管他自己也觉得不够公正，这种恼怒却几乎像厌恨一样在他的心里翻动着。

“是一点儿事吗？”他说，“是一点儿事吗？”但是他对她马上又恢复了公正的态度，温和地说：“如果我不去领圣体，她就会知道我干了什么事，你知道，干了什么坏事了。”

“那么你就去一次又有什么？”

他说：“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下地狱。对上帝犯了不可饶恕的罪。”

“你难道真的相信地狱那些事吗？”

“菲娄威斯也这样问过我。”

“可是我简直不能理解，如果你相信地狱，现在为什么又同我在一起呢？”

他想：有多少次，没有信仰常常会比有信仰更能帮助人看清问题。他说：“你说得当然对，应该是能阻止住这种事情的。但是住在维苏威火山脚下的村民也还是继续……而且，不管教会是怎样教导的，一个人总还是相信爱情——不管是哪一种爱情——总能得到上帝一些怜悯的。当然了，一个人会为此付出代价，付出极大的代价，但是我不相信，一个人将永远为此受惩罚。也许在他临死以前，会给他一点儿时间……”

“做一次临终前的悔罪。”她鄙夷地说。

“为这种事悔罪，”他说，“是不容易的。”他把她手上的汗珠吻掉，“我可以为我说的谎言忏悔，为我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为我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忏悔，但是如果我现在就要死了，我不知道该怎样为我们的爱情忏悔。”

“好了。”她仍然带着一些鄙夷的语调说，这种语调似乎正在把她从他身边拖走，把她拖到岸上安全的地方去，“你不能现在就去把什么都向神父忏悔了吗？忏悔也不等于说你以后就再也不做这种事儿了。”

“如果我根本不想改，忏悔又有什么用？”

“那么好吧，”她获胜似的说，“一不做二不休，既然你已经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这是你这样认为，再犯一次对你来说又有什么关系？”

他想，估计笃信宗教的人会把这个看作是魔鬼在讲话，但是他知道，魔鬼是不会使用这种露骨的、叫人无法辩驳的词句讲话的；讲这样的话的还是天真无知。他说：“这是有区别的——很大的区别。这很难解释。现在我只是把我们的爱情放在——放在我个人的安全之上。但是另外一种做法——那种做法是真正邪恶的。那就像是崇拜撒旦的人参加的黑弥撒，像是一个人偷了圣体而把它亵渎了一样，那是趁上帝倒在地上而用拳头打他——在我的能力范围内用拳头打他。”

她厌倦地把头转向一边，说：“你说的这些我什么也不懂。对我说来都毫无意义。”

“但愿对我说来也毫无意义，但是我相信这个。”

她尖刻地说：“我想你是相信的。或者你是在耍花招？咱们刚开始的时候我可没听见你谈论这么多上帝，是不是？你现在在我面前变得这么虔诚了，是不是要给自己找个借口……”

“亲爱的，”斯考比说，“我不是要永远离开你，我只不过是需要好好想一下，好好想一下。”

二

第二天早晨六点一刻，阿里来叫他们起床。斯考比立刻就醒过来，但是露易丝却睡得很香——头一天她太疲劳了。斯考比把头在枕头上转过去望着她——这是他曾经爱过的一张脸，这是他仍然在爱的一张脸。她害怕在大海里遇到事故，吓得要死，但是她还是回来了，为了使他生活得舒服一些。她在一次痛苦中给他生了一个孩子，又在另外一次痛苦中看着孩子死去。他自己看起来什么都躲避掉了。我怎样才能安排好一切，他想，使她永远不再受痛苦呢？但是他知道他这是给自己定了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他能做到的，只是把痛苦推迟，而他自己却像带着一种传染病似的总是带着它，或迟或早还是要传染给她的。说不定她现在已经感染了，因为她翻了个身，在睡梦中呻吟了一声。他把手放在她的面颊上，叫她睡得安定一些。他想：如果她能这样睡下去，我就也再睡一会儿，我就会睡过了头，我们就赶不上参加弥撒了，另外一个难题就推迟了。但是他的这种思想好像是一只闹钟，她一下子醒过来了。

“什么时候了，亲爱的？”

“快六点半钟了。”

“咱们得快一点儿。”他觉得自己好像正被一个和蔼的却丝毫不肯徇私的狱卒催促着穿好衣服送往刑场，但是他仍然拖延着不肯施展最后救命的招数：说不定会有奇迹发生的。露易丝最后把粉涂好（粉一涂到脸上立刻就凝结成块），说道：“咱们走吧。”她的声音里是不是隐约流露出胜利者的口气？许多许多年以前，在童年时期的另外一种生活里，有一个名叫亨利·斯考比的孩子曾经在学校演出的戏剧里扮演过“急性子”。他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的年龄和身材，但是大家都说他表演得非常出色。现在他又不得不表演了——这当然不会比动动嘴唇说一句谎话有更大的困难。

斯考比突然往墙上一靠，用手捂住胸口。他无法使自己的肌肉装出疼痛的样子，所以只是闭上了眼睛。露易丝照着镜子说：“记得提醒我给你说说徳班的戴维斯神父的事，他是一位很好的传教士，比兰克神父知识更渊博。”斯考比觉得她永远也不会回过头来注意到自己了。她说：“好了，咱们真的该走了。”但是她还在镜子前边磨磨蹭蹭的。几根被汗水浸得平直的头发太不顺溜了。最后，斯考比从自己睫毛的帘幕后面终于看到她转回身来，望到自己身上。“走吧，亲爱的，”她说，“你困了吗？”

他继续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她有些生气地说：“蒂奇，你怎么了？”

“给我一点儿白兰地。”

“你不舒服吗？”

“给我一点儿白兰地。”他不耐烦地又说了一句。当她把白兰地拿来，他的舌头尝到了酒味的时候，他有一种暂缓处刑的无限宽慰的感觉。他长舒了一口气，身体松懈下来。“好多了。”

“怎么回事，蒂奇？”

“胸口痛了一下。现在过去了。”

“你从前有过这种情形吗？”

“你不在的时候，有过一两次。”

“你得去看看医生。”

“噢，太麻烦了。他们还不是告诉你工作过度。”

“我不该把你拽起来，可是我是想咱们一起去领圣体。”

“我怕喝了这口白兰地就不能领圣体了。”

“没关系，蒂奇。”她就这样漫不经心地把他判处了永恒的死刑，“咱们哪天都可以去。”

他跪在自己的位子上，看着她同别的领圣体的人一起跪在祭坛栏杆前。他坚持同她一起到教堂来。兰克神父离开祭坛，举起圣体向他们走来。斯考比想：上帝刚刚逃开了我，但是他会永远逃开我吗？主啊，我不敢当……主啊，我不敢当[69]……主啊，我不敢当……他好像在操练的时候一样，一只手按照一定的节拍敲着制服上的某个纽扣。他想到上帝为了让世人也有与他相同的意愿，竟这样把自己降低为人，作为一块圣饼抛头露面，过去是在巴勒斯坦的村庄里，现在又在这个燠热的海港里。这里、那里，无处不在，一时间他觉得这是一桩极其残忍、极其不公正的事。基督曾经叫一个有钱的年轻人卖掉一切财产跟随他到别处去[70]，这同上帝自己的行径比起来，同他自己听任那些几乎不懂得怜悯的人摆布比起来，毕竟还是容易做到的，在情理上也是讲得通的。上帝是多么舍己忘我地爱人啊！他感到非常羞惭。神父慢吞吞地走了过来，中途不断在这个人面前、那个人面前停留一会儿，最后终于走到露易丝的跟前。斯考比忽然感到他已经被放逐了。那边，所有的人都跪在地上的一边，是一个他永远也不能再回去的国土。他的心被一种强烈的爱搅动起来，这是每当人们失掉什么的时候——不论是失去孩子、女人甚至是失去痛苦——永远会感到的那种爱。

第二章

一

威尔逊很小心地把那一页诗从《老道恩海姆人》上撕下来，在诗背面贴上一张殖民厅办公专用的厚信纸。他把它拿起来对着亮光照了照，诗背面印着球赛结果的文字一点儿也看不出来。这以后他把这张纸仔细叠起来，放在口袋里；也许这张纸将要永远留在他的衣袋里，谁说得准呢？

看到斯考比开着汽车向城里驶去以后，他开始向山下斯考比的住房走去。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正像那次去妓院的感觉一样，甚至那种非常勉强的心理也同那次一模一样——有谁愿意在某一特定时刻改变生活的常规呢？

他想象另外一个人处在他的境地时会怎样做，他把这个人要做的演习了一遍。要立刻把过去的线索重新拾起来，非常自然地同她接吻，如果可能的话要吻她的嘴，对她说“我很想你”，不能迟迟疑疑。但是他的一颗心却怦怦乱跳，不断发出恐惧的信号，把他的思想完全搅乱了。

“啊，威尔逊，你到底露面了。”露易丝说，“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她向他伸出手来。他像是被打败了似的握住她的手。

“喝一点儿什么吧！”

“我在想，你愿不愿意同我出去散散步。”

“天太热了，威尔逊。”

“我一直没有到那个地方去过，你知道，从那次……”

“到哪个地方去？”他明白了，对于那些没有爱上谁的人，时间可不会静止的。

“到那个老车站去。”

“噢，是啊……是啊，我自己也还没有去过呢。”她毫无兴趣地、含含混混地说，给威尔逊一种残忍无情的感觉。

“我从那里回来的那天夜里，”他可以感觉到那暴露了自己不成熟的红晕又布满了整个面孔，“试着写了几首诗。”

“你写诗，威尔逊？”

他激愤地说：“是的，我写诗。为什么我不能写呢？而且还发表了。”

“我没有笑你。我只是感到吃惊。在什么地方发表的？”

“一份新刊物，叫《圆圈》。当然了，他们给的稿费很低。”

“我可以看看吗？”

威尔逊呼吸急促地说：“我带着呢。”他又解释说，“背面也登了一些东西，让我受不了。对我说来现代味太浓了。”他带着一种困窘的、饥渴的神情望着她。

“写得很美。”她说，声音很低。

“你看到缩写的姓名了吗？”

“过去还从来没有人写诗献给我呢。”

威尔逊感到一阵厌腻，他想坐下来。他问自己：为什么一个人要开始这样一场丢脸的事呢？为什么要想象自己爱上了什么人呢？不记得在什么地方，他曾经读过，爱情是十一世纪行吟诗人的发明；为什么行吟诗人不让我们只有肉欲呢？他用一种毫无希望的恶毒说：“我爱你。”他想：这是谎言，这句话离开了印刷的书页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他等待着她的嘲笑。

“啊，不是的，威尔逊，”她说，“不是的。你不爱我，你不过是染上了这里海岸的热病而已。”

他不顾一切地说下去：“超过世界上一切事物。”

她温和地说：“没有人会这样爱的，威尔逊。”

他不安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短裤轻轻拍拂着，手里挥动着从《老道恩海姆人》上撕下的那页纸。“你应该相信爱的。你是天主教徒。上帝不是爱世人吗？”

“啊，是这样的，”她说，“上帝做得到。我们一般人能做到的太少了。”

“你爱你的丈夫。你同我说过。爱情使你回到家里来。”

露易丝悲哀地说：“我想我是爱他的，竭尽我的一切所能。但是这不是你想象中所感觉的那种爱。没有盛毒药的酒杯，没有永世沉沦的黑帆。人们谁也不为爱情去死，威尔逊——当然，除了书里记载的那些，还有小孩子有时演的那些戏。但是，咱们不要这样演戏了，威尔逊——对咱们这样年纪的人来说，这不是什么好玩的事了。”

“我不是在演戏。”他气愤地说，他很容易就听出自己的气愤中带着一种装腔作势的声调，他好像要把书架当作她忘记掉的一个证人似的对着它大声说，“这些书也都是在演戏吗？”

“不完全是。”她说，“也就是因为这个，比起你的那些诗人来我更喜欢它们。”

“但是你还是回来了。”他的脸因为突然想到一句恶毒的话而泛起了亮光，“也许是出于嫉妒。”

她说：“嫉妒？我有什么可嫉妒的呢？”

“他们一直做得很谨慎，”威尔逊说，“但是怎么谨慎也瞒不过人们的耳目。”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你的蒂奇和海伦·罗尔特。”

露易丝在他的面颊上打了一个巴掌，没有打准，打着了他的鼻子，威尔逊的鼻子马上淌出大量血来。她说：“这是对你叫他蒂奇的惩罚。除了我以外，谁也不许这么叫他。你知道他不喜欢这个名字。来，拿我这块手帕去，要是你自己没带着的话。”

威尔逊说：“我的鼻子动不动就出血。我可不可以仰面躺一会儿？”他在桌子同食品橱中间的地板上、在爬来爬去的蚂蚁当中挺直了身子。前一回是斯考比在彭德看着他淌眼泪，这一回是——这个。

“要不要我把一个钥匙放在你的脖颈上？”露易丝问。

“不，不要，谢谢你。”《老道恩海姆人》上的一页诗也沾满了血。

“真的对不起。我的脾气太坏了。这会把你治过来的，威尔逊。”但是如果一个人是靠浪漫调情过活的，他是永远也治不过来的。世界上宣传这种信仰、那种信仰的传教士太多了，这些人被他们的信徒捧得忘乎所以了；因为比起在残酷与绝望的可怕的真空中游荡，假装信仰些什么肯定更好一些。他固执地说：“什么也不能把我治过来，露易丝，我爱你。什么也治不过来。”他一边说一边用手帕擦血。

“如果真是这样，”她说，“那就太奇怪了。”

他在地上哼了一下，表示不了解她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她解释道，“是否你才真是一个懂得爱的人。我过去一直以为亨利是这种人，如果我想得不对，你才是真正的这样的人，那就太奇怪了。”在他即将按照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被人接受的时候，他忽然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惧，就好像在部队被击溃时一个小参谋官声言熟悉坦克，竟被人们信以为真一样：现在再承认自己除了读过几篇技术性刊物上的文章什么都不懂，已经太迟了。“噢，抒情诗般的爱情啊，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飞鸟。”他一边往手帕上擦血，一边缓缓地从嘴里吐出一句泛泛之论的话来，“我想他也懂得爱——用他那种方式。”

“爱谁？”露易丝说，“我，你提到的这个海伦·罗尔特，还是只爱他自己？”

“我刚才不该提到那件事。”

“不是确有其事吗？让咱们都说一点儿真心话吧，威尔逊。你不知道我对那些安慰人的谎话多么厌倦了。她长得美吗？”

“噢，不美。她不是那种美丽的女人。”

“她年轻，当然了，我可是已经到了中年了。她经历了那些事，肯定有些憔悴。”

“憔悴不堪。”

“但是她不是天主教徒。她的运气不错。她不受什么约束，威尔逊。”

威尔逊倚着桌子腿坐起来，他带着真实的感情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叫我威尔逊好吗？”

“爱德华，爱迪，泰德，泰迪。”

“我的鼻子又出血了。”他凄惨地说，又重新躺在地板上。

“这件事你都知道什么，泰迪？”

“我想你还是叫我爱德华吧，露易丝。我看见过他在夜里两点钟从她的房子里走出来。他昨天下午又去了。”

“他去作告解了。”

“哈里斯看见他去了。”

“你一定一直在监视他。”

“我相信尤塞夫正在利用他。”

“太离奇了。你想得太多了。”

她站在他的旁边，仿佛躺在地上的是一具尸体，手掌里放着一块沾满血迹的手帕。他们两人都没有听到汽车停在门外的声音和从台阶上走向房门的脚步声。这间屋子对他们说来似乎已经变得像墓穴那样严密、亲切、密不通风；两人都觉得很奇怪，突然有一个第三者从外面的世界对着这间屋子讲起话来。“出了什么事了？”斯考比的声音问道。

“没什么……”露易丝说着有些慌乱地挥了一下手——她要说的好像是：该怎样从头说起呢？威尔逊挣扎着想站起来，但是鼻子马上又流出血来。

“给你这个，”斯考比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串钥匙，放进威尔逊的衬衫领子里，“你会看到的，”他说，“老办法还是最有效的。”果不其然，没过一会儿，威尔逊的鼻子真的不出血了。“一定不要仰面躺着，”斯考比蛮有道理地继续说，“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用海绵蘸冷水擦洗。你的样子看起来可真像打了一场架，威尔逊。”

“我总是仰面朝天地躺着，”威尔逊说，“我一看见血就头晕。”

“要喝一杯酒吗？”

“不，”威尔逊说，“不喝。我该走了。”他费了不少力气才从衬衫里把钥匙拿出来，弄得衬衫的后摆也从裤子里面耷拉出来了。直到回到尼森式活动房屋，哈里斯给他指出以后，他才发现自己的衬衫没系在裤子里。他想：我就是这样从他们家里走出来的，他们肩并肩地看着我的这副狼狈相。他隔着一片灼热的土地和凄凉的铁皮屋顶小房遥望着斯考比的住房，仿佛打了败仗以后重新在考察战场的景象。他很想知道，如果他是胜利者，这一派荒凉景色该如何呈现在他的眼睛里；但是在恋爱上是从来没有胜利这种事的，在最后被死亡和冷淡击败以前，有的只不过是几场战术上的小成功而已。

二

“他要做什么？”

“他要对我谈情说爱。”

“他爱你吗？”

“他认为他爱我。你不能问得再多了，你说是吗？”

“你打他好像打得很重，”斯考比说，“打在鼻子上了？”

“他惹我生气。他叫你蒂奇。亲爱的，他暗中监视着你。”

“我知道。”

“他危险吗？”

“可能危险——在某种情况下。但是果真到了那种地步，就是我的错了。”

“亨利，你难道从来不生谁的气吗？他向我求爱你觉得没有什么吗？”

他说：“如果我为这种事生气，我就太虚伪了。这种事人人都会有的。要知道，就是正常的、规矩的人也会爱上人的。”

“你爱过人吗？”

“啊，爱过，爱过。”他一边在脸上挖掘笑容，一边仔细打量着她脸上的表情，“你知道我爱过的。”

“亨利，你今天早上真的不舒服吗？”

“真的。”

“不是在寻找借口？

“不是。”

“那么咱们明天早上去领圣体吧，亲爱的。”

“如果你想去的话。”他说。他知道这一时刻迟早要来的。为了不让露易丝发现自己手在发抖，他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取下一只酒杯来。“喝酒吗？”

“太早了，亲爱的。”露易丝说。他知道她正在专心观望着自己——正像所有别的人一样。他把酒杯放下，说：“我得回到局里去看几份文件。等我回来，就可以喝酒了。”

他不很稳定地驾驶着车子，因为心头一阵阵泛起厌腻的感觉，两眼都有些发花了。噢，上帝，他想，你这样突然地硬要别人接受你的决定，连考虑的时间都不给。我太累了，没有力量去思考了。这本是应该在纸上演算的一道数学题，答案应该毫不费力地求得的。但是痛苦却使他恶心起来，他伏在方向盘上干呕了几声。让人苦恼的是，他想，我们是知道答案的——我们天主教徒因为知道答案所以被罚入地狱。我不需要再演算什么了——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跪在忏悔室里说：“自从上次告解以后我又犯了多少次通奸罪，等等等等。”听兰克神父警告我以后要避开这种场合，不要单独和这个女人会面（兰克神父用的都是那些可怕的抽象的词：海伦成了“这个女人”，成了“场合”，而不再是那个紧握着集邮簿、听着巴格斯特在门外吼叫的仓皇失措的孩子；这叫通奸，而不是宁静、黑暗、温情和怜悯的时刻）。再以后，我就要对我的罪行悔罪，许下诺言“绝对不再冒犯你”，接着第二天去领圣体，在人们称之为宠爱的境界里将天主耶稣领入口内。这就是正确的答案——别的答案是没有的：使自己的灵魂得救，而把她丢给巴格斯特和悲痛绝望。一个人必须理智一些，他对自己说，必须承认悲痛绝望的心情是不会永远继续下去的（真的是这样吗），爱情不会永远继续下去（可是，这不正是绝望永远继续下去的原因吗），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以后她就不会再痛苦了。她在小船上漂泊了四十天，死了丈夫，也都过来了，难道爱情的死亡她就经受不住吗？正像我能经受住一样，正像我知道我能经受住一样。

他把车停在教堂外面，万念俱灰地坐在方向盘后面。死亡从不在一个人最希望它来的时候到来。他想：当然还有一个不对的答案，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错误答案：离开露易丝，忘记私下立下的誓言，辞掉工作。是把海伦丢给巴格斯特，还是把露易丝丢给什么人？我陷入了一个无法解脱的困境，他对自己说。他在汽车的反光镜里看到一个走投无路的陌生人的毫无表情的面孔。他最后还是下了汽车，走进教堂。在等着兰克神父进入忏悔室的时候，他跪下祈祷，叨念着唯一能记起的祈祷文。他甚至连《天主经》和《圣母经》也记不起来了。他在祈求一个奇迹：“啊，上帝，让我悔悟吧，帮助我，让我悔悟吧。让我感觉到我自己比那个女孩更为重要。”在他这样祈祷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海伦的脸，是一个被水手奸污后又被杀害的十二岁黑女孩的脸，这张脸在昏黄的煤油灯光下正茫然地瞪着他。“让我首先想到我自己的灵魂吧！乞求你的怜悯让我还能信任那个连我都要弃绝的人吧！”他听到兰克神父关闭忏悔室小门的声音；他跪在那里又感到一阵翻肠搅肚的恶心的感觉。“啊，上帝，”他叨念说，“如果不能这样，一定要我弃绝你的话，你就惩罚我一个人而让别的人得到一些幸福吧。”他走进忏悔室里去。他在想，奇迹还是可能发生的。即使像兰克神父这样的人也可能有一次找到一句话——一句合适的话来……他跪在竖放着的棺材一样大小的空间里说：“从我上次告解以后，我犯了通奸罪。”

“多少次？”

“我不知道，神父，很多次。”

“你结婚了吗？”

“结了。”他想起那天晚上兰克神父承认自己无力给别人帮助，当着他的面几乎控制不住自己感情的事……现在，他竭力维持教会的礼规，装作完全不认识告解者的身份，但是心里面是否也记着那天的事呢？斯考比想说：“帮助我吧，神父。让我相信把她丢弃给巴格斯特是我该做的事。让我相信上帝会宽恕我吧。”但是他只是默默不言地跪在那里，等待着，感觉不到有一丝一毫的希望。兰克神父说：“是同一个女人吗？”

“是的。”

“你一定要躲避她，别同她见面。能够做到吗？”

他摇了摇头。

“如果非同她见面不可的话，一定不能单独同她在一起。你答不答应做到这一点？能不能向上帝而不是向我保证做到这一点？”斯考比想：我多么傻，居然希望神父能说出那句不可思议的话来。他说的话是向无数人说过无数次的公式。可能人们都是许下诺言，离开忏悔室，以后再回来继续作告解。这些人真的相信他们要努力去做他们许诺下的事吗？他又想：我活着，每天都是在欺骗别人，我不想再欺骗自己、欺骗上帝了。他回答说：“我就是答应也是没有用的，神父。”

“你一定要答应。你不能只祈求目的而不要手段。”

噢，为什么不能呢？他想，能够这样的；难道不能只要求胜利后的和平而不要满目疮痍的城镇吗？

兰克神父说：“告解也好，赦罪也好，都不能不动心思，这话用不着我告诉你你也知道。能不能得到宽恕，需要看你自己的心境。一点儿也没有心理准备跪到这里来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一定要先认识到你犯了罪，再到这里来。”

“我没有认识到。”

“另外，还要有悔罪的诚心。我们被告知，要宽恕我们的兄弟七十个七次[71]；我们不用怕上帝的宽恕会比我们的还少，但是一个人如果不肯悔罪是得不到宽恕的。犯罪七十次每次都悔罪，比只犯一次却永远不悔罪更好一些。”斯考比看到兰克神父抬起手臂，揩掉眼镜上的汗水，看上去他非常疲劳了。斯考比想：这样拖着他在这里受罪有什么好处呢？他是对的，当然了，他是对的。我真是傻透了，怎么能幻想在这个不通风的小阁子里找到使我信服的话呢……他说：“我想我不该来这里的，神父。”

“我不想拒绝为你念赦罪经，但是我想，如果你先离开这里，把事情好好想一想，再来的时候你的心境就更适于作告解了。”

“是的，神父。”

“我要为你祈祷。”

当斯考比从忏悔室里走出来的时候，他觉得有生以来他的脚步第一次走上一条看不到希望的路途。不论目光转向什么地方——十字架上毫无生气的上帝像也好，圣女塑像也好，还是那些描绘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迹的粗俗的耶稣受难图也好——希望都全然无迹。他觉得自己离开忏悔室只是为了前往探索一片凄凉绝望的土地。

他把汽车开到警察局，取了一个文件夹，然后回到家里。“你出去了很长时间。”露易丝说。在他的答话没有说出口以前，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要编造的是什么谎言。“我胸口又痛了，”他说，“所以歇了一会儿才回来。”

“你是不是觉得应该喝一杯酒？”

“是的，直到有谁告诉我不该喝酒为止。”

“你要去看看医生吗？”

“当然了。”

这天夜里他梦到自己乘坐一条小船顺着地下河漂流下去，正像他童年时代崇拜的英雄人物阿伦·夸特曼[72]在一条地下河流驶向失落的城市密罗西斯一样。但是夸特曼当时身边还有伙伴，他却只是孤身一人；停在担架上的一具尸体是不能算作同伴的。他心里非常着急，要赶快到一个地方去，因为他提醒自己说，在这种气候里尸体只能停放很短的时间，他的鼻子已经闻到了腐烂的气味。但是当他坐在那里驾驶着小船在河中间漂流下去的时候，他发现臭味不是来自那具死尸，而是从他自己仍然活着的身体中发出来的。他觉得自己的血液好像已经不流通了，当他想抬起胳膊的时候，他的胳膊却一点儿不听话地在肩膀下面耷拉着。他从梦中醒过来，发现露易丝正在晃动他的胳膊。她说：“亲爱的，时间到了，该走了。”

“上哪儿去？”他问。

“我们一起去参加弥撒。”他又一次感到她正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自己。再说一句拖延时间的谎话有什么用？他很想知道威尔逊对她说了些什么。他能够老是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撒谎吗？能够老是寻找工作、健康或是记忆不佳的一些借口，永远避开圣体栏杆前的场面吗？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想：我已经受到神的谴责了，索性让我毁灭到底吧！“好吧，”他说，“当然了，我这就起来。”没有料到，她平白无故地给了他一个借口，给他制造了一个机会，他反而吃了一惊。“亲爱的，”她说，“要是你不舒服，就别起来了。我不想把你从床上拖起来去参加弥撒。”

但是他觉得她给他的这个借口也是一个陷阱。他可以看到隐蔽的标注上面重新铺上的草坪。如果他把这个借口接过来，就无异于承认自己确实犯了罪。他打定主意，不论付出什么永世不能补赎的代价，这一回也要一劳永逸地在她心目中澄清自己，要让她把心放下来；她需要的正是这个。他说：“不，不，我要同你一起去。”当他同她并排走进教堂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仿佛是第一次进入这个建筑物——一切都那么陌生，他同这些跪着祈祷、不久就心情宁静地领圣体的人已经被无限遥远的距离分隔开了。他跪下，假装在祈祷。

弥撒经文在他耳边鸣响着，像是起诉状。“我将在上帝的圣坛前边，到青年时代曾给我欢乐的上帝身边。”但是现在到处也没有欢乐。他抬起头，从指缝里向外窥视着：圣母和圣徒的塑像好像从四面八方，向每一个人伸着手，但就是没有理睬他。他是社交场合里一个没有人认识的生客，没有人把他介绍给别的人。一张张和蔼的、微笑的面孔没有一张是望着他的，简直叫他无法忍受。当神父念起“天主怜悯我等”的时候，他又一次试图祈祷：“天主怜悯……上帝怜悯……天主怜悯。”但是他即将做的那件事引起他的恐惧和羞愧却使他的头脑一阵阵发冷。那些在赤裸着的女尸前面亵渎圣体、那些在令人毛骨悚然的荒诞的仪式中口领圣体、做黑弥撒的堕落的祭司，尽管他们干的是使自己堕落到地狱的事，至少还怀着一种比爱人类更为强烈的感情；他们做这种事或者出自对上帝的恨，或者是由于局外人无从理解的对上帝的敌人的邪恶崇拜，但是斯考比自己却既对邪恶没有爱又对上帝没有恨，上帝甘愿落到他手里，听他摆布，他又怎能恨他呢？他之所以亵渎上帝只是因为他爱上一个女人——但是那到底是爱呢，还只不过是怜悯，是一种责任感？他又试图原谅自己说：“你是可以照顾好你自己的。你每天都逃脱了被钉在十字架之苦。你只不过在忍受痛苦。你永远也不会迷失。你要承认，自己必须处在这些人后面。”他看着神父把酒和水倒在圣杯里，像准备饭食一样正在祭坛上为自己下地狱做准备，他想：我呀，我一定要走在最后；我是警察副专员，我手下有一百名警察，我负有责任。我的职务是照料别的人，我必须尽到我的职责。

圣，圣，圣[73]，弥撒正祭已经开始了，兰克神父在祭坛边的喃喃语声毫不留情地一步步逼向奉献礼。“求赐我等日日宁静……助佑我等免受永罚……”平安，安宁，宁静[74]：在整个这场弥撒中“宁静”一词的各种变格在他耳鼓中轰轰作响。他想：我连宁静的希望也永远丧失了。我负有责任。我在居心欺骗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不久就永远也回不来了。因为这是我的躯体[75]。铃声响起来，兰克神父用手指举起圣杯来——这像圣饼一样轻的圣体，但是斯考比却感到它的到来压在自己心头像铅块一样沉重。因为这是盛我血的圣杯[76]。第二阵铃声响了。

露易丝摸了摸他的手。“亲爱的，你不舒服吗？”他想，这是第二个机会。我的痛苦又回来了。我可以离开这里了。确实如此，如果我没有痛苦，谁能说有痛苦呢？但是如果他现在走出教堂，他知道他只有一条路可走——听从兰克神父的劝告，把那件事结束，抛弃她，几天以后，在确实知道自己已经把清白无辜归还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归还到大西洋的浪涛下以后，良心清白地再到教堂来领圣体。如果不叫清白无辜把人们的灵魂杀害，它自己就必须夭折。

“我留下宁静给你们，我将我的宁静赐给你们[77]。”

“我没有不舒服。”他说，一直盘桓在他心中的渴望刺得他的眼球酸痛，他抬头向祭坛上的十字架望去，气恨恨地想：拿去你那擦拭伤口的棉花吧！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你造成的。接受投掷到你身上的枪刺吧！他用不着打开弥撒经本就知道祈祷文如何结束。“啊，天主耶稣，我不敢领你的圣体，求你不要把它变成我的审判和责罚。”他闭上眼睛，让黑暗进入他的体内。弥撒经文越到结尾时念得越快。主啊，我不敢当……主啊，我不敢当……主啊，我不敢当[78]……在绞首台下面，他睁开了眼睛，看见一些黑人老婆婆拖着脚向圣体栏杆走去，此外还有几个士兵、一个空军机械匠、他手下的一名警察、在银行工作的一个职员，这些人都心情怡适地走向宁静，斯考比对他们的淳朴和善良非常羡慕。是的，在现在这一时刻他们个个都心安理得。

“你不来吗，亲爱的？”露易丝问。她的手又碰了他一下——那只又坚定又温柔的刺探的手。他站起身来，跟在她后面，在她旁边屈膝跪下。他像是置身异国的一个间谍，他已经被教会了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和语言，完全同本地人一样。现在只有靠奇迹我才能得救，斯考比想，他看着兰克神父在祭坛上打开圣龛，但是上帝从来不用奇迹使他自己获救。我就是那具十字架，他想，上帝绝不肯说一个产生奇迹的字把自己从十字架上解救下来，但是如果木头也能够没有感觉，钉子也能够像人们相信的那样毫无知觉，一切就都好了。

兰克神父从祭坛的阶梯上走下来，举着圣体。斯考比嘴里的唾液都干了，仿佛连他血管中的血液也都干了。他不敢抬头，他望着神父的衣摆像中古时代战马的裙裾一样向他逼来。步步紧逼他的步履声，上帝向他冲击过来。如果埋伏着的弓弩手这时射出箭来就好了，有那么一刻他真的感到神父的脚步踟蹰不前了。也许在他走到我面前以前真的会发生点儿什么，发生一件不可思议的插曲……直到他把嘴张开以后（那一时刻已经到了），他还做了一次最后的挣扎，祈祷说：“啊，上帝，我把我的责罚奉献给你。你拿去吧。拿去给他们用吧。”他的舌尖上有一股淡而无味的感觉，永世惩罚的味道。

第三章

一

银行经理啜了一口冰水，高声说：“斯考比太太正好赶回来过圣诞节，你该多么高兴啊！”他的语气流露出谈论公事时所不需要的热情。

“现在离圣诞节还远着呢。”斯考比说。

“雨季一过，时间就像飞一样的过去了。”银行经理继续以少有的愉快心情说下去。斯考比过去在他的语言里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乐观的调子。在他的记忆里，这位体型像鹳鸟似的人总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从一端走到另一端，一天要走好几百个来回，而且总是走着走着就停下来翻看一下他的医学书。

“我到这里来……”斯考比开口说。

“是要谈谈你的人寿保险——要么就是透支的事，对不对？”

“啊，这次都不是。”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都愿意帮你忙，斯考比，不论是什么事。”罗宾逊是多么安静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前边啊！斯考比带着些惊奇说：“你放弃了每天的运动了吗？”

“啊，那种运动一点儿意义也没有，”这位经理说，“我医学书看得太多了。”

“我想翻一下你的医学百科全书。”斯考比解释自己的来意说。

“你最好还是去找个医生看看，”罗宾逊出乎斯考比意料地建议说，“给我治好病的是医生，不是医学书。我可能浪费掉的那些时间……我告诉你，斯考比，阿基尔医院有一个年轻人，自从他们发现这块殖民地以来，他是派到这儿来的最好的一位医生。”

“是这个人把你的病治好的吗？”

“去找这个人看看吧。他的名字叫特拉威斯。告诉他说，是我叫你去的。”

“可是我还是想看看你的书……”

“都在书架子上呢。我还把它们摆在架子上，因为这些书看起来挺唬人的。银行经理就得是一个读书人，人们希望他的屋子里摆着一些大部头的书。”

“我很高兴你的胃病已经治好了。”

银行经理又啜了一口冰水，开口说：“如今我不再为胃病伤脑筋了。真实的情况是，斯考比，我是……”

斯考比从百科全书里找到“心绞痛”这一条目，便读了下去：疼痛特征：心绞痛引起的疼痛一般被描述为“压榨性”疼痛，“胸口有如被钳住的感觉”。痛区位于胸腔下部，胸骨下面。疼痛可能从两臂向外延伸，一般多从左臂外延，也可能上延至颈部或下延到腹部。疼痛一般只持续几秒钟，最多不过一分钟左右。紧急措施：下述措施极为重要，无论处于何种情况下病人皆须保持绝对静止……斯考比的目光匆匆掠过下面的几个小标题：“心绞痛的起因”“治疗”“病症之结束”。这以后他把书放回到书架上。“好吧，”他说，“也许我会去看看特拉威斯医生。我倒宁愿去找这个医生看病，我不太喜欢塞克医生。我希望特拉威斯医生也能使我情绪好起来，像他对你做的那样。”

“我的病嘛，”经理闪烁其词地说，“是有一些独特的地方的。”

“我的病可是很典型的。”

“你的身体看起来很好嘛。”

“啊，没有什么大问题——除了这里那里有时候犯痛，还有睡觉睡得很不好以外。”

“你的担子太重了。”

“也许是这么回事。”

斯考比觉得他播种得已经够多了——他收获的将是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同银行经理告了别，走到外面阳光刺目的街头上。他把遮阳帽拿在手里，让太阳笔直地射在自己稀疏、花白的头发上。从银行到警察局，一路上他一直把自己献给惩罚，但是惩罚并未落到他的头上。最近三个星期以来他一直觉得受到上帝谴责的人一定是某一类特殊的人，这些人就像是那些被贸易公司选定派往气候恶劣的外国去工作的年轻人一样，与一般的同僚不同，他们被储放到一边，不需要做日常烦琐事务，他们被安排在特别的办公桌后面，处处受到精心照顾，目的只有一个——为了以后再让他们去倒大霉。他自己也是一样，在当前这一段日子里，什么问题也不会发生。太阳不会把他晒晕，殖民厅厅长请他吃饭……他感到灾祸已经把他抛弃了。

专员说：“进来，斯考比，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斯考比准备好再被不幸抛弃一次。

“贝克尔不来这里了，他们要他去巴勒斯坦。他们最后还是决定让正确的人选接替我的位置。”斯考比在窗台上坐下，望着自己的手在膝盖上瑟瑟发抖。他想：这么说这一切本来都不必要啊！如果露易丝留下不走，我就绝对不会爱上海伦；尤塞夫就绝对不会讹诈我；我就绝对不会做出那一绝望的行动来。我将还是我——还是十五年日记里记载的我，而不是这样一个破碎的铸模。但是，当然了，他又对自己说，我现在所以走运正是因为我干了这些事。我已经是魔鬼党羽中的一名成员了。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对自己人是很体贴的。从现在起，我还会从一个可诅咒的胜利走向另一个可诅咒的胜利，他心绪恶劣地想。

“我想，赖特上校的话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对你的印象很好，斯考比。”

“这件事来得太晚了，专员。”

“为什么太晚了？”

“我年纪太大了，担任不了这个工作了。这个位置需要一个年纪更轻的人。”

“胡说，你才五十岁。”

“我的健康状况不太好。”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我今天在银行还告诉罗宾逊这件事。我胸口常常犯痛，睡眠很不好。”他说得很快，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罗宾逊极力推荐特拉威斯。特拉威斯医生好像手到病除，一下子就把他的病治好了。”

“可怜的罗宾逊。”

“为什么？”

“他只有两年的活头了。这是我私下对你说，斯考比。”

人是永远不会停止叫别人惊讶的；治好了罗宾逊的假想病痛，戒除了他爱读医学书的癖好和每天从墙壁走向墙壁的活动的原来是死刑的宣判。斯考比想，我想这就是知道了最坏情况的结果吧！当一个人已经陷入最恶劣的处境，别无他路好走时，反而像获得了宁静。他想象着罗宾逊如何向桌子对面他孤单的伴侣谈话的情形。“我希望我们都能这样平静地死去，”斯考比说，“他要回国吗？”

“我想他回不去。多半他不久就要进阿基尔医院了。”

斯考比想：我多么希望刚才我能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啊！罗宾逊展示给我的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令人羡慕的财富——高高兴兴地迎接死亡。在这段任期内，死亡的比例多么高啊——也许，如果确切数起来，再想到欧洲发生的那些事，并不算太高。第一个是佩倍尔顿，其次是彭德的那个孩子，现在又是罗宾逊……不，并不算多——当然了，他并没有把那些在军医院里死于黑水病的人计算在内。

“情况就是这样。”专员说，“你这次任期满了以后就要当专员了，你的妻子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对她的高兴一定要耐心点儿，斯考比想，绝对不能生气。我是有罪的人，我没有权利挑剔别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生她的气。他说：“我要回家去了。”

阿里正站在他的汽车旁边同另一个小厮说话；这个人看见斯考比走来，就悄悄地溜走了。“那是谁，阿里？”

“我弟弟，老爷。”阿里说。

“我不认识他，是吗？同一个母亲的？”

“不是，老爷，同一个父亲。”

“他做什么事？”阿里只顾摇动汽车起动柄，汗珠从脸上一个劲地往下落，什么也没有说。

“他给谁干活儿，阿里？”

“什么，老爷？”

“我说他给谁干活儿？”

“给威尔逊先生，老爷。”

发动机启动了，阿里爬进汽车后边的坐位上。“他求你做过什么吗，阿里？我的意思是说，他求没求过你把我的事告诉他——给你钱？”在反光镜里他看到阿里的脸一点儿表情也没有，显出一副固执相，像石块嶙峋、紧紧封锁的一个岩穴。“没有，老爷。”

“很多人对我感兴趣，出很多钱了解我的情况。他们认为我是坏人，阿里。”

阿里说：“我是你的佣人。”他从镜子里回过来凝视着斯考比。斯考比觉得欺骗的特质之一就是失去对别人的信任。如果我能够说瞎话、出卖人，为什么别人就不能说瞎话、出卖我呢？会不会有很多人拿我的诚实赌博而输掉他们的赌注呢？为什么我要输掉押在阿里身上的赌注呢？我还没有被抓住，他也没有被抓住，只不过如此而已。他感到一阵可怕的沮丧，沉重地把他的脑袋压到方向盘上。他想：我知道阿里是诚实的，十五年来我一直知道他是诚实的，我只不过是在谎言地带中试图找一个同伴而已。下一阶段会不会就是去收买别的人呢？

他们回去的时候，露易丝没在家，可能有人来接她出去了，也许是到海滨去了。她没有想到斯考比会在日落以前回来。他给她写了一个条子：给海伦去送几件家具。很快就回来。有好消息告诉你。然后他一个人开着车，穿过中午荒凉、空旷的马路，驶向那排尼森市住房。他在路上看到的只是几只秃鹫聚在路边一只死鸡周围，它们那老人似的脖子探在腐尸上面，翅膀像破伞一样向这边、那边翘着。

“我又给你带来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你的佣人在家吗？”

“没有，去市场了。”

他们现在见面时只是像兄妹那样，规规矩矩地接过吻。一旦出了纰漏，私通就成为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同友谊没有什么两样了。火焰已经燎了他们一下，现在越过这块烧焦的空地继续向别处蔓延；在这块燃烧过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剩下，只有一种责任感和一种孤独感。除非光着脚踩在上面，才能感到草灰的灼热。斯考比说：“我打搅你吃午饭了。”

“啊，没有。我差不多已经吃完了。你要不要尝点儿水果色拉？”

“你该有一张新桌子了，这张桌子腿松动了。”他说，“他们最后还是要我当专员了。”

“你的妻子这回可高兴了。”海伦说。

“对我来说这真是无所谓的事。”

“啊，当然也很重要了。”她的驳斥脱口而出。这是她的另一个惯例——只有她一个人在受煎熬。他会像科利奥兰纳斯[79]一样，很久很久不肯出示他受到的创伤，但迟早他还是不得不这样做。那时他就会像演戏似的把自己的痛苦描述一番，直到连他自己也觉得他的话不够真实为止。他有时会想：也许归根结底她是对的；也许我并没有痛苦。海伦说：“专员当然是不允许被人怀疑的，同恺撒[80]一样，对不对？”（她的话同她的拼法一样，都不很准确。）“我想，这就是我们俩事情的结束吧。”

“你知道咱们俩的事是不会结束的。”

“啊，但是专员可不能让一个情妇偷偷摸摸地藏在一所尼森式活动房子里啊！”她这句话的辛辣在于用了“偷偷摸摸”这个词，但是他还记得她给他写的那封信，答应为他做出一切牺牲，叫他或留或弃随意处置自己，他又怎能对她有一点儿怨怼呢？一个人是不能永远英勇豪迈的，就是那些已经把一切奉献出去的人——为了上帝或是为了爱情——有时在思想里也想把舍弃的东西重新拿回来。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不是还有那么多人无论在多么冲动的情况下也做不出英勇行为来吗？值得看重的还是行动啊。斯考比说：“如果当专员还保不住你，我就不要当专员了吧。”

“别说傻话了。”她装作很讲道理的样子说。斯考比知道这天是她情绪恶劣的日子。“说到底，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我得到的很多。”他说。他自己问自己：这又是为了安慰人的一句谎话吗？最近这些天，他说了那么多谎话，以致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谎自己都记不住了。

“也许每隔一天你能偷偷溜出来一两个小时。过夜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绝望地说：“噢，我有我的计划。”

“什么计划？”

他说：“现在还不成型。”

她搜肠刮肚地用尽一切她想到的刻毒话说：“好吧，那就早一点儿叫我知道吧。我的意思是，我好同你配合。”

“我亲爱的，我到这里来不是要同你吵嘴的。”

“我有时候很想知道，你到底是为什么来的。”

“就拿今天来说吧，我是给你送家具来的。”

“啊，是这样的，送家具。”

“我的车子在这里。让我送你到海滨去吧。”

“啊，咱们不能让别人看见在一起啊。”

“别瞎说了。露易丝也在那里呢，我想。”

“看在上帝的份上，”海伦说，“别让我见到那位神气十足的女人吧。”

“那么好吧。我带你去兜兜风吧。”

“兜风更安全些，是不是？”

斯考比扶着她的肩膀说：“我不是永远想到安全的。”

“我认为你是的。”

突然，他感到自己的抵抗力崩溃了，他对她大声喊着：“牺牲不完全是你这一方面的。”他怀着绝望的情绪，看着一场风波从远处向他们两人一步步逼近，仿佛是大雨前的一阵龙卷风，旋转着的黑色风柱转眼间就要把整个天空遮盖住。

“当然工作要受到点儿牺牲。”她用孩子似的讽刺口吻说，“要零零碎碎地挤出这么多时间来。”

“我已经不抱希望了。”他说。

“你是什么意思？”

“我对将来不抱希望了。我已经让自己下地狱了。”

“别演这出闹剧了，”她说，“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不管怎么说，你刚才还同我说过你的将来——快当专员了。”

“我说的是真正的将来——永恒的将来。”

她说：“如果我讨厌什么，那就是你的宗教信仰。我想这是因为你的老婆是个虔诚的教徒。真是虚伪透了。如果你真正相信，你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但是我的确相信，而且我也来了。”他惶惑地说，“我也不能解释，但是我就是这样做了。我的眼睛是睁着的，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当兰克神父举着圣体走到下面栏杆前边的时候……”

海伦满怀轻蔑地不耐烦地喊起来：“这些事你从前早就对我说过。你不过是想把我镇住。你不相信地狱，就像我不相信一样。”

他拉起她的手腕，狠狠地握在自己手里。他说：“这样你就挣不脱了。我相信的，我告诉你。我相信我要永世沉沦到地狱里——除非有奇迹发生。我是一个警察。我不会胡说的。我做的事远远比谋杀还要严重——谋杀不过是一次行动，打一棍子、捅一刀，或者开一枪，事情干了也就完了，但是我却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我的堕落，就好像胃上的黏膜，永远也摆脱不掉。”他把她的手腕松开，像是两颗什么种子似的往石板地上一摔，“不要假装没有见到过我的爱情吧。”

“对你妻子的爱情，你是说。你害怕被她发现。”

他胸中的怒气已经枯竭了。他说：“对你们两个人的爱情。如果只对她一个人，解决的办法就很直截了当了。”他用手捂着眼睛，感到又一阵怒气往上撞。他说：“我看不到别人的痛苦，可是我却总是引起人们的痛苦。我要逃开，要逃开。”

“逃到哪去？”

歇斯底里和怒气减退了，诡诈像一只杂种小狗似的又跨进门槛来。他说：“噢，我只不过是想去休休假。”接着，他又加了一句，“我睡眠很不好，胸口有时候疼得很奇怪。”

“亲爱的，你病了吗？”旋风柱沿着它的轨道飞驰过去，暴风雨现在正在袭击着另外一些人；它已经越过他们两个人了。海伦说：“亲爱的，我的脾气太坏了。我对什么都感到厌腻，心里烦得要命——其实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你去看医生了吗？”

“等我有了时间，我会马上到阿基尔医院找特拉威斯医生看看。”

“大家都说塞克医生更好。”

“不，我不想找塞克医生。”当怒气和歇斯底里过去以后，他眼睛里的海伦又和头一天晚上响警报的时候一模一样了。他想，啊，上帝，我不能离开她，也离不开露易丝。你不像她们两人那样需要我，你有你的虔诚信徒、你的圣人和所有在天国里同你在一起的人。你可以不需要我。他说：“我现在带你去兜兜风吧。这对咱们两人都有好处。”

在幽暗的汽车房里，他又握住她的手，吻她。他说：“这里没有窥视的眼睛……威尔逊看不到我们。哈里斯也没有盯着我们。尤塞夫的佣人……”

“我亲爱的，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好处的话，我明天就离开你。”

“对我没有好处，”他说，“你还记得我给你写过一封信——后来弄丢了。我尽我的力量把一切都写下来了，清清楚楚，白纸黑字地写着，为的是告诉你我不再谨慎小心了。我在信里说，我爱你甚于爱我的妻子……”他踌躇了一会儿，“甚于爱上帝。”说到这里时，他听到自己肩膀后面，汽车旁边，有人出气的声音。他厉声问道：“谁？”

“怎么回事，亲爱的？”

“这里有人，”他绕到汽车的另一面，厉声吆喝说，“谁在这儿？出来！”

“是阿里。”海伦说。

“太太让我来的。”阿里说，“我在这儿等着老爷，想告诉你太太回来了。”他躲在黑影里，几乎分辨不出来。

“你干吗躲在这儿？”

“我的脑袋疼，”阿里说，“我睡着了，睡了一小觉，一小觉。”

“别吓唬他，”海伦说，“他说的是实话。”

“回家去吧，阿里，”斯考比吩咐道，“去告诉太太我马上就回去。”他看着阿里蹑着脚走到外边一座座尼森式房屋当中的阳光里，头也没有回一下。

“别去想他了，”海伦说，“他什么也不懂。”

“阿里在我这里已经待了十五年了。”斯考比说。这是十五年来阿里第一次在他面前显得做了亏心事。斯考比想起佩倍尔顿自杀时候的事，阿里如何在颠簸的汽车里扶着自己喝茶，接着他又想起威尔逊的小佣人在警察局门前贴着墙溜走的事。

“阿里还是信得过的。”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一回事，”斯考比说，“我已经失去了信任人的本领了。”

二

露易丝在楼上睡觉。斯考比坐在桌子前边，日记在面前摊着。在10月31日这一日期下面他已经做了这样的记载：专员今晨通知我接替他职务一事。给海·罗送去几件家具。露易丝知道我晋级的消息，非常高兴。另外这一种生活——没有遮掩的，不受干扰的，由事实构成的——像罗马式建筑的基础一样伫立在他的手下。这本是他应该过的一种生活；谁读了他的日记也不会想到汽车房里的那一暧昧的、丢脸的场面，他和葡萄牙船长的密谈，露易丝误打误撞地道出的痛苦的事实，海伦对他弄虚作假的谴责……他想：本来该是这样的啊。我的年纪已经太大了，不应该再陷入强烈的感情中了；我的年纪已经太大了，不应该再做欺骗人的事了。说谎是年轻人的事，他们还可以过一辈子真实的生活，医治自己的谎言。他看了看表：十一点四十五分。他继续在日记上写道：下午两点气温九十二华氏度。壁虎在墙上噗地一跳，小嘴巴咬住一只飞蛾。室外不知什么东西在搔门，是一只野狗吗？他又把笔放下来，孤寂像一个来客在他的桌子对面坐下来。他的妻子就睡在楼上，他的情妇在离他不到五百码远的小山上，按道理他不该感到孤寂，但是孤寂偏偏像是个不需要开口的来客似的坐在对面陪着他。他觉得自己从来也没有这样孤单、凄凉。

现在他对任何人都不能讲实话了。有一些事不能让专员知道，也有一些事不能让露易丝知道，甚至他能够对海伦讲的话也只限于一定范围；他既然为了避免引起别人的痛苦已经做出那么大的牺牲，又何必给别人增添一些无谓的苦恼呢？至于上帝，他只能像对敌人一样的对他讲话——他们之间已经有了嫌怨。他把手在桌子上摆动了一下，孤寂仿佛也在摆动自己的手，指尖和他的指尖碰到了一起。“我和你在一起，”他的孤寂对他说，“我和你在一起。”他忽然想到，如果别的人知道事实真相的话，可能还会嫉妒他的：巴格斯特会为了海伦嫉妒他，威尔逊可能会为了露易丝嫉妒他。这个老家伙不声不响地什么都干出来了，弗莱赛尔也许会舔舔嘴唇惊叫一声。“他们或许认为，”他感到吃惊地想，“我从中得到不少好处。”但是他却觉得不可能有人比他得到的东西更少了。他甚至无法怜悯自己，因为他知道得非常清楚，自己犯了什么样的罪。他感到自己已经被流放到沙漠的深处，连皮肤都已经变成黄沙一般的颜色了。

房门在他背后发出一声吱溜的轻响，斯考比并没有转动身躯。他想，密探已经溜进屋里来了。是威尔逊、哈里斯、佩倍尔顿的小佣人、阿里……还是别的什么人？“老爷。”一个声音低低叫了一下，赤裸的脚掌轻轻拍打在水泥地上。

“什么人？”斯考比没有回头问道。一只粉红色的手掌把一个小纸团扔在桌子上，接着就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了。那个声音又说：“尤塞夫叫我悄悄来，不叫人看到我。”

“尤塞夫要做什么？”

“他送给您礼物——小小的礼物。”门又关上了，寂静重新回到房子里来了。孤寂开口说：“咱俩把这个纸包打开吧，你和我。”

斯考比把纸团拿起来。纸团很轻，但是里面包着一个很小的硬东西。最初他没有意识到那是什么，他以为是一粒小石子，放在纸里面为了给纸团一点儿重量。他在纸上找寻字迹，那当然是没有的；尤塞夫能够相信什么人，请他替自己写字呢？但是马上斯考比就知道那是什么了——一颗钻石，一颗装饰用的钻石。斯考比对钻石是个外行，但是他猜想这颗钻石至少抵得上他欠尤塞夫的全部债务。很可能尤塞夫得到消息说，他从希望号送走的钻石已经安全达到目的地了。这粒钻石是为了表示感谢，不是贿赂，尤塞夫会用一只肥胖的手按着他那诚挚的好像袒露在外面的心这样解释说。

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阿里揪着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孩出现在门口。他说：“这个小门德狗崽子贼头贼脑地到处转。他要撬门。”

“你是什么人？”斯考比说。

阿里揪着的那个孩子又气又怕地喊叫起来：“我是尤塞夫的听差，我给老爷送信来的。”他指了指桌子，钻石就放在桌上的纸团上。阿里的眼睛随着小孩的手望到桌子上。斯考比对孤寂说：“咱们俩得赶快想个主意。”他转过来对那个孩子说：“你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地来，为什么不敲门，为什么像个小偷似的溜进来？”

小孩生着所有门德族人都有的瘦小的身体、忧郁的目光和暗淡的眼睛。他说：“我不是贼。”他只是把“我”这个字略微说得重了一些，所以他很可能并不是个蛮不讲理的孩子。他又接着说：“老爷叫我悄悄送来。”

斯考比说：“把这个拿回去，给尤塞夫，告诉他我要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弄到这样的钻石的。我想这是他偷来的，我马上就会查清楚的。去吧。拿着它。阿里，把他弄走。”阿里把这个孩子推到门外边，斯考比听到他们在院子里小径上的橐橐的脚步声。他们是在小声说话吗？他走到门边，在他们后边喊：“告诉尤塞夫，我过一两天晚上去找他，我要好好地同他谈谈这件事。”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心想：阿里知道了多少事啊！他觉得自己对阿里的猜疑又像热病一样随着血液在身体里流动。他有力量把我毁掉，他想，他有力量把她俩毁掉。

斯考比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从冰箱里取出一瓶苏打水。露易丝在楼上叫：“亨利。”

“干什么，亲爱的？”

“有十二点了吗？”

“快了，我想。”

“过了十二点你就别喝酒了，好不好？你记得明天咱们要做什么吗？”他一边把酒喝干一边想：他当然记得，明天是11月1日——诸圣节，是万灵节前夕。从威士忌表层上飘浮过去的是什么幽灵啊？“你要去领圣体，是不是，亲爱的？”他疲惫不堪地想：今后这种事永远也没有完了，为什么我要现在画一条线呢？我不妨继续使自己堕落下去，直到最后。孤寂是他的威士忌唯一能招引来的鬼魂；孤寂坐在他桌子对面朝他颔首，从他的杯子里啜了一口酒。“下一次，”孤寂告诉他，“该是圣诞节了——午夜弥撒——你知道，下一次你无论如何也躲不过了，那天夜里你找什么借口也不顶用了。在那以后——”一长串节日，春季和夏季的早弥撒，像一幅万年历一样无限地展开。在他眼前突然出现一幅图画：一张鲜血淋漓的脸，因为受到雨点一样的暴打而双目紧闭——上帝的被打得晕眩的头来回摆动着。

“你去吗，蒂奇？”他觉得露易丝的喊声突然流露出某种忧虑，好像猜疑又在她耳边悄悄地讲了些什么似的。他又在想：阿里真的信得过吗？所有那些殖民地商人和靠国内汇款过活的侨民的聪明世故也开始告诉他：“永远不要相信黑人，到头来他们会把你出卖了。我的佣人已经使用了十五年……”所有猜疑的鬼魂在万灵节前夜都游荡出来，聚拢在他的酒杯周围。

“去呀，亲爱的，我去。”

“你只要说一句话，”他对上帝说，“于是无数天使……”他用他那戴着戒指的手在上帝眼睛下面打了一拳，眼看着青肿的皮肤绽裂开来。他想：“到了圣诞节，再来一次。”他要把圣婴的头按在马厩的污秽里。他向楼上喊：“你说什么，亲爱的？”

“啊，我在说咱们有好几件事明天要庆贺一下。咱们又团聚了、你升了专员……生活是多么欢乐啊，蒂奇。”这就是我的酬报，他赌气似的对孤寂说，把威士忌洒了一桌子。他挑逗幽灵们，要使它们使出全部本领来，他要看着上帝流血。

第四章

他知道，虽然夜已经很深，尤塞夫这时还正在码头边上他的一处账房里算账。这座白颜色的两层小楼伫立在非洲大陆边上一座木头码头旁边，军用汽油库过去不远的地方。对着陆地一面，窗户没有遮严，从窗帘下面露出一道灯光来。斯考比在板条包装箱中间穿行着，一个警察迎面过来给他敬了个礼。“平安无事吗，班长？”

“平安无事，长官。”

“你在克鲁镇头上巡逻过了吗？”

“是的，长官。一切都很平静，长官。”从警察的过分流利的回答里，斯考比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

“码头耗子露头了吗？”

“没有，长官。安静得像坟墓一样。”从这句陈腐的比喻可以知道，这个警察曾在教会学校念过书。

“好吧，晚安。”

“晚安，长官。”

斯考比继续往前走。他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和尤塞夫见面了——从尤塞夫用信来讹诈他的那个晚上起就一直没有见到过，现在他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很想同这个折磨着他的人见上一面。迎面这座白色小楼房对他有一股吸引力，仿佛躲藏在里面的是他的唯一的伙伴，是他唯一信得过的人。至少这个讹诈过他的人比别人更加了解他，他可以坐在这个荒唐可笑的大胖子对面把所有真实想法都告诉他。在这个谎言的新天地里，他的讹诈者是个老内行，他条条路径都熟悉，他可以给你出主意，甚至还可以帮个忙……威尔逊从木箱堆的拐角处走过来。斯考比的手电筒照在他的脸上像是照在一张地图上。

“啊，威尔逊，”斯考比说，“这么晚了还没有回家。”

“没有。”威尔逊说。斯考比不安地想：他是多么恨我呀。

“你弄到码头通行证了吗？”

“弄到了。”

“别走近克鲁镇。一个人到那边去不安全。鼻子不出血了吗？”

“不出了。”威尔逊说。他一点儿也没有挪动脚步的意思，看来他有一种习惯，总是挡着别人的路，他是一个需要别人绕道而行的人。

“好吧，我得向你说晚安了，威尔逊。到我家去吧，什么时候都可以。露易丝……”

威尔逊说：“我爱她，斯考比。”

“我想你是爱她的。”斯考比说，“她很喜欢你，威尔逊。”

“我爱她。”威尔逊重复了一句，他拉了拉盖在板条箱上的苫布说，“你不懂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爱。你什么人都不爱，只爱你自己，只爱你那卑鄙龌龊的自己。”

“你的神经太紧张了，这都是气候的缘故。快回去歇着吧。”

“如果你爱她的话，就做不出你现在做的事来了。”越过黑乎乎的潮水，从一条望不见的船上传来留声机放出的令人心酸的流行小调。值勤警察在查问看守人。有人回答口令。斯考比把手里的电筒放低，直到电筒的光束只照着威尔逊的防蚊靴。斯考比说：“爱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威尔逊。你诗读得太多了。”

“如果我把什么事都告诉她——把你同罗尔特太太的事，你怎么办呢？”

“但是你已经告诉她了，威尔逊，把你信以为真的事都告诉她了。可是她还是宁可相信我的话。”

“有一天我会把你毁掉的，斯考比。”

“这对露易丝有好处吗？”

“我可以使她幸福。”威尔逊说，他一点儿也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他的带着哭腔的语调把斯考比带到十五年以前，那时，这个站在大海边上、在海水吮咂码头木板的嘈杂细语中同威尔逊谈话的满身污垢的老头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他用温和的语调说：“你会这样做的。我知道你会的。也许……”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本来预备怎样把这句话说完，不知道他心里曾经掠过一个什么可以安慰威尔逊的模糊的闪念。相反，看着这个站在板条箱旁边的既无知又知道那么多内情的人，这个一脑子浪漫主义的长腿细胳膊的青年，他又不由得一阵怒气往上撞。他说：“顺便说一句，我希望你别再侦查我的行踪了。”

“这是我的工作。”威尔逊坦白承认说，他的两只脚在手电筒的光亮里来回挪动着。

“你侦查到的事一点儿也不重要。”他把威尔逊扔在汽油桶旁边，向前走去。当他走上尤塞夫的账房的台阶时又回头看了一眼，在威尔逊站的地方他看到一个模糊的黑影，一个满怀仇恨盯着他的黑影。这个人回家去马上会写一份报告：“十一点二十五分，我看到斯考比少校显然根据预先约定走向……”

斯考比在门上敲了一下，径直走进尤塞夫待的一间房子。尤塞夫双腿搭在桌上，正半躺半坐地仰在他的办公桌后面，向一个黑人职员口述账目。“火柴盒图案的五百匹，水桶和沙子图案的七百五十匹，扑克牌点子人造丝六百匹——”他并没有打断自己的口述，只是怀着希望与忧虑抬头望着斯考比，直到把一段账目说完，他才大声吆喝他的账房说：“走吧。过一会儿再来。告诉我的听差说我现在不会客。”他把腿从桌子上拿下来，站起身，伸出一只松软的大手：“欢迎你，斯考比少校。”他又把手放下来，像甩掉一块用不到的布料，“这是你第一次光临我的账房，斯考比少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要到你这儿来，尤塞夫。”

“咱们很久没有见面了。”尤塞夫坐下来，一颗大脑袋倦怠地托在手掌上，好像托的是一只大盘子，“对于不同的人时间过得也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过得快，有的人觉得过得慢。这要看他们对于友谊的看法。”

“也许叙利亚又有一首诗讲到这个吧。”

“有的，斯考比少校。”他热情地说。

“你该同威尔逊交朋友，不该同我，尤塞夫。威尔逊喜欢诗。我的脑子只有散句，非常平凡。”

“喝一杯威士忌，斯考比少校。”

“我不反对。”他在桌子的另一面坐下，两人中间摆着那只永远无法逃避的蓝色苏打水瓶。

“斯考比太太身体好吗？”

“你送给我那颗钻石做什么，尤塞夫？”

“我欠着你的情，斯考比少校。”

“啊，没有，你什么也不欠我的了，你给我那张纸已经把什么都还清了。”

“我一直不愿意这么想那件事，我总是想把它忘掉。我对自己说，那是真正的友谊——从根本上讲，那是友谊。”

“自己撒谎骗自己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尤塞夫。谎话太容易被看穿。”

“斯考比少校，要是我能多和你见几次面，我就会变成一个好人了。”苏打水在杯子里发出咝咝的声音来，尤塞夫贪婪地喝着酒。他说：“我的心可以感觉出来，斯考比少校，你很烦闷、忧郁……我一直在盼望，你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的时候，就来找我。”

斯考比说：“我过去总是觉得这个想法可笑……我会到你这里来。”

“我们叙利亚有一个故事讲到狮子和老鼠……”

“这个故事我们也有，尤塞夫，但是我从来没想过你是老鼠，我也不是狮子，绝不是狮子。”

“让你心烦的是罗尔特太太的事，还有你太太，是不是，斯考比少校？”

“是这样的。”

“这件事你对我用不着不好意思，斯考比少校。我这一辈子有过不少女人的麻烦事。现在麻烦少多了，因为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对付了。对付的法子就是什么都不要认真，斯考比少校。你对她们哪个人都说：‘对我这是无所谓的事。我爱同谁睡觉就同谁睡觉。你愿意同我在一起也好，愿意走开也好，对我都无所谓。’她们总是同我待下去，斯考比少校。”他对着酒杯叹了一口气，“有时候我真希望她们离开我。”

“为了不让我妻子知道这件事，我走得已经够远了，尤塞夫。”

“我知道你走了多远，斯考比少校。”

“可是我还没有走到头。钻石的事比起这个来只是小事一桩……”

“是吗？”

“你是不会懂的。不管怎么说，现在又有一个人知道了——阿里。”

“但是你是信任阿里的，不是吗？”

“我想我信任阿里，但是他也知道你了。昨天夜里他走进我的屋子，看见那颗钻石了。你的小听差太不小心了。”

摆在桌面上的一只宽大的手掌动了一下。“我的听差，我马上就管教管教他。”

“阿里的同母异父的兄弟是威尔逊的佣人，他们常常碰头。”

“这可不是件好事。”尤塞夫说。

斯考比已经把自己心里的事都说出来了——除了那件最坏的。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生平第一次把一个重担卸给了别人。背起这个重担的是尤塞夫——显然他正在担着它。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把肥胖的腰身挪动到窗户前边，凝视着绿色的遮光窗帘，好像在欣赏一幅风景画。他把一只手举到嘴边，开始嗑指甲——喀吧，喀吧，喀吧，他一个又一个把指甲咬断。一只手上的指甲咬完，他又开始咬另一只手。“我认为实在用不着为这件事担心。”斯考比说。他感到非常不安，仿佛无意中起动了一台自己也控制不住的强大机器似的。

“不能相信人是一件糟糕的事，”尤塞夫说，“一个人非雇用信得过的佣人不可。你要多知道一些他们的事，不要让他们知道你的事。”看来，这就是尤塞夫对信任的见解。斯考比说：“我过去一直认为他靠得住。”

尤塞夫打量了一下自己修剪过的手指甲，最后又咬了一口。他说：“别发愁。我不能看着你发愁。把这件事交给我吧，斯考比少校。我会替你弄清楚阿里是不是可靠的。”他自告奋勇要做的事叫斯考比听了感到吃惊。“我会把您的事料理好。”

“你怎么能料理我的事呢？”我并没有生气，他带着些厌倦，又有些惊奇地想，我正在被别人照料着。他忽然产生了一种像婴儿被人照拂似的轻松的感觉。

“你什么问题都不要问，斯考比少校。这一次你把什么事都交给我吧。我知道该怎么办。”尤塞夫离开窗子，把脸转向斯考比。他的两只眼睛像关着的望远镜头一样迷茫和呆痴。他举起一只潮乎乎的大手，做了个托儿所阿姨抚慰孩子的手势说：“你只要给阿里写个条子就成了，斯考比少校。你叫他到我这里来一下，我同他谈一谈。我叫我的小听差把条子给他送去。”

“阿里不认识字啊。”

“那不要紧。你可以让我的听差带上你身边的一件信物，叫阿里知道是你叫他去的。比如说，你的印章戒指。”

“你准备怎么做呢，尤塞夫？”

“我准备帮助你，斯考比少校。没有别的，就是帮助你。”斯考比不太情愿地从手指上慢慢地往下褪戒指。他说：“他已经跟了我十五年了。在这以前，我一直都很信任他。”

“你会看到的，”尤塞夫说，“一切都会圆满解决。”他伸出手来准备取斯考比的戒指，他们两人的手碰到一起，好像两个同谋犯在击掌盟誓。“我只同他谈几句话。”

“戒指取不下来。”斯考比说，他非常不愿意做这件事，“再说，也用不着拿什么戒指。只要你的佣人告诉他我叫他来，他就会来的。”

“我想他不会来的。他们这些人晚上不愿意到码头附近来。”

“他不会遇到什么事的。又不是他一个人，你的佣人会同他一起来的。”

“当然了，当然了。但是我还是认为，如果你给他一件什么东西看看——这又不是什么圈套。尤塞夫的听差同尤塞夫本人一样不敢叫人相信，你知道。”

“那么就叫他明天来吧。”

“最好今天晚上。”尤塞夫说。

斯考比摸了摸自己的衣袋，他的指甲哗啦一下碰到那串断了线的念珠。他说：“让他拿这个去吧，可是用不着这样……”他没有再说下去，只是望着尤塞夫的毫无表情的眼睛。

“谢谢你，”尤塞夫说，“这件东西正合适。”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又回过头来说，“你在这里用不着客气，斯考比少校。给自己再倒杯酒。我得嘱咐我的佣人一些话……”

尤塞夫很久没有回来。斯考比斟上了第三杯威士忌。因为这间狭小的账房非常闷，他先把电灯关上，然后把对着海面的窗帘打开，让海湾吹来的一点点儿气流能够透进来。月亮正在升起，海军仓库船像一团灰色冰块，闪闪发亮。他心神不宁地走到另一面窗户前边。这扇窗户对着码头区土著人的棚户和废料堆，他看见尤塞夫的职员正从那边走回来。他想，如果尤塞夫手下的职员敢一个人穿行在这一地区，尤塞夫一定能控制住这一带的码头耗子。我是寻求帮助来的，他对自己说，我得到了别人的照料，但是别人怎样照料我，我要付出什么代价？这一天是万圣节，斯考比想起他如何机械地、几乎既无恐惧又无羞愧地第二次跪在栏杆前边看着神父走来。甚至下地狱的惩罚也可以变得像生活中一个习惯那样无关紧要。他想：我的心肠已经变硬了。他仿佛看到从海滨拾到的变成化石的贝壳，像动脉一样的石质的回纹。可能殴打上帝的次数太多了一点儿，在那以后无论再发生什么事都无所谓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腐烂得非常厉害，用不着再为它操心了。上帝被存放在他的身体里，而他的身体就从那一粒种子逐渐向外溃烂。

“太热了吧？”尤塞夫的声音说，“别开灯了。朋友在身边的时候，黑暗是仁慈的。”

“你这么半天才回来。”

尤塞夫的答话听得出是在故意闪烁其词：“有不少事得安排好。”斯考比觉得如果现在不问清楚尤塞夫的计划，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可是他那种由于腐烂感而产生的疲惫和厌倦却让他懒得多费唇舌了。“是的，太热了。”他说，“让咱们看看有没有一点儿穿堂风。”说着，他把对着码头的窗子打开了，“不知道威尔逊回家去没有。”

“威尔逊？”

“我到你这儿来的时候，他正看着呢。”

“你一定不要担心了，斯考比少校。我想我会叫你的佣人变得非常可靠的。”

斯考比抱着希望和宽慰的心情说：“你是说你拿到他的什么把柄了吗？”

“你什么都别问。你会看到的。”希望和宽慰在斯考比心里又都枯萎了。他说：“尤塞夫，我必须得知道……”但是尤塞夫打断他的话头说：“我一直盼望着有这么一个晚上，身边摆着两杯酒，在黑灯影里从从容容地和你谈论一些重要的事，斯考比少校。谈论上帝、家庭、诗歌。我非常崇拜莎士比亚。皇家装备部队有几个很出色的演员，他们让我懂得了欣赏英国文学的珍宝。莎士比亚简直让我入迷了。有时候我甚至想，为了莎士比亚我应该学会阅读。可是我年纪太大了，学不会了，而且我还怕把记忆力弄坏，这对我做生意就太糟了。虽然我活着不是为了做生意，但是我却必须靠做生意活着。我有那么多事情想同你谈。我很愿意听听你的人生哲学。”

“我没有人生哲学。”

“就像你走在森林里，手里握着一块棉布。”

“我已经迷途了。”

“没有人同你一样，斯考比少校。我对你的性格佩服得不得了。你是一个正直的人。”

“我从来不是，尤塞夫。我只不过是不了解我自己罢了。你知道，有一个谚语说：终结就是开始。当我出生的时候，我正坐在这里同你喝威士忌，我知道……”

“知道什么，斯考比少校？”

斯考比把杯子里的酒喝干，说：“你的佣人现在一定已经到了我的家了。”

“他有一辆自行车。”

“那他们现在该往回走了。”

“不要性急。也许咱们要等很长时间，斯考比少校。你知道佣人是怎么回事。”

“我想我是知道的。”他发现自己的左手在桌子上不住地抖动，他把手拿下来，夹在两个膝盖中间，不让它再颤抖。他想起了沿着边界线的长途巡逻，在森林中树荫下吃过的无数次饭，阿里用一个旧沙丁鱼罐头煮的东西；他又回忆起最后乘车去班巴的事——在摆渡口等渡船，自己害热病，阿里寸步不离地服侍自己。他揩了揩额头上的汗，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害病了吧？我可能在发烧。我马上就会从噩梦里醒过来的。半年来经历过的事——在尼森式活动房屋里度过的第一夜，那封过分暴露的信，偷递到船上去的钻石，一次又一次的谎言，为了使一个女人心安而领的圣体——这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仿佛是一盏煤油灯投射到床上的憧憧黑影。他对自己说：我醒过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防空警报器的尖啸，正像那个夜晚，那个夜晚……他摇了摇头，又回到现实世界里；他看见尤塞夫正坐在桌子对面的暗影里，感觉到嘴里威士忌酒的余味，知道一切还都是老样子。他疲倦地说：“他们现在该回来了。”

尤塞夫说：“你知道这些小当差的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一听到警报就吓破了胆，赶快躲避起来。咱们还得坐在这儿聊天，斯考比少校。对我说来这是个好机会。我希望天永远也别亮。”

“天亮？我可不能等阿里一直等到天亮。”

“说不定他害怕了。他也可能知道你发现了他的秘密，逃走了。这些黑人有的时候也会逃回到丛林里去的。”

“你真是想入非非了，尤塞夫。”

“再喝一杯威士忌，斯考比少校？”

“好吧，好吧。”他想：我是不是酗起酒来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固定的形体了，没有人能够触到他，说：这是斯考比。

“斯考比少校，外边都传说，还是有人主持公道，你快当专员了。”

斯考比谨慎地说：“我想这件事不会实现的。”

“我刚才只是想告诉你，斯考比少校，你不要担心我会怎么样，我只是希望你好，别的我什么都不要。我可以从你的生活里走掉，斯考比少校。我不会成为你的一个包袱。今天晚上能同你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关着灯，同你天南地北地谈了这么多话。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晚上。你千万别为什么事发愁。我要帮你把事情安排好。”从尤塞夫背后的窗户外面，从那些乱糟糟的棚屋和货栈的某个角落里，传来了一声惨叫：痛苦和恐惧。那声音像是一头快要溺毙的牲口窒息前的呼号，它飘升起来，又落到屋子里的黑暗中，落到威士忌酒杯里，落到桌子下面，落到废纸篓里。一声被丢弃的完结的呼喊。

尤塞夫的解释马上脱口而出：“一个醉鬼。”他好像预感到什么似的喊道，“你到哪去，斯考比少校？那不安全——你一个人。”这是斯考比最后见到的尤塞夫——僵挺地、扭曲地贴在墙上的一个侧影。月光照射在苏打水瓶和两只酒已喝干的玻璃杯上。尤塞夫的账房正站在楼梯下面向码头那边张望，月光射到他的眼睛上，他的眼睛像是指示转弯的两颗发亮的路灯。

斯考比摇动着手电筒，路两旁空洞洞的货栈，堆着的麻袋和板条箱中间的空地，都没有一点儿动静。如果码头耗子曾经出来过，刚才的一声惨叫也会把他赶回他的耗子洞里去的。斯考比的脚步声在路旁两排小屋子中间回响着。不知什么地方，一只野狗在嗥叫。很可能在这一片荒凉的废料和棚户中间一直搜寻到天亮，也搜寻不出什么结果。是什么叫他毫不踌躇地马上就出来寻找尸体呢？倒好像犯罪的地点是他自己事前选定的似的。他在苫布和木材堆构成的小巷里东走西转，他感到自己前额上有一根神经不停地跳动，仿佛在向他连续发出阿里所在地的信息。

尸体倒在一堆空汽油桶下面，蜷曲着，失去一切生命迹象，像是一根断了的钟表发条，仿佛什么人把它铲放在那里，等着天明和啄食死尸的鹫禽。在斯考比把他的肩膀翻过来以前，还抱着一线希望；不管怎么说，路上一起走的原是两个小佣人。灰黑的脖颈上被割了一刀又一刀。是的，斯考比想，我现在可以信任他了。黄色的眼球像是个陌生人的眼睛向上瞪着他，眼球上布满了血丝。他觉得，这具尸体已经把他抛弃了，不再承认他是自己的主人了——“我不认识你。”他大声地、歇斯底里地发誓道：“上帝作证，我一定要抓到干这件事的人！”但是在那双眼睛的似不相识的盯视下，这种不真诚退却了。他想：我就是那个人。我在尤塞夫屋子里的时候不是一直知道他在计划着一件什么事吗？难道我不能逼着他把事情说出来吗？一个声音在喊他：“长官！”

“谁？”

“拉敏纳班长，长官。”

“你看看这儿附近有没有一串断了的念珠？仔细找找。”

“我什么也看不见，长官。”

斯考比想：要是我能哭一通也好啊！要是我能够感到痛苦也好啊！难道我真的变得这么邪恶了吗？虽然他很不愿意，但还是看了阿里的尸体一眼。在这郁闷的夜晚里，空气里弥漫着汽油的气味。刹那间，他觉得阿里的尸体黑魆魆地躺在那里，非常小，非常非常遥远——正像他寻找的那串断了线的念珠：几个黑珠子，一头系着一块圣牌。啊，上帝啊，他心里想，我把你杀害了：这些年来你一直服侍我，可是到头来我却把你杀害了。上帝就躺在那边汽油桶下面，斯考比感到眼泪流到自己嘴里，感到唇角有一股咸味。你服侍了我，我却对你干出这样的事来；你忠实于我，我却不愿意信任你。

“你怎么了，长官？”警察班长跪在尸体旁边，低声问。

“我是爱他的。”斯考比说。

第二部

第一章

一

他把公事移交给弗莱赛尔，刚把一天的事务结束，马上就动身到尼森式活动房屋去。他开着车，眼睛半闭着，直勾勾地望着正前方。他在想，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今天，现在，我就要把那件事清理了。生活就要重新开始了，这一爱情的噩梦就要结束了。他觉得早在昨天夜里，在汽油桶下面，这件事就永远死掉了。太阳炙烤着他的双手，他的手被汗水粘在方向盘上。

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将要发生的事上——开开门，几句话，门永远地关上——以至于在路上差点儿和海伦错过。她正从小山上朝着他走来，没有戴帽子，根本没注意到他的车子。他不得不跑了几步才追上她。当她转过头来以后，他看到的是在彭德时从他身边抬过去的一张脸——被生活击败，毫无希望，像一只打碎的玻璃杯一样无从知道年龄。

“你在这儿干什么？太阳底下你连帽子也没戴。”

她含含糊糊地说：“我在找你。”她站在红土路上，样子有些慌乱。

“到车里来吧。你会中暑的。”她的眼中闪起一丝狡狯的神情。“哪有那么容易？”她说。但是她还是听从了他。

他们并排坐在车里。看来用不着再把车开到别的地方去了，在这里告别和在另外一个地方告别没有什么两样。她说：“今天早上我听说阿里的事了，是你干的吗？”

“不是我亲手把他的喉咙割断的，”他说，“但是，他的死是因为我的存在。”

“你知道是谁杀的吗？”

“我不知道拿刀的是谁。我想是一个码头耗子。尤塞夫的小佣人同他在一起，也失踪了。没准是他干的，但是或许他也死了。我们永远也弄不清楚。我不太相信尤塞夫有杀人的意思。”

“你知道，”她说，“这意味着我们的事结束了。我不能再继续把你毁掉了。别说话，听我说。我从来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别人也有恋爱的事，人家干这种事，开始了又结束了，高高兴兴，可是这种常规就不适用于我们。我们要不就是全部，要不就什么都没有，所以现在只能是什么都没有了。请你别说什么。几个星期来我一直在思索这件事。我要离开这里了——马上就离开了。”

“到哪儿去？”

“我不是告诉你别说话吗？别问我任何问题。”他看到她的痛苦、绝望而苍白的影子映在汽车挡风玻璃上，他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要撕成两半了。“亲爱的，”她说，“不要认为这对我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比这个更要横下一条心的事了。比起来，叫我去死会容易得多。无论我看见什么都想到你。我再也不敢看尼森式小房子，或者莫里斯汽车了。我不敢尝带苦味的杜松子酒，不敢看一张黑色面孔，甚至一张床……可是总得在床上睡觉啊！我不知道到什么地方才能逃开你的影子。就是安慰自己说，一年以后就会把一切忘记，又有什么用？至少我得熬过这一年呀！在这一年里头我忘不了你在一个什么地方。我知道，我可以给你拍一封电报，或者写一封信，尽管你不回答，你总会读到的。”他想：如果我死了，她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但是我绝对不能给你写。”她说。她并没有哭，当他很快地向她瞥了一眼时，他看到她的眼睛红通通的，一滴眼泪也没有，正像记忆中她住在医院时那样——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每天醒来的时候最不好过，总有那么一会儿忘记了一切都已经不同了。”

他说：“我到这里来也是向你告别的，但是有一些事我是做不出来的。”

“别说话，亲爱的，我一点儿也没有想闹别扭。你看不出来我没有闹别扭吗？你用不着离开我——让我离开你。你连我到哪儿去也不会知道。我希望我还不是那么一个坏女人。”

“不是，”他说，“你从来都不是。”

“别说话，亲爱的。这件事会过去的。你会看到的。你会把这个烂摊子打扫干净，再做一个好天主教徒——这是你真正想要的，不是吗？你要的不是一群女人。”

“我要不再给别人痛苦。”他说。

“你要宁静，亲爱的，你会得到宁静的。这你将看到。一切都会重新上轨道。”她把手放在他的膝头上，最后在企图安慰他的时候她终于禁不住自己呜咽起来。他想：她从哪里学到这种令人心碎的温柔呢？她们从哪里学会这么快就变得这么成熟了呢？

“听我说，亲爱的。不要走近我的房子。替我把车门打开。一定照我的话办。我们就在这里告别，你径直把车开回家里去——或者开到办公室去，如果你更愿意那样做的话。那你也许会好过一些。别为我发愁。我会好起来的。”他想：那一个人的死我没有赶上，现在却叫我经历这么多次死。他俯身去扭动车门。她的泪珠擦着他的面颊，他觉得那挨着的地方像火星一样的烫着他。“临别以前接个吻没有什么妨碍吧！我们并没有吵嘴。没有闹别扭。谁对谁也没有怨气。”在他们接吻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的嘴唇触到的痛楚像是一只小鸟的心房在跳动。他们静静地坐着，沉默不语，汽车的门一直敞着。几个黑人工人从山上走下来，好奇地向车里探着头。

她说：“我不敢相信这会是最后一次：我就要从车里走下去，你就要把车开走，而我们以后就再也不见面了。以后除了不得已，我要尽量不到外面来。我就待在山上面，你待在下面。啊，上帝，我真希望没有你给我弄来的那些家具。”

“那都是公家用的。”

“有一把藤椅，你坐得老是那么猛，把藤条都坐断了。”

“亲爱的，亲爱的，你不要这样。”

“别说话，亲爱的。我真的一直没有赌气，但是这些话我再也不能对任何人说了。小说里面总有那么一个可以谈心事的人，可是我却没有这么一个密友。我必须把心里的话一下子都说出来。”他又想：如果我死了，她就从我这里解放了。死了的人很容易就被人忘记；一个人不会想知道死人的事——他现在在做什么？他同谁在一起啊？对她来说，这种考虑是最难忍受的了。

“亲爱的，现在我就要走了。闭上眼睛，慢慢地数三百下，再睁开眼的时候就看不到我了。然后赶快把车掉过头去，亲爱的，飞快地开走。我不愿意看到你走。我还要把耳朵堵起来。我不想听到你在山下面换挡的声音。每天汽车来来往往换一百次挡。我就是不愿意听你换挡。”

啊，上帝，他祈祷说，一双手在方向盘边上耷拉着，把我杀死吧，现在就杀死。我的上帝，你再也不会听到更彻底的痛悔了。我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无论走到哪，都把痛苦带给别人，就好像我身体上的气味。让我死了吧！结束我的生命吧！虫豸是用不着自己杀害自己的。你把我杀死吧！马上就叫我死。在我再伤害你以前。

“闭上眼睛，亲爱的。现在是收场的时候了，真正收场了，”她绝望地说，“虽然看起来好像那么荒唐。”

他说：“我不闭眼。我不离开你。我答应过不离开你。”

“不是你离开我，是我离开你。”

“那不成，亲爱的。我们彼此相爱。那不成。我今天晚上要来看看你怎么样。我睡不着觉……”

“你什么时候都睡得着。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会睡觉的人。啊，亲爱的，你看，我开始取笑你了，就好像我们不是在告别似的。”

“我们没有告别。还没有。”

“但是这样下去我只是在毁掉你。我不能给你任何幸福。”

“问题不在于给不给幸福。”

“我已经下了决心了。”

“我也是。”

“但是，亲爱的，咱们怎么办呢？”她完全屈服了，“就这样下去我也不在乎。我不在乎那些谎话。我怎样都可以。”

“让我来想办法吧。我需要想一想。”他从她身上探过去，把车门关上。在门锁还没有发出咔哒一声响以前，他已经下定决心了。

二

斯考比看着小佣人把晚餐端走，看着他走进走出，一双赤脚在地板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露易丝说：“我知道这是一件可怕的事，亲爱的，但是你就不要再去想它了。你现在对阿里已经无能为力了。”从英国又寄来一包书，他看着露易丝正在裁开一本诗集的书页。她的花白头发比去南非以前更多了一些，但是他觉得她好像年轻了好多岁，因为她现在在化妆上下的功夫更多了，她的梳妆台上摆满了从南非带回来的小瓶、小罐和软金属管。她没有把阿里的死放在心上，她有什么理由为这件事忧心呢？只有良心上负疚的人才把别人的死当作不得了的大事，不然的话，谁也不会这么哀痛的。当斯考比年轻的时候，他本来认为爱同互相了解是有关系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知道没有谁能够了解另外一个人。爱本是一种想了解别人的愿望，只是因为不断失败，这种愿望就很快死亡了，爱或者也随着死去，或者变成了痛苦的情谊，变成忠贞、怜悯……她正坐在那边读书，离开那使他头晕目眩、口干舌燥的痛苦折磨何止十万八千里。他想：如果我被写在书本里，她就会了解我了；但是如果她只是书中的人物，我能够了解她吗？我是不读这种书的。

“你没有什么可看的吗，亲爱的？”

“对不起，我不太想看书。”

她把手上的书合起来。他突然心里一动，原来她同样在煞费心机，原来她也正在努力帮助我呀！有时候他很怀疑，是不是她什么都知道了啊？她从南非回来以后便一直挂在脸上的心满意足的假面具后是不是遮掩着无限愁苦啊？每逢他产生这种怀疑时，便不由得悚然一惊。她说：“咱们谈谈怎么过圣诞节吧。”

“离圣诞节还早呢。”

“一眨眼就到了。我在想，咱们是不是请一次客。咱们总是去别人家吃饭。请人到咱们家来玩玩一定挺有意思的。在圣诞节前夜好吗？”

“只要你觉得好就成。”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去作午夜弥撒。当然了，你和我得记住，过了十点就别喝酒了——但是别的人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心头又涌起一阵怨恨：他觉得她正坐在那里，为使自己受到更重的惩罚而进行部署，神情那么高兴、那么洋洋得意。他快要当专员了。她梦寐以求的已经到手了——对她说来，这也是一种成功；她现在已经踌躇满志了。他想：我爱的是那个觉得所有的人都在背后嘲笑她的歇斯底里的女人。我爱失败，我不爱成功。她现在坐在那里多么得意啊。她已经得救了。她那张宽大的脸好像放映新闻片的银幕，他在上面看到了躺在黑色汽油桶下面的阿里的尸体，看到了海伦的惨淡无神的眼睛，也看到了所有那些迷途者，被摈斥于上帝恩宠之外的他的一些伙伴——那个屡教不改的盗窃犯、那个拿着海绵的士兵……想到他已做过的事和即将做的事，他的心又泛上一股柔情。他想，连上帝也是个失败啊。

“你怎么了，蒂奇？你还在发愁……”

但是他是不能把已经到了嘴边的恳求说出口的：还是让我怜悯你吧！你还是保持你那失意、愁眉苦脸的样子吧，你还是做一个失败者吧。如果这样，在咱们两人之间就不会有一道鸿沟，我就可以再爱你了。时间不多了，我愿意一直爱你到底。他慢悠悠地说：“我又犯病了，现在过去了。犯起来的时候——”他想起医学书上的说法来，“就像被钳子夹住一样。”

“你一定要去看看医生，蒂奇。”

“我明天就去。反正我为失眠的事也得去拿药。”

“你失眠？你睡得像块死木头似的，蒂奇。”

“上星期就不成了。”

“这是你在胡思乱想。”

“不是。我两点钟醒过来，就再也睡不着了——一直到该起床以前才又迷迷糊糊地睡一会儿。别为我担心。我就去弄点儿药来。”

“我最讨厌安眠药。”

“我不会老吃，免得养成习惯。”

“我们得把你的病治好，蒂奇，好过圣诞节。”

“到圣诞节我的病就好了。”他直着身子走到屋子另一端她坐的地方，尽力模仿害怕疼痛反复的样子。他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胸脯上说：“别担心了。”在接触到她的身体时，怨恨从他的心中消失了——她并不是那么得意的，她永远也不会同警察局专员结婚的。

在她上床以后，他把自己的日记取了出来。至少在这份生活记录里他并没有撒过谎，最多也不过把某些事略去不谈而已。他一直像船长登录航海日记那样认真地记录气温。他从不夸大，也从不缩小；他从不做任何空谈。他在日记上写的都是事实。11月1日。与露易丝同去参加早弥撒。上午在昂纳寇太太处调查盗窃案。午后二时气温九十一华氏度。晤“尤”于他的办事处。阿里遇害。他的记叙简单，直截了当，正像那一次他写C逝世一样。

11月2日。他对着这个日子坐了很久很久，他一直这样坐着，不久就听到露易丝在楼上喊他。他小心翼翼地回答：“你睡吧，亲爱的。我多待一会儿，就能睡好觉了。”但是由于一天的奔忙和必须要做的种种筹划，他已经筋疲力尽，坐在桌子前面都快要打盹了。他走到冰箱前边，用手帕包了一块冰，贴在额头上，直到睡意又消失了。11月2日。他重新把笔拿起来：他签署的是自己的死刑执行令。他写道：和海伦会面几分钟（不要隐瞒任何事实留待别人侦查出来；自己把一切都记下来会更安全一些）。二时温度九十二华氏度。下午心痛复发。疑是心绞痛。他把过去一周的记载看了一遍，在这里那里加上睡得很不好、无法入睡、继续失眠这类词句。他又仔细地把这些记载读了一遍：以后这些日记验尸官和保险公司的检察员都要仔细看的。他觉得他的这些记载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他又把冰块放在前额上，把睡意赶走。现在才刚刚过午夜半个小时，最好等过了两点钟再上床。

第二章

“痛的时候，”斯考比说，“好像一把钳子夹着一样。”

“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

“不怎么办，我只是一动不动地待着，等着痛劲过去。”

“疼痛一般延续多久？”

“很难说，可是我想没有超过一分钟的。”

像在进行一场宗教仪式，下一个项目就是用听诊器检查。一点儿也不假，特拉威斯医生的一举一动、神情都很像牧师，他给病人看病时非常认真，几乎可以说是怀着某着崇敬。也许是因为他还年轻，他对待病人的身体非常尊敬。当他叩打病人的胸部时，他的动作很慢、很小心，耳朵紧凑到前面来，好像认真期待着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也在胸腔里面回答他的敲击似的。他的嘴里轻轻地吐出几个拉丁字，也同参加弥撒的情景一样，只不过他说的是胸骨[81]而不是安宁[81]。

“另外我还失眠。”斯考比说。

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桌子后面把身体往后一靠，用一支笔迹不易擦掉的铅笔敲打着桌子。他的嘴角上有一个红印，说明他有的时候——自己不注意的时候——总是爱嘬嘴角。“可能是神经的毛病，”特拉威斯医生说，“老是担心犯病。不要紧。”

“对我来说，可很要紧。不能让我吃点儿什么药吗？只要我睡得着觉就没有问题了，可是我常常一连好几个小时睡不着，等着……有时候我简直工作不了。当警察的，你知道，是需要动脑子的。”

“当然了，”特拉威斯说，“我会让你的精神宁静下来的。艾维盘专能治你这种病。”没有想到会这么顺利。“至于绞痛的病嘛，”他又开始用铅笔嗒嗒达地敲起桌子来，“当然，一时不可能确诊……你需要细心观察每次犯病的情形……你觉得是什么引起来的，这样就完全有可能把它控制住，让它根本不再犯了。”

“可是到底是什么病啊？”

特拉威斯说：“有一些病名，外行人听起来总是吓得要命。我真希望我们能用H2O这样的符号来表示癌症，这样人们就不会那么心惊了。心绞痛也是这样一个字眼。”

“你认为是心绞痛吗？”

“完全是心绞痛的病症。但是得了这种病的人也能活很多年——甚至还能有节制地继续工作。咱们得仔细研究一下你还能做多少工作。”

“我要不要告诉我的妻子？”

“用不着瞒着她。我怕你将不得不——退休了。”

“还有什么别的吗？”

“只要好好护理，你倒不一定死于心绞痛。在这个病发作以前，你还不定怎么死呢。”

“换言之，心绞痛也可能随时要我的命，我想。”

“我对什么都不能保证，斯考比少校。我甚至不敢断定绝对就是心绞痛。”

“那么我就给专员透个信儿吧。在没有确诊之前我不想惊动我的妻子。”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把刚才咱们谈的这些告诉她。让她有个心理准备。但是你也要告诉她，如果细心护理的话，你还可以活许多年。”

“我睡不着觉的事呢？”

“这个药是管睡觉的。”

当斯考比身旁放着个小包，在汽车里坐定的时候，他想：现在只要我选择一个日子里。他很久很久没有发动马达，他心里产生了一种敬畏的感觉，好像医生真的宣判他死刑了。他的眼睛停在一滴光滑的火漆上，仿佛看到的是一块凝固的伤痂。他想：我一定还要谨慎从事，要非常谨慎。可能的话，不要使任何人犯疑。不仅是为了人寿保险金，还需要使别人的幸福不受损害。一个中年人死于心绞痛还容易被人忘记，但是自杀就不容易忘记了。

他把药包打开，开始研究服用的说明。他不知道致死的剂量是多少，但是如果一次吞服十倍于正常服用的数量，肯定会达到目的。那就是说，九个晚上，每晚把一服药拿出来，秘密收藏起来，留着第十个晚上一次吃下去。必须在日记里编造出更多的根据，一直要写到最后一天——11月12日。另外，还要把下一周的一些约会安排好，绝对不能让人在他的行为中看出有任何永诀的暗示。这是一个天主教徒所犯的最严重的罪——一定不要叫人看出一点儿漏洞来。

先去看专员……他驾着汽车向警察局驶去，把车停在教堂外边。他要犯的罪给他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这种感觉笼罩着他，几乎使他觉得像浸沉在幸福里似的。终于要付诸行动了，他以前胡乱摸索、得过且过的日子太长了。为了收藏好，他把药包放在口袋里。他携带着自己的死亡走进了教堂。一个黑人妇女正在点燃圣母像前的蜡烛，另一个合着手凝视着祭坛，买菜的提篮放在身旁。除了这两个人以外，教堂里没有别的人。斯考比在教堂后边坐下，他不想祈祷——祈祷有什么用呢？如果是天主教徒的话，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祈祷是无能为力的。虽然如此，斯考比还是又悲哀又羡慕地看着教堂里另外的两个人。她们仍然是他已经弃绝的这块国土的居民。这就是爱别人所付出的代价——永世被剥夺掉上帝对自己的爱。如果还年轻，他也许会欺骗自己说，这一代价付出得有价值，但是这样欺骗自己有什么用呢？

即使不能祈祷，坐在教堂后面，从最远的地方望着耶稣受难地，至少还是可以同上帝讲几句话吧！他开口说：啊，上帝，我是唯一有罪的人，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做的事会落个什么结果。我宁愿给你痛苦，而不愿意给海伦或我妻子痛苦，因为你受折磨我是看不到的，我只能在想象中看到。但是我能加于你的——或者加于她们身上的，都有一个限度。我活着的时候，不能丢弃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但是我可以死，从而把我从她们的血流里清除出去。她们因为我而生病，我可以把她们治好。你也是这样的，上帝——你也因为我而生了病。我不能这样一个月又一个月地继续侮辱你了。我不能在圣诞节——在庆祝你诞辰的节日时再走到祭坛前面，为了说一句谎话再领你的血和肉。我做不出这种事来了。一旦你永远失去了我，对你说来会好过得多。我知道我做的是什么，我不是在请求你的慈悲，我在使自己遭受永恒的惩罚，不管那意味着什么。我一直希望得到平静，我以后再也不知道什么是平静了。但是在我走出你的圈子以外后，你就会得到平静了，再也不用扫除地面来寻觅我、翻山越岭来查找我了。你就会把我忘记，上帝，永远把我忘记。斯考比的一只手攥住衣袋里的小包，好像在许愿似的。

谁也不可能没完没了地进行独白，总是有另外一个声音要搭茬，或迟或早每一场独白都将变成一次讨论。他现在不能让另外一个声音再保持沉默了。那个声音在他的体内说起话来，仿佛是为了罚他入地狱而放在他体内的那个圣体喊叫出声来了。你说你爱我，可是你却要对我做出这种事来，要永远使我失去你。我是用爱把你塑造的。我洒下的是你的眼泪。我把你从远非你所能了解的一切苦难里救出来。我把这种对平静的渴望栽到你的心里，只是为了有一天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看到你的幸福。可是，现在你却要把我推开，要我再也抓不到你。当我俩这样谈话时，并没有大写字母把你我分开。在你对我讲话时，我不是用大写字母开头的“你”，而只用简单的“你”；我同随便哪一个乞丐一样的卑微。你不能像相信一只忠实的家犬一样的相信我吗？两千年以来我对你一直是忠实的。你现在所要做的，只是按一下铃，走进忏悔室去，告解……悔悟已经在那里了，它正在你心头上挣扎。你缺少的不是悔悟，只是几个简单的行动；去到那所尼森式房屋去告个别吧。或者如果你一定要那样做的话，你就继续斥责我，但是不要再继续说谎。回到家里去同你的妻子告别，同你的情妇住在一起。只要你活下去，迟早你会回到我身边来的。她们中的一个会有痛苦，但是你难道不相信我？我不会使她们的痛苦太大的。

体内的声音沉默了，他自己的声音绝望地回答道：不，我不相信你。我爱你，但是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你。如果我是你创造的，你就也创造了我的这种责任感，我像背负一个重担似的走到哪里就背负到哪里。我当警察并没有白当——我要为秩序负责，要伸张正义。对于我这样的人这是最合适的职业。我不能把责任推给你。如果我能这样做，我就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不能为了拯救自己而使她们中的哪个人受痛苦。我是负责任的，我要按照我能做的唯一方法把这件事情结束。一个人生病而死，对她们说来只意味着短暂的痛苦——谁都免不了一死。我们所有的人都屈从于死亡。我们不甘忍受的是生活。

只要你活一天，那声音说，我就抱有希望。人失去希望怎能同上帝失去希望相比呢？你能不能就这样活下去，像你现在这样？那声音恳求说。第一次它都把价格降低一些，就像市场上的一个小商贩似的。它解释道：还有更坏的行为呢。但是他却说：不，没有了。这是不可能的。我爱你，我不在你的祭坛上继续侮辱你了，你知道这是一条死路，上帝，一条死路，他攥着衣袋里的药包说。他站起来，转过身，背向祭坛，向门外走去。直到他在汽车里的反光镜中看见自己的面孔时，他才发现，因为一直隐忍着泪水，眼睛已经又红又肿了。他开着车，向警察局和专员办公室驶去。

第三章

一

11月3日。昨天与专员谈心绞痛确诊事，一俟物色到接任人选，我决意立即退休。午后二时气温九十一华氏度。因服用艾维盘，睡眠颇佳。

11月4日。与露易丝同去参加七点半早弥撒。因绞痛有复发迹象，未俟领圣体即回。晚间告诉露易丝：恐在任满以前即必须退休。未提心绞痛，只告诉她心胸憋闷事。又因艾维盘作用，一夜沉睡。下午二时气温八十九华氏度。

11月5日。惠灵顿街连续发生偷窃煤油灯案件。为调查库房失火事上午在阿基卡威商店逗留颇久。下午二时气温九十华氏度。送露易丝去俱乐部换书。

11月6日—10日。第一次未能按日记日记。连日绞痛频犯，不想做任何耗费体力活动。痛时有如钳夹，延续约一分钟左右。走路过半英里即可能有疼痛感。最近两夜虽服艾维盘，睡眠仍不佳，可能系担心病痛所致。

11月11日。赴特拉威斯医生处复诊。心绞痛似已确定。晚间告诉露易丝此事，但也谈到如细心护理还有多年可活。与专员讨论早日回国事。但下月无论如何尚不能启程，因今后两三周法案审理案件颇多，都需我出庭作证。应邀13日去菲娄威斯家、14日去专员家晚餐。下午二时气温八十八华氏度。

二

斯考比放下笔，在吸墨纸上揩了揩手腕上的汗水。这一天是11月12日，时间大约是六点左右。露易丝正在海滨。他的脑子非常清醒，但是从肩膀一直到手腕，神经却有一种昂奋的感觉。他心里想：我已经到了尽头了。从那一次在警报器尖啸声中冒着大雨走向山上的尼森式房屋，从那一幸福的时刻起，已经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过了这么多年，还不到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吗？

但是还必须继续进行一些欺骗，要让人觉得自己好像能活得过今夜去，要只有自己一个人心里有数地向人们告别。他向山头走去，为了防备有人注意他的行动，他走得很慢——他不是在生病吗？在走到尼森式活动房屋附近时，他才拐了弯。他不能一句话不说就这么死掉——但是他该说什么呢？啊，上帝，他祷告着，让我能找到恰当的话吧！但是在他敲过门，室内没有人回答时，他知道根本不必说话了。她这时也许正同巴格斯特在海滨呢。

门没有上锁，斯考比走了进去。在他的思想里，很多年已经过去了，可是在这间屋子里时间却是静止的。那瓶杜松子酒可能仍然是那个佣人偷喝过的那一瓶——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发给下级职员用的几把椅子死气沉沉地摆在屋子里，好像是电影的道具。他不能相信这些椅子会有人搬动过，正像那只坐垫——是卡特太太送的吧——摆在原处没有人碰过一样。床上，午睡时枕过的枕头并没有拍打过，他把一只手放在脑袋枕过的温暖的凹坑上。啊，上帝，他祷告说，我就要永远永远离开你们了！让她早一些回来吧！让我再同她见一面吧！但是炎热却在他身边变得阴凉，谁也没有回来。六点半露易丝就将从海滨回来了，他不能再等下去。

他想，我必须给她留个条子，也许在我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她就回来了。他感到心头一阵绞痛，比他向特拉威斯医生编造的疼痛更加难忍。我永远也抚摸不到她了。今后二十年，她的嘴唇只有给别的人亲吻了。大多数爱人欺骗自己说，生时不能成为夫妻，死了以后还是可以百年长聚的，但是斯考比却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永恒地被剥夺掉一切。他开始寻找一张纸，然而却连一个拆开的旧信封也找不到。最后他以为发现了一个装纸的盒子，走近一看，原来是海伦的那个集邮簿。他信手把它打开，完全没想到自己要做什么。一下子他感到命运又向他投掷出一支矛枪，因为他清清楚楚地记得插在这页上的一枚邮票，记得这枚邮票如何沾上杜松子酒的情形。她会把这枚邮票揭下来的，他想，但是这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她告诉过他，没有人能够看出来什么地方缺少了一枚邮票。斯考比甚至在自己的衣袋里也寻不出一个纸块，在突然袭上心头的一阵妒火中，他把这枚印着乔治六世头像的小绿邮票拿下来，用墨水在下面写了“我爱你”三个字。她是不能把这个弄掉的，他怀着残忍而又绝望的心情想，这字迹是消灭不掉的。一时他的感觉有如给敌人埋了一枚地雷，但是哪里有什么敌人呢？他不是把自己当作一艘危险的沉船正准备从她的航道上清除掉吗？他走出房子后把门关上，慢慢地向山下走去——可能还会在路上遇见她。现在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最后一次了——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今后他永远也不再到这里来了。五分钟以后他从食橱里取出另一瓶杜松子酒的时候，又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开一瓶新酒了。能够反复做的动作越来越少了，不要过多久，就只剩下一件只能做一次的事——把药吞下去。他端端正正地拿着杜松子酒瓶，站在那里想：在那以后地狱的生活就开始了，而她们——海伦、露易丝，还有你，亲爱的上帝，就都会因为没有了我而变得安全了。

晚饭饭桌上，他故意大谈下个星期要做的几件事：他怪自己不该接受菲娄威斯的邀请，又解释说，第二天到专员家吃晚饭实在是不得已——有不少事要借这个机会商量一下。

“有没有希望，蒂奇，在休息一段时间以后，休息很长一段时间以后……”

“继续干下去，无论对他们还是对你都不公正。我的身体随时都可能垮掉。”

“真得退休吗？”

“是的。”

她开始讨论起将来在什么地方安家的事来，他觉得疲倦得要命。为了对这一个或那一个虚无缥缈的乡村、对他们明明不会住进去的房屋装得很有兴趣，需要他运用自己的全部意志力。“我不想住在伦敦郊区，”露易丝说，“我真正喜欢的是在肯特郡弄一所带檐板的住房，到伦敦市内非常方便。”

他说：“当然了，这要视咱们的经济能力而定。我的退休金不会很多。”

“我可以工作，”露易丝说，“战时找一个工作并不难。”

“我希望不用你出去工作也能对付。”

“我可以工作，我不在乎。”

到了上床的时间了，他觉得非常不愿意让她走开。她一旦走掉，除了死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他不知道该如何留着她不让她走——他俩共同有关的事都已经谈完了。他说：“我在这里再坐一会儿。也许再坐半个小时我就困了。除非不得已，我还是不想吃艾维盘。”

“到海滨去了一趟，我有点儿累了。我要上床去了。”

他想：在她走了以后，我就要永远成为孤鬼了。他的心扑通通地跳着，一种由于对一切都感到可怕的不真实而产生的厌烦的感觉紧紧抓住他不放。我自己也不能相信我就要做那件事了。我马上就要站起来上床去睡觉，生活就会重新开始了。任何事、任何人都不能强迫我去死。虽然那声音不再是从他的胸腔里同他讲话，他却觉得有几个手指在戳着他，想把它们的痛苦用无言的信息传给他，拼力在留住他……

“怎么回事，蒂奇？你的脸色很难看。你也上床去睡觉吧！”

“我不想睡。”他固执地说。

“我能替你做点儿什么？”露易丝问，“亲爱的，我什么都愿意做……”她的柔情像是死刑的宣判书。他对那些在绝望中拼命掻扒他的手指说，啊上帝，那总比背负着重担好得多……我不能给她痛苦，我也不能让你再痛苦下去。啊，上帝，如果你像我了解的那样爱我，你就帮助我离开你吧。亲爱的上帝，把我忘了吧！但是那些无力的指头仍然轻轻地按捺着他。他过去从来没有这样清楚地看透，上帝居然也这样软弱。

“没什么，亲爱的，”他说，“我不能老让你陪着我了。”但是当她刚向楼梯那边转过身去的时候，他马上又开口说：“给我读一点儿什么吧。你今天收到了一本新书。给我读一点儿。”

“你不会喜欢的，蒂奇。那是一本诗集。”

“没关系。读一点儿也许能起催眠作用。”她读的时候，他几乎没有听。人们说你不能同时爱两个女人，但是如果不是爱又是什么感情呢？这种对于他将再也看不到的事物的如饥似渴的眷恋是什么呢？那正变得灰白的头发，那出现在脸上的神经质的线条，那逐渐发胖的身体紧紧抓住他，就是当年她美丽的容颜也没有这样把他的心攫住。她没有穿防蚊靴，她的拖鞋早就该修补了。我们爱的并不是美丽，他想，我们爱的是失败——无法永远保持青春的容颜，神经越来越不健全，身体日渐衰老。美丽颇有些像成功——我们是不能长久地喜爱成功的。他感到一种非常强烈的欲望，要尽到保护别人的责任——但是这不正是我要做的吗？我将要保护她，永远不叫她受到我给她的伤害了。她朗读的几个句子突然钻进他的耳朵里：

我们都在跌落。这只手也在跌落——

大家都害了一种无法抵御的跌落症。

但是永远有一个人，他温柔的手掌

把所有人托住，谁也不能跌穿[82]。

这些话听起来像是真理，但是他还是不要听。安慰的话到处都能找到。他想：那两只手是不能把我托住的，我会从指缝里滑过去，我全身都涂满了虚假和不忠实的润滑油。信任对他来说是死的语言，他已经忘记它的语法了。

“亲爱的，你快要睡着了。”

“我打了个盹儿。”

“我要上去了。你少待一会儿就上床去吧。也许今天晚上你用不着服艾维盘了。”

他看着她离开自己。蜥蜴一动不动地趴在墙上。但是在她还没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叫住了她。“上床以前，你要同我道个晚安呀，露易丝。我上床的时候也许你已经睡着了。”

她在他的额头上随便吻了一下，他也漫不经心地摸了一下她的手。在这最后一夜，一定不能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来，要让她以后回忆起来想不到有什么懊悔的事来。“晚安，露易丝。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他故意用轻松的语气说。

“当然是这样，我也爱你。”

“是这样的。晚安，露易丝。”

“晚安，蒂奇。”为了不使她生疑，他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他一听到楼上关门的声响，马上取出那个装着十服艾维盘的硬纸纸烟盒来。为了保险起见，他又加上了两次服用的剂量——十天多服两剂肯定不会引起人们的猜疑。这以后他喝了一大口威士忌，一动不动地坐着，像拿着一捧种子似的攥着那些药片，等着勇气上来。他想：我现在已经绝对的孤单了，冰点已经到了。

但是他还是错了，孤寂本身仍然有它的声音，它对他说，把那些药片扔掉，以后你再也不会积攒这么多了。你就会得救了。不要再演戏了。从楼梯走上去，上床去睡一个好觉。明天清早你的仆人会把你叫醒，以后你就开车去警察局，做你每天通常的工作。那声音拼命拖长“通常”这个词，就好像那个词含有“幸福”和“宁静”的意思一样。

“不，”斯考比大声回答，“不。”他把药片放在嘴里，一次服六粒，分两次把它们冲了下去。接着，他打开日记，在11月12日下面写道：去海·罗处，未遇，下午二时气温……句子突然中断了，好像就在这一时刻最后一次心绞痛把他抓住了。这以后他笔直地坐着，等着死亡降临的任何征兆。他似乎等了很久很久；他一点儿也不知道死亡会怎样来到他身上。他想祈祷，但是却记不起《圣母经》的词句了，他只感到自己的心咚咚地跳动着，就像时钟在报时一样。他又试着背诵一遍《悔罪经》，在他背到“我感到悔恨，祈求宽恕”的时候，门上边凝聚起一块阴云，逐渐飘浮下来，把整个屋子遮盖起来；他记不起自己为了什么需要痛悔了。他的两臂必须拼命支撑着，才能保持挺直的姿势，但是他也忘记为什么他要保持这样的姿势了。他觉得他听到远处某个地方有人痛楚的喊叫声。当阴云变得越来越浓的时候，他大声说：“暴风雨，暴风雨来了。”他想站起来去关窗户。“阿里，”他喊道，“阿里。”他觉得屋子外面有一个人正在找他、正在喊叫他，他做了最后的一次挣扎，想告诉那人自己在哪里。他站了起来，听到自己的心怦怦地敲击出答案。他有一个信息要传达出去，但是黑暗同狂风暴雨却把那信息窒闷到他的胸腔里。与此同时，在房子外面，在那个像重锤敲击似的在他的耳鼓里砰砰鸣响的世界的外面，一个人一直在来回游荡，想要走进来，一个人在哀求他帮助，一个人非常需要他。听到了那呼救的喊声，听到了受难者的哀叫，斯考比身不由己地想奋力有所行动。他从无限遥远的地方召唤回自己的知觉，预备做出回答。他大声说：“亲爱的上帝，我爱……”但是他已经力不从心了，当他的身体摔倒在地上的时候，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他也没有听见从他身上甩落的一个圣章发出的丁零零的声音。那圣章像一枚硬币似的旋转着一直滚到冰箱下面，并没有谁记得起上面的圣徒是什么人。

第三部

第一章

一

威尔逊说：“我一直克制着自己没有到你这里来，可是我总想，也许我能帮点儿什么忙的。”

露易丝说：“大家对我都非常好。”

“我没有想到他病得这么厉害。”

“你对他的侦查在这件事上似乎不怎么成功，是不是？”

“侦查是我的工作，”威尔逊说，“而且我爱你。”

“你这句话说得真流利，威尔逊。”

“你不相信我吗？”

“我对那些口口声声说爱呀、爱呀的人哪个都不相信。他们实际上说的是我自己、我自己。”

“这么说你不同我结婚了？”

“这似乎不太可能，你说是不是？但是过一段时间，我也许会的。我还不知道寂寞会叫我做出什么样的事来，但是咱们不要再谈爱了。这是他最喜欢说的谎言。”

“对你们两个人都说的谎言。”

“她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威尔逊？”

“今天下午我在海滨看见她同巴格斯塔在一起。我还听说昨天晚上她在俱乐部喝醉了。”

“她的举止太不庄重了。”

“我永远也弄不明白他看上了她哪一点。我永远也不会对你不忠实的，露易丝。”

“你知道，他临死的那一天还到上面去看过她。”

“你怎么知道的？”

“那里面都写着呢。在他的日记里，他在日记里从不写假话。他从来不说与他本意相违的话——像爱谁的话。”

斯考比匆匆忙忙下葬后已经过了三天了，死亡证明书是特拉威斯医生签署的——心绞痛。在这种地带尸体解剖是困难的，再说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虽然，特拉威斯医生为了谨慎起见还是查对了一下斯考比服过的艾维盘。

“你知道吗？”威尔逊说，“当我的佣人告诉我他突然在半夜里死了的时候，我曾经想过他是自杀的。”

“真是奇怪，”露易丝说，“现在他人不在了，我谈论他一点儿也感不到有什么拘束。我确实还是爱他的，威尔逊，我确实是爱他的，但是他现在好像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

看来他死后没有留下什么东西，除了几身衣服和一本门德语语法。此外在警察局还有一抽屉七零八落的东西和一副生锈的手铐。这所房子还同从前一样：书架上摆满了书。威尔逊觉得这个地方一向就是她的家，而不是他的。是不是纯粹由于幻想，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带着些回音，仿佛是在空屋子里讲话似的？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她的事？”威尔逊问。

“我就是为了这个才回来的。卡特太太写信告诉我了。她说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他当然不知道，他以为自己做得很聪明。他差一点儿也叫我相信——事情已经过去了。他照样去领圣体。”

“他这样做良心过得去吗？”

“有的天主教徒就是这样，我想。做过告解，再从头开始。但是我想他还是比这种人更诚实一些。一个人死了以后，许多事慢慢地就都被发现了。”

“他从尤塞夫那里拿过钱。”

“这我现在也可以相信了。”

威尔逊把手搭在露易丝的肩膀上说：“我对你说真心话，露易丝，我爱你。”

“这我确实相信。”他们并没有接吻。这样做还太早了一点儿，但是他们却并肩坐在这间空荡荡的房子里，手拉着手，听着秃鹫在铁皮屋顶上走来走去。

“那就是他的日记啰？”威尔逊说。

“他正在记日记的时候死的——噢，那里面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就是些气温什么的。他每天都记录当天的气温。他这个人一点儿也没有浪漫主义气质，天晓得她看上了他什么，值得干出这种事来。”

“我看看他的日记成不成？”

“如果你想看的话，”她说，“可怜的蒂奇，他没有留下什么秘密。”

“他的秘密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威尔逊翻了一页，读了读，又翻了一页。他说：“他睡眠不好日子很久了吗？”

“我一直以为不论发生什么事他都睡得像死木头一样。”

威尔逊说：“你注意到了没有，他这些讲到失眠的话都是另写的——后来加上的？”

“你怎么看出来的？”

“只要比较一下墨水的颜色就知道了。还有这些服艾维盘的记载——做得很精心、很仔细，但是首先就是墨水的颜色不同。”他说，“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索。”

她恐惧地打断他的话说：“啊，不会的，他不可能做出那件事来。不管怎么说，归根结底，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啊。”

二

“让我进来一下吧，我只要喝一小杯酒就走。”巴格斯特请求道。

“我们在海滩上喝了四杯了。”

“再喝一小点儿，再喝一杯。”

“好吧。”海伦说。在她看来，今后任何人提出任何要求，她好像都再也没有理由拒绝了。

巴格斯特说：“你知道，这是你第一次让我走进你的房间。你这个地方布置得真不错，谁能想到一间尼森式活动房屋能够这么舒服？”她想，我们两个面孔都这么红通通的，满嘴杜松子酒气，倒真是一对儿。巴格斯特用湿润的嘴在她的上唇上吻了一下，又开始四面打量起这间屋子来。“哈哈，”他说，“我又看见我心爱的酒瓶了。”在他们各自又喝过一杯杜松子酒以后，巴格斯特把他的制服上衣脱掉，小心翼翼地挂在一张椅子背上。他说：“让咱们松快一下吧，谈谈爱情吧。”

“需要吗？”海伦说，“现在就……”

“到了开灯的时候了，”巴格斯特说，“天已经暗了。咱们也该让乔治把操纵器接过去了……”

“谁是乔治？”

“就是自动驾驶仪[83]啊！你有不少东西要学习呢。”

“看在上帝的份上，下一次再教我吧。”

“现在是轰炸的最好时间了。”巴格斯特说着一步紧似一步地把海伦往床上推。为什么要拒绝他呢？她想，为什么要拒绝，如果他要这样做的话？巴格斯特也好，任何一个别的人也好，对我来说还不都是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我爱的人了；至于这个世界之外，即使有我爱的人，也不能算。所以，如果这些人非常想“轰炸”（这是巴格斯特的术语）的话，为什么不肯满足他们的要求呢？她一声不出地仰面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在幽暗中感觉不到有任何东西的存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她想。她一点儿也没有怜悯自己的意思，她只是在述说一个事实，就像一个探险家在同伴都遇难后可能说的话一样。

“老天，你一点儿也不热情。”巴格斯特说，“你一点儿也不爱我吗，海伦？”他嘴里的杜松子酒味一阵阵向她扑来。

“不爱，”她说，“我什么人也不爱。”

他非常生气地说：“你就爱斯考比。”但是他马上又加了一句，“对不起，我说这样的话太不应该了。”

“我什么人也不爱。”她又重复道，“你不能爱一个死人，是不是？他们不存在了，是不是？爱死人就如同爱绝了种的渡渡鸟一样，不是吗？”她问他说。她似乎期待着谁能解答她的这些疑问，哪怕是巴格斯特呢，也可能给她一个回答。她仍然闭着眼睛，因为她觉得在黑暗里自己离死亡更近一些——把她唯一爱过的人夺去的死亡。床摇动了一下，巴格斯特沉重的躯干从上面爬下来，椅子发出一声吱溜的轻响。他取下自己的上衣来。他说：“我还不是一个那么没有心肝的人，海伦。你没有这种情绪。明天能见到你吗？”

“明天见吧。”再没有什么理由拒绝任何人的任何要求了，虽然如此，她还是感到了无比的轻松，因为刚才她并没有被要求做什么。

“晚安，好姑娘，”巴格斯特说，“我再来看你。”

她睁开了眼睛，看到一个穿着灰蓝色军服的陌生人正在门边晃悠。对一个生人是可以无话不谈的——他们听完了就走到别处去，把什么都忘了，他们像是来自另一世界的旅客。她问：“你相信上帝吗？”

“啊，我想我相信。”巴格斯特一边揪着自己的小胡子一边说。

“我真希望我也相信。”她说，“我真希望我也相信。”

“啊，你知道，”巴格斯特说，“很多人都相信上帝。我该走了。晚安。”

她闭着眼睛，在一片黑暗里又剩下她一个人了。她刚才说的那个希望像胎儿似的在她的身体里蠕动着。她的嘴唇动了动，但是她能背诵的只是这样一句：“永远，永远，阿门……”其他的她都忘了。她伸出手去，摸了摸旁边的一个枕头，仿佛是，她仍然抱着万一的希望能够证实自己不是孤单单的一个人，仿佛是，如果这时候她不是孤单一个人，她就永远也不会孤独了。

三

“我可能永远注意不到，斯考比太太。”兰克神父说。

“叫威尔逊看出来了。”

“我也说不出为什么，我不喜欢眼睛这么尖的人。”

“这是他的职业。”

兰克神父很快地瞥了她一眼：“会计师的职业？”

她忧伤地说：“神父，你不能给我一些安慰吗？”兰克神父心里想：啊，一个家庭要是死了人竟有这么多话要说，这么多旧账要翻，这么多议论、问题和要求——在寂静的边缘上要有这么多声响！

“在你的生活中，斯考比太太，已经有人给了很多很多安慰了。如果威尔逊的猜想是真的，需要我们安慰的应该是你死去的丈夫。”

“我知道他的一些事，你是不是也都知道啊？”

“我当然不都知道，斯考比太太。你做他的妻子已经十五年了，不是吗？神父只知道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无关紧要？”

“啊，我是说只知道一个人的罪过，”他有些不耐烦地说，“来找我们的人谁也不是来袒露自己的美德的。”

“我想你是知道罗尔特太太的事的。这事差不多谁都知道。”

“可怜的女人。”

“我不懂为什么可怜。”

“我对每一个同我们的一个教徒在这方面发生牵扯的幸福、无知的人都感到可怜。”

“我的丈夫不是个好教徒。”

“这是挂在人们嘴边上的一句最愚蠢的话。”

“而且最后弄到这么一个——可怕的结局。他一定早就知道他正一步步地走向地狱。”

“是的，他知道。他从来不相信自己会得到宽恕——尽管他相信别人都会得到。”

“连为他祈祷也没有用……”

兰克神父啪的一声把日记合上，非常生气地说：“看在老天的份上，斯考比太太，关于上帝宽恕谁不宽恕谁的事，千万别认为你——或者我——能够了解万分之一。”

“教会说……”

“我知道教会会怎么说。教会什么规矩都知道，就是不知道一个人心里想的是什么。”

“这么一说，你认为还有一点儿希望？”她像是感到厌倦似的说。

“你对他的怨气这么大吗？”

“我已经没有怨气了。”

“你认为上帝会比一个女人心眼儿还窄？”他毫不留情地逼问说。

但是她却怯阵了，不想对有无希望的问题继续辩论了。

“噢，他为什么要把事情弄得这么一团糟？为什么？”

兰克神父说：“说起来也许有点儿奇怪——像他这样一个犯有过失的人——我却觉得，根据我的了解，他实际上是爱上帝的。”

她刚刚还否认过自己怀有怨气，这时却禁不住又从心底里挤出一股来，就像从枯竭的泪腺里又挤出几滴眼泪似的。“别的人他肯定谁都不爱。”她说。

“你这句话也可能有些道理。”兰克神父回答说。

我译的第一部英国小说《命运的内核》

傅惟慈

“秃鹫扑扇着翅膀，飞过墨西哥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广场，沉重地落在瓦楞铁房顶上……布莱顿的灯火熄灭了，留下皇宫码头上栈桥的漆黑支架和桥下幽暗的流水……西贡的穿着黑裤子的满脸皱纹的老太婆蹲在便所外面台阶上面聊天……弗里敦[84]郊外的红土路在日落时变成粉红色，转眼就被夜色吞噬了[85]。”这是英国当代文学大师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创造的被文学评论家称之为“格林国土”（Greenland）的一块奇异的土地。上一世纪60年代初我偶然闯进这一奇妙的国度里，就一直在其中倘佯游荡，很难再走出来。

1981年有幸去伦敦会见了这位我景仰已久、时年七十八岁的作家格林。在同我谈话时他问我：“中国人喜欢不喜欢看描写‘异国情调’的作品？”当时我不能作出明确的回答，我只能告诉他我个人是喜欢蛮荒探险一类书籍的。是的，我迷恋于格林书中展示的异国风光——非洲原始雨林，拉美某个国家的小镇，土著人奇异的衣着、头饰和地处森林深处的一座麻风病院……但是更加打动我的是这位作家用沉重笔墨展现给读者的精神世界——痛苦煎熬着的灵魂，善与恶、灵与肉的较量。在他眼中，邪恶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过于强大。“恶在人间畅通无阻，而善却不能再在世间漫步。”这是格林自己承认的他的作品的基调。但是对一位一生写了近三十部小说、五本短集篇、七个剧本以及大量论文随笔的多产作家——主题不同，背景各异，且各个时期风格也变化不定——我们是无法用概括的言辞给他的作品定调的。可以指出的是，格雷厄姆·格林在创作态度上始终站在弱小者一边，始终同情受压迫、受凌辱的社会下层人民。他主持正义，不能容忍专制、暴政和社会的不公正；虽然皈依了天主教，却不受教义约束，而且时常向教会挑战。1948年，在同另外两位英国作家的通讯中，格林承认，为了忠于自己的想象，常常陷入某种程度“不忠于”教会的境地。正是因为他要根据自己的良知，“根据自己的观察来反映真实”，他才得罪了罗马教廷，受到谴责。在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的年代里，他还因为“左倾”思想被拒签入境。在一本涉及西班牙内战的小说中，他站在国际纵队一边；在以哈瓦那为背景的书中，他反对巴蒂斯塔独裁专政，明显地对革命派表示同情。他写的几部“政治小说”也无一不流露出“左倾”思想。格林虽然从来没有宣传社会主义，但并不把宗教信仰看作济世良方。至于究竟是什么才能使世人免于邪恶之灾，什么才能拯救现代社会，消除压迫和不公正，这位智者并未给予读者明确的回答，他只是把自己看到的写出来，叫读者自己思索，寻找出路。他所做的只是运用艺术手法叫人们看到人类社会众多无法容忍的丑恶现象，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叫人了解自己正在迷宫中徘徊，惶惑无主。我想，正是他的作品的这种启迪作用才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吧！

但我只是一个疙疙瘩瘩的翻译匠，没有能力评论一个作家，特别是像格林这样一位世界观复杂的作家。我把自己喜爱的、受到感动的作品译出来，只是希望叫更多的人同我一样能在文坛的荒原上（特别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国那一严峻时代）看到路边一丛丛绿草，驻足休息，环顾一下四周，再继续赶路。在这篇文稿里，我要做的也只是简单说一说我如何发现“格林国土”，格林的一本书如何引起我的共鸣，叫我阅读以后，决心等待时机把它译成中文，与读者共享。叙述这件事还要从上世纪60年代说起。

自从我走上工作岗位以后（1950年），因为不能全心全意投入本职工作（教学），更因为条件的方便（高等院校），时间略比一般人富余一些，就以一个小兵身份挤进了文学翻译的队伍。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文学除了莎士比亚、狄更斯等少数经典作家外（这些大作家的作品早已为专家们介绍了），现当代文学是一个禁区。偶然有几本书要介绍，我也无缘插足。将近十年，我翻译的一直是德国文学和译成德文的东欧一些国家的作品。但就是在这个时期，我意外地找到了精神避难所，叫我度过一段难忍难挨的日子。我所在的学校从英国聘请来一位年轻外教，为教师进修英语。这位名叫威尔金逊的英国人带来了上百本“企鹅丛书”，绝大部分都是英国现当代文学。这些书存在资料室由我登记上架，供教师借阅。当然了，我还要负责看看书中有什么“不妥”的内容。就这样，我一头钻进英国现当代文学里。弗吉尼亚·伍尔夫、E.M.福斯特、多丽丝·莱辛、约翰·韦恩、萨默塞特·毛姆……许许多多过去我只闻其名或者连名字也没听说过的文学家各自把他们的杰作呈现在我面前。什么意识流啊，荒诞派啊，黑色幽默啊……像一道道珍馐奇馔供我品尝。在这些书中我找到一小片宁静的天地，正像在风暴里有一个平静的中心一样（这是格雷厄姆·格林使用的一个比喻）。是的，我就是在这样严峻的日子里邂逅了这位英国大作家，踏上他笔下光怪陆离的土地的。威尔金逊带来的一批书里面格林作品大概有五六本，除了我日后翻译的《命运的内核》外，还有两本作者自称的“消闲作品”（Entertainment），其中一本《一支出卖的枪》后来也由我译出，收在我主编的《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集》里。从表面上看，《命运的内核》只是一个情节并不复杂的爱情故事。二战期间，英帝国在非洲西海岸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警察署副专员斯考比是个正直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满足妻子的虚荣心，斯考比违心向一个叙利亚商人借贷了一笔款项，送妻子去南非度假。从此斯考比就落入这个奸商掌心，受尽威胁利诱，一步步走向坠落。斯考比对妻子的爱出于对她的怜悯。“怜悯像是他心头上一块溃疡，他永远也不能把它去掉。”同样是出于怜悯，在妻子去了南非以后，他对一个在海上沉船后漂流了四十天、从九死一生中逃出来的年轻女子产生了爱情，使自己更深地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卑鄙、恶毒、势利”的环境气氛，对两个他同样怜悯着的妇女的不能推卸的责任，知道自己的仆人被人杀害却未加阻拦，沉重的犯罪感……最终把他逼上绝路，只能以自杀了结生命。按照天主教教义，自杀意味着甘愿进入地狱。读者尽可以不同意一个天主教作家为小说结局覆盖的这样一层宗教色彩，但不能不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感到悲悯，对现实的严酷无情感到悲愤。我的处境与生活自然同西非一名警察专员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我却做着同样的噩梦。生活中到处是陷阱，不管你如何谨慎，迟早仍旧要跌进去。一个迷失前途的人阅读一个身处绝境的人的心路历程，他的感触多么深是不言而喻的。尽管他不同意那种解脱方式，他却能体会到那人的痛苦和走投无路的感觉。

把《命运的内核》一字一句译了出来，献给读者，除了对我自己是个小小的纪念外，也还是怀着一个微小的希望。如果有人受到生活煎熬，他应该知道世上正在经受折磨的人绝不止他一个。格雷厄姆·格林看到的阴暗面是否太多了？也许是的（至少在他的一部分作品里如此）。然而在我们所处的社会里，危机还少吗？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军事冲突、文化冲突、环境污染……且不谈道德和精神在这样一种危机四伏的形势下横遭亵渎和阉割，人类如果有一些更多的危机感、不安全感，大概总比沾沾自喜地活在“愚人的天堂”（fool's paradise）里更明智些吧！

1968年，我再次把《命运的内核》打开，这已是我第X遍翻读这本小说了。故事早已烂熟，我现在专心研读作者的语言，同我过去翻译的充满框架结构的沉重德语不同，格林的语言简练、精确、朴实无华却又很有分量，不少词句读起来像是一记记重锤敲打到心上，在平凡的叙述中流露出诙谐和机智。我惊异大师的文笔，也惊异他细致入微的心理剖析。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斯考比把妻子送上开往南非的轮船以后他的思想活动。“……现在，突然间，他真正感到了痛苦，宛如到了死亡关头。他好像是一个囚犯，在受审的时候总不相信自己犯了罪，一切都不过是个梦境，判刑也好，用卡车载赴刑场也好，都不是真实的。而突然间，他站到这里了，背后是一道没有门窗的大墙，一切都成为真实的了……”这不正是我自己的感受吗？我想到另一处作者写的两句话：斯考比“望着她走出自己的昏暗的办公室，好像望着白白浪费掉的十五年生命”。我们有谁不曾有过这种思想：望着一件事物，突然想到自己白白浪费掉的常常不止十五年的生命？

再次阅读格林，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他的语言文字上。已经当了十余年翻译匠，出于老习惯，常常不自觉地把作者的极具特色的表述方式尝试用汉语重现，思索、默念，甚至把只言片语写在一个练习本上。从干校回来，偶然读到的英国文学专家王佐良先生的一篇论文——《论现代英语的简练》，其中多处引证了格林的比喻阐述现代英国文学的修辞手段。我发现这些摘引全部出自《命运的内核》一书，正是我在那段时期默默记读的。

《命运的内核》我于1979年译出。外国文学出版社老翻译家孙绳武先生支持我翻译这本书，他认为这是格林写的一系列讨论宗教问题小说中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反映了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世界观，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我的译文脱稿后，首先请他过目。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翻译一本有分量的英文书，且由于作者的独特风格，有不少地方我担心处理不当。孙绳武先生仔细审阅了部分译稿，勾画出值得商榷的语句，他的意见虽然是针对个别词语提出的，但涉及直译与意译，忠实于原文与译文通达等翻译原则问题，使我受益良多。《命运的内核》于1980年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印行。1988年译林出版社取得版权，再版发行。

1986年我去英国执教，次年第二次会见了格林。当时我有一个“宏伟”计划，想在国内出一部二十卷“格林文集”，格林慨然应诺为文集作序，并提出他心目中的入选篇目。可惜这次我在国外滞留太久（1987—1988年又赴德国任教），1988年年底回来，第二年春夏之交适逢国内一段不平静的日子。出版文集的事自然也被搁浅了。格雷厄姆·格林是在1991年4月去世的，我未能实践对他的诺言，至今感到歉疚。从1999年春天起，我又花了一年多时间，断断续续译完了格林另一本宗教小说《权力与荣耀》。这一年我已虚度七十八岁，屈指算来，正是1981年我初次会见格林这位大师时他的年纪[86]，为了回报他的情义，为了回报这位国际知名作家对一个中国译者的热忱和允诺，就让我把《权力与荣耀》的中文译本献给他在天之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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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文俚语，jig jig意指做爱。——编者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2]弗朗西斯·特纳·帕尔格雷夫（Francis Turner Palgrave，1824—1897），英国诗人、诗集编著者、评论家。《黄金诗库》（The Golden Treasury）是由其编选的英语抒情诗精选集，首次出版于1861年。

[3]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美国诗人；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作家；詹姆斯·克拉伦斯·曼甘（James Clarence Mangan，1803—1849），爱尔兰诗人。下文所选诗出自其《无名者》（The Nameless One）。

[4]埃德加·华莱士（Edgar Wallace，1875—1932），英国通俗小说家。

[5]“甘加丁（Gunga Din）”原系英国作家吉卜林（Kipling，1865—1936）一首叙事诗的题目，描写一个在驻印度英军中服务的名叫甘加丁的印度挑水夫的故事。现在在说英语的国家中，常用这个名字称呼任何一个不知姓名的东方人。

[6]出自英国诗人、历史学家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1870—1953）的诗歌《南方家园》（The South Country）。原诗为：失去了我就永远无法找到。——编者注

[7]据《圣经》记载，诺亚的子孙想建造一座通天塔。上帝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未能完成建塔计划。这里指人种复杂，巴别即混乱的意思。

[8]塞拉利昂两大民族之一，占总人口比例超过30%，几内亚和利比里亚也有分布。——编者注

[9]阿里斯蒂德（Aristides，公元前530—前468），雅典政治家和将军，以公正闻名。

[10]英国旧货币单位，1克朗等于5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半克朗即2先令6便士。

[11]克里奥尔人有许多含义，一般指欧洲白种人在殖民地出生的后裔。这里指欧洲移民与本地黑人结合的后裔。

[12]克努特大帝（Canute the Great，995—1035），公元11世纪上半叶英格兰、丹麦以及挪威国王。“克努特与潮水”的故事最早出自12世纪英国历史学家亨利之手，以彰显克努特的谦卑。一名廷臣奉承说克努特是海洋的统治者，连海洋也会听他的命令。于是，克努特下令将王座搬到海边，命潮水不准打湿他的脚和长袍，以此斥责廷臣是在胡说。但在后世的流传中却变成了，克努特相信他有令潮水倒流的能力，命潮水为自己让路，结果险被潮水淹没。“克努特与潮水”成了狂妄自大的代名词。

[13]阿的平，一种治疟疾的药品。

[14]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女作家。

[15]为英国作家、编剧威尼弗雷德·艾什顿（Winifred Ashton，1888—1965）所用的笔名。

[16]位于英国伦敦东南部的布罗姆利区。

[17]善心肠太太原系英国剧作家乔治·法夸尔（George Farquhar，1678—1707）《扮成风流潇洒者的计谋》（The Beaux' Stratagem）一剧中的人物，后来泛指小村镇中喜欢施恩于人的妇人。

[18]据《圣经》记载，有个人被强盗打劫，别的人走过去都不救助，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帮助了他。

[19]莱比锡，德国东部城市。弗里德里希大街，又译为腓特烈大街，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Frederich I，1657—1713）命名，德国很多城市都有以此命名的街道。——编者注

[20]即圣雅纳略（San Gennaro）之血，圣雅纳略原是意大利贝内文托主教，公元305年死于宗教迫害，被封为圣人。其血液密封保存在玻璃瓶中，为黑色不透明的固态物质，每年在三个纪念日时，教徒会聚集在那不勒斯主教座堂见证圣血液化的奇迹。——编者注

[21]原文系Money Spider（钱蛛），为英国民间对皿蛛科蜘蛛的称呼，传说这种蜘蛛落在人身上，会为他带来钱财。——编者注

[22]洛比托，安哥拉港口城市。

[23]原文系葡萄牙文。

[24]开普敦，南非西南部港口城市；德班，南非东部港口城市。

[25]英国伦敦西部自治市，1965年被纳入大伦敦区，成为伦敦一个行政区。

[26]The Lives of a Bengal Lancer，1935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又有译名为《傲世军魂》。——编者注

[27]出自英国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诗歌《致珍妮，并赠予吉他》（With a Guitar, to Jane）。

[28]法国药剂师埃米尔·库埃（Emile Coue，1857—1926）主张利用病人心理治病，称为库式疗法，这里转用到占卜上。

[29]原文均系法文。

[30]英文为Down the Drain，缩写即D.D.。

[31]Picture Post，英国新闻摄影周刊，发行于1938年至1957年。——编者注

[32]指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1844—1900），英国第九任昆士伯利侯爵，他制定了标准拳击规则。

[33]温蒂妮（Undine），欧洲传说中的水之精灵。温蒂妮本身没有灵魂，但能通过与男性结合及孕育子女的手段获得灵魂。——编者注

[34]位于英国伦敦旺兹沃思区。

[35]斯考比由于发烧，神志恍惚，200三位数字的各种组合时而涌现头脑之中，故说话有时语无伦次。

[36]指圣女德兰（Saint Teresia of Lisieux,1873—1897），被尊称为“耶稣的小花”。——编者注

[37]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兰（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1850—1906），英国法理学家和历史学家。

[38]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1822—1888），英国法理学家。

[39]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1838—1922），英国法理学家和历史学家。

[40]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英国小说家和诗人。

[41]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英国小说家。

[42]西德尼·霍勒（Sydney Horler，1888—1954），英国通俗小说家。

[43]原文系法文。

[44]英国的一句谚语：“同魔鬼一起吃饭就需要有一只长柄勺。”意思是同坏人打交道需要特别谨慎。

[45]基督教和犹太教四大先知之一，意思为“上帝是我的法官”，相传《但以理书》为其所著。

[46]尼日利亚最大的港口城市，位于几内亚湾。在英国殖民期间，是尼日利亚的首府。

[47]16至17世纪的法国新教徒。

[48]位于英国伦敦兰贝斯区。

[49]“C”是斯考比的女儿凯瑟琳（Catherine）名字的缩写。

[50]英国作家亨利·莱特·哈葛德爵士（Sir 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的系列冒险小说。

[51]原文系法文。

[52]原文系法文。

[53]“平原城市”指《圣经》中摩押平原（位于死海东南面）五城：押玛、洗扁、琐珥、所多玛和蛾摩拉。上帝因所多玛和蛾摩拉两个城市的人民罪恶甚重，准备把它们毁灭。但亚伯拉罕劝说上帝，如果城里有十个人不犯罪，也不该毁灭全城。上帝同意他的劝说。见《创世记》。

[54]约翰·奥可森亥姆是英国诗人、小说家威廉·阿瑟·邓克利（William Arthur Dunkerley，1852—1941）的笔名。

[55]英国小说家罗伯特·路易丝·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写的一本儿童读物。

[56]亚伯拉罕平原在加拿大魁北克城西南。1759年9月英军在此地出奇制胜击败法军，从而控制了加拿大。

[57]P.N.尼森（P.N.Nissen，1871—1930）曾在加拿大军队中任工程师，设计了一种用预制铁板制作的活动营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英国军队广泛采用。这种式样的房屋称为尼森式营房。

[58]无挡板篮球是流行于英格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女子学校的球类运动项目。

[59]维吉尔（Vergil，公元前70—前19年），罗马诗人。

[60]海伦用了一个德文词。

[61]原文系拉丁文。

[62]出自英国作家艾玛·奥希兹（Emma Orczy，1865—1947）所著的系列小说《红花侠》（The Scarlet Pimpernel），每次行动之后他就会留下一朵红色的繁缕花。后用来代表神出鬼没、行踪诡秘的人物。

[63]英国东南部东萨塞克郡海滨城市，濒临英吉利海峡。

[64]新爱的原文是diving，与亲爱的（darling）拼写相近。

[65]英国许多住宿学校的学生，不分年级，分别属于不同的house。各house的学生相互进行各种文化和体育比赛。我国无相对的组织，暂译作“楼”。但有时候，同一个“楼”里的学生不一定住在同一个建筑物里。

[66]《耐心》（Patience），由英国作曲家阿瑟·萨利文和剧作家威廉·S.吉尔伯特合著的轻歌剧，1881年首演于伦敦。描写的是一个自恋诗人本桑尓思和一群沉迷于他的女士之间的故事。

[67]特里斯丹是中世纪传说中武士，为其舅父马克国王向爱尔兰公主伊瑟求婚。在护送公主赴婚途中，两人误喝下毒水而相爱。

[68]英国南部城市，北安普顿郡首府。

[69]原文系拉丁文，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八章，为天主教圣体圣事时的祷文。全句为：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编者注

[70]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71]耶稣曾对彼徳说，要宽怒人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见《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72]亨利·赖徳·哈格德（H.Rider Haggard，1856—1925）所著的冒险小说《所罗门王的宝藏》里的主人公。

[73]出自圣三颂（Sanctus），基督教弥撒曲之一。原文系拉丁文。

[74]原文系拉丁文：Pax,Pacis,Pacem.

[75]原文系拉丁文。

[76]原文系拉丁文。

[77]出自《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编者注

[78]原文系拉丁文。

[79]科利奥兰纳斯，公元前5世纪罗马将军，其性格暴躁，不肯低头。莎士比亚写有同名悲剧。

[80]公元前63年，恺撒休了他第二任妻子庞培娅，因为庞培娅被人指控偷晴，他认为自己的妻子绝不应受人怀疑。海伦误记为恺撒本人不允许受人怀疑。

[81]原文均系拉丁文。

[82]出自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icke，1875—1926）诗《秋》（Autumn）。——编者注

[83]第一台自动驾驶仪由美国飞行员乔治·德比森（George DeBeeson）发明，故飞行员常将之代称为“乔治”。——编者注

[84]非洲西海岸塞拉利昂的首都。

[85]引自英国作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1935—）的《格雷厄姆·格林评传》。

[86]本文作者撰写《会见了七十八岁的格雷厄姆·格林》一文，发表于《世界文学》1982年第三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被出卖的杀手 / (英) 格林 (Greene,G.) 著 ;

傅惟慈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12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A gun for sale

ISBN 978-7-5399-7977-9

Ⅰ. ①一… Ⅱ. ①格… ②傅… Ⅲ.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51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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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UN FOR SALE by Graham Greene

Copyright © Verdant S.A., 1936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4-453号

书       名   一个被出卖的杀手

著       者   (英) 格雷厄姆·格林

译       者   傅惟慈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丽

特邀编辑   姚红成    徐陈健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89千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977-9

定       价   59.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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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一个被出卖的杀手》

第一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二章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三章

一

二

三

四

第四章

一

二

三

四

第五章

一

二

第六章

一

二

第七章

一

二

第八章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一章

一

莱文并不把谋杀当回事。他只不过在做一项新工作。干起来需要小心，得用脑子。杀人与仇恨无关。过去，他只见过部长一面：有人把他指给莱文看过，当时部长正从悬着小灯的圣诞树中间穿过一个新住宅区。部长穿得邋里邋遢，没有朋友，人们说他爱的是全人类。

在欧洲大陆宽阔的街道上，冷风刮得莱文脸生疼。不过这倒是个很好的借口，可以翻起大衣领子，把嘴遮住。干这行事豁嘴是个非常不利的条件。他的裂唇小时候缝得很糟糕，直到现在，上嘴唇还扭曲着，留下一个疤痕。一个人要是带着这么一个鲜明的标记，干事的时候，手段自然也就得毒辣了。从第一次干这种买卖起，莱文就不得不把每一个可能的目击者都消灭掉。

莱文夹着一个公文包，同任何一个下班回家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两样。他的黑大衣有点儿神职人员的派头。他在街上健步行走的样子同成百个同等身份的人也毫无差别。薄暮初降，一辆从身旁开过去的电车已经亮起灯来。他没有上这辆车。你也许会认为他是一个俭朴的年轻人，省钱养家。也许现在他就是去会女朋友。

但是莱文从来没有女朋友。豁嘴妨碍了他交朋友。还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豁嘴多么叫人恶心。他走进一幢灰色的高大的楼房，从楼梯走上去——一个怀着满腔怨气、乖戾、狠毒的身影。

他在最顶层的公寓套间外边把公文包放下，戴上了手套。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把剪刀，剪断了电话线；电话线是从门框上边沿着电梯升降机井通到外面去的。之后，他按响了门铃。

他希望只有部长一个人在家。这套位于最顶层的公寓房就是这位社会主义者的住宅。他一个人住在这儿，室内布置极其简单。莱文被告知说，他的秘书每天下午六点半离开这里。他对自己的雇员是很体贴的。但是莱文来得稍早一些，部长又拖延了半个小时。开门的是个女人，一个戴着夹鼻眼镜、镶着几颗金牙、一把年纪的女人。她的帽子已经戴在头上，大衣搭在胳膊上。她马上就要离开这儿，有人把她耽搁住叫她非常生气。不容莱文开口，她就用德国话抢白他说：“部长现在有事。”

他想放过她的，倒不是他对多杀一个人有什么顾虑，而是因为他的雇主不愿意他干超出他们要求范围的事。他一句话不说地把介绍信递过去。只要她没听到他的外国口音，没发现他的兔唇，她的命就保得住。她一本正经地接过信，举到眼镜前面。不错，他想，这个女人是近视眼。“你先在外边等一会儿。”她说，转身走进屋里。他听到屋内传来她那女管家似的、唠唠叨叨的声音，随后，她从门道里走出来，说：“部长可以见你。请跟我来。”他听不懂她说的外国话，但是从她的姿势，他知道她的意思。

他的眼睛像一架暗藏的照相机，一下子就拍下了屋内的一切：书桌、扶手椅、墙上的地图、通向里间卧室的门，俯瞰光亮、寒冷的圣诞节街道的大窗户。这个房间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一个小煤油炉。部长现在正用它烧着一口平底锅。书桌上，一只厨房用的闹钟正指着七点。一个声音说：“艾玛，再放一个鸡蛋吧。”部长从卧室里走出来。他已经尽力把身上的衣服弄弄干净，但是忘记掸掉裤子上的烟灰了，手指上还沾着墨迹。女秘书从书桌的一只抽屉里拿出一个鸡蛋。“还有盐，别忘了盐。”部长说。他用缓慢的英语解释说：“放一点儿盐，鸡蛋壳就不裂了。坐下，我的朋友。别客气。艾玛，你可以走了。”

莱文坐下来，眼睛盯住了部长的前胸。他在想：我根据这只闹钟给她三分钟时间，让她走远。他的视线继续锁定部长的前胸，想：就是那里，我的枪会打穿它。他把外衣的领子放了下来，他看见这个老头儿看到他的豁嘴唇后，目光往旁边一闪，感到无比气愤。

部长说：“我已经有几年没听到他的消息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从来没有。我可以给你看看他的照片，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他还记着我这个老朋友，真是太好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有钱有势的人了。回去以后，你一定得问问他，还记不记得当初……”一阵铃声突然刺耳地响起来。

莱文想：电话？我已经把线掐断了。铃声搅扰了他的神经。但那不过是书桌上的闹钟在响。部长关上闹钟。“煮好了一个鸡蛋。”他说完便俯身到平底锅上。莱文打开了公文包，公文包的盖子上塞着一支安着消音器的自动手枪。部长说：“很对不起，闹钟把你吓了一跳。你知道，我喜欢鸡蛋只煮四分钟。”

过道上传来一阵脚步声。门开了。莱文在椅子上气冲冲地转过身去，他的豁嘴唇在发亮、刺痛。进来的是女秘书。他想：我的上帝，看看这家人，别人想干净利落地把事做完，他们都不让。他忘记了自己的嘴唇，只感到气恼、怨恨。她的金牙闪了闪，走进屋子，有些讨好又有些一本正经的样子。她说：“我正往外走，突然听见电话响了起来。”说到这里，她把身子一闪，脸转到一边儿去，这是她看见他畸形的嘴唇、不想叫他感到难堪的表示。但是她做得太笨拙了，这一切都被莱文看在眼里。这就宣判了她的死刑。莱文从公文包里掏出手枪，朝部长脊背上开了两枪。

部长摔倒在煤油炉上，平底锅打翻了，两个鸡蛋打碎在地上。莱文在部长的脑袋上又补了一枪。为了打得准，他的身子靠在书桌上，把子弹射进头骨下面，他的脑袋像个陶瓷娃娃似的开了花。然后他转过身来，对着女秘书。她对他哼叫着，说不出话，唾沫止不住地从她衰老的嘴里流下来。他想她是在求他饶命。他又扳动了一下扳机。她的身体摇摆了一下，好像被某只动物从侧面踢了一脚。但他失手了。很可能她身上不时髦的衣服，那些把她身体掩盖起来、绷带似的无用布料阻碍了他的瞄准。另外，她的身体也确实结实，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等他补一枪，她已经跑出屋门，砰的一声将门在身后关上。

但是她无法锁上房门，钥匙在莱文这一边。他拧着门把手使劲推了一下。那个老女人力气大得惊人，他只把门推动了两英寸。她开始扯直了嗓子尖叫救命起来。

不容再浪费时间了。他从门前退后两步，对准门板开了两枪。他听见夹鼻眼镜落到地上摔碎的声音。门外又尖叫了一声就不再叫了，接着又传来另外一种声音，好像她正在呜咽。这是她体内的气体从伤口透出来的声音。莱文心里踏实了。他转回身来又看了看部长。

他得留下某个线索，销毁另一个。介绍信在桌子放着。他把信装在口袋里，又把一张纸片塞在部长僵硬的手指间。莱文一点儿好奇心也没有：介绍信他只随便地看了一眼，信末尾的署名是个绰号，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他办事是很靠得住的。他向屋子四周扫视了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痕迹留下。公文包同自动手枪应该留在这里。事情非常简单。

他打开卧室的门，眼睛又把室内的景象拍摄下来：一张单人床、一把木椅、一口积满尘埃的衣橱；一幅照片，照片上是个年轻的犹太人，下巴上有一块疤痕，好像有人在那里打了一棒子；两把棕色的木质发梳，柄上写着J.K.两个首字母。到处是烟灰。这是一个邋里邋遢的孤独老人的家，也是国防部长的家。

门外又传来低低的乞求声，听来非常真切。莱文把自动手枪拿起来。谁会想到一个老妇人气会这么长呢？他的神经又跳动了一下，正像闹钟刚才给他的震动一样，好像一个幽灵在干扰人世间的事。他打开书房的门。因为她的身体堵在门上，他不得不使了一些力气。看起来她已经完全断气了，但他还是用手枪确认了一下才放心。手枪几乎触到她的眼睛。

该赶快离开这儿了。他把手枪随手揣在身上。

二

暮色落下来以后，他俩把身体往一块儿靠了靠，坐在那里轻轻地颤抖。他俩坐在双层公共汽车灯光明亮、烟雾迷蒙的上层车厢里，公共汽车正开向哈默史密斯[1]。商店的橱窗像闪闪发光的冰块，她喊了一句：“看呀，下雪啦！”汽车驶过一座桥的时候，几大片雪花飘过去，像纸片一样落到幽暗的泰晤士河里。

他说：“只要车一直往前开，我就感到很快乐。”

“咱们明天还会见面——吉米。”她总是不习惯喊他的名字，像他这样一个又粗又壮的人，叫这个名字真有点儿可笑。

“叫我不能心安的是夜晚。”

她笑起来：“夜晚总会过去的，”但是她的神情马上变得严肃了，“我也很快活。”想到幸福和快乐时，她总是严肃的。她更愿意在悲哀、不幸的时候放声大笑。对于她关心和喜爱的事，她无法不严肃对待。在幸福的时刻，她就不禁想到所有那些会破坏幸福的东西，幸福就使她肃穆起来。她说：“如果发生战争，那实在太可怕了。”

“不会发生战争的。”

“上次大战就是一起谋杀案引起的。”

“上次被刺杀的是个皇太子。这回只不过是个老政治家。”

她说：“说话当心些。你会泄露机密的——吉米。”

“去他妈的，什么机密。”

她开始哼唱她买的唱片上的一首曲子：“对于你这只是公园。”大片大片的雪花从窗外飘过去，落在人行道上，“一个男人从格陵兰带来的一朵雪莲。”

他说：“这首歌真没意思。”

她说：“这首歌非常美——吉米。我就是不能叫你吉米。你不是吉米。你的个头太大了。麦瑟尔探长。人们爱拿警察的大皮靴开玩笑，都是因为你这种大块头。”

“那你为什么不叫我‘亲爱的’呢？”

“亲爱的，亲爱的，”她用舌和嘴唇试着发这个词的声音，她的嘴唇像冬青结的小红果一样鲜艳，“啊，不成，”她最后决定说，“等咱们结了婚，再过十年，我会这么叫你的。”

“好吧，那叫‘心爱的’怎么样？”

“心爱的，心爱的。我不喜欢这个。听起来就像我已经认识你很久很久似的。”公交车经过一家卖油炸鱼的小店，向山上驶去。小店的火盆里冒着红红的火苗，一股烤栗子的香气扑鼻而来。汽车已经快到站了，再过两条街，从教堂旁边往左一转就要到家了。已经看得到拐角的教堂，它的尖顶像一根冰柱似的耸立在一片屋顶上。离家越近，她的心越感到沉重；离家越近，她的声音就越轻。她努力不去想那些事物：剥落的糊墙纸；通到她卧室的长长的楼梯；要同布鲁尔太太一起吃的冰冷的晚餐；第二天还得再去职业介绍所，也许又是一个外地的工作，要离开他。

麦瑟尔沉重地说：“你不像我喜欢你那样喜欢我。我再看到你差不多要过二十四小时。”

“如果我找到个工作，那就比二十四小时还要长了。”

“你才不在乎呢，你一点儿也不在乎。”

她攥住了他的胳膊。“看，看那个海报。”但是在他透过雾气蒙蒙的玻璃往外看时，汽车已经开过去了。“欧洲在动员”像一块石头似的压在她心上。

“广告上写着什么？”

“还是那个暗杀事件。”

“你怎么老是念念不忘这件事？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跟我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不，才不是没关系，对吧？”

“如果那件事发生在咱们这儿，我们早就把刺客给逮住了。”

“我真不懂，为什么他要这么干。”

“还不是政治问题、爱国主义什么的。”

“好了，我到了，也许还是下车的好。别那么垂头丧气的样子。刚才你不是还说你挺快活吗？”

“那是五分钟以前。”

“哦，”她又有些轻松又有些沉重地叹息了一声，“这些天日子过得多么快啊。”他俩开始在一盏路灯下接吻，她需要把脚尖踮起来才够得着他。他虽然有些沉闷和迟钝，但他还是能像一条大狗那样给人安慰的，但如果是一条狗，就不会被凄惨地打发到寒冷和黑暗中去了。

“安，”他说，“咱们结婚吧，好不好？过了圣诞节就结婚。”

“咱们一个子儿也没有，”她说，“这你知道。一个子儿也没有——吉米。”

“我会加薪的。”

“快走吧，你上班要迟到了。”

“去他的吧。你不喜欢我。”

她逗弄他说：“一点儿也不喜欢——亲爱的。”她转身向54号门牌走去，一边走一边暗自祈祷：让我赶快弄到点儿钱吧，这次让这个继续下去吧。她对自己一点儿也没有信心。一个人从她身旁走过去，向街道的另一端走去。他身上穿着一件黑大衣，样子寒冷又有些紧张，生着一个豁嘴。这个人真可怜，这个想法在她的脑子里一闪，但马上就过去了。她打开54号的门，从长长的楼梯往最高的一层走去，地毯到了第二层就没有了。她走进自己的房间，立即在留声机上放了一张新唱片，让那没有意义的歌词和缓慢的、懒洋洋的调子飘进自己的心扉：

对你这只是

公园，

对我这却是

人间的伊甸。

对你这只是

蓝色的牵牛花，

对我这却是

你温柔的碧眼。

生着豁嘴的人又从街上走回来。快速踱步并没有让他温暖过来，他像《白雪皇后》里的小男孩凯[2]，走到哪儿心里都带着冰块。雪花不断从半空飘落下来，掉在人行道上，变成泥浆。从三楼一间亮着灯的房子里飘落下一首歌的歌词，老旧的唱针发出沙哑的声音：

他们说这是

一个男人从格陵兰带来的雪莲。

我说这是你素手的

洁白、沁凉和柔纤。

那个人脚步一刻也不停。他从街上穿过，走得很快，一点儿也感受不到冰块在他胸口的刺痛。

三

莱文在“街角冷饮店”靠近一根大理石柱的空台子上坐着。他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地凝视着列举各种冷饮的长菜单：芭菲、圣代、奶油水果……旁边的桌子上，一个人正在吃黑面包和黄油，喝麦芽饮料。在莱文的盯视下，这人缩了回去，用一张报纸挡住自己的脸。报纸上印着通栏大标题：“最后通牒。”

查姆里穿过一张张桌子，向他走过来。

他是个胖子，手上戴着一只绿宝石戒指，一张方方正正的大宽脸，几重下巴垂在领子上。他的样子像个房地产商，或是买卖女式腰带发了笔横财的人。他在莱文的桌前坐下来，道了一声“晚上好”。

莱文说：“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查尔—姆恩—德里先生。”他把对方的姓每个音节都清清楚楚说出来。

“查姆里，亲爱的朋友，我的姓是查姆里。”查姆里先生纠正他的发音说。

“怎么发音都没有关系。我猜这不是你的真姓。”

“不管怎么说，是我挑的姓。”查姆里先生说。在他翻看菜单时，像扣着的大瓷碗似的灯罩里射出的明亮灯光照得他的戒指闪闪烁烁。“要一份芭菲吧。”查姆里先生说。

“这种天气还吃冷饮，真是太奇怪了。要是你觉得热，在外面站一会儿就成了。我不想浪费时间，查尔—姆恩—德里先生。您把钱带来吗？我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了。”

查姆里先生说：“这里的‘少女梦’甜点挺不错。更不用说阿尔卑斯雪糕了。要不就来一份冰激凌圣代？”

“我从离开加来[3]还没吃东西呢！”

“把那信给我，”查姆里先生说，“谢谢你。”他转过来对女侍说：“给我一份阿尔卑斯雪糕，加上一杯莳萝利口酒。”

“钱呢？”莱文说。

“在皮包里。”

“都是五英镑一张的？”

“两百英镑怎么可能是小票子。再说钱也不是我给的，”查姆里先生说，“我只不过是中间人。”他的眼睛落在隔壁桌子上的奶油树莓上，目光变得柔和了。“我这人就爱吃甜食。”

“你不想听听那件事吗？”莱文说，“那个老女人……”

“算了，算了，”查姆里先生说，“我什么都不想听。我不过是个中间人。我什么事都不管。我的委托人……”

莱文鄙夷地对他撇了撇自己的豁嘴唇。“你给他们起的这个名字真不错。委托人。”

“怎么我的芭菲还不来？”查姆里先生唠叨道，“我的委托人真都是最好的人。暴力行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战争。”

“我同那个老头儿……”莱文说。

“都在前线的战壕里。”他对自己的幽默得意地轻声笑起来，他的一张大白脸像一块幕布，可以把各种奇怪荒诞的影像投射上去：一只小兔子，一个长着角的人。查姆里先生看到他叫的芭菲盛在一只高脚玻璃杯里端过来，眼睛充满了笑意，闪闪发亮。他又开口说：“你的活儿干得很好，很漂亮。他们对你很满意。你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查姆里先生非常肥胖、非常粗俗、非常虚伪，但是看着他坐在那里吃雪糕，奶油从嘴角上往下流，却叫人觉得他是个很有权势的人物。他很富有，好像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他的。可是莱文却什么都没有，除了查姆里带来的那只皮包里的钱、他身上的衣服、他的兔唇和那支本应扔下不拿的手枪。莱文说：“我该走了。”

“再见，我的朋友，再见。”查姆里一边用吸管吸着甜品一边说。

莱文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他长得又黑又瘦，生来一副倒霉、受罪的样子，在这些小圆桌子和晶莹的水果饮料中间非常局促不安。他走出冷饮店，穿过圆形广场，顺着沙夫茨伯里大街走下去。商店的橱窗里装饰着花花绿绿的装饰品和圣诞节的小红豆，节日的气氛叫他又兴奋又气恼。他揣在衣袋里的手握得紧紧的，把脸贴在一家时髦女装店的窗户上，不出声地向窗玻璃里冷笑着。一个女店员正俯身在一个模特儿上，这个女孩子的线条很美。莱文的眼睛轻蔑地盯着女孩子的屁股和大腿，心里满是鄙夷。圣诞节的橱窗里有这么多肉出售，他心里想。

因为刻毒的心情暂时被压抑下去，他走进了这家时装店。当女店员向他走过来的时候，他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的豁嘴露给她看；他感到很开心，如果他有机会拿一挺机枪对着一个画廊开一阵火，他的心情也会是这样的。他说：“橱窗里那件女装。多少钱？”

女店员说：“五几尼。”她没有称呼他先生。他的嘴唇是他的阶级烙印。显而易见，他出身贫穷，父母花不起钱请个高明的外科医生。

他说：“这件衣服挺漂亮，是不是？”

她有意咬文嚼字地说：“是的，这件服装确实很受人欣赏。”

“很软和，很薄。像这种衣服穿的时候得很小心，是不是？是给又有钱又漂亮的人准备的吧？”

她的谎言脱口而出：“这是样品。”她是个女人，什么都瞒不过她，她知道这间小店铺实际上是很寒酸、很低级的。

“一点儿也不俗气，是不是？”

“可不是，”她说，眼睛瞟着窗外一个穿着紫红色西服的肤色浅黑的人，这人正向她张望，“一点儿也不俗气。”

“好吧，”他说，“我就买了吧，给你五镑。”他从查姆里的钱包里取出一张五镑的钞票。

“要不要给你包起来？”

“不用，”他说，“一会儿我的女朋友自己来取。”他用他那发亮的嘴唇对她笑了笑。“你知道，她也挺有风度的。这是你们这儿最好的衣服了吧？”当她点着头，把钞票拿走的时候，他又说：“这件衣服同爱丽丝正好相配。”

于是他走出店铺，来到大街上，心头的轻蔑稍微发泄出去了一点儿。他拐进弗里思街，转过街角，走进一家德国人开的咖啡馆，他在这里有一个房间。没想到，一件叫他吃惊的东西在店里等着他：木桶里立着一株小杉树，杉树上挂着五颜六色的玻璃球，树下还有一个小马槽。他对开这家咖啡馆的老头儿说：“你也相信这个？这种破烂？”

“是不是要打仗啦？”老头儿说，“报上登的太可怕了。”

“那个客店里没有空房的故事我都知道。过去他们过节总是给我们葡萄干布丁吃。恺撒·奥古斯都下了命令[4]。你看，我知道这些事，我受过教育。过去他们总是一年给我们读一次。”

“我经历过一次战争。”

“我讨厌这种过节的气氛。”

“哼，”老头儿说，“对做生意可有好处。”

莱文把圣婴耶稣拿了起来，下面的摇篮也跟着一块儿起来了，是用石膏做的，涂了色，庸俗不堪。“他们后来把他杀了，是不是？你看，整个故事我都知道。我受过教育。”

他走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去。屋子没有人整理过，面盆里还盛着脏水，水壶也是空的。他的耳边又响起了那个胖子的语声：“查姆里，我的朋友，我姓查姆里。我的姓应该读作查姆里。”胖子一边说一边晃动着他那闪闪发亮的绿宝石戒指。莱文气呼呼地从栏杆上朝下大喊：“爱丽丝！”

爱丽丝从旁边一间屋子走了出来，一个邋里邋遢的女孩子，肩膀一边高一边低，一绺像褪了色似的淡黄头发耷拉在脸上。她说：“你用不着这么大喊大叫。”

莱文说：“我的屋子成了猪圈了。你这样对我太不像话了。快去给我收拾收拾。”他在她脑袋瓜上掴了一掌，爱丽丝把头一歪，嘟哝了一句：“你以为你是谁？”她没敢多说什么。

“快收拾，”他说，“你这个驼背的下贱货！”当她趴在床上收拾床铺的时候，他又对她笑起来：“我给你买了件过节的衣服，爱丽丝。这是收据。快去把它取来。漂亮极了。你穿着正合适。”

“你认为这很好笑？”她说。

“这个笑话是我花了五镑钱买来的。快去，爱丽丝，再晚铺子就要关门了。”但是她在下了楼以后还是报复了他一句，她对着楼上喊道：“我的样子再难看也比你的三瓣嘴好看多了。”咖啡馆里的老头儿和大厅里老头儿的老婆，柜台前的顾客，房子里的人都听到了。他想象得出这些人脸上的笑容。“干吧，爱丽丝，你们俩可真是一对儿。”莱文并没有感到刺痛，从小时候起人们就一滴一滴地给他喂毒汁，他已经感觉不出那苦辣味儿了。

他走到窗前，把窗户打开，用手指在窗台上抓弄了几下。一只小猫跑过来，顺着排水管蹿蹿跳跳跑到窗口，搔弄他的手。“你这个小杂种，”他说，“你这个小杂种。”他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小盒售价两便士的奶油，倒在肥皂盒里。小猫不再自己玩耍，喵喵叫着跟着他的腿跑。他抓住小猫的脖子，连同奶油一起放在橱柜顶上。小猫挣扎着从他手里挣开。莱文小时候在家里养过一只老鼠，这只猫比它大不了多少，只是更软和些。他搔弄着小猫的脑门；小猫一心想吃食，用爪子抓了他一下。它的小舌头颤颤抖抖地舐着奶油。

该吃晚饭了，他对自己说。他身上装着这么多钱，爱到哪儿吃就可以到哪儿吃去。他可以到辛普森饭店去，像那些商业界的阔佬一样吃一顿大餐；大块吃肉，随便要多少份蔬菜。

在他经过设在楼梯下暗角的公共电话间时，他听见有人在说他的名字。老头儿说：“他在这儿长期租了一间屋子，前一阵子到别处去了。”

一个陌生人的声音说：“你，你叫什么名字——爱丽丝——领我到他的房间去。你留神看着大门，桑德斯。”

莱文溜进电话间，屈膝伏在地上。他把门留了一条缝，因为他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喜欢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他无法看到外面的人，但是用不着，只听那说话的声音就可以知道那是什么人：警察、便衣，伦敦警察厅的口气。这个人紧挨着电话间走过去，震得地板在脚下直颤动。过了一会儿他又走了下来。“屋子里没有人。大衣和帽子也不见了。这小子一定是出去了。”那人说。

“多半是出去了，”老头儿说，“他走路总是轻手轻脚的。”

陌生人开始盘问他们：“他长得有什么特征？”

老头儿和驼背女孩异口同声地说：“豁嘴。”

“这很有用，”警探说，“他屋子里的东西你们别动。我回头派个人来采他的指纹。他是怎样一个人？”

他们说的每个字他都听得清清楚楚。他想象不出他们为什么要来逮他。他知道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不是个做事马虎的人，他知道。那间屋子、那套公寓他记得非常清楚，就好像他在脑海里拍下来的一张张照片。他们无法抓住他的任何把柄。把自动手枪带回来是违背指示的，但是这把枪他正带在身上，牢牢实实地掖在他胳肢窝底下。再说，如果他们发现了什么的话，在多佛尔就会把他截住的。他怀着一肚子闷气听着外面的谈话，急着要去吃饭。他已经有二十四小时没好好吃过饭了。他现在身上揣着两百镑钱，想吃什么都可以买，什么都可以。

“这事儿我相信，”老头儿说，“今天晚上他还拿我老婆的圣婴马槽取笑了一通呢。”

“专爱欺侮人的坏蛋，”那个女孩子说，“你们把他抓起来才称我的心呢。”

他吃惊地对自己说：原来他们都恨我！

那个女孩子又说：“他长得奇丑无比。那个嘴唇，一看就让人起鸡皮疙瘩。”

“实在不是个好人。”

“我本来不愿意叫他住在这儿，”老头儿说，“可是他倒不欠房租。只要按时交租，我是无法把他撵走的。这个年头不能这么办。”

“他有朋友吗？”

“问这话太可笑了！”爱丽丝说，“他交朋友？他要干什么？”

莱文蹲在漆黑的电话间地板上暗自窃笑：他们谈论的是我，是我啊。他摸着手枪，盯着门上的玻璃。

“你好像挺生他的气？他怎么着你啦？他不是还要送你一件衣服吗？”

“他只是在耍弄人。”

“即便如此，你还是要去取？”

“我才不要呢。你以为我会要他的礼物。我要把衣服退掉，把钱扔到他脸上。真让人笑掉大牙！”

他既有些气恼又感到好笑地想：他们都讨厌我。如果他们打开这扇门，我要把这伙人一个不剩地打死。

“我要在他那个三瓣嘴上狠狠打一巴掌。我会笑得肚子痛的。我告诉你，我真会笑得肚子痛。”

“我派个人，”那个陌生的声音说，“站在马路对面。要是那个人进来，你们就给他个暗号。”咖啡馆的门关上了。

“啊，”老头儿说，“我真希望我的老婆也在这儿。这场好戏叫她花十先令她也肯看。”

“我给她打个电话，”爱丽丝说，“她这会儿在梅森家聊天呢。我叫她马上回来，把梅森太太也带来。咱们大伙儿一块乐一乐。一个星期以前，梅森太太还说，她再也不想在她的铺子里看到那张丑八怪的脸了。”

“太好了，爱丽丝，给她打个电话吧。”

莱文抬起胳膊，把灯泡从灯座上摘下来。他站起身，紧贴着电话间的一面墙站着。爱丽丝打开门走进来，把自己同莱文一起关在了电话间里。她还没来得及叫喊出声，莱文已经用一只手堵住她的嘴巴。他在她耳朵边低声说：“别往电话里扔便士，要不然我就打死你。你要是喊叫，我也打死你。照着我说的做。”他们俩身子贴得紧紧的，就像睡在一张单人床上似的。他可以感觉到她畸形的肩膀顶着自己的胸脯。他说：“把听筒摘下来。假装你在同那个老婆子说话。快摘下来。我打死你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说，您好，格罗耐尔太太。”

“您好，格罗耐尔太太。”

“把这里的事说给她听。”

“他们要逮捕莱文。”

“为什么？”

“那张五镑的钞票。他们早就在铺子里等着了。”

“你说什么？”

“他们把票子的号码记下来了。那张钱是偷的。”

他被暗算了。他的脑子非常精确地开动着，像一张简便计算表。只要把数字给它，它就能给出正确的答案。莱文心头涌起一阵无名怒火。如果查姆里现在也在这电话间里，他会一枪把他打死，连眼皮也不眨的。

“从哪儿偷的？”

“你自己应该知道。”

“别跟我顶嘴。从哪儿？”

他连查姆里的雇主都不知道。这件事非常清楚：他们不相信他。他们设了这么一个圈套，为的是把他除掉。一个卖报的小孩在街上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最后通牒，最后通牒。”他清清楚楚地听到这个消息，但是没有往深里想：这件事好像同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他又重复问道：“从哪儿？”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

他用手枪顶着她的脊背，甚至想哀求她。“你不能想一想了？这很重要。这不是我干的。”

“当然不是你干的。”她对着那没有接通的电话机气冲冲地说。

“你得了吧。我只求你把整个经过想起来。”

“我永远想不起来了。”

“我还送给你一件衣服呢，是不是？”

“你没送我。你要把赃款销掉，就是这么回事。你不知道他们已经把钞票的号码通知到城里每一家商店了。连我们的咖啡馆也得到通知了。”

“要是我干的，我怎么会不知道钱是从哪儿来的？”

“要是你真的没干，让人家给你栽了赃，那可就是更大的笑话了。”

“爱丽丝。”老头儿在咖啡馆喊了一声，“她回来了吗？”

“我给你十镑钱。”

“假钞票。谢谢你，我不要。你真慷慨。”

“爱丽丝。”老头儿又叫起来。他们听到他正从走道走过来。

“你也该讲讲公道吧。”他愤愤地说，用手枪在她肋骨上戳了两下。

“你居然还讲公道？”她说，“把我当犯人似的呼来喝去。要打就打。在地板上到处撒烟灰。我给你打扫垃圾已经打扫够了。你还往肥皂盒里倒奶油。你还谈什么公道？”

在黑暗的电话间里，身体紧紧同他挨着，爱丽丝一下子变成活生生的了。莱文感到非常惊奇，把外面的老头给忘了。直到门从外面打开，他才醒悟过来。他压低了喉咙恶狠狠地说：“别出声，不然我就打死你。”他用枪在后面比着，叫这两个人都走出电话间。他说：“别发昏。他们是逮不着我的。我进不了监狱。要是我想把你们两个人打死，连眼皮也不会眨。要是我自己被绞死，我也不会眨眼的。我爸爸就是被绞死的……对他来说那倒是件好事……在我前头走，咱们上楼去。出了这件事，有人可要倒大霉了。”

莱文把他俩弄到他的房间，从里面锁上门。楼下一位顾客正一遍又一遍地按电铃。他转身对他们说：“我很想叫你们吃枪子儿，你们告诉警察我是豁嘴。你们就不能讲点儿情义？”他走到窗户前边。从窗户很容易就能逃出去，他选择了这个房间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小猫不敢从橱顶上跳下来，在边儿上转来转去，像只玩具小老虎在笼子里来回转悠，求援似的看着他。莱文把她抱下来，扔在床上。她走的时候想咬他的手指头。莱文爬出窗户，顺着外面的排水管道离开。浓云聚拢，把月亮遮住了，大地好像也随着云块一起在移动。一个冰冷的荒芜的星球，在无边的黑暗中穿行。

四

安·克劳戴尔穿着她的花呢厚大衣在小屋子里走来走去。她不想在燃气上浪费一先令，因为今天她挣不回这一先令来。她对自己说：我找到那份工作真是走运。我很高兴又到外面去工作了。但是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高兴。现在是晚上八点，他俩可以在一块待四个钟头，直到午夜。她得骗他说，她是搭早上九点的火车，而不是清晨五点的。不然他就会叫她很早上床睡觉。他就是这样的人，一点儿也不浪漫。她温情地笑了笑，对着手指哈着气。

楼下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她以为是门铃声，连忙跑到衣柜前面去照镜子。昏暗的灯泡下房间光线不足，她看不出自己的化妆是否经得起阿斯托丽亚舞厅辉煌灯火的考验。她又开始重新涂抹脂粉，如果她的脸色太白，他就要很早地把她送回家来。

女房东探进头来说：“是你的男朋友，给你打电话来了。”

“打电话来了？”

“对了，”女房东说，跨进门里边来，准备多谈两句，“听那声音，像是挺着急，简直有些不耐烦。我想同他寒暄两句，却让他给顶回来了。”

“啊，”她无可奈何地说，“他就是那样，你别往心里去。”

“他晚上多半不能陪你出去了，我想，”女房东说，“老是这样。你们这些老要到外地工作的姑娘太吃亏了。你是说《迪克·惠廷顿》[5]，是吗？”

“不，不是。是《阿拉丁》。”

她一阵风似的下了楼，顾不上别人看到她这么着急会不会笑话她。她对着话筒说：“是你吗，亲爱的？”这台电话总是出毛病。对方的声音在她的耳朵里嘶哑地振动着，她简直听不出是他的声音。他说：“你怎么这么久才来接？我是用公共电话打的。我已经把最后的零钱都花了。听我说，安，我不能找你去了。非常对不起。有任务，我们正在追捕那个盗窃保险箱的人。这件事我跟你说过。我整夜都得办这件事，我们发现了一张钞票。”他的声音在她的耳鼓里激动地鸣响着。

她说：“啊，那好吧，亲爱的。我知道你本来想……”但是她不能继续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吉米，”她说，“我不能看到你了。好几个星期也看不到了。”

他说：“这太难熬了，我知道。我在想……听我说。你最好别乘那班早班车，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九点钟的车。我看过列车时刻表了。”

“我知道。我那么说……”

“你今天夜里就走吧。这样在排演以前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午夜从尤斯顿车站出发。”

“可是我还没有收拾东西呢……”

他不理会她的话。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给别人定计划、作决定。他说：“要是我离车站近，我也许会……”

“两分钟已经到了。”电话机里传出来电话员的声音。

他说：“真见鬼，我没有零钱了。亲爱的，我爱你。”

她拼命想说一个温柔的字，但是他的名字是个障碍，妨碍了她的舌头。她总是不能顺当地说出这个名字来——吉——。电话啪的一声断了。她气得要命：他出去干吗不带点儿零钱。她想：他们把一个警探的电话掐断，太不应该了。她转身往楼上走，没有哭，只不过有一种什么亲人逝世，她被孤单单地留下般的恐惧。她害怕新的面孔、新的职业，害怕外地人爱说的那些粗俗笑话，害怕那些不知趣的人。她也害怕她自己，怕自己忘掉被人爱着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女房东说：“我刚才也是这么觉着的。来吧，到楼下来跟我喝杯热茶，聊一会儿吧。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就好了。对你有好处。有一回一个大夫对我说，说话能叫人把肺里的浊气排出去。这话说得有道理，是不是？谁的肺里也免不了吸进尘土，多说点儿话就把土呼出去了。别忙着收拾东西，时间还早得很呢。我的老伴要是喜欢讲话就不会死得那么早了。医生的话有道理。就是因为他嗓子里有毒气，排不出来，在正当年的时候就死了。要是他多说点儿话，就把毒气排出去了。那比吐痰要好得多。”

五

罪案记者很难让对方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他不断地对首席记者说：“我弄到了那件保险箱盗窃案的一些资料。”

首席记者酒喝得有点儿多。他们所有人都喝得有点儿多。他说：“你还是回家去读读《罗马帝国衰亡史》吧……”

罪案记者是个严肃认真的年轻人，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他看到有人能喝醉了在公共电话间里呕吐，会感到非常震惊。他提高了嗓门喊：“他们追踪到一张钞票。”

“写下来，写下来，伙计，”首席记者说，“写好了以后再把它烧了。”

“那个人逃了——用枪威胁一个女孩子——这是一篇很精彩的故事。”办事认真的年轻人说。他说话带着牛津口音，所以他们才派他去采访犯罪案件。这是新闻编辑开的一个玩笑。

“回家去读读吉本[6]吧。”

认真的年轻人拉住一个人的袖口问：“这是怎么回事？你们都发疯了？是不是报纸不打算出了，还是怎么的？”

“四十八小时之内就要爆发大战了。”一个人对他吼了一声。

“可是我的那个故事非常精彩啊。他用枪指着一个女孩和一个老人，自己跳窗跑了……”

“回家去吧。报纸上没有版位登这种新闻。”

“他们把肯辛顿爱猫俱乐部的年度报告都扣下不发了。”

“‘商店巡礼’也取消了。”

“石灰屋的火灾只登了一条简讯。”

“回家去读吉本吧。”

“一个警察还在门口盯着，他却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跑了。机动警察队已经出动了。他带着武器。警察也都带上手枪了。故事太有意思了。”

首席记者说：“带着武器！你还是到外面去弄一杯牛奶浸浸你的脑袋吧。过一两天我们就都带上武器了。他们已经把证据公布了。一清二楚，是个塞尔维亚人把他枪杀的。意大利对最后通牒表示支持。他们还有四十八小时的时间可以退让。你要是想买军火股票，应该快一点儿，可以发一笔小财。”

“不到一礼拜，你就在军队里了。”一个人说。

“我不去，”年轻的记者说，“我不当兵。你知道，我是个和平主义者。”

那个在电话间里呕吐的人说：“我要回家了。就是大英银行被炸掉，报上也不会有地盘登的。”

一个又尖又细的声音说：“我的稿子是可以发的。”

“我告诉你没有地盘。”

“我的稿子有。‘人人要戴防毒面具’。人口五万以上的城市居民都要进行特别防空演习。”他嘻嘻地笑起来。

“滑稽的是——是——是——”滑稽的究竟是什么谁也没听到，因为一个小厮开门进来，扔给他们一份报纸中版的校样：一张灰色的湿纸上印着油墨还没有干的字母，用手一摸，头条就印在了手指上：“南斯拉夫要求延期。亚得里亚海舰队进入战备状态。巴黎示威群众袭击意大利使馆。”一架飞机飞过，人人都突然安静下来。飞机在黑夜中驶过他们头顶，向南飞去。它飞得很低，尾灯发着红光，翅膀在月光下好像是透明的，只有淡淡的白影。他们透过大玻璃天花板向上张望着，突然间，谁也不想再喝酒了。

首席记者说：“我累了。我要去睡觉了。”

“我那篇选题要不要继续采访？”罪案记者问。

“要是这使你高兴的话。可是从现在起，报纸上除了那件事是不会登别的了。”

他们凝视着天花板，凝视着月亮和空阔的天空。

六

火车站的钟显示还有三分钟到午夜。入口的检票员说：“前边的车厢有座位。”

“我有一个朋友要来送行，”安·克劳戴尔说，“我能不能从后边上去，开车的时候再到前边去。”

“后边车厢的门已经锁上了。”

她垂头丧气地往检票员的身后边看了看。小卖部正在关灯，没有列车从这个月台发出了。

“你得快点儿了，小姐。”

她顺着这趟列车往前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一家晚报的新闻招贴映入她的眼睛，她不禁想：也许自己来不及和他会面就要宣战了。他肯定要入伍，别人都做的事他一定也会做，她对他非常恼怒，尽管她知道她爱他就是因为他可以信赖。如果他的性格古怪、对事物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她就不会爱他了。在她的生活圈里，她看到不少怀才不遇的艺术家和总以为自己应该是考克伦[7]剧团大明星的二流巡回剧团女演员，因此她是不欣赏与众不同的人的。她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是个普通人，同他谈话的时候能清清楚楚地知道他下一句话要说什么。

一长列灯光映照着的面孔从她身边掠过。火车非常拥挤，甚至头等车厢里也坐着一些羞怯、自惭形秽的乘客，他们在软座上局促不安、提心吊胆，生怕验票员把他们赶出去。她不再寻找三等车厢了，随便开了一个车门，把手提包扔在唯一的空座位上，便迈过一条条伸出的腿和横七竖八的手提包，挤到窗户前边。火车引擎已经在蓄汽，浓烟喷到月台上，很难看到后面入口处的情况。

一只手拉了拉她的袖子。“对不起，”一个胖子说，“如果你没事儿就别老站在窗口了，我要买两块巧克力。”

她说：“对不起，你等一会儿。有人来送我。”

“他来不了了，太晚了。你也不能一个人霸占住窗户啊，我得买点儿巧克力。”他把她推到一边，手上的绿宝石戒指在灯光下闪着亮。她从他的肩膀后面使劲向远处的入口处张望，但是窗户差不多整个被胖子堵住了。胖子在喊：“卖巧克力的，卖巧克力的，”一边摇晃着绿宝石戒指，“你有什么样的巧克力？不，不要摩托车手牌的，不要墨西哥牌的。要甜一点儿的。”

突然，她从空隙里看到了麦瑟尔。麦瑟尔已经从检票口走进来，正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寻找她。他寻找的是三等车厢，连看也不看头等车厢。她请求胖子说：“对不起，请你让一让。我朋友来了。”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有没有雀巢牌的？先给我一先令一包的。”

“请你让一让。”

“你没有小票子吗？”卖糖的孩子说，“比十先令小一点儿的。”

麦瑟尔从车边跑着错过了这一节头等车厢。克劳戴尔拼命捶玻璃，但是在汽笛的尖啸和行李车车轮的噪声中，他根本没有听到。最后一批行李已经运进行李车厢里去了。车门砰地关闭上，一声汽笛的长啸，火车驶动起来。

“请让让，请让让。”

“我的钱还没有找呢，”胖子说。卖糖的孩子一边跟着车厢跑，一边数着先令放在胖子手里。当克劳戴尔最后挤到窗口，探出身子的时候，火车已经驶出站外了。她只看到沥青地上站着一个小小的人影，但那个人影却没有能看到她。一个上年纪的女人说：“你不应把身子那样探出去。太危险了。”

她回到自己座位上的时候踩了好几个人的脚。她感到她在这节车厢里很不受人欢迎，她知道每个人都在想：“她不该来到这个车厢。我们买的头等票，可是她……”但是她不想哭，她常听到的一些老生常谈不由自主地涌到她的脑子里，叫她把心肠硬下来。什么“事已过去，悔也无益”啊，什么“五十年后什么还不都是一样”啊，等等这些话。虽然如此，她还是很不痛快地看了一眼胖子的旅行包，旅行包上摇摇晃晃地挂着一个签条，他去的目的地也是诺维治。胖子坐在她对面，膝头上摊着《今日舞台》《晚报》和《金融时报》，他正在吃奶油甜巧克力。

第二章

一

莱文用手帕捂着嘴，走过苏豪广场和牛津街，一直走到夏洛特街。街上很危险，但是总比露出豁嘴安全一些。他先向左转，然后向右转，进了一条窄街。街上，系着围裙的大胸女人隔着马路彼此打招呼，几个懂事的孩子在水沟里寻找破烂。莱文在一个镶着铜牌子的门口站住。阿尔弗雷德·尤戈尔大夫在二楼，一楼是北美牙科诊所。莱文走上二楼，按了按门铃。从楼下传来一股蔬菜味，墙上不知谁用铅笔画了一个裸体女人。

一个穿着护士服的女人开了门。她面相猥琐，一脸皱纹，头发灰白、蓬乱。她身上的衣服早就该洗洗了，不只油迹斑斑，而且还沾着一些看起来像血点或者碘酒的污渍。她身上带着一股刺鼻的化学药品和消毒药水味。女护士看见莱文用手帕捂着嘴，马上开口说：“牙科医生在一楼。”

“我要找尤戈尔大夫。”

她仔细地打量了他一会儿，露出怀疑神色。她的眼睛盯着他的黑外衣：“大夫正忙着呢。”

“我可以等。”

她身后，一个没有灯罩、光秃秃的灯泡在肮脏的过道里摇晃着。“大夫这么晚一般不给人看病。”她说。

“我麻烦了他，会付钱的。”莱文说。她打量他的那种眼神活像一个夜总会的守门人。她说：“你进来吧。”他跟着她走进候诊室。同样是没有灯罩的灯泡、一把椅子、一张橡木圆桌，桌上布满污渍。她走进后面一间屋子，把门关上。莱文听到她在另一间屋子的讲话声，嗡嗡响着总也不停。莱文拿起屋子里唯一的一本杂志，一年半以前的一期《家务管理》，机械地读起来：“今天时兴墙壁不加装饰，也许只挂一张画，点出主要色调……”

护士打开门，向他点了点头：“大夫可以给你看。”一张黄色长办公桌和转椅后面有一只固定的脸盆，尤戈尔正在洗手。屋子里除了一把硬椅、一个柜橱和一张沙发床外没有其他家具。尤戈尔大夫的头发漆黑，看来好像是染过的，稀稀拉拉、一绺一绺地贴在头皮上。当他转过身来以后，莱文看到的是一张一团和气、胖嘟嘟的脸，一张肥厚、肉欲的嘴。他说：“我们能替您做点儿什么？”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大夫更习惯伺候女病人，不知道应该怎样应付男主顾。女护士站在他身后，脸绷得紧紧的。

莱文把嘴上的手绢放下来。他说：“你能不能很快地把我的嘴唇修整一下？”

尤戈尔大夫走过来，用一根胖手指在他的唇上拨弄了一下：“我不是外科医生。”

莱文说：“我可以多付钱。”

尤戈尔大夫说：“这是外科医生的事。不是我的行业。”

“我知道。”莱文说。他发觉护士同医生交换了个颜色。尤戈尔大夫把他的嘴唇两边掀起来看了看；他的手指甲不很干净。他紧盯着莱文说：“要是您能在明天早晨十点钟来一趟……”他的呼吸微微带着些白兰地味儿。

“不，”莱文说，“我要你马上给我治。”

“十镑。”尤戈尔大夫很快地说。

“可以。”

“要现款。”

“我带着呢。”

尤戈尔大夫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来。“请问，你的姓名……”

“你不需要知道我的姓名。”

尤戈尔大夫很客气地说：“随便说一个……”

“那你就写查姆里吧。”

“CHOLMO……”

“不，拼写成CHUMLEY。”

医生填写了一张单子，递给护士。护士走出屋子，把门关上。尤戈尔大夫走到柜橱前面，拿出一个装着手术用具的托盘。莱文说：“光线太暗了。”

“我已经习惯了，”尤戈尔大夫说，“我的眼力很好。”但是当他拿起一把刀子在灯光下查看的时候，手却在轻轻颤抖。他柔声细气地说：“躺在床上，老兄。”

莱文躺下来，对医生说：“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到你这儿来过。名字叫佩奇。她说你的手艺挺高。”

尤戈尔大夫说：“她不应该胡乱同别人说。”

“啊，”莱文说，“你放心，我不会同别人讲的。只要别人对我好，我是不会出卖人的。”尤戈尔大夫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像手提式留声机的盒子，拿到床边。他从盒子里拿出一根管子和一个面具，满脸堆笑地说：“我们这里没有专职的麻醉医师，老兄。”

“停，”莱文说，“我不要你给我麻醉过去。”

“不用麻醉剂可痛啊，老兄。”尤戈尔大夫说，拿着面罩走过来，“痛得厉害。”

莱文坐起来，把面罩往旁边一推。“我不要这东西，”他说，“不要麻醉剂。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我从来没有昏迷过。我喜欢看着你怎样给我做手术。”

尤戈尔大夫继续一团和气地笑着，像闹着玩似的拉了拉莱尔的嘴唇：“你还是习惯了这玩意儿的好，老兄。过不了几天，咱们都得给毒气熏死过去的。”

“你说什么？”

“我是说，快打仗了，不是吗？”尤戈尔大夫一边把橡皮管拉开，一边很快地说。他的手颤颤抖抖地轻轻捻动螺丝，一点儿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塞尔维亚人不可能这样白白地暗杀掉一位国防部长，意大利也决定参战了，法国人也有所准备了。过不了一个星期，咱们也得卷进去。”

“就因为那么一个老头……”他解释说，“我没有看报。”

“我真希望我能预先就知道，”尤戈尔大夫一边安气罐，一边同莱文聊天，“这样我在军火股票上就能发一笔财了。军火股票像火箭似的往上蹿，老兄。你往后靠着，一会儿就成了。”他又去拿面罩。他说：“你只要深深吸气，老兄。”

莱文说：“我告诉你了，我不使用麻醉剂。咱们把这件事说清楚。你爱怎么动刀子就怎么动，但我决不吸这种毒气。”

“你这人太傻了，老兄，”尤戈尔大夫说，“会把你痛死的。”他回到柜子前面，又拿起一把刀子来，手比刚才抖得更厉害了。不知为什么，他非常害怕。就在这时候莱文听见外面轻轻的一声铃响，这是电话听筒被拿起的时候从电话机里传出来的。他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尽管屋子里很冷，尤戈尔大夫却满头大汗。他站在柜子前边，手里拿着一把手术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莱文说：“别出声，别说话。”他一下子把门拉开，护士正站在灯光暗淡的小客厅里，电话听筒贴在耳朵上。莱文侧身站着，眼睛同时看着两个人。“把听筒放下。”他说。护士照他的话做了，一对狠毒无情的小眼睛使劲盯着他。莱文气恨恨地说：“你们这两个阳奉阴违的混账东西，我真想把你俩打死。”

“老兄，”尤戈尔大夫说，“老兄。你误会了。”但是护士却一声也不吭。这一对搭档的胆子都生在她一个人身上。干了大半辈子非法堕胎买卖，也经历过不少死亡事故，她已经变得非常强悍。莱文说：“离开那架电话机。”他从尤戈尔大夫手里拿过手术刀，开始切割电话线。他被一种从来没有体味过的感觉激荡着，感到自己受了非常不公正的对待。这种感觉好像在他的舌头上蠕动着，令他作呕。这些人是跟他同一类的人，他们并不站在法律的圈子内。这一天里他第二次被不法之徒出卖。他一直就很孤独，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孤独过。电话线被他割断了。他不想再多说话，怕自己再同他们费口舌，就会变得怒不可遏，向他们开枪。现在不是开枪打人的时候。他走下楼去，觉得自己又凄凉又孤寂。他继续用手帕捂住嘴。从街角一家卖收音机的小商店里传出广播电台的声音：“我们已经收到下列通知……”在他沿着街头走下去的时候，这个声音一直跟着他。一家家简陋房屋开着的窗户中不停地传出这个毫无表情的、谄媚的声音：“伦敦警察局，通缉令。詹姆斯·莱文。年约二十八岁，中上身材。此人生有兔唇，极易辨认。最后被人发现时，身着黑大衣，头戴黑皮帽。如有线索而缉获……”莱文离开了这个声音，走到牛津街喧嚣的人流中，一直往南走。

有很多事莱文都弄不清楚：街谈巷议的这场战争，为什么他到处被人出卖。他要去寻找查姆里。查姆里本人倒无关紧要，他是按照别人的指示行事的，但是假如他能找到查姆里，他就能从他的嘴里挤出信息来……莱文正在被人到处搜捕，遑遑遽遽，孤独无依。他一方面感到自己这样被人对待非常不公正，但同时又有一种奇怪的自豪心理。在走过查令十字路的时候，他经过一些音像店和橡胶制品店，他的心膨胀起来：不管怎么说，战争是需要人挑动起来的，而我就是挑动起一场大战的人。

他根本不知道查姆里住在什么地方，唯一的线索就是查姆里的一个转信的地址。他想，如果他盯住了替查姆里转信的这家小店铺，也许就有一线希望可以看到查姆里。尽管希望微乎其微，但是既然警察现在还没有抓到他，这件事便多少有一点儿可能性。他正在被通缉的消息在电台里已经广播了。晚报上一定也会登，查姆里可能要暂时避一避风。也许有这种可能，在他准备销声匿迹以前先来取走他的信。但这件事首先取决于，除了莱文给他写的信以外，别人的信是否也从这个地方转。如果查姆里不是那么一个大傻瓜，莱文是绝对不存在这种幻想的。但是查姆里看来并不那么精明，用不着同他一起吃几次冷饮就能看出来他是怎样一个人。

店铺在一条小巷里，对面是一个戏院。这是一家只有一间门面的小书店，出售的东西没有什么超过《影坛花絮》《滑稽故事》的水平的。封得很严的法国明信片、美国和法国的杂志，另外还有一些低级的刺激性读物。这些书，那个油头粉面的年轻人或者他的姐姐，不管谁在店里，都向你要二十先令一本，如果看了以后退还给他们，可以拿回十五先令。

要在远处盯着这家店铺很难。街角上正站着一个女警察在注意不三不四的女人，街对面是戏院的一道长墙和入口。如果站在墙边，就会像苍蝇落在壁纸上一样显眼，除非等着绿灯亮了走过街对面，莱文心里盘算着，除非今天的戏非常叫座。

今天的戏很叫座。虽然戏院的大门一个钟头以后才开，门前已经排了一长队人等着买楼座票了。莱文用身上最后的一点儿零钱租了张帆布椅坐下来。书店就在街对过。今天看店的不是那个年轻人，是他的姐姐。她就坐在一进门的地方，穿着一件绿衣服，很像是用隔壁一家酒店台球桌的绿绒面剪裁的。她生着一张大方脸，好像从来没有年轻过，一只斜眼虽然戴着钢丝边大眼镜也掩盖不住。她的年龄介于二十到四十之间，说她多大岁数都可以。和他头上挂着的那些画报上的最漂亮的肉体、那些专拍模特儿照片的摄影师所能雇到的一张张最美丽的面孔比起来，这个女人又邋遢又丑恶，简直是对女性的一种嘲弄。

莱文在张望着，用一块手帕堵着嘴。他是排队买顶层楼座戏票的六十个观众中的一个，他在张望着。他看见一个年轻人停在书店门前偷偷地看了一眼《繁华的巴黎》又匆匆走开。他看见一个老头儿走进店里，出来的时候夹着一个棕色纸包。排队的人里面有一个跑过去买了一包纸烟。

一个戴夹鼻眼镜的老太太坐在莱文旁边。她回过头来对身后边一个人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喜欢读高尔斯华绥[8]的书。他是个绅士。读他的书，你会觉得有一种稳当的感觉。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好像老是在巴尔干半岛出事儿。”

“我喜欢《忠诚》。”

“他很有人情味。”

一个人站在莱文和对面铺子中间，举起一小张方方正正的纸来。他把这张纸放进嘴里，接着又举起另一张来。一个浪荡的女人在街对面摇摇晃晃地走过去，对着书店里的女人讲了几句话。那个男人把第二张纸又放进嘴里。

“他们说舰队……”

“他的作品令你思索。我喜欢他的就是这个。”

莱文想，如果排队的人开始移动，查姆里还不露面，我就得走了。

“报上有什么新闻吗？”

“没有什么新消息。”

站在路上的人从嘴里拿出纸团来，把它们撕开，折叠起来，又撕开。最后他把纸打开，变成一个圣乔治十字章，在寒风中瑟瑟抖动。

“他过去曾给反对活体解剖社团捐了一大笔款。米尔班克太太跟我讲过。她给我看了他的一张支票，上面有他的签字。”

“他真是有人道精神。”

“也是很伟大的作家。”

一对神情很快活的青年男女给变戏法的人鼓掌，这个人摘下帽子，开始沿着买票的队伍讨钱。一辆出租车在街的一头停下来，从车里面走出一个人。那人是查姆里。他走进书店，店里的女人站起身跟着他。莱文数了数身上的钱。他还有两先令六便士，另外就是那一百九十五镑失窃的钞票，一点儿用场也派不上。他把脸更深地埋在手帕后面，匆匆忙忙地站起来，像是突然觉得一阵不舒服似的。变戏法的人走到他眼前，把帽子向他擎过来。莱文看到那里面放着几便士的零钱和一个六便士、一个三便士的硬币，他非常羡慕。他愿意出一百镑来换帽子里的一点儿钱。他把那人粗暴地一推，匆匆走开。

街的另一头有个出租车停车场。莱文弯着腰靠墙站着，像是个病人，直到查姆里从书店里走出来。

莱文说：“跟着那辆车。”他感到如释重负地往车座上一躺。汽车转回去，驶过查令十字路、托特纳姆宫路和尤斯顿路。尤斯顿路上陈列着的自行车都收回屋子里去了，大波特兰路靠近这一段的二手车店主在系好领结，摆上一副疲惫不堪、暗无光泽的笑脸回家以前，正在匆匆地往肚子里灌一杯晚酒。莱文不习惯被人追捕。这明显好多了：追踪别人。

汽车的计程表也没有同他过不去。当最后查姆里先生绕过尤斯顿战争纪念碑，来到车站烟雾弥漫的入口时，他还富余一个先令。他非常不明智地把这个先令给了汽车司机。他还要等很长时间，手里的一百九十五镑钱却无法买一份三明治。查姆里先生带着两个搬运工先到行李房，把三个旅行包、一台手提打字机、一口袋高尔夫球棒、一个小公文包和一个帽盒寄存起来。莱文听见他在打听午夜十二点的火车从哪个站台发车。

莱文在候车大厅里斯蒂芬逊制造的第一辆机车——“火箭号”的模型旁边坐下来。他要好好思考一下。十二点的火车只有一趟。如果查姆里是去汇报，他的雇主一定是在北部某个烟雾弥漫的工业城市，因为在诺维治市以前火车是不停的。但是他马上又面对了这个抱着金饭碗讨饭吃的问题。他手里的钞票的号码已经通知给每一个地方，火车站售票处肯定也不例外。看起来，他对查姆里的追踪到了三号月台的入口处暂时就算进了死胡同了。

但是就在莱文这样坐在“火箭号”模型下面大大小小的包裹和吃三明治的人到处乱抛的面包屑中间时，一个计划在他心中慢慢成形了。他还是有一个机会的，很可能列车上的验票员并不知道钞票的号码。这是官方可能疏忽了的一个漏洞。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他在这辆北上的列车上试用的钞票最后会使他暴露身份。他在车上得买一张全程的车票，不论他在哪个站下车，都是很容易被追踪的。他还会继续被人追捕，但是他很可能会甩开他们半天的时间，使他更接近他自己猎捕的对象。莱文永远也不会理解别人，别的人好像都同他生活得不同。尽管他对查姆里先生心怀怨恨，恨得简直想把他杀掉，他还是不能想象查姆里先生自己的恐惧和动机。这就像是一场追捕：他是猎犬，查姆里只不过是一只机器兔子，不同的是这只猎犬又被另一只机器兔子在身后紧紧追赶着。

莱文的肚子很饿，但是他却不敢冒险去破开一张大票子；他甚至连去厕所的铜板也没有。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开始在车站里踱来踱去，为了在这寒冰一般的污秽和零乱中使身体暖和一点儿。十一点三十分，他站在一台卖巧克力茶的机器后面看见查姆里去取行李，他远远地跟在他后面，看着他走进检票口，沿着灯火明亮的一节节车厢往前走去。过圣诞节的乘客热潮开始了。这些乘客同平时的旅客不同，你可以感觉到他们是回家团聚去。莱文站在一个月台指示牌的暗影里，听着这些人的笑声、彼此打着招呼，看着灯光下一张张的笑脸。车站里的柱子装饰得像大鞭炮；旅客的手提包里装的是圣诞节礼物；一个女孩子大衣里裹着一根冬青树枝；车站的天花板下面高高挂着一支带白浆果的檞树枝，被雪亮的灯光照耀着。莱文走路的时候，感到塞在胳膊下面的自动手枪顶着自己的身体。

离十二点只差二分钟了，莱文向前跑去，机车已经向月台上喷射着浓烟，车厢正在噼噼啪啪地关门。他对检票口的人说：“我来不及买票了。我到车上去补。”

他想上最后面的几节车厢，但是里面人都已经坐满，门已经锁上了。一个搬运工对他喊，叫他到前面去。他又往前跑，只来得及跳进最近一节车厢里。他找不到座位，便站在通道里，脸对着窗玻璃，不叫人看见自己的兔唇。他看着伦敦城向后奔驰。一个亮着灯的信号室，屋子里火炉上热着一锅可可；一个信号灯发着绿光；寒星闪烁的天空下兀立着一长排黑暗的房屋。他凝视着窗外，因为只有脸朝外才能不叫人看到他的嘴唇。但就在这样眺望的时候，他却觉得自己像在看着心爱的东西向后奔去，他永远也不能再抓住它们了。

二

麦瑟尔从月台上走回去。没有看见安，他心里感到遗憾，但这没有什么要紧。反正再过几个星期他们还会见面的。倒不是他爱安没有像安爱他那么热烈，而是因为他的思想正牢牢地被一件事牵系着。他正在办一个案子，如果办成了，他可能被提升，他们也就可以结婚了。他没怎么费力地就把那个女孩从心头抹掉了。

桑德斯正在检票口外面等着他。麦瑟尔说：“咱们走吧。”

“这回到哪儿去？”

“到查理那儿去。”

他们坐在汽车的后座上，汽车重又驶入车站后面肮脏的窄街里。一个妓女对着他们吐舌头。桑德斯说：“乔——乔——乔那儿怎么样？”

“大概不会在那儿，不过咱们还是可以去一趟。”

汽车在离一家炸鱼店两个门时停了下来。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个警察走下车来，等着指示。“到后门去，弗罗斯特。”麦瑟尔说。他让他先走，过了两分钟才开始敲炸鱼店的门。屋子里一盏灯亮了，麦瑟尔从窗子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的长柜台、一堆旧报纸和下面炉火已经熄灭的铁箅子。门开了一条缝。麦瑟尔跨进一只脚，把门开大。“晚上好，查理。”他一边说一边向屋子四周巡视了一遍。

“麦瑟尔先生。”查理说。查理胖得像个东方的太监，走路的时候像个妓女，扭扭捏捏地摆动着大屁股。

“我要跟你说几句话。”麦瑟尔说。

“哦，那太好了，”查理说，“请到这边来，我刚要上床。”

“我想你也是的，”麦瑟尔说，“今天夜里下边的客人都满了吧？”

“哦，麦瑟尔先生。您真会开玩笑。只不过是两三个牛津大学学生。”

“我告诉你。我正在寻找一个豁嘴子。大概二十七八岁。”

“他不在这儿。”

“黑大衣、黑帽子。”

“没见过这个人，麦瑟尔先生。”

“我想到你的地下室去看看。”

“当然可以，麦瑟尔先生。只有两三个牛津大学学生。我先下去成不成？给您引见一下，麦瑟尔先生，”他在前面领路，沿着石头台阶下去，“这样安全一些。”

“我会照料我自己的。”麦瑟尔说，“桑德斯，你留在上面。”

查理打开门：“孩子们，别害怕。麦瑟尔先生是我的一个朋友。”所谓的牛津大学学生们在屋子一头排成一行，对他怒目而视，一个个不是断过鼻梁就是耳朵被打成花椰菜似的，显然这些人都是拳击界不入流的角色。

“晚上好。”麦瑟尔说。桌子上的酒和牌都已经收起来了。他从最后两级石头台阶走到石板地面上。查理说：“好了，孩子们，你们用不着害怕。”

“你们怎么不请几个剑桥的学生参加这个俱乐部啊？”麦瑟尔说。

“啊，您真会开玩笑，麦瑟尔先生。”

麦瑟尔在屋子里走动的时候，这些人都用眼睛盯着他。没有一个人同他讲话。他是他们的敌人，他们用不着像查理似的对他客气，可以表现出对他的敌意。麦瑟尔每走一步，他们都不放松。麦瑟尔说：“你们在你这个柜子里藏着什么啊？”麦瑟尔向柜子走去，这些人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查理说：“让这些孩子在这里开开心吧。他们不想做坏事。我这里是最规矩的俱乐部——”麦瑟尔把柜门一拉，从里面滚出四个女人来。一个个头发蓬松、油亮，好像用一个模子铸出来的玩具。麦瑟尔笑了起来，他说：“这真是同我开玩笑。我真没想到你这个俱乐部还有这种玩意儿，查理。好吧，再见啦！”女人们从地上爬起来，拍打尘土。男人们一个也没有说话。

“说实话，麦瑟尔先生，”查理说，在向上面走的时候他的脸一直涨得通红，“我真希望我的俱乐部没有发生这种事。我不知道您会怎么想。但是那些孩子并没想干坏事。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愿意叫自己的姐妹留在家里。”

“怎么回事？”桑德斯在台阶上面大声喊。

“所以我就说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姐妹带来，这样那里才坐着几个女孩子……”

“怎么回事？”桑德斯说，“女——女——女孩子？”

“别忘了，查理，”麦瑟尔说，“一个豁嘴儿。如果这个人在你这儿露面，最好让我知道一下。你不想你的俱乐部关门吧。”

“有悬赏吗？”

“会给你一笔赏金的。”

他们回到汽车上。“把弗罗斯特接上车来，”麦瑟尔说，“该上乔那里去了。”他把笔记本拿出来，又划去了一个名字。“在乔以后还有六个地方。”

“三点以前我们跑——跑——跑不过来。”桑德斯说。

“例行公事，他现在早已离开伦敦了。但是迟早他要用掉另一张票子的。”

“有没有指印？”

“太多了。光是肥皂盒上的就有一大本子。一定是个爱干净的人。哼，他是逃不脱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托特纳姆宫路的灯光晃在他们脸上。大商店的橱窗里仍然灯火辉煌。“这套卧室家具真漂亮。”麦瑟尔说。

“真是闹得人仰马翻，是不是？”桑德斯说，“就为了这几张钞票，我是说。都快打起仗——仗——仗——”

麦瑟尔说：“如果他们那边办事也像咱们这么有效率，可能就打不起仗来了。我们现在早把凶手逮住了。这样全世界的人就都能知道，到底是不是塞尔维亚人……啊——”他轻轻地喊了一声，因为汽车这时正开过希尔家具店，柔和的光泽，镀铬的闪亮使麦瑟尔暂时沉醉到自己的幻想里。“我倒愿意办那种案子，”他接着说，“全世界都瞩目的杀人凶手。”

“只为了这么几张钞——钞票。”桑德斯唠叨着。

“不对，你错了，”麦瑟尔说，“重要的是得按常规办事。今天是几张五镑钞票，下次就不是几张钞票了。大小事都得按手续办。这是我对这件事的看法。”他说，让自己像被铁锚系住的思想尽量把铁索拉得远远的。汽车继续驶下去，绕过圣吉尔斯圆环，向七日晷路方向开去。每经过一个盗匪可能藏身的窝子他们都下来检查一番。“打不打仗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战争过去我还要继续干这一行。我喜欢这样的组织，我从来就喜欢在组织严密的一面。当然了，在另一面你可以遇到很多天才，但你也会遇到不少蹩脚的骗子，你会看到人性中所有的残忍、自私和傲慢。”

在乔的俱乐部里，除了傲慢以外别的人性他们都看到了。那里的人坐在光秃秃的桌子旁抬头望着他，听凭他把屋子搜寻了一遍。作弊的纸牌已经藏在袖口里，掺水的酒不见踪影，每个人都佩戴着残忍和自私的独特标志。甚至在墙角，他也能发现傲慢：一个人伏在一张纸上，没完没了地玩画圈打叉的双人游戏。他在同自己赌胜负，因为他不屑于同俱乐部里别的人玩。

麦瑟尔又划掉了一个名字，汽车向西南方肯宁顿驶去。在伦敦所有的地区，其他的警车也在做着同样的工作，麦瑟尔只不过是这个庞大组织的一部分。他不想做领袖，他甚至不想投靠到某个上帝派遣的狂热的领袖手下。他只愿意自己是千千万万人中的一员，身份大致平等，为了一个具体目的工作——不是为着什么机会均等这类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为着效劳于一个民治的政府、一个豪富者的政府或者好人政府，他只是在消除导致社会不安的犯罪。他喜欢安定，希望有一天准保能同安·克劳戴尔结婚。

装在汽车里的扬声器传出声音：“警车现在驶回国王十字区，加强搜查。下午七点左右有人见到莱文乘车到了尤斯顿车站。可能还没有坐火车离开。”麦瑟尔俯身对司机说：“把车掉头，开到尤斯顿火车站。”他们开过沃克斯豪尔街。另外一辆警车从沃克斯豪尔街地道开出来，和麦瑟尔的汽车相遇。麦瑟尔举手向那辆车打了个招呼跟在后面驶过泰晤士河。壳牌麦斯大楼上的大钟指着一点半。威斯敏斯特的钟楼还亮着灯：议院正彻夜举行会议，反对派为了全国动员令不被通过正在做最后的挣扎。

他们驶回泰晤士河堤岸的时候已经是清晨六点了。桑德斯在车里打起瞌睡来。他说了一句梦话：“那太好了。”他梦见自己的口吃病已经治好了，有了一笔财产，正在和一个女孩子喝香槟，一切都非常好。麦瑟尔在笔记本上把这一夜的活动情况概括地记下来，他对桑德斯说：“他肯定上火车了。我敢和你打赌——”这时候他发现桑德斯已经睡着了。麦瑟尔在他膝头盖上一条毯子，又思索起来。汽车开进了伦敦警察局的大门。

麦瑟尔看见探长的房间里还亮着灯，就走了进去。

“有什么要报告的吗？”库塞克说。

“没有。那个人一定上火车了，长官。”

“我们了解到一点儿情况，可以研究一下。莱文追踪一个什么人到了尤斯顿火车站。我们正在寻找被他追踪的那个人乘坐的汽车。还有一件事：他到一个叫尤戈尔的大夫那里去过，想叫大夫给他的嘴唇整形。他要给大夫他的那些钞票。那支自动手枪还在他身上。我们已经了解到他过去的一些情况。他小时候上过工厂开办的学校，相当精明，一直没犯到咱们的地界里来。我真不明白，像他这么精明的人，为什么这次他这样跳了出来。这不是把脚印明摆出来叫人捉到他吗？”

“除了那些钞票以外，他手里的钱还多不多？”

“大概不多。你有什么想法，麦瑟尔？”

城市上空已经变亮了。库赛克关掉台灯，屋子变得灰蒙蒙的。“我得去睡一会儿了。”

“我猜想，”麦瑟尔说，“所有的售票处都知道钞票的号码了吧？”

“所有的售票处都通知到了。”

“我的看法是，”麦瑟尔说，“如果他手里只有假钞票而又想乘快车……”

“你怎么知道他乘的是快车？”

“不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说快车，长官。也许是……如果是慢车，伦敦附近站站都停，这时候肯定会有人向咱们报告了……”

“也许你猜得对。”

“如果我要想搭一趟快车，我就在检票口外面等着，直到快开车的时候再进去，在车上补票。我想车上的查票员是不会知道假钞号码的。”

“你说得有道理。累了吗，麦瑟尔？”

“不累。”

“我可累了。你在这儿给车站打打电话，尤斯顿、国王十字、圣潘克拉斯，给所有的车站都打个电话。把昨晚七点以后开出的各次列车都记下来。叫他们用电话通知列车经过的各个站，检查一下每个在火车上补票的旅客。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下车了。晚安，麦瑟尔。”

“早安，长官。”麦瑟尔喜欢把话说得准确。

三

这一天诺维治市的天始终亮不起来。浓雾像没有星辰的夜幕一样笼罩着市区的高空。街头的空气倒还清新，你只要想象这还是夜晚就成了。第一辆有轨电车从车库里爬出来，沿着铁轨驶向市场。一张旧报纸被风刮起来，贴在皇家剧院的门上。诺维治郊区靠近矿井的几条街上，一个老人蹒跚地走着，拿着一根长棍挨门挨户地敲打住家的窗户。商业街上一家文具店的橱窗里摆满了《祈祷书》和《圣经》，还孤零零地摆着一张纪念英联邦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纪念卡，好像摆在纪念碑前的一个枯干了的罂粟花圈：“你们要在战争牺牲者的面前宣誓，永远不要忘记。”铁路前面，一盏信号灯在黑暗中闪着绿光，一节节明亮的车厢速度慢下来，驶过一个墓地、一家制胶工厂，从一条砌着水泥堤岸的整洁、宽阔的河上开过去。天主教堂的钟声正在轰鸣着。月台上响起一声哨音。

满载着乘客的列车又徐徐驶入一个新的清晨。一张张脸风尘仆仆，所有的旅客都和衣而卧，在车上度过一个夜晚。查姆里先生甜食吃得太多，牙齿积满污垢，呼吸重浊，带着一股巧克力糖味儿。他把脑袋伸到过道里，莱文马上转过身去，望着窗外铁路侧线。几辆卡车装满了当地采出的煤块。从制胶工厂飘来一股臭鱼腥味。查姆里先生又转到车厢的另一边，想弄清楚这列火车傍着哪个月台停车。他一边说“对不起”，一边往别人的脚上踩。安微微笑着，使劲在他的脚踝上踹了一下。查姆里瞪了她一眼。安说一句“对不起”，便开始用棉纸和扑面粉化起妆来。她要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才能鼓起勇气来迎接这一天的新环境：皇家剧院、狭小的化妆室、煤油取暖器以及同行的互相倾轧和造谣诽谤。

“你让我过去好不好？”查姆里先生气愤地说，“我在这儿下车。”

莱文从玻璃的反射中看到查姆里从车厢里下去，但是他不敢紧跟在后。他耳旁好像响着一个声音，这声音飘过了雾气迷蒙的遥远路途，越过一个个州郡起伏的原野和时隐时现、建满了别墅的市郊在他耳边回响着：“逮捕一个没有车票的人。”他手里拿着验票员给他补票的白纸单据思索着。他打开车门，看着旅客从他身边成群结队地向出口走去。他需要时间，但是他手里的这张白纸却马上就会把他暴露。他很清楚地知道，他连十二小时的先机都不会有了。他们会立刻搜查诺维治的每一处酒店和旅社。他什么藏身的地方也没有。

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二号月台上的自动售货机，灵机一动，想起了一个主意。这个办法打破了他彳亍独行的孤独天地，使他又回到广大的人丛中去。

这时大多数旅客都已走净了，但是有一个年轻姑娘还站在小吃店门口，等着搬运工回来替她搬行李。莱文走到她跟前说：“我可以帮你拿拿行李吗？”

“哦，假如你肯帮忙的话。”她说。莱文站在她面前，微微低着头，不让她看到自己的嘴唇。

“吃一份三明治，好吗？”他说，“坐一夜车可真够呛的。”

“开门了吗？”她说，“这么早？”

莱文推了推门。“已经开了。”他说。

“你要请我吗？”她说，“是请客吗？”

他有些惊讶地看着她。她脸上带着笑容，一张小脸很俊俏，两只眼睛离得太远了一些。莱文更习惯的是妓女们脱口而出表示亲昵的客套话，而不是自然而亲切的态度，这种他似乎早已失掉的幽默感。他说：“我请。我来付账。”他把她的包裹拿进小吃店去，敲了敲柜台。“你要什么？”他说。在苍白的灯光下，他始终背对着她，不想把她吓坏。

“品种真多，”她说，“葡萄干面包、小圆面包、饼干、火腿三明治。我想要一个火腿三明治和一杯咖啡。是不是我会让你破产了？那我就不要咖啡了。”

莱文等着，直到柜台后的女售货员重新离开，直到身旁的女孩子嘴里塞满了三明治想喊也喊不出声来，才把脸露出来。他感到有点狼狈，因为女孩子不但没有露出嫌恶的表情，反而含着一嘴东西对他笑起来。他说：“我要你的车票。警察在追捕我。无论怎样，我也要把你的车票弄到手。”

她被嘴里的面包呛住了，咳嗽起来。她说：“看在上帝的面上，在我背上捶两下。”莱文差一点儿就照她的话做了，她简直弄得他手足无措。他对人们的正常关系已经不习惯了，这使他的神经感到慌乱。他说：“我带着枪呢。”接着又补充了个站不住脚的条件，“我给你这个作为交换。”他把补票单据放在柜台上。她一边咳嗽，一边很感兴趣地仔细看了看他补票的单据。“头等，全程。这么一说，我还可以退一部分钱呢。这个买卖可真合算。但是你为什么要动枪啊？”

他说：“拿票来。”

“给你。”

“现在你同我一起出站，”他说，“我不放心你。”

“你为什么不先把火腿三明治吃掉。”

“小声点儿，”他说，“我没有工夫听你说笑话。”

她说：“我喜欢你这种硬汉子。我的名字叫安。你叫什么？”外面列车鸣起笛来，车厢开始移动，一长串亮光又驶回到浓雾里，机车把蒸汽喷射到月台上。莱文的眼睛离开了她一会儿，她趁机举起杯子，把一杯热咖啡泼在他脸上。莱文身子往后一仰，双手捂住眼睛。他像个动物似的呻吟了一声，热咖啡把他的脸烫得生疼。这是那个老国防部长感受过的，是那个女秘书感受过的。莱文的右手摸到自动手枪上，脊背倚着门。他干事都是被别人逼出来的，都是别人逼着他失去了理智。但是他控制住自己，他努力忍着烫伤的疼痛，克制着逼他杀人的痛苦。他说：“我的枪在瞄准你。把你的手提包拿起来。拿着那张补票收据在我前边走。”

她照着他的话做了，因为提着沉重的箱子，脚步有些蹒跚。收票员说：“改变主意了？这张票可以一直坐到爱丁堡呢。怎么中途就下车了？”

“是啊，”她说，“我就在这儿下了。”收票员拿出一支铅笔，在补票单据上写了几个字。安想到一个主意：她想叫收票员记住她和这张票。很可能会进行查询的。“不要了，”她说，“我不用票了。我不想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就到这个地方。”她从出口处走出去，心里想：这件事他不会很快就忘记的。

路两边是肮脏的小房子，一条长马路向前延伸着。一辆送牛奶的车哗啷啷地响着转进一条横街，不见了。她说：“怎么样？可以让我走了吗？”

“别把我当傻瓜，”他没好气儿地说，“往前走。”

“你也该替我拿一件行李吧。”她把一只箱子放在地上，莱文只好提起来。箱子很沉，他用左手提着，他的右手还得攥着手枪。

她说：“这条路不是往诺维治市内去的。咱们应该在刚才那个街角往右拐。”

“我知道往哪儿走。”

“我倒希望我也知道。”

两旁的小房子在浓雾里好像永远也没有尽头。天还很早。一个女人走出门来取牛奶。安看见一个男人在窗户里面刮胡子。她想向这个人呼喊求救，但是这个人可能没有反应。她想象得出来，这个人会愣愣地瞪着看她，很久也不明白外面出了什么事。他们继续走下去，莱文在离她身后一步远的地方。她想知道，他是不是在吓唬她。如果他真的会对她开枪，那他一定是犯了什么重罪，正在被缉捕。

她把脑子里想的说出来：“是杀人了吗？”她说这话时很不客气，声音很低，带着点儿恐惧，这种语调对莱文说是熟悉的，他习惯了恐惧。二十年来他心头一直埋着恐惧。使他手足无措的反而是人与人的正常关系。莱文一点儿也不感到拘束地回答说：“不是，他们要捉我不是因为我杀了人。”

她向他挑衅地说：“那么你是不敢对我开枪的。”但是莱文的回答是现成的，他这样回答别人都会相信，因为他说的是实话。“我不想坐牢。我宁可叫他们绞死。我父亲就是被绞死的。”

她又问：“咱们上哪儿去？”她一直注意寻找时机。这次莱文没有回答。

“这个地方你熟悉吗？”但是莱文已经不想再说话了。突然，她的机会来了：一家门口摆着晨报新闻标题广告的小文具店，橱窗里陈列着廉价的信纸、钢笔和墨水，一个警察正站在橱窗外面往里看。她感到莱文在她背后走近了一步，事情发生得太快了，她没来得及打定主意，他们已经从警察旁边走过去，又沿着这条肮脏的马路走下去。现在再喊已经来不及了。警察已经离开他们二十码远，无法过来救她了。她低声说：“准是杀了人。”

她两次重复这句话刺激了他。他说：“你太不公平了，总是往坏处想我。是他们把一个盗窃案加到我的头上，我连这些钞票是从哪儿偷的都不知道。”从一家酒馆里走出一个人来，用湿布揩拭台阶，一股油煎火腿味传到他们鼻子里来。手提包在他的手里越来越沉了，莱文需要握着枪，所以不敢换手。他又接着说：“一个人要是相貌生得丑，就一辈子也不会有出头之日了。从在学校念书就是这样。甚至在入学以前就已经注定了。”

“你的相貌有什么难看的？”她明知故问地说。只要他开口讲话就存在着希望。要杀死一个同你仍然发生着某种关系的人一定比较困难一些。

“我的嘴唇，当然了。”

“你的嘴唇怎么了？”

他有些惊讶地说：“你是说你没有注意到……”

“啊，”安说，“我想你是说你的豁嘴儿。比那个难看的有的是。”他们这时已经走完了一座座肮脏的小房子。她看了一下这条新建的路的名字：莎士比亚大道。发亮的红砖楼房，都铎式的三角屋顶、半木结构、镶着彩色玻璃的房门，每一幢小楼都有一个诸如“幽憩”之类的名字。这些房子代表着一种比纯粹贫穷更为庸俗的东西——灵魂的庸俗。它们已经爬到诺维治的边缘上了，投机的建筑商大量盖起分期付款的住房来。安忽然想，他把她带到这里来，是为了把她杀死在这些房子后面坑坑洼洼的空地上；那里，青草都被踩在烂泥里，一个个的树桩说明过去曾是个树林。他们继续往前走，看到一所小楼的门开着，为了让购买住房的人随时可以进去看：从一间方方的小客厅可以走到方方的小卧室，卧室通到浴室和楼梯平台旁边的厕所。一个大招牌上面写着：“欢迎参观安乐居。现款十镑产权立即到手。”

“你是想买一幢房子吗？”她强自说着打趣的话。

莱文说：“我口袋里装着一百九十五镑，可是连一盒火柴也不能买。我告诉你，我中了人家的圈套了。我从来没有偷过那些钞票。是一个浑蛋栽在我身上的。”

“这个人也太慷慨了。”

他在另一所名叫“睡谷”的房子前边犹豫了一会儿。这所房子刚刚盖好，滴在窗玻璃上的油漆还没有擦掉。他说：“因为我替他干了一件事。他本来应该付给我一笔报酬的。我跟踪他到这里来。一个叫查尔—姆恩—德里的浑蛋。”

他把她推进“睡谷”的大门，经过一条没有铺砌地面的小路走到后门。他们站在雾气的边缘上，好像在日夜交界的地方，雾气像长幡一样消失在灰色的天空中。莱文把肩膀往后门上一靠，像玩具房屋一样，住房门锁一下子就从木柴棍门框上脱开。他们走进厨房，电线等着安灯泡，煤气灶还没有接通管道。“靠墙站着，”他说，“让我看着你。”

他坐在地板上，手里拿着手枪。他说：“我累了。在火车上站了一夜。我的脑子都麻木了。我不知道拿你怎么办。”

安说：“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工作。如果把工作丢了我就一个铜子儿也没有了。我向你发誓，你把我放了我绝不对别人讲。”她又不抱希望地加了一句，“但是你是不会相信我的。”

“人们答应我什么也不算数。”莱文说。他在污水池旁幽暗的角落里面色阴郁地沉思着。他说：“只要你在我身旁，我在这儿待着，暂时还是安全的。”他把手放在脸上，但是马上就因为烫伤疼得一哆嗦。安的身体动了一下。莱文说：“别动，不然我就开枪了。”

“我能坐下吗？”她说，“我也累了。我今天得站一下午。”但是就在她说这话的时候，她却仿佛看见自己被塞在壁橱里，浑身鲜血淋漓。她接着说：“我得化装成中国人，扯着喉咙唱歌。”但是莱文并没有听她说话，他正在自己的幽暗里筹思他的计划。为了不叫自己过分沮丧，她信口哼起萦回在脑子里的一支歌来；这首歌使她想起麦瑟尔，想起他们晚间乘车回家，想起“明天见”。

对你这只是

公园，

对我这却是

人间的伊甸。

他说：“我听过这个歌。”他不记得是在哪儿听到的，只记得那是一个灰暗的夜晚，寒风刺骨，他饿得要命，唱针刮着唱盘。他觉得某种尖锐、寒冷的东西正在他心里碎裂着，使他痛苦不堪。他坐在污水池下边，手里拿着枪，开始啜泣，却没有哭出声音，一任眼泪从眼角往下流，像苍蝇在由着自己性子飞似的。安继续哼唱着，一时没有发现他在落泪。“他们说这是一个男人从格陵兰带来的雪莲。”这时她看见他脸上的泪水了。她说：“你怎么了？”

莱文说：“靠着墙，要不我就开枪了。”

“你都垮了。”

“这不关你的事。”

“啊，我想我还是通人情的。”安说，“你还没有做出什么伤害我的事来。”

他说：“没什么，我只是累了。”他看了看面前还没有完工的赤裸、肮脏的厨房地板，想吹两句牛。“我住旅馆已经住腻了。我想把这间厨房修好。过去我学过电工。我受过教育。”他说，“‘睡谷’。在你累了的时候这倒是个好名字。但是他们把‘谷’字写错了。”

“放我走吧，”安说，“你可以相信我。我什么都不说。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他凄惨地笑了笑：“相信你。我倒愿意这样做。等你进了城，你就会在报上看到我的名字，我的相貌特征，我穿着什么衣服，我多大年岁。我从来没偷过钞票，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告诉别人我要寻找的是谁。姓名：查尔—姆恩—德里；职业：骗子。一个胖子，戴着个绿宝石戒指……”

“啊，”她说，“我就是跟这样一个人同车来的。我不相信他有这个胆子……”

“哦，他只不过是个代理人，”莱文说，“但是如果我能找到他，我就能逼着他告诉我……”

“为什么你不自己到警察局去投案，把事情和他们说清楚呢？”

“你真会出主意。告诉他们是查姆里的朋友们把那个捷克老头儿干掉的。你太聪明了。”

“捷克老头儿？”她叫起来。这时雾气从这一带住房和受到创伤的田野上升起来，厨房的光线比刚才亮了一些。她说：“你说的是报纸上到处登着的那件事吗？”

“就是这件事。”他阴郁又骄傲地说。

“你知道是谁把他谋杀的？”

“像知道我自己那么清楚。”

“这件事跟查姆里也有关系……那是不是说，现在人们想的都错了？”

“这些报纸对这件事什么都不知道。应该相信的事他们却不相信。”

“这件事你知道，查姆里也知道。这么一说，如果你能找到查姆里，就根本打不起仗来了。”

“打仗不打仗才不关我的事呢。我要弄清楚的是谁把我暗算了。我要报仇。”莱文解释说。他一边用手捂着嘴唇，一边抬起头来看着地板另一边的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又年轻又娇艳，非常可爱，可是他却像囚在铁笼里满身疮疖的癞狗看着栏杆外面一只养得干净、喂得肥壮的母狗一样，丝毫也没有什么兴趣。“打一场大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战争会叫人们睁开眼睛，会给他们尝尝自己种的苦果。这我知道。对我来说，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他摸了摸他的手枪。“我现在伤脑筋的是拿你怎么办，怎样才能叫你安安静静地待二十四小时。”

她低声说：“你不会把我打死吧？”

“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他说，“让我再想一想。”

“可是我是要站在你这边的。”她一边哀求他，一边四处搜寻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他扔去。她在想办法逃命。

“谁也不会站在我这边，”莱文说，“这我早就懂得了。甚至连一个专门给人打胎的医生……你知道，我长得太丑了。我不想装成你们那些漂漂亮亮的人。但是我受过教育。我什么事都看得很透。”他又很快地说，“我不该浪费时间了，我应该立刻办自己的事。”

“你准备怎样做？”她一边说，一边从地上站起来。

“哦，”他用失望的语调说，“你又害怕了。你不害怕的时候倒是挺不错的。”他站在厨房的另一头，用手枪比着她的胸脯，像哀求似的对她说，“用不着害怕。我的嘴唇……”

“你的嘴唇是什么样子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她气急败坏地说，“你的样子并不丑。你应该有个女朋友。有了女朋友，你就不会老惦记着你的嘴唇了。”

他摇了摇头。“你这样说是因为你害怕了。你这样是不能从我手里逃开的。你碰上了我，算是倒霉了。你不该这么怕死。要是打起仗来，反正我们也得死。死来得很突然，快极了，不会叫你受罪的。”他说。他又想起了那个老人的被打碎的头颅——死就像这样，不比打碎一个鸡蛋更困难。

她低声说：“你要开枪打死我吗？”

“啊，不，不，”他竭力安慰她说，“转过身，到门那边去。咱们去找一间屋子，我可以把你锁在里面，过几个钟头。”他的眼睛盯住她的脊背，他想干净利落地一枪把她打死，不想叫她受罪。

她说：“你这人并不坏。如果咱们不是这样碰在一起，说不定会交上朋友的。如果这是舞台门的话。你在舞台门口找过女孩子吗？”

“我？”他说，“没有。她们连看都不会看我的。”

“你长得并不丑。”她说，“我宁愿你有这样的嘴唇也不愿意你的耳朵像花椰菜似的。那些人还以为自己多么威武呢！那些人穿着裤衩打拳的时候，女孩子简直都发狂了，可是一穿上宴会礼服，样子就可笑极了。”莱文想：如果我在这儿把她打死，随便哪个人从窗户外边走过都看得见她的尸体。不，我要在楼上一间浴室里把她打死。他又对女孩子说：“走，再往前走。”

她说：“今天下午你就把我放了吧，我求求你。要是我不到剧场去，我的工作就丢了。”

他们走到外面那间明亮的小客厅里，客厅还发散着油漆味。她说：“我可以给你弄一张戏票。”

“走，”他说，“上楼去。”

“这出戏值得一看。阿尔弗雷德·布利克扮演团琪寡妇[9]。”楼梯口通向三扇门，一扇门是框格毛玻璃的。“打开这扇门，”他说，“进去。”他决定，她一迈进门槛，马上从背上打一枪。这样，他只要把门一关，就不会有人看到她了。在他的记忆中又出现了一个苍老、低微的声音，那声音隔着一扇关闭的门无限痛苦地哼叫着。但是莱文从不为记忆所苦。死人的事他已经司空见惯了。在这个寂寥寒冷的世界里，居然那么害怕死，真是太愚蠢了。他嘶哑着嗓子说：“你高兴吗？我的意思是说，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啊，我不喜欢这份工作。”她说，“但是它不会继续很久的。你想会不会有人愿意同我结婚？我希望的是这件事。”

他压低了喉咙说：“进去。往窗外看一看。”他的手指摸着枪的扳机。她顺从地向前走去。他把枪举起来，手一点儿也不颤抖。他对自己说：她什么也不会感到的。死并不是她该害怕的事。她已经把手提包从胳膊下面拿了出来，他注意到这只提包的式样非常新奇：一边是一个拧成螺旋形的玻璃圈，中间镶着两个电镀字母A.C.，她正准备化一下妆。

就在这个时候，楼下房门发出了合上的响声，一个声音说：“请原谅我，这么早就麻烦您到这里来。我要去上班，下班非常晚……”

“没关系，没关系，格雷夫斯先生。您看，这幢小房子是不是非常舒服？”

在安回过头来的时候，莱文把枪放了下来。安呼吸急促地低声对他说：“快进来。”他照她的话做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安喊叫起来，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向她开枪的。她看见他手中的枪，对他说：“快把它收起来。你拿着枪只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莱文说：“你的行李还在厨房里呢。”

“我知道。他们是从正门进来的。”

“煤气和电都接通了。”一个声音说，“只要交十镑钱，把名字往表上一填，您就可以把家具运来了。”

另一个声音说：“当然了，我还要考虑一下。”这人的声音规规矩矩，想象得出：说话的人一定戴着夹鼻眼镜，系着硬领，生着一头亚麻色的稀疏头发。

听得到两个说话的人穿过客厅，往楼上走来。房产公司的代理人一边走一边不住口地讲话。莱文说：“我打死你，你要是敢……”

“别出声。”安说，“别说话。听我说，那些钞票在你身上吗？给我两张。”莱文有一点儿犹豫，她着急地在他耳边说：“咱们得冒一个险。”房产公司代理人和格雷夫斯先生这时已经走进最好的一间卧室去了。“你看看吧，格雷夫斯先生，”房产公司的人正在说，“用的是带花纹的棉布。”

“墙壁隔音吗？”

“特制的隔音板。关上门。”门关上了，代理人的声音小了一些，但是仍然听得清清楚楚，“屋子里讲话，外面过道上一点儿也听不见。这些房子是专门为携家带口的人设计建造的。”

“现在我想去看看浴室。”格雷夫斯先生说。

“别动。”莱文威胁她说。

“好了，把枪收起来，”安说，“别乱来。”她把身后的浴室门关上，走到卧室前边。卧室的门打开了，代理人满脸殷勤地对安说：“哎呀，哎呀，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这种对女人讲话的油腔滑调在诺维治的所有酒吧都可以听得到。

“我路过这里，”安说，“看到门没有上锁就进来了。我本来预备去找你的，没想到你这么早就来了。”

“随时乐于为您服务。”房产公司代理人说。

“我想买这幢房子。”

“请您等一等。”格雷夫斯先生说。格雷夫斯先生穿着一身黑色西服，满色苍白，脾气暴躁；看到他就会联想到睡眠不足、酸臭的小屋子和一大群小崽子。“您这样可不成。这幢房子我现在正在看呢。”

“我丈夫叫我来把房子买下。”

“我先来的。”

“您买下了吗？”

“我得先看一下，是不是？”

“给你，”安把手里的两张钞票亮出来，“我现在只要在……”

“在这张表格上的虚线上签上名字。”代理人说。

“再给我一点儿时间，”格雷夫斯先生说，“我挺喜欢这所房子。”他走到窗户前边，“我喜欢窗外的景物。”他的一张苍白的脸凝视着外面坑坑洼洼的地面；在逐渐消失的雾气下，这片地一直延伸到远处一座座炉碴堆成的小山前边。“这地方真安静，”格雷夫斯先生说，“这对我的孩子和妻子健康大有好处。”

“真是对不起，”安说，“可是我已经准备付款、签字了。”

“您的证明文件呢？”代理人说。

“我下午拿来。”

“我带您去看另外一幢房子吧，格雷夫斯先生。”代理人打了一个嗝，连忙道歉说，“我不习惯在吃早饭以前做生意。”

“我不看。”格雷夫斯先生说，“如果我买不到这一幢我就不买了。”他面色苍白、怒气冲冲地站在这所“睡谷”最好的一间卧室里，他在向命运挑战，他多年的痛苦经验告诉他，不管他提出什么挑战，命运总是接受的。

“那可没法子，”代理人说，“您买不了这幢房子。总有个先来后到呀。”

格雷夫斯先生说了声“再见”，便带着他那叫人感到可怜的、心胸狭隘的骄傲走下楼去。他至少可以为一件事感到骄傲：即使他对真正想要的东西总是晚了一步，他也是绝对不肯将就凑合的。

“我同你一起到公司去，”安说，“马上就去。”她挎着代理人的胳膊，回头看了一眼浴室——那里面还站着那个手里拿着一把手枪的阴沉的倒霉鬼，便走下楼去。室外非常寒冷、雾气迷蒙，但是她却觉得像夏日一样晴朗、舒适，因为她已经得救了。

四

“阿拉丁到了北京，

他说什么呀？”

于是一长排人都拖着脚摇摆着身体一起唱起来：“请、请。”她们都弯着腰，一边唱一边拍打着膝盖，虽然累得要命，却个个装得神采奕奕的样子，她们已经排练了五个钟头了。

“不成，不成。一点儿精神也没有。重新来。”

“阿拉丁到了北京……”

“到现在为止，你们有多少人已经给累垮了？”安一边小声问，一边唱着“请、请”。

“哦，有半打了。”

“我真高兴，我是最后到的。这玩意儿连着排两个星期可真受不了。饶了我吧。”

“你们能不能演得有点儿艺术性？”舞台监督央求演员们说，“表现出一点儿自豪感。这不仅仅是个圣诞节童话剧呀。”

“阿拉丁到了北京……”

“你的样子已经精疲力竭了。”安说。

“你也不比我好多少。”

“这地方办什么事都挺快。”

“再来一次，姑娘们，下面咱们就转到梅迪欧小姐那场去了。”

“阿拉丁到了北京……

他说什么呀？”

“你在这儿住上一个礼拜就不会这么说了。”

梅迪欧小姐侧身坐在前排椅子上，两条腿搭在旁边的座位上。她穿着花呢衣服，带着一股高尔夫球、松鸡和荒野夹杂的味儿。她的真名叫宾斯，父亲是弗尔德海文勋爵。她用听着极不自然的文雅语调对阿尔弗雷德·布利克说：“我说了，我不想演。”

“坐在后排的那个人是谁？”安小声问道。这人在后边模模糊糊的，她看不清楚。

“我不知道，从没来过。我想大概是个捐款支持演出的人，想饱饱眼福。”她开始模仿起这个假想中的人物来：“考里尔先生，您介绍我认识认识这些小姐们好不好？我要好好感谢感谢她们这么卖劲儿，使得这次演出获得成功。您肯不肯赏光同我去吃一顿饭，小姐？”

“别说话，鲁比，精神集中点儿。”考里尔先生说。

“阿拉丁到了北京，

他说什么呀？”

“好了，这次成了。”

“对不起，考里尔先生，”鲁比说，“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好了，梅迪欧小姐，现在该轮到您和布利克先生的一场了。好了，你要问我什么？”

“我要问，阿拉丁说的到底是什么。”

“我要演员们有纪律，”考里尔先生说，“自始至终都要有纪律。”考里尔先生身材不高，眼神很凶，头发是草黄色，下巴颏缩了进去。他时不时地往肩膀后面看一眼，生怕有人在身后同他捣鬼。他导演的本领并不高，弄到这个位置是因为有人给说了情，至于究竟经过几层关系，就没人说得清了。所谓关系链就是这样的：有人欠某人一笔钱，而借给人钱的这个人有个侄儿……但考里尔先生并不是这人的侄子，关系最后拉到考里尔先生身上，中间还隔着好几道手。这里面还关系到梅迪欧小姐。总而言之，关系非常复杂，一时很难说清。人们常常误以为考里尔先生是靠着自己的本领捞到这个工作的。梅迪欧小姐就不是这种情况，她并不吹嘘自己有什么演剧的才华，她经常给专门为妇女编的小报写一些小文章，什么《勤奋是促使演员成功的唯一途径》等。她这时又点起一根纸烟说：“你是在和我讲话吗？”她对阿尔弗雷德·布利克说。布利克穿着一套晚餐礼服，肩膀上披着一块红色毛线围巾。“那是为了躲开所有那些……皇家游园会。”

考里尔先生说：“谁也别离开剧场。”他胆怯地回过头来看看观众席后面的胖绅士。胖绅士这时已经走到亮处来。考里尔先生之所以能够到诺维治来，之所以能够站到舞台前面这个众目睽睽的导演位置（他总是担心演员不听自己的话，吓得心惊胆战），也多亏这位胖绅士这关系链的一环。

“要是您这场戏已经排演完，考里尔先生，”胖绅士说，“您介绍我认识一下您的姑娘们好不好呀？我可不愿意打搅你们演戏。”

“当然，当然。”考里尔先生说。接着他又转过身去对女演员说：“姑娘们，这位是戴维南特先生，是咱们的主要赞助人之一。”

“戴维斯，不是戴维南特，”胖子说，“我已经把戴维南特的股份全买下来了。”他挥了挥手，小手指上的绿宝石闪烁了一下，映到安的眼睛里。他说：“在演出的这些日子，我要邀请你们每一位姑娘出去吃饭，表示一下我的心意。诸位热心艺术，我们这个童话剧肯定会大获成功，我由衷感到钦佩。哪一位愿意第一个接受我邀请？”他快乐得有些得意忘形，仿佛突然发现自己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只要填补一个真空就成了。

“梅迪欧小姐。”他不太热情地说。他首先邀请剧中的主角只是为了让合唱队的女孩子相信他请客并没有怀着邪念。

“对不起，”梅迪欧小姐说，“我说好了要同布利克去吃饭。”

安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出去。她并不想对戴维斯表现傲慢，只不过他的突然出现使她感到震惊。安相信命运，相信上帝，相信善和恶，相信马厩里的耶稣以及庆祝圣诞节的一切仪式。她相信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人们安排到一起，驱使人们走上他们不情愿走的道路。但是她打定主意决不参与任何事，既不扮演上帝的角色，也不参加魔鬼的游戏。莱文已经被她甩开了，她把莱文扔在一所空房子的浴室里，同她再也没什么关系了。当然了，她不会出卖莱文，因为她还没有站到那组织起来的百万大军一边。但是另一方面，她也决不想帮他的忙。在她从更衣室走出来，穿过剧场大门，直到她走到诺维治的商业街上，她走的一直是一条不偏不倚、严格中立的道路。

但是街头的景象却叫她一下子停住了脚步。街上人非常多，所有的人都站在南边人行道上。从剧场门口一直排到市场前面。一双双的眼睛都注视着华莱士大绸布店楼顶上灯光拼出的最新消息。自上次大选以后，她再也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没有欢呼声。人们在念着欧洲大陆军队调动频繁，英国颁布预防毒气弹空袭紧急措施等消息。上次大战爆发时，安的年纪还很小，她不记得当时的情况了，但是她从书上读到过王宫前拥挤不堪的人群，征兵办事处前排着长队，人民意气风发。在她想象中，这应该是每次大战开始时的普遍情景。如果说她对战争也怀着恐惧，那是因为她担心她自己和麦瑟尔的命运。她想象中的战争是在欢呼和旗帜的背景上演出的一场个人悲剧，但是现在她看到的景象却大不相同。沉默的人群一点儿也没显出炽热的爱国情绪，相反，人们个个怀着惊惧的心情。一张张苍白的面孔仰视着天空，仿佛整个人间在向空中吁请似的。他们不是向任何神明祈求，他们希望的只是那楼顶上的灯光给他们拼出另外一个故事。这些人刚刚下班，有的拿着工具，有的夹着公文包，但是建筑物上的几排灯泡却把他们拦在半路，灯光闪现出他们简直无法理解的复杂的消息来。

安开始想：怎么可能呢？那个愚蠢的胖子……那个生着豁嘴的年轻人居然知道……“好吧，”她对自己说，“我相信命运，我想我不能甩手一走，不管他们的事。我已经卷进去了。要是吉米也在这里该多么好啊！”但是她马上非常痛苦地想起来，吉米是站在另外一边的，他是属于那些追捕莱文的人的。但是必须叫莱文有机会先把他的猎物捕捉到手。安又转身走回剧场去。

戴维南特先生—戴维斯—查姆里，他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吧，正在给大家讲故事。梅迪欧小姐和阿尔弗雷德·布利克已经走了。大部分女演员也去换衣服了。考里尔先生正在紧张地听着，一边听一边打量着这个胖子。他拼命地想着这位戴维斯先生到底是什么人。戴维南特先生是做丝袜生意的，他认识卡里特罗普。而卡里特罗普则是德莱特欠债的那个人的侄子。同戴维南特先生在一起，考里尔先生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但是对于戴维斯他就没有把握了……这次童话剧的演出总有一天要结束，同不对路的人有了交往正像同对路的人停止交往一样，会给你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非常可能，戴维斯就是曾经同寇恩吵过架的那个人，要不就是同寇恩吵架的那个人的叔叔。在剧团到外地巡回演出的一些二等城市里，这次争吵的余音仍然在当地剧场后台的过道里回响着。用不了多久，这两人的龃龉势必会波及到三流的剧团，于是剧团里所有的人不是擢升就是降级，只有那些职位最低再无从下降的人除外。考里尔先生神经质地咯咯笑起来，他翻着一对白眼珠，想尽量做到既不拉拢人也不得罪人的处境十分悲惨。

“我好像听见有人说要请客，”安说，“我真饿坏了。”

“谁先来我就先请谁，”戴维斯—查姆里先生兴致勃勃地说，“告诉那些姑娘们，我以后再来看她们。咱们到哪家饭店去，小姐？”

“叫我安吧。”

“太好了，”戴维斯—查姆里先生说，“叫我威利吧。”

“我想你对这个地方一定很熟，”安说，“我是第一次来。”她走近脚灯旁，有意叫对方看清楚自己的样子。她想知道这个人是否还认识她。但是她这种想法是多余的，戴维斯先生从来不看别人面孔。戴维斯先生的眼睛总是从你脸上望过去，看着别的地方。他的一张大方脸用不着盯着你的眼睛来炫示它的威力。这张脸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戴维斯先生如何重要了。你感到惊奇的是，他一天要吃掉多少东西才变得这么肥胖，正像你对一只大獒犬的胃口感到惊奇一样。

戴维斯先生对考里尔先生挤了挤眼睛，说：“啊，不错，这地方我很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城市可以说是我一手使它繁荣起来的。”接着他又说，“没有几个地方可以选择，要么就是大饭店，要么就是大都会饭店。大都会饭店的环境让人觉得亲切。”

“那咱们就去大都会吧。”

“他们也有诺维治最好的冰激凌圣代。”

街上的人已经不像刚才那么拥挤了，同平时街头一样，有几个人在浏览橱窗，有几个悠闲地踱回家去，也有一些正走进皇家电影院。安心里想：莱文现在什么地方？我怎样才能找到他呢？

“用不着叫出租车，”戴维斯先生说，“一转弯就到。你会喜欢大都会饭店的。”接着他又重复了一句，“大都会的环境让人觉得亲切。”但是在安看到这所饭店的时候，她却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地方同亲切二字联系起来。这幢用红黄石块建筑的大楼，占据了市场的整个侧翼，大得像火车站，而且同火车站一样，顶上还有一个尖尖的钟楼。

“有点儿像市政厅，是不是？”戴维斯先生说。从他的语气可以听出，这个人是很为诺维治感到骄傲的。

每两扇窗户中间都摆着一座雕像，这个地方的所有历史名人，从侠盗罗宾汉到一八六四年诺维治市长，都僵直地挺立着，而且还是一式的新哥特风格。“人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就是为了要看看这些雕像。”戴维斯先生说。

“大饭店呢？大饭店是什么样子？”

“啊，大饭店，”戴维斯先生说，“那地方粗俗不堪。”

他在后边推着安，从转门走进去。安注意到看门的人认识他。在诺维治这地方找到戴维斯先生并不困难，她想，但是怎样才能和莱文取得联系呢？

餐厅非常大，坐得下一整艘轮船的顾客。支撑着屋顶的大柱子漆着浅绿、金黄两色相间的条纹，弧形的天花板是蓝色的，闪烁着和真正星座位置相同的金色小星。“这也是诺维治的奇景之一。”戴维斯先生说，“我总坐在金星下面的位置上。”他神经质地笑了笑，在他的老座位上坐下来。安发现他们的头顶上是木星，并不是金星。

“我倒应该坐在大熊星座下面。”她说。

“哈，哈，太妙了，”戴维斯先生说，“我得记住你这句话。”他开始低头看酒单。“我知道你们这些女士总喜欢喝一点儿甜酒，”他说，“我也是特别喜欢吃甜东西。”他坐在那里研究着餐单、酒单，别的什么都不顾了。他对她没有什么兴趣，从他叫的第一道大菜龙虾开始，他的精神好像就暂时完全贯注在各式各样的菜肴上了。这个地方是他的安乐窝，这个空气闷浊的大食品库。这就是他所谓的亲切感，两百张桌子中的一席之地。

安盘算着，他把她带出来是为了同她调调情，她猜想同戴维斯先生搞好关系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尽管想到这一程序使她有一点儿胆寒。她虽然已经有了五年的外地舞台生活经验，可是至今也没有学会调情该掌握的分寸：怎样挑动起对方的感情而自己又能对付得了。每次她的退却总是既突然又危险。吃龙虾的时候她脑子里一直想着麦瑟尔，想着安全感和爱情的专一。她把一条腿往前伸了伸，和戴维斯先生的挨在一起。戴维斯先生一点儿也没有理会，只顾埋头大嚼龙虾的大螯。看他吃饭的样子，倒好像根本没有带客人来似的。戴维斯先生这样把她抛在一边，叫安感到不安。这好像不太正常。她又碰了碰他的腿，说：“你有什么心事吗，威利？”

他抬起的那对眼睛，好像透过一架大倍数的显微镜检查一张未冲洗的底片。他咕哝了一句：“怎么啦？龙虾的滋味很不错，不是吗？”他的眼睛从她身上看过去，直勾勾地盯着顾客稀少的空旷的餐厅。每一张台子上都装饰着冬青和檞寄生树枝。他大喊了一声：“侍者，我要一份晚报。”马上又吃起大螯来。报纸拿来以后，他首先翻到了经济新闻版。他好像很满意，好像读的地方登着甜甜蜜蜜的棒棒糖。

安说：“对不起，我要出去一会儿，威利。”她从钱包里取出三个铜币来，走到女厕所去。她照了照洗手盆上面的镜子，但是并没找出自己的化妆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她对看管厕所的老太婆说：“你瞧瞧我什么地方打扮得不对？”

老太婆笑着说：“也许你那个男朋友不喜欢那么多口红。”

“不对，”安说，“他是那种喜欢口红的人。想出来换换口味，找一朵野花儿。”她又问，“他是什么人？他管自己叫戴维斯。他说这地方繁荣起来都是靠了他的力量。”

“对不起，亲爱的，你的丝袜绽线了。”

“这倒不是他弄的。他是什么人？”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亲爱的。你问问看门的吧。”

“我想我得去问问。”

她走到大门口。“餐厅里真热，”她说，“我得出来透透气儿。”大都会饭店的看门人这时候正好非常清闲，没有人进去，也没有人出来。看门人说：“外面可够冷的。”一个一条腿的人正站在马路边上卖火柴。电车一辆辆从街心驶过去——一间间灯光明亮的小房子，烟雾弥漫，里面的人正在亲切地交谈着。大钟敲起了，报时八点半，从广场外面的一条街上传来一群小孩子尖锐的歌声，他们正在唱一首跑调的圣诞歌曲。安说：“好了，我得回戴维斯先生哪儿去了。”接着她用很随便的口气问，“戴维斯先生是什么人？”

“一位阔佬。”看门的人回答。

“他自己说这个地方能够繁荣起来都靠了他。”

“那是吹牛，”看门的人说，“这地方是因为有英国中部钢铁公司才繁荣起来的。你在制革街可以看见他们的办公楼。但是这家公司现在正在把这个城市搞垮。过去他们雇了五万人，现在连一万人也不到。我自己就给他们当过看门的。但是他们连看门的都裁了。”

“真是叫人活不下去了。”安说。

“对他这种人就更糟了。”看门人向门外那个一条腿的人点了点头说，“他给他们干了二十年。后来失去了一条腿，法庭判决说是由于他自己粗心大意，所以连一个六便士也没给。你看，连这个地方他们也非常节约。好吧，他睡着了，就算粗心大意吧。要是叫你守着一台机器，一连八个小时每一秒钟都看着它做同一个动作，你也要瞌睡的。”

“可是戴维斯先生是怎样一个人呢？”

“啊，戴维斯先生的事我一点儿都不清楚。他也许跟制靴工厂有关系。也许是华莱士绸布店的一位经理。他们这些人有的是钱。”一个女人带着一条小狮子狗走进门来，身上穿着一件很厚的皮大衣。她问看门的人说：“阿尔弗雷德·派克尔先生来了吗？”

“没有，太太。”

“我早就料到了。他叔叔就老是这样。动不动就没影儿了。”她说，“给我看住这条狗。”说着，她摇摇摆摆地向广场另一头走去。

“她是市长夫人。”看门人说。

安走了回去。但是这期间发生了点儿事。酒瓶子差不多已经空了，报纸掉在地板上戴维斯先生脚前边的地方。桌上摆着两份圣代，但是戴维斯先生却没有碰它。太不礼貌了，戴维斯先生生气了。他对她吼叫起来：“你到哪儿去了？”她想看一下他刚才读的是什么。已经不是经济新闻了，但是她只能看到大标题：“……夫人离婚判决。”因为报纸倒放着，她读不出那位夫人复杂的姓名。另一个标题是：“摩托车驾驶员被判过失杀人罪。”戴维斯先生说：“我弄不清楚这地方是怎么搞的，他们在圣代里不知道是放了盐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了。”他把一张怒容满面、肉皮耷拉着的大脸转向一个从旁边走过的侍者。“你们管这个叫圣代？”

“我给您换一份来，先生。”

“用不着了，把我的账单拿来。”

“这么一说咱们就分手了吧。”

戴维斯先生的脑袋从账单上抬起来，脸上显出类似恐怖的表情。“不，不，”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会甩手一走，把我孤零零地扔下吧？”

“那么你还预备干什么？去看电影？”

“我本来想，”戴维斯先生说，“你会不会到我家坐一会儿，听听音乐，喝一杯什么的。咱们可以一起走一段路，好不好？”他的眼睛并没有看着她，他几乎并没有思索自己说的是什么。他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危险。安想，这一类型的人她是了解的。只要同他们接一两个吻就可以把他们打发走，在他们喝多了的时候给他们讲个伤感的故事，他们就会觉得你简直是他们的亲姐妹。这是最后一个人了，不久她就属于麦瑟尔了，就安全了。但是首先她得探听到戴维斯先生住在哪里。

在他们走到广场上的时候，唱圣诞歌的孩子向他们跑过来，六个小男孩没有一个真正会唱歌的。他们都戴着毛线手套、披着毛线围脖，把戴维斯先生的去路挡住，唱起来：“看好我的脚步，我的侍从。”

“要出租汽车吗，先生？”

“不要。”戴维斯先生向安解释说，“在制革街雇车可以省三便士。”但是唱歌的孩子拦住他不叫他走，向他伸出帽子来要钱。“走开。”戴维斯先生喊道。孩子们凭着自己的直觉一眼就看出来他正有什么心事，他们在人行道上跟在他后面，纠缠着他不放，嘴里唱着：“勇敢地跟在他们后面。”皇冠酒店外面的几个行人转过头来看热闹，有的人还鼓起掌来。戴维斯先生突然转过身子，一把抓住离他最近的一个小孩的头发。他狠命地往下扯，痛得那孩子哇哇叫起来。最后他揪下了那孩子的一绺头发，念念叨叨地说：“就得这么教训教训你。”一分钟以后，他坐在制革街停车场一辆出租汽车里，得意扬扬地说：“他们想同我调皮可不成。”他张着嘴，嘴唇湿湿的满是口水，陶醉在刚才的胜利里，正像在饭店里埋头大嚼大螯一样。安现在觉得他不像自己想的那样保险了。他不断安慰自己说：他只不过是个代理人。莱文说过，这人知道凶手是谁，但他不是杀人凶手。

“那是什么大楼？”安问道。汽车经过维多利亚大街的时候，她看到一幢玻璃墙面的黑色大厦耸立在一栋栋普通楼房中间。这个地方过去是制革场汇集的一条街道。

“英国中部钢铁公司。”戴维斯先生说。

“你在这儿工作吗？”

戴维斯先生第一次脸对脸地凝视着她。“你怎么会想到我在这儿工作？”

“我也不知道。”安说。她这时看出来戴维斯先生只是在风向顺的时候才是个温顺的人物，不觉忧虑起来。

“你说你会不会喜欢我？”戴维斯先生摸着她的膝盖说。

“我肯定会喜欢你的。”

汽车开出了制革街，驶过横贯路面的好几道电车轨道，开到车站广场上。“你的家在城外吗？”安问。

“在城边上。”戴维斯先生说。

“这个地方照明费便宜一点儿？”

“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姑娘，”戴维斯先生说，“我看你看问题很敏锐。”

“人不可貌相，我想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吧？”安说。这时候他们的汽车正从一架大铁桥下面开过，桥上是开往约克郡的铁路。在通往车站的长长坡路上只有两盏路灯。隔着一道木栅栏可以看到停在铁路岔道上的一节节车皮和准备运走的煤堆。在又小又暗的火车站门口，停着一辆老旧的出租汽车和一辆公共汽车，等着下火车的旅客。这座车站是一八六〇年建的，已经大大落后于诺维治市的发展了。

“你上班可真远。”安说。

“这就到我家了。”

出租汽车向左一转，安从路牌上读到这条街的名字：吉贝尔路。一长排廉价的别墅住宅，每所房子门前都钉着住户姓名牌。出租汽车一直开到这条街的尽头才停住。安说：“你是说你住在这个地方？”戴维斯先生正在付车费。“61号。”他说（安发现只有这幢房子没有标出住户姓名）。戴维斯先生讨好地、细声细气地笑着说：“里面可舒服啦，亲爱的。”他把一个钥匙插在锁孔里，一只有力的手抵在安背后，把她推进一间灯光暗淡的小客厅里。他把帽子挂在帽架上，蹑手蹑脚地往楼梯口走去。屋子里有一股煤气和烂青菜的气味。一道扇形的蓝光照着一盆蒙满灰尘的植物。

“咱们把收音机打开，”戴维斯先生说，“听个曲子。”

过道上一扇门开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谁啊？”

“我啊，查姆里先生。”

“上楼以前先把房钱交了吧。”

“二楼，”戴维斯先生说，“正前面的那间屋子，我马上就来。”他在楼梯上站了一会儿，等着她走上去。他的手伸进口袋里，硬币叮当作响。

屋子里确实有一台收音机，放在大理石洗脸台上。但是并没有跳舞的地方，因为一张大双人床把地方都占去了。看不出这间屋子有人住过，衣柜的镜子上布满灰尘，音响旁边的水壶也是干的。安从床架杆后面往窗户外面看了一眼，楼下是一个黑糊糊的小院子。她的手在腰带上颤抖着，她没有料到自己投进来的竟是这样一个罗网。戴维斯先生这时开门走进来。

安害怕得要命，不由自主地转入了攻势。她脱口问道：“你叫自己查姆里先生？”

他向她眨了眨眼睛，轻轻把身后的门关上。“我是查姆里先生又怎么样？”

“你说你带我到你家去。这不是你的家。”

戴维斯先生在床沿坐下，脱下鞋。他说：“咱们别大声讲话，亲爱的。那个老太婆不喜欢吵闹。”他把洗脸台下面的一扇门打开，从里面取出一个硬纸盒子来。当他向她走近的时候，糖渣从纸盒缝里一路撒出来，撒了一床一地。“吃一块土耳其酥糖吧。”

“这不是你的家。”她又坚定地问了一句。

戴维斯先生正往嘴里送酥糖，手指在半路上停住，说道：“当然不是。你也不会期望我能把你带回家去的，不是吗？你不会那么幼稚的。我可不愿意把我的名声毁了。”他又说，“咱们先听点儿音乐，好不好？”他开始捻动收音机的旋钮，收音机嗞嗞地叫起来。“干扰太多了。”戴维斯先生说，他继续转动旋钮，最后收音机里终于传出了乐队演奏舞曲的声音，一支遥远的、梦一般的旋律透过尖啸声传到他们耳朵里来。勉强能分辨出奏的是什么曲子：《夜之光，爱情的光》。“这是我们诺维治市的节目。”戴维斯先生说，“整个中部地区再没有比我们这里的乐队更好的了。这是诺维治大饭店的乐队。咱们跳两步怎么样。”说着，他搂住她的腰，开始在床和墙中间一小块地方颠动起来。

“我到过比这个更好的舞厅，”安说，她尽量想说两句没多大意思的笑话，在这绝望的处境中提高自己的情绪，“可从来没有这样磕碰过。”戴维斯先生说：“你可说得真妙。我得把这句话记下来。”突然，他把黏在嘴唇上的糖渣吹掉，一下子变得热情起来。他把嘴唇贴在她的脖子上。安一边对他笑，一边用力往外推他。她要保持冷静。“现在我知道岩石是什么感觉了。”她说，“当汹涌的海涛——波浪——他妈的，我怎么也说不对这个字了。”

“你可说得真妙。”戴维斯先生机械地说，又把她拉到怀里。

她开始不住嘴地讲起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真想知道毒气室是怎么回事，”她说，“他在那个老太太脑门上打了一枪，是不是太可怕了？”

他把搂住她的手松开了，虽然她刚才那句话只是顺口说出的。他问：“你提起这件事干什么？”

“我刚才在报上读到的，”安说，“那家伙一定把那套公寓弄得鲜血淋漓的。”

戴维斯先生乞求她说：“别说了。我求求你，别说了。”他靠着床柱，有气无力地解释说，“我的肠胃很不好，听不得恐怖的故事。”

“我喜欢看惊险故事，”安说，“那天我看了一本书……”

“我的想象力太丰富了。”戴维斯先生说。

“我记得有一次我把手指头割破了……”

“别说了。我求求你，别说了。”

看到自己的计策奏效，她越说越没边儿了。“我的想象力也非常丰富，”她说，“我觉得有人在外边看着这所房子。”

“你说什么？”戴维斯先生真的害起怕来。但是安说得太过火了，她说：“有一个黑皮肤的人在看着咱们的房门，这人是个豁嘴儿。”

戴维斯先生走到门前边，把门锁上。他把收音机的音量调低，回过头来说：“二十码以内连路灯都没有，你不会看清他的嘴唇的。”

“我只是在想……”

“我想知道一下他都告诉了你一些什么。”戴维斯先生说。他在床沿坐下，看着自己的两只手。“你想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想知道我在哪儿工作……”他没有把话说完就停住了，带着恐惧的神情抬头看着她。但是安从他的神情看出来，他怕的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件什么事。他说：“他们绝不会相信你的。”

“谁不会相信我？”

“警察。你的故事太离奇了。”她非常吃惊地看到，他坐在床边搓着两只大毛手，竟抽起鼻子来。“总得想出个办法来。”他说，“我不愿意伤害你。我谁也不愿意伤害。我的肠胃不好。”

安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请你开开门，好不好？”

戴维斯先生带着怒气低声说：“别作声。这是你自己找的。”

她又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过是个代理人，”戴维斯先生说，“我不负责任。”他低声解释说。他穿着袜子坐在床沿，一对深眼窝里闪着自私的泪珠。“我们的策略是任何事都要做得极度安全。那个家伙逃掉了并不是我的过错。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我不论做什么总是尽量往好里做。但是他不会再原谅我了。”

“你如果不把门打开，我就要喊了。”

“喊吧，你只会把那个老太婆惹恼的。”

“你要干什么？”

“这事关系到五十万英镑的巨款，”戴维斯先生说，“这次我可不能再冒风险了。”他站起身来，伸着手，一步一步向安走过来。安尖叫起来，拼命摇门。因为门外一点儿也没有响动，她又从门口跳到床后边。戴维斯先生并没有拦阻她，他知道在这间狭小的屋子里她是逃不出自己掌心的。他站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可怕呀，可怕呀。”看样子他好像马上就要呕吐了，对某个人的害怕驱使着他继续下手。

安央求他说：“你叫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

他摇了摇头，说：“那个人永远也不会原谅我的。”他从床上爬过去，抓住她的手腕。他气息粗重地说：“老实点。要是你不挣扎，我是不会伤害你的。”他把她从床上拖过来，另一只手摸索着拿过一个枕头。直到这个时候，安仍然安慰自己说：我是不会死的，他们谋害了的是别人。我不会被他们杀死。由于生的欲望非常强，她不相信这就是她的末日，就是热爱生活、同情别人的“我”的末日，甚至在枕头已经堵在她嘴上的时候，生的欲望仍然给她莫大的安慰。在她在戴维斯先生的一双沾满了酥糖、黏黏糊糊，既柔软又有力的大手下挣扎的时候，她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死的恐怖。

五

雨从东面沿着威维尔河袭过来，在寒冷的夜空中变成冰，敲打着沥青人行道，把公园里木椅上的油漆打出一个个的小坑。一个警察悄悄地走过来，披在身上的厚重雨衣像湿漉漉的碎石路一样闪亮。他手里提着一盏灯，在两个路灯间的黑影里照来照去。他对莱文招呼了一句“晚上好”，连第二眼也不看就走了过去。他要搜寻的是成双作对的男女，即使在十二月的冰雹天里也有人出来谈情说爱。这是被禁锢的可怜的热情在小城市里的表现。

莱文把外衣领上的扣子系上，继续寻找一处躲避冰雹的地方。他想把心思放在查姆里身上，想思索一下怎样在诺维治这个地方找到他。但是他却发现自己总是想着早晨他要干掉的那个女孩子。他想起来他丢在苏豪区咖啡馆里的那只小猫。他是很爱那只小猫的。

她一点儿也没有理会他的丑陋。“我的名字叫安。”“你并不丑。”他想，她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要杀死她，就像他有一次不得不淹死的一只小猫那样天真。他非常惊奇地想到，她并没有出卖自己。她甚至很可能相信了他的话。

这些思想对他说来比冰雹更寒冷，更叫他不舒适。除了苦味以外，他的舌头不习惯尝到别的味道。他是仇恨抚育大的，仇恨把他塑造成这样一个又黑又瘦、杀人成性的人。他一个人彳亍在雨地里，被人追捕着，一副丑陋的脸相。他生下的时候父亲正关在监狱里，六年以后，父亲因为又犯了别的罪被绞死了，母亲用一把菜刀了结了自己的性命。这以后他便被送到少儿收容所去。他对任何人从来没有一点儿温情。他就是这样被培育出来的，而他对这一结果却有一种奇怪的自豪感。他不希望自己被制造成别的样子。突然间，他害怕起来：如果想要逃跑的话，这次他一定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冷静。要想眨眼间就把枪掏出来，需要的绝不是温情。

河边上一座大房子的车库门没有关上，显然这个车库里没有放着汽车，而是为了存放婴儿车，为了孩子们游戏用的，也许里面还摆着些洋娃娃和积木。莱文躲了进去，他浑身冻得冰冷，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一生中，他身上那地方的冰块从来没有解过冻。那像匕首一样的冰块现在却有一些融化了，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他把车库门推开了一点，如果有人从河滨路上走过，他不想叫人发现自己偷藏在这里。在这种风雪交加的日子里，谁都可能在别人的车库里躲避一会儿。当然了，有一个人是例外，一个正在被追缉的、生着兔唇的人。

这条街上的房子并不紧挨在一起，两幢房子中间都隔着一间车库。莱文被红砖墙紧紧地包在里面。他可以听到两边房子里传出的收音机声。一所房子里，一只焦躁不安的手不停地扭动旋钮，改变波段，收音机从一个电台跳到另一个电台，一会儿是柏林的一段慷慨激昂的讲演，一会儿是斯德哥尔摩的歌剧。从另外一幢房子里传来的是英国广播电台的节目，一个年老的评论员正在朗读一首诗。莱文在寒冷的车库里，站在婴儿车旁边，凝视着室外黑色的冰雹，无可奈何地听着收音机播出的诗句：

一个影子从我面前掠过

不是你，但又何其像你；

啊，基督，我多么希望

能看到，哪怕只一瞬息，

我们热爱着的灵魂，能知道

他们是谁，又在哪里。

他想到被绞死的父亲，在地下室厨房里自杀的母亲，想到所有那些使他堕落的人。他使劲把指甲掐在自己手心的肉里。那个年老的、文雅的声音继续读道：

我厌恶广场和里巷，

厌恶我遇到的那些面孔。

那些颗心，对我无情无义……

他想：如果她有足够的时间，也会去报告警察的。这是和女人打交道必须要落得的下场。

我的整个灵魂奔向你

他在努力令自己的心重新凝冻起来，像过去一样坚硬、一样安全，凝成寒冷的冰块。

“刚才是德鲁斯·温顿先生朗读丁尼生[10]爵士的长诗《莫徳》的片段。国家广播到此结束。祝各位听众晚安。”

第三章

一

麦瑟尔乘的那列火车是夜里十一点钟到的诺维治，他同桑德斯坐汽车直接从车站到了警察局。街头已经没有什么行人，因为诺维治市的人很早就都上床了。电影院最后一场十点半散场，一刻钟以后，所有的人都已离开了市中心，或者乘电车，或者乘公共汽车。徜徉在市场附近的还有一个诺维治市的妓女，撑着一把伞，冻得浑身发青。此外就是大都会饭店里的一两个商人，正在吸最后一支雪茄。麦瑟尔的汽车从结了薄冰的马路上驶过去，快到警察局的时候，他看到皇家剧场外面贴着《阿拉丁》童话剧的海报。他对桑德斯说：“我的女朋友就在这儿演出。”他很骄傲，心里乐滋滋的。

诺维治的警察局长亲自到局里来见麦瑟尔。这本是一个普通案件，但是听说莱文带着一支枪，又是个亡命徒，就增加了事态的严重性。警察局长生得身体肥胖，神情非常兴奋。过去他本是个商人，赚过不少钱。上次大战期间，政府委任他主持当地军事法庭的审讯工作。他对一些反战的人执法严苛，并且为此深感自豪。在他的家庭中，在他那个一直看不起他的老婆跟前，这件事为他挽回不少脸面。也就是因为这个他才到警察局里来迎接麦瑟尔；回到家里这又是一件值得吹嘘的事了。

麦瑟尔说：“当然了，长官，他是不是一准在这里，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他确实乘了一夜火车，火车票是在这里交回来的。交票的是一个女人。”

“这么说还有一个同犯，啊？”警察局长问。

“也许有。只要找到那个女人就可以找到莱文了。”

警察局长用手掩着嘴打了一个嗝。出来以前他喝了不少罐装啤酒，喝了啤酒总是要打嗝的。督察说：“我们一接到伦敦警察局的通知，马上就把钞票的号码通知到这里所有的商店、旅馆和寄宿公寓了。”

“这是地图吗，长官？”麦瑟尔问道，“巡逻的路线是不是都标记在上面了？”

他们走到墙壁前面，督察用一支铅笔把诺维治市的几个主要地点指给他们看：火车站、威维尔河、警察局。

“皇家剧场大概在这个地方吧？”麦瑟尔问。

“对了。”

“他为什么要到诺维治来呢？”警察局长问。

“这我们也弄不清楚，长官。旅馆是不是都在警察局附近的这几条街道上？”

“还有几家寄宿公寓。糟糕的是，”督察说，心不在焉地转过身去，背对着局长，“很多这种寄宿公寓都接待临时投宿的人。”

“那最好把钞票号码也都叫他们知道。”

“有些地方根本不注意警察局的通知。那种所谓的幽会所，你知道。十分钟的客人他们也接待，什么时候去都成。”

“胡说，”警察局长说，“咱们诺维治可没有这种地方。”

“我提个建议不知道合适不合适，长官。凡是有这种公寓的地方，巡查时最好加派人员，把你们这里最精明的小伙子派到这些路线上去。我想你们这里的人都知道晚报上对这个人相貌的描写了吧？这家伙开保险柜似乎非常内行。”

“看样子今天夜里咱们没有什么事好干了，”督察说，“这家伙夜里找不到个睡觉的地方我可真有点儿可怜他。”

“你这里有没有一瓶威士忌，督察？”警察局长问，“咱们大家都得喝一杯。啤酒喝得太多了，有点儿反胃。威士忌好多了，可是我老婆讨厌那个味儿。”他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脚搭上两条胖腿，像个孩子似的，高高兴兴地看着督察。他好像在说：又同伙计们一块儿开怀喝两杯，真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只有督察心里明白：在同一个好欺侮的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局长就要露出魔鬼的本色来了。“就喝一小口，督察。”他一边喝酒一边说，“你那次抓住了那个老坏蛋拜恩斯，干得可真漂亮。”接着他又给麦瑟尔解释：“在街上兜售赛马赌票。很久以来一直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祸害。”

“这个人倒不捣鬼。我认为他并不坑害人。这回犯事只不过是因为他把麦克费尔森的买卖抢了。”

“啊，”警察局长说，“麦克费尔森卖赛马票是合法的。他有事务所，也有电话，要花不少开销。干杯，孩子们。祝诸位的太太们身体健康。”他一口气把杯子里的酒喝干。“再来两支吧，督察。”他又打了一个大嗝，“炉子里再加上几块煤，怎么样？让咱们大家舒服一会儿。今天夜里没有事情好干了。”

麦瑟尔感到有些不安。尽管确实没有什么事好干，但是他还是不喜欢这样闲着。他一直站在地图旁边。诺维治是个小城市。他们要把莱文捉住是不用很长时间的，但他自己对这个地方也很生疏。他不知道该去搜查哪些赌场、哪些俱乐部和舞厅。他开口说：“我们猜他是跟踪一个什么人到这地方来的。我提议明天早晨咱们先去找那个收票员谈谈，长官。看看他记得不记得坐那趟车来的有多少本地人。说不定咱们运气好能找到个线索。”

“你们知不知道那个约克郡大主教的故事？”警察局长说，“好的，好的。咱们明天去找找那个收票员。但是用不着着急。在这里就跟在家里一样，年轻人，再喝一点儿苏格兰酒。你现在是在英国中部地区，慢慢腾腾的中部地区（对不对，督察？）。我们这里做什么事都慢条斯理的，但是我们到达终点站一点儿也不晚。”

他说得当然有道理。用不着慌，在这样的深夜里什么事也做不了，但是站在地图旁边，麦瑟尔却总觉得有个人对他喊：“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不然就太晚了。”他用手指头划着诺维治的几条主要街道，想尽量对这个地方熟悉起来，像他对伦敦市区一样熟悉。这里是邮政总局，这里是市场，这里是大都会饭店和商业街。这是什么地方？制革街。“制革街上这座大楼是什么地方，长官？”他问。

“那是中部钢铁公司。”督察说。他转过身来，耐心地对局长说：“我没听说过那个故事。一定挺有意思，长官。”

“是市长告诉我的。”警察局长说，“市长老派克尔真有意思。你们知道在我们预防毒气空袭委员会上他说什么？他说：‘太好了，咱们可以趁这个机会钻到别人床上去。’他的意思是说，戴上防毒面具，女人们就分辨不出谁是谁来了。懂得他的意思了吗？”

“派克尔先生可真爱说笑话，长官。”

“是的，督察，可是我说的话比他还俏皮。那天开会我也去了。你知道我说什么？”

“不知道，长官。”

“我说：‘你不会找到一张空床的，派克尔。’明白我的意思吗？真爱说笑，这个老派克尔。”

“你们在预防毒气空袭的会上做了什么安排了，长官？”麦瑟尔问，一根手指依然指在市政厅上。

“你不能指望人人都花二十五先令买一个防毒面具，但是我们已经安排好在后天举行一次空袭演习。飞机从汉洛飞机场起飞，在市内投掷烟幕弹。街上的行人如果被发现没有戴面具，就要被强行送上救护车，运到市立医院去。这样的话，谁要是有事非上街不可，就必须买一个防毒面具。中部钢铁公司免费分发给它的全部雇员每人一个，所以他们那里在那天仍然像平常一样办公。”

“这有点儿像敲竹杠，”督察说，“要么就待在家里，要么就得买一个防毒面具。几家运输公司为买面具都花了一大笔钱啦。”

“什么时间进行演习，长官？”

“这我们不预先通知，到时候防空汽笛就会响起来。你知道怎样举行演习，童子军都骑着自行车巡逻，他们每人都会借到一个面具。当然了，我们心里有数，中午以前演习就结束了。”

麦瑟尔又回过头来研究地图。“火车站附近有不少储煤栈，”他说，“这些地方你们都派人守着了吗？”

“我们注意到了，”督察说，“伦敦警察局一打电话来，我们就留神这些储煤栈了。”

“干得真漂亮，伙计们，真漂亮。”警察局长咽下最后一口威士忌，夸奖说，“我要回家去了。明天可够咱们忙活的。我想明天早上咱们得开个会研究一下吧，督察？”

“啊，我想我们就不用在一大清早麻烦您了，长官。”

“那好吧，假如你们有什么事要同我商量，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晚安，伙计们。”

“晚安，长官。晚安。”

“有一件事这老家伙还是说对了，”督察一边把威士忌摆进柜子里一边说，“今天夜里咱们是没有事情可干了。”

“我不想再多耽误您的时间，长官，”麦瑟尔说，“请您不要想我这人太啰唆，桑德斯会向你们证明，我这人干什么也不拖泥带水。可是这个案件却有点儿特别……我好像怎么也放不下手。一个很奇怪的案件。刚才我在看地图，长官，我在设想，如果我是犯人，该藏在什么地方。东边这些虚线代表什么？”

“这是个新住宅区。”

“还没有完工的房子？”

“我派了两个人专门在这一带巡查。”

“你们办事真是仔细，长官。我看我们来真是多余了。”

“你不应该根据他这个人来判断我们。”

“我对这个案子始终放不下心来。他是追踪一个人到这里来的。这人很有头脑。以前我们对他一点儿消息都没有，但是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他却接二连三地犯错误。我们的头儿说他正开辟一条道路，这话说得有道理。我也觉得他是在不顾一切地想找到一个什么人。”

督察看了看钟。

“我走了，长官，”麦瑟尔说，“明天早上见。晚安，桑德斯。我到街上去兜个圈子再回旅馆。我要把这里的地形弄清楚。”

麦瑟尔走到大马路上。雨已经停了。水沟里结了一层薄冰。他在人行道上滑了一下，幸亏扶住路灯柱子才没有跌倒。一过十一点，诺维治街头的灯光就调得非常暗。他朝着市场走了大约五十码，便是皇家剧场的门廊，剧场里里外外的灯光都已关掉了。他发现自己嘴里正在哼着一个曲调：“但对我说来这是天堂。”他想：恋爱真是一件奇妙的事，好像心里有了依靠，有了把握，并不是那种漂浮不定的感情。麦瑟尔要让自己的爱情也尽快组织得井井有条：他想要爱情打上戳记、贴上封条、签上名字，他要付款取到证明。他心中充满了一种无法诉说的柔情，除了结婚，他是永远也表达不出来的。麦瑟尔不是一个情人，他早已像一个结过婚的人，一个结婚多年，对幸福和信任心存感激的人。

他做了一件自从认识她以来最疯狂的事：他到她寄宿的地方去看了一下她的住所。他知道安的地址，她在电话里告诉过他。他寻找这条名叫万圣路的道路并未逾越他现在的工作范围，一路上他了解到许多事情，他的眼睛什么也没有放过，这绝不是浪费时间。比如说，他了解到当地两家报社的名字和地址，一家叫《诺维治日报》，一家叫《诺维治卫报》，两家报纸都在柴顿街上，隔街相对，其中一家旁边是一家华丽的大电影院。从两家报纸的新闻招贴上看得出来，《日报》是一家通俗的报纸，而《卫报》则是供有文化教养的人阅读的。麦瑟尔还了解到最好的炸鱼薯条店在哪里，煤矿工人都到哪家酒馆去。此外，他还发现了一个公园，枯萎的树木、尖头木栅栏、推婴儿车的沙石小路，一片暗淡的景象。他了解到的这些事实中的任何一件将来都可能对他有用处，而且这也给予了诺维治地图一些生活气息。再想到这个地方时，他就可以同活人联系到一起，正像他在伦敦办案的时候，每想到一个地区，脑子里总是出现那里的这个、那个居民们一样。

万圣路两旁都是新哥特式的小房子，排列得整整齐齐，就像某一家公司在展览货品似的。他在十四号门前站住，想知道这会儿她上床没有。明天早上她会大吃一惊的：他在尤斯顿车站给她寄了一张明信片，告诉她，他到诺维治以后将住在王冠旅舍。从地下室透出一点儿光线，女房东还没有睡觉。他真希望在明信片没寄到以前就让她知道自己已经到了。他知道住在这种寄宿舍里生活多么单调：早晨起来一杯不加奶的清茶，一张张毫无笑容的脸。他觉得生活太亏待她了。

冷风快要把他的身体冻僵了。他在对面人行道上徘徊着，想知道她床上的毯子够不够，有没有零钱支付暖气费。地下室的灯光诱惑着他，他差一点儿就要去按门铃，问一问房东太太安还需要不需要什么东西。但最后他还是走上通到王冠旅舍的路上。他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那么多情，甚至对安本人，他也决不会提自己到她住处来看过的事。

二

一阵敲门声使他从梦中惊醒。刚刚七点。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你的电话。”麦瑟尔听见说话的人趿拉着鞋走下楼去，还碰倒了一把扫帚，扫帚柄砰的一声撞在楼梯栏杆上。这将是晴朗的一天。

麦瑟尔到楼下去接电话。电话机在酒吧间后面空无一人的餐厅里。“我是麦瑟尔。你是哪位？”他对着话筒说。他听到的是警察局警官的声音：“我们给你弄到了一点儿新情报。那个人昨天夜里是在圣马克教堂过夜的，那是一座天主教教堂。有人报告说，天刚亮他就到河边去了。”

当麦瑟尔穿好衣服来到警察局的时候，又有了更多的消息。一家房产公司的代理人从当地报纸上读到盗窃钞票案，给警察局拿来了两张五镑票子。这是一个准备购买住房的年轻女人给他的。他觉得这件事很奇怪，那个女人交了钱以后，就没有到公司去签署购房合同。

“这肯定是替他交火车票的那个女人，”督察说，“这个案子是他们俩一起做的。”

“教堂是怎么回事？”麦瑟尔问。

“一个女人说她大清早看见那个人从里面走出来。后来她回到家里（她早晨是到教堂去），看到报纸，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值勤的警察。以后这些教堂夜里都得锁上。”

“不要锁，要派人守着。”麦瑟尔说。他在铁炉子上烤着手，“让我同那个房产公司代理人谈谈吧。”

一个穿着尺寸加长的灯笼裤的人得意扬扬地从外面屋子走进来。“我叫格林。”这个人说。

“你能不能告诉我，格林先生，那个女孩子长得什么样子？”

“挺漂亮的一个小东西。”格林先生说。

“个子不高？还不到五英尺四英寸？”

“不是的，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刚才说小东西？”

“啊，”格林先生说，“那是一句称赞话。她说话挺随和。”

“浅颜色头发，还是深颜色？”

“啊，我可说不上来。我不注意女人的头发，两条腿挺漂亮。”

“举止有些奇怪吗？”

“不知道，我说不上。说话特别和气。同她开个玩笑她也不在乎。”

“那么你也没有注意她眼睛的颜色？”

“怎么说呢？眼睛我注意了。我看一个女孩子总是要看她眼睛的。她们爱让人瞧自己的眼睛。‘你用秋波向我敬酒’，你知道，有这么一句诗。这是我的第一步棋。从精神开始，你知道。”

“眼睛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绿色的，闪着金星。”

“她穿的是什么衣服？你注意了吗？”

“当然注意了。”格林先生的手在空中摆动了一下说，“一件黑衣服，料子很柔软。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帽子呢？草帽？”

“不是草帽。”

“毛毡的？”

“可能是某种毛毡。也是黑颜色的。我注意了。”

“要是再看见她，你认得出来吗？”

“当然认识，”格林先生说，“我看过的面孔从来不忘记。”

“好了，”麦瑟尔说，“你可以走了。以后我们也许还要你来认一认这个人。这两张钞票留在这儿吧。”

“但是，”格林说，“票子是真的。这是公司的。”

“你可以当作房子还没有出手。”

“我把车站的收票员也找来了，”督察说，“当然了，对咱们有帮助的事他一件也记不起来了。在小说里，人们总是记得一件什么事，但是在现实生活里，他们只能告诉你她穿的是一件深颜色的衣服或者浅颜色的衣服。”

“你派没派人去看看那幢房子？刚才那个人就是那么说的？真奇怪。她一定一下火车就奔那幢房子去了。为什么呀？为什么要假装买那幢房子，把偷来的钞票付给他？”

“看样子她千方百计不想叫另外那个人把房买到手。倒仿佛她有什么东西藏在里面似的。”

“你们的人得好好把那地方搜查一遍，连针尖大的地方也别放过。当然了，什么也不会找到的。如果还有东西在里面，她会再次露面签订购房契约的。”

“不，她害怕了，”督察说，“怕他们发现票子是偷来的。”

“你知道，”麦瑟尔说，“我对这个案子不怎么感兴趣。不是什么大事情。因为欧洲的那些笨蛋把一个凶手放走，全世界要打起一场大仗来，咱们却在这儿追捕一个小蟊贼！但是现在我却放不下了。这件案子有些离奇。我告诉过你，我们的头儿怎么说莱文来着吗？他说他在开辟一条途径。直到现在为止，他一直走在咱们前头。我看看收票员都说了些什么？”

“什么要紧的都没有。”

“我不同意，长官。”麦瑟尔说，这时候督察把收票员的证词从档案里翻出来，放在办公桌上，“书上说的还是对的，一般说来，人们总还记得一件什么事。要是什么都不记得，那反倒奇怪了。只有幽灵才任何痕迹都不留。就连那个房地产代理人也还记得那女人眼睛的颜色。”

“但也可能记得不对，”督察说，“给你，这是证词。他就记得她拿着两个手提包。当然了，这也是一件事，但这是无关紧要的事。”

“啊，从这件事上也还可以推测到些什么，”麦瑟尔说，“你说对不对？”在这位外地警官面前，他不愿意显露得过分聪明。他需要当地警察局同他配合。“她到这里来要待很长一段时间（女人们在一只手提箱里可以装不少东西），要不然她提的手提箱也许有一只是他的，那就是说，她要听那个人的吆喝。收票员说他对她挺不客气，叫她一个人拿重东西。这倒和莱文的性格相符。至于那个女的……”

“在黑帮小说里，”督察插嘴说，“这种女人叫伴当。”

“就这么叫吧，”麦瑟尔说，“这个伴当可能是个喜欢被人呼来喝去的。我猜想她一定摽着他不放，还挺贪心。要是她有点儿骨气的话，他就得替她拎着一个提包，不然她就把他的底给泄了。”

“我想，这个莱文一定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像所有那些黑帮一样。”

“一点儿不错，”麦瑟尔说，“也许这个女人就喜欢这种心狠手辣的人。也许这叫她感到紧张、兴奋。”

督察笑了笑：“你从那两只手提箱推断出不少事来，再念念这份证词就等于给我一张她的照片了。给你。可是那个收票员却什么也不记得了，连她穿着什么衣服也想不起来了。”

麦瑟尔开始看证词。他看得很慢，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督察却注意到他的脸上流露出震骇和不能置信的神情。他说：“有什么不对头的吗？那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是不是？”

“你刚才说我可以给你一张她的照片，”麦瑟尔说，他真的从自己的怀表壳子里取出一张照片来，“这就是，长官。你最好把它散发给所有警察所和报社。”

“可是那份证词里没有什么啊！”督察说。

“每个人都记得一点儿东西。这不是你能够发现的。这件案子我好像掌握了一点儿特别的情况，但是直到刚才我才知道。”

督察说：“那个收票员什么都不记得了，就想起来她拿着两只手提箱。”

“感谢上帝，他还记得两只手提箱，”麦瑟尔说，“也许这意味着……你看，他在这里说，他所以记住了她——他用的是记住这个词儿——一个原因是她是在诺维治唯一下车的妇女。我凑巧知道一个女人乘这次列车来。她是到这里的剧场来参加演出的。”

督察毫不留情地说——他还没有理解麦瑟尔震骇的程度：“她是你刚才说的那种类型的女人吗？喜欢那些心狠手辣的人？”

“我想她喜欢的是平凡朴素的人。”麦瑟尔说，凝视着窗外冒着清晨的严寒去上班的人。

“喜欢摽着人，很贪心？”

“不是的，真见鬼。”

“但是如果她更有骨气的话——”督察有意模仿麦瑟尔的话，猜想麦瑟尔刚才完全估计错了，现在一定很不好意思。

“她确实很有骨气。”麦瑟尔说。他把头从窗户上转回来。他已经忘记督察是他的上级，忘记对这些外地的警官讲话该小心谨慎了。他说：“该死的，你难道想象不出来吗？他自己不提行李是为了腾出手来拿枪指着她？他逼着她走到郊外的那个住宅区。”他接着说，“我得到那儿去一趟。他是准备谋杀她。”

“不会的，”督察说，“你忘了？她给了格林钱，同他一起走出了那幢房子。他看着她离开了新住宅区。”

“我敢发誓，”麦瑟尔说，“她同这件案子无关。这太荒谬了。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又说，“我同她订婚了，准备很快就结婚。”

“那你可算遇上麻烦事了。”督察说。他犹豫了一会儿，拾起了一根用过的火柴棍，开始剔指甲。过了一会儿，他把麦瑟尔给他的照片一推，说道：“收起来吧，这件事咱们另外想个处理办法吧。”

“不，”麦瑟尔的眼睛没有看照片，说道， “我现在正在处理这个案件。要把这张照片复制下来，虽然这张照片已经挺脏了。和她本人不太像。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叫他们寄一张更像的来。我家里有一卷底片，是从各个角度照的她的面部，登在报上寻人再合适不过了。”

“对不起，麦瑟尔，”督察说，“我是不是最好同伦敦警察局谈一谈，叫他们另外派个人来？”

“不要，这个案子谁也不会比我更合适，”麦瑟尔说，“我了解她。如果要找到她，我一定能办到。我现在就到那幢房子去。说不定你们的人漏掉些什么。我了解她。”

“她那样做可能有什么道理在内。”督察说。

“你还看不出来？”麦瑟尔说，“如果说能找出个理由来，那就是——她遇到了危险，说不定已经——”

“那我们应该会发现她的尸体。”

“我们连个大活人都找不到，”麦瑟尔说，“你介不介意叫桑德斯同我一起去一趟？那幢房子在什么地方？”他把地址仔细写下来。凡是事实他都要记在笔记本里，除了理论、推测之外，他是不信任自己的脑子的。

汽车走了很长时间才到达新住宅区。一路上他考虑着好几种可能性。她可能在火车上睡着了，一直被拉到约克郡去。她也可能根本没乘这趟车来……在那所丑陋的小房子里他没有发现可以推翻他设想的任何线索。在将来有一天会成为最漂亮的前厅的房间里，他看到一个便衣警察。华而不实的壁炉、深棕色的挂镜线、用廉价橡木制作的护壁板……麦瑟尔仿佛已经看到这间屋子摆上了沉重的新家具，挂上了深色窗帷，陈列着戈斯瓷器。“什么也没有，”侦探说，“什么也没有找到。当然了，看得出来有人到这里来过。从地面的尘土看，有人走过。但是尘土不够厚，没有留下脚印来。这里是搜寻不到什么的。”

“总能找到点儿什么的，”麦瑟尔说，“你们在什么地方发现痕迹的？哪间屋子都有？”

“不是每间屋子。但这算不上证据。这间屋子就看不出什么痕迹来。当然了，这里的地板土没那么厚。没准建筑工人把这间扫得更干净一些。所以也不能说就绝对没有人进来过。”

“她是怎样进的这幢房子？”

“后门的锁撞坏了。”

“女人撞得动吗？”

“连一只猫也撞得开，只要这只猫决心要进来的话。”

“格林说他是从正门进来的。他把这间屋子的门打开了一下，马上就带着那个房客上楼去了——到楼上那间最好的卧室里去。他正要带着那个人去看别的房间，那个女孩子就走进卧室去了。然后他们一起下了楼，走出这幢房子。那个女孩子只离开了他们一会儿，到厨房里去取自己的手提箱。代理人进来的时候前门没有关，他以为那女孩子是跟在他后面进来的。”

“她到厨房去过，这是事实。还去过浴室。”

“浴室在哪儿？”

“在楼上。上楼往左拐。”

麦瑟尔和那个便衣警察身体都非常高大，把一间狭窄的浴室塞得满满的。“看来她在这里听到他们上来了，”便衣侦探说，“她本来是在这里藏着的。”

“她为什么要上楼来？如果她在厨房，只要一走出后门就溜掉了。”麦瑟尔站在这间小屋子里的浴盆和抽水马桶中间思索着：昨天她到这里来了。简直不能想象。这同他所了解的她怎么也合不到一起。他俩已经订婚六个月了。她不可能一直对他演戏，把真实面目完完全全掩盖起来。他想起许多事来：那晚上他们从植物园一起坐公共汽车回家，她哼着一支歌——歌词是什么来着？——关于雪莲的歌。那天晚上他俩连着看了两场电影。因为他已经把一周的工资花光了，没法请她去吃晚饭。银幕上那机械的声音又开始重复起来，她一点儿也没有抱怨。“你真聪明，是不是？”“宝贝，你太了不起了。”“坐下，好不好？”“多谢了。”……这些陈词滥调一直在他们意识的边缘上浮荡着。她很坦率、很忠实，这一点他可以担保。但是另一种可能危险得令他不敢想象。他听见自己用刺耳的声音说：“莱文来过这里。他用手枪逼着她上了楼。他打算把她关在这里——也许打算杀死她。后来他听见有人进来了。他给她两张钞票，叫她把来人打发走。如果她不按他的话办，他就用枪打死她。他妈的，这不是一清二楚的事吗？”但是便衣警察却只是重复督察已经同他讲过的那番话：“就她一个人和格林从这所房子走出去了。她要是想去警察局是不会有人阻拦她的。”

“也许那个人在后面跟着她呢。”

“我觉得，”便衣警察说，“你这种推测太不着边际了。”从这个警察讲话的口气，麦瑟尔看得出来他对伦敦来的人感到莫名其妙：这些伦敦人太自作聪明了，他可不这样，英国中部地区的人是实事求是的。麦瑟尔感到自己的职业自豪感被别人轻视，非常生气。他甚至有些恨安，他这种尴尬的处境，正确判断力受到感情的干扰，都是安一手造成的。他开口说：“我们无法证明她不想报告警察局。”他觉得自己内心很矛盾：我是希望她没有犯罪，却死了呢；还是希望她活着，成为一个罪犯呢？他非常细致地检查了一下这间浴室。甚至几个水龙头也用手指探了探，万一她……他有一种极其古怪的想法：如果安真的在这里待过，她一定想方设法留下一个信息来。他气恼地挺直了身体。“这间屋子什么也没有。”他记起来，安到这里来要参加一次排练。“我要打个电话。”他说。

“房产公司的事务所有电话，离这儿只有几步路。”

麦瑟尔给剧场打了一个电话。除了一个看管用品的女人以外，剧团的人一个也不在。但是这个女人话说得很明确，头一天下午排练，所有人都出席。如果有谁缺席，舞台监督考里尔先生就会把写着这人名字的小牌儿挂在舞台门里边的一块木板上。考里尔先生纪律非常严明。是的，她记得昨天有一个女演员是新来的。她凑巧看见这个孩子排练完后同一个男人走出了剧场，那是快吃晚饭的时候，她正回到剧场，准备清理一下服装道具。她还想过：“这是一张新面孔。”她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可能是一位支持演出的人。“请你等一会儿，先别挂。”麦瑟尔说，他得想一想下一步怎么办。她是一个把偷来的票子付给房地产代理人的女孩子。他必须把一系列熟悉的事情忘掉：她是那个热切盼望圣诞节前就同他结婚的安，安不喜欢干自己这一行，不喜欢同形形色色的人混在一起。那天晚上从植物园回来安在汽车上答应他决不和那些有钱的赞助人胡混，决不理睬那些等在舞台门口准备和女演员搭讪的观众。麦瑟尔对着话筒说：“考里尔先生吗？我怎样可以找到考里尔先生？”

“他今天晚上到剧场来。晚上八点钟有一次排练。”

“我要马上见到他。”

“那没办法。他同布利克先生到约克去了。”

“我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昨天参加排练的姑娘，随便哪个都成。”

“我不知道。我没有她们的地址。他们在城里住得到处都是。”

“总能找到一个昨天晚上也在剧场里的人……”

“你可以找到梅迪欧小姐，当然了。”

“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她的住处。但是你只要看看义卖会的招贴就成了。”

“义卖会？你是什么意思？”

“她今天下午两点钟给圣路克教堂组织的义卖会主持开幕仪式。”

从房地产事务所的窗户里麦瑟尔看见桑德斯穿过两幢楼房中间已经结冰的泥泞小道走了过来。他把电话挂上，迎着他走去：“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有。”桑德斯说。督察把什么都告诉他了，他非常难过。他是非常喜欢麦瑟尔的。他之所以有今天，都仗着麦瑟尔一手提携。警察局里每一次提级，麦瑟尔都替他说了好话。麦瑟尔劝服领导说，即使一个人有口吃的毛病，也能和警察局主办的音乐会上那个冠军朗诵者一样，成为一流的警察。但是即使没有这些事，他对麦瑟尔的理想抱负，对麦瑟尔办事一丝不苟的精神也是非常敬佩的。

“说吧，你听到了些什么？”

“是关于你女朋友的事。她失踪了。”这个消息是他匆忙赶来时听到的，现在他一口气地告诉了麦瑟尔，“女房东给警察局打来一个电话，说她出去了一夜，一直没回来。”

“跑了。”麦瑟尔说。

桑德斯说：“你——你别信这个。你——你叫她乘这趟车。她原打算第——第——第二天早上走的。”

“你说得对，”麦瑟尔说，“我忘记这一点了。她是偶然碰到他的。真太倒霉了，桑德斯。说不定现在她已经死了。”

“为什么他要杀人呢？他不过是犯了盗窃罪。你下一步预备怎么办？”

“回警察局去。等到下午两点钟我到义卖会去一次。”他苦笑了一下。

三

牧师心绪烦乱，他只顾想自己的心事，根本听不进麦瑟尔对他讲的话。建议梅迪欧小姐为义卖会主持开幕仪式是从伦敦东区调来的一位副牧师的主意，他是个思想开朗的新派人物，头脑非常敏捷，认为请一位出名的演员来能吸引人。但是牧师却向麦瑟尔解释，义卖本身一向就很吸引人。牧师陪着麦瑟尔坐在圣路克教堂镶着松木护墙板的接待室里，一个劲儿发牢骚，叫他无法脱身。教堂外面，提着篮子的妇女已经排了五十码的长队，等着义卖开始。这些人不是来看梅迪欧小姐的，她们是来买旧货的。圣路克教堂主办的旧货义卖会在整个诺维治市都很出名。

一个戴着宝石胸针、又干又瘦的女人一脸傲气地从门外探进头来说：“亨利，主持义卖的那些人又在摊子上搜刮东西了。你不能管管吗？等真正卖东西的时候，什么东西也剩不下了。”

“曼戴尔到哪儿去了？这是他的事儿。”牧师说。

“曼戴尔先生不是接梅迪欧小姐去了吗？”那个一脸傲气的女人擤了一下鼻子，一边大声叫着“康斯坦斯，康斯坦斯！”，一边消失在大厅里。

“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牧师说，“每年都是这样。这些好心肠的女人自愿来帮忙，如果没有她们，圣坛会还真是忙不过来。她们自然希望有权利先挑一两件各处捐赠来的东西。当然了，价格是她们自己定的，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亨利，”那个一脸傲气的女人又在门口出现，对牧师喊道，“你真得管一管了。潘尼太太给昆迪佛太太送的那顶好帽子只标了十八便士，自己就买走了。”

“亲爱的太太，我能说什么呢？要是一拦她们，下次这些人就不来帮忙了。你得知道，她们为这件事还是不辞辛苦，在百忙中……”但是牧师的话还没说完，门早已关上了。“我担心的是，”牧师转过头来对麦瑟尔说，“那位年轻女士到这里来要发表一通开幕词。她不会了解，这里的人对谁主持开幕并不感兴趣。这里同伦敦可不一样。”

“她迟到了。”麦瑟尔说。

“这些人很可能把门撞开，闯进来。”牧师一边说一边忧心忡忡地看了一眼窗外越来越长的队伍，“我得承认，我施展了一点儿小小策略。不管怎么说，她是我们请来的客人。人家不辞辛苦，在百忙中来给我们帮忙。”不管什么人对义卖不辞辛苦、花费时间，牧师一向看得很清楚。比起现钱来，人们更愿意捐助的是精力同时间。他又接着说：“你在教堂外边看没看见一些男孩子？”

“没有，就是一些妇女。”麦瑟尔说。

“哎呀，哎呀。我同他们的队长兰斯讲好了的呀。你知道，我认为如果能找几个童子军，当然了，别穿制服，带着签名本儿来，会叫梅迪欧小姐高兴的。这表示我们对她非常感谢，人家不辞辛苦，在百忙中……”他非常痛苦地说，“圣路克的这支童子军太不可靠了。”

一个灰头发的男人提着一个旅行包探进头来说：“哈里斯太太说厕所出毛病了。”

“啊，培根先生，”牧师说，“谢谢你了。你到大厅去吧，哈里斯太太大概在那儿呢。我想，可能是管子堵住了。”

麦瑟尔看了看表说：“梅迪欧小姐一来，我就得先同她谈谈……”一个年轻人一下子闯进屋子里来，对牧师说：“对不起，哈里斯先生，梅迪欧小姐要不要讲话？”

“我希望她不要讲什么话了。最好别讲了，”牧师说，“我还得先读一段祈祷词，就这样已经让那些急着买东西的人等得够受了。唉，我的祈祷书哪儿去了？谁看见我的祈祷书了？”

“我是给《日报》采访的，如果她不讲话，我就不等了。”

麦瑟尔想要说：你们听我说说吧。你们的这个该死的义卖会有什么要紧？我的女朋友正在危难里，没准儿已经遇害了。麦瑟尔很想对这些人大声吆喝几句，可是他只是心情沉重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表现出极大的耐心。由于长期职业的训练，甚至个人的感情和恐惧他也能够隐忍不发，无论多么生气，他从来不露声色。他只是沉静地一步步地向前迈，把他发现的事实一件一件地加起来。即使他的女友被谋害了，知道自己是在按照世界上最优秀的警察的准则办事，他还是心安的。但是在他看着牧师翻寻祈祷书的时候，却非常痛苦地向自己说：难道他真的能够这样自我安慰吗？

培根先生又走进屋子里说：“她就要揭幕了。”接着，不知什么金属器皿叮当地响了一下，这人又不见了。外边，一个人吵吵嚷嚷地喊：“往台后边走两步，梅迪欧小姐，往后边走两步。”这时，副牧师走了进来。他穿着一双小山羊皮皮鞋，红光满面，头发油光水滑地紧贴在头皮上，胳膊底下夹着一把伞，像是一根板球棍。看样子，他倒像刚比赛完一局板球回到休息棚里，虽然得了个鸭蛋，但还是兴致勃勃。他完全像个风格高尚的运动员。“这位是我的反对派，梅迪欧小姐，她是多明我教会的。”他对牧师说，“我已经向梅迪欧小姐介绍了咱们要上演的这出戏了。”

麦瑟尔说：“我能不能单独同您谈几句，梅迪欧小姐？”

但是牧师一下子就把她拉走了：“一会儿再谈，一会儿再谈，先举行开幕式。康斯坦斯！康斯坦斯！”转眼间，接待室里的人已经走得一干二净，只剩下麦瑟尔和日报记者两人了。记者坐在桌沿上，一边晃动着两条腿，一边嗑指甲。从隔壁屋子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好像一大群动物奔跑着，跑到一道栅栏前面，一下子又寂然无声了。就在这突如其来的寂静中，牧师匆忙读完天主祈祷文，接着就传来了梅迪欧小姐的清脆嗓音，好像一个没成年的男演员。“我宣布这次义卖会真实、牢固地——”踏脚的声音又响起来。梅迪欧小姐把台词弄错了——她母亲总是被邀请去参加奠基仪式，但是没有谁注意梅迪欧小姐在讲些什么。幸好，她并没有发表长篇大套的演说，每个人都长舒了一口气。麦瑟尔走到门口。五六个男孩子正排着队拿着签名本请梅迪欧小姐签名，圣路克的童子军还是准时来了。一个戴着无边女帽、样子精明能干的女人对麦瑟尔说：“您会对我们这个摊子感兴趣的，这里都是男人的用品。”麦瑟尔低下头，看见摆在摊子上的破旧货，肮脏的擦拭钢笔用具、烟斗通条、手工织花的烟袋……不知是谁还捐献了一堆旧烟斗。他赶快撒了个谎：“我不吸烟。”

那个精明的女人说：“您到这儿来总要破费点儿，是不是？这是您应尽的义务。我看您还不如买一两件用得着的东西呢。这里的东西您在别的摊子上是找不到的。”他从几个女人的肩膀后面看着梅迪欧小姐和圣路克的童子军，瞥眼看到几个难看的旧花瓶、边上有缺口的水果盆、一堆颜色已经发黄的小孩围嘴。“我们这里有一些裤子吊带。我看您买一副背带吧。”女人又说。

麦瑟尔突然说了一句：“她可能已经死了。”他自己非常奇怪，同时也非常难过，怎么会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那个女人说：“谁死了？”同时立起一副淡紫色的吊带。

“对不起，”麦瑟尔说，“我没有多想。”他吓坏了，怎么会控制不住自己。他想：我应该叫他们另派一个人来，我怕这样下去我真的受不了。他看见最后一个童子军合上了签名本，连忙对义卖的女人道了一句“对不起”。

他把梅迪欧小姐带到接待室去。记者已经走了。他说：“我正在寻找你们剧团里一个名叫安·克劳戴尔的女孩子。”

“我不认识。”梅迪欧小姐说。

“她昨天才参加你们剧团。”

“那些女孩子长得都差不多，”梅迪欧小姐说，“像中国人一样。我从来记不住她们的名字。”

“我找的这个人是金黄头发，绿眼睛，嗓子非常好。”

“不在我们剧团里，”梅迪欧小姐说，“不在我们剧团里。我听不得她们唱歌，一听就让我起鸡皮疙瘩。”

“你不记得她昨天晚上同一个男人出去了，排演完了以后？”

“我怎么记得住？别为难我了。”

“那个男的也请你来着。”

“那个傻胖子。”梅迪欧小姐说。

“那个人是谁？”

“我不认识。我听考里尔说叫戴维南特，也许他说的是戴维斯。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我想他就是那个同寇恩吵过架的人。虽然也有人说是同卡里特罗普。”

“这件事很重要，梅迪欧小姐。那个女孩子失踪了。”

“这在巡回演出的时候是常有的事。你要是到她们的更衣室去就会听到，除了男朋友，她们不谈别的。怎么能指望她们演得出好戏。太庸俗了。”

“这么说您一点儿也帮不了我的忙吗？您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这个叫戴维南特的人？”

“考里尔可能知道。他今天晚上就回来。不过也许他也不知道。我猜想他也不认识这个人。啊，我想起来了。考里尔管他叫戴维斯，还说……不，他叫戴维南特。他买下了戴维斯的全部股份。”

麦瑟尔情绪低沉地离开了这间屋子。他的某种本能总是叫他向人多的地方走，因为如果能找到什么线索的话，总是在一群生人中间，而绝不会在空屋子里或是没有行人的街道上。麦瑟尔就这样穿过大厅，走到义卖的摊子前面。置身于这些一心要买便宜货的贪婪女人中间，你是很难相信英国已经处在战争的边缘了。“我对豪甫金逊太太说过，要是你邀请了我该多好，我说。”“朵拉穿上这个可太漂亮了。”一个非常老的女人看着一堆人造丝的女灯笼裤说。“他蜷着腿躺了五个钟头。”一个女孩子咯咯地笑着，哑着嗓子小声说，“太可怕了，我说。他把手指头一直伸到下边去。”这些人为什么会担心战争呢？她们从一个摊子走到另外一个摊子，活动在另一种氛围里，那里面充满了她们自己的死亡、疾病和爱情。一个满脸苦相的女人碰了一下麦瑟尔的胳膊。这个女人多半已经六十开外了，说起话来总是把头一低一低的，似乎怕别人打她似的。但是马上她又把头仰起来，好像怀着一肚子怨气，故意同别人赌气似的。麦瑟尔沿着摊子往前走，自己也没有觉察地注视着她。她扯了麦瑟尔一下，手指上带着一股鱼腥味儿。“替我把那个取下来，亲爱的，”她说，“你的胳膊长。不，不是那个。那个粉红色的。”接着她开始往外掏钱——从安的钱包里。

四

麦瑟尔的哥哥是自杀的。他比麦瑟尔更需要成为某种组织的成员，更需要受训练、守纪律、要人对他发号施令，但是与麦瑟尔不同，他并未能找到自己的组织。当事情出了岔子以后，他就自杀了。麦瑟尔被叫到殡仪馆去认尸，在他们让他看到那张溺水而死、带着迷茫神情的惨白面孔以前，他一直希望他看到的是个陌生人。这一整天他一直在找自己的哥哥，从一个地址到另外一个地址。当他最初在殡仪馆看到他的时候，并没有悲哀之感。他开始想：我不用忙着找他了，我可以坐一会儿了。他走到外面一家茶室里，要了一壶茶。直到喝完第二杯以后，才感到悲伤。

现在同那次的情况一样。他想：我本来用不着这样奔波的，在那个卖吊裤带的女人面前我本来可以不出丑的。她一定早就死了。我不该这样失魂落魄的。

那个老妇人说：“谢谢你，亲爱的。”说着，她把那小块粉红布料揣了起来。麦瑟尔对那个提包一点儿怀疑也没有。这是他送给她的，是一个价钱很贵的提包，在诺维治是买不到的。最确凿的证据是皮包的一边有一个拧成螺旋形的玻璃圈，那里面本来有两个字母，现在却已经被撬掉了。一切都完了，永远完了。他不用再忙了。一阵比在茶室更无法忍受的痛苦正逐渐袭上他的心头。（那次旁边桌上正坐着一个吃煎比目鱼的男人。不知为什么，他现在一闻到鱼腥味心头总感到一阵疼痛。）但是他首先感到的是一种残忍无情的快慰：他已经把魔鬼抓到手里了。有一个人一定要为这件事送掉性命。老妇人这时又拿起一副乳罩来，她正在试上面的橡皮筋，脸上浮现着恶毒的笑容，因为这种乳罩是给年轻、漂亮、胸部丰满的女人用的。“她们戴着这种傻玩意儿。”她唠叨道。

他不能立即逮捕她，但是他马上就想到，即使能够逮捕，他也不该马上就下手，这件事牵涉到的绝不止这一个老女人。他一定要把这些人一网打尽，线放得越长，钓的鱼越大。在把这件事办完以前，他先不用考虑将来的事。他现在很感谢莱文带着武器，因为这使他也不得不带着一支手枪，谁能说得准，到了必要的时候他会不会用枪呢？

他抬头看了一下。在摊子的另一边也有一个人的眼睛在盯着安的手提包。那正是他在追捕的那个皮肤黧黑、心怀仇恨的人，虽然几天没刮胡子，但仍然不能完全盖住他的兔唇。

第四章

一

一上午，莱文一直不停地走着。他不得不保持移动，口袋里虽然还有一点儿零钱，他却不敢用来吃东西，因为在任何一个地方他也不敢待得太长，使人有时间端详他的脸。他在邮局外面买了一份报纸，看到上面登着通缉自己的通报，用黑体字印着，还加上了一个醒目的框子。那上面有他面目特征的描写。他有些生气，因为这个通报没有登在重要的版面上：头两版登的都是欧洲形势的新闻。他一直东奔西走，搜寻查姆里先生，到了正午，已经累得挪不动两条腿了。他在一家理发店前面站了一会儿，在理发店的窗玻璃上打量着自己的脸。自从离开伦敦那家咖啡馆以后，他还一直没有刮过胡子。如果长出胡须来，是会把他畸形的嘴唇盖上的，但是莱文知道自己的胡须是长不匀称的：下巴上长得很密，嘴唇上非常稀疏，而在那块红色的疤痕两边，则连一根汗毛也没有。现在他下巴上的胡子已经蓬松一团，这就使他更加显眼了，可是他却不敢到理发店去刮一下。他走过一台自动出售巧克力糖的机器。这台机器收的是六便士或者一先令的硬币，而莱文的口袋里却只有半克朗和两先令的铜子儿了。如果他心头不爽，燃烧着复仇的怒火，他也可能到警察局去投案，最多不过是五年有期徒刑。但在他目前这种饥饿劳累、遭受冤屈诬陷的情况下，他杀死的那个老部长的阴魂却紧追着他不放，一定要他偿还自己的罪责不可。很难理解，只是因为偷了一笔钱他们就这样兴师动众，到处追捕他。

他害怕到小巷里去，或者在死胡同口徘徊。在这些地方他形影孤单，招人注目，如果有个警察走过来，难免要多看他两眼。因此他宁愿冒着有人认出他的危险，在人群拥挤的大街上闲踱。这一天天气阴湿、寒冷，幸好还没有下雨。商店里摆满了圣诞节礼品，一些陈年累月摆在货架上无人问津的破烂货都陈列到橱窗里：狐狸头的胸针、纪念碑形的书挡、装熟鸡蛋用的保暖套、骰子和筹码等各式各样的赌博游戏用品、各式各样的飞镖和玻璃球，“墙上的猫”——一种老式射击游戏、“钓金鱼”……都是一些毫无用处的离奇古怪的小玩意儿。在靠近天主教堂的一家出售圣书和圣物的店铺里，他又看见苏豪区咖啡馆里那种令他非常生气的小石膏人儿：圣母、圣婴、几名先知和牧羊人。在一叠圣书和圣女德兰画片中间，这些小人儿摆在棕色纸板做的一个窑洞里。这是“圣人家族”。莱文把脸贴在窗玻璃上，想到这个传说仍然在人们中流传，感到又害怕又生气。“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他记起了小时候他们坐在一排排的凳子上等着吃圣诞节晚餐，一个尖细、清晰的声音给他们读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故事，每个人都要到他的城里去缴税。在圣诞节这一天没有一个人挨打，所有的体罚都推迟到节礼日。爱、慈善、忍耐、谦卑——他是受过教育的，这些美德他都知道，也看到了它们的价值。他们把一切都歪曲了，甚至橱窗里的故事。这是一段历史，确实发生过，但是他们也为了自己的目的把它歪曲了。他们把他捧成了神，因为这样他们就心安了，用不着为他们对待他极不公正而负任何责任。他同意了，不是吗？这一点值得争议，因为如果他不愿被处死的话，本来是可以召唤下“一营天使”[11]的。他完全可以这样做，正像莱文的父亲在旺兹沃思监狱被处死，在绞索套张开的时候也还可以逃命那么容易。莱文面对着橱窗玻璃站在商店前面，等着谁来推翻他这个理论，他怀着一种又恐惧又怜悯的感情凝视着窗户里襁褓中的婴儿，“那个小私生子”，因为他是受过教育的，他知道这个孩子到世界上来要遭遇到什么，他知道出卖他的是犹大，也知道在罗马士兵到院子里来捉他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拔刀站在他这一边。

一个警察从街道一边走过来。因为莱文正在看橱窗，警察连看也没看就过去了。他突然想：这些人究竟知道了多少底细？那个女孩子是不是把她听到的报告给他们了？他猜想这时候她一定已经报告了。报纸上会登出来。他看了一眼报纸。但是报上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她的事。他感到悚然一惊。他差点儿把她杀死，而她却没去警察局，这就是说，她相信了他对她讲的那件事。一瞬间他又回到了威维尔河畔的那间车库里，阴雨、黑暗、可怕的凄凉，他好像丢失了一点儿什么，一件非常宝贵的东西，好像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但是他却不能用那句老话来安慰自己：“只要给她时间……娘儿们都是一个样子。”他想要找到她，但是他想：这根本不可能，我连查姆里也还没有找到呢。他一肚子怨气地对摇篮里的那一小块石膏说：“如果你是上帝，你会知道我不会伤害她的，你要给我一个自新的机会，要让我转回头去，看见她在人行道上。”他怀着一线希望转回头去，但是当然了，他没有看见她。

他继续往前走，看见水沟里扔了一个六便士的硬币。他把硬币拾起来，顺着原路走回到他刚才走过的卖巧克力糖的机器那里。这台机器设在一家糖果店前面，隔壁是一个教堂的大厅，一队妇女正站在人行道上等着大厅开门卖东西。这些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开始吵吵嚷嚷。按规定的时间，早就该开门了。莱文想，如果来了个高明的扒手，这些人可都是最理想的对象。这些老娘儿们站在那儿互相推搡，要是有人把她们的皮包拧开，她们是绝对不会注意的。莱文想这个问题并不是自己想偷点儿什么东西，他相信自己还从来没有堕落到偷女人的钱包的地步，但是在他沿着这一排人走过去的时候，眼睛却不由自主地一只只地打量起这些女人手里的提包来。一只手提包特别显眼，特别新、很值钱、式样讲究，他不久以前曾经看到过。拿着这只提包的是个邋里邋遢的老太婆。莱文马上记起了他是在什么场合下看见过这个提包的：一间小浴室、举着的手枪，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只脂粉盒子来。

教堂的大厅打开了门，女人们拥拥挤挤地走进去。很快街上就剩下他一个人了，陪着他的只有那台自动售货机和一张义卖会的招贴：“入门费六便士。”不可能是她的那只提包，他对自己说，这种式样的成千上万。虽然如此，他还是从大厅的松木门走了进去。“引导我们不要陷入诱惑。”牧师正站在大厅一端的讲坛上，越过一堆旧帽子、磕破了边儿的花瓶和几摞妇女内衣给大家读祈祷词。祈祷词读完以后，莱文被人群挤到一个卖装饰品的摊子前边：镶在镜框里的业余画家画的湖边风景水彩画，到意大利度假带回国的花里胡哨的烟盒，黄铜制的烟灰缸和一摞人们扔掉的故事书。没过一会儿，人群又簇拥着他，把他推到另一个摆着艺术品的摊子前边。莱文身不由己地被推来搡去，根本不可能在人群里寻找任何一个人。但是这倒也没有关系了，因为他被挤到了一个摊子前面，而摊子的另一头正好站着那个老太婆。他探过身去，凝视着老太婆的手提包。

他的脑子里又想起那个女孩子说的话：“我的名字叫安。”提包上影影绰绰地还看得见“安”的头一个字母印，但是电镀的字母却已经被拆掉了。他抬起头来，他没有注意摊子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人，那人的眼睛只看到一张阴险、肮脏的脸。

正像那次他发现查姆里暗中出卖他似的，这件事又使他非常震惊。他谋杀那个老部长时并没有感到内疚，因为那是世界上一个大人物，一个“坐在国际会议最高席”的人（莱文受过教育，他是知道怎样正确表达的）。如果说部长女秘书隔着没有关紧的门发出的呻吟声有时候叫他感到某些不安，他总可以宽解说，为了自卫，他不得不打死她。但是现在这件事却太可恶了，同一阶级的人只应该互相祈祷，不该互相坑害。莱文从摊子前边挤过去，一直挤到老妇人旁边。他俯下身，低声说：“你这个提包是从哪儿弄来的？”话刚说完，几个好像来抢东西的女人已经挤到他和那个老妇人中间。老妇人甚至没有看到刚才是谁对她低声讲了一句话。很可能她会认为那个人错认为她这个提包是这里哪个摊子上买的。但是尽管如此，她还是被这个问题吓坏了。莱文看见她急急忙忙向出口挤去。莱文自己也连忙拼命往外挤。

他挤出大厅的时候，刚好还能看见一眼她的背影。老妇人拖着老式的长裙子正拐进一条巷子里，莱文迈开两腿在后面紧紧跟着。匆忙中他根本没发现另外还有一个人尾随在他后面。那人戴着软帽、穿着像是制服的大衣，他只要看一眼就会知道那人的身份。没有走多久，他就记起他们走的路了。这条路他昨天跟那个女孩子走过。这就像追溯过去一段什么经历似的。再走两步就可以看到一家卖报纸的铺子，那前面曾经站着一个警察。他本来准备把她打死的，他打算把她带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在背后打一枪，让她一点儿也不感到痛苦地死去。他在摊子另一头看见的那张布满皱纹的恶毒的脸好像对他点着头说：“不用你操心了，我们已经替你把事情办了。”

老妇人脚不离地，走得飞快，简直叫人无法相信。她一手拿着手提包，一手提着怪里怪气的长裙子，活像是一个女瑞普·凡·温克尔[12]，一觉长眠，醒来后穿着五十年以前的服装又回到尘世。莱文想：他们指不定把那女孩子怎么样了呢，但是“他们”到底是谁？她没有到警察局去，她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如果她失踪了，那一定是对查姆里有利的事。自从母亲死了以后，这是莱文第一次为另外一个人的生死担忧：查姆里是个心狠手辣的人。

过了车站以后，老妇人向左一拐，沿着吉贝尔路走去。这条街两旁都是寒酸的公寓式住宅，灰色粗纱窗帘把一间间小房间完全遮掩起来，但偶然也看得到一两个花盆，绿色发亮的大叶子在纱帘中间贴到窗玻璃上。这一带看不到亮晶晶的天竺葵在紧闭的窗户后面摆动，那些鲜红的小花是属于另一阶级的，是属于比吉贝尔路住户更贫穷的被剥削者的。这里的人已经爬到养蜘蛛抱蛋属植物的小剥削者地位。他们一家家都是规模稍小一些的查姆里。老妇人走到六十一号门牌前边站了一会儿，在身上摸钥匙。莱文赶上了她。他伸出一只脚把正要关上的房门抵住。“我要问你两个问题。”他说。

“出去。”老妇人喊道，“我们跟你这类人不打交道。”

莱文一点点儿地用腿把门顶开。“你最好听我把话说完，”他说，“这对你有好处。”老妇人踉踉跄跄地退到摆满旧家具、又小又暗的客厅里。莱文满心嫌恶地扫了一眼屋中的陈设：玻璃罩扣着的锦鸡标本、明显是从乡下拍卖会买来的当帽架用的虫蛀的鹿头、涂着金星的黑色铁伞架、盖在煤气喷头上的小红玻璃罩。莱文说：“你那个手提包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他问，“啊，要我把你的老脖子拧下来可真费不了什么事。”

“阿基！”老妇人尖声喊起来，“阿基！”

“你们是干什么的，啊？”他把客厅里的两扇门信手打开一扇，看到里面摆着一张廉价的长沙发，衬垫已经从套子下面露出来，一面镀金框的镜子，一幅画着一个裸体女人站在海滨，膝盖以下没在海水里的画。整个这所房子散发着香水和煤气的臭味。

“阿基！”老妇人又尖声喊起来，“阿基！”

莱文说：“啊，原来是这么回事！你这老鸨子！”他转身回到客厅里。但是老妇人现在已经有了靠山了，阿基已经被她喊出来了。阿基穿着一双橡皮底鞋，一声不响地从屋子后边走到莱文身边。这人生得身材高大，秃顶，脸相又虔诚又狡诈。他迎着莱文说：“你要干什么，朋友？”这个人完全是另一个阶级的，口音听起来受过良好教育，还上过神学院。至于他的鼻梁被打断过，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他真会骂人！”老妇人受到阿基的保护，从他胳膊下面喊道。

莱文说：“我还有别的事。我不想把你们这个地方给拆了。我只要你们告诉我一件事：提包是从哪儿来的？”

“如果你指的是我妻子的提包，”秃顶男人说，“那是一个房客给她的——不是吗，泰妮？”

“什么时候给的？”

“几天以前。”

“这个房客现在在哪儿？”

“她就在这儿住了一夜。”

“她是在哪儿把提包给你的？”

“‘这条路我们只走一次，’”阿基说，“‘因此——’听说过这句话吗？”

“她是一个人来的吗？”

“当然不是一个人。”老妇人说。阿基咳嗽了一下，用一只手捂着她的脸，轻轻地把她推在自己身后面。“她的未婚夫同她一起来的。”他说，向莱文跟前走了一步。“这张脸，”他说，“我看着面熟。泰妮，亲爱的，拿一张《日报》来。”

“用不着。”莱文说，“就是我。关于那只提包你们对我扯了谎。要是那女孩子真来过这里，就是昨天晚上。我要搜一搜你们这个妓院。”

“泰妮，”她丈夫说，“到后边去给警察局打个电话。”莱文的手搁在自己的枪上，但是身体并没有动。他并没有把枪掏出来，只是用眼睛盯着那个老妇人拖着裙子犹犹豫豫地走进厨房去。“快一点儿，泰妮，亲爱的。”

莱文说：“如果我相信她真的打电话去了，我早就一枪把她打死了。但是她并没有去找警察。你们比我更怕警察。她现在正在厨房的旮旯里藏着呢。”

阿基说：“你说错了，我告诉你，她找警察去了。我听见门响了。你不信自己去看看。”当莱文从他身旁走过的时候，他举起手来照着莱文耳朵后面打下来，手指上戴着专门为打人用的铜套。

但是莱文早已料到了这一点。他把头一低，躲过那人的拳头，一步蹿进厨房里，手枪已经握在手里。“不许动，”他大声喝道，“我这支手枪是没有声音的。我要在你身上打一枪，叫你一动就痛得要命。”老妇人果然在他预料的地方：她正趴在食具柜和门后边的旮旯里。她哼哼唧唧地说：“哦，阿基，你应该打中他的。”

阿基破口大骂。脏话像口水似的毫不费力地从他嘴里流出来，但是他的音调却一点儿也没有改变，仍然是受过良好教育、在神学院训练出来的。他说了不少拉丁字，莱文一点儿也听不懂。他气冲冲地说：“那个女孩子在哪儿？”但是阿基根本不听他的话，他站在那里，好像犯了神经病，眼球在眼皮下面向上翻着。看样子他倒像在做祈祷，有几个字莱文听着很像是祈祷词：“粪兜子”“嗓子眼”2。莱文又问了一句：“那个女孩子在哪儿？”

“别和他讲话了，”老妇人说，“他听不见。阿基，”她从食具柜旁边的角落里喊道，“没什么，亲爱的，你这是在家里。”她又气狠狠地对莱文说，“这都是他们把他整的。”

突然间，他不再骂了。他走了两步，堵住了厨房的门。他用一只戴着铜指套的手抓住上衣的领子，用温柔的语调说：“不管怎么说，主教大人，我相信……在那些年代里……在干草堆里……”他哧哧地笑起来。

莱文说：“叫他让开路。我要搜查一下这所房子。”他的眼睛盯着这两个人。这间透不过气来的小房子叫他神经非常焦躁，厨房里好像荡漾着疯狂和恶毒的幽灵。老妇人从墙角里恶狠狠地看着他。莱文说：“我的上帝，你要是真把她害死了……你知道，肚子挨枪子儿是什么滋味吗？躺在那儿，不断地流血……”他觉得要打死她就像打死一只蜘蛛一样。他突然对她丈夫大喊一声：“滚开，别挡着我的路。”

阿基说：“甚至圣奥古斯丁……”他仍然挡着门，目光呆滞地望着莱文。莱文在他脸上打了一拳，身体马上往后一缩，躲开他挥舞的胳膊。莱文把枪举了起来，那个老妇人急忙喊叫：“别开枪，我把他弄走。”接着她又喊，“不许你碰阿基。他们过去已经把他整得够惨的了。”她拉着她丈夫的一只胳膊，满身灰尘、痛苦又多情地紧紧贴着他，还够不着他的肩膀。“阿基，亲爱的，”她说，“咱们到客厅去吧。”她把自己的一张又衰老又丑恶、满是皱纹的脸在她丈夫的袖子上蹭来蹭去，“阿基，主教给你来信了。”

阿基的眼珠子像洋娃娃似的翻了下来。他的神志逐渐清醒过来，开口说：“哦，我大概又犯小毛病了。”他好像似曾相识地看着莱文，“这个人还没走啊，泰妮？”

“到客厅里去吧，阿基，亲爱的。我有点儿话对你讲。”他任她领着，走进前面的客厅里。莱文跟在后面，从客厅里向楼上走去。走在楼梯上的时候，他一直听到那两个人咕咕哝哝地商量事。他们一定正在定计策，很可能他刚一转身走开，他们就会偷偷溜出去报警。如果那女孩子真不在这里，或者他们已经把她处置掉了，这两人是不怕警察来的。一层楼的楼梯口挂着一面破裂的大镜子，莱文走上楼梯，一眼看到镜子里的反影，下巴上胡须蓬乱，生着兔唇，丑陋不堪。他的心在胸膛里怦怦地跳着。如果这时为了自卫需要他很快地掏出手枪来的话，不论他的手或他的眼睛都不会听他使唤的。我算完了，他心情沉重地想，我失去了自制力，叫一个娘儿们把我毁了。他把第一扇门打开，走进显然是这幢房子里最好的一间卧室里。一张宽大的双人床铺着大花的鸭绒被，薄板镶面的胡桃木家具，一只装梳洗用具的绣花小口袋，盥洗盆架上摆着一瓶洗漱假牙的消毒水。他打开了立柜的门，一股发霉的旧衣服和樟脑球的气味扑鼻而来。他走到关着的窗户前面，看了看楼下的吉贝尔路。在他向室外观望的时候，楼上客厅里的叽叽喳喳的话语声不断传到他的耳朵里来，阿基和泰妮仍然在商量计策。一瞬间他的眼睛看到一个戴着软帽、样子有些笨拙的高大汉子正在街对面同一个女人说话，另一个人从街道一头走过来，这两人会合到一起，一起走远了。他立刻就看出来这两个人是警察。当然了，他们可能并没有看到他，他们经过这里只不过是例行巡查。莱文很快地走到外面楼梯口，竖起耳朵听了听：阿基和泰妮已经不再说话了。最初他还以为这两人离开这所房子了，但是他又仔细地听了听：从楼梯底下传来了老妇人的喘气声，他们并没有走。

楼梯口还有另一扇门。他拧了拧门把手，门是锁着的。他不想再和楼下的那对老夫妇浪费时间，干脆对着锁孔开了一枪，把锁打开。屋子是空的，一个人也没有。这间卧室不大，一张双人床就几乎把整个屋子填满了。壁炉没有生火，前面拦着一张烟火熏黑的黄铜网子。他向窗外望了一眼，楼下是一个石块铺地的小院子，一只簸箕，一道挂满烟灰的高墙同邻居的院子隔开，以及逐渐消失的暗淡日光。盥洗盆上放着一台收音机，衣柜里空无一物。他一眼就看出这间屋子是做什么用的。

但是屋子里还有一点儿什么，叫他迟迟不能离开：这间一度充满恐怖的房间还滞留着某种令人惊悸不安的感觉。他不能离开这里，必须弄清楚门为什么要锁上。如果屋子里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没有危及他们安全的线索，为什么他们要把一间空屋子锁起来呢？他把床上的枕头翻开，自己也很奇怪，自己怎么会因为别人正在受苦而惹得这样心烦意乱，使自己握枪的手如此松懈？啊，他要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一定要弄清楚。他一向是靠着手中的枪解决一切问题，现在却要运用脑子，这不能不使他感到自己软弱无能，非常痛苦。我是受过教育的，不是吗？这句话带着某种嘲讽的意味在他脑子里萦绕着，但是他知道，要是外面的那两个警察到了这里，一定会发现他所看不到的东西。他跪在地上，朝床下面看了看，什么东西也没有。这间屋子这么整齐干净，显得很不自然，倒好像为了消灭犯罪痕迹而精心整理过的。连床上的垫子也重新拍打过。

他问自己说，是不是他太多疑了。也许那个手提包真是女孩子给他们的？但是他提醒自己，他们向他扯了谎，隐瞒了她在这里寄宿的日期，他们把手提包上的缩写姓名抠掉了，还把门锁上了。但是话又说回来——锁门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怕小偷进来。可是钥匙应该留在外面呀！他知道得很清楚，每一件事都可以找到个解释：干吗皮包上还留着别人姓名呢？如果房客多了，自然记不清哪个人是哪夜来的了……都可以找到一个解释，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觉得这里肯定发生过一件什么事，有些痕迹肯定被清除掉了……他产生了一种凄凉无依的感觉，他不能叫警察来帮助他寻找那个女孩子。难道因为他是个逃亡犯，那个女孩子也就被剥夺了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吗？“啊，基督，我多么希望。”雨点落到威维尔河面上，石膏做的圣婴，黄昏的光线逐渐从小石头院里消失，镜子里他的丑陋的倒影越来越暗淡，楼梯下面泰妮老太太仍然在吁吁喘气。“哪怕只一瞬息……”

他又走到楼梯口，但是有一种什么力量一直在往回拉他，倒好像他离开了一个非常亲密的地方似的。他走上三楼，在每间屋子里转了一下，但是那个力量始终在拉着他。在所有这些屋子里，都只有床、衣柜和一股郁积多日的化妆品和香水的气味。除了在一间屋子的柜橱里发现了一根断了的手杖外，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发现。比起二楼的房间来，这些屋子更肮脏、更不整洁，但是使用的次数却比较多。他站在空屋子中间倾听着。楼下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了，泰妮和她的阿基正一声不响地在楼下等着他下来。莱文又一次问自己：他做的是不是一件蠢事，是不是下的赌注太大了。但如果他们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为什么不去叫警察呢？他并没有拦着他们，他上楼以后他们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不知为什么原因，这两人却不肯走出去，正像一件什么东西总是牢牢地把他牵系在二楼的房间一样。

那种力量到底又把他拉回到二层去了。当他把房门关好，又一次站在大床和墙壁之间的一条窄窄的通道上的时候，他的心情显然比刚才好多了。牵挂着他的力量停止了。他又可以思考问题了。他开始一寸一寸地检查这个房间，甚至连盥洗盆上的收音机也搬开来看了看。这时候他听见楼梯上咯吱咯吱地有人走动，他把头靠在门上仔细倾听着，他想他听到了阿基正小心而笨拙地一步一步地往上走。很难相信这两个老家伙没有怀着鬼胎。莱文顺着床沿挤着，沿着四面墙走了一周，一边走一边用手指按着带花图案的闪亮的糊墙纸。他过去听人说有人把墙上的窟窿用纸糊起来，从外表上什么也看不出来。最后，他走到壁炉前面，把护炉的铜网子摘掉。

一个女人的身体在壁炉里支着，两脚在炉膛里，脑袋在上面烟囱里，从外面无法看到。莱文的第一个思想是复仇；如果这是他认识的那个女孩子，如果女孩子已经死了，我就要把他们打死，我要把子弹打进叫他们疼痛不堪的地方，叫他们一点儿一点儿地断气。他跪在地上，慢慢把烟囱里的身体拽出来。

她手和脚都被缚住，一件旧布汗衫绑在头上，堵着嘴，眼睛是闭着的。他不知道她活着还是死了。他首先把堵嘴的汗衫割开，生气地骂她说：“醒醒，你这坏女人，快醒醒。”他又俯在她身上央求，“你醒醒好吗？”他不敢离开她，而屋子里没有水壶，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当他把她身上的绳子切开以后，就坐在她身旁的地板上，眼睛望着门，一只手摸着枪，一只手放在她胸脯上。当摸到她还在呼吸的时候，他的感觉好像是自己重新恢复了生命似的。

她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只是说：“请你。那太阳。太强了。”屋子里并没有阳光，不久就黑得连看书也看不成了。莱文想：他们把她在这里活埋了多久啊。他用手遮住她的眼睛，不叫隆冬薄暮的暗淡光线照着她。她疲劳不堪地说：“我可以睡觉了。现在我能呼吸了。”

“不要睡，不要睡，”莱文说，“咱们得离开这个地方。”他没有想到，她竟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说：“好吧，到哪儿去？”

莱文说：“你不记得我是谁了。我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但是我要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她说：“我发现了一些事儿。”他以为她指的是恐怖和死亡这类的事，但是在她声音大了一点儿以后，很清楚地解释说：“是你说的那个人。查姆里。”

“这么说你还认识我是谁。”莱文说。但是她并不理会他的话。好像在她被塞在烟囱里的时候，她一直反复叨念着她准备要说的话。一有人发现她，她就要马上把她准备的话说出来，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我猜到他在什么地方工作了，在一个什么公司。我告诉了他，他吓坏了。他一定就在那里工作。我不记得那公司的名字了。我得想一想。”

“别着急，”莱文说，“你会想起来的。可是你怎么会居然没有发疯啊……耶稣基督，你可真有胆量。”

她说：“不久以前我还什么都记得。我听见你在屋子里找我，后来你走了，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想你现在能走路吗？”

“当然能。咱们得快一点儿。”

“到哪儿去？”

“我都计算好了。我会记起那名字的。我有好多时间想事情。”

“听你说话，倒好像你一点儿也没吓着似的。”

“我一直认为我会被发现的。我急着想把我知道的告诉人。咱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一直在想战争。”

他又非常佩服地说：“你真有胆量。”

她开始上上下下地活动手脚，动得很有规律，好像是按照自己制定的一套节目顺序。“我想了许多关于战争的事。我在什么地方读过——我忘了是在什么地方读的了——婴儿不能戴防毒面具，因为他们呼吸不到足够的空气。”她扶着他的肩膀站起来。“里面的空气不够。这样一来，事情就更清楚了。我想，我们一定不要叫战争打起来。这有点儿可笑，是不是？就咱们两人。但是没有别人能帮助咱们啊。”她接着又说，“我的两只脚麻得厉害。这就好了，说明血液已经开始流动了。”她试着想站起来，但是并不成功。

莱文看着她。他说：“你还想什么来着？”

她说：“我还想到了你。我真希望我那次没有那样把你丢开。”

“我本来以为你去报警了。”

“我不会去的。”这次她扶着他的肩膀勉强地站了起来，“我是站在你一边的。”

莱文说：“咱们得离开这个地方。你能走路吗？”

“能。”

“那你别扶着我。外面有人。”他站在门后边，拿着枪听了一会儿。那两个人有足够的时间想出个办法来，他们的时间比他多。莱文把门打开。天已经差不多完全黑了。他看不见楼梯口有什么人。他想：那个老家伙一定是站在门旁边拿着通条等着打我呢。我要一下子冲出去。但是他没有想到他们在门口拴了一条绳子，一下子把他绊倒了。他跪倒在地上，手枪脱了手，掉到地板上。他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阿基手里的火钳已经打在他的左肩上。他被打得晕头转向，动弹不得。他只能想：下一次就要打在我头上了，我变得软弱了，我本该想到绊脚索的。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安的声音：“把火钳放下。”莱文非常痛苦地站起来，原来那女孩子已经把落在地上的手枪抢到手，正用它对着阿基。莱文有些吃惊地说：“你真了不起。”老妇人在楼梯下面喊：“阿基，你在哪儿呢？”

“把枪给我，”莱文说，“下楼去，你不用怕那只老母狗。”他倒退着跟在她身后，手枪对着阿基，但是那两个老家伙的招数已经使完了。“要是他刚才再乱动一下，我就开枪了。”

“我不会感到吃惊的，”安说，“要是我也饶不了他。”

他又说了一遍：“你真了不起。”他几乎已经把他刚才在街上看见的侦探给忘了，直到他的手放到门把手上，才又想起来。“要是外面有警察，我也许得扔下你，自己先跑掉。”他什么话都可以对她讲，一点儿也不犹豫，“我找到一个过夜的地方。在火车停车场里。一间废弃不用的木棚。我今天晚上在离车站五十码的墙边等着你。”莱文打开房门，街上看不见有人。他俩一起走出去，走到暮色沉沉的空旷街头。安说：“你看见对面门道里有一个人吗？”

“看见了，”莱文说，“那里是有一个人。”

“我觉得那人像——但这是不可能的。”

“街口还有一个人。一点儿不错，他们是警察，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谁。要是知道，一定会动手捉我的。”

“那你就要开枪了。”

“当然要开枪，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他笑了笑，夜空的潮气好像浸湿了他的喉咙，“我把他们骗得够呛。”火车站大桥那边，城市的灯火已经亮起来，可是他们这里仍然笼罩在昏黑的暮色里。一辆机车在岔道上隆隆地驶过去。

“我走不了长路，”安说，“很对不起。我想我身体还不太好。”

“不远，”莱文说，“有一块木板是活的。今天早上我什么都安排好了。那里面还有麻袋，很多麻袋。简直像咱们家似的。”

“像家似的？”莱文没有回答。他摸着停车场涂着沥青的木板墙，回忆起一间地下室的厨房和差不多是他能够记忆起的第一件事：他的母亲趴在桌子上，身上流着血。她连厨房的门也没有关，她就是这样一点儿也不把他放在心上。他后来做了不少令人心寒的事，他想，但是他做的任何一件事也不能同这件相比。迟早有一天他会做出来的。那就像重新开始有生命似的：当人们谈起死亡、流血、伤口和家的时候，就有一件事可以回忆了。

“要是个家可太寒碜一点了。”安说。

“你不用怕我，”莱文说，“我不会强留你的。你可以坐一会儿，跟我说说他们是怎样对你的，查姆里做什么了，以后你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

“就是你给我钱我也走不动了。”莱文只好叫她一面扶着墙，一面用手臂架着她。他把自己似乎永远也不枯竭的精力贯注到她的意志里去。他说：“坚持一下。我们这就到了。”在寒冷中，他瑟瑟发抖，用尽一切力气搀着她，想在昏暗中看一看她的脸。他说：“到棚子里你就可以休息了。那里面有许多麻袋。”他好像一个向别人夸耀自己住所的人，怀着很大的骄傲。好像那住所是他用自己的钱购置的，要么就是用自己的劳动一砖一瓦建造起来的。

二

麦瑟尔站在门道的暗影里。这比他预先想象的任何事都更可怕。他把手放在手枪上。只要走出去就可以把莱文逮捕——如果对方拒捕他可以开枪。他是警察，无权先开枪。桑德斯站在街口等待他行动。他背后还有一名穿制服的警察准备好同他俩配合。但是麦瑟尔并没有行动。他看着他们从街上走下去，叫他们相信没有人跟着他们。他在很远的地方尾随着他们，在街口和桑德斯会合在一起。桑德斯说：“那个魔——魔鬼。”

“啊不，”麦瑟尔说，“那是莱文——和安。”他划了根火柴，把衔在嘴上足有二十分钟的纸烟点着。前面的一男一女从车场旁边漆黑的街道走下去，他俩几乎已经看不见了，但是远处又有人划了一根火柴。“他们被盯着呢，”麦瑟尔说，“不会叫他们溜掉的。”

“你——你是要把他们俩一起逮——逮住吗？”

“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咱们不能开枪。”麦瑟尔说，“要是误伤了一个女人，你看看报纸上会怎么登吧。他并不是因为谋杀罪在受缉捕。”

“咱们得小心别伤害了你的女朋友。”桑德斯一口气说出来。

“走吧，”麦瑟尔说，“别跟掉了。我不再想她了。我郑重宣布，我同她的事算过去了。她真把我骗得够呛。我现在想的是该怎样对付莱文——莱文和他在诺维治的同谋犯，如果他这里有同谋犯的话。如果需要开枪，咱们不能手软。”

桑德斯说：“他们站住了。”桑德斯的目力比麦瑟尔好。麦瑟尔说：“要是我现在下手，你在这儿能不能截住他？”

“不成。”桑德斯一边说，一边很快地往前走，“他把墙上的一块木板弄松了。他们钻过去了。”

“别着急，”麦瑟尔说，“我跟着他们。你去再找三个人来，叫一个站在板墙缺口附近我能找得到的地方。这个停车场的几个入口都已经派人守住了。你把剩下的两个人带进去，可别把他惊动了。”他隐隐听到前面两个人走在煤渣上的脚步声，因为他自己脚下也同样发出声音来，所以追踪并不很容易。那两人绕到一辆停着的车皮后面，那一带光线非常暗，他只瞥见了一眼两个移动的影子，接着一辆机车呜地叫了一声，喷出一大团灰色蒸汽，把他整个罩住了。有一两分钟，麦瑟尔好像走在迷蒙的山雾里。他感到自己的脸上落了许多潮乎乎的肮脏的水珠。等雾气散开以后，麦瑟尔已经看不见两人的踪迹了。他开始认识到黑夜里在停车场里追寻人的难处。到处是停在铁轨上的空车皮，他们随便溜到哪个车厢里，就可以潜伏起来。他一不小心把胫骨撞了一下，痛得低声骂了几句，就在这个时候，他清清楚楚地听见安小声说：“不成，我走不动了。”那声音隔着他只有几个车厢。接着那两人又移动起来，步履沉重，好像一个人扛着重东西似的。麦瑟尔爬到一辆车皮上，看着前面一片荒凉的煤渣地面。纵横交错的铁轨、道岔、小木棚和堆积成山的煤块、焦炭。展现在他面前的好像是一片无主之地，一个士兵搀扶着一个受伤的战友，脚步蹒跚地从废铜烂铁中走过。麦瑟尔觉得自己是个间谍，怀着一种奇怪的羞惭心情监视着这两个人。那瘦痩的、一步一跛的身影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人认识他爱着的那个女孩子。他同这个女孩子之间存在着某一种关系。麦瑟尔想：他犯的那桩偷窃案会判多少年徒刑呢？他不想开枪了。他想：这个可怜虫，他一定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可能正在找个地方想歇一歇脚。他找到了地方，两条铁路之间铁路工人用的一间小小的木头房子。

麦瑟尔又划了一根火柴，没过一会儿桑德斯已经出现在他脚下，等待他发布命令。“他们进那间木房子去了。”麦瑟尔说，“看住他们。要是他们想逃走，就把他们逮住。不然的话，等到天亮了再动手。要避免死伤事故。”

“你要走——走？”

“我不在这儿，你办事会更方便一些。”麦瑟尔说，“今天夜里我在警察局过夜。”他又语气缓和地说，“别让我妨碍了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自己要保重一点儿。带枪了吗？”

“当然了。”

“我让弟兄们过来。我怕你们得在寒夜里守着。别往里冲，那样不好，他为了逃命会胡乱开枪的。”

“这件事真让——让你够受的。”桑德斯说。天已经完全黑下来，眼前的荒凉景象被遮掩住了。小木房里一点也不像有人的样子，一丝亮光也没有。桑德斯背靠着车皮坐在避风的地方，听着离他最近的一名警察的呼吸声，简直不能相信那边有一间小木房子。为了消磨这漫漫长夜，他默诵着一行诗（背诵的时候他一点儿也不口吃），这是一首写一座漆黑的塔楼的诗，是他在夜校学的。“他一定非常恶毒，才要受这样的痛苦。[13]”这行诗给人以些许安慰，他想。干他这一行的人学会这首诗再好不过了。正是因为这个他才记住了。

三

“请谁来吃晚饭，亲爱的？”警察局长把头探进卧室里问。

“你别管了。”卡尔金太太说，“去换衣服吧。”

警察局长说：“我刚才在想，亲爱的，咋样——”

“怎样。”卡尔金太太一点儿不客气地纠正他的口音说。

“咱们新来的女仆。你不妨教会她称呼我卡尔金少校。”

卡尔金太太说：“你还是快点儿吧。”

“是不是又请市长夫人来了？”他懒洋洋地走出屋子，向浴室走去，但是中途又转了念，蹑手蹑脚地下了楼，走进餐厅去。他得先看看准备没准备酒。如果请的客人是市长夫人，就不会准备酒了。派克尔市长是不会来的，这倒也无可责怪。既然下了楼，他何妨偷偷喝两口酒？他三口两口地把酒吞下肚去，之后用苏打水把杯子涮了涮，又用手帕擦干。最后他把酒杯放在市长夫人将要坐的座位上，给警察局打了一个电话。

“有什么消息吗？”他不抱任何希望地问。他知道他们绝不会找他去商量什么问题的。

电话里传来探长的声音：“我们发现他在什么地方了。现在已经把他包围起来了。我们正在等着天亮再动手。”

“需要我去一下吗？要不要我到局里去商量商量？”

“完全不需要，长官。”

他很不痛快地把电话听筒放下，闻了闻市长夫人的酒杯（她绝不会发现有人用过这个酒杯的），走上楼去。卡尔金少校，他满心愁闷地想着，卡尔金少校。叫人苦恼的是，我是军人的性格。他从梳洗间望着窗外星星点点的灯火，不知为什么想起上次大战和军事法庭，想起在审讯那些拒服兵役的人时自己的威风气派。他的军服还挂在那里，就在他参加扶轮国际社举办的宴会时穿的燕尾服旁边。只有在每年参加一次的这个宴会上，他才能够同过去的战士们混在一起。他鼻子里闻到一股淡淡的卫生球味儿，情绪突然高涨起来。我的上帝，他想，说不定一个星期以后又要打起仗来了。到那时，我们就会叫那些坏蛋尝尝我们的厉害，不知道我的军服还合不合身了。他禁不住自己试起军服上衣来。他不能不承认，衣服稍微紧了一点儿，但是从镜子里看，还是很有气派的，只不过有点儿绷得慌。得让裁缝放放大。既然他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声势，不出两个星期就能重新回到军队里去。只要运气好，在这次战争中他一定会有不少事干。

“约瑟夫，”他的妻子喊道，“你在干什么呢？”他从镜子里看到她像尊雕像似的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新做的、缀着许多金属片的黑色晚礼服，活像摆在橱窗里的特大号的模特。卡尔金太太说：“赶快脱掉。吃饭的时候净叫人闻见你身上的卫生球味。市长夫人已经在脱外衣，马尔库斯爵士随时就——”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一声，”警察局长说，“要是我知道马尔库斯爵士也来的话……你是怎么把这个老家伙给网罗来的？”

“他自己要来的，”卡尔金太太带着几分骄傲说，“所以我才打电话请市长夫人。”

“老派克尔来不来？”

“他一天都没在家。”

警察局长脱下军服上衣，把它小心挂好。上次大战如果再延长一年，他就会晋升到上校了。他同驻扎在这里的团部关系处得非常好，供应军营食堂各种食品，价格仅比成本略高一点儿。下一次战争他一定能升级的。马尔库斯爵士的小轿车在房子外面响起来，卡尔金急忙走下楼去。市长夫人正在沙发底下找她带来的小狮子狗，小狗怕见生人，一进屋就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市长夫人跪在地上，脑袋趴在沙发坐套的穗子底下，召唤道：“秦基，秦基。”秦基叫唤了一声，还是不肯露面。“哎呀，哎呀，”警察局长尽量装作热情的样子，“阿尔弗雷德好吗？”

“阿尔弗雷德？”市长夫人从沙发底下爬出来说，“不是阿尔弗雷德，是秦基。啊，”她说话非常快，她的习惯是一边讲话一边弄清楚对方的意思，“你是问我他身体怎么样？阿尔弗雷德？他又跑了。”

“秦基？”

“不是，我是说阿尔弗雷德。”和市长夫人谈话简直像捉迷藏。

卡尔金太太走进来说：“找着他了吗，亲爱的？”

“没有，他又跑了，”警察局长说，“如果你问的是阿尔弗雷德的话。”

“他在沙发底下呢，”市长夫人说，“说什么也不肯出来。”

卡尔金太太说：“我早就应该提醒你一下，亲爱的。我想，你早就听说了，马尔库斯爵士最讨厌狗了。当然了，如果你的狗老老实实待在那儿……”

“可怜的小宝贝儿。”派克尔太太说，“非常敏感，他知道有的地方不欢迎他。”

警察局长突然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了，他说：“阿尔弗雷德·派克尔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能听你说什么他不受人欢迎这类的话。”但是没有人理会他，侍女通报马尔库斯爵士已经来了。

马尔库斯爵士蹑着脚尖走了进来。他是个病恹恹的、非常衰老的人，下巴颏上留着一小撮白胡子，活像小鸡身上的绒毛。马尔库斯爵士给人的印象是，衣服下面的身体已经枯干了，就像一层硬皮包着一个干果仁似的。他说话带着点儿外国腔，但无法凭此确定他是犹太人还是出身于古老的英国家族。看起来他好像到过不少大城市，已经把他的特点磨平了。他既像在耶路撒冷定居过，又像在圣詹姆斯市落过户；既带着某个中欧大都会的特点，又有戛纳某些高级俱乐部的习气。

“太感谢了，卡尔金太太，”他说，“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他的声音非常低，听不清他都说了些什么。他的一对好像有鱗片遮住似的眼睛把屋里的人一一审视了一遍。“我早就希望找个机会认识一下……”

“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下，马尔库斯爵士，这就是市长夫人。”

他躬身向市长夫人行了个礼，样子既文雅又有些过于谦卑，倒好像一个当铺掌柜在向蓬帕杜侯爵夫人行礼似的。“咱们诺维治市鼎鼎大名的人物。”他说这话倒既无讥讽又无施恩于人的意味。他只不过是已经老迈了。对他来说，任何人都一样，他不屑于去辨识别人。

“我以为您还在里维耶拉海滨呢，马尔库斯爵士。”警察局长一团和气地说，“喝一杯雪利酒吧。我想女士们是不喝的。”

“我不喝，谢谢了。”马尔库斯爵士声音很轻地说。警察局长的脸耷拉下来了。“我两天以前刚回来。”马尔库斯爵士说。

“关于战争有不少谣言，是不是？狗总是听见点儿动静就狂吠起来……”

“约瑟夫。”卡尔金太太厉声呵斥了他一句，意味深长地向沙发底下投了个目光。

老人的眼睛好像比刚才清亮了一点儿。“是的，是的，”马尔库斯爵士连连答应了两声，“不少谣言。”

“我看到你们中部钢铁公司雇用的人比从前多了，马尔库斯爵士。”

“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马尔库斯爵士低声说。

女仆请大家入席就餐，这声音把秦基惊动了，从沙发底下传出“汪汪”的一阵叫声。所有人的眼睛都盯住了马尔库斯爵士，一个令人尴尬不堪的场面。但是马尔库斯爵士似乎没有听见狗叫，也许狗叫声只是模模糊糊地使他想到了一件心事，因为在架着卡尔金太太的胳膊向餐厅走的时候，他语气狠毒地低声说：“那些狗把我赶走了。”

“给派克尔夫人倒一杯柠檬水，约瑟夫。”卡尔金太太说。警察局长有些紧张地看着市长夫人喝柠檬水。她似乎觉得那味道有些奇怪，她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着。“真的，”她说，“这柠檬水太香了。有一种特别的香味。”

汤上来的时候，马尔库斯爵士没有喝，鱼上来的时候他还是一点儿也不吃。等到主菜端上来时，他从那刻花的大银盘子（盘子上还刻着“卡尔金·卡尔金商店全体雇员献给约瑟夫·卡尔金，纪念……”这些字是环绕着盘子刻的，后面几个字看不到了）探过身去，低声说：“能不能给我一块饼干、一点儿热水？”他又解释说，“医生不许我晚上吃别的东西。”

“啊，太遗憾了，”警察局长说，“人老了以后，吃的、喝的……”他瞪着眼睛看着自己面前的空酒杯。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如果他能有机会逃开这里，再到士兵中间去，摆一摆威风，像个人似的活着，该多么好啊！

市长夫人突然说：“秦基最喜欢啃这样的骨头了。”话说到这里，她一下子噎住了。

“秦基是谁？”马尔库斯爵士哑着嗓子问。

卡尔金太太赶快插嘴说：“派克尔太太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

“我真高兴，不是一条狗，”马尔库斯爵士说，“狗有一种毛病，”老头儿拿着一块干酪饼干指手画脚地说，“特别是狮子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简直带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汪，汪，汪。”他呷了一口热水。这个老头儿生活中一点儿乐趣也没有，最明显的感情就是仇恨，自卫是他生活的主要目的：保卫自己的财富，保卫他每年在里维耶拉太阳底下保养来的一点儿精力，保卫自己的生命。只要吃饼干能叫他多活几天，一直吃到寿终正寝的那一天他也心甘情愿。

老家伙寿命不长了，警察局长思忖着。他看着马尔库斯爵士用水冲下最后一点儿饼干渣，接着就从背心口袋里取出一个扁平的小金盒子来，吞下一粒药片。他是个有心计的人，这从他说的话就可以看出来，从他坐火车外出时有自己的专用列车，从他在公司里坐在柔软的轮椅，被人推着在长长的通道里走动，也能推断出来。警察局长有好几次在招待会上见过他。总罢工以后，马尔库斯爵士为了感谢警察局对他的帮助，赠送了一座设备齐全的健身房，但是这还是马尔库斯爵士第一次到警察局长家里来做客。

关于这位爵士，谁都知道一大堆事。麻烦的是，他们所了解的都是互相矛盾的。有一些人因为他的教名相信他是希腊人，另一些人则斩钉截铁地说他出生在犹太居民区。从他的鼻子也无法判断到底谁说得对。因为这种鼻子在康沃尔郡和英国西南部诸郡都可以看到。他的名字没有列入《名人录》里面。有一次一个很有事业心的新闻记者打算给他写个小传，结果发现与他有关的各种记录簿和档案都有很多空白。传闻虽然很多，但都找不到事实根据。甚至，马赛法院的档案里记载他的犯罪事迹也是一片空白，传说马尔库斯爵士年轻的时候犯了盗窃罪，被一个到妓院去的嫖客告发了。就是这么一个人，现在成了欧洲最有钱的富翁之一了。他现在正坐在这间摆满了爱德华时代家具的大餐厅里，从西服背心上往下掸饼干渣儿。

甚至连他的年纪也没有人说得清。或许给他看牙的医生是个例外，因为警察局长总认为根据牙齿是能知道一个人的年龄的。但是到了他这个岁数，牙一定不是真的了。这又是档案中的一个空白。

“咱们得看着他们一点儿，不能叫他们喝酒，对不对？”卡尔金太太笑着说，但还是站起身来，狠狠地盯了她丈夫一眼。“但是我想他们俩有许多话要谈，咱们还是走吧。”

门关上以后，马尔库斯爵士说：“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过那个女人，总是牵着一条狗。我不会记错的。”

“我喝一点儿葡萄酒，您不介意吧？”警察局长说，“我不愿意一个人喝，但如果您真的不想——要抽一支雪茄吗？”

“不要。”马尔库斯爵士哑着嗓子说，“我不吸烟。”接着他又说，“我来找你——这件事不要外传——是为了那个叫莱文的家伙的事，戴维斯有些担心。倒霉的是他看了这个家伙一眼。纯粹是偶然的。抢案发生的时候他在维多利亚街一个朋友的事务所里。那个家伙找了个借口进来了一下。戴维斯担心这个疯子想要把他干掉，怕他出庭作证。”

“告诉他，”警察局长一边又给自己斟了一杯葡萄酒，一边骄傲地说，“用不着担心。那个家伙已经在我们掌心里了。我们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他被包围了。我们等天一亮就动手，等他一露面……”

“干吗要等啊？”马尔库斯爵士柔声细气地说，“把这个亡命徒马上抓起来不是更好吗？”

“他带着枪呢，你知道。在黑夜里容易出事故。说不定他要开枪，杀出一条血路来。还有一点。他还带着一个女朋友。要是他逃跑了，他的女朋友被打死，可不是好事。”

马尔库斯爵士把头俯在两只手上。他的手现在闲着没事干，桌子上没有饼干，也没有热水或者白药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叫他摆弄的。他轻声说：“你应该了解，从某一方面讲，这是我们的责任。为了戴维斯。如果出了乱子，如果那女孩子死了，我们会支持警察局，需要多少钱我们花多少钱。如果进行调查，我们找最优秀的律师……你当然知道，我也有朋友……”

“还是等天亮吧，马尔库斯爵士。请您相信我。干这种事我懂行。我过去当过兵，您知道。”

“这我知道。”马尔库斯爵士说。

“看样子那条恶狗又要咬咱们了，是不是？感谢上帝，咱们的政府是有胆量的。”

“是的，是的。”马尔库斯爵士说，“我敢说，战争肯定无疑要爆发的。”他的鱼鳞眼睛转到酒瓶上，“你要喝酒，请尽管喝吧，少校。”

“既然您这么说，马尔库斯爵士，我就再喝一杯，上床前最后一杯。”

马尔库斯爵士说：“我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么一个好消息。让一个带枪的匪徒在咱们诺维治市到处游荡可不太好。千万不要让你手下哪个人冒险，少校。与其叫你的一名优秀的警察牺牲，不如叫这个——蟊贼——死掉。”说到这里，他突然往椅背上一仰，像搁在岸上的鱼似的大口喘着气。他说：“药片。给我。快。”

警察局长从他衣袋里掏出金盒子来，但是马尔库斯爵士已经缓过气来。他自己吃了一片药。警察局长说：“我把您的车叫来，好不好，马尔库斯爵士？”

“不用，不用。”马尔库斯爵士低声说，“没有危险了。只不过疼了一下。”他的一双昏花的眼睛盯着裤子上的饼干屑。“刚才咱们谈到哪儿了？啊，那些优秀的小伙子，你千万别叫他们做无谓的牺牲。国家需要他们。”

“您说得太对了。”

马尔库斯爵士咬牙切齿地说：“对我说来这个——恶棍——就是个叛徒。在当前这样时期，国家需要每一个人。我要把他当个叛徒对待。”

“这是一种看待问题的方法。”

“再喝杯葡萄酒吧，少校。”

“好，我就再喝一杯。”

“想一想，就算他不打死人，这家伙也要耗费咱们国家这么多人员，叫这些年轻力壮的人不能为国家出力。监狱、警卫人员……还要叫国家出钱给他吃、给他住，当其他的人……”

“都在为国家效力、牺牲。您说得对，马尔库斯爵士。”马尔库斯爵士的一番慷慨陈词深深打动了警察局长，叫他想起了自己挂在柜子里的军服上衣。那上面的铜扣子该擦一擦了，那是英王颁发的扣子。他身上还散发着卫生球味。他开口说：“在外国某处土地上，永远是……莎士比亚很了解这种事。老冈特[14]说过——”

“你的人员最好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卡尔金少校。最好等他一露面就先开枪。斩草必须除根。”

“最好是这样。”

“你是你手下人的头头。”

“老派克尔有一回也是这么对我说的。上帝宽恕他，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同您不一样。我真希望您能跟我一起喝一杯，马尔库斯爵士。您是个明白人。您知道当一位公务员的感受。我曾经当过兵。”

“也许一周内你又会当兵了。”

“你很了解他人的感受。我不希望我们之间有什么隔阂，马尔库斯爵士。有一件事我还是告诉您吧，否则我的良心有愧。沙发底下真有一条狗。”

“一条狗？”

“一条小狮子狗，名字叫秦基。我不知道该咋样……”

“她告诉我是只猫。”

“她想瞒着您。”

马尔库斯爵士说：“我可不愿意受人欺骗。选举的时候我得扶持派克尔一把。”他疲倦地叹了一口气，好像需要他照管，需要他安排，需要他打击报复的事太多了，一件件地一直排到遥远的未来，而且从很久以前就已经花费了他无数时间——从他生活在犹太居民区的时候起，从马赛的那家妓院起，假如那些传闻不是无中生有的话。突然，他又低声说道：“这么一说，你愿意给警察局打个电话。通知他们一见到那家伙就先开枪啰？告诉他们一切责任都由你负。我会帮你把这件事办妥的。”

“我不知道该咋样，该怎么样……”

老头儿的手不安地移动着：要安排的事太多了。“你听我说。要是我做不到的事，我是不会轻易答应的。离这里十英里的地方有个训练营。只要一宣战，我马上就能安排你挂个名，领导那里的工作，给你晋级到上校。”他说道。

“那班克斯上校呢？”

“把他调到别的地方去。”

“您是说只要我打个电话？”

“不。我是说要是你把这件事办好了。”

“把那家伙打死？”

“那人死不死跟一只蚂蚁一样。一个小流氓。你没有任何理由踌躇不敢动手。再喝一杯葡萄酒。”

警察局长伸出手去拿酒瓶。他脑子里正在想“卡尔金上校”，不知怎的兴趣却不那么大了，但他还是不禁想到与此有关的种种事情。他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想起了自己被委任警察局长的事。当然了，那是靠有人帮忙得到的，正像如果他被委任管理训练营，也得靠人情不可。但尽管如此，身为中部地区一支最精锐的警察部队的头子，威风凛凛，他还是非常自豪的。“我还是别喝了，”他犹豫地说，“对我睡眠、对我妻子都不好……”

马尔库斯爵士说：“好吧，上校，”他眨了眨眼睛，“无论什么事我都全力支持你。”

“我愿意为您办这件事，”警察局长用恳求的语气说，“我愿意叫您高兴，马尔库斯爵士。但是我不知道该怎样……警察不能这样做。”

“不会有人知道的。”

“他们不会听我命令的。像这样的事他们是不会服从的。”

马尔库斯爵士又柔声细气地说：“你是说，以你这样的地位——还抓不住他们？”他说这话时流露出惊诧的神情，因为他自己总是费尽心机，就连公司里最低级的下属也牢牢抓在手里的。

“我愿意叫您高兴。”

“电话就在那边，”马尔库斯爵士说，“不管怎么说，你可以运用一下你的职权。我从不叫人做他力所不及的事。”

警察局长说：“我手下有不少人。有时候我吃过晚饭会到局子去转一圈，同他们一起喝两杯。这些年轻人都非常能干。找不到比他们更能干的了。他们一定能把那个人抓到的。您用不着害怕，马尔库斯爵士。”

“你是说抓死的？”

“活也好，死也好，他们是不会叫他溜掉的。他们都很尽职。”

“但是我是要你抓个死的。”马尔库斯爵士说。他打了个喷嚏。因为打喷嚏大出了一口气，又弄得他精疲力竭。他靠在椅背上，轻轻喘着气。

“我不能叫他们这么做，马尔库斯爵士，不能下这个命令。这不是有点儿像谋杀吗？”

“胡说八道。”

“晚上跟那些年轻人在一起，对我是件很重要的事。要是做了这件事，我就不能再到他们那里去了。我还是做好我的本分吧。也许他们会叫我去军法审判厅任职。只要打仗，就总有拒服兵役的人。”

“什么委员会也轮不上你了。”马尔库斯爵士说，“我会办到这一点的。”卡尔金衬衫上的卫生球味一阵阵地钻进他鼻孔里来，好像在讥嘲他似的。“我还可以安排一下，不让你继续担任警察局长了。你同派克尔都被免职了。”他的鼻子里轻轻地发出一声奇怪的哨音。他年纪太老，已经不愿意笑了，不愿意多浪费自己肺里的空气了：“来吧，再喝一杯。”

“不喝了。我想还是不要再喝了。您听我说，马尔库斯爵士，我可以在您的办公处安上便衣警察。我叫人保卫着戴维斯。”

“戴维斯爱怎样就怎样，我管不着。”马尔库斯爵士说，“请你把我的司机找来吧。”

“我很愿意为您效劳，马尔库斯爵士。您要不要去看看女士们？”

“不要，不要。”马尔库斯爵士轻声说，“有那条狗在里面，我不去。”他需要警察局长搀扶着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警察局长把手杖递到他手里，他的胡子上还粘着一点饼干屑。他说：“如果今天晚上你改变了主意，可以给我打个电话。我不会睡觉的。”警察局长心里有些怜悯地想：像他这样年纪的人，对死的看法显然与别人不同。死亡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他，在人行道上滑倒，踩到浴盆下的一块肥皂……随时会夺去他的性命。对他说来，他提出的要求是件极其自然的事。年纪老了，精神也就不正常了，对他这种人是不该太计较的。但是在看着马尔库斯爵士被搀扶着走到汽车道上，坐进他那辆又宽大又舒适的汽车里，他却自己念叨着：“卡尔金上校。卡尔金上校。”过了一会儿，他又加了一句，“巴斯勋章。”

狮子狗正在客厅里汪汪地叫，她们一定已经把它诱出来了。这条狗养得非常娇，非常怕生。如果有生人猛地朝它吆喝或者口气严厉，它就飞快地转圈子，口里吐着白沫，像人似的叫唤着，肚子底下的长毛像真空吸尘器似的扫着地毯。我不如偷偷地溜到警察局去，卡尔金思忖道，和伙计们喝一杯。但是这个想法一点儿也没有使他灰暗的心情好转，他仍然犹豫不决。难道马尔库斯爵士真的能有权力把他这个乐趣也剥夺掉吗？但是实际上他已经把它剥夺了。有了那样一件心事，他就不能再心境坦然地同警察局督察在一起了。他走进书房里，在电话机旁边坐下。再过五分钟马尔库斯爵士就到家了。既然已经从他这里偷去了那么多东西，他就是依从了他的建议也没有什么可丢失的了。但是他还是犹豫不决地坐在那里，一个矮小、肥胖、惯会作威作福而又怕老婆的暴发户。

他的老婆把头探进来。“你在干什么呢，约瑟夫？”她问，“出来陪陪派克尔太太。”

四

马尔库斯爵士同他的贴身男仆住在制革街那幢大楼的最上层，他的仆人也是个受过训练的护士。他只有这样一个家，到伦敦去的时候，他住在克拉瑞芝酒店；在戛纳，他住在卡尔顿饭店。他的仆人推着轮椅在大楼门口迎接他，把他推进电梯，到楼上以后，又推着他走过长长的过道进了他的办公室。室内的暖气已经开到最适当的温度，写字台旁的自动收报机发出轻轻的嘀嗒声。窗帘没有拉上，透过宽大的双层玻璃窗可以看到笼罩诺维治市的夜空，汉洛机场的探照灯在空中划出一条条的亮光。

“你可以睡觉去了，莫里森。我先不睡。”

这些天马尔库斯爵士睡得很少。在他已屈指可数的寿命中，只睡几个小时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再说他也不怎么需要睡眠。因为不做体力活动，就不需要卧床休息。他坐在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电话机话筒的地方，先读了读桌子上的备忘录，接着又看了一遍电报机收到的消息。他了解了一下明天预防毒气演习的安排情况。楼下所有可能需要外出办事的职员都已经发了一个防毒面具。根据计划，上班时间一过，只要办公室工作一开始，立即就会发出防空警报。进行运输工作的人员、卡车司机和通信员一上班就要戴上面具，这样他们就不会把面具拉下，不至于在演习开始后因为不戴面具而被集中到医院去，白白浪费中部钢铁公司的宝贵时间。

自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以来，这些工作人员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宝贵过。马尔库斯爵士读了读电报机接收的股票行情。军火股票继续看涨，钢铁也随之上涨。英国政府虽然已经停发一切出口许可证，但仍不能刹住这股涨风。自黑格对兴登堡防线[15]进行攻击时发生过一次钢铁需求高峰的年代起，英国本国市场还从来没有需求过这样大量的军火。马尔库斯爵士有许许多多朋友，每一个国家都有。冬天，他经常和这些人一起在戛纳或者在爱琴海罗徳岛外索佩尔萨的豪华游艇上避寒。他是克兰贝姆太太的密友。尽管现在不能出口军火，但是还可以出口其他国家制造武器所必需的镍和别的一些金属。记得克兰贝姆太太曾经说过——那一天正好赶上风浪，游艇有一点儿摇晃，罗森喝多了，吐了齐弗太太的黑缎子衣服一身，尴尬不堪——即使打起仗，只要英国需要从国外进口物资，就不能禁止向瑞士等中立国家出口镍。前途真是无限光明，因为克兰贝姆太太的话是绝对靠得住的。她说的话大有来头，因为咱们国家那位政界元老无论什么事从不瞒着她。

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马尔库斯爵士从电报收来的消息看到，两个直接牵涉到战争的政府都既不肯接受也不愿修改最后通牒。也许五天之内，至少有五个国家就要相互开战，军火的消耗已经上升到每天数百万英镑。

虽然如此，马尔库斯爵士还是有些郁郁不乐。戴维斯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在他告诉戴维斯不该叫刺客从这件谋杀案中得到什么好处时，他根本没想到戴维斯会制造这么一桩盗窃钞票案。弄得他不得不整夜等着电话铃响。他把自己瘦骨嶙峋的衰老身体更舒适地安置在软和的气垫上，他是不能叫自己的老骨头架子受委屈的。正像人死了一样，骨骼虽然迟早要腐烂，还要保存在铅皮镶里的棺木里。午夜的钟声响了，他又活过了一整天。

第五章

一

莱文在漆黑的小木房里摸索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麻袋。他像拍打枕头似的把麻袋一个个拍打了一阵，在地上铺好，带着些焦灼不安低声说：“你能在这儿歇一会儿吧？”他用手把安引导到铺好麻袋的角落。安说：“太冷了。”

“你先躺下，我再去找几个袋子来。”他划了一根火柴，小火光在冰冷、幽暗的屋子里游荡着。他又拿来几个麻袋，盖在她身上，然后把火柴扔在地上。

“不能点个亮吗？”安问。

“太危险了，”他说，“再说，黑暗对我是个解脱。你在暗处看不到我的面目。看不见这个。”他偷偷摸了摸自己的嘴唇。他在听着外边的声响：他听见有人在横七竖八的铁轨和煤渣上跌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又有人低声说了一句什么。他说：“我得好好想一想。他们已经知道我在这儿了。也许你还是离开这儿的好。你没有做什么。他们要是过来，免不了要开枪的。”

“你想他们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吗？”

“他们一定一直在跟踪我们。”

“那我也不走，”安说，“我在这里，他们是不会开枪的。他们要等到天亮再动手，等你出去的时候。”

“你很愿意帮我的忙。”莱文说。他感到这件事简直叫他无法相信，不由得又猜疑起来。过去的经验告诉他，友好是不能轻信的。

“我跟你说过，我站在你这一边。”

“我得想个办法，怎样才能逃掉。”莱文说。

“你还是歇一会儿吧。离天亮还早呢，你有整夜的时间去想。”

“在这里待着倒是挺好的，”他说，“离开他们远远的，那一群浑蛋。就待在这黑暗里。”他不想离她太近，在对面一个角落里坐下来，自动手枪放在膝头上。他又带着些怀疑地问：“你在想什么呢？”安扑哧笑了一声，把他吓了一跳。“倒像个家似的。”安说。

“我对家可一点儿也没有好感，”莱文说，“过去我是有过家的。”

“给我讲讲。你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我的名字。你在报上一定看过。”

“我是说你的教名。”

“教名？基督教！真让人笑掉大牙。你认为今天别人打了你左脸，还会有人把右脸递过去？”他坐在煤渣地上气狠狠地敲打了两下枪柄，“没有这样的傻瓜了。”他听见安在对面的呼吸声，他看不见她，也摸不着她，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在折磨着他，仿佛他失掉了一件什么东西。他说：“我不是说你不好。我敢说你是很有基督教精神的。”

“我可不知道。”安说。

“我把你带到那幢房子去，本来是想杀你的……”

“杀我？”

“你以为我带你去那地方做什么？我又不是同你谈情说爱。难道我是那种让女孩子一见就钟情的人？英俊、漂亮？”

“你为什么没杀我？”

“后来有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我对你没有意思。我不和女孩子纠缠。我天生没这个缘分。你绝不会发现我对哪个女人自作多情。”莱文力竭声嘶地说下去，“你为什么不到警察局去告发我？你现在就可以喊，你为什么不喊？”

“喏，”安说，“你手里有一把枪，不是吗？”

“我不会对你开枪的。”

“为什么不？”

“我还没有疯狂到那种程度，”他说，“如果别人不暗算我，我也不会伤害别人。你就喊吧。我决不拦着你。”

“喏，”安说，“我想对你表示感谢用不着先请求你批准吧？你今天晚上救了我一条命。”

“那帮人不会害死你的。他们没有那个胆量。杀人也是要勇气的。”

“可是你那位好朋友查姆里就差点儿把我弄死。他猜到了我有心帮你，差点儿把我掐死。”

“帮我？”

“帮你找你要找的那个人。”

“那个阴险毒辣的杂种。”他俯身在枪上，沉思着。但他的思想总是定不下来，总是从仇恨溜到对面黑暗的角落里。他对这种心境很不习惯。“你挺有脑子，”他说，“我喜欢你。”

“谢谢你对我的恭维。”

“这不是恭维。你用不着这么说。我有点儿事想跟你说，可是我不好意思开口。”

“你有什么隐私不敢吐露？”

“不是隐私。是他们把我赶走以后，我留在伦敦住处的一只小猫。我希望你会替我照管一下。”

“你真叫我失望，莱文先生。我还以为起码是几桩血淋淋的谋杀案呢。”突然间，她神情严肃地喊起来，“我想起来了。戴维斯工作的地方。”

“戴维斯？”

“就是你叫他查姆里的那个人。我绝对不会弄错的。英国中部钢铁公司。靠近大都会饭店。像宫殿似的一座大楼。”

“我得离开这儿。”莱文一边说，一边用枪把敲打着冰冷的泥地。

“你不能把事情告诉警察局吗？”

“警察局？”莱文说，“我告诉警察局？”他笑起来，“那很好，是不是？自己伸出手去，叫他们铐起来……”

“让我来想个办法。”安说。当她的语声停住以后，好像连人也不在这个地方了。莱文提高了嗓音问道：“你还在这儿吗？”

“当然在这儿。”她说，“你怎么了？”

“和别人在一起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心头又涌上了一阵令他气恼的怀疑感。他划着了两根火柴，举到自己脸前面，紧挨着他畸形的嘴唇。“看吧，”他说，“好好地看看。”火柴一点点烧下去。“你不想再帮助我了吧，对不对？帮助我？”他说。

“你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她说。火焰烧到他的皮肤上，但他仍然纹丝不动举着这两根火柴，直到火柴在他的指头上熄灭。他觉得那疼痛是一种幸福。但是他不要幸福；幸福来得太晚了一些。他坐在黑暗里，感到眼泪沉重地要夺眶而出，但是他不能哭。他从来没学会那小小的技巧：该在什么时候打开泪水的闸门。他从自己的角落朝她爬了两步，用自动手枪在地面上探着路。“你冷吗？”他问。

“我待过比这儿暖和的地方。”安说。

只剩下他自己的几个麻袋了。他把麻袋推到她身边。“裹在你身上。”他说。

“你还有吗？”

“当然有。我不会叫自己冻着的。”他厉声说，好像非常恨她似的。他的手冻得可能连枪都瞄不准了。“我得离开这儿。”

“咱们得想个办法。最好先打个盹儿。”

“我睡不着，”他说，“最近我老做噩梦。”

“那咱们就讲故事，好不好？大概到了儿童节目的时间了。”

“我不会说故事。”

“那我给你说一个吧。你爱听什么故事？滑稽的？”

“什么故事我也不觉得可笑。”

“也许现在讲三只熊的故事倒挺合适。”

“我不要听跟金钱有关系的事。我不想听到钱。”

他现在离她近一些了，她模模糊糊地看到他的轮廓，一个弯着腰的黑影，无法理解她说的任何话。她要同他开个小玩笑，知道他绝听不出来她是在打趣他。她说：“我给你说个狐狸和猫的故事。是这样的，猫在树林里遇见了一只狐狸，她听说狐狸总是吹牛，说自己最聪明，于是她客客气气向狐狸打招呼，问他最近情况怎么样。狐狸一脸傲气地说：‘你怎么敢问我过得怎么样，你这个只会逮耗子的小饿猫。你在这个世界上懂得什么？’‘我多少还知道一件事。’猫说。‘知道什么事？’狐狸问。‘怎么样不让狗抓住，’猫说，‘狗一追我，我就爬到树上去。’狐狸神气活现地说：‘你就会爬树一个招儿，我可会一百个呢。我有一口袋招数呢。跟我来，我叫你开开眼。’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猎人带着四只猎犬悄无声息地走过来。猫噌的一下爬上了树，开口说：‘快打开你的口袋吧，狐狸先生，赶快使出你的招数来。’但是说时迟，那时快，几只猎狗早已把狐狸咬住了。猫在树上笑着说：‘万能的先生，要是你口袋只有这一个招数，现在也跟我一样平安地爬到树上来了。’”安说到这里结束了她的故事。她低声对身旁的黑影说：“你睡着了吗？”

“没有。”莱文说，“我没有睡。”

“现在该你给我讲了。”

“我什么故事也不会讲。”莱文懊丧、阴沉地说。

“不会讲这样的故事吗？你肯定没有好好上学吧？”

“我受过教育，”莱文为自己辩护道，“但是我心里有事。我在想很多事。”

“别那么愁眉苦脸的。有一个人比你心事还多呢。”

“谁？”

“挑起这场乱子的人，谋杀了那个老人的人。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戴维斯的朋友。”

“你说什么？”莱文气冲冲地说，“戴维斯的朋友？”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怒火，“谋杀不谋杀人我不在乎，主要是他出卖了我。”

“当然了，”安盖着一摞麻袋，高高兴兴地同莱文聊起天来，“我也是的，要是叫我杀个人，我也不在乎。”

他抬起头来，想在暗中看到她的面孔，想寻找到一线希望。“你不在乎什么？”

“但是杀人与杀人也有不同，”安说，“如果叫我遇见那个杀死的——那个老人叫什么名字？”

“我不记得了。”

“我也不记得了。反正我们也发不好那个音。”

“你往下说吧。如果那个人在这里……”

“我会让你打死他，决不会伸手拦你的。事后我还会说：‘干得好啊！’”她越说越来劲儿，“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他们没有发明出为婴儿戴的面具？他心头撂不开的该是这类事。戴着防毒面具的母亲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吸进毒气，把五脏六腑都咳了出来。”

他执拗地说：“穷人倒不如死了的好。至于富人怎么样，我才不管它呢。这样一个世界我是不会叫自己的孩子出生的。”安模模糊糊地看到他蜷缩在地上的紧绷的身影。“这完全是他们的自私，”他继续说道，“他们只顾自己寻快乐，生下一个丑孩子又干他们什么事？他们在床上，或者靠在墙上取乐三分钟，生下的孩子却要受一辈子罪。母爱，哼！”他开始笑起来，脑子清清楚楚地浮现出一幅图景：厨房的桌子、扔在亚麻油毡上的菜刀、母亲衣服上的鲜血。他解释道：“我受过教育，你知道。在英王陛下拥有的一个家里面。他们管那种地方叫‘家’。你以为家意味着什么？”他不容她回答就抢先解释说，“你弄错了。你以为家意味着一个上班工作的丈夫、一个漂亮的煤气灶、一张双人床、毡子拖鞋、摇篮什么的。不是的。家是禁闭孩子的单间屋子，只要你在教堂里说话，或者不管做了什么事，就都要挨一顿棍子，关在‘家’里。只给面包和白水。要是你不老老实实的，马上就有个中士过来把你打个鼻青脸肿。这就是‘家’！”

“那个人不就是想改变这种情况吗？他同我们一样也是穷人。”

“你说谁？”

“那个老人，咱们记不起名字的。你没有读过报纸上关于他的报道吗？为了改建贫民窟，他把军费都削减了。报上还登着他为新居民大楼剪彩、和孩子谈话的照片。他不是阔佬。他不想打仗。所以他们才把他打死。我敢打赌，现在有人正利用他死的事发大财。讣闻说，他自己要干这些事是很容易做到的。他父亲做过贼，母亲自——”

“自杀了？”莱文低声说，“你知道她是怎样……”

“她是投河死的。”

“你在报上读到的这些事，”莱文说，“可真值得好好想一想。”

“哼，我看那个谋害了这个老人的人是得好好想一想的。”

“也有可能，”莱文说，“他不知道报纸登的那些事。付钱给他的那些人，他们是知道的。也许咱们把什么都弄清楚以后，知道这个人到底都干了些什么事以后，就能了解他安的是什么心了。”

“那可不容易，一时是谈不清的。我想咱们还是打个盹吧。”

“我得想一想。”莱文说。

“睡一会儿以后再想事，你的脑子就清楚了。”

但是屋子太冷，莱文根本睡不着觉。他没有麻袋可以盖，身上的黑大衣早已磨得像布片一样薄了。从门底下吹来一阵刺骨的寒风，没准是沿着铁轨从苏格兰刮过来的，一股带着海中的浓雾和寒冰的东北风。莱文想：我不想伤害那老人，我和他既无冤，又无仇……“我会叫你把他打死的，事后我还会说‘干得好！’”有那么一刻，他非常冲动，几乎想把什么都豁出去，拿着枪走到外面去，叫他们对自己开枪。“万能的先生，”她那时就要说，“要是你口袋里就只有这一个招数，猎狗就不会……”但是他这时又觉得，了解了那个老人的事又增加了一笔要跟查姆里算的账。这些事查姆里早就都知道了。这件事只会叫他肚子里多吃一颗子弹，叫他主子也多吃一颗子弹。但是怎样才能找到查姆里的主子呢？唯一能指引他的只是瞥了一眼的那张照片，老部长叫他看的一张照片。那人同他带去的介绍信有一定的关系，那是一张脸上有疤痕的年轻的面孔，现在没准已经是一个老人了。

安说：“你睡着了吗？”

“没有。”莱文说，“你怎么了？”

“我觉得听见了脚步声。”

莱文仔细听了听。那是风吹动室外一块活动木板的声音。他说：“你尽管睡吧。不用害怕。在天亮以前他们看不清东西，是不会进来的。”他想：那两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呢？肯定不是在他经历过的那种“家”里面：冰冷的石头楼梯、喑哑的钟声、狭窄的禁闭室……他一下子睡着了，老部长在他睡梦中走过来，说：“打我吧。照两只眼睛这儿打。”莱文发现自己还是个孩子，手里拿的是弹弓。他哭起来，不肯打。老部长说：“打吧，亲爱的孩子。咱们一起回家去。打吧。”

他一下子惊醒过来。梦中，他的手紧紧握着枪。枪口正对着安睡觉的角落。他万分恐惧地盯着那块黑暗的地方，他听见一声喃喃的低语，正像门外边那个女秘书的痛苦呻吟一样。他问：“你睡着了吗？你在说什么？”

安说：“我没有睡。”接着她解释说，“我刚才在祷告来着。”

“你相信上帝吗？”

“我不知道，”安说，“也许有的时候信。祷告是一种习惯，反正也没有什么坏处。就像一个人走过梯子底下习惯把手指头交叉起来一样。我们都不希望遇见倒霉的事。”

莱文说：“我们在‘家’的时候整天祷告。一天两次，吃饭前也得祈祷。”

“这一点儿也改变不了你的生活。”

“对，一点儿也没有改变我的生活。只不过现在叫我想到我那白白糟蹋掉的生活，真是气得要发疯。有的时候我也想从头开始，但是只要一听到别人在祈祷，或者哪怕闻到一种什么气味，在报上看到什么新闻，过去那段日子就都回来了。过去的那些地方、那些人……”他又向前移动了几步，好像在这个冰冷的木棚里想要寻得别人支持似的。想到外面正有人等着要捉你，等天一亮就动手，令你一点儿逃走的希望都没有，也绝不可能让你先开枪，就更使你觉得无比孤独。他非常想天亮以后就先把她打发走，自己留在棚子里同他们干个你死我活，但这就无异于放掉查姆里和查姆里的主子，这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莱文说：“我有一次看书——我喜欢看书——我受过教育。我有一次看心——心理——”

“别管什么了，”安说，“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根据书上说，做梦似乎也能预示些什么。我不是说做梦像看茶叶棍儿呀、翻纸牌呀这些迷信玩意儿。”

“过去我认识一个女人，”安说，“玩牌玩得精极了，看着简直叫你身上起鸡皮疙瘩。她玩的纸牌上面画着非常奇怪的画儿，倒吊人什么的。”

“我说的不是这个。”莱文说，“我说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没全看懂。我的印象是，要是你能把梦境说给人听……就像你身上永远背着个重东西，那东西有一部分生来就压在你身上，因为你有那么一个父亲、那么一个母亲，而他们又都有自己那样的父母……好像那重东西可以一直回溯到过去，就像《圣经》里说的，犯了原罪。等你长成一个孩子的时候，那担子也就更大了。你自己想要做的事都做不了，而他们却叫你做那么多你不喜欢做的事。不管怎样，你也逃不出他们的掌心。”他把自己的一张悲哀的、杀手的脸托在手掌里。“就像向牧师忏悔似的。只不过忏悔完了，你还是去做那些事。我的意思是，你把什么都告诉了这些医生，把做过的梦一个不落地告诉他们，以后你就不用再做这种梦了。但首先你得把什么都对他们讲了。”

“连你梦见小猪飞起来的事也得说？”安说。

“什么都不能漏掉。等什么都说出来以后，事情就过去了。”

“你说得太不真实了。”安说。

“我想我没有表达清楚。但这都是我从书上看到的。我想，也许值得试一试。”

“生活充满了奇怪的事。比如说，我和你坐在这儿就非常奇怪。你在想曾经打算杀死我。我在想，咱们俩也许能阻止一场战争。你讲的那种心理学也并不是多么奇怪的事。”

“你知道，这是一种消除那些重担的办法。”莱文说，“并不是医生把它消除掉。至少我有这种感觉。比方说，刚才我同你讲了我待过的那个‘家’、面包、白水和祷告，讲过以后我现在就觉得这些事也不那么压得慌了。”他低声骂了一句非常下流的话，又接着说，“我总是说，我决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而变得软绵绵的。我总是想我的嘴唇在这件事上救了我。心肠一软就危险了。动作就变得迟缓了。我见过不少人这样栽了跟头。结果是落到监狱里，或者是叫人在肚子上戳了一刀。现在我也变软了，像那些人一样，变得软绵绵的了。”

“我喜欢你。”安说，“我是你的朋友……”

“我对你什么也不要求，”莱文说，“我很丑，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只求你一件事。不要像那些女孩子似的，不要去警察局，大多数女人都是动不动就去叫警察。我经历过这种事。但也许你不是那种女人。你是个女孩子。”

“我是别人的女孩子。”

“这我不在乎，”他带着痛苦的骄傲喊道，声音在寒冷、黑暗的屋子回响着，“我不要求你什么事，只有一件，你别出卖我。”

“我不会去警察局的，”安说，“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去。我喜欢你，你同我认识的所有人没有分别——除了我的男朋友以外。”

“我刚才在想，也许我能够对你说点儿什么——我做过的梦，正像我要同医生讲似的。你知道，我认识几个医生。你不能信任他们。到这里来以前我去看过一个医生。我求他把我的嘴唇整一整形。他想用麻药把我麻醉过去。他要去叫警察。医生是无法信任的。但是我能相信你。”

“你是可以信任我的，”安说，“我不会去警察局的。但你最好还是先睡一会儿，以后再给我说梦，如果你愿意的话。夜长得很呢。”

突然，他控制不住自己，冷得牙齿打起战来。安听见了，伸出一只手摸了摸他的衣服。“你冷了，”她说，“你把麻袋都给我了。”

“我不需要。我有大衣。”

“咱们是朋友，不是吗？”安说，“咱们在共同做一件事。你拿两条麻袋去吧。”

莱文说：“屋子里还会有的，我去找找。”他划了一根火柴，沿着四壁走了一圈儿。“又找到两条。”他说。他在离她比较远的地方坐下，叫她摸不着：他并没有找到麻袋。他说：“我睡不着，只是打了个盹。我还做了个梦。梦到了那个老人。”

“哪个老人？”

“被谋害的那个。我梦见我是个小孩儿，手里拿着弹弓，他对我说：‘从眼睛这里把我射穿吧。’我哭了，他说：‘从眼睛这里把我射穿吧，亲爱的孩子。’”

“我可说不出来这梦有什么意思。”安说。

“我只是想告诉你。”

“那老人什么样子？”

“跟他活着的时候样子一样。”他又匆忙地补充说，“就同我在照片上看到的一样。”他陷入沉思里，很想把心里话说出来，但又有些犹豫不决。在这以前，在他的生活中从来没有一个他可以信任的人。他说：“我给你讲一讲，你愿意听吗？”他听到她回答说：“我们不是朋友吗？”心头不由得涌起一阵奇怪的幸福感。他说：“今天是我一生中过得最幸福的一个夜晚了。”但是他还是不能把心里的事全部告诉她。在她了解全部事情以前，在他对她表示出自己的全部信任之前，他的幸福总好像还有些欠缺。他不想叫她害怕，不想叫她痛苦，他需要慢慢地把压在心上的事泄露给她。他说：“在梦到自己是个小孩的时候，还梦见过一些别的事。我梦见我打开一扇门，一扇厨房的门，我看见我母亲——脖子割断了——可怕极了——脑袋就连着一点儿皮——她把脖子切开——用一把菜刀——”

安说：“这不是梦。”

“不是梦，”他说，“你说对了，我说的不是梦。”他等着，暂时不往下说。他感觉到她的同情在黑暗中向他游动过来。他又接着说：“太可怕了，是不是？你简直想不到世界上有什么比这个更可怕的了，是不是？她心里一点儿都没有想到我，甚至连门都没有关上，好不让我看到。在那以后，就是那个‘家’的事了。你已经都知道了。你会说，那也很可怕，可是那怎能比得上刚才那件事呀。在‘家’里他们让我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让我连纸上的事也全能看得懂。例如心理学这类事。他们还教我写一手好看的字、说标准的英语。我刚进去的时候常常挨打，被关单人禁闭室，吃面包就白水，什么事我都尝过了。但是在他们教育了我以后，事情就不一样了。我变聪明了，他们再也抓不住我什么了。当然了，他们仍然怀疑我，但是他们什么证据也没有。有一次牧师还布置了个活局子想整治我。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时候出去才能说是生活的开始。他们算说对了。我们是一群老实孩子，吉姆、我，还有一些别的人。”最后他咬牙切齿地说，“这是第一次我什么事都没做，他们却给我加上了一个罪名。”

“你会逃掉的，”安说，“咱俩一起想个办法。”

“你用‘一起’这个词让我听着很舒服，但是这回我算栽在他们手里了。要是我能首先找到查姆里和他的主子，我自己爱怎样就怎样，我是不在乎的。”接着他带着某种既紧张，又骄傲的语气说，“要是我告诉你我杀过人，你会不会大吃一惊？”这好像是第一道篱笆，如果能够跳过去，以后再讲什么他就有信心了……

“你杀了什么人？”

“你听说过铁拳头凯特吗？”

“没有。”

莱文好像想到一件叫他非常高兴的神秘事，笑了起来。“我现在把我的性命交到你手里了。如果在二十四小时以前你要我把性命交付给你……当然了，我没有给你任何证据。当时我正在干赛马的事。凯特手下的一帮人同我们作对。两帮人斗得非常厉害。凯特想在赛马场上把我们的头儿干掉。我们一半人开着一辆汽车飞快地回到城里。他还以为我们是跟他坐一趟火车回来呢。我们赶到他前头，在站台上等着他。火车进了站，他刚一下车就被我们围住。我割断了他的喉咙，大伙儿架着他走出检票口。后来我们把他扔到一个书亭旁边，一溜烟地逃走了。”最后莱文说，“你知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在赛马场上他们就都把刀子亮出来了。这是战争。”

过了一会儿安说：“是的，我知道。他也有机会这么干的。”

“听起来很可怕，”莱文说，“奇怪的是，并不可怕。实际上这是极其自然的。”

“你后来一直干这个吗？”

“没有。没有多大意思。你无法相信别人。有的人胆怯了，有的人变得太鲁莽了，谁都不动脑子。我想告诉你一点儿凯特的事。我干那件事一点儿也不后悔。我不相信宗教。因为你刚才说咱们是朋友，所以我不想让你对这件事有什么误解。我同查姆里打交道就是因为跟凯特打架开始的。我现在懂了，他到赛马场去是为了物色人。我当时认为他是个笨蛋。”

“我们谈的都不是梦了。”

“我这就要给你讲梦了，”莱文说，“我想，我把凯特那样干掉后让自己的神经变得紧张了。”他的声音微微有些发抖，因为他同时带着希望和害怕。希望的是：既然她听了他杀人的事不太在乎，或许不至于把刚才说的话（“干得好”“我才不拦你呢”）收回去；害怕的是：他认为这样完全相信别人很少有不上当受骗的。但是他想，不管怎么说，能够这样把什么事都说出来，能够知道别人听了也一点儿不在乎，还是叫你非常舒服的，就像能够好好睡一大觉似的。他说：“我刚才睡了一小觉，这是两夜——三夜——我不知道多少夜以来第一次睡着。看起来我这人还不够坚强。”

“我觉得你够坚强的了。”安说，“咱们别再谈凯特的事了。”

“谁也不会谈论凯特了。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他离开想要告诉安的事越来越远了，“最近我老是梦见我打死的是一个老妇人，不是凯特。我听见她在门外边呼叫。我想把门打开，但是她把门把手攥住了。我不得不隔着门对她开了枪。后来我梦见她还活着，我又对着她的脑门开了枪。但就是这件事，也不那么可怕。”

“你就是在梦里手也不软。”安说。

“我在那个梦里还打死一个老人。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我拿的是一把无声手枪。他在桌子后面倒下了。我不想叫他痛苦。我和他无冤无仇。我一下子把他打死了。后来我在他手里放了个纸片。我不用从他那里拿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不用拿东西？”

莱文说：“他们没有给我钱叫我拿东西。查姆里和他的主子。”

“你说的不是梦。”

“对，不是梦。”室内出现了片刻的寂静，莱文害怕起来。他连忙用话语把沉寂填补起来。“我不知道那个老头是咱们的人。要是知道他是这么个人，我就不会碰他了。人人都谈论打仗的事。这可不关我的事。就是打起仗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对我来说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你光谈孩子，大人你就一点儿也不可怜了？我跟那个人势不两立。当时给了我五十镑，讲好回来以后再付二百镑。钱不算少。我想也不过是重演一遍凯特的事。跟搞掉凯特一样，一点儿也不费事。”他又说，“你现在要离开我了吧？”在寂静中，安听到他粗重的、焦灼不安的喘气声。过了半天她才说：“不。我不会离开你。”

莱文说：“太好了。啊，太好了。”他伸出一只手，摸到她放在麻袋上的手，冷得像冰块。他握住她的手，在自己几天没刮的面颊上放了一会儿，不叫它挨到自己畸形的嘴唇。他说：“能把心里的事都说给一个人听，多舒服啊。”

二

安沉默了好半天才又说话。她极力使自己的语调沉着自然，不想流露出内心的厌恶。她想看看自己是否能骗得过他，但是她唯一想到的话还是那句“我不会离开你”。在黑暗中，她回忆起报上关于这一谋杀案的所有报道：老妇人躺在过道上，两眼中间被子弹打穿，那个老社会主义者脑浆迸裂一地。报纸上称，这是自为了保证战争期间的英雄能够继承王位、塞尔维亚国王和王后叫人从王宫的窗户里扔了出去以来，最丧失人性的政治谋杀案。

莱文又说：“能够这样信任一个人，我觉得很舒服。”安从来也没有觉得他的嘴唇多么丑陋，这时却突然想起来，厌恶得几乎要呕吐。她想，不管怎样，我要把这出戏演完。我一定不能让他知道，一定得让他先找到查姆里和查姆里的主子，我再……在黑暗中，她把身体往回挪了挪。

莱文说：“他们现在在外面守着呢。他们把伦敦的警察也叫来了。”

“伦敦的警察？”

“报上登着呢，”莱文骄傲地说，“伦敦警察局的探长麦瑟尔。”

她的心头一沉，不由惊叫了一声：“到这儿来了。”

“可能就在外面呢。”

“为什么他不进来？”

“黑夜里，他们是抓不到我的，而且现在他们也知道你同我在一起了。他们不能开枪了。”

“你——你要开枪吗？”

“打死谁我也不在乎。”莱文说。

“天亮了以后，你打算怎样逃走？”

“我等不到天亮。只要有点儿亮能看到路，能看到射击的目标我就走。他们是不会先开枪的，他们不会开枪打死我。所以我还是有可能逃掉的。我只需要甩掉他们几个小时。只要一逃开，他们就不会知道我到哪儿去了。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在英国中部钢铁公司。”

安怀着一肚子厌恶和愤慨说：“你还要连眼睛也不眨地干掉几个人？”

“你说过你站在我这一边，不是吗？”

“是的。”安极其小心地回答道。她一边说这两个字，一边思索。为了要拯救这个世界——和吉米，自己付的代价太大了。如果认真衡量一下，世界在她心里还是要排在吉米后边的。她想知道吉米在想些什么。她了解他那呆板、严肃的性格，就是帮助他把莱文缉捕归案，他也不会理解她在莱文和查姆里这件案子里为什么要这样做。想阻止一次战争的说法就连她自己听着也站不住脚，纯粹是异想天开。

“咱们睡一会儿吧，”她说，“明天可有不少事要干呢。”

“我仿佛可以睡一觉了。”莱文说，“你想象不出我心里多舒服……”现在睡不着觉的该轮到安了，她要思索的事太多了。她忽然想，在莱文睡着的时候，她是不是可以把他的枪偷过来，出去叫警察。这样吉米就没有危险了。但这又有什么用？他们绝不会相信她的故事的，他们无法证明那个老部长是莱文谋杀的。但即使没有枪，他还是有可能逃掉。她需要时间思索，但她没有时间。她隐隐约约地听到从南边传来的一阵嗡嗡声，那边有一个空军机场，一队飞机正在起飞。飞机飞得很高，在进行特殊巡逻，保卫着诺维治的煤矿和英国中部钢铁公司这一重要工业区，像萤火虫的几点儿亮光排成队形高高飞过铁路，飞过停车场，飞过安和莱文潜伏的小木板房。桑德斯正在一辆火车皮后边避风的地方挥动胳膊取暖，阿基梦中看到自己又站在圣路克教堂的布道坛上，马尔库斯爵士守在他的自动收报机旁边。飞机高高飞过这些人的头顶。

近一个星期以来，莱文第一次睡得非常酣沉，手里仍然握着摆在膝头上的自动手枪。他梦见自己在焰火节上点着了一堆篝火。他把所有能找到的东西都扔进火堆里：一把刀刃已经钝了的切菜刀、一大堆赛马赌票、一只桌腿……火光熊熊，美丽又温暖。四周无数焰火腾空而起，五彩缤纷。这时老部长又出现在篝火的另一边。“火太好了。”他说了一声就径直往火堆里走去。莱文赶忙跑过去往外拉他，但是老人却说：“别管我，这里很暖和。”接着他就像盖伊·福克斯[16]的画像一样，在火堆里化成一股青烟了。

远处响起了钟声。安像每次钟响一样数了一下敲的次数。天一定快要亮了，而她却仍然束手无策。她咳嗽起来，觉得嗓子眼里有一股什么味刺激了她。突然，她非常高兴地发现外面起雾了。不是那种悬在半空中的黑雾，而是从河面飘来的、阴冷、潮湿的黄雾。只要再浓一些，要想逃走就不是什么难事。她硬着头皮触了莱文一下，现在她非常厌恶他。莱文一下子惊醒了。她说：“起雾了。”

“真是运气，”莱文说，“真是运气。”他低声笑起来，“还是得相信天无绝人之路，你说对不对？”在黎明的最初的光线里，他俩只能依稀辨认彼此的影子。莱文一醒过来，便冷得瑟瑟发抖。他说：“我梦见了一堆篝火。”安发现他身上没有盖着麻袋，但她并不可怜他。他只不过是个没有人性的野兽，需要谨慎对待，利用完了就要把它毁掉。“让他挨冻去吧。”她心里想。莱文正在检査自己的手枪，她看见他把保险栓拉起来。他说：“你怎么办？你对我很好，我不愿让你遇到麻烦。我不愿让他们想——”他踌躇了一会儿，又说下去，“叫他们知道咱们俩合谋这件事。”他的语气带着像是询问对方的谦卑。

“我会想个借口的。”安说。

“我该把你打晕过去，他们就不会知道了。可是我下不了手，就是有人给我钱我也下不了手。”

安不由自主问了一句：“给你二百五十镑也下不了手吗？”

莱文说：“那人我不认识。情况不一样。我本以为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你是——”他又踌躇着不知该怎么说，一言不发地盯视手里的枪，“一个朋友。”

“你不用担心，”安说，“我会编造一套话的。”

莱文佩服地说：“你真聪明。”他看着雾气从房门的空隙里流进来，带着一股冷气，袅袅地填满了这间小木房。“雾很浓了，现在可以冒险试试了。”他用左手握着枪，活动了一下右手手指。他笑了两声，给自己鼓起一点儿勇气。“他们在雾里是不会抓到我的。”

“你要开枪吗？”

“当然要开。”

“我有一个主意，”安说，“咱们不必冒险。把你的大衣和帽子给我。我穿戴好先溜出去，叫他们在后面追我。雾非常大，在他们捉到我以前不会认出我是谁的。你听见警笛声以后，慢慢数五下，然后再走。我往右，你往左。”

“你真有胆量。”莱文说，但他又摇摇头，“不成，他们会开枪的。”

“你自己说过他们不会先开枪的。”

“对了。但是你会因为这件事蹲几年监牢的。”

“啊，”安说，“我会编造个故事的。我就说我是叫你逼着干的。”她又带着些愤激说，“说不定经过这件事我的身价还会高了。我会跳出合唱队，弄个有台词的角色。”

莱文不好意思地说：“如果你装作是我的女友，他们就不会给你安什么罪名了。你就这么跟他们说吧。你要是掩护自己的男朋友，就不会被判罪了。”

“你有刀子吗？”

“有。”他在衣服口袋里摸了摸，刀子没有在衣袋里，他一定把刀子落在阿基家最好的一间客房的地板上了。

安说：“我要把裙子割开，跑起来就不绊腿了。”

“我给你撕开吧。”莱文说。他跪在她前面，握紧她的裙子，使劲扯了一下，但是没有扯动。安看到他的手腕非常纤细，十分吃惊。莱文的手同一个瘦弱的小孩儿的一样，皮包着骨，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他的力量全在摆在他脚下的那支手枪上。安的脑子里映现出麦瑟尔魁伟的身影，她对跪在她脚下的这个瘦小、丑陋的身体厌恶和鄙视起来。

“没关系，”她说，“我尽量跑快点儿。把大衣给我。”

莱文把衣服脱下来，浑身瑟瑟发抖。大衣脱下以后，露出的是一件破旧的花格子呢西服，两个胳膊肘上都已经磨破了。没有那件紧紧的、黑筒子似的外衣包着，莱文好像失去了依靠，他不能像过去那样激愤、自信了。他穿着格子呢衣服看起来很不自然，他的身体痩小、孱弱，谁看了也不会觉得他是个危险的杀人犯。为了掩盖袖子上的破洞，他的两只胳膊紧紧贴着身子。“还有你的帽子。”安说。莱文从麻袋上捡起帽子，递了过去。他觉得自己非常丢人，过去，每逢自己丢人的时候，他总是禁不住火冒三丈。“现在你记住，”安说，“等警笛一响你就数数。”

“我真不愿意这样。”莱文说。他想把同她分别时自己内心的痛苦表达出来，但是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他觉得这好像是世界的末日了。他说：“我还会见到你的——有一天。”当她用毫无感情的语调表示同意的时候，他痛苦、绝望地笑了笑说：“这是不太可能的，在我杀了那个——”但是他根本不知道他要杀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第六章

一

桑德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身旁的一个声音把他从梦中唤醒：“雾大起来了，长官。”

雾确实已经很浓了，在黎明的光亮中变成一片混浊的黄色。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口吃不喜欢多说废话，桑德斯肯定会骂这个警察几句，责备他为什么不早些把自己叫醒。他现在只是说：“往下传话，缩小包围。”

“咱们要冲进去吗，长官？”

“不。里面有个女人，不能开——开——开枪。等着他出来。”

但是警察还没来得及走开，桑德斯已经发现木板房的门正一点点地开了个缝。他把警笛衔在口里，把手枪的保险栓打开。光线太暗，雾又很浓，叫人看不真切，但他还是看到一个穿黑外衣的人从门里溜出来，拐到右边几辆装煤的车皮后面去。桑德斯吹起警笛，马上跟过去。穿黑外衣的人比他先走了半分钟，很快地走进浓雾里。浓雾使得可见范围只有二十英尺，但是桑德斯并没有被他甩掉。他一边吹着警笛，一边在后面紧紧跟着。正像他希望的那样，前面响起了另一支警笛的声音。逃犯愣了一下，桑德斯趁机又赶近了两步。逃犯已经陷入了包围圈，桑德斯知道这是个危险时刻。他向浓雾里连吹了三声紧急的哨子，叫对面的人围成一个圈凑过来。他的哨音向四面八方传出去，浓浊的黄雾里到处也响起了回应的哨子。

但是他的脚步慢了一点儿，逃犯一阵疾跑，消失不见了。桑德斯又吹了两声长哨：“缓慢前进，保持联系。”右面和前面都响起了一声长哨，宣布他们已经发现逃犯的踪迹。所有的警察都朝着哨音兜过去，每人都同左右两边的人关照好，不叫中间留出漏洞。只要保持着这样一个包围圈，犯人就绝不会逃掉。但是随着包围圈越来越小，却仍然没有发现犯人的踪影。只听见警笛发出探询性的、急促的短音。最后桑德斯看见对面雾气中闪现着一个警察的身影，距离他大约有十二码，他立刻吹了一声哨子，叫所有人停在原地不动。逃犯一定隐藏在包围圈中心停在铁轨上的哪辆车皮里面。桑德斯拿着手枪向前走了几步，另一个警察走到他原来的位置，继续封锁着这一地区。

突然间，他看见正在搜寻的那个人了。那人占据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地形，一边是一个煤堆，身后是一节空车皮，他站在这一楔形空地的尖角上，背后的警察根本看不到他，不会受到突然袭击。他像个决斗者似的侧身站在那里，膝盖下面被一堆枕木遮掩，只有一个肩膀斜对着桑德斯。桑德斯觉得他躲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他想开火。这人一定被逼得走投无路，准备孤注一掷了。他的帽子遮着半边脸，衣服有些奇怪地松松挂在身上，他的两手插在口袋里。透过一绺绺黄色雾气，桑德斯开始对他喊话：“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出来吧。”他举起手枪，又往前走了两步，手指扣住了扳机。面前的这个人半身被蒙蒙的雾气遮住，模模糊糊。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桑德斯心里一阵发凉。桑德斯面朝西，背后是黎明的曙光，他把自己完全暴露给敌人。他有一种像等待着被执行枪决的心情，因为他不能第一个开枪。虽然如此，由于他知道麦瑟尔的心情，知道这个人勾搭上麦瑟尔的女朋友，他还是不需要什么充足的理由就可以进行射击的。麦瑟尔决不会责怪他。只要对方胳膊一动，他就可以开枪。他又厉声喊了一句：“举起手来！”他一点儿也没有口吃。那人还是纹丝不动。桑德斯对这个伤害了麦瑟尔的人怀着无比的仇恨，心里想：如果他不服从，我就打死他。所有的人都会支持我的，我再给他一个机会：“举起手来！”当面前那个模模糊糊的影子仍然叉着手动也不动的时候，他对这个威胁着他生命的恶棍开了枪。

但是就在他扣动扳机的时候，远处响起了哨音，一声长长的、急迫的声音，像是橡皮动物玩具似的吱地叫了一声又断了气儿。哨音是从围墙和马路一边传来的。这声哨音意味着什么，他一清二楚的。突然，桑德斯什么都明白了——他开枪打的是麦瑟尔的女友，她用调虎离山计把警察引走了。桑德斯向身后的人高声喊：“快回到大门去！”自己向前跑去。开枪的时候，他看见安身体晃动了一下。“我把你打伤了吗？”他问。为了更清楚地看清她的面孔，他把她的帽子一掌打掉。

“你是第三个想把我干掉的人了。”安浑身瘫软地靠在车皮上，有气无力地说，“这个阳光灿烂的诺维治城！我现在只剩下六条命了。”

桑德斯又口吃起来：“打——打——打——打。”

“你打中的是这里，”安说，“如果你要问我的是这个意思。”她指了指车皮上一个黄白色的长条，“没中靶。连一盒巧克力糖也得不着。”

桑德斯说：“你得——得——得跟我走一趟。”

“非常乐意。我把大衣脱下来你不介意吧？穿着这件衣服真是怪里怪气的。”

在停车场门口，四名警察站了一圈，挡住了地上的一件东西，一个警察说：“我们已经叫救护车了。”

“他死了吗？”

“还活着。打中了肚子。他中枪以后一定还吹了半天哨子……”

桑德斯一阵无名火起。“站开点儿，孩子们。”他说，“让这位女士看一看。”几个警察有些尴尬，不太情愿地往后退了几步，倒好像他们用身体挡住的是用粉笔在墙上画的一幅污秽的涂鸦似的。地上露出一张煞白的脸，仿佛它从来没有过生命，从来没有流过温暖的血液。你不能用平静两个字形容那张脸上的表情，那上面表现出的只是一片空虚。已经松开的裤子上到处是血，流在煤渣路上的已经凝结起来了。桑德斯说：“你们两个人把这位女士带到警察局去。我在这儿等救护车。”

二

麦瑟尔说：“你要是准备写一份材料的话，我必须提醒你下笔要慎重些。你写的任何东西将来都可能用来作为罪证的。”

“我没有什么要写的，”安说，“我只想同你说一说，吉米。”

麦瑟尔说：“如果督察在这儿，我就请他来处理你这个案子了。你应该知道，我是不允许我们的私交……我没有对你提起控诉并不意味……”

“你给我一杯咖啡喝，还是允许的吧？”安说，“快到吃早饭的时候了。”

麦瑟尔气冲冲地拍了一下桌子。“他到哪儿去了？”

“你别催我，”安说，“我有好多事要说。但是你不会相信的。”

“你看见他打伤的那个人了？”麦瑟尔说，“那人有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他们已经从医院打电话来了，他内出血很厉害。”

“现在什么时候了？”安问。

“八点。你瞒着不说也不抵事。他是逃不掉的。再过一个钟头，空袭警报就要响了。街上的人都要戴上防毒面具。他立刻就会被认出来。他穿的是什么衣服？”

“如果你给我一点儿吃的。我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吃了东西我就可以好好想一想了。”

麦瑟尔说：“你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不受控告，不算同谋犯。写一份陈述材料。”

“是三级同谋吗？”安说。

“你为什么要庇护他？为什么不肯揭露他，要知道你——”

“说下去，”安说，“发泄一下你个人的感情。没有人会责怪你的。我就不责怪你。但是我不许你说我不肯揭露他。他杀死了那个老人。他亲口告诉我的。”

“哪个老人？”

“那个国防部长。”

“你得编造出点儿更有意思的事来。”麦瑟尔说。

“我说的是真话。那些钞票不是他偷的。那是他们布置的圈套。那钱是他进行暗杀以后他们付他的酬金。”

“他真会讲故事，”麦瑟尔说，“可是我是知道那些钞票是从哪来的。”

“我也知道，我猜得着。从这个城市的一处地方。”

“他向你撒谎。钱是伦敦维多利亚街联合铁轨制造公司的。”

安摇了摇头。“最初不在那地方，那是中部钢铁公司的钱。”

“这么说他现在是到中部钢铁公司去了——到制革街去了？”

“是的。”安说这两个字时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语气，自己听了也有些胆怯。她现在开始恨莱文了，倒在地上满身鲜血的那个警察叫她决定把莱文置于死地，但那间木板小房、寒冷的黑夜、那一堆麻袋和他对她无保留的、绝望的信任仍然萦绕在她的脑子里。在麦瑟尔拿起电话机话筒下命令的时候，她一直低着头坐在那里。“我们在那里等着他。”麦瑟尔说，“他去找什么人？”

“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里面可能有点儿什么事。”麦瑟尔说，“他同那个人中间有点儿什么关系。也许他被那里的办事员骗了。”

“给他那么多钱的不可能是个办事员。那个人想害死我，也是因为我知道了——”

麦瑟尔说：“你等一会儿再给我讲神话故事。”他按了一下铃，对进来的一个警察说：“你看着这个女人，过一会儿我们再审问她。你可以给她一份三明治和一杯咖啡。”

“你到哪儿去？”

“去把你那个男朋友弄来。”麦瑟尔说。

“他会开枪的。他比你手快。你为什么不能叫别人——”她央求他说，“我可以写一份详细陈述。他还杀过一个叫凯特的人。”

“你看着她。”麦瑟尔对那个警察说。他穿上了外衣。“雾快要散了。”他说。

安说：“你难道不知道，如果他说的是真话，只要给他点儿时间找到那个人，就不会——打仗了。”

“他给你讲了一个神话故事。”

“他告诉我的是真话——但是，当然了，你当时不在场——你没有听见他是怎么说的。我现在说，你听着就不一样了。我认为我是在拯救——拯救所有的人。”

“你不但没有拯救谁，”麦瑟尔狠狠地说，“反而叫他又多杀死了一个。”

“在这里说这件事，听起来就满不是那回事了。有点儿荒诞不经。但他是很认真的。要不然，”她有些绝望地说，“他就是疯了。”

麦瑟尔打开门。她突然对他大喊：“吉米，他没有疯。他们想把我杀死。”

麦瑟尔说：“我回来读你的陈述。”他随手把身后的门关上了。

第七章

一

医院里人人都忙得团团转。几年以前医院也乱过一阵，那次举行街头募捐，有人趁乱把市长老派克尔拐走，带到威维尔河边上，威胁他说，如果不付赎金就把他扔进河里。自从那次恶作剧以后，这是几年来医院经历的最热闹的一天。一切都是由老费尔格逊、老布迪组织安排的。院子里停着三辆救护车，一辆车插着一面骷髅旗，是专门运送“死人”的。有人尖声喊，麦克正在用洗鼻器吸出汽油，于是大伙儿用面粉和煤灰把麦克涂了个满身。他们准备了好几桶面粉和煤灰，除了插骷髅旗的汽车运送的“死人”外，所有救护车载来的伤号都要涂上白面和煤灰。这并不是官方的规定，而是医学院学生出的主意。他们还准备把“死人”放在地窖里，地窖里有冷冻设备，可以使尸体不腐烂，留备日后解剖用。

一个高级外科医生神情紧张、匆匆忙忙地从院子的一个角落走来。他正要去给一名孕妇行剖腹手术，他非常担心医学院学生要拿他寻开心，给他涂上白粉，或者拿煤灰撒他。五年以前，一个女病人正好死在医学院学生外出募捐、闹了不少恶作剧的一天，结果弄得满城风雨。照看那个病人的医生被学生拐跑，装扮成盖伊·福克斯的样子，让学生拉着在城里各处转了半天。幸而死的女人不是个自费病人，虽然她丈夫在审讯这个案子时大吵大闹，但验尸的法医却替学生说了不少好话。法医也是学生出身，他记得很清楚，当年他们自己也把大学副校长涂了一身煤灰。

和副校长开玩笑的那一天，这个高级外科医生也在场。在他安全地走进玻璃走廊之后，他的紧张劲儿过去了，想起那次的恶作剧，不由得笑了起来。副校长很不得人心，他是个老古板，不适宜在外地大学当校长。他曾用自己创造的非常复杂的格律把罗马诗人鲁肯[17]的《法尔撒里亚》译成英文，外科医生模模糊糊地还记得这位副校长创造的格律。在那次恶作剧中，他的夹鼻眼镜被摔碎了，一张吓坏了的、枯瘦的小脸强作笑容，怕学生讥笑他不风趣。但谁都知道，他是一点儿也不风趣的。正是因为这个，他们才拼命用碎煤扔他。

外科医生站在安全的玻璃走廊里，笑嘻嘻地看着院子里一群瞎胡闹的学生，不无某种怀旧之情。这些人的白袍子都已经被煤灰染黑。一个人抢到了一个洗胃器到处喷射煤灰。再过一会儿他们就要到街上去闹事，到商业街的商店去抢东西，把一只已经被虫子蛀了的老虎标本抢来，当作自己的福神。他想：欢乐的青春时光啊！他看到会计员柯尔逊被追得抱头鼠窜，吓得要命，不禁又低声笑起来。也许他们会逮住他的。啊，不，他们已经把他放走了。“像飞腾到云雾中”“像跳水运动员在高空中翻筋斗”，真是开心啊！

布迪这时正忙得不可开交。谁都跑过来请示他该做什么事。他是这群人的首领。该把什么人扔在面粉桶里，该向什么人投碎煤块，都由他决定。他感到自己很有威风，大大挽回了因为考试成绩不好、受外科医生讥嘲而丢失的面子。只要他下命令，就连平时指导学生实习的医生也有挨煤块的危险。面粉和煤灰正是布迪出的主意，如果不是他把这次防空演习变成一场开玩笑的好机会，那就纯粹是一次官方组织的、枯燥乏味的例行公事了。恶作剧这个词本身就给了你无限权力，叫你不再听人辖制，为所欲为。演习之前他召集了几个会动脑筋的学生开了一个会。他在会上对他们解释说：“要是看见有谁在街上不戴防毒面具，这个人就是内奸。有人想破坏这次演习。所以咱们把他弄到医院以后，得叫他吃点儿苦头。”

学生把布迪围在中间，吵吵嚷嚷。“咱们的老布迪，真是好样的！”“小心有人在向你喷煤灰呢。”“哪个浑蛋把我的听诊器偷走了？”“咱们怎么对付小老虎蒂姆？”他们把布迪·费尔格逊簇拥起来，等着他发号施令。布迪·费尔格逊髙高站在救护车踏板上，白大褂敞着襟，两手插在双排扣的背心口袋里，骄傲得不可一世，又短又粗的身子整个鼓胀起来。他手下的喽啰们正齐声喊叫：“小老虎蒂姆！小老虎蒂姆！小老虎蒂姆！”

“朋友们、罗马的公民们、亲爱的同胞！”布迪一张口，大家就笑不可抑。老布迪真有两下子，在什么场合下他知道该讲什么话。有他在场，就玩得有意思了。他的话一句比一句俏皮。“请你们洗耳恭听，洗一洗耳朵……”下面笑得尖声呼哨起来。老布迪太有意思了。了不起的老布迪。

布迪·费尔格逊是很注意自己的身体的，他觉得自己像是一只大动物，应该吃肉却总是被喂草料，需要好好运动一下。他摸了摸胳膊上的肱二头肌，他的肌肉已经绷起来，就等着行动了。整天考试，整天听课，布迪·费尔格逊需要的是活动活动身体。当他被一群同学簇拥着的时候，他幻想自己是一名领袖。战争爆发以后，他不会去做红十字会的工作：连长布迪·费尔格逊，战斗英雄费尔格逊！他在过去通过的考试中得到的唯一一个优秀成绩就是在军官训练学校里拿到的甲级证明书。

“咱们有几个朋友好像没有来，”布迪·费尔格逊说，“西蒙斯、艾特金、马洛韦斯、瓦特。这些人都是可恶的奸细，他们都是。咱们正在这里为国效劳，这些浑蛋却在家里啃解剖学。咱们得把他们揪出来。我命令机动队到他们住的地方去进行搜查。”

“要是女的怎么办，布迪？”一个人尖声喊道。所有的人都大声笑起来，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掌，乱成一团。因为布迪同女人厮混是很有点儿名声的。他曾经同他的朋友吹牛，他和大都会旅馆最漂亮的女招待都很有交情。他管她叫多汁的朱丽叶，暗示他同她在自己的寓所里不只是喝茶，还有过无法想象的浪漫行为。

布迪·费尔格逊跨在救护车的脚踏板上，喊道：“把她们都给我弄来。战争期间我们需要更多的母亲。”他觉得自己强壮、粗野、生气勃勃，简直是头公牛，几乎忘记了自己还从来没有同女人发生过关系，只有一回想和一个诺维治市的老妓女搞出点儿什么名堂，却没有成功。但是布迪的名气却很不小，同学们在床上谈情说爱时脑子里常常想到布迪的神奇传说。布迪懂得女人。布迪是个实干家。

“对她们不要客气。”他们尖声向他喊道。布迪神气活现地回答：“那还用说。”他这时尽量不想自己的前途：在外地小镇里开业行医，肮脏的小诊疗室里坐满了靠健康保险金看病的病人，一大堆检查身体的孕妇，薪资低微，工作辛劳，一辈子厮守着一个呆板乏味的老婆。“防毒面具都准备好了吗？”他向周围的一群人吆喝了一声，俨然是一名群众爱戴的领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子。如果当上一群人的头子，考试好不好又有什么关系？他看到几个女护士正从玻璃窗后面瞟着自己，其中也有那个浅黑皮肤的小护士米丽。星期六她要来找他吃茶。他觉得自己的肌肉都因为骄傲而变得紧绷绷的。他心里想：这回一定要痛痛快快地狂欢一场，叫自己的名气更大一些。他已经忘了那闷在自己心里，只有每次来找他的女孩子才明白的事实。每次都是一样：吃松饼时找不到话说、结结巴巴地说些足球赛的新闻、在门口分别时因为不敢接吻而自怨自艾……

胶水厂的报警器长鸣起来，声音越来越尖，活像一只惊慌嚎叫的叭儿狗。所有的人都静立了一会儿，模糊想起了停战日默哀的情景，然后乱哄哄地分成三个组，争先恐后地爬到救护车顶上，戴上面具，开到诺维治寒冷、空旷的街头上。每过一个街角，救护车就甩下一群人。一个个小组沿着街头走下去，因为抓不到猎物而有些失望。街头上几乎空无一人。只有几个送信的孩子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跑，戴着面具，活像马戏团里表演单车的小狗熊。因为不知道在面具里说话声音能不能清晰地传出来，巡查小组的人说话时总是尖声喊叫，仿佛每个人都关在一间隔音的电话间里似的。他们的眼睛在云母镜片里滴溜溜乱转，盯着每一家商店的大门，一心想捉到个牺牲品。几个人围住了布迪·费尔格逊，建议抓一个警察，因为警察值勤是不能戴面具的。这意见被布迪否决了，他解释说，今天不是个寻常开玩笑的日子。他们搜寻的是那些不关心国家大事、连防毒面具也不屑于戴的人。“有的人连划船练习都逃避。”他说，“有一次在地中海，我们狠狠地惩治了一个不参加划船练习的人。”

布迪的话使他们想起了所有那些不积极参加演习的人，这些家伙利用别人这样忙碌的时候关在书房里读解剖学。“瓦特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近，”布迪·费尔格逊说，“让咱们到他家里去把他的裤子扒掉。”他像喝了几品脱苦啤酒似的，精力顿时充沛起来。“到制革街去，”布迪喊道，“先向左拐。再向右拐。再进左边第二条街。12号，二楼。”他说这条路他非常熟悉，因为入学后第一个学期，在他知道瓦特是怎样一个浑蛋以前，他到瓦特家喝了好几次茶。认识到自己错误以后，他总想给瓦特一点儿肉体惩罚，为了表示同他彻底决裂，只说几句冷嘲热讽的话是远远不够的。

他们沿着空荡荡的制革街走下去，六七个戴着面具，白衣服上沾满煤灰的怪物，个个一般装束，无法分辨你我。从中部钢铁公司的大玻璃门外，他们看到三个人正站在电梯旁边同守门人谈话。公司附近布了不少穿着制服的警察岗。又走了几步，他们在广场上看到另一组巡查队比他们运气好，正往救护车上拖一个小个子（这人又跳又叫，拼命挣扎）。警察笑着在旁边看热闹。一队飞机隆隆地从头顶上飞过，在市中心俯冲下去，使这次演习增加了真实的气氛。先向左拐，再向右拐。在没到这地方来过的人眼里，诺维治市中心的建筑好像是个大杂烩。只有在市区北部的边缘上，过了一个公园，才能看到一条又一条的整齐街道，两边都是富裕的中产阶级的住宅。在市中心大市场上，转过几座大玻璃钢窗的近代化办公大楼，就是一排湫隘的小肉店，刚把豪华的大都会饭店抛去脑后，扑鼻就闻到一股寒酸的煮青菜味。只要在诺维治市内转一圈，世界上一半的人是没有道理不了解另外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

左边第二条街。路一边只建了一半楼房，再往下走就是光秃秃的岩石。街道陡然倾斜下去，岩石上过去伫立着一座碉堡。但现在，这座碉堡已经改建成一幢黄砖砌就的市博物馆，博物馆里面陈列着石器箭头和棕色陶片，动物馆里有几个虫蛀的鹿头和一八四三年诺维治伯爵从埃及带来的一具木乃伊。只有这个木乃伊幸免虫蛀之灾，但博物馆的管理人说老鼠已经在里面做了窝。麦克胸袋里装着一个洗鼻器，想爬到岩石上面去。他大声对布迪·费尔格逊说，管理员没戴面具，正站在博物馆外面给敌机发信号。但是布迪和另外几个人却没有理会他，径直向下面12号门牌跑去。

女房东给他们开了门。她讨好地对他们笑了笑，告诉他们瓦特没有出去，大概正在看书。她揪住布迪·费尔格逊的衣服对他说，他们应该把瓦特先生带出去活动半小时，整天看书对他身体太不好了。布迪回答说：“我们就是来带他走的。”

“哎呀，这不是费尔格逊先生吗？”女房东说，“您的声音我一听就知道，但要是您不跟我说话我还真认不出来了，戴着这种大罩子。我刚才正要上街，多亏瓦特先生提醒我，正在举行这种毒气演习。”

“啊，他还没忘，是不是？”布迪说。因为房东太太认出他来，布迪的脸在防毒面具后面涨得通红。这就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要摆一摆威风了。

“瓦特先生说，我会被人送进医院去的。”

“来吧，孩子们。”布迪一边说一边把大家领上楼。但是因为人数多了一点儿，这件任务就不知道该怎样执行了。不能所有的人一拥而入，一下子把他从椅子上拉起来。他们只能跟在布迪后边，一个一个地走进去，一言不发地围在瓦特的桌子四周，而且有点儿不好意思。如果是个精明人，这群人是不难对付的，但瓦特却不是这样的人，他知道他同这些人早就结了怨，不想对他们卑躬屈膝、丢失脸面。他学习勤奋是因为他喜欢学习。他并不能以谋求出路作为勤学的借口，因为他家境非常富裕。他不参加体育活动是因为他不喜欢活动，也无法以健康不佳作为借口。他那股精神上的傲气是他事业前途必然获得成功的保证。如果说他现在发愤学习、招同学忌恨，这却是为他的前途所必须付的代价：取得爵士封号，在哈利街[18]开一所高级诊所，为名流贵人行医看病。像瓦特这种人是用不着怜悯的，值得可怜的倒是他的那些敌人，五年大学生活庸庸碌碌地度过，毕业后一辈子埋在外省一个小医院里，终生没有出头之日。

瓦特说：“请关上门。你们不觉得穿堂风太冷了吗？”他这句有些害怕又充满讥嘲的话给了来的人一个机会，他们对他的忌恨猛地涌了上来。

布迪说：“我们来问问，你早上为什么不去医院？”

“这位是费尔格逊，是不是？”瓦特说，“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了解我的行动。”

“你是个奸细，是不是？”

“你用的这个词儿可老掉牙了，”瓦特说，“你说错了。我不是奸细。我只不过在翻看几本老医学书。我料想你们对这些书并不感兴趣，所以我请你们到别的地方转转去。”

“你还在用功？你们这些人就是靠这个往上爬的，别人都在干正经事，你们却躲在家里用功。”

“这只不过是每人的趣味不同，”瓦特说，“我的乐趣是翻这些旧书堆，你们的乐趣是穿戴着这种怪玩意儿在街上大喊大叫。”

这句话把来的人惹恼了，就像他对皇家制服说了什么大不敬的话一样。“我们要扒下你的裤子来。”布迪说。

“请便。我看还是我自己脱吧，”瓦特说，“为了节省时间。”他一边说一边果真自己把裤子脱下来。他说：“你们要干的这桩事具有心理学意义，研究一下倒蛮有意思。这同阉割有相像之处。我的理论是，在内心深处这都是对别人性机能嫉妒的一种表现形式。”

“你这个狗杂种。”布迪说，说着他拿起一个墨水瓶，把墨水往墙上一洒。他不喜欢“性”这个字。他一方面对酒吧女招待、对女护士、对浪荡的女人抱有很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又相信爱情，那仿佛同温暖的乳房、同母爱有一定的关系。“性”这个词却把这两类事物混同起来了，这令他不由得火冒三丈。“捣毁他这间狗窝！”他大喊一声。听到这一声号令，他手下的一帮喽罗马上兴致勃勃地大干起来，简直像一头头的小公牛。但正因为大家兴致高了，倒也没有认真破坏什么。他们只不过把书从书架上拉出来，抛了一地，打碎一个玻璃镜框，因为镜框里面镶的是一幅裸体画的复制品，激起了他们清教徒的义愤。瓦特冷冷地看着他们。他心里有些害怕，但越是害怕，他也就越尖刻。他只穿着一条内裤站在那里，布迪突然看清他了：他看到他生来就比自己优越，将来一定会飞黄腾达，他对这个人恨之入骨。他感到自己虚弱无力，他没有瓦特那样“高贵”，他脑子不聪明，再过几年，瓦特就要扶摇直上，成为哈利街一位名医，专给名媛贵妇治病，荣获爵士封号，他无论说什么、做什么也再不能影响瓦特的财产和幸福了。侈谈自由意志有什么用？只有战争和死亡可以挽救自己，不致潦倒终生：外地小医院，永远伴着一个枯燥乏味的老婆，无聊时打打桥牌……他觉得如果自己有勇气干出一件什么事，叫瓦特永远忘不了自己，心情就会好一些。他拿起墨水瓶来，倒在摊开在书桌上的一本古老的手抄本的扉页上。

“走吧，孩子们，”他说，“这屋子臭味太大了。”他领着手下的人走出屋子，下了楼梯。他觉得自己情绪很高，好像证明了自己还是个名副其实的男子汉似的。

刚一出门，他们就抓到了一个老太婆。这个老太婆一点儿也不知道这群人要干什么，还以为他们要向她募捐，掏出一便士铜币来要他们收下。这些人告诉老太婆得把她送到医院去。他们对她非常客气，一个小伙子还主动替她拿着买东西的筐子。刚刚演完了一出武戏，这群人一下子变得非常温文尔雅起来。老太婆还是什么都不懂，笑着对他们说：“哎，我可不去，你们这些小伙子真会出主意！”一个人搀着她，扶着她往前走。她又说：“你们这里面谁是圣诞老人？”布迪不太高兴：老太婆这么糊涂伤害了他的自尊心。突然，他心里涌现出一片高贵的感情：“首先要拯救妇女和儿童。”“尽管炸弹像雨点一样落下来，他还是帮助一个老太太平安脱险了……”他没有再往前走，看着别人把这个老太婆送上救护车。老太婆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咯咯地笑个不停，一边还不断用手指头捅别人的肋骨。在寒冷清澈的空气里，她的笑声传得很远。她一直叫他们“脱下那些玩意儿，别再拿老人家寻开心”，就在这些人转过街角的时候，她还叫他们摩门教徒[19]。也许她要说的是穆斯林，因为她的印象中穆斯林都戴着面纱，而且都有好几个老婆。一架飞机隆隆地从头上飞过去，街头上除了炸死炸伤的人以外，只剩下布迪一个。就在这时候，麦克跑了过来，说他有一个好主意。为什么不从博物馆把木乃伊偷出来，送到医院去？木乃伊没戴防毒面具。挂着骷髅旗的救护车已经把小老虎蒂姆捉到，现在正在街上穿梭，准备抓市长老派克尔。

“不，”布迪说，“今天不是普通开玩笑的日子。演习是件正经事。”突然间，他发现一个小路口有个没戴面具的人，这人一看见他便扭头往回跑。“快，把那个人抓住。”布迪喊叫起来，“抓住他！”话没说完，布迪和麦克就追了过去。麦克跑得快，布迪身体已经开始发胖，没有多久，麦克已经领先了十码左右。那人比他们起步快，这时已经钻进另一条街，看不见了。“你先跑，”布迪对麦克喊道，“抓住他，等我赶上来。”转眼间麦克也跑得不见影子了。在布迪经过一幢楼房的时候，门道里一个声音说：“咳，说你呢。忙的是什么？”

布迪一下子站住了。说话的人背靠门站在门道里，麦克经过的时候没有发现他。从这人的行径上看，他有意埋伏在这里，肯定安着什么坏心，绝不是想开个玩笑。这条伫立着一座座哥特式小洋房的街道上一个行人也没有。

“你们在找我，是不是？”那个人说。

布迪厉声喝问道：“你怎么不戴面具？”

“你们在做游戏吗？”那人气冲冲地问。

“怎么会是做游戏，”布迪说，“不戴面具，你就是伤号了。你得跟我到医院去。”

“我得到医院去，真新鲜。”说着，那人的身体反而更向后缩了缩。他生得又瘦又小，衣服的两个胳膊肘都已磨破了。

“你还是走一趟吧。”布迪说。他深吸了一口气，胳膊上的腱子肉绷了起来。纪律，他想，太缺乏纪律了。这个小浑蛋看见了长官居然还这么蛮横无理。他知道自己力气比这个小个子大得多，暗自扬扬得意。他要是不老老实实跟着走，我就一拳把他的鼻子打扁。

“好吧，”那人说，“我跟你走。”他从黑暗的过道里走出来，狠毒的丑脸、兔唇、粗俗的格子呢衣服，尽管没有反抗，他还是带着一脸杀气，神色狰狞。“不是往那边，”布迪说，“往左。”

“你跟我走。”小个子用口袋里的枪抵住布迪的腰，下命令说。“我是伤号，太可笑了。”他皮笑肉不笑地说，“进那个大门，不然的话你可就成了伤号了……”他俩对面是一间小汽车库，车库里没有车，车主一定开着车上班去了。这间空房子没有关门，伫立在只有几英尺长的一条车道的尽头。

布迪强作镇静地骂了一句：“他妈的。”但是他立刻就认出了本地两份报纸都描写过的这个长相，再说，这家伙那种声色不动的劲儿恰好说明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手。这是布迪一生中永远不能忘记的时刻，那些对他的行为并未提出指责的朋友也决不叫他把这件事忘记。在他的一生中，这个故事不断在他最意料不到的地方出现，不论是严肃的历史书还是记叙罪案的材料汇编。一句话，此后布迪平凡、庸碌地在各处辗转行医，这个故事一直跟随着他。没有人认为他这时的行径关系如何重大，也没有人对他的表现提出任何怀疑：他乖乖地走进汽车房，服从莱文的命令，锁上了房门。但是他的朋友们却不了解这件事对他是一个如何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们都没有冒着冰雹似的炸弹在街上守卫，没有抱着兴奋和喜悦的心情期待着战争，他们都不是布迪，只当了一分钟的战斗英雄就卷入了真正的战争，被一个瘦骨嶙峋的亡命徒手中的自动手枪打破了幻梦。

“脱下来！”莱文说，布迪乖乖地摘掉面具。他不仅被逼着摘下面具，而且也剥掉了白大褂和绿呢子衣服。当全身被剥光以后，他的希望也完全破灭了——想在战争中当群众领袖的希望成为泡影。他只不过是个又羞惭又害怕、一身胖肉的年轻人，穿着内裤，站在汽车房里瑟瑟发抖。他内裤的屁股上还破了一个洞，腿上的汗毛刮得干干净净，两个膝盖泛着红色。他的身体还算是强健，但从他肚子的曲线和脖子上的肥肉判断，他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他像是一条大狗，需要远比这种城市生活能够提供的更多的运动。虽然他也坚持长跑，一星期总要跑好几次。不管天气多么冷，他都穿着短裤和背心在公园里慢吞吞地跑圈，带着孩子出来散步的保姆看着他窃笑，儿童车里的那些令人无法忍受的小孩对他指指点点，尖声尖气地发表评论。布迪虽然脸有些发红，但从不气馁。他锻炼得不错，但是锻炼了这么久却只落得这么一个下场——穿着带破洞的内裤站在那里发抖，大气也不敢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瘦胳膊瘦腿——那胳膊他一把就能扭断——的小流氓穿上自己的衣服，戴上自己的面具，扬长而去。实在太叫人下不来台了！

“转过去。”莱文说，布迪又老老实实地转过身去。他现在已经成了个可怜虫，既害怕又可怜，即使莱文给他一个机会，他也不知道怎么利用。他从来没有什么幻想，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风险，这次在汽车房的电灯泡底下，面对着一只转瞬就会发射出痛苦和死亡的、狰狞可怖的金属长铳，他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了。“把手背过去。”莱文用布迪的领带把他的两只火腿般又红又粗的手腕捆住，那是一所不出名的公学毕业校友会的棕黄两色领带。“躺下。”布迪·费尔格逊服帖地倒在地上，听凭莱文用一条手帕捆住他的脚，又用另一条把他的嘴堵住。莱文捆得不太结实，但也只能这样了，他必须动作敏捷。他走出汽车房，把门轻轻关上。他希望自己能抢在警察前面几小时，但是无法指望警察一定能够给他多少分钟。

莱文在顶上伫立着博物馆的山岩下面小心翼翼地走着，随时注意前面有没有巡逻的学生。但这时医学院学生组织的巡逻队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有的在车站外面组织了纠察队，拦阻乘火车来的旅客走出车站，有的到北郊煤矿区去巡查。现在主要的危险是随时可能响起警报解除的笛声。街头上站着很多警察：莱文知道为什么，但他从警察前面坦然走过去，直奔制革街。他只计划到中部钢铁公司的大玻璃门，下一步怎样做，他自己也心中无数。他盲目地相信命运会安排好一切，相信恶有恶报，他必定能够复仇。只要进了那座大厦，他就会找到那个卑鄙地陷害他的人。他平安地走到了制革街，走到窄小的单行道马路另一边，直奔前面那座用钢框和玻璃建成的办公大楼。他带着某种喜悦的、必获成功的感觉摸着后胯上的枪。杀人和复仇使他心里轻飘飘的，这是他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一向压在他心头的那种恼恨、痛苦好像一下子都不见了。他似乎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另外一个什么人在执行复仇的计划。

一个人从中部钢铁公司的大门里探头出来看了看停在外面的汽车和空空荡荡的大街。这人的衣着像个办事员。莱文从人行道上走过去，从面具后面盯了一眼门后的这个人。他踌躇了一下：这人的面孔他似乎在他居住的苏豪咖啡馆外边看过一眼。他突然转过身去，急匆匆地从来路返回，心里有些害怕。警察已经在那里埋伏下了。

等到他走到商业街时，又安慰自己说，这没有什么关系。商业街非常寂静，除了邮局前面一个递送电报的报童正跨上脚踏车，他没有看见别的人。钢铁公司布下的警岗只不过意味着他们也发觉维多利亚街的窃案同中部钢铁公司有一定关系，绝不等于那个女孩子又是一个出卖他的娘儿们。他的老毛病，猜忌、孤独又在暗暗地啮咬他的心灵了。她是正直的，莱文几乎坚信不疑地赌咒说，她不会出卖我，这是我们两人一起干的事。他又想起她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是朋友。”但他对自己是否安全终究有些怀疑。

二

舞台监督决定这一天清早就进行排练。他可不想再给演员买一批防毒面具，平白无故又增加一笔开支。防空演习开始的时候排演就应该已经开始，演习未结束前，排练一直进行。戴维斯先生说他想看看新排练的这个节目，所以舞台监督也给他送去了一张通知。戴维斯先生把通知书插在镜子下边，紧挨着一张名片。名片上记的是他的一些姑娘的电话号码。

在这套单身汉的现代化公寓里，暧气冷得出奇。同过去一样，柴油机又出了毛病，本来是二十四小时都有的热水也只是刚有一点儿温意。刮胡子的时候，戴维斯先生三番五次割破了皮，下巴上粘着好几个小棉花球。戴维斯先生的眼睛瞟到两个号码：梅费尔区632，博物馆路798。这是寇拉尔和露茜两人的住址。寇拉尔和露茜两个一个皮肤黑黑的，一个白白的；一个刚到结婚年龄，一个小巧瘦弱。这是他的白天使和黑天使。窗玻璃上还挂着黄色的晨雾，一辆汽车发出一阵逆火声，又使他想起莱文：莱文正被一队武装警察包围在一个铁路车场里，绝对不会漏网。他知道马尔库斯爵士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的。他很想知道如果一个人早晨醒来，知道自己活不过今天，该是什么滋味。“说不定哪个时辰就大限临头。”戴维斯先生心里乐滋滋地想，一边涂抹他的止血笔，把棉花团贴在较大的伤口上。但是如果一个人像莱文那样知道自己的末日已到，是不是还会因为暖气不够热或者刮脸刀太钝而发脾气呢？戴维斯先生的脑子里充满了伟大的哲学道理，他觉得一个注定走上死路的人计较脸上刮破了几个小口，实在是件荒谬绝伦的事。但是，当然了，莱文在那个小木板房里是不会刮脸的。

戴维斯先生匆匆吃了一顿早餐——两片吐司、两杯咖啡，从食堂里用升降梯送上来的四个腰子和一大片火腿，外加一碟银丝牌果酱。他想到莱文绝不会吃上这样丰盛的早餐，不禁得意非常。被判死刑的犯人在监狱里或许能吃到一顿丰盛早餐，可是莱文绝办不到！戴维斯先生最反对浪费东西。这顿早饭他花了钱，所以在吃第二片面包的时候他把剩下的黄油和果酱全都抹上了。一小滴果酱掉在他的领带上。

除了惹得马尔库斯爵士不愉快外，只有一件事叫戴维斯先生有些放心不下：那个女孩子。他怪自己太头脑发热了：开始想杀死她，后来又不想杀死她。这都要怪马尔库斯爵士。马尔库斯爵士要是知道了这个女孩子的存在，指不定要怎么惩治他呢，他当时简直吓得晕头转向了。但是现在这件事已经没有关系了。大家都知道女孩子是莱文的共犯，法庭不会相信罪犯对马尔库斯爵士的控告的。戴维斯先生在想这些事的时候，把防毒演习的事完全忘记了。他只想到如今万事大吉，他该到剧场去散散心了。在去剧场的路上，他在一台自动售货机上投进两枚六便士硬币，买了一包太妃糖。

他发现考里尔先生非常苦恼。新节目已经排练了一次，穿着皮外衣坐在前排座位上的梅迪欧小姐看过后评论说，这个节目太庸俗。梅迪欧小姐说她不反对戏里有点儿黄色的东西，但是这里表现得太低级。这是音乐喜剧，不是滑稽剧。梅迪欧小姐怎么想，考里尔先生倒不在乎，但是梅迪欧小姐可能代表着寇恩先生……考里尔先生说：“如果您能说说哪一点庸俗……我简直看不出来……”

戴维斯先生说：“再演一遍。要是有庸俗的地方，我告诉你。”他在梅迪欧小姐后边的位子里舒舒服服地往后一靠，嘬着奶油糖。梅迪欧小姐大衣的温暖的皮毛味和身上高贵的香水味一阵阵飘进他的鼻子来。他觉得这是生活中最大的享受，整个剧团都属于他一个人所有，至少百分之四十属他所有。当舞台上上来一群女孩子，个个穿着蓝色短裤、红色条纹衫，系着乳罩，戴着邮递员的帽子，手里拿着象征丰饶的羊角，戴维斯先生开始挑选起自己的“百分之四十”来：右边那个生着吊眼眉的黑皮肤姑娘，那个腿比较胖的大嘴姑娘（女孩子嘴大是个好门面）。女演员扭着屁股在两个邮筒中间跳着，戴维斯先生津津有味地嘬着太妃糖。

“这个舞剧叫《两个人的圣诞节》。”考里尔先生说。

“为什么？”

“你看，那些羊角是圣诞节礼物，古典式的礼物。‘两个人’使人想到一点儿两性关系。凡是标着‘两个人’的节目总有点儿那个意思。”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两个人的房间》了，”梅迪欧小姐说，“还有一个什么《两个人才能做一场梦》。”

“‘两个人’是不嫌多的。”考里尔先生说。他又可怜巴巴地央求说：“你能不能给我说说，到底什么地方庸俗？”

“比如说，那些羊角。”

“羊角是古典的，”考里尔先生说，“来源于希腊。”

“再比如，那些邮筒。”

“邮筒？”考里尔先生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喊起来，“邮筒有什么不好？”

“亲爱的，”梅迪欧小姐说，“如果你不知道邮筒为什么不好，我可不告诉你。如果你找些太太来，成立一个委员会，我倒不妨同她们讲讲。如果你坚持要邮筒，你得把它们染成蓝色，变成航空信件邮筒。”

考里尔先生说：“这是在做游戏吗？”他又气冲冲地问，“这是什么时候，你还要写信？”在考里尔先生转过身来的时候，演员们随着钢琴的叮咚声继续以极大的耐心跳着。她们把羊角献出来，又对着台下举起羊角，裤子上镶着的玻璃扣子在屁股上闪闪发光。考里尔转过身对台上生气地大喊道：“别跳了好不好？让我好好想一想。”

戴维斯先生说：“不错嘛，就这么演吧。”他觉得能驳斥梅迪欧小姐一下心里非常舒服。梅迪欧小姐身上的香水味弄得他心旌摇曳，既然他打败不了她，又不能同她睡觉，让她小小地下不来台也多少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征服一个出身高贵的妇女的欲望。他从青年时期起就一直做这种梦，那时他在英国中部一所纪律森严的寄宿学校里，他在课桌和位子上都刻上了自己的名字。

“您真的认为这样演挺好吗，戴维南特先生？”

“我姓戴维斯。”

“对不起，戴维斯先生。”这一下可铸成了大错，考里尔先生想，他把这位新的赞助人得罪了。

“我可觉得太低级了。”梅迪欧小姐说。戴维斯先生又往嘴里放了一块太妃糖。“往下演吧，朋友，”他说，“只管演下去。”戏又接着演下去，轻歌曼舞叫戴维斯先生神驰心荡，那歌声有时充满渴望，有时又甜美又哀愁，有时又勾得人心里发痒。戴维斯先生最喜欢那种甜美的曲调。当台上唱起“你有点儿像我妈妈”时，戴维斯先生真的想起了自己的妈妈。他真是个最理想的观众。一个人从舞台侧翼走出来，对考里尔先生喊了一句什么。考里尔先生尖声大叫：“你说什么？”一个身穿浅蓝色短上衣的演员机械地继续唱着：

你美丽的照片

只是那最甜蜜的一半……

“你是说圣诞树？”考里尔先生喊道。

在你的十二月里

我将永远记忆……

考里尔先生尖声喊：“把它拿走。”歌声唱到“另一个妈妈”时突然中断了，年轻人说：“你弹得太快了。”他同伴奏的人争论起来。

“我不能拿走，”站在舞台侧面的人说，“是订购的。”说话的这个人穿着一条围裙，戴着一顶布帽。他说：“是用一辆两匹马的马车拉来的。你最好来看一看。”考里尔出去了一会儿马上又走回来。“我的天！”他说，“那棵树足有十五英尺高。是谁开的玩笑？”戴维斯先生正在一个幸福的梦境里：一间豪华的大厅，熊熊的炉火，他的拖鞋烤得暖烘烘的，空中飘着一股好像梅迪欧小姐身上的高贵的香水味，他正要同一个非常可人、但出身高贵的女孩子上床睡觉。他们是这天早上在主教主持下正式结婚的。这个女孩子使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在你的十二月里……”

他突然听见考里尔先生说：“还有一木箱玻璃球和蜡烛。”

“什么？”戴维斯说，“是我的小礼物来了吗？”

“您的——小——？”

“我想你们要在舞台上举行圣诞节晚会，”戴维斯先生说，“我想和你们全体艺术家认识一下，共度圣诞佳节。跳一会儿舞，唱一两支歌。”看来对方显然并不热情，“多开几瓶香槟酒。”考里尔先生的脸上浮现出苍白的笑容。“啊，”他说，“您太客气了，戴维斯先生。我们非常感谢。”

“我送的圣诞树好不好？”

“很好，戴维——戴维斯先生，太了不起了。”穿浅蓝色运动服的年轻人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考里尔先生使劲瞪了他一眼。“我们都很感谢您，戴维斯先生。姑娘们，我们都很感谢，是不是？”全体人好像经过排练似的，温文尔雅地说了句：“可不是吗，考里尔先生。”只有两个人例外：梅迪欧小姐闷声不响，那个皮肤黝黑、眼睛乱转的女孩子过了两秒钟才说：“那还用说。”

这个女孩子引起了戴维斯先生的注意。与众不同，他带着赞赏的心情想，不随大流。他说：“我要到后边去看看那棵圣诞树。别让我影响你们排戏，朋友。你们接着排吧。”戴维斯先生走进舞台侧翼，圣诞树摆在化妆室前面，挡住了他的去路。一个电工正在往树上安一些小玩意儿，在电灯泡照耀下的一堆乱糟糟的道具中间，这株圣诞树给人以森冷、威严的感觉。戴维斯先生搓了搓手，心头涌起一股久已埋藏掉的童年的喜悦。他不由得赞叹了一句：“太好看了。”他充满了节日恬静、安详的心情，偶尔闪过的、关于莱文的念头只不过像飘在熠熠生辉的马槽上的几朵乌云而已。

“这棵树是不错。”一个声音说。这是那个皮肤黝黑的女孩子。她跟他走进后台来，下一个排演节目里没有她的角色。她生得比较矮，胖胖的，并不太漂亮，坐在一只箱子上望着戴维斯先生，带着一副既阴沉又友好的神情。

“增加了节日气氛。”戴维斯先生说。

“一瓶香槟酒也会的。”女孩子说。

“你叫什么名字？”

“鲁比。”

“排练完了以后跟我去吃点儿东西怎么样？”

“看来你的女朋友都不见了，是不是？”鲁比说，“我对吃一份洋葱牛排不反感，但是我可不愿意你跟我变魔术。我的男朋友不是侦缉人员。”

“你说什么？”戴维斯先生大声问道。

“你那个姑娘的男朋友是伦敦警察局的人。他昨天到剧团找她来了。”

“没什么。”戴维斯先生不太髙兴地说。他在考虑这件事的后果。“你跟我出去是很安全的。”他又说。

“你知道，我这人干什么也不走运。”

尽管戴维斯先生又听见了一桩不愉快的事，兴致还是很高。他可不是莱文，连小命都快保不住了。他的呼吸还带着刚才吃过的腰子和火腿味。他的耳边仍然回响着那句歌词：“你美丽的照片只是那最甜蜜的一半……”他舔了舔粘在臼齿上的一点儿糖渣说：“你现在走运了。你遇见我算是找到福神了。”

“我看你这人还可以。”女孩子说，出于习惯，阴沉沉地瞪了他一眼。

“大都会饭店，中午一点整，怎么样？”

“我会去的，除非我叫汽车撞了。我就是那么不走运，好容易有人请吃一顿饭，就会叫汽车撞上。”

“那倒也怪好玩儿的。”

“看你管什么叫好玩儿了。”女孩子说，身体在箱子上挪了挪，给戴维斯先生让了个地方。他们俩并排坐下，看着圣诞树。“在你的十二月里，我将永远记忆。”戴维斯先生把一只手放在她赤裸的膝盖上。这支曲子以及圣诞节气氛使他心情比较严肃。他的手虔诚地平放在那女孩子的膝上，就像主教用手抚摸一个唱诗班孩子的脑袋似的。

“辛巴德[20]。”女孩子说。

“辛巴德？”

“我的意思是说蓝胡子。这些童话剧把我脑子都搞糊涂了。”

“你不怕我吧？”戴维斯先生一边安抚女孩子，一边把头靠在她戴的邮递员帽子上。

“如果再有女孩子失踪，肯定该是我了。”

“她不该离开我的，”戴维斯先生柔声细气地说，“刚吃过饭就跑掉了。让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回家去。要是同我在一起，她就不会遇到危险了。”他试探着用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腰，捏了她一把。正好这时一个电工走过来，他又连忙把手松开。“你是个聪明的姑娘。”戴维斯先生说，“你在戏里应该演主角。我敢说你的嗓子一定很好。”

“我的嗓子好？我的嗓子简直跟雌孔雀的一样。”

“让我吻一下成吗？”

“吻吧。”他俩接了个吻。“我怎么叫你？”鲁比问，“管一个请我吃饭的人叫先生，我觉得有点儿可笑。”

戴维斯先生说：“你可以叫我——威利。”

“好吧，”鲁比说，愁眉苦脸地叹了口气，“希望你准时去，威利。大都会饭店。一点。我一定到。我只希望你别爽约，不然我的洋葱牛排就告吹了。”说完，她又回到舞台去，到她出场了。阿拉丁说什么……她对旁边一个女孩子说：“这人真容易上钩。”当他来到北京？“问题是，”鲁比说，“这些人我总是拴不住。都是同你鬼混一阵就跑掉了。但是不管怎么说，看样子我今天中午可以大吃一顿了。”她又说，“我又犯老毛病了，忘了把手指别起来[21]了。”

戴维斯先生已经看够了排练，他到剧场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要做的只是对剧团的电工和别的一些人说几句客气话就成了。他穿过化妆室从容地往外走，逢人便寒暄几句，掏出金制烟盒敬人一支香烟。谁知道将来会不会用得上他们？他对后台的情况不太熟悉，以为在服装员中间或许也能发现——怎么说呢，年轻的、有才华的姑娘，值得约到大都会饭店去吃一顿饭，鼓励一番。但他马上就看清了：所有的服装员都是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搞不清他为什么要溜到后台来，有一个老婆子居然还到处盯着他，生怕他藏在哪个姑娘的更衣室里。戴维斯先生觉得大失脸面，但他还是始终客客气气的。他从剧场后面走到寒冷的街头，对剧场挥了挥手。该去中部钢铁公司转一转，见见马尔库斯爵士了。

商业街空荡荡的，几乎没有行人，只是警察比往日多了许多，叫他感到有些奇怪。他把防空演习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谁也没有出面阻拦他，虽然没有人说得清戴维斯先生究竟是做什么的，所有的警察却都认识他。人们说这个头发稀疏、大肚皮、两臂浑圆、满是皱褶的人是马尔库斯爵士的一个年轻助手。他们这样说倒也没有什么讥笑的意思。既然马尔库斯爵士已经老得不能再老，相形之下，戴维斯先生自然称得起年轻了。戴维斯先生向马路对面的一个警官快活地挥了挥手，又往口里放了一块太妃糖。把伤员送到医院不是警察的事，因此没有人拦着他不叫他走路。看得出来，他那一团和气的胖脸很容易就会翻脸不认人，对你大发雷霆。警察看着他向制革街走去，脸上虽然没有表情，心里却盼望着他会闹出点儿什么笑话来。他们好像看着一个极有身份的人正走向一道结了冰的滑坡。

从制革街对面走过来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医学院学生。戴维斯先生并没有马上就看到对面走来的这个人，在他发现后，他似乎被那防毒面具吓了一大跳。他想：这些和平主义者做得也未免太过分了，哗众取宠，无聊至极。医学院学生拦住了戴维斯先生，对他说了一句什么，因为声音被面具遮住，戴维斯先生并没有听清。他把胸脯一挺，盛气凌人地说：“你胡说什么？我们早有准备了。”突然间，他想起来了：这是防空演习。他马上变得和气起来。这是爱国主义，不是反战分子的挑衅。“哎呀，哎呀，”他改口说，“我忘了。当然了，是演习。”防毒面具的厚镜片后面，一双眼睛正在盯住他，被面具笼罩住的话语模糊不清，戴维斯先生感到有些局促不安。他用开玩笑的语气说：“你不会把我送到医院去吧？我的事挺多。”医学院学生一只手揪住戴维斯先生的胳膊，好像在沉思什么。戴维斯先生看到街对面走过一个警察，脸上带着笑容，不由一阵气血上涌。空中的晨雾还没有完全散尽，一队飞机从雾气里穿过去，向南郊飞机场飞去，街头回荡起一阵低沉的隆隆声。“你看，”戴维斯先生努力不使自己的脾气发作，“演习基本已经结束了。马上解除警报的汽笛就要响了。让我在医院里浪费掉大好时光太没有意义了。你是认识我的。我叫戴维斯。诺维治的人谁都认识我。不信你问问对面的警察。谁也不能说我不爱国。”

“你认为演习快过去了？”那人问。

“我很高兴，你们年轻学生都这么热心。”戴维斯先生说，“我希望不久我会在医院看到你。医院每次有什么重要活动我都去。只要我听过你的声音我就决不会忘记你。可不是吗，”戴维斯先生说，“上次医院增设新手术室，我就是捐得最多的那个。”戴维斯先生很想继续赶路，可是那个戴面具的人却始终拦着他。如果绕到马路上走过去，叫人看着未免有失身份。也许那个人会认为他想逃跑，说不定还会扭打起来，白叫警察在街角上当笑话看。他突然对那个警察恨得要命，就像乌贼放了一股墨汁似的，戴维斯先生的心里也泛出一股毒液，把他的思想都染黑了。那个穿着警察制服的大猴子……居然敢笑话我……我要叫警察局把他撤职……我要同卡尔金谈谈这件事。他继续和颜悦色地同面前戴面具的人理论，一个瘦削的小个子，比孩子大不了多少，白袍子穿在身上晃晃荡荡的。“你们年轻人，”他说，“在干一件出色的事。我太佩服了。一旦战争爆发——”

“你是说你叫戴维斯吗？”那闷声闷气的声音说。

戴维斯先生突然冒火了：“你在浪费我的时间，我有要紧事。我当然是戴维斯。”他又努力压下自己的怒火说，“你看，我是个讲道理的人。我可以给你们医院捐一点儿钱，只要你说个数目。捐给你们十镑，就算赎金吧。”

“好，”那人说，“钱在哪里？”

“你可以相信我不会骗你的，”戴维斯先生说，“我身上从来不带那么多钱。”他有点儿吃惊，对方好像笑了一下，这人太无礼了。“好吧，”他说，“你跟我到我办公室去一趟吧，我把钱给你。但是我得要你们会计给我一张正式收据。”

“会给你收据的。”那人用平板的语调说，往旁边一站，给戴维斯先生让出路来。戴维斯先生的好性子又完全恢复了，他唠叨地说下去：“你戴着那玩意儿，大概吃不了太妃糖。”一个递信的小孩从他身边经过，防毒面具上面歪戴着帽子，他嘲笑地对着戴维斯先生吹了一声口哨。戴维斯先生的脸一阵发红，手指痒起来，很想去扯那孩子头发，揪他耳朵，拧他手腕。“小孩儿这回可有得好玩的了。”他说。他想同这位医学院学生谈谈自己的私事。同医生在一起他总有一种安全感，而且奇怪地感到自己是个要人。他可以把有关自己消化系统的一些最荒唐的事告诉医生，他认为医生会认为这些事极为重要，正像写幽默文章的作家乐于听别人讲滑稽故事似的。他说：“我最近老爱打嗝。每次吃饭以后都打嗝。我吃东西并不快……但是，当然了，你现在还在读书期间。但这方面的事你知道得一定比我多。另外我眼睛还老冒金星。也许我该少吃一点儿。可是这一点都不容易做到。因为像我这种地位的人每天都得应酬。比如说……”他攥住对方的胳膊，意在不言中地捏了一下，但是那个医学院学生毫无反应。“如果我答应你今天不吃午饭，那是白说。你们医学生通达世故人情，我告诉你也没关系。我跟一个姑娘有约会。在大都会饭店，中午一点。”由于某种联想，他摸了一下口袋，看看太妃糖是否还在那里。

他们又遇见一个警察，戴维斯先生向他招了招手。同戴维斯先生一起走的人始终一声不响。戴维斯先生想：这个年轻人非常腼腆，不习惯同我这样的大人物一起走路。这个想法使他原谅了年轻人的粗鲁无礼，甚至他对自己的不信任（戴维斯先生对这点本来就非常气愤）多半也出于年轻无知。因为早餐的腰子和火腿烧得都非常好，因为他给了贵族出身的梅迪欧小姐一点儿颜色看，因为他同一个有才华的姑娘定了约会，也因为这时莱文的尸体一定躺在停尸房的冰冷的石板上。因为所有这些事，戴维斯先生情绪非常高，对人也就特别和气。他拼命找一些话和这个年轻人闲扯，想打消他的局促不安。他说：“新手术室开幕的那天你们演出的那个节目很精彩。”他看了看那人细瘦的手腕，“你会不会就是那个装扮女孩子的学生，还唱了一支胡闹的歌？”在转进制革街的时候，戴维斯先生想起了那首歌词，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无论是在喝葡萄酒的时候，在俱乐部里，或是同熟人在一起，戴维斯先生只要一想起那些只能跟男性讲的粗俗的笑话，就要大笑一通，连他自己也数不清笑过多少回了。“简直要把我乐死了。”他把一只手搭在同伴的胳膊上，走进钢铁公司的玻璃门。

一个陌生人从墙角后边走出来，问讯处柜台后面一个办事员提高嗓子对他说：“没事儿。这是戴维斯先生。”

“怎么回事？”戴维斯先生一本正经地厉声问道。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营地，马上就端起架子来了。

便衣侦探说：“我们的眼睛得睁着点儿。”

“莱文？”戴维斯先生尖声问道。那人点了点头。戴维斯先生说：“你们把他放跑了？真是一群饭桶……”

侦探说：“您用不着害怕。只要他一露面，我们马上就把他抓起来。这回他绝对逃不掉了。”

“但是你干吗要到这儿来？”戴维斯先生说，“你在这儿等着……”

“这是命令。”那人说。

“你告诉马尔库斯爵士了吗？”

“他知道了。”

戴维斯先生一下子感觉自己非常疲倦，好像顿时变得老态龙钟了。他厉声对自己的同伴说：“跟我来，我把钱给你。我没有时间跟你浪费。”他拖着两只脚，有气无力地穿过一条用发亮的黑色合成材料铺面的过道，走向玻璃电梯间。戴着防毒面具的人也跟在他后面，穿过过道，走进电梯。电梯平稳地缓缓上升，这两人关在里面，就像鸟笼里两只亲密相依的小鸟。大厦一层又一层地被甩在下面，一个穿黑衣服的办事员正在办一桩神秘的差事，东奔西走，需要不少主办人签名；一个女职员捧着一叠卷宗，站在一间门还没有打开的办公室外边，嘴里念念叨叨，正在准备如何回答上司；一个送信的小孩脑袋上顶着一捆新铅笔，一边走一边玩儿。最后，电梯在一层空无一人的楼道上停住。

戴维斯先生有一件心事，他走得很慢，轻轻地扭动自己办公室的门把手，倒仿佛害怕屋子里有人等着他似的。但是他的办公室里并没有人。通向套间的门开了，一个有着蓬松的金黄头发、戴着角质镜框眼镜的年轻女人招呼了一声“威利”，但是在看到还有一个生人在场时，她马上又改口说：“戴维斯先生，马尔库斯爵士在找你。”

“知道了，康奈特小姐，”戴维斯先生说，“你可以给我找一份火车时刻表来吗？”

“你要走——马上就走？”

戴维斯先生犹豫了一会儿。“查一查到伦敦的车次——下午的。”

“好的，戴维斯先生。”康奈特小姐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屋子里又剩下他们两个人了。戴维斯先生打了个寒战，他把电灯打开。戴着防毒面具的人问了一句话，他那闷声闷气的声音似乎叫戴维斯先生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你是不是害怕什么？”那人问道。

“城里有一个疯子。”戴维斯先生说。他的神经非常紧张，倾听着走廊上任何响动：脚步声、电话铃响……刚才他实在是鼓足了勇气才说出“下午”两个字的。按照他的本意，他真希望立刻就离开诺维治市，而且走得越远越好。墙壁后边，一台倒垃圾用的小升降梯咯吱地响了一下，吓得他打了个哆嗦。他走过去把倒垃圾的小门上了锁。只有把每一扇门都锁上，严严实实地关在这间熟悉的办公室里，他才感到安全。这间屋子里的东西是他每日看惯的：写字台、转椅、摆着两只酒杯和一瓶葡萄酒的玻璃柜、书架、书架上放着的几本有关钢铁的科技书、一本《维台克年鉴》、一本《当代名人传》和一本《东方宠姬》。看着这些东西比去想楼下的侦探叫他心情舒服多了。他仔细打量着身边的这些杂物，倒好像第一次才发现它们似的，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感到过这间小屋子能够给他这么多平静和舒适。墙后的小升降台绞绳又咯咯吱吱地响了一下，戴维斯先生第二次打了个哆嗦。他把双层玻璃窗关好，气呼呼地叨咕了一句：“叫马尔库斯爵士等会儿吧。”

“谁是马尔库斯爵士？”

“我的老板。”通向他的女秘书的一扇门还开着，戴维斯先生有些不安，会不会有人从那边进来。现在一点儿也不忙了，他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办，需要有个人陪着他。他说：“你没有事吧？把那玩意儿摘掉，戴着它多闷啊。来，咱们喝杯葡萄酒。”在走向玻璃柜的时候，他顺手把女秘书的门关上，上好锁。他长吁了口气，从玻璃柜里取出酒瓶和酒杯。“现在真的没有别人了，我想跟你说说我这打嗝的毛病。”他满满地斟了两杯酒，但是不知怎么回事，手却不住地颤抖，葡萄酒洒了一桌子。他说：“每次都是吃过饭以后……”

那闷声闷气的声音说：“钱……”

“真的，”戴维斯先生说，“你这人太没礼貌了。你怎么能不相信我？我是戴维斯。”他走到写字台前边，打开一只抽屉，拿出两张五镑的钞票递过去。“记着，”他说，“我可要你们的会计开一张正式收据来。”

那人把钱装在口袋里。他的手放在口袋里没有拿出来。他说：“这不会也是偷来的吧？”戴维斯先生的脑子里马上出现了一幅图景：里昂街的角屋冷饮店、阿尔卑斯雪糕、一个杀人犯坐在桌子对面给你讲他如何杀死一个老妇人的事。戴维斯尖叫了一声，没能说出什么话来，只是一声哀求饶命的呼喊，像一个上了麻药的人在手术刀划破肉皮时发出的一声毫无意义的叫声。他惊慌失措地向屋子的另一头跑去，一把攥住套间的门把手，使劲扭动。他像是一个身体被阵地前沿铁丝网钩住的士兵，左冲右突，却怎么也挣扎不出来。

“过来吧，”莱文说，“那扇门你已经锁上了。”

戴维斯先生回到自己的写字台前边。他的两腿一软，扑通一声坐在纸篓旁。“我生病了，”他说，“你不会杀死一个病人的。”这个主意好像给了他一线希望。他使劲打着嗝，叫对方知道自己确实病得厉害。

“我先不杀你。”莱文说，“也许我会饶了你的命，只要你老老实实地按照我的话做。这个马尔库斯爵士，他是你的老板？”

“他年纪很老了。”戴维斯先生辩解说。他坐在纸篓旁边哀声痛哭起来。

“他有事找你，”莱文说，“咱们一起去吧。”接着他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呢。把你们两个一起找到。真是太巧了，我简直都不敢相信了。起来，起来！”他气冲冲地命令瘫软在地板上的这一团肥肉。

戴维斯先生在前面带路。康奈特小姐从过道另一端迎面走来，拿着一个纸片。“我查好车次了，戴维斯先生，”她说，“最合适的一趟是三点零五分的。两点零七分的太慢了，比三点零五分的早到不了十分钟。还有一趟是五点十分的，剩下的就都是夜间开的了。”

“放在我桌子上吧。”戴维斯先生说。他站在豪华的近代化的楼道上磨磨蹭蹭，不肯离开康奈特小姐，好像要和一千种东西告别：他的财富、他的权势、他舒适优裕的生活，只要给他机会的话，他都要和它们告别，甚至对那些“姑娘们”他也想说几句温存话，这还是他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呢。“好，你把它放在我桌子上吧。”他拖延着不肯迈腿。莱文一声不吭地站在他后边，手插在衣袋里。康奈特小姐发现他的脸色很不好，问道：“您不舒服吗，戴维斯先生？”

“我挺好。”戴维斯先生说。他像是一个深入蛮荒之地的探险家，在离开文明境界之前，觉得有必要留下一个标记。万一以后有人寻找他，那标记就会说：“向北”或“向西”可以找到我。戴维斯先生说：“我们到马尔库斯爵士那里去，梅。”

“他急着要找你呢。”康奈特小姐说。这时屋子里的电话铃响起来。“说不定又是他打来的。”她的高跟鞋一阵噔噔响，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戴维斯先生感到那只无情的手推了一下自己的胳膊肘，叫他继续往前走，上电梯。他们又升上一层楼，当戴维斯先生打开电梯门的时候，又是一阵恶心。他很想干脆倒在地上，让枪弹从脊背后射进自己身体里。通向马尔库斯爵士房间的那段亮闪闪的楼道对戴维斯先生来说不啻摆在一个气喘吁吁的运动员面前的一英里长的跑道。

马尔库斯爵士正坐在他的轮椅上，膝头上摆着一张类似在床上用餐的餐桌。他的贴身男仆正同他在一起。马尔库斯爵士的脸背着房门，但是他的仆人却一眼就看到戴维斯先生面无人色地走进来，身边还有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医学院学生。仆人感到非常吃惊。“是戴维斯吗？”马尔库斯爵士哑着嗓子说。他掰了一块饼干，喝了一小口牛奶。马尔库斯爵士正在吃早餐，准备蓄积精力应付一天的事务。

“是的，爵士。”男仆说。他惊诧莫名地看着戴维斯先生病恹恹地从一尘不染的橡胶地板上走过来，他看起来需要有人搀扶，随时可能跌倒在地上。

“你出去吧。”马尔库斯爵士小声命令他的仆人说。

“是的，爵士。”但这时那个戴面具的人已经把门锁上了。男仆的脸上露出一丝又惊又喜的神色，一种又渴望又不敢相信的表情。是不是终于要发生点儿什么事了？终于要发生一件有异于推着轮椅在橡胶地板上走来走去，有异于给这个老而不死的人穿衣、脱衣（老人虚弱得连洗澡都不成，身上总带着一股臭味），有异于给他端热水、热牛奶和饼干的事了？

“你不出去还等什么？”马尔库斯爵士又低声说。

“靠墙站着。”莱文突然对仆人吆喝了一声。

戴维斯先生气急败坏地喊：“他拿着枪呢。快点儿听他的。”其实他用不着说这话。莱文的枪这时已经亮了出来，把三个人都罩在枪口下：男仆靠着墙，戴维斯先生哆嗦着站在屋子中间，马尔库斯爵士把轮椅转过来看着莱文。

“你要干吗？”马尔库斯爵士说。

“你是老板吗？”

马尔库斯爵士说：“警察就在楼底下。你逃不走的，除非我——”电话铃响起来，响了好大一阵才停住。

莱文说：“你胡子底下有个疤痕，对不对？我不希望把事情搞错。他有你的照片。你们俩在一个少年管教所待过。”他怀着一肚子怒气环顾了一下这间豪华、宽敞的大办公室，脑子里又出现了喑哑的铃声、石头台阶、木椅和那间狭小的公寓，电炉上正在煮鸡蛋。这个人显然比那个老部长爬得高多了。

“你发疯了。”马尔库斯爵士仍然珍惜着自己的力气，声音低低地说。他年纪太老了，已经不会被什么意外的事吓住了。一支手枪对他说来并不比坐椅子的时候迈错一步、进浴盆的时候滑一跤危险性更大。他似乎只是感到有些气恼，因为早餐被打断而心里不痛快。他把头俯到餐桌上，大声咂了一口热牛奶。

男仆靠着墙突然开口说：“他有一块疤。”但是马尔库斯爵士根本不理会这些人，只顾喝自己的牛奶，牛奶滴落在他稀疏的胡须上。

莱文的枪口对着戴维斯先生转动了一下。“是他吧？”他说，“要是你不想叫你肚子上吃枪子，你就老实告诉我，是这个人吧？”

“是他，是他。”戴维斯先生满脸恐惧、低声下气地说，“他想出了个主意。是他出的主意。公司那时候已经周转不灵了。我们得想办法赚钱。这件事叫他一下子赚了五十多万镑。”

“五十万镑！”莱文说，“可他只给我二百镑，而且还不能用。”

“我跟他说过，应该大方一点儿，可是他叫我闭嘴。”

“要是我当时知道那个老人是那样一个人，”莱文说，“我就不干了。我为你们把一个人的脑袋打碎了。还打死了个老妇人，一颗子弹从两只眼睛中间射进去。”他对马尔库斯爵士大声喊道：“这都是你干的好事。你觉得干得挺漂亮，是不是？”但是马尔库斯爵士坐在那里一点儿表情也没有，他老得连想象力也丧失了。他亲手制造的死亡同他在报纸上读到的凶杀案没有什么两样。他有的只是一小点儿馋嘴（贪喝一杯牛奶），一小点儿不道德行为（偶尔把他的老爪子放到女孩子衬衫上面摸到一点儿生命的热气），一小点儿贪心和计算（一条命换来五十万英镑），外加一小点儿固执的、几乎可以说是习惯性的自卫本能。这就是马尔库斯爵士的全部感情了。正是由于求生的本能，他才不叫对方发觉，一点点儿把轮椅向桌边的电铃移过去。他柔声细气地说：“我否认这些。你发疯了。”

莱文说：“我现在已经找到你们了，而且这个地方也再合适没有了。即使警察把我打死，”他拍了拍手中的枪，“这也是个见证。这就是我那次使用的枪。根据这支枪，他们会知道那次是谁作的案。你们叫我把枪丢下，我没听你们的话。即使我不打死你们，那件事也够关你们几年监牢的。”

马尔库斯爵士一面偷偷地转动轮椅，一面继续柔声细气地说：“一支七号柯尔特。这个牌子的枪，兵工厂制造了成千上万支。”

莱文生气地说：“现在警察局对枪支有很深的研究，没有他们调查不出来的。他们有专家——”他想在打死马尔库斯爵士以前先好好地吓唬吓唬他。叫马尔库斯爵士比被他打死的那个老妇人少受罪，似乎太不公平了。他说：“你要不要祈祷？你是犹太人，是不是？比你好的人也相信上帝的。”他说这话时，心里想的是那个叫安的女孩子，他想到她在那间黑暗的小木板房里祈祷的事。马尔库斯爵士的轮椅碰到了写字台，启动了电铃，一阵铃声从电梯井下面隐隐传上来。铃声很久也没有停息，但是莱文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直到那个男仆压制不住多年的积恨，警告说：“这个老浑蛋，他在按警铃了。”莱文还没有想到该怎么办，已经有人来到门外，晃动起门把手来。

莱文对马尔库斯爵士说：“叫他们别碰这扇门，不然我就开枪了。”

“你这傻瓜，”马尔库斯爵士哑着嗓子说，“他们抓住你，只不过拿你当小偷办。要是你杀死人，就要处绞刑了。”但是戴维斯先生却不这样，只要能够保住性命，连一根稻草他也抓住不放。他尖声对门外喊：“离门远一些。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靠近房门。”

马尔库斯爵士咬牙切齿地说：“你是个傻瓜，戴维斯。他要是想打死咱们，反正——”在莱文拿着枪比着他们的时候，这两人狗咬狗地争吵起来。“他没有理由要打死我，”戴维斯先生尖声喊道，“这件事是你闹出来的。我只不过是代表你。”

仆人哈哈笑起来。“二对一，好滑稽。”他说。

“闭嘴。”马尔库斯爵士恶狠狠地对戴维斯先生说，“我可以随时把你弄走。”

“你试试看。”戴维斯先生像只公孔雀似的嘎嘎叫着。

门外传来用身体撞门的声音。

“西兰德金矿我已经备了案。”马尔库斯爵士说，“东非石油公司我也备了案。”

莱文一阵气往上蹿。在叫马尔库斯爵士祈祷的时候，他本来有一种即将获得安详宁静的感觉，但这两人却搅得他心烦意乱起来。他举起枪来，对着马尔库斯的胸口开了火。这是唯一使他闭嘴的方法。马尔库斯爵士一下子趴在餐桌上，牛奶杯打翻了，写字台上的文件被打湿了一片。他口中吐出鲜血。

戴维斯先生不停嘴地为自己申辩。“都是他，这个老魔鬼，”他说，“你听见刚才他说的话了。我有什么办法？我被他握在掌心里。你不应该跟我过不去。”他对门外尖声叫道：“离开门。你们要是不走开，他就要打死我了。”牛奶一滴滴地落在写字台上，戴维斯先生向门外喊过话后，马上又对莱文说起来：“要是没有他，我是不会做什么的。你知道他想怎么惩治你？他到警察局长那里去，让局长给警察下命令，一发现你就开枪。”戴维斯先生的眼睛躲着对着他胸口的手枪。仆人靠着墙，面色苍白，一言不发，好奇地望着马尔库斯爵士往外淌血，气息越来越弱，似乎被这个景象迷住了。事情原来这么简单啊，他好像正在想，如果我也有勇气……这么多年来……随便哪个时候……

门外一个声音喊道：“你还是马上开门吧，不然我们就用枪把门锁打穿了。”

“看在上帝的面上，”戴维斯先生气急败坏地尖叫着，“你们别管我了。他会打死我的。”防毒面具后面的一对眼睛心满意足地紧紧盯着他。“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他哀求道。他从莱文的头上面看到墙上的挂钟：从吃过早餐到现在还不到三个小时，他的嘴里还挂着腰子和火腿味儿，他不能相信这就是他生命的尽头了，一点钟他跟一个女孩子还有个约会，哪有赴约之前被人打死的道理？“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他嘟囔说，“真的没做过。”

莱文说：“是你，想杀死……”

“谁也没有，我没想杀过谁。”戴维斯先生呜咽着说。

莱文踌躇了一会儿，他还不习惯说这个字。“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往后站，”莱文对门外喊道，“你们要是开枪我就打死他。”他又转过来对戴维斯先生说，“那个女孩子。”

戴维斯先生抖成一团，好像害了圣维特斯舞蹈症。他说：“她不是你的朋友。她要是不说，这些警察怎么会到这儿来……除了她谁还知道……”

莱文说：“我就为了那件事要把你打死，不为别的。她是正直的。”

“别，”戴维斯先生尖声喊，“她是一个警察的女朋友。他是伦敦警察局警察的女朋友。她是麦瑟尔的女友。”

莱文的枪响了。出于绝望，他有意打碎了自己最后一个逃生的机会。本来一枪就可以解决问题，他却打了两枪，好像他打的不是这个号叫着淌着血的胖子戴维斯先生，而是整个世界。他开枪射击的确实是这个世界。因为一个人的世界就是他的生命，而莱文开枪打碎的就是他一生的生活：他母亲的自寻短见、少儿管教所里的长年幽禁、赛马场的流氓集团、凯特之死、老部长和老妇之死……他没有别的任何出路。他试图向一个人忏悔，但结果仍然像过去一样碰了壁。除了你自己脑子里想象的人以外，谁也无法信任：没有一个医生、一个牧师或一个女人可以信任。城市上空响起了汽笛的长鸣声：防空演习结束了。教堂马上敲起了庆祝圣诞的钟声。狐狸还有自己的洞窟，可是人之子却……一颗子弹把门锁射穿了。莱文齐腰举着枪，对门外喊：“你们里面有没有一个叫麦瑟尔的狗崽子？要是有，最好叫他靠后一点儿。”

在他等着房门最后被打开的短短一刹，许许多多的事一下子都涌到他的脑子里来。他记不清细节，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团迷雾，在他等着最后一场复仇的机会到来时，他的心就被这团雾气笼罩着。在落着雪子的一条黑暗的街道上，飘着一个人的歌声：“他们说有这是一个男人从格陵兰带来的雪莲……”一个老年人用平板、文雅的语调在读着《莫徳》：“啊，我多么希望，经过长久的哀思……”他站在汽车库里，感到自己心头上的冰块正在融化，有一种奇异的痛苦。他好像正在穿过一个陌生国土的关卡，过去从来没有到这里来过，今后也决不会再离开这个地方。咖啡馆里的驼背女孩子说：“他又丑又坏……”石膏做的圣婴躺在母亲怀抱里，等着背叛的十字架、鞭打和长钉。她对他说：“我是你的朋友。你可以相信我。”又一颗枪弹从门锁打进来。

靠墙站着的那个仆人脸色苍白，对莱文说：“看在上帝的面上，别打了。他们总会逮住你的。他说的是实话。是那个女孩子。我听他们打电话说了。”

我的动作要快，莱文想，门一打开，我必须先开枪。但是他的脑子里千头万绪乱成一团。他嫌面具遮住眼睛看不真切，便用一只手笨拙地把它摘掉，扔在地上。

仆人看到了莱文脸上红肿的嘴唇，一对漆黑、愁惨的眼睛。他说：“从窗户出去。爬到楼顶上去。”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人思想已经麻木了，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做最后一番挣扎。他迟缓地把头转过去，窗外一台油漆工人使用的吊台正晃晃悠悠地贴近大玻璃，第一个看见的还是马尔库斯爵士的仆人。站在油漆工吊台上的是麦瑟尔，他这次干的是一件拿生命当儿戏的事。吊台晃来晃去，麦瑟尔一手拉着一根绳子，一手在够窗户，在莱文转过身来的时候。他悬在窗户外面，身下六层楼底下才是狭窄的制革街，完全没有办法掏出自己的手枪。对莱文来说，他是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活靶子。

莱文呆呆地看着他，慢慢开始瞄准。打中这个人并不是难事，但是他好像已经失去杀人的兴趣了。他现在感觉到的只是痛苦和绝望，是一种对一切事都已厌倦的心情，就连这次又被人出卖也引不起他的愤怒和仇恨了。冷雨飘摇下漆黑的威维尔河已经把他和一切敌人分隔开了。啊，基督！我多么希望……但是他自从诞生以后便注定要落得这么一个下场，被一个又一个人出卖，直到通向生活的每一条道路都被堵住，被他死在地下室的母亲出卖，被管教所里的牧师、被夏洛特街上那个鬼鬼祟祟的医生出卖，没有一个人同他站在一边。他又怎能逃脱得了世界上最最常见的一种出卖——女人的善变呢？就连凯特也是这样，如果不是因为女人，他一定没丧命呢。不论是彭利滋还是卡特尔，不论是姚西还是巴拉尔德，不论是巴克尔还是“大丹狗”，或迟或早都坏在女人手里。莱文一边想，一边心不在焉地慢慢瞄准，他有一种奇怪的屈辱感，但在孤独凄凉中却感到自己并不孤单。他又想到了“伞兵”和梅休，这两人都曾经认为他们的女朋友和别人的不同，他们的爱情是崇高的。一个人出生以后唯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比降临人世更干净、更利落地离开人世。莱文第一次对他母亲的自杀不再气恨了。正当他犹豫不决地瞄准窗外时，背后的门被撞开了，桑德斯的子弹从背后打进他的身体。死亡带着无法忍受的痛苦降临在他身上。他必须像女人分娩婴儿一样分娩自己的痛苦。剧烈的阵痛使他呜咽着、呻吟着，最后从他体内出来了，莱文随着自己的独子走进广阔无垠的寂寥中。

第八章

一

每逢有人进出餐馆，便从里面漏出一股菜香。当地的扶轮社社员正在楼上的雅座里会餐。鲁比站在门口，可以听见酒瓶瓶塞砰砰的开启声，还有人在朗读打油诗。已经一点过五分了。鲁比走到外边和看门人聊天。她说：“最糟糕的是，我这个人最讲究守时。他告诉我一点钟，我就准时到这儿来了，一心想好好吃一顿。我知道女孩子应该让男人等着，可是架不住肚子饿呀！他就不能准时来吃饭吗？”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问题是我老不走运。我是那种女孩子，连寻寻开心都不敢，因为准知道自己会怀孩子。我不是说我已经有孩子了，但是有一次我真的传染上腮腺炎了。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成年人会传染给我腮腺炎？可我就是这种事事不走运的人。”她又说：“你穿着这一身镶边的制服，戴着好几个勋章，可真漂亮。你是不是可以跟我说几句话呀？”

市场比平常任何时候人都多，因为防空演习刚刚结束，想最后买一点儿圣诞节用品的人都出来晚了。只有阿尔弗雷德·派克尔太太一个人是戴着防毒面具出来买东西的，因为她是市长夫人，得给别人做个榜样。现在她已采购完毕，正在回家的路上。她的小狗秦基跟在她身边，在泥泞的地上拖着肚子和腿上的长毛，嘴上还叼着一个特制的小面具。秦基走到一根电线杆子底下，尿了一摊尿。派克尔太太说：“哦，秦基，你这个小坏东西。”看门人满脸愠怒地向市场那边眺望着。他戴的是蒙斯[22]勋章和军人勋章。他负过三次伤。每当商人们到这里来进餐，什么克罗斯威特·克罗威特公司的高级旅行推销员呀，大马路上大食品杂货店的经理呀，他都要把玻璃门给人打开。有一次他还不得不跑到马路上搀扶一个胖子走下出租汽车。他走回餐馆，站在鲁比旁边听她闲扯，脸上没有表情，心里却充满了同情。

“晚了十分钟了。”鲁比说，“我本来以为这个人是信得过的。我本来应该摸摸木头或者把指头交叉起来的。现在倒霉，算我活该。我宁愿丧失了荣誉也不愿失掉一顿午餐。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很爱摆架子。说是他叫戴维斯。”

“他总是带女人到这儿来吃饭。”看门人说。

一个戴夹鼻眼镜的小个子从他们身边走了进去。“圣诞节快乐，哈罗斯。”

“祝您圣诞快乐，先生。”看门人说，“你同这个人交往不长的。”

“我连一盘汤都还没喝上呢。”鲁比说。

一个卖报小孩走过去，叫卖《新闻报》中午出的号外和《日报》的晚版。几分钟以后又有一个卖报的小孩走过去，叫卖《邮报》出的号外和一份贵族报纸《卫报》的晚版。听不见卖报小孩口里喊的是什么，他们手里的广告被东北风刮得卷了起来，只能看见一张上有一个“——剧”字和另一张上的一个“——杀”字。

“也应该有个限度呀，”鲁比说，“女孩子可不能那么自轻自贱。十分钟是最大的限度了。”

“你等了可不止十分钟了。”看门人说。

鲁比说：“我就是这种人。你会说我太容易上手了，是不是？我也是这么想，但是我好像从来也不能引动他们。”她又非常悲惨地加了一句，“问题在于，我是个生来就使男人幸福的人。这从我的一举一动都看得出来。就因为这个，他们都不愿意接近我。我一点儿也不责怪他们。我自己也不喜欢我这样。”

“看，那是警察局长，”看门人说，“到局里喝酒去了。他在家里老婆是不许他喝的。祝您圣诞愉快，先生。”

“他好像有什么急事。”一张报纸广告飘动着露出一个“悲——”字来。“他会不会招待一个女孩子一顿配有洋葱、土豆的上好牛排？”

“你听我说，”看门人说，“你再等五分钟我就下班了，咱们一起去吃午饭。”

“你说话可得算数。”鲁比说。这次她没有忘记把手指交叉了一下，又摸了摸木头，然后走进饭店，坐下来，同假想中的舞台监督进行了一场很长的谈话。她脑子里的这位大人物样子同戴维斯先生差不多，但是同人定了约会从不爽约。舞台监督称赞她是个有才能的演员，请她出去吃饭，吃过饭以后把她带到一套豪华的公寓里，请她喝了好几杯鸡尾酒。他问她愿不愿意签订一个合同，到伦敦西区演出，周薪十五镑。他还对她说，想请她看看自己的公寓住房。鲁比胖嘟嘟的面孔上愁云消散了，她开始兴奋地摆动起一条腿来，惹得一个正在计算正午市场价格的商人非常生气，狠命瞪了她一眼，唠叨着搬到另外一张台子上。鲁比开始自言自语起来：“这是餐厅，从这里通向浴室。这是卧室，很雅致，是不是？”鲁比马上回答说她同意每周十五英镑，但是她还需要在西区演出吗？想到这儿，她抬头看了看钟，走了出去。看门人正在等着她。

“怎么？”鲁比说，“你就穿着制服陪我出去吗？”

“我只有二十分钟时间。”看门人说。

“那就吃不了牛排了。”鲁比说，“好吧，我想香肠也凑合了。”

他们走到市场另一边一家小餐馆里，坐在柜台前面吃香肠，喝咖啡。“你这身制服叫我真不舒服，”鲁比说，“谁都以为你是个带着女朋友出来散心的卫兵。”

“你们听见枪声了吗？”柜台后边的人问他们说。

“什么枪声？”

“就在你们饭店拐角的中部钢铁公司里边。死了三个人。老魔鬼马尔库斯爵士和另外两个人。”他把中午版的报纸摊开，放在柜台上热水罐旁边。隔着香肠、咖啡杯和胡椒瓶，马尔库斯爵士那张邪恶、苍老的脸和戴维斯先生那张焦灼的胖脸瞪着眼睛看着他们。“原来他没来赴约是这么回事啊。”鲁比说。她半晌没有说话，只顾埋头看报。

“我真搞不懂莱文要干什么。”看门人说，“你们看这里。”他指给他们看这一栏下面的一小段报道。这条新闻说，伦敦警察局特别政治部的负责人已经乘专机到达诺维治市，下机后直赴中部钢铁公司。“我一点儿也看不懂。”鲁比说。

看门人翻了几页，想看看别的什么消息。他说：“真奇怪，眼看就要打起仗来，他们头版却在报道什么谋杀案，把战争的消息挤到后边去了。”

“也许不会打仗了。”

他们闷头吃了一会儿香肠。鲁比觉得很奇怪，戴维斯先生刚刚还跟她一起坐在道具箱上欣赏圣诞树，现在却被人打死了，而且死得那么惨，那么痛苦。也许他还是准备来赴约的。他不是个坏人。她说：“我觉得他挺可怜。”

“你觉得谁可怜？莱文？”

“啊，不是莱文。我是说戴维斯先生。”

“我知道你的感情。我也觉得有点儿可怜——那个老家伙。我在中部钢铁公司干过事。他有时候心肠很好，过圣诞节的时候到处送火鸡，不算太坏。比我在饭店干事强多了。”

“咳，”鲁比把杯子里的咖啡喝干说，“还是得活下去啊。”

“再喝一杯吧。”

“我不想敲你的竹杠。”

“没关系。”鲁比坐在高凳子上把身体倚在他身上，两个人的手碰到一起。他们两人因为都有一个认识的人突然惨死而感到心情有些沉郁，但是又因为这种共鸣好像找到了同伴，心头有一种甜丝丝的、寻得依靠的奇怪感觉。他们好像感到很安全，好像沉浸在没有情欲、没有变幻无常，也没有痛苦的爱情里。

二

桑德斯向一个中部钢铁公司的职员打听了一下盥洗室的位置。他洗了洗手，心里想：“这件事算完了。”他干得并不太满意，本来是个简单的盗窃案，结果却出了人命，连凶手本人一共死了三个人。整件事有一种神秘气息，但是却什么也没有暴露出来。麦瑟尔这时正同政治部负责人一起，在最高一层检查马尔库斯爵士的私人书信和文件。那个女孩子说的事有可能是真的。

桑德斯被那女孩子搅得心神不安。一方面他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气和鲁莽，另一方面他又恨她给麦瑟尔带来的痛苦和折磨。“得把她带到伦敦警察局去，”麦瑟尔说，“可能要对她提起控诉。乘三点零五分的火车去伦敦，安排她在一间单独的车厢里，把门锁起来。在这个案子调查清楚以前我不想和她见面。”唯一令人欣慰的是，莱文在停车场打伤的那个警察已经安全度过了危险期。

桑德斯离开中部钢铁公司，走到制革街上，因为无事可做感到难受。他在市场的转角走进一家酒馆，喝了一品脱苦啤酒，吃了两根冷香肠。生活好像又恢复了常态，又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起来。酒吧间后面的墙上挂着电影院的广告，广告旁边的一张招贴引起了他的注意：“新法治疗口吃病。文学硕士蒙泰古·菲尔普斯先生将在共济会大厅公开讲解，免费入场，会上进行募捐。时间：二点整。”一家电影院正放映埃迪·坎特的新片，另一家电影院则放映乔治·亚理斯主演的影片。桑德斯准备在临开车以前再回警察局去押解那个女孩子。过去他试过很多很多治疗口吃的办法，现在再试一次倒也无妨。

共济会大厅非常宽敞，墙上挂着共济会领导人物的大照片，所有的人都戴着绶带和不知什么名堂的勋章。这些照片上的人物个个像生意兴隆的杂货店经理，给人以颇难忍受的安宁、幸福感。这些营养充足、事业成功、地位有保证的人高高地挂在墙上，而下面大厅里则是一小群不得其所的人，穿着老旧的胶布雨衣，戴着褪了色的紫红色呢帽，系着学校的领带。桑德斯跟在一个战战兢兢的胖女人后面走进了大厅。一个招待员过来问：“两——两——两——”“一个。”桑德斯说。他在靠前边的一个位子上坐下，听着身后两个口吃的谈话。这两人叽叽喳喳，说得和中国话似的。他们急促地连续说出几个字以后便结结巴巴起来。大厅里一共聚集了大约五十人。他们偷偷摸摸地彼此看着，就像丑人照镜子一样。从这个角度看，桑德斯想，我的口吃倒还不是最厉害的。这些人聚在一起像是找到了难友，正因为彼此不能顺畅地交际，倒好像他们思想都是相通的一样。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一个奇迹。

桑德斯同大家一起等待着，正像他站在装煤的车皮后面等莱文现身一样耐心。他并没有感到多么沮丧。他知道他对自己欠缺的这种本领也许过分看重了。即使他说话非常流利，不再担心那些总是使他陷入窘地的齿音，可能他仍然无法表达出他的爱慕和钦佩来。具有讲话的能力并不等于掌握了要说的言辞。

文学硕士蒙泰古·菲尔普斯先生走上讲台。他穿着一件礼服大衣，漆黑的头发涂了很多油，发青的下巴薄薄地扑了一层粉。他身上带着一股坚定自信、无所畏惧的神气，好像对患有口吃病、抑郁沮丧的人说：“看啊，只要你们也有信心，跟我上几次课，一定能治好口吃。”这位蒙泰古·菲尔普斯先生年纪四十二三岁，看来生活很富裕。他一定有自己的一套不能公之于众的生活。看到他你不由得联想到舒适的软床、丰盛的饭菜和布莱顿的旅馆。桑德斯一时想起了戴维斯先生。这天上午他还看见戴维斯先生神气活现地走进中部钢铁公司的大厦，没过半个小时就惨不忍睹地送掉性命了。

莱文杀了他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后果，杀人只不过像是梦中的一个幻境。戴维斯先生现在又显身出来了。这些人都是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你是永远也打碎不完所有棋子的。突然，桑德斯从蒙泰古·菲尔普斯先生的肩膀上看到讲台上面挂着的共济会领导人的照片：一张苍老的脸、鹰钩鼻子、一小撮胡须，那是马尔库斯爵士。

三

卡尔金少校走出中部钢铁公司的时候脸色煞白，他第一次看到了杀人流血的惨景。这就是战争啊。他脚步匆匆地走到警察局，发现督察也在局里，心里安定下来。他神情谦恭地要了一杯威士忌酒，开口说：“真叫人心惊胆战。昨天晚上他还在我家吃饭呢。派克尔太太也去了，带着她的小狗。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瞒住他，没叫他发现那条狗。”

督察说：“派克尔太太的狗惹了不少祸，真比诺维治市任何人惹的麻烦还多。我跟你说过没有？有一次它溜进大马路的女厕所去了。这条狗看起来一点儿也不起眼，可是动不动就闹出点儿事来。如果不是派克尔太太的，我们早就把它处置了。”

卡尔金少校说：“他要我给你们下个命令，那人一露面就开枪把他打死。我告诉他我不能下这个命令。现在我想，要是真照他的话做了，可能会少死两个人呢。”

“你别为这件事后悔了，长官。”督察说，“你也知道，你就是发布这种命令我们也不会执行的。不要说你，就是内政部大臣下命令也不成。”

“这个老家伙是个怪人，”卡尔金少校说，“他似乎认为我肯定能够支配你们。他对我许了很多诺。我猜想他是你们所谓的那种天才。这种人我们再也找不着了。真是可惜。”他又给自己斟了一杯威士忌。“正好在这样一个时期，我们非常需要像他这样人的时候。战争……”卡尔金少校握着酒杯停了一会儿，眼睛愣愣地盯着杯子里的酒。他好像在那里面看到了很多东西：新兵训练营、衣橱里的军服……现在他再也不能提升为上校了。但是话又说回来，马尔库斯爵士也阻拦不了……但是说来奇怪，他不再像过去那样一想到主持军事法庭就兴高采烈了。他接着说：“防空演习似乎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我觉得不太应该叫医学院学生管那么多事。他们闹得太过火了。”

“他们有一伙人，”督察说，“大吼大叫地从警察局前面跑过去，到处找市长。我真弄不懂，这些人为什么像猫儿捉老鼠似的总要去捉弄市长。”

“老派克尔是个好样儿的。”卡尔金少校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句。

“他们闹得太过火了。”督察说，“我接到威斯敏斯特银行经理希金波坦的一个电话，说他女儿在车库里发现了一个学生，没穿裤子。”

卡尔金少校又活过来了。他说：“我想那一定是罗斯·希金波坦了。她不会说假话的。她怎么做的？”

“希金波坦说她把他着实训了一顿。”

“应该训训他。”卡尔金少校说。他转动了一下手里的酒杯，把剩下的威士忌一口喝干：“我一定得把这件事告诉老派克尔。你是怎么回答他的？”

“我告诉他，他女儿没有在车库里发现一具死尸，还算万幸。你知道，莱文的衣服和防毒面具就是从这个学生身上剥下来的。”

“可是这个学生到希金波坦家去干什么呀？”卡尔金少校说，“我想我要去银行兑一张支票，问问老希金波坦这件事。”他开始笑起来。空气中的迷雾已经澄清了，生活又恢复了常态：一件丑闻，同督察喝一杯酒，给老派克尔讲个新闻。他在去威斯敏斯特银行的路上差点儿和派克尔太太撞个满怀。为了躲开这个女人，他不得不一头钻进路旁一家商店里。秦基走在派克尔太太前头，他非常害怕那条狗会跟着他走进商店。他做了个姿势，仿佛向街心拋去一个球，但是秦基不是喜欢和人闹着玩的狗，再说它嘴里已经叼着一只小防毒面具了。卡尔金少校急忙把背转过来，俯身在柜台上。他发现这是一家卖缝纫用品的小店，过去他从来没有到这种店铺来过。“您要买什么，先生？”店主问。

“吊裤带，”卡尔金少校急中生智地说，“我要买一副吊带。”

“什么颜色的，先生？”

卡尔金少校斜着眼睛看着秦基从店铺门口走过，派克尔太太跟在后面也走了过去。“紫红的。”他如释重负地说。

四

老妇人轻轻关上街门，踏着脚走过漆黑的过道。如果是生人，在这间屋子里是看不清路的。但是她对这里每件东西的位置都一清二楚：帽架在什么地方，摆杂物的桌子在什么地方，楼梯在什么地方，她全了如指掌。她手里拿着一张晚报，为了不扰乱阿基，轻手轻脚地打开厨房门。她的脸上露出又惊又喜的神色，但是却没有出声。她把提篮拿到滴水板前边，把篮子里的东西——土豆、一个菠萝碎块罐头、两个鸡蛋和一块鳕鱼——放在板子上。

阿基正在厨房桌上写一封长信。他把他妻子用的紫墨水推在一边，使用自己最好的一瓶蓝黑墨水。他用的笔是拥有狭长墨槽的钢笔。他写得很慢、很小心谨慎，有时一个句子先在另一张纸上起好稿，然后才抄在信纸上。老太太站在污水池旁边看着他，等着他首先讲话。尽管她连大气也不敢出，呼出的气息有时却带着小哨的声音。最后，阿基把笔放下。“怎么样，亲爱的？”他说。

“哦，阿基，”老妇人喜形于色地说，“你猜怎么着？查姆里先生死了。叫人打死了。”她又补充说，“已经登报了。莱文也死了。”

阿基看了一会儿报纸。“真可怕，”他心满意足地说，“还死了一个别的人。真是一场大屠杀。”他仔细读着这段新闻。

“真没想到，咱们诺维治会发生这种事。”

“他是个坏蛋，”阿基说，“但是现在他人已经死了，我也就不便说他的坏话了。他把我们牵扯进了一件让我感到羞愧的事。我想，今后咱们住在诺维治没有危险了。”阿基的脸上现出极端疲倦的神情，看了看他用工笔小字写的三张信纸。

“哎呀，阿基，你把自己累坏了。”

“我想这封信会把事情都澄清的。”阿基说。

“给我念念，亲爱的。”老妇人说。她背靠着污水池，非常耐心地等着自己的老伴读信，一张恶毒的、皱皱巴巴的老脸露出一种温柔多情的样子。阿基开始读信。开始时，他读得很慢，不是很顺畅，但是读了几句，就从自己的声音里取得了信心。他抬起一只手摸了摸衣领。“主教大人钧鉴……”他读道，“我现在给您写一封正式信件，因我不愿叨冒和您旧日的交谊。”

“就这么写，阿基，真没有人比得上你。”

“这是我第四次给您写信……与上次相隔约十八个月。”

“有那么久吗，亲爱的？那次是我们到克拉克顿旅行回来。”

“约十六个月……我完全了解您上次复信的内容。您认为我的事情已受宗教法庭正式审理，早已结案。但如果您能认识到我如何身受冤屈，主教大人，您的正义感一定会叫您竭尽全力，重新开庭听我申诉的。如果此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只会认为是生活中的一个小节，而我却因此而含冤终身。尤有甚者，即此小节过失也是枉加在我头上的。”

“写得太好了，亲爱的。”

“下面我就转入具体情况：主教大人，请您想一下，一个旅馆的女仆一年以前在一间黑暗屋子里见过一个人（根据她的证词，她承认当时那人没有允许她拉开窗帘），一年之后她在法庭上如何能发誓证明这是同一个人呢？至于看门人的证词，我当时在法庭上就提出疑问：是不是上校和马尔克·艾格尔顿太太对这人行了贿。但法庭不允许我提出这个问题。这种根据诽谤、误解和假证而定的罪，您认为公正吗？”

老妇人又怜悯又有几分骄傲地笑了：“这是你写得最好的一封信了，阿基。”

“主教大人，人所共知，马尔克·艾格尔顿上校在教区宗教会议上是我的死敌，法院这次调査可以说是他一手挑唆起来的。至于马尔克·艾格尔顿太太，则是一条人所不齿的母狗。”

“这么写好吗，阿基？”

“亲爱的，有时候一个人被逼到死胡同里，只能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此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再往下我就把我过去的证词再仔细申述一遍，但是这回我把论据提得尖锐多了。最后，我用世俗的人能理解的道理为自己申辩。”这一段他已经背得下来了，于是他就以他的妻子为对象慷慨激昂地讲起来，一对深陷的、疯狂的、好像圣徒似的眼睛紧紧盯着她。“主教大人，即使那人的假证和受人贿买的证词都实有其事，那又怎样呢？难道我犯的是不可原宥的罪恶，难道我就应该为此终生忍受折磨，失去生计，甚至得靠着不体面的手段才能养家糊口？人是由肉体和灵魂两部分组成，这一点再没有谁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了。主教大人，就是您，我也在寻欢作乐的场所看见过。即使像我这种穿着教衣的人偶然犯了一点儿情欲过失也是可以原谅的，连您自己，主教大人，当年肯定也是个偷情的老手。”他说话说得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停了下来。两个人又恩爱又敬畏地互相凝视了一会儿。

阿基又接着说：“下面我打算写一点儿关于你的事。”他看了看他妻子身上拖到地面的黑裙、肮脏的上衣和满是皱纹的黄脸。从他的表情看，没法不承认他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纯洁的。“亲爱的，”他说，“我不知道我会落到什么田地，如果——”他开始给信件的下一段打腹稿，一边往纸上写一边大声朗读。“在这漫长的考验——不，漫长的困苦折磨中……如果没有我的爱妻的支持，我不知道……我想象不出自己会落到什么田地。她对我非常信任、矢无二心，不，她对我矢志不渝、诚心相待。而我这样一个贤惠的妻子竟遭到马尔克·艾格尔顿太太的诋毁、鄙视，倒好像上帝只选择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去侍奉他似的。这次审判至少教会了我区分朋友与敌人。但就是在审判中，我妻子的证词，一个相信我、热爱我的人的证词，却抵不过那些谎言和诽谤，根本未受到重视。”

老妇人俯过身来，眼睛里闪着骄傲和得意的泪水。她说：“太好了。你觉得主教的夫人会读到你的信吗？噢，亲爱的，我知道我该上楼去打扫打扫房间，可能有些年轻人要到这儿来了。可是我就是舍不得离开你，亲爱的。我要在这儿陪着你待一会儿。你写的东西叫我觉得自己非常圣洁。”说着，她一屁股坐在污水池旁边的一把硬椅子上，看着她丈夫的手在纸上移动，好像是在看着一个在屋子里浮动的可爱幻影，过去她从来不敢希冀看到它，现在却被她捕捉到手了。“亲爱的，最后我还准备这样写，”阿基说，“在这充满伪证的无情世界里，有一个女人始终是我生活的铁锚，有一个女人我始终可以信赖，直到我生命的尽头，直到我走上生命的彼岸。”

“他们应该惭愧死的。”她哭了起来，“唉，阿基，他们怎么会那么对待你呢？但是你写的话是真的。我决不离开你。我决不离开你，至死也不离开。永远、永远同你在一起。”在这两人这样互相盟誓的时候，他们的两张邪恶、苍老的脸彼此凝望着，脸上流露着为崇高爱情感召出的信任、敬佩和甘愿忍受痛苦折磨的神情。

五

安被领进一节车厢里。当她被孤零零地扔在那里以后，她偷偷地扭动了一下门把手。正像她预料的那样，门从外边锁上了。尽管桑德斯说话谨慎，极力掩饰自己的行动，安还是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她灰心丧气地望着窗外湫隘、肮脏的火车站。她觉得一切值得挣扎、值得活下去的生活价值都已经失去了，她连一个糊口的工作都没有了。她的眼睛越过一张霍尔利克酒“最适于夜间饮用”的广告牌和一张色彩鲜艳、画着约克郡海滨碧海黄沙的风景画，看到了自己辗转于各处职业介绍所的茫茫前途。火车开始移动了，候车室和厕所从她面前掠过，水泥的月台逐渐倾斜下去，面前展现出一片荒凉的铁轨。

我多么傻，她想，居然妄想阻止一场战争。三个人丧了命，这就是全部收获。现在，轮到她为三条性命负责了。她对莱文的厌恶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当火车行驶在一片荒凉中——两旁堆积如山的煤堆、破旧的小棚子、拋在岔道上的空车皮、几株从煤灰渣里挣扎出来又枯死的小草，她痛苦而悲悯地回忆起莱文来。她曾经同他站在一条战线上，他是那样真挚地相信过她，她曾经答应过他，决不把他出卖，但是她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连一点儿内心斗争也没有就把他出卖了。莱文临死前一定知道了她的背叛。在他的记忆里，她和那个曾经陷害过他的牧师还有那个向警察打电话告密的医生永远列在了一起。

好了，她已经失去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关心的人。她想：痛苦从来就被认为是一种赎罪。她毫无道理地失去了自己的爱人。因为她是绝对不可能阻止一场战争的。人是一种战斗成性的生物，他们需要战争。从桑德斯留在她对面座位上的一份报纸，她读到了一些有关战争的新闻：有四个国家已经完成了战前总动员，最后通牒昨天午夜已经到了最后期限。这些新闻没有登在第一版上，但这只是因为诺维治的居民正在经历一场近在眼前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制革街结束的。她满心恼怒地想：当暮色从受了伤害的黑暗土地上升起的时候，当炼铁炉的红光映现在长长的黑色矿渣堆后面的时候，这里的人多么喜爱这样一场战争啊！而现在她乘着一列火车，慢慢地驶过这一片混沌黑暗，车轮咔嗒咔嗒地辗过重重叠叠的辙岔，宛如一头垂死的野兽正在逃离战场，痛苦不堪爬过无主之地。难道这不也是一场战争吗？

为了不叫眼泪流出来，安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结霜的玻璃冰冷刺骨，使她的情绪稳定了一些。驶过一座新哥特式小教堂和一排乡村别墅的时候，火车的速度加快了，接着窗外出现了郊野风光：田地、缓缓向一扇栅栏门走去的几条牛、破旧的篱笆中一条小巷、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正在点车灯……安想要哼一支歌提提精神，但是她唯一记得的曲调是《阿拉丁》和《只是公园》。她想到乘坐公共汽车回家的漫长旅途，电话里的声音，火车离开伦敦前她没有能挤到窗玻璃前同他招手，火车驶过去的时候他背对着她，连最后一眼也没有看到。戴维斯先生从那时候起就开始破坏她的幸福了。

在她凝望着窗外凄清寒冷的田野时，她又想：即使她有能力拯救英国免于战争灾祸，这个国家也许也不值得她这样做。她想到戴维斯先生，想到阿基和他的妻子，想到舞台监督、梅迪欧小姐，她还想到自己公寓的那个女房东，鼻尖上总挂着一滴稀鼻涕。是什么迫使她扮演了这样一个荒诞的角色呢？如果她不主动向戴维斯先生提出到外面去吃饭，莱文也许就进了监狱，另外两个人也就不会丧生了。她努力回忆诺维治商业街上那一张张焦灼的面孔，争着读夜空上映显出的灯光新闻，但是那些脸在她记忆里只是模糊的一片。

通向车厢过道的门打开了。窗外隆冬的暮色越来越浓，她想到了摆在自己面前的还有不少问题。他们是不是还要向她盘问个不休？她大声说：“我已经写了供状了。”

麦瑟尔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来：“还有几个问题得同你讨论一下。”

她带着绝望的神色转过头来说：“你来干什么？”

“我负责审理这个案子。”麦瑟尔坐在她对面的倒座上，眼睛望着窗外。她看着田野从远处奔驰而来，又飞快地消逝在自己肩膀后面。麦瑟尔说：“我们已经把你说的那些事进行了初步调查。真是非常奇怪。”

“我没有说假话。”她倦怠地说。

麦瑟尔说：“我们已经给伦敦的一半大使馆打了电话，更不要说日内瓦了。当然了，还有伦敦警察局长。”

安带着些气恼地说：“真是抱歉，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但是她无法佯装下去。看到麦瑟尔在他身边，看到他那笨拙的、曾经对她非常亲切的大手，看到他那魁梧的身材，她那种冷漠、嘲讽的态度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啊，对不起，”她说，“这句话我早就对你说过无数次了，是不是？我把你的咖啡打翻了的时候说的也是这句话，现在死了这么多人我还是这么说。别的什么话也不能更确切地表达我的意思，是不是？我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我本以为事情非常清楚。我失败了。我根本没有想伤害你。我以为伦敦警察局局长……”她开始啜泣起来，可是她却哭不出眼泪来，好像眼泪已经枯干了。

麦瑟尔说：“我要升职了。我也弄不懂是怎么回事。我自认为把事情搞糟了。”他向前俯着身子，用低低的、祈求的语调向车厢对面说，“我们可以结婚了，马上就结婚……虽然我敢说你现在不想结婚了。你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他们会给你一笔钱的。”

这就像走近老板的办公室，本来以为会受到撤职处分，忧心忡忡，没想到却提了一级——或者在戏里面分配给一个主要角色。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事是很少有的。

“当然了，”他沉着脸说，“你这回会一下子红得发紫。你很可能阻止了一场战争。我知道我没有相信你。我失败了。我本来想我总是信任——我们已经找到不少证据，我本来认为你告诉我的那些事是谎言，现在看来都是真的。我看他们必须撤回那份最后通牒了。他们只能这样做。”他又添了一句，表示很不喜欢这件事闹得尽人皆知。“这将成为本世纪最轰动的一件新闻。”他把身体往后一靠，脸上显出阴沉、忧郁的样子。

“你是说，”她带着不能置信的神情说，“我们一到伦敦，马上就可以去登记结婚？”

“你愿意吗？”

她说：“我就嫌汽车走得太慢了。”

“不会那么快的。还得等三个星期。咱们还没有钱领到特别许可证。”

她说：“你是不是说我能拿到一笔钱？我愿意把它全花在许可证上面。”他俩都笑了起来。突然间，过去三天的噩梦好像一扫而光，都被留到诺维治市的钢铁堆上了。这些事都是发生在那个地方的，他们永远也不需要回到那个出事的地点去了。留下的只是一点儿轻微的不安，只是莱文暗淡的幽灵。如果说活着的人会仍然谈论他，仍然记着他，那只不过是莱文不甘消亡，在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而已。

“虽然如此，我还是失败了。”安说。她的脑子里又出现了小木棚里的情景：莱文把自己的麻袋盖在她身上，摸了摸她冰凉的手。

“失败？”麦瑟尔说，“你获得了最大的成功。”有几分钟，安觉得失败这种感觉好像永远也不会从自己的脑子里消除了，好像她的每一件幸福都要被它投上一点儿暗影。她觉得这件事永远也解释不清，她的爱人是永远也无法理解的。但就在他脸上的阴郁神色消失以后，她感到自己又在经历另一种失败——她不能赎罪了，麦瑟尔的声音驱走了笼罩着她的暗影，在他的笨拙而又温柔的大手下，那暗影已经消失了。

“巨大的成功。”他像桑德斯说话一样，每个字音都说得很真切，因为他越来越清楚那成功意味着什么了。它是值得宣扬一下的。田野从路轨两旁向后奔驰，暗影越来越浓，至少有几年的时间这片土地可以暂时享受到太平了。他是一个英国的公民。他只要求有几年平安无事就可以从事他从心眼里喜爱的工作。正因为时局的动荡，那暂时的安定才格外宝贵。车窗外面，有人在田野上一道篱笆底下燃烧冬日的枯草。一个农民打完了猎，骑着马独自从一条幽暗的小路回家去。那人戴着一顶怪模怪样的老式圆顶帽，胯下的老马羸弱得好像连一条壕沟也跳不过去。一个已经点着灯火的小村庄远远地出现，又飘过去，像是一只悬着灯笼的游艇。一座灰色的英国教堂蹲踞在紫杉树和几百年积累下的坟堆中间，从麦瑟尔面前一掠而过，像是一条老狗守在自己窝中。接着，火车又驶过一个小站的木头站台，一个脚夫正在检视一株圣诞树上的标签。

“你没有失败。”麦瑟尔说。

安一心思念着伦敦。她没有看到窗外昏黑的原野，眼睛停在麦瑟尔的幸福的脸上。“你不了解，”她说，仍然舍不得放开心里的那个幽灵，“我真的是失败了。”但是当火车通过一座高架桥，驶进伦敦市区时，她已经把那个幽灵完完全全忘掉了。桥下一条条灯火通明的狭窄、寒酸的街道像星光一样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糖果店、卫理公会小教堂、教堂门前石板路上用粉笔写的一些通知……她这时想的正是麦瑟尔刚才想的事：这就是和平的环境。她拂拭了一下玻璃上的水蒸气，把脸贴在上面，怀着幸福和温情贪婪地望着伦敦的夜景。她像是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不得不担负起抚育弟妹的责任，而她却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担子。一群孩子吵吵嚷嚷地在街头上走着，尽管她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也看不到他们的嘴在动，她却知道孩子们正在尖声喧闹，因为她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个小贩在街角卖炒栗子，她脸上的红光正是那炉火的反光。糖果店里挂满了一条条的白纱袜子，袜子里塞着给孩子预备的廉价圣诞节礼物。“啊，我们到家了。”她叹了口气，高高兴兴地说。那暗影完完全全从她心头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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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伦敦哈默史密斯-富勒姆区自治市。——编者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2]安徒生童话《白雪皇后》中的小男孩，因魔镜碎片落进他心中，使他的心变成一团冰块。

[3]法国港口城市，位于英吉利海峡最狭窄处。——编者注

[4]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下令罗马帝国的人民必须进行登记。约瑟与玛利亚夫妇赴大卫城（伯利恒）登记。适玛利亚产期已至，又找不到地方住宿，所以生下耶稣后，放在马槽里。见《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

[5]根据理查德·惠廷顿生平事迹创作的戏剧。理查德·惠廷顿（Richard Whittington，1354—1423），英国商人和政治家，曾三次担任伦敦市长。英国流传有以他为原型的《迪克·惠廷顿和他的猫》民间故事。——编者注

[6]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即《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

[7]查尔斯·B.考克伦（Charles B.Cochran，1872—1951），英国著名剧院经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推出众多成功的音乐剧作品。

[8]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英国小说家、剧作家，193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忠诚》是高尔斯华绥1922年出版的剧作。——编者注

[9]戏剧《阿拉丁》里新增的滑稽角色，是阿拉丁的母亲，多由男性扮演。——编者注

[10]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英国桂冠诗人。

[11]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耶稣被抓时，门徒想救他，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编者注

[12]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所作的同名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

[13]出自英国诗人、剧作家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诗歌《罗兰骑士来到黑暗塔》（Childe Roland to the Dark Tower Came）。——编者注

[14]即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1340—1399），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儿子，查理二世的叔叔，1372—1374年曾率领英军抗击法国。莎士比亚历史剧《查理二世》中的人物。

[15]即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1861—1928），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英国作战部队总司令。兴登堡防线是由“一战”时德国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在法国东北部修建的防御系统。

[16]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1570—1606），1605年策划英国火药阴谋案未遂。每年11月5日，英国会举行篝火节，也被称作盖伊·福克斯之夜，会焚烧象征福克斯的假人。

[17]鲁肯（Lucan，公元39—公元65），生于西班牙的罗马诗人。意大利名为马尔库斯·安奈依斯·鲁坎奴斯。

[18]位于伦敦市中心，自19世纪以来就成为英国最有名的医疗街。——编者注

[19]1830年创立于美国的一个教派，主张一夫多妻制。

[20]辛巴德是《一千零一夜》中《辛巴德水手》里的主人公；下文提及的蓝胡子是法国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1628—1703）所作的童话中的人物，杀死了自己的多个妻子，所以戴维斯才问鲁比是否怕他。

[21]把手指别起来：英国迷信认为把两个手指交叉能带来好运。

[22]蒙斯市位于比利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年8月），英国远征军第一次与德国军队在此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