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e: 2018-04-02 16: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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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十讲

陈梧桐
简介

明史十讲
目录
第一讲 绪论
第二讲 洪永熙宣盛世（上）：洪武开基
第三讲 洪永熙宣盛世（下）：成祖开拓与仁宣守成
第四讲 承前启后：明朝卫所制度及其演变
第五讲 经济结构的变动：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
第六讲 嘉万革新：明代中后期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第七讲 内治外安：明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
第八讲：冲突与融合：明代中后期的中外关系
第九讲 传统飘摇：明代社会文化的演化及其态势
第十讲 谁主沉浮：明清易代的必然与偶然

目录

第一讲：绪论

明朝的历史分期及其成就

扭曲和贬抑明史的几种观点

明史研究的主要史料

第二讲：洪永熙宣盛世（上）：洪武开基

朱元璋起义军的发展与明朝的建立

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

休养生息政策的施行

明太祖的功绩与历史地位

第三讲 洪永熙宣盛成（下）：成祖开拓与仁宣守成

明成祖的积极开拓

仁宣守成

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第四讲 承前启后：明朝卫所制度及其演变

明朝都督府官权力的变迁

明朝都司卫所制度的本质

卫所制与营伍制

卫所制与募兵制

第五讲 经济结构的变动：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

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

白银货币化

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与经济结构的变动

城镇经济的繁荣与新经济因素的萌芽

第六讲 嘉万革新：明代中后期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嘉靖革新前的社会问题

嘉靖初年的政治改革

嘉靖后期至隆庆年间的经济改革

张居正的全面改革

第七讲 内治外安：明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

明王朝的民族观

明王朝的"德威兼施"政策及其内涵

民族地区的管理制度

明朝民族政策的评价

第八讲：冲突与融合：明代中后期的中外关系

平定倭患

隆庆开关，参与世界市场的建构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

第九讲 传统飘摇：明代社会文化的演化及其态势

理学从一统天下到渐趋没落

心学的兴起及演化

务实思潮的涌动

士风与社会风尚的演变

对明中后期社会文化近代性的认识

第十讲 谁主沉浮：明清易代的必然与偶然

明末社会矛盾的激化

明末农民大起义与明朝的灭亡

清兵入关与南明的抗清斗争

关于明清易代和南明抗清斗争的几点认识

第一讲 绪论

明代的历史长达277年，社会各个领域都在剧烈的变化之中，特别是被称为天崩坼的晚明时代，社会实态更是发生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因此，明代的历史不仅以其诸多的突出成就引起世人的瞩目，更由于晚明的社会变迁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而明代由于距离现在年代不算太过久远，保存下来的史料极为丰富，这又为明史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明史研究因而也就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和研究明史，本讲首先介绍明史的分期问题，再评述中外一些扭曲明史的错误史观，最后扼要介绍明史的一些基本史料。

明朝的历史分期及其成就

代元而起的明王朝，从明太祖洪武到明思宗崇祯共历16帝、17朝，长达277年。它既是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最后一个统一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统治年代仅次于唐朝的第二个国祚绵长的封建王朝。明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继往开来的朝代，一方面是传统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极度成熟的地步，另一方面则出现种种异质的新因素，呈现由古代社会型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新气象，新旧杂陈，扑朔迷离。综合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及其总的趋势，明朝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一）前期--开创时期，从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建国到正统七年（1442）王振专权。其中，从洪武元年到宣德十年（1435）的"洪永熙宣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封建盛世。（二）中期--积弱与改革时期，从正统七年王振专权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三）后期--衰败时期，从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明神宗亲政，到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明思宗自缢、明朝灭亡。

处在封建社会晚期的明代，封建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已经暴露出来。明朝建国之初，尽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刚刚平息，各种社会矛盾仍然十分尖锐，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经济凋敝残破，封建统治很不稳定。为了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和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明太祖称帝之后，一面调兵遣将，将元朝皇帝赶出大都，逐往漠北，逐步实现了统一，一面大刀阔斧地改革国家机构，强化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力倡程朱理学，革除元朝弊政，实行休养生息，轻赋薄徭，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此后，雄才大略的明成祖将太祖开创的基业积极加以拓展，明仁宗、宣宗又力加守成，弼成"洪永熙宣盛世"。这个封建盛世，奠定了当时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的强国地位。郑和下西洋以其庞大的船队和先进的航海技术，将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半岛延伸到非洲东海岸，开辟亚非之间的交通网络，突显了明朝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明宣宗去世后，年幼的明英宗继位，前朝辅臣"三杨"继续辅政，保持了政局的稳定。

进入明中期，社会生产力继续蓬勃发展，白银日趋货币化，农业生产日趋商品化，农民纷纷流入城镇发展商品生产，一批工商业市镇迅速崛起。私人海外贸易日渐兴盛，并逼使明廷在隆庆年间开发海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江南一些工商业城镇破土而出，封建经济结构内部开始出现缓慢而重大的变化。城镇居民逐渐兴起一股拜金逐利、奢侈享乐的风气，违礼越制的现象层出不穷，王阳明建构的心学体系，更对程朱理学发起挑战，至成化、弘治年间，明代社会已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在商品、货币的刺激下，大地主集团的胃口更加膨胀，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赋役征派日趋苛重。封建统治日渐黑暗腐朽，除景泰年间、弘治前期和嘉靖初年的政治有所起色外，其余绝大部分的时间里，皇帝或风流荒唐，纵情声色，或佞佛崇道，热衷念佛斋醮，而懈怠政事，导致宦官与权臣迭相专权，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正统后期，先是爆发邓茂七、叶宗留起义，后又发生瓦剌南下、俘虏明英宗的"土木之变"，成化和正德年间，又相继爆发大规模的流民起义和刘六、刘七起义，到嘉靖年间更形成鞑靼不时南下骚扰和倭寇不断入侵东南沿海的所谓"南倭北虏"的局面，葡萄牙殖民者也据澳门不走。在内忧外患的交逼之下，地主阶级当中的有识之士，在嘉靖初年和隆庆年间掀起了一股改革浪潮，至万历初年形成集大成的张居正改革，完成白银的货币化，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明后期的商品货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继续缓慢向前发展，全国性市场初步开成，并向世界延伸，海外贸易迅速增长，大量白银滚滚流入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明显加快。逐利与奢侈之风更加盛行，逾礼越制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由心学发展起来的泰州学派，特别是"异端之尤"李贽，更是高举反传统的旗帜，倡导人性自由、行为解放、满足私欲、贵贱平等的启蒙思想。作为心学的逆动，实学思潮也悄然兴起。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在批判理学家空谈性理的同时，积极倡导实学、实功、实用，讲求经世致用、治国兴邦之术，实现富国、强兵、足民。由西方传教士输入的欧洲近代科学知识，也为一些有识之士所接纳，古老的中国，正处于由中世纪迈向近代的社会转型时期。然而，大地主集团却更加贪婪而侈靡，疯狂地对广大农民和城镇居民进行压榨和掠夺，导致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统治集团也更加腐朽。明神宗亲政以后长期不理政事，连国家机构缺员也不闻不问，只顾聚敛财货，寻欢作乐。明光宗沉湎酒色，明熹宗嗜好玩乐，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林立，争斗不休，使统治力量遭到削弱。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已难维持高度的集权统一，对社会的控制日渐松弛。建州女真乘机在东北崛起，并建立后金（后改为清）政权，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侵占台湾。为了对付内忧外患，明朝统治者耗尽了国力，最后终于为农民大起义的浪潮所埋葬，随后入关统一全国的清王朝，重建封建统治秩序，晚明闪现的变革曙光随即消失，古老的中国仍然未能走出中世纪。

明朝277年的历史，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第一，在政治上，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化，意味着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和压迫，具有束缚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这是不足称道的。但它又是当时社会条件的产物，客观上包含有某些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因素，反过来也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某些积极的作用。这集中表现在，由于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加强，明王朝得以集中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特别是牢牢地控制着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内得以迅速平定统治阶级内部的叛乱和少数民族贵族的分裂活动，制止蒙古贵族的卷土重来，对外得以有力地抵御倭寇和外来势力的侵扰，维护和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捍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同时，由于集中了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明王朝得以举办许多规模宏大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工程，如营建中都、南北二京、明皇陵、孝陵、显陵和众多的庙宇宫观，修筑长城、治理大运河和黄河，编纂许多大型史籍、类书、历书和佛藏、道藏等，其中的许多大型工程在时过境迁之后，其政治和军事功能日渐消失，而历史文化价值却日益凸现出来，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第二，在经济上，农业和手工业空前地发展，生产力的总体水平超过宋元时代。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利用，万历三十年（1602）全国的耕地面积达到1161万余顷（《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九，万历三十七年十二月），这是清代直到雍正年间都未能超越的数字。造船、纺织、矿冶、制瓷、造纸和印刷的生产技术，有了相当的进步。随之而来的，是白银的货币化，农产品商品化的加强，工商业市镇的勃兴，商人集团的崛起，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的空前繁荣，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并向海外延伸，参与世界市场的建构。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某些新的变化。明中期以后，在江南一些民营手工业部门，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开始出现采用雇佣劳动、组织手工业工场的经营形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到了晚明，中国已处在由农业的单一经济结构向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之中。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是推动晚明社会转型的物质力量。

第三，在民族关系上，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从而有力地推动边疆各民族自身的发展，回、撒尼维吾尔（裕固）、土、撒拉、东乡、保安等共同体，就是在明代最终形成为民族。东南、华南、西南的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等民族，其族体及地域分布，也在此时趋于稳定，从而为我国近现代民族格局的形成奠定基础。特别值得注意的，明王朝大力倡导尊孔崇儒，并积极兴办教育，通过各级学校将儒家思想、程朱理学由内地向边疆广泛传播，渗透到各个民族之中，从而增强各民族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主要条件，这就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感。由此，明王朝还空前强化了对东北黑龙江流域和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在黑龙江流域设立奴儿干都司，在西南边疆地区实行土司制度，而在土司周围设置府县和卫所加以监视和牵制，一旦土司发生叛乱，即出动大军加以镇压，实行改土归流，从而加强对东北和西南边疆的管理，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第四，对外关系上，奉行睦邻外交政策，继续发展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涉沧溟十万余里"（《天妃灵应之记》），不仅加深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谊，同时也拓展海外市场，促进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隆庆开关后，接通由月港经吕宋至美洲大陆的太平洋航线，更进一步密切中国与海外市场的联系，促使中国的经济融入世界。随着耶稣会士的东来，中西文化以和平的方式，在较为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有力地促进了欧洲与中国的社会变革。对于外来势力的侵扰，明王朝则坚决进行抵御与还击。在嘉靖年间，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率领军民平息了长期侵扰我国沿地区的倭寇。此后，爱国军民又击退了葡萄牙殖民者对我国广东、浙江和福建沿海岛屿的进犯，而郑成功领导中国军民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更是世界反殖民主义斗争史上的壮举。

第五，在科学文化上，伴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理学的式微与启蒙思想、实学思潮的兴起，传统诗文的衰落与小说戏曲的勃兴，使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一幅新与旧、先进与保守、新生与腐朽相博的斑斓场景。在科学技术领域，先进的科学家更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亲身参加生产实践与科学实验，对传统的科技进行总结性的研究，并注入近代化的因素，有的还吸引刚刚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做出许多发明创造，写出一批饮誉世界的科学著作。十二平均律的创建、《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徐霞客游记》及《天工开物》巨著的涌现，表现当时我国的科学技术仍居于世界的前列地位。即以天文学而论，徐光启的思想方法可与同时代西方的培根、伽里略、笛卡尔并驾并驱，而比东来传教士利玛窦所掌握的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观更为近代化。利玛窦在同徐光启等人交谈后，即赞叹说："他们计算日、月食的时间非常清楚准确，所用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这些人从来没有和欧洲人交往过，完全由自己的经验获得和我们相似的成就，真是一件可以惊奇的事。"（转引自《中国天文学史论集》，第6卷，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明王朝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使它的综合国力在亚洲乃至世界长期处于优势的地位。即使后期国势衰敝之时，其经济发展水平也较欧洲要略胜一筹。这个新旧杂陈的朝代，已经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但至明末清初，明清的易代，却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落后的满洲贵族在入主中原之后，不仅实行野蛮的军事征服和屠戮，而且将其政治上的民族压迫和歧视，经济上的农奴制、思想文化的钳制禁锢、对外关系上的闭关锁国制度和政策推向全国，导致政局的长期动荡，经济的凋敝衰弱，思想文化上的万马齐喑，外交的与世隔绝，从而使中国逐步落后于西方。

扭曲和贬抑明史的几种观点

明朝长达277年的历史，不仅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突出的成就，而且孕育新旧交替的冲突，迈出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步伐，具有鲜明的特点。然而在一般人人眼里，明朝却成了一个灰暗的朝代，其评价不仅远逊于秦汉唐宋，甚至远不及元朝和清朝。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清朝统治者在组织编纂《四库全书》时，下令将有所谓"抵触本朝之语"的图书"尽行销毁"（《清高宗实录》卷九六四，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丙戌），毁灭了与四库所收书籍种类几乎相等的三千余种图书（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自序），造成明史史料的大量缺失，许多重要的历史环节难以复原之外，更重要是由于受到中外诸多贬抑、否定明朝观点的影响，造成对明史的种种误解和偏见。

最早对明朝作出总体评价的是清初的明遗民。他们在痛定思痛之后，对明史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总结，提出不少至今仍具参考价值的观点。不过，当时的总结，多着眼于明亡的教训，负面评价多于正面评价，使明史蒙上一层灰暗的阴影。而清初迭兴文字狱，更进一步压抑了对明史的正面评价。清朝统治者组织的明史编纂工作，则贯穿着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彰显清优于明的原则，特别是清高宗，更借修纂《明通鉴纲目》、《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四库全书》、《历代职官表》和"续三通"，极力"推崇清朝的'功德'，把明朝有显著成绩的地方一笔抹杀"（谢国桢《明清史丛谈》，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8页）。其中，尤以《四库全书》总编纂官纪昀纂定的《四库全书总目》，对明朝的评价最低，认定"明人积弱，自其盛时已然"（《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三，张瑄《南征录提要》，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77页）。乾隆朝修史，还极力宣扬所谓"清承明制"。其实，清对明制的继承是"仅取其'形'而去其'神'"（参见潘星辉《被扭曲与被辱没的历史》，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六辑，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糟粕多于精华。这种"清承明制"论，不仅把清朝的种种弊端归咎于明制，将明制抹黑，而且导致"明清板块"论的出现，将明与清视为一个整体，而忽视其间的区别，抹杀明制的特色与亮点。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入，一些学者强调优胜劣汰，将包括明史在内的整个中国古代史全盘加以否定。后来，许多学者虽然抛弃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信仰别的历史观，但却毫不例外地对明清两朝持批判态度，认为它们必须对中国近代的落后负责。20世纪上半期，在错综复杂而又苦难深重的政治环境里，一些进步的史学家曾利用历史来影射现实，借朱元璋和明史来影射、抨击蒋介石的黑暗统治，这种影射史学在当时起到了打击敌人、教育群众的作用，但由于强调实用性而忽视科学性，对明代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又为明史蒙上一层灰暗的阴影。（参见潘星辉《被扭曲与被辱没的历史》）

西方的学者最早是通过来华耶酥会士的报导和随后兴起的中学西渐，了解明代的中国的。当时中国的繁荣、强盛和高度发达的文明曾引起他们的极大惊奇和高度赞扬。但是，到19世纪欧洲完成工业革命加紧对外扩张之时，在西方的思想文化领域便出现西方中心论，继而产生了中国历史"停滞论"，认为数千年的中国社会是停滞不前、愚昧落后的，只有西方势力的进入，才能推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又提出精神文化决定论，为中国历史"停滞论"披上理论外衣。他在《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著作中，强调只有西方精神才能产生和发展近代资本主义，中国、印度等东方文化不具备独自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气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法西斯学者曾极力鼓吹这种中国历史"停滞论"，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服务。二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学者将这种"停滞论"加以发展，提出"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论、"传统--近代"论和"东方专制主义"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又相继提出中国明清时期"高水平平衡陷阱"论、"有增长无发展论"、"过密型商品化论"、"明代倒退论"，将中国历史"停滞论"提升到更高的理论形态。对西方学者的中国历史"停滞论"，我国曾有少数人加以呼应。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托派和新生命派提出的中国资本主义"外铄论"，实际上是西方中国历史"停滞论"的翻板。5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展开，中国历史"停滞论"遭到反驳，逐渐趋于沉寂。但到80年代，随着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和中国封建社会地长期延续问题论争的展开，又有学者提出近代资本主义为欧洲文明独有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论、中国单纯农业经济论。在中外各种历史"停滞论"的视野里，明代的中国自然也是停滞不前的，只有依靠外力的冲击才能打破平衡的状态。（参见张显清《中国历史"停滞论"的由来与发展》，见《张显清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中外学者上述的诸种观点，都程度不等地贬低甚至全盘否定明朝的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影响着人们对明史的客观评价。而对普通大众而言，吴晗的《从僧缽到皇权》、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负面的影响则更为显著。

吴晗的《从僧缽到皇权》和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都写于20世纪40年代，属于影射史学的作品。吴著开笔于1942年，第二年正式出版。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后期，蒋介石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政策，作者"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朱元璋传》自序，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页），借斥责朱元璋的"恐怖政治"来抨击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丁著开笔于抗日战争即将结束，蒋介石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的1945年，完成于蒋介石集团崩溃前夕的1948年，"这时候在蒋管区一方面是蒋介石的血腥统治和勾结敌人的卖国行为的变本加厉，一方面则是人民民主运动蓬蓬勃勃日益高潮起来，而蒋帮特务的镇压、逮捕、屠杀也越来越厉害。在那时想写文章公开攻击他们的罪行，是没有办法发表出来的"，于是"就想利用历史事实绕个弯儿来隐射"，借明代的"特务政治"来影射，抨击蒋介石的血腥统治（《明代特务政治》自序，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这两部著作采用指桑骂槐的写法，容易引起人们的联想，从而激起人们对蒋介石的不满和仇恨，在当时产生了推动人民民主运动的积极效果。

但是作为影射史学，这两部著作都存在两个共同的弊病。第一，强调实用性而忽略科学性。吴著以朱元璋类比蒋介石，丁著以明王朝类比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为了强化影射的效果，吴、丁两部著作还对明初及明代的史事进行扭曲的演绎或错误的论定，以突出其残暴和黑暗。《从僧缽到皇权》全书共分五章，以记述朱元璋一生的事迹。其中用以影射蒋介石的《恐怖政治》一章，竟占到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而对朱元璋在洪武建国之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则一笔带过，特别对他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的重大决策和成就更是略而不谈。不仅如此，书中还把朱元璋所强化的皇权说成是历史的"极峰"、"最高峰"，并未加审核地引用一些明后期野史稗乘关于朱元璋迭兴文字狱的失实记载，把他描绘成一个多疑猜忌、残暴嗜杀的暴君，从而使洪武一朝的历史变成一部血淋淋的历史。《明代特务政治》一书不仅写了明代特务机关厂卫的种种暴行，而且把明代的内侍机构--宦官二十四衙门也定为特务机构，将宦官干政、监军、采办、管理皇庄田地、充当矿监税使等都说成是特务活动，将明代政治说成是黑暗、暴虐和血腥的"特务政治"，没有丝毫的亮色。

第二，是导致历史评价的失准。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既有道德标准，又有社会价伦理标准。能够完全符合这两个标准的人物和事件毕竟少见，更多的是存在这样那样缺陷的人和事。因此，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不仅要用道德价值标准，更重要的是需用历史价值标准，看此人和此事对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究竟是起促进还是阻碍作用。吴晗和丁易的两部著作，对朱元璋和明代政治的评价，更多的是使用道德价值标准，着重谴责、批判、抨击其阴暗面，很少甚至不顾其对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贡献，不免失之于偏颇。

后来，吴晗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多次对其著作进行改写，将书名改为《朱元璋传》。1965年出版的《朱元璋传》第四个版本是最后的定稿本，这个定稿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朱元璋重新作出评价，认为他是"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起了推动作用的，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卓越的人物"（《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01页）。不过，该书毕竟改定于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难免带有那个时代史学论著的通病，即过分突出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从而削弱、冲淡了历史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掌握和运用并不那么到位。而且这部定稿本，除新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章外，基本上仍沿袭第一版的框架而稍作调整，加以扩充，许多章节的内容和史事的论定，与第一版大体相似，没有大的改变。因此，这个定稿本也就未能改变第一个版本所描绘的那个多疑猜忌、残暴嗜杀的朱元璋形象。丁易则在《明代特务政治》出版之后，不幸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英年谢世，未及发现书中存在的问题，未能对这部著作进行修订。

普通大众一般是通过当代人撰写的历史著作来了解往昔的历史的。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他的《朱元璋传》文笔生动活泼，简洁流畅，丁易是文学史专家，他的《明代特务政治》文笔也很漂亮，没有一般史学著作的沉闷枯燥之感，这两部著作自然也就成为普通读者了解明史的首选之作。《朱元璋传》定稿本问世后，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一再重印，《明代特务政治》也于1983年由群众出版社重印。它们对明史的错误论定，也就随之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给人们留下明代是个灰暗年代的深刻印象。

美国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1981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英文版，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文版，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后来，三联书店又将它作为"黄仁宇作品系列"之一种一再重印，流传很广。黄仁宇的明史观，比中国历史"停滞论"更进一步，明确提出明清社会"倒退论"、"衰落论"。他认为，西方现代社会是"以商业组织作为国家基干"，能在组织技术上进行"数目字管理的国家"，明代中国是"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不能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的国家"。一个国家，能否"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是能否成为现代化的关键。精密计算是西方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资本主义为西方所特有，中国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那怕是资本主义萌芽。只有在外力的作用下，中国才能被动地实行"现代化"。黄仁宇就是从他的这种明史观出发，采取"大历史"的总体设计，运用"以论带史"的方法，剪裁历史，拼凑材料，写成《万历十五年》一书的。该书据作者称："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功德完满"，意在说明"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的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维持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万历十五年》中文版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页）。为了论证这种观点，作者对史料采取极不严肃的处理办法，只征引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凡是与自己观点相背的史料一概摒弃不用，而且对所征引的史料又往往作了"掐头去尾"的技术处理，以契合自己的观点。有学者即曾对该书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所引用的李贽著述作过仔细的核对，发现存在多处断章取义的硬伤（潘叔明、许苏民：《〈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东南学术》2000年第5期）因此，这部著作的可信度自然也就不高。不过，普通大众一般不会去认真核对史料，却被事后所一直鼓吹的"大历史观"所迷惑，为其生动的文笔和新奇的论点所吸引，为之叫好，从而加深了对明史的错误认识和负面评价。

明史研究的主要史料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学习和研究明史，离不开对史料的掌握、分析和运用。明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史料极为丰富，包括官修的实录、政书、史书，私修的史书和野史笔记，明人文集，方志，谱牒，档案，文书，碑刻和文物遗存，等等，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真可谓浩如烟海，即使是研究明史的专家们，穷其一生，也不可能全部读完。现择其最为重要而又常见者，介绍如下。

（一）《明实录》。3045卷。按照明代的通例，每当新皇帝即位，都要诏修前朝实录。实录根据档案文书、起居注、日历、钦录、六曹章奏等资料，按年月日记载前朝皇帝在位期间的军国大事。明朝有16帝，共修成13帝的实录。明惠帝被明成祖夺走帝位，削去建文年号，故未修实录。万历年间，一些史家搜集建文朝史实，撰成实录，标以洪武年号，附于《太祖录实》之后。明代宗在"夺门之变"后被废去帝号，遭到软禁，后被缢杀，景泰一朝的实录便以"郕戾王附录"的名义，附载于《英宗实录》之中。明思宗在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吊死煤山，南明的弘光、隆武朝虽曾动手为崇祯朝修撰实录，但都没有修成。现今《明实录》所附的《明□宗□皇帝实录》和《崇祯实录》，前者为清初汉族史家私人所撰，后者为清初官方所设的明史馆所撰。明代13帝的实录，虽然存在一些曲笔和失实之处，如《太祖实录》在建文朝修成，明成祖夺位后又两次重修，将"其有碍于燕（指燕王即后来的成祖）者，悉裁革"（查继佐：《罪惟录》卷五《艺文志》），并掺入一些伪造史料，借以抬高明成祖的地位，但从总体上说，占据主导地位是秉笔直书，记载的史事还是比较真实、可信的。由于修纂实录所依据的档案文书等绝大部分已经毁灭不存，因此，《明实录》也就成为我们了解、研究明代历史的最重要的资料。

《明实录》目前最常见的有两种影印本，一种是1940年汪伪时期影印的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一种是1962年台湾影印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二）《明史》。332卷。清张廷玉等撰，为清代官修的纪传体史书。清朝在顺治二年（1645）设立明史馆，康熙十八年（1679）开始修史，雍正十三年（1735）定稿，乾隆四年（1739刊行，历时达95年。先后参加编纂的人数不少，其中以万斯同用力最多。他先撰成《明史稿》，后由王鸿绪加以修订，成为钦定《明史》。由于撰修时间很长，又经过多人的反复审阅校改，成为历代官修史书中比较成熟的一部作品。它不仅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洁，编排得当，而且引述了不少重要的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书中有意回避建州女真先世与明朝的臣属关系，对双方争执的症结也语焉不详，且多失实之处，这是阅读时必须注意的。该书有中华书局标点本。

（三）国榷。108卷。明末清初谈迁撰。它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主要依据实录并参考其他资料编成。书中直书实录中隐晦失实的一些重要史事，如记载《明史》中有意隐瞒的建州女真的史实，并根据邸报等资料将崇祯一朝的史实排列成篇，对研究明史颇有助益。不足之处是叙事过于简略，有些史实的考订也不够精确。该书有中华书局标点本。

（四）《明史纪事本末》。80卷。由清初张岱、徐倬、张子坛等人编撰，谷应泰挂名总其成。为纪事本末体史书，分为80个专题，按时间先后记述明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或问题，有助于读者了解其来龙去脉。但书中所引史料，错误及疏漏之处比比皆是，而各个专题最后以"谷应泰曰"名义所作的评价，则系抄自蒋棻的《明史纪事》，这是阅读时必须注意的（徐泓：《<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校读：兼论其史源、编纂水平及作者问题》，载《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黄山书社2004年版）。该书有中华书局标点本。

（五）《明通鉴》。90卷。清夏燮撰。咸丰末年，清朝的文化专制有所松动，遗书渐出。作者广泛加以搜罗，旁征博引，对一些史料重新加以鉴别和考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撰成这部通鉴体的著作。该书详略得当，可作为学习和研究明史的一部入门书。此书有中华书局标点本。

（六）《大明会典》。为明朝官方编纂的政书，分类记载明朝各种典章制度及其演变的情况。有弘治十五年（1502）徐溥纂修，正德四年（1509）李东阳重校刊行的180卷本和万历十五年（1587）申时行等重新刊行的228卷本。目前通行的申时行等重修本，有中华书局缩印的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排印本。

（七）《续文献通考》。254卷。明王圻撰。它上承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起自宋宁宗嘉定年间，止于明神宗万历年间，对明代社会、经济、典章制度等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清乾隆年间，又在王圻《续文献通考》的基础上，修成《钦定续文献通考》252卷。乾隆钦定本体例较为严谨，对明代典章制度的记载也较为完整。但王圻本对万历以前明代史料的搜罗却更为丰富。

（八）《明经世文编》。508卷。明末陈子龙等编纂。该书以经世致用为指导思想，选编了明代历朝文集中有关军国大事的奏疏、文章，以便人们了解本朝政事的演变，为解救明末的内忧外患提供借鉴。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是研究明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典章制度的重要史料。该书有中华书局标点本。

本书各讲所涉及的原始资料极为浩繁。为便于读者的查找，一般只开列头绪集中、叙事简明的史籍，如《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明实录》、《国榷》等卷帙巨大，头绪分繁的著作，读者不便于检阅，不再开列，有兴趣者可自行查找。

[关键词]明史 明史观 史料

[问题讨论]

1、明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取得了哪些突出的成就？

2、 明末清初以来贬抑明史的种种观点是如何形成的？

3、 西方学者提出中国历史"停滞论"，意图何在？这种理论究竟错在哪里？

[视野拓展]

1、潘星辉：《被扭曲与被辱没的历史》，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六辑，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

2、张显清：《中国历史"停滞论"的由来与发展》，见《张显清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3、陈高华、陈智超等著：《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九章，曹贵林、郑克晟撰明代史料，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4、肖黎、李桂海主编：《中国古代史导读》，顾诚撰明史部分，文汇出版社1991年版。

5、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第三章，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第二讲 洪永熙宣盛世（上）：洪武开基

明朝前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封建盛世，即"洪永宣熙盛世"。这个盛世的奠基者，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在中国古代的众多封建帝王中，朱元璋可以说是个"另类"。他原是贫苦农民出身的小行童，元朝的腐朽统治迫使他投入元未农民起义的洪流，成为一名农民领袖。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他逐渐演变成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借助农民大起义的力量推翻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朝。就帝位后，他一面遣将出征，统一全国，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稳定政治局势，实行休养生息，恢复发展经济。在位31年，即厘定各种典章制度，使社会秩序从动荡走向安定，社会经济迅速超越宋元时期的水平，为洪永熙宣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朱元璋起义军的发展与明朝的建立

明朝是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暴风骤雨中建立起来的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蒙古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统一全国，结束辽、金、西夏与宋朝的长期分立局面，并将西藏纳入其版图，基本奠定我国的疆域，促进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元朝在统一的过程中，除了战争的破坏，还推行野蛮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把全国各族人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规定四等人的不同政治地位，蒙古人最高，色目人次之，南人最为低下，并将蒙古贵族原来落后的劳动力占有形式和剥削方式，强行推广到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原和江南地区，如掳掠大量人口，抑为"驱口"、"驱丁"即奴隶；搜刮大批民间工匠，抑为"系官人匠"即工奴。此外，为了适应蒙古人游牧生活的需要，元朝初期还曾在中原地区圈占大批良田充作牧场，不耕不稼，专放孽畜。后来，在中原地区发达的农业经济的影响下，入居内地的蒙古人虽然被迫放弃了游牧经济，改事农业，但对土地的掠夺却有增无减。元朝政府经常夺占汉人的大片耕地充作官田，赏给贵族、大臣和寺院。蒙古、色目贵簇和汉族地主也使用各种手段，疯狂兼并土地，"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元史》卷二三《武宗纪八》）甚至干预佃客男女婚姻，将佃客随田转卖。所有这些，对于宋代而言，无疑是经济领域的一种逆转。与此同时，元世祖忽必烈，虽实行"汉法"，又惟恐出现全盘"汉化"的现象，因而采取"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元史》卷四《世祖纪一》）的方针，一面依照汉族王朝的传统建立统治机构与制度，另一方面又将一些落后的蒙古旧制稍加变通或附会汉法而加以保留，形成一套蒙汉杂糅的制度。如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科举的推行，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是沿用宋制发展而来的；而诸王分封制度，世袭的军户制和以军户为基础的军事制度，则是蒙古旧制的延续。这些蒙古旧制的延续，对宋代来说，又是政治领域的一种倒退。这种经济、政治领域的逆转倒退，不能不使宋代发展起来的封建经济受到严重的损害，其发展历程也就呈现特别曲折和缓慢的状态。有元一代，尽管元朝政府采取了许多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措施，有些部门如棉纺织业、印刷业和火炮制造业的生产技术也确有一定的进步，但就总体而言，整个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却始终没有超过宋代的水平。

到了元朝末年，由于朝廷的腐败，土地的集中，赋役和地租剥削的沉重，水旱瘟疫的频繁发生，"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危素：《危太仆文续集》卷九《书张承基传后》），广大农民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生活困苦不堪，纷纷揭竿而起，开展小规模的反抗斗争。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因黄河年久失修，经常决口泛滥，元政府征发北方十三路15民夫万治理黄河，派遣2万军队监工。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门徒刘福通等人乘机进行宣传鼓动，发动服役的民夫，准备举行大规模起义。他们提出"复宋"口号，并发布檄文，抨击"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叶子奇：《草木子》卷二上《克谨篇》）的不公平现象，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不幸消息泄露，官府派兵搜捕，韩山童被俘牺牲。刘福通率领部众，苦战突围，于五月攻占颍州（今安徽阜阳），正式点燃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各地农民纷起响应，很快就涌现出无数支起义队伍。其中，信奉白莲教的起义军，因头裹红巾，被称为"红军"、"红巾军"，以刘福通为首的一支称为北方红巾军，主要活动在江淮一带；以徐寿辉、彭莹玉为首的一支称南方红巾军，主要活动在江汉一带。另有不信奉白莲教的起义军，主要有起兵于庆元（今浙江宁波）的方国珍起义军和起兵于高邮（今属江苏）的张士诚起义军。这些起义军各自为战而又相互呼应，共同对元朝的腐朽统治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刘福通起义的第二年，定远（今属安徽）土豪郭子兴在濠州（今安徽凤阳）起兵，组织红巾军，属北方红巾军系统。就在这一年，出身于汉族贫苦农民的穷和尚朱元璋投奔郭子兴队伍，当上一名普通的士卒。朱元璋原名重八，出生于濠州钟离（治今安徽凤阳临淮东板桥镇境内）之东乡，祖父是淘金户，父亲是佃农。他从小为地主放牧牛羊，生活非常困苦。17岁时，淮北发生大旱、蝗灾和瘟疫，父母、长兄和一个侄子染病而亡，他无所依凭，入於皇寺（又名皇觉寺）为僧。后曾到淮西游方，三年后重回寺里。参加起义后，朱元璋因足智多谋，英勇善战，被郭子兴收为亲兵，授予最低一级的军衔九夫长，不久又将养女马氏嫁与他为妻。后来，他回乡募兵700人，又陆续收编附近一些地主武装，严加训练，培养了一批心腹骨干和一支数万人的精兵，更受到郭子兴的器重，很快升任镇抚、总管。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克和州（今安徽和县），又升为总兵官。不久，郭子兴病死，北方红巾军所建大宋政权的小明王韩林儿（韩山童之子）任命郭子兴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副元帅，由朱元璋执掌该部实权。当年五月，朱元璋率部渡过长江、攻占采石，太平（今安徽当涂）。次年三月攻占集庆路（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然后攻占镇江、宁国（今安徽宣城）、池州、徽州（今安徽歙县）、扬州等地，巩固了自己的阵脚。郭、张均死于集庆之役，朱元璋便成为这支队伍的最高统帅。宋政权下令在应天设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授他为行省平章。

朱元璋攻占应天及其周围据点后，北面的刘福通红巾军正吸引着元军和地主武装的大部分兵力，西面的徐寿辉及其部将陈友谅率领的红巾军又牵制着长江中游的元军，东面的张土诚虽然一再动摇，但尚未投降元朝，这正好为朱元璋构成三面屏障。针对这种状况，他作出固守东、西两线，出击东南的战备决策，集中兵力向东南方向元朝孤立的据点发起进攻，相继夺取了皖南、浙东的大片地区。与此同时，他接受儒士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史》卷一三六《朱升传》）的建议，积极营建以应天为中心的江南根据地。经过多年的努力，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壮大，为他削平群雄、推翻元朝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朱元璋势力的发展，引起陈友谅的注意。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他弑徐寿辉，自立为帝，随即率兵东下，约张士诚夹攻应天。朱元璋立即实行战略转移，即行固守东南，向东北和西线出击的战略，开始与群雄逐鹿中原。他根据陈友谅"剽而劲"、"志骄"、"好生事"，张士诚"狡而儒"、"器小"、"无远图"（《明太祖实录》卷五八，洪武三年十一月戊戌）的特点，决定先集中力量对付陈友谅。他采纳刘基建议，设伏在应天击败陈友谅，过了三年又在鄱阳湖之战歼灭陈军主力，然后进克武昌，彻底消灭了陈友谅势力。张士诚胆小怕事，始终未敢轻动。朱元璋在消灭陈友谅后，便倾其全力进攻张士诚，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攻破平江（今江苏苏州），消灭了张士诚的势力。

击灭张士诚后，朱元璋制定了南征北伐的计划。他以部分兵力，向浙东、福建、两广和四川进军，消灭南方的割据势力，主要兵力则用于北伐，与元政权进行最后的决战。此时，元政权虽然依靠地主武装把北方红巾军镇压下去，但它的统治基础却在各支起义军特别是北方红巾军的沉重打击下趋于瓦解了。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派出徐达、常遇春率师渡淮北上，短短几个月，即下山东、取汴梁、克潼关，对大都（今北京）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元顺帝惊恐不分，慌忙带着后妃、太子北逃。第二年八月，徐达率兵进入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被推翻。

1368年正月，在徐达率北伐军平定山东的凯旋歌声中，朱元璋在应天就皇帝位，定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以应天为南京，是为明太祖。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就此诞生了。

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

明朝刚建立时，社会矛盾仍很尖锐。由于那些旧地主和战争后涌现出来的新地主，拼命追求土地、财富，并用隐瞒土地和丁口等办法，逃漏赋税徭役，把负担转嫁给农民；功臣宿将也倚仗权势，违法乱纪，横征暴敛，贪污腐化，刚刚缓和下来的阶级矛盾又日趋激化，小股的农民起义不时发生。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互相争权夺利，北方元朝残余势力经常南下骚扰，东南沿海又有日本倭寇的侵扰活动，政治局势动荡不安。针对这种状况，明太祖大力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以加强对内镇压敌对势力，对外保卫国土的力量。

明初的国家机构，基本上沿袭元朝的制度。经过几年的实践，明太祖认为这种体体制很不理想，特别是中书省的丞相权力过大，"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明太祖实录》卷五九，洪武三年十二月己已），容易产生皇权旁落的弊病。他决心进行改革，使"权不专于一司"（《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洪武十三年正月甲午），"事皆朝廷总之"（朱元璋：《皇明祖训·祖训首章》），行政机构的改革，首先从地方入手。元朝的行中书省是从大都的中书省分设出来的，总管一省的行政、军事和司法，职权很大，"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元史》卷九一《百官志七》），号称"外政府"。后来四方兵起，中央根本指挥不动，俨然成为一个个独立王国。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宣布废除行中书省，分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管行政（包括财政）、司法和军事。三个机构彼此独立，互相牵制，都直接隶属朝廷指挥，便于中央的控制。接着，再进行中央行政机构的改革。洪武十三年（1380），有人告发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的不法行为，明太祖以"谋危社稷"的罪名将他抄家灭族，宣布撤消中书省，罢除丞相，并相应提高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的地位，由六部分理朝政，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丞相的职权在一定程度上就由皇帝来兼使，各行省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之后，也就都集中到皇帝手里。

在废除中书省的同时，明太祖又撤销中央军事机构大都督府，分设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分领全国的都司和卫所的军队。并规定五军都督府管军籍，掌军政，但无调兵之权，兵部掌管军铨选和军令，但无直接指挥军队之权，"征伐则（皇帝）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明史》卷八九《兵志一》）。这既可防备将领擅调军队反叛朝廷，又使军权集中到皇帝手中。为了屏藩王室，洪武初年，明太祖对元朝的分封制度稍加改革而予以继承，分封诸子为王，授予很大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分镇各地。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他又对分封制度进行改革，削弱其政治权力，而加强其军事权力，并规定朝廷调动诸王封地内都司卫所的守镇兵，"须有御宝文书与王，并有御宝文书与守镇官。守镇官既得御宝文书，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皇明祖训·兵卫》）。这样，亲王事实上就成为皇帝在地方的军事代表，起着监视各地驻军、翼卫朝廷的作用。

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也于洪武十五年（1382），改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都察院的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至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均可举发弹劾，遇有朝觐、考察，还可"同吏部司贤司否陟黜"（《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二》），职权极大。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在京巡视京营，监临乡、会试，巡视仓场、内库、皇城等，在外则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茶马、巡漕，出征则监军纪功"。而巡按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同上）。此外，明初还承宋元旧制设立给事中的机构，分为吏、户、礼、兵、刑、工等六科，负责监督六部的工作，并与都察院互相纠举。为了加强对臣民的监视和控制，在改御史台为都察院的当年，明太祖还将身边的侍卫机构亲军都尉府改为锦衣卫，下设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专门从事侦察、巡捕、审问、判刑等活动，俗称"诏狱"。除了改革国家机构，明太祖还大力强化礼、法之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三，洪武三十年五月甲寅）。所谓礼治，实际也就是德治，首先强调道德仁义，强调以德服人，施行仁政，用道德教化，用争取民心归附的方法来治理国家。明太祖登基后，即大力提倡儒家思想、程朱理学，以之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大力兴办学校，推行科举，规定各级学校都要祭孔，所有学生都要研读《四书》、《五经》，科举中的经义，考试一律以《四书》、《五经》出题，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一概以宋代的程朱注疏为准。在儒家思想、程朱理学的指导下，又开设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明史》卷四七《礼志一》），相继制定各种礼乐制度。礼制对臣民使用的各种礼仪、饮食、服饰、房舍和器具都作出严格的规定，乐制则包括各种祭祀、朝贺、宴飨之乐舞器服制度。礼用以辨异，分别贵贱的等级；乐则用以求和，缓和上下的矛盾。礼乐并用行，相辅相成，共同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维护专制统治的作用。

明太祖还召集儒臣，数易其稿，制定了《大明律》，并先后颁布《御制大诰》四编，与《大明律》一并施行。明律肯定了元末农民起义的某些斗争成果，降低封建官僚的法律特权，提高劳动者的法律地位，减轻对间接触犯封建统治行为的惩处，并增加反映封建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扩大、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有关律条，同时又大大加重对直接危害封建统治行为的惩处。明律严格保护皇权的无上权威和君主的绝对专制，将反对封建专制的各种行为定为"谋反"、"谋大逆"之罪，一律按重罪加重的原则处刑，不在常赦之列。为了保证皇权的高度集中，明律规定国家文武官员的任用权专属皇帝，臣下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皇帝的命令，否则都治以重罪。就连读书人也必须绝对服从皇帝的差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朱元璋：《御制大诰三编·苏州人才第十三》）。明律还进一步强化皇帝的审判权，加强朝廷对司法的控制。《大明律》规定，各府、州、县只能决定徒、流刑以下的案件，死刑的案件都要报请皇帝裁决。洪武年间，明太祖就利用手中掌握的司法大权，迭兴大狱，清除异己，借以强化自己的封建专制统治。左丞相胡惟庸骄横跋扈，专恣擅权，结党营私，贪污受贿。洪武十三年，明太祖以"谋危社稷"之罪把他诛杀后，便以胡案为武器，将其罪名不断升级，由谋危社稷上升到私通日本，再升级到私通蒙古，最后发展到窜通早已经退休的开国元勋李善长谋反，把与胡惟庸有亲戚、同乡、故旧或其他关系的臣属加以连坐族诛，先后杀掉3万多人。开国大将蓝玉居功自傲，私蓄奴婢假子数千人，贩卖私盐，侵占民田，在军中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不听命令。洪武二十六年（1393）特务告发他谋反，明太祖又将蓝玉凌迟处死，抄斩三族，并连坐族诛和他关系较为密切的将帅等1.5万人。两个大案之外，其他的开国功臣，包括明太祖的亲侄朱文正、亲甥李文忠等，也分别以各种罪名加以诛戮，只有少数人侥幸逃脱了被杀的厄运。

经过一番改革和整顿，明太祖把全国的军、政、司法大权都集中于中央，最后统归于皇帝一人掌握，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新的高度。明太祖认为这套统治制度是确保朱家王朝"万世一统"的最好制度，在《皇明祖训》序中明确规定："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在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同时，明太祖还严厉整肃吏治。元末吏治腐败，激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给了明太祖深刻的教训。他说："所畏者天，所惧者民。苟所为一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致其极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明太祖实录》卷三二，洪武元年七月辛已）认识到"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同上卷二九，洪武元年正月乙酉），"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终不可得"（同上卷六九，洪武四年十一月庚申）。就帝位后，便大力整肃吏治，严惩贪污。

明太祖制定了一套官吏的考核制度，分为考满与考察两种。考满的对象包括官中央委员吏员，侧重考核其政绩，考察的对象仅限于官员而不包括吏员，侧重考核其素质品德。考核之后，官吏有好的表现，即给予表彰、奖赏和提拔，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则严加惩处。明太祖认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而庸鄙者次之"（《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洪武十五年九月癸亥），因此，对贪污行为的处刑尤重。规定"官吏受赃者，并罪通贿之人，徙其家于边"，"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明史》卷九三《刑法志一》），贪污"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三《重惩贪吏》）。就连因公乘坐官府的牲口车船，附载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的，也要处斩。整个洪武年间，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官吏，除去平时的零星打击，还进行几次大规模的清洗，其中尤以郭桓案的规模最大。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发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官员与户部右侍郎通同作弊，贪污税粮。明太祖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都处死，追出赃粮700余万石。供词牵连到各地的地主富豪，许多中产以上之家被弄得倾家荡产。由于措施得力，吏治腐败的现象逐步扭转，"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明史》卷二八一《循吏传》序）。

另外，明太祖还采取一些抑制豪强的措施。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在乡里横行霸道，并隐瞒丁口和土地，向农民转稼赋役负担，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一个祸根。当时的江南是地主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豪强的势力也最为强大。明朝建立前后，明太祖几次下令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和元朝孤臣孽子以及依附于他们的江南豪强迁到凤阳。他还下令把江南一些富户迁到南京，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徙天下富民5300户"以壮京畿"。这些豪强富民一迁离故土，就丧失其原有的社会地位，无法再鱼肉乡民。明太祖还借胡惟庸案、郭桓案等几个大案，牵连诛杀了一批江南豪强。

明太祖的这些措施，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并使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明初的政治局势日渐趋于稳定。

休养生息政策的施行

明朝开国之初，到处田畴荒芜，榛莽丛生，中原及江淮有些地区竟然人烟断绝。人民力竭财政，封建国家的税源几近枯竭，陷入"租税无所从出"、"积年逋赋"的困境。针对这种状况，明太祖提出"安民为本"（《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三，洪武十年七月）、"藏富于民"（同上卷一七六，洪武十八年十一月甲子）的主张，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恢复和发展生产。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明太祖的休养生息政策，重点就放在农业上面。他要求各级官吏把"田野辟，户口增"视为治国之急务，并大力调整土地关系，推行垦荒屯田。经过元末农民战争，不少官僚地主死亡逃散，他们霸占的土地有的回到农民的手里，有的荒废了。明太祖下令，凡是在战争中抛荒的田地，被他人耕垦成熟的，就成为耕垦者的产业，"其田主还乡，仰有司于附近荒田内验数拨付耕"（《皇明诏令》卷一《大赦天下诏》）。洪武三年（1370），还下令将北方郡县近城的荒地分给无田的乡民耕种，"户率十五亩，又给地二亩与之种蔬，有余力者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丁丑）。类似政策，也曾施行于南方的某些地区，如苏州府太仓"见丁授田一十六亩"（《明经世文编》卷二二，周枕：《与行在户部诸公书》）。后来还规定，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允许农民尽力垦荒，官府不得征税。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政府又下令："凡民间开垦荒田，从其首实，首实一年后官为收科"，虽然取消了原先永不起科的规定，但农民取得了合法的土地所有权。上述法令的施行，使许多农民获得小块耕地，成为自耕农。这种自耕农，在明初数量较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农民阶级中占有多数比重。自耕民经济拥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也比佃农经济具有更大适应性和灵活性，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有着显著的作用。

明政府还大力推行屯田。明初的屯田分为民屯、军屯和商屯。民屯的迁徙对象包括"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徒者"（《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移民就宽乡"，即把无田或少田的农民从地狭人稠的地区迁至地广人稀的地区屯种，由官府拨给土地，并发给路费，有的还发给耕牛、农具和种子，三年不征租税。当时的移民，主要来自人口比较稠密的山西和江西，其次是江南苏松诸府和徽州、北平的真定（今河北正定）、湖广的黄麻以及山东东部。流向的地区也很广泛，"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在在兴屯"（同上）。而以迁往山东西部、河南及北平的数量最多。据统计，洪武一朝有数字可考的屯田移民为160多万人，实际数量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还多。这些移民，后来大多也变成了自耕农。军屯由卫所军队承担，"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田土肥瘠，地方冲缓为差"（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八《户部·屯田》）。每个军士一般由国家拨给50亩的土地，多者100亩，少则20亩，并给耕牛、种子和农具。屯种的头几年不必纳税，从洪武七年（1374）起始征屯粮，但不承担徭役。明初一百多万军队的粮饷供给，大部分来自军屯的收入。明太祖曾自夸说："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陆深：《俨山外集》卷三四《同异录》）。商屯是一种特殊的民屯，也是军屯的补充。明代的食盐由国家垄断经营，并实行"开中法"，规定商人必须运粮到边境的卫所，换取盐引，然后持引到产盐地支取食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获利。后来，商人干脆在边境地区募民屯垦，就地用粮食换取盐引，以减省运费，于是更出现商屯。军屯和商屯的出现，使大量的荒闲土地得到了开发。

为了推动农业的发展，明太祖非常重视水利建设。即位当年，他就下令："所在有司，民以水利条上者，即陈奏。"后来，又特谕工部："陂塘湖堰可蓄洩以备旱潦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明史》卷八八《河渠志六》）洪武年间，兴修了许多大规模的灌溉工程，有的工程投入人工达数十万，可灌溉田地万顷至数万顷。明政府还不时督促各地的官吏组织劳动力，利用农闲，大力修建中小型的灌溉工程。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派国子监生分赴全国各地，督促吏民兴修水利，到第二年年底，全国即修治塘堰40987处，河4162处，陂渠堤岸5048处。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太祖还采取措施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元代的农民对地主存在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法律规定地主对佃户行主仆之礼，地主打死佃客，仅科以"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元典章》卷四二《主户打死佃客》），便告了事。明太祖下诏规定，"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则以亲属礼行之。"（《皇明诏令》卷二《正礼仪风俗诏》）明制父辈曰"尊"，兄辈曰"长"。农民与地主人身的关系，便由仆主升为少长。明律还取消了元律关于地主打死佃客的处罚规定。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有了一定的松弛。元代蓄奴之风气很盛，权贵勋戚都拥有大量的奴婢，有的多达数千名。在元末农民战争中，不少奴婢获得了自由，但也有一些人因饥荒又沦为奴隶。明太祖下诏，凡在战乱中势弱力孤或贫乏不能自存，于庶民之有为奴者，"诏书到日，即放为良"（同上）。并决定，由朝廷出资赎还因饥荒典卖为奴者。洪武十九年（1386），仅河南布政司，即赎还开封等府典卖为奴男女274人。明政府还规定，役使奴婢，公侯家不过20人，一品不过12人，二品不过10人，三品不过8人（龙文彬纂：《明会要》卷五二《民政·奴婢》）。庶民之家不得存养奴婢，否则"杖一百，即放从良"（《大明律》卷四《户律·户役》）。凡收留人家遗失，在逃子女卖为奴婢或冒认良人为奴者，均处重刑。

在改善农民社会地位的同时，明太祖又实行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他反复强调，要"取之有制，用之有节"（《明太祖实录》卷二七，吴元年十一月甲午），把赋税徭役的征派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洪武年间的田赋征收，一直维持"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的税率。官田的税率是地租和赋税合而为一，故较民田为重。民田一般亩征三升三合五勺，按当时亩产最低一石而论，为三十税一。徭役的征派，洪武初年尚无定制。洪武十四年（1381）在全国清查户口、编制赋役黄册后，将各地的民户编为里甲，以110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10户为里长，其余100户编为10里，每甲10户，以一户为甲首。按每户丁粮的多寡，编定10年的轮当次序。每年由一户里长率领一甲10户承担里甲正役，负责"催办钱粮，勾摄公事"（《大明律》卷四《户律·户役》），"出办上供物料及支应官府一岁经常泛杂支费"（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二《福建二》）。另有杂泛，包括经常性杂役和非经常性杂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户点差"（万历《大明会典》卷二0《户部·赋役》），也按丁粮多寡派役。后来，正统年间江西地方官将经常性的杂役单独划出，称为均徭，至弘治年间推向全国。非经常性杂役，仍称杂泛。里甲正役与杂泛，均按丁粮多寡佥派，使农民的负担较元末大为减轻。洪武二十年（1387）又在全国丈量土地，编造鱼鳞图册（即土地清册，因册中画有每块土地的方圆四至，重重叠叠，状若鱼鳞，故称鱼鳞图册），以"鱼鳞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二》），"凡百科差，悉由此出，无复前代纷更之扰"（《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七《浙江五》），进一步解决了赋役不均的状况。

明太祖出身贫苦，深知物力的艰难，农民的辛苦，因而比较体恤民情，力戒奢侈，撙节用度，惜用民力。他注意躬行俭朴，不建台榭苑囿，宫室的营建也尽可能朴素，但求坚固实用，大规模的营建工程也一般尽量加以限制，并尽可能安排在农闲时进行，以免耽误农时。他还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多次下令减免赋役，遇到灾情，则赈济钞、布、粮食，帮助农民民渡过灾荒。这些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除了农业，明太祖对手工业和商业也颇为重视。他在抓农业时，特别注意抓经济作物的种植。明朝建立前，他在江南占领区就下令："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绵（棉花）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以是为差。有司亲临督劝，惰不如令者有罚，不种桑使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绵使出麻布、绵布各一匹。"明朝建立后，又将这项命令推广到全国各地（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七《户部·农桑》）。后来，又令全国各地多种桑、枣、柿和棉花，还规定多种棉花的免税。经济作物的发展，特别是棉花的普遍种植，既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原料，又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明太祖还改革元代匠户常年服役的制度。洪武十一年（1378）令工部按月给赴役的在京工匠发放薪水盐蔬，"休工者停给，听其营生勿拘"（《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八，洪武十一年五月壬午）。洪武十九年（1386）规定，各地匠户每三年轮流赴京服役一次，每次三个月。洪武二十六年又规定更加详密的办法，将匠户按工种的不同和赴京路程的远近，重新编定班次，分为五年、四年、三年、二年或一年一班制，每班服役三个月，这种匠户就称为轮班匠。另外还有一些固定在京城或各地官府服役的匠户，规定每月服役10天。永乐年间，这种匠户正式称为住坐匠。不论是轮班匠或住坐匠，在服役时间之外，均可自由营业（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部·工匠》）。在商税方面，明太祖也作了整顿，规定"三十而取一"，农具、书籍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并撤除税课司局364处。休养生息政策的实行，使濒临绝境的社会经济逐步走向复苏和发展。农业的发展尤为突出，全国的耕地面积大量增加，洪武二十六年达到八百五十万顷（《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比北宋耕地数字最高时即天禧五年（1021）的五百余万顷（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增加了三百余万顷。国家的税粮收入，洪武二十六年达到三千二百余万石，与元朝岁入一千二百余万石（《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相比，增加了近两倍。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日趋发达，人口数字也迅速上升。据成书于洪武二十六年的《诸司职掌》所载，全国共有60545812人，有学者根据洪武十四、二十四、二十六年各省的统计数字重新加以估算，认为洪武二十六的全国人口应为66906040人（王毓铨：《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史卷》上册，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即以《诸司职掌》记载的数字，第66页），与《元史》所载元代最高的人口数字，即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59848964人（未包括游食者429118人）相比，增加了696848人。洪武中期，有一首流传于江西的民谣，描述当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景象说："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洌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朱彝尊：《明诗综》卷一00《南丰歌》）

洪武年间年间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明前期的"洪永宣熙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明太祖的功绩与历史地位

近年来发表的论著，有不少贬低明太祖的观点。其中的一种观点认为，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明军攻占大都后，元顺帝北走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西南），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但明太祖创建的明王朝始终未能实现对蒙古地区的统一，元顺帝及其后继者仍长期在蒙古保存着其统治政权北元-蒙古，直到1635年（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为满族人建立的后金所灭，尔后明王朝也亡于满族人的清王朝。因此，明与北元-蒙古的对峙，是继公元4至7世纪、10至14世纪中国两次大分裂之后的第三次大分裂，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南北朝（胡钟达：《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按照这种说法，明太祖不过是一个分裂政权的创建者而已！

这种观点看似新颖，然而却经不起推敲。这里暂且撇开明王朝曾将蒙古兀良哈收编为朵颜三个羁縻卫，并先后敕封蒙古瓦剌的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鞑靼的阿鲁台为和宁王、漠南蒙古的俺答汗为顺义王等，是否意味着蒙古诸部已先后臣属于明王朝的问题不谈，就其否定明王朝是个统一王朝的论点而言，也是难以成立的。

众所周知，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秦灭六国，并北战匈奴，南征闽越、南越和西瓯，实现了我国相当大部分地区和发族的统一，建立统一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但是，秦的统一，还不是我国整个疆域和所有民族的统一。当时在我国的疆域之内，与秦并存的还有东北的东胡，北部的匈奴，西北的乌孙与众多城国，西部的氐羌，西南汉藏语系与南亚语系的众多部落。此后，除了三国两晋南北朝与辽宋夏金元时期的两次大分裂之外，其他比较强盛的统一王朝，虽然统一的范围都比秦朝扩大，但也都未能完全实现我国整个疆域和所有民族的统一。就以大一统的元朝而言，其统一的疆域和民族虽然远远超过历代所有的中原王朝，但当时的西域包括新疆部分地区，还处在察哈台后王的统治之下，并不直接归属元朝管辖。只有清王朝的大统一，才最终实现了我国整个疆域和所有民族的完全统一。既然如此，为什么学术界一致把秦王朝称作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开端，并把秦、汉、隋、唐、元、明、清这些王朝都称作统一王朝，进而肯定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而不是把清王朝之外的所有王朝都叫南北朝或东西朝，从而认定分裂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呢？

要问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判断古代中国是统一还是分裂的标准问题。大家知道，中华文明虽说不是单只起源于黄河流域而后向四方扩散发展起来的，而是多元起源并呈现区域性的不平衡发展状态的。但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是，中华文明是首先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发达起来，并在那里首先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农耕经济、青铜文化、国家机构和文字制度等。此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长期居于全国领先的地位，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即使在宋代江南经济的发展超过北方，出现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局面，中原地区仍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继续产生重大影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不断向周边地区辐射与扩散，有力地推动着周边各族文化的发展，而周边各族文化的发展，又反复呈现向中原汇聚的状态，进一步促进中华文明的繁荣。由于中原地区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任何民族的政权，只有占领中原地区并在那里牢固地确立自己的统治，才能得到各民族的普遍承认，才能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统治者，在其力量强大之后，无不极力想打进中原，把入主中原看成是自己崇高的奋斗目标，并由此不惜付出任何的代价。由于中原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看待一个政权是否统一中国，除了看它是否统一中国的大部分疆域和民族，更重要的是看它是否统一了中原地区。中原地区是统一还是分裂，便成为判断当时的中国是统一还是分裂的主要依据。根据这条标准，三国两晋南北朝和辽宋夏金元时期，中原地区先后出现几个政权割据的局面，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这几个并立的政权都是割据政权。而明王朝与秦、汉、隋唐、元、清诸朝一样，都统一了中原地区，是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时期，明王朝也就和这几个王朝一样，被称为统一王朝。

还有一些论著，在批判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时，往往把它归咎于明太祖的"猜忌好杀"的性格，将他描述成一个极端残暴的专制暴君，说他诛戮功臣，大搞分封，兴文字狱等，把封建专制统治推到了顶峰，从而否定他的功绩和历史地位。

这种说法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封建专制的强化，明太祖确实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这是应予揭露和批判的。不过，明初封建专制的强化尽管带有明太祖性格的烙印，但它归根到底乃是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发展以及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产物。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已经步入晚期阶段，地主阶级的腐朽性以及封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使明朝在立国之初就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政局动荡不安。而宋元以来地主土地所有制与租佃制的普遍发展，又使地主对土地和佃农的占有变得更不稳定，地主对佃农的超经济强制相对削弱。面对这种状况，地主阶级迫切要求明王朝进一步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强化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保证地主对农民剩余劳动的榨取。明代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就是适应封建社会晚期地主阶级的这种需要而出现的，而不是明太祖个人随心所欲的产物。还应看到，明代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是在宋元不断加强专制与集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较之宋元而言，它确实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中国封建专制强化的顶峰却是出现在清代而非明代。清代君主权力之膨胀，专制手段之残暴，危害之严重，比之明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对明太祖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各种措施，也要做具体分析，肯定其当肯定者，否定其当否定者，不可一概加以否定。例如明太祖为了使朱氏子孙能长坐江山，借胡惟庸与蓝玉案搞扩大化，诛杀大批有功之臣，产生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这是应予否定的，但绝不能因此连诛杀胡惟庸与蓝玉也加以否定，因为胡、蓝屡屡破坏封建法纪，越礼非分，如果听任他们胡作非为，明王朝的统治更无法巩固，社会秩序便无法稳定。又如诸王的分封，这原是元朝遗留下来的一种落后的制度，明太祖没有将它彻底废除，从而埋下日后统治集团内部纷争的祸根，但他对此作了某些改革，将元朝"既分本国，使诸王世享，如殷商诸侯；汉地诸道，各使侯伯专制本道，如唐藩镇。又使诸侯分食汉地，诸道侯伯各有专属，则又如汉之侯国焉"（《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五《治道》），改为"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明史稿》列传三《诸王》），这总还是一个进步。至于明太祖大搞文字狱之说，海内外学者早已提出，其论据皆出自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之佚闻，但这些佚闻却未见诸官修史籍，而且彼此抵牾，漏洞百出，实不足据（参看（美）陈学霖：《徐一夔死刑辩诬兼论洪武文字狱案》，《史林漫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57-275页）；《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18-450页；王春瑜：《明初二高僧史迹考析》，《明清史散论》，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190页）退一步说，即使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佚闻全部属实，它们的性质与触犯封建避讳的案件相似，也不属于文字狱的范畴。所谓文字狱，是用以治理思想罪的，应指因文字著述含有触犯统治者利益的政治思想内容而遭受迫害的狱案。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的那些佚闻，并不具有这种特征，称为文字狱显然过于勉强。

实是求是地讲，明太祖一生的经历尽管曲折复杂，但其历史功绩仍然十分突出。他出生于元朝末年，当时元朝的腐朽统治，已经成为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推翻其统治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明太祖一生的活动，为解决这个历史任务做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即：推翻元朝统治，进而统一全国，巩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加强中央集权，整肃吏治，打击不法豪强，稳定政治局势；调整生产关系，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所有这一切，不仅弼成了"洪武之治"，而且对此后明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除了"洪武之治"为从洪武至宣德的明前期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外，更重要的是明太祖制定的一套典章制度，为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正如明成祖所言："我朝大经大法，皆太祖皇帝所立，以传子孙。"（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六）明朝的典章制度基本是由明太祖亲手擘画和奠定的，他制订的各种典章制度、法令和章程，后来都作为明朝祖制而为后代子孙和大臣所遵守，遇到客观条件发生变化，不过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因革而已。这套制度比较适应明代的实际，比较健全、详密而完备，即使个别环节出现问题，也可进行自我调节，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明王朝因此得以享有277年的绵长国祚，成为中国历史上统治年代仅次于唐朝的封建王朝，并在各个方面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为此，明朝的许多典章制度，还为清朝所承袭。史载，"世祖入关，因明遗制。内自阁部，以迄庶司，损益有物；藩部创建，名并七卿，外台督抚，杜其纷更，著为令甲"（《清史稿》卷一一四《职官志》序），清康熙帝也承认："我朝现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蒋良祺：《东华录》卷一七，康熙三十六年正月）这就是所谓"清承明制"，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清朝对明朝制度的继承，糟粕多于精华，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当然，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明太祖一生的活动，也存在一些严重的过失。他拼命扩张皇权，实行残暴的专制统治，并制订《皇明祖训》，要求其子孙永远遵守，这显然不利于政治的政治稳定，有碍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他顽固地坚守厚本抑末政策，"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洪武十九年三月戊午），阻滞了商品货币经济的更大发展。他推行严酷的文化专制，抑制人们研究"奇技淫巧"，又极大束缚着思想文化的发展，妨碍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他的这些错误决策，不仅使洪武年间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建设受到一定的限制，未能获得更大的成就，而而严重地制约着后来明代各方面的发展，束缚着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滋长。不过，总甚一生，明太祖的功绩还是主要的。过失则是次要的。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0页）。在中国封建社会，在农民战争摧毁旧王朝的废墟上重建新的统一王朝，共有西汉、东汉、唐朝、明朝和清朝五个朝代。明太祖之前的西汉、东汉和唐朝开国皇帝汉高祖、汉光武帝和唐高祖，虽然都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推翻旧王朝的统治，统一全国，但在创建本朝的典章制度、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等方面成绩并不显著。如汉高祖在位期间，在翦灭异姓王的同时又代之以同姓诸侯王，从而导致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埋下后来七国之乱的祸根。而社会经济逐步从凋敝状态恢复过来并走向发展，则是经过文景之治后才实现的。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对各种制度进行改革，更是迟至汉武帝即位之后才大规模开展的，那时距离西汉王朝的建立整整过了70年的时间。汉光武帝在位34年，基本沿袭西汉典章制度，并采取各种措施来恢复生产，但他针对田宅愈制而实地的"度田"，却遭到豪强地主的反对而半途而废，使豪强地主的势力在日后空前地膨胀起来，导致东汉封建国家的贫弱和政治的不稳。所谓"光武中兴"，成就其实也很有限，仅以光武帝末年的户口数字而言，尚不及西汉极盛时期的一半。唐高祖在位九年，典章制度基本袭自隋朝，而社会经济的残破凋敝也未见有多少恢复，载籍户口"比于惰时，才十分之一"（《贞观政要》卷六《论奢纵》）。将隋朝的典章制度结合唐朝的社会实际加以补充、发展而形成一套更加完备的制度，这主要是奠定于唐太宗的贞观年间，而唐朝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那也是唐太宗在位期间才逐步实现的。与西汉、东汉和唐朝三个开国皇帝相比，明太祖是提供了新的东西，他的历史功绩是远远超过他的这几个前辈的。

即使将明太祖同后来的清朝开国皇帝相比，其历史功绩也要高出许多。清朝的开创者是皇太极，但当时其统治范围仅局限于东北和蒙古地区，还只是一个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及至明朝的统治被大顺农民军推翻，清军入关以后，清朝定鼎北京，才成为一个统一王朝。此时的皇帝是顺治帝，他虽用武力镇压了大顺军和大西军的余部，消灭南明诸王的政权，但其推行的残暴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却大大激化民族矛盾，造成长期的社会动荡，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摧残，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浙江、江西、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更是遭到惨重的破坏，明中后期刚刚滋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被蹂躏殆尽。清政府尽管也采取措施招民垦荒，但因为支付庞大的军饷而急于起科，效果并不显著。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全国的耕地面积仅有52565028顷29亩（《清圣祖实录》卷五，顺治十八年十二月甲戌），不仅与万历三十年明朝耕地的最高数字相差甚远，而且不及《明史·食货志》所载洪武二十六年的耕地数字。清朝民族矛盾的缓和、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那是在康熙帝亲政特别是平定"三藩"之后的康雍乾时期，此时距清军入关定鼎北京已有百年之久了。可见，不论是皇太极还是顺治帝，其功绩都无法同明太祖相比。

总而言之，明太祖推翻元朝统治，开创大明王朝，不仅弼成"洪武之治"，奠定明前期盛世的基础，而且对此后明清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一位有作为的封建君主，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清康熙帝说："朕观明史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蒋良祺：《东华录》卷一七，康熙三十六年正月），并为明孝陵题词曰："治隆唐宋"。客观地说，以历史功绩而论，明太祖与秦皇、汉武、唐宗和宋祖相比较，确实是难分轩轾的。

[关键词]元未农民大起义 明太祖 封建专制中央集权 休养生息 洪武之治

[问题讨论]

1、"洪武之治"是如何出现的？

2、如何评价明太祖的功绩和历史地位。

[原始资料]

1、《明史》卷一至三《太祖纪一至三》；卷七二至七六《职官志一至五》；卷七七至八二《食货志一至六》。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至五。

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至一四；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一、二。

[视野拓展]

1、 陈梧桐：《朱元璋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 陈梧桐：《洪武大帝朱元璋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 吴晗：《朱元璋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4、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第一、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 溥衣凌主编：《明史新编》第一、二、三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 陈梧桐：《再论朱元璋的功绩与历史地位》，《洪武六百年祭》，南方出版2001年版，第41-64页；《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7、 陈梧桐：《朱元璋民族成份考辨》，《史林》2005年第3期。

第三讲 洪永熙宣盛世（下）：成祖开拓与仁宣守成

明太祖去世后，通过靖难之役夺取帝位的明成祖，进一步施展雄才大略，积极开拓，将太祖奠定的基业推向了高峰，明朝的综合国力雄居亚洲乃至世界前列的地位。尔后的仁、宣二宗，持守成之策，致力于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从洪武年间开始，明初的盛世持续了70余年之久，从总体来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国力强盛，堪与前代的文景之治、贞观开元盛世相比美。

明成祖的积极开拓

明太祖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曾对分封制度作过改革，削弱诸王的政治权力，而加强其军事权力。诸王在原则上不得过问地方民政事务，但却可以统兵，拥有一支三千人至近两万人的卫护兵，并可监控封地内都司卫所的守镇兵，以屏藩王室。结果事与愿违，酿成尾大不掉之势。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去世，由年幼的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改元建文，是为明惠帝。他针对诸王势大难制的问题，与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儒等策划削藩。到建文元年（1399）六月，已先后削废五个藩王，接着准备对实力雄厚的燕王朱棣开刀。燕王遂以反对朝中妨臣破坏祖制为借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在北平（今北京）其封地起兵"靖难"。经过四年的战争，燕军攻入南京。宫中火起，明惠帝不知所终。朱棣就帝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

明成祖即位后，面对淮河以北土地大片荒芜，许多农民流离失所的状况，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他派遣大批官员，分赴各地，招抚流民，开垦荒地，宣布"逃民复业者，积年所负粮刍，悉与蠲免"（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七），"新垦田地，停征其税"（《明太宗实录》卷二五，永乐元年闰十一月丁未）。并继续移民屯垦，恤贫赈灾，兴修水利，使社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在这个基础上，他施展雄才大略，把明太祖奠定的基业推向了高峰。

明成祖即位后，便酝酿迁都北平。因为北平是他的"肇基"之地，而且临中夏而控北荒，便于就近对付北元蒙古势力的侵扰，便于对北方边疆的开拓。永乐元年（1403），他下令以北平为陪都，改名北京。以后数次北巡皆驻跸北京，并在北京设立"行在"六部，后军都督府、都察院，将决策和军事、行政、监察系统逐渐北移。与此同时，又疏浚会通河，开通漕运，使南粮得以北运，保障北京的粮食供应。永乐十五年（1417）六月动工营建北京宫殿、城池，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完工。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而以南京为陪都，形成了北、南两京制度。

明成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继续强化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他自藩王起兵夺取帝位，深知诸王尾大不掉之危害。即位之后，先是从维护祖制的名义，恢复已被削废的旧爵。接着，将封在长城沿线、拥兵较多兵力的"塞王"内迁，取消其驭将统兵之权。并制定严厉的"藩禁"，一旦藩王违禁，即削其护卫，或废其爵位。此后，诸王的护卫人数大减，也不拥有节制地方守镇兵的权力，而成为坐食禄米的皇族地主。

为了便于皇权的运作，明成祖建立了咨询议政的内阁。明太祖废除丞相后，日理万机，极为繁忙，曾于洪武十三年设立四辅官以佐理政务。四辅官都由来自乡间的老儒充任，他们淳朴无他长，起不到佐理政务的作用，过了一年多时间便被废除。洪武十五年，又设置殿阁大学士，以翰林院官充任，为皇帝"咨询道理，商榷政务，评骘经史"（黄佐：《翰林记》卷八《备顾问》），另外任用一些翰林院官协助处理章奏。这种将顾问与平章政事分离的办法，虽可防止皇权的旁落，但却限制了大学士的辅政功能。明成祖即位后，从翰林院中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直文渊阁，既充当顾问，又参预机务，即平驳章奏，"阁臣之预务自此始"（《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内阁制度正式建立。不过，这时的殿阁大学士还只是兼衔，他们的正式职务仍是翰林院官，品秩也不超过五品，而且"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这种内阁不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

为了加强对臣民的监视，打击政敌，明成祖在锦衣卫之外，又添设另一由宦官统领的特务机构东厂，合称厂卫，并恢复洪武末年已废除的锦衣卫"诏狱"。后来，成化、正德年间还分别设立由宦官统辖的西厂和内行厂。

明成祖继承明太祖的未竟之志，致力于发展和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事业。在北方，以元顺帝为首的蒙古势力从大都退往漠北以后，仍保留着元朝的统治机构，史称北元。经过明军的屡次打击，加上内部的纷争，至洪武未年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游牧于漠北东部和辽东边外的兀良哈归附明朝，明廷设朵颜、泰宁、福余三个羁縻卫所，任命兀良哈部的首领以统之。游牧于漠北和漠南地区的东蒙古鞑靼和游牧于漠西地区的西蒙古瓦剌仍然妄想复辟元朝的统治，继续与明为敌。明成祖采取太祖制定的"威德兼施"政策（《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九，洪武十五年十月丙申），一面积极加强防御，一面又不民遣使进行招抚。瓦剌接受招抚，明成祖分别敕封其酋领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为顺宁王、贤义王和安乐王。但鞑靼拒不归附，反而执杀明朝使臣，驱兵掩袭兀良哈。永乐七年（1409），明成祖命"靖难"功臣丘福北征鞑靼。丘福轻敌冒进，全军覆没。明成祖大怒，第二年亲率50万大军出征，在斡难河（今鄂嫩河）上大败鞑靼军。鞑靼可汗西逃瓦剌，后被瓦剌所杀。鞑靼和院阿鲁台称臣纳贡，明成祖封他为和宁王。鞑靼败后，瓦剌势力复盛，日渐骄横，不时南下骚扰。永乐十二年（1414），明成祖第二次北征，击败马哈木的军队。但鞑靼再度强大，对明朝构成威胁。明成祖又三次亲征漠北，鞑靼军队采取避战远走的对策，使明军无功而返。永乐二十二年（1424）在第五次北征的归途中，明成祖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明成祖的五次亲征，虽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特别是后三次北征皆无功而返，但却有力地打击了鞑靼和瓦剌的侵扰活动，迫使他们与明廷保持臣属关系，暂时保障北部边境的安宁。

明成祖还积极经营东北和西北。在东北，永乐初年，他相继派人前往黑龙江下游的奴儿干地区，招抚了女真、吉列迷、苦夷、达斡尔等以渔猎为生的少数民族，设置一批羁縻卫所。永乐七年（1407）下诏在黑龙江出海口附近的特林设立奴尔干都指挥使司，管辖西至斡难河、北抵外兴安岭、东越海直至苦夷（今库页岛）的大片地区。都司设有元帅府和各级衙署，派有官吏，驻有护印军队，负责管理所辖卫所的军民，征收贡赋。明廷还在元朝驿站的基础上，开通四条驿站线，其中的一条主干线从奴尔干都城经过辽东直达北京。明成祖多次派宦官亦失哈巡视奴儿干。永乐十一年（1413）亦失哈第二次巡视时，在特林建造永宁寺，并立碑记述都司建立的经过及其巡视的情况。在西北，洪武时期虽多次派兵西进，在嘉峪关下的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等处设置羁縻卫所，至洪武二十一年（1391）攻克哈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在元代受到察哈台汗国控制，到明初察哈台事实上已经瓦解，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明成祖即位后，遣使招抚哈密王安克帖木儿，封为忠顺王。后来，安克帖木儿被鞑靼派人毒死，明成祖将其侄、已在明朝任职的脱脱送回袭爵，继而于永乐四年（1406）在哈密设卫，以忠顺王部下担任指挥、千百户等职，并派汉人协助忠顺王理政。后来，明廷以哈密为据点，又招致别失八里等部，进一步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同时派李达、陈诚等出使西域各地，以促进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此外，在哈密建卫的前后，明成祖还先后建立赤斤蒙古、沙州等羁縻卫所，连同安定、曲先、阿端、罕东、哈密等卫合称关西七卫。关西七卫的建立，大大加强了西北的防御力量，这对维护西北边疆的统一，防御蒙古贵族的侵扰，具有重大的意义。

西南地区在洪武年间已实现统一，明太祖沿用历代王朝"因俗而治"的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一些土司，任命少数民族头领为土官，"使之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明史》卷七六《职官志五》。明成祖继续加强对西南的管辖。永乐十一年（1412），贵州思南、思州的土司互相仇杀，明太祖在平定战乱之后，乘机削除这两个土司的势力，设立贵州布政使司，下辖四府八州，直接归属中央政府管辖。

青藏地区是藏族的聚居区，洪武年间也已归附明朝。明太祖下诏设置乌斯藏和朵甘思两个都指挥使司，同时敕封藏传佛教各派首领为大国师、国师，利用藏族僧俗贵族进行统治。明成祖进一步提高藏传佛教领袖的官爵封号，敕封噶举派首领哈立麻为大宝法王，萨迦派首领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还两次邀请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入京讲经说法，宗喀巴命弟子释迦也失入京朝贡，被封为灌顶大国师。后来释伽也失在宣德还被封为大慈法王。西藏三大法王的体制至此正式确立。此外，明成祖还敕封一些较有影响的藏传佛教首领为赞善王、护教王、辅教王、阐教王、阐化王，其地位略低于大法王，而高于大国师和国师。明朝通过对派宗教领袖的敕封，有力地加强了对藏区的管理。明太祖时，曾在藏区沿边设立多个茶马司，与藏族开展茶马贸易。永乐时，还开通自雅州（今四川康定）至乌斯藏的驿道，以促进与藏区的茶马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

明成祖最伟大的壮举，是派遣郑和下西洋。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吸取元朝四出用兵，损害与周边各国友好关系的教训，采取"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明太祖实录》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的睦邻外交政策，郑重告谕各部大臣："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明太祖实录》卷六八，洪武四年九月辛未）洪武年间，明太祖先后遣使30次，访问周边的12个国家，有17个国家先后135次遣使访问中国。明朝与周边国家的外交活动中，"贡赐"贸易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所谓"贡赐"，就是外国使臣以"赏赐"的名义向明廷进献贡物，明廷按照"薄来厚往"的原则，给予多于贡物的"贡赐"。它既是政治上的外交活动，又是经济上的贸易活动。为了管理海外贸易，明太祖先在太仓黄渡（今上海嘉定县南）设市舶司，洪武三年（1370）废除，改设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广州三个市舶司，洪武七年复皆停罢。由于担心流亡海上的原方国珍、张士诚旧部与倭寇互相勾结，危及明朝的统治，洪武四年（1371）下令实行"海禁"，"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明太祖实录》卷七0，洪武四年十二月乙未）。这样，海外贸易仅剩下官方的"贡赐"贸易一条渠道。明成祖即位后，继续实行海禁政策，但又恢复明州、泉州、广州三市舶司，对海外各国敞开国门，欢迎各国入明朝贡，宣布："诸蕃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上，永乐元年九月丁亥）并派遣郑和下西洋，大力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友好交往与经济文化交流。

郑和原姓马，云南昆明州（今云南晋宁）人，回族，世代信奉伊斯兰教。明军攻入云南时，他被俘受阉入宫，至燕王府随侍燕王，又随宫内的宦官信奉佛教。靖难之役中，屡立战功，被赐姓郑。明成祖即位后，提升他为内官监太监，让他率领庞大的使团出访西洋各国。明代以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岛）的文莱为界，称文莱以东为东洋，文莱以西为西洋。郑和率领使团，从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先后七次出使西洋，第一次远航，有大小船只208艘，装载27800余人，其中有大中型宝船63艘。大型宝船长44丈4尺（合140.75米）、阔18丈（合57米），有9桅12帆，体势巍然，巨无与敌，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巩珍：《西洋番国志》序），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船只。郑和船队遍历南洋群岛诸国，到达中南半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每到一地，郑和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首领宣读大明皇帝的敕谕，呼吁他们"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郑和家谱·敕海外诸番》）。接着，赠送中国历书和金银、文绮、彩绢等礼品，并邀请他们到中国访问。然后用丝绸、瓷器、铁器、铜钱等，与当时商人交换番香、胡椒、苏木、象牙、宝石、珍珠、珊瑚等土特产。"归到京华觐紫宸，龙墀献纳皆奇珍。"（马欢：《瀛涯胜览》）郑和下西洋归来，"所奉献及互市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王世贞：《▉山堂别集》卷四《皇明盛事述四》），获得巨额的利润，成为当时"国用不绌"（《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的一个重要因素。郑和下西洋后，亚非许多国家纷纷遣使来华访问及贸易。据不完全统计，永乐年间共有六十多年国家的国王或使臣245次访问中国，其中浡泥（今北加里曼丹岛文莱）、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尼八剌（今尼伯尔）、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六国的八位国王九次入明访问。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沿海居民前往南洋的人数也日益增多。不少人侨居海外，对南洋的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和平交往，发展了中国亚非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仁宣守成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明成祖病逝于榆木川，太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改元洪熙。明仁宗在位仅十个月，也即病故，继位的是明宣宗朱瞻基，改元宣德。明仁宗、宣宗先后在位十二年，他们对明太祖奠定、明成祖加以拓展的基业采取守成之策，保持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继续发展，史称"仁宣之治"，谓："明有仁宣，犹有成、康，汉有文、景，庶几三代之风焉"（蒋棻：《明史纪事·仁宣致治》）。明宣宗即位不久，就发生汉王朱高煦之叛。朱高煦为明成祖次子，英勇善战，在靖难之役中屡立战功。明成祖以 其类己，曾许以事成立他为皇太子。明成祖的长子朱高炽早在洪武年间已被立为燕世子，永乐二年（1404）在大臣的建议下，被立为皇太子，朱高煦则被封为汉王。但朱高炽身体肥胖，且有足疾，不能骑射，不为明成祖所喜。朱高煦乘机多次构陷朱高煦，阴谋夺嫡。幸赖东宫僚属竭力救护，加上皇长孙朱瞻基深得明成祖之喜爱，朱高炽才得以保全储位。明仁宗即位后，已就国乐安（今山东广饶）的朱高煦仍贼心不死，图谋反叛。至明宣宗即位，遂于宣德元年（1425）八月举兵发动叛乱。在内阁大学士杨荣的劝说下，明宣宗御驾亲征，统率大军包围了乐安。朱高煦被迫投降，至宣德四年被处死。朱高煦之弟赵王朱高燧，永乐时曾参与夺嫡，高煦反叛时"尝遣人与赵通谋"（《明史》卷一一八《诸王传一》），此时为形势所迫，上表自动献出卫护军。此后，其他藩王的护卫也相继裁撤，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

仁、宣在位期间，在永乐朝保储有功的一些文臣，特别是东官僚属受到重用，加官进爵。明成祖死后，明仁宗恢复了被成祖下狱的夏原吉户部尚书的职务，甫即位，又"进杨荣太常寺卿，金幼孜户部侍郎兼大学士如故，杨士奇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黄淮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俱掌内制；杨溥为翰林学士"（《明史》卷八《仁宗纪》）。不久，又进杨荣为工部尚书，杨士奇为兵部兵书、黄淮为户部尚书、金幼孜为礼部尚书。为了进一步提高僚属的地位，明仁宗还恢复建文、永乐朝罢废的公孤官，进蹇义少傅，杨士奇少保，杨荣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金幼孜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夏原吉太子少傅。明宣宗即位后，又召杨溥进入内阁、旋进礼部尚书。其中，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与明仁宗、宣宗关系最为密切，人称"三杨"。仁宣在重用文臣的同时，武臣的地位却受到贬抑。洪武、永乐时期文武并进，武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较多的发言权。永乐、洪熙交替之际，武官勋臣大多主张以能征善战的朱高煦接替不能骑射的朱高炽为皇储。明仁宗就位后，便不予重用，军国大事的决策，武臣几不得过问。他还设置守备太监和镇守太监以分武臣之权，并设文臣参赞军务，以牵制各处总兵官的行动。明代文臣独重的政治格局至此开始形成，从而避免了以往王朝武臣跋扈、拥兵自重现象的出现。

出于高度集权统治的需要，明仁宗以同为东宫僚属的公孤与阁臣共同备顾问、预机务。"至宣德时，始令内阁杨士奇辈及尚书兼詹事蹇义、夏原吉，于凡中外章奏，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上进，谓之条旨"（黄佐、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九《拟旨》），即由公孤与阁臣共同代替皇帝起草批答内外章奏，几皇帝提供决策的意见或建议，称为条旨或票拟。这个时期，内阁的辅政力度有所加强，但其职权极未越出议政的范围，不得专制诸司，无权处理六部庶政，仍属"论思之地"（《明宣宗实录》卷一0五，宣德八年九月丙辰）的性质；而且其议政的职能，也为不担任大学士的其他公孤官所分解。不过，由于仁、宣在不违背洪武祖制的情况下，采用为阁臣加官的办法，进封师保，兼带尚书官衔，阁臣的官阶从五品升至三品，又从三品升到三孤的从一品，超过六部尚书的正二品官阶，这就大大提高了内阁辅政的权威性。到正统年间，"始专命内阁条旨"（《殿阁词林记》卷九《拟旨》），飘拟制度化，成为内阁的专职，明代的内阁制度趋于完备。

为了避免皇权的旁落，明宣宗还起用宦官代行批红权。明朝建立后，明太祖鉴于汉、唐宦官专权的教训，明确规定宦官只供洒扫侍奉，"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并铸铁牌置于宫内："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卷三0四《宦官传》序》）。但到洪武中期，随着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文武勋臣遭到诛戮贬斥，他便逐渐起用宦官参与传宣谕旨、市马和出使外国的活动。明成祖夺位时，宫中的宦官为他提供情报，身边的宦官随他作战，立有战功。即位后，对宦官更是多所委任，不仅设立由司礼监的太监执掌的东厂，还派宦官出使、监军、分镇、专征，并参与各种活动。他还选拔一些宦官，派教官培养他们读书识书。到宣德年间，明宣宗更是正式设立内书堂，"选内使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读书其中"（《明通鉴》卷一九，宣德元年七月）。除让宦官继续参与各种政治、军事和经济活动外，他还命司礼监秉笔太监代替自己对内阁的票拟进行朱批，"凡每日（章）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间有偏旁偶讹者，亦不妨改正"（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宦官是皇帝亲信的家奴，处于皇帝的绝对控制之下。使用宦官代行批朱权，可以保证皇权的有效行使，以维护皇帝的专制权力。

明初为了防止个人专擅，地方分设三司，互相牵制，从而形成事权不一，效率迟缓的弊端，遇有重大政事往往不能及时处理。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建文年间曾派遣暴昭、夏原吉等24人为采访使，分巡各地，纠察风纪，安抚军民，或处理地方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永乐年间，也曾派遣蹇义等26人，巡抚各地，询察军民利病。仁、宣时期，将临时派遣的巡抚变成专设久任的官员。他们出巡的任务因时因地而有所侧重，但总体上都有协调地方三司、监察官纪、安抚百姓的职责，从而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提高了行政效率。到景泰年间，巡抚统一授予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都察院的宪衔，又进一步提高其权威性和办事效率。巡抚制与景泰至成化年间正式形成的总督制合称督抚制。分省设抚，跨省设督，督抚都成为地方三司以上的方面大员。只是终明一代，督抚皆以朝廷钦差的身份出现，至清代才变成正式地方大员。

仁、宣注意调整君臣关系，整肃吏治，缔造稳定而清明的政治局势。明太祖诛戮功臣，明成祖在"靖难之役"后大搞瓜蔓抄，清除支持明惠帝的异已势力，造成君臣关系的紧张。仁、宣都强调慎用刑罚，反对法外用刑。明仁宗即位未久，即下诏曰："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于善，岂专务诛杀哉！故律令制善，善长而恶恶短，罚之轻重，咸适劂中。......自今有犯死罪律该凌迟者，依律科决，其余死罪，止于斩绞，法（司）并勿傅会昧情失实，以致冤滥。若朕一时过于嫉恶，律外用籍没及凌迟之刑者，法（司）再三执奏不允，至于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执奏，必允乃已，永为定制。......自今惟犯谋反、大逆者依律连坐，其余有犯，止坐本身。"（《明仁宗实录》卷八下，洪熙元年三月已丑）因此，洪宣时期较少出现对大臣滥捕乱杀的现象，政治局势比较稳定。永乐前期，十分注意吏治的整顿，特别是对"犯赃者必论如法"（《明史》卷七《成祖纪三》）。但至永乐后期，因明成祖几次患病不能视朝，"扈从之臣请托贿赂，公行无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明宣宗继位后，首先整顿监察机构，起用以廉明刚直著称的薛瑄、顾佐、邵玘、陈勉等人担任两京左右都御史，罢斥贪墨渎职的原左都御史刘观及其他不称职的御史三十余人。同时大力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并令吏部甄别守令，"并肖者必退，贤者必进"（《明宣宗实录》卷八，洪熙元年八月戊寅）。对贪污受贿的部、院大臣，坚决进行罢免或逮捕法办。对横行不法的江南豪强地主，则派巡抚予以打击，将其"翦除殆尽"（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五八《徐南溪传》）。从而使洪武以来吏清明的局面得以维持百余年之久。

明仁宗、宣宗提倡节俭，减省永乐时期因大兴土木向民间或派海外"采办"物料之举，并调整开拓边疆与下西洋的政策，以减少朝廷的负担。对蒙古不再大举出征，只是严为守备，毋令扰边。明成祖一度征服安南，但统治不稳，宣德二年（1427）下令撤军。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在宣德五年第七次远航之后也宣告停止。与此同时，仁、宣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采取了蠲免赋役、恤贫赈灾、垦荒屯田、兴修水利等措施，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由明太祖奠定的基业，经过明成祖的积极开拓，明仁宗、宣宗的守成，弼成"洪永宣熙之治"，明朝的国势臻于全盛，在亚洲乃至世界上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这是继西汉文景、汉武之治和唐代贞观、开元之治之后的又一个盛世。但是，明成祖好大喜功，在位期间，不断兴师动众，治理吴淞江、运河和黄河，营造长陵、北京宫殿和武当山宫观，攻打蒙古和安南，并屡派郑和下西洋，耗费惊人。仁、宣继位后，实行守成之策，休养生息，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他们又过分保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第一，郑和第七次远航后，完全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中断与西洋各地的联系，中国的帆船从此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从而退出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市场，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第二，在边疆上采取收缩政策，无原则地息事休兵，不仅罢兵安南，而且在北方对蒙古奉行单纯防御的策略，屡弃军事重镇。明朝建立后，曾修缮和加固北方长城，并沿长城的险要地带设置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榆林）四镇，后增设五镇，合称"九边"。九边之外，洪武时还设大宁、开平、东胜三卫，以屏蔽宣府、大同。明成祖时弃大宁卫，后又将东胜内迁，宣德五年（1430）再将开平卫迁至独石，北方防线因此大大内缩，"尽失龙冈、滦河之险，而边地益虚矣"（《明通鉴》卷二0，宣德五年六月）。加上宣德时武臣地位的下降，北方防御力量大为削弱，对蒙古便采取"来则击之，去则勿追"（《明宣宗实录》卷一九，宣德元年七月丁未）的消极防御策略，使蒙古势力得乘机复振。第三，明成祖和宣宗重用宦官，又为宦官明中后期的宦官专权埋下了隐患。此外，仁、宣慎用刑罚，客观上对权贵官僚的贪残不法起到保护、纵容的作用，又导致宗室、勋戚、官僚的恃势兼并，百姓的破产流亡。因此，明宣宗去世后，年仅九岁的明英宗继位，辅政的"三杨"虽然继续执行前朝的政策，但统治危机已在潜滋暗长，时隐时现。到了正统七年（1442）宦官王振专权，明朝的历史开始由前期转入中期，各种社会矛盾便急剧恶化，不久就相继爆发叶宗留、邓茂七农民起义和瓦剌入侵及"土木之变"，彻底结束了明前期的太平和繁荣景象。

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明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洪永熙宣之治"的推动的结果。明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在位期间，都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并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经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辛苦劳动，凋敝残破的经济迅速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成就尤为显著。

耕地和户口数量的减增，是衡量封建社会农业生产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洪武时期，全国的耕地面积逐年增加，洪武六年（1373）增辟了353980顷，七年又增921124顷。据《明实录》的记载，全国的耕地面积，洪武二十四年（1391）为3874746顷73亩（《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洪熙元年（1425）为4 167 707 顷30亩（《明宣宗实录》卷一二，洪熙元年十二月），宣德十年（1435）为4270172顷43亩（《明英宗实录》卷一二，宣德十年十二月），呈现上升的势头。成书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三月的《诸司职掌》则记载全国的耕地面积为8496523顷，正德刊本《大明会典》转录了这一数字，按重修凡例记为洪武二十六年的数字，并将数额改为8507623顷68亩。《明史·食货志》沿用这一记载，舍亩存顷，谓："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这就是第一讲所提到的数字。应该指出的是，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并未丈量，故这一数字应是洪武二十四丈量全国土地得出的数字。这个数字比《明实录》所载洪武二十四年全国耕地数字多了一倍有余，曾引起不少的怀疑和争论。后来有学者指出，明朝的疆土管理存在两个并行的系统，一个是由中书省--行中书省（直隶府、州）--府（直隶都司的守御千户所）--千户所构成的军事系统。也就是说，当时明朝的版图除了12个布政司和直隶府州之外，还有大片土地（包括耕地）属于云南、贵州、辽宁、大宁等都司和山西、陕西、四川等管辖，此外，其他的都司卫所也各自管辖着不属于府、州、县管辖的土地（包括耕地）。因此，这个数字当系五军都督府综合军事系统所辖耕地与户部综合行政系统管辖耕地的总和（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至于《明实录》所载的数字，则只是户部综合行政系统管辖耕地的数字，不包括军事系统管辖的耕地数字，故两者相差很大。而仅以《明史·食货志》所载数字而言，即已超过了北宋最高年份的耕地面积（元代无耕地数字可仅比较）。人口的数字，也逐步得到增长。《诸司职掌》所载洪武二十六年的数字为60545812口，已超过元代全国的人口数，永乐元年（1403）又增加到66301026口（《明太宗实录》卷二五，永乐元年十二月）。

随着人口的增长，劳动力的增加，耕地面积的扩大，粮食产量也有明显的提高，明朝政府的税粮收入也在逐步上升。洪武十四年（1381），全国岁征米麦豆谷26105251石，二十四年增至32278983石，二十六年又增至32789800石。这个税粮收入的数字，在此后的永乐、洪熙、宣德各朝，基本保持稳定，没有多大变动。一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禀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赈济，然后以闻"（《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洪武时，山东济南府广储、广丰两仓，积粮多达757000石，岁久红腐。永乐九年（1411），陕西布政司和都司所辖粮仓，积粮多达10984255石，足支官军俸粮十年。宣德时，福建汀州府储积的粮食，竟可支付官军百余年的俸粮。

经济作物的种植，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截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仅湖广布政司所属郡县，就栽桑、枣、粟、胡桃等8439万株，全国估计当达10亿株以上。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使荒田隙地得到充分的利用，既增加农民的收入，又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料。棉花种植业的发展尤为突出。宋元时代，棉花的种植主要集中在南方的局部地区。经过明初的大力推广，植棉从此成为全国性的事业。特别是北方，地广人稀，气候又适宜棉花的生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逐渐发展成为棉花的主要产地，成为日后江南地区棉纺业的原料供应地。棉花、布帛也因此成为全国赋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仅永乐十七年（1419），就征收布帛1266887匹，丝绵246507斤，棉花绒583324斤。明政府征收的棉布除供给各地的驻军外，还往往用以与边疆的少数民族交换马匹。

明前期的手工业，以纺织业的发展最为突出。在江南的某些地区兴起了丝绸织染业。明清两代斐声中外的苏州丝织印染中心，就是在洪武年间开始设立，而鼎新于洪熙年间的。洪武、永乐时，丝织技术还仅限于城内，到洪熙、宣德年间，已向四周辐射扩散，在许多村镇普及开来。如吴江县，"绫绸之业，宋元以前，惟郡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八《风俗一》）。明朝官府，在南、北两京分别设置内外织染局，还在一些布政司和府设置织染局，专门生产供官府消费的绸缎。棉纺织业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显著的发展。江南地区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安徽的农村妇女，都普遍参加纺织，就连地主家庭的妇女，也以纺纱织布为副业。崛起于元代的松江，仍是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其布之密丽，他方莫并"（王象晋：《群芳谱》），产品畅销全国，有"衣被天下"之称。北方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由于棉花的普遍种植，棉纺织业也逐渐发展成为农村妇女的一种家庭副业。从洪武年间开始，明廷屡屡令山东、北平、山西、陕西等地布政司将征收的棉布运赴辽东给付军士，说明北方农村的棉布产量已相当可观。

传统的制瓷业，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江西饶州浮梁县景德镇是全国制瓷业的中心，那里既有官窑，也有民窑。官窑是洪武二年（1367）设于珠山之麓的御器厂，有大龙缸窑、青窑、色窑、风火窑、匣窑等共20座（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五《景德镇历代窑考》），至宣德时达于极盛，增至58座。这些官窑，占有最熟练的制瓷工匠，并独占景德镇的优质瓷土和高级青料，产品也最为精美。青花瓷器是当时官窑生产的主流。1964年在南京明故宫出土了一批洪武时期生产的瓷器，其中就有青花云龙纹盘和青花缠枝莲碗各一件（南京博物院：《南京明故宫出土洪武时期瓷器》，《文物》1976年第8期）。郑和下西洋后，从南洋获得一种叫苏泥勃青（又称苏麻离青）的高级青料，宣德时青花瓷的生产达到更高的水平，烧出的青花色泽浓艳，青色深处常常显现黑色铁斑。浓艳的青花与黑斑交映成趣，成为后世难以仿造的珍品。此外，宣德时的官窑还采用进口的西洋宝石，如三佛齐的紫▉、勃泥之紫矿胭脂石等，研末和入釉中，烧造出一种红色瓷器祭品，"殷红灼烁，宝光耀目"（项元汴：《历代名瓷图谱》），称为祭红，又称宣烧，成为青花之外的又一驰名产品。官窑的产品专供宫廷使用，不仅质量高，而且产量大。洪武十六年（1383）八月，明太祖遣使赐给占城、暹罗、真腊国王大量礼物，其中有瓷器各1.9万件。宣德八年（1433），尚膳监曾派官员前往饶州烧造各式瓷器443500件。景德镇的民窑，生产民间日常使用的瓷器。明初规定，除公、侯及一、二品官员允许使用金银器外，三品以下官员及庶民之家，酒注及酒盏以外的所有器皿，一律只许使用瓷器和漆器（《明史》卷六八《舆服志四》），民用瓷器的需求量很大。景德镇的民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迅速地得到恢复和发展。1964年南京明故宫出土的洪武时期瓷器，即有大量景德镇民窑的产品，包括青花窑、青白釉等品种，而以青花瓷数量最多。到宣德年间，景德镇已发展成为商贾云集之地，产品遍行天下。据万历年间谢肇淛的记载："每岁内府颁一式度，纪年号于下。然惟宣德款制最精，距迄百五十年，其价几与宋器埒矣。"（《五杂俎》卷一二《物部四》）除景德镇外，民窑还广泛分布于山西、河北、河南、江苏、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其中浙江的龙泉、福建的德化都是当时著名的瓷器产地。

明前期的矿冶业包括金银铜铁铅等矿产的开采冶炼，也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明朝初年，明政府对矿冶业采取严格统制的政策，限定金银等贵金属矿业基本上只能由官府经营，一些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的铁铜铅锡也由官府设局采冶；民间一般只许开采贵金属以外的矿藏，并须取得官府的批准，交纳一定的课税；未经官府的许可，私人不得开采，否则以"准窃盗罪"论处。因此，矿冶业基本上处于官府的控制之下。不过，官营的金银铜铅矿产量不多，洪武二十八年（1395）和宣德十年（1435）两次停罢金银铜铅各官矿，令民开采。官矿以铁矿的规模最大，洪武五年（1372）已有湖广、广西、江西、山东、陕西、山西、河南七布政司的铁冶，当年收铁课8056405斤。洪武七年，设立铁冶所13个，岁炼铁8052987斤。后来，铁冶所又有所增加。洪武十八年（1385）十二月，以采铁劳民，诏罢各铁冶所，听民自采。洪武二十年，工部臣言："山西交城产云子铁，旧贡十万斤，缮治兵器，他处无有。"（《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复开太原府大通铁冶。洪武二十八年（1395），内库贮铁3743万余斤，比洪武五年至七年的产量翻了一番，足供军需、营造之用，又罢各处铁冶，令民自开采而岁输铁课，"每三十分取其二"（《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二，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已酉）。洪武三十一年（1398），以内库贮铁有限，又令重开铁冶。永乐时，又设四川龙州、辽东三万卫铁冶。明前期官矿的冶炼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永乐初年设立的遵化铁冶所，役使各类夫匠多达2560余人。其炼铁炉深1丈2尺、前宽2尺5寸，后宽2尺七寸，日出铁四次，产品有生铁、熟铁和钢铁三种，"生铁之炼凡三时而成，熟铁由生铁四、五炼而成，钢铁由熟铁九炼而成"（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六《工部铁厂》），并使用萤石作为熔剂。宣德元年（1426），北京行在工部制造兵器，一次就从遵化铁冶所取铁20万斤，可推想其产量之大。现存于北京大钟寺的永乐年间铸造的大铜钟，高6.75米，重4.6万多公斤，上铸《金刚经》、《华严经》等七部佛经，共230184字，至今仍清晰可辨。该钟具有良好的声学特性，钟声可传十里之遥，有世界"钟王"之称。宣德时，工部监制的宣德炉，用料多达30余种，包括郑和下西洋带回的各种稀有金属和矿砂，经精炼、铸造而成，"假色外炫，真色内融，以黯淡中发奇光，▉菱火久，灿烂善变。久不著火，即纳之淤泥中，拭去如故"（王棠：《知新录》卷二五），成为中国铜器中之珍品。

由于明朝矿业政策的限制，明初民营的矿冶业不如官营发达，后来朝廷几次下令民自开采后，民营矿冶逐步呈现发展的势头。不过，有关铜、铅和金银的产量，因缺少准确可靠的统计数字，目前尚无法了解其发展状况。铁的生产，据《明实录》的记载，永乐元年（1403）征收铁课79806斤，十三年跃增至389605斤，宣德九年（1434）更增至555267斤。接当时铁课"每三十分取其二"的税率推算，永乐元年的铁产量为1197000余斤，宣德九年的铁产量为8329000余斤，增长了六倍。

伴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加上明太祖实行商税三十一取一，农具和百姓嫁娶丧祭之物以及舟车丝布之物一概免税的政策，明成祖时又疏通了南北大运河，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越来越多地投向市场，因元末的长期战争而陷于停滞的商品货币关系又开始缓慢地复苏，商业逐步发展起来。城市成为商品的生产销售中心，设有许多手工业作坊的批发商号，集中着手工业工人和商贩，人口急剧集中，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南北两京，既是明前期政治、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商业发达的大都会。南京在洪武四年（1371）约有25万余人，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激增至八九十万人。后来人口还在不断增加，到达"比舍元隙地"（万历《上元县志》卷二《版籍·户口》）的地步。南京的手工业非常发达，丝绵纺织业、造船业、印刷业尤为有名，金银首饰、铜铁器、乐器、弓箭、鞍辔等的制作也有较高的水平。城内"百工货物买卖，各有区肆"（《洪武京城图志》），在闹市区和各座城门外，还有十几个市集，各种贸易十分活跃。除了南北两京，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杭州、湖州、建宁、武昌、荆州、南昌、吉安、临江、清江、广州、开封、济南、济宁、德州、临清、桂林、太平、平阳、蒲州、成都、重庆、泸州等地也是著名的工商业城市。此外，各地还兴起一批小市镇，如吴江县的平望镇、严墓市等，它们到明中后期都发展成为商业繁荣的市镇。宣德四年（1429），明政府下令在京省商贾云集之地对市镇店肆增收商税，"增旧凡五倍"（《明宣宗实录》卷五0，宣德四年正月乙丑），并在南北二京之间的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等处设置钞关，向过往商船征收"船料"即船税。商业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的流通。洪武年间，铸造"洪武通宝"等铜钱，并发行了"大明宝钞"，钱钞兼行，"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万历《大明会典》卷三一《户部·钞法》）。后来，宝钞印发失控，不断贬值 ，不受欢迎。而郑和下西洋后，白银又大量流入中国。至宣德年间，"交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到正统初年，明政府不得不"弛用银之禁，朝野悉皆用银"（《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白银逐渐成为与铜钱并行的主要货币。

明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洪永熙宣盛世的出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

明成祖 明宣宗 内阁制度 郑和下西洋 洪永熙宣盛世

[问题讨论]

1、 郑和下西洋的伟大意义何在？

2、 洪永熙宣盛世取得了哪些突出的成就？

3、 仁、宣的守成之策过于保守，导致哪些严重后果？

[原始资料]

1、《明史》卷五至七《成祖纪》一至三；卷八《仁宗纪》；卷九《宣宗纪》。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六至一0。

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五至二八。

[视野拓展]

1、 林仁川：《论永乐帝》，《北方论坛》1982年第4期。

2、 张华：《略论明成祖的历史地位》，《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3、 晁中辰：《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 赵中男：《宣德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5、 郑一钧：《郑和全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

第四讲 承前启后：明朝卫所制度及其演变

明代的军事制度，既具有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发展的一般特点，又具有自己独特的运行方式。它前承元朝军户世袭制度--武官袭替、旗军世役，后对清朝的绿营兵制的组织管理又产生巨大的影响。有明一代近三百年，明朝军事制度始终没有完全脱离卫所制度而独立运行，而卫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前后又有很大的变化，呈现出稳定性与发展性的特色。

明朝都督府官权力的变迁

朱元璋从投奔郭子兴加入农民起义军队伍，升任该部的最高军事统帅，深知军权掌控的重大意义。掌控军权，既要对最高指挥权进行有效的控制，又需要对各级的管理权进行合理的分配，这一点从明朝都督府职能变迁上表现得十分清楚。

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率领起义军攻占集庆后，置枢密院作为龙凤政权的最高军事机关，自任元帅。稍后，又设江南行中书省作为最高军政机关，在所占领的重要地区设立二十余个翼元帅府。随着朱元璋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其军事组织管理机构也在不断变革之中，相继设置了亲军指挥使司、宿卫军、元帅、千户、上千户、都指挥使、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等机构和官职。

朱元璋第二次重大军制改革，出现在至正二十一年（1361）。这一年二月，他"改分枢密院为中书分省"（《明太祖实录》卷九，辛丑年二月癸未）。三月，"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命枢密院同佥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明太祖实录》卷九，辛丑年三月丁丑）。这次改制，以元朝旧官机构之名，试图把比较分散的军权集中起来以利于自己掌控，他让自己的侄儿朱文正任大都督就是明证。当年十月，又增置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副使、佥事、照磨各一人。龙凤九年（1364）再"以省都镇抚隶大都督府"（《明太祖实录》卷一五，甲辰年十月乙卯）。次年定大都督官阶从一品。尽管朱文正在镇守江西等军事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但由于违反朱元璋的禁令、胡作非为、奸淫妇女等，于龙凤十一年（1365）被免去职务（顾诚：《朱文正事迹勾稽》，见《明人文集与明代研究》，[台北]中国明代研究学会2001年版）。朱元璋遂罢大都督而不设，以左、右都督为长官，使其互相牵制，防止最高军事管辖权被擅夺。左右都督的品级为正一品，与中书省左右相国平级，共同参与军政事务。

洪武三年（1370），明朝大规模统一战争的结束，明太祖朱元璋在大封功臣的同时，也开始寻求约束武臣、防其擅权越轨的途径。首先，大都督府越来越没有参预决策的权力而只是执行的机构，而执行的命令既可能来自皇帝，也有可能来自品级比自己更低的兵部官员。其次，都督府的基本职掌不再是"节制中外诸军事"，也无权对所属武官"迁选"和"调遣"，只是对军队进行组织管理。

这种析分军权的工作，最终完成于洪武十三年（1380）。当年将大都督府改为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它标志着明初军制改革暂告一段落和有明一代军事制度的基本确立。按规定，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后，除锦衣卫等亲军和上直卫不属于五军都督府外，其它外卫都司和直隶都司均分属五府，各都督府职"掌军旅之事，各领其都司"，"凡武官诰敕、俸粮、水陆步骑操练、官舍旗役并试、军情声息、军伍勾补、边腹地图、文册、屯种、器械、舟车、薪苇之事，并移所司而综理之"（《明史》卷七六《职官志五》）。五府保留了原来大都督府的最高统兵之权的地位，但丧失了调兵之权，仅对卫所官军进行日常管理和执行皇帝和兵部的命令。五军都督府及其所辖各卫所，实际上已经变成对庞大的卫所系统管理的中央最高管理机构，兼具军事组织管理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后来，随着明朝军事制度的变化，五军都督府权力日趋衰败。洪武时，五军都督府尚能对其所属都司卫所的运行施加些许影响，到永乐时，五军都督府就连对都司卫所基本管理职能也无法真正行使。都督府官员仅是虚衔，只有在营伍中任职，方可获得实际的统兵之权。卫所事务名义上要求由所隶都司总于所隶都督府办理，实际上徒具虚文。如永乐九年（1411），有的卫所旗军因长年出征在外，申请减免屯田子粒，经卫所军官奏报给所在都督府，却无济于事，后来旗军击登闻鼓，告到皇上那里，才得以解决（《明太宗实录》卷一一九，永乐九年九月壬午）。稍后，随着权兼军事、行政与监察职能于一体的总督、巡抚官职的出现，都司卫所事务可直达御前，都督府职掌进一步弱化，直到明朝灭亡才被废止。

在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的同时，明太祖罢除中书省和丞相职，以六部分理全国政务。六部中的兵部主管国家军政事务，又称"枢部"、"枢桓"，负责军队训练及调遣、军官的选授、考核和官军的籍册管理等。它初设于洪武元年，其后陆续添置职官，增其职掌。洪武二十九年（1396），改兵部所辖的四属部为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清吏司。武选司主都司卫所官的选授、升调、袭替、功赏之事；职方司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之事；武库司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学、薪隶之事；车驾司掌仪仗、禁卫、驿传、马政等（《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虽然最终决定权在皇帝，但军政事务的处理意见基本方略的制订，均需由兵部尚书完成。

在元末农民战争期间，武官议政、文臣辅佐是一种普遍的共识，也是一种客观需要，故大都督官的职权极重。中央集权制度逐步完善后，文武分途日趋明显。武官在中央的议政权随着战事的减少以及开国元勋的战亡日渐削弱，以文驭武和文官军兵管理制度逐步确立并加以完善，五军都督府权渐分矣。王世贞对明初都督府与兵部权力演化有如此论断："凡天下将士兵马大数，荫授、迁除与征讨进止机宜皆属之。十三年分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见若以为品秩如其故者，而兵部阴移之，其权渐分矣。至永乐而尽归之兵部。所谓五都督者，不过守空名与虚数而已。"（王世贞：《■山堂别集》卷五三《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佥事表》）王世贞所说的"至永乐而尽归之兵部"的说法并不准确，至少都司卫所的管辖权名义上仍然掌握在都督府手里。当然，兵部对部、都司、卫所的职掌步步侵夺，社会地位方面此长彼消，自不待言。其权虽分，但并非一般人们想象的荡然无存，它在某些方面仍然影响着明王朝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

因此，在这里需要明确的几点事实是：第一，洪武前期，都督府的职权仍相当重大。都督不仅对所辖的都司卫所官军负责直接的管理责任，还可以参与到对都司卫所管理制度的决策。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太祖诏五军都督府官曰："令天下各都司卫所马步军士各分为十班，自今年八月始，轮次赴京校试武艺"（《明太祖实卷》卷一八八，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庚戌）稍后，明太祖对都司卫所屯田则例进行调整，亦通过都督府进行，"命五军都督府更定屯田法。凡卫所系冲要会及王府护卫军士以十之五屯田，余卫所以五之四"（《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四，洪武二十一年十月丁未）。这些权力属于五军都督府掌握，兵部职权虽重亦不许插入，陈衍在《槎上老舌》中说，"祖制五军府，外人不得预闻，惟掌印都督司其籍。前兵部尚书邝野向恭顺侯吴某索名册稽考，吴按例上闻，邝惶恐疏谢"。

第二，都督的品级及物质待遇仍然高于文官系统。从武职品勋禄阶看，左右都督为正一品，都督同知为从一品，而都督佥事、都指挥使为正二品，都督同知从二品，都指挥佥事、指挥使和指挥同知也都是三品官。而兵部官员，在正常情况下，兵部尚书为正二品，兵部左右侍郎仅正三品。所以，明朝的官秩品级序列中，都督府官多排在兵部等六部官员之前。此外，明代卫所武官实行世袭制度，包括袭替、优给优养和借职等制度，这对武官队伍上层地位的保持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三，军事管理系统始终保持自己的运行体制，直至明亡。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明代的卫所制度到永乐年间开始衰败，到正统年间已经趋向衰亡。其实，终明一代，不仅都督府官的世袭及其品级没有被废止，而且都司卫所的军事制度也继续发挥着作用，至于都司卫所基层的组织管理职能更是长期普遍存在，直到清光绪年间才被府州县体制所取代。就是今天，仍然有大量的地名使用着卫所的名称。

明朝都司卫所制度的本质

卫所制度是明朝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军事组织管理制度。它既是一种军事制度，也是一种行政管理组织形式。这种卫所制度的许多内容来源于唐代的府兵制、宋代的更戍法、汉代的屯田制以及秦汉以来的军户世袭制，同时又糅合元朝的军事职官制度，并加以改造而成的。

卫所编制及其职官称谓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元代甚至更早。元代的侍卫亲军以"卫"为编制，设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统领。"千户"就是蒙古军的基本军事单位，以十户--百户--千户--万户的十进位方法编制。朱元璋初掌军权时，军官名称及军伍编制均较为混乱。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称吴王后，在改造和统一所属各武装力量时，决定用卫所制来编组军队。当年四月，鉴于"招徕降附，凡将校至者皆仍旧官，而名称不同"，决定"立部伍法"，规定："其核诸将所部，有兵五千者为指挥，满千者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法令中有关指挥、千、百户、总小旗所辖军数的规定，成为有明一代卫所的基本建制。此所谓"甲辰整编"（《明太祖实录》卷一四，甲辰年四月壬戌）。

明立国后，卫所制度被确定为治理国家的军政制度。《明史?兵志二》载："天下既定，度地害要，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这句话比较概括，不够准确，极易产生歧义。

明初的卫"有兵五千"只是一种笼统的规定，各卫所建置差别很大。洪武三年（1370）浙江七卫的每一卫，大都超过了五千人的规模，"计兵总五万二千五百一十三人"(《明太祖实录》卷五八，洪武三年十一月壬子) 。后来，明政府对卫所军兵数作出了调整，洪武五年，"并河南左、右二卫为河南卫指挥使司，以余兵二千六百七十人置陕州守御千户所"（《明太祖实录》卷七一，洪武三年正月庚戌）。此条史料表明：一、原来两卫的人数比较庞大；二、陕州千户所的规模也远远超过了一千人的编制；三、虽然"每卫五千六百人"的新标准在洪武七年才颁布，而此前河南都司已经有了调整卫所额军的举动。

洪武六年（1373），明廷制定军政条律，仍以"每卫五千"为标准(《明太祖实录》卷七八，洪武六年正月丙辰)。此时在京和在外每卫仍以五千人计之，这个五千人是指士兵数字，不包括武官（包括总小数）数字，武官数字则另单列。当年，大都督府奏："内外军卫一百六十四，千户所八十四，计大小文武官一万二千九百八十人"，武官数字就是单列的。洪武七年，明太祖"申定兵卫之政"："先是，上以前代兵多虚数，乃监其失，设置内外卫所，凡一卫统十千户，一千户统十百户，百户领总旗二、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军十，皆有实数。至是重定其制，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而千百户总小旗所领之数则同"(《明太祖实录》卷九二，洪武七年八月丁酉)。这里所说此前"凡一卫统十千户"的说法，仍不能做呆板的理解。我们仅仅知道，原来的一卫人数确实比较多，洪武七年改制后，各卫所额制军数大都按所规定的数额标准作了调整。如洪武九年二月，"调扬州卫军士千人补登州卫，高邮卫军士千人补宁海卫"(《明太祖实录》卷一10四，洪武九年二月庚子)。一卫编制为5600"人"，包括士兵和军官，有别于上文中的仅指士兵的"有兵五千"，两者有明显的区别。明代文献述及武官数量时多以"员"为单位，计军兵数时则常以"名"为单位以示区别，而官兵合称时则用"员名"。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六《兵备》记载河南都司夏班轮操大同轮操班官军数字时，称"河南都司都指挥一员，指挥四员，千户一十四员，百户二十七员，马军一千二十五名，步军一千八十四名"；隆庆《保定府志》卷二一《边政一》载：乌龙沟口兵马"景泰二年调拨保定卫常守军人官三十二员名，正德二年调拨保定班军三十名。嘉靖二十三年，钦依把总一员，调拨保定常守军人三百名"。

一卫下辖五千户所也仅仅是一般性规定，各都司在不同时期会有所调整。"一卫五所"的规定有明一代演变的大体过程是：洪武七年确定"一卫五所"的编制后，军数也尽量符合规定。其次，随着防御形势的变化，在军民分籍的情况下，因防守需要，政府被迫拆分"卫"，改卫下"千户所"为"直隶守御千户所"，一"卫"所辖遂不足五"所"。如成化年间，河南都司共有10个卫、2个中护卫，其中宣武卫、陈州卫、睢阳卫、弘农卫、彰德卫、信阳卫、南阳卫、南阳中护卫和颍川卫均辖5千户所，怀庆卫4个千户所，洛阳中护卫2个千户所，河南卫最多，共7个千户所。而嘉靖时期，弘农卫和南阳中护卫减至4个千户所，南阳卫仅剩下3个 千户所(嘉靖《河南通志》卷一三《城池·兵御附》) ，大抵能反映当时卫所的变化情况。明中期以后，各地卫所旗军大量逃亡，虽然卫所的数量及建置方面已经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实在旗军数与额定旗军数相去甚远，明政府意已无意重建卫所制度，亦无力重建。

卫所是明代统军机构的基本单位。而建立在卫所制度之上和与之相辅而行的其他制度，主要则有军户世袭制度、屯田制度、漕运制度、班军制度、征戍制度、募兵制度和驿站制度等。

首先，卫所军户实行严格的世袭制度。它是卫所人员的保障制度。明朝继承前朝"以籍定役"和"役皆永充"的思想，分户列等以定差役。户籍不同，隶属关系有别。民籍隶属户部等行政系统，军籍隶属都督府等军事系统，军民互不统属。军户世袭，卫所军的身份一旦确立，除非特别规定，世代为军。明代军户的来源，据《明史?兵志二》主要有四种，即从征（"诸将所部兵"，即参与朱元璋农民起义的军士）、归附（"胜国及僭伪诸降卒"，即归降的元军和各个割据势力的部卒）、谪发（犯人充军，分"永充"和"终身"，即犯人世世代代充当军户和仅犯人本身充任军士）、垛集（每三户民户佥发一人为军，为军者为正户，余者为贴户）。除此之外，还有抽充（从民户中丁多之家抽一丁为军）、收集（即广泛收集元末群雄中溃散的士卒为军）和佥充（佥充民户到亲军卫中服役）等。

卫所军户以旗军家庭为服役单位，一户出一正军，军家其余男性为军余，属正军的预备人员，一旦正军亡故或年老、逃故等项开除之后，余丁应继正军替役。如果卫所旗军因故没有成丁应替入役，则需要到其所对应的州县军户去清勾成丁应役。

为保证军户补役的顺利进行，明政府对旗军户籍管理有严格的规定。明代不同的军户，有不相同的军黄册，一类是由都司卫所系统编写的卫所军户的户籍文册，另一类是由府州县来编写的册籍，二者各有职掌，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如洪武二十一年兵部在清勾逃军时规定："凡编造册单。洪武二十一年，令各卫所将逃故军编成图册，送本部照名行取，不许差人；各府州县类造军户文册，遇有勾丁，按籍起解"（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五五《军政二·册单》）。各卫所编制逃军图册，依据的是自己所掌握的卫所军户册籍，府州县所造军户文册则属于州县军户册籍，二者既有明显的分工，又相互联系。

其次，卫所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屯田制度。我国的屯田之制由来已久，尤其是军屯，它是国家缓解戍守与军费供给矛盾所采取的一种有效办法。明朝的屯田分为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尤以军屯影响最大。洪武二十五年二月，"命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城守，务尽力开垦，以足军食"（《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六，洪武二十五年六月庚辰），这便是后人广为引征的"屯七守三"的则例。实际上，这仅仅是原则性规定，随时变更的例子不胜枚举。腹里卫所防御事务较轻，则屯七守三，边地卫所防守较重，则有屯三戍七，或屯四戍六之别。比例虽定，各地执行起来又有所不同，有的可能是抽调十分之三的人专职戍守，有的则是每一军户有十之三的时间用来戍守。

关于屯田，需要明确三点：第一，它是解决军饷供给的一种重要方法，尽管即便在屯田最为发达的永乐朝，军队都没有实现完全自给自足，但永乐初年屯田子粒数几乎与户部年收入大体持平，可见屯粮的重大意义。第二，屯田在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过程中起到极大的作用。明初全国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像洪武元年的河南开封府，"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辛卯），军屯有利于当地耕地的开垦。第三，明初军屯是与卫所设置是相配而行的，卫所对辖区内屯田和军户的管理，实际上起到经营疆域的职能，这一点在边疆地区表现得尤其明显。

第三、卫所的日常防御职能。明初定天下，各地驻守卫所对安定一方起到较为明显的作用。

第四，卫所的行政管理职能。明帝国对疆土的管理是分别由行政系统和军事两大系统来完成的，行政系统是六部--布政使司（直隶府、州）--府（直隶布政司的州）--县（府属州），军事系统是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行都指挥使司、直隶都督府的卫）--卫（直隶都司的守御千户所）--千户所。明代军事系统的都司（行都司）、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一种地理单位，负责管辖不属于行政系统的大片明帝国疆土。明代的卫所不能理解为现在的军营，它更类似于现在建设兵团，它是具有独立行政职能的地理单位，基本上都管辖有面积多少不等的耕地和多少不一的旗军、普遍民户或少数民族人口。

明立国之初，许多地方的行政权和军事权都是由卫所武官来代理的。如在颍州，洪武元年十一月，置颍州卫，"命指挥佥事李胜守之。颍州自元季韩咬儿作乱，民多逃亡，城野空虚。上因如汴，道过其地，遂命胜筑城立卫，招辑流亡，民始复业"，即由卫所官暂理民事（《明太祖实录》卷三六下，洪武元年十一月）。在河南邓州，"守御前所千户所，治在州治东，明洪武三年命镇抚孔显兼知邓州事，六年，升正千户，颁印专理军务"（顺治《邓州志》卷九《创设志·所治》）。在边地，如云南、贵州和四川等西南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地区，以防守为目的而设立的卫所或军民府，更能体现卫所制在地方的行政管理和军事防守的双重职能。

这种管理模式的建立，既表明明初以武功定天下后，行政机构的建立很可能依托于军事机构，也表明在一些地区，仍然需要驻扎军队来维持秩序。此外，明太祖认为，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边地，设置行政官员会增加地方百姓的负担，而集生产与戍守于一体的军事系统兼及地方行政管理，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洪武四年三月，明太祖命中书省臣曰："山北口外东胜、蔚、朔、武、丰、云、应等州，皆极边沙漠，宜各设千百户，统率士卒，收抚边民。无事则耕种，有事则出战，所储粮草，就给本管。不必再设有司，重扰于民"（《明太祖实录》卷六二洪武四年三月癸巳）。这也是施行这种管理模式的一个原因。

卫所旗军的职能，据《明史·职官志》载，大体包括屯田、防御（本地出哨、巡捕和入戍京城）、漕运和军器管理等四项。此外，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卫所旗军还兼具漕运职能，另有一些都司卫所经兵部批准后，还有生产常规军器和管理军器的职责。其中，屯田和戍守是卫所旗军两项最重要的职能，但这些职能在洪武、永乐两朝确定后不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迁都北京以及明朝整体防御形势的变化，是引起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迁都北京以后，轮番操练（班军）和运送漕粮（漕军）日益成为卫所旗军的重要职责。

班军，是指以卫所军户为主体的旗军离开自己所隶属（驻扎）的卫所，周期性地到指定的、相对固定的地点或地区，从事以军事戍守为主的活动。它既区别于临时的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军队调动，也不同于新建、合并、改调卫所而带来的隶属卫所的长期变化。明朝班军的类型繁多，有入卫京师的北京京操班军（主要来自南北直隶、中都留守司、河南、山东、大宁等都司），也有入卫南京及其附近江防的南京京操班军，有诸边入卫蓟镇的入卫军，有北方诸都司卫所番戍防守重镇的边操军（如河南、山东等入卫蓟镇、大同、宣府、榆林等），有北部边境都司卫所相互番戍的防秋、防冬军兵（散见北部九边诸镇），还有几个都司或一个都司内部对军事要塞的番戍军兵（如广西梧州、桂林等），以及各都司内对都司或省城所在地的番戍军兵。轮班戍守成为卫所旗军的一种普遍职能，出现在明朝稳定国内局势以后新的防御形势之时。它是在尽可能不增加军兵的前提下，对重点地区进行重点防御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京操班军要求由正军充役，所以屯田的耕种和地方的操守，大部分便由军家或军余来完成。这实际上打破了原来卫所屯戍职能的分配关系，是屯田与地方操练防御形势，都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屯田本是旗军最重要的职能之一，绝大部分的旗军都有一份屯田要耕种。但自永乐末年实施的班军制度，后由于要抽调相当数量的旗军去别的地方操练戍守，这就严重地影响到屯田的耕种。明中期以后，卫所屯田的分配和使用已经相当混乱，有虽具旗军身份而寸地未得者，有广占数顷者（张肯堂《■辞》卷四《孙承祚》；卷五《李自立》；卷一0《徐文星》等）。参与京操与边操者为"正军"，而参与城守、屯田、巡视者均为"军余"。河南都司马"京操正军（春戍四千一百七十九人，秋戍一万四百五十四人）；宣府操正军（春戍四千七十六人，秋戍四千五十八人）；大同操正军（春戍二千一百六十八人，秋戍二千一百四十四人）；榆林操正军（春戍一千二百九十八人，秋戍一千二百七十一人）。城守军余二万□□□□，屯田军余四万六千三百二十七人，巡视军余五百五十五人......屯田四万四千一十二顷三十六亩七厘，屯粮二十七万四千一百四十五石"（嘉靖《河南通志》卷一三《城池·兵御附》）。山东都司与河南都司大体相似，正军京操或漕运，其余则多用舍余，"故无他警，惟官军分两班轮京操备"。（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三一《兵部十四·镇戍六》）。

轮操也影响到地方防御和沿海防倭等。由于班军要求由精壮的正军出役，地方防守只能依靠卫所一些不更事的老弱旗军和军余，更多地是依靠地方民兵、弓兵和乡勇等。景泰初年，兵部尚书孙原贞就说："各处官军或调操于京师，或调操于各边，本地无军可守。臣昔备员陕西右布政使，以历潼关，询其实在军士，不过数名，惊问其故，始知皆在各地操备"（孙原贞：《军民利病疏》，孙旬辑《皇明疏钞》卷三0《时政一》）。

漕军是永乐后期出现的又一种新的卫所旗军兵种。明以前，承担漕运的或是民夫，或是商贾，或暂调军队，而建立一支固定承担运输漕粮任务的军队，则始自永乐年间。为加强北边的防御，明成祖决定迁都北京，这就需要解决北京城粮食供应问题。在永乐九年（1411）凿通会通河和清江浦后，永乐十二年开始大规模地抽调各地卫所旗军从事漕粮运输，但此时尚未建立严格的制度。成化九年（1473），户部官员说："南北直隶及山东、江西、浙江、湖广等处九十余卫所，岁运粮储皆过期不至"（《明宪宗实录》卷一一0，成化九年十二月癸亥），而京师驻扎七八十万，"非四百万石无以恃命"，才决定建立完备的漕军制度。

为保证漕粮运输的顺利完成，虽然漕军有自己的管理制度，但其最基本的组织方式却是卫所制度，"以军法结漕法"。旗军从事漕粮运输最初并非专职，所以除运粮外，还经常承担其他军事任务，如随郑和下西洋、到沿海备倭、上京师守直、直交趾征乱以及镇压农民起义等（林仕梁：《明代漕军制初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当然，漕军还需要耕种屯田。漕军身兼多项职责，军士不仅苦不堪言，而且也影响漕粮的正常运输。宣德五年（1430），因"以南北诸卫所军备边转运，错互非便"，曾下令"以南军漕运，北军操备"。正统年间，又规定"运粮旗军不与操守之事"，管运指挥"专管漕政，不与军政"（《漕运通志》卷八）。从此，漕军从原来的屯戍之士演化为专职运粮军，既无时间习操耕地，也无法再承担军务，岁月既久，"运粮兵全不知兵，敌器咸成戏具"（马丛骋：《兰台奏疏》）。

卫所旗军中，江北卫所旗军的主要精力转向轮番操练，江南旗军多困于漕运，而传统的屯田与操守地方的职责因而大受影响。嘉靖时兵部尚书张云彻说："国初沿海建设卫所，联络险要。今军伍空缺，有一卫不满千余，一所不满百余者。宜备查缺额之数而补足之，其运粮、班操等原因海上无事拨借别用者"（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一一《经略一》）。嘉、隆、万年间，许多大臣都提出操练班军和漕军，以"恢复"他们的生产和操练能力，但已与事无补。

卫所制与营伍制

按明太祖的设想，卫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五府分领天下卫所，不相统属，互为牵制，另有兵部分其权："明以兵部掌兵权，而统军旅、专征伐，则归之五军都督府。兵部有出兵之令，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合之则呼吸相通，分之则犬牙相制"（孙承泽《春明余梦录》卷三0，《五军都督府》），"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即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明史》卷八九《兵志一》）。卫所军士世居一地，且耕且守，战时由朝廷临时派兵遣将，兵将分离，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然而，这种分权治军统兵的军事制度很快就无法适应时局变化，对军兵职能的调整与编制体系的改革已在所难免。营伍制于是便应时而出了。

营伍制是一种以战时征戍为基本特征的编制方式，是以"营"为基本单位，明朝"九边"地区防御分区多以营伍制编组。如前所述，卫所制是以日常屯戍和军政管理为基本特征的编制方式。营伍制出现后，营伍侧重征战戍守，卫所则注重旗军的日常组织管理。

正是由于它们各自职责的侧重点不同，所以营伍编制下职官系统与都司卫所体制就有很大的不同。"营伍武官皆因事而命，无定制，凡五等，曰镇守、曰协守、曰分守、曰守备、曰备倭。其官衔凡六等，曰总兵、曰副总兵、曰参将、曰游击，皆称将军。曰都司、曰守备、曰提调、曰千总、曰把总、曰百总，皆营官"（傅维鳞：《明书》卷六五《职官志》）。营伍制下的武官大多由原卫所世官选派充任。如各地卫所官带旗军到京师后，分配到不同的京营中任职，"每营各设中军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六员。上班之日，与京营坐营官分练，听六副将编属"（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三四《营操·轮操》）。

永乐时，朱棣的北征军已用营伍制编制，像五军营、神机营和三千营中之编制与"九边"地区的军事编制大体是相同的。京军的编制大体是提督--内臣--总兵官--都督--号头官--都指挥--把总--指挥--领队官--管队；九边武职系统大体是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操守--把总--管队等。这一点与都司卫所的武官系统差别很大。京军大营的编制介乎卫所制与营伍制之间，大抵是由于京营既有日常操练管理之责，同时承担有较大的镇戍职责。

营伍制下的官员，有非常明确的防御职责。总兵官、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把总等官，或镇守一方，或镇守一路一城一堡，各有职掌，甚至包括综理地方军政的督抚，"操练军马，修理城池，缉捕盗贼，关防奸宄"，大抵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西关志·倒马关》卷四《制敕》）。

营伍制下的军兵组织也与卫所有明显的区别，它是按营--总--哨--队--什--伍的形式编制的。由于营伍制最初是临战状况的编制，所以，它对军兵的户籍身份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既可以是卫所旗军、军余、舍余，也可以是招募而来的民兵、土兵等。可以说，营伍制下的军兵是明代能够调动的一切可以利用的武装力量。明中期以后，北边重镇及防御任务比较吃紧的少数民族地区，都普遍采用了这一方法。如万历四年（1576），巡抚保定都御史孙丕扬条陈六事，其中就本地防御提出建议说："保定五卫、茂山、真神各卫班军二千八百八十名，宜于大宁都司添设领班都指挥统之；保、茂、紫荆、腾骧右、真定、河间各卫所操余二千六百八十八名，则属之大宁巡捕；部司易州、涞州、广昌乡夫并保定府属民壮二千三百九十五名，则属之清军同知；原守倒马、定州、腾骧右二卫操余九百九十名，则属之本关参将，原守茨沟营、真定、神武右、武功、腾骧右卫操余一千七百七十名，则属之本营参将，各不妨原务，督领秋防，无警合营操练，有警就近摆边，各卫所及诸军官悉听辖调"（《明神宗实录》卷五六，万历四年十一月甲辰）。其中，既有保定等卫所的班军2880名，它们的身份是旗军正身；也有保、茂等卫所的2688名，属于卫所军余；又有易州等2395名，属于民壮（民兵），此外，还有属于京卫的军余等，率领这些军兵的官员大都是署营伍制职衔的官员。

从管理体系看，营伍制的运行听命于兵部，卫所制则直接受到五军都督府和都司的统一领导。由于卫所旗军有相当一部分的戍守职责是在营伍制编组下完成的，这就涉及到两大系统权力分配问题，它们为此还发生过不少争执，如嘉靖三十三年（1554），总督京营戎政平江伯陈圭和兵部尚书聂豹就因为班军事务权力的分配互相不让，明世宗命巡视科道官商议解决方案，科道官称："班军入卫，据三十二年诏则经理在营，事宜责在戎政，据三十一年诏，则发操查点责在兵部。臣等酌议其中，凡自今班军上班，由都司送部，由部到营，该营不得而先。盖军未上班是为外卫，外卫固属之本兵，使营中先收，孰从而知其多寡虚实之数；班军下班由参将送总督，总督咨兵部，该司不得而先，盖军未下班是为营兵，营兵悉隶于戎政，使该司先收，孰从而知其到，缺罚之例，此戎政本兵所宜协济共事也。"（《明世宗实录》卷四一四，嘉靖三十三年九月壬戌）明世宗最后遵照管辖权优先的原则，仍照三十二年诏旨行之，上班之时由京营官统管，下班后由都司卫所管辖，兵部仍总揽军政。当然，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中，要恰当分配权力是极其困难的。

营伍制是在卫所制度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两者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从人员组成看，营官主要来源于卫所官，营兵的主要来源是抽调的卫所旗军和招募的士兵。从营兵防御的区域看，北边和军事重镇是营兵防御的重点地区，这些区域在明初也是卫所最为集中的地区，营兵的防御区域与卫所的实际控制区域在许多地区是重叠的。

首先，尽管卫所武官和营伍武官有各自不同的系统，但在许多情况下是一套人马两个系统。明初，总兵、副总兵官均以公侯伯都督充之，参将、游击、把总等官亦多充以勋戚都督等。明中后期有所变化，总兵官皆由五军都督府官列衔充任。嘉靖时期的《宣府镇志》载：副总兵官，成化前多用五府堂官，后皆都司列衔领敕充任；参将游击俱都司列衔领敕充任；守备一职，"初以都督，自后或以都指挥，或署都指挥，咸受敕谕以莅其官"（《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七《戍海篇》）；把总一职，"先时浙有把总四，临诸卫，即选卫指挥充之"，明后期把总地位下降，为营伍制的基层将领，一般从千百户内调用，只统领数百营兵。可以说，营兵内的武官，绝大部分都是由都督府、都司卫所世袭武官来敕任。

由于卫所官调任为营官较为常见，卫所官职中的都指挥使司一职，也常为营伍制借用。卫所制中的都指挥使司，为地方卫所的最高官员，但都司一职作为营官，职别则相当低，仅高于守备一级，在总、副、参、游以下。通常在抽调卫所旗军参与到军事要地的防御时，卫所旗军在卫所、行进途中都是以卫所制度下的职衔来对旗军进行管理，而到达防御地区之后，卫所旗军有可能被授予相应的营伍制的职衔。万历初年，河南、山东二都司领班官军和边镇入卫兵，领班官员相继改变职衔，使之更符合营伍制编制。据史载："河南、山东凡系领班赴蓟，都司合照京营新题事例，俱去以职，量升署指挥佥事，与各该省见任佥事、都司二员，内以一员填京班，一员填边班，轮番领兵赴边，防守供亿......其余天津、德州、通津、宁山、沈阳领班都司，俱改游击职衔，本部查拟责任，仍各请换不坐名敕书，赉付各官，便宜行事（刘效祖：《四镇三关志》卷七《总督侍郎杨兆分布兵马以饬春防疏略》）"。

因职责不同，营伍制的官员多是临时任命的，皇帝亲颁敕书以明确其职掌，一旦完成任务或不堪其任，就会取消其营伍职衔；卫所的世袭武官结束在营伍中的任职后，仍可回到所隶属的都司卫所，从事相应的工作。

其次，营兵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卫所旗军。营兵中的卫所旗军，除京军大营大体是按营伍制编组之外，各类班军抽调到京师、北边或其它战略要地戍守后，也是采取营伍制编组。此外，抽调部分卫所的旗军补充到战略要地去戍守，也要采取营伍制编组以利其责。如嘉靖时有"抽边军丁补兵之议"，理由是"时当事者以军与民壮并无在食粮之额，用以充抵民兵，则兵数不亏，饷数不减"。这里所谈的民兵，指区别于卫所军及民壮的募兵。论者高度评价这种作法："盖于总参新法中仍参用军伍，存卫所初建意，兵制有变而得其善者，此制也。"（《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七《戍海篇》）

"九边"重镇以营伍制编组，这里的卫所设置也非常密集。明初遍置卫所，本意为镇戍地方，卫所以军养军，自我管理，且耕且守，其意虽好，却不适应集中精兵加强防御的需要，因此才不得才作出改革。在卫所编制的基础之上用营伍制的方法，抽调卫所的兵力，集中力量从事防御戍守，是营伍制在战略要地得以普遍推行的重要原因。

卫所制与募兵制

谈及明代军事制度的变迁，论者多以卫所制度在明前期出现衰败迹象后，募兵制代之而起，并在中后期成为军事制度的主体。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募兵在防御戍守方面确实接替了卫所制下旗军的大部分职责。但卫所制度既是一种兵役制度，又是一种组织管理制度，而募兵制只是一种兵役制度，把明代军事制度的变迁说成是卫所制度的崩溃和募兵制取而代之，并没有把握这两项制度的实质与内涵。

募兵曾是明初增兵的一条有效途径。卫所世袭兵制普遍建立后，募兵渐少。募兵再起，大略始自宣德九年（1434），景泰初年后又有较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京营精锐丧于土木之役（《续文献通志》卷一二一《兵考·兵制》）。明初招募之军均纳入世袭军户，而此后的招募仅及募兵一身而止。景泰以后的募兵以边镇用兵为主，招募的对象既有军余，也有民壮、乡勇和土兵。募兵既有可能被编入营伍（包括京营、沿边、沿海、内地城守或关隘的防御性营伍），也有可能被充作家丁。用募兵填补京营的时间则稍晚一些。至嘉靖年间改组京营制度时，才有募兵补充三大营之举。

募兵与卫所军除世袭身份不同外，组织管理也不同。募兵以营伍镇戍编制为主，而世袭军采用卫所制进行管理。当然，募兵不等于营兵，募兵是营兵的主要来源，但也有部分募兵隶于卫所。由卫所官召募的募兵，一般隶属卫所武官管理，只是其身分不变。隶属于卫所的募兵有两种情况：一是不入卫所旗军正额，由卫所代管；二是卫所军士被抽调到别处，而以募兵来补足原额。

在物质待遇方面，旗军以月、行二粮为主要收入，募兵则以安家和饷银为主要收入。"招募之兵与尺籍军异。尺籍军无论老少强弱，饩廪丰给，优恤备至，调遣即有行粮草料；召募之兵非强壮不入选，既无素养之恩，有疾辄汰，又无归老之计。"（《明穆宗实录》卷二0，隆庆二年五月辛亥）

召募是解决旗军不足的一条重要途径。无论是嘉靖时的京营改革，还是明后期的边关防守，凡旗军缺额，除清勾催解外，也多利用招募加以补充。如崇祯六年（1633），毕自严奏言："惟是班军须两万人，查关外额派班军一万四千名，自大凌困陷之余，未及原额。臣部一面行文通津等七营，务期如法清勾，依信发解，此外尚少六千员名。查得山东青、莒二卫，今年议留班军约九百余，而真定以标营东剿留下民兵二千，屈指登叛荡平，兵各还信，原额班军相应督发出关为版筑之役，其尚少三千，则该抚道设法雇募，临期似不难于取盈。"（毕自严：《度支奏议·新饷司》卷三六《署关宁监视题请班军行粮行盐疏》）

从外卫抽调的旗军到边镇后不熟悉边塞形势，反而不如从本地召募的兵士更具有战斗力，也是募兵盛行的重要原因。天顺时，府军前卫中左所百户马真奏称："乞于陕西、山西等处差官开设募府，不分军卫有司舍余民人之家，重招精壮确边子弟等因。查得天顺元年八月二十日节奉，英宗皇帝圣旨：朕念辽东、甘肃一带，边境人民每被虏寇侵扰，不得安业，虽常调腹里官军轮班操备，但不熟边情，今思近边人民廪气强劲，臂力过人，边陲利害，戎虏情伪，素所谙熟。"（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二四《兵部类·召募近边精壮子弟》）

募兵制的施行，给卫所制的正常运行带来冲击。首先，是在经费使用方面。嘉靖时，顺天巡抚郭宗皋曾提议将京师派往居庸关、黄花镇等蓟镇的京军减少三枝，省下犒军银以给募兵。他说："蓟镇连岁俱发京兵防御，但非本镇属辖，不足以应缓急。乞止拨二枝以备居庸、黄花镇，余三枝停遣，即以其犒军银二万二千七百两，给本镇募兵。"（《明世宗实录》卷三一九，嘉靖二十六年正月辛巳）其次，是人员方面。募兵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军余，他们极可能是卫所正军的替补，或是地方防守的重要力量。大量军余应募，必然要影响到卫所旗军的清勾与替补。嘉靖二十九（1550）年九月，兵部议募兵二万人，差官到南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召募，"北直隶五千人，山西三千人，庐、凤、徐、邳四府州三千五百人，河南五千人，山东四千五百人，蓟州、大同免募。南直隶淮扬二府贴银"。"募完之日，抚按季才勇参将官一员，同本处兵备掺练，每年四月终赴近京防虏，北直隶驻顺义，南直隶驻河间，山东驻通州，河南驻保定，山西驻易州，听本部调用。十一月中旬掣回"（《明世宗实录》卷三六五，嘉靖二十九年九月）。

嘉靖以后，募兵作为救急之策在全国广泛采用。嘉靖东南倭患，募兵人数不下十余万，这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多次提到。万历以后，辽东地区战事不断，也大量使用募兵。据兵部尚书李汝华统计，兵部"先后具题于五省州县议募二万，合之则六万矣......抚臣召募二万，赞画一疏中辽阳海盖等道召募二万......合之十余万"（程开祐：《筹辽硕画》卷二八《辽兵调募无算应用新饷无算疏》）。是时，辽兵召募及原额兵力不减20万，其中近10万为募兵，可见募兵已成为明朝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募兵在嘉靖初期施行，战斗力尚可。但在明中后期，多有京棍无赖被充选入募，获得安家、行粮和饷银后旋即逃遁，全无实用；应募之兵，本当终身而止，但在一些地方却出现"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情况，也打击了应募者的积极性。因此，卫所制在明末又有被重新审视的倾向。

嘉靖以后，虽然募兵制成为重要的军事制度，但并没有取代世军制，而且明政府也未曾在全国实行普遍募兵制，仅仅是在防御征战紧急之时集中招募，承平之时，仍依赖卫所军或民兵进行防御镇戍。有学者指出，"募兵制在明后期军制中居于主导地位，主要指其军事作用而言。但招募来的职业雇佣军在明后期国家常备军中，并不占绝对多数，甚至不占多数"（李渡：《明代募兵制简论》，《文史哲》1986年2期），这大体是准确的。明中期以后，卫所军、募兵、民兵、乡民通力合作，在明帝国的防御体系构筑中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隆庆年间，谭纶、戚继光在商讨解决蓟镇防御力量时，即曾提到四种方法：第一、调取京操班军；第二，清勾本地卫所旗军；第三，募兵；第四，发挥土著居民在防守中的作用。其目的，也是动员多种武装力量，以固北边防守（《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二，谭纶：《条议戚继光言兵事疏》）。

就战斗力而言，募兵优于世兵，职业兵优于民兵是显而易见的。军队职业化是军队建设的发展方向，因此，募兵取代世兵有着许多积极的意义。但有明一代，建立在世兵制基础之上的卫所制度一直在发挥重要的作用，终未被募兵制所取代，此中原因非常复杂。

募兵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荀子·议兵篇》说，"故近召募选，隆执诈，尚功利，是渐之也"，这说明战国时雇佣"市中佣作之人"当兵的现象已经出现。《庄子·人间世》载，有位形体残缺不全的人，名叫支离疏，在"上征武士"即招募武夫时，可以"攘臂而游于其间"，也证明了战国募兵制度已经出现。战国以后，募兵制成为各朝在紧急时期解决兵源短缺的重要手段。如金军之动员体制是征兵和募兵兼行，征兵不足，即兼行募兵制。

然而，在中国古代，募兵制却没有能够取代世兵制。究其原因大抵有三：第一，战国以降，中国一直是以农耕经济为主体。农耕经济具有易熟性和脆弱性的特点，恢复简单而崩溃太易，谈不上更多的社会财富积累。所以，隋朝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获得到空前的繁荣，也可以在几十年内耗尽财富；明代经洪武一朝很快恢复，到明末时，却在明清之际短短的数十年间呈现一派衰败残破的景象。由于抗风险能力很差，农耕经济体制下的各种制度会随着经济的起伏而波动，世兵--募兵--世兵--募兵的循环往复便在历史上沿延了上千年。第二，"崇圣三代"和"尊祖敬宗"的传统观点，也往往导致各王朝统治者的因循旧章。孔子称尧、舜、禹为"三王"，当时社会为"大同"之治；自东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对夏、商、周"三代"的圣化更趋严重，称之为"小康"之世。此后，历代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往往要标榜效法"三代"。在尊崇"三代"的大背景下，又会导致对本朝开国之君所定制度的崇拜，明太祖制定的各项制度就被尊称为"祖制"，只许尊循，不得改易，这也客观上造成了对革新思想的禁锢与遏杀。在相对平和的政局下，变革不易，守旧顺理成章。第三，财政因素。世兵制的推行，较之募兵更为便捷。在世兵制条件下，军费的相当一部分是由军兵自己负担的；而募兵制下，政府承担的直接费用要大得多。这样，就不难理解这项延续千余年的世军事制度，何以会在明代继续沿袭，并在清代继续发挥着它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都司 卫所 世袭制 营伍制 募兵

[问题讨论]

1、"以文驭武"策略的历史渊源及在明朝的实施。

2、明代卫所制度的本质及特点是什么？

3、世袭兵役制与募兵制的优缺点分析。

[原始资料]

1、《明史》卷七二、七五《职官志》一、五。

2、《明史》卷八九至九十二《兵志》一至四。

3、《明书》卷六十五《职官志》。

4、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五五《军政二》。

[视野拓展]

1、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2、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3、陈梧桐：《朱元璋军事思想初探》，《朱元璋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于志嘉：《明代江西卫所屯田与漕运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2分，2001年版。

5、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

6、 李渡：《明代募兵制简论》，《文史哲》1986年2期。

7、 范中义：《论明代军制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8、 陈宝良：《明代的民兵与乡兵》，《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9.林仕梁：《明代漕军制初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10.王莉：《明代营兵制初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11. 李新峰:《大都督府略论》，王天有、朱诚如编《明清论丛》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版。

12、彭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彭勇：《论明代州县军户制度--以嘉靖〈商城县志〉为例》，《中州学刊》2003年1期。

第五讲 经济结构的变动：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

明代中后期，社会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白银货币化的浪潮自下而上又转而自上而下地席卷全国，促进国内市场的形成，并进而向海外延伸，参与世界市场的建构，从而推动了城乡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催生了新的经济因素的孕育，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局，从传统的单一农业经济结构向多元化社会结构转变。明中后期经济的发展变化，是推动当时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物质力量。

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

明中后期，在明初奠定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嘉、隆、万三朝，更是明代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

明代中后期，人口大量增加。有学者参照明朝官府的有关统计资料，估算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人口为66906040人，到万历六年（1578）增至75814219人（《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史卷》上册，第66、71页）。人口的分布呈现不均匀的状态，大体上南方人口较多，北方人口较少，东南沿海人口较多，西北地区人口较少。人口的增加，既为工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同时也要求扩大生产的规模，以便提供更多的粮食、衣料和生活用品，工农业生产因此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土地的开发和利用率的提高。在江南等农业发达的地区，人们充分利用空地隙地、田埂堤岸，开展多种经营。如浙江湖州一带，"湖民力本射利，计无不悉，尺寸之堤，必树之桑，环堵之隙，必课以蔬。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顷，而别墅山庄求竹木之胜，无有也"（《浙江通志》卷九九《风俗上》，引《西吴枝乘》）。在河海滩涂，人们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将大片斥卤汙积之地改造成为良田。如宝坻一带，"濒海之地，潮水往来，汙泥常积，上有碱草丛生"，盐碱化非常严重，人们"挑沟筑岸，或树立桩橛，以抵潮汛"，创造了一种龟背形台田，"其田形中间高，两边下，不及十数丈即为小沟，百数丈即为中沟，千数丈即为大沟，以注雨潦，谓之甜水沟"，用雨水冲涮盐碱后，"初种水稗，斥卤即尽，渐可种稻"（袁黄：《宝坻劝农书》）。太仆卿董应举曾在北直隶沿海经营屯田，"浚渠筑防"，"规划数年，开田十八万亩，积谷无算"（《明史》卷八八《河渠志六》）。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海滩沙田，经过当地居民的改造，也都变成高产良田。在山区和边远地区，更聚集大批外来的移民，开荒造田。明代前期，北方部分地区以及淮河流域、湖北平原、闽浙赣交界、广东和整个西南山区，还有大量未被开垦的土地。明中叶后，由于人口的膨胀，加上北方地区天灾人祸不断，黄淮地区连年决口泛滥，北方农民纷纷南迁，河南、山东、江南、淮徐地区的农民则迁徙到江浙、福建、广东的山区，或进入江汉平原或洞庭湖周围。与此同时，江南、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区的农民，也开始大规模地移居到湖广地区，尤以江西人，移居湖广者数量最多。这样，许多山区和边远地区的荒地得到了开发。特别是湖广地区，由于大量移民的涌入，"地多异省之民，而江右为最，商游工作者，凭田以耕，僦居以居，岁久渐为土著"（万历《承天府志》卷六《民数》），他们建水库，修沟渠，兴堤垸，围湖垦荒，使该地区成为明朝新兴的粮食生产基地。宋代以来江浙地区是全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人称"苏湖熟，天下足"。到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由于江浙地区"改粮他种"，江南地区的粮食供应反而要仰仗于湖广地区，因而又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朱绍本等：《地图综要·湖广总论》）

二是引进海外农作物的新品种。在粮食作物方面，我国原有稻、菽、麦、稷、黍五大类，明代以前大体已经形成南稻北麦的生产格局。随着长江流域的开发，麦类作物在南方的种植面积有所扩大，稻麦轮作制普遍得到应用；水稻在北方的种植区也渐有扩张，北直隶地区开垦了更多的稻田。除了上述传统的粮食作物，明中后期还从海外引进原产南美洲的玉米和甘蕃（又称番蕃、白薯、红薯、地瓜）。这两种粮食作物产量高，而且比较容易种植，耐旱抗寒，在比较贫瘠的山地、旱地和滨海沙地都能生长，不与小麦、小稻和桑麻争地。玉米在正德以前就已传入，但种植地区不很广泛，主要在西南和东南一些山区种植，到明末成为长江中下游山区特别是汉水流域山区的重要粮食作物。甘薯在万历年间传入广东、福建，由于"瘠土砂砾之地，皆可以种"（周亮工：《闽杂记》卷三），很快就在闽、广和长江流域广泛种植，民人"资以充饥"（谈迁：《枣林杂俎》中集），对缓解粮食供应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

粮食作物之外，明中后期还引进了花生、烟草等经济作物和南瓜、番茄、辣椒等蔬菜品种。

三是提高和推广精耕细作技术。我国的传统农具在明代没有太大的改革，但传统的精耕细作技术在明中后期有了较大的提高和推广。北方旱地的耕作讲究深耕和精耕，马士龙的《农说》指出："农家裁禾启土，九寸为深。三寸为浅。"《沈氏农书》也说："古称'深耕易耨'，以知田地全要垦深，切不可贪阴雨闲工"。南方水田更强调深耕，徐献忠的《吴兴掌故集·禾稻》说，耕田"大率深至八寸，故倍收"。轮作复种制更得到普遍的推广。北方除一年一熟的地区外，山东、河北、陕西的关中平原，都较普遍地实行二年三熟制。大致是每年种一季秋粮，隔年种一季冬作物，有的还和绿肥作物相结合，如《群芳谱·谷谱·田事各款》所载："肥地法，种绿豆以上，小豆、芝麻次之，皆以禾黍末一遍耘时种，七八月耕掩土底，其力与蚕沙熟粪等，种麦尤妙。"南方的长江流域，实行稻麦轮作、一年两熟制。闽浙一带则采用间作技术，形成早晚稻两熟制，岭南地区还出现了三季稻。当时南方的水稻，亩产可达二、三石，有的地区达到了五、六石。

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也有长足的进步，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技术的提高。如棉纺织业，在明初轧棉继续使用元代的搅车，万历以后使用四足脚踏搅车，纺工大多一手摇纺车，一手纺一根线，万历以后改用足踏纺车，"一手握三管，纺于锭上"（《天工开物》卷上《乃服第六》），效率提高三倍，有的地方甚至至一手可纺四至五根线，效率更高。丝织业中出现的提花机，中间的花楼高达丈余，由织匠和挽花工两人共同操作，能织出精美的绸缎。冶铁技术也有很大的改进。明末广东的冶铁炉，比明初河北遵化冶铁炉的炉更高，容积更大，炉体也由方形改为瓶状形，使燃烧更加充分；火口镶以耐火的水石，可延长炉体的使用寿命；使用"飞掷"装料，可减轻劳动强度，还可提高工效（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货语·铁》）。在鼓风装置中，还发明活塞式木风箱（《天工开物》卷中《冶铁第九》），能自动启闭活门，产生压缩空气，极大地提高风压与风量。冶铁燃料中，开始使用焦炭，叫做"礁"，"可五日不绝火，煎矿煮石，殊为省力"（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煤炭》）。

二是民营手工业逐渐占居主要地位。明初的官营手工业规模庞大，控制甚至垄断着一些重要手工业部门的生产。后来，官营手工业日趋衰落，民营手工业不断壮大，到嘉、隆、万年间，已渐居主要地位。在纺织业中，明初曾设立南北两京的内外织染局、南京神帛堂、留京供应机房以及南直隶、山东、浙江、福建、江西、河南等地的织染局，使用大批强制征调的工匠，不计工本生产供皇室消费的高级丝织品。明中期以后，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工匠制度趋于瓦解，各地织染局的生产日益凋敝，只能采取机户领织，即由机户进行加工订货的形式，来完成上交段匹的任务。相反，民营丝织业却呈现蓬勃发展的势态，尤以江南的浙直地区为最兴盛。据统计，江南苏州、杭州和南京三个城市的民营织机在5-5.5万张之间，盛泽等市镇和乡村的织机约有1.5万张，如加上镇江、嘉兴、湖州等地市镇，江南民营织机的总数约在8万张以上。此外，福建、广东、四川、山东、山西等地区还有大量民营织机，仅山西潞安一地最盛时就有织机9000多张（《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史卷》上册，第525-526页）。在陶瓷业中，明初设御窑，正德初年又设御器石，专门生皇室消费的高级瓷器。到明中期，官窑生产萎靡，遂采取"官搭民烧"的办法，由民窑搭烧，官偿以钞。而民窑的生产则日益兴盛，仅制瓷中心景德镇，就有"窑二百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朱琰：《陶说》卷一《陶冶图说》），生产大量民间消费的瓷器，"形器天下走"。制盐业在明初为官府所独占，由"役皆永充"的灶户进行生产，向官府交纳盐课，由官府实行专卖。到明中期实行盐课折银，灶户因而具有生产和销售的一定自由，万历年间，两淮的产盐区就出现了盐商执持盐引"与灶丁相市"的现象。此外，在矿冶、伐木等官府控制较严的手工业，也出现类似的民营化的倾向。

三是新兴手工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尤以棉纺业的影响最大。明初，明政府规定每田五至十亩，要栽种桑、麻、棉花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洪武二十六年（1394），又下令扩大棉花种植面积，"率蠲其税"（《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二，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庚戌）。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还批准户部的奏请，允许松江府用棉布输纳秋粮，洪武九年（1376）又将改折范围扩大到全国。棉花的种植因此发展很快，逐渐由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扩展。随着棉纺织技术的不断改进，棉纺织业迅速发展起来，到嘉、隆、万已取代丝、麻而占据纺织业的主体地位，棉纺织品也成为人们服装的主要原料。江南的苏、松、常、嘉、杭诸府，逐渐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松江更是"家纺产品，远近流通"（《农政全书》卷三五《蚕桑广类》），"日出万匹"，有"衣被天下"之称。据估计，松江一府年产棉布2000万匹，松江之外的江南地区，年产棉布500万匹。（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此外，福建、湖广、两广、四川等地，也都有各具特点的棉纺织业。北方地区由于空气干燥，不易纺织，明前期只能将大批棉花贩往江南，织成棉布后再贩回北方。明末北直隶的肃宁人经过反复实践，"多穿地窑，深数尺，作屋其上，檐高于平地仅二尺许，作窗棂以通日光。人居其中，就湿气纺织"（《农政全书》卷三五《蚕桑广类》），织出了紧实细密的棉布。此后，北方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的棉纺织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棉纺织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染坊、踹坊等的发展。

白银货币化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作为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在明代发生重大的变化，最终实现了白银货币化。

明朝开国，即铸造铜钱，作为通货。洪武八年（1375），又仿照元朝的办法，印造"大明宝钞"，与钱币兼行，"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元朝初年发行的钞币，有金、银和丝作为钞本，并严格控制发行量，有放有收，而且钞币可随时到钞库兑换金银，币值稳定。元朝后期，钞本用光，钞币不能兑换金银，元政府又无限制地滥发钞币，只放不收，导致通货膨胀，钞币贬值。明朝发行宝钞，继承的是元朝后期失败的钞法，开头几年发行量较少，尚能与物价保持一定的比例。后来发行量不加限制，导致钞值日跌，物价日涨。到洪武末年，杭州诸郡的商贾做买卖，皆以金银定价，不用宝钞。朝廷虽再次下令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但民间尤其南方经济发达地区仍将白银作为货币使用，禁而不止。

在民间白银货币化的推动之下，明政府不得不对货币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这种调整，首先始于田赋的改折。明代的田赋征收，沿用唐代杨炎的两税法，"夏税曰米麦、曰钱钞、曰绢；秋粮曰米、曰钱钞、曰绢"，以征收粮食为主。粮食运输不便，遇到灾荒欠收，农民也交纳不起。明政府有时不得不稍作变通，如洪武九年（1376），"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税粮），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之二"。十七年，"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过了两年，又令户部侍郎杨靖会计天下仓储，"存粮二年外，并收折色，惟北方诸布政司需粮饷边，仍使输粟"。三十年因陕西受灾逋赋，又谕户部："其议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逋租，咸许任土所产，折收布、绢、棉花及金、银等物，著为令"。于是户部定金一两折米十石，银一两折米二石。明太祖又令"金、银每两折米加一倍"（《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但是，这种折银都是临时性的，主要施行于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或受灾欠税的地方。那些居处偏僻、交通不便地方的农民，只好先把生产的粮食出售，换成白银，再带到交纳田赋的地点，买粮上交。如"江西属县，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岁赍金帛于通津之处易米上纳，南京设遇米贵，其费不赀"。而永乐迁都北京后，北京各卫官员又要到南京领取俸米，"往返劳费，不得实用"（《明英宗实录》卷二一，正统元年八月庚辰）。正统元年（1436），经都察院右副御史周铨、江西巡抚赵新等建议，明英宗令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的税粮共400余万石，以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为率，共折银100余万两，解京充俸（《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这就是所谓"金花银"，又称"折粮银"、"京库折银"。不过，这种金花银的征派，主要还只限于江南和湖广、福建、广东、广西数省，而在江南也只由重租的官田承纳。后来，田赋折色逐步由南方扩大到北方，成化二十三年（1487）起，"北方二税皆折银"（《明史》卷一八五《李敏传》）；并从米逐渐扩大到小麦和丝绢，弘治九年（1496）令"南直隶各府州县运纳夏税小麦，免征本色，每石折银五钱"（万历《大明会典》卷二八《户部·会计》）。从正德至嘉靖年间，江南的一些地方又相继实行"官民一则"的改革，将官民田扒平，俱照亩起科。这不仅直接导致官田的私有化，而且将田赋的折银由官田扩大到了民田。此外，这种田赋的货币化，也波及到军屯的屯粮征收。成化二十二年（1486），北方的大同城北屯粮"岁征黄米一石，折银二钱"，平虏等处屯粮"岁征粮一石，折银二钱"（《明宪宗实录》卷二八一，成化二十二年八月戊子）。弘治二年（1489），南方的成都等卫屯田，也准许"每粮一石折银二钱六分"（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五《田赋考·屯田下》）。此后，屯粮折银日益增多，以致"沿边屯田废弛尤甚"（《明武宗实录》卷一五，正德元年七月癸未）。

在田赋折银的同时，明政府还进行徭役折银的改革。明初的徭役主要分为里甲正役与杂役两种。正德年间，江南巡抚周忱曾在应天府征收里甲银，他将原来按户征收的里甲费用，摊入田粮，"税粮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办，名里甲银"（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条鞭始末》）。周忱之后，东南各省都对里甲正役作了类似的改革，只是名称各有不同，在"浙江则曰'均平银'，在江西则曰'公费银'，在福建则曰'刚（纲）银'，在南直隶则曰'直日银'，遇有所费，官自支用"（光绪：《遂昌县志》卷三《田赋》，《邑人郑秉厚论赋役疏》）。杂役由于"上命非时"（《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民户不堪负担。正统年间，实行均徭改革，随后相继在各处推行，到弘治时已基本成为全国的制度。均徭的杂役包括力差、银差和听差，最初只有银差是交纳银两，最后连力差、听差也折银输纳了。此后，从南到北，不断进行均徭改革，并逐渐汇集成一条鞭法，赋役归一，统一征争。役银大量转入地亩，徭役呈现出消亡的状态。与役法改革相关的，还有工匠的以银代役。成化二十一年（1485）奏准，轮班工匠可以银代役，"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免赴京"，"北匠出银六钱，到部随即批放，不愿者仍旧当班"。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更规定，"自本年夏季为始，将该年班匠通行折价类解，不许私自赴部投当"（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部·工匠》），所有的轮班匠从此便全部以银代役了。

明政府还在关税和盐茶课的税收中逐步折收银两。关税是明朝商税中最为重要的税收。从宣德四年（1429）起，明政府先后在运河沿岸、长江各口、江南水道要津设立钞关，向过往运载货物的车船征税，以收钞为主。成化元年（1465）改为钱钞兼收，弘治元年（1488）令大部分钞关改征银两。嘉靖八年（1529）又令各地钞关"俱许折银"（《明世宗实录》卷一0五，嘉靖八年九月丙申），遂成定制。对外贸易的关税，明初由市舶司负责征收，抽取实物税，到隆庆五年（1571）改为以银交纳。明代的食盐由官府垄断专营，专职煮盐的炉户要向官府交纳一定数量的食盐即盐课；贩卖食盐的开中商人，则需输粮边地换取盐引，再到指定的盐场支盐，运至指定的区域出售牟利。成化年间，各地陆续推行盐课折银的改革，到弘治年间，福建折银已占到该地盐课的54.95%，两浙达到49.83%,山东达到47.24%（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嘉靖年间，盐课已基本折银。到万历年间，全部折银已成定制。开中商人换取盐引的粮食，在弘治五年（1492）户部尚书叶淇实行改革后，也改折银两，"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明史》卷0《食货志四》）。茶叶在明代也由官府实行专卖。明初规定，茶农出售茶叶，"依例三十分抽一分"，商人买茶，"具数付官纳钱给引，方许出境货卖"（万历《大明会典》卷三七《户部·课程》），后来钞法施行，又改纳钞给引。成、弘年间，实行茶法改革，有些地方的茶课改折银两，商人买茶也由纳钞改为纳银了。

随着财政收入的货币化，明朝的财政支出也相应地转向货币化。如皇室的开支，田赋中每年征收的金花银100多万两，除10余万用作武官俸禄外，其余全部供其使用。皇室使用的上供物料，明初按实物征收，后"乃议征银"，需用时再召商买办（沈榜：《宛署杂记》卷一三《无字·铺行》）。宗室的禄米，成化元年（1465）已有郡王"不收本色，勒要银两"的现象发生（万历《大明会典》卷三八《户部·禀禄一》）。此后，禄米折银越来越多。官俸是国家主要的支出之一，明初以粮食支给，后来改为米钞兼支，最后改以白银支付。其中，军官俸禄的折银开始于正统初年，文官俸禄折银出现在景泰年间。军费的开支，明初多由屯田收入支给，成、弘以后随着大量屯田的废弛，开中法的破坏，便多由国库以白银支付，形成边饷的"年例银"制度。至于政府的其他开支，成、弘以后，也都呈现货币化的趋势，以银作为计算单位。

这样，源于民间的白银货币化，逐渐得到朝廷的认可，并借助国家的权力，于成、弘以后大规模地展开。隆庆元年（1567），"令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者，止许用钱"（万历《大明会典》卷三一《户部·库藏二》），这是国家首次以法权形式承认白银货币的合法地位，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从此固定下来，万历年间一条鞭法的推行，则标志着白银货币化的基本完成。

白银货币化，对明代社会的变迁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明初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如黄册制度、户籍管理制度、里甲制度、军屯、商屯和民屯制度、工匠制度、开中制度等的瓦解，使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权力遭到削弱，朝廷对社会的控制日趋松弛。而且，白银货币化还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同步展开，共同推动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

白银货币化，将社会各阶层都毫不例外地卷入到市场之中。赋役的货币化，使农民必须把收获的粮食和家庭手工业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或者"改粮他种"，放弃粮食作物的种植，改种获利较高的经济作物，以换取白银向官府交纳。匠户以银代役，使工匠获得独立经营手工业的条件，在导致官营手工业衰落的同时，则促进了民营手工业的快速发展。而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加上役银摊入地亩的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弛，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人的侨寓和定居化、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到明中后期，集市庙会贸易在各地迅速兴起，形成地方小市场的网络。商业发达的市镇大量涌现，除南、北两京外，运河沿线有扬州、淮安、靖江、济宁、临清、德州、天津、通州等，长江沿岸有镇江、芜湖、九江、汉口等城市，黄河沿岸有济南、开封、郑州等城市，沿海有上海、宁波、温州、泉州、漳州、广州等，北方边境一些交通要道上有张家口、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辽东（今辽宁北镇）、宁夏（今宁夏银川）、兰州、甘州（今甘肃张掖）等，从而形成相当规模的城市市场。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各地自然条件和生活习俗的不同，区域市场也得到一定的发展，如岭南、江南、山东、西北、东北、江西、福建、四川、两湖的区域市场都有一定的规模和特色。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晋商、徽商等各大商帮的崛起，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又使国内市场逐渐突破区域性的地方市场向全国性市场发展。国内统一市场由此逐步形成，并通过广州--澳门--果阿--欧洲、广州--澳门--日本、广州--澳门--马尼拉--拉丁美洲和广州--澳门--东南亚等几条贸易航线，与世界连接起来，参与世界市场的建构。中国精美的丝瓷等商品通过几条航线大批输往海外，世界各地的白银主要是产自日本的白银和墨西哥银元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一个以白银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网络逐步形成，世界市场体系初步立起来了。（参看万明：《白银货制化与中外变革》，《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43-246页）

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必然引起中国社会经构的变动。并通过中国--东南亚--日本、中国--马尼拉--美洲、中国--果阿--欧洲等三条主要贸易航线与世界连接起来。从成、弘至嘉、隆、万，中国的社会开始缓慢地由一个比较单一的农业社会结构向农、工、商多元社会结构转变，展现出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一线曙光。

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与经济结构的变动

明中后期的农村经济，虽然还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但由于赋役折银的施行，农民的日常生活与货币以及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不仅自耕农需要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取白银交纳赋税，就连佃农也要把产品投入市场，才能获得货币交纳地租，从而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商品化。

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加强，首先表现在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明中后期，全国各地的农户，在种植粮食之外，开始广泛种植获利较高的经济作物，从事商业性的农业经营。江浙地区唐宋以后一直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东南之田，所种惟稻"，到了明中后期，"乡民以种稻收薄，故为他种以图利"（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农田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植者，则有十之七八"（《皇朝经世文编》补卷《高晋疏》）。松江府官民军灶垦田凡200万亩，大半植棉。苏州府的太仓州"地宜稻者亦十之六七，皆弃稻袭花"，"郊原四望，遍地皆棉"（崇祯《太仓州志》卷一四、一五），嘉定县"其民独命于木棉"（万历《嘉庆县志》卷一九），"种稻之田约止十分之一"。昆山县也是"多种木棉"。杭、嘉、湖地区则尽逐蚕桑之利，"浙之嘉湖南浔等处，偏地植之"（陈继儒纂辑、石岩逸叟增定：《陶奇公致富奇书》卷一《本部》），湖州遍地植桑，"傍水之地，无一旷土，一望郁然"（乾隆《湖州府志》卷一0引《菰城文献》）。福建南部因"为稻利薄，庶（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或者改种荔枝、龙眼等水果和染料作物蓝靓，烟草传入后，又广泛种烟。据说，闽地二千里，种植甘蔗、果树"耗地已三分之一"，烟草传入后，"又耗地十之六七"（《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论闽省务本节用疏》）。广东因"糖之利薄，粤人开糖房者多以致富"，农民也纷纷改田种甘蔗，在番禺、东莞、增城、阳春等地，蔗田"几与禾田等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七《草语·草》）。此外，广东还广植荔枝、龙眼等果树。河南、山东则广种棉花，成为新兴的种棉区。江西、陕西则改田种烟，成为重要的产烟区。

从明中期起逐步得到开发的闽、粤、浙、皖山区，除开矿冶炼、伐薪烧炭外，当地居民还开始营造松、柏、桕、桐、漆等经济林木，并大规模种植染料作物蓝靛。在江西南部山区，"万羊山跨连湖广、福建、广东之地......各省亦常流聚其间，皆以种蓝为业"（同治《万载县志》卷七《学校》）。在浙东山区，"册林深阻，人迹罕至，惟汀之菁民刀耕火耨，艺蓝为生，遍至各邑"（冯梦龙：《寿宁待志·风俗志》）。唐宋以来颇为发达的种茶业，在上述山区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农村商品化的又一重要表现，是对农产品进行加工的家庭手工业的发达。在植棉业发达的地区，许多农户除出售棉花外，还开展家庭手工业，对棉花进行加工、去子、纺纱、织布，以提高产品的价值。如松江府即"家纺户织，远近流通"（《农政全书》卷三五《蚕桑广类》），浙江嘉善县的纺织业尤其发达，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之谣（《浙江通志》卷一0二《物产二》，引万历《嘉善县志》）。其他如湖广的蕲水，"入夏以来，于地之元爽者，多植棉花。七月十五日以后，从而拾之，纺而织之，机杼之声，房而相闻焉"（《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一七八《黄州府部》），福建的莆田"亦广有绵布，织吉贝为之......下里人家女妇，治此甚勤，每四五日织成一布，丈夫持至仙游，易谷一石"（弘治《兴化府志》卷一二《产纪·货殖志》）植桑业发达的地方，情况也大体相似。农户除出售桑叶之外，还往往自己养蚕，再出售蚕茧、蚕种，有的还缫丝、织绸。如浙江湖州，"蚕月，夫妇不共榻，贫富彻夜搬箔摊桑......官府为停征罢讼。竣事，则官赋私负咸取足焉，是年蚕事耗，即有秋亦告匮，故丝绵之多之精甲天下"（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各地的农户，还往往根据当地的自然资源和农业资源，进行其他副业生产。如浙江嘉兴府秀水县，"土腴可植果实，农隙业草屣，或客鱼塘"（万历《秀水县志》卷一《舆地·风俗》）。南直隶常州府无锡等地，"居民稍闲，即以织席为业，成则负鬻于许墅虎丘之肆中"（康熙《无锡县志》卷一0《土产》）。

在白银货币化与农村经济商品化的推动下，明中后期的地主经济开始出现了某些新的变化。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地主经济，虽仍然强调以耕织为本业，以地租收入作为其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面对白银不仅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而且具有价值尺度的职能，从而成为社会财富的集中代表，而工商业又获利丰富，可以赚取更多白银的状况，他们便逐步扩大经营的范围，插足于工商业活动，"乡落大姓，居货而贾者，数不可纪"（嘉靖《江阴县志》卷二《市镇》），有的则"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四《相鉴》）。这样，地主经济中所包含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因素，有所增长。地主经济收入的多元化倾向有所发展，亲自经营农业生产的经营地主便开始孕育而生。经营地主同一般地主一样，都使用佃农，收取地租。但经营地主亲自参与组织和管理生产，有的还参加一部分劳动，不像一般地主那样纯粹过着寄生生活；注意集约集约经营、改良土壤、兴修水利、改进生产技术；在耕作中除使用佃农，还大量使用雇工；除种植粮食作物，还兼营甚至专营经济作物的种植。如江南的归椿，"夫妇晨夜力作，白茆江海之濡，高仰瘠卤，浦水时浚时淤，无善田，府君（指归椿）相水远近，通溪置闸，用以灌溉。......晚年诸子悉用其法，其治数千亩如数十亩，役属百人如数人"（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九《归府君墓志铭》）。归安茅双泉，"起田家子，少即知田"，他植桑数十万株，"并能深耕易耨，辇粪菑以饶之，桑所患蛀与蛾，君（指茅双泉）又别为劖之拂之，故府君之桑首里甲"（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二二《》亡弟双泉墓志铭》）。徽商吴荣让卜居桐庐，"部署土著，以身先之，度原隰使田，度山林使种树，山林故多薪木，于时易以茶楂栗之利，和薪水浒，以十岁市之，民利视昔有加。三年而聚，三年而穰，居二十年，居士（指吴荣让）自致巨万"（汪道昆：《太函集》卷四七《明故处士吴公孺陈氏葬墓志铭》）。比之一般地主，经营地主与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后来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往往首先产生于这些经营地主之中。

白银货币化，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加强，也同样引起农民经济的变化。随着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农民经济受市场支配程度的加深，这一方面使农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市场的剧烈竞争，又必然要加剧农民的贫富分化。部分农民由于努力耕作、经营有方，扩大生产而上升为富农或地主，大部分农民则贫困破产，由自耕农民下降为佃农、奴仆或雇工。如万历年间的徽州，"千金之子比比皆是，上之而巨万矣，又上之而十万、百万矣。然而，千金则千万不能一也，十万、百万可知。乃若朝不谋夕者，则十而九矣"（万历《歙志》卷一0《货殖》）。

白银货币化和农村经经济商品化的加强，还推动着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明中后期，一般的租佃关系，已普遍采取契约的形式，分成租制虽仍存在，但在经济发达的江浙、福建则已经盛行定额租制，从而使佃农对地主从人身依附关系为主向着以土地依附为主的方向过渡。在定额租制下，地主直接干预佃农生产的情况有所减弱，佃农在经营上有了更大的主动性，从而提高了劳动积极性。在定额租普及的地方，还出现了货币地租。如福建佃田，"或与分割禾稻，或是纳谷、纳银"（许孚远：《敬和堂集·照俗收租行八府一州》）。湖北汉川县的租谷更是"悉代以金"（万历《汉阳府志》卷六《艺文志》）。货币地租的出现，意味着地主与生产环节失去直接的联系，使佃农获得更多的经营自由。万历年间，东南省份某些地区的一些佃农还获得了永佃权，佃农只要交足地租，就有永久租佃的权利，地主不得增租撤佃。获得永佃权的佃农，与地主则完全没有了人身依附关系，而只有经济强制的关系。永佃制的出现，使田底权即土地所有权和田面权即土地使用权相分离，进而出现"一田二主"，或"一亩三主"的现象。所谓"一田二主"，或"一亩三主"，即佃户可以把租佃的土地典押或出售，或转租他人，这表明他们已具有更为独立、自由的社会经济地位。明代的农业劳动中，地主还往往雇有长工，所谓"雇工人"，明中后期更大量雇佣短工。但在法律条文中，"雇工人"一词的内涵一直比较模糊，给司法机构解决雇主与雇工之间的纠纷造成许多混乱。万历十六年（1588）吴时来题定的《问刑条例》明确规定，雇工人具体包括两个主要部分，一为立有文券，议有年限的倩工作之人，二是士庶之家恩养未久、未曾有家室的义男。雇工人对雇主而言，其法律地位低凡人一等，但除对雇主外，与凡人处于同等的法律地位。而"止是短雇日月、受值不多，以凡论"（姚思仁：《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四《户律·立嫡子违法》附录）。这一规定，划清了长工与短雇的界限，从而为自由雇佣提供了宽松的条件。

白银货币化和农村经济商品化，加上人口的大量增长，还诱发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嘉靖年间，松江府华亭县人何良俊说："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自四五十年来，赋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来。......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三）。这里所说的"自四五十年业"，从时间推算为成、弘以后，而所谓"迁业"则指农民的职业变动。这种职业变动即人口流动的方向，大抵有两种情况，一是突破传统的安土重迁观念，从农村流入市镇，由务农变为务工或务商，成为城市的工商业者；二是就地迁业，虽然没有离开农村，但却突破传统的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观念，由务农改事手工业或商业，或者是"改田他种"，专门从事经济作物的种植，发展商品生产。有学者在比较晚明江西、山西、陕西三省的人口流动后指出："人口流动的规律和基本趋势，是由落后地区向先进地区流动，由农业生产领域向非农业生产领域流动，由农村向城镇流动"。"其中，地狭人稠的江西和山西，流出的多为工商业人口，有利于市场经济生长；陕西地旷人稀，经济尤为落后，外出流动者有不少是'逃亡'、'流移'之民、'流盗'（或'流寇'），其作用是最终与各地农民起义军合力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林金树：《人口流动及其社会影响》，《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第83页）。

市镇经济的繁荣与新经济因素的萌芽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白银货币化的基础上，明中后期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集中，城市化的进程进入重要的发展阶段。除南北两京、苏州、开封、杭州等老城市获得新发展外，东南沿海、运河和长江沿岸以及北方边境的一些交通要道沿线兴起了大量的新市镇。更引人注目的是，江浙地区还在草市和村落的基础上，形成一大批新兴市镇，如盛泽、濮院、王江泾、双林、菱湖、乌镇、南浔、枫泾、朱家角、新泾、安亭、魏塘、硖石、石门、千家窑、唐栖、南翔等。江南之外，也涌现不少这样的市镇，如河南邓州的穰东、江西的樟树、山东青州的颜神、湖北汉阳的刘家隔，等等。近代中国市镇的规模和布局，就是在明代基本奠定下来的。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大批新市镇的涌现，市民队伍迅速扩大，市民阶层开始形成。市镇经济空前地繁荣和发展，从而开创了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史上的崭新局面。

明代中后期市镇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手工业的比重明显增加。中国传统市镇经济的内涵，主要是为满足市民消费的商业。在明中后期兴起的市镇中，不仅出现了大量的商品集散或转贩贸易为主的商业性市镇，还涌现出一批以经营手工业为主的市镇。如太湖周围边的震泽、南浔、乌青、菱湖、新市、石门、塘栖、临平以缫线业著称，濮院、王江泾、王店、双林、硖石、盛泽以织绸业为特色，江南的新泾、朱泾、枫泾、朱家角、南翔、罗店、外冈、钱门唐市则以棉纺织业闻名遐迩。此外，浙江嘉兴府桐乡与崇德二县共辖的石门镇还有发达的榨油业，嘉善县千家镇因陶瓷的发达而兴起。在其他省份，江西景德镇以陶瓷业、铅山以造纸业著称，广东佛山以铁器制造业而闻名。在当时一些作为省治、府治所在地的城市，手工业比重也有显著的增加。如河南省治开封马道街的定戥就很有名，其它如皮匣大箱、冠带帽盒、文具簪匣、七寸枕箱等产品也闻名遐迩，"京城、临清、南京、泰安、济宁、兖州各处客来，贩卖不断"。松江府城原来没有制鞋和制袜业，在棉纺织业发展的基础上，"万历以来，始有男人制鞋，后渐轻俏精美，遂广设诸肆于郡治东"；"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发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纪风俗》）。就是一些素以商业闻名的城市，手工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如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除了繁盛的商业贸易，也还有油坊、磨坊、糖坊、机坊等手工业生产。在南京，除官营丝织业外，民营手工业种类繁多，有丝织、绵织、染织、印刷、造船、锦绣、首饰、制扇、藤器、竹器、铜作、银作、铁作、皮作、弓箭、鞍辔等各种作业，而且都有较高的制作水平。在苏州，"绫、锦、纻丝、纱罗绸绢，皆出郡城机房，产兼两邑（吴县、长洲），而东城为盛，比屋皆工织作，转贸四方，吴之大资也"（嘉靖《吴邑志》卷一四《物产上》）。至明末，苏民"多以丝织为业，东北半城，大约机户所居"（朱国桢：《皇明大事纪》卷四四《矿税》）。在杭州，不仅丝织业极为发达，还有印刷、造酒、金银锡箔等许多手工业。正是手工业的发展，这些老的商业城市才得以持续向前发展。

在明代嘉、隆、万年间，市镇的民营手工业开始出现采用雇佣劳动、组织手工业工场的经营方式。其中，以纺织、榨油、矿冶、造纸等行业的表现最为明显。在苏州的丝织业中，"机户"即雇佣"机工"从事丝织生产，"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餐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纪葛贤事》）。这些"小户"就是机工，他们"皆自食其力之良民"，由于已丧失一切生产资料而"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日取分金为饔餐计"，"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大号"就是"机户"，他们拥有资金，便购买织机，开设机房--手工工场，雇佣机工进行生产。如苏州长洲人郑灏，就雇佣"织帛工、挽丝佣各数十人"（陆粲：《庚已编》卷四）。"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形成松散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带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榨油业中的雇佣劳动，以浙江嘉兴府的石门镇最为典型。镇上有油坊二十家，每坊需要强壮的杵油工数十人，"镇民少，辄募旁邑民为佣。其就募者皆赤身亡赖，或故▉钳而匿名罪者，二十家合之八百余人。一夕作，佣值二钱而赢"（《万历《崇德县志》卷七《纪文》，贺灿然：《石门镇宪亭碑记》）。矿冶业中，采用雇佣劳动的数量更多。广东韶、惠等地山区产铁、在每年秋收之际，山主矿主"招引福建上杭等县无籍流徒"，"分布各处山峒创寮住扎，每山起炉"，雇佣当地的"土脚小民"进行开采，"山主矿主利其租税（矿产），地鬼总小甲（地痞之类）利其常例（勒索陋规），土脚小民利其雇募"（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三0《铁冶》）。类似情况在造纸业中同样存在，如江西广信府铅山石塘镇有"纸厂槽户不下三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千人"（康熙《上饶县志》卷一0《要害志》），估计雇佣的"帮工"多达五、六万人。上述这种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虽然还只出现在个别地区的个别生产部门，发展道路也很曲折，但它是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是中国传统经济中前所未见的一种新经济因素。

明中后期市镇经济发展以又一个显明特点，是商业经营出现了某些新动向。一是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大批文人学士参与经商活动。成、弘以后，随着白银货币化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各阶层看到经商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赚取白银，纷纷参与其中。明期初年，设有官店，但数量并不很多，主要是为朝廷刺探情报、征收商税，从景泰初年起，数量不断增加，经商取利的性质也越来越明确。正德年间，明武宗还在北方商贾辐辏的城市和地区开设皇店，由皇帝派专人经营（参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九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皇亲国戚于是群起效尤。弘治时，皇帝寿宁侯张鹤龄、建昌侯张延龄、庆方侯周寿就"私置店房，侵夺民利"（《明孝宗实录》卷二二三，弘治十八年三月）。正德初年，勋戚往往"置买店房"（《明武宗实录》卷九，正德元年正月）。宗室诸王为了获取厚利，更在各地大开店铺。如万历时福王就开有盐店、马店、炭厂、竹厂等，潞王和其他藩王也都开有盐店，临洮府的肃王所开房店铺面竟有3300多间。大官僚严嵩、徐阶等，也都开有店号。上层如此，下层也不例外，不少庶民地主离村进城经商，许多农民做起小商小贩，有的军人离岗开店当起小业主，就连和尚、道士也开起了小店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排在四民之首的文人学士，一向"重义轻利"，明中后期也弃儒服贾，弃文从商，投入到经商的大潮之中。如濮阳人刘滋，少为庠生，后因家贫，卖掉家中仅有的不足20亩田，"逐十一之利，十余年至数万金"（谢肇淛：《小草斋文集》卷一一《刘滋传》）。海阳人金楼，幼治经生业，沉浮庠序16年，后弃衣巾，前往扬州，"置一廛于瓜渚"（程可申：《程仲权先生集》卷三《金山人传》）。宁波人孙春阳，万历中年"应童子试不售，遂弃举子业为贸迁之术"，移居苏州臬桥，经营一家南货铺，至清代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制度健全的名店，"子孙尚食其利"（钱咏：《履园丛书》卷下二四《杂记下》）。常熟人毛晋，明末应试不第，回乡以刻书、贩书和买卖字画为业，里中谚云："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大批具有专门文化知识的文人学士加入经商，为商业队伍注入新生力量，对商业及其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是商人侨寓、定居化倾向不断加强。中国封建社会的前中期，大部分商人主要最贩运货物，从两地的差价中赚取薄利。其中多为小本经营的负贩商，他们大都是短期外出，即便是资本较多的行商，虽然活动的范围较大，但也是行踪不定，来去无常。而一些具有固定营业场所的所谓坐贾，则大多是本地居民。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一些负贩逐渐分离出来，专门从事货物的运输，另一些负贩则专门坐地买卖。到明代中前期之交，负贩定居的数量更是有增无减。江右商人"无论秦、蜀、齐、楚、闽、粤，祝若比邻，浮海居夷，流连忘归者十常四五"（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三《风土》）。有些龙游籍商人"贾江夏"，"人与年盖两地矣"（李维桢：《大泌山房集》，《赠李汝衡序》）。山陕商人，也有许多"踵世边居"的（顺治《云中郡志》卷二《方舆志》）。徽州商人外出的数量更多，分布的范围也更广，"徽之富商，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州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甚且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山西晋商也大量在外地定居，"辽东商人，山西居多，而汾州更过半。居辽娶妻生子，率年久不归"（葛守礼：《葛端肃公家训》卷上）。商人的落迁定居，对商业的繁荣和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参见许敏：《商业与社会变迁》，《晚明社会变迁》第112-129页）

三是地域性商人群体纷纷崛起。在中国古代，商人的经商活动，大都是个体、分散的，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有商无帮。明代成、弘以后，随着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在全国各地先后涌现出不少商人群体。这些商人群体，以乡缘为纽带，以会馆作为联络的场所，结成一种既密切而又松散的地域性"商帮"。著名的有晋商、徽商、江右商、洞庭商、宁绍商、龙游商、关陕商、山东商、闽商、粤商等。这些商帮以雄厚的资本，经营大宗商品交易和长途贩运，足迹北至塞外，南至粤广、云贵、东至齐鲁闽越，西至巴蜀、汉中、关中，有的甚至远至海外。其中，以徽商、晋商人数最多，资本也是雄厚。万历年间，"富室以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二》）。而闽商、粤商则以海商而闻名。如福建平安商人"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年始归"（李光缙：《景壁集》卷四《史母沈孺人寿序》）。广东潮州商人沈道乾，嘉靖四十一年（1561）在澄海和诏安一带海面以从事走私活动，后来到台湾、占城（今越南南部）、渤泥（今加里曼丹）贸易，最后于万历六年（1578）到达北太年（今泰国南部）贸易，建立道乾港，继续扩展海外贸易（《明史》卷三二三《外国传四》；李勋：《说映》）。这些商帮的活动，大大促进了各地的商品流通，对国内市场的繁荣和海外市场的开拓，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商业资本的不断积累，明中后期的商帮，除去经营大宗商品交易和长途贩运，还经营典当等金融行业，并介入生产领域，支配手工业者的活动。如外冈、朱浯、枫泾、南翔诸镇，就有许多客商"操重资而来"，在镇上开设棉布字号，一面收购棉布，一面附设染坊、踹坊，雇佣工匠，进行加工，亦工亦商，控制着棉花的收购、加工、贩运。松江郡西的百余家署袜店，还大量购进做署袜的原料尤墩布，发给当地的男女居民，让他们在自己家中缝制署袜，"从店中给筹取值"（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然后再将署袜拿到店中出售取利。这些商人也就成为包买商，他们手中的商业资本也逐渐转化为工业资本。这种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经营方式，是明代中后期商业领域中出现的新生事物。

[关键词] 精耕细作技术 白银货币化 雇佣关系 手工工场 社会转型

[问题讨论]

1、 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哪些突出的表现？

2、 白银货币的进程及其影响如何？

3、 从城乡经济的变化说明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

[原始文献] 《明史》卷七七至八二《食货志》一至六。

[视野拓展]

1、 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上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2、 傅衣凌主编：《明史新编》第七、八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第十一、十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 陈文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第六章第一、二节，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5、 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6、 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7、 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二章，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六讲 嘉万革新：明代中后期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正统七年（1442），以王振专权为标志，到万历十年（1581）张居正去世，通常被认为是明史的中期。明代这一百多年历史的基本特征是：大部分时间内君主失去了勤政进取的作风，宦官擅权，高层官员争权夺利，普通官员追求浮华的生活，政治日趋腐败。在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刺激下，明前期所创制的许多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突出。为了缓和各种矛盾，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从嘉靖年间开始，许多官员先后倡导改革，并做了种种实验。到万历初年，革新运动发展成为巨大的浪潮，出现了张居正改革。然而，由于统治者阶层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君主的专制与独裁，加上改革触动一大批当权者的既得利益，也损害了广大中下地主阶层和农民的现实利益，因此改革阻力重重，未能获得成功。随后各种社会矛盾加速激化，明王朝的统治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嘉靖革新前的社会问题

明王朝历经明初七十年的恢复、发展后，出现了保守和停滞的种种迹象，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主要原因是仁、宣之后，明王朝大体遵守内敛和守成的治国理念，长期相对的稳定，使统治者失去锐意进取与革新的作风，从而滋生政治混乱与腐败。伴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日显突出，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概言之，主要有如下表现。

一是宦官专权。宦官是皇权专制的伴生物。历史上宦官专权不乏其例，然"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宦官之害民》）。明朝初年，明太祖也清醒地认识到宦官对于政权运行的危害，曾严格限制宦官的权力。到洪武中期，文武勋臣遭到诛戮贬斥，又起用宦官参与传宣谕旨、市马和出使等活动。明成祖对宦官更是多所委任。明宣宗还让宦官代替自己"批红"。随着宦官权势的不断膨胀，他们便可借助皇权至上的威严和怠政心理，窃取部分皇权作威作福，专权乱政。

明英宗正统初年，三杨辅政。此时社会稳定，统治阶层一味守成，歌舞升平，善于投机与取巧的宦官王振渐渐取得显赫的地位，明朝宦官专权由此拉开帷幕。王振迷信佛教，滥发度牒，大肆挥霍财物，兴建佛寺。百官趋炎附势，一味阿谀献媚，政治混乱不堪。加之对麓川用兵，劳民伤财，"以一隅骚动天下"（《明史》卷一七一《王骥传》）。由于瓦剌的兴起和不断南下，明英宗君臣上下合演了一出"土木之变"的闹剧。结果王振身亡而英宗被俘。于谦辅佐郕王主政，并组织北京保护战，击退了瓦剌的进攻，才迫使瓦剌放回英宗。明英宗复辟后，又继续重用宦官。明宪宗时，宦官的势力有增无减，愈演愈烈。汪直利用特务机关--西厂（创设于明成化十三年）为所欲为，他们打击"政敌"，大肆制造冤狱，搞得乌烟瘴气。明孝宗上台后，曾试图刷新政治，任用忠贤、斥逐奸邪，抑制宦官势力。弘治八年（1495）后，他依然经不起宦官李广等人的诱导，热衷于烧炼、斋醮等求长生之事，宦官乱政的情况依然存在。明武宗是一位"好逸乐"的玩世不恭的帝王，他当太子时，刘瑾就伙同马永成、谷大用等"八虎"诱导其嬉戏，登基继位后，更是巡游无度，以致"政事多乖，号令不信"（《明通鉴》卷四十，弘治十八年九月丁酉）。刘瑾一伙因而得以飞扬跋扈，"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每私谒，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皆称刘太监而不名"（《明史》卷三0四《刘瑾传》）。刘瑾还在锦衣卫、东西厂之外，再设特务机关内行厂，"屡兴冤狱"，宦官乱政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成化至正德年间的宦官专政，产生了严重的恶果。首先，他们操纵官员的升迁，扰乱正常的官员晋升。如京官京操和外官朝觐时俱要先拜见刘瑾，以求脱罪升迁，"大小官奉命出外及还京者，朝见毕，必赴瑾见辞以为常"（《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在成化及正德年间，有大量官员包括首辅、尚书、侍郎或总兵官等，皆因反对宦官专权而遭到免职。第二，影响行政运转。宦官利用司礼监批红之权，为求一己之私干预朝政，于是"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第三，扰乱军事指挥与管辖权。宦官以监军、镇守或守备等名义，到京军大营、随军队出征或者到边镇参与军兵管理。他们往往自恃甚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正德二年（1507），在刘瑾的操纵下，"镇守太监悉如巡抚、都御史之制，干预刑名政事"（《明通鉴》卷四二，正德二年三月），这些监军到军镇后，"据首席，而协同者为侯伯则上坐，都督则偶坐耳"（王世贞：《凤洲杂编》卷一）。第四，操纵厂卫等特务机关，制造恐怖政治。他们控制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以"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为名，肆意罗织罪名，排除异己，无所不用其极。第五，经济犯罪极其严重。宦官贪污和浪费惊人。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收授贿赂，像成化时东厂太监尚铭，"闻京师有富室，辄以事罗织，得重贿乃已。卖官鬻爵，无所不至"（《明史》卷三0四《汪直传》）。刘瑾气焰更加嚣张，外官进京朝觐，"各敛银赂之，各省至二万两。往往贷于京师富豪，复任之日，取官库贮倍偿之，名曰'京债'。上下交往，恬不为异"（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许多官员"家业荡然"。

二是帝王怠政。宦官的活跃，与君主怠政有很大的关系。自仁宣始，明朝治国理念渐趋因循保守，然而"守"而不"成"。明英宗复辟之后，打击景泰朝正直官员，重用"功臣"曹吉祥、石亨等，最终竟酿成"曹石之变"。明宪宗即位不久，即深居宫中，疏于政事，刑部官员李旦一针见血地指出："神仙、佛老、外戚、女谒、声色、货利、奇技淫巧，皆陛下素所惑溺，而左右近习交相诱之"（《明史》卷一八0《汪奎传》）。即使是被称为"中兴之王"的明孝宗，在执政中后期也宠信宦官，怠于政事，等待他处理的奏章甚至有"稽留数月，或竟不行"的情况（《明史》卷一八一《徐溥传》）。明武宗更是离谱，在位期间绝大部分时间"巡游"在外、嬉戏玩耍，严重地影响到他对朝政的处理。正德十五年（1520），毛砺菴说，由于皇帝不在京城，许多事务均等皇帝御批定夺，"今各衙门题奏文书，已该臣等拟票封进。自去年八月以后，至今年正月，尚有多半未曾发出"（毛砺菴：《密勿稿》卷二《正德南征时十四道》）。君主怠政，身边佞臣乘机弄权，如明武宗"常以杯杓自随。左右倖臣，欲乘其昏醉，以市权乱政"（夏燮：《明通鉴》卷四八，正德十四年二月甲申）。

三是官员队伍渐趋腐败。在皇帝怠政和守成因循的大背景下，官员队伍也出现了萎靡不振的情况。明朝的选官取仕之法，"用人率重科举，而科举取士率重文章"（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七《非文事》）。士子们皓首穷经，在科举考试的指挥棒下，主要精力用于研读《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式。在谋取一官半职后，为保住来之不易的权与利，大都明哲保身，见风使舵，行政能力越来越低下。如作为行政中枢的内阁官员，曲意迎奉、互相倾轨、结党营私者多，主持正义、关心民瘼者少。

同时，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商品货币经济渐趋活跃，在当时全社会奢糜之风的影响下，官员以权谋私的风气日渐浓重。王廷相比较了明朝前、中期的贪污之风说："先朝岂无贿者，馈及百两，人已骇其多矣。今也动称辄数千，或乃数万矣......先朝受贿者，暮夜而行，潜灭其迹，犹恐人知矣。今也纳贿受赂，公行无忌，岂非士风大坏矣。"（《浚川奏议集》卷九《天变自陈疏》）贪赃必然枉法，如巡按御史和监察御史们作为"天子耳目"，本为纪察百官以整肃吏治而设，但他们也大多身不由己，公然收受贿赂。

四是土地兼并严重。土地兼并是封建地主经济的必然产物。抑制土地兼并、调整土地分配关系为历代统治者密切关注。明初，明太祖打击豪强地主，"移民就宽乡"，培养了一大批自耕农。明代中期时社会各阶层开始分化，原本归官府和普通百姓所有的土地，逐渐被诸王、勋戚、缙绅贵族等特权阶层所侵占，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力大大降低。宗藩互相攀比，请求皇帝封赐土地。"请求及夺占民田者无算"，"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藩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在藩王集中的河南，有"中州地半入藩府"之说。中小地主也依仗权势力，采取欺诈等手段巧取豪夺，大肆兼并百姓土地。军屯、民屯和商屯土地，成为兼并的重要对象。根据明王朝对耕地的管理方法，都司卫所管辖的耕地面积很大，后来，由于卫所旗军职能的转变，屯田大量流失，并普遍出现了军田民佃的情况。南京的一些卫所，"行数十里，俱是旷地。葭莽极目，不胜凄凉"（《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一十，方日乾：《抚恤屯田官军疏》）。这些土地又转手成为地主猎取的对象。商品货币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加速了土地的商品化，土地买卖更加迅速和频繁。明后期，有人总结明朝土地买卖的变化特点说："百年田地转三家，言百年之内，兴废无常，必有转售其田至于三家也。今则不然。......十年之间，已易数主"（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第七册引《武进县志》）。

耕地集中在特权阶层后，他们大多千方百计逃避赋税，将赋役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农民的负担相应加重。广大农民极端苦困，"佣丐衣食以度日，父母妻子啼饥号寒者十室八九"（《明英宗实录》卷三四，正统二年九月癸己）。饥民扶老携幼，"采野菜煮榆皮为食，百十而群，沿途住宿。皆因饥饿而逃者"（《明英宗实录》卷六六，正统六年四月乙丑）。

五是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明初由于土地关系尚未理顺，加以赋役不均，一些地方零星地出现了农民起义，但国内局势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从正统末年开始，起义的范围和规模都有所扩大。在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处，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者大多是生活在基层的农民、矿工、渔户等，他们迫于生计，杀官军、占官府、抢粮食等。

明中期的农民起义，以大藤峡一带瑶壮人民的起义、荆襄地区的流民起义和河北刘六、刘七起义为代表。大藤峡地区的瑶、壮等少数民族起义，从正统年间开始，历经景泰、成化、正德和嘉靖五朝，此伏彼起，连绵不绝。荆襄地区的"流民"在正统年间已经初具规模，他们都是生活无着的流民，脱离原籍，聚集到河南、四川、湖北交界的荆襄郧阳山区垦荒。明英宗天顺年间，朝廷为加强控制，开始设立机构强化对流民的管理。荆襄流民不堪忍受官府和地主的欺压，在刘通等率领下发动起义。在景泰至成化的数年时间里，明政府采取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政策加以镇压，并试图以"封山"的办法防止流民再次集结。但流民入山就食，仍然"势不可止"。至成化十二年（1476），明政府允许流民于当地附籍，才使荆襄流民问题得到暂时解决。在北直隶地区，土地兼并尤其严重，农民生活困苦。正德五年（1510），不堪忍受官府和地主欺压的百姓在刘六、刘七的率领下，发动起义。他们在三年的时间里，转战于北直隶、山东、河南、湖广和南直隶等广大地区，杀死贪官酷吏，抢掠豪强地主的田地和财产，周济贫苦的农民，对明王朝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面对上述种种社会问题，一些有远见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开始着手进行从某些改革，试图缓和日益紧张的社会矛盾。

嘉靖初年的政治改革

进入明中期，由于社会矛盾日显突出。变革的呼声渐起，新君初立，往往力图更新气象，采取一些力度较大的变革。到嘉靖时，由中央到地方都开始了全方面的改革，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形成了一股规模较大的改革浪潮。

明武宗荒淫无度，无嗣可立，而且又没有同父兄弟可以继位。他死后，内阁首辅杨廷和等大臣建议按《皇明祖训》之"兄终弟及"的规定，由兴献王的长子、明宪宗之孙、明孝宗之从子朱厚熜继立，得到皇太后批准。时年15岁的朱厚熜遂由湖广安陆入京继位，是为明世宗。从明武宗去世到朱厚熜即皇帝位，前后37天（三月十四日至四月二十二日）。在这37天中，杨廷和等内阁大臣面对复杂的政治背景，力排宦官和佞臣等众难，以明武宗遗诏、太后懿旨和明世宗登基诏的名义，针对正德朝出现的一系列弊病，进行了积极的变革。其主要内容有：一、革除皇店；二、各入卫京师边兵，俱遣还归镇；三、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四、释放南京逮系诸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五、停止京师不急工务；六、收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府；七、将诱导明武宗四处嬉游的幸臣边将江彬、神周、李琮等逮下诏狱；八、裁减锦衣卫、内监局镇校工役和漕粮。。这些改革深孚众望，一时中外相庆。杨廷和也声望日隆，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

明世宗是个极爱虚荣的人。他本非法定的皇位继承人，深忌群臣轻视自己出身不正。即位后的第五天，就令礼官集议崇祀其父兴献王的典礼，想借尊崇自己生身父母的办法来提高其威望。礼部尚书毛澄根据杨廷和的意见，会同60余名公卿台谏等官员上议，主张明世宗应"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祭告上笺称侄"（《明史纪事本末》卷八0《大礼仪》）。也就是说，明世宗不能称自己的生身父母为父母，而应尊崇明孝宗为父亲，既"继统"又"继宗"。明世宗断然拒绝，下令再议。后来观政士张璁上《大礼仪》，得到南京吏部主事桂萼等低级官员和地方官员的支持。他们认为明世宗"继宗"、"继统"是继明宪宗而非明孝宗之"宗"之"统"，杨廷和等人的主张是曲解明太祖祖训和明武宗遣诏，称易亲生父母是有违"孝情"之举，其目的是想钳制皇权、擅权自专。张璁等人的主张，深得明世宗的赞赏，经过几番争斗，失势的杨廷和于嘉靖三年（1524）致仕。张璁、桂萼等人受到重用，张璁还一度当上内阁首辅。

嘉靖三年（1524），"大礼议"之争告一段落，明世宗稳固了自己的地位，他宣布把主要精力转移到除旧布新上来，说："凡旧章未复，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安，边备未饬，军储未充，一切有裨于政理、利于军民者，其一一条具奏闻，朕将举而行之"（《明世宗实录》卷四三，嘉靖三年九月丙子）。在张璁、桂萼等"礼仪新贵"的辅佐下，年轻的明世宗采取了一系列大胆而务实的变革措施。

一、扩大内阁事权。杨廷和被迫辞职后，明世宗将张璁一派加以提拔，使之占据朝中要职。张璁累官翰林学士、詹事、兵部右侍郎署都察院事、内阁大学士；桂萼累官翰林学士、詹事、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方献夫累官翰林学士、少詹事署大理寺事、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张璁、桂萼入阁预机务后，朝班仍立于兵部尚书李承勋之下。明世宗又加张璁少保兼太子太保，桂萼为太子太保，二人俱为从一品，班列李承勋之上，以压制众臣。他还应张璁之请求，颁赐给他们银章，"有事密封奏闻"（《明世宗实录》卷八一，嘉靖六年十月甲子）。并撤去在内阁专典诰敕的翰林学士，以防泄露机密。明世宗扩大内阁事权，提高内阁地位，旨在加强专制皇权，排挤、压迫不肯服从自己的"奸党"，但这恰好为日后张居正当权进行改革创造了条件。

二、整顿都察院。明中期的监察机构常依附宦官等势力，或希承风旨，不能对百官真正起到监察作用。张璁署理都察院后，厉行整饬，疏请处理失职的监察官员，补充较为廉明的官员。他还疏请申饬三法司的堂上官严督部属，"朝散之后，即便齐入衙办事"（张璁：《张文忠台集》卷三《催取风宪官员》）。并加强对十三道监察御史的工作检查，规定视章奏所涉及事情的繁简，分为三日、五日、十日三种程限，必须接时处理完毕；办事拖沓者，"轻则量行戒谕，重则参送别用"（同上）。

三、革除镇守中官。嘉靖十年（1531）以"扰害地方"为由，首先裁革云南镇守太监，接着又裁革浙江、两广、福建、独石、永宁、万全、陕西、四川等处的镇守中官。到嘉靖十八年（1539），甘肃、辽宁、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等边地镇守太监也被革除，只有南京、凤阳等地的镇守太监因事涉重大未作变动。

四、革除外戚世封，裁减宗室禄米。

然而，明世宗在统治地位稳固之后，革新的劲头越来越小，改革的气象还逐渐消失。他爱方术，崇信方士，追求长生不老，荒怠了政治；他好祥瑞，爱虚荣，让长于"青词"、善于恭维的严嵩等人窃取大权，使稍见好转的政局滑向更为深重的境地。

嘉靖后期至隆庆年间的经济改革

嘉靖十年（1531）以后，政治改革趋于平淡。一些中央和地方官员为了解决严重的财政问题，继续进行种种改革的尝试和努力。

嘉靖初年虽然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但没有进行相应的经济改革，经济形势依然相当严峻。这突出表现在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宗藩、官俸和军费等经费运作都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要算军费。明初"卫所自给以当军"，到明中期由于屯田制度的破坏和军队防御策略的调整，军费更多的要靠中央和地方财政来解决。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变"后，中央调取大量边镇军兵入戍蓟镇，并大量募兵，更使军费大幅度增加。嘉靖三十年时，"自诸边年例二百八十万外，新增二百四十五万有奇，修边赈济诸役又八百余万"（《明史》卷二0二《孙奎传》），国家财政支付非常困难。普通百姓因赋役猛增而怨声载道，广大军兵因粮饷拖欠而叫苦不迭。因此，以赋役改革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已迫在眉睫。

嘉靖九年（1530），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曾经有过三任知县经历的桂萼提出了包括"清图"、"清籍"、"攒造"、"军匠开户"、"新增田地"、"寺观田土"和"编审徭役"等七项改革方案（《明世宗实录》卷一一八，嘉靖九年十月戊寅）。编审徭役的改革方案包括实行"量地计丁"和"一体出银"的举措。次年三月，御史傅汉臣将它归纳为"一条编法"，并主张在全国推行（《明世宗实录》卷一二三，嘉靖十年三月己酉），但未见付诸实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江南地区，一些开明地方官面对赋部苛重、负担不均的严重问题，便率先开始进行改革的试验。

嘉靖十六年（1537），应天巡抚欧阳铎鉴于苏松地区严重的税负不均，试行"征一法"，即"总征银米之凡，而计亩均输之"（《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一》），并对均平差役也提出了许多设想。

嘉靖四十年（1561），广东巡按御史潘季驯试行"均平里甲法"，变革力役制度，"先计州县之冲僻，以为用之繁简，令民各随丁力输银于官，每遇供应过客一切公费，官为发银"。此法深得民心，经朝廷批准，在广东全省实行（《明世宗实录》卷四九二，嘉靖四十年正月庚寅）。

嘉靖四十年至隆庆初年，浙江巡按御史庞尚鹏多次试行赋役改革，他先是实行"十段锦法"，然后又推行"一条鞭法"，其意均在公平税负、减化税制，杜绝经手吏胥营私舞弊。此外，他在广东、福建也倡导"一条鞭法"，以期解决困扰官民的赋役问题。

改革赋役制度渐渐成为各地官民强烈愿意，赋役改革步伐越行越急。据梁方仲先生统计，"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嘉靖一朝有36条，而短短的隆庆朝六年则有55条之多（梁方仲：《明代一条鞭法年表》，《岭南学报》第十二卷一期）。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应天巡抚海瑞的一条鞭法。他倡导节约、打击豪强、抑制兼并，"力行清丈，颁一条鞭法"（《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

这一时期的经济改革，除赋役制度外，还有对严重扰民的驿递制度进行的改革。自嘉靖十四年（1535）戴璟在广东首尝改革之法后，嘉靖三十四年（1555）海瑞在江西南平和兴国、嘉靖三十五年胡松在陕西等地也进行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以钱代役，以雇役代替差役，以苏民困"。在这些地方改革的基础上，嘉靖三十七年（1558），明世宗下令由兵部主持，实行"五字五十一条给驿"改革。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又把驿递制度整顿推向了高潮（颜文广：《论嘉靖年间戴在广东进行的驿递制度改革》，《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嘉隆年间的总体政治形势是不断恶化的，故经济改革虽然呼声很高，效果却差强人意。首先，政治败坏的情况更加严重。自嘉靖十八年（1539）起，明世宗迷恋仙道求长生，竟然让四岁的太子监国，自己深居宫中专心修炼，消极怠政长达30年之久，政治局势因而急转直下。"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取罔利"（《明史》卷三0八《严嵩传》）的严嵩，很快夺得首辅之位。他与儿子严世蕃把持朝纲，打击异己，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变乱成法，败坏政治、扰乱了经济秩序和边关防务等。继位的明穆宗又不是一位勤于政事的帝王，采办、游玩和挥霍是他的兴趣所在，政治自然也得不到刷新。其次，财政形势每况愈下。土地兼并严重而赋役制度又没有理顺，财政收入下降明显，支出却与日俱增。嘉靖后期及隆庆一朝，皇室消费大幅增长，土木工程接二连三；文官队伍不断膨胀，武官队伍冗滥不堪。户部官员因而接连发出"府库久虚"的呼声。隆庆元年（1567），户部尚书马森清查内库太仓银情况时就说："太仓见存银一百三十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两。岁支官俸银该一百三十五万有奇，边饷二百三十六万有奇，补发年例一百八十二万有奇，通计所出须得银五百五十三万有奇。以今数抵算，仅足三月。"（《明穆宗实录》卷一五，隆庆元年十二戊戌）

张居正的全面改革

万历初年，内阁首辅张居正把明中期以来的社会变革全面推向高潮。张居正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人。隆庆元年（1567）入阁为大学士，明穆宗死后，高拱为首辅。万历初年，明神宗年幼，阁事由他主持，前后当国十年。张居正的变革运动，是针对明中期以来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而开展的自救运动。由于社会改革的各项条件已大体具备，改革措施基本得到贯彻落实，并产生了积极的成效。

第一， 军事改革先行，营造良好的改革环境。

张居正的改革实践，在隆庆朝时就已经逐步展开。他与他的两位前任徐阶和高拱密切配合，开始试行初步改革。其中，尤以军事改革最具成效。

隆庆元年（1567），四十三岁的张居正进入内阁开始参与最高统治阶层的决策。这一时期，他着力于边防建设，首先实践他的"饬武备"计划。次年，张居正上《陈六事疏》，指出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六大问题即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奏疏比较详细地论述嘉隆之际国内的形势及其解决方案，是其改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太岳集》卷三六《陈六事疏》）。整饬武备、改革军事，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他提出，军事改革应以核实功罪、严明赏罚为重点，以整肃军伍为突破，以加强训练、提高战斗力为目的。在北部边境，应大量招募"客兵"于京畿地区屯田驻守，并加固长城、广建敌台、设防固险，以积极有效的防御代替原来一味收缩的做法。

张居正鉴于当时重文轻武、以文驭武的弊病，破格提拔一批军事将领，如谭纶、戚继光、王崇古、方逢时和李成梁等人，给他们更多的实权。这些武官也全力支持张居正在各个领域的改革。如隆庆六年（1572），谭纶出任兵部尚书后，在军队中率先实行考成法，为变革的全面推行开辟了道路。

在提高自身战斗力和防御能力的同时，明廷与蒙古族的关系也出现重大转机。隆庆四年（1570），漠南蒙古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因部族不和，率众归降明朝。张居正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时机，力排众难，任命王崇古与俺答汗进行和谈，最终达成"隆庆和议"。俺答接受明朝敕封的"顺义王"，其部将授官60余人，接受明王朝的统治，承诺岁贡马匹物品，"永不犯边"。明廷借机擒获了长期在边关制造事端的叛乱头子赵全等，基本消除了北边的不安定因素。自此，"虏酋内附，逆贼伏诛，边境叛宁"（《张太岳集》卷二二《答王鉴川》），结束与蒙古族长期对峙的局面，迎来边疆稳定的良好时期。边疆局势的稳定，为万历初年的社会改革创造了条件。

第二， 创立考成法，推行全面的政治改革。

张居正把政治改革作为改革的重中之重，政治改革又以考成法为核心。考成法意在加强对官员的考核，整饬吏伍、裁汰冗员、肃清吏治、严明法纪，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

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提出考成法，具体内容是："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覆奉钦依，转行各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限，置立文薄存照。仍另造文册二本，一送该科注销，一送内阁查考。其各抚、按官奉行事理，有稽迟延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其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即建言立法者，亦虑其终之罔效，不敢不慎其始矣。致治之要，无逾于此"（《明神宗实录》卷一九，万历元年十一月庚辰）。当年十二月，兵部尚书谭纶率先垂范，清理该部当年未完事件，订立完成期限，并编写清册二本，呈送兵科和内阁，以备稽查和注销。随后，各部陆续推行此法。

考成之法贵在"考"。考核的程序是以部院考察抚按、以六科监督部院、以内阁督察六科，所以内阁就总揽了行政责任和监察责任，内阁首辅掌控官员的命运。考核的目的，是整顿吏治，裁汰冗员，提高行政效率，以推行各项改革措施。万历六年（1578）三月，直隶府州县和卫所等28名官员因未完成钱粮的收缴任务，未完七分以上者降二级，未完十分以上者罚俸（《明神宗实录》卷七三，万历六年三月壬子）。万历八年六月，科臣傅作舟弹劾南京工部尚书沈应时"以部差不奉行考核"，被罚俸一年。同月，河南巡抚、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镒也受到科臣的弹劾而被免职（《明神宗实录》卷一0一，万历八年六月丁未、乙未）。

正是由于考成法的推行，内阁有足够的能力控制整个权力机关的运行，才保证了裁汰冗官、清理驿递、核实田亩、整顿赋税等重大措施的顺利推行。张居正借考成之法，减汰冗员，精简机构。据张海瀛统计，仅万历八年至九年一年时间内，就裁官595员，仅兵部一次就裁官165员（张海瀛：《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据称，张居正当国期间"汰冗员什二三"，可见其力度之大。

张居正对考成法的推行也大为满意，认为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皆以考成法行"，他说："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张太岳集》卷二七《答山东抚按李渐庵言吏治河漕》）明人对考成法及其在全国改革中的作用评价也非常高，史学家谈迁说："江陵立考成法，以为制治之本。向者因循玩愒，至是始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焉"（谈迁：《国榷》卷六八，万历元年六月）。清人评价说，考成法之后，"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第三，推行一条鞭法，为天下理财。

经济改革是对嘉靖后期和隆庆时期地方赋役改革的继续和深化。它是张居正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又以推行"一条鞭法"影响最为深远。

首先，节流开源。"节流"就是减汰冗官冗费，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张居正当国之时，明朝的财政面临崩溃。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成为经济改革的前提。隆庆六年（1572）底，春节即将来临，张居正以穆宗新丧为由，下令取消春节时宫中的宴请和元宵节的灯火庆典。万历二年（1574），信仰佛教的李太后，想搞些捐资助建、减轻刑罚的活动，来表达自己的慈悲胸怀。张居正以捐资不宜过重、量刑当以国家法律规定为标准，不可因个人好恶而随意变更法制，劝她打消了这一念头。万历五年，小皇帝想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并已下达圣旨，张居正以二宫尚可使用为由，劝阻了这一计划。

"开源"意在增加财政收入。张居正本着"不加赋而上用足"的原则，严厉催征田赋和清理逋欠，他将清欠成果与官员考核结合起来，着力解决赋役征解中的不合理现象，制止逃避赋役，抑制非法兼并。

其次，清丈地亩。土地是传统国家赖依存在的基础，清丈土地、摸清家底、定粮定税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自嘉靖中期始，一些有识之士已为此作过不少努力，张居正更是集中全力解决这一根本要务。万历五年（1577），他提出清丈建议。此年十一月在福建先行清丈。此后，清丈之法在全国陆续展开。万历八年（1580）十一月颁布八条《清丈条例》，对前期清丈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对下一阶段的清理做了明确部署："一明清丈之例：谓额失者丈，全者免；一议应委之官：以各布政使总领之，分守兵备分领之，府州县官则专管本境；一复坐派之额：谓田有官、民、屯数等，粮有上中下数则，宜逐一查勘，使不得诡混；一复本征之粮：如民种屯地者即纳屯粮，军种屯地者即纳民粮；一严欺隐之律：有自首历年诡占及开垦未报者免罪，首报不实者连坐，豪右隐占者发遣重处；一定清丈之期；一行丈量磨算之法；一处纸札供应之费"（《明神宗实录》卷一0六，万历八年十一月丙子）。条例规定了清丈的政策性和技术性要求，严格而明确。由于清丈的范围广、规模大、情况复杂，绝非一两年可以完成。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各布政使和都司卫所的田亩才基本清理完毕。此次清丈，清查出大量欺隐田土，新增地亩1828542.73顷，约占万历六年全国地亩总额田7013976顷的26%（张海瀛：《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到万历三十年（1602），官民田土的耕地面积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有1161余万顷之巨（《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九，万历三十年十二月）。

在清丈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与失误，如有些地方官为追求溢额，将大亩改为小亩等，以取悦张居正，这成为反对改革者大肆渲染的内容。但张居正清丈土地之功却是不可否认的，这是继洪武二十四年（1391）清查耕地后又一次认真、仔细而全面的摸清家底的举措，一大批隐匿的土地被清查出来，有助于政府控制税源，增加财政收入。

再次，行条鞭之法。简化税制、公平税负是一答条鞭法的基本原则。自嘉靖初年始，条鞭之法在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形式试行，直到张居正改革时才得以在全国普遍推行，反映了这项政策实施的艰难程度和推行的客观需要。

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明史·食货志二》有简要阐述："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此法意在将一部分赋役计入田亩，合并诸项杂役，条编征收，计亩征银。一条鞭法有利于消除征税中的不合理现象；赋役征解由民办改为官办，简化了手续，减少了地方官吏渔利百姓的行为；赋税由原来征收实物和力役形式改为征收白银的形式，标志着白银货币化的完成，反映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居正清丈田亩和推行一条鞭法卓有成效，暂时挽救了明廷的财政危机。万历十年（1582），"府库充溢"，"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四百余万"，成为正德以来国家财政最好的时期（《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一条鞭法不仅解决了困扰政府的赋役不均、百姓苦于科差、中央财政征解困难问题，也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简化税制、公平税负、摊丁入亩等基本原则确定了此后中国税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目标。著名经济史学家梁方仲先生高度评价了一条鞭法的历史意义，他说："从公元十六世纪，我国明代嘉靖万历间开始施行的一条鞭法，为田赋史上一绝大枢纽。它的设立，可以说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从此便形成了近代以至现代田赋制度上主要的结构"（梁方仲：《一条鞭法》，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页）。

第四、整顿学校，倡导务实之学。

张居正认为"养士之本，在于学校"，通过整顿学校的教育、教学风气和理念，可以打造一种"务实默虚"的良好学风，为他的"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的改革创造一种良性发展的外部环境。所以，端正士风和学风被纳入改革体系之中。

嘉靖、隆庆以来，官场空谈之风盛行，学官"无卓行实学"；各地书院"群聚党徒，空谈废业"，地方生员"恣意非为"，这些都不利于纯正学风、培养经世济民的人才。他在《陈六事疏》中对弥漫在官员中的不着边际的空谈痛心疾首，认为："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纪。"（《张太岳集》卷三六《陈六事疏》）

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提出整顿学政、振兴人才的具体措施。当年十月，根据国子监祭酒孙应鳌的奏请，申饬举人入监之法，严格入监资格的审核。次年四年，又根据河南抚按孟重等人的建议，对宗学进行改革，进一步确定宗学学制、师职、教规、稽行、稽言、习医、赈恤、供移等事宜。同时，调整了一批地方学官，老病、无能者尽行罢黜，持异端邪说、行为不轨者严加惩除。

万历七年(1579)正月，张居正正式下令毁禁天下书院，"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明通鉴》卷六七，万历七年正月戊辰）。张居正命令各地提督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各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党徒"，"违者，提学御史听吏部督察院考察奏黜；提学按察司官，听巡按御史劝奏；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用一级管一级，一级压一级的严厉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对书院和讲学进行一次彻底的治理整顿（《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卷《申请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

张居正反对空浮、倡导实学的做法值得称道。长期以来，书院讲学泛滥、清议多，务虚实而实效甚少，无助于解决社会问题，也不利于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明代后期，务实之风大盛，固然与关注现实等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也不能排除张居正的倡导之功。但张居正采取禁绝书院讲学的方法推行文化专制，招至许多官员和士人的强烈反对，也是张居正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

张居正的文化专制，反映了他以"威猛"、"重刑"、"果敢"的手段推行改革的一贯作风。面对积弊尤深的社会问题，不如此就难有成效。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改革在出现转机以后，应该适当调整改革方案。可惜，随着改革的深入，张居正身体状况越来越差，长大成人的明神宗越来越有主见，君臣之间逐渐出现裂痕。这种"裂痕"在反对改革的"倒张"势力强烈的风化腐蚀下，不断加深和扩大，终于导致张居正改革运动的终结。

张居正改革是嘉靖初年开始的一系列社会改革的最高峰，并一度使大明帝国转危为安。军事方面，在隆庆议和之后，明王朝不仅成功地解决了两百年来与蒙古族紧张的对峙关系，李成梁在辽东的防御也颇见效果，东南沿海在松弛海禁之后，也遏止了倭寇的侵扰。在政治方面，张居正以考成法入手，以提高国家机构运转效率为目的，整肃吏治、综核名实、赏罚分明，使官场作风大大改观，腐败的吏治一度得以矫正。在经济方面，清丈田亩、清理积欠，一度解决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问题，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时人有评价道："自正、嘉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明史》卷二二二《张学颜列传》），并非虚言。

张居正去世之久，即被明神宗抄家惩处。明帝国的改革气象随之荡然无存。后来，明神宗长期怠政，而勤于搜刮，更加剧了明代官场的腐败。官员奏疏多被"留中"，严重挫伤了官员参政、议政和行政的积极性。官位久虚，在职官员的考课升迁时停时行，助长了官场上的因循拖沓之风，也为各级官员贪污纳贿、欺压百姓洞开方便之门。明朝的政治环境日趋恶劣，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农民起义、市民暴动、军兵哗变、民族矛盾尖锐等问题日显突出。明王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关键词] 明世宗 明神宗 大礼议 张居正改革 考成法 一条鞭法

[问题讨论]

1、 明代中期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2、 嘉靖与万历两位皇帝当政之初的社会变革有何相同与不同之处？

3、 评析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

原始文献：

1、《明史》卷十八《世宗纪一》、卷二十《神宗纪一》。

2、《明史》七十八《食货志二》。

3、《明史》卷二百一十三《徐阶、高拱、张居正传》。

4、《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政》。

视野拓展：

1、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陈梧桐：《明代宦官势力干预北部边防的严重后果》，《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张海瀛：《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田澍：《嘉靖革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5、梁方仲：《一条鞭法》，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6、林延清：《论明朝嘉靖中后期的改革活动》，《历史教学》1998年第11期。

7、尹湘兵，孟广军：《从杨廷和到张璁--嘉靖初年改革述论》，见《湖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第七讲 内治外安：明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

明朝的民族政策以往多受非议，一些论者多将明朝的民族政策、民族关系和国家实际控制区域与元清两朝比较，得出了明王朝苟且保守的结论。确实，在今天看来，明王朝的疆域不如元帝国那样广大，也似乎不如清朝前期实际控制地域广袤，但这决不意味着明朝民族政策的保守与落后。相反，明朝统治者的民族观有它先进与积极的一面。其"内治外安"治国理念指导下的民族政策，对边疆稳定和民族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为后世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明王朝的民族观

历代封建王朝的民族政策，都是在统治者的民族观指导下制定出来的。明王朝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观是由明太祖和成祖二人倡导确立的。明王朝的民族观非常庞杂，举其大要有如下数端：

一、"定天下于一"。"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出现很早。西周初年实行分封制，众建诸侯。至春秋战国时，周室衰微，诸侯林立。但华夏已逐步形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大一统思想开始出现，诸子百家，纷纷倡导大一统之说。秦统一六国后，首次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至汉景帝时，讬名为战国时代公羊高撰写的《春秋公羊传》，首次以"大一统"三个字来概括这种思想（《春秋公羊传·鲁隐公元年》）。此后，大一统思想便成为历代王朝处理国家大政和民族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明太祖及其后继者继承了儒家治国的"大一统"思想。早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后期，在与群雄逐鹿之时，朱元璋就与群臣讲究如何"定天下于一"的问题。他曾问国子博士许存仁等人："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吾方有事海内，凭赖英贤辅翼成功。天下纷纷，未定于一者，何也？"许存仁对曰："稽之于历，自宋太祖至今，当五百年之数，定天下于一，斯其时矣！"（《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丙午年三月戊戌）此后，他即以"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明太祖实录》卷九六，洪武八年正月壬申）为己任。在进围平江、击灭张士诚前夕，李善长劝其就帝位，他认为"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统之势未成，四方之涂尚梗"（《明太祖实录》卷二四，吴元年七月甲申），加以拒绝。消灭张士诚之后，他又告诫诸将说："江南既平，当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吴元年九月辛丑）登基称帝后，仍念念不忘实现"天下一统"的大业。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消灭云南故元梁王后，傅友德遣使招论谕大理总管段世，段世三下战书，声称"云南根系白爨故地，称为遐荒，历代所不能臣"，拒不归附。明太祖即明确指出："云南自汉以来服属中国，惟宋不然，胡元则未有中国已下云南"（《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洪武十五年闰二月戊戌），必然坚持统一之。明成祖早年封在燕地，长期驻藩北平，多次率兵与蒙古作战。夺位登基后，他"绍皇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也以实现"天地清宁"、"华夷绥靖"（《明太宗实录》卷一0三，永乐十八年十一月戊辰）为己任，不仅多次统兵亲征漠北，还大力经营东北和西北，一心想"控四夷制天下"（《明太宗实录》卷一八二，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壬寅），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

明朝"定天下于一"的民族观，在前期体现在对统一天下的追求与渴望，尽管当时明王朝的统治者对天下的概念和疆域的概念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明中期以后，既有"守成天下"的举措，如长城的修建、俺答封贡以及西南土司制度的推行与变更等；也有量力而行的积极抵御分裂明王朝大一统局面的战争，如万历年间的对西南和西北的用兵，以及利用女真族强势部落对东北的管理等。尽管这些管理措施许多差强人意，却反映了明王朝的治国理念及民族观。

二、"内中国而外夷狄"。"夷夏之防"，是中华民族由原始部落群向民族共同体过渡时期矛盾与斗争的产物。"华夷"或"夷夏"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代，"夏"与"夷"还仅属于地域或民族的观念。周初分封诸侯，在封建过程中确立了内外服制，将推行周朝礼乐制度的华夏聚居区分划为畿内、外服，而将蛮夷戎狄视为"化外之民"，划分荒服、要服。华夏与蛮夷戎狄的民族文化心理与特质沿着不同的轨道发展，产生隔阂与对立，从而萌生了"华夏之防"的种族意识。春秋之期，天下大乱，蛮夷戎狄进入中原地区，诸子百家学说之"华夷之防"思想渐显端倪。如孔子作《春秋》，目的之一便是揭示"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主旨。此后，"华夏"概念及其内涵逐渐突破地域和民族的范畴，被赋予特定的文化内容，即开始用于区别尊卑上下、文明与野蛮。明太祖继承了"内中国而外夷狄"的观念，把少数民族视为"禽兽"、"犬羊"、"豺狼"（《明太祖集》卷一五，《解夷狄有君章说》），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明太祖实录》卷四一，洪武二年四月丁丑）。根据"内中国而外夷狄"之说，他认为少数民族只能"以小事大"，接受汉族王朝的统治，"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御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皇明诏令》卷一，《谕中原檄》）。否则，让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会酿成风俗礼制的"祸乱"。他说："夷狄之祸中国，其来久矣。历观前代受其罢弊，遭其困辱，深有可耻"（《明太祖实录》卷一0九，洪武九年闰九月丙午）"。明成祖也持这种观点，说"夷狄之为中国患，其来久矣。《书》云'夷狄猾夏'，《诗》称'戎狄是膺'。历汉及唐，至于有宋，其祸甚矣。"（《明太宗实录》卷二六三，永乐二十一年十月己巳）他为训诫子孙，曾采摘"古圣嘉言"辑为《圣学心法》，书中即收录汉代鲁恭"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与鸟兽无别"、宋代欧阳修"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内诸侯而外四夷"之类的言论（《圣学心法》卷四《驭夷狄》），表明他完全赞同并坚持这种大汉族主义的狭隘民族观念。

"内中国而外夷狄"是中国传统的基本天下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王朝继承了这一思想，并以此确立自己的天下观、民族观和国家关系等。这种华夷观表现在文化上，"华夏"文明有礼，"夷狄"野蛮不知信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政治上，中国是居于天下之中的"天朝"，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逻辑，中国的皇帝也是"天下"的共主。中国负有教化恩抚蛮夷的责任，蛮夷则有向慕中华、定期朝贡的义务。在经济上，中国天子"富有四海"，与外夷通商体现的是天朝抚恤外夷的一种手段等。

三、"华夷一家"。西周末年以来各族的内迁，一方面与华夏产生尖锐的对立，形成民族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的杂居相处，又出现民族融合的趋势。于是，诸子百家在强调"夷夏之防"的同时，又提出了兼容与亲近夷狄的主张。如力倡"夷夏之变"的孔子，既明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又主张对夷狄施仁政、德化，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明太祖亲眼目睹元朝统治者施行的歧视与民族压迫的不平等政策，曾愤慨地抨击说："元时任官，但贵本族，轻中国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风宪，岂是公道？"（《明太祖宝训》卷三《任官》）起义之初，为了争取北方汉族地主的支持，他曾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即帝位后，他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千余年来中华民族"修文德以来之"的思想，认为"蛮夷之人，性习虽殊，然其好生恶死之心未尝不同"，同样是"能遵声教"，可以教化的（《明太祖实录》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丙子），反复声明："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丁丑），"圣人之治天下，四海之内，皆为赤子，所以广一视同仁之心。朕君主华夷，抚御之道，远迩无间"（《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四，洪武十三年十月丁丑）。明成祖也认为："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明太宗实录》卷一二六，永乐十年三月丙申），"夫好善恶恶，人情所同，岂间于华夷。"（《明太宗实录》卷三六，永乐二年十一月庚戌）他一再强调重申："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明太宗实录》卷30，永乐二年四月辛未）他编辑《圣学心法》，还特地录载宋代范祖禹"柔远能迩，治内安外，而殊俗之民向风慕义，不以利诱，不以威胁，而自至矣"，苏轼"薄其礼而致其情，不责其去而厚其来，是待夷狄之仁也"，真德秀"古者帝王能使四夷咸宾服者，其诚敬有以感之也"等言论，以训子孙，善待边疆少数民族。（《圣学心法》卷四《驭夷狄》））。

在上述民族观的指导下，明太祖制定了"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强调："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不如此不可也。"（《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九，洪武十五年十月丙申）"盖蛮非威不畏，非惠不怀，然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一于惠则不能慑其暴，惟威惠并行，此驭夷之道"（《明太祖宝训》卷六《怀远人》）。"威"是指军事上的征服、镇压，即所谓"以威服之"；"德"是指政治上的恩怀、德惠，即所谓"以德怀之"。威德兼施，两手并用。这一政策，后来始终为其后继者所遵循，只是根据形势的不同而有所侧重罢了。

明朝的"德威兼施"政策及其内涵

明王朝"德威兼施"的民族政策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主要包括"克诘戎兵"、"怀之以恩"、"以夷治夷"和"因俗而治"等内容。

一、"克诘戎兵"。即强调武力在镇慑少数民族方面所起到的突出作用。明太祖认为："上世帝王创业之际，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时，讲武以威天下"（宋濂：《洪武圣政记·新旧俗第七》），军队可以"除暴乱"、"平祸乱"，"凡中国之民安于畎亩衣食而无外侮之忧者，有兵以为之卫也"（《明太祖实录》卷八五，洪武六年十月癸巳），"自古重于边防，边境安则中国无事，四夷可以坐制"（《明太祖实录》卷一0三，洪武九年正月）。因此，他反复强调："当平康之时，克诘戎兵，内以安国家，外以制四夷。"（《明太祖实录》卷六七，洪武四年七月辛亥）明成祖也认为，"自古国家盛衰存亡，未有不系于武备之张弛。"（《明太宗宝训》卷四《武备》）"驭夷狄有道，谨边备是也。严关防，守要害，修封域，明斥堠，务农讲武，养威蓄锐，此之谓也。其未侵犯，则有以御之；其未归附，则有以处之。...不以其归顺也而弛边防，不以其衰微也而忘讲武，是以内治外安，四夷宾服。"（朱棣：《圣学心法·序》）为此，明王朝在立国之初，即大力加强军队及国防建设。

明朝民族政策主要是通过卫所体系来实施的，明宣宗说："今天下兵政之本系于五军，五军能修其政令，以表率天下，都司卫所使各理其职，则武备充实，足以壮中国、服四裔，天下国家永安靖。"（《明宣宗实录》卷三九，宣德三年三月丙戌）具体而言，就是对汉族聚居区或民族杂居区的少数民族，采取较为严格的民族管理与融合政策，把少数民族统一编入卫所（一部分编入府、州、县）里统一加以管理；在汉族集居区与少数民族聚居区交界地带则采取驻扎汉军和收编土著相结合的办法加以管理，较多吸纳土著首领参与卫所的管理；在更远一些的少数民族集居区，实行"因俗而治"、"以夷治夷"，以土司和羁糜卫所官职为框架，采取更加灵活的民族政策。

明朝立国之初，不甘心丧失最高统治阶级和统治地位及特权的蒙古上层贵族，拒不归附于明，图谋复辟。明朝从一开始，就把边防的重点放在北方。明太祖与成祖曾依靠强盛的国力，多次遣兵大漠南北，对蒙古进行打击，并在长城内外遍置卫所，部署重兵，屯田戍守，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一旦遇到蒙古的袭扰，立却调动兵力，随时给予反击。正统末年"土木之变"后，由于朝政腐败，国力下降，对蒙古遂由前期的进攻势态转入全面防御，大力加强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山西）、延绥（榆林）、固原、宁夏、甘肃九个边镇的建设，并修缮加固诸边的长城，实行重点设防、分地守御之策。隆庆五年（1571）"俺答封贡"后，明朝与蒙古的关系缓解下来，但不久又与崛起于东北的女真（满族）形成尖锐的对立。于是明朝边把防御的重点逐渐转移到辽东地区，又进一步加强辽东及其邻近的蓟州镇的建设。

总体论之，明朝"克诘戎兵"的政策从实际执行的情况看，更多的存在于治理的理念方面。如在全国范围之内广泛设立卫所集军事管理与镇压于一体，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这种卫所的实质了乃是一个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在北边列阵置兵，看似雄兵压阵，实际上则是在漫长的民族聚居区的接壤地构置了一个温和的"缓冲带"。除明太祖、成祖时期大规模对北边用兵之外，明朝还在正统及成化年间动用武力以对付大藤峡地区的瑶壮起义，万历以后对建州女真的，但这些举措同镇压境内的农民起义以及各地坐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并没有根本的区别。这与清王朝在少数地区出现局部的问题即兴师动众、进行大规模的武力征服，有着很大的不同。

二、"怀之以恩"。在"德威兼施"的两手中，明太祖特别重视"德怀"一手的作用，强调："自古帝王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修否。"（《明太祖实录》卷七六，洪武五年十一月庚午）"蛮夷之人......若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彼岂有不从化哉？此所谓以不治治之，何事以兵也！"（《明太祖宝训》卷五《怀远人》）洪武元年（1368）十月，明军攻下大都后，他宣布前元贵族及其他官民人等，"果能审识天命，衔壁来降，待以殊礼，作宾吾家......故官及军民人等近因大军克取之际，仓皇失措，生离父母妻子，逃遁他所，果能自拨来归，并无罪责，仍令完聚"（《明太祖实录》卷三五，洪武元年十月戊寅）。此后，又多次重申优待归附故元官军人员的政策。明成祖也反对"穷兵黩武以事夷狄"的作法，而主张对四夷要"怀之以恩，待之以礼"（《明太宗实录》卷六八，永乐五年六月癸卯）。永乐元年（1403）二月，他致书鞑靼可汗鬼力赤，曰："今天下大定，薄海内外皆来朝贡，可汗能遣使往来通好，同为一家，使边城万里，烽堠无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岂不美哉！"（《明太宗实录》卷一七，永乐元年二月己未）。因此，明太祖及其后继者，在大力加强武备的同时，尤其注重在政治上的恩抚、怀柔，力争"以德怀之"，使之归附于明，服从明王朝的管辖和统治。

明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对北元和其他少数民族用兵之前，一般都在反复遣使招谕，谕之以理，晓之以义，争取实现和平统一。只有在招抚失败后，才临之以兵。在明政府政策的感召和实际安置工作的影响下，大批蒙古官员和其他少数民族首领携家带口向明政府归附。一大批北方少数民族或迫于明朝统治者的压力，或迫于生存，或仰慕汉民族先进文化进入中原，他们基本上被安置于各地卫所里，"凡归附鞑靼官军皆令入居内地，仍隶各卫所编伍，每丁男月给米一石"(《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洪武二十一年二月丁卯)。早期通行做法是"以少壮者隶各卫为军，俾之屯守；老弱隶北平为民，从之"，构成明代人口迁徙与民族融合的显著特点。明朝时"内附"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女真、鞑靼、兀良哈、瓦剌、哈密、沙州、西番、扯儿禅、车儿禅、土鲁番、赤斤蒙古、撒里畏吾儿、别失八里、回回钦察、番国等(见张鸿翔《明代各民族人士入仕中原考·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归附的少数民族在内地的居住地，是由其本人提出申请，由明政府批准。洪武、永乐时多考虑到他们的生活习惯，能就地安置者尽量就地安置。原元廷皇亲大族归附者，多安置于京畿。元朝故将及其部众在归附后，尽量派往各战略要地，先是征战四方，然后送去家属团聚，就地定居驻防，云南、四川、两广、湖广、浙江和福建等地的达官军，大抵属于此类情况。正统以后，达官军的调动多随所在卫所进行。当然，为达到控驭的目的，也不会允许他们自由选择居住地，如正统二年（1437），镇守陕西都督邓铭（卫国公邓愈次子）等奏西安左等卫安插番达官军，欲以调除为名移入河南较为偏僻的南阳、汝宁等处居住，就没有被批准 (徐学聚：《国朝典汇聚》卷一七六《兵部附夷官》) 。

归附明朝的少数民族将领，既有故元皇室后裔，也有贵族勋戚，大量的则是中下级官吏及军士。由于他们身世不同，经历各异、职业有别，明政府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他们加以安置，使其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各务其业。一些元朝故官，归附之后，量授各种职务，而后再根据其表现加官晋爵，有的甚至做到五军都督，不少人也被加封为侯、伯。《明史》卷一五六所载之达官吴允诚、孙瑾、薛斌、蒋信、李英等，因在洪武、永乐朝对蒙古的作战屡次战功而加官封爵。明政府还尽量保证归附的少数民族将士的物质生活。明宣宗说："留其家属于京者，以系其心，而无以赡之，能得其心乎？其如京官例给之"(《明宣宗实录》卷二七，宣德二年四月已巳)。达官的俸禄总额与京官虽相同，但他们实际的可支配收入却远远高于京官，因为汉族京官俸禄的大部分是折俸的，而达官军的俸禄则是全支。除俸禄外，少数民族官军的其它物质待遇也明显高于汉族官军。在广东，"踏勘空闲地土起盖房屋，拨与居住，内有家小者，乞敕南京守备官差官拨船，沿途应付行粮下程起送前来完聚；无家小者着落三司设法措办，官钱代为聘娶。俱定与则例，按月厚其廪饩供给下程柴草；冬夏给与绢布衣服靴帽，并着落廉忠加意抚治，不许剥削科害"(韩雍：《处置地方经久大计疏》，见应檟《苍梧总督军门志》卷二三)。由于生活有保障，这批内地达官军虽然分散各地，人数也不多，但生息繁衍非常快，在广东，总都御史凌云翼说，"诸凡优厚，今生齿渐繁，应从节省......因生齿日繁，支给太滥"。在北京，吏部主事李贤说，"切见京师达人，不下万余，较之畿民，三分之一"（《明英宗实录》卷二五，正统元年十二月乙丑）。入居内地的少数民族将领，很快很融入到上层社会之中，他们侵吞土地，渔肉百姓，作威作福，无恶不作，早在正统年间，"浙江盘石卫蒲岐千户舍人何福奏近制归附胡人验口给粮，今年久弊滋多买汉人诈为已子，冒支粮饷"(《明英宗实录》卷六九,正统五年秋七月壬寅)，这又何异于普通汉族官吏？

怀之以恩对于边地少数民族而言，主要包括施行恩赐、互市、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政策。凡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僧俗诸王、羁縻卫所长官和土司头目朝觐入贡，明政府都根据"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高出贡物数倍的赏赐。明太祖叮嘱礼部大臣，凡各地土官亲自入京朝觐者，"赉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明太祖实录》卷一五四，洪武十六年五月戊申）。明成祖也说："盖远人慕义而来，当厚加纳抚，庶见朝廷怀柔之意"（《明太宗实录》卷一四一，永乐十一年七月丙午）。永乐十二年（1414），西藏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进京朝觐，明成祖给予大量赏赐，永乐十四年，他回到西藏，利用这批财物在拉萨修建了著名的色拉寺，可以想见其赏赐之优厚。在北方边地，明朝把贡赐和互市作为控驭少数民族首领的一个重要手段，贡赐与互市的次数与数量，皆视各部首领对明廷的恭顺程度而定，恭顺者入贡与互市次数多，赏赐也多，以示奖励；不恭顺者，则减少或停止他们入贡与互市，以示惩罚。

鉴于边地少数民族地区生产方式比较落后，"民未熟化"，明太祖还提出了一条安抚的原则，叫做"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明太祖实录》卷五四，洪武三年七月已亥）。所谓"严明以驭吏"，就是慎重选择守边将领或官员，对他们严加约束，令其抚辑百姓，以防滋扰。"宽裕以待民"，就是要体恤民情，减轻边地少数民族的负担。少数民族地区的赋役一般都较轻，且多缴纳当地土产，遇到灾害逋赋也多下令蠲免。明太祖说："蛮俗素与中国异，岂可拘其徭役？能善抚之，久则自然服从。"（《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五，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己卯）明太祖之所以在边地设立卫所而不设行政机构，原因是认为行政官员增加一人，则增加百姓一份负担，而卫所官军自给自足，不会增加百姓的负担。明前期，政治清明，上述政策执行较好。到中后期，日趋腐败的各级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对边地少数民族的赋役榨取日益增加，也激起了他们的反抗。

三、"以夷治夷"。以夷治夷又称"以夷制夷"，它是历代王朝统治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种惯用策略。明朝统治者认为，以夷治夷是治理边疆的"经久之图"（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六六《属夷》）。他们把这种策略普遍运用到边疆各地，敕封少数民族的首领为官，或赐予封号，令其治理本地或本部。在东北和西北建立羁縻卫所，在西北、西南和南方等地设置土司，在藏区，羁縻卫所与土司并设，僧俗并封，均以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担任官职，治理本部。对北方的鞑靼和瓦剌，当其首领表示愿意归附之后则敕封为王，令其代表明天子管辖地方。

在敕封少数民族首领王号或官职时，明廷极力利用各族各部之间的矛盾，区别对待，使其互相制肘，便于朝廷的控驭。明太祖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命蓝玉统兵北征后，即利用蒙古发生分裂，兀良哈归附之机，建立朵颜三卫，作为明朝的东北"藩篱"，以之"东捍女直，北捍蒙古"（《明世宗实录》卷一四六，嘉靖十二年正月戊辰）。明太祖与明成祖先后在西北嘉峪关以西建立关西七卫，目的也是用以屏障西陲，"北拒蒙古，南捍诸番，俾不得相合"（《明史》卷三三0《西域传二》）。明成祖在五次亲征漠北的过程中，先后分封瓦剌的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与鞑靼的阿鲁台为王，更是利用两部之间的世仇，扶弱抑强，使之互相牵制，彼此消耗，防止他们互相联合而成为明朝的劲敌。在藏族地区，明初"以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力而杀其势，使不为边患"（《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三》），僧俗并封，使之互相制约。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不仅设置众多羁縻卫所，令其"各雄长，不使归一"（《明神宗实录》卷四五0，万历三十六年九月），而且还利用某一民族的势力来箝制另一民族的势力。起初是以"东夷"（女真）来制"北虏"（蒙古），后来女真族各部逐渐壮大，又"设海西抗建州"，扶植海西的王台以"南制建州"。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崛起并进入辽东地区后，又转而利用"北虏"以制"东夷"。

明王朝还大力推行"以夷攻夷"的策略，利用少数民族军兵或土兵来攻打本民族或别的民族。洪武二十八年（1395），都督杨文征剿广西奉议、南丹等地"梗化"的"蛮人"，除发广西都司及护卫官军2万人，还"调田州、泗城等土兵三万八千九百人从征"（《明史》卷三一九《广西土司传二》）。永乐八年（1410）二月，明成祖亲征鞑靼的本雅失里、阿鲁台，也征调凉州都督吴允诚、柴秉诚及诸归顺于明的蒙古族军队，以及临洮、河州、岷州、西宁、平凉诸卫所土官所辖藏族土兵和建州卫指挥使释加奴等率领的女真军。明中后期，由于军事力量的削弱，明廷更是经常征调少数民族的土兵去攻打其他不服统治的少数民族。云南"景东部皆▊"，"历讨铁索、米鲁、那鉴、安铨、凤继祖诸役，皆调其兵及战象"（《明史》卷三一三《云南土司传一》）广西左、右壮族的俍兵和湖广永、保士家族的土兵以勇悍著称，被征调的次数尤多，"瑶蛮不清，往往伏俍兵，急则借为前驱，缓则檄为守御"（《明史》卷三一七《广西土司传一》），"永、保诸宣慰，世席富强，每遇征战，辄愿荷戈前驱，国家亦赖以挞伐，故永、保土兵号为虎雄。嘉、隆以还，征符四出，而湖南土司均备臂指矣"（《明史》卷三一0《湖广土司传》）

四、"因俗而治"。因俗而治是指因袭、保留少数民族原有的政治制度、生产和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变。这也是历代王朝统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种常见的羁縻策略。明王朝继承、发展了这种策略。早在至正二十三年（1363），当朱元璋大败陈友谅于鄱阳湖、向江西和湖广进军时，当地元代所授的宣慰司、安抚、长官诸土官，先后迎降。这些土官都是当地的大姓豪酋，他们世代据有其地，势力雄厚，根深蒂固。为了瓦解元朝的统治，朱元璋决定维持其原来的政治制度不变。次年十一月，慈利土官覃垕等"以故元所授参知政事照会三道来上，乞改置官司"时，朱元璋即从其请，置慈利军民宣抚司，以覃垕、夏克明为宣抚使，田重禄为同知宣抚司事，"俾用其俗而治之"（《明太祖实录》卷一五，甲辰十一月庚辰）。此后，凡"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明史》卷三一0，《土司传》序），通过他们来统治当地的少数民族，从而把该地区纳入明朝的版图，以维护国家的统一。

当然，"因俗"是为了致"治"，巩固明王朝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统治。土司制度保留了各个土官落后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特权，他们往往借此更加肆无忌惮地压迫人民，壮大自己的实力，或者互相兼并，乃至于发动叛乱，与朝廷对抗。为此，明政府在推行土司制度的同时，又在土司周围设置府州县和军事卫所，推行军屯与民屯，有些卫所和屯田甚至设在土司的辖境之内，借以对土司进行监视和牵制，并积极创造条件，为最终废除土司做准备。一旦土司发动反抗，明廷即进行严厉镇压，并以此为契机，"乃裂疆域，众建诸蛮"（《明史》卷二四九《朱燮元传》），将一个土司划为几个土司，以削弱其势力。而在明朝统治势力已经深入进去，当地社会经济特别是地主经济已得到发展的地区，则干脆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

明王朝还尽量照顾边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明太祖主张："凡治胡虏，当顺其性"（《明太祖实录》卷五九，洪武三年十二月戊午）。明廷最初对归附的蒙古族，一般都是就近安置在水草肥美之地，从事游牧生活。还强调要尊重蒙古、色目人的风俗习惯，不主张他们改用汉姓汉名。对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归附之后也让他们留居原地，继续维持原先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些地方的少数民族发动大规模起义，明廷出兵镇压之后，便将他们悉数迁出，安易地安置。不过，这样情况并不太多。当然，明朝尊重、照顾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是以少数民族服从明朝的统治为前提的。

藏族地区盛行藏传佛教，教派众多。明廷充分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三》），沿用元朝赐给僧徒封号的办法，敕封众多的教派首领为法王、西天佛子、国师、禅师等，同时在西宁、河州等地设立僧纲司、汉僧纲司与番僧纲司等机构，借以加强对藏区的统治。此外，在万历初年，明廷还积极鼓励和支持俺答汗将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引进蒙古，借以束缚蒙古封建领主的思想和行动。先是派出在北京的藏僧前往蒙古传经，后又助工助料，帮助俺答汗在青海建寺，钦赐寺名，使他能如期在仰华寺与索南嘉措（即三世达赖喇嘛）会见。接着，又协助俺答汗在库库河屯建造弘慈寺，并于万历十五年（1587）派人至土默特敕封索南嘉措为"朵儿只唱"（藏语译音，金刚持），召其入朝北京。在明廷的鼓励与支持下，黄教在仰华寺大会后传入蒙古草原，迅速传播，后来逐渐成为蒙古族的主要宗教信仰，并成为清朝统治蒙古的重要工具。

民族地区的管理制度

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明王朝针对各民族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制度。除在紧靠内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建立府、州、县或都司卫所，实行直接统治之外，其他地区则分别实行土司、羁縻卫所、或者封贡制度，通过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实行间接的统治，以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明王朝沿袭历代王朝的"以夷治夷"之策，继承元代的土司制度，利用当地土酋管辖属民，不改变当地原来的统治机构，但对土司制度作了进一步的改造与完善。首先，是确定土司的职称与品秩，除将元代置于边境的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和长官等职称变为授予武职土司的职称，又在民族地区的卫所参用土人为官，形成卫所土司职称。同时，还将唐宋以来封授少数民族头目为府州县土官的做法变为定制，在民族地区设置土府、土州、土县，形成文职土官的职称。文武职土司皆划定品级，形成一套完备的土司职衔。其次，确定土司的隶属关系。洪武三十年（1397），规定武职土司归都司管辖，上隶兵部，文职土司归布政司管辖，上隶户部，把土司机构纳入国家机构的组织系统，便于朝廷的控制和差遣。第三，严格土司的承袭、贡赋、征调、升迁和奖惩制度，土司皆由朝廷颁给诰命、印信和官服，作为朝廷命官之凭信，允许世袭。但其承袭，必须履行严格手续，"务要（吏部）验封同委官体勘，别无争袭之人，明白取具宗支图本，并官吏人等结状，具部呈奏"（万历《大明会典》卷六《吏部·土官承袭》），方许承袭；而且"承袭必奉朝命"，中小土司"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明史》卷三一0《土司传》序），只有一些大土司是由朝廷下诏就地袭职的。土司必须负起"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明史》卷七六《职官志五》）的职责，朝廷则对他们的进贡给予丰厚的赏赐。土司"积有年劳"或"从征有功"者，可提升官职，功劳大的还可授予流官职衔，或加授散阶、勋级虚衔。土司犯法，则改元代"罚而不废"（《元典章》三《圣政·霆恩宥》）的做法，严加惩处。第四，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实行土流合治。一般在偏远和交通不便地方，以土官为主，流官为辅；平坝地区和交通要道，则以流官为主，土官为辅。土流合治，以流官监控土官。

在西南地区，明朝还在土司周围及其辖区之内设置卫所，驻军屯戍，并从内地迁徙大量汉民，在土司周围垦荒屯田，以加强对土司的监视和牵制。土司一旦发动反抗朝廷的叛乱，明朝立即调兵加以镇压，有时还在事平之后实行改土归流。

在西北和东北少数民族地区，明王朝采取"以不治治夷狄"之策，实行羁縻卫所制度。在招抚当地的少数民族之后，"选其酋及族目授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四《女直》），陆续建立一批羁縻卫所。在西北，有嘉峪关外的安定、阿端、赤斤蒙古、哈密等关西七卫；在东北的西辽河一带，有朵颜、福余、泰宁等兀良哈三卫，在辽东都司边外有建州、兀者、奴尔干等184卫（万历年间发展到384卫、24所），并建立奴尔干都司。羁縻卫所的少数民族首领通过朝廷的任命，接受颁赐的诰命、印信和官服而成为朝廷的命官，"各统其官军及部落，以听征调、守卫、朝贡、保塞之令"（《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明廷在这些卫所并不派遣官吏，也不驻扎军队，对其内政不加干预，让其享受高度的自治权力。但朝廷掌握着卫所官员的任命、升降和承袭的决定权力，以及卫所辖地的范围、变动和迁徙的批准权力，就是卫所之间的纠纷，也必须听从朝廷的处理。

在西藏、青海和四川西部藏族聚居的地区，明朝设立乌斯藏、朵甘都司和俺不罗行都司，还有一批宣慰司、宣抚司、元帅府、招讨司、万户府等机构。这些机构，有的属于土司，有的属于羁縻卫所，其官员皆敕封当地的僧俗首领担任，并保留他们之间原有的上下级关系。这些官员皆系世袭，但其品秩和任免升迁，则由朝廷直接掌握，使之服从朝廷的直接管辖。鉴于藏区盛行藏传佛教，教派众多，明廷又"因其俗尚"，沿用元朝赐给僧徒封号的办法，敕封噶举黑帽系、萨迦和格鲁三派首领为三大法王。三个教派的法王自行传袭，无需听候朝廷任命。法王之下，还根据势力的大小，封了五个王和一批大国师、国师、西天佛子，皆给以印诰，许其世袭，"俾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明廷规定，藏区的各级僧俗官员，不论他们之间有无统属关系，均可入京朝贡，凡入贡者皆给优厚赏赐。藏区僧俗官员，因而争相入贡，"修贡惟谨"。"以故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三》）。

对北方的蒙古族，明朝一直采取比较审慎的政策。蒙古分裂为三部之后，兀良哈部首先归附于明，明廷于其地设置朵颜等三个羁縻卫所。永乐年间，瓦剌部和鞑靼部也先后归明，明廷则对其实行最为宽松的贡封制度，敕封其首领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阿鲁台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和和宁王，允其入京朝贡，并开放互市与之开展贸易。封贡是历代王朝"臣属夷酋"的一种传统作法，少数民族首领接受朝廷的封敕，定期入贡，表示他们对朝廷的臣属关系和应尽的义务；而朝廷施行敕封和赏赐，则是表示承认少数民族首领作为朝廷命官的地位，并通过他们对其属民进行治理，行使中央对当地少数民族的行政管辖权。不过，由于明朝未派官驻军，蒙古内政完全自主，对受封诸王缺少约束力。正统末年，瓦剌势力重新崛起，又南下大举攻明，并在土木堡俘虏了明英宗，从而断绝与明朝的朝贡关系，明朝后来便关闭互市。但是蒙古的游牧经济毕竟比较脆弱，一旦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便会陷入困境，加上互市关闭，又无法用马匹和皮货换取中原的粮食、茶叶、布帛和铁锅，更是雪上加霜。到嘉靖年间，俺答汗便主动遣使向明朝求贡。隆庆五年（1571），明廷敕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其弟、子侄和部下也分别封授官职，规定贡期、贡额与贡道，重新开放互市。此后数十年间，北方蒙古诸部一直维持对明朝的臣属关系，封贡持续不断。

明朝民族政策的历史演变及简单评价

同前后两个王朝即元、清的民族政策相比，明朝的民族政策无疑是较为开明的。元统一中国后，把辖境的各民族按照被征服的的先后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公开实行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清入关以后，也实行与之相类似的满洲、蒙古、汉军和汉人四等，不但不以平等待汉人，而且也不平等地对待汉军、蒙古和其他族人。不仅如此，还用暴力强迫广大汉族人民薙发易服，改变自己的生活习俗。但明朝完全抛弃这种划分民等级的做法，而且实行"因俗而治"，让各个少数民族保留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从实践的效果来看，明王朝的民族政策也是取得一定的成效的。明朝前期，明太祖与成祖采取以抚为主的策略，招降了东北和西北的某些少数民族，建立一批羁縻卫所，构成东、西两面屏藩，切断蒙古与女真、藏族的联系，尔后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出兵扫荡大漠南北，并辅之以封贡、互市等措施，进行分化瓦解，使兀良哈与瓦剌先后臣服于明，并用武力迫使鞑靼称臣纳贡，从而使北方边境维持一段时间的稳定局面，为明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隆庆年间，大力整饬边防，妥善地处理把汉那吉事件，实现"俺答封贡"，使长期紧张的明蒙关系缓解下来，自此"三陲晏然，一尘不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明穆宗实录》卷五九，隆庆五年七月戊寅）。其重大的政治、经济意义，更远在汉唐"和亲"之上。

在其他地区，明朝民族政策的成效也很显著。在西北，明初积极开拓，曾成功地招抚了当地的蒙古、撒里畏兀儿诸族，建立西七卫。在东北，明初也成功地招抚了蒙古、女真、吉列迷诸族，建立奴尔干都司。西部的藏族地区，虽然同中原王朝早就存在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但直至元代才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而接受中央政权的管辖。明朝在招抚藏区的僧侣首领之后，采取多封众建、优给赏赐、通贡互市的办法，使"西陲晏然"，终明之世"无番寇之患"（《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秦汉归附中原王朝，开始逐步设置郡县，但此后时叛时服，在唐宋一段较长的时间甚至摆脱了中原王朝的管辖。后来虽复为元朝所统一，但至元末又形成滇东梁王、大理段氏和麓川思可法三大割据势力。明朝在消灭盘踞西南的元军之后，对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一般皆"以德服之"，只在个别地方采用武力迫降。尔后袭用元代的土司制度并进一步加以完善，任命他们担任各种官职，维持其世袭的各种势力，并给予优厚的赏赐。同时，在土司周围设置府州县和卫所，推行军屯和民屯，有些卫所的屯田甚至设在土司的辖区之内，借此对土司实行监视与牵制，一旦遇到土司叛，即出动大军进行镇压，然后实行改土归流。因此，在有明一代，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始终统一在明朝的版图之内。这便是明王朝的民族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具有的重大的意义之所在。且使后来的清王朝无不注意加以借鉴和继承。

明王朝的民族政策，自然也有其失误与局限之处。首先，是在具体执行中，有时单纯依赖军事征服，有时又一味强调政治恩抚，未能真正做到"恩威兼施"。如明成祖在永乐后期，当鞑靼势力经过明军打击已经趋于衰落，不再对明朝构成威胁之时，他又连续三次御驾亲征，结果劳而无功，反而削弱了明朝逢身的国力。继位的仁、宣二帝，又反其道而行之，一味强调恩抚，对蒙古实行无原则的息事休兵，使瓦剌的势力得以重新崛起。正统年间，专权的王统对瓦剌的骚扰先是不闻不问，后又纵恿明英宗仓促亲征，终于酿成了"土木之变"。嘉靖年间，俺答汗屡次要求通贡互市，并以威力相胁迫，明世宗既顽固拒绝俺答汗的要求，又不加强武备，进行抵抗，则是"恩威"俱无了。第二，"恩威兼施"政策的施行，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后盾。明朝中后期，由于政治混乱与腐败，国力急剧下降，施"威"则武备不强，施"恩"则财力不济。为了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明王朝不惜增加赋役的征派，又使人民的负担不断加重，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与反抗。为了对付人民的反抗，明王朝又不得不从边境调回部分兵力，以加强内地的防守，镇压各地的起义，从而削弱了边境的防务。因此，在明朝的中后期，除了张居正通过"俺答封贡"成功地解决了蒙古问题之外，其"恩威兼施"政策的执行不像明前期那样有力，效果也未像明前期那样显著。第三，明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几种管辖形式中，对北方归附的蒙古首领封授王号官职，在东北、西北为归降的各族首领设置羁縻卫所，令其享受高度的自治权力。明中央政府只掌握王号官职的承袭批准权和通贡互市的控制权，而不过问其内部事务，既未驻扎军队，也不派官进行督察与管理，这样就很难对他们实行有效的管理与控制。在开始时，出于分化瓦解敌对营垒的策略需要，这样做未尝不可，但长期维持这种状态，势必要酿成无穷的后患。如蒙古诸部首领在永乐年间按受明成祖的封敕之后，内政完全自主，实际上仍然保持独立的地位。他们除定期向明朝进贡之外，根本不听明朝约束。不仅彼此继续攻杀与兼并，并且继续南下袭扰明边。待到其中的一部征服了他部而壮大起来，便向明朝大举进攻，企图重"求大元一统天下"。关西七卫在明中期也彼此攻杀不休，后来终于为吐鲁番和蒙古各个击破，彻底丧失了西陲屏藩的作用。东北奴尔干都司下辖诸羁縻卫所，后来也因女真各部互争雄长而打破均衡局面。在兼并中逐步崛起的建州首领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后，终于利用明朝政治的混乱与腐败，攻入辽东，建立后金（清）政权。其后继者更在明末农民军推翻明朝统治之际，乘机打进关内，夺取了全国的最高统治权。

明王朝之所以最终未能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归根到底，乃是其错误的民族观所致。明朝的统治者，虽然一再声明"华夷一家"，对各个民族要"一视同仁"，同时又继承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认为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理当"以小事大"，接受汉族王朝的统治，基于这种民族观制定的"恩威兼施"政策，其本质仍然是一种民族岐视与民族迫害的政策；少数民族只能服服帖帖地接受明王朝的统治，才能施之以"恩"，施舍给他们某些恩惠；否则，便施之以"威"，动用威力进行征服和镇压。因此，明王朝的民族政策尽管在某个时期某些地区可以取得某些成效，但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相反，其最终结果必然导致民族矛盾和斗争的激化，从而加速自身的败亡。

[关键词] 民族观 民族政策 羁縻卫所 土司制度 僧俗并封

[问题讨论]

1、 明代的土司制度与卫所制度有何区别与联系？

2、 明王朝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不同地域的蒙古族政策有何异同？

3、 以明代为例，说明为什么北方少数民族常常可以入主中原，而南方诸民族却难以如此。

原始资料：

1、《明史》卷七六《职官志五》、卷九十《兵志二》。

2、《明史》卷一五六《吴允诚等传》

3、《明史》卷三二九至三三一《西域传》一至三。

4、《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九十四册《辽东各卫在册军士及逃故名册（万历）》

5、万历《大明会典》卷六《吏部·土官承袭》。

视野拓展：

1、 陈梧桐：《朱元璋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243-263页。

2、 陈梧桐：《明太祖与明成祖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陈梧桐主编《民大史学》第1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 陈梧桐：《论朱元璋对蒙古的"威德兼施"政策》，《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4、 陈梧桐：《论朱元璋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政策》，《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5、 陈梧桐：《论明王朝的民族观与民族政策》，《明史研究》第4辑，黄山书社1994年版。

6、 张鸿翔：《明代各民族人士入仕中原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 杨旸：《明代辽东都司》，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62页。

8、 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27页。

9、 陈楠：《明洪武朝治藏政策述论》，陈梧桐主编《民大史学》第2辑，民族出版社1997年。

10奇文瑛：《明代的民族政策》，张显清、林金树主编《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55-885页。

11、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15页。

12、彭勇：《明代广西班军制度研究--兼论班军的非军事移民性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5期。

13、彭勇：《明代达官在内地卫所的分布及其社会生活》，《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第八讲：冲突与融合：明代中后期的中外关系

明朝初年，明太祖奉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内外兼修，不以武力、而以"德"怀柔万国，近则确定15个不征之国，远则继续发展与亚非等各国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这一基本原则，为有明一代所遵守。即便中日两国因倭寇侵扰而导致关系紧张的时期，明廷也从未把日本从"不征之国"中剔除，而是采取积极的抵御策略的同时，试图修好两国关系。当西方殖民者尝试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试图武装占据中国的沿海领土时，明朝军民坚决给予还击，但同时又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了西方的传教士。在平息倭患、对早期殖民者进行有效监管后，明廷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要求，采取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弛海禁、发展私人对外贸易，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建构，中外文化交流更呈现良性发展的态势。

平定倭患

倭是古代中国对日本的泛称。元初征日战争失败后，中日两国关系紧张，但元世祖忽必烈仍"诏谕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元史》卷一0《世祖纪七》），同日本开展贸易。当时一些日本武士和商人来华贸易，往往暗藏兵器，顺利时同中国做生意，不顺利时就从事海盗活动，动用武力进行抢劫，杀人放火。这些日本海盗被称为倭寇。至大元年（1308），就有一批倭寇在庆元（今浙江宁波）大肆掳掠，最后放火烧毁了庆元城。元末明初，日本处于南北朝时期，战乱不休。各地割据称雄的地方封建诸侯--守护大名，为了掠夺财富，往往组织武士、浪人和商人，结成武装集团，到中国沿海掳掠骚扰。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将日本列为周边15个"不征之国"之一，多次遣使使赴日，希望和日本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开展官方贸易，要求日本禁止倭寇来侵，但均无果而终。明太祖便下令厉行海禁，不与日本进行贸易，同时加紧海防建设，随时打击来犯的倭寇。洪武二十五年（1392）日本南北统一，建文三年（1410）遣使与明朝建交。明成祖即位后，进一步和日本建立朝贡贸易关系，发给足利幕府100道贸易勘合，约定每10年入贡一次，不得携带兵器。但倭寇的活动仍未停止。永乐十四（1416），明军在辽东望海埚战役一举全歼入侵的2000余名倭寇，倭寇的侵扰才沉寂了一段时间。

从1467年起，日本进入长达百余年的战国时代，诸侯互相征战，此时商业有很大的发展，各地的大名都要求和中国通商，从中获利以支持他们的战争。朝贡贸易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就纷纷纠集武士、浪人和商人，组织武装团伙，到中国沿海大肆抢劫。到嘉靖年间，倭寇为患到达最为严重的地步。嘉靖二年（1523）控制关东的细川氏派遣贡使宗设和控制关西的大内氏派遣贡使瑞佐和宋素卿（流寓日本的华人），先后到达宁波入贡。后到的瑞佐、宋素卿买通宁波市舶司太监赖恩，先办手续。先到的宗设大怒，他凭借手下人多势众，杀掉端佐，又追杀宋素卿至绍兴城下，杀死明朝官军和许多居民，大掠宁波沿海诸郡邑。这就是所谓"争贡之役"。

在"争贡之役"发生的前一年，恰又发生了葡萄牙殖民者挑起的"西草湾之役"。葡萄牙是西方最早崛起的海外扩张国家，正德五年（1510）占据印度果阿、翌年又攻占马来西亚的满剌加后，于正德十二年（1517）曾派使臣到达广东珠江口外的屯门，谋求与中国通商，但交涉无果。嘉靖元年（1522）一支葡萄牙舰队从马六甲到达屯门，试图强行驶入内河，进入广州。舰队在新会西草湾与明军水军相遇，双方展开激战。明军斩首35级，生俘42人，缴获敌舰二艘，葡萄牙舰队被迫遁去。企图革新政治的新君明世宗，面对接连发生的"西草湾之役"和"争贡之役"，决定严饬禁海令。嘉靖三年，下令福建、浙江和广东沿海加强监管和巡逻（《明世宗实录》卷三八，嘉靖三年四月壬寅）。嘉靖十二年（1533），再次重申禁海令："浙、福、两广各官，督兵防剿，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居不举者，连坐。"（《明世宗实录》卷一五四，嘉靖十二年九月辛亥）

嘉靖初年实行严厉的海禁，很快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日本的海寇和葡萄人无法从正常渠道与中国进行贸易，就走旁门邪道，大搞走私活动，并进而携手合作，共同勾结中国的海盗，劫掠浙江、福建沿海地区。从嘉靖十九至三十年（1540-1551），倭寇的劫掠还只是零散的，且多在海上，尚未形成规模。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六年（1552-1557），倭患日趋严重，不仅寇掠的次数多，时间长，规模大，地域广，而且还往往在陆地建立据点，长期盘踞不走。此时的葡萄人，因在嘉靖二十七、二十八年在浙江和福建接连到提督浙闽军务的浙江巡抚朱纨的沉重打击，撤往广东。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们买通广东地方官，获准与中国通商，不再参与倭寇的活动。与此同时，却有一些中国海商和大量沿海"小民"参与掠夺活动，而且数量不断增长，使倭寇的气焰更加嚣张，形成"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的局面。

对嘉靖年间倭寇活动的性质，目前学术界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倭寇队伍中以中国人居多，因此它是以东南沿海的农民为主力，包括手工业者、市民和商人在内的多阶层人民反抗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斗争，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标志之一。这种说法实难苟同。判断事物的性质不能仅看表面现象而要看其质。判断一支队伍的性质，不能仅看其构成成份的多数人是谁，而主要应看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谁，同时还应看这支队伍从事什么活动，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嘉靖年间，在倭寇队伍中起主导的决定作用的是"真倭"，即由日本国王、大名有密切联系的商人、浪人和武士，他们依靠武力，先是在海上，后又登上中国大陆，"掳掠男女，劫夺货财，费靡刑伤不可胜计"（郑舜功：《日本一览》，《穷河话海》），危害中国人民的性命财产，破坏了中国社会的安宁和生产的发展，其性质是外族对中国的一场掠夺性战争。中国海盗和"小民"的卷入，并没有改变倭患的性质。因为中国海盗的加入，只是起到为虎作伥的作用，他们在投靠倭寇之后，命运完全掌握在倭寇手里，只是充当倭寇的帮凶和工具而已。这些中国海盗的头目，有的原先是从事海外走私活动的商人，当时他们的活动尚带有反对海禁政策、发展民间海上贸易的意愿。但当他们坠落为专事抢劫的海盗之后，其活动的进步意义便已丧失。待到他们勾结倭寇，则更是变成民族的罪人。此时，他们不仅从本国沿海掠夺大量财富运往日本，还帮助日本倭寇掠夺中国财富，这不仅无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是在破坏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至于卷入倭寇队伍的中国"小民"，一部分是遭倭寇掳掠而被迫参与寇掠活动的，一部分是"迫于贪酷、苦于徭赋、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郑晓：《吾学编·四夷考》卷上《日本》），即为自己的生存而被逼从倭的。不管是哪一部分，他们都是《明史·日本传》所说的"从倭者"，也就是倭寇队伍中的胁从分子。他们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主宰，更不要说改变倭寇的性质了。

倭寇的肆虐，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时值内阁严嵩专权，朝政腐败，海防废弛。沿海防倭卫所无一足额，有的仅余一半。防倭战船年久失修，存者仅十之一二。倭寇因而如入无人之境，官军一触即溃。嘉靖二十六年（1547），明廷命朱纨为浙江巡抚，提督浙、闽海防事务，他到任后，擒杀与倭寇相勾结的海盗头目李光头和96个奸商，却遭到通倭牟利的闽浙官僚的攻讦和诬陷，服毒自杀。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在王直、徐海等海盗头目勾引下，连舰数百，分路进袭浙东西及江南东北。朝廷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调兵讨倭，寻又命严嵩党羽赵文华到松江祭海，督察沿海军务。张经虽在王江泾（在浙江嘉兴北）取得御倭战争的第一次大捷，却因不肯折腰迎奉赵文华而遭诬劾，惨遭杀害。倭患于是愈演愈烈，并深入到内地的徽州、芜湖、南京等处。

嘉靖三十四年（1555），在山东防御的戚继光奉命调往浙江，任浙江都司佥书，次年升任宁绍台参将，直接参与指挥对倭寇的作战。他见卫所旗军缺乏战斗力，乃招募义乌矿工和农民，严加训练，组成一支"戚家军"。嘉靖四十他指挥这枝戚家军年在台州九战九捷，歼敌2200余人，平定了浙东的倭寇。随后又率戚家军入闽，相继荡平了横屿（在今福建宁德东北三都澳）、牛田（在今福建福清东南）和林墩（在今福建莆田东南）三大倭寇巢穴。但当戚继光班师返浙后，倭寇又集结兴化城（今福建莆田），占据平海卫（在兴化东南），据为巢穴。明廷命谭纶为福建巡抚，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提升戚继光为副总兵，驰赴福建。此前，广东总兵官刘显已先奉命率兵入闽。在谭纶的指挥下，戚继光从正面主攻，俞、刘从两翼包抄，一举荡平平海卫，接着收复兴化城。事后，戚继光升为福建总兵官，又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歼灭残余的倭寇，基本平息了福建的倭患。此后，倭寇集中袭扰广东。俞大猷在收复兴化后，调任广东总兵官，他统率俞家军，先后大战于海丰等地，也于嘉靖四十三年肃清了广东的倭寇。东南沿海的倭患至此完全解除，中国人民反对外族入侵的自卫战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抗倭斗争的胜利，解除了倭寇对我国东南沿海的长期侵扰，使这里的社会得以安定下来，社会生产得以正常进行，也为明朝开放海禁创造了条件。

隆庆开关，参与世界市场的建构

明朝初年实行海禁政策，有些学者把它等同清朝的海禁，认为它们都是一种"闭关锁国"的政策。其实，明、清两代的海禁，虽然都以防范敌对势力、巩固封建主义为目的，但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别。明代的海禁，只禁止中国民间私人出海贸易，但欢迎外国人来华贸易，不过这种海外贸易必须在官方主持之下，采取"朝贡贸易"的形式进行。也就是说，明朝实行的是官方垄断对外贸易的政策，海外贸易只有朝贡贸易一条渠道。这种朝贡贸易在永乐时达到了鼎盛的阶段，郑和奉命出使西洋，不仅携带大量货物到亚非各国进行交易，而且广泛招徕各国使臣、商人来华贸易。清代的海禁，则全面禁止海外贸易，中国私商固然不能出海贸易，外国商人也不许来华贸易，是真正的"闭关锁国"政策，而且清代的闭关锁国从清初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之后，明代的海禁政策却因受到白银货币化和海外走私贸易的冲击，到倭患肃清之后便告废弛。

明初的海禁政策施行之后，使民间的私人海外贸易受到了很大的抑制。但郑和下西洋的活动，不仅推动了亚洲国际贸易网络的建立，同时也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眼界，看到海上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有不少沿海居民便犯禁出海，"有私下番贸易及出境与夷交通者"（《明宣宗实录》卷七八，宣德六年四月）。郑和下西洋结束后，明朝的朝贡贸易蓬勃兴起，出现了"比年民往往嗜利忘禁"（《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九，正统十四年六月壬申）的现象。成、弘年间，随着白银货币化浪潮的兴起，民间商人的海外活动日益频繁。弘治年间，两广总督都御史奏称："广东沿海地方多私通番舶，络绎不绝"，"又有贪利之徒，治巨舰，出海与夷人交易，以私货为官物，沿途影射"（《明孝宗实录》卷七三，弘治六年三月丁丑；卷八十二，弘治六年十一月乙卯）。地方官也越来越多地参与走私活动。嘉靖中期，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陆续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私人海上贸易集居地，如浙江的舟山群岛、福建的漳州、广东的汕头等。在海外，爪哇、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日本等地，已是中国客商活动集中的地区。此时，私人海上贸易已逐渐取代了官方朝贡贸易的地位。许多沿海地方官员、商贾纷纷呼吁开放海禁。

东南沿海的倭患平息以后，隆庆元年（1567），明廷终于应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奏请，开放漳州月港，"准贩东西二洋"（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规定民间商人申请文引，缴纳税饷后，可从月港出海到东西两洋进行贸易，但禁前往日本贸易，史称"隆庆开关"。当时的东、西洋是以文莱为界划分的，东洋指今天菲律宾群岛诸国以东国家和地区，西洋指东南亚和南亚的占城、交趾、暹逻、柬埔寨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原先都是明朝朝贡贸易的主要对象。月港的开放，就意味着原来由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转变为民间的海外贸易了。月港开放后，民间海外贸易迅速发展起来，"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东西洋考》周起元序）。许多海商不仅前往东、西两洋，还冒禁前往日本贸易，并接通了月港--马尼拉--阿卡普鲁科（今属墨西哥）的航线。

月港是只供中国商船停靠出海贸易的。为了解决外商来华贸易问题，万历六年（1578）广东地方官曾采取变通方法，允许非朝贡国家的商人可于每年夏、冬两季定期到广州进行交易，每次数月或数日不等，但不许上岸居住。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买通广东地方官员，被允许入居澳门，澳门于是迅速兴起成为中外贸易的中心，中国的大量商民和工匠"趋者如市"。月港开放后，隆庆三年（1569）明廷正式批准工科给事中陈吾德的奏疏，对澳门实行"禁私通，严保甲"的政策，葡萄牙人则将每年交给广东地方官的贿银500两上交香山县。从此，澳门作为广州的外港，成为明朝的一个对外窗口，并接通广州--澳门--果阿（今属印度）--里斯本（今属葡萄牙）和广州--澳门--长崎（今属日本）两条航线。

隆庆开放海禁以后，中国的国内市场通过几条航线与海外市场连接起来。中国商人的足迹遍及东亚、南亚各国，而以日本、吕宋、暹逻、满剌加等地为转口贸易的重要地点。以闽、粤商人为主的商人集团还开始远航美洲，在墨西哥等地从事贸易活动。当时，除葡萄牙商人可以来华贸易外，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一些未能与中国直接通商国家的商人，则通过东南亚、南亚的商人或往来、移居当地的中国商人转贩中国商品，与中国进行间接贸易。当时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中国的生丝、丝织品和瓷器等商品广受欧美的欢迎，而中国国内的银矿产量有限，又急需大量白银，白银成为世界各国购买中国商品的主要支付手段。因此，世界的主要白银产地日本和美洲的墨西哥、秘鲁等，便加紧了白银的开采。16世纪后半叶，日本白银的产量显著增加，尤以1596-1623年为最盛。美洲大陆在西方航海家到达之初，西方殖民者大肆抢劫和开采的是黄金，16世纪40年代以后，也转向白金的开采。于是，中国的生丝、线织品和瓷器等大宗商品通过月港和澳门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换回大量的白银。据统计，从1540-1644年的100余年间，日本所产白银的绝大部分输到中国，共约7500吨左右。从1570-1644年，美洲所产白银有一半也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万明：《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晚明社会变迁》第240-241页）。一个以白银为国际贸易结算方式的世界市场体系开始建立起来。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

明代中后期，"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是中外关系史上的两件大事。大批耶酥会士、商人和使者来到中国，把处于西方早期近代化的科技文化介绍到中国，同时将古老的中华文化介绍到欧洲，促进了欧洲的近代化进程。中西文化交流向人们展示了优秀文化的生命力、融和力。

产生于1世纪的基督教于唐贞观年间开始传入中国，唐后期趋于泯灭（景教）；元代重新在中国活跃一时，元朝灭亡时趋于平寂。嘉靖年间，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和天主教会的改革，其中的一个传教组织耶酥会与葡萄牙、西班牙早期殖民者一起，再次把目光投向中国。最早一位踏上中国领土、在明清之际传教史上留下光辉篇章的是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rier），但他并没有如愿以偿，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最终抱憾病逝于珠江口岸的上川岛。自第二年始，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通商贸易，这为传教士入华传教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葡萄牙耶酥会士伯来笃(Melchior Nunez Barreto)是被允准在中国登陆的第一个西方传教士，他和公匝勒( Grenorio Gonzalez)最早在澳门招收华人入教。他们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开办圣保禄学院，对传教士进行培训，让他们学习汉语和中国的风俗习惯，了解中国文化。罗明坚（Michel Ruggieri）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他在万历初年先以商人身份到广州了解情况，后应两广总督的邀请到广州传教。与他一起同去的意大利耶酥会士利玛窦(Matthieu Ricci)，在肇庆创办了中国内地第一所天主教堂--仙花寺。他们在接受中国传统风俗习俗与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传播西方近代的地理、天文、历算和医药等科技知识等，逐渐为一些中国人所接受。万历二十六年（1598），利玛窦在南京吏部尚书王忠铭的陪同下抵达北京。沿途他结交了当时政坛和学界的达官贤人。两年后，他第二次赴京，将自己携带的西洋器物书籍献给明神宗，获准在北京居住，由官府供应一切生活之需。至此，耶酥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打开了局面。

与利玛窦同期活跃于中国内地的耶酥会士为数不少，比较著名的有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邓玉函、金尼阁等。他们分别来自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这些传教士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在地方，都受到各级官员和学者的热烈追捧，"声振京华，名扬全国"。"自是四方人士，无不知有利先生者，诸博雅名流，亦无不延颈愿望见焉"（徐光启：《徐光启集》卷二《序跋》），一身儒装的利玛窦忙于应接诸色人等的拜见，有学者统计，与利玛窦交流的中国人当中有一品官员14人，皇室成员140人，内待40人（林金水：《利玛窦在中国的活动与影响》，《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传教士们遵循"知识传教"的方针，以"学术思想"为媒介，力求扩大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上流社会的影响。他们介绍到中国的科技成果，几乎包括了当时西方科技领域的方方面面，如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测绘学、机构制造学，以及音乐、绘画和文字拼音等。

天文学。汤若望于天启三年（1623）初达到北京后，即以介绍天文知识为突破，引起明朝大臣的关注，他将西方重要的数理、天算书籍列目呈报朝廷，并邀请官员们参观他的科学仪器。后来他与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谷等传教士都曾在钦天监任职，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等编译西方历书，推步天文，制造仪器，共同编制了《崇祯历书》。该历书采纳了当时西方天文学最为前沿的天文科学知识，如运用第谷·布拉赫的宇宙体系理论，介绍托密勒的系统理论，引用了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人的一些天文数据和资料等。明思宗对这部历书大为欣赏，曾想在全国推行，因明亡而未实现。清前期，这部历书经过删削修改后，更名为《西洋新法算书》（又改为《新法算书》）在全国推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后世）言历者，莫不奉为俎豆"（《清史稿》卷五0六《畴人传一》）。

数学。数学是近代自然科技创新和发明的基础。利玛窦与徐光启共同合作，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秋合译了古希腊著名学者欧几里德的数学著作《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填补中国数学界的诸多空白，书中在翻译中使用的一套术语，如几何、点、线、面、平行性、直角、钝角、锐角等，今天仍在使用。他们二人还陆续合作翻译《图容较义》、《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数学书籍。此外，利玛窦还与李之藻一起合译了《同文算指》一书，该书根据克拉维斯的《实用算术概论》和程大位的《算法统宗》编译而成，较为详明地介绍了西方数学基本理念，为建立近代自然学科的理论基础创造了条件。（参看张承友等：《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

地理学。万历十一年（1583），利玛窦等人利用欧洲通行的《万国舆图》仿制了《山海舆地全图》（后加中文标识后，称为《坤舆万国全图》）。这是在中国诞生的第一张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地图，该图后来多次再版。此后，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用中文写成著名的地理著作《职方外记》，对当时世界各国的地理沿革、风物民情进行了介绍。这些地图和地理知识，极大地引起中国各阶层、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和知识群体的注意，影响深远。西方地理学的引入和地理观的传入，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思想变革。有学者认为，"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地理学科对于中国起着某种意义上的先行学科作用。先进的中国人，就是从认识世界地理开始，才打破了传统的'中国'与'四夷'的天下秩序的旧观念，接受万国并存的世界意识，进而充分理解到自身缺陷，产生向西方学习的念头"的。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成为中国人世界地理概念的启蒙读物，"当天朝大国的臣民发现这个大国只不过占据地球一小部分的时候，可以想象他们所受到的震撼有多大"（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物理学。近代物理学的传入，始自汤若望的中文论著《远镜说》。该书介绍了望远镜的性能原理、制作方法等。崇祯七年（1634），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的《远西奇器图说》，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近代工程物理学专著，系统阐述了物理学中力学的重心、比重、杠杆、滑轮、斜面等理论，以及运用这些原理制造的起重、取水、转磨等器械。熊三拔编著的《泰西水法》，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包括龙尾车、玉衡车、水库等在内的西方水利设施和机械的性能及制作，对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有很大的影响。明清之际，西方物理学中在中国大行其道的，还有火器制造技之法。天启至崇祯年间，徐光启、李之藻与在澳门的西方传教士龙华民、毕方济等购买、研究和制造的西洋大炮--"红衣大炮"，一度有效地阻止了后金的来犯。涌现出孙元化、孙承宗、王征、张焘等熟悉西洋火器的一批工程技术人员。西洋火器技术的传入，一度影响着明清易代的进程。

此外，还传教士还将西洋音乐和医学成果等，较为全面地介绍到中国。万历年间，在利玛窦进贡明廷的物品中，有八音琴、西琴、风琴、天琴、铁琴、翼琴、竖琴等西洋乐器。庞迪我一度每天出入皇宫，给太监们讲授西洋音乐。西方医药学中的人体解剖、生理机能、西药研制等知识，也传入了中国。

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近代西方主要的自然科学知识大都传到中国。就其知识水平而言，基本上能代表当时欧洲知识界的平均或最高水平。西学的东渐，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英国著名的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指出："到明朝末年的1644年，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差别，他们已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潘吉星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页）。

明中期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传入西方近代知识和理念的同时，也把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介绍到西方去。中国的哲学、文学、历史等社会科学知识，以及造纸、印刷、农艺、饲养、医学、药物、数学、天文、造船、建筑，乃至诸工百艺都引起了西方传教士浓厚的兴趣，他们不遗余力地翻译、评介这些浓缩了中华几千年文明的精华，以滋补处于起步阶段的西方近代社会。

万历二十一年（1593），利玛窦把中国儒家经典《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天启六年（1626），比利时耶酥会士金尼阁又将儒家经典《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行。这股翻译儒家经典的热潮，一直持续到清朝初年。这些儒家典籍和随后传至欧洲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在欧洲的上层社会和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就十分崇拜儒家思想中的自然神论，说："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三千年以来建立的，并且极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莱布尼兹全集》第四卷）他认为中国将神和物质合而为一，是尊崇最高的理性，这种天道观和基督教对上帝的信仰是相一致的。他确认中国文化可以弥补欧洲文化的不足，在《中国近况》一书的序言中说："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莱布尼兹全集》第四卷）。在他倡导成立的柏林、彼得堡的科学院，都将中国哲学研究列入研究课题。法国狄德罗主持的百科全书派，都热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将中国儒家的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理想作为无神论或自然神论的有力武器，批判欧洲基督教的神权统治和君主专制，并通过对中国思想和政治的赞美，表达他们追求一个具有崇高理性、合乎道德、宽容而有节度的政治制度的理想目标。狄德罗认为，"孔子使世人获得对神的最纯真的认识"，这就是唯以德教人，要求人们修身、治国，都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理性，"而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狄德罗全集》第三卷）。霍尔巴哈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他主张以德治国，写出《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一书，宣称"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霍尔巴哈全集》第一卷）。

中国的瓷器、丝绸、刺绣、壁纸、折扇和绘画、园林艺术传入欧洲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中国风格"、"中国趣味"曾盛行一时。著名的罗科科风格，就吸引了许多中国艺术的元素。

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大多数的学者只强调西学东渐，强调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积极影响，而忽视了中国文化的西传及其对西方文化的积极影响。其实，中西两大文化体系之间蕴含的某些共性及其相互交流的互补性，是这一时期显著的特点。就实际效果来看，欧洲从中受益的程度远大于中国。在欧洲近代化过程中，启蒙思想家通过耶稣会士为媒介，"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深受中国思想文化影响的重农学派魁奈等人，仍然活跃于法国的政治舞台。直至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著名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还可以看到中国孔子思想的影响。中国的四大发明在14世纪传入欧洲后，为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建立新文明的物质条件，对现代世界的形成起着重大促进作用。

[关键词]：倭患 海禁 隆庆开关 西学东渐 中学西传

[问题讨论]

1、 分析比较明朝的海禁政策与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的区别与联系。

2、 如何看待嘉靖年间倭寇活动的性质？

3、 评价耶酥会士传入的西方科技知识的总体水平及其作用。

[原始文献]

1、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2、《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卷三二三《吕宋传》、卷三二五《佛郎机传》。

3、《清史稿》卷五0六《畴人传一》。

[视野拓展]

1、陈梧桐：《洪武年间的睦邻外交与海禁》，《史学集刊》1988年第2期。

2、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中华书局2004年版。

4、张显清、林金树等：《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杨国桢、郑甫弘、孙谦：《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6、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7、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8、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0、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1、张承友等：《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

第九讲 传统飘摇：明代社会文化的演化及其态势

处于封建末期的明朝，传统的农耕文化已经越过其发展的鼎盛期。伴随着白银货币化、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变迁，新的社会文化因素逐渐孕育萌生。旧的封建文化借助君主的专制权威及文化一统政策，企图阻止和扼杀新的文化因素的滋长，而新的文化因素则借助植根于丰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的顽强生命力，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态，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成为当时社会转型的一个明显的表征。

理学从一统天下到渐趋没落

自元代始，理学获得官学统治地位。然而由于元朝重吏不重官，科举不兴，理学控制社会生活并未达到根深蒂固的地步。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致力于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改革国家机构的同时，大力强化礼法之治，重用一大批儒士，塑造理学形象。他注重教化，倡导务实，构建理学一统天下的统治秩序。

明太祖说："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明太祖实录》卷一四，甲辰年正月戌戌）他颁布《洪武礼制》、《皇朝礼制》和《大明律》、《御制大诰》四编等，贯穿了儒家理学的遵从与秩序。他在教育、科举等方面要求"一宗朱子之学"（宋濂：《洪武圣政记》，《定民志第六》），规定"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不遵者以违制论"（《松下杂抄》卷下）。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成为官定的读本、科举取士的准绳。

明成祖以叛经离道之举夺取帝位后，除了指控侄儿朱允炆违反祖宗制度，咎由自取外，又试图给普天下的百姓灌输一种思想，即他是天命所归。因此，他大力兴教育、尊孔学、修经义、纂图籍，用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明成祖声称，大力倡导儒学，"正当自朕始耳"（《明太宗实录》卷四九，永乐五年五月癸酉）。永乐十二年（1414）他下令修曲阜孔庙，二十二年（1420），赐衍圣公宅于京师，把孔子地位抬到了历史的最高峰。他大力倡导编纂儒学经籍典章，颁布天下，要求臣民共同遵守。永乐七年（1409），颁布《圣学心法》，规范臣民的日常伦理。永乐十二年（1414）又命令翰林院学士撰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亲自作序，颁行全国，以"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明太宗实录》卷一六八，永乐十三年九月乙酉）。几乎倾全国学士之力、历时五年编成的卷帜浩繁《永乐大典》，更是着力宣扬儒家思想，试图培养起全国上下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明成祖在《御制重修孔庙碑文》中说，"孔子参天地，赞化育，明王道，正彝伦，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得以尽其分"（叶盛：《水东日记》卷一九《太宗重修孔庙碑文》），这就是他大力崇儒的目的。

明初倡导的礼法、教育和取仕之法，强调顺从与遵循，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稍有违规，便有可能遭受飞来横祸。理学笼罩下的明初社会因循有余，创新乏陈，整个思想界呈现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述朱"、"遵朱"状态。加之由于此时社会经济处于恢复时期，朝廷倡导的休养生息、发展农业生产等务实措施正在施行，而来自经济和社会内部的创新力又嫌不足，所以文化及社会生活领域也就表现为极强的伦理性和等级性。

在教育取士方面，明朝取士率重科举，而科举尤重文章，作文又以八股文为格式。由于洪武十七年（1384）取消科举中骑、射、书、算、律的面试，所以学校教育把主要精力放在《四书》、《五经》的记诵和试文程式的训练上。生员们为博取功名，"非五经、四书不学"，大都缺乏对自然科学的了解，视技术创新为"奇技淫巧"。这样的学生"文辞增而实事废"，即便考取功名，"十人之中其八九皆为白徒"（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经义论策》）。这就导致明代学风的愈发空疏，而自然科学的创新与生产技术的研发显得越来越艰难而曲折。

文学方面，虽然元末明初曾有一批学者创造了描写现实、关切民生的作品，但随着明王朝统治的稳定、君主专制的强化，以及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文坛主流变成了以尊朱重道、以理制欲、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要特点的台阁体诗文。这种作品讲究平易流利，怨而不伤，冲和雅澹，雍容华贵，实际上在装腔作势，呆板平庸。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一《空同集》）。

社会生活方面，儒家之礼始终贯穿甚至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并具有一种伦理性的特征。《大明集礼》的制定是从礼制的角度，规范、整齐人们的生活，以达到"贵贱有别，望而知之"的社会模式（叶梦珠：《阅世篇》卷八《冠服》），而《大明律》的颁发，又为这种礼序生活提供了法律依据。明初人们的服饰器用规章制度颇多，如"官员器服不得用黄色为饰"，百姓不得用黄，对妇女服饰中的面料、款式、色泽、饰物等均有严格限制，严禁金绣，袍衫只能用紫、绿、桃红及诸浅淡绿色，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不许用浑金衣服、宝石首饰等（《明史》卷六七《舆服志三》）。这种礼俗追求的是一种"朴素浑坚"的坚固实用，而非"靡丽好文"。

理学家一味强调的秩序与遵从，显然违背了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规律。如以圣贤自托、力倡道学的"读书种子"方孝儒，他在辅佐建文帝时，热衷的是讲经论道，力求恢复井田制和《周礼》中的古旧职官，在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夺取帝位后，坚决拒绝为新朝效力，这固然可以博取许多读书人的"尊重"，但实在是迂腐得可怜。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思想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理学固守旧秩序有余，适应新形势着实差强人意。它不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更新，趋于没落和腐朽，亦是迟早之事。

心学的兴起及演化

明中期特别是成、弘以后，随着白银货币化、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的胃口日益膨胀，无不疯狂地追求白银和土地，生活也奢侈浮华。统治者骄奢淫逸，政府腐败，财政拮据，土地兼并剧烈，赋役征敛苛重，导致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在正统至正德年间，接连发生多次农民起义。鞑靼和瓦剌重新崛起，屡叩边关，突入长城。嘉靖年间，更有倭寇和西方殖民者对东南沿海的侵扰，形成"南倭北虏"相逼的严重局势。封建专制统治难以维持高度的集权统一，对社会的控制日趋松弛，也丧失安定周边的强大实力，陷于内外交困的窘境。

与此同时，在商品货币经济的诱惑之下，社会各阶层"锱铢共竞"，形成了一股追逐白银的社会风气。传统的伦理纲常、礼法秩序受到猛烈的冲击，"下陵上，少侮长"的现象层出不穷，"厌常喜新，去朴从艳"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尚。缙绅士大夫，纷纷突破封建礼制对于衣食住行的等级规范，追求高大宽敞的豪宅、富丽的摆设、鲜艳明丽的服饰。流风所及，一般市民也以奢靡为荣，"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百工记》）。逐利与奢侈之风的盛行，使封建秩序陷入紊乱的状态。急剧变迁的社会现实，使一些学者、文人开始意识到程朱理学无力解决商品货币经济带来的社会新问题，转而去寻找新的理论。王阳明的心学以及随后兴起的各种思潮，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由理学到心学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是知识界对现实深刻反思的产物，也是现实社会推动的结果。据《明史·儒林传》载："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陈献章是明代儒学由理学转向心学的环节中至关重要的人物。

陈献章生活在宣德至弘治年间。广东新会白沙人，世称白沙先生。他师从明前期著名理学家吴与弼，虽也尊崇程朱之学，但认为陆九渊的思想更切合实际，逐步由读书穷理转向求之本心，强调自我的存在和价值，把"理"与"心"合为一体。可以说，他的思想已经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首开"心学"的先河。朱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出现松动，阵地在不断缩小。至王守仁时，心学形成完整的体系而风靡天下，在思想文化界和现实生活中压倒朱学，占居了主导地位。

王守仁心学体系的形成缘于他对人生的感悟，更缘于他对那个时代的思考。在明朝由盛转衰的现实条件下，大凡有思想、有头脑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地看到了问题的根源与症结，并且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相似的心声。明后期著名的文化人董其昌说："成、弘间，师无异道，士无异学，程朱之学立于掌故，称大一统，而修词家默守欧、曾，平平耳。时文之变而师古也，自北地始；理学之变而师心者，自东越始"（董其昌：《容台集》卷一《合刻罗文庄公集序》）。北地者，指甘肃庆阳人李梦阳，东越者，指浙江余姚王阳明。由此可知，与王守仁同时代的文坛，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与王守仁殊途同归，在弘治、正德年间，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声音和相同的目标，共同发展了摆脱理学桎梏、弘扬主体思想的进步思想。正德时代期也因此成为明代思想史的分水岭。

王守仁，浙江余姚人。因曾在阳明洞读书讲学，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其心学思想大体包括三方面："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王阳明的思想是对理学思想的继承，他与程朱理学一样，都鼓吹"存天理，明人欲"，但朱熹之学认为天理是一种超现实的客观存在，人们只能遵从，而王阳明之学认为"人心"才是主体，心是万物的主宰，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他强调知行合一，人心本良知，格物而致知，强调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他在《答顾东桥书》中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吾心与理而为一也。"他所倡导的这种心学，目的在于欲破百姓的"心中贼"，让普通百姓明白人伦道德秩序是人人头脑中所固有的命题，不要做出违反伦理道德、大逆不道的事情。他说："大学所谓最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顺这个理，便谓之礼；知此条理，便谓之智；始终是这条理，便谓之信。"（《传习录》下）王守仁面对理学式微的现实，以疗救者的姿态，突出个体的历史责任感和道德的自我意识，旨在维护明王朝的长治久安。然而，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却在高扬人的主体地位，否定用外在规范来管束"心"、禁锢"欲"，从而背离正宗的统治思想，极大地动摇了程朱理学的基础。

王守仁所说的天理在于自我的体验，潜藏的语意就是个人的想法与欲望亦可以成为天理。他对天理的理解，不仅以反传统的精神在客观上起到冲破思想禁锢的作用，而且还以其极大的随意性，为后来的学者偷换天理、良知的内涵、宣传自己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创造了条件。

王守仁之后，心学分途两端，一是完全走向对人的本性的超现实探索，另一种是走向经世务实之学。黄宗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失其传"（《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所谓"失其传"，概因其背离王守仁之学本意而渐行渐远。无论泰州学派的王艮还是龙溪学派的王畿，他们的共同点均是偏向于说天论道，谈心论性，极力渲染和张扬个性，不关心政治、不解决实际问题。明末学者颜元就批评他们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王艮，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他认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王艮肯定了饮食男女之事系"自然天则"，认为人欲即天理，得出"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的大胆结论（《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这种以心学为基础，置换和肢解、甚至曲解或超越心学的做法，实际上开启了全面颠覆理学传统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的大门，也开启了晚明社会对专制主义统治思想批判的大门。稍后，泰州学派的支裔李贽则在这条道路上愈行愈远，公开倡导反道学，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要求按照当时的时代标准来评判圣人的言行和古今人物的是非。他以辛辣的语言，抨击了伪道家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同狗彘"的行为（李贽：《续焚书》卷二《三教归儒说》），认为私心是每一个人天然的本性，"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李贽：《藏书》卷三二《德业儒臣后论》）。主张顺应人的生理要求和物质欲望，允许个性的自由发展，"使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望"（李贽：《明灯道古录》卷上）。他们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日益崛起的工商业者及市民的个性解放和普遍觉醒的思潮，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务实思潮的涌动

中国传统的儒学原本是讲究实学，强调务实、关心国计民生的。作为儒学的发展阶段，宋代的理学最初也还强调经世致用，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评论《中庸》一书时，即写道："（此书）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但理学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宇宙本体的思考和个人修养的完善，便使其救世的一面大为淡化。当它被官方官为独尊的正宗地位之后，其陈腐僵化和虚浮空疏的一面便明显地暴露出来，从而削弱了它维护封建统治的实用性。心学兴起之后，曾对理学的陈庸空疏学风进行猛烈的抨击，大力提倡实学。陈献章强调："文章、功业、气节，果皆自吾涵养中来，三者皆实学也。"（《陈献章集》卷一《书漫笔后》）王守仁在其《传习录》中，也要求人们在"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做到"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正是由于他们积极倡导，明中期曾掀起一股实学潮流，海瑞、戚继光、张居正都曾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实行过一系列改革。但是，当王守仁完成心学体系的建构之后，他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把主观唯心主义推至极限，也就使自己陷入禅宗的泥潭，从"事功"走向空虚。嘉、隆以后，明廷将心学列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心学取代朱学成为全国的统治思想。一般士大夫便只顾谈心性，诵语录，而不探讨实际学问，不关注现实问题了。结果是误国误民，并导致心学自身的衰落。

万历中期，经张居正改革而暂时缓和的社会矛盾又复尖锐并迅速激化。民族战争的烽火与阶级斗争的怒潮，直接威胁到明王朝的存在。拯时救危的时代需要，呼唤着经世致用之学的回归。于是，心学内部一些有识之士便纷起倒戈，强烈要求以"实"救虚。这种倒戈由颜钧、何心隐、李贽开其端，顾宪成、高攀龙继其后，而由明末清初的刘宗周、孙奇逢、黄宗羲、唐甄等推向高潮。与此同时，以徐光启、宋应星为代表的科学家，以张溥、陈子龙、顾炎武、方以智为代表的复社成员，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以陈弟为代表的考据学派，以及朱舜水、傅山、吕留良等一批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和学者，也纷纷抨击王学末流的空疏之风，倡导救世济民之学，再次掀起实学思潮。

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党人，面对"天崩地陷"的严峻现实，提倡士大夫"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为学宗旨，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作为他们救世济民的崇高理想。他们"不务空谈，主张躬行实践，不是为讲学而讲学，而是要过问政治，以达到经世致用"（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载《明清史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万历年间，明神宗派出的矿监税使横征暴掠，败坏了政治、扰乱了社会经济，也动摇了明帝国的根基。东林党人为民请命百折不挠，大胆率真地批评帝王作风。这种精神在凤阳巡抚李三才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他的《请停矿税疏》语言激切而酣畅淋漓，忧心如焚而催人泪下。他说："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朝野嚣然，莫知为计。皇上为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且并其衣而夺之；不惟不食之，且并其食而夺之。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圣心安乎，不安乎？且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忧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斗升之储？皇上欲为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安？试观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有不乱者哉？！"（谈迁：《国榷》卷七八，万历二十八年五月乙未）在东林党人看来，判定政事的是非曲直，并非惟君主和朝廷的意旨，而是由天下公论决定。

明中期以后，"南倭北虏"一直困扰着明王朝，关注边关国防成为当时期实学思潮的重要内容。许多具有实学思想的学者，纷纷编纂边防史地著作，广泛刊刻。据王庸先生《中国历史地理图籍丛考》一书记载，当时出现的有关南北边关的图籍著作达388种之多，其中尚不包括专著性的史地论著，如高拱的《边略》、孔方炤的《全边纪略》等，也不包括边关名臣的奏疏类著作，如郑文彬的《筹边纂议》、王在晋的《晋溪敷奏》、杨一清的《关中奏议》等。这些边关史地著作撰写的时间大多集中在嘉靖、万历年间边关极为紧急之时。明代的边防危机实质上是自身政治、军事上的腐败和边防军事策略以及相关民族政策的不当造成的,因此很多边防史地著作带有鲜明的批判色彩,所谓"忧危虑患者,其言钩深而曲中"（尹耕：《塞语》）。对现实弊政的批判，目的是要求改革弊政。赵士桢《筹海图编跋》说:"今衅端萌矣,必得虏在胸中,方能决胜于千里。肩安攘之寄者,宜因时转圜之图,无作刻舟求剑之策"。这些著作，不仅注重文献考实，而且注重实地考察，如撰写《海议》的唐枢，"少学于湛若水，深造实践，又留心经世略，九边及越蜀滇黔险阻厄塞,无不亲历，蹑履茹草，至老不衰"（《明史》卷二0六《唐枢传》）。因此，这些著述，大多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如魏焕的《九边考》，共分10卷,其中第一卷为总论,分镇戍通考、经略通考、番夷通考；其余九卷各分疆域、保障、责任、军马、钱粮诸目，分别叙述九边的有关情况。各部分均以实用为宗旨，在逻辑上环环相扣，无不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

明朝中后期，更涌现大量资治性质的著作。一些学者着力搜寻明臣经世济民奏疏结集刊刻，作为治国平天下的龟鉴，如张卤的《皇朝嘉隆疏抄》、顾尔行、贾三近的《皇明两朝疏抄》、孙旬的《皇明疏抄》、张瀚的《皇明疏议辑略》、黄训的《名臣经济录》等。明末以陈子龙为代表的复社君子，更"网罗本朝名卿巨公之文有涉世务国政者"，编辑而成《明经世文编》，计508卷，以为"通今者之龟鉴"，"资后世之师法"（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序》）。顾炎武因"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天下郡国利病疏·序》），也遍查二十一史和各地方史志、名人文集、奏章文册，从中辑录出大量侧重于政治、军事、地理、风俗、财政、赋税等有关明代社会经济的资料，并作实地考查稽核，编成《天下郡国利病书》一书。

明中后期，一批具有实学思想的科学家，力求通过发展科学达到富民强国、解救危局的目的。他们高扬实学精神，亲身参与科学实践，并重视实验手段的运用。李时珍为研究药物，不仅遍阅前人的《本草》，还走出家门，"采访四方"，进行实地考察，采集标本，摹绘图像，进行药物性能的试验。徐弘祖为研究地理学，"年三十出游，携一仆被遍历东南佳山水，自吴越之闽之楚，北历齐、鲁、豫、嵩、雒，登华山而归。旋复由闽之粤，又由终南背走峨眉，访恒山，又南过大渡河，至黎雅寻金沙江，从澜沧北寻盘江，复出石门关数千里，穷星宿海而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一《徐霞客游记》）。每到一处，都细心寻访观察，探索当地的山川、河流、地貌、地质、气候、动植物生态及其分布情况，详加记录。宋应星也强调"穷究试验"（《天工开物》卷上《膏液第五》）。朱载■也极其重视实验手段的运用，强调"凡历法之疏密，当以天为验，是乃历之本也"（《万年历备考》卷一《诸历冬至考》）。为解决旋宫转调难题，他亲自制造多种乐器和36根律管，进行一系列的测试，从而创建了十二平均律。徐光启为研究农业生产技术，在天津亲自屯种水稻，在上海试种番薯。这些科学家还开始重视数学语言的运用，将精密的数学方法与系统的科学实验相结合。朱载■在独立进行乐律和天文历法研究中，就强调"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数者，自然之用也，其用无穷而无所不通"（《律历融通》卷四《黄钟历议·交会》），"天运无端，惟数可以测其几；天道至玄，因数可以见其妙。理由数显，数自理出，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进历书奏疏》）。徐光启认为，"盖凡物有形有质，莫不资于度数"（《徐光启集》卷七《条议历法修政岁差疏》），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此事不能不彻，诸事未可易论"（《徐光启集》卷二《刻同文算指序》）。此外，明末的徐光启等人，还注意吸收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知识。这些科学家，经过潜心研究，写出了一批著名科学著作，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和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这些著作，在总结历代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多系发明和创新，把中国科学技术推进到新的水平，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英国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高度评价了《徐霞客游记》的科学成就，他说："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十七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二十世纪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他不但在分析各种地貌上具有惊人的能力，而且能够很有系统地使用各种专门术语，如梯、坪等，这些专门术语扩大了普通术语的含义。"（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传入日本、朝鲜和欧洲各国后，对各国药物学、植物学、化学、矿物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曾引用《本草纲目》中关于金鱼的颜色形成资料来说明动物的人工选择。

士风与社会风尚的演变

"士为风俗先"。随着心学的传播，士人群体的价值观和生活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带动整个社会风尚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基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充分发展，以及人们建立在对商品、商业和商人的观念变化的基础之上的。

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商业及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商人与士人的关系已经不像传统社会那样等级分明，互相对立。一些出身于商家的官员代商立言，一些士人为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投身商海，社会上对商业、商人和商品的态度也逐步转变。如王守仁在嘉靖四年（1525）给昆山商人方麟撰写的墓表中，就认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阳明全书》卷二五《节庵方公墓表》）张居正也曾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农商之势常若权衡。"（《张文正公集》文集八《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明末思想家更是提出了"工商皆本"、"资商"、"厚商"等主张。社会生活中，商人为社会风尚演化的主角，官员和士绅阶层则紧紧跟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掀开明代社会生活风尚由俭入奢的帷幕。

"安贫乐道"和"重义轻利"是传统儒学生存理念的基本原则，生活节俭、学不谋食一直是明初理学家的生活准则。但到明中期以后，士人"治生"观念逐渐发生变化。生员的大批出现以及入仕之途的狭窄，让许多士子放弃"以学入仕"的途径，走上凭籍学识来谋生的道路，推动了社会等级观念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身份标准，向"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然无成则不若农贾"的功利标准转化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三0六) 。士人经商，或称为儒商，亦为商人，自然不可避免地沾染商人市侩"重财尚利"的风习。以明代的润笔为例，明前期，大部分士夫收取酬金为他人作应酬性文章，既要看买主的身份及操行，同时又不写违心的内容。邱濬在正统年间曾官至礼部尚书。据说，他文章雄浑壮丽，四方求文者纷至。但邱濬如果瞧不起求文者的品行或职业，"虽以厚币请之不与"（焦竑:《玉堂丛语》卷一）。正统以下，士夫不再耻于言利，但尚能顾忌人格和尊严。至天顺年间，收取润笔的现象更为普遍，价钱也贵，没有五钱到一两银子，是难以张口求人的。这个时期，一些士夫的润笔收入十分可观，已有"尝积求文银百余两"者（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五）。到了成、弘时期，购买文章的风气愈盛，"仕者有父母之丧，辄徧求挽诗为册，士大夫亦勉强以副其意，举世同然也。"润笔成为士夫增加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为应付众多的求文者，"受其贽者则不问其人贤否，漫尔应之。铜臭者得此，不但裒册而已，或刻石墓亭，为刻板家塾。有利其贽而厌其求者，为活套诗若干首以备应付。及其印行，则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五）。为了钱，无论相识与否、品德如何，一律歌颂功德，即使是平生非常讨厌的人，也是有求必应，这种做法，更具商业气。正德以后，润笔之价更显高，为人作文明码标价，已是通行的做法。常熟桑思就公然要求求文者"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文化作品的商品化趋势更加明显。

明中期以后士风的变化，还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唐诗、宋诗等古典诗文趋于没落，失去了文学主流的地位，逐渐为小说、戏曲等市民文艺所取代。小说这种体裁虽然出现较早，但一直受到儒学正统学者的排挤，无法挤身于正统文学之列。明中后期嘉、万年间，李贽开始注意到这类文体在民间与基层的广阔市场，对小说、戏曲和民间歌谣之类的通俗文学进行重新评价，充分肯定其文学价值，说："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公安派的领袖人物袁宏道也极其重视小说、戏曲和民歌等市民文艺，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情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书》）。一大批读书人专门写通俗流行的读物，有的甚至集创作、刻版印刷和发行于一身，全方位地从事通俗文化的经营，并大获其利。明末苏州人冯梦龙和凌濛初就是其中的突出事例。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说："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而且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独龙子犹氏（冯梦龙，别号龙子犹）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着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

明中后期，在物欲的洗礼和人性的解放的大前提下，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呈现前所未有的大变革。首先，人们逐步突破了明初在物质消费方面的禁忌与条规，僭礼逾制，由敦朴转为奢华、厌常喜新。如在河南南阳府，"迨及隆、万，四方人附籍者众，渐有好游惰习奢侈矣......风俗失旧，人心不古"（康熙《南阳府志》卷一《风俗》）郑州在正德、嘉靖年间已是"竞为奢靡，专事纷华"（嘉靖《郑州志》卷1一《风俗》。其次，人们的价值和道德判断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从众与攀比心理影响之下，奢靡之风盛行一时，甚至波及到乡野农村。万历年间，河南许多地方"姻家馈赠宴会之际，竞为靡丽，使中产之家四顾，徘徊而不能克举"（康熙《河南通志》卷二七《艺文》，邱风起：《风俗议》）。在这种浮华世风的影响下，读书的士人无不喜欢鲜衣美食，崇尚浮谈怪说，将工农视为村鄙。妇女敷粉簪花，袖手游乐，视勤俭为耻辱。官员更是繁文缛节，将教养视为迂腐。人们的生活也渐趋世俗化，庸俗的歌谣词曲成为大众娱乐的主要手段，以俗不可耐的人名命名器物成为时髦的风尚。

明中期以后，金钱使一切伦理纲常、统治秩序、美德偶像都被颠倒过来。财大气粗的商贾、骄恣淫佚的官绅、游手好闲的市侩，挑战着传统的礼制。如《金瓶梅》里那个西门庆，就公然声称："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波天富贵"（《金瓶梅词话》第五七回《道长老募修水福寺，薛姑子劝舍陀罗经》）。在山东的郓城县，这种社会风俗的变迁表现得尤为鲜明："迩来竞尚豪奢，齐民而士人服，士人而士大夫之冠......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而重侠少年复聚党招呼，动以百数，椎击健讼，武断雄行。胥隶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崇祯《郓城县志》卷七《风俗》）。

在这股士风突变的浪潮中，还涌现出许多张扬个性的"奇人"、"奇事"、"奇情"。嘉靖初年，奇人王艮身着"五常冠"，乘坐招摇车，带两童子，招摇于都市井邑间，人称"怪魁"。嘉靖末年，怪人徐渭应聘入幕总督胡宗宪府，整日纵酒豪饮，黑巾素袍，最后以利器击自己头颅或钉铁刺入双耳。江南风流四才子唐寅等人放荡不羁的行为，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追逐称赏的对象。有些官绅士士庶为了追求奇情、奇性，甚至到了不顾金钱和性命的地步。西门庆因纵欲过度而丧命。潘金莲也是只顾尽情享乐，她说："随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填，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

文人的个性解放与标新立异、商品的营求逐利与奢华糜烂、市井的世俗雅趣以及普遍百姓的纵情放异等，构成了一幅幅明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波颓风靡"图。

对明中后期社会文化近代性的认识

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持续发展，明中期特别是成、弘以后，社会开始由单一农业社会结构向多元社会结构，即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此时的文化呈现新旧杂陈、多元并存的特点。也就是说，在传统文化衰落的同时，新的文化因素正在潜滋暗长。嵇文甫在他的《晚明思想史论》中说:"晚明时代,是一个动荡时代,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照耀着这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你尽可以说它'杂',却决不能说它'庸'；尽可以说它'嚣张',却决不能说它'死板'；尽可以说它是'乱世之音',却决不能说它是'衰世之音'。它把一个旧时代送终,却又使新时代开始。"（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所谓新的文化因素，是一种近代性启蒙思潮。启蒙思潮建立在商品货币经济的普遍发展和市民阶层崛起的基础之上，是当时社会变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它是对中国传统的程朱理学进行批判性总结之中孕育出来的某些近代思想的因子。

这种启蒙思潮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哲学上，它把"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主义的"天理人性论"变成具有近代意义的"自然人性论"。明中后期，许多士子竭力阐发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社会价值，提倡个体解放和人文主义，倡导理欲统一，蔑视封建偶像崇拜，公开否定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都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在政治上，许多思想家以民本主义为武器，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要求多方限制君主特权,甚至提出君臣共治天下的主张。刘宗周说："天下事可以一人理乎？"（刘宗周：《刘蕺山集》卷二《除京北谢恩疏》）主张"以天下之聪明为大聪明"，"以天下才任天下事"（同上卷四《敬陈圣学疏》）。高攀龙说："天下原是一身，吾辈合并为公，即天下如一气呼吸。"（高攀龙：《薛以身先生墓志铭》，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八《列传二》）"窃惟天下之事有益于国而有损于民者，权国为重，则宜从国；有益于民而有损于国者，权民为重，则宜从民；至无损于国而有益于民，则智者不再计而决，仁者不宿诺而行矣。"（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八下《四府公君注翁大司农》）黄宗羲更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明夷待访录·原君》）。唐甄也有类似的想法，说"天子之尊，非天地人神也，人也"，他甚至认为："自秦以后，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夫·抑尊》）。他们企图通过"置相"(接近于近代责任内阁总理)、"学校"(接近于近代议会)来实现他们的"有法治而后有治人"的政治理想。有的学者还对未来社会提出美妙的设想，如何心隐就设计了一个"相友而师"的类似于乌托邦的基层社会组织。他要求破除一般的身家，建立一种超乎之上的师友关系，从"齐家"开始，在广泛的社会范围之内实现"治国"和"平天下"的理想。

在经济上，一些思想家反对传统的"崇本抑末"思想，对工商业者的价值和地位提出了新的认识。张居正即主张农商并重，互补互利，说"商不得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张居正：《张太岳集》卷八《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汪道昆反对"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说："窃闻先王重本抑末，故薄农税而重征商。余则以为不然，直壹视而并施之耳。日中为市，肇自神农，盖与耒耜并兴，交相重矣......商何负于农？"（汪道昆：《太函集》卷六五《虞部陈使君榷政碑》）赵南星更提出："士、农、工、商，（皆）生人之本业......岂必仕进而后称贤乎？"（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七《寿仰西雷君七十序》）黄宗羲继承这种思想，进一步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明夷待访录·财计三》）因此，他们要求提高工商业者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并保持工商业者的发展。

在文学艺术上，表现为传统正宗诗文等雅文学的衰落和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勃兴，表现于人的主体个性的张扬和对人欲的大胆肯定。

在科学技术上，表现为实验手段与数字语言的运用，以及对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吸引。

这股近代性启蒙思潮的兴起，对封建专制及传统理学的统治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起到了唤起人文觉醒、推动社会转型步伐的作用。但是，随着明清的易代，清朝更加专制的封建统治的建立，它便遭到残暴的扼杀而趋于泯灭了。

[关键词]：理学 心学 实学 启蒙思潮 社会风尚

[问题讨论]：

1、宋明理学不变的主旨与变换的时代背景的关系。

2、王阳明"心学"的崛起对社会生活领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3、明中后期启蒙思想的兴起及其意义

原始资料：

1、《明史》卷六七《舆服志三》。

2、《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传一》。

3、《明史》卷二八八《文苑传四》。

4、《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5、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

6、《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

视野拓展：

1、陈梧桐：《明代文化新旧杂陈、方生与垂死相博的时代特色》，《民族史研究》第一辑，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2、陈梧桐：《朱元璋与明代文化》，见《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郑师渠总主编，陈梧桐主编：《中国文化通史》明代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

4、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

5、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6-663页。

6、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7、马涛：《救世与启蒙--晚明社会思潮析论》，《哲学研究》1996年第2期。

8、彭勇：《明代士夫追求润笔现象试析》，《史林》2003年第2期。

9、李学勤、李吉军主编：《黄河文化史》下珊，彭勇撰第十一章《明清时期的黄河文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0-1908页。

第十讲 谁主沉浮：明清易代的必然与偶然

1644年，甲申纪年，是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的一年。这一年是明朝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和清朝顺治元年，南明弘光政权也宣告成立，四个政权代表了三方统治力量，他们都一度左右着中华帝国的命运，都试图主宰千年古国的未来。然而，短短十数年间，统治了277年的大明王朝被推翻；大顺农民军首领李自成和大西农民军首领张献忠相继"意外"而亡，南明政权在坚持了十数年之后也灰飞烟灭。明清易代之争尘埃落定。治明史者不可回避的话题是，明朝的灭亡与清朝的建立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大顺农民政权有存在的可能吗？南明政权的抗清斗争能够取得胜利吗？

明末社会矛盾的激化

明朝的灭亡是必然的，因为明朝所面临的统治危机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明亡以后，明遗民以及清统治者无不在分析其灭亡的原因。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都是明朝灭亡实属必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已决矣"。

明朝末年的社会危机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主要表现为：

一、朝政的腐败。明王朝的专制统治出现全面的危机，在明武宗时期已初显端倪。明武宗的荒诞与刘瑾的专权败坏了明王朝的政治。明武宗巡游无度、不理朝政。刘瑾大权在握，"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每私谒，相率跪拜"（《明史》卷三0《刘瑾传》），"大小官奉命出外及还京者，朝见毕，必赴瑾见辞以为常"（《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受到刘瑾庇护的官僚，大施淫威，欺压百姓。刘瑾死后，政治状况没有太大变化，社会矛盾愈发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明世宗执政之初，曾出现锐意变革迹象，但稍后则前功尽弃，社会矛盾继续发展。后来，张居正的改革使社会矛盾一度得到缓和。但明神宗亲政后，改革气象便荡然无存，政治环境日趋恶劣，社会矛盾急剧激化。

明神宗亲政最初几年里，尚能勤勤恳恳地临朝理政，办了一些实事。可惜这段时间很短，稍后便多年不临朝治事，大肆搜罗民财，政治大坏。明神宗怠政，或者说出现连续多日的"免朝"或"缀朝"现象，应当从万历十四年九月算起。起初，他的借口是"一时头晕眼花，力乏不兴"，需在内廷"静摄服药"。此后，他常以此为由辍朝，最后竟常年不上朝，甚至多年不上朝。官员的任免基本上处于半瘫痪状况，缺员也不再及时补足，"人滞于官"、"官曹空虚"。一些官员自动弃职回家，他也听之任之。明神宗的怠政，加剧了官场的腐败。官员奏疏多被留中，严重挫伤了官员参政、议政和行政的积极性；官位久虚，在职官员的考计升迁时缀时行，助长了官场的因循拖拉之风，也为各级官员贪污纳贿、欺压百姓洞开方便之门。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兵变、小规模农民起义不时发生，市民的反矿监税使斗争此伏彼起，东北建州女真也起兵反叛明朝，建立后金政权，威胁着明朝的统治。

明神宗死后，其长子朱常洛即明光宗继位，不到一个月因病去世。光宗之子明熹宗上台后，后宫、宦官、皇亲与内阁、六部等官员为争分皇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暂时获得胜利，他们为官清正，试图刷整顿吏治、澄清铨政，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清偿拖欠的军饷。然而，他们并没有深刻认识到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及其解决的难度，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减轻改革的阻力上，而是放在对所谓"邪恶派"官僚的秋后算账上，到处树敌。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组成阉党，联合东林党的敌对势力，迭兴大狱，对东林党大搞反攻倒算。一时间，天下大柄尽归忠贤。魏忠贤的弟侄亲朋，个个平步青云，高官厚禄。大小官员都极力巴结魏忠贤，甚至为之建立生祠。就连明熹宗也打破明太祖关于 内臣不得典兵的禁令，派太监到各地典军、监军。明朝的政治，更加混乱而黑暗。

天启七年（1627），明思宗即位，农民起义已如燎原的烈火在各地点燃，东北后金势力迅速壮大，步步进逼。他在铲除魏忠贤阉党势力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重振朝纲，整饬边防，实现明朝的中兴。明思宗为一大批受到迫害的仁人志士平反昭雪，尤其是恢复东林党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希望臣子能像东林党人一样以大无畏的气概与献身精神为明王朝效力。然而，复杂的派系党争仍然以新的面目呈现出来，使他深感失望，不由慨然长叹："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明思宗于是转而重用宦官，说："文武各臣，朕未尝不用，因其蒙狗，勉用内臣耳"。（《国榷》卷九二，崇祯六年二月庚午）但重用宦官，却又加深了与文臣武官的矛盾，使官员在处理军政事务时缺少主动性和灵活性，使他们的积极性遭受更大的打击。清人评价说："诸监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诸将亦耻为之下，缘是皆无功。"（《明史》卷三0五《宦官传二》）明朝的政权已经腐烂透顶，无法保证正常的运转。

二、大地主所有制的恶性发展。明代的皇族，率先借助皇权兼并土地。早在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就在顺天府丰润县建立仁寿宫庄。到嘉靖初年，皇庄发展到63处，占地16015顷47亩（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七《户部·田土》）。嘉靖二年（1523）夏言建议取消皇庄，还田于民，明世宗降旨将"皇庄"改为"庄田"，名改实未改。稍后，户部侍郎秦金又建议撤庄，由于勋戚太监的反对，明世宗只令清还正德以后额外侵占的土地，正德以前的保留不动。明代皇帝还大量钦赐诸王田地，这些王庄遍布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广、江西、广西等省。山西省最好的土地，几乎全为王室所占。河南有王室72家，土地"半入藩府"。 勋戚、宦官也大量占有土地，天启年间的大宦官魏忠贤，其家族占有的田地就"不下万顷"。一般的官僚地主即所谓缙绅之家，也利用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兼并土地。如内阁首辅徐阶致仕后，拥"有田二十四亩"（伍袁萃：《林居漫录》前集卷一）。大学士朱赓几乎侵占了山阴（今浙江绍兴）所有的良田美宅。在河南，缙绅之家，"田多者千余顷，即少也不下五七百顷"（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皇室、贵族和官僚地主的兼并，导致明后期大地主所有制的恶性发展，"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明清史料》第一0本，第973页）。而且由于皇室贵族和官僚地主享有优免赋税的特权，又把赋税负担转嫁到农民和一般地主的身上，这不仅激化了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也加剧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

二、国家财政的破产。明代的财政窘境在张居正改革时曾一度缓解，原本空虚的国库，收入不断增加。以户部所辖的太仓收入的白银为例，从嘉靖、隆庆年间每年200万两左右，增加到万历前期的三四百万两。张居正去世后，土地问题更为突出。大土地所有制的恶性发展，既影响到劳动者阶层的物质利益和生存条件，也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国家的财政收入日益减少，入不敷出。

明后期国家各项开支节节攀升，财政的压力越来越大。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统治阶级生活奢糜更成为普遍的现象，明神宗的奢靡，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奢华挥霍主要包括对金银珠宝等装饰品的大量消费，日常生活庞大的开支，礼仪典制的极度奢华，以及营建工程的繁浩奢靡等。为满足其奢侈的生活，他想方设法聚敛财富。除了"传索帑金"向各衙门管理的国库索要，变国库的白银为内帑的赀财外，还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向各地百姓直接征敛。

与此同时，财政开支也越来越大。从万历二十年（1592）至二十六年（1598）间，平定宁夏哱拜叛乱耗费二百余万两白银，东征援朝耗费七百余万两白银，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耗银约二、三百万两，一时"国用空匮"。尽管耗资惊人，但军兵的军饷依然连年拖欠。在边镇及内地，都出现了因为拖欠军兵行粮、月粮而发生兵变的情况。这其中既有军费短缺的原因，也有各级官员贪污的因素。

迫于无奈，明廷只好加紧搜括，除令地方将藏银解送京师外，只好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以解燃眉之急。明朝的马价银，本是用于购买战马的专项储备资金，由太仆寺冏库收贮。由于国库严重入不敷出，太仆寺银遂成为各部门补足经费不足的途径，户部借用以充边镇年例，兵部动用以支付盐菜银或犒赏银，工部借用以作修工之费和工犒银，礼部奏请挪作年节发赏和修筑之费，就连凤阳巡抚也借故讨取以赈济灾民，几乎成为无所不用的太仓库银（《万历邸抄》，万历十一年正月）。从万历九年（1581）尽卖种马后不到十年之内，千万两之巨的马价银只剩下二百万两有奇，仅户部所借就达七百余万两之巨（周孔教：《周中丞疏稿·西台疏稿》卷二《明职掌以重军国大计疏》）。

巧立名目增加赋税，成为明末朝廷常用的招数。引起民怨沸腾的"辽饷"、"剿饷"和"练饷"加派，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在征收赋税时，又有所谓带征和预征。带征指历年拖欠未完的钱粮，于征收当年正额时带征若干份；预征是指除了责令完纳当年赋税外，提前征收来年的部分钱粮。如崇祯元年（1628），户科给事中瞿式耜说："计海内用兵十年矣，无事不取之民间......每一当催征之期，新旧并出，差役四驰，扭系枷锁，载于道路，鞭笞拶打，叫彻新皇。"（《瞿忠宣公集》卷二《清苛政疏》）而征税时，地方官又往往趁机私行加派，装进自己的腰包。

明朝末年，世界市场上发生白银贬值的通货危机，又进一步加重了明朝的财政危机。由于白银的货币化，中国的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连接起来，全球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但是，随着市场的发展，白银的价格必须要向生产成本回落。到17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便爆发了"价格革命"，西班牙的通货膨胀日益加剧，英、法、意等国也都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问题。亚当·斯密说："从1630年至1640年，或1636年左右，美洲银矿发现对降低白银价值的效果似乎已经完结。白银价值相对于实物价值的降低，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地步。"（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上册，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中国的白银价值也大幅度跌落，崇祯年间金银比价为1:13。结果是银贱物贵，市场一片萧条。同时，由于美洲和日本削减银矿的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又在减少。这对陷入困境的明朝财政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万明：《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第245-246页）。

四、军制的败坏与多发的兵变。明朝末年，军制日益败坏。这主要表现在卫所制度日益没落；募兵制限于资金和管理水平未能普遍推行；宦官监军，导致军纪败坏，军兵战斗力逐步下降；军饷长期拖欠或被克扣，导致军兵大量逃亡，兵变现象越发严重。

卫所制度的没落，表现在军兵数量和质量的大幅度下降。在军兵的数量方面，嘉靖年间京军经过整顿后数量近27万人，其中三大营军12万，至天启年间已减至不足9万人。崇祯年间，京营已属虚应故事，不堪收拾，皇帝虽"屡旨训练，然日不过二三百人，未昏遂散"，到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时，"守陴者仅内操之三千人"（《明史》卷八九《兵志一》）。京军操练质量甚差，"徒负操练之名，然耳未习于金鼓，目未明于旗旛，驰射击刺之无方，进止开阖之无则，况素承脧削之余，久销勇锐之气，出而用之，恐亦徒然"（陶谐：《陶庄敏公文集》卷八《重练兵以防虏患事》）。隆、万年间，京畿大修边墙、京师大兴土木，军兵被大批驱于工役，疲于奔波，日削月累。万历四十四年（1616），巡视京营礼科给事中姚永济以营备甚虚，建议实行短操："凡春秋操，每值上五日为头班，自一营至五营赴操；下五日为二班，自六营至十营赴操，若歇操后，每日仍轮一营赴操，名为短操，但这一建议并未被采纳（《明神宗实录》卷五四一，万历四十四年正月癸未）。明神宗甚至以京营操练的炮声会惊动"圣母"为由，下令停止当年本应于闰三月开始的春操，过了一个多月，仍然没有复操。可见，操备已经成了可有可无之事。

不仅京营缺额严重，地方守军的缺额更加严重。嘉靖二十九年（1550）后，因俺答率军入犯，明廷从除蓟州、宣镇以外的其他边镇以及长江以北诸布政司和都司卫所调集军兵，以"入卫兵"的形式防守京畿蓟镇，导致上述地方防守空虚。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东全镇额兵不过6万，比嘉靖年间减少近3万，比明初减少了大半。南方防御形势亦非常紧张。广西官军原额121289名，万历初年仅有武官旗军3097名，补充的募兵有25854名（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三一《兵部·广西》）。明末从京城到地方，御敌之兵已经非常有限，"举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战守"（《明史》卷九0《兵志二》）。

由于军饷拖欠越来越严重，官吏的克扣又普遍存在，加之物价飞涨，军兵的生活极其困苦，兵变事件不时发生。天启七年（1627），陕西临巩一带"饷缺至五、六年"，或"缺二年、三年不等"，军兵起初典当衣物维持生计，稍后则卖掉军器，最后只好"鬻子出妻"（《崇祯长编》卷一，天启七年八月丁己）。军兵生活无着，官员也只好放任他们打家劫舍，这又进一步败坏了军纪。明末史籍称："今官兵所至，动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居积，淫妇女，焚室庐。小民畏兵，甚于畏贼"（冯钦明：《甲申纪事·上家邺仙大司马书》）。

五、天灾濒发。明朝末年，西北、华北地区爆发了大面积的旱灾和蝗灾。万历初年至天启年间的五六十年间，陕西地区几乎无年不灾，灾害类型包括旱、蝗、风、雹、水、霜、地震、山崩和瘟疫等（雍正《陕西通志》卷四七《祥异志》）。天启七年（1627），陕西北部大旱连年，"赤地千里"。灾害出现后，统治者不仅不帮助灾民渡过难关，还催迫税粮，更把农民逼上绝路。

崇祯初年，马懋才曾奏报延安地区的天灾和人祸说，延安府一年多滴水未降，草木枯焦，百姓最初采食山间蓬草，稍后剥食树皮，最后只能吃山间一种名叫"青叶"石头，不数日便腹胀而死。每天都有饿死的儿童，还有失踪的儿童，那是被偷走吃掉了。县城外有数个大坑，每坑可埋死人数百，已经塞满了三个大坑。许多地方都是如此。此情此景，官府不仅不予以蠲免，反而束于功令，严加催科，百姓"转相逃则转相为盗"，"安得不相率而为盗者处？"（《明季北略》卷五《马懋才备陈大饥》）在山东，万历末年，诸城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绘《饥民图》伏阙上疏，其序略云："见道旁刮人肉食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乾隆《诸城县志》卷三0《列传二》）在河南，崇祯三年（1630）至六年的四年间，连年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骨肉相残、易子而食者，比比皆是。在山西，崇祯九年（1636）以后，保德州几乎无岁不荒，"至十三年，斗米八钱，人相食，盗贼遍野，村舍丘墟"（康熙《保德州志》卷三）。

大旱带来的自然环境的变异，还导致更多的自然灾害如蝗灾和鼠疫的爆发。崇祯九年，饱受多年旱灾的河南、陕西和山西，又发生更为严酷的蝗灾。蝗灾最初出现在陕西的渭河两岸，然后陆续向关中、河南、淮河和长江流域一带发展。到崇祯十三年（1640），除了江汉平原一带灾害较轻外，黄河、长江两大河流的中下游地区及整个华北平原都是蝗灾的重灾区。更可怕的是鼠疫的流行。崇祯七年（1634）、八年，鼠疫首先在山西太原府的兴县出现， "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0六《太原府部纪事》）。此后，鼠役迅速从北向南漫延。崇祯十四年（1641），北直隶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顺治《滑县志》卷一0《纪事》）。河南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康熙《阳武县志》卷八《灾祥志》）。荥阳县甚至出现了"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的悲惨景象（康熙《荥阳县志》卷一《地理志》）。

由于旱、蝗、鼠疫等自然灾害的交相出现，百姓大量死亡。据估计，万历八年（1580）至十六年（1588），北方地区因旱、蝗和鼠疫而死亡的人口达700万人之多。崇祯年间，北直隶的疫区内更有40%以上人口死亡，人口由崇祯初年的1095万人下降至730万人；山西人口由崇祯三年的1024万降至620万人；河南人口可能下降了50%左右，只剩下820余人。陕西、山东等地的死亡人口也都在数百万以上（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四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6-445页）。

通过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明朝末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已经极其腐朽，从而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阶级矛盾更是达到空前尖锐的地步，成为主要的社会矛盾，农民大起义的风暴已是迫在眉睫了。

明末农民大起义与明朝的灭亡

天启七年（1627），陕西澄城县农民发动起义，攻破县城，正式拉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陕西是当时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地方。陕西特别是陕北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工商业很不发达，而王公、官绅、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官府的赋役征派又很苛重，"闾阎十室当空"。失掉土地的农民，只有两条出路，一是投为边兵，二是充当驿卒。但充当边兵却长期拿不到饷银，充当驿卒所得银两又不足养家糊口，崇祯元年（1628）明政府议裁驿卒，更是堵绝了他们的生路。万历以来，陕北的自然灾害又频繁发生。崇祯元年延安府一年无雨，草木枯焦，有的饥民吃光了蓬草，树叶，最后竟至"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死者相枕籍，臭气薰天"（《明季北略》卷五《马懋才备陈大饥》）。因此，澄城县农民的起义，立即得到陕西各地饥民、边兵和失业驿卒的响应。安塞高迎祥、延安张献忠、米脂李自成等纷纷揭竿而起。起义的烈火很快燃遍陕西全境和甘肃东部、山西西部，有大大小小几十支队伍，人数达到几十万。这些起义军，主要都以逐粮就食为目标，队伍比较松散，战略战术水平也不高，遇到官军，胜则进，败则退入出谷。

崇祯二年（1629），明思宗任命杨鹤为三边（指榆林、宁夏、甘肃）总督，镇压起义。杨鹤看到陕西灾情严重，单靠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当年后金兴兵突入长城，本地边兵又多调往京畿"勤王"，没有足够的兵力来镇压起义，于是报请明思宗批准，采取了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方针。在杨鹤的"招抚"下，一些起义队伍放下了武器，解散还乡。但是官府发给少许赈恤银很快就花光，他们的生活问题仍然无法解决。而一些起义首领，在投降后又被阴谋杀害。受骗的群众因而纷纷再起，明廷的招抚政策宣告破产。

崇祯四年（1630），明思宗下令将杨鹤革职查办，以洪承畴代为三边总督，改行以剿为主的方针。当时后金军队已饱掠而去，退到关外。到京畿勤王的陕西、甘肃边兵奉命返回参加镇压起义。这些边兵，一部分尾追山西的起义军，大部分参加围剿陕西的起义军。陕西的起义军一部分惨遭镇压，大部分突围进入山西，与山西起义军合流。陕西农民起义暂时处于沉寂状态，山西则成为起义军的活动中心。明廷于是调集兵力，加紧对山西的围剿。崇祯六年（1633）冬，起义军又兵分三路，南渡黄河，突入河南渑池，进入中原地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起义军的足迹即遍及河南西部各县，接着又冲向邻境的湖广和四川，把中原腹地打得乱成一团。明末农民大起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统一事权，加强对起义的镇压，崇祯七年春，明廷开始设置总督府，任命延绥巡抚陈奇瑜为陕、晋、豫、楚、川五省总督。陈奇瑜调集各路官军，四面围堵起义军。起义军由豫西向陕西转移，闯王高迎祥等一度误入车厢峡（今陕西岚皋东），用假降计脱险后，攻占西安附近地区和甘肃庆阳、巩昌、平凉一带。明思宗将陈奇瑜逮捕下狱，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任总督。洪承畴调兵入陕，起义军又掉头回师河南。到这一年底，活动于河南西部的起义军已有大小72营，众至二三十万。第二年正月上旬，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东向攻入安徽，攻占明中都凤阳，放火烧毁明祖陵享殿，树起 "古元真龙皇帝"的大旗，明廷为之震动。明思宗痛哭流涕，下令处死凤阳巡抚杨一鹏，调洪承畴率陕西官军出关，会同中原各军夹剿，并拨军饷一百多万两，限期六个月消灭起义军。此举未能奏效。崇祯八年（1635）八月，又改命洪承畴督剿西北，湖广巡抚卢象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督剿东南。第二年七月，明军虽在陕西盩至（今周至）俘获农民军前期的杰出领袖高迎祥，把他解送北京杀害，但起义却在继续高涨。李自成等部活跃于陕西、宁夏、甘肃；张献忠、"革左五营"、罗汝才等大部分起义军则驰骋于河南、湖广、安徽等广大地区。崇祯十年（1637），明廷又起用杨鹤之子、原宣大总督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并命熊文灿总理直隶、山西、陕西、四川、湖广五省军务，调集12万兵力，加紧围剿。杨嗣昌提出一个"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计划，就是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个农民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四正，责成四地巡抚"分任剿而专防"，以剿为主，以防为辅；以延绥、山东、山西、应天、江西、四川六省区为六隅，由当地巡抚"时分防而时协剿"，阻止起义军进入自己的辖区，必要时参加协剿。三边总督洪承畴和五省军务总理熊文灿率其所领兵力，"随贼所向，专任剿杀"（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二），四正、六隅结成十张剿灭农民义军的大网。此举果然奏效，起义军大部分被剿杀，熊文灿又加紧实行招抚，不少起义军投降，起义暂时陷入了低潮。李自成率残部不足一千人退入陕西、湖北、四川交界的山区，左金玉（蔺养成）、革里眼（贺一龙）等"革左五营"也退入英霍山区（大别山）。张献忠和罗汝才虽然受抚，但拒绝明政府的改编和调动，驻屯湖北谷城和房县，准备待机再起。

明朝官军虽然将大部分起义军镇压下去，但社会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继续加剧。崇祯十二（1639）、十三年，山东、河南、河北等地连接发生旱、蝗灾害，赤地千里，逃亡载道。明廷为镇压农民起义，除万历末年、崇祯初年加派的辽饷之外，崇祯十年又加派剿饷208余万两，崇祯十二年再加派练饷730万两，"三饷"合共1670多万两，超过常年岁入一倍以上，更把广大农民逼入绝境。黄河南北，不少饥民又揭竿而起。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得知朝廷正调兵准备向他发动围攻的密报，就在谷城重举义旗，西进房县，联合罗汝才部，击败前来镇压的官军。明思宗闻讯，将熊文灿逮捕治罪，命杨嗣昌出任督师，令其集中兵力围剿张献忠，对其他起义军则"剿抚并用"（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三《戊寅六月八日召对》）。杨嗣昌令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巡抚及将领扼要冲，而以左良玉为主力，对张献忠、罗汝才张包围之网。张献忠、罗汝才突围进入四川，采取"以走致敌"的方针，在半年之内，几乎走遍全川，使官军疲于奔命。崇祯十四年正月又突然率军东下，进入湖广，于二月初攻克襄阳，杀死襄王朱翊铭，发银15万两赈济饥民。杨嗣昌闻讯，忧愤而死。

张献忠谷城再起，并拖住官军的主力，为其他起义军的再起创造了条件。崇祯十三年（1640）六、七月间，李自成率领残部从湖北房县山区出发，取道陕西攻入河南淅川、内乡，河南境内饥民纷起响应，队伍从千人很快增至数万。他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迭克宜阳、永宁（今河南洛宁）、偃师、宝丰等城，众至数十万。一些下层知识分子如宝丰举人牛金星，以算命占卜为业的江湖术士宋献策，也加入了起义队伍，为起义军出谋划策。李自成自号闯王，率部于崇祯十四年正月攻占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将王府的金银财宝和粮食散发赈济饥民。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迭克洛阳和襄阳，标志着明廷围剿计划的破产，战争的主动权已逐步转移到农民军手里。

李自成攻入河南后，于崇祯十三、十四年间针对河南土地高度集中、百姓赋税负担沉重的现象，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查继佐：《罪惟录》列传三一《李自成》）。所谓"均田"，就是反对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包含了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不过，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贵族官僚富豪或被杀或逃亡，荒废的土地较多，农民可以随时耕垦，农民军没有具体采取过分配土地的措施。所谓"免粮"，就是减免税粮，实行"三年免征"的政策（彭孙贻：《平寇志》卷八），当时的民谣唱道："吃他粮，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均田免粮"的口号，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号召力，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和拥护。起义军后来还提出"平买平卖"的政策（高守枢：《守郧纪略》），反对明朝官员对城镇工商业的横征暴敛。这些政策的颁布，对李自成起义军的发展壮大并最终推翻明王朝的统治，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李自成在河南的势力不断发展壮大，不仅附近的小股农民纷纷来附，原来与张献忠合作的罗汝才也前来投奔，就连久居英霍山区的革左五营也赶来会合。崇祯十四年，李自成的队伍已发展到50万，至第二年更号称百万。明廷于是将征剿的主要方向从张献忠转向李自成。从崇祯十四年至十五年，多次集结重兵向李自成发动进攻。李自成三次围攻开封，并在项城、南阳、襄城、汝宁诸战役中，先后击败傅宗尤、汪乔年、丁启浚、左良玉诸将，歼敌十余万，据有河南全境。尔后南进湖广，于崇祯十五年（1642）攻克占襄阳。次年春，改襄阳为襄京，开始建立农民政权，设置中央政权机构，李自成以"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的名义充当最高掌权者，设丞相一人，由牛金星担任，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各置侍郎一名。消息传至北京，明思宗急命三边总督孙传庭出关，"荡平流寇"。孙传庭率10万兵马东出潼关，会合河南的残兵败将，准备夹击起义军。李自成率部北上，在郏县、汝州重创敌军，孙传庭兵败身亡。李自成乘胜追击，于十月攻占西安。崇祯十七年（1644）元旦，改西安为西京，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

张献忠在崇祯十四年二月初攻占襄阳后，曾转战于河南、安徽一带，再由安徽返回湖广，于崇祯十六年五月攻占武昌，处死楚王朱华奎，建立农民政权，设置六部等机构。然后带兵南下，占领湖南大部分地区，宣布"钱粮三年免征"（《平寇志》卷七），并分兵占领江西部分地区。当年冬，张献忠得知李自成已全歼陕西官军，判断明亡已是指日可待，为避免同李自成发生磨擦，决定西进四川。崇祯十七年六月，他统率起义军攻占重庆，八月又占成都，四川各州县望风归附。十月，改成都为西京，正式建国，国号大西，年号大顺。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统率大顺军从西安出发，对明王朝发起最后的冲击。李自成亲率主力，经太原、大同、宣府、居庸关，直逼北京。另一路大军由刘宗敏率领，沿黄河北岸挺进，经河南怀庆、山西潞安（今山西长冶）、河南大名、邯郸、保定，同主力会师北京。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所率主力进抵北京城下，明思宗在煤山（今景山）上吊自杀。十九日，大顺军进入北京内城，明朝277年的统治终于被推翻了。

大顺军攻占北京，推翻明朝的统治，把明末农民起义推向了光辉的顶点，这是广大起义农民不畏强暴、英勇奋战的结果，是他们对中国历史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仅是这一历史事件，便足以击碎近年来泛起的一味贬低、抹杀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种种奇谈怪论。

清兵入关与南明的抗清斗争

大顺军攻占北京仅仅39天便又撤离，没能确立起大顺政权对全国的统治。这是由于农民领袖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未能看到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做出新的军事部署所致。

明末农民大起义是在阶级矛盾极度尖锐，并成为全国主要的社会矛盾的形势之下爆发的，起义农民在中原大地浴血奋战，直接面对的是代表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明王朝及其军队。但是，当大顺军攻占北京、推翻明王朝之后，除了要面对明朝的残余势力的反扑之外，更严重的是将面对关外的清王朝其八旗军的进攻。

满族是女真的后裔，是我国众多少数民族之一，明初分建州、海西、东海三部分。明朝建立后，招抚女真各部，建立大批羁糜卫所，隶居奴儿干都司管辖，旨在"籍女真制北虏"（《明宪宗实录》卷四五，成化三年八月庚子），并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使之人自为雄，而不使之势统于一"（《明经世文编》卷四八0，熊廷弼：《答友人》）以防其势力壮大，强雄犯边。随着与中原政治、经济联系的加强，女真各部发展的步伐逐渐加快。到万历年间，"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满洲源流》）。万历十一年（1583），建州左卫指挥使努尔哈赤利用这种混乱的局势，开始起兵统一女真。他逐步统一女真诸部，并创建军事、政治、经济合一的八旗制度，命人创制满文。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老城）称汗，建大金国，史称后金。过了两年，又以"七大恨"为借口，公开对明宣战，反叛明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廷急命杨镐为辽东经略，率10万余军队前往征讨，却在萨尔浒（今辽东抚顺浑河南岸）惨遭败北。至此，明廷压迫和控制女真的政策宣告破产，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后金则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督辽诸将如不依附"阉党"，便受打击迫害。努尔哈赤因而屡屡得手，先攻占辽河以东地区，接着又占领辽河以西大片土地，将都城迁至沈阳。天启六年（1626），他在攻打宁远（今辽宁兴城）的战役中身受重伤，不久死去。宁远之败与努尔哈赤之死，使八旗军心受到沉重的打击，加上八旗军队肆意屠掠，役使汉人为奴，导致民族矛盾的激化，而东蒙古与朝鲜与明合作，又对后金构成重大的威胁。皇太极继位后，将大量沦为女真奴仆的汉人恢复自由民的身份，或编入庄田，或编成汉军八旗，起用汉族降官知识分子参政，以图缓和民族矛盾。并西征察哈尔林丹汗，降服漠南蒙古，出兵朝鲜，迫其结为同盟，以解除后顾之忧。崇祯八年（1635），皇太极下令改族名为"满洲"，第二年去汗号就帝位，改国名为"大清"，以掩盖女真曾降服明朝的历史。接着便再度出兵辽西，于崇祯十五年（1642）二三月间，连陷松山、锦州，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降清。明军主力丧失殆尽，从此已无力与清军抗衡。第二年八月，皇太极暴亡，清世祖福临继位。此时，清朝已据有漠南和东北大片土地，正聚兵山海关外，准备入关逐鹿中原。

但是大顺军的领袖都出身于贫苦农民，目光较为短浅，而投奔起义的牛金星、宋献策等又都是小知识分子，也缺乏像刘邦手下的张良、朱元璋手下的刘基、宋濂等大知识分子那样的深谋远虑。他们在进京之后，便为胜利冲昏了头脑，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思想，认为大功已经告成，"江南可传檄下也"（《国榷》卷一0一，崇祯十七年四月丁卯），山海关不过是弹丸之地，"不足当京师一角，用靴尖踢倒耳"（张怡：《谀闻续笔》卷一）。他们都忙于劝李自成称帝，筹备登基大典，对满洲贵族逐鹿中原的野心缺乏足够的警惕，因而未能及时对军事部署和政策措施进行必要的调整。

先说政策调整问题。李自成起义军所建立的大顺政权是个农民政权，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它组织和领导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和明王朝的专制统治展开顽强的斗争，以谋求农民的政治和经济解放。杀官吏、惩富豪，实行均田免粮的政策，反映的正是农民政权的反封建性质。但是，农民阶级毕竟不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可以打击封建统治、改变土地配置，却不可能带来高于封建形态的生产关系。这就注定了农民大起义不是遭到地主阶级的镇压，就是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注定了农民政权不是在地主阶级的进攻下陷于倾覆，就是改变政策，转化为代表地主利益的封建政权，如刘邦、朱元璋政权所做的那样。大顺政权却迟迟没有改变政策，向封建政权转化。它刚建立时，宣布实行均田免粮，三年免征。军饷和农民政权的开支，则依靠以下几种办法来解决：一是征收田赋，崇祯十六年（1643）攻占西安后，宣布征收赋税："明年粮每石征一两三钱，今冬每石折草六十斤，输长安"（《国榷》卷九九，崇祯十六年十月庚辰），但所征较明廷为轻，数量有限。二是军队实行屯田，如曾在南阳、襄阳地区搞过屯田（李永茂《枢垣初刻，襄阳再陷疏》）。三是没收藩王和官府的库存。四是对各级士绅实行"追赃"、"助饷"，这也是最主要的办法。起义军认为"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吴芟：《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八），"衣冠所畜皆赃耳"（冯梦龙：《甲申纪事》）攻占西安后，即"榜掠巨室助饷，渭南工部尚书南居益掠杀"（《国榷》卷九九，崇祯十六年十月庚辰）。攻占北京后，大顺政权仍然坚持原来的这种"均田免粮"、"追赃助饷"的政策。大顺政权有的地方官，就根据"均田免粮"的口号，支持当地农民夺占地主的田产。如山东诸城县的大顺官员"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久远，许业主认耕"。当地农民于是群起夺占官绅富豪的"百年之宅、千金之产"，"一邑纷如沸釜，大家茫无恒业"（丁耀亢：《出劫纪略》）。山东日照官僚地主厉宁在大顺军到达后潜逃外地，他在日照和诸城两县的"所存田产、牛只、家属，悉为二县民人瓜占"（顺治二年《厉宁奏本》，原件藏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同时，继续执行追赃助饷。北京的追赃助饷由刘宗敏负责，"其输饷之数，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矣。勋戚之家无定数"（杨士聪：《甲申核真录》）。官僚士绅如不照数缴纳银两，就严刑拷掠。大顺军在北京39天，共追赃银7000万两。大顺政权派往河北、山东、河南等了的官员，也都严令明朝的官员缙绅助饷政策。这样，大顺政权就无法获得地主阶级的支持，相反却将大批明朝的文官武将和地方缙绅地主推向清朝一边，埋下了最后失败的祸根。

再说军事部署问题。大顺军东征之前拥有百万兵力，平定西北后派驻各地兵力过多，占领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后，又在各战略要地分派驻军，使兵力过于分散，最后到达北京的只有十几万。仅靠这点兵力，显然是无法同强悍的清朝八旗军决一雌雄的。攻占北京后，李自也又没有警惕清军可能从山海关突进关内，没有派出大将率重兵去镇守，而仅仅派人去招降宁远总兵吴三桂和山海关总兵高第。明清松锦之战后，在辽东仅剩下吴三桂一支精兵约四万人。他率部退入山海关，会合高第的一万军队，合共五万人，驻守在山海关至滦县、昌黎、开平一带。李自成派明朝降将唐通率本部八千兵马，携带犒赏的银两、财物前去招抚。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其他家属都在北京，他和高第决定投降，由唐通接管山海关防务。吴三桂于是率领部队入京"朝见新主"，到达河北玉田，听说其父吴襄被拘捕追赃，全家被抄没（《谀闻续笔》卷一；《平寇志》卷一一），又传说他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又名陈沅），这刘宗敏所夺。（吴伟业：《梅村诗集笺》卷一0《圆圆曲》；钱▊《甲申传信录》卷八《吴三桂入关之由》），遂掉头折返，突袭唐通，占领山海关，并向清朝乞降。李自成闻讯，于四月十三日与刘宗敏率领大约10万军队前往讨伐，只留一万军队守备北京。四月二十一日山海关之战开始，至二十二日上午吴三桂已显不支之势，急忙派人向清军求救，并打开关门，放清摄政王多尔衮统率的10万军队入关。大顺军虽然顽强战斗，但强弱易形，遂为清军和吴三桂联军所败。

李自成为其政治和军事决策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四月二十六日退回北京后，二十九日在武英殿就皇帝位，然后率大顺军向西撤退。五月初二，清军占领北京，摄政王多尔衮打出"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的旗号，下令给明思宗发丧，优待和重用明朝降官，开科取士，取消明末的加派，减免田赋，并停止入关时推行的薙发令，宣布"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清世宗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辛亥）。随即以为汉族地主阶级"报父君之仇"为名，派兵追击大顺军。河北、山东、河南一带的官绅地主纷纷发动叛乱，倒向清朝一边。李自成率大顺军经山西太原返回西安，下令"通行免追比"（顺治四年七月清陕西巡抚黄尔性题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追赃助饷改按田亩征收赋税。但此举已为时过晚，无法改变满汉地主阶级勾结的局势。十月，大顺军在河南发动怀庆之役遭到失败，多铎率清军进抵潼关。经过十三天的激烈战争，大顺军终因力量不敌，李自只得率部撤回西安，率领13万左右的大顺军取道蓝田、商洛向河南转移，再进入湖北。第二年（1645）五月，在湖北与江西交界的通山县（今属湖北）九宫山，李自成率少数卫士勘察地形，遭到地主武装的突袭，不幸牺牲，大顺政权至此覆灭。

清军攻占陕西后，随即集中兵力进攻南京的弘光政权。明朝实际南北两京制，北京被大顺军占领后，明朝的文武官员为保住南方的半壁江山，于崇祯十七年五月拥立福田朱由崧在南京称帝，改元弘光，建立第一个南明政权。但是，这个政权在建立前就为拥立福王还是潞王的继统问题上争吵不休，又施行"联虏平寇"（或称"借虏平寇"）的错误方针，遣使北上与清议和。清灭明之心已定，拒绝不见弘光使团。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军兵临扬州城下，在扬州督师的大学士史可法拒不投降。多铎下令以巨炮轰城，史可法受俘被杀。到五月，南京也落入清军手中，成立一年的弘光政权短命而亡。

弘光政权虽仅存在一年的时间，但其"联虏平寇"的政策，却加速了大西政权的覆亡。大西政权也同大顺政权一样，实行追赃罚饷，"拘绅衿富室大贾罚饷款，皆以万计，少亦数千，不问其力之是足否。事甫毕，则又戮之如初"（《蜀难叙略》），这就直接损害了官绅地主的利益。弘光元年（1644），弘光政权任命樊一蘅为川陕总督、王应熊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督川、湘、云、贵地方，这两人皆为川籍人，即分头向四川进发，四川士民特别是其中的上层分子，纷起响应，发动一场颠覆大西政权的运动。第二年（1645）春，弘光总兵曾英攻占重庆，四川各地官绅纷纷叛乱，就连成都百里之外，也"皆与贼难"。张献忠极其激愤，当年十一月举行"特科"考试，下令将各府县生员一律起送成都，共5000多人，全部杀掉，这就是所谓大慈寺屠戮士子事件。当月还发出"除城尽剿"的命令，派兵到属州县搜杀百姓，连成都的城内居民也"一律杀绝"（《圣教入川记》）。这种不分黑白的屠戮，就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顺治三年（1646），豪格统率清军入川。张献忠不得不放弃成都，率部出走北川，于次年初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射杀。大西政权至此也告覆亡。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下，由贵州进入云南。

清军攻占西安、南京后，自以为兵强马壮，取天下易如反掌，即刻暴露出征服者的凶残嘴脸。进军途中，稍遇反抗便肆行屠戮，演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惨剧，并大肆掳掠子女玉帛。为了养活满洲贵族和大批八旗兵丁，清廷还在顺治元年十二月颁布圈地令，先后圈占"近京各州县人民无主荒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的田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清世祖实录》卷一二，顺治元年十二月丁丑），总计圈占畿辅田地224982顷，使当地大批农民流离失所。接着，又打出"为贫者衣食开生路"的幌子，下令"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清世祖实录》卷一五，顺治二年四月辛已）。为防止奴隶的逃亡，又修订逃人法，严惩藏匿逃奴的"窝主"。顺治二年六月，更公然把薙发令推向全国，限定各地汉人在接到布告后十天之内都必须薙发易服，改从满族的习俗。后来，有的地方甚至用屠刀强迫汉人薙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的推行，不仅极大地加重了汉族人民的灾难，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上升为全国的主要矛盾。

全国各地群众于是又纷纷举起抗清的义旗。汉族地主阶级在福王的弘光政权覆灭后，又相继拥立鲁王、唐王、桂王等建立几个南明政权。农民军的余部也调转矛头，联明以抗清。大约在隆武元年（顺治二年、1645）七月间，跟随李自成到达湖广的郝摇旗、王进才率大顺军即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合营"，共同抗清。而由陕西汉中南下的另一支大顺军到达湖北后，也与明湖广巡抚堵胤锡结盟，改编为"忠贞营"，其首领李锦（即李过）、高一功等还接唐王朱聿键的隆武政权的封号。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占领云贵的大西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也遣使表示拥护永历政权，希望共同抗清。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初，两广失陷后，永历帝接受了孙、李联合抗清的要坟，并敕封孙可望为秦王。在福建金、厦一带坚持抗清的海上势力郑成功，也在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1657）接受永历帝的延平王的敕封，奉永历为正朔。正是依靠曾被视作"大逆不道"的"流寇"和"海寇"，南明政权才得以坚持了20年的抗清斗争。

但是，由于拥明势力的内部矛盾重重，互相勾心斗角，严重分散、削弱自己的力量，最终导致了抗清斗争的失败。唐王朱聿键在福建建立的隆武政权，就与浙江的鲁王政权互争正统，被清军各个击破。桂王朱由榔最初在广东肇庆建立的永历政权，也与朱聿键的胞弟朱聿▊建立的绍武政权互争正统，水火不容，使清军得以乘机攻灭绍武政权，并对永历朝穷追不舍，迫使他几次转辗迁徙，从肇庆逃至广西桂林、全州，再逃至湖南武冈。直至永历二年（顺治五年，1648），因不满清朝重满轻汉、重辽东旧人轻入关归附汉人的明朝降将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相继在南昌、广州、大同反正归明，不满清朝民族压迫的回族将领米喇印、丁国栋在甘肃发动反清起义，才使永历朝转危为安。但此的永历朝廷却忙于党派斗争，无人能够作出统筹全局的决策，使各地的拥明势力互相接应、配合作战。各派势力自行其是，遂为清军各个击破，陷于失败。后来在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南明势力曾策划广东之役和三入长江之役，南线计划由李定国与郑成功会师，收复广东，进而夺取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等省；北线计划由东南沿海水师同西南明军主力会师，收复江南。这两个战略计划如果能够实现，拥戴南明的各支抗清武装就能控制整个江南地区，扭转明清的战局。但南线因郑成功另有自己的算盘，不肯真心实意同李定国会师；北伐又因孙可望图谋纂位，使担任大招讨都督诸军的刘文秀有后顾之忧，不敢带领重兵南下，因而错失了良机。此机一失，南明便无复兴之望（顾诚：《顺治十一年--明清相争关键的一年》，《清史论丛》第十辑）。正是由于南明内部的重重矛盾，力量分散，勾心斗角，互相削弱，使得人数不多而慓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得以勾结汉族的官绅地主势力，逐一扑灭各地的抗清势力。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攻破昆明，永历帝逃亡缅甸。过了两年，吴三桂率军入缅，于康熙元年（1662）将其俘获，缢杀于昆明，永历朝灭亡。康熙三年（1664），清军攻破大顺军余部李来亨的夔东抗清基地，南明的抗清斗争至此结束。

关于明清易代和南明抗清斗争的几点认识

有关明清易代问题，有的论者以既成的历史事实代表科学的分析，认为清取代明是历史的必然。其实，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既包括必然性，也包括偶然性。社会要发展，要前进，这是必然性，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则大抵属于偶然性。就明清易代这段历史而言，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其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而明亡之后，中国人将建立一个封建王朝，这也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由哪一种势力来建立这个封建王朝，具有偶然性。如果仔细研究明清之际的史实，便可看出当时的各个主要派别都有可胜之机，关键是看谁掌握了这种机遇，不犯或少犯错误。崇祯十七年（1644）的春秋之际，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如果不在政治和军事上犯下一系列错误，有可能统一全国。弘光政权若不是在由谁继位的问题上勾心斗角，这个政权绝不至于那样迅速地土崩瓦解。永历二年（1645）清军占领南京后，假如不强制推行薙发易服等民族压迫政策，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统一天下。顺治五年（1648），金声桓、李成栋、姜瓖、丁国栋等起兵反清时，如果永历朝廷节制部署得当，拥明势力互相接应，清廷的前景未可乐观。大西军余部联明抗清后策划的广东之役与三入长江之役如果获得成功，抗清局势也将大为改观。很明显，清之所以取代明，是由多种因素促进的。把清取代明进而统一全国说成是历史必然性，这是一种历史宿命论，是不能令人同意的。

有的论者更基于清取代明并进而统一全国是历史必然的观点，否定南明的抗清斗争是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行动，而把它看成是阻挠统一的非正义行为。这种观点更难以令人苟同。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清兵入关后进行的战争，不是统一战争，而是"明末以来明清战争的继续，是明清易代斗争全过程的后一部分，是镇压抗清起义和复明运动，大规模推行民族压迫、奴役措施，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战争"（何龄修：《关于抗清复明斗争和郑成功研究问题的几点看法》，杨国桢主编《长共海涛论延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同时还必须看到，明末清初几个政权并立局面的形成，是多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明朝统治者对女真的民族压迫，导致女真族的反抗和后金的建立。明朝统治者对广大农民的阶级压迫，又导致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和大顺、大西农民政权的建立。清朝的满洲贵族入关占领北京，特别是在占领南京后，把它的民族压迫政策推向全国，又导致了几个南明政权的建立。这样，便形成几个政权并立对峙的局面。就建立后金的女真而言，他们原是明朝的臣属，其首领世代接受明朝的封号、官职和册封，后来为反对明朝的民族压迫，起兵抗明，建后金国，才从明朝分裂出来。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及此前改族号为满洲，以图掩盖女真曾经隶属明朝的历史，但史学界并没有人指责他另立政权，割据一方，破坏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因为它是反抗明朝民族压迫的正义行动。同样的道理，明朝覆灭之后相继出现的几个南明政权，它们是为反抗清朝的民族征服与压迫而建立的，属于正义的行动，更不应该被扣上什么破坏中华民族统一的帽子，何况它们并非是从清朝分裂出来的政权。有人力图抹煞清朝满族统治者入关前后对汉族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清朝有过"剃发易服"的"具体政策""错误"。可惜，他们不曾向人们论证满族统治者一系列恶政、暴行为什么不具有民族压迫的性质，而是喋喋不休地责问：满族是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是否有权参与角逐全国政权？他们把满族是否有权参与角逐全国政权和是否应该推行压迫政策混为一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只要是中国境内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毫无疑问都有参与角逐全国政权的权利。但是，任何民族，都不应该对其它民族实行压迫政策，否则被征服与压迫的民族就有权进行反抗。"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列宁全集》第二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页）正基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努尔哈赤在万历年间率领女真人民起兵抗明，建立后金，是正义的行动，而不是什么叛乱和分裂行为。满族有反抗明朝民族压迫的正当权利，汉族同样也有权反抗清朝的民族压迫，这个权利也应该是平等的，不应厚此薄彼。

有的论者还指责南明的抗清义士拥护的是几个继承明朝腐败衣钵的南明政权，是为保持或延续朱氏统治而挣扎。的确，明末的明王朝已腐朽不堪，否则广大农民也不会发动起义，用暴力把它推翻。但是，这种阶级斗争是发生在汉族内部，并不存在民族压迫问题。而当清朝入关并向西北和江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把其民族压迫推向全国时，情况便发生了变化。这时，不仅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遭到损害，广大汉族人民更是遭受双重的压迫，即不仅是作为劳动者遭受压迫，而且是作为具有自己的语言、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一个民族的劳动者在遭受压迫。由于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全国的主要矛盾，这时就需要有一面能为各个阶层接受的旗帜，来号召和动员全国的广大群众，共同对抗清朝的民族压迫。在家国同构的古代中国，在作为国家意识的儒家思想里，君主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国家民族的最高代表，在民族斗争中是各方均可接受的一面旗帜。因此，尽管几个南明政权都很腐朽，人们对它并不满意。但是，广大人民群众还是拥戴他们。这种拥戴，并不意味着是拥护他们的腐朽统治，更不是为保持或延续朱氏统治而挣扎，而是拥戴他们的抗清行动，以他们为旗帜，来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开展反抗清朝民族压迫的斗争。至于解决南明政权的腐败问题，则只能留待以后去解决。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在诸多的矛盾之中，要抓主要的矛盾。正是由于这个道理，大顺、大西的余部，才会调转矛头，联明以抗清。把广大汉族人民以南明为旗帜的抗清斗争说成是为保持或延续朱氏统治而挣扎，显然是错误的。

南明的抗清斗争，虽然最终被清王朝残酷镇压下去。但是，抗清义士的鲜血并没有白流。正是他们长达20年的顽强战斗，使清朝统治者看到汉族人民的伟大力量，认识到如不改变其落后的统治方式，停止侵害汉族利益的行为，特别是如不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和合作，恢复和发展生产，其统治更无法得到稳定和巩固。因此，清圣祖在亲政之后，便采取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调整阶级关系、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并在其当政的前期基本完成满汉地主阶级的合流，从而使民族矛盾得到缓和，不再成为主要的社会矛盾，使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就是南明义士抗清斗争历史作用之所在。

[关键词]李自成 张献忠 清军入关 南明政权 抗清斗争

[问题讨论]

1、 大顺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 南明抗清斗争为什么会失败？

3、结合明清易代的史实，说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原始文献]

1．《明史》卷二三、二四《庄烈帝纪一、二》。

2．《明史》卷三0九《流贼传》。

[视野拓展]

1、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2、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

3、顾诚：《论大顺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

4、顾诚：《顺治十一年--明清相争关键的一年》，《清史论丛》第10辑，辽宁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5、陈梧桐：《郑成功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相关的评价问题》，杨国桢主编《长共海涛论延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6、陈梧桐：《松锦之战与洪承畴的功过评价》，苏双碧主编《洪承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7、何龄修：《关于抗清复明斗争和郑成功研究问题的几点看法》，杨国桢主编《长共海涛论延平》。

8、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史林》2005年第1期。

9、彭勇 李凤霞：《从睢州之变到怀庆之役--试论明清之际三大军事主力对河南的争夺》，《中州今古》2002年6期。

10、彭勇：《试论多尔兖与汉族知识分子的关系》，《南都学坛》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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