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孙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ISBN 978-7-208-15274-8

Ⅰ.①我… Ⅱ.①海… ②孙… Ⅲ.①全球化-研究 Ⅳ.①C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2204号

书名：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作者：[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

排版：山东源齐数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5274-8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Email：info@wenjingbook.cn

- 前言

- 01—民主的疲劳

- 02—寻找目标与命名的症状

- 03—晚期新自由主义的进步和倒退的政治

- 04—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反动的民粹主义：一个霍布森选择

- 05—民粹主义或自由派精英的危机——以以色列为例

- 06—多数的未来

- 07—欧洲避难所

- 08—克服对自由的恐惧

- 09—怨憎时代的政治学，启蒙的黑暗遗产

- 10—莽夫之勇

- 11—去文明化——论西方民主的衰退趋势

- 12—从全球衰退到后资本主义反向运动

- 13—被排挤者的复归——新自由资本主义终结的开始

- 14—致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劳德·容克的一封信

- 15—民粹主义的诱惑

前言

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

当一个世界秩序瓦解时，对它的反思便开始了。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2011年[1]

做这本书的念头最早出现在2015年的深秋，之后不久，11月13日发生了震动巴黎的系列恐怖袭击事件，那时候在德国，关于近百万难民涌入国境的讨论也愈加激烈起来。围绕这些事件展开的各种政治的、占卜的、推理的话语，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就好像世界突然回落到好不容易才争取来并且费力维持着的标准之下。

在与恐怖主义和移民直接关联的语境中矗立着这样一个事实：国家政权已不复存在的区域，在全球范围内正日益扩大。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是移民的三个主要来源国家——2016年有大批来自这三国的人向德国提出避难申请，它们在非政府组织“和平基金会”（Fund for Peace）发布的2016年度“脆弱国家指数”（Fragile State Index）中都排名前列。[2]如果说一个世纪以来，地图上的白人村镇一直在一点一点地变小，那么现在看来，势态就在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在谷歌地图的时代，这些地区在增长，而关于这些地区的古老预言开始应验——“此地有狮”（hic sunt leones）。

针对恐怖袭击和移民大潮的许多政治反应都在尝试重新适应一个模式，人们可以用 “证券化”（Versicherheitlichung/ securitization）[3]和后民主的符号政治称之：对兴建围墙甚至在边界下令开枪的呼声日益高涨；法国总统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并声明国家已处于战争之中。无力以国家手段从根源上克服诸如移民、恐怖主义或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的挑战，或制定长期策略来应对它，越来越多的政客把赌注放在国内的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上，并且承诺会让各自的国家再次“强大”起来。[4]在财政紧缩时代，作为雇员、主权参与者（Mit-Souveräne）、学生或者公共基础设施的使用者，人们显然已不能再在这些角色中作为男/女公民而得到更多。政治运作的重心由此就转移到国家归属感的维度，转移到对给予保障与重建（假想的）往昔辉煌的承诺。

这一衰退征候的清单很容易延长：对于一种无政府式的、单方面的去全球化的向往，或者例如在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出现的认同运动（identitäre Bewegung）；不断增长的敌视外来者和反伊斯兰情绪；所谓仇视犯罪（Hasskriminalität）浪潮，当然还有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或者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等威权煽动者的上台。

2015年深秋，所有这些都已经伴随着公共话语的歇斯底里和残暴以及主流媒体某种特定的随波逐流而发生了。要是不使用“自然灾难”（Naturkatastrophe）和“传染病”（Epidemie）等类似的概念，人们似乎就无法谈论难民和移民的问题。[5]没有了对沉着冷静和实用主义的吁求，不去对这些事件予以历史语境化，当然也不会随之对单一事件采取较为相对化的态度——取而代之的是，恐怖威胁和移民问题在德国被描画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需要注意，不是自德国重新统一以来）的最大挑战。无论在群众游行中还是在互联网上，突然流行起来的都是诸如“说谎报纸”（Lügenpresse）、“女总理的独裁”（Kanzlerinnendiktatur）和“国家告密者”（Volksverräter）这一类的字眼。

本书就是要在“大衰退”（die große Regression）的概念之下，对这些征候展开讨论。超越所有天真的进步信念（或许这是“大衰退”概念的应有之义），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是，应在不同的地区和领域建立外在于权力的制动效应（Sperrklinkeneffekte），否则我们就有可能会退化到“文明化”的某种既定标准之下了。[6]而与此同时，这一概念还要进一步将另一个难以把握的现象考虑进去：这就是，关于全球化后果的阶段性争论，本身已退回到在近二十年前就已经达到的标准之下。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当选马上会使我们反复地记起曾经的两则预言性的忠告：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曾说，21世纪有可能会变成“威权主义的世纪”[7]；还有就是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著作《筑就我们的国家》（Stolz auf unser Land），在这本书中，他将全球化的后果（以及“文化左派”的角色）问题化了，并列举了一系列可能出现的倒退——“粗俗煽动者”上台，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增长，一个“奥威尔式的世界”（Orwellsche Welt）降临，被依赖者的反抗，“施虐狂”的回忆，对于妇女和社会少数群体的憎恨和歧视性话语。[8]

在1998年问世的那本文集中，达伦多夫提出了上述他的这一展望，而那时正值第一波反思全球化的高潮。这些年来又出版了许多著作，人们读到了更多的说法，都可以作为对2016年系列事件的评论。维尔海姆·海特迈耶（Wilhelm Heitmeyer）早就警告过，要提防“一种威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压统治”和“狂暴的右翼民粹主义”。[9]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预言，全球化会导致“社会的解体”，并且警告说，“保护主义的反弹”并非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前景。[10]

很多相应的评估都建立在某种“波兰尼式构造”（polanyische Mechanik）的第二次大转型之上。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他1944年问世的经典著作《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描绘了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怎样从较小型的、封建的、由农业塑造的且在政治、文化和制度上一体化的社会关联中解体的，这导致了一系列的伴生后果和反抗运动，直到经济被再度嵌入民族福利国家的层面中去。[11]这种地理与社会的空间扩张式的发展现在又得以重复：资本主义把民族国家的边界抛在后面——各种各样的伴生后果和反抗运动也随之一起更新。[12]人们只要想想1998年成立的“金融交易税收和公民援助联合会”（ATTAC，Association pour la Taxation des Transactions financière et l’Aide aux Citoyens），1999年所谓的“西雅图之战”（Battle of Seattle）抗议活动，2001年左翼在巴西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召开的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13]或是右翼方面，民粹主义抨击全球化的第一波成果：1996年美国共和党预选中，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s）令人惊讶的强力胜选（罗蒂和罗德里克都曾论及此事），或者约尔格·海德尔的奥地利自由党（Jörg Haiders FPÖ）在1998年奥地利的议会选举中获得第二高的选票。

把当时建议的各种解决方案概括起来——联系着波兰尼曾经描绘过的历史进程——就要求得到解放的经济再度嵌入全球的各个层面。通过跨国机构的建立，政治本应被要求能够寻求全球方案来解决全球问题；与此同时将会出现一种相应的精神状态——一种普世主义的“我们—情感”（Wir-Gefühl）。[14]

尖酸的讽刺于此出现，即当时还只是初具轮廓的全球化危机，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全面成为现实——国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金融和货币危机，最后是大规模的移民浪潮——然而人们对这一切根本就没做好政治上的准备。而在主观方面，一种坚实的普世主义的“我们—情感”显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相反，我们在今天所经历的是在种族、国族、宗派等各方面的“我们/他们”区隔的复兴。“文化之争”的逻辑很快就在假想的“历史终结”之后替代了冷战年代的敌友划分模式。

如果说基于这一背景，在2015年深秋蔓延开来的衰退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视野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叙利亚的冲突，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尼斯恐怖袭击，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崛起，土耳其的未遂政变及其政治反应，特朗普的胜选，等等——都融汇成了一幅更加晦暗的图景。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谈论的都是全球化危机，本书中多篇文章都强调这一点，它关系到全球化的激进市场（marktradikale）形式，但我们同样应当说说新自由主义危机。就此而论，本书所辑入的文章应被理解为对如下问题的研究：在多少不同的方面——不妨稍加变化地引用恩斯特–沃尔夫冈·伯肯福德（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的说法[15]——新自由主义民主派是以他们自身已不复能保障的前提为生存条件的：提供某种意见多元主义的媒体，在其中人们可以体验到某种自我效用（Selbstwirksamkeit）的诸如工会、党派或协会等各种中间组织，能表达不同阶层利益的真正的左翼政党，不会把教育简化为“人力资本”供给和死记硬背的填鸭式作业的教育系统。

或许，作为一种时代观察，“大衰退”就是全球化危机和新自由主义危机共同作用（zusammenwirken）的结果：由于对全球的相互依赖关系缺乏政治上的调节而产生的这些问题，遭遇到在制度和文化上都缺乏准备的社会。

本书希望承接上个世纪90年代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并加以延续扩展。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们在这里表达的是他们对这样一些紧迫问题的思考：我们怎样陷入了这一状况之中？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后，我们将站在哪里？我们如何才能够遏止全球衰退并从中恢复过来？它所涉及的是这样一种尝试，即面对民族主义的国际形式，在三个层面上建立某种跨国的公共空间：在各位撰稿人的层面上，在所研究的现象的层面上，在发行的层面上——本书将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出版。

我首先当然要感谢各位慷慨的撰稿人，他/她们共同完成了这一挑战，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拿出了高质量的文章。接下来我要感谢的是不同国家的出版界的伙伴，感谢他们对这个项目的信任，感谢马克·格莱夫（Mark Greif）和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的建议。这本书的出版计划，如果没有我在苏尔坎普（Suhrkamp）出版社的同事们的支持，就不可能实现。还要特别感谢伊迪斯·巴勒（Edith Baller）、菲利克斯·达姆（Felix Dahm）、安德烈亚·恩格尔（Andrea Engel）、伊娃·吉尔莫（Eva Gilmer）、佩特拉·哈特（Petra Hardt）、克里斯托弗·哈森查尔（Christoph Hassenzahl）、克里斯蒂安·海尔布伦（Christian Heilbronn）、娜拉·墨丘里奥（Nora Mercurio）和詹妮卡·吕特（Janika Rüter）。

柏林，2016年12月

孙柏/译

[1] 乌尔里希·贝克：《合作还是失败？欧盟的生存危机》（“Kooperieren oder scheitern. Die Existenzkris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收录于《德国与国际政治小册子》第二辑（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2, 2011），第41—53页。

[2] J. J. 麦斯纳（J. J. Messner）：《2016年脆弱国家指数》（Fragile State Index 2016, Washington: The Fund for Peace, 2016），第7页。

[3] “证券化”在此即指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者将一个问题转变为“安全”问题的过程，由此政治性的极端手段能够以安全的名义使用。——中文版编者

[4] 参见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对他人的恐惧：论移民和危言耸听》（Die Angst vor den anderen. Ein Essay über Migration und Panikmache, Berlin: Suhrkamp, 2016）。

[5] 一些视觉上的例证也可以突出这一点：相关照片上经常可以见到戴着口罩的人们（尽管确实有实用的原因），就像2015年9月绊倒难民的匈牙利女摄影师也戴了一副。

[6] 参见奥利弗·纳赫特威（Oliver Nachtwey）的“退行的现代化”概念，见纳赫特威：《下行社会：论衰退的现代中的反抗》（Die Abstiegsgesellschaft.Über das Aufbegehren in der regressiven Moderne, Berlin: Suhrkamp, 2016）。

[7] 拉尔夫·达伦多夫：《全球化评注》（“Anmerkungen zur Globalisierung”），见乌尔里希·贝克编：《世界社会的视角》（Perspektiven der Welt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8），第41—54页，第52—53页。

[8] 理查德·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德译本：Stolz auf unser Land. Die amerikanische Linke und der Patriotismu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9），特别是其中的第四章“一种文化左派”，第43—103页，见第81页及以后。

[9] 维尔海姆·海特迈耶：《威权资本主义，对民主的清除和右翼民粹主义》（“Autoritärer Kapitalismus, Demokratieentleerung und Rechtspopulismus. Eine Analyse von Entwicklungstendenzen”），收入迪特马·洛赫（Dietmar Loch）和维尔海姆·海特迈耶编：《全球化的阴暗面：西方式民主下的右翼极端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和宗教分离主义》（Schattenseiten der Globalisierung. Rechtsradikalismus, Rechtspopulismus und separatistischer Regionalismus in westlichen Demokrati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8），第497—534页，第500页（斜体）。

[10] 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界限：经济一体化和社会解体》（Grenzen der Globalisierung. Ökonomische Integration und soziale Desintegration,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2000［1997］），第86页。此外，在这一语境中，我们还可以提到例如本雅明·巴伯（Benjamin Barber）：《可口可乐和圣战：资本主义和基要主义是怎样废除民主和自由的》（Coca-Cola und Heiliger Krieg. Wie Kapitalismus und Fundamentalismus Demokratie und Freiheit abschaffen, Bern/ München/Wien: Scherz, 1996）；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利润压倒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的世界秩序》（Profit Over People. Neoliberalismus und globale Weltordnung, Hamburg/Wien: Europa Verlag, 2000）；薇薇安·福瑞斯特（Viviane Forrester）：《经济的恐怖》（Der Terror der Ökonomie, Wien: Zsolnay, 1997）；罗伯特·B. 赖希（Robert B. Reich）：《新世界经济：国家经济的终结》（Die neue Weltwirtschaft. Das Ende der nationalen Ökonomie, Berlin/ Frankfurt: Ullstein, 1993）；哈罗德·舒曼（Harald Schumann）、汉斯–彼得·马丁（Hans-Peter Martin）：《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繁荣的攻击》（Die Globalisierungsfalle. Der Angriff auf Demokratie und Wohlstand,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96）；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全球化的阴影》（Die Schatten der Globalisierung, Berlin: Siedler, 2002）。

[11]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olitische und ökonomischer Ursprünge von Gesellschaften und Wirtschaftssystem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8 ［1944］）。

[12] 参见菲利普·G. 策尔尼（Philip G. Cerny）：《全球化和新的集体化贸易的逻辑》（“Globalisierung und die neue Logik kollektiven Handelns”，其中对于波兰尼的援引非常清晰），收入乌尔里希·贝克编：《全球化的政治》（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8），第263—296页。

[13] 当时还出现了更多富有影响的出版物和理论诊断，例如纳奥米·克莱恩斯（Naomi Kleins）的《不要Logo！市场力量全球玩家的奋斗——一场只有少数赢家而多数失败的游戏》（No Logo! Der Kampf der Global Players um Marktmacht – ein Spiel mit vielen Verlierern und wenigen Gewinnern, München: Riemann, 2001）；或是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帝国：世界新秩序》（Empire. Die neue Weltordnung,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2002）。

[14] 参见乌尔里希·贝克：《普世主义的视野，或战争就是和平》（Der kosmopolitische Blick oder: Krieg ist Fried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4）。

[15] 在另一个文本中，伯肯福德称：“自由的、世俗化的国家是以它自身已不复能保障的前提为生存条件的。”见伯肯福德：《作为世俗化过程的国家的出现》（“Die Entstehung des Staates als Vorgang der Säkularisation”），收入其《国家，社会，自由：对国家理论和宪法的研究》（Staat, Gesellschaft, Freiheit. Studien zur Staatstheorie und zum Verfassungsrech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7 ［1967］），第42—64页，第60页。

01— 民主的疲劳

Arjun Appadurai

阿尔君·阿帕杜莱

1949年生于印度孟买，现为纽约大学戈达尔媒体、文化与传播学教授，2016—2017年度柏林洪堡大学民族志研究所访问教授。近著《修辞金融业：金融衍生品时代语言的失败》（Banking on Words: The Failure of Language in the Age of Derivative Fina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是否正在见证世界范围内对自由民主的抵制，及其被某种民粹专制主义所替代的趋势。这一趋势在特朗普执政的美国、普京执政的俄罗斯、莫迪执政的印度和埃尔多安执政的土耳其已有明显迹象。此外，我们也知道现存有很多集权政府（匈牙利的欧尔班［Orbán Viktor］政权、波兰的杜达［Andrzej Duda］政权），以及在法国、奥地利和其他欧盟国家，都有右翼威权统治的大肆鼓吹者。这些国家的总人口几乎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这种全球性的右倾趋势越来越令人担忧，但我们对此却很少有合理的解释。因此，我在本文中力求对此做出一种解释，并提供一种欧洲式的思路作为替代性的方案。

领导人和追随者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周围新民粹主义者中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传统的分析习惯让我们觉得，政治领域的重要活动和变革总是与领袖魅力、政治宣传、意识形态及其他因素有关，所有这些因素都假定领导人和追随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如今，领导人和追随者当然是有联系的，但这种联系只是领导人的野心、远见和战略与其追随者的恐惧、伤痛和愤怒之间偶然且部分的重合。在新民粹运动中上台的领导人，通常有着排外、父权制和专制的执政风格。他们的追随者可能也拥有一些类似倾向，但也会对社会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恐惧、愤怒和怨憎。这几种倾向可能会彼此交锋，特别是在选举的时候（不管他们是被操纵还是被监督）。但具体的交锋点却不甚明晰。为什么一些印度和美国的穆斯林投票给莫迪和特朗普？为什么一些美国女性推崇特朗普？为什么来自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群体如今投票支持右翼政治家？要解决这些难题，我们需要把新民粹主义中的领导人和追随者相互分别开来予以思考。

来自上层的消息

新民粹主义领导人承认他们渴望在国家主权陷入危机之时成为国家领袖。这种主权危机最明显的征兆是，没有哪个现代民族国家能控制其国民经济，无论最富裕的国家还是最贫穷的国家都是如此。美国经济基本掌握在中国手中；中国依赖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原材料；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东石油；几乎所有现代民族国家都依赖来自少数强国的尖端武器。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的基础，这一论断从来就十分可疑。现在，两者更是越来越不相关了。

以普京掌权的俄罗斯为例。2014年12月，普京签署了一项法令，以“俄罗斯不是欧洲”为核心原则，制定国家文化政策。这一举措反映出俄罗斯对西方文化和欧洲多元文化明显的敌意，普京将其定义为“被阉割的和不育的”[1]，这两个带有性指涉的修辞，使俄罗斯的男子气概成为一种政治力量。这种修辞明确呼吁重回传统俄罗斯价值观，并基于深厚的斯拉夫文化崇拜情绪和亲俄罗斯文化政治的历史。这份文件的直接语境是乌克兰战争的一触即发，俄罗斯反政府摇滚乐手安德烈·马卡雷维奇（Andrey Makarevich）音乐会被取消，还有造反猫咪（Pussy Riot）乐队长期受到骚扰。该政策要求在整个俄罗斯建立一个“统一的文化空间”，并清楚地表明，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和统一性是反对国内文化少数派和国外政治敌人的重要工具。

土耳其在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领导下，也将文化变成了国家主权的战场。他主要的战略手段是倡导重回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传统、语言形式和帝国盛况（他的反对者称之为“新奥斯曼主义”的意识形态）。土耳其的这一愿景也承载了其全球野心，对俄罗斯干预中东的抵制，以及与国内渴望加入欧盟的势力的抗衡。这种新奥斯曼姿态也是埃尔多安边缘化和取代作为现代土耳其象征的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ürk）世俗民族主义的努力中的关键部分，带有更多宗教意味和帝国风格。土耳其还对艺术和文化机构进行严格审查，并直接镇压受欢迎的政治异议人士，如2013年的戈兹公园（Gezi Park）事件。

在很多方面，要了解新的威权领导人如何生产和维系民粹主义战略，最佳案例是纳伦德拉·莫迪——现任印度总理的右翼理论家。莫迪长期以来都是印度民族主义右翼（Hindu Right）的主要成员和积极分子。他于2001—2014年担任古吉拉特邦（Gujarat）首席部长，并于2002年参与了全州范围对穆斯林的种族屠杀。这一行动的导火索是，印度教成员乘坐的火车在途径古吉拉特邦时，受到了当地一些穆斯林的袭击。印度许多进步人士坚持认为莫迪积极策划了这场屠杀，但他设法克服了许多司法和民事谴责，并于2014年成功当选印度总理。他公开拥护以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tva）为执政理念，并同当今世界的许多威权民粹主义者一样，将极端的文化民族主义与鲜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结合在一起。在他执政的近三年里，印度对性、宗教、文化和艺术自由的攻击空前激烈，这些行为系统地瓦解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遗产，以及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原则。莫迪将种族纯化的修辞与清洁卫生的话语联系在一起。对外的印度文化形象（尤其强调数字现代性与印度教的纯正性相结合）和对内的印度教统治是印度主权的基石。

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11月8日在美国大选中获胜，成为我们最新的噩梦。特朗普自当选以来，已开始按其选举计划进行内阁任命和政策宣告。我们不能指望选举胜出可以缓和他的风格。特朗普发出的讯号，以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整合了仇视女性、种族主义、排外心理和狂妄自大，这些讯号集中体现为两个极端：一个是隐性的，一个是明显的。显在的信号是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通过加强对外军事实力，重新谈判多项他认为损害了美国财富和威望的贸易协定，将美国企业从各类税收和环境制约中解放出来；最重要的是，通过贯彻落实“登记”在美穆斯林的主张，驱逐非法移民，收紧美国边境，大范围加强移民管制。这隐含的信息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并反映出一个事实——那些白人感觉自己在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已经失去了想象中凌驾于黑人、拉美裔和各类移民之上的霸主地位。特朗普修辞学上的最大成功是将源自希腊的纯正白人血统植入他每一次宣扬“美国”伟大的特洛伊木马中，因此，让美国再次伟大是用公开的方式许诺美国白人将再次伟大。关于美国全球势力的讯息第一次成为狗哨，令白人再次成为美国的统治阶级。拯救美国经济的讯息已经转变为拯救白人的讯息。

所以，这是新专制民粹主义者的共同点：他们之中没人能真正控制国民经济，因其已被通常意义上的外国投资者、全球协议、跨国金融、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所绑架。他们都想将净化民族文化作为获取全球政治权力的途径；他们都对新自由资本主义表示友好，并采用适合自身的模式，让新自由资本主义在印度、土耳其、美国或俄罗斯顺利施行；他们都试图将软实力转化为硬实力，毫不手软地压制少数民族和异己分子，扼杀自由言论或利用法律镇压他们的对手。

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欧洲，发生在特蕾莎·梅（Theresa May）执政的英国、欧尔班·维克托执政的匈牙利、安杰伊·杜达执政的波兰，以及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越来越有话语权的“主流”右翼政党之中。在欧洲，这一趋势的导火索是对最新一波移民潮的恐惧，对一些主要城市遭遇恐怖袭击的愤怒与震惊，当然还有英国脱欧的冲击。因此，民粹威权领导人和政客在欧洲大陆随处可见，他们的领导方式混合了新自由主义、文化沙文主义、反移民愤怒和多数主义暴狂，这种组合也是本文讨论的主要模式。所以这是一种审视新威权民粹主义者及其诉求的方式。那追随者又如何呢？

人民之声

如前文所言，解释民粹专制主义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不能假想追随者只是简单地支持或服从那些来自他们似乎崇拜的领导人的理念。当然，这些领导人所谴责或承诺的内容与他们的追随者所恐惧或相信的内容之间有一定的重合或兼容性。但这种重合只是部分的，大众追随者们（即那些允许莫迪、普京、埃尔多安和特朗普，以及欧洲的梅、欧尔班、杜达掌权的人们）拥有自己的信仰、情感和动机。为解释这种情况，我采用了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在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2]中提出的洞见。赫希曼对人们如何回应企业、组织和国家的衰败提供了权威的阐释：保持忠诚、退出或是抱着修复或革新的期待“呼吁”对立、反抗或抱怨，从而防止衰退。赫希曼的独道之处在于将消费者的行为与组织和政治行为相联系，以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了解到普通人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容忍对商品和服务的失望而不更换品牌、会员组织或国家，以及这种容忍能够维持多久。这本出版于1970年的著作，在全球化开始消解国家经济、本地社群和地方身份的逻辑之前，就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做出了深刻洞察。另外，这本书写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兴起之前，因而还无法预见到21世纪世界失望和抗议的本质。

然而，赫希曼的观点提醒我们，英国脱欧首先是退出，而退出总是某种程度上关联着忠诚与呼吁。赫希曼的术语对我们今天有何帮助？我认为，从支持特朗普、莫迪、埃尔多安和其他〔准〕威权民粹主义实权人物和新兴领导者的大众来看，如今备受支持的退出是一种形式的呼吁，而并非替代性的呼声。具体而言，赫希曼说得对，选举是公民发声并对他们的领导人表示失望或满意的主要方式。但今天的选举已成为远离民主的“退出”而非论证和修复民主的手段，最近的美国大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些支持特朗普的6200万美国人在投票给他的同时，也就反对了民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票是投给了“退出”。这与莫迪的选举、埃尔多安的选举以及支持普京的伪选举如出一辙。

在以上的各种情况中，以及欧洲许多民粹主义者的掌权范围里，民主自身会产生疲劳，这种疲劳是那些宣称要废除其国家民主模式中所有自由的、可协商的和包容性的成分的领导人赢得选举的基础。人们可能会反对，但所有民粹主义者都是靠这种民主的疲劳而平步青云并以此建立自己的事业的——不妨看看斯大林、希特勒、庇隆（Juan Peron）和其他20世纪前半叶的许多领导人吧，他们都利用了那个时代和其国家民主的失败。那么今天民主的疲劳有什么新鲜之处？

当今世界大范围对民主本身的厌倦感有着特殊的逻辑和语境，对此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以及基于网络的动员、宣传、身份建构和寻找同类的可能造成了一个危险的错觉，即无论我们是谁，不管我们想要什么，我们都可以找到同伴、盟友、朋友、合作者、皈依者和同仁；第二，任何民族国家对维系经济主权所做的努力都难以为继；第三，世界范围内人权意识形态的传播，已赋予异乡人、外国人和移民事实上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去追求最低限度生存的权利，尽管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很难受到欢迎并且必须面对苛刻的入境条件。总而言之，这三个事实加深了对民主制度始终要求的正当法律程序、协商理性和政治耐心的全球性的难以忍受。在这三个因素之外，我们还要再加上：世界性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福利缩水，以及正是依靠放大我们都正冒着金融灾难的风险的看法而得以繁荣昌盛的金融业的全球渗透——持久的经济恐慌氛围加剧了人们对于民主的缓慢暂存性的不耐烦。许诺给国家带来繁荣的民粹主义领导人总是故意营造这种恐慌。纳伦德拉·莫迪最近宣布停止流通旧版面值500和1000卢比的钞票，以彻底根除印度经济中的“黑钱”（未缴税现金），这就是一个引起经济困境和恐慌的绝佳案例。当今的印度，这些价值分别为约7欧元和14欧元的纸币是贫民阶层和中产阶级工人、消费者和小商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此，全球威权民粹主义的故事又书写了新的篇章，它的基础是领导人的野心和承诺与其追随者的心态之间的部分重合。这些领导人憎恨民主，因为这是他们狂热追求权力过程中的障碍。而追随者是民主疲劳的受害者，他们认为选举政治是退出民主的最好方式。这种憎恨和疲惫在文化主权的空间里找到了自然的共通基础，在为怨恨的多数人、国家民族纯洁性和全球复苏所写的，通过软实力的许诺来获得种族胜利的剧本里付诸实现。这种文化上的共通基础不可避免地掩盖了大多数威权领导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已被充分证明的裙带资本主义，与其广大追随者真正的经济困境和焦虑之间的深刻矛盾。这也是排他政治的一个新地带，其目标是外国移民、国内少数族裔，或两者兼有之。只要就业机会、养老金和收入继续缩减，直到左翼自由派呼吁重新分配收入、社会福利和公共资源的具有说服力的政治信息出现，国内少数族裔和外国移民都将继续充当受害者和替罪羊。现实点儿来说，这不是一个短期计划，但必须是排序最高的中期计划。在这方面，欧洲走在最前沿，所以最后我回到欧洲大陆。

欧洲将去往何方？

英国脱欧的影响还在持续。但其结果表明，欧洲的气氛并非与全球的右倾趋势和许多成员国对欧盟越来越矛盾的态度无关。除英国自身政治的具体问题以外，还要考虑其他一些基本情况。

首先，英国脱欧是关于欧洲是什么以及欧洲意味着什么这个长期且频繁的论争的最新版本。这一论争与欧洲这个概念本身一样古老。关于欧洲的边界、身份和使命的问题从未得到解决。欧洲是西方基督教的产物吗？是罗马法和罗马帝国的孩子吗？是诞生于希腊理性和民主价值观，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世俗主义，又或者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普世主义和世界主义？这些可替换的意象彼此斗争了几个世纪，仍然存在深刻的分歧。这是不同阶层、地域、国家和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拥护的意象，其中没有哪个意象曾完全处于支配地位，也没有哪个意象彻底消失。它们还与血腥的内战、大规模的宗教分裂以及旨在消灭少数族裔、外国人、异教徒和政治异议分子的残酷行径共存。这些因素的相互结合，一直延续到今天。

不难看出，对新移民（以及现有移民人口）的恐惧是最近法国、荷兰和德国等欧盟核心国家反对欧盟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波兰、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它们反对布鲁塞尔的欧盟领导人关于欧洲国家接受难民和其他移民的配额、标准和法律类别的规定，认为这将给国家带来直接冲击。同样明显的是，这种对欧盟新移民方案的不满加深了这种感觉，即欧盟成员资格是许多成员国经济福利的净损失。这种退出力求收复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可能恢复的那种经济主权。事实上，关于移民的争论（通常是欧洲右翼政治运动和议程的中心议题）是将经济主权问题转化为文化主权问题的典型例子，这种转化和置换就位于（我所谈到的）全球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核心。

在欧洲，各种支持“退出”欧盟的运动也是那些利用选举程序退出民主的运动，前文中我曾以美国、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为例做过解释。欧洲在民主疲劳的情况下最尖锐的问题是，许多政治集团和政治运动希望在没有民主负担的情况下收获全球化的好处，而对英国而言，欧盟成员国身份关系着国内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因此，特蕾莎·梅最近访问印度与纳伦德拉·莫迪举行的会谈，使我们得以一见民主从世界退场之后全球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未来面目。两位领导人商定了跨国恐怖主义问题（意指巴基斯坦），以及英国对印度基础设施的金融投资，但英国在双方关心的印度留英学生签证配额问题和印度在英“逾期逗留”人士的签证问题上话语强硬。因此，一个在英国脱欧公投中上台的保守党领袖和一个世界级的印度右翼民粹威权主义者是在对签证和移民问题的讨价还价中，协调着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当新的威权主义领导人不再受到国内民主的束缚，并被遭受民主疲劳的大批追随者推向权力顶峰时，这是一个如何做生意的掠影。特朗普和普京已经有密切的联系，莫迪和特朗普在美国的印裔追随者也已经紧密结盟。

欧洲自由民主制正身处危机边缘。从瑞典到意大利，从法国到匈牙利，很明显，民主的疲劳已抵达欧洲。在欧洲，选举同样成为对自由民主说“不”的方式。其中，德国正身处重要而危险的十字路口。它可以利用其充足的财富、稳定的经济和历史的自觉来捍卫欧盟的理想，欢迎来自非洲和中东的难民，寻求和平解决全球政治危机的途径，利用欧元的力量推进国内和整个欧洲的平等。或者，它也可以退出，关闭边界，囤积财富，让欧洲其他国家（和整个世界）自行解决自身问题。这也许是来自德国右翼的信息。但这将是一个愚蠢的选择。全球的相互依赖是既定事实，德国的财富与其他国家一样依赖于全球经济。“退出”的解决方案对其无益。德国别无选择，只能推进欧洲的民主化进程，而民主的欧洲是反对威权民粹主义的世界范围斗争的重要源泉。

但对德国而言，有效的方案是让欧盟的其他成员，特别是南欧和东欧的国家相信，这并不是经济紧缩和强制性财政纪律的声音。换句话说，德国在国内对移民的温和政策和文化宽容，与处理欧洲内部债务和应对希腊、西班牙及意大利等财政主权大幅削减的国家的苛刻做法并不相符。这是个棘手的问题，毕竟德国财富还依赖于强大的欧元，而没有德国的财富也就没有德国的自由主义。这里的挑战是，德国是否可以支持那些右倾欧洲国家的自由民主力量，以及这种支持在不让德国（再次）扮演欧洲霸权角色的情况下是否可能。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不易解决，却又无法避免。德国的自由民主制无法在欧洲威权民粹主义的海洋中独自存活。所以，到最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欧洲的自由公众（工人、知识分子、活动家、决策者）在欧洲内部建立起一项跨越国家边界的共同事业，去推动经济和政治的自由主义。我们需要自由的诸众（multitude）。面对当前欧洲及世界上正在崛起的后退的诸众，这是唯一的答案。

王尔晴/译 孙柏/校

[1] 弗拉基米尔·普京2014年12月12日在联邦议会的总统发言；英译文见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9825（2017年1月引）。

[2] 阿尔伯特·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败的回应》（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02— 寻找目标与命名的症状

Zygmunt Bauman

齐格蒙·鲍曼

1925年生于波兰波兹南，2017年逝世于英国利兹，最后任教于利兹大学。他获得过无数奖项，其中包括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的特奥多尔·阿多诺奖（1998）和阿斯图里亚斯女亲王奖（2013）。近著《对他人的畏惧——论移民与流言》（Die Angst vor den anderen. Ein Essay über Migration und Panikmache, Berlin: Suhrkamp, 2016）。

远方传来了号角声，我问仆人，这是什么意思。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闻。在大门口，他拦住了我，问道：“主人，你上哪儿去？”“我不知道。”我说，“我只想离开此地，只想离开此地。只是要离开此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的目标。”“那么你知道你的目标？”他问。“是的，”我回答他，“我方才不是已经说了么：‘离开此地’。这就是我的目标。”

——卡夫卡：《启程》[1]

越来越多的人听到号角声，开始焦躁不安，继而奔波向前。此时需要提出两个问题：这些人来自哪里？他们要奔往何处？仆人可能认为主人会知道，正如卡夫卡所描述的，他们会询问并一再确定目的地是哪儿。然而，谨慎和负责任的主人，尤其是那些最富远见者，可能不愿给出直接的答案，他们最多敢于解释“来自哪里”这一问题（他们渴望从保罗·克利［Paul Klee］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描绘的历史天使［Angel of History］的惨痛经历中汲取教训。历史的天使无法阻挡地被推向未来，它背对着未来，面前成堆的残骸如同山积，直追天空，它的眼睛紧紧盯着过去和现在令人胆寒的愚蠢与恐怖，只能以最大的善意猜测与幻想它要前往的目的地）。他们意识到，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奔波向前，但是他们背对着的是“神秘的未知之境”（Great Unknown），关于他们期望到达的目的地的线索实在太少。但是这样的回答可能会令仆人困惑不堪。抑或，这个回答可能会将他们的焦虑和气愤上升到恐慌和暴怒的程度。

如今，我们觉得，一直以来行之有效——在对抗和应对危机的时候，即使不算万无一失——的权宜之计与策略已经或即将失去效力。但是我们尚未找到别的方法取而代之。人类历史的连续跳跃、扑朔迷离已经与自然灾害的不可预料、难以控制不分伯仲，更有甚之，人类对历史的掌控以及由之产生的决心和希望已然消散。

如果我们仍然相信“进步”观念（这绝非不言而喻的定论），那么如今，我们倾向于认为它混合着祝福和诅咒，并且随着祝福所占比重的减少，诅咒正在稳步上升。我们的前辈依然坚信，未来是希望的寄寓之所，最为安全也最有保障。但我们想得更多的是由此带来的各种恐惧、焦虑和担忧：工作岗位日益稀缺，收入降低减少了我们和子孙生活的机会，我们的社会地位更加脆弱，我们在生活中取得的成就更加转瞬即逝，我们所掌握的工具、资源、技能与我们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最重要的是，我们感觉越来越难以掌控自己的生活。我们就如棋盘上的棋子，被不知名的玩家移来移去；他们——即便对我们并无敌意，也不会残忍对待我们——并不理会我们的需求，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随时准备牺牲我们。曾几何时，人们认为未来意味着更为舒适和快捷，可现如今，人们视这个想法为可怕的威胁，担心自己会被鉴定、归类为既没有能力也不适合担当未来之重任者，丢失价值和尊严，由此被边缘化、被排斥、被遗弃。

我想集中探讨一下我们当前状况的症状之一——近期上演、不知何时才会落幕的“移民恐慌”这一戏剧性事件，以其为窗口来窥探隐藏在我们当前境况之下的某些可怕事实。

首先有出境/入境（emigration/immigration，知道来处/知道去处）；然后出现移民（migration，知道来处，但去往何处？）。它们由一整套不同的法律和逻辑所支配，根源上的分歧决定了它们的差异性。尽管如此，它们产生的影响却有相似之处，这主要取决于目的国的社会心理状况的实质。这些差异和相似被不可阻挡的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浪潮所放大。前者将所有真正的或假定的主权领土变成了“连通器”，“连通器”内的液态物来回流动，直到两端达到同等水平。后者将刺激扩散、模仿行为以及“相对剥夺”的区域和尺度延伸到全球范围。

入境现象——正如慧眼独具的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在当今移民潮爆发前就曾指出的，“会被加以政治控制，人们会对这一现象或限制，或鼓励，或接受，或进行规划。但移民的情况远非如此”[2]。随后，艾柯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人们交互运动的疆界扩展至全球，是否有可能将入境与移民区分开来？”正如他在回答中所说的：“欧洲仍在努力解决的入境问题，实际上是移民问题。第三世界正在叩击我们的大门，即使我们不同意，它也会进来……欧洲将成为一个多民族大陆，或‘有色’大陆……无论你喜欢与否，情况必将如此。”而且，让我补充一句——无论“他们”所有人都喜欢还是“我们”所有人都厌恶。

从什么时候开始，出境/入境问题变成了移民问题？轻叩我们大门的入境细流在政治上是可控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变成了一种准自足、自行的大规模移民浪潮汹涌而至，裹挟着不断增强的形态各异、临时拼凑的政治诉求，淹没或绕过我们的大门？从什么时候开始，量的增加变成了质的变化？此类问题的答案势必众说纷纭，饱受争议，即便我们能够回溯某一时刻，作为毫无争议的分水岭、转捩点，也仍将如此。

将这两种现象区分开来的是“同化”（assimilation）问题：这一问题在入境概念中很常见，在移民概念中却明显缺席——最初只能用“熔炉”或“杂糅”这些说法来填补，而现在，“多元文化主义”开始盛行起来。这一概念是指，在可预见的未来保持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而不是趋向文化同质性、本质上仅仅起临时刺激作用的一个阶段。为了避免造成当今事态与旨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之间的混乱——由于暧昧不清，“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变得声名狼藉——我们建议用“大离散”（diasporization）这一概念来取代它。这表明，由于移民现象，当今事态出现两种关键特征：一是相较于自上而下的监管，当前事态更多地受制于基层的进程与影响；一是相较于文化凝聚力，散居国外的人（diasporas）更多地依靠劳动分工互相联系。

艾柯在1997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以1990年的纽约市为例，发现当时纽约“白人”占43%，“黑人”占29%，“西班牙人”占21%，“亚洲人”占7%。在20年后的2010年，“白人”却只占33%，且人数越来越少，即将成为少数族裔。[3] 世界各大洲的主要城市数量不断攀升，在这些城市中，登记在册的不同种族、宗教和语言类别的人口数量非常相似，分布比例也类似。让我们回顾一下，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其中大部分都在大城市居住。全球的城市人口，其生活模式往往每天都会进行设定和修改。

不管愿意与否，作为城市居民，我们发现自己都正处于这样的境地，即我们要根据每天的变化开发出新的生活技能，并且很可能这种情况会永久持续。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梦想着文化同化（单边）或融合（双边），并将梦想付诸实践，现在我们要开始面对——尽管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情愿，也时常遇到严峻的抵抗——交往与摩擦并存的未来前景，这种相互交往与摩擦冲突体现在邻国不可化约的身份多样性与离散居民的文化混杂性之间。文化异质性将很快成为人类共居的城市模式不可消除的典型特征。但是这样的前景并不容易实现，面对文化异质性，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或是一种坚决的、强力的、好斗的排斥。

这种不宽容，艾柯认为：

先于任何教义学说。在这个意义上，不宽容有其生物学根源。在动物间，它表现为地盘性，基于通常表面肤浅的情绪反应——我们不能容忍那些与我们有所不同的人，因为他们皮肤的颜色与我们不同，因为他们说的语言我们不懂，因为他们吃青蛙、狗、猴子、猪或大蒜，因为他们文身……[4]

在重点强调为何如此旗帜鲜明地反对共同信仰时，艾柯重申：“差异说不会产生不受控制的不宽容：与此相反，它们只不过对预先存在、积蓄已久、极易扩散的不宽容加以利用。”[5]这一陈述与著名的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尔特（Fredrik Barth）的主张不谋而合，即界限不会因显而易见的差异而划定，恰恰相反——由于事先划定了界限，人们才注意到或创造了差异。根据这两位思想家的观点，人们编造出各类教义学说是为了对已然存在、多数情况下根深蒂固的情感进行回溯性的“理性”解释和辩护，而这些情感大多是居心叵测的、反对诋毁的、不怀好意的、忿恨难平的、睚眦必报的。

艾柯甚至表示，不宽容的“最危险形式”会在没有任何学说的情况下出现。[6]毕竟，人们可以就某一原则清晰的教义学说进行争辩，以逐个反驳其明确的断言，并揭示其潜在的假设。然而，人类的原始冲动与这样的争论探讨格格不入，甚至对争论有天然的免疫力。我们或许应该指控原教旨主义者、整体论者、种族主义者和民族沙文主义煽动者助长并利用已然存在的“原始不宽容”来获得政治利益，从而扩大了其影响，加剧了其病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导致了不宽容这一现象。

那么，该到哪里去找寻这一现象的起源与动因呢？归根结底，我认为是对未知的恐惧。其中，“陌生人”和“外来者”（人们对此定义不足，知之甚少，只是觉得其行为不可预测，难以应对）即为最突出的象征：因为他们近在咫尺，显而易见，因此显得触手可及。在我们锚定了目的地并标明通达目的地之路径的世界地图上，他们的位置尚未绘制，依然未知（按照定义，一旦被标定位置，他们就不再属于陌生人，而是被归入其他类别）。他们的状况让人不禁联想到古代地图上的警告标示“此地有狮”（hic sunt leones），这些标示就镌刻在宜居及已居的城镇（οϊκουμένη）郊外。但是现在，这些神秘邪恶、令人生畏的野兽，披着移民伪装的狮子，已经离开了它们遥远的巢穴，悄悄地蹲踞在我们隔壁。如果在此类地图草创时期，人们还可以谨慎小心地不去它们的巢穴附近冒险，并借助这样一种简单策略远离麻烦，而如今这样的做法已不再有效。现在，“野兽们”就蹲在我们的门前，只要出门，你就无法避免地会与它们相遇。

总而言之，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人们可以试图对入境现象加以控制（即使收效甚微），但就移民而言，无论我们做什么，它都必然会遵循自己的逻辑。这个过程将持续很长时间，与之伴随的是，人类境况目前正经历的另一更为广泛也可以说影响最为深远的转变。这一问题，正如乌尔里希·贝克这位伟大的社会分析家所表明——他生前专注于研究19和20世纪之交人类社会存在哪些显著的发展趋势及其未来前景如何——即，我们的世界性困境已然来临与我们事实上缺乏世界主义意识、理念或态度这两者之间的尖锐冲突。我们当前最为困惑的窘境、最为不解的忧虑与烦恼均根源于此。我们的“世界性困境”，贝克指的是，世界范围内人类的物质与精神相互高度依赖的境况，也就是别处所称的全球化。在这一困境与我们调整行动以适应其前所未有之要求的能力之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我们现在掌握的依然是过去服务于自治、独立、自主等状况的手段，这些手段是为了解决（其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于相互依存关系的确立，领土自治和主权受到损害与削弱而引发的棘手局面。

有很多简单但合理的方式可以用来概述人类往事，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我们”时而零散、时而突然的扩张故事——这一故事肇始于一群采集狩猎者（根据古生物学家的推测，人数不会超过150人），然后是部落和帝国之“想象的整体”，直到当代或联合或结盟的民族国家或“超级大国”。然而，现存的政治组织没有一个能真正达到“世界性”（cosmopolitan）的标准；所有政治形态均将“我们”与“他们”作为相互对立的阵营。阵营双方的每一成员兼具整合功能与区隔功能于一身——事实上，双方正是通过与对方划清界限的方式才能实现上述整合功能或区隔功能。

纵观人类物种历史，这一“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划分——两者时而并置时而拮抗——是人类“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挥之不去的基本特征。“我们”和“他们”正如头和尾的关系，是同一硬币的两面；而单面硬币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辞。对立双方均从“反面定义”对方：“他们”即“不是我们”，“我们”即“不是他们”。

在政治组织一体化逐步发展、不断深化的早期阶段，这种机制运作良好——但随着兴起的“世界性条件”开始对政治议程施加影响，这种机制已不再适用于新的形势。事实上，它绝对不适合执行人类一体化历史中的这“最后一次飞跃”：将“我们”这一概念及人类共同居住、相互合作和团结一致的各类实践，提升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程度。人类历史长久以来充满各种小规模的飞跃，而从历史中脱颖而出的这最后一次飞跃绝不仅是量的差异，而是存在质的差别，是前所未有、未经实践检验的一次飞跃。它呼吁的恰恰是将“归属”（即自我认同）问题与领土或政治主权问题相分离：一百多年前，为了应对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多民族的现实状况（multinational realities），奥托·鲍尔（Otto Bauer）、卡尔·莱纳（Karl Reiner）和弗拉基米尔·梅内姆（Vladimir Menem）等人曾大声呼吁过这一主张，但它从未被考虑付诸政治实践或缔结政治条约。

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主张似乎不可能实现。情况恰恰相反：大多数当前的症状[7]表明，人们越来越热衷于搜寻“他们”——最好是那些陈旧过时的、确定无疑的、心怀敌意的外来者，这样人们就可以轻松地强化身份、划定边界和设置门槛了。为了应对领土主权的逐步侵蚀，越来越多当权者的“自然”情感和常规反应往往是推卸自己的大国责任，背弃先前赞同共享资源和协调政策的承诺——这样一来，他们为了应对事实存在的世界性困境所欲采取的各项规划和事业也就渐行渐远了。这种情势只会加剧全球的混乱，使得现有的政治权力机构不可避免地逐渐失去效力。在这种情势下，得利者主要是那些披着合法性外衣的跨境金融家、投资基金和大宗商品交易者；而最终失败的主要是那些倡导经济和社会平等、遵循国内和国际正义原则的人，以及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人口，而这些人的数量可能还会持续增加。

各国政府并没有郑重地做出协调一致的长期承诺，来消除由此产生的恐惧感，而是积极酝酿推动社会问题“证券化”（securitization），进而带动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证券化”，以此填补合法性空白，这种空白是社会规范的缩减和战后建立一个“国际大家庭”努力的消散而留下的。政治精英、海量信息和娱乐媒体不露痕迹地结成紧密联盟，借助各类蛊惑人心的宣传，对普遍存在的恐惧感推波助澜，煽风点火。不管意欲何为，这些恐惧都被视作不断熔炼政治资本的宝贵矿石——缺乏监管的商业巨头及其政治游说团体和政策实施者对这一资本垂涎三尺，虽然他们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是这一政治资本更为正统的各类变种。

整个社会自上而下——连同各色劳动力市场，其吹笛手向我们平民大众（hoi polloi）奏响和谐欢唱的曲调——出现了一种相互（也是先天的）不信任、怀疑和恶性竞争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下，公共精神及互助互利的萌芽开始窒息、枯萎和凋零（假若其蓓蕾尚未被强行掐断）。就利益协调而言，为共同利益奋斗的团结行动一天天丧失价值，其潜在影响逐渐暗淡；携手并进致力于共享利益的想法渐失吸引力，由此，积极参与对话以求相互认可、相互尊重、真诚理解的动力正在消失。

“如果国家成为大型邻域（neighbourhoods），那么邻域也有可能会变成小国。其成员将组织起来对抗陌生人，保护地方政治与文化。历史上，邻域已经变成封闭的或地方性的社群……无论何时，国家都是开放的。”——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三十年前从过去积累的经验中总结道，并预示在不久的未来这种情况将会重演。 [8]沃尔泽预示的未来已经成为现实，他的预期与诊断已然得到证实。

成为一个国家，无论大小，意味着同一个基本事实：领土主权，即在自己的边境内，拥有作为居住者行动的能力，而不需要听从他人的命令。一段时期以来，邻域逐渐融合成或被认为注定会融合成民族国家（nation-states）这一更大的单元（其前景是人类文化/法律/政治/生活的统一化和均质化，即使不会即刻发生，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实现）；大国对小国、民族国家对本土性和“地方性团体”宣布旷日持久的战争之后，我们进入了“辅助化”（subsidiarization）时代：各国急于推卸自己的义务、责任，推脱整顿（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世界性状况所导致的）混乱秩序的繁琐任务；而就在昨天，地方性社群和行政区划还争相承担这些责任，并努力争取更多责任。当前，最显而易见、最富冲突性、最具爆炸性的标志是，人们意图放弃康德关于即将到来的“人类公民大联合”（Bürgerliche Vereinigung der Menschheit）的愿景，与之伴随的则是现实中金融、工业、贸易、信息领域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升级，以及不断涌现的各种违法形式。这跟一种“小国寡民”式的心态和情感与日益世界性的生存现实之间的对抗交锋紧密相关。

事实上，由于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权力与政治分裂，目前各国正在成为稍大一些的邻域，挤在模糊松散、相互渗透、无法设防的边界内。旧的邻域——一度认为会与其他中间政权（pouvoirs intermédiaries）一起被丢进历史垃圾桶——则奋力扮演“小国”的角色，最大程度地利用起历史遗留的准地方政治和国家垄断特权；正是这种曾被小心翼翼维护、不可剥夺的垄断特权，将“我们”与“他们”区隔开来（当然反之亦然）。对于这些小国而言，“向前”意味着“重返部落”。

在一个部落遍布的地域内，冲突双方规避并固执地停止一切说服、劝诫或相互转变的努力。相异部落的任何一个成员都必须保持其低劣性，这是上天选定、须永生偿还的债务，或者至少是这样被看待和对待的。其他部落的劣等性是其无法磨灭、不可抗拒的境况，是其无法消除的耻辱烙印——注定会抵制任何平反昭雪的尝试。一旦“我们”和“他们”按照这样的规则进行区分，那么对抗双方的每次相遇都不再是为了缓解冲突，而是发现和创造更多的证据证明任何缓解冲突的措施都是有悖理性和无法实施的。怀揣力求莫惹是非、避免灾祸的企图，不同部落的成员囿于优等/劣等的圈子，彼此擦肩而过，互不交流。

假若居住在（或流放到）灰色的边界地带，对于作为构建“秩序规则”和“正常状态”的认知范畴，人们与生俱来或被迫做出的反应是要么抵抗要么逃避，这就导致了“因为未知，所以危险”这种境况。他们的原罪或不可饶恕之罪责在于导致了精神和实干能力的丧失，其本身即为他们自然的行为混乱的后果——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下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对此是如何理解和定义的。此外，鉴于“我们”坚决拒绝与“他们”进行旨在对抗和克服相互之间最初的不理解的对话，这一原罪在通往救赎的过程中将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分派到灰色地带是一自我推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已然启动并随着沟通的中断（毋宁说是对沟通的先验拒绝）而不断加剧。归根结底，将理解的难度上升到道德训令和天赋责任或历史责任的高度，是设置并强化区分“我们”与“他们”之边界的主要原因和重要推力——尽管基本上不限于用宗教或种族的条条框框来区分“我们”和“他们”——以及其基本任务与功能。作为两方的交界面，模糊不清又充满矛盾的灰色地带不可避免地成为领土中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而且往往是唯一的）构成部分。在这灰色地带上，“我们”和“他们”之间上演着无情的战争，战斗已经打响了。

——

作为全球颇具权威的公众人物，面对当今凶险邪恶、混乱无能的世界，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可能是唯一敢于并坚持深入挖掘其源头的人，在荣获2016年度查理曼大帝奖之际，他声明：

我们应不厌其烦地重复强调“对话”这一词。我们呼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促进对话文化（a culture of dialogue）的发展，从而重建社会组织。对话文化有必要成为学生真正应该学习的内容，这门学科能够教导我们将他人视为真正的对话伙伴，尊重外国人，倾听移民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心声。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所有的社会成员形成“一种将对话突显为一种相遇形式的文化”，并“在寻求公正的、反应敏捷的和包容的社会的同时，创造一种能达成共识和协定的手段”（《福音的喜乐》［Evangelii Gaudium］，239）。和平将是持久的，只要我们用对话这一武器来武装我们的孩子，教导他们如何在相遇与协商的论争中打一场完美的胜仗。这样，我们遗留给他们的将是这样一种文化，它创制出的策略导向生存，而非死亡，导向包容，而非排斥。[9]

方济各教皇立刻又加了一句，传达了另一层含义，与对话文化紧密相关，实际上是其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这种文化……应该成为我们学校教育的一部分，跨越学科的界限，教导年轻人采用不同的方式解决冲突，而不是追随我们惯常的做法。”

将传播对话文化作为教育的任务，让我们扮演起教师的角色，这明确地表示，现在困扰我们的这些问题将在很长时间内无法解决——继续采用“我们惯常的方式”，我们终将徒劳无获。但这些问题对于对话文化来说，则是一种机遇，可以找到更加人道（和有望取得效果）的解决方案。古老但绝不过时的中国民间智慧教导我们：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

目前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无法依赖魔杖、捷径或即时疗法就能解决的；它们呼吁的不啻为另一场文化革命。因此，也需要深思熟虑和长远规划：呜呼悲哉，生活在当下之暴政的匆忙岁月里，艺术总体而言遭到遗忘，很少出现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需要重拾和发扬生活的艺术。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冷静的头脑、钢铁般的意志和巨大的勇气；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真正长远的视野——以及足够的耐心。

杜玉生、朱玉梅／译

[1]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启程》（“The Departure”），收入《弗朗茨·卡夫卡短篇小说选》（The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of Franz Kafka, London: Penguin, 1988），第449页。

[2] 翁贝托·艾柯：《移民，容忍，与不容忍》（“Migration, Tolerance, and the Intolerable”），收入翁贝托·艾柯：《论道德五篇》（Five Moral Pieces, London: Secker ＆ Warburg, 2001），第93页。

[3] 《纽约城市邻里关系的变动中的种族和族裔构成》（“The Changing Racial and Ethnic Makeup of New York City Neighborhoods”），见http://furmancenter. org/files/sotc/The_Changing_Racial_and_Ethnic_Makeup_of_New_York_City_ Neighborhoods_11.pdf#page=3＆zoom=auto,-193,797（2017年1月引）。

[4] 艾柯：《移民，容忍，与不容忍》，收入艾柯：《论道德五篇》，第99—100页。

[5] 艾柯：《移民，容忍，与不容忍》，收入艾柯：《论道德五篇》，第100页。

[6] 艾柯：《移民，容忍，与不容忍》，收入艾柯：《论道德五篇》，第101页。

[7] 在我的著作《怀旧的乌托邦》（Retrotopia, Cambridge: Polity, 2017）里我列举了更多这样的症状。

[8] 迈克尔·沃尔泽：《正义的领域：为平民主义和平等辩护》（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c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第38页。

[9] “查理曼大帝奖颁奖典礼：方济各教皇受奖词”（“Conferral of the Charlemagne Prize: Address of His Holiness Pope Francis”），2016年5月6日，见http://w2.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speeches/2016/may/documents/ papa-francesco_20160506_premio-carlo-magno.html（2017年1月引）。

03— 晚期新自由主义的进步和倒退的政治

Donatella della Porta

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

1956年生于意大利的卡塔尼亚，现为佛罗伦萨高等师范学校政治学教授，并担任社会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近著《紧缩时代的社会运动：将资本主义重新带入抗议分析》（Social Movements in Times of Austerity: Bringing Capitalism Back into Protest Analysis, Cambridge: Polity, 2015）。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唐纳德·特朗普获胜，这一结果被广泛视作倒退对进步的胜利。同样的，英国脱欧公投也被认为体现了狭隘观念威胁到过去占主导地位的普世性视野。世纪更迭，我们见证了左派的一系列强有力的动员行动，例如全球正义运动（1999年的“西雅图之战”；2001年首次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或者像“金融交易税收和公民援助联合会”［ATTAC］这样的组织出现）；还有2008年经济危机后的一系列反紧缩政策运动，如占领华尔街和西班牙“愤怒者”（indignados）运动。而最近几年的另一个特征是，政治上的阴暗面重新浮现。就是说，反动的政治运动在15年前的欧洲就已有初步迹象，而这不应被忘记：1999年，约尔格·海德尔任党魁的极右翼奥地利自由党（FPÖ）在议会选举中位列次席，促成了由奥地利人民党（ÖVP）成员沃尔夫冈·许塞尔（Wolfgang Schüssel）任总理组阁的右翼联合政府；几年后的2002年，法国总统大选中，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虽然最终败给了雅克·勒内·希拉克（Jacques René Chirac），但是他一度获得17.4%的得票率。从以上事件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差不多同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表现出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对抗。

调查显示，左翼的社会根基从工人阶级转变为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是1960年代到1970年代新社会运动的主力。全球正义运动让我们再次关注由新自由主义的疯狂蔓延中的失意者所发起的运动。他们联合了“白领”阶层、“蓝领”阶层、失业者和学生。[1]然而同时，基于对全球化各个方面的不满和对抗，右翼民粹主义的队伍也在壮大。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全球化的获益者和失意者之间的新分裂，其中失意者通常有着排外和反移民等形式独特的民族主义诉求。[2]

危机造成的政治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让人毫不意外。事实上，左派和右派同时都在频繁地发动社会运动。[3]当然，特朗普大选获胜和英国脱欧公投是否是真正的民粹主义运动，而非别样形式的民粹主义政治，这还须拭目以待。

接下来，我会先提到一些资本主义转型带来的主要社会挑战。然后再探讨它们造成的涉及进步和反动政治的不同影响。最后我会提示一些我认为有助于或是进步或是反动运动发展的政治状况。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挑战

新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危机可以用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双重运动来理解。首先，社会承受着市场化的压力，然后出现了寻求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波兰尼在1944年的著作《大转型》中，首先提到了19世纪的自由主义浪潮。[4]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的转型也很明显。 波兰尼反对劳动力和土地的商品化，他认为金钱如果不受节制，也许最终会摧毁社会。就像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拉沃伊（Michael Burawoy）曾经提到的：

劳动力交换时如果没有避免工伤、失业、过度劳作、工资低于生存线的一些举措，就难免会造成一些危机。资本家可榨取的劳动力就会锐减。同样的，如果土地以及更广阔的自然都臣服于商品化，那么人的基本需求将不能得到满足。如果钱被用来赚钱，比如通过货币投机，那么钱的价值将变得不确定，它也无法再作为交易的工具，这会使生意从商业中绝迹并导致经济危机。[5]

波兰尼集中分析了一些可能出现的反向运动的特定形式（比如动员那些诸如在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变化之下感到被背叛的人群）。这种反向运动（Countermovement），事实上是反冲运动（neactive movement），有着自卫的立场以及保守的姿态，目的是反对鼓吹市场主导社会其他方面的意识形态。举两个例子，在很多情况下，当农民感受到社会契约中他们得到的哪怕是最微小的保护遭到侵犯后，农民起义就会爆发。同样的，粮食问题引发的暴乱通常会被认作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被破坏后的现象，比如公共土地被没收，市场解除对诸如面包这一类生活必需品的调控。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反向运动寻求的是重建传统上受保障的权利，它可以推动进步叙事并提供一种更加兼收并蓄和参与式的憧憬，但它也可能会借鉴倒退的政治模式和排他的、走民众路线的（plebiscitarian）政治理念。

新自由主义经济教条在政治上的后果已然揭示了类似于波兰尼所描述的“大转型”的过程。在对于疯狂蔓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的抵抗掀起了一波社会保障运动的浪潮（包括所谓“第一世界”的社会民主，还有“第二世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之后，国家福利紧缩以及广泛抨击国家政策造成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又成为主导潮流。伴随着新自由主义运动的转向，资本主义再次开始依靠剥夺式积累，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比如，废除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控制金融市场——马克思曾说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典型形式。[6]劳动力、土地和金钱的商品化通过如下方式得以实现：解除劳动力市场管制，取消工人保护措施，侵占土地，金融资本重新全面放开等。

反作用力（类似于波兰尼所说的反向运动）浪潮再次出现，大致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进步的，秉持着包容的、普世性的观念，追求扩大公民权利；另一个是倒退的，渴望复兴过去的规则，在这种规则下仅限一部分人的权利得到保护。在开始讨论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动的反向运动为什么会出现之前，我先阐明我对进步的反向运动形态的几点观察。

进步运动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反抗

2010年到2014年针对紧缩政策的抗议，是对基于大众政治和制度权力的分离而产生的政治上被剥夺感的反应。它们针对的都是各国国内的状况，尽管它们也意识到发生抗议活动的各个国家在全球层面上的关联。从2008年的冰岛开始，到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有2013年的加济公园（Gezi Park）抗议运动，联结起不同社会阶层的需要，以及既有意识形态（它提供社会与政治组织的具有吸引力的别样选择的前景）的普遍衰败，使得多元论和宽容的身份认同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多样性被赞颂为最重要的价值。它在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是强调参与式和协商式的决策模式。[7]然而，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对当下的进步政治也产生了影响。和1999年第一波针对无节制的新自由主义的反抗浪潮相比，这次，我们可以察觉到社会基础的变化，对捍卫在国家范围内应受保障的传统权利的重新关注，以及强调道德保护以限制不道德的资本力量。

反对紧缩政策的运动联合了不同阶层和社会群体，他们有时候被称作“朝不保夕一族”（precariat），其共同点是自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受害者。朝不保夕显然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和文化状况，在这样的状况下，发起运动的积极分子有很多都是失业者或不充分就业者。“阿拉伯之春”运动的主力就是最边缘化的年轻人，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人群在南欧（在葡萄牙，他们把自己定义为“没有未来的一代”）也发起了各种各样的运动。这些年轻人并非像传统观念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他们往往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富于可塑性，而且曾经被称为全球化的“赢家”，然而今天这已与他们的自我认识愈行愈远。

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并不是在新自由主义对于公民社会权利的冲击中唯一感到失意的社会群体。比如，有两个群体的利益曾经得到过充分的保障：退休人员和公务员。但是现在，他们的生存状况（包括医疗、住房、教育）在不同程度上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同样的，蓝领工人，无论是在大工厂还是在小工厂工作，无论这个工厂已被关闭还是正面临被关闭的危险，他们都加入到了抗议的浪潮中。因为年轻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中的大部分都参与了抗议，所以受紧缩政策影响的人群有三分之二都走上了街头。[8]

就像齐格蒙·鲍曼颇具权威性地指出的那样，[9]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社会流动，通过强制的流动性和由此引发的不安全感，摧毁了个人、集体以及政治认同的旧有根基，于是身份认同的进程受到变化中的新自由主义文化的强烈塑形，并且再一次扮演了核心角色。当劳动运动也发展出了一个由复杂的意识形态支撑的不同身份，而新的社会运动把注意力引向了对性别权利和环境保护的特定关切的时候，反对紧缩政策的抗议者的身份认同进程看上去挑战了个人化及其恐惧和排外主义，转而呼唤一种包容性的公民身份。他们的自我定位非常宽泛——公民，个人，或99%。这些反对紧缩政策的积极分子发展出了一套道德话语，呼吁恢复福利保障，但总的来说也〔愤怒地〕表达了对体制不公平的强烈不满。

国家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团结的共同体的基础（通过比如升国旗，或者像西班牙社会民主力量党［Podemos］的例子——呼唤“祖国”［la patria］），然而他们也发展出一种普世主义的视野，将一个包容性的民族主义和对于全球性问题寻求全球性解决的需要结合起来。一种强劲的道德框架也生长出来，以对抗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将公共服务商品化的意识形态宣传。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为他/她自己的存活负责，并宣称自私的动机是有益的——这种犬儒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因为此前既已存在的权利而受到指责，并且引致重建这些权利的要求。人们呼吁团结和回归公有，以对抗被认为不公平和缺乏效率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由于经济危机通常伴随着政治合法化的危机，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群体感到在体制之内无法再被代表了，体制本身被日益看作牢牢掌握在大公司的手里。对于政治和经济勾结的批判声音越来越强烈。[10]今天，抗议者踊跃批评大公司和〔不负责任的〕跨国组织日益膨胀的权力，以及由此连带造成的国家政府主权的丧失。进而他们还提出，各个政府和政治阶层要对他们认为的民主被绑架的情形负一般性的责任。然而，他们并不是要发展一种反民主的态势，他们呼唤的是参与式民主和普遍回归服务于公众的社会公益。与表现为寻求广泛支持的少数群体联盟的全球正义运动相反，[11]反对紧缩政策的运动就其集体性的身份建构了一个宽泛的定义，力求涵盖最大多数的公民。

在这种情况下，反对紧缩政策的抗议行动提出的要求主要就是对公民权利的捍卫，这些公民权利本来是1960和1970年代在“第一世界”民主国家、“第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里产生的。[12]尽管以聚焦于国家主权，反对〔在选举问题上不负责任的〕全球精英对公民权利的剥夺为特征，但是2011—2014年的反对紧缩政策的抗议行动仍捍卫作为人权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反对1%的人的腐败（相应的，99%的人在捍卫他们的权利），是一场反对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寡头统治者手中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反对紧缩政策的抗议行动是向后看的保守运动，因为他们要求恢复失去的权利，并且激烈地斥责民主的堕落。然而，他们也是向前看的，希望把对于社会权利的关注和文化包容性的诉求结合在一起。

由于极度不信任现存的代议制，这些运动已经向国家提出了要求，同时也在实验替代性的参与和协商式的民主模式。在西班牙的露营地运动（the acampadas）中，示威者原先在马德里的太阳门广场（Puerta del Sol）搭建的帐篷，变成了实验新的民主形式的场所。然而，受到挑战的并不是民主本身，而是它的腐化——就像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indignado）中一幅宣传海报上写的那样：“他们称之为民主，但这并不是。”（Lo llaman democracia y no lo es.）在2011年的西班牙，通过要求“真正的民主”（¡Democracia real ya!），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们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参与和协商式的——民主观念，并且在运动进程中发展了他们自己的组织形式。当新自由主义攻击社团主义的主张者（他们曾经提倡福特式资本主义［Fordist capitalism］下的社会公约——首先是工会，但公民社会的很多组织也被整合到社会保护的条款中来）时，新涌现的运动开始主张由公民自己来践行的直接民主理念。

虽然有时并不明显，但这些运动的进步性是不可否认的。特别是在南欧，抗议运动的政治影响体现在一般层面上社会的广泛政治化以及政党体系的深度变化上。这些运动的诉求，现在在各国的议会中（从西班牙社会民主力量党到葡萄牙的左翼集团［Bloco de Esquerda］，或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Movimento 5 Stelle］），甚或是在政府本身当中（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都能找到。[13]甚至在英国和美国这两个最明显能感觉到转向反动的民粹主义的国家，占领抗议运动也在政党政治中遗留下了它们的印记：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被选为工党领袖，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民主党的初选中也获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在公开的论辩中，左派的进步运动却因右翼政党的成功而暂时黯然失色。

倒退运动？

特朗普胜选和英国脱欧等事件加深了我们的这一印象：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大衰退”的时代。而且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强化：法国的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有着悠久历史，德国有右翼的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在迅速壮大，还有澳大利亚、丹麦、挪威、瑞典、波兰以及匈牙利——这些国家都能给我们这样的印象。美国的“茶党”（Tea Party）、德国的“欧洲爱国者反伊斯兰化运动”（PEGIDA）、英国的“保卫英国联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法国的“归属者阵营”（Bloc identitaire）、意大利的“房屋占领运动”（CasaPound）都是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崛起的右翼政治力量的代表。虽然因为缺乏足够的经验证据，我们无法就这一倒退的转向展开详细分析，但至少可以提出一些相关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辨识出新自由主义之下不满情绪的社会基础，它助长了政治上右翼的转变。社会学家和政治学者宣称已经确认作为全球化之结果的新分裂，这一分裂将全球化的获益者（他们支持退出的选择）和失意者（他们反对这一选择）截然分离开来：

全球化的获益者可能包括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家和相关部门的合格雇员，还有世界公民。相反的，全球化的失意者是处在传统上受保护的部门的企业家和合格雇员、所有的低技术员工，还有对自己的国家有着强烈认同的公民。[14]

然而，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初数据显示，蓝领工人和向下流动的中产阶级不是支持特朗普和“脱离”运动的唯一力量（甚至不是首要力量）。富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也是支持者的中坚。金钱在右翼力量的胜利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大公司和资金充足的智库先支持了茶党，之后支持了特朗普的竞选。大量的钱财用于媒体宣传，散播明显虚假的简单信息，以期引发公众的恐惧，并利用他们的愤怒去寻找各种替罪羊，同时动员美国共和党的传统保守基础。当然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但这是不能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像从前一样，倒退的反向运动伪装成要与99%的人团结在一起，但实际上它仍享有那1%的强有力支持（就如股市对特朗普胜选的积极反应，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个要讨论的问题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不满采取了右翼的形式。它们与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左派的表现相当不同，不仅在它们所宣称的社会—政治的内容上，也在其组织模式上。对右翼民粹主义的研究早已指出文化方面的分歧——一边是普世主义，一边是排外主义——这使得左派和右翼截然区分开来。[15]这是造成当今社会局面的关键。此外，右翼政治的特征在于它特殊的组织形式，即依靠强硬的个人领导而不是公民的广泛参与。这一点很明显和进步的政治运动不同。

近期的进步运动也被看作民粹主义运动，因为他们寄希望于人民的意志，而拒绝迎合腐败的精英。然而这样理解民粹主义似乎太显“单薄”了，毕竟任何政党或任何运动都寄希望于人民。相反，我们要采取另一种对民粹主义的概念化，将其定义为民众主体性（popular subjectivity）的形式。如政治学者肯尼斯·罗伯茨（Kenneth Roberts）所指出的，社会运动“是由自我建构的市民群体或网络所采取的集体行动的自发形式，民粹主义通常涉及通过控制社会动员的渠道、节奏和组织形式而起主导作用的个人对于民众主体性的擅自挪用”。另一方面，罗伯茨对民粹主义的定义很适合用来描述特朗普选战的现象：

民粹主义根本不需要广大选民参与集体行动，而只需要个人在国内选举或全民公投中投出自己的一票而已。尽管民众主体性的这两种形式都挑战建制化的精英阶层，但社会运动自下而上地动员了这一挑战性的力量，而民粹主义通常是由一个反精英的领导者自上而下地发动广大选民。[16]

一边是社会运动，一边是民粹主义——这两者的对立极为鲜明，特别是在用民众路线和参与式民主两相对比人民与领导人之间关系时：

这些联结最终体现了非常不同的民众主体性和集体行动的形式。主体性的参与式联结或模式为公民提供了一个直接的角色，以挑战精英阶层或参与民主协商和制定政策。他们本身更倾向于依靠草根集体行动的自发和自我建构的形式，有时是通过正式的制度渠道，有时是出离于（甚至反对）正式的制度渠道。相反，在民众路线的主体性联结或模式底下，被自上而下动员的广大选民——经常是无组织的——便会拥戴一个权威人物，或认可其领袖的政治主动权。投票站或全民公投经常会带来这种民众拥戴的结果，而且这是从草根集体行动的自发形式中无法预料的。的确，在民粹主义领袖和高度碎片化的广大选民之间，直接的、无中介的关系经常成为民众路线式吁求的基础。[17]

尽管这两种类型的主体性都会诉诸“人民”的字眼并且斥责精英，但民粹主义所依赖的民众路线根本不会赋予作为整体的人民以权力，而是把权力交给一位个人领袖。这种民众路线式的转向可以被看作一种倒退的政治，其领导人以反建制性的话语来吸引大众，他们对“人民”加以操控，而不是让他们真正参与进来。

第三个问题是，一个倒退的反向运动会在什么样的政治条件下发展起来？这个问题尚待讨论。一般而言，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会关注政治机遇与挑战如何影响、塑造这些抗议运动。关于进步运动的研究已清晰地显示，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危机的不满的某些特征受到了对大萧条的政治回应的影响，尤其受中左派（特别是政党）的政治策略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拉丁美洲的反对紧缩政策的抗议行动的研究显示，最不稳定的抗议浪潮发生在那些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不同意见无法通过政党政治来表达的地方，因为所有主要的政党几乎全都支持新自由主义政策。[18]一种相似的情形正出现在欧洲，在那里，当左派被认为仍在捍卫自由市场而缺乏真正有意义的替代性方案之时，诉诸重新恢复有关〔排他性的〕社会保护的右翼观点所带来的后果就会显得更富戏剧性。[19]

运动和反运动：几点总结

对新自由主义的不满以及新自由主义自身的危机以不同的政治形式表现出来。在左翼，抗议往往采取有组织的网络化的社会运动形式；而在右翼，则有新的政党浮现，同时其他政党通过发展领导人与其追随者之间的民众路线式联结而得以转型。正如我们在历史中经常看到的那样，在左翼这里，对新自由主义的不满的根源会被纳入普世主义和阶级的话语框架中。然而在右翼，同样是这种不满，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定位在排他的和仇视外来者的话语之中。这并不意味着反动的运动必然更加成功，而是说，就像过去曾经发生的那样，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的时代，左翼的前进步伐受到强力的阻碍（比如劳工运动一旦获得胜利，接下来就一定是反动的反扑）。

虽然进步主义政治依然很有活力，但是右翼近期取得的显著成功无疑给左派的处境带来了挑战。首先，选举或公投中社会基础的分裂对于进步政治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以看到对不满的表达往往可以同时采纳几种不同的逻辑——反抗商品化（如最传统的劳资冲突），但也有反抗再商品化（以商品和服务的私人化形式）和去商品化（借助大规模的失业和劳动力的派遣制把经济过程的参与者从市场中驱逐出去）。[20]

与此同时，比起此前全球正义运动全盛时期的进步政治浪潮，更有甚之的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左派对跨国合作的迫切需求，这种跨国合作可以潜在地削弱先前培养起来的动员结构。对既有权利被剥夺进行在地的抵抗，也与全球性地致力于扼制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的需求相冲突。

最后，进步政治的积极分子和选民通常有着强烈的规范信念，并且习惯于复杂精致的话语，但他们也更难用一般性的诉求和直率的谎言争取过来。所以，他们已经越来越难通过中左派的新自由主义式吁求动员起来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左派在最近的形势进展中是政治上最大的失败者。与此同时，一方面激进左派正日益壮大，尤其在进步的社会运动得到最广泛的传播之处；但另一方面，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运动型政党可以在国家机构中攫取决定权。即使获得了这种决定权（如在玻利维亚和希腊），他们也会在各自国家的内外遭遇巨大的阻力。

要应对这些挑战，无疑需要耐心，但也需要为机遇创造空间，并通过斗争实践在行动中学习， 就像过去的进步政治运动那样。

孙柏、董秦/译

[1] 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紧缩时代的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 in Times of Austerity, Cambridge: Polity, 2015）。

[2] 汉斯彼得·克里西（Hanspeter Kriesi）等：《全球化时代的西欧政治》（West European Politic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 玛努埃拉·卡亚尼（Manuela Caiani）、多纳泰拉·德拉波尔塔、克劳迪乌斯·瓦格曼（Claudius Wagemann）：《动员极右势力：德国、意大利和美国》（Mobilizing on the Extreme Right. Germany, Italy, and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4]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London: Beacon Press, 1957）。

[5] 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紧缩时代的社会运动》，第19页。

[6]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7] 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民主可以拯救吗？》（Can Democracy be Saved?, Oxford: Polity, 2013）；《紧缩时代的社会运动》。

[8] 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紧缩时代的社会运动》。

[9] 齐格蒙·鲍曼：《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 Oxford: Polity, 2000）。

[10] 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The Strange Non-Death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Polity, 2012）。

[11] 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社会运动的民主性》（Democracy in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Palgrave, 2009）；德拉波尔塔编：《另一种欧洲：民主理念和实践》（Another Europe: Conceptions and Practices of Democracy in the European Social Forums, London: Routledge, 2009）。

[12] 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等：《经济危机中的晚期新自由主义及其不满》（Late Neo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in the Economic Crisis, London: Palgrave, 2017）。

[13] 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抗议运动的全球蔓延》（The Global Spreading of Protest,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德拉波尔塔、何塞巴·费尔南德斯（Joseba Fernández）、哈拉·库奇（Hara Kouki）、洛伦佐·莫斯卡（Lorenzo Mosca）：《反对紧缩政策的政党运动》（Movement Parties Against Austerity, Cambridge: Polity, 2017）。

[14] 汉斯彼得·克里西等：《全球化时代的西欧政治》，第8页。

[15] 汉斯彼得·克里西等：《全球化时代的西欧政治》，第8页。

[16] 肯尼斯·罗伯茨：《民粹主义与社会运动》（“Populism and Social Movements”），收入德拉波尔塔和马里奥·迪亚尼（ Mario Diani）编：《牛津社会运动手册》（Oxford Handbook on Social Movemen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第681—682页。

[17] 肯尼斯·罗伯茨：《民粹主义与社会运动》（“Populism and Social Movements”），收入德拉波尔塔和马里奥·迪亚尼（ Mario Diani）编：《牛津社会运动手册》（Oxford Handbook on Social Movemen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第681—682页。

[18] 肯尼斯·罗伯茨：《拉丁美洲的演变历程：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政党体系》（ Changing Course in Latin America: Party Systems in the Neoliberal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9] 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抗议运动的全球蔓延》。

[20] 迈克尔·布拉沃伊：《面对不公平的世界》（“Facing an Unequal World”），载《当代社会学》（Current Sociology），第63卷，2015年第1期，第5—34页。

04— 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反动的民粹主义：一个霍布森选择

Nancy Fraser

南茜·弗雷泽

1947年生于美国巴尔的摩，现任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教授及政治与社会科学学院亨利·A.及路易斯·勒布教授。近著《女权主义的机遇：从国家管理式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Fortunes of Feminism: From State-Managed Capitalism to Neoliberal Crisis, London/New York: Verso, 2013）。

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成为这一系列戏剧性政治变乱的代表性案例，它们共同宣告着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崩溃。这些政治变乱还包括英国脱欧公投、意大利反对伦齐改革、伯尼·桑德斯竞争美国民主党提名，以及法国国民阵线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等。尽管它们的意识形态和目的各不相同，但这些选举中出现的反拨却分享着同一个目标：抵制企业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作为它们推手的政治体制。在任何情况下，选民都会对这一系列致命的组合——经济紧缩、自由贸易、掠夺性债务、不稳定且低收入的工作（这是当今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典型特征）——说“不！”他们的选票代表了民众对这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客观结构性危机的主观政治反应。在全球气候变暖和世界范围内打击社会再生产造成的“慢性暴力”[1]中，这一结构性危机就已出现，并在全球金融秩序近乎崩溃的2007—2008年全面爆发。

然而，直到现在，对危机的主要应对方式还是社会抗议——当然这些社会抗议是令人激奋且生机勃勃的，但大部分是短命的。相比之下，政治体制似乎不太受影响，仍然由政党官员和财团精英掌控，至少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区最强大的国家是如此，如美国、英国和德国。而现在，选举冲击波在世界范围内震荡，甚至全球金融的大本营也未能幸免。那些投票给特朗普的民众，同那些投票支持英国脱欧和投票反对意大利改革的人一样，已经站起来反抗他们政治上的主人了。这些人对〔宣扬企业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嗤之以鼻，他们不再接受过去三十年掏空他们生存条件的政策。令人惊讶的不是他们这样做了，而是走到这一步竟耗时如此之久。

然而，特朗普的获胜不仅仅是对全球金融的反抗。他的选民们所反对的不是简单的新自由主义，而是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这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但却是事实，尽管显得有悖常理，政治联盟才是理解美国大选结果的关键——或许也是理解其他一些方面发展动态的关键。按照美国的政治形式，进步的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是新社会运动中各类主流势力（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LGBTQ权利）的联盟，而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高端的“象征”和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商业领域（华尔街、硅谷和好莱坞）。在这个联盟中，进步力量与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特别是金融化的力量，有效地扭结在一起。但在不知不觉中，前者为后者赋予了更多感召力。像多样性和赋权这样的理想，原则上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如今却为损害制造业和中产阶级或曾拥有生机的那些政策推波助澜。

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大致发展了近三十年，并在1992年随着比尔·克林顿的当选获得认可。克林顿是美国“新民主党”——可以看作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曾领导的新工党的美国版本——的首要设计师和领导者。为取代由制造业工人联合会、非洲裔美国人和城市中产阶级结成的“新政联盟”（the New Deal coalition），他组建了一个由企业家、郊区居民、新社会运动和年轻人构成的新联盟，大家通过拥抱多样性、多元文化主义和妇女权利来宣扬他们现代的、进步的善意。尽管赞同这些进步观念，克林顿政府仍不忘讨好华尔街。将美国经济转交给高盛党人的举措，解除了政府对银行体系的管制，并商定了加速产业空洞化的自由贸易协定。被弃置一旁的是美国中西部的“锈带”——这里曾是新政社会民主的大本营，如今则成为将选举团交给唐纳德·特朗普的地区。过去二十年中失控的金融化逐步蔓延，使该地区以及南方的新工业中心遭受了巨大打击。克林顿的政策由包括奥巴马在内的继任者延续下来，工人群体，特别是从事工业生产的人们，生活条件日益恶化。简言之，工会势力削弱，实际工资下降，临工增多，以及“双收入家庭”的兴起取代了已被废止的家庭薪资（family wage）——克林顿主义（Clintonism）对这一切负有重大责任。

正如这一系列社会现实的最后一点——双收入家庭的兴起——所表现的那样，削减社会保障金的行为被性别解放的虚假魅力所掩盖，这种方式借鉴了新社会运动的策略。虽然呈现为女性主义的胜利，双职工家庭理想之外的现实则是工资水平、工作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每个家庭的工时数剧增，两班制工作增多——现在多是三班倒甚至四班倒，女户主家庭增多，以及拼命要将照顾小孩或老人的工作（carework）转移给他人，尤其是贫穷的、少数族裔的和/或移民的女性。此外，在制造业深陷谷底的这些年里，美国喋喋不休地谈论“多样性”、“女性赋权”和“反歧视斗争”。这是识别精英群体而非追求真正的平等的过程，这些术语将解放等同于在赢家通吃的公司等级制中“有才”的女性、少数族裔和同性恋者的崛起，而不是废止这种公司等级制。这种自由个人主义（liberalindividualist）对进步的理解逐渐取代了1960、1970年代兴起的对解放运动更普泛的、反等级制的、平等主义的、阶级敏感的以及反资本主义的认识。随着新左派的式微，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批判逐渐消失，这个国家特有的自由个人主义心态得以重现，不知不觉间消解了“进步分子”和自我标榜的左派的远大抱负。然而，搞定一切的是与这种演变同时发生的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一个致力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化的政党，在一种主张“冲破玻璃天花板”、“跻身”（男性主导的社会领域）的精英企业女性主义那里找到了它的完美伴侣。

这一发展历程体现出的是资本主义的划时代转变，它始于1970年代，如今已接近尾声。这种转变在结构性方面是很好理解的：早先国家管制型资本主义的有关制度授权政府使私营公司的短期利益服从于国家持续积累的长期目标，而当前的国家体制则授权全球金融系统在保障私人投资者切身利益的基础上管理政府和人民。但在政治方面，这种转变则不太好理解。我们可以引用卡尔·波兰尼的术语来描述它。国家管制型资本主义将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与公共供给相结合，创造性地综合了波兰尼认为的相互对立的两项事业：市场化和社会保护。但这二者的结合牺牲了被他忽视的第三项事业，我们可以称之为解放运动，因为整个体系依靠〔新〕帝国对南方国家的掠夺，通过家庭薪资实现女性依赖的制度化，并通过种族动因将农民和家佣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到1960年代，这些被排除在外的人群正积极动员起来，反对那些要求他们为他人的安全和繁荣承担代价的协议。他们理当如此！但他们的斗争注定要和随后几十年与之并行的另一条战线的斗争相互交织。这第二条战线是致力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正处上升期的自由市场派政党，反对资本主义核心国家正在衰落的劳工运动——这曾是支持社会民主的最强大基础，而现在就算没有完全失败，也至少处于守势。在这一语境中，旨在颠覆固有的社会性别、生理性别和“种族”—族裔结构的进步的新社会运动，发现自己正与寻求捍卫已建立的生活世界和既有利益的人们形成对抗，因为这样的生活世界和既有利益现在已受到新的金融化经济的普世主义的威胁。这两条阵线的碰撞催生了一个新的群体：解放运动的支持者与金融化的党派合作，使社会保护双重化。这一联盟的果实便是进步的新自由主义。

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融合了解放运动被断章取义的理想和经济金融化危害极大的形式。这种混合正是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们完全拒绝接受的。在这个大都市的美丽新世界中留下来的人，当然主要是产业工人，但也还有一些管理者、小企业主，以及靠锈带地区和南部地区的工业生产谋生的人与饱受失业和毒品之苦的乡下人。对这些人而言，产业空洞化的损害与进步的道德主义带来的侮辱相伴而生，这些通常把他们刻画成文化上落后的群体。特朗普的选民们拒绝全球化，也不接受自由的普世主义对它的认同。对一些人（虽然不是全部）而言，这与将自身不断恶化的处境归咎于政治正确、有色人种、移民和穆斯林仅隔一步之遥。在他们眼中，女性主义和华尔街是一丘之貉，完美地统一于希拉里·克林顿身上。

使这种整合成为可能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左派的缺席。尽管会周期性地爆发类似“占领华尔街”的事件，但事实证明这仅是昙花一现。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没有经久不衰的左派，也没有任何全面的左派理论可以一方面激烈批判经济金融化，另一方面也拥有反种族歧视、反性别歧视和反等级制的解放视野，以此来阐明特朗普支持者们的正当不满。同样致命的是，劳动者和新社会运动之间的潜在联系日益微弱。若割裂两者的关系，那些对于一个可行的左派来说不可或缺的两极便愈行愈远，甚至互为反题，彼此对立。

这一状况至少延续至伯尼·桑德斯获得压倒性胜利的总统初选，他在“黑人的生命同样重要”（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激励下努力将这两极团结起来。桑德斯打破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反对“受操纵的经济”——这一模式在过去三十年中以越来越大的规模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他还将炮火对准支持和保护这种经济体制的“受操纵的政治制度”，因为民主党与共和党合谋，几十年来一直压制与结构性改革有关的任何严肃建议，尽管两党在其他方面的斗争充斥着公共领域，并且将其能量消耗殆尽。高举“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旗”，桑德斯唤醒了“占领华尔街”以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民众情绪，并使之成为一场强大的政治叛乱。

桑德斯之于民主党的“起义”，与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在后者从内部颠覆了共和党建制派的同时，伯尼差一点就击败了奥巴马钦定的继任者。但是希拉里的羽翼掌控着民主党每个层级的权力。在这些候选人中，桑德斯和特朗普都点燃了美国选民中的多数群体，但只有特朗普的民粹主义笑到了最后。他轻松地击溃了他的共和党对手们，包括那些深受巨额捐助者和党内大佬青睐的候选人，而桑德斯的“起义”却受到一个远不那么民主的民主党的有效审查。然后，等到大选之时，〔以桑德斯为代表的〕左派选项已经被删除了。

剩下的就只有反动的民粹主义与进步的新自由主义之间的“霍布森选择”（the Hobson’s choice）了。希拉里·克林顿迅速转向狭隘的道德说教，将整个竞选活动的中心聚焦于批判特朗普的“道德败坏”。当然，他确实拥有持续制造、煽动无休止挑衅的天赋，每一个都比之前的杀伤力更大，并制造了无穷无尽的借口以逃避桑德斯提出的议题。但希拉里却把特朗普的这种做派当了真，并上钩了。她针对特朗普侮辱穆斯林和嘲笑妇女，以及自己理应支持桑德斯，而放弃了全部与“被操控的经济”、对“政治革命”的需要、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和金融化的社会成本，以及这些成本极端分配不均相关的言说。她也没有对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与特朗普所持不同的意见——包括他对系列政权更迭、北约的未来和妖魔化俄罗斯的怀疑——提供任何合法性论述。希拉里认为，一个拥有她这样资历的候选人不可能输给一个像唐纳德·特朗普一样粗鲁且毫无准备的人，她认为她所需要做的只是激起道德义愤并静候大选结束。利用惯常的恐吓策略，她的代理人打压桑德斯的支持者。为了防止“法西斯主义”的威胁，选民们需要暂停他们对候选人的批评，并尽可能地“两害相权取其轻”。

但这个策略被证明是灾难性的——不仅仅是因为希拉里·克林顿的大选失败。由于没能理解特朗普得以平步青云的社会条件，坦白而言，希拉里在此次竞选中将她的支持者们及其诉求弃置不顾。其影响便是加深了对于进步派与全球资本狼狈为奸的认知——希拉里在高盛集团的演讲证实了这一观点。远不是要“将她推向左派”，正如一些不情愿的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他们只想让人们更难以对这两个令人头痛的选项做出抉择——反动的民粹主义，还是进步的新自由主义。

事实上，这样的“两害取其轻”的策略已是老生常谈。这是美国左翼的习惯性姿态，每四年重现一次：出于害怕出现一个布什或者一个特朗普的恐惧，而只能将自由的目标保留作腹语并且自我压制。这种策略虽意在让我们摆脱“最糟糕”的选项，但它实际上成为滋生新的和更可怕的对手的温床，而这又反过来让左派继续“失声”——周而复始，成为恶性循环。有人相信如果是希拉里当选，那么政权就将会追随华尔街和那1%的亿万富翁吗？相信这样会减少而不是激起民粹主义者的愤怒？事实上，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感受到的愤怒是相当合理的，即便大部分的愤怒对移民和其他替罪羊不利。但恰当的回应不是道德谴责，而应是政治合法性，同时将愤怒转向金融资本的系统性掠夺。

这个答案也可用来回复那些敦促我们现在应团结新自由主义者以阻止法西斯主义的人。问题不仅在于反动的民粹主义〔还〕不是法西斯主义；而且在于，通过分析，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是完全独立的两个事物——一个是好的，另一个是坏的——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两幅深度关联的面孔。虽然它们绝非完全对等，但两者都是无限制的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们到处破坏生活世界和生存环境，从而唤醒了个人的解放和无尽的苦难。自由主义传达了这一进程的前者，即其解放的面向，同时，它也掩盖了后者带来的愤怒和痛苦。只能在别无选择的境地中走向衰败，这样的情绪激发了各种各样的威权主义，包括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和那些根本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威权主义。因此，〔新〕自由主义远不是法西斯主义的解毒剂，而是同伙。反对法西斯主义（无论是原始、类似的，还是真正的）的真正符咒是施行左派方案，将被压迫的痛苦和愤怒化为深刻的社会改革和民主政治“革命”。直到最近，这样的方案依然难觅踪影，令人窒息的霸权才是新自由主义的常态。但多亏了桑德斯、科尔宾、激进左翼联盟、社会民主力量党——虽然他们并不完美——我们可以再次设想左派势力壮大的可能性。

因此，从今以后：左派应当拒绝在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和反动的民粹主义间做出选择。我们不应接受政治阶层（the political classes）向我们开出的条件，而应致力于借助广泛且不断扩大的社会反感的基础来重新制定现有秩序；我们不应与金融化和解放的联盟为伍来对抗社会保护，而应努力打造解放和社会保护相结合的新联盟来反抗经济金融化。在这个以桑德斯的观念为基础的方案中，解放并不意味着使公司等级制变得更加多元，而是要废除它。繁荣也不意味着股票价值或企业利润上升，而是使所有人过上好生活的物质前提。这个联盟也是应对当下局面的唯一负责任且吸引人的方式。

譬如，我就不会为进步的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流泪。虽然特朗普政府的种族主义、反移民和反生态倾向激起了太多恐惧。我们同样不用哀悼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崩盘和希拉里的铁腕在民主党内部的破碎。特朗普的胜利标志着解放与金融化邪恶联盟的失败。但他身为总统却没能提出一个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案，也没能对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做出承诺，更没有树立牢固的霸权。我们所面对的，是国家权力交接时期的空白，一个可以争夺民心的开放和不稳定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风险与机遇并存：这是建立一个新的“新左派”的大好时机。

左派能否崛起将部分取决于一些在大选中支持希拉里的进步人士的认真反思。他们需要丢掉鼓舞人心却虚假的神话，即他们败给了靠普京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帮助的“一群无耻之徒”（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恐同主义者、仇视伊斯兰者）。[2]他们应当认识到在牺牲社会保障事业、物质财富和工人阶级尊严，并虚构充斥着精英政治、多样性和赋权的解放理念方面，他们自身也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他们需要深思，我们如何改变金融化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实现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理念，并想清楚这在21世纪可能意味着什么。首先，他们需要接触特朗普的选民——他们既不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狂热的右翼分子，而是“被操纵的制度”的受伤者，他们可以并且必定要加入到反新自由主义的新左派事业中来。

这并不意味着忽视对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的密切关注。但这的确可以展示新自由主义长期的历史压迫是如何在当今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找到新的措辞和场域的。我们应当驳斥主导选举的那种不正确的“零和思维”（zero-sum thinking），我们应当把妇女和有色人种所遭受的伤害与那些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自身的痛苦遭遇联系起来。只有这样，一个重生的左派才能为致力于为所有人争取正义的强大新联盟奠定基础。

王尔晴/译 孙柏/校

[1] 暗指罗布·尼克松（Rob Nixon）：《缓慢的暴力与穷人的环境保护主义》（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Cambridge [Mass.]:Ha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德译者

[2] 希拉里·克林顿在一次竞选演说中将特朗普的支持者如此分类；参见《克林顿严厉抨击特朗普支持者》（“Clinton geht Trump-Unterstützer hart an”），载《镜报在线》（Spiegel Online），2016年9月10日，在线见http:// 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usa-hillary-clinton-geht-unterstuetzer-vondonald-trump-hart-an-a-1111773.html（2017年1月引）。——德译者

05— 民粹主义或自由派精英的危机

——以以色列为例

Eva Illouz

伊娃·伊鲁兹

1961年生于摩洛哥的非斯，现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巴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学教授，她为《以色列国土报》撰写了大量文章。近著《以色列——社会学论文集》（Israel. Soziologische Essays, Berlin: Suhrkamp, 2015）。

世界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混乱不堪。在自由与民主的社会里，我们可以观察到民众的激进化，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总体上来说是接受和遵循自由主义的规则的。无论是在美国、法国、英国、奥地利、德国、匈牙利还是以色列，有很多人现在看来都在质疑自由主义的主要动机：宗教和民族的多元主义，通过经济交流和全球性机构将国家整合到世界秩序中，个人和群体权力的扩张，对性取向的多样性的宽容，国家在宗教和种族问题上的中立。在传统的西方自由世界之外的情况则更加令人沮丧：俄罗斯、土耳其和菲律宾的外交政策展现出攻击性、残酷性和沙文主义风格，对欧洲及其价值采取敌对立场，对于法律规则和人权不加遮掩地藐视。

我们习惯性地把原教旨主义看作西方的“他者”行为和思考的特征，从这方面看，很多人都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西方的“他者”来书写。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已出现的最接近的“他者”却是从我们当中产生的。在这里我建议聚焦于这一近似的原教旨主义，这一群体居住在西方或者追慕西方的民主国家，他们似乎受到某种欲望的驱使要回归他们的文化、文明、宗教和民族的“根基”，所有这些都融为一体。当然，宗教和传统推动着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发展；但从根本上来讲，宗教被调动起来是为了捍卫其人民的纯洁性和国家的激进性。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从全球中一个小角落——以色列——出发，探讨这一内部激进化的过程。因为在我们现在正目睹的全球滑向民粹主义至少十年以前，以色列就已经转向了这种倒退的民粹主义政治（所以克里斯托弗·阿亚德［Christophe Ayad］称之为“世界的以色列化”[1]），因而以以色列为例来探讨这一普遍的失序会是非常有趣的。这种反动政治体现在许多方面：当政的利库德党（Likud party）的激进化（特别是在2009年选举之后），它转向另类右翼的以色列人政治，公然意图确立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优越地位（既在领土上也在法律上，例如以色列国会中利库德党的一名重要成员最近提议剥夺阿拉伯公民的选举权）；极端弥赛亚主义政治家成为主流，呼吁复辟大圣经以色列（Great Biblical Israel，仅仅十年前这还被视作完全荒唐的主张）；左翼观点完全丧失公共合法性，现在甚至被许多国家官员称为“叛国”行径（在某些情况下，左翼观点已经完全被定义为非法，例如号召支持“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Movement, BDS］）；不断以安全为理由侵犯隐私权和少数民族权利；拿着公民薪水的拉比们呼吁拒绝雇用阿拉伯人，并抵制雇用阿拉伯人的商店等。由谢尔顿·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犹太亿万富翁，为内塔尼亚胡［Netanyahu］和特朗普捐赠了数百万美元）创办的《今日以色列报》（Israel Hayom），近日对11年级和12年级以色列犹太青年人展开的一项调查捕捉到了这一深层的发展趋势：59%的人在政治上认同右翼，只有13%的人说他们自认是左翼。调查还展现出令人惊讶的高度爱国主义热情，其中85%的人表示他们很爱国，65%的人表示赞同犹太复国主义英雄约瑟夫·特朗普尔多（Joseph Trumpeldor，他于1920年在战役中牺牲）的格言——“为国效力，虽死不悔”。[2]

从一个被认为是自由的国家转变为无视国际法、自由主义公民价值观的民粹主义国家，这被认为是“奥斯陆、怀伊和戴维营协议”（the accords of Oslo, Wye, and Camp David）的失败。之后巴勒斯坦人被指责拒绝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左翼政府在领土问题上做出的让步。这无疑使以安全为托辞的右翼力量更加甚嚣尘上，也更容易被接受；但是它本身无法解释以色列政治身份的明显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公民文化和价值观方面。

要了解这些转变中存在怎样的风险，我会从迈克尔·沃尔泽最近的一部著作《解放的悖论》（The Paradox of Liberation）开始讨论。这本书梳理了三个国家内部激进化的过程：阿尔及利亚、以色列和印度。这本书的核心问题是：这三个国家都是在最近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而赢得独立的，但是究竟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人民解放运动这么快就受到了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挑战，而且它们似乎都无力应对？我不是因为欣赏而借用沃尔泽的论题的，相反，沃尔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对于“出了什么岔”的理解之所以非常重要，不只是因为作者本人的重要性，也因为它包含着十分显著的诊断错误。

解放的悖论

在这一部分，我会紧跟沃尔泽的论点，仅帮他做一些释义。这本书的中心之谜是三个不同的国家，有三种不同的宗教，时间表是非常相似的。在独立后的二十到三十年左右，世俗的国家受到好战的宗教运动的挑战。[3]沃尔泽描述的悖论是解放者与他们想要解放的民众之间的斗争，因为解放者是世俗的，而民众信仰（或是越来越信仰）宗教。

沃尔泽引用作家奈保尔（V. S. Naipaul）援引印度案例的文章，虽然奈保尔写的是印度教，但我们很容易从中读出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眼中的犹太教：

印度，暴露了我们一千年的失败和停滞。它让人类之间不再有契约精神，不再有国家概念。它奴役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剩下一片残垣败瓦的景象。它的失败哲学削弱了人们的智力，使他们无法应对挑战；它扼杀了发展。[4]

相比之下，国家解放是一个世俗化、现代化且发展中的信条——准确说来，这一信条今天在全球各处都受到了挑战。正如它的反对者所说的，这是一种“西方的”信条，对于将要被解放的国家而言，它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事实上，新事物是解放者的口头禅而已。他们向被压迫人民许愿和承诺新的开始、新的政治、新的文化、新的经济。他们的目标是创造全新的人类。沃尔泽引用以色列第一任和在位最久的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的名言：“以色列圣地不同于犹太之地……它不是嫁接到旧传统上的新枝，它是一棵新树。”[5]

然而，“在解放的年代及解放以后，这三个国家的宗教都仍然对日常生活保持着一种力量。”[6]因此，由于需要定义一种新的公民，这些国家将人们与他们所拥有的意义的生命源泉——宗教——相分离，随后宗教又反转回来带着复仇的力量不断地袭扰着曾经驱逐它的政体。

沃尔泽的解释至少点明了两个问题：（1）像以色列这样的非基督教国家（或印度、阿尔及利亚也是同样的问题），它所宣称的世俗的民族主义是否真的是绝对主义的、世俗的和普遍主义的？（2）这样一种绝对主义世俗文化是否会在否定人们对宗教的需求的基础上实现宗教复兴？

正如沃尔泽所宣称的，犹太复国主义是军事世俗运动的开始。它的世俗性不仅是因为它想要摆脱宗教对人们的束缚，还因为犹太人生存其间的俄国、德国、法国或英国等国家对高雅文化世俗性的执迷和狂热。比起沃尔泽提到的那些殖民国家，作为西方之一部分的犹太人长久以来远没有那么矛盾，而且与西方的相互关系也要更为紧密。从这种意义上说，犹太没有像印度或者阿尔及利亚一样被“殖民”。相反，在整个18和19世纪，犹太人以共生关系接受了西方，这是一个启蒙的过程，使承诺救赎全人类的普世观念得以加强。当他们因为英国插手巴勒斯坦国家事务而离开欧洲时，犹太复国主义自视为一种文化的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是承诺向特定人群提供国家主权，同时也是一个向中东出口西欧世俗文化的计划。在这个意义上，犹太复国主义是比曾沦为殖民地并最终获得解放的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的自由化更为复杂的国家性计划。

世俗文化和宗教政权的两张面孔

沃尔泽的观点是正确的，尽管他认为大多数犹太人为了建立一个国家而斗争是世俗的，但是他们的世俗性不是或者不仅仅是犹太复国运动支持者的民族主义的结果，这是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开始于犹太民族主义之前。正是犹太人的世俗化促进了民族主义，而不是以其他方式。犹太复国主义实际上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尊崇的与欧洲愿景趋同的渴望和通过以政治主权的形式维持犹太人身份的愿望之间的一种伟大的历史性妥协。鉴于此，所有或者大部分重要的以色列国家象征就都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例如，旗帜上的两条蓝色条纹代表着长袍或者祷告的披肩，在《圣经》里蓝色和白色都被提及），回到耶路撒冷和公共日历的修辞是从宗教的象征借来的。此外，犹太复国主义远不是否认虔诚的犹太教，而是在国家本身的体制组织中对它做出了令人惊讶的让步。本-古里安在1947年代表德系犹太教正统派给以色列联盟写过一封著名的信，承诺国家集体生活的四个关键的宗教方面的内容：遵守安息日；军队中的“kashrout”（即遵守犹太人的饮食习惯）；拉比私法的控制；宗教教育系统的自主权。[7]更引人注目的是，《返回法》（The Law of Return）赋予了任何一个犹太人自动公民权（在1970年扩展到祖父母中有一位犹太人的人），这为一个民族的、基于血统的公民定义铺平了道路。此外，在国家内部，只有拉比有权确认谁是或不是犹太人，从而就那些可享有犹太人特权者的身份做出决定（例如，非犹太妇女不能嫁给犹太人，因为正统的拉比禁止这种婚姻，他们的孩子也不能被认为是犹太人）。因此，宗教可能控制着国家唯一权威的特权，能够界定谁可否成为一个公民以及他/她的权利。犹太复国主义曾经展现出那样非凡的智慧，但当它成为国家生活最基本的元素时，就显示出了令人惊讶的想象力的缺乏。

也许沃尔泽不会将所有这些让步都看作“与犹太教有关”，并认为这些并没有诉诸民族主义革命者心灵深处的让步是艰苦的政治妥协。但是沃尔泽犯了和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的错误：他混淆了高雅且官方的文化（的确极度世俗）和体制建设，后者在相应的时期里远比高雅文化重要得多并且具有颠覆性。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精通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普世主义语言和社会主义再分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因为不愿意想象他们新的国家边界，而宁愿把它交付给宗教，所以他们对人权和公民权方面的普世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论就远不是那么熟练。因此，以色列政体的特征就是，在其官方文化和它的首要政治体制——国家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正是这样的缝隙和匮乏让狂热分子和原教旨主义团体掌握了权力。

因此，尽管我同意沃尔泽认为民族主义和宗教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需的（参考法国的情况），但是在以色列，这种关系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我怀疑这也正是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正如让·伯恩鲍姆［Jean Birnbaum］在他著名的《宗教沉默的困境》［Un silence religieux］中展示的那样[8]）。它通过一种政治策略的结合、一种习惯和无意识的对于宗教的参照和尊重、一种根植于《圣经》的文化、一种深厚的民族认同（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基督教自由主义浅薄的民族认同）而得以形成和规定。它很深厚，是因为它在犹太人和国家之间、犹太人和以色列公民之间创造了倾斜对等的关系。这种深厚的民族认同将以色列置于一种介于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和以宗教/族裔为基础的穆斯林世界成员国家之间的体制类型。既不像前者，也不像后者，它模糊了国家和宗教之间的体制差别。正如艾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在《世纪》（Saeculum）里所言，将宗教与世俗隔离开来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就使国家能够发挥传播公共文化的功能。[9]当国家不能自主地完成这一功能时，一个群体会更容易自视为唯一的合法代表，并创建成员的等级制度。因此，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中，以血统血缘和宗教为基础定义公民，破坏了民族主义的重要的历史承诺，也就是其包容性。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虽然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其内部却很虚弱。因为它自愿将其首要特权放任给了宗教神职人员，这造成它不仅虚弱，而且内部矛盾重重。

以色列政治的大爆炸

当然，我们考虑到阿拉伯人口时，以色列国家建设既不是世俗的，也不是普世主义的（universalist），而是包含着西方殖民主义的要素。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这一情形就会变得更加尖锐和清晰。这种情况总之是（in fine）构成了核心性的关键事件，正是从这样的事件中，随后的以色列民粹主义政治得以诞生。与西方国家一样，它与移民和既有精英们对待移民的方式有关。

在1948年《独立宣言》的几年后，中东和北非的犹太人开始涌向以色列，与此同时，他们也迅速被排除在社会权力的所有重要领域之外。虽然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m）通常被安置在创造财富的城市中心，但也门、摩洛哥和伊拉克的犹太人往往被派往更遥远的地方，被委婉地称作“边缘地带”的地方。这一现状大大延缓了他们社会、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任何有关以色列和其他国家例如加拿大和法国犹太人群的比较分析都显示，他们被以色列社会排除在外）[10]。也许更关键的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被犹太复国主义集团划分为一个单独的、统一的类别——“米兹拉希犹太人”（Mizrahim）——一种源于二元区分逻辑的、再典型不过的东方主义行为，“米兹拉希犹太人”被给予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欧和东欧犹太人的身份——“阿什肯纳兹犹太人”。[11]米兹拉希犹太人的命运令人颇感惊讶地类似于被带到欧洲国家的工人，例如法国的马格里布劳动力、英国的殖民地人口、德国的土耳其人。而就像欧洲人对待被殖民者一样，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还是按照阶级划分给米兹拉希犹太人分配工作：男人多为卡车司机、木工、工厂工人；妇女则多为女佣，或者最多是从事秘书工作。作为单独的群体，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在任何方面都被划归为低于欧洲那些职务相当的人。许多杰出的教授、心理学家或政府官员在表述他们的论题时，都认为米兹拉希犹太人是“智力低下”， “原始”，“文化上落后的”，“前现代的”，特别是“宗教性太强”。因此，相对于受进步的西方所启发的犹太复国主义世俗国家，米兹拉希犹太人便经历着双重的异己化。[12]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远比他们极端正统派的阿什肯纳兹同胞们更为现代和现代化。被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作米兹拉希犹太人宗教性的东西，实际上是他们自己追慕西方（Western-aspiring）而来的以色列国家的东方化效应。[13]虽然以色列正教党（Agudat Israel）（本-古里安对它太容易妥协）是地地道道的宗教极端主义、反现代、极为正统的，反而是出生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往往更容易适应西方的价值观。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反现代、极为正统的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已顺利地被纳入国家机器的结构中，但是更加进步和现代的宗教——米兹拉希犹太人的宗教却被忽视了。更糟的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成为文化和社会劣势的象征，世俗性成为文化区隔和符号支配的标志。

为此，我们必须补充一个事实，即统治性的左翼政党通过雇用或推选“自己的”人去谋求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术和政治职位而施行某种形式的腐败。因此，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右翼修正主义运动领袖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接纳米兹拉希犹太人时，他们趋之若鹜地抛弃了工党。当米兹拉希犹太人看到自己被抛弃和排斥的地位时，他们所做的是任何一个理性的参与者都会做出的事情：投票支持贝京政党。

这是以色列政治的大爆炸，我们可以由此事件追溯民粹主义政治的诞生、左翼不可挽回的瓦解，以及族裔和种族的认同政治转向。贝京接受米兹拉希犹太人为犹太人，继而提供了左派所无法提供的东西：在犹太性的基础上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平等。[14]于是，贝京就在犹太国家与以色列的世俗政治文化之间建立起了更直接、坦率的联系。米兹拉希犹太人支持贝京，并且从那时起就再没有离开贝京所创造的新的政治轨道。通过把他们接受为犹太人，通过为接受所有以色列人为犹太人的多数人政治创造条件，一直致力于法律制度和人权的贝京就在不知不觉中为现在的强人政治铺平了道路。

1977年贝京当选总理时，米兹拉希犹太人已构成了犹太人口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当然了，没有他们贝京也不可能胜出。事实上，一直到1970年代末，都没有阿什肯纳兹政治领导人讨论过米兹拉希犹太人的社会或文化意愿（更不用说意识到他们令人瞠目的排外主义了），这些都是领导人盲目的思维定势所致，其盲目性的症结源于一个简单的社会学事实：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左派都同时既是自由价值观的倡导者，又是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因此，它被赋予了一种不可动摇的文化优越感，并倨傲地利用米兹拉希犹太人作为劳动力去建厂、开地。在以色列，许多米兹拉希犹太人与他们在阿拉伯本土国家（对摩洛哥犹太人而言尤为如此）相比，地位明显有所降低。他们的命运具有家族相似性，就和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待非洲原住民、印度或者中东地区的本地人的态度，以及“二战”后来西欧进行战后重建的移民工人一样。难怪已占人口总数50%的米兹拉希犹太人对任何左派的世俗和自由观念，尤其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深信不疑的花言巧语式的普遍主义抱有那样深的不信任感。米兹拉希犹太人认为这些都只是一个空壳，用以掩盖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所积累下来的惊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权。

工党领袖对于驱逐米兹拉希犹太人在摧毁左派和激进化权利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的极端盲目仍然持续到今天：工党除了“米兹拉希花瓶”（token Mizrahim）之外，很少有米兹拉希犹太人的代表；它从来没有真正解决历史上虐待米兹拉希犹太人的事件，并为此道歉（一个例外是埃胡德·巴拉克 1997年的道歉，当时他是工党的领袖）；大多数阿什肯纳兹学者、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完全忽视了这个问题，经常将它解释为“爱发牢骚的米兹拉希犹太人的忘恩负义”。[15]世界上很少有“开明”的团体会像以色列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一样，极力否认和抹去他们的阶级统治史。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利库德集团（Likud）没有发展“边缘地带”的人们，米兹拉希犹太人对他们的忠诚却仍旧没有受到挑战，因为被世俗化的左派所排斥这一事实仍然深深地铭刻在他们的集体记忆之中。当内塔尼亚胡开始经济自由化时（将以色列工厂移到国外，从而夺走了左翼社会主义政党为工人争取到的工作，并且进一步扩大了不平等），并且在他多年的执政中一直为富人和有权势者服务，即便在当时米兹拉希犹太人仍保有既定的权利。

1977年贝京胜选以后，通过自己的犹太性而得到赋权的米兹拉希犹太人渗入以色列社会。1984 年米兹拉希犹太人创立了原教旨主义的沙斯（Shas）党，从那以后该党就一直是以色列政治中的重要角色。正如阿姆侬·拉兹-克拉柯茨金（Amnon Raz-Krakotzkin）所说，米兹拉希犹太人只能作为一个超正统派的宗教政党进入政治，因为国家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看作两个截然不同的整体，它否定了米兹拉希犹太人的世俗身份的可能性。[16]因此，应该清楚地看到，米兹拉希犹太人的原教旨主义在他们到达以色列之前尚未形成，讽刺的是，这种原教旨主义恰恰是在他们与西方以及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所建立的世俗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创生出来的。[17]在任何意义上，它都不是曾失落的本真身份的复归。

沙斯成为了组织工人阶级的唯一政党。通过一个大型的慈善机构网络，它为饥饿的孩子们提供膳食，帮助贫困家庭，开展宗教教育。简而言之：它进入了国家和左派没有到过的地方。[18]这就是为什么沙斯能够改变米兹拉希犹太人的价值观：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现代城市，经历的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但通过沙斯和利库德，他们退回到一个倒退的原教旨主义政治中去。在以色列政治的联盟系统中，沙斯是颇有权力的。它经常占据着两个部的职位：内政部和宗教服务部。

根据犹太性在以色列政治中新的重要性，沙斯于1980和1990年代在这两个部具有影响的举措之一就是严格限制罗马尼亚和菲律宾等国护理行业的工人入境，其理由是不想让他们威胁到国家的“犹太特征”（Jewish character）。[19]1990年代，以色列开始实行今天由白人至上的美国另类右翼（altright）——正是他们使唐纳德·特朗普得以上台——所倡导的移民政策。（其最突出的代表之一是理查德·斯宾塞——他以举起一只手臂高呼“特朗普万岁！”而闻名，我们可以援引他的话：“如果谢尔顿·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想要在美国推进以色列执行的那种移民政策，我会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20]英雄惺惺惜惺惺。沙斯的领导人阿里耶·德里［Aryeh Deri］甚至声称，特朗普的当选标志着弥赛亚的降临：“如果像这样的奇迹都可以发生，那么我们已经迎来了弥赛亚，我们真的是身处救世主诞生的阵痛之中。”）[21]

三十年来，沙斯党在以色列政治中存在的影响是制造了一个对种族和宗教纯粹性的政治缓慢适应的阶段。用身体政治将非犹太人排除在外，这给了正统的犹太教派以独有的权力，其目的是通过对非犹太人实行更严格的婚姻法来控制犹太种族的纯洁性。

悲剧性的结尾

所以这个故事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尾。阿什肯纳兹世俗主义、经济排斥和文化傲慢之间的联系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不可能使世俗的、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思想成为可靠的政治选择。[22]因此，以色列左翼的弱点是由于它无法代表工人阶级这一简单的事实。但这主要还是一个群体性的悲剧，他们本身拥有弥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现代性和传统之间、欧洲和中东之间、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之间鸿沟的能力。而世俗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左派却浪费了这个机会，于是我们也就有了这个关于族裔、种族和宗教至上的犹太版本。

那么，我们可以把以色列看作全球性的民粹主义转向的先锋吗？米兹拉希犹太人投票给利库德集团、沙斯党，这和特朗普主义者是惊人地相似的：就像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一样，很多米兹拉希犹太人都住在城郊外；他们也看到城市精英如何聚敛财富，捍卫性别与文化上少数群体的权利；他们也生活在一个制造业岗位受到新自由主义政策威胁的国家；他们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远少于左翼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最后，像特朗普的选民一样，他们对精英深感不满，而精英们其实也从来没有代表过他们。（顺便说一下，为什么米兹拉希犹太人赞成高等教育的私有化。米兹拉希犹太人在国家赞助的大学中比例仍然很低，而私立大学也接受了他们。）[23]

沙斯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是市面上仅有的种族主义者。他们显然是由狂热分子、信奉弥赛亚主义的定居者构成。他们并不直接对限制言论自由和削弱阿拉伯少数民族的地位负责。但他们绝对应该为这样一些思想得以合法化并广为传播负责：认为自由主义是反犹观念，认为世俗法律应该被宗教律法所取代，认为以色列就应该清除非犹太移民。文化和体育部现任部长米里·瑞格夫（Miri Regev）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这位利库德政客利用她骄傲的米兹拉希犹太人身份和以前米兹拉希犹太人被排斥来证明文化“清洗”是合法的，并倡议压制文化中自由派世俗精英的力量。

对于以色列国家与宗教的关系的这种解读表明了以色列的双重特殊性：它创造了一个国家，其公民身份同时也是族裔的和宗教的身份；它也创造了一个内部的新殖民主义，其形式是米兹拉希犹太人的东方化。两者都有相同的来源：一个国家不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去创造一个共同的不去理会族裔和宗教分歧的公民国族民主文化。正如沃尔泽所说，以色列没有遭受过多的普遍主义和世俗性的失败，而恰恰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它既不是普遍主义的，也不是世俗的，而是为原教旨主义运动铺平了一条政治和文化的高速路，并声称这是一个政权的真正代表，它将自身构建为犹太人的政权。

在这一语境下，对米兹拉希犹太人而言，以撤退到犹太人至高无上作为一种政治战略是完全有道理的。在特朗普主义者那里，经济精英群体应为工人阶层丢掉工作负责，他们总体来讲是区别于提倡包容移民和LGBTQ群体的文化精英的；而在以色列，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却是同一群体。因为排斥移民和LGBTQ的人正是那些自称追求平等的群体，他们牢牢地掌控着文化、政治和经济制度。原教旨主义的米兹拉希犹太人和特朗普另类右翼都是造反派，都反建制，只要他们没有被自由左派充分地代表，只要左派还和特权利益牵连在一起，他们就会继续这种大踏步倒退式的政治运动。在19世纪和20世纪，普遍主义是工人阶级和少数群体获得平等的主要战略，现在则是民族和宗教的特殊主义成为被排除者的首选战略。因而这场危机关系到自由派精英，他们建构了一个世界，在其中，普遍主义、全球化和世界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可以转化为货币作为象征性的和经济的资本；它也关系到这样一个事实：自由派精英为捍卫少数群体所采用的方式正变得越来越与普通工人阶级群体的斗争相互冲突。

在以色列，学术界完全忽视或者说完全否认了米兹拉希犹太人的困境，他们主要为妇女和同性恋而斗争（对阿拉伯少数族裔也不那么突出）。 如迈克尔·沃尔泽之有声望和学识者都完全没有注意到像米兹拉希犹太人这样庞大的社会群体，而他的著作按理说是要分析以色列向原教旨主义的倒退的，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例证，表明犹太左翼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和社会学也一样深陷在支撑着社会主导结构的那同一种盲目之中。这样一个巨大的阶级和种族冲突就位于以色列历史的中心，然而在最大程度上为人们所无视，正是它从背后推动着以色列所有的政治。

左派的任务

右翼民粹主义兴旺发达，因为工人阶级的世界不仅已被整个资本主义所摧毁，而且也为文化上的进步精英所贬低——从1980年代起，这些进步精英的知识和政治能量就只集中在性别和文化的少数群体上。一旦工人阶级的世界被忽视和破坏，就可以通过承诺已经失去的种族、宗教和族裔特权来修复。

特朗普的胜选应该唤醒全世界的左派了。无论文化精英和保守工人阶级的不同世界已经变得怎样地两极化，左派都必须倾尽全力重建一个道德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已被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涟漪效应（rippling effects）撕得粉碎了。倘非如此，从长远来看，自由主义恐怕注定是要灭亡的。

范泽阳、胡茜/译 孙柏/校

[1] 克里斯托弗·阿亚德：《世界（西方）的以色列化》（“L’israélisation du monde [occidental]”），载《世界报》（Le Monde），2016年12月1日。

[2] 埃里森·卡普兰·索玛（Allison Kaplan Sommer）：《只面向犹太人的问卷调查显示：以色列青年人正滑向右翼》（“Jews-Only Poll Highlights Israeli Youths’ Drift to the Right”），载《以色列国土报》（Haaretz），2016年4月13日。

[3] 迈克尔·沃尔泽：《解放的悖论：世俗的宗教革命和反革命》（The Paradox of Liberation. Secular Revolutions and Religious Counterrevolutions,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第xii页。

[4] 迈克尔·沃尔泽：《解放的悖论：世俗的宗教革命和反革命》（The Paradox of Liberation. Secular Revolutions and Religious Counterrevolutions,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第7页。

[5] 迈克尔·沃尔泽：《解放的悖论：世俗的宗教革命和反革命》（The Paradox of Liberation. Secular Revolutions and Religious Counterrevolutions,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第22页。

[6] 迈克尔·沃尔泽：《解放的悖论：世俗的宗教革命和反革命》（The Paradox of Liberation. Secular Revolutions and Religious Counterrevolutions,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第24页。

[7] 伊塔马尔·拉宾诺维奇（Itamar Rabinovich）和耶胡达·莱因哈兹（Jehuda Reinharz）：《以色列在中东：1948年以前的社会、政治和对外关系的文献和读本》（Israel in the Middle East. Documents and Readings on Society,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Pre-1948 to the Present,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08），第 58—59页。

[8] 让·伯恩鲍姆：《宗教沉默的困境》（Un silence religieux. La gauche face djihadisme, Paris: Seuil, 2016）。

[9] 艾蒂安·巴利巴尔：《世纪：文化，宗教，意识形态》（Saeculum. Culture, religion, idéologie, Paris: Galilée, 2012）。

[10] 巴鲁克·吉默林（Baruch Kimmerling）：《不平等和歧视》（“Inequality and Discrimination”，原文为希伯来语），收入《阿什肯纳兹霸权的终结》（The End of Ashkenazi Hegemony, Jerusalem: Keter, 2001），第21—29页。

[11] 阿齐扎·卡兹祖姆（Aziza Khazzoom）：《东方主义的巨链：以色列的犹太身份、耻辱管理和种族排斥》（“The Great Chain of Orientalism: Jewish identity, Stigma Management, and Ethnic Exclusion in Israel”）， 刊于《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第68卷，2003年第4期，第481—510页；阿姆侬·拉兹–克拉柯茨金（Amnon Raz-Krakotzkin）：《犹太复国主义回流西方和米兹拉希犹太人的视角》 （“The Zionist Return to the West and the Mizrahi Jewish Perspective”），见伊凡·戴维森·卡尔玛（Ivan Davidson Kalmar）和德勒克·J. 潘斯拉（Derek J. Penslar）编：《东方主义和犹太人》（Orientalism and the Jews,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05），第162—181页；埃拉·朔哈特（Ella Shohat）：《对米兹拉希犹太人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he Mizrahim”），刊于《巴勒斯坦研究》（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第29卷，1999年（秋季刊）第1期，第5—20页。

[12] 萨米·沙洛姆·谢特里特（Sami Shalom Chetrit）：《以色列犹太人内部的冲突：白犹太人，黑犹太人》（Intra-Jewish Conflict in Israel: White Jews, Black Jew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9）；萨米·斯穆哈（Sammy Smooha）：《大规模移民到以色列：比较1950年代的米兹拉希移民失败与1990年代俄罗斯移民的成功》（“The Mass Immigrations to Israel: A Comparison of the Failure of the Mizrahi Immigrants of the 1950s with the Success of the Russian Immigrants of the 1990s”），刊于《以色列历史》（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第27卷，2008年第1期，第1—27页。

[13] 耶胡达·A. 舍恩哈夫（Yehouda A. Shenhav）：《阿拉伯犹太人：后殖民的民族主义、宗教和种族》（The Arab Jews: A Postcolonial Reading of Nationalism, Religion, and Ethnic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4] 对沙斯党的成功持相同观点的，见约阿夫·佩莱德（Yoav Peled）：《试重新定义以色列的犹太民族主义？沙斯党之谜》（“Towards A Redefinition of Jewish Nationalism in Israel? The Enigma of Shas”），刊于《族裔与种族研究》（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第21卷，1998年第4期，第703—727页。

[15] 当出生在摩洛哥的阿米尔·佩雷茨（Amir Peretz）于2005年成为工党的领导人时， 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愤怒地脱离工党而加入了右翼政党前进党。佩雷斯并不孤单，许多传统的劳工选民在2006年的选举中都投票给了卡迪玛（Kadima），所以无法辨认出他们其实是由米兹拉希犹太人领导的劳动党。

[16] 阿姆侬·拉兹–克拉柯茨金：《一个民族的殖民神学：宗教、东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话语中的世俗建构》（“A National Colonial Theology. Religion, Oriental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cular in Zionist Discourse”），收入《德国历史特拉维夫年鉴》（Tel Aviver Jahrbuch für Deutsche Geschichte），第31期（2002年），第312—326页；《犹太复国主义回流西方和米兹拉希犹太人的视角》。

[17] 什洛默·德申（Shlomo Deshen）：《以色列塞法迪犹太人超正统派运动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the Israeli Sephardi Ultra-Orthodox Movement”），刊于《犹太社会研究》（Jewish Social Studies），第11卷，2005年第2期，第77—101页。

[18] 艾坦·希夫曼（Eitan Schiffman）：《以色列沙斯党学校制度》（“The Shas School System in Israel”），刊于《民族主义和族裔政治》（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第11卷，2005年第1期，第 89—124页。

[19] 阿米·佩达祖尔（Ami Pedahzur）：《以色列极右翼的转变》（“The Transformation of Israel’s Extreme Right”），刊于《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第24卷，2001年第1期，第 25—42页。

[20] 塔利·克鲁普金（Taly Krupkin）：《另类右翼领袖不后悔说“特朗普万岁”，而是告诉〈以色列国土报〉：犹太人无所畏惧》（“Alt-Right Leader Has No Regrets about ‘Hail Trump,’ but Tells Haaretz: Jews Have Nothing to Fear”），载《以色列国土报》，2016年12月3日。

[21] 耶利米·沙龙（Jeremy Sharon）：《“特朗普当选预示了弥赛亚的降临”，德里说》（“‘Trump’s Election Heralds Coming of Messiah’, Says Deri”），载《耶路撒冷邮报》（The Jerusalem Post），2016年11月10日，在线见http:// www.jpost.com/Israel-News/Trumps-election-heralds-coming-of-Messiah-says-Deri-472282（2016年12月3日引）。

[22] 有关以色列普遍主义理念失败的更精彩分析，见尼希姆·米兹拉齐（Nissim Mizrachi）：《花园里的社会学：超越当代社会学的自由语法》（“Sociology in the Garden: Beyond the Liberal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y”），刊于《以色列研究评论》（Israel Studies Review），第31卷，2016年第1期，第36—65页。

[23] 更多数据见汉娜·阿亚伦（Hanna Ayalon）：《以色列高等教育扩张与多元化的社会启示》（“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Expans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Israel”，原文为希伯来语），刊于《以色列社会学》（Israeli Sociology），第10期（2008年），第33—60页。

06— 多数的未来

Ivan Krastev

伊万·克拉斯特夫

1965年生于保加利亚的卢科维特，现任索菲亚自由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维也纳人类科学研究所永久成员，自2015年起为《纽约时报》国际版撰写了大量分析文章。近著《欧洲的黄昏》（Europadämmerung, Berlin: Suhrkamp, 2017）。

天色未暗，夜已不远。

——鲍勃·迪伦（Bob Dylan）

在小说《被中断的死亡》（Death with Interruptions，2005）中，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讲述了一个国家的故事，在这个国度中，人们突然停止了死亡，死神从此不再扮演人类生活的核心角色。起初，人们欣喜若狂，但很快，各种各样形而上的、政治的、实践的“尴尬”开始回到他们的世界。天主教会意识到，“没有死亡就没有复活，没有复活也就没有教会”[1]。对保险公司来说，没有死亡的生活还意味着遗忘。国家则面临着要一直支付养老金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家有老弱者则意识到，只有死亡才能把他们从永世的看护中拯救出来。一个黑社会小团体出现，并将老人和病人们都偷运到邻国（在那里仍然可以选择死亡）。首相警示君主：“如果我们不再死亡，我们就没有未来。”[2]

萨拉马戈的小说中缺少对未命名的“死亡终结之地”政治动乱的细节描写，但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一旦年轻人和失业者发现自己在这个“永生之地”找不到工作，且此地的政治将由老一代控制，他们一定会进行抗议，并发起占领公共广场的“占领运动”。同时，我们也很容易推测“再次伟大”的右翼民粹主义党派和领导人的兴起。简而言之，萨拉马戈的小说对于今日世界而言堪称伟大的序曲。

西方的全球化经验与萨拉马戈关于永生的轻浮想象有些类似。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噩梦。就在几年前，西方的许多人还倾向于将世界的开放看作所有麻烦的终结。如今这种热情已经消失了。相反，我们正在见证一场反对“后1989”的进步自由秩序的世界性暴乱，那种自由秩序是以为人民、资本、商品和思想开放边界来定义的，而现在这场世界性暴乱采取的形式则是以民主来反抗自由主义。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民主在非西方世界传播的矛盾效果是，“北美和西欧的一些被认为是统一民主国家的公民，不仅开始对他们的政治领导人痛加批评，同时，他们对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价值观也更加玩世不恭，他们不太愿意做任何可能影响公共政策的事情，反而更愿意表示支持威权主义的替代性方案。”[3] 研究还表明，“年轻的一代不太在意民主的重要性”，并且他们“不太愿意参与政治”。[4]

通信革命的影响同样令人困惑。今天的人们几乎可以通过谷歌了解世界上的一切，审查实际上已经变得不可能。但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扑朔迷离的阴谋论正惊人地蔓延，公众对民主制度的不信任正急剧上升。讽刺的是，审查制度的死亡给我们带来了“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

今天，我们在西方看到的不是渐进发展中的暂时挫折，不是一种“暂停”，而是一种逆转。这是“后1989”世界的崩解，这场持续不断的变革的最显著特征不是独裁政体的出现，而是很多西方国家民主政体性质的变化。在1989年后的第一个十年里，自由选举的扩散意味着将不同的〔民族、宗教和性别的〕少数群体包容进公共生活之中。今天的选举制度促进了多数群体的赋权。受到威胁的多数已经成为欧洲政治的主要力量。他们害怕外国人掌控他们的国家并危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相信这是普世化思维的精英和部落式思维的移民之间达成共谋的结果。这些多数的民粹主义并非浪漫民族主义的产物，就像一个世纪或更早以前那样。相反，它受到人口学规划的推动，这预示着欧洲和美国的世界地位的衰落，以及迁往欧洲和美国的人口流动，还有技术革命带来的破坏。人口学使欧洲人想象出一个其文化正在消失的世界，同时，技术革命则许诺给他们一个现有工作即将消失的世界。西方的公共舆论从革命者到保守势力的转变，解释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的兴起以及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的胜利。

……的终结？

四分之一多世纪以前，在如今似乎显得十分遥远的1989奇迹年，德国人在柏林墙废墟前欢欣鼓舞——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那时捕捉到了时代的精神。随着冷战结束，他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提到，所有重大的意识形态冲突都已经解决了。[5]对抗结束了，而历史造就的赢家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从黑格尔处汲取经验，福山将西方在冷战中取得的胜利视为历史本身做出的有利裁决，把它理解为一种世界正义的高等法院。短时间内，一些国家可能无法成功地模仿这一范式，但是他们不得不进行尝试。西方模式是市面上供应的唯一商品（the only [i]deal in town）。

这个框架下的中心问题是，西方如何改变世界其他地区，以及其他国家如何最极致地模仿西方？哪些制度和政策需要转移和复制？

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愿景在我们眼前崩溃了。自由主义秩序的散播所带来的问题是，过去三十年间西方是如何改变的，以及后1989的世界为什么会被许多人眼中的主要受益者——美国人和欧洲人所憎恶。目前，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动荡不能简化为全球化在经济上的失败者的反抗。认为这不仅仅与经济相关的论点的最大支持来自波兰：波兰人享受了十年可观的经济增长、繁荣以及社会不平等的改善，然而2015年，他们却投票给一个反动的民粹主义政党，就在几年前他们可是曾经让它出局的。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在福山预言历史终结的同时，美国政治学家肯·乔伊特（Ken Jowitt）对于冷战的结束却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他认为这不是胜利的时代，而是危机和创伤的开始，即一个他称为“世界的新失序”的播种期。[6]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的终结“应该被比作灾难性的火山喷发，最初和直接的影响只围绕着政治‘生物区’（比如，其他列宁主义政权），但它最有可能对半个世纪以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定义并号令世界的边界和身份产生一种全球性的影响”[7] 。在福山看来，国家之间的边界将在冷战后正式地持续下去，但它们将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丧失其相关性。而另一方面，乔伊特预想的则是被重绘的边界、被重塑的身份、扩散的冲突，以及令人无力的不确定性。他认为，后共产主义时期不是一个缺少戏剧性事件的模仿年代，而是一个痛苦而危险的时代，充满了最好被描述为政治突变体的政权。

乔伊特同意福山的观点，没有新的普适性的意识形态会挑战自由民主，但他预见到了旧的民族、宗教和部落认同的回归。事实上，全球化的悖论之一就是，人口、资本、商品和思想的自由流通虽然使人们更贴近彼此，但也降低了民族国家与陌生人融合的能力。正如阿尔君·阿帕杜莱十年前所观察到的：“民族国家已逐渐消除了将其民族作为最后可充分支配的文化资源的幻想。”[8]伴随着“别无选择”的咒语，宏观经济政策带来的意外结果是，身份政治已经占据了欧洲政治的中心。市场和互联网已被证明是增进个人选择的强大力量，但它们侵蚀了西方社会的社会凝聚力，因为市场和互联网强化了个人满足天生喜好的倾向，比如更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接触并远离陌生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连接更加紧密但又更无法融合的世界。全球化在失连的同时又在连接。乔伊特警告说，在这个连接/失连的世界里，我们应该为愤怒的爆发和“狂怒运动”（movements of rage）的出现做好准备，它们可能从已被削弱的民族国家的灰烬中迸发出来。

对乔伊特而言，后冷战时期的秩序更像是“一种单身酒吧”（a singles bar of a kind）。“这是一群彼此并不相识的人，他们——用行话来说——勾搭，回家，做爱，不再相见，不记得对方的名字，回到酒吧再遇见新的人。所以这是一个由失连组成的世界。”[9]这是一个经历丰富的世界，但它不适合稳定的身份，也不产生忠诚。难怪，作为回应，我们看到了欲求中的边界壁垒的回归。从1990年代缺乏连接的世界，到今天出现的为壁垒所阻断的世界，正是这种转变改变了民主政权所扮演的角色。民主从一个支持少数群体解放的政体，变成了保障多数权力的政治体制。

当下欧洲的难民危机是民主吁求不断变化的特质，以及公众和精英中民主多数原则与自由宪政主义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的最有力表现。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曾这样表达许多人的想法：“民主并不一定是自由的。不自由的仍然可以是民主的。”[10] 此外，他坚持认为，我们可以说——实际上也应当说——建立在组织国家的自由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可能无法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保持其全球竞争力，相反，除非它们打算实行根本性的自我改革，否则更有可能遭受挫折。

今天，国际分析的明星是新加坡、中国、印度、土耳其、俄罗斯。我相信我们的政治共同体正确地预见了这个挑战。如果我们考虑过去四年我们做了什么，以及未来四年我们将要做什么，那么它真的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我们正在寻找（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寻找与西欧教条分离的方式，从他们中独立出来）组织一个共同体的形式，这将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伟大的世界竞赛中具备竞争力。[11]

不管欧盟官员在布鲁塞尔可能会说些什么，移民危机都不是关于“缺乏团结”的冲突，而是关于团结的冲突——国族、族群和宗教团结损害了我们作为人类的义务。它不应当仅仅被看作人们从欧洲外部到旧大陆，或从贫穷的欧盟成员国到更富有的成员国之间的运动，还应该被看作选民远离中心的运动，以及以国际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之间的界线取代左右之间界线的运动。

难民危机也引发了关于移民的争论。1970年代，西方的左翼知识分子热情地捍卫印度或拉丁美洲贫困土著社区的权利，让他们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今天西方的中产阶级社区呢？他们是否被剥夺了同样的权利？我们该如何解释左翼的传统选民转向极右翼的事实？在奥地利，超过80%的蓝领工人在2016年5月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投给了极端民族保守主义候选人。在德国北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Mecklenburg-Vorpommern）的地区选举中，蓝领工人群体中超过30%的选民支持德国另类选择党。在2015年12月的法国地区选举中，国民阵线赢得了50%的工人阶层选民的选票。英国全民公投的结果更是惊人：最支持英国脱欧的是英国北部传统的“安全”工党选区。现在很清楚的是，今天的后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既不相信其先锋角色，也不相信全球反资本主义革命，他们已没有理由再成为国际主义者了。

标准的威胁

对于现在这种受到威胁的多数人的民粹主义，历史并没有为我们准备任何参照。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它的是心理学家，而不是社会学家。1930和1940年代，一些德国的侨民能够在被纳粹送进集中营之前幸运地离开，但他们始终被一个问题困扰，即他们在德国所看到的是否会在他们的新家园发生。那时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用德国的民族性或从阶级政治方面来解释威权主义。他们倾向于将其视为个人的稳定特征，或某种类型的人格。1950年代以来，关于“威权人格”的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的假设被重新阐释，但是长期从事这一传统研究的凯伦·施滕纳（Karen Stenner），在她的近著《威权主义的动力》（The Authoritarian Dynamic）[12]中提出了几点新发现，这些发现与我们试图掌握的受到威胁的多数人的兴起和西方式民主不断变化的性质特别相关。她的研究表明，对威权统治的需求不是一个稳定的心理特征。毋宁说，它是当人们意识到与日俱增的威胁而感到无法忍受时的个人心理倾向。

用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话说，“好像有些人的额头上有一个按钮，按下时，他们就突然变得极为注意保护他们的核心团体，把外国人和非主流者都踢出去，将团体内的异议人士都消灭干净。”[13] 按动这个按钮的并不是任何威胁，而就是施滕纳所说的“标准的威胁”（normative threat）——只要是当人们感觉到道德秩序的完整性面临危险，以及感知中的“我们”正分崩离析。这种恐惧事关道德秩序的崩溃，而非具体处境，但这足以引发他对外国人和其他任何他视为构成威胁者的敌意。

施滕纳提出的“标准的威胁”概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2015年的难民危机如何改变了欧洲政治，以及为什么中欧社会对难民表现出最大的敌意，尽管他们的国家几乎没有任何难民。在欧洲，难民危机造成的“标准的威胁”源于人口统计。奇怪的是，人口恐慌是影响欧洲人对移民和难民行为的因素中被讨论得最少的因素之一。但这是一个关键，在中欧和东欧尤为重要。在该地区近期的历史中，人们已经知道民族和国家都在衰落。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每十个保加利亚人中就有一个出国生活和工作。正如人们可以料想到的，大多数已经离开（和准备离开）的都是年轻人。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保加利亚的人口将减少27.9%。在诸如保加利亚、立陶宛或罗马尼亚这样的小国（过去十年里，立陶宛已经失去了12.2%的人口，罗马尼亚则失去了7%），可以感受到对于“族群消失”的惊恐。对他们来说，移民的到来就象征着他们正在退出历史舞台，认为老龄化的欧洲需要移民的普遍观点只是加强了存在主义式忧郁的集中感受。

十年前，匈牙利哲学家和前异见人士加斯帕·米克洛斯·塔马斯（Gáspár Miklós Tamás）[14]观察到，作为欧盟理念之思想根源的启蒙运动提出了普遍公民权的要求。但是，普遍公民权需要以下二者之一的发生为前提：要么是贫穷和机能失常的国家变成值得生活的地方，要么是欧洲向每个人开放其边界。但这二者没有一个会马上发生，如果不是没有可能的话。今天，世界是由许多没有人愿意成为其公民的失败国家构成，欧洲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其公民/选民同意开放边界。

移民革命

1981年，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第一次世界价值观调查，[15]他们惊讶地发现，国家的幸福不是由物质条件的好坏决定的。当时，尼日利亚人和西德人一样幸福。但35年后的今天，情况已经改变。根据最新调查，在大多数地方，人们的幸福指数都可以通过GDP值来预测。[16]在这期间，尼日利亚人有了电视机，互联网的传播使非洲的年轻人有可能看到欧洲人如何生活，以及他们的学校和医院长什么样子。全球化已经使世界变成了一个村庄，但这个村庄却生活在独裁专制之下——全球性比较的独裁专制：人们不再拿自己的生活与邻居对比，他们将自己与地球上生活最繁荣的居民进行比较。

在我们这个彼此相连的世界中，移民是新的革命，不是20世纪民众的革命，而是21世纪由个人和家庭上演的以出走为动力的革命，其激励并非来自意识形态描绘的未来图景，而是来自边界另一边的生活的谷歌地图照片。这一新的革命不需要政治运动或政治领导人来获得成功。因此，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因为对于地球上许多受苦的人来说，穿越欧盟的边界比任何乌托邦都更有吸引力。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变革的想法意味着改变他们所居住的国家，而不是改变他们的政府。

这个移民革命的问题在于，它有着激发欧洲反革命的令人担忧的能力。欧洲许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主要特点不在于他们的民族保守主义，而在于他们是反动的。在反思西方反动政治的兴起时，马克·里拉（Mark Lilla）观察到，“即使在没有革命政治纲领的情况下，反动精神的持久活力”也会来自于这样一种感受，即“在当今世界的任何地方过一种现代生活，屈从于永远在继续的社会和技术变革，就等于是在心理上经验永久的革命了”。[17]而对于反动派来说，“对末日启示唯一理智的反应就是去煽动另一个末日启示，以此希望一切重新来过”。[18]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几年前的警告是对的，在应对国内民主与全球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时，国家有三种选择：它们可以限制民主，以便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力；可以限制全球化，并寄希望于在国内建立民主合法性；或者可以以国家主权为代价使民主全球化。我们不能一下子同时实现超全球化、民主和民族自决。因此，当国际主义者对民族民主国家开始感到不安时，以及当颂扬民主的民粹主义者转变为贸易保护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时，我们不必感到惊讶。[19]

民粹主义转向

如果历史教给过我们什么，那就是自由选举的散播既可以成为开放也可以成为封闭国内社会的工具。民主是包容的机制，也是排斥的机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多数主义政权的兴起，“多数”将国家变成它自己的私有财产——这就是它对这个充满竞争压力的世界的回答，在这个世界中，民意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全球市场是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

“民粹主义转向”在不同的国家是有差别的，但我们可以确定一些相似之处。民粹主义情绪的崛起意味着政治两极分化和更具对抗性的政治风格的回归（这不一定是一种消极的发展）。它倒转了政治空间分裂的过程，这种政治空间的特点是只针对一个小的议题来进行动员的政党和运动的迅速增长，它使公众的焦点不是放在他们每个人身上，而是放在他们的集体恐惧上。民粹主义的兴起是一种更加针对个人的政治的回归，其中政治领导人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体制则往往不被信任。左/右的区分被国际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所取代。恐惧的爆发也标志着作为后1989世界的特征的民主和自由主义之间联盟的解体。

自由民主的真正吸引力在于，选举中被击败的人不必害怕失去太多：选举失败意味着必须重新组合并计划下一场竞争，当个人的所有被攫取时，他们不必通过流亡或转入地下来躲避。而对于赢家来说，这就算是一个小小的缺点了，因为自由民主没有机会获得全面和最后的胜利。在相当于人类大部分历史的前民主时代，争端不是通过和平辩论和权力的有序移交来解决的；相反，武力统治一切：胜利的入侵者或内战中的获胜党派会使被征服的敌人任凭自己摆布，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们。而在自由民主下，“征服者”得不到这样的满足。自由民主的悖论在于，公民虽然更自由了，但他们却感到无力。

民粹主义党派的吸引力在于，他们许诺毫无歧义的胜利。他们吸引的是那些并不把为自由派如此钟爱的分权看作一种让当权者负责的方式，而是看作让精英逃避其选举承诺的托词的人。因此，当权的民粹主义者的特征是，他们不断企图取消检查和制衡制度，并使独立机构如法院、中央银行、媒体和公民社会组织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但民粹主义政党不仅是无情的胜利者，还是肮脏的失败者。他们坚信，为多数人说话使得他们难以接受选举失败。结果是越来越多有争议的选举和“只有当我们获胜，选举才算公平”的心态的抬头。

在后1989世界，人们普遍认为，长期内民主的散播也将意味着自由主义的扩散。这个假设现在正受到全球各处兴起的多数主义政权的质疑。欧洲后冷战时期自由民主国家的悖论在于，在人身自由和人权得到改善的同时，公民通过投票不仅能改变政府也能改变政策的那种权力在减少。现在，政治的首要地位已经恢复，政府正在重新获得统治能力，但是——在今天似乎如此——这要以个人的自由为代价。

薛莉莎/译 孙柏/校

[1] 若泽·萨拉马戈：《被中断的死亡》（Death with Interruptions, London: Vintage Books, 2008 ［2005］），第8页。

[2] 若泽·萨拉马戈：《被中断的死亡》（Death with Interruptions, London: Vintage Books, 2008 ［2005］），第78页。

[3] 罗伯托·斯特凡·福阿（Roberto Stefan Foa）和雅沙·蒙克（Yascha Mounk）：《民主脱节》（“The Democratic Disconnect”），载《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第27卷，2016年7月第3期，第5—17页，第7页。

[4] 罗伯托·斯特凡·福阿（Roberto Stefan Foa）和雅沙·蒙克（Yascha Mounk）：《民主脱节》（“The Democratic Disconnect”），载《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第27卷，2016年7月第3期，第10页。

[5]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载《美国国际事务杂志》（National Interest），1989年夏季刊，第3—18页。

[6] 肯·乔伊特：《列宁主义之后：新的世界失序》（“After Leninism: The New World Disorder”），载《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 ），1991年冬季刊，第11—20页。乔伊特后来在《新的世界失序：列宁主义的消亡》（The New World Disorder: The Leninist Extin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中阐述了他的看法，特别见第7—9章。

[7] 肯·乔伊特：《列宁主义之后：新的世界失序》（“After Leninism: The New World Disorder”），载《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 ），1991年冬季刊，第11—20页。乔伊特后来在《新的世界失序：列宁主义的消亡》（The New World Disorder: The Leninist Extin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中阐述了他的看法，第259页。

[8] 阿尔君·阿帕杜莱：《对少数人的恐惧：论愤怒的地理学》（Fear of Small Numbers: An Essay on the Geography of Anger,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第23页。

[9] 哈利·克莱斯勒（Harry Kreisler）：《个人、卡里斯玛与列宁主义的消亡——与肯·乔伊特的对话》（“The Individual, Charisma and the Leninist Extinction. A Conversation with Ken Jowitt”），1999年12月7日（“对话历史”——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研究所系列［“Conversations with History”—Series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C Berkeley］）；在线见http:// globetrotter.berkeley.edu/people/Jowitt/jowitt-con0.html（2017年1月引），第5页。

[10] 欧尔班在伯伊莱·图什纳德（Băile Tuşnad）的演讲，2014年7月26日；英译文可见http://budapestbeacon.com/public-policy/full-text-of-viktororbans-speech-at-baile-tusnad-tusnadfurdo-of-26-july-2014/10592（2017年1月引）。

[11] 欧尔班在伯伊莱·图什纳德（Băile Tuşnad）的演讲，2014年7月26日；英译文可见http://budapestbeacon.com/public-policy/full-text-of-viktororbans-speech-at-baile-tusnad-tusnadfurdo-of-26-july-2014/10592（2017年1月引）。

[12] 凯伦·施滕纳：《威权主义的动力》（The Authoritarian Dynamic,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P, 2010）。

[13] 乔纳森·海特：《何时以及为何民族主义击败全球主义》（“When and Why Nationalism Beats Globalism”），收入《美国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第12卷，2016年（7月10号）第1期，在线见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6/07/10/when-and-why-nationalism-beats-globalism/（2017年1月引）。

[14] 加斯帕·米克洛斯·塔马斯：《什么是后法西斯主义？》（“What is Post-Fascism?”），2001年 9月13日，在线见https://www.opendemocracy. net/people-newright/article_306.jsp（2017年1月引）。

[15] “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历史”（“History of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Association”），在线见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Contents.jsp? CMSID=History（2017年1月引）。

[16] 马克斯·罗瑟（Max Roser）：《幸福和满意生活》（“Happ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2016），在线见https://ourworldindata.org/happiness-and-lifesatisfaction/（2017年1月引）。

[17] 马克·里拉：《失事的思维：论政治反应》（The Shipwrecked Mind. On Political Reaction,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 2016），第xiv页。

[18] 马克·里拉：《共和党革命》（“Republicans for Revolution”），载《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12年1月12日。

[19] 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悖论：民主和世界经济的未来》（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1）。

07— 欧洲避难所

Bruno Latour

布鲁诺·拉图尔

1947年生于法国博讷，现任巴黎政治学院及社会学研究中心教授。他获奖无数，并获2013年度霍尔堡国际纪念奖。近著《我们思》（Cogitamus, Berlin: Suhrkamp, 2016）。

2016年11月的美国大选以来，局势至少更加明朗了。

英国沉迷于帝国美梦，追思19世纪末；美国渴望恢复战后的强盛，重温发黄老照片中的1950年。而欧洲呢，欧洲这片大陆又一次被孤立了，在前所未有的支离破碎中走向衰弱。波兰梦想一个虚幻的国家，匈牙利想要只留下“土生土长”的匈牙利人，荷兰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在与妄想闭关自守的政党苦战。苏格兰、加泰罗尼亚、弗兰德尔想要独立建国。与此同时，俄国熊正舔唇咂嘴，而中国终于实现了“大国崛起”的理想，傲视所有近邻。

欧洲在分崩离析，如同胡桃夹子中的一颗榛子。而这一次，落入新乌布王之手的美国再也不能让她依靠了。

这也许是重建统一欧洲的好时机。哦不，它不会像欧洲之父们所设想的那样，走出战火硝烟，以煤炭和钢铁为复兴之始；也不会像后来，在摆脱历史阴影的强烈渴望中，以统一欧标体系和单一货币为本。不，如果欧洲必须重新团结起来，那是为了应对与1950年代同样严酷的威胁，在一个与20世纪完全不同的新时代站稳脚跟。

欧洲面临着三重威胁：曾经倡导全球化的国家将它全盘抛弃；气候的变化；庇护数百万移民和难民的义务。而它们只不过是同一场蜕变的三重表现：欧洲的土地已改变了性质——我们这些欧洲人都在朝着有待发现和占领的领土迁徙。

第一个历史性事件是英国脱欧。这个国家曾开拓了跨越陆地与海洋的无限市场空间；这个国家一直致力于将欧盟打造成一个巨型店铺，可正是这个国家，在面对从加来（Calais）涌来的数千名难民时，突然头脑发热决定不再玩全球化的游戏了。它退出欧洲，也退出了历史，迷失在早已没人相信的帝国大梦中。

第二个历史性事件是特朗普当选。这个国家为了将自己的全球化模式强加给全世界，曾不惜诉诸暴力；这个国家原本是靠移民消灭原住民才得以建立，可也正是这个国家，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一个承诺构筑堡垒自我孤立，不再放难民入境，不再为国土之外的任何事务派遣救援，但同时也准备好蛮横无礼地四处插手的家伙。

人人为己！全速撤退！问题是，哪儿都不再是家园，谁也没有家了。走吧！所有人都得走。为什么？因为能实现大同梦想的星球没有了。

这得说到第三个历史性的事件，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在2015年12月12日，巴黎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后一天签署的公约。

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代表们决定了什么，甚至不取决于协议能否实施（白宫和议会的反对派会竭尽所能让它落空）。不，它的重要之处在于，在那一天里，所有在掌声中签字画押的国家都明白了，如果他们全都朝着各自既定的现代化目标挺进，就将不再有符合他们发展期望的行星存在。这样一来，他们的计划就只好排到彗星上去了。

如果没有了地球这颗行星、这片土地，没有了陆地和土壤去容纳这个万国向往的全球化世界，我们该怎么办？要么就否认问题的存在，要么只能去学会脚踏实地。对每个个体来说，问题就变成了：“你是继续游手好闲做美梦，还是去寻找一片宜居的土地，为了你也为了你的孩子？”这个问题如今将人们划分成两派，比左右阵营更加壁垒分明。

美国曾有过两种解决方案：当他们终于意识到这场变革的规模以及所要面临的重大责任，他们可以选择面对现实，最终带领自由世界走出深渊，也可以选择在自欺欺人中沉沦。特朗普大概已经决定，要让美国再多做几年美梦，推迟着陆的同时也将其他国家扯向深渊。

而我们这些欧洲人可承担不了这样的后果。事实上，我们在刚开始意识到威胁袭来时，就已经不得不在这片大陆上款待数以百万计的客人了。经年累月的战争、全球化的失败和气候突变抛弃了我们，也抛弃了他们，我们得彼此依靠，一起去寻找一片适宜居住的土地，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孩子。我们不得不同这些传统、习俗和思想都与我们南辕北辙的人们共处，他们成了我们陌生的亲人，——那么亲近，也那么陌生。

我们和这些漂泊的人们只有一个共同点——山河尽送之痛。我们这些老欧洲人，因为全球化在这个星球上行不通，整个生活方式都要改变；而他们那些未来的欧洲人，因为不得不离开破败的故土，也要去学着完全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难道我们付出的还不够多吗？不，我们唯一的出路，是去发现一片能共同居住的土地，实现新的统一。否则我们只好假装什么也没改变，继续做美国生活方式的白日梦，而大家都知道那躲在坚固围墙后的九亿人，并不能在梦里安享太平……

所有人都在紧闭门户，去考虑什么边界开放和生活方式革命，确实太不合时宜。然而，移民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是同样的威胁。

大多数国民并不承认地球所面临的遭遇，而他们却完全明白是移民问题带来了这难以忍受的身份焦虑。眼下他们受了所谓“民粹主义”政党的煽动，对生态环境的突变管窥蠡测，只看到它从国境线上塞过来一些他们不欢迎的人。于是有了这样的对策：“让我们筑起严密的边境防线，就能抵挡住这场入侵。”

可这场突变的另一面，人们还从未充分领略过：新的气候形势早就在扫清所有边界，让我们暴露无遗，来不及建造能抵御另一种入侵者的围墙。

我们要捍卫自己的身份，就必须去认识这些没有形体与种族之分的“移民”：气候变化、地质侵蚀、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以及生态破坏。密不透风的边境能挡住两条腿的难民，却根本阻止不了它们的侵入。

言至于此，我们有必要引入一种政治学假说——可以说这是一种很接近真相的虚构假想。

明智的精英们（这样的人还是有的）自1990年代就已经将越来越频发的灾害归结为“气候问题”，不过这个词要从广义上去理解，它意味着人与土地之间长久以来基本稳定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对土地取索无度，可以获取产权、开发利用甚至滥用，而土壤只能默默承受。

开明精英们开始积累证据，试图证明这种情况不会持久。他们对此早已知晓，只是学会了勇敢地无视它。在为私人所占有、囤积、肆意开垦的土地之下，有着另一层土壤，这另一片土地已经在动摇、在震颤、在战栗。可以说这场地震真的让开明精英们感到胆战心惊了：“当心，一切都将不复以往；地球将会反击，曾经驯良的力量将会逆袭，你们将会付出沉痛的代价。”

可惜对这些威胁和警告心领神会的，却是另一类精英：他们也许没那么明智，可他们有巨大的权力和切身的利益，最要紧的是他们对自己的舒适安逸极其敏感。

于是轮到这个虚构的政治假说登场了：精英完全清楚警告所言非虚，然而无可辩驳的事实并没有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将要为地球的反噬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

他们只得出了两点结论，正是这两点让乌布王在今天入主白宫：的确，这场逆袭会带来沉重的代价，不过要为此埋单的是别人，反正不会是我们；至于气候变化确凿无疑的真相，我们要彻底否认它的存在。

如果这个假说成立，也就不难理解1980年代起所谓的“国家福利从削减到解体”，2000年之后所谓的“气候变化否定论”，尤其是过去四十年来到处蔓延的不平等乱象——这一切都是同一现象的不同表现：精英们多么开明变通，他们早就决定好未来的生活将不再属于所有人，因此要尽快抛弃团结带来的负担——这就是削减福利；要建立一座固若金汤的堡垒，让那百分之几的人能够幸免于难——这就导致了不平等的爆发；而为了掩盖他们从共同世界中逃逸的卑劣行径，就必须彻底否认导致这场仓皇出奔的威胁存在——这就要否定气候变化。这个假设若是不成立，也就不会有不公横行，不会有粉饰气候怀疑论的大宗投资，更不会有不可理喻的福利骤然紧缩了。三段式的历史起承转合，令欧洲大陆饱受煎熬。

借用泰坦尼克号的过时比喻：聪明人看到冰山朝船头直冲而来，知道船必然会沉，已经占好了救生艇，他们要求乐队尽可能久地演奏催眠曲，以便在黑夜的掩护下，在船身倾覆惊起其他船舱的乘客前匆匆逃离！

这些掩人耳目的所谓精英早就明白，如果他们还想舒适地活下去，就不能再假惺惺地与所有人分享生存空间。全球化的势头突然彻底扭转：下等舱乘客们已经完全清醒，从船舷高处望见驶得越来越远的小艇，乐队还在演奏着《与主更亲近》（Plus près de toi mon Dieu!），可乐声早已掩盖不住人们愤怒的呐喊……

人们真的愤怒了，他们无法相信，也无法理解，竟会遭受这样的背信弃义。

为了解释目前的现状，政治学家们利用并滥用了“民粹主义”这个术语。他们指责“人民”短视、怯懦，天性爱猜疑社会精英，文化品味败坏，尤其还执着于身份，沉迷于习俗、古礼、国界与籍贯，别忘了还有个对现实漠不关心的罪名；他们还要说他不够包容、开放和理性，缺乏冒险精神（唉！鼓吹冒险精神的可正是那些手握大把里程卡，可以飞去任何避难所的人啊）。

他们忘了这位“人民”遭受过多么冷酷的背叛：那些人背弃了全世界携手在地球上真正实现现代化的理想，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早也更清楚地知道那是做不到的，因为这颗星球容纳不下他们无限膨胀的欲望。

特朗普的当选让新的政治格局日趋明朗，因为他拽着美国奔去的前程，为我们指明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可行去向，从而终于让我们通过反差较好地认识了这种“第三吸引子”（le troisième attracteur）[1]的特性！事实上，特朗普的创新在于建立了一套坚决否定气候变化的政治路线。气候变化否定论第一次主导了所有的政策抉择。真是露骨的坦荡！

以特朗普来对比1930年代的那场运动，法西斯们可算不上有新意。两场运动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调配出一套新策略，让老派精英们在一段时间里六神无主。不过法西斯主义的组合沿用的还是老配方——那是一条从古老的疆土进军现代的道路。他们设法将重温罗马、日耳曼旧梦，同革命理想和产业技术现代化结合，重塑出一个极权国家的形象——国难当头，不容有一己之私。

这些在今天的改革中都找不到：鄙弃国家，个人为王，首当其冲是要放开一切束缚以争取时间，为亚美利加改头换面，令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特朗普的妙处在其一举三得：一是追逐着最大利润率先逃离，任其他人去听天由命（代表“小人物”的新部长们都是亿万富翁！）；二是让完整的美利坚民族退回到区分民族和种姓的时代（在高墙之后“让美国再次伟大”！）；最后的第三步就是明确地否认地质与气候形势的变化。

“特朗普主义”——之所以用这个词，是因为这样的政治革新并不多见，值得认真看待。正如法西斯主义也曾做到将各种极端整合为一体，令当时的政治学家和评论家大为震惊，特朗普主义也在整合极端，〔至少在短时间里〕骗过这个世界。与其让两场逃亡方向相悖——一个面向全球，一个回归本土——特朗普则让它们看起来殊途同归。这样的融合明显不可能达成，除非现代化与土地物质条件两方面之间的冲突不存在。气候变化怀疑论如此举足轻重，也就不难理解了。（须知直到克林顿时期，气候政策都还是两党协议的问题之一。）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这套新政如此缺乏真实感——由亿万富翁们拖着几百万所谓的中产阶级回归到过去的庇护下！结局显而易见。要稳定当前的局势，唯一的条件就是完全无视地缘政治因素。

这整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再也不去正视地缘与政治的种种现实，而是堂而皇之地对一切约束置之不理，名副其实地离岸（offshore）——如同在这个词字面所指的避税天堂中。最重要的是，别再和大众分享这个再也不归大家共有的世界。似乎只要这样我们就能无限地远离这第三吸引子，远离这游荡在政治动态中的幽灵。

值得一提的是，创造出这套新政的人是个负债累累、破产连连的创业者，能一朝成名多亏了电视真人秀（这也是逃避现实的形式之一）。无论是他的竞选广告还是当届政府，都无不彰显出对社会现实的完全漠视，这是向往超脱生活的直接结果。既然向人们承诺去往“古老大地”就能回到从前，而这个引诱人们的目的地对大众选民来说并不存在，那就没必要太在意实际层面的细枝末节！

不必为特朗普的选民们“不相信现实”而愤慨：他们并不傻，恰恰相反，正因为要全盘否定地缘政治格局，漠视现实才变得如此关键。如果还要考虑向前逃还是向后逃的重重矛盾，就必须先脚踏实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特朗普主义定义了第一个环保主义政府（当然是以相反的、逆向的、排斥的方式！）！

当然，也不能让“小人物”对未来的际遇抱有太多幻想。特朗普最受那些微不足道的小精英青睐，正是他们，在1990年代初就早已勘破，不可能有什么大同世界让他们与九亿人共享。“尽管去恣意妄为，大把地攫取土地中残存的一切，‘挖呀宝贝儿快挖吧！’跟着特朗普，我们还能为自己和孩子赢得三四十年的喘息机会。而此后洪水滔天，我们都难免一死。”

做会计的都知道企业家会开“空头支票”：特朗普的新政就是让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开出空头支票。特朗普就是这么个国家级的麦道夫！别忘了整件事的根本原因：如果要回到现实，转而趋向地球这个吸引子，他所领导的国家就要付出最大的代价。他的选择是疯狂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是只有大学者才能预料到，这一切将在漫天大火中终结。这是它与法西斯主义仅有的相似之处。历史并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始于悲剧而终于闹剧”，它还会喋喋不休地再上演一出悲惨的滑稽戏。

总而言之，新政让局势明朗化，也让进步的力量——也就是将注意力转向土地关系的那些人——更加清楚他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困难。我们不仅要把那些留恋故土的人引回正途，与渴望融入世界的人们结盟，现在还要正面迎击那些受了吹笛人蛊惑，朝着让我们更加远离地球的方向而去的人们。

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曾说过，欧洲终有一天会成为摒弃帝国权威者的俱乐部。让脱欧派、特朗普的选民、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去醉心于帝国梦想吧。只要他们还执着于疆域版图意义上的统治权，他们就不会比我们更有机会掌控这个如今还支配着我们也制约着他们的地球，成为它的主宰。面对挑战，欧洲做出了她的决断，因为正是她缔造了这段奇异的全球化历史，尽管她也成了其中的受害者。历史属于最先在一片宜居的土地上着陆的人，只要土地还没有永远地消失在那些幻想旧式现实政治的其他人手中。

杜甦/译

[1] “吸引子”是微积分与系统科学论中的概念，也应用于社会科学中，泛指系统无限趋近的某个稳态，通常分为定点吸引子、极限环吸引子，以及第三种表现混沌系统中非周期性、无序性系统状态的奇异吸引子。——译者

08— 克服对自由的恐惧

Paul Mason

保罗·梅森

1960年生于英国兰开夏郡的利，在许多方面都取得过杰出成就的电视新闻记者和撰稿人，他长期在BBC和新闻4频道工作，并为《卫报》撰写了大量文章。近著《后资本主义——新经济概论》（Postkapitalismus. Grundrisse einer neuen Ökonomie, Berlin: Suhrkamp, 2016）。

英国，利（Leigh），1976年：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听到“黑鬼”（the n-word）这个词。当时我和父亲站在一个橄榄球联赛的看台上——有大约四千人挤在球门柱的后面。我们俱乐部签了一名黑人球员，这是他的第一场大赛。

1970年代，两队的球迷总是在看台上混在一起。但是那天客场球迷很受伤，因为每一次我们的新球员拿到球后，他们队伍中的一些人便开始像猴子一样喊叫——“愚蠢的黑鬼”（stupid nigger）。更糟糕的是，我们的一些球迷也加入进来。我深感尴尬和无力。然后，我们的新球员拿起球，打倒了挡在他面前的三个人，得分。

我看到我父亲，待周围寂静后，转向观众，张开双臂，扯着嗓子喊：“那么，你们是怎么看待‘黑鬼’的呢？”

是什么赋予一个没怎么受过教育的白人以权威，在道德上击败种族主义的呢？我父亲没有特殊的地位：他既不是工会领袖，也不是酒吧的打手。他只是呼吁坚持传统价值观的工人阶级社会中的一员。

利不是一个激进的城镇，却有一种强烈的、不言而喻的政治文化：憎恨跟富人相关的一切；不信任外界的任何东西；怀疑任何行为看上去是将市场的逻辑凌驾于人类尊严之上的人——推销员、收租人、小偷。

因为我们的对抗性有相当部分存在于这种对外来者的排斥之上，所以我们明白，如果种族主义在我们中间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它会变得邪恶。遇到黑人时，我父亲那一代的矿工总是用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的电影《激扬的山谷》（The Proud Valley）中的一句话来消除他们的疑虑：“我们不都是矿井里的黑人吗？”但是没有人为矿井消失的这一天做好准备，跟它一起消失的还有工程工厂、工人足球队和社交俱乐部。

1980年经济开始衰退时，大规模的失业打击了我们。我父亲——1930年代还是个孩子——告诉我：“如果再一次出现经济大萧条，种族偏见会卷土重来。”最终，它都不需要再来一次大萧条。

2016年，我家乡的人们以2︰1的比率投票脱欧（Brexit）。虽然在今年地方自治委员会的选举中，工党仍旧获得了胜利，但右翼种族主义的英国独立党（UKIP）在一半的选区内都位列第二，它驱逐了保守党，成为工党的主要竞争对手。在2015年的大选中，英国独立党获得了45000张选票中的将近9000张。2010年，大约2700人曾投票给法西斯主义的英国国家党，那些选票包含在英国独立党的全部选票里。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个城镇将成为仇外的右翼势力的进攻目标。

在酒吧和俱乐部里，以前的矿工和商店店员试图维持现状：支持社会主义和反种族主义，把贫困和社会发展的停滞归咎于富人和紧缩政策。但问题是，即使他们获胜，也要付出代价：那就是要容忍公开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而在三十年前，就在同样的空间里，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还是不可言说的。

对于一些人来说，抵抗资本的文化转变成了一种反抗全球化、移民和人权的文化。我们怎么走到了这一步，这不仅仅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失败的故事，而且是一种叙事的崩溃。反过来，左派的瘫痪也不在于它未能推进对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经济批判，而是在于，它未能恰当地参与到极右势力正在发动的叙事斗争中去。探询这场叙事斗争的细节，与认为符号优先于所指物的典型后现代主义命题无关。它已变成一个关乎社会民主之生死存亡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的攻击

新自由主义通过报复性行为宣告了自身的到来：撒切尔和里根在1980—1981年间都使用了顺周期性的经济学发动对传统产业的破坏，以达到使工人阶级原子化（atomising）和破坏工会有效性的具体目标。

福柯曾预言，我们将会变成“自我的企业家”。[1]但是我父亲那一代人有不一样的想法。对他们来说，出于商业动机的竞争和行为是禁忌。在多年福利制度下的失业和屈辱中，他们不得不学会在彼此背后捅刀子；或在工会被禁止的工厂里从事因工厂随时有可能被关停而朝不保夕的工作。

对于新自由主义而言，这是一场要将一种新的叙事强加给数百万人的生活的战役。整整一代工人被迫要表现得好像市场的逻辑比地方或阶级身份的逻辑更为重要，即使他们并不相信这是真的。

工资暴跌。团结遭到破坏。我们社区中的边缘人——小偷、骗子、收租人、罢工者，倒成了撒切尔主义的民间英雄。他们成立了各种小公司：保洁公司、保安公司、晒黑美容院、培训工厂员工撰写简历的公司等等。围绕着这些公司，有组织的犯罪活跃起来，因此，在曾经有着稳定社会秩序的排屋街道上，毒贩、性工作者和高利贷者成为地区风景的一部分。

坦率地说，它摧毁了我们。有些人进行了抗争，例如矿工在1984—1985年举行了长达12个月的罢工。但大多数人未经抗争即被摧毁。相反，在早期，工人阶级社区采取了在工作之外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文化抵抗的消极策略。在工作场所，由于欺凌和残酷剥削日益疯长，人们遵循新的仪式、语言和规范。但在私人和半社会空间，如家庭住宅、社交俱乐部、酒吧，他们畅所欲言，以宣泄不满。

1980年代，工人阶级的文化和工作被强制分离的苗头初显。然后，在1990年代，它变成了一种远离工作、与工作无关并集中于工作之外的世界的工人阶级文化。

1990年代初期，还有一些东西可以缓解痛苦：信贷。典当商店，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930年代，彼时又重新出现：你可以典当你的合成音响系统、中国制造的吉他、孩子的婴儿车。抵押贷款是现成的——不只是面向那些有工作并储蓄的人，而且面向那些什么事都不做的人。信用卡也很多，甚至那些经常刷爆卡然后拖欠的白痴，也还可以继续开卡。然后，发薪日贷款公司出现了，它们以1000%的利率放出贷款。最重要的是——随着中国进入市场——全球化开始显著降低生活必需品的成本。

如果1990年代工人阶级的生活比1980年感觉要好，那是因为信贷和廉价的中国商品抵消了首要问题：薪资的停滞不前。全球化和放松金融管制对劳动人民根本上是有好处的——这已然成为了社会民主的公开信息。

结构转型的道德效应

新自由主义带来了许多结构性转变，主要包括：制造业的离岸外包，将大企业重组为小公司的“价值链”（value chain），减税以收缩政府，公共服务私有化，以及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只有通过了解这些变化的叙事效应以及它们直接的经济影响，我们才能理解2016年开始的中间路线（centrism）在意识形态上的崩溃。

生产的离岸外包旨在降低工资成本和减少工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在利这个地方，最重要的转为离岸的产业是一家大型工程公司“科尔斯起重机公司”（Coles Cranes），它随后迁至波兰。但是，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言，更广泛的叙事效应是“消灭空间”：它向整个阶级发出信号——地方，你的身份的关键来源——并不重要。

根据制造利润率差异的细分而对公司进行重组，是为了使企业生命的各个方面都受到金融市场的支配。现在，维持社交俱乐部和保龄球场（在我1979年工作的当地工厂里都有）不再合乎逻辑。你仍然可以有一个食堂，现在是由一家外包的餐饮公司经营，但它必须盈利。这种信号的效果同样清楚：公司不再承担任何日常的社会义务。

第三个大的结构改革是削减累进税。目的是在意识形态上缩小政府的规模。但是一旦出现资产泡沫，离岸避税港湾将蓬勃兴起，低税率的次要影响是增强不平等和抑制社会流动。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公共服务的侵蚀在向工人阶级传递明确的信号：1945年后的社会交易已经告终。福利国家中只有那些对资本有效的部分才会被保留。

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的第四个武器，它更新了创利资本的股票，并治愈了困扰凯恩斯时代晚期的利润危机。收费公路，铁路私有化，本地公共汽车服务的混乱分散，终止为穷人供应电力和燃气的新能源政策——这些措施的出台都是为了使公共服务尽可能变得昂贵起来。它们的叙事效应是侵蚀公共经济领域的概念：因此在逻辑上就变成了，只为你自己和你自己的家庭打算，因为如果你跌倒了，能够及时拉你一把的好像就只有你自己和亲人了，政府和更广泛的社群是帮不上忙的。结合撒切尔夫人对公共住房建筑项目的终止，这传递给工人阶级家庭的信息是很清楚的：你只能靠你自己。实际上，政府在这里不是为你提供帮助，而是使所有公共服务尽可能变得昂贵和稀缺。

最终，消费的金融化只是资本主义本身更广泛的金融化当中的一部分。现在，所有公司都被投资银行的分析师阶层支配。那些多愁善感的管理者被取代了，他们想要维持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所学到的社会合伙礼仪。这是所有文化信号里面最大的一个。在未来，最高地位将不会给予名字排在所有店员前头的本地老板。相反，撒切尔主义欢迎的是交易大厅里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不同于20世纪中期顽固的资产阶级，一个固执己见、自我本位的工薪阶层可能成为这种新的创业精英中的一分子。

通过把金融掠夺者颂扬为一种新型的工人阶级英雄，新自由主义开始将“工人阶级文化”重新包装为一种亲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所欢迎的是无知和自我主义——这跟以前的情形恰好相反。如果比较1960年代的肥皂剧《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的任何一集，和可与之相匹敌的于撒切尔时代开始的《东区人》（EastEnders），你可以观察到——虽然是通过这类滥套式剧情的棱镜折射——来自于新自由主义的道德影响。取代了1960年代冷静而理性的语言的，是如今的大喊大叫、摔门而去、对着妇女的脸抱以一顿老拳、自杀和抑郁症——以及对毒品和盗窃的挥之不去的恐惧。成瘾、愤怒和依赖，操控着这些新的戏剧性角色原型，如同众神操控着希腊戏剧里的人物。他们已经失去了能动性和复杂性；他们已经成为二维社会里被编码的人和命运的仆役。

然而，对于我父亲那一代，系统里的一切都致力于养成（oxygenate）反种族主义、国际主义和自我教育的利他主义，而现在，新自由主义则催生出它们的对立面。三十年来，这种做法的功能是破坏和分解工人阶级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2]问题是，当新自由主义本身崩溃时，被催生出来的已不再是主流的保守主义，而变成了威权的右翼民粹主义。

新自由主义叙事的失败

新自由主义是一步步走向失败的。到1990年代末，它对于社会流动的承诺显然被打破了。到21世纪初，网络产业的崩盘和诸如“公平人寿”（Equitable Life）之类的企业丑闻已经开始关闭进入公司养老金制度的机会，这种养老金制度可是由超过三分之一的员工贡献的。

即使离岸外包造成越来越多的前工厂社区完全依赖公共部门的工作和福利，工党表示，它也不会减缓变革的速度，不会去维系老式的社会凝聚力。在2005年的工党大会上，托尼·布莱尔警告说，关于全球化的辩论，就像是辩论过了夏天是否就是秋天一样，“这个变化中的世界的性质与传统无关。用不着去体谅任何脆弱。不用去尊重过去的荣誉。这里没有习惯或惯例可言。它充满了机会，但这些机会只为那些迅速适应现状而不怎么抱怨的人准备，他们观念开放，愿意且能够做出改变。”[3]

这是明确要求前产业工人阶级放弃他们最后的、已被切割得只剩一点点残余的文化内核的最后通牒。在任期内，布莱尔和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把所有赌注都押在了金融化上。放松对信贷市场的管制，将会甚至允许穷人参与资产价格泡沫。蓬勃发展的金融业将催生高额税收；这些高额的税收将通过福利金、就业税收抵免、恢复支出的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NHS）以及普及于大众的大学教育等形式重新分配给工人阶级。在金融危机前夕，多达七百万人口，相当于三分之一的家庭，正在从政府获得某种形式的付偿。

当金融体系崩溃时，这个基于金融的社会民主改善计划也随之崩溃。取而代之的是紧缩政策——紧缩健康和福利支出。通过取消惩罚性福利，很多家庭的生活要被迫依赖食物赈济处，而运作这些食物赈济处的主要慈善机构每年都要分发110万个紧急包裹。100万名不到退休年龄的前产业工人被收回了疾病和伤残福利。而且随着安全网崩溃，移居入境许可（consent for inward migration）也即瓦解。

移居入境许可是怎样瓦解的

英国——就像美国、德国和法国——在战后吸收了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少数白人、保守工人的赤裸的种族主义，是通过移民与英国文化相融合而得以缓和的。只有少数白人工人转向法西斯主义，并且它的形式如此之暴力，很容易被压制。因此，在1980年代的大城市里，实际的工人阶级是不能被消灭的多个种族：非裔加勒比人、穆斯林、印度人、索马里人——这些人一开始都被边缘化，并且都经历过种族主义。现在，所有这些人在城市典型的工作场所都随处可见：交通系统、医院、超市和软件商店。

加入欧盟的十个东欧国家（A10）彻底改变了这种动态关系。在两个阶段里（首先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排除在外），英国政府热情地鼓励东欧十国的人民行使在欧盟条约里所体现的那种权利：人口自由流动。

自1970年代以来维持的移居入境许可，主要是严格控制来自肯尼亚、印度或孟加拉国的内向流动的。相反，来自东欧十国的移民入境是依据他们的权利，而不是被许可。他们永远不会成为公民；而到2016年为止，已经有三百万来自东欧的移民了，但他们仍不具有选举权。

其次，针对东欧十国的移民政策是专门设计来抑制薪资和工作条件的，尽管一般的宏观经济研究几乎都没有记录这一由移民带来的薪资水平下降和工作条件恶化的影响。东欧移民劳动力被恰到好处地纳入新的不稳定工作的体系中。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做出的“维京”和“拉瓦尔”判例（“Viking” and “Laval” cases），确立了雇主将低薪劳动力从一个国家“派驻”（post）到另一个国家的权利。

第三个变化是，虽然黑人和亚洲移民流入城市，但东欧十国的移民流入了先前几乎没有过移民的小镇社区；那里很少有能让多民族城市得以运转的弹性网络；这给公共服务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此外，东欧十国移民还向现有的英国工人阶级发送了另一个叙事的信号：我们更喜欢这种工人——灵活、沉默、顺从、恭敬、没有权利、对更广泛的民众（demos）无甚贡献，而且不求回报。

首先，新自由主义对东欧十国移民的防范是命中注定的：东欧十国移民是现代生活的“事实”，是不能被控制或取消的。然后，当研究开始显示劳动力市场底端的薪资抑制时，这被认为是无足轻重和微不足道的，而且能被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增长所抵消。当他们注意到不稳定的英国本土工人给公共服务造成的压力已超过东欧十国的移民时，中左派（the centre left）认为这可以通过承诺向受移民影响的地区拨款来进行补偿，不必担心有人会以必须从其他款项调款为理由而提出的异议。

新自由主义认为它可以打消人们的反移民敌意，因为三十年来，它已经消灭了空间、个性和地域。而且全球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正如人们在面对其他所有结构性变革时所做的那样，他们最终会默认这一进程。但与之相反的是，在英国它引发了“穷忙族”的反抗，这造成了全球体系多边框架的第一次破裂，即英国脱欧。

英国脱欧赢得的52%的投票不仅仅是由白人工人投出的，根据投票后的一次民意调查，27%的黑人和33%的亚裔也为脱欧一方投了票。而且为脱欧投票的所有选民中，59%是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然而脱欧投票最激烈的地方是英国的小镇，在这里，工人阶级文化的残余现今变成了一种“身份”，其主要特点是反抗，不仅反抗全球化，而且反抗自由的、跨国的、其曾经促进的以人权为本的文化。

引人注目的是，这种穷人的假性反抗能够向上给小城镇的中产阶级施加一种领导权（hegemony）。成为一名专业人士，是在城市里投票留在欧洲的前提，但这个前提并不适用于以前的小型工业城镇。自公投以来，许多中产阶级都承认：“虽然我想投票留在欧洲，但我知道穷人受伤害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为了他们我要投票给脱欧。”

只有理解了愤怒的来源，你才能平息愤怒。英国本土工人、黑人和白人的愤怒更多地针对于移民制度而非移民自身。它从前是并且仍将继续是新自由主义渴望消灭空间、社区和非抽象劳动的终级象征。要孤立和击败威权式民粹主义之下的右翼工人的种族主义，是不能仅仅通过经济来实现的；必须在这个网络化和个人主义的世界中，通过斗争重新确立一个社会民主的平民身份。

叙事斗争的未来

自2008年以来，有一点一直是很明确的，即除非我们放弃新自由主义，否则全球化将分崩离析。这一分崩离析的进程现在已经开始。

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精英和两代以来的专业经济学家来说具有致命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就是它表面上的完善。新自由主义在其经济内含中，确认了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市场、适者生存和小政府（small state）的观念。而且它的政治形式完全符合自由民主的核心假设：我们都只是公民，而不是工人或老板；我们的一切权利主要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即使是现在——随着伦齐（Renzi）的下台，奥朗德（Hollande）磕磕绊绊地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朔伊布勒（Schäuble）还要求希腊出台更多紧缩政策——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才刚刚开始质疑这一本质主义的思维定式。相反，崩溃是从与此相反的方向开始的。从根本上说，威权式民粹主义在整个欧洲动员少数工人阶级选民为其投票，实际上是一种去全球化的诉求。它的反动性质不仅体现在它更倾向于种族主义、反伊斯兰情绪和社会保守主义等方面，而且体现在它完全不了解此项任务的复杂性。

与1930年代相反，当下的经济民族主义必须废除一个复杂、有机且弹性的系统。该系统可能极容易崩溃——通过货币战争或一系列大量的债务注销，但如果这样，它将使失败国家的城市遭受重创，看起来像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过后的新奥尔良。

幸运的是，大众政治人口学指向与1930年代完全不同的方向。被排外的极右分子所憎恶的个人主义和解放的行为与信念牢牢地扎根于整个这一代人当中。根据尤各夫公司（YouGov）的调查，在英国，虽然约19%的人坚持强大的右翼立场，29%的人持有中间派的“威权式民粹主义”信念，但是最大的群体——约37%的人——是“亲欧盟的国际主义自由左派”。[4]

现代社会不是魏玛共和国，在魏玛共和国中，宽容和多元文化主义作为覆盖反动的、等级制的和民族主义的思维模式的一层薄膜而存在。而现在，新的行为、信念、宽容度、对人权的依恋及其普遍性，都是技术变革和教育的产物。要想将这些从多数35岁以下的人的心灵、身体和微观结构中剔除，就非得用强力不可。

我在其他著作中提到过，[5]工业无产阶级不仅在1980年代抵抗新自由主义时失败，而且随着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后果，作为社会变革主体，工业无产阶级将会被更加无定形的群体所取代，如曼纽尔·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等社会学家为这一群体贴上“网络化个体”（networked individual）的标签。这些“网络化个体”不仅包括职员和学生的下层，而且包括大部分普通劳动人口，如护士、咖啡师、软件极客等。甚至剩余的安全雇佣的工业劳动力，也由于高科技制造业工作场所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这种全球主义文化。

在这个意义上，网络化个体是“被扬弃了的（sublated）工人阶级”，如果存在一个历史的集体主体能够推动向超资本主义的过渡，那么这个主体就是年轻的、网络化的、相对自由的人类。他们不是一个阶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因新自由主义的崩溃而被驱逐出了经济的未来。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作为对比放在1930年代的情景中，那么得出积极结果的可能性就会清晰起来。

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总结说，它不仅是由经济所招致的不满所推动，而且是被一种“对自由的恐惧”所推动的。在当时的德国小资产阶级和一些工人中间存在的威权主义思想，使他们以“渴望被操控”来应对自己的无能为力。

弗洛姆写道，尽管劳工团体和自由的、天主教的资产阶级对纳粹主义强烈抵制，但这种抵制最终还是崩溃了。究其原因，第一是因为人们“内心疲倦和想要放弃的状态”[6]；第二是由于1919—1923年间德国工人所遭受的失败这一客观存在的遗产；最后是因为，大约从1930年开始，抵抗的意识形态已被耗尽。

如今，面对特朗普、英国脱欧和全球秩序解体，新自由主义的中间派政治精英正在遭受人们情感上的放弃和不信任。对于网络化个体的人口统计学来说，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建立与小城镇工人阶级社区中的国际主义者的交往和结盟；培养让我父亲那一代人大声抵制种族主义的那种叙事的剩余部分；并把这一点与关于未来的希望的叙事结合起来。

社会民主派的任务不是去缓和民粹威权主义者的保守欲望，而是要规划一种适合网络化的、受过教育的多数普通劳动者的需求与激情的自信的替代性选择。这意味着有意识地扭转“第三条道路”（Third Way）背后的战术假设。布莱尔、克林顿、施罗德、伦齐都认为，小城镇的手工业工人阶级总是投票给左派，而社会民主派必须去吸引中产阶级的中心。

新自由主义的崩溃和工人阶级文化之进步内核的长期腐蚀使这些假设必须重新被思考。致力于人权、性别平等、人身自由和保护移民与难民的社会民主，必须将这些群体看作其新核心：大城市的工薪阶层、网络化青年、公共部门职员、大公司的高科技人才和全球主义的劳动力，当然还有少数族裔、移民工人和妇女。

一种更新了的、激进化的社会民主不能与我的家乡已拥有约20%的选民的反动思想妥协，但它可以为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希望。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提供钱给他们——向富人借款和征税或由中央银行印行——以投资到学校、家庭、就业、公共交通和医疗保健。现在常听到死硬的平民种族主义者在电话互动节目里发誓说，他们宁愿看到他们的经济被摧毁和经济增长崩溃，也不愿留在欧盟和接受移民。事实上，他们正确地理解了什么是危如累卵，但是，他们、他们的家人和他们的社群将会发现——你不能吃掉（eat）种族主义。

左派的失败——这里包括激进的左派，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西班牙社会民主力量党以及失败的社会民主派——在于它低估了新自由主义叙事的脆弱性。即一旦它的一部分消失，整个新自由主义就不再有意义了。尽管我们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内含，但我们似乎仍然愿意将我们自己的叙事投射到其政治形式的假定永久性当中。如今左派不得不通过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来与工人阶级社群中的右翼民族主义做斗争。

新自由主义用关于个人的故事取代了合作与凝聚力的老旧故事。这些个人是拥有抽象权利的抽象的人：他们制服上名字徽章的存在只是为了客户或老板的便利，而不是为了表达他们的身份。失败的和遗留社区里的工人仍坚持他们的集体左派身份，但由于它的高歌猛进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被包括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每个人都宣布为是不可能的，他们就开始将什么是左派的身份认同的重心放在口音、地方、家庭和民族上。

自2008年以来，虽然中央银行政策和政府干预防止了我父亲那一代人所担心的经济大萧条，但他们造成了一种停滞的趋势：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2016年3月的20国集团（G20）峰会上将其描述为“低增长，低通货膨胀，低利率均衡”，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达到均衡的，特别是在紧缩对策需要继续冲击低收入人群赖以生存的福利制度和薪资的情况下。

只要新自由主义讲述一个始终如一的故事，那些最大的受害者——从前工业城镇的低技术工人阶级——就可以生存下去，尽管会伴随着一个对于他们自身的强大的私人身份表达。但是在2008年至2016年间，新自由主义的故事魅力消失了，消失的速度甚至比批评者想象的还要快。在这里，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类似于发生在俄罗斯经济改革（Perestroika）时期的时刻。

1980年代后期，在戈尔巴乔夫（Gorbachev）的领导之下，许多俄罗斯人经历了突然的“意识中断”，因为他们认识到毁灭即将来临。但直到那时，大多数人的行为、话语甚至思想，却表现得好像苏联体制将会永存。尽管他们也对苏联体制的野蛮抱以愤世嫉俗的态度，但许多人仍继续参加节庆游行并执行政府要求的各种仪式。俄罗斯人类学家阿列克谢·尤尔恰克（Alexei Yurchak）在一本书中描述了这一事件，书名一目了然：一切都是永恒的，直到它不存在了（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自从特朗普胜选以来，人们相信类似的崩溃可能在西方社会发生——全球化、自由的社会价值观、人权和法治各方面。如果是这样，资本主义的默认形式将会变成从莫斯科到华盛顿的排外寡头民族主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社会正义和人类解放的所有计划都必须在国族范围内重新校准，就像在1930年代一样。

但这是可以避免的。在下一阶段，左派的计划应该是抛弃新自由主义而拯救全球化。具体来说，正如卡尼现在所建议的那样，我们需要新的机制来抑制不平等，并将贸易和技术进步的收益重新分配给工人和年轻人。为此，我们需要部分扭转上述五种结构改革：

· 采用使生产性就业回归北半球的产业政策，无论它对南半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

· 迫使企业接受它们对真正的、实在的和具体的社群而非抽象的市民社会的社会责任。

· 关键领域的公共服务国有化，以便提供低廉或免费的公共服务，改善不稳定工作的待遇。

· 消除离岸税务结构和影子银行体系，这将会带来数十亿的本土税收财富，以增加大规模的、快速的、提高生活水平所需的公共投资。

· 经济去金融化：提高薪资，降低信贷依赖，通过销账、通胀受控和必要的资本控制来稳定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债务。

这些措施不会对全球化产生致命性影响。但它们会部分扭转全球化；它们将稳定和拯救我们全球性连通经济的能力，但是需以遏制全球化为代价，在受控制的条件下卷土重来，总是保持着敏锐的意识，一旦社会不平衡得到纠正即重启发展的程序。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变得更加合理，并有所减缓，那么这对于北半球人口来说是一个次要问题。

早在这些措施的综合效应显现以前，只要它们成为大多数人心目中一致的任务清单，那么这些措施就会立即产生影响——正如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Roosevelt’s New Deal）的原始凯恩斯主义（raw Keynesianism）所为。

至于移民，在一个手机、互联网和有组织性犯罪的世界里，如果不采用萦绕在另类右翼（alt-right）幻想之中的残忍措施——如电网、置国际法于不顾、国家认可的边境谋杀——的话，是不可能停止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从现在到2060年，美国和欧盟必须吸收五千万移民，以避免增长趋零放缓。[7]所以有必要批准移居入境，通过（1）指导、监督它并向移民为公共服务带来负面影响的地区分配资源；（2）劳动力市场改革，防止雇主利用漂泊无定、非公民的移民人口作为理想的“抽象工人”；（3）扭转紧缩政策。从紧缩到投资驱动增长的变速不仅会在数月内减少住房、医疗和就学方面的竞争，还将创建一个正和博弈，彻底重构关于移民的论争。

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和英国脱欧，现在是时候超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批判了，左派面临的最具体的政治和经济挑战就是去构建后自由主义的叙事。所有的政党、所有的政治家、所有的结构、所有的理论都应该站出来，阻止那种应被抛弃的方式，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吴丹、李梦祯／译 孙柏／校

[1]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生命政治的诞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4），第226页。

[2] 我在这里使用了小说家吉姆·克雷斯（Jim Crace）提出的“氧化”（oxygenation）一词（译文中根据上下文分别译作“养成”和“催生”——译者）。

[3] 布莱尔演说的英文版在线可见http: //news.bbc.co.uk/2/hi/uk_news/ politics/4287370.stm（2017年1月引）。

[4] 乔·特怀曼（Joe Twyman）：《特朗普，英国脱欧，国民阵线，德国另类选择党：一棵树的不同分支》（“Trump， Brexit， Front National， AfD：Branches of the Same Tree”），2016年11月16日；在线见https: //yougov. co.uk/news/2016/11/16/trump-brexit-front-national-afd-branches-same-tree/（2017年1月引）。

[5] 请见拙著：《后资本主义：我们未来的指南》（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Our Future, London: Allen Lane, 2015）。

[6] 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Henry Holt, 1994），第207页。

[7] 亨利克·布拉孔尼尔（Henrik Braconier）、朱塞佩·尼科莱蒂（Giuseppe Nicoletti）、本·威斯特摩兰（Ben Westmore）：《未来五十年的政治挑战》（“Policy Challenges for the Next 50 Years” ［2014］），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政策文集》（OECD Economic Policy Papers），9；在线见http：//www.oecd. org/economy/Policy-challenges-for-the-next-fifty-years.pdf（2017年1月引）。

09— 怨憎时代的政治学，启蒙的黑暗遗产

Pankaj Mishra

潘卡·米什拉

1969年生于印度占西，印度语写作的评论家、文学批评家和作家，同时为《纽约时报》《纽约书评》和《卫报》等供稿。2014年因杰出成就荣获莱比锡欧洲图书奖。近著《怨憎的时代——从卢梭到伊斯兰国的当代简史》（Das Zeitalter des Zorns. Eine kurze Geschichte der Gegenwart von Rousseau bis zum IS,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2017）。

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动荡——无论是唐纳德·特朗普这个自认的性侵者和种族主义者的胜利，亦或是在印度和菲律宾的选举中，被指控犯有集体屠杀罪行的强权人物（纳伦德拉·莫迪、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受到崇拜，还是俄罗斯和土耳其对诸如普京和埃尔多安残酷专制与帝国主义的欢呼——都显示出一股巨大的压抑已久的能量。虽然我们的时代也有分裂，从“伊斯兰国”（ISIS）到英国脱欧，有着很多当地的原因，但这些在世界各地几乎同时兴起的煽动行为，都指向了一种共享的、共同决定的情势，例如在舆论压力下，道德约束在各地都遭到了削弱。过去通常被称为“穆斯林暴动”、被认作棕色皮肤、胡须浓密的暴徒，突然出现在全球各地——身着藏红袍的缅甸佛教种族清洗者，德国金发白种的民族主义者。正如弗洛伊德所言，“人类原始的、野蛮的和邪恶的冲动从未消失”，反而在一个“被压抑的状态”下继续存在，等待“机会施展它们的行动力”。[1]

我们如何理解这种看起来如此道德化、情绪化又政治化的几乎普遍存在的分崩离析呢？起源于三十年前的经济自由主义观念似乎无法解释这种不受控制的力量爆发，例如，“民众”突然变得比我们想象的更容易被人控制且更无法预测。因此，很多政治、商业和传媒精英越来越困惑。《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本来是这些善于思考的精英所倚赖的读物，最近也从义愤填膺向“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一个本身就错误的说法）倾斜。由于没有及时处理全球资本主义的惨败，诸如《名利场》（Vanity Fair）等刊物读起来也像是《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的拙劣模仿一般。更恶劣的是，它没有实现自身对共同繁荣的许诺，并且还蔑视平等的民主原则。

耳熟能详的二元对立修辞——进步和保守、法西斯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又一次派上了用场。然而各行其是的思想界一直在追赶快速发展的事件和不断变化的人类行为的意义，这不禁让我们怀疑，找寻针对如今混乱秩序的理性政治替代物，很可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妥协。不论他们是左倾、中立还是右倾，有个观念仍然抑制着新的政治上“非理性主义”的反对者，即个人是理性的，是被物质自利所驱动的，被失望所激怒的，一旦如愿以偿就可以平息。

这是一个最初在启蒙时期发展出来的关于人类动机的观念，它忽略了传统和宗教，而把理性地追求个人和集体利益的人类能力当作其现代替代品。在这个观念的解释图式中，意识形态上左倾和右倾的人都将追逐私利的中产阶级，或者说“经济的人”（Homo Economicus），设想为人类的常态。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其天生的欲望和本能通常由最终的动力塑造：追求快乐，规避痛苦。这个简单的观念忽略了很多人类生活中曾经存在的因素：例如对失去荣誉、尊严、地位的恐惧，对变化的怀疑，对稳定安逸的向往。我们无法讨论和处理那些更加复杂的动力——虚荣，害怕展现脆弱，或“形象塑造”（image-making）。那些超理性主义者着迷于物质上的进步，忽略了“落后状态”所赋予的身份的诱惑以及受害者身份带来的持续愉悦。

当我们回忆19世纪后期，启蒙运动中针对个人幸福的狭隘的理性运动，就像1922年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所写的那样，成为“嘲笑与蔑视的对象”[2]时，我们自身对那些非经济动机的忽视，似乎更令人惊讶。的确，大多数现代主义文学、哲学、艺术的特征都在于坚持人类不只限于理性的自我主义、竞争与获取；社会也不只是逻辑计算和自主的个体之间的契约；政治也不只是非人的技术专家用投票、调查、数据统计、数学模型和技术等手段设计的超理性进步体系。在最简单的世俗交易之外，还存在着广阔的无意识领域。如弗洛伊德所言，用理性计算出来的智力成果，是“微弱的、缺乏独立性的东西，是我们的冲动和情感的玩具”[3]。

这个时代惊人的革命和我们面对它们的困惑，使得我们再一次把思维锚定在了冲动和情感的领域之中；这样的巨变所要求的，也恰好是关于“作为人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充分扩展的理解。这个百年前早已着手的探索，把我们带向了超越自由主义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和分配的道路。自称为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者的迈克尔·伊格纳提耶夫（Michael Ignatieff），最近在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论文中写道：“启蒙人文主义和历史视角已不能解释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4]。在我们这个后共产主义也是后自由主义时代，除了开始坦诚地接受这一认识，我们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种看法都是巨大的思想上的错误。因为，自由主义的启蒙运动所理想化的普遍商业社会，在过去二十年飞速的全球化进程中从未完全实现。马克思可能也会在19世纪嘲笑边沁（Jeremy Bentham）把“现代商人，特别是英国商人，看作标准的人”[5]。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1989年社会主义对手声名受挫之后，启蒙理性主义和19世纪功利主义的物化形式之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政治领域几乎达成了绝对的控制。

新自由主义的成功可以通过近几十年来的种种革新来证明，而这些革新在今天看起来已经高度自然化了。GDP的增长是表明国家权力和财富的不可替代的指标；个人的自由与消费选择混为一谈；市场供应有价值的产品与服务，而政府功能被限定在维持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市场为基础的成功与失败指数甚至已经开始指导学术和文化生活了。

伴随新自由主义而来的更广泛的思想革命席卷全球。共产主义这个启蒙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私生子的瓦解，激励评论员以及政治家、商人认为西方式民主和资本主义解决了现代社会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难题。在这个乌托邦式的观点中，基于自由市场、竞争和个体创业的全球经济会缓解道德和宗教差异，引导世界繁荣与和平，任何自由现代性传播的非理性阻碍，例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最终都会被摧毁。

然而在今天，后冷战时期的共识已经幻灭。在经历了启蒙的利己主义中最持久的试验之后，由于享乐和自由市场被最大化，偏执和狂热分子就在现代西方的中心被赋予了权力。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认为：“特朗普的胜利主要应归因于美国经济和地理上的不平等的爆发。”[6]——这一看法也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很多富有的男人和女人，更不用说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的美国人，也都投票支持一个霸王硬上弓的咸猪手；印度、土耳其、波兰和菲律宾的新兴阶层都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越来越激进的煽动政治家。被社会抛弃的人们与被压迫者的新代表——乘坐镀金电梯的特朗普和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戴着劳力士的“伊斯兰国”创始人和身着萨维尔街私人订制西装的莫迪——都表明政治荒诞性的舞台已大为扩展。

加里·杨吉（Gary Younge）的提醒是对的：“经济焦虑与右翼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可能被过分夸大了”[7]。巴拉克·奥巴马回应了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论及的虚无主义狂热——有些人“想要不惜任何代价让华盛顿改变，哪怕这意味着在总统办公室放一颗自杀炸弹”[8]——他也认为特朗普提出了一个无法抗拒的说法：“他有可能会把这个地方炸了”。当然，抵抗世界上伪理性民意调查员和数据分析专家的投票人，可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一样，成为幻想报复其社会中的赢家的那种典型失败者。

1860年代是自由主义高涨的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个公开表示怀疑，理性思考不是影响人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而这如今也困扰着我们。他让其笔下窝在地下室里的角色反抗当时由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边沁的饥渴读者们引进俄国的流行观念——理性的自我主义，或者说物质上的利己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固执地攻击无论资本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分享的实证主义假设——人类是能够逻辑计算的动物：

噢，请问，是谁第一个宣布，是谁第一个宣告，一个人之所以净干卑鄙下流的事，乃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如果让这人受到教育，让他睁开眼睛看到他真正的、正常的利益，那这人就会立刻停止作恶，立刻成为一个善良的人，高尚的人，因为他受到了教育，已经懂得了解自己真正的利益，正是在做好事中看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9]

陀思妥耶夫斯基定义了一种思维——在他之后又有尼采、弗洛伊德、韦伯、穆齐尔和其他一些“怀疑大师”加以阐述——即充分发展了一种对于理性主义意识形态、自由民主或社会主义之充满自信的确定性的思想反抗。穆齐尔作为一名受训工程师，绝不是他那个时代的新浪漫主义信条和血脉相连的民族主义的宣传者。他指出，问题不在于“我们有太多知识而缺少灵魂”，而是“我们缺少太多与灵魂有关的知识”。[10]大多数19世纪末的作家和思想家都试图超越显在的真实和理性，在分析人类行为的复杂动机时都体现出了知识上的较高精确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仔细审视的不仅仅是私人生活中被压抑的、晦暗的因素，还包括在自由民主中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隐蔽操作。弗洛伊德在《幻象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1927）中写道，“文化是少数人用来欺骗不情愿的大多数人以获得权力、实行高压统治的工具”[11]。

从关于人类主体性的复杂的新定义中生发出来的艺术、文学和哲学作品（以《尤利西斯》［Ulysses］最为著名），甚至把日常意识也设定为一系列飘忽不定的路径标记：它们通往一个无法拒绝而又往往是痛苦的过去，一个困惑的现在，和一个充满未知风险的未来。在现代主义者看来，所有的人类行为都与自己所声称的原则和理想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距，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那里潜伏着恐惧、希望、虚荣、愤怒和复仇。我们称之为“自我”的东西是一个动态的实体，它经常在弗洛伊德所说的“心灵机制”和历史性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中不断被塑造和再塑造。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狂暴的”穆斯林和另类右翼（Alt-rightists）都不是无可救药的盲信者和种族主义者。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自我——与恐惧、欲望和强烈的愿望不同，这些都像所有人类的情感一样，经常被自己的矛盾所破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表面上的种族主义或者宗教仇恨，都无法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来充分把握。只有通过无法化约式切分的人类自身与其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的相互作用，我们才能获得最佳的理解方式。

令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在今天显得与以往不同，并且也使自我饱受折磨和冲突的，是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现代民主的理念前所未有地流行；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条件下，它却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如果不是毫无可能的话）。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美国第一次民主革命时就已经注意到情感滋生的令人困扰的复杂性。他担心新世界对贤能政治和“条件的平等”的承诺可能会带来激进的野心、腐蚀性的嫉妒和长期的不满。在某些特定时期，对平等的热情会使“暴怒膨胀”，导致对自由缺失的默许和对强权人物的渴望。[12]

托克维尔所见证的民主革命已经传播到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角落，于是我们今天便见证了无处不在的狂怒和仇恨。追求平等的狂怒与受全球消费经济所驱使的对繁荣的追求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加剧了已经在公共领域表现出来的人们内心世界的紧张和矛盾。托克维尔早就发出了警告：“生于自由之中，人们必须习惯充满骚动、变化和危险的生活。”[13]这样的生活令人恐惧之处在于，它不再有任何稳定、安全、认同和荣誉可言，即便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也是枉然。然而，关于效用和利益的理性考量将一切连根拔起，让一切蒙羞，使一切都显得过时——现在这已成为世界上所有人的老生常谈了。

现代性经历的广泛传播如旋涡一般，增强了人们的怨憎（ressentiment）心理——因妒忌和羞辱感以及无力感的强烈混杂而造成的对其他人的存在的怨恨，随着这种情感持续存在并不断加深，它毒害了文明社会并且削弱了政治自由。怨憎心理是一种复合的情绪，揭示了人类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不稳定关系。卢梭虽然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但他深刻地理解这一点。正如他所见，在商业社会中，人们既不会为他们自己也不会为他们的国家而活；他们为了自己的虚荣或者说自尊（amour-propre）的满足而活——获取别人认可的欲望和需求，希望从别人那里也得到像他对待自己那样的尊重。

然而，特朗普Twitter账号的例子证明，这种虚荣注定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这种虚荣太过平庸，而且依附于变幻无常的观点。在煽动对他人无力的仇恨时，它也就转而滋养人的灵魂中对自己的厌憎；它迅速退化为一种富于侵略性的动机，借此个人只有通过让自己比其他人更受青睐，通过欢欣鼓舞于他人的被抛弃，才能感觉到自己被认可。

怨憎心理的增长也与商业、民主社会理想的传播密不可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在20世纪早期建立了一个系统性的怨憎心理理论。作为一个社会固有的典型的现代现象，个体之间的社会平等与权力、教育、地位和财富的巨大差距并存。这些不一致，伴随着关于个体愿望和平等的不断扩张的理念，一起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对财富、地位和权力的渴望，在最没有希望的环境下滋长繁荣；1989年冷战结束后，平等的条件，也就是天赋、教育和努力工作带给个人以社会流动性，这不再是美国专属的幻想。关于平等的幻想在结构性不平等扩张之际依然不断扩散。因此，怨憎心理从一个欧洲或美洲的弊病逐渐转移为全球性的瘟疫。

民主中的平等主义理想与私人财富创造的新自由主义理想碰撞，跨国公司和个人从单一民族国家脱离，都使怨憎心理加速增长。现在有不少理性规划都旨在创造更多财富，通过城市之间的联结或者通过“共享经济”达致更公平的社会；但这些规划都不愿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今天大多数的个人要么是生活在主权不断弱化的政体中，要么是生活在各种不同的缺乏想象的社会和政治共同体中。他们所要承受的不只是这样的事实（如托克维尔在另一处写道的）：他们关于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旧有信条，连同他们与传统社群及其支持体系的联结一起消失了。而且，随着社会民主的衰退和后殖民主义的国族建设，在很多国家，他们的社会孤立感在不断增强。

的确，新自由主义切断了与更大的集体性的联结，这似乎成为了私人财富增长和自我膨胀的先决条件。新的个人现在终于获得自由了，即使他们被政治、经济和文化融合的力量奴役得更深：金融资本不透明运转，社会安保、司法和刑事系统的残酷机制，来自教育机构、媒体和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压力。不出意外地，越来越多的人在女性和弱势群体中寻找替罪羊，或者就在Twitter上辱骂。很明显，这些种族主义者和厌女症者长期以来默默承受的，正是加缪（Albert Camus）所说的（它表达了舍勒关于怨憎心理的定义）：“密封瓶中持久的无能所滋生的邪恶的分泌物”[14]。正是这种渗液——社会器官中的一种坏疽疾病，持续地在《每日新闻》（Daily News）和《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上公然地溃烂，最终随着特朗普的胜利猛烈爆发。

无论富人穷人都投票支持这个连环骗子和逃税者的事实再一次确证，人类欲望是独立于自身利益的逻辑之外而运作的，并且对这种利益可能具有毁灭性。确实，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出奇相似的历史情境之中：19世纪晚期，激进的、愤懑的大众开始寻求极端的替代方案，以置换理性的政治和经济中悲惨地一再拖延的试验。

很多20世纪早期的历史被叙述为关于煽动家怎样不知不觉地操纵大众的劝诫性传说，被叙述为对于群体心理和大众媒介的一种精明地工具化的理解——结果招致了种族灭绝性的政权和两次世界大战。然而，理性自由主义的灾难性失败为超理性集权主义方案铺平了道路，这也同样是事实。正如历史学家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所言，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以及它的超现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工程是“典型的启蒙乌托邦”[15]。

命运的讽刺之处在于，由于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造成的创伤是如此之具有毁灭性，其结果是它们在1945年后助推了自由主义的复兴。关键是要理解，被自己的失败所腐蚀的自由主义，在冷战的僵局中获得了新的智识上的粉饰。对启蒙深信不疑的英美自由主义者用理性主义坚定地支持非共产主义的西方，给它的反对者贴上致命的非理性标签——最近反抗激进伊斯兰主义的“键盘侠”（laptop warriors）就体现了这种思想的反响。

如阿多诺（Adorno）和霍克海默（Horkheimer）所主张的，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一样，是从启蒙的辩证法中萌生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认为，种族主义的大英帝国主义是二者真正的先驱。但是，因为自由世界的空想家为自身宣示了一个有高度的道德立场，他们抑制了他们的理性主义和其他人民的非理性主义之间尴尬的连续性。在冷战时代，理性的西方和非理性的东方之间、启蒙和反启蒙之间、自由民主与极权主义之间、自由和它的敌人之间、西方和它的敌人之间的对抗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思想氛围。

但是冷战自由主义极大地影响了英美政治文化，为它的内在一致性赋予了一幅误导性的图景。1945年之后，欧洲和美国的很多进步都是通过借鉴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制度而取得的。1989年社会主义的失信使得自由主义失去了它最强硬的挑战者和对话者。社会福利制度在西欧和美国正逐渐被抛弃。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已经温顺地消退为肤浅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机械论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机械论意识形态的复古式假设认为，真实的就是理性的，没有其他的替代选择，这使得我们无法把握今天大部分的政治现象。

当然，有人尝试去解释西方后现代社会中各种拟古做法（例如指认和迫害替罪羊）的激增，但他们不再能依赖于左翼右翼的意识形态决定论，更不用说“第三条路”了。这些追求美好生活的竞争性方案加深了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的认知，通过一种进步目的论解释了历史事件。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后涌现的很多思想著作，都把个性、时代和文化构建为自足的整体和令人敬畏的模范：温斯顿·丘吉尔，西方文明，自由主义和现代性。

我们时代形而上的大爆炸不仅威胁到那些面子工程和精英的政治身份，也威胁到了民主本身。自18世纪晚期开始，由于希望理性的利己主义的个人能够形成一个自由的政治共同体，它可以修缮自己的法律，确保每个公民的尊严与平等权利，而无关乎族裔、种族、宗教和性别，这使得宗教和传统逐渐遭到摒弃。世俗现代性的这一基本前提，之前是受到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威胁，如今也在欧洲和美国等核心国家因为煽动家的选举成功而受到威胁。

从这里出发，我们该往何处去？我们当然可以继续通过让人安心的二元对立来定义民主危机：自由主义与独裁主义，宗教与世俗主义，诸如此类。但更值得尝试的，是把民主理解为一个极度令人忧虑的情绪性的和社会的状况，虽然现在无论在何方这一状况都已变得非常不稳定。这至少让我们能够审视今天在不同的政体和阶级中怨憎的运作，理解民族—国族主义者的至上主义和在印度、土耳其随社会流动一同增长的厌女症，以及发生在美国、英国的停滞与衰退。

满怀恶意的Twitter“喷子”一跃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这不禁令人想起，英美精英关于民主与自由主义的理想化诉求从未真正符合过国内政治和经济的真实情况。后者最初是在种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暴力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而且更有甚者，它也在不断转化，在最近几十年的全球化和恐怖主义之下变得畸形。“9·11”开启的时代危机之下，冷战意识形态的稀薄内容大部分消失了，只残留下对反极权的、“自由的”西方信念的怀旧渴望。

托尼·朱特（Tony Judt），冷战时期最杰出的自由主义者，曾希望在他去世之前，通过发现“基于集体目标的社会凝聚力的政治”[16]，年青一代能够复兴他年轻时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理想。法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在他最近一部著作中极有见地地评述说，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把伊斯兰教当成后启蒙信条来加以辩护就是一个恶作剧；西蒙·沙玛（Simon Schama）也在特朗普胜利时发Twitter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丘吉尔来抵抗欧洲和美国的法西斯主义。

这些抗议或者说许诺等于是一种真正非理性的要求：废除现在，为回归过去让路。它避开了一个惨痛的事实，那就是传统左翼和右翼努力的前提条件在急剧消失，这些努力曾致力于建立阶级、种族、性别和民族的团结。我们缺少那种强硬领导/理性文化/政治共同体/宗教狂热/性别团结/民族性等等——对于这些事实的悲叹忽视了我们的政治、社会和科技碎片化的本质，它们一直在变化，长时间以来混杂在一起且充满不确定性：恢复酷刑和传播假新闻就跟习惯性地推崇LGBT的权利没什么两样。对于旧日好时光的渴望也同样不能有效地回应如今民主体制合法性的巨大危机。

由莫迪、埃尔多安、普京、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引发的病症所需的政治解药要求考虑如何应付新的糟糕日子——要考虑比伊斯兰主义鼓舞的团结、对被压迫者进行的民族主义教育，或者是对全球化最终会带来它所承诺的好处的无畏信念等等更加有远见的东西。而这项必要的工作只有通过怀疑大师所勾画的更为丰富、更加多样化的人类经验和需求的蓝图才能够实现。

我们对于哪些应被计算在内以及如何进行量化分析始终抱有一种迷恋，却一直都把一种无法计算的重要因素排除在外——主观情绪。将近三十年来，对于科技和GDP的信仰以及19世纪式的利己主义的演算一直控制着我们的政治和文化生活。如今，受显见的理性市场支配的个人企业家的社会已展露出深不可测的痛苦和绝望，引发了针对秩序本身的虚无主义的反抗。

我们在废墟中有如此多的地标，我们几乎看不到我们正往哪里去，更不用说规划出一条路线了。但即便是为了获得基本的方向感，我们最终也还是需要关于灵魂的更精确的认识。否则，在对理性动机和结果的迷恋中，我们会成为如托克维尔所言的那些观察者：“在湍急的河流中，即使水流拖拽着我们沉入深渊，我们仍然固执地盯着河岸上可见的残渣。”[17]

汪欣、孙柏／译

[1] “弗洛伊德致弗雷德里克·范艾登（Frederik van Eeden）的信”（1914年12月28日），引自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与工作》第二卷《成熟岁月：1901—1919年》（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vol. II: Years of Maturity 1901-1919,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5），第368—369页。

[2] 罗伯特·穆齐尔：《无助的欧洲：一次偏航之旅》（“Helpless Europe. A Digressive Journey”），见罗伯特·穆齐尔：《精度与灵魂：论文演讲集》（Precision and Soul. Essays and Addresses,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第123页。

[3] 弗洛伊德致弗雷德里克·范艾登的信（1914年12月28日），见注［1］。

[4] 迈克尔·伊格纳提耶夫：《弥赛亚的美国：他能解释它吗？》（“Messianic America: Can He Explain It?”），载《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15年11月19日。

[5]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第二部分（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I, pt. II, New York: Cosimo, 2007），第668页，脚注2。

[6] 托马斯·皮凯蒂：《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全球化，否则特朗普主义将会获胜》（“We Must Rethink Globalization， or Trumpism Will Prevail”），载《卫报》（The Guardian），2016年11月16日；在线见https: //www.theguardian.com/ commentisfree/2016/nov/16/globalization-trump-inequality-thomas-piketty（2017年1月引）。

[7] 加里·杨吉：《特朗普是怎样赢得美国中间阶层的》（“How Trump Took Middle America”），载《卫报》，2016年11月16日；在线见https: //www. theguardian.com/membership/2016/nov/16/how-trump-took-middletownmuncie-election（2017年1月引）。

[8] 麦克·戴维斯：《还不是革命——然而》（“Not a Revolution–yet”），2016年11月15日，在线见http: //www.versobooks.com/blogs/2948-not-arevolution-yet（2017年1月引）。

[9] 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 New York: Dover, 1992），第14页。（中译文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臧仲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译者）

[10] 穆齐尔：《无助的欧洲》，第131页。

[11] 弗洛伊德：《幻象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London: Penguin, 2004），第3页。

[12]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1945），第二卷第一章。

[13] 托克维尔：《英格兰与爱尔兰游记》（Journeys to England and Ireland, London/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2003），第116页。

[14] 加缪：《反抗者》（The Rebel: An Essay on Man in Revol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1），第17页。

[15] 斯蒂芬·科特金：《磁力的山峰：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斯大林主义》（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 Berkele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第364页。

[16] 托尼·朱特、蒂莫西·施耐德（Timothy Snyder）：《对20世纪的思考》（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Penguin, 2012），第386页。

[17] 引自列奥·达姆罗什（Leo Damrosch）：《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发现》（Tocqueville’s Discovery of Americ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0），第91页。

10— 莽夫之勇

Robert Misik

罗伯特·米希克

1966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记者和政治评论家。也为《德国日报》及《折叠》《侧面》两家周刊供稿，他还在《标准》日报网站上开有视频博客“FS Misik”。2009年获奥地利文化传播学国家奖。近著《破产主义——资本主义会灭亡吗？如果会，我们会因此幸福吗？》（Kaputtalismus. Wird der Kapitalismus sterben, und wenn ja, würde uns das glücklich machen?, Berlin: Aufbau Verlag, 2016）。

大约三十年前，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很简单——《政治之思》（Politik denken），开篇如下：

我们被政治淹没了，每天关于非此即彼的候选人近似的胜选概率与政绩的喋喋不休，让人犹如畅游在持续不断而跌宕起伏的洪流之中。不必拜读那些报纸杂志社论作者的文章，他们的“评论”……〔这些〕政治言论就像谈论天气好坏的废话一样，稍纵即逝。[1]

这样的现象在那时就已开始出现，至少是在那些以前还被称为“西方世界”的地区，而今天我们则面临其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生活都远离了旧的世界观政党（Weltanschauungspartei）（同时也是阶级和阶层政党），为人所熟知的典型党派领袖消失，逐渐被新型专业化的职业政客取代。所有职业政客一起构成了政治领域，而“职业政客”的参照系不过是另一些职业政客罢了。在民众眼里，这些职业政客组成了一个单独的圈子，其成员为蝇头小利彼此较量，同时却又狼狈为奸。

更糟糕的是，它给人们一种假象，这些政治体制中的成员试图跻身于新型全球经济精英之列。在与民众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的同时，职业政客与经济精英却交往密切。除此之外，他们还发展出一套圈内行话，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已经不再能听得懂了。

另外一个事实是，近二十年来，工人和中下阶层的收入未曾增长。而对于这一事实，“那些上层精英根本毫不关心，甚至从来不以为然”。

随着英国脱欧公投、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崛起，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例证。不安的恼怒最初在边缘滋生，然后在社会中蔓延开来，在这期间逐渐积累成为潜在的多数，继而威胁到多元民主。然而，威权主义的反政治的兴起并不是原因，而是现行政策特别是民主左翼政党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正因如此，我们首先要来谈谈这一点。

我们来谈谈阶级

随着1989年的历史性转折，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无论是对于进步政党及其所代表的不同社会阶层而言，还是对于此后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而言，都是如此。这一变迁指的不仅仅是或者主要不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衰落、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的结束，或者“社会主义”叙事的不确定性。在那些年里，不同进程更多是相互重叠在一起的：人们高呼“历史的终结”并庆祝资本主义的胜利，同时也是在欢呼一种自由多元民主的确定形式的胜利。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成为主导思想。同时，现代化进程席卷西方社会，许多年轻人从工薪阶层一跃进入城市中产阶级。那么工人阶级呢？工人阶级不复存在了！至于有什么被遗留下来的，也将很快在当代的现代化洪流中被消解。

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政党正在变成中产阶级政党，对于谁是他们的选民的认识也越发模糊。此前构成政党组织核心的工薪阶层聚集区趋于解体，松散不堪，显得格格不入。实际上，我们的社会并没有进入全面的中产阶级社会，这里还有许多被遗忘的“失败者”。

不过这一说法只是一种模糊的表达，因为在“绝对的成功者”和“绝对的失败者”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如今或多或少有意识地自认是被遗忘者的那些人，也不是同质的。

首先，这一工薪中间阶层的成员不再自称为“工人阶级”，社会学家也不采用这一称呼（与美国不同，在美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经常作为同义词使用，而人们也更习惯自称为“工人阶级”）。办公室职员、建筑安装工人、普通工人等等，虽然有着体面的收入，但是依然深感全球化经济变化所带来的威胁。多年来，他们的薪资和收入没有增长，他们知道，在今日的竞争中，他们比二十年前更容易被击败。他们感觉如履薄冰。

这一群体不同于那些需要为经济崩盘提心吊胆的人，也不同于那些努力工作却收入甚微的人——如新兴服务业无产阶级（面包房的售货员、快递员等），更不同于那些由于资质太差而根本找不到工作的人。

他们都不同于“穷人”，正好相反：这一群体为能够通过工作养家糊口而感到骄傲，不需要为扶贫类社会资助项目喝彩。美国法学家琼·威廉斯（Joan C. Williams）在她的一篇题为《不为人知的美国工人阶级》（“What So Many People Don’t Get about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的文章中，对“白人工人阶级”的不同危机和由此产生的政治情感反应方式做了分析。[2]其中对社会状况的描述至少同样符合大多数欧洲国家。

但仍有些特点是这一阶层的所有成员所共有的：他们都感觉到在政治上没有真正的代言人。他们都感觉到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对他们来说弊大于利。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对的。更多的自由贸易和放松管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如今在经济辩论中尚无定论。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使给“整个集体”即整个国家带来了益处，这些益处却不能被公平分配，因而总会有胜利者和失败者。25年后那些不属于胜利者的人将会清楚地认识到，竞争更加激烈了，社会压力和物质压力都增强了——全球化代言人的说辞在他们耳中只是一派胡言。

这一群体的所有人都感受到，现在的进步政党实际上不再对他们感兴趣，转而成为全球上层阶级的代表。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基本上是正确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社会还是存在阶级差异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持续的阶级差异和新的社会分化到底是怎样的。

文化异化

有史以来，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这样的进步政党都依靠不同阶层组成的复杂联盟。事后我们认为这些联盟总是一团和气，但是一位像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这样心思细腻的左翼知识分子与一名来自上施蒂利亚（Obersteiermark）的普通工会职员之间的差异，即使在1920年代也绝不仅只是生活方式上的细微差异。工人阶级还是老样子：一家之主，收入水平的高低成为其男子气概的标尺，哪有多余的精力去附庸风雅。但是无论怎样，这个联盟保留了下来。

我们不要再天真了：即使在今天，在“工人阶级”中，在工人中，在工作的中产阶级中，在不同的雇员群体中，在新兴服务业无产阶级中，同样也在那些经济上完全依附性的人当中，存在着跟城市里的进步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不同的文化价值观。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传统阶层有一种感觉，城市世界主义群体看不起他们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引发了社会性的不安全感，其生存状况受到这两方面的威胁。瑞士政治经济学家西莉娅·霍伊瑟曼（Silja Häusermann）在一次采访中曾这样说：

实际上并不是穷人，也不是困难户，而是中下阶层选择了右翼国家主义。这些人并不贫穷，但是他们缺乏安全感，害怕没落。他们诉求一种他们不再拥有的地位——有工作的人、可以养家糊口的男子汉。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发展势态很是不满。不知怎的，一切都在朝着一个看起来不对劲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女性，还是年轻人；无论是劳工市场，还是教育界……[3]

几年前还自诩是保守的——同时也占据主导权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也许并不自知，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文化阶层，突然有一种感觉，他们不再被尊敬。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感觉基本是正确的。没有人能像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在《回到兰斯》（Rückkehr nach Reims）中那样深刻而尖锐地描写了这一过程。他的父母曾是共产党员，他去巴黎上大学时，不得不承认自己“发自内心地对真实存在的工人阶层深恶痛绝”[4]。如今他的家庭投了国民阵线一票。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种族主义者（他们其实一直都是），而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上的地位被贬低了，他们感觉在经济利益上不再被现在的左翼政党所代表了。

这个时期，社会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左翼政党若想成功，就必须依靠积极分子和选民构成的两个几乎同样壮大的阶层：现代的左翼或者左翼自由主义城市中产阶级和上述工人阶级的不同组成部分。简单来说：如果一个左翼政党想得到将近40%的选票，那么必须从以上两个阶层中各得到一半的选票。然而这些阶层却差别很大。

英国脱欧公投几周后，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在《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英国工党进退两难的窘境做了详细分析。题目是：《左翼政党有未来吗？》（“Does the Left Have a Future？”）[5]。在文章中他表示，左翼政党的问题不是通过一个简单的政策转变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可以夸张点儿说：布莱尔主义者将工党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主要遵循的是城市中产阶级的意愿，而早已将工人阶级抛诸脑后。在向左转之后，人们推选杰里米·科尔宾成为领导人，在普通民众当中再次赢得信任。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科尔宾本人是进步学生的英雄，是国际主义者的英雄，是信仰左翼者的英雄。这些人期待一种完全不同的政策，与那些支持英国脱欧的工人阶级选民和那些认为移民抢去了他们的工作、认为左翼学者过于关心LGBT法案和政治正确问题的人们所支持的政策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左倾”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将这两大阶层组成一个成功的进步团体。更糟糕的是：左倾会导致科尔宾不仅得不到工人阶级的鼎力相助，还会失去进步城市阶层的支持。

一个阶层反对移民和文化多样化，另一个支持国际主义、人权和团结一致。一个阶层支持保护主义，另一个却从全球化中获益。一个阶层的绝大多数都支持英国脱欧，另一个的绝大多数却对此持反对态度。也就是说：这里不仅仅有很深的隔阂，而且存在一个几乎不可能跨越的鸿沟。

促进欧盟发展

想要从这些不同的群体中再次组建一个联盟，必然不是一件像周末散步那样容易的事。清晰的理念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却一定不是充分条件。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一次政策转变。

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必须在各个层面都有所抑制，特别是在政治—经济话语上。自经济危机以来，这方面已略有所作为：15年前，市场的主导地位还十分明显，对弹性体制、全球化、放松管制、结构改革和竞争力的赞颂还基本上不会被质疑。而且大多数传统改良主义的左翼政党也适应了当时的范式，而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有所信仰的属于自己的范式和理念，也就是说他们不信任自己的理念而屈服于对手。

如今情形就不一样了：最食古不化的老顽固也认识到，普遍的紧缩政策不起作用了（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及其重金收买的说客除外，这些人正印证厄普顿·辛克莱尔［Upton Sinclair］所说，“有些人为了生计而不去理解某些事情，要让他们理解这些事情”是很难的）。通过在欧元区全面实行收入减缩，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克服经济危机，几乎没有哪个期望得到严肃对待的人会否认这一点。所谓的竞争力颂歌，只是导致了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将这个多元化的社会推向崩溃的边缘。

许多经济学家——从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到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从丹尼·罗德里克到托马斯·皮凯蒂再到玛莉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做了大量工作来攻击现存的范式，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促进时代进步的方案。他们强调政府的作用和收入分配公平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着重指出过多的国际竞争对经济增长会构成抑制作用。在这期间，全球辩论中——从密切关注华尔街动态的杂志如《福布斯》（Forbes）到点击量巨大的网页vox. com——“新自由主义共识”话语开始转向“新左翼自由主义共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经济政策讨论中进步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新自由主义话语权总是让位于一种“恐惧的平衡”（Gleichgewicht des Schreckens）。也许我们甚至可以预料到，新自由主义理念很快就会难以发挥作用：在很快就会到来的现实政治权力斗争中，左翼自由主义方案将与民粹主义相对立——在这场对决中，旧的新自由主义精英的配方将会落败。（传统的中间偏右的政党通常比较灵活，他们会试图从两种立场中择其一：他们要么作为代表社会正义的政党登场，要么像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CSU］那样，在特定政治领域复制右翼民粹主义思想，抑或是像部分美国共和党那样，将两者拉近到密不可分的状态。）

长久以来，问题并不在于没有进步思想——而是在于将这些方法运用到政治中去。欧盟也面临同样的状况。欧盟的政治—经济结构是隐性的新自由主义，这使得左倾理念要转化到实际政策中就极为困难。欧盟〔仍然〕由28个成员国构成，欧元区包含19个成员国。温和的政策调整只有在各个政府（或者至少其中的大多数）之间达成共识，才能在欧盟议会和欧盟委员会的多层次体系中较容易被接受。如果左翼政府只存在于一个国家，那么该政府在现实政治的可行性上就会受到较大限制——重则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政府，轻则如葡萄牙的左翼政府。

系统来讲，方针的转变需要三点：第一，要有生命力旺盛的全国性左翼政党，人民足够信任它，在国内选举中能够取得胜利；第二，在欧洲建立一个进步的话语氛围，创造改弦更张的条件；第三，要有欧洲范围的新型左翼政府联盟。这些并非易事，却也不是毫无可能。

从经验上看，我们欧洲的现状是这样的：传统的社会民主政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方面有所扩大，另一方面却很少适应新自由主义的范式，在自我更新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有所成效。这一范围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到困难重重的法国社会党，从处于红绿联盟成功管理下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到由年轻气盛的总理领导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再到位高权重的杰里米·科尔宾率领的反对派工党。同时还产生了新的左翼政党，他们像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那样取代了现任社会民主党，像西班牙社会民主力量党那样与其竞争，或者像葡萄牙左翼政党那样与执政的社会党组成联盟。

看清现实

进步政党必须重新成为社会经济弱势群体值得信赖的代表。想要成功，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必须认清上述现实。

第二，在普通民众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付出代价却满心失望的三十年后，如果左翼政党也被看作统治集团的一部分，那将是致命的。左翼政党需要一个方案和一套激进变革的说辞，必须清楚地与全球化精英相抗衡，而不是对其妥协。

第三，所有选民〔即使是错误地〕认为的狂妄自大都要剔除。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新任党魁克里斯蒂安·克恩（Christian Kern）在2016年6月党代会上发表的就职演讲中有一段话很重要：

我相信，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将一句话从我们的字典中划掉：“我们必须走到人民中去。”因为这听起来十分傲慢，虽然我们当然不是那个意思。并且这句话十分荒谬，甚至是错误的，什么叫作“我们必须走到人民中去”？我们就是人民啊！我们是人民，而且我们属于人民，人民也属于我们。

第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适应工人阶级中已经存在的偏见。民众之所以会愤怒，并不是因为“文化左派”议题的提出，比如为变性人设立第三类卫生间。民众之所以会愤怒，是因为他们感觉，这些事情得到了过多关注，而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处境却根本没有得到关注。

第五，体面的工作、收入提高、买得起房、孩子的教育和未来以及类似议题是关键问题——如果一个政党不能获得民众的信任，使他们明白它确实关心这些问题，如果一个政党不能让民众相信至少它在为此做打算（这也许需要耐心来一步一步实现），那么这个政党就没有机会。

第六，劳工运动的网络构建了弱势群体的生活世界，然而这一网络的破坏形成了黑洞，所以人们今天才会感到孤独和被抛弃。因此需要在城区范围建设现代设施，例如按照社区组织的模式。也就是说：要让自己对公民有益，要为不同群体的权利着想，保证其能够组织起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利益。

第七，不要把工人阶级错误地当作敌视女性、反女权主义和仇视外国人的群体而贬低它。在独生子女家庭，即使是最坏的大男子主义钢铁工人，也希望他的女儿拥有所有的发展机会和一份收入不错的体面的好工作。

第八，可以支持在这些阶层中具有公信力的积极分子，并培养其为政党领导。如今的左翼政党主要由迂腐的中产阶级组成，而在工人阶级中更多的是官僚作风的干部，这些人作为1970年代的典型代表，以为自己在人民中有耳目，而实际上人民恨不得用整齐的步伐将其从小酒馆中踢出去。在无可救药的政党组织中，只有这样的党棍（Apparatschiks）在耀武扬威。因此需要开辟一些途径，能够让工薪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年轻有为之士实现晋升。

进退两难的窘境将继续存在

无论哪一类左翼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好像只要听取他们的建议，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这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即使是我，对其也不总是完全免疫）与他们长期以来的挫败是那么格格不入。要是事情真的如此简单的话，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早已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并且能易如反掌地在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如果我们能将以上八点作为方针，说不定已经有所成效，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一些困境将依然存在。

民怨沸腾（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进步的中产阶级对于由党政官僚组成的政党的守旧过时和政治政策脱节不满；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弱势群体对于在经济每况愈下的今天根本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们这一事实不满）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新的左翼联盟——革新的政党、新成立的政党、政治运动等等——变成右翼民粹主义欣欣向荣的新土壤，但是只要他们还想继续往前走，它们仍然可能会转变为进步政治的摇篮。如果不能同时提供滋养希望的愿景，所谓的“保卫”（“我们正在保卫福利国家”等）甚至顽固“坚持下去”的说辞，都注定要失败。“选我们吧，因为我们可以让变糟的速度减慢”——谁要是为这样的说法买账，就等于直接将总理办公室的钥匙拱手相让于右翼民粹主义党魁。最终，我们还需要巴拉克·奥巴马所说的“无畏的希望”[6]。

当然，要想让愿意为新的公民自由权利进行斗争、为实现社会的现代化付诸努力并且主张经济福利的旧的进步联盟（即之前被称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实现革新，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有些人认为根本就不可能，就像约翰·哈里斯或者西莉娅·霍伊瑟曼，她说：“无论左翼做什么，迟早都会失败。”

然而，有些事虽然不容易，却也不是不可能。早先的进步运动——从19世纪的工人运动到美国民权运动——爆发时，环境也不简单，斗争也不容易。相反，左翼政党的建立并不是因为其轻松简单，而正是要实现不可能，即在逆境中求生存，在无望中谋发展，为改善世界和人们的生存环境而奋斗，为保障人权和自由而斗争——为使社会充满民主之风而努力。

张晶／译 孙柏／校

[1] 皮埃尔·布迪厄：《政治之思》（“Politik denken”，1988），收录于舒尔特海斯（Franz Schultheis）和埃格（Stephan Egger）编：《政治：政治经济学著作》第二卷（Politik. Schriften zur Politischen Ökonomie 2, Berlin: Suhrkamp, 2013），第7—9页，第7页。

[2] 琼·威廉斯：《不为人知的美国工人阶级》，载《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6年11月10日；在线见https: //hbr.org/2016/11/whatso-many-people-dont-get-about-the-u-s-working-class（2017年1月引）。

[3] 卡洛斯·哈尼曼（Carlos Hanimann）：《无论左翼政党做什么》（“Egal was die Linke macht”），对西莉娅·霍伊瑟曼的采访，载《周报》（Die Wochenzeitung），第47期（2016年11月24日），在线见https: //www.woz. ch/-74ce（2017年1月引）。

[4] 迪迪埃·埃里蓬：《回到兰斯》（Berlin: Suhrkamp, 2016 ［2009］），第24页。

[5] 约翰·哈里斯：《左翼政党有未来吗？》，载《卫报》，2016年9月6日，在线见https: //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6/sep/06/does-the-left-havea-future（2017年1月引）。

[6] 巴拉克·奥巴马：《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The Audacity of Hope: 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Crown, 2006；德译本见Hoffnung wagen: Gedanken zur Rückbesinnung auf den American Dream, München: Riemann, 2007）。英文书名摘自奥巴马在一次民主党党代会上的发言，2004年7月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这次党代会上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11— 去文明化

——论西方民主的衰退趋势

Oliver Nachtwey

奥利弗·纳赫特韦

1975年生于德国翁纳，来自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的社会学家，主要从事劳动、不平等、维权抗争和民主等方面的研究。他为《德国日报》和《星期五》周报撰写了大量文章。近著《衰落的社会——论退行现代中的反抗》（Die Abstiegsgesellschaft. Über das Aufbegehren in der regressiven Moderne, Berlin: Suhrkamp, 2016）。

继第一任黑人总统之后，美国差一点就由一个女人当家了。然而，这一宝座现在落入了一个敌视女性、排外而偏执的房地产企业家手里，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是的，他也许根本不想控制。唐纳德·特朗普在许多方面都反对西方世界自称的那一套：作为蕴含着社会进步力量的自律社会，促进启蒙、平等和社会一体化。然而这些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滑坡现象，他们的自我形象受到动摇：如今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粗野而疯狂的东西，让人深恶痛绝，危险的情感、暴力的幻想甚至杀戮的欲望被轻率地表现出来。

情绪控制四处侵蚀：在互联网，在大街上，在日常生活中。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认为文明的进程是一种社会融合的长期倾向，这种倾向导致了更多的情绪控制和自我约束。综合上述症状，我们正经历着倒退的去文明化的危险进程。

诚然，互联网的回声室（Echokammern）和过滤泡（Filterblasen）加剧了怨憎。然而，将这些社交媒体——字面意义上的——视为怨憎的引发缘由而不仅仅是形成动力，未免过于短见。让计算机算法为此背黑锅，无异于让收音机对戈培尔负责。我们不该忘记，社交媒体也曾被视为民主反抗运动的力量之源（例如在“阿拉伯之春”的语境中）。因此，我们需要分析一下去文明化的社会成因。

将西方社会带入社会、政治和文化上“不适困境”的根本局面的特点是，生活方式、权利平等和不均衡之间的极不同步性。[1]举两个美国的例子：在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整体提高的同时，白人男性工人的数量却下降了。[2]非裔美国人已在参与社会、文化和政治体系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在南部各州，他们早已不再被隔离。在形式上搞种族隔离的时代已经过去——只要人们不仔细追究。但倘若仔细想想，人们就会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平等与一种体系齐头并进，在这一体系中，大量黑人身陷囹圄，下层阶级备感耻辱。[3]

下文不能对所有这些问题面面俱到地探讨，但是我想提出几个历史—社会学的论点，也许有助于理解西方工业国家（但不仅仅是它们）目前所经受的震动。矛盾的是，目前观察到的倒退至少有一部分是社会进步的副作用。这种进步中夹带着倒退的矛盾发展，正是目前西方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倒退的现代化”进程。通常涉及的是具有不同特性（例如性别或种族）的群体之间的横向公平，同样伴随着新的纵向的不平等和歧视。[4]这一进步与倒退的特殊结合造就了规范化的文明苛求，也造就了在去文明化的倒退情绪中选择逃避的臆想的失败者。

文明化和去文明化

关于文明进程的一种核心理论源自诺伯特·埃利亚斯。对埃利亚斯而言，现代文明是一系列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变化的成果，通过社会分化和人类整体的相互依存体现出来。这导致了个体的自我约束加强，情绪控制形成新的心理特征，思维空间扩大，尤其是摒弃了及时满足，以及开始长远地思考。[5]

文明进程的出发点在于宫廷社会中中央权力和竞争分化过程的形成。它同时也是后来特定社会群体兴起的结果。在18世纪至20世纪之间，随着中间市民阶层向贵族和上层市民阶层靠拢（同时与其融合），逼迫圈内人与其分享社会权力，这一阶层率先代表了进步思想。此外，他们还代表着对未来的乐观展望，[6]有时他们甚至与部分产业工人阶级为伍。通过这些社会进步运动，其间虽然某些特定群体的部分特权受到损害，但是所有群体都参与到了社会现代化中，即便是常见的群体矛盾也退居幕后。[7]

埃利亚斯的文明理论与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的出发前提是一致的：[8]后者依靠弗洛伊德的假设，认为伴随着文化发展的是欲望的升华，以致个体的外在约束最终转化成自我约束。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由此得出，一个合理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匿名统治的世界。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存在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统治个体的趋势；与此不同，埃利亚斯将个体化的过程分析为与当时社会权力平衡存在历史相关的性格结构的改变。然而埃利亚斯认为，文明的进程既不是不间断的，也不是进步的，对他而言，文明化“永不落幕，一直处于危害之中”。[9]因此它一直受到其对立面的威胁：去文明化。去文明化也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称作现代化的内在威胁：“相反，当进入真正的人的状态时”，他们曾如此忧虑地说过，人性“便沦为一种新型的野蛮”。[10]

接下来我将继续研究这两种去文明化。我的观点结合了批判理论的立场和埃利亚斯的观点，前者考虑到了制度约束对个体的影响，后者使得个体化进程及社会权利平衡改变的意义得以被理解，对目前出现的去文明化进程有所帮助——如果补充一个中间尺度的话，即社区和中介组织的角色。第一步，我针对〔新〕自由主义制度约束对个人的影响和倒退的现代化背景下的解体动态提出一个设想。第二步，在提出关于去文明化进程的论点之前，讨论社会和经济衰落的影响。

个体化与倒退的现代化

个体化原本是文明进程中的一方面：现代化社会基本的自我描述之一就是，其成员可以作为独立的个体。个体化进程基于从传统和限定的社会形态中的释放：传统的社会关系、家庭、当地社区、邻里关系，全部都变得不那么重要。然而矛盾的是，现代化的个体最终要依赖社会，因为他摆脱了传统社会关系。[11]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生活移动性变强，人们往往不再与父母住在同一条街上，因此需要一个可以在上班时帮忙照顾小孩的日托中心。然而由于福利社会的去集体化和向心力的减弱，个体的个体化越来越消极。社会衰落已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其风险难以控制。

社区和中介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很容易被忽视。无论传统生活方式和〔阶级〕阶层如何停滞不前且令人窒息，它终究为反面事例提供容身之地——例如失业——，社会风险不被视为个人错误的后果，而是共同的命运。协会和俱乐部，这些如今属于市民社会的场所，不仅提供给人们从社会压力中退避和解脱的空间，而且在这里还可以组成〔即使是小规模的〕社会——或者反社会。这一点对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都适用。在这个地方，人们体会自我效能感，自己说的话被重视。人们可以在此表达不满，但同时实现一种社会化、集体认同、社会融合，事实上还有社会控制。在这一层面上，社区和中介组织始终也是民主和文明的学校。[12]而其重要性日益下降，导致个体面对社会约束和变化时往往只能依靠自己。

就目前来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关于个体化所持的观点在许多方面还有待考证。经济危机之后，虽然新自由主义在许多方面告终，且实际上国家已经回归到经济政策上来，但是新自由主义并没有被埋葬，而是被保护起来。市场继续为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参照。皮埃尔·布迪厄称这一机制为象征性暴力（symbolische Gewalt）：[13]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市场，对其逻辑表示赞同——有时自愿，有时勉强。在新自由主义中，自我约束和永久升华的压力很大：人们必须始终乐于竞争，相互比较、评价与优化。苛求、堕落、屈辱和失败都归咎于自己——然后欢天喜地等待一个新的机会。面对相应的文化改变，传统主义者对于适用的行为标准会感到不安。假如有人想要违背新自由主义，市场和国家会携手一致惩罚他。在这一点上，希腊人很有发言权。

新自由主义、对市场近乎宗教般的信仰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ellen Vernunft）的体现。[14]霍克海默认为，在工具理性的统辖范围内，一切都屈服于一种目的—手段—理性，自然和自我的统治逻辑。由于其表现得无可替代，绝对独裁的市场信仰是一个“奴役人类的匿名上帝”。[15]霍克海默的这一解释用于理解威权主义中的自主性外衣是非常有效的。市场的无可替代迫使个体内化这一点。启蒙运动的先驱认为，人可以统治世界。在完全工具理性的庇护下，人对世界的控制转变成了世界对人的控制。与市场一致的个性成为社会的要求。

实际产生的现代个体自主性与其市场功能息息相关。胜者得到自主权分红，而败者接受惩治和污名化。尽管现代个体依然依附于机构，但却越来越去社会化。他从一个参与或多或少有组织的、具有集体向心力的机构的公民变成了一个市场公民、一个有权利的客户。解体的市场造成了永久的不确定性，侵蚀着许多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体验——他们不再相信他们可以掌控目前的状况和未来。对于清晰性、可控性和安全性的需求不再被满足。矛盾的是，我们的宽容文化导致了内疚感的增加，因为虽然人们能做的很多，但是必须保持文明，保持经济成效。简单来说，自我约束、内在化又会成为社会的外部约束——情绪积累，文明的自我约束减弱，怨憎像通过了泄压阀一样逃散。

同时，社会解体的过程也在发挥着作用。例如，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曾援引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论证，（1）法律体系、（2）经济和（3）家庭都具有双重功效：系统功效和社会融合功效。然而，这些子系统的运作方式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解体的资源，甚至变成了一种“社会冲突的野蛮生长”。[16]在每个领域，人们都能发现一种倒退的现代化：（1）在少数群体的平等权利方面近来有所作为。然而，在男女平等、种族平等、同性恋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的同时，社会公民权利（例如临时工的）却支离破碎。这使得（2）经济领域的不稳定工作关系增多。如此看来，近三十年来自由主义逻辑的解放进程与文化平等和市场管制放松是互为关联的。最后霍耐特强调，根据帕森斯，（3）父亲和一家之主的角色对于社会稳定意义重大。一家之主这一角色可以弥补人们在工作生活中遭受的不被认可。然而，与此同时，许多男性不仅失去了养家糊口这一位置的权威，还失去了一家之主的象征性作用。

衰落和文明的侵蚀

20世纪文明行为标准的进步不仅基于自我约束的增长，还基于“对生活习惯标准的遵守”。[17]其中一个关键的先决条件是高度的社会和精神安全感。地位和等级竞争虽然依然存在于日益包容和平等的社会，但已越发转移到如体育、消费和文化这样的领域中。

自20世纪中叶起，新的社会运动活跃起来，改变了社会的权力平衡，人们只关注女权运动，关注那些寻求权利、性别和身份认可的运动。圈内人虽然保住了他们的位置，然而在20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了新的地位、身份和行为不安全感。

从1980年代，最晚199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的基本动力就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集体上升的进程走到了尽头，不是所有人都向前进了，有的人又开始倒退了——特别是那些之前属于广义上的圈内人的群体，比如由技术工人组成的中下阶层。社会进步自然也熟悉过去的失败者，然而今天的失败者往往多多少少是昨天的圈内人。

埃利亚斯眼中有两个维度：第一是一个国家中的群体的崛起与衰落；第二是世界体系中国家地位的兴衰。纵观历史，他分析道：

这种衰落、权利和地位丧失的直接结果就是沮丧和失落感、价值和目标遗失感，夹杂着占据上风的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和自我主义倾向。[18]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正是在世界体系中一度领先的西方国家中，有一些特定群体出现了相对衰落。而往往正是在这些群体中，像“Make XY Great Again”（让……再次伟大）这样的独裁消息频频出现。这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息息相关，它正在经历倒退的现代化这一特殊形式。可以断定，首先是全球经济异常蓬勃的发展。从1980年代末开始，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衡有所缓和，这首先与亚洲的经济繁荣有关。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已经赶上并摆脱“发展中国家”的状态。在那里有全球化的赢家，新的全球中产阶级，虽然与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相比，他们还是相对贫穷的。由于中低阶层的收入停滞不前或者顶多略有增长，西方世界内部的不平等加剧。[19]旧工业化世界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全球现代化中的失败者，他们必须眼睁睁看着自己是如何将脚下的土地失于他人的：失于世界主义精英，失于高素质的全球化成功者，失于新兴资本主义中产阶级。那些低等或中等学历的男性还经历了其他方面的挫败和不安全感：如上文提到的，他们往往已经失去了象征性的一家之主的地位，相对于难民和其他少数群体处于不利地位。相应的怨憎不仅出现在道德基础中，然后被政治运作者把控，而且还被圈内人活跃分子煽动并合法化。就像巴伐利亚州长霍斯特·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在2011年3月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要保卫自己，反对外来移民进入德国社会体系——直到最后一颗子弹”。鉴于这样的言论，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说辞并不奇怪。

去文明化进程

诺伯特·埃利亚斯认为，去文明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定居者（圈内人）和外来者（圈外人）的权力斗争。“相对于新崛起的外来组织”的权力丧失“不仅引起了出于经济原因的激烈反抗，一场对旧秩序几乎脱离现实的诉求”，受牵连的群体更多地感到“自我价值中的自卑”。[20]如果定居者认为自己由于外来者而受到威胁，那么他们就会表现出轻蔑。[21]去文明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对于缺乏安全感的人——

没有什么方式是粗鲁而野蛮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他们无上的权力和高大的自我形象……他们在下坡路上越感到脆弱、无助和绝望，就越敏感，越要为其权力背水一战，于是他们的行为就越粗鲁，越可能无视和破坏他们引以为傲的文明行为准则。因为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文明行为准则除了其他作用外，更多的是其权力的象征和工具，也只有如此，才有意义。因此权力精英、统治阶级或者国家，为其卓越的价值观、卓越的文明而战斗，而采取的方式却往往与其声称所代表的价值观背道而驰。背水一战的捍卫者很容易就变成了文明的破坏者，很容易变成野蛮人。[22]

这些去文明化的现象不仅出现在中低阶层，也出现在精英人士中，在中等学历、中等收入的中年男性中尤其突出。其他的还不便多说，研究才刚刚开始。除了每天陪家人吃过晚餐后，在互联网上关注或者传播负能量信息，他们还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感觉自己——被精英人士，被全球化，被女性，被难民——所鄙视、所利用。他们感觉自己变成了社会的圈外人，成为自己国家的少数群体，没有归属感，不被重视。这种明显的地位丧失导致他们通过“消极归类”其他群体来寻求平衡。[23]物质和文化上的地位缺失是怨憎、负面情绪、身份认同和阴谋论的催化剂，这些方面早已被确定为威权主义人格结构的特征。[24]也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臣服于臆想的市场在经济上的不可替代性，释放了“独裁的侵略”。[25]

谁若是感觉被社会所抛弃，谁就失去了自我效能感。因此许多人采取特定的策略来重新提升自我价值。这既可以是在实践层面，也可以在认知层面。一个矛盾的结果是，人们期望通过来自权威机构的外部约束来获得救赎。埃利亚斯提到了纳粹主义，在那种充满不安全感的情况下，一种“对强大统治者的控制的渴求”便产生了。[26]不安全感再次引发怨憎，要求认同，要求新的“我们”感觉。激进的个体化所提出的根本问题在于集体认同的角色，在于人们一直寻求一种“我们”感觉。[27]身份政治也是一种对社区和中间机构遭受侵蚀的反应。激进让人重新感到自信。

显然，过去的一些群体不再认为保持文明行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作为解放的个体，他们在互联网上几乎不再受社会约束，不为负能量信息负责，任由他们的偏见传播。最终他们在怨憎情绪联盟中得以满足：在德国另类选择党中，在唐纳德·特朗普或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上台时。使这些群体团结一致的力量在于，以想象的西方文明的名义，反对现实文明。

张晶／译

[1] 利奥·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假先知：专制主义研究》第3辑（Falsche Propheten. Studien zum Autoritarismus, Schriften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0［1949］），第29页。

[2] 参阅戈兰·瑟伯恩（Göran Therborn）：《进步的时代？》（“An Age of Progress?”），载《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II / 99（2016），第27—38页，第35页。

[3] 参阅米歇尔·亚力山大（Michelle Alexander）：《新种族隔离主义》（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4] 参阅奥利弗·纳赫特韦：《衰落的社会——论退行现代中的反抗》（Die Abstiegsgesellschaft. Über das Aufbegehren in der regressiven Moderne, Berlin: Suhrkamp, 2016）。

[5] 诺伯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上册《西方世俗上层社会中行为的转变》（Wandlungen des Verhaltens in den weltlichen Oberschichten des Abendlande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6a［1939］），下册《社会的转变——文明化理论纲要》（Wandlungen der Gesellschaft – Entwurf einer Theorie der Zivilisatio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6［1939］）。

[6] 这后来导致了一个保守现象：当资产阶级中心发展到其顶峰时，乐观主义消失，转而捍卫已获得的地位。不再着眼于未来，而是更多着眼于过去和国家（参阅埃利亚斯：《德国人研究：19和20世纪的权力斗争与行为发展》［Studien über die Deutschen. Machtkämpfe und Habitusentwicklung im 19. und 20. Jahrhund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2（1989）］，第174—176页）。

[7] 埃利亚斯不太关注阶级斗争，因为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人格结构的长期发展。

[8] 参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88［1944］）。

[9] 埃利亚斯：《德国人研究》，第225页。

[10]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1页。

[11] 参阅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型现代的未来出路》（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6）。

[12] 参阅例如关于美国公民社会组织的倒退，见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资本的衰落与复兴》（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13] 参阅例如皮埃尔·布迪厄：《反扑的火：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攻击而作的抵抗论述》（Gegenfeuer. Wortmeldungen im Dienste des Widerstandes gegen die neoliberale Invasion, Konstanz: UVK, 1998）。

[14] 参阅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载《霍克海默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Max, 1991［1967］ ），第6卷《〈工具理性批判〉与〈1949—1969年笔记〉》（“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und “Notizen 1949—1969”），第19—186页。

[15] 霍克海默：《专制与家庭》（“Autorität und Familie”），载《霍克海默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88［1936］ ），第3卷《1931—1939年文稿》（Schriften 1931—1936），第336—417页，第372页。

[16] 阿克塞尔·霍耐特：《社会冲突的野蛮生长：21世纪初的为承认而斗争》（“Verwilderung des sozialen Konflikts. Anerkennungskämpfe zu Beginn des 21. Jahrhunderts”），载欧菲莉亚·阿克塞尔（Ophelia Axel）、斯蒂芬·林德曼（Stephan Lindemann）等编：《认可的结构变化：现代社会一体化的悖论》（Strukturwandel der Anerkennung. Paradoxien sozialer Integration in der Gegenwart,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13［2011］），第17—39页。

[17] 埃利亚斯：《德国人研究》，第225页。然而其中提到的标准也经历过野蛮的挫折，特别是在法西斯时期。

[18] 埃利亚斯：《德国人研究》，第462—464页。

[19] 参阅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不平等的世界：移民、百分之一与中产阶级的未来》（Die ungleiche Welt. Migration, das Eine Prozent und die Zukunft der Mittelschicht, Berlin: Suhrkamp, 2016）。

[20] 埃利亚斯：《德国人研究》，第243页。

[21] 参阅埃利亚斯和约翰·L. 斯科特森（John L. Scotson）：《定居者与外来者》（Etablierte und Außenseit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3 ［1965］）。

[22] 埃利亚斯：《德国人研究》，第463页。

[23] 辛格哈德·耐克尔（Sighard Neckel）、斐迪南·苏特尔吕特（Ferdinand Sutterlüty）：《消极分类：冲突和社会不公平的象征秩序》（“Negative Klassifikationen. Konflikte umd die symbolische Ordnung sozialer Ungleichheit”），载威廉·海特迈耶（Wilhelm Heitmeyer）和皮特·尹姆布什（Peter Imbusch）编：《现代社会一体化潜力：社会一体化与分化的分析》（Integrationspotenziale ein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Analysen zu gesellschaftlicher Integration und Desintegration, Wiesbaden: VS, 2005），第409—428页。

[24] 阿多诺：《威权主义人格》（Studien zum autoritären Charakt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5［1950］）。

[25] 参阅奥利弗·德克尔（Oliver Decker）、约翰·基斯（Johannes Kiess）和艾玛·布莱勒（Elmar Brähler）：《稳定的中心：2014年德国极右翼的态度》（Die stabilisierte Mitte. Rechtsextreme Einstellung in Deutschland 2014），2014年莱比锡大学极右翼与民主研究中心（Kompetenzzentrum für Rechtsextremismusund Demokratieforschung der Universität Leipzig, 2014）；在线见http: // research.uni-leipzig.de/kredo/Mitte_Leipzig_Internet.pdf（2017年1月引）。

[26] 埃利亚斯：《德国人研究》，第414页。

[27] 参阅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Die Gesellschaft der Individu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1［1987］）。

12— 从全球衰退到后资本主义反向运动

César Rendueles

塞萨尔·伦杜埃莱斯

1975年生于西班牙的赫罗纳，现于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教授社会学。近著《社交恐惧：数字乌托邦时代的政治变迁》（Soziophobie. Politischer Wandel im Zeitalter der digitalen Utopie, Berlin: Suhrkamp, 2015）。

自2008年起，此前三十年间，帮助西方经济精英定义政治合法性之限度——原先我们共同相信的设定何者可能而何者不可能、何者可欲或何者必须的疆界——背后的霸权崩解了。原先，一部分社会群体相信，他们的利益与全球精英的利益有重叠，而危机改变了这些群体内当代资本主义运作的概念。与之相反，今天，很多人已充分意识到，生活挫败的可能性——例如罗伯特·卡斯特尔（Robert Castel）使用的术语“脱队”（desafiliación）[1]——反倒实现了民主化：挫败的生活，已不仅仅是移民、老产业工人、低端临时工和其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第一批受波及的“失败者”的专属。恰是阐释共同命运之实质的多种方式——例如面对危机时不同受害者的零和博弈，又如全球趋势的共同效应——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个时代政治、社会及文化上多重震荡的几个关键点。

与此不同，有意味的是，当前对历史周期的主流解读，仍带有偏好经济学的标记，“大衰退”这个广为传播的表达就是证明。倘若描述2008年以来发生的种种情况——从阿拉伯之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胜利，到难民危机、英国脱欧——还执着操练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上的那些技术性概念，譬如说“至少连续两个季度内，GDP持续走低”，那只能被当成糟糕的笑话。经济学阐释之外，还有种族中心主义的以及阶级层面的阐释。对于那些过去几十年间遭受金融打击、民主机制失去合法性已成家常便饭的人们来说，宣称2008年的事件只不过是特殊情况，是荒唐费解的。墨西哥人或哥伦比亚人在近四十年里，除了经济危机和政治解体，其他几乎一概不知。即便对于发达国家的广泛阶层，危机也是再熟悉不过的。有时候，我会跟我在社会学系的学生们搞一点小实验。首先，我向他们介绍西班牙的相对贫困风险的数据：2016年，全国人口的22%都有沦为贫困人口的可能。接着，我提问，那么在经济危机之前，依照他们的判断，这一数据应该是多少呢？危机之前，西班牙还处在所谓“经济奇迹”的顶点，是全球第八大经济体。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估计，当时的数值应该低于10%。可实际上，2007年，19.7%的西班牙家庭已处在贫困风险之中：不平等不是衰退的结果，而是原因。

实际上，危机是全球涡轮式资本主义（turbo-capitalismo）[2]的历史常态。首先，这是因为金融灾难从1980年代初期，已然开始不间断地爆发，并相继席卷了墨西哥、美国、日本、芬兰、泰国、印尼、菲律宾、西班牙、俄罗斯、阿根廷和冰岛。至关重要的是，正如大卫·哈维所言，这些区域危机没有造成对新自由主义计划的质疑，反而强化了它。[3]失序和跨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引发了金融崩溃，金融崩溃又被用于推动政策改革，以弱化劳动者的谈判权利。市场化进程还引起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不满：从1980年代初开始，新自由主义者就发展出一套咄咄逼人的战略，来管理精神痛苦、公共机构萎缩、社会脆弱加剧、文化衰退和政治极化等现象，再凭借这些反馈，扶持新自由主义计划。

与其说，当代大衰退是一个新经济阶段的开端，不如说，它是1970年代西方精英为了超越资本积累的危机所采取的战略的后果：这一次朝向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主义资本主义”（capitalismo manchesteriano）的回归，最后以统治阶级的压倒性胜利告终。在资本主义这类社会体制下——其自我扩张，本质上与任何类型的限制都不相容——一次压倒性的胜利，永远是灾难本身的前兆。

崛起之中的反向运动

1940年代，卡尔·波兰尼以相似方式阐释了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精神的大危机；他认为这场危机不是什么不可预见的异常现象，而是一场普遍市场化的理性结果。普遍市场化扫荡了整个欧洲之后，又随着19世纪末的殖民风暴扩张到全世界。[4]从这一视角来看，两次世界大战和极权主义的兴起，正酝酿于市场主导的和平（pax mercatoria）的漫长一世纪里，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所积累的潜在矛盾之中。

波兰尼没有质疑经济自由主义的合法性或正义性，也没能质疑其可能性。自律市场的理念只不过是个乌托邦计划，一个自毁计划，实际上，与人类社会生命的任何变化形态都不相容。自由市场从未存在过，将来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市场化进程都需要国家的强力干预，以掩盖其结构性失误，击溃人们因不情愿被经济风暴毁灭而做出的种种抵抗。

波兰尼告诫说，真正置于我们眼前的历史选择，不是在自由市场或集体干预之间拣选。我们只能在不同类型的政治调节或各种“反向运动”（contramovimientos）之间做出选择；我们需要“反向运动”以制衡资本主义的致癌作用。问题在于，这种集体规管究竟是倾向于赋予精英特权——精英可能是反动分子、认同政治分子（identitarias）或极权主义者——还是为深化民主与启蒙提供新的机遇。

波兰尼相当精准地解释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触即发的政治处境：这种局面其实是各自不同的限制市场的方案版本之间角力的结果。其中一个版本，葛兰西（Gramsci）将这一动态称作“消极革命”：推行强力制度转型的威权干预，包括经济调控，其目的是保护继承而来的等级体系。另一版本则出现在民主潮流的一翼，尝试推动去市场化（desmercantilización）进程，以降低不平等程度并在解放的路径上前行。

当前状况呈现出重要的相似性，包括政治极化现象、制度的不稳定性、集体愤怒，而上述这些，波兰尼都曾亲身经历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生活在后新自由主义社会之中。自由市场理念是一具政治僵尸，仍旧制造着痛苦，发出断断续续的呻吟，但所有人都心知它已然寿终正寝。面对新自由主义反乌托邦（distopía），世界各处都在努力掀起强劲的反向运动。而其中绝大部分都处于极右翼光谱，呈现为强调认同政治的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反动民粹主义。西方政治体制已经放弃了充当民主考量之中介的角色，退化为政治话语野蛮化的固化剂（anabolizantes），通过将政治讨论压缩为安全问题，剥夺了政治论辩的合法性。2014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宣称的“不自由的民主”，或者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的选战胜利，都属于同一动态的显著案例，而这一动态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所有西方国家。眼前也有切近的例子，特朗普提出在墨西哥和美国边境筑墙设障，引来批判之声，但人们却有意忽略了如下事实：在欧盟和非洲的唯一边境通道，即摩洛哥北方的西班牙飞地领土，多年来早已筑有一道三层金属隔离墙，墙高六米，顶端装有尖锐的金属线，给数以百计的移民造成了严重伤害。

幸运的是，反动的反向运动仅仅是历史的一个侧面。还有一些寻求民主与平等的另类实践，尝试利用经济危机揭开机遇的窗口，以跨国的团结精神为基础，掀起大范围的社会变革。倘若说，在本世纪初，是拉丁美洲率先成为以1999年西雅图抗议[5]为开端的“另一个世界运动”（movimiento altermundialista）的全球抵抗的动力之源，那么今天，我们应该瞩目于南欧几个半边缘国家出现的新的反霸权实验场。

来自欧洲边缘的经验

可以肯定的是，经济衰退给地中海欧洲带来了爆炸性的政治影响。原先那种温和优雅、免于争端的后现代去政治化氛围——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罗纳德·因戈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揭示并捍卫过这种政治形态——已转变为一场合法性的大危机。[6]特别在西班牙，以两大党派轮替执政为基础的政体已然出现裂隙；两大党派的政策多有重合之处，例如主张打破劳动市场秩序、限制再分配政策。[7]两党体制的合法性来自以房地产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房地产市场保证了社会上升流动性和高消费能力。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仅是一片海市蜃楼，因为同期失业率、不稳定性与不平等程度保持高位，福利国家的再分配效果又相当有限。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房地产市场成了社会凝聚最有效的手段。

面对经济危机，这一共识烟消云散了。房地产热潮的幻梦变成了投机性的重负，其特征是大规模失业（在西班牙，超过400万人失业，150万个家庭其成员全部失业）、贫困（每3个儿童当中就有1个陷于贫困或社会排斥）和驱逐（从危机开始，50万人遭驱逐）。此外，政客腐败案层出不穷，公民视其为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相互勾结造成的深刻体制危机的症候。2011年春季的“5月15日运动”（15M，又称“愤怒者运动”）[8]及其他多场社会运动的连环爆发，让社会不满浮出水面。但真正的大变革出现在2014年，这一年，“愤怒者运动”试图攻占政府部门。先是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力量党（Podemos意译为“我们可以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赢得了8%的选票，跃上政治版图。数月之后，在西班牙许多地方，那些与“5月15日运动”持近似的大众倡议的候选人被推举出来。具体而言，西班牙三大主要城市——马德里、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已经开始施行变革倡议，这些计划都带有鲜明的批判及去市场化的特征。

这场抵抗运动的崛起出人意料，给人以鼓舞，一如欧文·琼斯（Owen Jones）所言，或许，能够被其他国家效仿的动员与公共介入的模式已然诞生。[9]与其他地方的状况不同，此刻在西班牙，在反对危机的方式里，几乎看不到排外或威权主义的痕迹。很难简单地解释这种免疫力，它肯定是多种要素结合的产物：独裁历史仍记忆犹新，家庭内部的紧密团结缓解了经济危机对人的折磨，极右势力缩聚在保守主义大党之内，等等。但至关重要的是，运动的兴起疏导了大众的不安与愤怒，让这股力量朝深化民主的方向发展，同时为了询唤社会大多数，运动还改造了传统左派话语。实际上，这样的表述并不过分：在西班牙，不久前还徘徊在社会运动边缘的潮流，现今已赢得了微弱的常规性。今日，女性主义、社会经济及参与式民主，相较于危机以前，已具备更多的公共能见度。[10]

其实，应该摆上台面的问题是，政治变革过程为什么不能更迅猛、更深刻？当这个西班牙保守主义政府推进民主时期最大规模的社会支出削减计划并深陷腐败案之时，为什么七百万西班牙人还要投票支持它？毫无疑问，答案之一是，这要“归功”于所有大众传媒针对变革的支持者进行的野蛮而成效显著的妖魔化。但同时也可以明确地回答：围绕生活物质条件的问题，左派也难以建立一种另类政治模式，以之超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逻辑，并询唤大多数社会成员。

社会危机和中产阶级话语的限度

“5月15日运动”、社会民主力量党和西班牙的其他变革运动，都被拒斥于劳动场域之外；虽然那种共有的岌岌可危的状态（precarización）能够超越房地产继承或社会、文化资本为根基的微观认同，但变革运动却无力凭借这种状态而形成阶级团结。[11]以面对经济危机、不平等状况和腐败的愤怒为基础的变革运动，未能被转译成倡导另类社会模式的议程。我们所说的议程，不仅要在理论上引起大学教师的兴趣，或在意识形态上感染一批行动者，还要给大多数人提供关于美好生活的现实可行的另类选项，让他们值得为此冒险，做出政治抉择。跟其他国家一样，在西班牙，反抗“撙节杀人”（austericidio）[12]的主角由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承担，他们的愤怒较少关系着直接的物质生活痛苦，而更多联系着“存在的不满”，也就是说，联系着封闭的社会上升期待和无法兑现的以往的社会承诺。中产阶级充当政治变革引擎的能力相当有限，他们严重受制于损失规避（aversión de la pérdida）的倾向。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或许值得重新启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失败者是政治变革的优先行动者。失败者是唯一有条件推动利于全世界的道德进步的群体，而与此同时，其他集团都无法与之竞争，因为他们都陷于短期的个别利益。例如许多人相信，在高度科技化的社会里，理性的做法是，不再把职业看成一种我们不得不竞争的稀缺资源，而是寻找政治替代，将失业问题转变为一种解决方案，具体来说，变成一种自由时间和重估再生产工作价值的资源。但我们当中那些不得不抓紧岌岌可危的工作岗位的人们，还不能承受转型到另一种明智体制的代价和风险，因为这可能让他们在短期内受到重大伤害。我们能够想象社会重组，赞同其优势，但为了推动这些变革，我们不得不把自身变成道德英雄，准备在政治理性的祭坛上牺牲自己。但另一方面，假如你现在不过20岁出头，全家人失业已满5年，在你的城市里，青年失业率高达70%，那么，破坏已知的劳动市场模式，对你而言可能更容易接受，是一种可行而适当的方案。

我们得出的教训是，解放计划急需打破中产阶级范畴内进步主义话语的社会制约，这种话语时常伪装成理论上的激进主义。与传统劳工左派的说法不同，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不是无产阶级异化或“吃鱼子酱的左派人士”（gauche caviar）的轻浮——而关系着政治变革的社会条件。当代解放倡议发生在一个损毁的平台上。新自由主义的真正胜利在于扰乱了公民社会，将我们转变为一个脆弱的、崇尚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社会。1987年，撒切尔夫人曾在某次访谈中说过一句名言，“根本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很多人将其解释成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表达。其实，这是一项政治计划。那些新社群主义的作者们，如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或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把这一点理解得更好，胜过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13]1980年代工会运动在全球层面的衰落，不仅仅是因为工人劳动谈判权力的急剧降低，而首先在于直接介入大众阶级物质生活过程的广阔社会化空间遭到了破坏。与之相反，上层阶级通过保持社会资本——例如，通过精英教育以及与生活方式相关的亲密关系网络（一套文化方案的拟象［simulacro］，以高端消费为基础）——用后现代的个人化保全了自身。今天，解放的反向运动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在于重建普遍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中，物质支持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不仅是薪酬劳动，也包括再生产劳动和看护劳动。

波及全球的不设防状态与欧洲的可能性

对于崛起中的反霸权运动的第二点制约，在于一种可以被命名为“波及全球的不设防”（indefensión aprendida global）的状态。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学并不一定是取消国际政治合作机制，但它恰恰以政治合作机制的缺席为基础展开运作。在西方民主国家，实际上是国际市场在投票，国际市场的投票比议会投票分量更重。当然，最切近的一个例子是希腊。2015年，当希腊人承认选择“错误的”选举方案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欧盟就站出来启动了金融战、政治战和媒体战的施虐机器；欧盟要让希腊人的政治决策变成展览给整个大陆的政治规训的样例。

今天，想让民主化方案劝服社会大多数是困难的，倘若不能提出收复政治主权的现实可行的机制，以之超越这一波及各处的不设防状态。毫无疑问，机制之一是超越民族—国家的疆界，扩大宪法干预的地理框架；换言之，应建立能够挑战全球富豪集团的跨国联盟。好消息是，不同于传统的国际主义，在今日欧洲，上述想法不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意愿，大陆型体制框架已在酝酿之中。更进一步说，自危机开始以来，欧洲统一计划经历了加速衰退的过程；而反霸权运动对政治介入的跨国空间的需求，很可能成为欧洲统一计划最后的希望。

当代对欧盟的捍卫，很大一部分属于低强度的大陆民族主义，古板、陈旧、装腔作势：赞美欧洲文化遗产，赞美我们荒诞的嗜好——近乎黑色幽默——好让我们充当世界道德宪兵的角色。实际上，假如说欧洲重要，不是因为她是欧洲，恰恰相反——不管欧洲带有多少政治、社会和文化传统——因其为大陆联合体，方才能够朝向后资本主义的全球合作形式的建构迈出一步。这当然是一种与欧洲体制建设潮流相反的观点。从其发端开始，欧盟就被理解成商业和平化原则的成功实践，这套“商业和平化”的老旧理论可追溯至启蒙时代，它认为商业活动促进各个民族之间的日常交往，而民族政治与文化往往引发争端。[14]目击了宗教战争把欧洲变成一片屠场，孟德斯鸠及其他思想家才认为，共享的经济利益可以有助于超越认同的分歧。

大约四十年间，这套理论似乎发挥了作用。欧盟似乎是市场和平力量的成功实验和证明：市场可以提前创造并预备政治融合的场域。其实，这基本上是个神话。欧洲国际关系层面的市场化，被国家层面上劳动力的局部去市场化的强烈共识所抵消。换言之，到1970年代末，欧洲的商业统一性与欧洲福利国家同步发展，这种同步性是其成功的关键。此外，这一过程强烈依赖着美国援助；美国正确理解了凯恩斯主义政策，即援助目标是为对抗苏联扩张而修筑一道堤坝。冷战终结之后，随着福利国家越发遭到新自由主义霸权的质疑，欧盟逐渐显示出其空洞的金融骨架；在没有共同财政和社会政策的条件下创建统一货币的决策，不啻为一场慢镜头下的自杀。

避免欧洲内爆的唯一出路，在于破除错误的历史理解，即在大陆政治建设计划之中，优先发展市场。仅有南欧边缘地区的民主化的反向运动，才具备推行这一进程的条件。不同于传统政党，这些反向运动要求赋予大众终结市场独裁的权力。不同于认同政治或新保护主义计划，例如英国脱欧，反向运动呼吁一种更宽泛的主权框架，以对抗那些逃逸于民族国家控制的全球经济精英。更进一步，欧洲规模的去市场化进程可能意味着对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的重大挑战。这是近二十年前，英国政治学家彼得·高恩（Peter Gowan）提出的观点。[15]联合起来的欧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欧盟国家具备坚实的民主政治传统。因此，高恩提出，欧洲具备了领导一场更公正、更民主、更繁荣的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前提条件。

超越衰退，超越资本主义

怎样凭借新的社会化工具和有待创造的国际大众联盟，将“岌岌可危阶级”（precariado），转化为一个具备变革力量的“自觉阶级”（clase para sí），这似乎是一场规模浩大的工程，近于空想。但实际上，它只是当代解放计划中较为容易的一面。更困难的任务是，如何打破那些统御着其他更易见效的反抗计划的共识性逻辑。

可以肯定地说，近几十年来，重大政治进步之一是在社会运动中部分地成功收回了民主概念，使之重新成为一种激励人心而具挑战性的政治理念。作为对抗政治的传统概念，民主原先仅在精巧的理论层面作为一种英雄行为，只牵涉运动当中的一小群训练完备的强人。对这一传统概念的超越，是一个绝佳的消息。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大众运动都领悟到，斗争的激进之处也在于如何收复常规。倘若你想过上某种程度的传统生活，想组建家庭，想有机会在自己降生的社区生活，想学习有志于斯的专业，愿意信任公共机构并谋求机会参与其间……那么，所有这些都要求彻底改变我们已知的世界。

但另一个真相是，正如雅佩（Anselm Jappe）所说，99%对抗1%的修辞其实也是深具欺骗性的，它传递的观点是，在平和而无冲突的情况下就能实现政治变革。仿佛只要向最富有的人征收高额赋税，改善公共服务，我们就可以通过一套更加团结、绿色的另类资本主义方式而踏上社会变革之路：这不过是一种21世纪的凯恩斯主义复辟。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设想，所谓后资本主义可能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仿佛我们的社会已经孕育着团结，只消做出轻微的调整，就能提升合作实践的程度，特别在那些与数码技术相关的领域。这类设想远非真相，现在更加不是，尤其当我们面对着启示录一般的环境危机的前景。比起资本主义的失败，它的成功更需引起我们的忧惧。

理查德·托尼（Richard Tawney）在某个场合说过，政治变革的真正语言不是权利而是责任。“假如民主只限于政治体制而别无其他，那么民主制难以稳固。民主不应仅仅是一种政府组织形式，它还应该是一种类型的社会，一种与社会模式相和谐的生命形态”，托尼在别处写道。[16]我认为这个想法蕴藏着深刻的真理，也与两次大战之间西蒙娜·薇依和其他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接近。或许这个想法能带来指引，让我们避免在革命史诗中或在一致赞同的麻木状态下，同样走上盲目的歧途。

相当一部分自我标榜为“负责任”的左派，拒绝危险的政治鼓动和决绝的变革，因此，在这些群体中，充溢着对不久之前新劳工主义“过去的好时光”和“人性面貌的全球化”的乡愁怀恋。然而这不过是加深经济、社会与政治危机的最佳配方。与其说，大衰退是西方推行了近四十年的组织方式的断裂，不如说，它是重组既定秩序的多种反拨尝试交汇之后的结果，其目的是保持统治阶级特权。倘若想避免灾难，我们就需要从常规的激进化过渡到断裂的常规化，这意味着，不仅要与一小撮全球经济豪赌的胜利者公开对决，还要与资本主义野蛮行径之中，我们自身参与其间的某些生活方面公开决裂。

魏然／译

[1] 罗伯特·卡斯特尔：《不确定性的兴起：劳动、保障与个人状态》（La montée des incertitudes. Travail, protections, statut de l’individu, Seuil, 2009）。

[2] 爱德华·鲁特瓦克（Edward Luttwak）在《涡轮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赢家与输家》（Turbo Capitalism: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Global Economy, 2000）一书中使用的概念，指溢出公共机构一切规管、不断膨胀的私人资本力量。——译者

[3]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Beacon Press, 2001）。

[5] 佩特拉斯（J. Petras）：《左翼反击：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阶级与冲突》（The Left Strikes Back: Class And Conflict In The Age Of Neoliberalism, Perseus, 1999）。

[6]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因戈尔哈特和韦尔泽（Ch. Welzel）：《现代化、文化变迁与民主》（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7] 在北欧国家流传着一种传说，认为西班牙经济危机应归咎于公共浪费和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事实上，直到2007年西班牙还是自由经济教条的典范，当年债务保持在GDP的35%（同年，德国债务达到GDP的60%）。危机爆发之后，西班牙债务急速增加，同时政府顶住势头，推行抑制公共开支的政策，并遵从欧盟强加的“撙节杀人”（austericidio）政策。

[8] “5月15日运动”也写作15-M运动，又称愤怒者运动，指始于2011年5月15日席卷西班牙58个城市，以青年人示威为主的一系列抗议活动。——译者

[9] 欧文·琼斯：“我们需要的新政治模式，出现在西班牙”（“There is a Model for the New Politics We Need. It’s in Spain”），载《卫报》，2016年6月22日。

[10] 皮尤全球调查（Pew Research Global）：“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对未来的看法比富裕国家要乐观得多”（“Emerging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Much More Optimistic than Rich Countries about the Future”），2014年9月8日；西班牙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基金会（Fundación BBVA）：“价值与世界观”（“Values and Worldviews”），2013年4月5日。

[11] 欧洲左翼内部某些群体怀疑，西班牙社会民主力量党和其他变革运动已滑向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空间。但至少目前，这完全是一种误解。社会民主力量党提出的计划几乎完全与传统左翼政党一致。此外，为了扩大选举基础，他们尝试避免使用具有意识形态内涵的语言——“底层人民”与“社会等级”对立或呼唤爱国主义等——但这一调整收效甚微。民调显示，政治认同仍深刻影响着选民。

[12] “撙节杀人”（austericidio）一词，近年来在西班牙的经济报道中日趋常见。尾缀-cidio指代杀人行为，austeri是紧缩、撙节政策（austeridad）的缩写。但依照传统构词法（如infanticidio［杀婴罪］），austericidio反而应指代“消灭紧缩政策”，因此有人建议用austeridad homicida等表达来代替。——译者

[13] 理查德·桑内特：《品格的腐蚀：新资本主义时代劳动的个人后果》（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Norton, 1998）；克里斯托弗·拉什：《最小自我：乱世中的精神生存》（The Minimal Self: Psychic Survival in Troubled Times, Norton, 1984）。

[14] 阿尔伯特·赫希曼（A. O. Hirschman）：《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15] 彼得·高恩：《全球化的赌博：美元——华尔街统治及其后果》（The Globalization Gamble: The Dollar-Wall Street Regime and its Consequences, Verso, 1999）。

[16] 理查德·托尼：《平等》（Equality, Harper, 1931）。

13— 被排挤者的复归

——新自由资本主义终结的开始

Wolfgang Streeck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

1946年生于德国伦格里希，社会学家。1995—2014年任科隆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理论。他为《新左派评论》撰写了大量文章。近著为《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的增订本（Gekaufte Zeit. Die vertagte Krise des demokratischen Kapitalismus, Berlin: Suhrkamp, 2015）。

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一同到来，或者说，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一同到来；大衰退就是这样开始的。[1]1970年代，重建的工业社会的资本开始从民族的畜牧业中挣脱出来，自1945年以后，资本就不得不在这种境况中度日。[2]于是，与已成熟的、由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空空荡荡的劳动力市场、停滞不前的生产力、下降的利润和要求越来越高的工会道别的时代到来了。通往未来的新的扩张之路——它是每一笔资本都关心的事——引向外部：向着无边界的全球经济令人愉悦地不受管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再是国家囊括市场，而是市场囊括了国家。

新自由主义转向是以一个名为“TINA”的女神为标志的——“没有别的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从玛格丽特·撒切尔、托尼·布莱尔到安格拉·默克尔，都跻身它长长的祭司之列。谁要在所有国家的联合经济庆典般的歌声中为TINA效劳，就必须承认资本向世界的突围是一种既符合自然法则又利于公共福利的必要之举，并大力协助资本去清除阻拦它的障碍。那些具有异教性质的活动应当予以追查、消灭，比如对资金流动的控制和国家援助；没人再能摆脱“全球竞争”，躺在一如既往中规中矩的国家的吊床上。自由贸易协定将打开市场，让市场免受国家的干预；全球政府将取代国别政府，促进商品化替代了防范商品化，社会福利国家也将为资本主义理性化新时代的竞争国家让路。[3]

至迟到198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变成唯一的思想，无论中间偏右还是中间偏左。人们认为从前在政治上存在争议的问题已得到解决。眼下的目标是进行“改革”以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并且到处如此：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更大的“吸引力”（在收入分配的上层以积极形式，下层以消极形式），私有化，在地段与成本竞争中作为武器和道德上的硬度测试的市场化。以技术至上主义的方式确定经济上所需的，同时也是唯一可能的，这一点取代了分配上的争夺；机构、政策和生活方式必须与此适应。政党的萎缩顺理成章地与这一切如影随形——政党撤退成为国家机器中的“联盟党派”[4]——，成员数量减少，对选举的参与度降低，在社会底层的分布过大。此外，1980年代初以来，工会组织消解，与此同时，全世界范围内的罢工频率大大降低——换言之，从总体上看，战后民主的参与和再分配机制在最广泛的战线上遭到解除，这一过程缓慢，但却因此更为确定，渐渐变成常态。

作为机构与政治衰退过程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开启了一个后真相政治的新时代。[5]由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体化项目远远不能给予它所承诺的给所有人的福利，因此这一点变得必要。[6]继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及以强硬手段遏制通胀带来的失业而来的，是1980年代的国家债务和1990年代通过社会政治“改革”实施的国家财政重组，而为了平衡后者，国家开放了对私人的慷慨贷款。同时，经济增长缩水，尽管或者恰恰是因为不平等和债务广泛增加：没有涓滴效应，相反却出现粗俗的向上渗透；个人与个人、家庭与家庭、地区与地区之间收入的剪刀差愈来愈大，在欧元区，这种剪刀差还体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与江河日下的工业经济相比，人们承诺的服务业和知识型经济的比重要小得多；如此一来，不断前进的资本主义中不再被雇用的、过剩的人口持续增长：他们对从税收国家到债务国家及接踵而至的兼并国家（Konsolidienungsstaat）的转变、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国家救助行为，既无抵抗力，又缺乏理解，只能任其摆布，结果是发觉自己的境况愈来愈糟。[7]“全球政府”对此无能为力，为此缘故从资本主义经济脱离的国家民主政权也无济于事。为了不使这种情况对全球化的美丽新世界造成威胁，需要采取精致的方法来达成共识，瓦解抵抗，事实上，为达该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手段起初十分奏效。

“后真相时代”

谎言，哪怕是最令人厌恶的谎言，在政治中也屡见不鲜；想想科林·鲍威尔在世界安全会议上做的幻灯片演示，他用真实的图片证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我们当中或许还有人记得，德国与该事件也有关：作为地地道道的社会民主党人而备受尊敬、其间已去世的国防部长声称，德国应美国的敦促而派遣至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附近”）的军队保卫着德国的安全。与新自由主义革命及相关的向“后民主”的过渡一起来到这个世界的，却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欺骗，即专家谎言。[8]拉弗曲线（Laffer-Kurve）开了先河，人们用它科学地证明了降低税收带来税收增加。[9]接踵而至的有欧盟委员会的“切克奇尼报告”（Cecchini-Bericht，1988），它向市民允诺，将社会福利的比例增加至欧洲国内生产总值的5%，将日常消费品价格平均降低6%，创造“数以百万计的新工作岗位”，把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公共财政的比例增加2.2%，以此作为1992年拟定的“内部市场完善”的奖励。在美国，伯南克（Bernanke）、格林斯班（Greenspan）、萨默斯（Summers）当时达成一致意见，即理性的投资者出于自身利益，同时也是自己掏腰包实行的，越来越“自由”、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已经足够，国家机构对于经济泡沫不必采取行动，这也是因为，其间人们已能够无痛地除掉泡沫炸裂带来的后果。

与此同时，主流的党派、政府和公关专家所传播的“叙事”[10]，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决定与不抉择，变得越来越荒唐。政府机构出于对高盛经理不可或缺的专家知识的认可，通过早先以及未来的高盛经理所进行的渗透还在继续，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奥巴马的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时隔七年后重返他所来自的、以保护银行经理为专长的纽约律师事务所，领着丰厚的百万薪水，而在这七年中，对2008年金融危机负有责任的银行经理中竟没有一人被送上法庭。在离开白宫后的16年里，与丈夫、女儿一道聚集了10亿左右资产、有着甚至高于劳伦斯·萨默斯水平的高盛酬金的希拉里，在竞选中以自命的、“辛勤工作的”“中产阶级”代表的身份亮相，但事实上，这些“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进步中早已蜕变为过剩人口。

诚然，从传播了关于民主的统治艺术之幻象的新自由国际主义视角来看，后真相时代并非开始于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唐纳德·特朗普切分了克林顿主义这一年之前。[11]直到后民主失败后——即大众对于一个有关全球化的“叙事”的耐心到了尽头时，且后民主在美国最终只让最顶层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受益者——占统治地位的“话语”管理者才要求“核查事实”；他们惋惜一方面有全球范围内注意力经济（Aufmerksamkeitsökonomie）的钳制，另一方面有国家在教育（培训）中的节省所导致的“赤字”；为了弥补赤字，他们用各种形式的资格测试作为行使选举权的前提条件。[12]那些一直用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赛琳娜·戈麦斯（Selena Gomez）、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等诸如此类人物的脸书主页来消磨时间的下流之辈，重又走到选票箱跟前，是一个充满威胁的衰退信号。通过“人道主义干涉”，通过让东西冲突复活来转移自身社会的衰落——这次是同俄罗斯而非苏联，针对同（双）性恋者而非针对共产主义，这些手段突然间用尽了。真理与道德不再重要——英国保守党的一名后座议员甚至这样来解释他为何违背“专家”的建议，支持英国脱欧：“这个国家的人受够专家了！”[13]

道德化，非道德化，被排挤者的复归

当今“时代的精神状况”的标志性特征，是一种新形式的、像从明媚天空降临到民主—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分裂。从结构上看，这种文化分裂的根源是长期以来由于“全球化的失败者”人数不断增多导致的潜滋暗长的对“全球化”的不满——该过程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走到一个关键的门槛，在这个门槛上，全球化所波及的人数已积累到一定程度，由量变转化为公开抗议的质变。这种情况之所以至今尚未发生，原因也在于那些先前为全球化的受害者发声的人，最迟至1990年代已加入全球化的粉丝俱乐部。谁认为“全球化”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谁首先就失去了发声的机会。

全球化的巅峰时期促进了一种带有世界主义倾向的意识工业的确立，意识工业看到，用六七十年代社会革命的自由价值观，以及社会革命对人类自由的乌托邦式允诺来为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欲望充电，那么它就能获得发展机会。[14]这一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技术至上的唯一思想与国际主义话语共同体的道德中立融合在一起。当时确立的谈判桌上的领空权，成为今天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斗争的操作基础，在这场文化斗争中，全球范围内扩张的资本主义道德化与那些认为全球化损害了自身利益之人的非道德化并行。

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参与度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倒退后，从不久前却开始再次增加，这种状况在底层民众中尤为明显。然而，民主重又被发现、被当作政治的调整措施，这件事本身仅仅让那些破坏了国家政治体系的新型党派和运动成为受益者。因此，彼此早已盘根错节、与国家体制融合在一起、作为国家担纲者的党派及代表他们发言的专家感受到了“民主”的致命威胁，并与其展开斗争。人们在这个过程中使用的、以最短时间渗透到后真相的实际知识中的斗争概念，就是“民粹主义”，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的思想和组织，只要是抗拒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条件下“负有责任”的政策的“别无选择逻辑”，都可以用它来描述。

民粹主义这一概念由来已久，可追溯至1920年代美国的进步时代及罗伯特·M.拉福利特（Robert M. La Follette，1855—1925，进步党1924年总统候选人）的工人和农民党。后来，民粹主义成为一个较为中性的指称，用来描述政治运动尤其是拉丁美洲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运动的参与者是那些把自己看作“人民”的人，他们站在自诩、自我抬高为“精英”之人的对立面。[15]从几年前开始，世界范围内自由国际主义的党派和媒体就用民粹主义这一概念作为那些新的、站在民族与国家立场上反对国际化的种种声音的带有论战色彩的总称，民族与国家是声称已别无选择的国际化之外的另一选择。古典的民粹主义让人联想到这样一种人民：他们在政治冲突中组成一个行动的整体，目的在于将敌视“小人物”的少数精英从权力中排除出去。这样一种联想既有左倾又有右倾的内涵；它使全球化的信徒更容易接纳民粹主义，因为它避免做出区分，从而将特朗普与桑德斯、法拉奇与科尔宾，还有德国的佩特里（Petry）和瓦根克内希特（Wagenknecht）扔进同一个锅里炒作。[16]把他人称作“民粹主义者”的人和被这些人称为“民粹主义者”的人之间的裂痕，是今天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冲突线。这里所涉及的关系不亚于国际资本主义与国家组织之间的关系。在今天，没有什么比这里正在进行的、关于国家政治的必须性与合法性的谈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化更严重。在这种讨论中，利益与认同感融合在一起，为彼此之间深层的、冷战结束后人们就再也没有经历过的一种敌对论调制造了动机。那些随时能变成道德歼灭战的、后果严重的信仰战争，触及了社会和个体认同最敏感的深层，这个层次决定了重视与轻视、包容与排斥、认可与绝罚。[17]

全球化政策的一大特征，是“民粹主义者”带有贬低意味地称为“精英”（“精英”自身对这一说法表示赞同）的人在对待政党问题上的一致态度。国际主义的标准用语把“民粹主义”首先当成一种认知问题来对待：它的追随者应当是那些要求“简单方案”的人，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事实上所需的复杂解决方案（正如国际主义久经考验的力量不知疲倦地、成功地传递的那样）。这些人的代表者就是愤世嫉俗的人，他们向“人们”承诺了“简单方案”，尽管除了技术至上主义者的复杂方案之外别无选择。这样一来，人们就能解释小人物中出现的大衰退引发的新党派的出现——这种现象体现为教育的缺失和对有教养者的尊敬，并促进一种关于值得期待的对大众选举的取消或者关于将政治决策权让渡给非政治的专家与机构的“话语”。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做法由此导致反全球化政党及其追随者在道德和文化上被取消公民资格。紧随认识上不成熟的宣称而来的，是为对抗国际化的风险和副作用而提出的对国家政治的要求；与此相关的、可能会激活关于种族主义与战争回忆的斗争概念，叫作“种族国家主义”。“种族国家主义者”不仅无法满足全球化在道德上的要求，也无法胜任全球化在经济上的要求——即“全球竞争”；他们的“恐惧与忧虑”，用标准语言来讲，“需要得到重视”，但只是在社会工作的层面上。对物质与道德降级的抗议陷入法西斯主义嫌疑，尤其是平民阶级从前的代言人转向全球化的阵营，为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压力的抗议所发声的、曾经的当事人，只能使用前政治的褫夺经验的、未经加工的语言原材料。这就引发了对文明的公共话语中有效规范的持续性违抗，这种违抗既是“上层”愤怒的原因，也是“底层”之机动性的根源。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失意者与拒绝者通过关闭公共媒体、打开“社会”媒体的方式摆脱了道德检查，从而借助所有基础设施中最为全球化的一种手段来建立自己的交际圈，在这里，他们不必再担心感受到在文化、道德上被其他精英视为落后而带来的侮辱感。[18]

切割

2016年令人震惊的事情，就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不仅让自由的公共领域也让他们的社会科学界吃了一惊。除了社会的权力精英与话语精英对于被排挤者的复归感到错愕之外，没有什么能更好地记录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社会中的分裂，人们曾经以为这些被排挤者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是一种明智的退避。即便是“卓越”而奖学金丰厚的美国东、西海岸的大学，也没能成功担当起早期预警系统的作用。用20分钟电话采访的方式进行的“意见”调查，明显不能让我们对目前不稳定的危机社会的状况有更多了解。在一些人看来，社会调查者无异于陌生力量的间谍，应当尽量避免和他们接触，或者在无法拒绝他们时，就按照人们认为自己被期待的样子来回答问题——这样的人的数量可能持续增加。这就在病理上加固了“精英”对社会现状的幻想。在今天似乎仅有少数社会科学学者还会把目光投向下方；如果有谁读了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就不会对特朗普的获胜感到惊愕。[19]

已经世界公民化的左派要能够理解2016年的事件，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英国工党中布莱尔的追随者认为，能够通过列举留在欧盟带来的诸多经济利益说服曾经的选民支持英国留在欧盟，但他们却没有把利益分配中的倾斜考虑进去。一个已经与这个国家下沉的群体和地区的日常经验脱节的自由公众不会意识到，选民在乎的是他们选出的政府能更多地关照选民的利益而非国际协定。还有一些选民并不明白，21世纪雇员之间的国际合作包含这样一种义务，即个人的工作岗位曝露在无边的全球竞争中。

空位期

我们该期待什么？特朗普对克林顿机器的拆除、英国脱欧、奥朗德和伦齐的失败，这些发生在同一年的事件标志着新自由主义转向的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危机中的一个新阶段。我主张用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的“空位期”概念描述这一阶段：[20]这是一段不确定长度的时期，旧的秩序已被摧毁，新的还未建立。旧秩序就是2016年在民粹主义野蛮人的冲锋下崩塌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这个世界的政府为了不失去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接轨的机会，对他们国家的民主做了后民主式的、中性化的处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用未来全球的民主来搪塞资本主义市场上民主—平均主义干涉的要求。至于新的、有待于建立的秩序是什么样子，那就如同空位期一词的本质所言——还不确定。按照葛兰西的观点，在新秩序建立起来之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病理学现象”。

葛兰西所言的空位期指的是一个极具不确定性的时期，在其间，人们所习惯的因果关系失效，随时都会有不确定的、危险的、荒诞地从人们司空见惯的框架中掉落下来的事情发生；这同时也是因为，互相矛盾的发展路线并行，彼此之间难以和解，以至于不断有不稳定的排列出现，令人惊讶的事件之链取代了可计算的结构。新的不可计算性的根源之一是，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阶级要求一种民粹主义的革命，即更多地听从国民的话语。作为底层表达不满渠道的国家民主，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为全球化所推动的体制性干涸之后，终于重新上阵。通过有计划地削减国家的防线来对抗国际市场的理性化压力，这样的时代已到了尽头。根据特朗普的看法，英国可能不再会出现以欧盟为榜样的第二次脱欧公投——我们且待他们慢慢投出结果。新组成的选民既不会接受经济的自然必要性，也不会接受关于边界控制之不可能性的声称。那些以责任为依托的党派，必须重新了解响应能力有怎样的意义，[21]否则他们将不得不给其他党派让路。

新任英国女首相令人关注的修辞“一个民族”（One Nation）表明，一部分政治领导者还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早在2016年7月11日的竞选演讲中，她就已提出一些工党领袖自1980年代以来就没再提出过的要求：与不平等的抗争、对高收入更为公平的征税、更好的教育系统、企业员工的决策权、避免将重心移置国外以保护英国本土的工作岗位，所有这些要求都与对入境的限制相关。不过，英国退出欧盟的行为首先让英国政治想起，它首先要为全体选民负责，这一点也体现在2016年11月英国工业联合会的年会上梅所作的发言里，她以“人们对一个更为公平的经济的愿望”来解释投票结果。[22]

梅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纲领把社会民主左派放在了一个令人不快的问题面前。当特朗普尝试兑现他在工业政策和财政政策上的承诺时，他对左派而言也可能成为问题，事实上，聪明的伯尼·桑德斯已多次表示了自己对特朗普的支持，承诺不仅对奥巴马的八年任期内继续衰落的老工业地区进行改组，而且新建国家基础设施的“凯恩斯主义”项目。为此所必须产生的新债务，尤其是要像所承诺的那样降低税务的话，符合新凯恩斯主义的方案，持温和左派立场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长期以来都认同这一方案（“节约型政治的终结”）；可能只有民主党通过议会的方式才能对抗茶党残余势力的抗议。这一点也适用于特朗普似乎深思熟虑的“直升机钱”（Helirkopter-Geld）想法，为此必须赢得与央行的合作。

不过，特朗普和梅意义上的后全球化、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都不能再确保稳定的增长、更高更好的就业、公共与私人债务的削减以及对货币的信任。国家自下而上来管理当今资金化了的危机资本主义，并不比国际性的自上而下来得更容易：危机资本主义维系在一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的丝线上，这种货币政策由央行购进长期有价证券来激活后，以消极的利率和货币总量的冒险性扩张，显然徒劳地尝试制造一种类似增长的东西。在“专家”眼中作为一种必要补充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在那些改革尚能发挥一点作用的国家里，遭遇到民众对一个强加给他们的、将其生活方式“全球化”的抵抗，从而停滞不前。同时，经济的不平衡状况加重，这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工会和国家失去或放弃了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权力。对进行经济再分配的国家体制的不可逆转的破坏，以及由此造成的、对作为终审的经济政策的货币与央行政策的过度要求，让资本主义变得难以治理，不管是“民粹主义”的还是技术至上主义的资本主义。

在关乎文化象征的地方还出现了内政方面的冲突。“民粹主义者”对本国族群的重新评估是否会要求对最广义的移民的贬低？左派能否做到，向那些从自身的麻木不仁中醒过来的人实实在在地呈上一份文化的贡品？许多恶语都必须更改，姑且不去考虑，和解可能会刺激那些站在世界主义中心的变为资产者的追随者们。特朗普、梅或其他人也经受着这样的诱惑：在经济失败时，为转移注意力去发动针对族群或其他方面少数群体的、或精致或不那么精致的运动。其后果便是正直或不正直的人的起义。

国际层面上发生的事情起初可能没有那么戏剧性。与奥巴马、布莱尔、克林顿或萨科齐、奥朗德和卡梅隆，或者索性作为“自由西方最后的卫士”[23]的默克尔等人不同，新的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者们，在世界政治上毫无人权方面的雄心壮志，既不反对中国也不反对俄罗斯，正如人们在非洲和中东所看到的那样。谁在最广泛意义上坚持人权干涉，谁就可能会感到惋惜。俄罗斯对造反猫咪乐队那样的文化创造者缺乏宽容，在“9·11”后转向内部的政府这里不会再引发有使命感的反思。在美国，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去他妈的欧盟”）没有成为外长，国务院的人权基础组重返其席位。诸如将乌克兰纳入欧盟和北约，从而把黑海港从俄罗斯人手中夺走，这种计划早已过时，就如同叙利亚的“政权更迭”项目。美国把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当作冷战对象的尝试，也将过时。不过，如果中国能让特朗普总统放弃中国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并且继续购买、持有美国国库发行的债券的话，中国有可能替代俄罗斯的位置。

在一个伴随着失效的机构与混乱的因果链而开始的空位期已具备底层结构的大环境中，那些涌向国家权力机关的“民粹主义者”成为更多不确定性的一个来源。空位期的开端像是一个波拿巴式的瞬间：一切皆有可能，但没有什么能带来结果，尤其是人们期待的结果，因为社会在新自由主义革命中重又变成“一袋土豆”。[2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不会终结资本主义的危机；不过他们会让政治重新登台，并让那些变为全球化失意者的中层和底层人永远活在政治的回忆中。左派以及从左派中衍生出来的人也不知道，如何从目前变得无法治理的资本主义过渡到一个有序的、较不易受到威胁也不易威胁他者的未来——参看奥朗德、伦齐、克林顿、加布里埃尔即可知。但倘或他们想重新发挥作用，就必须从“全球政府”和身份认同上的替代政策这两者的失败中汲取教训。这包括，他们不能让自诩为“知识社会”的没落的局外人出于美学原因而把自己交付命运，交付右派；以“小人物”为代价的世界主义本身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威胁不可能长期地贯彻下去；人们只能用与公民一道，而非反对公民的方式打开民族国家的门。这对欧洲意味着：谁想要过多的融合，谁就收获更多的冲突，并以更少的融合收尾。新自由主义时代领导者的、部分地从左派普遍主义中产生的世界主义认同感，制造了民族认同感的反抗，上层反民族倾向的再教育措施又引发了底层反精英的民族主义。谁在经济和道德上把一个社会置于解体的压力之下，谁就得到传统主义的抵抗，因为那些认为自己受到国际市场不确定性的危害、等待了太久而未见对国际市场之控制的人们，宁可要一只握在手里的、国家民主的麻雀，也不要一只站在屋顶的、民主化世界社会的鸽子。

陈曦/译

[1] 我反其道行之，使用诸如此类在最短时间内变成政治修辞固定的保留节目的概念，这一点在后文中更为明显。

[2]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Berlin: Suhrkamp, 2013）。

[3]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国际化经济中的工业关系》（“Industrielle Beziehungen in einer internationalisierten Wirtschaft”），收入乌尔里希·贝克编：《全球化的政治》（Poltik der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8），第169—202页。

[4] 彼得·麦尔（Peter Mair）和理查德·S. 卡茨（Richard S. Katz）：《政党组织和政党民主的变化模型：企业联合式政党的涌现》（“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见《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1915年1月1日，第5－28页。

[5] 我反其道行之，使用诸如此类在最短时间内变成政治修辞固定的保留节目的概念，这一点在后文中更为明显。

[6] 以下参见施特雷克《购买时间》相应内容。

[7] 奥利弗·纳赫特韦：《衰落的社会：论退行现代中的反抗》。

[8] 科林·克罗奇（Colin Crouch）：《后民主》（Postdemokrat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8）。

[9] 关于经济学家阿瑟尔·B.拉弗（Ather B. Laffer）在里根税收及国家债务政策研究方面的贡献，参见大卫·A. 斯托克曼（David A. Stockman）：《政治的胜利：里根革命是怎样失败的》（The Triumph of Politics: How the Reagan Revolution Fail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6）。

[10] 这一词汇最近从文学理论和心理学领域进入了政治领域，并极为迅速地成为重要词汇。这无需惊讶。根据维基百科，Narrativ指一种“赋予意义的叙述，它由情绪承载，给定方向，给予信心”；参见维基百科词条：https: // de.wikipedia.org/wiki/Narrativ（2017年1月引）。这一概念尤其在与“Europa”（欧洲）相关联时颇为流行。在今日的欧洲，每一次不成功的投票，都要求一种更好的“叙事”。

[11] 2016年11月15日，牛津词典编辑部宣布“后真相”（post-truth）一词为年度词汇。德语语言协会随即将该词（postfaktisch）宣布为德语的年度词汇：“愈来愈广泛的民众阶层”“对‘上面’感到厌恶”，因为“上面”忽视事实，甚至欣然接受公开的谎言。在“后真相时代”里，引向成功的并非对真相的要求，而是讲出“感知到的真相”。在结构主义的霸权统治了文学系几十年之后（叙事的！），客观真相突然被重新发现，其目的就是为了让非学院派的公民感到惭愧。

[12] 这里与美国南部联邦州对黑人进行的扫盲测试之间的相似性不容忽视。另一个出色的例证是“社会研究所（这是针对德国证券指数公司的数字课题进行策略性研究的机构）主任”（“Director of the Digital Society Institute， a strateg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digital topics of the German DAXcompanies”）桑德罗·盖肯（Sandro Gaycken）在2016年11月29日《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文章称：“我们需要一种‘灵知主义’。谁想选举，谁就要证明自己的政治能力……为此，选民走进选举间之前必须完成一道多项选择题，题面是有关各个领域（外交、内政、环保、经济）的一个简单问题。谁通过测试，谁才能选举。”

[13] 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引自亨利·曼斯（Henry Mance）：《戈夫说，英国有足够多的专家了》（“Britain Has Had Enough of Experts， Says Gove”），载《金融时代》（Financial Times），2016年6月3日，在线见https://www.ft.com/content/3be49734-29cb-11e6-83e4-abc22d5d108c（2017年1月引）。

[14] 爱娃·恰佩罗（Ève Chiapello）和卢克·波尔坦斯基（Luk Boltanski）在《资本主义的新精神》（Der neue Geist des Kapitalismus, Konstanz: UVK, 2003）中描述了因一个适应了变化的社会的资本主义引起的1968年补选的一个侧面。

[15] 厄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论民粹主义理性》（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论争：世界政治思想》（Agonistik. Die Welt politisch denken, Berlin: Suhrkamp, 2014）。

[16] “民粹主义者”以眼还眼，对所有“别无选择逻辑”的信奉者进行不加区分的描述，称他们为统一的、全球化“精英”，而不考虑他们各自的背景。

[17] 有趣的是冲突的国际维度。国际主义者的国际组织警示人们防止民族主义者的国际组织的出现，声称人们应当以民主的名义共同对抗后者——反之亦然。“权威的”国际组织这种提法偶尔也会出现，〔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组织需在内政、外交上与其对抗。（这里将民族主义与威权主义等量齐观。）事实上，欧洲那些被称为民粹主义党派的党魁，以及特朗普和土耳其即将上任的领导人经常发表对俄罗斯的积极言论。

[18] 在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脸书粉丝比其他党派都要多。

[19] 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New York u. a.: Simon and Schuster, 2015）。

[20]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资本主义将怎样终结？》（How Will Capitalism End?,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6），第35－46页。

[21] 彼得·麦尔：《代议制与责任政府》（“Representative versus responsible government”），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所研究报告（MPIFG Working Paper），第9号，2009年（9月）第8期；在线见http: //www.mpifg.de/pu/ workpap/wp09-8.pdf（2017年1月引）。

[22] 《梅将对G20国家征收最低企业税》（“May will niedrigste Unternehmenssteuern der G20”），载《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016年11月21日；在线见http: //www.faz.net/aktuell/wirtschaft/ wirtschaftspolitik/theresa-may-will-niedrigste-unternehmenssteuernder-g20-14537468.html（2017年1月引）。

[23] 阿里森·斯美尔（Alison Smale）、斯蒂芬·爱尔朗格（Steven Erlanger）：《当奥巴马退出世界舞台，安吉拉·默克尔将成为西方自由世界最后的捍卫者》（“As Obama Exits World Stage, Angela Merkel may be the Liberal West’s Last Defender”），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16年11月12日；在线见http: //www.nytimes.com/2016/11/13/world/europe/germanymerkel-trump-election.html（2017年1月引）。

[24]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eon），收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 beim ZK der SED）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Berlin: Dietz, 1960［1852; 1869］），第8卷。

14— 致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劳德·容克的一封信

David Van Reybrouck

大卫·范雷布鲁克

1971年生于比利时的布吕赫，作家、剧作家、记者，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于2011年发起G1000提案，致力于比利时、荷兰与西班牙的民主改革。其著作《刚果：一部历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此外他于2012这一年就获得了ECI文学奖、NDR文化纪实文学奖和散文类美第奇文学奖。他的文章发表在包括法国《世界报》、意大利《共和报》、比利时《标准报》等多家国际性报纸上。他的著作《反对选举——为什么投票并不民主》（Gegen Wahlen. Warum Abstimmen nicht demokratisch ist, Göttingen: Wallstein, 2016）在全欧洲范围内获得了巨大关注。近著《津克》（Zink, Berlin: Suhrkamp, 2017）。

尊敬的容克（Jean-Claude Juncker）主席：

不久的将来，也许欧盟将走向终结。脱欧公投，民粹主义抬头，跨大西洋联盟的转向，邻邦俄罗斯的新帝国野心，阿拉伯之春的失败，欧洲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的张狂，政府机构的公信力全面丧失……曾经将公共生活组织起来的那种看似无所不包而又坚实的执政能力，在过去几年中这些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见证下已急剧削弱。

在过去五十年的发展中，欧盟的规模和权力与日俱增，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后冷战时代，法德两国开启了一项精英计划——“让我们把法国和德国的钢铁重工业技术联合起来吧，这样一来就不会使一方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重新武装起来了”[1]——它已然成为为五亿公民而做出的最强有力的一项政治决策了。的确，这是一个壮举。

2014年11月，您当选为欧洲委员会第十二任主席，欧洲委员会与欧洲理事会并行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权力执行机关。然而，您也可能是这个委员会的最后一位主席了。

几年前，我的朋友，布鲁塞尔艺术家托马斯·贝林克（Thomas Bellinck）建造了一个关于欧洲之梦的临时博物馆，“Domo de Eǔropa Historio en Ekzilo”是一个世界语的标题，意思是“流亡中的欧洲历史之家”。您去参观了吗？它被称为“关于前欧盟生活的第一届国际展览会”。这个展览带领参观者“穿越半个多世纪回到21世纪初”，那些几十年前已然崩溃的政治计划的残骸在游客眼里仍依稀可见。博物馆本身看起来破败不堪，它是几名志愿者和收藏家在每周六下午经营的小规模展览，几间阴暗的房间堆满了2010年以来泛黄的报纸、剪报，以及灰尘满布、苍蝇乱飞的展台。参观者可以欣赏到的第一个物件，是已经褪色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副本，这是很久以前，在已经长年被人遗忘的2012年授予欧盟的。这个博物馆在现实世界中是非常精妙的艺术装置，在布鲁塞尔、维也纳、雅典、鹿特丹、威斯巴登（Wiesbaden）等城市都曾开门接待参观者。

尊敬的容克先生，这一切在您看来可能只是滑稽的夸张，但艺术家却完全是认真的，他认为：欧盟这项伟大的事业有一天会走向终结。优秀的艺术有时是具有远见的，但我不知道托马斯·贝林克是否已经预见到大衰退行进的速度有多快。事后看来，2016年可能是时间上的临界点。

自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以来，我们已经看到成千上万的实时分析和评论，我们可以读到所有那些对于政治家、政党甚至人民犯了什么样的错误的批评，但令我惊讶的是，很少有人怀疑选举程序本身。如果有人质疑当前这种将人民的集体意志转化为政府政策的选举方式是否已经过时，依然会被看作异端。

由于大衰退有各种各样的成因，所以它也不可避免地需要许多不同的补救措施。但是在这封信中，我想集中笔墨于我认为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民主的实践方式。我感兴趣于实践的程序和我们使民主得以实现的一般平台（mundane interfaces）。当然，这与我的背景有关。我是一名专业的考古学家：我认为物质世界的实际条件并非次要的，反而是它构成了世界。工具造就结果。或者，正如丘吉尔在威斯敏斯特议会装修后重新开放时所说：“我们塑造了建筑，然后它们再形塑我们。”

为了让人们有发言权，我们通常采取选举和全民投票的方式。但这些工具真的就最好用吗？在投票站的模糊阴影里，在封闭的窗帘背后，参与投票的公民被邀请来对他们社会的未来做出重大的决定，然而他们是不是有义务先提醒自己身负的责任，是否有机会先与别人进行认真的讨论呢？这种陈旧的投票仪式真的是我们在21世纪集体决策方面最有效的吗？这些真的能让人们表达自己的梦想和政策偏好吗？

我真的很怀疑。我甚至认为，我们迫切需要更新我们的民主实践方式，呼吁一种能促使人们重新回归到民主进程的改革程序，以便解决上面提到的这些病症和弊端。

在选举中，你可以投票，但也有可能是在扔掉未来的几年。过去当交流受阻、信息受限时，由选举产生代表也许还是必要的，但今天它完全脱离了公民彼此交往的方式。

难道我们真的有必要停留在这种18世纪晚期的选举方式吗？特别是当它习惯性地被扭曲为一种承诺性的、赞助性的、讨价还价式的狂欢时。在这个通信和教育水平不断提升的时代，我们能确定自己投票选出的下一届领导人真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吗？选举是政治的化石燃料：曾经它们的确促进了民主，而现在却衍生了一系列新的危险。

几乎没有比公投更好的方式了。在全民投票时，在他们还没怎么考虑时，就直接问他们的想法——尽管他们当然会在投票前的几个月中，一直受到各种可能的操纵形式的轰炸。

几十年来，公投被宣扬为一种弥合公民与政治家之间隔阂的有效手段。有一种论调认为，在公投中，个人可以获得几年前通常在传统代议制民主制度中被放弃的一些实质性权力。公民不会下放他们全部的决定权，但可以在两个选举时刻之间对特定政策问题发表意见。然而，最近的全民投票并没有弥合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鸿沟，反而又形成了新的、更深层的鸿沟。

关于英国脱欧，关于签订与乌克兰联合条约的荷兰公投，关于意大利议会改革的投票，关于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签订和平条约的哥伦比亚公投——所有这些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是：如果公众的协商在投票站被缩减为回答是或否的问题的话，那么公投就不是使国家更团结，而是使国家更分裂。

我不明白如何通过一个全民投票的钝斧，来解决诸如欧盟成员或议会改革等复杂的政策问题。我不明白这样的宪法心脏手术，怎么可以让那些并不具备相应能力的公民用生锈的仪器来操作。

尽管与选举相比，这种大多数人的参与的确是一种改进。但是全民公投也造成了新的困难。首先，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公民获知的信息是否可靠，即便FOX等主流媒体一直做的是客观公正的报道（这些天也罕见），或即便由政府发布的是真实、客观的信息（如在瑞士的情形），仍然无法保证投票的人恰当地获知信息。

其次，我们无从知道为什么人们投的是这一个或另一个。在全民投票中，你经常得到一个答非所问的回答。一个具体的政策提案本来是关键所在，但是大量的选民却可以抓住机会来评估政府的整体绩效。因此，全民投票有时可以作为中期评估甚至早期选举而发挥作用。当像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或马泰奥·伦齐这样的政府首脑，明确地将自己的政治生涯与选票结果直接关联在一起的情况出现时，事情就会变得异常离奇起来。除了过分地高估自己的知名度，这些领导人还把事情搅得更加混乱不清。那么，即便你对于明确提出的问题有了自己的答案，但实际上它也无法体现在选票上。

因此，选举和公投都不是能让人们表达政治理想的完美工具。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都深痛地表明了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已走上这样一条危险之路：将民主简化为投票。

如果我们拒绝更新我们的民主技术，也许我们会发现，这个选举系统是不能修复的，2016年已经成为继1933年以来最糟糕的选举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并不是意外，而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民主系统的结果。这个民主系统结合了18世纪的投票程序和19世纪普遍选举的观点、20世纪大众媒体的发明和21世纪的社交媒体文化。

在美国和法国革命之后，选举不再使民主成为可能，而是授权于“天生贵族”——就像美国国父之一托马斯·杰斐逊所说的那样。 权力不再掌握在拥有头衔、城堡和狩猎场的人手中，而是应该给予那些凭着德智超群而能出乎其类的人们。精英和选举这两个词在词源学上是相关的：选举是造就新的精英的程序。

揭示现代代议制政府的贵族基础一直被认为是法国哲学家伯纳德·马宁（Bernard Manin）的伟大贡献。[2]在19世纪和20世纪，经过将投票权力扩大到越来越多的公民（农民，工厂工人，妇女，年轻人，新来者），实际上属贵族的投票程序就被民主化了。但它更大程度上是数量的民主，并没有使民主化得到质的提升：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投票，但公民中的大多数依然没有发言权。每隔一段时间投一次票，其实是大众如何向当政者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

大众媒体，如报纸、广播和电视，是20世纪公民与政治家之间的主要沟通渠道。而在世纪末的25年中，出现了显著的商业化倾向，这深刻改变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和性质。 处在金字塔的顶端（掌权者）和基座（人民）之间的中间部分很少由社会民间组织，而更多是由媒体市场操纵。

21世纪初互联网的兴起带来了新的根本性变化。社交媒体将信息的被动消费者转变为积极的生产者和分销商 。而且人们一度认为，信息的民主化是迈向更平等的重要一步，如今更加明朗的是，互联网在目前阶段远不如我们之前以为的那样平等、开放和民主。信息通过两个重要的美国公司的秘密算法传输给我们。脸书知道我们喜欢什么，所以就给我们更多我们所喜欢的东西：我们慢慢地漂移到舒适的过滤泡沫中，在这里我们可以和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交谈。如果与我们立场相对立的人敢于和我们交谈，如果他们对于我们认为神圣的东西感到愤怒，我们就会称其为“巨魔”（trolls）。我们距离让意见相左的公民也可以用摆脱统治的话语（herrschaftsfreie Diskurs）来交谈理想（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已经很遥远了。

如果脸书在我们之间筑起了虚拟的墙，那么谷歌则会在墙的两侧填充上未经审查的内容。互联网公司认为自己是公开互联网可用信息的平台，而不是处处考量信息真实性的仲裁者。在他们看来，大屠杀的否定论述与热力学第二定律一样是正当的。结果，“假新闻”（今天对曾经被称为“谎言”的东西的简称）已经成为现代民主的定义性特征，由政治网络有目的地生产和传播，以扭曲公众舆论，灌输对那些传统媒体的极大不信任感，以至于这些传统媒体只会被看作“说谎的报纸”（Lügenpresse）[3]。

相隔只此一面墙，便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如果那一边的人试图与我们交流对话，他们只能被当作“巨魔”。如果我们选择主动跟他们对话，那么我们所说的也只会被认为是来自“说谎的报纸”上的东西。就是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之下，我们系紧鞋带前往投票站。

容克先生，您对于欧盟正在瓦解的现状感到惊讶吗？

我们迫切需要去创造一个能够让公民团结在一起的空间，以便他们获得可靠的信息，在充分知情的条件下判断权衡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个空间可以是线上的，也可以是线下的，尽管这两者之间有差异。而且，坦白说，我们不会再有这样的空间了。我们的民主国家已深受公共领域进一步萎缩的影响。我们是在一个全新的语境下使用旧的程序，就好像我们乘着18世纪的马车，在21世纪充满噪音且拥堵的高速公路上游走。

由于拒绝改变民主程序，我们制造出政治动荡和不稳定性这两个词作为西方民主的特征定义。英国脱欧不过是卡梅伦考虑不周、计算失误的选举“游戏”，却可能带来让法国、荷兰和其他国家也决定举行欧盟公投的连锁反应。不言而喻，欧盟两个创始成员国的中途退出将对欧洲梦造成致命的打击，因为那毕竟是有史以来所能看到的为缔造和平而做出的最大努力。

无数西方社会目前正在遭受我们所谓的“民主疲劳综合征”的折磨。这些症状可能会产生包括公投热、政党成员人数下降、选民投票率低等现象。或者也可能在无情的媒体审查、公众的普遍不信任以及民粹主义的动荡状态下出现政府无能与政治瘫痪的情况。《世界价值观调查》（The World Values Survey）描绘了一幅非常严峻的图景：只有不到一半的欧洲年轻人认为生活在民主的社会中是至关重要的。[4]然而，民主不是问题，投票才是问题。

主席先生，这就是欧洲大陆的现实，我们正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中。您在去年9月的欧盟咨文中承认，欧洲“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正面临着生存的危机”。[5]但为什么官方的态度却如此差劲？为什么我们始终看不到为应对这场大危机而做的团结奋进的努力呢？为什么我们甚至察觉不到这个联盟可以代表的新的、大胆的社会愿景的重新开启呢？

我意识到，比起及时的回应，欧盟更善于慢吞吞的程序。欧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复杂的国家网络，其中多国的外交共识胜过单边的超凡领导。但是我们投票选择了您。这难道不就是2014年欧洲委员会主席首席候选人（Spitzenkandidaten）选举及其在“欧洲新闻”（Euronews）上做电视辩论的全部意义吗？给欧洲一个新的面向？确保欧洲议会中获胜的一方来主持欧洲理事会？您赢得了选票。现在您必须来领导。

然而到目前为止，对于英国脱欧事件，欧盟给出的却是可能的最糟糕的反应：无所谓地耸耸肩膀，然后回到每一天机械的日常进程中去。“嗯，脱欧运动（Leave campaign）是由大量的谎言堆砌而成的，所以欧盟不必做任何反思，当然，这里也不会产生任何连锁反应。”

到目前为止，对于美国大选您也给出了最糟糕的反应。您指责特朗普无知：“在特朗普先生了解完世界上所有的地方之前，我相信我们会损失两年的时间。”即使的确如此，但您将特朗普、法拉奇（Farage）和约翰逊（Johnson）这些人直接斥为傻瓜和骗子，而拒绝承担他们背后众多选民们的愤怒和恐惧，这样的行为只是在火上浇油而已。也许，这些愤怒一部分可能只是民粹主义修辞的想象和夸大，但只要这些愤怒的一部分是真实的，就值得您予以全面的注意。

如果民主已经成为巨魔和谎言家之间的斗争，那么欧盟也越来越变成公民和企业之间的斗争了。曾经欧盟是一个和平主义的计划，它使国家工业融合在一起，以避免新的武装冲突，而现在欧盟却成为私营公司和愤怒的公民之间关系日益紧张的根源。

现在又变成了两个欧洲，甚至还有两个德国。而这一次，它不再是东方与西方，或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立。直到民粹主义领导者出现之前，一直都存在着具有政治代表性的人和不具有政治代表性的人之间的分隔。在那一刻，以前的所有不满都在新任领导人那里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欧洲议会现任主席以及前社会主义党首席候选人——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最近甚至呼吁发起“体面人的反抗”（Aufstand der Anständigen）——说他所倡导的是体面人的反抗，那么不就是在污蔑和妖魔化欧洲其他大部分的国家，认为他们“不体面”吗？希拉里·克林顿以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方式，称支持特朗普的大部分选民为“一箩筐人渣”（a basket of deplorables）。这真是咄咄怪事，因为在我的印象里，社会民主党一直都是关注弱势群体的。

在居伊·费尔霍夫施塔特（Guy Verhofstadt）看来——他是您的挑战者，自由派的首席候选人——对特朗普的回应不是欧洲要有更多的民主，而是更多的防御。就好像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欧洲内部一样！当今，对欧盟最大的威胁似乎不是俄罗斯，而是欧盟自身。然而，欧洲理事会前任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最近声称：“当人们开始谈论民主赤字时，我总是忍不住发笑。我承认欧盟必须更好地运作，但民主的本质并无任何问题。”

容克先生，这种优越感是从何而来的呢？它是您这一代政治领导人所固有的吗？还是说您真的视而不见？

因为即使你们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你们似乎也都一致认为，人们仍然不太清楚欧洲对他们有多重要。在“过去七十年”里，你们都兴高采烈地不断重复着“和平与繁荣”。但是，在欧洲也推动其加剧的全球化暴力和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公之下，这一符咒是否仍对那些承受着这些社会状况的人们起作用呢？你们真的能够想象这个时代的暴力吗？农民和工厂工人因全球化而纷纷失业，很快，中产阶级的雇员也会因为自动化生产而失去工作。对于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说，未来变得很不确定，而替罪羊总不难找到——穆斯林比机器人更容易被指责。

您知道为什么欧洲计划的一个特定阶段即将结束了吗？因为在过去，欧洲联盟一向是建立在统治精英将其共识强加给选民大众的基础上的。但是民主不只是关于共识的，也是关于冲突的。并且它甚至不是关于如何解决冲突的，而是关于学习如何与冲突和谐相处的。民主总是试图在冲突变成暴力之前去处理它。因此，从根本上说，民主总是欢迎冲突的——但是我们在欧盟的层面上很难去领悟这一点。欧洲法律总是更像绅士的协议，而不是平民百姓争夺过程中痛苦的妥协。

欧盟分崩离析的主要原因就是普通公民与布鲁塞尔公民之间可以感知到的差距。现在是让普通公民在欧洲拥有话语权的时候了，不是通过被代表，而是真正地参与进去。每五年填一张选票单是远远不够的，在这里哪会有人民的合理声音呢？欧洲公民在哪里可以得到机会去获取最正确的信息，互相交流，共同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公民在哪里可以得到机会去改变他们的命运？可以肯定的是，不是在投票站。

我们应该重新恢复雅典民主的核心原则：多数选派（drafting by lot），或者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签选（sortition）。在古代雅典，大部分公共职能都是由多数人任命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政府，如威尼斯和佛罗伦萨，都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上，并在它的指导下经历了数世纪的政治稳定。通过签选，你不必要求每个人都对只有少数几个人理解的议题投票，但是你可以依据人口比例进行随机选派，确保他们能够抓住关键问题，以做出明智的决定。要知道，一个信息充分的社会横截面，比起毫不知情的整个社会行动起来，要连贯一致得多。

拜托，请认真对待欧洲人！让他们说话。如果群众仍旧被禁声，那为什么要让他们受教育呢？看看爱尔兰，欧洲最具革新精神的民主国家。几个星期前，随机抽样的100名爱尔兰公民，经过多数人选派，组成了一个公民大会。这是一个信任其公民而不是害怕其公民的国家。过了明年，他们将讨论包括堕胎、全民公投和气候变化等五项议题。他们将邀请他们想要听取其意见的所有专家。这样的公民大会已经是第二届了：在2013和2014年，一个类似的程序要求爱尔兰公民就婚姻平等等一系列议题提出政策建议，他们的宪法改革议案也通过后来的全民公投产生。由随机抽样的公民审议后再修改宪法，这在现代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现在，这将成为在21世纪实现民主的方式。

如果您在欧盟召开类似的公民大会会怎么样？在四天的时间里，每个欧盟成员国可以集合随机抽样的100名公民，来讨论一个重大问题：在2020年之前，我们如何使欧盟更加民主？从葡萄牙到爱沙尼亚，参与者将获得相同的时间和材料，每个国家将提出10项建议。三个月后，20名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再次通过多数选派，一起在布鲁塞尔敲定未来政策的25个共同优先事项清单。

甚至可以以公投的形式，将这一清单交付公开审阅。但这样的公投决不会采取传统的是/否的答案形式，而是多项选择公投。选票中将列出这25个命题，让投票者有机会选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3个。或者，也可以要求他们以从一到五的等级评分来评定每个命题。

多项选择公投可以将选举的精华与传统公投的精华结合起来：就像选择“是/否”的公投，它关系到的是实质内容（而不只是投给某一名目）；像选举一样，选民可以从这一系列选项当中进行选择（而不是只选一个）。

欧盟政策制定者可以获得这两方面的结果作为其灵感来源：公民小组起草的25个优先事项清单，以及多项选择公投的结果。

将由多数选派的公民小组与开放给所有人的多项选择全民投票结合起来，是一个改善民主的有效方式：这种方式将把公民纳入到决策过程中，它欢迎的是克服了直觉的理性观点，它不是分裂社会而是团结社会。

这种方式将会促成一些真正的变化。通过让公民发言，您将创造一个自下而上的关于未来行动的议程。您将赋予公民以一个积极的角色去塑造属于他们的欧洲，你将会在那些呼吁“更加欧洲”和那些想要“回到他们自己国家”的不同人群之间指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您将在成员国和布鲁塞尔之间开创一种新的动力关系。更重要的是，您可以使两个欧洲展开真正的对话，而不只是在数字虚拟界面上抨击谩骂。

容克主席，您的欧盟宣言正确地说道：“未来12个月是创造一个更好的欧洲的关键时刻。”您甚至呼吁“欧洲赋权”（Europe that empowers）。可悲的是，这不比承诺5G网络或一支志愿部队更有实现前景。有了5G，我们将更快地进入由假新闻统治的过滤泡沫时代。有了由志愿者组成的部队，一个德国新纳粹、一个叙利亚难民与一个城市小混混就几乎不会有机会产生摩擦事件。在欧盟正遭受折磨的这一刻，您怎么敢想出这么无用的解决方案？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全然不同的超大规模挑战：通过一项把公民纳入到有关他们共同体之未来的讨论中的独一无二的计划，来重新建立信任。民主并不只是民有和民享，它也是民治。对于这个任务，我们只剩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于靖雯、张丽娟／译

[1] 这里指1950年代初的“舒曼计划”，两国达成历史和解，后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编者

[2] 参见伯纳德·马宁：《代议制民主批判》（Kritik der repräsentativen Demokratie, Berlin: Matthes ＆ Seitz, 2007）。

[3] “Lügenpresse”是将德国右翼组织如欧洲爱国者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Pegida）、德国另类选择党用于主流媒体的贬义术语。——编者

[4] 参见罗伯托·斯特凡·福阿（Roberto Stefan Foa）和雅沙·蒙克（Yascha Mounk）：《民主脱节》（“The Democratic Disconnect”），载《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第27卷，2016年（7月）第3号，第5—17页，第7页；在线见http: //www.journalofdemocracy.org/sites/default/files/ Foa%26Mounk-27-3.pdf（2016年12月引）。

[5] 让–克劳德·容克：《咨文2016：迈向一个更好的欧洲——欧洲保护、欧洲赋权和欧洲防御》（“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2016: Towards a Better Europe – a Europe that Protects， Empowers and Defends”），2016年9月14日，在线见http: //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SPEECH-16-3043_en.htm（2016年12月引）。

15— 民粹主义的诱惑

Slavoj Zizek

斯拉沃热·齐泽克

1949年生于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现于欧洲研究院、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和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所任教。近著《绝对的反抗——辩证唯物主义新奠基之尝试》（Absoluter Gegenstoß. Versuch einer Neubegründung des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2016）。

关于今天社会运转的状况，存在着两种错误的普遍化。第一种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全面的反犹主义时代：随着法西斯主义在军事上的失败，曾经由〔反犹主义刻画的〕犹太人扮演的角色，现在由被体认为对我们的身份认同构成威胁的各种外族群体扮演——拉丁裔、非裔，特别是穆斯林，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越来越被视为新的“犹太人”。另一种错误的普遍化是认为，柏林墙的倒塌导致了意图把我们和危险的他者分隔开来的无数多墙的建立——这当然是真的，但是在这两种墙之间存在着一个关键性的区别。柏林墙标志着世界因冷战而一分为二，尽管它被认为是设置了一道障碍，使得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人民陷于孤立隔绝的境地，但是它也标志着资本主义并非唯一的选项，一个别样的选择是存在的——虽然它最终失败了。相反，我们今天看到的正在兴建的各种墙，恰恰是因柏林墙的倒塌（即共产主义阵营的挫折）而引发的，它们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分，而是代表着完全内在于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那种划分。以一个漂亮的黑格尔式的动作，当资本主义战胜了它的外部敌人从而把整个世界都纳入其中的时候，那种分裂回到了它自身的空间当中。

就第一个普遍化的认识而言，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和今天反对移民的民粹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区别。[1]让我们回忆一下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做出分析的基本前提：资本主义是一种抽象的统治；在其中，这种渗透、掌控和主导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抽象，并不只是由我们的头脑所推导出来的主观抽象，而是主宰着我们的社会现实本身的“客观”抽象，马克思称之为“真实的抽象”（Realabstraktion）。这样的抽象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当中的我们的社会经验的一部分。我们直接地经验到我们的社会生活是由超越了再现的不可理解的各种机制所规定的，这样的机制无法体现在任何个人身上，甚至取代了旧式老爷们的资本家也受到这种超出了他们掌控范围的力量的奴役。毫无疑问，在今天，意识形态的拟人法（prosopopoeia）仍如日中天：市场再次像活人一样开口说话，表达它们的“忧虑”——一旦选举失败，不能产生一个继续强制执行财政紧缩政策的政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反犹主义刻画的〕“犹太人”形象体现了这一抽象，它就像是一位看不见的主人，在幕后操纵。犹太人已经完全融入到我们的社会当中了，他们欺骗性地装作我们中的一员，所以问题和任务就是明确地指认出他们（回想一下纳粹为准确辨别种族身份而采取的所有滑稽可笑的措施）。穆斯林不是今天的犹太人：他们太过明显而非不可见，他们显然并没有融入到我们的社会当中，也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幕后的操纵者，如果有人从他们“入侵欧洲”看到某种阴谋的话，那么犹太人一定藏身其后，就像最近斯洛文尼亚一份重要的右翼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讲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邪恶、危险的人之一，他应该为黑种人和犹太人的入侵负责，为欧盟的衰落负责。……作为一个典型的塔木德派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是西方文明、民族国家和欧洲白种人的死敌。”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同性恋、女性主义者、穆斯林和厌恶工作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彩虹联盟，他们会导致“民族国家的瓦解，会把欧盟变成欧洲的美国式多元文化敌托邦（dystopia） ”。

那么有哪些力量反对索罗斯呢？“欧尔班和普京是态度最明确的政治家，他们完全抓住了索罗斯的阴谋，并且，理所当然地，禁止了他的组织的任何活动。”更进一步，按照这位斯洛文尼亚评论家所说，索罗斯在提倡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上表现得并不一致：

他只是在欧洲和美国才提倡多元文化主义，而在以色列，他却以一种在我看来是完全正当的方式赞同单一文化主义、潜在的种族主义和一堵墙的修建。与对欧洲和美国的态度截然相反，他也不要求以色列开放边界，接纳“难民”。他这个伪君子，作为一个塔木德派犹太复国主义者，真是恰如其分。[2]

抛开这篇文章令人惊骇地直截了当的种族主义不谈，我们可以注意其中的两个特征。其一，它将反犹主义与伊斯兰恐惧症结合在一起：对欧洲构成威胁的是难民中的穆斯林群体，但在这一切乱象背后却是犹太人。其二，它所取的立场清晰地表现出欧洲右翼势力的内部冲突：一方面，普京是对欧洲特别是相邻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威胁，他试图通过阴谋手段瓦解欧盟；而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西方多元文化主义和自由放任态度的危险，并且非常明智地使他的国家免于被这种危险侵扰。

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特朗普对待俄罗斯的立场的不一致性：曾几何时强硬派共和党人持续攻击奥巴马，指责他对普京态度过于温和，容忍俄罗斯军事侵略（格鲁吉亚、克里米亚……）因而危及东欧国家中的西方盟友，现在特朗普的支持者却号召对普京采取更为宽容、缓和的姿态。这里隐含的问题是：我们是怎样把两种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联结在一起的？即把传统主义与世俗相对主义之间的对立，和另一个更大的西方及其“反恐战争”所赖以为合法性依据的意识形态对立联结在一起的？美国新保守派的征候性的不一致就存在于这里：一方面，在国内政治中，他们主张对自由世俗主义（堕胎、同性婚姻等）展开斗争，就是说，他们的斗争是以所谓“生的文化”来反对“死的文化”；另一方面，在国外政治中，他们又极力倡导与自由派“死的文化”的截然对立的价值。

在一些较深的、经常是混乱的层面上，美国新保守派认为欧盟才是真正的敌人。这种看法在公共政治话语中还是有所节制的，却在其处于地下的淫秽的重影中，在极右翼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对于新的世界秩序的极度恐惧中，得以爆发（奥巴马暗中勾结联合国，国际势力将会干预美国，并将美国所有真正的爱国者投进集中营，几年前就有谣言称拉丁美洲的团体已在中东地区修建集中营了……）。解决这一困局的一个方案来自强硬派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它通过蒂姆·拉哈耶（Tim LaHaye）及其追随者的著作表达出来：毫不含糊地使第二种对立服从于第一种对立。拉哈耶一部小说的标题指明了这一点：欧洲阴谋（The European Conspiracy）。美国的真正敌人根本不是穆斯林恐怖主义者，他们不过是欧洲世俗主义者暗中操纵的木偶，后者才是想要削弱美国、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真正敌基督者势力……从某些方面来看，他们的这一认识是对的：欧洲不只是另一个地缘政治力量集团，而是最终与民族国家不相谐调的全球视域。欧盟的这一维度提供了理解所谓欧洲的“弱势”的钥匙：在欧洲一体化和它在丧失全球的军事—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着令人惊奇的相互关联。然而，如果欧盟越来越成为一个需要美国保护的乏力无能的跨国联盟的话，那么为什么美国与之相处并不自在？回想一下当爱尔兰组织对新欧洲条约说“不”的运动时，美国给那些爱尔兰运动势力提供的经济支持……

与这种少数派观点相反，占主导的自由民主派的看法仍然是把各种各样的原教旨主义看作首要敌人，并把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看作“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可悲的本土版本。不过现在，这种观点的主流地位受到了威胁：直到最近，仅限于阴谋论的那种边缘观点都还只是在社交媒体上非公开地流行，而现在它正变成我们公共空间中的霸权立场。特朗普和普京都支持英国脱欧，他们都属于“美国/俄罗斯优先”的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阵营，都把联合起来的欧洲看作最大敌人——而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人是对的。欧洲的问题是对正遭受保守民粹主义攻击的这一遗产保持忠诚，而为了挽救这一遗产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探询特朗普成功的更深层原因。特朗普是双重精神资本家（the Two-Spirit Capitalist）的绝佳例子，其范式已经由《公民凯恩》（Citizen Kane）呈现给我们了：当凯恩——一位大银行资本的代表，用他的钱投资了一家为底层人民说话的报纸——被撒切尔攻击时，他回答道——

麻烦的是，您没有意识到您是在跟两个人说话。作为拥有大都会转运公司（Metropolitan Transfer）82364支股份的查尔斯·福斯特·凯恩——您看，我对我自己持有的股份还是有个大致的概念的——我是同情您的。查尔斯·福斯特·凯恩就是一个恶棍，应该把他的报纸赶出这座城市，应该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抵制他。要是您能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请您把我也算上，我捐1000美元。……另一方面，我是《问事报》（The Enquirer）的出版商，因此我要向您透露一个小秘密，这也正是我的得意之处——我的责任是，保证本城的正派而勤劳的居民不至于被一批财迷的强盗洗劫一空，仅仅是由于没有人照看他们的利益！我要再向您透露一个小秘密，撒切尔先生。我认为我就是那个人。您知道，我有钱，有财产。如果我不来保护那些丧失了正当权利的人，那么就会有另外一些人来保护他们——也许是既没有钱也没有财产的什么人——那可就太糟了。[3]

最后一句话给出了一条很简明的公式，说明为什么把特朗普当作代表被剥夺者的声音这一想法是错误的：他的策略性功能是阻止被剥夺者捍卫他们自己……所以特朗普远不只是前后不一致那么简单：表现得不一致的东西，正是他的规划的核心内容。对于特朗普胜选的两种反应与这种不一致相呼应，这两种反应都是不可接受的，并且最终是自我毁灭性的，因而必须予以拒绝。一种反应是骄矜倨傲地认为，愚蠢的普通选民没有认识到他们是在给反对他们自身利益的人投票，从而为特朗普的肤浅煽动所迷惑；第二种反应是号召立即发起反攻（“没有时间再把它哲学化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这很奇怪地响应了特朗普本人的反智立场。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明确地注意到，和每一次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一样，特朗普输送给人们的正是“一个不去思考的理由，一个不必去思考的理由。去思考就是要考虑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全球世界，而特朗普则把每一件事都变得非常，非常简单”[4]。（当然，正如巴特勒充分意识到的，当希拉里·克林顿把自己装扮得好像对真实政治的复杂性无所不知的时候，她所说的“复杂性”仍然是虚伪的，因为她用这个词只是为了模糊、混淆左派的要求。）

占主流的左翼自由派对特朗普的反应是，他们只会抱怨民众的狂怒怎样被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人所利用，只会抱怨欧洲反移民的民粹主义者怎样必然导致“政治文化的衰退”——甚至在几年前，富于煽动性的粗俗行为在公共场合还不会被允许，而现在却成了家常便饭，这对我们的民主构成了“近在眼前的危险”。对于民粹主义狂暴的兴起，左派另一个同样可悲的反应是对这一陈旧主题的变奏：“如果不能击败他们，那就加入他们！”——从希腊到法国，在残存的“激进左翼”中正出现一股新的潮流：重新发现民族主义。其观念是，在包围着我们的民众的狂怒中，人民已经觉醒，他们越来越清楚自己的不满，而被主流大媒体贬斥为危险的转向的东西，其实就是强势回归、重新进入到画面中来的阶级斗争。左派的任务就是克服自由派的恐惧并且担负起这种狂怒，将它从右翼种族主义手中接过来，重新导向直接的社会—经济斗争：敌人不是外国人，而是统治阶级，是金融寡头统治，等等。从这一立场来看，以“特朗普”和“桑德斯”的名字来获得指认的两种运动不过是民粹主义的两种形式，即回归对政治的对抗性的反建制激情的两种形式而已。（当然，把特朗普这个利用所有法律回路的亿万富翁看作任何意义上的“反建制”者都是荒谬的——但这正是民粹主义的根本性悖论。）

这两种立场都各有其正确之处：一方面，永远不要低估好的风度在政治中的作用，一篇粗俗的公共演说肯定意味着政治上更深层的方向错误；另一方面，的确，右翼民粹主义狂怒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扭曲形式——就像我们在法西斯主义那里已经看到的那样。然而，这两种立场也都各有其基本的缺陷。新兴民粹主义的自由派批评家没有看到，民众的狂怒并不是普通人的原始主义的信号，而是霸权式的自由派意识形态自身虚弱性的信号，这种意识形态已不再能“制造同意”，因而诉求于某种更具“原始主义”功能的意识形态就成为必需。左派的民粹主义提倡者没有看到“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中性的形式，并不能一会儿试下右翼法西斯主义，一会儿试下左派的什么东西：在它的形式层面，民粹主义已然将敌人设定为外来入侵者，从而否认了内部的社会对抗。[5]出于这一原因，尽管我们当然很清楚，民粹主义并不必然会和公共话语解体变成粗话的过程相重叠，然而这里还是存在着某种滑向粗俗的简单化和针对个人的攻击性的民粹主义的自然倾向。

民粹主义左派实在是太快就接受了它的敌人的所有基本前提：普遍主义（Universalism）被认为已经过时，它被当作“无根的”全球资本及其技术统治论的金融专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无生命力的对应物而被抛弃，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不过就是主张更富人性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哈贝马斯式社会民主派的意识形态而已。这种对民族主义的重新发现，其原因是很明显的：西欧右翼的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现在成了倡导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最强劲的政治力量，而同时它也是能够引发真正的政治激情的最强劲政治力量。所以，问题就是：为什么左翼把这块民族主义激情的阵地拱手让给激进右翼，为什么不应该“从国民阵线手中收回它的祖国（la patrie） ”？激进左翼就不能动员这样的民族主义激情，把它转化为对抗今天全球社会的核心事实——即无根的金融资本越来越不受管制的统治——的工具吗？一旦我们接受了这个视野，站在被匿名的官僚主义者（他们标志着今天激进右翼的主要特征）剥夺了国家主权的立场上，对布鲁塞尔的技术专家们进行批判这一重要事实就变成了左翼爱国主义的理由——在希腊，这就是发生在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与拉帕维萨斯（Costas Lpavitsas）之间的对立：拉帕维萨斯嘲笑瓦鲁法基斯倡议的“欧洲民主运动2025”（Democracy in Europe Movement 2025, DiEM25），称之为毫无生命力的泛欧洲主义，认为它事先就已承认了敌人的领地。

左翼民粹主义的主要理论提倡者是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6]：根据她对我们的困境的诊断，左派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理性论争和无生命力的普遍主义的非战斗性姿态，是陈旧的激情式意识形态斗争的终结，其代表人物就是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这种后政治的第三条道路并不能有效地对敌以“我们”反对“他们”的抗辩式逻辑，而像法国的玛丽娜·勒庞这样的反移民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成功动员的正是这种抗辩式逻辑；其结果是，要想对抗这种右翼民粹主义，方法就只能是诉诸左翼的民粹主义，在保留民粹主义的基本配套内容（以“我们反对他们”，以“人民”反对腐败精英的抗辩式逻辑）的同时，它还会填充以左派的内涵：“他们”不是贫困的避难者或移民，而是金融资本、技术统治的国家官僚等等。这种民粹主义超越了陈旧的工人阶级的反资本主义，它试图汇集斗争的多样性——从生态到女性主义，从受雇权利到自由教育和医疗，等等，就像社会民主力量党在西班牙做的那样……然而，这样一种抗辩性政治化、激情式对抗、反抗无生命力的普遍主义的方案，难道不恰恰是最常规的吗？难道它不是忽视了隐伏在背景中的最大问题：为什么以前的左派抛弃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抗辩式逻辑呢？

要注意到政治正确对于特殊身份的尊重与反移民者对于他人的仇恨之间所共有的一个特征，这一点非常之关键：他们都害怕一个特殊身份会被全球化的新世界秩序所具有的无名普遍性所吞噬。当保守的民族主义者指出，他们只想要他们自己的祖国（对于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来说……），性少数群体和少数族裔想要的也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同样的身份权利，然而这一完全虚伪的要求却有其正当性，即都需要超越身份认同的所有形式，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在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上，我们应该反对的是那种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多元化的（种族的、性的、宗教的、合法权益的）在地斗争的观点，它们被认为会通过建立一个彼此之间总是脆弱的“平等链条”（借用厄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说法）而逐渐联合起来。普遍性并不是什么只要经过长期而耐心的发展就最终会浮现的东西；相反，普遍性作为每一次真正的解放历程的起点，作为它的最根本动机，总是已经在这里了。

形式上看，问题在于如何将两个轴线联结起来：普遍性对国家归属，资本主义对左派的反资本主义。所有四种可能的联结都已经是现成的了：我们有全球多元文化的资本主义，我们有普遍主义的左派，我们有反全球化的爱国主义左派，我们有地方性族裔/文化“特色”的资本主义（印度……）。这最后一个联结项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它提供的范例说明，全球资本主义可以与特殊文化身份理想地共存。此外我们应时时记得，今天由经理人和精英学者组成的普适阶级所体现的真正的黑格尔式悖论：在每一个共同体（国家）之内，这些精英在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上都表现为一个与大多数人区别开来的特殊群体——一位纽约的人文学科教授看上去与巴黎或首尔的人文学科教授而不是生活在纽约史坦顿岛上的一名工人分享着更多的共通之处。跨越了一个个不同国界的普适阶级，它的外观形式在其国内是极度特殊性的——普遍性从特殊身份的内部将其分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关注焦点从民粹主义的大灰狼转移到真正的问题上来：温和的“理性”立场本身的虚弱性。大多数人并不能被理性的资本主义宣传所说服，他们更倾向于去支持民粹主义的反精英立场——这一事实不应被简化为底层阶级的原始主义：民粹主义正确地探查到这种理性思路的非理性，他们的愤怒导向那些以一种不透明的方式掌控他们生活的无面目的体制，这是十分正当的。从特朗普现象，我们可以吸取的教训是，对于真正的左派的最大危险，就是为对抗体现在特朗普身上的巨大危险而接受与希拉里自由派的策略性契约。这一教训会产生长期的后果，因为特朗普和希拉里的故事还会继续：这部连续剧的第二集，对手戏主角换成了玛丽娜·勒庞和弗朗索瓦·菲永。在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弗朗索瓦·菲永被推举为右派的候选人，我们的民主已经到达〔截至目前的〕历史最低点了。纳塔莉·努盖雷德（Natalie Nougayrède）在《卫报》的专栏里写道，“弗朗索瓦·菲永给自由价值带来的威胁，跟玛丽娜·勒庞一样巨大”：

菲永受到普京的公开赞扬并非偶然。这不只是因为克里姆林宫希望在对外政策上与法国总统结为同盟。也是因为普京在菲永身上察觉到了一丝他自身的超级保守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世界观看来，自由进步价值已经把西方社会带向了一种“堕落”的状态，而这就是性政策和移民的结果。我们已看到俄罗斯的宣传是如何把欧洲说成是“基佬洲”（Gayropa）了。[7]

如果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区别曾是自由建制派和右翼民粹主义狂怒之间的区别的话，那么在菲永和勒庞的对垒中，这一区别已经缩减到了最小值。两人都是文化保守派，而在经济上菲永是纯粹的新自由派，勒庞则更加倾向于保护工人利益。菲永代表着现时代最坏的那种联结——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和社会的保守主义之间的联结。支持菲永的唯一理由是一个纯粹形式上的理由：他正式代表统一的欧洲和与民粹主义右派之间的最小距离。在这个意义上，菲永代表着建制派自身的内在堕落——这里就是我们要结束长时期的失败经历而开始撤退的地方。首先，激进左翼必须被牺牲掉，它已脱离了我们新的后现代时代及其新的“范式”。然后，社会民主派的左翼也被牺牲掉了，也是因为它脱离了新全球资本主义的需要。现在，在这个悲伤故事的最后剧集中，温和的自由派右翼本身（阿兰·朱佩［Alain Juppé］）因为脱离保守价值而被牺牲掉了，而如果我们文明世界想要打败勒庞，就必须要争取这种保守价值的支持。这里出现的与老套的反纳粹故事之间的任何雷同都纯属偶然，那样的故事总是讲述，在掌权的纳粹刚开始驱逐共产主义者时我们怎样袖手旁观，然后是犹太人，然后是温和左派，然后是自由核心，然后甚至是诚实的保守派……在这样的情形下，显然放弃投票权是唯一正确的可以做的事情。

今天的自由左派和民粹主义右派双双陷入到恐惧的政治中：对移民的恐惧，对女性主义的恐惧，等等；抑或是对原教旨主义的民粹主义者的恐惧，等等。这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恐惧进一步上升为焦虑（Angst）：恐惧针对被认为对我们的身份认同构成威胁的外部客体，而焦虑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总想要保护它，使之避免引发恐惧的外部威胁）出了什么问题时才出现的。恐惧促使我们去消灭外部客体，而应对焦虑的办法就只有改变我们自身。我们可以尝试去转向本雅明关于怪兽（monsters）在旧的正在死去而新的尚未出生时繁衍的著名论说：当一种秩序施行它的统治时，恐怖和怪兽就会被正常化，但是在过渡阶段，当旧的秩序正在死去而新的秩序尚未出现时，恐怖本身就会变得可见，它们会被去正常化，而且，在这样充满希望的时刻，伟大的行动就会成为可能。

决不应把当前形势的紧迫性当成借口——紧迫性就在于需要时间思考。这里我们不需要担心会违背马克思的第十一条论纲：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太快地想要改变世界了，已经到了需要带有自我批判性地重新阐释世界的时候，检省我们自己（左派）的责任。而这就是当我们处在特朗普胜利的魔咒之下（我们不要忘了，它还只是一系列惊噩之一），今天应当去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同时反对失败主义和盲目的行动主义，我们需要〔就像列宁说的那样〕“学习，学习，再学习”，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自由民主政治的彻底失败。在《关于文化定义的笔记》（Notes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Culture）中，伟大的保守主义者艾略特（T. S. Eliot）评论说：有这样一些时刻，选择只存在于异端和无信仰之间，保持宗教活力的唯一方式就是进行脱离教会主体的宗派分裂。[8]这就是今天必须要做的事情：2016年美国大选是对福山之梦的最后打击，是自由民主派的最后失败，想要真正击败特朗普并挽救自由民主中值得挽救的东西，其唯一方式就是进行脱离自由民主派主体的宗派分裂——简单说，就是把重心从希拉里转向桑德斯——下一届选举将会在特朗普和桑德斯之间展开。

构成这一新左翼规划的要素是相对容易想象的。显然，对抗全球资本主义“民主赤字”的唯一办法，早就应该通过某种跨国实体来实现了——难道康德不是在两百多年前就已经看到建立一个以全球社会的兴起为基础的跨民族国家的法定秩序的需要了吗？“既然大地上各个民族之间（或广或狭）普遍已占上风的共同性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侵犯权利就会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觉到；所以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就不是什么幻想的或夸诞的权利表现方式”。[9]然而，这将为我们带来一些人所认为的世界新秩序的“主要矛盾”：寻找一种对应着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政治秩序在结构上是不可能的。如果出于结构性的理由而不仅仅归因于经验上的局限，不可能存在世界范围的民主或一个具有足够代表性的世界政府，那么该怎么办呢？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问题（二律悖反）就存在于一个适合于它的社会政治秩序的不可能性（同时也是必要性）之中：全球市场经济不能通过世界范围的选举而被直接组织为全球的自由民主。全球经济的“被压抑者”在政治中回归了：旧式的固着点，特定的实体性（种族、宗教、文化）的各种身份。这种张力界定了我们今天的困境：全球商品的自由流通伴随着社会空间的持续分离——商品流通越来越自由，而人民则被各种新的墙隔离。

特朗普承诺取消希拉里支持的大宗贸易协定，而左派应该给出区别于两者的替代方案，即达成一个新的、不同的国际协定。这样的协定将会建立对银行的控制，将会是关于生态标准，关于劳工权益、健康保障、对性少数群体和少数族裔的保护，等等。全球资本主义的巨大教训就是，光靠民族国家无法完成这项工作，只有一个新的政治性的国际或许能够驾驭全球资本。一位上了岁数的反共产主义左派曾经告诉我，斯大林的唯一好处就是他真的吓到了庞大的西方势力，我们可以对特朗普说同样的话：他唯一的好处就是他真的吓到自由派了。西方势力当年吸取了教训，并且还很富有自我批判精神地集中克服他们自身的缺点，发展出了福利国家——我们左翼自由派能够做到类似的事吗？

特朗普的获胜开启了一个新的政治情境，它为一个更激进的左翼创造了机会。现在已经到了为建构一个激进的政治左翼而努力的时候了。——或者，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孙柏／译

[1] 这里我借鉴的是阿伦卡·祖潘西奇（Alenka Zupančič）“AIMO”（原文为斯洛文尼亚语）中的观点，见Mladina，2016/2017年冬季号。

[2] 引自伯纳德·布尔斯西奇（Bernard Brščič）：《乔治·索罗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邪恶和危险的人之一》（“George Soros Is One of the Most Depraved and Dangerous People of Our Time”，原文为斯洛文尼亚语），见《民主》（Demokracija），2016年8月25日，第15页。

[3] 引自http: //www.dailyscript.com/scripts/citizenkane.html。（译文参考赫尔曼·曼凯维支、奥逊·威尔斯：《公民凯恩》，周传基译，北京电影学院，稍有调整。——译者）

[4] 斯科特·麦克莱奥德（Scott MacLeod）：《全球麻烦：美国哲学家朱迪丝·巴特勒谈美国式粗俗、中东动荡，以及其他形式的全球危机》（“Global Trouble. American Philosopher Judith Butler Discusses American Vulgarity, Middle East Upheaval, and Other Forms of the Global Crisis”），收入《开罗全球时事评论》（The Cairo Review of Global Affairs），2016年秋季号，在线见https: //www.thecairoreview.com/q-a/global-trouble/（2017年1月引）。

[5] 关于左翼对民粹主义的用法的概念批评，请见齐泽克：《为注定要失败的事业辩护》（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London: Verso Books, 2009），第六章。

[6] 就其立场的简要陈述，请见尚塔尔·墨菲：“提倡一种左翼的民粹主义”（“Pour un populisme de gauche”），载《世界报》（Le Monde），2016年4月21日，第22版。

[7] 纳塔莉·努盖雷德：《弗朗索瓦·菲永给自由价值带来的威胁，跟玛丽娜·勒庞一样巨大》（“François Fillon Is as Big a Threat to Liberal Values as Marine Le Pen”），载《卫报》，2016年11月28日；在线见https: //www. 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nov/28/francois-fillon-threat-liberalvalues-marine-le-pen-france（2017年1月引）。

[8] 见T. S.艾略特：《关于文化定义的笔记》（London: Faber ＆ Faber, 1973）。

[9] 康德：《永久和平论》（Perpetual Peace,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 1957），刘易斯·怀特·贝克（Lewis White Beck）编，第23页。（中译收入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21页。——译者）

Die große Regression: Eine internationale Debatte über die geistige Situation der Zeit

Copyright © Suhrkamp Verlag Berlin 2017

Contributors:

© Arjun Appadurai, 2017

© Zygmunt Bauman, 2017

© Donatella della Porta, 2017

© Nancy Fraser, 2017

© Eva Illouz, 2017

© Ivan Krastev, 2017

© Bruno Latour, 2017

© Paul Mason, 2017

© Pankaj Mishra, 2017

© Robert Misik, 2017

© Oliver Nachtwey, 2017

© César Rendueles, 2017

© Wolfgang Streeck, 2017

© David Van Reybrouck, 2017

© Slavoj Žižek, 2017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Der Verlag dankt dem Auswärtigen Am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ür die freundliche

Unterstützung der Übersetzung.

ALL RIGHTS RESERVED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前言

01—民主的疲劳

02—寻找目标与命名的症状

03—晚期新自由主义的进步和倒退的政治

04—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反动的民粹主义：一个霍布森选择

05—民粹主义或自由派精英的危机——以以色列为例

06—多数的未来

07—欧洲避难所

08—克服对自由的恐惧

09—怨憎时代的政治学，启蒙的黑暗遗产

10—莽夫之勇

11—去文明化——论西方民主的衰退趋势

12—从全球衰退到后资本主义反向运动

13—被排挤者的复归——新自由资本主义终结的开始

14—致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劳德·容克的一封信

15—民粹主义的诱惑

英文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