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忆往谈旧录/梁漱溟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208-13407-2

Ⅰ.①忆…　Ⅱ.①梁…　Ⅲ.①梁漱溟（1893～1988）-回忆录IV.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4566号

书名：忆往谈旧录

作　　者：梁漱溟

出 品 人：王　蕾

总 编 辑：姚映然

策划编辑：何晓涛

责任编辑：易　强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3407-2/K·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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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为全国团结合作而奔走（代序）

上编 抗日战争时期之前

回顾家世与生平并试作检讨

辛亥革命前后我的活动与见闻

民国初年的见闻杂记

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

忆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双十节”

沈钧儒先生与政学会

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记彭翼仲先生

怀黄远庸

张公耀曾生平及家世

纪念蔡元培先生

纪念梁任公先生

回忆李大钊先生

略谈胡适之

怀念我敬佩的陶行知先生

忆蒋百里先生

怀念卢作孚先生

我国锑矿开发的先驱者

追记广州往事

读《李济深先生略历》书后

记十八年秋季太原之行

河南村治学院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

下编 抗日战争时期及胜利后

参加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

访问延安

1938年陕甘边区的人口

记1939年敌后之行

敌后游击区域日志

统一建国同志会

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赴香港创办民盟言论机关《光明报》前后

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

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

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

回顾为全国团结统一抗敌与民主建国而奔走的十年

美国马歇尔将军对我的印象

一个英雄两个恶人

我所了解的蒋介石

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

国共两党和谈中的孙科

附录 梁漱溟年谱简编

编后记

为全国团结合作而奔走（代序）

[无论是抗日战争（1937年）以前，投身乡建运动，或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走国共团结抗日，本书作者的根本用心莫不为谋求全国人的团结合作和国家的统一。而这也是本书上下两编内容的共同主旨，因以此文为“代序”。——编者]

我为全国人团结合作奔走的事实经过，约言之可分三段。一段指抗日战争前我致力乡村建设运动，曾经连续三年开了三次全国性乡村工作讨论会，并组成“中国乡村建设学会”。二段指抗日战争初起我访问延安，向毛主席提出确定国是国策，建立党派综合体的主张及其后的奔走活动。三段指我把两大党之外的小党派和各方面人物联合起来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在新四军被蒋屠杀后奔走于两党之间，又改组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去香港创办《光明报》，为民盟发表成立宣言及十大纲领，代表民盟参加旧政协，尽力于两党和谈。

三段事情在我思想上是一贯的，就是想结束三十多年军阀纷争之局，树立统一稳定的全国政权，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这思想所由来的曲折过程不能不作几句简略的解说。

我生于清季国家多难之秋，早年参加1911年革命，原意推翻帝制，仿行欧美宪政于中国，却不料革命后就陷于军阀分裂政权而混战之中，经过1927年再度革命，高喊打倒军阀后依然出现新军阀，混战如前。我默察深思其故，乃有悟于中国社会构造特殊，在社会发展史上表见长期淹滞之奇迹，像欧美日本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宪政制度都是在中国行不通的。（详见我所写《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民主政治的路》一文。）就在行不通的时候，产生出军阀来。瞻望前途，中国的出路只有社会主义一条（可看1921及1930年我旧著）。然而中国又不像俄国十月革命前那样统治被统治现形成对抗的两大阶级阵营，有可能一面翻下来一面翻上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故尔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以俄国为师，卒于行不通，依然又出现新军阀（我写有《我们政治上第二个行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一文。）社会主义是要以计划经济统制经济去建设并施行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必须在政治上结束军阀分裂之局，树立稳定统一的全国政权。当前问题就在我们怎样能实现这前提条件呢。

要知道军阀是武力缺乏阶级为其主体，落于个人手中，失去其应有的工具性的结果，是家族生活偏胜，阶级没有固定成形，流于散漫的老社会，每当其消极相安之局被破坏后的必然结果。今天我们既然再不能规复一姓一家的“家天下”老路，就陷于长期分裂内战了。在外国也有不少分裂内战的事例，但对照看来是不同的。他们总是裂痕存在于社会，武力掌握于集团，有时分为两国，有时虽表见为统一的国家，实际上只靠武力为强大阶级所掌握而遂行其统治，掩盖着内在矛盾罢了。我们恰相反，只不过国家政权随个人军权而分裂，矛盾只在军阀之间，初与广大社会无关。不要看欧美日本那些表面统一的国家，其社会是有许多分野、隔阂、对立的，从来为其分裂内战的导源；我国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虽是一种分野，却何曾为军阀产生的背景呢？因此可以说：外国之分，分于下；中国之分，分于上。分于下者恒在上面求得统一；分于上者其统一之道转过来就要求之于下。换句话说，就是从社会方面着手要使散漫者联合起来，混乱者得到调整，当下面联成一体之时，武力便有其主体，其何从更有上面的分裂呢？

乡村建设运动在我来说，即是着手于社会基层，从下面求得联合统一以解决上面政权分裂问题的一件工作。其内容要在建设地方自治组织（政治性的）和农民合作组织（经济性的）；当其从散漫进入组织之时，逐渐引进科学技术于生产上和生活上。如我所见，我们所短缺的东西不外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这两样，亟须把它补充到中国文化里来，此外更无其他。我们改造旧社会必须要向着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前进，亦是没有疑问的。所不同于西方人者，西方过去集团生活偏胜，干涉太强，要以争取人权自由达到民主，可说是走离心的方向，而我们病在散漫却要加强向心力，以团结合作达成民主。又不像西方先发达了个人资本主义再推翻它来实行社会主义，一前一后分成两段那样，而是经济生活的社会化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循环推动，同时并进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非为二事，要完成一齐完成。

这富有理想的乡村工作，却因乡村遭到严重破坏（1930年特别严重）动摇国本，刺激起各方的深刻注意而得发展推广，即是多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而投入工作。全国性的乡村工作讨论会到会的不但来自南北东西各地，抑且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假如掩起“乡村工作”这个标题，只从到会人士来看，看不出开的是什么会来。单以教育界说，既有搞民众教育、社会教育的，搞小学教育的，搞师范教育的，搞职业教育的，又有各大专门学校的人。单以大专院校来说，既有农业，又有工业，又有医药，又有经济，又有法政……如是种种不一。其势不难把全国各地方各行业的人牵引集合到此一大运动中，组成一大联合体，为一共同目标努力。到那时节，代表广大社会的统一意志出现了，还会有分裂内战吗？人心所向是不可侮的呀！

但有一个要点必须指出：乡村运动的大联合体应守定在野，不亲操政柄。我援引孙中山先生政权、治权分开的说法，政权归于人民，治权赋予政府。军队、警察、司法机关等等均为行使治权而设，均属工具性质。这一划分开，是为保持乡运大联合体于统一立场上所十分必要的。而保持此统一立场则又是上面国权统一稳定的决定性条件。

1946年1月在重庆旧政协的整军方案中，我坚持军队脱离党派，归属国家，实行民盟所提“军队国家化”的要求。3月间我再度访毛主席于延安，明白指出重庆政协所取得的宪政制度不会行得通，到那时重新筹策，请考虑我1938年所提确定国是国策建立各党派综合体的主张，并亦强调政权治权分开，党派综合体掌握政权而以治权赋于政府之一点，用意所在正复与上说相同。

至若我先后发起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为求得国人之团结合作，可不烦解说而自明。

上编　抗日战争时期之前

回顾家世与生平并试作检讨[1]

读者从前一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2]文中可以看出：我大不同于那些以超政治自居的学者，而相反地我为了中国问题忙碌一生，从不自认是个学者；我自以为革命，却又实在未能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一起；说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立场吧，又一直在策划着走向社会主义而反对旧民主。究竟我是什么立场呢？（附注：可以回答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士人的立场。如所谓“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如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所谓“志在温饱”等便是。）现在且从家世出身、生活环境、所受教育以及平生行事来检讨看看。

但一个人自己检讨是不够的，还得要识与不识的朋友们帮助。记得1950年我初到京，便发觉社会风气有些变好——包含着许多个人的变好。起初我想这是共产党之功，譬如我的侄女侄子（一党员一团员）在共产党领导下不到两年变得与以前完全两样。他们当初那种大小姐大少爷的气息和行径竟不知何处去了，而都自觉自愿地朴朴实实地站在各自岗位上为人民服务而辛苦工作着。见到毛主席我提出来说我真感谢共产党；不然的话，我是没有这本领把他们变好的。毛主席音调很重地答我说：“……不是共产党！这是靠了人民。”我听了当他是照例的谦词。隔了一年我才明白他这话是真的。什么事非靠群众不行，共产党亦是靠了人民群众才成功。我今作检讨，如有疏漏遗忘，或不能深入，甚至错误之处，还请远近朋友们帮忙为幸！

一

提起我的家世出身、生活环境以及所受教育这一切，现有参考资料很不少。例如先父遗书—《桂林梁先生遗书》（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有先父《年谱》一卷就叙到我的出生和父母先世。又如1942年我在桂林应《自学》月刊编辑之约所写《我的自学小史》，则十八九岁以前的我完全可见。又如1933年在邹平有《自述》一种，系我口述经同学们笔记而出版的小册，则连后来如何作乡村运动亦讲到了。[3]资料既多，反而现在不大好写，只能摘取几点与当前作检讨密切相关的说一说（当然不免亦有些是在摘取之外的话）。假如要查考其详，好在有原书在。

我的曾祖是进士，“榜下知县”。在今河北定兴、遵化等处作官。以忤上官意而罢官。罢官后，无钱而有债。债务便落到祖父身上。祖父十八岁中举人，先作京官，因穷而自请改外。——照例外官有钱而京官则穷，通常有“穷京官”一名词。债权人索债，有“好汉子还钱”一句话；祖父便刻“好汉子”一块图章以自励。不料在山西作官只一两年就病故了。病故时不过三十六岁，我父亲那时才八岁。这样回到北京，当然很穷。幸赖我祖母是个读书能文的女子，就自设蒙馆课儿童，收点学费度活。父亲先在一义塾读书求学，到二十岁那年便接着在义塾中教书。此时祖母在家设馆，父亲在外就馆，薄薄地各有束脩收入，据说就是生活最舒展的时候了。

父亲二十七岁中举，并于是年结婚。我母亲亦出于“书香人家”、“仕宦人家”，一样读书能文；所以其后清末维新时，北京初创女学堂，曾出来参与其事，并担任国文教员。母亲带来陪嫁的财物倒很有一点。据父亲自记：“余幼无恒产，而今较之则有屋可住，有茔可葬；此屋与茔多半由夫人春漪奁中物毁变而成。”又我和哥哥的学费有时不足亦求之于母亲的妆奁（两妹均系师范公费毕业不用什么钱，哥哥去日本留学是自费，就用钱多点）。

父亲四十岁入仕，但那个官——内阁中书——是没有俸米俸钱的（好像听说翰林亦如此）。除末后改官民政部其间有一短期有收入外，四十岁之前和后约近二十年都靠笔墨为生。根据父亲自记“八九年间约入三千四百金”一句话，似乎平均每年有三百八十两银，每月有三十两银光景。

读者从以上说的家世出身和生活来源，对于我家的阶级成分可有些估计捉摸了。

讲到我所受的教育是有些出人意外的：

第一，我没有读过中国的“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没有在我小时经老师教过，只是到后来自己选择着看过而已。这在与我同样年纪又且同样家世的人所绝无仅有。不读经何以这样早？那自然是出于父亲的主张。如《我的自学小史》所述，我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而入中学，在其间很早读了些a、b、c、d，此外就是各科教科书了。有人误以为我受传统教育很深，其实完全没有。

第二，我读那个中学经五年半而毕业；我所受正规教育即此而止，没有再升学。我虽然后来在大学教过书，却先没有在大学读过书，更没有出过洋。为什么不升学呢？就在临毕业那年辛亥革命；革命潮流先已暗中传入学校，出校即作革命活动。接着便同朋友们办报，作新闻记者；接着便转到出世思想。出世思想否定人生，自不想求取世间学问（此时只有二十岁）。所以到今天依然不过一中学生而已。传统旧教育在我固然受的很少，受外来新式学校教育亦有限。

第三，有人推想我受的家教必然很严，其实恰巧相反。如《自学小史》所述，父亲给我的教育不外是：（一）讲戏。父亲喜看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二）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些零碎事，教我们练习经理事务，懂得社会人情。（三）关于卫生或其他如何照料自己身体的许多嘱咐，却没有给我讲过书。我在父亲面前（在母亲面前更不必说）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情对儿童或少年人。在我整个记忆中，没有挨过一次打，我们在父母面前几乎不晓得什么礼貌规矩。当十四岁后二十岁前那时候，父子思想见解非常相合，父亲最喜欢听我发议论。二十岁以后思想见解不相合，每天看报必谈时事（大局政治、社会风教），每谈必然争吵。吵得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以上均见《年谱》后我所作《思亲记》）

但毫无疑问，父亲对我的影响极其大。因此在《自学小史》里面，所以特有一节叙述父亲，还特有一节叙述我的一位父执彭翼仲先生。父亲给我的影响可分两面：一面是消极的，就是《自学小史》中已拟出题目尚未写的《父亲对我信任而且放任》那一节所准备说的父亲如何给我充分机会让我创造自己[4]；另一面积极的，就是从父亲的人格和思想给我一种感召和暗示。

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激起了中国人的爱国和维新，我父亲和我的一位父执彭翼仲先生便是距今六十多年前到四十多年前（约当1890—1910）那段时期热心爱国而勇于维新的人。那时爱国维新不是容易事。他们具有的一种反抗精神至今我留有深刻印象。反抗什么？反抗亲戚故旧一般流俗的窃笑与非议。流俗总是琐琐碎碎只为自己身家作打算而不问他事；流俗总是安于庸暗，循常蹈故，没有一点自己的识见。我父与此完全相反，但又不像彭公那样激昂奋发，爽朗表示出来，在含蓄谦逊之中而义形于色，给人印象更为有力。

回忆十六七岁时我很喜欢看广智书局出版的三名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书牍和三星使（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书牍，圈点皆满。而尤其爱胡公与郭公之为人，正是由于受父亲影响。胡公主要是代表一种侠气热肠人对大局勇于负责的精神，把重担子都揽在自己身上来，有愿力有担当，劳怨不辞。郭公主要是代表独具深心远见的人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与流俗同一见解，虽犯众议而不顾。我父和彭公的行动和言论，几乎无时不明示或暗示这两种精神；我受到启发之后，这两种精神亦就几乎支配了我的一生。并且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我总认为中国革命运动是爱国维新运动之一种转变发展，不认为是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的爆发；我总认为是先知先觉仁人志士领导中国革命的，不承认是什么阶级领导；所有那些见解亦都源于此。

我很早（约十四岁）有我的人生思想，极其与西洋功利派思想相近。这亦是受了父亲处处以“务实”为其一贯的主张影响而来。因为几十年一次一次的国难国耻给父亲的刺激，使他体会到西人所长正在务实，而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讲些无用的虚文所误。作事要作有用的事，作人要作有用的人。诗词文章、汉学考据、宋儒的迂腐等等已经把中国人害得太苦，今天再不要那些。他心里简直是深恶痛绝，但态度温雅，从不肯开口伤人。当我一懂得他的意思的时候，我马上很起劲地跟着他走了。

我常说我一生思想约分三期：第一期可说是西洋思想；第二期可说是印度思想；第三期才转回到中国思想。所称第一期即从上面那种观念开端，加以深化，加以组织而成。

我常说：我从无意讲哲学，我是不知不觉走入哲学之中，经人指明而后才恍然“原来这就叫哲学”。其所以无意讲哲学，就为当初把文学哲学那一类东西都认为无用而排斥之故。所谓不知不觉走入其中，即是从最初那种实用主义不知不觉慢慢加以深化，加以组织。

当初不止不要哲学，甚至于根本就把讲学问看轻。——重事功而轻学问。后来这种错误观念虽得纠正，但依然不甘为学者而总是要行动。三十年前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时，我主张重振古人讲学——特别是明儒泰州学派那种讲学——风气，而要把它与近世的社会运动合而为一，意正可见。这或者是从八九岁便参加那些在街头散放传单（例如为美国虐待华工而倡导抵制美货）的种种活动有关系。综观四五十年间，有革命思想就要革命，有出世思想就要出家，说改造社会就要下乡，说抗日就要到敌后工作，主张从联合求统一就奔走各方……如此之例不一而足。

说到行动，一个人在幼小时自难有多大自己主动性可言；但由于父亲启发我的心思而不干涉我的行动之故，养成了我在行动上的自主性。在学业上只读到中学而止，不再升学，就是行动上自主自决的表现。而这一决定又实源于学业上很早便是自学之故。几乎从幼年时起便在学业上是自学，在行动上是自主，到后来在自己一生表现则为有志业而无职业的一个人。关于有志业而无职业的话容后说，先把自学的话说一说以结束上文（讲我所受的教育）。

当我九岁那年（1902年）春上，彭翼仲先生创办《启蒙画报》出版；这就供给了我最初亦最好的自学资料。如《自学小史》所述“我从那里面不但得到了许多各科常识，并且启发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响我到后来；我觉得近若干年所出儿童画报都远不及它”。《启蒙画报》先是日刊，随后改旬刊；而同时别创《京话日报》一种。讲到北京报业史，这要占第一页。它用白话文（远比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为早），意在以一般市民为对象，而不是给所谓“上流社会”看的。内容有新闻，有论说。新闻以当地（北京）社会新闻为主，约占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标题“紧要新闻”，则包涵国际国内的重大事情。论说多半指摘社会病痛，时或鼓吹一种运动，所以甚有力量，对社会发生了很大影响。但初时风气不开，被呼为“洋报”。取价虽廉，而一般人家总不愿增此一种开支。先靠热心人士出钱订阅，沿街张贴，或设立“阅报所”、“讲报处”之类，慢慢推广。坚持到第三年，而后才发达起来。然主要还是由于鼓吹几次运动，报纸乃随运动之扩大而发达的。第五年报纸被封闭，彭先生被发配到新疆，这些事今不及谈。主要说一句：《启蒙画报》出版约满两年，是我十岁内外的好读物；《京话日报》首尾五年，是我十四岁以前的好读物。它们都是非常有生气的。

十四岁入中学后，大部分精神都用在课外读物上。换言之，完全以自学为主而不是学习功课作一个普通中学生。我当时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和他编的《新小说》（月刊杂志）全年一巨册，以及其他从日本传递进来的或上海出版的书报甚多。再往后（1910年）更有梁任公的《国风报》（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印行）和上海《民立报》（属革命派）按期陆续收阅。这都是当时在内地寻常一个中学生所不能有的丰富财产。其中一小部分是自己设法得来，十分之九是从父亲或父亲的朋友得来。深有自学兴味的我，有了这些资料，便“寝馈其中”；自学之遂成在此。

二

何以说我一生有志业而无职业呢？通常一个人总要在社会上有一种职业而后能生存；少时求学即所以为后此就业作准备。但自己如何求生存这问题在我脑中却简直像没有出现过。占据我脑中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当前的中国问题；还有一个则是普遍而渊深的人生问题。父亲似乎颇为我虑，但他反对作“自了汉”的思想启发我在先，到我“高谈大睨”起来，拒谈自己谋生之事，父亲亦只好不管了。从革命而作新闻记者；那个新闻记者几乎没有收入的，不是作为一职业在做。随后转入社会主义思想，又转到出世思想，对于个人谋生说乃愈去愈远。倒是在倾心佛法准备出家的那三年（1913—1916的上半年），想兼学些医术以矫和尚们坐享供养之偏弊。一面读佛典，一面读医书。除了中国旧医书之外，向上海丁福保医学书局购取大批西医书报，研究甚勤。《自学小史》中预拟“学佛又学医”为题而未及写的第十三节正指此[5]。不要说后来没有出家亦没有行医，出家了又怎算一项职业呢？

就在不放弃出家之念时，无意中被邀出任1916年（倒袁后）南北统一政府的司法部秘书。那时同任秘书的有沈钧儒先生。沈老是有他的政治关系；我不是。我一半为帮忙关系[6]，一半实迫于家庭负债而出。官吏虽是一种职业了，但这种出其不意的官，本不想以此为业，又没有担任好久（至次年离去），似亦算不得我的职业。

就在司法部任职之时，蔡元培、陈独秀（文科学长即现在的文学院院长）两先生邀我给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这又是我想不到的事。当时一时难兼顾，转请许丹先生代课。1917年暑后我才接任，后来又兼着讲儒家哲学，就这样在北大有七年（1917—1924年）。这算不算我的职业呢？连续七年以此为生，似乎要算是我的职业了。然而我的讲哲学，正像我自己说的话是“误打误撞”出来的，当初既非有意讲它，后来亦无意就此讲下去。且不说旁人认我够不够作哲学教授，在“不甘为学者而总是要行动”（语见前）的我，绝不承认这就算是我的本行本业。

于此有一证明：就在1917年尾，我到北大任课不久时候，我写《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印成一种小册子到处分送给人，向全国呼吁组织“国民息兵会”以遏止南北战争[7]（此文收入《漱溟卅前文录》，商务印书馆出版）。

因这年南北军战于衡山，当北军溃败时我恰在湖南遇着，有感而出此。记得辜鸿铭先生捡起一册看了[8]，抬眼望一望我，说了一声“有心人！”胡适之则于事隔一年后对我说，他看完小册在日记上这样记着：“梁先生这个人将来会要革命的！”（胡氏此语曾于旧著引用。）咳！革命二字太惭愧了，不安于书房雅静生活是真的。

所以后来卒于发起作乡村运动，作起乡村运动来，倒是惬心恰意，仿佛“这才是我的行业”！当初所谓“重振古人讲学风气而与近世的社会运动并合为一”那句话，至此算是满了愿。假如社会各行各业之中有此一行业，我倒愿以此终其身。但这明明是我的志业所在。有志业而无职业，或者说以志业为职业，好像有人说“职业革命家”那样，实是我一生与通常人不大同之一点。

我曾说，我只是一个自己有思想又且本着自己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他都说不上。（——见《中国文化要义》自序）

在这里有顺便交代说到的一点，就是很多知识分子作检讨常常不免有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向上爬的心理和贪图资产阶级的享受等等问题，在我身上差不多没有的[9]。这从前面叙说之中已经可见，不过亦可把我少年时的一种古怪脾气就此补说两句。

我少年时有一种反对阔绰享受的心理；古人说“不耻恶衣恶食”，我则以美衣美食为耻。父母兄长皆爱看京戏，我不要看，我表示反对。除幼小时可不计外，似记得我看戏是在司法部任职那一年才自己开禁的。像“第一舞台”（北京最早建筑最阔的大戏院），像“真光影院”（较早的阔电影院）那种车马盈门的情形我尤其憎恨，觉得我若厕身其间将是莫大的耻辱。哥哥的心理与我不同。他爱享受而喜欢作官。记得有一次（约在1911年）我与母亲在屋内谈话，哥哥从窗外走过，母亲叹道：“那一个是官儿迷，这一个就是革命党！”二十岁倾心佛法以后，茹素不婚。虽然到二十九岁还是结婚了，茹素则一直到今天已有四十年。后来丧偶，又曾十年不续婚。1942年住桂林穿山，有人称我是“苦行头陀”，有人说我矫情立异。矫情立异在少年时是有的，壮年时已经放平。在人生思想上，除所谓第一时期而外，四十年来我一贯反对从欲望出发，而支配我行动的大抵是一种义务或任务观念[10]，至少主观上如此。

关于我很早一度热心社会主义的事，见于《自学小史》第十一节，旧著《乡村建设理论》亦提到。当时所写《社会主义粹言》一稿曾自己油印几十份送人，现在早已不存。只民国十二年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有一文以《槐坛讲演之一段》为题，说到当初思想上如何反对私有财产私有制度。记得曾引起杜国庠先生（北大同事）的注意，为此谈过一次话。说“当初反对”不是说后来不反对。后来致力乡村建设运动，主张从农业引发工业而反对从商业里发达工业（反对资本主义），要有方针有计划地走向社会主义，当然还是基于早期思想。不过中间转变到出世思想，就把社会主义完全冲淡；其后虽从出世而又回到世间来，但是把一切放得很平，没有当初那种激烈感情了。

从二十几岁一直到现在，我对一切事情（大事小事）总像是存一种“不敢不勉”之意，前说义务、任务观念指此；一面自己不敢懈怠恒有所尽力，却一面又劲头儿不大。其不能革命而卒落于改良，或者与此有关。

三

综合以上所说，试作一论断吧：究竟我过去算是一种什么立场呢？

有人以为我既不是无产阶级思想，而反对旧民主（西欧宪政）又不像资产阶级思想，大概属于封建型；再误以为我眷恋旧中国社会，便断言我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我想我不能承认。前不久看到这样几句话：

有时不深刻地自我检查，而盲目地接受一切批评，有时甚至毫无重大理由而突然改变了自己原有观点，这种自我批评于事无补，反将有害。（见1951年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二期，尤·日丹诺夫《论科学工作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此据1952年1月《新建设》转引）

因此我更不应该轻易承认。

我们应当对于社会发展有一种深刻认识：固然社会发展全要在社会生产关系——它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上看，但其同时人类心理所起的变化正有加以体认之必要。因为只有从这种体认上乃更深切懂得社会发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什么是封建，什么不是封建才可分清。否则，在几大类型之中推来推去，无助于思想之清明，只是更加混乱而已。

据我体认，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不同阶段上，人类心理正在发展变化不同。其间有如近代资本社会这阶段的变化特别值得重视。近代资本社会很明确地各个人自有其财产，人们各自图生存，而且在经济上彼此可以自由竞争。这都是划然不同于前的一些事情。人类心理的新变化就建筑在这新基础上面。在这以前，每个人总是托存于一个单位（大小种种不一）之中，财产大半为那个单位所公有，以共同对外求生存，难得自己一个人处分之；单位内大抵没有竞争，单位与单位之间有竞争亦非自由竞争。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中世纪人的生活比较有保障而安定的缘故。然而人对人的隶属关系或人对人的依附就伏于其中，多数人无自由，亦难得有个性表现。什么叫封建？这就是封建。造成封建局面而支配于其间的则是宗教与武力。封建社会中人（不管是领主或农奴或其他）一般说自觉心不够明强，更谈不到有理性地自作主张，独立活动。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就正在打破那些单位，个体从集体中透露出来；其心理变化即所谓“我的觉醒”，实以“宗教改革”开其端。继此而起的一连串运动，为历史家所称为“启蒙时代”或“理性时代”的那整个时代，总不过在表现这种心理变化。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虽为今天趋向社会主义而仿佛不足取，在近代之初却具有绝大进步性，因为打破封建正在此。

从十八九世纪以至于今，社会生产力飞跃地空前提高，每一年间的发明创造要比过去每一千年还多，正得力于个体生命在新社会构造中所起的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原亦是自有人类以来所未有的。

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一定程度后，财产私有—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就不再促进社会生产力而相反地是扼制了它，那么，历史就要转入社会主义阶段。而此时呢，从一个人在社会里面的心理表现说，“个人本位”“自我中心”在当初算是好的，现在亦已经变为要不得。当初之所以好，因为它对治了封建，那时它是进步的而封建是反动。现在之所以要不得，是因为从个人营利、自由竞争而发达起来的资本主义此时已走入独占或垄断，而多数人被奴役着，抬高了的个人权利又大大妨碍着社会全体。当初唯恐其没有“我”，而今却落于“有我无人”。在那时它是药的，到现在它是病了。这样，心理状态即到非变不可地步，而实则一新的心理或一新的精神亦早在不知不觉间培养着而预备好了，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心理或精神。于是社会本位代替了个人本位，忘我精神代替了自我中心，社会主义竞赛代替了个人谋生逐利的竞争……一切不同于前。人的生命在此新社会里面所起变化是比前次更深进一层的；它具有无比伟大的力量，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提供了不能再好的条件。这不必远征苏联，即在新中国的公营厂矿中其气象惊人已经可见。

从似乎不知有我到有我，从有我又到无我，如是转出转进，转到现在并没有完，总之是一层深进一层，在这问题上还要转，但我们则不必说远去。

（以下缺失）

此抄件佚失不全，姑存之而已。

1976年12月梁漱溟识

附录：自我检讨提纲稿[11]

士人或为师或则为贼。

古人讲学与近世社会运动合而一之。

鸿一[12]之言：够味不够味。没有人味。过瘾不过瘾。

贞洁禁欲，慷慨牺牲皆属人情之一种。人情与人情可能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不同。父子兄弟阶级成分是一，而那个是官迷，这个是革命党。

某杂志年终为年初征文，问你今年作个什么梦？我答：我是清清楚楚一步一步地向着预期目标而前进。

有志业而无职业，一生都从志愿和兴趣出发而工作着。工作不是负担。

一向反对享受。第一舞台、真光影院入之为耻。[13]

不耻恶衣恶食。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士尚志。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

思天下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

志不在温饱。

恶莫大于俗，以俗为耻。

好高好怪，苦行头陀。

思想就〔是〕消遣，工作不是负担。

辛亥革命前后我的活动与见闻

我想谈的就是这个题目：“辛亥革命前后我的活动与见闻”。分三段叙述：一、辛亥革命前夕；二、反清又反袁；三、清廷退位之后。

一、辛亥革命前夕

辛亥革命前，我在北京顺天中学读书，后来顺天中学升为顺天高等学堂。辛亥革命那一年，我正好在这个学校毕业。我在顺天中学读书时，有位同班同学，他的名字叫甄元熙，广东人，他是后来插班到我们班上来的。他从广东来北京前，就有中国同盟会的组织关系。在学校里，我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秘密地讨论是革命还是立宪的问题。当时，他是革命派，我还算是站在君主立宪派那一边的。不过，由于清廷的顽固，我自己思想上受到革命的影响，也起了变化，后来也就成了革命派。

当时有一本在日本出版，秘密流传到北京的书，名叫《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这是革命派的胡汉民、汪精卫与立宪派梁启超等人，分别发表在《民报》《新民丛报》《国风报》上的，两派之间的论战文章，由旁人汇集起来出版。那时候我们都秘密地看这本书。

辛亥革命前一年，在上海有一张《民立报》，是由于右任主持出版的，这是革命派的机关报，我们在北京也能看到。当时，我们虽然还只是中学生，但已在秘密地搞革命工作了。那时候在华北一带奔走革命的，有一位叫胡鄂公的湖北人。他不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在哪里工作说不上来，他的任务是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做革命联络工作。那时在北方的秘密革命组织叫“京津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北方的一个分支机构。“京津同盟会”的首脑是汪精卫、李石曾、魏宸组他们三位。汪精卫是在清朝末年的宣统年间，同黄复生从广东秘密地来到北京的，他们的任务是刺杀摄政王。因为那时宣统皇帝还只是个四五岁的孩子，实际当家的是宣统的父亲——摄政王。革命派想刺杀摄政王，他们在夜里去埋炸弹，炸弹埋在摄政王每天早晨从他自己的府第入朝，进皇宫时必经的路上。结果，汪精卫等人虽在夜里去埋炸弹，还是被人发现而遭逮捕，投入监狱。当时清廷居然没有杀他，一直关在监狱里。到了辛亥革命那一年，袁世凯才下令把他给放出来。当时，袁世凯是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他有他的阴谋和打算。他一方面站在清廷这一边，来对付南方的革命势力；另一方面，他又借革命派的势力，来威胁清廷。清廷这时是隆裕太后，小皇上就是那个宣统，刚刚几岁。袁世凯就利用南方革命派的声势，来威胁清廷，吓唬孤儿寡母，同时又借着清廷方面，向南方革命派讨价还价。这时候，我和甄元熙等一些京津同盟会的同志，就开展各种秘密活动。我们在北京的秘密机关有两处，一处设在东单二条，外面看起来是个杂货铺，里面是我们的秘密机关。另一处秘密地点，设在后孙公园的广州七邑会馆。现在这种各省会馆没有了。在清朝末年，这种会馆在北京是很多的。

以上这些，都是辛亥革命前夕的事情。

二、反清又反袁

底下就要说到反清又反袁。这里必须把反袁的事情说明一下。辛亥革命本来是为了反清，反清的时候，首先发动起义是在武昌，那天正好是阳历的10月10日（阴历是八月十九日）。开头倡义发难的，本来是一些军队中的下级军官，有好几位，如熊秉坤等人。暴动起来以后，他们推黎元洪为首，称都督。这时以大江南北来区分，江南，武昌方面是黎元洪的军队；江北，是袁世凯的军队，由段祺瑞、冯国璋统帅。袁世凯的大军压境，有意留在汉口这边不渡江。如果当时渡江进攻，他们是可以打败黎元洪的，因为他们的兵力强大得多。袁世凯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想法子培植自己的势力。当时他并不想消灭南方的革命势力，他要借着南方的革命势力，向清廷要价。所以他的军队就留在江北岸，不过江。并且还要段祺瑞、冯国璋领衔，包括其他许多将领，打电报回北京，要清廷让步，实质也就是要清廷退位。

补充说明一下。清廷退位之前，清廷的王公贵族都是懦弱不堪，没有勇气与革命派对敌。亲贵中只有一个人，名叫良弼的主战，他要跟南方打，他是日本留学陆军的。在这种情况下，京津同盟会决定要除掉良弼，就派彭家珍去刺杀良弼。当时良弼住在西四红锣厂，彭家珍印了一张名片，假造清廷的官衔，去拜访良弼。到了良弼住宅门口，叩门问询。门房回说：“大人还没有回来。”正说话时，良弼坐着马车来到门前。彭家珍即向他投下炸弹，彭家珍本人当场被炸死了，良弼先是受伤，后来也死了。这样一来，清廷方面就没有人再敢主战了。一方面革命派势力起来；另一方面，在袁世凯的威胁之下，清廷就只好退位了。

我们看出袁世凯这个人太坏，他借着清廷来威胁南方，又借着南方的势力来压服清廷。我们京津同盟会这个组织，就要想法子除掉袁世凯。袁世凯当时是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他住在现在东四南边外交部街的一座西式洋楼里。那个时候，北京还没有汽车，最高贵的是双马驾辕的马车。袁世凯每次上朝总是坐着马车，前面是卫队长，骑着马开道，前后都有卫队保护。我们京津同盟会的同志，就在金鱼胡同那条丁字街口的酒馆楼上埋伏着。那里离东安市场很近，袁世凯去皇宫入朝，都要经过这丁字街拐角处。那个地方刚好有个酒馆，酒馆有楼，楼上可以供客人喝酒，楼下是卖熟肉和小吃的。行刺袁世凯是在1912年1月16日，执行刺杀任务的是张先培、杨禹昌、黄之明等四人（其中一人已忘其姓名）。我们称之谓“刺袁四烈士”。四个人在酒楼上一边喝酒，一边观察，等到袁世凯的马车正好在楼下经过的时候，他们就从楼上投下炸弹。炸弹爆炸，结果把袁的卫队长给炸死了，却没有炸着袁世凯本人。袁就此借口不入朝，不进宫了。卫队上楼把四个人都抓住了，后来都给枪毙了。这四位烈士与彭家珍后来被合葬一处，并立有五面碑一座，碑的每一面各镌刻着一位烈士的姓名。烈士墓和碑的地点，原在今北京动物园内现在熊猫馆的东南面，惜现已不知去向了。

三、清廷退位之后

我们虽然认识到袁世凯这个人坏得很，对于革命事业很不利，有刺杀袁的计划，但是没有成功。

当辛亥革命起来之后，孙中山先生当时还在美国。他得知革命军已经起来了，就从美国赶回国内。不久，就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可是他知道革命军的力量在当时还很难达到北方，知道自己兵力抵不过袁世凯的兵力，为了把袁的势力拉过来，以求得全国的统一，孙中山先生决定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袁世凯南下就职，政府设在南京，不设在北京。这个计划很有意思，就是要袁世凯离开他那个老巢，这样就可以在政治上开展一个新的局面。尽管让袁世凯做总统，可是这样一来，政治空气和政局就不相同了。因此，南京方面派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六人为“迎袁特使”，来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很狡猾，他晓得南下于他不利，所以他就趁着迎袁特使到北京的时候，搞了个“兵变”。那是1912年阴历正月十一日傍晚，那时候市民都还不知道，各戏园子还在唱戏。那天晚上，我正陪着母亲在大栅栏广德楼看戏。大家正看得热闹，突然间锣鼓停止了，台上出来一个人，他说：“外边兵变了。到处抢东西，戏演不下去了，请大家各自回家去吧！”戏不演了，大家只好从戏园子里出来。我亲自看见变兵朝天放枪，到铺子里面来抢东西。街上碰见阔人就抢钱、抢表。热闹街道都放火烧；那次，东安市场就给烧着了。我当时住在崇文门外花市南边的缨子胡同，我们家的房子有个楼，上楼顶看到城里各处都起火了。

变兵还有意把六位特使的馆驿包围起来，吓唬他们。欢迎袁世凯的六位特使，这时还没有见过袁世凯。这个变动来了，袁世凯却先派人去安慰他们，表示北方形势很乱，非他坐镇不可，表示他不能南下就职。六位特使没有办法，只好回南京再开会商议。商议结果，最后只好同意袁世凯留在北京，政府也只好迁就他设在北京，孙先生让位，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

当时南京公布过一个临时约法，约法的起草人就是宋教仁。也有个议会，就叫临时参议院。临时约法由临时参议院通过，最后由临时大总统公布。没有办法，只好承认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临时参议院也只好北迁了。临时参议院的组织内容，前后有变化。开始，由各省都督推派三个人到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后来起了变化，三人改为五人，不由各省都督派遣，而由各省参议会推举。

说到我自己，清廷退位之后，革命暴力是用不着了，我们京津同盟会的一般同志，不少人转入文字宣传工作，都去办报了。我们当时办的报纸名叫《民国报》。《民国报》的社长大家推举甄元熙担任，总编辑是孙炳文。当年我是二十岁，孙炳文大我九岁，孙是一位老大哥。我当时的职务是外勤记者，任务就是对外采访新闻，偶尔也写一点短评之类的文章。我在文章上的署名没有一定，有时是写“寿民”，有时还写成“瘦民”。我们这位孙炳文大哥，有一次在给我写扇面题词时，在称呼上给我写了“漱溟”这两个字。我一看，这两个字比我的“寿民”、“瘦民”两个字好，从此我就改名为梁漱溟，这名字一直用到现在。

孙炳文先生号浚明，四川叙州府人。他是我们办《民国报》的总编辑。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孙维世，是我们这位孙大哥的女儿，孙维世的母亲叫任维坤，她是我们《民国报》的一位女编辑。任维坤是任芝铭的女儿。孙、任都是我们报馆的同事，他俩是在报馆工作时相识，而后来结成了伴侣。其后孙炳文在德国留学，和朱老总在一起，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清党时惨遭杀害。那时他从广州到香港，又从香港坐船到上海，被国民党发现后逮捕，惨遭杀害。他的夫人任维坤后来在延安工作，改名为任锐。我在1946年重庆的旧政协会议开会后，第二次去延安时还见到过她。当时她告诉我，她有一女一儿，孙维世是她的女儿，儿子叫孙泱，曾任教中国人民大学。

《民国报》开始创办是在天津，后来才迁到北京来了。民国元年，中国同盟会吸收其他小党派改组成为“中国国民党”，这时就把《民国报》改为国民党的机关报。我们这些人就退出来了。党本部派来接收报馆的是汤漪，他当时是国会议员。

当时参加临时参议院的小党派很多，都是临时发起组成的，并不是原来就有的。譬如说，一个关系较大的小党派——“统一共和党”，它的头头就是吴景濂。统一共和党当时在临时参议院里，共有十几位参议员。因为吴景濂是东三省人，这十几位参议员也大多数是东三省的，同时也有几位是华北的。原来的临时参议院议长是林森（他后来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副议长陈陶遗。陈当时在南方没有北上。林森议长辞职。为了选举临时议院的议长，本来这个时候还没有组织国民党，这时在参议员中形成了两大派，一左一右。以同盟会为背景的为左派，以共和建设讨论会为右派。在这个基础上后来形成两个大党，一为国民党，一为进步党。进步党也是几个小党派合起来的，包括共和党。共和党以南通张季直为首，黎元洪也是共和党的。

最后还说这么一段事情。

临时参议院从南京迁到北京。我担任外勤记者，有记者证，凭证哪里都可以进去。临时参议院开会时，我经常去那里采访消息。有一次正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临时参议院行宣誓就职典礼，我亲眼看见袁世凯先在台上宣读誓词，读完誓词之后，由议长林森领他下了主席台，走出议会大厅，到外边照相留影。参加照相的有参议院议员，也有政府内阁阁员。新闻记者不让参加，但是可以远远地望见他们照相的情景。因为我们在楼上旁听席上赶着下楼来，走得快一点，先出来了。我正向外张望，林森议长领着袁世凯从我背后走来，正好在我右边身旁走过，所以我当时看得很清楚。我看到袁世凯穿了一身陈旧的军装。他这个人身材很矮，像是腿短了些，上身肩膀宽大，脸上既没有刮脸，也没有正式留胡子，头上也不戴帽子。看起来，他对于这次就任大总统并没有当一回事似的，没有郑重诚敬之心。

民国初年的见闻杂记

清末我在顺天中学读书时，即与同班同学甄亮甫（元熙）等参加革命运动。清廷退位，抛弃暴力，改业宣传，创办《民国报》于天津（嗣后移北京），我任外勤记者，往来京津间，出入于国务院临时参议院以及各党派总部从事采访，所见所闻可资记录者甚多。兹随笔写出一些如次——

1912年，袁世凯到临时参议院作为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之日，我在楼上记者旁听席。袁就职誓词宣读，纯用其河南地方音调。誓词不长，旋即由议长林森引导走出议场，将在一广阔场地同全体议员（约百人左右）照相。此时我适亦走出议场，站在一穿行路上，面向广场瞻望。出我不意，袁即从我身右侧走过，其身量似若短于我者，而宽阔过于我，头发斑白，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

我看到政府各部总长均着西式大礼服，先候立于照相场中。陆军总长段祺瑞军装整齐，神态严肃，则显然郑重其事者。后来袁贼公然叛国称帝，其左右亲信坚决反对于事先者二人，段其一，另一人则为张一麐。张原为机要局局长，即被调教育总长，由近而疏。段芝贵、雷震春等军人曾宴请张，威胁其勿得反对帝制，张不为所动，坚决反对。段之反对最力，坚辞陆军总长，不得请，即称病离职，去西山闭门休养。及帝制撤销（1916年），西南犹不肯罢兵。袁病重自知不起，乃交出政柄于段手，正为段不附和袁之称帝。于是政事堂改回国务院，段为国务总理。同时北洋军人势力又不可侮，西南各省顾全大局，遂同意于黎、段下组成南北统一内阁。其后渐渐发展出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时，黎倚重西南以抗段，亦不得不然之势也。

黎、段之间初无不和情事，其卒演为府院之争者，始不过府秘书长丁世峄（佛言）、院秘书长徐树铮（又铮）两人斗气而已。徐之为人横霸弄权，而段又一意信任之，恣其所为。丁素有山东大汉之称（丁身量高大，且有长髯），不能相让，且黎左右又有哈汉章、饶汉祥等鄂省人士出谋划策，驯致黎、段相恶，政局顿翻矣。张勋领兵入京，拥宣统废帝复辟之一幕即由此引出来。

复辟之一幕（1917年）系在一后半夜即黎明时进行。先两年张勋在宣武门大街路东建有江西会馆，馆中有大演剧场。张特于是日（1917年7月1日）大宴宾客、演剧。张于演剧正热闹时，忽尔抽身退出，进入清宫而行复辟焉。此事当然是早有安排布置，故尔天明后官吏着旧衣冠入贺者纷纷。康有为、沈曾植等且从远道赶来参加，不误时机（当时有上谕发表康为“弼德院院长”）。

张勋原于清末驻军南京，辛亥革命被迫北撤，止于徐州，所部士兵蓄发辫，不改清制，其意不承认民国，殆不可掩。既与皖督倪嗣冲等联络一气，屡次通电指摘中央，及黎以抗段之故而竟许其领兵入京，以致黎自己倾覆，几乎亦败坏国家大事。此时幸赖段于马厂誓师声讨张勋，一举而扑灭辫兵，盖当时马厂驻有李长泰一师军队，段偕同梁启超驰入其军中，率以西进抵京也。于是康、梁师徒二人在现实政治上遂尔一时敌对起来。

叙事至此，顿然回忆及民国十三年（1924年）我曾亲见梁任公为庆祝康寿而撰写祝寿序文于四条屏幅之情景，屏幅先经装裱区划字格而后填写之。其时康似是寓居青岛，而任公方讲学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因我不时造访请教，故此偶尔相值也。观于此事则康、梁师徒间已恢复情谊，是盖出于任公忠厚念旧之情，康之为人无足取也（康之为人行事愈到后来愈恶劣）。

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

——辨李著陶著各书之误

这里所说的民国初年，指1911到1917年的一段期间。我是1893年生于北京的，民国初年不过二十岁内外。但我已经有机会亲自见到那时政治上一些事实了。首先这是因为我参加了1911年的革命运动，于清帝退位后随革命同志们创办报纸，曾任外勤记者。再则，我又与当时政治上人物之一的张耀曾先生（镕西）关系甚密，曾一度担任他的秘书。

清帝宣布退位之后，同志们放下了手枪炸弹，在天津同时有两家报纸出版，是属于中国革命同盟会的。其一名《民意报》，主其事者为赵铁桥（四川人）；又其一名《民国报》，社长为甄亮甫（元熙），总编辑为孙浚明（炳文）。我为《民国报》编辑之一，并从事外勤采访工作。此报不久迁到北京出版，末后由国民党本部派汤漪接收改组，我就离开了。

张公镕西是我先母的堂弟，所以我称他为镕舅。然而他的外祖母却又是我先父的亲姑母，所以他又称我先父为表舅（在亲戚关系上是重叠而交错的），并自幼师事先父。1916年倒袁后，他出任南北统一内阁的司法总长，引我为秘书。其时同任秘书者有沈衡山（钧儒）及席、杨二位。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从当时的临时参议院取得一种证件可以随时出入于旁听席，并向秘书厅作采访。又如国务院等机关和各党的党本部亦是常去走动的。而不时晤及张公，亦能知道一些事情。虽云事隔四五十年，有些亦还记忆差不多。近来见到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关于这一期间政情叙述颇有错误和疏漏不明之处。复检看较早些年出版的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其错误疏漏之点如出一辙，乃知陶误盖因袭于李误。偶与郑天挺教授（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亦曾一度为张公任秘书）谈及此情，据他说不只李、陶两书有此误，还有其他书亦如是。我因写此文，借供史家采择。

临时参议院的党派情况

本文旨在说明民国初年政治上党派情况。党派分立之势，大抵因议会制度而形成的，本文即从临时参议院之时谈起。

当1911年革命后，国内政治上十分活跃，大小党团纷见杂出，离合无定，谁也难言之无误。而且在今日详切言之亦无何意义。但今之修史者于其当时情势变化之大端，却非胸中了了，论列明白不可。可惜李著、陶著两书之所短正在此。

本来清季在中央已经有了资政院，在各省又有了谘议局，政党便已见萌芽。然而这总不外乎走君主立宪一路的。而当时主张革命，要推翻清廷的，便是与之对立的另一路。1911年革命之获得短期收功，并非一方面之力，此固人所共知。同时更须知道，孙、黄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虽于此居主要地位，而其本身却又是走革命一路的几多团体合组起来的。革命一旦成功，其本身又起分化。所以从全国来说，只见其分合变化，很少见有单一组织慢慢发展扩大的情形。党派的名称说之不尽，分合变化说之不尽，我们只能从大形势上以左翼、右翼和中间来分它。同盟会当然算左翼，旧立宪派为右翼，恒居于左右之间者为中间派。革命之初，同盟会当然得势，临时参议院中党派单位约不下于五个，或者还多，而同盟会终究为第一大党。

临时参议院要分前后两阶段，前一段在南京开会，后一段在北京开会，然前后两段并不仅仅是开会地点不同，重要在于其内容组成上有些不同。前一段大致是全国各省区各有代表三人，多为各该省都督或议会（旧谘议局改）所推选派来。等到后一段则改为每一省五个人（蒙藏各区似稍异），并且规定要由议会选出。其人选有连任，有更换，并有大增加，所以其议长就要重新选举。

南京临时参议院的议长林森，为同盟会的人，副议长似为陈陶遗，是否同盟会人，我不清楚了。通例在议会中某一政党的许多议员必有它的一个领袖，称为院内总干事，在同盟会当时却非由林森担任，而是张耀曾。张在当时同盟会内部组织上是评议部（对执行部而言）的议长。他明明是同盟会议员的中坚人物，然而李著、陶著却把他列入了统一共和党之中。这一错误非小。因为这以后的事情都将无法说明。——所谓以后之事包含着同盟会之改组成国民党这样的大事。

据我记忆所及，临时参议院迁到北京初期，议长还是林森。譬如袁世凯作为临时大总统来向临时参议院宣誓就职的那一幕，我是在场的。当时便是在林森主持下举行此典礼。其后在何时改选议长，我不能明确言其月日，但记得似乎相隔不甚久。譬如李著说统一共和党当时占有二十五议席，同盟会、共和党各四十余席，而我记得在议长选票上，统一共和党只掌握十几张票。左右两方各三十几票。其数字均少于李之所说。可能是李说的数字为其后新组成分子陆续全部到齐之数，而议长之改选较早。

所谓统一共和党者，就是那时的中间派。因为其中有些个人如谷钟秀等是同盟会分化出去的，就算他中间偏左吧。右翼一面似有两三个单位（非如李说只是一共和党），较大的是共和党，而较重要的却是共和建设讨论会。因为它有梁启超这样重要人物为后台，有汤化龙、林长民作头目。它是民主党的前身，而民主党又是后来进步党的中心骨干。右翼综合起来虽有三十几票，却止于三十多一点，而同盟会则接近四十票。在议长改选前夕，同盟会自恃为第一大党，并有素常靠近的统一共和党，没有急于作布置，被右翼抢先了一步。右翼主动地早去找统一共和党商量合作，愿以正议长让给这个小党，而他们甘居副席。这样，当然一拍即合。及至同盟会向统一共和党来商洽时，那方面的协议已成立了。选举揭晓果然正议长是统一共和党的吴景濂，副议长是汤化龙。并且其较次的两个席位：院秘书长（此席由议长决定，不用选举）和全院委员长（由议员公选）亦分别为林长民、谷钟秀所得，全无同盟会的份。只是为不使第一大党的同盟会人难堪，总算把法制委员长一席选了张耀曾。

其实张耀曾正是同盟会内定的议长人选，因为林森不想干下去——既不干议长，亦不干议员。至于吴景濂是何许人，这里亦须说明一句。若论品德、才气、学识，他无一可取。十一年后（1923年）他正是在国会中为曹锟包办贿选总统的人，卑劣无耻到了极端，此时则恶迹未著而已。他是奉天（辽宁）人，而在统一共和党的十几票中（譬如说十七票），他们东三省同乡却占十票以上（譬如说十二票）。他身材高大，其头尤大（所以俗称吴大头），年齿亦较长，在十多个东三省议员中便成了领袖。其取得议长的由来不过如此。

正式国会开会前后的党派情况

临时参议院的重要任务，除了产生临时政府之外，就是制定国会组织法和国会议员选举法。即在制定这两部法律之时，各党派为了应付将要到来的大选，都在忙于党务。质言之，就是尽可能并合来以利于竞选。于是后来在国会中就出现了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大党对峙的局面。本文这一段将主要说一说同盟会之改组成国民党。

同盟会原是一个要推翻旧统治而建设新国家的革命党，而不是一般宪政国家的所谓政党。这番改组，若只从其并合四小党[14]以扩大党势来看便错了。要深刻地来认识它的性质改变了。同盟会本有革命方略之规定，把建设新国家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时期，即是：军法之治或云军政时期，约法之治或云训政时期，宪法之治或云宪政时期。它是要自掌政权到几年，又几年之后，才转化为普通政党的，现在旧统治初被推翻，如何谈到此？然而在当时国内大势，却非放弃这个革命方略不可。首先就为推翻旧统治并非同盟会一方面之力，势不能强各方面听命于一方。而且对于这个革命方略，就在同盟会内部，也很少有人认真看待它。

同盟会里面的人的思想是多种多样的。孙先生虽自有一套学说和具体主张，却全然不能以此统一其党人的思想意志。大约不同于他的，至少可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是无政府主义者，例如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张继等许多人物都是，乃至汪精卫亦接近于此。他们于革命后，薄政治而不为，宣言不做官、不做议员，相率出洋而去。又一派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思想，换言之，就是倾慕欧美近代政治，特别是英国式的议会政治（政党内阁），宋教仁即其代表。其实这是当时人的一般思想倾向，大约留学生们莫不如此，同盟会所有的议员们莫不如此。同盟会之改组为普通政党，固迫于党外大势而要以此为其内部基础。

然而改组运动大非顺而且易，险些不得成功。

以我个人记忆所及，此次改组，内部争执甚大。盖非止放弃了革命方略，还放弃了革命的宗旨目标。同盟会会章的宗旨一条，原为“本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而国民党党章则改为“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了。只不过另外在政纲五条之中，列有“注重民生政策”一条。这明明是以社会政策代替社会主义，以改良代替革命。再则，同盟会原有女同志，而新党章却不收女党员。这一变动亦非小，都要算最引起争执风潮的问题所在。不止孙先生很难同意这种改变，许多老同志很难同意这种改变，凡富有革命性的人俱都激烈反对。然而在改组派却认为既要应付当前大选，争取作宪政国家大党而改组，非这样改就不能广结同志（吸收四个小党首先是统一共和党），就不能多得选民，就只有自陷于孤立，让敌党坐大，所以又是坚持断断乎不让步。经孙、黄考虑，勉勉强强定议之后，犹有人蓄意捣乱，破坏其事。改组成立大会分在上海、北京两地同时（1912年8月25日）举行。据闻上海的会就以当场争吵一哄而散。

北京开会那天我在场目睹其事。地点是在虎坊桥湖广会馆的大剧场，其最高容纳量亦只有一千多人，非常拥挤。当宣读党章要通过之时，有女同志唐群英、沈佩真等起而质问辱骂，并直奔台上向宋教仁寻殴。台下亦有多人鼓噪。虽有不少维持大局的人尽力劝阻，其势仍岌岌可危。幸得孙、黄二公临场讲话，以靖秩序。黄先到先讲，孙后到后讲。孙讲话将完，左右（张继等）频请续讲，不要他停，以致拖长数小时之久。便趁此时散票选举。比将票收齐，已是日落天黑（没有电灯）。从早八时开始，至此一整天，没有休息用饭。尤其受罪的是正当盛夏，而列坐台上的多半穿西服，孙、黄二公并且穿着大礼服，满面流汗，无时不在以手巾拭来拭去。却是幸得终局，便算成功。

宋教仁在党内初非有高出于其他人物的资望地位（1911—1912年宋且正遭党内外的打击。见李著），其卒能主持改组，使领袖如孙先生为之曲从，正为其有群众支持。而最具有发言地位的群众，莫如那些代表本党出席议会的议员们。议员甚多，又必得有其中坚有力人物与宋密切合作，方能成其事。这第一就是张耀曾氏。再则，国都既在北京，同盟会的党本部自须设于北京。当唐内阁在职的短短期间尚有些党内要人（宋其一）在此，不久都先后出京他去。然而像这样复杂严重的改组问题却多要在此商洽（对外）解决和进行，那么何人主持呢？这第一又是张耀曾。若如李著、陶著以张氏属之于改组时被吸收的小党人物，而非代表同盟会主持改组的人物，这一切均将无法说明了。

国民党成立之后，张氏以总干事兼政务研究会正主任，即见其是实际负责的人。又试举一事亦可见出张氏才具及其在党内外的资望地位。当国会两院合开宪法会议以制宪之时，两大党各有代表该党主张的一部完整宪法草案提供各方面研究。代表进步党的那部草案为梁启超手笔，而代表国民党的即为张氏手笔。世所称“天坛宪法草案”固为宪法会议所选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所制作，却是委员会当时曾推定五个人执笔（代表五个方面），五个人中又是公推张氏主稿的。

关于民主党、共和党等几多小党合组进步党的事情，我不清楚，这里不叙。但我记得其成立是稍后的，而众议院议长之大争夺战实有以促成之。当全国议员选举揭晓时，参众两院议席均以国民党占过半数。在总名额八百多人中号称五百多人。但其具体数字极难言。因各地方新出人物的政治面貌尚不够鲜明确定，各党派既争相拉扯，其本人又往往有投机心理。我曾目睹此拉扯及投机之活剧。当时北京有东西两车站，除内务部主管方面为议员到京设有招待所，并派员在车站迎候外，各党亦各有其招待所，各都派人持旗帜在站候接。每见每议员下车，则招待人员蜂拥而上，彼拉此扯，各以能拉到自己的招待所为胜利。某人的党籍即以其住入某党的招待所为定。颇有住入甲招待所数日后甚至一二月后忽又移住乙招待所者。其内幕花样甚多，无非金钱酒食拉拢，可不必讲了。

对于国民党的声势最动心、最感到不能相容者莫如袁世凯。所谓拉议员，争议长，各党派皆是对国民党而拉而争。各党派之拉与争似乎各为其党，而在背后资助并运用之者都是袁，其所收效果亦都为袁所享有，此外任何人无所得。可惜当时那些聪明人如梁、汤等皆不悟。由于其对方是一，而此方后台又是一，所以就促成了此方合组进步党。然而进步党究竟还只能间接为袁用，不能直接为袁用。于是末后又出了公民党，由梁士诒（总统府秘书长）直接出面组织议员。

国会开幕，当然要先选出议长来，方谈到其他之事。然而众议院多次开会，几次投票，时间拖至一个月之久还没有议长产生出来。争夺之烈特见于众议院者，一则其权重，又一则其议员年轻，多新出人物。若参议员大半资历老，不易收买其脱党了。必须把国民党议员收买脱党，而后减少其议长选票，增多此方选票。议员声明脱党启事纷纷见于报纸。尤其是当时的《民视报》（其后公民党成立，即为该党御用报）满载于头版，数之近百数。就这样，众议院议长卒为进步党汤化龙（正）、陈国祥（副）所得。只有参议院议长早早选出了国民党的张继、王正廷。

如上所说，为了适应中国要走资产阶级的宪政道路而左翼改组出了国民党，为了对抗国民党而右翼形成了进步党，为了进步党尚不能直接地为袁用，袁部下于是又搞出公民党。当时党派情势变化发展之大端就是如此。但其后又出了新变化。

这新变化是什么？当正式国会末期，宪法未成，而袁世凯却取得了正式总统，他便悍然来干涉制宪。制宪原为宪法会议之事，国民党、进步党（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头脑、有心肝的人士正集于天坛，静心致力于此。他们很想本着他们的信念为国家效劳，不能不惊心于野心家的破坏威胁。他们恍然认识到野心家（袁世凯）是真正的敌人，而他们彼此间还是在思想信念上可以合得来的同志。于是以张耀曾、丁世峰（佛言）为首的两大党一部分议员（可以说两方议员的精粹吧）携手合组了民宪党。这已是临到国会被袁解散的前夕了。

说到此，我又记起了一段故事，无妨补叙出来，那就是宋教仁曾密访梁启超的事情。当唐内阁去职而宋尚在北京之时，他主要是布置改组，迎接大选，以谋政局之新开展。他不单照顾家里的事，还照顾到各方面。主要的如掌握实力并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是一方面，作为言论思想界的权威并代表右翼政党的梁启超又是一方面。宋都希望把他们纳入他所梦想的宪政轨道，彼此在政治上和平竞赛。他之所以和赵秉钧往来屡作深谈，即是对袁的一方作功夫。同时他又访了梁。梁过去曾阻挠革命，此时为革命派所看不起，亦复自觉脸上无光。宋独向他表示彼此应以两党轮替秉政如英美相勉励。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梁若当政则他愿在野相助，否则，他出来时请梁善意监督。这原亦是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所以其后宋被刺身死，梁真是痛惜不已。由此可见两方人物早有其共同的思想意识，其或离或合只看环境形势。

1916年国会恢复时的党派情况

民国二年（1913年）国会被袁世凯非法解散，到民国五年袁倒黎继，乃又得恢复开会。然而当年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大党的局面却没有随之恢复。这是何故？

据我所知，当八百多议员被袁强迫解散后，不少头脑较清醒而于国家大局具有责任心的人皆有所后悔。第一后悔不应先选总统——把有关总统一章从整部宪法中抽出来制定，并选出袁的正式总统。更则后悔不该在制宪过程中牵于党派成见，多所争执，耽误时光，以致久久未完成制宪工作，实无以对国人。及至袁倒，酝酿复会，咸有惩前毖后之心。当群集上海，将次入京之时，即互约彼此虚怀同心以制宪，在制宪期间把党务暂时搁起来。一时风气如此，两大党以至其他党的招牌遂不见于北京。不过事实上，于议场外聚合一些熟人商讨问题，总不可免。于是不厌其雷同近似而有“宪法研究会”“宪法讨论会”“宪法商榷会”等名称出现。或者随便使用个“丙辰俱乐部”（这一年是丙辰年）、“韬园”“益友社”……为名。甚至不立名堂，只就其聚会之地而说“张寓”。总之一句话，不取组党形式，亦实无意乎组党。其聚合一堆的大抵还是旧日同党的人，虽无旧党形式，固未尝忘情于旧党。

“政学会”是其中稍晚出现的一个，而延续却稍久，本文将于后面个别叙说两句。这里继续说总的形势。

大家一心制宪自是好事，但不过初念如此。临到事实上，处在政局中，权势斗争仍居第一位。原非组党的这些集体仍然起着政争工具作用。最后又是政争覆灭了国会。国会再度被解散，宪法还是没有制定出来。其详就非本文所及了，这以后，国家大局日益恶化，军阀势力高于一切，只能从其时政治上人事彼此分合之间见出种种派系，无政党组织可言，过去两党卒不再见。至于北伐时的国民党乃是又回到革命党的路上，与前非一事。

应该指出，李著第十二章第二节题为“国会恢复后的党派形势与政潮”，陶著第三册有题为“国会中党派分化和转化的简单轮廓”一段（其中陶因袭于李，只加以简化），其所说几乎全无是处，例如说“进步党领袖提出不党主义”，梁、汤一向迷信政党政治，其一时不党（如上述）则有之，何能有此“不党主义”？且进步党领袖又何能同时使广大国民党议员为之景从？又说梁为宪法研究会，而汤为宪法讨论会，很短时间复合并为一，皆不符于事实。以我见闻所及，宪法讨论会始终以江天铎（粤人，国民党）、孙润宇为代表，曾未闻有所合并。观于李著讥笑梁、汤原是一家人何必分开，疑讶“研究”与“讨论”到底有什么区别等等的说话，正显露其于当时情势变化之由来隔阂无所知，误有所闻而不能辨其误。

陶著说，此时“国民党已经名存实亡”，其实颠倒了，应该说它名不存而实尚未亡。此时孙先生所领导的名为中华革命党。在京的议员们分化为几个单位，即如老同盟会人物亦用了丙辰俱乐部一类名称，更无人肩着国民党这招牌。然而正如我在前所说“虽无旧党形式，固未尝忘情于旧党”，彼此言论主张仍多从同，甚至行动上有联系。同时不要忘记自由散漫原是此时的风气，其不尽一致是不足怪的。

政学会是当时国民党议员的几个集合体之一，或者还是一个较大的集合体。张耀曾先生被推为政学会的正主席。我此时虽为他任司法部秘书，但在这方面帮助他的是另一秘书沈衡山，我未曾参与其事，因而所知甚少。当时任副主席的为李根源、钮永建、谷钟秀三位。三位先生的年纪均长于张（张生于1885年，此时只三十二岁未满），论资望，张亦并不出于三位之右。其卒被推为正主席者，似为他平素立身端正谨严而对国家大局一片公忠，易得群众信任之故。若以今天所谓“组织者”所谓“领导人”来衡量他，他是不够的。他参加同盟会甚早，却非一个激烈分子，而是民国初年流行口语所谓“稳健派”。其实整个政学会就是一稳健派，颇似有中间偏左那种意味。陶著（第三册102页）说“张谷二人所组政学会已成为背离国民党的另一团体，并且具有反对孙中山的倾向”，全不忠于事实。

但后来孙先生领导护法之役，“非常国会”在广州的那些年中有所谓“政学系”者则非我所知了。而且就在张氏怕亦不尽知。因为据我所知，张本人虽支持护法之役，却一直留在上海，未曾一去广州。又据其故后其家人所撰行述一文（张故于1938年7月，有行述一文刊于当时讣告之后，今有存本），他曾在上海宣布解散政学会的。至于末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时代，道路传闻仍有政学系之说，那就更不相干了。

《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一文的补记

此文出于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之先，经由申伯纯副秘书长面呈周总理阅过，又经沈衡老证明我所述事实无差误。但在文章刊出后，我却又弄清楚了其间某些问题或情节而来不及补充或修改。兹特分别补叙于后—

（一）后来“政学系”的称号是从杨永泰而来。杨原为当初政学会骨干之一，后来在广东任财政厅长，且曾代理省长。在“非常国会”集会于广州时，议员中如韩玉辰、刘治洲等均属政学会成员，仍有其派系存在。末后杨成为蒋介石亲信的秘书长，与张群、熊式辉相结合，于是杨、张、熊及其一群便被人呼为政学系。特别是因为陈立夫派所妒忌而名声更著，最后杨卒死于陈之手——为陈派刺杀于武汉。

（二）宋遯初（教仁）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吸收四个小党派组成中国国民党后的实际领袖人物。他有心出面组阁当政，非止与赵秉钧亲切交谈，而且有一段时间住在赵家中，接受袁赠的某银行支票簿，可以自己随意填写支取银款。据闻宋离京南旋，曾支用二三百元小款而交还了支票簿。其行动颇有分际，不即不离，其为袁所深忌而必欲杀之者正在此。—袁不杀宋，宋将依国会为后盾以组阁，袁且落于受制而无能为也。

忆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双十节”

——1936年国庆纪念会上的讲话

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日国庆日。这日子是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永远不能磨灭的一个很深刻的很大的转弯。我们的历史，到近百年来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那就是因为世界大交通，让我们这老的文化国家，从来在文化上优胜独尊的，遇着一个不同的，新鲜的，也是很高的文化的西洋人在这时候到东方来，两下里相逢以后，我们即被包围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受到种种刺激压迫，不能不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至少已经过去了六十年，到今天犹变之未已，今后还在要完成这个转变。可是这一个大的转变中间，以二十五年前（1911年）的今天为最深刻的转捩关键，所谓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比如就“国庆”这两字说，大概在古书里历史上找不出来。从前的中国没有这句话；勉强说有的时候，也不过是指皇帝个人的生日。国庆这个观念，实在是于国际的环境中由旁的国家而反映出我们自己的国家，才对国家之可庆祝的事情发生纪念的意思。从前中国缺乏国际环境，因为不知有别的国家，所以也就不知道有自己的国家，仿佛是忘了有国家这回事。自西洋剧烈的国际竞争包围了中国，才唤醒了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于是乎有国庆。

第一个国庆的纪念日，我曾在当时的首都北京参加过，那是袁（世凯）总统的时代[15]，民国的头一年（1912）。那时候北京当真是庆祝得很热烈，因为许多革命的党人同志，他们作了多年的运动，好容易才有成功，从这里完成了共和的建立，当然他们兴高采烈地庆祝历载奔走流血所换到的结果。当时北京尚没有多少能开大会的地方，仅有琉璃厂比较可以容纳较多的人，所以就在那里举行。那时候人之多，之拥挤，在我真是头一次看见。差不多人到那里就被夹住，完全不能动，妇女小孩很多被夹得哭出来。——自然一面是因为中国人不会开会，一面也因为人太多，故紊乱拥挤到不能形容。虽在深秋，大家都穿着夹衣，而以人多且须用力撑持，所以人人皆挥汗如雨。那时候许多革命纪念品的陈列，革命先进的讲演，分了好几个地方。那一天的大会，袁总统自己没到，国务总理赵秉钧和所有阁员，其他军政长官都到了。还有许多游艺。许多庙会上所有的玩耍、买卖，也都应有尽有。可是，我想就是那一个庆祝大会，或许还没有外国人对他们的国庆纪念得疯狂热烈。在人家，每人（男女老幼）都有很清楚的国家观念，中国人则一时不容易谈到；所以在那个时候只有热心奔走革命，曾经对民国用过一分心力的人，其庆祝纪念真是高兴热烈，余者则懵懵然看热闹而已！从第一次的国庆，到现在不知不觉已二十五年；在这二十五年中，让我们民族的命运更像是艰难困苦沉沦危险；可是也许就在这艰难困苦中，更锻炼了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虽然我们不愿意要狭隘的国家观念，很小气的自尊心理，一味排斥旁的国家，然而究竟民族意识、国家观念，还是应当有的。

我们真没想到民国到了二十五年还是这个样子！我记得辛亥年（革命军武昌起义的那一年），我正十九岁，那时我也是跟着许多革命前辈在那里跑的一人。我参加革命工作虽然很晚，但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就常常从上海、日本有许多报纸杂志寄给我们，已经是精神上相往来了，不过没参加工作。我参加工作，是在武昌起义之后。那时候实在还是小孩子。我们的工作，一面好像很凶，玩手枪炸弹的把戏；同时亦儿戏得很，并不知其中的轻重关系，拿手枪和拿小刀玩耍一样。记得当时我们的秘密机关在东单牌楼二道街[16]，为了避免清廷的注意，于是我到昌平州运了大批的煤油灯罩，前边开铺子，后边就是机关。像这一种的事，现在想起来如在眼前。在那个时候以前，就国内说立宪运动潮流较高；国外（如在日本）则革命情绪较浓。当立宪运动鼎盛的时候，各省都有代表到京，要求清廷缩短预备立宪的年限。——原来预备立宪的年限定为九年，全国的舆论以为九年的时间太远，最好缩短为二年或三年。要求的结果，清廷答应了缩短为五年，大家还是觉得远，以为五年以后才能立宪，政治上才能有办法，岂不太迟了。真没想到达到真正立宪的程度，虽五年九年亦不算长，谁知至二十五年之今日还是这个局面呢！那时候如果有人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有办法，绝无人相信。可见在社会里对社会的前途能有先见，真不是容易事！当时一般的意识情绪都集中到政治改造上，经济的改造差不多没人注意，整个的社会问题更意识不到，而现在由二十五年的历史慢慢领着我们走，成功了一件事情，就是对问题的认识比从前进步了。大家从政治问题注意到经济问题，乃至整个的文化问题，社会改造；这是在一切没有成功里面的一个顶重要的成功。没有对问题的认识，则没办法能有大的成功（所谓大的成功即指旧社会改造，新社会建立而言）。今天可纪念的就是慢慢地我们认识了问题，在二十五年艰难困苦的经过中，像是指点告诉我们新中国的缔造是不容易；是很费事的。大家要知道，越是不容易成功的事情，越是一个伟大的事情；如果是一个伟大的事情，则一定是不容易成功的事情。中国历史的转变，没有法子不是一个大的转弯；中国的社会改造没有法子不是一个大的工作，没有法子小就。倘使立宪运动成功了，或革命共和一举成功了，那都算是小就；这许多的磨难就是指示给我们前途是伟大的，不能甘于小就，应当创造我们最理想的社会。好，在今天国庆的日子，我们祝望我们民族前途的伟大！

沈钧儒先生与政学会

——兼记袁世凯死后的南北统一内阁

沈钧儒先生是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发起救国会，代表广大社会群众要求南京蒋政府莫打内战而抗日的“七君子”为首人物。这是人所周知而共仰的。但1917年即民国六年沈老曾与我共事于北京政府司法部，且参与当时发起组织政学会的活动，似少为人所留意。兹先简述昔年政局变化的史实如次：

（一）袁世凯帝制失败，遂有南北统一内阁之产生。

袁世凯帝制失败，主要是由西南各省护国军起来后全国响应之故。然而袁虽倒而北洋军人势力仍然得以维系者则端赖有段祺瑞其人。远从清季以来段的权位势力即仅次于袁，而为袁所倚重。入民国后一向任陆军总长。他为人正直，与段芝贵、雷震春等许多人，大有泾渭之分，抗声反对帝制，即于帝制热闹中坚决辞职离京，退隐西山，袁再三慰留不得，只好以王士珍代长陆军部。

袁在称帝之前，为集权于总统府，废除国务院，而设置政事堂，一切机构大改。及至帝制失败，袁羞愤将死，乃挽段出山。段出，拥原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黎任命段为国务总理，恢复国制如初。此时西南护国军方面与北京合乎法统的黎、段政权之合作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便出现了南北统一内阁。

（二）当时号称南北统一内阁者，盖以张公耀曾代表西南方面北来入京参加了中央政府也。在政府中张公任司法部总长，而徐谦氏为次长，二公同是老资格的国民党人，然而此时政界气氛却以隐没党派分野为特征。这是为何？于此，宜叙明张公本人的党派历史，再行阐明民国六年那时的特殊形势。

（三）张公青年留学日本时，早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中国革命同盟会。民国开国之初，他为临时参议院议员，曾由同盟会的议员们公推为院内总干事，隐然一中心人物。民国二年正式国会时，云南选出他为众议院议员，为了把同盟会从革命党改组为宪政下一普通政党，他与宋教仁氏同心协力以同盟会为中坚基础，联合一些小党派建起了中国国民党。建党大会上有孙、黄二公亲临指导。（附注：笔者以同盟会员参加大会，存有记录。）在党本部组织中，他被任为总干事兼政务研究会主任。很明显，张公历来为党内一骨干人物，为一实干家。

（四）上文所云民国六年出现了党派隐没不见之特殊形势者，现在便好来阐明其故。

盖过去国会内曾是国民党与进步党一左一右对峙之局，而今当两院议员聚集上海准备入京复会之际，彼此交谈深悔过去各为党派成见所误，未能尽心协力于制宪之大业，有负国人重托，今番亟宜认识到制宪第一而从事。此即民国六年两院议员入京后更不见两党踪影，所见者有宪法研究会（梁启超、汤化龙一派系）、宪法讨论会（江天铎、孙润宇等人）、宪法商榷会（孙洪伊等人）、丙辰俱乐部（马君武等人）、益友社（褚辅成等人）、韬庐（佚忘其人），而政学会亦即彼时议员集体之一。

政学会萃集了两院议员百数十人，例如钮永建、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皆在其内，取名“政学会”即张公所提出而为众人所同意者。钮、李、谷三公论年齿资历皆在张公之前，而卒以会长属之张公者，如俗所云：能者多劳也。遇有兼顾不及之时，则嘱托沈老为他的代表。

（五）吾文开首所云沈老与我曾一度同事者，即指沈老与我一同任司法部秘书而言。其时同任秘书者四人，各有所司之事，席上珍、杨学礼（皆云南人）两位负责部内公务，如阅看及草拟来往公文之类，我则负责张公私人函电，主要是与西南方面来往联系的密电。而沈老则作为张公的代表参加政学会了。记得那时张公三十三岁，沈老四十二岁，我二十四岁，而今张公、沈老逝世各已多年，独我年逾九旬，犹得写记此近期史实之一斑，以为治近代史学者参考之资。

1984年1月25日写竟

补正两点

（一）沈老当年之参加政学会，盖因他本人是国会中候补的参议院议员，而非徒以张公的代表而参加者。沈老在清季曾是浙江省谘议局（后改省议会）的副议长，富有资望，只因与张公交契甚厚，乃作为秘书以襄助一切耳。

（二）当年政学会成员有百数十人之多，其中骨干人物之一的杨永泰（广东人，号畅卿）后来任蒋介石的秘书长，与张群、熊式辉相结合，以致陈立夫一派深受排挤，因指斥曰政学系，其后杨卒为陈派刺杀于武汉。此所云政学系者与沈老固不相干，但曾经一时所习熟的政学系一词却沿袭自政学会而来，遂连带及之。

1月27日补识如右

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

1964年3月18日访章行严先生于其史家胡同住宅，听其漫谈往事，愚亦偶有插言，分条记之如次。

一、章先生谈辟园先兄往昔在长沙主持实业学堂时，聘张溥泉（继）先生等多人任教员，章本人原在其内。辟园发现他年纪轻，劝他宜求学深造，不必当教员；章既纳其忠言，至今不忘于怀。愚即以辟兄与我的宗族关系告之。辟兄名焕奎，字璧元，与我同高祖。他的曾祖与我的曾祖为亲兄弟。但他的曾祖从桂林避乱出来，就在湘潭落户，后人遂成为湖南人。而我的曾祖在京得中进士，宦游北方，至我们一辈犹保持桂林籍贯未改。1938年我访毛主席于延安，一见面，毛主席就问我究竟是广西人呢，还是湖南人。盖1918年毛主席初到京时，住地安门鼓楼豆腐池胡同杨怀中（昌济）先生处，而辟园先兄则住缨子胡同我家。杨先生和我虽同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相识，但他时常来我家主要是看望辟兄。毛主席习知其事，却又听说辟兄为湘人而我为桂人，颇怪既是一家兄弟胡乃不同省籍？经我解释了，乃明白。

二、我于是谈及杨先生与辟兄交谊之非泛泛，杨称呼辟兄为师。章先生大讶不解，以为此两人同年辈，岂有师生关系。我因举所知来说明。光绪维新，湖南居全国之首。湘抚自陈宝箴以迄俞廉三、赵尔巽以来，辟兄皆以才识见赏于时。当时设施新政如矿务局，如学务处，兄皆参与其间。策国是者当时虽有维新革命两派不同，亦复不少联系。如张溥泉属革命派，而聘入实业学堂即其一例。庚子（1900年）国难后，时论群趋维新，而维新莫近于留学日本。辟兄建议于省当局从乡试落第诸试卷中，择优选取若干名送去日本留学。当局既嘉纳其议，即属辟兄任其事。经选定后，当局又派辟兄为留学生监督，率领东渡。彼时杨先生适被选取又在随同东渡中。此即其奉辟兄为师之由来也。杨先生诚恳木讷，是其特点，辟兄雅契于心；东游时携有幼弟焕均同行，即嘱焕均拜杨先生为师而从学焉。前文云非泛泛之交，指此。

周道腴（震鳞）先生是革命派老辈人物，当我读中学时先生任教中外地理。1950年相遇于全国政协会，当先生稔知我与辟兄关系后，曾语我，清末他因奔走革命困于南洋（群岛）某埠，曾得辟兄兑寄二千元。辟兄之赞助革命救国运动，于此见一斑。合附记之。

三、章先生谈民国初建，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他游北京时曾与袁一晤，袁遽发表他为北京大学校长，见于当时政府公报。他辞谢不就职。对我说明云，彼时他只三十六岁，非老师宿儒，如其竟然长此最高学府，在国际上将是笑话，被轻视。袁之为此，示恩拉拢，他决不受拉拢。这里须说明袁章之间是有些私人关系的。清季吴长庆统大军驻朝鲜，袁为其中军营长，甚见倚任。其后袁接掌兵权，干预朝鲜内政，盖基于此。吴公子彦复先生雅有才学，为一时名士。其二女弱男亚男并游学日本东京，与章先生相值。章与弱男恋爱结婚焉。袁为吴旧部，章为吴孙婿，此即其私人关系也。袁意欲从私人关系上结纳一革命派人物，在政治上可以彼此利用，其正所谓奸雄乎！

四、章先生谈及1916年的北京大学，蔡先生从欧洲应邀回国接任校长，引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事（注：北大原分设文、理、法三科各置学长一人，其后改为三个院，学长改称院长）。他那时正在日本东京，得陈函电相邀，即回国入北大以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据谈他与蔡、陈两位原是老熟朋友。早在前清光绪三十年（1904）他与蔡在上海组织“爱国学社”，他担任体操教员，因他学过陆军。蔡先生同其他学生们一起排队练操。盖其时无所谓师生，彼此互教互学云。又谈1903年上海《苏报》（革命派机关报）被封禁后，他同陈独秀曾创办《国民日报》事。又谈1904年留日学生以汤尔和、钮永建为代表大批退出日本回国组织义勇队，陈为队员之一云云。所有这些事情在我都是珍闻，他们老前辈的救国活动创造精神皆值得我们学习。（附注：可惜汤尔和后来当了汉奸。）

章先生随谈到他介绍杨怀中（昌济）、李守常（大钊）进北大之事。杨在北大担任讲西洋伦理学史等课，李则接替他的图书馆主任又兼讲唯物史观。我与守常相识在前，曾记得在一次守常宴客席上遇到独秀。那时他原是为亚东图书馆募股，从上海来北京的，不期，而遇到蔡元培先生接任北大校长，便应邀入北大了。

章先生最享盛名是其主编《甲寅》杂志时（1914年），守常亦即因投稿而相熟。其后守常且被邀请为其家庭教师，教其子女章可、章用、章因。于是守常与吴弱男夫人遂相熟，且思想意识上相投契胜于章先生。守常、独秀雅相契合，一同发起组织共产党，章先生则保守，甚至不喜白话文。后来（1925年）章先生参加段祺瑞政府任教育总长时，从盛名在舆论上转为骂名，此则由其个性之强也。

附记：在《我的自学小史》一文中，记有关于章先生的一些事情，可以参看。

又附记：行严先生在学术界才思敏捷，冠绝一时；在时局政治上自具个性，却非有远见深谋。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每月用度不赀，率由其时其地秉政者供给之（如蒋介石、宋哲元、毛主席先后均曾供给）。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我到北大任教的经过

我到北京大学任教，始于1917年下学期，而受聘则在其前一年蔡先生初接任北大校长之时。蔡先生之知我，是因看到那年（1916年）六、七、八月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我写的《究元决疑论》一篇长文。文中妄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今日看来实无足取，而当时却曾见赏于许多人。记得蔡先生和陈独秀先生（新任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之文学院院长），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之时，我本不敢应承的。我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而据闻在欧洲在日本一般所谓印度哲学，皆指“六派哲学”而言，其中恰没有佛家。蔡先生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我说不知道。蔡先生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只有应承下来。

虽则答应了，无奈我当时分不开身，当时我正为司法总长张镕西先生（耀曾）担任司法部秘书。同时任秘书者有沈衡山先生（钧儒）。沈先生多为张公照料外面周旋应付之事，我则为掌理机要函电。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为主，张公实代表西南滇川两粤而入阁。正在南北初统一，政治上往来机密函电极多，我常常忙到入夜。我既于此门功课夙无准备，况且要编出讲义，如何办得来？末后只得转推许季上先生（丹）为我代课。

及至次一年，经过张勋复辟之役，政府改组，镕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职，南游入湘。十月间在衡山的北军王汝贤等部溃走长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随着溃兵难民退达武汉，就回北京了。因感于内战为祸之烈，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养成民主势力。自己印刷数千册，到处分送与人。恰这时许先生大病，自暑假开学便缺课，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才到北大。

许季上先生在佛学上的素养远胜于我，又且长于西文。他讲印度哲学，一面取材西籍，一面兼及佛典。我接替他，又得吴检斋先生（承仕）借给我许多日文的印度哲学书籍作参考。其后，我出版的《印度哲学概论》就是这样凑成的。我在北大，随后又开讲一门唯识哲学，自己编写了《唯识述义》三册，次第付印（今已无存）。对于讲唯识，我后来有些不敢自信，建议蔡先生由我去南京支那内学院请人来讲。初意打算请吕秋逸先生（澂），未成事实，改请了熊十力先生。熊先生来到北大，即有《新唯识论》之创作。他却是勇于自信而不信古人的。1920年我提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了一个月的讲演，不在哲学系课程之内。然却由此在哲学系添讲儒家哲学一课。到1924年暑期我自己去山东办学，辞离北大，计在校共有六个整年。

当时有关佛学的其他讲座

当时我讲的印度哲学既括有佛学在内，又且专开一门唯识哲学。但在爱好哲学从而爱好佛学的蔡先生，犹以为未足，先后又请了几位先生任讲佛学。一位是张尔田先生（孟劬）讲《俱舍论》（代表小乘）；一位是张克诚先生曾讲了《八识规矩颂》《观所缘缘论》（代表相宗或称有宗），还有一位邓高镜先生（伯诚）曾讲了《百论》（代表性宗或称空宗）。虽然其时间都不长，似亦不列入哲学系正式课程之内，然而蔡先生之好学却于此可见。其中张克诚先生，原是先在西四牌楼广济寺自愿宣讲，任人来听的。蔡先生和校中一二同事亲往听讲几次，便约请其到校内来讲了。

我们从许多处皆可看出蔡先生对学术、对教育、对社会运动有他一股热诚，不愧为应乎其时代需要的革命家，而全然不是一位按照章则规程办事的什么大学校长。所有的史料均足为证明，即如上述一些小事亦复可见。

哲学系的盛况

蔡先生曾创立以美育代宗教的学说，又尝在校自己讲授过美学。他为哲学系先后聘请的教员很多，我不能悉记，即不能备举。我且举一个张竞生。这是从美育、美学而联想起来的，因为张先生曾讲了一年《美的人生观》，并且把它印成了书出版。这自然是他自己的学说。其后，他在校外又出版一种《性史》，似是陆续发行的期刊，其内容猥亵，很遭物议。我虽亦认为给社会的影响不良，然却谅解其人似与下流胡闹者有别。总之，由蔡先生的哲学兴趣，又请了一些有哲学兴趣的教员，便开发了学生们的哲学兴趣。哲学系在当时始终为最重要的一个学系，估量比其他任何学系的学生都多。特别是自由听讲的人极多，除了照章注册选修这一哲学课程者外，其他科系的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等等），乃至有些并非在校学生，而是壮年中年的社会好学人士，亦来入座听讲[17]。往往注册部给安排的教室，临时不合用。就为按照注册人数，这间教室座位可以容得下，而实则听讲的人竟然多出一倍。我自己的经验，当1923年前若后，我讲儒家思想一课，来听讲的通常总在二百人左右。初排定在红楼第一院某教室，却必改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学年届满，课程结束，举行考试的试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注册的正式学生之数了。大约胡适之讲课，其听讲的人可能比这还要多。

然而莫以为来听的人，都是钦佩这位主讲的，例如有彭基相、余光伟等同学，他们都不大同意我之所讲。据闻他们对旁人说：“我是来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这种态度并不可厚非，这正见出当时学术气氛的浓厚。大家都在为学术，所以学生求学非只为取得资格、取得文凭。记得同学朱谦之曾反对学校考试，向校当局申明自己不参加考试。蒋梦麟代校长有书面答复张贴出来，说不参加考试是可以的，不过没有成绩分数，将来便没有毕业文凭。像这样不计较分数和文凭者颇有其人，非只朱一个。同时，我还清楚记得张贴出来的答复上面，竟称他“谦之先生”。这位校长先生又未免太客气了吧！

蔡校长在北大的一段历史意义不寻常

今天的新中国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其造端，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肇启于五四运动。但若没有当时的北京大学，就不会有五四运动出现，而若非蔡先生长校，亦即不可能有当时的北京大学。直截了当地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中国国民党，国共第一次合作，都是从五四运动所开出的社会思想新潮流而来的。毛主席曾说过这样一些话，可以为证：

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以上均见《新民主主义论》）

如所周知，这是远从世界历史、近从中国历史当其时机运会到来所起的一大变化，自有许多人聚合参与其间，不能归功于任何一个人。然人必有主从，事必有先后。论人则蔡先生居首，论事则《新青年》出版在先。许多人的能以聚合是出自蔡先生的延聘，而《新青年》的言论倡导正都出自这许多人的手笔。

陈独秀创刊《新青年》，始于1915年，经过一年多，1916年蔡先生聘他为文科学长。蔡先生一向主张办大学要以文、理两科为主，所有其他法、商、工、农、医等科都是在这两科学术基础上的发挥应用。故尔，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其任务全在把文、理两科办好。两科比较，文科尤为蔡自己兴趣所在，则其聘陈，非出一时随便可知。据我当时见闻，事情却又凑巧，蔡来京就校长职，居南城官菜园上街。陈适亦为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个出版社，《新青年》初由其印行）募集股款来京，住于旅馆中。两位先生虽早相识，然对于文科学长人选，蔡初未有意于陈，旁人力荐，经访谈几次极洽，乃定局。陈是反封建的一位闯将，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其为人圭角毕露，其言论锋芒逼人，恰与蔡先生的为人态度不相似而极相反。人人皆知蔡先生长北大，于新旧各派人物兼收并蓄，盛极一时。然其内心倾向坚持在新的一面，我们从其用陈见之，尤于其后一力支持陈氏见之。校外固然把陈当作洪水猛兽来反对，校内亦有不少人对他有反感，因为他往往说话得罪人（例如在会议席上当面给理科学长夏元瑮以难堪之类），而且他细行不检，更予人以口实。然以有蔡先生自己出面对外承担一切，对内包容不疑不摇，故卒能俾陈发挥其作用。

胡适到北大，即由陈引来。行严先生与蔡与陈皆相熟至好，很快经邀聘到校，任教逻辑一课兼图书馆主任，但未能久于其事。[18]

李大钊则由章行严力荐而来，并且以所任图书馆主任让李。鲁迅（周树人）则是早先经蔡先生引用于教育部，此时又请其来校兼课的。此外的人物当然还多。还有同学中亦出了不少有力人物，皆与当时运动有关。然人物尽多，其中要以陈、胡、李、周四人起的作用最大，其影响所及不限于校内，抑且不限于北京一地而能风动全国者，则以种种刊物是不胫而走的。这些刊物，《新青年》而外，如《每周评论》《新潮》《努力》等等尚多，然其中要以《新青年》起的作用最大，又不待言。以时间计之，“五四”、“六三”是1919年5月、6月的事，其时《新青年》刊行既满三年有半。正为在事前有这三年多的酝酿发酵而后乃有北京八校的学生行动和上海各地的罢工、罢市那些风潮出现，不是吗？

试看，毛主席之从湖南来北京大学旁听各课[19]，不正是被新思潮吸引而来，不正是在五四运动发生的一年之前吗？那时非独青年学子多被吸引北来，就是年纪大很多的，亦有不少人其思想有烦闷、生命有活力亦一样抱着为解决问题的心情而北来。例如今天年过九旬的张难先这位老人家，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且将五旬了。据我所知，不一其例，且不多举。

核论蔡先生一生，没有什么其他成就，既不以某种学问见长，亦无一桩事功表现。然而他所成就之伟大，却又非寻常可比。这就是：他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新潮流，冲破了社会旧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为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在这里，他并非自己冲锋陷阵的。他之所以能成其功，全在他罗致聚合了上述许多人物，倾心倾力维护他们，并从而直接间接培养出了许多青年后起人物。

雄辩会

雄辩会是当时北大同学间发起成立的一种组织，主要以练习作讲演和彼此辩论为务。据我记忆，起始于1918年春季，参加者以法科同学居多数。我当时担任着印度哲学讲席，而在古印度社会公开辩论哲理之风最盛，其“因明”之学即发端并发展于此。因此同学们曾邀我在他们会上讲过一次话。其会务主要负责人，记得是方豪、雷国能等同学。此会后来发展如何，延续下去有多久，不详。

行知会

“行知会”抑或为“行知社”，其名称我记不明确。其发起成立似较晚，大约在1922年或1923年了。这是由哲学系同学们所发起，而参加者亦以哲学系同学居多。当时北大同学中间的种种组织非常之多，或注意知识方面，或注意艺术方面，或注意社会问题而有志于社会运动。唯此会则以个人的品德行谊为其注意所在，只要求各人就其所知所信而勉行之，故称“行知会”。参加的同学人数不多，约二三十人。不过教员方面被邀请参加者亦颇有人，我本人即其中之一。据记忆，还有徐炳昶先生（旭生）、屠孝寔先生（正叔）；乃至其时在校任课的德国人卫礼贤先生亦参加。凡会员初次出席与会者，即自己谈其所知所信和过去生活经历，以及今后如何自勉。记得我曾亲听到卫礼贤自谈其早年如何来到中国传教，久而久之，如何如何大大佩服了中国文化和学术，今后回国将以毕生精力从事译述宣传云云（他的中国语文很好）。其时负责会务者，只记得一个同学是河南人，姓杨，而忘其名。事隔十数年后，抗战期间忽遇其人于开封，似改名杨一峰。屠先生故去多年，现在谈及往事只有徐先生尚可为证。

记彭翼仲先生

——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

凡自幼居住北京而年在六旬以上的老辈人，一提到“彭翼仲”三字，大概没有不耳熟的。其人其事虽已过去五十多年了，而在不少人中间仍然留有印象。他于1902年为北京社会首创了第一家民间报纸，随后又陆续出版了两种报纸，倡导爱国反帝和维新改革运动，遭受摧残，身被重罪，如我后文所述。然而我今天查阅那些讲到中国报纸历史的各书，或则漏掉不提，或者止于提及报名，或虽则言及某报被封、某人被罪，却又错谬不合。至于其所从事的社会运动曾有若何影响成效，就更无只字道及。

我查阅的计有下列各书：

一、《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著，1927年初版，解放后有三联书店1955年新版

二、《中国新闻发达史》，蒋国珍著，1927年世界书局出版

三、《中国新闻事业》，黄天鹏著，1932年现代书局出版

四、《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系教研室编稿

五、《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稿》，张静庐编，中华书局出版

就这些书来看，对于过去各地报纸，还要算戈著《中国报学史》记得较详。原书第四章题为“民报勃兴时期”，在北京出的日报方面，首列《京话日报》，丛报期刊方面首列《启蒙画报》，而于《中华报》亦没有漏掉，这就很对。戈著把中国民间自出报章标为“民报”，以别于官报和外报——外国传教士或洋商办的报，这种分别亦极好。官报、外报、民报其背景立场本来是迥然不同的。例如不加区别的话，北京之有近代报纸，日商《顺天时报》还早于《京话日报》。但那是有日本帝国主义作背景的，别有作用的。北京有官报则更早。唯独从中国的民间立场来说，彭先生之在北京办报乃具有首创精神，不容埋没。

然而戈著对于彭先生之被罪和他的报纸如何被封，却又言之错谬，如原书说：

光绪三十二年《中华新报》以登载军机大臣瞿鸿禨卫兵抢掠事被封，主笔杭辛斋、彭翼仲递解回籍。

这里《中华新报》实为《中华报》之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当时北京并没有什么《中华新报》。而且向来军机大臣在京亦未闻有什么卫兵，更没瞿的卫兵抢掠之事。当时彭先生所办《中华报》和《京话日报》同时皆被封，实别有其原因，如我后文所述。彭、杭二公最初定罪虽同是递解回籍，严加禁锢，但后来只杭公递解回籍，彭先生则是发往新疆监禁十年。所以戈著说的大多不对。

戈著所说，有的对，有的不对。其他各书则更疏漏或有误，尚不及戈著。这就使得我今天不能不来写此一文了。

我和彭先生的关系非同泛泛，是有责任来作此记述的。他和我先父从年轻便交好，换帖订盟如兄弟。因为交好，彼此又作了儿女亲家，他的长女就是我的长嫂。在办报的同时，他又办了“蒙养学堂”，亲自教育儿童。学堂同报馆即设在一处（前门外五道庙路西），我就是那里的小学生，课余常常看到排版印刷。《启蒙画报》便是我自幼心爱的读物。1942年在桂林我五十岁时，曾写过一篇《我的自学小史》，叙说我既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旧教育，所受新式学校教育亦很少，一生全靠自学。而自学每每是先从报章杂志吸取常识，引起了某一方面问题的兴趣和注意，然后再寻求专书研究。彭先生所出各报正是最初助成我自学的好资料。彭先生当年的事业和他致力的社会运动，原都有我先父一分赞助力量在内，而到后来我之所以投身社会政治运动，自然亦是受他们两老的启发和感召。试问像这样，我焉能忘怀于他，不为他尽这份笔墨之力？

当我将要撰写此文，我先邀请彭先生的子女们会谈。这就是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姐姐彭清缃，还有清杰、清颐两弟兄，亦各六十岁了。向他们征集些材料并请其帮助作些回忆。又恐怕我们这关系太亲密的人叙述易流于溢美或偏于主观，我特访老舍先生，征求意见。老舍大为赞成，鼓励我放笔写，还又介绍我访问了徐兰沅、萧长华、郝寿臣各位先生，都请他们说一说当年对于彭先生及其报纸印象如何，感想如何，希望从旁面得到一些印证或矫正。本文在后面都分别引用了他们各位的谈话。

彭先生所办的三种报

彭先生所办报纸先后计共有三种，最先办的是《启蒙画报》，开始于1902年夏间出版；其次是《京话日报》，开始于1904年阴历七月出版；又其次是《中华报》，于同年阴历十一月出版。就在《中华报》出版后，感觉到三种性质不同的报刊难于兼顾得来，于是把《启蒙画报》停刊了。此后便是《京话日报》和《中华报》两种在发行，直到1906年阴历八月十二日同时被封为止。

说到《启蒙画报》，徐兰沅先生极有印象，自称幼年非常爱看它。这恰同我一样。他指出它给了我们许多自然界现象的科学说明，获得一些常识而免于糊涂迷信。它与今天的连环画、小人书略相近而又不同。少有国王、公主、老虎、狗熊的童话，却把科学道理撰成小故事来讲。讲到天象，或以小儿不明白，问父母，父母如何为之解答。讲到蚂蚁社会，或用两兄弟在草地上玩耍之所见来说。作算术习题，则以一个人买卖东西为缘由。讲历史，则先讲些较近的清史以至最近如庚子义和拳的经过。开初还有一门“蒙正小史”，专选些古时人物当其儿时的模范事迹来讲，儿童们看了很有益。至于名人轶事，则有如诸葛亮、司马光、范仲淹很多古人以及外国的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俾斯麦、西乡隆盛的种种故事，长篇连载。它行文之间，往往在人的精神志趣上能有所启发鼓舞，我觉得好像它一直影响我到后来。

《启蒙画报》最初是日刊一张，后改半月刊，又改旬刊，每册约二三十页。画图出于永清刘炳堂（用烺）先生手笔。刘先生作画不是旧日文人写意一派，他虽没有学过西洋画法，而自能得西画写实之妙。可惜当时只能用木板雕刻，不免僵拙，又墨印没有彩色。北京图书馆现存有此报1902年和1903年的，而缺1904年份的，约计所存不足其全数三分之二。

当年对于北京社会乃至广大北方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的，却是《京话日报》。它是全用白话文的小型报纸，内容以新闻和演说（相当于社论）为主。新闻分为本京新闻、各省新闻和紧要新闻。紧要新闻包有国内和国际的大事。它原是给一般市民看的，但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亦不少。彭先生所致力的爱国维新运动，主要凭借于此报。本文随后将特加叙述，这里且不说。

据郝寿臣先生对我谈，他曾是《京话日报》一个热心的读者，每月累积装订成册，都保存起来，只为年代太久，又历经变乱，而今已没有了。其实这在谁家，亦难以保存得下来。幸好我从张申府先生处得悉北京图书馆有存本，还是解放后他为图书馆从旧书摊贩手中购置的。这便让我在此文撰写上得有所资据。

《中华报》又是别一类型，不同于前者。本来彭先生念念在开民智，其眼光总是向下看广大群众的，不像康、梁之向上看朝廷政府。彭先生又是力倡白话文的（详后），认为文言极不便于大众，必须要改。但《中华报》却全是用了文言而命意“开通官智”。——这句话是彭先生自己说的[20]。所以其内容除新闻消息外，以论政为主。它是专为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一种报。因我那时年幼，不大能看懂，就不多看它，现在对它已经印象模糊了。只记得它是订好薄薄一本的而不是一单张纸印的。北京图书馆虽存有前两种报，但却没有此报存本，大约现在无可寻觅的了。

《京话日报》和《中华报》之所以被封，彭先生之所以得罪，可能由于招人忌恨已久，而《中华报》的一篇报道却为事情爆发的导火线。有康、梁一党的吴道明、范履祥二人由日本回国内有所活动，在天津被袁世凯的北洋营务处（相当于军法处）秘密处死，经《中华报》以“保皇党之结果”为标题揭发出来。据彭先生的自述：

保皇党被捕杀一案，京津各报无敢言者。《中华报》访员由天津来稿，详述党人口供并暧昧处死之情形，附注云“事关重大，不负责任”。杭辛斋以稿示余。余曰：必专员赴津调查再登。专员往返五日，来稿不虚，遂决然宣布。盖当时方奉预备立宪之明诏，乃复有此暧昧杀人之事，立宪希望，岂非虚语。宁牺牲报馆之营业，以杜绝其将来，维持人道即所以维持政体也。（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46页）

这一揭发对于袁世凯，实在是他无可忍的刺激。恰好此时北京政府新设了巡警部（后改民政部），尚书徐世昌，侍郎赵秉钧，皆袁系人物。特别是赵不过一候补道员，先在天津为袁编练巡警，主持警政，遽以袁之特保，越级升任侍郎。所以袁一个电报到巡警部，巡警部就命令外城警厅（当时北京分内城、外城）封报抓人。随后乃又由巡警部奏明清廷封闭报馆，将主笔人杭辛斋、彭翼仲一同课罪。

可笑的是，巡警部命令和奏折上只空洞而抽象地用了“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十六个字，而不具体指出犯罪事实。而且这十六字明明加于《中华报》头上的，而另一《京话日报》竟亦凭空连带被封。封闭报馆的处分和彭、杭二人“即日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禁锢”的处罪，皆未经任何审讯，就在命令中先予决定了。——部令到厅，厅里发出传票，票上录有部令原文，付给被拘传人阅看，所以知其如此。其上奏于朝是在下命令之后了。权臣的威力真好大呀！

隔不久，又以彭某在押所行凶为借口，转送刑部监狱。刑部改了法部，由法部奏明判发新疆监禁十年，于1907年被解往新疆。到1911年革命后，清廷既倒，民国元年彭先生才得赦回来。

1913年春，彭先生回抵北京稍事休息后，曾将《京话日报》恢复出版。但没有多久，又逢袁世凯以武力解散国会和削平南方革命党，报纸言论触犯忌讳，再遭封闭[21]。经过了一个时期之后，还曾作第三次出版。

第三次出版时，彭先生精神气力已有所不逮，加以北京的小型报纸此时很发达，都很讲“生意经”，使得《京话日报》甚感经营费力。有一友人吴梓箴愿意接办，即付托于他，自己退休。吴于1918年身故，彭先生自己重行接过来。到1921年冬彭先生病故，我和先兄试来接办。但人力财力两难维持，卒于1922年上半年停刊了[22]。以下将就彭先生爱国维新运动分为两段叙述。

爱国自强，反对帝国主义

彭先生的办报，全由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他身受洋兵欺侮，险些丧命，那一大刺激而来[23]。他常常说，如果那次不是勇往拼性命以争，此身早已不存，现存这条白捡来的性命正好再勇干一场，一切无所吝惜，一切无所计较。于是他豪勇地走上爱国维新运动的道路。

爱国和维新在当时直是不可分开的事情，却是先出的《启蒙画报》代表着维新，而稍后出的《京话日报》则爱国反帝的色彩极其浓厚。因为他感到庚子义和拳虽代表着民族反帝正气，却可惜迷信幼稚，无补于国，所以他认定开民智最为急务。《启蒙画报》正见出他想引进科学而破除迷信这一要求。在画报中虽亦偶有“时闻”一栏对儿童谈及时事，究竟还未能随时针对当前具体问题向广大社会倡导爱国反帝运动。于是他就再创办了《京话日报》。

《京话日报》开头一篇演说，只平泛地说明出报之意，不足以见其激动着的内心。真正的发刊词却见于出报七十多天后和一百多天后的报上。试摘如次：

我实实在在对众位说，我们出这《京话日报》的本心，原为的是我四万万同胞糊糊涂涂的倒有一多半，不知如今是怎样一个局面。外国人的势力一天增长一天，简直要把我中国人当做牛马奴隶，要把我国的矿山铁路都作为他们的产业。你想想，等到那时候中国人都得听外国人的号令，如同现在埃及人、印度人一般，还有什么人味儿？但凡稍明时势的人不能不着急。心里着急，由不得嘴里要说。但单凭嘴说，能有几个人听见呢？所以赔钱费工夫做这《京话日报》，就是想要中国的人都明白现在的时势，知道外国人的用心。然却不是叫我同胞仇恨外人，学义和拳那样举动。……要人人发愤立志……不要把国家的事当作与自己无关。

以上这一小段话，见于一〇八号到一一三号六天报上的一长篇连载演说中。演说的题目是：“本报得罪了德国钦差”。

原来在九十五号报上的紧要新闻登了“德国人在山东的举动”一段，其中说：

德国人经营山东，最注意军政上一切布置，其次便是商业。……（胶济）铁道经过的地方皆有德国陆军来往，其用意可想而知。……请大家闭眼想一想德人在山东是怎样举动。

德国驻京公使持此报纸到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了交涉。

在此事之前，就有一次英国公使行文外务部为《京话日报》的言论提出交涉了。那是因为英属南非洲虐待华工，惨无人道，报纸揭载并极力反对其在京津一带以及附近各地招工，同时还将洋商汉奸在闽粤一带勾结贩卖华工的惨剧编成小说《猪仔记》，加画图连载多日。外务部为英使所迫，札饬五城公所（一种旧警政机关）勒令具甘结以后不再登载。彭先生一面从容应付，一面在报上发表一长篇演说（见于七十三号到七十六号四天的报上），其标题竟是：“本报幸逢知己”。

“知己”指英国公使。为什么说他是知己呢？彭先生文中自述他在办不办《京话日报》这问题上原有些犹豫未决，只为这年（1904年）五月间亲见一批华工被送出洋，其状甚惨，深受刺激，才促成了他决心办这个报，末后就结束说：“这是我办《京话日报》的始末根由，却从没有向人说出过，现在被萨道义公使看透我的心事，岂非是一位知己吗？”

我说它真正的发刊词在出报七十多天后和一百多天后，正为此。

请试想一个报纸出版不过二三个月，便引起了外强迭向这弱国政府提出交涉，其爱国反帝的精神气魄岂不可见。

更妙在彭先生的应付很得法。他对五城公所的勒令具结难以当下反抗，便先口头应承，却马上自己去见英使。英使派员接见。彭先生指出，当初中英订约招工，限定在通商口岸招募，所以你们在此外地方招工我就非反对不可，至于所传虐待各情，倘非事实，请来函本报指明更正。若三日不见来函，仍将接续登下去。其结果是英使竟不再问。而官府——五城公所，倒因报纸之鼓吹，最后亦张出告示来禁止其招募，告示还在一三七号报上登出。

及至这次德使来向外务部麻烦时，外务部就有了经验，不再施用压力，而嘱人示意报馆自行了结。彭先生又亲访德使馆，说明本报所载各节，皆从上海某某中外报纸采摘而来，只不过简略地演为白话而已。原报如其更正，本报自必更正。同时就在那篇“本报得罪了德国钦差”演说文中，坚决表示不能屈服于帝国主义。原文说：

本报出版以来，幸得英、德两公使的提倡。假如是因此封了门，把这《京话日报》永远停止，也算中国的国民与外国人争权的纪念。将来外交史上必要说道某年月日因《京话日报》记载英属南非洲招工的事，与英国钦差如何交涉，又某年月日因其记载德人在山东的势力，又与德国钦差如何交涉。怎样个起头，怎样个结果。本报就只出这一百多号，总算没白费工夫，岂不是两位钦差大臣的成全。

然而后来竟亦没有事。

其后德使又有另一次向外务部麻烦的事情。那是有一天彭先生在东交民巷口遇见德兵赶车运货回营，嫌其前面的一个中国人力车迟滞，连连举鞭痛打那车夫和车上一老者。彭先生愤其凶暴，特尾随到德国兵营，就其门岗对一对表，知是午后二时又十分钟。次日将其事在报上登出，痛论德兵无礼，警告德使非惩罚那个兵不可。德使这次还算未作过分无理要求，只说要彭先生亲去辨认那打人的德兵。外务部当然更是要彭先生自了其事。彭先生就在报上作答复说，自己当时尾随在后面，未能看见那个兵的面貌。但可指出是两个德兵的右边一个，而且出事的时间地点既然都言之明确了，谅德兵营的官长应不难据以查出其人来。后来德兵营居然认真查追，惩戒了那个兵。

经过这几桩事情，《京话日报》在社会上的信誉和声价顿为之一再增高，销数由五千骤升八千，由八千而超过一万多份[24]。

爱国反帝的言论在他报上随处可见，本文无须亦不可能详述。下面大略摘列其新闻或演说的一些标题出来，便可想见其概：

忠告日本内田公使（一一二号报）

胶济铁路（德国修建）扰民实情（一一九号报）

告我国人（一二六号报）

敬贺各国新年并预告各国使馆卫兵长官（一三五号报）

论近十年来中外通商情形（一四四号报）

外患图说（一五七号报）

论国债（一六六号报）

法国兵不法二则（一七七号报）

醉洋兵（一七八号报）

俄国兵照旧逞凶（一八八号报）

好霸道的日本人（一九五号报）

大呼四万万同胞（一九六号报）

再忠告内田公使和日本兵官（二五一号报）

外国府（使馆或兵营）的势力可怕（一五四号报）

抵制美国禁止华工续约（二八二号报）

洋老爷（三〇八号报）

《京话日报》截至被封为止，共出七五一号，这里不过仅就其一小部分报纸来摘取的。

读者结合前述德兵打人之事，再从上列许多标题上一看，不难看出庚子后外国洋兵在中国的骄纵横暴，是当时令人十分头痛的一个问题。既然官府怕他们在先，散散漫漫的普通人民还有谁敢抗一抗？况且受欺的大多是劳苦大众，那是更难出头来抗的。唯独彭先生本人的侠勇，配合他的报纸这一文明武器，却让各外使不能不有所忌惮，让中国人民的积愤稍得抒快。《京话日报》和彭翼仲的名声所以传遍京城内外，首先在此。

然而要紧的还在于把爱国反帝形成一社会运动，指导人们如何去实践。这却有待于机会，看题目行事；大题目可以大作文章，小题目小作。例如：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被辱激出风潮，陈天华蹈海，遗血书以告国人；杭州惠兴女士热心教育，以身殉学；南昌知县江大令在外国教堂不屈被害，老百姓仇教，又杀了洋人。这些都连续报道其事，号召人们开会演说追悼，以至集资募捐等等，便算小题目小作。其较大的，有如美国禁止（排斥）华工，中国驻美公使与美政府交涉相持经年，不得解决，沿江沿海各埠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北京方面就全靠《京话日报》来响应，来宣传号召。我还记得连我们这样小学生都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并向各“洋货店”（当时商店招牌即如此）检查劝告。那一次运动颇不算小，延续了亦很久。从其震动朝廷，清帝出了上谕来说，“抵制风潮过激，应加意防范，以维大局”（见三七二号报），就可知道了。

在类此反帝运动中以及南昌教案风潮中，爱国的基督教徒往往和外国教会或其教士有许多矛盾发生。《京话日报》不止一次刊出中国人要自立教会的消息，并演说鼓吹自立教会，以摆脱外人势力（见五八四号、五九〇号报），这与今天的“三自运动”，颇有些暗合。

从《京话日报》自身来说，它所倡导的各次运动中声势最大的，得到了广泛响应的，莫如国民捐运动。

其缘故是这样的：有一位热心的读者王子贞先生（基督教友，开设尚友照相馆），自己出资成立了“尚友讲报处”，专替《京话日报》做宣传。他在一次演讲中偶然提到庚子赔款四点五亿银两，莫如由全国四亿同胞一次凑齐还清的话。这话原是报上曾有过的话，他就写成一篇讲词，请彭先生阅正修改，随即作为彭、王二人合稿登出来。不想马上有太医院院判张仲元投函说自己首先捐银二百两，促请速订章程办法，早见实行。接连投函者纷纷而来，有个人，亦有集体（如消防队全体官兵），不出五天时间，累积认捐数字便达七百多两。于是一篇篇议论就这样行动具体化起来。那篇讲稿大意说：庚子赔款言明四点五亿两，分年偿付，要到光绪六十几年上才得还完，连利息一起便是九亿两。这是中国人的沉重负担。现在东亦加捐，西亦加捐，要皆为此。为了抽捐，设局所，派员役，薪水工饭开支而外，还不免若干中饱，末后民间所出的恐怕一百亿两不止。民间负担不了，难免抗捐。官说“土匪抗捐”，民说“官逼民反”。前途痛苦，不堪设想。何如全国四亿人齐心合力，赶快一次自动地凑出来，救国救民即以自救。—这样就叫它为“国民捐”。

始而报上辟出一些篇幅，标题“国民义务”四字，每天专登各方认捐的衔名、姓名或集体（仍注明各个人名）和捐款。由于认捐一天踊跃一天，所占篇幅愈来愈大，势非另想办法不可。到四二六号报上（距其开始不过五十天）即宣布其暂停，将其另印出一附张，随报附送。此后除有关国民捐的特殊提倡消息在新闻栏登出外，报上即不再见认捐人名和数字。从后来新闻中知道一些贫苦人愿捐的感人事迹，而达官贵人自捐和出面提倡的倒亦很多。例如：以庆亲王为首的五位军机大臣就都捐了；管理内务府大臣世续下堂谕于内务府三旗来提倡；学部尚书荣庆独捐一万两；吉林达将军自捐一万两，还募集了四万多元；广东岑制台、河南陈抚台皆各捐一万两。北京的佛教八大寺庙出头号召全体僧徒开会认捐，而直隶（今河北省）同乡京官全体则集合在松筠庵会商认捐及向全省劝捐事宜。如此之类，不必悉数。意想不到的是涿州在监囚犯亦有三十一人投函认捐，而远远的南洋群岛华侨亦闻风响应。举此二例，其如何澈上澈下和由近及远，均可想象，不烦多说了。

捐款总经收处设在户部银行（户部即当时的财政部，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户部银行对于收款即行生息，声明如国家将来不提用，便本息一并发还。计为期约整一年而彭先生被罪，这运动就自然停止，随后由银行出来宣布发还捐款[25]。

维新和社会改革运动

彭先生念念在开民智，其意所指是很宽的，在一七四号报的演说中曾提出过五个项目：一、多开工厂，人人自食其力；二、改良戏曲，激发人心；三、多作对众演说；四、广传白话报，教人人明白大局；五、多设蒙学堂，从小时就教他爱国。大约许多维新和改革事项，他皆认为是开民智，初不止此，而大都类此。

本文既将他爱国反帝划分在上面说了，这一段要叙述他所倡导的一些维新改革运动。

当我访萧长华老先生，问他对彭先生曾有何印象时，萧老问答大略如下：

我本人没有见过彭先生；但我师兄徐宝芳（兰沅之父）却在一次彭先生邀集戏界同人谈话之后，把彭先生对大家谈的话讲给我听，我真是万分赞成和佩服。彭先生要唱戏的朋友们不要自轻自贱，在演戏中负起社会教育责任。要引导人们学好，不要引导人们学坏。第一不要唱“粉戏”——那亦就是今天所说的黄色戏文。记得当年在彭先生提倡下，就禁演了三十多出戏。

这里说的某些戏禁演自必有当时地方行政方面之力，不能全归功彭先生。不过戏曲改良确是彭先生所致力的一种运动；所要改革的亦还包含鬼怪迷信和情景凶惨可怕的戏。同时当然更积极提倡有教育意义的新戏。

郝寿臣先生曾向我陈说，当年戏剧界一位名角田际云，是能配合彭先生搞这运动的人，应当表扬[26]。郝本人见过彭先生，便是曾在田家一同吃过一次饭。在彭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田把杭州惠兴女士毁家兴学并以身殉学的一段时事（见前）编成剧本，他自己扮演惠兴女士，就是当时新戏之一。事前向官厅申请，所有演此戏的全部收入都捐助杭州那个女学。有人说北京市上之有“义务夜戏”，即开始于此；但郝先生则说义务夜戏是为了国民捐而开始的。不管哪个说法对，总之不出乎彭先生搞的那些运动开始的。

我先父亦是当时力赞这改良戏剧运动的，曾取古书上鲁漆室女忧鲁的故事，编“女子爱国”一剧本，由名角崔灵芝演出多次。其剧本全文就披露在《京话日报》上。

新近出版的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第一章，梅先生自述其初次试演新戏《孽海波澜》的事，有涉及彭先生的一段话：

《孽海波澜》是根据北京本地实事新闻编写的。故事是叙说一个开妓院的恶霸叫张傻子，逼良为娼，虐待妓女，让主编《京话日报》的彭翼仲把张傻子的罪恶在报上揭发出来，引起了社会上的公愤；由协巡营帮统杨钦三讯究结果，制裁了张傻子。同时采纳彭翼仲的建议，仿照上海成例设立“济良所”，收容妓女，教她们读书识字，学习手工；最后这班被拐骗的女子由她们的亲属到济良所领回，骨肉得以团聚。

此外还有许多话，这里不必全引来，原书俱在，读者不难取阅。这事出在清末（1906年），而把它编戏演出却在民国二年（1913年）。作为一个新戏来说，不能算在彭先生戏曲改良运动之内。但这一事件本身却应该认为是彭先生所倡导的社会改革中的一事。

当时济良所的开办费和经常费是一面靠了报纸鼓吹劝募，一面靠了官府没收的张傻子的财物房产作一点基础。管理上则推举几个绅董负责（彭先生居其一），官府立于监督地位。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完全改归官办，陆续收容的人很不少。凡明暗娼妓受欺压虐待的，或厌苦这种生涯的，都可自己投所请求收容，无论何人不能再追她回去。有人愿领取某一所女的，得其本人同意，经过一定手续核准，即可领出。这样，确实救了一些人。

还有以庙产兴学，亦是彭先生在他报上提倡之一事。南下洼龙泉寺道兴和尚办的孤儿院，即其一例。孤儿院内容办法大致像个小学堂，收容无依无靠的儿童，供给膳宿书籍等一切。开办的一天，彭先生亲去指导并演说。

反对旧日的私塾而鼓吹多办学堂，是那时维新运动最主要的事。改用些什么新教材呢？记得最初用的有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有《地球韵言》，有《格致读本》等等。彭先生和先父都认为四书五经不适于给儿童去读；为此，我和彭清杰、清颐弟兄竟一直未曾读经书。对于经书，我只是后来自己看的。

我们在彭先生自办的学堂中，是男女同校而且合班的。有不少十几岁的大姐姐和我们一起上班学习。这在当时的社会上，没有一种魄力是作不出来的。

彭先生虽没有明白提出女权运动来，而其鼓吹男女平等，力倡要兴女学，那是旗帜鲜明的。他反对旧日妇女缠足的陋习，倡导已缠足妇女的放足运动。这些都见于报纸。

彭先生提倡白话文早于胡适等十几年。报上演说有“文言不喻俗”一篇，另一篇又曾指出白话文有八大好处。但报上却总还免不了有文言出现，有读者来函请他们自己注意。（就像“文言不喻俗”这题目便非白话。）本来中文不同西文。西文走拼音的路，用笔写与用口说是合一的。中国文字既以形体为主，笔写口说难以合一。于是彭先生又写“语言和文字不同的病根”一篇答复读者，承认自己旧习未净，要与朋友们共相勉励着改造。

官话字母是当时一种有助于文字改革的运动。所谓“官话”，就是大致以北京口音为准的普通话，官话字母即是其拼音的工具。彭先生为了开民智，极力赞助这一运动。

他反对在儿童教育中用体罚—打孩子。报上每每见有某处学塾的老师用了体罚、八旗某某学堂用了体罚这一类新闻揭出来，加以指责。

当时清廷已有谕旨停止刑讯——就是在审问讼案时不许再用刑逼供。但京内京外各处官衙很多仍然不改，《京话日报》若有所闻，必予以揭出，斥为“抗旨”。

当时鸦片烟正流毒社会，贻害甚深，报上总劝人断烟和鼓吹禁烟，其例不胜举。

旧日社会还有早婚的陋习，报上演说它的种种害处，力劝人不要早婚（见五二五号报）。

对于迷信神佛、烧香还愿、求仙乞药、迷信风水等等，往往随时在新闻报道中切实指出它的害处，惊醒一般人；而作专题演说亦有的。

总结一句话：在距今五六十年前的那时代，彭先生的言论主张和行动乃处处见出有其进步性，有其人民性，实在难得。

彭先生的家世、为人、办报的艰难及其特殊作风

当1913年彭先生由新疆回京后，《京话日报》二次出版时，曾有《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一书出版。书为一友人所编次，内有一部分出于彭先生自己撰述，又汇集了很多有关文件。本文的这一段有些处自不能不资取于此书。但此书论体例既说不上是什么体例，内容亦不见佳。它于彭先生所尽力的那些社会运动既未加叙列，亦未能表出彭先生的为人行事及其报纸作风。关于那些运动，本文既经在前两段扼要叙说了，这一段主要在把彭先生的为人及其报纸的特殊作风简略表一表。

彭先生名诒孙，号翼仲，原籍江苏长洲县（今苏州市）人，世居葑门砖桥，是当地数百年名门望族。祖父彭蕴章曾任清咸丰朝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领班（相当于首相地位）。1864年，先生即生于其祖父的旧宅中，一直在北京长大起来，说北京话而亦能说苏州话。其熟悉于北京社会，远过于其故乡的苏州。

他自是那时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世家子弟，但他为人富于感情而体壮气豪，称得起血性男子。在遭际到帝国主义侵凌，我民族陷于颓败和危难并直接地给他以刺激时，他不能不动心，不能不用思想，从而就不能再安于其累代相沿的仕宦生活。故尔一度很短的尝试入仕途之后立即放弃[27]，而卒归走上他自己辟创的这条道路。

他的思想大致不外乎那时一般维新人士的思想，并无独特的见解和主张。他的妹夫杭辛斋先生可能有革命意识，而他则没有，他始终只是一改良运动者。既然在思想主张上无以异乎当时一般维新人士，而何以他表现得有些突出呢？这就为别人仍然不免在仕途中或旧社会各种生涯中混来混去，自为身家之谋者多，而他却不是。他敢想就敢作，勇于实践，不怕牺牲。似乎不妨说：他虽无革命意识，却有革命精神吧。

徐兰沅先生就曾给我指出说，彭先生有一种面对旧社会而孤军奋战的精神和他不畏强御的胆量，这是不错的。他在一般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中不见其新鲜，而由于他力行其所知，不顾一切险阻和人们非笑，在广大的顽旧社会中却显得他新鲜别致而不能不落于孤军奋战了。

这就要说到他当时办报的艰难及其报纸的特殊作风。

首先说，办报是需要一些资本的，而他并没有什么钱。因他祖父下面有八个儿子（他父亲居第七），到他这孙辈上人更多，分不到什么遗产。而他父亲又幼患耳疾，一生只有个官衔，实际没有做官。他本人是非自谋生计不可的。这资本（据他自述）是将他堂弟彭谷孙售出房产的一项存款挪用而来[28]。像这样借贷投资于毫无把握的事业，除了彭先生谁肯干？

办报之初，是委托他家印刷厂代印，托铁老鹳庙报房代为发行。后来一步一步自办印刷，自办发行，又由办一个报而办两三个报，其投资乃愈投愈多。当时北京铅字排印机尚不多见，技工不易觅。记得彭先生还是请得一日本人叫米田的来担任印刷技工。自办发行，亦是备受旧报房之欺而后迫得自己来经营的。

现在我把他自述其艰难的几句原文引录于下：

《启蒙画报》开办未半年，赔垫约千金。弟有急需……设法筹还后独力支撑，备尝艰苦。售去永光寺街房产，典质衣物，勉强度岁。……至甲辰七月创办《京话日报》……是年仍有赔累。岁除之夕，避债无台。家有钻石表，先君一生仅留此物。……拟以此为质暂押数百金，向吴幼舲筹商，得其慨允。而此物又不在己手，取之极难。不得已函乞吴君凭空暂假二百金。一面遣人送信，一面即作殉报之准备。倘吴不应，决计一死。盖有所激而然也。用裁纸刀刻字壁间云：“子子孙孙，莫忘今夕”。吴君交原人带回二百金。此二百金之关系与庚子年洋兵之枪弹同一生死关头，而性质不同矣。一仇一恩，皆终身不忘之纪念也。（见原书第37页）

由于朋友通财之义，彭先生此种困难，我先父自不能置身事外，前后接济款目立有借字折据。彭先生被罪后，先父于折据上批注“同心救国，何意求偿”。事实上仍得到偿还的，那是在彭先生回京后了。然可见当年报馆一直负有债务的。

彭先生办报的艰难，非止在经济上；社会上的阻力更居重要，而且它又影响到经济。首先是社会上不习惯，群呼为“洋报”。有些老年人戒其子弟不要看。竟有人付过订报费，送去报纸而被其家老人严词拒绝不收（见二六四号报）。报纸取价虽不多，但无论铺户或人家初时总不想增多此一项开支。报纸的经营是要销路多和广告多才行的，而这两者当初皆不可得。陷于经济困难者正在此。然而待风气慢慢转变开通，这种阻力可消，还另有更大的阻力。

更大的社会阻力却与其报纸作风有关。我们来说一说其不平常的作风。

这里说作风，主要就《京话日报》而说。本文在前曾说过《京话日报》对于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其作用正从其作风而来。这作风约可分列出下面几点：

（一）报上无论是记新闻，是作演说，其笔锋上总带着感情，语气上总有抑扬——有指斥贬抑或称赞表扬。有时甚且是极其重的抑扬。例如它竟有这样字句出现：

……丑……更丑！

……可哭……更可哭。

而且其字体特用了大号铅字印出，格外触目。这是遇到了甘心做洋奴的中国人（翻译或杂役）借着外人势力欺压本国同胞，或其他的令人伤痛之事而出此，自然极不多见，却亦非止一二见。

总之，其好恶之心太强，衷怀所感，恒不觉形于笔墨。举此一端，其他可以想知。

再则，除了排印时把某几个字突用大号字体之外，有时文字右旁加圈加点，甚且连圈密点，以表示其重要，希望读者特予注意。这亦是一般报纸所少见，仍不外报纸编辑人感情要求迫切的一种流露。

（二）报纸的编者与读者之间，往往结成了许多同志好友，而亦不免有所结怨。报纸使得社会上有许多人支持它、拥护它，而亦使得一些人怨恨它、咒骂它，几乎像是要形成两大壁垒的样子。

支持拥护它的人就替它推广和宣传。例如：有的人辟设“阅报室”，买来报纸供众阅览，并备茶水座位，不取分文。有的人在街道旁边设立“贴报牌”，让行路人随意停立阅看。还有的设立“讲报处”，为的是有好多人不识字，不能看报就可以来听。在前曾提到王子贞的尚友讲报处即其一。而多数是说书的茶馆改设或兼办。还有自号“醉郭”的一老人，原来流动街头说书卖唱，后来专讲《京话日报》。

至于那反对它、怨恨它的一面，只举出一事可以概见。有一位刘瀛东先生独力出资设立贴报牌三十处，分布于内外城各通衢要道，屡屡被人推倒砸毁。初时没有好办法，只有自己修复重设。幸得后来巡防局承认保护，哪知依然不行。据三五八号报所载“五城防局赔补报牌”一条新闻内说，三十处报牌经检查被毁的共达二十五处之多。

此外，如一青年热心讲报而被老父知道，不许其讲（见二八七号报）；如有人在路旁广场讲报多日，忽有巡长来干涉不准，并且说出的话很难听（见七一七号报）；如有练勇劈毁报牌并从墙外向报馆内抛砖辱骂[29]（见三五一号报）等等。像这类事情，其不见于报上的当然还多。

在出版届满两周年时，报纸已得畅销，而那篇纪念演说文末还结束说，“但愿从今以后骂报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中国可就算进步了”（见七一七号报），足见其时咒骂的人仍然很多。

（三）读者来函和投稿特别多，形成了报纸与读者间一种文字往来，精神交流。有时并且从而发生了实际行动。例如前述之国民捐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一桩事。

试更举一小事为例。彭先生因为每值阳历新年各使馆洋兵放假，出来纵酒闹事，常常打人，特撰“敬贺各国新年并预告各国卫兵长官”一篇演说，向他们致意劝告（见一三五号报）。结果很好，各国洋兵居然受到约束，东城市面为之平安许多。事后就有崇实学堂同人写信给报馆，称颂致谢。过了不久，阴历年来到，便有人投函报馆说，各王公大臣府第的轿夫马夫等人，每值年节亦是容易闹事欺人的[30]，希望为此再撰一篇演说。于是一五八号报上就发表“奉告各王公大臣左右留意”一文，以应读者的请求。

读者投稿之多，是由于编者欢迎人们投稿，取了一种奖掖态度。只要其稿命意确有可取，稿中有错别字或文句欠通顺，不能自达其意，必替它润色修改登出（注明其经加修改）。最可注意的，是投稿的各式各色人无不有之[31]，而偏以不能文的居多数，大半是识字可以看懂白话报而不大会写的人，质言之，不是知识分子，不属知识阶层。往往这种粗俗不文的人，易受彭先生的感动而胸中有其要吐的话，就来投稿。似此修饰过的来稿，报上常常见。

当然，能文会写的人投稿亦不少，颇有人由于投稿渐熟而经常负责撰稿，变成了报馆内部人一样。那些文字欠通而经修改登出的投稿人，又每每来面见彭先生，认老师[32]。

在当时办报既是新鲜事，给报纸投稿更少经验，曾有投稿人询问是否需要付出刊资的。报上答复说，报馆本来应该付给稿费，今无力支付，哪里还有取刊资之说。又于二二九号报上发表彭先生一篇给投稿人公开的信，信中大意有几点：（一）来稿言论皆有功大众，非止帮我们报馆的忙，打算约期聚会订交；（二）请将姓名、住址、籍贯详细开明，不必隐名或写假名；（三）稿件登报后，有什么是非皆归本报一面承担；（四）千万不要讲些夸奖赞扬本报的话，若是再来夸奖，我只好把原稿焚化成灰，用眼泪和成丸子，吞到肚里去。这末一点是因为来稿每每从赞扬报纸、恭维彭先生说起，而他感触到社会上那些反对的怨恨的情绪之高，再登许多恭维自己的话，反更招嫉忌恼怒，于事有损无益。

投稿踊跃，难以全登，亦且难于估计哪篇何日登出。但又怕久不给登将使投稿人悬望不安，曾用“来稿题名”的办法，选择一批（十二件）可用的稿件披露了其论题和撰稿人姓名（见三五一号报）。稿多，于此可见。

这样，《京话日报》就成了人民的喉舌—一个公众的言论机关。

（四）以办报发起和推进社会运动，又还转以社会运动发展报纸；把办报与搞社会运动结合起来而相互推进。这是彭先生不自觉地走上去的道路，其报纸后来所有之大发展，全得力于此。

再说明白些：社会运动当然是从其社会存在着问题而来的。有些先知先觉把问题看出得早而切求其解决，就提出一条要走的路号召于大众，而报纸恰是作此号召的利器。身在问题中的众人响应了这种号召，便形成一种社会运动。报纸以运动招徕读者，以读者推进运动。以当时存在的问题而论，一面是封建制度的积弊，一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其可能走的路，一条是维新自强，一条是大革命。彭先生从其感性认识到的问题，取了切近易行的前一条道路，是适于北京社会乃至北方社会这土壤来滋长发展的。1902年开创后不到两三年，在北京便声动宫廷，西太后亦要看看这报纸；在北方则东至吉林、黑龙江，西至陕西、甘肃，都在传播[33]。到它报纸被封前夕—1906年下半年正是其发展的最高峰，而这一发展亦就戛然而止了。

本文至此，要转回来说它这种作风招出来的社会阻力，以致报纸如何被封。

彭先生的报纸既然有所主张，有所反对，好恶爱憎，随事揭露无隐，当然引起了社会上拥护他和恼恨他的两面。后一面即其阻力所从来，可无待言。但有两点还待剖说剖说。

一点是他的不畏强御，招致了权威方面的恼怒忌恨。譬如当时驻在北京的姜桂题军队（属淮军系）是一般商民们最怕的，而报纸屡次指斥“姜军野蛮习气不改”，甚且说到了姜桂题本人。又如当时制度上以兵力统治北京的是“步军统领”，又称“九门提督”，可以随时捕人治罪。而报纸竟以“提督衙门的弊病”为演说题作了长篇大论（见七〇六号报）。在此之前，还指责了刑部的积弊。刑部和提督衙门俗号为“南衙门”、“北衙门”，那是极黑暗凶惨可怕的。后来制度渐改，由巡警部直辖内城警厅、外城警厅以统治北京地面，彭先生又去触犯巡警部（详后）。这样积恨已久，如何能逃其毒手。

再一点是，彭先生虽只不过倡导维新改良，而在老顽固守旧者却把他混到革命方面去而分不清，问题之落归严重在此。有两个鲜明事例。

有一次内外城各阅报社——如前所说的阅报室、讲报处，此时很发达，统称阅报社，约不下四十多个——约期各派代表到“首善阅报社”聚齐，商量为冯、陈、潘、惠四烈士[34]合开一个大追悼会的事。而届期竟未得聚商，因到场的人太少。查其缘由，是许多阅报社有巡警前来探问查询，又像是通知的样子，说据报革命党进了京，订期二月二日起事，而你们怎么要二月三日聚齐呢？所以吓得许多人不敢到场了。

再一件事是，有一台湾人任文毅，日本名字叫藤堂调梅，偕其日妇到京，经朋友介绍借住报馆内。巡警部的探访局把他认为是革命党首领孙文而捕去了。任文毅原自认为是中国人的，一向不愿作日本人。彭先生根据事实为他力争无效，卒由其日妇诉于日本使馆，还是作为一个日本人而由使馆出面交涉，才得开释。释放的第二天，《京话日报》上登出一行大字：

巡警部拿获的孙文已经释放。中国人的事本可自了，而竟作了国际交涉。哭！哭！（见七二九号报）

虽被捕、营救各事从未见报，除此一行大字外亦不说旁的，而只此一行大字给官府的刺激亦就很够——够他们恼羞成怒的了。

所以等到袁世凯的电报一来（见上文），巡警部马上动手。所以彭、杭二人先则同罪，后则异罚。——非借口其他的事加重其罚不解恨。[35]

当时不是没有支持彭先生的那一面人来营救，无奈清廷顽固派总把维新和革命连通一气来看待，难于进言。

报纸的被封，彭先生的得罪是用不着惋惜的。在“它”和“他”不是都已经尽了那时节的历史任务吗？所可惜的是彭先生还不能深刻地认识社会问题，当他二次办报时候没有他认真要搞的一种社会运动在胸中，从而其报纸亦就缺乏生命力。这样，他的报纸亦就办不下去，而彭先生这个人物亦就止于此了。

补记二则

当巡警部命令外城警厅逮捕彭先生时，其内部就有人把这消息送给彭先生。这正是本文一再说过，他是一面遭到一些人忌恨，另一面又获得人们同情的。消息到来，彭先生何以处此呢？据他自记：

先一日（1906年阴历八月十一日）友人望桂臣约饮于正阳楼。酒半酣，报馆来人，踉跄奔入，谓：祸将不测，速速藏避，万不可归。余谓辛斋曰：“‘保皇党之结果’发作矣。”盖《中华报》所登保皇党吴道明、范履祥一案标题为“保皇党之结果”也。座中有人献策，嘱急入使馆界暂避，再作计议。辛斋不答。余曰：“平日自命何如？事急而托庇外人，华商之名扫地尽矣！余决不往。”于是置若罔闻，饱啖痛饮，归报馆坐以待捕。久之寂然。十二日黎明入城至道胜银行清理账目，不谈昨夕事。又至各债户处问明欠款数目，午前即归。静候至申刻。汪士元（警厅佥事）持传票来，面作哀惜之色，嗟叹无词……（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47页）

这里见出彭先生的气概、节操和定力，应须补入本文。

又彭先生常常说，他原没有积极要求办第三种报纸的，《中华报》之办起来，是有外因凑成。当1904年秋《京话日报》销路扩大，原有印刷力感到紧张，适有广东人朱淇要举办一个大型报纸叫《北京报》[36]，来与彭先生商量增加机器设备和工人，给他代办印刷。既经签订合同，接受他的委托和资金，乃知他是以“德商”申请登记的，似另有背景。这就与彭先生在思想上不大投契，卒于言语闹翻，取消了合同。而机器设备和技工多人却已从天津到达北京，不能退回。于是自己才加办了第三种报纸，并特定名《中华报》。因他久已厌闻北京市面上把他的报纸呼为洋报，所以要如此定名，而一面恰亦有激于朱某之事而出此。彭先生末后不去东交民巷托庇于外人势力，盖早决定于此时了。——此亦应补入本文。

怀黄远庸

1912年我任天津《民国报》驻京记者，这是我步入社会的第一个职业，时年十九岁。此时黄远庸（名为基，字远庸，以笔名远生行世）于新闻事业已卓有成就，作为同行的后辈对他颇为仰慕，但无缘结识。不意在离开《民国报》后却因一法律问题登门求教于他并由此而缔交。因他又是一位著名律师。

黄远生，江西九江人，极富才思和才情，年仅十九即中进士，此后东渡日本习法律，归国后常在《少年中国周刊》《论衡杂志》和《东方杂志》发表论文，又为上海《申报》等拥有众多读者的大报撰写新闻通讯，深受社会人士注目。因他在上层社会广交游，善于从言谈中获悉政治内幕，于字里行间予以透露，在舆论界的影响仅次于梁启超、章太炎诸先辈。

梁启超曾以《中国三少年》为题对民国初年三个有为的年轻人表示赞赏，第一人即为黄远生，余二人为张君劢和蓝公武。三人中我与黄相识最早，彼此深具好感，不幸三年后他便遇害身亡。君劢后为国家社会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与我往还甚多，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见面。君劢与我同属中国民主同盟发起人。蓝公武民初曾在北京办《国民公报》，也很有名望，似乎不曾晤过面。

我与黄远生前后仅三次见面而甚相契，是因彼此肯定对方的为人。1912年家兄先往西京大学（今西北大学）任教，不久家妹亦受聘于西安某女校，时年仅十七，由我送她去西安。其时京汉路已通车，自郑州往西则须以骡车代步。此时我正倾心佛法，有意剃度，我茹素至今七十余年，正是始于此时。在西安逗留期间常去卧龙寺盘桓，某日与寺僧交谈中得知康有为尝来此寺将珍藏于寺中的部分佛典径自携去据为己有。康有为海内知名，寺僧敢怒而不敢言。我闻知此事深感不平，返京后遂为此往访黄远生，以依据法律维护卧龙寺权益问题请他给予指点。当时黄远生作为名律师、名记者居处考究，但对我这身着竹布长衫的青年毫无轻慢之意，接谈得极为恳切，对我提出的各项问题，答复甚仔细，指点得很耐心。接谈时间虽不长，彼此却似有一种相互理解并由此而产生信任感。这便是我与远生先生的首次见面。

次年，我编纂了一册类似《古文观止》的范文文选，取名《晚周汉魏文钞》。自清季以来，世人多推崇桐城派古文，桐城方苞、姚鼐一派的古文注重气韵乃至追求读之音调铿锵。我颇以此为病，认为文章重在说理，应以表达思想为第一要务。这便是我编这一文范的动机。书成后，我登门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如他同意我的意见即烦作序，蒙他慨然允诺。序文中他有如下的话：“……梁君漱溟病古文辞之毗于美术，不适于著述学术。以为适用文字，唯晚周汉魏为近，因辑此抄且谓此非教科书，聊为世人破古文辞之迷执而已。”（见《远生遗著》杂著第四）表达了他对青年后生嘉许鼓励之意，令人至今难忘。

民国初创，政局极不稳定，全国貌似统一，实际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势力只限于东南沿海一带，华北为袁世凯系统的军人所盘踞，其余边远各省则又分属地方势力。而国际上，列强又胁迫民国政府以出卖重大权益作为承认民国合法地位的交换条件。此时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无时或已。但对国家危害最大者乃是袁世凯。袁之策划废除共和，阴谋称帝方在酝酿时，黄远生即以《京华通讯》的栏目在上海《申报》陆续刊出新闻报道，揭露袁及其党羽的某些阴谋活动。这些通讯引起关心国事者的注意，这自然也便是日后袁世凯运用种种手段必欲迫黄远生变节为其所用的原因。

及至民国四年，袁世凯谋行帝制的活动日益露骨，为制造舆论计，乃收买、贿赂知名人士为之鼓吹，且包括所谓“中国通”的外国人。记得日本法学博士有贺长雄、美国教授古德诺都曾发表文章，诡称行帝制最宜于中国国情。于国内人士，袁必欲加以利用者，首推对当时舆论大有影响的梁启超，企图以二十万元换得梁任公赞成帝制的一篇文章，得到的却是一篇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明确表示反对改变国体。梁启超国内外闻名，袁世凯固莫可奈何。不久，我见报端刊出黄远生的文章，就国体问题两面立论，语意模糊，态度似模棱两可，既不言反对帝制亦未见拥护，读后且有顾左右而言他之感。为此我投书章士钊所主编《甲寅》杂志（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论坛，在日本出版），表示迷惑不解。信中主要谈了两个意思，即：或许是黄远生于国体问题另有主张，盛传袁世凯在上海拟出版《亚细亚报》，黄已受聘主持其事，而我终觉其操行可信，当不至如此。

待黄远生读到《甲寅》杂志上我的投书时，他已脱离袁世凯控制下的北京，只身潜抵上海。他两次投书《甲寅》杂志，一为致士钊先生信，一为就我所投书的复信。在这两封信中他始得直言不讳地申明自己的政治见解，痛陈衷曲，公布袁氏见逼之情状。两信皆表示渴望得到海内人士的谅解，承认那篇论国体问题的文章是一篇“不通之文字”，虽有一些东拉西扯的话，但“劈头便言此事（国体问题）在法律上不得讨论”，即虽有违心之处，仍坚持了不得改变国体的大原则，可说“主旨尚未过于没却良心”。至于我误认他已同意为袁世凯主办《亚细亚报》，他表示“决不敢谓足下所疑之过情，且深感足下即见疑矣，乃不以为不可教，且誉其操行可信，远诚不知何修而得此于足下”。“足下试询与远雅近者，即知远之对于兹事始末用心之可哀。”这时我才知道，黄在北京已处于袁世凯党羽包围之下，身家性命有不保之虞，读此两次投书，不仅解除了我的疑惑，且使我理解到他处境极为艰险，袁及其党羽不容黄不屈服，及胁迫之亟。黄事后以“图穷匕见”形容当时的情况。

说到黄的离京出走，须提到编纂《远生遗著》的林志钧（宰平）先生。林志钧福建闽侯人，久居北京，是民初极有清望的知识分子。林、黄同是留日习法律的，林归国后曾在司法部任职，他们的相识并成为知交，大约与此有关。我认识林先生并成毕生挚友是在黄远生遇害之次年。宰平先生亲口对我讲，黄习于晚睡晏起，一日清晨突然来访，以袁氏见逼的情况相告。林先生促他即刻离京，“这是你的生死关头，决不可再事迁延。就从我这里直接去火车站，连家都不要回”。黄远生抵上海后立即在《申报》刊登广告，声明绝对反对帝制，与袁氏出资强要他主持的《亚细亚报》自始至终没有半点关系。言词愤慨凄苦，足见当时见逼之甚。在其致宰平先生信中有“去都以还，心襟开拓，自由之乐，不可言也”的话，表达了获得政治自由，可直抒己见的愉快心情。

黄远生抵上海不久即筹划赴美。其动机不是远离是非之地寻求个人安全，而是经过一番沉思为自己立下新的生活目标。在致《甲寅》公开信中，他表示“此后将努力求学，专求自立为人之道”，“期于恢复人类之价值于一二”。在给我的信中谈到在北京时，“日思湔拔”，“无日不在痛苦之中”。这和我与他接触中所得印象是相符的。黄远生所与交游者虽颇混杂，然我彼时即有一种感觉：他没有把自己的真面目拿出来，他是有良知的人，常在痛恨自己，是在内心矛盾中生活的人。这种感觉在他给我的最后一信中得到证实，自言“其或有一二疑似之迹、一二徘优应答之作，皆东坡所谓此故我非真我也”。

黄远生的自责十分痛切而真实，他正准备有一新的开始，不意抵旧金山数日后便死于非命。当时盛传系因旅美华侨误认黄为袁党，属误杀，后经证实远生之死与袁世凯无涉，却是丧生于国民党枪口之下。初闻似颇费解，但细读《远生遗著》的论说、通讯诸卷中的文字，便可看出，他实是受民初党争之害。远生屡屡痛责民初各政党不以国脉民命为念，但知为一党之私而争夺，“如古部落人争据城堡”。认为当时政党的作用只是误国，如《铸党论》中曾谓“破坏共和之罪谁尸之，则今之所谓政党者尸之矣”。他深知此种直率的言论遭人忌恨，因而有“然自问发愿作此文时，胸中眼底，无冤无亲，披肝沥血，冀吾国人之一悟，区区此诚天地可鉴也”的话。其于国民党也颇有指责，这便招致了惨祸。

黄远生决心“探求人生之学”，不是极宜寄予同情和期望的吗？执迷于党争者竟仍忍心下毒手结束了这一大有厚望的生命。故我于远生之死于无妄痛心之极，深憾没有来得及把我刚找到的真理贡献给他。此真理即指佛家对人生的认识。以是之故，我遂有《究元决疑论》之作（发表于《东方杂志》）。结束语便是：“余欲造新发心论而未就，比见黄君远生《想影录》悲心愤涌不能自胜，亟草此篇，原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惜远生不及见矣！”

袁世凯为人狡诈，是国家的罪人。无论革命派、维新派、保守派都厌恶他。但民国成立之初，却流行着稳定大局“非袁不可”的看法。对此种似是矛盾的现象的解释无他，即承认现实。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旋即让位于袁，即是承认此一现实。清室退位以前袁之势力已成，清室退位之后中国几无全国政府可言，涣散、混乱达于极地。凡以国事为念者无不希望出现一全国政府、出现一可以维持大局不致更趋恶化的人物。国人望治，而袁世凯不仅窃取权力还包藏着更大的祸心，事先谁何能料想得到呢？1912年，我作为《民国报》记者，出席了袁大总统就职的仪式。记得袁在众人簇拥下从我右肩擦身而过，瞥见出席此一庄严大典的袁世凯竟未理发剃须，着半旧军装，漫然步入庭中照相。我对袁向无好感，及见这般表现印象自更恶劣。当时不明其故，事后则不难理解，在袁心中何尝有民国？当时中国人中属望于袁者不可谓无，但确可谓甚少。姑且信任之，期待局势逐渐向好的方面转变者居绝大多数。黄远生在其文章中曾谓袁“并非不可与为善之人”，还举出袁的“五点长处”，此即当时大多数善良中国人的认识和心理。稍后便感到袁“乃善日少而恶日多”。作为密切注视局势的政治记者，黄远生对袁世凯时时在观察中并最后得出结论：“政局之日趋于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自为之也。”敢于在报端直指袁应对政局恶化负责，在当时实属不易了。

女孙梁彤读《远生遗著》遇不解处以述往事为请，念此为七十余年之往事，与远生先生有旧者皆谢世，而对当时种种情事近人多不熟知，因据所述整理成文，题曰《怀黄远庸》。

九四叟漱溟识

张公耀曾生平及家世[37]

——答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函

前奉尊函征询已故张公耀曾生平各事项，当即向张公表弟郑天挺教授（现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曾为张公任秘书五年），又张公之第四女张丽珠教授（现任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妇科教研组主任），共同商量各就所知汇集具答如次：

（一）家世张公字镕西，云南大理府太和县人。清光绪十一年即公元1885年生于北京。祖父某清季官湖南衡永兵备道，后告老还乡，有子十三人而成进士者三人。父士于兄弟辈中次居第十二，清季以进士官内阁中书。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病故。盖仅及中年云。母陆氏嘉年字祖庚，广西桂林人，能诗文，1903年随亦病故，其时公年方十九。

（二）学历公于1903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4年经学部选派赴日本留学，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四年毕业，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肄业，中间曾因病休学。1911年（辛亥）国内革命爆发，被云南本省革命政府推派为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回国，因而再度缀学。1913年即民国二年任国会议员期间，因袁世凯违法解散国会，乃再往日本帝大复学而得卒业。

（三）经历在日本留学期间值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即与同乡李根源、吕志伊等一同参加。辛亥革命既起，孙先生回国，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公布临时约法，组织临时参议院。公被本省革命政府推派为代表之一而参加。在同盟会议员党团中被推为本党院内总干事兼评议部议长。继而参议院随政府北迁，各省议员又经一度改选，公被选如初，并在议院内被选为法制委员长。1913年即民国二年正式国会成立，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在院内复被选为全院委员长。此时同盟会联合其他党团改组成立国民党，公任党内总干事并政务研究会主任。国会为起草宪法共选出起草委员五人，在党派间五人各有所代表。公代表国民党参预其事，又负执笔之责，即世所称“天坛宪草”者。袁世凯强行干预不得逞，遣散国会，公即东渡复学，完成学业。1914年回国受北京大学教授之聘，为法科主任。值教育部设暑期讲习会，公讲“国家与国民”一题，反对袁世凯帝制阴谋。1915年夏为参加西南倒袁运动与蔡锷先后秘密离京入滇，是有西南护国之役。袁毙，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组成南北统一的政府，公代表西南入阁，任职司法总长，时为1916年，公只三十二岁耳。

当国会被袁解散时，制宪大业未得完成，有识之士深以误于党派成见之斗争为悔。1916年国会恢复，遂趋向于固有党派之屏除，一同积极于制宪。但议员们事实上又不可免地各就熟友形成一些小集体，一时就有“宪法研究会”“宪法商榷会”“宪法讨论会”以及“丙辰俱乐部”“益友社”等组织出现。张公暨其熟友百数人则集合起来组成“政学会”；此后数十年间流行于政界的“研究系”“政学系”的称呼即由此延续而来。

“政学会”成员百分之九十多皆是两院议员或由议员而入政府者，公被推为会长，而李根源、钮永建、谷钟秀三人为副会长；三人皆年长于公而久负资望于世者，彼此难分高下乃以会务之责付托于公耳。然此办见公之为人有其邀信任者在也。

1917年府院之间不和，政局不安，公力不能救，即辞职离京。黎既逐段，又误引张勋入京而复辟清帝。黎自动去职，段引兵驱张之后，不复遵行原有法统，于此南方各省有护法之役，形成南北对立之局。北方更有直皖之间、直奉之间诸战役。全国陷入军阀混战中。1922年北方总统徐世昌下野，公从法律上解释应由黎元洪复任大总统职，并恢复旧国会。公再出任司法总长，旋辞职。改任法权讨论会委员长（此会为收回治外法权而设）。1924年11月黄郛代理总理摄行总统，公再出任司法总长，旋辞职。1927年即民国十六年六月辞却法权讨论会委员长；计公在职凡五年，聘请专家张志让等多人，将中国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编制法等均各译成英文法文出版，用使各国人士晓然于吾国极重法制情形。公又曾与沈家彝、戴修瓒等司法界人士偕往上海、汉口以及张家口、绥远等地参观各法院和监狱，写成《考察司法记》及《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出版。1928年即民国十七年，公移居上海执行律师业务，每为重大诉讼出席法庭辩护，辄倾动旁听，轰传社会。例如为上海某公司答辩三井洋行的控诉，卒致其控诉被驳回。又如去苏州为救国会沈钧儒等辩护，旁听席上掌声雷动，南京政府为之惊慌。公如是以律师服务于社会者终其身。

1937年日寇入侵，国民政府特于国防最高会议内设置参议会，征辟社会贤达、在野名流共图御敌之策，公与沈钧儒、黄炎培、胡适、蒋方震、梁漱溟等同受邀聘。公草一意见书数千言，以所知日本国内军阀暨党派情况为贡献。政府西迁武汉而公遂病逝于沪矣，形寿五十四。

（中略）[38]

以上谨就来函征询各节缕缕奉答，即希公鉴。此复近代史研究所。

梁漱溟手复

1979年10月16日

纪念蔡元培先生[39]

三十一年二月自香港返桂林，《文化杂志》以时届蔡先生逝世二周年，嘱为纪念之文。余于蔡先生逝世之初，曾为一文发表于重庆《大公报》，大意申论中国近二三十年之新机运，蔡先生实开之，今不重述。今只述蔡先生的伟大兼及余个人知遇之感于此。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我说运会，是指历史演到那时，刚好是上次大战将了，好多旧东西于此结束，而人类一新机运于此初步展开。在社会人生，在经济，在政治，种种上面都茁露新潮流，与十八九世纪所谓“近代潮流”者不同。而中国呢，刚好在感受“近代潮流”引发第一度革命之后，反动的（袁氏）帝制运动（民国五年，即1916年），清室复辟运动（民国六年，1917年），此伏彼起，新旧势力相搏之际。蔡先生即于袁倒黎继，南北统一内阁之下，应教育总长范静生先生之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范先生原是蔡先生做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引为次长的，两公之相得，自不待言。而况蔡先生以清朝翰林为革命巨子，新旧资望备于一身。此时欲从扩演近代潮流之中，更进而输入最新潮流，使许多新意识在中国社会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旧势力于无形，实在除蔡先生能肩负此任务外，更无他人具有这气力的了。

这还不单是说蔡先生能得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蔡先生的资望品概能服人而已；更要紧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识见，恰能胜任愉快。从世界大交通东西密接以来，国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礼俗的，像是“自由”“平等”“民主”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仍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唯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且不论他们两位学问深浅如何，但都有一种本领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点意思度与众人。胡先生头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两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却是胡先生为人和易平正，原不须蔡先生怎样费力支持。陈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内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对更多。而且细行不检，予人口实。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气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问蔡先生何以能这般出大力气支持他呢？就为蔡先生虽知他有种种短处，而终竟对他的为人抱有真爱好，对他的言论主张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不是蔡先生，换任何一人都不会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爱他、真同情他，亦不会支持他的。

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此则唯借陈先生对于旧道德的勇猛进攻，乃得引发开展。自清末以来数十年中西文化的较量斗争，至此乃追究到最后，乃彻见根底。尽管现在人们看他两位已经过时，不复能领导后进。然而今日的局面、今日的风气（不问是好是坏）却是那时他们打开来的，虽甚不喜之者亦埋没不得。自然是说起当时人物并不止陈、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钊）、顾孟余、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诸先生皆其著者，且亦各有各的神通。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这时我个人固然同在蔡先生聚拢包容之中，然论这运会却数不到我。因我不是属于这新派的一伙，同时旧派学者中亦数不到我。那是自有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马夷初（叙伦）等等诸位先生的。我只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不是在当时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于此，我们又可以说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除了许多学生不说，如我这样虽非学生而实受培养者盖亦不少也。

我到北大任讲席始于民国六年（1917年），而受聘则在其前一年，即蔡先生初接任校长之时。蔡先生之知我，是因我有《究元决疑论》之作，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约在民国五年夏，连载于六、七、八月三期，后来收入东方文库为一单行本）。此论之作盖兴感于黄远庸先生之惨死。那时我在北京得到远庸从上海写给我的信，同时读到他的忏悔录（渡美舟中作，发表于《东方杂志》），随亦听到他在美国被刺的讯息。此论发挥印度出世思想，指示人生唯一的路在皈依佛法。原稿寄给章行严先生（士钊）。适章先生奔走倒袁离沪，为蒋竹庄先生（维乔）所得，付《东方杂志》刊出。不久袁倒黎继，蔡先生既应范公之请，由海外返国，我以自十几岁爱好哲学，很早读到蔡先生的《哲学要领》一类著作，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谈（民国元年我为新闻记者，蔡先生为阁员，见过几面），特因范公介绍晋谒先生于其家，不料一见面，先生就说要请我到北大任教的话。

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陈先生新聘为文科学长，相当今所谓文学院院长）。我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只有应承下来。

虽则答应了，无奈我当时分不开身。当时我正为司法总长张镕西先生（耀曾）担任司法部秘书。同时任秘书者有沈衡山先生（钧儒）。沈先生多为张公照料外面周旋应付之事，我则为掌理机要函电。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为主，张公实代表西南滇川两粤而入阁。正在南北初统一，政治上往来机密函电极多，我常常忙到入夜。我既于此门功课夙无准备，况且要编出讲义，如何办得来？末后只得转推许季上先生（丹）为我代课。

及至次一年，经过张勋复辟之役，政府改组，镕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职南游入湘。十月间在衡山的北军王汝贤等部溃走长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随着溃兵难民退达武汉，就回北京了。因感于内战为祸之烈，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养成民主势力。自己印刷数千册，到处分送与人。恰这时许先生大病，自暑假开学便缺课，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才到北大。

我在北大前后共七年，即自民国六年至十三年（从新思潮的酝酿、五四运动的爆发，到国民党改组）。中间曾因脑病求去两次，皆经蔡先生恳切挽劝而留住，其详不烦说了。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诸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论年辈，蔡先生长于我廿六岁，我只算得一个学生。然七年之间与先生书信往返中，先生总称我“漱溟先生”，我未尝辞，亦未尝自称晚生后学。盖在校内原为校长教员的关系，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谦德。后来离校，我每次写信，便自称晚学了。

近中四川报纸有传我初投考北大未见录取，后乃转而被聘为教授者，非事实。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那时蔡先生以讲师聘我亦非教授）。不过我初到北大时，实只廿四岁，与诸同学年齿相若，且有比我大两岁者。如今名教授冯友兰、顾颉刚、孙本文、朱谦之诸君皆当日相聚于课堂的。更有少时与我为同学友，而其时却正求学于北大的，如雷国能（在法科），如张申府（崧年，在理科）诸兄是。

当时蔡先生为什么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呢？我既不属新派（外间且有目我为陈、胡的反对派者），又无旧学，又非有科学专长的啊。此即上文所说蔡先生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之故了。他或者感觉到我富于研究兴趣，算个好学深思的人，放在大学里总是好的。同时呢，他对于我讲的印度哲学、中国文化等等自亦颇感兴味，不存成见。这就是一种气度。这一气度完全由他富于哲学兴趣相应而俱来的。换言之，若胸怀意识太偏于实用，或有独断固执脾气的人，便不会如此了。这气度为大学校长所必要的；老实说，这于一个为政于国的人有时亦同属必要吧！

由于蔡先生爱好哲学，又请来有哲学兴趣的教员，亦就开发了学生们的哲学兴趣。在我眼见的七年中，哲学系始终是最重要的一个学系。当其盛时，比任何一学系的学生都多。除了注册选修哲学课程者外，其他学生自由来听讲的亦很多。校外的人（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还有些不是学生的人）经常来听讲者亦颇有之。注册部所安排的教室每不合用。就为按照注册人数，这间教室本可以容纳下，而临时实到听讲的人数却加多，甚至加多达一倍，非掉换大教室不可。我自己的经验，当民国十二年（1923年）及十三年（1924年）上半年，我讲儒家思想时，必须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通常听讲人数总在二百左右，到课程结束，举行考试时的试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正式注册的学生了。闻人言近年（指抗战前和抗战中）南北各大学哲学系学生少得可怜，几乎没有人愿入哲学系。此固一时一地风气不同，然可见蔡先生当年倡导总算成功。

若问蔡先生何以能有这种种成功—他能罗致人才，能造成学风，能影响到全国大局，使后之言历史者不能不看做划时代的大节目，其成功之由果何在？我可以告诉你：此无他，他只是有他的真好恶。何谓真好恶？儒书上指点得明白：“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便是。有真好恶，而后他的一言一动，不论做什么事，总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间。这样，他便能打动人。人或者甘心情愿跟着他走，或随着他有一段鼓舞于衷而不自知。朱晦翁尝说的一句话：“是真虎，必有风”，正谓此。他不要笼络天下人，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一切威迫利诱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他毕竟成功了，毕竟不可磨灭地成功了；反之，那玩手段的欺人自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

总之，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吧。

今者距新思潮之风动全国既二十年，距余之离开北大既十七八年，距蔡先生之身故既满两年，而余亦寖寖五十之年矣。自顾尚无所成就以答蔡先生之知遇，以报北京大学之培养。窃不敢妄自菲薄，将致力于新文化运动之建设的工作，无使蔡先生之精神徒如过去新思潮所表现者而止，而更有其最后之成果焉。是则区区心愿之所在也。因纪念蔡先生，并志于此以自励。

附记

此文写于民国卅一年，即1942年；1970年忽于乱纸堆中发现吾手稿原迹，计廿有八年矣。既审视其不无可存，则重为抄录一通，复就回忆所及五十年前之往事附记于其后。

文中说蔡先生有多方面之爱好，极广博之兴趣，其可征之事例甚多。今试举其一。尔时（约在1927年）京中有蜀人张克成先生宣讲佛家唯识论著于广济寺，任人听讲，蔡先生时出掌北大校事非久，竟然拔冗偕友几次往听。其实张先生信佛虽笃，却不通唯识，其错解可笑，愚著《唯识述义》曾指出之。然蔡先生之好学岂可及耶？

文中说北大哲学系尔时之盛况，曾及1923—1924年愚讲儒家思想时来听者之多。却须知听众非尽属思想上的同调，为求学习而来者。愚曾闻有反对派来听，倡言“我听听他荒谬到什么地步”。（注：同学中有彭基相、余文伟以我为唯心主义，夙示反对。）此正见出当时思想自由活泼之气象，凡哲学界所以成其盛况者讵不在此耶？

1970年11月3日记

又文中“他不要笼络天下人，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反之那玩手段的自欺欺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盖有感于当时执政者蒋介石而发，时当抗日战争中期，百事望之于蒋，而误于蒋，深有慨于心也。

同年11月8日又记

此文纪念蔡先生兼及当年愚受任北大哲学系讲席之事，因回忆往昔同学盛况如次：计同班同学有孙本文、顾颉刚、冯友兰、黄文弼、朱自清诸君。其时我廿四岁，论年齿彼此大致均相若。班上唯一年长者为谭鸣谦，即是后来革命运动中出名的谭平山其人，他年近三十矣。同学诸友固远不止此数，此举其后来学问上各有造诣，且均为大学的名教授，我此一时偶尔回忆中者数人而已。且在北大首尾七年之间，所熟识交好者初不止于哲学系诸同学，而泛及于其他系科。如罗常培、罗庸皆国文系，如陈政则德文系，如叶麐则理科，如黄艮庸则在预科，朱谦之（自由听课，不属任何学系）、王恩洋（旁听生）。谷源瑞则属哲学系，后因在国民参政会任秘书，而特别相熟。至如王星贤（英文系）虽在学校时不相知而晚年来过从颇密，十分契合。

1984年2月5日再识

纪念梁任公先生[40]

今天为梁任公（启超）先生逝世第十四周年，友人张旭光、周之风诸君提议撰写纪念文。去年漱溟自香港返桂，尝应友人嘱写有蔡孑民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文一篇。愚往者既同受知于蔡、梁两先生，则兹于纪念梁先生之文，自不容辞。纪念蔡先生文中曾指出蔡先生之伟大处，复自道其知遇之感。今为此文，大致亦同。

一、怎样认识任公先生的伟大

欲知任公先生的伟大，须从其前后同时人物作一比较。例如蔡先生即其前后同时人物之一。两位同于近五十年的中国，有最伟大之贡献。而且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网罗，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然而奇怪的是任公少于蔡先生八岁，论年辈应稍后，而其所发生之影响却在前。就在近五十年之始，便是他工作开始之时。在距今四十年前，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在距今三十五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全为立宪运动所支配，而这一运动即以他为主。当他的全盛时代，年长的蔡先生即默默无闻（蔡先生诚早露头角，但对广大社会而言则是如此）。蔡先生从五四运动打出来他的天下，那是距今二十四年的事。欧战以后的新思潮于此输入（特别是反资本主义潮流），国民革命于此种其因。所以他的影响到大局政治，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却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但须注意者，他这一段时期并不甚长。像是登台秉政之年（民国二年，即1913年；民国六年，即1917年，两年度），早已不是他的时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民国八、九年（1919年、1920年）后，他和他的一班朋友蒋百里、林长民、蓝志先、张东荪等，放弃政治活动，组织“新学会”，出版《解放与改造》，及共学社丛书，并在南北各大学中讲学，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

因此，论到所给予社会影响之久暂比较上，任公每又不如其他的人。所以有人评论他几句话：

其出现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胥不发生绵续之影响。—此正任公之特异处。

《陈伯庄通讯》

（《思想与时代》，第十三期）

这是很对的。我们由是可以明白诸位先生虽都是伟大的，然而其所以伟大却各异，不可马虎混同。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像是当下不为人所了解，历时愈久而价值愈见者，就不是他所有的事了。这亦就是为何他三十岁左右便造成他的天下，而蔡先生却要待到五十多岁的理由。他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先生，亦由此而定。

从前韩信和汉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个善将兵，一个善将将。蔡、梁两先生比较，正复相似。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班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

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二、任公先生的生平得失

吾人纪念前贤，亦许应当专表彰他的功德。无奈我想念起任公先生来，总随着有替他抱憾抱悔之心。任公学术上的成就，量过于质，限于篇幅，不能悉数。今就其在政治上得失说一说。

清季政治上有排满革命和君主立宪两大派。任公一度出入其间，而大体上站在立宪一面，且为其领袖。固然最后革命派胜利，而国人政治思想之启发，仍得力于他者甚多，间接帮助了辛亥革命者甚大。国人应念其功，他自己亦可引以为慰。

民国成立，宋钝初（教仁）想实行政党内阁，正与任公夙怀符合。当时曾约定以全力助宋，可惜宋氏被刺，两派合作机会遂失。加以袁世凯方面种种笼络。国民党方面种种刺激，卒成组织进步党对抗国民党之局。更进而有熊希龄受袁命组阁，隐然由进步党执政之局。末了，就陷于副署袁氏解散国会命令之重大责任，而不能逃。国会既散，政党根据全失，熊阁当然亦站不住。政治脱轨，大局败坏，任公于此悔恨不及。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一度失败。自然当日之事，由各方造成，任公不独尸其咎。却是春秋责备贤者，贤者引咎自责，不能不如此。

由任公先生之知悔，遂在袁氏帝制时，有奋起倒袁之举。在倒袁运动上，先生尽了最大力量。假如说创建民国是革命派的首功，那么这次再造共和，却不得不让他的一派居首功了。当日事实自有史家载之史乘，兹不多述。这是任公先生在政治活动对于国家第一度伟大不磨之贡献。

可惜在倒袁中忽遭父丧，袁倒后先生治丧持服，未得出而秉政。于是种下了民国六年（1917年）佐段（祺瑞）登台之事。在这里面还夹着一段反对康（有为）、张（勋）复辟。信有如任公几十年前所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者，可算作他第二度对于国家的贡献。

复辟既败，共和三造，段、梁携手执政，居然又有几分进步党内阁气概。此固为任公登台应有之阵容。但千不该，万不该，不肯恢复国会，而另造新国会，以致破坏法统，引起“护法之役”，陷国家于内战连年。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二度严重失败。这次责任别无可诿，与前次不同。我们末学只有替他老先生惋惜，而他的政治生涯亦于此告终。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了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这是与我纪念蔡先生文中所说，蔡先生所成就者非学术，非事功，而在其酿成一种潮流，推动大局，影响后世，正复相同的。

三、我个人对任公先生的感念

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之一人。论年纪，我小于先生二十岁。当他二十几岁举办《时务报》、《清议报》之时，我固不能读他的文章。即在他三十岁创刊《新民丛报》亦还不行。直待我十五岁，好像《新民丛报》已停刊，我寻到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全年一巨册（约五六百万字以上），又《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任公与汪精卫、胡汉民等往复辩难所有文章之辑合本）才得饱读。当时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十八岁时，《国风报》出版，正好接着读下去。这是比我读五年中学更丰富而切实的教育。虽在今日，论时代相隔三十年以上，若使青年们读了还是非常有用的。可惜今日仅存《饮冰室文集》，而原报殆不可得。那其中还有旁人许多文章和新闻时事等记载，约占十之八，亦重要。至今想来，我还认为是我的莫大幸福。

蔡先生著作无多，我读到亦不多，在精神上却同深向往。民国五年（1916年）曾因范静生（源廉）先生介绍而拜见蔡先生。但对任公先生则未曾求见。因我先父多年敬佩任公，当他从海外返国，亲往访四次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我更不敢冒昧。到民国九年（1920年），任公渐渐知道我。一日忽承他偕同蒋百里、林宰平两先生移尊枉步访我于家。由此乃时常往还。民国十四年（1925年）我编印先父遗书既成，送他一部。书中有先父自记屡访不遇投书不答之事，而深致其慨叹。我写信特指出这段话，请他看。他回信痛哭流涕数百言，深自咎责。嘱我于春秋上祭时，为他昭告说“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指我父）之教”。盖先父于慨叹其慢士之余，仍以救国大任期望于他也。此事在先父若有知，当为心快。而在我为人子者，当然十分感激他（注：任公先生此一回信附后）。

十八年（1929年）春上，我在广州闻任公先生逝世之讯，心中好大难过。念相交以来，过承奖爱，时时商量学问，虚心咨访（先生著作关于佛教者恒以初稿见示征问意见），而我未有以报。第一，他奔走国事数十年，所以求中国之问题之解决者甚切，而于民族出路何在，还认不清。第二，他自谓服膺儒家，亦好谈佛学，在人生问题上诚为一个热心有志之士，而实没有弄明白。我于此两大问题渐渐若有所窥，亟思以一点心得当面请正。岂料先生竟作古人，更无从见面谈心，只有抱恨无穷而已。今为此文，虽时间又过去十多年，还是不胜其追怀与感念！

1943年1月

附：任公先生十四年答漱溟信

漱溟宗兄惠鉴：

读报知巨川先生遗文已裒辑印布，正思驰书奉乞，顷承惠简先施，感喜不可言罄。读简后，更检《伏卵录》中一段敬读，乃知先生所以相期许者如此其厚，而启超之所以遇先生者，乃如彼其无状。今前事浑不省记，而断不敢有他辞自讳饰其罪。一言蔽之，学不鞭辟近里，不能以至诚负天下之重，以致虚情慢士，日侪于流俗人而不自觉，岂唯昔者，今犹是也。自先生殉节后，启超在报中读遗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原注：后读兄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兄即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故纳交之心益切）。岂知先生固尝辱教至四五，而我乃偃蹇自绝如此耶！《伏卵录》中相教之语虽不多，正如晦翁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启超者实至大。末数语，盖犹不以启超为不可教，终不忍绝之；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愿兄于春秋絮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报先生也。遗书尚未全部精读，但此种俊伟坚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不见于今，亦必见于后。吾漱溟其益思所以继述而光大之，即先生固不死也！校事草创，课业颇忙。又正为亡妻营葬，益卒卒日不暇给。草草敬覆奉谢，不宣万一。

启超再拜。十月一日。

回忆李大钊先生[41]

革命先烈李大钊先生是我的故交，是至熟至熟之友，通常都称呼他“守常”——这是他习惯用的别号和笔名。在1919年以前和其后那些年，我每次到北京大学讲课，在上课之前和下课之后，必定去他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盘桓十分钟至二十分钟。因为彼此很熟，他忙他的事，我进门或离去，均不打招呼。他主编的《每周评论》，我顺手取阅。他有时主动地要我看什么书刊，便顺手递给我，亦不加说明。我接过翻阅后，往往亦无表示。遇有重要书刊，我就声明带回家去看，下次来时交还。总之，彼此十分随便，没有什么客气俗套。

我们相识稍先于北京大学同事之时，彼时（1916年）守常在北京《晨钟报》（后改名《晨报》）任职。曾记得一次他宴客于南城瑞记饭庄，我和陈仲甫（独秀）在座上初次相遇。陈当时是为亚东图书馆募股来京的。恰值蔡元培先生方接任北大校长，蔡、陈早相熟，立即邀陈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院长）。同时，我亦受印度哲学讲席之聘，而守常则是以章行严（士钊）先生之荐接任图书馆主任的——此职原由章任之，章离京南去。于是，我们便同聚于北大了。

1921年冬月，我走访守常于其家，告诉他我即将结婚。他笑着说，这在他已是过去二十年前的事了。因而自述生在父死之后，而母亲又在生他之后不久亦死去。所以他竟没有见到父母的面，全靠祖父母抚养长大。《光明日报》1979年10月31日纪念李大钊一文，说他两岁丧父，三岁丧母，全不对。另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一书，说他尚未生而父先死，他生后十六个月母亦故去，与我所闻于守常自述者尚差不远，祖父母自顾年老，便为他早早成婚。婚后不太久，祖父母就故去，只余他和他的赵氏夫人。赵年长于他好几岁——似是他十一二岁，而赵十八九岁。赵夫人甚贤慧，自愿守在家园而促他去永平府中学求学。中学卒业后，他进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又去日本留学。这些是后话，非当时所谈及。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为首的是陈独秀、李大钊两先生，一时曾有“南陈北李”之称。我记得1927年春，有一天去东交民巷旧俄国使馆内访看守常，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求见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扰他，随即退出。不多日后就闻知他全家被捕的消息，原来他家大小同住一起，还有些同志亦同住，因而被拘捕时一同遭难者颇有多人，但亦有恰好出门而幸免于难者。当时正是张作霖自称大元帅驻军和执政于北京之时，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张的亲信参谋长杨宇霆相熟，他将去见杨，可保守常亦不死。其结果，直至守常死时，不知道他的家属儿女有没有受到连累；熟友如我未得尽小小之力，抱憾于衷。

当我闻悉守常被害，立即从西郊赶入城内，一面看望其家属情况，一面看视他装殓的情况。他家属已回到西城朝阳里旧居。我望见守常夫人卧床哀泣不起。我随即留下十元钱，退出来，改往下斜街长椿寺——据闻守常遗体停柩在此。我到达寺门时，门外一警察对我说：“你们亲友到来，我有交代，我就走了。”我点首应承，随即入内巡视。只见棺材菲薄不堪，即从寺内通电话于章宅吴弱男夫人。盖我夙知守常曾为其子女章可、章用、章因的家庭教师，宾主甚相得。弱男夫人来到时，各方面人士亦陆续而来，共议改行装殓之事。

我出寺门，路遇陈博生走来。他是福建人，与守常同主《晨钟报》笔政。其他的人今不尽记忆。

守常当年的熟友，眼前现有张申府（崧年）、于树德（永滋）和我几个人。张、于两位原与守常同为中国共产党人，但有始无终。我则根本是个党外人。今天回首思索起来，奇妙的是守常他们各位朋友全不曾介绍我入党——连半点意向亦不见。于此，显然我这个人条件不合。守常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和领袖，终且为党捐躯，而我则根本不在党。那么尽管友好相熟，究不便冒昧地自居于交谊深挚之列了。此点应当先自己坦白的。

提起正当五四运动时代的那些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我十分惭愧没有能像守常那样勇往地和诸同学们在一起，甚且可以说，他是居于领导而我则追随亦不力。因此，许多事就记忆不清，现在亦就说不清楚了。再则，事情过去且将六十年之久，而今脑力衰颓的我，就只能点点滴滴列举其目如次：

（一）少年中国学会组织的发起成立，守常实为骨干。此会在当年十分重要，会员包含了南北许多青年有志之士，其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有些人就是从此会分裂出来的。倾左的有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等人，倾右的有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人。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各自表现不同，而却是具有一定分量的，虽然分量大小轻重不同。

我仿佛未曾参加此会为一成员，却曾应邀为此会的田汉和曾琦两成员之间在宗教问题上的争论，作过一长篇讲演（讲词大意可见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二）当年守常先生的活动繁忙，有些群众大会开在前门大街，我亦曾去过。有一次在总统府门外的集会，我没有参加，类乎此者，现在记忆不清。

（三）记得守常和我两人曾致力于裁兵运动倡导。当时蒋百里（方震）先生且曾写出裁兵计划一书问世。可厌的南北军阀混战既多年不休，在洛阳的吴佩孚颇有势力，恰好守常的同学白坚武正在吴的幕府。守常因白的殷勤介绍，走访洛阳，似乎不止一次。访吴谈一谈是次要的，根本要造成舆论，发动广大社会力量才行。我们曾想联络上海、天津的工商界人士，而就近人手则在眼前的知识阶层。正在要邀请北京八校同人聚谈，不料被胡适、陶孟和等几位抢先召集，且又转变出“好人政府主义”一场戏来。随后果然出现王宠惠、罗文干为首的政府。我们二人只有苦笑！王、罗二位即是参加了胡适那次集会者。

（四）1919年秋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因学生李超自杀身死开追悼会，守常和我亦偕往参加，在蔡元培、陈独秀、蒋梦麟各位讲话后，守常和我亦各有发言，后来我的发言录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五章内。

（五）我与守常既而相熟，有时便一同游息。中国革命博物馆存有一张守常、张申府、雷国能和我四人在中央公园照的相片，推计其时间当距今五十年以上。五十年来，既有日军入侵，世局动乱剧烈，此照片我手中无存，展视之余，不胜追怀感叹之情。

略谈胡适之[42]

1917年，我与胡适前后相差两个月到北京大学。那年胡适二十六岁，我二十五岁，他长我一岁。当时他正是才华最盛的时候。他最早开始用白话文写文章，提出《文学改良刍议》八项主张，倡议用语体文，这是开创性的。从前一讲学问，写文章，都用文言文，他打破了这一点，这是他的功劳。当时很多人表示反对，其中有两个知名人物，一个是林琴南，再一个是章士钊。但不久，使用白话文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了。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办学方针是开放的，不受任何拘束，一般都称赞他执行的兼容并包办学方针，这个态度好，能够广罗人才，我就是被他“兼容并包”的一个人。我进北大讲的是冷门，没有人讲，我讲的是印度哲学。印度是东方古老文明之国，佛教在印度是后起的一个教派，但它在印度的消失也很早。中国有名的玄奘法师虽然赶上，但已是接近尾声。佛教传到中国来，玄奘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他一生艰苦卓绝。我很喜欢钻研佛教，也算是玄奘这一派。

刚才我讲了，胡适先生功劳很大，提倡语体文，促进新文化运动，这是他的功劳。他的才能是擅长写文章，讲演浅而明，对社会很有启发性。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下卷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得做一些考证；他想研究佛法，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

胡适喜欢谈墨子，梁启超同样也喜欢谈。墨子很了不起，他的书有《经上》《经下》，墨子书保存有古代科学内容，许多是自然科学。人们开始不懂，后来才慢慢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墨子的书传下来却是放在道藏中。《韩非子》的《显学篇》讲到，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后来大都失传了。儒家传下来的只是《荀子》和《孟子》。

胡适为人有个弱点，就是怕共产党。“五四”时期，北大出现陈独秀、李大钊，还有顾孟余等人，他们都讲社会主义学说，有好几派，有人讲英国的基尔特主义，有人讲法国的工团主义。学生中的思想也有很多派，有很多出名人物，如傅斯年、许德珩等等。毛泽东那时也在北大，他是旁听生。傅斯年创办的刊物是《新潮》，还有个刊物是《国故》。“国故派”里就有名教授黄侃。北大还有“三沈”（沈兼士、沈尹默、沈士远）、“二马”（马叙伦、马裕藻）、“二周”（周树人、周作人）等等。当时人才济济，因为蔡先生爱才，奖励后进。我现在已是九十四岁，离那时很远了，但是对当时经常讲的那几个字—兼容并包，至今记忆犹新。

1987年4月12日

怀念我敬佩的陶行知先生

顷者戴自俺、刘大作两位同志为陶行知诞辰九十周年将出版纪念册事访问于我，要我写一些追怀回忆的文章；我少于陶先生一岁，今既八十又九，脑力衰颓，笔墨迟钝，然而我又何敢辞谢不敏呢。想到我亲切接识的并世人物而衷心折服者不外三个人，而陶先生实居其一，其他二人便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莫笑我把服务社会的教育家和秉国钧的政治家毛、周二公相提并论为可怪，须知三位先生大有相同之处，这就是他们致力的事业虽在中国一国之内，然而他们的胸怀气概却卓然朝向着世界全人类，廓然没有局限，从而三位先生在我心目中实同一钦重的，却是又岂得笼统无分别于其间。

毛主席领导群众创建起新中国，惜乎晚年错乱多失。周总理信乎为遗爱在民的好总理，却天生是毛主席身旁第二把手。陶先生终身奔波乡野之间，在教育界独辟蹊径，风动全国，论其业绩固自不同。

当1946年陶先生在上海逝世时，我曾发表一篇悼念文章[43]，有云：陶先生是一位直前地奔赴真理的一个人，好恶真切分明，有时不形于色，却力行不怠，沉毅踏实，许多人受他感动，就跟着他走……我简直要五体投地向他膜拜。

陶先生不可及处：他本是游学外洋回国后做大学教授的人，竟然脱去西装革履，投身乡村要和农民打成一堆，创办起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志在以乡村小学为中心，推进广大社会的改造。

对于昔年晓庄校内外“教学做合一”的一切措施，我在1928年初次访问时，参观考察一日之不足，次日再往，曾写有一篇较详的记述[44]，刊入我的教育论文集，今不复述。1931年我既在山东邹平县创行乡村建设运动，迭次请于陶先生，先后从晓庄借调杨效春、潘一尘、张宗麟诸君来邹助我工作。其后张治中将军到邹平参观，又邀聘杨效春君为他的家乡建设起黄麓乡村师范学校。

1937年抗日军兴，国民政府初有国民参政会之设置，陶先生与我同膺选为参政员，然在第二届则政府视为左倾者多不入选，陶先生居其一。1939年，我从华北、华东巡历各游击区域之后回川，联合两大党以外人士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之组织，陶先生亦参加。但陶先生仍忙于其教育事业，在合川县澄江镇草街子办起育才学校，收容战乱中流离失所少年儿童百余人。1940年春，我亦送次子培恕入学。

其时培恕年十二岁，却于学校和陶先生为人留有深刻印象。据他后来诉说有如下几点：

一、全校师生员工百余人和乐相处，宛如一大家庭，使那些无家可归的儿童无复孤闷之感。二、学校经济有困难，大家却清苦而愉快地生活着。三、陶先生似乎很忙，难得来校。他一来时，人们便有喜色。他像是一位长者，却又是平等亲切之一员。四、学校与当地群众恍若相联相通，正亦改造着它所处社会环境。

行文至此可以结束。陶先生为人可爱可敬，然却非深于学问修养者。一个人总不免长短互见。吾为此言或非赘欤！

1981年6月27日于北京

附录一：悼念陶行知先生

陶先生之死，人人都以热泪痛悼他，人人都抱无限悼念的话要说。这里，我说一些我的话。

陶先生是一个一往直前，奔赴真理的人。他心目中，有他对于社会的理想要求。就在这里，他好便真好，恶便真恶，好恶真切分明，虽然有时不形于色。大家谁都佩服陶先生是一个力行的人。但须晓得，他所以表著出来如此者，正为他内心好恶简捷有力。当今天这个“好话说尽”的世界，一切只见说不见做，越显得陶先生朴勇卓绝，任何人都落在他后边。你只见众人随着他走，受他感动鼓舞而向前；不是吗？他不唯勇往，而且踏实沉毅。因此，勇于奔赴理想的人尽还有，而终不及他。我在此等处，最折服陶先生。我简直要五体投地向他膜拜。

陶先生又是一个富有创造力，遇事能独出心裁的人。反之，“人云亦云”“蹈袭故常”，在他是绝没有的。陶先生既从事教育，所以在他事业里面无处不具有一段新意趣、新作风，乃至完全新的一套。你看，早的如“晓庄师范”，后来的如“山海工学团”，末后如合川草街子的“育才学校”，不都是如此吗？他心思用在实际问题上，总要寻个诀窍来解决问题。因此，他手到之处便见光彩。这又是我极端佩服的。中国今天最不能因袭，但可怜这老民族竟乏创新之力。对当前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大家总在几种外国模型中转来转去，不能自出机杼。我很可惜中国政治上、经济上没有陶先生其人。只有多出几个陶先生，中国才能得救，这是莫有疑问的。

陶先生一生的美德懿行，谁都能数出好多点来。陶先生在教育上的创造，更须写几本书来叙述。我只就其根本处提一提而已。上面所云，是不足尽之的。

末了，我却据实声明，我和陶先生彼此感情虽好，而在思想见解上很有距离。陶先生的言论主张，我常常要保留，而不能马上赞成。每次见面，我总喜欢他，衷心敬爱他。但从没有作过长谈、深谈、畅谈。我自信能了解陶先生，但陶先生尚不十分了解我。

附录二：一件有兴味的事（摘录）

1927年，陶行知先生于南京北郊创办晓庄学校。1928年，梁漱溟前往参观后，曾以《一件有兴味的事》为题作过一次讲话，讲述其所见，从中可见其对晓庄学校的称道，自然这也是对创办者陶行知先生的赞许。现摘录部分如下：

晓庄学校有三点很合于我们的意思：（一）有合于教育道理；（二）有合于人生道理；（三）注重农村问题。

这学校教育的目标……是在培养乡村儿童和民众所敬爱的导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盼望本校的学生一面能够教导学生，办一所良好的乡村学校；一面又能辅导民众，将他自己所办的学校成为改造乡村社会的中心。为达到这样的教育目标，于是它把下列四事为培养人才之准的：

一、要养成农人的身手；

二、要养成科学家的头脑；

三、要养成艺术家的兴味；

四、要养成社会改造家的精神与热心。

这些说法，都很合于我们的意思。

我第一次去参观，因为去的人太多，妨碍我个人参观的计划，所以只过两小时就回来了。第二天早晨我再去，细细参观一天，当晚在学校里住宿，第二天才回来；事实的调查，这次算比较的满意。

首先令我们注意的，就是：“事情怎么做就怎么学，怎么学就怎么教。”在我觉得这很合于教育道理的。譬如种田是一种生活，我们就应该在田里做，就在田里学，也就在田里教。……教育要本于生活，教育必须教学做合一。

我在那里住一夜过两天的生活，它每日的生活的秩序是：

早晨天未明起床，举行晨会。全校的人都到。首先唱校歌（“锄头镰刀歌”），其次有各种办事的报告、各种讨论。晨会后便是早操。早操后食粥。我也加入，米很不好，粥却很浓。吃粥只有咸菜，吃饭则每桌三大碗菜；菜也很粗。没有座位，大家都站着围桌而食；学生、指导员、校长以及校长的母亲，都在会食。大约九时至十一时读书办公；午后大家到田间去，或到前方去；晚间写日记。这是大概的情形。

学校的创办在民国十六年三月；校长告诉说，开办时无屋可住，在山下立起三五个帐幕，几个人对着帐幕升起旗子来，就举行开学的典礼。后来人渐多，才分投到附近农家去住……他的用意在使学生能和农人一般吃苦，并且深知农民的问题。……校长常说他们要有三种打破：

一、打破课程与生活的分离隔阂；

二、打破老师与学生的分离隔阂；

三、打破学校与社会的分离隔阂。

照此办法看去，我们可以断定这样的学校，一定会有结果的。培养出来的学生，至少有两种好处：

一、有能力。分别言之，有三种能力：甲、劳作的能力。……乙、智慧方面的能力。……丙、作团体社会生活的能力。……

二、有合理的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很平民化……我们啊！无能力又不平民化，不能做事又要享贵族生活。——社会的病痛，是学校制度给予社会的病痛！

忆蒋百里先生[45]

1920年（民国九年）一个夏天，梁任公（启超）、蒋百里（方震）两先生由林宰平（志钧）先生陪同来我家（北京崇文门外缨子胡同）访我，以前辈而枉顾我一后学；这是我与两先生彼此交往之始，但其后交往并不甚多；尤其是我同百里先生往还不算多。现在只就其中较重要的两三次回忆如后。

1935年8月20日，百里先生经青岛忽到山东邹平，访我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不巧得很，那正是我前妻黄靖贤病故之日。他上午便已到达，而我正守护着垂危的病人不得抽身见他。实则我当时并不知道蒋先生到了邹平，因院中同事没有通知我，而代我接待了他。及至下午病人身故，他料知我没有心情与其相见，便径自返回。我于事后得知，也无从明白其来意。

1936年初的一次会见

这年寒假，我应广州教育界的约请，去作讲演，路经上海，造访百里先生于国富门路他的寓所，一面向他表示歉意，一面向他请教，问他为何去邹平访我。蒋先生说：我是想找你谈谈国家大事，谈谈日本侵略我国的问题。这才清楚他是为了时局紧迫（按日本人大搞所谓“华北明朗化”、“华北五省三市自治”，就在1935这年夏秋间），关心我在山东的乡村工作，想对我有所指教而到邹平的。记得去访问蒋先生的那天恰是旧历元旦，承留午饭，盘桓颇久，谈话甚多。

蒋先生素来熟习日本情况，而各方情报又很灵通，对我首先指出日本大举入侵我国将不在远。他说，中国人固是大难临头有不待言，而最后失败却将是惹是生非的日本人自己。日本人眼光短浅，它很不应当侵略中国。日本文化是接受中国的文化，它侵略中国，对它毫无好处，而给它带来的将是很大的灾难。他断言，华北纵然有失，将为时不久；就连已失去的东北，将来收回亦不成问题。理由是国际情势转变甚快，说不定三年五年就有机会到来。不过外面机会虽不难有，甚且一遇再遇，而我们自己没有准备，不成一个力量，对此种机会不能加以利用，则仍然无希望。……结论就在中国人自己要努力。

蒋原是著名的军事学家，谈得最多的自是将来的中日之间的战争问题。他说到他的所见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民族夙非以武力见长，民族历史不以武功著称；但每从自卫上发出力量来，亦能战胜强敌，也就是说中国不能打侵略战争，而长于自卫。

二、国家观念在中国人向来不够明强，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央若非一代开国之时，亦往往力量不强。因为中国人国家观念不够明强，从这方面不容易发挥出力量来，而保卫地方倒能发挥出较大的力量，因而有时一个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从地方（民间）兴起来。

三、中国人在种族上素无狭隘之见，却在文化上自具信念。中国人国家疆界与种族界限很模糊，不大与人分，很缺乏国家成见与种族偏见，而文化问题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中国被外族征服，非第从种族观念上抱亡国之痛，更从文化上而有亡天下之戚，不甘心于文化之灭亡（外族辄俯从中国文化以此）。中国人的力量往往为保卫民族文化一念而显发出来。诚如中国古语所说，“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蒋先生还举例说，曾（国藩）胡（林翼）之奋起抗洪（秀全）杨（秀清），曾胡之所以胜，洪杨之所以败，原因甚多，但其中含有一个文化问题。

他又说，决定战争胜败的条件原很多，总括来说不外物的条件与人的条件两大方面。物的条件如地势、经济、资源、武器装备等等，人的条件如主帅的才略、将领的团结、战士的士气等等，也包含很多。可以说这两大方面都很重要，都关系战争的胜败，但总以人的条件为主为先。因为物总是靠人来运用的；如果没有人的运用，或有人而不善于运用，物的条件在战争中的作用就不能很好的发挥或发挥不出来。而人的条件，就一次战役而言，往往担任指挥的将帅才能胆略最显，地位很重要。但如果战争规模很大，持续时间极长，则士兵的关系更为重要。这就是说在此种战争中，其胜败的决定因素却在全体士兵。将来的中日战争可能是长期的，其规模之大也将是世界战争史上所少见。那么，士兵的重要性将居首位。士兵优劣长短，自有许多方面，如体质、年龄、文化程度以及技术精熟与否等等，都关系很大，但它们究不如其心理方面（精神方面）的因素更为要紧。而在心理方面大概又以士兵对其作战之意义有亲切的认识，而从内心里发出力量者为最后制胜的基本条件。

就心理方面而论，在不同社会，人们作战心理各不相同。譬如游牧民族或工商业社会的人们，对于侵略性的作战便有兴味，或说天然是侵略性的，而农业社会则否；农业民族天然不能从事侵略性战争，而长于自卫，他们只有在自卫性战争中乃得发挥出力量。上面所说的三点，均系指出中国人在这类战斗中才亲切有力。这即是说：对自卫战争亲切，对侵略战争则否；对保卫国家的战争不够亲切，而对保卫地方的战争则很亲切；对种族成见不深，而文化理念颇强，愿为之而死。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战斗不止一次，敌人的优点长处在一次中表现，在二次中表现，三次中表现，但总不能永远表现下去；我们的优点长处，第一次不表现，第二次可表现，第二次不表现，第三次可表现……总不能永远不表现出来。最后一次表现，即可制胜于最后。

蒋先生又论述了山东的战略地位。他说，在他看来全国形势以山东半岛为最关紧要。其紧要之点有许多，可惜我现在多已记忆不起。有一点将于后文叙述，这里且略提一句，那就是：中国人假如控制了山东高地和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始终把它们掌握住，则中原（北方广大平原）非敌人所得而有。此外山东对徐、海及其以南地方也有屏障作用。蒋先生还提到，袁世凯时代有一位美国名叫乌德的将军来中国考察；袁曾派他去青岛招待陪伴此人，沿胶济、津浦线到北京，随处下车察看访问。乌德曾对他盛赞山东地位之重要不已。后来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之时，他曾向袁陈说利害，指出必须保全山东；其他可让，唯独山东不能让。他还从历史文化方面对我指出山东的价值与意义。他还说山东人的体质和民气也好，等等。

他又询问我们在山东的工作和设施，我大略告之。在我这次访问蒋先生之前，即1935年10至12月间，我们刚好推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拟定了一个以改革地方行政和民众自卫训练为主要内容的“三年计划”（1936—1938）此时正好着手执行，为应付敌人入侵，实行自卫做准备，如一旦中日关系破裂，即可发动民众与敌人相周旋。陈述这些是应其所请，同时也是为了向他请教。他于赞许之中，对我备加勉励，并再三向我讲明军队抗击敌人全靠人民力量之理。他说，不唯军队的组成和补充全从人民而来，军队的供应给养和支援全靠人民，作战时还有待人民的配合、掩护等等。最后他期望他所认识到的中国民族的伟大力量（如前分析的三点）将取验于山东。

百里先生谈起话来滔滔不绝。他平素谈话容易兴奋，而这一天更见其兴致之高和精神之好。他的识见和热情使我既受到很大启发，又深受感动。

1937年“七七”事变之初的一次会见

“七七”事变前夕，7月2日我由四川经武汉到北平，深感华北局势严重，形势紧张，即于五日赶回到山东邹平，两天后卢沟桥战火即起。山东韩复榘原对应战有所准备，至8月初转而有保存实力避免作战的表示。更为重要的是南京政府蒋介石是否决心一战还看不清楚。于是我特地于8月初去上海、南京一行，以便弄清当时时局的动向，尤其是要访问蒋百里先生，以便向他请教。我是8月9日到上海的，9日、10日、11日，天天去国富门路他的寓所与他长谈。但他一见面却力促我速回山东，要我催促山东当局将重要的物资——特别是兵工厂和民用工业的机械设备、运输工具汽车及车辆修理厂等——尽快西迁。这一则是免于资敌，一则是将来被敌人封锁时需用，缺少它不得。而这类物资多很笨重，运输力又有限，非及时筹划，早日动手不可。他还告诉我，上海工商、金融各界均在政府催促动员之下开始西迁了。此事要紧，我亦知道，只是自己刚到京沪一带，不想立刻回去。经他热心督促，我决定先到南京，打算从南京的山东省驻京办事处向济南通电话或电报来谈此事。

此番到沪听他谈话，知他对抗战前途充满了信心。他总是说：“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指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会看得见的，除非你是一个短命鬼。”他的这番议论听到的人很多，未曾直接听到而间接听到的人也很多，几乎是传诵一时。然而料想不到百里先生本人却竟未及亲见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先自身逝，真是令人惋惜！

8月11日　晚，我乘夜车离沪。车过无锡时，忽然通知旅客一律下车，说车已被军运征用，将运送候在车站上的部队东去上海。后来又候得另一西去列车，继续旅行。因为此时我认为上海战火已起，遂临时改变计划，未在南京下车，而径返山东了。待我12日到达济宁专署时，又得知有电报催促我去南京开会，于是我当日又折返南下。待我14日晨赶到南京时，知道上海“八一三”战事已爆发了。

1937年8月的又一次相会

8月17日　夜，我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又见到蒋百里先生。我告诉他，蒋（介石）约我明早谈话。他说：“好极了！就请你对委员长替我说，我自动请求派去山东视察防务，望他能同意，并通知山东方面。我不再去见他面谈此事，亦不另具书信了。”次日晨见蒋时，我除了谈对大局意见及山东情况，随即将百里先生的请求转达了。蒋介石表示同意，并说：“我即委托你陪同百里先生前去，帮助他多了解山东情况。”待我将此决定回复百里先生时，他很高兴。当下约定次日（19日）即起程离京去山东。随后他又忽然提出说，此时胡宗南驻军徐州，胡听他谈过我，曾要求他介绍与我相识。他问我，此次路过徐州时是否可以下车与胡见一见。我回答说，今当共赴国难，谈谈是好的。20日中午车经徐州，胡收到百里先生电报，亲来车站迎接，我们就在徐州停留了二十四小时，次日又乘同一车次北上。那时胡宗南任第一军军长，驻兵徐州。胡要见我是想了解我们在山东的工作。我把在济宁、菏泽、邹平等地开展的民众自卫训练工作和地方行政改革的情况向他做了介绍。胡表示愿去济宁参观训练壮丁的工作，蒋先生也表示要去看看，就约定随后电报联系。

22日晨抵济南，有民政厅厅长李树春奉韩复榘之命来站等候迎接。李陪同百里先生去石泰岩饭店下榻，我去省府见韩。韩一见面就问：他（指蒋百里）干什么来？我答说：他来视察山东防务，不是蒋委员长有电报说明了吗？对这样的答复从韩的神情来看似乎不满意，可能认为这是打官话，而非实情。我于是将百里先生一向如何重视山东在全国的战略地位，此次来山东纯出于他自己主动的要求的话告诉了韩。当我说明百里先生认为，我们中国人控制了山东高地和山西高地，则广大中原非敌人所得而有，同时我们如控制山东，敌人亦难据徐州，而徐州江北在我之手，南京便得其屏障时，韩竟笑了起来，说：“难道他们南方人还想守住南京！？”随后他说出自己的看法：中国现在只有西撤至平汉路以西，待国际局势变化，合盟国之力乘机反攻，才能收复国土。最后韩嘱托我代为向百里先生致意，请来省府午饭，却没有请我作陪的话。我转身到石泰岩饭店率直地把韩的神情态度以及所说的话全告知了百里先生，他倒说韩之所见并没有错。对此我不免有些诧异不解。于是百里先生给我讲明了其中道理。大意如下：

单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无法抗得住强敌，大半国土皆要沦陷而不能守，那是没有问题的，抗且抗不了，要战胜它就更有待国际大势的变化不可了，所以西撤，待机反攻，合盟国之力以求收复失地，这些话自然是都没有错。不过单是这样讲却很不够。单是靠他人，而没有“求诸己”的一面，那怎么能行？须知反攻战胜敌人的主要条件仍然在中国人自己。于此，至少可以举出两个事关紧要的问题：

一、抵抗不了而西撤，要看怎样地撤。在政治上、军事上中国一直不像一个统一的国家，若一旦败退，更见其分崩离析，而不是有领导地、有步骤地西撤或是撤至西部后闹不团结，缺乏能够对外说话有力的一个中央政府，那纵然有了有利的国际机会到来，怕亦无用。

二、待机反攻，要看如何等待。要积极做准备工作待机反攻，不能无所作为消极等待反攻。反攻的准备工作也不能待西撤之后再作，而要从西撤之日起就着手准备东返。更确切地说，应在未曾西撤时，即做好向东反攻的准备才行。这是从时间上说。再从空间上来说，在西部有西部须做的准备工作，在东部又有东部须做的准备工作；并非撤到西部就放弃东部不管。不然的话，失土岂易收复？

以上两问题，前一个侧重于上面军政（包括外交）领导之协和统一；后一个侧重在下面广大的东部地方留在敌后的民众组织活动。问题虽分为两个，实际上是一体相连的事。过去所说“控制山东高地与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不放”，这些任务既指正规军而说，亦兼指非正规军（游击队等）而说；既就西撤前而言，亦包括西撤后而言。

若不是经他这一番深入一层的讲清阐明，原来对他的见解我显然理解得太粗浅，太不够了。数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他的远见卓识正是一丝一毫不差，全应验了。试看，若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将民族矛盾改在首位，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在西部后方共戴一个政府以对外，蒋先生所说西撤后必须有“对外说话有力的一个中央政府”，以利用“有利的国际机会”将如何实现？若不是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我国东部敌后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斗争，与国民党部队在西部正面战场抗击敌人相配合，中国人民怎能收复国土，取得最后胜利？

这天中午蒋先生应韩之约时二人谈话详细内容似不曾告诉我，或者告诉了我一些，现在我已记忆不起。印象中他们谈得虽不太坏，当然也更不算好。韩复榘既出自私心一心准备西撤以保存自己实力，这何能满足百里先生对山东那样一片深切热情的期望？次日（23日）蒋先生似是由韩的参谋长刘书香陪同，由济南往青岛一带视察。我也因时局紧张，回邹平抓紧布置。我们分手时相约于25日他由青岛、我由邹平同时到济南相会，然后相偕赴济宁。先期电知胡宗南，请他亦同日到达济宁相会。

在火车上听百里先生谈其视察经过，他既语焉不详，在我今天更回忆不起，似是沿胶济线曾在高密（曹福林部驻此）等处下车看过，其他如烟台、黄县亦谈及，但记不确切。末后抵青岛，即由市长沈鸿烈（海军出身）陪同视察青岛防务，似曾讨论到将来撤出青岛时破坏各码头等问题。

在济宁我们与胡宗南相会合，由当时济宁专区梁仲华专员陪同参观，主要是了解为准备应付敌人入侵开始推行“三年计划”的情况（详见《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一文）。参观完了，当夜百里先生即随胡的专车南下。此时大战既起，各自奔忙，一经分手，彼此便未见面了。偶尔通信，因行踪不定亦极少。记得他奉命为争取外援，出使欧洲——特别是德国后，我曾收到他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印有欧洲风景，虽寥寥数语，而承他远地相忆，颇动我心。今写此文，殊草草不足以尽纪念蒋先生之意。

附录

蒋百里先生聪明绝顶，清末中举，去日本留学，又转德国留学，习军事，早露头角，得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赏识，赵专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奉清廷上请：“举人蒋方震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用。”袁世凯当国时亦加延揽，任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时间不长。有一次他为改进校务到北京陆军部有所请求，被拒绝，愤而回校，召集全体学生讲明经过，说：我作这样的校长对不起学生。当众开枪自戕，幸而受伤未死。事闻于袁世凯，延请一日本医官治疗，医官留一日本女看护护理服侍，蒋对此日女发生感情，向之求婚，日女说家有父母，且彼此为异国人，不敢自主，须由父母决定。蒋伤愈后真的赴日本女家求婚，遂与日女结婚，生二女，一名蒋雍，一名蒋和，其中一位嫁给钱学森，蒋百里的日本夫人即住在此女儿家中，直到去世。

蒋百里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关系我不清楚。听人说蒋介石也很器重蒋百里，想重用他，但蒋百里与蒋介石合不来。至于蒋百里和冯玉祥的关系，据我所知，冯玉祥对蒋百里相当崇敬。大约在民国十一二年间，冯任陆军检阅使、军长兼师长，所属五个旅驻南苑。这一年旧历正月，冯请我去给他的干部讲话，在南苑住了三天，讲了五次话。我亲见冯编印分发给所部将领每人一本小本子，辑录古今名将治军格言，内有“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等等语录，而“蒋方震曰”亦赫然并列其中。可见冯玉祥对蒋百里是崇敬的。

（摘自《蒋百里轶事数则》，梁漱溟谈，万永光记）

怀念卢作孚先生

卢作孚先生是最使我怀念的朋友。我得结交作孚先生约在抗日战争军兴前后（1937年），而慕名起敬则远在战前。我们相识后，彼此都太忙于各自所事，长谈不多，然而在精神上则彼此契合无间。

大约是民国七八年间（1918年或1919年），我去拜访住在天津的周孝怀（善培）老先生，就首次听到他谈起作孚先生。周老先生为宋儒周濂溪之后，在清末曾任四川省劝业道台，后又出长广东将弁学堂，任监督（校长）；著名将领如伍庸伯、邓铿、熊略、叶举等，都是周老主持该学堂时培养出来的。周老先生在向我谈起作孚先生时，对其人品称赞备至。在六七十年后的今天，周老谈起他时的情景我至今依然记得。周老将拇指一翘，说道：“论人品，可以算这个！”由此可见周老对作孚先生卓越不群的品德之称道。

可是我得与作孚先生见面相识，则在此之后将近二十年。那是因抗日战争爆发，我撤退到大后方的四川之后。当时作孚先生与我所从事的活动虽不同，但地点均多在重庆，因此交往较多。在彼此交往中，更感到作孚先生人品极高。我尝对人说：“此人再好不过！他心中完全没有自己，满腔里是为社会服务的事业。这样的品格，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找不到。”作孚先生有过人的开创胆略，又具有杰出的组织管理才能，这是人所共见。人们对他的了解较多的在此，人们常称道他的自然也多在此，但岂知作孚先生人品之高尚更是极难得的呀！

作孚先生是民生轮船公司的创办人和领导者。他在当时旧中国，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的情况下，创办民族工业，迂回曲折，力抵于成，真可谓艰难创业，功在国家社会。毛泽东主席五十年代谈到民族工业时说有四个人不应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作孚先生受到这样的赞誉是当之而无愧的！

作孚先生还热心致力于地方和农村建设事业。重庆北碚就是他一手筹划和开创而发展起来的，作孚先生及其胞弟卢子英，从清除匪患，整顿治安入手，进而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建立北碚乡村建设实验区，终于将原是一个匪盗猖獗、人民生命财产无保障、工农业落后的地区，改造成后来的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的重要城镇和文化区，现在更成为国内闻名的旅游胜地。1941年，我将创办不久的勉仁中学迁至北碚。1946年尾，我退出和谈，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务后，便在这景色宜人的北碚息影长达三年之久，静心从事著述；《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即写成于此时。1948年，我又与一班朋友创办勉仁文学院于北温泉，从事讲学活动，直到1949年底四川解放后来北京，才离开北碚。在上述我在北碚从事的种种活动中，自然都得到作孚先生以及子英先生的热心支持和帮助。

作孚先生是1952年故去的，距今已有三十余年！作孚先生与我是同年，都出生在甲午之战前一年，如果他今天仍健在，也当是九十岁高龄了！

作孚先生是个事业家、实干家，是个精神志虑超旷不凡的人！我们应当永远向他学习！

1983年

景仰故交卢作孚先生献词

余得结交作孚先生在抗日战争军兴之后，而慕名起敬则远在战前。忆我早年一次造谒周孝怀（善培）先生，曾闻周老赞誉作孚人品才能卓越不群，我既夙服膺周老，于老前辈之言固铭记在心不忘也。我入川抵渝后，又幸得作孚令弟子英之协助建起勉仁中学校于北碚。贤昆仲之为地方造福为人民服务者，固有目共睹、舆论共许，又不待我言之矣。民生轮船公司之创建暨抗战期间作孚先生所为种种奔走救济者，信乎劳苦功高，然而切莫误会他亦有个人英雄主义，相反地，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梁漱溟敬题

1987年

我国锑矿开发的先驱者

——梁焕奎五兄弟与华昌炼矿公司

1938年1月我初访延安，第一次会晤毛泽东主席时，他曾问我：“据闻你是广西人，怎么又和湖南湘潭梁姓是一家呢？”这里所说“湘潭梁姓”，就是指我的族兄梁焕奎兄弟一家。焕奎兄字璧元，是杨昌济（怀中）老先生的恩师。杨老先生当时与我同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常去看望那时（1918年）暂住于我家（崇文门外缨子胡同）的焕奎兄，而此时毛公又借住于杨老先生寓所（鼓楼豆腐池胡同），想必是因此有所耳闻，遂产生以上的疑问。

焕奎五兄弟与我

我原名焕鼎，和焕奎五兄弟为同高祖的同族兄弟。我们祖上世居广西桂林。1851年举家北移，焕奎兄的曾祖在湖南湘潭落户，于是成为湖南人；而我的曾祖则宦游北方，先在桂林得中举人（当时录取举人按省分配名额），后在北京中进士，但仍沿袭为广西桂林籍。北京湘潭相距虽远，但两家来往联系未曾中断。

1917年7月我与沈衡老（钧儒）在司法部同任秘书后，曾有机会去湖南长沙看望他们一家。这时焕奎兄已年届五十，而我二十四岁。焕奎兄一家当时住长沙浏阳门（东门）外自置的名为“青郊”的别墅内。别墅占地不小，内有楼，名“平远楼”，可远眺长沙城南；楼后为小山丘，上有橘林；有荷花池；有桂花两大株，当时正逢盛开时节，香溢满园。我在此逗留了三个多月之久，十月初，皖系军阀段祺瑞以“出师剿灭”护法军为名，进军湖南，至衡山一带后，因内部矛盾，部队将领王汝贤、范国璋通电停战，主动北撤，从此湖南政局不稳，治安混乱，人心浮动。为了避难，焕奎兄一家先去汉口，又迁北京，借住在我家一年多。我也于此时返回北京。于是我又常得与焕奎兄时时晤谈，因而得知不少有关他们兄弟五人——焕奎（璧元）、焕章（端甫）、焕彝（鼎甫）、焕均（和甫）、焕廷（硕甫）从事湘省锑矿开发事业的事迹。

湖南锑矿的发现久通公司的建立

我国锑矿蕴藏丰富，居世界前列，而湖南锑矿储量在国内又首屈一指。据焕奎兄之长女培肃所写的《湖南华昌炼矿公司经过事略》（《湖南实业杂志》一七八号）记载：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姻家刘鹤龄，以他在安化、溆浦一带田庄所产不知名矿石出示，后送汉口外商亨达利洋行化验，确认为锑矿，并从此由该行收购。随后又发现新化、益阳、安化、沅陵等县境内锑矿数十处。当时（即甲午中日之战的1894年）巡抚陈宝箴正热心于维新运动，积极推行兴办实业和设学堂等新政，于是决定在长沙设矿务局，任命焕奎兄为该局“文案”（秘书）。这时焕奎兄二十五岁，正当他中举后一年。不久又升为“提调”（秘书长），负责筹划全省矿业开发事宜。可以说这是焕奎五兄弟参与湘省采矿事业的开端。

当时已查明的锑矿中以新化蕴藏量为最多，品位也高，而在新化境内各矿又以锡矿山（地名）为最多，约占当时全省已探明储量的三分之二。益阳、沅陵等地矿砂品位则较低，其中益阳境内官办板溪矿开发较早，因久未获利，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即义和团“庚子之乱”前一年）招商承办。焕奎兄弟于是接办了益阳板溪矿，创立久通公司，由二弟焕章为驻矿经理，从事管理工作。这是焕奎兄弟直接经营锑矿业的开始，它为日后创建华昌炼矿公司打下了基础。

板溪矿距益阳县城约二百里，矿砂品位不高，含锑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但储量大。当时为了降低运输成本，久通公司在距矿山五十里的沾溪设厂，用土法冶炼后外运。土法只能将矿砂炼成“生锑”（硫化锑）。“生锑”按规定又由官方统一收购。再加开采愈久，矿场距炼厂愈远，运输成本不断增加，所以当时久通公司利润有限，无力扩大再生产。至1906年，锑价开始上涨，利润增加，焕奎兄弟于是有改用新法炼锑的打算。

杨度支持购得法国专利久通改组为华昌炼矿公司

焕奎兄在从事矿业多年之后认识到：“国家富源在尽地利，而地利在矿，开采矿利在得人，非先作育人材，无以阐发地藏。”（见为梁焕奎所作之《哀启》）他在参与湖南实业学堂工作的同时，注意培养他的几个弟弟，使他们能从事矿业开发工作。三弟焕彝、五弟焕廷先后送往国外学习。1902年焕彝先去日本、美国，1906年又转至英国，进入伦敦矿业专门学校。在该校学习期间得知法国有一名为赫伦士米的冶炼厂，采用一种炼锑新法，于是偕王宠佑博士前往巴黎，了解到此法对冶炼低品位锑矿砂最相宜，是当时最好冶炼方法，如久通益阳矿能采用之，生产定可改观。但专利要价极高，非出重金，不能到手。焕彝急忙将此消息函告国内，要求尽快作出决断。焕奎兄及其四弟焕均虽然极想购得此项专利，但限于久通公司的财力，无法实现采用新法冶炼的计划。

恰好杨度先生此时由北京回到湖南。杨度为湖南湘潭人，与焕奎兄同乡，又是挚交，关系不同一般。记得焕奎兄1918年来京借住我家时，杨度先生即曾来我家看望过他，而焕彝来京时，又常借住于杨度寓所。当杨度先生从焕奎兄处听到购买专利的种种情况后，认为此机会不可错过，如能获得此专利，不仅有益于久通公司，而且将对湖南省经济发展甚为有利。因此表示愿全力支持。杨度首先向湖北总督赵次珊借得银元五万，先汇往巴黎作购专利预付款，随后又向军机大臣袁世凯、直隶总督端方和山东巡抚袁树勋等，筹得十一万，部分用于补足购买专利款，部分供按专利设厂之用。久通既获得了专利，又增加了资金，生产规模势必扩大，于是决定将原来的久通公司扩大，改组为华昌炼矿公司，而从此时（1908年）焕奎兄弟所从事的锑矿开发事业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华昌之创建得杨度之助实多，因此以干股五万元赠杨度，后来杨又陆续投资，共拥有股金二十万，成为华昌一大股东了。

焕彝购得专利后，又在英、法采购机械设备和冶炼炉等，然后与王君宠佑及一法国机械师回长沙，在南门外西湖桥按专利建厂，设各种冶炼炉数十座。从此，三弟焕彝就成为公司技术方面的领导者。为探矿，他常奔走于深山穷谷之中。益阳境内矿场采掘工程全部机械设计，更由他朝夕指导建设而成。后来铺设由板溪至桃花江的轻便铁道，也全在其主持下进行。还应附带提及，焕彝曾深入湖南宜章发现安源之锡矿，又跟踪向东，发现瑶岗之钨矿，更沿五岭山脉至江西境，于大庾发现丰富钨矿。据他所著《生平略历自述》中记载：“瑶岗钨矿实由余用化学干试法鉴定于始，李炳麟（即李国钦）在美证明于后，华南一带始有钨矿之名。”可见我国首先发现钨矿者，当推焕彝为第一人。至1935年他曾受聘于当时国民政府之资源委员会，协助大规模开采钨矿的工作。

华昌公司创建后，因技术改进，业务发展，在长沙设立总公司事务所，下设冶炼、化验、水电、修理、翻砂、航运各部，机构复杂，组织庞大，全部员工达数万余人。焕奎兄因早自1905年即患眼疾，至1908年华昌创建时，眼疾更加重，于是公司总经理一职由四弟焕均出任，负责领导全公司事务。为了便于焕均出入官府，代表公司进行联系交涉，我曾听说他们向清廷吏部纳银万两，为他捐得一个二品衔候补道（二品衔方可戴红顶子）。

1914年欧战爆发华昌公司大发展

长沙建成之华昌新冶炼厂竣工后，益阳板溪矿所产矿砂全部运长沙用新法冶炼，从此不再以生锑出口，而且所炼纯锑质量一流，在国际市场上颇有竞争力。同时华昌在购得法国专利后，向清廷商部奏准立案，自1909年起十年内任何外商、官商及私商均不得采用此项专利设厂，从而取得独家新法冶炼全省纯锑的特权。当时省内小公司甚多，锡矿山一地即有采矿公司百余家、炼锑（生锑）厂三十余家。这类厂家所产生锑均由华昌炼为纯锑。辛亥革命后，湖南实业司呈请工商部，欲取消华昌此特权。1913年，杨度曾就此事致电工商部说：“……度于华昌宗旨，求统一不求垄断。若不统一，必如曩年散漫相倾，为外人所乘……唯有由部责令华昌，包炼全省锑砂成纯……”（转引自《杨度集》，原载《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1月16日）于是又得延长此项特权。由于华昌拥有当时最好冶炼技术，规模最大，又享有此项特权，公司在湘省矿业界地位最高。1912年，在天津成立之“中华矿务联合会”，参加者有六大公司，其中即有华昌（其余五家为开滦、汉冶萍、临城、井陉、中兴，见《杨度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为当时军火生产及军需储备的需要，欧美各交战国争相购进，锑价扶摇直上。次年锑价更暴涨，华昌盈利随之猛增。而且在此之前，因外销全由英商廓克逊代理，利润落入外人之手不少。待大战起，华昌借口英商难于如期付款，废除了其包办外销合同，改在纽约设立分公司，由曾留学国外之五弟焕廷出任经理（后由其姻亲李国钦继任，李由华昌资助于1910年送英国学习矿业，1914年毕业后即在华昌任职）。同时又在欧洲各国设代销处，从此外销大权全部自理。由于上述种种有利条件，华昌业务繁荣兴旺，盛极一时，可以说进入了它发展的巅峰时期。1916年，获纯利竟多达一百二十万银元（见《湖南华昌公司报告》，转引自《湖南省志》第一卷）。当时之长沙城南一带，可以说是华昌的天下，“机声喧扰，烟突林立，厂屋房舍，鳞次栉比，湘江沿岸，火轮电艇，络绎于途，无非皆华昌所有，景况之盛，规模之大，可见一斑”（引自《梁公鼎甫传略》）。华昌成立之初在领得清政府补助银款时曾奏明“俟营业发达再报效国家”，现在公司利润大增，于是在1916年7月将此款缴还民国之农商部，了清了杨度经手的公司一笔大债务。

1918年大战结束华昌公司走向衰落

后来新化锡矿山所产矿砂量日多，当地矿商因远道运长沙冶炼不便，同时又有人创造了一种土法炼纯锑的技术，至1915年采用此法之小厂已达数百家之多，于是华昌不得不同意矿商就地自炼，只是规定所产纯锑仍用华昌双环商标出口。华昌原来独享之新法冶炼权从此开放。而待大战结束后，又有德商多福公司等设厂在锡矿山用改进之新法冶炼。在此种形势下，华昌更是只有统办出口业务的权利了。

但直接影响华昌事业的重要原因是大战结束，国际上军需纯锑量锐减，锑价一跌再跌，而公司的开支反而增加。这是因为湖南绅商各界见华昌一度利润丰厚，均欲染指，纷纷要求入股，公司迫于压力，只好扩股（1916年由原来的九十六万扩至三百万银元），公司机构随之膨胀，冗杂人员充塞，办事效率降低所致，再加驻纽约经理李国钦及国内公司中有人监守自盗，均促使公司处境日窘。

又由于国内连年政局不稳，军阀混战，而湖南这一军事要冲，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多次沦为南北之争的战场，产多业大的华昌在生产上既不能不时时受战事的影响，在经济上又难免成为征派勒索的对象。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兴盛一时的华昌日趋衰落，锑产量由1917年的八千二百吨骤减为1918年的四千二百吨。至1920年，华昌炼矿公司已是债台高筑，寸步难行，矿场与冶炼厂全部停顿。次年经股东大会决定，不得不变卖部分产业，偿还债务。债主以长沙债团为最多，后即由他们另行集股，缩小范围，继续经营板溪矿，而华昌只能以部分产业入股，分得半数利润，用以偿还未了债务。至1927年，华昌终于因破产而倒闭。

华昌兴衰史的简略回顾

我国一些现代史的著述指出，中国民族工业在中日甲午之战以后有了初步发展。例如我国著名的轻工业的先驱者张謇，他所创建的南通大生纱厂即成立于1899年。而华昌之前身的久通公司也于是年开办。又例如，华昌炼矿公司创立之时（1908年），也正是盛宣怀向日本借款，将汉阳、大冶两铁厂与萍乡煤矿合并，成立著名的汉冶萍公司，并由官办改商办之日。这当然都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由共同的历史背景造成的。

至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由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放松了对我国的侵略和掠夺等原因，我民族工业获得空前发展，因此有人称之为是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及至大战结束，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以及我国国内政治动乱等影响，自1922年以后，民族工业转而陷入停滞、萎缩和危机之中。回顾焕奎五兄弟所经营的华昌炼矿公司，由创建（1908年）至倒闭（1927年），前后二十年大体上也走过了这样的兴衰历程。它于创建之初，由于在资金上得到官府的支持，在技术上引进了国外先进专利，因而在湘省并在全国矿业界崭露头角。待一次大战爆发，华昌事业迅猛发展，仅两三年间即达到了它的巅峰时期。但好景不长，待大战结束，即转趋衰落，虽力图挽回颓势，仍终以破产倒闭作为华昌炼矿公司的最后归宿。

上述焕奎五兄弟从事我国锑矿业的种种情况，部分系我耳闻于他们兄弟，部分根据其亲属的回忆或记录，并参考了一些所能得到的资料，错误或遗漏之处在所难免，但其中所记述者或可有助于研究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史人士的参考。有心于此的研究者，如能进而作些调查考证，加以核实、勘误和补充，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另外，我曾写有《梁焕奎事略》一文，刊载在《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1984年），可供参阅。

追记广州往事

愚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月到广州，十八年（1929年）二月离去，首尾约近两年。其间之事，不无可记；但今事隔十数年之久，亦只能追忆大略而已。

关于愚到广州之由来，及初到时一段情形，往年于《村治月刊》写《主编本刊之自白》曾述及之。读者试检《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便得，今不再叙。兹从十七年（1928年）春间，李济深（任潮）、陈铭枢（真如）戡定广东，愚稍参预广东政局说起。

一

于此，宜先点出愚平素见解主张之与当时政局有关者，此约有下列几点：

一、中国今后要以建设完成革命，从进步达到平等，绝对否认一切暴动破坏及任何对内作战之理由。

二、必须大局统一稳定，乃能施行建设而得到进步，故国家统一实为第一要件。

三、但中国只能有一种宽弛的统一局面（尤其彼时为然）：建设之实施在地方，而不在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至如所谓建设，固意在愚所主张之乡村建设，却暂亦不甚计较。唯上列三点，则不能放松。盖事之缓急先后自有别也。

愚于中国之前途，既自有其见解及主张，不能苟同于当时之国民党；而当时之广东则完全一国民党秉政之局，愚故不愿滥行参预。十六年（1927年）七月南京发表愚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愚辞不就职者以此。然国家之事，人人有责，我自当因机缘以尽力，断无局外旁观之理。十七年（1928年）之广东，李陈为政；两公既属知交，即一机缘。尤以任潮一向指望国民党统一中国，却自经张黄事变，暨上海会议而后，大为灰心；此时（民国十七年）乃始有味乎愚初抵粤见面时之所言（具见《主编本刊之自白》文中），更是一大机缘。以此，愚故留粤稍参预其事，冀为乡治运动之推行。愚在广州年余，对广东政局总取不即不离之态度，一贯到底未尝变也。

二

十七年（1928年）春，任潮回粤戡乱，既邀愚自新造细墟出广州，愚为任所陈说者，除乡治道理外，特提出三个问题请其注意：

第一，广东对南京国民政府之问题；

第二，任潮对真如之问题；

第三，任潮对国民党左右派之问题。

第一问题，实即李对蒋之问题，或地方对中央之问题。盖当任回粤时，蒋已恢复其中央之地位，而对任之回粤戡乱，不特不为之助，且种种为难。其事实甚多，不烦枚举。此当前一大问题，不可不亟决定应付之态度。第二问题，则以粤局之戡定，实得真如自沪入闽，率其旧部协助之力。今后真如在广东政局中自占一分量，亦不可不知所以善处之也。第三问题，则此次变乱（张黄之变），既出于左派所为，左派关系已绝，却虑右派势力，又来侵入广东。假使不善为应付，其足以贻误粤局，将有甚于左派者。必须此三问题应付得当，而后粤局可安，建设可施，事业有望。非然者，前途必不容乐观也。

任潮于问题之提出，颇为首肯。愚因又陈其意见如次：

第一，当认定自己之事业在地方，立志为地方尽力，不作他想。却为达此目的，必须维持大局之统一稳定，对蒋（中央）软硬兼施，总求不破裂而又能容自己作事为主。万一相逼太甚，卒不见容，则只有放弃地盘，绝不与之动武。盖一则吾人以大局之统一稳定为重；二则吾人若果负人望，虽一时退让，又何难再出也。

第二，当力谋与真如合作。欲合作之有成，第一必须事事开诚相见，不使有一些隔阂；第二必须诸事包容退让，不与之争。万一广东内部不能相安，必授人以隙，徒为他人造饭而已。

第三，当知右派腐化可畏，尚不如左派较有革命气息之可取。切勿因自己与左派决裂，而接近右派。必须胸中有主，左右之间无所偏倚，而后可以保持一种自主力量。有自主力量，乃有事业可谈。

凡愚所谈，任潮靡不谓然，亦缘任之为人雅与此种态度相近也。后来事实上亦大致循此方针，而卒不能无问题焉，则其间殆有天命矣！

三

方任潮回粤戡乱之际，蒋既种种与之为难；洎粤局大定，宁粤对立之痕迹日显。张黄之变，原出左派阴谋，意在攫取广东地盘组织中央政府。故与汪偕来者有左派中央委员八人。此八人者既经监察会议议决予以处分，暂停其出席中央会议之职权，而此时南京召开中央全会，蒋竟使之出席。张黄军人，其举动干犯军纪尤甚，而蒋乃接济之，收容之，使其驻兵浦口。人之为任潮计者，咸主联合其他中委通电指斥，俾蒋无得挟中央会议之最高权力以相钳制。盖此时若予默认，将来欲说话，便已晚也。然任卒隐忍未发一言。党中元老念非抟合宁粤无以竟北伐之功：既见任潮有包容之量，遂专使曾养甫持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手翰抵粤，劝任入京面蒋，以消嫌怨。

任潮究竟去南京与否，在广州当时颇成问题。劝其勿去者固多，主张其去者似更有力。一日晚间，愚闻其将成行，特往送之。至其家，则重要干部多人皆来送，而任潮意不欲行。真如约定同行，既先期候于港。而港督金文泰闻讯，则专人持函来省劝阻。交涉员朱兆莘手金函译述之。略谓：省港密迩，祸福相倚；公此去必无幸，为粤计亦为港计，不能无一言之奉（此可见帝国主义者之利于我不统一）。而陈伯南（济棠）、冯祝万等在左右，促行甚力。伯南至跪求之。任则隅坐俯首，默不为答。时晚餐酒肴毕陈，彼此相持，无人入席。愚于此，初无定见；然睹状，知必须速其行。因趋前语任曰：吾非热心劝公去南京者，公所知也。然今日公左右所与共事，乃至共生死之干部，既皆主张必有此行，公不得自私其身矣。此身安危且当付之天命！危，亦安足恤！若其不然，夫岂某氏所能为祸者邪？公其行矣！我愿伴公之行。任闻言似有所动。旋即让客就餐；餐罢起行，愚与之偕。

比抵沪，尚有以不必入京为言者，任则不复犹疑。

此行结果甚佳。不独蒋李释嫌，真如更持蒋函西行经汉入湘，晤白健生、程颂云解释一切。盖其时白、程与蒋亦不睦也。内部既和，北连阎、冯，分别出师，全国大局由此底定焉。

于时蔡先生（元培）在政府，身兼数职，谋北伐最积极。北伐之得以完成，先生实预有力焉。愚既游南京，数谒先生。先生语我，邵元冲人格卑鄙，为任潮秘书长（广州政治分会秘书长），多不宜；幸转语任潮更易之。愚问：孰宜？则曰：金湘帆（曾澄）可。其后以金易邵，卒如先生旨，即此次由京返粤事也。

四

张作霖出关，北伐军入北京，全国统一在望，蒋电粤，约任潮北上共商大局善后。其时，遂有五巨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会于北京之事。方任潮将北上，愚语以全国事难有好希望，粤事重要，不如勿往。任曰：诚知其未必有望，但此会关系至大，岂可不尽我心？愚曰：善哉！公其勉之矣！

先是，蒋以国家统一在望，有一极长电文，分致阎、冯、二李，论裁兵及划分国防军区事，于军政军令之统一，计划甚详；举凡各地军官学校、各地兵工制造、南北海空军等一切，皆收归中央。电末总结：以上计划拟由我等五人联名向中央提出建议，谅必荷诸兄赞同云云。愚当时在任潮处得睹电文，心窃笑之。夫裁兵与军事统一，为国人之所祈求者久矣。顾若干年来卒不易就，今日讵得急迫求之乎？抑今日之不统一，岂不正在诸巨头彼此间邪？问题既不在外，则如何得使公等同心合力以成此业，此当前第一义也。此处大有功夫在，为之领袖者，正宜知所从事。乃蒋氏遽以其主观要求，为片面之拟议，迫各方以同意联署。谓如此，将不得更持异议于后。抑知问题非揭出不得解决，意见非宣白无从消弭。唯彼此开诚相见，仔细磋商，乃庶乎有望。此等手段不见其巧，只见其拙。联署非难也，联署之后，彼此各有怀抱，弥以深刻隐伏，问题解决更难耳！中国之统一，原非易事；而蒋氏尤非其人。愚早有见于此，故语任潮云云。

果也，五巨头会于北京者七日，仅相偕一谒孙总理灵而已。对大局问题，曾无一度之切实商讨，匆匆遽去。濒行时，蒋又以南京相会为约。盖在南京，举行中央全会也。会前，对阎、冯、李等又不作任何商量，而遽于会中提出撤销各地政治分会案。政治分会者，中央政治会议分会之简称，于时全国有四：太原政治分会，阎主之；开封政治分会，冯主之；武汉政治分会，李宗仁主之；广州政治分会，任潮主之。各分会代表中央，主持一切，所辖两省、三省不等。分会之宜存宜废，非此所论；然军事未臻统一，遽先求政治统一，此又必不可得之数也。任潮愤其相逼，不出席会议。诸元老颇寄同情，亦相偕去沪，不出席。李石曾且倡为“分治合作”之说。一时顿成僵局。其后，虽得转圜（决定撤销，而延期三四个月实行），而十八年、十九年接连内战，伏于此矣。

五

任潮对待真如，大致甚好。粤局初定，即欲以省政付托真如，俾愚劝驾。真如力辞不受。其时岳阳彭君一湖，方得真如倚信。一湖，君子人也。与愚一见如故。又嘱一湖劝之，卒不肯。愚与一湖察真如之情，非虚伪也，因共覆任公，请无复谈省政问题。于是主席不复易人，而真如荐一湖出任秘书长。一湖又邀其友高阳（践四）、钟泰（钟山）诸君来任秘书。任潮悉从之。愚与高、钟友谊，亦始于此焉。

大局安定，因谋建设；于政治分会内成立建设委员会，为设计筹划机关。任潮真如又俾愚与一湖主其事（任潮为主任委员，愚代理之）。然一湖在省府，愚在建委会，功力唐捐，均无一毫结果。盖吾侪本是书生，当日于世事多未谙达，有甚于今日也。

十七年（1928年）秋，任潮卒以省政畀真如。其间经过，愚颇预闻。方蒋氏提出政治分会问题，政局一度陷于僵持之时，适胡展堂（汉民）自海外返国，抵香港；真如自广州往晤之。旋即陪同入京，共任调停。愚以关心大局[46]不久亦到沪。政局既转圜，遂入于蒋、胡合作时期。胡欲留任潮于南京，而使真如主粤，亲函广州陈、冯诸人主张之。诸人悉赞成其议，并以函告真如。一日在沪，真如邀愚为钱塘观潮之游。于游息间，真如微露其事，并疑任潮恋位，未肯同意。愚讶其言之无因，而遽悟粤事由李畀陈之不可再迟。急入京晤任潮言之。任初未犹豫，即日见胡，请其提出于中政会，翌日真如以奉蒋命北上晤白健生，自沪过京渡江。愚以其事告之，且曰：此出任公自动也。

然当时广州诸人竟疑愚阻挠于其间。冯祝万，最为任潮亲信；陈伯南，则与真如并肩为任潮部属；黄季宽又与任潮夙厚。诸人者，果何所利于去任潮而易真如，愚实不得而知。顾其一意主张以陈代李，俾李留南京，则信然也。意或皆积极拥护统一者邪？愚平素对于强性统一之不抱大希望，平素劝任潮重视粤事皆诸人所知。此诸人疑愚为阻挠之本因。又在愚入京晤任之前，任适有派副官长李民欣自京返粤之事。李之返也，为传达任潮手谕十事。十事不可具详；但知其一，则嘱由政治分会提出通过真如为广东民政厅厅长，又其一，即嘱以愚所建议之“乡治讲习所”即速开办。诸人方与胡氏协议，以真如为广东主席，而兹乃以长民厅，遂认为任潮一种拒绝之表示。同时，愚所建议之开办乡治讲习所一案，尝遭政治分会之延宕者，兹乃特嘱从速，其必出于愚之要求无疑。两事合观，遂疑前一事为任潮听信愚言之结果。愚遭此误会，初不自知。伍先生（庸伯）以急电促愚返粤，乃始知之。愚具白前事经过，始得释然。

六

愚之来粤，本为推行乡治运动。然深知个人可以有先见，社会却不能有。一种运动，非至时机成熟，必不能推行。强之，无益也。抵粤之初，知非其时，则忍待之。除为人讲说外（例如在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作乡治十讲），未尝有所进行。逮十七年秋，乃始为开办乡治讲习所之建议。先经建设委员会通过后，送交政治分会请核定实行。其时任潮、真如皆不在广州（正在京、沪），政治分会委员出席者，似为黄季宽、朱家骅、李文范、李禄超、冯祝万等。诸人以愚言论夙不本于党义，虑所作为亦多不合，不肯通过。顾又碍于情面，难予否决。又未悉任潮、真如意向如何。第一度提出，以各自携回研究为词，下次再议。第二度，则议决转请中央政治会议核示。平素许多大问题，皆径自决定，未尝请示中央；今顾慎重如此，其为有意延宕明矣。秘书长金君具以语愚，愚颇谅诸人苦衷。

其后，此案提到中政会上，又交行政院内政部核议。内政部覆称可以试办。中政会即据以覆广州分会。广州分会又令饬广东省政府试办。时则十七年初冬，任潮、真如皆在广州，一切原可顺手，不成问题。愚终以怀疑气氛尚在，不愿亟亟。适南京之晓庄师范、河北定县之平教会以及其他各处乡村工作，兴起者既多，愚遂以先赴各处考察为由，不即开办。一面向省府请得旅费，偕同志数辈，离粤北游。

北游以旧历过年后成行，时则十八年（1929年）二月初间矣。愚离粤不久，粤局遽变。此后留于北方，不复返，固初所不及料也。

七

粤局之变，盖由武汉问题引起。然任潮自身应付未善，亦不为无因。十七年初冬，广州政治分会撤销，瞬已届期，省政府亦交替在即；任潮意怏怏不快。其时，方自南京返粤未久，而蒋乃一而再，再而三，来电敦迫入京。任之不愉快益甚。覆电陈述因真如割盲肠炎，省政尚未交替，不能即刻入京外，颇发牢骚，自请归田。此电拍发，于大局于个人均无所取义；徒使蒋了知任心内之不平，益以遭忌取祸而已。

愚所为至今歉然者，草此电文时，实一度经过愚手也。任潮左右素无得力之秘书。此一电文，初嘱邓君孟硕（时为总部秘书长，只负名义，不甚问事）起草。任不洽意，自己动笔修改之。愚偶至其家，即出以见示。愚谓为未善，稍从文字上为之修饰整理而还之。于其意义所在及后果如何，未深考虑。臆度此必早经诸干部要人共决定者。而不料任之出此，曾未咨之任何人也。电既发，诸人闻讯皆惊。真如在颐养园病榻前，邀众集议，相顾搓手叹息，以为大祸之来，将不在远。比悉电文出愚手，又无不切齿怨嗟。愚于是，遭第二度之误会焉。

恰在此时，有武汉政治分会将湖南主席鲁涤平免职之事；内战卒以发作。盖自上年编遣会议以来，内战之声，喧聒在耳久矣。所未知者，对冯对桂之孰先。桂者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及任潮皆桂人；其势力既掩有两广而及武汉。北伐既成，更远及平津。于时，遂有桂系之目。湖南主席，前为程潜，既已见逐；兹又逐鲁。在人视之，自为桂系打通粤汉，无使有所梗于其间之企图。而不知其内容固无所谓桂系者，更无何等企图可言。唯其如此，乃以虚名而招实祸。煊赫之势，曾不旋踵，即被消灭。

二李、黄、白，以乡土之谊，彼此昵近则有之；初无组织之形成。抑且较密切之联系，亦复缺乏。其一举一动，往往互不相谋。湖南之事，第一次逐程，广州方面事前不知也。二次逐鲁，广州方面事前又不知也。武汉政治分会令免鲁职，李德邻方在上海，收得胡宗铎等电报，即据以转粤，征询意见。彼自己，亦诿称事前不知。意或胡等一面举动，一面报告；虽承意希旨而动，却未先请示耳。广州要人集议，知大局之严重无以复加，除电覆沪李，请其向中央引咎自请处分，并劝撤销免鲁命令外，决定任潮、季宽、真如、伯南、祝万等全赴南京，以示两广之无他。此其所以挽回危机者，不可谓不至。顾无如蒋之蓄意已久，战志早决，何也。

八

十八年二月初间，愚以北游面任潮辞行。任曰：我亦摒当即行矣，行且在上海相会耳。愚抵沪，晤蔡先生。先生喜曰：汝来甚好，且毋北去，留此共同斡旋大局。盖其时中央决议，派蔡先生与李德邻两人，负查办武汉事件使命也。愚尽举所知以告先生。指出问题在南京，不在武汉，更不在两广。愚又断言，纵使南京进占武汉，两广亦不会出兵。愚所稔任潮、真如而已，不久到沪，自能助先生斡旋大局，无取某为居间。此外则武汉、南京，又非某所能尽力。故愚未多停留，即辞先生北上。

其后，广州方面果倾家而出，唯留一参谋长邓世增而已。任潮先抵沪，余人继之。独真如过港忽逢火灾，折其足，竟不得来。任潮入京面蒋被拘，邓等自粤发电抗争，将以武力为后盾。电内列真如名。真如通电否认，有国家养兵不为一人一系而用之语。陈、李友情于是为不终。（此非责其不从邓用武，第谓其不当出以如是态度。）盖愚及一湖既不在，又有宵小从而煽惑之也。蒋对任潮左右部属早作离间分化功夫。（愚离粤前，曾见蒋亲笔信致真如、伯南、祝万三人，有以政治付真如，以军事付伯南，以财政付祝万各语。）比拘任潮，功夫益勤。伯南在京，真如在港，首为其对象。二陈既为蒋用，粤局乃变。后此，两广之间，战祸连年矣。

在广州，曾无一人不拥护中央，以求统一。此其事实，真如皆身预其间，可为之证明者；而真如不为。桂系之为诬，桂之不成系，知之最审，孰逾真如？此又可为之申白者；而真如不为。蒋氏翦除异己，对内用兵之非正义，此在真如亦不难发其覆，诛其奸者；而真如不为。顾从夫悠悠之口，日一系云，一系云；愚于是不能无憾焉矣！由是与真如不见面、不通书问者累年（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后乃见面）。

附记闽事

追记广州之事已竟。复念二十二年（1933年）李陈尝以闽事咨访于我，则亦附此记之。

二十二年福建建立人民政府之役，愚友徐名鸿实为内中主要角色之一。愚则未尝参预，抑且尝劝止其事而未得也。在北伐前，愚既遣青年朋友（沿旧习，应曰门人，顾愚素少用此等字样）王子叔（维彻）、黄艮庸（庆）并名鸿三人，南来谒任潮、真如；遂皆追从二公于役军中（武汉时，名鸿为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任潮爱重艮庸，真如推厚平叔。名鸿则蔡贤初（廷锴）始有欲杀之心，后乃甚相得。二十一二年间，名鸿从蔡在漳泉，与当地人士傅柏翠等，推行一种土地政策（亦兼为一种农民运动），于社会问题有所解决，一时大得民心。因自信为保守的国民党、激进的共产党之间一条新路。此盖闽事发动背景之一。其后，死于闽事者亦唯独名鸿一人。他日当另为文记之。兹未能详。

二十二年暑假，艮庸自港来信，谓承二公命，将北来访愚。愚时适有上海汉口之行，因嘱其相会于沪。晤面后，备悉其事，即语艮庸：愚仍坚决反对内战。谓非去某氏不能抗敌救国，理或可信；但必须在武力以外觅取途径。速覆二公慎其事（据当时所闻，将先图粤）。愚至迟双十节前后到港，更当面谈。未料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事稍有变动（更替院长），愚届时不得践言而南，既而闽事发作，欲进言已无从矣。比闻艮庸从任潮于闽，怒其背愚宗旨，飞函严令离闽北来，否则后此勿相见。艮庸得书，闽局已危，欲行则嫌于临难苟免；卒伴任潮一同出闽。后一年（二十四年一月），愚视真如于港，视任潮于其乡，致朋友关切之情而已，于往事不复置论。不忍论也。况有自觉歉然者乎！（事前未尽力劝止。）

此次之事，种种错误，不一而足。而错误最大者，莫过于不站在党的立场以反对某氏，顾必自叛其党。真所谓聚九州铁不能铸此一大错者也。

此次之事，任潮自系为真如所误。顾其所以为人所误者，亦自有故；则汤山被禁两年，一念不平，未能消杀得下也。愚素重任潮，以为大器，必可远到：今知其度量未宏，前途有限矣。

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于八步临江中学

读《李济深先生略历》书后[47]

我读此《李济深先生略历》（刊《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七辑）之笔录稿，颇觉其间有待补充和纠正之处不少，特写出此文用备考证。

首先应将我与任潮先生相识交往的经过一为叙明，此大约可分三段：一、在北京的阶段；二、在广州的阶段；三、我离粤北归之后。

一、在北京的阶段民国九年即公历1920年，伍庸伯先生（观淇）每周假日在西什库夹道冯竹贤家聚合一些朋友谈学，任潮先生为其中最勤恳之一人，我亦偶然一往旁听，就在那里开始与任公相识。

彼时任公似是任职于陆军部军学司，家住在东四牌楼钱粮胡同，而我任北京大学讲席，位居崇文门外缨子胡同，他曾到我家来过，穿长衫便衣，而非军服。

二、在广州的阶段信如任公自述所云，1920年秋季，他返粤，就开始了新的生活，那亦就是后此他一生业绩的造端。但他之所以返粤，则有两点前提事实在：（一）当时北京政府各官署学校，除交通等部门自有收入者外，均发不出薪金，每月每人只发有很少的几成，以致莫不生活困窘。（二）当时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函电交驰邀请伍先生返粤担任参谋长，但伍先生则绝意仕宦而志在服务其乡里。于是，转荐了李任公。——以上情节因彼时我与伍、李二公相熟，是以清楚知道。

我是1927年旧历五月偕同王平叔、黄艮庸到广州，而在1929年旧历正月离去广州的。初到粤时，我居住新造细墟黄艮庸家之时为多，任公未征求我同意遽然电南京中央政府宣布我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我未就职。1928年春在两广政治分会下设立建设委员会，我代表任公主持其事。1929年因为要成立乡治讲习所，我有北上考察之行，就在我离粤后不久，任公突被蒋介石拘留于南京汤山，我便不回广州而留于北方了。

三、我离粤北归之后即留于北方致力乡村运动，先在河南，后在山东，每因奔走四方仍与任公不断有相遇晤面机会。例如，他在南京任训练总监时，抗日军兴，他和白崇禧在南京时，我们均曾相遇晤会；后来国民政府退守重庆，他任战地党政委员会事，我在国民参政会，亦曾同聚重庆；他担任桂林办公厅主任时，我们又曾在桂林共同策划大局之事；以及末后毛主席领导建国，我们又同在北京之类；直到任公病故之前，彼此都有不少晤对交谈机会。

根据从上所述我和任公的交往，我有资格对任公晚年自述此一笔录稿，就我所知提出一些异议。这些异议，有因笔录者不谙悉往昔情事而致误者；更有任公自己于往昔之事记忆不清而致误者。但我的记忆亦岂能保证一切不差？故而我于此所提异议仅限于我本身亲历之事，以示郑重而可信（其他我觉得有疑问者暂且不谈）。试分条列举如下：

一、笔录者之误1928年广东局面大致无扰之后，乃更进行绥靖工作，全省划分为四区，陈铭枢任南路，徐景唐任东路，陈济棠任西路，其负北路责任者为王应榆氏（号芬庭，一个富有学识的人），笔录稿一四二页却误写为“黄应如”。笔录稿一四二页此处记有陈铭枢就职省主席，对于任公讲话我感动流泪一层，借此顺便一为说明。李、陈二公原都是我的熟友至交，然任公厚重少文，陈则不免轻躁；任公早曾表示让位于陈，陈先一度恳辞不就，后且猜疑任公让位非真，所以当他就职时，我痛惜朋友交谊之不终，盖朋友相交所贵在一信字也。李、陈之间共事多年，岂同恒泛，而竟然如此，我当场伤怀饮泣（不好放声），痛哭不已。蔡廷锴等许多人在旁怪讶不解其故；大约陈亦不解，任公虽注意亦不甚晓然也。

二、任公记忆有迷误1932年初春，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由蔡廷锴指挥奋战，市民踊跃支持，结队犒劳，声势甚盛。此时蒋介石适不在南京，李任公代表军委会到北平敦促张学良乘机“打回老家去”。我在邹平忽得李证刚（翊灼）先生从北平来电相邀；我到北平，证刚先生介绍东北军将领王以哲与我相见。原来他们深知张学良精神不振，又知我为任公朋友，要我从旁加一把力，做推动东北军出关工作。任公到平系住在北京饭店，我立即趋访，彼此正谈话间，恰好据传报张学良来了。他们商谈军国大事，我不便冒昧参与，即退避一旁去。然而张的面容气色，我却清清楚楚看到了。他的面色晦暗，容颜消瘦，头发不剪，髭须不修，不难想见其吸食毒品、打吗啡针的生活。张、李谈话时间不甚长久。张走后，任公对我说蒋已回南京，电嘱张不可动兵，他自己此番北来的希望落空。于是，我也只好以此转报证刚先生和王以哲将军，而回邹平去了。（附记：王以哲人甚好，可惜后来他在西安被害）

笔录第一四四页所说，张学良于任公之北来“非常高兴，商量得很好”云云，我可断言是任公记忆迷误，与事实不符。其不违离事实者，只张学良没有出兵，任公北来空跑一遭就是了。

三、政治上一次严重失策1933年，在福建成立了人民政府反蒋，是任公政治立场上的一次严重失策。要反蒋应站在国民党立场上反蒋，指斥蒋窃取国民党领导权；为了忠于孙故总理，伸张正义而讨伐他。乃计不出此，却另举旗帜，实是政治立场上的一次严重失策；末了仍然不能不回到国民党的旗帜上来；抗日军兴，追随国民党政府且不说，全国解放后，不是以领导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而参加毛主席领导的新政府吗？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前后进退失据，无可讳矣！在福州时，黄艮庸随侍任公左右，我即飞函嘱其速速退出，否则，永不要见我面。且不论此番举动不旋踵而失败，纵令不失败，也是一次严重错误。

任公于1959年病故，距今几将二十年矣。任公长于我八岁，时光流逝，我今亦八旬有八，脑力、体力均已衰颓，而当年友好又环顾无人，鲜可咨访者，右方所为书后之文，不审有无错误之处，姑以为治现代史者之一种参考资料。

1978年10月国庆前夕

（梁漱溟印）

附几点意见：

一、目录上文字欠妥。例如（一）汤山被扣；（二）拒绝赴渝。

二、关于张难先交往关系欠叙述。

三、我创办《光明报》于香港，曾得龙云和刘文辉资助，但李任公则未曾有之。稿内一三二页错记。

四、稿内一八三页关于联合政府委员名额问题完全说错了。

记十八年秋季太原之行

往者，愚凡三度游太原。民国十年（1921年）岁杪，讫十一年初，应阎（锡山）、赵（戴文）邀聘作讲演，住太原约一个月；初度也。十八年（1929年）春，由广州北上游历，考察山西村政（有《北游所见纪略》一文），盘桓亦约一月；二度也。是年秋季，复有太原之行；是为三度。今记第三度游太原事。

是时，盖正在蒋解决桂系之后，对冯阎作战之前，冯既离去军队，息居晋祠（去太原六十里），由阎向蒋力任调停之时也。各方代表云集太原，议论纷呶，多所酝酿；而汪（精卫）、陈（公博）则尚未北来。愚时居北平，方草《中国民族之前途》一稿（即后来之《乡村建设理论》一书）。阎氏特嘱友人王鸿一先生邀愚入晋一谈。

先是，愚在广州（十七年），阎氏既以顾问聘书见寄，并嘱鸿一致书道意。鸿一与愚为至交。其人粗豪任侠，虽文采不足，文理不密，固一世之豪杰，卓然有志圣贤之学者。（有《悼王鸿一先生》一文，以上各文并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华书局出版。）尝以世俗靡然于欧化（指欧美资本主义化）、俄化（指苏联共产主义化）为不平，纠集同志，草拟建国方案，深信吾华立国自有其道。愚素留意乎中国文化，立言不同于俗，鸿一故引为同调，雅相契重。据其此次来书，则谓阎、赵深感中国必须别求出路，誓愿尽力村治建国运动，亟盼愚北来，共商一切。当时愚未之应。

然阎、赵实各有长处，值得钦佩。赵公热诚有肝胆，感受其乡贤徐松龛先生（继畲）学风，颇宗陆、王。惜天资非高明一路，然固一可交之朋友也。阎氏为人未易品评，民十年，愚来太原，尝参预其所谓“进山会议”者，谈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游心于远，椒思入深。每周定期集会，勤勤不倦。其天资特出，则无疑也。粤局既变，愚留于北方，即受其聘。此时见召，遂行。

一

此行确期，不复省忆，但记似于太原度中秋。阎、冯、蒋彼此间之种种交涉，当时虽有所闻，今已不能言之。但记阎初求避免战争，卒知其不可得，转而谋改造政局。其改造理想，初意盖有如鸿一所云“别求出路”者。别求出路：意指中国不当追从于欧美或苏联。其时值革命高潮没落，青年苦闷彷徨，而国民党内则值改选第三届中央委员，当局多以圈定出之，群不承认，发生党统问题。党外，则各方久受排斥者（如同家主义派等）无不乘机思动。一时颇有以民治代党治之呼声。而老辈革命家章太炎（在南方）、周震鳞、黄一欧等（在北方）唱之尤力。十三年改组以来之国民党，步趋于苏联者也。及其既衰，国人观念乃复返于西欧之旧，一如清末民初之所为者。抑何不知悟之甚也！愚著《中国民族之前途》书中，弁首《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章，曾为核论。阎氏从鸿一备闻之，故欲以具体规划征询于愚。其后汪等北来，阎所以语汪者殆亦在此。汪在北京，特发表《两种模型心理之瓦解》一文以和之，是其征也[48]。

阎氏以为欧美民主、苏联党治，各有其制度，吾人今皆不取，而必求其所谓中国者；然则其制度当云何？索愚为规划。此则有所未达也。真制度皆从事实逐渐形成，非悬想可得。愚信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一切制度，三十年后当可眉目粗具，五十年而体制大定。然非所语于今日也。今日者，吾人正于旧制度崩溃新制度未成之过渡期间。假愚闭户构思，悬揣以成文章，纵或得之，亦非今兹所适用。故愚对阎氏之问，首以不作空文章覆之。[49]

一纸文章，不可为制度也；倏兴倏废，不可为制度也。真制度皆相当稳定，而非必著在文书。虽不必著见文书，顾乃为人所承认而生效。此岂可得之民族文化根本崩溃，外来文化杂然并陈之今日邪？今日非只制度不良之为患也。今日所大患，在法制屡更而均归无效。《大公报》尝痛论“法律制度在今日都无可凭，唯凭枪杆”是已[50]。处兹际也，仁人志士唯运以至诚恻怛之心，尽力之所及，冀求消弭祸难于万一而已。他无可言也。故愚覆阎氏，深奖其避免内战之用心，而益勉励之。愚请其委曲小心，不易不移，终竟斯志。

至于法制问题，则且去其太甚，可矣。不宜猛骤更张之。例如以一党为治，此模仿外国而模仿不成者，吾侪久所不取。然不尊一党，则必尊民意。民意诚美名也，顾此枪杆势力弥天盖地之世，安得民意而尊之乎？其时太原颇有人主张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者（唐生智派来代表即其一）。欲解除党治，殆必行此一着。愚极不赞同。政争主角，南北诸巨头耳；于吾民几若无与。选举代议之事，国人素所未习；而诸巨头则各霸一方。谁信其能从容以行自由投票邪？假有国民代表来自山西，有不被人指目为代表阎某者乎？其来自浙江，则代表蒋也；来自吉黑辽宁，则代表张也……如是名为国民代表，而实不外诸巨头之所遣。自欺，欺人，彼此相欺。民国以来乱无已时，由此道也。何解决时局问题之有！今后欲睹清明，不在虚慕民主，而必在国人肯说老实话始，愚故劝阎氏，以沉痛之言，揭穿时局真相，一切党治民主之名，均无所用之。直自承与过去军阀局面并无本质不同，唯视诸巨头自己是否甘心作军阀？如不甘心，宜自警觉，而互尽规箴，更求国人为之监督。在绝对避免内战，力求相安之局面中，发展经济，普及教育，建设民主政治。——所谓中国的民主制度当于此出现。

揆之当时情势，党治亦未易骤废。然此甚不洽国情而适为专横者作凭借之制度，不可不有以缓弱其势。愚主张对于当时所谓党统问题，作如下之解决：

一、新产生之第三届中央委员，尊重舆论不予承认。

二、第一届、第二届中委，早失时效，且彼时容共，现在清党，情势绝然不合，自亦不能再予承认。

三、假令总理尚在，一切自有所秉承；今既不可得，唯有公请党中先进，追随总理最久者吴、蔡、张、胡等诸元老，出而领导一切，重新建立中央。

盖如是，则党统之统不啻打破。而以诸公受中国文化陶养较多，识见较老成，必鲜少年躁妄之失。且皆为人公正，借以制蒋氏之偏私专横。蔡先生尝言：党外无党，则党内不能无派。此论甚通。“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既事实所不可得；则与其党内有派，盖不如党外有党。国民党应自今后承认异党之存在。盖国民党在政治上之领导地位，于大局本有利而无害；所不可存者，其独据之统治地位耳。凡此改革，表面上不为大更张，而内里精神倾向已移。愚命曰：“虚党制。”

在虚党制之外，愚更有所谓虚中央制者。以今日国际竞争之剧烈言之，以经济建设将必趋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言之，今后皆应有统一强大之中央政权。然两千年传统之中国政治，大抵以消极为得计，过强之中央非所素习，且疆域广大而交通未便，亦难于集权。吾人固无安于旧习之理，而转变太骤，亦非历史所许。民国以来，统一鲜能久者，半由当局见不及此。为国家计，若并统一而不得，固毋宁以宽大处之矣。窃意中央之于地方，（一）宜以领导地位自处；（二）以联络中心自处；（三）以监督地位自处。今世建国不能无方针，如孙先生所云三民主义者，大端可谓不谬。中央领导云者，谓谋此方针之统于一也。试以经济建设为例。召集会议，统盘规划，方针自寓于其中。设施之事，则委于地方自为之。国际经济竞争今世最烈。此非一地方所能应付也。又在统盘规划内，必有全国联贯一体者，或各地方须配合调剂者。凡此对外对内胥仰赖乎中央。联络中心云者，谓此也。其云监督地位者，则指二事。如前言揭穿时局真相之后，更指明强邻谋我之亟。诸元老宜邀诸巨头为盟订约，列举数事，申其儆戒。有不如约者，则与国人共弃之。除彼此互为监督外，中央特超然在上，秉公监督，不稍予姑容。此第一事也。内战果以是杜绝，则中国自登建设之途程。建设既规划于会议，而分别进行于地方，乃由中央课督其功，检考其绩。此第二事也。此监督任务最重要。然此不属法律之事，而为政治的。故不宜归诸监察院职掌。仍依恃诸元老之德望，以号召国人；资借全国人心之支持，以发挥其监督力量，措大局于盘石。愚意当于中央设元老院或枢密院等机关，俾诸元老居之；初无一定职守，而隐然关系甚重。譬如英王之于英国政治、日皇及西园寺等元老重臣之于日本政治，各有其无用之妙用。此所拟议之中央制，盖亦有其虚而不虚者。

二

愚在太原未多留。与阎两三晤；一视冯于晋祠而已。所有愚之意见，如上述者，与鸿一谈最多。与阎面谈外，并于离太原时留一书达之。返北平后，从报纸得悉阎与南京电文往复中，曾提出有设立枢机院之议，似本于愚之主张而来。第其内容又自不同。愚原主张诸巨头分负地方责任，而以诸元老居中央，监临于上。阎电则请蒋与冯、阎等皆解除实际责任，同入枢机院也（阎与南京蒋、胡往复电文计今尚可检考，此只记其大意如此）。

其后，愚离北平，居辉县河南村治学院，与外间消息颇隔。鸿一既鲜书信，愚亦不复过问。蒋、阎、冯之间，最后仍出于一战。从报纸所见，阎、冯对蒋之最后通牒，似为一漾（？）电。电文内容，专就党内第三届中央委员问题说话，主张付党员总投票公决。电末具名，阎、冯而外，胪列将领五十余人。著名土匪刘桂堂亦在其间。内战又作，固使我痛心失望，更有种种令人不解者。阎既求免内战而蒋实相逼，则何不宣布其间情节曲折，俾明战争责任之在蒋，而必取自己向蒋宣战之姿态？阎非忠实党徒，而蒋之罪状可数者甚多，何必专从党员立场，争一党内问题？在诸巨头各霸一方之情势下，公众意见无从取征；国民议会为自欺欺人之举，党员总投票抑又何殊邪？凡愚在太原所痛论而切戒者，一一蹈之而不辞，亦可怪矣！愚为之愤慨累日，即函辞顾问，并谢却其每月致送之厚币。

鸿一即于此时在太原得病，转至北平就医，不久故去。度其精神上必有难堪者邪。方病时不乐谈话，愚因亦不获悉此中真情。推想或系阎引汪以倒蒋，一切不免从汪、陈支配耳。然愚实未料其荒谬遽至此也。由十九年之中原大战，而国内元气大伤，而引张学良入关，而有“九一八”日寇之窃发，而有东北四省之断送，冀察之变局……如是种种巨祸奇灾相寻而至。蒋罪不可逭，阎亦当分任其咎。以彼天资优越而陷此大戾，则不学之过也。惜哉！

上述广州、太原各事，间及愚当时对大局种种意见，与后此主张未必悉合。半为适应时势则然；而由今视之，盖亦未成熟之思想也。述此，为民国政治存一史料，且以见愚过去思想行动之一斑。

三十四年（1945年）元月31日记于临江中学（广西贺县八步镇）

附录：会晤阎百川先生[51]

我于留滞西安的几天，以电报与阎先生约好，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陕办事处派车送我去看他。他驻在宜川黄河边上的秋林镇，隔岸便是山西的吉县。车经三原，先晤赵戴文、贾景德二先生于李家花园。赵公为熟人，亦为多年以来于大局有关系之人，见面领教甚多。

从洛川到宜川，要盘过黄龙山，据说为杨虎城发祥地。可注意者，土地肥沃而久荒无人烟。车行草中，草高可隐车。雉鸡成群，飞起可以蔽天。今已辟为垦区。从宜川到秋林，汽车不能通，换马前进。古语：千里不运粮，现在不然。大宗粮草均走此路运济山西。兵站总监周玳驻洛川，调度一切。

秋林居山谷中，尚不到河岸。虽名其曰镇，大约原来只剩有几家人家。但现在则驻有军政人员几千人。大多数都是凿山为窑洞，如延安一样。建筑物只有大讲堂一座，可容二千人。我到达时，阎公正召集会议，所有各高级将领如孙楚、杨爱源、王靖国等均在。而且省政府各厅长、委员亦都在，并有中下级军官受训者一千五百余人。毛泽东先生数曾为我言：“战争改变一切”，信然。

阎公为十几年前相识，但自民十九以后未见面。此番相见，精神气色身体皆大胜于前，足使我吃惊。军中辛苦万分，又数度危险，而乃如此，岂不可异。细加理会，完全由于他兴趣好，而兴趣所以好则由对于前途乐观，对于抗战具有极大信心。我在他那里盘桓三天（旧正月一日到，四日走）。他每天早五时起床，传见高级军官，分别谈话，然后用膳。膳后即登讲座，为受训军官讲话极多。中午小睡，睡后即开会议，办公事。和我谈话，都在午后或晚上。天天骑一小驴，在山谷中跑上跑下，真是兴会淋漓的样子。

他的左右已经换了一班新人。他后来有一套自创的思想学说，此时似更新有进益。他有四句要言，或提作口号，或揭为标语，再三叮咛告之部下。四句是：建立中心思想；发展集体企图；健全组织责任心；要过自我批评互相检讨错误的严格小组生活。这似乎将共产党的精华，都能融会贯通了。所谓集体企图，是说不要你有你的打算，我有我的打算，他自己亦不作他的打算。所谓组织责任心，是说要认识组织关系，对于团体负其责任，不对个人。他除了承认共产党有其中心思想外，其余的似都嫌其中心思想未能建立。但他自己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他要建造“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他不相信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从哲学到社会问题，所有经济政治之一切，他都有主张发表。

在阎先生领导下，原有两个大团体组织：一个名为“主张公道团”，是红军进攻山西时，寓有防共意义的组织。一个名为“牺牲救国大同盟”，是双十二事件前后所酝酿，以抗敌为意义的组织。两个组织不易并立，后来合并而为“牺公联合工作委员会”，实际以牺盟为主。牺盟的势力普遍全省，而又贯彻上下。第一，一切民众组织运动（大致与八路相同）皆在其手；第二，一切军队政训工作在其手；第三，区长、县长、行政专员一串地方行政系统在其手。后来我过陵川、晋城时，看见牺盟开某届代表大会的文件，其口气盖以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第三党自居。同时有一种新兴的武力，名为“青年决死队”，是牺盟所发动培植，成为山西军队的新派。

不过此所说者，现在大半已为陈迹。政治上的牺盟派和反牺盟派，军事上的新军和旧军，其势力消长，冲突分裂，变化已多。阎先生在山西的势力，似降至第二位了。我承认阎先生在抗战中尽了他最大力量，并且很少有人能赶上他的本领。他常能把握几个正确的认识点而致力。例如在行政上，他提出“强民政治”一词，要强化人民力量；又提出“说服行政”一词，要事事取得人民谅解承认。他真看清楚，这是抗敌之本，非涂饰耳目。又如军队须要改造，提高其政治意识；要加强民众运动，组训一百万有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有“自己负责，不容人不负责”政治力量的民众；都是很对的。但大体上都没十分成功。只有他用过的心思，这是后来人再用心时，所必要的参考。

河南村治学院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52]

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是在民国十八年。当时我从广东回北方，正赶上参加村治学院的创建工作。我在思想上认为：要建设新中国，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新中国就是皇帝专制改为立宪国家。从清末，全国就要求清政府立宪，宪政呼声很高。我认为要成立一个宪政国家，须从地方自治入手，真正的“地方”是乡村。我和李济深是朋友，在李济深掌管广东军政大权时，我有机会在广东打算开办乡治讲习所。后来广东局面变了，蒋介石与李济深有矛盾，李被蒋扣留，我就回北方了。当时是民国十八年的夏天，正好赶上河南村治学院的筹建，彭禹廷为院长，梁仲华为副院长。彭、梁要我担任教务长。我在广东用的名词是“乡治”，彭、梁他们用的是“村治”。因为学院是刚筹备，一切章则还没有定，他们要听取我的意见，我就写了一篇长文，题目叫《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我的思想和主张都在这篇文章里。院里的章则是我们大家商量，由我执笔写的。还在北平出了《村治月刊》。

河南村治学院只办了一年。为什么只办一年呢？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一起，学院办不成了，所以刚满一年就结束了。冯玉祥同蒋打仗，张学良在东北宣布拥蒋，冯部下将领韩复榘脱离冯投向蒋，蒋发表韩为山东省主席。梁仲华是河南孟津人，他去济南向韩报告，说河南村治学院办不成了。韩说，好，我现在山东，欢迎河南村治学院的一班朋友们到山东继续办。这时我们商谈把名称改了，不是广东的“乡治”，也不是河南的“村治”，改成“乡村建设”，在邹平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河南创办村治学院，王怡柯（柄程）是主要人物。王非常有才干，河南村治学院没他是办不起来的。王是河南辉县人，北京法政学堂毕业，同彭禹廷、梁仲华是同学，又非常友好，结成了盟兄弟。他在北京毕业后，回到了河南，担任中等学校教员。当时河南教育界各学校经费归省政府支出，省政府常拖欠各学校款项，学校常闹风潮。王怡柯出头倡议，说事情并不难办，我们教育界人士，可与省政府交涉，把教育经费划出来，成立一个河南教育款产处。款产处成立后，公推王怡柯为处长。王有办法，善理财，担任处长后，加以整顿，每月各校经费十足发放，不欠钱，且有节余。于是他就倡议以节余的款项办河南村治学院。王怡柯很有心思，他认为河南乃四战之地，南方革命军往北，奉军往南，陕西岳维峻往东，都要经过这里，老百姓受不了。全省各地地主为保卫自己的财产，也为保卫自己的家乡，组织红枪会。红枪会是一个有迷信色彩的组织，王怡柯写了一篇论文，叫《农村自卫论》，意思是要开明的知识分子来领导这支农村自卫力量。我写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后边附有参考书名，其中就有王怡柯写的《农村自卫论》。他就是主张开明知识分子来领导、组织保卫农村的工作，为的是农村自卫力量不致落入迷信组织之手。这是河南村治学院成立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河南村治学院的真正后台是他。

河南村治学院停办之后，院长彭禹廷回到了镇平。彭先生主张“地方革命”，站在贫雇农立场，得罪了豪绅，所以被害。彭禹廷规定了一些章则，减轻农民负担，加重地主负担，这样，贫雇农当然拥护他了。全县原分成十个区，他慢慢成立了“十区自治办事处”，取代了县政府，减少贫民负担，把这种运动叫做“地方革命”。他死后农民大众都怀念他，还给他立祠堂——关于我说的彭先生在家乡办自治的一些事，都是我听说的。

乡村建设工作，不只在山东邹平县一个县，还发展到鲁西，在菏泽县成立了一个乡村建设研究院分院，县长还是我们推荐给省府的。最后还发展到济宁（管辖十个县），梁仲华担任了济宁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南侵，韩复榘撤退到平汉路西边，日军占领山东大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也就结束了。

1985年11月

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

我的家庭，从曾祖父、祖父、父亲，到我，都是生活在城市中，没有在乡村生活过。我是怎样去搞乡村建设的呢？怎么起了这么个念头呢？这要从我的中学时代说起。

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很关心国事。那时候，中国很落后，经常遭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侮。我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国的政治必须改造，救国也必须从政治入手。根据当时的知识，我心目中好的政治模型，就是英国式的宪政。英国宪政一开始不是靠广大人民，是靠中产阶级，靠有钱的人，后来范围逐渐扩大，工人和劳动人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广大的人民有权与闻政治。因此我认为英国式的宪政是最理想的政治。这种认识现在看来，当然是很粗浅的想法，但是在当时，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认识，可以说是要求改造中国政治者的共同认识。举例来说，清末中国许多人要求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开国会，国会分参议院和众议院；袁世凯称帝后，全国要求宪政，这些都是学习英国。还有，中国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国民党的党章，也是参照英国式宪政政党的。

当时，我还有一种认识，或叫觉悟，就是认为英国宪政成功、有效，是靠英国人民争取来的。英国公民的公民权、参政权、对国事的参与过问权，都是英国人自己要求和争取来的。自己不要求、不争取，是不能实现的。在民众没有要求的情况下，靠赏赐是不行的，一纸公文，没有用。当时，中国的民国宪法中也规定了公民的一些权利，但不过是白纸黑字，广大民众不懂这个事。选举时，让他们走几十里地去投票，他们不去，没有时间，把选举权送给他们，他们还不要。我看到这一点，感到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省也是地方，但是太大。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地方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具体的做法，我设想是把农民首先组织起来搞合作社，由低级到高级，由小范围到大范围；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把它运用到生产和生活中去，进行农业的改革和改良，进行农村的各种建设事业，搞工业化的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生活的提高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生产技术改革了，生产就会发展，也就使生活得到改善；生活改善了，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要求也就更强烈了。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组织生产团体也是互为因果的两面，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运用新式的科学技术，个人的力量不行，需要团体组织的力量。有一个团体组织，才能引进一份科学技术；有一份科学技术，才能促进一个团体组织。团体组织越大，能够引进和运用的科学技术就越先进、越多。这样团体组织也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经济上的合作组织和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是相因而至的。随着经济上合作组织的建立，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他们参与过问国事的要求和可能就增强了。这样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也就会搞起来。总之，乡村工作搞好了，宪政的基础就有了，全国就会有一个坚强稳固的基础，就可以建立一个进步的新中国。

我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去搞乡村工作，以这样一个主观愿望为指导离开城市到乡下去的。这是我二十岁到三十岁时候的事。

搞乡村工作的理想、志愿确定后，我总想找一个地方试试看。首先我选择了广东。我生长在北京，工作以后，又在北京大学教书，怎么选择广东实践我的理想呢？因为我看广东有一个方便条件，就是我的明友、孙中山先生的部下李济深在广东掌握政权。他希望我去，我也想去，我就从北京去了广东。

我在广东时，没有用乡村建设这个词儿，用的是乡治，这是从中国古书上借用的一个名词。我想在广东收一批学生，办乡治讲习所，把我的乡治主张和办法讲给他们听。后来，办乡治讲习所的设想没有实现，在一个叫“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的机关，我以《乡治十讲》为题，作了十次讲演，讲了乡治的意义和办法。

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是干什么的呢？广东这个地方，地方绅士很有力量，他们建立了武装力量，叫民团。名曰保护地方，防止土匪，实为保护自己。广州与香港相近，商业发达，商界的势力很强，也组织有武装力量，叫商团。1924年，国共合作，广东的革命空气很浓厚。共产党在农村搞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的革命的武装，叫农团。李济深领导搞“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就是想要训练一批人，毕业后到各县地方当武装训练员，把民团、商团、农团搞在一起，避免左派和右派武装力量的冲突。我讲课时，听讲的训练员有千数人。

可是，不久政局发生了变化。当时，中国有不少的军事政治巨头，蒋介石是一个巨头，李济深是一个巨头，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也都是巨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头儿，占据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了中国的第一个巨头，其余的都成了地方巨头，要听蒋介石的。蒋介石若是可以信任人，本来是可以团结住这些人的。但是，蒋介石不是这样，他排除异己，要把这些巨头一一铲除掉。这样就先后爆发了蒋介石同桂系、同晋系阎锡山和西北军系冯玉祥等的战争。蒋介石要除掉李济深的势力，把李济深软禁在南京城外的汤山，共囚禁了两年。李济深倒了，我的乡村建设计划在广东搞不成了。于是，我离开了广东。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一阶段。

1929年正月，我离开广州北上，沿途考察了各地的农村情况，写了一篇论文《北游所见纪略》，后来发表在《村治月刊》上。

是年春天，我回到北京。这时，北方有一批朋友，在思想上与我共鸣，也在搞乡村工作，但不叫乡治，叫村治，在北京出版《村治月刊》，在河南创办村治学院。《村治月刊》是王鸿一先生创办的。王鸿一，山东人，曾任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很有名望。他与阎锡山、冯玉祥等都是朋友，给他们提建议，是他们的座上客，但是他不当官，不做他们的部下。《村治月刊》在北京出版，钱主要是由阎锡山捐助的。那时，阎锡山在山西省搞村政运动，省政府设有村政处。村政处的任务有两个：一是禁吸毒品，即禁抽大烟；二是禁妇女缠足。1929年我从广东回北京途中，曾往江苏昆山、河北定县和山西考察当地农村工作。

河南村治学院是王鸿一先生向当时占据河南的冯玉祥建议，得到冯玉祥的赞助搞起来的，创办人大部分是河南人，经济上主要是靠河南地方上的力量。村治学院的院长是彭禹廷，副院长是梁耀祖（字仲华）和王怡柯，都是河南人。为什么一批河南人倡导和支持村治呢？河南省地处中原，自古以来是主要战场，战争给河南造成严重的破坏，人民经受了很大的痛苦。战争中，败兵逃兵四散，很多人落草为匪，更多的变卖枪支，所以河南土匪多，乡间散失的枪支多，社会秩序很不安定。为了自卫农村建立了一种武装组织，叫红枪会。它是凭借宗教迷信把人团聚在一起的，常常被人利用。红枪会的领袖大都是当地有钱有势的人。这些人掌握了红枪会后更有势力。红枪会被有钱有势的人利用，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建立红枪会本来是好事，但是也有很大的流弊。所以，地方上的一些开明人士、知识分子就想改变这种局面，教育农民，破除迷信，不被利用。基于这种动机，他们办村治学院。

由于我搞的乡治，与他们搞的村治差不多，他们欢迎我参加，请我接办《村治月刊》，担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主持学院的具体工作。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当时，河南村治学院正在筹建，我便把筹建工作抓起来。首先起草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阐明了河南村治学院的宗旨。这篇文章收入我的文集中。我还起草了村治学院的章程等。1929年底，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四百人左右。正在搞的时候，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河南是主战场。战火纷飞，村治学院难以继续办下去，学生学习了不足一年，便草草结业，1930年10月学院也就结束了。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是在山东，在这里搞的时间最长。从1931年初到1937年底，日军侵占山东以后结束。

我们在河南办村治学院时，河南的当权者是冯玉祥。他的部下韩复榘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省主席只是一个名义，因为事事都要听冯玉祥的，省政府的事冯玉祥又派薛笃弼主持。韩复榘虽然不掌省政府的实权，但他也关心村治学院的事，并同我们相熟悉。

中原大战前，冯玉祥有二十多万军队，占据着山东、河南以及整个西北地区。冯玉祥在蒋介石的压迫下，放弃了山东、河南，向西北撤退。部队撤入陕西潼关以后，冯玉祥在陕西省华阴县召开军事会议，韩复榘在会上反对他的西撤计划，冯很生气，怒斥韩复榘并打了他一个耳光。这时，韩复榘在政治上已经是省主席，在军事上是几万人的总指挥，冯玉祥对他的态度，使他很受不了。韩复榘回到部队以后，便带他的嫡系部队一万多人，出潼关向东开去，脱离了冯玉祥。这正是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矛盾即将爆发之际。蒋介石看见冯玉祥内部分化，很是高兴。1930年9月，蒋介石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

中原大战爆发后，河南村治学院匆匆结束。院长彭禹廷回到本乡河南镇平县，我回到北京。副院长梁仲华到济南，向韩复榘报告河南村治学院的结束情况，因为如前所说，河南村治学院是韩复榘任河南省主席时办的。韩复榘对梁仲华讲，欢迎你们大家都来山东，在山东继续河南的事业。梁仲华到北京找我，说韩复榘欢迎我们大家都去山东。当时，河南村治学院虽然已经结束，但是人员还没有散伙，大家便聚集山东。这是1931年1月。

我们在山东的做法与在河南的做法略有不同。在山东不叫乡治，也不叫村治，叫乡村建设。这个名称是我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办法概要》这篇文章中第一次用的。为什么叫乡村建设？因为当时人们都在提倡建设，建设有许多方面，我想我们搞的工作是乡村的建设工作，所以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名称。

我们的机关叫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是梁仲华，副院长是孙廉泉，名则让。我担任研究部主任。不久，梁仲华、孙廉泉二位正副院长相继调任济宁专区专员等职，负责菏泽乡建院分院工作，由我接任院长。

乡村建设研究院分三部分，另外还有一个附属农场。

一、乡村建设研究部

研究部是高级研究机构，任务是研究乡村建设理论。它招收的对象是大专院校的毕业生，或者虽未取得大学文凭，但学识有相当根底者。这些人都作为研究生，学习一年，每期招收四五十人。

二、乡村服务训练部

训练部的任务是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人员。招收的学员都是有相当中学文化程度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毕业后，要去乡村工作，年龄一般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大都是二十岁左右的。收的人数比研究部多一些，每期约三百人。

三、乡村建设实验区

为了实施我们的乡村建设计划，经山东省政府同意，以邹平县为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实验区。这个县的全部事情都由研究院管，县长由我们提名，省政府照提名任命。县政府的机构设置、行政区域的划分，完全由研究院根据需要决定。那时，各县县政府都设有四个局：民政局、财政局、建设局、教育局。我们改组了县政府，废去四个局，改为设置五个科。全县划分为十个区，县城内一个区，县城外九个区。

邹平县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都较好，是我们搞实验理想的地方。它交通方便，在胶济铁路沿线，县城离周村火车站只有三十多里地。县不大，人口不多，当时有十七万多人。

实验区确定之后，我们对全县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对人口作了普查。县政府设立了户籍室，掌握全县的户籍情况。各区政府都和县政府装有直通电话，我们要求各区政府及时报告本区人口变动情况。全县的户籍情况，户籍室都有档案。有两种人，作为特殊人口，另立卡片：一种是有文化知识的人，即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一种是乡村中的坏人和不务正业的人，像流氓、盗窃分子、赌徒、好吃懒做的人等等，以便对他们的使用与管理。

我们在县城办了卫生院，设有病床。医院的大夫，均聘请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

我们的实验工作，是从发展生产入手的。邹平县是产棉区，我们首先帮助农民改良棉种，同时，还推广优良麦种和畜禽良种，植树造林，疏通河道，努力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的生活。当地的棉花都是运到青岛纱厂去纺纱的。我们以孙家镇为点收购棉花，经初加工运往青岛。我们还计划在邹平建设纱厂，就地加工。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没有来得及办。这是推广科学技术，发展生产方面的建设。

我们还积极倡导和支持发展合作社，即搞团体组织。合作社是从信用合作社到生产合作社这样发展的。组织合作社的工作，是由罗子为负责。他带几个助手在乡村奔走，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当时，乡村中建立了不少的合作社。为了支持发展生产合作社，县里设立金融流通处，兼县金库。什么人都可以存款，但是借款必须是集体，也就是合作社才能借，不借给个人，以资助集体引进和使用新式科学技术发展生产。

我们的实验区，开始在邹平，后来菏泽县也划为我们的实验区。

乡村建设研究院先设有出版股，后改为乡村书店。乡村书店在“七七”事变后，迁到了武汉，后又迁至重庆，在重庆还办了一个时期。与我们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的同时，全国有不少的人也在搞乡村工作，影响较大的除我们之外，还有三个点：河北省定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省无锡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江苏昆山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上三个机构均有实验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实验区在江苏省昆山县徐公桥。

设在河北省定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创办的时间比我们早。它是由晏阳初先生主持的。晏先生是四川省巴中县人。这个地方是比较苦的。晏先生自幼在当地美国教会办的学校读书。由于他天资聪明，教会资助他去美国留学，又由美国转到欧洲。他到欧洲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期间，法国男子大部上前线作战，国内劳力不足，工厂缺乏工人，资本家便到中国来招收华工。这些华工全部是在青岛集中，乘船到法国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农民，没有文化，不识字，远离家乡，往家写信也写不了，很是苦恼。晏阳初在法国看到这种情况，很是同情。于是创办平民教育会，在华工中搞识字运动，教华工识字。很多人识字以后，可以往家写信了。晏阳初的这种作法，深受华工的欢迎。他自欧洲回国以后，还继续搞识字运动。人们告诉他，最需要识字的是农村的农民。于是，他便选定河北省定县为他的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实验区。他的经费主要是从美国的慈善机关募捐来的，来的比较方便，也很充足。我们的经费主要是靠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河南靠冯玉祥，在山东靠韩复榘。但是，晏阳初也遇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解放战争后期，他去美国募捐，美国的捐款人对他说，你只许站在国民党一方，不许站在共产党一方。他从美国回到国内时，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黄炎培在上海对他说，蒋介石不行了，共产党将取得全国政权，你不要跟国民党跑，劝他留在大陆。他说，不行，我的捐款人都要我只能站在国民党方面。结果，他没有听劝告，随国民党逃到台湾。他在台湾的国民党农村复兴委员会搞了一段，后来转到菲律宾，继续搞乡村工作。晏先生今年八十八岁，仍健在。

设在江苏省无锡市的江苏民众教育学院，后改称江苏教育学院，创办人是俞庆棠女士。俞先生是美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民众教育。民众教育又称成人教育或叫社会教育。民众教育的对象是广大民众，是成年人，不是小孩，也不是少年。成年人，不论工人、农民、店员、职员等等，都有职业，从事社会生产，不能像小孩那样进学校读书，只能在工作之余进行学习，进学校也只能进夜校。中国的民众主要在农村，在中国搞民众教育，主要的对象是农民。教育的目的在于推动农业发展，改造农村，也就是发展乡村建设事业。俞庆棠先生从美国回国以后，在江苏省无锡开办民众教育学院，后来取消民众二字，叫江苏教育学院。俞庆棠先生辞去院长职务以后，由高阳先生接任。高先生任院长多年，一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江苏省后，学院撤到广西省继续办。

黄炎培当时在搞职业教育运动，团体叫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教育社本来在城市办职业教育学校，后来他们的工作逐渐发展到农村，在江苏省昆山县徐公桥搞了建设农村的实验区。

以上是几个重点，那个时期全国搞乡村工作，作乡村建设的人很多，形成一种社会运动。

俞庆棠先生在办江苏省民众教育学院之后，发起组织一个团体，叫社会教育社。这是一个从事社会教育的人自愿结合起来的组织，相当于现在的一种专业的研究学会。由于当时许多有志改造农村的人在搞乡村工作；全国各省、市政府都办有民众教育馆，也有一批人，所以参加社会教育社的人相当多。社会教育社大约于1933年正式成立。大家推选出三个主要负责人为常务理事，有俞庆棠、赵步霞，我也是一个。

社会教育社成立后，曾召开过几次年会。每次开会都登报，欢迎各界人士参加，是会员的可以参加，不是会员的也可以参加。

此外，我们还举办过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这三次会是在邹平、定县、无锡先后举行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南京相继失守。12月22日，韩复榘对日本的侵略不作抵抗，退出济南，接着退出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事业被迫结束。我们从山东退到武汉，又退到四川。在四川，我没有再搞乡村建设，除参加政治活动外，办了一所中学，目的是使我的朋友在四川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河北省定县平民教育会的晏阳初先生，退到四川以后，继续从事乡村工作，改用了乡村建设的名称，在重庆北碚歇马场办了四川省乡村建设学院。

关于乡村建设工作，我的主要著作有两本：一本是《乡村建设理论》；一本是《乡村建设论文集》。这两本书都是在抗战前由乡村书店出版的。

下编　抗日战争时期及胜利后

参加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登陆前几日，我正在上海访问蒋百里先生。我与他长谈多次，内容是有关抗日大局问题。蒋先生认为，论打仗，目前中国难以取胜，但只要绝不与他妥协，最后中国终归会胜利。他还指出，山东战略地位重要，而我在此处做乡村工作多年，又为自卫在推行训练壮丁的计划，工作有基础，因此劝我速回山东，做应付战事的准备。经他热心督促，我在上海只停留三天，即于11日乘车离沪。车开行前，雷国能（四川人，顺天中学同班同学，留美习法律）陪同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与我相见。我与蔡原不相识，只是此次到沪经雷介绍，说他愿意认识我，却无时间会晤。不期他们来到车站，就在站台上立谈了二三十分钟，蔡低声耳语，告我以敌我双方紧张形势，但说尚不一定马上开火。我心中忐忑而兴奋，上车就寝后，久久不能入寐。

夜车开行不久，旅客们正在熟睡时，忽然铃声大作，通知所有旅客即刻下车，此时火车已停在无锡车站。站上人马声喧闹不已，灯光照耀，站台上满是军队和武器。据说是征用此列车，火速运送孙元良师去上海。于是乘客纷纷下车，我也同英国友人戴乐仁先生（Tayler，在我国搞工合运动），互相帮忙，移下行李，再作打算。这时自然传说甚多，众说纷纭，而我心里则认为上海已经开火了。

当天幸好搭上其他西去列车，继续起行。但因我已认定上海战火已起之故，列车过南京即未按原计划下车，而径返山东，准备自己岗位内的事。8月12日车经山东兖州，转车到达济宁。当我正步入济宁专员公署（当时乡建工作同人梁仲华任专员）时，由里面走出一工作人员，手持张群发来的电报向我说，政府电促我去南京，而不知我在何处，他们正准备转电上海找我。我未休息，又乘原车折回兖州，等候南下火车去南京。14日清晨抵南京，会晤张群、熊天翼（式辉）诸位，一方面得知了“八一三”上海开火情形，一方面被告知国民党政府将成立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并给我聘函一件，聘我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函件以“密启者”开头，最后为蒋介石、汪精卫署名。

“七七”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原对全面抗战持观望态度，但事态不断发展，中日全面开战的形势已逐渐形成，而国内团结一致抗日的气氛急剧高涨，各地方的武装如川军、滇军、桂系部队等，纷纷表示愿意服从调遣，开赴前线，对日作战。在此种形势下，成立了“国防最高会议”。蒋介石感到除需要集中全国军事力量在战场上抗击日军外，还需要依靠全国广大社会各方面和各党派人士的支持，于是又设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从名称上看二者有联系，实际上两个组织并不存在隶属关系，议事内容自然也各异。前者讨论军事问题，后者着重讨论动员各方力量以及争取国际上的支援和同情等问题。

记得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是在8月17日，即上海战事爆发后第四天夜间举行的，地点在中山陵园内一座木结构的临时建筑物中。这为的是避免日机轰炸和不引人注目（8月15日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这次会议到会的有教育界的张伯苓、胡适之、傅斯年，共产党的周恩来，青年党的李璜，军事家蒋百里等，我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当时在上海的黄炎培和刚从苏州监狱释放出来的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等尚未赶到，因为聘书15日才送出。

被邀请参加会议的人数，虽然后来有所增加，也不过二十五六人，但几乎全是在野的，国民党外的和国民党的老辈人物素不当政的，如马君武、徐谦诸先生。当时国共合作，因此邀请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只是他始终未到会，由周恩来代表他。

参议会总人数本不多，又有缺席的，经常开会时最多也不过二十人，可以算是一个小型会议。例如蒋百里、胡适之在会议开始不久，即奉命出国，毛泽东留延安始终未来，周恩来后来也很少到会，沈钧儒、黄炎培常往来上海，晏阳初和我也是往来不定，张耀曾（有书面建议）、颜惠庆两位更是从未到南京出席会议。但正因为人少，开会时谈话亲切、从容、不拘形式。也因为人少，召开会议较易，最多时一周开四次会。

参议会在组织及职权上，也简单之极，根本没有什么文字规定，连全体参议员名单也没有见过。开会时，交换意见每每就是口说，用不着书面。我记得第一天会议上，张伯苓先生曾问及参议员的选任标准是什么。胡适之先生曾问及参议会怎样去实行参议。当时参议会主席是蒋介石，他很少到会；汪精卫是代主席，经常主持会议的是汪。汪精卫答复说，参议员人选重在在野党派、社会贤达和具有专长的人。总之，政府为了抗战，认为必须借重的，就可以选任。对于所谓参议，汪说了三点：—一是政府认为时局无比严重，特请大家来共商国事，亟愿聆取各方意见。——这就是说看大家有什么建议。二是政府为应付时局或将有些计划方案之类，要交到会上请大家共同参酌。三是政府随时以国际情势、前方战况以及应付对策，告知大家，使大家得以了解而支持政府。

关于向政府的建议，军事、外交等方面自也不少，但意见比较集中的是四件事：一要调整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大家认为国民党政府五院各部会太庞大，又加战时新机关层出，叠床架屋，不合战时需要。二要发动群众。三要成立民议机关，认为参议会不够。四要肃清贪污。直到我军退出上海，国民党政府将要西迁，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沈钧儒、罗文干、马君武、李璜、杨赓陶和我九人，还联名提出以上几点。另外，如推荐胡适之出任驻美大使，建议蒋百里去德国，孙科去苏联，以争取国际援助等意见，也是在这个会议上提出并被采纳实行的。

关于政府向大家通报情况，当时也确曾将一些军事、外交等情报告诉大家，使大家于大局情势有所了解。例如当时很多人殷切希望苏联帮忙，而且甚相信它会帮忙，乃至期待它出兵或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兵（当时曾请苏联驻中国大使回国一行，似闻此人回国被斯大林扣留）。在看不见苏联积极帮忙之时，大家以为国民党政府争取苏联的帮助不够，对此，主持会议者作出了解释。

如上所述，参议会也起了一些作用，但大家总不满意这一机构，而要求成立正式的民意机构。当时提出成立正式民意机构的方案，据说有七件之多。会议代主席汪精卫向出席者说，国民党内对这一问题颇感踌躇。他说了三点困难：一是确定人数有困难。人数少了不像民意机构（参议会的参加者就自觉人数少，不足代表人民，没有力量），非多不可。但多到几百人的会议，实在不切合眼前战时紧急状态的需要，而且没有较安全又足够大的地方开会（在第一次会议后，会议即在铁道部地下室举行。当时大本营也在地下室办公）。二是代表产生有困难。他说正式民意机构总要用选举方法产生出来。但要办选举却是一件大事。户口不清，选民人数难计算，地广人多，交通不便，现今又战事紧急，安得从容举办选举。而况从来的选举，包括国民大会的选举，都从来办不好，人人皆不满意，现在仓促中更怕办不好。或者因战争的影响，根本办不成。最后他说，确定这一民意机构的职权有困难。因为自从“七七”卢沟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内曾有决议说：今后要多数人工作，少数人讨论，一个人决定。——这一个人当然是说蒋介石。如果建立正式民意机构，必应有最后决定权；没有决定之权，不成其为一民意机构，但这样便与上面的原则冲突了，所以很困难。

以上是在南京的话。后来南京失守前，参议会也随政府迁往武汉。

最后，说说我个人在参议会中的活动。参议会在南京时，我常常跑回山东照顾自己的工作。参议会在武汉时，我又访问了一次延安，随后又去徐州住了约一个月。所以黄炎培先生常笑我缺课。——每次开会我们坐下听会议代主席介绍各种消息情报，黄、沈诸老均笔记甚勤，如像上课一样，因以缺席为缺课。

我在会议中所尽力的，总是我的老主张发动民众。第一天（8月17日）会上，我就拿出来说。我要求建立个担负全国动员的系统机构，以应付大战。大意就是8月10日至12日在上海《大公报》中发表的《怎样应付当前大战》一文中所说的。那些话说起来未免长些，内容涉及行政改革、教育改造。有一位性急的朋友傅斯年起来阻止，不要我说下去，他以那时上海的炮火正紧，应当商量军事、商量外交，你怎么说这个呢？当时会议席上参议诸公，看神气能理会我的意见的人很少。大约他们都觉得我“文不对题”罢！

8月19日　，我又陪同蒋百里先生到山东，视察防务，离南京缺席很久。10月初，沈钧儒先生在会上提一建议案，大致主张利用失学、失业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回国的，华北各大学学生及其他），组织乡村工作团下乡工作。原案经国防最高会议采纳，交下参议会再拟具体方案。于是促动我，为再度之献议。

那个具体方案，是经参议会秘书长彭学沛邀集参议同人，会同各有关主管机关（例如当时国民政府的大本营第六部、内政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实业部合作司、卫生署等）拟定的。从我看去，于事实无益有损，不能附和。原案要点：

一、开首点明，此种工作系补助中央及地方行政所不足，因为原有其各自负责机关的。

二、列举工作项目，内计有民众训练、抗战宣传、农业改良、合作指导、公共卫生等若干项。

三、工作团或称服务团由知识分子青年们组织起来，请得当地行政机关审核许可，便可成立。工作是可以巡回于各处的。

四、经费由政府酌量补助之。

此案若从负责地方之责的行政机关（如当时的省政府、专员公署、县政府）来看，一定反对。不但民众训练一类事，不能随便付给这个工作团去做；即使是宣传的事、指导改良的事亦都不愿让他们添麻烦、乱手脚；在工作团方面，无权无责，职位不明，亦断无法工作。又如农业改良等，亦断非平素无设备研究可以行的。在行政上，其弊不止于骈枝；在动员上，收效等于零。所以说它无益有损。

我认为凡事不作则已，要作便须责任分明，章法清楚。知识分子下乡，从事动员工作，原为当务之急，但无条理无计划，以杂凑出之，以点缀出之则不可。必须将它纳入负责机关系统之中，使他真知道事情的难处，使他没得躲闪，心思力气都用出来，事情才办得好。这样，就必须建立全国总动员的系统机构，而改造现行政，乃至改造教育才行。听了我的话的人，多挢舌不下，觉得岂不牵动太大？谁都没有这个勇气。

适晏阳初先生也为此事被邀到南京，我们二人即相约去面见蒋介石，陈述所见。那天恰好黄任之、江问渔两先生也有事约见蒋介石，其被指定的时间又恰与我们差不多。于是我们四个人就一同来陈说，又指摘当时动员工作的甚多缺点。蒋介石似表示接受，就指定我们四人拟定计划，并嘱在旁的张岳军（群）先生协助进行。

此后我们四人曾数度集议，又一度偕访当时大本营第六部部长陈立夫。当时政府又将关于动员的一切计划草案法令送来参考。我们一面就动员说话，对那些法令章则，条陈了十几条意见。一面就乡村工作说话，提出一个非常时期乡村工作计划大纲，请当时政府择行其一。那时节，上海我军已退出大场，黄先生急欲回沪一视；晏先生因湖南工作正忙，亦要回湘；江先生则赴武汉的约期已届，所以此计划大纲就嘱我一人起草，待我起草出来的时候，则我军已撤出上海，国民党政府正忙于西迁，草案虽经委托张岳军先生转呈，在那种情况下，却无从谈起了。

访问延安[53]

“七七”抗战八年间（1937—1945），作者所奔走从事者莫非一个国内团结问题，而访问延安正是他为此问题而努力的第一个重要活动。此时（1938年1月）抗战爆发不过半年，国内团结空气甚浓，国共合作形势尚好，但作者有见于“如何为更一步的团结”乃“争取抗战胜利的核心问题”，于是以个人身份，远赴延安；文中所说去那里要做的两件事，无论是“对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或是“有意见要交换”，莫不着眼于谋求国内更一步的团结。

—编者

1937年11月16日政府开始西迁，当晚有船先送参议员赴汉口。我因顾念山东事情，仍先回山东。又应李宗仁司令长官之邀到徐州。迟至12月9日，乃到武汉。曾卧病旬日。病愈，即于新年（1938年）1月1日飞西安。

本来退出南京时，各参议同人有奉命视察各地方者（如曾慕韩先生奉命视察云南之类），我自请视察陕西及河南。所以这次到西安，算是奉命的。但我目的地实是延安。先经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好，又经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备车，遂于1月5日往延安。关于这一段访问经过，我择要分述于次：

访问延安的动机

我去延安是有两件事要做：

一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

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

若论其意绪动机，则蕴蓄已久。我是要求社会改造的人，我始终同情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我认定北伐后，老社会已崩溃，只须理清头绪来建设新社会，没有再事暴动破坏的必要。这里有两句话：

从进步达到平等；

以建设完成革命。

这是我的信念。不断地暴动与破坏，将只有妨碍建设，梗阻进步，延迟革命之完成，实在要不得。所以自从共产党放弃对内斗争，国民党坚苦淬砺领导国人，共同抗战以来，当然是民族命运一大转机。我们欣喜之余，不能不考虑两个问题：

一、多年对内斗争的共产党，一旦放弃对内斗争，可谓转变甚大；但此转变是否靠得住呢？

二、以同仇敌忾而得见国家统一，诚足欣幸；然为巩固此统一，似非国人有进一步的努力不可。

我对于暴动破坏痛惜于衷者愈久，则对于第一个问题想求得解答愈切。于是就非去考察考察不可。从事乡村建设多年的我，无时不梦想国家统一，以便整个规划进行，觉得眼前抗敌的统一总不满足。对于第二个问题就怀抱一些具体意见，想去努力看一看。

再明白地说，我访问延安的两件事：其一所谓考察者，不是考察别的，是专为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其二所谓交换意见者，不是交换旁的意见，是专为求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而向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

延安所见

我于廿七年（1938）1月5日由西安往延安去，于25日返回西安，往返共三个星期。随行者有黎君、邹君两位。车是军用大卡车，无篷。路是军用公路，一切宽度，坡度，转弯角度，均不合于公路规矩。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事。时当严冬，奇冷难支，举目所见，荒凉凄惨。人口之稀少，地方之穷苦，一望而知，可不待问。而愈问愈惊，多有出人意表者。

所谓陕甘宁边区者，闻其代主席张国焘（主席为林祖涵先生）言之，共有廿一个县又半。人口是九十余万，而实只五十余万（张言如此）。即平均一县两万多人，岂不奇怪。愈荒即愈苦，其苦自不待言。许多游记笔记，于那里生活情况，各有记述，亦不必详及。我只证言约近四年前的延安确是苦（后来亦许不同）。

然而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无悠闲雅静之意。军队皆开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队。所见那些制服的人，多数为学生。

学校似有六处，所谓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主义学校（简称党校）、鲁迅师范、摩托学校（机械学校），如是等等。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自然其中鲁莽灭裂、肤浅可笑者亦正不少。这是大胆创造时，所不能免，不足深怪。并且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因为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处，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胜，一般身体并不见差，不是成功吗？[54]

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凡此印象，我脑中尚存留，但不知今日延安尚保持得否？

政府党部及司法机关，皆曾参观。边区政府亦分民、财、教、建四厅。县政府则有两个：一个是边区所属的；一个是自省政府来的。法院院长为广西雷君，据谈他们的法律大半遵照国民政府，而亦有自己撰作的。还有一种露天开会的审判，最为特别（偶一行之）。监狱内亦有可记之处，惜记忆不清。

共党人物多半会见。唯军事领袖朱、彭、刘、贺、林诸位不在延安，未见到。又惜未多住些时，谋与乡民接近，借知其所感受者如何。

关于边区的民主政制，从条文及传说中曾得其略。上自政府主席，下至村乡长，都是选举出来的。并且各级都有议会。手边无材料可资叙述，暂亦不愿随便批评。虽然是一个要紧问题，却从略了。

中共转变问题

我们参观地方党部的时候，由郭君洪涛接谈。谈到民众运动，指出农民会从前是不许地主、不许富农参加的，现在都许可参加。延安城内从前只有市民会，没有商会，现在亦照外面一样有商会组织。总体来说，民众团体以前是阶级性的组织，现在是全民性的了，一面其运动亦改变以救国为号召，一致对外，不再向于内部作阶级斗争。——这是一种转变。

我们参观地方政府的时候，由代主席张国焘接谈。他谈边区的民主政制甚详。指出现行政制与从前苏维埃不同之点，例如从前没有选举权的人现在都有选举权、被选举之权。同时谈到土地革命之放弃，地主多已回来了。不过土地已经分配，不许收回他原有土地，而由旁处补还给他。

关于土地问题，张国焘、毛泽东都表示今后的方针政策尚有待研究，并希望各党派共同研究。——这自是一种重要转变。

地方政府所做的事，不论大事小事，似乎都与从前苏维埃时代不同。参观曾有笔记，今不在手边。记得教育厅正在改编各种教材（小学用的，民众用的），亦拿出来给我们看。建设厅指导办理合作社，因大环境改变（从前被封锁现在开放），政策改变，亦变更甚多。

从事情上所见，大致如上，从理论上，则对于中国前途，似抱一种三段的看法。他们都说：要在抗战中争求民主，亦相信必能相当实现民主（第一段）；从实现民主，逐步前进中，就可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第二段）；从社会主义进一步到共产，亦许是我们子孙的事了（第三段）。

因此又有两种责任或两大任务的说法：一种是现时实际任务，就是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一种是将来远大理想，就是完成共产主义。

这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不可与其他党派合作的，他们将求着与大家合作；他们将争取不流血的革命，而用不着暴动和破坏。

我又曾提出几个问题，问他们。譬如我问：你们都说团结御侮，是否不御侮即不团结呢？明白地说，对内斗争是一时放弃呢，抑永久放弃？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张闻天君答复我，他们原来与国民党合在一起北伐的，但中途被排斥，十年苦斗非其所愿，今得重合，将长久合作下去，共同抗战，共同建国。

我又问：过去究竟所由造成此大分裂大斗争之客观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到今天是否已经转变不存在？请一一分析言之。假若不能指出其客观因素，则从前错误，□□□□□□□□□？□□□□□□□□□□，□□□□□□□□□□□□□□？[55]这一追问，仓促之间张君未能给我好的答复。

我又问：照一般之例，为完成革命，革命党当必须自操政权施行其有方针有计划的建设才行；那么，今后中国共产党是否必要取得政权呢？假如说，不一定自操政权，然则将如何去完成共产革命，愿闻其详！张君对此的答复，大意是说他们将帮助国民党完成其革命，就不一定要自操政权。如何完成共产革命，似未说清楚。

叙起来太长，我作个结论罢。大致所见事实和谈话接触上，使我们相信中共在转变中。他们的转变不是假的，不是一时策略手段如此。他们不愿再事内战的情绪很真切。他们对中国前途的三段看法，和他们说的两大任务，是切合于他们理论的，不是饰词。

但这只是结论的一面。还有一面，即其转变虽不假，却亦不深。因为他们的头脑思想没有变。他们仍以阶级眼光来看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换句话说，根本上没有变。似乎只是环境事实要他变，他自己情绪亦在变，而根本认识上所变甚少。

当时有当时的事实，当时有当时的情绪；今天何如，不在我这观察结论之内。

毛泽东的会谈

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和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因为毛先生夜里不睡觉，而白天睡。谈话多从晚饭后开始，不知不觉到天明。他这种生活习惯，听说是在军中养成的。夜里面他将作战计划做好，次日大家出去作战，他便睡觉。傍晚起来，听取报告，又做计划入夜。明天大家作战，他又睡觉了。

毛先生民国七八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事，而那时我正在北大教书。毛先生的老师（又其岳父）杨怀中先生（昌济）又同时教授于哲学系，彼此相好。杨老先生住居地安门豆腐池胡同，毛先生亦随他同住。我去看杨先生，亦和他碰过面。——这是一点旧缘。此番会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的回去。

他于听你谈话时，喜用笔随手记录。秃笔粗墨，在大纸上横行写来如飞。我一边谈，他一边写。我谈完，他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我将我的一两种小册子和四十万言的一部《乡村建设理论》都赠他，请他指教。隔一天再见面时，他取出一沓纸来，纸上已将我书内要点，或他认为好的地方，皆摘录排列，井井有条。这都是可佩服之处。不过他太忙，虽喜欢看书，未能沉潜反复。况对我的书，似未能全部看完一遍。——这是我一点小不痛快。

从旁看他的生活起居，看他的身体，不免使人替他担心。夜间不睡是其一例。还有嗜烟嗜酒，亦太过。谈话时，他为你斟茶，而自酌酒。酒是白酒，亦用不着菜肴。烟亦恒不离手。我曾问他的健康如何。他答我说，人家传我有肺病，医生检查过没有的，但我患神经衰弱。在他们的社会中，似对他特别优待。饮食（夜间同饭所见）却看来亦俭素。唯所住屋内，不火自暖。是从屋外掘地，转于地下烧煤，所费不赀。在全延安更无此设备。又他出门走路，有四卫士相随，别的人俱未见有。

我和他的谈话，除交换意见者，另记于后外，兹选择几段，叙于此。

我问张闻天先生那两个问题，亦向毛先生问过。对于造成1927年后分裂斗争的客观因素，他有答复。大致分别为国内的因素、国际的因素，而取今昔不同，对照言之。即如国际一面，在那时各帝国主义者虽彼此有矛盾，而同惧中国之赤化，却使他们可以统一起来。于是他们就来分化中国内部，使国共分裂。国共之分裂，此盖为有力因素。但到今天来则相反。今天国际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边，有反侵略的英美法苏一边，而统一不起来。他们就不能共同来对付中国。侵略者如日本人，固然利于中国之分裂，而行动适足以反迫成中国之团结。反侵略者则不愿中国再有内战，处处从正面助成我们团结。上年（指廿五年）西南两广为要求抗日有所举动时，和“双十二事变”之时，英美友人的心理和其活动，皆为最好例证。他说：这就是今昔客观因素之不同。由于这些因素（国际的更甚国内的），他相信国共前途只会团结，不会分裂。——这是一段。

对于中共要不要取得政权问题，他先转问我：我们（他自指）不是已经有一部分政权了吗？假如国民党邀我们参加到中央政府去，我们亦可以参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强求。即使他来邀，而我们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倘于国际情势有所不便时，我们还是不参加的。但往长远里看，国共必是长期合作；长期合作中，少不了参与政权。——大意不否认要有政权，而表示不夺取政权。这又是一段。

我又问他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过去最大错误是什么？听说共产党朋友常作自我检讨，不知亦曾检讨及此否？是否亦可说给我们外边人。他笑着答我道：你且说一说看。我说据我所见，有两个对照：

一是十五六七年北伐时，革命军并非以兵力或战术战略制胜，而成功在政治上适合当时大势需要。对照来看，十年间共产党之革命无成，是其政治上的失败，政治上路线错误。因其在政治上若适合时势需要的话，则配合起军事，应当早成功了。

二是抗战之前到现在（指谈话之时），共产党博得国内大多数的同情拥护和期待，声光出于各党之上。这其中并无别的缘故，只为放弃对内斗争，倡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政治上所走的路线走对了。对照来看，过去十年之劳而无功，仅仅靠军事来维持党的生命，政治路线之不对可知。

我末了说，我们祝望中国共产党今后继续争取政治上的胜利，而不要再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毛君笑颜相谢，说你的意思很可感！

意见的交换

我迫切地要求统一，但我绝对不承认有武力统一中国的可能。我相信只有在国人意志集中到统一上，得到国家统一。这一信念，被抗战前后的事实证明了。在抗战上中国表现了从来未有的统一。然而这是不是从一个武力中心向四外发展，征服全国的结果呢？谁都可以看见没有这事。反之，谁都看见是全国各方甘心情愿来拥护一个中心（各方的人都到中央来，各方的力量都贡献给国家），中央亦开诚接纳的结果。

但这个统一明明是外来的。只为暴敌愈逼愈紧，使不同的中国人感受到同一威胁，眼光不容旁视，心念自然集中，不期而造成全国人意志的统一。由意志统一于对外，而国家内部统一了。这全为暴敌之所赐，其势不可久恃。我们必须乘此时机，从内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统一。

从内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统一——这如何可以做到呢？这并不难做到。只从本身“如何建设新中国”大题目上，能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而统一之，当然就行了。

我去延安考察中共的转变，同时亦是测探统一前途的消息。我既见中共正在转变中，因进一步提出这一问题，问中共负责人毛泽东。以下便是交换意见的大概。

我问他：以我看中国问题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得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你看对不对呢？他答：完全同意。

我问他：这两面问题应当分别解决呢，抑或一并解决，不得分开？他答：这原是相关的事，不应分开来谈。但究非一事，在进行解决上或时有轻重宾主之异。譬如眼前应当一切服从于抗战，第二问题只能附在第一问题里去作。

我说，这在我亦没有疑问。不过我却要求在今日民族对外之时，决定我们本身社会改造之事。我认为此一决定，正为对外抗战所必要，有两个理由在这里：

一则必团结而后能抗战，团结不力则抗战不力。但如今日的团结明明植基甚浅，几乎是一时手段，甚感不够。完成社会改造为吾民族自身基本问题，必在此问题上彻底打通，彼此一致，团结才是真的。否则，隐略不谈，必生后患。

二则抗战必求与国，而我们的友邦一面有资本主义的英美，一面有共产主义的苏联，若我们自己国策未定，恐难交得上朋友。中国要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并坦然以示友邦，不招猜忌，不启觊觎。胸中无主，外交无成。我们必须认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开在国际环境中的局面。

他对于我的话认为很对。

我于是提出我的主张，要确定国是国策，所谓国是国策，就是对民族解放、社会改造两面大问题，及其所涵细目，均有确切之订定。尤其要紧的，在建国的理想目标，并其达于实现的路线步骤。如何来确定呢？这当然要全国各方开诚相商，共同决定。

他表示单为抗日而团结，诚不免一时手段之嫌。但他又虑社会改造问题重大，牵涉甚远，各方意见或未易接近。倘各方意见不能归一，岂不又影响眼前抗日？似不如走一步，说一步。

我说你这种顾虑亦是应有的，不算过虑。但遇此困难，当以热心（热心于彻底团结）、信心（相信彼此说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后结果。

他说你的意见是好的。此事最好由国民党来倡导进行，或其他方面来推动提倡。中共方面，因为刚将抗战促动起来，不过六个月又吵动什么社会改造问题，似乎不便。假若国民党或其他愿为此根本商讨，那他们共产党当然欢迎之至。

他又对我说：此时（1938年1月）他们正请得国民党同意，两党起草共同纲领。在武汉有八个人——国民党为陈立夫、康泽等四人，共产党为陈绍禹、周恩来等四人——正在蒋先生指导下起草。共同纲领和你所说国是国策亦甚相近。假若由两党的扩而为全国的，由侧重眼前抗战的，进而包括建设新中国，便是了。你何不赶回武汉，去推动推动呢？

毛君屡次对我说，中国现在已是团结，但仍须求得进一步的团结。我便说，你想进一步的团结，除了我这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又问他，并问张闻天，假如国是国策定下来，则党派问题即将得一根本转变，是不是？他们都答复是的，那样全国将可以成为一个联合的大党。

关于党派问题，我从来认定中国社会形势散漫，各党说不上有什么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而从中国问题看去，恰又有其共同任务。因此，“绝不相容”只是人们的错误，而非形势所必至；大家合拢来，乃是问题所需要，而形势甚有其可能。不过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在当时我胸中尚未具体化，所以亦未向下商量，即到上面所谈为至止。

所谓意见的交换，除团结统一问题略记于上之外，大致还有两种：

一种是关于那时时局的。我在那时（1938年1月）眼见得崩溃之象，当然不免悲观。他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我听，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而说到当时各种问题的主张上，彼此多半相合，没有相乖之处。事过境迁，记忆不全，记亦无味，从略。

再一种就是关于中国前途的。我对于中国前途一向有我的见解主张。我要求确定国是国策，其意正在要认清民族的前途，而把握着自己前途去走。而他们共产党呢，一面既有其世界前途的理想，一面又有其独具之历史眼光，当然他们对于中国前途是有他们之见解主张的。我有一套，他们更有一套。所以通宵达旦，谈之不尽的就在此。

关于这一问题，彼此所见就不同了。假如他们是“三段论”，那么，我便可说为“一段论”。他们的三段，前文曾提到过。就是：在抗战中实现民主；由于民主进步，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末了进步到共产。我所见如何？我认为中国政治上趋于民主化，和经济上趋于社会化，是同时的。其前进是同时前进，互相推动着前进，相携并进，以抵于成。因为分不开，所以他们的前两段，在我就是一段。又因为我只信社会主义，而不大相信共产，又少却他们的第三段，于是我便成“一段论”了。——其实在我并无所谓“一段论”。

问题太大，话说起来太长，现在记不胜记。他们的书报刊物甚多，读者不难考证。我亦有一些出版物，外间流行却少（内地及上海尚可得，香港甚难）。今将旧文摘几句于此以见意：

中国政治问题必与经济问题并时解决；中国经济上之生产问题必与其分配问题并时解决；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流俗之所见，或以为政治问题解决，而后产业得以发达，而后乃从容谈分配问题；或以为必由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于共产主义，而当从事国家资本主义之建造。是或狃于欧洲国家之往例，或误于俄国布尔塞维克之企图，而皆昧于彼我之异势，谬欲相袭者，曾何足以知此！

这是民国十八年为河南村治学院所写旨趣书中的话。又后来《乡村建设纲领》第十八条有云：

吾人所见，中国政治得进于民主化，将有赖其经济生活之社会化，此与西洋政治之民主化得于个人主义者适异。经济上之社会化，有助于政治上之民主化；政治上之民主化，复有助于经济上之社会化；如是辗转循环向前进，自微之著，由下而上，经济上之社会主义与政治上之民主主义，同时建设成功。

这些话均待另外详谈，才得明白。彼此对中国前途看法之不同，从何而来呢？当然由于对中国老社会认识不同，从而对近百年所起变化的了解不同，从而对前途估计不同。所以从谈未来问题，就追溯到过去历史文化。我总执持两句话：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会之特殊构造来。他相当承认我的话，但他说，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

我与毛先生两人间的争论，到此为止。

1938年陕甘边区的人口[56]

顷见报载商启宇（震）[57]在日本东京病故，享年九十岁。忆当1938年春我访问延安后，将去徐州，路过开封，商方任职河南省主席，我访问抗日军情，曾与晤谈。先是1921年12月我应聘到太原，商时为阎部四个旅长之一，虽见面，未曾谈话。此次访谈，自以大局时事为主，亦漫及陕北情况。延安旧名肤施，历史上原为边区重镇，军民并盛，乃其后竟然衰落，荒凉不堪。今中共所据陕甘二十一个县有半，人口稀疏，总数尚不满百万。似此地广人稀情况亦非唯最近之事。商因述及民国初年，他任营长曾率兵百数十人巡历陕北地区，沿途觅食维艰。一日行抵吴堡县境，闻之路上行人得悉县城适有集市，心喜可得一饱。乃不料全集市亦不过百数十人，不足二百人云。商随又谈一笑话，说：县内人口稀少，因亦绝少讼案，县官从不升堂问案。一日忽升堂问案，把惊堂木一拍，公案桌之下竟然跑出一母狼来，案桌下且有三小狼云云。

看来一城一地今昔盛衰变化，前后不同，可能非止一度。岂不闻桑田沧海三度转变之说乎！

附注：兹查明我系于1月30日即旧历年除夕深夜到达开封，次日访商于省府。2月2日赴曹州，5日到徐州，留住约一月。返归武汉，其时国民政府在武汉也。

记1939年敌后之行[58]

——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

作者于赴敌后之行之后四十年，曾有回忆说：

当日寇深入之时，我既不得不随国民政府退至西南，又不甘心安处大后方而偕友东返华北、华东，潜踪于敌后游击区域，谋所以扰敌者。计巡历皖北、苏北、鲁西、鲁南、豫北、冀南、晋东南，经太行山，渡黄河而返抵洛阳，写有《1939年春夏间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记存其事。在行程中，鼓励抗敌，而自己无战斗力，则不得不避免遭遇敌军。其间盖多承两大党军队之友助。当时各城市及铁路沿线为敌人所据有，我旅程所及恒在村野山区，生活艰苦，有时或不易觅食。时人不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言乎。我此行盖践之矣。

1979年孟春写此，回首既四十年事，当时精神身体方壮盛之时也。

漱溟（印）

当我于兵役改善不得尽力，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不得发表时，我感觉留在西南大后方没有意义，便决心到华北战地去。于1939年2月1日成行。经过八个月工夫，到10月23日返回重庆。此中见闻甚多，有些不便发表的。而且日记手册以遭敌人追击，全行失落，仅凭记忆亦甚有限。下面分为几层，叙述大概而已。

此行目的

我到华北去，是因为我与华北地方有多年的关系。我同一般朋友所做乡村工作，先是以河南为对象，而训练机关设在豫北辉县。后来移山东，有三个中心：一邹平，二菏泽，三济宁。前后合计经我们训练或培养的下层干部，有三四千人。过去的成功失败，此处不叙。单说国军退出豫鲁以后，我们亦只有逐步向西南撤退。但大多数人实不易离开乡土，且已经失去联络。其中只有济宁的一批人马（包含教职员学生和乡民壮丁）约七百人是整队退出的。先退到豫东淮阳，又退到南阳镇平。因此抗战初期，即以徐州为前方联络站，以镇平为后方收容集中地，而驻代表于武汉，以与政府和各方取得联系。当时计划，在镇平一面收容，一面训练回乡抗战。所以商得军委会政治部陈部长（诚）许可，将镇平一部分收归该部直辖，名为战时干部训练团直属第一训练大队。乃至徐州不守，武汉会战，又请得政治部许可，编为该部第三政治大队，开赴豫鲁战地工作。廿七年九月整队开拔（全副武装而且枪多于人，又现款十余万，皆原来携出者今又携回），渡过黄河，留第五支队于豫北工作，其余经冀南入鲁。初时以为携有无线电台，可通消息；后来乃久无消息。这是促使我去华北的一原因。

说到敌后的工作，我素抱有极大的兴趣。我在战前就想象到一旦中日作战之后，会要有很多地方我军撤退，敌军未到，因为在空间上敌人兵力是不能普遍的；亦会要有许多地方，我行政机关已撤，而敌人御用机关未立，因为在时间上也来不及的。在这许多地方，乡下人顶需要知识分子领导或帮忙。而此时的乡村工作亦必然很好做。因为平素我们工作时，虽处处为农民打算，而以我们趋新，他们守旧，我们多所兴举，他们懒得动，我们不免站在政府一边，他们好似是被统治的老百姓，致成彼此相对立的样子，实为工作中一大苦闷。今天敌人（或扰害地方的人）压迫来，我们和乡下人要共同应付环境，便从相对转为相合以对外。同时非团结组织无以应付环境，乡下人将自然走上团体生活之路。凡此皆敌人之赐，要赶紧利用，这是我们想去华北的一种心理。

还有，我对于敌后工作，早在抗战前就认识其重要。我曾说过：“我认为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让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灭后如何容易恢复处着想。——但所有这些工夫将怎样做呢？那就是当下讲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是我们在国际大战前，最好的准备工夫。”（见《乡村建设理论》第441页）当我大军从华北华东撤退以后，好些人心理上亦就像是放弃了华北华东；其实华北华东的抗战工作，方于此开始。更到今日，敌人已无力再西进；敌我所争全在那片广大疆土资源是他能利用吗，还是我们使他利用不成？更非有多数人到华北华东去，与敌人相争持不可。

但我到敌后去，却非有什么大工作。我的用意：第一看看敌后的真情实况，是否与我在徐州所写“抗战指南”所揣想者相合；第二对许多在敌后的同人同学加以鼓励；第三将我们在抗战中的进步，敌人在战争中的困难以及国际情势等，宣说给敌后的同胞，坚定其意志；第四在从事研究工作——研究乡村在敌后起的变化，对于未来大局政治的影响关系；第五则愿尽力调协于各方，促进团结。

往返所经路线

2月1日　随行人员黄秘书艮庸、王参谋靖波、王医官福溢等乘军委会卡车先出发，约于西安相会。2月2日我飞成都，停三日飞西安，适西安有敌机来袭，改飞兰州降落。于是无意中得一游兰州，看见兰州几个朋友。

抵西安后，晤行营主任程颂云（潜）先生商量所走路线，不能决定。一面亦问之第八路军办事处，并托其电知前方将领，如遇我经过时请为照料。又晤山东省政府驻西安办事之戴君、孙君等，承见告他们所常走之原武阳武一路，今被敌人封锁，许多人员及器材均停滞不能走。于是我就先访阎百川先生于宜川之秋林镇，其事另记。访阎归来，赴洛阳晤卫俊如（立煌）先生。卫公极殷勤代筹，又坚劝莫忙，候机会东行。

最后决定，乘于孝侯（学忠）总司令入鲁之便，随他同行。于是赶赴皖北阜阳（颍州），与之相会。沿途经漯河周家口，黄河泛滥区域，乘小轮入皖。但我抵阜阳，于公已先行。幸其王参谋长静轩初自陕之白河来，因又为同行之约。不意行抵蒙城，则前行之于军已被敌人截击，三团人损失半数，由津浦铁路东又退回铁路西。所有我们想于宿州车站南冲过津浦路之计划，不能不重行考虑。

王参谋长改变计划，不向东而向北。我亦改变计划，不随大军而行。随大军而行，当然可得到保护，但亦就成了敌人的目标，不一定平安的。我与随行朋友共七人，由蒙城折到涡阳，派人通知永城（属豫东）书案店（一乡镇）新四军彭司令雪枫，请其代为布置路线，并觅向导，轻装前边。于是经永城入萧县（属苏北），在砀山境越过陇海铁路，转经丰县沛县而到山东之单县。所有这些地方县城都在敌手，我们都是昼伏夜行。越过铁路的一天，天明正在休息，敌军侦知袭击。幸得八路军彭明治部，派队千余人来接，得以脱险。

单县居山东西南边角，我们即经历鲁西南各县（旧曹州属）渡黄河而北，到濮县范县朝城一带（此是范专员筑先领导抗战之地带）。转而向东，经寿张东平宁阳等，在津浦路南驿车站之南冲过铁路，向鲁南去。这次过铁路，亦是靠八路军一一五师王参谋处长秉章率队护送。

当时山东省政府沈主席在鲁南沂水县之东里店，于总司令则在上高湖，八路纵队司令部则在蒙阴王庄。我们一部分同人编成的政治部第三政治大队亦驻于附近。我们奔赴鲁南，意在与各方会见。不意正会见的几天，敌人举行他所谓的鲁南大扫荡，从四面八方攻进来（军事上所谓分进合击），于军方师长叔洪（范）竟以阵亡。从此我们辗转于山谷之间，度其游而不击的生活约近一个月。最后转至费县境，稍得休息，便由鲁南返回鲁西。

这次系从泰安附近越过铁路。到达鲁西时，亦正在敌人所谓鲁西扫荡之后，情形完全不是初时经过景象。前后在山东境内共历四个月，于8月23日离鲁西之濮县而入河北省之濮阳。此地为丁专员树本领导抗战之根据地，一切情形又自不同，后面略记。承丁君派人送我们经滑县浚县，在汤阴境越过平汉铁路，转至林县——这些又都是河南地方。

在此豫北一带，原有我们朋友同学从事抗战工作，多在林县会见。由林县即入太行山，到山西省壶关陵川晋城等县，这是所谓晋东南，我军与敌人迭次大战之地。当时得在朱军长怀冰、庞总司令炳勋两军中各盘桓数日。随又转出太行山，到河南济源孟县等处。从孟县渡河回抵洛阳，恰是“九一八”纪念日的前一天。

总计此行，经过有皖、苏、鲁、冀、豫、晋六个省份。半属华东，半属华北。经过之处，都是战地，凡有我军政长官者，必会面。只有经过陵川时，却没有看见朱德总司令，因为事后才晓得他在那里。

沿途走路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军队同行护送。这种可以穿军装；或穿长衫都可以。并可以骑马代步。又一种是自己少数人轻装走。这便须改服乡村的短衣，只可骑驴，不宜骑马（骑马则目标大），最好步行。无论哪一种，都需好的向导。正确的情报，为起行前所必需；然仍不免走至中途，改变路线。食宿都是在老百姓家（百次中总有九十八次）。因为走的多半不是大路，没有旅店，或者原有旅店，都经兵灾破坏了。

各战地情形不同

从秋林镇回西安转洛阳，不久即登上巡历战地之长途。每承朋友见问，战地情形如何？我辄张口难答，因各地情形不一，不能举一例余。故我想莫若就以各地情形不同，各时情形不同之两点，提出来说，倒是使人了解战地情形一好办法。

先说各地不同之一点。例如我所见的皖北各县和苏北各县相较，有一大不同处。在皖北完全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势力，行政专员郭造勋拒绝其入境。而在苏北丰沛萧砀则清一色都是八路武力。

皖北各县虽经敌人重大破坏，各县城内房屋存者不及半数，但行政权已恢复。专员郭君原为广西军队中一团长，阜阳县长亦为广西人王和，一切行政有广西作风。举办各种训练（如保甲训练等）皆采用广西教材。蒙城涡阳两县长则是本地人。因为李司令长官宗仁，是采取用本地人的政策，大体上说，这里情形要算不错。郭专员之拒绝新四军入境，他说：你们是为抗战而来，此地敌人已退；如或有上级命令，我亦遵照。二者俱无，所以拒绝。言之有理，对方亦即不来。

苏北当时情形最奇妙。丰县县长董玉珏，沛县县长冯子固，萧县县长彭效骞，砀山县县长窦雪岩，都是各自本县人士。——此即李长官的政策。他们或奉委于失地之前（如冯），或奉委于失地之后（其余三人），却都是奉命于省政府（当时在淮阴），而且除冯外皆隶国民党籍。然而他们所凭借的武力，竟可说清一色的八路势力。据闻当地失陷之后，董等三人自淮阴奉委，只身潜踪回乡。全以乡里自卫的意义，得到乡人拥护，而恢复其政权。所谓八路的武力，一半指彭明治部（号苏鲁豫支队），是外边开进来的；还有一半是本地发动成立的。四个县长（冯在内）的队伍各有数千人不等，当然都是本地方的，不属八路军系统，却从发动，掖助，以至领导皆出于八路，甚而系统，亦有分不清的了。他们时常不断与敌人应战，既无其他大军，非靠八路不可。倒颇能为国共合作表现一好例。

可惜皖北苏北情形，皆不长久。我离皖北，敌人随即从商丘，下皖北；新四军当然亦即进来，局面大变。我离苏北后，国共合作的好例旋即破坏。凡此又可说明各时情形不同之一点。

苏北与鲁南，与鲁西南皆相接境。但鲁南情形不同于苏北，亦与鲁西南不相同。鲁南是中央大军（于学忠部，缪征流部，沈鸿烈部）与八路军（张经武山东纵队，陈光一一五师）都有的。论政权，除敌伪政权外，皆属于省政府，当时尚无八路自建政权之事。沂水，临沂，莒县，蒙阴等数县亦在我方手中。省政府在东里店已有半年以上之安稳，小乡镇竟富有精美酒食（如冰啤酒汽水等）常开盛大宴会。于沈、缪所驻相隔多不过百余里，少者数十里。我赶到东里店的一天，主席，厅长，委员，专员，总司令，军长，师长等，都聚会一处，雍容雅谈。此不仅为敌后各战地所无，抑以现在的鲁南回想那时，亦将有唐虞三代不可复得之感（现在缪已变动。于、沈仍在鲁南，但情形大不同了）。

大半年安居无扰的省政府和高度繁荣的小乡镇，我将赶到几天前就被敌机炸完。因为敌人一面从四外分进合击（见前），一面从顶上来轰炸。省政府亦只有实行游击，多数人员均行解散。所谓各时情形不同，此又一证明。还有我前叙由鲁南返回鲁西，全不是初时经过景象，亦证明此意。

试再以鲁西与冀南比较。鲁西前以聊城为中心，是范故专员筑先领导抗敌地带。冀南以濮阳为中心，是丁专员树本领导抗敌地带。两地接壤，风土相似：范、丁二公又都是守土未退的专员，以抗敌齐名。而以我经过时所见，却完全不同。我经过时，范公已殉国成仁。虽有其参谋长继任，部下多分散。有的投八路，有的改编省保安旅。而多数扰民极凶（见后）。丁专员所部极整齐，实力有两万人。人数少于范部，而魄力雄厚过之。因范公自己没有基本队伍，都从收编散兵游匪而来，致有三十几个司令之多。范公在时，尚能于扰民中抗敌；范公故后，只扰民不复抗敌。丁君则先任濮阳县长两年，得当地人曹君（黄埔军校毕业）之助，从训练干部，到自己成军，其结果当然大不同。地方秩序极佳，人民虽亦非常苦（负担太重），而却是有条有理的苦。

丁氏在抗敌工作上，有两点极有名的表现：一是改变地形。平原地带，敌军汽车骑兵运动迅速，最无法应付。于是将所有道路全掘成沟，宽五尺，深七尺；即以沟为路。此使敌骑敌车皆发生极大困难。我经过时，虽毁于大雨，仍然大致可见。又一是空室清野，古语坚壁清野，今我壁不能坚。敌人将至，则城内人民悉行撤退，一物亦不留。敌人到时，因无从井取水之具，以致饮水不得。于是敌人到濮阳两日自去。我经过时，敌人退去不过一个月之事也。——但现在的濮阳，一切皆非了。

河北省大致均在八路军势力范围，只有丁氏当时独立一隅；到廿九年亦站不住了。据我们所知各地方抗敌之初，各党派多不分彼此；后来便分裂不相容。又保持中立，不落一偏的想头为多数人所有。但结果都不能保持。丁氏在冀南，亦其一例。就整个抗敌大前提来说，这都是削弱自己力量，极可痛惜的事。

豫北情形复杂（有八路军，有反正的伪军，有两面奉迎的军队，有中央军），不如冀南。豫北和晋东南接连，为战争要地，中央军朱怀冰部、庞炳勋部皆在此。我们经历各处，都只看见游击战，没有看见激烈的大战争。而到这里却是大战地带。敌我几万人开火，伤兵一下来就是一两千，住满了好几个乡村。其规模之大，情况之烈，闻之令人精神奋扬。例如晋城就是我到时收复不久的。敌占我夺，夺而复占，往复已多次。每次皆拼好多兵力，好多时间。其时庞军于收复晋城之后，又围攻壶关，范汉杰军则正攻陵川，我住庞军中，时时闻战报。而将过去不久的，庞军拦车镇一战，最为老百姓所艳称。沿路数百里，传说不绝。

论到地方情形，晋豫又自不同。晋省先有其多年以来的村政，后有公道团牺盟会的民众组织，迥非外间所能比。中央驻军不问地方事，有事问县长说话。而乡间的民众训练，我却见有八路番号臂章的人，喊口令。民众与军队的配合，在山西有的地方达于极好之境，但似亦不多见。

总之，各地情形不同，又每每变化极快，是谈战地所首先要知道的。

总括的三句话

若将巡历各战地后的见闻，总括来说，则我尝有三句话。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第二句是敌人之势已衰。第三句是党派问题尖锐严重。先说老百姓真苦。这个苦完全是从抗战来的，与平时无可比照。其苦况深重，亦完全不是局外人所能想像。举例言之，老百姓向来是受惯欺压的，然而大致上是受一面欺压。若不同的两面来，已难应付，何况今天竟不知有几多方面。敌我是不同的两面，敌之外又有伪，□□□□□□□□□[59]。其他复杂尚多。或此来彼去，或同时俱来，而都是拿老百姓出气。而且有苦，没处可诉。恐怕自古及今，谁都没有受过这个罪，乃至亦没有人梦想到有这样罪受。

穷凶的破坏，有意的骚扰，不说。只以法令来说，我方不许农产资敌，游击队遇见推车送粮食棉花向城镇车站的，就可没收。而敌方则高价收买，强制征取。我不许用伪钞，而敌不许用法币。谁的话都是圣旨一般，而圣旨却从八面而来。

似乎人类的恶性，都在这种特殊机会中，发作出来。敌人对我之破坏且置不说，只以我们自己人的骚扰言之。这里有一明证。廿八年4月山东省政府鲁西行辕正副主任李树春、廖安邦，曾发出一告各部队官长书，就是以队伍扰害太甚，为民请命的。内容说：“各部队冒领给养（给养皆向老百姓摊派）者有之，栽赃勒罚者有之，诬良为汉奸者有之，假公以泄私忿者有之，甚至奸淫掳掠残杀无辜者有之……须知军纪不良，惹起民众反感，去年半角店之惨剧，可为殷鉴。……屡闻各地民众有不堪驻军骚扰，竟至央求敌人派队扫荡或被逼为虎作伥情事，每念及此，痛心万分。……望为民众留一线生机。”原文由鲁西《大时代报》（报在菏泽城内出版，行辕予津贴）载出，我曾摘取电中央报告。李为民政厅长，廖为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而所谓各部队者皆是省保安旅，县保安团之类，明明是其上司长官，却不能管；不得已以哀词劝告出之。

（被检扣一段）

不讲骚扰，单讲加于老百姓负担重，亦就不得了。寿张一县，人口不过廿余万，而驻军一时有冯寿彭部、齐自修部、于耀川部、刘耀亭部，还有省府行辕的三营，县保安队三中队，各区常备队等。所有这许多队伍，都向地方索给养。只齐部每天即要一万七千斤粮食，菜钱在外。试问，这如何得了？

人祸之外，还有天灾。我沿途曾看见旱灾、虫灾、水灾三种。而在前（廿七年）在后（廿九年），据所闻亦都是灾情很重的。我所见春夏是干旱，而夏末秋初则大水。我初去时，于5月尾在鄄城濮县之间过黄河。河槽完全干的（半因黄河改道），没有一滴水，我们步行河底而过。回来时，于8月尾仍在鄄城濮县之间过黄河。河水满槽，却非船莫渡了。

水灾最惨重的，我所见的是豫北。豫北的东部，有卫河；豫北的西部，有

沁水；都是汪洋千里。这其中，还有人为的因素。我军掘沁水，以冲道清铁路敌军；敌军则于其上游，相反方向掘了冲我们。彼此对冲，天灾人祸合一，老百姓却无处容身了。当地行政专员潘善斋，告诉我有五个县城：沁阳、博爱、获嘉、武陟、新乡，全在水中泡着。灾民不知有多少万，无处可逃。想渡过黄河南岸来觅食，而以军事关系又不许人渡河。

我记得有一次，随八路军同行，在泰安境内的山村中，全村的粮食不足我们一饱，只有煮稀粥分食。又一次夜行军至天明，饥渴非常，乞食于老百姓，不问内容，先行吞咽。细察之，乃是肥田用的豆渣饼，加以树叶煮成粥。这在我们，要算吃苦了，而在老百姓望此望不到啊！

据现在所知，敌人狠毒的破坏，远较我经过那时加重；而两年来内部斗争使局面恶化，亦远过于彼时，游击区域同胞们的苦痛，怕是倾若干泪和血亦诉不尽，任何一支笔任何一张口亦形容不尽。人世间的奇恶绝惨，到此怕才算齐备。虽今日全世界都在兵连祸结，苦痛的不只一个中国；然而情节复杂，刻骨入髓，则怕哪里亦不能比。但不知经此一番奇苦深痛，其最终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句话，所谓敌人之势已衰，事实可征者甚多。最显著不同于开战初期的，是士无斗志。战事初期，敌兵绝无缴械投降之事，虽战至一兵一卒，乃至包围遭擒，亦斗到底。现在不然，将枪一抛，高举双手的很多了。大约素质已不同，初时是现役兵正精壮刚强，现在则或是十八岁的孩子，或是三四十岁迫近中年。沿途我们都遇见俘虏，在我军中；亦曾与之谈话（多半笔谈），而知其情形。又敌军厌战反战，随处皆有其例，举不胜举。再则敌伪内部腐化，驻防游击区的为尤甚。因彼此争权夺军，而致下属不服长官命令，军纪无法维持者有之。以华制华之计不能成功，关系其前途为尤大。盖敌人没有深怀以用人，没有大量以容人，而忌刻轻薄，中国人不能与久处。伪军反正者愈多，彼猜忌愈甚。或不发枪械，或不发子弹（皆临时再发），或种种监视提防，激起伪军投诚反正者愈多。所以几年来，伪军总量上没有加，只有减，没有稳固，只有不安。——至少山东河南是如此。

第三句话，所谓党派问题尖锐严重，似亦无烦多说。大要游击区域短兵相接，与大后方雍容坐谈者不同。我初去时，问题将开始，还没有大决裂，方自谓可于此尽些力。哪里晓得，第三者是不见容于两方的。而且问题是整个的，不能于局部解决。简直一句话不能说。在归途上所见所闻益多，所以忙着回来想根本办法。两年来所得消息，愈演愈烈，我们自己朋友学生亦连连被杀（我到山东时已有之），多少事不必述，只“无所不用其极”一句话，可以包括。问题严重，无以复加，又非当时之比了。

一幕惊险剧

关心我们朋友学生抗敌工作，而想加以抚慰鼓励，是我赴华北视察目的之一，前曾经说过。所以这里临末还须交代一下。这就要叙到一幕惊险剧了。

我们的第三政治大队，除第五支队留于豫北工作外，其余由大队长秦亦文君率领开入鲁境。因奉部令归省政府直接指挥，所以大队部即住东里店附近。如前所叙，当我到达东里店，与各方会见的几天（6月1日至6日），便遭敌人围攻。我与秦君等即彼此相失，互寻不见。久之又久，忽然得讯，秦君率部驻于蒙阴的北岱崮，距离我们隐藏之地往北约百余里。于是我偕随行诸友，往北去就他。

哪里晓得，秦部五百余人，还有省府其他人员相随，目标过大，又留驻该地达十日之久，已被敌人侦知，派兵三路进击。我往北去就他，我的背后正有敌兵亦同走一路向北前进。我到达该处，秦部已得谍报，敌人拂晓进攻，急须转徙以避之。所以不及多休息，傍晚天黑齐队向西而行。行前，秦君指定秘书公竹川君并警卫队六十名专卫护我，遇必要时，我得另自走。

当天黑齐队时，天已落雨。愈走而雨愈大，山路愈滑。又崎岖坑谷，漆黑无光（用光火恐为敌见），出手不辨五指。前后彼此牵衣而行，不许交言，古所谓衔枚而进。脚下高低深浅，亦不得知。两次有人滑坠涧谷，不知其性命如何。如是走一通夜，雨落一通夜，衣裤淋漓，难于移步，寒透肌骨，既饥且疲。走到天明，举目看看，方知只走出五六里路（人多亦为行慢之一因）。

此时雨落更大，前面有一小村庄，名“对经峪”。大家皆渴求休息。而村小不能容，秦君先请我及随带警备队进村。他们大队再前进不远，进另一小村庄名“石人坡”的去休息。我们进村，入老百姓家，全不见一人，而屋内衣物食具却未携去，极为惊诧。试问通宵大雨，老百姓为何不在？既出走，为何衣物食具全在？显见得，其为临时惊慌逃去，此地不远必有敌人。我们实在应当马上走开，不应休息，却为饥寒所困，不免耽搁。正在解衣拧干雨水之际，耳边枪声大作，知道不好。我本来骑马，幸未解鞍，赶紧上马向东而逃。——因枪声在西面。

原来敌人在近处一山头，看见我们队伍进村。而我们则以大雨迷蒙，人马疲困，却未见他。所以他立刻下山，将石人坡包围，四面架起机关枪。大队人马，有的冲出，有的阵亡，有的遭擒，有的藏身屋内，被敌纵火焚毙。事后，我曾派黄君公君等返回调查，掩埋死者，抚慰伤者（隐于老百姓家），得知其详。

就在敌人包围石人坡之时，给我机会逃走。我策马仰登一山头，一个完全没有路径的山头。山颇高，到山顶便入云端，敌人不能见。于是一时逃过了。然而雨仍大，且山高，风又大，不能久停。慢慢寻路下山，见有两三人家，便去觅食烤火。将在解衣烘烤和进食之际，随员报告敌人即至。不得已又出来，隐身于草树茂密之处。举目向远处望去，果见有两路队伍，循两山岭而来。一路在前的，为中国队伍；有我们的大队，亦有其他军队。一路在后的，则为敌兵。看看走近，知非隐身草树所解决，适见老百姓向一山谷逃避，我亦随之。末后，藏在一大山洞内。

洞内先有人在，老弱妇孺为多。我和随行者共六人，入洞时，老百姓指示我们隐于最后，并以我们行装易被认出，解衣衣我，以资掩蔽。此时两军即已开火，枪声，大炮声，最后并有飞机助战，正在我们的山上面。洞内屏息静听，自晨至午，自午至黄昏。黄昏后，枪声渐稀，入夜全停。此时老百姓出而劝我们，离洞他逃。我们始亦愿他去，暗中摸索而出。无奈，两军并未撤离一步，警戒甚严。哨兵于黑暗中有所见，即射击，我们没法可走，只得仍折回洞内。

我们折回洞内，老百姓极不愿意。他们说天明战事完了，敌人必然来洞搜索。我们身上皆佩短枪，不是开火，就是被擒，一定连累他们。但我们实在无处可去。大家无言，昏昏入睡。天尚未明，睁目看时，老百姓已多不知所往。天明，则除我六人外，洞内没有人了。此时战事又作，激烈如昨。涧内无人，便于移动，可以偷望对面山头敌阵。旗帜、敌军官、望远镜、指挥刀，历历在目。过午枪声渐稀，望见敌兵三五自山头而下，不久竟沿路转来洞边，大皮靴声音直从洞口过去。当时同人皆扣枪待放，他如果向洞内望一望，我们便拼了。这是最险的一刹那。

午后约三时顷，战事停。我们出洞来看，两山两军皆已撤退。大家放心，而肚内饥不可耐，差不多两天没吃饭了。只好将洞内老百姓遗留的筐篮锅盆，一一翻检，寻些食物。我们正在大嚼，老百姓却回来了。我们脸上甚不好意思，老百姓倒笑语相慰，并各取出饮食相饷。但他们仍不敢引我们到家，日落时，领我们到二十里外另一个洞去住。

险剧既过，不必接续述下。第三政治大队经此两役，损失大半（秘书主任、秘书、会计被俘身死，其余不计），残部径返鲁西。因为原留有第二支队在鲁西，合起来仍有三百人之数。支持到上年（民国二十九年）年尾，亦不能存在。我自己，离洞以后，六十名警卫队已寻不见。幸好公秘书竹川相随，他是蒙阴本地人。蒙阴公姓甚多，有“蒙阴县，公一半”之谣。于是我六人随着他，投止于公姓家。从第一个公家，到第二个公家，再到第三个公家……如是一路从蒙阴北境走出蒙阴南境。他送我到较平安地带，即返回家去。却不料不久竟为八路军所错杀，弃尸无头。

此行劳而无功

总论此行，劳苦是劳苦了，危险亦危险了，却是并没有什么收获。当初此行的用意五点，多半未做到。第一点，亲自考察游击区的事实，是否与自己揣想者相合。当然考察了一些，并且知道与自己揣想者不尽相合。这尚不算全无结果。第二点，会晤旧同人同学，抚慰而鼓励之。当然会晤了不少人，而以匆匆来去，不得安住于一地，所以不能召集聚会。因此未得会晤者甚多。又且一部分主力（第三政治大队），即于此时送掉，未达加强抗敌力量的目的。第三点，沿途宣讲国际国内情势，以坚定沦陷区的人心，略收好果。因为我此行之际，正汪精卫投降之时，颇有人以为中国无法支持。经一番讲说，并经我指出大军转至敌后的计划（此计划定于南岳会议，廿八年上半年正在实行），国际增加援助的情形，人心莫不欢悦。所谓八个月中，急促奔跑之时多，从容巡视之时少，因而宣讲的机会有限。第四点，作研究工夫，匆忙中当然说不上。至多得到一点亲身经验，为研究之资而已。第五点，所谓调和各方，其事之无能为力，前已言之矣。至多不过亲见许多事实，更促我努力团结而已。在那里实在没有能讲一句话。

旅途杂感

八个月的旅途中，见闻不少，感想亦多。及今回忆，犹存其什之一二，记之于后。

第一个感想，便是中国老百姓太好。譬如上文所叙，为了抗战他们所受苦难，都没有怨恨国家，怨恨中央之意。游击队（所谓省保安队等亦在内）随地筹给养，以至像我们过路的军政人员沿途需要招待，并不以为是格外需索，或不愿意负担。他们简直承认，完全承认这是应当的。他们心里不服的，只在无礼的骚扰，其他毫无问题。国家遭难，大家都得牺牲试图挽救。这一点，他们全明白。

老百姓是再好没有的好百姓，只是政府官员军队游击队此一党彼一派太对不起老百姓！这是随时随地引起感想最深之一点。

第二个感想，民国三十年来正经事一件没有做，今后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这一感想之引起，是我们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谓穷乡僻壤，将民生之穷苦，风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内地妇女缠足，缠到几乎不见有足，至须以爬行代步。还有黄河右岸穷谷中，妇女束发青衣白裙的装饰，与京戏上所见正同，大约仍是明代的旧样子。说到穷苦，更不胜说。普遍都是营养不足，饥饿状态。其不洁不卫生，则又随穷苦及无知识而来。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社会，纵无暴政侵略，亦无法自存于现代。故如何急求社会进步，为中国第一大事。然此第一大事者，到民国已是三十年的今天，竟然没有做。一年复一年，其穷如故，甚陋如故。照这样下去，再过三十年岂不仍是依旧。我们平素主张乡村建设，就是有计划地用社会教育普遍推进建设工作，求得社会平均发展（反对欧美都市畸形发展）。从观察了内地社会真情以后，这一要求更强。

再明白点说，从这感想中，我们更要反对内战和一切妨碍国家建设社会进步的事。同时，我们亦反对无方针无计划的建设，蹈资本主义的覆辙，人力财力奔向工商业去，而使广大乡村落后。从这感想中，更加强我们平素主张的自信。

第三个感想，今日问题不是敌人力量强，而是我们自己不行，敌人之势已衰，前已叙过。且以山东而论，合计分布各处的敌军，全省亦不过两万余人。以山东地方之大，两万人安得为强？何况其已呈衰势呢？然此已呈衰的两万人，却居然能霸占山东，而且据点扩充到很多。全省情势，我不愿明说。只以去年十二月我所得确报，一个滕县境内就有十九个据点。滕县从前在我们行政上，亦不过分十个区，设十个区公所。他现在竟加了一倍。每一据点，总有几个敌兵，有时，少到两三个。如此零散，应当不难解决，而乃受制于他。这完全证明不是他力强，而是我们太不行了。这个不行，不是军事的，是政治的。说起来，只有惭愤。

过去的不说了。今后既要准备反攻，必须调整政治，以立其本，更加强各战地政治工作，启发民众抗敌力量。如其不然，恐无翻身之日！

第四个感想，中国目前的问题全在政治，而政治的出路却并不现成。因为这政治问题后面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不是平常的封建民主之争。譬如上面说，对于敌人势衰力弱见出于中国人太不行；此不行是政治问题，有老文化为其背景。又如前叙游击区老百姓苦痛深刻，此深刻苦痛出于敌人所加于我者，不如中国人自己造成者多。这亦是政治问题，亦有老文化为其背景。

敌后游击区域日志[60]

在抗日战争之第二年（1939年）春初，愚由四川大后方偕友五六人到前线皖、苏、豫、鲁、冀、晋各省，出入于敌后游击区域者约八阅月。此行缘起及其结果，往时在香港《光明报》发表《我努力的是什么》一长篇中曾叙及之，小标题为《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但所叙只首尾概略而已，于其历程未能详也。愚当时无日记。随行诸友有作日记者，如李健三所作则毁于鲁南遭遇敌人之时，独黄艮庸一简略手册幸存至今。因约同艮庸以此手册为根据，彼此追忆往事，略加排叙如次。题曰：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

当时随行人员计有黄艮庸、王靖波、王福溢、李健三、翟茂林、张荫平诸君。其中前五人皆豫鲁乡村工作之同人或同学，相从甚久，唯荫平一人系到洛阳后临时邀其参加。又福溢入鲁不久即潜赴济南工作，于后半旅程未同行。而由鲁南返川途程中却又增一董泮清同学一路随行到川。

1月31日　艮庸等先我起程，乘军委会所派大卡车离渝，当晚宿内江；2月1日抵成都。

2月2日　我乘飞机由渝到成都，与艮庸等相会。

2月3日　艮庸等乘车离成都，过绵阳小停，当夜宿梓潼。

2月4日　艮庸等车过剑门关抵广元。军委会派车至此为止，候西北公路局派车来接始能北去。5日在广元候车。

2月6日　艮庸等乘车由广元抵汉中。

2月7日　艮庸等乘车过大散关抵宝鸡。

2月8日　艮庸等换乘火车到西安，住花园饭店。9日留西安候我到来。

2月10日　我乘飞机到西安，同住花园饭店。我原于9日从成都起飞，飞至中途得悉西安在敌机轰炸中，不能降落；乃转至兰州降落，故次日始飞抵西安。从10日至17日皆留于西安，与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及八路军办事处林、伍（伯渠、云甫）各位先生商洽如何渡河入鲁。

2月17日　偕艮庸起行赴宜川。盖以各方接洽一时尚无入鲁之方便，而适遇阎百川派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方闻，即与其约定访问阎氏，借先了解晋中战况。其时阎驻秋林镇，秋林镇在宜川之东，黄河边上。是日车抵咸阳发生故障，只得留宿。晤咸阳县长邵履均（旧识）。

2月18日　旧历除夕，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

2月19日　抵宜川城（第二战区兵站在此）。

2月20日　车过黄龙山，荒无人烟；薄暮抵秋林镇，当晚晤阎。21日留秋林续谈大局（参看《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中所叙）。

2月22日　离秋林返宜川。23日留宜川候车。24日有军委会叶参谋（叶楚伧之子）叶南陪同苏联顾问二人到达，约定明日附其车同行返西安。

2月25日　离宜川抵中部县留宿。次日26抵西安。

2月27日　晤西安行营主任程颂云（潜），商谈去战地视察事。从27日到下月2日之前均留止西安。在此期间内一夕，胡宗南、邓宝珊忽相偕来访。

3月2日　晚八时偕同人乘火车离西安去洛阳。深夜过潼关，敌人隔黄河岸打炮（所以必在黑夜通过者以此）。

3月3日　早抵洛阳，住入旅馆。午后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晚间卫派其蒋副官长来言，河北丁专员树本今早已渡河去，必须另候渡河机会。从3日到18日均留止洛阳，在此期间曾一游关帝陵、龙门、伊阙。

3月18日　偕同人离洛阳行抵襄城。因于学忠被任苏鲁游击总司令，卫长官主张我随其一路入鲁。此时间于在皖北阜阳，特往就之。

3月20日　经叶县、偃城到漯河。此处为黄河泛滥区，有民船通周家口，当晚下船宿。

3月21日　早由漯河开船，夜泊邓城。

3月22日　下午二时到周家口，有王成章（济宁专区工作同人）来接。王在当地驻军任队长。

3月23日　搭小汽轮往阜阳，夜泊界首。在轮舟中为同人分析敌我情势。

3月24日　下午六时船抵阜阳，入城则于孝侯已先行，留有张旅长招待我等。从24日至29日之前均留止阜阳，等候于之参谋长王静轩由陕南率队至此，再同行入鲁。阜阳被黄河水灾，且曾经敌人焚炸惨重。（阜阳旧称颍州府。）

3月29日　偕同人随于部五十一军王参谋长及其部队离阜阳往蒙城，意在宿州车站南越过津浦铁路而东。是夜宿插花庙。

3月31日　行抵蒙城城外“四里吴家”宿营。此时得悉五十一军先头部队在宿州站南穿越铁路者，遭敌军截击损失甚重。王参谋长部队改计向北，而不东越铁路。愚亦变计轻装前进，不随大队同行。于是彼此分手。

4月2日　移往城内县政府之财委会。蒙城亦经陷敌，城内民房破坏惨重，城内房屋约仅存十之一。4月7日前均留止于此。

4月7日　派靖波、荫平往涡阳转永城（属豫东）书案店（市镇名），与新四军彭雪枫司令接洽，希望其能引导入鲁。

4月8日　偕同人离蒙城往涡阳，当晚到达，住城内财委会（马玉昆旧宅）。

4月10日　同人离涡阳往永城书案店晤彭司令及副司令吴芝圃，承其招待留止三日。

4月13日　起行，随新四军滕团往李士林（地名），彭司令以一白马赠我代步。当晚在李口（地名）休息，候至夜一时乃以急行军越过公路。

4月14日　住李士林李家（此似属苏北萧县境）。

4月17日　离李士林行二十里至王白楼（萧县境）止宿。

4月21日　由王白楼行四十里到王寨，当晚移住郝楼。砀山县长窦雪岩原为邹平乡村工作同人，是日亦赶来相接。原邹平同学许锡链在萧县工作亦来晤。凡此以下所云县长者皆潜伏敌后之我方游击县长也。

4月22日　萧县县长彭笑千（效骞）约谈并晚饭。八时起行，除雪岩带队同行外，并有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派兵两连护送。因有敌情，当晚绕道复回王白楼。到达时已将天晓，小憩即北行十里至张庄休息。

4月23日　傍晚起行，六时许经过小山，夜二时由黄口车站之西渡桥附近越过陇海铁路，一夜之间以行军姿态行九十里。

4月24日　晨六时行抵黄河故道，八时住于毛李庄（属砀山县）。当时即有敌人追踪而至，计有敌汽车四辆及步兵八十余，先与雪岩所带县队接触。恰好彭明治所部苏鲁豫支队派来将与护送我的第四大队交接任务之第一大队，由胡大队长率领昨夜已先到，驻于高寨。既发现敌人来袭，胡大队长即接我从毛李庄移住高寨中，同时会合第四大队及杨山县队将敌包围，相持竟日。日暮后由第一大队护送我等离高寨向单县（属山东）进发，一夜行七十里，疲甚。雪岩仍随同一路。

4月25日　晨五时行抵单县之侯楼，住刘藜照（此人为邹平训练部同学）家中。村中驻军有军马甚多。

4月27日　下午北行十五里至中兴集，住邹平研究部同学王梅村家。丰县县长董玉珏赶来相见。雪岩伴送至此为止（由此回砀山）。

以上为由川入鲁之行程。

由此以下为入鲁而后之行程。

4月28日　晚六时由胡大队长派骑兵护送至大谢庄，单县县长王椿元来迎接（王为邹平县人）。

4月29日　刘耀庭（原为土匪，此时任游击队司令）、徐国杰（省府所派人员）来见。晚六时由刘派队送至城武。夜二时到达城郊，有史县长及新编保安旅旅长朱世勤（原亦土匪出身，人甚好，其后抗敌战死）来迎接，宿县政府内。

5月2日　是由朱旅长派队护送赴定陶，行至中途适遇定陶县派骑兵来接。先曾误以为敌人，后乃省觉。午刻抵定陶，住县政府。

5月3日　第三政治大队（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当时在军委会政治部指导下所编成）同人张勖仁由鄄城来接，并由定陶县队护送至菏泽，住第六中学分院。

5月4日　我应邀在民众剧院讲演。此行沿途每为人分析抗战形势作动员工作，先后讲话次数甚多，然开大会对群众作讲演则自此始。第三政治大队同人宋乐颜（鲁西支队长）由鄄城乘汽车来接。

5月6日　同乐颜坐车到鄄城，与同人裴雪峰等（原邹平同人留鲁抗敌者）会晤，留止五日，大会小会多次，不一一记。

5月11日　濮县县长张子余及研究部同学王湘岑来接，即相偕到濮县，雪峰亦送至濮县而后返。

5月12日　偕同人由濮县起行往范县，中途遇聊城专署派汽车来接，正午抵范县晤王金祥专员及张孟龙同学，详询故专员范公筑先在聊城抗敌殉国事。按：1936年聊城专区推广乡校训练民众时，范公引我同人赵玉波为秘书主任，同学张潜（孟龙）为秘书，抗战初期声威甚著。其后聊城陷敌，范公、玉波等皆死难。王金祥原为其参谋长，即继任专员，与孟龙退守范县。

5月13日　在范县，鲁西行署李树春主任派汽车来接。

5月14日　离范县，经过寿张县小停（似有一中学在此），进至张秋镇（鲁西行署驻此）会晤李主任（兼民政厅长）。此时据报有敌情。十五日派靖波往杨桥与东进支队（八路军）联络。

5月16日　晨离张秋镇往杨桥，住东进支从杨勇团部。适值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在此（闻在某处与敌作战七昼夜之久疲极来此就睡），曾出相见。

5月17日　经杨团派人护送我等晚六时离杨桥往汶上县之葵林，夜行军至翌晨到达。

5月18日　下午三时出发，六时经金口过运河，夜十二时抵东阿县之位里（地名）。

5月19日　晨离位里往钟无盐村（东阿属），近午到达，与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会晤。

5月20日　深夜一时随一一五师王参谋处长秉章所率队伍离无盐村，次早八时抵钢城坝（宁阳县属）。

5月21日　下午四时离钢城坝行廿余里至刘伶墓村（属宁阳）。

5月22日　下午四时离刘伶墓，经王家峪，深夜在南驿车站附近之第十五号桥横越津浦铁路。因当地伪保长两面应付，为我侦探敌情，并为我们放哨引路，故得平安通过。随抵老庄休息。

5月23日　下午三时离老庄行卅里到泗水县之杨家桥止宿。

5月25日　（廿四日之后半夜）三时离杨家桥，天明后八时到泰安县属之管家峪止宿。据回忆此地粮食极度困难，几乎难于觅食。

5月27日　离管家峪经白马关往蒙阴县城，晚七时到达。

5月28日　天雨，留蒙阴休息。

5月29日　午前十时离蒙阴往刘官庄会晤五十一军一一四师方叔洪师长（范）并参加其前任师长阵亡之追悼会。当日下午方师长派骑兵护送经旧庄到坦埠。途遇临沂专区工作同人张里元专员靳子钦秘书及曾在邹平受训之陆昇训同学（此时为八路军方面一游击队的团长）等来迎。晚宿陆昇训团部内。

5月30日　早六时离坦埠往王庄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天主教旧教堂），沿途见有欢迎标语张贴及欢迎的群众迎来，欢迎于学忠总司令及愚两人。于系应省主席沈鸿烈邀往东里店省政府，路经王庄，适与我有一段同路，同时到达。当即会晤纵队指挥员张经武同志及政委郭洪涛同志（张先于1936年相识，郭先于1938年相识）。于未多停即离去。我留参加群众大会讲话，并午饭，然后去东里店。从东里店来迎者有省政府人员及第三政治大队同人秦亦文等多人。彼此相遇于途。护送我之骑兵以及我等既均乘马，陆昇训等亦乘马，而来迎人员亦多骑马。马多而山路崎岖狭窄。掉转拥挤时我右足踝被擦伤。晚七时抵东里店，住入政治大队办事处。

5月31日　午前沈派其秘书长雷法章先来看我，午后沈、于又偕来看我，邀同赴群众欢迎大会。沈、于及我各讲话。晚七时欢宴，酒菜奢侈，竟有从青岛运来之啤酒汽水，绝不似身处山村之中，更鲜坚苦抗敌之意。

6月1日　偕艮庸等到水北（地名）第三政治大队总队部，与同人同学等相会。连续留止于此，在朝会上讲话及开会座谈等。足伤转益恶化，浮肿痛楚，步履维艰。

6月4日　偕艮庸等回东里店，往于东安（地名）之省府招待处。晚间沈约谈话便饭，且留宿。次日乃回东安休息。

6月6日　同人及同学公竹川、曹锡侯、李树圃、王伯平等多人（多半在政治大队工作）来谈。

6月7日　伯平忽来报告云，得鲁北支队信息，队长李星三同学因接受伪军某部诈降被杀害。按：第三政治大队之下共分鲁北、鲁南、鲁东、鲁西及豫北五个支队。星三在研究部同学中，愚夙认为最可有为之人，不意其遭遇如此，伤痛之极。

是日午前十时左右有敌机十五架自北飞来轰炸东里店，伤亡二百余人，公私房屋大都焚毁，所存无几。按：东里店原为一普通农村，自沈设省府于此，从未遭敌袭，日趋繁荣，恍若城市。久已乐而忘忧。此次敌人大举扫荡，当上空投弹之时早已四面包围。国民党政府在山东全省的一政治中心于一日之间即遭毁灭。同时，于之总司令部（在上高湖）八路军之指挥部（王庄）各相距六十里、四十里不等，亦为其扫荡目标，均不能不各自转移矣。

6月8日　早沈派人送信云，省府避敌他迁，嘱我亦自行转移。并派步兵约一班人来照料护送。先两日李澄之校长邀我为其中学讲话，已应诺；至此愚仍依约往坡里——中学所在地，而不知局面固已大变。近午，行至金星头，即遇省府某某厅处机关人员及第三政治大队同人秦亦文等，各不期而会。其目的地或不一，其力求转移避敌则一。愚等小憩继续前进，黄昏至坡里。入庄不见一人，只见有八路军方面游击队一小队正在庄外集合。询知中学师生已全体转移至东南山岭上；离庄不远已发见敌人，庄内万不可住。因即于暮色苍茫中登山觅晤李校长。同时会见方养斋、范明枢两老先生（年各八旬以上）以及其他许多人，皆在山中避敌，地名西昌峪。大家皆劝我换装隐蔽，不宜骑马。而我足伤未愈，勉强能骑马，实不能步行。当时求其他代步不可得，乃倒转一方凳用两木杠抬之如二人肩舆。是晚不过假寐片刻，于午夜一时偕同人等继续转移。

6月9日　天明行至小王庄，此处原有八路军方面一部分人员已不知所往。又东行六里至马斗峪略事休息，复行至王庄附近，闻悉张经武之山东纵队亦已全部他去。遂折东北行，追踪省府秘书处于周家上庄，在附近赵家高塔小停。嘱艮庸往访雷秘书长，适雷对省府人员正在给资遣散俾各自隐蔽，不获接谈。嘱靖波访晤五十一军方叔洪师长，询取情报及转移路线。靖波回报云方师辎重太多，情况不佳（其后方师长果遇敌阵亡），乃决计不随任何其他大队伍同行。

6月10日　黎明行抵连谷峪，入民家小睡，遽闻枪炮声，知前方已发生战事。出门遥见敌骑在西面山岭上，空中并有飞机，即向东南趋奔。沿途与省府财厅等机关相遇，各皆狼狈不堪。（此时即将沈前所派给我等之一班人归还给省府。）幸有保安二旅及五十一军与敌相持，我等乃得以安全退却。十时余行抵东郭庄庄外树林下，与八路方面一工作团（非战员）相会，随后五十一军军部亦到。靖波、艮庸分别与工作团负责同志张天民、五十一军江副官长等洽商行止。初闻牟军长中珩即将到来，而候之不至。中午遂同工作团移往山官庄（有《大众报》匡亚明社长来会见），正休息间回首望见东郭庄方向却已开火。似敌人追踪牟军长而来也。休息至夜半起行（与工作团偕行），登摩天岭，往西越过公路时已天明。

6月11日　晨六时抵孙家官庄休息，庄前竟树起日本旗。正午行抵沂水之虎岩庄，工作团商请庄长供给养。但庄民虑被敌人发见，嘱我等在庄外山沟内休息进食（红薯加豆粟煮粥，五百余人分食）。晚七时起行约八里至上岩峪宿。是日不时有敌机在上空侦察。

6月12日　晨六时离上岩峪移至附近之许家峪山窝隐蔽，入夜数百人皆露宿（如是者多日）。幸在夏季，不畏冷。据闻敌情已较缓和，战事移至东里店之东北方面。

6月13日　留许家峪休息，冯韬同志介绍邵德峰先生来谈，劝我以变姓名暂时隐匿之计。晚六七时东北方向廿里许发现火光。

6月14日　留许家峪，有苏鲁总部之便衣探兵二人被八路军误捕，因悉于总司令即隐驻在南之水牛里。嘱艮庸往访得晤，并即止宿。

6月15日　晨间艮庸返许家峪报告。愚即偕艮庸、健三同去水牛里访于，谈战况并商我返川之计。当晚宿于总部。

6月16日　午间仍返许家峪，有沂水县孔县长派县府李主任及于鉴泉同学来致慰问意。

6月17日　留许家峪，传莱芜、泰安、淄川、博山各县有为我方收复之讯，但连日上空仍见敌人飞机往来。

6月18日　派董泮清同学往坡里、水北等处与八路方面觅取联络，并探第三政治大队消息。晚间。八路工作团与我等分手移住夫子峪（后来知其遭遇敌人）。我等拟明日迁南墙峪，故留许家峪未动。

6月19日　早五时离许家峪，七时抵南墙峪，借居民家，不再露宿。此间有山东纵队之干部学校及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师生共约六百人，留止已五六日。会见鲁艺校长王绍洛、干校副主任许宗林。嘱艮庸赴田家略西南之偏连峪访沂水县长孔庆铭，又嘱靖波往访于总部，各于当晚转来。夜半落雨。

6月20日　落雨迄晨未停，连绵以至午后仍阴沉，大慰农情。因苦旱已久也。下午四时泮清回，知第三政治大队住岱崮，并带来秦亦文信，劝我前往同住。

6月21日　（旧历端阳），晨五时起行往岱崮。才西北行七里许，忽闻曾家疃方面有敌兵发见，即停止前进。继而传来枪炮声，遂折回南墙峪，隐于山沟内。复移至西墙峪。夜晚九时离西墙峪，越西岭至王家庵子，经上岭、下李庄，由佛庄过公路（夜三时五十分通过）北行。

6月22日　晨十时抵坡里。从昨晚起行至此，共约百里之路。陆昇训同学任八路特务团团长，其团部今驻此。患难之后见面倍觉亲切。随继续前进至公庄休息。下午五时亦文特来相迎，即偕住岱崮与同人同学会见甚欢。其时已昏夜，落雨。

6月23日　午间得谍报，敌人分从东方及南方两路而来。盖第三大队驻此已逾一周，复有省府厅处零散人员日渐纷集于此，遂形成目标。亦文当即传知整装准备出发，适张里元、靳子钦亦率所部来会。彼此策商行止，经决定里元等向北走，我等西行。临行，亦文分嘱公竹川（懋淇）同学随我身边照料，秦弘同学率武装一小队为我任警卫。下午四时离岱崮到茶叶坪曾停息，续于昏暗细雨中行进。雨落愈大，昏暗愈甚，出手不辨五指，山路崎岖坎坷而油滑。两次闻人堕落沟涧，以人太多，队太长，竟不暇顾。愚虽骑马，而夹在人众行列，举步迟缓有类蜗牛，通夜行不过五里。

6月24日　黎明，雨不稍停，衣履湿透，饥疲且冷。行抵对经峪一小村，亦文让我先入休息，彼则率大队更前进至石人坡休息。我等入村不见一人，而讶其衣被柴粮俱在。方解衣烘烤觅求饮食之间，闻石人坡方面枪声大作，知是接触开火。不敢怠缓，出村向东北一高山攀登，此时大得马力。为免遭敌人跟踪，嘱靖波、泮清率同秦弘武装队另行活动，而我与艮庸、竹川等五六人寻路下山隐藏。初隐于后山窝一郑姓人家（有老人胸悬十字，知为天主教徒），方得喘息，忽又告警。出门见有挟衣裹粮扶老携弱者即随之行，至山脚入岩洞内隐蔽。洞内几已人满，见我等异乡人物，指点隐于最后。此时前后各山头敌我两军渐集，不久开火，各种枪声、炮声、炸弹声、飞机声震耳。两军往返冲夺，或远或近，近者如在头顶。约从午后二时起始，七时后其声乃渐疏渐停。洞内人众整日屏息静听，待至黑夜枪声全停息，即劝我等赶紧他徙（徙往神仙洞）。我等亦不愿累及老百姓，但出洞于黑暗中爬行未远，知敌我两方哨兵警戒甚严，无法通过，只得仍退回原洞内过夜。

6月25日　夜来人众先后各自离去，皆不知其所往。天明，洞内只余我等六人（艮庸、竹川、健三、茂林、荫平与我）。约早七时许，敌我两方复开火。此时洞内空无他人，可以走动向外瞭望，对面山头敌人旗帜、军官等皆在目中。约十时后战场转至西北方，枪声稀少，敌旗撤走。三两敌人下山搜索，两次经洞外走过，却不入内探视，我等乃得以安然无事。紧张既过，陡然思食，盖不进食已两日矣。遂就群众所遗筐篮检觅食物，而群众亦陆续回洞收取所遗，不觉相对失笑。据云，敌人曾巡搜至郑家，见我马，谓必有游击队在此。郑妇诡称从邻村延医所用，而敌察见鞍下系有小提包（内有洗漱刮须各用具）非乡村所习见，怒鞭之甚重。以是虽庆更生，而我等却无处可以安身。经商定由郑西堂（老人之子）引至北岱崮，露宿于山上大石隙间，雨后大风彻夜，寒冷不能入寐。

6月26日　经竹川之侄公培光介绍移住西小峪，住于庄长郭子升之叔父家。竹川即为蒙阴当地人，其族姓在蒙阴甚蕃（谚云蒙阴县、公一半），后此转移多得公姓之助。午后二时，枪炮声又从西北方传来，出户向山沟隐蔽，适与泮清、秦弘相遇。然彼二人竟与靖波相失。

6月27日　上午仍远闻枪炮声。有第三政治大队宣传队孟队长及大队所雇之挑夫多人从石人坡逃回来，备言日前遭敌人包围情况，大队人员伤亡甚多。嘱竹川、培光往十字涧探听消息，晚八时返，决定即夜一时出发。出发前，幸得靖波来会。

6月28日　由公培光引路于早八时行抵姚里坪，计程十二里。路经十字涧曾与新编第四师二团相遇。十时离姚里坪，午后二时行抵姚峪。原拟往上东门公懋法（竹川族弟）家，途中闻其附近谢子（庄名）有敌人。改而西行至此。进庄借宿，竟不期而遇之。盖懋法亦以避敌来此也。

6月29日　竹川弟兄引我至附近道士海（地名）隐蔽，谓此间稍可休息两日。艮庸等则仍留姚庄。

6月30日　嘱艮庸、竹川、泮清三人往石人坡，为第三政治大队办理善后。抵石人坡南山时，闻北方有炮声，一路侦察前进。虽满目荒凉而山巅尚见一二牧童，村内仍闻驴鸣。遇乡民一人请其导访孙明孝庄长，获悉有负伤之我队官长士兵王仲全等三人留村养伤，当往探视慰问，并各留给养伤费用。适有本队孙医官德芳由邻村来视，因偕往当日战地巡视，残迹凄凉，殊不忍睹。总计阵亡廿五人，横尸山间及道左，多数已为土掩盖，间有露半身者面目模糊不可辨。乃各就原地加工累石围之，不使暴露。并共同相度得一可作公墓之处，备将来再行改葬。午后三时与孙医官等作别而归，比抵姚峪已入夜。

7月1日　愚暂不动，嘱艮庸等先行探路。午后二时由竹川弟兄引导离姚峪，行经大山坡，晚到潘家上峪，投宿刘景亮家。刘与公氏弟兄相熟，招待甚热心。唯此地接近公路，离旧寨只四五里，本日敌经旧寨往坦埠，此间曾一度虚惊。

7月2日　艮庸派人返姚峪，迎我离道士海，黄昏抵刘处，夜间为鸡虱所苦。靖波等五人则另住东山寺内。

7月3日　早四时半起床原拟与竹川随刘景亮往东高道，但丝贩急于赶路，不及相待，只得另觅向导而行。九时半抵东高道，小休息。十二时抵西高道，晤庄长公毓甫及公氏族人公召根、公佩良等，承其招待甚好。是日行五十里。

7月4日　夜来一时半离西高道，西南行过泰石公路，遇雨，仙人桥休息。天明后继续行进，雨仍不止，遂留曹家庄进食。近午拟移住西南里许之郭庄。曹庄与郭庄之间隔一条小河，艮庸、茂林先到郭庄时，河水方过膝，半个钟头后即不能涉渡。候至下午水渐退，始全移住郭庄公懋全家。

7月5日　嘱靖波、泮清往鲁家庄访鲁迪哲，并往太平集访晤东进支队王秉璋参谋长。晚八时泮清回，报告接洽已妥，东进支队允护送我等赴鲁西，作回川之计。

7月6日　九时移住鲁家庄。初意在此小留数日，后知附近各庄国军云集，恐不日将有战争，仍以迁地为妥。遂径往投东进支队部（对河南太平集属泰安境），会晤王参谋长及卢、张两科长，备承招待。下午七时半参加其“七七”两周年纪念会，被邀讲话。从对经峪遇敌以来，久在蒙阴县境内盘旋，至此已出蒙阴境，竹川由鲁庄折回坦埠，不再相送。

7月7日　偕靖波同晤王参谋长商量西行。据云铁路以西战事颇紧，须稍待数日然后动身。8日、9日均留住未动。

7月10日　离太平集，移往马家峪。

7月11日　住马家峪，有邹平研究院同学张锡传来见。张家居峡圩，相去不甚远，属费县境。

7月12日　偶病痢，张锡传同学迎我移至其家休养，而同人仍留原处。连日茂林、健三均病，盖精神紧张劳顿之后，天复时晴时雨，夜眠无被盖，固易致病耳。13日、14日各在原处休息。

7月15日　泮清来张家看我，即日返去。

7月16日　晨三时马家峪部队曾作紧急集合演习，艮庸等均参加。泮清再度来张家看我。

7月17日　健三、茂林各病愈，来张家看我，随即返去。

7月18日　艮庸、靖波、泮清偕来看我，当日返去。

7月19日　夜来闻远处有枪炮声，后知是八路军围攻放城国民党秦启荣部某一游击队。但延至今日未得解决。

7月20日　落雨，旱象得解，秋收有望。

7月21日　早起赴马家峪视艮庸等诸同人，十一时返张家。下午从张家移回马家峪，准备明日出发西行。——原奉通知明日出发，深夜十一时忽通知即刻出发，后知系此间哨兵与五十一军便衣队误会，仍照行原订计划。

7月22日　今日为旧历六月六日，鲁南风俗以瓜果祀天。下午四时由马家峪出发在丁家庄（太平集对河泰安境），与干部学生会合。六时离丁家庄，经管家峪、万家峪，夜十时抵东石莱。游击第八支队马保山司令派李文轩同志招待我等住小学校内。

7月23日　晨出南门小河盥洗，两岸柳丛疏落，山色青翠，河水莹澈，风景极佳。下午七时后出发，因有伤兵四十余同行，卫生队屡屡失伍，行至天明始达尧山（计约四十里）。

7月24日　晨五时到达尧山，再行廿余里至老庄休息。下午七时半离老庄西行，取道南驿车站之南急行军越过津浦铁路，时在午夜十二时半。过铁道后，抵王家庄小憩，复行十二里至小宁家庄宿营。是日约行七十里。此次与干部学生西行，张队长云山为领队，行军极细心，我等得其照料甚周到。

7月25日　本日原拟休息一天，下午得东进支队司令部消息，昨住之宁家庄今到敌人，似追踪而来者，乃决定西移，俾与六支队或总部接近。晚七时半出发，西北行渡沙河，十二时将抵汪家城宫闻有敌情，即停止不进。张队长率干部学生返张楼宿营，然后我等再进入汪家城宫，由汪庄长招待住汪氏宗祠内，时已天明。

7月26日　在汪家城宫休息，愚宿于一富户炮楼内，略得睡眠。下午有六支队独立团武团长来谈：敌大军从西方东移，现在东、西、北三方面均发现敌人。为避免被包围、劝我等速离去。同人商量分散隐蔽之计。夜十一时张云山队长来迎，移住张家城宫（距张楼二里）住宿。

7月27日　中夜二时许张队长来，面称六支队司令部派马继孔参谋长来接，嘱即准备出发。同时张本人奉命率学生移住六支队司令部，即夜与我等作别。晨四时半出发，通过公路时亦系急行军。八时半抵刘家庄休息。下午五时离村庄，行十二里抵财神庙（东平州境）宿营。

7月28日　晨有政三大队同人张勖仁等十人来见。彼等在石人坡走散后，最近从六支队司令部得闻我之消息也。彼等将先我径赴鲁西。八时艮庸往马子峪会晤马参谋长商谈派人到济南带信与福溢，并派健三往大峰山候晤福溢。午后三时六支队张北华司令派解指导员来接，五时半乘马往上套里六支队司令部与政委董君毅、参谋长于会川晤谈。

7月29日　午前张北华司令来会，车平四区区长尹鼎新、副区长张仲义同来。据云今日已得消息，前第三政治大队走散人员曾会集在泰安境者百余人已越过铁路西行矣。晚七时应邀参加六支队政治部召开之座谈。

7月30日　下午五时应尹区长邀，饭于其区署，董政委亦在座，曾谈及六支队成立经过。

7月31日　艮庸赴下套里集。晚八时愚应邀参加六支队政治部之座谈会，会后宿区署。

8月1日　肥城同学徐建勋来见。下午应陈山镇赵镇长邀饭，饭后参加六支队座谈会。

8月2日　应邀参加六支队之座谈会，晚宿上套里。

8月3日　健三由大峰山归来，闻福溢已经开封回川矣。晚八时六支队司令部为我等开欢送会。

8月4日　午间暴雨约十五分钟，农田得此稍解干旱。原定今明两日起程西行，以敌情有变化，故未动身。闲中为同人讲佛法大意。

8月5日　闻敌在东阿增兵，东进支队司令部电报仍未通，行期有待。续讲佛法。

8月6日　仍留上套里，续谈佛法。

8月7日　董政委君毅来通知，梁山司令部已有回电，可以出发。午前十一时起行，廿里至后屯休息。晚八时后，北行至上庄宿营。是日护送系由东汉支队刘营长所派一连，领队为副营长曹志尚同学。

8月8日　早四时半出发，经尧陵寺，八时半抵石河王庄休息。十时半偕同人至马林庄东平县政府，会晤王县长春元。下午六时离马林，行十二里至茶棚上船入东平湖，夜行。翌晨抵二度泊。今日立秋，湖中夜渡颇冷。马林南五里许有梁林，为宋梁灏故里。

8月9日　留二度泊休息。游击司令冯寿彭派其政治部王主任来见。落雨，同人留船中，愚移住一庄长家。十日仍留候东进支队消息。

8月11日　于下午三时由上套同来之东支卫生部谷部长来访，谓探明东支司令部仍住梁山西南三里之张坊。四时半离二度泊，曹营长派队廿名送我等往张坊，约行卅余里，八时后到达。当与罗荣桓政委、陈光师长会晤，并承苏孝顺秘书长招待一切。

8月12日　偕同人登梁山游览。梁山寨共七十余庄村，张坊庄后即梁庄。午后据报敌人汽车廿余辆由郓城向梁山出动。不久果即发现其来袭，同人随队伍出村登山隐蔽。四时，敌于发炮后退至独山固守，我等亦转至后集宿营（距张坊三里）。敌我相距七八里。敌在独山及前集放火，前集民房被烧毁甚多。

8月13日　初闻敌于昨夜遁回城内，十时始知其复来。且另有一股汽车卅余辆从寿张开来夹攻于我。同人随司令部直属队向东北穿行高粱地至湖边，涉水入湖，经张家庄至胡家楼休息。闻敌人又放火焚后集民居。

8月14日　留胡家楼。随在我军中有俘获之日寇六人，皆加善待而教育之。愚及艮庸闲中与之作笔谈。其一名佐藤猛夫，东京人，帝大医科毕业，原在东京同爱医院服务，今任军医官，本年5月来中国。又其一名三桥长吉，千叶县人，一等兵，廿五岁，人甚老实。二人谈话均极厌战。其他四人皆未满廿岁，情态可悯。晚饭后散步湖滨，值夕阳西下，湖水泛紫红色，与暮山远村相掩映，景色瞬息变幻，一幅绝好天然画图，至不易描摹。不禁使人益叹息于战争之错误与人类之愚蠢。

8月15日　留胡家楼，拂晓湖边迭有枪声。据闻敌人分几路进攻梁山，曾有一小部来至湖边窥探，被我击退。据我记忆：胡家楼所处位置有似半岛，湖水环之。在我等入住之前，即有司令部直属一部分无战斗力人员隐蔽其间。高级指挥员疲劳之余，有时亦休息于此。此日适值陈光师长在休息，当其得报敌军分路来攻，立即警觉此间可能遭敌袭击而无应敌之力。当下携同警卫员一人乘马涉水绕至敌人来路之后，隐伏高粱丛中，发枪向敌射击。来敌乃不敢前进，一幕惨剧于是得免。

8月16日　晨四时半起床，五时用膳，登小艇东驶至四柳村，下午六时仍回胡楼。据我记忆：当时缺乏粮食，生活艰苦之极。所云用膳，其实只有水煮南瓜一味，无所谓饭无所谓菜也。

8月17日　晨八时离胡楼行十二里至正海，晤陈光师长商定由杨勇旅部派队送我等至六团，然后再经冀鲁豫支队送我等南行。当即转张坊洽晤杨勇。下午四时出发，便衣六名护送，夜二时抵彭庄，值天雨，遂留宿。计自晨至夜行约百里，人疲马乏，以麦秆借地而睡。是日原定在箕山访问我鲁西支队消息，并往东进支队六团团部而未果。彭庄路箕山尚有卅余里也。

8月18日　晨五时离彭庄行六里至刘口。适有敌车从村旁西驶，乡民一时惊避，旋即复定。早食后，以敌在西方，改道南行至陈坡——北大同学陈亚三家。亚三之叔宝山先生招待甚殷，并为派人放哨警戒。据当地孟庆余先生云宋乐颜、裴雪峰等（第三政治大队鲁西支队长等同人）在田家铺。

8月19日　晨二时半起床，四时离陈坡，九时行抵凤凰集进食，闻西北有炮声。十一时左右行抵王崮堆东四里余之某庄略休息复行。途中与东支六团乔参谋相遇，闻敌车到城北四里处，王崮堆居民为之逃避一空。乃由孟庆余先生作向导西南行趋田家铺，下午四时许到达，与乐颜、雪峰、道一各人见面。乐颜见我，喜极而哭。道一（赵德庆，第三政治大队豫北支队长）由豫北来迎我，上月29日既到此，久候不得我确息，正拟此日返豫而竟得相逢，亦大喜。雪峰所率领之濮县教导队百余人，以有敌情正拟转移而未行，见面后不久敌车三辆已到前庄，即相偕移至长庄住宿。是日孟老先生年逾六旬伴行七十里，其情可感。

以上为辗转于鲁西鲁南之行程。

以下为由鲁返川经过冀南、豫北、晋东南之行程。

8月20日　夜来乐颜、雪峰来会商我留游击区之意义不大，决定即经豫北返大后方，致力于国内团结工作以巩固抗敌之根本。晨三时半起行离长庄，四时半抵张桥张子仁同学家。道一（以下皆有道一随行）往临濮集黄河渡口接洽渡河事宜，下午六时由张桥渡河，有濮县县政府派乔科长来接，宿张村。

8月21日　晨五时半出发，行十二里至王庄休息，有省保安司令部廖参谋长安邦来会（多谈两党武装摩擦事）。下午二时行抵濮县，住民教馆内。乐颜、雪峰及史景法同学又从鄄城赶来再度会面作别。

8月22日　留濮县，中午邹平、济宁受训同学之在濮者多人集会招待午饭。从鲁南遭遇敌人以来，同人身上服装不整久矣，至此乃各购制服更换备用。

8月23日　晨，同人同学集合照相后，出发西行，十八里至柳下屯休息，已入河北省濮阳县境。下午三时抵陈庄，冀南丁专员树本驻军于此。当承其来晤，谈约两小时。丁与范公筑先同为北方抗日有名之专员，此时拥有实力两万余人，惜其个人英雄思想浓厚。是日计行七十里。（按：我在《光明报》自述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文中，曾谈及冀南抗敌有“改变地形”“空室清野”两项工作，可参看。）

8月24日　曹参谋长陪同乘马入濮阳城。两马竞走，当我马将超越时，曹马向后踢，伤我右足，幸不太重。城北有（孔门）子路墓，宋史所谓澶渊之盟亦在此地。下午五时当地各界人士为我举行群众欢迎大会，丁主持，愚讲话。晚宿县府。

8月25日　晨七时由城返陈庄，路经东门外医院访视龚柏龄。下午二时应丁邀为其军官讲习班讲话。

8月26日　留陈庄，丁专员来谈。谈及各方与八路军摩擦情形，颇觉可虑。

8月27日　留陈庄，接豫北朱怀冰电报，促我即起程西返，并表示负责护送渡河到洛阳。

8月28日　十时离陈庄入城，下午五时应邀在县府讲演。准备明日离此入豫。

8月29日　晨五时半出发，行四十五里至牡丹街午饭。此地属豫省滑县境，道一与当地赵区长相熟，一切甚方便。因茂林失道，即留宿以候之。晚间滑县县长夏熙绩来见。夜半茂林始到。

8月30日　晨四时半出发，行廿五里至善堂镇休息。沿途积水泥泞，为卫河泛滥所致。九时半离善堂，行十五里至安化镇，乘船赴屯子。船从村庄穿行，禾稼淹没殆尽。过安化后，即入浚县境。卫河决口，滑、浚两县被灾至重。闻灾区西至新乡县境云。夜十一时抵屯子集，浚县县府驻此，县长李君来晤。

8月31日　下午四时半离屯子，六时半至山角。从道一之意，访天门会首领杨贯一，不遇；由黄旗会首领王某招待，小休息复行。路经某庄，仍有人从楼上向我等放枪示威。深夜抵平汉铁路浚县车站之南一里许休息，等候铁路西扈全禄司令派人来接。夜半后，随来接之人越过铁路，至扈屯。再承其派人送至许家沟，时已四时，天黎明矣。

9月1日　留许家沟休息。此地仍属浚县，位于县之西北角。过铁路十里即抵达太行山余脉。淇水从西北来入卫河。此村靠山傍河，自成形势。连日沿途所见，水灾而外，虫灾亦重，至此均稍减。

9月2日　早五时乘驴出发，行廿余里至汤阴县之博梁山休息，汤阴县政府现驻此。下午一时半行抵盘石头，住于九十七军补充团团部。

9月3日　晨八时半出发，行卅五里至林县东姚镇，承当地吕区长宪文招待。

9月4日　晨六时出发，行三十里至小店，承朱怀冰军长派郭副官来接。下午一时半抵合涧，止宿。林县张县长，河南第三专署吴专员明浚，中国青年先锋团团长徐靖远先后来会。晚八时河南同学常泰和从辉县赶来相见。

9月5日　晨五时半召集第三政治大队豫北支队一部工作人员谈话。七时半应邀在第三专区联合中学讲话。八时半出发，西南行七十里抵山西省之壶陵水，已在下午四时，即止宿。途中有细雨，山歧路险而滑，时虞倾跌。过羊盘岭即达壶岭（先到东壶岭，又行一里许抵西壶岭，又名壶陵水），属壶关县境。9月6日落雨自晨至午后不止。下午三时雨势渐停，出发后即天晴，远近各山云雾滃塞变幻，景致奇妙。五时半抵柳泉，有新五军（忆似孙殿英部）驻此，将民房占尽，乃北行五里至鹅子掌止宿。

9月7日　晨五时出发，行二十里至淅水进食后，又行四十余里于午后五时半抵陵川县城，住南关外。城内居民全部迁徙，荒凉满目，盖所谓“空室清野”政策也。晚间陵川张县长来会面。

9月8日　晨六时出发，以驴代步，西南行六十余里至冯山镇，九十七军骑兵连驻此，乃以马易驴。黄昏抵南庄（似是晋城县境），新廿四师兵站站长佟大亚招待留宿。

9月9日　晨六时出发，西南行越岭十五里至下川，九十七军军部胡参谋长舜生来接，住白玉坡。闻胡谈，知英法已对德宣战。

9月10日　晨十时应邀在九十七军军部讲演，托军部代发重庆电报四件。

9月11日　下午二时乘骡离下川，西行廿五里至北寨，住第四十军庞炳勋军部，晚间晤庞，谈至夜深。沿途颇闻人称道庞军在拦车镇之战绩。

9月12日　原拟继续西行，庞军长挽留为其干部学员讲话，推迟一日。晋城县张县长来见。

9月13日　晨五时半乘骡出发，行五十里抵晋城午饭。山路运输骡最宜，此间兵站所畜不下二千匹，因即用以送我等出太行山。饭后又南行四十里，于下午五时半抵犁川镇止宿。

9月14日　晨六时出发，行四十里，约十时半抵堆金洼（河南济源县境，距浏口一里许）进食。十二时复南行下山。值大雨后又有小雨，山势陡险，时或沿沟涧为道，涧水急流于乱石之间，非涉不能过。仰视左右石崖绝壁高矗接天，行人如步于井底。如是行卅里始出山，达山口镇。复转西行，沿山又十里至五龙口。渡沁河又四里，抵河头村。时已入夜，衣履尽湿，烘烤更换，比就睡已近夜半。

9月15日　上午因雨未出发，午后二时南行廿五里抵天祥止宿。

9月16日　晨五时半离天祥，八时半抵双龙潭早饭。饭后又前行七里抵西杨村，会晤朱怀冰军长。朱招待午饭。晚嘱艮庸访朱之副官长洽商渡河事。

9月17日　晨嘱豫北支队之赵道一、常泰和等六人往谒朱军长谈豫北地方抗敌工作问题。八时半起身往白坡黄河岸候渡。十时左右糜副师长代交涉之船到，乃登舟渡河。约一点余钟抵铁谢上岸，雇车前往大杨树。路经汉光武陵，下车小盘桓，复前行至沟上午饭。饭后又行，下午四时半抵大杨树。再步行十里抵洛阳，住古香巷中国大旅社，已近七时矣。适在“九一八”第八周年之前夕结束此行，是则诏我虽身离前线而义不容稍怠于抗敌也。

统一建国同志会[61]

华北华东之行，如前所叙于“九一八”前一天返抵洛阳，即可算结束。在洛阳晤卫司令长官（立煌）谈两度之后，即到西安。在西安晤蒋主席（鼎文）谈话，并托八路军办事处发电其前方将领，致谢沿途照料。10月3日由西安飞成都。

我到成都这一天，赶巧是蒋公以自兼四川主席，飞成都准备就职的一天。我因亦留成都，就便晋谒。“双十节”后的一天，承约便饭，就将战地经历大致报告。又特将山东敌情，省政府情形，八路军情形分别报告。蒋公于如何处置山东事，颇有指示。此时谈话已甚长，党派问题尚未及提出，请示时日再度奉谒。蒋公约于回渝再谈。

我回四川的意思，原以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推想大后方必然迫切要求解决，是我努力贡献意见的机会。所以准备分向三方面洽谈：一是国民党方面，二是共产党方面，三是第三方面。所谓第三方面，意指两大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以至无党无派的人物。我自己亦属于第三方面，平素所往还最熟的亦在此，因而最先洽谈者亦在此。此时在成都的有黄炎培、晏阳初、李璜诸先生，于是连续聚会有所谈商。

我大致报告我所见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情形（其中包括山东问题及河北问题，未经叙出于本文者），认为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非想解决办法不可。

第三方面于此，无所逃责。而零零散散，谁亦尽不上力量，故第三方面联合起来，共同努力，为当前第一事。黄、晏、李诸先生都十分赞成，相约到重庆再多觅朋友商量进行。

10月23日　我飞返重庆。此时蒋公恰赴桂林，又转湖南前方，不获见面。而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如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等各位先生，正于参政会开罢，尚未离渝。26日晚间访晤于曾家岩五十号，上述诸位全在座同谈。

我谈话，先从战地见闻谈起。所有八路军如何行动不对以及我的学生如何被他们杀害，皆爽直说出。秦（邦宪）先生一面听我谈，一面笔之于纸，但他们诸位对于这些事不甚表示意见。其意似谓你既历历有见有闻，而我们见闻不及，又无其他报告，无从判断其是非，既不能否认，亦不便遽皆承认。我接着就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进而提出我所主张的解决办法，特别置重于军队必须脱离党派，统一于国家。所有这许多话，秦先生亦全记下来。然后由陈、秦二位先开口作答，以次及于林、吴、董诸老。他们答复我的话，大致是说：你的理论和我们的理论是有出入的，但你的结论都和我们的结论颇相合。至于军队统一国家，在道理上自是如此，周恩来同志在廿五年“双十二”时节，且曾对外说出过这个话。不过事实上，必要国民党同样办理，我们方可照办。——这一方面的表示，就是如此。

在重庆的朋友，那时正忙于宪政运动。因9月间刚将宪政案通过于参政会，政府原答应于“双十节”作一宣布，而届时未实行，谓将候11月初间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之决议，所以在野党派为促成宪政，无任其久延，吃紧努力。

我于那次参政会是没有出席的。那时我方在豫北太行山麓朱怀冰军长的军部中，略听到消息而已。好在会罢不久，我即到渝，于当时提案讨论通过各情形尚能闻知大概。据我所知，当时各方提案最初动机，□□□□□□，而争求各党派合法地位，俾有公开活动的自由。乃从这一问题，转到早施宪政。恰好此时，汪精卫组织伪政府，以施行宪政为号召，遂以间接促动此提案之通过。论时机实不成熟。

照我个人所见，应以团结统一为急。即如各党派□□□□（我亦在其中），我认为亦宜从团结统一中得其解除，而且只有从团结统一中得其解除，不能从宪政得之（料定宪政不会实现）。在大家亦并未忘了统一，大家意思求宪政即是求统一，未尝有二；我则认为要从统一到宪政，而不能从宪政到统一，所以我对于宪政运动不如对于统一运动之热心。统一运动入手处，在先谋第三方面之联合，我专志于此，宪政运动便没有参加。

好在大家并不怪我的偏执。而且对于第三方面之联合，早有此意，不待我发动，已在洽商中。经彼此聚议好多次之后，一面确定这一组织的名称为“统一建国同志会”，一面通过本会信约十二条文。原文照录于次：

【2标@】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

一、吾人以诚意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以全力赞助其彻底实行，并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二、吾人以最纯洁的心情，拥护蒋先生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之法律化。

三、吾人认定：中国今后唯需以建设完成革命，从进步达到平等，一切国内之暴力斗争及破坏行动，无复必要，在所反对。

四、吾人相信：中国今后需为有方针有计划之建设。此建设包括新政治、新经济乃至整个新社会文化建设而言，且彼此间须为有机地配合。

五、吾人承认今日较之以前已进于统一；但为对外抗战，对内建设，吾人要求为更进一步之统一。今日之统一，非出于武力，而为国人抗日要求之一致所形成。今后仍应本此方向以求之；务于国人之意志集中，意志统一上，求得国家之统一。

六、吾人主张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应即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

七、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但各单位间应有一联系之组织，以共同努力为国是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八、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并主张切实整军，以充实国防实力。

九、吾人不赞成以政权或武力推行党务，并严格反对一切内战。

十、吾人要求吏治之清明，而以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为其最低条件。

十一、吾人主张现役军人宜专心国防，一般事务官吏宜尽瘁职务，在学青年宜笃志学业，均不宜令其参与政党活动。

十二、吾人主张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

（此十二条宜与后来民主政团同盟纲领十条对勘，而参求其异同所在。）

此十二条文，最初起草的有章乃器、左舜生诸先生。左先生并负汇集各方意见之责。我于其中，亦参加一些意见，并于末后与沈钧儒先生、左先生等共负审查之责。经大家通过后，即作定。

这一组织，口头说明（文字上不便规定）是中间性的，是第三者地位。国民党和共产党当然不请他参加，但间或有国民党籍，而实际另属一派的，如沈老先生和张申府先生等，则在内。又参加的非必代表一党一派，无党无派的个人，如张表方先生（澜）、光明甫先生（昇）等各位，亦都参加。又参加的，固以参政员居多数，而非参政员的亦正有其人，如章乃器先生便是。以党派而论，则凡在参政会中有人的，全在内。不过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胡石青、罗文干三先生参加，而张君劢先生却没有在内。

组织确定，为免滋误会起见，同人咸主以本会信约十二条，托王世杰、张岳军两先生代为转呈最高当局，并推定黄炎培先生和我两个人代表面陈一切。黄先生将文件手交王、张二公，请其代约谒见日期。隔多日，蒋公约去见面时，则黄先生已因公赴泸州，只得我一个人去见。

我见蒋公时，张岳军、王世杰两先生皆陪座。我说明本会成立动机，是受党派问题刺激，而以求大局好转自任。蒋先生屡次要我们说公道话，而不知道我们说话甚难。我们说一句话批评到政府，则被人指为接近共产党或站在某一边了；我们说一句话指摘到共产党，又被人指为接近政府，或为国民党利用，仿佛我们就没有我们的立场，只能以人家的立场为立场，这是非常痛苦的。这样将全国人逼成两面相对，于大局极不好。于大局极不利的，即于政府不利。我们联合起来，就是在形成第三方面的立场。蒋公既以说公道话相期勉，先要给我们说公道话的地位，那就是许可我们有此一联合组织。

蒋先生没有留难即表示谅许，大约是先经研究决定了。只问我，参加的是哪些人。我大致数数，数到沈老先生和邹韬奋先生时，□□□□□□□□□□□□□□□□□□□！我答，以我所知他们两位并没有成见的；与其让他们在这一组织的外面，还不如约在里面。蒋公点头，亦以为然。谈话大致即此为止。这是廿八年（1939年）11月29日。

我出蒋邸，王世杰先生以车送我回青年会。在车中，他问我道，你们这是一政党了。我答不是。这是为了当前问题的一种联合而已。当前问题有分裂内战的危险，我们誓本国民立场，坚决反对；“统一建国”的标题正由此而来。现在参加的，各方面人都有。彼此间，还有不少距离，须得慢慢增进彼此间的了解。纵有人想组党，现在亦说不上。在我个人则根本不承认中国的多党制是合理。说得激烈一点，我反对欧美式的宪政。王先生于匆促间听不明白我的话，他误会我反对中国行宪政。他竟转问我道：你是否认为中国永不需要宪政呢？大概他亦想我是开倒车的人罢！

12月间会中，同人拟出版刊物，推余家菊先生主编，曾集资若干，并指定各人撰稿。后来却没有出版，其情不详，因那时我离渝了。转过年来，到廿九年上半年，同人皆不断聚会。临近参政会开会之前，到的人亦多，聚会亦多。同人曾商量共同提案，属我起草。我草出后，大家讨论。意见互有出入。最后仍作为我个人提案，愿联署者联署，此事另记于后。

参政会开罢，同人多离去。接着到了5月大轰炸期，在重庆更不能住。同人几有失去联系之势，幸而周士观先生（宁夏参政员）寓舍宜于避空袭，他不离渝，乃公推他照料会务。每次同人入渝，与他接头，于必要时通知开会。

八路军新四军问题，由来已久，而以何（应钦）、白（崇禧）皓电（9月19日）促其紧张。皓电以前，我们为关心大局，每于开会时，约中共驻渝代表秦邦宪先生出席，请他报告他一方面的情形和他与政府交涉的情形（当时一切交涉皆由秦与何）。政府方面亦间接地以消息和材料供给我们。后来秦先生回陕北，周恩来先生则来渝，常亦被约预会。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了愿意我们清楚前方军队情形，屡以各色新绘地图拿给我们看。所以由两方面的问题，不知不觉形成第三方地位的重要。虽然这一个会很可怜的，并无甚势力，然而除了这一个会之外，更向哪里寻得第三方？

问题愈到后来愈紧，转过年来1月初间，就发生皖南新四军事件。接着就有中共的抗议，而不出席参政会。同志会于此，当然不能坐视大局之僵持，于是就有本年2、3月间奔走的一段经过。

说2、3月间奔走的是同志会亦可，说是民主政团同盟亦可，因为表面上都没有以团体名义出面，而实际上同志会已改组为同盟了。同盟以同志会为前身，组成分子还是那些人，只少了救国会一派朋友（再则多了一位张君劢先生）。至于其组织加强，纲领有异，自应于时势需要而来，此处不叙。

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62]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卅年（1941年）“双十节”揭晓于香港，余负经手之责，而深有遗憾于其事，因记其经过曲折于次：

一、同盟之前身

同盟之前身为“统一建国同志会”。此会发起于民国廿八年（1939年）10月间，订有信约十二条，曾邀当局谅许成立。余于《我努力的是什么》（发表于香港《光明报》）中记其事，今不再详。同人因感于其组织松散，且未能强调吾人衷心之要求，乃更组成同盟。同盟实即由同志会改组而来也。

二、同盟之发起

同盟之发起，在民国廿九年（1940年）12月24日。是晨重庆报纸揭出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人选名单，即于名额一再扩充，而上届在选之党外人士或敢言之士顾屏除不少，殊失人望。余与黄任之、左舜生两公不期而相会于重庆新村四号张君劢家。彼此感慨同深，遂发同盟之议。四人自晨至暮，讨论整日，多所决定。次日（25日）黄公又约来冷御秋、江问渔二公同谈。余出先一日谈话记录，供众阅，众认为无误，并决定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不久舜生去蓉，君劢回滇，余亦返乡间（璧山县来凤驿），相约于来春2月再聚于重庆，赓续进行之。

三、同盟之定议

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中旬，同人先后到渝。以参政会将于3月1日开会，故各方朋友来者颇多，正好商议。其时适在皖南新四军事件之后，有中共参政员全体不出席参政会表示抗议之严重问题，同人奔走两方，力求勿以国内裂痕暴露于外（《我努力的是什么》记其事甚详）。虽大会期内中共参政员卒未出席，而以当局嘉纳余等建议（建议组织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会后仍在奔走，直至3月底乃告停顿。其间聚议频频，而同盟之会商进行，即夹于其中。

同盟事经多次会商而后，主张纲领及组织章则均确定，并推定执行委员十三人。内常务委员五人，计为黄、左、张、章（伯钧）及余。主席一人，由常委互推黄公担任。总书记一人，互推左公担任。其余任务各有推定，余则被推赴港成立言论机关。

方同盟正在会商进行时，同人甚秘其事，而竟为当局所发觉。3月21日，蒋公在餐席上当众责问于张岳军（群）。张立时以电话询君劢，君劢否认之。次日又访君劢于家，君劢适外出。张语君劢介弟公权，谓已探得宣言全文，又知有纲领十二条而未得其文，且指出迭次聚议之地点在特园某号。黄公与余等共商应付，乃答以迭次聚议无非为奔走中共不出席之事，实秉最高领袖意旨而行；所谓组织，即是前之统一建国同志会；所谓十二条，即同志会之信约，均曾邀领袖之谅许者。至于宣言，则同人屡承领袖督责“你们要出来说公道话”，故有此拟议。盖同盟宣言初推余起草；余写成后，黄公主张先发一由个人签名之时局宣言，即就余稿涂改，措辞略变，适将同盟一层隐去也。经解释后，当局即未再追问。

四、《光明报》之筹备

往日统一建国同志会虽以国共两方外之第三方自居，而在重庆蒋方统治下实不容吾人以真正第三方面目出现，故同盟势不能不于海外建其言论机关。余之被推赴港以此。顾余虽愿以言论自效，素日谨守，殊乏肆应之才，又不善西文。同盟内定主持报事者实为罗君隆基。君劢先生时亦有赴港协助之说。而黄公方任劝募战时公债委员会秘书长，有海外各处巡视督导之责，行动最便利，则毅然自任赴港照料一切。

5月初间黄公抵港，余于20日自桂林飞往相会，不意黄公恰于此日飞返重庆，正好相左。余久候罗、张诸君不至，遂会同曾慕韩（青年党）、徐梦岩（国社党）、伍宪子（宪政党）、周鲸文（东北同乡会）、张云川（第三党）、甘介侯（代表桂系）诸君着手筹备。其后（8月初）奉内地通知决议以余任报社社长。

当时计算参政会应于9月中旬开会，同盟必须在会前发表，报纸至迟要在9月1日出版，不意忽生波折。

五、中间忽生波折

海外同人以时期迫促，无日不盼黄公之来。7月26日忽有李政君飞港，受黄公之托自渝带来密函并抄件。盖黄公于7月初自渝抵滇，君劢亦自大理来会，所有昆明同人迭有聚议。抄件即黄公返渝后就议决事项摘示其要点也。其中可注意者：

（一）对于原来纲领十二条，保留四条，先发表八条。所保留者皆揭出吾人衷心要求之条文（如反对国库负担党费，反对特务机关等），且于发表诸条文字亦有删改（如第二条删去“结束党治”四字）。要之，力避刺激国民党。

（二）对于将次开会之参政会，除海外同人可不出席外，在内地者均出席。

（三）对外间为黄公及江问渔君守秘密，否认其参加组织。

嗣于8月3日又收得罗君隆基自昆明托人带来密件，内计开谈话会（非正式会）商决之事二十余项，视渝件加详。

8月12日余约同人集会，报告渝、滇来件，无不愕然。一致认为纲领不能分别发表，而删去有力条文，尤所反对；同盟一切主张，应认定“发表于会（参政会）前，商洽（与当局商洽）于会外”之原则，不必预作出席或不出席之决定。至于为黄公守秘密一层，既奉指示，自当遵办，但事实上早已尽人皆知，掩盖不得，徒资笑柄而已。同时报告，余个人已分函内地同人坚决反对。今问题涉及根本，在根本问题解决前，报社筹备暂停进行。众议佥同。曾、徐诸公并各函内地表示意见。

六、问题之回溯

此一变动盖有由来，是须回溯过去之事。

方3月间在重庆频频聚商进行同盟之事，曾发生两度争执。其一度在纲领问题。纲领十二条在黄公主席之下通过众议，其间文句修改，皆主席亲笔于草案上涂乙批写。以他人或不易辨识，即推黄公手自誊清，于下次会再提出宣读。下次会仍由黄公主席，以手自写订之条文宣读并传观，于是决议非有新加入分子提出有力意见，即不再修改。并约期某日（似为3月17日）同人全体齐集，在缮正之纲领后各自亲笔签名，以示决定。乃临时黄公忽通知君劢改期，并函余主张改约少数人细谈。及改期聚会，黄公即提出纲领十二条分别先后发表之说。如某某等条（指各有力条文）宜暂付保留。江问渔君又起而解释之，谓如此等条文发表，不啻与当局决裂；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一面，许多事业必发生障碍，“我们不能使学生失学，工人失业”，云云。余谓：“既谓如此，何不早言？几经讨论修改，未闻异议，乃至亲自写订宣读，考虑应周，都无一言。今乃欲推翻成案，岂事理所许？”李君（璜）幼椿谓江先生所言盖指吾人所背负之包袱，包袱人人皆有，非独职教社为然。欲顾全自己包袱，即不必作政治运动；欲作政治运动，即不能顾全包袱。最后黄公承认并非对十二条文忽生异议，乃顾虑发表之时机不得其当。众人则承认，非至适当时机不发表。于是在此谅解下而发表延缓矣。

又一度是在组织章则问题。章则规定，凡同盟对内对外有所发表，必经常务委员会多数取决，而以主席及出席委员署名行之。黄公提议加一项：委员有不同意者得不署名（即以其余委员列名发表）。余反对之，谓在一组织内应服多数，若许单独立异，将无团体行动之可言。黄公谓不如是，则多数或且压制少数。争执甚久，卒从黄公之说。盖众人之意，今为初步联合，尚非单一团体，强之无益也。

七、问题之解决

其后昆明来信，证明此一变动果出于黄公所为。欲求问题解决，非得与内地同人面谈不可，而尤切盼于黄公之来。

8月18日晚黄公到港，19、20两日连在九龙塘学校与余单独洽谈。黄表示其环境实不容其出名参加同盟，而留他在外，于同盟于大局，未始无用。于是决定黄公不列名。既不列名，故于纲领内容发表时机等问题一切听由同人决定，彼亦不固执己见。对于在港同人，除慕韩一人外，均不愿会面，一切托余转达。

21日黄公约慕韩会晤，余亦在座。黄面许同盟揭晓后，当亲写一文在《国讯》发表，以示赞助。盖黄公此来，题在募债，而实筹备其职教社之香港分社并自建其言论机关，所谓《国讯》海外版也。（后来《光明报》出版不久，《国讯》亦出版，黄有《我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文，如其言。）

黄公既不固执，则一切问题唯待与内地同人商定。适有君劢之友卢广声君即在21日晚将自港飞渝，并转赴昆明、大理，余急草成《十大纲领》并写一长信托其带去。信内重申“发表于会前，商洽于会外”之主张，而请求三事：

（一）请决定迅速发表（拟在“双十节”）。

（二）请速定纲领——十条草案系汇集桂、港新加入分子之意见就原十二条增改而成，以供内地同人参考；无论如何决定，一经指示，即照发表，不再往返。

（三）请速写定宣言——宣言一经内地发来，亦即遵照，不再往返。

28日余约同人集议，报告一切。徐、周诸君于纲领微有意见（后详），当又托人带往内地，请一并核定。对于《光明报》决议积极筹备，准于“九一八”出版。

八、问题之牵掣未已

9月22日同人集会，渝、滇各有函到，对于《十大纲领》完全同意，一字不改；宣言则嘱海外草订，内地事后予以追认；并同意于“双十节”发表。此时大体应无何问题，乃不意问题之牵掣未已：一为发表时之列名问题，一为纲领之修改问题。

同盟发表成立宣言及对时局主张纲领，自应由负责人署名，而主席黄公不列名已经决定，似应另推主席。但黄公初未自己辞职，又已离港（去菲律宾），无从商量。有人提议用各党派单位之名，而不用人名，但职教社同样不肯列名，有不待征问而知者。曾慕韩即据此理由，谓渝函正有发表可不列人名之意。余认为无负责人名，不成事体，主张改推君劢为主席。即至少以主席张、总书记左两人之名发表。曾不同意。余飞函内地争之。

10月3日黄公返港，余以此问题告之。黄即电渝请改推君劢主席。而渝复主席非大会不能改选，固执其不列名之说。实则主席由常委五人互推，载在章则，余同黄公既合推君劢，渝方赞同即可成立，不解何为固拒？[63]时已10月8日，内地既顺从曾说，海外同人如徐公等虽以余说为然，但恐再事犹豫，则“双十节”便不能发表，贻误事机。故鲜有人极力支持余说，而颇有人劝余让步者。余请先换社长而后发表，解除我个人责任。众亦不许。余又建议以曾、梁二人或余一人为同盟驻港代表之名发表。众谓港政府不许任何政治团体公然活动，往时胡展堂、李德邻曾遭干涉，可鉴；今日虽国民党亦不得公然建立支部。余于万分无可奈何之中，只得服从众议，执行不列名之发表。

余草十大纲领，内地本同意一字不改。但其中第四条“拥护国民党执政，为抗战建国纲领之切实执行”，海外徐、周诸君力持异议，曾补送内地参酌，其主张系删去此条，而于第二条“结束党治”下，增“仍委托国民党执政”字样。内地复函希望不改，若必欲改，即请海外斟酌决定。于是慕韩附和徐、周，必欲修改，并提议“组织举国一致之政府”以代原文。幸甘君表示不同意。众论纷纭，余默默无言，但谓一切修改，以字面上之修改为限，不能变更原意。最后乃以“督促并协助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定议。

九、卒成缺憾

宣言起草余及同人咸推慕韩，而慕韩以先决问题未决，拒不动笔。所谓先决问题者，指宣言是否列具人名。时余犹未承认不具名之事，盖以是迫余也。

日期逼近，余不得不自己连夜草成之，经同人通过，“双十节”得如期发表。

发表时，国际各大通讯社记者多以未具负责人名，不肯接受拍电[64]。一般舆论，亦以不具名致疑，未得引起有力同情。而执政党方面即借口于此肆其攻击，并以有意变更政权不啻第五纵队相诬。使发表方式如余所拟以张、左具名，各方观感当必不同。又使纲领如余原稿发表，有“拥护国民党执政”之明文，则对方情绪不致如许恶，“有意变更政权”之诬言尤无从说出。诋诬既不得其隙，彼此气势一申一诎之间又必有异于今日也，惜乎未能。

同盟发动，预其事者未始不出以真诚。顾衷气不充沛，形于外者便不光昌，而一段真诚亦遂淹没无从见于世。及今思之，宁以不发表为佳。当时心有所蔽（指为同盟求发表之念积久而不可遏），见不及此；既经我手发表，故不胜遗憾！

卅一年（1942）5月4日漱记

卅一年5月愚借地避暑于兴安中学（在桂林之北），闲中记此，罗子为随侍，属其抄写。十之九皆子为笔迹，唯增改字句及收尾乃出愚手耳。

1962年6月漱溟

赴香港创办民盟言论机关《光明报》前后[65]

1940年12月24日我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发起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这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十分恶劣。国共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抗日战争初期的那种全国团结抗日的气氛已经荡然无存。国民党的控制、镇压也日益严重，人民的民主权利已名存实亡。国民党的“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也更加缺少“民意”的色彩，因为国民党提出的第二届参政员人选中极力排斥党外人士或敢言之士；记得陶行知、胡景伊等就是这次被取消了参政员资格，而塞进了更多的吃闲饭的国民党员。1941年1月又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内形势更加急剧恶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为力争团结抗日的局面不公开破裂，积极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同时，加快了民盟组织的建设工作，希望民盟能早日建成，使它能尽快在促进国内团结中发挥作用。民盟的政治纲领、组织章则以及常委、主席等人选等都是这时商讨确定的。而创办民盟的报纸也是这时商定的。记得有一天我们相会于张君劢的住处（张当时借住于其胞弟国民党交通部长张嘉璈家中）。张君劢首先说，只有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才能讲我们要讲的话。大家对此当然都有同感，遂决定去海外建立民盟自己的言论机关，并推我负责。

一、离重庆去桂林

为筹备民盟的报纸，我在1941年3月底离开重庆。就在我动身之前不久，邹韬奋不堪国民党特务的长期监视，巧妙地甩掉特务的盯梢，逃离重庆。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弄不到去香港的机票，只得乘长途汽车先去桂林，再做打算。汽车途经第一站是距重庆九十公里的綦江。车刚刚停稳，旅客正准备下车略事休息，有个人打开车门上车问道：“梁漱溟参政员在车上吗？”我答：“我就是。”来人就说：“请下车，到我们那里喝喝茶。”我便回答说：“时间有限，不下去了。”不料此人却一再坚持“请”我去“喝茶”，这我才明白过来。为了他们稽查站向重庆上级特务机关请示，于是全车被扣在綦江过夜。当我提着小皮箱在汽车站附近寻找投宿的旅馆时，看见墙上有布告，布告末尾署名人为“张轸”，职衔是“警备司令部分区司令、补充训练处处长”。张轸是河南人，过去经河南友人介绍见过面，也算相识了。在一个小孩的指引下，我找到了这个训练处，见到了张轸。我一见张就问：“稽查站你指挥得了吗？”张答：“指挥不了。”当夜我就留宿在他的办公室。晚间闲谈，谈起征兵，因为所谓“补充处”就管的是此事。张说：“惨得很！壮丁都想跑，跑了抓住就枪毙。为了防止逃跑，睡觉时将拉来壮丁的手用绳子拴在一起。”张说着竟为之落泪。我问他为什么不向上反映。张说：“当然我向何应钦说过。他听后摆摆手，或摇摇头，不了了之。”

次日汽车被放行，我终于经贵阳到了桂林。当时广西大学校长雷沛鸿是早相识的朋友。广西大学那时在桂林郊外约六十里的良丰，那里景色宜人，像个大花园，我就住在那里，并应雷的邀请讲学约两个月，讲的内容就是后来我撰写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的一部分。我的最后目的地是香港，在桂林停留一个时期后我还要离开，可我买不到机票。我找当时任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任潮（李济深），由李的秘书（也是李的表侄）黎民任打电话向航空公司担保为我购机票，公司说要向重庆有关方面请示，在拖延了一阵以后，终于弄得一张去香港的机票。

二、只身飞赴香港

1941年5月20日我只身一人飞往香港，开始了筹办民盟报纸的工作。到香港时有李沛文（李济深先生长子，解放后曾任华南农业学院院长）自己驾车到机场来接，我即先暂住于李家。后来又迁往许地山先生（作家，笔名落华生，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寓所。在我借住许家期间，一夜许先生竟死于急症，我又不得不另觅栖身之处。经过三四次转移之后，报社终于租得一座楼房中的一层充社址，我才有了固定的住处。为了减少开支，报社用房力求节省。记得我的住房也仅能放一张办公桌和一张折叠床。

三、为筹办事与盟内外人士洽商

在重庆公推我代表民盟赴港办报时，本曾商定张君劢、罗隆基二位随后也将来港协助，但他们始终未能来。黄炎培（当时任抗战公债筹募委员会秘书长）原说去南洋募捐后途经香港时与我相会，不料我到港之日恰好他离港飞回重庆。于是有关筹办报纸的事宜，我只得会同当时在港已参加民盟的各党派人士商讨办理，如曾慕韩（即曾琦，青年党）、徐梦岩（国社党）、伍宪子（宪政党）、周鲸文（东北同乡会）、张云川（第三党，即今日之农工民主党）、甘介侯（桂系）等人。在筹办过程中，还与当时在港的许多左翼人士，如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柳亚子、陈翰笙、彭泽民等接触，他们自然都对民盟这一工作表示支持。其中廖承志是周恩来告诉我与他联系的，因为在离重庆之前，我到曾家岩将去港办报的事告诉他，并向他问得中共驻港代表。在临创刊之时，有人又劝我出面宴请一些知名人士，以取得更多的支持；记得被邀请的人士中有茅盾、夏衍、金仲华等人。

四、筹组办报班子确定报名

我去香港没有带一个人，办报的班子是到香港后才筹组的。8月接重庆的民盟同人的信，决定由我任报社社长，经理则由我推荐萨空了担任。其余编辑人员等，多靠金仲华等人介绍。记得新闻版负责人是笔名羊枣的（听说后来他在福州被国民党杀害）。总编辑是俞颂华，他原在上海《申报》工作过，是个老报人。经过大约三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41年9月18日这一天，民盟自己的报纸《光明报》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报纸取名的事，这里可以附带说一说。一天碰见范长江，他与我提起当时张君劢的国家社会党（后改名民社党）在香港出版的报纸，范说报贩叫卖时多喊出许多报名，而《国家社会报》往往被略去，就是因为这个名字不易上口，叫出来也不响亮。后来我们二人共同议论的结果，就取名《光明报》。

五、为报社经费不足奔走

民盟要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经济上困难不小。在筹备之初，只有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每人各拿出国币一万元，我除了参政员的津贴外无积蓄，只出了六千元。而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货币不值钱，大约是四元才换一张港纸（港元）。后来反蒋的四川刘文辉和云南的龙云（通过缪云台先生）支持民盟，又赞助了几万元。但开办之初，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注册要交押金，请律师也要钱，还要付纸张印刷等费用，所以仍感入不敷出，紧张得很。当时范长江负责中共在香港的报纸《华商报》，见到我就问：“怎么还不出版呀？”我回答说：“你还看不出来！”不久，他来找我说：“有‘南洋某侨领’愿资助你们办报，只要你写个收据就行了。”我说：“写收据还不容易。”随后他送来四千港元。

待《光明报》创刊之后，经费仍感拮据，遂决定由我亲自去新加坡一带向华侨募款。为了此行，我添置了一套在那一带炎热气候下需穿着的白色西服。不料我一上船就碰见了国社党的徐傅霖。徐见我也搭船，首先开口问我：你去南洋干什么？待我说明此行目的以后，徐就表示：民盟由许多政治党派组成，也包括了他所在的国社党，如果民盟去募捐，国社党就无法再募。我们二人同去，捐款者将只给你，而不会给我；你去了，我将空手而归。因此，你要去，我就不去；如果我去，你就不能去！徐态度之强硬，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徐是民国初年的老国会议员，年龄又比我大许多（当时我四十八岁，他已六七十岁了），我只好让他。一个钱没有募到手，还报废了花上百元港币买得的一张头等舱船票。不料事过不几天，日本即发动太平洋战争，新加坡很快沦入日军之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幸好未去成，不然我也会滞留在东南亚一带，难于回归祖国大陆了。

报社经济既如此困难，可是青年党的曾慕韩（琦）还要往报社里安插闲人，实在令人气愤。本来报社已任命萨空了为经理，萨很有才干，社内工作在他掌管之下，早已走上轨道，而曾慕韩忽然又“推荐”青年党的陆光荣当副经理。因为萨已完全胜任，而且也已有一位副经理李炳海，无需再添人，何况添人又要多一笔开支，理所当然地我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于是曾陆二人邀我去茶楼谈判，再三要挟。最后曾竟说：“你如此坚持己见，拒不接受，我们便不再是盟友，我将以敌人来对待你！”平日貌似文雅的曾某，竟如此凶恶无理，实在可叹！

六、国民党的阻挠破坏

民盟在香港办报，国民党当然不高兴，一定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早在报纸筹办中，国民党就派了他们立法院副院长刘维炽由重庆赶到香港，与港当局接头，企图阻止我们创办这个报纸。可惜他晚了一步，因为待他赶到时，注册手续我们已办理完毕，应交的押金四千元港币也已交清，并请好了法律顾问，已算是有合法地位的报刊，不能任意取缔了。可是由于刘的一番奔走活动，港当局的新闻检查机构仍对我们多方刁难。为了避免或减少麻烦，在报纸出刊之前大家劝说我，应当先拜访新闻检查机关的负责人，并特别提醒我要购买些礼品送去，表示希望他给予关照。这种迹近行贿的事，我还从未干过！可是为办报，我还是十分勉强地带着礼品去见了这位负责人。此人姓刘，着长袍马褂。这在流行西装革履的香港是不多见的。东西送了，请关照的话也说了，可是《光明报》第一天的发刊词上他就给开了“天窗”。于是我再去找他，进行交涉。他的回答很直截了当：这是“奉命行事”，因为上面有交代。他还说：“你们报上的文章如果发表在别的报上，如《大公报》，可以不删，可是登在你们《光明报》上，就不能不删。”报纸大样天天送检，天天要开“天窗”，成了家常便饭。许多文章被删节得太多，文句不通，无法读下去。我写的连载在报上的长文《我努力的是什么》，也删节得千疮百孔，不成样子。

七、向国内外公开宣告民盟成立

1940年底至1941年1月民盟已创立，但始终不曾公开。《光明报》在香港创刊后，它首要的任务就是向国内外公开宣告国共两党之外的最大政治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并公布民盟的政治纲领。但民盟的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在见报之前如送检，肯定不能通过，所以民盟这两个重要文件如何才能见报，成为一大难题。大家议论再三，想不出什么办法。幸好后来萨空了出一个好主意：将宣言和政治纲领放在有报头的一版广告栏内刊出，因为按香港新闻检查机关的规定，广告栏大样无须送检，这样做就可以轻易地避开送检被扣一关。后来即按此意见办理。同时又通知印刷厂增加印数，出售时又特意减收报费，尽力扩大这一期发行量。1941年10月10日这一天，刊有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的《光明报》终于在香港街头各处公开发售，与广大的读者见面了；至此海内外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才知道民盟的成立。香港当局见此情况，当然不免大吃一惊，立刻派来由英籍警官率领的警务人员来到报社，查问究竟。我们就以广告账目本出示，上面填写有刊登广告人的姓名、住址以及所收广告费数目，以表明我们是按广告刊登，并且手续完备。来检查的人抓不住报社的任何把柄，就按照账本上写的姓名、住址去查找那要求刊登广告的人，而姓名、住址等都是我们事先编造好的，因此他们自然是什么也找不到。

八、青帮头子杜月笙奉命出马

《光明报》发表了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公开宣告民盟的成立，当然为蒋介石所不容。首先是旅港的参政员王云五、成舍我两人秉承国民党的意旨，以邀我同去重庆参加参政会为名，要我离开香港，重新回到受蒋介石严密控制和监视的重庆，为我所拒绝。后来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李与吴稚辉、蔡元培、张静江，人称国民党四大元老，他们都是中山先生的朋友），当时正住九龙半岛酒店，也写信劝我回重庆，信中说：“介公之于先生，一如先生之于介公，并无恶意。”并通知我机票已由吴铁城的弟弟代为准备好了。对此我再次“辞谢”。最后国民党搬出了青帮头子杜月笙，让他来出马，“动员”我离开香港。有一天，由杜月笙出面，请我一个人去“吃茶”，地点是“告罗士打酒店”的雅座。杜一见面，首先讲了许多恭维的话，说什么我在《光明报》上发表的文章如何好，大家如何注意，许多人都表示赞同等等。然后话题一转，说：“重庆方面很希望梁先生回去，有什么主张，尽可以与蒋先生面谈。当面交换意见不是更好吗？”他还说：“我们这些人素以信义著于天下，说话从来是算数的。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我回答说：“不必了，因为除了报上已发表的，我没有什么另外的主张。更何况民盟总部在重庆，有张君劢、左舜生等人在，如果需要当面谈，他们可以代表民盟。”杜遭拒绝后不死心，后来又请我吃过一次茶，当然还是让他碰了钉子。

九、来自内部的分歧与干扰

国民党的干涉和破坏活动当然为我们制造了许多困难，但更令人心痛的还是来自内部的分歧与干扰。这是我此生中最感苦恼的经历之一，至今难忘。民盟的政治纲领早在重庆时即由我执笔写好，并经大家修改同意。但在距报纸创刊前一个多月，黄炎培即托人自重庆带来密函并抄件，其中意见是为避免使国民党感到刺激，拟就的十二条纲领中有四条暂不发表。这四条内容包括反对由国库负担国民党费用，反对设立特务机关等。其实这种将纲领分成两部分先后发表的意见，早在我尚在重庆时黄就提出过，后来大家取得非到适当时机不发表的谅解，这个分歧遂被暂时搁置起来，现在不过是旧事重提罢了。为了消除分歧，能按原定日期（1941年10月10日）发表民盟政治纲领，经过在港民盟成员多次讨论和与在重庆的民盟成员多次信函往返，终于决定由我根据原来的十二条另起草一个十条纲领。这个改写后的纲领后经重庆方面民盟成员同意，一字不改；而在港的徐梦岩、周鲸文等坚持删去第四条中“拥护国民党执政，为抗战建国纲领之执行”，而在第二条“结束党治”后面，增加“仍委托国民党执政”等字样。结果大家议论纷纭，久久定不下来，最后终于修改为“督促并协助国民党切实执行建国纲领”。后来在报上发表的那个政治纲领，就是经过这许多曲折产生的。

至于民盟成立宣言的发表方式的分歧，早在宣言起草之前就出现了。青年党曾慕韩首先提出发表时不具名的主张，而后被推为民盟主席的黄炎培又提出要为他个人参加民盟保守秘密；而姓名保密也只能是不具名。我则以为民盟这两个重要文件的发表，都应由民盟的负责人共同具名，毫不隐瞒这些政治主张是我们的；只有如此，才足以表明我们郑重负责的态度，并取信于国内外。有人又提议改由参加民盟的各党派具名，而职教社又反对，其理由是不言自明的：因为黄炎培是该社负责人，有了职教社的名字，也就等于有了他的名字。于是我又建议以“民盟驻港代表梁漱溟”名义或解除我的报社社长职务再发表，均不得同意。而青年党曾慕韩以不具名发表的意见未谈妥为借口，拒不起草原应由其执笔的宣言。为了宣言与政治纲领同时按原定日期发表，我又不得不连夜赶写宣言，经大家讨论通过。最后在万般无奈中，只得服从不具名发表的意见，在《光明报》上刊登了这两个民盟的重要文件。

由于发表时不具名，孙科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在香港发表公开谈话，攻击民盟，说民盟是暗藏的“第五纵队”，破坏抗日等等。而不具名发表的最大不利是不能取信于国外，以获得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为补救计，后由陈友仁（曾任中山先生秘书、国民政府外长）和陈翰笙二位向外国记者说明和保证，并由他们代为将这两文件译为英文，宣言与政治纲领才得通过这些记者转发国外。

十、被迫停刊

1941年底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2月8日日军由九龙方面进攻香港，同时对香港炮击和轰炸。《光明报》自同年9月18日创刊后，至12月13日被迫停刊，前后不过三个月。报纸无法办下去，工作人员只得遣散。为免生意外，我也在同人的帮助下多次迁移住处。12月25日日军终于全部占领了香港，香港当局投降。在香港沦入敌人之手的初期，盗匪蜂起，日军也乘机作恶，社会秩序无法维持。此时为了安全，我又与萨空了、张云川、黄瓒三人躲入西环一所小学校，住在三楼的一间空房里，住入此处以后，我们尽力深居简出。白天各自读书，夜间无电无法看书，几个人就在一起闲谈，各自介绍个人经历的种种往事。

有一天我有事外出，走在中环路距香港大学不远的地方，遇见陆光荣，两人正边走边谈时，由两楼之间忽然冲出一人，双眼以下蒙着白布，手持尖刀，以刀对我，要我交出身上财物来。当我从衣袋里取钱包时，陆趁机逃离，向上坡方向飞跑，而此时正巧有一辆警车自上往下驶来。陆于是边跑边大声喊叫：“robber！robber！”（强盗！）匪徒眼见警车向我们方向开来，急忙逃走，竟不及接我手中递给他的钱包。

十一、离港出走返回祖国大陆

此后不久，范长江、萨空了问我是否打算在此时离开香港，我说当然想走，便约定与陈此生、范长江夫妇等同行。1942年1月10日，在日军完全占领香港两周后，我换装着中式夹裤夹袄，于黎明前离开所住的小学，由黄瓒送我到香港仔约定的一个僻静处，登上预先租定的一条小渔船，趁着破晓前的昏暗，躲过日军的检查和封锁，悄悄地离开了香港，踏上了返回祖国大陆的途程。由香港回到大陆内地所经历的种种艰险和一些感受，在回到桂林以后曾写过题为《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一长文，有较详细的记述，这里就不再说了。

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66]

——抗战中为国共团结抗日、胜利后为两党合作建国而奔走

现在谈一谈我在1946年奔走国内和平的事情。如果我们要说明蒋介石如何断送国民党，这一段是很重要的；而对新中国来说，这一段经过已不重要了。今天清理我自己大半生的事情，这一段却也值得说一说。这一段事情经过很曲折，恐怕没有人再来回顾它。我把它说出，留下来，可供史料参考。

先要说明我的态度。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奔走国共两党的团结抗战，在抗战胜利后就奔走国共两党的进一步合作，实现和平建国的要求。我于1938年1月5日从西安到延安，就开始为此而奔走。从1938年初起至1946年尾（退出和谈）止，前后整满九年。解放战争时期，储安平主编《观察》杂志，曾发表过我所写的好几篇有关当时和谈的文章。储安平要求我把前后首尾的情节写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我答允下来，且把书名定为《八年努力无功录》，大概得写好几十万字。不过，我当时正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所以没有工夫写它。现在时过境迁，许多事情都已忘记，就更难于写它了。

现在只把1946年最重要的事情，大略谈一下。其他的事情，如把我所写的零散的文章逗拢起来，也可略得梗概，不一一去叙述了。

我在香港《光明报》上曾发表过的《我努力的是什么》，把我前半段奔走团结抗日的情形，像在延安与毛主席的谈话，为新四军事件而奔走等等，就都写进去了。

《我努力的是什么》这篇文字，在《光明报》上发表的时候，给香港当局检查，东挖去一段，西挖去一段，不少空白。这使我气得不得了，曾向香港当局再三交涉，据检查人说，这是应国民党的要求而搞的。这样一来，许多东西就寻查不到了。如新四军事件爆发后，共产党曾提出十二条，现在就查不出来。

战时我为何奔走国内团结

我为什么在抗战时期要奔走国内团结呢？这是由于三次刺激引起的。

头一个刺激是1937年8月17日我出席南京国防参议会，汪精卫代蒋主持，在那次会上我大谈动员民众配合军事的必要性。我根据我所写的《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的意思批评了当时国民党的教育制度。我强调指出：一般国家的教育重在教育青少年，而社会改造时期应重在教育成人大众，而对成人则应在社会之中进行教育。我的话说得远了一点，我还没有说完，傅斯年就站起制止我。傅斯年说：现在上海正在激战，我们要紧的是讨论外交与军事，你说这些不相干的话干什么。但汪精卫还要我继续说下去，我才勉强把话讲完。后来，沈钧儒（国防参议员之一）在会上也有一个动员民众的提案，我赞成他的意思，却不同意他的方案，因而我就提出我自己的动员民众的方案。我是一贯注意动员民众的工作的，中国大多数民众是在农村，所以中国的动员民众工作就是农村工作，只有把农村大众动员起来，才能配合作战。这个方案写成后，除在国防参议会上提出外，我还同黄炎培、江问渔和晏阳初去见蒋介石面谈。蒋听了很高兴，告诉我们：即以你们四人为中心来作。但我没有搞成，因为陈立夫（大本营第六部由陈立夫主管民众动员工作）百般阻挠，根本不让国民党外的人作，怕党外人抓民众。陈立夫这些人认为动员民众工作只有他们国民党人来作，只有他们这一派人来作，旁人是绝对不能插手的。他们防我们，更防共产党。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刺激，第一次碰到钉子。我这才觉悟到党派问题不解决，动员民众工作是无法进行的，因而要动员民众，必须先解决党派问题。

第二个刺激是退到四川后，我想为抗战尽力，简直是无事可作。当时兵役问题最严重，一面是抗日军队没有好兵，另一面是乱拉壮丁，民间不堪其苦。所以我决定在四川兵役问题上下一番工夫。那时张群是成都行营主任，王缵绪是四川省主席，我跟他们二人谈兵役问题亟应设法解决，又跟张表方先生也谈过这一问题。他们三位都很赞成我的意思，于是就一同往成都，商定组织四川全省总动员委员会，由各方面配合来作，我不直接负责，只在里边帮忙。哪里晓得，在第一次会上就碰了一个大钉子。张云伏（四川省府法制室主任，黄埔系蓝衣社的人，资格地位并不高）就在会上公然说：党外人不能插手动员工作，你们不要作。那个傲慢骄横态度，简直不可一世。我无意与他争，争也争不了，只好放手不作。

我在后方既无可为力，所以才到游击区走一趟（事在1939年）。

第三个刺激是到了山东、河北等游击区，接触到许多事实及同沈鸿烈见面谈话（沈负山东省主席名义），我才知道国共两党在游击区的关系逐渐恶化，开始互相火并。我看到形势严重，觉得国内不团结就无法外御强敌，所以才离开游击区，又回到大后方四川，想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以利抗战。我回到成都，曾见蒋介石，还见到黄炎培、李璜和晏阳初等人，我把游击区的情形谈给他们听。我对黄、李诸公说：国共两党关系恶化，影响抗敌前途甚大；两党之外，大家如果零零散散，就没有力量说话，没有力量进行调节团结。只有各小党派先团结起来构成一个力量，才能牵制国共两党，不许他们打内战，而要团结合作，一致抗敌。他们几个人一致赞成我的倡议，就共同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这是在成都谈好发起，在重庆才组织成功的。（此会即民盟的前身。）

我前后受了这三个刺激，我越受刺激，就越要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努力促成团结抗敌的局面。

胜利后又为国内和平奔走

现在再讲在抗战胜利后我奔走国内和平的情形。

我最初以为胜利后，抗敌的事情完了，对外问题即告一结束，而国内呢？胜利之后不久，毛主席就到重庆，国共两党谈合作，谈和平建设。我那时还住在广西贺县八步，不了解真情实况，满以为政治上可不需要我，我可以干我自己的事了，乃竟不然。

我从来都是抓住我认为最要紧的事来作，抓住从大局上看在此时此地最要紧的事来作，抓住别人没有作而只有我能作的事来作。假如作的人很多，不一定需要我，我就不来作。1945年8月在八步听见抗战胜利的消息，其后又听见两巨头会晤的消息，我就认为大局有了眉目，决定不参加现实政治了。我在广西住了好几年，始终配合李任潮、李任仁几位搞现实政治活动，搞反蒋抗日活动，希望改造国内政局，加强抗战工作。胜利后，这件事似可告一段落。当我要离开八步的时候，我就写信给两位李先生，向他们告别，说我要搞文化研究工作，不再搞现实政治的活动了。这样，我就从八步经梧州而到广州，在广州才知道国事不容乐观。我于1945年11月到重庆，正赶上国民党接收东北遇到困难的时候。蒋介石派熊式辉和张嘉璈前往东北办理接收，但国民党军队不论从旅大或从营口总是不能登陆，原因是苏联人认为国民党反苏，不甘心把东北交给国民党。11月15日蒋介石命令熊式辉、张嘉璈从东北撤退，不接收了。熊式辉奉命走了，苏联觉得不好意思，不好对国际上作交代，所以把张嘉璈留下，才协议国民党由美方空运军队接收东北。当时，东北问题很复杂，很严重。东北这地方，国际上都很重视。苏联收拾了日本关东军，赶走了日本人，一向就重视东北的。美国也重视东北，帮助蒋介石进行调停。所以当时的东北要是弄不好，很有成为西班牙第二，爆发有国际背景的内战的可能。我不能坐视不理，无法抽身而退，所以又卷入现实政治里。当时，民盟积极地搞起来，大家不让我走。大家说：如果爆发了内战，你还能搞什么文化研究工作？这样，我就参加了旧政协。外人或者把我同章伯钧、罗隆基一样看待；其实，我跟他们是不同的。章、罗他们在政治上有欲望，而我没有。我在政治上一进一退之间，是非常之有我自己的斟酌的。

关于政治协商会议[67]

关于旧政协，谈起来就很复杂。从停战会议到政治协商，停战在前，协商在后。战是怎样打起来的？是日本投降国共两党争着“受降”。国内许多地方已由共产党给解放了，受降接收了，而国民党却不予承认。国共两方争着受降接收，就在各处打起来了。后来由美国出面调停，国共双方都表示愿意停战，就由马歇尔代表美国居间，组成停战会议。在停战会议上，许多条件难得协议，战不能停，政治上也就无从协商起。所以1946年1月10日那天，停战协定在早晨签字，上午十点钟方开成了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停战会议取得协议后才有的。现在为便于说明起见，把停战会议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关系列一表如下：

先讲停战会议。停战会议产生了设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共方叶剑英、国方郑介民和美方代表饶伯森（后译罗伯逊）组成，按照停战协定的条款遇有争端进行调处。执行部之下又设执行小组，也由三方面组成，奔走各地，具体执行停战协定，保证实现停战。至于长春分部是军事调处执行部设在长春的分部，是当初所没有而后加的。全国和平破裂，主要漏洞在此。当初的停战范围并没有把东北地区包含在内。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苏联红军打垮了伪满军队和日本关东军，国共双方还没有在东北打起来，抗日民主联军也还没有和国民党军打起来。这是一面。另一面是各方面各有各的打算。国民党认为：苏联出兵东北是国际决定的，苏联得把东北整个交给我，不愿意把东北包括在两党停战范围之内；如把东北也包括在停战范围之内，岂不是让共产党在东北也有了份。苏联和中共也有自己的安排打算，延安派高岗、林彪等人带领大批徒手士兵经过内蒙前往东北接收关东军的全部家当而武装起来，发展很快。美国对于东北也有其意图，未尝不想插足其间。这样，三方各有打算，就都同意停战不包括东北在内。问题就隐伏于此。不久，共产党以“民主联军”的名义（东北地方军队如李杜等都在内，是不能与八路军混同的）在东北发展得很快。1946年3月间，张嘉璈告诉我：东北百分之九十都是共产党的了；而中共王若飞告诉我，东北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我们共产党的了。1946年2月间，马歇尔曾向国共双方提议把东北也包括在停战范围之内。共方首先表示赞成，而蒋介石竟不予置答。后来发展的结果，眼看共产党有囊括整个东北之势，蒋介石这才同意在东北停战。这样，就于1946年6月间设立了长春分部。由停战会议产生的军调部的构成与职权大体如此。

现在再讲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的目标与任务，主要是由各党派协商如何结束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如何实行宪政。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原是国民党的主张。胜利之后，为了结束内战，解决党派问题，大家一致同意实行宪政，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之局。实行宪政必须做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始可结束内战，奠定统一和平。

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之下分设五个小组：一、宪草；二、国民大会；三、政府组织；四、施政纲领；五、军事。政治协商会议的目标与任务既在实行宪政，那就必须先起草宪法，然后提交国民大会通过，所以设宪草小组和国民大会小组。而国民大会之召集不能由国民党一党包办，须由各方共同召集，因此就须改组国民政府，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这样就设立了政府组织小组，协商政府改组事宜。政府改组后，宪政实施前，这一段时间如何施政，须要有一个共同纲领，所以又设立了施政纲领小组。此外，由停战会议而产生的停战执行小组，只管调处停战，而两党军队如何变成国家的军队，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如何裁军整军，还需要协商解决，所以又设立了军事小组。政治协商会议五个小组的来历大略如此。还有，在此五个小组之外，还设了一个综合小组。综合小组的协议，等于政治协商会议全体大会的决定，所以在综合小组会上是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讨论商决的。

政治协商会议原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青年党由于国民党的分化而脱离民盟，便于国民党从中操纵）和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五方面的代表所组成，代表人数不等，但议案以五方面同意为通过，非取决于多数，五方各有一票权。因此，五个小组亦由五方各派代表二人组成。唯有宪草小组只确定了十二条原则，交由宪草审议会据以修改“五五”宪草，起草整个宪法，各方参加人数要多一些，还有十个专门委员参加工作。军事小组也是只谈原则，至于整军裁军则由小组交由整军会议把原则付诸实施。军事小组协商整军原则时，美方不参加；而整军会议谈判军队如何整编时，则请美方参加，协助进行。

上述各种会议所取得的协议计有：停战会议所取得的《停战协定》（1946年1月10日早晨签字），政治协商会议关于五项问题的决议，简称《政治协定》（1月31日大会通过），整军会议根据军事小组所协议的原则，由马歇尔居间所取得的《整军协定》（2月25日签字），还有《东北停战协定》（3月27日签定）。所有这四个重要文件，此刻我手中一个也没有了，所以现在就不大能够详细无遗地来讲它。

不过当时发生争执的一些问题和使和平破裂的许多事情，我还约略记得一些，还是可以讲一下的。

宪草决议首先发生问题

政协五项决议就有四项出了问题，停战也从而出了问题。首先发生争执的是宪草问题，而最根本最重要的症结则是停战问题。内战停不下来，一直打下去，一切协议完全等于白费了。现在先讲宪草问题，然后再讲停战协定的破坏，其他几项也会顺便讲到的。

宪草怎样成了问题呢？

就在1月31日政协闭幕那天，宪草问题即已暴露出来了。政协于1月10日开会后，就五项问题分五个小组展开讨论，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各项问题都讨论出了眉目，差不多就都可取得协议了。于是，周恩来于1月27日飞回延安请示，取得共产党领导上的许可后，于30日飞回重庆。这样就于31日上午八时召开综合小组会议，清理汇总各项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并商决尚未取得协议的问题，如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问题就是在那天才解决的。综合小组会议从上午八时一直开到下午二时，才对各项问题取得最后协议。那时的民主同盟总部是在重庆国府路三百号，政协会场就在三百号之东的国民政府礼堂，而国民党中央党部就在三百号之西，相距都不远。政协综合小组下午二时散会，国民党中央就于三时起开会一直开到六时，好多国民党人如谷正纲、张道藩等在会上吵啊，吵啊，顿足嚎叫，大哭大闹。他们说：国民党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投降给共产党了！宪草十二条原则把“五五”宪草破坏无遗了。他们对五项协议都表示不满，对于宪草尤其不满。蒋介石任他们大哭大闹，一言不发。最后，蒋才说：“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盖蒋视政协如无物），好在是一个草案，这是党派协议，还待取决于全国人民，等开国民大会时再说吧。”蒋流露出宪草有修改挽回余地，伏下了祸根。1月31日晚七时才开政协闭幕会，蒋亲自主持，把五项协议逐条宣读，夹叙夹议，大加称赞；唯独对于宪草加以保留。蒋说：“宪草只是党派协议，我们大家不能包办民意，还须取决于国民大会，将来再斟酌吧。”这样，五项决议就算全体通过。八时散会，接着举行宴会，夜十时才完。我满以为政协至此，总算大功告成了。

想不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宪草首先出了问题。为什么宪草出了问题呢？要想明白这一点，首先需要明白这个宪草原则产生的思想背景与社会背景。关于宪政当时有三种形式或蓝本：一、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宪政，二、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所说的宪政，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宪政。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国民党当然还要标榜孙先生的五权宪法，早已有了一个“五五”宪草作为蓝本；而民盟大多数人（像民社党、青年党等等）以及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多半趋向英美式宪政；共产党以及在思想上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救国会和农工党章伯钧本来并不要走资产阶级民主的路子，但他们都知道在当时要把苏联制度拿出来是不行的，所以他们也希望有一个英美式宪政就行，以期打破国民党垄断政权之局。周恩来对马歇尔就曾说过：我们愿意要英美式宪法，假如能像美国宪法那样，我们便满意了，只怕不可得。这样一来，三种蓝本只剩下两个，如何折中于五权宪法与英美式宪法便是问题所在了。张君劢的把戏就应运而生。张君劢根据孙中山直接民权的学说批评“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制只是间接民权而非直接民权，所以他主张应把国民大会化有形为无形，公民投票运用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就是国民大会，不必另开国民大会。这样就把妨碍英宪政民主的东西去掉。此外，张君劢主张监察院作为英国式的上议院，把立法院作为英式的下议院，而把行政院作为英式的内阁；行政院须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可以有不信任投票，推翻内阁，另组新阁；行政院如有自信，也可以拒绝立法院的不信任而把它解散，实行大选，产生新的立法院。一方有不信任内阁之权，一方有解散议会之权。张君劢就这样用偷梁换柱的巧手段，保全五权宪法之名，运入英法宪政之实。但这样一个宪法是最不利于蒋介石的。因为蒋介石只能摆在最高地位，只能作总统而不能作行政院长，没有实权了。就是降格作行政院长吧，也随时有倒阁的危险，很不稳呀！这样的宪法对执政党最为不利而有利于在野党。所以张君劢这种设计，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尤其是周恩来简直是佩服之至，如获至宝。还有，宪草原则十二条还规定各省得制定省宪，更是不利于国民党而利于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这时已经控制了好些省区，能够制定省宪，在政治上岂不更有做法。这种宪草原则在野各方面既完全同意，而尤其难得的是，“五五”宪草主持人（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竟放弃他父亲一生奔走号召的五权宪法实质，而点头承认了张君劢的设计（孙科蓄意自己来任行政院长），国民党其余代表亦无人反对。宪草小组会不过开会四次，这篇巧妙文章便得庆成功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对于这件事不热心，我根本不去参加宪草小组，我认为不论五权宪法或英美式宪政在中国统统行不通，统统不是那么回事。当时，在野各方面正在兴高采烈，庆祝成功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2月4日，我被邀请在沧白堂报告政协成功的经过，夜间灯光朦胧中，特务就从后面乱飞石头子打人，不过情况还不算严重。2月10日在校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郭沫若先在主席台上，我刚上台，没有几分钟，就开打了，大打特打。李公朴、施复亮和郭沫若都挨了打；李最重，还流了血。我被逼下台，才碰到周恩来。那天国民党特务散发的传单主要是反对宪草。3月1日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又是大哭大闹，争吵不休，对孙科和邵力子诟骂不已。我们听到就很感诧异，私下问雷震：宪草原则在小组会上国民党完全同意，为什么又不承认呢？雷震说：“政协开会期间，国民党出席各小组的代表在会后都要向蒋主席汇报，唯有孙科懒得面蒋报告（国民党方面出席政协的代表以孙科居首，孙怀鬼胎，不敢面蒋），只把宪草小组会议记录送蒋过目，而蒋却未看。我们屡次请他看，他却始终未看。到了政协闭幕前夕，蒋才看会议记录，已经晚了，来不及挽回了。”君劢的设计，国民党认为万万要不得，因为国民党人认为用这样的宪草原则去制定宪法，无异使他们的蒋总裁成了空偶像（孙科自己想组阁，便出卖了蒋介石），党徒不愿意，蒋本人更不甘心，其势非出问题不可。

我的态度与行动

现在插叙一段题外的话，就是叙述一下我在当时所抱的态度和我的行动。

话得从1月26日说起。

1月26日政协会议还在进行中，不过五个小组所协商的问题都已有了眉目，差不多都可以取得协议，和平交易可以成交了。27日周恩来要飞延安报告，取得党中央同意后，回来即可签字。26日晚上，周恩来到国府路三百号民盟总部来看我们，他表示政协取得协议，马上就改组政府，大家得一同努力。张君劢、张东荪和我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都表示不参加政府。他们二人只是口头说说，我则早有成竹，给毛主席写好一封信，托他带去延安。给主席信内大意是说明我自己对于现实政治的努力至此可告一段落，今后愿致力于思想言论工作，要离开现实政治，才便于说话，请予谅解。周恩来30日从延安回来，带来毛主席的复信，对我离开现实政治的意思表示不同意；并说：言论与行动不是“不可得而兼”的，何必停止行动而专搞言论呢？同时，周恩来也说：“你的信，我当时未看；如果看了，我就退给你而不会带给毛主席的。我们坚决不同意你的意思。国民党多年来采取关门政策，逼得我们不能不来叩门，请他开门。现在门要开了，你们却不打算进去，往回倒退，这还行吗？如果这样一来，大家你也不干，他也不干，岂不垮了！岂不散了！问题实在严重，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没有个人自由的。”周恩来说话很硬，简直不容商量。但我心中有底，我非如此不可。于是，我就写了《八年努力宣告结束》一文，在政协闭幕那天宴会上交给周恩来、张岳军和张东荪诸位阅看，末后交给胡政之在翌日（2月1日）《大公报》上发表，我在这篇东西里简略地说明我要退出现实政治而致力于文化思想工作的用心。但30日周恩来对我说了那样硬性的话，我生怕引起他们的误会，所以又写了《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一文发表于2月7日重庆《大公报》上，主要想解答毛主席所说的话。我历叙自己过去由于致力行动而在许多问题上没有说出我自己的见解主张，比如今天要实行英美式的民主宪政，我就有不同的见解，但为要与大家行动上一致，就不能发抒自己的见解。然而我不能老闷在心里不说，今后离现实政治远一些，才好说话。尤其不能参加政府，如参加政府就又不方便说话了。我当时唯恐毛主席和中共朋友们不谅解，所以决定飞延安，好当面讲清楚。我于3月10日从重庆飞北平，12日从北平飞延安。——以上夹叙自己态度。

国民党竟要求修改已定的修宪原则

上边曾说到国民党人对政协宪草协议极力反对，大骂孙科、邵力子，使孙、邵二人大受其窘，他们就向中共和民盟提出修改宪草原则的要求。在3月15日的宪草审议会上，周恩来表示让步。16日中央社所发布的消息语气过重，有失实的地方，延安看见这个电报，大吃一惊。毛主席找我询问究竟，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即因我来延安，不在重庆。按道理讲，宪草审议会是受政协大会委托起草宪法条文，无权修改宪草十二原则。毛主席电询，周复电也说不大清楚，就电促周速回延安一行。3月20日晚上重庆又开宪草审议会，周提出把上次的三点让步弄明确清楚，让中央社再发正式消息。21日晨，周恩来飞回延安，那天我正在延安下乡参观农业合作，在农民家吃饭时，来人要我回延安，一同谈这件事情。当时同座的有八九个人，由周报告宪草让步的经过及其原因。

现在根据周恩来和张君劢二人先后所说的话来讲明有关宪草让步的情形。

关于宪草问题，国民党内部一直闹得很凶，责成孙科收回宪草协议。这使孙科很觉为难，很感痛苦，自己表示同意了的，岂可随便推翻，所以孙科自己很难开口说话，而拉邵力子作陪。宪草审议会有十个专门委员，原议由各方公推，后来国民党背信，单独聘请了十个专门委员，很不合理。各方因为这是一件小事情，所以没有去争，承认下来。这时，国民党就让这十个专门委员出面说话，说了一些反对宪草十二原则的理论口实。本来，民盟曾对周恩来表示：宪草审议会只能根据宪草原则起草宪法条文，根本无权讨论原则问题，最好堵住国民党，不让它开口，以免横生枝节。周恩来认为还是让他们说，等他们说完再表明无权讨论的态度也行。这样，专门委员纷纷起来发言，孙科、邵力子也表示出痛苦万分。休息十分钟，周把张君劢拉到一边商量。君劢说：不能让步，要及早堵住才好。周恩来说：政治是现实的事情，走不通就得设法转圜，不能因此而牵动大局。当时主要是国共两党之争，张君劢也就活动了。周把让步之点告诉张，张也说，好吧。当时让步共有三点：第一，国民大会从无形还回到有形，其组织与权力再行商定；第二，同意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投票权和行政院对立法院的解散权。但行政院仍须对立法院负责，至于行政院对立法院如何负责和立法院对行政院如何监督，具体办法再行商定；第三，省宪可以改为省自治法（但非“省自治法规”，20日召开的宪草审议会上才弄清楚，21日中央社再发消息更正）。具体内容再行研究。21日上午周恩来向党内大家报告的，主要就是这三点。当时没有加以讨论，只是毛主席一个人说：“他们（指国民党）要制定他们所要的宪法，十个、八个，由他们自己制定去吧！必须制定共同遵守的宪法，我才接受。我只接受第十一个宪法！”毛主席对周恩来未加批评。窥毛主席的意思，要制定共同遵守的宪法，这种修改是不行的。其后，我在25日搭送周的飞机离延安回重庆。接着就再开宪草审议会，主要还是根据上述让步的三点原则，搞出一个大家都能同意的具体方案。先谈国民大会问题，居然搞出一个大家同意的方案；接着谈立法院与行政院的关系问题，总是谈不拢，只有暂时搁下；着手谈省自治法问题，也谈出一个一致同意的方案。回头又谈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蒋介石要行政院对总统负责，而当时大家都要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搞了好些方案，蒋都不同意，所以这个问题谈来谈去始终没有获得结果。后来，东北战事爆发，大家也就无心再谈它了。

关于停战问题

宪草问题就谈到这里，底下再谈停战问题。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所在，停战的破坏是从东北开始的。所以要谈停战问题需先谈东北问题。

东北问题现在我不能确切地加以说明，许多事情都已记不清楚了。我当时是从莫德惠和张嘉璈二人口中获悉一些东北情况的。莫德惠跟我很熟，他是社会贤达之一，又担任过东北宣慰使，代表国民党中央到东北进行宣慰，是最早回到东北的一个人。莫对我谈到东北种种情况，如日本投降时大行破坏，苏军行动不佳，民主联军的大发展……他说：“苏联总是说国民党是反苏的，苏联人总是以反苏眼光看国民党，给国民党种种不痛快，国民党对苏联也就不好起来。”莫德惠谈到东北就要掉眼泪，而且说：话很难说，总要求大家前往东北实地看看。他曾提出建议组织一个考察团去东北看看，除民盟甚表赞同外，国方共方谁也不理睬。我们在政协会上要求讨论东北问题，国共两党也不予理睬。张嘉璈跟我谈过东北情况，蒋介石派熊式辉（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和张嘉璈（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接收东北，但国民党的军队不论从旅大或营口都不能上岸，1945年11月蒋下令熊等撤退，表示不接收东北了。苏联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觉得不好意思，留下张嘉璈商谈，乃获得空运国民党军队的协议。3月25日，张嘉璈在重庆请我吃饭，想向我了解延安情况。他也把东北情形告诉我，详情现在不记得。大意是说共方民主联军发展得很快，东北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在中共手里，关东军的枪械由苏军从日军缴获后都转交八路军使用。所以国民党军队一进东北就冲突起来了。张嘉璈谈话大致如此。我在前边已经提到：1月25日，马歇尔就曾提议把东北地区也划入停战范围之内，由军调部调处停战，共方立表同意，而蒋不予答复，这样共方正好发展。到3月共方已有很大发展，蒋着急了，才同意停战，却又提出五点来要共方同意后才停战。而共方只承认前三点，后二点坚不接受。蒋介石很不满意。但马歇尔此时却认为停战、政协和整军都取得协议，事情差不多了，急于要回华盛顿报告一切，遂于3月11日把调停之事交托齐兰将军代理而径自回美。国方代表张治中亦因受命要赴新疆，即将成行。共方代表周恩来看到这种种情况，也就于3月21日飞回延安休息。这样一来，谈判就停顿了。蒋介石看到局面如再拖下去将要不得了，一面嘱张治中不忙走，一面托美方派专机接周回重庆。27日东北停战协定签字，就只是三点而非五点。蒋心中实在万分不痛快，因而尽管签字，却只想用来约束共产党，他自己当初就不甘心遵守的。恰好在3月下旬，苏军也从东北撤退回国。苏军留驻东北，蒋介石还有所顾忌，苏军一撤走，蒋就肆无忌惮，于4月初展开激烈的战事，蒋破坏东北停战协定而向共方进攻。东北战事越打越凶，民主同盟不能袖手旁观，坐视不理，遂于4月10日假座特园邀请周恩来和陈诚两方多人吃饭（主人方面列名有我，我却飞往昆明去了），由民盟同人居间要求停战，共军可以从一些大城市退出。共方还没表示意见，陈诚就表示不能接受。

现在再插进来讲一下我自己的行动。

正式接任民盟秘书长

政协闭幕后，我一连发表二文，决定退出现实政治，专搞文化研究工作。我那时总想成立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想找地点找人才。2月间，我就跑成都一趟，找叶石荪和李源澄来一同搞。3月间曾飞北平，4月间又飞昆明，都是抱着这个意思而去的。我赴昆明是想把文化研究机构摆在昆明，还想找龙志舟（云）拿钱办学。这时，我一心搞我自己的事情，有关大局的事情差不多等于不过问了。所以4月10日特园之宴，我虽是出名主人之一，却不在座，在那天早晨飞昆明了。什么时候我终于又返回头来奔走国共和谈呢？是在4月18日。我4月18日从昆明飞回重庆，那天中共军攻占长春，恰好马歇尔也在那天回到重庆。4月18日中共军攻占长春是时局一大转折点，是关键性的一天。马歇尔走后，时局发展到大打特打，是他意想不到的事。马歇尔回到重庆，虽曾约周面谈，问周许多问题，周的答复简略含糊，使他不明真相。马歇尔于4月22日派人来找民盟，请民盟帮助出任调停，说他有点无所措其手足的样子。民盟既不能推卸此责，盟内朋友就纷纷劝我参加奔走和平，内战不停，文化工作和研究工作也就无法进行。我迫于事实的需要，也就只好跟在大家后面来奔走和谈了。马歇尔之所以要民盟出来，是想让民盟了解共方的打算，摸摸周恩来的底，看中共对东北究竟是要什么，以便他着手调停，解决问题，同时也要民盟参加，在中间作证人。从22日起，民盟应马歇尔的邀请，参加了东北问题的商谈。民盟既然参加进去，我也就不得脱身，不得不再来奔走和平。盟内朋友责备我此刻不能置身事外，要把事情搞完再走不迟。同时，我对于民盟职务还有义不容辞的一段苦衷，现在可以谈谈。民盟当初有五个常委：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和我；我们推选黄炎培为民盟主席，黄也首肯。但后来黄竟变了卦，很不像话。黄那时担任募集战时公债委员会秘书长之责，常来往于内地与香港之间。我在香港办《光明报》，要把民盟这一组织公开出来，黄正到香港，应当由他出名负责，他却推避不干，怕得罪蒋、孔。他既要辞职，却不向内地表示；我提醒他，他才声明辞去民盟主席。我举荐张君劢作主席，而左舜生不甘心相让，不赞成君劢，后来民盟主席才落到张表方身上。当时，民盟总书记由左舜生担任。一直到1945年12月，左舜生辞职不干了，为什么呢？主要是由于曾琦回来，青年党内部闹家务事，曾琦上了蒋介石的钩，要青年党退出民盟，青年党内部狠骂左舜生，所以左不能再在民盟干下去了。到了旧政协，青年党正式从民盟分出去是曾琦搞的，曾琦之坏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青年党的政协出席代表五人就没有左舜生和李璜。左舜生既辞去民盟总书记，恰值国社党的张东荪到重庆，大家都推东荪担任民盟总书记，我11月回到重庆，也赞成此议。但张东荪为人很油滑，怕费力气，也不肯干。我请他干，说：“我无条件帮助你。”张东荪说：“我只负名义，实际工作你来。”我说：“好吧。”所以旧政协开会时期，民盟秘书长就由东荪担任。政协闭幕后，2月上旬张东荪要回北平，无法留他，他就辞去秘书长而去。民盟实际工作无人管，大家推我作，首先跟我谈的是黄任之、章伯钧、张表方和张君劢等人。只有罗隆基没有跟我谈（他自己想当此任）。当时，周新民（中共党员）担任民盟副秘书长，他劝我出任秘书长，态度最恳切，话说得最切实。但我一直不肯，一心想搞自己的事情。我既在《大公报》上发表过两篇谈退出现实政治的文章，又给毛主席写信表明此意，我态度之坚决，他们实无法勉强我，也就算了。我那时住在重庆特园，张表方也住在那里，鲜特生是主人。有一天吃完午饭，鲜特老进我房间里说：“你没有看见张表老唉声叹气的神情吗？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吗？现在政府要还都南京，民盟也得迁移去。但民盟秘书长无人肯干，他这位主席简直毫无办法。张东荪2月14日走了，已经二个月之久没有秘书长，表老真是一筹莫展。大家公推你干，你坚决不干，一切都落空了。政府还都后，5月就要在南京开会，你一定不干，岂不是要张表老的老命！表老加入民盟是你拉进来的，你要他的老命对吗？同时，民盟要搞国共两党的和谈，也无人负责主持进行，这又是关系大局的事了。”鲜特老这样一说，我自己再不能推辞，只好同意干民盟秘书长这一职务，但言明只干三个月，再多了就不干。张表老说：“只要你干就行。”这样，我就接受了民盟秘书长的责任，又投身于两党和谈了。5月初，肯定下来，于5月8日就离开重庆而飞上海，过了几天才转到南京，设民盟总部于蓝家庄。张表老不出川，一切由我作主。

调解东北停战问题

现在再转回去说民盟奔走东北问题之事及其后的发展情形。

4月18日中共军进入长春，蒋介石宣称：共军必须退出长春，如不自行退出，我必拿下长春，强调长春问题为时局关键的唯一问题。蒋介石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民盟这时从各方面搞清楚了问题症结所在，就搞了一个解决长春问题的调停方案，方案内容主要是请中共军撒出长春，国民党军队也不进去，由莫德惠主持接收长春，国共双方都不占长春而由警察维持市内秩序。民盟先让邵力子看这方案，邵说：“这方案差不多了吧。”周恩来表示要请示延安，不能立刻答复，但似可望同意。4月29日晚八时由张君劢、罗隆基出面携这一方案向马歇尔提出，请他转达蒋介石。这时，马歇尔和蒋介石同住重庆市郊山洞（地名），张、罗系由美方派车送往山洞面见马歇尔。马对这一方案虽认为不无意义，但未允立即转达。马歇尔说：“政府即将还都，蒋主席即将离渝，一切到南京再谈吧。”这个方案本来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可惜提出得晚了一点。根据各方面的事实推测印证，马歇尔、蒋介石之间对长春问题取得默契。据说，蒋介石曾对马歇尔说：“共产党的气焰太盛了，非打下它的气焰不能搞成和谈。你让我打它十天，打一下才能往下谈。”蒋请马不要阻拦他用兵，而马歇尔站在美国立场也想压迫共产党一下，马就默认蒋介石打了。这是马失败之开端。马默认之后，就不再转达民盟的方案。马歇尔实在不应当默认蒋介石对共产党用兵的倡议。在此以前，马歇尔摆出一副很严正的面孔，蒋介石很尊重马，周恩来对马的印象也并不坏。从此以后，马歇尔有失严正中立的立场，蒋介石看透了马歇尔，从此就再也不听马歇尔的话了。后来马歇尔很吃蒋介石的苦头。中共军攻占长春，当时张表老就表示不满意，所以提出要中共军撤出长春的方案。想不到时间上晚了一点，在马、蒋之间已有默契之后，这方案就成马后炮了。

4月30日，马歇尔飞往南京，蒋介石飞往西安。5月3日，周恩来飞往南京。5月8日，我们民盟也飞往上海了。从此以后，和谈就在京沪一带进行。

蒋介石这个人是一个完全没有信用的人。当中共军入长春后，蒋说共军非让出长春不可；当中共军退出长春后，蒋又提出“美方最后决定权问题”，说是非此不可；等到这个问题解决后，又另来一个“非此不可”……问题层出不穷，谈判老是没有休止，几乎到了一个人的面子他都不要的地步。蒋介石只要三分像人，事情决不至于毫无成就而终于破裂。他硬是赤裸裸地毫不讲理，他如果像个“人”的活，事情何至于此呢？如果问：国共双方老谈不扰，症结在什么地方？我就这样答：症结吗，是转移无定的，今天在此，明天又在彼，问题层出不穷，令我无法确指。1949年元旦，蒋介石呼吁和平时，我曾在《大公报》上发表《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揭出两点：第一，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今天好战者既已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头一点是明责任，后一点是求和平。这是后来的话，且不多说。现在还是话归本题。上面一再提到：最初的争点是宪草问题，接着是长春问题，这不是我一人之言，在当时的各报纸上就可查出来。4月尾5月初，蒋介石的“非此不可”是长春问题，5月1日蒋介石在西安行辕集合军政人员讲话就表示过这个意思。当日行辕发言人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就提到时局关键在长春——在中共是否退出长春为转移。据发言人说：马歇尔离重庆前夕曾对中共提出中共军应从长春撤退，交中央军接防，再谈其他问题，记者注明发言人所谈足以代表蒋意。这条新闻，各报都登过，5月2日上海《大公报》发布这个新闻的标题就是《谈判僵持的关键在长春》。这可以证明蒋介石那时的“非此不可”是要中共军撤出长春了。5月3日晚周恩来在南京接见记者，声明中共对东北问题之态度。周首先强调无条件停战，再谈其他问题；其次，周亦承认长春为问题僵持之关键，但否认马歇尔曾提议中共交出长春，当然谈不到我们退出长春。周要求在无条件停战后，再行协商一切问题。无条件停战的话，是在旧政协之前，1945年12月由黄任之提出的。周恩来接受黄任之的意思，说这句话很对，一切问题须在停战实现后再谈。从此，无条件停战的话，周恩来始终坚持，从未改口，足证中共有谋和诚意。马歇尔提议把东北也包在停战范围之内，周恩来马上表示同意，而蒋介石却不同意。好了，“你不同意停战，我就尽量发展，其错不在我”。这是中共的态度。中共拿下长春，我和张表方都不表示同情。我们说：中共既然诚心谋和，就不必打，不必再发展。周恩来就说：“蒋介石不愿停战，我们就得打，就得发展。我们没有错呵！”“无条件停战”，中共终于未改口。长春原由伪满军队占领，伪满投降国民党后就改编为国军，中共军是打败了伪军而进了长春的。当时，中共实不愿打而愿和，可是蒋介石执意不肯和而要打，而且事实上也在大打特打。此时我们觉得，老是打下去怎样得了？大家商量是否可把在山洞向马歇尔提出的方案再行提出，也不知是否有用。我们商量结果决定提出，于是就从上海打电报给蒋介石和毛主席请他们接受这个方案。电报是5月17日拍发的，19日就接到毛主席表示同意的复电。我们重提这个方案在时间上是晚了，恰就在19日那天中共军向后撤了。蒋介石用美国武器所装备起来的军队向中共军发动猛攻，林彪苦守四平街三十二天，支持不下去，就于19日撤退。林彪撤退很巧很妙，敌人一点也不知道就撤退了。这时，中共军如果从四平街退到公主岭或长春附近还好一些，想不到一退就是三百里，公主岭和长春都放弃了。20日南京得到胜利消息，蒋介石很高兴，于23日带宋美龄、白崇禧离南京径飞沈阳。是日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时局发展至此，我们所发的电报就很不合时宜，情形很糟糕。蒋介石讥讽我们说：“你们知道共军站不住脚，才主张共军撤出长春。”其实，前方战事情况，不单我们不得而知，就连周恩来也并不知道。周跟前方将领一向不直接通讯，必要时才由延安转告周。所以我们第三方面当时的处境颇为困难。22日蒋赴东北，临行，马歇尔要求他下停战令。他说：“等我到东北看看再说。”所以蒋到东北后于25日专机送给马歇尔一封宋美龄的信件。宋美龄的英文原信译文如下：

马歇尔将军阁下：

委员长要我写信告你：在我们昨天到此地时，我们听说政府军于该日清晨进入长春。但此事实并不影响蒋委员长对迅予停战以恢复和平及统一的愿望。他觉得下列各点可作为与中共谅解的公平而持久的基础，而如果你同意于它，即请依你认为适当之方法进行。我也正写信给宋院长，如果你有什么信件要经过他送给我们，或你有什么问题要和他们讨论，即请你自由地去这样办好了。

一、停战协定应依其精神文字绝对实行（1月10日的协定）。

二、复员及整军应照计划实施（2月25日协定）。

三、交通之恢复应予实施（2月5日协定）。

四、程序的方式：

甲、中共应不妨碍或阻止中央政府依照中苏条约接受东北的主权。

乙、中共应不干涉及妨害中央政府为恢复通车而在全国各地所进行的修路工作。只有这样，中共才能表现其有诚意履行诺言。

丙、在实行上项三协议中（即停战，军队整编，恢复交通），调处执行部及美方军官对执行及解释国共代表意见不一致的问题，有决定权。

未悉中共是否对上述各节同意，未悉美方代表是否愿意保障中共的诚意。如果能达成协议的话，委员长希望在几天内可得回音，以期恢复和平。

蒋宋美龄5月24日

再启者：蒋委员长请我特别强调交通能于一定的时间内恢复之头等重要性，此时间可由执行部决定之。

马歇尔把这件原信转交周恩来，周答复马时先表示同意赞成，末后才点出两点不懂的意思：一是关于接收东北主权问题，二是关于美方决定权问题。现在将周恩来5月26日致马歇尔回信照抄于下：

承你将蒋夫人致阁下5月24日一信见示，无任铭感。

在政府军队进入长春之后，政府如能依照1月来所宣布者，只要长春问题解决，便可立即停战，重行协商，则现在正属其时。现蒋委员长既表示其对迅予停战以恢复和平之愿望，我们自十分欢迎。为达此愿望，我提议，北平执行部应立即派遣执行分部至长春，主持停止冲突的任务，想能获得阁下及政府方面之同意。

蒋委员长提到的三个协定（停战、恢复交通及复员整军），即一、二、三三点，原则上，我们完全同意应该付予实施，不应再事迁延。同时，我认为还应加上一个协定，即3月27日三人会议通过的给东北执行小组的指令，也应同样予以实施。

在蒋夫人信中，关于程序方式的第四点，因为涉及具体问题，而且范围甚广，我无法马上获得延安的指示，故只能在我所能回答的范围内提出我的意见：

甲、关于接收东北主权问题，在目前不明其所指，如所指为接收苏军驻地的主权，则苏军早已撤离东北，而政府早已实行接收手续；如所指为军队驻地问题，则应由三人会议在讨论东北复员与整军时规定之；如所指为东北行政问题，则我提议改组东北政治、经济两委员会为民主的东北临时行政委员会解决之。

乙、关于修路与通车问题，我同意依照恢复交通协定，立即加紧进行修路工作，同时，我愿与交通部俞大维部长立即磋商关于通车、行政管理及恢复一切交通之具体办法，并交三人会议通过之。

丙、关于美方军官具有决定权力的问题，我们愿根据阁下前所提议之在各执行小组内，美方代表握有关于调查程序之决定权力一项，继续努力。

上述各节，我已尽我目前所能做到的能力，答复阁下。倘阁下仍愿有所指教，不胜欢迎之至。

周恩来谨启

周的复信，马当即交给国民党。这时，马歇尔天天盼望蒋介石回南京，才好下令停战，继续和谈。不单马盼，我们也盼，全国人也盼蒋回南京；蒋就是迟迟其行，再三电催也不回来。一直到6月3日蒋才到北平，5日才回到南京。马就要求蒋宣布停战，因为停下战来才好谈嘛。大家也是这样要求，要求长期停战，要求无条件停战，可是蒋介石却不如此，他悭吝之至，只给休战十天的日子，谈宋美龄所提出的那个文件中的各种要求，谈妥了就停战，谈不妥他还要打。马歇尔要求无限期停战，一再要求，蒋才多给五天，算是休战十五天，6月6日宣布从6月7日起休战。周恩来7日飞延安请示今后方针（那时，我们在上海，周在南京，我们与周没有接头。周在那时忙一件我们插不上手的事情，就是李先念部队在湖北宣化店一带被蒋军包围，周跟马歇尔交涉设法救出李军，以免完全消灭，这是5月间的事）。第三方面公推莫德惠（社会贤达）、李璜（青年党）和我（民盟）去访马歇尔。马见我们来很高兴，希望第三方面帮助他，督促国共两党谋和。他要求我们国内的第三方面与国外的第三方面采取同样的方针，一同行动。马歇尔那天谈话很多，交通部长俞大维也在座。他先谈恢复交通问题：修复铁路，撤除碉堡，撤去铁路沿线的两方驻军。他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好谈，我与周恩来、俞大维都谈过了。俞大维当时也表示同意马的作法，认为可以这样办。马还说：“关于恢复交通问题，三十六小时内，周恩来从延安回京即可签字。只要一签字，我就执行。现在国共双方互不相信相谅，事情很难办；我们最好从具体工作中来建立他们双方的互相信任与谅解，从实践中走通和解之路。”马歇尔当时很乐观，他满以为三十六小时内可以签字，殊不知三百六十天蒋介石也没签字！周恩来从延安回京在这文件签字后，交给蒋介石，蒋置之高阁，不予签字，说要谈妥其他问题（复员整军及军队驻地和美方决定权等等），才一总签字。马歇尔也没有办法，只有谈吧。但谈得很费事，不易谈拢。看看十五天就要满期，各方各面以至于马歇尔将军都说不能再打，蒋不得已才允休战延期八天，至6月30日为止。这时应该指出：蒋介石转移无定的“非此不可”而成为问题的焦点，此时就是所谓美方最后决定权了。这是上面所举的宋美龄致马歇尔信内提出的，其意义和范围都不清楚，蒋介石有时称为美方仲裁权，有时称为美方决定权。周恩来说：“我们中国内部的事情，为什么美方有最后决定权呢？难道美方是太上皇吗？如果我们接受了，苏联该当如何看我们呢？”中共方面认为这太不像话，坚决不予承认。而蒋介石呢，认为“这是我提出的”，“非此不可”。这时，争点转移了。原来的争点是长春问题，现在长春既到蒋手，他就耍起无赖，转移目标了。这时，蒋介石的心理跟大家心理不一样，我们现在看看当时的舆论吧。

5月20日南京得到四平街胜利的消息，21日《中央日报》社评（可说是代表国民党的意见吧）就有这样的话：“今后要东北局势化险为夷，唯一希望寄于共产党之自动从长春、哈尔滨撤退。”25日上海《大公报》社评说：“长春既经国军收复，内战应告一段落。我们希望就此告一段落，从新开启和平商谈之门。”连蒋介石自己在以前口口声声说：“只要长春问题解决就可不打了。”那么，长春问题既然解决，可以不打了吧。然而蒋介石不然，长春问题上的“非此不可”不算了，蒋介石的“非此不可”又转移到美方决定权上，逼迫共产党非让步不可。如中央社南京6月5日电：彭学沛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就说：“接受此种仲裁权才算是共方诚意的最好表示。”从此开始强调这个问题。过了十天的样子，6月16日上海《大公报》在分析了时局之后也说：“综观以上所述，除美方仲裁权外，似乎一切都可商量，并无不能调和之分歧。”从这二例就可证明当时的争点转移到所谓美方决定权上。6月14日三人小组政府代表徐永昌催问马歇尔跟周恩来商谈美方仲裁权问题的情形；16日徐永昌代表政府送给周恩来一个备忘录，最后催促中共接受这个仲裁权，声言非此不可。第三方面莫德惠、李璜和黄任之访周恩来相劝，大家一致说：“所谓美方决定权只是名义上不大好听，实际上没有什么，在这一问题上你最好让步，以谋和平。”周恩来实是诚意谋和，就表示愿意接受大家劝告，可以让步。这个问题很细致，现在说不上来了。总之，是分在四个地方上让步，合起来相当于承认美方决定权。中共在名义上不接受，在事实上是让步了。

在美方决定权问题上，中共既然让步，蒋介石可以满足了吧，我们都认为这行了吧，没有问题了吧。然而蒋介石又变了，又来了一个“非此不可”的问题。那就是苏北共军撤退后的地方政权问题，争点又转移到这一问题上。要明白这一问题的由来，得先谈一下整军问题。

整军问题

整军问题是政协军事小组所谈的问题，就是图谋如何实现军队的国家化。政协五个小组，别的小组我都不参加，我只参加军事小组。这是因为我最热心于军队国家化，即使军队脱开党派而统一于国家。我认为非如此就无法根绝内战。早在新四军事件时期，我就曾跟国共双方谈过这个问题。重庆政协军事小组的成员，共产党是周恩来和陆定一，国民党是张群和邵力子，民盟是我和张东荪，青年党是曾琦和陈启天，社会贤达是谁就不记得了。在军事小组会上，我要求现役军人都要脱离党派，不论任何党派不应有军人党员。我费了很大力量来讲明所以这样作的必要性，1月21日的小组会上居然把这一点通过了。在通过的时候，邵力子先生就说：“梁先生意思很好，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我拍桌子说：“做不到也得做。”想不到第二天，1月22日竟推翻了。21日通过的时候，是因为中共代表只有陆定一在场，而陆并未坚持反对。那天政府释放廖承志，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去接他，所以周临时未在场。第二天，周恩来一入会场就说：“昨天通过的统统不算，让我们的军人脱党是做不到的，所以昨天通过的根本不能算。”陆定一这时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上来。邵力子对我说：“你看怎么样？还是我说得对吧。”周、邵一唱一和，我看无法坚持，也就只好听凭他们的，结果我的话就被推翻了。后来，在军事小组会上通过两个原则：军党分离和军政分离。所谓军党分离，就是在军队中不得有党团组织，军人只许有党籍，但不许在军队中有党组织，也不许军人在驻地有党派活动。这就算军党分离了。所谓军政分离，就是军队在驻地只能进行训练，既不负地方防务，也不得就地补给而由中央另行统一筹划。军队跟当地政治不发生任何关系。这叫做军政分离。至于军队的整编也分为两个步骤进行。先整编，然后统编。在整编时，国共两军分别进行，国军整编成九十个师，共军整编十八个师，全国共编为一百零八个师。第二步就实行统编，把国共两军混合起来，一师二旅，一旅二团，在师、旅、团之中，国共两军掺和在一起，逐渐归一不分。不过在数量上国共两军还有分别，国军缩编为五十个师，共军缩编为十个师，全国共编为六十个师，以期作到军队不分党派、不分彼此，而抵于国家化。依照这个办法，开头整编时，各师分别整编，国共显然可分，而根据军政分离这一原则，军队驻地就无大关系，因为军队不论驻扎任何地方，只是进行训练，绝不能过问政治。但蒋介石别有用心，却不如此理解，而把军队摆在哪儿，认为很有关系。共产党的军队要驻在什么地方，蒋介石常常盘问，很重视这个问题。从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处处敌视共产党了。

现在可以转回来讲苏北地方政权问题。

苏北政权问题

那时，苏北许多地方为共产党所控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建立起来的游击根据地。1946年春我到延安，毛主席就曾告诉我说：“中共中央准备搬到清江浦（淮阴），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作个委员，预备在南京住几天，在清江浦住几天，来往跑。”整编后，共方要在苏北驻三个师，蒋介石不同意，共方让步，只驻一个师。一个师只能驻扎在一个很小的地方，苏北大部分地区，中共军都要撤走。撤走后的苏北地方政权怎么办呢？共方认为，中共军可以撤走，毫无问题，但各县警察、保安队和行政人员不能撤走，可以根据政协施政纲领，实行地方自治，通过改选来组成民主政府。蒋介石不同意这样做，要求苏北共方警察、保安队及行政人员完全撒走，由国民党接收。周恩来也拒绝这样做，认为这是不合政协军政分离的原则，不合“华中、华北解放区政权问题由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来解决”的原则，而主张靠改选和靠大家商量来解决，不能由蒋介石马上拿过去。这个问题本来并不算大，但争点落到这里而又成为蒋介石的“非此不可”了。我们第三方面眼看6月30日即将到来，休战即将期满，谈不成功就要开打，都感到焦急。大家就于6月29日分头到处奔走。莫德惠、李璜和我三人访周恩来，周对我们说：现在所争是苏北共军撤离后之地方政权问题，国方定要接收，我们认为不能由国方接收，而可以依照政协原则选举改组。我们说：这个问题不大，为了取得协议，还是让步的好。周说：“我是淮安生的孩子，我若同意此要求，我无颜面见淮安父老！”我们三人知周意志坚决，不能再劝，劝也无用，就退出而想找政府代表商量。但政府代表适都在蒋邸开会，讨论签字与否。我们只能从电话上与政府代表王世杰通话，告诉我们与周谈话的经过，我们并向他建议：把没有取得协议之点，例如苏北政权问题暂行保留外，其余已取得协议请先签字，以便明日实行停战。我们说：“还是签字的好，不然，岂不是又要打起来吗？”这时，还有一个秘密，是美方透露出来的消息，这就是杜鲁门打给马歇尔一个电报，要中国和谈不应再延缓而应赶快达成协议才好。据说这个电报措辞很严厉，和谈不得再拖延。马歇尔把这份电报交给王世杰看，王说：“杜鲁门电报内容不能往外传，传出去岂不落个美国太干涉中国内政的名声，这太不好了。这电报当然要交给蒋委员长看，但千万不要往外传。”这是外部的压力。还有，在29日蒋邸会议上，王世杰就曾再三请求签字，而蒋坚决不肯。他既不签字，也不宣布破裂。他于7月1日发表一文告，文颇不短，但从头到尾，不知所谓，既不说停战，也不说打，大意表示问题还没有了。这是他摆给国际和国内各方面看的东西。二十几天以来，马歇尔焦劳疲苦（马的柯艾副官就指给我们说：“你看马帅多瘦，多憔悴啊！”），人所共见。对于一些未了问题，蒋表示不再麻烦马歇尔。7月2日蒋与周恩来见面，蒋一开口就说：“好了，你们占的地盘已经很多了，苏北要让出来，现在还有这么四个问题（苏北问题在内，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交给你们五个人（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王世杰和陈诚）去商谈，不必再麻烦马帅了。”蒋并宣称：这些问题（其实是很琐碎的问题）商谈好了，即可全部签字。王世杰曾对我说：“七七”可以签字了。邵力子对我说：假如“七七”签不了，7月12日总可以签字了。其后，五人商谈多次，问题一毫也没有解决。到7月12日，这四个问题原封交还蒋介石。蒋大怒，下令开火大打。他自己于14日上了庐山，那时天气并不热，上山非为避暑，实为避人。他一上庐山，他的部下都知道要大打了。所以李公朴（于11日）和闻一多（于15日）二人就先后遭他部下的毒手而被刺身死。这就是蒋介石决心破裂，决心大打的表示。这是为了什么？争点不过是一个苏北政权问题。蒋介石转移无定的“非此不可”，在满足了美方最后决定权这一要求之后，就落到这个地方政权问题上。这可从中共代表团发言人的谈话和马歇尔、司徒雷登的联合声明可以得到证明。

1946年7月1日上海《大公报》登载：中共代表团发言人6月30日晚八时发表谈话：“长期停战，全面停战，原为吾人一贯之主张。不幸未获政府当局同意，致形成目前突兀不定之局面。在延期休战的八天中，关于完全停止东北冲突，恢复交通及解决执行部与小组中某些争议问题，均已获得一致协议。而整军方案之修正条款，经马歇尔将军不倦的努力，第三方面的热心奔走与中共方面最大的让步，本可完成初步协议；唯因政府方面坚持无理要求，超出整军范围，并破坏政协及整军原则，致协议未成。”

这里所说政府方面坚持无理要求，超出整军范围，并破坏政协及整军原则，就是指政府坚持要中共让出苏北地方政权而由国民党接收。

再者，蒋介石所掀起的内战进行将近一月之后，8月11日上海《大公报》登载美国新闻处10日下午发表的马司联合声明如次：

马歇尔将军与司徒雷登博士迄在共同研讨各种可能之方法，使终止中国目前日益滋蔓之冲突，并着手开始发展一真正民主式政府之初步步骤。盖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政治问题，实际上显然为全中国人民一致之愿望。就经济局势而言，如欲避免不幸之崩溃，亦须立谋政局之解决。现战争范围日益扩大，有使全国卷入战祸而致负责者不能控制之虞。政府与共产党双方领袖均愿终止战争，但有若干立待解决之问题迄难获致协议。双方对于此等问题似难获致解决之方法而俾发布一全国各地完全停止冲突之命令。在此等未解决之问题中，有系关于军队之重新部署。但尚有更基本之问题，即在军队重新部署以后国民大会未作根本决定之前，此等已经撤军地区之地方政府究竟应为何种性质，实较军队之重新部署问题更难解决。

这里最后一句话所指，亦即为中共军撤走后的苏北地方政权问题。

7月以后的大打特打，所争执的就是苏北地方政权问题，这问题就全局来看，本来很小很小，而竟成为争执之点，真不合理。蒋介石的心真狠，他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无理取闹，别人拿他真没有办法。马歇尔干瞪着眼瞧，无事可作。我们国内第三方面也是干着急，毫无办法。蒋介石本人躲上庐山，避不见人。马歇尔这时深受蒋之苦。蒋介石躲开他，他不能不去找蒋。蒋14日上庐山，18日马也上庐山找蒋，当时盛传马上庐山要接蒋回京，《新民晚报》就这样报道过。但马始终没有把蒋接回来。马前前后后曾九上庐山，飞来飞去，上山下山，不可谓不辛苦。还有一件事，大概在五六月间，美国发表魏德迈为驻华大使，魏已做好大使礼服，准备就任，帮助马歇尔斡旋中国大局，在魏德迈还未到任，司徒雷登为了燕京大学的事情而有京沪之行，曾与周恩来见面，谈得很好。马歇尔知道此事后，就请求美国政府改任司徒为驻华大使；因为马认为司徒是一个文人，不像魏德迈武人的硬性，而且司徒又与周恩来谈得来。司徒奉命后，走马上任，14日夜车进京，15日到达，连蒋的面也见不上了。司徒雷登此时也无所施其伎，其后虽几次偕同马歇尔上庐山访蒋，向蒋进言，蒋竟丝毫不为之动，马、司二人也落到毫无办法的窘境。凡此都可说明马所受之苦，证明蒋介石之毫无心肝，毫无道理；也可看出最初美、蒋并不一致。马歇尔信仰宗教很虔诚，不失为一好人。但马歇尔很不对的是默许蒋介石在东北打十天，失掉了公正的态度，损害了第三者的严肃立场，实在是最糟糕了。中共后来认为美、蒋一致，也不为无因。假使马歇尔态度始终严正，蒋必得听马之话。蒋以前是怕马的，但从马默许蒋打十天之后，蒋看透了马，就肆无忌惮，不把马放在目中了。所以弄得马自己在中国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失败而去。马歇尔回美以后，历任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等要职，始终不帮助蒋，还发表白皮书，大骂蒋。马歇尔回国后硬是不帮助蒋，军火和借款都不给蒋。后来，蒋介石失败之后，许多美国人都埋怨马歇尔，认为马不帮助蒋，所以共产党把蒋介石打败。

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事

底下再谈一谈我那时的行动与态度。上边已经提到，蒋一上庐山，国民党特务统统知道要破裂了，11日他们就知道了，所以就刺杀了李公朴；接着15日又刺杀闻一多。这时，我有一对蒋帮特务的声明，指出是特务所为，并说：“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当时报纸曾予刊出。由于李、闻案件，我由沪到南京办理善后。最初，民盟要派罗隆基去昆明查办，后来透出消息说罗不能去，去就得死在昆明，最后确定我和周新民一同去昆明查办此事。我们在昆明待了一个月，才把事情搞清楚。李、闻被刺后，许多教授们都大惊失色，跑到美国领事馆躲避。潘光旦和费孝通出来后又跑到苏州，不敢问政治。楚图南和冯素陶等也都躲起来。我和周新民还到美国领事馆与美领事见面，了解情况。我们慰问了闻立鹤和李夫人，还调查出凶手是谁。当时蒋特派代表国民党的是顾祝同，专程由南京飞昆明。云南主席则是卢汉，警备司令是霍揆彰。凶手就是霍的部下汤时亮，霍揆彰这个人坏透了。8月22日，我们结束了昆明的事情，离昆明飞回上海。27日，民盟在张君劢家（范园）开会，大家都到会（沈衡山似未到），一面由我报告李、闻案调查情形，一面聚餐欢迎昆明盟友楚图南等人。我即席声明要辞去民盟秘书长的职务，结束我的工作。我说，当初我只答允干三个月，现在六个月也有了，事情无可为，所以请践前言，准我辞职。张君劢马上就说：“假如说有一个人可称为民盟之父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梁先生。我看梁先生一走，民盟就散了。”当时，青年党已经退出民盟，民社党也大有人要求退出民盟，所以张才说此话的。8月28日，我由上海到南京，29日周恩来来蓝家庄看我，表示慰问之意（因当时有许多人是料我不会去昆明的）。

蒋再耍拖延把戏

周大概谈了和谈进行的情形，当时是“大开打”，和谈大有无从谈起之势。周叹惜第三方面无可为，马歇尔和司徒雷登都焦急得很，总想一同尽力，挽回危局。周还告诉我：司徒说蒋介石已答允开五人会，国共双方各派代表二人，司徒居间，商谈政府改组问题。周说：“在这大打的时候，谈政府改组，真不切题。蒋不过是为了敷衍司徒的面子。虽明知五人会毫无用处，但我也不能不敷衍司徒，所以我就同意了。”周又谈到他向司徒提出的要求，就是听说抗日时期美国留在中国及靠近中国各地的军火及一切军用物资要以极低的价格卖给蒋介石，这样做是不行的，他告诉司徒绝不应该这样做：“你们要把这些军火卖给蒋介石，无异帮助蒋介石打我们，这件事千万不能行。”看司徒的表情，这件事似乎可以延缓下来。但周恩来对这件事很不放心，8月31日由京飞沪，在机场上看见美国吉伦将军。吉伦跟周打招呼，并说：“我给你介绍一位美国朋友，从华盛顿来办理出售军火及军用物资的手续，现在已签字，正要回国。”周恩来听到吉伦的话，目瞪口呆，气极了。从此，周恩来决定不参加五人会了。当周恩来把这些话告诉我的时候，才矫正了我以前认为美方公正和马歇尔很好的错误看法，我才确知美国是在偏袒蒋介石，美国出卖军火给蒋，岂非助纣为虐？

周既决定不参加五人会，司徒访周相劝，周说明不参加五人会的理由。9月20日，周恩来在看过马歇尔和司徒后，又来看我，告诉我马歇尔和司徒又上庐山了；同时拿出一份文件给我看，中文英文各一纸，内容相同，英文还经马歇尔改动数字。这个文件是周恩来与马歇尔、司徒雷登的谈话记录，周有意地记录下来拿给马、司过目，以求证实。谈话内容大略如下：一、现在中国有内战，且在发展中；二、内战应急予调停；三、周问：五人会议是要讨论政治问题，讨论好之后，是否即能停战？马答：不能。然你可在讨论好后，提议停战。周问：你能担保政府一定承认停战吗？马答：不能，我可批评他。周问，五人会议解决后，蒋政府是不是仍提他的五项要求？马、司答：可能。周说：那么，先开三人会议让他提出来再说。马、司又提议三人会五人会同时开好了，周未拒绝。那天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上庐山就是要向蒋介石提出同时开三人会和五人会的要求，要蒋同意。然而当时蒋既不答应，也不拒绝，拖延下去了。

这里所提到的五项要求，是蒋介石于8月11日向中共提出的。马歇尔和司徒8月11日的联合声明认为双方争执之点只是苏北政权问题。哪里晓得什么人也不能认识蒋介石，11日的要求又增高了，蒋介石为人就是这样，要价逐步增高。他的五项要求是：（一）中共须自苏北皖北撒退；（二）热河境内中共应撤出朝阳；（三）中共应从胶济铁路全线撤退；（四）6月7日以后中共在山东、山西所攻占各地亦须退出；（五）10月10日以前东北中共应向兴安省撤退，黑龙江、吉林两省撤出一半，齐齐哈尔、延吉、哈尔滨均在其内。由此大家可以看出这五项要求远远超出苏北地方政权的要求，他是永没有个完的。这时国内各方各面拿他没有办法，两个外国人（马、司）也拿他没有办法。

从9月21日至27日都在讨论五人会、三人会是否同时开的问题，而始终没有结果。这时周恩来留在上海，要求停战，等待和谈，屡派王炳南等向马、司致意。司徒和马歇尔就极力要求蒋介石答允同时召开三人会和五人会，至9月底，蒋才答允。马歇尔高兴之余，正要发请帖通知周恩来开会，不料又出了岔子。这时，中共军节节失利，张家口甚为危急，周恩来于9月29日从上海送给马歇尔一个紧急备忘录，请转蒋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如不停止，中共即认为从此全面破裂，不再和谈，一切责任由国方负之。马转蒋后，蒋大怒，于10月2日发表两点声明：第一关于国府委员问题，提出中共可占八名，民盟可占四名，在无党无派名额中中共可推荐一名，共十三名；第二关于整军问题，须规定中共十八师驻地，并照规定期限开入驻地。蒋并表示中共能同意上述二点，赶紧商量好，并付诸实行，他即可以宣布停战。

国民政府改组问题

这里，关涉到国民政府改组问题，可以就便谈一下这个问题。

重庆政协所谈的五个问题，宪法和军事两个问题，我们都已谈过；还有三个问题的内容没有讲，其中施政纲领没有出什么问题，出问题的是政府改组和国民大会这两个问题，现在就此两项分别讲一下。

现在先谈国民大会问题。

前边已经讲过，宪法草案是由各方面共同起草的，而正式通过则是将来国民大会的事。所以国民大会是制宪会议，是通过宪法的机构。“七七”事变前，国民党已办过一次国大选举，许多省份都已办完，只有少数省份（如湖北和山东等省）还没有办或没有办完。全国选举未办完，而抗日战争爆发，就停止选举了。重庆政协开会时，在野各党派认为那次选举事隔多年，不能算数，而且为一方面所包办，应重行举办公开大选。蒋介石执意不肯，曾对已经选出的国大代表说：“绝对不能取消你们；要取消你们，先取消我好了。”蒋既然如此坚持，在野各方面虽认为蒋没有道理，但为了大局，只有委曲求全，表示让步，追认已选出的代表有效，选举未完的省份办理补选，另外再加上各方面提出的代表（如国民党的中委和在野各党派提出的代表），拼凑成一个国民大会。这只是一个让步的办法。大家磋商的要点是增加的代表人数。在野各党派希望由政协大会起草的宪法草案，能在国民大会通过。可是，国民党说宪法草案用不着由政协大会起草，就由宪草审议会（各党派都有人）起草好了，不必拘泥形式。国民党这个意思，大家也承认了。关键性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宪草的通过，不致有太多的修改。这就需要规定国民大会有四分之三的人数才能通过每条宪法；假定中共和民盟所提出的代表人数能占四分之一以上，那就可以保证宪草原案的通过，不致有重大的修改，更不致有推翻原案的风险。中国民主同盟为了促成国内的和平，保持政协的原则和担保宪草原案的通过，也愿意同中共保持一致，在国民大会中形成四分之一以上的代表人数。国民大会的关键性问题在此。

至于政府改组的问题所在，是宪政筹备阶段就要由各方面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来进行，而不能由国民党一手包办。这也就是说：国民大会的召开，宪法的通过，是各方面共同的事情，而不是一党的事情。这样一来，当时的国民政府就得先改组了。过去，虽设有所谓国民政府委员会，但从来不开会，徒拥虚名，当时起作用的只是行政院而已。过渡时期的政权组织形式方案，是我提出的而大家都同意的，大致是原有的五院不动，把国民政府委员会作为一个重要决策机关，仍交由行政院执行。国民政府委员会设委员四十人，五院院长是当然的委员，再由国民党提名十五个委员，国民党共有二十个委员。其余二十个委员归各党派，包括社会贤达。这二十席各党派怎样分配，政协开会时，没有说清楚，只说“另定之”。当时大家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由各党派协商来决定。这就给蒋介石留下个空子，用来讨价还价，提出中共、民盟占国府委员十三名的话。我在当时曾公开发表谈话来批评此事，见于各报纸。那时，国民党老骂民盟是中共的尾巴，说民盟要配合中共在国民政府委员会里取得否决权，并举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为例，说否决权要不得。我曾两次对记者发表谈话（1946年9月6日和10月4日），说明民盟的态度。我们认为两党操有武力是造成中国内战的根源。现在应根据政协原则，把武力交给国家，国内和平才能得到保障。但今天要共产党交出武力，必须有共产党生存活动的轨道，并予以保证才行。这个轨道就是宪政。必须有共产党承认接受的宪法，并保证其实施兑现，共产党才肯交出武力。这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彼此交换。民盟所以要与中共配合行动，就是要保证宪法的实施。在事实上，是民盟要拉着中共走这条路，并非民盟跟着中共而是中共跟着民盟走。国民大会中彼此配合，就可保证宪法的不至于大翻案；试问这有什么不好呢？至于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否决权也是为此，为了保证施政纲领不至于轻予变更，也需要民盟配合中共占国府委员三分之一以上的办法。这至少要有十四名委员才行，十三名是起不了保证作用的。更不好的是不应该把社会贤达分开到两方面，在国内两党对抗的局面下，一定要有中间缓和的力量，才能取得和平。青年党跟随国民党，民盟跟随共产党，已经不好，现在再把社会贤达也分属两边，那就更不好。而且亦就完全没有尊重无党无派社会贤达的独立意志，等于是对他们的侮辱了（请参看《梁漱溟近年言论集》第74—77页）。

再谈停战问题

现在话归本题。蒋介石10月2日对中共所提出的两点，交马歇尔转周恩来，马一看就不满意，马上打电话要见蒋，想把这两点声明退给蒋。蒋亦明知之，便推辞不见。马3日和4日一再要求见面，蒋还是不见。马只有把这两点于4日交给中共代表团转上海周恩来了。5日，蒋知道他提出的两点要求已转周，才与马见面；马要求停战，蒋不答允。6日，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同见蒋要求停战。马歇尔告诉我（叶笃义担任我的翻译）说：他6日见蒋，早六时去，下午二时才告辞，中间也没有吃饭。“这是我有生以来六十几年从来没有用过的大力气，才使蒋答允停战十日，商谈他所提出的那两点的。”马歇尔曾用致司徒雷登的备忘录的方式提出如下建议：

司徒博士：

兹将我二人今晨与蒋委员长商定之办法简述于后，请你通知王炳南，谓我等曾向蒋委员长建议在下列条件下对张垣攻势休战十天：

一、休战目的在实行10月2日蒋委员长致我的备忘录中所提二项建议。

二、休战期间，军调部派执行小组在一切危险地点，依照下列组成及办法，执行监督任务：

（一）在中共军防线内之执行小组没有政府代表，在政府军防线内的小组没有中共代表。

（二）美方代表有权决定小组地点与派遣时间，并报告实际上可认为系破坏休战之任何行动。

（三）两军间派驻之执行小组有政府与共党两方代表。

三、由我与你二人宣布休战，政府与中共两方均不作宣布。

马歇尔10月6日

那时马歇尔太忙乱，在上述备忘录中有“休战目的在实行10月2日蒋委员长致我的备忘录中所提二项建议”的话，这里“实行”一语在英文是“carry out”；而马歇尔对外发表的公报，又是“discuss”，系“讨论”的意思。周恩来收柯艾上校转来的蒋的10月2日的备忘录，已经很生气，认为蒋的两条很不合理，完全要不得。现在周看到马致司徒的这份备忘录有十天内实行蒋所提出的二项建议的话，就更加愤怒了。当周收到蒋2日备忘录时，已派王炳南口头通知司徒大使，中共不能接受蒋的二项要求，现在马要在十天内实行，周认为马是帮助蒋介石压服中共，而且马对外发表的文件用discuss（商量讨论），而对周则用carry out（实行），表里不一，岂不是让中共处在一种尴尬地位，得不到社会舆论的谅解吗！而且此时周恩来得到怀来和保定一带国军大大失利受挫的情报，认为马提出十天休战是为蒋作缓兵之计，站在蒋介石一边来压迫中共。10月9日周恩来于上海致马歇尔一个备忘录，内容如下：

马歇尔将军阁下：

阁下令柯艾上校转来的蒋主席10月2日的备忘录，业经在上海收悉。

蒋主席的备忘录，不仅拒绝答复我9月30日备忘录所要求的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的军事行动，反而进一步向中共提出违反政协决议及整军方案的两项要求。故我未立即作复，而只由王炳南先生将我的意见口头通知司徒大使，以期待阁下与司徒大使将继续为中国的和平而进行公正的努力。

如王炳南先生曾经通知司徒大使的，我们所以不能接受蒋主席的两项要求，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一、依照既定协议中的原则，中共及民盟必须在国府委员四十名中获得十四名，即三分之一强的票数，才足以保证和平建国纲领不致被单方面变更，而政府所提议的十三名不能给以这种保证，且将无党派一席算入中共民盟，亦与政协决议不合。

二、国大名单仅能提交改组后的政府，且必须在宪法草案业经政协修正为提交国大的唯一草案及国大代表名额业经最后商定之后，此乃政协决议的程序。蒋主席要求立即以国大名单交给一党政府，显与政协决议相违。

三、为切实实施整军方案，应规定在整军时双方军队的驻地，而不应只规定中共军驻地，让政府军得保持随意调动，随时威胁与随便进攻中共部队及解放区居民之自由。

不意我方期待竟至落空，7日接读阁下6日致司徒大使的备忘录，得悉蒋主席仅在实行他的上述两项要求之下，才同意对张家口的进攻暂缓十日。这显然是迫我屈服的哀的美顿书，使我不能不坚决拒绝这一提议。

现在，除已由董必武、王炳南二先生口头转达我方意见外，我愿向阁下更作如下之申述，并请转达蒋介石主席：

一、在9月30日的备忘录中，我业已声明政府军对张家口的进攻，即系表示其不惜全面破裂的决心。故现在只有立即无限期的停止进攻张家口，并将进攻部队撤至原防，才足表示政府愿意重开谈判，避免破裂。否则，一切严重后果，应由政府方面负其全责。

二、为表示最大的诚意和让步，只要政府立即无限期的停止进攻张家口，我方愿意参加三人会议和非正式五人小组（或政协综合小组），俾同时讨论停战及实施政协决议两项问题。关于此两项问题，中共有如下的提议：

（一）关于停战问题者（由三人会议讨论之）：

甲、双方军队在关内应恢复1月13日的位置，在东北应恢复6月7日的位置。

乙、在整编中双方军队的驻地均应规定。

丙、政府方面违约调动的军队，应退回原驻地，以便复员。

（二）关于实施政协决议者（由政协综合小组或非正式五人小组讨论之）：

甲、在国府委员会中，中共及民盟应合占十四名，以保证和平建国纲领不致被单方面所修改；至此十四名名额之分配，由中共与民盟双方协商定之。

乙、行政院应与国府委员会同时协商改组。

丙、依照政协决议之原则及其规定之程序，由宪草审议委员会修正宪法草案，作为提交国大之唯一宪法草案，各党派并须保证该草案之通过。

丁、国大之最后召开日期及国大代表增加名额之分配，应由政协综合小组协商决定之。

戌、在政府按照本项一、二两条改组后，各党派应根据前条商定之名额，将国大代表名单提交政府。

己、地方政权问题，应依照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暂维现状，以待政府改组后实施地方自治。

庚、为保证蒋主席1月10日在政协会议上关于人民自由权利之四项诺言的确切实施，须首先并立即释放政治犯，彻底查办本年1月以来各地发生之惨案，惩办凶手，取消特务组织，并恢复本年1月以来所封闭与停止的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及人民团体。

辛、根据政协的军事决议实行军民分治，并切实复员。上列两项提议，悉本停战协定、整军方案及政协五项决议，实为解决当前时局危机之最可靠的办法。如政府当局尚有诚意履行此等协议，应无不赞成之理。否则，空言政治解决，实施政协决议，实际为武力解决，推翻政协决议，不惜以内战独裁造成全国分裂之局，中共方面将坚决反对到底。

专此，并致

敬意！

周恩来谨启

8日晚上董必武和王炳南二人到蓝家庄来看我，对我说到他们二人会见马歇尔，口头上通知不能接受休战十日来实行蒋二项要求的话。他们说马歇尔听了很着急很生气，气得双手发抖，顿足大怒。马大吼地说：“我不晓得你们要干什么？我好容易为你们要求到十天的休战好来进行和谈，而你们竟然加以拒绝！我不晓得你们要干什么？”马歇尔当时浑身发抖，面色大变，云云。我当时对董老说：我早已看到周恩来住在上海很不方便，极易引起误会。我想赴上海请周回南京，董表示很赞成。那几天，我每日都见到司徒雷登，司徒也很赞成我赴沪接周回京，并表示要派傅泾波陪我飞沪接周。这是8日晚上的事。第二天，9日早上，我到司徒那里，说赴沪之事，他们态度就不那么积极，说到午后再定。午后我又去，他们告诉我说，马帅自己一人飞沪见周，已经回到南京了。他们说：今天（9日）早上马帅自己开小汽车在马路上打转，心里想事情，徘徊犹豫一阵，就把汽车开到飞机场搭平素不肯坐的小飞机飞沪，降落到上海军用飞机场上，派人把周请来见面。这是司徒告诉我的情形。马到沪访周一事，事后周恩来也告诉了我。本来我想在9日下午赴沪，却没有走成，曾跟王世杰见一次面。第二天是“双十节”，我才独自离京赴沪，11日见到周，周把他与马见面的情形告诉我。周说：“马帅见我，我就质问他，在同一句话里，为什么你给司徒转我的备忘录中所用的字是to carry out（实行），而你对外发表的公报却用的是to discuss（讨论）呢？马答复我说：‘这两个字的意义是一样的。’我说：‘任何一个懂英文的人，谁能说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呢？’我大吵，马也大吵；我生气，马也生气。彼此感情伤到家了。马说：‘你们不信任我，我就马上回国。’我说：‘我批评的是你的措辞，不是批评你的整个工作。’我听到马帅要回国的话，感到严重，才把话说得和缓一些。后来，我们二人虽都平静下来，却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结论。马歇尔只好郁郁回京。”——这件事情的曲折细节恐怕别人是不知道的。

我心中的一个打算

在这以前，我心中有一个打算（曾告诉过王世杰，新闻记者浦熙修也知道）：由于我看当时共产党要求最切的是停战和国民党要求最切的是各党派都来参加国民大会这一形势，所以我想提出如下的主张：国民党宣布停战，共产党提出国大名单，这样就可以关闭和平破裂之门。因为所谓国民大会并不是民选的大会而等于各党派综合性的大会，如果有些党派不来参加，大会是开不成功的。按照政协决议，国民大会会期应由改组后的政府决定，国民党却横行霸道，片面决定“五五”召开，后来（10月11日）又决定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召开。当时共产党曾用书面否认，认为不合政协决议；我也曾对邵力子提出抗议，认为这种片面决定是不合法的。10月11日距离11月12日只有一个月光景，会期逼近，还有国民党代表的名单、在野各党派名单都没有提出，所以大会眼看无法召开。国民党迫切希望如期召开，迫切希望各方面大家都来，否则就是国民党的一大失败。这时，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假如大会如期开成，岂不是在政治上的又一大胜利。我看准了国共两党的迫切要求，就提出我的主张。我与王世杰谈，王认为很有意思；我与周恩来谈，周认为太险，所以没正式提出。11日我在上海奔走，各方面都还有入京之意。我11日夜车由上海回南京，12日早晨到达南京。没晓得就在11日这一天的下午，局面完全变了，我的想法完全用不上了。我一下火车，就在车站看报纸，知道国民党军队进了张家口。盖中共军虽在怀来打胜仗，却没有防住傅作义军队从后面来袭。南京收到这胜利的电报，高兴万分，跟着就下了国民大会的召集令（以前只是宣布会期，尚未下召集令）。我知道一切完了，绝望了。我回到蓝家庄未出门，没有去美大使馆。在晚饭时，美大使馆打电话问我回来没有。我答说：已经回来，不想去大使馆了。大使馆说马歇尔和董必武都在大使馆，希望我去，我就去了。当时美大使馆正举行对北平军调部美方军官饶伯森（后来称罗伯逊）的授勋礼，马歇尔及国共代表都参加，是中国人对饶伯森奔忙好几个月的一种谢意的表示。但我走入时，他们已散会。我只见到司徒，我告诉他说：“现在的事仿佛是挽救一个垂危的病人，以前或许有一线希望，现在已经断气，实在毫无办法。”他们都还不相信我的话似的，都表示还要我想办法转圜。13日吴铁城请吃饭，对各党派表示好意，应付场面，我也去了，但表示和谈已绝望。13、14、15这几天，司徒再三邀我谈话，希望我出来奔走。我开头说没有办法，后来我提出两个原则：第一，从10月9日马歇尔与周恩来闹僵后，美方已失去调人作用，现在只有由国内第三方面来出面奔走，希望美方和国方了解；第二，国内第三方面从中为力，美方还要顺着我们用力的方向一同用力；对政府方面由美方出面接头，对中共方面由我们负责接头。国内国外的第三方面一齐用力，事情或者还有希望。司徒表示完全同意。这时，国内第三方面举足轻重，国民大会大家都不来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大失败；反之，各党派如果参加国大而共产党不参加，共产党顿形孤立也是他政治上的大失败。我当时想抓住这一点来用力转圜国内局面。

一段插曲

这时，还有一段插曲。孙科10月初在上海派一个立法委员江苏人孙某先去访问张君劢于上海张家，说明孙科的内心密意，大意是孙科在国民党内部颇受排斥，感到孤立，现在与第三方面是站在同一立场，利于政协之成功，不愿政协之失败。政协如果失败，只有利于蒋介石一人，谁也没有地位，孙愿与第三方面一同用力，内外呼应，使政协成功。于是10月8日张君劢在范园请孙科吃饭，二人见面情形甚好。9日，第三方面九个人在交通银行谈一次，交换意见。10日孙科又设宴请大家，他谈得很好。商定三个步骤，先由孙科回京，再请第三方面回京，最后请周恩来回京。这是我到上海所了解的情况。后来局面既然大变，我认为第三方面和周恩来等人不会来京了。这时，国民党在军事方面既取得胜利，就图谋在政治上也取得胜利。它希望各方面都能来参加国民大会，特派雷震、吴铁城、邵力子等人赴沪敦请大家到京商谈。第三方面同人自不忍见大局破裂，而协力劝周。周在各方敦请之下，且闻孙科作内应之讯，只有耐心勉强作最后一次的和谈。这样，大家于10月21日相偕入京。孙科、王世杰等人到飞机场欢迎，我也同去迎接。大家稍休息一下，一同去见蒋介石。蒋跟大家握手寒暄，表示欢迎，并说：“我等你们很久了，你们赶快商谈吧。政府方面由孙科作代表。我原定前两天去台湾，为了等你们，今天才能走。”说完他就走了。大家都不明白，你蒋介石把大家请了来，为什么你反而走开呢？平素什么事也得由你蒋介石决定，孙科怎么能代表你呢？大家心里很纳闷，但也不便问蒋。那天十二点钟，孙科在国际联谊社设宴欢迎大家，孙先致欢迎辞，我也即席说了一段话。我说：大家不要因周返京而乐观。据我看周先生此来，具有决心，毋宁是撤回延安之步骤；前途正是可怕得很。回顾过去十个月，在座诸公均曾为和平努力，而还是有大规模内战惨剧在演，证明努力是失败了。分析失败原因，盖因国共两方具有力量，而此外则没有。大局为此矛盾之两大力量所支配，其他的人皆莫如之何。为保证今后努力免于失败，必须在矛盾之两力以外，有一奠立和平之力量出来，——此即指两党以外借广大社会为后盾之第三方面。虽然两党言和，过去亦有马特使居间作调人，但他被动多于主动；亦许他是外国人，无法多用力。而国内第三方面对于同室之斗，过去亦一般地是被动，则不应该。从今天起，第三方面必须自觉认识其责任之重大，而团结一致，采取主动，当真负起责任来。同时国共两方亦要自觉其自身在矛盾中，非有超于矛盾之第三力量，则和平不可期，而欢迎第三方面出来。全国人更应警觉时局之严重，而以舆论为第三方面作后盾。第三方面除贡献其心思与办法外，于必要时应秉持公正态度，对于任何一方之不爱惜和平者，断然声明其责任，以舆论制裁之。我相信这就是莫大之力量。这种力量本身是和平的，它酷爱和平，而且除了和平，它亦不会作旁的。要和平，只有靠它。我希望同人勉励。（当时京沪各报所记详略不同，均可参看。）

最后一次成功以失败告终

自此以后，果然调停的责任改由第三方面担负起来。这时，第三方面很有举足轻重之势，很可以作一下。我首先把无党无派的胡政之、青年党的李璜和民盟的张君劢抓住，团结在一起。有他们三位作核心，我再从旁照顾，就可以形成很大的和平力量。他们三位先生经我一言点醒，无不欣然同意。我们还找司徒大使和马特使，要他们随时配合我们向一个方向用力。马歇尔对我们的做法也很高兴。马歇尔说：我从前所苦闷者，就是你们第三方面没有团结；我为中国谋和平，而从中国国内竟得不到一点帮助的力量。现在好了。他还点明：国大开会在迩，这正是你们表现力量的机会。至于具体的步骤和做法是我们第三方面完全采取主动，而国共两方则转居于被动；先由第三方面到梅园新村听取共方的意见、要求和具体条件，然后到孙科家听取国方的意见与条件。两方意见都弄明白后，第三方面就在交通银行楼上聚会，讨论出一个折衷解决的办法，作为第三方面的意见。然后向国共双方提出，听取他们各自的反响。于是，第三方面根据国共双方的反响，再开会讨论，务期得出一个十分稳妥的折中解决办法，俾最后提出时，两方都能接受。这必须尽量作到公平合理，而要作到公平合理，第一，必须不背信义，所有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必须统统算数才行。第二，涉及国共双方实际利害问题，必须衡情酌理，作到公平无偏。因按照原来的规定，国共双方驻军的位置，关内以1月13日为准，东北以6月7日为准。可是到了10月已经打得一塌糊涂，如再要他们各回原地，就有困难。如要国民党退出张家口，就很难做到。这时，只有采取衡情酌理、互相让步的办法来解决了。第三方面当时的立场就是如此，假如不讲信义，不公平，不合理，就不成其为第三方面了。

现在可以谈一谈各方面所提出的具体条件。

蒋介石于1946年10月16日夜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说：

……由司徒博士为中心之非正式五人会议应即召开，以协议改组国民政府。由马歇尔将军所主持之三人小组会议亦同时召开。此两会议均在下列谅解之下进行之：

一、依照今年6月间三人小组所拟定之恢复交通办法，立即恢复交通（按此即6月7日休战经马、周、俞协议成功而蒋不即批准签字实施者）。

二、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各执行小组及北平之执行部内双方不能同意之争执，依照本年6月间三人小组所拟定之办法处理之（按此即所谓美方最后决定权经共方分作四点先后让步而协议者）。

三、今年6月间所拟定之东北军队驻地（按此似为国方所拟定而并未取得协议之地点），应即定期实施。

四、华北华中之共军与国军暂住现地（按此指大打后国军新发展之形势，与停战时之位置不合），以待三人小组协议商决国军与共军之驻地分配及整军统编缩编诸事宜而达成全国军队统一之目的。

五、五人小组所成立之协议应即交由政协综合小组获得其协议（按此因五人小组原非正式的，必须补行政协的正式手续）。

六、关内之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府委员会解决之（按此因苏北地方已被国军占领，不再成问题了）。

七、宪草审议委员会应即召开，商定宪法草案，送由政府提交国民大会作为讨论之基础。

八、在共产党同意以上各点后，即下令停止军事冲突。在下令之同时，共产党应宣布参加国民大会，并提出其代表之名单。

蒋介石这个声明发表后，延安方面于18日发表两点声明：

第一，政府须承认恢复本年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之原则。

第二，政府须承认政协所有协议，为一切政治商谈之原则。

这里所说的第一点，是得按停战及整军协定办理，所有国民党侵占的解放区都得退出来。按不背信义一原则来说，这原是对的，话应该这样说，用来否认国方在停战后的一切军事发展。大体说，国方在政治问题上（如改组政府问题、国大开会问题），多不合政协原则，所以共方就提出一切要以政协为准这一点。而在军事上，国方既占优势（特别在关内是这样），不肯退出它所攻占的地方，更多不合停战协定，所以共方就提出要恢复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位置这一点。两方都说要对方同意接受其所声明之点才行；而彼此表示，却互不接受。第三方面对此，只有说两方所提都不算数，而另行按照前面所说到的那两个原则作根据，以求问题的解决。这两个原则，具体地说，就是这样：

一、政府（国方）所作所为（已作或未作）应尽量纳入政协轨道，以示不背信义。——这是第三方面必守的立场。

二、凡为两方利害所关之各问题（如停战整军及其他等等），应平情酌理，互相让步。——这原是中间人应取之态度。

根据这两大原则，第三方面同人拟出下列三条解决办法：

一、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关于停战之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办法，由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双方军队应依军队整编统编方案办理；其驻地分配问题，由三人小组协议定之。

二、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一律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其有争执之地方，并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

三、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关于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草修正案。

这里第一、第二两条须稍加说明。在国方声明的八点里，第四点说“华北华中之国军与共军暂驻现地”云云，其意即在关内他所攻占各地，不再恢复1月13日停战时之旧位置了。不过对关内的现状，他虽满足，对关外现状，他还不满足。因东北在共军手中之地方还很多，所以只说“华北华中”而非连东北在内。共方主张恢复1月13日位置（在东北则为恢复6月7日位置），非事实所可能。且按整军方案，此种位置毫无用处，恢复亦无所取。所以第一条即是折中两方，关内关外一律就地停战。又国方声明之第六点说“关内之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解决之”，其意亦是不包括东北地方政权问题在内，用意同前。所以第二条又针对此点，要关内关外一律看待，俾得其平。可以说，第一、第二两条都是根据后一原则而来的；而第三条便是根据了前一原则的。这三条办法总算公道妥当，经过很多次商谈才得出来。在我们向国共双方提出时，听双方反响虽都表示不满意，也不过各自强调他们的要求而已，原无更好的办法能使双方都表满意。这三条办法的唯一缺点，是对某些争执没有作出具体解决，仍留待军事三人小组和政协综合小组去协商。我只怕不足以息争，所以我主张把某些争执问题予以具体决定而加进去。例如东北问题，过去疏忽，致贻祸根，其间驻军地点尤为双方所力争。我主张把它确定下来，加入第一条中间。当第三方面同人在交通银行开会时，由于我提议至再，获得大家同意。公推黄炎培、莫德惠和我三个人负责研究后，再提到会上决定。莫先生为东北人，熟悉东北情形。黄先生过去也到过东北各地，对东北情况也很知道。就在我们三个人仔细研究之下，认定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罪过得很，这些地点各在哪里，当时我都未搞清楚）三个地方可以作为东北共军的驻地。我们都自以为这办法对于国共双方心理要求，都已照顾到了。莫先生又提议，东北铁路沿线地方行政的统一，为履行中苏条约之所关。而当时情形，沿铁路线总计四十一县，有二十县在共方，有二十一县在国方。他主张在第二条内加入政府得派县长带警察接收那二十县的政权，以求全线行政的统一。只带警察而不带军队，即所以顾全共方。我们满以为这种安排是出于一种大公至正的心怀呢！当把我们三个人的研究所得提到会上，第三方面同人都认为要得。这样，就分别加入第一、第二两条之中。谁晓得失败就失败在这里。假如我们从容一些，沉着一些，在制成这一折中方案之后，分别找国共两方代表，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必然各就自己的要求，说出许多批评指摘和反对拒绝的话来。尤其在他们所争执的地方，可以听出许多我们外人不甚留心的事情，然后我们第三方面再把方案重行订正一过，再拿出来，就比较妥当而不易失败。假如更从容，更沉着，在方案订正后，再一度征求两方意见，我们自己据以再研究订正，然后作出最后定案，不再更改，分送两方，请他们接受，那么，这个方案的妥当性就更高，更不易失败了。然而我们竟没有这样慎重将事，匆匆忙忙制定方案，匆匆忙忙送出去，轻于一掷，只有失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从容沉着呢？第一是国大眼看要开会，在政府高张声势之下，社会人心焦躁不宁，有迫不及待的样子。第二是除我一人而外，第三方面同人大多数家住上海，或者有事业有工作在上海，都难在南京久停。28日这一天，张君劢决定夜车返沪，黄炎培也说次日要走，而青年党同人因该党在沪开会，也非马上走不可。胡政之更先一日去沪。第三是28日清早同人集会于交通银行之前，王葆真对我们说：政府内定要打下去，东北局面远不能满足蒋的要求，国大决定开会，制宪行宪合并进行，10月初旬在沪与民盟、中共有所勾结的孙科已被蒋收买，要作副总统。当时，各省国大代表纷纷到京，看见国共双方不能取得协议，归咎于第三方面帮助共产党，马叙伦等多人就挨了打。本来21日蒋飞台湾，25日国军拿下安东，我们早有政府和谈是一骗局之感。等到我们听了王葆真的话，大家的心里更是动摇了。我们信以为真，谁也不耐烦再找国共两方代表征询意见，好歹就是它了，行不行就是它了。我处在这种环境里，亦随着众人失去定力，有时我更急躁。我当时也跟着众人走，不曾有何异议，即使有异议，也无人理踩，谁也不听话了。当下共清缮三份，一份给政府，一份给中共，一份给马歇尔，政府一份推张君劢、左舜生、缪云台三人送去，中共一份推莫德惠、李璜和我三入送去。我同莫、李二位到梅园晤周恩来，把文件交他，并声明这是最后的折中方案，由我分条加以讲解。第二条刚说了两句，周脸色骤变，以手阻我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还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国民党是我的敌人，你们也是我的敌人！”周态度愤激，泪落声嘶。他用力摔门而出，取出一份电报（这是报告党中央说明25日黄任之与周相约，今后中共、民盟如有新的打算要互相通知关照）说：“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在事先关照？”我想起前约，自觉理短，简直是茫然不知所措。周流眼泪，莫德惠也跟着流泪。我那时真是慌了，不知如何是好。幸而李璜说：“不要紧，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再说。”我还愁着第三方面全体同人签过名的文件，两三个人岂有权收回？李璜说，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我这才跑出上车把黄炎培、章伯钧和罗隆基三位找来梅园商量。大家齐声说：收回！收回！莫、李、黄、罗四位急忙奔向孙科家，看见车马盈门，许多人喧喧嚷嚷往外走，政府人士已经对方案开会商讨过了。莫德惠赶着走进去，看见孙科、王世杰和陈诚还在那里，陈诚正拿根手杖在一张大地图上指划。陈诚一见莫德惠便说：“你们把这样好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了，你们帮了共产党的大忙，我不能接受。”莫德惠赶紧说：“你们认为不行吗？还是可以商量的。”黄炎培看见原文件还放在桌上，便拿下来交给罗隆基说：“好！既然不恰当，我们再去商量。”原件就这样取了回来。送给马歇尔那一件，他还没有拆阅，也取了回来。各件都请周过目，声明作废，周先生方才收泪息怒。我也才如释重负，感谢李幼椿不已。因为青年党已经偏附政府，如果他执意不肯收回原件，弄成僵局，那我们这些第三方面的同人才真难处呢！

周恩来对这个折中方案究竟不满意什么，我始终也没有问过他，他当时也没有说清楚。事后回味周当时断断续续所说的话，似乎问题在这里：

（一）第一条加入东北共军驻地，既然规定了关外的驻地，关内驻地也应规定下来；再则既然规定了共军驻地，国军驻地也应该一同规定下来，而我们却没有这样做。要知道不规定国军驻地，它就可以随便调动，威胁共方；还有关内关外是互相牵连的，关外规定驻地，关内就再无法交换了。

（二）第二条加入政府派县长警察接受共方二十个县，于共方大不利。这是因为国方新编有一种保护铁路的交通警察，为戴笠手下忠义救国军所改编，那对于共方比较正式军队还更受不了，而我们却没有料想到。

这样，事情算是没有闹大，但是事情也就完了，第三方面调人的作用完全失掉了。蒋介石27日由台湾飞回上海，28日由上海回南京，29日约第三方面人士谈话。那天上午九时，莫德惠、缪云台、黄炎培等人去见蒋，蒋对他们说：“你们的折中方案已经拟好送出，因为共产党不答应，你们又收回去了？这样也好，不然我也不能接受。”

经过这一次曲折，我知道我自己的不行，就下了决心走开。起初大家还不让我走，后来，在我的坚持下，大家就都同意我走开了。

现在再说一段话。前边说到周恩来和第三方面人士在21日由沪到京，蒋介石接见大家后就赴台湾。当时大家都很纳闷，都问：大家来，蒋为什么走了？到25日国方拿下安东，大家才明白蒋介石所以要走开，完全是为了躲避大家质问他，“你请来大家进行和谈，为什么又要打安东？”当25日我们把蒋军拿下安东的消息告诉周恩来的时候，周正喝茶，把茶杯一摔，说：“从此以后，再不谈了，我们要回延安了。蒋介石一点也不了解共产党，殊不知共产党是不怕压的，共产党是从无到有，从最底层翻上来，如果怕压，当初就没有这回事了。”

这就是我参加1946年和谈的大概情形。

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68]

过去和谈之卒于无成，我自觉亦负有一份责任，那便是指民国三十五年（1946）10月18日之事。三十六年《再生杂志》张君劢先生文中曾以此责怪中共不要和平；而最近香港中共之报纸则又以此说我出卖朋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早曾答应储安平先生在其“观察丛书”中写一本《八年努力无功录》，把我前后努力于国内团结和平之失败经过叙出。第以无暇执笔，迟迟未就。现在仍然不空，只能将这末后一幕先记出。

为要说明这末后一幕，便不能不稍稍追叙其以前之事。为要说出我的失败，先要说出马歇尔的失败。因为当初居间最有力之调人，原是代表国际之马特使，而非国内之所谓第三方面。末后第三方面之居然见重于人，盖一则国大将要开会，两方面皆要争取第三方面；二则美方见恶于中共太深，马歇尔失去了调人作用，而转移到第三方面。三十五年10月间的形势，第三方面真负担着责任，而后在我乃有此负疚之可言。凡此背景必先说明白才行。

一、马歇尔之失败

于是就要说到马歇尔。按美方之见恶于中共，乃后来之事（美方悍然助国反共亦后来之事）。马使之来华，原为当时国人所同欢迎，固不须说。特别是在三十四年12月到三十五年3月初旬那一段，马歇尔、周恩来之间，为了磋商如何停战，磋商整军方案，朝夕接触，彼此感情关系非常好。周之倾服于马，我直接听到，马之倾服于周，我亦间接听到。马之在周眼中开始变得不大好，是从其4月中旬第二度来华以后。我之与马稍有接触，却在6月以后；那恰是他们变得不大好之时。在我们的接触中，发现马氏对中国和平之要求极其诚挚，颇受其感动。所以我曾向周劝说，不止一次。虽则后来我亦承认美国是帝国主义，而马使之所为似不能不决定于其国家立场；乃至我承认马本人亦许犯有严重之过错。但马与蒋截然两事。外间都以为马与蒋合起来压迫中共者，殊不尽然。蒋最初对马很听话，后来则马深为蒋之所苦。周与马，或说共方与美方，感情关系愈来愈坏，到“双十节”前一日达于最高，其间盖多误会之处。

马使极想完成其和平使命，而蒋则一意压迫中共，过分刁难，使和平不得成功。其间不一致之事例极多。例如5月中旬政府军打下四平街，收复长春，马要求停战，蒋即不听。6月7日以后国共谈判，马使居其间，曾与周恩来、俞大维都说好，把恢复交通之协议先签字先实施，借从事实上增进其两方相互间之信用，俾使第二个问题易得协议。得到了协议，马上就实施，则第三个问题之协议，必更容易。这是马使想要把不相信不相谅之两方，渐渐变得相信相谅之一种办法，甚具苦心。而蒋偏偏不准行，非所有问题都协议了，不准签字。到6月30日再度休战期满，虽未全部协议，亦差不多，马使亟求签字，而蒋卒不肯签字。7月14日蒋飞庐山，实为开打。马极不愿其行，而未能劝止。18日马一上庐山，京中曾传马使上山将接蒋主席还京，见当日《新民晚报》，即此种消息之一点透露。其后凡九上庐山，不为不辛苦。前所说马深为蒋所苦者，此特其易见之一斑，华盛顿原预备以魏德迈为驻华大使，而马使则举荐司徒雷登以易之。盖因6月间司徒到京与马谈得甚好，与周亦谈得颇洽。所以马特引司徒为助，好帮忙他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却不料司徒自北平飞南京就职之前一日，蒋已飞去庐山，专打不谈，久久不归。竟使司徒大使一点都无从施展。这又是马之苦心，为蒋所破坏之一端。像这样看来，马不算很不好，而七七纪念日，延安一篇宣言，却破口大骂美方。——当然马亦包括在内。我总以为太过。

最使周生气，而我亦因之对美方甚抱不平的一件事，是国方正在打共方，美方不能阻止还则罢了，竟于此时把大批军事剩余物资出卖（与赠送差不多）给国民党政府。这是8月底之事。8月间我为李、闻案大部分耽搁在昆明，没有在南京。28日回京，次日周来看我。向我谈他已同意司徒所提议之“五人会”，同时却抗议美方不得以剩余物资卖给政府。他说看情形，可望延缓。乃不料隔一天，9月1日周飞上海，在降落机场上遇着齐兰将军给他出卖物资来签字的代表送行，说是已经签了字。周之到上海，原为不放心此事而来，没料想已经来迟。当时目瞪口呆，真是非常生气。其后他不愿开司徒提议之“五人会”，与此不无关系。本来此时打得正凶，要紧是停战；而“五人会”却只谈政治问题，不涉及军事。共方一向主张无条件停战，而蒋则必要中共接受他的五个条件才停战。所以周问司徒与马：“五人会”之政治问题谈好了，是否五条件即可不提？司徒与马皆答，怕蒋还是要提。周即说“五人会”明明是无用，不如开“三人会”——三人会是军事性的，是早有而久不开的。此时共方要开“三人会”，不要开“五人会”；国方则只说开“五人会”，不说开“三人会”。马帅乃折中两会同时开。共方同意了，蒋无词拒绝，却迟迟不说哪天开。周在上海屡派王炳南致意马、司，说他等候开会；马、司亦一再敦促蒋。等到蒋答应开会了，马、司正准备发通知。通知未发出，而蒋又变卦。这是因9月下旬国军大举进攻张家口，周于月杪从上海送紧急备忘录请马使转政府停止进攻。否则即认为和平全面破裂，一切责任应由国方负之。10月1日蒋收阅备忘录大怒，随于2日发表两点声明，一关系国府委员名额问题，一关系驻军地点问题。必要共方同意解决了，乃可停止进攻。嘱马使速转给周。马收到后，立即通电话于蒋，要去见他。盖其意仍愿邀周入京开会，而不愿以此转周，拟原件退回蒋。蒋亦预知其意，特避不见面。2日未得见，3日未得见，4日仍未得见。当然马不便稽留此文件，只有转周了。5日蒋、马才见面。马要求停攻张家口，蒋不允。6日清晨马、司二人偕见蒋，再力争停攻张家口，陈诚等亦同在座。自晨至午，相持不决。据马本人事后向我说，那是他有生以来，未曾有过的费力气之大争执。过午乃出蒋邸，只得了停攻十天之结果。十天内要把那两点商量好，才可真停战不打。马、司出来，赶紧办文送上海通知周。7日周收阅，亦大怒起来。即刻复文拒绝，并说马阴助国方，无意和平。8日马收阅复文，又惊讶，又气恼。据当日与马会见之董必武、王炳南两位晚间来看我叙说之情形，马真是气得不得了，两手颤抖，顿足大吼不已。次日（9日）一早，他自己便跑去上海寻周见面。

原来周在上海已略闻蒋二日提出之两点，马拟予退回而未果之事。所以他只嘱王炳南见马，口头表示共方不能同意那两点，未用书面正式声明。但周所要之无条件停战，马在蒋方，却根本无法替他做到。替他向蒋索讨十天休战，已费了大气力。在马以为十天内，不难将那两点谈妥，自然就可永久停战；虽不足满周之意，究竟亦算寻得一点办法。然周却不是如此想。周意：那两点根本不能谈的，你却限我十天谈妥它？岂非助蒋压逼我？同时，周恰又收得前方战报，共方在怀来地方大挫进攻张家口之国军。休战十日便予国军一喘息机会，而大不利于共方。他认为十天休战必蒋之自愿，初不知为马、司力争而得。所以就理直气壮地拒绝了。马得覆，亦出他意料之外：怎么我出力替你讨来十天休战，你还不要？我好意帮你忙，怎么倒说我帮助他？——彼此互不谅解，各自大怒不止。

误会尚不止此。8日马得周覆后，即同司徒有一联合声明发表。其中叙说到休战十天，在十天内要谈（to discuss）那两点。但前一日（7日）周所收得之文件内，在此处却是to carry out字样，而非to discuss。周看了声明之文字与给他的原文不符，正在生气。他认为马对他用较硬性的字，不该向外发表却换了较松活的字。似是有意显示周之拒绝不近情。所以9日一早，马使独自一人秘密飞沪寻周见面。本是来质问周。而一见面，周却迎头先质问马：为何向外声明用字不同？马说：to carry out就是to discuss并无不同。周说，你去问问任何通英文的人，谁可以承认这两个字义之相同？两人各怀气愤，大吵不已，情绪极坏。末后马说：我早对你说过，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你可明说，我马上就回国。今天从你的谈话中，我已经证知你们是不相信我了。周闻言，感觉到情形严重，乃云：我今天只是论你的文件，并不是论你的全部工作。临分手时，语言上虽归于缓和，感情上却伤透了。马帅当日下午悒悒返京，外间鲜有知其事者。

我何以能知道这些呢？因周氏滞沪久不回南京，京沪文件一往一返，首尾辄须三天工夫。不独耗时费事，且隔阂误会，大局前途可危。我屡次商请董必武先生促周回来。最后我愿自己赴沪劝驾。7日以此意告知司徒大使。司徒极赞成，并愿派傅泾波陪我去，派飞机送我去。8日晚，董、王二位以马使得周覆气急颤抖之事告我，我说这都是京沪两地分隔的不好，我决于明日赴沪迎周。董亦十分赞成。9日一早我访司徒，约傅同行。他们却推说午后起程。午后马由沪返京，他们才以马访周之事告我。我表示我还是要去。他们不预备再派傅同往。却盼我能劝周及第三方面同人来京。如其能来，必立派傅率飞机迎接。次日“双十节”我一人乘火车赴沪，晤周，周以其事告我也。

二、第三方面负起调停责任

上面我叙述这些，以见马帅司徒到此时无法再负调人之任；亦以见许多事败坏于粗心与多疑之中。整个大局之恶化，乃是许多小事积成，愈来愈变得恶化了；非自始即然也。

以下再说国大开会问题。

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宪，为政治协商五大事项之一，名为国民大会，实则仍不外一党派间之会。盖因国民党坚持其战前选举之有效，所以国大代表名额由各党派协商瓜分，并不取决于民选。既不尊重选民意志，则各党派义当互相尊重。依照协议，召开原是由各党共同召开，即由改组后之联合政府召开之，非任何一党所能独自办理。乃国民党不顾协议，一再独自决定开会日期而布告之。11月12日之会期，就是这样的一个会期。在国民党自愿其发号施令之有效，深盼各方如期参加。在各方则因会期究非大问题；大问题且争不胜争，小问题可牵就亦即牵就。除中共有书面抗议外，民盟只口头抗议，其余无人说话。临到“双十节”，转瞬即将开会，各方俱未交出国大代表名单，参加不参加之可能均有。在国方，生怕大家不来。大家不来，则他在政治上即是大失败，对内对外都将站不住。在共方则生怕各方去参加，把他落下，形成其政治上之孤立，亦是一大失败。由于这种情势，国共以外之第三方面乃举足轻重，而为两方所亟欲争取。

于是调人之任，不期而由国际之马歇尔转移到国内之第三方面。所谓第三方面包含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社会贤达是散的，青年党太小，主要当然是民盟。而民盟秘书长适由我任之。我看到此形势之转移，即起而迎接此责任。

先是我因见国方之亟欲共方同意参加国大，共方则亟欲国方同意立即停战。曾拟在“双十”国庆日，把停战令与国大召集令，同时颁布。先关闭不和之门，其余争执随后协商解决，周以其事太险，不表同意。而局面变化太快，事实上亦已来不及。“双十”后一日，我在上海只商妥第三方面同人陪周还京，由我通知美方派机迎接。岂料这天下午国军便攻入张家口。并且国方一高兴，同时宣布了国大如期召开。我从上海搭夜车回京，还一点不晓得。天明下车看报，局面全变。知事无可为，即不去通知美方。晚饭时，美大使馆电话来问我回京否，我答早晨即已回来。问：何不来谈？我答：今无可谈。又强邀不已；且云马歇尔、董必武皆在相候（按：是日为饶伯森回国，行赠勋礼，故马、董皆在）。饭后去美使馆，我告司徒说，以前好比一病人临危，尚可勉为施救；今则已经断气，谁还有办法？他们皆不甚相信。

次日（13）司徒又专诚约谈，向我讨寻办法。如是者频有接触。我始而皆以无办法答之。后来我提出两原则：

一、美方已失调人作用；今后调人只可由国内第三方面担任。此点在美方及国方均应了解。

二、第三方面虽出头，而美方仍须配合尽力。我们彼此保持联络，随时洽商，共同进行，遇事要对国方说话者，即由马司去说；要对共方说话者，即由民盟去说。

司徒、马帅对此完全同意。只是尚待有具体办法及机会以求实现此原则。

此时国方军事上全胜之余，不想旁的，只想政治上得各方来参加国大，参加政府，以凑成其统一。所以派雷震、吴铁城、邵力子等再三奔走上海，劝请周恩来及第三方面共同入京商谈。第三方面同人自不忍见大局破裂，而协力劝周，周在各方敦迫之下，只有耐心勉为最后之一谈。遂有10月21日大家相偕入京之事。

就在大家来京这天，而蒋主席却走开了。——他去台湾游览。由孙科宴请全体同人（政府八代表在内），表示欢迎。我在席间起立发言，大意如下：

大家不要因周返京而乐观。据我看周先生此来，具有决心，勿宁是撤回延安之一步骤；前途正是可怕得很。回顾过去十个月，在座诸公均曾为和平努力，而还是有大规模内战惨剧在演，证明努力是失败。分析失败原因，盖唯国共两方具有力量，而此外则没有。大局为此矛盾之两大力量所支配，其他的人皆莫如之何。为保证今后努力免于失败，必须在矛盾之两力以外，有一奠立和平之力量出来。——此即指两党以外，借广大社会为后盾之第三方面。虽然两党言和过去亦有马特使居间作调人，但他被动多于主动。亦许他是外国人，无法多用力。而国内第三方面对于同室之斗，过去亦一般地是被动，则不应该。从今天起，第三方面必须自觉认识其责任之重大，而团结一致，采取主动，当真负起责任来。同时国共两方亦要自觉其自身在矛盾中，非有超于矛盾之第三力量则和平不可期，而欢迎第三方面出来。全国人更要警觉时局之严重，而以舆论为第三方面作后盾。第三方面除贡献其心思与办法外，于必要时应秉持公正态度，对于任何一方之不爱惜和平者，断然声明其责任，以舆论制裁之。我相信这就是莫大之力量。这种力量本身是和平的；他酷爱和平，而且除了和平他亦不会作旁的。要和平，只有靠他。我希望同人勉励。（当时京沪各报所记载详略不同均可参看。）

自此以后，果然调人之任改由第三方面担当。第三方面采取主动，而国共两方则转居于被动。其办法便是第三方面先到梅园新村共方代表所在地，向共方询取其对当前之意见及具体条件。询问明白之后，再约期与政府代表在孙科家聚会，听取国方之意见与条件。两方意见皆弄明白，而后第三方面借交通银行楼上自己开会讨论。讨论出一折中解决之道，作为第三方面之意见，再到梅园向共方提出商量，听取共方反响如何。共方之意既得，再到孙科家会晤政府代表，以第三方面意见告之，而听取反响。如是两方反响收集后，又在交通银行自己开会讨论。务期有更稳妥之一折中解决，俾最后提出时，两方皆能接受。如其竟有一方固执不肯接受者，那势将为国人所共弃。第三方面就以参加国大或不参加国大对付之。

此时最要紧者，自是第三方面之团结一致。所以我特就第三方面所包含之三方（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各寻取一要角，设法让张君劢、李璜、胡政之三位拉紧在一起。有他们三位作核心，我再从旁照顾，亦就差不多。三位先生经我一言点醒，无不欣然同意。再就是与马使取得配合，要他随时同我们向一个方向用力。马歇尔对此亦极高兴。他说：我从前所烦闷者，就是你们第三方面没有团结。我为中国谋和平，而从中国国内竟得不到一点帮助力量。现在好了。他并且点明国大开会在迩，这正是你们表现力量的机会。

三、我的失败

我从二十八年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三十年改组民主同盟以来，一心要把国共以外者联结为一力量，以推动国共合作建国。到得此时算是机会最好。乃不料竟然失败在我自己手里，辜负了自家多年心愿。我说负疚，是对国家大局负疚，是对自己负疚，却并非单对不起任何一方朋友。

怎样失败的呢？

正在我们奔走两方，进行和谈之际，25日忽传国军在东北攻下共方之安东。本来你攻下他的张家口，共方已经不肯和谈。好不容易，劝请得来谈了，你又攻下他的安东；试问这是何意？大家这才明白，蒋飞台湾，正是避人向其质问。记得当日晚间，我同黄炎培先生及其他几位民盟朋友在梅园，以此讯息告周。周颜色立变，即不肯再谈。经我们再三苦劝。黄先生并提议中共民盟之间作一约定，今后任何一方如有新决定即互相关照通知，以示绝不骤然单独行动。周先生始首肯。和谈乃幸未中断。

这里要一叙两方之具体条件。在国方，即是16日政府声明之八点（参看当时报纸，此不全录）。而共方则于18日声明两点以对之。大体说，国方在政治问题上（如改组政府问题、国大开会问题等），颇有不合于政协之处。故共方即提出一切要依政协为准之一点。再则军事上国方既占优势（特别在关内为然），凡所攻占不肯退出来，更多不合停战协定之处。故共方即提出要恢复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位置之一点。两方都说要对方同意接受其所声明之点，才行。而彼此之表示，却互不接受。第三方面对此，只有说两方所提均不作算。而另取两种原则作根据，以求问题之解决：

一、政府（国方）所作所为（已作或未作）应尽量纳入政协轨道，以示不背信义。——这是第三方面自己必守的立场。

二、凡为两方利害所关之各问题（如停战整军及其他等等），则应平情酌理，互相让步。——此原为中间人应取之态度。

根据这两大原则，第三方面同人拟出下列三条解决办法：

一、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关于停战之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办法，由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双方军队应依军队整编统编方案办理；其驻地分配问题，由三人小组协议定之。

二、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一律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其有争执之地方，并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

三、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关于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草修正案。

这里第一第二两条须稍加说明。在国方声明之八点中，第四点说“华北华中之国军与共军暂驻现地”如何如何，其意即在关内他所攻占各地，不再恢复1月13日停战时之旧位置了。不过对关内之现状，他虽满足；对关外现状他还不满足。因东北在共军手中之地方还很多。所以只说“华北华中”而非连东北在内。共方主张恢复1月13日位置（在东北则为恢复6月7日位置），非事实所可能。且按整军方案，此种位置毫无用处，恢复亦无所取。故第一条即是折中两方，关内关外一律就现地停战。又国方声明之第六点说“关内之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解决之”。其意亦是不包括东北地方政权问题在内，用意同前。第二条又针对此点，要关内关外一律看待，俾得其平。可以说，第一第二两条均根据后一原则而来；而第三条便是根据了前一原则。

第三条办法总算公道，在第三方面向两方提出时，听两方之反响虽皆不满意，亦不过各自强调其要求而已。原无更好办法能使两方皆满意者。唯一缺点是有某些争执未予具体解决，仍留待军事三人小组和政协综合小组去协商。我只怕其不足以息争，所以我主张把某些争执问题，予以具体决定加进去。例如东北问题，过去疏忽致贻祸根；而其间驻军地点尤为两方之所争。我主张把它确定下来，加入第一条中间。当第三方面同人在交通银行开会时，由于我提议至再，获得大家同意。公推黄炎培、莫德惠及我三个人负责研究后，再提到会上决定。

莫先生为东北人，熟悉东北情形。就在我们三人仔细研究之下，认定可以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三个地方为东北共军驻地。自以为于国共两方心理要求，皆曾照顾到。莫先生又提议，东北铁路沿线地方行政之统一，为履行中苏条约之所关。而当时情形，沿铁路线总计四十一县，有二十县在共方，二十一县在国方。他主张在第二条内加入政府得派县长带警察接收那二十县之政权，以求全线行政之统一。只带警察不带军队，即所以顾全共方。如此，又自以为是大公至正之心了。把我们研究所得提到会上，第三方面同人均认为要得。于是即分别加入第一第二两条中，谁晓得失败即失败在此！

假如我们从容一些，沉着一些，制成此折中方案之后，把国共两方代表邀集一处，征问他们的意见，他们必然各就自己立场，有许多批评指责，反对拒绝的话。尤其在他们彼此争辩中，可以听出许多我们外人不甚留心之点，听后，请两方退席，我们第三方再自己开会把方案重加订正一过。然后拿出来，必较妥当，而不易失败。假如更从容，更沉着，方案经订正后，再一度邀集两方讨论如前，再请两方退席，我们自己再研究订正。然后乃作成最后定案，不再更改；分送两方，请他们接受。此方案之妥当性更高，更不致失败。然而我们竟未能如此。我们匆匆忙忙制造方案，马上送出；轻于一掷，那只有失败了！

我们何以不能从容沉着呢？第一，是国大眼看要开会，在政府高张声势之下，社会人心焦躁不宁，有迫不及待之势。第二，是除我一人外，第三方面同人大多数住家上海，或者有事业有工作在上海。南京皆难久停。28日这一天，张君劢先生决定夜车返沪，黄炎培先生亦说次日要走，而青年党同人为了该党在沪开会，亦非走不可。胡政之先生更先一日已去沪。第三，是这天清早同人集会于交通银行之前，忽得一消息说，政府对共党决取断然处置；国大制宪行宪合并举行；10月初旬在沪颇与民盟中共洽谈之某院长（孙科），已内定出任副总统。本来21日蒋飞台湾，25日国军下安东，同人早有政府和谈是骗局之感。至此消息传来，大家心里更动摇了。我处在这种环境中，亦随着众人失去定力（有时我更急躁）。大家都说今天这方案定稿后，即为最后定案，各人签名之后，即行送出，接受不接受，随他们；我们不管了。我亦不曾有何异议。——大约即有异议，亦无人理睬。当下共清缮三份：一份给政府，一份给中共，一份给马特使。政府一份推定张君劢、左舜生、缪云台三位送去。中共一份则推莫德惠、李璜及我三人送去。我奉命而行，对于方案究竟是否妥当，送出的后果如何，似皆未考虑。

我同莫、李二位到梅园晤周，以文件交他。声明这是最后之折中方案，并由我分条加以讲解。第二条刚提说两句，周面色骤异，以手阻我，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你们就是我的敌人！态度愤激，泪落声嘶。我茫然不知所措，只有两眼望着他。他更诘问我：25日晚约好，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今何失信？我顿忆前事，自觉理短，更无话可说。在我正不得主意之时，幸莫、李二位提醒，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再说。我愁着全体同人签名之件，两三个人岂有权收回？又幸李先生表示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我这才跑出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三位均寻来梅园商量。大家齐声说：收回！收回！莫、李、黄、罗四位急急奔向孙科公馆，居然取回了原件。马歇尔那一件，他还没有拆，亦取回。各件均请周过目，说明作废，周先生方才收泪息怒。我亦才如释重负，感谢李幼椿（璜）不已。这富于剧情之一幕，在梅园新村客厅内外都挤满了人，人人都看见了。

无疑的这是一大笑话，第三方面朋友糊涂不中用！特别是我糊涂不中用！然而我们非有恶意于共方，却甚显明。究竟那折中方案有何严重错误，至今我仍不大清楚。因为周先生愤激之余，说话无伦次；而我在惶恐中亦听不清。事后再见面，亦未追问其所以然。不过慢慢把周的话回想一番，似乎问题在这里：

一、第一条加入东北共军驻地三点，不算是太要不得。但既规定关外驻地，亦应将关内驻地一同规定好，既规定共军驻地，亦应将国军驻地同予规定。而我们则没有。

二、第二条加入政府派县长警察接收共方之二十县，于共方大不利。尤其是政府新编有一种保护铁路之交通警察，为戴笠手下忠义救国军所改编，那对于共方较之正式军队还更受不了。而我们却没想到。

我真惭愧像我这样人岂配担当国家大事。几天之内，向各方朋友告辞。我便离开南京了。

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69]

三十四年8月胜利后，国共两大党领袖会于陪都，开始共谋和平统一。三十五年1月10日早晨国共两方在美国特使马歇尔居间协助之下，签了停战协定。同时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亦即开幕。到31日政协闭幕，对于五大项政治问题都有了协议。这算是政治协定。国共两方又根据政协中整军问题（五大项之一）所有协议之原则，由马歇尔协助，于2月25日签了整军协定。有此三大协定，国内和平统一原可马上实现，没有问题。想不到会有近三年绝惨之战祸，究竟这责任在谁？我们不必作主观之判断，只须把客观事实叙明，就行了。双方破裂，自必有其争点。争点在哪里？是谁提出？是谁让步？事实俱在，文献俱在，当时见证人物亦都健在，不难查对质证。我将来可能写为一本书，但现在则只举其荦荦大端如次：

最先争点是宪法问题，提出是国方，让步是共方。事实是这样的：宪草为政协五大项之一，共计决定十二要点。由政协大会交付一个委员会——宪草审议会——根据此十二要点去起草条文。但此十二要点，在1月31日开幕那天大会上，虽在蒋主席提付表决时，是全体起立通过的，却使国民党内部聚讼纷纭，情绪激昂。2月10日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在较场口被打散，就为此。当时打人方面所散发红纸传单，即于庆祝语气中独对宪法问题表示不满。3月初间国民党所开之中央全会，为此问题大闹特闹，党外人虽不在场，却是党内党外尽人皆知。出席政协之国方代表，不堪党内诟责之苦，乃再三向民盟中共恳商修改。3月15日夜晚宪草委员会在国民政府开会，争持甚久。周恩来迫不得已，商取张君劢同意，对国方要求三大点，都予让步，国方代表乃欢天喜地而去。这三点就是：（一）国民大会从无形还回到有形；（二）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之不信任投票权；（三）各省制订省宪改为省自治法。论理，大会之所决议，虽大会亦不得变更之，何况大会所付托之一小委员会，岂有权变更大会决议？这种让步实为过分之让步。

继此之争点，即为长春问题。1月10日之停战协定，国共美三方都同意把东北除外。但至1月25日马歇尔即感觉有派停战执行小组于东北之必要，而向国共两方提议。共方有书面答复赞成，国方则无复。于是即在不受停战限制之下，而共方大为发展。一二个月后当局看见东北快完，感到焦灼，乃同意马使提议。却又提出五点来要共方同意，才停战。共方只承认其前三点；后两点，坚不接受。马歇尔此时急于回国，不能等候，即于3月11日交托齐兰将军代表而去。国方代表张治中亦因受命赴新疆，声言要走。共方代表周恩来遂于21日飞返延安，谈判停顿。当局看见再拖下去不得了，一面嘱张治中不忙走，一面托美方派其一上校25日亲赴延安接周回渝。27日东北停战协定签字，就只是三点而非五点，当局心中实在万分不痛快。因此尽管签字，而实行就出问题了。4月初间东北战事越打越凶，10日民盟出面调停，陈诚不表接受，18日中共攻下长春，刺激更大。当局宣称，共军必须退出长春，否则，我必拿下长春，强调长春问题为唯一之问题。长春问题不解决，只有打，没有话说。恰在18日那天，马歇尔返华抵渝。为亟求遏止战祸，22日马使邀请民盟协助调停工作。29日民盟建议共军退出长春，而中央亦不进军，只派行政人员接收。周恩来方面要请示延安，不能立刻答复，但似乎可望同意。是晚八时由张君劢、罗隆基以此议向马歇尔提出，请其转达当局者。这时马使与蒋主席都在山洞，张、罗系由美方派车送往山洞面见。马使对此似乎并非觉得无意义，然却未允转达（此处为时局一大关键）。他说政府即将还都，蒋主席即将离渝，一切到南京再谈吧。次日蒋到西安。5月1日主席西安行辕发言人对新闻记者都是强调长春问题为唯一问题，有当时报纸可查考。5月17日民盟同人自上海发电给双方面再度提出上项建议。延安复电同意。可惜此时林彪在四平街已守到三十几天，不能再支持。一撤兵，便连公主岭长春一齐全撤退。国方只看作溃退而已。所以长春问题，究竟算共方让步，或不算共方让步，事实上不清楚。然而问题是应该解决了吧？竟不然！

继此之争点，为美方最后决定权问题，提出是国方，让步是共方。5月20日东北胜讯传至南京。次日蒋主席偕宋美龄及幕僚等飞东北。临行前，马使要求下停战令。蒋说我到那里看了，再给你信。25日有专机送来宋美龄写致马使信一件，内中提出四个问题，必要谈判清楚，方停战。美方最后决定权即其问题之一。6月5日蒋由北平返京，经马使要求停战十五天，由马使居间进行国共谈判。7日下令，22日届满，又延长八天，到6月30日。读者试翻看6月份各报纸，便可看见当时无不强调美方最后决定权是唯一问题，这问题一解决，其他都没有什么了。共方对此，最初坚决拒绝。经民盟苦劝，周恩来又再三请示延安，计先后分作四点，逐一让步解决。似乎更没有问题了吧？又不然！

最后争点是苏北政权问题，提出是国方，共方没让步。谈判至6月29日，大致都有协议了，第二天便休战期满，若不能于当晚完全协议签字，就要开打。所以国内之第三方面（民盟、社会贤达、青年党），由我与莫德惠、李璜三人代表，奔走促劝协议。晚八时，晤见周恩来。周即说现在所争是苏北共军撤离后之地方政权问题。国方定要接收地方政权，共方则认为不能由国方接收，而可以依照政协原则选举改组。周向我们说：“我是淮安生的孩子，我若同意此要求，我无颜面见淮安父老！”我们三人知周甚坚决，欲访政府代表商量。但政府代表此时都到蒋邸开会，讨论签字不签字问题。我们只能从电话上与政府代表通话。我们第三方面建议：把未有协议之点，例如苏北政权问题，暂行保留除外，而其余则请签字，以便明天实行停战。据闻当时政府代表亦有人主张签字者（王世杰即其一），而蒋不肯。只发表一篇文告，既不说停战，亦不说打（读者试检当时报纸一看便知）。大意表示问题还没有了。二十几天以来马使焦劳疲苦，人所共见。对此未了问题，当局表示不再麻烦他。7月2日召见周恩来，指定周、董（必武）、邵（力子）、王（世杰）、陈（诚）五人，交给他们四个问题（苏北问题在内）去商谈。宣称：商谈解决了，即全部签字。五人商谈多次，亦毫无解决。7月12日把四问题又交还给主席。蒋大怒，下令开火大打，自己则于14日飞庐山。此时天气并不热，上山非为避暑，实为避人。从此打下去，打到11月开国民大会，方又休战。如此大战，为了什么？要点不过苏北政权问题。读者不信，试检看报纸8月14日马歇尔特使、司徒大使的一篇联合声明，就完全可以证明我的话。

一般人每每问我，国共谈不拢症结何在？我说，症结吗？转移不定，今天在此，明天又在另外一点，层出不穷，令我无法可指。而且我如说出苏北政权这样小的问题可以引起大战，世人亦难相信。然而确是如此。从7月半到11月半共军节节失利，而以失掉张家口达最高峰。当9月29日周恩来自上海送备忘录至南京，请马使转政府，不要攻张家口，攻张家口即为全面破裂不再谈和。政府却偏于“双十节”后一日攻下张家口。周自不肯再谈。经第三方面苦劝，又经政府派代表吴铁城、邵力子、雷震三人赴上海邀请至再。乃于10月21日由第三方面许多朋友陪同入京，作最后之一谈。不料蒋氏于当日接待大家，寒暄几句之后，径飞台湾游览，多日不归。平素和谈大小问题，无不取决于他。除他之外，谁能作主？当此最后一谈之际，他偏要走开，试问是何居心？25日消息传来，国军攻下共方之安东（东北重要据点），才明白这与7月14日上庐山同一道理。周恩来闻讯怒极，自又不肯和谈。经我与黄炎培先生两人苦口力劝，居然又忍耐下去。但我们心中明白，实在是最后之最后了。

局面演变至此，国方在军事上已经心满意足，确乎不想再打。然而共方却是积愤填膺，非打不可。28日第三方面的折中方案提出，周恩来不肯接受，只好撤回。此最后一谈之失败，实失败在我手里，深感负疚无穷（其间经过曲折，须待另文详）。几天之内，我便离开南京。而在我走之后不久，大局亦就破裂了。

综观前后，过去（7月半至11月半）一段，是国方要打。11月半以后是共方要打。我心中虽万分不愿他打，但口里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阻止他打。当北平军调部撤销，共方委员叶剑英他们要撤退时，叶先生对许多人说：我们现在必须要打，要打到国民党好战分子不再好战为止。请大家朋友放心，我们必不超过这分际。超过这分际便是共产党的错误，便是一种不可恕的错误！这几句话，足以代表当时中共的处境与态度。

回顾为全国团结统一抗敌与民主建国而奔走的十年[70]

一　从自山东敌后返回说起

当初从南京退守武汉时，我早向人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向西，我要往东，你向南来，我要往北去。如今在后方既无可尽力，我便想到前方去。况1937年那时有一部分八校师范生训练处的同人同学约八百余人，携带枪支粮款从济宁退入河南，在镇平集中受训后，经向当时政府取得名义，已于1938年秋整队开拔渡河返鲁抗敌，我亦有去照看之必要。于是我一面请求蒋的军事委员会转知前方战区，一面亦托秦博古先生请中共中央转知八路军和新四军，沿途给我方便和照顾。我即于1939年2月2日成行。当出发之时，未尝没有留于前方抗敌之意。不想到了前方正赶上敌人大扫荡，又逢着“摩擦”开始，踯躅于鲁南山区，辛苦备尝而一筹莫展。同时看到党派关系恶化如此，抗战前途已受威胁，推想各方必然要求解决党派问题，可能就是到了问题解决的时机，所以马上又回转后方。计一往一返共经历了豫东、皖北、苏北、鲁西、鲁南、冀南、豫北、晋东南各敌后游击区域，末后于“九一八”回抵洛阳，“双十节”回抵成都，为时共八个月。此行除增加一些见闻外，可算劳而无功。

二　抗战中期到胜利之前

我到达成都和重庆，得悉党派关系恶化在大后方亦同样严重。不过在前方所表见者是武装冲突，大后方却是单方面——执政党方面对党外的压迫钳制无所不用其极。许多朋友一见面便诉苦，我亦以所看到的抗战危机相告。在问题的如何应付如何解决上，他们一般意见又与我相左。他们便是希望施行英美式的宪政，希望可以多党互竞并存。刚刚不久开过一次“国民参政会”，便已通过了早施宪政的决议，并且成立“宪政期成会”，容纳各方面讨论“五五宪草”。我到重庆时，重庆满街上都在开会座谈宪政，非常热闹。他们邀请我，我一概谢不参加。我知道这是一场空欢喜，国民党决不会践言。何况即令当真实行，亦非中国之福呢！我只认定我的路线，作我的团结统一运动。

我分向三方面进行我的运动。所谓三方面就是两大党及其以外之第三方面。记得似是10月25日，访问中共方面，会见了陈绍禹、秦博古、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五位先生，从我在前方的见闻说起，说到问题的严重，说到我的意见主张。当我说话时，博古先生就随时伏案作笔录。末后由陈绍禹先生作答，吴、林、董诸老亦各有答语。其详非现在所能记忆。只记得在我讲到问题严重时，我就说了一句“军队非统一于国家不可”的话，陈先生马上要回答，我请他莫忙，且容我把话说完。末了我分三步解决问题的话讲清楚了，然后说出军队警察应该是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治权执行国策的工具。此时陈先生表示，你的方案是可以考虑的。后来又说，军队属于国家是可以的，只要国民党实行，我们就照办。诸老所表示，亦都是对我勉励的话。谈话从晚间开始，至夜深人静才分手。

在我访问国民党方面时，主要是同张群的谈话。谈话时间亦达两小时以上，我的三步解决论亦都向他说了。我指摘当时的宪政运动为“文不对题”，他最表赞成。当我强调军队必须脱离党派而属于国家时，他转问我：你向共产党谈过没有？他们如何表示？我说：他们表示国民党实行，共产党就照办。张拍手笑说：他们深知国民党不会实行，所以不必从他们口里来拒绝你的提议，而只须说一句“要看国民党”便尽够了。老实对你讲，国民党的生命就在它的军队，蒋先生的生命就在他的黄埔系。像我（张自称）这样一个地道军人而从不想抓军队，是绝无仅有的。你向谁要军队就是要谁的命！谁能把命给你？你真是书呆子！这一席话对我真如同冷水浇背。

我亦晓得要有实力才解决得了问题，但我不相信只有军队是实力。我相信我能代表广大人民要求，便是实力。我要把同我一样要求的人结合起来。所以我的运动原以第三方面——一些小党派和在野文人——为第一对象。经我在成都、重庆两地奔走联络之结果，就酝酿出一个“统一建国同志会”来。我说明：在当前危机下，所有两大党以外的人有其不可逃的任务，就是不许内战起来妨碍抗战。然而零零散散谁亦不配说来完成这任务。只有我们大家彼此合拢来，而以广大社会为后盾；那么，这个力量却不小的。所以当时这个会把两大党以外的所有派系和人物差不多都包涵在内了。为了能在国民党统治下合法存在，先把会内大家通过的十二条纲领送给张群、王世杰请转蒋，并要求见蒋。原初公推黄炎培先生和我两人见蒋的，后因黄先生去泸州，临时只我一个人去。当时谈话，今不须记。总之，结果算是通过了，可以公开存在。王世杰当时曾问我：这是否一政党？我答：不是的，今天不需要在既成政党外再添多一个竞争单位。这只是为了求得全国团结，推动两大党合作而形成的一个推动力。

这是1939年11月29日的事。转过年来（1940年），参政会又开会，把宪政期成会所研究出来的“五五宪草修正案”打消，期成会无形结束，那些热心宪政的朋友才冷下来。然而统一建国同志会亦不起劲。当时前方军队火并情形严重，何应钦向参政会作过报告。我据以提出“解决党派问题求得进一步团结建议案”，同志会的参政员即未得全体联署。国民党参政员对我的提案，初时很震动，声言不给通过。但蒋介石却很巧妙，亲笔写了一张字条给我，大意说这是军纪问题，本不能加以讨论的，但你们要讨论亦可以。同时嘱王世杰通知我，提案可以修正通过，希望我不必发言，以免引起争论。其实我原案很简单的，只强调问题应在参政会内解决，建议组织一特种委员会负责搜集问题研究方案。案子不声不响通过，特种委员会亦成立（却不给我参加），却不发生一点作用。似只开过一次会，听取了秦邦宪先生与何应钦交涉的报告而已。

统一建国同志会并未正式成立组织机构，似半为当时重庆遭受敌机轰炸所影响。那一半自然就是大家不起劲。秋末轰炸期过后，常用一种聚餐方式座谈座谈。皖南事变前夕，聚会较多。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严重抗议，中共参政员宣言非把问题解决将不出席参政会，同志会的同人出面奔走调解。就在这期间，又酝酿了“民主政团同盟”。

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是这样的：1940年12月24日早晨我展看报纸，有新的一届参政员名单揭晓，名额扩充，反而把原来为数极少的党外（国民党外）人士更减少几个。例如章伯钧、陶行知、沈钧儒等几位先生都被排除。所增加的都是他们党内的人。这样引起我对国民党一种非常大的悲观。因参政会本来形同虚设，若多罗致几个党外人物，在国民政府至少亦可装点门面。偏偏连这一点作用都不留，而给大量党内闲人挤进来吃闲饭，国民党的没出息可算到家了。大难当前，大局靠什么人来支撑呢？气闷之余，出门散步，走到张君劢家。却巧黄炎培、左舜生两位亦先后来到。四人聚谈，同声致慨。黄老兴奋地站起来说我们不应妄自菲薄，而应当自觉地负起大局责任来才对。在互相敦勉的气氛中，君劢即提出统一建国同志会不中用，必须另行组织。他主张先要秘密进行组织并布置一切。必须在国民党所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建立起言论机关来，然后以独立姿态出现，不必向政府当局取得同意。我们一致赞成他的意见，后来事情就是按照这样做的。

关于奔走调停之事值得一说的，就是并不出以和事老的姿态。我们是站在国民立场向两党提出要求。要军队今后脱离党派关系而属于国家，并且要监督执行其事。这是一点。再一点是要检查和督促那公布已久的抗战建国纲领的实行。为了这两桩事，主张成立一个委员会（包涵各方面的人）来负责。其条文全是由我起草的，并承同人推我和沈老（钧儒）两人征求中共方面的意见。中共方面周（恩来）、董（必武）二公看了条文。表示愿电延安请示。假如双方都同意了，他们就可出席参政会。对于国民党，则公推张（澜）、黄（炎培）诸老见蒋，征问意见。蒋的表示竟是满口应承完全同意。其后此事终于不协，其间颇有曲折，这里不叙（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诸同人俱已辞谢调停之任，我自己还声明要一个人单独奔走到底）。

民盟组织的秘密进行，就夹杂在那些为新四军事件而奔走的许多聚会之间。但一同奔走的人并不全予闻民盟之事。统一建国同志会虽可算是民盟的前身，但当时却不是把整个同志会转变成民盟。例如以沈老（钧儒）为首的救国会的朋友原在同志会，而此时尚留于盟外。这是因为救国会那时有“中共外围”之称，而民盟的产生却不愿被人看做是出于中共所策动。奔走调停始于2月22日，终于3月27日；而此时民盟秘密筹备工作亦大致停当。我即于29日离渝去香港，为民盟创办言论机关——那就是后来的《光明报》。我离渝前夕，曾密访周恩来先生接头，愿与他们在香港的人取得联系。（注：周答他们驻港代表是廖承志。）

我是经过桂林停留一时期才到香港的。在桂林会见李任潮（济深）、李重毅（任仁）两位先生，并得到他们的协助，于5月20日到香港。

“九一八”创刊《光明报》，“双十节”揭出了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宣言系我属草，送经内地同人核定，一字未改。纲领原所固有，亦经我润饰而内地同人核定的；不过其中第四条经在港同人改动过。这文件很足代表我那时的思想和主张。特别是宣言，读者不难看出纯粹是从要求团结统一出发。

12月25日香港被日寇占领后，承范长江、陈此生等几位朋友相邀结伴逃出香港，1942年1月回抵桂林。

在桂林不觉一住三年（1942—1944年）。三年总没有闲着，不断同一些朋友在如何改造政局以利抗战上有所策划。特别是末后（1944—1945年）日寇侵湘入桂，大局形势危急，我们亦愈积极。其间常常在一起，作为主要的几个人，就是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各位。他们并未加入民盟组织，起初亦未建立“民革”（转移到八步后，乃始商定别立民革，以便广收国民党的同志），不过在政治上既有共同要求，亦就不分彼此。民盟同人不多，亦以时聚会；救国会此时亦已正式参加在内，但总起来说，发展不大。重庆、昆明以及湘粤各地同志都不断来往联系。乃至西北像杜斌丞先生等亦曾来桂，共策进行。此时我们与美国人亦有关系来往。因为此时的美国人急切对抗日寇，深深气愤蒋介石的腐败自私，多所贻误。像史迪威、高斯（美大使）以至驻桂领事林华德等，对于一切想抗日能抗日的中国人都愿帮助的。我们亦曾设想如何在沿海一带配合美军登陆，不过后来尽成虚话。

几乎我们天天在搞，却始终（始于桂林终于八步，首尾约四年）亦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这里亦就无可说。不过有两件事可以征见我的行动方向，不妨说一说。一件事是在1943年秋冬间（或者1942年的春间，记不甚清），张云川先生从重庆到桂，传递周恩来先生的一封密信给我，劝我去苏北或任何靠近他们的其他地区，建立乡村建设的或民盟的据点，他们愿帮助我创开一个局面来。这不止是中共方面的意思，民盟同志亦如此希望我。我当时差不多没有什么考虑，就坚决地辞拒了。因我内心上觉得我不能靠近那一边。靠近那一边，就要失去或削减我对广大中国社会说话的力量，对于我要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来说，是不合适的。又一件事是在1943年秋初，国民党蒋介石在国内国外压逼之下，重弹宪政老调，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各方面都参加故称协进），自为会长，连电邀我去重庆。重庆民盟同志亦愿意我去。我同样没有什么考虑就坚决地辞拒了他。因我想我在桂林尚且不能做什么，到重庆将更不能动。我以一封长信作回答（信寄邵秘书长力子先生转呈）。信中吐露了我多年来不亟亟于宪政的意思。然后说：宪政虽不急，而民主精神却为眼前所切需。因为没有民主精神，则团结不可能。宪政恒有其形式条件，故有待于筹备；民主精神是用不着筹备的，只要你实践就是了。今天所急在精神不在形式，在实践不在说空话。

当桂林危急、旧统治濒于瓦解之时，我们曾策划就两广湖南三省相交接的一个地方，展开战时民众动员工作，同时亦就树立对内政治革新的旗帜，号召改造全国政局。这个地方就是广西贺县属的八步，那里有一个行政专员公署可资凭借。记得1944年10月中旬我同陈此生两人自昭平而东，爬过接米岭一个大高山而到八步，借住临江中学，过着自己烧饭的生活。时局多变，头绪纷杂，盘桓进退其间约近一年（截至获闻胜利之讯）。尽算是苦心孤诣，卒于一事无成。遗留到今天的只一本印行的《战时动员与民主政治》讲演小册（当时在中学分五次讲完的），自己检视几乎掉泪。除了可以证明从头到尾我努力的是什么之外，其他什么都说不上。

三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

就在八步获闻胜利之讯的时候，亦获闻毛主席应邀到渝之讯。我心里想，国难已纾，团结在望，过去所为劳攘者今可小休。今后问题要在如何建国。建国不徒政治经济之事，其根本乃在文化。非认识老中国即莫知所以建设新中国。顾年来务以团结各方为急，未遑对各方自申其所见。今后愿离开现实政治稍远一步，而潜心以深追此一大事。我自己这一决定，在离桂返渝之时，特致函李任仁先生言之。因为他是我年来在现实政治上一同尽力的朋友，所以向他告别。

路经广州才晓得国内大局未容乐观，到了重庆，更知其问题严重。于是不能不从朋友之后，再尽力于反内战运动，以至参加了1946年的旧政协会议（在会议分组中，我拒不参加宪草小组而独参加军事小组，一心要为整军问题尽力，还是梦想军队脱离党派而属于国家）。会议快要成功，我托周恩来先生于其返延安（1月27日）之便带一封信给毛主席，申明我年来在现实政治上的努力可告一结束，今后将转而致力于言论思想工作。会议闭幕（1月31日）的晚宴上，我又把写好的《八年努力宣告结束》一文出示在座各方朋友，并面托胡政之先生在《大公报》发表。其后在《大公报》又续有《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一文发表，申其未尽之意。

毛主席有一回信由恩来先生带转给我，大意说：行动与言论二者不是不可得兼的，为什么我要结束了行动而后开始言论？表示不赞成和督勉之意。我的话原是有所指。当时政治协商既已取得协议，随着就要组织各方参加的新政府。所谓我的努力可告结束，意指国内团结实现了，用不着我再努力，我不拟参加政府。这是一面。同时另一面，我觉得在大局前途上正需要我作一新的努力。因当时各方所同意的那种宪政制度，我根本认为不合中国需要。——这意思在我后来所写《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中曾吐露一些。——我深恨时人思想不出西欧或苏联窠臼。过去为了团结，我一直有许多话闷在肚子里没有说。现在我却要说话了。我要批评到各方面，亦要批评到盟内（盟内各小党派全是梦想宪政）。对于当前政治制度问题，我要提出我的具体主张。所谓致力于言论，意正指此。这显然是以身不在政府为方便的。

恩来先生对我之不参加政府亦表示不能同意。我为了在行动上取得中共朋友的谅解，更且把自己怀抱吐露一些，所以3月11日访问延安。在延安住了十天。有一次毛主席邀了他们党内要人共约十位，一同谈了一整天。我说明了我对当时政协所拟订的宪政制度的看法。我承认它有眼前一时的必要，但认为它不会适用多久。我肯定地说它最多不出三年必将改弦更张。然后，我提出我的主张来——那就是我在前说过的分三步骤解决党派问题，建立全国党派综合体。我并说：这一主张，只是说在这里，留备将来要改弦更张时一种参考；现在不需要给我若何答复。关于我不参加政府一层虽未多谈，而有此一行，是不难邀谅解的。

我此时的打算是想创办一研究机构，从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上做认识老中国的工夫。但时局旋即恶化，没有容我抽身出来，更且把我拖入。4月中旬马歇尔从美国回到重庆，致意民盟希望协助其调停东北长春之争。恰值国民党中央政府准备还都南京，各政党的中央亦应随之迁京，正有许多事情待办，而民盟秘书长一职却虚悬无人者已经很久。盟内朋友早就要我担任，我一直坚拒不应（周新民先生最清楚），至此终于应承了三个月。我计算三个月或者大局可以归于和平，那时我再做我的事。

岂料不只三个月不行，六个月亦还是不行。从5月初到10月底整六个月，除一度去昆明调查李闻案外，都在京沪间为和谈尽力（我那时勇于自任的经过情形，这里不叙；1949年夏曾写有《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一事》一文载于《大公报》，可供参考）。但当我看清楚无可为力的时候，我就拔脚走开了。——我辞脱民盟秘书长，远去重庆北碚，闭户著书。

从1946年11月到1949年12月重庆解放，我都住在北碚。《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即于此时写成。这三年正是解放战争期间，许多旧日熟人不加入反动派政府，即归到革命队伍，唯我坚决守定过去一贯的立场和作风，只做缓和斗争的事、反对斗争的事，而不参加斗争。其间言论行动较有关系的，略说于此：

1947年1月1日为重庆《大公报》写《政治的根本在文化》一文，最足代表我那时的意思。我一生总在择我认为当时最要紧、最有意义的事去做。一切行动都从这一权衡上而决定。我当时不参加斗争而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其积极之义在此。

又3月1日为《观察》杂志写《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一文，最足代表我在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上一向的见解。最末一句话“只有这样，把东西南北各式各样的朋友都拉在一起合作，中国才有救”，道出了我的心事。

5月20日出席南京的末次参政会呼吁和平。这是应北京、上海、成都各方朋友之约而去的，亦是我三年中唯一离开北碚的一次。6月1日国民党特务在各地方大举捕人，重庆民盟被捕的同人甚多。2日我飞回营救，百般奔走无效，直至1949年3月在国民党要和平的空气中，才得保释出十几个青年来。

八九月间反动政府要解散民盟的前夕，张东荪先生从北京写信给我，说民盟是你辛苦创成，你要赶快去南京上海设法维护。其实我的心理恰相反。民盟在我只看做是一个推动全国合作的推动力（见前），此外没有意义。当时两党大战之时，既不能尽其政治任务，亦难发展自己组织，恰且伏有内部分裂的危机。它最好暂入于休眠状态；一旦时局需要它了，再出来还是完整的。但民盟自己却无法宣布休眠；现在反动政府来代我们宣布，岂不甚好。我一面以此意答复东荪先生，一面更以此意奉告于上海张（澜）、黄（炎培）诸老。到反动政府命令发布，我投函重庆《大公报》表示的意思亦是这样。同时声明我从此不在组织中了。

1948年除夕我在重庆特园得《大公报》王文彬先生电话，以蒋介石下野、大局急转直下的消息见告，并问我对时局要不要发表意见。我马上写了一篇《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预备发表。却不料第二天——1949年元旦——蒋介石只发一要和平的文告，并未下野；时局发展似尚有待。我就把文章交给王先生，留待时机到了再行发出。

我此时却赶忙写两封信：一致民盟主席张澜先生转诸同人；一致中共中央毛、周诸公。适有盟友何迺仁先生8日飞沪，即托其带去。两封信有一共同点，就是勉励诸先生为国家大局努力负责，而声明自己决定三年内对国事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其不同者，对民盟则请许我离盟；对中共则请恕我不来响应新政协的号召。还另有《给各方朋友一封公开的信》刊于《大公报》，同样声明那一原则，从而谢绝了朋友们希望我出来奔走和平的事。我只呼吁和平而不奔走和平。

我为什么要这样呢？我知道国民党是不行了，今后唯一强大势力将在共产党。过去我祈求全国合作，主要是对国民党而说话，今后将须对共产党说话。共产党是不好说话的。说话不对他的意，就可以被看做是敌人。而一经遭到敌视，虽有善言亦难邀好的考虑。只有明白摆出来：我止于说话而不继之以行动，止于是个人而无组织为后盾。那么（没有力量）不足重视，亦或不引起敌视；他就可能放平了心来听我的话，对我的话才听得入。这便是我的一番用心。同时，我知道我此时的言论主张在盟内未必全同意。要我受拘束于组织而不得自由发言，我不甘心；使组织因我而受破坏，尤非道义所许，所以最好是赤裸裸一个人，披沥此心与国人相见。

美国马歇尔将军对我的印象[71]

1979年5月8日（一个星期天）午前在政协大楼忽遇旧日熟友叶笃义同志，计不相见者有二十年以上矣，欢然把晤，不禁回忆1946年彼此交往频繁之往事。那一年先则在重庆后则在南京，从春初以迄冬末，为促成我国内两党和谈，有美国使者马歇尔将军居间调处并设置了军事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当事之两方外加马帅），其间经过自非此所及述。此述其间有关我个人的一件小事。

先是1946年1月由马帅居间有两党停战协议之签订，随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两党而外有第三方面之民主（政团）同盟及社会贤达诸人参加。彼时民盟既居第三方面主要地位，而我为民盟秘书长以代表民盟，从而遇事周旋于两党之间者国际上是马帅，而国内便落到我身上。尔时民盟同人在京者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等虽有多人，而出面奔走多是我，此从其时京沪报端和刊物均可见之。因此，我与马帅亦不少会面。我不善英语，每次陪同我访马者即是叶笃义兄，其时在马帅座上经常遇着国民党方面的俞大维（他代表蒋介石）。马帅于所负使命极热心尽力，而蒋多方刁难，致马有九上庐山之苦，后且引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以协助其工作。叶原为司徒所主办燕京大学的学生，甚相熟，于是他遂成了司徒马帅所引为一时之顾问者，每从他询知中国方面的情况。民盟方面的情况亦随谈论到我。此即他听到马帅对我评语的由来。据云马帅说我很像印度的甘地，且说：“或者就是中国的甘地吧！”殊不料想此异国老将帅竟然对我具有如此印象。此虽一件小事，亦不可不记存之。

1979年5月8日

附录

上文中所提及的叶笃义先生，在他写的《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书中，有以下记述一段，编者节录于此，可供参阅：

梁先生一个人出去见马歇尔、司徒雷登的时候，总是带着我担任翻译。当时除梁先生外，张君劢和罗隆基，他们以民盟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同外国人接触的机会更多。但马歇尔、司徒雷登对梁先生更加尊重。他们不止一次当面称赞梁先生是中国的圣雄甘地。他们说梁先生的清瘦体形，边谈话边摇扇子的神态，他们活生生看到印度的圣雄甘地了。我把这些话译给梁先生听，梁先生只是淡然地说了一句“愧不敢当”。

一个英雄两个恶人

我一向介处于国共两大党之间，为奔走国事，抗战八年中于两方人物多所接触，兹且就我所见到共方的一个英雄两个恶人一谈。

一个英雄指叶挺将军而说。约在1942或1943年间，我住桂林市东郊教育研究所内，叶住在更东些的远郊区。友人杜冰坡引导我去访看他，即留在他家午饭。当时他虽被蒋方软禁，仍可在所居附近散步。谈话所及不外我曾访问延安和抗日前途等事。1946年春他与王若飞、邓发诸位和黄齐生先生许多人同遭飞机失事之难，在重庆举行追悼会。周公恩来主持开会，痛哭失声，来宾甚多，我亦在场，为之黯然。

附记者：黄齐生先生系王若飞之舅父，抗战前曾访我于邹平，住我们农场宿舍四十余日[72]。临别时，即语我云去绥远探视若飞于监狱。1946年3月我访问延安时，尚曾与此老相见也。

两个恶人是张国焘和陈绍禹（即王明）。我与张的接触是在1938年我初次访问延安时，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为林伯渠，而林老却正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其主席职务则由张代理之。故我在延安盘桓十六天，均由张招待，陪同参观。后来张借祭黄帝陵的机会，离开延安，逃往武汉，意欲投蒋。那时我们设有乡村书店在（武昌）汉阳门码头，一日张忽步入书店访我，询问我知道陈独秀的住址何在。我答，陈现在武汉，抑去了江津，尚不清楚，容我查明答复。嗣后他未再来，大约已经见蒋投蒋了。其人在中共党史上罪大恶极，这里不谈。

陈绍禹为斯大林主持的第三国际内中国党的代表，其在党内权势高，气焰凌人。我初遇之于武汉，当时他对蒋记国民党的态度忽左忽右，传为笑柄。嗣以政府退守重庆，彼此又聚晤于国民参政会。中共在参政会上所提议案由中共诸参政员一同列名，以陈绍禹之名居首，且由他发言做说明。1939年我巡历华北华东各省游击区域后返回重庆，除与张群、孔祥熙、白崇禧等略谈所见所闻及存在的问题后，特约好与中共方面叙谈一切。当时在曾家岩五十号出席者有陈绍禹及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诸公。我先述说各地见闻实况，秦执笔记录甚勤，而对面问答交谈者唯陈一人，诸老者均静默不发一言。我主要指陈在山东等地两党军队（正式军和游击队）互相火并情形，大局极为可虑。我切挚地说，为杜绝爆发内战，必实行军队国家化而脱离党派关系。陈问我：你的主张和国民党方面谈过吗？他们有什么表示？我答：他们总说我用心虽好，事实恐难以办到。于是，陈就说：他们若能办到，我们亦必照办。——谈话至此终止。

陈虽气盛而身躯则短，在参政会场发言，有时或纵身跳跃起来。1946年3月我第二次造访延安时，陈忽来招待处看我，面容消瘦，意兴不佳，自云一场大病初愈。据传说陈遭受党内群众大会斗争也。陈在党内不得群众好感，但毛主席不主张开除其中央委员，从而其中委职名保留很久。他本人则去莫斯科勾留不返。后因病腹泻甚剧，苏联西医束手，以闻报我中央卫生部。卫生部指派岳美中（钟秀）中医师赴莫斯科为之医治者达三个月之久。据岳君语我，陈病初非难治，一经治好，嘱其谨饮食，而陈恣意饮啖，病复作。再度为之治愈，切加嘱告，不得乱吃东西，而陈漫然不听劝戒，则又病。如是反复至再至三，岳医无奈，电告卫生部请求回国。顾乃不得部中同意，只得且留。最后，卒在一面电告回国，一面不等候复电就动身回国了。岳谈首尾虽徒然花费了三个月医药工夫，但自己却于俄国式饮食生活领教不少：十分厌弃。陈病的后文不详。

陈是否有张国焘那样许多罪恶行为，我不知道，第以其见恶于人者颇深，即以归属于恶人耳。

我所了解的蒋介石

1930年，国民党的“剿匪”司令部设在武汉，蒋介石这时也常在武汉。他住武汉时，改组了湖北省政府，用朱经农担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是美国留学生，学教育的，当时任美国教会在中国办的齐鲁大学校长，校址在济南。朱经农从武汉回济南交卸齐鲁大学校长时，蒋介石嘱咐说：“你回到济南时，请对梁漱溟说，让他来武汉同我见面。”朱经农返回济南以后，把蒋介石的意思转达给我。我没有理他，我不能因为他让人传这么一句话，就去武汉见他。这件事是蒋介石与我之间的第一次交涉。

后来，终于在南京与蒋介石见了面，这是1932年的事，是石瑛拉我去见的。石瑛，湖北人，老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辛亥革命时参加革命，之后去英国留学，学化学，回国以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我和他在北京大学是同事。他年龄比我大十多岁。这一年我有事去南京，石瑛正担任南京市市长。石瑛对我讲，蒋委员长想见你，请你去武汉，你没有去，这次你既然来南京，不可以不见，我陪你去见他。石瑛安排好以后，用汽车接我同去见蒋介石。地点是南京蒋介石官邸。见面的房间很讲究，桌椅、沙发、地毯、装饰品都很考究。蒋介石没有怎么同我谈乡村建设。那时，津浦铁路沿线正闹水灾，他问了一些水灾的情况。第一次见面，蒋介石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坏，觉得这个人很虚伪。怎么说他虚伪呢？谈话中间，蒋介石手里老拿一个本子，我说到一个人的名字、一件事，他都赶快记下来，表现出很勤奋、很谦虚、不耻下问的样子，好像很愿意知道一些下情，了解我的意见。其实，这时另有一个穿军装的，是副官和秘书，坐的离我们稍远一些，在那儿作记录。谈话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告辞了。我第一次与蒋介石见面的情况，记得的就是这么多了。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上海、南京，国民党政府自南京迁到了武汉。蒋介石住在武昌的湖北省政府。一天早晨，我去见蒋，我对他讲，韩复榘在山东不抵抗，为了保存实力，没有怎么打，就撤出了山东省。我说完以后，蒋介石没有多说话，只是说，这事我知道。这一天蒋介石没有戴假牙，一副疲劳的样子，面容很难看。

南京政府由武汉迁到重庆以后，我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公开场合，同蒋介石见过多次面。我和少数人同蒋介石见面的次数不多。我记得清楚的，印象较深的有一次。情况是这样的：我和王卓然、王家祯，可能还有别人，一同去见蒋介石。王卓然、王家祯二位都是东北人，是张学良系统的。那次去找蒋介石有什么事记不起来了。只记得王卓然、王家祯两人谈到重庆存在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像投机倒把、黑市、走私等等，而且谈到这类事与政府官员都有关系。蒋介石很生气，表示很不愿意听，对他们两位辞色之间很不好，说了你们很让我失望这样一些话。我见气氛很紧张，就站起来，对王卓然、王家祯说，我们来的久了，委员长很累了，我们告辞吧！第二天，王云五碰到我，对我说，幸亏昨天你一句话解围了，要不委员长还要骂下去。

驻重庆时期，蒋介石对我的态度，在我去香港办《光明报》之前，与我从香港办报回重庆以后，有很大的不同。我去香港之前，蒋介石看我是一个中间派，不是国民党，也不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跟我套近乎，拉拢我，见面称我“漱溟兄”。1940年12月，民盟秘密组成后，我去香港办《光明报》，把民盟成立的事公开出来。香港被日本人占领以后，我退到桂林待了三年。从桂林回到重庆后，蒋介石对我的态度变了，不称我“漱溟兄”，改称“梁先生”。从我同蒋介石的接触中，我觉得蒋介石神气、态度，都不自然，都很做作。

我这里谈一件别人的经历。陈铭枢与我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对我说过一件事。有一年在南京时，一个夏天的晚上，夜相当深了，蒋介石派人派车把陈铭枢接去，在院子里乘凉谈话。蒋介石对陈铭枢说：“我们很好，我们结盟。”所谓结盟就是拜把兄弟。陈铭枢当下没有接受，他对蒋介石说：“惶恐得很，我只可做委员长的部下、学生，怎么可以这样高攀。”蒋介石类似这种拉拢人的手腕很多。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进行和谈，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孙科，代表有邵力子、张群等。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周恩来。国内第三者是民盟，我是民盟的秘书长，民盟方面主要由我出面。当时的交涉，我都参加了。国际上的第三者是美国，主要的代表是马歇尔元帅。后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协助马歇尔，一切活动都由他们两人出面。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杭州，精通中文，与中国关系很深，中国朋友很多，是一个中国通，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他从美国回来，在上海与周恩来长谈，谈得很好。正在这时，美国政府发表魏德迈为驻华大使。马歇尔打电报给美国政府请求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由司徒雷登协助他搞两党和谈。美国政府根据马歇尔的请求撤回对魏德迈的任命，委任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留在南京帮助马歇尔。这以后，美国方面与国民党和共产党方面接触，都是由马歇尔、司徒雷登两个人出面，给周恩来的电报两个人签名，去庐山找蒋介石也是两人同往。

我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亲眼看见蒋介石这个人毫无信义，说了话不算数，不顾一切地欺压人、刁难人。参加两党和谈的人，可以说没有人不受他的欺压。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我们这些两党之外的人士，如民盟以及一切在野人士；乃至美国代表马歇尔元帅，都受他的欺压、刁难。

国共两党和谈中，什么问题都是协商一致才能通过、实施。国民党里事事都是蒋介石说了算，什么事他不点头都办不成。因此，两党和谈中一切协议只有蒋介石点头后才能通过，否则达不成一致的协议，解决不了问题。这样，事事都要找蒋介石，各方面都要找他，美国代表找他，中共方面代表找他，民盟代表找他，国民党里听他支使的人也找他。但蒋介石躲，老躲，都躲，政治上非找他不可的人他都躲，找他，他不见。在南京不好躲，容易围上他，他就上庐山。他长期住在庐山，是天气真热非上庐山凉快不可吗？不是，蒋介石就是要躲避找他的人。一般都说马歇尔七次上庐山，据我听知马歇尔是九上庐山找蒋介石。我记得马歇尔第一次上庐山时，上海的《新民晚报》主笔赵超构曾发表消息，说马歇尔上庐山是请蒋介石下山回南京。确实也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料到，马歇尔请不下蒋介石来。请不下来，马歇尔为了解决事情，就只有上庐山。蒋介石老不下来，马歇尔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上庐山找他，先后上去九次。蒋介石不顾旁人为难，不顾马歇尔奔走劳累，把别人的痛苦不当回事，完全不体贴人，只考虑自己。

有一次，我去见马歇尔元帅，我的英语不行，有一位朋友帮助我，这就是民盟的叶笃义先生，他的英语很好。当时，在马歇尔那儿的蒋介石的代表是俞大维（当时任交通部部长，以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那天，我去时俞大维也在座。马歇尔对我们说，两党之间互相猜忌，互不放心，互不相信，这是我们中间人最大的痛苦，最不好办的事。怎样促进彼此间的了解，向着相互谅解、相互信任的方向前进，这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这种相互相信要在事实上去做。我同俞部长商量好了一些要解决的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就增加一些彼此的相信。可是蒋介石不干，不点头，在俞大维参与时说好的事，去报告蒋介石，说某个问题应当解决、签字。蒋介石说，不！再说底下的，谈好的事先搁在这儿。实际上就是悬起来了，不签字。这些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当然还有其他事情，大大小小的问题很多，一言难尽。马歇尔是美国的五星元帅，后来从中国回去担任国务卿，在国内和国际上地位都很尊贵。在中国当中间人时，觉得很难当，吃了蒋介石的很多苦头，受了他从未受过的苦。马歇尔对蒋介石很恼火，他回国担任国务卿后，发表了白皮书，从这个白皮书中，可以看出马歇尔恨死蒋介石了。

比马歇尔吃苦还多的是周恩来。蒋介石倚仗美国支持，有美国当后盾，兵多武装好，有恃无恐，看不起中共，欺压中共。他总是逼着中共方面让步，总是说中共方面要在某个问题上让步，让了步下面好说。中共方面让了步，蒋介石又说，下面另一个问题还要让步，才能往下谈。中共方面又让了步，蒋介石又说还有那个问题必须让步。他说了不算数，总是一步步逼着中共方面让步。蒋介石逼中共让步的情况，我在解放前写的《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中，详细举例说明了，可以参考。中共方面为了实现和平，作了许多让步，蒋介石是得寸进尺，没个完。国共两党和谈有两次处于决裂的边缘。一次是安东问题，中共方面占领着安东，蒋介石派军队进攻安东。中共方面通过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声明，指出如果国民党军队攻占安东，将影响两党和谈。蒋介石根本不听警告，强占了安东。第二次是张家口问题，国民党军队向张家口发动进攻，中共方面再次通过马歇尔、司徒雷登警告国民党，不许进攻张家口，若攻占张家口，国共两党和谈将决裂。蒋介石还是攻占了张家口。

此时，周恩来住在上海马思南路。两党对话通过书面进行。中共方面的信件，由周恩来签名。这些信件不直接交给国民党方面，而交给马歇尔，由马歇尔转给国民党。国民党方面给中共方面的信函，也不是直接交给中共方面，而是由马歇尔转达。所以，马歇尔很吃苦头，收到中共方面的文件，转达的话，要自己转给蒋介石，或亲自对蒋介石说；蒋介石的答复也要他告诉中共方面。马歇尔向中共方面转达蒋介石的话，很多是同共产党常驻在南京的董必武、王炳南谈的，然后由他们二人带话给周恩来。因为当时马歇尔住在南京，周恩来住在上海，马歇尔与董必武、王炳南面谈的话，是当着我面说的。

因为张家口问题，国共两党和谈濒于决裂。我们这些第三者，还有上海工商界，都去找周恩来，劝他继续同国民党谈判，走和谈的道路，不要打内战。周恩来表示接受大家的要求，继续同国民党谈判下去，并一再声明中共方面绝不愿意打内战。这时，蒋介石也派王世杰、邵力子、雷震、吴铁城等到上海欢迎周恩来回南京，也欢迎我们这些第三者，张君劢、黄炎培和我，还有别的人。于是大家一同回南京。孙科在飞机场迎接我们。他说：“委员长在等大家，请诸位不要回家，先去委员长官邸。”我们坐车到蒋介石的住处，他果然在等待。蒋介石满面笑容同大家握手，表示欢迎。握完手，蒋介石就走了，说他要去台湾。真给大家泼了一瓢冷水。把周恩来接回南京进行谈判，自己却走了，可见蒋介石一点诚意都没有，完全是耍弄人。因为在谈判中，中共方面周恩来一切问题可以作主，国民党方面孙科作不了主，只有蒋介石点头才行，蒋介石一走，谈判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谈也等于白谈。蒋介石这种耍弄人的做法实在可恨。

内战打起来以后，有人问我：“两党决裂症结何在？”我说：“无可指。”为什么说无可指呢？因为双方没有一个固定的争执点，转移不定，蒋介石老逼着中共让步，没完没了。蒋介石的发言人为此也弄得十分狼狈。蒋介石说了话，他的发言人跟着对外发言，蒋介石变了，他也跟着变，一个事儿变来变去地说，他的发言人也被搞得很被动。例如，蒋介石上峨眉山前说，共产党军队让出长春，下面的谈判就好办了。中共方面把部队撤出了，结果满不是那么回事，蒋介石的话完全不算话。蒋介石毫无信义，刚说的话可以不算数，使你没有办法。有人问我，国共两党最后决裂，不谈了，打起来了，争执的是什么问题？这就是苏北淮阴县的地方政权问题。这个县是中共方面占领着，建立了共产党、国民党、地方民主人士三个方面参加的联合政权。蒋介石国民党提出，共军必须从这个县撤出，由国军进驻。周恩来表示，我们可以撤出，但是这个联合政权要保持，不能改变。周恩来说了最后的话：“我是淮阴这个地方出生的人，我要在这一点上让步，我无面目见地方父老。”蒋介石也不让，中共方面忍无可忍，谈判终于决裂。李宗仁代总统以后，重庆《大公报》的王文彬让我写文章，谈内战的责任在谁。我写了《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指出挑起内战的责任在蒋介石。此文见于重庆《大公报》和上海《大公报》。

宪政问题的几起几落，也充分说明蒋介石耍弄人，毫无信义。

宪政问题不从远处说起，只从抗战以来说，就经过许多的曲折。抗战前，本来决定1937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各种准备工作也基本就绪。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代表选举法都已公布；代表也已经进行选举；宪法草案也备妥。这时，“七七”事变发生，宪政问题也就放下了。

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忽然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等。并成立“宪政期成会”，以求其克期成功。会后，国民党中央决定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并设立“选举总事务所”筹备一切，宪政运动一时达于高潮。

为什么国民党蒋介石忽然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呢？本来抗战两年，从来没有人提出宪政问题。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也没有其他党派的人士提出这个问题。各方面在会上提出的要求有：“加强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案”、“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请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等。大家提出这些问题要求讨论时，蒋介石忽然抛出召开国民大会的提案。当时，最实际的问题是国民党不给国民党以外的党派、在野人士和人民大众以言论行动自由，抗日救国都遭到镇压。大家要求国民党给人民以言论行动自由。当时，并没有要求宪政，因为实行宪政要有宪法，搞宪法要起草，要通过，不是说办就可以办的事。国民党蒋介石提出宪政问题实际上是转移人们的视线，避免讨论各党各派在会上提出的迫切要求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只开一个召开国民大会的支票，人民要求的权利什么也不给。这完全是蒋介石玩弄的一种手段。

1940年4月，国民参政会上，根本没有讨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问题，只是“宪政期成会”向大会提交了“五五宪草修正案”，会议即告结束。9月间，蒋介石以筹备不及为由，宣布国民大会延期举行。宪政运动陷入低潮。

1941年11月，国民参政会开会，由主席团提出“促进民法案”，提案第一项便是宪政俟抗战终了再谈，抗战期内不谈，并撤消“选举总事务所”。这就充分说明，国民党蒋介石根本没有召开国民大会的诚意，他们召开国民大会的提案，纯粹是一种应付手段。

1943年9月间，蒋介石国民党又制造召开国民大会的舆论。国民党中央决议在抗战结束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蒋介石亲自任会长，以各党各派代表为会员；要求各地研究宪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宪政运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规模声势比以前更大。

为什么蒋介石这次亲自出马任会长，大肆宣传召开国民大会呢？原来是国内自1942年以来，民盟领导人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等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表示抗议，在抗战形势下，全国人民也要求民主政治，以动员全国力量进行抗战；在国际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成英美与中国并肩作战的局面。中国内部的不协调，国民党蒋介石政治的不民主，影响军事，英美对此也表示不满。对民主之呼求、不民主之责难，由国内波及国外，在国内国外夹攻下，蒋介石才又提出宪政问题，并大造声势，欺骗国内外群众，安定英美。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似乎抗战结束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的期限，不能满足，必须尽量提早召开。

在蒋介石、国民党心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拥有几十万军队。蒋介石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有两条路：军事的路和政治的路。军事解决的办法，虽未断念，但是走不通，形势也始终不允许；因此，他想走政治的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急忙召开国民大会，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按英美宪法，政党不得拥有武力。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中也按英美宪法。作出这种规定，中国共产党参加制宪和将来的宪政，就要按宪法交出军队。如果中共拒绝交出军队，即是阻挠宪政，以这个罪名强加给中共，以此向中共进攻。这样也会合英美的意，取得英美的支持，可借国际舆论攻击中共。所以，1945年5月，蒋介石匆匆忙忙宣布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完全是想借国民大会来向共产党进攻，妄图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得到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并不是真正要实现宪政，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权利。

抗战以来，宪政问题忽高忽低，几起几落，变更之由来，完全是蒋介石采取的策略，作为一种手段玩弄着，充分表明蒋介石是毫无信义的。

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所谓“山东问题”，几乎成为一个谜。“山东问题”的中心人物自然是当时掌山东军政大权的韩复榘。要了解“山东问题”，必先了解韩复榘。我当时在山东搞乡村工作，为推动抗日自卫，曾参加许多有关活动，因此在此期间与韩的接触频繁。现就我接触中所知的韩在七七事变前后有关抗日态度的种种事实，分说如后。

七七事变前对抗日有所准备

——1936、1937年韩对抗日的态度

1935年10月10日在无锡召开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我曾出席。散会后，我于10月17日经南京略作停留时，听到华北局势恶化，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极力鼓吹“华北明朗化”，企图搞“五省（冀、鲁、晋、绥、察）三市（平、津、青岛）自治”的消息，即赶回山东。为了决定我们在山东乡村工作的进退，亟须探明韩复榘对抗日的态度，我与乡建同人梁仲华、孙廉泉两先生，或相偕或分头，自1935年10月下旬至12月初之间，先后与韩谈话多次。内容不能详叙，只能大要言之如下：

一、拒绝敌人胁迫。日本有意在华北利用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三人当他们的傀儡，搞“五省三市自治”，隐然与南京国民政府分离。当时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参谋名花谷者几度乘飞机到济南，胁迫韩同赴平津开会，韩始终拒绝未去。后来何应饮北来，搞了一个“何梅协定”，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为委员长。

二、同意采取防卫办法。经我们同韩作多次长谈之后，他同意执行一个“三年计划”（1936—1938）。此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两项工作，将在三年内分期分区在全省推行。所说两项工作：（一）地方行政改革——为准备应付敌人（日本）入侵，改组县以下行政组织，将区公所改为乡农学校；乡农学校为政教合一的单位，它一方面行使原区公所的行政职权，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训练农村青壮年，以备自卫。乡农学校校长要由我们乡村工作者训练后任用。改善县政府组织，财政预算公开。考虑以县为单位抗击敌人入侵，力量单薄，将全省一百零几个县划分为七个专区，每专区十至七个县；专区设行政专员公署，为省政府下统辖机关；专员兼保安司令。省武装部队，战时可与敌人周旋。（二）民众自卫训练——全省逐步开展训练壮丁，计划分三年完成。初级训练在乡农学校；各乡农学校均配有军事教官一名；教官由韩的部队中挑选青年下级军官，经我们培训后充任之；教官辅助校长对农民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向受训者讲明训练的目的是为了抗敌以保卫家乡。高一级的训练集中在专区。

这个“三年计划”制定后，一切均按步骤进行。1936年上半年即开始执行。先划定了济宁、菏泽、临沂三个专区。专员一般由乡村工作人员中选任。如济宁专区由梁仲华任专员兼保安司令。进入1937年，又划了几个专区。抗日战争初期英勇牺牲的老英雄范筑先就是其中一个专区的专员。他的秘书主任赵某（名字已记忆不起，与范同时牺牲）和秘书张孟龙（潜）均为我们推荐的乡建院毕业的学生。废除区公所改设乡农学校的县至抗战前夕已有七十多个（全省当时共一百零几个县）。这个“三年计划”的贯彻是以孙廉泉和刘书香（第三路军总部参谋长）两人为主，梁仲华也参与，我很少过问。

此外，还在济宁设了一个全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为“三年计划”培养乡农学校校长及教员，集中训练全省八个师范学校的应届毕业生。这是个规模不小的训练计划，归我们负责。梁仲华任训练处处长，聘请杨开道（燕京大学教授）为教务长，我也不时来此讲课。

当时还曾打算设立省地方行政讲习所，训练县长、科长等行政干部。韩复榘要让梁仲华主持，后因各厅反对，梁也坚辞不就，此事即未办成。

战事初起时表示准备应战

——1937年7月韩对抗日的态度

1937年5月我去四川，后经武汉于7月2日七七事变前五天到达北平。那时北平谣言极多，形势更为紧张。我在北平即未再多停，于4日到济南，5日回到邹平。两天后卢沟桥战火起。又因南京政府为大局问题邀集各界知名人士约四百人，分批（每批约四十人）去庐山开谈话会，共商国家大计，我与梁仲华均在被邀之列，在邹平只停留三天，就折回济南，准备转赴庐山。过济南，我找韩复榘，说韩不在。我就找韩的秘书长张绍堂，张与韩通了电话。韩要张绍堂和刘书香以韩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一信，要我顺便带去庐山。信内大致是说韩部下将领有在庐山受训的，要求蒋尽快让他们回来，以做好应战的准备。再就是向蒋提出补充防空武器（高射炮等）的要求。张在电话上还转告韩：方才收到北平市长秦德纯的来电，说局势趋于缓和，日本人表示愿意妥协，他们也不想扩大事态等等。韩听后在电话上笑了，并说这是日本人的缓兵之计，想借机调动力量；仗定规要打，日本人不拿下北平不会罢休。

7月10日我离开济南去南京，准备转赴庐山。可是由于卢沟桥战火已起，华北局势愈加紧张，庐山的谈话会不再开下去，我即于23日由南京返回济南。韩要我带给蒋的信，我在南京就交给了行政院的蒋廷黻，由他转交。在回济南的火车上遇见一些韩的部队的中下级军官，他们说是奉命将眷属送回原籍安徽后又返回山东的。推计韩下此命令，当不过7月半。韩对应战有所准备，似也由此可见。

7月30日韩复榘离开济南应蒋介石之召去南京，在去之前又嘱省府各厅公务员速送眷属回乡，并曾对我笑着说：“赶紧回邹挖地洞吧。”自此济南局势第一次显得紧张，市内民众纷纷送家属回乡，车站行李山积，至8月23日达到高潮，好像战火即将燃烧到济南。

企图避免作战保存实力

——1937年8、9月韩对抗日的态度

8月2日下午四时韩由南京回到济南省政府，同日我直接去找韩，交际处副官说：“主席（韩当时为山东省主席）刚进门你就来了，你的消息真灵通。”副官随后又说：“你不能即刻见到韩主席，因为他在和日本领事等三人谈话，他们是应主席约请来见面的。”当时任翻译的朱经古事后告诉我，这三个日本人之中，有一个名有野的，是日本驻济南的领事，另外两个是日本武官和日本居留民（侨民）会会长。谈话的内容是韩向日本人说明以下三点：一是外间传说中央任命我（指韩）为抗日右翼总指挥，非事实；二是外间所传中央派蒋伯诚来山东，协助我指挥军事，亦不确；三是日侨回国与否，听日本人自便；凡未离济日侨，照旧保护。在此应指出的是，半月前韩曾促日侨回国，可见此时韩对抗日态度显然一变，对抗战殊不积极准备，因此也极力不愿刺激敌人。又例如，此时各省按南京国民政府指示纷纷组织“抗敌后援会”，而山东此组织独按韩的意见改称为“省防后援会”。再如“七七”事变初起时，山东日本侨民许多都将房屋门窗封闭加锁，回国去了。周村公安局局长自行将当地日侨房产打开，加以利用。此事为韩知道后大怒，把该局长召来严加训斥，并予撤职，可见其唯恐对日侨利益保护不周。但敌人曾两次用飞机投书诱降，韩则不曾接受。

后来我见到韩时问到他去南京的情况，韩说，他在去南京之前，于7月28、29日一连两个电报，要求蒋各路同时出击，蒋回电说，他自有主张，自有办法。待30日到南京面向蒋请示机宜，蒋还是不谈什么。他一肚子心事，却一点也不吐露。待临走时蒋向我说：“我的意思，你完全明白。”韩末后说：“我哪里明白他的意思呢？我是糊里糊涂去南京，又糊里糊涂回济南的。我看蒋介石并无抗日决心。”

也正是韩由南京回济南的当天（8月2日），下命令要市民不要轻信谣言，要商店照常开门营业。这样，我又决定再去京沪一行，以便明了当时大局真相。

被动应战同时急切求退

——1937年10、11月韩对抗日的态度

1937年9月底，平津战事不断南移，已到达山东德州一带。冯玉祥正在此线负责督导宋哲元部作战。冯曾调韩的军队去接应，韩以他的防区在鲁东胶济线一带而不在津浦线为理由，竟拒绝冯的命令。后来南京给韩发来电报，韩再也无法推脱。

10月2、3日，韩于是将部队全部由胶济线高密等地调津浦线，并亲去指挥，曾一度攻入德州，但反被日军包围，几乎被俘。自此以后，山东境内津浦线的防务即由韩负责，但韩复榘并无意在山东久留，与敌人周旋，而是急切求退，保留实力。

韩对抗日态度这一变化，似与当时以下情势有一定关系：

一、如前所说，8月初韩去南京见蒋介石，蒋本人对日本在卢沟桥点起战火之后，是战是和正犹豫不决，又不与韩讲明，使韩颇感不得要领，反而使其心存幻想，以为中日冲突或可不致演变为全面开战。

二、日本人不时向韩透露日方不愿扩大战争，对此韩可能将信将疑。这是说，日本人在韩的身上下工夫，可能起了一定作用。

三、国际上此时不愿见中日战争扩大，主张调停中日冲突的呼声甚高，也使韩以为战事说不定不久即可结束。

四、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后，南京根据作战部署，划分若干战区，分配防务，10月份以前，韩的防务为津浦线以东、胶济线以北，津浦线本身和青岛市都不在其防区之内，战火在此时不曾烧到韩的身上。

五、日本人暗地里说，绝不打山东，更不在青岛登陆。公开宣称也是如此，为了使人相信此话，日本人散布以下说法：胶济线有许多日本侨民的财产，如在此作战，将损害日本自身利益。事实上是日本人想以政治手段解决山东，争取韩作他们的傀儡，故极力避免在山东用兵。

由于前三点，使韩估计中日冲突有可能不演变为全面开战，山东自然因此也可以免于战火；由于第四点，更使韩产生山东可无战事的幻想；由于最后一点，韩在一个时期负有防卫任务的地区恰是敌人不用兵的鲁东，使韩得以在空隙中苟安于一时，无须表明其态度是战是和。8、9两月山东抗日工作的混沌局面，即由韩复榘的此种取巧心理所造成。进入10月后，乃至津浦线战火向南蔓延到山东德州，同时又委他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长官是李宗仁），有在此作战的任务，乃不得不应战，然而韩实际上是急切求退。韩求退之意似与以下三点有关：

一、当时津浦线敌我双方兵力均不多，彼此似均无意在此决战。就我方兵力而言，除韩由鲁东调来的部队之外，更无其他兵力；因韩部西调而空出的胶东防地，也无其他部队接防。

二、韩早抱有“中国抗日必须西撤而后反攻”的看法。8月22日我陪同军事家蒋百里先生至山东视察防务时，韩即向蒋百里明白表示，对日不求现在决战，但求能战能退；中国必撤至平汉线以西，待得到国际援助后，再反攻过来，方能取胜；如目前即进行决战，徒供牺牲，不如暂时保存实力，以待来日。韩对抗日前途大势此种看法，可能影响其行动。

三、韩自知自己部队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不过如此，不堪一击，如与日军认真决战，即会完全输掉，而且山东这块他经营多年的地盘也保不住了，与其如此，不如力求保全自己的部队。

韩急切想退走，却事与愿违，欲行不得。原因在于此时韩找不到任何将其部队撤离山东的口实。当时日军在津浦线虽不断向南推进，却并不渡河（黄河）南侵，也不在胶东沿海或青岛登陆。敌人不来攻，怎好不战而走。可是此时平汉线的敌人已到安阳、大名一带，有截断韩由鲁西南西撤之路的危险，所以韩着急起来，就把重要的辎重及财物运往归德、郾城、周家口一带。

10月7日，一度传闻韩有令，命所属公务人员南撤。

10月9日，黄任之（炎培）、江问渔两先生由上海至济南，是专为了解山东民众动员工作而来的，他们打电话给我，我即由邹平赶赴济南，与他们会晤。他们说：上海市已展开动员民众工作，战火同样烧到山东，而山东却未做此工作。他们对此种情况既表示关心，又很愿意加以推动。随后我即将山东动员民众工作的有关情况与问题向他们作了介绍。我主要说了三点：

一、韩对抗日态度暧昧，不让人讲抗敌，不让他人做动员民众工作，所以这项工作至今进行不起来。不过进入10月，战火开始蔓延入山东境内，韩被动应战以来，愿意有限度地开展一些动员工作了。但在此之前动员民众工作的延误，不能不归咎于韩。

二、但目前韩对此工作又从不热心变为不放心，极不愿人插手，尤不愿蒋插手。中央要各路军设政训处，准备派黄埔系的人来韩的部队负责政训处，做动员民众工作。韩先下手为强，即派余心清担任第三路军政训处长。

三、目前做民众动员工作的有几个系统的，隶属不一，互不相谋，而且彼此牵扯，纠纷不断，工作因此开展困难。除了上面说的军队系统的政训处，还有一个系统是省党部的“抗敌后援会”（即原来按韩的意图称为“省防后援会”，此时因形势改变，故更名），也做民众动员工作。山东省教育厅有民众教育馆，也建立了做此项工作的“战时工作团”。我们做乡村工作的也愿意在此尽力，也可算是一个系统，虽然不曾参加进去闹纠纷，但苦于无法用力。黄、江二位听了我这番话以后，勉励我排除困难，将此项工作开展起来。我深为他们的话所感动，又见战事已逼近济南，需要动员民众更为迫切，现在应是此项工作转机到来之时，于是决心振奋精神，再次努力开展工作。

10月10日，省建设厅厅长张鸿烈宴请黄、江两位，有何思源、余心清、李文斋和我作陪。大家谈话甚多，从午饭一直谈到晚饭，许多积存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这是因为黄、江两位远道而来，鼓励策勉之故。那天议论结果有两点：一是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各有关方面都派人参加，以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当场推选出五人为常务委员：余心清、何思源、李文斋、张绍堂和我，并推我任主任委员，我也表示同意。二是加强政训处，推荐王近信（子愚，教育厅秘书主任）为政训处副处长，皮松云为科长，协助余心清开展工作。当晚我们带着这些意见一齐去见韩，说明应团结一致进行抗日工作；军事方面自然由韩作主，而配合作战的民众动员工作由我们大家负责推动。韩听过以后，很高兴，说完全同意。

次日（10月11日）晨，我再去见韩，提出三点：一、请放手让大家去做民众动员工作，只有放手，大家才好开展工作。二、即刻整饬军纪。现在军队到处抓壮丁，随意收缴民众自卫枪支以及许多糟害百姓的事；军民关系不好，很难配合作战。我并举了一些实例，说明韩部队军纪之坏。三、说明大家要团结抗日，不可互相猜忌，更不可互相倾轧；对挑拨离间的话不可听。韩听过以后，对第一点当然无话可说，对于第二点，关于他部队军纪不好的事，他多次辩解，说不是事实，而是有人有意攻击。对于第三点，他认为如果有人挑拨离间，可置之不理。在他整个谈话中流露出对于民众动员工作和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事并不热心，这使我冷静了下来。

12日晚，按原定计划，“民众动员委员会”准备成立，并将在成立会上正式推举我为主任委员。但在临开会之前，省府秘书长张绍堂在电话中劝我说：主任委员你最好不要当，还是让李文斋去干好了。他用意何在，我也弄不清楚，但他们对此事原来不大热心，现在却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了。原来以为转机将出现，从此大家可互相配合，将已经延误了的工作开展起来，此时我又预感事情不好办，才知只不过是徒兴奋一场而已。

10月13日，日军攻下平原，进逼禹城，离济南已不远。当日深夜省府紧急会议，决定将省府迁宁阳县。

10月14日晨，我得知省府将迁走的消息后，即去见韩，表示不赞成。韩解释说，战事已逼近济南，一些公务员作战时不但无大用处，而且会成为累赘，所以先迁走。我提出无用人员可给资遣散，省府则仍以不移为好。当日中午许德珩、程希孟由北平南下，途经济南访我，谈及当时山东战局，也以为省府不迁宁阳为好，并劝我午后再去见韩，但仍然说不通。我见山东局势已无可为，就于夜间赶回邹平，处理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结束事宜。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办于1931年，至此已有七年，七年工作付诸东流。

10月16日，我最末一次离开邹平去济南。20日因南京来电又催我出席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我经济宁略作停留即转南京。在南京前后逗留将近一个月（其间去安徽巢县一次），目睹南京政府撤退景象。11月21日我由巢县再返回南京时，南京已成一座空城，政府人员几已全部撤走，只留有守卫部队。

11月22日，在撤守的前夕我离开南京。当时已找不到汽车，我是借用甘乃光的车去下关车站。车站一片混乱，已无车票可买。设法过江后，浦口车站更乱，随处是抛弃的行李，真是堆积如山，像一座座小楼房。人们只顾逃命，已顾不及行李了。车厢里挤满了人固不用说，车厢顶上，甚至车厢下也有人设法攀附着什么，想让列车将自己带走。我们无法上车，找到一位铁路工人，被他引到调车场，上了尚未编组的空车，等候挂钩开行，才又回到山东的。

11月24日，天明时我回到济南，借住在何思源座落在小车门外的住宅里。当日中午就同何思源去千佛山看韩复榘。我们乘轿上山后，见韩正在住房前来回徘徊。见我们来了，韩便对着我说你看我还没有走吧！这显然是针对着四十多天前我的疑虑而说。实际上此时韩想退出山东更加急切。

26日，梁仲华、王绍常、何思源、余心清和我，聚会于何思源家，对如何收拾人心、挽回山东危局，特别是对韩的部队乱抓壮丁、收缴民间自卫枪支，共商对策。由于乡农学校负有训练壮丁的任务，平素壮丁集合训练在此，枪支也很现成，于是每每整批被韩部队带走。有时更使用欺骗手法，最初只说集中训练，几日以后，忽然一道命令，几十人即全部带走，而事前乡农学校向乡民所作“绝不带走”的保证，全无法兑现，自己也落于欺骗民众的地位。最后共同拟出向韩提的建议有下列几条：

一、亟应切实收拾人心，安定人心，然后才能完成军民合作，一致抗敌。为此应做到：

（一）将地方自卫组织与国民兵役区分开来。国民兵役（即各县现有之国民兵、义勇壮丁队）其目的专为补充部队，地方自卫组织的任务是专为保护地方，搜查汉奸、流窜盗匪及敌人别动队，并负有战时交通运输，以及经济节制之责。凡加入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队者，不加入自卫组织；凡已加入自卫组织者，得暂免补充兵役。

（二）征集壮丁和补充兵役，应有计划有系统进行。请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并布告民众，对于地方自卫组织，如乡农学校受训壮丁，不得任意抽调，对于其枪支，不得任意征用。

（三）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凡遇有前方（黄河以北）退来的民众武装，应予优待保护，不得没收枪支及有搜索事情，并随时向上呈报，指示收容办法。

（四）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凡行军驻防需用民房及民伕者，应向地方行政机关或乡区负责人员接洽办理，不得自行占用及拉伕。

二、本省划分三个地带，进行工作：

（一）黄河北岸各县地方政治军事工作，除省主席（指韩）直接指挥之各部分（刘书香、张绍堂、范某）外，其余均责成黄河北岸游击总司令负责处理。工作重点即在黄河以北敌占区，并推王绍常为游击司令，在此地区与敌人周旋。

（二）第一、二、三各行政专区（济宁、菏泽、临沂），亟应加紧政训工作（即民众动员工作），参照政训处颁发的民众组织大纲，及第一专区各县自卫组织进行计划大纲办理之。

（三）历城、泰安等二十六县地方，应设特区政训处，拟请民政厅李树春厅长为正处长，何思源、余心清为副处长，调用民教政训各厅处人员负责进行工作。

当时还商定与韩谈话分两次进行，提出以上建议。27日梁仲华先与韩谈，只粗陈大意，无结果。

28日李宗仁到济南视察（李当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徐州；韩为副司令长官，故来视察）。29日我携带上述建议去千佛山找韩细谈，计自午前十时谈至午后三时。韩对我们的建议不表示接受或不接受，只是再三强调他本人不能胜任，不能作头子，不如宋哲元能够服众，而部下也无能力强的干部等等。其实这是托词，因韩此时只想急切退走，自然无意发动民众，也不会顾惜地方，而一心想如何在退走时将壮丁带走，将枪支、财款携去，以扩充自己实力。这是我与韩最后一次谈话。恰好在这天李宗仁来电报要我去徐州，我即于30日经兖州到济宁看视后于12月3日到徐州。

在徐州停留两天。李宗仁对我说，他11月28日在济南视察时，韩当面部署其部队撤往周家口、偃城一带，对他毫不回避。我也将韩无意作战，而一心西撤，以保存自己的种种事实详细地告知李宗仁，请李制止其西撤。

12月5日我离徐州，9日到武汉，南京国民政府此时已迁至武汉。在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上，我曾就韩复榘不积极作战，急切退走之事作报告一次。12月21日在湖北省府官邸见蒋介石，我也将韩的问题告诉了蒋。蒋听后笑答：我全已知道。

1938年元月中、上旬我访问延安后不久，即听说蒋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召韩到开封，将其逮捕，押往武汉，在作军法审判一次以后，将其处决。据刘熙众（山东省公路局局长，韩的亲信）说，韩被囚禁在武汉某楼房内。一日有人传令：蒋委员长召见，韩便更换好整齐的军装前去，待其下楼时为人击毙。

国共两党和谈中的孙科

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长子，也是国民党的元老。我和他很熟悉，多次见面，他还请我在他家吃过饭。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和谈时，我作为民盟代表参加，同孙科接触很多。

国共两党谈判中，孙科是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代表有张群、邵力子等，军事方面的代表是张治中先生。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以周恩来为首，还有陆定一、王若飞、李维汉等同志。民盟方面的代表共九个人，有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张君劢，还有我等。大家推我为秘书长，实际上我是民盟的首席代表。当时，各方派出的代表人数有多有少，但是不论各方代表多少，只有一个表决权。

孙科是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是代表国民党蒋介石参加国共两党谈判的，但是他在谈判中有私心，他不是站在蒋介石国民党的立场上进行谈判，而是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他有什么私心呢？说起来是一个很可笑的私心，这就是他想夺国民党的大权，出卖蒋介石。怎么一个夺法呢？在制定宪法草案时，他想搞成一个英国式的宪政。英国宪法规定，英王是国家元首，但是是无权的；首相是政府首脑，掌握实权。英国宪法还规定，立法权在众议院，内阁由众议院产生，内阁是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行使行政权，内阁阁员不放弃众议院议员的身份。众议院对内阁不信任，可以推翻内阁；内阁可以解散众议院，诉之于民意，举行大选。孙科在制定宪法草案时，要完全套英国宪法，想把蒋介石摆在英王的地位——无权的地位，他当首相，掌握实权。

完全照搬英国宪法，不是孙科的发明，是张君劢的发明。张君劢设计的方案，表面上是孙中山先生的五院制，设立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实际上内容不同了，把立法院搞成英国的众议院、行政院，形成英国式内阁。总统相当英国女王，行政院长相当英国首相。

张君劢这个套英国宪法的策划，得到孙科的支持。孙科私下安排，他将来是行政院长，当英国式的首相或日本式的首相，把蒋介石推尊为大总统，实际上是英王。美国代表马歇尔认为，这种宪政符合西方式政治，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中国共产党方面，周恩来完全同意，因为中共方面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和一党制。参加政协的绝大多数人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都认为就像欧美这个样子吧，没有别的路可走。

我认为，这个办法不行，行不通，也要不得。民盟方面，不仅民盟方面，参加和谈的所有人当中，也只有我一个人这样认识。为什么说行不通，要不得呢？欧美式的宪政，是多党制，至少两党，互相承认，互相竞争，你上我下，我上你下，不是一党独霸的政治局面。我认为这不合中国的需要，绝对不合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国太落后，特别是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方面，大大落后于欧美，急切需要的是搞物质建设，搞经济建设，搞生产，加快速度，急起直追欧美。物质方面的这个不足，不补上不行，否则中国始终是一个软弱的国家。这个任务是第一位的任务。这就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局，执行一个长期连续不变的方针政策。像英美那样，你上我下，我上你下，倒来倒去，政策变来变去，在中国不行。那种做法是没有眼光的，可以说是不懂事的。这些话当时在两党和谈时没有说，因为大家都不会听得进去。后来，我去延安说了。

国民党代表团中，邵力子先生为人厚道，张群是蒋介石的人。孙科是首席代表，邵力子、张群当时没办法，拗不过孙科。他们就把协议送给蒋介石，摆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想让蒋介石看了不同意，加以反对。但是，那时蒋介石目空一切，根本看不起政协，没把政协放在眼里，政协通过的协议，他根本不看。蒋介石不看，不阻止，正合孙科的意。孙科就按他的办法进行。

政协就要闭幕了，蒋介石才看文件，一看不对了，就把邵力子找去。国民党里的亲蒋派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大哭大闹，说我们党完了，被孙科出卖了。蒋介石安抚说：“我自有道理！”孙科这个人糊涂，蒋介石哪里会受他的骗。

孙科本来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蒋介石一出面，下面的人一闹，他没法儿了，就拉着邵力子去见周恩来。他哀求说，通过的协议要改，不改不得了。周恩来对张君劢说：“看来要改！”因为当时是政治协商，一切协议都要各方一致同意才算通过，有一方不同意便行不通。张君劢说：“国共两党为主，我们没有什么，你看着办。”后来，把宪法草案十二条大大地修改了。修改的地方有：

一、取消立法院不信任投票可以推倒行政院的条文。

二、把各省得制定省宪的规定，改为各省得制定自治法规。中共方面作了很大的让步。各省得制定省宪，这是中共方面的意见。因为当时中共方面认为，中共要夺取全国政权不容易，但是可以夺得几个省。省可以制宪，中共就可以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制定在自己夺取的省的省宪中。

三、修改了关于国民大会的一些规定。张君劢原来的办法是，通过公民投票的办法，公民行使创制权、复决权、否决权等四权，不必召开有形的国民大会。他这个办法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一段话，大意是人民有四权，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行使四权。修改后规定，要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产生国家行政人员。

还有一些地方也作了改动，记不清了。

1946年1月31日，政协闭幕了。闭幕那天，蒋介石出席了，五项协议正式签字。闭幕以后，蒋介石还宴请了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代表。

在政协闭幕以前，周恩来到国府路三百号民盟总部来看望我们。他对我们说：“看现在的情况，买卖可以成交了。”意思是说，同国民党的协议可以达成了。我们表示，主要是国共两大党，国共两党认为可以成交，就可没有问题了。

当时，周恩来准备离重庆回延安汇报。从延安返重庆后，参加闭幕式，在协议上签字。这天，我交给周恩来一封信，信没有封口，我让他把信带给毛泽东。周没有看信，把信装进大衣口袋里。我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看样子政治协商完成了，取得了协议。会议成功了，要组织联合政府，在联合政府筹备下，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根据宪法建设国家。我说，我不参加联合政府，我要站在政府之外，发表我的言论。我认为，根据协议搞的宪法草案在中国行不通。我这个想法当时没有人同意，都听不进去，所以我表示，要到延安去，同中共领导人面谈，阐述我的见解。

就在这年的3月间，我到延安去了。我对毛泽东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方案，组织政府，制定宪法等这一套，顶多一年，再多两年，甚至三年，最终是行不通的，非另走路不可。我对毛泽东说，不要只是我们两个人谈，请你邀请中共方面十个要人一起来谈。第二天，毛泽东请来了十个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都参加了。我向大家谈了我的看法，我说，政协的结论，按外国宪法一套在中国行不通，不合中国的需要。我也谈了前面说过的，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要不得的道理。大家都认真地听，没有人插话。毛泽东听得也很认真，不过他不是老坐着，经常是一边走一边听。任弼时听出我说的意思，他说：“你是说蒋介石下台或蒋介石死以后吗？”我点点头。当时，蒋介石兵多装备好，掌握着全国政权，又有美国支持，谁也没有料到蒋介石那么快就会被赶出大陆。在那时看，蒋介石不死，不倒，最多是南北朝的局面，不可能出现旁的局面。

再说孙科，孙科在政协时搞了一个小阴谋，想当中国的首相，没有当成。还都以后，即首都由重庆迁回南京以后，孙科当了立法院院长。孙科经常住在上海。立法院有一个立法委员，名叫孙书元，江苏人，也住在上海。我们民盟的许多人也常住上海。孙科派孙书元去见张君劢，孙书元对张君劢说：“孙先生让我对你们讲，他同你们实在是一个立场。”所谓一个立场，就是说都不满意蒋介石的政治独裁，可以里应外合，他（孙科）在里面，我们在外面，一块抵制蒋介石。这时，民主党派方面有不少人相信孙科里应外合的话。

不久，我们得到一个消息，给我们透露这个消息的是王葆真，王是河北保定人，后来活了九十八岁，是老国民党党员。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相信孙科，他已被蒋介石收买了，蒋介石把副总统许给了孙科，孙科不需要你们了。我们一了解，果然是这样，蒋介石推选孙科当副总统。后来，只是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李宗仁当上了副总统。孙科没有当成副总统，当了一个短时期的行政院院长。

附录　梁漱溟年谱简编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　生于北京。翌年中日甲午之战。

1898年（5岁）　开始读书。是年光绪变法维新。

1899年（6岁）　入兼习英文之“中西小学堂”。

1890年（7岁）　因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而辍学。

1901年（8岁）　庚子变后，维新势力又抬头，学堂复兴，于是又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学习。

1902年（9岁）　改入彭翼仲先生主办之“蒙养学堂”，学习至次年。

1904年（11岁）　由亲友各家合请一家庭教师，在家中不习四书五经，而读小学课本。

1905年（12岁）　入“江苏小学堂”学习。

1906年（13岁）　考入“顺天中学堂”，学习国文、英文及数理化各科。

1910年（17岁）　因同学甄元熙介绍，开始参加革命活动。

1911年（18岁）　中学（时改称“顺天高等学堂”，程度同大学预科）毕业。读张继译日人幸德秋水著《社会主义神髓》有感而作《社会主义粹言》，自己油印数十份。

辛亥革命爆发。

1912年（19岁）　参加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在支部主办之天津《民国报》（社长甄元熙，总编孙炳文）任编辑及外勤记者。

1916年（23岁）　袁世凯“帝制”失败，恢复民国法统。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部秘书。

有感于名记者黄远生之死，而作《究元决疑论》，发挥佛家出世思想。文章发表于《东方杂志》后，以此求教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因而被邀往北大讲授“印度哲学”。

1917年（24岁）　正式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课，至1924年止，前后七年。是年游湘，目睹南北战争之祸，因而写《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自费印发千册散发，呼吁制止南北军阀内战。

1919年（26岁）　开始与熊十力先生相交往。《印度哲学概论》出版。

1920年（27岁）　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

在北大添讲佛家唯识学。《唯识述义》（第一册）出版。

梁启超、蒋方震诸先生由林志钧（宰平）先生引导来访谈。

1921年（28岁）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首次出版。

介绍熊十力先生到北京大学讲授佛家唯识学。

与黄靖贤女士结婚。

1922年（29岁）　与李大钊先生倡议裁兵；蒋方震先生草出“裁兵计划”。

在蔡元培先生家讨论《我们的政治主张》，并签名。

1923年（30岁）　陈铭枢先生北来相访。

1924年（31岁）　辞去北大教学工作，赴山东主持曹州高中及重华书院，并筹办曲阜大学。

1925年（32岁）　因时局变化回北京，与熊十力先生住什刹海东煤厂与青年朋友约十人同住共学。

是年为北伐前夕，南方革命空气高涨。李济深、陈铭枢、张难先三位来信，以革命大义相责勉，促速南下，而此时对中国大局之出路正处于疑闷中。

1927年（34岁）　应李济深等三位之邀赴广州。

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为广东省政府委员，辞未就职。

1928年（35岁）　在广州，认为宪政应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地方自治又应由基层（乡村）入手，因而作《乡治十讲》；筹办乡治讲习所，未成。

1929年（36岁）　离广州，至上海昆山、河北定县及山西乡村考察乡村工作。后因广州政局变化，不再南返。经王鸿一先生介绍，与筹办河南村治学院之梁仲华、彭禹廷等相识，并受聘为该院教务长。同时接办北京《村治》月刊。

1930年（37岁）　因蒋阎冯中原大战，村治学院开办未满周年即结束。

1931年（38岁）　梁仲华等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联系，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梁仲华任院长。内设训练部和研究部，任研究部主任。邹平县划为乡建实验区。

1932年（39岁）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村治论文集）》出版。仍兼任《村治》月刊主编。

1933年（40岁）　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邹平县召开，作《山东乡建院工作报告》。报告中说：“顾今日中国之乱，系由近百年来，遭遇另一种不同文化……所引发其自身传统文化之一大激变。夙昔社会之组织构造，节节崩溃，……此时而言求治，非从根底上重新建立其自身所适用之一种组织构造不可。……所谓村治或乡村建设者，意在新组织构造必从乡村建其根基。”[73]又划菏泽县为实验区。

1934年（41岁）　第二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河北定县召开。

增划山东济宁专区等十四县为实验区。

《乡村建设论文集》出版。

1935年（42岁）　与梁仲华、孙廉泉等，推动山东省政府拟定以改革地方行政和民众自卫训练为主要内容的“三年计划”（1936—1938年），以应付日本入侵，实行自卫做准备。

是年日人策划“华北五省三市自治”，华北局势紧张。

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无锡召开。

1936年（43岁）　赴日本考察农村工作。

应邀赴广州讲学，途经上海访蒋方震先生。蒋先生谈日本大举入侵将不在远，而我方之应付策略应植基山东山西之农村。

1937年（44岁）　七七事变，日本入侵我国。

应聘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参加会议。自认为这是参与上层政治活动的开端。

因战火延及山东，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建院七年（1931—1937年）之后结束，部分人员撤往河南。

《乡村建设理论》与《朝话》出版。

1938年（45岁）　1月初，为全国团结抗战，自武汉赴延安，访问毛泽东主席。国防会议参议会改组，扩大为国民参政会，被选为参政员。自此任参政员至该会结束时（1947年）止。

在四川创办南充民众教育馆。

1939年（46岁）　2月，自重庆，经西安、洛阳，去游击区巡视，历经豫东、皖北、苏北、鲁南、冀南、豫北、晋东南，前后八个月。亲见国共摩擦，深惧内战爆发，妨碍抗敌。返回大后方成都、重庆，得悉党派关系恶化同样严重。于是与国共及第三方面分别商讨如何避免内战，并与第三方面人士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0年（47岁）　年底，皖南事变前夕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共四人商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盖认为第三方面任务重大，非加强组织不可。

创办勉仁中学。

1941年（48岁）　1月发生皖南事变。因不能坐视国内分裂之发展，与民盟同人奔走于国共双方。为摆脱国民党政府之钳制压迫，被派赴香港创办民盟言论机关《光明报》，自任社长。在报上发表了民盟成立宣言及民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敌，报纸停刊。

1942年（49岁）　年初自香港脱险，至桂林。

着手撰写《中国文化要义》。写出《我的自学小史》前十一节发表。

为蔡元培先生逝世二周年发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

年末，张云川自重庆带来周恩来先生密信，劝往苏北或其邻近地区建立乡建或民盟据点。因感在苏北缺乏自己开展工作的基础，辞拒未去。

1943年（50岁）　写《答政府见召书》，寄邵力子。信中说：“……其在大后方，则执政党对于党外之压制，转迫转紧，浸至无所不用其极。人不入党，几不得以自存；言不希旨，绝难宣之于笔口。”“如漱溟者正同处此境地，而身受其苦之一人。”信中最后说：“政府诚有取于民主精神，政府自实践之，何用许多人来筹备。”因此，“实施宪政，非所愿闻；践行民主，宁待筹备”。[74]拒赴重庆。

1944年（51岁）　发表《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呢》。

《漱溟最近文录》出版。

8月，日军进犯桂林，避难于贺县八步。同陈此生兄“过着自己烧饭的生活”。此时曾为“策划两广湖南三省交接处展开战时民众动员工作和树立对内政治革新旗帜，号召改造全国政局而奔走”，“尽算是苦心孤诣，卒于一事无成”。[75]

1945年（52岁）　日本战败投降。以为“敌国外患既然没有，内部问题亦可望解决”，因此“用不着我再为现实政治努力”。“我要回到文化工作岗位。及至行抵广州，乃悉国内形势未容乐观”。[76]

为参加重庆政协，年底由粤飞渝。

《梁漱溟教育论文集》出版。

1946年（53岁）　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重庆政协会议，会后以为“今幸内战停止，协商告成，中国有步入坦途之望”，“但时局旋即恶化，没有容我抽出身来，更且把我拖入”。4月接任民盟秘书长，“从5月初到10月底，整6个月，除一度去昆明调查李闻案外，都在京沪间为和谈尽力，但当我看清楚无可为力的时候，我就拔脚走开了”。[77]于是辞去秘书长，远去重庆北碚，闭户著书，撰写《中国文化要义》。

1947年（54岁）　在《观察》杂志发表《树立信用，力求合作》。文中说：“我与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距离。……然而根本上还是相通的。……我对于民族前途，对于整个人类前途，有我的看法及其远大理想，除掉这远大理想，便没有我。而他们恰是一个以远大理想为性命的集团。”[78]

1948年（55岁　）年末，写成《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79]，备发表。文中指出：“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今天好战者既已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80]

于重庆北碚创办勉仁文学院。

1949年（56岁）　《中国文化要义》出版。书中“自序”说：“要认识中国问题，即必得明白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所引起之变化及其内外形势。而明白当初未曾变的老中国社会，又为明白其变化之前提。现在《中国文化要义》正是前书（指《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编者注）讲老中国社会的特征之放大，或加详。”[81]

《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出版。

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解放军将渡江。

发表《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敬告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

写信致“民盟主席张澜先生转诸同人”和“中共中央毛周诸公”，“勉励诸先生为国家大局努力负责，而声明自己决定三年之内对国事只发言不行动”；“对民盟则许我离盟；对中共则恕我不来响应新政协的号召”。关于脱离民盟原因说：“我知道我此时言论主张在盟内未必全同意。要我受拘束于组织而不得自由发言，我不甘心；使组织因我而受到破坏，尤非道义所许……”[82]

1950年（57岁）　由重庆北碚来北京。

3月12日　应毛主席邀请晚饭谈话，“主席问我是否可以参加政府，我答自己愿在政府外效力。我希望设一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主席当时未置可否”，而以去参观新老解放区相劝。于是赴山东、河南、平原及东北六省参观，历时近半年。

1951年（58岁）　任全国政协委员。

自请赴四川合川县云门乡参加土改。

1952年（59岁）　写出《我的努力与反省》一长文，回顾多年从事社会活动的经过，并试作检讨。

1955年（62岁）

再次撰写《人心与人生》自序。

1965年（72岁）　在早年所作《悼王鸿一先生》一文后批注：“此文写于1930年，其时吾于共产党缺乏了解，且有偏见，故尔出语不合。然此文可存，此语不必改，以存其真，且志吾过。”

1966年（73岁）　《人心与人生》写出前七章，因“突遇文化大革命运动，以自己所储备之资料及参考书尽失而辍笔”。

“抄家”未逾月，“在手头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撰写《儒佛异同论》”。

1974年（81岁）　《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改写完毕。文中说：“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随后写出《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

1975年（82岁）　7月初《人心与人生》撰写完毕。在此书后记中说：“书虽告成，自己实不满意。”又说：“竟尔勇于尝试论述”“自己不能胜任的学术上根本性大问题——人心与人生”，是因为“第一，年方十六七之时对人生不胜其怀疑烦闷，倾慕出世，寻究佛法。由此而逐渐于人生有其通达认识，不囿于世俗之见，转而能为之说明一切”，“第二，……当今人类前途正需要一种展望之际……”[83]

改写《东方学术概观》一文。

1980年（87岁）　被推为全国政协常委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1984年（91岁）　《人心与人生》一书出版。

1988年（95岁）　6月23日病逝于北京。

编后记

先父尝言：“自有知识以来，便不知不觉萦心于一个人生问题，一个社会问题（或云中国问题）。”他正是为此两大问题而思考而行动，终其一生。

他又曾说：“我生而为中国人，恰逢到近数十年中国问题极端严重之秋，其为中国问题所困恼自是当然。……我恍如很早便置身问题之中，对大局时事之留心，若出自天性。”由此可见，在两大问题之中，他用心于中国问题似更早，所付出的精力似也更多。而他又是一个“一向喜欢行动而不甘于坐谈”之人，“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便促使他“不能不有所行动”。于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几十年，他为此问题，劳攘奔走，付出甚多。

先父早年即热心于君主立宪，后又转而参加辛亥革命。在1924年辞去北大教职之后，不久即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工作，前后凡八九年。1937年日寇入侵，又为抗战奔走，从事促进国内团结、一致对敌运动，因而有访问延安，参与创建民盟及巡历敌后等活动。至抗战胜利，又曾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建国而尽力。又因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是以“动不盲动，想不空想”；行动之中自有其主见。凡此种种，此书所收录的文字多有所反映，故《忆往谈旧录》一书，可视为先父从事社会活动、参与现实政治的实录，其中辑录有其自述数十年间的亲身经历，与若干历史人物的交往以及个人见闻等。这些内容多有一定史料性质，因此对了解新中国成立之前约半个世纪间的中国社会与历史，将不无帮助。

此书首次出版于198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距今将近二十年。如今再次出版时，为更全面反映作者前半生的社会活动与政治生活，对内容作了较大的增删，并重新加以编排。

梁培宽　记

2005年9月11日

2006年初，《忆往谈旧录》再次问世。这次再次问世，不只是重印，而是增加了许多内容，编排也与原来完全不同。但由于自己工作的疏失，先父有关记述中国民主同盟的文字竟被遗漏，实为一大缺失。幸今日有增订的机会，将被遗漏的文字全部补入于增订本内。

先父梁漱溟尝说：“八十年来我一生行事，总是自己主动。一生中许多事情是独自创发，不是步人后尘。例如我搞乡村建设运动十年，虽赖许多朋友合作，渐渐得各方广泛响应，而风气总是我开的。又如民主同盟组织的出现，固然没有各方面参加赞助不会有成，但从开头发起，以至后来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都是由我执笔。”可以说，他曾为投身乡建运动与创建中国民主同盟这两件事，付出了大量心血，并对国家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培宽　记

2008年12月23日

此书增订本首次于2006年出版。2008年底，又将《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文补入，于2009年由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2011年曾将此书二次增补交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今又由世纪文景再版。

借二次增补之机，特将《回顾为全国团结统一抗敌与民主建国而奔走的十年》与《敌后游击区域日志》增补于其中，使此书内容更为充实。增补的这两篇内容，都是著者一生中重要经历的真实记录，有着特别的意义。

此书经过增订与两次增补，著者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数十年中，其主要社会与政治活动的经历及见闻，以及所认识的重要人士，大体上均已涵括于其中了。

梁培宽　记

2015年3月

[1]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为“检讨我的立场、观点和过去一切行事”，并注明为“试作自我检讨之二”，盖对首次自我检讨文字《我的努力与反省》而言。这两篇文字均写于1952年。令人遗憾的是此“试作自我检讨之二”于“文革”抄家时被收缴，后虽幸得寻回，但文字后一部分却丢失而不可复得。因此，作者于1976年复阅后有批注：“此抄件佚失不全，姑存之而已。”又，此文之后附有该检讨文之写作提纲草稿，可互相参阅。——编者（后此之注释，除著者自注注明为“漱注”外，其余均为编者所加，不再一一标明。）

[2]即《我的努力与反省》一文。

[3]《年谱》已收入《梁漱溟全集》卷一。《我的自学小史》和《自述》已收入《全集》卷二。

[4]著者已于1974年将此节补写出，只是较原计划为简略。

[5]“学佛又学医”一节已于1974年补写完，并已收入《我的自学小史》一长文中。

[6]时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镕西）先生邀其任秘书，而张为其舅父，故说为“帮忙关系”。

[7]1917年7月初，张勋拥废帝溥仪复辟。段祺瑞（北洋军阀中的皖系军阀）以“讨逆”之名率兵入京，后又自任国务院总理。孙中山指出段为假共和真复辟，正式发出“护法”号召（维护《临时约法》与国会）。8月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被推为军政府大元帅。而段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下令通缉之。10月初，段宣布“出师剿灭”南方护法军，派遣直系军队（北军）入湖南，于是南北战争开始。

[8]作者本人有文字记载说，此小册子曾有一部分放在北大教员休息室内，任人取阅。辜先生即在此处见之，并发感叹。

[9]在作者《寄晓青甥》（1952年）一信，也曾写有这样的话：“我这里虽不能无人情，却不许有俗肠。像小资产阶级的向上爬心理，可说自幼没有。”

[10]作者曾有更为精要的表述：“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而我亦没有把中国问题只作中国问题看。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对世界人类尽其责任，就不能不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见《寄晓青甥》）

[11]此写作提纲稿原写于作者一小记事本中，现特附录于此，供参阅。

[12]王朝俊（1875—1930年）先生，字鸿一。山东郓城县人。清末秀才。山东高等学堂毕业后公费留日，于此时参加同盟会。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同时参与反满革命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后，曾任山东省副议长。主张“村治”救国。梁漱溟先生怀有“乡治”思想，王即介绍梁主编《村治月刊》，并推荐出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

[13]“第一舞台”与“真光电影院”为昔日北平之著名高级剧院与影院。

[14]这四个小党是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和共和实进会。—漱注

[15]1912年2月以袁世凯使清帝溥仪退位为条件，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而由袁出任此职。

[16]据著者晚年谈话，此秘密机关所在地为今日北京东单二条。

[17]以我所知，广东伍庸伯先生（观淇）、苏北江问渔先生（恒源）在当时皆年近四旬，而天天在北大听课的。伍先生听课达一年之久。江先生在当时是一位农商部主事，他一面任职，一面听课，竟然取得正式毕业资格。——漱注

[18]据章行严先生谈，清末革命，他与蔡先生同搞“爱国学社”，与陈同办《国民日报》，多年相熟友好。蔡、陈于1916年接北大事，他恰去日本，经函电邀聘，立即应聘到校。但次年广东护法方面七总裁拥岑春煊为主，发表他为秘书长，事前并未征求他同意。在南北对抗局中，使他不得安于北大，遂尔离去云。—漱注

[19]毛主席在长沙师范求学之时，最受知于教师杨怀中先生（昌济），情谊极深。1917年间，杨任北大哲学系教授，讲西洋伦理学史等课，住家地安门鼓楼东豆腐池胡同。毛主席北来，即投住其家，一面经杨介绍为图书馆职员，一面缴费做旁听生听课。正值五四运动之时，毛主席却未在北京。我在当年与杨先生曾彼此互有过从，顾未及结识毛主席。——漱注

[20]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40页。—漱注

[21]袁解散国会时，杭辛斋先生是国民党议员，曾为陆建章的军政执法处捕去，几遭杀害。其事即在《京话日报》二次被封的同时或前后，两件事有无多少关联则不详。——漱注

[22]1922年春我曾为接办《京话日报》奔走，访梁任公先生于其天津寓所，承他捐助了二百元。我又先后对李大钊、张难先两位先生谈过，希望得到人力帮助，两位先生亦各曾亲自来过报社。——漱注

[23]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33页。——漱注

[24]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38—40页。——漱注

[25]民国元年南京留守黄兴倡办爱国捐与此相类似，其运动亦曾发展到北京，但不论从北京看从全国看皆不及国民捐的声势。——漱注

[26]据郝寿臣先生说，当时戏剧界同人的组织名为“正乐育化会”，会长是谭鑫培，而副会长即田际云。——漱注

[27]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32页。——漱注

[28]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37页。——漱注

[29]清末官府制度复杂而又变更频繁，现在难以记忆。练勇俗呼“看街兵”，似属于五城巡防局，它与五城公所似尚非一事，后来不久皆以改制裁撤。—漱注

[30]当时王公大臣多乘坐四人大轿以至八人大轿或一种特制的大鞍车，其随从则乘马。轿夫马夫往往横暴欺人。戈著报学史所传瞿鸿禨卫兵抢掠者，实为其马夫横行街道闹事之误，其事见七一五号报，恰在报纸被封前不甚久。—漱注

[31]当时投函投稿的既有商店老板、伙友、小贩、手工人、家庭妇女、少年学生、蒙师、基督教友等人，而亦有那时较上层的人士。更有当时封建制度下所有而今天之所无，甚且今天所不懂得的许多各色人物，例如“宗室”（清帝室族人）、“世职”（世袭职位者）、“书吏”（各部衙门世传掌档案者，品位低而势力大）、“家臣”（王公府第护卫）、“家人”或“家丁”（府宅杂役）、“侍女”（府宅用婢往往是买来的）以及当兵吃粮饷的。又彭先生一演说中，有“梨园”（伶人）、“勾栏”（妓女）的函稿皆曾登过的话。—漱注

[32]《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一书为陈干出资印行。书中有彭撰“弟子陈干事略”一篇，并附有八年前陈对《京话日报》投稿两篇。当年陈正是一个兵丁，是以投稿而认彭先生为师者之一人。——漱注

[33]西太后曾遣内侍到报馆传谕说每天要看。当时报上刊出了“进呈两宫御览”字样，两宫指太后和皇帝。——漱注

[34]见五三九号报，陈即陈天华，惠即惠兴女士，冯、潘二烈士待查。—漱注

[35]关于任文毅的事情和后来加重彭先生刑罚的事情，在《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一书中记述甚详，并附录一些有关文件，今本文一切从略。——漱注

[36]《北京报》后来在北京出了很久，从光绪末年到宣统年间以至民国初年。——漱注

[37]张耀曾先生（1885—1938年）是近代著名法学家、政治活动家，早年参加同盟会，系《临时约法》与“天坛宪草”主要起草人，为国民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因蒋介石个人独裁，实行一党专政，与先生所怀宪政治国、多党议会政治理念不合，拒不参加政府，遂淡出政界，又因不幸早逝，遂多为世人所不知晓。

[38]原信函中“现存亲属”与“遗稿文物保存情况”两节均略去。

[39]作于1942年。

[40]写于1943年。

[41]此文约写成于1985年。

[42]著者口述，曹月堂、丁介辉笔录整理，后经著者阅过。

[43]此悼念文章附于全文之后，可供参阅。

[44]此记述文字之摘录附于本文之后，可供参阅。

[45]蒋方震（1882—1938年），字百里，浙江海宁人。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将近代先进军事理论系统介绍至中国的第一人。曾学习军事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1）与德国（1905）。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1912）、国民政府军委会顾问（1935），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38）等职。著作有《国防论》等。又，此文据著者口述，由编者笔录，整理而成；时在1985年。

[46]胡氏到香港前，曾从海外有一极长电文致国内各方面，大谈其五权宪法，谓全国今既统一，当奉行总理遗志。愚先于任潮处见之，深觉其一味逞书生虚见，对于大局前途之艰难全无认识，而满纸骄盈自得之色实属可鄙。然素闻任潮少时尝一度受业于胡，彼此有师生之谊；真如亦一向盲目崇拜胡氏。当时局方陷于僵持，而报载蒋忽飞奉化不出，愚深恐李、陈拥胡以代蒋，于大局实无好处，因赶赴京、沪阻其事也。—漱注

[47]系因民革中央秘书处向我征求意见而写。—漱注

[48]汪精卫此文在十九年扩大会议前，愚当时曾于《村治月刊》引用之，试检《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一一四页可得。原文指出第一种模型心理即清末革命派之于十八世纪自由主义之制度，如法国美国者。第二种模型心理则民国十五六年最盛，不是法美式而是苏联式了。言之未尝不明白，顾未自承两度革命运动领导者同在此模型心理中，而第诿归于青年无识。盖不只自讳其失，并为孙总理留颜面也。—漱注

[49]二十三年立法院公布宪法草案时，愚有《我们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一文，犹是此意，可资参照。原文见天津《大公报》，收入《乡村建设论文集》。—漱注

[50]见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天津《大公报》社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一八〇页曾引用之。—漱注

[51]1939年初，著者自重庆出发，往山东敌后考察，途经西安时，利用滞留西安时的间隙，而有宜川秋林镇之行，走访阎锡山。时在1939年2月17日至26日。

[52]此文由《河南文史资料》编辑部据访问记录整理成文后，曾经作者审阅。

[53]摘自《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1941年首次发表于香港《光明报》）。

[54]关于这些教育（或称训练），我本嘱随行的友人考察记录，不过材料不在手边，只好从略。但我为使上面的话不落空，为使大家深切予以注意起见，我特指出那些学生生活的苦况。吃饭总是吃小米饭，没有掉换，菜只一样，萝卜汤，有点盐，没有油，滋养二字不能谈。睡在窑洞内，空气、光线皆不足，而且潮湿，又是人与人挤拢一起，铺位分不开，跳蚤、虱子纵横无法清除。最苦不堪的，是早起没有洗脸水，因为担水上山来不易，水都冻冰，要柴来烧，而柴是贵的。所以一盆水，第一个人洗过，第二人洗，第二人洗过，第三人洗，第三人洗过，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个人才算完。这种情形，卫生二字向谁讲？我留延安半月以上，随我去的邹君参加到他们学生队，故知之详且确，没有虚假，奇怪的是身体并不见差（面色不见黄瘦难看），兴趣都很好！这不是一种成功吗？——漱注

[55]一九四二年首次发表时为港英当局新闻检查机关所检扣者。

[56]作于1978年。

[57]商震（1886—1978年），浙江绍兴人，字启宇。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历任旅长、陕军第一旅旅长、师长，晋军前敌总指挥、山西省府主席。1927年加入国民革命军，任三集团军左路总指挥。1928年起，历任河北省府主席、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府主席等职。同情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抗日战争胜利后，对蒋介石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不满，辞去驻日代表团团长职务，留居日本。

[58]摘自《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标题为编者所加。

[59]此为1941年在香港《光明报》首次发表时，为港英当局新闻检查机关所检扣者。

[60]1957年9月编次。

[61]1941年作，同年发表于香港《光明报》。文中空格□处为当年港英当局新闻检查机关所检扣者。

[62]1942年作于桂林。当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尚未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63]著者1962年重阅此文时于此处加以下批注：“其实盖为青年党之左自以为党势大过张之民社党，不肯以主席地位让于张。”

[64]当时十大纲领及同盟成立宣言系经陈友仁、陈翰笙二君亲自译成英文，即由二君担保此事之属实，而后各外国记者乃拍出电报，引起世界各国注意。——漱补记

[65]追记于1984年。

[66]写于1952年。文中的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67]1949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国共和各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与建国后的政治协商会议非一事，故称前者为旧政协。旧政协的主要目标与任务是通过党派协商，最终组成由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掌握国权，管理国家，以取代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行宪政。

[68]作于1949年。

[69]作于1948年末，发表于1949年初。

[70]1952年作者写有《我的努力与反省》一文，其中三、四两节内容正是回顾了创建民盟及其前后的个人的言行，现选录于此。标题为编者所拟。

[71]闻之于叶笃义同志。—漱注

[72]即山东邹平县乡村建设研究院附设试验农场；时为1932年。

[73]《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报告》（1933年）

[74]《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1949年）

[75]《我的努力与反省》（1987年）

[76]《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1949年）

[77]《我的努力与反省》（1987年）

[78]《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1949年）

[79]同上

[80]同上

[81]《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

[82]《我的努力与反省》（1987年）

[83]《人心与人生》（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