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密西西比

作　　者：（美）福克钠

翻　　译：李文俊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余红梅

技术编辑：凌春梅　陈诗泳

内文插图：嘉　木

装帧设计：林露茜

目录

版权信息

“慢读译丛”总序

译者前言

诗歌、旧作与初始之作：一个发展历程

论批评

文学与战争

那么现在该干些什么了呢

关于《坟墓里的旗帜》的创作、编辑与删节

麦克·格里德的儿子

“他生前的名字是皮特”

关于《寓言》的一点说明

记舍伍德·安德森

密西西比

做客新英格兰印象

一个傻瓜在林克沙德

肯塔基：五月，星期六赛前三日小记

论隐私权

日本印象

致日本青年

致北方一位编辑的信

致黑人种族领袖们的一封信

阿尔贝·加缪

在卡罗琳·巴尔大妈葬仪上的布道词

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词

对密大附属高中毕业班所作的演讲

接受全国图书奖的小说奖时的答词

在美国文学研讨会上的讲话

向弗吉尼亚大学英语俱乐部所作的演讲

在接受安德烈·贝洛奖时的讲话

美国戏剧：尤金·奥尼尔

美国戏剧：抑制种种

《舍伍德·安德森与其他著名的克里奥尔人》前言

现代文库版《圣殿》序言

《喧哗与骚动》前言两篇

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福克纳读本》前言

致新奥尔良《新闻报》

致《奥克斯福鹰报》编辑

致美国艺术文学学院秘书

关于埃米特·梯尔案件

致《纽约时报》编辑

“慢读译丛”总序

谢大光

阅读原本是一个人自己的事，与看电影或是欣赏音乐相比，当然自由许多，也自在许多。阅读速度完全可以因人而异，自己选择，并不存在快与慢的问题。才能超常者尽可一目十行，自认愚钝者也不妨十目一行，反正书在自己手中，不会影响他人。然而，今日社会宛如一个大赛场，孩子一出生就被安在了跑道上，孰快孰慢，决定着一生的命运，由不得你自己选择。读书一旦纳入人生竞赛的项目，阅读速度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期盼甚至逼迫孩子早读、快读、多读，学校和社会也在推波助澜，渲染着强化着竞赛的紧张气氛。这是只有一个目标的竞赛，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无怪乎孩子们要掐着秒表阅读，看一分钟到底能读多少单词。有需求就有市场。走进书店，那些铺天盖地的辅导读物、励志读物、理财读物，无不在争着教人如何速成，如何快捷地取得成功。物质主义时代，读书从一开始就直接地和物质利益挂起钩，越来越成为一种功利化行为。阅读只是知识的填充，只是应付各种人生考试的手段。我们淡漠了甚至忘记了还有另一种阅读，对于今天的我们也许是更为重要的阅读——诉诸心灵的惬意的阅读。

这是我们曾经有过的：清风朗月，一卷在手，心与书从容相对熔融一体，今夕何夕，宠辱皆忘；或是夜深人静，书在枕旁，情感随书中人物的命运起伏，喜怒笑哭，无法自已。这样的阅读会使世界在眼前开阔起来，未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使你更加热爱生活；这样的阅读会在心田种下爱与善的种子，使你懂得如何与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纷繁喧嚣的世界中站立起来；这样的阅读能使人找到自己，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抑或面对种种诱惑，也不忘记自己是谁。这样的阅读是快乐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们在引用陶渊明这段自述时，常常忘记了前面还有“闲静少言，不慕名利”八个字。阅读状态和生活态度是紧密相关的。你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就会有怎样的阅读。我们不是生活在梦幻中，谁也不可能完全离开基本的生存需求去读书，那些能够把谋生的职业与个人兴趣合而为一的人，是上天赐福的幸运儿，然而，不要仅仅为了生存去读书吧。即使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目标单一具体的阅读，就像到超市去买预想的商品，进去就拿，拿到就走，快则快矣，少了许多趣味，所得也就有限。有一种教育叫熏陶，有一种成长叫积淀，有一种阅读叫品味。世界如此广阔，生活如此丰富，值得我们细细翻阅，一个劲儿地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岂不是辜负了身边的无限风光。总要有流连忘返含英咀华的兴致，总要有下马看花闲庭信步的自信，有快就要有慢，快是为了慢，慢慢走，慢慢看，慢慢读，可以从生活中文字中发现更多意想不到的意味和乐趣，既享受了生活，又有助于成长。慢也是为了快，速度可以置换成质量，质量就是机遇。君不见森林中的树木，生长缓慢的更结实，更有机会成为栋梁之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心灵的成长需要耐心。

在人类历史上，对于关乎心灵的事，从来都是有耐心的。法国的巴黎圣母院，从?1163?年开始修建至?1345?年建成，历时180多年；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从?1386?年至?1897?年，建造了整整五个世纪，而教堂的最后一座铜门直至?1965?年才被装好；创纪录的是德国科隆大教堂，从?1248?年至?1880?年，完全建成竟然耗时?632?年。如果说，最早的倡议者还存有些许功名之心，经过?600?多年的岁月淘洗，留下的大约只是虔诚的信仰。在中国，这样安放心灵的建筑也能拉出长长的一串名单：新疆克孜尔千佛洞，从东汉至唐，共开凿?600?多年；敦煌莫高窟，从前秦建元二年（366）开凿第一个洞窟，一直延续到元代，前后历时千年；洛阳龙门石窟，从北魏太和年间（477-499）到北宋，开凿?400?多年；天水麦积山石窟，始凿于后秦，历经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朝陆续营造，前后长达?1400多年……同样具有耐心的，还有以文字建造心灵殿堂的作家、学者。“不应该把知识贴在心灵表面，应该注入心灵里面；不应该拿它来喷洒，应该拿它来浸染。要是学习不能改变心灵，使之趋向完美，最好还是就此作罢。”“一个人不学善良做人的知识，其他一切知识对他都是有害的。”以上的话出自法国作家蒙田（1533-1592）。蒙田在他的后半生把自己作为思想的对象物，通过对自己的观察和问讯探究与之相联系的外部世界，花费整整?30?年时间，完成传世之作《随笔集》，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另一位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1645-1696），一生在写只有?10?万字的《品格论》，1688?年首版后，每一年都在重版，每版都有新条目增加，他不撒谎，一个字有一个字的分量，直指世道人心，被尊为历史的见证；晚年的列夫·托尔斯泰，已经著作等身，还在苦苦追索人生的意义，一部拷问灵魂的小说《复活》整整写了?10?年；我们的曹雪芹，穷其一生只留下未完成的《红楼梦》，一代又一代读者受惠于他的心灵泽被，对他这个人却知之甚少，甚至不能确知他的生卒年月。

这些就是人类心灵史上的顿号。我们可以说时代不同了，如今是消费物质时代、信息泛滥时代，变化是如此之快，信息是如此之多，竞争又是如此激烈，稍有怠慢，就会落伍，就会和财富和机会失之交臂，哪里有时间有耐心去关注心灵？然而，物质越是丰富，技术越是先进，越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去制衡去掌控，否则世界会失衡，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对于个人来说，善良、真诚、理想、友爱、审美，这些关乎心灵的事，永远不会过时，永远值得投入耐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让我们从读好一本书开始。不必刻意追求速度的快慢，你只要少一些攀比追风的功利之心，多一些平常心，保持自然放松的心态，正像美好的风景让人放慢脚步，动听的音乐会令人驻足，遇到好书自然会使阅读放慢速度，细细欣赏，读完之后还会留下长长的记忆和回味。书和人的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有相通之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书人之间也讲究因缘聚会同气相求。敬重书的品质，养成慢读的习惯，好书自然会向你聚拢而来，这将使你一生受用无穷。

正是基于以上考量，我们编辑了这一套“慢读译丛”，尝试着给期待慢读的读者提供一种选择。相信流连其中的人不会失望。

2011年7月10日　于津门

谢大光：百花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有20多年外国散文编辑经验，先后编辑出版“外国名家散文丛书”“世界散文名著丛书”“世界经典散文新编”等120余种散文书籍；主编《百年外国散文精华》《日本散文经典》《法国散文经典》《俄罗斯散文经典》《拉美散文经典》等。

译者前言

随着时光的流逝与淘洗，威廉·福克纳（1897—1962）作为美国?20?世纪最有成就的小说家地位，大概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了。其实，除了小说之外，福克纳还写有不少其他类型的散文作品，这类作品中，除了严格意义上的散文、随笔外，还包括了数量众多的演说词、书评、序言、公开信之类广义上的散文作品，它们也各有特色，文笔或犀利或幽黙或优美，无不值得我们研读与欣赏。

本书收选了译者所译福克纳生平各个时期所写不同类型的散文作品，颇可供读者细览。通过它们，我们不但能对上世纪美国南方的社会、人文、地理风貌有所了解，而且能体验到福克纳不同于我们而且还不同于西方其他大家的散文风格。即以《密西西比》一文为例，这原是福克纳?1954?年春拗不过通俗刊物《假日》重金（3000美元，当时也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多番约请而写的。但福克纳却来上一手“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不去吹捧该州的美丽风光、旅游胜地与名馔美食，而是以密州与密西西比河为背景，扯开去大谈该州历史、特别是同名大河曾震惊一时的?1927?年大泛滥的可怖情景，而且还由此生发开去，写到了自己的童年、家世与自己的作品等等方面，真可以说是写成了一篇很有“看头”、洋洋洒洒长达几万字散文史上的鸿篇巨制。同样内容饱满的还有?1953?年?6?月发表在《大西洋》的《记舍伍德·安德森》一文。在这里，他放下架子，表达了对有恩于他的一位前辈作家的歉疚之情。对于一位已有较高地位的诺奖获得者来说，这恐怕还是不太容易的吧。至于像在带大自己的黑人大妈葬仪上的布道词、接受诺贝尔奖时的演说词、甚至是为家中小狗皮特被冷血轧死而写给当地报纸的公开信，都无不是该种类型的妙品佳作，无不值得我们细细玩味。

译者

2013年9月

诗歌、旧作与初始之作：一个发展历程

16岁那年，我发现了斯温伯恩[1]。或者不如说，是斯温伯恩发现了我，他从我青春期某处受尽折磨的乱树窠丛里跳出来，像一个剪径强盗似的俘获了我。在那个阶段，我的精神生活表面上被如此全面、平滑地贴上了一层看来颇不诚恳的木皮——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显然是不可少的，为的是好让我在个性的完整上不至于受到损害——直到今天我仍然说不准确斯温伯恩对我的震动有多么深刻，他行程的脚步又在我心灵里留下多么深的印痕。现在回想起来他对我来说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富有伸缩性的载体，在里面我可以放进自己模糊不清的情感形象，而不至于把它们挤碎。多年之后，我才在他的诗里发现更多的东西，多过于聪明、痛苦的声音，也多过于由血液、死亡、黄金以及必不可少的大海所组成的满足人的要求的一根金光闪闪的饰条。的确，我也浏览过雪莱与济慈——在那样的年龄，谁不读他们的诗呢——可是他们没有打动我。

我不认为自信心在这里起了多大的作用，仅仅是我的自满与一种年轻人的病态心理，才抵消掉他们的影响并使我保持冷静。我当时并不是为诗歌而诗歌才对诗歌感兴趣。我读诗，利用诗，首先是为了进一步多姿态地调情，当时我正在这样做，其次，是为了完成我当时正在塑造的青春形象，我当时有意把自己打造成小镇上的一名“另类”青年。稍后，我对通奸的兴趣一点点冷淡下来了。我的兴趣遂不可避免地转向诗歌，我发现那里有一种更能让人满足的情感对应物，理由有二：一、无需女伴，二、操作起来简单得多，只需阖上一本书，出去散步就行了。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在斯温伯恩那里找到过任何与性有关的东西：斯温伯恩作品里是没有性的内容的。有数学家，这是不成问题的；也有情欲主义，就像任何能见到的形式、色彩上以及作为一个运动来说是属于情欲主义的作品那样。可是并没有性受虐的内容，像——比方说——戴·赫·劳伦斯的作品那样。

当时，有一个习惯做法极受推崇，那就是对着自己的情妇朗诵欧玛尔[2]的诗歌，作为两人结合的一种伴奏——这是夹在叹息声之间的必不可少的弦乐独奏。我发现诗歌不仅可以用来使精神暂时对肉体的不雅姿势视而不见，而且还可以使事情的整个进程速度加快。啊，女人，有着她们那饥渴的、一心想捕捉什么的、卑微灵魂的女人！在一个男人那里，那是——往往是——为艺术而艺术；可是在一个女人那里，那就永远是为艺术家而艺术了。

不管我在斯温伯恩那里找到的是什么，反正它完全地满足了我也充实了我的内心生活。我现在不能理解，我当时是怎么能以那样愚蠢的自满心态看待别的诗人的。当然，如果一个人多多少少为斯温伯恩所打动的话，他必定是不免会从斯温伯恩的前辈那里找到一些亲切的东西的。也许，正是那个斯温伯恩，在接受了他的精神遗产并将之推向极致，使得后来的任何一个后补诗人都绝望地叹为观止时，他也是粗糙化了他的诗歌遗产的，他是要刺激最最迟钝的味觉神经，同时又是撩拨最最敏感的神经，正如废水既能让猪猡喝也能供奉给神道一样。

因此，我相信，我是以没有偏见的心地尽可能地去接近诗歌的。当时，我正按惯例追随着一个年纪稍大的人，不过操纵我的那几根线总是松垂着的，因此我的观点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其实当时我也没有什么观点，我后来形成的一些看法都很牵强做作，也都被我抛弃了。我毫不畏惧地走近诗歌，仿佛是在说：“行了，现在让咱们瞧瞧你有什么货色吧。”在利用过诗歌之后，我现在愿意让诗歌来利用我了，如果它做得到的话。

当战时有组织的混乱为和平时期无组织的混乱所取代时，我认认真真地念起诗来。没有任何背景的我参加到那些把当代诗歌乱嚎乱叫的人的行列中来。我并不总能讲清楚诗里面表达的是什么，但是我告诉自己“这可是真东西啊”，我像许多人一样，相信如果你大声吼叫，把周围的喧闹声全压下去，让别人相信你确实是个“懂行的”，那么你自然就是个授了勋的贵族了。我参加了一个感情上的“爱心保护麋鹿爵爷团”。

南方的美——精神与物质上的美——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为了它，上帝做了那么多而人类却做得那么少。我享有这一种美，为此，我得感谢任何一个有关的神道：是他，让我把根全都扎在这片泥土里，以致与当代诗人的一切联系都是不可能的，除了通过印出来的文字。

对我来说，这一页是永久地翻过去了。我心怀愉悦地读罗宾逊和弗洛斯特，还有阿尔丁顿；康拉德·艾肯[3]的小调音乐仍然在我的心中回响；可是除了这几位之外，那个阶段像是从来也没有存在过似的。我再也没有试着去读其他那些人的作品。

结束这一个阶段的是《什罗普郡一少年》[4]。我在一家书店里找到一个平装本，打开来时，发现那里存在着一个秘密，现代派诗人野狗般地在黑森林一条冰冷的小路上边吼叫边追踪的正是这个秘密，不错，他们偶尔也会发出一下清澈优美的声音，但终归脱不了是野狗。这里显示出了有必要降生到这样一个稀奇古怪的世界上来的原因，那就是：去发现坚忍不拔这种品质所具备的光辉，去发现甘当泥土的美，这样的美像一棵树，傻瓜能围绕着它吼叫，幻灭、死亡与失望的风也可以剥它的树皮，让它病弱，却不能使它痛苦；这是一种哀愁的美。

从此时开始，道路变得明朗了。我读莎士比亚、斯宾塞，还有伊丽莎白时期的大家，以及雪莱与济慈。我读“你委身‘寂静’的、完美的处子”[5]，发现这里有一潭静水，不过除此之外它又是很坚强和具有活力的，平静，却自有内在的力量，而且像面包一样管饱。那样美丽的知性，对自己的力量是那么的有把握，因此是无需用狂暴的行动来制造幻想的力量的。就以《夜莺颂》、《希腊古瓮颂》，还有“让人听的音乐”[6]等等来说，这里自有一种精神美，那是现代派诗人苦苦追求却一无所获的，但是在这精神美的底下，我们知道，有内脏；还有阳刚之气。

我偶尔也在杂志上见到现代诗歌。在四年里我只发现一桩值得玩味的事；这些诗人中存在着一种倾向，要重新返回到正规的押韵方式与传统的格式上来。莫非他们也见到墙上的文字[7]了吗？我们仍然能心存希望吗？或者，在这个时代里，在这十年中，是无法创作诗歌的吗？难道我们当中连一个有心拨响自己的鲁特琴来讴歌世界的美的雏形济慈都产生不出来吗？与雪莱像只燕子似的朝南飞去以逃离无法容忍的英国冬天的那个时代相比，生活也并没有什么不同嘛；生活方式也许有些变化，但生活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同。时代改变了我们，但时代本身却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同样的空气，同样的阳光，在这里面雪莱曾梦想在银色的世界中有不死的金子般的男子与女子，而年轻的约翰·济慈则写出了《恩底弥翁》，企图挣得足够的银子来娶范尼·布劳恩并且开一家药剂师店铺。难道我们当中竟出不了一个人，能写出美好、热情、哀伤的诗歌而不是令人失望与伤心的诗歌吗？

原载《两面人》，1925年4月号。后由卡维尔·柯林斯收入《威廉·福克纳：早期散文与诗歌》一书，1962年。此处文本根据的是福克纳的一份打字稿，上面标明的日期是“1924年10月”，收录在1979年出版的《威廉·福克纳的密西西比诗歌》一书。

论批评

沃尔特·惠特曼说过——这话是夹在大声怒吼与绷紧肌肉发出的陈词滥调之间说出来的——如果想要有伟大的诗人，那么也必须要有伟大的读者。如果连沃尔特·惠特曼都理解这一点，那么，在今天这个无线电收音机的时代，很明显，应该让我们以及那些所谓高品位的杂志知道，我们应该懂得这一点了；至于文学讲坛上的个人接触，那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期刊和教授们在培养我们的伟大读者或是伟大作家这个方面，又做了什么呢？这些西比尔[8]有没有轻轻拉着新入门者的手，向他传授文学趣味的基本原理呢？他们甚至都没有试着去向新手们灌输对基本原理神秘之处的崇敬心理（这就连批评的情感上的价值都给剥夺了——但是不通过情感，你又怎么能控制住那群新手呢。莫非世上还有什么讲道理的暴民吗？），于是，我们便没有了传统，没有了团队精神；能否参加进文学批评队伍的唯一条件就变成你有没有一架打字机了。

他们甚至都不试着去为新手塑造见解。诚然，替任何一个人塑造见解都几乎是不值得的，不过，为了一个人的灵魂，把他的见解从一种谬误引导到另一种谬误，那也未尝不是一种娱人的消遣呢。美国批评家，像个变戏法的，试着去发现自己到底能让观众看到多少东西，而且还可以从舞台上一溜了之——这就是障眼法的妙用了。他以用一种乐器弹奏机巧的艰深琵音的办法来检验这篇作品。这也未免太大学生二年级水平，太无用场了吧；好像短号手等乐队来齐时玩儿几下“让耳朵走钢丝”的技艺。但是不同之处还是有的：短号手吹了一会儿之后觉得累了，便停下了。可是批评家却孤芳自赏起来了，这岂非咄咄怪事呢。他们是不是还会捧起别的批评家的文章，互相交换对读呢？这令人不禁想起理发师互相为对方刮胡子的有趣景象。

美国批评家不仅使他的读者，而且也使他自己连最重要的基本事实都视而不见。他的行业成了一种精神上的体操表演：他成了快乐回忆中穿插表演里的乱翻筋斗，让乡巴佬们看得心醉神迷，不是因为他说的内容而是因为他表达的方式。在连眼睛都看不过来的烟花艳俗表演的面前，他们都不会思考了。谁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交谈呢？

“你读到上一期的……（随便填个名字便是）？琼斯·布朗这回写得够棒够锋利的；他……呃，那是本什么类别的？是本小说吧，我想是……都来到舌尖了，……就是那老小子写的呀。总之，琼斯说他是美学上的童子军。文章写得棒极了：你不可不读呀。”

“是的，我会读的：布朗一向写得挺棒的，你记得他是怎么说那谁的吗：‘一只既不能飞连骂人都没学会的鹦鹉’？”

可是，当你问到那本书作者叫什么名字，书名是什么，或者内容是什么时，他竟然都没法告诉你！他要就是根本没有读过，要就是不仅还未被它打动而且还在等布朗的评论帮他形成意见。可是布朗什么样的意见都没有提供。也许布朗自己也拿不出任何意见。

在英国，他们做这类事情可要比美国的做法强得多了！自然，在美国，也有同样清醒、宽容与修养到家的批评家，但是除了少数几位之外他们都没有什么地位；确定调子的刊物没有把他们看在眼里；或者是，这几位发现条件不尽如人意，他们干脆不理这些刊物往国外一走了之。在最新一期的《星期六评论》里，杰拉尔德·古尔德先生在评阿尔弗雷德·诺伊斯[9]的《隐藏的祈祷者》时，这么说：

“一般人不这么说话……记录下普通人的普通话语是不可行的；那通常会变得很死板……提供死气沉沉的细节会引人误入歧途。”这才是深得批评的真髓呢。如此公正、清楚而且完整：再没有旁的什么可以说的了。这样的批评，不但是公众，连作家本人读了也同样会获益匪浅。可是什么样的美国批评家会这样从轻发落呢？我们的文学权威中有谁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不给诺伊斯先生起个“美学童子军”，或是同样轻慢人的外号呢？而我们什么样的读者才能在捡起这本书时，心中不存偏见，不居高临下与不怀有隐隐约约的怜悯感呢？……倒不是对于这本书，而是对于诺伊斯先生。恐怕是一百个当中只有一个吧。而什么样甘愿受苦，甘愿让牛虻般的批评家叮咬的作家，能够从被称作美学童子军中获得任何益处与营养呢？怕是连一个都没有吧。

心志健全，这才是应该尊崇的那个词儿。得自己活也得让别人能活嘛；应该按评判的标准来批评，而不是用俏皮话。英国书评家批评的是书，美国批评的却是作者。美国的批评家胡乱塞给读者公众一个扭曲的丑角形象，在他的影子里，形形色色毛边本的书名朦朦胧胧地浮现出来。的确，倘若有两种行业内部不应存在职业性嫉妒的话，那么它们就是娼妓业与文学创作了。

可是现在的情况却是，竞争成了相互残杀。作家可没法重起炉灶去与批评家一比高低，他写自己的作品还忙不过来呢，而且他天生就不宜去从事这种竞争。而且即使他有时间也适当地武装了自己，那也会是不公平的。批评家，一旦为读者习惯于倾听，就会被他们认为是不可能犯错误的；而且他与读者的接触很直接，足以使他成为最后的发言人。对于美国人来说，最后的话总是最有分量，那会起关键性的作用。说不定因为它给了批评家一次机会，自己来说一些话。

原载《两面人》，1925年1至2月号，后收入卡维尔·柯林斯编的《威廉·福克纳：早期散文与诗歌》。此处文本根据的即为该书。

文学与战争

西格弗里德·萨松[10]能打动读者，他曾亲自步行跋涉去阿拉斯[11]或是相关地带，他在铺道板上踩过，听到与感觉到它们在湿泥里发出啪哒啪哒与咯吱咯吱的声音，他见到过伤亡的士兵在阴雨连绵的弗莱芒天空底下发臭变烂，他闻到过战场上可怕的臭气——那是吃剩的食物、排泄出来的食物、睡觉处的湿泥与污秽、汗臭的衣服的混合气味——，他曾因为连着四天喝不到威士忌而臭骂总参谋部（在战争中士兵们是不咒骂上帝的：谁知道无处不在的那一位是不是恰好就在跟前呢。）。

还有亨利·巴比塞[12]，他也能打动读者，他曾躺在稀烂的山腰上，让雨水泡得全身湿透，一直到连泥土的分子本身像是都浮到了大气的顶层，空气呢则与泥土合成了一体，人想站起来都简直不可能，连炮火也似乎穿不过去。

读者还能为鲁珀特·布鲁克[13]所打动，即使是上面说到的事情他全都未曾参与，即使战争对于他来说是皇家禁卫军师的无休无止的表演，光荣的阵亡者在同一时间之内既能坐在马鞍上又能塞进棺材里，驻守的地方当兵的既不需要食物也不会烟瘾大发。再说这里还不下雨。

不过，还需要R·H·莫特拉姆[14]利用最近的这次战争来完一次成功的文学历程呢，正如南北战争需要它的斯蒂芬·克莱恩[15]来把烂醉如泥的黑人上士们从大宅子的客房里清出去，并且把脏兮兮的乌黑鬈发剃干净一样。

照常营业。多么了不起的口号！谁曾指摘盎格罗-撒克森人老是以感伤主义的态度对待战争？人类的情感历程很像他的听觉历程：有些东西人就是感受不到，就像有些声音他就是听不见一样。而战争，总的来说，就是这些东西之中的一件了。

原载《密西西比季刊》1973年夏季号。此处文本根据的是大约作于1925年初的福克纳打字稿。

那么现在该干些什么了呢

他的曾祖父是从田纳西州山区徒步来本地的，在那里他杀死过一个人，他干活，节衣缩食，买了一小块地，靠打牌、掷骰子又弄到一些钱，可是却死在一支手枪的枪口之前，当时他打算通过选举当官再多捞一些钱；他的祖父耳朵聋，人倒是很正直，总穿一身白布衣服，把继承得来的钱都浪费在政治活动上了。他有一间法律事务办公室，不过他一天的多半时间都是坐在法院的院子里度过的，这么一个陷入沉思的、脾气执拗的老人，耳朵太聋无法参加到大家的谈话中去，甚至是最愚笨的小孩跟他下棋都能赢他。他的父亲喜爱马匹更甚于喜爱书本与学习；他开了家马车行，这男孩就是在这里长大的，整天吸进去的都是马匹散发出的浓烈的阿摩尼亚气味。10岁时，他就能站在一个木箱上给马儿套挽具了，他让马儿夹在轻便马车的两根辕木之间，动作快得几乎跟大人不相上下，像只蛐蛐儿那样灵活地在马肚子底下钻过来钻过去，给它扣紧皮带，一边还用蛐蛐儿那样尖细的嗓音咒骂马儿；到12岁时，他已经从黑人马夫们那里学到掷两颗骰子的好本领了。

每一年圣诞节前夕，他的父亲总会提来一个篮子，里面放满了一品脱装的威土忌酒瓶，父亲站在办公室门口，背对火光，此时，在黑洞般的马棚里，黑人们便会凑拢过来，眼球在眼眶里滚动，闪光的牙齿相互碰击，使马棚里充满了因高兴而发出的喷气声与蹬脚声。男孩此时已经是个半大小子了，因此也帮着喝；他嘴巴里的酒气有时让老太太们闻出来，于是她们便试着去拯救他的灵魂。接下去，他16岁了，却开始对他父亲的行当怀有一种自卑情结了。他上完了文法学校和中学一年级，男女同学们（遇到下雨天，他总是赶了一辆父亲提供的马车，在附近几条街上兜来兜去，免费接送同学，最后马车里塞得实实足足，连多一个也挤不下了）的父亲不是律师便是医生和商人——反正做的都是上等职业，连衣领都是上了浆挺括括的。直到此时之前，他都是很不自觉的，很赞同只要能挣到面包干什么工作都无所谓，愿意干什么只管去干就是了。可是如今他的看法改变了。一切改变都起因于他正在起变化的身体。青春期以及这之前，他对女人的了解都是从修理马车的黑人和白人更夫那里得来的，是通过道听途说才略有所知的。如今，在街上，他看着一些姑娘的背影，她们就是他过去用父亲的马车送去上学的那几个人，他望着她们逐渐变得丰满的腿，想象着她们正在发育的臀部，便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逆反的自卑心理。他内心把自己设想为一个巨人，可是这个巨人的肌肉却是不灵活的。那些少年人，医生、商人和律师的儿子，在药房门前的街角上晃荡。他们掷起两颗骰子来却没有一个比他灵的。

镇上开来了一辆汽车。马儿们都用转动的眼球傲视着它，一边警惕地喷着鼻息。一次战争爆发了，从遥远处传来消息。他18岁了，三年来他一直没有正经上学；那辆发锈的马车如今静静地躺在马棚院子的杂草丛里，是在喂蛾子呢。他不再是一身的阿摩尼亚味儿了，因为随便哪个星期天他都可以在火车站附近小公园里靠双骰子赢他个二三十块钱；在药房前的街角上，一帮姑娘香风也似的穿过，互相用指尖或手臂轻轻接触，这时，你都无法把他与律师、商人或医生的儿子区分开来了。姑娘们倒不歧视他，她们有越来越丰腴的大腿，有双唇，这些跟别的说不清楚的东西一起，让你晚上无法入睡，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为丧失纯洁品质而感到的羞耻、男子汉的骄傲、像毒品一样的欲望。现在，身体变得不纯净了，骄傲也蒙上了污垢。可是却又是为了什么呢？

一个姑娘遇到麻烦了，于是他紧紧抱住铁路货车的梯子，或是躺在空荡荡的无盖货车里，听寒星底下铁轨接头处发出的咔哒咔哒声。寒霜尚未打在棉花株上，但已经抚触到两旁排列着橡胶树的肯塔基公路和广阔的牧场，也降落在月光下俄亥俄州农场里没有思想准备的玉米秆上了。他仰卧在俄亥俄的干草堆上。温暖的干草几乎盖没了他的大腿。干草吸收了整整一个夏季的阳光，将他托起在干燥、发出咝咝声的温暖之中，他蠕动着，睡不着觉，用胳膊托着脑袋，在想家。姑娘们是没有什么不好的，可是到处都有这么多的姑娘。她们有这么多，一个男人务必得很有礼貌地从满世界的姑娘当中穿过去。这就意味着要很有技巧。千万别对她们做出什么损害。劈开双腿也就意味着把自己的头脑的接受能力劈成两半。这一切他就早已知道，可是现实生活就像是读一篇小说接着又看根据它改拍的电影似的，还带配音什么的呢。温柔乡。隐秘，却很像是陷阱。就像去寻找某件你想要的东西，却落入了蜘蛛网丛。你拿到了那件东西，但紧接着你还得把蜘蛛网清除掉，而每回你摘下一片，它又粘回到了你的手上。即使在你对那件事再无需要之后，那些网仍然死死地缠住你。直到最后，你可记住了蜘蛛网怎样让你奇痒难忍，当你又需要那件事时，只要想一想那股难受劲儿就行了。不。是流沙。没错，正是流沙。真的一直趟过去，你也就走出去了。可是男人又不愿意这样。他居然还想什么地方都涉足过；结果呢，爬上对岸时人全瘫了。但是什么事情都还未做成呢。不得不重新回去，再让蜘蛛网粘满全身。“基督呀，你得向她们袒露那么多的事儿。连你的脑子都不够使的呢。而她们永远也不会忘掉哪次你做成了哪次没有做成。她们到底想要怎么样呢？”

排成V字形的大雁在月亮前面滑过，它们凄凉的鸣叫声在冰冷、高傲的星星的光亮里漂浮，穿过惊悚的庄稼与供人仰卧的土地，声音孤独、悲哀又狂放不羁。冬天：是犯罪与死亡的季节。大雁南飞，可是他的方向却总是朝北。一天晚上，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上的一家小酒店里，他认识了一个人，那人骑着匹慢慢踱着步子的马，从一个县府小镇走向另一个县府小镇，在四处的集市上摆摊子。那人很狡狯，领子上连饰条都没有，对自己那匹马走的步子赞不绝口，激动得直流泪；他们一起朝南漂流，他的外套一次又一次地吸饱了阿摩尼亚的气味。马儿们的气味又让他觉得很好闻了，那股阿摩尼亚味儿真冲呀，马儿的耳朵却耷拉着，像被霜打蔫的藤叶。

原载《密西西比季刊》1973年夏季号，根据可能写于1925年春或初夏的显然是未完成的手稿刊出。此处文本根据的即是该季刊的文本。此文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包含很明显的自传性内容。福克纳可能原本想将它写成一篇短篇小说，因此并非所有情节均能与现实对应，但在已完成的部分中，福克纳加入了比以往任何一部虚构性作品分量都大的自身经历。直到二十五年之后，写作半虚构式散文《密西西比》时，他才再次如此明显地把笔墨集中在自己的经历上。

关于《坟墓里的旗帜》的创作、编辑与删节[16]

大约两年前，有一天，正当我在懒洋洋地思考时间与死亡问题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既然我的肉体无疑是越来越顺从呼吸的标准化的强制操作，那么，总会有一天，我的灵魂的上颚必定也会对世界上最简单的面包与盐都不作出反应的，——那个动作，是我在开始懂事的年龄就学会的，——那么同样，不久之后，除非用只块菌来拨撩，我肉体的上颚也是会不起反应的。于是我就开始像头猎狗似的嗅来嗅去，查找起事情的根由来了。

我真正希望得到的真实很简单，仅仅是一块试金石，一句简单的话或是一个姿态；可是这之前的两年，我都是处在词语的诅咒之下，两回在墨水的痛苦的面前都一无所获，除了我费尽了气力，于一本书的封面与封底之间，创造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我已经准备丧失与为之感到遗憾的，同时以年轻人的病态心理感觉到，我不仅已处在衰老的边缘，而且逐渐进入老境是整个熙熙攘攘的世界中唯独我单独一人才会有的经验，我还渴望，倘若不能像保存一根树枝或一片树叶以显示失去的森林那样，将那个世界摄下与定影，至少也应把那片腐烂的叶子能引人遐思的筋脉留存下来的吧。

于是我开始写了，没有太多的目的，直到我明白，要使作品有真正的感染力，还必须有个人色彩，为的是不仅仅在作品里保留我自己的兴趣，而且在再普通不过的面包与盐的内容里保存我的信仰。于是我把人物放入作品之中，因为除了再现人物还有什么是更具有个人色彩的呢，它在两种意义上具有个人色彩，审美上的意义与哺乳类动物的意义。实际上，还是只有一种意义，因为审美上的那种也仍然是女性的原则，那是一种欲望，要去感觉骨头在伸展与分开，用某种自我产生的，由肉体的抗议性的释放所孕育的活生生的东西。于是我得到了一些人物，有些是我想象出来的，别的则是我从黑人厨子们与各种年纪的马夫讲的故事里生化出来的，讲故事者中有独臂乔比，当时18岁，他教会我写自己的名字，用红墨水写在他穿的防尘风衣上，他当时干吗要穿这样的一件衣服我们俩都记不起来了，还有老洛维尼亚，她记得哪些星辰什么时候“掉落”了下来，也记得哪些人熟不拘礼地用教名称呼我的祖父，后来她死了，在某个催人欲睡的漫长下午。我说生化出来的，因为写他们，部分是根据他们在真实生活中的情形，部分则是依据他们本应是的实际上却并未如此的情况：就这样我改进了上帝的工作，他老人家本身的事迹虽然很有戏剧性，但是他却没有戏剧的意识与感觉。

其实这种意识与感觉我也同样没有，因为我投寄去六百多页稿纸的第一个出版家表示拒绝出版，理由是它太混乱，既没有头也没有尾。我简直是大吃一惊；我情绪上的第一个反应是盲目的抗议，接着我又变得客观了一小会儿，就像被告知自己的小孩是个小偷、白痴或是麻风病患者的父母那样；好长一段时间，我在惊愕与绝望中沉思这件事；接着像那对父母那样，我在反抗的愤怒之中闭上了双眼。我顽固地紧抱着自己的幻想；我把稿件拿给几位朋友看，他们也都对我说了同样的一般看法——说这部作品缺乏任何形式；最后，一位朋友拿去给另一位出版家看，这位先生建议好好删节、编辑一下，看看是否还有些东西。

这时，我已经拒绝再与它有什么关系了。这之前我与被指派编辑此书的那个人激烈地争辩了一场，我认为他肯定在一切方面都会吃力不讨好，最后也不会有好结果。我说：“一棵白菜长大成熟了。你看着这棵白菜，它长得不对称；你说，我来修削一下，让它变得更像艺术；我要使它变得像是一只孔雀、一座宝塔或是三个油炸甜面包圈。好得很呀，我说：你来干吧，改完后这棵白菜也就死了。”

“那我们还是可以把它腌成酸菜的呀，”他说，“同样多的酸白菜，比起白菜来，可是够多一倍的人吃呢。”一两天之后他拿了稿子上我这儿来。“问题在于，”他说，“你这里有大约六部作品的内容。你想在同一时间里把它们全都写下来。”他显示给我看他所指的意思，又给我看他删改后的情况，我这才第一次了解到我已经比我所知道的要做得好得多了，我有责任要去完成的那部长长的作品也在我的面前展示了出来，我感觉自己周围是地狱的边缘，在那里有一些阴暗的幻影，那一大群变化着还未完全成形的人，每一个都有其逼真的成分，等待着成为一个完整的形象，我有某种理由相信，它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该完全置于人们的记忆之外，我又沉思，这些晦暗却很聪明的身影，靠了他们的努力我可以怀着大量的谦卑，在这个真实却又不稳定的世界里重新树立我创作的自我冲动力量，我琢磨着时间与死亡的问题，寻思我有没有发明出一个应该为之献出生命的世界，或者是这个世界有没有寻找到我，赋予我一种迅速幻想的能力。

麦克·格里德的儿子[17]

大约一年两回，查利·海斯和我总要找个地方安营扎寨，或者说是去飞机场钓鱼[18]。遇到冬天往往在霍尔姆斯先生办公室的火炉前，要是在夏天有点儿遮荫的地方就成，甚至在飞机翅翼底下也能将就。我们基本上是在加拿大或是大湖地区一带，虽然过去的两年里我们曾一直往南去到利尔福湖甚至是阿肯色；有时候我寻思，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是在打算干件什么正儿八经的事呢。

因此（那是一个星期前的星期六；我弟弟正打算在市政府飞机场给我们的飞机加足油以便飞回家去，我上盖耶太太小铺去买些口香糖），我走进门，看到海斯和另外一个人呆在柜台跟前，我立刻系上一只苍蝇并且着手把一些细线清除掉。海斯和那个人没在吃东西。他们都戴着风镜，因此，还不等我看见海斯拿着笔与纸在画机翼的结构图；我就知道那人是个学生了。

“这是某某先生。”海斯说。我是那样地听到名字的，完全不在那种用心听以便一下子记住的状态之下。此时海斯和我已经要离开芝加哥去北密歇根湖了，也许是我作出了错误的姿态，把手伸进兜里要摸只角子出来买口香糖，这时，另外的那个人向我递过来一支香烟。我这才明白，我拿硬币时把火柴盒也一起带出来了，此时我突然想到，记起来了或者仅仅是碰巧意识到：格里德？是格里德吧？

“麦克·格里德的儿子，叫乔治。”海斯说。此时我第一次正眼看了看那人，记起了我进房间时瞥见他背影时他的模样：那种大学里学生互相说起别人时的模样，因为即使从背后看他也正是那样的。仿佛他在某个二年级拳击训练班里似的，肩膀很宽，但别处倒都是紧紧凑凑的，穿了件敞领衬衫和一条薄薄的夏季布裤子，有一张年轻的脸，双眼之间距离正合适，嘴巴和下巴很细巧，那是你简直都不会料到的。

“哦。”我说。此时海斯和我已经差不多决定要改去苏圣玛丽了，因为天气示意图说明天要变冷，而我们已经射杀了一两只驼鹿了。这时我弟弟在叫我了；我们一起往外走去，我放慢步子好让格里德跟上来。

“飞行的滋味如何呀？”我说。

“不错的，”他说，“我干这个差不多有一个星期了。”

“一个星期。”我说。

“是的。我并没有迷得特别厉害。不过，还是挺喜欢的。”

那天是星期六。星期三我又去飞机场了；我走进盖耶太太的小铺，他也在那里。他跟以前没什么两样，只是这回抽的是一只板烟斗，他在玩玻璃罩里的小型弹球游戏，啪地把弹球打出去。他认出了我；我知道他认出我了，但是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最后，还是我开的口：

“哈啰。”

他对我瞧了瞧。“哈啰。”他说。接着又去看桌子上的游戏了；他很用心地让球滚到活塞前面来。“昨早上我单独飞出去了。”他说。

“什么？”我说，“什么？单独飞出去了？”他星期六告诉我他学这个大约有一个星期了。“那很好呀，”我说，“干得不错嘛。”

他很用心地放松活塞，把球打出去。“是的，”他说，“让我觉得挺过瘾的。飞机也准是挺过瘾的吧，我猜。”

这就是我们当时所说的全部的话。后来我看到他和一个年龄相仿的小伙子一起，穿过停机坪，朝他用来学习飞行的那架飞机走去。他们带着一部照相机；后来我见到飞机上用印刷体写上了他的名字，我可以想象他不定怎样跟海斯纠缠，要让自己站在飞机旁边照一张相片，并且问海斯，是不是认为这样做有点装腔作势了。

麦克·格里德的故事对于孟菲斯的人来说并不是新闻，我想；对于读过《战鸟》一书的人来说肯定不是。他是赴海外空中服务的美国第一个连队的一员。那是在1917年，当时国内还没有可供他们驾驶的飞机，他们上船时都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而等到抵达时马上就成了军事孤儿，既无官阶也无军衔（有时连军饷也领不到），可是在国内的那些部队，九十天甚至还不用那么久，就制造出了一批军官，全须全尾的，连马刺都不缺。

美国连队到达英国后被送进在牛津的英国军事航空学校，在那里又被打散，分配到皇家飞行团，经历了基本与进一步的飞行阶段，接着又进了驾驶员大队，在那里处在一种非驴非马的不规范状态之下，是美国军人却拿着英国的飞行员执照，他们再次遭到冷落，直到国内的政府记起了他们，决定该怎样对待他们；这以后，他们终于一个接一个地崭露头角了，驻扎在赴法的英军空军中队营地里，与美国部队、皇家陆军航空队并肩作战。

那是在1918年的春天。威廉·毕晓普少校领导了英国空军中队，下属七十四架匈式飞机以及他的V.C.，他的加固型D.S.O.和他的M.C.，此刻他已经太珍贵，不能再让他冒险出战了，在那儿没准会有个初次上天的德国新兵一不留神把他打下来的。因此他被召回英国，上级交了一个中队给他；他有权亲自组织队伍，可以选用他想要的任何一个人。

他选中的人里有三个是美国人：艾略特·斯普林斯、劳伦斯·卡拉汉和格里德。飞行中队出征法国，在那里被编为S.E.5的六十五中队，开的是单座驱逐机，该中队具有特殊荣幸，轮流由三位功勋英国空战英雄来指挥，他们是加拿大人毕晓普、英国人麦克顿与爱尔兰人曼诺克。格里德在1918年8月某日的一次出航未能返回，在这之前他有一次击毁敌机的正式记录。他的遗体在里尔空战处被发现，那是在德军防线的后面，他是由德国红十字会辨认与埋葬的。

那天我就那样地站在停机坪上，看着格里德的儿子和他的朋友在摆弄照相机，此时，海斯走到我身边来。

“听着，”他说，“我要你干一件事。给报纸敲出篇东西来。用你的打字机敲这么一篇东西出来：讲讲这件事：麦克·格里德的儿子。22岁。安纳波利斯大学二年级。一星期内单独飞行。”

“是一星期吗？”我说，“他真的七天之内就单独飞行啦？”

“是的。就算是差不多吧；他二十八号一定得赶回学校去的。因此有些项目也只好略过去了。这些项目他没达标也不丢人。”

“要是一星期之内能单独上天的是我，我可不愿意有什么地方落下话柄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就行，”海斯说，“干你的就是了。”

他们站在那架飞机的旁边，不经心地摆弄照相机，22岁的人总是那样的。

“挺难弄的，”我说，“我不知道我写得出来不。不过，我试试就是了。”

他们终于把照相机摆弄好了，也对好焦距了，不管是准还是不准，反正是对完了。他还是穿着那件敞领衬衫，那条薄布裤子，戴着那副风镜，上面的玻璃也就是普通的平板窗玻璃，那大概是他借来的，新的时候也绝对不会比两块钱贵出多少。

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他登上报纸时带着学生假条和一副骑快车时用的平板玻璃挡风镜，那你也无需大惊小怪的。也没准他会穿着已故父亲穿过的同样的旧时军服出现，山姆·布朗式肩带、高统靴什么的一应俱全，于是许多女士会对着照片大喊大叫，连男士们也不会对他过于苛刻地要求了。

可是他并未如此：他仅仅是站在那里，正对着太阳，穿着他去剪后院草坪时也会穿的衣服，与此同时，他的伙伴眯缝着眼在取景，摆弄着快门什么的。

“快点儿呀，”他说，“我很讨厌我这张脸盘儿老给这么晾着呢。”

原载1934年9月23日孟菲斯《商业呼声报》；1975年夏季号《密西西比季刊》重新刊出。此处文本根据的是《季刊》的版本。

“他生前的名字是皮特”

他生前的名字是皮特。他只不过是一条狗，一条十五个月大的猎狗，还只能算是一条稚嫩的小狗，虽然他经历过一次狩猎的季节，学习过怎样在两三年之内（如果他能活那么久的话）当好一条狗。

可他仅仅是一条狗。他没有过去也绝不会永生不死，对于他来到的这个世界他所要求的并不多：食物（他不在乎是什么，也不在乎给他多少，只要是慈爱地给予就行——手的抚触、一个声音，他认得这声音，虽然不理解所讲的话也无法回答），还有就是可以奔跑的土地、可以呼吸的空气、四时八节的阳光雨露，以及他最爱吃的鹌鹑，这是他的天性，早在他熟悉大地、感觉到阳光之前他就具有这种天性，早在他自己嗅闻到之前，他的健壮、忠心的先辈就已经使他能辨别出这种禽鸟的气味了。这就是他所需要的一切。可是要填满他自然生长的一生那八个、十个或者十二个年头，这些已经足够了，因为十二年并不算长，并不需要多少东西就能把它们填满。

然而十二年虽说短，在正常情况下他的寿命本应超过四辆那种杀死了他的小汽车——那种上坡速度快得竟然无法躲开一只老大不小的猎狗的汽车。可是皮特的寿命连四辆汽车里的第一辆都没能超过。他并没有去追赶汽车；在让他上公路之前他就学会了不去干这样的事儿。他当时是站在路上，在等他那位骑在马背上的小女主人赶上来，以便护送她安全回家。他不应该待在路上。他没有交公路税，没有领司机执照，也没有投过票。也许他的问题出在他住的那个院子里的那辆汽车是有喇叭和车闸的，他还以为所有的汽车也都有呢。要说由于汽车处在他和黄昏的斜阳之间，所以他没有看见那辆汽车，这个理由是说不大过去的，因为这样就会把视力的问题牵扯进来。显然，任何一个人，背向太阳却看不见一只站在笔直的、两个车道的公路上的老大不小的猎狗，都是绝对不敢让自己开车的，何况是一辆没有喇叭、没有车闸的汽车，因为下一回这个皮特没准是个小孩，要知道用汽车撞死小孩是违反法律的。

不，那个开车的人有急事：这才是原因。也许他还有好几英里的路要赶，而他吃晚饭的时间已经晚了。正因为这一点，他才没有时间降低速度、刹住汽车或是绕过皮特。既然他当时没有时间这样做，自然事后他也就不会有时间停下来了；何况皮特仅仅是被撞得骨折肉绽给扔在路旁沟里嚎叫的一条狗，再说反正那辆车已经超越皮特，太阳现在已经是在皮特的背后，因此又怎能指望那个开车人听得见他的嚎叫呢？

不过皮特还是原谅了这个司机。在皮特一年零三个月的一生中，他从人类那里得到的除了仁爱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他甘愿奉献出一生中剩下的六年、八年或是十年，以免有一个人赶不上自己的晚饭。

原载1946年8月15日《奥克斯福鹰报》。

关于《寓言》的一点说明[19]

这不是一本和平主义的书。恰恰相反，本书作者对和平主义与对战争一样，仅仅有过极其短暂的信仰，原因是和平主义不起作用，根本对付不了制造战争的那些力量。事实上，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目的或寓意（其实它并没有，我是说，在整体观念上并没有刻意营造的目的与寓意，因为就我所知和所想做到的，它很简单，仅仅是企图表现人、人类的冲突，跟自己的心灵、冲动、信仰、艰苦持久而无生命的土地舞台的冲突，在这个舞台上人类的忧虑与希望必定是让人感到痛苦的），它是想用富于诗意的类比和比喻来显示，和平主义是不起作用的；本书想显示的是，要结束战争，人类必须找到或是发明某种比战争、比人的好战性、比人的不顾一切的权力欲更为有力的东西，要不就是用战火本身来对抗战火，扑灭战火；人类也许最终不得不动员自己，用战争工具武装自己来结束战争；我们连续不断犯下的错误就是，为了结束战争挑动一个国家来反对另一个国家，挑动一种政治意识来反对另一种政治意识；本书还想显示，不想要战争的人可能必须武装自己准备上战场，通过战争的方式来打败权力联盟，它们死死抱住过时的信条仍然相信战争是万能的；应该教会他们（上面所说的权力联盟）去厌恶战争，不是为了道德或是经济上的理由，甚至还不是为了简单的面子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害怕战争，不敢冒险发动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在战争中他们自己——不是作为国家、政府或是政治意识，而是作为简简单单的人、很可宝贵不应战死与受伤的人——会首先成为被消灭的对象。

书中的三个人物代表着人的意识这三位一体的三个方面——莱文，年轻的英国飞行员，他象征着虚无主义的那个三分之一；那位年老的法国军需官将军，他象征着被动的那个三分之一；而那位英国的军营里的奔跑者，他则象征着主动的那个三分之一——莱文，他见到了恶，以毁灭自我的方式表示拒绝接受；他说：“在虚无与邪恶之间，我宁愿选择虚无，”他实际上是在毁灭邪恶的同时，把世界也给毁灭了，这里指的是，代表着他，代表着他自己的那个世界——那位老军需将军，他在最后的一场里说道：“我不是在笑。你们见到的其实是眼泪。”这就是说，世界上是存在着恶的；对于这两者，即恶与世界，我都会加以忍受，并为它们感到悲哀——而军营里奔跑的那个人，那个明显可见的疮疤，他在最后的一场里说：“那很对；正是颤抖。我不打算死——永远也不打算。”也就是说，世界上存在着恶，对此我是准备采取一些行动的。

原载1973年夏季号《密西西比季刊》。此文原系一份打字稿，当作于1953年底或1954年初，是为《寓言》一书的护封勒口而作，或供小说首发式附带分发的宣传品之用的一份材料。该部作品是1954年8月出版的。

记舍伍德·安德森[20]

那是在新奥尔良，有好几个月，我们总是边走边聊，不然就是安德森聊，我听。有一天，我发现他坐在杰克逊广场的一张长凳上，独自发笑。我的印象是他这样已经有好一阵了，就一个人坐在长凳上暗自发笑。这不是我们经常碰头的地方。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地方。他住在广场北边，我们事先并没有特别约好，我中午吃过一些东西之后，知道他准也吃完午饭了，我就朝广场的方向走去，如果没有见到他已经在散步或是坐在广场某处，我就干脆在能看见他家门口的街沿石上坐下来，一直等到他穿着他那身鲜艳的、一半像赛马骑手一半像穷艺术家穿的衣服，从家里走出来。

这一次他已经坐在长凳上暗自笑开了。他立刻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梦，昨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牵了一匹马在乡间路上走了许多里路，他想用这匹马换来一个夜晚的睡眠——并不是光换能睡一个夜晚的一张床，而是睡眠本身；现在有我在听了，他就从这里编开了，添枝又加叶，把它编成一件艺术品，用他写所有的作品时的那种啰嗦得（这个故事似乎有点把握不定，实则不然：它是在探索，在寻求）几乎折磨人的耐心与谦卑在编，我在听可是连一个字都不相信：根本不相信那是人睡着的时候做的一个梦。因为我知道得很清楚。我知道那是他凭空想出来的，他编造的；大部分或至少有一些是我在那儿看着他听着他的时候现编的。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非得要说，至少是需要去说那是一个梦，为什么非得把梦和睡眠扯上关系不可，但是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已经把他的整个一生都写成了一件轶事或者说一个寓言：那匹马（起先是匹赛马，可是现在又变成了一匹干活的马，有犁，有车，有鞍，身强力壮，却缺少有文字记录的家谱）代表着那片广袤、富饶、强有力而又柔顺的密西西比河谷，代表着他自己的美国，而穿着扎眼的蓝色赛马衬衫、打着有朱红斑点的温莎领巾的他，正在以幽默、耐心和谦恭的姿态，不过主要还是耐心和谦恭的姿态，建议以此来换得他自己实现那个写出纯粹、完美、坚实、源源不绝的作品与成就的梦想，而他的《俄亥俄州的瓦恩斯堡镇》和《鸡蛋的胜利》正是这样的征兆和象征。

他自己是永远也不会说这样的话，用语言来这样表达的。他甚至可能永远也认识不到这一点，要是我打算向他点明，他肯定会加以否认，态度说不定还很激烈。但这并不足以说明这个看法可能是不正确的，也不足以说明不管这看法本身正确与否，他的不信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正不正确，他信还是不信，这都关系不大。他肯定会加以否认，其出发点恰好是他性格中的大悲剧。他希望别人取笑他，嘲弄他。他希望在地位、成就、机智以及别的任何方面都无法与他比肩的人能使他显得愚蠢可笑。

这就是为什么对他所写的每一篇东西他都如此孜孜矻矻、不厌其烦和不知疲倦地下功夫的原因。这好像是他在对自己说：“这至少是、将是、必定是无懈可击的。”仿佛他写作甚至都不是出于那种耗费精力、永不休止、难以餍足的对荣誉的渴望（为了这样的荣誉，任何一个正常的艺术家都不惜消灭自己年迈的母亲），而是为了对他来说是更加重要更加迫切的东西：甚至还不是为了不值一提的真理，而是为了完美，为了无与伦比的完美。他没有麦尔维尔的力度与冲劲，麦尔维尔是他的祖父；也没有马克·吐温对生活的旺盛的幽默感，马克·吐温是他的父亲；他也没有他的兄长德莱塞对种种细微差别的粗暴的蔑视。他的特点是追求精确，在有限的词汇范围之内力图选用最恰当的词句，他内心对简朴有一种近乎盲目的崇拜，他要把词与句都像挤牛奶一样挤得干干净净，总是力图要穿透到思想的最深的核心里去。他在这上面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到最后他的作品里剩下的只有风格了——风格成了一种目的而不是手段。接下去他很快又相信，只要他竭力使这种风格纯粹、不走样、不变化与不受污染，它所包含的内涵就必定是第一流的——无法不是第一流的，他自己因而也必定是第一流的。

在他一生中的这个时期，他无论如何得相信这一点。他的母亲曾是一个契约女奴，他的父亲是一个临时工；这样的背景使他明白，他所得到的安全与物质上成功的总和是，也必然是生活的答案与目的。可是他在中年以后放弃了这一切，舍弃与抛弃了这一切，他当时的年龄比作出献身艺术与写作的决定时的大多数人的年龄都要大得多。可是当他作出这样的决定时，他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只有一两部作品的人。他必须相信：只要他努力使自己的风格纯而又纯，那么这种风格的内涵也必定是纯而又纯、最为优秀的。这就是他必须要捍卫自己风格的原因。这就是他因为海明威写了《春潮》而感到不快与愤怒的原因，也是他对我稍感不满的原因，之所以程度稍轻是因为我的错误不是写了一整本书而是仅仅出版了一本自己印刷、自己发行的小书，在我们这个新奥尔良的小圈子之外不会有多少人能看到或听说过这本书，这是一本斯普拉特林的漫画集，书名我们叫做《舍伍德·安德森与其他著名的克里奥尔人》，我给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用的是安德森的初级读本式的风格。我们俩——我指的是海明威与我——谁也不可能损害、嘲弄他的作品本身。可是我们使得他的风格显得可笑；那是在他写完《邪恶的笑声》之后，他已经到了应该搁笔的阶段，他却在不惜一切代价地保卫自己的那种风格，因为时至今日，他内心也必定已经知道，除了这件东西之外，他别的什么也没有了。

这是一种纯而又纯的精确，或者说是一种精而又精的纯粹，随你怎么说都行。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他是一个滥情主义者，在如何看待他们的问题上往往不正确。他相信人民，但是好像仅仅在理论上如此。他对他们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虽则每一次他还要重新准备感到失望，准备受到伤害，好像这样的事以前没有发生过似的，好像他能真正相信可以相处的人唯有他自己笔底下创造出来的那些人物，是他自己探索地做着的梦里的虚构品与象征物。在他的作品里，他有时是一个滥情主义者（莎士比亚有时候也是如此），可他从来不是一个掺假的人。他从来不语焉不详，从来不庸俗化，从来不走捷径；从来都是怀着一种谦卑，甚至是一种宗教般虔诚的态度来对待写作，以一种几乎让人怜悯的至诚、忍耐、甘愿臣服和自我牺牲的态度来对待写作。他仇视下笔千言；如果人家写得很快，他认为里面准保掺假。他有一次告诉我：“你有太多的才能。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写出东西来，而且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如果你不小心，你会什么也写不成的。”在那些下午，我们总是一起在旧城区散步，我听，他讲，对我或是对别人——我们在街上、码头上任何地方遇到的任何人，或是晚上坐在什么地方共对一瓶酒，他在我的小小配合之下幻想出牵着马的睡不着的人那一类稀奇古怪的角色。其中的一个据他说是安德鲁·杰克逊的后裔，查尔梅特战役之后就留在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地带，再也不是半马半鳄鱼，现在成了半人半羊后来又成了一半是鲨鱼，它——我的意思是整个故事——到头来变得那么古怪又是（至少我们是这样想的）那么有趣，我们决定把它写下来，用相互通信的方式，就仿佛是一支动物考察队的两个暂时分开的队员。我把他写的第一封信的回信交给他。他读了之后说：

“你自己满意吗？”

我说：“怎么啦？”

“你对这封回信满意不满意？”

“为什么不满意？”我说，“这封信里没说的我可以放在下一封信里说。”这时候我明白他心里相当不高兴了：他变得态度生硬、严峻，几乎都要发火了。他说：

“要么把它扔掉，咱们不进行下去了，要么把它拿回去重写。”我接过了信。我足足写了三天才重新交给他。他再次读了，读得很慢，像他素常的那样，这以后他说：“现在你满意了吗？”

“不满意，先生，”我说，“不过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写得更好了。”

“那咱们就让它通过吧。”他说，把信放进他的兜里，他的声音重新变得温暖、圆润、洪亮而带有笑意，准备再一次相信别人，再一次受到伤害。

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比从这件事里学到的要多，至于我有没有也一直遵照着他其他的教导实行，那是另一回事。我学到的是：作为一个作家，你首先必须做你自己，做你生下来就是那样的人；也就是说，做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作家，你无须必得去口是心非地歌颂任何一种传统的美国形象，像安德森自己与德莱塞所独有的让人心疼的印第安纳、俄亥俄或衣阿华州的老玉米或是桑德堡的畜栏以及马克·吐温的青蛙。你只需记住你原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必须要有一个地方作为起点：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学着写，”他告诉我，“是什么地方关系不大，只要你能记住它也不为这个地方感到羞愧就行了。因为，有一个地方作为起点是极端重要的。你是一个乡下小伙子；你所知道的一切也就是你开始自己事业的密西西比州的那一小块地方。不过这也可以了。它也是美国；把它抽出来，虽然它那么小，那么不为人知，你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像拿掉一块砖整面墙会坍塌一样。”

“有水泥和灰胶的墙可不会坍塌。”我说。

“是的，不过美国还没有抹上水泥与灰胶呢。人们还在建造美国。正因如此，一个血管里有墨水的人不仅仍然能而且有时还必须在美国内部不断地走来走去，不断地走来走去边倾听边观察边学习。正因如此，像你我这样的没有学问、没有学历的土老帽不仅有机会写，而且还必须写。美国所要求的一切就是观察它、倾听它、理解它，如果你做得到的话。不过理解也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相信美国，即使你并不理解它，接着试着叙说美国，把它写下来。文章绝不会一下子就很精彩，不过总还有下一次呢；墨水和纸张总不会缺，也总有你想理解和要告诉别人的东西。这一次说不定也还是不完全对头，不过它也有下一次嘛。因为到了明天美国将变成截然不同的另一样东西，一样更丰富更新颖，值得你去观察、倾听并试图理解的东西，即使是你不能理解、无法相信的东西。”

要相信，要相信纯的价值，要更多地相信。不仅相信价值，而且要相信忠诚与完整的必要性；为艺术选中并甘愿忠于艺术的人是幸运的，因为艺术的报酬是不会落到邮差头上去的。安德森把这些道理推向极端。这在表面上当然是不可能的。我的意思是，在往后的年月里，当他也许终于承认剩下的只有风格时，他写作时是那么努力，那么费劲，那么不惜牺牲自己，他有时候竟显得比原来的自我更高一些，更大一些。他热情、慷慨、善良、开朗，喜欢开怀大笑，不乖戾也不妒嫉，只有追求完美时才是例外，这种对完美的追求，他相信任何一个对自己的行当有兴趣的人都是必须具备的；他随时愿意慷慨地帮助别人，只要他相信这个人是怀着他自己的那种谦卑与崇敬心情来从事这门行当的。在新奥尔良的那些日子里，我逐渐明白世界上真的有人是愿意整个上午都关在屋子里的——关在屋子里努力工作。到了下午安德森会出现，于是我们就在市里走来走去，边走边聊。到了晚上我们又会再次见面，这回是共对一个酒瓶了，现在才是他倾心而谈的时刻；在任何一个阴凉的庭院里，只要那儿杯瓶碰撞发出丁当声，棕榈树在微风中沙沙作响，那里就是这样一个小世界。第二天上午他又把自己关起来了——在写作呢；于是我对自己说：“要是当一个小说家只需花这样的代价，那么这种生活对我来说也是合适的。”

于是我开始写一本小说：《士兵的报酬》。我认识安德森太太在先，后来才认识安德森。我有一段时间没看见他们了，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了安德森太太。她问起这一晌怎么没见到我。我说我正在写一部小说呢。她问我要不要给舍伍德看看。我回答了，我记不清原话是怎么说的了，反正意思是如果他想看我也没有意见。她让我写完了把稿子交给她，我照着做了，那是在大约两个月之后。过了几天，她捎话叫我去。她说：“舍伍德说他想跟你做一笔交易。他说如果他可以不看的话，他愿意跟里弗赖特（霍雷司·里弗赖特：当时他自己的出版者）说一声，让他接受出版。”

“成。”我说，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这样。里弗赖特出版了这本书，这以后的几年里我只见过安德森一次，因为那个不愉快的漫画事件也就发生在这先后，好几年他都不愿见我，一直到有一天下午在纽约的一次鸡尾酒会上；可是那又碰上了他比他写过的任何作品都要显得高显得大的时刻。这时候我记起了《俄亥俄州的瓦恩斯堡镇》、《鸡蛋的胜利》还有《马与人》里的某些篇章，我知道我在看着、注视着的是一个巨人，他所在的世界上居住着的大部分——绝大部分——人都是侏儒，虽然他只做出过两次或是三次与巨人身份相称的举动。

原载《大西洋》1953年6月号；此处文本系根据福克纳打字稿。

密西西比

密西西比发源于田纳西州孟菲斯一家酒店[21]的大堂，朝南伸展，直抵墨西哥湾。它一路上为一些小镇所点缀，那里游荡着马匹与骡子的幽灵，早年间，这些骡马总是给拴在县法院四周那一个个拴马桩上的；而且几乎可以说，这条河只有那两个方向，也就是北和南，因为就在没多少年之前，你都无法走水路朝东朝西行进，只能靠徒步或是骑那些骡马；即使是那孩子的少年时期，要去距离三十英里的东边或是西边毗邻的县城，都是非得朝三个方向，顺着不同的三条铁路，坐上九十英里的火车，方能到达。

最初，那儿是一片荒野——往西，沿着那条大河，是一片片淤积的沼泽地，由一条条黑黢黢、几乎纹丝不动的臭水沟镶边，这里密不通风，长满了芦苇、藤蔓、柏树、梣树、橡树与橡胶树；往东，是阿帕拉契亚山脉逐渐消失处，是野牛在那里啃啮青草的阔叶林山脊与大草原；往南，是长有松树的贫瘠土地，那里还有挂满苔藓的栎树和面积更大、地更少水更多的沼泽，处处潜伏着鳄鱼与水蛇，日后，路易斯安那州将在这里开始形成。

在这里，最初出现的是携带着简陋器具匍匐前进的先民，他们垒起了土墩然后就消失湮没了，只留下了土墩。在这些土墩里，接踵而来有史可稽的阿耳冈昆族裔会留下他们战士、酋长、婴儿和猎杀的熊的头颅，瓦罐的碎片和斧头、箭镞，偶尔还会有一只沉甸甸的西班牙银马刺。那时，成群麋鹿不加警觉地如烟雾般飘忽而至，在矮树丛里和溪谷的底部，则有熊、狼、美洲豹以及各种小一些的动物——浣熊、负鼠、河狸、水貂和沼鼠（不是麝鼠，是沼鼠）；20世纪初，这些兽类仍在那儿出没，有些地方仍未开发，当时，那男孩自己也就是在这地方开始打猎的。但是，除了偶尔在某张白人或黑人的脸上可以寻见印第安人的一些血统之外，奇克索人、乔克托人、纳齐兹人和亚祖人都如先民一样迁走了，现在和男孩一起匍匐前进的是沙多里斯、德·斯班和康普生家的后裔，这几个家族曾经指挥过马纳萨斯、夏普斯堡、夏洛、奇克莫加这几个团，匍匐前进的人中还有麦卡斯林、艾威尔、霍尔斯顿与霍根贝克家的后裔，这几个家庭的父辈祖辈曾经充当过那几个团的兵员，匍匐的人里偶尔也会有个把姓斯诺普斯的，因为到20世纪初，斯诺普斯家的人已经是无处不在了：不光是站立于开设在湫隘小街主要由黑人光顾的小铺的柜台后面，而且也坐在银行董事长办公桌、食品批发公司经理办公桌的后面，身居浸礼会教堂的执事席中，他们买下许多所摇摇欲坠的乔治式住宅，把它们分隔成一个个可以单独出租的套间，而在自己弥留之际，又立遗嘱将加出来的披屋与洗礼盆捐献给教会，好让大家记得他们，不过这也许纯粹是出于恐惧。

他们也参加打猎。他们也进驻打猎营地，在那里，德·斯班、康普生、麦卡斯林和艾威尔家的人按门第的高低次序当头儿，他们射杀母鹿，既不管法律，也不管头儿说这样干是要不得的，他们射杀母鹿甚至都不是因为需要鹿肉，他们把肉扔下，由森林里的食尸禽兽来享用，他们之所以屠杀，只是因为母鹿躯体大、会移动，是样稀罕物件，与湫隘街巷的小铺及那里的蝇头小利相比，是更早时代的产品；男孩如今已长大成人，论资排辈当上了营地的头儿，现如今他得操心，不是为猎物越来越少、地盘越来越小的原始森林，而是为姓斯诺普斯的那伙人，他们正在把留下的不多的东西毁灭殆尽。

他们选举比尔波家的人并且不遗余力地为姓瓦达曼的人拉票，在这两人下台后又推举他们的儿子上台；他们的出发点是对黑人的刻骨仇恨、恐惧以及经济上的冲突对抗，那些黑人紧挨着他们的地块种着不大的田地，因为黑人记得自己根本未曾获得自由，因此能够珍惜已经得到的那些，去斗争以保留住不多的那一些，并且教会自己如何凭借不多的东西去获得较多的东西——花不多的钱，吃不多的食物，用较少较差的生产工具来种植较多的棉花；一直要到姓斯诺普斯的逃离农田进入湫隘支街上开设的小铺，他才能不再与黑人在耕作上较劲，在小铺里，他可以不再紧挨着黑人生活，却可以依赖他们为生，靠了以次充好，抬高价格，把劣质的肉、粮食、糖蜜卖给黑人，黑人反正是连价码上的数字都认不得的。

最初，那个过时的人，明天他还要遭到已经过时的人的剥夺：那个原始的阿耳冈昆人——也许是奇克索人、乔克托人、纳齐兹人和帕斯卡戈拉人——他从密西西比河旁高高的悬崖绝壁上往下俯望，盯着一艘载有三个法国人的奇珀瓦独木舟——这印第安人几乎来不及旋过身子看背后有一千个西班牙人从大西洋那边横穿大陆而来，他还余下一点时间有幸看到各种外族人交替进进退退，速度快得像魔术师手中那些转瞬即逝的纸牌：法兰西人待了一秒钟，接着西班牙人待了大约有两秒钟，然后法兰西人又待了两秒钟，接着又轮到西班牙人了，然后又是法兰西人了，他们在这里还没来得及吸进最后的半口气，盎格鲁—撒克逊人又来了，他们是要在这儿待下去死活也不走的了：那个高高的汉子，高声吟诵新教经文，散发出浓浓的威士忌酒气，一只手里捏着《圣经》和酒壶，另一只手里，让人想象不到的是，竟握着一把印第安战斧，他吵吵闹闹，脾气暴躁，对女人倒是百依百顺，还主张一夫多妻：可以说是个结过婚却不屈不挠保持着独身的男人，他只知行进，却不明白目的地在哪里，让他那腆着大肚子的老婆、丈母娘的大半个家庭紧随在他的身后，进入连车辙都没有的荒野，让他的孩子在树丫支着的来复枪后面呱呱坠地，在他们再次出发之前又让老婆怀上另一个，与此同时，还把他永不枯竭的其他种子下在三百英里黑黢黢的腹地里——也同样是既不贪婪，又无热情与预谋——他砍倒一棵需要二百年才能长成的树，仅仅为了把一只熊撵下来或是往帽子里盛满野蜂蜜。

他活了下来，即使在他自己也成了过时人物之后，在弗吉尼亚与卡罗来纳种植园主的小些的儿子们[22]前来取代了他之后。他们是赶着大车来的，车中满载着黑奴与靛蓝种子，走的倒仍然是他当年用印第安战斧（他也没有其他工具可用）砍伐出来的道路。接着，有人给了某位纳齐兹巫医一颗墨西哥棉花种子（没准里面已经潜伏有棉虫了，因为这害虫跟斯诺普斯家族一样，也是把南方整片土地全都占领了的），从而改变了密西西比的面貌。奴隶们现在很快把处女地清理出来——那里当时（1850年）仍然出没着默雷尔、梅森、黑尔和哈普两兄弟[23]的幽灵呢——使它变成能生财致富的种植园，而那个已经过时、被取代的人，对这片土地所打的主意，仅仅是打几头熊和鹿，弄些蜂蜜甜甜嘴巴而已。可是他仍然留了下来，仍然好歹活着；甚至一直到那男孩进入中年，他仍然待在那个地方，住在不断缩小的原始森林边缘处的一所原木、木板或铁皮搭成的小屋里，完全是靠了种植园主的容忍，有时甚至是慷慨大度，才能赖在这儿，对于他们来说，尽管他桀骜不驯并维持着某种程度的尊严与独立性，实际上也只是个会阿谀奉承的无赖而已，如今熊与美洲豹已基本上绝迹，他打的便是浣熊和沼鼠了，他仍然是暴殄天物，仍然会放倒一棵有二百年历史的老树，虽然如今树上只有一只浣熊或是一只松鼠了。

时间到来时，他参加进去，不是进马纳萨斯和夏洛团，而是加盟非正规的帮派团伙里去，这些帮派团伙并不忠于任何人与任何目标，之所以纠集在一起仅仅是为了一件事、一个目的，那就是从联邦纠察线那里盗窃马匹；他们还是抓空当干这件事的，主要的时间还是用在袭击（或打算袭击）种植园上，那些房子就属于他原来靠了几句阿谀奉承的花言巧语得以投靠的种植园主，而且以后他还是会去投靠的，倘若战争结束，假如老爷会从他在夏普斯堡或是契克莫加的少校、上校或是别的任何什么军职上退役回来的话；他打算袭击种植园，那就是说，在少校或是上校的妻子、姑妈姨妈、丈母娘（她们把银器埋藏在果园里，庄园还留下了几个上了年纪的黑奴）阻止了他并把他赶走之前，必要时这些女眷甚至会朝他开枪，用的是离家的丈夫、侄子、外甥或是女婿所留下的猎枪或是决斗时用的手枪——这些女人，她们才是不屈不挠、没有被征服、从来没有投降的，她们不让人把北军的流弹从走廊柱子、壁炉架或是窗框里挖出来，也正是南方的女人，在七十年之后，在看电影《乱世佳人》时，一听到谢尔曼[24]的名字，便会站起来退出影院；她们仍然是不可妥协、怒气难消的，仍然对这事说个没完，其实打过仗输掉了的疲惫不堪、心灰意懒的男人早就连叫她们闭嘴都懒得说了。即使到了那男孩的时代，早在他记得别人大谈圣诞老公公之前，他自己就已经对维克斯堡、科林斯如数家珍，也知道第一次马纳萨斯战役中他祖父所在的团驻扎在何处了。

在那些日子里（1901、1902、1903和1904年），圣诞老公公只在圣诞节那天才出现，可不像现如今，在一年的其余日子里孩子们都能玩他们找得到的、想得到的或是做得到的一切，虽然他们也跟今天，跟1951、1952、1953、1954年一样玩，仍然是模仿显示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听到、看到或是最受震动的那些事，只是规模缩小了许多而已。我们笔下的这个孩子的时代背景和实际情况正是这样的：那些不屈不挠、永不言败的老太太在三十五和四十年之后仍然抱成团，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干家务活的老黑奴，也是女的，她们像白人老太太一样，拒绝、坚决不愿放弃旧的生活方式，不愿忘记古老的痛苦。那孩子自己就记得她们当中的一个：卡罗琳，解放那么多年了却仍然不肯离去。她也始终不愿意在星期六收下她一周的全部工资，这家人始终也弄不懂她干吗非得这样不可，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她仅仅是乐于让全家人经常记得，她可是他们的债主，她迫使孩子的祖父接着是孩子的父亲最后是轮到孩子自己，不仅得当她的银行家而且还需为她管账，不知怎么搞的八十九这个数字进入了她的脑子，虽然这个数字也会起变化，有时候多些，有时候少些，有时候一连好几个星期她自己又会成了欠债的一方，但这样的情况倒是始终不会改变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大抵是家里大部分人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会有个小孩，白皮肤的或者是黑皮肤的，跑来带上这样的口信：“大妈说让你别忘了还欠着她八十九块钱呢。”

即使在那时，对于那个孩子来说，这黑妇人好像已经比上帝还要老了，她管他的祖父叫“上校”，但是对孩子的父亲、叔叔、姑姑，则除了他们的教名之外，别的什么都不叫，即使他们自己也都已经当了爷爷和奶奶：卡罗琳自己也当了祖奶奶，下面的子孙有二十个之多（此外大概还有十个她也记不得了，或是先她而死了），其中之一也是个男孩，到底是曾孙或者仅仅是孙子连她自己都弄不清了，那是和我们的这个白人男孩在同一星期出生的，起了同样的名字（用的是白人孩子祖父的名字），都吃同一对黑色乳房的奶，睡在一起，吃在一起，玩也在一起，玩的游戏要算是那个白人孩子当时所知道的最最重要的事情了，因为在4岁、5岁和6岁时，他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女性的世界，他记忆中就没听说过还有别的方面的事情：用几个空卷轴、一些残渣碎片和小树枝，再挖出个小沟，里面灌上些井水权当是那条大河，一次又一次地玩微缩的战争游戏，打那几场无法挽回的战役——夏洛战役、维克斯堡战役以及布赖司十字路口战役，那个路口离孩子（两个孩子）出生地不远，那孩子因为自己是白人，便硬要当邦联军的将军——彭伯顿、约翰斯顿或是福雷斯特——反正他当两回，黑孩子当一回，要是三回还轮不上的话，黑孩子就压根儿不跟他玩儿了。

说的不是那个高个子男人的事，他仍然当他的猎人，当他的森林之子；也不是那个奴隶的事，因为他现在是自由人了；而是说那颗墨西哥棉籽，是某个人给了纳齐兹巫医的，它现在快快地为自己清理好土地，犁开地面，那上面覆盖着东部大草原的牛草和中部丘陵地带沟底河床的荆棘与芦苇，并且把那条大河，也就是老人河边上三角地带整片整片的淤积土变成干地：人类筑起尽可能长的堤坝，时间尽可能长地把大河挡开以播种和收获庄稼：不过人类在旧的河床里把它阻拦一英尺，它就会在新的领域里开拓出另外的一英尺：于是装载了打成包的棉花运往孟菲斯或新奥尔良的汽轮便仿佛是径直朝天上爬去似的。

另外也还有小一些的轮船在小一些的河流里爬行，它们沿着塔拉哈奇河直抵杰弗生北边的怀利渡口。不过从那个地段以及东边一些的地段运棉花并不能得到经济回报，从那里运更便捷的走法是继续往东去到通比格比，然后往南去到莫比尔，然后走陆路用骡车拉到孟菲斯；怀利渡口的一处悬崖绝壁上有一处驿站——一座乱七八糟的小客栈、一家铁匠铺和几间东倒西歪的小木屋——正好在从杰弗生出发或是继续行进的一辆或一队装了棉花的大车必须要停下来过夜的那个地方。或许连小客栈都算不上，不如说是个兽窟，里面的居民白天无影无踪，他们隐匿在河床的荆棘矮树丛里，只是在晚间出来，而且也只是在打尖的赶棉花大车的车夫毫无戒心地坐在炉火前时，他们才短暂地出现在客栈的厨房里，于是车夫、大车、骡子和棉花便会统统不见：尸体没准给扔进了河里，大车一把火烧了，骡子几天或是几星期后在孟菲斯一处牲口市场给卖掉，而身份不明的棉花则已经走在去利物浦棉纺厂的路上了。

与此同时，在杰弗生十六英里之外，有一个前斯诺普斯时期的人，其实是高个子男人里的一个，事实上就如巨人一般：这是个虔诚的未获神职的浸礼会牧师，但他热衷的不是梦寐以求要进入天国乐园，甚至也不主张有什么统一圣职的做法，更反对用大写的“O”[25]字来标明了，他只主张简简单单的让公民的安全得到保障。每一个人都警告他别上那儿去，因为他不仅仅是什么都不能完成，他试着去做时还很可能丢掉自己的性命。可是他却去了，单身一人，不宣讲福音也不提上帝甚至都不说道德的事，而光是挑选那里个头最大，最凶狠，一看就知道是最为歹毒的人，对这人说：“我要跟你打架。要是你打败了我，你可以把我身上的钱全都取走。要是我打败了你，那我可要给你洗礼，让你入教。”接下去便把那人打败，揍得体无完肤，让他改邪归正，变得老老实实，然后再挑战下一个个头最大、最为凶狠的人，接着又收拾再下一个；下星期天来到时他已经把河边整个无法无天的地区收编进教会了，从此棉花大车可以靠人力船只摆渡过怀利河，安全通过并毫无阻挡地直达孟菲斯了，一直到铁路通行，火车开来从大车上载走一包包的棉花。

那是70年代的事。黑人现在是自耕农与政治上的实体了；有一个黑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却在杰弗生当上了联邦警察局长。后来，他成为镇上正宗的私酒贩子（密西西比州和缅因州一起，是最早从事这一高贵试验的地方里的一个），而且也恢复了——他从来就未真正割断过——对老主人的忠诚，并且从一棵巨大的老树那里取到了自己做生意时用的姓——马尔伯雷（桑树），那棵树矗立在哈伯瑟姆大夫的药店的后面，在树根之间那些包厢般的一个个地洞里，他藏匿他商业上的瓶装货物。

很快，他（那个黑人）在经济竞争中甚至会领先斯诺普斯家族，这个家族即将把成群的族人打进三K党——不是内战混乱、无望的结束阶段那个老的、原始的组织，以当时无望的时代背景来衡量，那至少是个有自己无望目的的诚实、严肃的组织，而是一个20年代沿用了老名称的后来出现的卑劣组织，它与老组织的共同点也就是那个名称了。此时，地方上出现了用很少的钱修铁路的事，引进的是1966年当过“毡包客”[26]的一个人，此时他已然是规规矩矩的公民了；他的子孙日后将用一种柔软的、不发辅音的黑人腔调说话，就跟父母从约翰·史密斯上尉的时代起便生活在波托马克河与俄亥俄河以南的那些孩子一样，这些孩子总是要吹嘘自己的南方遗产。在杰弗生，便有那样的一个人，他姓雷蒙德。他找来了资金，而沙多里斯上校则用这笔资金修起支路，和从孟菲斯到大西洋的主路联通了起来，从而使本地的棉田走向欧洲——这是一条窄轨，跟玩具似的，有三辆小机车头，也跟玩具似的，以沙多里斯的三个女儿的名字命名，每个机车头的油罐上有一块银牌，分别刻着三位小姐的教名。那些标准规格的货车在枢纽站上像玩具似的被千斤顶顶起，然后落放到窄轨上，此时，小火车头被它拉的货遮盖住，让人看不见，因此，一辆辆货车是以这样的程序出现的，在它们为之服务的棉田里被一股傲慢的羽毛状的黑烟和一声傲慢的汽笛发出的尖叫，拉扯着往前行进——那个雷蒙德，在一场不可避免的争吵之后，终于开枪把沙多里斯打死在杰弗生的一条街道上，他之所以做出这样极端的事，大家相信，是因为傲慢与不宽容，也正是因为这同样的傲慢与不宽容，才使沙多里斯上校那个团的官兵在第二次马纳萨斯和夏普斯堡之役后的秋季选举时把沙多里斯从上校的职务上拉了下来。

因此，现在陆地上有了铁路；原来得坐马车去大河码头乘轮船并按老习俗去新奥尔良度蜜月的新婚夫妻，如今便可以搭乘火车上几乎任何地方去了。而且很快这儿也有了普尔曼式卧车了，一路从芝加哥和那些北方城市开过来，那里有的是钞票现金，使富有的北方人能舒舒服服地南下，而且是认真地开发起这片土地来了：用他们北方佬的金元在南方松木林地带开设了巨大的伐木场与工厂，也使五十年来都没有任何变化的由小村落组成的小镇一夜之间发达起来，在一片星星点点般布满树桩的荒瘠土地上膨胀成大都市，这里本来会一直荒下去的，除非当地人出于简单的经济垂死挣扎，自己学会了种植松树，一如在其他地区人们已经学会了种植玉米、棉花一样。

在三角洲上也出现了北方人开的伐木场：现在是20年代中期，在三角洲，棉花业还有伐木业都很蓬勃。但最为蓬勃的还是金钱本身：金钱孳生出一种穴居人，而他又繁衍出一对双胞胎的穴居人：欠债与破产，这三者如此迅速地让金钱在这片土地上大逞淫威，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在它旋风般使你窒息之前赶快将其摆脱掉。直到出现某种几乎像是自我保卫的手段，不仅是为了有地方可以花钱，而且还为了把单纯要花掉的钱所衍生出的钱可以赌掉，在七八个较大一些的三角洲地区的镇子里形成了一支棒球联队，很快，它就同样四出远征——而且也大获成功——对投球手、游击手和费劲的外场手来说都是如此，就像那两个主力联队一样，那个男孩，现在已经是个青年了，与这个联队以及一家北方人开的大伐木公司关系都很熟，不仅是凑巧跟这两者都熟，而是因为跟一家熟了自会促使他跟另一家也熟悉起来。

此时，那个年轻人的心态与世界上大多数别的年轻人的心态是一样的——这些年轻人在1917年4月正好是21岁光景——虽然间或他向自己承认他也许用那天自己19岁这件事作为借口，认为自己应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正越来越清楚，这还将永远成为他真正的正业，那就是：当一名流浪汉，一个与世无争、一无所有的漂泊者。反正，他已经足够成熟，能和一个律师交上朋友了，早先，这律师住的镇上，一家伐木公司正好想消消停停地宣布破产，这位律师被委派为破产事宜的仲裁人：这人的家庭和那年轻人的家庭素来相稔，他比年轻人稍大几岁，可是却喜欢上了这年轻人，于是便邀请年轻人搭乘自己的车子出游。他正式的身份是充当译员，因为他略通法语而那家快要倒闭的公司恰好与欧洲有些关系。但是从来没见他干过什么翻译工作，因为这名随员并未被派去过欧洲，他去的倒是孟菲斯一家酒店的某一层楼，在那里的所有人——包括那位翻译——都有特权可以签个字便免费取得食品、戏票甚至是私酿的酒（当时田纳西州正值禁酒季），只要那些小厮有本事弄得来，当然不是从几英里外刚过密西西比州界处那几处挤在一起的外表十分老成持重的房子里弄来，那里的轮盘、骰子和二十一点都是要玩就有得玩的。

接着，塞尔斯·韦尔斯先生也突然参加进来了，并且把棒球联盟也随之带了进来。那个年轻人始终不知道韦尔斯先生跟破产有什么关系（如果有的话），他也不真正费心去琢磨，更不用说去关心与打听了，不仅是因为他已经对业余爱好——他知道这是他真正的爱好——培养出了一种noblesse oblige [27]的观念，这作为理由已经算得上是很充分的了，而且还因为韦尔斯先生本人在三角洲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了。他是个庄园主，这庄园不以英亩而是以英里来计量，而且被认为是棒球联盟里的一个球队的独一无二的老板，至少是绝大多数球员，肯定包括接手、偷垒的游击手和点三四〇打击的外场手的老板，据说这个外场手还是从芝加哥兽崽队里挖来或是抢来的呢，这个韦尔斯先生一星期七天照例不变的打扮是：两三天都不剪的胡子、一双糊满泥浆的高统靴以及一件灯芯绒外套，流传的那个故事或是传奇里说，一天深夜，他就以这副打扮进了圣路易的一家时髦酒店，要开一个由穿晚礼服的侍者伺候的房间，那侍者一见那把胡子、那双沾满泥浆的靴子，不过主要还是看到了那张脸，便说酒店已经全部客满：一听这话韦尔斯先生便问买下这家酒店得多少钱，对方非常傲慢地告诉他，得多少多少万，于是——那故事是这么说的——他从灯芯绒后屁股兜里掏出一叠千元大钞，足够买下开价一个半酒店的，接着便吩咐那侍者十分钟之内把楼里的每一个房间都给他清出。

这自然是启示录般离奇的故事，不过下面这件事倒是那个年轻人亲眼目睹的：韦尔斯先生和他某天中午在孟菲斯的酒店里正懒洋洋地吃着早餐，突然间韦尔斯先生记起他私人的打球俱乐部那天下午三点钟就要在六十英里之外的一个小城里进行一场至关重要的球赛，他打电话给火车站，要求三十分钟里准备好一次特别列车，包括一辆机车和一个守车。列车大约三时抵达科厄霍马，那儿离球场还有一英里的路：有个老兄（那个钟点火车站前是不会有出租车的，而且那会儿全密西西比州哪儿都没几辆出租车）坐在一辆脏兮兮但总算还完整的凯迪拉克的驾驶盘后面，韦尔斯先生开口了：

“这玩意儿要卖多少钱？”

“什么？”车子里的那人问道。

“你的汽车。”韦尔斯先生说。

“十二又五十。”

“行啊。”韦尔斯先生说着便去拉车门。

“我的意思是一千二百五十元，”那人说。

“行啊。”韦尔斯先生说，接下去的话是对那年轻人说的：“跳进去。”

“是拦路抢劫吧，先生。”那人说。

“车子我已经买下了。”韦尔斯先生说，自己也爬上了车子。“去球场公园，”他说，“要快。”

年轻人此后再也没有见到那辆凯迪拉克，虽然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当联队三角旗赛进行得越来越激烈时，他对那机车与守车倒是变得很熟悉了，韦尔斯先生经常调用孟菲斯调车场的这辆特别列车，就像二十五年前住在城里的一个百万富翁头一点随时拦下一辆两匹马拉的出租马车一样，因此在那年轻人看来，他们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再次朝三角洲另一场棒球比赛冲去，回孟菲斯去消停消停的念头暂时就作罢了。

“我什么时候也该有点发言权的吧。”有一回他说。

“那你就发言吧，”韦尔斯先生说，“就说说这混账的棉花市场明天会有什么走势，这样我们俩都可以不再紧着去追赶这个没一点、没有一点点希望的业余球队了。”

棉籽与伐木场横扫着三角洲其余的地方，把残余的原始森林更深、更深地朝南边挤压，一直挤到大河与丘陵的V字形地带。当那个如今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初次被允许参加日后他按辈分将成为首领的那个狩猎队时，坐骡子拉的大车去鹿、熊和火鸡满地跑的猎场，走上一天或一个夜晚也就到了。可是现在他们坐汽车去：他们得走上一百英里接着是二百英里，往南再往南，而原始森林已经退缩到亚祖河与那条大河（亦即老人河）的交汇处了。

老人河，也包括所有给它提供水源的被河堤拦起的小支流，它们和大河一起，只要老爷子犯了脾气，便将那些堤坝全然置之不理，它们差不多每一代都涓滴不弃地收集水源，从蒙大拿一直到宾夕法尼亚，让滔滔洪流冲入它的受害者那可怜巴巴、毫无希望的人工内脏，水一点儿一点儿升高，速度倒不算很快：只是很坚决，毫无妥协的余地，留出足够多的时间让人测量它的浪峰有多高并且往下游打电报，甚至还能准确预报几乎是具体到哪一天洪水会冲进屋子，把钢琴冲出去，把墙上挂的照片、图画统统冲掉，甚至把房子本身也都冲走，如果它跟地面不是联系得非常紧密的话。

既无情又是不慌不忙地，洪水泛过一条条给它供水的小支流，把水往它们的河道里挤压进去，以致一连好多天，小河里的水会倒流，往上游涌去：一直要抵达杰弗生还要过去的韦利渡口。小河也筑有堤坝，但偏僻处住的都是单干户：是那个高个子男人的后裔或遗孤之类的人物，现在以务农为生了，还有就是姓斯诺普斯的那些人，他们比个体户还要个人主义：他们是斯诺普斯族人，因此当大河边上那些占地千亩的庄园主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和他们的黑人佃户和雇工在用沙包和机器对付灌涌与豁口时，这里的一二百亩大小农场的主人是一手夹着只沙袋一手持枪巡视他的河段堤岸的，免得住在他上游的那个乡邻会炸毁他的河堤以保全自己（在上游）的那个农场。

大河把水往上挤涌，与此同时，白人和黑人轮班肩并肩地在泥和雨里苦苦奋斗，为他们助战的有汽车车前灯光、汽油火把、小桶小桶的威士忌以及在刷干净并煮过消毒的五十加仑的汽油桶里煮沸的咖啡；河水拍溅着，试探性地、几乎是没有恶意地、仅仅是坚定不移地（他可不着急哟）在那些惊恐万状的沙包的下面和中间拍打着，最后还是从上面翻越而过，仿佛他唯一的目的仅仅是让人类再次得到一个机会去证明，不是向它而是向人类证明，人的身体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忍受、坚持与苦熬；这以后，让人证明了这一点之后，便做出这几个星期以来任何时间里只要想做它都能做到的事情：像蜕皮时的有气无力的蛇那样，既不匆忙也不特别邪恶与愤怒地把一两英里长的防洪堤、咖啡桶、威士忌罐、火把一下子全扫个精光，然后，有一小会儿，在棉田休耕地之间闪着沉闷的光，直到田地消失，同时消失的是大路、小巷，最后是一个又一个的城镇本身。

消失了，进入到一大片苍苍茫茫无声无息的黄色广袤之中，从那里只伸出来一些树顶、电线杆和人类居所的首级，像是肮脏镜面上出于神秘莫测、无法揣摩的设计而呈现的谜一般的物件；还有几座先民垒的土墩，上面，在散乱的鹿皮鞋之间，熊、马、鹿、骡、野火鸡、牛以及家养的鸡都在相互休战的状态中耐心地等待着；至于防洪堤本身，那里，在恋老婆的男人般黏成一团的漂浮物当中，小孩继续出生，老人照常死去，不是因为生活在露天里，而是简单、正常的时间次序与生死规律，仿佛说到底，人和他的命运还是要比河流更强，即使河流曾经剥夺过他，他毕竟是在变化中所不可改变与征服的呀。

这以后，对这一点也作过证之后，它——那条老人河——要后撤了，可不是退却：是归于平息，告别陆地，慢慢地也是坚定地，让支流和沼泽退回到它们古老的引以为豪、满怀希望的脏腑中去，不过是那么的慢那么的徐缓，仿佛不是洪水后退而是平坦的陆地自身在上升，它整个平面成片地重新爬回到阳光与空气中来：在电话杆与轧棉机厂房、房舍、店铺的墙壁一个恒定的高度上留下一条黄褐色的印记，这条线像是某只大手一笔画成的，只是当中有些间断而已，土地本身因淤积物而增高了一英寸，肥沃的泥土也深了一英寸，在5月灼热阳光的炙晒下干得龟裂：但是这情景不会维持多久，因为几乎紧接着犁头来了，犁地与下种已经迟了两个月，不过这也不打紧：棉花到8月仍然会再一次长得像人一般高，到摘棉桃时自会更白更密，仿佛那条老人河说了这样的话：“我想怎么做，什么时候想做，便那样做。不过我可是为了我的所作所为出了价的。”

自然啦，还有那些小船。它们把影子投落在那片黄黄的稀湿土地上，甚至还在它上面移动：渔夫和猎人用的小筏子、管理防洪堤协会的美国工程师学会的汽艇以及一艘吃水浅的汽船，荒唐地在棉田之间来来往往，它的船员可不是河工而是一个知晓水底下何处有围栏的农民，桅顶瞭望处则是个手持钢钳的机械师，他见到电话线就把它们剪断，以便船能从烟囱群之间穿过去：其实也算不得是荒唐，因为这种船在大河上本来就很像是一所房子，现在来到这里跟所穿过的周围那些没有底部的房子也没有什么区别，有时它还要让轮机把马力开到最大一档以便超过别的房子，那模样活像急于要追上飞逃的母野鸭的一只公野鸭。

不过光这样是不够的，眼看就不够了；老人河这一回来真格的了。于是此刻从海湾[28]好几个港口调来了捕虾的拖网船、娱乐用的游艇和海岸警卫队的小艇，这些船的底部过去只认得咸水与咸潮河口，船还是由原先的海上水手来掌管，但怎么走还得请教知悉水底下哪儿是路哪儿有围栏的人，原因很简单：这些人一辈子都在顺着这些标志或是以它们为终点赶骡拉犁，这些船航行在马、骡、鹿、牛和羊的胀肿的尸体之间，从树木和轧棉厂房、棉花仓库、漂浮的小屋、房舍的二层楼窗户与办公室楼房之间，去捞取老人河上很有耐心的漂浮物，那就是黑人与白人的尸体了；接着——这些习惯与咸水打交道的人，对他们来说，陆地或者是毫无特色、不长树木的盐碱沼泽地，或者是蛇与鳄鱼出没的湿地，都因长满了喇叭藤与西班牙苔藓而无法穿透；这些人之中，有一些甚至都从未见过支撑他们所住的房子的木桩所敲进去的土地——这些人仍然留了下来，即使这里已经不再需要他们了，仿佛要等着看从水里冒出来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片土地，他们所拯救的人——男人和女人，黑人与白人，黑人甚至比白人还多，十比一恐怕还不止——赖以生存的经济活动就是在这片土地上面进行的；赶紧看看这片土地，再晚骡子和犁头可就要改变它的面目直至洪水退却的边线了，然后便回到大河上去，否则那些拖网船、巡逻船和小艇也会跟废弃的鸡舍、牛棚与茅房一起，变成歪歪扭扭、没法再用的垃圾的；回到老人河上去，这条河已经再次缩回到它往常的堤岸里去了，在打瞌睡，甚至还显得很清白无辜，仿佛改变了，至少是在某个短暂时期里改变了毗邻地区全部面貌的不是它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似的。

他们此刻是在朝回家的途中行进，经过了一些河边城镇，有一些在南密西西比是一片西班牙统属的蛮荒之地时很有点儿名气：像格林维尔、维克斯堡、纳齐兹以及大小海湾（现今已经消失不见，连遗址亦都采用了别的名字），那地方曾使梅森和哈珀兄弟里的至少一个威名赫赫，而雷尔[29]也曾以此地为据点发动他那场流产的黑奴起义，企图把白人从这片土地上清除干净，剩下他一个当皇帝，那片土地已经沉落在防洪堤之外，如今你已经无法说清原先水开始于何处陆地止步在什么地方了：只知道这片草木葱茏茂盛、阳光灿烂的热带草原再也承受不了你的体重了。一条条河流如今不再往西，而是往南流淌了，不再是黄色或褐色的，而是黑色的了，穿越好大的一片黄色盐碱沼泽地，从那里乘着一股吹向海洋的微风，一团团蚊子像云雾一般飞来，在发痒与感觉疼痛的苦恼心态里，你似乎觉得确实能见到蚊群隐隐约约怀有越过陆地去与潮水然后是无法消解的盐分相遇的愿望：倒还不是真想飞向墨西哥海湾但至少是要去列岛——船、号角与小森林的列岛——长长屏障后面的那片海峡，拖网船、巡逻船等等此刻都已回去，待在灯塔、运河标志与船坞之间，在晒网和维修机器，准备去捕鱼。

我们所说的那个人从他年轻时起也记得那件事：在几艘小船里好端端地被风刮了整整一个夏天，因为他们家已有好几代是在密西西比北部腹地出生与长大的，在他遇到此次风暴之前他根本不知风暴边缘为何物。第二年夏天他又回来了，因为他发现他喜欢有这么多的水，这一次他是作为一个拖网船的渔民而来的，他记得：前甲板上安放着一只烧得通红的煤炉，上面架着只四加仑大的铁锅，里面煮的是揪去脑袋的虾，汤里洒进去一把把盐与黑胡椒，里面从来没有空过，也从来不洗，光是不断地往里面添虾，因此你便成天随便吃，就像是在吃花生米似的；他还记得：破晓前的那一刻，眼看就要让强烈得几乎像能听到的爆炸声似的近亚热带的黄红色的白天所打破，但暂时还会黑暗上一瞬间，此时，那条幽黑的船偷偷地潜入虾群出没的地区，船尾磷光般不出一声地转动着，活像乱哄哄的一团昏昏欲睡的萤火虫，那少年脸朝下躺在船头上朝黑黢黢的水里望去，只见受惊吓的虾飞快地如逐渐隐退的扇一般往四下射出去，划出了小火箭般的轨迹。

他对屏障般的列岛也有了些认识；作为五个半内行水手中的一个，他驾了艘大单桅帆船参加出海比赛，他不仅学会了怎样让船壳不脱离它的龙骨往前行驶，而且也弄明白了怎样让船从一个地方去往另一个地方，再把它带回来：于是，作为一个老水手，他如今住在新奥尔良，当了一条机动小艇的拿工资的船长，船是属于一个私酒贩子的（当时是20年代），船员包括一名黑人厨子兼甲板工装卸工，以及那个私酒贩子的弟弟：那是个二十一二岁的瘦瘦的意大利人，有一双猫一样的黄眼睛，穿一件丝衬衫，衣服有点儿鼓出来，因为胳肢窝底下挂了把手枪，口径太小干不了什么大事也就够杀尽他们哥儿几个的，即使船长或是厨师在万一可能出事时梦想过反抗或是讨厌惹出什么麻烦事儿，他们也只会把枪从皮套里抽出，尽快地藏起来（也并非真的隐藏起来：仅仅是扔到机器底下油污的积水里，即使皮特很快就发现枪在何处，那也会很安全，因为他是怎么也不愿意把手和胳膊伸到油污的水里去的，而只会躺到舱位上去生闷气）；把小艇开过庞恰特雷恩湖，沿着利戈莱兹河直达墨西哥海湾与海峡，然后停下，一点灯光都没有，直到海岸巡逻队的汽艇（它几乎总是按规定时间来的；那些大兵的工作也未免太平淡了，甚至于，相对地说，是太没有干头了）趾高气扬地朝东飞快驶去，是去莫比尔参加舞会的，哥几个总是倾向于这样认为。接着，哥几个仗着指南针的点拨来到岛上（它只比沙嘴大上一点点，上面有一行松树，那模样真是惨不忍睹，在岛外缘真正的海湾强风的呼啸抽打下，树的枝条时时刻刻都在不断地挥动），在这里，加勒比的纵帆船会埋下一箱箱绿玻璃瓶装的酒精，而住在新奥尔良的私酒贩子的母亲则会更换包装，贴上标签，将其转变成苏格兰威士忌、波旁威士忌或是杜松子酒。岛上还有几头野牛，那倒是他们不得不防的，那黑人负责挖掘，皮特还在生闷气，绝对拒绝帮忙，因为他有那把枪，而船长则时刻注意着牛的进攻（他们可不敢冒险点灯），每上三四回货，总有一回得挨牛的进攻——那些枯瘦凶狠、看不真切的形体会突然向他们冲来，事前丝毫没有警告，他们转身就在噩梦般的沙滩上乱跑，一蹿身跳进了小艇，接着让船与岸边平行行驶，那几只牲畜则亦步亦趋，追随在后面，直到他们敲钟让它们知道船已走远，然后让黑人再次回到岸上去搬剩下的箱子。接着他们就再次停航，一动不动，直到汽艇回来往西开去，仍然是横冲直撞不可一世，舞会这时显然已经结束了。

那儿也是密西西比，虽然与孩子从小所熟悉的不是一回事；这儿的人是天主教徒，他们的西班牙、法兰西血统还可以从他们的名字与脸庞上显现出来。但是影响不算深，如果你不把大海与小船计算在内的话；一片弯弯的海滩，一行细细的绵延不绝的房产与公寓旅馆，那是来自芝加哥的百万富翁所拥有与居住的，与这些大房子背靠背的是一行稀稀拉拉的建筑，这可是廉租住宅了，里面住的是黑人但也有白人，他们驾驶小船或是在鱼品加工厂里干活。

接下去开始接触到的便是年轻人熟悉的那个密西西比了：在败落中的城市边缘住着一些人，这是年轻人很熟悉的，因为在他的家乡也有这样的人：是高个子男子这类人的子孙，至少是精神上的后裔，他们不在工厂里干活，不种地，甚至连卡车般大的菜地都不种，他们不依靠土地而是依靠那上面生长的东西为生：当捕鱼的向导和专业的捕鱼个体户，当设陷阱逮麝鼠和鳄鱼的猎户，还偷猎麋鹿；如今土地升高了，再次成了干地而不是一半是水的沼泽，这里不久将像花毯似的布满长叶松树，有了北方来的资本，它们会转化成存进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银行里的钞票。虽然并非全都如此。有一部分会把本地的村舍和集镇变为城市，甚至还会一夜之间在乎地上造出些崭新的城市，起的是密西西比的名字，但那格局可是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的，因为它们比密西西比的集镇规模要大，今天还升起并屹立在缔造了它们的高大松树之间，到了明天（是那么的快，那么迅速，那么的似箭如梭），与周围的矮壮的老树一比，它们便成为高耸云天的纪念碑了。因为这儿的土地生产了一种庄稼：此处的土壤太细太软，种棉花并不真的合适；后来人们发现这里可以栽种别处的土地不宜栽种的作物：番茄、草莓和制糖的甘蔗，不是北边和西边的县份里的那种高粱，在真正种甘蔗的地带，人们是把这种高粱称作猪食的，而是真正的甜甘蔗，人们把这种庄稼提炼成家用糖浆。

在密西西比人看来是大集镇，而我们则管它们叫城市：哈蒂斯堡、劳雷尔、默里迪恩和坎顿；还有些城镇名字起得与俄亥俄关系更加远了：科西阿斯科，这名称是从一位波兰将军那里来的，此人认为希望自由的人都应该得到自由，还有个地方竟起名叫埃及，因为在老太太们仍然不肯认输的上一次的那场战争中闹饥荒的岁月里，别处都没有粮食唯独这地方有，还有个地方竟叫费拉德尔菲亚，在这里，尼肖巴（这里的县仍然沿用这个名字）族印第安人没有迁走，道理很简单，他们认为他们不在乎与别的民族一起和平共处，不管别人的肤色或是政治信仰如何。下面说的便是丘陵地带了：有个县叫琼斯县，这里有个老纽特·奈特，是本地的大地主、第一公民或曰固定居民，你爱怎么叫都悉听尊便，他在1862年脱离了邦联，在美国的疆界内竟然建立起第三个共和国，直到一支邦联军队在他那个破败不堪的木头堡垒首都里将他剿灭；还有沙利文谷：一个长而狭窄的幽谷，在这里几个有北爱尔兰与苏格兰高原姓氏的家族按照旧时卡洛登[30]战役前的那种方式彼此明争暗斗，不过也是按卡洛登战役之前的方式，一遇任何外来者便立即联合起来共同御敌：按照有关缉私官员搜索非法威士忌蒸馏器的传说，他们把抓到的犯人关在一个马厩里，让他们像一对拉犁的骡子那样干活。没有一个黑人会让自己天黑后仍然留在沙利文山谷里的。事实上，这一带黑人极少：这是一条延伸到我们那个年轻人自己家乡的狭长地带，是个偏僻的处所，黑人极少经过，要走也是匆匆穿过而且只有在大白天才肯出行。

这片土地并不宽阔，因为再往东马上就是草原地区了，那里的河水都流入亚拉巴马和莫比尔湾，此处有古老、紧凑、各户人家相互通婚的市镇与庄园大宅，房子有柱子和门廊，是按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那种传统的乔治王朝样式盖的，与纳齐兹受西班牙、法兰西影响的房屋迥然不同。这些市镇起的名字是哥伦布、阿伯丁、西点和舒克拉克，这里很重视对鹌鹑射击的训练，也培养出了优秀的叼鸟猎犬——还有马匹，当然还有猎人；“跳舞的兔子”[31]也是出在这儿的，在这里签订了乔克托人与美国之间的条约，该条约剥夺了土著对密西西比的统治权；这些市镇之一里住着年轻人的一个亲戚，如今已不在人间，但愿他能安息：这可是个坚持到底、不可救药的单身汉，是跳高替洋舞[32]的班头和冥顽不灵的外出就餐者，因为不论何时但凡还缺一位单身男客，女主人首先想到的总是非他莫属。

不过他也真是位人中之人，不止如此：他还是年轻人中的顶尖人物呢，他与本地的单身汉、婚姻上的变节分子（年岁仍然不算太老，对婚姻牢笼还能扛上一阵）一起玩牌，一起拼酒；他外出散步时不仅穿上鞋罩，拎上手杖，戴上黄皮手套与一顶洪堡礼帽，而且还摆出一副愤世嫉俗、决不信神的架势，直到有一天他不得不最终还是祈祷能救自己一命：一天晚上，用过晚餐后他与一帮旅行商人一起坐在吉尔默酒店前便道的椅子上，等着看那天晚上是否会有什么（万一真有的话）热闹出现，这时有两个年轻的单身汉开了辆T形福特车经过，他们停下邀他一起越过州界上亚拉巴马山区弄一加仑私酿威士忌来。他们还真的去了也弄到手了。不过他们要找的那个蒸馏器并不在山区，因为那地方并非山区：而是阿巴拉契亚山脊的残余尾部。可是由于T形车的引擎非得开得很大才能让车头灯亮起来，对于上山这倒是两全其美、相得益彰的一件事，特别是在他们不得不用了好一阵子低速排挡之后。作为前汽车时代的一员，他从来没有想到回来时会有什么两样，直到他们弄到那加仑酒喝了一口调转车头往山下走时，他才反应过来。也许是威土忌的关系，他说的时候这样插了一句：那辆小汽车在一层淡淡的、比两只萤火虫发出的光大不了多少的光亮的后面越来越快地往前冲，绕过一个又一个凸出的巉岩，车速愈快，遇见的巉岩也愈多，而且还愈加尖利，愈加凸出，一直到车子几乎以九十度拐过弯路，面对一堵直立的峭壁，而另一侧则是几百英尺深的空荡荡的夜空，这时，他也只好祈祷了；他说：“上帝啊，您很清楚，我都有四十多年没打扰过您老人家了，只要您平平安安把我送回哥伦布市，我保证下一回再也不惊动您老人家了。”

如今，那个年轻人，他现在已是中年人了，至少是正在走向中年，他也回到了家乡，在那里，那些改变了他少年时沼泽与森林的人现在又在改变土地本身的面貌了；他记忆中的密不通风的河床上的莽林与肥沃的农田如今成了一片二十五英里长的人工湖泊：有一个可控制的浇灌装置，是为大土堤坝下面的棉田服务的，湖面上每年都会有几艘马达安在船尾外的渔船来此游弋，最后竟还驶来了一条帆船。在从家里前往镇子的路上，那个进入中年的人（如今是个职业小说家了：他是想继续当他年轻时想做的流浪汉与无业游民的，可是时光与成就还有动脉的硬化打败了他）会从一位当医生的朋友家的后院穿过，这朋友的儿子在哈佛大学念书。有一天，那个大学生拦住他，请他进去，让他看一艘二十五英尺长单桅帆船尚未完成的外壳，并且说：“等我把船做成了，比尔先生，我可要请你帮我一起驾驶它的呀。”这以后，每回他走过，大学生都会重复地说：“记住了，比尔先生，等它一下水，我就会要你帮我开船的呀。”对于这样的请求，那正进入中年的人总是这样说：“行啊，亚瑟。通知我一声就成。”

接着有一天他从邮局出来，有个声音叫住他，声音发自一辆出租汽车，在密西西比州的小市镇里，哪个不愿受拘束又想开车的年轻人如果想拥有一辆汽车，那就必定是一辆出租汽车了，他授予自己一辆出租汽车，就像拿破仑授予自己大皇帝的称号一样；和司机一起坐在车子里的还有个年轻人，其父亲不久前在西部某处失踪，因为他当董事长的那家银行倒闭了，车子里那第四个年轻人则是个到处都不缺的那类人：本城的小丑和滑稽演员，他的幽默倒不带恶意而且经常是机智与妙趣横生的。“它下水了呢，比尔先生，”那个大学生说。“你现在准备好能上船了吗？”他准备好了，那艘单桅帆船也准备好了；大学生是用他母亲的缝纫机把一张张帆缝拼起来的；他们费了不少劲儿把船弄到湖上去，把索具什么的都装好拉紧，突然之间，那个正进入中年的人觉得自己的一部分不再在船上，而是在大约十英尺之外，在看着他所看到的那些：一个哈佛大学生、一个出租汽车司机、一个逃亡银行家的儿子、一个小地方的小丑，还有一个正进入中年的小说家，他们驾驶一艘家制的小船航行在密西西比北部小山之间的一个人工湖上，他想：这种事倒是不会在你一生中遇到两次的呀。

又回家了，回到他的故土；他是这里出生的而他的骨殖也将在这儿的泥土里沉睡；爱这里即使同时也恨这里的某个部分：爱河边的莽林和四周的群山，在这里，当他还很小时便已坐在马背上父亲的身后，跟着系了铃铛的猎狗去追逐乱窜的野猫、狐狸、浣熊或是任何别的猎物，在这里，当他已成年，别人放心地交给他一支枪后，他便单独去打猎，此时泥泞的湖底每年都逐渐升高，因为积淀了又一层的啤酒罐、瓶盖和丢失的软木塞——一大堆杂物，在林子里生活的两个星期，住宿野营，吃粗粝的食物，胡乱睡上一阵，人和马和猎狗生活在人和马和猎狗当中，不是去猎杀野兽而是去追赶它们，接触一下便放它们走，从来不会贪得无厌——如今得越走越远了，得超过那片低地、那个平坦的三角洲，因此那列足足有一英里长的火车似乎在这片土地上一气儿就会越过两三个起了印第安名字的小村落，火车在田野上奔驰，几英里以外都看得清清楚楚，田野上种的是棉花，2月里抵押出去，3月里种下，9月里收获，10月里申请农场借贷以便还清2月的抵押金，这样明年才能有资格再作抵押，那个年轻人年纪够大，可以放心地把枪交给他了，他便参加了一年一度对老班的朝拜：那是只老龄的大熊，一只脚被兽夹夹伤因此替自己获得了一个外号、一个头衔，好像它是个大活人似的，它威名赫赫，因为流传着许多故事，说它如何捣毁陷阱与捕兽夹，杀死过多少条猎犬，身上中过多少发子弹，最后，它终于被少年的父亲所雇的马夫领班布恩·霍根贝克杀死，为了救一条心爱的猎犬，这个马夫领班不顾一切地冲上去，用猎刀将大熊送上了归途。

可是，他最最痛恨的还是不宽容与不公正：是对黑人的私刑处死，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罪而是因为他们皮肤黑（他们在这里的人数正变得越来越少，很快就会一个都没有了，可是罪行已经犯下再也无法取消，因为今后再也没有可以补偿的对象了）；是那种不平等：他们当时所上的可怜的学校，如果他们还有几所的话；他们不得不住的小屋，除非他们愿意露宿野外；他们可以崇拜白人的上帝只是不能在白人的教堂里；在白人的法院里交税可是却不能在里面投票也不能为它投票；按白人的钟点干活还必须得按白人的计算方法领工资（乔·汤姆斯上尉是三角洲的一个种植园主，虽然不是大种植园主中的一个，他在某年的一次歉收之后从银行里领出一千个银元，把他的佃户一个一个地叫进他的餐厅，餐桌的灯下散乱地摊放着那笔钱里的二百元，他说：“哎，吉姆，这些就是咱们今年的所得了。”于是那黑人说：“好上帝呀，乔上尉，这些钱都是我的吗？”于是汤姆斯上尉说：“不，不，只有一半归你。另外的一半是我的，你不记得了吗？”）；我们能够在送往华盛顿某些参议员、众议员的含有偏见的报告里主张在不比杰弗生大的地方建造五座不同教派的教堂，可是却划不出一平方英尺的地方来让儿童玩耍并让老人坐着看他们玩耍。

可是他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他的，他记得：试图并且必须呆在床上直到破晓的第一丝亮光带来圣诞节以及别的几乎与圣诞节同样美好的日子；三点钟被人叫醒在灯光底下用早餐为的是驾四轮马车进城上车站去孟菲斯呆上三四天，在那里他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汽车，而在1910年那阵子，当时他12岁，他看到约翰·莫伊桑[33]将一架装了自行车轱辘、没有副翼（你得扭曲整个翼尖使飞机斜飞或是保持平飞）的布莱略特单翼飞机降落在孟菲斯跑道的内场上，那以后他就永远地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也必须得单独驾机飞行；还记得：他的第一个心上人，才8岁，长得胖乎乎的，一头蜜色头发，端庄大方，名字叫玛丽，他们俩紧紧挨着坐在厨房的台阶上吃冰淇淋；还有另一个心上人，这回的名字是明尼了，是个老山民的孙女儿，他长大后就是从这老山民手里买私酿威士忌的，他17岁时进城找到一份工作，是在药房苏打水柜台后面卖东西，瞅着她那么童贞、那么天真、那么不自觉地把可口可乐糖浆往举起的玻璃杯里倒，她把大拇指勾进缸子的把手，那只举平的上臂以一个不停顿的动作将缸子前后晃动，姿势跟他见到她祖父一千次从一只缸子里往外倒威士忌时的动作是一模一样的。

即使有时也恨这个地方，因为尽管有那么些有二百银元的乔·汤姆斯和那么些将睡袍套在脑袋上[34]的斯诺普斯，这里还有这样的事儿呢：他记得纳特，1865年出生于后院的一所小木屋，那还是这人的曾祖父正进人中年时候的事儿，纳特活得比他们家三代人都要长久，他不仅因为那么多年、那么经常和这三代人一起说话、走路，以致在说话、走路上都与他们相像，而且他还有两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那三代人穿过的衣裳——不仅有带铜纽扣的蓝呢子礼服和高顶礼帽，那会儿他是曾祖父和祖父的马车夫，而且还有曾祖父自己穿过的黑布料外套，祖父时代流行的燕尾服，以及父亲时代的短外套，那中年人还记得，这些衣服都是度着那几个人的背部裁制的，此外还有八十年的风气嬗变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帽子：因此，在懒洋洋地朝书房窗外上下打量时，那个中年人能看见那个背部、那种步姿、那件外套和那顶帽子在步下车道朝大路走去，此时，他的心里就堵得发慌甚至翻江倒海起来。他（纳特）如今已84岁了，这几年里头脑开始稍稍有点不清楚了，不仅会把这中年人叫成“老爷”，而且有时还会叫成“默雷老爷”，这可是对中年人父亲的称呼呀，有时还叫“上校”，大约一星期有那么一回，从厨房走进客厅时，或是已经在客厅时，他会说：“这儿正是我打算躺一会儿的地方，就在这里，我可以面向那扇窗户。我也希望今天天气晴朗，阳光就可以照进来晒在我的身上。而且我还希望你能宣讲那段布道词。我要你给我倒一丁点儿威士忌，你自己也躺下，然后宣讲你最为得意的那段布道词。”

还有卡罗琳呢，这也是那中年人从阶级制度那里继承下来的，无人知悉她到底有一百零几岁，不过她可不糊涂：她什么都没有忘记，仍旧叫这中年人为“妹咪”，这可是五十多年前他那几个弟弟对“威廉”发不准音时对他的称呼；他的小女儿，也就是四、五、六岁的样子吧，会跑到屋子里来说：“爸爸，大妈要我告诉你别忘了你还欠着她八十九块钱呢。”

“我不会忘记的，”中年人会说，“你们都在忙什么呢？”

“在拼一条被面呢。”女儿回答说。她们确实是在干这个活儿。她的小屋现如今已经通了电了，可是她不愿用电，坚持要点她一直很熟悉的煤油灯。她也不用眼镜，只是在用作装饰品时把它架在脑门前面一块洁白无瑕的包头布上——其实她现在已经没有头发了，她也不需要眼镜。不论冬夏，炉灶里都用草木灰煨着小火，里面烤着甜薯，炉子的一边，一把小型摇椅里坐着那个5岁大的白人小姑娘，那个比她个子大不了多少的黑人老太太坐在另外那把摇椅里面，她们之间放着一只篮子，里面是颜色鲜艳的碎布头布条，在那样微弱的光线下那个中年人不戴眼镜是连自己的名字都看不清楚的，而那一老一小两个却凭着微光不厌其烦一针针一线线地把灿烂的星星、方块与菱形拼缀成别致的花样，以便叠起来夹在香柏木薄片里收进大箱子。

接着7月4日来到了，早餐后厨房门就关上好让厨子与男仆打理出一顿丰盛的野餐来，在酷热的小晌午，黑老太和白人小女孩到菜园里去采集青西红柿，蘸上盐吃，那天下午，在后院的桑树底下，把大半只十五磅重的冰西瓜吃掉的也正是这一老一小，就在那天晚上，卡罗琳第一次中风。那本该是她最后的一次，医生是这么判断的。可是天亮时她竟然好起来了，那天上午，她生下的那一代开始来到，从她自己的七十、八十多岁的儿女，一直到他们的曾孙、曾曾孙——中年人从来都没见到过那些脸，人多得小屋里再也挤不进了：于是妇人与小姑娘睡室内的地板，男人和小男孩则在房前空地上睡，卡罗琳时不时会变得清醒并且在床上坐起来：她什么都没有忘记：她是祖奶奶，君临一切，不仅如此，她还变得专横跋扈起来：深夜十点甚至十一点了，那个中年人已经脱掉衣服躺在床上看书了，一点儿不错，他又听到穿袜子或是连袜子都不穿的光脚慢慢、轻轻地登上后扶梯；紧接着一张陌生的黑脸——绝对不是一两晚之前或是两三晚之前那同一张——会从门口探进来看着他，于是那文静、彬彬有礼却绝不是卑躬屈膝的声音会说：“她要冰淇淋呢。”于是他只好起来，穿上衣服，开车往村子里驶去；他甚至会直直地穿过村子，虽然他很清楚那里的店铺全都打烊了，他前天晚上来的时候就是那样的：他一直在主干道公路上开了三十英里接着又前前后后到处搜索这才找到一个还在营业的快餐店或是热狗摊子，买到一夸脱的冰淇淋。

不过，这次中风还不是致命的那一次；不久以后，她又站起来了，甚至，她不理那个男佣下的不让她接近汽车的“死命令”，居然和他的母亲，亦即那中年人的母亲，一起坐车直奔市镇，一边滔滔不绝，中年人捉摸必定会是这样，讲那些陈年旧事，他的父亲、他自己以及三个弟弟旧时的事情，有两个弟弟娶了媳妇，那两个弟妹加在一起都未曾超过二百磅，却和五个男人挤在一幢房子里吵吵闹闹：不过没准她们并不觉得自己在吵吵闹闹，因为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她们学会了仗着那种感情主义简单地生活着。不过，好像卡罗琳自己知道，夏天的那次中风，就好像是子夜或中午敲响之前，那座老祖父钟内里的那阵漱嗓子似的声音，因为她再也没有去动那张没有拼完的被面。很快，被面也不见了，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天气转凉，白昼越来越短时，她开始越来越长久地待在屋子里，不是她的小木屋而是大房子，坐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那原来是厨子和男佣待的地方，接着又在中年人的妻子做针线活儿的那个房间里，一直待到全家人聚在一起用晚餐，男佣把她的摇椅搬进来让她坐在这儿，看着大家吃晚饭：接着突然之间（这时眼看圣诞节就要到了），她非得在做晚饭的时候就要坐在客厅里，直到晚饭做好，谁也不明白干嘛要这样，直到她终于通过中年人的妻子告诉大家：“海斯特尔小姐，在那帮黑小子把我埋进土的时候，我可要你让我有一顶新帽子戴，一条新围裙围的呀。”那就是她的告别演说词了；圣诞节过后两天，又一次中风，这回可是真的了；两天之后，她戴了新帽子，围了新围裙，这些她自己可看不到了，躺在客厅里，而那个中年人果真摆好样子念起布道词即悼词来了，希望轮到他自己大限来到时，世界上会有某个人感激地提起他曾经写过这篇悼文，这篇文章完全是为她而作的，她曾经是，如他自己从孩提时起的那样，生活在忠诚、挚爱与正直的氛围与尺度之内。

深深地爱着这里虽然他也无法不恨这里的某些东西，因为他现在知道你不是因为什么而爱的；你是无法不爱；不是因为那里有美好的东西，而是因为尽管有不美好的东西你也无法不爱。

原载《假日》1954年4月号；此处文本系根据福克纳打字稿刊出。

做客新英格兰印象

给我留下印象的倒不是这片土地，而是这里的人——男人、女人，他们都那么有个性，他们把个性的完整与个人的隐私权看得那么高，那么珍贵，就如同他们看待个人的自由一般；他们把那些看得那么高，因此自然而然地认为所有别的男人、女人也都是“个人”，也是这样对待他们，做法很简单，那就怀着绝对、全然的尊敬与礼貌，让他们去自行其是。

不妨举个例子。一天下午（那是在十月，正值新英格兰美妙无比的印第安小阳春），马尔科姆·考利[35]和我驾车行驶在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州西部偏僻的路上。我们迷失方向了。我们所处的地方，照密西西比人的说法应该是山区了，但是新英格兰人却称之为丘陵地带；路况还未开始变坏：仅仅是更崎岖、人迹更少了，而且除了继续向上，进入山谷，再不通往别处。最后，就在我们马上要调头往回走时，我们发现了一所房屋、一只邮箱以及两个人，是农民或者说是穿着农民衣服的人——镶边羊毛翻出来的外套，带耳罩的帽子——他们站在邮箱旁边，静静地观察着我们，我们驱车上前，停了下来，他们显得彬彬有礼。

“下午好。”考利说。

“下午好。”两个人中的一个说。

“这条路穿过这座山吗？”考利问。

“是的。”那人说，仍然是彬彬有礼的。

“谢谢你。”考利说，接着便开车继续往前。那两个人仍然是静静地看着我们——大约走了五十码，考利突然然刹住车，说了句“等等”，接着便重新朝两个人仍在那里看着我们的邮箱那儿倒回去。“我能开着这辆车翻过去吗？”考利说。

“不能的，”还是那个人说，“我想你们是不能的。”于是我们调转车头从原路开回去。

我想说的意思是这样的。在西部，加利福尼亚人只是在出于“爱好”的借口下才会承认自己是农民的，他真正热爱的事业与职业是销售汽车，他会向我们保证，我们的这辆车绝对不可能翻过山口，但是他不仅有一辆能爬山路的车子，而且那还是落基山脉以西能翻过山口的唯一一辆车；倘若在中部各州与东部呢，人家就会告诉我们如何从山脚下绕过去，路标都是些不起眼的土路路岔啦，远处几所房屋啦，那儿西北烟囱上插着的一根避雷针啦，还有那个小溪渡口啦，如果你仔细辨认必定能看出四十年前桥梁倒塌的残迹。这些路标是连天使长也没法记清的；若是在我自己的老家南方，还不等考利合拢嘴巴重新启动汽车，就会有两个密西西比人揽下我们的事，说（其中的一个说，而另外的那个必定已经爬进车子了）：“嗨，没有任何问题，这位吉姆会陪你们去的，我呢，会打电话给山那边的外甥，让他驾辆卡车到你们开不动的地方去等你们；卡车能让你们顺利通过，他还可以带上个新的曲轴箱，没准你们需要替换呢。”

可新英格兰人却并不是这样，他尊重你的保留隐私与自由意志的权利，说话时只回答你所询问的，别的话连一句也不多说。如果你想试试能否驾着你的车通过，那是你的事，无需他来问你为何要这样做。如果你想毁掉自己的车，用一个夜晚徒步朝着离自己最近的有亮光的窗子或是受惊扰的看家狗走去，那也是你自己的事，因为车子是你的，腿也是你的，如果你想知道这辆车能不能翻山，你必须得问这件事。因为，他是自由与有个性的，如此的性格并不是土地贫瘠多石所造成的——这里土地贫瘠，冬季艰苦漫长——照说这会影响他的命运，不过恰恰相反：他出于自愿有意地选择了那样严峻的土地与气候，因为他知道自己足够壮实，能够应付这一切；他是由悠久的传统培育成长的，这传统将他从古老、破败的欧洲送出来，使他可以得到自由；它教会他相信，没有什么过硬的理由，证明生活必须是舒适、柔和与易于控制的，有个性，有隐私权，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倘若一个人无法适应任何地方的任何环境，那么他从一开始起最好别来侍弄泥土。

他屹立于那片环境之上，环境曾折磨过他，但是失败了，使得他不仅战胜了环境而且还成了它的主人。自然，他常常离开故土，但他也将故土带在身边。你会发现他在中西部，你会发现他在伯班克、格伦代尔和圣莫尼卡，戴着太阳眼镜、穿着草编拖鞋，衬衫尾巴拖在裤子外面。可是撩开夏威夷睡衣挠他几下，你就会发现那片贫瘠的土地、那些岩石、漫长的雪季以及那个压根儿未被逐出故乡的人，因为他是作为胜利者离开故乡的，那股精神是跟随着他的逐渐凉下来、慢下来的血液而离开的，如今他仅仅是将他来到的那片神秘的、占星学家的、拜火者的和爱生吃胡萝卜的人的不真实的土地，权当晚年的一种消遣而已。

原载《新英格兰进程第二期》，密歇根州迪尔伯恩，1954年；此处文本标点根据福克纳一份未校改的打字稿改定。

一个傻瓜在林克沙德[36]

空荡荡的冰显得很疲惫，虽然它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们告诉我，冰是十分钟前一场篮球比赛结束后刚刚铺上的，冰球赛完，十分钟内冰又将重新运走以腾出地方好让别的比赛进行。可是冰显得不在期待什么，却是很听天由命，就仿佛是圣诞节橱窗里那些用小镜片装成的冰块，还不是在微型枞树、驯鹿和舒适的亮着灯光的小房舍给安上去之前，而是在它们全都拆下来搬走之后。

接下来这里便为动作与速度所充塞了。对于从未观赏过这种比赛的那个傻瓜来说，它显得不和谐与不连贯，它怪异而又自相矛盾，那劲头有如一些没有重量的甲虫在几潭死水上疯狂乱窜。接着它又打散了，通过一种儿童玩具万花筒的旋转格式，化成一个几乎算得上是美丽的花样，一个图案，仿佛有个极有天分的舞蹈设计师在训练一组很听话、很有耐心、工作很努力的舞者——编织出一个花样，一个图案，打算告诉他什么，对他说些一秒钟前曾是非常迫切、重要与真实的话语，但随着动作与速度的加快它已在膨胀鼓起，并且开始分化瓦解。

此时他明白了要找到那个小圆盘似的冰球并且得时时追踪它。然后，一个个球员也区分得开来了。他们不会以足球队史前穴居人般一个个满头是汗、光着手的庞然大物的形态出现，相反，流畅、迅疾、潇洒，有如剑的猛然出击，又如电的划破长空——那个理查德，真带点儿蛇一般致命、诡异的激情与粼光闪闪的风姿呢，而那个杰弗里昂，很像是个灵活、凶狠、早熟的孩子，也许别的什么都不会干，不过也无需他去干别的事；还有其他的队员——老将拉普雷德，一副深沉老到、挥洒自如的模样。不过他现在也还是有时间的，或者不如说是时间已经掌握了他，但余下的时间可不能那样轻率、随意、满不在乎地胡花了；剩下的已经不多，无法以之去换取新的激情和新的大获全胜了。

激动人心：男人迅速、猛烈地贴身搏斗，不是仅仅徒手格斗，而是武装以刀片形的冰刀和坚硬、快速、灵活的球杆，这种木棍用得不好是足以使人骨折的。他注意到观众中女士着实不少，一瞬间他想到了原因或许在此——在这里，会流动着真正的男人的血液，不是来自一记重拳的闷捶，而是来自武器的迅如风雷般的灵巧出击，它很像欧洲的长剑或是边民所用的手枪，只是尺码要小一些，而且有些地方鼓出来以适应激情与意志的发挥。但是想开去的那个瞬间真是很短，因为他，那个傻瓜，也并不喜欢这个想法。这种比赛存在的理由与意义是：以冰球为催化剂的那种速度与优美确实是让人激动。

他观看着比赛——冰上划出的一个个闪光的数目字，那些作同心圆状往高处延伸的一排排座椅，它们被球迷俱乐部手写招牌划成不同的区域，座椅则一直消失在为屋顶罩住的那重浓浓的烟雾之中——屋顶挡住并罩住了所有的专注、紧张的观战，让它们聚集到下面瞬息万变的闪光冰面上去；直到速度、行动的副产品——它们的暴力行为——没有机会在上面空间处自我消耗殆尽，而仅仅在冰面上留下飞快变化着的闪光图样。于是他想起了，也许美国体育界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假设这样一个定义：体育是某件你自己从事的活动，独自一人的或是集体性的，因为这件事很有趣），而那件事就是我们正往它和它们的上空置放的屋顶。溜冰、篮球、网球、径赛甚至是越野赛跑都已经移到室内进行了：足球和棒球则是在弧光灯下进行，很快也会变成不怕风雨与严寒的了。余下的还有这些：准确无误地把装有鱼饵的钩子甩到有鳟鱼的水面上去，趁猎狗将鸟群轰起时瞄准目标，把子弹端端正正地射入一只鹿甚至是更大的野兽的身体，因为你不伤它它也会伤你的。可是时间也不会太长：要不了多久这些也会在室内进行的，灯光打亮，在观众吐出散发不出去的烟雾的笼罩下，同心圆的一个个区域标明着狮子和鱼的名字，同样也标明持望远镜瞄准具猎枪或是四盎司钓竿的理查德、杰弗里昂的名字。

可是（重复一遍）时间不会太长，因为那个傻瓜也不太相信这一点。我们——美国人——喜欢观看比赛；我们喜欢替别人把激动、胜利或是成功的狂热情感发泄出来。不过我们也喜欢自己参加比赛：好发泄掉自己的胜利或是畏惧的感情，当自己确实策马来到一堵石墙跟前的时候，当驾驶着一艘挂满各种帆的单桅船的时候，或是考验当真来临，需要证明自己是能及时将枪上的两点与前面那头野牛连成一线的时候。球赛的观众中也必定有一些小男孩，他们火冒三丈，恼恨时光过得太慢，简直折磨人，渴望那一天快快来到，好让他们来当理查德、杰弗里昂或是拉普雷德——跟在乔·路易相片前模仿作拳击状的小黑孩一模一样，那傻瓜在自己密西西比家乡小镇上是亲眼见到过这么一个小孩的——还有那些挪威小男孩，他见到过他们，于7月里的一天在奥斯陆北面小山包没有积雪的山坡上模仿地作了霍尔曼科伦式的一跃。

只是他（那个傻瓜）确实不懂，一场职业冰球比赛，其目的无非是为双方的老板赚取可观、合理的利润，与我们的国歌又有什么相干。我们到底惧怕什么？是不是我们那么不相信我们的国民性格，那么惧怕关键时会对它把握不住，以致我们不仅不敢举行一次专业的体育比赛、一次美女表演或是一场地产拍卖，而且还必须以一次商业会所竞赛的形式来展示污水排放小姐，并且举行的大可打个问号的土地出售活动，以提醒我们，不是得自荣誉与牺牲的自由，不是依靠恒久的戒备、不懈的荣誉心与需要时便再次甘愿牺牲才得以保持的自由，从一开始起便不值得拥有？或者，每逢十个、十二个、十八个或是二十二个年轻人为争得一个冰球、一个皮球而一本正经地开打时，或者仅仅是有位穿游泳衣的姑娘在灯光明亮的T形台上款款而行时，我们便对着自己把这首歌吼上一遍又一遍，我们是不是希望多次重复便能使歌词与曲调磨平与挖空，这样我们听到时就不会因为那个梦幻般的境界而心烦意乱了。在这个境界里，“荣誉”只是一个休止符号而“真理”仅仅是一个角度。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原载1955年1月24日《体育画报》；此处文本系根据福克纳打字稿。

肯塔基：五月，星期六[37]赛前三日小记

三天之前

这片土地见到过布恩[38]：这片蓝色的草地、处女地，从阿勒格尼山口——当时都还未命名呢——一浪紧似一浪地向西面延伸，众多的麋鹿与野牛徜徉在盐碱地和石灰石矿泉水附近，这种水日后将用来酿造上好的波旁威士忌；这里还有野人——有红皮肤的也有白皮肤的，白人也必须带点儿野性，这样才能挺住与生存下来，他们艰苦存活的痕迹遂得以留在荒野上——布恩斯堡啦、欧文斯镇啦、哈洛兵站和哈伯兵站啦；肯塔基：这可是块阴郁、血腥的地方呢。

这片土地也认识林肯，在这里，古老、久经风雨、结实的原木围栏圈起了圆山包翠绿、圣洁的步履，山头上耕耘的痕迹早已弥合不见，苍老的大树把浓阴泼洒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古老小木屋上，在这里，那个小娃娃初次睁开眼睛见到阳光；如今，风声和鸟鸣依旧，娃娃初次面对大路时听到的其他声音却已阒寂无存，这条大路将把他引向名声显赫，引向从容赴义——除非你愿意想象那个人的声音仍然回响于某个地方，向他诞生地的景物诉说着什么，用的是明澈、无可比拟的散文，他曾用这样的散文提醒我们需履行什么职责与义务，如果我们希望国家仍然是统一的话。

这片土地也认识斯蒂芬·福斯特[39]以及他的歌里的砖砌大宅；如今它已经不是记忆中那片阴暗、血腥的土地，而已经是我那肯塔基的老家了。

两天之前

即使仅仅是从马厩前走过，你便已经会把马匹浓烈、静静的香味——擦剂、阿摩尼亚和干草的气味，传到自己身上了。还不等我们来到跑道跟前便已经听到马匹的声音——马蹄轻快而坚实的急急的叩击声，它刚在逐渐加强却又已经很快地变轻。此刻，在灰蒙蒙的拂晓微光中，我们能看出它们了，在遛它们的马童的驾驭下两三只地或是成群地轻跑着。接着，单单有一匹，它一下子感到很孤独，脾气上来了，开始全速奔跑，在御风而行了，骑手按快跑时该采取的姿势上身下伏，像个瘤子似的不甚牢靠，不是马匹身子的一部分，仅仅是（暂时地）附着于它——谁知道呢，也许两者，既包括人也包括马，都在做梦：马呢，梦想与希望至少在那一瞬间活像名马“旋风”或“荣光”，而那个小伙子呢，这一刻至少认为自己和骑手阿尔卡多或山德伯爵不相上下，没准已经依稀闻到置放在他膝前的那只胜利花环的香气了呢。

而我们自己呢，此刻也踩在了跑道上，不过还是小心谨慎地退回到栏杆边上，以躲开马匹：到此时，集结的已经不再是谈论着休假、起跑点与十分之一秒的那三五个人了，人已经有百十来个了，而且还有不断新来的，脖子倒都朝着一个方向扭去：马匹出来的那个口子。接着，仿佛那片灰蒙蒙、阴暗、有点潮滋滋的拂晓后的天空自身在我们的头顶上空说话。这回，遛马的是个黑人少年，他移动胯下的坐骑时全然不顾马术学校里教程上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一套，就只是快快把马扭过来扳过去，让它离开跑道走出大路，他嚷叫道，不是冲着我们而是对着周围的世界：“你们这会儿全都给我闪开，大马这就要出来了。”

现在，我们全都可以看到那匹马由一个马夫手持皮带牵引着走入出口处。马夫松开皮带，于是两匹马步下此刻空荡荡的出口处，朝此刻同样是空荡荡的跑道走去，等待与期盼着的人群的外圈升起了一阵叹息，一声吁叹，真切得几乎能让人听见。

此刻它从我们身边经过（照说是两匹，是两匹马与两个马夫，但我们眼中只见到一匹），不光是职业赛马行话里所指的“大马”的意思，而是它看上去确实很大，比我们知道它的实际情况还显得大，因此我们那天早上所见到的其他马匹与它一比，都成了小种马了。那匹马头小小的，几乎显得很温和，脚也小小的，挺利落的，骰骨节很细很精致，看得出古老的阿拉伯马血统的痕迹，星期六要骑它的那个人（是阿尔卡罗本人）将像一只苍蝇、一只蟋蟀似的趴在它的肩隆上。它甚至都不是在走路，它是在闲逛呢。因为它是在朝四处东张西望。不是在看我们。人它见得太多了；多少次，人类阿谀奉承的叫好声在它嘚嘚蹄声的停歇后逐渐消隐，我们这些人又哪里能引起它注意呢。它也不是在看跑道，因为跑道它也见得多了，跑道从这个角度看（刚进非终点直道的那一段），通常都跟这一条一样，也是空荡荡的。它来看这条跑道，对它来说这是条陌生的跑道，就跟障碍赛马的参加者步行考察自己稍后会骑在马上比赛时要走的那条新路线一样。

它——他们——往前走，款款而行，终于消失在运动场另一边的大型计分牌后面；现在，望远镜也调试过了，秒表也拿出来用过了，但是接下去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此时有人喊了一句：“他们把它牵出来让它看过场地了。”我们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因为我们此刻有在前面放哨的了：看台上零零落落的有那么几个人，他们看得见大门，能及时给我们发出警告。他们的确这样做了，尽管当我们看见马的时候，因为有那么大的一块计分牌挡着，马已经在大步快跑了，看上去像是一只身子稍稍前伛而变得肚子扁平的巨大的褐色鹰隼，贴着围栏的上端飞掠而过，在拐到俱乐部建筑后面时仍在飞奔；接下去像是出了件什么事；并没有稍稍减缓或是迟疑不前，虽然我们只是在事后才明白，它是看到了入口巷子深处的那扇大门，有一瞬间它在想，不是想“阿尔卡罗会不会要我们进那儿去呢”？而是想“我要不要在这儿拐弯呢”？在接下去的一秒钟里决定（决定的是两者之中的一个：或者是马，或者是人）不了，现在它又重新飞奔起来，扑向我们然后又掠过我们，仿佛出于它自己的意志似的要把犹豫不决所耽误的工夫，那一秒钟或是两三秒钟，完全挽回来，一个冲刺，一个前扑，那个动作既是长长的又有点做作，还稍稍有点笨拙；里面有股突然的爆发力；那动作不够精致，并不是缺乏风度，还没有忙到顾不上风度的地步，只是动作像个大个子猎人在忙于干活，它再一次出现，就贴着围栏的上端飞掠过去，仿佛是只正要消失的鹰隼，坚定不移，认准方向绝不偏离，目的并非是夺取兽肉而是为了追求速度与距离。

前一天

老亚伯[40]那些风吹日晒、油漆褪尽的栏杆桩如今成了百万富翁竖立在肯塔基青翠、缓坡的小山包上尺画一般直的栅栏的挡板；在井井有条、花园似的溪谷之间养着一些母马，它们的家谱年代悠久，一般人都想象不出也懒得去管，站在它们脚边的小马驹价值连城，比贫民窟里的小娃娃可要金贵得多了。昨天晚上下过雨，灰蒙蒙的空气仍然是潮滋滋的，充满着一种光质，透亮透亮的，仿佛飘浮在空中的每一颗小水珠仍然是光的分子，于是，原本就任何时刻都主宰着周围景色的那座塑像，现在更像是个发暗的太阳了，连空气本身都在由它管辖了，它又高又大，压在我们头上，到最后，它都像是金的了——一匹金色骏马的金色塑像，在那个爱它却比它没多活太久的黑人马夫心里，它的名字是“大红”，那就是“大红”的塑像了，以古时军功显赫的国王那种恬淡的傲气俯视着这片土地，在这里，它的子孙像小娃娃一样地嬉戏着，直到星期六下午那一刻，它们将在镁光灯的闪烁下披上红玫瑰编就的毯子；这个铜像不单单是“大红”自己的造型，而且也是一个谱系的象征，从最早的“阿里斯蒂德”，经过“旋风”、“弗里兹伯爵”，一直到“英勇的狐狸”和“荣光”：简直就是对马的神化与圣化呀。

那一天

因为此刻天已放晴，我们便移动、会合，朝着并穿过那个乔治王朝兼殖民时期样式的铺得很开的入口处，那个富丽堂皇的接待大厅，去启用这场盛典中我们这些助祭自己的办公室。

在过去，马是用来把人自己的身体、他的生活用具与商业上的生财用品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的。如今，它所移动的仅仅是人的银行账目的局部或是全部了，不是通过对马的赌博，便是通过试着对它的拥有与饲养。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马不像人所驯服的其他动物——牛、羊、猪、鸡和狗（我没有将猫包括进去；人类从来也未曾驯服过猫）——在经济上它已经过时了。然而马仍然存在，而且说不定会继续如此，只要人类存在，它也会存在，一直到牛、羊、猪、鸡，以及控制与保护它们的狗都已消失，它还会存在。由于别的家畜家禽（包括看守它们的动物）仅仅是向人类提供食物，食物嘛，某一天科学也许会通过合成气体的方法向人类提供，从而消灭了它们所起的经济上的功能。但是，马向人类提供的却是满足感情本能需要的更深层次的东西。

除非人的本性起了变化，马是会一直存在下去的。因为掰着大拇指你几乎就可以算出来，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人，才在生活、记忆、经验与生理发泄等等方面，没有让马占上一席之地。无非就是这样的人吧，他们不喜欢在机会、技巧或是不可预料的有关问题上进行赌博。还有就是那样的人，他们不喜欢观看东西移动，那又大移动得又快的东西，不论那是什么东西。还有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不爱观看比人更活跃更强大的动物的表演，而且那又是在那么矮小猥琐的人的意志的控制之下进行的，做的又是人在视、听与速度上都太虚弱太无能，因此是完成不了的动作。

但是这些人里又不包括那些并不喜欢马的人——他们不愿意碰或是挨近一匹马，他们从来未登上过马背也根本没有登的意思；但是为了一匹从未见到过的马他们可以赌上他们的那几件衬衫，他们的确这样做了，冒过险了并且输掉了那几件衬衫。

因此，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除了在中央公园的出租马车处以及小贩展示货物的马车之外，从未见到过一匹马，但他们会参加赌马。或者是：没有人是能看着马不断在眼前跑过去，自己手里又很方便正好有一只同注分彩计算器，却连一次都不赌的。但是也的确有人是会不赌的，甚至连一次都不赌。

因此，不仅仅是赌博用钱来证明你运气好或你所说的判断力正确，才把人们吸引到马赛上来的。原因要深刻得多。那可是一次升华，一次移情：人们怀着对速度、力量，对远远胜过自己所能的身体能力的崇拜心理，把自己对超常体力和胜利的渴念投放到某个代理者那里——棒球队、足球队或是拳击手那里。但是更多的情况下是投放到马赛里去，因为这里面并不存在拳击比赛的残酷性，也没有足球与棒球比赛的稀释特点——它们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使胜利的兴奋高潮出现，而在赛马这里，这仅仅是几分钟的事，从来不超过两三分钟，而且在一个下午能重复六次、八次或者是十次呢。

下午四时二十九分

更何况还有这个呢：那支歌，那座砖楼房，这是与整个神化行动相配的一个部分：当铜管乐队宣布，所有星期六下午中的那个特定的星期六下午，所有可能的四点钟过后的那个特定的四点半，真的即将来到时，连斯蒂芬·福斯特也成了神化了的“马”的侍婢了。喧闹的和弦升起、充塞与消失在人头攒动的运动场和看台的上空，十匹马列队走向起跑线——在接下去的两分钟里，这十只动物不仅将作为象征而且将承担责任与充当判断是或非的明证，不仅要显示它们自己三年来的生活情况，而且要显示把它们带进这辉煌的两分钟，使其中之一脱颖而出而其他那些走向惨败的那一代又一代的选择、喂养与训练、关心，是否有当——带入到这个时刻，对于骑手来说也极端重要，会是他一生的顶峰，他出生至今不管用什么方法计算，也才21岁，刚走进人生的开端。这就是他为到达高峰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了；也是他必须要参加的赌博。不过，又有哪一个21岁的青年人会为了如此大的获取而拒绝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呢？

仅仅是稍稍超出两分钟：大门蹦开时响起了一种同时发出的金属撞击的声音。虽然你并不真正知道你所听到的是什么：到底是金属撞击声呢，还是众多马蹄初次跳跃同时发出的雷霆般的声音，或是万众所发出的惊呼声与欢叫声——不管那是什么，马匹的踩踏声此时还区分不出来，它有如一股褐色的浪头，上面点缀着碎片般的骑手鲜亮的丝绸衣服，沿着栏杆向我们卷来，一点点来近，直到我们开始能分清不同的个体，此刻大浪又化作单独的一匹匹马从我们身边一拥而过——那些马（包括骑手在内）倘若站住不动的话，大约是八英尺高十英尺长，现在却像有两倍那么长、不到一半那么厚实的一支支箭，从我们面前射过，在透视消失后重又聚集成一团，然后在朝非终点直道转过去时再次成为一匹匹单独的马，挤成一团，最后一次朝终点直道涌去，然后又成为单独一匹匹的马，单独的一匹，单独的一匹，啊，就是那一匹了：时间是：2：01：4/5分。

此刻，这匹马站在大型玫瑰花幕面的下面，闪光灯亮了又亮，电影胶卷在录下这永恒的时刻。这就是那伟大的时刻，这就是要攀登的高峰与顶尖了；从此时起，一切便都是退潮了。我们这些观看马赛的人见得多了：期待、生理心理上的压力，大得令人难以长期忍受；黄昏时刻来到了，不仅是白天的黄昏而且还是情感容受能力的黄昏；《军靴与马鞍》还会奏响两次，有所简化的灯光、动作程序还会随着马和骑手的动作再次展示。可是人与马将像是在梦中移动，是在作一次反高潮性质的演出；我们此刻必须把身子转开片刻了，哪怕仅仅是为了融入与习惯于我们见过与经历过的一切。虽然我们还未能从那个时刻里解脱出来。的确，这能成为一种途径，通过它我们能融化进并且忍受这个：嘈杂声与人的聊天声，在机场与车站上，我们要从那里分散回到等待中的我们从前的生活里去，在飞机、火车与客车里，这些交通工具将把我们带回到像旧帽子、旧外衣似的老一套、舒适的生活惯例中去：看门人、客车司机和小速记员，他们省吃俭用整整一年，说不定连圣诞节都过得很简单，为了能说一句“我去看过德比马赛了”，而那些体育版的编辑，一星期来说话、吃喝全离不开马，此时只想赶紧回家戴上双层睡帽倒到床上去，——所有的人都在说话，都有自己确凿有据、值得再三再四重复的意见：

“那是次意外事件。等着瞧下一次好了。”

“什么下一次？他们会起用哪一匹马？”

“要是让我来当骑手，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

“不，不，那个骑手骑法还是对的。是下了那场小阵雨使得跑道发粘，倒像是在加利福尼亚了。”

“没准那场雨还吓着它了呢，洛杉矶是不下雨的，对不对？没准它发现脚湿了，以为自己会下沉，所以赶紧一跳，好踏上干的地面，对不对？”

聊啊聊啊，聊个没完。因此这毕竟不是那一天。仅仅是第八十一届的德比赛马日而已。

原载1955年5月16日《体育画报》。

论隐私权

美国梦：它出了什么问题？

这曾经是美国的梦想：地球上存在着庇护个人的一处避难所，存在着这么一种状况，进入了这种状况他不仅可以逃避像重物似的压在他头上的那种专制势力经营已久、组织严密的等级制度，而且还可以摆脱那件重物，教会与国家的专制力量在那团重物里压制他、束缚他，使得他个性丧失殆尽，毫无活力。

这个梦想同时产生自不同的个人，他们如此分散、如此松散，因此互相没有关联，与旧世界那些古老国家里的那些梦想与希望难以匹比，那些国家的存在，不是建立在公民制而是在臣民制上，它们之所以能存在下去，仅仅是因为有这样的前提：子民的众多与驯服；前面所说的那些个人，那些男男女女，他们像是用同一个声音说：“我们要建立一片新的国土，在这里人们可以认为，每一个个人——不是集体的人而是作为个人的人——在一个尊崇个人勇气、可尊敬的工作与共同负责的组织之中，具有对他个人尊严与自由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不仅仅是一个观念，而且还是一种生存状态：一种活生生的人类生存状态，被设计好要与美国自身的诞生一起诞生，而且还打算与美利坚的空气乃至国名一起，要在同一时间内产生，在那一个时刻，那一个瞬间，美利坚将如同空气与光线那样，在一次同时发出的叹息中，覆盖整个世界。它这样做了，它成功了：光芒四处辐射，甚至也照亮了那些古老、疲惫、被遗弃、仍然在受奴役的国家，直到四面八方的人——他们连美利坚这个名字都仅仅只是听说过，对于它在什么地方，更是一无所知——能够起来响应，他们不仅有意愿而且也有了希望，而就在昨天，他们还不知道——至少是不敢记住——他们是有权拥有意愿与希望的。

在这样的一种生存状态里，每一个人不仅当不成国王，他甚至还不愿去当呢。他甚至都无需自找麻烦，想去当与国王地位相当的什么角色，因为此刻他已经摆脱了国王以及所有他们的那类角色了；不仅没有了那样的象征而且也没有了由傀儡象征所代表的古老的专制等级制度本身——朝廷、内阁、教会、学院——对于那个制度，他过去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作为个人，而是作为整体中的一分子，他的价值是在于他在自己全然不在意的总数中所占的永恒的比例，是他所属的没有意志、驯顺的集团的那种动物性的增长。

我们的祖先并未将那个梦想、那个希望、那个生存状态传给我们——他们的继承人与受让人，却是将我们——他们的继承人，去传给了那个梦想与那个希望。我们那时甚至都没有得到机会去接受或是拒绝那个梦想，因为在我们出生时，那个梦想已经拥有我们。那不是我们的遗产，因为我们倒是它的遗产，我们自身一代又一代，因梦想的理念，被传给了这个梦想。而且不仅是我们，祖辈们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孩子，而且还有在古老的被抛弃的异域出生长大的人们，也感觉到了那股气息，那阵新鲜空气，听见了那个许诺，那个建议，知道有这样一件东西，那就是作为个人的希望。而那些古老的国家本身呢，那么古老，在对人的陈腐观念上早已定型，都已认定自己再也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但它们也对人的新观念的新梦想作出祭献，送来纪念碑与别的礼物，以宣扬昭示那个不可分割的权利与希望：“这里有空间，可以容纳从世界各处来到此地的人，那些在个性上无所归属、受到压制与受到剥夺的人。”

那些作出过集体努力也曾承受过个体压力从而创造出这个理想的人，把这样的一件礼物无偿地留给了我们；我们——他们的后代——甚至都无需作出努力来得到它，显示出有资格获得它，我们自然而然就赢得了它。我们甚至都无需去给它浇水施肥。我们只需记住，既然它有生命，自然也会死亡，因此必须在紧急关头得到保护。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还是数目占多数的人，都无法用定义来证明我们是理解它的确切内容的。不过我们也无需如此：正如无需给我们呼吸的空气下定义一样，对它，同样无此必要，也不用解释这个词的意思，这两者，单凭同时存在——呼吸着创造了美国的那种美国空气——便一起在美国存在的第一天产生与缔造了那个梦想，如同空气和运动在时光开始的第一天里创造出了温度和气候一样。

因为那个梦想是人的希望所在，“希望”一词，在这里是以其真正的意义而被运用的。那不仅仅是他心灵的盲目与无声的希望：那根本就是他的肺所吸进的空气，是他的光，他生命之所在与永不休止的代谢作用，正因如此我们确实是赋予了那个梦想以生命。我们并不是存活在那个梦想里：是我们使那个梦想本身得以生存，正如我们不单是生活在空气与气候之中，我们还使空气与气候有了生命；我们自身就是梦想的以个人形式出现的体现，而梦想本身在那强大与不受抑制的声浪中是清晰可闻的，那声浪并不在乎以最高的声调发出一些陈词滥调，它赋予陈词滥调以这样的外在形态，如：“不自由毋宁死”，或是“所有的个人都生而具有相互平等的权利，这是不言自明的”，这一类的话反正永远都是正确的，设若那里所说的希望与尊严都是真实的，也是陈词滥调所未曾使之虚幻化与遥远化的话。

这就是那个梦想了：它所说的人生而平等的意思指的并非是：不管一个人肤色是黑是白，是棕还是黄，他都注定终身不可逆转地具有这样的权利——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人的自由并非是命中注定有的，而是蒙上天保佑才得到的，他自己连举手之劳都未出，相反却是蜷曲着身子在温暖、不通风的“自由”的襁褓之中酣睡，仿佛还是子宫里的一个胚胎似的；我这里指的是这样的自由，在这种自由中，任何人都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在朝平等进发时拥有一个平等的起点，它是这样的一种自由，在那里面，通过个人的勇气、有尊严的工作与相互之间的责任，一种平等能得以卫护与保存。但后来我们丧失了它。它抛弃了我们，它曾支持、保护与捍卫我们，当我们的按照人类生存的新观念建立起来的新国家在地球上众多国家之间有了足够坚实的立足点之后，它不向我们要求回报，只要我们永远记住，既然自由有生命，它也是会消亡的，因此必须怀着勇气、尊严、自重与谦虚之情，永远怀着不间断的责任感和警惕性来加以保护。现在它消失不见了。我们打盹，入睡，于是它便弃我们而去。在此刻的那种真空状态中，响起的不再是强而有力的声音，这声音不仅仅是无所畏惧的而且甚至都不知道世上有畏惧一事，这声音相互一致地说出一个共同的希望与意愿。因为，我们如今所听到的是一种刺耳的声音，它混杂着恐惧、安抚、妥协的意思，含混不清地嘟哝着说出这样的意思；我们终于觉醒，便尽力试图掩盖这种损失以不让我们自己察觉，我们用来掩盖的则是一些响亮而空洞的词语——自由、民主、爱国主义等等——那些已为我们阉割了其可能具有的一切意义的响亮而空洞的字眼。

我们的梦想遭遇过一些事情。所遭遇的事情还真的不少。我认为，下面的症状是其中之一。

大约十年前，与我交情颇深的一个老朋友，一位有名的文学批评家与散文家，告诉我，有一家资金雄厚、销路很广的每周出版一次的画刊，以丰厚的酬金向他约稿，让他来写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不是写我的工作或作品，而是写作为个别公民，作为个人的我。我说不行，并且解释了为何不行：我是相信，对一位作家来说，只有他的作品是属于公众领域的，是可以讨论、探讨并为之而写文章的，作家自己把作品交付出版，也为此接受了稿酬，因此作品便被放在了那个位置上；他因此不仅仅应该而且是必须接受公众对作品所希望说或是做的一切，从称赞一直到焚毁。但是，除非是作家犯了法或是要竞选公职，他的私生活完全是属于他自己的；不仅他有权保卫他的隐私，公众也有责任这样做，因为一个人的自由必须严格地止步于另一个人的自由开始之处；而且我还相信，每一个有品位与责任感的人，都是会同意我的看法的。

可是我的那位朋友却说不对。他说：“你错了。这篇文章如果由我来写，我可以写得很有品位与责任感。可是如果你拒绝我，迟早会有另外一个人来做这件事的，他可不会去讲什么品位与责任感，他对你，对你的作家、艺术家的地位，根本置之不理，只把它看作是一个商品、一件货物，是可以出卖的东西，好让文章更好销，并且多挣一些钱。”

“我不相信，”我说，“除非是我犯了法或是宣布要竞选一个公职，他们是绝对不可能在我事先警告之后还来侵犯我的隐私权的。”

“他们不仅是能够，”他说，“而且一旦你在欧洲的声誉传回美国并且使你在经济上也相应有所收益之后，他们便会有所动作的。你等着瞧好了。”

我便照他的话去做了。我既是在等着又是在瞧着。两年前，我偶尔与出版我的书的那个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聊天，这才知道还是那同一家刊物，已经在着手进行八年前我拒绝过的那同一个项目了。我不知道出版社是正式受到通知的抑或跟我一样，是偶尔听说的。我再次表示了反对，概括地讲了讲我所主张的那同样的理由，我仍然相信那甚至都是不容任何一个有出版权的人反驳的，因为品位与责任感，那可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素质，一家刊物得具有它才能站得住脚并生存下去。那位编辑打断了我的话。

“我同意你的意见，”他说，“而且，你也无需向我一一列举你的理由。你不愿意这样做，理由就足够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要不要我来帮你办这件事呢？”于是他便这样做了，或是试着这样做了。因为我那位批评家朋友仍然是对的。于是我说：

“再跟他们去试试。就说‘我请你别这样做’。”接着我把同样的“我请你别这样做”的意思，向要去做这件工作的作者作了表示。我不知道他是编辑部里分配去做这件事的一个成员，还是自告奋勇要这样去做的一位作者，说不定这主意还是他卖给老板的呢。虽然在我的记忆中，他的回答大致意思是：“我没法不干呀。倘若我拒绝，他们会开除我的。”这倒没准是真的，因为我就曾因为同样的问题从另一家刊物的编辑部一个编辑那里听到过同样的回答。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如果那位作家，作为献身文学艺术的一分子，也同样受害于曾加害于我的那同一势力——这完全是对出版自由（人类尊严与权利的最为有力与宝贵的捍卫者与保存者）这一权力的不负责任的运用，因而也是滥用并且进而成了一种背叛——那么，剩下来我唯一能够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便是拒绝合作，拒绝与这一计划发生任何关系了。虽然时至此刻，我已经知道，这样做并不能拯救我，我怎么做也是阻止不了他们的了。

或许是他们——那位作家和他的老板——不相信我，无法相信我。也许是他们不敢相信我。也许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会相信，有哪一个不畏惧警方通缉的人是真的不想——再说那又不需要他掏钱——让自己的名字和照片刊登在任何一个出版物上的，不管那出版物在档次、名气与销路上是多么的低微。虽然也许事情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他们双方——出版者与那位作家——从一开始就知道，不论我是否知道，我们三方面，他们两个与我这个受害者，全都是受害者，害我们的则是美国文化中的那个错误（就地质学家用这一术语时的意义来说），它每一天都对我们说：“可得小心呀！”我们三方就像一个人似的面对着一种意念、一种选择原则，去区分高级趣味与低级趣味，区分有责任感还是没有责任感的意念与选择原则，我们面对的是我们美国生活中的一个事实、一种状态，在它的面前，我们三方（至少在目前）都是无能为力的，都是仍然注定了要加以忍受的。

于是，那位作者来了，带了他那些部下、助手、各色人等，到处挖空心思地收集材料，然后走了，后来文章也发表了[41]。但是问题不在这里。作家是不应该受到责备的，因为他两手空空，倘若不写他是会丢掉饭碗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他说过的话），这就剥夺了他在高级与低级趣味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同样也不能怪那个老板，因为为了保住自己（虽说是老板）风雨飘摇的地位，作为一个完整单位的头头与首脑，他也不得不勉强自己按照时下的规矩行事，这样他才能在出版界占有一席之地呀。

这不是那位作者的原话，但那就是他的意思。他——他们——将那篇文章登在一家声誉确立的刊物上，那家刊物为了能做到声誉确立与今后仍然是声誉确立，便按照自以为是的某几条坚定不移的标准行事；将文章发表出来，非但不顾所写到的对象的抗议，而且还对之全然不理；采取这种全然置之不理的态度的不仅仅是刊物自身，而且买刊物为之提供利润的公众事先就是采取了这种态度的。令人惊骇（已经不能仅仅说是“震惊”了；我们不会因它而震惊，因为我们允许它出生，看着它成长，宥恕它，让它有法律依据，甚至个人在有需要时还为了我们自身的目的而利用它）的事情是，它居然会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发生。它居然能在所写到的对象事前都未获任何通知的情况之下发生。而且甚至他，那位受害者，事先已偶尔得知此事了，但是仍然毫无办法阻止其发生。而且在事情发生后，不像对亵渎神圣或是性侵犯行为那样，受害者甚至都无任何办法可以倚仗，因为我们没有反对低劣趣味的法律，或许是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制定法律者中的多数见到低劣趣味现象时对之并无认识，或者是，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中，低劣趣味已经被商业帮会转化为一种可以出卖因而可以抽税因而可以由政客们操纵的商品，那些帮会在同一时间之内创造了市场，（不是购买的欲望：那是无需制造的，只需加以撮合就可以了，）也创造了提供给市场的产品，而低劣趣味只需提供溶剂，便能得到纯化并且被吸收。而且即使可以有办法采取某种措施，你总还是计算不过他的，因为出版者是可以把打官司与费用算在操作损耗的上面，却把轰动所导致的销路增长算到资本投资这上头去的。

问题是在于：在今天的美国，任何一个组织或是团体，只须打出一个旗号，叫出版自由或是国家安全或是反颠覆联盟什么的，便可以自以为有权全然歪曲任何人的个人自由——个人的隐私权，可是没有了隐私权他也就不成其为个人了呀，没有了这种个人特点他就什么都不是，也不值得拥有与保留任何东西了——这样的个人并非那些组织与团体的成员，那些组织数目多、财力足，完全可以使那些势力退避三舍。那样的机构自然不会是作家、艺术家的机构；艺术家从来都是个人主义者，连两个艺术家都合不到一块儿，更不用说合成一大群了。而且，艺术家在美国是无需非得有隐私权不可的，因为对美国来说，他们也不是非当艺术家不可的。美国不需要艺术家，因为他们对美国来说是无足轻重的；艺术家在美国没有地位，一如星期画报编辑部的老板在一个密西西比小说家的私人生活中也没有任何地位一样。但是有另外两个行当，它们对美国生活来说却是至为珍贵的，是需要有隐私权以便让它们能生存下去、存活在世的。它们是科学与人文科学，亦即指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他们是继续生存、机械技术、自我约束与技艺的科学的先驱。林白[42]上校即是其中的一位，但他最后被迫放弃隐私权，而让他放弃的却是他的国家与文化，它们的传统习俗之一就是具有一种不可分割的权利来侵犯个人的隐私权（而不是保卫个人隐私权的那种不可侵犯的权利），他的国家自以为有不可分割的权利擅自对他的名声加以荣耀化，可是却认为自己没有权力保护他的孩子也没有责任分担他的烦忧；奥本海默[43]博士是另一位拯救国家这一简单科学的先驱。他也曾因为这样的社会习俗而受到束缚与责难，直到他的隐私权被剥夺殆尽，最后剩下的仅有的个人特点就是我们自诩有别于其他动物的那一点点了——那就是对善意的感激、对友谊的忠诚、对女性的骑士风度以及对爱的能力的具备——在这一点点残留物的面前，连博士的官方审查通过的迫害者也觉得束手无策了，他们不好意思地转开身子（我们希望如此），仿佛这整个事情都与忠诚不忠诚、安全不安全毫无关系，而仅仅是为了粉碎并完全剥夺他的隐私权的问题，但没有了隐私权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为数不多那几个能够在别人都干不了的时刻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中的一个，也因此而终于被降低为无个性的无隐私权的芸芸众生里的一个，这大概就是我们的目的了吧。

但是即使那样也仅仅是一个偏离原旨的问题。因为那一病症有着更深的历史根源。问题要追溯到美国历史上的那个时刻，当时我们认为那些古老的简单的道德准则（对于它们，品位与责任总是主宰者与控制者）已经过时，可以抛弃。问题要追溯到那个时刻，当时我们拒绝承认我们的父辈对“解放”与“自由”这些字眼所下的定义，他们正是依据、依靠、忠实于这些字词而创建了这个国家与这个民族的，而我们自己呢，在今天，所保留的仅仅是字词的外在发音了。问题要追溯到那个时刻，那时我们取代了自由的位置，用许可证——采取任何行动的许可证，它们使我们在法律褫夺的范围之内得以行动，而这些法律又是许可证的批准者与物质利益的收获者组成的议事机构所颁布的。问题还得追溯到那个时刻，当时我们取代了自由，以对索债的任何行动的听任放纵，只要那行动是在自由一词的毫无意义的外在发音的庇护之下进行的，那就可以了。

在那一瞬间，真理也同时消失不见了。我们未曾废除真理：这一点连我们也都是做不出来的。真理干脆离开了我们，它扭头走开了，并不鄙视与小看我们，甚至都没有（我们但愿如此）感到失望。它只是简简单单地走开了，没准它愿意在出了什么事儿的时候回来——在捱受苦难时，在发生全国性的大灾难时，甚至居然是（倘然再也找不出其他原因的话）在军事上遭遇失败时——教会我们，要珍惜真理，愿付出任何代价，接受任何牺牲（哦，对了，我们也是很勇敢与坚强的呀；我们只不过是打算把时间拖得尽可能晚一些而已）以便重新获得它，保有它，像是从未让它离去过一样：而且按照它自己所设定的没有商量余地的品位标准与责任标准。真理——那是一根线，长长的、干净、清楚、简单、不容偏离、不容怀疑的笔直而光亮的线，在它的一边，黑的就是黑的，在它的另一边，白的就是白的，如今这根线已经成为一个角度，一个视点，它与真情甚至事实都没有关系，却仅仅决定于你看它时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或是不如说——这样说更好一些——你能设法让那人站到你可以愚弄或是迷惑他的那个点儿上去，当他在凝视真理的时候。

实际上，桌子前面堆着的是一笔连赌本带赢到的钱的大通押，是一组每日出现的三角同盟：真理、解放与自由。曾经让自由任意翱翔的美国天空，曾经让解放通畅呼吸的美国空气，如今已成为一股紧紧推挤以消灭自由与解放的巨大压力，通过消灭人的隐私权的最后痕迹（没有隐私权人也不成其为人了），进而消灭人的个性。就是我们的建筑本身，也在向我们发出警告。从前，你既不能透过我们住房的墙，由里向外或从外向里窥看。现在呢，你能透过墙从里向外张望了，但是仍然不能从外向里窥看。将来会有那一天，从两头你都能看得透透的。到那时隐私权便真的不复存在了；倘若有个很个人化的人想有点儿隐私权，以便背着人换件衬衫或者躲起来洗个澡，他就会受到一个舆论一律的美国声音的诅咒，说他是在颠覆美国生活方式与亵渎美国国旗。

我很担心，（到那时）那些墙壁自身，透明的也好不透明的也好，还能够立住，对抗得了那阵强风，那股力量，那种猛烈冲劲，它如晴天霹雳般直刺以多种面目出现却又相互关联的美国苍穹，借它们的那些怒气冲冲、自己免疫的大祭司的嘴大声喊出一个又一个的字词：“安全”、“颠覆”、“反共”、“基督教”、“繁荣”、“美国生活方式”、“旗帜”。这些字词的任何意义早已被阉割掉，它们仅仅被当作工具与手段，用来进一步约束人的个性。

在势均力敌的状态下（自然，时不时得加上一点点脚下使绊的功夫），一个个体是能保卫自己，不受另一个体因保护个人自由而对他的个人自由的侵犯的。可是当强大的联盟、组织、统一体，像出版集团、宗教派别、政党、立法机构，能让它下面的一个工作单位免除道德责任的限制时，用的手法是玩弄流行口号，如“自由”、“解放”、“安全”、“民主”等等，在它的全面赦免下那些领工资的具体工作人员便再也没有什么个人的责任与约束，逢到这样的时候，我们便得有所警惕了。那时，倒轮到奥本海默博土、林白上校和我这样的人（给画报写文章的那位编辑部人员也应包括在内，如果他的确必须在高级趣味与饿饭之间作出选择的话）必须结成联盟以保护自己的隐私权了，因为只有拥有这种权利，艺术家、科学家与人文学家才能够工作。

或者说是能够保存生命本身，能够呼吸；不仅艺术家、科学家和人文学家是如此，而且也包括骨科医生的父母亲与岳父母。自然，我此刻想到的是最近被定罪的那个凶残的克利夫兰医生，他野蛮地杀害了他的妻子，妻子的三个长辈——她的父亲和他自己的父亲母亲——除了一个之外都没有能活到审判告一段落的那一天。全国性的报纸对这一悲惨事件大多用头版连续报道，直到最后，新闻界自身现在都已宣布，对事件是作了与其本身价值与重要性不相称的过度报道了。我想到的是那三位受害者。并非指那个给定了罪的人：他倒肯定是还会活上一个长时期的；而是那三位长辈，其中的两位已经故世——至少是其中的一位——因为，引用报纸自己的话来说，“对生活已经厌倦”，而那第三位，那是一个母亲，还是用自己的手结束生命的，仿佛她说了，我再也受不了这些了。也许他们纯然是因为那次犯罪而死的，尽管令人不解的是，他们的死何以不紧接着发生在谋杀之后，却发生在案件被大肆炒作之后。而且如果不单单是因为那场悲剧本身，受害者中的一个“对生活已经厌倦”（引原话），而另一个显然说了“我再也受不了这些了”——如果他们有比这一个更多的理由要结束甚至是（其中的一位）要放弃生命，而那个医生又如陪审员所说的那样是有罪的，那么，所谓新闻自由的那股势力——它在任何文明、文化中必须被视为有献身精神的骑士，通过其不屈不挠的忠勇行为，真理得以宣扬，正义与慈悲得以伸张——它所作过的中世纪式的驱巫活动又起了什么宽宥与教唆作用，使得罪犯的长辈被从地面上消灭以抵偿罪犯的罪孽呢？如果那人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是无罪的，那么为弱者与被压迫者伸张正义的那股力量，又参与了什么罪行呢？

也许（再重复一遍）艺术家并不包括在内。美国还没有为艺术家找到位置，让艺术家只处理人类精神方面的活动，除非是利用自己的知名度来促销肥皂、香烟、自来水笔，或者是为汽车、乘船出游与休假酒店做广告，再不就是（如果他能很快学会扭曲自我以达到标准的话）进入广播界与电影界，在那里他能使公司交出足够多的所得税让人刮目相看。但是科学家与人文科学家，是的，科学界里的人文学者以及人文学者中的科学家，他们还来得及拯救文化，而那些说是正在抢救的专业人士——出版家们，他们放纵自己对人的欲念与愚蠢的玩弄，政治家们，他们宽恕自己在人的愚蠢和贪婪上进行的交易，还有教会人士，他们轻轻放过自己在人的恐惧与迷信上所玩的把戏——却似乎显示出他们在这上面根本就是一无所能。

原载1955年7月号《哈泼斯》，此处文本系根据福克纳打字稿。

日本印象

引擎早已减慢了速度；云层慢慢沉下去，又向上泛起，倒像是与速度无关，直到你突然看到飞机的影子在棉团般的小山丘上急急掠过；此时快速度又回来了，飞机与影子互相追逐，仿佛都要一头朝共同的毁灭撞去似的。

穿过密密云层，再次把它的阴影投下，投向一个岛屿。它像陆地，跟任何一处空中寻见的着陆地点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你知道那是一个海岛，几乎就像在同一瞬间你瞥见了它为海水围裹住的两胁，清晰得像张透明幻灯片；在偏僻的水域里发现这个海岛甚至比威克岛、关岛的发现更加神奇，因为这里存在着一种文明，存在着一种有等级纪纲、源远流长的人类族裔。

那是看得见听得见的，也是有人说有人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流工具，因为有人在说它；你听见与看到了它们。可是对于我这个西方人的耳朵与眼睛来说，它却什么意义都没有，因为它与西方人的眼睛所见过的一切都无共同之处；你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照的东西，没有让记忆与习惯能加以联想并且可以一说的东西：“啊，这倒很像表示房子、家庭或幸福的那个词儿呢；”不仅仅是深奥玄秘而且还藏头露尾，仿佛那些字的四下溅洒开去的象征符号不仅包含着想与人交流的意思，而且还有超乎信息之外的某种急迫重大的意义，它简直就蕴含着某种终极智慧或是与人类赎救秘密有关的知识了。可是能说说的也就是这些了，因为这里面不存在西方人记忆中可以用来比照衡量的东西：因此并非是心灵在领会，而仅仅是耳朵在聆听，聆听儿童嘴里所学的鸟的啁鸣声以及妇人、少女嘴巴所发出的音乐声。

这一张张的脸庞：梵高与马奈必定是会喜欢不已的：那位朝山进香者的脸，他拄着棍杖，背着香袋，因长途跋涉而风尘仆仆，在晨曦中一步步拾级朝寺庙攀登；那位俗家弟子甚至是帮工，他把袍子的一角掖在腰间，蹲在院子大门边上，从法事开始前就这样蹲着，说不定事前的准备工作就是他做的，正是他使这一天的佛事活动得以启动的呢；还有那位老妇人的脸，她在大门口设摊卖花生给旅客，让他们拿来喂鸽子：那可是一张因生活与记忆而疲累不堪的脸呀，仿佛一个人的一生不够久长，还需要把单独的每一下呼吸都蚀刻进所有那些细密繁多的皱纹里去似的；这张脸很耐久，如今甚至都成为她的一个慰藉了，仿佛时至今日，它已经可以把那张脸内里所曾捱受过的痛苦烦恼与难以释怀的一切，全都洇开并化为虚无：至少此地有一位老太，她从未读过福克纳，对福克纳一无所知也不关心他为何来日本，至于福克纳怎么看待厄内斯特·海明威，那更是跟她八杆子也打不着的屁事一桩了。

他忙得很，根本没时间考虑自己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他脏兮兮的，大约有5岁，过去的经历对他来说是茫然一片，显然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父母亲的照料，他自顾自在沟里玩弄一个香烟屁股。

群山环抱的平湖上，强风呼呼地刮个不止，像是置身在风洞里一般；好久以来我们都在忖度，此刻再把主帆收紧怕是已经迟了：可是主帆仍然大张着。这仅仅是一条小舟，可是在那个西方人的眼里，它如同一艘中国平底帆船一样，是经得起风浪的，是全然来自域外的，它由一台装在舷外的美国造引擎推动，乘客中包括一位穿和服的妇人，还撑着纸伞，若是晴天在英国泰晤士河的某一段上，那倒也无可厚非，可是在刮着强风的那只蓝碗的中央，她既脆弱又坚韧，简直就是置身于风暴眼的一只蝴蝶了。

艺妓那一大团像是刷了蓝黑色漆的头发盔甲般地围住了那张抹了厚粉的脸，像白金汉宫的卫兵所戴的熊皮高帽，压在、套在那纤巧身躯所作的千娇百媚的种种姿态之上，看上去真不是那细细的粉颈所能支撑得住的呢，在矫揉造作的舞姿之上的那张画出来的表情呆滞的脸也是纹丝不动，仿佛超越了七情六欲：然而在那张重墨粉彩、了无生气的面具的后面，却隐藏着某种迅捷、生动与鬼精灵的因素：甚至还不仅仅是鬼精灵：是调皮，甚至还不仅仅是调皮：是讥诮与嘲弄，是演喜剧的天赋，而且还不止如此，是演滑稽戏与作漫画的天才：是蓄意要在人的种族问题上作一次尖酸刻薄、充满恶意的报复呢。

和服。从咽喉到脚踝将她全身裹住；摆出的姿态如同插一枝花那样有女人味，或是像环抱乳儿一般地母性十足，连双手也能藏进袖筒，再进一步她简直就能以完美无瑕的圣杯般的谦卑来显示她的女性美了，若是一丝不挂，也无非说明她是雌性的哺乳动物罢了。这样的谦卑却也是在炫示自身的高傲呢，有如从阳台窗子里抛下一朵红玫瑰的恰恰是一只倏忽一现的纤纤素手——谦卑，再没有比这显得更加高贵的了，因此那是一个女人最最珍惜的财宝；为护卫它，她可以不惜一死。

忠诚。穿上她的西式服装，衬衫和裙子，她只不过是又一个矮矮胖胖、毫无特点的年轻女子罢了，可是一旦换上和服，以灵巧、平衡的碎步在地面上快速滑行，她马上就承袭到她的那份女性魅力方面的民族遗产。当然她承袭的不仅仅是这一点；她和这片土地上的女子一样具有其他一些素质，这些可不是因为穿不穿什么衣服才拥有的，这些素质是：忠诚、坚贞、诚信，并非为贪图回报才这样，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样做以后并不是得不到回报。她不懂得我的语言，我也不懂得她的，然而两天之内她便明白我的乡下人的习惯是天一亮就会醒来，于是每天早上我一睁开眼睛便已有一个放有咖啡壶的托盘置于阳台的小桌子上了；她明白我散步回来喜欢在清洁的房间里用早餐，于是便一切都按我的意思办好：房间整理好了，桌上早餐摆好了，报纸也准备好了；她不用说话便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没有衣服要送去洗，不用说话便征得我的同意帮我钉扣子和补袜子；她跟别人提到我的时候总说我是智者，是老师，其实我两者都不是；她以有我这样一个客人而很自豪，并且很高兴——我希望是这样——我也尽量表现得好一些，以配得上她的自豪，绅士风度显得足一些，以对得起她的忠诚。在这片国土上，广义上的忠诚多的是。即便是极少量的一点点也极其珍贵、不容忽视。我非常希望它们全都得到很好的接受至少是受到赞赏，像我想做的那样。

这是稻田，在国内的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与路易斯安那州，同样的水田我也曾见过，但是在那儿它时不时与棉花套种。这儿的地块要小一些，种得也稍稍密集一些，一直延伸到单独的一行豆子那里，灌溉渠的每一边都植有一行豆子，在这里，活儿都是手工做的，而在我们那里，则是让机器代劳的，因为我们那里机器有的是，人力却不足；自然条件是一样的：不同的仅仅是经济方式。

用的名字也是一样的：也叫乔纳森、瓦因赛普与德里修斯；8月间厚重的叶子变成了灰蓝色，因为让农药喷过，而喷的亦即我们所用的同一种药水。但是相同之处也仅止于此了：树上的每一个苹果都让沙纸包得严严实实的，直到整棵树让西方人的眼睛一看，都像西方人宗教仪式中的圣诞节一样，具有重大的节日纪念意义了。只不过树在此地意义更为重大：在西方，一个家庭只用一棵人工痕迹很深的树，从泥土里生生给强扯出来，挂满了节日饰品，然后让它干死，仿佛这树并非礼仪的主角，倒是一场祭祀的牺牲似的，可是在这里，并不是一家一棵树，而是所有的树都得到修剪与打扮，用以纪念与礼赞比基督更为古老的神祇：司丰收与谷物的女神得墨忒耳与刻瑞斯。

我此刻应该更简洁明快一些了，因为旅程即将结束：一枝黄花映衬在一排高高的竹篱前，像在密西西比州时那样，勾起人们对尘土、秋天与干草热的联想。

景色美丽宜人，但让人更加赏心悦目的却是那一张张脸庞。

年轻姑娘弯身鞠躬，用的是矫捷、柔韧、恰到好处的优雅姿势，直起身子时动作也是同样的优雅流畅，比起压制她的刻板的文化来真可算是柔中有刚，更胜一筹了，强风又能把柳枝怎么样呢，顶多就是使它飘飞得更加高一些罢了。

他们用的工具令人想起，诺亚造方舟时用的工具必定也是大致如此的，可是房屋的框架都立起在地面上了，接合处却好像连钉子都不用，看来这里是根本不用钉子的，似乎人在建造居所时是倚仗了某种法术、某种艺术的，而我们西方人的祖先因为要不断迁徙，故而把这种法术遗失在某处了。

还有就是总也离不了水，总是有水声，水的泼溅声与滴答声，看来，正如某些民族迷信运气一样，这是一个一贯崇拜水的民族。

人们是多么善良，客人只要会说三句话，便能到任何地方都不愁活不下去了，这三句话是：Gohan（多多关照）、Sake（酒）和Arrigato（谢谢）。不过还有最后一句呢：

明日此时，飞机忽然变轻，再过一会儿，轮子将挣脱地面，甚至还不等轮子收起，飞机就已经拖着自己的影子钻入云层，接着又穿出云层，陆地，那个海岛，已然不见，它将永远留存在记忆中，即使视觉的记忆已变得茫然。Sayonara（再见）了。

原系1955年驻东京美国大使馆的新闻发布件；后收入《福克纳在长野》，1956年，东京。此处文本又根据一份不完全的福克纳打字稿校正。

致日本青年

一百年前，我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并非只有一种经济与文化，而是有两种，它们是如此相互对立，以致在九十五年前，它们之间发生了战争，想看一看谁应该存在下去。我的一方，亦即南方，输掉了战争，那一场场战役并不是在渺无人烟的大海这样的中立地带打的，而是在我们的家宅旁、花园里与农场上，就仿佛冲绳与瓜达卡纳尔岛不是在遥远的太平洋上，而是在本州与北海道领域内的什么地方似的。征服者侵入我们的土地和家园，我们失败后他们仍然留下不走；我们不仅因战争的失利而遭受摧残，征服者在我们失败与投降之后还留驻了十年，把战争所剩下的那一点点资源掠夺殆尽。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在重建与经济恢复中并不为使我们在人类社会与国家之间能够占有一席之地而作出任何努力。

但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一体。我相信我们的国家甚至变得更为强大了，因为我们有旧日的痛苦，正是这种痛苦教会我们，对别的受到战争伤害的民族应该抱有同情心。我提到这一点，仅仅是想解释与表示，至少我那个地区的美国人，是能够理解今天日本青年的感受的，他们认为，除了灰心失望之外，未来再不能提供给他们别的，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可以相信。我们能够理解，因为那十年中我那个地方的年轻人也必定这么说过：“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还有什么盼头呢？谁能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该指望什么和希望什么呢？”

我极其希望，在当时美国南方也有那样一个人，能从自己因为多活几年从而拥有的稍多经验与知识出发，对南方青年说上一些安慰的话，告诉他们：人其实是很坚强的，没有任何别的，再没有其他别的东西——战败、忧伤、痛苦、失望——能跟人自身一样持久；人自身是能挺得过他所有那些痛苦的，只要他是作了努力——作了努力相信人，相信世上总有希望——去寻求，不是寻求一根仅能勉强支撑的拐棍，而是设法依靠自己的双脚站直，怀着相信总会有出路的信念，相信自身的坚强与忍受能力的信念。

我相信那是艺术——音乐、诗歌、绘画——之所以为人类创作而且让人类仍然准备去献身的唯一原因。艺术是人类为了记载历史——人类战胜灾难的耐力与勇气的历史，人类确定其希望的可实现性的历史——而创造或是发现出来的最为坚强、最为耐久的一种力量。

我相信，主要是战争与灾难在提醒人类，他需要为自己的耐力与坚强留下一份记录。我认为，正因如此，在我们自己的那场灾难之后，在我自己的家乡，也就是南方，才会涌现出优秀的文学创作，那样的文学创作质量确实不错，使得别的国家的人都开始谈到出现了一种南方“地区性”的文学，也因而竟然使我——一个乡下人——也成为美国文学中日本人尽早想谈论与倾听的一个名字。

我相信类似的事情非常可能今后几年内在日本出现——也就是说，从你们的灾难与绝望中将涌现出一批日本作家，他们的话语全世界都愿意倾听，他们说的将不是日本一个国家的真理，而是普遍真理。

因为人类的希望即在于人类是否拥有自由。作家所说的普遍真理，其基础即是可以希望与相信的自由，因为希望只有是自由的才是能够存在的——这自由与解放并非系上天赐予的免费赠品，这是一种权利与责任，只有在人类有资格、配得上得到它，愿意为得到它付出勇气与牺牲并作出努力，然后又决心永远保卫它的情况下，人类才能拥有自由。

还有，那种自由必须是对全人类都适用的完全自由；我们现在不是得在肤色与肤色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作出选择。我们仅仅是必须在当奴隶与做自由人之间作出选择。因为仅在每类人之间选择一小部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我们不能选择一种建筑在等级制度之上的自由，像军阶制那样平等程度不相同的种姓制度上的自由。我们认为，今天的世界就是一片无奈的战场，上面对峙着以无可妥协的意识形态形式出现的两支强大的军队。我并不相信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我看只有其中的一支是意识形态，因为另外那一支仅仅是一种人类信仰，它认为，倘若不存在对政府的赞同，那么这个政府就根本不应该存在；我相信两大势力中只有一个是个政治国家或意识形态，因为那另一个仅仅是一种人的相互关系——人们彼此相信相互之间存在自由的那种关系，而在用来产生与维持所有人都应该享有自由的社会状态中，政治仅仅是最最笨拙的方式之一。这方式的确是够笨拙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大多数的社会民主机械运转起来都是吱嘎乱响的。可是在我们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之前，也只能将就用“民主”这一种了，因为即便与千种差错万种失误相比，人类总还是强大得多，坚实得多，忍耐力也要巨大得多。

原系美国新闻处1955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后收入《福克纳在长野》，东京，1956年。

致北方一位编辑的信[44]

我家祖祖辈辈居住在密西西比州北部的一个小地方。我的曾祖父蓄过奴，1861年，他曾去弗吉尼亚州指挥一个密西西比步兵团。我说这些，仅仅是为了表明，我下面所要说的话是出自诚意的，也是有事实依据的。

从开始进入南方种族问题的现阶段起，舆论界便已认定，我是在反对我的祖国中的一些力量，而这些力量正一心想让局势从目前的危急动乱之中摆脱出来。现在，我还得正式宣告，我反对南方以外的势力企图运用法律或警察强制手段，于一夜之间将危急动乱弭平。过去我反对强制性的种族隔离。现在我同样强烈地反对强制性的种族融合。首先当然是从原则上就不赞成。其次，是因为我不相信这样做能行得通。

除我之外还有不少南方人，与我想法相同，采取了和我一样的立场，付出了同样的代价，受到来自其他南方人的轻蔑、侮辱与威胁，这些我们都是预先见到的也是甘愿接受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在帮助我们所热爱的家乡去接受一种新的状态，这是它必须接受的，不管它情愿还是不情愿。也就是说，作为仍然是南方人却又不是持广泛意见的大多数南方人中的一员，作为既非公民委员会，亦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45]所认可但认为关系一般，有联系却评价甚低的一员，作为中间分子，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地位，可以对新出现的任何一次激烈情况说：“等一等吧，现在先等一等，停下来先好好考虑考虑再说。”

可是，如果那样的中间立场再也守不住时，我们又何去何从呢？如果必须从那里撤离否则就自身难保时，情况又将如何呢？除开法律现象不论，甚至也除开种族歧视这一简单、不容置疑的不道德的问题不论，要把我们拖向黑人一方的也还有另一个简单的人数问题：人总有一种替处劣势的一方打抱不平的简单本能。可是，如果我们，（相对地说）处于少数的南方人——这是我所试图认定的——受到不撤出即灭亡的简单威胁，被迫离开站在这里可以出力帮助黑人改善处境的中间立场时——被迫离开因为中间立场再也不存在——我们便不得不去作出新的选择了。而这一回，处在劣势地位将不是黑人，因为他们，黑人，如今将是占优势者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占劣势的则是白人中遭受打击的白人少数派，他们是我们的血亲。这些非南方势力此时会说：“那就走吧。我们不要你们，因为我们不再需要你们了。”对此，我的回答是：“你们能确定真的不需要吗？”

因此我要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与所有主张立即无条件实行种族融合的组织说：“现在该放慢速度了。暂时先停一停，等一等吧。你们现在占到上风了；你们有条件可以约束一下，不以势压人了。你们干得不坏，你们已经让对手失去平衡了，他们现在弱点都暴露出来了。但是你们先就停一停吧；别让对方利用机会获得优势从而混淆了问题的实质，要知道，公众总是，出于人类本能就有一种纯粹的自发感情，会普遍地自动对处于劣势的一方产生同情，仅仅因为它处于劣势，对方正是重复你们的做法，利用了这种感情。”

而且我也会说下面这样的话的。美国其余的绝大多数的人对于南方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目前脑子里对南方人所持的印象是，南方人很颓废甚至是落后于时代，原因便是近亲繁殖与未受教育——而近亲繁殖又是未受教育与封闭生活的结果，这使人们一到晚上再无别的事情可做——这些人简直都成了少年罪犯的同类，大家一提到他们就不由会想到流血与暴力，不过跟少年罪犯一样，南方人也是能用铁手腕加以控制的，只要让他们相信，警察可不是吃素的——需知这样的关于南方的民间传说，与上一代人（哦，是啊，那也是我们提供的）一说起南方便会想到廊柱与木兰花一样，也是毫无根据与虚妄不实的。美国剩下的人里的绝大多数则以为南方目前的情况很简单，根本不复杂，只要全国大多数人通过一项法令表示愿意怎么做，问题明天就能得到解决。事实上，北方在读到它自己报上所登的消息时对其含意甚至都是不理解的。我手头有一篇《纽约时报》2月10日的社论，谈到露西小姐，一位黑人，被准许作为一名学生进入亚拉巴马大学因而引起动乱的事。社论说道：“这是头一回，强力与暴力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这是不对的。南方人，不管他们所支持的是种族平等问题的哪一方，对他们来说，强力与暴力的最初暗示甚至是许诺便是最高法院那一次判决本身。自此之后，规模有大有小，像黑夜白天不可避免地要来到一样，接着发生了几桩案件：三个十来岁白人少年，他们是来自密西西比州一所中学的校外考察旅行的队员（像一般十来岁的学生那样，必定是穿着颜色斑驳的外套或是背后印有校徽、校名的夹克的吧），在经过华盛顿的一条街道时背上被几个黑人用刀子捅了，而他们是从来也未见过这些黑人，这些黑人也是从来都未见到过他们的；接着就是那个名叫蒂尔的黑人男孩以及把受到两次控告的被告都释放了的那两个密西西比州的陪审团了；然后是密西西比州那个加油站服务员，一个白人杀死了他，据那白人说，他只需加两块钱的油，可是服务员却把汽车的油箱全装满了。

这里的问题远不止是法律上的问题。它甚至也远远超越道德的问题，今天如此，一百年前的1860年也是如此，当时许多南方人，包括罗伯特·李在内，在轮到他们为处于劣势的人出力时（因为劣势的这一方意味着骨肉血亲与家园），立刻就承认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北方人当时甚至还未领会那场战争真正证明的是什么。他们以为它仅仅向南方人证明他们错了。战争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南方人早就知道自己错了，也接受了一开头所采取的做法，虽然他们知道那是个致命的错误。那场战争应该做却没能做到的是，向北方显示，南方决心走得多远，即使是走上那个致命的并且已经注定要失败的结局，才愿意，仅仅在法律强制或经济威胁之下，接受南方的种族状况的变化。

自从我公开宣布反对强制性的种族不平等以来，我收到了许多信件。一小部分表示赞同。但大多数都是表示反对的。其中少数信件是出自南方黑人之手，唯一的区别是这些信都写得很客气很有礼貌，而不是威胁与侮辱，信中说的其实就是：“福克纳先生，请你安静下来，别再说了。你是一个好人，你认为你是在帮助我们。可是你并不是在帮助我们。实际上倒是在伤害我们。你正好迎合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需要，因此他们正在利用你来给我们的种族制造我们所不想要的麻烦。请别再出声了，你管好你们白人自己的烦心事，让我们管好我们自己的，这样就行了。”我特别要提到的是这一封，信很长，是位女士以她的牧师与教堂全体会众的名义写的。信的后半部分说，那个名叫蒂尔的男孩是活该如此，因为他带着满脑子芝加哥的想法来到南方，而他的母亲所图的无非是借丧失亲人的由头得到一笔赔偿金。信中的口气听起来跟南方白人的说法简直没有什么区别，南方白人也是根本不承认这是犯罪，企图证明这里面并无犯罪行为，所做出的事也根本不是犯罪行为。

在南方，的确存在许多种族之间的狂暴的、不可宽恕的个人犯罪行为，不过1919年以来，种族间冲突的重大案例却更普遍地发生在北方，例如芝加哥白人居住区拒绝接纳黑人家庭事件，又如朝鲜裔美国人在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市以同样理由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事件。也许那是因为我们的团结一致不是种族性质的，而是由占多数的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加上前面提到的和我通信的那样的少数派黑人所组成的，他们在平静生活与种族平等之间宁愿选择平静生活。不过也许分界线应该按种族标准来划分？也许像我这样的白人少数派必须被强制纳入白人种族隔离多数派的一方，不管我们多么反对不平等的原则；而要求过平静生活的黑人少数派则必须加入到鼓吹暴力的黑人多数派里去，尽管那个少数派要求的仅仅是平静？

因此，北方人，那些自由主义者们，并不了解南方。他们从那么远的距离之外是无法理解南方的。他们以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简单的法理问题，一个简单的道德理念的问题。其实不然。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事实：存在着一种如此强烈一致的情绪状态，这种情绪状态蔑视现实，即自身其实是少数，但是在目前这个时刻却宁愿一条道走到底，对抗任何强大的对手，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并且，如果需要，捍卫那种状态也捍卫这种状态得以存在的权利。

因此对于打算通过法律行为在南方强制实施种族融合的所有的组织与团体，我想说上一句：“暂且先停一停。你们已经向南方人显示了你们能够做什么以及必要时你们打算做什么；给他们一个空间吧，让他们可以在其中呼吸并且消化一下这个认识；让他们琢磨琢磨并且看清楚：（一）没有人打算从外部把种族融合强加在他们身上；（二）是他们自己在面临自己家乡的积习，这积习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清除；是他们自己在面临一种道德状态，这种状态不仅必须加以治疗，而且是必须加以矫正的一种身体状态，如果他们，南方的白人，想过多少算是太平的日子，总不能每年都面临一次法律程序，一次法律行动吧，而且一年一年都会是如此，直到他们度完此生。”

原载1956年3月5日的《生活》周刊；此处文本根据的是福克纳作过修改的打字稿。

致黑人种族领袖们的一封信[46]

近些日子以来，好几种杂志都引用这样的文字，说我“……在美国与密西西比州之间……愿意挑选密西西比州这一边……即使（要付出的代价是或是这就意味着）要上街去射杀黑人”。每一回见到这样的声明，我总要写一封信去加以更正，大意是：这样的声明是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作出，同样，也是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相信的，原因是，这样的话不仅很愚蠢，而且也很危险，因为需要作出这样的选择接着又要这样行动的时机永远不会来到，而光是这样建议却也会进一步煽动美国少数人（我相信是少数）的情绪，他们说不定仍然相信这样的时刻没准会来临。

下面的这段话引自今年3月5日《生活》杂志上刊登的我的一篇叫《致北方的一封信》的文章里，《信》里的这一段话是专门对“有色人种协进会”以及其他积极消除种族隔离的组织说的：“现在该放慢速度了。暂时先停一停，等一等吧。你们现在已占上风了；你们有条件可以约束一下，不以势压人了。你们干得不坏，你们已经让对手失去平衡了，他们现在弱点都暴露出来了。但是你们先就停一停吧；别让对方利用机会获得优势从而混淆了问题的实质，要知道，公众总是，出于人类本能就有的一种纯粹的自发感情，会普遍地自动对处于劣势的一方产生同情，仅仅因为它处于劣势……你们已经向南方人显示了你们能够做什么以及必要时你们打算做什么；给他们一个空间吧，让他们可以在其中呼吸并且消化一下这个认识；让他们琢磨琢磨并且看清楚，（一）没有人打算从外部把种族融合强加在他们的身上；（二）是他们自己在面临自己家乡的积习，这种积习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清除；是他们自己在面临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不仅是必须加以治疗的道德状态，而且是必须加以矫正的一种身体状态，如果他们，南方的白人，想过多少算是太平的日子，总不能每年都面临一次法律程序、一次法律行动吧，而且年复一年都会如此，直到他们度完此生。”

我说“放慢速度，先停一停”，实际上的意思是，“得有些灵活性”。当我写这封信并且利用我所知道的每一种方法让它及时刊登出来时，奥瑟琳·露西刚刚被迫暂时从亚拉巴马大学退学，因为当地的暴力行为已经危险到了失去控制的边缘。我相信当法官判定她重新入校的权利有效时，这一点法官必须得做的，支持她入学的那股力量会支持她这样做，而没准这就是她失去生命的时刻。这样的事情后来倒也没有发生。我愿意相信，支持露西小姐的那些力量自身是足够聪明的，所以没有让她回去上学——不止是足够聪明，救了她一条命，而且是足够聪明，能预见到，即使让她当了烈士，从长远来说，那也不会比下面这样的做法更有实效：时不时简简单单地却又是没完没了地提一下她的名字，这就够让人心烦的了，而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下面这段话的意思：“……而且是必须加以矫正的一种身体状态，如果他们，南方白人，想过多少算是太平的日子，总不能每年都面临另一位（原文如此）露西小姐……直到他们度完此生。”

我并不是要每个黑人放弃或是降低一点点他要求平等的希望与意愿，我只是希望黑人的领袖与组织在争取目标时能够在方法上永远具有灵活性，并且能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如果我是当今美国的一个黑人，我就会建议我的种族的领袖们按这样的程式去做：每一天都派一个我的种族的学生，到他的能力与水平相称的白人学校去，让他打起精神，穿着整整齐齐，彬彬有礼，既不威胁也不使用暴力，要求进入学校；如果他遭到拒绝，我就暂且先忘掉他这个人，但是第二天我会派另一个孩子去，仍然是精神振作，干干净净，彬彬有礼，他自然也会遭到拒绝，但就是这样的一直做下去，直到那个白人不得不承认，除非他自己设法解决这个难题，否则他休想有太太平平的日子可以过。

这是甘地的做法。如果我是一个黑人，我就会劝我们的长老与领袖把这样的做法作为我们矢志不渝、坚定不移的方针——这是坚定不移的却又是非暴力、极具灵活性的方针，正如在反对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排队线路时所做的那样，所针对的则不仅仅是学校而且也是所有排斥我们的公共机构。要记住：永远都不能没有灵活性：当然必须要坚定不移与矢志不渝，但这指的仅仅是希望与意志方面，在时间、地点与环境方面呢，则永远都要讲灵活性。我倒是很愿意成为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一个会员的，因为迄今为止，美国文化中还没有哪一个机构向我的种族提供过那么多的希望。但是我留在该组织内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它得承认我们的问题中最为严重的是数量的问题，就我所知，它至今尚未公开承认这一点；另外，它还需将灵活性视作该组织行动方法的圭臬。我想对我的种族的其他成员说，我们在平等权利的希望与要求上是丝毫也不能让步的，我们可以做到的只是在实现的方法上允许有灵活性。我要对我的种族的其他成员说，我不知道这个“慢行”阶段要持续多久，不过如果你们允许我将“慢行”解释为有灵活性，我不相信除了“慢行”还有什么别的能使我们的希望得以推进。而我们的灵活性的指导方针则必须是正派、不张扬、彬彬有礼、有尊严；如果出了什么暴力与不理智的事，那必须是并非出自我们这一方。我要说，蒙哥马利市全体黑人都应该支持公共汽车排队的抵制行动，但是绝不是说全体都必须参加，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就会降低到用压迫者压迫我们时的同样方法的水平上去了，我们的胜利将一文不值，如果它不是自愿给予而是被迫给予的话。我得说，我们的种族必须在心理上作些自我调整，使自身不再是适应于一个被隔离的社会的一种不明确的持续状态，而是适应于一种该维持多久便维持多久的恒定不变、毫不松懈地保持着灵活性的持续状态，这样，到头来，便会使得白人自己都厌烦与发腻，以至不想再斗下去了。

嘴皮子动动，说上一句“如果我是黑人，我会这样做或是那样做”，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可是一个白人只能在一瞬间想象自己是黑人；他无法做另一个种族的那个人，去担心他的忧虑，思考他的问题。因此，有些问题他可以向自己提出却无法回答，例如：问：由于实际困难，你愿意降低你人生目的指标与你的希望吗？答：不。但是我可以在方法上变得灵活一些。问：这一点你也会用在你孩子们的身上吗？答：我会把意愿与灵活性一并教给他们的。不过这里希望是有的，因为生命本身只是由于活着便有希望，因为活着便是存在着变化，变化必然不是走向进步便是走向死亡。问：你如何指导自己的行为，使争论与敌意得以避免，使你们黑人能够交上朋友而不是树立敌人呢？答：依靠正直、尊严、道德与社会责任呀。问：你会如何向上帝祈求人类正义与种族解放呢？答：我不相信人应该向上帝祈求人类正义与种族解放。我相信他可以向上帝证实，不朽的个人尊严永远比不正义活得更久，在个人尊严的面前，家庭、家族、部落谈到自己时，以人类种族之一的面目而不是以人类的唯一种族的面目出现，它们崛起、经历与消失，就如同也曾崛起、经历与消失过的那么多的尘土一样。他仅仅是重新确定自己对个人的优美、尊严、不朽的信心而已，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凡一样，在他的小说里，伊凡弃绝任何把秩序建立在单独一个孩子的痛苦呼号声上面的上帝。问：你被敌视的白人所包围，是不是觉得很难不憎恨他们呢？答：我愿向自己重复布克·T·华盛顿说过的话，他说：“我永远也不会让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肤色，引起我的憎恨。”

因此，如果我是一个黑人，我会对我的同种族的人说：“让我们永远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固守灵活性的原则。但是这样做时，永远要正直、不张扬、彬彬有礼，有尊严并且不迷信暴力。另外，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白人用了三百年教我们要有耐心；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得比他们好。让我们把这化为一件反对他们的武器。让我们不是作为一个消极因素来运用这件武器，而是作为一件积极的武器。不过，在与白人打交道时，让我们永远保持洁净、正直、彬彬有礼与有尊严。白人已教会我们在和他们一起时要更有耐心与彬彬有礼；让我们在其他方面也显得比他们更加高明吧。”

但是，我要对我们种族的领导人特别叮嘱一句，我认为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学会够资格得到平等，这样我们在得到它之后才能保住它不丢失它。我们必须学会负责任，负平等的责任。我们还必须学会，无需任何约束的‘权利’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不需任何代价就能给予的东西，它本身就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必须学会，我们的不可剥夺的平等、自由、解放与追求幸福的权利，其意义与建立我们国家的先辈们所界定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享有自由与平等的机会的权利，当为有资格的人得到时，是需要通过辛勤劳作，才能得到与保有的。而且需要的还不止是有那种机会的权利，还得要有接受这一责任的意愿与能力——有责任感，能够保持身体上的洁净与道德上的正直，具有能区别正确与错误的意识并且有服从正确选择的意志，还需要具有能相信别人的度量与不依赖救济与援助的独立精神。”

“白人可没有教我们这些。他们只教我们要有耐心与礼貌。他们甚至没有看到我们有这样的环境，在这里我们可以教会我们自己洁净、独立、正直与可以信赖。因此我们得教会我们自己这一切。我们的领导人必须教会我们这些。我们作为一个种族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提高自我的水平，使我们够资格负起平等的责任，以至在得到它以后能够保留住它。我们的悲剧是，这些责任方面的道德是白人炫耀单为他们所有的，但是我们黑人，却必须在这些方面走在他们的前面。我们的希望是，在耐心与礼貌上胜过他们之后，我们也许还可以在其他这些方面也做得比他们强。”

原载《黑檀》，1956年9月号。此处文本根据的是福克纳打字稿。

阿尔贝·加缪

加缪说过，降生到一个荒谬的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他说过，如果人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死亡，那我们就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了。正确的途径是通向生命、通向阳光的那一条。一个人不能永无止境地忍受寒冷。

因此他反抗了。他就是不愿忍受永无止境的寒冷。他就是不愿沿着一条仅仅通向死亡的路走下去。他所走的是唯一的一条可能不光是通向死亡的道路。他所遵循的道路通向生存的阳光，那是一条完全靠我们微弱的力量用我们荒谬的材料造成的道路，在生活中它本来并不存在，是我们把它造出来后才有的。

他说过：“我不愿相信死亡能通向另一个生命。对我来说，那是一扇关闭的门。”那就是说，他努力要做到相信这一点。可是他失败了。像一切艺术家那样，他不由自主地把生命抛掷在探索自我和让自己回答只有上帝能解答的问题上；当他成为他那一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时，我打电报给他说“向永恒地自我追求、自我寻找答案的灵魂致敬”；如果他不想相信上帝，那他当时为什么不中止追求呢？

就在他撞到树上去的那一刻，他仍然在探索自我与追问自我；我不相信在那光明的一瞬间他找到了答案。我不相信答案能给找到。我相信它们只能被寻找，被永恒地寻求，而且总是由具有人类荒谬性的某个脆弱的成员来寻求。这样的成员从来就不会很多，但总是至少有一个存在于某处，而这样的人有一个也就够了。

人们会说，他太年轻了；他没有时间来完成自己的事业。可这不是“多久”的问题，也不是“多少”的问题，而仅仅是“什么”的问题。当那扇门在他身后关上时，他已经在门的这边写出了与他一起生活过、对死亡有着共同的预感与憎恨的每一个艺术家所希望做的事，即：我曾在世界上生活过。当时，他正在做这件事，也许在光明灿烂的那一瞬间他甚至都明白他已经成功了。他还能何所求呢？

原载《泛大西洋评论》，1961年春季号；此处文本根据的是福克纳打字稿。本文此前见于法国的《法国妇女新闻杂志》，1960年3月号。

在卡罗琳·巴尔大妈葬仪上的布道词

1940年2月4日于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镇

从我出生时起卡罗琳就认得我。为她送终对我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光荣。我父亲死后，在大妈眼里我成了一家之主，对于这个家庭，她献出了半个世纪的忠诚与热爱。不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从来也不是主仆间的关系。直到今天，她仍然是我最早的记忆的一部分，倒不是仅仅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我行为准则和我物质福利可靠性的一个源泉，也是积极、持久的感情与爱的一个源泉。她又是正直行为的一个积极、持久的准则。从她那里，我学会了说真话、不浪费，体贴弱者、尊敬长者。我见到了一种对一个不属于她的家庭的忠诚，对并非她己出的子女的深情与挚爱。

她生下来就处在受奴役的状态中，她皮肤黑，最初进入成年时她是在她诞生地的黑暗、悲惨的历史阶段中度过的。她经历过盛衰嬗变，可这些都不是她造成的；她体会到忧虑与哀伤，其实这些甚至都还不是她自己的忧虑与哀伤。别人为此付给她工钱，可是能够付给她的也仅仅是钱而已。何况她得到的从来就不多，因此她一生可以说是身无长物。可是连这一点她也默默地接受了下来，即没有异议也没有算计和怨言，正因为不考虑这一切，她赢得了她为之奉献出忠诚与挚爱的一家人的感情和敬爱，也获得了热爱她的异族人的哀悼和痛惜。

她曾诞生、生活与侍奉，后来又去世了，如今她受到哀悼；如果世界上真有天堂，她一定已经去到那里了。

此处文本根据的是兰登公司的罗伯特·K·哈斯为福克纳保留的一份剪报，显系一份电讯。它比福克纳原来写的要长一些。

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词

1950年12月10日于斯德哥尔摩

我感到这份奖并非授给我这个人而是授予我的劳作的——那是深陷在人类精神的痛苦与汗水中的一辈子的劳作，之所以劳作，不是为了荣誉，更不是为了利润，而是想从人类精神的材料中创造出某种过去未曾有过的东西。因此，这份奖仅仅是交托给我保管罢了。将这份奖的金钱部分贡献到与其出处目标、用意相符的用项上去，这并不困难。但我很希望在荣誉方面也如此做，通过将现在的这一个时刻化作高耸人云的山峰，这样，我从这里发出的声音便可以为已献身于同一痛苦与艰辛的劳作的青年男女听到，他们当中已经有这样的人，某一天他必定会站立在此刻我所站之处。

我们今天的悲剧是，人们怀有一种普遍、广泛的恐惧，这种恐惧已持续如此长久对它的存在我们甚至都能够容忍了。至于心灵方面的问题，都已经不再有人操心了。大家担忧的唯一问题是：我什么时候被炸死？正因为如此，现今写作的青年男女已经忘记人心与它自身相冲突的问题了，而优秀的作品只能从这样的问题中产生出来，因为只有这样的问题才值得写，才值得为之痛苦和劳累。

青年作家必须重新学会这些。他必须让自己懂得，所有事情中最最卑劣的就是感到恐惧；他还必须让自己知道要永远忘掉恐惧，占领他工作室全部空间的只能是远古以来就存在关于心灵的普遍真实与真理，缺少了这一点任何故事都是转瞬即逝、注定要灭亡的——关爱、荣誉、怜悯、尊严、同情和牺牲，这些就是普遍的真理。除非他这样做，否则他便会在诅咒之下工作。因为他写的不是爱意而是情欲，在他所描写的挫败里没有人会丧失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写胜利，那里面却没有希望，而且，最最糟糕的是，没有怜悯和同情。他哀伤，却不为普遍的实质问题哀伤，也不留下任何伤疤。他写的不是心灵，而是腺体。

除非他重新学会这些，不然的话，他写作时就仿佛是置身于人类末日的厄运中，观看着这末日的来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会来临的观点。说这样的话是再容易不过的了，说什么，人反正会一代代存活下去的，因为他会忍受；还说什么，当丧钟敲响。钟声从夕阳染红的平静海面上孤悬的最后一块不足道的礁石那儿消失时，即使在那时，也还有一个声音，即他那不绝如缕的声音依然在絮絮细语。这样的说法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相信人不仅仅会存活，他还能越活越好。他是不朽的，并非因为生物中唯独他具有永不枯竭的声音，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能够同情、牺牲和忍耐的精神。诗人的、作家的职责就是写这些东西。作家的特殊权利就是帮助人坚持活下去，依靠鼓舞人心，依靠让他记住，勇气、尊严、希望、自豪、同情、怜悯和牺牲，这些是人类历史上的光荣。诗人的声音不必仅仅是人的记录，它可以成为帮助人类忍耐与获胜的那些支柱与栋梁中的一个。

此处文本根据的是福克纳原来的打字稿，与美国报纸当时所刊登的略微有些差别。

对密大附属高中毕业班所作的演讲

1951年5月28日于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镇

许多年前，在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还未出生时，一个聪明的法国人说过：“倘若青年人有知识，倘若老年人有能力。”我们都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有能力做任何事情，却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可是后来，你上了年纪，经验、阅历教会了你一切，你却疲倦了，胆子也变小了；你什么都无所谓了，你只想安安静静地待着，平平安安度过余生；除非你自己受到冤屈，你是再也没有多余的能力与心气去管其他闲事的了。

那么说，今天晚上坐在这个房间里的你们这些男女青年，以及今天坐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类似房间里的男女青年们，是有能力改变世界，是可以永远使它免除战争、不公正与苦难的，只要你们知道如何去做以及该做些什么。既然如那位法国老者所说，因为年纪轻，你们不可能知道该干什么，那么站在这里的不管什么人，只要有满头白发，就应该能够告诉你们了。

但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却没准不像他的白头发所装扮出或想显示的那么老，那么聪明。因为他无法给你们一个八面玲珑的回答，也不能向你们提供一个现成的模式。但是他可以告诉你们下面这些话，因为他相信这些话是对的。今天威胁着我们的是恐惧，不是原子弹，甚至也不是对原子弹的恐惧，因为如果原子弹今天晚上落在奥克斯福，它所能做的一切无非就是杀死我们，这算不得什么，因为一旦它做了这件事，它也就剥夺了对我们的仅有的控制能力：那就是对它的畏惧，对它的那份提心吊胆。我们的危险倒并不在于此。我们的危险是，今天世界上的一些势力，它们企图利用人的恐惧心理来剥夺他的个性、他的灵魂，试图通过恐惧与贿赂，把人降低为不会思考的一团东西——向人提供免费的食物，这不是他出力气挣得的，提供轻易能到手的没有价值的金钱，这也不是他干活换来的；——危险的是那些经济、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或者是民主的，爱给自己打什么旗号都行，那些独裁者与政客，美国的、欧洲的或是亚洲的，不管他们怎样标榜自己，目的都是要把人降低为唯唯诺诺的一团东西，光为自我的利益与权力而活着，或是因为他们自身感到困惑与害怕，他们害怕或是无法相信，人是有能力，是可以勇敢、坚忍与自我牺牲的。

那是我们必须加以拒绝的，倘若我们想改变世界，使它让人类能和平、安全地生活下去的话。成为一团东西的人是不能也不愿拯救人类的。能拯救人的是人类自身，他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塑造而成的，正因如此才有能力与意志区分开正确与错误，并且能够拯救自己，因为人类是值得拯救的；——人，个人，男人与女人，他、他们，将永远拒绝被欺骗、被恐吓与受贿赂，以致丧失斗志，不去履行权利以及责任，在正义与非正义，勇敢与怯懦，牺牲与贪婪，怜悯与自私之间作出选择；——他们将永远相信，不仅是相信人有权利摈弃不正义、贪婪与欺骗，而且有责任与义务去促成正义、真理、怜悯与同情的实现。

因此，永远也不要害怕。永远也别害怕提高你的声音，去赞成诚实、真理与同情，反对不正义、撒谎与贪婪。如果你们，不仅仅是今晚在这个房间里的这些人，而且也是在今天、明天以及下星期在全世界所有类似房间里的千百万人，不是作为一个班级或一个阶级，而是作为个人，作为男人与女人，会这样做，那么，你们将改变这个世界。在一个世代里，所有的拿破仑们、希特勒们、恺撒大帝们、墨索里尼们、斯大林们和其他那些渴望权力且利欲熏心的人，以及那些仅仅是自己感到困惑、无所适从与恐惧的小政客们、小帮凶们，他们曾经、正在或是希望利用人的畏惧心理与贪得无厌来奴役人类，这样的人必将从地球上消失得一干二净。

原载1951年5月31日《奥克斯福鹰报》。

接受全国图书奖的小说奖时的答词

1955年1月25日于纽约

在说到艺术家时，我指的自然是每一个这样的人，他试着去创造某件在他之前并不存在的东西，用的工具与材料不是别的，仅仅是人类精神中无法作交易的那些；他试着，要在那面最终遗忘之墙上（这面墙他自己有朝一日也是一定得穿过去的），用人类精神的语言，去刻上，哪怕再粗糙不过的，那几个字：“基尔洛依曾到此一游。”

我想，从本质上说，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真正一直试着在做的全部工作了。而且我还相信，我们会一致同意，我们在这上面都失败了。我们所做成的从来也没能比得上，以后也永远不会比得上，前人所传下来的形式与追求完美的梦想，即使在我们每一次的失败之后，它们仍然会驱赶着我们，今后还将继续驱赶我们，直到痛苦终于将我们解脱，终于使我们的双手垂下不动。

或许我们注定会失败还是件好事，因为，只要我们是在失败，只要我们手里继续掌握着激情，我们便仍然会去尝试；在这样的创作活动里，如果我们的确实现过梦想，比肩过大师们的形式，丈量过完美的巅峰，那么，剩下来就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除了从山峰的另一侧跳崖自尽之外。这样做不仅会剥夺我们美国人的生存权利，这不仅是不可剥夺的而且也是无害的，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以我们的标准来衡量，在艺术上有所追求就跟养达尔马提亚种狗一样，根本就是一种和平的癖好，这种行为会把垃圾任意抛弃、搬动和处置，这往最好里说是缺乏教养，说得严重些则是因为精力发泄不完而造成了真正的犯罪了。在这样追求着艺术的时候，由于沉迷于去为那不可为的事情，永远面临着失败却又拒绝承认和接受，我们便总是置身于动乱与麻烦之外，与肩负美国重任的实际而忙碌的那些人不相往来。

于是便各得其所了——感到高兴的既有工商界的巨子和被称为政府的那些出于利润或权力的目的操纵着群众情绪的大人物，他们可担负着地缘政治的重任呢，这两种人结合到一块，就构成了美国；而那些无害的养犬人呢，也很喜欢，他们养带斑点的狗（养犬人同样没有受到损害，他们受到保护，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们有权为了博得赞赏相互展示爱犬而且还可以向公众展示，养犬人受到法律保护，有权为特别签名本向公众收取五到十元，而对于名叫毕加索或马蒂斯那样的特殊养犬迷，甚至还可以按千与多少个千的基数收取呢）。

再接下去，像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像今天下午在这里举行的事；不是只举行一次甚至也不是一年只举行一次。此时，那个心中痛苦的养犬人发现，认为他正在做的事情很有意思的不仅有他的养犬同志，他们为了死死守住共同的阵地自然要支持这一事业，而且还有别种类型的人，原先他是把他们看作局外人的。认为他干得不坏的不单单是分散的个别的人，他们人数还不少，这回足以轮到他们来结成同盟了，结盟并非为了共同的利益或利润，而仅仅是因为他们也相信，让某某人在那面墙上能写上“公元一九五三或五四、五五年某人也曾到此一游”，这样挺好而且也很重要，于是便有像今天下午这样将事情记录在案的场景出现了。

不是去告诉这一个艺术家，而是告诉这个世界，告诉这个时代本身，他干得很不坏。去告诉大家，即使失败了也是值得的和足以钦佩的，只要他的失败是足够辉煌的，他的梦想是足够辉煌的，是足够高不可攀的，然而又是永远足够珍贵的，因为那梦想是指望着要达到十全十美。

因此，当这件事发生在他身上时（发生在他某一位同行身上时也一样；是谁，关系不大，因为大家全都具有共有的那种献身精神），人们就会想到，没准我们的国家在某一个问题，成功的问题上，出了差错。在这里，成功的几率太多了。在美国，一个年轻人只要稍稍勤奋一些，便能够得到成功。他太快太容易便能得到，都没有时间去学会应该怀着谦虚谨慎的精神来看待成功了，甚至连发现、理解自己需要谦虚谨慎的时间，也都没有了。

也许我们所需要的是有少数几个人自愿挺身而出，充当先驱兼烈士，在身处成功与谦虚谨慎之间时，他们能够宁愿选择后者。

原载1955年2月6日《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此处文本根据的是福克纳原来的打字稿。

在美国文学研讨会上的讲话

1955年8月5日于日本长野

在东京的一次讨论会上，我的一个声明文句被错误地组合了，如果不说是被错误地引用的话。按照那样的说法，我的意思便成了我相信美国是没有文化的，美国人全都是没有思辨能力、不具备精神传统的野蛮人。

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我并不认为事情是这样的。按照我的看法，没有两个民族是拥有共同的文化的（除非他们恰好都基本上信仰同样的东西），就像有的民族推崇自由，而另一些民族却相信农奴制度。

我相信所有的民族与种族集团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例如日本文化，那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而英国文化，则是一种岛国心理的文化。也就是说，每一种民族文化造就了它自己的民族性格。

同样，我们美国的文化不仅意味着成功，而且还意味着与成功在一起的慷慨——一种因成功而产生的慷慨的文化。我们渴望成功，努力工作以得到成功，为的是慷慨地付出成功的果实。我们从给予中所得到的精神喜悦是与我们从索求中所取得的相等的。所有这些文化都是重要的，而且从某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是相互依存的。

对我来说，这一点的证明就是我们相聚在日本这个事实，日本离美国有一万英里远，可我们却聚在这里用英语来讨论美国文学——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比较与对比产生了我们的民族文学的两种不同的文化。与日本的文化相比，我们的便显得粗糙、笨拙甚至是太不风雅了。可是从这种粗糙与笨拙中却生发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又产生出美国文学，正是这种文学，使你们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加以讨论。

从我们的粗糙与笨重之中生发出一股力量，它产生出一些作家，他们具有足够的重要性，能够在知识分子们的研讨会上占一席之地，而主办者的民族又是创造出了智者的文化的民族。

我认为，是我们以成功与慷慨为内涵的美国文化，使我们美国作家今天有可能在这里向你们提供一些东西。我认为，就像我们物质上成功的文化一样，我们的作家感兴趣的不仅是成功而且也包括着那种慷慨。我们对能成为自己国家的成功作家感到兴趣，同样，也对能向别的国家的作家提供有用的东西而感到兴趣。我想，与自己当一个美国作家的问题相比，我们更加关心的还是全世界的文学创作。

我认为我们的美国文化促使我们的作家仅仅在次要的意义上认为自己是美国作家，我们首先还是认为自己是致力于称为文学的那种带普遍意义的产品的男人和女人。我相信我们并没有真正试着去创造美国文学，甚至都没有想去提高它的声望。我相信我们是在试着去提高普遍意义上的文学的声望。我相信当我们看上去显得笨拙和乡土气十足时，那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乡土气十足。

正因为我们知识分子的文化是那么的历史短暂，所以我们把一种天真心态带入到文学的技艺中来，因为我们涉猎这种技艺为时太短所以还未能把这种天真心态褪尽。这样的美国式天真的一个明证就是美国作家之间并无性别上的妒忌心理，说到物质成功上的妒忌心理那就更少了。没有美国作家认为男作家天生应该更具有才能，或是在文学上更应该比女作家占据重要的位置。

作为一个国家来说，美国人一直是很幸运的。我们逃过了别的民族不得不忍受的许多困难与忧伤，对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而我们成功与慷慨的文化的一部分内涵便是，如果做得到的话，将这样的良好命运与不那么幸运的民族共享，通过这种精神的质量，同样也通过袖珍本的图书；美国作家既为自己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感到骄傲，同时也并不妒忌任何别的国家。

我想，外国绝大多数的文学家都不太能想象，美国人能当上一位作家却并不一定也是一个思想家。欧洲的作家，如果当上了作家，必然自身也是所有其他相关的智力活动的成员之一。美国作家却可以成为一个作家而全然与理念的世界无关。对他起作用的理念可以完全不是什么理性的思维，而可以是与人心有关的普遍真理的某个信仰的感情观念。我们怀着最最骄傲的心情去参与和分享的正是这一点。

1955年8月福克纳访问日本时经常接受采访，他的言论在日本报纸上被广泛刊登。为了纠正或阻止他的某些言论受到误解，他写了一篇声明并且在8月5日长野的会上作为发言发表。这篇发言最初根据国际通讯社电文在1955年8月28日孟菲斯《商业呼声报》上刊出，后又根据一份不是福克纳自己打的打字稿发表在1982年夏季号的《密西西比季刊》上。此处文本根据的是《季刊》与打字稿。

向弗吉尼亚大学英语俱乐部所作的演讲

1958年4月24日于夏洛茨维尔

向青年作家进一言

两年前，艾森豪威尔总统设想出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建筑在一个基本上是健全的理念上的。这个理念认为，世界局势之所以如此纷乱，人类当前之所以普遍面临困境，完全是因为不同种族、语言和境况的作为个体的男人与女人，不能相互讨论从根本上说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与困难，却必须要通过怀有敌意、似乎难以和解的双方正式政府的安排，才能勉强有所交流。

也就是说，各行各业的个体，应该能够有机会和世界上他们的同行对话——劳动者对劳动者，科学家对科学家，医生、律师、商人、银行家和艺术家与世界各地身份相同的人，进行对话。

这个理念没有什么不正确的。自然，没有一个艺术家——画家、音乐家、雕塑家、建筑家、作家——是会持异议的，因为这一点——企图与人交流不论其种族、肤色与情况如何——正是每一位艺术家本已穷尽了毕生之力孜孜矻矻去追求的，也是他只要还有一口气便将继续努力去做的。

在我看来，这个计划注定难以推行的迹象从总统自己的措辞上即可看出，他说：劳动者对劳动者，艺术家对艺术家，银行家对银行家，大腕儿对大腕儿。在我看来，使它注定要失败的是我们文化自身承袭下来的一种恶；这种恶的素质，绵延不绝地生存于（也许有其必要但我个人并不相信这一点）任何一个经由这个历史阶段得以生存下来的国家的文化里。认为个人无法与个人对话，因为作为个人的人，是再也生存不下去了，这样的看法是一种神秘信仰，几乎算得上是一种宗教了。这种信仰认为再没有空间能让个人安静地与个人对话，谈一些单纯的问题，如诚实地对待自己，有责任心地对待别人，保护弱者，有同情心、怜悯心地对待所有的人，因为如诚信、怜悯、责任心、同情心这样的个人品质，是再也不存在的了，人类自身倘想继续生存，只有放弃与排斥自己的个性，参加到他的那个专制小宗派里去，与另一个专制的小宗派相对立，两边都在同一时间内为同样的气氛所充斥，都武装以同样模棱两可的对“人民民主”、“少数权利”、“平等正义”和“社会福利”的抽象释义——用尽了所有的同义词把所有的羞耻从不负责的行为里排除出去，在这样做的时候不是仅仅邀请，而且甚至是强迫每一个人都参加进去的。

因此，在此刻这样的情况下——我指的是总统的“人与人对话委员会”的规划下——艺术家亦是如此，他已经用了毕生的力量试着去解决人与人之间心灵沟通的激情问题，以及让心灵激情生存至少是好歹存活下去的问题，却实际上被他的总统要求去证实那个神话，而这神话恰恰是他用了一生的精力要去否定的：那个神话的内涵是，人作为个人时，什么都算不上，只有被组织进一个由无名氏们组成的团体时，在那里他泯灭了自己的个性以换得一个号码，只有在这时，个人才能有所作为。

这真是够悲惨的，如果遇上这样的时刻——我指的是，由他的国家来正式认定他毕生奉献的合法有效性——艺术家真的得全速冲刺，朝向一种可以称为跻身组织的普遍意志，这种普遍意志要泯灭人身上的个性，直到人不但没有了道德责任心，而且甚至没有了肉体上的痛感，没有了生与死的问题，通过消灭他的个性（变成什么实质上无关紧要，只要他确实是消失了），使他变成国家承认的经济集体，以专业、行业、职业或是所得税类别区分，如果想不出什么别的分类法的话，不妨按财经公司的名单来分类即可。艺术家的悲剧在于，今天他甚至必须抵抗住这种压力，在与消除他的个体人性的普遍意志抗衡上损耗掉他微薄的却是（如果他是个艺术家的话）珍贵的个人力量，以便成为一位艺术家。这就终于说到我要提醒注意的那一点上来了，在我看来那似乎是所有青年作家今天必须面对的难题里的一个。

我想，说不定所有的作家，在“发烧”时，在全速工作以便试着把他们感到一吐为快的东西尽量迅速地写出来时，是不会去读比他们年轻的作家所写的东西的，原因是和短跑或是长跑运动员的是一样的：他没有时间去管谁跑在他的后面甚至紧跟着他的是哪些人，他只关心谁跑在他的前面。至少，我自己的情况是这样的，因此大概有二十五年，我在当代文学圈子里是简直连一个熟人都没有的。

因此，当不久之前我真的开始阅读当代作品时，我带着的不仅是无知而且是天真、新鲜的感觉，一种你们可以称之为没有预设观念的观点与兴趣。总之，我从所读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那里得到一种印象，它以后如此反复不断地出现，因此我得认为它有普遍的代表性了。这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作家在我所打算说清的我们文化当前状态的压力下，不得不在人类种族的那种真空里起些作用。他笔下的人物并非行动、生活、呼吸、奋斗在纯朴人们的喧嚣与激荡之中，如同我们学习过写作技艺的前辈大师笔下的人物那样，我说的大师是狄更斯、萨克雷、费尔丁、康拉德、吐温、斯摩莱特、霍桑、麦尔维尔、詹姆斯；他们的名字不胜枚举，他们创造出来的人物不仅没有烟消云散，相反却孳生出了一大群喧嚣忙乱的普通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不可救药、无法征服的乐观主义的一种肯定——像他们那样的男男女女，可以看懂，可以理解，即使他们是在引人生起反感，即使他们是在谋杀、抢劫或是出卖你，因为他们的也是普通人的欲望、希望与恐惧，没有为集体压制与集团的强制而变得复杂化——往喧嚣忙乱的人堆里，他们尽可以大胆地闯进去，不仅不会引起惊骇，会受到欢迎，而且还会受到衷心的欢迎，也不会受到伤害的威胁，因为他们能遇到的最糟糕的事顶多不过是头让另一个人的头撞了一下，肘弯、膝头给蹭掉一块皮而已，而且蹭撞上来的也仅仅是另一个人的肘弯与膝头嘛——一群喧闹忙乱的普通人，他们不是照天使的指点，而是按道德原则接受劝说、相信与行动；在这里，真理不在你看着真理时你所站的地方，而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品质与事物，它可以也很想敲碎你的脑壳，如果你不接受它至少是不尊重它的话。

可是今天，青年作家的人物却必须不是按个性而是孤立地起作用，不是在一个有着不多几条简单、可以理解的真理与道德原则的世界中，与大家一起追求全体人类心灵的痛苦与希望，而是单独生存于事实的真空之中，这不是他所选择的也不是他配得到的，像一只在倒置的平底玻璃杯里的苍蝇一样，他无法从那里逃逸出来。

让我重复一遍：我并未读过当代作家的全部作品；我还抽不出时间。因此我只得谈我所了解的那些。我现在想到的是我认为应列为最最好的那一部：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也许是因为这一部如此充分地显示了我打算要说的道理：一个青年人，不管持有什么古怪的主张，总有一天必须当一个成年人的，他会比某些人聪明，会比大多数人更加敏感，他（他甚至都不是出于本能才这么称呼它的，因为他都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本能）也许是因为上帝使他头脑里有这样的想法的吧，他爱成年人，希望成为大人的一员、人类的一员，他想参加到人群里去，但是失败了。在我看来，他的悲剧不在于，如他或许会想的那样，自己不够坚强、不够勇敢或是不值得被接受进人类。他的悲剧在于，当他企图进入人类时，人类根本就不在那里。他没有什么可以做的，除了疯狂地、一本正经地乱飞，在他那只倒置的玻璃杯里，直到他或是放弃，或是自我毁灭在乱飞乱撞之中。读者自然会立刻想到哈克·芬，另外一个也是很有自己主意的少年，但很快便成长为大人了。不过在芬的情况里，他所需奋斗的一切就是让自己的个头变得大一些，好在时间自会治好他的毛病的；到时候他会长得像他任何一个对手一样魁梧；即便这样，成年人世界能带给他的损害无非是蹭掉他鼻子尖的一小块皮；人类，人这个种族，会接受他而且已经正在接受他；他所需要做的一切只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

在我看来，这就是那位青年作家的困惑。要防止人类被摄去灵魂，如同公马、公猪或公牛受到阉割一样；要在为时太晚之前不让个人被无名化，不让人类从被称为人的那类动物中消失。这不仅是青年作家一个人的问题，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说到拯救人的人性，有谁是比作家、诗人、艺术家更能胜任的呢？因为最畏惧人性丧失的也就是这些人了，人的人性，这正是艺术家生命的血液呀。

原载《福克纳在大学》，弗·L·格温与约·L·布洛特纳编，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59年。此处文本根据的是福克纳打字稿。

在接受安德烈·贝洛奖时的讲话

1961年4月6日于加拉加斯[47]

艺术家，不论是自愿选择的还是并非自愿选择的，总会发现他已经被奉献给单独的一项事业，这项事业是他永远也无法逃离的。这就是，他试着，用他所掌握的，他想象中、经验中与观察到的每一种方法，以比他自己脆弱与转瞬即逝的生命更耐久的形式表现出来——用颜色、音乐、大理石或是书的封皮——那是他在呼吸的短暂间隙里学会的——去显现在人类境遇中处于自我内心斗争中的脆弱、软弱却又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激情、美、恐惧与幽默。解决这样的困惑并不是他的职责，他甚至都不指望能活得比这些困惑更加久长，他只想用大理石、色彩、音乐与有组织的字词，把形式、意义、回忆留存下来，有朝一日他必定要将它们留在世界上。

这当然就是他的不朽之处了，也许还是唯一的不朽之处呢。很可能，迫使他献身工作的其实也就是那个愿望，能在他自己先得进入的最后的那扇通往湮灭之门的旁边，涂上这几个字：“基尔洛依到此一游。”

其实，当我今天站在这里的时候，我已经尝到那种不朽的滋味了。我，一个在乡下长大的外国人，在好几千英里之外遵循着那条献身的道路，努力试着在不长的时间和不多的篇页之内，捕捉与摹仿处于人类困境中的人类希望的真理，今天在这里，在委内瑞拉，我接受到官方正式的赞许，它实际上是告诉我：你的献身并未白白浪费。你所找到与试图模仿的确是真实的情况。

美国戏剧：尤金·奥尼尔[48]

有某个人说过——也许是位法国人吧；反正一切妙语都让他们说掉了——艺术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它的乡土性：也就是说，它是直接由某个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地域所产生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论点；因为《李尔王》、《哈姆雷特》与《皆大欢喜》除了在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是不可能在别处写成的（这一点也从出自丹麦与瑞典各种版本的《哈姆雷特》与法国喜剧里的《皆大欢喜》得到证明），《包法利夫人》也只有在18世纪[49]的罗讷河谷才可能写成；正如巴尔扎克是19世纪巴黎的产儿。不过这一点也不是没有例外的，正如包含有正确成分的一切规律一样；两个现代的例子便是康拉德和尤金·奥尼尔。此二人可谓是反常的异例，特别是约瑟夫·康拉德；他在这一点上推翻了所有的文学传统。把奥尼尔联系上去尚为时过早，虽然年轻，他已经具有足够的分量，让人对上面所说的道理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这倒不算是一件太难的事——在一个人写出作品与逝世之后——追溯他把哪些源泉汇聚到一起，写到纸上，变成他自己的作品。人们可以看到，莎土比亚是如何粗暴地从他的前辈与同时代人那里，攫取他所需要的东西，从而在自己身后留下了一整套的戏剧作品，那是但凡未沾血腥的手都会摘下帽子表示敬意的。德国的戏剧家，都显而易见与有板有眼地遵循了一直到豪普特曼[50]与穆勒的作品为止都仍然是在严守的条顿民族的思想标准，服从着他们的命运；辛格[51]是个乡土性很强的作家，再没有别的现代作家和他一样，带有自己出生的土地的浓郁气味了（辛格如今已不在人世），可是在美国戏剧方方面面都有成就的那个人却是与艺术的所有概念全都相冲突的。

原因可能是在于这个事实：美国本来就没有配称为戏剧或文学的东西，因此也就没有传统可言。如果原因确实如此，我们就必须真的相信，命运给此人开了一个卑鄙的玩笑，竟让他投生在20世纪的美国，倘若是在一个具有传统的国家里，他原是可以发展到惊人的极端的。不过，有关康拉德（他是个比奥尼尔更加自我矛盾的人）的事实，提供了一个依据，使我们希望，命运为了使这样的一件东西不朽，心肠还是不至于太硬的；而且显示，天才——真是个可怕的词——是怎样的一件无法估算、无法确定的东西。

关于奥尼尔最不寻常的一件事就是一个现代的作家居然会写有关海洋的剧本。咸水的传统在美国文学中断都已经有一百年了。英国人是漂流者，而我们基本上不是。可是这儿有一个人，他还是纽约政坛某位“大佬”的儿子，从小在纽约长大，是普林斯顿大学学生，可是却写海洋。他自己还是个水手，虽然是出于偶然。他被诱拐上了一条驶往南美洲的船，被迫成为一个正儿八经的海员，从里约去往利物浦，以便返回家乡。他体质并不健壮，因为染有肺结核病，照说是必须小心翼翼，不能过于劳累，不能过分暴露在空气阳光底下的，然而，他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却为海洋所主宰。

而且他写出了优秀、健康的剧本，而且——说来也怪——纽约居然理解了他这样写也算是一种可能。《琼斯皇帝》是在那里演出的，《稻草》和《安娜·克里斯蒂》今年冬天正在纽约演出。后面这两个剧是稍后的作品，并非写海的，但是里面使戏往前推进的东西和《黄金》、《不一样》中使戏剧得以进行的东西是一样的，也就是同样的东西，使琼斯皇帝在他的自我中心与残忍里崛起，装腔作势，最终又在自己祖传的恐惧中死去：它们都具有结构与语言上的清澈性与简朴性。在《花花公子》[52]之后，再没有人像奥尼尔那样具有舞台语言背后的力量了。《琼斯皇帝》里的“何人吃了豹子胆，竟敢在本大帝的宫殿里吹口哨？”可谓直追《花花公子》里的台词：“正是那类东西，会让戴主教冠的圣者，一个个挤到天堂乐园的铁栅栏跟前，为的是看清楚，海伦是怎样披着金色纱巾，迈着猫步，一路款款地走过去的。”

奥尼尔仍然在往前发展；他后来的剧本，如《稻草》和《安娜·克里斯蒂》，透露出一种正在变化的态度，作者对他笔下那些纯粹因环境关系而变得低下的人物，从保持距离的观察，演变到对他们的喜悦与希望、痛苦与绝望有着更加个人化的关怀。说不定或迟或早，他会写出一些有价值的作品的，就以我们国家丰饶的自然资源为基础，而其中最为丰富的一笔就是我们的语言。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学是不能产生自民间文学的——虽然老天爷知道，人们经常强迫着这样试验——因为美国太大，民间文学种类太多了：南方黑人的、西班牙、法兰西族裔的、老西部的，因为这些将永远作为口语文学而保存下去；也不会从我们的俚语中产生，那同样也是有限制的地区的土生土长的产物。不过，民族文学倒是可以从有想象力的习语的力量中产生，那样的习语是所有读英语的人都能理解的。今天，除了爱尔兰的某些地区之外，再没有别的地方，像在美国一样，英语让人说得那么富于强烈的泥土气息了；虽然就整个国家来说，我们仍然是口齿不清，词不达意的。

原载《密西西比人》，1922年2月3日。

美国戏剧：抑制种种

一

只有依靠命运的某种让人瞠目结舌的盲目播弄，美国才会在未来的二十五年里出现大致算得上健全的戏剧——结构完整，制作讲究，演技精湛。当前，剧作家们与演员们只能听任环境摆布，环境会必不可免地把一切具有想象力的人，——他们的判断力不至于一下子不知偏到何处去——全都驱赶到自以为轻松的各种状况中去；厚着脸皮往弗兰克·克莱因的市场上拉皮条——端着只精神上的痰盂，比方说吧，为某个阶层，不幸的是，在这个国家里就数这阶层的人有钱——上欧洲去；还有就是奔有假冒威士忌的地方去。

写点东西的人全都悲惨地受到两种力量的撕扯，一种是想在世界上当个人物，另一种则是对自我的带病态的兴趣——那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关于民族混杂会引起精力混乱这一理论移植产生出来的恶果。而且，因为存在着颇具特色的全国性的不安感，有想象力和多少有些才能的人会感到无法忍受。奥尼尔背对美国去写大海。马斯登·哈特利去探究蒙马特尔复仇性的爆竹，艾尔弗雷德·克雷姆堡上意大利去了，而艾兹拉·庞德则在伦敦疯狂地倒卖青铜赝品。他们全都发现美国在美学上已无可救药；不过既然是美国人，他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有少数人会遁入消化不良的自我流放，其他人则会兴高采烈地去写电影脚本。

二

在美国，我们有戏剧创作的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有两个题材是任何人都会想到去采用的：旧时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以及铁路带浪漫色彩的发展历史。不过，一提到密西西比河，只有马克·吐温一个人会浮上人们的心头：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个死用功的写家，放在欧洲，连第四流都排不上的，他玩弄花招，翻造出几个文学骸骨，那都是累试不爽“稳操胜券”的老花样，再添加些乡土色彩，自能钩起浅薄、懒惰的人的兴趣。

但是，健全的艺术，并不依赖现成材料的质量与数量；一个有真正能力的人总能发现足够多的专属他自己的第一手材料。对于那些创作原动力不足，难以从自己脑子里生产出鲜活人物形象的人来说，材料是能帮上一些忙的；材料丰富，比他乞灵于其他方法，总还是多少有用些。不过，在美国，没有人——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写东西能完全摆脱掉美国的文学切口和种族屠杀的；写出有价值的作品的人孜孜不倦，但这在成果中并不一定能显现出来，因为他们必须克服种种的自我折磨，必须首先得杀掉他们自己豢养的恶龙。我这儿有一个恰当的例子，那是纽约一家杂志的剧评作家告诉我的，他说：罗伯特·艾德蒙·琼斯，一位舞台布景设计师，发现好些时候以来，他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毛病。他发现自己工作的水平神秘地下降，他的睡眠与胃口也都受到影响。一个朋友——也许就是帮他发现他情况不妙的那一位——劝他到一位新的心理分析治疗方法的专家那里去看看。他去了，也经过“心治”了，胃口、睡眠立刻就变得正常了，舞台设计方面原来的精力也得到恢复。这样的征象正是每一个受到美国流行文学倾向侵袭的作家都必须抗争的；而且，只要社会主义、心理分析和唯美主义既能生出利润又能是受到欢迎的情形存在一天，那么，与之抗争的状态就得持续一天。

在我们戏剧的地平线上有一弯彩虹：用美国口语写成的台词。与之相比，英国的台词就是星期天晚上面包加茶那样的夜宵了——是在修剪过的规规整整的树篱里唱歌的夜莺，挺悦耳只是有点单调。别的语言的台词这里就不说了：北欧人基本上是诗人和戏剧家，一如法国人是画家，德国人是音乐家。根据健全的规律写作——也就是说，语言上简洁有力，对素材能彻底掌握以及结构上力求清晰——其结果并不总是能够写出一部好戏；如果真能如此，写剧本就是件相当简单的事情了。（对于萧伯纳，语言根本是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如果不是恰好出生在某地，他也很可能会用法语写作的。）不过，在美国，由于心理平衡上有所欠缺，语言便成了我们天然的救世主了。只有极少数几位作家才会让他的角色简简单单地说话；这些极端主义者在几位过时的风格家的写法之间变过来换过去——也从而学得了一种大可用来做肥皂与香烟的广告的文笔——其实也就是痴人在说梦。那些懂得语言是我们手中最好的王牌的人，想用俚语和我们“硬气十足”的口语建起一幢大厦，情况很像一个石匠想盖摩天大楼，他打算只用砖头，却忘记砖头里面还需要钢筋结构的。

我们语言上的财富与我们的词不达意（亦即没有能力从语言里汲取到任何物质利益）都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种族上的动乱不安以及我们本能上总是急于想实现我们比较简单的要求，并且用种种办法来使其得到成功。从国民性来说，我们是勇于行动的人（电影工业的惊人发展即是一例）；就连我们的语言，与其说是思想交流还不如说行动工具呢：那些能够被公允地称为思想家的人一本正经地进行思考，这对他们来说是心智活动灵活性的一种锻炼，也就是颠倒过来的瑞典健身操，而他们还坦率、天真地招呼近旁的人围过来欣赏与崇拜呢。

这是我们养痈成患的九头蛇，在它面前我们成了悲观主义者或是白痴屠杀者；我们，拥有现代最丰富的语言的基本条件；这种语言对于新来到的外国人来说，是一大堆多余的副标题，因为那仅仅是实际行动不可能采用或不宜采用时所用的一种安慰人的工具，所有的阶级都用它，上到哈佛教授，中到爱好园艺的高傲的年轻自由主义者，下到最低贱的在人们跳舞的公园里卖爆玉米花的摊贩。

原载《密西西比人》，1922年3月17日与24日。

《舍伍德·安德森与其他著名的克里奥尔人》前言[53]

新奥尔良，1926年

首先，让我告诉你们我们的住地Vieux Carre [54]的一些情况。你知道我们的城区吧？街道窄窄的，阳台上用的是熟铁铸就的栏杆，完全是一派南欧风情。一种富足与软绵绵的笑的气氛，你知道吧。它有一种闲适感，一种对事物的无关紧要深有体会的模样，使得像我这样的外地人——我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也学会了相信那确实是意味深长的。因此，毫不奇怪，当一个人走在这个街区上的时候，他看到这儿那儿，都有一些艺术家待在街角的阴头里，在画房子和阳台。单单一个下午，我就数到有四十位之多，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的画的价值，但他们是我的兄弟。在这种亲密关系上，是不需要佩带什么徽章也不必有什么特殊的敬礼方式的，我一路朝前走的时候不由得这样冥想，我们美国的生活是多么丰富啊，竟然允许四十个人日复一日在一个只有六个街区的城区里作画。

当这个年轻人，亦即斯普拉特林，来看我时，我不记得他这么个人。也许我曾在街上经过他身边吧。也许他是我曾驻足其画架旁细看他的大作的那些画家中的一个吧。也许他认识我。也许在我停下来时他认出是我，也许他知悉我们之间的伙伴关系，曾对自己说：“我要跟他谈谈我打算怎么做；我要把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向他说出来。他会理解的，因为我们之间有着伙伴关系。”

可是当他来拜访我时，我压根儿记不得他了。他穿了一套整整齐齐的上班服，仅仅在胳膊弯里夹了只文件夹，我根本不认得他。等他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把夹子放在我桌子的角上，坐在我对面，开始向我细细叙述他的计划时，我眼前出现了一幅景象。我见到我自己被引导着去做某件事情。我见到自己给套进了一项义务，日后我会为此而感到后悔的，当我们在我的桌子两边面对面坐着时，我在脑子里盘算该用什么言词对他说不。此时他把上身往前靠，打开文件夹，把它摊放在我的面前，此时我明白了。于是我对他说：“你要我出力当一匹拉套的辕马，对不对？”当他迅速地绽放出羞涩的笑容时，我便知道我们应该是好朋友了。

我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素质，那是无价之宝，我们美国人全都有这种素质。那就是我们的幽默感。我们的艺术里并没有更多地拥有这种特点，那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光是这一个特点，由于是民族的与土生土长的，通过向人们的内心集中我们的情感力量，便能够像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岛民心理对英国艺术所起过的作用那样，对我们起巨大作用。我们美国艺术家的问题之一是，我们对待我们的艺术，对待自己，都过于严肃。通过我们的艺术家同行的眼睛来看看我们自己，没准使那些迷失方向的人，能重新与我们美国生活的源泉建立起牢固的联系呢。

威·福

现代文库版《圣殿》序言

纽约，1932年

这本书是三年之前写的。对我来说，那是出于一个庸俗的念头，因为创作的动机纯粹是为了赚钱。当时我写书大约已经写了五年，书是出版了却没什么人买。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当时年纪轻，肚子也饿得起。我从来未曾生活在写长、短篇小说的人中间，也不认识这些人，我寻思我并不知道，人是可以靠写东西挣钱的。出版社时不时把稿子退还给我，我也不太在乎。因为当时我神经比较坚强。我可以为我需要的很少几个钱干一大堆活儿，因为我父亲总是心太软，无法停止向我供应我闹饥荒时缺不得的面包，尽管这样做是与他救急不救败家子的原则相抵触的。

从此时起，我开始变得有点软弱了。我还能油漆房屋，能做木匠活，可是我变得软弱了。我开始琢磨是不是可以通过写作弄到钱了。当杂志编辑退还短篇小说稿子时我心里开始担忧了，担忧得还挺厉害，以至于告诉他们，反正日后他们还是要买下这些小说的，何不此刻就买呢。也就在此时，我有一部小说写成了却连续两年不断遭到退稿，我刚刚把全部的心血都写进了《喧哗与骚动》，虽然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该书出版我才有所察觉，因为我写的时候是为了愉悦自我的。当时我相信自己再也不会有作品得到出版了。我都不再往出版这条路上考虑自己的前途了。

可是当第三部稿子《沙多里斯》被一位出版家接受（他曾拒绝出版《喧哗与骚动》），接着又被另一位出版家接受，这位出版家警告我说，这本书销路可不会好，我又开始把自己设想为一种出版物了。我开始从可能获利的角度来考虑写书的问题。我决定我还不如自己想法子搞到点钱呢。我抽出了一小段时间，设想在密西西比州一个人会相信什么是合乎当前潮流的，选择了我认为是正确的答案，构思了我所能想象到的最最恐怖的故事，用了大约三周的时间将它写出来，然后寄给刚刚接受《喧哗与骚动》的史密斯，他立刻给我写信说：“好上帝啊，我可不能出版这玩意儿。咱们俩都会进监狱的。”于是我便告诉福克纳：“你算是倒了霉了。下半辈子你可得隔三岔五便去干苦体力活儿了。”那是在1929年的夏天。我当时在发电厂找到一个活儿，是晚班，从下午六时到次日早晨六时，当的是运煤工。我把煤棚里的煤铲进手推车，推车进厂房，把煤倒在火夫身边，让他一挥铲就能把煤送进炉口。十一点光景，大家都要上床了，暖气用不着那么热了。于是我们，也就是火夫和我，可以喘口气儿了。他总是坐进一把椅子打瞌睡。我则在煤棚那里对付着搭起了一张桌子，那儿就跟运转着的发电机隔着一堵墙。机器发出一种深沉、永不停歇的哼哼声。一直要到四时我们才有活儿，那时得清除炉灰，让暖气再热起来。在这些晚上，十二时到四时，我用六个星期写成了《我弥留之际》，连一个字都没有改。我把稿子寄给史密斯，并在信里对他说，我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我想我已经把《圣殿》抛在脑后了，正如你会忘掉为了一时的目的而做却没有产生结果的任何事情那样。《我弥留之际》出版了，我仍然没有去想《圣殿》那部稿子，直到史密斯给我寄来了校样。这时我看出来它是多么的不像话，对它能够做的事情只有两件：要就是撕掉它，否则就是重新好好写过。我当时又想了，“它说不定会有销路的；没准会有一万个人要买的。”于是我把校样撕掉，重又写了一遍。它已经排版了，因此我还得付钱，为了享受特权可以重写，努力使它成为不致太丢《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的脸的一部作品，其结果是我活儿干得还真不错，我希望你们会买一本，并且转告你们的朋友，我指望他们捧场，也能买上一本。

威廉·福克纳

纽约，1932年

《喧哗与骚动》前言两篇[55]

《喧哗与骚动》1933年前言

艺术并不是南方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北方，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它是曼哈顿大楼基石上的那块最坚硬的矿工之石。它是街上垃圾与破烂的一部分。箭头般向上耸立的建筑物从它那里往上生长，也正因为有了它才生长，才被推倒然后又再次箭也似地向上耸立。会有一些人过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那些数不清的、几乎是看不见的关节的骨头，缺少了任何一根整个骨架子都可能坍塌下来），他们的面包还指望着打这儿生出来呢——通晓几种语言的男孩女孩从开设在廉租公寓的学校卒业，走向编辑部与画廊；操作长条活字铸造机的花白头发大肚子男人买下音乐厅的票子，然后庄严稳重地回到布鲁克林或是郊区小站的家里去，在那里，孩子和孙子们在等待着他们——此时，离开人们像忘记野印第安人和鸽子那样忘掉爱尔兰政治家与那不勒斯诈骗犯的后代，也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芝加哥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歌曲的脚韵并不总是跟曲调和谐一致；人们精力充沛、大嗓门、变幻莫测却永远是年轻；从广袤得几乎能算是一片大陆的一条河的流域里，青年男女被吸引到城市活泼的不安里来，然后又给吐了出来，去到新英格兰、弗吉尼亚和欧洲，在那里写芝加哥。可是在南方，艺术为了能让人看见，必须化成一种仪式、一道景观；介乎吉卜赛人营地与教堂义卖之间的某种东西，那是少数几个搞化装表演的外地人张罗的，他们不在抗议和积极自卫上耗尽自己的力气直到再没什么可说，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花上一个星期，大致如此吧，狂热地工作，就为了星期五晚上可以演出一场，然后偃旗息鼓并且销声匿迹了，只在某个角落里留下一件上面所沾的油彩全干了的罩衫或是一盘破残的打字色带，说不定在吃惊、困惑的小商人手里留下了一张买包干酪布和彩旗的小额账单。

或许这是因为南方（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的，任何一个特定集团的人的天生的梦想都是有其共同点的，也许仅仅是地理上和气候上的共同点，这就把他们经济与精神上的渴望带进城市面貌，带进房屋或是行为的类型上去）早已死亡了。纽约，不管它自己以为如何，却是自从诞生以来一直都很年轻的；它仍然是继承荷兰人传统的合乎逻辑与从未断裂过的一个演进阶段。芝加哥呢，甚至都在夸耀自己年纪还小呢。可是南方，正如芝加哥是中西部而纽约是东部一样，绝对是已经死了，是被内战杀死的。不错，有那么一个东西，被异想天开地称作新南方，不过那并不是南方。那是一块移民者的土地，他们按照堪萨斯、衣阿华和伊利诺斯的城镇的样式在重建城镇，用摩天楼和条纹帆布篷来代替木结构的阳台，还教卖汽油的小伙子和餐厅里的姑娘学会说“Oyeah？”（哦，要点啥？）说起话来“r”音特别硬，而且老是在安静多荫的十字路口晃悠，那地方别人是不会去的，除了开着卡迪拉克和林肯轿车的北方旅游者，他们的车速只比马的快步稍稍快一些，他们不停地变换着红绿灯与霸气十足、不容分说的喇叭。

然而这种艺术虽然在南方生活中没有地位，却几乎是南方艺术家的一切。这是他的呼吸、血液、肌肉以及别的一切。倒不能说那是强加于他或是由环境硬行灌入他的身体的；并不是强迫他选择，按照不是贵妇人便是老虎的模式，在当一个艺术家还是当一个人之间作一抉择。他是自己有意这样去做的；他希望能够这样。这对他来说一直是适宜的，而且单单对他一个人如此。只有南方人曾带着马鞭与手枪上编辑部去抗议对他们的稿子处理不公。这事儿——真的带着手枪——是出在过去的年代里，自然，我们已经不再屈从于自己的感情冲动了。但是这种感情仍然存在，仍然藏在我们的心中。

因为南方人写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他的环境：打个比方来说，他一只手捏着自己内心的那个艺术家，而另一只手里则捏着他的环境，并且把一样东西往另一样东西那里塞，就像是要把一只乱抓乱叫的猫往一只麻袋里塞。然而他还是要写。在音乐或造型艺术方面，南方人从未达到也许永远也不会达到什么成就。我们需要讲话，需要倾诉，因为讲演术本来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似乎是试着用狂乱的呼吸（或者是写作）的个人空间来对当代场景作出一份控诉书，或是从那里逃避开去，进入一个用刀剑、木兰花和知更鸟构成的有票房价值的领域，其实这领域可能根本未曾在任何一个地方存在过。这两种写法都植根于滥情主义；也许狂暴地、辛辣地写发生在泥地茅屋里的乱伦是最最滥情主义的一种。不管怎么说，每一种写法都是激烈的参与，在其中作家无意识地把自己强烈的绝望、愤怒、沮丧或是他对更加强烈的希望的狂暴预言都写进每一行文字和语句中去。南方作家当中并没有那种冷酷的知识分子，他能心如止水、完全无动于衷，全然没有热情地写当代生活；我不相信存在着这样的南方作家，他能够不撒谎地说写作对他来说是件蛮开心的事情。也许是我们不愿意它成为这样的事。

我好像是两种写法都试过了。我试过要逃避也试过要控诉。五年之后，我回顾《喧哗与骚动》，看到它是一个转折点；在这本书里我同时采用了两种写法。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我根本没有任何计划，我甚至都不是在写一本书。在这以前我写了三部小说，轻松与愉悦的程度越来越小，报酬收入也越来越少。那第三部我足足推销了三年，在此期间我把它往一家又一家出版社投寄，怀着一种执拗与不断破灭的希望，只想至少要把用掉的纸张与耗掉的时间的价值挣回来。这个希望最终也必定幻灭了，因为有一天突然像是有一扇门悄悄地咔哒一声永远关上，把我跟一切出版家的地址与书目隔绝开来，于是我对自己说，此刻我可以写了。此刻我可以不顾别的只管写了。因此，我这个有三个弟弟却没有姐妹而且命中注定要丧失襁褓期头生女儿的人，就开始写起一个小姑娘的故事来了。

当时我并不明白我试图塑造的是我并不拥有的妹妹与我将要失去的女儿，虽然前面这一点显然很可能与凯蒂有三兄弟有关，这几乎在我于纸上写下她的名字之前就已经是确定的了。我仅仅是开始写到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小河沟里相互泼水，姐姐跌倒弄湿了衣裳，小弟弟哭了，想到那姐姐打输了说不定是受伤了。也说不定是他知道自己是小娃娃，她不管水仗打成什么样也会停下来安慰他的。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当她停下水仗浑身湿透朝他伛下身子的时候，整个故事，这在第一部分里是由那同一个小弟弟讲述的，仿佛都在我面前的纸上展现出来了。

我看见那根树枝的宁静的闪光将变成黑暗、严峻的时间之流，这股流水把她扫向某个地方，使她无法回来安慰他，不过那种单纯的间隔与分开还不够，还不够遥远。还必须把她也扫进不体面与耻辱里去。而且班吉必须永远也不会长大，不超过目前这个时刻；对于他，所有的知觉必须开始并结束于那个生气勃勃、大口喘气、停下来弯下腰的湿漉漉的身影，这身影闻上去像树木。他必须永远不长大，失去亲人的痛苦不会因为明辨事理而变得轻松一些，愤怒会变得缓和一些，如杰生的情况那样，或是忘却会使印象冲淡一些，如昆丁的情况那样。

我看到他们被轰上牧场，让他们在那里呆一个下午，让他们离开屋子，因为此时要为祖母办丧事了，于是三兄弟以及黑小子们就可以趁凯蒂爬上树朝窗子里窥看办丧事时仰望她那沾满湿泥的衬裤了，当时大伙儿还不理解那条脏衬裤的象征意味，因为以后拥有勇气的还将是她，她将怀着尊严面对她要引起的耻辱，而这耻辱是昆丁与杰生所无法面对的：一个以自杀来逃避，另一个则以复仇的怒火加以发泄，这股怒火还将驱使他去克扣私生外甥女那点点菲薄的抚养费，这钱是凯蒂好不容易才设法寄来的。因为我已经进行到那个晚上在那个卧室里，迪尔西用沾了泥的衬裤去揩拭那苦命小姑娘光赤的背部——用脏衬裤所剩不多的干净部分尽可能地揩拭那个身子，那个肉体，它象征着、预示着小姑娘的耻辱，仿佛她（迪尔西）已经看到了黑暗的前途与在企图维持那摇摇欲坠的家庭中自己将起的作用。

到这时故事完成了，结束了。这里有迪尔西，她代表未来，她将站在家庭倾圮的废墟上，像一座倾斜的烟囱，高傲、坚韧、不屈不挠；而班吉则代表过去。他必须当一个白痴，这样，像迪尔西那样，他可以不受未来的影响，不过他完全拒绝接受未来，这一点又与迪尔西不同。没有思维或是悟性；没有形体，没有性别，像生命开始形成时某种没有眼睛、不能发声的东西，之所以能存活、能存在仅仅是因为有忍受的能力；是半流质，在摸索着：是太阳底下一团苍白、无助、对痛苦全不在意的物体，还没有到成为自己的时间，只除了他能够每天晚上带进自己睡梦——那迟迟到来的光明形象——的那个生气勃勃、勇敢的小人，对他来说那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声音，在任何高尔夫球场上能够听到的声音，也是一种像树那样的气味。

故事到这里，在班吉叙述的第一个部分里，全都有了。我并没有使它晦涩化；当我明白这故事有可能印出来时，我又写了三个部分，全都比班吉部分长，以便把故事说清楚。不过在我写班吉部分时，我可不是为了它能够出版而写的，倘若今天让我重写，我会用不同方式写，因为写成如今出现的这个方式，教会了我怎样写以及怎样读，而且不仅如此：它教会我懂得自己过去所读过的东西，因为在完成这部作品时我弄懂了，就像听到夏日打雷的一系列回声那样，整整十年前我像只蛾子或者山羊那样囫囵吞咽却食而不化的福楼拜们、康拉德们与屠格涅夫们的作品。自打那时起我再没读过任何作品；没有必要了。自打那以后在写作上我只学到一样东西。那就是，它再也不会回来了，写《喧哗与骚动》班吉那节时我所体验到的情绪，那具体、确切然而又难以描摹的情绪，它再也不会回来了——我手底下尚且是洁白无瑕的纸张所完整与不枯竭地持有的那种狂喜、热切、欣悦的信心与惊奇的期盼，它们是再也不会回来的了。毫不踌躇的开始会出现，完成得很美满以及完成得很艰辛所带来的冷冷的满足感，这些会出现也会继续出现，只要我写得还不错。可是那样的感受不会回来。我是再也无法体会到它的了。

于是我写了昆丁的部分和杰生的部分，以便把班吉部分说得清楚些。可是我看出来我仅仅是在敷衍其事；我必须完全从书中跳出来。我明白会找到补救办法的，在某种意义上到那时我才能把螺丝的最后一圈拧上而且提炼出一些最纯的精华。可是我足足花了一个多月写下“这一天在萧瑟与寒冷中破晓了”，才能把这一点做到。有那么一个故事，说有个古罗马时代的老人，他在自己床边放了一只第勒尼安瓶子，他钟爱这只瓶子，瓶口因为他不断亲吻而逐渐磨损。我给自己制作了一只瓶子，可是我想我从一开头就知道我是不能永久生活在瓶子里的，也许更好的办法是拥有它因而我也能躺在床上看着它；这样肯定会更好，当那一天来临，不仅写作的狂喜消失，而且那种一吐为快与有话值得一说的情况也都荡然无存。想到死去时自己在身后留下了一些痕迹，那是件愉快的事，不过更为美好的是你留下的是你感到死而无憾的东西。倘若留下的是一个苦命小姑娘的泥污的屁股，那就更了不得了，这小姑娘爬上一棵4月里花朵盛开的梨树，为了透过窗户看那个丧礼。

奥克斯福

1933年8月19日

原载《密西西比季刊》，1973年夏季号。

《喧哗与骚动》1946年前言

我写完这本书也学会了怎样读书。我通过写《士兵的报酬》学到一点点写作方面的本领——比方说如何讲究语言与文字：也不用像散文家那样过于一本正经，却要怀着一种警惕的敬意，正如你走近炸药时那样；甚至是怀着喜悦，正如你接近女人时那样；说不定也是同样地暗中不怀好意呢。可是在我写完《喧哗与骚动》时，我发现确实是有些东西，不但值得，而且是必须，让艺术这个干巴巴的术语来涵盖的。当时我发现，我过去读所有的东西，从亨利·詹姆斯起经由亨蒂[56]一直到报纸上的凶杀消息，是根本不加区别也不加任何消化的，就像一只蛾子或是山羊那样。在《喧哗与骚动》之后，在没心思再打开一本书之后，在夏日闷雷般一连串迟来的反响之后，我发现了福楼拜们、陀思妥耶夫斯基们和康拉德们，他们的书我还是十年前读的。随着《喧哗与骚动》的写成我学会了读书同时也停止了阅读，因为自打那时候起我再也没读过任何东西。

自打那时候起，我也像是什么也没有学会。在写《圣殿》的时候，那是《喧哗与骚动》之后的一部作品，我身上的那个部分，即是知道自己是在写作的那个部分，也许就是驱使一个作家殚精竭虑、孜孜屹屹把七万五千或是十万个字写到纸上去的那股力量，并不存在，因为我仍然像回响的闷雷似的在反刍整整十年甚至更久之前所吞咽的书呢。通过写作《圣殿》我只领悟到缺失了某种东西；《喧哗与骚动》给过我而《圣殿》却没有给予我的东西。在我开始写《我弥留之际》时，我发现了那是什么也知道这一回仍然会缺失的，因为这将是一部刻意而为的作品。我动笔时就是有意把它写成一部tour-de-force[57]的。在我把笔放到纸上写下第一个字之前就已知道全书的最后一个字将是什么，也大致清楚最后一个句号会落在哪里。在我开始之前，我说，我将写这么一本书，必要时，靠了它，我能站住脚跟或是倒下去，即使我以后永远也不再碰墨水。因此在我写完时，那种冷冷的满足感是存在的，如我预期的那样，但是也正如我同时预料的那样，《喧哗与骚动》给予我的那另外一种感觉是没有的：那种有形、具体但又是含糊不清、难以描摹的情绪：那样的狂喜，那样的急切、愉悦的信心和惊讶的预期，那正是我手底下那张尚未污染的白纸仍然养精蓄锐信心十足地保留着，准备释放出来的。在《我弥留之际》里这样的情绪是没有的。我那时说，那是因为在开始写以前对这本书我已经知道得太多了。我说，比差不多应该知道的还要多，我以后开始写书时再也不应知道得那么多了，下一回这样的感觉一定会回来的。我差不多等待了两年，然后开始写《八月之光》，我对它所了解的无非是一个年轻女人，怀着身孕，在一条陌生的乡村道路上踽踽而行。我想，这一回我该再次捕获它了，因为我对这本书的了解并未超过我写《喧哗与骚动》面对第一页白纸时对那本书的了解程度。

它并没有回来。写好的稿纸一张张多了起来。故事进行得比较顺利：我总是每天早上坐下来没有延宕地往下写，但仍然没有那种期待与那种喜悦，仅仅是它们，才使得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愉快。书都快写完了我才默认这个事实，它是不会回来的了，因为现在在每一个字写下去之前我便已经知道人物会如何行动，因为此时我已是费尽心机地在行为的种种可能性与或然性之间掂量选择，用詹姆斯们、康拉德们和巴尔扎克们的标准来衡量与丈量了。我知道我书读得太多了，我已经来到青年作家必须跨越过去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他相信对于他的行业他已经学得太多。我收到一本印制成书的《八月之光》，我发现自己都不想去看史密斯[58]用的是何等样的封面设计了。我好像是心中已经有了它的幻影，它跟《喧哗与骚动》之后出版的几种书一起，依先后次序排列放在一个书架上，我看着印有书名的书脊，注意力越来越不能集中，都几乎成了一种厌恶感了，越看到后面那几本我越打不起精神来，直到最后，注意力本身似乎在说，感谢上帝，我可再也不用重新去打开内中的任何一本了。我相信那时我知道，我为何未能重新获得那第一次狂喜，以及我是永远再也不能获得它的了；不管今后我写的是什么样的小说，那必定是不加迟疑地写成的，但也同样是不怀着喜悦的期盼的；在《喧哗与骚动》里我已经放进去也许是文学中唯一的、会永久地使我极其感动的东西：凯蒂爬上梨树朝窗子里窥看丧礼，与此同时，昆丁、杰生、班吉和黑小孩们仰望着她衬裤上的那摊湿泥巴。

这是我写过的七部小说中唯一的一部，写的时候并未附带有压力或费力的感觉，或是在写完后有筋疲力尽、如释重负或是不胜其烦的感觉。我开始写它的时候根本没有计划，我甚至都不算是在写一本书。我脑子里想的是书籍与出版的事，只不过是从反面来想的，我对自己说，我完全不用操心出版家喜欢它或是不喜欢这本书了。四年前我写了《士兵的报酬》。写成它没花多少时间，它很快就得以出版，还让我拿到大约五百块钱。我当时说，写小说很容易嘛。收入是不多，可是不费劲呀。我又写了《蚊群》。写它就不那么容易了，出版也并不算太迅速，它让我拿到了大约四百块钱。我当时说，写小说，做一个小说家，显然比我所想的要费事呢。我又写了《沙多里斯》。花的时间就更长了，出版家却立刻就表示不愿出版。可是我怀着固执与不肯罢休的希望继续推销了大约有三年，也许仅仅是想证明我写它的时间并没有白白浪费。这样的希望慢慢地灭绝了，但一点儿也没有让我感到痛苦。有一天我似乎关上了一扇门，把所有出版社的地址与书目全都挡在外面。我对自己说，现在我可以写了。现在我可以给自己做一只瓶子了，就像那个古罗马老人置放在床边的那只一样，他不断地吻它，以致把瓶口都慢慢给磨蚀了。就这样，我，一个从来没有妹妹而且命中要丧失襁褓中的女儿的人，便动手为自己创造一个美丽而悲惨的小姑娘。

原载《南方评论》1972年秋季号。

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这是他最优秀的作品。时间会显示这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指的是他和我的同时代人）所能写出的最优秀的单篇作品。这一次，他发现了上帝，发现了一个造物主。迄今为止，他笔下的男男女女都是自己形成的，是用自己的泥土自我塑造成的；他们的胜利与失败也都掌握在每一个对手的手里，仅仅为了向自己、向对手证明他们能做到何等的坚强。可是这一回，他写到了怜悯，写到了存在于某处的某种力量，是这种力量创造出了他们全体：那个老人——他一定要逮住那条鱼然后又失去它，那条鱼——它命定要被逮住然后又消失，那些鲨鱼——它们命定要把鱼从老人的手里夺走；是这个力量创造出这一切，爱这一切，又怜悯这一切。这是很对的。赞美上帝，但愿创造出爱与怜悯着海明威的那种力量——不管那是什么——约束住海明威，千万别让他再改动这篇作品了。

原载（谢纳道厄》第3卷，1952年秋季号。

《福克纳读本》前言

纽约，1954年

我的祖父拥有一个家庭藏书室，规模不大，但也算得上是品种齐全、兼收并蓄了；我现在认识到我的早年教育泰半还是得自这里。小说方面的收藏是有些局限，因为老人家只爱读司各特或大仲马那路简单明快、激动人心的浪漫小说。不过这里那里倒也散见一些诸多风格的别的卷帙，显然是我祖母任意购置的结果，因为扉页上有她的签名与1880与90年代她购书那天日期的字样，那个年头，即使在田纳西州孟菲斯那样的大城市里，只要女士们的马车在大店小铺的门前停下，伙计甚至店东便会快步走出来听候吩咐——在那个时代，买书和读书的主要是女士，她们还给自己的小孩起名为拜伦、克拉丽沙、圣埃尔莫和绿蒂娅，那都是使她们醉心的浪漫、悲苦的男女主人公的名字，甚至是更富浪漫色彩的作者的名字。

藏书室的那些书中，有一本是一位波兰人显克维支写的——讲的是约翰·索比斯基国王时代的故事[59]，当时波兰人几乎是单独地捍卫了中部欧洲，使它避免了土耳其人的蹂躏。这本书，就像那个时代所有的书一样，至少是像我祖父拥有的那些书一样，是有一篇序或是前言的。这东西我是从来都不念的；我太急于想知道那些人物本身在做些什么事，为了什么而苦恼，又取得了哪些胜利。不过，这本书的前言我倒是念了，这是我花时间去念的第一篇前言；我到现在也弄不清为何如此。那篇文章的大致意思是这样的：

为写成此书作者曾付出相当巨大的精神劳动，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振奋人心，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能想得出说这样的话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啊。可是也就到此为止。我甚至都没有想，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写出一本书来的，可是我竟没能先想到并且把这层意思写在我自己的书的前面，这真让人感到惭愧。因为我当时还未曾想到要写书呢。未来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呢。那时候是1915年与1916年；我曾见到过一架飞机，我当时满脑子全是与飞行有关的名字：鲍尔啦，伊梅尔曼啦，博尔克啦，以及盖纳默和毕晓普啦，我一直在期待与希望自己快快长大成人，再不受到管束，反正是可以到法国去，也建功立业，全身挂满绶带与勋章。

接下去，那个阶段也过去了。到1923年，我写了一本书，发现我的命运、前途，已经与写书连在了一起；不是为了任何外在或隐秘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写书而写书；显然，既然出版家认为这些书值得冒经济上的风险去印，那么总有人要读的吧。但是与要把书写出来的欲望相比，这一点也是不重要的，虽然写书的人自然希望读书的人会发现它们真实、坦率以及也许还很扣人心弦。因为在受到了妖魔的青睐，认为他还够条件、配得上下功夫去驱使他写作时，这个人总是太忙，这当儿，他的血液、腺体和肉体仍然保持有旺盛的精力，他的心灵与想象仍然对男男女女的愚蠢、情欲与英雄主义保持着敏感；他仍然写个不停，因为书还是必须要写，即使他的血液和腺体开始活动得不那么快不那么旺盛了，他的心也开始告诉他，你也不知道答案，再说你永远也不会找到答案的，但是他仍然写他的书，因为妖魔仍然对他不错，只不过已经稍稍严厉一些也不那么宽容了：直到突然有一天，他发现那个早已给忘得差不多的老波兰人原来一直是知道答案的。

那就是去振奋人心；这适合于我们全体：对于想在艺术上有所创新的，想写纯粹消愁解闷作品的，想写惊悚作品的，以及仅仅为了自己能从个人痛苦中逃避出来的，全都适合。

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写作的目的。有些人知道，却不承认，免得被指责、被自己视作与判定为滥情主义者，出于某种原因，当前大家对这顶帽子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我们当中有些人似乎对于心脏的位置有些古怪的看法，把它与别的更原始卑下的腺体、器官和行为混为一谈。不过我们全都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写作的呀。

这并不是说我们有意要改变人与改造人，虽然这是我们当中某些人的希望——也许甚至是意图。相反，归根到底，这样的振奋人心的希望与意愿是全然自私，全然个人的。作家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振奋人心，因为这样做他可以对死亡说不。他是在为了自己而对死亡说不，通过他指望去振奋的人心，甚至是通过他加以扰乱的卑下的腺体，扰乱到读者们能出于自己意志去对死亡说不，他们已经明白、了解、被告知与相信：至少我们不是植物，因为能够参与进这种激动的心脏与腺体，绝不是植物的心脏与腺体，它们是务必、定然会存活下去的。

就这样，从这样的冷冰冰、不具个人色彩的印刷物的寂寞状态之中，作家能够激励出热情，而自己亦分享到了由他缔造出来的不朽。有一天，他会消失，但到此时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孤立在冷冰冰的印刷物里的、本身不会受到损害的东西仍然存在，它仍然能在心脏与腺体里引起古老、不死的激动，虽说心脏与腺体的主人与所有者，跟曾经呼吸、曾在那样的空气中感到痛苦的他，已相隔了好几个世代；如果这样的事情曾经成功过一次，他知道，在他本人只剩下一个已经死去、变得越来越暗淡的名字很久之后，这样的事情仍然是可以出现并且有效地引起激动的。

纽约　1953年11月

致新奥尔良《新闻报》[60]

“婚姻出了什么毛病？”我不认为问题与婚姻有任何关系。毛病出在前去参加婚礼的那对新人的身上。男士若是单纯为了得到什么而去投身于某件事情，其结果必然是收获到不幸福。以自己所拥有的现实条件，却想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奇迹，这正是问题之所在。男士女士们都忘了，食物越是好吃，消化起来也越快。

哪怕是两位男士也好两位女士也好——一旦组成了一个小单元，倘若两人一直记得对方是有弱点的，深深记得人类是易犯各种各样的错误的，那么，他们就会获得成功与幸福。但是许多男人和女人结婚时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那就是：双方都必须记清楚，他们有一个希望去创造并得到的目标，他们务必共同为此而努力，并且还要学会容忍对方。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我们的痛苦都是由自己造成的。我们都认为是这个世界亏欠了我们，使我们没有能得到幸福；在我们得不到幸福时，我们就把责任怪在最靠近我们的那个人的身上。

最初涌现的激情、心灵与身体的贴近，这绝对不能算是爱情。那仅仅是要抵达真正的爱、宁静与满足这平静的大海之前的那圈浪潮。浪花也许很有趣，但是你是无法平安地穿越浪花进入港湾的。自然，已婚夫妇希望共同抵达某个港湾——到了那里，可以回顾金色的年华，在以往的那些日子里，相互的容忍曾让他们跋涉崎岖的地带，而时光又抹平了其余的艰难险阻。

只要人们能记住这一点，世界上就不会有不愉快的婚姻了：激情是会自行燃尽的火焰，而爱情却是燃料，它能向篝火提供燃料，使它永不熄灭。

婚姻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倘若真是有的话，人们自会发明出某样东西来取代它的。

原载新奥尔良《新闻报》，1925年4月4日。

致《奥克斯福鹰报》编辑

贵报所刊主张保存法院建筑一文精彩已极。不过我担心你们的主张已然失败了。我们早先已经清除了环绕法庭庭院与排列在广场四周的那些林荫树，也拆掉了为人行道遮过荫的二层骑楼；我们此刻仅仅剩下了邦联军人纪念碑、法院和监狱，是这些才足以使一个南方古镇饶有特色，使得它与从堪萨斯到加利福尼亚刚建成的千百个小镇有所区别。干脆把它们也拆掉，盖上带霓虹灯与扩音器的什么新房子得了。

你们的主张是注定要失败的。古建筑必然会走上坎伯兰老教堂的老路。1861年它矗立在本地；1865年时它是广场上以及附近一带唯一的建筑物。它比战争还要坚强，比北军少将旅长切尔默斯以及他的炮兵、他手下拥有炸药、撬棍以及一桶桶煤油的全体工兵还要坚强。可是它不如一台现金出纳机响起的铃声坚强。它必须给拆掉——拆散、铲走、不留下一丝痕迹——以便从波特兰、缅因到俄勒冈覆盖全美国的那条无处不及的章鱼，能把待处理的便宜货、香蕉与手纸输入本地。

他们把这叫做进步。可是他们没有说这是通往何方；再说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很想借这个机会说上一句，我们愿不愿意搭这辆车前往那还得另说呢。

威廉·福克纳

原载1947年3月13日《奥克斯福鹰报》。

致美国艺术文学学院秘书

1950年6月12日于密州奥克斯福

奖章收到，麦克利什先生的授奖文本亦一并收到。能得到同行们经过考虑所作出的评判的具体明证——金牌与所表达的声音，这的确是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一个人总是为一些相当简单的——有限的——东西而工作：金钱、女人、荣誉；得到它们都让人高兴，不过其中最好的还是荣誉，而同辈同事们的称赞又是至高无上的荣誉，那就像一个士兵得到并非来自普通人而是来自别的士兵的表扬，这些士兵本身也是内行，也是勇士。

但是在我看来，我仍然觉得没有办法评价自己的成绩。我写下的那些东西没有一篇能让我完全满意，每回我写下最后一个字时我总是想，要是能重头再写过那就好了，我会写得更好一些的，没准甚至正对路子呢。可是我太忙了；总是有另一部作品要写。我总是告诉我自己，也许我太年轻也太忙了，所以无法正确判断；等我五十岁时，我就能看清作品有多好或是有多糟了。后来有一天我真的满五十了，我回顾我的作品，我认定它们全都挺不错的——这时，就在那一刻，我明白最糟糕不过的事情来到了，因为那仅仅说明我更加挨近那个时刻、瞬间、夜晚了；那是黑暗与睡眠：到那时我会将我曾为之痛苦与流汗的作品全都撂在一边，它们再也不会让我操心了。

威廉·福克纳

原载美国艺术文学学院与全国艺术文学学院会刊，第2辑，1951年。

关于埃米特·梯尔案件

于意大利罗马为美联社所写的电讯

我们要到何时才能明白这一点呢？若是密西西比州里的某一个县想存活下去，那就必须是整个密西西比州都得是活的，它才能活下去。如果密西西比州想存活下去，那就必须整个美国都得是活的。同样，若是美国想存活下去，那么首先，整个白人种族都必须得是活着的。

这是因为，整个白人种族，在全世界白色、棕色、黄色与黑色居民当中，仅仅占四分之一。所以，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明白下面这一点呢？白人再也没有资本，他们就是不敢做出其余四分之三的人民会提出异议的行为，并非因为这样的行为本身有什么罪过，而是仅仅因为挑战者与反对者在种族上不是白人。

就不去说另外的那些雅利安人了，他们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的仇敌了。我们，能犯下与宥恕那样罪行的美国白人，难道已经忘记，仅仅十五年之前，仅仅是日本人——一个已经崩溃与破产的岛国的为数仅八千万的居民——已经对我们作出过什么样的事情吗？

那么，我们又怎么指望能熬过下一次的珍珠港事件呢？万一真会再出这样一个事件的话，这回，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不仅是所有的非白人了，而且还包括所有政治意识形态上不同于我们的人——在我们让他们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们此刻正在做这样的事呢）：我们嘴里在讲自由与解放的时候，我们其实根本没有做这两件事的意思，而且我们也不打算实行安全与正义，甚至也不想保存种族上与我们不一样的那些人的生命。

不想保存的不仅仅是波尔战争中南非的黑人，而且也包括生活在美国的黑人。

因为如果我们美国人想要生存下去的话，那就必须这样，我们选择、决定并且坚决保卫这一原则：至关重要的是，全体美国人面向全世界时，是以一个平等、不可摧毁的整体战线出现的，不管我们是白色美国人还是黑色、紫色、蓝色或是绿色的美国人。

也许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能生存还是不能了。也许在我的家乡密西西比由两个成年白人对一个黑人儿童所犯下的这个可悲、惨痛的错误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证明我们值得生存下去还是根本就不值得生存。

因为如果我们美国人在我们垂死的文化中已经到达必须谋杀儿童这一步，不管是为什么理由、什么肤色，我们都是不配，或许也真是不会，再继续生存下去了。

原载《纽约先驱论坛报》1955年9月9日。

致《纽约时报》编辑

小石城的悲剧[61]是在于它终于将一个事实带到光天化日底下来，我们早就知道这个事实是存在的，但是一直到它被迫曝光之前，我们可以用假装看不见的办法来忽略它。这个事实就是，白人与黑人互相不喜欢、不信任，而且也许是永远也无法相互喜欢与信任了。

不过，没准这毕竟还不能算是一个悲剧。如今，在这个事实曝光使我们不得不直面、承认与接受它之后，说不定我们能够理解，相互喜欢与信任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友好、平静地生活在一起，好歹凑合着相处，对于我们，甚至也不能算是件了不起的大事。重要、必须与迫切（真的是很迫切：我们此刻已经到达一个再没有多余时间的地步了）的是，我们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共同的统一战线，不是为了乏味的平静与友好，而是为了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

很可能为时已经太晚；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可能已经走上穷途末路。可是我不相信这一点。我拒绝相信，在危机中我们不能重新振作我们的民族性格，拿出同样的勇气与坚强，比方说像英国人曾经是的那样，当时在整个欧洲，只有英国一个国家挺身而出，为了人类应该自由、可以自由的国家原则而战斗。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将更为艰巨，不是因为威胁更加严重，而是因为我们，不是作为一个洲的诸国之中的一个，甚至一个半球的诸国之中的一个，而是作为一个在敌意世界的包围中处于少数的最后一个为自由而举国团结一致的民族，我们必须屹立不动。

我们反对那样的原则，它以暴力强制人们消灭自己的个性，以融入国家至上的铁板一块的状态。我们，由于刚好具备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可以出来代表剩下的团结一致的民众，坚持与之相反的原则，那就是，人是可以自由的，但那是通过自愿消灭一己的自由融进与汇入所有想要自由的个人的集合体的自由。我们，由于有幸具备尚未浪费完、尚未糟蹋尽的历史资本，可以成为一个集合地，让所有的人都来参加，不论他有什么样的肤色，说什么样的语言，只要他们愿意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这个由自由的个人组成的整体的基本信念是，自由的、有个性的人不仅必须活下去，而且一定能够活下去。

密州奥克斯福　威廉·福克纳

原载《纽约时报》，1957年10月13日，此处根据的是打字稿。

慢读译丛

格拉斯米尔日记

〔英〕多萝西·华兹华斯著倪庆饩译山海经

〔法〕儒勒·米什莱著李玉民译炉边情话

〔日〕幸田露伴著陈德文译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

〔俄〕吉皮乌斯著郑体武译晴日木屐

〔日〕永井荷风著陈德文译如果种子不死

〔法〕纪德著罗国林译品格论

〔法〕拉布吕耶尔著梁守锵译造园的人

〔日〕室生犀星著周祥仑译

林荫幽径

〔俄〕蒲宁著戴骢译暖梦

〔日〕夏目漱石著陈德文译书籍的世界

〔德〕赫尔曼·黑塞著马剑译密西西比

〔美〕威廉·福克纳著李文俊译

[1]阿尔杰农·斯温伯恩（1837—1909），英国诗人。——译注（以下未特别注明均为译注）

[2]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波斯诗人。《四行诗集》（一译《鲁拜集》）为其代表作品。

[3]埃·阿·罗宾逊（1869—1935）、罗伯特·弗洛斯特（1874—1963）、康拉德·艾肯（1889—1973），均系一次大战后出现的美国诗人。理查德·阿尔丁顿（1892—1962）是英国诗人。

[4]英国诗人阿·爱·豪斯曼（1859—1936）的代表作，发表于1896年。

[5]济慈《希腊古瓮颂》开首的一句。

[6]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八首开首处的文字。

[7]典出《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5章，喻“不祥的征兆”。

[8]Sybil，古希腊传说中的女预言家。

[9]阿尔弗雷德·诺伊斯（1880—1958），英国诗人。

[10]西格弗里德·萨松（1886—1967），英国诗人。

[11]Arras，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省会。

[12]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炮火》（1916）为其代表作。

[13]鲁珀特·布鲁克（1887—1915）英国诗人。一次大战时参加海军，因血液中毒去世。

[14]R·H·莫特拉姆（1883—1971），英国小说家，著有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小说《西班牙农庄》（1924）。

[15]斯蒂芬·克莱恩（1871—1900），美国作家，著有以美国内战为背景的小说《红色英勇勋章》（1893）。

[16]1934年3月，福克纳从家乡奥克斯福给他在纽约的文学代理人莫顿·戈德曼寄去一份两页的稿子，里面提到他的第三部小说《坟墓里的旗帜》（虽然稿子里并未出现这个书名）写作、被出版者拒绝以及后来由另一个人（那是他的朋友和未来的经纪人本·沃森，名字亦未写明）编辑、删节的情形。这份手稿显然是写于更早些时候，可能是在1928年深秋或1929年初，也说不定是在一年之后。福克纳并没有让代理人设法发表，因为笔迹非常潦草，难以辨认，估计他是想作为作家手稿出售以换得一些生活费的。福克纳当时经济上非常困难。字迹后来由约瑟夫·布洛特纳设法辨认誊清，发表在1973年1月号的《耶鲁大学图书馆公报》上。——原注

[17]文章题目为本书编者（指詹姆斯·B·梅里韦瑟。——译注）所加。《战鸟：一个无名飞行员的日记》（纽约，1926）为艾略特·怀特·斯普林斯所著，为一部半小说半自传作品，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皇家飞行团与皇家空军一名美国飞行员的生活与死亡的情况。斯普林斯书的一小部分材料取自他的朋友约翰·麦克加伏克·格里德的日记，格里德牺牲于1918年6月。《战鸟》最初出版时未署作者名，但是1927年再版时斯普林斯添加了一篇前言，里面暗示，此书确系一位亡友的日记，他只是加以编辑而已。不久后一般人都普遍错误地认为，此位未署名的飞行员与日记作者即是约翰·麦克加伏克·格里德。福克纳是知道这部书的，他也接受了对此共同的错误认识。——原注

[18]福克纳在这里采用一种当时流行的调侃口气。下面提到的一些地名、方向与行动也都是无需认真对待的。

[19]标题系本书编者（指詹姆斯·B·梅里韦瑟。——译注）所加。——原注

[20]最初发表时，福克纳将标题定为《舍伍德·安德森：一份评价》。——原注

[21]据卡尔文·S·布朗的A Glossary of Faulkner's South一书称，这家酒店指的是Peabody Hotel，这是孟菲斯市最豪华的一家旅馆。密西西比河自然并非起源于此处。福克纳这样说可能与他起念写这篇文章于该处有关。

[22]按照当时的习俗，产业由长子继承。小些的儿子得离开老家另打天下。

[23]这几个是当时在这一带横行不法的歹徒。

[24]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1820—1891），美国内战时北方将领。

[25]代表“order”一词，“圣职”之意。

[26]Carpetbagger，拎毯制手提包的投机家（指美国内战后重建时期到南方去投机的北方人）。

[27]法文，贵人行事理当高尚。

[28]指墨西哥海湾。

[29]这里提到的几个人都是曾活跃在纳齐兹小道上的不法之徒。

[30]Culloden，1746年此地发生了一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詹姆斯党人的军队惨败于英格兰军队之手。

[31]Dancing Rabbit，一位印第安酋长的名字。

[32]cotillion，18世纪一种流行于法国的轻快舞蹈。

[33]约翰·莫伊桑（1868—1910），美国早期的飞行表演家。

[34]这是三K党的通常装扮。

[35]马尔科姆·考利（1896—1989），美国文学批评家。

[36]马克·吐温著有幽默游记《一个傻瓜在海外》，福克纳在此处显然是套用了马克·吐温的书名。

[37]此文是福克纳应《体育画报》之约为该年的“肯塔基德尔比”而写的。“德尔比”原指英国的大马赛。“肯塔基大赛”创始于1875年，每年5月第一个星期六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丘吉尔丘陵草地举行。限用三龄马，赛程现为一又四分之一英里。

[38]丹尼尔·布恩（1734—1820），美国边民、传奇式英雄。

[39]斯蒂芬·福斯特（1826—1864），美国著名作曲家，《我的肯塔基老家》系其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

[40]指亚伯拉罕·林肯；他有一个外号，叫“劈开栏杆桩子的人”。

[41]指发表在1953年9月28日与10月5日《生活》周刊上的罗伯特·库格林的长文《威廉·福克纳的私人生活》与《福克纳神话后面的那个人》。

[42]林白（1902—1974），美国飞行员，因1927年单独完成横越大西洋的不着落飞行而闻名于世。

[43]奥本海默（1904—1967），美国理论物理学家，曾负责原子弹制造工作。

[44]这是福克纳自己起的标题，《生活》杂志刊出时将之改为《致北方的一封信》。——原注

[45]前者是一保守的右翼组织，后者为一促进种族平等的组织。

[46]这是福克纳自己所定的题目；原来发表时的标题为《如果我是一个黑人》。——原注

[47]1961年4月福克纳访问委内瑞拉时被该国政府授予安德烈·贝洛一级勋章。他用西班牙语发表了受奖演说，这是译员休·詹克斯根据他的英语原稿翻译的。福克纳把他的英语原稿送给了他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女儿维多利亚·弗兰克林·费尔登。后来此文被收入1986年出版的《书目学研究》第39卷。此处依据的即是该刊所载的文本。——原注

[48]尤金·奥尼尔（1888—1953），美国剧作家。

[49]原文如此。实际上《包法利夫人》是1857年出版的。

[50]豪普特曼（1862—1946），德国戏剧家。

[51]辛格（1871—1909），爱尔兰戏剧家。

[52]指辛格1907年的作品《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

[53]这是一本私人出版物，由四十一幅素描画组成。书内说明：“威·斯普拉特林绘制，威·福克纳编辑”。——原注

[54]法语，老方场。

[55]1933年夏天，福克纳为兰登公司计划出版的《喧哗与骚动》的一种版本写了一篇前言，后因计划变动此种版本未能出版，福克纳的文章一直存放在兰登公司的办公室。1946年，兰登公司要将《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合在一起出版，编辑罗伯特·林斯科特找出此文，寄还给福克纳，希望他作些修改以便用作序言。福克纳认为此文不宜采用，表示他将另写一篇。但是后来两部小说合集出版，前面未附序言。本书编辑（指詹姆斯·B·梅里韦瑟。——译注）在整理福克纳的遗稿时发现有几种已完成的与未完成的《喧哗与骚动》的序言，它们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篇。其中由福克纳标明日期为“1933年8月19日”的一篇应该即是他曾寄给兰登公司的那篇，短得多的则应是福克纳于1946年修改重写的那篇。前者由本书编者（亦指詹姆斯·B·梅里韦瑟。——译注）交给《密西西比季刊》，发表在该刊的1973年夏季号。后面的那篇曾发表于《南方评论》1972年秋季号。——原注

[56]亨蒂（1832—1902），英国儿童文学作家。

[57]法语，精心之作。

[58]指《八月之光》的出版者哈里森·史密斯。

[59]这里指的应当是波兰作家亨利克·显克维支所作的《伏约窦沃夫斯基先生》（1887—1888）。

[60]1925年春，新奥尔良《新闻报》每周悬赏十美元，征求对“婚姻出了什么毛病”的每周最佳回答。福克纳去信并得到了奖赏。他的答复刊登在4月4日该报上，前面附有他的照片与编者对他的介绍，说他是“诗人、哲学家、生活的学生”。——原注

[61]小石城以种族歧视闻名。1957年美国联邦政府曾派空降部队强迫州长福布斯准许黑人进入一向只收白人学生的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