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及其所创造的（村上春树赞赏的当代小说大师，一部关于家庭、父性和自我身份的记忆之书。 (保罗·奥斯特经典作品)
Author: 保罗·奥斯特
Date: 2018-12-21T16:00:00+00:00

（美）保罗·奥斯特　著
btr　译

孤独及其所创造的

九州出版社

•北京•

THE INVENTION OF SOLITUDE BY PAUL AUSTER
Copyright © 1982 PAUL AUST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ROL MANN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及其所创造的 / （美）保罗·奥斯特著；btr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108-7482-6

Ⅰ. ①孤… Ⅱ. ①保… ②b… Ⅲ.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5054号

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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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目录
CONTENTS

一个隐形人的画像

记忆之书

倾听孤独的韵脚

一个隐形人的画像

要追寻真理，就要准备好遇上意外，因为追寻真理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寻到真理之时亦会令人迷惑不解。

——赫拉克里特

某一天，生命犹存。比如说，一个人在最健康的时候，一点都不老，没有任何病史。一切如常，仿佛会永远如此。他度过一日又一日，独善其身，只向往着前面的生活。然后，突然之间，死亡不期而至。他微微叹了口气，重重倒在椅子上，而这便是死。这么突然，没有留下一点思索的空间，不给大脑任何机会来想出一个或可安慰的词。除了死亡，除了人难免一死这个无法简化的事实，我们一无所有。久病后死去，我们可以顺从地接受。甚至连意外死亡，我们也可以归咎于命运。但对于一个没有明显原因便死去的人，对于一个仅仅因为他是个人便要死去的人，死亡将我们带到一个离生与死的隐形边界如此接近的地方，以至于我们不再知道自己在哪边。生变成了死，仿佛死一直拥有此生。毫无预警的死。也就是说：生命停止了。而生命可能在任何时候停止。

三个星期前我得知父亲的死讯。那是个周日早晨，当时我正在厨房为小儿子丹尼尔准备早餐。楼上，我的妻子还在床上，在温暖的被窝里，享受着多睡几小时的奢侈。乡村冬日：一个寂静的、木烟缭绕的、雪白的世界。我满脑子想着前夜一直在写的那篇文章，正期待着下午能够重新开始工作。然后电话铃响了。我马上知道麻烦来了。没有人会在星期天早上八点打电话来，除非有不能等的消息。而不能等的消息总是坏消息。

我无法把事情想得更好些。

早在我们收拾好行李、踏上赴新泽西的三小时车程前，我便知道我将不得不写下关于父亲的事。我没有计划，对这件事意味着什么也没有确切的想法。我甚至想不起曾为此做过决定。只是一种确信，一种从我获知消息那刻起便开始强加于我的责任。我想：父亲去了。如果我不快点行动，他的整个一生将会随之消逝。

如今回首，即使迄今不过三周，我依然觉得那是个相当奇特的反应。我一直猜想死亡会令我麻木，会以悲痛令我瘫痪。但现在它已然发生，我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没有感到世界在我周围塌陷。我以某种独特的方式，对接受死亡做好了绝佳的准备，即使它如此突然。使我不安的是一些其他事，一些与死亡及我对死亡的反应无关的东西：我意识到父亲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他没有妻子，没有依赖于他的家庭，没有人的生活会因他的缺席而改变。就零星的朋友而言，或许会有短暂的惊愕，会因为想到生死无常而严肃起来，一如念及丧友之痛，随后是一小段哀悼期，然后便什么都没了。最终，就好像他根本未曾活过。

即使在他去世前，他就已经一直缺席；与他最亲近的人们早已学会接受他的缺席，将之视为他存在的基本特质。既然他死了，这世界也不难接受他已永远离去的事实。他生命的特性使人们对他的死已有准备——这是预料之中的死——如果人们想起他，当人们想起他，那也会是模糊的，至多是模糊的印象。

他缺乏热情，无论对一件事、一个人还是一种想法，在任何情形下他都无力或不愿显露自己，他成功地使自己与生活保持一段距离，以免深入事物的核心。他吃东西，他去工作，他交朋友，他打网球，然而尽管如此，他并不在那儿。就最深刻、最无法改变的意义而言，他是个隐形人。对他人隐形，很有可能对他自己也是如此。如果说，当他活着时，我不断寻找着他，不断试图找到这个并不在那儿的父亲，那么现在他死了，我仍然觉得必须继续寻找他。死亡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唯一的区别是我已经没有时间了。

整整十五年他都一个人住。坚韧地、不透光地生活，仿佛对世界免疫。他不像一个要占据空间的人，而更像一块无法穿透的人形空间。世界在他身上弹开，被他撞得粉碎，有时依附于他——但从未穿越他。整整十五年，他出没于一所巨大的房子，完全独自一人，他就是在那栋房子里死去的。

曾有一小段时间，我们一家人住在那儿——父亲、母亲、妹妹和我。父母离异后，大家分开了：母亲开始了新生活，我离家去上大学，妹妹和母亲在一起，后来她也上了学。只有父亲留了下来。因为离婚协议里有一个条款，规定母亲仍然拥有这栋房子的一部分以及若房屋变卖、母亲将获得收入的一半（所以父亲不愿将之变卖）；或者是因为对改变生活的某种隐秘的拒绝（这样才能向世人说明离婚事件并未以一种他无法控制的方式影响了他）；或仅仅出于惯性，一种阻止他采取任何行动的情感倦怠，他继续留在那儿，独居在一栋可以容纳六七人的房子里。

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古老，坚固，都铎式风格，有花饰铅条窗、石板瓦屋顶和皇家规模的房间。买下它对我父母而言曾是一大步，是财富增长的信号。这是城中的黄金地段，尽管不是居住的合宜之地（尤其对孩子们而言），它的声望仍胜过其死气沉沉的特质。说来讽刺，父亲最终在那所房子里度过余生，可他起初却拒绝搬去那儿。他抱怨价钱（不变的主题），而当他最后软下来时，也是不情不愿情绪不佳。即使如此，他还是付了现金。一次付清。没有抵押借款，没有每月分期还款。那是1959年，他的生意做得不错。

他一直是个按部就班的人，一清早就出门上班，努力工作一整天，然后，当他回到家（在那些日子里，他并不工作到很晚），在晚餐前小睡片刻。在我们入住新居后的第一周，还没有完全搬进去住时，他犯了一个奇怪的错误。下班后，他没有开车回新居，而是按多年来的习惯直接去了老房子，他把车泊在车道上，从后门进屋，上楼进了卧室，在床上躺下，开始睡觉。他睡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不用说，当屋子的新主人回家发现有个古怪男人在她床上睡觉时，她有点惊讶。但与金发姑娘的故事[1]不同，父亲并没有跳起来落荒而逃。最终误解消除了，人人开怀大笑。直到现在，这故事仍让我发笑。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禁将之视为一个可怜的故事。一个人开车误返旧居是一回事，但我觉得，他没有注意到里面的东西都改变了却着实是另一回事。即使最疲倦、最心不在焉的大脑都有个纯动物性反应区，会告诉身体处于何地。他一定是几乎没有意识，才会没看见，至少没感觉到屋子不再与以前相同。就像贝克特的一个角色所言：“习惯，是伟大的消音器。”而假如大脑不能对物理证据做出反应，那么当它面对感情证据时又会如何？

在那最后十五年间，他几乎没有改变过房子里的任何东西。他没有添置任何家具，也没有丢弃任何家具。墙壁保持着原来的颜色，锅碗瓢盆未曾更新，甚至我母亲的衣服也没有扔掉——而是存放在阁楼一个柜子里。房子的规模令他不必对容纳其中的东西做出任何决定。这并不是因为他贪恋过去，想把房子当博物馆保存。相反地，看上去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疏忽支配着他，而不是记忆；尽管他继续在那栋房子里度过了那些年，他仍然好像一个陌生人似的住在里面。当一年年过去，他在房子里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几乎每顿饭都在餐馆吃，把社交活动安排得每夜都很忙，把房子当成一个不过用来睡觉的地方。若干年前，有一次我碰巧向他提及我从前一年的写作和翻译中挣了多少钱（以任何标准而言都是个小数目，但比我曾经赚过的钱多），他的反应很有趣：单单在外就餐，他就花得比这多。要点在于：他的生活并非以居住的地方为中心。他的房子只是他不停流动的存在中众多停留地之一，缺乏中心把他变成了永远的局外人，自身生命的游客。你永远不会觉得可以找到他的确切位置。

尽管如此，这房子对我似乎仍很重要，假如仅就它被忽视的程度而言——那是一种心理状态的征兆，它本不可及，现在却通过无意识行为的具体图景得以显现。这栋房子成了父亲生命的隐喻，成了他内心世界准确而忠实的代表。因为尽管他保持房屋整洁并或多或少地维持原样，房子依然逐渐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解体的过程。他爱整洁，总是把东西放回原位，但没有东西他在意过，也从未打扫过。家具，尤其在他很少去的房间里，蒙上了灰尘和蜘蛛网，这是完全疏忽的信号；烧焦的食物在厨房炉子上结了厚厚一层污垢，已经没法清理了；碗橱里，有时在架子上经年煎熬的东西有：生虫的面粉、过期的饼干、变成坚固块状的一包包糖、再也打不开的调料瓶。每当自己烧饭吃，他会立刻卖力地洗盘子——但只是冲一冲，从不用皂液，所以每个杯子、每个碟、每个盘都会裹着一层肮脏的油腻。整栋屋子里，无论何时都拉着的窗帘变得如此破旧，以至于只要轻轻一拉就会把它们弄破。家具出现了裂缝，壁炉的热量从来不够，淋浴器也坏了。这栋房子变得破烂不堪，走入其中令人沮丧。你会感觉好像走进一栋盲人的房子。

他的朋友和家人觉察到他在那栋房子里疯狂的生活方式，一直敦促他把房子变卖了搬去别处住。但他总是用一句含含糊糊的“我在这儿很好”或“这栋房子蛮配我的”成功地将他们打发。然而到最后，他的确决定搬走了。在最后一刻。他去世前十天、我们最后一次电话交谈时，他告诉我房子已经卖了，一切会在2月1号搞定，大约三周后。他想知道房子里是否有什么东西我会用得上，而我答应与妻子和丹尼尔一有时间就去一次。我们还来不及去，他就死了。

我认识到，没有什么事比不得不面对死人的东西更糟糕的了。事物平淡无趣：只有在对它们加以利用的生命的作用之下才有意义。当那个生命终止时，事物变化了，即使它们仍然是原来的东西。它们在那儿，但又不在那儿：它们是有形的鬼魂，被判苟活于一个不再属于它们的世界。比如说，对于一大橱静静等待着那位不归人再次来穿的衣服，人们该作何感想？对于那些散落在满是内衣和袜子的抽屉里的一包包避孕套呢？或者卫生间里、仍然残留着上次剃须残留粉末的电动剃须刀？或藏匿于旅行皮箱里的一打用完的染发剂？——都是人们不想看见、不愿知道的具有揭示性的东西。这里面有种辛酸，也有一种恐怖。对事物自身而言，它们并无意义，就像某种消失的文明里的炊具。然而它们又对我们诉说着什么，并非作为物件存在于那儿，而是作为思想和意识的遗迹，作为孤独的象征，在那种孤独里，一个人最终做出了关于自身的种种决定：是否染发，穿这件还是那件衬衣，是否生，是否死。而一旦死亡来临，一切都变成徒劳。

每次打开抽屉或把头探入橱柜，我就感觉自己像个闯入者，一个洗劫思想秘密之地的夜盗。我不断盼望着父亲走进来，用怀疑的眼神注视我，问我究竟认为自己在干些什么。他无法抗议，这似乎不太公平。我无权侵入他的隐私。

一张名片背后，有个草草涂写的电话号码：H.姆伯格——制作各种垃圾桶。父母在尼亚加拉大瀑布拍的照片，1946年：母亲紧张地坐在一头牛身上，为了拍那种一点都不好笑的趣味照片，我突然觉得世界总是那样不真实，即使在好久以前。一个放满榔头、钉子和二十多把螺丝起子的抽屉。一个文件柜，里面塞满了1953年后注销的支票和我六岁生日时收到的贺卡。然后，藏在卫生间一个抽屉的最下面：标着姓名首字母的牙刷，它曾经属于我母亲，十五多年来没人碰过、看过。

这清单无穷无尽。

我很快就发现，父亲几乎没有做任何离开的准备。在整栋屋子里，我能察觉到的即将搬迁的唯一征兆是几箱书——他打算捐献给慈善机构的没有价值的书（过时的地图册，五十年前的电子学入门书，高中拉丁语法书，古代法律书）。除此什么也没有。没有等待被填满的空箱子。没有送人或变卖的家具。没有与搬家公司的预约安排。就好像他无力面对这些。比起清空这栋屋子，他更愿意简单地去死。死是一条出路，唯一正当的逃避。

然而我无法逃避。事情要做掉，而没有其他人可以来做。整整十天，我翻检他的物品，打扫屋子，为迎接新主人做准备。这是一段悲惨的时期，但也是一段古怪可笑的日子，充满鲁莽和荒诞的决定：这个卖掉，那个丢掉，这个送人。我和妻子买了一部大型木制滑梯放在客厅，给十八个月大的丹尼尔玩。他在混乱中兴奋起来：他翻东西，把灯罩戴在头上，把塑料游戏筹码扔得满屋都是，并在逐渐清空的屋子的开阔空间里奔跑。晚上，我和妻子会躺在巨大的被窝里看电视里放的垃圾电影。直到电视也被送走。火炉有点问题，假如我忘记加水，它就会熄灭。一天早晨，我们醒来发现室温已经跌到了华氏四十度[2]。每天二十次电话响，每天二十次我告诉别人我父亲死了。我已经成了家具销售员、搬运工，成了坏消息的使者。

这栋房子渐渐变得像一出老套讽刺喜剧[3]里的场景。亲戚们蜂拥而至，想要这件家具或那件餐具，他们试穿我父亲的套装，翻箱倒柜，像一群鹅叽叽喳喳。拍卖师跑来查验货色（“没有天鹅绒面，它一文不值！”），他们嗤之以鼻，一走了之。垃圾工人穿着笨重的靴子进来，拖着成堆的垃圾离开。抄水表的来抄水表，抄煤气的来抄煤气，抄用油量的来抄用油量。（其中一个，我忘了哪个，多年来父亲给他惹了很多麻烦，他以一种恶意串通的口气对我说：“我不想这么说。”——意思是他想说——“但你父亲真是个讨厌的混蛋。”）地产经纪人跑来为新主人买些家具，结果倒为自己弄了面镜子。一个开古玩店的女人买走了我母亲的旧帽子。一位拾荒者带来了一个助理团队（四个黑人分别叫路德、尤利西斯、汤米·普莱德和乔·萨普），他们拉走了所有东西，从一套头巾到一个坏面包机。等这一切结束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剩下。连一张明信片都没有。一丝怀念都没有。

对我而言，假如那段日子里有一个最糟的时刻，那就是我在滂沱大雨中走过屋前的草坪，手中捧着父亲的领带丢进“亲善团卡车”的后车座。一定有超过一百条领带，其中大部分我从童年时期就记得：那些花样、颜色、形状早已深植入我最初的意识，一如父亲的脸一样清晰。看着自己把它们像垃圾一样扔掉令我无法忍受，而就是在那时，恰恰在我把它们扔进卡车的那一刻，我几乎流下了眼泪。与看着棺木被降入地下相比，扔掉这些领带的行为对我而言更像是葬礼。我终于意识到父亲死了。

昨天，一个邻居家的孩子来找丹尼尔玩。是个大约三岁半的女孩，刚刚明白大人们也曾经是小孩，连她自己的母亲和父亲也都有父母。她一度拿起电话，开始一场假装的对话，然后转向我说：“保罗，是你父亲。他想和你说话。”真恐怖。我想：在电话另一头有个鬼魂，他真的想和我说话。隔了一会儿，我才说出话来。“不，”我最终脱口而出，“不可能是我父亲。今天他不会打电话来。他在别的地方。”

我等到她挂断电话才走出房间。

在他卧室的壁橱里，我找到了几百张照片——藏在褪色的马尼拉纸信封里，粘在扭曲的照相簿黑页间，零星地散落在抽屉中。从它们存放的方式，我推测他从来不看这些照片，甚至忘了它们在那儿。有本非常大的相册，用昂贵的皮面装订，封面上有镀金的标题——这是我们的生活：奥斯特一家——但里面完全是空的。某人，很可能是我母亲，曾经不辞劳苦地订购了这本相册，却没人花心思去填满它。

回到家，我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兴致审视这些图片。我觉得它们难以抗拒，非常珍贵，近乎圣迹。它们似乎可以告诉我那些我以前并不知道的事，揭示先前隐藏的真实，而我仔细研究每张照片，全神贯注于最微小的细节，最无足轻重的影子，直到所有图像成为我的一部分。我不想遗失任何东西。

死亡从他那儿带走了他的身体。活着的时候，一个人和他的身体是同义词；死亡时，这个人和他的身体是不同的存在。我们说“这是X的身体”，就好像这个身体——曾经是这个人本身，不是代表他或属于他的东西，而就是这个叫X的人——突然间变得毫不重要。当一个人走进房间、你和他握手时，你不会感觉你是在和他的手握手，或和他的身体握手，你是和他握手。死亡改变了这点。这是X的身体，而并非X。句法完全不同。现在我们在谈论两种东西，而不是一种，暗示着这人继续存在，但仅仅作为一个想法，作为别人脑子里的一连串图像和记忆。就这身体而言，它只是一些肉和骨头，一堆纯粹的物质。

发现这些照片对我而言很重要，因为它们似乎可以重新确认父亲在这世界的物理存在，给我一种他依旧在那儿的幻觉。这些照片中的大部分，我以前从未见过，尤其是那些他年轻时的照片，这给了我一种奇特的感觉，好像我正第一次遇见他，好像他的某个部分刚刚开始存在。我失去了父亲。但同时，我也找到了他。只要我把这些照片放在眼前，只要我继续全神贯注地细看它们，他就好像仍然活着，即使他死了。或即使不算活着，至少也没有死。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以某种方式被悬置了，被锁在一个与死无关的宇宙，在那儿，死亡永远不得其门而入。

这些照片中的大部分并没有告诉我什么新鲜的东西，但它们有助于填补空白，确认印象，提供以前并不存在的证据。比如，一系列他单身时期的快照，很可能摄于好几年间，准确地记录了他个性中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在他的婚姻岁月中被遮蔽了，直到他离婚后我才逐渐认识这一面的他：爱开玩笑的父亲，纨绔子弟式的父亲，乐天派的父亲。在一张张照片里，他和女人们站在一起，通常有两三个，一律摆着搞笑的姿势，互相勾肩搭背，或者两个女人坐在他大腿上，或者做出夸张的吻，只为了拍照的那个人。背景是：一座山，一个网球场，又或许是游泳池或小木屋。这些便是他从周末旅游和各式各样的别墅带回的照片，他和他的单身汉朋友在一起：打网球，和女孩们共度美好时光。他一直持续着这样的生活方式，直到他三十四岁。

他适合这种生活，所以我能明白他在婚姻破裂后为什么会回归这种生活。一个只有停留在自身表面才会觉得生活可以忍受的人，自然会满足于向他人仅仅呈现这个表面。只有很少的要求需要被满足，也不需要任何承诺。婚姻，从另一方面而言，关上了这扇门。你的生存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在那儿你不断被迫显露自己——也因此，总是被迫观察自身，检视你自身的深度。当那扇门打开后，再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你总是可以逃离。你可以避免不情愿的面对，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只需要走开就行。

我父亲逃避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因为他人的领域对他而言不真实，所以他对那领域的入侵亦由一部分他认为同样不真实的自己所完成，他把那部分自我训练成了一个演员，在一出关于整个世界的空洞喜剧中演绎他。这个自我的替身本质上是一种诱引，一个过度活跃的孩童，一个荒诞故事的虚构者。它不能严肃地对待任何事。

因为不在乎任何事，他自由地做任何想做的事（溜进网球俱乐部，为了蹭饭吃而假装自己是餐饮评论家），而正是为了取得这些征服所运用的法术，使这些征服变得毫无意义。带着女人般的虚荣心，他避而不谈自己的年龄，编造着关于生意的谎言，只转弯抹角地谈论自己——用第三人称，仿佛在谈一个亲戚（“我的一个朋友有这问题，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做？……）。每当情况变得棘手，每当他觉得自己被推到了显露自己的边缘，他会以谎言脱身。最终，谎言自动出现，并仅仅作为一个谎言本身沉溺于自身。原则是说得越少越好。如果人们永远不知道关于他的真相，那么以后他们就不会回过头来拿这些真相与他作对。谎言是获得保护的一种方式。所以，人们看见的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那个他，并不是真正的他，而是一个他创造的人，一个人工生物，他可以通过操纵这个人工生物来操纵其他人。他自己则保持隐形，他是一个从黑暗而孤独的幕后操控着自身他我的木偶线人。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到十二年间，他有一个固定的女性朋友，就是这个女人陪伴他出现在公众场合，出演正式伴侣的角色。不时会有一些关于婚姻的含糊讨论（在她的坚持下），每个人都以为这是和他唯一有关的女人。然而当他去世之后，其他女人开始冒出来。这一位曾爱过他，那一位崇拜过他，还有一位正打算和他结婚。首席女朋友为其他这些女人的出现所震惊：关于她们，我父亲从未向她吐露过一个词。每个人都听到一个不同的故事，每一个都认为自己完整地拥有他。结果，她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关于父亲的哪怕一点点事。他成功地避开了她们所有人。

孤独。但并不是指孤身一人。例如，不像梭罗为了寻找自身的位置而把自己放逐；也不是约拿在鲸鱼腹中祈求得救时的那种孤独。而是退隐意义上的孤独。是不必看见自己，是不必看见自己为他人所见。

与他谈话很费力。他要么心不在焉，如他惯常那般；要么用冷幽默攻击你，那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心不在焉。这就像努力使自己被一位老迈的长者所理解。你说着话，而没有任何回应，或者答非所问，显示出他并未跟上你的词语之流。近年来，每当我和他打电话，我都会发现自己讲得比平时多，变得过分絮叨，闲谈着企图吸引他的注意力、激起他的反应，但并不奏效。后来，我一概觉得这样努力尝试很愚蠢。

他不抽烟，他不喝酒。对感官愉悦并不渴望，对精神满足也无饥渴。书令他厌倦，也很少有电影或戏剧能不让他睡着。就算在派对上，你也会看见他努力睁着眼睛，而更多的时候他会屈服，在椅子上入睡，在他周围仍有对话围绕的时候。他是个没有欲望的男人。你觉得什么都不曾侵入他，对于世界所提供的一切，他毫无需要。

三十四岁，结婚。五十二岁，离婚。从某种意义上说，婚姻持续多年；但实际上，它只不过延续短短数日。他从不是已婚男人，也从不是离婚的男人，而是碰巧有一段婚姻插曲的终生单身汉。尽管他并不逃避丈夫的表面责任（他是忠诚的，他供养妻子和孩子，他肩负起所有的责任），但他显然不胜任这个角色。对此他就是没有天分。

母亲和他结婚时只有二十一岁。在短暂的求爱期里，他品行端正。没有大胆的企图，没有男人兴奋时气喘吁吁的动手动脚。他们偶尔会牵牵手，交换一个礼貌的晚安之吻。洋洋数言，两人却从未论及爱情。直到婚礼来临时，他们也只比陌生人稍微熟悉一点。

不久我母亲便意识到她的错误。在蜜月结束之前（那次蜜月，在我找到的照片上有完整记录：比如，他们两人一起坐在如镜的湖边一块岩石上，身后一道宽阔的阳光一直延伸到阴影中的松树斜坡，父亲的手臂环绕着母亲，两人互相注视，羞怯地微笑，就好像摄影师要求他们把这一刻的姿势摆得过久），甚至在蜜月结束之前，我母亲已经知道这段婚姻不会成功。她哭着跑到她母亲那儿，说想要离开他。不知怎么，她母亲成功地说服她回到他身边，再试一试。然后，就在尘埃落定前，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突然，要做任何事都已经太晚了。

有时候我会想：在那家接待蜜月旅行者的尼亚加拉瀑布旅馆，我是如何被怀上的。并不是说这事在哪儿发生有多重要。而是这样一种想法：一定曾有一次毫无激情的拥抱，在寒冷的旅馆被单下一次盲目的、出于责任的触摸——这想法使我意识到自身的不确定性。尼亚加拉瀑布。或两个身体交缠的偶然。然后就有了我，一个随机的胎儿，就像某支枪管里的莽撞分子，射入了瀑布。

八个多月后，在我母亲二十二岁生日的那个早晨，她醒来告诉我父亲孩子要生了。瞎说，他说，再过三周才是预产期——随即便去上班了，车也没有留给她。

她等待着。想或许他是对的。她又等了一会儿，然后打了个电话给一位妯娌，请求她送她去医院。我伯母那一整天都陪着母亲，每隔几小时就打电话给父亲要他过去。后来他好像说，现在我忙着，事情做完我就过去。

午夜刚过，我来到了世上，屁股先出来，毫无疑问我大声哭着。

母亲等着父亲出现，但他直到次日早晨才到达——由他母亲陪着，他母亲要来视察第七号孙儿。那是一次短暂而不安的访问，然后又去上班了。

当然，她哭了。毕竟她还年轻，未曾预料到这一切对他而言意味得如此之少。但他永远不会理解这种事。开始不会，最终也不会。他根本不可能在他所在的地方。因为只要他活着，他就在别处，在这儿和那儿之间。但永远不会真的在这儿。也永远不会真的在那儿。

三十年后，同样的戏剧性场面再度上演。这一次我在场，我亲眼见证了一切。

在我自己的儿子出生之后，我曾想：这肯定会让他高兴。难道不是每个男人都乐意成为祖父么？

我曾经希望看他溺爱这孩子，以此向我证明，他毕竟有能力展示某些感情——证明他终究能像其他人那样动情。而假如他能对他的孙儿表达爱，那么，这难道不是一种向我表达爱的间接方式吗？你不会停止渴望获得父爱，即使在你长大成人后。

然而，人的本性难移。我父亲加起来总共就只看了三四次孙子，而且从来都不能将他与日日降生于世的其他孩子区分开来。他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丹尼尔时，丹尼尔只有两周大。我可以栩栩如生地记起那一天：6月末一个酷热的星期天，热浪袭人，乡村的空气潮湿灰暗。父亲停好车，看着我妻子把孩子放进童车里小睡，就走过来打招呼。他把头探入童车十分之一秒，然后起身对她说，“多漂亮的孩子，祝他好运，”然后没有停下脚步走进屋内。他或许也会这么谈论在超市排队时遇见的陌生人的孩子。那天余下的时间里，他没有再去看看丹尼尔，哪怕一次也没有要求抱抱他。

所有这些，只是一个例子。

要进入另一个人的孤独，我意识到，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逐渐认识另一个人类，即使是很少的程度，也只能到他愿意被了解的程度为止。一个人会说：我觉得冷。或者他什么都不说，我们会看见他颤抖。不管哪种方式，我们会知道他觉得冷。但假如这个人什么都不说也不颤抖呢？当一切都无迹可循，当一切都与世隔绝、无影无踪的时候，人们能做的就只有观察了。但人们能否从所观察到的东西里找出意义，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我不想假定任何事。

他从不谈论自己，看上去从不知道有什么可以谈论的东西。就好像连他自己都不能理解自己的内心生活。

他无法谈论它，所以将之推向沉默。

假如除了沉默一无所有，那么由我开口说话岂不是太过冒昧？可是：假如除了沉默真的还有什么的话，我会不会首先感到讲话的需要？

我的选择有限。我可以保持沉默，或者我可以谈论那些无法证实的东西。至少，我想摆出事实，尽可能直截了当地说出它们，让它们说出任何它们不得不说的东西。但即使是事实也不总能讲出真相。

表面上他是如此执拗地保持中立，他的行为又如此断然地墨守成规，以至于他做的任何事都叫人惊讶。人们很难相信有这样一个人——他缺少感情，对他人的索求又如此之少。如果不存在这样一个人，那就意味着有另一个人，躲在这个不在的人里面，于是关键就在于，要找到他。条件是他在那儿等着被找到。

从一开始，我就认识到，这方案的核心是失败。

最早的记忆：他的缺席。在我生命的最初几年，他会一清早就出门上班，在我醒来之前；而当他回家时，我早就睡了。我是我母亲的孩子，我生活在她的轨道里。我是个小月亮，环绕着她那巨大的地球，我是她重力星球里的一颗尘埃，我控制着潮汐、天气和情感的力量。他总是对她说：别那样瞎操心，你会宠坏他的。但是我身体不好，她利用这点来解释她给予我的大量关注。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时间，她在她的孤独中、我在我的胃痉挛里，我们在诊所耐心地等人来平息我的胃里持续不断的暴动。即使在那时，我也会以某种绝望的方式抓住那些医生，希望他们能抱住我。似乎从最初开始，我就在寻找父亲，疯狂地寻找与他相似的任何人。

稍后的记忆：一种渴望。虽然我的心智时时会以最小的借口来否认这事实，我仍然固执地继续期待着那从未给予我的东西——抑或给予得如此少如此随意，以至于这就像发生在日常经验范围之外，发生在一个我一次只能生活几分钟的地方。并非因为我觉得他不喜欢我。只是他看上去心不在焉，无法望向我的方向。最主要的是，我希望他能注意我。

任何事，即使最小的事情，也足够了。怎样关注呢，举个例子，有一次星期天全家去一间热闹的餐厅而不得不等座时，父亲把我带到外面，掏出一只网球（从哪儿来的？），并在人行道边放上一分钱，就开始和我玩游戏：用网球击向那一分钱。那时我不过八九岁。

回首往事，没有更琐碎的小事了。然而我曾经是局内人、父亲曾不经意地与我分享他的倦怠这一事实，就几乎令我充满快乐。

更经常的，则是失望。有时候，他看上去变了，略略敞开了心扉，然后突然地，他就不在那儿了。有一次，我成功地说服他带我去看一场橄榄球比赛（巨人队对芝加哥红雀队，在洋基体育场或保罗球场，我忘了哪个），在第四节比赛中，他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说：“现在该走了。”他想“抢在人群前面”，以免陷入交通堵塞。不管我说什么都不能说服他留下，然后我们就走了，就那样，当时比赛还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当我跟随他从水泥看台拾级而下时有一种荒诞的绝望，更糟的是在停车场，看不见的人群的欢呼声在我身后咆哮。

你无法相信他会了解你的需要，预见到你可能会有的感觉。你得自己告诉他这一点就先教人扫兴了，在一个音符都没奏响的时候就干扰了梦想中的和谐。然后，即使你真的告诉了他，也不能完全保证他会理解你的意思。

我想起有一天和今天非常相似。一个下着小雨的星期天，屋子里懒散而安静：是半速前进的世界。父亲在小睡，或刚刚醒来，不知怎么我也在床上，我们两个单独在房间里。给我讲个故事。一定是这样开始的。因为他没在做任何事，因为他仍在午后的倦怠里昏昏欲睡，他就照我说的做了，毫不耽搁地开始讲故事。这一切我记得如此清晰。就好像我刚刚从那个房间里走出来，光线灰暗，床上的被子杂乱，就好像，只要闭上眼睛，我就能随时回到那个场景。

他给我讲在南美洲的光荣岁月。那是个探险故事，充满致命危险，末路狂奔，以及匪夷所思的命运转折：带着大砍刀在丛林突围，赤手空拳与匪徒搏斗，在他断腿的时候打死了那个笨蛋。他的语言华丽繁复，可能是他小时候念过的书的遥远回声。但恰恰是这种文体风格令我着迷。他不仅在告诉我关于他自己的新东西，向我揭开从前的那个世界，而且他在用新鲜陌生的词语讲述这一切。这种语言就像故事本身一样重要。它属于这个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说两者无法区分。其极度的陌生性，是真实性的证据。

我没有想到这或许会是个编造的故事。此后很多年，我依然深信无疑。即使到了本该更懂事的时候，我依然觉得那里面有一定的真实性。这故事给了我一些可以抓住父亲的东西，我不愿放手。最终我可以解释他神秘的逃避和对我的冷漠了。他是个浪漫的人，一个有着隐秘和刺激往事的男人，他如今的生活只是一个停留之所，一种等待下一次冒险开始的方式。他在制订计划，想办法取回埋在安第斯山深处的黄金。

在我内心深处：有一种想做大事的欲望，以英雄式的行为感动他。他越冷漠，对我而言赌注就变得越高。但假如一个男孩的愿望是坚定而理想主义的，那么这个愿望也极其现实。那时我只有十岁，没有可以让我从着火的屋子里救出的孩子，没有海员等待我拯救。另一方面，我是个优秀的棒球手，“小联盟”球队里的明星，尽管父亲对棒球没有兴趣，我仍然想：如果他来看我比赛，就一次，他也会开始对我刮目相看。

最后他真的来了。那时我的外祖父母正好来玩，外祖父是个棒球迷，就和我父亲一起出现了。那是一场阵亡战士纪念日[4]的特别赛，球场满座。如果我真的要做点引人注目的事，那么是时候了。我还记得在露天木头看台上看见他们的情形，父亲穿着件白衬衫，没有系领带，外祖父则在他的秃顶上搭了块白手帕，以遮挡阳光——如今在我脑海中，整个场景都沉浸在这片炫目的白色光线里。

或许不用说，我搞砸了。我没有击出安打，在场上失去了冷静，我不可能比那时更紧张了。在我童年时期参加过的近百场比赛中，那场是最糟的。

比赛结束后，和父亲一起向车走去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打得不错。不，我说，很糟糕。好吧，你尽力了，他答道。你不可能每次都打得很好。

他并非在试图鼓励我。他也不是想显得不友好。只是，他说着那些在这种场合下人们会说的话，就像自动的一样。说这些话是对的，然而这些话被说得毫无感情，好像一次礼仪练习，那声音里抽象的语调差不多和二十年后他说“多漂亮的孩子，祝他好运”时如出一辙。我能看出来他的心思在别处。

这事本身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我意识到即使我做了我希望做到的所有事情，他的反应也还会是一模一样。不管我成功或失败，最终他都无所谓。对他而言，我是谁并不取决于我的所为，而取决于我的身份，而这意味着他对我的看法绝不会改变，意味着我们固定在一种无法改变的关系里，有一堵墙将我们彼此隔开。甚至，我还意识到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只和他有关。一如他生命中的所有其他东西，他只是透过自身孤独的迷雾来看我，就好像离开自己好几步。我想，世界对他而言是个遥远的地方，一个他从来不能真正进入的地方，而在那遥远的地方，在所有飞快掠过他的阴影中，我出生了，成为他的儿子，并长大成人，就好像我只是又多一个影子，在他意识的半明半暗之地出现又消失。

对他而言，和女儿相处要容易一些，她在我三岁半的时候出生。但是最终，却变得更加困难。

她是个美丽的孩子。极其柔弱，有一双褐色的眼睛，最细微的刺激都能令她流泪。大部分时间里她一个人，在有精灵和仙女的想象之地游荡，穿着有蕾丝花边的芭蕾舞衣舞蹈，以一种只有她自己才能听见的声音歌唱。她是个微型的奥菲莉娅[5]，看起来，注定过一种不断有内心挣扎的生活。她没交几个朋友，在学校跟不上进度，受自我怀疑的折磨，即使还相当年轻，她把最简单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一场痛苦和失败的噩梦。她发脾气，时常痛哭流涕，情绪起伏不定。总是好景不长。

她对我们周围不幸婚姻的细微之处比我更敏感，于是她的不安全感变得巨大而有破坏性。每天至少一次，她会问母亲“她是否爱父亲”。答案总是一样的：当然。

这不可能是个很有说服力的谎言。如果真有说服力，那第二天也不需要再问同样的问题了。

另一方面，也很难看出真相如何会让情况变得更好些。

这几乎就像她发出一种无助的气息。人们的直接反应是保护她，帮助她缓冲这世界对她的攻击。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我父亲也溺爱她。她要求溺爱的哭声越响，他就越愿意给予她。比如说，在她学会走路后很久，父亲仍然坚持抱她下楼。毫无疑问，他这样做是出于爱，他乐意这么做是因为她是他的小天使。但在这溺爱背后，是一个清晰的讯息：她永远都不会有能力为自己做任何事。对他而言，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天使；而正因为永远没有人强迫她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她就永远不会独立。

然而，母亲看见了正在发生的一切。当我妹妹五岁时，她带她去一个儿童心理医师那儿做探查性咨询，医生建议开始进行某种形式的治疗。那天晚上，当母亲告诉父亲会面结果时，他暴跳如雷。别这样对我女儿，诸如此类的话。他女儿需要心理帮助的想法无异于被告知她是一个麻风病人。他不能接受这事实。他甚至不愿谈论它。

这就是我试图想说的。他拒绝自我审视，就像他同样固执地拒绝观看这世界，拒绝接受他眼皮底下哪怕最确凿无疑的证据。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整个生命中，他会面对面盯着一样东西看，点着头，然后转过身说它不在那儿。与他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等你设法和他建立了共同立场的时候，他会掏出铲子，从你脚边把它挖走。

数年之后，当妹妹经受了一系列使她不断衰弱的精神崩溃时，父亲继续相信她没有病。仿佛他无法从生物学的角度承认她的状况。

在R.D.莱因[6]的一本书里，他描述了一个患有紧张性精神症女孩的父亲，每次去医院看望她时，都会抓住她的肩膀，用尽全力地摇晃她，要她“快恢复”。我父亲没有抓牢我妹妹，但他的态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会说，她需要的是找一个工作，把自己打扮整齐，开始在真正的世界里生活。当然她的确需要。但这正是她无力做的。他会说，她只是敏感，她需要克服她的羞怯。通过把问题通俗化为关于个性的遁词，他得以继续相信她没有病。这与其说是盲目，不如说是想象力的失败。在什么时候，屋子不再是屋子？屋顶被掀开的时候？窗户被拆除的时候？墙被推倒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它变成了一堆碎石？他会说，她只是与众不同，她没有病。然后某一天，你的屋墙终于倒塌。然而，假如门还在，你所需要做的只是穿越它，然后你又回到了屋里。在星空下入眠很惬意吧。别担心雨。不会下很久。

逐渐地，当情形每况愈下时，他不得不开始接受事实。但即使那时，在接下来的每个阶段，他的接受仍是背离传统的，采取古怪的、近乎自我消解的方式。比如说，他渐渐相信有种超级维生素治疗中的应急措施能帮助她。那是对于精神疾病的化学疗法。尽管从未证实能有效治愈，但这种治疗方法仍有广泛应用。可以看出这种方法为何吸引我父亲。不用对付破坏性的感情事实，他可以把这疾病视为一种身体缺陷，某种可以像感冒那样治愈的东西。这种疾病于是成了一种外部力量，一种可以用同等相反的外部力量根除的病菌。在他眼中，我妹妹可以奇怪地保持不受所有这些东西的影响。她只是战斗发生的场所，这意味着正在发生的一切并不会真正影响她。

他花了几个月试图说服她开始这个超级维生素疗程——他甚至自己吞下药丸，以证明她不会被下毒——最终当她屈服时，她只吃了一两个星期的药。维生素很贵，但他不怕花这个钱。另一方面，他愤怒地拒绝支付其他种类的治疗费。他不相信一个陌生人会在乎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心理医生都是江湖术士，只对压榨病人和驾驶豪华轿车有兴趣。他拒绝支付账单，这使她只能得到最简陋的公共护理。她是个穷人，自己没有收入，但他几乎什么都没有给她。

然而，他却非常愿意自己掌控一切。尽管这对他们谁都没好处，他依然希望她住在他家，这样他就可以是那个负责照顾她的人。至少他可以信任自己的感情，他知道他自己是在乎的。然而，当她真的来了（在某次住院之后，她在他家住了几个月），他却没有抛下日常工作来帮助她——多数时间他仍然在外面，空留她一人在巨大的屋子里如鬼魅般游荡。

他疏忽而固执。尽管如此，在这一切之下，我知道他也痛苦。有时候，在电话中，当我和他谈起妹妹，我可以听见他的声音非常轻微地中断了，好像在试图止住哽咽。与他面对的其他事情不同，我妹妹的病情终于感动了他——但只是令他处于一种彻底无助的感情之中。对于一个家长而言，没有比这种无助更大的悲伤了。你不得不接受它，即使你不能。而你接受得越多，你就会越绝望。

他的绝望变得非常巨大。

今天我在屋子里闲逛，漫无目的，情绪低落，我觉得跟我正在写的东西开始失去联系，我从一封梵高的信中偶然看见这些话：“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感到需要家庭和友情，需要慈爱和友好的交流。我不是铁石做的，不像消防栓或者电灯柱。”

也许这才是真正重要的：直抵人类感情的核心，不管有没有证据。

这些最微小的形象：根深蒂固，深植于记忆的泥潭，既没有被埋葬，又难以完全拾回。然而每一个形象，就它自身而言，是一次稍纵即逝的复活，是一个不然便会失落的瞬间。比如他走路的样子，他古怪地保持着平衡，用前脚掌蹦跳着，仿佛他就要向前跌出去，盲目地，进入未知世界。或者他拱着身体在桌上吃东西的样子，肩膀很紧张，总是仅仅在进食，从未在品尝。还有从他上班开的那辆车里散发出的味道：烟味，漏出的油味，废气的味道；冰冷金属工具发出的噼啪声；车开动时不时传来的嘎嘎声。我记得和他一起在纽瓦克市区开车的那天，我最多六岁大，他猛踩刹车，让我的头猛然甩向仪表盘：汽车周围的黑人们蜂拥而至查看我是否没事，尤其是一个女人从开着的车窗里塞给我一个香草冰激凌，我非常礼貌地说“不，谢谢”，我受了太大惊吓以至于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想要。还有另一年的另一天，几年之后，在另一辆车里，父亲向车窗外吐完痰，才发现车窗竟然没有摇低，我看着他的口水沿着窗户滑下时，有种巨大的、非理性的愉悦。还有，当我是个小男孩时，他有时会带我跟他去邻近街区我从未见过的犹太餐馆，满是老人的昏暗场所，每个桌上都摆着一瓶浅蓝色的塞尔特札矿泉水，而我会觉得恶心，碰也不碰我的食物，而是满足地看着他狼吞虎咽地吃着甜菜汤、饺子形馅饼和配辣根的煮肉。我是被当成美国男孩养大的，对祖先的认识还不如我对豪帕隆·卡西迪[7]的帽子了解得多。还有，当我十二三岁很想和几个朋友去什么地方玩时，我打电话到他办公室请求同意，而他不知该怎么付诸言语般，困惑地对我说：“你们真是一群黄毛小子[8]”，几年之后，我和朋友们（其中一位因为过量吸食海洛因去世了）还会重复他的话，把它当成一个怀旧的民间笑话。

他双手的尺寸。手上的老茧。

把热巧克力表面凝固那层吃掉。

茶配柠檬。

散落在屋子各处的黑色角质眼镜：厨房台上，桌上，浴缸边缘——总是没遮没盖，放在那儿就像某种奇怪的、未被分类的动物。

看着他打网球。

他走路时膝盖不时弯曲的样子。

他的脸。

他和亚伯拉罕·林肯的相似性，以及人们如何经常对此加以评论。

他对狗的毫不畏惧。

他的脸。又一次，他的脸。

热带鱼。

经常地，他好像失去了注意力，忘了他在哪儿，仿佛失去了对自身连续性的意识。这令他容易受伤：有很多用榔头时损坏的指甲，开车时有无数小事故。

他作为司机的粗心：已经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我总觉得到最后会是一辆车把他弄死。

除此之外，他的身体那样好，看起来无懈可击，对那些会侵扰我们其他人的生理病症免疫。就好像什么都碰不到他。

他说话的方式：就好像做出了巨大努力以摆脱孤独，声音像生了锈，失去了说话的习惯。他总是哼哼哈哈，清清喉咙，像在说着支离破碎的句子。你会非常肯定地觉得，他不舒服。

同样，小时候的我很喜欢看他签名的样子。他不会简单地把笔放在纸上写字。就像无意识地延迟真相到来一样，他总会先做个小小的预备的手势，离纸页一两英寸的环形动作，就像一只苍蝇在空气中嗡嗡飞，然后瞄准了那个点，接着再干正事。这就像阿尔特·卡尼饰演的诺顿在《蜜月伉俪》里签名那个样子的改进版。

甚至一些词的发音，他也发得有点古怪。比如，他会把“Upon”发成“Upown”，就好像他的手势在声音里有个对应物似的。有种音乐性的、轻盈的特质。每当他接电话的时候，会用一句有节奏的“hellooo”来欢迎你。这效果与其说好笑，不如说讨人喜欢。这使他看起来有点愚钝，就好像他与这个世界不相协调——但又不是很不协调。就一点儿。

令人难忘的怪癖。

他有时陷入疯狂而焦虑的情绪，总会产生一些古怪的念头，他并不当真，但却乐于充当魔鬼代言人的角色来保持活力。戏弄他人使他精神轻松，而在对别人发表了一通空洞的评论之后，他常常会去捏捏那人的腿——在那个通常会痒的地方。他从字面意义上“拖了你的腿”[9]。

又说到房子。

不管表面看起来他对这栋房子的管理有多漫不经心，他相信自己的体系。如同疯狂的发明家守护着永动机的秘密，他不能忍受人们对之擅加改动。有一次，我和妻子暂时无处落脚，在他的房子里住了三四个礼拜。我们觉得屋子的黑暗太过压抑，就卷起所有的百叶窗让日光透进来。父亲下班回家看见我们的所为，暴跳如雷，其程度远比任何可能遭到的冒犯大得多。

他很少发这样大的火——仅仅当他觉得走投无路、受到侵害或对他人的出现感到压迫的时候。钱的问题有时会引爆他的脾气。或者一些小细节：房子的窗帘，打碎的盘子，一些根本不算什么的事。

尽管如此，这愤怒仍然在他身体里——我一直相信这点。就像这栋秩序井然但正从内部瓦解的房子，这个男人本身是平静的，几乎超自然地保持镇静，但又为内在涌动的无法遏制的愤怒力量所折磨。整个一生，他都努力避免面对这种力量，他养成了一种自动化行为，使自己得以绕过它。对惯例的依赖使他不必在需要做决定时审视自身；陈词滥调总是很快出现在嘴边（“多漂亮的孩子。祝他好运。”），而不会努力地去寻找词语。所有这些作为一种个性把他击倒。但同时，这也救了他，使他可以活下去。直到他活不下去为止。

在一包散乱的照片里：有一张四十年代的某个时候在大西洋城一间摄影棚里拍摄的特技照片。有好几个他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个影像都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于是一开始你会觉得这一定是一组不同的人。因为围绕着他们的黑暗，因为他们的姿势里那种终极的静止，看上去就像他们在那儿召开通灵会[10]一样。然后，当你细看这张照片时，你会开始明白所有这些人是同一个人。这成了真正的通灵会，就好像他来到那里只是为了给自己招魂，为了把自己从死亡中唤回，就好像，通过复制自身，他无意间使自己消失了。有五个他在那儿，但特技摄影的特性使不同的自我之间无法发生眼神接触。每一个都注定要凝视空洞，就好像在他人的注视之下，但什么也看不见，永远无法看见任何东西。这是死亡的图景，是一个隐形人的画像。

慢慢地，我开始理解我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有多荒谬。我有一种试图去某处的感觉，就好像我知道想说什么，但我走得越远就越肯定，把我带向目标的那条路并不存在。我必须一步步地创造这条路，而这意味着我将永远不能肯定我在哪儿。有种转圈的感觉，有种总在回头的感觉，有种同时朝许多方向而去的感觉。即使我真的能够有所进展，我也不能完全相信这将带我去我要去的地方。仅仅因为你在荒漠中游荡，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应许之地。

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一切会自然而来，在恍惚间喷涌而出。写作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我认为故事会自己写下去。但迄今为止，句子出现得很缓慢。即使在最顺利的日子里，一天也只能写一两页。我似乎受着折磨，被心智失常所诅咒，无法集中注意力做事。一次次地，我看着想法从我面前的事物中倏然消逝。我一旦想起一件事，就会想起另一件，然后又一件，直到细节的累积如此稠密，以至于我觉得快要窒息。以前我从未如此意识到思考和写作间的裂痕。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开始觉得我正欲讲述的故事不知为何无法用语言表达，它抵抗语言的程度，恰好衡量出我离说出那些重要的事有多么接近；当讲出真正重要的事件（假定它存在）的时机来临时，我会无力为之。

曾经有一个伤口，我现在意识到它非常深。我曾以为它会治愈我，但写作行为使这伤口一直敞开着。有时候我甚至感觉到它的疼痛集中在我的右手，就好像每一次拿起笔压在纸上，我的手就正被撕裂一样。这些句子没有为我埋葬父亲，反而使他活着，或许更栩栩如生。我不仅看见了他的过去，而且看见了他的现在，和将来，每一天他都在那儿，侵入我的思想，毫无预警地偷袭我：躺在地下的棺材里，他的身体依然完整，指甲和头发正继续生长。我有种感觉，假如我要理解任何事，我必须穿透这幅黑暗的图景，我必须进入尘世的绝对黑暗中。

基诺沙，威斯康星州。1911年或1912年。连他自己都不能肯定是哪一天。在一个移民大家庭的混乱状况中，出生记录不可能被看得很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五个侥幸活下来的孩子里最小的——一个女孩和四个男孩，全都在八年间出生——他的母亲是个娇小而凶悍的女人，几乎不会讲英文，她维系着整个家庭。她是女家长，绝对的独裁者，是位于宇宙中心的原动力。

他的父亲在1919年去世，这意味着除了童年初期外，他没有父亲。在我自己的童年时代，他曾给我讲了三个关于他父亲之死的不同故事。在一个版本里，他死于一次打猎事故。在另一个版本里，他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在第三个版本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枪杀。我知道这些相互矛盾之处讲不通，但想当然地以为这意味着即便我父亲也不知道事实。因为事情发生时他太小了——只有七岁——我想他从未获知确切的故事。但是这也不合情理。他的某个哥哥肯定曾经告诉过他。

然而，我所有的堂兄堂姐们告诉我，他们的父亲也对他们做了各不相同的解释。

没人谈论过祖父。直到数年之前，我从未看见过一张他的照片。就好像整个家庭决定假装他从未存在过一样。

在上个月我从父亲的房子里找到的那些照片中，有一张早年在基诺沙拍的家庭肖像照。所有的孩子都在。我的父亲，一岁不到，坐在他母亲的大腿上，另外四个孩子站在她旁边高高的未修剪的草地上。他们背后有两棵树，树后面有一幢木头大房子。一个完整的世界仿佛从这张肖像照中显现：确切的时间，确切的地点，一种无法破坏的过去的感觉。第一次看这张照片时，我注意到照片中间曾被撕开，后来又笨拙地补好，这使背景里的一棵树怪异地悬在半空。我想当然地以为照片是偶然撕坏的，也没有多想。然而第二次再看它时，我更加细致地研究了这条裂缝，发现了一些以前一定是瞎了才没看见的东西。我看见一个人的指尖紧握着我某个叔叔的躯体；我非常清晰地看见，我其他叔叔并没有如我起初想的那样把手放在兄弟的背上，而是搁在一把椅子上，但椅子不见了。然后我意识到了这张照片的奇怪之处：我的祖父被剪掉了。图像扭曲，是因为其中一部分被删除了。我的祖父一直坐在他妻子身边的椅子上，他的一个儿子站在他两膝之间——而祖父不在那儿。只有他的指尖留了下来：就好像他正努力从某个时间深处的洞穴爬回到照片里似的，就好像他曾被放逐去了另一个维度。

这整件事让我发抖。

不久前我知道了祖父的死因。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十足的巧合，真相也许永远不会揭晓。

1970年，我的一个堂姐和她丈夫一起去欧洲度假。在飞机上，她发现自己身边坐着一个老人，然后，就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他们开始聊天消磨时间。结果发现这个男人住在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我堂姐很开心有这样的巧合，便说起她父亲是孩子的时候也住在那儿。出于好奇，这男人问她家族的姓。当她告诉他姓奥斯特时，他的脸发白了。奥斯特？你的祖母是个疯狂的红头发小妇人，对吗？是啊，那就是我祖母，我堂姐答。一个有红头发的疯狂小妇人。

然后他给她讲了那个故事。事情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然而他依旧记得重要的细节。

当这个男人度假结束回家后，他找到了和这故事相关的报纸文章，他复印了那些报纸，寄给了我堂姐。这是他的信：

1970年6月15日

亲爱的——和——：

很高兴收到你的信，尽管这事看来颇为复杂，但我相当走运。——弗兰和我出门去和弗莱德·普隆斯夫妇吃饭，是弗莱德的父亲从你家购买了派克大街上的公寓楼。——普隆斯先生大约比我年轻三岁，但他声称那个案子（在那时）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他记得不少细节。——他说你祖父是第一个被葬在基诺沙犹太人公墓的人。——（1919年以前，犹太人在基诺沙没有公墓，便只好将亲人们埋在芝加哥或者密尔沃基。）有了这信息，我不难找到你祖父下葬的墓地。——我能够确切地指出日期。剩下的都在我抄送给你的复印件里。——

我只请求你永远别告诉你父亲我告诉你的这些信息——我不想让他在已经痛苦之后再有更多的悲伤……

我希望这能够稍微解释你父亲在过去这些年里的行为。

向你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肯和弗兰

报纸文章在我书桌上。如今书写它们的时刻到来了，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正竭尽所能拖延这一时刻。整个早晨我都在拖延。我把垃圾拿去倒掉。我在院子里和丹尼尔玩了将近一个小时。我读了整张报纸——一直读到春季棒球训练赛的一行行比分。即使现在，当我写下我对于写作的迟疑之时，仍然感到不可思议地焦躁：每隔几个词，我会从椅子上突然站起来，在地板上踱步，聆听外面的风声吹打着松垮的檐槽。最小的事都能分散我的注意力。

并不是我害怕真相。我甚至不怕说出这个。我祖母谋杀了我祖父。1919年1月23日，离我父亲去世正正好好六十年，他的母亲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弗里蒙特大街的住所厨房里射杀了他的父亲。事实本身并不比预料的更教人不安。困难的是看着这些被印在报纸上——它们未被埋葬，可以说它们从秘密的领域转化为了公共事件。有二十多篇文章，多数都很长，所有文章都出自《基诺沙新闻晚报》。即使是这种几乎无法辨认的状态，即使因为复印件因时间长久和拷贝质量而模糊不清，它们依旧有令人震惊的力量。我推断它们是那个时代的典型新闻，但那并不能使之少耸人听闻一些。它们是丑闻和伤感的混合体，因为主角是犹太人而进一步加强——于是这事变得奇怪，几乎很明显——这赋予了整个叙述一种狡猾而居高临下的口气。然而，就算风格上有些瑕疵，但事实却在那儿。我不认为它们解释了所有事情，但毫无疑问，它们解释了很多。一个孩子不可能丝毫不受影响地经历这种事情。

在这些文章旁边，我刚好能够解读一些那个时代的小新闻故事，一些与谋杀相比可归为近乎琐碎的事件。比如说：从兰德威尔运河里找到了罗莎·卢森堡的尸体。比如说：凡尔赛宫和平会谈。然后，日复一日，还有以下这些：尤金·德布兹[11]案；有关卡鲁索第一部电影的一条笔记（“情况……被认为极具戏剧性，充满激动人心的内心吸引力”）；俄国内战的战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三十一位斯巴达克思同盟成员的葬礼（“超过五万人排成五英里长的队伍游行。足足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敬献了花圈。没有呐喊或欢呼”）；国家禁酒修正案的签署（“威廉·詹宁斯·布莱安——使葡萄汁闻名天下的人——在那儿露出了微笑”）；由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成员们领导的、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纺织品工人罢工；“南墨西哥的强盗头”、艾米里亚诺·萨帕塔之死；温斯顿·丘吉尔；贝拉·库恩；列宁尼总理[12][原文如此]；伍德鲁·威尔逊；登姆普西[13]对威拉德。

我通读了十几遍关于谋杀的文章。虽然如此，我还是很难相信我没有梦见过这些事。它们以一种无意识的幻觉力量在我周围隐约呈现，以与梦境同样的方式扭曲现实。因为宣告谋杀的巨大标题使世界上那天发生的其他所有事情都显得渺小，它们赋予这事件某种自我中心式的重要性，就和发生在我们私人生活中的那些事一样。这几乎就像被某种无法诉说的恐惧所困的孩子的画作：最重要的事情总是最大的事情。透视法消失了，让位于比例——而比例并非由眼睛而是由心灵的要求决定的。

我把这些文章当作历史来读。但也作为我自身躯壳的内墙上发现的洞穴绘图。

第一天的头条新闻，1月24日，几乎占了封面的三分之一。

哈里·奥斯特被杀

妻子被警方拘留

前房地产商

在周四夜晚

在一次关于金钱和女人的家庭争吵后

被妻子在家中厨房射杀

妻子说丈夫是自杀

死者在颈部和左臀部有子弹伤口

妻子承认射击用的左轮手枪是

她的财产——九岁的儿子，是这场悲剧的

见证人，他或许能解开这个谜题

根据报纸的说法：“奥斯特不久前与妻子分居，而离婚诉讼仍在基诺沙县的巡回法庭悬而未决。他们在金钱问题上有过几次麻烦。他们也为了奥斯特[字迹无法辨认]与一位年轻女子关系暧昧而争吵，妻子称之为‘范妮’。人们认为，就在枪击案发生前，‘范妮’卷入了奥斯特及其妻子的麻烦事之中……”

由于我的祖母直到28日才供认，所以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仍旧存疑。我祖父（那时三十六岁）晚上六点回到家，他带着“几套衣服”给两个最年长的孩子，根据证人的说法，“那时候奥斯特夫人正在卧室安顿那个最年轻的孩子山姆上床。山姆[我父亲]声称那晚他被安置入睡时没有看见他母亲从床垫下拿出左轮手枪”。

似乎我祖父随后走进厨房修理一个电灯开关，我的一个叔叔（第二小的孩子）为他举着蜡烛照明。“这个孩子宣称，当听见枪声、看见左轮手枪的闪光时深感恐惧，于是逃出了厨房。”根据我祖母的说法，她的丈夫是开枪自杀的。她承认他们为了钱争吵。“‘然后他说，’她继续道，‘对于你或者我，会有一个了断。’然后他威胁了我。我不知道他拿了手枪。我一直把它藏在床垫下，他知道这个。”

因为我祖母几乎不会说英文，我推测，这个陈述和其他归为她的陈述，都是记者们编造的。不管她说了什么，警方不相信她。“奥斯特夫人向不同的警员重复她的故事，而未做任何明显改动，当她被告知将被警方拘留时，她假装非常惊讶。她非常温柔地亲吻了小山姆与之告别，随后出发前往县监狱。

“昨晚两名奥斯特家的孩子成为警察公寓的客人，他们睡在警察宿舍，而今天早上，孩子们显然已经完全从发生在他们家的悲剧事件的惊恐中恢复。”

文章结尾有关于我祖父的一点信息。“哈里·奥斯特生于奥地利。若干年前他来到这个国家，并先后在芝加哥、加拿大和基诺沙定居。根据警方的说法，他和他的妻子一度回到了奥地利，但他们来基诺沙定居时，又在这个国家重新会合。奥斯特在第二区买了很多房产，有一段时间生意做得很大。他在南方公园大道建造了巨大的三层楼房，又在南方交换大街建了另一座被称为奥斯特公寓的房子。六或八个月之前，他遇到了一些财务困难……

“不久前，奥斯特夫人要求警方帮助她监视奥斯特先生，她声称他和一名年轻女子有染，她相信应该进行调查。警方就是以这种方式第一次知道‘范妮’的……

“星期四下午许多人看见过奥斯特并与之交谈，这些人全都宣称他看起来很正常，并没有迹象表明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次日是验尸官的调查日。我叔叔作为事件的唯一目击者，被传做证。“一个眼神忧伤的小男孩，焦虑地卷动着他的锥形绒线帽，于星期五下午写下了奥斯特谋杀之谜的第二章……他企图挽救家庭名声的尝试有一种悲剧式的可怜。一次又一次，当被问及其父母是否争吵时，他会回答‘他们只不过在交谈’，直到最后，他才想起自己的法庭宣誓，补充说，‘他们或许在争吵——好吧，稍微一点点。’”文章描写道：“这位男孩同时捍卫其父母两人的努力令法官不可思议地感到一种不安。”

自杀的观点显然站不住脚。在最后一段，这位记者写道：“官员们暗示已取得令人震惊的进展。”

然后是葬礼。这位匿名记者便有机会仿效维多利亚时代的通俗情节剧里最精挑细选的措辞。到如今谋杀已不再只是个丑闻。它已经转变为一种激动人心的娱乐。

奥斯特葬礼上遗孀滴泪未流

周日，安娜·奥斯特女士在监护下出席了

其丈夫哈里·奥斯特的葬礼。

“没掉眼泪，也没有一丝悲伤或动情的迹象，因与其丈夫哈里·奥斯特的离奇死亡有关而被拘留的安娜·奥斯特女士，周日早晨在监护下出席了这个男人的葬礼，由于该男人之死她暂被拘留。

“无论是在克罗辛教堂，她自周四那晚之后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丈夫的遗容，还是在墓地，她都没有显示出一丝软弱。在审判的巨大压力下崩溃的唯一征兆是在葬礼上，仪式结束后，她要求下午和M.哈特曼大人见面，他是比耐扎台克教堂的牧师……

“当仪式结束时，奥斯特夫人平静地把狐皮衣领在喉咙处拉紧，随后向警方表示她已准备好离开……

“在程式化的简短葬礼后，出丧仪式在威斯康星街进行。奥斯特夫人要求她亦被允许前往墓地，即刻获得了警方的批准。因为没有人为她提供马车，她看起来很生气，或许她记起了那段短暂的富人时光，那时候在基诺沙可以看见奥斯特的豪华轿车……

“……磨难变得特别长，因为准备墓地有些耽搁；而当她在等待时，她把最年轻的孩子山姆叫了过来，把他的大衣领在颈边更紧地围好。她轻轻地对他说话，但这是仅有的例外，直到仪式结束，她一直沉默着……

“葬礼上一个显眼的人是塞缪尔·奥斯特，他来自底特律，是哈里·奥斯特的兄弟。他给予了年幼的孩子们特殊的照料，并试图安慰悲痛中的他们。

“在演讲和游行时，奥斯特看起来对兄弟之死相当愤恨。他清楚地表明了他不相信自杀理论，并发表了对遗孀充满指责意味的评论……

“M.哈特曼牧师……在葬礼上进行了生动的布道。他对在新墓地落葬的第一人是因暴力而死、并正处于他的黄金时期这一事实表示哀悼。他称赞了哈里·奥斯特的事业，痛惜他的早逝。

“这位遗孀看起来并不为这些对她已故丈夫的赞辞所动。她冷漠地打开外套，允许教长从她的针织毛衣上切下一个口子，这在希伯来信仰里表示悲痛。

“基诺沙的官员们仍然怀疑奥斯特是被他的妻子所杀……”

第二天，1月26日的报纸上，有供认的新闻。在和拉比[14]会面之后，她要求与警长会晤。“走进房间的时候她微微颤抖着，警长给她一张椅子时，她明显非常紧张。‘你知道你的小孩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后者这么说道，他意识到这个心理最佳时期[15]到来了。‘你不愿我们认为他在说谎，对吧？’然后这位母亲，数日来一直面无表情以避免显露藏在后面的恐惧，此刻放下了伪装，突然变得温柔，随后呜咽着说出了她那可怕的秘密。‘他完全没有对你们撒谎；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杀了他，我要忏悔。’”

这是她的正式声明：“我叫安娜·奥斯特。公元1919年1月23日我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杀害了哈里·奥斯特。我听见人们说射出了三发子弹，但我不记得那天开了几枪。我要射杀上述的哈里·奥斯特的原因是，他，上述的哈里·奥斯特，虐待我。我向上述的哈里·奥斯特射击的时候，我几乎就像疯了。在我向他开枪的那一刻之前，我从未想过射杀他，上述的哈里·奥斯特。我想这就是我用来射杀上述的哈里·奥斯特的枪。我自愿做此声明，并非受逼迫而为之。”

记者继续写道：“在奥斯特夫人面前的桌上放着那把左轮手枪，她就是用这把枪杀死她丈夫的。当她说到它的时候，她迟疑地碰了一下那枪，然后把手收回，带着一种明显的恐惧的战栗。警长一言不发地把枪放在一侧，并询问奥斯特夫人是否还有什么话要说。

“‘暂时就这些，’她镇静地答道，‘你为我签好之后，我会签。’

“她的要求——在短暂的瞬间她几乎又成了王者——获得了遵从，她确认好签名，然后要求被送回牢房……”

在次日的传讯中，她的律师提交了一份无罪抗辩。“裹着绒毛大衣和狐皮长围巾，奥斯特夫人走进法庭……在桌前入座时，她向人群中的一位朋友微笑。”

根据记者自己的说法，审讯“波澜不惊”。但仍然，他忍不住做出这个评论：“当奥斯特夫人回到摆放着她精神状况报告的牢房时，发生了一件事。

“在相邻的囚室里，一个因为与已婚男人有染而被指控并拘留的女人被带进牢房关禁闭。一看见她，奥斯特夫人就打听这新来的人并了解案件细节。

“‘她应该被判十年，’当铁门无情地哐啷一声关上时，她说道，‘就是她那种人使我被关在这儿。’”

此后几天里，在一些有详细报道的有关保释的复杂法律讨论后，她被释放。“‘你是否注意到任何迹象表明这女人会缺席审判？’法官问律师们。是贝克律师做出了回答：‘一个像这样有五个孩子的女人能到哪儿去？她依赖他们，法官也能看出他们依赖她。’”

有一星期的时间，媒体很平静。然后，在2月8日，有一篇报道说，“芝加哥一些犹太报纸积极支持进行诉讼。一些这样的报纸上有些专栏文章讨论奥斯特夫人的案子，这些文章极力主张她进行辩护……

“星期五下午，奥斯特夫人和她的一个孩子坐在律师办公室里，读了一部分这样的文章。当翻译向律师读着这些报纸的内容时，她如孩子般啜泣……

“贝克律师今天早上宣布，对奥斯特夫人的辩护将会是精神失常……

“人们估计，奥斯特夫人的审判将是基诺沙市巡回法庭审判过的最有意思的谋杀案之一，按现在的情况预计，这也是一个为女性辩护的人情味新闻故事，它将在法庭上全面展开。”

然后一整个月，什么都没发生。3月10日的头条是这样的：

安娜·奥斯特企图自杀

自杀发生在1910年安大略省的彼得伯勒——她先吞食了石碳酸，然后打开煤气。律师把这条消息带到法庭，以使审讯延期进行，那样他才会有足够时间取得口供。“贝克律师认为这个女人自杀的同时也使两名孩子的生命遭受威胁，这次企图自杀的行为事关重大，因为它可能证明奥斯特夫人的精神状况。”

3月27日。审判被安排在4月7日。在此之后，又是一星期的沉默。然后，在4月4日，仿佛事情正变得有点太过无趣的时候，又有了新进展。

奥斯特向兄弟遗孀开枪

“山姆·奥斯特，哈里·奥斯特的弟弟……企图为他兄弟的死复仇但未遂，今晨十时许，他朝奥斯特夫人开枪……枪击事件就发生在米勒杂货店门外……

“奥斯特跟随奥斯特夫人到了外面，就向她开了一枪。奥斯特夫人，尽管未被射中，倒在了人行道上，奥斯特回到杂货店宣布，照目击者的说法，‘好，我很高兴做了这个。’在那儿，他平静地等待着被捕……

“在警察局……精神完全崩溃了的奥斯特解释了枪击事件。

“‘那个女人，’他说，‘杀了我四个兄弟和我母亲。我曾试图帮忙但她不让我帮。’然后，当他被带进牢房时，他啜泣道，‘上帝会一直站在我这边，我知道。’

“在牢房里，奥斯特宣称他已竭尽所能帮助已故兄弟的孩子们。法庭拒绝任命他为房产管理人的举动近来令他不安，法庭宣称此案中的遗孀拥有部分权利……‘她绝对不是遗孀，’今天早晨他如是评论，‘她是个凶手，她不应该有权利……’”

“奥斯特不会马上接受传讯，以便此案进行更彻底的调查。警方承认其兄弟之死及随后的事件或许同样令他担忧，所以他并不完全对他的行为负责。奥斯特数次表达了他也想死的愿望，警方正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他自杀……”

第二天的报纸有些补充：“奥斯特在城市牢房里度过了一个相当糟糕的夜晚。好几次，官员们发现他在牢房里啜泣，看起来非常歇斯底里……

“警方承认奥斯特夫人因为周五针对她生命的攻击正处于‘不良精神状态’中，但警方同时宣布她将能够出席下周一晚上对于她的审讯。”

三天之后，政府开始审理此案。地方检察官声称谋杀是有预谋的，他非常依赖某个马修斯夫人的证词，她是米勒杂货店的雇员，她声称“在枪击事件当天，奥斯特夫人来过店里三次用电话。其中一次，这位目击者说，奥斯特夫人打电话给她丈夫，要他回家修理一个灯。她说奥斯特曾承诺会在六点钟到”。

但是就算她请他到家里，也并不意味着她打算一等他回来就杀死他。

反正也没什么两样。不管事实如何，辩护律师机敏地把一切都变得对自己有利。他的策略是在两个领域提供压倒一切的证据：一方面，证明我祖父不忠；另一方面，证明我祖母有精神不稳定的病史——两者相结合来制造一个可理解的杀人事件，或者说“因为精神错乱”而导致的杀人事件。哪一种都行。

贝克律师的开场白有意要从陪审团那儿获取每一丝可能的同情。“他讲述了奥斯特夫人如何艰难地与丈夫构建家庭和快乐，那时候他们度过了数年的困难时期，曾一度在基诺沙享受快乐……‘然后，当他们一起辛劳地撑起这个家之后，’贝克律师继续道，‘从城里传来了警报，安娜·奥斯特像块破布一样被抛在一边。她的丈夫不为家人提供食品，反而在芝加哥的一间公寓里包养了范妮·考普兰。她帮忙积攒的钱被一个更美丽的女人挥霍一空，在遭受这样的虐待后，她的精神崩溃有什么奇怪呢，而有一瞬间，她失去了自我控制。’”

第一位辩护证人是伊丽莎白·格罗斯曼，她是我祖母唯一的姐妹，住在新泽西州靠近布伦瑞克的一个农场上。“她的证词相当出色。她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讲述了奥斯特夫人整个一生的故事；在奥地利出生；年仅六岁时其母亲过世；八年后与她妹妹一起来到这个国家；在纽约女帽店里长时间制作帽子和无边女帽；以及这个移民女孩如何靠着这份工作积攒起几百美元的故事。她说起这位女子刚过二十三岁生日就嫁给了奥斯特；讲起他们的商业投机；讲起他们小糖果店的失败，以及去堪萨斯州劳伦斯的远行，在那儿他们试图从头再来，在那儿——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讲起他们返回纽约以及第二次生意以破产告终，讲起奥斯特逃到加拿大的事。她说起了奥斯特夫人跟随奥斯特到了加拿大；讲起奥斯特抛下妻儿，说他‘将要走自己的路’[原文如此]；讲起他如何告诉妻子他将带走五十美元，那样如果他死了钱就会被找到，可以用作一次体面的葬礼……她说他们住在加拿大的时候，他们被称为哈里·鲍尔夫妇……

“格罗斯曼夫人故事里没能讲清的小小空白，由前郡警察局局长阿奇·穆尔和亚伯拉罕·洛补充，两人均来自加拿大彼得博罗郡。这些男人说起奥斯特离开彼得博罗的事以及他妻子的悲伤。奥斯特，他们说道，1909年7月14日离开彼得博罗，第二天夜晚，穆尔发现奥斯特夫人在他们破烂家中的一个房间里，遭受着煤气中毒的危险，她和孩子们躺在地板上的一张床垫上，而煤气正从四个开着的喷嘴里逸出。穆尔继而说起，他在房间里发现一瓶石炭酸，而这种酸的痕迹曾在奥斯特夫人的唇上找到。她被送去医院，目击者说，她病了好多天。这些男人都声称，他们认为奥斯特夫人在加拿大企图自杀的尝试无疑显示出疯狂的迹象。”

其他证人包括两个最年长的孩子，每一个都将家里那本难念的经娓娓道来。说了很多关于范妮的事，还有家里经常发生的争吵。“他说奥斯特有扔碗碟器皿的习惯，有一次，他母亲的手臂被严重割伤，以至于需要打电话找医生来处理。他声称在那些时候，他的父亲对母亲使用粗俗下流的语言……”

另一个来自芝加哥的证人做证说，她经常看见我祖母在间歇性精神焦虑的时候以头撞墙。一个来自基诺沙的警官“有一次看见奥斯特夫人在街上狂奔。他陈述说她的头发‘或多或少’地凌乱不堪，他补充说她的样子看起来就像一个疯子”。一位医生也被召出庭，他声称她患有“急性狂躁症”。

我祖母的证词持续了三小时。“在被压抑的呜咽声和泪水间，她讲述了她与奥斯特一同生活直至‘事故’发生的故事……奥斯特夫人在交叉问讯的严酷考验下表现良好，她的故事以几乎相同的方式讲了不止三遍。”

文章总结道：“贝克律师声情并茂地要求释放奥斯特夫人。在持续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中，他以雄辩的口吻把奥斯特夫人的故事重新又讲了一遍……好几次，奥斯特夫人被律师的发言感动得流下眼泪，而当这位律师描绘着一幅挣扎中的移民女性努力维持家庭的图景时，观众席上的好多女人也在啜泣。”

法官给了陪审团两种判决选择：有罪或者谋杀罪名不成立。不到两小时之后，他们做出了决定。一如4月12日的公告牌所示：“今天下午四点三十分，陪审团就安娜·奥斯特女士一案做出如下判决：被告无罪。”

4月14日。“‘现在我比此前十七年都要高兴。’星期六下午奥斯特夫人在审判结束后与每一位陪审团成员握手时说。‘只要哈里活着，’她对其中一位说道，‘我就会担心。我从未懂得真正的幸福。现在我很遗憾他不得不死在我手里。现在我就像曾经期待的那样快乐……’

“当奥斯特夫人离开法庭时，她的女儿前来迎接……还有两位年龄较小的孩子，他们耐心地在法庭等待判决释放他们的母亲……

“在郡监狱，山姆·奥斯特……尽管他不能理解这一切，说他愿意接受十二位陪审团成员的决定……

“‘昨天晚上当我听到判决的时候，’他在周日早晨接受采访时说，‘我倒在了地板上。我不能相信在杀害了我的兄弟、她的丈夫之后她竟然可以被无罪释放。这对我来说实在太难接受了。我无法理解，但我现在只能放手。我曾经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但我失败了，我现在只能接受法庭所说的一切。’”

次日，他也被释放了。“‘我要回工厂工作去，’奥斯特对地方检察官说，‘一赚到足够的钱，我会在兄弟的墓前竖一块墓碑，然后我要把精力用来支持住在奥地利的那个兄弟的孩子们，他在奥地利参军时阵亡。’

“今天早上的会议透露山姆·奥斯特是奥斯特五兄弟里最小的一个。在世界大战中，三个男孩加入了奥地利军队，他们全部阵亡。”

在关于此案的最后一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报纸报道说，“奥斯特夫人正打算在几天之内把孩子们接到东部去……人们认为奥斯特夫人采取这项行动是听取了律师们的意见，他们劝她应该去往一个新家，在一个没有人知道案情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

我想，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至少对于基诺沙的报纸读者，对于聪明的贝克律师，以及，毫无疑问，对于我的祖母都是如此。当然，对于奥斯特一家的命运，没有更多的说法。公共记录随着他们宣布东迁而告终。

因为父亲很少与我谈及过去，我对此后的事所知甚少。但根据他提到的少数事情，我对于整个家庭的生活环境能够形成一个大致的看法。

比如说，他们经常搬家。对我父亲而言，一年里上两个甚至三个不同的学校并非少见。因为他们没有钱，生活变成为了赖掉房租和躲债的一连串逃离。一家人本就自我封闭，这种游牧生活更将他们和外界完全隔绝。没有持久的参照点：没有可以依靠的家、城市和朋友。只有这家人自己。这几乎就像在隔离区生活。

我父亲曾是家中幼子，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在仰视他的三个哥哥。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大家叫他“小家伙”。他受哮喘和过敏之苦，在学校成绩优秀，在橄榄球队里打边锋，在纽瓦克中心高中田径队里跑四百四十码[16]。他于大萧条开始的第一年毕业，去一间法律夜校读了一两个学期，然后辍学，就像他的哥哥们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

四兄弟黏在了一起。他们彼此之间几乎有种中世纪式的忠诚。尽管他们有不同之处，在许多方面甚至并不相互喜欢，我仍然不把他们看作四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看成一个家族，一个四人组的团结景象。他们中的三位——最年轻的三位——最后成了商业伙伴，住在同一个城市，而第四个，仅仅住在两个城外，也被另外三位拉进了生意。我父亲几乎没有一天不见他的兄弟们。他的整个人生都是如此：六十多年里的每一天。

他们的习惯来自彼此，说话时的样子，小小的手势，如此相似以至于很难分辨哪一位才是某种态度或想法的始作俑者。我父亲的感情是坚定的：他从未说过兄弟们一句坏话。这是又一个“不管他做了什么而只看他是谁”的例子。如果他的一个兄弟碰巧怠慢了他或者做了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我父亲仍然不会加以指责。他是我哥哥，他会说，就好像那解释了一切。兄弟情谊是首要原则，是无可争辩的公理，是唯一的信条。一如对上帝的确信，质疑它就是离经叛道。

作为幼子，我父亲是四兄弟里最忠诚的，也是最不受他人尊敬的一个。他工作最卖力，对侄子侄女最慷慨大方，然而这些事情从未得到完全认可，更没有获得感激。我母亲回忆起婚礼那天，在仪式后的派对上，他的一个兄弟竟然提出要和她发生性关系。他会不会真的做出越轨行为是另一回事。但仅仅像那样挑逗她这一事实就大致说明了他对我父亲的感情。人们不会在别人的婚礼上做那种事，即使他是你弟弟。

家族的核心是我祖母，一个犹太优垦妈妈[17]，一个终结所有母亲的母亲。残忍，执拗，她是老大。是对她的共同忠诚使兄弟们如此亲近。即使作为成年人，各有妻儿，他们仍会在每周五晚上到她家晚餐——不带各自的家庭成员。这是真正重要的关系，比其他任何事都重要。其中必定有一些喜剧性的意味：四个大男人，个个身高超过六英尺，守着一个小而老的女人，她要比他们矮一英尺多。

有一次他们很难得地带着妻子过来，一位邻居碰巧进屋，惊讶于如此大的聚会。这是你的家人吗，奥斯特夫人？他问。是的，她答道，带着骄傲的笑容。这位是——。这位是——。这位是——。这位是山姆。邻居有点儿受惊了。那么这些可爱的夫人们呢，他问，她们是谁？哦，她随意地挥手答道。那位是——的。那位是——的。那位是——的。那位是山姆的。

基诺沙报纸上描绘的她并非不准确。她为她的孩子们而活。（贝克律师：一个像这样有五个孩子的女人能到哪儿去？她依赖他们，法官也能看出他们依赖她。）同时，她是个暴君，经常尖叫，歇斯底里地发作。当她生气时，她会用扫帚打儿子们的头。她要求忠诚，她得到了。

有一次，我父亲送报积攒了十或二十美金的巨款，准备给自己买辆新自行车，他的母亲走进了房间，撬开他的小猪储蓄罐，不带丝毫歉意地把钱拿走。她需要这些钱来付账单，而我父亲孤立无援，无处诉说他的委屈。当他给我讲这个故事，目的不是说明他的母亲是如何粗暴对待他的，而是证明家庭利益如何总是高于家庭成员利益的。他或许曾感到不快，但他没有抱怨。

这就是任性之治。对一个孩子而言，这意味着天可能随时塌下，意味着他永远不能确定任何事。因此，他学会了永远不相信任何人。甚至他自己。总会有人跑来证明他的想法是错的，来证明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他学会了永不要求太多。

父亲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直到他比我现在都大的时候。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独自生活的人，他是那个被留下照顾她的人。然而，要说他离不开母亲是不对的。他太独立了，被哥哥们灌输了太多男子气概。他对她好，尽责细致，但也不能说不保持一定距离，一点不任性。他结婚之后，她经常打电话给他，关于这个那个向他发表长篇大论。我的父亲会把听筒放在桌上，走到房间另一端，自己做几分钟杂事，然后回到电话旁，把电话拿起来，说些平淡乏味的话让她知道他在那儿（噢—哦，噢—哦，嗯嗯嗯嗯嗯嗯，对），然后又一次跑开，来来回回，直到她自己说累了。

他的迟钝有喜剧的一面。而有时这对他很有好处。

我记得有个小小的、干瘪的生物，坐在纽瓦克维夸希克区一所两居室的前厅，读着《犹太每日先驱报》。尽管我明白无论何时看见她，我都不得不亲吻她，但这样做依然令我畏缩。她的脸如此皱纹密布，她的皮肤如此残忍地松弛。更糟的是她的味道——我很后来才认出来是樟脑的味道，她一定是把樟脑放在了衣柜抽屉里，经年累月渗入她衣服的质地中。这种气味在我脑中与“祖母”的概念形影不离。

我记得，她对我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唯一一次她给我礼物，是一本二手或者三手的童书，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传记。我记得我把它从头到尾读了，我甚至还能回忆起其中一些章节。比如说，富兰克林后来的妻子，在初次见到他时嘲笑他——那时他正夹着一个巨大的长棍面包走在费城大街上。书的封面是蓝色的，里面有很多剪影插图。那时候我一定只有七八岁。

父亲去世后，我发现了一个大衣箱，那衣箱曾经属于他母亲，如今在屋子的地窖中。箱子锁着，我决定用榔头和螺丝起子把它撬开，其中或许会有一些被掩埋的秘密，一些失落已久的宝藏。当铁扣落下、抬起箱盖时，就在那儿，又一次地整个都是——那种味道，朝我飘来，直截了当的，容易察觉的，那味道仿佛就是我祖母本身。我感觉仿佛刚刚打开她的棺材。

箱子里没什么有趣的东西：一套雕刻刀，一堆仿造的珠宝。还有一本硬塑料封面的口袋书，一个带柄的八角形盒子。我把这东西给了丹尼尔，他立刻就把它当作一个移动车库，来停放他那小卡车和小汽车组成的车队。

父亲一生都在努力工作。九岁时，他有了第一份工。十八岁时，他与一位兄弟一起做修理收音机的生意。除了受雇为托马斯·爱迪生实验室助理的短暂时期（次日他即被解雇，因为爱迪生知道了他是个犹太人），父亲一直只为他自己工作。他是位非常苛刻的老板，远比任何陌生人都苛刻。

收音机商店最终变成了一家小型电器店，随后又变成一家大型家具店。从那儿起步他开始涉足房地产（比如，买了一栋房子供他母亲居住），直到房地产渐渐取代商店成为他的首要关注点，房地产本身成了一桩生意。与两位兄弟的合伙关系从一样东西延续到下一样。

每天早起晚归，中间就是工作，只有工作。工作是他生活其中的国度之名，而他是它最伟大的爱国者之一。不过这并不是说，工作于他是一种乐趣。他努力工作是因为想赚取尽可能多的钱。工作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挣钱的手段。但那目的不是可以为他带来乐趣的东西。一如年轻马克思所写[18]：“如果货币是把我同人的生活，把我同社会，把我同自然界和人们连接起来的纽带，那么货币难道不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吗？它难道不能够解开和系紧任何纽带吗？因此，它难道不也是普遍的离间手段吗？”

整个一生他都梦想成为百万富翁，成为世上最富有的人。他要的并不完全是金钱本身，而是它所代表的东西：不仅仅是世人眼中的成功，而且是一种令自己变得遥不可及的方式。拥有金钱不仅意味着有能力购买东西：它也意味着世俗的需求永远不会影响你。于是，金钱作为保护，而非乐趣。他的童年一直没有钱，因此在世界的反复无常间容易受伤，对于他，财富成为了逃避的同义词：逃离伤害、苦难，不会成为受害人。他并不试图购买快乐，而仅仅是不快乐的缺席。金钱是万灵丹，是他身为人类最深最难以表达的欲望对象。他并不想花钱，他想拥有它，他想知道它在那儿。于是，金钱并非作为长生不老药，而是作为解毒剂：当你进入丛林时口袋里随身携带的一小瓶药——只是以防你被毒蛇咬到。

有时候，他对于钱是如此吝啬，几乎成了一种病。他并未达到否认自己需要的程度（因为他的需要极少），而是更微妙地，每次当他不得不买东西的时候，他会选择最便宜的。这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讨价还价。

暗含在这种态度里的是一种感知上的原始主义。一切差别都被消除，一切东西都被减至它们的最小公分母。肉就是肉，鞋就是鞋，笔就是笔。你能够在牛肩肉和后段T骨牛排之间选择变得无关紧要，三十九美分一支的一次性圆珠笔和可以用上二十年的五十美元水笔之间变得没有差别。真正精细的物件几乎受到憎恶：它意味着你要不得不支付额外的价钱，而这在道德上是错的。在一个更宽泛的层面，这种状况将其自身转化为一种永久性的无感状态：他对那么多东西视而不见，他否认自己与世界的形状和质地的亲密接触，切断了自己体验美学愉悦的可能性。他眼中的世界是个实用之地。里面的每样东西都有一个价值和一个价格，他的想法是对于需要的东西，尽可能支付一个最接近价值的价格。每样东西都仅仅以其功能来理解，以它值多少钱来评判，而从不作为一个有它自身特性的、本质的物件。在某种意义上，我想这一定令他觉得这个世界索然无味。统一，乏味，没有深度。如果你仅仅从金钱的角度看这世界，那么你最终根本就没看到这世界。

作为一个孩子，有时在公众场合我会真的为他尴尬。和店主讨价还价，对高价大动干戈，据理力争，就好像他那大丈夫气概正受威胁似的。我清晰地记得一切如何在我内部枯萎，记得我希望能够身处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除了我曾在的那儿。一桩和他一起去买棒球手套的事从记忆中跳出。有两星期，我每天放学后会去那家商店，羡慕地看着那副我想要的手套。随后，当某天傍晚父亲带我去那家商店买下它时，他对着销售员大发脾气，以至于我担心他就要把他撕成碎片。震惊之余，我怀着受伤的心告诉他算了，我根本不想要那副手套。我们离开那家店时，他提出为我买个蛋筒冰激凌。反正那手套也不好，他说。下次我给你买一副更好的。

更好的，当然，意味着更糟。

长篇大论地批评家里开着太多的灯。他总是说要买低瓦数的灯泡。

他从不带我们去看电影的借口：“为什么要出去花上一大笔钱呢？一两年之后电视里会播的。”

偶尔在饭店里家庭聚餐：我们总是不得不点菜单上最便宜的东西。这成了一种惯例。是的，他会说，一边点头，那是个不错的选择。

数年之后，我和妻子住在纽约，他有时会带我们出去吃饭。台词永远一模一样：当我们把最后一叉食物放进嘴的那刻，他会问，“好走了吗？”甚至不可能再考虑甜品。

他总是非常不自在。他无法坐着不动，不会说客套话，不能“放轻松”。

和他在一起会让你紧张。你会觉得他总像是马上要走的样子。

他喜欢那些聪明的小把戏，对能在自己的游戏里智取全世界的能力引以为豪。在生活最微小层面的小家子气，既荒谬又令人沮丧。开车的时候，他总是把里程表断开，伪造里程数以保证自己得到一个更好的卖价。在家里，他总会自己做修补工作，而不雇用专业人员。因为他对机械有一种天赋并知道事物运作的原理，他会走古怪的捷径，使用在手头的随便什么材料，采用鲁比·戈德堡[19]法解决机械和电路问题——而不是花钱用正确的方法去做。

他对永久性的解决方案从来不感兴趣。他继续东修西补，这儿一点，那儿一点，永不让他的船沉没，但也一直不给它机会浮起来。

他衣着风格：好像落后了时代二十年。从折扣店货架上买来的人造革套装；从地下室廉价品箱子里弄来的无盒装的鞋。这不仅是他吝啬的证据，漠视时尚也使他更像一个不怎么存在于这世界的人。他穿的衣服好像是孤独的一种表达，一种确认缺席的具体方式。尽管他甚为富裕，有能力买他想要的东西，他看起来却像一个穷人，一个刚从农场里出来的乡巴佬。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这稍微改变了一点点。重新成为单身汉很可能令他感到震惊：他意识到假如他想拥有任何形式的社交生活，他就不得不使自己像样一些。并不是说他出门买了昂贵的衣服，但至少他衣橱的基调改变了：沉闷的褐色和灰色由亮色所取代，过时的风格让位于更艳丽更时髦的形象。格子长裤，白鞋，黄色高领毛衣，大搭扣的靴子。但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他穿这些衣服的时候看起来从不自然。它们不是他个性的组成部分。它令你想到由父母打扮的小男孩。

考虑到他与金钱的古怪关系（他对财富的渴望，对花钱的无能），他在穷人中谋生不知怎么倒也合适。与他们相比，他拥有巨大的财富。然而，在几乎一无所有的人们中间过日子，他就能一直看到一幅世上他最害怕的图景：没有钱。这使他意识到钱的重要性。他不觉得自己吝啬——而是敏感，一个知道美元价值的人。他不得不保持警觉。这是唯一一样把他和贫穷的噩梦隔开的东西。

生意处于巅峰期时，他和兄弟们拥有近百栋房子。他们的地盘是北新泽西可怕的工业区——纽瓦克的泽西市——几乎他们所有的租客都是黑人。有人说是“贫民窟房东”，但在这件事上这不是个准确或公平的描述。从任何意义上说，他都不是个缺席的房东。他在那儿，他投入的时间之多，哪怕最有原则的员工都会想去罢工。

这工作永远需要同时应对诸多局面。有房屋的买卖，设备的购置和维修，好几个修理团队的管理，租借公寓，监督监管人，听取租户的投诉，处理房屋检查员的来访，与水电公司的经常联络，更不用说要经常去法庭——作为原告和被告都有——起诉欠租，回应违规。所有的事情总是同时发生，同一时间总会有来自十几个不同方向的攻击，而只有一个从容应付事务的人不可能搞得定。在任何一天，都不可能做完所有必须做的事。你并非因为完成了工作而回家，而仅仅因为时间已晚而你把时间都用完了。次日所有的麻烦会等着你——还会有些新麻烦。没完没了。十五年里，他只休过两次假。

他对租户们心肠很软——允许他们迟付租金，送衣服给他们的孩子，帮助他们找工作——而他们信任他。老人们，因为害怕遭劫，会把他们最值钱的东西交给他，存在他办公室的保险箱里。在所有的兄弟中，他是人们有麻烦就会去找的那个。没有人叫他奥斯特先生。他一直是山姆先生。

在他死后我打扫屋子时，我在一个厨房抽屉底下碰巧找到了这封信。在我找到的所有东西里，我最高兴的就是找回了这个。它以某种方式把账做平了，在任何我的脑子偏离事实太远的时候，它给了我活生生的证明。这封信是写给“山姆先生”的，笔迹几乎难以辨认。

1976年4月19日

亲爱的山姆，

我知道你收到我的信会大吃一惊。或许首先我最好向你介绍一下我的自己[20]。我是纳什夫人。我是阿尔伯特·格鲁佛的嫂子——格鲁佛夫人和阿尔伯特住在泽西市松树街285号很久，班克斯夫人也是我的姐姐。无论，如何[21]。如果你记得。

你安排好为我的孩子们找一间公寓，我住在约翰斯顿大道327号，就在我姐姐格鲁佛夫妇屋子的转角边。

不管怎样我搬走的时候欠了四十美元的租金。这是在1964年但我没有赚到我欠的这庄重的债[22]。所以现在，我来还你的钱。感谢你在那时候对我和我的孩子们这么好。我多么感激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希望你能够回忆回[23]那个时候。所以我从来没有忘记你。

大约三周之前，我打电话到办公室但那时不在。希望上帝保佑你。我很少到泽西市来如果我来我会来看你。

不管怎样我很高兴现在来还这笔债。先这样吧。

真诚地，

JB·纳什夫人

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有时会跟他一个个去收租。我太年幼以至于不能理解所看到的东西，但我记得它给我的印象，仿佛正因为我不理解，对这些经验的原始感知直接进入了我，直到今天它们还在，就像扎入拇指的刺一样直接。

木屋的过道阴暗而荒凉。每扇门背后，都有一群孩子在光秃秃的公寓里玩耍；都有一个母亲在熨衣板前弯着腰，总是闷闷不乐，工作过度，疲倦不堪。最鲜活的是气味，就好像贫穷不仅仅是缺少金钱，更是一种生理感觉，一种侵入你大脑的恶臭，令人无法思考。每次我和父亲走进一幢房子，我都会屏住气，不敢呼吸，就好像那气味会来伤害我一样。每个人总很高兴遇见山姆先生的儿子。人们给了我不计其数的微笑，还有很多人会来拍拍我的头。

有一次，当我稍微长大些时，我记得和他一同驱车在泽西市的一条街上，看见一个男孩穿着一件T恤，我几个月前也穿过但现在穿不下了。这是件非常容易辨别的T恤，有特别的黄蓝条纹，毫无疑问这件衣服曾经是我的。无法解释地，我感到一种强烈的羞耻感。

更大些时，十三、十四或者十五岁时，有时候我会和他一起做木工、油漆、修理来挣些钱。有一次，在仲夏暴热的一天，我被安排帮助一个人在屋顶上涂焦油。那人的名字叫乔·莱文（他是个黑人，为了对一位曾在年轻时帮助过他的犹太杂货商表示感激，他把名字改成了莱文），他是我父亲最信任最依赖的工匠。我们把五十多加仑的焦油桶搬上屋顶，并开始用扫帚把那东西涂在表面上。照射在黑色平顶上的阳光暴烈，大约半小时之后我觉得非常晕眩，我在一块湿的焦油上滑倒摔了下来，碰巧撞在一个打开的桶上，焦油溅得我全身都是。

几分钟后当我回到办公室，我父亲被逗得哈哈大笑。我明白这场景很可笑，但我太窘迫了，无法一笑了之。值得庆幸的是，他没有对我动怒或者取笑我。他大笑，但他大笑的方式也使我大笑。随后他扔下了手头的工作，带我去街对面的伍尔沃斯[24]，为我买了一些新衣服。我一下子觉得有可能与他亲近了。

几年之后，生意开始衰落。生意本身并没有错，而是生意的性质错了：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在那特定的地点，再也不可能幸存。城市正在解体，看起来谁都不在乎。我父亲曾或多或少颇有成就的工作，如今变成了单纯的苦工。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厌恶去工作。

恶意破坏财产成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做任何形式的修理都变成令人泄气的事。房子里的管道刚装好，盗贼们就马上把管子拔出。窗户经常被打碎，房门被砸开，走道被堵塞，还有火灾。同时，房子也不可能变卖了。没有人想买。处理它们的唯一方法是遗弃它们，让城市接管。就这样大笔大笔的钱没了，整个一生的劳作没了。最后，当我父亲去世时，只剩下了六七幢房子。整个帝国已经解体。

我最后待在泽西市的时候（至少十年前），这地方看起来像个灾区，仿佛被匈奴人掠夺过一样。灰色的，荒凉的街道；到处堆着垃圾；流浪汉们来来回回曳步而行。我父亲的办公室被抢过那么多次，如今里面只剩下一些灰色的金属桌，几把椅子和三四部电话。甚至连台打字机都没有，一丝色彩都没有。不再真的是个工作场所，而是个地狱里的房间。我坐下望着街对面的银行。没有人走出，没有人进入。仅有的活物是两只在台阶上交配的流浪狗。

我无法理解他是如何自我恢复、每天又是如何走进那儿的。习惯的力量，或者仅仅是倔强。这不单令人沮丧，还很危险。他好几次遇袭，有一次袭击者猛踢他的头部，使他的听力遭到永久性的破坏。在他生命的最后四五年里，他的脑子里总有一种微弱的鸣叫声，一种永不离去的嗡嗡声，甚至在睡觉时也有。医生对此无能为力。

最终，他出门上街时右手总拿着个活动扳手。那时他已超过六十五岁，他不想再冒险。

今天早上我在教丹尼尔如何做炒鸡蛋时，我突然想到了两个句子。

“‘如今我想知道’，这女人说，带着一种可怕的力量，‘我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在世上的任何地方找到像他一样的另一个父亲。’”（伊萨克·巴别尔）

“孩子们总有一种倾向，要么贬低、要么夸大他们的父母，对一个好儿子而言，他的父亲总是最好的父亲，没有任何主观原因便崇拜他。”（普鲁斯特）

我现在明白了我一定是个糟糕的孩子。或者，如果说糟糕不够准确的话，至少是令人失望的，我是混乱和伤感的源头。对他而言，制造出一个诗人儿子毫无意义。他同样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双学位的年轻人毕业后要找一份在墨西哥湾的油轮上当海员的工作，随后又无缘无故地跑去巴黎，在那儿过了四年拮据的生活。

他对我最经常的描述是我“想入非非”，或者我“不脚踏实地”。无论哪种，对他而言我看起来一定不太真实，就像我不知何故成了水蒸气或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在他眼中，你要工作才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根据定义，工作是能带来钱财的某种东西。如果它不能带来钱财，就不是工作。所以说，写作不是工作，尤其是写诗。它至多是一种爱好，一种在做真正重要的事之间消磨时间的愉快方式。父亲认为我是在挥霍自己的天赋，并拒绝长大。

尽管如此，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某种联系。我们并不亲近，但仍保持联系。差不多一个月打一次电话，一年也许去拜访三四次。每次我的诗集出版，我都会尽责地寄给他，而他总会打电话来致谢。每当我为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我都会准备好一本，并确保在下次见面时给他。《纽约书评》对他毫无意义，但《评论》[25]杂志里的文章会令他印象深刻。我想他觉得如果是犹太人在出版我的作品，那么也许它会比较重要。

有一次，当我仍然住在巴黎的时候，他写信告诉我，他去公共图书馆读了一些我发表在《诗歌》最近一期上的诗。我想象他在一间巨大的、荒凉的房间里，在某个清早尚未去上班的时候：坐在某张长桌前，大衣都没脱，弓着背读着那些对他而言一定是难以理解的词语。

我试图将这图景留在脑中，与其他所有不会消失的记忆一起。

有一种失控的、完全令人迷惑的相斥的力量。我现在理解了每个事实都被下一个事实抵消，每种想法都引起一种相等而对立的想法。不可能毫无保留地说任何东西：他好，或者他不好；他这样，或者他那样。所有这些都对。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我正在同时书写三四个不同的人，每一个都清晰，每一个都是其余几个的对立面。碎片。或轶事，作为一种知识形式。

对。

有偶尔慷慨的时候。在那些很少见的时候，当世界不对他构成威胁时，他的生存动机似乎是仁慈。“愿伟大的主永远赐福予你。”

朋友们每当遇上麻烦就会打电话给他。比如午夜有辆车在某处抛锚，我父亲会从床上爬起来赶去救援。从某些意义上说，别人很容易利用他。他拒绝抱怨任何事。

一种近似于超人的耐心。他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教别人开车时不发火也不紧张的人。就算你一头朝路灯柱撞去，他仍然无动于衷。

无动于衷。而因此，有时近乎安详。

从他还是个年轻人时起，他总是对他最年长的外甥有种特别的兴趣——他唯一那个姐姐的独子。我姑妈的生活不快乐，有好几段不成功的婚姻，她的儿子深受其害——被送往军校，从未真正得到一个家。我想，不过是出于善意和一种责任感，我父亲把这男孩带到他的庇护之下。他不断地鼓励他，细心照顾他，教他如何在这世上生存。后来，他在生意上帮助他，每当有问题出现，他总是乐意倾听并给予建议。即使在表兄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后，我父亲仍然继续关心他，有一次安排他们住在他的房子里一年多，他认真地送生日礼物给他的四个侄孙侄女，经常去看他们并一同晚餐。

对于我父亲的死，这个外甥受到的刺激要比我的任何其他亲戚多。在葬礼后的家庭聚会上，他有三四次跑过来对我说：“就在前几天我还碰巧遇见他。我们还约好了星期五晚上一起吃饭。”

每次他用的词都一模一样。就好像他不再明白自己在讲什么似的。

我感觉我们不知怎么颠倒了角色，他成了悲痛的儿子而我是那个同情的外甥。我想勾住他的肩膀，告诉他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多么好的人。最终，他是真正的儿子，他是那个我永远无法强迫自己成为的儿子。

在过去的两星期里，莫里斯·布朗肖的这几句话一直在我脑中回响：“有件事一定要理解：我从未说过任何特别的甚至令人惊讶的东西。在我停下的时刻，特别的事开始了。但我不再能谈论它。”

以死为始。倒退着走进生活，然后最终，返回死亡。

否则：试图说关于任何人的任何事都是徒劳。

1972年，他来巴黎看我。这是他唯一一次欧洲之行。

那年我住在六楼一间微型女佣房里，房间只够放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盥洗池。窗户和小阳台正对着从圣日耳曼洛塞华大教堂里突出的一个石头天使的脸：卢浮宫在我左边，巴黎大堂[26]在我右边，而蒙马特则在远处。我很喜欢那间房间，后来出现在我第一本书里的很多诗歌都是在那儿写的。

父亲没有计划要待多久，你甚至很难将之称为一次旅行：四天在伦敦，三天在巴黎，然后就回家了。但我仍然乐意见到他，并准备与他共度一段快乐时光。

然而，两件事发生了，令计划泡汤。我得了很重的流感，而且在他抵达次日，我不得不去墨西哥为一个代笔写作项目工作。

我在他预订好的旅游宾馆大堂里等了他整个早上，因为高烧而大汗淋漓，几乎因虚弱而神志不清。当他未能在约定时间出现时，我继续等了一两个钟头，但最终我放弃了，回到房间倒在床上。

那天下午他来敲我的门，把我从沉睡中唤醒。这相遇如同直接出自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手笔：中产阶级父亲到一个异国城市看儿子，发现这位艰难谋生的诗人独自一人在阁楼，身体虚弱地发着高烧。他为见到的一切所震惊，对有人竟然能住在这样一间房间表示愤慨，这令他马上投入行动：他让我穿上外套，把我拖到附近的一间诊所，然后为我买好了医生开的药。后来，他不让我在房间里过夜。我无力争辩，只好同意待在他的旅馆里。

第二天，我一点都没好转。但有事情要做，我只好振作起精神干活。早晨，我带着父亲一起去昂利·马丁大街电影制片人的宽敞公寓，他就是那个派我去墨西哥的人。过去的那年，我一直断断续续地为这个男人工作，做那些稀奇古怪的活——翻译，剧本提纲——那些与电影稍微相关的事，反正我对之也不感兴趣。每个项目都比前一个更蠢，但报酬还不错，而我需要钱。如今，他需要我帮助他的墨西哥妻子写一本书，一本她与一位英国出版商签订了合同的书：羽蛇神[27]和长羽毛的蛇的神话。这好像有点出格了，我已经数次拒绝了他。但每一次我说不，他的报价就上升，直到如今这笔钱多到令人无法再拒绝。我只会离开一个月，而我的报酬是用现金支付的——预付。

这就是我父亲见证的交易。这一次，我能知道这使他印象深刻。我不仅带他进入这奢华的布景，把他介绍给一个以百万元计做生意的男人，而且现在这男人正从桌上平静地递给我一叠百元大钞，并祝福我旅途愉快。当然，是金钱令这一切变得不同，这是父亲亲眼看见的事实。我有一种胜利的感觉，就好像不知怎么我被证明是正确的。第一次，他被迫意识到我可以自给自足。

他变得非常小心翼翼，对我的弱势地位表示宽容。帮我把钱存进银行，微笑着说着笑话。随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和我一起去机场。最后重重地握了手。祝好运，儿子。搞定他们。

没问题。

如今好几天没写什么了……

尽管为自己找个很多借口，但是我明白发生了什么。我离最后能够说出的东西越近，就越不情愿说任何东西。我想拖延结束那一刻，这样我就能骗自己说才刚刚开始，我的故事更好的部分还在后头。不管这些词语看起来多么无用，它们依旧立于我和沉默之间，这沉默继续令我害怕。当我走进这沉默，将意味着我父亲已永远消失。

殡仪馆暗淡的绿地毯。患有湿疹、踝关节肿大、假殷勤的专业承办员，念着一张费用清单，就好像我正准备用信贷购买一套卧室家具。他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父亲去世时戴着的戒指。对话单调地进行，我无所事事地触摸着这个戒指，注意到宝石的底部有一些肥皂润滑剂的遗留物。我很快找到了其中的联系，然后这变得荒诞而明白无误：那是为了把戒指从他手指上除下而使用的涂剂。我试图想象那个人，他的工作就是做这样的事。与其说我感觉恐惧，不如说这令我着迷。我记得我这样想：我进入了事实的世界，残忍的细节王国。戒指是金的，黑色的镶座带着共济会成员的标记。二十多年来，父亲始终不是活跃的成员。

葬礼承办员不断对我说着“在旧日时光”他是如何认识我父亲的，暗示着一种我能肯定并不存在的亲密和友情。当我向他递交给报纸的讣告信息时，他抢在我的话之前提供了许多错误事实，冲在我前头为了证明他和我父亲有多熟悉。每次这样的事发生，我就停下来纠正他。第二天，当讣告出现在报纸上时，许多这样的错误事实被刊登了出来。

父亲去世前三天，买了一辆新车。他开过一次，也许两次，当我在葬礼后返回他的房子时，我看见它在车库里，已然死去，像某种巨大的夭折的生物。那天稍晚时，我去车库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我坐在这辆车的方向盘后面，吸入奇怪的新出厂的味道。里程表显示六十七英里。那碰巧也是父亲的年纪：六十七岁。这短暂的数字使我厌恶。就好像那是生与死之间的距离。就好像一次小小的旅行，比开车去下一个城市远不了多少。

最大的遗憾：我没能得到一次机会，在他去世之后看他一眼。很无知地，我想当然地以为葬礼时棺材会是打开的，然而，当它不是开着的时候，做任何事都太晚了。

从未看见他死去时的样子使我没能像本来愿意的那样极度痛苦。并不是说他的死由此变得缺少真实感，而是如今，每次我想看它，每次我想触摸这一现实，我都必须进行一种想象活动。记忆里一无所有。只有一种空。

当坟墓揭开安放棺材时，我注意到一块厚厚的橙色的树根伸进洞穴。这对我有一种奇特的安慰作用。有短暂的一瞬间，死这赤裸裸的事实不再隐藏于仪式的词语和手势背后。它就在这儿：无法和解，未经修饰，无法把眼睛转向别处。我父亲被降入地下，不久，当棺材逐渐解体，他的身体将帮助我看见过的根提供营养。我觉得这比那天所说所做的其他事情都更有意义。

执行葬礼仪式的拉比就是十九年前主持我的成人仪式的那个男人。上一次见到他时，他还是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年轻男人。如今他老了，一脸灰色胡须。他不认识我父亲，实际上对他一无所知，而就在葬礼仪式开始前半小时，我与他一同坐下，告诉他在致悼词时要说些什么。他在小纸片上做了记录。到了他发表演讲的时候，他感情真挚地进行了演说。虽然主题是一个他从来不认识的男人，但看上去就像发自肺腑。在我身后，我能听见女人啜泣的声音。他照着我告诉他的话念，几乎一词不差。

我意识到很久以前我就开始写这个故事了，早在父亲去世之前。

夜复一夜，在床上辗转反侧，我的眼睛在黑暗里睁着。无法入眠，无法思考他是如何死去的。我发现自己在床褥中汗流浃背，试图想象突发心脏病是怎样的感觉。肾上腺素贯穿我的身体，头痛欲裂，而我的整个身体好像收缩成胸膛背后的一个微小区域。需要体验同样的恐慌，同样致命的痛。

然后，夜里有梦，几乎每一夜。在几小时前把我惊醒的一个梦里，我从父亲一位女性朋友的十几岁的女儿那儿得知，她，就是这个女儿，我父亲曾使她怀孕。因为她如此年轻，我和妻子同意在孩子出生后抚养他。孩子将是个男孩。所有人都预先知道了这点。

也许，这样说同样正确：一旦这个故事结束，它会继续讲述它自己，甚至在词语被用尽之后。

葬礼上那位年长的绅士是我的叔祖父，山姆·奥斯特，如今近九十高龄。他个子高，头发稀疏，有高音调的、尖厉的嗓音。他对1919年的事件只字未提，而我也无心问他。山姆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照顾过他，他说。但那就是全部。

当被问及是否需要喝什么饮料时，他要了一杯热水。加柠檬么？不用，谢谢，只要热水。

再一次引用布朗肖：“我不再能够讲述它。”

在屋子里找到的：一份来自阿拉巴马州圣·克莱尔县的文件，正式宣布我父母离婚。底下是签名：安·W.洛夫。

在屋子里找到的：一只手表，几件汗衫，一件夹克，一个闹钟，六个网球拍和一辆几乎不能开的老得生锈的别克。一套餐具，一个咖啡桌，三四盏灯。一尊给丹尼尔的尊尼·获加[28]酒吧雕像。一本空白的相册，这是我们的生活：奥斯特一家。

一开始，我以为抓住这些东西不放会是一种安慰，以为它们会令我记起父亲，使我在继续生活的时候想到他。但看样子，物件不过是物件而已。如今我习惯了它们，开始把它们当成是我自己的。我用他的手表看时间，我穿他的汗衫，我开他的车四处转悠。但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亲密的幻影。我已经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我父亲已从它们背后消失了，已经再一次变成隐形。而早晚它们会崩溃、瓦解，不得不被丢弃。我甚至怀疑一切都将不再重要。

“……在这里，真正的情形是唯劳作者才得食，唯不安者才得安宁，唯沉沦于下层世界者才能拯救可爱的人们，唯拔出刀子者才得到以撒……不劳作者的情况与有关以色列处女的描写相吻合：他孕育了风——劳作者则孕育了他自己的父亲。”（克尔凯郭尔）[29]

凌晨两点多。烟灰缸漫溢，咖啡杯空着，有早春的寒意。想起丹尼尔躺在楼上的卧床里熟睡时的样子。以此作为结尾。

想知道当他长大到足以阅读这些东西时，他对这些书页会作何感想。

想起他躺在楼上的卧床里熟睡时甜美而凶猛的小身体。以此作为结尾。

（1979年）

注释

[1]金发姑娘，Goldilocks。Goldilocks and the Three Bears是一个童话，讲一个叫Goldilocks的小姑娘在森林中迷路，误入三只熊的家。她喝了它们的粥，坐坏了它们的椅子，吃饱后在小熊的床上恬然入睡。三只熊散步回家，发现家里的物品被人翻动使用过，最让人惊愕的是小熊的床上还睡着一个陌生人！这时，小姑娘也梦醒了。

[2]约摄氏4.4度。

[3]Comedy of manners，指讽刺社会礼仪及虚假行为举止、质疑社会规范的喜剧形式。

[4]Memorial Day，每年5月30日，是美国用以纪念在战争中阵亡将士的日子。

[5]Ophelia，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中的女主人公。她深爱着哈姆雷特，当两人恋爱终结时她发了疯，投河自尽。

[6]R. D. Laing（1927—1989），当代英国著名的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家，他主张从存在主义—现象学的视角来理解精神疾病，认为家庭或社会才是精神疾病的真正来源。

[7]Hopalong Cassidy，虚构的牛仔形象。

[8]原文为greenhorns。

[9]原文为Pull your leg，意为“取笑某人”。此处为一语双关。

[10]Seance，发生如飘浮、心灵感应、与死人对话等现象的聚会。

[11]Eugene Debs（1855—1926），美国工会领袖，曾在1920年总统大选中获得近百万张选票，被视为美国社会渴望改变的信号。

[12]原文为Premier Lenine，Lenine为Lenin（列宁）的误拼。

[13]William Harrison Dempsey（1895—1983），美国职业拳击运动员，他于1919年7月4日战胜了杰西·威拉德，获得世界重量级冠军的头衔，但在1926年将该头衔输给了吉纳·特纳。他使拳击运动在美国家喻户晓。

[14]Rabbi，犹太教牧师。

[15]Psychological moment，心理学术语，指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能产生预期最佳反应的时刻。

[16]相当于四百米。

[17]Mammy Yokum，1940年出品的美国喜剧电影《莱尔·艾布纳》中的人物。

[18]引文出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第二手稿》，这里的译文参照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

[19]Rube Goldberg，指透过一连串复杂的连动机构，或是利用关系触发去完成一件简单事情。鲁比·戈德堡是美国著名的漫画家，普利策奖得主。他的漫画系列《发明家》异想天开地表达用复杂机械完成简单任务的可笑设计，鲁比·戈德堡法因此得名。

[20]原文为my self，是myself之误，为写信人的英文错误。

[21]原文为any way，是anyway之误。

[22]此句为写信人的语法错误。

[23]原文为recall back，为写信人的语法错误。

[24]Woolworth’s，连锁店名。

[25]Commentary，1945年由美国犹太委员会创办的月刊。

[26]Les Halles，又译“中央市场”，巴黎第一区的地名。

[27]Quetzalcoatl，托尔特克人和阿兹特克人信奉的一种神，其象征是长有羽毛的蛇。

[28]一种苏格兰威士忌。

[29]引文出自克尔凯郭尔《恐惧与战栗》（刘继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

记忆之书

“死人哭泣，表明他正在恢复知觉。”乌鸦郑重地说。

“我很遗憾地反对我杰出的朋友和同行，”猫头鹰说，“但是我觉得，死人哭泣，表明他不想死。”

——科洛迪，《木偶奇遇记》[1]

他把一张空白的纸放在面前的桌上，用他的笔写下这些词。曾经如此。此后不再。

那日稍晚，他回到房间。他找到一张干净的白纸，把它放在面前的桌上。他写啊写，直到他在整页纸上都盖满了词。后来，当他通读他所写的东西时，竟不能辨认出这些词来。那些他的确能够理解的词好像并没有说出他想要表达的东西。随后，他出门去吃晚饭。

那天晚上，他告诉自己明天是新的一天。新的词语开始在他的大脑中喧嚣，但他没有把它们写下来。他决定把自己称为A。他在桌子和窗户间来回走动。他打开收音机随后又把它关掉。他抽了一根烟。

随后他写。曾经如此。此后不再。

圣诞夜，1979年。他的生命好像不再存在于现时。无论何时他打开收音机听国际新闻，都会发现自己正想象这些词语在描绘那些很久以前发生的事。即使他立于当下，也会觉得自己正从未来回首现在，而这种“作为过去的现在”是如此古老，以至于即使是当天的恐惧对于他都显得很遥远，而这本应令他充满愤慨，就好像电台里的声音在朗读某种失落文明的编年史。后来，在某个更明澈的时候，他把这种感觉称为“对现时的怀旧”。

接着是对古典记忆系统的详细描述，充满图表和象征性的图画。比如，拉蒙·柳利[2]或罗伯特·弗卢德[3]，更不用说乔尔丹诺·布鲁诺[4]了，这位伟大的诺拉人1600年被火刑处死。地方和图像作为回忆其他地方和图像的催化剂：事物，事件，被埋葬的自身生命的产物。记忆术。随后是布鲁诺的思想：人类的思维结构对应自然结构。因此可以这样归纳：一切，在某种意义上，与其他一切皆有关联。

同时，一如与上述平行，房间里有一场简单的专题讨论。比如说，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的图景。如同帕斯卡尔所言：“人类所有不快乐的唯一原因，是他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待在房间里。”如同这句话所言：“他在这间房间里写下了《记忆之书》。”

《记忆之书》。第一册。

圣诞夜，1979年。他在纽约，独自一人在瓦里克街6号的小房间里。就像这个街区的许多建筑一样，这栋房子曾经只是一个工作场所。前生的遗迹在他周围处处可见：神秘的管道网络，被煤烟污染的锡制屋顶，发出咝咝声的蒸汽散热器。每当他的视线落在结了霜的玻璃门嵌板上时，他可以倒着读出这些笨拙的印刷字：R.M.普雷，注册电工。人们永远不该住在这儿。这是一间为机器、痰盂和汗水准备的房间。

他无法把它称为家，但对于过去九个月而言，这就是他的所有。几十本书，地板上的一个床垫，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一个电炉和一个生锈的冷水槽。厕所在走道尽头，但他只在不得不拉屎的时候才使用它。小便他就在水槽里解决。过去三天电梯一直坏着，而这里又是顶楼，这令他不愿意出门。很大程度上这并非因为他讨厌在回家时爬那十层楼梯，而是他觉得这么大费周章只为了回到这样的凄凉处境实在令人绝望。而一次在这房间里待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他一般总能够产生很多想法，而这反过来驱散了无聊，或者至少使他没有察觉到无聊。每次他出门，他总带着他的想法，而当他不在房间里时，这房间便逐渐把他想居住于此的努力驱散干净。当他回来时，他不得不再重新开始整个过程，而那需要努力，真正的精神努力。考虑到他爬上楼后的身体状况（胸口如风箱起伏，双腿如树干沉重而绷紧），这内心的斗争便要花一段长得多的时间才能够开始。在其间，在他打开房门和又一次开始征服空虚之间的真空里，他的心在一种失语的惶恐中猛烈跳动。这就好像他正被迫观看他自己的消失，就好像跨过房间的门槛，他正在进入另一个维度，开始在一个黑洞里居住。

在他头顶上，昏暗的云掠过污浊的天窗，向曼哈顿的傍晚飘去。在他下面，他听见车辆急速穿过荷兰隧道：圣诞夜，车流朝向他们在新泽西的家而去。隔壁很安静。彭波尼奥兄弟大概在家，正准备吃一顿节日大餐。每天早上，他们都会在那儿抽雪茄、制造那些塑料招牌字——他们一直做这生意，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四个小时。那还不错。最近，他们中的一人一直在店里过夜，而他的呼噜声总是让A无法入眠。这男人就睡在A的正对面，就在这堵把他们两间房隔开的薄墙的另一侧，接连几个小时，A躺在床上，凝视着黑暗，试图调整思考的节奏，以便配合这男人苦闷不快的梦境的起落。鼾声渐涨，在每个回合的高峰点，它们变得长而尖厉，几乎歇斯底里，就好像当夜晚来临，打鼾者就不得不模拟那俘获了他一整天的机器的噪音。只有这一次，A才得以睡了个安稳的好觉。即使圣诞老人的到来也不会打扰他。

冬至：一年中最黑暗的时节。早晨他刚醒来，就觉得这一天开始从他那儿溜走。没有他可以全神贯注的光，没有时间展开的感觉。而是，有一种门正被关上、锁正被拧转的感觉。这是与世隔绝的一季，一段漫长的内省时光。外部世界，这个物质和身体的有形世界，似乎渐渐成了他心灵的产物。他感觉自己滑过事件，如鬼魂般盘旋于自身存在的周围，就好像他在自己身边的某处生活——并非真的在这儿，但也不在其他地方。一种被锁住的感觉，同时，一种有能力穿墙的感觉。他在思想边缘的某处记录：骨子里的黑暗；记下这个。

白天，热气从暖气片里以最大能量喷涌而出。即使现在，寒冬腊月时，他也被迫开着窗。然而在夜晚，根本就没有热气。他穿着两三件毛衣睡觉，紧紧蜷缩在睡袋里。周末，完全没有热气供应，日夜都没有，最近有几次，当他坐在桌前试图写作时，他不再能感觉到手里有一支笔。就其本身而言，这种不适感并不令他困扰。但这使他失去了平衡，促使他进入了一种不断内省的状态。与看上去不太一样，这房间不是世界的退隐之地。这儿没有东西欢迎他，没有承诺给他一个身体假期以寻求忘却。这四面墙只是他自身不安的信号，为了在这环境中找到某种平静的方法，他必须更深地挖掘自己。但他挖得越多，可以继续挖掘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他好像无法否认这点。或早或晚，他都会注定耗尽自己。

当夜晚来临，电力暗至一半亮度，随后又亮起，再暗下，没有明显的原因。这就好像光线是被某个恶作剧的上帝控制似的。肯·爱迪生公司没有此地的记录，所以也不用支付电费。同时，电话公司也拒绝承认A的存在。这儿的电话用了九个多月，从没坏过，但他不曾收到过一份账单。某天当他打电话去指出问题时，他们坚称从没有听说过他。不知怎的，他成功逃离了电脑的控制，一个电话也不曾被记录下来。他的名字不在黄页上。只要他想，他就可以在无聊的时候打电话去遥远的地方。但事实是，没有一个人他想与之交谈。在加利福尼亚没有，在巴黎没有，在中国没有。对他而言，世界缩小成了这房间的大小，而他在理解这点之前，将必须待在此刻所在之处。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必须先在这儿，才可能去别处。而如果他无法成功地找到这个地方，想找另一个地方对他而言会很荒谬。

生活在鲸鱼体内。一种对约拿的曲解，而拒绝说话又意味着什么。平行文本：杰佩托[5]在鲨鱼肚子里（迪斯尼版本里的鲸鱼），和匹诺曹如何拯救他的故事。人们是否必须潜入大海深处，救起自己的父亲，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孩？

这是这些主题的最初表述。且待下几回分解。

然后是海难。克鲁索[6]在他的岛上。“这孩子要是能待在家里，也许会很幸福的；但如果他要到海外去，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7]”对孤独的自觉。或者用乔治·奥彭[8]的话来说：“单数的海难。”

四周都是海浪的图景，水像空气一样无边无际，身后有丛林热。“我与世隔绝，我是个隐士，一个人类社会的流放者。”

那么星期五呢？不，还没有星期五。没有星期五，至少这里没有。一切在那一刻之前发生。或者说：海浪已经把脚印冲走了。

对偶然性的初次评注。

故事从这儿开始。他的一个朋友给他讲了个故事。多年过去之后，他发现自己又思索起这个故事。并不是说一切随着这故事开始。而是，在记起这故事时，他开始意识到在他身上正发生着一些事。因为要不是他已然感觉到了那些唤起他记忆的东西，他本不会想起这故事。他自己并未觉察，他一直在向一个几乎失忆的地方挖掘，而如今有东西冒了出来，他甚至无法猜出挖掘进行了多久。

战争期间，M的父亲有好几个月躲在巴黎的一间女佣房[9]里逃避纳粹。最终，他成功逃过一劫，返回美国开始了新生活。很多年过去了，二十多年。M出生，长大，如今正要动身去巴黎学习。一到那儿，他花了几个星期才好不容易找到住所。就在他快要绝望放弃时，他找到了一间小小的女佣房。他刚搬进去，就立刻写了封信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约一周后他收到了回信：你的地址，M的父亲写道，就在我战争避难时的同一幢楼里。然后，他开始描述房间的细节。结果发现他儿子租的是同一间房间。

因此，故事从这间房间开始。然后故事从那间房间开始。而除此之外，有一个父亲，有一个儿子，有一场战争。讲到恐惧，要记起躲在那间小房间里的是个犹太人。也要记得：这个城市是巴黎，A刚从那儿回来（12月15日），整整一年他一度住在巴黎的一间女佣房里——在那儿，他写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在那儿，他的亲生父亲，在唯一一次欧洲旅行中曾来看望他。要记得他父亲之死。除此之外，要理解——这一点最重要——M的故事没有意义。

尽管如此，这就是故事开始的地方。唯有当一切都无法再被解释，在某个经验抵抗所有意义的时刻，第一个词出现了。陷于什么都不说的境地。或者，自言自语：这就是萦绕在我心头的东西。然后，几乎在同一瞬间，意识到这也是他经常回想的东西。

他把一页白纸放在身前的桌上，用笔写下了这些词。可能是《记忆之书》的引语。

随后他打开了一本华莱士·史蒂文斯[10]的书（《遗作集》），把下面的句子抄录下来。

“在非同寻常的现实面前，意识取代了想象的位置。”

那一天稍晚时，他一连写了三四个小时。后来，当他重读所写的东西时，他发现只有一段还算有意思。尽管他不确定意义究竟何在，但他决定将之保留以供日后参阅，并抄录到一本画线笔记本上：

当父亲去世，他写道，儿子成了他自己的父亲和他自己的儿子。他看着他的儿子，从这男孩的脸上他看到了自己。他想象着自己看着他的时候那男孩看见了什么，于是他发现他自己成了自己的父亲。无法解释地，他为此感动。并非仅仅是那男孩的模样感动了他，甚至不仅因为想到他正站在父亲的身体里面，而且是那些他在男孩身上看见的、来自消逝的过去的东西感动了他。这是他感受到的自身生命的乡愁，或许也是作为父亲的孩子的一种对自己青春时代的记忆。无法解释地，他发现自己那一刻正在颤抖，悲喜交集，假如这是可能的，仿佛他正同时向前和向后，同时进入未来和过去。而有时候，经常地，这些感情如此强烈以至于他的生命看起来不再存在于现在。

记忆作为一个地方，一栋房子，一列柱子、房檐和柱廊。身体在大脑里，仿佛我们正周游其中，从一个地方到下一个，而当我们行走时，我们的脚步声也从一个地方到下一个。

“因此，人们必须利用大量的地方，”西塞罗写道，“它们必须照明良好，井井有条，有恰当的间距和各类图像，它们应该是活跃的、精确定义的、不一般的，有迅速遇见和穿透心灵的力量……因为地方非常像上蜡的刻写版或纸莎草，而图像如同字母，整理和排列图像就像剧本，而演讲如同阅读。”

十天前，他从巴黎回来。他去那儿做一次工作访问，这是五年多来他第一次出国。旅行、不断地交谈、与老朋友们喝了太多酒、离开他的小儿子太长时间，最终令他疲倦不堪。旅途将近结束时还有几天空余时光，他决定去阿姆斯特丹，一个以前从未去过的城市。他想：可以去看画。但一旦到了那儿，是一件他没有计划要做的事情给了他最深的印象。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碰巧他读到在宾馆房间里找到的一本旅游指南），他决定去安妮之家，如今被保存为一个博物馆。那是一个星期天早晨，灰蒙蒙的天下着雨，运河边的街道寥落。他爬上屋子里陡峭而狭窄的楼梯，进入了秘密的附属建筑。当他站在安妮·弗兰克的房间里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在哭泣，日记就是在这里写的，如今房间空荡荡的，她搜集来的好莱坞明星照片仍然贴在墙上，已然褪色。并非啜泣，作为对内心巨大伤痛的回应，而是无声地大哭，眼泪流过他的脸颊，仿佛纯粹在回应世界。他后来意识到，就是在那一时刻，《记忆之书》开始了。如同这个句子所言：“她在这间房间里写下了她的日记。”

从那间房间的窗口望出去，面朝后院，你可以看见笛卡尔曾经居住过的那栋房子的后窗。如今院子里有孩子们的秋千，玩具散落在草地上，有美丽的小花。那天当他从窗口望出去时，他想着拥有这些玩具的孩子们是否知道三十五年前在他正站着的这个地方曾经发生了什么。假如他们知道，在安妮·弗兰克房间的阴影下长大会是如何呢。

重复一下帕斯卡尔：“人类所有不快乐的唯一原因，是他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待在房间里。”差不多在这些词进入了《思想录》的同时，笛卡尔从阿姆斯特丹那栋房子的房间里写信给一个在法国的朋友。“有没有哪个国家，”他有力地问道，“人们可以像在这里一样享受到如此巨大的自由？”每一样东西，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被看作对其他所有东西的注解。想象安妮·弗兰克，比如说，在战后继续活着，在阿姆斯特丹作为一名大学生读了笛卡尔的《沉思录》。想象一种孤独如此强烈、如此无法告慰，以至于人们一百多年来都屏住了呼吸。

他特别注意到，安妮·弗兰克的生日和他儿子一模一样。6月12日。双子座。一幅孪生的图景。一个万物双倍的世界，在那里同样的事总发生两遍。

记忆：一件事第二次发生的地方。

《记忆之书》。第二册。

《伊斯拉埃尔·利希滕施泰因[11]的遗言》。华沙；1942年7月31日。

“怀着热忱和热情，我投入了帮助搜集档案材料的工作。我受托成为保管员。我把材料藏起来。除了我，没有人知道。我只告诉了我的朋友赫什·瓦塞尔，我的监管人……藏得很好。上帝请保佑它被保存好。在如今这骇人听闻的时代，这是我们能做得最细致和最好的了。我知道我们熬不过去。在如此可怕的谋杀和屠杀后想继续活下去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写了这份遗言。也许我不值得被记得，但就为了我在与安息日聚会[12]协会一起工作时表现出的勇气，就为了曾是那个最危险的人，因为是我把整个材料藏起来。我自身的自由会是一件小事。我在用我亲爱的妻子吉勒·塞克施泰因、我的宝贝小女儿玛格丽特的生命冒险……我不想要任何感激、纪念碑或赞扬。我只想要一个纪念仪式，那样我的家人、在国外的兄妹就会知道我的遗体的下落……我希望人们记得我的妻子。吉勒·塞克施泰因，艺术家，发表过很多作品，有才华，未能成功做展览，无法展示给大众看。在三年战争期间，她为孩子们工作，作为教育家、老师，为孩子们的作品制作舞台布景和戏装，曾接受奖项。如今和我在一起，我们正准备接受死亡……我希望人们记得我的小女儿。玛格丽特，到今天二十个月大。已经完美地掌握了意第绪语。九个月大的时候她开始清晰地讲意第绪语。在智力上，她和三四岁的孩子们一样聪明。我不想吹嘘她。告诉我这个的证人，是学校的教员，六十八岁的瑙沃利普基……我并不遗憾我和妻子的生命。但我对不起这个有天赋的小女孩。她应该也被记得……愿我们成为世上所有其他犹太人的救赎者。我相信我们的人民会活下去。犹太人不会被灭绝。我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的犹太人，是所有其他土地上的所有以色列人的代罪羊。”

站立并注视着。坐下。躺在床上。步行穿过大街。在广场餐厅进餐，独自一人坐在火车座里，一张报纸展开在面前的桌上。打开他的邮件。写信。站立并注视着。步行穿过大街。从一位英国老朋友T那儿知道，他们两个家庭原来都来自东欧的同一个城市（斯坦尼斯拉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曾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在两场战争之间，它曾是波兰的一部分；而如今，自“二战”结束后，它属于苏联。在T的第一封信中，他推测他们或许最终是远亲。然而，第二封信提出了澄清。T从一位年长的舅妈那儿获知，在斯坦尼斯拉夫他的家族甚为富裕；而A的家庭（这与他所知的一切颇为一致）则很穷。故事说，A的一位亲戚（一个舅舅或堂兄什么的）住在一间乡村小屋里，那小屋是T家的财产。他爱上了那户人家的一位年轻女士，求婚，遭到拒绝。从那时候起，他永远离开了斯坦尼斯拉夫。

A觉得这故事特别吸引人之处，在于那个男人的名字和他儿子的一模一样。

数周之后，他在《犹太百科全书》上读到了以下条目：

奥斯特，丹尼尔（1893—1962）。以色列律师，耶路撒冷市市长。奥斯特生于斯坦尼斯拉夫（当时属于西加利西亚），在维也纳学习法律，1914年毕业后前往巴勒斯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大马士革奥地利远征军总部工作，在那儿他帮助阿瑟·鲁宾从君士坦丁堡向饥饿的伊舒夫[13]运送财务援助。战后，他在耶路撒冷成立了一间律师事务所，为阿拉伯犹太人服务，并在犹太复国委员会（1919年，1920年）的法律部担任秘书。1934年，奥斯特获选耶路撒冷市议员；1935年他被任命为耶路撒冷市副市长；1936至1938年和1944至1945年间他是执行市长。1947至1948年间，奥斯特在联合国代理犹太人反对耶路撒冷市国际化的案件。1948年，奥斯特（当时属于进步党）获选耶路撒冷市市长，成为第一个在独立后的以色列担任职务的人。奥斯特担任此职直至1951年。1948年，他也是以色列临时委员会的成员。他从一开始便担任以色列联合国协会主席一职，直到他去世。

在阿姆斯特丹的整整三天里，他迷路了。城市的轮廓是环形的（一系列同心圆，被运河切分，带阴影的相交线表示数百座小桥，每一座桥都连着另一座，然后又一座，仿佛无穷无尽），你无法像在其他城市里一样仅仅“沿着”一条街走。想去某处的话，你得事先知道你要去哪里。A不知道，因为他是个陌生人，此外他发现自己不知为何不愿查询地图。雨下了三天，他绕圈走了三天。他意识到与纽约相比（或新阿姆斯特丹，如同他回来后喜欢自言自语的那般），阿姆斯特丹是个小地方，一个很可能可以在十天内记住其街道的城市。然而，就算他迷路了，他难道不可以向某位过路人问一下路么？从理论上讲，是的，但实际上，他无法说服自己那样做。并不是他害怕陌生人，也不是他在生理上不愿讲话。原因更微妙，他发现自己不愿对一个荷兰人说英文。在阿姆斯特丹，几乎每个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然而这种交流的便利却令他不安，仿佛这会使此地变得不像外国似的。并不是说他在寻找异域风情，而是说这地方将不再是它自己——就好像在荷兰，假如说英文，就会被否认他们的荷兰性一样。假如他能够肯定没人会理解他，那么他或许会毫不迟疑地冲到一个陌生人面前讲英文，以一种喜剧性的努力使对方明白他：用词语、手势或怪腔等。实际上，他觉得自己不愿侵犯荷兰人民的荷兰性，即使他们自己在很早以前已经允许它被侵犯。于是他保持安静。他四处游荡。他绕着圈步行。他允许自己迷路。有时候，他后来发现，他离他的目的地仅几步之遥，但因为不知道在那儿转弯，他会转向错误的方向，那样他就离他自己以为要去的地方越来越远。他想或许他是在地狱的循环中游荡，根据地狱的某种经典描绘，这城市已被设计为地下世界的模型。随后，他记起了地狱的各种图表曾被十六世纪的一些作家用来说明记忆系统。（比如说，柯斯摩斯·罗西柳斯[14]写的Thesaurus Artificiosae Memoriae，威尼斯，1579年。）而如果阿姆斯特丹是地狱，如果地狱是记忆，那么他知道或许他的迷失存在某种目的。与所有熟悉的东西断开，无法发现哪怕一个小小的参考点，他意识到自己的脚步，通过将他带往不知名的地方，正将他带向他自己。他正在自己的内部游荡，而他迷路了。这并不使他困扰，这种迷失的状态反而成了快乐和兴奋的来源。他将之吸入骨髓。仿佛此前隐藏的知识即将到来，他将之吸入骨髓，并几乎得意洋洋地对自己说：我迷路了。

他的生活好像不再处于现时。每次他看见一个小孩，他都会试图想象他长大后的样子。每次他看见一个老人，他都会试图想象这个人在孩子时是怎样的模样。

与女人在一起时最糟糕，尤其是年轻美丽的女人。他会不由得看穿她脸上的皮肤，想象它后面的匿名的头盖骨。而面孔的皮肤越美丽，他就越热切地试图在其中寻找未来侵蚀的迹象：刚出现的皱纹，以后会变得松弛的下巴，眼神中淡淡的失望。他会将一张脸放在另一张之上：四十岁时的这个女人；六十岁时的这个女人；八十岁时的这个女人；就好像，虽然他处于现在，他却被迫寻找未来，追随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的死亡。

不久之后，他碰巧在一封福楼拜写给露易丝·柯蕾的信（1846年8月）中看见类似的想法，他被这巧合所打动：“……我总是感觉到未来，所有东西的对立面总是在我眼前。我看见一个孩子就会想到他会变老，我看见摇篮就会想到坟墓。看见裸体女人令我想象她的骨骼。”

步行穿过医院走廊并听见那个大腿截肢的男人正用他的最高音喊着：痛啊，痛。那年夏天（1979年），一个多月里的每一天，他穿越整个城市去医院，冒着难以忍受的酷暑。帮助他的祖父戴假牙。用电动剃须刀为老人刮脸。为他读《纽约邮报》上的棒球比分。

这是这些主题的最初表述。且待下几回分解。

对偶然性的第二次评述。

他记得1962年4月下着细雨的一天，他和朋友D一起旷课去保罗球场看纽约大都会队的最初几场比赛之一。体育场几乎是空的（约有八九千名观众），大都会队完败于匹兹堡海盗队。这两位朋友坐在一个从哈莱姆区来的男孩边，A记得在比赛期间三人谈话时轻松愉快的气氛。

那个赛季，他只再度光临过保罗球场一次，那是为了看一场对道奇队的节假日一日双赛（阵亡战士纪念日：纪念的日子，逝者的日子）：体育场里有超过五万名观众，阳光灿烂，一下午赛场疯狂：一次三杀、数次场内全垒打和双偷垒。那天他和同一个朋友在一起，他们坐在体育场的遥远一角，不像前一场比赛中他们成功溜进的那些好座位。他们一度离开自己的位置去热狗摊，在那儿，就在水泥台阶往下几排的地方，坐着那个他们曾在4月遇见的男孩，这一次坐在他旁边的是他母亲。他们彼此认出了对方并热情地招呼，两人都惊奇于这再度偶遇的巧合。别弄错了：这次相遇的几率是微乎其微的。如同这两个朋友，A和D，这个现在和母亲坐在一起的男孩自4月份那个潮湿的日子后也同样没有看过一场别的比赛。

记忆作为一间房间，一个身体，一个骷髅头，它围住了这间身体坐于其中的房间。一如在这幅图景中：“一个人单独坐在他房间里。”

“记忆的力量真是伟大，”圣奥古斯丁[15]评论道，“真是一所广大无边的庭宇！谁曾进入堂奥？但这不过是我与性俱生的精神能力之一，而对于整个的我更无从捉摸了。那么，我心灵的居处是否太狭隘呢？不能收容的部分将安插到哪里去？是否不容于身内，便安插于身外？身内为何不能容纳？”[16]

《记忆之书》。第三册。

那是在巴黎，1965年，他第一次体验到有限空间的无限可能。通过在咖啡馆与一位陌生人的偶遇，他与S相识了。那时A刚满十八岁，正处于高中与大学之间的那个暑假，此前他从未去过巴黎。这些是他对那个城市的最初记忆，此后他生命的许多时光将在那儿度过，而这些记忆无可避免地与一间房间联系在一起。

S所居住的第十三区的比内勒广场，是一个工人阶级街区，即使在那时，它仍是古老巴黎仅存的遗迹之一——人们依旧谈论着这个巴黎，但它已经不在那儿了。S住在一个如此狭小的空间，以至于它看起来像在藐视你，阻止你的进入。一个人可以使这房间显得拥挤，两个人便可以塞满它。你不可能在其中移动，除非你把身体蜷缩成最小的尺寸，除非你把你的心缩成某个无限微小的点。只有那样，你才能开始呼吸，才能感觉到房间在扩张，才能看着你的心探索那空间最深最广的领域。因为在那间房间里，有一整个宇宙，有一个包含着最广阔、最遥远、最不可知的一切的微型宇宙。这是一所圣祠，不比身体大多少，颂扬着超越身体存在的一切：它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代表，甚至最小的细节。S确实成功地用那些内心事物把自己包围起来。他居住的这间房间是一个梦幻之地，它的墙如同在他周围的第二身体的皮肤，仿佛他自己的身体已被转化成一颗心，一种纯思想的呼吸工具。这是子宫，是鲸鱼腹，是想象的原初之地。通过把自己置于那种黑暗里，S创造了一种睁眼做梦的方式。

S曾是樊尚·丹第[17]的学生，他一度被视为极有前途的青年作曲家。然而二十多年来，他的曲子从未在公众场合被演奏过。他在所有事情上都很天真，尤其在政治上，他犯下错误允许自己的两支交响乐作品在战时巴黎演奏——《火之交响曲》和《向儒勒·凡尔纳致敬》，每一首都需要超过一百三十名音乐家。那是在1943年，纳粹仍旧牢牢占领着巴黎。当战争结束后，人们断定S是一个通敌者，尽管这与事实大相径庭，他依然被法国音乐界排斥——以暗示和默许的方式，而非直接面对。仍有同行记得他的唯一迹象，是每年圣诞节来自娜迪亚·布朗热[18]的圣诞卡。

他口吃，他是个热爱红酒的孩子气的男人，他如此不懂诡计，对世界的恶意如此无知，以至于他甚至无法在那些匿名控告者前为自己辩护。他只是退缩，躲藏在古怪的面具下。他任命自己为东正教牧师（他过去是俄国人），留长胡子，穿着神职人员穿的黑色长袍，并把名字改成了修道院·德·灾难的力量[19]，并还在——断断续续地，在一次次醉得不省人事之间——延续他一生的工作：一支需要三个管弦乐团、四个合唱团用十二天时间演奏的曲子。在他苦恼的时候，在他生活绝望无助的时候，他会到A那儿倾诉，结结巴巴地，灰色的双眼闪烁：“一切都是奇迹般的。没有一个时代比这个更精彩。”

太阳没有穿透他在比内勒广场的房间。他用厚厚的黑布把窗遮住，细微的光线来自一些摆放得很有技巧的、微暗的灯。这房间不比二等座火车车厢大多少，而且它们或多或少有着相同的形状：狭窄，天花板很高，远端有一单扇窗。S在这小小的地方塞满了各种东西，整整一生的残骸：书、照片、手稿、私人图腾——对他而言重要的一切。架子上密密地堆着这些聚集物，沿着每堵墙一直堆到天花板，每个架子都摇摇欲坠，略略向内倾斜，就好像只要稍稍碰一下，这结构就会瓦解，所有这一大堆东西就会倒向他。S在床上生活、工作、吃饭、睡觉。在他的正左方，紧贴在墙上的是一组小小的、鸽笼式的架子，里面好像装着他一天里需要的所有东西：钢笔、铅笔、墨水、乐谱、烟灰缸、收音机、削笔刀、几瓶红酒、面包、书、放大镜。在他右手边是一个金属架，架顶上有一个盘，他可以将之转进或转出，使它在床的上方或离开床，他可以同时将之用作工作台和饭桌。这便是克鲁索或许会过的生活：在城市中心的海难。因为没有东西S想不到。在贫瘠中，他成功地比许多百万富翁更有效率地自给自足。尽管有证据，但他仍是个现实主义者，即使在他古怪的时候。他足够彻底地检视自己，以便知道什么是他生存所必需的，而他将这些曲折视为活下去的先决条件。他的态度既不怯懦也不虔诚，没有隐士弃世的迹象。他以激情和快乐的热情欣然接受他的生活状况，如今当A回首往事，他意识到自己从未看见任何人笑得如此剧烈如此经常。

S用最后十五年创作的宏伟的音乐作品最后远未完成。S把它称为他的“在建工程”，有意回应了他非常崇拜的乔伊斯，又或者像十二个词[20]，他可以将之描述为“在做的过程中完成的有待完成的工作”。他不可能想象过他会完成这支曲子。他似乎接受了这不可避免的失败，几乎将之作为理论前提，对他人而言可能导致难以克服的绝望的东西，对他而言却是无限的、堂吉诃德式的希望源泉。在先前的某个时刻，也许是在他最黑暗的时光，他把生活和工作画上了等号，如今他已不再能够区分两者。每个想法都影响他的工作，而工作上的想法又赋予了生活意义。在可能的领域构想出一些东西——一项可能可以完成的工作，因此可与他自身分离——或许会使这事业受损。要点在于要功亏一篑，但又必须通过尝试他能为自己召唤的最稀奇古怪的事来做到这点。悖论的是，最终结果是谦逊，一种测定自身与上帝相比之渺小的途径。因为只有在上帝的心中，像S的这种梦想才是可能的。但通过以S的方式梦想着，S找到了一种途径参与他力所不能及的一切，使自己离无限的核心又近了几英寸。

1965年的那个夏天，在一个多月里，A每周去看S两三次。在这城市，他不认识其他人，于是S成了他在此地的精神支柱。他总能指望S在家，热情地迎接他（俄罗斯风格；在脸颊上吻三下：左，右，左），非常乐意说话。多年之后，在一段非常苦恼的时光里，他意识到当时这样不间断地与S会面是因为这使他首次得以体验拥有一个父亲是怎样的感觉。

他自己的父亲是一个疏离的、几乎缺席的角色，他和父亲的共同点非常少。至于S，他有两个已成人的孩子，他们都无视他的榜样，而对世界采取一种咄咄逼人的、讲究实际的态度。S和A在一起，超越存在于他们之间的自然联系，而是出于一种一致的愿望：一个做可以按他原本样子接受他的儿子，另一个做可以按他原本样子接受他的父亲。生辰的巧合进一步强调了这点：S和A的父亲在同一年出生；而A和S的小儿子在同一年出生。对A而言，S通过慷慨和需要的一种有趣组合，满足了他的父爱饥渴。他认真地听他说话，把他意欲成为一名作家的野心视为一个年轻人想去做的最自然的事情。如果说A的父亲，以他存在于世的奇怪的自我封闭的态度使A感觉自己对于他的生活是多余的，仿佛他做的任何事都不能对他产生影响；那么S，以他的脆弱和缺乏，使A成为了他的必需品。A带食物给他吃，为他提供烟酒，确保他不挨饿——那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因为那就是S的特点：他从不向任何人要求任何东西。他会等待世界向他而来，将自己的解脱托付给偶然性。或早或晚，某人注定会出现：他的前妻，儿子中的一个，朋友。即使那时，他也不会要求。但他同样不会拒绝。

每次A带着饭菜到来（通常是烤鸡，从意大利广场的一间熟食铺买来的），这顿饭就变成了一顿假盛宴，一个庆祝的借口。“啊，鸡，”S会喊道，一直啃到鸡腿尖端。然后又一次，咀嚼的时候，汁水流到了胡须上：“啊，鸡。”带着顽童般的、自贬式的大笑，仿佛觉察到了欲望的荒谬和食物给予他的无法否认的愉悦。在那笑声里，一切变得荒谬而清晰。世界被从里到外翻转，被冲走，然而又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笑话重生。对自身的荒谬性不自知的人在那个世界没有立足之地。

后来又数次遇见S。在巴黎和纽约间互通书信，交换照片，如今所有这些都不见了。在1967年：又一次历时数月的逗留。那时候S已经脱下牧师袍，并用回了他自己的名字。但他在街区道路上做小小远足时穿的衣服一样有型。贝雷帽、丝绸衬衫、围巾、灯芯绒厚长裤、皮制马靴、带银把手的乌木制手杖：取自二十年代好莱坞电影的巴黎想象。也许，S的小儿子后来成为电影制作人并非偶然。

1971年2月，A回到巴黎，在那儿他度过了此后的三年半时光。尽管在那儿他不再是个访客，也就是说他有了更多时间，但他仍然常常拜访S，大概是每月一次。联结还在，但随着时间流逝，A开始怀疑，这实际上是不是对另一段联结的记忆，六年前形成的联结，到现在还维持着。因为事实证明当A搬回纽约之后（1974年7月），他不再写信给S。这并不是说他没有继续想到他。而是，相较于任何以后与S继续联系的需要，如今A似乎更关心对于他的记忆。就这样他开始感觉到时间的流逝，仿佛切肤之觉。记得便能使他满足。而这一点，以其本身而言，是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然而令他更震惊的，是当他时隔五年多之后最终回到巴黎（1979年11月），他竟没有去找S。尽管他完全有打算那样去做。在他逗留的几周里，每天早上醒来他都会对自己说，今天我必须找个时间去看看S，然后，当这天渐渐过去，他会想出一个借口不去看他。这种迟疑，他开始意识到，是害怕的产物。但害怕什么呢？害怕回到他自己的过去么？害怕找到一个现在，会与过去违背，会改变过去，然后反过来摧毁他愿意保存的过去的记忆？不，他觉得，不会那么简单。那又是什么？当时间流逝，一切渐渐开始变得清晰。他害怕S死了。这不理性，他知道。但既然A的父亲一年不到之前已经去世，既然与他父亲相比，S对他来说变得愈加重要，他觉得一个人的死不知怎么就会自动带来另一个人的死。不管他如何试图告诉自己，他真的相信这点。而且他想：如果我去看S，那么我就会知道他死了；但如果我离得远远的，这就意味着他还活着。于是通过保持缺席，A觉得他正帮助S活在这个世界上。日复一日，他想着S的样子在巴黎闲逛。每天无数次，他想象自己走进比内勒广场的那间小房间。但仍然，他无法说服自己去那儿。正是那时，他意识到他正生活在一种极端无奈的状态中。

对偶然性的进一步评述。

自从他最后一次拜访S，当那段巴黎岁月告终时（1974年），一张照片被保存下来。A和S坐在户外，在S家房子的门口。他们勾肩搭背，友情之热烈毋庸置疑，脸上洋溢着兄弟之情。这张照片是A随身带到瓦里克街他房间里的少数几样个人纪念品之一。

如今当他端详这张照片时（圣诞夜，1979年），他忆起了曾在S房间里的墙上看见过的另一张照片：年轻时的S，十八九岁的样子，和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站在一起。同样是友情的再现，同样的笑容，同样勾肩搭背的姿势。这男孩，S曾告诉他，是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儿子。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在A的心目中是与曼德尔施塔姆齐名的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对他而言，看着这张1974年的照片就等于在想象她不可能的生活，1941年她自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内战到她去世间的许多年里，她生活在法国的俄罗斯移民圈中，那也是S长大成人的社区，他曾与她结识，并曾是她儿子“穆尔”·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朋友，她儿子曾经写道：“那或许是条更好的路/去征服时间和这世界/要雁过不留痕/要经过不留影/在墙上……”他写下了：“我不想要这个，不要/这个（但听着，悄悄地/索取是身体的作为/而如今我们只是鬼魂）……”他写下了：“在这最信基督教的世界里/所有的诗人都是犹太人。”

1974年，当A和他的妻子回到纽约时，他们搬进了河畔大道上的一套公寓。在大楼的邻居中，有一位俄罗斯老医生格里高利·奥特舒勒，一个已经八十多岁的男人，他仍在一间市政医院做研究工作，他和他的妻子都对文学很感兴趣。奥特舒勒医生的父亲曾是托尔斯泰的私人医生，在河畔大道公寓的桌上，摆着一张作家的巨大的留须照，认真地签了名，以同样巨大的笔迹写着：给我的医生朋友。在和小奥特舒勒医生的谈话中，A知道了一些令他着迷的特别的事。在布拉格郊外的一个小村庄，1925年的隆冬，这个男人曾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儿子接生：就是这个儿子，后来成长为S家墙上照片里的那个男孩。不仅如此：在整个医生职业生涯中，这是他唯一接生过的宝宝。

“那是夜晚，”奥特舒勒医生最近写道，“1月的最后一天，1925年……雪正在下，可怕的风暴把一切都盖上了雪。一个捷克男孩从村庄跑来找我，那是茨维塔耶娃和她的家人居住的村庄，尽管那时她的丈夫不在她身边。她女儿同样跟随父亲出了门。玛琳娜只身一人。

“这男孩冲进房间说：‘潘尼·茨维塔耶娃要你马上去她家，因为她已经要生啦！你最好快点，已经要出来了。’我能说什么呢？我迅速穿好衣服，穿过树林，在肆虐的风暴中大雪及膝。我打开门走了进去。在荒凉的灯泡的黯淡光线中，我看见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成堆的书；它们几乎堆到了屋顶。每天累积的垃圾被扔到房间的另一个角落。而玛琳娜在那儿，在床上一根根地抽着烟，孩子已然在生产途中。她欢快地招呼我：‘你几乎迟到了！’我环顾房间，想找一样干净的东西和一块肥皂。但没有，没有一块干净的手帕，没有一样干净的东西。她躺在床上，抽着烟微笑着，她说：‘我叫你来为我的孩子接生。你来了——现在就是你的事了，我不管’……

“一切都足够顺利。然而，孩子出生时脐带紧紧地环绕着头颈，他几乎无法呼吸。他脸色铁青……

“我不顾一切地试图恢复孩子的呼吸，终于他开始呼吸了；他从青色变成了粉色。整段时间里，玛琳娜都在抽烟，沉默着，一言不发，坚定地看着孩子，看着我……

“第二天，我回来看这孩子，然后一连数周每个星期天我都来看他。在一封信中（1925年5月10日），玛琳娜写道：‘奥特舒勒以自豪和爱包办了穆尔的一切。吃饭前，穆尔总会吃一茶匙不加糖的柠檬汁。他按照切尼教授的理论体系喂养，战争期间切尼教授在德国拯救了数千名新生儿的生命。奥特舒勒每周日来看穆尔。叩诊、听诊，再做某种数据计算。然后，他会给我写下周如何喂养穆尔，给他吃什么，加多少黄油、多少柠檬、多少牛奶，如何逐渐加量。每次他来，他都记得上次给的配方，并不带任何笔记……有时我有一种疯狂的欲望，想拿起他的手，吻它’……

“这孩子长得很快，成为他母亲和母亲的朋友们宠爱的健康儿童。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时，他还不到一岁。那时候，玛琳娜搬去了法国，在那儿度过了此后的十四年。乔治（穆尔的正式名字）上了学，很快成了一名热爱文学、音乐和艺术的学生。1936年，他刚刚二十出头的姐姐阿里雅离开了家庭，离开了法国，回到苏维埃俄国，追随她的父亲。玛琳娜如今和她最小的儿子一起，单独住在法国……生活极度艰难，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1939年，她申请了一张苏联护照和她儿子一起返回了莫斯科。两年后，1941年8月，她的生命以悲剧告终……

“战争仍在继续。年轻的乔治·埃弗荣还在前线。‘再见文学，音乐，学校。’他写信给姐姐。他在信上签下‘穆尔’。作为一名战士，他证明了自己是勇敢无畏的斗士，参加了多场战役，1944年7月在督伊卡村附近进行的西部前线战役中去世，他是数百名遇难人之一。那时他只有二十岁。”

《记忆之书》。第四册。

数页留白。随后是大量插画。家庭旧照，有他的每个家庭成员，追溯到尽可能多的世代。极细心地看着这些。

随后，几组复制品，从伦勃朗画自己的儿子提图斯开始。要包括所有这些：从1650年小男孩的样子（金发，红色皮帽）到1655年提图斯“在上课时苦思”（在书桌前沉思，圆规从左手垂下，右手拇指撑着下巴）到1658年的提图斯（十七岁，奇特的红帽，以及，如一位评论家所言，“这位艺术家以一种通常只在画自画像时才有的洞察力画了他的儿子”。）到最后一张现存的提图斯油画，出自十七世纪六十年代早期：“这张脸如同被疾病所毁坏的柔弱老者的脸。当然，我们带着后知之明看着它——我们知道提图斯会比他的父亲先死……”

随后是挂在伦敦国家肖像馆里的1602年沃尔特·雷利爵士和他八岁儿子沃特的肖像画（艺术家未知）。要注意：他们俩姿势的诡异的相似性。父亲和儿子都面向前方，左手叉腰，右脚以四十五度的角度伸出，左脚向前，男孩脸上严肃的坚定和父亲自信而傲慢的神情如出一辙。要记得：当雷利在伦敦塔（1618年）被监禁了十三年后获释、踏上赴圭亚那命定的旅程清洗声名之时，沃特和他在一起。要记得沃特领导了一次不计后果的针对西班牙人的军事进攻，并死于丛林。雷利对他的妻子说：“现在我才知道了悲伤是什么意思。”就这样，他回到英格兰，让国王砍下了他的头。

随后是更多照片，或许要几打：马拉美的儿子，阿纳托尔；安妮·弗兰克（“这张照片里的我就像我平常的样子。当然，我本会有机会去好莱坞。但现在，偏巧我看起来总是不一样”）；穆尔；柬埔寨的孩子们；亚特兰大的孩子们。死去的孩子们。会消失的孩子们，死去的孩子们。希姆莱[21]说：“我决定消灭地球表面的每一个犹太儿童。”只有照片。因为，在某个点，词语会教人断定不再可能说话。因为这些照片是无法形容的。

他把成年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在城市游走，其中不少在国外。他曾用成年生活中的更多时间俯身于一小块长方形的木头之上，全神贯注于一张更小的长方形白纸。他曾用成年生活中的更多时间站起、坐下、来回地走。这些是已知世界的界限。他听着。当他听见一些什么，他就开始再次听。然后他等待着。他观察并等待着。然后当他开始看见一些什么，他就再次观察和等待。这些是已知世界的界限。

这间房间。简略提及这间房间，以及/或者潜藏其中的危险。一如在这画面中：荷尔德林在他的房间里。

要唤醒这些记忆：那趟神秘的三个月的徒步旅行，独自一人翻越中央高原[22]的群山，手指紧扣着口袋里的手枪；从波尔多到斯图加特（数百英里）的旅程，就在1802年他第一次精神崩溃之后。

“亲爱的朋友……我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去了法国，看见了悲伤孤独的人间；法国南部的牧羊男女和特别的美人儿，男人和女人，在政治的不确定性和饥饿的恐惧下成长……强有力的元素，天堂之火和人民的沉默，他们的自然生活，他们的局限性和他们的满足，不断令我感动，就像人们谈论英雄时说的那样，我也可以说阿波罗打动了我。”

到达斯图加特后，“死一般惨白，极度消瘦，眼神空洞涣散，长发留须，穿得像个乞丐”，他站在他的朋友马蒂生面前，只说出了一个词：“荷尔德林。”六个月后，他心爱的苏赛特死了。1806年，精神分裂，在此后的三十六年，他的大半生中，他独自一人住在齐默尔为他建造的塔楼里，图宾根木匠齐默尔——zimmer，在德文里的意思是房间。

致齐默尔[23]

人生的轨迹千差万别，

好似道路形形色色，

好似山脉逶迤曲折．

我们这里缺少的，

上帝那儿会补充，

用和谐、宁静与永恒的报酬。

在荷尔德林弥留的日子里，一位到塔楼来的访客提及了苏赛特的名字。诗人回答道：“哦，我的第奥逖玛。别对我说起我的第奥逖玛。她为我生养了十三个儿子。一个是教皇，另一个是苏丹，第三个是沙皇……”然后他说：“你知道她怎么了吗？她疯了，真的，疯了，疯了，疯了。”

在那些年里，据说荷尔德林很少外出。当他真的离开房间时，只是为了在乡间漫无目的地散步，在口袋里装满石头，采摘花朵，随后又将之撕成碎片。在镇上，学生们嘲笑他，每当他接近孩子们、向他们打招呼时，他们总害怕得四散而逃。最后，他的脑子变得如此糊涂，开始叫自己不同的名字——斯伽迪内利，基雅吕西梅诺[24]——有一次，一位访客慢慢离开他房间时，他指给他看门的方向，并举起一个手指警告道：“我是主耶和华。”

近年来，人们对荷尔德林在那房间里的生活有了新的猜测。有人主张荷尔德林的疯癫是假装的，是为了回应法国大革命后弥漫在德国的可笑的政治反应，诗人选择了避世。可以说，他是在塔楼里过着一种地下生活。根据这种理论，所有荷尔德林疯癫的写作（1806年至1843年）实际上都是以一种秘密的、革命性的编码构成的。甚至还有一出从这个想法发展而来的戏剧。在那出戏的最后一幕，年轻的马克思去塔楼看望荷尔德林。从这次相遇我们可以推定，正是这位年长垂死的诗人启发马克思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假如真的如此，那么荷尔德林将不仅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德国诗人，而且是政治思想史的中心人物：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联系。因为有记录表明年轻时代的荷尔德林和黑格尔是朋友。在图宾根的神学院，他们曾是同学。

然而，诸如此类的猜测，实在让A觉得厌烦。他觉得接受荷尔德林在这房间里并无困难。他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荷尔德林在其他任何地方或许都活不下去。要不是齐默尔的慷慨和善良，荷尔德林的生命有可能会早早告终。退守到一间房间并不意味着他缺乏眼光。发疯并不意味着他变得愚钝。很有可能，正是这房间使荷尔德林重获生机，正是这房间交还给他尚存的余生。一如杰罗姆评论《约拿书》时，对约拿在鲸鱼肚中那段所做的注解：“你会注意到，你想到的约拿最好的下场，便是他的安全。”

“人的影像生有双目[25]，”在那房间生活的第一年里，荷尔德林写道，“明月秉有辉光。俄狄浦斯王拥有一目或已逾分。他的人之苦难，无法描绘，无以言表。一旦戏剧表现这样一个人物，苦难油然而生。当此刻我怀念着你，苦难于我意味着什么？当溪流将我裹挟至亚细亚般绵延的某处尽头。无疑，俄狄浦斯饱受着这苦难。无疑事实如此。是否赫拉克勒斯也曾苦难？毫无疑问……赫拉克勒斯同诸神干戈相向，就是苦难。分享这些被生命嫉妒的不朽，也是一种苦难。而当一个人被太阳斑所覆盖，被些许斑点彻底覆盖，更是一种苦难！这是艳阳的作为：太阳升举万物。光芒的魅力犹如玫瑰般引领着少年人的道路。俄狄浦斯承受的苦难，看上去恰如一个穷人悲叹他丢失了什么。哦，拉伊俄斯之子，希腊大地上穷困的异乡人！生即是死，死亦是一种生。”

这间房间。对如上所述的反驳。或者：在这房间里的理由。

《记忆之书》。第五册。

在他父亲去世后两个月（1979年1月），A的婚姻崩溃了。问题已然存在一段时间，而最终他们决定分开。如果说对他而言接受这分居、为此痛苦、并理解这无可避免是一回事，那么对他而言，吞下此后的苦果——与他的儿子分离——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想到这点，他就觉得无法忍受。

早春，他搬进了在瓦里克街的房间。此后的几个月，他往返于那房间和达奇斯郡他与妻子曾共度此前三年的房子之间。周中，只身在城里；周末，去一百多英里外的乡村，在那儿，他睡在如今是他前工作室的那间房间里，和两岁不到的儿子玩耍，读给他听那个年代的宝书：《我们走，卡车》《卖帽子》《鹅妈妈》。

在他搬进瓦里克街的房间后不久，六岁大的伊坦·帕茨从同一街区的马路上消失了。A去任何地方，都会看见一张男孩的照片（灯柱上，商店橱窗里，空白的砖墙上），上面有大字标题：失踪儿童。因为这孩子的脸和他自己孩子的脸并无明显差别（甚至即使有差别，也并不要紧），每次他看见照片上的脸，都会让他想起自己的儿子——和同样的措辞：失踪儿童。一天早晨，伊坦·帕茨由母亲送下楼等校车（漫长的公车司机罢工后的第一天，而这男孩渴望自己完成这件小事，以做出小小的独立的姿态），然后就此不见了。不管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没有任何痕迹。他也许被绑架了，也许被谋杀了，或者他只是自己走开了，在一个没有人能看见的地方死去。唯一可以确信的是他消失了——仿佛从地球表面蒸发。报纸对这个故事大肆报道（采访父母，采访负责此案的侦探，关于这男孩性格的文章：他喜欢玩什么游戏，他喜欢吃什么东西），而A开始意识到灾难的存在——加诸其自身的、公认小得多的灾难——无可避免。在他眼前的每一样东西，都好像只是他身体内部事物的镜像。一天天过去，每一天身体里的痛苦被一点点拉出来。一种失落感攫住了他，并且不愿放手。而有些时候这失落感如此巨大、如此令人窒息，以至于他以为它永远不会过去。[26]

数周之后，夏季之初。一个灿烂的纽约6月：光线清澈地落在砖上；湛蓝、透明的天空，近乎马拉美也会动心的碧空。

A的外公慢慢地开始死亡。距离在A儿子的周岁派对上表演魔术只有一年，然而如今，八十五岁高龄，他如此虚弱，没有帮助就不再能站立，没有巨大意志力就无法移动，以至于仅仅想到要动一动就足以让他精疲力竭。在医生办公室里曾有一次家庭会议，决定将他送到东端大道和第88街街口的医师医院（在同一家医院里，他的妻子十一年前死于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卢·贾里格氏症）。A参加了那次会议，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姐，他外公的两个孩子都参加了会议。因为她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无法留在纽约，于是大家同意由A来负责一切。A的母亲不得不回到加利福尼亚家中照料她那重病的丈夫，而A的姨妈即将去巴黎探望她的第一个孙女，她的独子新近刚刚生下的女儿。看起来，一切变成了字面意义上的关乎生死的事。在那一刻，A突然发现自己想起了（也许是因为外公总令他想起W.C.菲尔茨[27]）菲尔茨1932年的电影《百万美元大腿》中的一幕场景：杰克·欧凯一路狂奔追赶一辆正离站的驿站马车并哀求司机停车；“这是生死问题！”他大叫道。而司机则平静而讽刺地答道：“有什么不是呢？”

在这次家庭会议上，A可以从他外公的脸上看见恐惧。曾有一刻，这位老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朝医师桌边的墙壁打着手势，那桌上满是一层层的匾额，框起来的证书、奖状、学位和证明，随后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仿佛在说：“真厉害，对吗？这家伙会照料我的。”这位老人总是很吃这种炫耀。“我刚刚收到一封来自大通曼哈顿银行总裁的信，”他会说，可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封统一格式的打印信。然而那天在医生办公室，A痛苦地看到这一幕：老人拒绝承认真相。“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好，医生，”他的外公说道，“我知道你会再一次令我康复的。”然而，几乎违心地，A发现自己羡慕这种盲目的能力。那天晚些时候，他帮助外公装好一小背包的东西带去医院。老人在包里扔了三四样魔术用具。“为什么你还要带这些？”A问道。“那样我才好娱乐一下护士们啊，”他的外公答道，“否则会无聊。”

A决定在外公住院期间待在这位老人的公寓里。这个地方不能空着（得有人交账单，收信件，给植物浇水），而这里也肯定比瓦里克街的房间更舒服。最主要的是，必须保持一种老人会回来的假象。在死亡来临前，总存在着一种死亡不会来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无论多么小，都必须被相信。

此后的六七周里，A待在那间公寓里。自从童年初期他就经常来这儿：那幢既高大又显得矮宽的形状奇特的房子，就在中央公园南侧和哥伦布转盘的转角处。他想着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每天会花多少时间看着窗外的车辆驶过克利斯朵夫·哥伦布的雕像。同样通过六楼窗户，他观看了感恩节游行，见证了圆形剧场的建造，花费了好多个下午数着在楼下街道走过的人。如今他再一次来到这里，旁边是中式电话桌、他外婆的玻璃动物模型和古旧的保湿盒。他直接走进了童年。

A依然希望与妻子和解。当她同意带着儿子来城里住在这公寓里时，他觉得或许会有真正的改变。离开他们自身生活的物件和关注点，他们似乎巧妙地融入了这中性的环境。但在那一刻，他们之中没有人乐意承认这不是幻觉，不是一次盲目抱有希望的记忆行为。

每天下午，A会乘两部公车去医院，花一两个小时陪外公，然后循着同样的线路回家。大约十天里一直如此。然后天气变化了。酷暑降临纽约，城市变成了一场由汗水、疲惫和噪音组成的噩梦。这对小男孩有百害而无一利（被监禁在空调噼啪作响的公寓里，或者和母亲游荡在暴热的街上），考虑到天气始终未变（一连数周创下了湿度的历史纪录），A和妻子决定让她带着孩子一起返回乡下。

他继续独自住在外公的公寓里。每一天成为前一天的重复。与医生交谈，去医院，雇用和解雇私人护理，听外公抱怨，摆正他脑袋下的枕头。每次瞥见老人的肉体，都会有一种恐惧穿过他。消瘦的肢体，萎缩的睾丸，已然缩至不足一百磅的身体。他曾是个肥胖的人，他骄傲而饱满的肚子曾领先他在世上的每一步，而如今他已经几乎不在了。如果说一年之前A已经经历过一种死亡，一种如此突然的死亡，以至于即使当他陷入死亡时他也被剥夺了对那种死亡的了解，那么如今他是在体验另一种死亡，而正是这缓慢的、致命的衰竭、这在生命的核心对生命的放手，最终教会了他那些他一直了解的事。

几乎每一天，外公的前秘书都会打电话来，她在这间办公室工作了二十多年。自从外婆去世后，她成了外公最稳定的女性伴侣，在各种正式场合，他会让这位令人尊敬的女性走进众人的视线：家庭聚会、婚礼、葬礼。每次她打电话来，都会问一大堆关于外公健康的问题，然后要求A安排她去医院看望。问题在于她自己身体也不好。尽管年纪并不大（最多七十岁不到），但她患有帕金森症，并曾一度住在布朗克斯区的一间私人疗养院里。在无数次对话之后（她在电话里的声音是如此微弱，以至于A即使全神贯注也只能够听出只言片语），他最终同意在大都会博物馆门前和她碰头，那儿有辆巴士专线每周从疗养院运送那些不需卧床的病人来曼哈顿度过一个下午。在那特别的日子，差不多一个月里第一次下起了雨。A在约定时间之前就到了，然后，在博物馆台阶上坐了一个多小时，他在头上遮了张报纸挡雨，等着这位女士前来。最后，决定放弃之时，他最后一次逛了一圈这地区。正是那时候，他找到了她：在第五大道前的一两个路口，站在一棵可怜巴巴的小树底下，似乎是为了躲雨，头上戴着个干净的塑料帽，倚靠着她的手杖，身体前倾，整个人僵硬着，往下盯着潮湿的人行道，不敢再走一步。微弱的声音又一次传来，A几乎把耳朵贴在她的嘴上才听见了她——只是断断续续地收集到一些琐碎乏味的言语：巴士司机忘了刮胡子，报纸没有送来。A一直被这女人弄得很烦，即使她身体还好，他也害怕与她相处超过五分钟。现在他觉得自己几乎要对她发火了，他讨厌那种她期待怜悯的方式。他在心里猛烈抨击了她，这凄惨的只顾自己的生物。

二十多分钟后他才叫到出租车。然后是陪她走到路缘、把她塞进出租车的漫长折磨。她在人行道上步履维艰：一英寸一停，又一英寸一停；一英寸又一英寸。他挽着她的手臂，一路尽力鼓励她。当他们到达医院，他最终成功地将她从出租车后座解脱出来后，他们又开始了朝向入口的缓慢旅程。就在门前面，就在A想着他们终于成功的那一刻，她不动了。她突然被一种恐惧攫住，无法再移动，于是她真的动不了了。不管A对她说什么，不管他如何温柔地试图诱哄她向前，她就是纹丝不动。人来人往——医生、护士、访客——而他们就在那儿站着，A和这无助的女人，定格在移动的人群中。A让她等在原地（仿佛她能做别的似的），他走进大堂，在那儿找到一辆空的轮椅，从一个像是管理员的女人眼皮底下把车抢了出来。然后他让这无助的同伴坐进推车，忙乱地推着她穿过大堂走向电梯，不理管理员的嚷嚷：“她是病人吗？这女人是病人吗？病人才能坐轮椅。”

当他把她推进外公的房间时，老人正在打瞌睡，半梦半醒，蛰伏游荡在意识边缘。他在他们进门的动静声中苏醒过来，意识到了他们的存在，然后，最终理解了所发生的事，好几个星期里他第一次微笑。他的眼中突然充满泪水。他握住这女人的手，好像在对整个世界发言似的对A说（但无力地，一直如此无力地）：“雪莉是我的心肝宝贝。雪莉是我爱的人。”

7月下旬，A决定在城外度一个周末。他想看儿子，他需要离开炎热和医院一段时间。他妻子到了纽约，把孩子留在她父母那儿。那天在城里他们做了什么他不记得了，但那天傍晚，他们到了康涅狄格州的海滩上，在那儿男孩一整天都和外祖父母在一起。A发现他儿子坐在秋千上，从他嘴里发出的最初的那些词（整个下午外婆都在教他）惊人地清晰。“我非常高兴见到你，爸爸。”他说。

同时，这嗓音在A听来很陌生。这孩子似乎接不上气来，他用断断续续的分割音节说出每个词。A觉得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他要求大家马上全部离开沙滩，回屋子里去。尽管孩子精神不错，但这古怪的、几乎机械般的嗓音仍然继续通过他发出，仿佛他是腹语术艺人的傀儡。他的呼吸非常快速：愈来愈重的躯体，呼、吸，呼、吸，好像一只小鸟。在一小时里，A和妻子查找当地儿科医生的名单，试图找到一个当班的。（刚好是周五晚饭时间。）试了五六次之后，他们找到了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她新近刚在这城里执业。很偶然地，那时她碰巧还在办公室里，她让他们立刻过去。要么因为她是个新手，或因为她的性格容易激动，她对小男孩的检查令A和妻子陷入了恐慌。她让男孩坐在桌上，听他的胸腔，计算他每分钟的呼吸次数，观察他扩张的鼻孔，以及脸部皮肤上微蓝的底色。然后在办公室里一阵狂奔，试图把一个复杂的呼吸机装配起来：一个盖着罩子的蒸汽机，令人想起十九世纪的照相机。但男孩不愿把头放在罩子底下，冰冷的蒸汽发出的嘶嘶声吓到了他。医生随后试了一针肾上腺素。“我们来试试这个，”她说，“假如这个也没用我们会再给他一针。”她等了几分钟，又测算了一次呼吸率，随后又给了他第二针。仍然没用。“只有这样了，”她说，“我们必须把他送到医院去。”她打了个必要的电话，并以一种集聚了她小小身体里所有力量的愤怒口气告诉A和他妻子怎样跟她去医院，到哪里去，做什么，然后把他们带到了外面，在那儿他们各自开车出发。她的诊断结论是肺炎和哮喘并发症——在医院经过X光检查和更复杂的测试后，证明确实如此。

男孩被安排住进儿童病房的一间特别房间，被护士们又刺又戳，当药水注入他喉咙时他尖叫着被压在床上，并被勾到一根I.V.线上，最后被放进一张当时裹着干净塑料帐篷的小卧床——冻氧喷雾通过壁上的阀门注入帐篷。男孩在这个帐篷里待了三天三夜。父母被允许一直陪着他，他们轮流坐在男孩的小床边，头和手臂伸进帐篷，为他读书，给他讲故事，玩游戏，而另一个则坐在为大人们而设的小阅读室里，看着其他家长的脸，他们的孩子也在医院里：这些陌生人没有一个敢互相交谈，因为他们全都只想着一件事，而谈论它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男孩的父母精疲力竭，因为滴进男孩血管里的纯粹是肾上腺素。这使他充满了额外的能量——远远超过一个两岁儿童的能量——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试图使他平静，以免他从帐篷里摔出来。对A而言，这毫无意义。孩子生病而他们没有及时带他去看医生、他或许可能会死去这一事实（以及当他思索时，那漫过全身的恐惧：假如他和妻子决定留在城里过那个夜晚，而把孩子托付给他的外公外婆，那结果会怎样？——高龄的外公外婆不会注意到那些细节，实际上，他们当时没有注意到在沙滩上孩子奇怪的呼吸，甚至当A第一次提及这点时，他们还嘲笑他），所有这些事情使A觉得，试图使这孩子平静下来的努力根本算不上什么。仅仅思索一下这孩子可能死去，单单想到他的死可能在医生办公室扑面而来，就足以令他把孩子的康复视为一种复活，一个由偶然性的纸牌操纵的奇迹。

然而，他的妻子开始紧张。她一度走出房间到A所在的成人休息室里说：“我放弃了，我再也搞不定他了”——而她的语气中有一种对这孩子的怨恨，是那样一种恼怒，A身体里的一些东西碎裂了。愚蠢地，残酷地，他想惩罚妻子如此自私，而在那一刻，过去一个月里在他们之间刚刚建立的和谐消失了：他们在一起的那么多年里，他第一次反对她。他暴风雨一般冲出房间，到了儿子的床边。

现代的虚无。论平行生活之力量的幕间剧。

那年秋天在巴黎，他参加了一个小型晚餐派对，组织者是他的一位朋友J，一位知名法国作家。宾客中还有一个美国人，一个专门研究现代法国诗歌的学者，她向A谈及一本她正在编辑的书：马拉美选集。她想知道，A是否曾翻译过马拉美？

事实是他曾经翻译过。五年多前，就在搬进河畔大道的公寓后不久，他曾经翻译了不少马拉美1879年在他即将死去的儿子阿纳托尔床边写下的断章。这些短篇极其晦涩：是一些从未写成诗歌的笔记。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它们才被发现。1974年，A完成了其中三四十篇的翻译后便将手稿束之高阁。当他从巴黎回到瓦里克街的房间时（1979年12月，恰好在马拉美写下那些给他儿子的死亡笔记后一百年），他挖出了这些装有手写稿的文件夹，开始为翻译定稿而工作。后来，这些翻译发表在《巴黎评论》杂志上，并配有一张阿纳托尔穿着海员服的照片。他在序言中写道：“1879年10月6日，马拉美八岁的独子阿纳托尔因长期患病死去。他被诊断为患有儿童风湿症，逐渐在肢体间扩散，最终蔓延至孩子的整个身体。有好几个月，马拉美和妻子无助地坐在阿纳托尔的床边，而医生们则尝试了多种疗法，可治疗没有取得成效。他们把这孩子从城市运到乡村，然后又送回到城市里。8月22日，马拉美在给朋友亨利·容炯的信中写到，‘我们的小宝贝正在经历生死挣扎……但真正的痛苦在于这个小小的存在或许会消失。我承认这对我来说难以承受；我无法使自己面对这种想法。’”

正是这个想法，A意识到，使他回到这些文本前。翻译它们并非一种文学练习。对他而言，这是一种方式，可以释放自己那个夏天在医生办公室里的恐惧：我承受不了，我无法面对。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刻，他后来渐渐意识到，他最终理解了自身父性的全部：孩子的生命比他自己的意味着更多；如果死去可以救他的孩子，他会愿意去死。也因此，只有在那个恐惧的时刻，他永远成了孩子的父亲。翻译马拉美的那四十多个断章也许并不是件大事，但在他的心中，这就等于为他儿子的生命祈祷致谢。向什么祈祷？也许是向虚无。向他生命的感觉。向现代的虚无？

你可以，用你小小的

手，把我拉进

坟墓——你

有这个权利——

——我

跟随你，我

放开自己——

——但假如你

希望，我们

两个，让我们成为……

一个同盟

一首婚姻之歌，丰盛的

——而我尚存的

生命

我将用作——

*

不——和伟大的

死亡没有

关系——等等

——只要我们

继续活下去，他

就会活在——我们中间

只有在我们死去之后

他才会死

——而丧钟

会为他

而鸣

*

航行吧——

穿越

河流，

你的生命

经过，流动

*

落下的夕阳

和风

如今消失了，而

虚无的风

继续吹

（在这儿，就是现代的

虚无）

*

死亡——轻柔地低语

——我谁都不是——

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

（因为死者不

知道他们

是死了的——，甚至也不知道他们

死去了

——至少

对孩子们如此

——或者

对英雄们如此——突然的

死亡

否则

我的美

以最后的时光

构成——

清澈，美丽

脸——那将成为我的

脸，而我自己不在了

*

哦！你知道

假如我愿意

活下去——似乎

忘记了你——

那是在

满足我的痛苦

——于是这明显的

忘却

便能在泪中

向前奔涌，在

某些偶然的

时刻，在

此生之中，

当你

出现在我面前

*

真正的悲痛

在公寓里

——不在墓地里——

家具

*

为了找到纯粹的

缺席——

——在这些小小的

衣服面前

——等等——

*

不——我不愿

放弃

虚无

父亲——我

觉得虚无

侵入了我

对“光芒”一词的简要评论。

当他把孩子的照片给好朋友R，一个在阿姆斯特丹住了八年的美国诗人看时，他第一次听见这个词被用在与他儿子相关的场合。那个晚上他们在酒吧喝酒，被一大群身体和喧闹的音乐包围着。A从钱包里抽出这张快照递给R看，R端详了这张照片很长时间。随后他转向A，微醉，声音带着强烈的感情说道：“他和提图斯有着同样的光芒。”

大约一年之后，就在《阿纳托尔之墓》发表在《巴黎评论》后不久，A碰巧拜访了R。R（变得极其喜欢A的儿子）向A解释道：“今天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我在一家书店里翻阅杂志，碰巧打开了《巴黎评论》，看见一幅马拉美儿子的照片。有一秒钟，我觉得那是你的儿子。这种相似性真叫人震惊。”

A答道：“但那些是我翻译的。是我让他们用了这张照片。你不知道这个吗？”

然后R说：“我根本没想那么多。那张照片令我那样吃惊，我合上了杂志。我把它放回到书架上，随后走出书店。”

他的外祖父又活了两三个星期。A回到正对着哥伦布转盘的公寓，他的儿子如今脱离了危险，他的婚姻则陷入了永久性的停滞。对他而言，这些日子很有可能是所有日子里最糟糕的。他无法工作，他不能思考。他开始怠慢自己，只吃垃圾食品（速冻食品，披萨，外卖中式面条），对公寓放任自流：脏衣服乱扔在卧室角落，没有洗的碗碟堆在厨房水槽中。躺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看着电视里的老电影，读二流侦探小说。他不和任何朋友联系。唯一他打过电话的人——一个十八岁时他在巴黎结识的女孩——搬到了科罗拉多。

一天晚上，他一时兴起，出门去空荡荡的西50街街区游荡，并走进了一家无上装酒吧。当他坐在桌边喝着啤酒时，他突然发现自己身边正坐着一位年轻的性感裸女。她靠向他，向他描述假如他愿意付钱去“后室”、她将为他做的所有淫事。她的策略是如此直接而有趣，以至于他最终答应了她的提议。他们决定，主打项目将是她为他口交，因为她声称对这项活动很有天赋。而实际上，她投入其中的热情实在令他惊讶。过了一会儿，当他在她口中达到高潮、大量精液不断抽动着喷涌而出时，他在那刻看见了这幅一直在他身体里面闪耀的图景：每一次射精都包含了数十亿的精子细胞——大致与全世界的人类一样多——这意味着：每个人自己拥有全世界的潜力。而将会发生什么、它会不会发生，都充满了无数可能性：白痴和天才、美丽的和残缺的、圣人、紧张性精神症患者、小偷、证券经纪人和冒险艺术家。因此，每个人就是整个世界，在基因里怀有全人类的记忆。或者，一如莱布尼兹所言：“每一样活物都是宇宙的一面永恒的活的镜子。”因为事实是，我们都来自宇宙无限虚空第一次爆炸所形成的东西。在那一刻，当他的阴茎在如今他已忘了名字的裸体女人的嘴里勃起时，他也这么对自己说。他想：无法再分的单子[28]。随后，仿佛最终明白了，他想到了大约三年之前，在他妻子身体里奋勇前进的秘密微小细胞变成了他的儿子。

除此之外什么事也没发生。他了无生气。他为盛夏酷暑所苦。他就像晚年的奥勃洛莫夫[29]一样蜷在沙发上，除非不得已一动也不动。

A外公的公寓里安装了有线电视，频道比A知道的都多。每当他打开电视，似乎总有一场棒球比赛正在进行。他不但可以追看纽约洋基队和大都会队的比赛，而且还可以看到波士顿红袜队、费城费城人队和亚特兰大勇士队。更不用提在下午常常会有的小奖赏：比如日本职业棒球联盟的比赛（他尤其喜欢比赛过程中不停的鼓声），或者，更奇怪些的，来自长岛的小锦标联赛。他沉浸在这些比赛中，感觉自己的心正努力进入一个纯净的领域。虽然赛场激动人心，但棒球给了他一幅不变的图景，于是他的心灵可以休憩，可以在其庇护下对抗世间的纷扰。

他的整个童年时期都在打棒球。从3月初第一个泥泞的日子起，到10月底最后一个刺骨的下午。他打得很好，几乎有一种迷恋般的热爱。这运动不仅使他感觉到自身的种种可能性，使他相信自己在他人眼中并非毫无希望，而且把他从童年初期的孤独处境中拉了出来。它使他融入了他人的世界，但同时又可以对此秘而不宣。棒球是一个充满幻想潜力的领域。他总是幻想着，把自己投射在纽约巨人队的队服里，在保罗球场跑到三垒的位置，广播中提及他名字时人群掌声雷动。日复一日，放学后他会把一个网球掷向他家房子的台阶，假装每个姿势都是在他脑中展开的世界巡回赛的一部分。总是会到九局下半时两人出局，一人在本垒，巨人队落后一分。他总是击球员，总是打出致胜的本垒打。

在外公的公寓里度过那些漫长的夏日时光后，他开始明白，棒球的力量对于他而言就是记忆的力量。两种意义上的“记忆”：作为回忆自己生活的催化剂，以及作为整理过去岁月的一种人为结构。比如说，1960年是肯尼迪当选总统的那年；也是A参加成人礼的年份，标志着他进入成年的年份。但是提及1960年时首先跃入脑中的图景却是比尔·马佐洛斯基在世界巡回赛中战胜洋基队的那记本垒打。他依旧记得球高飞出福布斯球场围栏的情景——那高高的、深色的围栏，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白色数字——而回忆那一刻的感觉，那种突如其来的、震撼人心的瞬间愉悦，他得以“再进入”他自身的过去，站在那个否则便会失去的世界里。

他在一本书里读到：自从1893年（他外公出生前一年）投手丘后移十英尺以来，场地的形状就没再变过。这钻石形状是我们意识的一部分。它由白线、绿草和褐土构成的质朴几何图形与星星和条纹一样常见。相较于这世纪美国生活的所有其他东西而言，棒球一直没有改变过。除了一些微小的变化（人工草皮、指定打击手）之外，今天的棒球比赛与韦·威利·基勒和原巴尔的摩金莺队那时的比赛并无二致：照片里那些早已死去的年轻人，留着翘八字胡，摆着英雄般的姿势。

今天发生的事只是昨天发生的事的一个变体。昨天回应着今天，而明天会预示着明年发生的事。职业棒球的过去完好无缺。每场比赛都有记录，每次击打、失误、四坏球上垒都有统计数据。人们可以相互衡量表现，比较球员和球队，谈论那些死去的人，仿佛他们仍然活着一样。孩子参加棒球比赛就是同时想象作为成人参赛，而这幻想的力量存在于哪怕最非正式的比赛中。A思忖，在他的童年时代有多少小时被用来试图模仿斯坦·穆西尔的击球站姿（双脚并拢，膝盖弯曲，背弓成一个绷紧的曲线板状）或威利·梅斯的腰带处接球法。相反地，对于那些长大成为职业选手的人们而言，他们会意识到自己实现了童年时代的梦想——实际上，是被支付薪水继续做孩子。这些梦想的深度同样没有减少。在他的犹太童年时期，A记得曾把逾越节家宴的最后几个词“明年耶路撒冷见”，误作为总是带着希望的对受挫狂热的节制，“等到明年”，仿佛一方是对另一方的评论：赢得锦标便是进入了应许之地。棒球不知为何在他心中与宗教经验纠结在一起。

就在那时，当A开始陷入棒球的流沙地时，瑟曼·芒森[30]死了。A注意到芒森是卢·贾里格之后的第一任洋基队队长，而他的外祖母死于卢·贾里格症，以及就在芒森死后不久，他的外祖父也很快去世了。

报纸上满是关于这位捕手的文章。A一直很崇拜芒森在场上的表现：快速击向右外野的一垒安打，粗短的身体在垒边嘎嚓作响，在场上比赛时似乎消耗着他的那种怒气。如今A着手与孩子一起了解芒森的事迹，以及他与自己亢进的儿子间曾有过的烦恼。一切好像都在重复自身。现实是一个套盒，一系列无限的盒子套盒子。因为又一次，在最不可能的地方，主题重现了：缺席父亲的诅咒。好像芒森自己才是唯一一个有能力使这小男孩平静下来的人。不管何时只要他在家，男孩的哭声便停止，他的狂乱便减弱。当时芒森正学习如何驾驶飞机以便在棒球赛季中更经常地回家与儿子待在一起，而正是飞机杀死了他。

不可避免地，A对于棒球的记忆与对外公的记忆联系在一起。是外公带他去看了第一场比赛，告诉他关于老运动员的故事，让他明白棒球既是用来看的，也是用来聊的。小时候，A常常被放在57街的办公室里，在打字机和计算器边玩耍，直到外公下班，然后和他一起沿着百老汇悠闲散步。他们照例在某个游戏厅打几轮扑克里诺[31]，吃顿便餐，然后乘地铁——去一个城市棒球公园。如今，外公垂死之时，他们继续谈论棒球。这是一个他们依旧可以平起平坐的主题。每次来医院探访，A会买一份《纽约邮报》，然后坐在老人床边，为他读前一天的比赛新闻。这是他与外部世界最后的联系，这是一系列他能够闭着眼睛理解的、无痛苦的编码消息。任何其他东西都会显得难以承受。

临终前，外公用几乎发不出声音的嗓音告诉他，他已经开始回忆他的生活。他开始重拾在多伦多的童年岁月，在想象中再次经历那些远在八十多年前发生的事：在一伙流氓面前保护他的弟弟，周五下午送面包到邻居犹太家庭，所有那些琐碎的、早被淡忘的事回到他的记忆里，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呈现出精神启示的重要性。“躺在这儿使我有机会回忆。”他对A说，仿佛这是一种他在自己身上刚发现的新能力。A可以感觉到回忆给予他的快乐。逐渐地，回忆战胜了过去几周一直出现在外公脸上的恐惧。记忆是唯一令他活着的东西，而这就好像他想尽可能长地拖延死亡的到来，以便可以继续回忆一样。

他知道，但是他不愿意说他知道。直到最后一周，他还在继续谈论回公寓，一次也没提“死”这个词。甚至在最后一天，他一直等到最后一刻才说再见。A正要离开，准备走出门外，这时外公叫他回来。又一次，A站在床边。老人握住他的手，用尽力气捏。随后：一个漫长的、漫长的时刻。最后，A弯下腰，亲吻了外公的脸。他们谁都没有说一个词。

A想起一个阴谋家，一个生意人，一个古怪而超乐观的人。究竟还有谁，能够一本正经地给女儿取名为“小女王”[32]？但她出生时，他宣称“她会成为女王”，并无法抵挡这诱惑。他成功地虚张声势，以象征性的手势，成为派对的灵魂人物。很多笑话，很多密友，无可挑剔的时机把握。他偷偷赌博，瞒着妻子出轨（他年纪越大，女孩越年轻），从未丧失对任何一项的品味。他的语言风格尤其华丽。一条毛巾从来不只是一条毛巾，而是“土耳其毛巾[33]”。一个吸食毒品的人则是一个“麻友”。他也从不说“我曾看见……”而说“我曾有机会观察到……”这样一来，他成功地使这世界变得夸张，把它变成一个对他而言更引人入胜的有异域风情的地方。他扮大人物并陶醉于这姿态的副作用：领班叫他“B先生”，快递员拿到额外的小费后朝他微笑，整个世界都朝他脱帽致意。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他从加拿大来到纽约，那时他是个贫穷的犹太男孩，而最终他大获成功。纽约是他的激情所在，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拒绝搬走，用这些已然成为流行语的词婉拒了女儿请他到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生活的邀请：“我无法离开纽约。一切在这里发生。”

A想起他四五岁时的一天。外公外婆来看他，外公为他变了一个魔术，是他在一家礼品店里学会的某种小把戏。下一次来，他没能表演一种新的魔术时，A大失所望。从那时候起，每次总有新魔术：消失的硬币，凭空变出来的丝绸围巾，把一条条白纸变成钱的机器，一个当你用手捏就会变成五个小橡皮球的大橡皮球，一根用手帕熄灭再也不会烧起来的香烟，一壶倒在报纸做成的圆锥体里也不会溅出的牛奶。一开始为了满足外孙好奇心的东西如今成了他真正的事业。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成功的业余魔术师，一个灵巧的戏法艺术家，他尤其骄傲于那张魔术师协会的会员卡。他在A童年时代的每个生日派对上表演魔术，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与一位女性朋友（一个戴着红色假发的邋遢女人）在纽约老年俱乐部巡回表演，她会唱一首歌，伴着自己弹的手风琴，介绍他是“伟大的扎维洛”。再自然不过了。他的生命如此沉浸在魔术般的幻觉中，他通过使人们信任他（使他们相信某种并不在那儿的东西其实在那儿，或相反）努力赢得了如此多的生意，以至于登上舞台以更正式的方式愚弄他们对他而言是小菜一碟。他有种使人们关注他的能力，凡是看见过他处于人们关注的焦点时多快乐的人都明白。魔术师比谁都愤世嫉俗。他知道，所有其他人也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关键并非真的去欺骗他们，而是使他们高兴地愿意被欺骗：就这样，在几分钟的空间里，因果关系松动了，自然法则被取消了。一如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所言：“没有合理的理由不相信奇迹。”

然而，A的外公不仅满足于魔术。他同样喜欢笑话，他称之为“故事”——所有故事都写在一本小笔记本上，他把它放在外套口袋中随身携带。每次家庭聚会中总有那么一刻，他会拿出笔记本，在房间一角迅速翻阅，将之放回口袋，在椅子上坐下，然后进入一小时的口头胡闹活动。在这里，记忆同样关于笑声。笑声并非如与S在一起时从腹中发出，而是从肺部幽幽传出，一种漫长的高低音错落的声音循环，开始如气喘，零零散散的，随后逐渐进入一种愈来愈微弱的和声啭鸣。A也愿意这样回忆他：坐在那把椅子里，把每个人都逗乐了。

但外公最厉害的噱头既不是魔术也不是笑话，而是一种令家里每个人都困惑多年的超感巫术。那是一种叫“巫师”的游戏。A的外公会拿出一叠纸牌，要求某人抽出一张牌，任何一张，然后举起让每个人都看见。红桃五。然后他会跑到电话边，拨一个号码，并要求和“巫师”通话。对，他会说，我想和“巫师”说话。一会儿之后他会把电话给大家听，而从听筒里传来的是一个声音，一个男人的声音，一遍遍地说：红桃五，红桃五，红桃五。然后他会感谢“巫师”，挂断电话，坐在那儿朝大家笑。

多年之后，当他最终向A解释的时候，一切似乎如此简单。外公和一个朋友彼此答应相互做对方的“巫师”。这个问题，我是否可以和“巫师”说话，是一个信号，而电话那端的人会开始重复花色：黑桃，红桃，方块，梅花。当他说到正确的那个时，打电话的人就会说些话，随便什么，说明不必再往下，然后“巫师”会反复念数字：“爱司”[34]，二，三，四，五，以此类推。当他读到正确的那个时，打电话的人会再一次说些什么，然后“巫师”会停下来，把两个元素放在一起，朝电话里重复：红桃五，红桃五，红桃五。

《记忆之书》。第六册。

他发现，即使以他经验中最平常的现况而言，这些事都非同寻常：感觉到脚在大地上；感觉肺部随着呼吸一张一弛；明白假如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他就能够从现在所在之处去往他将前往的地方。他觉得这非同寻常：在某些早晨，他刚刚醒来，当他弯腰系鞋带时，他会被一种快乐淹没，那快乐如此强烈，与这世界如此自然而和谐地保持一致，以至于他能感觉自己此刻活着，一种包围他、渗入他的此刻，以突如其来的、势不可挡的“他正活着”的讯息穿越了他。在那个瞬间，他于自身发现的快乐也非同寻常。而无论这快乐是否非同寻常，他都觉得它非同寻常。

有时候，感觉就像我们正漫无目的地在一个城市漫游。我们沿街行走，随意拐入另一条街，停下来欣赏一栋房子的檐口，弯腰检视人行道上的一块柏油斑，它令我们回忆起某幅我们欣赏的油画，注视街上迎面走来的人们的脸，试着想象他们的生活，走进一间廉价餐厅吃午餐，回到户外继续朝向河流的旅程（假如这城市有一条河的话），看着船驶过，或大船在港口停靠，也许走路的时候哼着歌，又或者吹着口哨，又或者试图想起我们已经忘却的某件事。有时候，当我们在城市里游走，我们就好像并不想去哪儿，而只是在寻找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唯有疲劳才告诉我们应该在何时何地停下来。但正如迈出一步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下一步，一个想法也会不可避免地随着前一个想法而来，而如果一个想法产生了不止一个想法（比如说两三个想法，彼此有相同的结果），就不仅需要循着第一个想法得出结论，而且需要回溯到那想法的原初位置，以便循着第二个想法得出结论，然后第三个想法，以此类推，就这样，如果我们试图在心里描绘这过程的图景，一个路径网络将开始被绘出，就像人类的血流图（心脏，动脉，静脉，毛细血管），或者地图（比如城市街道图，最好是个大城市，甚至是道路图，就像那种加油站里的道路图，那些路在大陆上延伸、交错、蜿蜒），于是当我们在城市里漫游时，我们真正在做的是思考，以这样一种方式思考以至于我们的想法构成了一段旅程，而这段旅程与我们所走过的路并无二致，于是，最终我们可以放心地说，我们经历了一段旅程，即使我们不曾离开房间，这依然是一段旅程，我们依然可以放心地说，我们曾去了某处，即使我们不知道某处是何处。

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十年前在马萨诸塞州的阿姆赫斯特买的小册子，这是他去埃米莉·狄金森故居参观时购买的纪念品，如今他想着那天当他站在诗人房间里时那种折磨他的古怪的疲累：透不过气，就像他刚刚登上了一座山顶。他在那间小小的充满阳光的房间里闲逛，看着白色的床单，擦亮的家具，想着在那儿写的一千七百多首诗，试图把它们视为四壁的一部分，然而他没有成功。因为假如词语是存在于世的一种方式，他想，那么即使没有世界可以进入，世界仍然在那儿，在那房间里，这意味着，是这房间存在于这些诗里，而不是相反。他在小册子的最后一页读到某位匿名作家笨拙的行文：

“在这间卧室兼工作室里，埃米莉宣称灵魂可满足于它自身的社会。但她发现意识既是囚禁，也是解放，因此即使在这儿，她依然被绝望或恐惧中的自我囚禁所损害……所以对敏感的参观者而言，埃米莉的房间有一种包含了诗人优越感、焦虑、苦闷、顺从或狂喜等好几种情绪的气氛。或许它超越了美国文学中的任何其他具体地点，象征着一种以埃米莉为典型的、对内心生活不断审视的本国传统。”

《记忆之书》的伴奏曲。

《孤独》，由比莉·哈乐黛演唱。比莉·哈乐黛和她的乐团1941年5月9日的录音版本。歌曲长度：三分十五秒。歌词如下：在我孤独的时候你萦绕在我心头/伴着逝去的白日梦/在我孤独的时候你奚落我/伴着永不消失的记忆……等等。作者艾灵顿公爵、E.德兰治和I.米尔斯。

首次提及一个女人的声音。随后是对许多声音的特定指涉。

因为这是他的信念：如果存在一种真实的声音——假设有这样一种叫真实的东西，并假设这真实能开口说话——它将出自女人之口。

记忆有时以声音的方式来到他面前，这也是事实。这是一个在他身体里讲话的声音，并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声音。它对他讲话的方式就像一个声音在讲故事给孩子听，然而有时候这声音又会取笑他，或引起他的注意，或用绝不模糊的词语诅咒他。有时候，它蓄意歪曲正在向他讲述的故事，改变事实以满足它的心血来潮，迎合戏剧性而非真实的要求。然后，他必须以他自己的声音对它说话，要求它停下，以这种方式使它复归来时的沉默。在另一些时候它对他唱歌。在别的一些时候它喃喃低语。然后，还有一些时候它只是哼哼，或胡言乱语，或痛苦呼号。甚至当它一言不发时，他知道它仍在那儿，而在这声音什么都不说的沉默里，他等着它讲话。

耶利米书：“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35]

《记忆之书》。第七册。

对约拿书的最初评论。

相对于其他预言书，人们会立刻被它的与众不同所打动。这简短的作品，唯一一个以第三人称书写的段落，比《圣经》里的任何其他段落都更像一个关于孤独的故事，然而，它仿佛从外部讲述，就好像通过投身于孤独的黑暗，这个“我”从自身消失了。因此，它无法讲述自己，除非作为另一个。一如兰波的句子：“我是另一个人。[36]”

约拿不仅不愿说话（比如，像耶利米那样），而且他实际上拒绝说话。“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

约拿逃了。他给钱上了船。海中起了大风，水手害怕他们会被淹死。每个人都祈求各自得救。但是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沉睡，于是，作为一种从这世界终极的撤回。沉睡作为孤独的图景。奥勃洛莫夫蜷在沙发上，梦见自己回到了母亲子宫。约拿在船的腹中。约拿在鲸鱼腹中。

船长发现了约拿，要他对神祈求。同时，水手开始抽签，来看他们中的谁应该对这场风暴负责，“……签临到了约拿头上。

“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

“然而这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

“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

尽管存在关于鲸鱼的流行神话，那条把约拿吞下去的鲸鱼却绝不是毁灭代理人。这条鱼拯救了他，使他免于在海里淹死。“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的灵魂；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在那和沉默一样深的孤独深处，似乎拒绝说话就等于拒绝面对另一个人（“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也就是说：寻找孤独的人寻找沉默；不说话的人是孤独的；孤独，直到死——约拿遇见了死亡的黑暗。我们被告知“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而在别处，在光明篇[37]中的一章，我们被告知“‘三日三夜’是指人进入坟墓之后腹部裂开前的那三天”。而当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时，约拿重获了生命，就好像他在鱼腹中看见的死亡是新生活的一种准备，一种已然越过死亡的生活，因此是最终可以说话的生活。因为死亡已把他吓得张开了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我就俯听我的声音。”在死亡孤独的黑暗中，舌头终于松动了，而在它开始讲话的那一刻，就有了答案。而即使没有答案，这个人也开始了讲话。

先知。假的先知：讲未来的事，并非源于知识，而源于直觉。真的先知知道。假的先知猜测。

这是约拿最大的问题。假如他说出神的讯息，告诉尼尼微人他们将在四十天后因邪恶而被毁灭，他确信他们会忏悔，并因此被宽恕。因为他知道神是“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的”。

“于是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

而假如尼尼微人被宽恕，这是否说明约拿的预言不正确呢？那么，他不就成了一位假先知了吗？因此，这就是本书核心处的悖论：预言唯有不被说出，才能保持正确。但因此，也就当然没有了预言，约拿也将不再是个先知。但根本没有先知总比做一个假先知好。“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于是，约拿保持了沉默。于是，约拿从耶和华的面前跑开，去面对海难的宿命。那就是说，个体的海难。

因果关系的免除。

A想起童年时代的一个瞬间（十二三岁时）。一个11月的下午，他和朋友D在漫无目的地游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在他们每个人心里，在那时刻，却有一种无限可能性的感觉。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又或者人们可以说，实际上正是这种对于可能性的意识正在发生。

那个下午，当他们在寒冷阴郁的空气中行走时，A突然停了下来，向他的朋友宣布：一年后的今天，有些非同寻常的事将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些事将永远改变我们的生活。

那年过去了，在约定的那一天，并没有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A向D解释道：没关系；重要的事将在明年发生。当第二年又到来时，同样的事发生了：没有任何事发生。但A和D并不气馁。在高中时代的每一年，他们继续纪念那一天。并非以仪式庆祝，而是仅仅告知一下。比如说，在学校走廊里相互遇见时打个招呼：星期六就是那天。他们并非仍然期待有奇迹发生。而是，更有趣地，这些年来他们已经喜欢上了这预言的记忆。

不计后果的未来，尚未发生之事的神秘：这，他认识道，同样可以保存在记忆里。而有时候他会突然觉得：这个他二十年前所做的、预见了非同寻常之事的、盲目的青春期预言，实际上本身就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心灵快乐地跃入未知。因为事实是：许多年过去了。而仍然，在每年11月尾，他发现自己依旧记得那一天。

预言。真正的预言。如同卡桑德拉[38]，从她孤独的洞穴中说话。一如在这女人的声音里。

未来从她的嘴唇落向现在，每件事都确凿无疑将会发生，而永远不被相信是她的命运。这个疯女人，是普里阿摩斯[39]的女儿：“那只不祥的鸟发出的尖叫”“……哀鸣声/骇然爆发，当她咀嚼月桂树叶时/不时地，像那黑色的斯芬克斯，/涌起谜样歌曲的满潮。”（莱柯夫隆的《卡桑德拉》；1806年罗伊斯顿译）。要讲述未来就是用一种永远在它自身之前的语言，将尚未发生之事托付给过去，给一个永远落后于自身的“已经”，而在言行间的空隙里，词复一词，开始有裂缝，而要人们思索这样的空虚无论多久都会觉得晕眩，觉得自己正坠入深渊。

A记得1974年在巴黎时感觉到的兴奋，当时他发现了莱柯夫隆（约公元前300年）写的一千七百多行诗，诗歌是特洛伊城陷落前卡桑德拉在狱中的乱语独白。他通过Q的一个法语译本读到了这首诗，Q是个和他一样年纪的作家（二十四岁）。三年之后，当他在贡德大街的一家咖啡馆与Q碰面时，他问他是否知道这首诗有没有英译本。Q自己并不阅读或讲英文，但他说有，他听说过，是十九世纪初某个罗伊斯顿男爵翻译的。1974年夏天，当A回到纽约时，他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寻找这本书。很令他惊讶的是，他找到了。《卡桑德拉》，译自莱柯夫隆的希腊原文，评注本；剑桥大学出版社，1806年。

这本译作是罗伊斯顿男爵笔下的唯一一件重要作品。他完成翻译时还是剑桥的在读大学生，他以豪华私藏版的形式自费出版了这首诗。毕业后，他继续进行传统的欧洲旅行。由于法国拿破仑之乱，他没有去南方——那本该是像他这样趣味的年轻人的惯常路线——而是向北而行，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1808年，当他穿越波罗的海充满危险的水域时，于俄罗斯海岸边在一次船难中溺亡。当时他只有二十四岁。

莱柯夫隆：“晦涩。”在他晦涩难懂、令人迷惑的诗中，一切均未命名，一切都成了对其他东西的指涉。人们很快就迷失在它相互联系的迷宫里，然而人们会继续读下去，被卡桑德拉声音的力量推动。这首诗是言语的喷涌，呼吸的火焰，它被火吞噬，在意义的边缘抹去了自己。“卡桑德拉的词语，”A的一位朋友这么说（B：有趣的是，在一次讲座上，关于荷尔德林的诗歌——一首他用来和卡桑德拉的演讲作比较的诗），“这无法简化的符号——符号[40]——一个超越理解的词，卡桑德拉的词，从这个词里没有教训可以吸取，一个词，每次被说出，只为了什么都不说……”

通读罗伊斯顿的翻译后，A意识到在那次海难中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天才。罗伊斯顿的英文以这样一种狂暴、灵活、杂技般的构词法滚滚而来，以至于读这首诗就等于感觉自己被困在卡桑德拉的口中。

第240行 一个诅咒！他们在天堂有个诅咒！

不久他们的船帆将被展开，而在他们手中

有力的船桨颤动着劈开退潮的海浪；

当歌曲、颂歌和赞美诗欢唱

吸引面色红润的神[41]，面对他必须起身，

阿波罗的特尔斐圣祠中充满烟雾

巨大灾难的烟雾：愉悦的人们会听见

俄诺克斯[42]：在那儿，高悬的蜡烛光芒

闪现在令人敬畏的酒宴上，而前方

这野蛮人在玉米地里奔跑

疯狂地破坏，以求葡萄藤彼此缠绕

他强壮的力量，把他们推向大地。

*

第426行 ……随后希腊

因为这一宗罪，对，因为这宗罪，应该哭泣

无数的子民：没有骨灰瓮，只有岩石

装运他们的尸骨；入土为安时没有朋友在旁

挥洒祭奠死者的暗色酒；

一个名字，一种呼吸，一个空的声音留下，

不结果实的大理石被苦涩的泪温暖

祖先的泪，孤儿的泪，和寡妇的泪！

*

第1686行 为何播种不结果实的根系？朝着风，与浪，

充耳不闻的风，麻木不觉的浪，和无知无觉

的树木的影

我吟诵着，歌唱着我那无用的歌。

莱普西俄斯[43]使我心中充满这样的悲哀

使我的话无人相信；

嫉妒的神！我把处女之身献给他

我使他堕入爱河，但没有回报他的爱。

但命运在我口中，真理在我唇间；

一定会发生的，终将发生；而当愈来愈多的

悲哀

在他心中爆发，当他从她的座椅上冲出

他的国家倒塌了，没有人或神能够拯救，

有些可怜人会呻吟，“她从来就没有错，

那只不祥的鸟儿的尖叫声是真的。”

想到罗伊斯顿和Q都早在二十刚出头时就翻译了这作品，A觉得好奇。尽管他们之间相隔一个半世纪，他们都通过诗这种媒介赋予了自身语言某种特别的力量。他一度觉得，或许Q是罗伊斯顿的转世。每隔一百年左右，罗伊斯顿会再生，并把这首诗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就如卡桑德拉命定永远不被人相信，莱柯夫隆的作品也注定没人阅读，代代如此。因此这是项无用的任务：写一本永远合着的书。这图景依旧在他心中升起：船难。意识沉入海底，木头碎裂发出恐怖的声音，高耸的船桅跌入海浪。想象当罗伊斯顿的身体与海浪撞击时他在想些什么。想象那场死亡的浩劫。

《记忆之书》。第八册。

到三岁生日的时候，A的儿子的文学趣味已经开始从简单的、充满插图的幼儿图书发展为更复杂的童书。插图依旧带来巨大的愉悦，但它不再是决定性的了。故事本身变得足够吸引他的注意力，而当A看见一张根本没有任何图的书页时，他会感动地看着这个小男孩有意看着上方的空洞，对着一无所有的空气，对着空白的墙，想象着这些词告诉他的东西。“想象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很有趣。”有一次他告诉父亲，那时他们在街上散步。另一次，男孩走进卫生间，闭门不出。A在紧闭的门外问：“你在那儿干什么？”“我在思考，”男孩说道，“我必须自己待着才能思考。”

逐渐地，他们都开始受同一本书的吸引。匹诺曹的故事。一开始是迪斯尼的版本，然后不久，是科洛迪的原版，穆西诺画的插图。小男孩从不厌倦听那有关海上风暴的章节，那一章讲述了匹诺曹如何在可怕的鲨鱼腹中找到了杰佩托。

“啊，爸爸，亲爱的爸爸！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再也不离开你了，决不，决不！”[44]

杰佩托解释道：“海上风浪大极了，一个大浪就把我的船掀翻了。当时一条可怕的鲨鱼正在附近，他一见我落水，就迅速地朝我游来，伸出舌头，咬住我，把我当一块巧克力薄荷糖一样吞了下去。”

“你在这里给关了多久了？”

“从那天开始到现在，整整两年——两年啊，亲爱的匹诺曹……”

“你怎么活下来的呢？你从哪里弄来的蜡烛？还有点蜡烛的火柴？谁给你的？”

“在我翻船的那次暴风雨中，一只大船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水手全得救了，但是船沉到了海底，而那只吞了我的鲨鱼，把那条船的大部分也吞了下去……算我运气好，船上装满了肉罐头、饼干、面包、葡萄酒、葡萄干、乳酪、咖啡、白糖、蜡烛和几盒火柴。靠着这些天赐的供应，我才得以继续活了整整两年，但现在我的资源快用完了。今天储藏室里已经没有东西了，你看见的这根蜡烛是最后一根。”

“然后呢？”

“然后，亲爱的，我们两人只能待在黑暗之中了。”

对于A和他儿子而言，在过去那年如此经常地彼此分离，于是这重聚的过程给了他们深深的满足。实际上，匹诺曹和杰佩托在整本书里一直分开着。在第二章，樱桃师傅送给杰佩托一块神秘的会说话的木头。在第三章，老人刻出了牵线木偶。甚至在匹诺曹完成之前，他的淘气和嘲弄就已经开始了。“我活该，”杰佩托自言自语道，“在我做出他之前，我早该料到这一着的！现在可太晚了。”在这点上，如同任何一个新生婴儿，匹诺曹是纯粹意志，无意识的力比多需要。很快地，在后面几页中，杰佩托教他儿子走路，而木偶经历了饥饿，并偶然地烧掉了自己的双脚——父亲为他重造了一双脚。次日杰佩托把自己的上衣卖了，为匹诺曹买识字课本（“匹诺曹懂得……然后，忍不住流泪，他跳起身搂住杰佩托的脖子，一次又一次地亲吻他”），然后，有两百多页，他们彼此没有再见。书的剩余部分讲述了匹诺曹寻找父亲的故事——和杰佩托寻找儿子的故事。一度，匹诺曹意识到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孩。但同样明确的是，除非他能与父亲团聚，否则便做不到这点。奇遇，灾难，弯路，新的决心，挣扎，偶然，进展，倒退，而贯穿这一切的，是良知的渐渐出现。科洛迪的原版之所以比迪斯尼的改编出色，在于它不愿使故事的内在动机太显而易见。它们以一种前意识的、如梦的形式保持完好，而在迪斯尼的版本里，这些东西被表达了出来——从而使之伤感化，因此也平凡化了。在迪斯尼的版本里，杰佩托祈求要一个儿子；而在科洛迪的版本里，他只是制作了他。做木偶的物理行为（从一块会说话、活着的木头开始，这反映了米开朗琪罗的雕塑观念：形状已存在于材料之中；艺术家只是把多余的材料去除，直到真正的形体显露，这暗示了匹诺曹的存在先于他的身体：他贯穿全书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它，换而言之就是找到他自己，这意味着这本书与其说是个诞生的故事，不如说是个成长故事），这塑造木偶的行为足以传达祈祷者的想法，而无疑保持沉默更有力量。对于匹诺曹要做一个真正的男孩的努力，情况也类似。在迪斯尼的版本中，蓝仙女命令他要“勇敢、真诚、无私”，就好像有个简单的公式可以把握自我一样。在科洛迪的版本里，没有命令。匹诺曹只是踉踉跄跄地走，只是生活着，而一点点地渐渐明白自己能成为什么。迪斯尼对这故事的唯一改进，或许这也有所争议，是在最后，从可怕的鲨鱼那儿逃脱的章节（可怕的鲨鱼）。在科洛迪的版本里，鲨鱼的嘴张着（他有气喘病和心脏病），要组织逃亡，匹诺曹需要的仅仅是勇气。“那么，亲爱的好爸爸，不能耽搁了。我们必须逃走。”

“逃走？怎么个逃法？”

“我们应该从鲨鱼的嘴中逃出去，跳到海里游开。”

“你说得倒不错。可是，亲爱的匹诺曹，我不会游泳。”

“那有什么关系？我是一个游泳好手，你可以骑在我的肩上，我会把你安全地送上岸的。”

“全是瞎想，我的孩子！”杰佩托答道，他带着忧郁的微笑，摇了摇头。“你以为像你这样不到一米高的木偶，把我扛在肩上，还能有力气游泳吗？”

“试试看就知道了。无论如何，要是我们注定要死，我们至少应该死在一块儿。”匹诺曹二话没说拿起蜡烛，走在前面照路，他对父亲说：“跟着我，别害怕。”

然而在迪斯尼的版本里，匹诺曹还需要谋略。鲸鱼的嘴巴闭着，当它张开时，只是让水进，而非出。匹诺曹聪明地决定在鲸鱼腹中点火——来使这怪物打喷嚏，由此把木偶和他父亲投入海中。但这华丽段落失大于得。因为故事的关键图景被消除了：匹诺曹游过孤独的海，差点在杰佩托身体的重量下沉没，在灰蓝色的夜色中前进（美国版第二百九十六页），明月当空，善良地笑，鲨鱼张得大大的嘴在他们身后。父亲在儿子背上：这里描绘的无疑是出自埃涅阿斯[45]在特洛伊的废墟中背着安喀塞斯[46]的图景，每次A朗读这个故事给儿子听，他都会不由自主地看见（因为实际上并不是思考，这些东西如此迅速地在脑海中发生）一连串其他图景，从他全神贯注的核心向外旋出：比如，卡桑德拉预测了特洛伊的毁灭，以及此后的消失，如同罗马建立前埃涅阿斯的游荡，而在那游荡中有另一幅游荡的图景：沙漠中的犹太人，接着产生了又一连串的图景：“明年耶路撒冷见。”随之而来的是和他儿子名字相同的亲戚在《犹太百科全书》里的照片。

在读《匹诺曹》给儿子听的时候，A仔细观察着他的脸。他断定是匹诺曹救了杰佩托那幕（背着老人游开）使他知道了故事的意义。一个三岁的孩子其实很小。与他父亲的块头相比微不足道，但他仍然梦想获得非常的能力来征服他自身微不足道的现实。他还太小，无法理解有一天他会和父亲一样大，甚至当非常仔细地向他解释时，这些事实依旧可能被错误地诠释：“有一天我会像你一样高，而你会像我一样小。”对于漫画书里超级英雄的幻想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这是一个长大的梦，一个成为大人的梦。“超人做什么？”“他拯救人类。”因为这拯救的行为实际上是一个父亲做的事：他保护他的小男孩不受伤害。而对这小男孩而言，看着匹诺曹、那个同样笨拙的木偶踉踉跄跄地遭遇一个又一个不幸，看着他希望成为“好人”但总不由自主地“坏”，看着这个甚至不是个真正男孩的、同样无助的小木偶成为一个救赎的人物，成为那个把他父亲从死亡的魔爪中救出的人，是一段令人敬畏的神启时光。儿子救了父亲。这一定会从小男孩的视角被充分想象。而这，在曾经是小孩的父亲心中，儿子，即对于他自己的父亲而言，也必须被充分想象。永生的孩子[47]。儿子救了父亲。

对偶然性的进一步评述。

他不想漏提在巴黎与S会面两年后，他在下一次访问时偶然遇见了S的小儿子——通过与S本人无关的渠道和场合。这个年轻人P，和A年纪一样大，与某个重要的法国电影制片人一起做到了一个颇有权力的职位。A自己后来也为这制片人工作，在1971和1972年间为他打了一系列零工（翻译，代笔写作），但没有一桩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到七十年代中后期，P已经成功地成为联合制片人，和法国制片人的儿子一起制作了电影《超人》，成本高达数百万美元，A得知，它被描述为西方世界历史上最昂贵的艺术作品。

1980年初夏，就在他儿子三岁后不久，A和孩子一起在乡村度过了一星期，他们住在一栋朋友的房子里，朋友正出门度假。A在报纸上读到《超人》正在一间本地剧院上映，决定带孩子去看，一心希望他能够熬过整部电影。在电影的前半部分，男孩很平静，吃着一桶爆米花，按照A教的那样小声提问，看着星球爆炸、火箭飞船和外太空，并不大惊小怪。但随后发生了一些事。超人开始飞翔，突然地这孩子失去了冷静。他的嘴巴张着，从座位上站起来，把爆米花撒了一地，指着银幕，开始大叫：“看啊！看啊！他在飞！”在电影的剩余部分，他发狂了，他的脸因为害怕和入迷而紧张，喋喋不休地向父亲提问，试图吸收他所看见的东西，他惊叹着，又一次试图吸收它，再惊叹着。到最后，他有点儿受不了了。“太多隆隆声了。”他说。父亲问他是否想离开，他说是。A把他抱起，带他走出戏院——走进一场暴烈的冰雹。当他们朝汽车奔跑而去时，男孩说道（在A的臂弯里上窜下跳），“我们今晚有一场历险，不是么？”

在那个夏天的其余时间，超人是他的激情所在，他的迷恋对象，他生活的唯一目的。除了胸前有个S的那件蓝色T恤，他拒绝穿其他衣服。他母亲为他缝了一件斗篷，每次出门，他都坚持穿着它，双臂前伸在街上冲锋，仿佛在飞翔，停步只为了向每个不足十岁的过路人宣布：“我是超人！”A被所有这些逗乐了，因为他记起自己的童年时代里那些同样的东西。并非这迷恋打动了他，甚至也不是因为他恰好认识制作这部电影的人。而是这个。每次他看着儿子假扮超人，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朋友S，就好像在他儿子T恤上的S并非指超人而是指他的朋友。他惊异于意识在他身上玩的花样，总是不断地把一样东西变作另一样，仿佛在每件真正的事物背后都有一个影子，这影子在他心中，与在他眼前的事物一样栩栩如生，而最终他困惑于他真正看见的究竟是哪个。因此，他的生命好像不再存在于现在，经常如此。

《记忆之书》。第九册。

在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靠翻译其他作家的书谋生。他坐在书桌前，读法语书，随后拿起笔，用英语写下同一本书。这既是同一本书又不是同一本书，这项活动的奇异性总是令他印象深刻。每一本书都是一幅孤独的图景。它是一件有形物，人们可以拿起，放下，打开，合拢，书中的词语代表一个人好几个月——若非好多年——的孤独，所以当人们读着书里的每个词，人们可以对自己说，他正面对着那孤独的一小部分。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写作。无论这本书写的是孤独还是陪伴，它一定是孤独的产物。A在自己的房间里坐下，翻译另一个人的书，仿佛他正进入那个人的孤独并使它变成自己的孤独。但无疑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孤独一旦被破坏，一旦一种孤独被另一种所复制，它就不再是孤独，而是一种伙伴关系。即使房间里只有一个人，也有两个在那儿。A把自己想象成那另一个人的某种鬼魂，那另一个人既在那儿又不在那儿，他的书既是又不是他正在翻译的这本。因此，他对自己说，可能在同一时刻既孤身一人又不孤身一人。

一个词变成另一个词，一样东西变成另一样东西。以这种方式，他告诉自己，它与记忆以同样的方式运作。他想象身体里有一座巨大的巴别塔。有一段文本，它把自己翻译成无数种语言。迅速思考时，句子从他脑中涌出，每个词来自一种不同的语言，一千种语言同时在心里大声呼喊，喧嚣声回荡在迷宫似的房间、走廊、楼梯上，有数百个故事那样高。他重复。在记忆的空间，一切既是它自己又是其他事物。随后他意识到，他试图在《记忆之书》里记录的一切，所有他迄今写下的东西，只不过是他生活中一两个时刻的翻译——1979年圣诞夜，在瓦里克街6号他的房间里度过的那些时刻。

启示时刻照亮了孤独的天空。

1654年11月23日晚上，帕斯卡尔在他的房间里把回忆录缝进了衣服的衬里，以便在余生的任何时候，他都能随手找到那种狂喜的记录。

耶稣纪元1654年

11月23日，星期一，圣·克莱门特祝典

教皇和殉道者，

以及其他殉教者名册里的人。

圣·克里斯索古莫斯和其他殉道者之夜。

从晚上十点半左右开始至十二点半。

火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不属于哲学家或科学家。

确定性。确定性。感情。喜悦。平静。

人类灵魂的伟大。

喜悦，喜悦，喜悦，喜悦的泪。

我不会忘记你的话语。阿门。

关于记忆的力量。

1966年春天，就在遇见他未来的妻子后不久，A受她父亲（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教授）邀请前往位于向阳道[48]的一间家庭公寓里吃甜品喝咖啡。宴会嘉宾是弗朗西斯·蓬热[49]和他的妻子，A的未来岳父认为年轻的A（那时只有十九岁）会乐意与如此著名的作家见面。蓬热是描写客观事物的大师，他创造了一种或许比其他任何诗歌更坚定地置于外部世界的诗，那学期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那时候A已经能说一口不错的法语。因为蓬热夫妇不说英语，而A的未来岳父又几乎不会说法语，A比料想中更充分地参与了讨论，考虑到他天生的羞涩和尽可能保持沉默的倾向。他记得蓬热是个优雅而活泼的人，有一双闪烁的蓝眼睛。

A第二次遇见蓬热是在1969年（尽管本可能是1968年或1970年）G为蓬热举办的一个派对上，G是巴纳德学院的教授，曾翻译过他的作品。当A与蓬热握手时，他介绍自己说尽管他可能不记得了，但他们曾于数年前在纽约见过面。正相反，蓬热答道，他对那个晚上记忆犹新。随后，他继续谈论起那场晚宴举行的公寓，描述了许多细节，从窗外的风景到沙发的颜色到每间房间里家具的摆设。一个人如此精确地记得他只见过一次的东西，记得除了在那稍纵即逝的片刻之外与他的生活全无关联的东西，这超自然的行为让A觉得不可思议。他意识到对于蓬热来说，写作与观看并无分野。因为若不先观看，便无法写作，一个词出现在书页上之前，它必须首先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一种物理存在，人们与之生活，如同与自己的心、自己的胃和自己的大脑一起生活。于是记忆，与其说是我们身体里的过去，不如说是我们在当下生活的证明。如果一个人要真正地存在于他的环境中，他就必须不想着他自己，而想着他看见的东西。他必须忘记自己以便在那儿。而记忆的力量便出自那种遗忘。这是一种活着的方式，于是什么都不曾失去。

“记性好的人不记得任何事，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忘记”，确实如此，一如贝克特评论普鲁斯特的那样。人们的确也应该区分自愿和非自愿的记忆，如同普鲁斯特在那本关于过去的冗长小说中所做的那样。

然而，当A写下一页页自己的书时，他感觉自己正在做的，并非属于这两种记忆中的任何一种。A既有好记性，也有坏记性。他已经忘记很多，但他也记得很多。当他写作时，他觉得他正向内移动（穿过他自身）而同时又在向外移动（朝向世界）。在1979年圣诞夜的那些时刻，当他一个人坐在瓦里克街的房间里时，他所经历的或许是这个：他突然明白了，即使一个人，即使在他房间最深的孤独之中，他也并不孤独，或者更准确地说，一旦开始试图讲述那种孤独，他就已经变成不止自己一个人了。因此，记忆不单复苏人们的私人往事，而且沉浸在他人的往事中，也就是说：历史——人们既参与又见证了的历史，既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除此而外的部分。所以，一切都同时在他心里存在，仿佛每个元素都在反射所有其他元素的光芒，同时又在发射它自身独一无二、无法遏制的光辉。假如此时他有什么理由要在这间房间里，那是因为他内心存在某种事物渴望一次看见所有东西，渴望同时欣赏它们最原始、最迫切的混沌。然而，要讲述它必定是缓慢的，是一项试图记起已被记住事物的精细工作。笔永远无法移动得足够迅速，来写下在记忆空间里发现的每一个词。有些东西永远地失去了，另一些东西或许将被再一次记起，而还有一些东西曾经失而复得却又再度失去。对此，人们无法肯定。

记忆之书的（几条）可能的引语。

“偶然的机会引起了思想，偶然的机会也勾销了思想；根本没有可以保留思想或者获得思想的办法。思想逃逸了，我想把它写下来；可是我写下的只是它从我这里逃逸了。”[50]（帕斯卡尔）

“正要写下我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它却时而逃逸了；然而这使我记起了自己的脆弱，以及自己时时刻刻都会遗忘；这一事实所教导我的并不亚于我那被遗忘的思想，因为我祈求的只不过是要认识自己的虚无而已。”（帕斯卡尔）

《记忆之书》。第十册。

当他谈论这间房间时，他并非有意忽略那些有时存在于房间里的窗。这房间不必作为一幅与世隔绝的图景，他意识到，当一个男人或女人独自站在或坐在房间里时，那儿所发生的将不仅是思考的沉默，不仅是努力把思考变成文字的身体的沉默。他先前提及荷尔德林和埃米莉·狄金森时，也并非有意暗示，在意识的四壁间唯有苦难上演。他想到了，比如，维米尔[51]的女人们，独自在她们的房间里，现实世界的明亮光线通过或开或关的窗户倾泻而入，那种孤独的彻底静止，几乎是日常生活及家庭生活令人心碎的再现。他尤其想到去阿姆斯特丹旅行时看过的一幅油画，《蓝衣女人》，这幅画令他在国立美术馆里驻足沉思。一位评论家如此写道：“信、地图、怀孕的女人、空椅子、打开的盒子、看不见的窗——所有这些都提示或象征着缺席、不可见的事物、他人的心和意愿、别的时间和地点、过去与未来、生或许还有死——总而言之，象征着一个延伸到画框之外的世界，象征着更大更宽的地平线，那地平线包围并侵入了悬置于我们眼前的景象。然而，维米尔强调的却是此刻的丰富和自足——带着这样的确信，其定位及包容的能力充满了形而上学的价值。”

除了这清单中提及的物件之外，是穿越观众左手边那扇看不见的窗而入的光线的特性，如此温暖地引诱他把注意力转向外部，转向那个画作之外的世界。A牢牢盯着这女人的脸看，而当时间流逝，他几乎开始听见这女人读着手中的信时脑子里的声音。她，怀着孕，内在的母性如此平静，拿着从盒中取出的信，无疑已读了上百遍；而那儿，挂在她右侧墙上的，是一幅世界地图，那是所有存在于这房间之外的事物的图景：那光线，温柔地倾泻在她脸上，在她的蓝色罩衣上闪烁，腹中鼓涨着生命，而那种蓝沐浴在光线中，这光线如此昏暗以至于它接近白。随后有更多类似的：《倒牛奶的侍女》《拿天平的侍女》《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拿着湿布的窗边年轻女子》《在打开的窗边读信的女孩》。

“此刻的丰富和自足。”

如果说是伦勃朗和提图斯在某种意义上吸引A到了阿姆斯特丹，在那儿他走进房间，发现自己面对着女人（维米尔的女人，安妮·弗兰克），那么他去那座城市的旅行同时可被看作一场对自身过去的朝圣。又一次，他的内心活动以画作的形式表达：情感状态在艺术作品中找到具体表现，就好像另一个人的孤独实际上是他自身孤独的回声。

这一回是梵高，以及存放他作品的新建的博物馆。如同埋在无意识里的某种早期创伤，梵高的画作永远把两样不相关的物件联系在一起（这只鞋是我父亲；这朵玫瑰是我母亲），在他心里作为一幅青春期的图景，翻译出他在那阶段最深刻的情感。他甚至可以非常准确、精确地说出那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他的反应（确切的地点，确切的时刻：年、月、日，甚至小时和分钟）。然而，重要的与其说是记事的顺序，不如说是它的结果，它在记忆空间中的持久性。所以，要记得4月的一天，他十六岁，与心仪的女孩一起逃课：充满激情而又那样无助，现在想起依然感到痛苦。要记得那列火车，和此后去纽约的渡船（那条渡船，如今消失已久：工业化的铁，温暖的迷雾，铁锈），然后去看一个大型的梵高油画展。要记得他如何站在那儿，幸福得发抖，就好像一起观看这些作品已使这些作品充满了这女孩的存在，并以他对她的爱使这些作品神秘地覆上了一层光泽。

几天之后，他开始根据所见的油画写作一些诗行（如今散佚了），每首诗都用了一个不同的梵高画作的名字。这些是他最初写下的真正的诗。这些诗不仅是一种进入画作的方法，而且是一种再现那日记忆的尝试。然而，很多年过去之后，他才意识到这点。只有在阿姆斯特丹、研究着这些他曾和那女孩一起看过的画作之时（那之后他还是第一次看这些画——差不多隔了半生），他才想起曾写过这些诗。在那一瞬间，他清楚地看见了这等式：写作行为等于记忆行为。因为事实上，除了那些诗本身，他什么都没有忘记。

站在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1979年12月）里的油画《卧室》面前，此画1888年10月在阿尔勒完成。

梵高在给他弟弟的信中写道：“这一次，就只是我的卧室……观看这幅画应该让大脑休息，或确切地说让想象休息……

“墙壁是淡紫罗兰色。地板是红砖色。

“床和椅子的木头是鲜奶油般的黄色，被单和枕头是非常淡的柠檬绿。

“床单大红。窗绿色。

“梳洗台橙色，水盆蓝色。

“门淡紫色。

“而那就是全部——这间百叶窗关闭的房间里别无他物……

“这是作为对我被迫休息一事的报复……

“有一天我也会为你画其他房间的素描。”

然而，当A继续研究这幅画时，他不由觉得梵高做了一件与他最初的想法大相径庭的事。A的第一印象的确是一种平静的感觉，“休息”的感觉，如同画家描述的那样。但渐渐地，当他试图住进画布上呈现的那间房间时，他开始觉得它像一个监狱，一个不可能的空间，一幅图景，与其说是一个居住的地方，不如说是一个被迫在那儿生活的心灵之地。仔细观察。床堵住了一扇门，椅子堵住了另一扇门，百叶窗关着：你无法进入，而一旦你进入，你就无法出去。你在这房间的家具和日常物件中窒息，你开始在这幅画中听见痛苦的哀号，而一旦你听见了，它就不再停止。“我因折磨而哭泣……”但对这哀号，没有答案。这幅画中的男人（而这是一幅自画像，无异于男人有眼睛、鼻子、嘴唇和下巴的脸部画像）已经孤独太久，已经在孤独的深处做了太多挣扎。世界止于那扇被封锁的门。因为这房间并非孤独的表现，而是孤独的本质。它是如此沉重的东西，如此令人窒息，以至于无法以任何形式被展示，除了展示它自身。“而那就是全部——这间百叶窗关闭的房间里别无他物……”

对于偶然性的进一步评述。

A到达伦敦，又离开伦敦，在旅程的两头他各花了几天看望英国朋友。与他一起乘渡船去看梵高画作的女孩是英国人（她在伦敦长大，大约十二至十五岁时在美国生活，然后回伦敦去读艺术学校），在他旅程的第一回合，A与她共度了几小时。在他们高中毕业后的那些年里，他们充其量只断断续续地保持联系，或许相互见了五六次。A的激情早已不在，但他的心里又并非完全没有她，仍以某种方式维持着那种激情的感觉，尽管对于他，她本身已经失去了重要性。距离他们上次会面已有数年，如今和她在一起时他觉得忧郁，甚至压抑。她依然美丽，他想，然而孤独似乎包围了她，一如蛋壳包裹着尚未出生的小鸟。她一个人住，几乎没有朋友。多年来，她一直在做木刻雕塑，但她拒绝向任何人展示。每次她完成一件作品，她就销毁它，然后开始做下一件。又一次，A面对着一个女人的孤独。但这一次，它将自身孤立了起来，并在源头就已然干涸。

一两天之后，他去了巴黎，最终到达阿姆斯特丹，随后返回伦敦。他心想：没有时间再见她了。在返回纽约前的某一天，他和一个朋友（T，这位朋友曾以为他们或许是兄弟）吃饭，并决定下午在皇家美术学院度过，那儿正好有个“后印象派”油画大展。然而，博物馆里的汹涌人潮，使他不愿按计划待上整个下午，他发现在晚餐之约前有三四小时的额外时间。他去了苏荷一家便宜的炸鱼薯条店吃午饭，试图决定这段自由时光作何安排。他付完账，离开饭店，拐过转角，在那儿，她正站在一家很大的鞋店前凝视着橱窗，他看见了她。

在伦敦大街上，他并非每天都能与谁偶遇（在那个有数百万人的城市，他只认识寥寥数人），然而这次遇见对他而言好像非常自然，仿佛只是一件平常事。仅仅在不久前，他还一直在想她，后悔决定不打电话给她，而现在既然她在那儿，突然地站在他面前，他不由自主地感到是因为他的渴望她才出现。

他朝她走去并叫出她的名字。

画。或图像中时间的倒塌。

他在伦敦看的皇家学院的展览中，有几幅莫里斯·德尼[52]的画。在巴黎时，A曾拜访过诗人让·福兰[53]的遗孀（福兰，1971年死于一场交通事故，就在A搬到巴黎前几天），当时A正在准备编撰一本法国诗歌选集，实际上正是这本诗集使他回到了欧洲。他很快得知，福兰女士是莫里斯·德尼的女儿，她父亲的许多画挂在公寓墙上。她自己如今已七老八十，A对于她巴黎式的强硬、沙哑的嗓音和对已故丈夫作品的热爱印象深刻。

公寓里有一幅油画有题目：Madelaine à 18 mois（十八个月大的马德莱娜），德尼把题目写在画布顶端。正是这个马德莱娜长大后成了福兰的妻子，正是她刚刚邀请A进入公寓。有一瞬间，她不自觉地站在那幅画前面，这幅画大约绘于八十年前，尽管时日久远，但A仍然觉得画中孩子的脸和眼前老妇人的脸简直一模一样。在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穿越了人类时间的幻象，照原样经历了它：如同仅仅眨了一次眼。他看见完整的一生站在他面前，然后坍缩进那一瞬间。

O和A谈话时，描述了成为一个老人是怎样的感受，O如今七十多岁，记忆力衰退，脸上的皱纹如同半合的手掌。他看着A，摇头说着冷笑话：“这小男孩身上发生了多么奇怪的事啊。”

是啊，有可能我们并不会长大，有可能即使我们长大，我们仍旧是孩子。我们记得自己那时的样子，我们觉得自己不曾改变。我们使自己成为了现在的我们，而我们仍是过去的我们，尽管已过了多年。我们不为自己而改变。时间使我们变老，但我们不变。

《记忆之书》。第十一册。

他记得1974年婚礼派对后回家，身边妻子穿着白裙，他从口袋里掏出前门钥匙，把钥匙插入锁孔，随后，当他旋转手腕时，感觉到钥匙断在了锁里面。

他记得1966年春天，就在他遇见未来的妻子后不久，她的一个钢琴琴键[54]断了：中央C的F键。那年夏天，他们俩去曼恩[55]一个遥远的地方旅行。一天，当他们经过一座几乎被遗弃的城镇时，他们走进了一个古老的、多年未曾使用过的会议厅。某些人类社会的遗留物散落在那个地方：印第安头饰，名单，酗酒聚会后的碎片。大厅尘埃飞扬，空无一物，除了一架竖式钢琴站在角落里。他的妻子开始弹奏（她弹得很好），并发现所有的琴键都完好无损，除了一个：中央C的F键。

或许，就是在那个瞬间，A意识到他将永远无法理解这个世界。

如果一个小说家使用这些小事件，比如坏了的琴键（或婚礼日那天钥匙断在门里那件事），读者会被迫加以注意，并以为小说家正试图就他的人物或这世界提出一些看法。人们可以谈论象征意义，谈论潜文本，或只谈论形式（因为只要一件事发生不止一次，即使它是偶然的，也会有一种样式成形，一种形式开始显现）。在虚构作品中，人们假定书页上那些词语背后有一个有意识的头脑。而在所谓的现实世界中，当这些事偶然发生，人们并不做假定。编造的故事完全由意义组成，而现实的故事除却自身之外缺乏任何含义。如果一个人对你说“我要去耶路撒冷”，你会想：多好啊，他要去耶路撒冷。但如果一个小说里的人物说了同样这些话，“我要去耶路撒冷”，你的反应会迥然不同。你一开始会想，耶路撒冷本身：它的历史，它的宗教角色，它作为神话之地的功能。你会想到过去，想到现在（政治；也就是同样会考虑最近的过去），想到未来——如同这句子所言：“明年耶路撒冷见。”最重要的是，你会将这些想法整合进你已然了解的那个将要去耶路撒冷的人物中，并使用这新的合成体作出进一步的结论，获得感悟，更有说服力地从整体上思考这本书。然后，一旦完成了作品，读完最后一页将书合上，诠释便开始了：心理的、历史的、社会的、结构的、语言学的、宗教的、性爱的、哲学的，或单独或结合，按你所好。尽管有可能依照这些系统来诠释现实生活（人们毕竟也真的去见神甫和心理治疗师；人们有时也的确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生活），但它没有同样的效果。有些东西不见了：那种至高无上，对普遍性的把握，对形而上的真实的幻觉。人们说：堂吉诃德是在想象的领域陷入疯狂的意识。人们在现实世界看到疯子（比如，A看到他精神分裂的妹妹），一言不发。或许，这便是虚度的人生之伤感——但仅止于此。

偶尔，A会发现自己用观看世界的眼光看待艺术作品。以这种方式读解想象便等于毁灭了它。比如，他想到了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描述的歌剧。在这个段落里，没有东西被视作当然，因此一切被还原至荒诞。仅仅通过描述，托尔斯泰便取笑了那些他所见到的东西：“第二幕的布景是水彩画上的纪念碑，画布上的圆窟窿代表月亮。拉起脚灯灯罩，他们开始吹低音小号，拉低音提琴，许多穿黑袍的人从左右两边走出来。人们开始挥动手臂，他们手中拿着类似匕首的兵器，后来还有一些人跑来，开始拖走那个原先穿白色连衣裙、现在穿淡蓝色连衣裙的少女。他们并没有一下子把她拖走，而是和她一起唱了很久，然后才把她拖走，有人在后台敲了三下金属乐器，于是大家都跪下来，唱祈祷词。这几幕的表演被观众热情的欢呼声打断了几次。”

也存在一种同等的、相反的诱惑，把世界看成是想象的延伸。这，同样，时而在A身上发生，但他不愿将之视为有效的解决方案。如同所有其他人，他渴望意义。如同所有其他人，他的生活如此琐碎，以至于每次在两个片断间看见一种关联时，他都会很想在那关联中寻找意义。关联存在。但要赋予它意义，要使目光超越它存在的简单事实，便要在现实世界的内部建造一个想象世界，而他知道这不会有用。在他最勇敢的时候，他的首要原则是相信无意义，随后他明白了他的义务是看见眼前的事物（即使它在他身体里），并说出他看见了什么。他在瓦里克街自己的房间里。他的生活没有意义。他正在写的这本书没有意义。有一个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里人们遇见的事物，讲述它们便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一把钥匙断在锁里，一些事发生了。那就是说，一把钥匙已经断在了锁里。同一架钢琴好像存在于两个不同的地点。一个年轻人，二十年之后，最终住在一间他父亲曾面对孤独恐惧的房间里。一个人在异国街道遇见他的旧爱。事件只意味着它本身。不多，也不少。随后他写道：进入这间房间，就是在一个过去与现在交汇的地方消失。随后他写道，如同这句子所言：“他在这间房间里写下了《记忆之书》。”

孤独的创造。

他想说。那就是说，他的意思是。如同在法语中，“vouloir dire”，照字面的意思是“想说”，但实际上的意思是“意思是”[56]。他意欲说他想说的。他想说出他的意思。他说出他想要表明的意思。他要表达的就是他说出的东西。

维也纳，1919年。

没有意义，对。但也不可能说我们不受困扰。弗洛伊德曾把这样的经验描述为“诡异[57]”，或者unheimlich[58]——heimlich的反义词，heimlich的意思是“熟悉的”、“本地的”、“属于家的”。因此，推论是：我们从惯常感知的保护壳中被推了出来，仿佛我们突然身处自身的外部，飘浮在一个我们不理解的世界上。当然，我们就迷失在了那个世界。我们甚至无法希望从中找到我们的路。

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与所有其他人共存。即使作为成人，我们也在心中埋下了童年时代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且不仅是对此的记忆：结构自身完好无损。弗洛伊德将诡异的经验和童年时代自我中心的、泛灵论的世界观的复苏联系在一起。“我们每个人都似乎经历过一段与原始人的泛灵阶段相对应的自身发展时期，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度过这个阶段而不残留下一些痕迹，这些痕迹还会显现出来，每一件让我们感到‘诡异’的东西都是因为它触动了我们内部残留的泛灵的思想活动的痕迹，从而使这些痕迹又明白地显现出来了。”[59]他归纳道：“当受到压抑的幼时情结因某种印象而复苏，或者，当已被克服的原始信仰似乎又得到证实时，我们便会体验到‘诡异’。”

当然，没有一个可作为解释。它至多可用来描述过程，指出它发生的领域。同样地，A非常愿意接受它是真的。因此，诡异作为一种对他者的记忆，远远早于心灵的源头。有时，梦会以同样的方式抵抗诠释，直到朋友提出一个简单的、几乎显而易见的意思，A无法证明弗洛伊德的观点是对还是错，但他觉得对，他非常愿意接受。于是，所有看来不断在他身边增长的巧合，都以某种方式与他的童年记忆相连，仿佛一旦开始记起他的童年，世界便会回到它先前的状态。对此他觉得正确。他正想起他的童年时代，也就是说童年时代以这些经历的形式于当下出现在他面前。他正想起他的童年时代，而这便是在当下将之写出。或许那就是他写下“首要原则是无意义”时要表达的意思。或许那就是他写下“他要表达的就是他说出的东西”时他要表达的意思。或许那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或许不是。对此，无法加以肯定。

孤独的创造。或生与死的故事。

故事从结尾开始。要么讲故事，要么死。而只要你继续讲故事，你就不会死。故事以死亡开始。国王山努亚尔被戴了绿帽子：“他们不再亲吻，不再拥抱，不再讲话，不再狂欢。”他从世界抽身而出，发誓永不再屈从于女性的欺骗。后来，他夺回王位，用王国中的女人来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一旦满足，他便处决她们。“三年来不停如此，直到这土地上再无适婚女子，女人和父母们哭着反对国王，诅咒他，向天地的造物主抱怨，祈求他听见祈祷，并回应那些向他哭诉的人；而那些有女儿的人携家逃离，直到最终城里再无一个可以结婚的女子。”

这时，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自愿去国王那儿。（“她知书达理，读过许多历史书籍，熟知古代帝王的传记和各民族的史实，她聪明、睿智、谨慎而有教养。”）她那绝望的父亲试图劝说她别去送死，但她不为所动。“把我嫁给国王吧，我进宫后，或许可以跟他一块儿生活下去；或者我会牺牲自己，拯救千千万万的女子。”于是她去与国王睡觉，并把计划付诸实施：“要讲……愉快的故事快乐地消遣一夜……这将是我的解救之道，使人们免除灾祸，由此我将改变国王的习惯。”

国王答应听她讲故事。她开始她的故事，而她讲述的是一个有关讲故事的故事，一个包括了许多故事的故事，每一个故事自身都有关讲故事——通过这种方法人们便可免于一死。

天开始破晓，在第一个故事里的故事讲了一半的时候，山鲁佐德陷入沉默。“如果国王让我活下去，”她说，“那么明晚我要讲的故事，比这个有趣得多呢！”国王心想，“凭着安拉起誓，我暂且不杀她，等她讲完了下面的故事以后再说。”于是一连三夜都是如此，每夜的故事都在结束前停下，延续到次夜故事的开始，那时第一循环的故事结束而新故事开始。的确，这是桩生死攸关的事。第一夜，山鲁佐德开始讲《商人和魔鬼的故事》。某人在一个园子里停下吃午餐（沙漠中的一块绿洲）时，掷出一个枣核，然后见到“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高大魁梧、手持利剑的魔鬼，开口说道，‘站起来！让我像你杀我儿子那样把你杀了吧。’‘我怎么杀了你的儿子呢？’商人问，魔鬼答道，‘你掷枣核的时候，我儿子凑巧从这里经过，枣核打中他的胸，立刻把他打死了。’”

这是出于无辜的罪（回应着王国里适婚女子的命运），同时也是魔法的开始——把一个想法变成一样东西，使看不见的东西有了生命。商人请求饶恕，魔鬼答应推迟处置他。但整整一年之后，商人必须回到同样的地点，魔鬼将在那儿执行判决。这已经和山鲁佐德的处境形成一种类比。她希望延迟她的处决，通过在国王心里灌输这个想法来为自己辩护——以一种国王无法察觉到的方式。因为这就是故事的功能：通过将另一样事物纳入视线，来使人们看见眼前的事物。

这一年过去了，商人信守诺言，回到了园子里。他坐下，开始哭泣。一个老人经过，牵着一只锁着链子的羚羊，他询问商人哪里不对。老人惊奇于商人讲述的故事（就好像商人的生活是一个故事，有开始、经过和结尾，是一本某人心中编造的小说——事实上的确是），便决定等着看结局会如何。随后来了另一个老人，牵着两只黑狗。之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而他也坐下等待。然后来了第三个老人，牵着一匹花斑骡子，又一次重复了同样的讲述。最后，魔鬼出现了，“旷野中骤然刮起一阵狂风，卷来满天的沙石”。就在他将要抓住商人用剑刺杀他时，“我要像你杀我的爱子那样杀死你”，第一个老人上前对魔鬼说：“我打算对你讲一讲我和这只羚羊的故事，你要是觉得这故事精彩，请看我的情面把商人的罪过免掉三分之一吧。”叫人惊奇的是，魔鬼答应了，就像国王答应听山鲁佐德的故事那样：乐意地，毫无抗拒。

注意：这老人并不打算像人们在法庭上那样，用正辩、反辩、出示证据等方法来为商人辩护。这会令魔鬼关注他已经看见的东西：关于这些，他已然下定决心。老人更愿意将他从事实那儿引开，从死亡的想法那儿引开，如此一来使他“满足于”（delight，从字面上说，这个词的意思是“诱惑某人离开某处”，来自拉丁文delectare）对生活的新感觉，从而使他放弃杀死商人的执念。如此这般的执念将人围在孤墙之中。除了自身的想法什么都看不见。然而故事，因为它不是逻辑辩论，打破了这些墙。因为它假定他人的存在，允许听者与之接触——但愿听者也这样想。

老人开始讲一个荒谬的故事。你看见的这只羚羊，他说，其实是我的妻子。她与我一起生活了三十年，却无法生儿育女。（又一次：指涉了缺席的孩童——死亡的孩童，尚未出生的孩童——婉转地将魔鬼自己的悲伤，视为那个生死相等的世界的一部分）“我这才另娶一妾，与她生下一个男孩，这孩子眉目清秀，像一轮满月……”孩子十五岁那年，老人出发去另一个城市（他也是商人），他不在的时候，嫉妒的妻子便用魔法把男孩和他的母亲变成了小牛和母牛。“你的小妾死了，她的儿子逃亡在外，”他回来时妻子告诉他。伤心了一年之后，母牛被宰杀作为祭品——这是嫉妒的妻子的阴谋。稍后当他正要宰杀这头小牛之时，他不忍心了。“那头小牛一见我，就挣断了绳索，奔到我面前，恋恋不舍地依着我，淌着眼泪，哞哞地叫个不止，我觉得他可怜，便说……‘留下这头小牛，给我带头母牛来吧。’”牧人的女儿也懂得魔法之术，后来她发现了小牛的真实身份。当商人答应了她的两个要求之后（嫁给他的儿子，向他嫉妒的妻子施咒把她困在一个牲畜的身体里——“否则在她的魔法下我不会安全”），她使他的儿子恢复了原状。故事并没有在那儿完全结束。老人继续解释说，儿子的新娘“日日夜夜、夜夜日日地与我们住在一块儿，直到上帝带她去见他；她去世后，我的儿子便旅行到印度，即这位商人的故乡；然后我带着羚羊，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探听我儿子的消息，直到被命运驱使来到这个园子，我看见这位商人坐着哭泣，这就是我的故事。”魔鬼同意这是个精彩的故事，就免去了商人三分之一的罪过。

一个接着另一个，剩下的两位老人向魔鬼做出同样的提议，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他们的故事。“这两只狗是我的哥哥，”第二个老人说。“这匹骡子原来是我的妻室，”第三个说。这些开场白包含了这整个计划的本质。看着某样现实世界里的真实物件，比如一个动物，而把它说成一样它并不是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每样事物都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同时存在于世上和我们心里，而否认其中任何一种就等于马上在两种生活中把它杀死。在三个老人的故事中，两面镜子面对面，每一面镜子都反射了另一面的光线。两者都是魔法，既是现实又是想象，每一面都依靠对方而存在。而这的确是一桩生死攸关的事。第一位老人来园子寻找他的儿子，魔鬼来园子杀死无意杀害他儿子的凶手。老人所告诉他的，是我们的子女总是隐形的。这是最简单的事实：生命只属于活着的那个人自己；生命本身会夺走生者；活着就是相互包容。而最后，通过这三个故事，商人保住了性命。

这就是《一千零一夜》的开头。在整个叙述的末尾，通过一个、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有了明确的结果，而它承载着奇迹无法改变的吸引力。山鲁佐德为国王生下三个儿子。又一次，故事中的喻意得以揭示。一个讲故事的声音，一个讲故事的女人的声音，一个讲述生死故事的声音，有着赋予生命的力量。

“那么我是否可以大胆请求国王一个恩典？”

“‘说吧，山鲁佐德，’他答道，‘恩典将会赐予你。’

“随之她向看护和太监们喊道，‘把我的孩子们带来。’

“于是他们迅速地把孩子们带到她那儿，那是三个儿子，一个在走，一个在爬，另一个在吃奶。她带着他们，来到国王跟前，亲吻土地后说道，‘哦，尊敬的国王，这些是你的孩子，我请求你免我一死，看在这些婴孩的分上。’”

当国王听见这些话时，他开始哭泣。他抱起小孩，宣布对山鲁佐德的爱。

“于是他们把城市装点得金光灿烂，以前从未如此。鼓乐震天，哑剧演员和江湖艺人们表演着各自的绝活，国王慷慨地以礼相赠。而且，他将救济品施与穷人及有需要的人，他的恩泽遍布他的王国里所有的事物和子民。”

镜像文本。

假如一个女人讲故事的声音有把孩子带到世上的力量，那么孩子也有力量把故事带入生活。据说一个人如果晚上无法做梦，他就会发疯。同样地，如果孩子不被允许进入想象的世界，他就永远不会理解现实世界。孩子对于故事的需要和他对食物的需要同样根本，它与饥饿以同样的方式显现。给我讲个故事吧，孩子说。给我讲个故事。请给我讲个故事，爸爸，求求你。父亲于是坐下，给儿子讲了一个故事。或者黑暗中在他身边躺下，两个人一起睡在童床上，开始讲故事，仿佛世上除了他的声音别无其他，黑暗中他讲故事给儿子听。通常是个童话，或者冒险故事。有时也会简单一跃，进入想象的世界。从前，有个小男孩名叫丹尼尔，A对儿子丹尼尔说，这些男孩自己是主人公的故事或许最能令他满足。同样地，A意识到，当他坐在房间里写作《记忆之书》时，他把自己视为另一个人，以便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为了在那儿找到自己，他必须使自己缺席。于是尽管他的意思是说“我”，他却说A。因为记忆的故事是观看的故事。即使可供观看的事物不再存在，这依然是个观看的故事。于是，声音继续。甚至当男孩已闭上眼睡着了，他父亲的声音仍在黑暗中继续讲述。

《记忆之书》。第十二册。

他无法再继续了。孩子们在成人的手里受苦，没有任何理由。孩子们被遗弃，被迫受饿，被谋杀，没有任何理由。不可能再这样下去了，他意识到。

“可是，话又得回到孩子上来，[60]”伊万·卡拉马佐夫说，“我该拿他们怎么办呢？”然后又说：“我只想宽恕和拥抱，我不想让更多的人受苦。如果说孩子们遭的罪被纳入苦难的总额以凑足购买真理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我先在此声明，全部真理不值这个价。”

每一天，他毫不费力地发现它盯着他的脸。那些柬埔寨衰亡的日子里，每一天它都在那儿，从报纸上望向他，无法避开的死亡的照片：饥瘦的孩子们，眼神空洞的成年人。如吉姆·哈里森，一个乐施会的工程师，在日记中写道：“探访了七公里处的小型诊所。绝对没有任何药品——饥饿状况严重——显然他们正因缺少食物而死去……数百名儿童全都非常衰弱——不少得了皮肤病，脱发，头发褪色，人群中有巨大的恐惧。”后面还描写了他探访金边“一月七日医院”时所见到的情形：“……情况很糟糕——孩子们躺在床上肮脏的破布里饿死——没有药——没有食物……饥饿导致的肺结核使人们看起来像贝尔森集中营里的人。在一间病房里，一个十三岁的男孩被绑在床上，因为他快要发疯了——许多孩子如今成了孤儿——或找不到家人——人群中有不少人抽搐和痉挛。一个十八个月大的小男孩的脸满目疮痍，似乎是皮肤感染和严重营养不良引起的身体衰弱——他的眼中充满了脓液，被他五岁的姐姐抱着……我觉得很难承受这样残酷的事——如今成百上千的柬埔寨人一定是同样的情形。”

读到这些话之前两周，A出门与他的一个朋友P吃饭，P是一家大型新闻周刊的撰稿人和编辑。很巧的是，她也正在为她的出版物做一个“柬埔寨故事”的专题。几乎所有美国和海外媒体上关于那边状况的报道她都看过，她告诉A一则北卡罗来纳报纸上的故事——作者是泰国边境一个难民营里的美国医疗志愿者。故事关于美国总统夫人罗莎琳·卡特访问难民营的事。A记得那些刊登在报纸杂志上的照片（第一夫人拥抱一个柬埔寨儿童，第一夫人与医生交谈），他明白美国的责任是要创造条件让卡特夫人表示不满，但他依然被那些照片打动了。原来，卡特夫人访问的难民营是美国医生工作的地方。难民营医院是一个凑合而成的地方：茅草盖的屋顶，几根支撑的梁柱，病人们躺在地面的垫子上。总统夫人到达时，跟着一群官员、记者和摄影师。他们人太多了，当他们成群结队地穿过医院时，病人们的手被笨重的西式靴子踩到，静脉注射管被经过的腿扯断，身体被无意踢到。或许这混乱可以避免，或许不能。不管怎样，当来访者完成视察之后，美国医生提出了一个恳求。求求你们，他说，请你们中的一些人花些时间给医院献血吧；即使最健康的柬埔寨人的血也过于稀薄而无法使用；我们的储备用完了。但第一夫人的行程已经晚了。那天还要去其他地方，要去看望其他受苦的人们。只是没时间了，他们说。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然后，他们像来时那样匆匆离去。

因为世界是可怕的。因为世界可以把人带到一个只有绝望的地方，而这绝望如此完整，如此决绝，以至于什么都无法打开这座牢狱之门，这便是无望。A透过牢房的栏杆向外凝视，发现唯有一个想法可以给他一些安慰：他儿子的形象。不仅仅是他的儿子，而是任何儿子，任何女儿，任何男人或女人的孩子。

因为世界是可怕的。因为它好像不给未来希望，A看着他的儿子，意识到他一定不能让自己陷入绝望。这是对年轻生命的责任，因为他创造了这个生命，他就一定不能绝望。一分钟又一分钟，一小时又一小时，当他在儿子面前，满足他的需要，把自己献给这个年轻的生命，不断地命令自己留在现在的时候，他感觉绝望蒸发了。尽管他继续绝望，他不允许自己绝望。

因此，想到孩子受苦，对他而言是可怕的。这甚至比世界本身的可怕更可怕。因为它夺走了世间唯一的安慰，因为一个没有安慰的世界，是可怕的。

他无法承受更多。

这是它开始的地方。他独自站在一间空房间里，开始哭泣。“对我而言这难以承受，我无法面对它。”（马拉美）“像贝尔森集中营里的人。”柬埔寨的工程师如是说。是啊，这就是安妮·弗兰克去世的地方。

“这真是个奇迹，”就在她被捕前三周，她写道，“我没有因为它们看起来如此荒谬、难以实现就抛弃我所有的理想……我看见世界正渐渐变成荒野，我听见不断迫近的雷声，那也会毁灭我们，我能感受到百万人的苦难，但是，当我抬头望向天穹，我想一切都会好的，这残酷也会终结……”

不，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是唯一的事。他甚至并未假装说它可被理解，假装说通过不断地谈论它就能找到其中的意义。不，这不是唯一的事，生活无论如何会继续，假如不是所有人，至少对某些人是如此。然而，因为这是一件永远无法被理解的事，他希望它能容忍他，作为一样总是在开始之前到来的东西。如这句子所言：“这是它开始的地方。他独自站在一间空房间里，开始哭泣。”

回到鲸鱼腹中。

“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同样在这命令中，约拿的故事和所有其他先知书里的故事不同。因为尼尼微人不是犹太人。约拿与其他神的使者不同，他并非被要求去向他自己的人民发言，而是向外国人。更糟的是，他们是他的人民的敌人。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是那时世上最强大的帝国。用那鸿书里的话说（那鸿书的预言被保存在与约拿的故事相同的卷轴上）：“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

“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神对约拿说。尼尼微在东面。约拿马上去了西面，去了他施（即塔特苏斯，在西班牙最远端）。他不仅逃跑了，而且他到达了已知世界的极限。并不难理解这段旅程。想象一种类似的情形：叫一个犹太人在“二战”时期进入德国，布道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党人。这是种不可能的想法。

早在二世纪，一位犹太法学评论者指出，约拿上船后在海中自溺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并非为了从神的面前逃走。这是对《圣经》的政治解读，基督教的诠释者们很快用它来反对犹太人。比如，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若[61]说约拿之所以被派往尼尼微，是因为犹太人拒绝听信先知书，而约拿书是为了给这些“硬颈人民”一个教训。然而，丢慈的卢伯[62]，另一个基督教诠释者（十二世纪）则声称，这位先知出于对人民的虔诚才拒绝了神的命令，因此神才没有对约拿很生气。这应和了拉比阿基巴的观点，他说“约拿是嫉妒儿子（以色列）的荣耀，而非嫉妒父亲（神）的荣耀”。

然而，约拿最终答应了去尼尼微城。但即使在他传达讯息后，即使尼尼微人忏悔并改变了他们的行为，即使神宽恕了他们，我们依然知道“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这是爱国之怒。为什么要宽恕以色列的敌人呢？正是在这时候，神给约拿上了书中最重要的一课——以随后这个蓖麻的寓言。

“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他问。于是约拿出城，到了尼尼微城的外围，“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暗示他仍然觉得尼尼微城仍有可能被毁灭，或者他希望尼尼微人会回到他们罪恶的生活，并引来对他们自身的惩罚。神准备了一棵蓖麻（一种植物）使约拿免受日晒之苦，“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但次日黎明，神使这植物枯槁。炎热的东风吹拂，烈日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先前他用过同样的话，这说明这个寓言的信息与此书第一部分的信息相同。“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很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这些罪人，这些异教徒——甚至属于他们的这些牲畜——与希伯来人一样都是神的造物。这是令人吃惊的全新观念，尤其考虑到这故事的日期——公元前八世纪（赫拉克利特的时代）。但最终，这是拉比必须教授的事物之精华。假如真有什么正义，这必定是每一个人的正义。没有人可被排除在外，否则便没有正义这样东西。这结论无法回避。这先知书中最短的一部，讲述了约拿有趣甚至喜剧的故事，在礼拜仪式中却占据了中心位置：每一年犹太教的“弥补日”即赎罪日[63]都会在犹太会堂里朗读，这是犹太人日历上最神圣的日子。因为所有的事物，如同先前所言，都与所有其他事物相联。而假如对万物如此，对所有人也是如此。他没有忘记约拿最后的话语：“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但他还是发现自己在面前的纸页上写下了这些词。假如对万物如此，对所有人也是如此。

词语押韵，即使它们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他也不由自主地把它们放在一起思考。房间和坟墓，坟墓和子宫，子宫和房间[64]。呼吸和死。还有组成“live”的字母可以重组为“evil”。他知道这不过是学生的把戏。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当他写下“学生”这个词时，他想起八九岁时的自己，想起当他发现自己能够以这种方式玩弄词语时、身体内部突然感受到的力量——就好像他偶然找到了一条通向真理的秘密途径：隐藏在世界中心的绝对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真理。当然，以他学生时期的热情，除英语外他并未考虑到语言的存在，伟大的巴别塔在学校生活之外的世界里低语争斗。绝对的、不可动摇的真理怎么会随着语言的改变而改变呢？

尽管如此，并不能完全否认词语押韵、词语转型的力量。魔术感犹在，尽管它无关对真理的追寻，这种魔术，这种词语之间的呼应，在每种语言中同样存在，尽管个别的组合方式各异。在每种语言的核心，都有一个由韵脚、谐音和多义组成的网络，每一样都可作为一种桥梁，把世界截然相反、相互对照的各个方面连接在一起。于是，语言不仅仅是一系列个别事物的加总，其总和也不等于这个世界。更确切地说，语言的意思就如词典中所言：它是一个无限复杂的有机体，其所有元素——细胞和肌肉，活细胞和骨骼，手指和体液——同时存在于世上，没有一样可以自己单独存在。因为每个词都由其他词所定义，这意味着进入语言的任何部分就等于进入了语言的全部。于是，假如我们仿效莱布尼兹使用的术语的话，语言便是一个单子。（“因为既然全体是充实的，因而全部物质是连接的，既然在充实中所有的运动都按距离的比例对远处形体发生影响，因而每一个形体都不仅受到与它相接触的形体的影响，并以某种方式感受到这些形体中所发生的事件的影响，而且还以这些事物为媒介，感受到与它所直接接触到的这些事物相接触的事物的影响。所以，这种传达一直达到一切遥远的距离。因此一切物体都感受到宇宙中所发生的一切，因而观看全体的人能够在每一个物体中看到各处所发生的事，以至过去或未来所发生的事，在现在中观察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甚为遥远的事……但是一个灵魂只能在自身中看到清晰地表象于其中的东西，而不能一下发挥出它的全部奥秘，因为这些奥秘是趋于无穷的。”[65]）

于是，像A那样作为学生把玩词语，与其说是在寻找真理，不如说是在寻找以语言的方式显现的世界。语言并非真理。它是我们存在于世的方式。把玩词语只是在检视思想起作用的方式，在思想意识到的时候反射出世界的一颗粒子。同样地，世界不只是居于其中的事物的总和。它是事物关联的无限复杂的网络。因为在词语的诸多意义中，事物只在相互关联时才呈现意义。“两张脸相似，”帕斯卡尔写道。“这本身并不有趣，但并排站在一起时他们的相似性令我们大笑。”脸为眼睛押韵，一如两个词为耳朵押韵。更进一步地说，A会声称人们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同样有可能押韵。一个年轻人在巴黎租了一间房间，然后发现他的父亲曾在战争期间躲在同一间房间里。如果把这两个事件分开考虑，那么对其中任何一件事都没什么可说的。但把它们放在一起看时，它们创造出的韵脚就改变了每个事件的现实。就如同两个物件，当彼此接近时，会产生电磁力，这电磁力不但影响两者的分子结构，而且同时影响了它们之间的距离，就好像连环境都改变了，因此两个（或更多）押韵的事件会在世上建立一种联系，通过广阔的全体经验增加一个节点。

这类联系在文学作品中很普遍（回到那个论点），但人们倾向于在现实中对它们视而不见——因为世界太大，而人的生命太渺小。只有少数时候当人们碰巧瞥见世界的韵脚，心灵才会跳出自身作为一座连接时间和空间、视觉和记忆的桥梁。但不只是韵脚，还有更多。存在的语法包括了语言本身的所有修辞：明喻、暗喻、换喻、提喻——因此在世上遇见的每样事物实际上是许多事物，它们又接着转化为许多其他事物，取决于这些事物与什么相邻，被什么包含，或者脱离于什么。经常地，类比的第二项会丢失。它可能被忘记，或者被埋在潜意识里，或者不知怎么就想不起来。普鲁斯特在他小说的一个重要段落中写道：“往事隐匿在智力范围之外，在智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在某个我们根本意想不到的物质对象（对这个物体所激起的反应）之中。这一物体，我们能在死亡来临之前遇到它，抑或永远都不能遇到它，纯粹出于偶然。[66]”所有人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经历过忘却的奇妙感觉，那是丢失项的神秘力量。一个人会说，我走进那间房间，有一种最奇怪的感觉，仿佛我以前到过那儿，尽管我根本想不起来了。在巴甫洛夫对狗做的实验中（这个实验，在尽可能最简单的层面，证明了大脑可以在两样不相似的东西间建立联系，而最终忘掉第一样东西，从而把一样东西变成另一样），发生了一些事，尽管我们说不出是些什么事。或许，A想要努力表达的，是在一段时间内，他一个词都没有丢失。他的眼睛或大脑无论停在哪儿，他都能找到另一种联系，另一座桥梁，把他带到又一个地方，即使在他房间的孤独中，世界仍然以令人晕眩的速度冲向他，仿佛突然之间一切同时聚集在他那儿并发生在他身上。巧合：偶遇；在时间或空间中占据同一个位置。因此，心灵比它所包含的更大。如同奥古斯丁所言：“自身不包括的部分在哪里？”

第二次回到鲸鱼腹中。

“等他恢复知觉时，木偶想不起来他在哪儿了。四周一片黑，如此深如此黑的黑暗令匹诺曹以为自己一头栽进了装得满满的墨水瓶里去了。”

这是科洛迪对匹诺曹进入鲨鱼腹中的描写。以平常的方式写是一回事：“一种像墨水一样黑的黑暗”——陈腐的文学辞藻在阅读的一刻便被忘却。但在这儿发生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它超越了写作好坏的问题（这显然写得不差）。仔细看：科洛迪在这段落中没有做对比，没有“仿佛”，没有“如同”，没有把一样东西与另一样进行等同或对比。绝对黑暗的图景一下子让位于墨水瓶的形象。匹诺曹刚刚进入鲨鱼腹中。他还不知道杰佩托也在那儿。一切，至少在这短暂的瞬间，迷失了。匹诺曹被孤独的黑暗包围。而就在这黑暗中，全书最核心的创造性行为发生了：木偶最终找到勇气救出他的父亲，并因此转变为一个真正的男孩。

科洛迪安排他的木偶投入鲨鱼的黑暗，是要告诉我们，他正把他的钢笔浸入墨水瓶的黑暗中。毕竟，匹诺曹只是木头做的。科洛迪把他作为一种工具（从字面上说，就是那支钢笔）来写他自己的故事。这并非沉溺于原始的心理分析。科洛迪本不可能达成《木偶奇遇记》所达到的水准，除非对他而言这本书是回忆之书。当他坐下来写这本书时他已五十出头，刚刚从政府服务机构的平常职业生涯中退休，根据他侄子的记录，“既无热情，也不守时，也不服从”。与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寻逝去的时光》一样，他的故事也是寻找他失落的童年。甚至他写作用的笔名也是往日的再现。他的真名叫卡尔洛·洛伦齐尼。科洛迪是他母亲出生的那个小镇的名字，小时候他在那儿度过假期。关于他的童年，可以知道几点。他喜欢讲夸张的故事，朋友们崇拜他用故事使他们着迷的能力。他的兄弟伊珀里托说，“他讲得那样好，又那样有噱头，以至于半个世界陶醉其中，孩子们张大嘴听得津津有味。”完成《木偶奇遇记》后很久，在晚年写的一个自传性短篇中，科洛迪肯定地说他把自己看作木偶的翻版。他把自己描绘成爱开玩笑的小丑——在课堂上吃樱桃并把果核塞进同学的口袋，捉苍蝇放在别人的耳朵里，在坐在他前面的男孩的衣服上画图：总而言之，给所有人制造混乱。这是不是真的无关紧要。匹诺曹是科洛迪的替身，在木偶被创造出来之后，科洛迪把自己视为匹诺曹。木偶则成为了他自己孩子时的形象。因此，把木偶浸入墨水瓶就是使用他的创造物来书写他自身的故事。因为只有在孤独的黑暗中，记忆工作才会开始。

《记忆之书》的（几条）可能的引语。

“我们当然应该在童年期追寻创作性活动的最初踪迹。孩子们最热衷的、最喜欢的事情是玩耍。或许我们可以说，每个孩子玩耍时的行为都与有想象力的作家类似，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以崭新的方式重新安置了他的世界中的事物……认为他没有严肃地对待他的那个世界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他在玩耍时非常认真，并在其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弗洛伊德）

“你不会忘记对作家生活中童年期记忆的强调，这个强调或许令人困惑，它最终来源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一篇创造性作品像一个白日梦一样，是童年期游戏的继续和替代。”（弗洛伊德）[67]

他望着他的儿子。他望着这个小男孩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听他说话。他看着他玩玩具，听他自言自语。每次男孩拿起一样东西，或者在地板上推玩具卡车玩，或者在面前不断变高的积木塔上加上又一块积木时，他都会把正在做的事说出来，就像电影里的画外音，或者他会编一个故事来配合他正在做的行动。每个动作产生一个词，或一系列词；每个词又引发了另一个动作：一整套倒转的、延续的、崭新的动作和词语。对此并无固定的中心（“一个到处都是中心的宇宙，无处是周围”）或许孩子的意识除外，它本身就是知觉、记忆和表达不断变换的领域。没有不能被打破的自然规则：卡车飞翔，积木变成人，死者随意复活。孩子的大脑毫不犹豫地从一样东西奔向另一样。看，他说，我的花椰菜是一棵树。看，我的土豆是一朵云。看那朵云，他是一个人。或者，当他的舌头感觉到食物时，他抬起头，眼睛狡诘地闪动：“你知道匹诺曹和他的父亲如何逃脱鲨鱼的吗？”停顿，让问题沉下。然后，轻声说：“他们安静地偷偷走到他的舌头上。”

有时候，A似乎觉得他儿子在玩耍时的精神漫游恰好反映了他自己穿越他的书之迷宫的过程。他甚至觉得假如他能以某种方式把他儿子玩耍的过程做成一张图表（详尽的描述，包含每一次转换、联系和手势），再为他的书做一张类似的图表（详尽阐述在词语的裂缝间、句子的间隙处、两个部分间的空白之中所发生的事——换而言之，阐明联系的线轴），那么两张图表将会一模一样：一张会与另一张完美契合。

在写作《记忆之书》的那段时光，观察这个男孩的记忆过程给了他特别的快乐。如同所有还不识字的人，男孩的记性令人吃惊。他观察细节的能力，看出事物特点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书面语言使人们无需记得世界的大部分内容，因为记忆会保存在词语中。然而孩子，身处书面语尚未来临之时，他以西塞罗所推荐的方式记忆，无数经典作家对该主题有同样的看法：图像与地点相结合。比如有一天（这是唯一的例子，从无数的可能性中选出），A和儿子在街上散步。他们偶遇了一个托儿所的玩伴与他父亲站在一间披萨小店门外。A的儿子很高兴看见他的朋友，但另一个男孩似乎对这场偶遇很害羞。说哈啰，肯尼，他的父亲催促他，这男孩最终挤出一声轻微的问候。随后A和他儿子继续散步。三四个月之后，他们一起散步碰巧又经过那里。A突然听见他儿子在自言自语，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说哈啰，肯尼，说哈啰。A突然想到，假如以某种意义而言世界把自己铭刻于我们的心，那么同样可以说我们的经验被铭刻于世界。在那短暂的瞬间，当他们走过披萨小店时，这男孩真正地看见了他自己的过去。过去，重复普鲁斯特的说法，隐匿在某个物质对象中。于是，在世上漫游，同时也是在我们自身内的漫游。那就是说，我们踏进记忆空间的那一刻，我们走进了世界。

这是个失落的世界。而他突然意识到它将永远失落。男孩会忘记迄今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除了某种余烬将一无所有，或许甚至连余烬都没有。在他生命的前三年，A与他一起度过的无数小时，对他说过的千言万语，读给他听的书，为他做的饭，为他拭去的泪——所有这些东西都将从男孩的记忆里永远消失。

《记忆之书》。第十三册。

他记得给自己取了个新的名字，约翰，因为所有的牛仔都叫约翰，每次他母亲用真名叫他时，他都拒绝回应。他记得自己跑出屋子，躺在马路中央，闭着眼，等待车辆在他身上碾过。他记得祖父给了他一张加比·海斯[68]的大幅照片，他把它放在五斗橱上方的荣誉栏中。他记得曾以为世界是平的。他记得学习怎样系鞋带。他记得父亲的衣服放在他房间的壁橱里，早上衣架碰撞的声音会把他吵醒。他记得父亲系领带时的样子，父亲对他说，起床吧，发光吧，小男孩。他记得想成为一只松鼠，因为他希望像松鼠一样轻盈，有条浓密的尾巴，能够在树间跳来跳去仿佛在飞翔。他记得透过百叶窗看见母亲抱着刚刚出生的妹妹出院归来。他记得坐在妹妹身边的白衣护士给他吃小块的瑞士巧克力。他记得她把它们称为瑞士尽管他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记得仲夏黄昏躺在床上透过窗户看着树，在树枝的轮廓间看见不同的脸。他记得坐在浴缸里，假装膝盖是山，假装白色的肥皂是海洋的轮廓。他记得有一天父亲给了他一个李子，叫他去外面骑三轮童车。他记得他不喜欢李子的味道，他把它扔进阴沟，并深感罪恶。他记得一天母亲带着他和他的朋友B去纽沃克的电视台演播室，看“快乐年少”[69]节目。他记得弗雷德大叔的脸上化了妆，就像他母亲一样，对此他觉得很惊讶。他记得小小的电视机里播着卡通片，和家里那台一样大，他觉得非常失望，以至于想站起来向弗雷德大叔大声抗议。他记得他一直期待着看农夫格雷和费里克斯猫在舞台上表演，与真的一样大小，用真的干草叉和耙子互相攻击。他记得B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声称他的泰迪熊血管里流着绿色的血。他记得B和他的祖母们住在一起，要去他家你不得不穿过一个楼上的客厅，在那儿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永远都在看电视。他记得他和B会去树丛和邻居的后院搜寻动物尸体。他记得他把它们埋在屋子一侧，常春藤的阴影深处，多数是鸟，像麻雀、旅鸫、鹪鹩那样的小鸟。他记得他用小树枝为它们做了十字架，把它们放在他和B在地上挖好的洞里，对着它们的尸体念祷词，尸体的眼睛碰到了松软潮湿的土地。他记得一天下午他用榔头和螺丝刀拆开家里的收音机，并向母亲解释说他在做一项科学实验。他记得他用了这些词，母亲打了他。他记得他试图用一把在车库里找到的钝斧砍倒后院的一棵小果树，最后只砍出几个凹痕。他记得翻开树皮背面看见了绿色，也因此挨了打。他记得一年级时他离开其他孩子坐在桌子前因为他上课时讲话受了罚。他记得坐在桌前读一本有红色封面、红色插图和蓝绿色背景的书。他记得老师从后向他走来，温柔地把手放在他肩上，向他轻声提了个问题。他记得她穿着一件白色无袖衫，手臂粗壮并有雀斑。他记得在操场上的垒球比赛中他与另一个男孩发生冲突，被重重摔在地上，此后的五或十分钟，一切看出来都像照相负片。他记得他站起来向校舍走去，心想，我要瞎了。他记得恐惧如何渐渐转变为接受，甚至变成了对那短暂几分钟的陶醉，他记得当视力恢复时，他觉得身体内部发生了某种非同寻常的事。他记得在长大后很久还尿湿了一次床，早晨醒来时床单冰凉。他记得第一次受邀在朋友家过夜时，他如何整夜无法入眠，因为害怕尿床使自己蒙羞，他盯着手表发着绿光的指针看，那是他六岁的生日礼物。他记得他仔细读过儿童版圣经的插图，并接受了神有白色的长胡子的事实。他记得他认为所听见的身体内部的声音是神的声音。他记得与祖父一同去麦迪逊花园广场看马戏，从一个八英尺半高的小丑那儿花了五十美分买下了他的戒指。他记得把戒指放在五斗橱上方加比·海斯的照片旁边，他四个手指都戴得上。他记得他曾猜测或许整个世界被包裹在一个玻璃缸中，与其他的玻璃缸世界一起并排在巨人屋的茶水间里。他记得因为是犹太人，他拒绝在学校演唱圣诞赞美诗，当其他孩子去礼堂排练的时候他躲在教室后面。他记得穿着新衣从希伯来学校第一天返家时，被穿着皮衣、叫他“犹太狗屎”的学长推进小溪。他记得写第一本书时的情景，他用绿色墨水写的侦探小说。他记得他想到假如亚当和夏娃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类，那么每个人与其他人都有关系。他记得他想把一枚硬币扔出祖父母在哥伦布转盘边的公寓窗外时，祖母告诉他这会直接砸穿某人的头。他记得从帝国大厦楼顶往下看，惊讶地发现出租车仍然是黄色的。他记得和母亲一起参观自由女神像，她在火炬里变得非常紧张，叫他下楼坐好，一步一台阶。他记得夏日露营时被雷打死的那个男孩。他记得男孩在雨中躺在他旁边，他看着男孩的嘴唇变紫。他记得祖母告诉他，她如何还记得五岁时从俄国到美国来时的情景。他记得她告诉他，她记得从熟睡中醒来，发现自己在一个士兵怀中，他把她抱上了船。他记得她告诉他这是唯一她能记得的事。

《记忆之书》。那夜稍晚时。

就在他写下“这是唯一她能记得的事”这句子后不久，A从桌前起身，离开了房间。他沿着街走，感觉被那天的工作弄得精疲力竭，他决定继续散会儿步。黑暗来临。他停下来吃晚餐，在面前的桌上摊开一张报纸，随后，付完账之后，他决定用那夜剩余的时光看一场电影。他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走到戏院。正要买票时，他改变了主意，把钱放回口袋，随后离开。他追溯着自己的足迹，沿着把他带到那儿的同样的路返回。沿路，他曾一度停下，喝了一杯啤酒。然后他继续步行。当他打开房间门时，差不多已十二点。

那天晚上，他生命中第一次梦见自己死了。在梦中他两次醒来，害怕得发抖。每一次，他都试图平静下来，他告诉自己，在床上换个姿势梦就会终结，然而每一次重新入眠，这个梦就会刚好从方才停下的地方又一次开始。

说他死了并不确切，而是他将要死去。这是肯定的，这是一个绝对的、即将到来的事实。他正躺在医院病床上，忍受着致命的疾病之苦。他的头发成片落下，头已经半秃。两个白衣护士走进房间告诉他：“今天你就要死去。太迟了，帮不了你了。”她们几乎是机械的，对他无动于衷。他大声呼喊，请求她们，“我要死还太年轻，我不想现在死。”“太迟了，”护士答道，“现在我们必须剃光你的头。”泪水从他眼中倾泻而下，他允许她们剃他的头。随后她们说：“棺材就在那儿。就去躺在里面吧，闭上眼睛，不久你就会死去。”他曾想逃走。但他知道不可以违背她们的要求。他走到棺材那儿，爬了进去。棺盖在他面前合上，但是一旦到了里面他就睁着眼睛。

然后他第一次醒来。

重新入眠后，他爬出了棺材。他穿着一件病人的白色长袍，赤着脚。他离开房间，在数条走廊中漫步了许久，然后走出了医院。不久之后，他在前妻的屋子前敲门。“今天我就要死了，”他对她说，“对此我无能为力。”她平静地接受了这则消息，她的反应与护士们差不多。但他去那儿并非要她同情。他想要指导她如何处理他的手稿。他历数了长长的作品清单，告诉她每一件作品是如何以及在何处出版的。然后他说：“《记忆之书》还没完成。对此我无能为力了。没有时间完成它了。你帮我写完它，然后交给丹尼尔。我信任你。你帮我完成它。”她答应了，但没有多少热情。然后他开始哭泣，就像此前所做的那样，“我要死还太年轻，我不想现在死。”但她耐心地向他解释假如不得不如此，那么他就应该接受。随后他离开她家，回到医院。当他到达停车场时，他第二次醒来。

重新入眠后，他又在医院里了，在太平间旁边一间地下室里。房间很大，空旷，雪白，像某种老式厨房。他童年时代的一班朋友，如今已长大，围坐在桌边正吃着一大桌丰盛的菜肴。他走进房间时，他们全都转过头盯着他看。他向他们解释：“看，他们把我的头剃了。我今天就不得不死，我不想死。”他的朋友们被感动了。他们邀请他坐下一同聚餐。“不，”他说，“我不能和你们吃饭了，我要到旁边的房间里死去。”他指向一扇带有圆窗的白色旋转门。他的朋友们从椅子上起身，走到了他身边。有一小会儿，他们一起回忆了童年共度的时光。与他们交谈令他感到安慰，但同时他觉得要鼓起勇气走过那扇门就更难了。最后，他宣布：“现在我必须要走了。现在我必须要死去。”他一个接一个拥抱他的朋友们，眼泪从面颊流下，用尽全力与他们拥抱并告别。

然后他最后一次醒来。

《记忆之书》的结语。

出自1938年10月22日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70]写给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一封信，该信从未寄出。

“我写这封信，亲爱的，并没有话要说……我正把它写进一个空的地方。也许你会回来，发现我不在这儿。然后这将会是你仅剩的、可用来怀念我的东西……生活可以这样漫长。我们每个人孤独地死去，是多么艰难而漫长。对于无法分离的我们，命运会如此么？小不点儿们，孩子们，这是我们应得的么？这是你应得的么，我的天使？一切继续，和从前一样。我一无所知。然而我知道一切——你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于我都清晰明了，如在谵妄中——在我最近一个梦里，我在一间肮脏的旅馆餐厅里为你购买食物。我身边的人全是陌生人。当我买好东西，我意识到我不知道应该把它带去哪儿，因为我不知道你在哪儿……当我醒来，我对舒拉说：‘奥西亚[71]死了。’我不知道你是否还活着，但在做那个梦的时候，我找不到你。我不知道你在哪儿。你听得见我吗？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我永远无法告诉你我有多爱你。甚至现在我也无法告诉你。我对你讲话，只对你。你永远和我在一起，而我，这个疯狂的愤怒的人，从未学会流下简单的泪——现在我哭泣哭泣哭泣……这就是我：纳迪娅[72]。你在哪里？”

他把一张空白的纸放在面前的桌上，用他的笔写下这些词。曾经如此。此后不再。

天空是蓝的黑的灰的黄的。天空不在那儿，它是红的。所有这些都在昨天。所有这些都在一百年之前。天空是白的。它闻起来有土地的味道，它不在那儿了。天空像土地一样白，它闻起来有昨天的味道。所有这些都曾经是明天的。所有这些都曾经在距今一百年前。天空是柠檬色的粉红色的淡紫色的。天就是地。天空是白色的，它不在那儿了。

他醒来。他在桌子和窗户间来回走。他坐下。他站起。他在床和椅子间来回走。他躺下。他盯着天花板看。他闭眼。他睁眼。他在桌子和窗户间来回走。

他找到一页新的纸。他把它放在面前的桌上，用他的笔写下这些词。

曾经如此。此后不再。要记得。

（1980—1981）

注释

[1]引文出自卡尔洛·科洛迪《木偶奇遇记》（陈漪、裘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下同。

[2]Ramon Llull（约1232—约1315），西班牙神学家和逻辑学家。

[3]Robert Fludd（1574—1637），英国自然哲学家，数秘主义者。

[4]Giordano Bruno（1548—1600），意大利杰出思想家和天文学家，生于那不勒斯附近的诺拉镇。

[5]Gepetto，《木偶奇遇记》里的老木匠。

[6]Robinson Crusoe，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人物。

[7]出自丹尼尔·笛福《鲁滨逊漂流记》（郭建中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1月版）。

[8]George Oppen（1908—1984），美国诗人。

[9]原文为法语。

[10]Wallace Stevens（1879—1955），二十世纪主要的美国诗人之一，1955年获得普利策诗歌奖。

[11]Israel Lichtenstein（1904—1943），教师，被纳粹所杀。

[12]安息日聚会（Oneg Shabbat）档案是历史学家林格尔布卢姆领导的一桩地下事业，致力于记载华沙隔都的历史以及纳粹占领下波兰境内其他社团的历史。

[13]Yishuv，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的名字。

[14]Cosmas Rossellius，在佛罗伦萨的多米尼加僧侣。

[15]Saint Augustine（354—430），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16]译文出自周士良的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17]Vincent D’Indy（1851—1931），法国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

[18]Nadia Boulanger（1887—1979），法国作曲家、指挥家。

[19]原文为法语。

[20]原文为希腊语。

[21]Heinrich Himmler（1900—1945），德国纳粹头子，权力仅次于希特勒。

[22]法国中南部高原地区。

[23]译文出自顾正祥译《荷尔德林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版）。

[24]在波尔多街头方言中，基雅吕西梅诺（Killalusimeno）是“Qu’il a lous y meno”的谐音，意为“他失去了他的理性”。

[25]引文出自荷尔德林的长诗《在柔媚的湛蓝中》（Dasha译）。

[26]伊坦·帕茨（Etan Patz）1979年5月25日失踪，2001年被宣告死亡。犯罪嫌疑人佩德罗·埃尔南德斯2010年被警方逮捕，并于2017年2月14日被陪审团裁定罪名成立。帕茨失踪纪念日也被定为美国全国失踪儿童日。

[27]W. C. Fields（1880—1946），美国默片时代的电影明星。

[28]Monad，在莱布尼兹学说理论中被认为是构成物质世界存在的最基本的和不可分的单位。

[29]伊凡·冈察洛夫同名小说里的主人公。

[30]Thurman Munson，纽约洋基队球员，1979年死于空难。

[31]Pokerino，一种牌戏。

[32]原文为Queenie。

[33]指表面有未切割过的绒毛的厚毛巾。

[34]Ace，多数牌戏中赢牌的A纸牌。

[35]此段译文来自中国基督教协会1996年版《圣经》，耶利米书（1:6，1:7，1:9）。

[36]原文为法语。

[37]Zohar，犹太教神秘主义对摩西五经的注疏。

[38]Cassandra，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一个女儿，具有预知未来的禀赋，但被阿波罗命中注定不为人所相信。

[39]Priam，希腊神话中帕里斯、赫克托耳和卡桑德拉的父亲，特洛伊的国王，在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攻陷时被杀。

[40]原文为德语。

[41]Rosy God，这里指狄俄尼索斯，在希腊神话中他是酒神和宗教狂欢庆祝大自然权力与丰产之神。

[42]Enorches，泰伊斯特斯的一个儿子。他为狄俄尼索斯建造了一座神庙。

[43]即阿波罗。

[44]参照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3月版《木偶奇遇记》译本。

[45]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的主人公，特洛伊英雄安喀塞斯和阿佛洛狄忒的儿子。

[46]埃涅阿斯的父亲，血洗特洛伊时由其子救出。

[47]原文为拉丁文。

[48]哥伦比亚大学坐落的区域，东以向阳道（Morningside Drive），西以河畔道（Riverside Drive）； 南以112街，北以123街为界。

[49]Francis Ponge（1899—1988），法国诗人，著有《采取事物的立场》等。

[50]出自《思想录》第六编“哲学家”。（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何兆武译）

[51]Johannes Vermeer（1632—1675），荷兰黄金时代绘画大师，作品大多是风俗题材的绘画。

[52]Maurice Denis（1870—1943），法国象征主义画家。

[53]Jean Follain（1903—1971），法国诗人。

[54]这里的琴键和上文的钥匙均为“Key”。

[55]Maine，位于法国中东部的卢瓦尔河流域。

[56]在法语里，vouloir的意思是“想”，dire的意思是“说”，而短语“vouloir dire”的意思是“意思是”。

[57]原文为uncanny。

[58]原文为德语，意为“神秘可怕的”。

[59]该段译文参考《论艺术与文学》（弗洛伊德著，李俏梅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3月第2版）。

[60]译文参考《卡拉马佐夫兄弟》（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1月版，荣如德译）。

[61]Theodore of Mopsuestia（约350—428），古代基督教神学家、圣经注释家、安提阿学派领袖。

[62]Rupert of Deutz（1075—1129），中世纪有影响力的本笃会神学家和注释者。

[63]Yom Kippur，在希伯来历第一个月的第十天庆祝的圣日，以斋戒和为赎罪祷告为标志。

[64]房间（room）、坟墓（tomb）和子宫（womb）三词押韵。

[65]参阅莱布尼兹《单子论》（《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6月第1版）。

[66]参阅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周克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67]参阅《作家与白日梦》（出自《论艺术与文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3月第2版）。

[68]Gabby Hayes（1885—1969），美国西部片明星。

[69]Junior Frolics，五十年代由“弗雷德大叔”（Uncle Fred）主持的电视节目。

[70]Nadezhda Mandelstam（1899—1980），俄国诗人。白银时代著名天才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的妻子。

[71]奥西普的昵称。

[72]娜杰日达的昵称。

倾听孤独的韵脚

文/btr

在《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中，奥斯特曾这样写道：“当一个人有幸生活在故事之中，生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这世界的悲苦也就消失了。只要这故事不断延续下去，现实也就不再存在。”对于奥斯特而言，写作不但是从黑暗现实中逃离的方法，它更是一种慰藉。对于《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同样如此：当奥斯特书写他那隐形的父亲时，父亲变得看得见了；而当他开始讲述孤独的时候，他不再孤独。

迷宫爱好者

保罗·奥斯特很少承认他的小说是自传性的；但事实上，在几乎每一本他的小说里，都有他真实生活的细节。《神谕之夜》里，年过五十的中年作家约翰·特劳斯患有静脉炎，奥斯特也是。《昏头先生》（Mr. Vertigo）婉转地承认自己曾有过包括淋病在内的“医学上的不便”，奥斯特也是。《巨兽》（Leviathan）里主人公的第一任妻子叫Delia，第二任妻子叫Iris；奥斯特的两个妻子则分别叫Lydia和Siri。其新作《黑暗中的人》（Man in the Dark）的主人公说“我十五岁之前唯一在乎的事是棒球”；而奥斯特自己小时候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棒球迷，斯坦·穆西尔是他的偶像。

读过《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之后，你会发现更多。这本出版于1982年的奥斯特处女作由两部分组成：在《一个隐形人的画像》中，奥斯特从父亲琐碎的遗物及对于父亲片断式的回忆出发，试图重构这个“看不见的人”；在第二部分《记忆之书》里，主角变成了奥斯特自己，已然身为父亲的他通过十三段“记忆之书”，通过彼此相联的往日事件，在与诸多文学作品的互文间，对孤独、偶然、父性，甚至对语言本身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评论。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翻译出版的顺序不同使得这本书具有了“解谜”式的别样意义：奥斯特的每本小说、小说里的每处细节、每个主题都将成为谜面，而这本传记将成为谜底，成为了解奥斯特写作的基石。

无所不在的孤独

要理解奥斯特笔下的孤独，先要从其对立面入手。奥斯特深信万物皆有关联，事物之间存在无限复杂的网络，偶然性是万物关联的极端形式。在《记忆之书》里，S和A的父亲在同一年出生；而A和S较小的儿子在同一年出生。奥斯特两次看见缺损的钢琴，少掉的键竟都是中央C的F键。安妮·弗兰克的生日和他儿子一模一样，都是6月12日双子座。对于奥斯特而言，这是“一幅孪生的图景。一个万物双倍的世界，在那里同样的事总发生两遍。”接着，奥斯特从语言的层面讲述万物之间的关联：他认为“在每种语言的核心，都有一个由韵脚、谐音和多义组成的网络，每一样都可作为桥梁把世界截然相反、相互映照的各个方面连接在一起。”就这样，世间的种种偶然性成为“世界的韵脚”，“存在的语法包括了语言本身的所有样式：明喻、暗喻、换喻、提喻——因此在世上遇见的每样事物真的成了许多事物，它们又接着转化为许多其他事物……”甚至对每个词而言，皆是如此：“因为每个词都由其他词所定义，这意味着进入语言的任何部分就等于进入了语言的全部。”

而所谓孤独，就是从这个万物关联的世界抽身而出，就是切断与世界的联系。奥斯特的父亲便是一例，他仿佛是个隐形人，“坚韧地、不透光地生活着，仿佛对这世界免疫。他不像一个要占据空间的人，而更像一块无法穿透的人形空间。”奥斯特写出了其父亲那“退隐意义上的孤独”——“孤独。但并不是说孤身一人。而是退隐意义上的孤独。是不必看见自己，是不必看见自己为他人所见。”在《记忆之书》里，奥斯特将这种孤独翻译成其小说中经常使用的经典意象“一个人单独在房间里”，并引经据典，将其置于愈加宏大的文学语境中：《木偶奇遇记》里葛佩托在鲨鱼肚子里；圣经《约拿书》中约拿在鲸鱼体内；《鲁滨逊漂流记》里克鲁索在岛上；以及，荷尔德林在塔楼里。

语言的边界

从写作手法而言，《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也是一本相当特别的书。《一个隐形人的画像》采用了一种拼贴式的手法，父亲的琐碎遗物和记忆里拾取的往事片断成为了拼图版上的小小碎片，其片断式的叙事带有法国先锋小说的气息。而在《记忆之书》里，奥斯特使用了第三人称来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他决定把自己称为A。（……）A意识到，当他坐在房间里写作记忆之书时，他把自己视为另一个人，以便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为了在那儿找到自己，他必须使自己缺席。于是尽管他的意思是说I，他说A。”《华盛顿邮报》记者Michael Dirda曾在《纽约书评》上将奥斯特的这种叙事手法与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理论相提并论。布莱希特认为演员应该与他的角色保持一段距离，而不应进入角色。而奥斯特同样从外部关照自身，使其行文深具自省的特质。

奥斯特小说中常用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手法同样贯穿于《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全书。在《一个隐形人的画像》里，奥斯特常常打断回忆的步伐，插入对于写作此文本身的评论，来讲述语言的局限（“我开始觉得我正欲讲述的故事不知为何无法用语言表达，它抵抗语言的程度，恰好衡量出我离说出那些重要的事有多么接近”）或文字的力量（“不管这些词语看起来多么无用，他们依旧立于我和沉默之间，这沉默继续教我害怕。当我走进这沉默，这将意味着我父亲将永远消失。”）在《记忆之书》里，奥斯特则对“写作的孤独”做了一番精辟评论：“每一本书都是一幅孤独的图景。它是一件有形物，人们可以拿起，放下，打开，合拢，书中的词语代表一个人好几个月——若非好多年——的孤独，所以当人们读着书里的每个词时，人们可以对自己说，他正面对着那孤独的一小部分。”——《孤独及其所创造的》既是一本谈论孤独的书，其本身也是孤独的产物。或许这恰好可以用来解释本书的译名，因为原书名The Invention of Solitude里的“invention”一词，兼具“创造的行为”以及“创造物”的意思，它与奥斯特具有元叙事特质的孤独书写恰好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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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隐形人的画像

记忆之书

倾听孤独的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