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国梦魇／张鸣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6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ISBN 978-7-229-10222-7

Ⅰ．①天…　Ⅱ．①张…　Ⅲ．①太平天国革命－研究　Ⅳ．①K25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1998号

天国梦魇

TIANGUO MENGYAN

张鸣　著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陈建军

责任编辑：徐宪江

特约编辑：王福振

营销编辑：刘　菲　王丽红

责任印制：杨　宁

封面设计：主语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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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7.5

字数：150千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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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总序

中国晚近的历史，是段痛史，悲惨的事儿多。我最初接触这段历史时，还是个孩子，读着读着，每每掩卷扼腕，咬牙切齿之声，经常令边上的同学害怕。近代史给我的印象是，我们中国和中国人，总是无缘无故地挨打，挨欺负，打了又打，欺负了又欺负。

写历史，总是要寻出过去人类经历的因果和逻辑，如果没有逻辑，也没有因果，那么历史事件就变成了无厘头的闹剧，或者说悲剧。世界之大，这样的事情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绝对是超小概率事件。事情的发生，大多还是有脉络可寻的。对于研究者来说，若要不被湮没在众说纷纭的史料中，就是得找出其中的脉络，除非，你成心想骗人。

过去的事情，也许一个人做过的某些事情，是可能被永远掩埋的，但也很可能是没有人费这个心思去查。而一个民族的历史，要想被刻意编排成某个样子，短时间段也许是可以奏效的，但时间长了，真相还是会出来。所有掩盖、歪曲、编造，最终都会真相大白。

全球化互联网的时代，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中国的崛起，不能带着一腔仇怨，满腹牢骚，应该和平相处，互利共赢，不能背着历史的包袱。我们要明白，我们前辈们，除了曾有刻意向后转的趋向，更有融入世界的努力。而这个努力，才是我们这个民族近代奏鸣曲的主旋律。

再过二十几年，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就要200年了。从19世纪，20世纪，走到了21世纪，横跨三个世纪，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并没有过时，只是挨打变成了受欺负。不管有多少的曲折，走了多少的弯路，我们毕竟是个上进的民族，总是会向前走。

历史让人长智慧，因为可以以史为鉴。但以史为鉴的前提，是历史写得比较认真，写作者在努力逼近真相。以错误的历史为鉴，就会有错误的现实行为。这一点，所有人都应该明白。历史是无用之用，不能当饭吃，但从长远看，跟人们的吃饭穿衣，还是有点干系。不接受历史教训，有时候真的会让很多的人吃不好饭，甚至饿肚子。

这些年，写史的人多了，写近代史的人也多。但把历史写成八卦的，也越来越多。历史当然有八卦，但如果把历史当八卦来看，就又跑偏了。

写一套通俗的，图文并茂的中国近代史，是我多年的心愿，但我没有想到，这个大活儿，最后居然得我一个人干。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个中甘苦，天知地知我知。读者诸公赞我，罪我，在此一体全收，预先谢了。

张鸣

目　录

总序

基督教的药引子

踉跄创教路

紫荆山的土客阴影

一个农民式的宗教大家庭

上帝降神附体

打碎偶像的权术与狂热

造反了

绝处逢生的奥秘

天父天兄下凡

大天堂与小天堂

滥官的诱惑

变味的乌托邦

滥杀的王朝

张乐行与苗沛霖

头发的故事

西方在天国

一个农民帝王的后宫生活

男女平等之谜

农民的科举

内讧

紫荆山领导集体的溃灭

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

跟泥腿子比开明

天下不幸上海幸

湘军——体制外循环的机器

湘军是一个奇迹

湘军现象的魅力

淮军也是一个奇迹

满汉之间：胡林翼与官文

天国的宗教

农民天国的崩塌

没完没了的尾声

基督教的药引子

太平天国起义闹大之后，西方盛传，中国掀起了一场基督教的革命，是传教士传入的宗教信条引发了这场革命。这样的观点，直到今天依然有市场。其实，当年洪秀全接触的基督教，充其量只是这场大起义的药引子。

过去，一副中药，必须有药引子——一些似乎跟药方没有太大关系的东西，或者植物，或者动物。比如鲁迅说的“蟋蟀一对，要原配的”。据说，有了合适的引子，药才好发挥作用。其实没这引子，药该有用还是有用，该没用还是没用。

如果不算景教的话，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元代。但直到明末，才成了气候。清朝初年，由于礼仪之争，天主教被禁，虽说香火未绝，但只能转入地下。新教来华，是19世纪的事了。第一个英国长老会的传教士马礼逊来华，是1808年。天主教非法，新教当然也不例外。他进入中国广州，只能躲在夷馆里，跟英国和美国商人厮混在一起，一边学汉语，一边传教。传教的对象，只能是出入夷馆的买办、佣人和通事。有的时候，他会去南洋英国人的殖民地，在那里对华人传教，再将那里的华人教徒带回来，帮助他展开工作。命里注定，基督教的新教无论在哪儿，都是要惹出事端的。天主教在中国那么多年，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新教一进入中国，过了没多久，就惹出事了。

当年明末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们，折腾出那么大的动静，不仅吸引了一批士大夫，连皇太后都被说动了心，要皈依天主。但是，他们不能翻译《圣经》，也不编外文字典，不能让信徒按照自己的意愿理解上帝的福音。这是天主教的性质决定了的。但是，新教不一样，一上来，马礼逊就着手翻译《圣经》，译完了《旧约》译《新约》。不仅如此，还放手让自己的信徒——他接受的第一位中国基督徒梁亚发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撰写传教的读本。这本小册子，就是后来引发洪秀全胡思乱想的《劝世良言》。新教的传播，本身就带有这样歧义本能，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接近上帝。既然梁亚发可以把旧约理解成《劝世良言》，那么洪秀全也可以把基督教变成拜上帝教。只是，在西方，歧义式的理解，由于有众多信徒的讨论，一般不会走太远（也有走得比较远的，比如摩门教），但是在中国，就不好说了。

新教的传教士，一般来说，都是医生。医术成为传教的一种工具，在尚未见识过西医的国家，有时特别有效。马礼逊就是这样的传教士医生，后来的伯驾、罗孝全，也都是这样的传教士医生。伯驾的事业相当发达，他甚至还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给了林则徐一副疝气带，大大改善了林的身体状况。罗孝全也有这种接触大人物的机会，据说他见过耆英。但他最显赫的业绩，是他收过一个中国信徒。这个信徒，后来搅翻了这个国家，他就是洪秀全。

西方传教士马礼逊与他的中国教徒。马礼逊在华25年，可谓新教在中国传播第一人。

虽然马礼逊从马六甲带来了中国人信徒梁亚发做助手，但依旧只能在接近夷馆的下层中国人中间传教。传教事业进行得十分缓慢。当年的利玛窦他们，摆出一副西儒的架势，凭借他们对中国儒家经典的研读和理解，再加上三棱镜和地球仪这样的新鲜玩意儿的吸引，得以混入士大夫圈，在上层传教，因而进展神速。马礼逊他们，当然十分羡慕。但是此时的他们，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找到接近士大夫的门径。所以，只能雇佣中国人，在秀才举人考试的时候，于贡院门口发放他们的传教小册子，以期或多或少能招到几个读书人。

其实，这样的传教，远不如施展医术。如果机缘凑巧，能够医活个把中医治不好的病人，而恰巧这个病人又是个有身份的士大夫，那么就可以以此为契机，打开一个地方士大夫圈子的门。可惜，在鸦片战争前的三十来年里，新教的传教士医生们，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给林则徐治病，本来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一来这个病不算严重，二来还没等伯驾医生进一步施展，林则徐使命失败，跟英国人已经打起来了，余下的事，就不能继续了。

但是，在贡院的门口，发送传教小册子的尝试，还是有些成绩。1833年，广州府试之时，散发的小册子，就抓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还真的看了几眼《劝世良言》。后来，不幸落第，生了一场大病。鬼使神差，《劝世良言》里描绘的某些场景，居然进了他的梦中。于是，屡战屡败的这位童生，“改正归邪”，打算另寻出路了。这个人，就是广东花县的一个家境一般的客家农民，名字叫洪仁坤，小名火秀，闹出捅破天的大事之后，他改名洪秀全。当时，他还是一个农民，农闲的时候，教几个村里的孩子挣点零花钱。在中国的农村，由于农民很在意子弟的教育，再穷，也要送去私塾，识几个字。所以，像洪秀全这样的三家村私塾，相当普及。洪秀全自己也是从这种私塾里学出来的。只是，他属于那种个别比较出色的，能学到背熟了四书，开笔作文的程度，因此可以参加科考。当然，参加科考之后，童生在民间就算儒生了，可以戴方头巾，当然，也就有了做私塾先生的资格。只是农忙时节，依旧得下田劳作。靠教书那点束脩，养不了家。

梁亚发，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第一个中国教徒。

很显然，洪秀全投奔基督教，以及后来自创拜上帝教，不是基督教的教义感动了他。《劝世良言》这个小册子，是粗通文墨的梁亚发的手笔，文字十分荒唐，叙述颠三倒四。有的时候，居然有点像精神病人的臆语。小册子本身，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魔力，能让一个传统的儒生丢弃他的信仰，投奔上帝的天国。《劝世良言》能够起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洪秀全是个野心爆棚之人。这野心，在科举的途中，却屡屡受挫。科举制度下的中国，白衣致卿相的美好图景，特别容易催生这样野心勃勃的农家子弟，让他们前赴后继地赶考。然而，科举考试难，对于洪秀全这样的客家人就更难。别说中举中进士，就是求一秀才，都不容易。清代每省的生员名额相当有限，广东则又都给了土籍人，后来经过抗争，虽说广东已经有了客籍的生员名额，但仍然比土籍的少。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像洪秀全这样的农家子弟，书读得不错，或者说自以为不错，周围的人也说他不错。为了能进考场，他也付出了很大的辛劳。但是，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落榜。如果是初试县考就落榜，也就罢了，每次都是县考过了，到府试就被卡住，受挫感特别的大。洪秀全没有那个耐性，可以一直考到白头。科考为的就是出人头地，此路不通，想走他途，也是正常。

至于选择类似基督教的信仰，则纯属偶然。如果不是考后得了这本《劝世良言》，不是闲极无聊看了几眼；不是1837年再次考试，落榜后大病一场，病中神智迷乱，书中的场景跳了出来，他也许也会另寻其他的出路。但这个出路，就跟基督教无关了。当然，以洪秀全的心态，在投奔了传教士罗孝全之后，即使罗孝全给他施洗，并委以重任，估计他也不会老老实实做一个本分的基督徒，早晚还是会离开的。他的目标，是要做教主。除非，在中国的教会，他很快做到高层的位置上。

特别要说明的是，在当年的中国，像洪秀全这样的半吊子农民文化人非常多。那个时代，各种民间教门数以千计。后来的研究者，笼统地称之为白莲教，其实，它们也许跟白莲教有关，也许没有关系。每个教门的创造发起者，都是这样的半吊子文化人。先是由于某种机缘，接触到了某个教门，然后进入其中，发现了教门的奥秘，无非是几卷宝卷（经典），再学点气功。他们有文化，学会了气功，再比照着编个新的宝卷，一个新的教门就此诞生，自己就做了教主。只要做了教主，口才不错，运气还好，气功治病，真的治好几个人，就可以发展起来。在他的那个小圈子里，教主就是老大，甚至就是半神的人。所得到的钱财和荣耀感，一点不次于做官为宦。

从后来已经大大修饰过的记录看，洪秀全病中奇怪的梦——所谓见上帝，换五脏，授异能并宝剑之类——一点儿都不新鲜。每个创教的疯子或者骗子，都会编出类似的故事，只是洪秀全的梦比较丰满，也更离奇而已。也许，洪秀全最初的梦，只是掺入了《劝世良言》中的片段，使之带了一点点基督教的色彩，比如上帝火华爷，这个只有《劝世良言》中才有的大神。醒来之后，经他和他的同伙不断修饰，完善，越编越圆，越编越多，越编越花花，越编自己就越相信。但是，剥开这些修饰，你会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古已有之的普通人遇仙（或者神）得到神授的故事的升级版。这样的故事，自魏晋以来，在中国的神怪笔记里，比比皆是。

威风的“教主”

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只要有了信众，做了教主，就会有人来捧，贡献钱财、土地和女人。清代所谓借教敛财的教门，几乎都是这个路数。绝大多数没有丝毫的反叛之心，包括那些关起门来，在土炕上称帝，大封丞相将军和三宫六院的，都没想过要杀上紫禁城，夺了皇帝的鸟位。这些教主，只是想过一过在一个圈子里当老大，被人追捧的瘾而已。洪秀全当时，也就是这个心态。创教，无非是做教主，正途的成功之路走不通，就只能走邪路。邪路，不等于造反；造反，是后来被逼无奈的事儿。

受了“神启”，得了奇遇之后的洪秀全，后来又经过一定的反复，1843年还去考了一次秀才，在又一次落榜之后，才彻底死了心。下定决心，做教主，做上帝选中之人去也。于是，他撤掉了私塾里的孔子牌位，想教书也教不成了，地不种，书不教，纠集若干同志，四处开始传教。

踉跄创教路

地不种，书不教，满嘴上帝火华爷。在周围人看来，洪秀全是疯了。当然，疯了的洪秀全，也得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中国的乡野就是这样一种土壤，每个创教者，都会有把疯子看成神人的崇拜者，洪秀全也不例外。他的同志和崇拜者有族弟洪仁玕，有表兄李敬芳，还有同窗好友冯云山。但是更多的人，是把他看成异端，看成疯子。那个时候，广州周围已经有了基督教，但零零星星的，想必当时洪秀全的家乡还没有洋教的踪迹。洪秀全的举动，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理解。没有迹象表明，他的两个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参与过洪秀全的事业。据洪仁玕后来跟瑞典传教士韩山文讲，尽管洪秀全当时所居住的村庄俱为洪姓族人，但是人们多视其为疯子。

广东土客籍矛盾一直很尖锐，土籍占据平地，具有资源上的优势，多少年来，一直打压客家人。先来的，从来都欺负后到的。洪秀全想在科举上出人头地，从根本上讲，也有长期受歧视的因素。一个客籍村庄能出一个秀才，整个村庄和宗族都会为之扬眉吐气的。科举的路没走通，转而变成异端，人所不解的异端，原来对他有多大的期待，就会变成多大的愤怒。洪秀全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没多长时间，洪秀全在家乡待不住了，只能往山里走。山里客家人多，还能有容身之地。此时的洪秀全在山区谋生，还只能教书，一边教书，一边传教。科考的路不走了，人家能请他教书，还就是看在他参加过考试的份上，因为，在那个年月，只要参加过考试，就意味着能把四书背熟，而且可以开笔作文。如果进了考场而交白卷，是要被刑责的。洪秀全参加过多次科考，而且县考都能过，这就获得了某种民间认可的资格，有了这个资格，就可以傲视那些没有下过场的读书人，可以戴方巾，自称儒生了。所以，那时有句话，“能进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已经挣了这口气的洪秀全，这种时候已经没心思沾沾自喜了，他要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出人头地。

《清代待试图》

然而，一边教书一边传教的洪秀全，马脚总归要露的，露了马脚，书就教不成，很快就成了丧家之犬，哪儿都待不住。只好与冯云山一道，四处云游，一会儿广东，一会儿广西。虽然也能收罗一些信徒，但局面却迟迟不能打开。相对来说，在广西收罗的信徒还要多一些，因为那里客家人更多，失意的人也更多。

终于，在1846年的一天，洪秀全四处传教的名声，传到了在广东传教的美国牧师罗孝全的耳朵里。尽管在传教过程中，洪秀全实际上传的是自己的教，而非基督教。他们在这期间写的好些传教作品，跟基督教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干系。但是他所念叨的上帝火华爷这个名头，却让知道他的人都觉得他传的教，跟洋神父是一个路数。此时的罗孝全，已经租房子建成了一个教堂，在这个教堂传教的神甫，就有由马礼逊施洗的梁亚发，也就是《劝世良言》的作者。于是，罗孝全让他的中国助手写信邀请洪秀全前来广州他的教堂。

已经立志要创教的洪秀全，为何能应邀前来罗孝全的教堂？从功利角度看，跟他这一段所受的艰辛有关。《劝世良言》的宗教知识太有限了，而他自己，则只有四书和一些蒙学读物的知识，以至于他的宣教每每了无新意。所以，他要补充一点基督教的知识。但实际上，像他这样30岁出头的青年农民，即使没有受挫，其前途一样处于具有多种可能性的阶段。即使已经选择了创教，行路太难的时候，如果有人伸出援手，尤其是顺着他下决心的方向伸出援手，他也是会考虑的。如果进了罗孝全的教堂，顺利受洗，一步步像梁亚发那样升格为华人牧师，他也许也能成为一个虔诚而执拗的基督徒，后来的事情，就根本不会发生了。退一万步说，如果这个时候，官府开恩，赏给他一个监生的功名，准他参加乡试，很可能他的创教雄心马上就会灰飞烟灭。当然，如果朝廷知道后来的事，别说一个监生，就是给个进士也不会吝惜的。但是，在这世上，谁是未卜先知的神仙呢？

1847年3月，洪秀全和洪仁玕兄弟两个来到了罗孝全的教堂。罗孝全对这个自动传教的中国读书人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而洪秀全也对这位洋教士敞开心扉，讲述了自己那个神奇、其实已经经过他多次修饰的梦。在罗孝全看来，洪秀全在梦中见到的应该不是上帝，而是天使。这个梦，跟基督教无数次宣扬的神迹没有太大的区别。罗孝全的同胞，好些都是因为类似的上帝显灵的故事而变成虔诚教徒的。但是，由于洪秀全的梦过于离奇，罗孝全对此还是有不解之处的，只是，碍于言语，双方并没有把话说开。

那个时候，虽说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之后，通商五口的传教已经合法化。但总的来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还处于初级阶段。信教的人不多，其中的读书人尤其少。客观地说，虽说洪秀全的文字也不怎么样，但比那个马六甲来的梁亚发还是好多了。洪秀全和洪仁玕这样的私塾先生，于教会，是宝贝。加上洪秀全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因为英国公使入城问题，地方官动员士绅，士绅动员民众，不让洋人入城。双方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已经进到广州的洋人，在这样的仇外氛围中，日子肯定不好过。所以，此时来投奔的洪氏兄弟，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骑着毛驴、跟着中国向导到乡下传教的西方传教士。

各种资料表明，在洪氏兄弟在教堂学习的三个月里，他们的确很用功。读了《新约》《旧约》，还有其他的一些基督教的文献，还夹杂了一点西方的科学知识。当然，也听了牧师的多次讲道。经此一行，洪秀全肚子里的基督教知识，已经大大超越了仅仅有粗浅的《旧约》内容的《劝世良言》。毕竟，洪秀全的学习能力要比那个做粗工的梁亚发强。牧师罗孝全也看到了他们的努力，而且对此表示赞许。但奇怪的是，当洪秀全提出了受洗的要求时候，罗孝全却没有答应。直接的原因是洪秀全提出了物质要求，要教会在施洗后，给他一定的金钱补贴，也好专心研习教义。罗孝全后来说，他不接受洪秀全受洗，多少还是因为洪氏转述他那奇异的梦时，透露出一些异端思想。

事实上，晚清基督教被攻击的一个重要缘由，就是人们传说传教士借金钱利诱人们入教，入教的人，都是希图金钱。因此，教会是在刻意收罗社会渣滓，别有用心。其实，当年的新教特别在意的就是这个。他们在西方，被称为清教，在道德上有洁癖。到了中国，依旧有洁癖，传教士不大能容忍怀有明显谋利动机的入教，为此，宁缺毋滥。事实上，在传教之初，有这样动机的中国人还真是不少。当然，入教之后，如果能被选中作为传教士助手，的确能拿到钱。即使拿不到钱的教徒，也会得到教会和教友的帮助。但是，人家主动帮助你是一回事，你提出要钱则是另一回事。谁要是在领洗之前提出金钱的要求，只能让传教士反感。所以，尽管罗孝全很满意洪秀全的表现，但由于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施洗就只能延后了。

这幅漫画，象征着洪秀全与罗孝全的分道扬镳。

有消息说，洪秀全实际上是受了诱惑，中了圈套。是罗孝全的中国助手担心洪秀全受洗后，抢他们的位置，所以出此计策。然而，如果洪秀全根本没有要钱的心思，即使人家引诱，也会经得起考验的。看来，此时的洪秀全，的确因为教书不成，生计困难，需要帮助。

罗孝全的拒绝，大大刺伤了洪秀全的自尊心，重新激活了他创教的野心。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于是，他离开了广州，去广西寻找冯云山。此一去，天地倒转，因为冯云山已经在广西紫荆山打开了局面。洪秀全和冯云山这些小泥鳅，凭借紫荆山这个小水盆，居然掀起了大浪，差点冲垮了清王朝。需要说明的是，离开罗孝全的时候，洪秀全的基督教知识的确有了一些基础，但这些知识，比起此前他接受的中国传统教育，其数量和牢记程度还是差很多。离开教会之后，他没有带出《圣经》，也没有笔记，没有法子复习，时间一长，估计脑子里剩下的也不多了。

紫荆山的土客阴影

洪秀全立意创教的时候，恰好赶上了一个特别的年代。入关两百年的满清统治，按照朝代演化的一般规律，已经进入了衰败期。自秦汉以来进入官僚帝制结构，中国王朝一乱一治的周期，似乎无可抗拒。每个朝代，如果能熬到200年左右，就必然走向衰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每个朝代都是靠官僚机器来统合管理社会，但是，到了一定时候，官僚制度就会锈蚀，体制从干事变成养人。人浮于事、专事牟利的现象，就会愈演愈烈。而王朝制度的内在规定性，又使得他们根本无法对这个统治机器进行修缮。改革基本上都是要失败的，不是被废止，就是变了质。当王朝进入不能不改、但越改越差的阶段时，王朝的寿数也就到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调节社会矛盾、应付未来变化的主要机制，就是官僚机器，一旦这个机器失灵，那么社会问题就越变越严重，直至崩盘。

清代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在人口税事实上取消之后人口增加导致的土地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也很严重，但是，明末以来引进的玉米和番薯，已经大大地改善了中国的粮食种植，使之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从土地上离开，进入城市，是一般的规律。一般来说，如果迁出的人口能够得到很好的安置，离开土地、从事工商服务业的人口能够安定，人口增加不见得一定是负担，反而可能会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但是，清朝是一个最保守的王朝，这是一个本身相对弱小的异族政权。这个王朝，长期没有自己的工商政策，没有商税，同时，也刻意强调重农抑商，刻意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不合时宜地抑制了工商服务业的发展。同时，王朝还采取各种措施，阻碍人口的迁徙。不许关内人口迁往关外，对出国的侨民采取敌视政策，将其视为弃民。同时，对于两广、福建、湖南的土客籍矛盾，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过于偏袒土籍，导致这些地区的土客籍矛盾愈演愈烈，动辄大规模械斗。同时，鉴于清王朝异族统治的性质，王朝对于汉人士绅一向采取限制防范政策，因而遏制了士绅阶层的社会调节功能。显然，这样的功能，对于一个传统小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说，这个政策虽然在王朝的中期有所改变，但直到太平天国兴起，总的改善不大。

这样一个老化的官僚机器，面对这样繁复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仅捉襟见肘，而且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两广、福建和湖南、江西的土客籍问题上，尤其如此。

其实，所谓的土客籍，都是汉人，都不过是先后迁徙到南方的汉人而已。但是土籍来得早，而客籍来得晚。客籍，又称客家，多为南宋之后南迁的汉人，而土籍则来得更早。两拨人分了先来后到，即使祖籍相同，眼下却口音不同，风俗相异，自然就形成了地域矛盾，而且这个矛盾不大容易化解。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两个与生俱来的印记，不可磨灭。一是血缘，二是地缘。这不是两种社会学的符号，而是汉人特有的价值观意义的符号，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网络或者叫社会资本。中国人就是凭借这个，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获取资源。

土籍是先来者，客籍是后到的人。在同一块土地上，势必形成资源的争夺。一般来说，土籍所占的地段都比较不错，而后来的客家人，则只能占有较差的土地。土籍在平原，客籍在山区。即使同处平原，客籍的地位也相对较低。但是，土客籍共处，已经几百年了，期间此消彼长，有些地区，客家也有占优的时候。地缘的认同，是那个时代近乎恒久的认同。尽管同处一个地方，已历百年以上，而且原本就是同一个民族，但是双方似乎根本没有彼此融合的迹象。中国的农村，对于外来者一向都不太友善。土籍具有优越感，对后来到来的客家人相当敌视，在他们看来，这些后来者是入侵的敌人。而且这敌人发展势头很猛，大有反客为主之势。为了表达他们的敌意，他们把原本同一种族的客家人的“客”字，加上犬字旁，就像汉人蔑称少数民族或者外国人一样，不仅非我族类，而且类同禽兽。同样，长期受压的客籍人，生活在条件恶劣的山区，艰苦的环境也养成了他们好勇斗狠的性格，非常有战斗性。

明清以来，两广的土客籍，多次发生械斗。有的械斗，规模大到波及数县。当然，作为统治者，没有人会喜欢这样的械斗，因为它代表着社会的动荡。但是，一直以来，清王朝对土客籍的械斗，却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制止。因为很多地方官总是喜欢分而治之，利用矛盾为自己获利。

王朝末世，最大的表征就是统治机器锈蚀，治理能力严重退化。表现在处理土客籍冲突之时，就是掌控局面的能力下降。地方官处事不公，为具有优势地位的土籍绑架，在土客籍冲突中，每每偏袒土籍，压制客籍。结果是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势同水火。

当然，在这种事态下，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也只能在客籍人中间传播，成了客籍人的教。在洪秀全徘徊于两广以及进入罗孝全教堂这段时间里，他的好友冯云山一直在广西紫荆山区传教。在洪秀全来的时候，冯云山已经打开了局面。

清代的广西是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内陆省份，相对而言，比广东贫瘠得多。在广东都是客家在山，广西就更是如此。广西的紫荆山，是客籍人的天下。冯云山带来的拜上帝教，具有一个新鲜宗教的一切特点，不仅有一个超越以往诸神的超大神灵，而且具有神秘性，组织性强。其时，正值王朝末世，种种末世迹象让人心神不宁，无论如何，都要找一个靠山。而冯云山传教，跟诸多民间教门一样，利用人们对末世的恐惧，渲染末世的灾异和劫难，假说入教即可消灾避劫。于是，这个教门慢慢打开了局面，信徒越来越多。由于有了拜上帝教，紫荆山的客家人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超越性的神灵，再加上这种宗教消灾避劫的期许，所以，拜上帝教很得人心。可以说，紫荆山的客家人出于跟山下土籍人的争斗的需要，也需要一个宗教，而冯云山给了他们这个宗教。洪秀全来到的紫荆山，已经是拜上帝教的紫荆山。

在拜上帝教的传播过程中，冯云山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人物。洪秀全的功劳在于，他善于突发奇想，能创造或者说编造出一套教义来，而且胸怀大志，志向远大。但是，这个人行动力太弱，只是一个嘴上的教主。轮到需要做事了，百无一用。而冯云山却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人，遇事能拿出办法的人。更重要的是，无论他怎么能干，干出什么成就来，都甘居洪秀全之下。有了这样的搭档，拜上帝教没有不兴盛的道理。

拜上帝教的教徒们正在举行中西合璧的宗教仪式

洪秀全到来之后，由于有了在罗孝全那儿三个月的学习经历，拜上帝教在教义上更加完善，具有更强的排他性。在破除偶像方面，拜上帝教不仅走得比天主教远，比它的母体新教也远。在紫荆山这种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洪秀全和冯云山完全可以肆无忌惮地做一些砸庙破偶像的出格行为。而做出这样的行为，又没有招致恶报，就使得当地人更相信在他们身上具有神奇的力量，从而更加扩大了拜上帝教的影响，就有越来越多的客家山民，乐意跟着他们走。别的不讲，单讲跟土籍人的争斗，有了自己的教门和没这个教门，大有不同。尽管官府总是站在土籍一边，但紫荆山区天高皇帝远，有好多事官府都管不到，打个架，斗个殴，有组织的就是占便宜。

尽管后来的研究者总是喜欢把拜上帝教（他们称之为会）说成是穷苦人的组织，其实，拜上帝教的传播，从一开始，就没有所谓的阶级畛域。不是穷人才信这个教，紫荆山区的客家，无论贫富，除了一些固执儒家信条的儒生之外，都信。甚至一些有功名的举人和秀才，也加入了拜上帝教。很明显，这是一个客家人的宗教，加入这个教，对保护他们的利益，跟土籍人争斗，有着莫大的好处。

后来的太平天国的事业，紫荆山是一个里程碑。天国的领导人中，杨秀清、萧朝贵是穷人，石达开和韦昌辉是富人。无论贫富，他们的共同敌人都是土籍。可以说，没有土客籍矛盾，没有紫荆山的客家人，就没有太平天国。

一个农民式的宗教大家庭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从教源上来源于基督教，他也认可基督教的教义，后来还翻印了《圣经》，虽然做了删改，但大体意思还是在的。只是，他认可的，是他需要认可的部分。洪秀全眼里的上帝，并非西方基督教独一神的上帝，而是中国式的最高神。正如佛教传入之初，中国人是用中国道家的思想来理解佛教一样，洪秀全的基督教，也是一种“格义宗教”，即以本土观念来理解外来宗教而形成的东西。

但是，洪秀全不是当年魏晋玄学的巨子，他仅仅是广东花县土里刨食的农民，他对基督教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自己的乡土本能，为他们的拜上帝教创造了一个新的上帝，并且给上帝建构了一个中国式的大家庭。这样做，不仅让他的宗教跟农民更贴近，而且为后来加入的拜上帝教领袖们，提供了各自的神学位置。这是一种需要，一种民间教门真格地打算扯旗造反之后的需要。如果说，创教仅仅是为了借教敛钱，那么，只编造一个关于教主的神话就好。教主一个人得了神授，所以大家都来崇拜教主，给他贡献金钱、房产、女子就是。但是，如果要扯旗造反，教主一个人办不了这么大的事，需要拉一个核心团伙，所以，必须制造一个神的家族。这样的话，比较团结，凝聚力强。

应该说，当年洪秀全大病一场，做了那个怪梦的时候，不会明确地设计好，他就是上帝二儿子，排在耶稣之后。仅仅是说，他见到了一个非常的大人物而已。后来，他认真研读了《劝世良言》，但这部书主要是《旧约》的内容，没有强调耶稣的作用。仅仅看了《劝世良言》的洪秀全，连上帝有没有儿子都不清楚，当然不会做此妄想。但是，随着他对教义的进一步了解，尤其是读了《新约》之后，耶稣的面目逐渐清晰。在《新约》中，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子。上帝既然能派儿子耶稣下界拯救世人，那么为何不能再派出一个儿子呢？这个儿子，当然就是他洪秀全。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是神学家解释出来，一般人仅仅读新旧约，是体会不出这个意思的。

当然，基督教的教义，如果逐字逐句地抠，是没法自圆其说的。就像后来美国的进化论审判那样，替讲授进化论的中学老师辩护的律师能把将《圣经》的每个字都视为真理的人们，驳得精神错乱。但是，一般来说，从神学的意义上，基督教还是将上帝和耶稣解释为一体的，所谓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耶稣基督，实际上是上帝的化身。也就是说，上帝并没有一个儿子。因为他不是凡人，不会娶妻生子的。但是，在中国的传教士传教的时候，一般都会强调上帝献出自己的儿子拯救世人，为世人赎罪的这个事儿，以情动人，借以打动听众。所以，中国的教徒，即使已经领洗入教，但对于三位一体的学说，一般都不甚了了。对他们来说，耶稣就是上帝的独子，而圣母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不仅是耶稣的母亲，还是一位神通广大、类似观音的女菩萨。所以，我们看早期中国教徒们描画或者雕刻的圣母圣子像，很像观音送子图。还有的，干脆将圣母圣子雕刻成一对身着清朝衣冠的母子。中国的基督教文献记载了很多教徒发现神迹的故事，听其描绘，都是圣母显灵，而圣母则很像是白衣观音的感觉。

所以，洪秀全把上帝和耶稣以及圣母实体化，并不奇怪，很多中国教徒都是这么想的。洪秀全跟众多中国教徒一样，不了解三位一体的含义。早期传教士，将三位一体翻译成圣神风，将耶稣说是赎病主，后来，洪秀全将这两个头衔，都封给了杨秀清。如果他真的明白，就不会这样错乱了。但奇怪的是，他将自己变成了上帝的二儿子。这一点，根本没有任何基督教上的根据，只是他自己的合理想象。对他来说，要借基督教创立新教，唯一的办法，是借上帝的名义，赋予自己神的内涵。

其实，那个年月，中国自己创教者众多，一般来说，都是强调自己得了奇遇，得到了神人或者仙人的某种授权，成为门徒，得了神授。比如得到了一柄神人给的宝剑，几帖神符，然后拿这些东西去吓唬人。洪秀全也弄了一把宝剑，可见他最初的思路，跟众多先行者并无区别，但是，他后来的演变，显然要比那些先行者要高明一点儿。他不是把自己变成神佛的门徒，而是直接变成了上帝之子。将自己也变成上帝之子之后，他自身的神性，也就有了保证。这样的上帝之子的说法，在中国虽然没有，但在西方一些基督教的异端教派那里，却一点儿不稀奇。洪秀全并没有了解西方这些异端的渠道，无师自通，说明他还真的具有一定的创造性。

法国媒体刊载的洪秀全及其随从

在他的创造下，上帝变成了一个多子多孙的大家长。而所谓的圣母玛利亚，就从一个童贞女，没有神性、仅仅借了一个肚子给耶稣的人，变成了上帝的配偶，正宗的超级娘娘。这个娘娘不仅生了耶稣，还生了他洪秀全，而且，后来的拜上帝教领袖，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石达开、韦昌辉等等，都成了上帝的儿子和女婿。这个拜上帝教的上帝大家庭的谱系是这样：上帝是爹，玛利亚是娘，大儿子是耶稣，二儿子是洪秀全，三儿子是冯云山，四儿子是杨秀清，老五是韦昌辉，老六是石达开，女儿是萧朝贵的妻子洪宣娇，女婿是萧朝贵。当年洪宣娇在教中的地位，是超过其夫的。第三代，是洪秀全的长子洪天贵福。那么，这些人自己的亲生父母，包括他洪秀全的亲生父母怎么安排呢？也好办，他们都只是这些上帝之子的肉身父母，在人间的父母，而上帝两口子，才是他们的真正父母。

中国式大家庭的众多子孙，个个都要娶妻生子的。上帝有配偶，二儿子以下也都有，唯独老大，他们的天兄耶稣没有，这个不好办。在《圣经》里，也找不到天兄有配偶的根据，于是他们就硬给耶稣找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成了天嫂。但奇怪的是，上帝只有一个配偶，耶稣也只有一个，为何二儿子以下，却妻妾成群呢？基督教是一夫一妻制，从亚当、夏娃那儿就开始了。这一点，想必洪秀全在罗孝全那里学习的时候，也是知道的。否则，他就会给上帝和耶稣，多找几个老婆了。然而，创教是为了享福，造反也是为了享福。没有女人，多多的女人，幸福安在？不多找几个女人，教徒们也看不起他们。所以，在永安的时候，洪秀全就已经弄了36个老婆，此后，老婆越来越多。上帝的其他儿子，当然也不甘落后。他们就是新朝廷的创建者，既然立朝廷，就只能按中国道理来论了。按中国道理，不多找几个老婆，怎么能算大人物呢？后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没有参加起义、却在香港受洗入教的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来了，洪秀全也给他找了好几个妻妾，否则，就不配称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明知道这样不合教义，不合规矩，但也只好接受。他私下跟传教士讲，说是不这样，就没法进入太平天国，就不能改造这个天国归正路。

既然上帝成了大家长，那么，众多拜上帝教的教徒，是不是也会跟着沾光，像洪秀全自己说的那样，“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呢？不是。即使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但绝不可能是兄弟姐妹，上帝的家庭，是等级森严的。事实上，拜上帝教在这个问题上，是相当清晰的，只有核心圈的几个人是上帝的儿子，属于上帝家族成员，其他人都不是。他们严格地来说，只能算是教主的子民。有幸的是，中国的农民喜欢的，只是身边人的均平，对于等级制，有天然的适应。他们不会问，为何都是上帝的子民，你们高高在上，妻妾成群，而我们却只能做炮灰呢？只要等级在那里，他们可以一级一级爬上去，就足够了。

上帝降神附体

基督教无论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都会渲染神迹，也力图让信徒们相信上帝和天使的神迹，类似我们中国人所谓的显灵。这样的故事，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凡是宗教，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都差不多。人们经常会宣称看见了上帝，看见了天使飞舞，看见了只有上帝才能制造的神奇事物。但是，基督教却绝少有过上帝的降神附体的说法。上帝下凡可以，但附着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借这个人的嘴说话，这在基督教里面，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洪秀全的拜上帝教里，这样的奇迹，居然出现了。

一种说法是，在紫荆山区传教之时，冯云山被人告发，拿到官府里，洪秀全张皇失措，多半是出于害怕，离开了紫荆山。已经成规模的拜上帝教群龙无首，于是，有人就借上帝和耶稣降神附体，假称上帝耶稣的旨意，稳定教众。其中，做得最好而且在教众中最有威望的，就是杨秀清和萧朝贵两人，一个代上帝立言，一个替耶稣说话。等冯云山的案子了结，洪秀全和冯云山重新回到紫荆山，只能承认既成事实。

还有一种说法是，杨秀清和萧朝贵的降神附体，原本就是洪秀全和冯云山策划好的，为的就是借他们的降神附体，通过上帝和耶稣的口，将洪秀全编出来关于他和上帝之间的故事落实，杨、萧的降神附体，最大的获益者是洪秀全。

其实，既然降神附体是发生在冯云山和洪秀全离开之后，那么，最大的可能是出于杨秀清和萧朝贵的自主，有这样自主性的人，当然不止他们两个。紫荆山的客家人，没有人乐意看到拜上帝教的垮台，必须采取某种措施来挽救危局，降神附体即是最合适的一种。而其他人同样的行为之所以被制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杨、萧二人的人缘和能力。而且正是由于杨萧二人的努力，教众们才再度团结起来，合力凑钱，救出了冯云山。既然杨萧二人已经控制了局面，洪秀全再回来的时候，当然不得不认可杨、萧由降神附体而获得的特殊权力，而杨萧二人，主要是萧朝贵，也得借附体印证洪秀全的特殊地位，作为回报。这种时候，谁也离不开谁。

杨秀清和萧朝贵是烧炭为生的穷苦人，但却是穷人中的枭雄。杨秀清幼年父母双亡，属于侥幸长大的苦孩子，不识字。这样的人，从本质上就有异样的禀赋。萧朝贵状况稍好，识几个字，但也等于是文盲。只是，他们跟土里刨食的农夫不一样，见过世面，能言善辩。尽管人穷，却在同侪之中有人望，具有农民式的狡猾，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生的领袖和战将。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从来不乏其人，朱温、朱元璋、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是这样的人。只要有相应的土壤和时机，这样的人就能脱颖而出，掀起大风大浪。

萧朝贵，广西武宣罗渌垌人，壮族。金田起义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的重要领袖，官封西王。位居洪秀全、杨秀清之下，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之上。

可以想象，杨萧二人既然能在教众群龙无首、陷入混乱之际挺身而出，那么，即使没有这个机会，只要拜上帝教坐大，闹出事来，他们一样也会崭露头角，进入领导阶层。只是没有了降神附体，他们的地位就不会有如此之高，也不一定会演变成太平天国领导体制的二元结构了。

降神附体，其实就是一种原始巫术。在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现象。巫术，一般盛行在宗教发育之前的社会状态中，在原始的初民社会，相当发达。但是，中国比较特殊，西周之前，掌握巫术的巫师，是统治阶层中人，西周之后，巫师逐渐衰落，让位于史官。但民间的巫师，依旧事业兴盛。这样的状况，即使到了出现道教，甚至佛教传入之后，依旧没有太大的改变。巫术是乡村生活的一部分，巫婆神汉依然是乡村社会不可或缺的人物。人们有病有灾，首先想到的，就是巫婆神汉。巫师施展的巫术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就是降神附体。降神附体有两种形式，或者神灵附巫师自己的体，或者在巫师的操控下，神灵附某个灵媒的体，这种灵媒，在广西就叫“僮”。所以，降神附体，又叫降僮附体。有的时候，这样的巫术，附体的不是神灵，而是死去的人，这样的巫术，也被称为“走阴”。能够走阴的巫师，具有跟阴间死去的人交流沟通的能力，有本事将死在阴间的人的灵魂唤回。相对而言，这样的巫术，对人们的征服力，要远远大过其他的巫术。神的声音，人们无法辨析，怎么说怎么是。走阴有难度，因为死去的亲人，说话的口音和语气人家熟悉。但有些善于走阴的巫师，的确可以模仿死去人的声音，以死人的身份和口吻对人讲话。很多经过的人回忆，当时的确感到震撼。同时，降神附体，具有很强的仪式性，一般来说，降神者口中念念有词，突然倒地，口吐白沫，然后站起，用一种怪声怪调的声音说话，旁观的人们明白，此时，这人已经被神或者鬼附体了。

当然，这样的巫术，原本很可能就是一种戏法。在江湖闯荡多年的杨秀清和萧朝贵，自然明白里面的奥秘。情急之下，采用这样的招数，合情合理。显然，他们并没有通神的本事，无非是在一个特别的情形下，施展一种骗术而已。最初的时候，会玩这样把戏的，不止他们两个。估计大家都会突然倒地，口吐白沫，然后借神的名义说话。最后大家认了他们两个，显然不是说杨萧二人玩得更逼真，而是他们更有人缘，有人望，人们更乐于相信他们。但是，从此之后，他们就具有了非常可怕的教内地位，只要他们想，打一个滚，吐几口白沫，翻转过来，就可以怪声怪调地自称上帝或者耶稣了。他们说的话，无论什么形式，什么内容，都成了最高指示。即使教主，也得乖乖地跪下听命。

历史上，基督教也很难说没有过巫术的痕迹，但在它的传播史上，每每特意与巫术划清界限，如果某个女人被视为巫婆，一般很难逃脱被烧死或者沉水淹死的命运。后来的天主教，虽然有驱魔的仪式，但对于常见的巫术，也是极力排斥的。至于新教，对于巫术就更不留情了。但是，表面上看，像是脱胎于新教的拜上帝教，却可以公然肆行降神附体的巫术。由此可以证明，拜上帝教在本质上不是基督教，仅仅是顶着上帝帽子的中国本土民间教门。只要现实的需要，他们没有什么禁忌可言，什么都可以干。尽管有了降神附体之后，拜上帝教离基督教更远了，但应该说，自打杨萧二人降神附体以来，拜上帝教的事业更加光大了。

只是，这样一来，却又有了新的问题。有人可以通过降神附体，代上帝说话之后，那么，在拜上帝教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中，到底谁是老大呢？理论上讲，当然是洪秀全，他是教主，具有被上帝和耶稣降神附体之后证实了的神性。但是，他再怎么牛，也压不过上帝和耶稣，况且，杨秀清和萧朝贵，在上帝大家庭里，也同样是上帝之子，同样具有神性，只是，他们的神性祭坛上的位置，比洪秀全靠后一点而已。在冯云山早早阵亡之后，洪秀全事实上无论从交情，还是比本事，都压不住杨秀清，那么太平天国，也只能是杨秀清的天下。代耶稣说话的萧朝贵，也早早在进攻长沙的战斗中阵亡。两个降神附体的大神，去了一个，只剩下一个，麻烦就更大。太平天国的成事，都要归功于杨秀清。而洪秀全，只能借他的神学知识，给杨秀清加上一个又一个显赫的头衔，封他为九千岁，圣神风（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初翻译三位一体的说法），赎病主（传教士最早对耶稣基督译法）。赐给的头衔越多，洪秀全剩下的资本就越少。太平天国是个二元领导结构，但这样的结构，却是一个偏正框架，杨秀清这一元，越来越膨胀，而洪秀全这一元，越来越萎缩。

显然，这样的二元结构，尽管其中的一元很萎缩，隐患却越来越大。在造反之前，这样的隐患还不明显，定都南京之后，杨秀清陶醉于自己事实上天国一号的地位，随着天国的凯歌行进，愈发妄自尊大，竟然忘记了洪秀全也有野心和自尊，而且这种野心和自尊，还相当强烈。所以，一旦洪秀全受不了杨秀清的气，另外的野心家乘虚而入，发动政变，完全没有防备的杨秀清，也就只能授首了。自然，一旦上帝大家族自相残杀，所谓天国的事业，也就濒临破产了。

打碎偶像的权术与狂热

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破除偶像崇拜，这是在《圣经》里被反复强调的。但是，即使在《圣经》里，我们也能看到，在古代，人们对偶像崇拜的固执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在基督教的传播史上，教会与偶像崇拜的斗争，相当艰难。有时，明里暗里，会有一点妥协。天主教和东正教里的圣像，其实就是这种妥协的产物。事实上，原本作为异端的新教，倒是对偶像崇拜特别的反感，也特别的决绝。而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堂里华美的上帝、耶稣和圣母的画像，实际上也等于是某些变相的偶像崇拜。

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都特别在意克服中国信徒的偶像崇拜情结。但在现实中，中国教徒即使领洗多年，依旧无法完全摆脱旧日偶像崇拜的情愫。中国文化的抽象因素本来就不够强大，而底层民众，则必须有一个具体的形象，才方便顶礼膜拜。中国的佛教和道教，都是造像的里手。而非佛非道的民间信仰，不仅造神，而且造像，有一神灵，必有一神像。人们相信超凡世界的存在，对于神灵甚至鬼怪，人们或者基于交易，希图从神灵那里得到好处；或者由于恐惧，通过讨好规避加害。这些都需要一个具体的神像，也好与之发生联系。可以说，传统的中国，遍地都是神庙，到处都是偶像。即使是祭祀祖先的宗祠，也有牌位和画像，在外国人看来，也是把祖宗当偶像来崇拜的。

在拜上帝教创立的时候，教禁甫开，天主教此前还多少有点基础，新教则刚刚起步。教会的反偶像崇拜工作，八字都没有一撇。但从新教脱胎而来的拜上帝教，却展现出一种特别激烈的偶像破坏姿态，太平天国起事之后，所到之处，所有的佛寺道观以及民间小庙，俱在扫荡之列。农民最喜欢且礼拜最殷的龙王庙，首当其冲，因为洪秀全继承了《劝世良言》的说法，认为龙就是蛇，而蛇则是魔鬼撒旦。南方人习惯性地将所有庙里的偶像，都称为菩萨。而在太平天国语境里，菩萨就是该杀，他们后来印的书籍，凡是涉及菩萨，都换成该杀。萧朝贵最初在借天兄名义下凡的时候，还说观音是个好人。但是，到了后来的宗教风暴中，观音也一样是该杀。打到镇江之后，著名的金山寺，被彻底毁掉，让洋人看了，都胆战心惊。

《天父下凡诏书》，选自《大平天国印书》，分一、二两部。第一部记录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十月二十九日，由杨秀清以天父下凡形式，与洪秀全、冯云山、石达开等在水安会审周锡能、揭露和诛灭周等叛徒的经过。第二部记录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杨秀清借天父下凡谏劝天王记录，其中包括天父欲杖责天王一事。

在这世界上，很少见这样的宗教清洗和信仰清洗。只要在太平天国人的视线之内出现所有偶像，都被捣毁砸碎了。和尚道士，如果不赶紧躲避，也没有好下场。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由上层发起的毁佛运动，也顶多就是让和尚尼姑还俗而已。在这个方面，拜上帝教很像基督教的某些原教旨性质的极端教派，排除异端时不留半点情面。

其实，在洪秀全创教之初，他亲自策动的诋毁和打砸神像活动，还仅仅限于破邪神层面。比如在广西贵县赐谷村，攻击村里的六乌庙。庙里供的，本是一对因恋爱而死的男女，被奉为十分灵验的神灵。洪秀全觉得他们淫奔苟合，伤风败俗。他到了紫荆山区之后，则纠合信众，前去象州捣毁甘王庙。甘王，原是当地的一个淫荡的凶神，杀其母，勾引男女相交苟合，类似于江南地区的五通神、五道神。人们是出于恐惧，才礼拜他的，跟人们供奉火神一样。实际上，即使是清朝官方，对于这样的淫祠邪神，也是持排斥态度的。凡是好事的地方官，多半要出面禁止。这些淫祠邪神的存在，一般都是由于民间供奉过殷，官府管不过来，只好睁眼闭眼，随它去了。专找这样的偶像打砸，其实还算不上是宗教意义上的破除偶像崇拜。但是，这种行为，对于拜上帝教的传播，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即使听信了洪秀全和冯云山等人的说教，拜上帝教所引进的神灵体系，毕竟是一个陌生的东西。无所不能的上帝的神通，对中国人来说，需要检验。尽管基督教总是宣传有神迹，我们却没有在拜上帝教里找到这些神迹。对上帝的验证，需要拜上帝教教主自己出面。很多人，尤其是中国人，都有迷信根底。人们膜拜一个神灵，固然有强烈的功利动机，想要通过一种礼敬的方式与之交换，获取更多的利益。比如求子、去病、升官发财等等，许愿、还愿，就是一个交易的过程。但这交易背后，则是承认神灵的神通。这神通，固然可以帮人做事，但能福人，也能祸人。对于大众而言，所谓的神，就是一种具有超凡本领的超人，得罪不起。所以，多数人都害怕得罪神灵。有些神灵，比如像火神、五通神以及后来被洪秀全们打砸掉神像的甘王，干脆就像流氓恶棍一样，专门祸害人。人们供奉他们，就是为了讨好这些恶神，从而减少一点伤害，就像给地痞流氓交保护费似的，无非求个太平。

那么，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人大着胆子，公然挑战这些神灵，将他们的偶像（老百姓视这些偶像如神的本尊）当众打坏，却没有遭到恶报，干脆什么事都没有。那么这种行为本身，不是宣告那些被损坏的神像，没有灵验，而是说明行动者本身，具有更大的神通，或者被神通更大的神灵所庇护。所以，洪秀全们干得越欢，动作越大，引起的反响越是强烈，则拜上帝教的传播，就越有受众。洪仁玕说，洪秀全攻击六乌庙之后，当地人非常愤怒，期待六乌神显灵，杀死洪秀全。但是，洪秀全没事儿，反而六乌庙却因为白蚁蛀蚀垮掉了。显然，这样的“后果”，对于拜上帝教的传播，是大有助益的。

应该说，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缺乏彼岸意识，缺乏虔诚性，平时都会有很大的摇摆。哪个神灵显得比较灵验，香火就多，相对不灵了，庙宇就门可罗雀，没人理了。像甘王、五道神这样的神怪，原本就是老百姓无事生非造出来。这样的造神，在历史上就没有间断过。所以，拜上帝教弄出个上帝来，人们也未必会感到特别奇怪，只是这上帝是否有本事，人们还要看。看到太平天国这帮人声势浩大地扫荡菩萨，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扫荡干净，但是却没有招致天谴，没有雷劈，甚至没有生病，几位大首领都活得好好的；而且进军神速，攻城拔寨。这本身，就是对拜上帝教上帝的最好宣传。

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很难理解，像中国这样一个偶像崇拜如此深入的国家，怎么可能突然之间，来了一伙以暴力打砸偶像，将他们原先供奉的神灵统统打倒的人，还会被民众接受？他们不知道，其实这种扫荡偶像的行为，恰是可以解释扫荡之所以发生的道理。功利主义的信仰导致信仰的对象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有那么个信仰。信仰就像一个供神的佛龛，佛龛里放哪个神佛，还是放上帝，其实对于那时的中国百姓，并不是最重要的。只要出来一个超越所有神的大神，而且被证实了，那么，诸神必然退位。当信仰传统神灵的官方节节败退之时，也就是传统信仰土崩瓦解之日。当龙王、观音菩萨、关圣帝君和妈祖娘娘这些平日香火最旺的菩萨，在面对羞辱和打砸自己神像的人，都不出来显灵的时候，上帝的崇拜也就可以浮现了。不消说，这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实际上是借着太平军扫荡诸神，给自己带来了地位，而这个地位，给太平军带来了巨大的战斗力，让他们如摧枯拉朽般地扫荡了大半个中国。

其实，不仅对于信众来说，上帝需要验证，就是对洪秀全和冯云山他们来说，上帝的存在，也需要验证。不用多，打掉了一个凶神恶煞的甘王，拜上帝教的领袖们自己的信念也坚定了。到了洪秀全晚年，实际上他已经深陷自己创造的神话里面，全然不能自拔了。从这一点来说，他倒是幸福的。尽管洪秀全是从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得到的基督教义的传授，而罗孝全据说又是个执拗的基本教义派牧师，但洪秀全对于偶像崇拜的决绝态度，其实跟他的老师没有多少关系。他遵循的，更多的是自己的逻辑，中国式傍大个儿的逻辑。

只是，中国人功利性的信仰心理，并没有因信一次上帝而消解。传统崇拜的记忆，也不那么容易消失。只要事实再一次证明上帝没那么灵验，代天父立言的东王都可以被杀掉，而且是被自家的兄弟杀掉，那么，上帝的神通，也就打了折扣了。太平军失败得越多，折扣就越大，当初轻而易举落下来的上帝信仰，慢慢地，就变成了怀疑和懊悔。旧日的信仰记忆，再次恢复，传统信仰，再次复归。这种时候，天国的命运，也就该结束了。

造反了

在洪秀全他们1850年底扯旗造反之前，广西已经纷纷扰扰，遍地烽火，四处是灾了。那几年，广西收成不好，1849年，出现大荒，饥民遍地，政府救灾乏术，社会出现大混乱。同时，由于鸦片战争的战乱，原来一直可以帮助广西的广东，也遭到很大的破坏，爱莫能助。而由战乱而大量征集的团练，战后草草裁撤，其中有不少游民，由此散在各处，趁广西秩序混乱，正好浑水摸鱼。作为第三社会的天地会会众大增，四下游食，打劫西江商旅。大股小股的匪帮，忽起忽灭，越闹越大。原来就很尖锐的土客籍矛盾，也随着局势的混乱，愈发不可收拾，冲突械斗频仍，一时间，搅得广西没有宁日。

凡是这种时候，都是民间教门大兴之时。此时再讲劫难，再讲大乱，再讲瘟疫，讲灾劫将至，谁个不信？由此，广西的拜上帝教信徒陡然增加，势力壮大。好些拜上帝教的教徒，都说自己信教，就是为了避劫。客家人的拜上帝教势力壮大，转而更加刺激了土客籍的恶斗，而偏袒土籍的官府，也被越卷越深，完全丧失了居中调解的资格，反而成了打击客家、作威作福的恶势力。韩山文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上说，在洪秀全他们起事之前，紫荆山区已经发生了土客籍的大规模械斗，而由于客家的诉状长期不被受理，所以人们传说，地方官暗中怂恿土籍以武力对付客家，在械斗中土籍占了上风。于是，大批的客家人扶老携幼，投奔拜上帝教。

王朝末世的地方官，由于多年积弊所致，一般来说，政务处理的能力太弱，根本无法应付地方秩序大坏的乱局。出了乱子，有了麻烦，只要能瞒，他们肯定趋向于瞒，对上，报喜不报忧，能弥缝，就弥缝。当时的广西巡抚郑祖琛，就是一个弥缝高手，乱局已经蔓延，大乱将至，他能做的，就是瞒上欺下，能拖一日算一日，眼见局势糜烂。到了太平天国扯旗造反前夕，天地会的武装，已经遍及广西，开始攻城拔寨了。城池的失陷，不是好瞒的，到了这一步，糜烂的局势，再也包不住了。刚刚即位的咸丰皇帝，披着孝袍处理政务，匆匆将广西巡抚和提督革职，命令在家休养的林则徐急速赶赴广西，恢复秩序。所以说，林则徐其实不是奉命镇压太平天国的，但如果他能及时赶到广西，的确能赶上这场规模更大的农民起事。只是，抱病在身的林则徐，走到半途，就一病不起。否则，在两个方面他都会遭殃，一则他也未必能扑灭太平天国的造反，二则，从此以后在历史上，他的名声就坏了。

洪秀全能走到造反这步田地，当然不是从一开始就预定好了的。也就是说，陈胜当年在种地的时候，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时，其实就是发牢骚，如果有机会做官或者发财，他肯定不会在大泽乡揭竿造反。尽管在起事之前，洪秀全已经被教众拥戴为太平王，也未必真的是下定决心要造反了。那时候，民间教门的教主，称王称帝的人多了，大多都是在山里或者炕头上关起门来做皇帝，并非要打到北京的金銮殿去夺天下。洪秀全做太平王，就当时而言，更多的是为了更好地争取民众，壮大拜上帝教的力量。多少年来，很多民间教门，都是这个路数，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不立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新主子，借劫传教的声势就会衰落下去。

当然，众多民间教门，尽管称王称帝，却未必有武装。而拜上帝教却是一个有武装的团体，而且这个团体，也是一个客家人的团体，只要形势有变，土客籍开战，拜上帝教被卷入，就势在必行。这是广西紫荆山一带特殊的情势所决定的，只要拜上帝教卷入了土客籍的纷争，那么，就必然不会是一个纯然借教敛钱的团体，非有武装不可。拜上帝教卷入土客籍冲突越深，跟官府的对抗也就越激烈。而这种武装团体的性质，随着跟官府对抗的加剧，总有一天，会驱使他们走向造反的不归路。

不管怎么说，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在1850年11月左右，在广西金田，公然揭旗造反了，打出了太平天国的旗号。各地的教众，以团营的方式，聚合在了一起，所有参加起事的教众，全家大小都进入大营，财产，包括鸡鸭猪狗，全部上交圣库，统一管理，统一支取。这样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团体，对于造反来说，是一种有利的组织方式。虽然说，此时的广西，遍地烽火，但真的揭旗造反，还不多见。所以，金田发生的事情，一下子就把清朝广西当局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那里。此时，太平天国的人马并不多，不过万把人而已，其中能打仗的人，不过数千。而清朝方面，对他们的底细也不大清楚，还称之为会匪，以为依旧是广西俯拾皆是的天地会党羽作乱。因此，朝廷方面，虽然也知道有一伙人称帝造反了，但还是当作会党作乱来镇压的。

在洪秀全他们起事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个口气很大的教门，其实并没有盘算好起事之后究竟该怎么办，甚至都没有攻城略地的野心。太平军大半年一直徘徊在紫荆山区，没有了粮食和食盐，就出去抢掠，连一个县城也没有攻占过，还不如当时的天地会的队伍，偶尔还能攻占个把个县城。在这样一个贫困的山区，聚合万多人的队伍，经常会感到粮食匮乏，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迅速采取行动，向富裕地区进军，打下一块地方来，好筹集粮草。后来被俘之人，说他们原准备去广州，不行就投奔英国人。这种话，有点像清军的安心诱供，往太平军上泼脏水，因为太平军当时没有一丁点儿向广东进军的迹象。当时他们似乎就打算在山里做大王来着，不像有胸怀大志的样子。即使后来紫荆山实在待不住了，突围攻下永安州，在这个不大小城里，又是一待半年，像是等着人家来包围似的。这样笨拙、呆滞的农民造反队伍，在中国历史上真的不多见。

正在议事的太平军

金田起义浮雕

显然，起事的领袖们，并没有事先规划好起事之后的行动。同时，这一支拖儿带女、扶老携幼的队伍，本身也没有太大的机动性。试想，如果这个时候清朝政府迅速调集重兵（如果有可用之兵的话），加以剿灭，太平天国是无论如何都成不了大事的。这个教门起事，就像清朝不多的几次教门造反一样，昙花一现。顶多，会在地方志上留下一笔。

然而，此时的清朝，统治机器已经严重锈蚀。虽然在林则徐死后，朝廷特意派来了李星沅做钦差大臣，新任巡抚周天爵和提督向荣，也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李星沅死后，又派来了新的钦差大臣赛尚阿。但是，此时围剿的绿营兵，真的是不中用了。前后两位钦差大臣，手里没有可战之兵。绝大部分的部队，扰民一个顶俩，上了战场，几乎是一触即溃，贵州兵曾经创造了一千人不敌人家七人的奇迹。即使个把稍微能打一点的，也不过应付而已。说要是指望团练吧，广西不比广东，乡绅富有程度差得很远，所以团练力量也不强。而且团练在当地助剿尚可，调出则不可。在贫困的紫荆山区，属于土籍的团练，还成不了气候。同时，在整个围剿中，清兵到处烧杀，对当地的平民尤其是客家人的扰害，远甚于被剿对象。越剿，把人赶到被剿对象的越多，以至于打了一年，太平天国进入永安之后，反而壮大了许多。

不用说，太平军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存在形式，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还有一个超越诸神的上帝，的确会使得团体的士气比较高，加上广西的客家人，一向勇猛善战。他们不是那种刚刚离开土地的农民，土客籍的长年械斗，锻炼了他们，战斗力的确高过清军。但他们和清军之间，毕竟还存在着武器上的差距，而且在人数上，清军也占优。而太平军的策略，又是一误再误。但奇怪的是，清军自太平军起事以来，调集数省重兵围剿，已经将刚刚起事的太平军压缩在一个狭小的地区，却未能扑灭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农民造反队伍，反而令其破围而出，迅速坐大。只能说明，当时的清朝，作为统治机器的军队，真的已经作废了，这个王朝的寿数，从理论上讲，已经将尽了。

绝处逢生的奥秘

太平天国起事，在当时要算一场比较大的农民造反事件，不能说清政府对此不重视。洪杨金田揭竿不久，清政府不仅派来了钦差大臣，撤换了广西巡抚和提督，而且陆续从安徽、云南、贵州湖南广东和四川调集兵力，前来围剿。当太平军尚在紫荆山区之时，正规部队已经达到1.4万，加上当地的团练，应该有2万左右，而太平军实际作战的兵力，超不过3000人，官方的力量，大大超过了太平军的实际作战兵力。在太平军攻下永安之后，虽然整体的人数翻了一番还多，但核心武装力量，却并没有增加多少，跟着起哄的显然比能打仗的多太多了。而且，虽然清军的武器，跟英军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但跟太平军相比却有不小的优势，至少，在火器上，清军的枪炮都比太平军的强。

但是，王朝末世，是一个人心浮动的时代。灾害，饥荒，秩序的混乱，尤其是政府对此的应对，很长时间内不能使局面稍有好转，政府的腐败与无能使得人们对政府非常失望，人心就更加浮动。大劫将临，清朝气数已尽的说法，不胫而走。加上长期的社会积怨，使得但凡有事涉及政府，则乐意闹事起哄的人多，帮忙的人少。无论什么地方，只要出了乱子，人们不是规避或者帮助政府摆平，而是跟着起哄，唯恐天下不乱。漫说太平天国这种组织严整，有信仰有纲领的农民队伍，就是各地天地会和大小股匪，乐意响应和起哄的人也不在少数。乐意跟政府捣乱的人俯拾皆是，这是乱世的一大征兆。在太平天国崛起之时，这样的征兆，已经非常明显了。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这种时候，敉平暴乱，恢复秩序是个非常不容易的事。况且，此时的国家机器军队，已经彻底腐朽了。

八旗绿营的腐朽，已非一日。鸦片战争之际，还有个别能战的部队，现在则一支也没有了。早在乾嘉之际，镇压中南五省白莲教起义的时候，就已经需要依赖地方团练了。到了鸦片战争的时候，稍微能打一点的绿营，又在跟英军长达两年的战争中损失殆尽。鸦片战争结束后，心灰意冷的道光皇帝，并没有打起精神，整军经武，反而任由军队腐烂下去。所以，当太平军兴起的时候，他们的对手，已经是一支比鸦片战争时更差的样子货。无论其组织、训练还是士气，都处于最差的状态。

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是绿营。清朝的绿营，平时分散驻防，有事则临时召集，现选将帅指挥。兵将不相知，组织系统混乱。各地调集来的士兵，把总一级的小单位还算完整，但只要往上走，就乱七八糟。营一级的军官，每每掌控不了自己的下属。加上各省来的士兵，口音不同，沟通困难，习俗又大大相异。凑到一起，难免自己人起冲突。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各省士兵的内讧，就一个接一个，湘勇和粤勇，连日攻杀，闹得广州没有宁日。轮到内战了，这样的事情当然依旧少不了。

西方人笔下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八旗骑兵、勇营火绳枪兵和蒙古骑兵

绿营平时军饷有限，又要遭遇长官克扣，所以，士兵们每每把战争，尤其是对内战争视为挣钱的好机会。所以，外省的士兵到了广西，纪律极差，到处烧杀抢掠，逼良为匪的事，干得非常起劲。在这种动荡时刻，等于是用自己的手，为自己挖坑，没有民众会支持他们。战斗力最差的，是人数众多的贵州兵，在围剿太平军过程中，他们曾经创造了一千人不敌太平军七人的战绩。地方团练，按道理说，战斗力要比正规军要强。但是，团练往往有很大的地域局限性，太平军在广西，滋扰的地方不多，在没有被滋扰的地方，团练照例是不会出头帮政府打仗的。这样一来，战事就变得无法预料了。

起事的洪杨和他们的兄弟，的确是一群胸无大志的农民。他们最初，似乎就是想在紫荆山区关起门来称王，做割据一方的土霸王。遭遇重兵围剿之后，突到永安，就开始长做打算。在城外各个要隘修筑营垒，挖断山梁，修建寨栅，并且建筑炮台，安设大炮。重新加固了永安州的城墙，并且在城外修建长墙两道，把各个据点连成一气。当然，也囤积了大量的粮草。看这个架势，似乎又要打算在永安长久割据。

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在永安期间，做了一番制度建设的功夫。永安建制，在后来被特别称道，说它在制度上保障了太平军的战斗力。但事实上，永安建制只是让太平天国在架势上更像一个王朝了而已，对于军事方面的作用，并不是很大。按照《周礼》建设的军制，其实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军事体制。其作用，只是细分了这支农民军的上下等级结构，对于作战，谈不上有特别突出的作用。

太平天国这种小家子做派，实际上给清军提供了特别好的机会。如果参加作战的清军，哪怕能有鸦片战争时的战斗力，太平天国也会被扼杀在萌芽里了。比较起来，此时的太平军比乾嘉时的白莲教农民军还要笨拙，严重缺乏机动性，只知道待在一个地方被动挨打。但是，剿灭太平军的清军实在是太无能，太孱弱了。而太平军又要比当年的白莲教，凝聚力更强，士气更高，战斗力也更强。

在某种程度上，太平军是被清军强力的围剿，给逼出了山区，逼出了广西，最后才闹大的。以清军这样的作战能力，如果不加围剿，任由太平天国割据，做他们的山大王，也许结果会好得多，至少不至于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迅速壮大，差点颠覆这个王朝。这样的结果，对于广西当局，当然是好事，既然没有能力剿灭太平军，以邻为壑，把祸水引向湖南，对自己当然是好事。

太平军在永安这么个弹丸之地，居然固守了半年。最后如果不是矢尽粮绝，料想不会突围的。只是，一旦太平军突围，清军居然就是拿不住他们。虽然截下来大批老弱家眷，包括一个投入太平军的一个湖南天地会的头目洪大全，此人其实这个时候已经跟太平军闹翻，沦为阶下囚了，让清军拣了一个便宜。清军居然把这个人，当成太平军魁首向上报功。事实上，太平军的主力，并未受损。永安突围，失掉了辎重和家属，这样一来，反而让太平军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迅捷了。

突出重围的太平军，做了一个相当英明的决策，直扑省城桂林。由于重兵围困永安，省城桂林实际上是座空城。幸亏太平军动作不够快，让提督向荣带队先一日回防。由于太平军缺乏攻城的大炮，同时桂林城墙又足够的坚固。所以太平军转道向北，攻下全州，然后进入湖南。

1851年9月，太平军攻克广西永安，之后相继建立各项制度，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史称“永安建制”。图为洪秀全在永安发布的建制诏令。

太平天国前期形势

虽然在这一系列行动中，太平军损失了大部分的家眷和辎重，包括一部分老兵，连最有威望的冯云山，也在进入湖南之后，中了江忠源团练的埋伏而阵亡。但是，进入湖南之后的太平军，却得以进入一个民风彪悍、心怀不满的游民遍布全省的地方。天地会在两湖有很大的势力。这些天地会原本就是游民的松散组织，各地说各地的话，碰上这么个大靠山，靠上去，顺理成章。大批的游民和天地会成员来投，让太平军陡然壮大起来。洪杨在广西境内，虽然也有数万之众，但多数都是不能打仗的老弱妇孺。太平军能真正成为一支可怕的力量，关键在于进入了两湖。自古“两湖熟，天下足”。但两湖也是一个王朝末世社会矛盾尖锐的地方，这种地方从来不乏喜欢闹事起哄之人。太平天国，对于清朝而言，从此由一个出现在广西的局部病灶，变成了心腹大患，几乎撼动了整个清王朝。

至于太平军为何不南下广东，而选择北上，很可能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打算在广东发展。广东是土籍人的天下，士绅宗族势力强大，由士绅领导的地方团练，对付英国人不足，但对付客籍的太平天国还是绰绰有余。加上太平军从永安出来之后，北扑桂林，桂林没有打下，就顺势向北了。在历史上，一上来就胸怀远图的农民起事者是很少见的。割据偏安，每每是他们本能的选择。如果割据不成，招安也是比较好的选择。越闹越大，每每都是官军的围剿逼出来。如果围剿的官军足够强大，就可以将他们剿灭，如果势均力敌，最后不是任其割据就是招安，如果像此时一样，官军弱不禁风，那么只能把事变越激越大。

天父天兄下凡

上帝和耶稣下凡，在太平天国，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只要杨秀清和萧朝贵活着，他们就屡屡让上帝和耶稣降到人间，对太平天国的大小事情，一一操劳，频繁下指示，事无巨细，都要过问。

不用细想都知道，所谓的天父（上帝）天兄（耶稣）下凡，不过是杨秀清和萧朝贵两个换了马甲出来说话而已。对于太平天国这样一个神权体系，尽管在现实中他们的地位也很高，但换上这副马甲，权威性就达到了顶点。

从留下来的天父天兄下凡记录来看，萧朝贵显然对于洪秀全比较尊重，也相当在意。所以，下凡的耶稣，不厌其烦地借耶稣之口，重复当年洪秀全跟他们反复讲过的那些他上天之后的故事，也就是那些奇异的梦——怎么见的上帝，上帝长的什么样子，穿着黑龙袍，头戴高边帽，金色的胡子，拖到肚子上等等。还重复过洪秀全如何见到孔子在上天受罚的说法，说是因为这个老夫子教人的书，多有错误。不仅如此，当发现洪秀全的妻子对丈夫有所不敬之时，天兄还特意下凡，教训“弟妹”，让她好好侍奉丈夫，否则“云中雪（宝剑）飞”，取她的首级。

1857年，太平天国刊印颁行了经典官书《天父诗》。其中收选了500首诗文，主要内容是天王洪秀全指导和约束宫中后妃的教条，也涉及其它内容比如对太平军官兵的精神控制。图为《天父诗》书影。

但是，杨秀清就不一样。他绝少给洪教主帮忙抬轿子，一张嘴，完全是模仿老子教训儿子的口吻，上来就教训洪秀全。天国这个洪教主，也的确有问题。太平天国是实行禁欲政策的，从一开始就男女分营，越到后来，禁欲愈甚，夫妻之间，都不能过性生活。但我们的洪教主，却有一群妻子。在永安的时候，部众不过数万，他就有了36个老婆。天国的势力越是扩张，他的妻子就越多。到了定都天京之后，据说已经有一百上下了。原本一介农夫，骤得大富贵，多弄几个女人，自是没法子的事情。但是，弄多了，又不会像皇帝那样，设置制度，排好等级，利用阉人进行监视驯化。更不会像当代的某些大贪官一样，按照MBA的模式进行分类管理。他自己的脾气又爆，跟女人在一起，动辄拳脚相加。即使某个妻子怀有身孕，也毫不假惜，每每抬脚就踢。俗话说，仨女一台戏，何况这么多？这一群来自各地的女人，陆续进宫，既无太监，也无制度管理，凑到一起，能有多大的纷扰，可想而知。洪秀全无论怎么动粗，也弹压不住，宫里经常鸡飞狗跳。

所以，杨秀清就经常出面，借上帝之口，两边调停。一边开导洪秀全，不要太过分，总是打人，实行家暴；一边训斥众娘娘，要听话，守妇道。在萧朝贵没死的时候，这种事都是萧朝贵出面，似乎做兄长的（在天国的家庭谱系中，耶稣是洪秀全的长兄）干这种事比较合适，但可惜萧朝贵在攻打长沙的时候就死了。萧朝贵一死，天兄也就没了声音，再不说话了，所以诸事只好由天父代劳，频繁下凡，调解洪秀全的家事。甚至连宫里的女官，也经常闹得乱七八糟。洪秀全不是摆不平这个，就是偏袒了那个。好的时候，比蜜都甜，糟的时候，一样是拳打脚踢。还在永安的时候，太平天国建制，就有了女官，用于料理宫中事务。用女官不用太监，按道理是个好事。但是这些女官，面目不清，她们除了料理宫中事务，跟宫里的大王，也不清不白的。别的王宫，女官还算安静，唯独洪秀全宫里的女官，总是有麻烦。有了麻烦，洪秀全又摆不平，所以，也得天父出面打理。跟调停洪秀全家务事一样，天父辛辛苦苦两边说话，一边要女官听话，一边要洪秀全念在这些女官的亲人大抵是太平军的功臣的份上，别太过分。

天父下凡，频繁纠缠于洪秀全的家事，有时，连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的教育和训导，天父也得操心，担心他随意出外游玩会淋雨生病等等。洪秀全给儿子起了乡气到家的名字，指望他有齐天的富贵，然而对这个儿子的教育，却一塌糊涂。不仅读书识字不行，连品行也十分的顽劣。也难怪总是让“爷爷”放心不下。

总让上帝爷爷操心的幼天王洪天贵福

当然，天父下凡，更操心的是洪秀全的品德。大概洪秀全总是对周围人发火施暴的事儿太多，让杨秀清看不惯，所以借上帝下凡，频频指示洪秀全，不仅要像他（上帝）一样，有刚烈的性子，还要有仁德的胸怀。既然洪秀全是上帝之子，那么各种性情都要跟上帝一样。下凡的上帝，有时候会压不住火，要责罚洪秀全，杖责他。每到这种时候，北王韦昌辉就会出来说情，愿意替秀全领罚。洪秀全则匍匐在地，一定要领罚。上帝也就顺坡下驴，饶了他这个不省心的二儿子。

有意思的是，每次上帝下凡完了，装神弄鬼的杨秀清醒来，都会装模作样急切地问在场的北王，上帝到底说了什么？当北王复述完了，他在感谢上帝之后，又会转过来替洪天王说话。甚至说，天王的过错，就是他的过错。这个上帝大家庭，戏演得真是不错。

当然，除了教训儿子，替儿子打理家庭琐事之外，上帝下凡，也干点儿正事。比如说，在永安的时候，就处理了一场内部的叛离事件。太平天国在永安，是处于被围困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难免军心摇动。有一个军帅周锡能，借口回家乡带出信拜上帝教的乡人，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离开了大营。但回来的时候，不仅没有带人来，连同去的随从也不见了踪影。大概是杨秀清已经觉察了周锡能的反常，早就派人盯梢，发现种种不轨迹象，便派人将周锡能拿来。当着周锡能的面，上帝一次又一次地下凡，亲自审讯这个叛逆。开始是好言相劝，说他无所不知，肚量特别的大，劝周锡能快点儿坦白，说了实话就没事了。周锡能则反复抵赖，就是不说。下凡的上帝，像个断狱的老吏，一点点抛出疑点，步步紧逼，最后，天父说，你昨天晚上跟几个同谋说了什么，你当我不知道吗？周锡能听闻此言，只好招供。说他被妖人（清军）迷惑，答应了对方里应外合，攻破永安。破案已毕，天父还不肯回去，又一一责罚了跟周锡能有关的太平军负责人，最后才算完事。

最后，尽管天父肚量特别大，周锡能也坦白了，但他还是被处死。临刑之前，他幡然悔悟，大叫道：“众兄弟，今日真是天做事，各人要尽忠报国，不好学我周锡能反骨逆天。”他的妻子蔡晚妹也大骂，说当初曾苦劝他不要做这样的事不听，今日连累我母子也一同被你害死。

通过审理此案，天父的全知全能是被证实了，但大慈大量却好像名不副实，周锡能招了，并未被宽宥，连他并不知情的妻子儿女也一同被株连。

由于此事在清方的档案中，找不到丝毫的记载。所以，是否真有这么一回事，还是一个谜。也许，是由于情势紧迫，周锡能生出动摇之心，有了一些可疑的举动，被东王杨秀清觉察，借天父下凡，生出这样一个案子来。这个由天父直接审理的案子，其实主要是做给太平军其他人看的。众教徒看了之后，别的不讲，军心是会有所坚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周锡能就是那颗当年曹操用来安定军心的人头。

在中国，无论上层还是下层，都有一些天生的权谋大师。一方面是本能，一方面是文化的滋养。只有对天赋异秉之人，文化教育（包括民间的小传统教育）的滋养，才会格外起作用。杨秀清，就是这样的一位权谋大师。天父下凡，就是这种权谋的一种。对于那些原本就有些相信天父天兄的拜上帝教的信徒来说，天父频繁下凡，而且展示出如此的神机妙算，全知全能，焉能不为天国卖死力呢？

只是，人们都难以摆脱路径依赖的魔咒。只要一种方法行之有效，就会产生对这个方法的严重依赖。类似周锡能案的审理，下凡的天父，已经完全超出了原来人们印象中降僮附体的套路，根本就不像神灵附体，而是老吏断狱——一个真实的人，在审理案件。这样的换马甲出来的动作，瞒教众也许可以，瞒核心层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杨秀清已经被赋予了指挥全权，却依然喜欢频繁地换着马甲出来。因为在这种时候，他不仅一样可以处理政务，而且也可以将洪秀全仅有的神权也剥夺干净了。当然，当年如果杨秀清一时兴起，干脆借上帝的名义将洪秀全废了，也就没事了。但洪秀全长期的恭顺，却让他产生了错觉，觉得可以将这样的戏一直演下去。他不知道，他演得上瘾的把戏，实际上不仅让洪秀全愈发难以忍受，而且也惹到了核心层的其他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平天国的裂痕，实际上，就是由天父下凡引起的。

大天堂与小天堂

投身太平天国的人，最初当然多数是出于避灾避劫的本能。在大乱将至之时，任何一个民间教门争取民众，都是这套路数，所谓入教避劫。但是，一旦进到里面，真正跟官府开战，仅仅有避灾劫的动力，就远远不够了。这时，天堂的愿景，就比较重要了。

基督教对于天堂，没有清晰明确的描绘。好，是肯定的，但怎么个好法，没人说得明白。在某些地区，传教士会凭三寸不烂之舌，具体描绘一番，但这样的描绘，并没有载入传教的文字。而基督教的神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学理的气息，不屑于描绘天堂的图景。总体而言，彼岸的理想之地，在基督教里，还是比较含混的。也许，越是不清晰，越能激发人们的自由想象。但是，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了具象神的崇拜、具体好处的获得的宗教活动的人们，这样的抽象而含混的天堂，显然是不够的。对于需要玩命造反的人来说，不仅不够，而且不行。所以，在拜上帝教的视野里，天堂是具体而清晰的。

洪天王对于天堂的描绘，不强调清水绿洲，但一样的实在。进了天堂，就有吃有喝有穿，能过上好日子，即使是最卑下之人，也可以绫罗绸缎，山珍海味。只要放胆杀妖，即使人死了，也一定能进入天堂享福。这一点，符合中国人的心理。

洪天王创作的“原道三部典”

然而，这种死后方能进入的天堂，对于中国人的诱惑力不大。当年佛教进入中土，对佛国净土的描绘，超越了任何一种宗教的彼岸设想，但是，吸引中国人向佛的动力，却并非这种彼岸世界的美好，而是佛家高僧们的法术，以及各种现世的、具有现实利益的道场轨仪。正是由于高僧们通俗的讲道，具体而微的发财、求子和升官道场对应着种种可以兑现的诱惑，才使得佛教在中国站住了脚。

所以，太平天国有了小天堂的说法。小天堂是相对于原来的天堂而言的，小天堂一出，原来的天堂就成了大天堂。大天堂在天上，小天堂在地下。大天堂是彼岸的，小天堂是现实的。小天堂在哪儿？按洪天王的说法，哪里有天国的朝廷，哪里就是小天堂。“神国在地，是上帝的小天堂，天朝是也。”显然，他太一厢情愿了，也太理想化了，连杨秀清都不能认同。小天堂，在太平天国的老战士眼里，就是传说中富裕的江南地区。这就是为何洪秀全按照书本的说法，要逐鹿中原，想进军河南，在开封建都。但是太平军实际上却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攻克南京，把南京当作天京，做了天国朝廷的首都。这个六朝古都，繁华胜地，才是多数来自广西老战士以及众多两湖的参加者想要去的地方。

农民起事造反，的确有被逼无奈的成分，受到情势、地缘纷争、权力压迫等多重推动。迈出这一步，其实不容易。但是，一旦真的做起来，而且做大，则必有真金白银在里面起作用。没有现实的好处，谁肯卖命？在这方面，农民都是短视的，他们要的是眼前的好处，哪怕得到这个好处之后，洪水滔天。历史上，农民造反的队伍，只有士大夫进入，而且能主导方向了之后，才会有长远的打算。但是，太平天国却始终只是童生这个阶层的小读书人和流民在主导。作为天国的君主，洪秀全也就是表示了一下逐鹿中原的意思而已，一旦遭人反对，也就放弃了。所以，所谓的开封建都，只是后来研究者们的遗憾。其实在当时，太平天国的多数领导者，根本就不可能看上那个早已破落的中原故都。建都开封，在太平天国，仅仅是一种说法，昙花一现的说法；一点无关紧要的争议，而且有幸留存下来了而已。其实，真心要打天下，定都南京也未尝不可。当年朱元璋，就是凭借南京夺的天下。北宋之后，整个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还选择开封定都，从经济上就不占理，粮食都得靠南方漕运，在战时，大局未定，这个漕运怎么个运法？

但是，定都南京之后，北伐却无论如何都是要做的一件大事。不这样，就无法“驱逐鞑虏”，推翻满清、作为新朝，这是应有之义。当年朱元璋北伐，动用主力25万余人，而当时的元人，已经是强弩之末，但此时的清朝，明显力量要远远大于当年的残元，它毕竟还能调动全国的力量，太平天国的南北东西几个方面的清朝官员，都还听命于满清朝廷。如果太平军能以主力北伐，胜算虽说大一点，但也不能说一定会取胜。但无论如何，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带领的两万余人的一介偏师，显然无法完成这个任务。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清朝的主力军队虽然不中用，但预备队蒙古骑兵尚在。北方的地方团练，也有战斗力，整体上，这几方面力量，加起来大大超过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怎么看，林凤祥他们都悬。

当然，如果按杨秀清的算计，北伐的两万多人就够多了，其中广西的老战士，多达3000余人。当初他们全军从广西突围，能打仗的也就是两万人。如果进军顺利的话，北伐军可以沿途招人，一路过去，就成大军了。当然，太平军北伐，如果经苏北进入山东，而后再扑京师，也许会有这样的效果，就像太平军永安突围北上，进入两湖那样，恰巧进入了一个流民特多，动荡最甚的地区。苏北和山东，就是这样地方，当地的捻子，早成地方之患。可是，太平天国的北伐军，鬼使神差，偏偏从安徽进入河南，然后在山西和直隶来回拉锯。北伐军在这几个地区，除了皖北有少量捻军加入之外，兵员收获不大，北伐军扩军的幅度有限。河南、山西和直隶，恰好是清朝统治相对安定的地方。又加上南北方的口音习俗的差距，北伐军跟当地居民沟通有困难。一路打过去，还不幸困于怀庆府坚城之下，将近两个月，等打到天津独流附近，已经挨到严冬了。南方人就是南方人，乍到北方，水土不服不说，赶上严冬，的确受不了。精锐耗尽的北伐军，于自己不习惯的严寒里，在蒙古骑兵和地方团练的合围下，也就只有全军覆灭之一途了。

在今天看来，开封与南京建都之争，似乎决定了太平天国的命运。南京的选择，出于东王杨秀清帐下一个湖南老水手的建议，说南京城坚粮多，而开封城小无粮。其实，这个老水手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开封虽说是北宋的古都，但此时已经不适宜做国都了，粮食需要依赖漕运，在地理上，也没有什么优势。从唐宋到元明，政治中心东移，已经是大势所趋。所以，从情势上讲，在开封与南京之间，选择南京其实是对的。问题不是建都在哪儿，问题的核心是北伐。以当时的情势而言，北伐必须要全力进行，当年朱元璋也是定都南京，然后兴师北伐，不是一样得了天下？太平军拿下南京，气势正盛，此时湘军还没有影儿，清朝政府捉襟见肘，拿不出可战之兵。如果太平军能在此时倾全力北伐，一口气打到北京城下，从来没有守城经历的满人皇帝，多半要走路。如果满人皇帝真的逃出关外，那么关内的人心就会为之大大动摇。到了这种时候，太平天国就真的有机会了。

杨秀清的错，不在听湖南老水手的建议，不北上而东进，定都南京，而是错在没有倾力北伐，把主力都放在了西征上。而所谓的西征，就是为了巩固以南京为中心的根据地。事实上，杨秀清等一大批天国将士，的确把江南当成了他们的小天堂。也许潜意识里，就有一个偏安的格局。广西跟江南相比，富庶程度，的确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日子差得不是一般地大。一群穷惯了的农民，到了江南，就盯死了江南，不思进取，再正常不过了。事实上，北伐失败后，太平军并没有再图北进，这种唯一能取代清朝的战略选择，居然被这样轻易放弃了。洪杨二人，都接受了偏安长江中下游的现实。后来崛起的湘军统帅曾国藩，看穿了太平天国的小算盘，坚持从中游开始打，顺流而下，一步一步，一城一城地攻取，牵住了太平天国的牛鼻子，而太平天国，却只能被动挨打，太平天国整体上陷于战略被动。失败，只是早晚的事了。

小天堂，最终坏了大事。

滥官的诱惑

一般来说，只有到了王朝的末世，朝廷的官才会滥。官爵之滥，多半是因为财政出了状况，皇帝或者说朝廷没钱花了，卖官鬻爵，弄点银子。正经人说，官爵是朝廷的名器，名器一滥，天下就危了，但末世的皇帝，哪管得那些，混一日算一日。客观地说，名器滥，王朝危，是从长远看的。就眼前利益而言，官爵泛滥，不仅可以得到银子，而且还有争取支持者的好处。买了官爵的人，有哪个乐意王朝倒掉呢？

起事造反的草根们，有长远打算的不多。所以，历代农民造反，拉起队伍，大抵滥封官，丞相将军一大把。但是，这样滥封的农民造反队伍，每每做不大，太平天国是个例外。太平天国的官制，是在永安期间建构的。文武不分，诸王之下，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按道理，这样的官制，应该是金字塔结构，上小下大，但实际却未必。丞相从开始就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每官设正丞相、又正丞相、副丞相、又副丞相各一人，一共有二十四个丞相。诸王各自开府，每个王之下，都有六官尚书，尚书也是一堆。而后又设平胡丞相、恩赏丞相，以及大批的职同丞相。结果是满朝丞相，尚书更不知有多少。甚至连后来在丞相之上添加的天将一职，也是越添越多，到处都是职同天将。但是，最底层的卒长、两司马、伍长之类却不滥，从不设“又正”“又副”的名义。

太平天国开科取士，开国诸王各自开各自的科，于是状元不仅可以好多个同时并存——天王的状元、东王的状元、翼王的状元等等，而且每个应试者可以多次考试，此番名次低，可以下科再考。而开科的人也很凑趣，有的时候，一年几试，结果，状元也是一堆。

洪秀全亲笔书写的《谕答天豫薛之元镇守天浦省诏》。“答天豫”为太平天国的官职名称，1858年9月，洪秀全任命原捻军将领薛之元为天浦守将，并升其为“答天豫”。但最终薛之元在叛将李昭寿的诱降下，于1859年3月献江浦、浦口降清，天京形势重趋紧张。

当然，太平天国官爵之滥，末期更甚，滥到了没法看的地步。但他们一开国，永安建制之时，官爵就已经开始大撒把，这种现象即使在历代的农民造反的队伍里，也是不多见的。

洪秀全、冯云山和石达开、韦昌辉他们，都是乡村知识分子，是看过古书，有些历史常识的，设计出这么多官职来，显然是有所本的。事实上，这些官爵，虽说《周礼》的分量重一点，其实是历代官职的杂烩。丞相出于秦制，检点出于五代，指挥则出于元明，尚书则清朝就有。而丞相一职，自秦以后，一直到明初，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即使有副丞相，也一个，不可能太多。尚书是一部之长，也不能很多。其实，老百姓，别的官衔不知，但丞相是什么，尚书是什么，他们是知道的。从戏文上就能知晓丞相是个什么官职，何等地位。平时看了戏文，只是羡慕，从来没想过，这样的好事能落到自己头上。

现在看来，当初太平天国滥设官职，其实就是人人高升一步甚至几步，明明就是一个高级办事人员，或者一般将领，也可以给一个副丞相或者又副丞相，对外，都叫作丞相。多一个丞相，多一个尚书，就多一个感到万分荣耀的造反农民。过去，在戏文里知道，丞相是天大的官儿，现在这样天大的官儿居然落在自己头上，焉能不万分高兴？尚书如此，检点如此，指挥如此，将军也如此。一大群泥腿子，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从前在梦里都不敢想的大官儿，梦里掐自己的大腿，都不敢相信。这样的封官拜爵，对于鼓舞士气，的确是有用的。反正已经是造反了，如果不能被招安，唯一的指望，就是创立新朝。一开始就官封得大点，别的不讲，心理安慰总是有的。

太平军的队伍，核心成员是广西来的老战士，一路走来，老战士都有了大官爵，而且活得越长，官爵越高。太平军很特别，两司马以上，都有自己的旗帜，官越大，旗帜越大。打仗的时候，一支队伍，几乎俩人一旗，大大小小的旗帜，旌旗蔽天。核心成员都是高官，每个高官对应一面大旗，在外面的人看来，都意味着一支规模庞大的队伍。不管每支队伍实际有多少人，但编制肯定看起来很大，编制在旗帜上得以显现，从编制上，就可以吓倒敌人。作战过程中，核心战士分散开来，可以拉来很多老百姓，夹在中间，这些人多半是裹挟来的，但有时人会很多，把虚胖浮肿的编制，落到了实处。从远处看，太平军浩浩荡荡，旌旗招展。事实上，在进军武汉之后，每次交战，太平军都人数众多，单从气势上，就可以压倒对方。很多时候，清军碰到这样的队伍，远远地放几枪，就逃之夭夭。当然，如果对方敢于接战，能打硬仗的，也就只有老战士。这就是为什么湘军每次接战，都是以少敌多，但多数却能取胜的缘故。一个三河之战，太平军十几万人，歼灭湘军李续宾部七千人，已经是了不起的战绩了。实际上太平军的十几万大军，能战的老战士，也不过几千人。但是，如果对手是绿营或者八旗，那么太平军单凭气势，就足以让对方胆寒。

所以，滥封官，也可以说是一种太平天国的策略，一种张大编制的策略，弄假巨人吓唬人的战略，一种让老战士虚荣满满、为之卖命的策略。即使这些广西来的老战士知道他自己显赫的头衔别人也有，但这个头衔本身，已经足以让他们感到荣耀了。为了这个多少辈子梦都不敢梦的荣耀，他们也会为之玩命的。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策略的成功，让天国的领导人产生了路径依赖，越是处于颓势，越是想要通过这个办法来图谋挽回。天国的爵位，原来诸王之下，是天义、天安、天福、天燕、天豫、天侯六等。但很快就泛滥成灾，诸将不得天义，就不满足。升官升得特别快，一岁九迁，一月三迁，犹不知足。天王洪秀全居然在义爵之上，设置天将、掌率、统管、尽管、神策朝将、护京国将等职位，把爵位和官职混淆起来。原来的高官丞相、检点之类，已经成了卑官。最后，连诸王也滥了起来，天国覆灭之际，封王达两千七百余人。但凡有几个兵的将领，新招的土匪、流寇，但凡有点实力的，都成了太平天国诸王。封王封多了，连封号都来不及加，因为很容易重叠。王不值钱了，封王的诱惑就不大了，洪秀全就在王的上面加三个点，造了一个怪字。就这样，也不顶用。末期大规模招降纳叛，拼命封官拜爵，连王帽子也大拍卖。但是，战斗力却每况愈下，滥官的负面效应日趋显现。王爷太多了，谁也指挥不了谁，看上去人多势众，实际上一碰硬，则稀里哗啦。况且招来的土匪流寇，纪律败坏，极大地损害了太平军的声誉。不仅不能成事，反而败事。

吴如孝，太平天国将领，参加了1851年的金田起义，后升任为顾王。

变味的乌托邦

农民造反拉起队伍，建立政权，稍有规模，都必须解决自己的给养问题，建构自己的经济供给模式。从历史上看，农民造反队伍，一般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流寇型，如黄巢、李闯之流，到处流窜，走哪儿抢到哪儿，所有的军资供应，全靠劫掠。一种是换班型，如刘邦和朱元璋之辈，创出一份家业打出一片地盘之后，按照原有的统治模式统治，尽量安定民心，照旧交粮纳赋。还有一些，则是介于两者之间。太平天国，是一种独特的形态，它提出了自己完整乌托邦国家模型，并真实地在某些控制区内（比如天京）推行。但多数地区，却并不认真落实。体制运行成本，大半要靠劫掠来支付。属于一种非驴非马的模式。实际上，若不是一些握有权势的将领，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实际实行换班型统治，这个政权的统治状况恐怕会更糟。

太平天国的乌托邦模型，是由两个文件提供的，一个是佚失了的《百姓条例》，还有一个是《天朝田亩制度》。从各种资料中辑录出来的条文看，《百姓条例》相对简单，只是规定，天下的田地都归天父或者天王所有，所有百姓的出产都要上缴，然后由太平军发给口粮为生。而《天朝田亩制度》则规定得比较细，百姓按口计田，按照太平军的编制，每二十五家为一单位，设一两司马统帅。每家养5只鸡，两只母猪（不知小猪和公猪如何安排）。每个单位设圣库一个，所有的剩余产品，悉数上缴圣库。所有婚丧嫁娶之事，由圣库支取费用，天下一式，任何人不得多用一钱。只是，在这样一个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天堂里，如果天国的公务人员犯了错，却依旧要“黜为农”。看来，设计者也知道，这样的天堂，并不真的美妙。这样的乌托邦天堂，里面没有私财，没有市场，没有交易。所以，也没有用钱的地方。所有底层的天国百姓，都不许私藏金银珠宝。所有人劳作的目的，除了自己的口粮之外，只为了上缴天国。城里也是一样，所有人都分列男营女营，有手艺的进入各种名目的工匠营，没手艺的参加政府组织的劳动，比如修建王府。所有人都只能领到自己的口粮，别的一无所有。没有店铺，没有市场，更没有交易。圣库变得非常庞大，里面发展出各种衙门，负责各个等级的天国人的供应，当然，主要是满足诸王的供应。这样的圣库组织，繁复而且运行困难，这些进城的农民，显然没有这个能力，去建构和维持一个庞大的供给制的体系。贪污腐败和低效率，很快就充斥了圣库的各个机构，什么事都办得一团糟。

显然，这样的天堂，谁在里面都会很难受的。方案提出来了，也颁布施行了。但事实上，太平天国统治区，至少是农村，基本上没有什么地方能让这样的乌托邦落在地上。太平军占了一个地方，人们依旧交粮纳赋。有传教士说，太平天国的赋税比清朝还重，但更可怕的是不时掠夺，所以，在太平军的控制区，人们日子不好过。加上来回拉锯的战争，夹在当中的百姓，真是没法活。刚占领天京时，从各地掠来的粮食尚多，可以维持几十万人大锅饭供应。两年之后，情况就变坏，甚至到了维持不下去的地步。到了1854年春，一般的平民，就只能食粥了。随之而来的是居民大量的逃亡和死亡。到1854年之后，来到天京的外国传教士看到天京已经一片荒芜，只有不足两万人口。除了高大的天王府和一些比较高大的诸王府之外，就是一些残存的低矮破旧房舍，原来南京的繁华街市、庙宇、楼台，全部化为乌有。少许破旧房舍里面住的人，实际上是给官府和王府服役的奴隶。也只有在这个人口水平上，天京才能靠其他控制区的支持来维持供给制。但是到了天京被围困之时，连天王都要吃甘露（野草）了。

除了天京之外，这样等级制的军事共产主义在太平天国并不多见，交粮纳赋依旧是其基本的经济模式。只是，这样的模式，只有在一些比较开明的将领，比如石达开、李秀成和李侍贤等人的控制区域，才能实现。太平军控制的区域，也不都像天京那样，没有商人存在，但能切实保护商业活动的，也只有不多的将领。中国商人，每每只能靠挂上洋人的旗帜，才能安全一点（太平军对西方人，相当客气，因为他们是同教的洋兄弟）。如果赶上一个贪酷之辈，苛捐杂税，各种摊派，比清朝还要多，谁敢不出，就军法从事。而且太平军体系紊乱，你来我往没个准儿。坐地统治者，相对安稳一点，但难保不来流窜的部队，这些部队来了，多半要胡来。就整体而言，太平天国的维持，至少有相当的部分，是靠劫掠。这样的劫掠，在湘淮军的打击下，在越发难以向外发展的时候，就只能对自己统治区下手，结果不是逼人逃亡，就是逼人造反。在太平军的控制区内，居然也出现了反抗他们的农民造反。一支农民造反的队伍，很快就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1853年冬，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是太平天国的建国纲领。图为《天朝田亩制度》书影。

太平天国这种设计出来的模式，平均是切实的，但却只针对底层，对财富的分配，也只在底层有平均的意思在里面。太平天国是一个繁复的等级架构，而且军民合一。从伍长、两司马到丞相、诸王，等级架构非常复杂，层层叠叠。同一等级之人，当然待遇相同，但不同等级，则千差万别。不同等级的官员，不仅称谓不同，旗帜大小不一，连自己儿女的称谓也不同。当然，饮食服饰上的差距，就更大。早在永安建制之时，当太平天国还很弱小，普通成员连肉渣都见不到的时候，诸王就可以天天食肉了。即使是被后人多番称道的《天朝田亩制度》中所说的平均，也只是底层的平均，底层百姓的耕地平均，养的家畜平均，享用的口粮平均。实际上，人人都是具有平均所得的奴隶，这些奴隶在为天王劳作时，可以付出均等的劳动，耕作均等的田地。所有的均等，都没有物质享受的意义。这些人在本质上，跟天国的“公家人”、吃供应饭的不同。公家人如果犯了错，会被黜为农，降格为农民，享受这种“理想”的平均。

同样，太平天国实行禁欲性的制度，男女分营，一度即使夫妻也不能同房。这样的禁欲，在早期，实际上是留战士的妻子在营，作为人质，以防止逃亡和叛变。同时，也避免了过去农民造反的队伍，拖男带女，影响作战的弊病。永安突围，大部分的将士妻女都死掉了，坐大之后，不可能不让这些人不找配偶，到了中后期，太平军人数众多，成员复杂，这样的禁欲制度，基本上已经形同虚设。

太平天国田税单，可见天国的百姓也是要纳粮的。

但是，天国军事共同体的性质，却一直维持着。无论治军治民，一律军法从事。太平天国始终没有自己的法律，也缺乏司法审理系统。无论内部成员还是治下的百姓，只要被当权者认为有罪，就是一个死。滥刑，从天王洪秀全开始，就毫无节制。几个书记员，仅仅是抄写出了点差错，就立刻被拖出去斩首。严刑峻法，乱世不免。但问题是太平天国内部，并非严刑峻法的问题，而是无法无天，全凭有权有力者一时的喜怒，说杀就杀，说放就放。传教士们说，他们在太平天国控制区内行走，经常能看见倒在路边的无头尸体。被滥杀的人，称为“军法从事”。所谓的军法，就是将领一时兴起发布的禁令。但是，这样的禁令，每每朝令夕改，令人无所适从。人们要想得到安全，唯一的办法，是靠上一个有实力的人。

事实上，洪杨内讧之后，太平天国作为一个共同体，已经趋于瓦解。但靠着滥杀造成的恐怖，这个团体还是能够维持。显然，这样的维持，外界压力一大，就撑不多久了。古今中外的例子证明，凡是乌托邦，只要真正落在地上，肯定变味儿。备受后人称赞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这个制度所带有的平均主义，跟太平天国的滥杀和酷刑之间，其实存在本质上的联系。

滥杀的王朝

农民造反的队伍，都比较喜欢杀戮。造反本是杀头的买卖，自己脑袋别在裤腰里闯荡，当然对别人也不大会客气。杀敌对者，是展示自己的威力，杀自己人，则是维系团体立威的必须。绝少有什么“仁义之师”，即使有，也是后来研究者的溢美之词。远的不讲，明末的造反队伍，都以滥杀著名。张献忠自不消说，有着屠川的恶名，李自成其实也比他好不了多少，一直有残杀过甚的名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流民，见惯了残忍，也就把残忍当工具，自然，洪杨的事业，也是这样。

战争过程的残忍和滥杀，两军对垒，彼此都差不多。尤其是久攻不下，一旦得手，每每会有屠城之举。在清军与太平军的交战中，屠城倒是不多见，但破城之后的滥杀，谁也难以避免。夹在中间的民众，被清军指为贼，被太平军指为妖，被滥杀者不知凡几。而清军方面，李鸿章的杀降，臭名昭著，太平军倒没有听说过有这样规模的杀降经历。显然，太平天国的滥杀，不是表现在战场上，而在于平时的统治。

我们说过，太平天国是一个具有清教意味的农民王朝。禁欲，是这个王朝的特色。正因为如此，许多在他们看来是社会恶习的现象，身在其中的人，都是该杀的。在他们眼中，只有用决然的杀戮，才能制止这些行为。这其中，有一些是所谓的不良行为的载体，比如看风水的堪舆先生，算卦看相的。太平天国规定得很细，有堪舆、卜、筮、祝、命、相的分别，但所有的这些人都在被诛杀之列。还有娼妓、女巫、戏子，以及奸淫、赌博、吸烟、吸鸦片的行为人，也免不了一刀。而在清朝，这些行业，包括做娼妓都是合法的，只有吸食鸦片非法，但也不至于判罪，更谈不上杀头。太平天国对于男女之事，防范最严，强奸案中，男的杀掉，女的放走，但如果证明是和奸，则男女一并杀掉。有一段时间，即使合法夫妻同房，都是违法行为，只要被抓住，夫妻双双被杀头，算是违反天条。后来丞相以上的高官可以娶妻，下级军官和士兵不许，夫妻同房之禁，也无形中取消了。但奸淫之事却开始泛滥，尤其是后期招来各种土匪兵，更是无法约束。吸烟，甚至吸食鸦片者，也所在皆有，很多太平军的高级军官，都是鸦片鬼。禁欲的禁令，最后就变成了只对弱势者的一种霸道手段。

《天条书》是太平天国法定出版的宗教文献，共有十大天条，都是十恶不赦的大罪。用来约束拜上帝教会员。图为《天条书》书影。

当然，作为一个宗教王朝，对其他宗教，除了洋人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之外，概不容情。所以，在天国的境内，所有职业宗教人员，道士、道姑、和尚、尼姑都该杀，没有丝毫存活的余地。太平天国称敌人为妖，所有的妖中，除了清兵之外，就是这些其他宗教的神职人员最可恶。受《劝世良言》的影响，太平天国对于反偶像崇拜，特别积极而且彻底。他们把佛道两教的和尚、道士称为生妖，把道观和佛寺里的泥胎神佛，称为死妖，或者一概贬之为“该杀”。比如观音菩萨被称为“观音该杀”，文殊菩萨就是“文殊该杀”。死妖该杀，就是被捣毁、砸烂；生妖该杀，就真是动刀子。但凡太平军所到之处，僧尼道士，莫不闻风逃走，如果不逃走，必定死路一条。这样疯狂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在世界宗教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灭佛的经历，但即使在这种时刻，也不过是强迫僧人还俗而已。对于并无罪过的僧道，见了就一刀杀掉，这样的极端行为，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跟今日的原教旨主义者，倒是有点相似。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太平天国在居民日常管理上的严苛。天国规定，凡是私藏金银者要被杀头。这还可以理解，因为天国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禁止有私有财产。只是，不许民众和士兵私藏金银，但位高者却可以大量的拥有。李秀成在天京城破逃走之时，身上就带着大量的珠宝，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些珠宝，暴露了他的身份。不仅如此，太平天国还不许私藏剃刀，凡是私藏剃刀者，均属于从人变成了妖的行为，要“定斩不留”。这是因为天国反清，不许剃发，私藏剃刀，有抗命嫌疑，所以要杀。进而，发现有剃发，甚至剃胡须、刮面，都是违法行为，属于“不脱妖气”者，一样“斩首不留”。被判定是妖，必死无疑，连有妖气都不行，连降一格的处罚都没有，就是一个杀字。

干活不卖力要被杀，辱骂官长者杀，口出怨言者杀，饮酒者杀，编歌谣、讲故事，不合乎教义的，也杀，看了妖书，收藏妖书的也要杀。什么是妖书？所有的书都是妖书，除非天国重新审查过，再度刊印的（这样的书很少）。所有的邪歌、邪戏一概禁止，如有人聚众演戏看戏，“全行斩首”。也就是说，无论看的还是演的，都得死。书籍还可以等天国重新刊印，但戏剧歌谣则连这个盼头都没有，永远见不了天日，谁碰谁死。在这样一个没有娱乐的世界，即使不是读书人，时间长了，也会受不了。

清朝的死刑，有绞、有斩首，十恶不赦者，才用凌迟。但太平天国的死刑，有点天灯（活活烧死），五马分尸，还有桩沙（把人放在大石臼里舂死）和剥皮，当然也有凌迟。凡是被视为犯了重罪的，都这样大刑伺候。在比残忍方面，造反者一向不弱于统治者。

这么多的“死刑”，到底由谁来判决执行呢？也有这样案例，天国的人犯了事，逐级上报，最后由东王或者天王裁决。但更多的时候，就是负责官员临场发挥，当场就把人砍了。事实上，如此多可以判人死刑的条款，根本就没办法逐级上报。而且太平天国也没有自己的司法审判制度，连成文的刑律也没有看到过。太平天国的统治，最可怕不是酷刑，也不是杀戮太多，而是随意性。每每都是由大权在握者按自己的意愿发布禁令，一旦触犯就是一刀。据旁观的外国传教士看，太平天国根本就没有审判这一说，只要当权者高兴，就可以随意杀人。有的时候，禁令每每是临时起意，禁得毫无意义，而且发布之后，人们并不知情。但是，只要他们高兴，就可以借机杀人。有时抓来了壮丁，一看粮草不够，不由分说，就把人杀了。人是否被杀，往往取决于他碰上的这个太平军的将领精神是否正常。

人性是有天生弱点的，孟子说，不忍之心人皆有之，其实未必，有的人对于杀戮和残忍有着更大爱好。当这样的“天性”被激发出来，在一段动荡的岁月里，一群好勇斗狠之人，能够得到滥杀的特权，的确具有激励斗志的作用。滥杀的团体，对于一些嗜血的人来说，就是天堂。特别是天国还倡导禁欲，禁欲加上滥杀，对于社会上的性格扭曲的激进人士，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对社会上不洁行为的零容忍，是某些极端性格人士的特殊爱好，显然，太平天国给了这些人士一个放肆地施展自己偏好的机会。同时，滥杀还具有“杀鸡儆猴”的威慑作用。恐怖会导致人们的服从，绝对的服从，只要杀戮比较确定地指向“犯规”之人，那么人们不仅会因此而不犯规，而且会盲目顺从。造反者的秩序，每每是恐怖的秩序，为了建立恐怖的秩序，恐怖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况且，但凡农民或者流民造反，本身就是对压迫的反抗，对高等级人群的嫉视和不满，滥杀就是一种最好的发泄方式。

只是，持续的滥杀，可以制造恐怖，也会制造恐慌，含有敌意的恐慌。在两军对垒之际，只要对方的杀戮少一点，对正常秩序的维护意愿强一点，人们就会跑到对方营垒中去。所谓的得道多助，其实就是敌对的双方，有一方稍微讲规矩一点，杀戮少点，就等于是“得道”了。而反过来，靠持续制造恐怖来维持秩序的一方，最终会被人们抛弃。别的不讲，单在经济上，就难以为继。没有人了，哪里来的钱粮呢？太平天国晚期，一样可以聚起百万大军。即使天京陷落，剩余的太平军，也动辄十几万，但往往忽起忽落，严重缺乏战斗力。靠恐怖可以拉来人，但靠恐怖却无法让人为他们玩命作战，只要碰到压力，就会四散逃命。靠恐怖，更没法建立一个正常的经济秩序，用以维持自己的体系。

张乐行与苗沛霖

在太平天国大乱到来之前，安徽的淮上是个捻子与团练并存的地方。捻，在淮北方言，就是一股，一支，一伙的意思。所谓捻子，就是流民的武装，但是，也有村民甚至土豪组织的。恶一点儿的，打家劫舍，滋扰商旅；好一点儿的，主要是自卫，但也会干一点儿违法的事，比如贩私盐。团练当然不需要解释了，属于官方允许地方乡绅办的地方武装。两者一个具有反叛性，一个则是非建制的朝廷地方武装。

虽然两者看起来区别很大，但实际上，在大乱临头的时候，实际的分别并不大。它们都是地方势力办的武装，第一位的目标就是保护乡里。除此以外，什么都可以做。所以，它们在朝廷和太平军之间，往往两边摇摆，有的时候，则是两边都不得罪。团练掘壕建圩，捻子也掘壕建圩，所有危及自身安全的因素，无论来自何方，都会被抵御。

张乐行是淮北涡阳的土豪，私盐贩子，后来成为几股捻子的大头领。这样的人，如果碰上李鸿章，也许就成了淮军将领。可惜，他没有碰上，拉起了捻子。大乱之年，淮上这种地方，盗贼蜂起，拉起武装，退可自卫，进可获利。私盐贩子，只要是头领，跟土匪没有太多区别，由他们拉武装，很有基础，也很是方便。苗沛霖的家乡凤台，离张乐行的家不远，这是个出身农家的秀才。淮上不是富庶之地，也没有读书的传统，一个地方，出个秀才，就是个人物了。只是，大家都在拉队伍的乱世，没人把个秀才当回事。苗沛霖投张乐行做过师爷，没受重视，转过来跟官府混，也不受待见。最终，在吃了很多亏之后，当地的办团练的豪绅们，觉得这个秀才还是真有点道道儿，于是，苗沛霖做了一个乡的团练头子，通过挖壕建圩，训练兵勇，逐渐壮大起来。他据守的村寨，壕沟比别家的深，寨墙比别家的高，所以，被攻破的可能性小，所以，别的村寨的人，投奔他的就多，逐渐地，淮上几个县的团练，都奉他为首领。只是，昔日的苗秀才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称霸一方的土豪。他手上的团练，无非是苗家军，只听他一个人的。

其实，在太平天国乱时，张乐行跟苗沛霖的地方割据，本质上相差无几。张乐行也多次接受过朝廷的招安，反反复复。即使被太平天国封为沃王，也是听调不听宣，大体自行其是。苗沛霖也是一样，一会儿靠上朝廷，得封二品虚衔，一会儿又跟太平军勾结，成了太平天国的王。两者都像太平军悍将陈玉成说的那样，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只是相对来说，捻子的反叛性要强一点儿，而团练对官府的亲和性要多一点儿，但也只是多一点点而已。

西方人笔下的勇营、清军洋枪队和捻军士兵。

张乐行最终选择了太平军，其时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所以，他的捻军没有干成什么大事，就被彻底剿灭，被俘被杀。苗沛霖干的最大的事，是诱捕了太平天国后期最杰出的将领之一的陈玉成。但是，这样的事情，只能让他在江湖中得到恶名。所以，等到太平天国覆灭，朝廷要跟这些反复无常的地方势力算总账的时候，他被迫反清，最终众叛亲离，不旋踵即被剿灭，跟张乐行一样，身死族灭。

其实，张乐行和苗沛霖做的，是多少代以来中国乡村的精英都会做的事情。战乱到来之际，当然有人会选择逃亡，这最方便。但也有人选择拉队伍，结垒自卫，东晋时的坞壁，就是这样的产物。中原大大小小的坞壁主，大多都是地方精英，有原来的士绅，也有强人和土匪。只要有这个能力拉起武装，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自保。自己所在的地方的安宁，是第一位的。捻子在多数的时候，都是小范围活动，甚至修寨墙固守。后来的捻军进行大规模的流动，是朝廷的围剿给逼出来的。本质上，能够拉起这样队伍的人，都是地方性的精英。他们的行为，主要受地方性的支配。天下大乱，谁知道新朝得胜，还是旧朝能够维持？危险当头，如果能抵挡，则官军来了挡官军，贼寇来了挡贼寇，太平军来了，自然是挡太平军。但是如果对方势力太大，就只能委曲求全，先靠上去再说。整个大乱过程中，这些地方势力，其实看不清动向，很难判断到底谁是最后的赢家。所以，在很长时间内，只能两边押宝。在新旧朝争天下的时候，他们最佳的选择是中立。但没有人让他们中立，只要有这个能力，就必须逼他们选择站边。当年的安徽，是两边拉锯的战场，你拉来，我打去，平民的生命损失无数。为了自保，来不及逃走的老百姓只能选择像张乐行和苗沛霖这样的新时代的坞壁主，求得庇护。但是又难免不被庇护他们的强人左右，去参与争斗，抢掠和屠杀比他们更弱的人群。最终还是落得个被剿灭的下场。官兵来了，百姓是贼，贼来了，百姓又是官兵的人，安徽在大乱之后，千里赤地，无数冤魂，到哪儿诉屈？张乐行和苗沛霖都是皖北淮上人，此地土地贫瘠，民风彪悍，所以，容易产生这样的强人。同时期，皖南没有逃走的乡绅，则更倾向于跟强势的太平军合作。在留存下来的太平天国文物中，有一份翼王石达开给皖南青阳乡绅刘悔庵的凭条，提到这个刘悔庵曾经给本县的太平军师帅进贡了500两银子、20头猪、鸡鸭200只和熟米20担。而且这个刘悔庵还带人亲自来见翼王石达开，贡献了更多的东西，得到了翼王的嘉奖，还回敬了礼物。显然，如果官兵打回来，这些乡绅也会这样孝敬。太平军打到苏州、常熟一带时，当地留下的乡绅，也是分成两拨，一拨顺从，给太平军交粮纳赋，贡献鸡鸭猪羊，一拨组织民团对抗。一般的小民，就只能凭着感觉跟着这些乡绅走，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安全一点。

易知由单，是旧时征收田赋的通知单。也称由帖、由单。单上开明田地等级、人口多少、应征款额和起交存留各项，发给纳户。图为太平天国海盐县粮户易知由单。

一般来讲，对于官方而言，他们对于张乐行这样具有破坏性的捻子，在剿抚之间，只要有能力，往往趋向于剿。所以，捻子变成官军的不是没有，但大股的队伍一般都落得个被剿灭的下场，除非哪个首领在关键时刻叛变，对整体剿灭捻军有了巨大的贡献，此后才有可能转化为官军。官方对于乡绅搞起来的团练，亲和感多半要强些，但是，也不排除经常会出卖他们，让他们打头阵，在关键时刻以他们为壑，牺牲掉他们。苗沛霖的命运，也是如此。在他的团练生涯中，至少有两次，他的反叛，是因为一些官员处置不当造成的。显然，尽管跟官方走得近一点，但像苗沛霖这样的枭雄，是不会轻易让自己和自己的乡亲受损的。玩着，玩着，就成军阀。然而，尽管苗沛霖为朝廷建过诱捕陈玉成的大功，朝中也有人向着他，可是，这样的功劳，也不足以抵消他的反复，抵消他曾经的反叛，抵消朝廷对他的疑虑。一旦朝廷有了这个能力，多半会对他下手。而恰好在这种时候，苗沛霖在朝廷的靠山胜保也倒了。而他自己又不识相，没能早早解除武装，及时贿赂大员，求个平安，反而铤而走险，那么被剿灭的命运是一定了。

头发的故事

太平军又被称为长毛，清朝方面则——概呼之为“发匪”。因为太平军不剃发，不蓄辫，有的时候束发，戴上帽子（冠），扎上头巾，有的时候，干脆披散着。一般来讲，太平军对长毛的称谓是认账的，有时候他们自己也呼自己人为长毛。当然，他们不会认可“发匪”，对应地，他们会回敬清兵为清妖，并不刻意强调他们的异族身份，叫他们胡匪。

英国人笔下的太平军将士，只是这画师太性急，居然把他们画成了短发男子。

太平天国的这种做法，是针对清朝剃发蓄辫的。当年满人入关，为了强调征服的意义，刻意让汉人随他们的习俗，男人需将头顶的大部分头发剃掉，然后将剩余的部分，编成小辫子。这种习俗，早年的鲜卑人就有，因此被称为索头奴。后来，女真人也是这样，继承女真传统的满人，继续这样，而且逼着汉人也这样。不消说，满人的征服，恰在这个头发的问题上，引发了汉人自发的反抗。所谓嘉定三屠，揭竿而起的汉人，其实不是反抗满人进驻，而是不愿意剃发蓄辫。

强迫汉人剃发易服，此前的异族征服者不是没有做过，但都不大成功，最终不了了之。在古代，人们对于事关身体的习俗，特别敏感。对汉人来说，“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圣人信条，是深入人心的。这样的信条，在民间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事关孝道，而且有巫术的意义。人们固执地认为，一旦伤害了自己的头发，就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灾难。而害人的时候，也每每要搞一点对方的头发，施行法术。但是，满人很强大，也很执拗。虽然在推行剃发令的过程中有过妥协，但最终，还是以不妥协的强力推行了下去。而汉人，包括士大夫，也只好以所谓“生降死不降”，聊以自慰，死的时候，不仅穿明朝衣冠，而且把剃掉的头发也装殓进棺材。

只是，到了晚清时节，汉人经过两百年的努力，已经悄然地将剃发蓄辫的满人习俗，给改良了许多。从大部分剃掉，小部分留下编辫子，变成额头前小部分剃掉，大部分留下编辫子。汉人顽强地用自己的努力，一分一分地收复着失地，弄得满人也觉得这样剃发蓄辫才好看。而对于皇帝来说，只要剃发和蓄辫这两个屈服的象征还在，其他的，也就无所谓了。整个清朝，反清的造反，一般都在辫子上做文章，一刀剪掉。所以，只要听说哪儿有人剪辫子，皇帝就神经过敏，要地方官严查。乾隆皇帝，就发过这样的神经，闹得举国上下，鸡飞狗跳，最后才发现，原来是自己见鬼。

太平天国不剪辫子。他们只是不剃发，不蓄辫，尽量保持汉人原汁原味的发式。在太平军控制区域，不仅不许剃发，连剃刀都不能有，谁私藏剃刀，就是阴谋投敌，把自己变成清妖。太平天国对此严惩不贷，发现就要杀人。所以，太平军不仅不剃发，连胡须都不能剃。在太平军统治时间长一点的地区，男人额头前的头发都是比较长的，因为较长时间没有剃了。如果发现一个前额头发短的，不是新来的，就是敌人的奸细。当然，头发最长的，就是广西来的老长毛。对于他们，前额基本上已经看不到剃过的痕迹了。清兵辨别新老长毛，一般都是看头发。

太平军用他们的头发，讲述一个古老的民族主义的故事。以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上说，“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不许剃发，把所有的头发都留着。太平天国的冠服是不是真的复古了？看来未必，只是跟清朝不一样而已。但发式却的确在复古，不剃、不削，保留原样。今天复原的太平天国领袖的像，都经过了今人的修饰，实际上，当年的他们，是可能长发及腰的。

这位太平军军官，多少有点“长毛”的意思。

然而，在现实中，除了少数的檄文之外，太平天国在跟清朝的恶斗中，似乎并不刻意强调对手的鞑虏身份。按照汉人传统的华夷之辨的思路，所谓的胡虏就是禽兽，就是狼犬，不仅无文明，无人伦，而且非人类。强调胡汉的分野，激起汉人的民族情绪，从理论上讲，的确是一种合适的策略。但是，这样古老的民族主义的呼吁，在两广也许还有点儿市场，到了长江和黄河流域，却已经很难唤醒当日的记忆了。由于清朝的满汉隔离政策，亲民之官，多用汉人。同时，清朝赋税不高，徭役不多，很多人不觉得自己身处异族统治之下。甚至对于脑袋上的头发，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了剃发蓄辫，岁月已经将这种原本满人强加给他们的习俗，变成了他们自己的。跟太平军对阵的满人也微乎其微，满眼望去，都是自家同胞。

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天国刻意强调的，每每是人妖之分。自己是人，而清朝人则是妖。人妖的分别，标准不是种族，而是宗教。对于头发，相对于此前反抗者激烈的做法剪辫子（还包括后来的革命党），太平天国则更加温和。无论抓到了清兵，还是对征服地的老百姓，只要求他们散掉辫子，不再剃发就可以了。因此，一旦清兵再打过来，老百姓转投政府军很容易，找个剃刀或者别的替代品将前额剃一剃，刮一刮，再把辫子编起来就结了。在两军对垒之时，太平军投降的人不少，太平军占领的城市，想要逃出来的百姓更多。但是他们往往都会做一件事，剃发蓄辫。因为，他们也害怕清朝的官员计较。而剪辫子的做法，则更像是投名状，无论太平天国之前的反叛者还是后来的革命党人，这样决绝的做法，用意就在于让人没有回头路可走。事实上则为渊驱鱼，对争取民众，效果更差。

这位长毛，头发被头巾拢起来了。

其实，太平天国打出古老的民族主义旗帜，对争取汉人，唤醒民族压迫的记忆，唤醒民族仇恨，是一个非常好的武器。再次易发易服，也是一种很好的策略，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唤醒人们的被压迫的屈辱记忆。但是，最容易有这样记忆的人，是汉人士大夫。对他们来说，在异族统治下固然不舒服，但太平天国拜上帝、毁弃传统、羞辱圣人，令他们更不能忍受。即使有个别民族意识特别强的人，乐意响应民族主义的号召，投奔太平天国，进来之后，也会为这个天国农民领导人所吓倒。所以，长毛这个原本能唤醒民族仇恨的象征，最终，除了作为太平军的标志之外，什么都没剩下。随着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宗教气息越来越浓，士大夫们更喜欢曾国藩的《讨粤匪檄》，而忘记了那个同样文采飞扬的《奉天讨胡檄》。这个变化，在太平天国自己，也有体现。《奉天讨胡檄》里通篇都在骂胡虏，到了洪仁玕再次草拟讨伐满清檄文的时候，已经变成了《讨妖檄文》，里面的华夷之辨的色彩已经淡了，剃发蓄辫这样的事，居然不提了。只有在《钦定军次实录》的宣谕众民条里，才强调一下，“凡欲脱满洲鞑子妖魔之轭，投诚天朝，仍为中国华民者，必须留发。以诠父母鞠育之恩，以顺上帝生成之恩，切不可剃之”。

其实，到了晚清，清初紧张的民族关系，早已缓解。相对于种族的不同，人们更看重的是统治者的行为。在乱世之中，两下争斗，人们只是想要一个比较靠谱一点的统治者。长毛的毛发虽然留得合乎圣人之训，但其思想和行为，却非常让人不放心。长毛的复古发式，眼见得，越来越没有市场了。连进军浙江这样清初曾经激烈反抗满人统治的地区，他们都没有迎来渴望光复大汉天声的人们。

西方在天国

太平天国是一个拜上帝教的教国，而拜上帝教的确跟西方的基督教新教，有着渊源和教义上的联系。虽说洪秀全学的那点基督教教义和轨仪，不过小半桶水，而且后来基本上是按照中国特色，创立了一个中国味道和民间意味很浓的“新教”。但是，至少在天国的人眼里，西方来的洋人，依旧是他们同教的兄弟。对此，广东来的洪秀全，从开始就有这样的认同，而广西的人，最初还比较模糊，当得到洋人的“证实”之后，也就兄弟情深了。他们不像其他的中国底层百姓，至少有一些对洋人不仅充满了好奇，还有天然的敌意。

反过来，在华的西方人，一旦确认太平天国的确跟基督教有关，最开始，对这个农民王朝，也怀有强烈的善意。毕竟在那个时代，在华有势力的西方主要国家，无论是英法还是美国，宗教气息都相当浓厚。太平天国跟基督教有关的消息，零星地来自清朝官方和民间，更准确地则来自香港的瑞典牧师韩山文，因为这个瑞典牧师，见到了洪秀全的族弟，跟洪秀全一起创教的洪仁玕。当这个消息经美国牧师，那个曾经做过洪秀全几个月老师的罗孝全嘴里，通过报纸传递出来之后，在华的西方人一片欢腾。这个时候，太平军正在凯歌行进之中，如果这个西方人意中的“基督教王国”真的落到地上，那么一直困扰着西方的难题，似乎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当然，西方的外交官比较冷静，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英国公使文翰、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的公使麦莲，都先后访问了天国的首都天京。尽管他们都遭遇到了“万国来朝”的困窘，被要求承认太平天国是天下中心，而洪秀全是天下万国的真主，甚至被当作来朝进贡的，但太平天国的天下，比当年马戛尔尼遭遇的清朝皇帝的天下，柔软度更高。彼此间甚至没有在礼节上过多的纠缠，因为天王和东王根本就没心思见外国人，当然也就不在意这些老外是不是需要下跪。

英法公使见了一些天国的要人，比如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而美国公使只跟低一级的太平天国官员打了交道。双方第一次正规接触时，太平天国给英法公使留下的印象还不错，他们感觉到了天国人对他们的友善。当北王韦昌辉发现洋人跟他们信仰一个上帝，而且连十诫都是一样的时候，非常高兴，认同这样高鼻子的洋人是兄弟。同样，英法公使也对太平天国未来充满了期待。一些官阶低一点的天国官员，则对洋人有些不满，他们认为，既然是兄弟，洋人为何不帮助他们打清妖，而且，对洋人贩卖鸦片，也有微词。但是，这些“不和谐”的声音并没有影响到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情绪。美国公使的考察，得出了与英法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太平军信仰的根本不是基督教。如果太平军取胜，西方跟他们平等的交往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很难纠正他们在宗教方面的谬误。自然，西方也就别想从太平天国那里得到什么好处。这个农民的王朝，对于西方文明世界是完全陌生的。但是，美国公使预料，太平军可以打败清朝的军队。

太平军攻占南京后，英国于1853年4月委派的香港总督兼驻中国公使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赴天京（今南京）访问，了解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并企图让太平天国承认《南京条约》，结果遭到拒绝。文翰所乘舰船经过镇江时，太平军镇江守将罗大纲、吴如孝特致书文翰，表明太平天国独立自主、反对侵略的外交政策，并希望英国不要帮助清军。图为罗大纲、吴如孝致英国公使函。

然而，新一任英国公使包令上任之后，造访天京，却吃了闭门羹。包令以书面的形式，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太平天国的体制、通商、英国轮船、能否得到太平天国的煤炭供应等等。结果，他得到了一个来自东王杨秀清的“诰谕”，反问这个老外五十个问题，要他回答。这些问题，有一些是因为太平天国对西方的无知，比如总是问，洋人拜上帝、拜耶稣有多久等等，但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根据洪秀全杜撰的教义提出来的，比如洪秀全是上帝的二子，受命统辖天下各国等等。同时，也回答了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没法提供煤炭，但通商没有问题。得到这个“诰谕”之后，在华的老外们稍微清醒了一点。他们意识到，不能等太平天国夺天下，还得跟清朝打交道。保持中立，是最佳的选择。而这个时候，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在广东打响了。

但是，西方的传教士和一些与太平军特别对脾气的西方人，比如呤唎，对太平天国依旧充满了友善之情。在他们看来，太平天国的宗教，顶多是有点偏差，就像在西方，基督教传到中欧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教义异端派别一样。如果能费心加以改造，是可以纠正过来的。他们的信心，有相当部分来自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此时的洪仁玕，不仅已经受洗，而且成为一个合格的牧师了。洪仁玕可以改造，那么洪秀全为何不能？他们设法让洪仁玕回到太平天国，对这个西化了的洪秀全族弟寄予了希望，指望他可以说服洪秀全，让太平天国改弦更张。如果他们碰巧遇到了某些对西方格外亲和的太平军将领，比如忠王李秀成之类，那他们对太平天国的好感就会更进一层。1860年6月，传教士们探访了太平军占领的苏州，归来之后，对太平天国简直就是交口称赞，他们认同太平军跟他们崇拜同一天父，信仰同一天兄的说法，对“洋兄弟”的称谓，洋洋自得。在他们看来，太平天国比清政府好得多，从心底里充满了友善——这倒也不假。一个传教士进了天京，他发现，赞王蒙得恩的长子，一个位高权重的天国贵公子，只要是见传教士，就必定笑口欢迎，反而对自己的官员，倒是一副冷面孔。出于迎接洋兄弟的急切，有时甚至会让他来不及穿妥帖裤子。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观察逐渐深入，太平军的败象愈加鲜明，外国人的态度变了，不仅世俗的外交官变了，连传教士也变了。1861年，英国来华特使布鲁士根据一些情报，写报告指出，这个叛乱运动，已经没有希望了，没有一个正当的中国人乐意与之合作，而他们的工作，就是烧杀破坏，除此以外，别无所事。连受邀来到天京，跟洪仁玕住在一起十五个月的罗孝全，最终也离开了他昔日的学生。在他看来，他的学生是一个精神错乱者，他的宗教走了邪路，实际上是反对耶稣福音的。而他的政治体系，一直没有一个像样的政府，一切都是军法从事，所有的当权者都是在杀人这条线上走。不是杀他们的敌人，而是杀自己人。太平天国，就是一个专制恶魔。

回过头来看，这些西方人，到底是因为太平军不能成事，才这样心灰意冷，还是因为看不惯太平天国的行事，由失望导致反水呢？这个事情，已经不好说了。反正，在太平天国日暮途穷之际，多数的在华西方人，都撤回了他们对这个农民王朝的支持。当然，说他们都支持清政府，甚至帮助清政府打灭了太平天国，也不确切。在客观上，西方在太平天国后期，的确是帮了清政府一点忙，但真正剿灭太平天国的，还是清政府和乐意帮它忙的汉人士大夫。

天国玉玺印文字。关于印文的读法，在从事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中存在争议，至今没有定论。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在太平天国里，不仅那些对西方心怀善意的领导人，比如李秀成、谭绍光，就是洪秀全自己，也并没有心思跟西方人闹翻。在长江上，只要过往船只挂了西方的旗帜，无论真假，太平军都不会去动它。以至于在上海，买卖西方旗帜，成为一种生意。他们只是不解，为何洋兄弟有时会帮助清妖来打他们。不解归不解，但所谓的反帝行为，在天国依旧是不存在的。西方于天国，始终是一个友善的存在。但是，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天朝上国、天下中心的成见，去努力争取西方的合作，好像西方天然就会帮他们一样。在天国后期，西方越来越明显地倾向清政府的时候，他们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愤怒。这些农民，实在没有这个能力顾及这些。外交这个概念，在当年连清朝的士大夫都没有。

天国木玺。太平天国原有金、玉、木三玺，金玺已毁，玉玺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木玺后来发现于原删书衙旧址的房梁上。

一个农民帝王的后宫生活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在两江总督府的旧址上，毁掉上万家民居，为他们的天王建了一座天王府。这座天王府高大宏丽，不仅仅是一座“皇宫”，而且是天下的中心。天王府的大门前，有一幅“太平天国万岁全图”，展示了天国人眼中的天下：中间是一方大地，地的周围是海洋。大地就是太平天国，中间是天京，天京的中央是天王府。地图上没有北京，更没有香港，日本是一个小点，在图的西北方向，有两个小岛，名为英吉利和法兰西。这个天下的中心，住的就是天王洪秀全和他的众多嫔妃和女官。

洪秀全这个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农民，说不上是理学家，但道学气比他的对头曾国藩还要重不知道多少倍，所以，对男女之大防的讲究，比谁都过分。虽然说，《天朝田亩制度》里明文规定，天下的少妇美女都要归天王挑选，他的确也收罗了大批的美女，从两广客家的大脚婆，到江南的小脚女人，应有尽有。据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讲，洪秀全有88个娘娘。但这应该是地位比较高的天王配偶，地位低的，应该不止此数。进过天王府的外国人说是108个，也有人说，天王的女人有两千三百多人，应该包括女官。而女官的身份模糊，到底算什么，说不清楚。即使只有88个配偶，也大大超过清朝的皇帝，咸丰有好色之名，嫔妃也不过18人，比洪秀全真是望尘莫及。尽管嫔妃众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天王府里没有太监。有的说法是，太平天国不兴这个，也有人说，是因为太平天国王宫里没有掌握阉割的技术，制造不出太监来，抓来了小孩，割一个死一个。

法国画刊刊载的洪秀全与天王府图

天王的正妻不叫后，而叫月宫，因为洪秀全自称洪日，或者日头王，则其妻只能是月。但天父在天上给他找了一个正妻，所以人间的正妻赖氏，即洪天贵福的亲娘，就只能是又正月宫，正月宫在天上呢。赖氏实际上是贫贱之妻，洪秀全富贵之后，对她多少有点嫌弃，待她的态度十分不好，但这个贫贱之妻并未下堂。这一点，洪秀全跟朱元璋类似，都具有农民的朴素道德。洪秀全众多的嫔妃如何排序，有何种等级，现在不甚了了。按洪秀全的喜好，这样的等级肯定特别繁复，但由于深宫的一切，他都不让外人知晓，讳莫如深，所以，人们只知道一个又正月宫。其他的，就只好概称娘娘了。

天王洪秀全排场很大，仪仗众多，如果出行的话，跟东王杨秀清一样，得排上十几里去。不仅如此，每天吃饭，宫门外都排列着大锣数十对，还有几十门大炮，只要天王开吃，大锣一齐敲响，礼炮齐鸣，惊天动地的。过去说贵族是钟鸣鼎食之家，跟洪天王比，都不算什么。只是，这些仪仗队，敲锣放炮的，都在宫门外，不能进宫门半步。宫门内，只有他天王一个男人，连半男人太监都没有一个。特别在乎男女之别的天王，对自己的女人看得特别紧，不允许哪怕别的男人扫上那么一眼。

但是，这样一来，宫里的事儿就有点麻烦，所有的活计，都得女人干了。宫里是一个大家，里面难免会有笨活粗活，没有男人，就都得女人干。

本来，在建天王府的时候，事情看着就有点儿怪。历代王朝，劳役只役男不役女，但太平天国不管这个，男女平等，南京的男女都被赶到了工地上。即使小脚女人，也得挑土挖泥，干粗活，稍有懈怠，就鞭子伺候，抽死白死。从这一点上看，后人说太平天国男女平等，倒也是那么回事。不知道是不是当年的天国治下的女人们，也在女官的领导下，组织了铁姑娘队什么的，跟男人一争高下来着。

但土木建筑，毕竟离不开工匠。所有的工匠，都是男性。所以，天王府的工程，女人还只是做小工，当然，小工的活儿，更累。但是，王府修好之后，接下来一些内部的修整，也涉及一些土木工程，挖地、筑墙之类的，就只能由女人来做了。顶多在实在需要技术的时候，找工匠打个框架，剩下的活儿，均由宫里的女人包了。不是洪秀全特别看顾工匠，舍不得使唤，而是他担心宫内外的男女之隔有了孔洞，他的女人让别人占了便宜。天王府里还养了好些珍禽走兽，这些动物的喂养，也由宫里的女人负责。据说有一次，宫苑里出逃一只老虎，抓捕不及，被宫里的大脚婆娘们用长刀砍死，洪秀全还下令将这只虎剥皮示众。连最后洪天王死了，都是由宫里的婆娘扛出去埋的。曾国荃最后能找到洪秀全的尸体，将之挫骨扬灰，就是因为他找到了埋葬洪秀全的婆娘。

女人不能吃白饭，两广的客家女人的能干远近闻名。一般来说，家里家外，什么活儿都干。出身客家的洪秀全，已经习惯了看女人干活，所以，做了天王，旧习不改，连他的正宫赖氏，都得干活，干体力活。赖氏以下的娘娘们，就更不消说了，所有人都得干活。两广来的大脚婆要干，江南新进的小脚女人，也得做。洪秀全每每亲自督率，自己监工。凡是偷懒的，他扬手就打，抬脚就踢。哪怕人家身怀六甲，有了他的骨血。害得杨秀清和萧朝贵在世的时候，总是得借上帝和耶稣的名义，出头开导他不要对妻妾这样粗暴。洪秀全很好色，拥有如此多的妻妾，但一共才有三子五女，原因就在于他的粗暴。男人这样粗暴，这些娘娘还要干这么重的体力活儿，怀了孩子，也容易流产。娘娘都得干活，至于女官，就更不用说了。反正，宫里的事儿，都得这些婆娘干，不干，洪天王就不高兴，甚至发雷霆之怒。洪秀全亲自做的《天父诗》中，有妻妾十该打“条规”：

19世纪欧洲画家绘制的洪秀全像。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

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

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

有喙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

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这十该打，真的很变态，做他的女人，挺难，里面至少有三条，跟干活有关。如此多的妻妾和女官，每天犯错的人，想必不少。可是宫里又没有太监，责罚起来，都得天王自己动手，其实也蛮辛苦的。真的不知道，当年的洪天王是不是因此而闪腰岔气过。尽管如此，由于天王府没有男人，所以，整个宫殿固然金碧辉煌，但到处都是污秽和垃圾。痰迹和脏东西，触目皆是，墙上都是脏手印。显然，那些娘娘们，做宫室的清洁还是大有问题。这么大的宫室，靠天王一个人，督查不过来。

娘娘们粗活要干，细活也要干。天王是农家出身，天生节俭，手巾手帕，用旧了都舍不得丢。不是没有钱买，纯属习惯。自然宫里的女红，都得这些娘娘和女官们亲自操办。干不好、偷懒，当然也得挨责罚。单单监工这件事，就累得天王不行。但是，天王还是农民知识分子，喜欢写作。每隔两天，总会有新诗文问世，由他自己亲手誊写出来，贴在宫殿的大照壁上。有的诗相当长，比如《全天榜》，记载了自盘古开天一直到明代的君臣事略，长达万言。天王亲自负责宣传部，充当写手，当然也很辛苦。

洪秀全的后宫生活如此忙碌，在脂粉队里，上下撺掇，堪比大观园里的贾宝玉。跟贾宝玉一样，其实都是无事忙。因为他的确无事可做。杨秀清在的时候，所有的事都是杨秀清包揽了，等杨秀清死了，别的人，李秀成、陈玉成他们，包括他两个没用的哥哥，以及后来的堂弟洪仁玕也会替他做。朝政方面的事，即使他想做，也没有人听他的。所以，他只能忙活这些无聊的事，做工头监工，做惩罚妻妾的打手，做宣扬圣威的写手，展示自己的文采。一天忙到晚，累得一塌糊涂，以至于天国还没完，自己先完了。

闹大之后的洪秀全，其后宫生活，构成了他人生的全部。终日混在女人堆里，对她们却没有半点假惜，哭不行，笑不行，抬眼看他不行，面色不喜兴也不行。有贾宝玉的艳福，却没有贾宝玉的温情和风度。这种日子，其实挺变态的。

男女平等之谜

太平天国实行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这一度几乎成了历史界的定论。在那个无条件称颂农民起义的年月，太平天国被夸成了一朵花。当年历史界五朵金花灿烂，其中太平天国要算是农民起义中最金光闪闪的一朵。

太平军里有女兵，或者说曾经有女兵，而且还有女官，分男营女营，太平天国还禁止缠足。这一切，都成了证据。而且，著名的太平天国文献《原道醒世训》里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男女平等，简直是言之凿凿，铁板钉钉。

其实，从本质上讲，太平天国不过是一个受了一点基督教影响的传统型农民造反运动。所有这样的运动，无论在哪个朝代，都不大可能有什么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造反之前，礼教和礼数还比较马虎，一旦成了点儿事，弄出点儿格局来，对礼教和礼数的讲究，比此前压迫他们的统治者还要过分。《原道醒世训》上讲男人是兄弟，女人是姊妹，不得存私，互相欺凌。这是针对大家都是上帝子民讲的。在这一点上，基督教新教也许是有男女平等的意思，但到了太平天国这里，就没有了。

不错，太平军里的确有过女兵。起事之初，拜上帝教的信徒，都是拖家带口参加队伍。广西客家妇女不缠足，家里家外什么活儿都干，抛头露面，比男人本事还大。当初萧朝贵的妻子杨云娇，风头就比丈夫还健（此人即人们传说中的洪宣娇）。洪秀全有一个异梦，她也有。她宣称说，早在洪秀全来的十年前，她也大病一场，灵魂升天，见到一个老人，告诉她十年之后，将有一人从东方来，教汝如何拜上帝。所以，当年紫荆山上，人人传诵，男学冯云山，女学杨云娇。冯云山是比洪秀全还能干的传教人，杨云娇只是后来入教的萧朝贵的妻子。能被众人传诵，可见当时作为客家女子的杨云娇，比自己的丈夫还有名。在紫荆山的时候，把这样的大脚婆组织起来打仗，当然没有问题。事实上，团营之后，女子不仅挖壕沟，修工事，而且挥刀上阵，其勇猛程度，不减男人。但是，自打永安突围之后，进入两湖，太平天国成了气候，逐渐地，我们就看不到女兵的风采了。后来的女官，无论女丞相还是女将军，只是诸王宫里承担杂务的人，没有军政之权。东王府里的女官，在内讧之时，还悉数遭到杀戮。而女营，更是实行禁欲政策的产物，女营里的女人，也只是干粗活的命。后来供给制维持不下去，女营也就没了。至于缠足，也是出于习俗，广西客家女子不缠足，天国当然不提倡缠足，但似乎罕有明文禁令。在当时，缠足与否，跟妇女解放无关。清朝入关之时，也禁缠足。后来戊戌变法时期，受了西方影响的维新派主张禁止缠足，但只是认为可以解放劳动力，多干些粗活，跟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没有半毛钱关系。

接下来，我们发现，太平天国里，年轻有姿色的女子，统统开始进入妻子的角色。天王在理论上，拥有最多的选择权，所有的女子，按制度规定，都要供他挑选。洪天王曾经给他的下属们，按等级规定了可以拥有的配偶数目。但是这个数目限制，很快就被突破了。诸王和诸将，是能弄多少，就弄多少。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在天国根本就没有市场，有市场的是跟清朝一样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唯一跟清朝不同的是，天国的女人，不仅仅要以色事人，而且还要付出劳力。至少，天王府里的众多女官和娘娘，要干粗活。因为王府里没有太监，又不许有男人。粗活笨活，只能女人做。

在太平天国，孔子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但孔子门徒和后世儒家创造出来的礼教，却非常风行。太平礼制，堪称历代最严苛繁复的礼制。不仅官员们等级森严，穿衣、戴帽、旗帜和住宅都有严格的分别，连各自的妻女，称谓也大不相同。天王的正妻，是月亮，最大的月亮在天上，地上的就只能是副正月、又副正月之类。其他的配偶，统称娘娘。东王以下诸王的妻子，也称王娘。丞相妻称贵嫔，检点妻称贵姒，指挥妻称贵姬，将军妻称贵嫱，总制妻称贵媪，监军妻称贵奶，军帅妻称贵姻，师帅妻称贵娴，旅帅妻称贵婕，卒长妻称贵妯，两司马妻称贵娌。至于女儿，称谓也有等级，诸王的女儿，都称“金”，丞相到军帅之女，均称“玉”，而师帅到两司马的女儿，都称“雪”。这一堆称呼，做下属的，想要记住，相当不易。这样的讲究，无疑已经超过了清朝。

太平天国将具有行政、军事、生产等功能的基层组织泛称为馆。他们将男子16岁以下和60岁以上或有残疾的，编入牌尾馆或老民馆；其余则男归男馆或曰新兄弟馆，女归女馆或曰新姊妹馆。图为太平天国女官。

比礼教更吓人的讲究，是规矩。说规矩，《白虎通义》上不过是三纲五常，太平天国则有君道，臣道，家道，父道，母道，子道，媳道，兄道，弟道，姊道，妹道，夫道，妻道，嫂道，婶道，还有男道，女道。其中涉及女子的，女道云：“女道总宜贞，男人近不应。幽闲端位内，从此兆祥祯。”妻道云：“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多了就不抄了，反正还是传统礼教那一套，只是更繁琐。对男女之防，更加在意，80岁的奶奶，都不能跟8岁的孙子在一个房间里。

至于自己众多的妻妾，洪秀全的规矩更大。比如前文所说的洪秀全曾经借天父之口，给她们定下了“十该打”的戒条。反正这些娘娘们左也是该打，右也是该打，左右都难做。

能完全按洪秀全规矩来的娘娘，估计不多，包括他在人间的正妻。所以，洪秀全为这些女人写了大量的诗，现在留下来的有五百余首。这些诗，中间夹了几个天父谕令，大概是当初杨秀清为了帮助洪秀全教训娘子弄出来，全都鄙俚不堪，首首都是打油的格局，无非教导、训导，甚至讥讽这些娘娘们。说她们不听话，有歪心，贱，下贱，像灯草一样的贱，心中有鬼，邪恶，配不上他，等等。反正这个洪天王自打登基以来，一直没什么正事可干。杨秀清在的时候，杨秀清当家，杨秀清死了，就请别人帮忙，由两个饭桶哥哥当家，自己成天躲在深宫里。洪秀全是个暴躁的人，为此，杨秀清不断地借上帝下凡的名义来开导他，但是没有用。内讧之后，杨秀清死了，能管他的人没有了，这个天王就更肆无忌惮了。还好，他的暴躁、蛮横，主要体现在对付宫里的女人上了。反正无论如何，他都不理朝政，成天就督率他的妻妾们干这个干那个，惩罚这个，惩罚那个。惩罚一个，就写首诗纪念一下。打来打去，反正打死了，拖出去埋了就是，也没有人知道。别的君主，哪怕是农民造反起家的君主，都会有自己喜爱得宠的女人，但是好像他没有，所有的妻妾，在他眼里都是混蛋。事实上，他给妻妾们定的规矩，都不是活人能够遵守的，所以也就没有人遵守，大家每天都在犯错，每天都在接受惩罚。没有人像对付明朝嘉靖皇帝那样，尝试把他勒死，已经算他幸运了。这是一个病态的，把礼教讲究到极致的帝王。在这样的帝王手里，女人能有什么地位，可想而知。

所以，所谓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云云，对于太平天国就是一个神话。这样的意识，当年即使在欧洲，也只有极少数思想家才有。非要将之搁在农民造反者头上，只是一种时代性的意淫。这样的神话，其实来自当代的研究者。这些人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总是习惯性地把现代性的光环，加到自己的研究对象身上。其实，身处中世纪外缘的天国领导人，根本就没有所谓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这样的意识。漫说洪杨没有，连在香港待了多年、已经成为新教牧师的洪仁玕，也没有这样的意识。事实上，也不可能有。

农民的科举

从理论上说，科举不排斥农民，但是，有能力参加科考的人，多半须有点资产，一边种地一边复习考试的人，能考上的概率相当低。《儒林外史》里范进这样的人物，只是小说家的创造。小说里讲，他去考试家人饿了三天。那么，不考试的时候，他以什么为生呢？好像小说里没交代他的生计，靠教书吗？显然不行。一个童生，靠教私塾是过不了日子的。洪秀全、冯云山他们都是一边教书，一边种田，教书的收入，仅仅是种田的补充。当然，边种田边教书这样的境遇，复习水准自然不高，考试能力也有所欠缺，所以屡试不第。科举时代，考试补习，已经成为产业。每年进士和乡试得售的试卷，都有人专门编了出来，详加批注，编印成复习资料。有的书院，还专门有人负责讲解。所以，如果不是有钱人的话，必须是特别聪明，有才具之辈，才能有机会。有人说，洪秀全很有文采，只是万恶的考试制度不合理，考官眼瞎，这是不对的。洪本人留下那么多文字，平心而论，真的不怎么样。给乡村文艺宣传队（如果当年有这样的组织的话）编编歌谣、快板书也许还凑合，论考试，无论如何也难入考官的法眼。

不过，造反的农民，一旦成了气候，却特别喜欢开科取士。连大老粗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之后，都开科取过士。只不过取的状元，长得实在俊美，美得让张献忠自己都看不过去，喜欢得紧了，结果给杀掉了。

闹事之前屡试不第的洪秀全，没有这样奇怪的逻辑，但是一样热衷开科取士。建立太平天国之后，他开科取士，至少从形式上，做得很认真，也很隆重。清朝的科举，事实上分成三级：秀才、举人和进士。而理论上，秀才考试，仅仅是入学，考取一个进入官学读书的资格，还不算科举。洪秀全对这样一个把他挡在门外的制度，看来是不大满意。不满意之后的表现，不是把这个制度废掉或者简化，而是弄得更加繁复。

太平天国的科举，分为五级，各有各的说法。第一级，乡试，即乡级考试，由乡官军帅主持。文的考中，叫信士，武的考中，叫艺士。第二级，县试，县级考试，由县监军主持。文的叫秀士，武的叫英士。第三级，郡试。郡试又分两次考试，由郡总制官主持的考试，文的取中叫贤士，武的叫能士；而由提学官主持的考试，文的叫俊士或者杰士，武的叫毅士。第四级，省试，由提考官主持。文的叫博士（约士），武的叫猛士。最后一级叫天试。跟清朝科举殿试类似，有正副总裁、阅卷和磨勘官。这一级，分元甲、二甲、三甲。元甲即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二甲，第一名叫传胪，统称威士。三甲，第一名会元，统称达士。每次考试放榜，奏乐放炮，无论何种名次，均赐给黄缎一匹，红绸两匹，由总裁给予执照，不用经过吏部考试，直接授官。也有人说，就给钱二百文。待遇之低，跟清朝根本不能比。

《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书影。作者商衍鎏为清朝的最后一个探花，他对于清代科举及太平天国科举的研究，更有切身之感。

这许多的“士”，令人眼花缭乱。而且等级如此之多，不能破格越级，只能一级一级地考，似乎应该很难，其实未必。尽管太平天国的科举，排场大，等级多，但应试的人却不多。凡是应试的，基本都能录取。天国那种“破四旧”的反传统风格，洪秀全做梦鞭笞了孔夫子，说他的书教人多错，使得众多士人裹足不前。尽管天国的科举，名义上不考四书，只考基督教的《圣经》，用太平天国的说法，就是新旧遗诏书，但实际上考题都很泛泛，跟《圣经》关系不大。像“同顶天父兄纲常”，“能正天所视”，“真道未知须醒悟”，“大孝终身继有虞”之类，即使没读过《圣经》，也一样可以胡诌几句。文体，当然也还是八股文，这是洪天王熟悉的文体。只是，太平天国特别的反儒举措，加上对士人始终不加信任，即使考取高名，也得不到高官，所以，他们的科举始终吸引不了多少士人加入，吸引力不大。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东王开东试。当时东王杨秀清如日中天，权倾天下，但应试报名者不到50人。东王脸上挂不住，把报名期后延10日，不应者斩。结果也就是来了不到300人，还有不少是朝官。这么少的人参加考试，录取率肯定高。加之考试的考官文化程度也不高，事实上无法评判，断不出高下。所以在太平天国实际的科考中，凡是格式正确，能填满三百字的人，基本上都能过关。等于是但凡识文断字，能来参加考试的，都能拿到太平天国的功名。就算顶级的“天试”，如果一次没得到三鼎甲，已经中了二甲三甲的，下次考试还可以再来，一直考到把自己变成状元、榜眼、探花而后已。除了天王的天试，早期的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的东试、北王韦昌辉的北试和翼王石达开的翼试，各自也批发状元、榜眼、探花。这个天国，送功名就跟送爵位官帽子一样，敞开大门大甩卖，有求必应，弄得状元都一队一队的。规定有乡试、县试、郡试和省试，其实，最后连形式都没有人走，直接就奔进士来了，因为连这样都没有人考。后来为了应付场面，强令军中所有读书人都得来应考，哪个部队没有人来，军帅就得免职。所以，一到考试时间，各部队都把文书账房赶去考场。反正只要应试，没有不取的。即使考上了进士，也还是做文书账房。

这样的科举，当然起不到取才的作用。不管形式上多么繁复，内容都是捣糨糊。事实上，这个天国也没打算通过这个渠道吸纳人才，录取的士人，即便是状元，顶多也就是让他们做点杂七杂八的文字工作。太平天国根本没有建立文官体系的想法，对这些农民来说，读书人的作用，除了记账算账，就是抄抄写写。严格地来讲，连歌功颂德拍马屁，写大块高头讲章，这个天国都不需要。因为天王洪秀全自己，天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也认为天下没有人写文章能超过自己。所以，开科不是为了取士，仅仅是为了让洪秀全过瘾。当年自己低三下四去考试，今天看着众多的士子，低三下四来考试，而自己成了主宰。那个感觉，不是一般地好。

女状元傅善祥后来成为杨秀清情妇，她是天国科举和妇女解放两大谎言集一身的象征。

一般来讲，一个王朝，只要开科取士，就一定能争取到士人的拥戴。连金元这样的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一旦开科，都会聚拢一些人才，挽回一点士心民意。但是，太平天国这样近乎胡闹的科举，却不仅没有争取到士人的支持，反而让他们更加反感。长毛的状元，成为人们的笑谈，让正经的读书人离天国越来越远。

内讧

可以同甘苦，不能共富贵，是草根合伙人的通病。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造反，也是一单生意。一群合伙人，如果从一开始就分出老大哥和众兄弟，那么，坐大之后，闹分家的可能性还不大。在进军途中，敌人尚在，分则大家同死；江山一定，则君臣之分已定，封侯拜爵，除非有特殊的原因，下面的闹事的可能性也不大。太平天国比较特殊，还没造反，拜上帝教由于特别的原因，已经形成了领导结构上的二元体制。洪秀全是教主，后来变成了天王，是君，其他人则是臣。但杨秀清和萧朝贵则可以代天父天兄立言，而且杨秀清造反之后，实际上执掌军国大权。而洪秀全，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君主。

在拜上帝教系统内，洪秀全是创教者，也是宗教知识的提供者。但是他的办事能力比较弱，众多骨干教徒都是冯云山发展的，教内事务也由冯云山打理。紫荆山的教徒和杨秀清等人跟冯云山关系更密切。冯云山被捕时，洪秀全六神无主，仓皇出走，更让众教徒看不起。因此才出现了杨秀清和萧朝贵两人借降神附体，代上帝耶稣立言的事情。如果冯云山出狱之后，能够废掉降神附体这回事，那么当然以后的事情也许就不会那么发展了，但是，就当时而言，冯云山和洪秀全也没有这个力量彻底根除这个隐患，他俩担心得罪当地的教徒，所以，只是将其他的降神附体者掐死也就罢了。而留着杨萧二人的这个特权，对于号召民众，凝聚教徒人心，确实也有用处。

更不幸的是，在起事后进入湖南，冯云山又死了，接着攻长沙，萧朝贵也死了。这样一来，可以实际上制约杨秀清（代上帝立言）的人都没了，洪杨二人，只能直接相对。杨秀清这样的农民，原本就与朱温、朱元璋之流相类，有着天生的狡黠，不识字，但知谋略，作为太平军的实际统帅，除了北伐之外，基本没有犯大错。太平军的凯歌行进，的确他的功劳是第一位的。在战争进行期间，洪杨二人虽也有嫌隙，杨秀清时不时就借上帝之口，折腾一下洪天王，但总的来说，双方还能合作，洪秀全诸事能忍，杨秀清也不那么膨胀。但是，到了1856年，太平军西征打下了长江中下游大批领土，而且先后击破江南江北大营，一时间，清朝似乎气数已尽，拿太平天国没有办法了。这种时候，杨秀清的膨胀，也就到了顶。

农民发迹，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摆谱儿。杨秀清的谱儿，摆得非常大。客观地说，在起事过程中，杨秀清由于具体承担军事行动的指挥权，权力膨胀得相当厉害，而洪秀全委曲求全，也给了杨秀清他所能给的所有荣誉和头衔。在宗教方面，杨秀清是赎病主（基督教里，这等于是耶稣基督）、圣神风（三位一体的中国式表述）；在世俗方面，杨秀清是军师、东王，而且还是九千岁。其实，九千岁这个说法，只见于民间的戏剧，真正的王朝，不可能真的存在什么九千岁，真的变成九千岁，那么皇帝这个万岁，也就悬了。虽然洪秀全是个乡间知识分子，读过书的，但依旧是农民，农民对于小传统文化，戏剧说唱更在意。因此他居然接受了九千岁这个说法，将之实授给了杨秀清。还有一个说法是，杨秀清是“禾乃”，或者禾乃师。禾乃就是秀，天王洪秀全是禾王，杨秀清是禾乃，都是天下万民植株。也就是说，杨秀清这个东王，就等于天王。那么，到底谁是老大呢？

定都南京之后，东王府修建得仅仅比天王府稍稍矮一点，但东王的仪仗，却比天王的还要铺张华丽。从这个城门进去，再从那个城门出来，仪仗根本排不完。单单仪仗，就像一支军队。大权在握的他，实际上把天京变成了他耀武扬威的领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只能看到他在指挥一切，安排一切，有的时候，连处置一个人，都会劳烦他借上帝下凡的名义来走一遭。太平天国其他的将领，包括其他的几个王，在他面前，必须表现出绝对的敬畏才行。不仅对他个人表示敬畏，对他的家人，哪怕亲友，也得表现出充分的尊敬。稍有差池，他就会亲自上门问罪，非得让对方受尽折辱而后已。他折辱过燕王秦日纲，因为后者拜把兄弟的一点小错，最后居然杖其一百。更折辱过北王韦昌辉，动不动就杖责数百。只有对打仗特有本事的翼王石达开，相对来说，他还客气一点。韦昌辉是读过书的人，当初造反起事之时，也属于核心圈中人，按洪秀全的上帝大家庭的排序，也是上帝之子，而且是副军师，仅仅位列杨秀清之下，居然也会被折腾得半死。淫威之下，韦昌辉只能忍着，尽可能表示恭顺，实际上却窝了一肚子的火。

客观地说，杨秀清摆谱儿，耍威风，倒也不是想把这些将领怎么样。也很少真的对这些人做出真刀实枪的处理，更少杀人立威。事实上，他只是要通过一次次的摆谱儿，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让大家包括洪秀全，对他都另眼相看，表示尊重甚至崇敬。但他不知道，这样的满足感，是会自动降级的，不采取特别措施升级，满足感就会效益递减。反过来，受过他折辱的人，心中的不满和愤怒，却是随着他们的地位提升也会跟着提升的。太平天国最高领导层，毕竟只是一个爆发的农民集团，他们还不懂如何处理彼此间的关系。而主导者杨秀清，通过不间断地粗暴地张扬自己的权势，把彼此的关系弄得非常紧张。奇怪的是，对此，他自己居然毫无觉察。

网上拍卖的东王杨秀清手迹，未知真假。

逼封万岁，是杨秀清把自己架上火炉的最后一道工序。杨秀清的满足感、荣耀感，在越来越无法满足的时候，他突发奇想，要跟洪秀全并驾齐驱，同称万岁了。洪秀全的处处忍让，让杨秀清觉得，即使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洪秀全也只能答应。因为，天下是他打下来的，而且他实际上就是上帝，这个天国，怎么可能没有上帝呢？杨秀清说到底，就是一个粗人，作为一个粗人，如果说他对有胆有识、能干事、擅长说理的冯云山还有点信服的话，却从心底里看不起洪秀全。这个拜上帝教的理论家，在杨秀清眼里，一文不值。越是接触得多，他越是看不起这个天王。这个堂堂的天王，连自己的家事、妻妾纷争都得他借上帝下凡的名义来调停，怎么能让他服气呢？所以，他会把洪秀全对他的隐忍和退让，都看成是无能和怯懦。一个步步忍让，一个得寸进尺。但是，要是说杨秀清就此要“谋朝篡位”，倒也未必。这个农民的王朝，原本就不大讲规矩，洪秀全自己是万岁，又没做太上皇，而他儿子也是万岁，一朝两个万岁，这样的事情，在正经王朝是不大可能的，但在这个农民王朝就出现了。既然有两个万岁了，再加一个，也无所谓，无非满足一下杨秀清的虚荣心。这就可以解释，为何都逼封万岁了，杨秀清却跟没事人一样，丝毫没有防范和戒备，不大像一个要篡位的人所为。

然而，杨秀清并不了解洪秀全，毕竟，他不是冯云山，不是跟他在花县一起长大的。洪秀全虽然没有做事之才，也每每临事而惧，却绝非没有性子的老实人。实际上，他的野心比杨秀清还要大。杨秀清是到了这个份上，才想起要做万岁，而他则是受了点科考的蹭蹬，就发誓要另起炉灶，自己做老大了（尽管起初，只是一个教门的老大）。由于自打创教以来，具体的事务都是别人来打理，他自己也缺乏这个胆识和耐心，冯云山死后，他也只能依靠一干广西来的人，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尤其是依赖杨秀清，而且这些人也真的打了半个天下。在天京做了天王的他，只要能坐享其成，人家还尊他为老大，那么，受点闲气，他也就忍了。但是，千不该万不该，杨秀清居然要逼着他封自己为万岁了，不仅封杨秀清为万岁，连杨秀清的儿子也是万岁。一国三万岁，人家还可以代上帝立言，那么，到底老大是哪个，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杨秀清逼封万岁这事，在太平天国的记录里，已经被抹去了。因为杀掉杨秀清之后，洪秀全发现杨的威望还相当高，就给杨平反了，所以丑事的记录也得擦掉。只是擦得还不够干净，还有若干痕迹。但天国之外的记录，却依旧可以证实这事的确发生过。至于杨秀清逼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的缘由，其实用不着多想。一个是实际上的老大，一个是名义上的老大，实际上的老大觉得时机已到，决定用和平的方式让自己变成名副其实的老大，这样的事情顺理成章。他没有像项羽那样偷偷干掉楚怀王，像朱元璋那样把小明王沉了江，就已经够客气的了。以当时的情形，如果杨秀清干脆派人把洪秀全干掉，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要是真这样做了，然后找个理由嫁祸他人，太平天国就是他的了。但是，洪秀全的无能以及一直以来的忍让，让他觉得完全用不着犯这样的忌，冒那个风险，直接让洪秀全把自己抬上位，也就完了。杨秀清周围，是不是有人给他出过这样的主意，是不是有人时常这样撺掇过他，现在已经无从考察了。按道理，这样的权力结构，在这样的情势下一定会有人这样出主意的，即使没有人说，杨秀清自己发念，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他居然没想到洪秀全居然会反击，而他平时得罪的诸王，也给这样的反击提供了成功的可能。洪秀全在危机时刻，迸发出超乎寻常的能量。一面许诺在杨秀清生日那天，隆重举行封万岁之礼，一面派人秘密到江西前线，找到与杨秀清有嫌隙的北王韦昌辉，命他秘密带兵回京，密谋诛杀杨秀清。

死到临头的杨秀清，居然一点儿风声都没有觉察到，看来他真的一点儿都没有想到洪秀全居然会反噬。1856年9月2日凌晨，当韦昌辉和秦日纲带领各自的亲卫部队对东王府发动突袭的时候，整个东王府毫无戒备。此前，韦昌辉和秦日纲进城，理应有蛛丝马迹可寻，但是，不知道为何，杨秀清和他的部将们居然没有听到风声。也许，即使听到了风声，他们也没在意。因为，在太平天国内部，并不存在明显的派系纷争。虽然人们知道杨秀清逼封万岁这回事，但这样的事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至少，在东王府的人看来，这是一个早晚会发生的事情，而且，事情也得到了顺利的解决。

东王杨秀清与北王韦昌辉

就这样，在那个凌晨，在睡梦中，也许还在做着万岁梦的杨秀清和他的家人一道，都被杀掉了。袭击者甚至丝毫没有留活口的意思，杨秀清兴许还在梦里，就已经掉了脑袋。杨的侍从，甚至宫里服侍他的500名女子，也一并被杀掉。可见，行动者内心的紧张，已经臻于顶点，连女色都不能打动他们了。

接下来，就是一场大屠杀。袭击者慑于东王的权势，担心报复，所以，无论东王的部属是否反抗，一律格杀。为了更方便地屠杀，他们甚至布了一个骗局，说是天王谴责北王韦昌辉和燕王秦日纲滥杀，要杖责他们，招东王的部属，到天王府门前观刑。杖责似乎也真的施行了，但放下武器的东王部属，随后被悉数杀掉。血腥的屠杀一连进行了好些天，总共杀了有三万多人。在长江南京下游的江面上，连续几天漂浮着无以计数的尸体。接下来，屠杀被进一步扩大化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所有跟东王站边，甚至受过东王恩惠的人，统统受到牵连，滥杀在疯狂地继续。

太平军的核心，实际上是广西来的老战士，而这一场屠杀，将这些久经阵战的老战士，去掉一半左右。太平天国，元气大丧。

紫荆山领导集体的溃灭

北王韦昌辉对东王杨秀清部属的疯狂屠杀，实际上是多年被责罚、遭羞辱积怨的大爆发，不仅是他个人的积怨的爆发，也是北王府和他部属的积怨爆发。按太平天国的体制，诸王各有一班人马，一套班子，谁牛，谁的部属就跟着牛，谁受气，部属更跟着受气。由于杨秀清不知节制，肆意耍威风，羞辱北王和北王的部下，彼此的积怨非止一日。韦昌辉按上帝大家庭的排序，仅仅次于东王，但由于东王可以代上帝立言，实际上则差了一大截。加上韦昌辉自起事以来，战绩相对比别人要差一点，所以，屡屡遭到东王的轻蔑和责罚。为了委曲求全，北王每每把自己降得很低，尽量低眉顺眼，才能勉强保住自己的地位。事实上，在起事之前，韦昌辉是有身份地位的客家士绅，而杨秀清不过一个赤贫的烧炭佬，当初彼此见面，地位悬殊，现在这样地位翻转，使韦昌辉饱受屈辱，其间的怨恨大到了什么程度，绝难用言语来表述。

显然，这样秋后算账式的疯狂报复和杀戮，只能是越杀越多。因为在整个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作为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没有什么人可以跟他实际脱得了干系，有哪个将领跟东王没有关系呢？杀掉了关系密切的，不密切的也悬了。加上彼此之间的互相猜忌、报复，用不了多久，这个农民造反的天国，就会自己崩塌的。如此追究杀戮下去，将把这个天国杀垮。但是，当时洪秀全即使意识到了韦昌辉胡闹的危险，也没有能力阻止。甚至当翼王石达开意识到这一点，前来阻止韦昌辉的时候，居然差点也被杀掉，不得不仓皇出城，按有的说法，是缒城而出。结果，留在天京的翼王家人和部属，也遭了毒手。这从反面证明，杨秀清实在是一个过于强大的天国领袖，杀掉他的韦昌辉，内心深处，过于恐惧，只能用不间断的滥杀来掩饰。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1831年－1863年），太平天国名将，也是被后世认为天平天国最完美的人物。他是太平天国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十六岁“被访出山”，十九岁统帅千军，二十岁封王，三十二岁于成都慷慨就义。一生轰轰烈烈，为后世所传颂。

直到翼王石达开带来大军，威胁若不除掉韦昌辉，就将攻城的时候，天京城才出现新的变化。毕竟，翼王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最能干，而且战功最为显赫的战将，他的威胁，没有人会掉以轻心，包括天王洪秀全。于是，在一轮新的内讧中，韦昌辉和他的亲信又被干掉了，接下来，领兵在外的燕王秦日纲也被诛杀。韦昌辉这样的滥杀，实在太不得人心了。平和的石达开进京，担纲了太平天国的实际负责人。

但是，经过此番变乱的洪秀全，已经心有余悸，谁都不能相信了。当年紫荆山的领导集体，经此内讧，只剩下了石达开和他。他既然不能相信杨秀清和韦昌辉，自然也无法相信石达开。尽管石达开做了事实上的军政负责人，他洪秀全却对翼王怎么都放心不下。这种时候，能让他放心的，只有自家的兄弟。于是他任命自己两个百无一用的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为安王和福王，让他们与翼王同理朝政，实际上是监视翼王。这两个宝贝，干别的不行，捣乱却还真的有术，使出浑身解数，处处掣肘，让翼王干不了事。翼王既没有军师的名义，也没有代上帝立言的资格，在纷争中，完全处于下风。而想找天王理论，天王又身居深宫，根本不见人。一个担着责任，负责军国大事的人，平白要成天受两个饭桶的气，被他们挑三挑四，指手画脚。翼王年轻气盛，如何忍得了？

嫌隙和矛盾只要存在，在实际生活中每每会被迅速扩大。双方传话的人，有意无意都在扩大双方的纷争，直到有一天，矛盾尖锐到了某一方觉得威胁即将降临。于是，翼王石达开觉得不能再忍了，悄然离开天京，拉起队伍离开了太平天国。这个太平天国紫荆山领导集体中最年轻有为，也最能打仗的领导人，实在忍受不了天王的这两个蠢猪一样的兄长了。即使后来洪秀全表示欢迎他回来，他也不肯。洪秀全的欢迎，到底是真还是假，也不好说，因为，他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表明诚意，把两个哥哥罢免了。离开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实际上有心洗手不干，但情势又不能被允许，一个造反的农民，或者乡绅，已经犯了死罪，唯一的活路，是带人投降清朝朝廷，就像韦昌辉的弟弟韦俊那样。可石达开又不肯这样，就只能继续做造反者。但是，尽管翼王才华横溢，很能打仗，石达开的部属离开了天国，再也没有了过去的精气神，战绩平平。而他自己，也没有过去的豪气，只求找一个偏安之地，苟安一时。从此而后，石达开虽然人马还在，但对清朝再也构不成大的威胁。最后在进军四川的途中，在大渡河畔陨落。

翼王石达开训谕

至此，太平天国起事时紫荆山领导集体，除了洪秀全一人之外，全部消失。起初的六王：天王洪秀全、南王冯云山、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后来加封的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晄一共八人，除了冯云山、萧朝贵和胡以晄战死，石达开自行离开之外，剩下的，包括诸王以下的重要将领，都在这场变乱中折掉了。硕果仅存的洪秀全，经此惨变，又变成一个陷在自己建构的宗教迷雾里不能自拔的半疯。太平天国后期崛起的将领，跟洪秀全相比，都是小字辈，根本没法抗衡，自然也就没有办法矫正洪秀全的昏招。太平天国走下坡路，是必然的了。在此之前，太平天国如果在实践中逐步修正自己不切实际的政策，对拜上帝教进行进一步的改造，逐步争取士大夫的同情，虽说未必能夺了天下，但割据之势也许还是能保住的。但自从天京变乱之后，这个可能性，也已经彻底消失了。

出现内讧的制度原因，是二元体制。但造成二元体制的，却是降神附体形式的代上帝立言。事实上，降神附体这种把戏，如果巫师来玩，由于仪式把握得好，姿态讲究，还能玩得久远一点。可杨秀清不是职业巫师，玩惯了，越玩越不讲究。时间一长，至少周围的人是不会再信了。韦昌辉和秦日纲他们之所以能毅然对杨秀清开刀，实际上就是根本不相信上帝附体这回事。但是，太平天国的最高层不相信上帝下凡是一回事，将这个窗户纸捅破，又是一回事。连太平天国后期最杰出的将领李秀成都相信，杨秀清原本平平常常，就是因为上帝经常附体，变得很有办法，很有能力，指挥打仗，料事如神，何况其他普通的太平军将士呢？高层知道杨秀清所谓的上帝下凡附体，不过是装神弄鬼，但下面不会这样看，神秘的光环，一直笼罩着杨秀清，也笼罩着天国的高层。这个光环，带给了天国太多的好处，一旦消失，而且是通过内讧消失，后果不堪设想。天国的神秘性、神圣性，都将随着消散。

将上帝附体之人杀了，等于上帝也死了。无论怎么解释，也解释不通为何上帝频繁附体之人，居然会被普通的刀剑砍下头颅这个事实。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对于众多太平军将士而言，不啻晴天霹雳。多年好不容易建构的神国信仰，即使没有马上崩塌，也开始摇晃了。广西来的老兄弟，两湖的新兄弟，安徽、江西、江苏的新新兄弟，都知道天国有个上帝，这个上帝经常下凡，信了这个上帝，就有吃有喝。这个上帝，料事如神，指挥若定，指引着太平天国，从胜利走向胜利。突然之间，上帝死了，被自己人杀了，这可如何是好？说白了，太平军就是一支神军，全靠神气维持，一旦神气泄了，士气也就泄了。后来，洪秀全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给东王平反，将东王被杀日定为节日，反而将救驾勤王的韦昌辉，钉死在耻辱柱上，把杀杨秀清的罪过都扣在韦昌辉身上。但这都没有用，没有了杨秀清的天国，再也没有精气神了。天国紫荆山领导集体的消殒，预示着这场带有信仰的农民造反运动，已经丧失了自己赖以振作的神气。

“天父打天兄，咸丰打不通”。一个农民的天国，好不容易走到顶峰，居然就要陨落了。

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

洪仁玕的存在，在太平天国是个异数。他是洪秀全的族弟，两人在一个村里长大，幼年还受过洪秀全的发蒙。洪秀全对于他，既是兄长，又是启蒙老师，当然也是榜样。洪秀全去跟罗孝全学道，他也跟着。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最初响应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冯云山，另一个，就是洪仁玕。他们三个，当时都是私塾先生，洪仁玕入教之后，做得最绝，把孔子牌位都给砸了，惊得学生散光，自己则挨了亲哥哥一顿好揍。其实，他的年龄比洪秀全小，考试的本事却比洪秀全大，洪秀全考到秀才考试的第二级府试就被淘汰，而洪仁玕则五次院试（第三级），就差一点儿，即可做秀才了。洪秀全和冯云山去广西传教之时，他因为母亲年老，需要奉养，不能跟随（也可能是家里不许他走）。等到洪秀全准备起事之时，他前去响应，又被清兵阻遏。在广东就地发动，不旋踵即失败，有幸出逃的洪仁玕躲到了香港，见到了瑞典籍的传教士韩山文，接受了更为系统的基督教教义的训练。随后，由于在香港无法谋生，又回到广东隐居教书为生。到了洪秀全闹大，定都南京之后，“洪秀全的兄弟”这块招牌亮了，再去香港见韩山文，遂得厚待。此前，洪仁玕已经领洗，成了基督徒。在香港期间，他对韩山文系统地讲述了洪秀全的事情。韩山文据此，写出了《洪秀全的异梦及广西乱事的始原》，即后来被称为《太平天国起义记》的文献，成为后世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必读书。

洪仁玕先后在香港待了将近八年，已经成为伦敦布道会的正式牧师。相比洪秀全的文字，洪仁玕的明显要高明得多，而且他的学习能力也优于乃兄。在这将近八年时间，洪仁玕比较系统地了解西方的文明、西方的科学和制度文化的知识。但他却始终有一颗属于太平天国的心。最终，他能够进入太平天国控制区，一方面是由于某些对太平天国还抱有期望的传教士的帮助，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自己始终没有放弃他的兄长，打算用他所学到的知识，改造这个天国。

1859年的春天，经过一番曲折，洪仁玕终于来到了洪秀全身边。正陷于困境的洪秀全见到他，大喜过望，不到一个月，洪仁玕就从干天义，跃升为干王、军师、九千岁。在名义上，初来乍到的洪仁玕，已经坐上了当年杨秀清的位置。显然，洪仁玕骤得高位，未必是福。下面的众将官，已经浴血奋战多年，忽然之间，让一个没有寸功的人坐在他们头上，没有服气的。后来的李秀成在被俘之后的自述里，对洪仁玕就极度地不屑。在这些前线将士眼里，洪仁玕无非就是另一个洪仁发和洪仁达，天王用人唯亲政策的产物。

天王洪秀全见了洪仁玕，就像见了救命稻草，一股脑儿把一堆头衔搁在这个族弟脑袋上，但是，骨子里，他却并没有放权。杨秀清做军师的时候，他麾下的六部，非常庞大，事务繁忙。但干王府里的六部，却只有几个文书，有的衙门，居然堆满了煤，像是客栈。最大的房间，留给了洋教士罗孝全。洪秀全任命洪仁玕做军师、九千岁，任命了，也就完了。大权依旧由他洪秀全自己把着，顶多让洪仁玕给他出出主意，上一些奏章。

即使洪秀全真的放手了，洪仁玕此时也没法一展身手。因为此时的太平军，已经今非昔比。大概洪秀全知道西汉贾谊出的主意，“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在给几位天国后期表现不错的将领封王之后，他很快将几位能战的将领的部将们，都封了王。李秀成、陈玉成、李世贤、杨辅清等人的麾下，都有一堆的王爷。大家都是王爷了，指挥也就不灵了。西汉时，天下已定，现在天下未定，就削弱能战之将的兵权，纯属自寻死路。在这样的状况下，连李秀成、陈玉成他们自己都指挥不大灵光，更何况只有一个空头衔的洪仁玕？

不错，洪仁玕的确没有作战经验，具体的办事能力，也有待提高。但是，他就任之后，提出的先下江浙，然后两路包抄，围攻武汉，解安庆之围的战略，其实就太平天国当时的形势而言，还是相当高明。只是由于前线将领各行其是，占便宜的事就上，碰上硬骨头了，谁都不啃，最后功败垂成，安庆之围，最终没有解。安庆一失，南京就成了孤城，天国的败亡不可避免了。当然，经此一败，即使天京还没有陷落，洪仁玕也就再也没有市场了。即使在天国内部，没有人会埋怨将士不用命，都说战役设计者无能。

洪仁玕是总理天国的军师，他的使命，或者说他给他自己的定位，是制定通盘的治国方略。所以，就有了《资政新篇》。《资政新篇》是他献给洪秀全的全面革新天国政治的策划案，全篇分成“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和“刑刑类”四大部分。这是一个全面效法西方的学习方案，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开创银行、邮政、保险业、发展对外贸易、兴办学校、医院和慈善事业、引进西方文化，当然主要是基督教文化。

这个方案，在报给洪秀全的时候，居然得到了大体的赞同，因而得以颁布。明眼人一看便知，《资政新篇》其实是对《天朝田亩制度》的否定。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私有财产是被尊重的，而贫富差距的存在也是必然的。天国原来那种平均主义的建国方略，跟《资政新篇》格格不入，如果洪秀全有心实行新政，那么旧章就理应废除。可是，《资政新篇》颁布了，但《天朝田亩制度》并没有废止。事实上，在洪仁玕到来之后，《天朝田亩制度》在1860年又再次被刊布。显然，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是可以在洪秀全的脑袋里并存的。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没人知道。反正，哪一个也落不到地上。

《天朝田亩制度》吓走了很多富人，《资政新篇》则鼓舞了若干新人，但是，两者其实都没有落地。对于握有实权的太平军诸将来说，后者的荒唐，甚至远远超过前者。诸将之所以没有落实《天朝田亩制度》，是因为现实告诉他们，照样交粮纳赋，得到的好处更多。所以，在进军江浙之后，那些替城里地主收租的收租局，居然可以借太平军的武力，为他们办事。但是，开办工厂、办报纸这样虚无缥缈的事，则完全是不着边际。在香港待了将近八年的洪仁玕，思想跟新教的西方传教士更接近，但回到太平天国，则过于超前了。即使洪仁玕是个有实权的军师，能够总理朝纲，他也没有人才来推动他的改革。天国里的那些流民出身的将领对《天朝田亩制度》中描绘的景象倒是有点亲和感，对于兴办企业，想都想不明白。反倒是敌对营垒中的某些人，比如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到太平军找过他，后来，进了曾国藩帐下的容闳，对洪仁玕的方案，倒是蛮有同感。

镜花水月的《资政新篇》

其实，做了多年新教牧师的洪仁玕，虽然当初信奉过他兄长的拜上帝教，但时隔多年再相见，兄弟俩的信仰和思想，实际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那些西方传教士们，让他回太平天国，是希望他借助这个平台，改造中国，实现中华归主。但是一踏入天国的土地，洪仁玕就感觉到了自己跟天国之间的扞格。为了实现理想，他不仅提出了方案，尽自己的所能，为太平军规划战略，而且委曲求全，容忍了洪秀全异端的思想和不合常规的宗教地位，也接纳了洪秀全赐给他的若干小老婆。他明白地知道，这是违反基督教教规的，但是，为了不违抗天王，他只能接受。其实，干王洪仁玕在这个农民的王朝，是个异类，他能说英语，用刀叉吃西餐，喜欢听西洋音乐，思想也跟天国的人，格格不入。他的悲剧在于，他拼了全力，直到被俘就义，也没有能改变天国半分，反而给天国添了乱。如果没有他的出现，太平天国离心离德的趋势，也许恶化得还不会那么快。众将官对天王任人唯亲的反感，还不会那么强烈。

洪仁玕出现在天国，对于太平天国的研究者而言，是一剂兴奋剂，让他们感觉到了这个农民王朝的先进性。但是对于洪仁玕本人，却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如果他不回到南京，在香港做牧师，他会一直活得很太平，但是，进了天国，他一事无成，还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

跟泥腿子比开明

洪杨造反，只是做成一个传统的格局，创立新教，也无非是古已有之的教门套路。他们内心里，原来只是打算关起门来做大王的，在官兵的逼迫之下，才被迫要造反夺天下，即便到了闹大的地步，也未尝没有偏安的打算。多少代，治乱交替，这样的故事，演了又演，没什么稀奇。

但是，这样一个传统的故事，却在一个近代的背景下演出。因此，这个故事里就有了洋人和洋枪洋炮。

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并非基督教。但是，闹大之后，西方人，尤其是传教士，却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基督教中华归主的结果，将太平天国的人视为同教的兄弟。各国使节，竞相到南京造访，一些来华闯荡的西方人，也纷纷进入太平军，帮助同教的兄弟做事。那个当年不给洪秀全洗礼的传教士罗孝全，此番也肯屈节来到他昔日的弟子处，看看能帮上什么忙。在最初的时刻，即使西方人发现了天国宗教的怪异，被要求承认天国才是基督教的中心，要求他们万国来朝，他们也只当是玩笑，并没有当真。在上海的西文报纸，一度也对太平天国称颂有加。

太平天国的人，也对西方人大有好感，也觉得他们是同教的兄弟。整个太平军控制的领域，对洋人的态度都十分友好，外国商船，在这个区域出入自如，毫无阻碍，相反在清军控制区，会遭遇刁难和土匪的袭击。生丝和茶叶的出口量，在太平天国时期居然会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天国的人，对于所有光顾的西洋人，都给予热情的款待，要什么好吃的就给什么好吃的。一时间，来天国区域拜访、经商的西方人，如过江之鲫，络绎道上。传教士、商人、水手、退役的军人，一下子都对这些脑后没有了辫子、披头散发的农民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天国的文书，凡是提到洋字的，没有任何敌意和反感，除了洋烟。当这些泥腿子接触到西方的洋枪洋炮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任何障碍，而是非常亲切，拿来就用。而西方人，也乐意卖给他们洋枪洋炮，教他们如何用这些洋玩意。

中国的农民，原本就有很强的实用理性，对于西洋来的玩意，他们从来都是好奇第一。无论轮船、火车还是洋枪洋炮，均是如此。对于这些从来没见过的洋玩意，一点都不恐惧，只要发现能用，而且好用，二话不说，拿来就用。现在由于“同教兄弟”的缘故，这些洋玩意就更亲切了。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洋枪洋炮好使，威力巨大。使用了洋枪洋炮的太平军，打起清军来，更加得心应手。连淮军初到上海，也被太平军动辄几千杆洋枪一起轰击，打得狼狈不堪。连早就被清军遗忘的开花大炮，太平军也买到了，而且居然在洋人的指导下，使用起来。

西方人笔下的天国的某王和长矛手、火枪手。

英国人笔下的太平军战士，手持洋枪，头发已经被剪短，很像美国牛仔。

所以，太平天国控制区域的西方军火贸易特别繁盛。从1853年起，这样的贸易就开始了。上海的洋行商人，通过宁波的船民，一船一船，穿过清军的封锁，把洋枪运到镇江。太平军的强大需求，哄抬起了洋枪的物价。当时一支前装的洋枪，成本不过十元，售价不过二十，但卖给太平军，就可以索价一百元，还供不应求。在上海的外国人，一时间大家都在忙于做军火贸易，有人甚至说，连传教士都在用圣物箱子来装军火。

所以，太平军使用洋枪洋炮，要比湘淮军更早，寻觅洋枪洋炮，更加卖力。有些部队，比如李秀成和李世贤的部下，装备洋枪的数量相当多，动辄几千杆。李秀成的亲卫队，甚至装备了最先进的装有来复线的洋枪，射程远，威力大。性急的太平军将士，只要一见到洋人，就要去购买洋枪或者拉去修理损坏的洋枪。太平军甚至还有过小型的汽船，投奔太平军的洋枪队副领队白齐文和一直忠于太平军的英国人呤唎就驾驶过这艘汽船。

正在用洋枪射击的太平军

至于太平军将领对于西方物件的爱好，就更普遍了。西方的钟表，是诸多将领宫室里必备的摆设，连光学仪器，他们也乐意收藏。有的人，比如李秀成、谭绍光、李世贤等人，据说还收藏了一些西洋的书籍。当然，他们实际上看不懂。

然而，这由太平天国农民率先开始的军事现代化，却让清军尤其是后起的湘淮军吃了苦头。后者奋起直追，其中左宗棠的左系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在这方面进展比较快。在几年之内，就后来居上。

湘淮军的后来居上，跟西方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变化有关。太平天国初起之时，西方从政府人士、媒体人、传教士和一班冒险家，都对太平天国有好感，到太平军中帮忙的外国人相当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情况有了变化。他们开始讨厌太平天国的宗教，甚至认为这种打着上帝旗号的异端信仰，对他们的宗教是一种亵渎。同时，他们对太平天国的滥杀也大为反感。同时，由于英法通过战争，跟清政府达成了进一步开放的协议，也不再对太平天国抱有幻想，开始出面禁止对太平军销售武器。在这样的背景转换的情况下，虽然依然有少数的西方人对太平天国保持友好的态度，但太平军获得西方武器，尤其是火炮的渠道，毕竟大大缩窄了。

与此同时，乐意帮助清政府的洋人反而多了起来。1860年美国牛仔华尔在上海地方当局的资助下，组织洋枪队，标志着一个转折——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西方人的志愿军。这种志愿军，后来演化为常胜军和常捷军，虽然士兵大多还是中国人，但军官已经是洋人，甚至是西方的现役军官。这样的军队的出现，对湘淮军，尤其是淮军的现代化，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当时，淮军和左系湘军虽然大规模地装备了洋枪，但是，对于前装洋枪的使用，却还是采用传统中国军队的方式，不知道如何排列方阵，第次射击。由于常捷军随左系湘军行动，常胜军随淮军行动，洋人军官通过实地演练，教会了湘淮军洋操，如何使用洋枪，使洋枪发挥出最大的效能。对于李鸿章津津乐道的开花大炮，湘淮军更是不会用，每每得依靠常胜军和常捷军的炮队。在常胜军被英国军官戈登接手之后，这个英国炮兵军官，至少教会了淮军如何使用大炮，至于计算射击夹角，也许淮军还没有掌握，但淮军手里的大炮，毕竟能发挥作用了。此后攻城略地，淮军几乎是得心应手。与此同时，淮军在编制上，也做了适应洋枪洋炮的改进，使之更加匹配。

太平军使用俘获的“飞而复来号”战舰与清军作战

典型的洋人军官加中国士兵式的洋枪队

戈登和他的洋枪队

反过来，太平军方面却每况愈下。在西方军火禁运的面前，原有的洋枪损坏日多，补充相对困难。虽然说，也有洋人前来帮助太平军，但是毕竟这些人数太少，太平军又没有给他们教练的位置，所以，太平军战士在使用和养护枪械方面，做得不太好，很多枪械，都生锈坏掉了。于是，太平军在武器上跟湘淮军的差距，日见其大。更重要的是，由于农民的局限性，太平军对于西方文化的吸收，仅限于物质层面。在太平军帮忙的西方军人也不少，但是，他们却不让这些洋兵教他们洋操，至于让西方人改造他们的部队，改变编制，就更谈不上了。从本质上讲，他们缺乏制度改造的能力和意愿。所以，既有的洋枪，也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炮的方面，差距就更大，在湘淮军越来越凶猛的火炮轰击下，太平军夺得的江浙地盘，一块块地沦陷。最后的精锐，也在救援天京的决战中，损失殆尽。这个农民的天国，最后的依仗，也已经没有了。到天京失陷前夕，太平军实际上已经粮饷两断，已经没有可战之兵了。

毕竟，那些奋起救助清王朝的汉人士大夫们，毕竟读书比较多，在知识上占有优势，具有文化上的组织和制度能力，一旦开始接受西方文明，就显示出强大的优势。这场跟泥腿子比开化的较量，最终还是士大夫赢了。

天下不幸上海幸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把上海定为中外通商的五口之一，对中国人来说，是个意外。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上海当时的地位，不仅不如北方的天津、中部的汉口，也不及东边的宁波。康熙年间，清廷最初定下四口通商时，于东方，选中的也是宁波，而不是上海。但是，经过一场在长江三角洲的战争，英国人看上了这个不起眼的小县城。事实证明，英国人这次选对了地方。在1844年，英国商行进入上海之后，不到10年，上海的进出口贸易额已经超过了广州。到了1850年代末，原来的进出口贸易大埠广州，已经完全没法跟上海比了。

英国人以商人特有的触觉，发现了一块宝地。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市场最发达的地域，这个地方的人经商，有着上千年的传统和惊人的天赋。加上上海港是牵制整个长江流域的腹地，扼住了大半个中国的贸易网络的咽喉，在此地开埠贸易，无论清政府怎样限制、打压，都遏制不住地会往前走。正常的对外贸易转移到了上海，鸦片贸易中心也转了过来。以至于到了1860年代，兴起了一座不止在中国，在整个远东也算得上第一号的崭新的大都市，一座华洋杂处的开放商埠。

鸦片战争后，开始发迹的上海商人。

开埠之后，上海的地方官跟广州一样，不乐意洋人进城。而到了上海的洋人，也不乐意进城。一个小小的县城，进城与否的政治意义，又没有广州那么大。所以，当英国人提出要在城外黄浦江边的荒滩上租一块地，在那里居住的要求时，上海地方官很快就答应了。1845年11月，上海道台（上海由于濒临海域，属于战略要地，所以清朝在此设置兵备道，统一协调管理周边数府，但开埠之后，上海道又被赋予了地方性的对外交涉之权），跟英国人签了一个租地章程《上海土地章程》。于是，中国开天辟地有了租界。最开始的租界，地盘的管理权还是中国政府的，里面也没有什么华人，在里面干活的中国人，干完活就得出来。所以，也谈不上司法管理权。进出口都由中国士兵把守，租界内也没有多少洋兵。

尽管上海得天独厚，尽管洋人到了这里，如鱼得水。但是，上海的跨越式发展，还是要归功于太平天国。如果没有这场农民造反，上海虽然也可能会逐渐地发展成中国第一商埠，但这个过程会很长。让上海像吹了气一样迅速膨胀起来的，还是这场农民造反带来的江南地区的大浩劫。

1853年，太平军打下安庆、芜湖和南京之时，上海就已经开始涌入难民了。同年，小刀会占领上海。由于租界里的洋人洋兵的协助，江苏地方才得以驱逐小刀会。但此事让租界获得了管辖租地的特权，从此开始形成国中之国。由于上海富户在小刀会占领的几个月里，躲进了租界，后来，江浙的富人也陆续涌进租界。从此，租界开始华洋杂处。租界的繁荣，开始超过了华界。

真正刺激租界以及上海发展的，是1860年太平军再次打破江南江北大营，进军江浙两省。在这场空前的兵燹之中，江浙一带的难民，大量涌进了上海。特别是，在太平军屡次进攻上海受挫之后，上海就成了一块可以免于战火的绿洲。

上海之所以能免于战火，当然不是太平军对它格外开恩。而是由于已经开始繁荣的上海，有了一些洋兵。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烧到中国北方之后，上海已经成了英法联军的后方基地。显然，英法两国，无论对太平天国持何种态度，肯定不希望战火烧到这里。在1860年的中国，西方国家虽然还没有改变对太平天国的中立态度，一些传教士和某些西方冒险家甚至还在幻想能够改造这个神国，使之归于基督教的正道，但是，对于上海租界里的洋人来说，他们的屁股，已经由于太平天国领导人的不靠谱，开始倾向于坐到清政府一边。

尽管英法两国与清朝中央政府的战争还没有止息，但上海地方官却跟在沪的洋人洋兵一拍即合，形成协防上海的新格局。英法正规军的参与，使得上海的防卫给太平军增加了前所未有的难题。不消说，当年英法军队的武器和战斗力当然高过太平军，甚至高过拥有洋枪洋炮的忠王李秀成的部队。但是，当年的太平军，尤其忠王的部队，实在是跟洋人关系太好，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跟洋人闹翻。在他们眼里，西方来的洋人，是跟他们信仰同一宗教的洋兄弟，此时正在跟清妖作战，无论如何，都是同盟者。所以，进军上海的太平军，在遇到洋人干涉之际，几次犹豫不决，丧失了以优势兵力拿下上海的时机，等到英法增兵之后，又没有拿下上海这个可能了。

清政府向外商购买军火的清单

与此同时，整个江浙地区都被战火波及。上海成为兵燹绿洲的这个事实，传遍了大江南北，不仅江浙人来了，连苏北，甚至山东的难民也来了。有钱人来了，带来了金钱和人才，没钱人来了，带来了廉价的劳动力。最高峰的时候，上海人口激增到300万。随后由于瘟疫和饥荒，减少了将近一半，但在那个时代，在世界范围内，一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也已经是超大规模的了。

上海的西方军队，参与协防上海。

上海在迅速地膨胀，租界也在膨胀。高楼、马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建了起来。中国的江浙人，以令人瞠目的本事，凭空造出了一个城市的奇迹。应该说，在这个奇迹中，西方人起的作用是灵魂性的。继英国人之后，美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租界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上海的地面上。西方人把西方城市的蓝图，带到了上海，但这个蓝图落到地上，靠的却是中国人的金钱和中国人的智慧和劳力。一个新上海崛起了，但不幸的是，这个新上海的主宰，却是西方人。他们很快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圈子，在他们本国，他们被称为“上海人”，一群傲慢的、靠着中国人吃饭，却根本看不起中国人的洋人。

有研究者指出，当年参与上海保卫战的英法军人，其实是自行其是，并没有得到本国的授权。但是，这些英籍和法籍的“上海人”这样擅自行动，一点都不奇怪。当年殖民地的殖民者，都是这样干的。交通不便，通讯不发达，必须有这样的专断权才能生存。这些特别的“上海人”，也相当于殖民者。后来，即使本国政府的指令到了，要他们保持中立，不刻意介入中国的内战，他们也不会闲着，只是变了种形式，依旧站在清政府一边帮忙。

美国牛仔华尔，一个个子不高、但浑身肌肉疙瘩的混子，闯荡世界，做雇佣军成瘾，被上海富商杨坊（后来买官进入官场）雇来组织洋枪队。这洋枪队里的大部分人都是跟华尔一样的西洋游民，但百十人的洋枪队，居然真有作用。于是，洋枪队在上海地方政府的参与下得以扩大，成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西方人，做军官，第二层次是菲律宾人，第三层次是华人。统统使用最新式的洋枪洋炮，用西方的编制组织，用西式战法训练。这个华尔，有着牛仔的雇佣道德，对雇主颇为忠心。杨坊还将女儿嫁给了他，朝廷也给了这个美国牛仔副将的官衔。如果这个牛仔能安然回国的话，就可以自称是中国将军了。尽管华尔宣称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但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国国籍这个说法，所以，美国人一直都认为他是美国人，一个值得骄傲的美国人。

华尔与白齐文。二人都是美国人，华尔是洋枪队的领导人，白齐文先是参与组织洋枪队帮助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后因与清朝官员矛盾激化，投太平军与清军作战。因在太平军中未得重用，向新任的洋枪队首领戈登投降，后被清朝官员下令溺毙。

洋枪队成为在华的“上海人”干涉中国内战的一个杠杆。在华尔战死、英国职业军人戈登接手早已被称为“常胜军”的洋枪队的时候，这支队伍已经成为作为清政府主力军之一的淮军的灵魂。在戈登手里，与淮军绑在一起的常胜军，是一支更加西式的军队，虽然士兵都是华人，菲律宾人已经微不足道，但大批正规的英国军人进入，成为军官和教练。他们教会了常胜军里的华勇使用洋枪洋炮，把这些华勇变成了印度式的殖民军队，平时的训练口令都用英语，服装也是印度殖民军队的装扮，人人裹着印度人似的大头巾。由于头巾是绿的，常胜军又被称为绿头勇。后来，法国人在与左宗棠的合作中，组织了常捷军，由于头巾是花的，则被称为花头勇。

戈登的洋枪队

当时，太平军尤其是李秀成的部队，也使用洋枪洋炮，但是他们却不肯改变自己的军队编制，使之更加适应手中的枪炮。更不知道如何排列方阵，第次放排枪。至于计算大炮的夹角，让射击更有准确性就更不懂了。但是，这一切，常胜军都会。等到常胜军首领戈登因苏州杀降问题跟李鸿章闹翻，常胜军解散并入淮军之时，太平天国离覆灭已经不远了。常胜军解散之后，淮军常胜军化了，变成了中国最现代化的军队。淮军的崛起，大幅度地推进了中国军事的现代化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上海人”其实没有花一分钱。最初英法军人参战的经费，是上海商人提供的，而后来常胜军的经费以及这支军队和淮军的装备，也来自中国人自己，有富商的捐助，更多的则来自中国海关的税收。需要提一笔的是，中国海关的改革，也是从上海开始的，正是由于上海江海关参用洋人管理的改革，才导致了以江海关为基础的总税务司的建立，而江海关的英籍总监李泰国，遂得以出任第一任总税务司。这样的改革，让原来微不足道的海关税收变成一笔越来越多的可观收入，支撑了淮军的现代化。同时成为清政府最稳定，而且增长最快的一个财源，自1860年之后，每年提供给清政府数百万两白银的军费，有力地支撑了清政府的平叛战争。

上海就这样，成了远东第一大商埠。到了1862年，从上海一地获得的利益，已经大大超出了它在印度殖民地的收益。此后，就越来越多。上海，成了洋人的冒险家的天堂，欧美的摇钱树。这座昔日小县城，变成了孤悬于中国的一块资本主义飞地，一个庞大的工商业都市。中国的现代化，从街道、马路、铁路、路灯、抽水马桶到工厂、商场，再到学堂、报纸、电影、戏剧、娱乐业、跑马场，都是从上海开始的。从那以后，上海的华界学租界，其他开放商埠则学上海。全国的时髦人等，都要到上海来开开洋荤。

这一切，追根溯源，太平天国要有一半以上的贡献。

湘军——体制外循环的机器

湘军士气高，纪律好，训练有素，能打仗。但是，作为一支大军，要想维持下来，必须有稳定的财源。当初，咸丰皇帝指望曾国藩们的，只是团练。团练是地方民兵，编练由乡绅，供应由地方解决，基本上是靠乡绅的捐助和地方的摊派。然而，曾国藩办的不是团练，他把团和练拆开了，地方的民团，交给一般乡绅去办，他办的，是练，一支正规军。

这支正规军编成之后，很快就出省作战。但是，这支军队，其实妾身未明，并没有正规军的身份。一支军队的维持，说白了，是靠钱，没钱，神仙下凡也带不了兵。所以，湘军的供给问题，必须有通盘的办法。但是在当时，朝廷的国库已经空了，不仅湘军没有供养渠道，就连绿营，此时也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清朝是个量入为出的国家，财政收入有限，主要的收入是田赋和盐税，平时结余就不多。鸦片战争打了两年，闹下的亏空此时还没有填上。此番应付太平军，其实国家根本就没有这笔军费。寅吃卯粮，东挪西凑，好不容易挨了几年，等到湘军起来，指望国库肯定是没办法了。好在跟太平军相比，拥有士大夫支持的朝廷，对于解决自己的稳定财源，很快就有了办法。这就是江北大营的帮办雷以诚用钱江之策，开办的厘金制度。

开征厘金，实际上就是收取商税。清朝的财政之所以困顿，就是因为它长期执行重农抑商政策，不收商税，也不鼓励商业的发展，所以才有流民暴增、社会状况恶化的后果。厘金既收之于坐商，也收之于行商。收之于坐商的，叫坐厘，应该是交易税。收之于行商的，叫行厘，应该是通过税。政府一旦开征厘金，等于肯定了商业的价值，所以，即使在战乱时期，依旧有利可图。但是，就国家税收体系而言，厘金的征收跟湘军的崛起一样，都属于体制外的临时措施。清政府规范厘金，只能靠授权地方政府开征。

湘军统帅曾国藩像。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与胡林翼并称曾胡。因讨伐太平军时大肆屠杀平民而被称为曾剃头或曾屠户。

尽管朝廷对湘军的依赖越来越严重，但湘军的供给却有了大麻烦。胡林翼的部下，由于胡有湖北巡抚的官职，还好办一点儿；但曾国藩开初只是一个在籍侍郎，没有地方权力，想要筹饷，困难重重。所以，虽然厘金的征收是支撑湘淮军的主要财源，但如果要开征厘金，必须握有地方政府的权力，否则就没有合法性。不仅商人不肯缴纳，就是地方政府也会来驱赶。在曾国藩的湘军出省作战的最初岁月，就经常遭遇这样的尴尬。擅自设立的厘卡，经常会被当地官员派人解散。而咸丰皇帝对于是否给予曾国藩等人地方行政权力，最初还是有疑虑的。湘军最初克复武汉，咸丰是想给曾国藩湖北巡抚的。这个官职，恰也是曾国藩特别需要的。但是，军机大臣祁寯藻却说，曾国藩一在籍侍郎，不过是一匹夫而已，一匹夫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从者万人，非朝廷之福。于是，就暂时搁置了对曾的任命。

祁寯藻和咸丰的忧虑，是传统王朝的传统忧虑。忌讳给领兵大员以地方行政权，因其容易造成割据和尾大不掉的后果。但是，传统是传统，在这种生死存亡之际，这样的传统忧虑是顾不得的。所以，最终在权臣肃顺的斡旋下，曾国藩还是得到了地方行政权。在咸丰死前，曾国藩已经是两江总督了，节制三省。辛酉政变之后，新上台的西太后和恭亲王奕，审时度势，并没有在意肃顺跟曾国藩的旧关系，给了曾国藩更大的地方权力，允许他可以节制四省，事实上成为剿灭太平天国的战时总指挥。

湘军是一种体制外的元素，厘金也是。两者撞到一起，形成了一种在不触动原有体制的情况下的体外运行机制。对于现代化程度特别高的淮军，它的财源甚至还包括刚刚成型的海关关税，事实上也是一个半体制外的财源。无疑，正是这种体制外的运行机制，才救了这个王朝。否则，即使有了湘淮军，也会被粮饷问题困死，只能缩回到本乡本土，变成团练。显然，团练已经不足以应付太平军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个制度机器锈蚀的王朝，不用靠自身的改革，无需改弦易辙，只添加了几种体制外的要素，让它们自己运行，就可以把这个王朝从危机中救过来。事实上，一直到太平天国覆灭，清朝的八旗和绿营还都在，官僚体系也没有大的变动，但是，这个王朝，已经活过来了。

当然，这跟太平天国自己的状况有很大的关系。太平军自打1853年出现内讧之后，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内部军阀分立的局面，将领各行其是，实际上实行的是替班制，照旧交粮纳赋。加上太平军对洋人天然友好，商船只要挂上洋人的旗帜，就可以安然无恙。所以，清军控制区和太平军控制区，依旧活跃着市场交易和商业活动，地区间的贸易，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停顿。这也是湘淮军赖以生存的厘金制度可以存活的前提，如果真的打烂了，或者太平军控制区域严格按《天朝田亩制度》运行，完全消灭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那么长江中下游的市场将不复存在。显然，这个市场，才是当年中国经济的重心，没有了这个市场，厘金也就完了。

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湘军主要将领之一，因善于挖壕围城有“曾铁桶”之称，因与太平军作战有功而获清廷封赏的“伟勇巴图鲁”名号。同治三年（1864），以攻破天京城被封为一等伯。

当然，体制外运行的湘淮军以及其他类似的勇营，会因此而获得特别大的独立性，朝廷根本就没法控制他们。事实上，无论是曾系湘军抑或淮军，甚至左宗棠的左系湘军，跟过去的绿营比，都不那么听话。本质上，它们都是私军，只听将领的。在战争中，基本上，他们只按着自己的主意在打长毛，也时不时地为了争夺资源，来一点儿不大不小的倾轧。曾国藩看准了太平天国固守长江中下游的弱点，坚持顺流而下的既定方针，先攻武汉，然后九江，接着安庆，最后围攻南京。当打到安庆之时，打在了太平天国的七寸上，因此，李秀成进攻江浙，希图解围。江浙是朝廷的财赋之地，漕粮供应之所。所以，朝廷感到很痛，急令曾国藩放弃攻打安庆，回救江浙。但曾国藩就是不从，十二道金牌也不从。最后实在被逼急了，就让李鸿章带几营老湘军，回乡组织淮军去上海应付一下。朝廷直到最后，也无可奈何。此时的曾国藩，带领的是曾家军，他跟戚继光和更早的岳家军不同的是，朝廷对他们几乎没有丝毫办法。只要他们还在为朝廷打长毛，没有公然反叛，再怎么跋扈，朝廷也只能容忍。

曾国藩的独立与自作主张，遮蔽了李鸿章和左宗棠，事实上成了朝廷的最大隐患。这一点，曾国藩自己非常清楚。坊间流传着诸多关于他要反叛的传言，说王闿运去游说如何如何，实际上都是人们的一种猜测。曾国藩和曾家军的存在，本身就是产生这种猜测的温床。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攻克南京之后不久，长毛还没有彻底剿干净，曾国藩就解散了自己麾下的湘军，用这种自断羽翼的方式，给朝廷还一个公道，让自己回归传统的忠臣位置。所有的猜测，自然烟消云散，而曾国藩，也就成了清朝“中兴”名臣中的楷模，受到士大夫的膜拜，让嫉妒他的左宗棠无论如何都无法望其项背。

当然，李鸿章和左宗棠他们，并没有放下兵权。此后，中国的“国军”，就是他们的队伍。八旗和绿营虽然还在，已经成了阑尾。朝廷要靠湘淮军拱卫自己，却只能忍受这种半军阀式的督抚专权。自打有了湘淮军，有了厘金，督抚的权力就大得非同一般，跟清朝中叶之前，完全没有办法比。督抚有了兵权，有了财权，随后，事实上也有了大部分的人事权。督抚专权，就这样借剿长毛之势形成了。清朝整体格局上的内重外轻转为外重内轻，地方坐大从此开始。事实上，也恰是由于有这样的格局，有中兴名臣之称的曾、左、李们，才能从地方策动自强运动，开始现代化改革。太平天国被打平，并不意味着清朝的中兴，仅仅表明这个王朝在危机之中活过来了而已，只有有了洋务运动的自发改革，所谓的中兴才有了可能。改革之下，一个行将就木的朝廷，居然真的起死回生了。

湘军是一个奇迹

按道理，清王朝运行到太平天国起事，已经到头了。太平军这支农民造反的队伍，如果打到南京，成了气候，像朱元璋那样，有明白事儿的士大夫来投，给出主意，想办法，那么，满人最好的出路就是像当年蒙古人那样逃出关去。即使太平天国没有士大夫参与，如果清廷没有汉人士大夫帮忙，这个王朝在遍地烽火中，也会名存实亡，或者像唐末一样，陷于军阀割据，最后在军阀混战中被灭掉。当年遍地烽火，遍地反叛，遍地称王称帝者，这样的结局，似乎已经在眼前了。即使没有英法联军趁火打劫，满人朝廷的小命，也有朝夕不保之势。

但是，虽说“驱逐鞑虏”的口号，太平天国跟当年的朱元璋差不多，民族主义的号召，也有吸引力，可太平天国却顶了一个洋教的帽子，顶了这个帽子不打紧，他们还来真的，打偶像、扫传统。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土造洋教，跟朱元璋当年挂靠的明教大不一样。明教来历不明，教义模糊，朱元璋更是投机挂单，没有半点诚意。明教本身，对他队伍的壮大，也没有什么作用。所以，朱元璋一旦成了气候，就会甩掉明教这个包袱，摇身一变，由贼变成了王，而且打击旧日的贼兄贼弟。然而，太平天国不一样，洪天王本身就是教主，而且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教，似乎给他的起家带来了莫大的好处。所以，他和他的伙伴做得越大，对这个教的依赖也越大。

在太平军的凯歌行进中，他们对传统偶像的决然态度，为他们自己神的威力做了注脚，使得大批对世道不满、乐意闹事的农民，有了新的皈依。在闹大之后，路径依赖使然，他们会更加疯狂地扫荡一切传统，砸烂一切偶像。将农民过去所信奉，所遵从的一切统统砸烂。越是声势浩大，越是砸烂一切，无所顾忌，得到的敬畏就越多。

然而，农民不是一个整体，有对世道不满、乐意闹事、震惊于新神的威力而归附者，也有恪守传统、趋于保守、震怒于传统被破坏之人。更何况，太平军扫荡的传统，不仅仅是神佛崇拜，民间宗教，民间习俗，连大传统的儒教也被大大地波及。作为儒教圣主的孔夫子，在洪秀全的创教叙事里，就是一个小丑的形象，被上帝鞭笞，四处逃窜。这个不第童生，在放肆地发泄自己屡次落第的愤懑之际，无意中犯了一个大忌，一个世世代代士大夫不能触碰的大忌。

多少年来，孔门之学不是一门学问，而是一种儒生安身立命的根本。但凡叫个儒生，就没法想象，一旦孔夫子被推倒之后，他们将如何安放自己的身心。对他们来说，虽说做忠臣是一个值得表彰的选择，平时，他们也称皇帝为圣上，但他们心目中真正的圣人，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孔夫子。因此，皇帝是可以换的，朝代也可以更迭。无论何种时代，儒生们只要觉得一个朝代气数已尽的时候，除了几个特别固执的人之外，一般都会妥帖地识时务，选择新的应天承运者。但是，如果你逼他放弃孔夫子，放弃儒教，改宗别的什么教，他们就只有跟你玩命了。从这个意义上，孔门之学，还真有几分宗教的意义。

其实，从小读圣贤书的洪秀全，并没有真的放弃儒教的信仰。在闹大之后，他重新刊印了四书，虽然做了一些皮毛的改动。而且，做了天王的他，特别在意三纲五常，对于礼教的强调，甚于任何一个朝代。在太平天国，男女之大防被强调到了令人发指的极端地步，比如八十岁的老奶奶都不能跟八岁的孙子同处一室。可问题是，他居然敢改动四书（尽管改动的只是皮毛），敢编故事贬低孔子。这种象征性的说法，要比实质更令儒生胆寒，同时也传播得更远，于是，在人民的口耳相传中，洪秀全成了一个毁弃孔学圣道的恶魔。

同时，洪秀全也不像朱元璋那样，至少在打天下的时候，会放下身段刻意争取士人。洪秀全虽然热衷于开科取士，但对于士大夫，其实并不在意。开科取士，更像是在过瘾，过一把自己开科的瘾，实际上并没打算取士为自己服务。太平军对于读书人，虽然也比较尊重，称之为先生，使其有吃有喝，但一般不加以重用，对于归顺他们的读书人，一般只委以文书之类的职务，让他们抄抄写写，如果写错了，还要被砍头。所以，正经读书人，很少有去投靠的。少数去过的，比如留学归来的容闳，传说中的王韬和钱江，都先后离开了太平天国。

不消说，这是一个不受读书人欢迎的农民政权。而对于另外一些责任感更强的读书人来说，太平天国岂止不受欢迎，而且简直就是灾难。在清朝和太平天国之间，虽然清朝政府腐朽而且是异族政权，但相比之下，他们只能选择清朝这个异族政权。因为比较起来，清朝还靠谱一点。太平天国的不靠谱，不仅仅体现在它的不重视士人上，还体现在没有章法、滥杀和宗教狂迷。

《湘军记》书影。《湘军记》作者王定安（1833-1898），字鼎丞，东湖（今属湖北宜昌）人。入曾国藩幕垂二十年，后历任冀宁道台及藩司、安徽颖凤六泗兵备道等职。曾国荃因不满王闿运《湘军志》之讥评，于是让王定安撰《湘军记》加以辩驳。

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湘军崛起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湘军在当时，是一种现象，不仅仅指曾国藩麾下的一支队伍。还有江忠源、王鑫、罗泽南、胡林翼和左宗棠。这种现象，其实相当奇怪，在一个异族王朝的危机时刻，一群汉人士大夫挺身而出，不是归顺新朝，反而奋起救助旧朝。这种现象，在以往的历史阶段，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多半不会形成气候，也多半不能成事。但是，在19世纪50～60年代那样一个特殊的时刻，面临一场打着洋教旗号的农民造反者的时候，汉人士大夫不仅这样做了，而且居然见了成效。

清廷入关以后，所建立的满人王朝，虽说也吸纳了大批汉人士大夫，却对汉人士大夫有着相当大的防范。满人皇帝，由于本身的汉化程度比较高，对儒家经典有着甚至比前朝统治者更深的了解。所以在尊崇儒教和孔子方面，做得比前朝还好。但是，他们却不满足于像历代王朝的帝王一样，任由士大夫诠释和阐发儒学经典。他们要在解经上插上一脚，让士大夫接受皇帝对经典的解释。为了防范汉人士大夫，遏制他们的主动性，皇帝腰斩了多少代士大夫修齐治平的宏愿，只许他们修身齐家，不许他们治国平天下。在清朝，满人皇帝对汉人臣子的期待，只是能做事、做廉吏，其他的，一切都不要想、不许想。多少朝代以来，一直通行的乡绅自治，在清朝，也只能走入地下，暗中发挥作用。一直到五省白莲教农民造反的发生，朝廷始终不让士大夫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参与国家的治理。对于清朝皇帝来说，汉人士大夫就是用来办事的。所以，清朝只有于成龙、汤斌那样的清官、能吏，但没有古人意义上的大臣、贤臣。

在镇压白莲教造反以及抵御鸦片战争中的西方侵略之时，出于不得已，朝廷允许汉人士大夫在家乡办团练，帮自己的忙。但是，权力并没有真的放开，朝廷和汉人士大夫之间的信任，也没有达成。此番太平天国造反，汉人士大夫自动出来帮忙，能否打破原有的门槛，原本还有一段路要走。只是，清朝统治机器的严重锈蚀，统治工具八旗兵和绿营兵极度不中用。清朝地方统治的土崩瓦解之势，将一切障碍都粉碎了。清朝上台不久的咸丰皇帝，手里没有什么牌了，要想救命，唯一的办法，是接受汉人的帮助。虽然，皇帝依旧心怀疑虑，依旧对汉人不放心，但是，火烧眉毛的时候，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这种时候，满人皇帝爱新觉罗家族一以贯之的勤政风格，在此起了作用。满人皇帝大概知道自己是以一个弱势的民族君临天下的，所以，一直以来都非常警惕，也非常敬业，个个都担心江山社稷败在自己手里。这种统治风格，形成了皇室的传统，没有人会天下濒危，自己帐下犹歌舞的。所以，只要还有一根稻草可抓，他们一定会抓的。曾国藩们的崛起，咸丰帝和他的宠臣肃顺，虽有一肚皮的不放心，但也只能靠他们了。因为，身边的满人权贵，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人敢吹大气上前线了。也可以说，曾国藩他们的努力，赶上一个特殊的环境，得到了回应。从此而后，清朝迎来了与汉人共治的时代。

湘军现象的魅力

湘军，是一种现象，代表着汉人士大夫崛起，帮助清朝打灭太平天国。与曾国藩同时，甚至还稍早一点的江忠源、胡林翼、王鑫，以及曾国藩之后的左宗棠、李鸿章，甚至包括吴长庆、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等人，都是这个时代湘军现象的体现者。曾国藩能够作为这一现象的代表，不仅因为当时他的官大，也不是仅仅因为他的道德学问好，主要是因为他对清朝的统治机器的弊病看得比较清楚，他麾下湘军的制度建设做得好，成为当时“新军”的模板。在总体的战略选择上，他也高人一招。

八旗兵的废弛，早在乾嘉之间，就已经比较明显了。清朝的旗兵制度，让旗人不工不农不商，专心当兵，自有钱粮可以养活家小。这样的铁杆庄稼制度，在承平日久的环境下，里面的人要想不成废人的确很难。同时，尽管清廷入关之后实现了满汉分隔制度，但自皇帝开始，没有人能挡得住汉文化的魅力。在满人入关之前，一部《三国演义》，就已经风靡了满洲各部，进关后汉文化的说唱文学，很快就征服了八旗子弟。而满人的上流社会，则被昆曲、诗词歌赋所倾倒。所以，尽管皇帝不停地强调满人要保持原来的部落骑射文化，但部落文化却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更何况，即使满人不会过日子（钱来得容易，没法会过日子），欠下一屁股债，最终皇帝都会替他们还。同理，就算八旗兵不善骑射，也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处罚。自己人对自己人，总是下不了狠手。八旗兵的不中用，到太平天国兴起时，已经无法挽回了。

八旗兵，汉人比不了。曾国藩练湘军，比的是汉人的绿营。绿营兵实际上是世袭兵，平时驻扎在各地，充当地方警察，战时临时调集，由朝廷任命将领，领命出征。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本质上，跟积弱的北宋兵制区别不大。而且这种兵，自成体系，平时的统带者，没有地皮可刮，只能喝兵血，克扣军饷。兵不足额，甚至严重不足额，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世袭为兵，强弱无从挑选，训练早成形式。只要一支队伍有几个能耍把式的，上级若来点校，则临时雇人站班，耍把式的做好表演，再打点好了点校大员，一切OK。士兵们则把打仗，作为捞一把的天赐良机。这样的兵，上了战场，则扰民害民有余，作战基本没戏。每次打仗，将领们最擅长的游戏，就是杀良冒功，揽功推过，谎报战绩。两次鸦片战争中，充斥了这样的戏法，最后实在演不下去了，只好皇帝出面，赔钱了账。只是，对于洋人，还可以用赔钱、割地、开放口岸来应付，但对于太平天国，则任何妥协都没用。人家不仅要你的钱，还要你的命、你的江山。

左宗棠，字季高，清朝大臣，著名湘军将领。一生亲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率军平定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中国历史事件。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曾国藩等人，大多是老于宦海的人物，他们深知清朝兵制的弊病。另起炉灶，编练新军，必须洗心革面，一改旧章。其实，绿营的病，也是朝廷的病。朝廷固执兵为国有的体制，分隔兵将，为的就是防止武人，尤其汉人的武将擅权，形成不稳的因素。但是，这回长毛造反，火烧眉毛，曾国藩顾不得忌讳，皇帝也只能暂时放下心病，放任曾国藩们去闹。

实际上，湘军的编练，正是针对绿营毛病去的。大路数，是在抄戚继光的旧稿：用山野乡民，编练一支兵为将有的队伍。史家一直称道湘军的营制有独到之处，制度的优势是战胜太平军的最大保障。其实，湘军的营制，基本上跟绿营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以营为基本单位，营的规模，也大体上在500人左右。其官佐，也跟绿营一样，无非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但湘军不同的地方在于，湘军的各营，哨长招士兵，营官招哨长，各营的哨长，都是各营长官自己招募的自己人，从士兵到军官，只听命于自己的长官。如果长官阵亡，则该营解散。而绿营则根本不是这样，兵将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绿营的士兵，多半是老于行伍的兵油子，抢劫在行，逃跑在行，打仗不在行。但湘军的士兵，多是质朴的乡民，多半跟自己长官有着浓厚的乡谊，甚至有宗亲关系。只要训练得法，上阵即使为了自己的长官，也多肯卖命。

八旗洋枪队

有人说，曾国藩是用书生带乡农，即用自己的弟子门生回乡招募最不开化、最质朴的乡民，组成了湘军。其实，也不尽然。的确有大量他的弟子、宗亲、师友的弟子、同乡进入湘军将领之列。他的弟弟曾国葆、曾国华、曾国荃都成了湘军的骨干。但是也有不是湘人的鲍超，还有不少出身行伍的原绿营将领，甚至还有塔齐布这样一个满人。

不错，排除老兵油子与有市井气的市民，建构带兵官与士兵之间的血缘宗亲关系，用特别的制度规则，让兵将之间形成生死和利益共同体关系，这一切，都可以给湘军加分。但是，湘军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还有另外两条。一是兵饷高，高出绿营两倍，正勇每月白银4.2两，亲兵还高过此数，这个数额，甚至比八旗兵还高。这样高的兵饷，至少在建军初期，士兵是可以拿到的。对于长年在土地上谋生而收获无几的老实巴交的农民而言，这样的兵饷，值得他们为之奋斗。二是“取具保结”，每招一个士兵，都要登记其府县、邻里、父母、兄弟、妻子。如果该士兵有临阵脱逃，投敌叛变的行为，他的亲属将遭到惩罚。

当年戚继光还没有曾国藩这么多名堂，但招募乡民练成的戚家军，就已经很有战斗力了。所以，曾国藩这样的干法，成功的概率相当大。事实上，李鸿章的淮军，虽然是以五营老湘军为基础组建的，但组建之后，淮军跟湘军已经大不一样，但只要是兵为将有的体制，配上洋枪洋炮，一样能战。鲍超的霆军，有不少都是城市里的市井之辈，由于兵饷高、训练好、打胜之后得到的好处多，也一样能战。

但比较起来，即使在曾、左、李三支军队里面，曾国藩系统的湘军，还是最能打的。没有多少洋枪洋炮的霆军，可以傲视淮军劲旅刘铭传。李鸿章和左宗棠的队伍，现代化程度都比较高，而且越来越高，对阵太平军取得优势，有很大的武器方面的因素。但曾国藩、曾国荃的湘军，武器方面的优势比之太平军并不明显，但每每能够以少胜多。而且多数的硬仗，都是曾系湘军打的。这里的奥秘，不仅是曾氏兄弟带兵得法，而且在于，这支湘军在精神士气上的确有过人之处。

湘军将领鲍超，字春霆，所部称“霆军”，为湘军主干之一。

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度，传统的信仰和习俗，即使信从之人怀的是功利心理，也不见得能够一下子将这些传统从他们的心目中清除。更何况，太平天国这种蛮横专断地对传统信仰的扫荡，可以打动某些心怀不满的农民，也可以让另外一些固执于传统的农民愤怒。所以，当曾国藩打出卫道的旗帜的时候，不仅忠于儒家传统的乡绅会感到振奋，就是那些不满于太平天国做法的农民，也会表示拥戴。曾国藩著名的《讨粤匪檄》里，对太平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的抨击，说鬼神共愤倒未必，但的确有相当多的农民，对此会有强烈的共鸣。《讨粤匪檄》，不说太平军反叛，不说他们怎样反朝廷，单拿他们毁弃传统说事儿，的确很有针对性。一大批湖南农民跟上太平军走了，另一大批湖南农民，却跟上了曾国藩他们，跟太平军死磕。在王朝末世，保卫王朝，效忠皇帝，已经难以打动人了。打动人心的，是基于人们生活层面的精神动员。

剿灭粤匪图

事实上，说湘军是卫道之军未必名副其实，但这支军队的确有股子精神，一股跟太平军对着干的精神头，加上训练有素，所以，湘军的战斗力，不仅绿营和八旗不能比，就是太平军也比不了。自打湘军成军，每次与太平军交战，无论胜负，湘军都是以少敌多。安庆攻防战，湘军围困了城里的太平军，却被前来增援的太平军反包围，两边受敌的湘军，居然顶住了内外夹攻，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硬是没有让太平军的援兵走进安庆半步。同样，最后太平军与湘军在南京城下决战，太平军也是湘军的十倍，但打到最后，却是太平军惨败。当然，打了胜仗的湘军，好处也是大大的，每攻克一地，太平军原来劫来的财宝，就都归了他们。所以，太平天国战争结束，曾系湘军虽然解散了，但湖南却出了一大批富翁。

淮军也是一个奇迹

打灭太平天国，是湘淮军的功劳。湘军是奇迹，淮军也是奇迹，只不过，湘军自打曾国藩将之解散之后，基本上就消失了，剩下的左系湘军，其实不是湘军的主体。但淮军却一直保留下来，成为后来清朝国军的主力，开启了后来的军事现代化。

提到淮军，不能不提李鸿章。所谓淮军之淮，不是说官兵都是安徽人，而是说，其统帅是安徽人，这个统帅就是李鸿章。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安徽合肥人。中进士之后，点了翰林多年，都没有获得一个典试的机会，应该说是一个黑翰林。太平天国兴起，他以一个翰林院编修的身份，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回安徽办团练，得以结识老家肥西一带的众多豪杰之士，打过仗，见过世面。而后，他多年在曾国藩幕中做幕僚，为曾国藩草拟了不少奏章，参与了湘军的重大决策，更学会了如何带兵打仗。他有机会独立单干，只因1860年5月，太平军为了解安庆之围，乘再破江南江北大营的余威，进入苏南，进而浙江，朝廷的财赋重地顷刻丧失。朝廷接二连三催促曾国藩撤兵回救，曾国藩不肯，但朝廷严命之下，总得有所交代。于是拨了五个营的老湘军，交给李鸿章，让李鸿章回乡招募人马，组成一支队伍，进军江浙，应付一下朝廷。

曾国藩是不是真的认为李鸿章才堪大用，有本事恢复江浙？当然未必。曾国藩虽然知道李鸿章聪明过人，但当时并不真的看好他，给他拨的五营湘军，有两营都是他不待见的太平军的叛军安徽人程学启部，并非指望李鸿章可以以此为种子，发展出另一支湘军来。此举，说白了，就是应付朝廷。如果李鸿章因此而送掉性命，那也是他的命。

淮军主帅李鸿章。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受到曾国藩赏识；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

但是，李鸿章却是一个枭雄。曾国藩是个理学家，李鸿章拜曾为师，却没有修成一个理学家，甚至连理学的味道都没有。他的老师曾国藩每天写日记，每日三省，但李鸿章没这个爱好。后来，在被问到如何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李鸿章张嘴就说，他打痞子腔。事实上，李鸿章就是有几分痞子味。在曾国藩幕中，由于曾国藩天天早起议事，而李鸿章则晚睡晏起，还挨过老师的一顿好批。李鸿章是文案的好手，也出过一些特好的主意，但他却不是可以久羁幕中的人物，在这个大动荡的时代，他想着要独当一面，也做一回曾国藩。太平军进攻江浙，给了他一个大好的机会。李鸿章如蛟龙游进了大海，一个真正的大海，因为，他的基地在上海。当年的上海，又被人们称为海上，这个海上，是中国现代化跑得最快的火车头，在这个海上，他就可以施展身手了。同样也是因为这个机会，得以独当一面的左宗棠，由于没有上海的依托，就没有搞得像他这么大。

曾国藩的湘军，带有一股子道学气，尽管其道德推崇随着战争的进行，越来越淡，但毕竟，书生带乡农的格局并没有打破。对于麾下的将士，多有道德讲究。不管别人怎样，曾国藩本人对于犯错的将领，像李元度，就是不肯原谅。但是，李鸿章不是曾国藩，他组织淮军，并不在乎道德气节。他的一班旧兄弟，有刘秉璋这样的士大夫，有吴长庆这样的土豪，也有刘铭传这样无法无天的盐贩子。程学启这样的太平军降将，在湘军无论如何都不受待见，但到了李鸿章麾下，备受重用，迭次升官拜爵。淮军里，像程学启这样的太平军降将，有一堆。这在湘军，是不可想象的。淮军也比湘军更加骄纵，一般抢劫、杀良冒功什么的，在淮军根本就不算事儿。至于绑了地方官，甚至失手打死了人，李鸿章也会为他们遮掩，硬扛过去。

李鸿章组织淮军，只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实用。不管你是谁，原来干什么的，只要能打仗，就是好家伙。正因为这样的实用原则，所以在迎接现代化变革的时候，淮军显得特别积极和主动。尽管跟洋人统带的常胜军也有诸多的矛盾甚至冲突，但总的来说，李鸿章跟常胜军合作得还是不错的。受常胜军的影响，整个淮军都接受洋操训练。尽管淮军将领并不喜欢这样，但是李鸿章强压下去，一定要用洋教头训练部队。这一点他看得很明白，不用洋操，洋枪洋炮的威力就发挥不出来。由于请来的洋教官不肯学汉语，所有的口令都只能用英语。这些淮上的泥腿子，一步登天，跟洋教官学会了用英语发布口令，立正稍息列队，齐步走，向右看齐，向左转。一说温吐温（one two one），士兵们就知道是齐步走，一说发威马齐（forward march）就知道要前进。当然这样的洋操，是为了学会如何排兵列阵，如何形成第次连放的枪阵。这在前装枪的时代，是步兵作战的制胜法门。同时，淮军也对自己从湘军学来的编制，进行了调整，一个营扩张到七八百人，参照德国制度，炮队单独成军，使之更加适合于西洋火器的使用。而常胜军统帅英国炮兵军官戈登，也令淮军的炮兵，发挥了比太平军更大的威力。

1862年，外国人组成了一支抗击太平天国的雇佣军，后更名为“常胜军”。最初首领为美国人华尔，华尔战死后由美国人白齐文继任，白齐文因吴煦事件转投太平军，被杀。最终由英国人戈登继任，故称为戈登洋枪队。图为穿着中国官服的戈登。

当然，这种中国式的实用主义，也让李鸿章犯下了杀降的大忌。在引诱苏州大部分太平军守军将领投降之后，居然以突袭的方式又将十万降兵降将杀了个干净，气得戈登要找李鸿章拼命，间接导致了常胜军的解散。对于李鸿章来说，杀降一方面是因为当初这些降将开出的价码过高，他其实兑现不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太平军败局已定，用不着用诱降这种方式对付太平军了。也就是说，苏州克复之后，即使剩下的太平军都不肯投降，打败他们也是早晚的事情。仗打到这个份上，多杀人，对李鸿章这样的统帅来说，已经算不了什么了。把剩下的长毛都杀光，在他眼里，说不定是好事。

太平天国的天京被攻下之后，一直强调忠义的曾系湘军被解散了，但不怎么讲究这个的淮军却被保留了下来。即使没有曾国藩的主导，朝廷也更喜欢淮军，不喜欢湘军。因为淮军很像雇佣兵，可以养，而湘军并不能止于养。这样一支跟统帅关系过于密切的军队，近乎同生共死的军队，放在哪儿，都是一大隐患。曾国藩深知这一点，只要他不想做军阀，不想取而代之，湘军就非解散不可。

幸好，淮军是一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军队。此后剿灭捻军和太平天国余党，都要靠它。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也只能以它作为基础向前发展。但问题是，淮军普遍使用洋枪洋炮，并不意味着它一定能完成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淮军采用洋操，甚至连口令都用的是英语，却长期练兵不练官。士兵按洋操训练，军官不参与。懂行的外国教练，只能作为教练存在，不能参与战斗指挥。当年有常胜军的存在，对于朝廷和李鸿章来说，都是一种不得已。军队大权，决不能交给外人，这在李鸿章这里，就是一条铁律。虽然说，在太平天国覆灭后不久，李鸿章就在天津成立了北洋武备学堂，专门用来培养淮军的军官。但北洋武备生却在淮军里长期不得重用，各营用的还都是老行伍。李鸿章也没有采取强制措施，改变这个局面。所以，武备生毕业之后，多在各个部队里做教官。这些武备学生，倒是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之后，才逐渐崭露头角，李鸿章等于是给北洋军培养了最初的人才。到了中日甲午战前，曾经辉煌的淮军，已经追随绿营，又一次走到世袭为兵，兵疲将老，喝兵血，吃空饷的境地。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即使在淮军最腐败的时候，由于手上武器不错，用来镇压国内的农民造反，战绩都还不错，只是拿来对外，有点儿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淮军代表那个时代中国最初的军事现代化努力，而这种努力，不折不扣，是被太平军刺激出来的。在李鸿章遭遇太平军之前，中国已经遭遇了两次西方的侵略，但是，两次的惨败仍然没有让中国的士大夫具有起码的觉悟。显然，仅仅有并不想灭掉王朝的西方军队打上门来，远不足以让中国人改弦更张，下决心学习西方。只有当国内的泥腿子憋足了劲儿想要颠覆王朝，而且放肆地学习西方，采用洋枪洋炮之时，刺激才足够大。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先于洋务运动的起步，其实要间接归功于太平军。

满汉之间：胡林翼与官文

1856年，当署理湖北巡抚的胡林翼主持收复武汉三镇，被实授湖北巡抚之后，碰到了一个难题，满人官文，被封为湖广总督，压在了他的头上。武昌是督抚同城之地，一个城市，一个总督，一个巡抚，按体制，督抚同为中央派出管理地方的官员，谁也管不了谁，但职权范围是一样的。督抚同城，职权就有了严重的重叠。湖广总督，说是管湖南湖北两省，但湖南自有巡抚，插手不易，能实在管得到的，就是湖北省，从情势上，也没法让总督不管事，但如此一来，则置湖北巡抚于何地呢？总督官大一级，虽说不至于压死人，但只要总督乐于管事，巡抚就很麻烦。一般来说，巡抚都是摆设，没法跟总督抗衡。除非巡抚来头比较大，可以凭借后台的力量，把总督赶走。

就当时而论，湖北的天下，是胡林翼打下来的，而且，将来的追剿太平军的大业还要靠他，这一点，朝廷也知道，但是，官职的安排，居然就是这个样子。很明显，对于曾国藩和胡林翼这些湘军首领，皇帝还是不大放心。胡林翼与曾国藩并称曾胡，但跟曾国藩不一样，他是个世家子弟，早早地就被朝中经世派的首领两江总督陶澍收为女婿。进入仕途之后，点翰林，外放做知府，早在贵州任上，就显示出过人的才干和胆识。参与湘军的创建，罗泽南、李续宾都是他的部下。而官文，则是一个标准的八旗子弟，从八旗驻防圈子里混出来，才具平平。人称此人有三大：妾大、门丁大和厨子大。没有才能，更没有主意，全凭左右摆布。这样的官儿，属于典型的末世官僚，在官文身上，还要加上“八旗子弟”四个字。

胡林翼像。胡林翼（1812-1861年），字贶生，号润芝，晚清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与曾国藩齐名，并称“曾胡”。

显然，凭着以前的功劳以及现在的实力，胡林翼是可以跟官文分庭抗礼的，也曾尝试过这样做。但他很快就发现，这样做凶多吉少，对抗敌大业以及自身的仕途都不利。于是，他转为使用笼络之术。他不惜屈节让自己的母亲收官文最宠爱的一个小妾为义女，成功打入官文的内室。跟官文有事没事，多送礼，多走动。最关键的是，所有的功劳，都把官文放在第一位。所有的奏报，官文也都列名第一，胡林翼的见识和建议，让官文屡屡受到皇帝的嘉奖。官文用人不当，胡乱花钱甚至贪腐，他也不问。偶尔有点小过节，爱妾的耳边风一吹，什么事都没有了。这样的结果，很快导致官文成了一个架子，一个傀儡，他对于追剿太平军大业，从此不闻不问，全凭胡林翼主持，胡林翼说什么，就是什么。反正他水涨船高，功劳和爵位节节高。当然，胡林翼的事业，也不再受到任何掣肘，得以协助曾国藩全力实现他的从长江顺流而下的战略大计。攻下了九江攻安庆，安庆一克，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就成了他们的掌中之物了。

时间一长，官文反而离不开胡林翼了，湖北所有的事情，用人、财政、税收、练兵，都统统交给胡林翼办理，自己跟着画诺。天天喝酒听戏泡女人，然后还屡建大功，升官拜爵，这样的好事，哪儿找去？咸丰八年（1858）胡林翼母亲病故，按规矩，胡林翼得办丁忧，暂时去职回家守孝三年。但是，正在打仗的关键时刻，百废待兴，百事待理，没了胡林翼，可怎么行？所以，胡林翼丁忧，官文不肯，反复恳求胡林翼留下，同时央求朝廷念在时局的份上，准许胡林翼夺情（本该丁忧的官员，由于朝廷以特别的理由，要求继续留任，被称为夺情，即为了效忠朝廷而夺了其父母之情的意思），继续干。胡林翼改为署理湖北巡抚，继续主持军政大计。到了湘军攻克安庆之时，官文已经官拜大学士、太子太保了，可以说位极人臣。

最后太平天国被打平，论功行赏，这个平庸得一塌糊涂、靠搭便车上来的官文，居然排在曾国藩之后，名列第二，被封一等伯，世袭罔替。在中兴功臣榜上，不仅排在胡林翼前面，而且排在李鸿章和左宗棠之前。

难道，朝廷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吗？当然知道。官场没有瞒人的事，这么长时间，官文是什么样的人，他在剿灭太平天国过程中到底干了什么，胡林翼自己不讲，自有人讲。素有知人之明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焉能不知。但是，这个大功劳，一定要记在他官文的头上，别的没有，只因为他是满人。这样的叙功，为的就是不能让后人说，大清的天下是几个汉人保下来的，即使事实就是如此，也不能这样显示。因为，除了朝廷的面子之外，还因为这个王朝的背后，实际上存在一个满人政治圈，或者说，如钱穆先生所说，一种部落政治。太平天国的崛起，让满人政治的面子被彻底扫掉，彻底暴露了满人的无能和颟顸。但是，由于汉人士大夫乐意帮助满人维持天下，所以，满人政治的里子还在。太平天国被扫平，即使是顾忌满人的感受，你也得说，这里面有满人的功劳，而且是大功劳，否则，满人的江山，以后怎么坐下去呢？

当初咸丰皇帝明明知道湖北的剿匪大业得依仗胡林翼，却非要给他的头上，压上一个百无一用的官文。其实，官文的功能，无非跟各地的驻防八旗将军和都统一样，起一个监视的作用。可想而知，如果胡林翼不够明智，依仗自己的功劳和能耐跟官文硬磕，后果会是怎样。官文这样的人，别看干事百无一用，但玩官场的权术，牵制掣肘，却无师自通，能耐大着呢。就算督抚之间，可以各自上奏，各打各的小报告，但皇帝听谁的，一望可知。

任何一个朝代，朝廷在危机时刻，每每会怀疑猜忌自己的将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叛乱，需要能臣来打平，但能臣也可以变成叛臣。最可相信之人，就是身边的宦官。清朝由于自己异族政权的性质，除了共性的担忧之外，还有一层别的隐忧。无论皇帝怎样强调自己是天下共主，天下人的皇帝，没有满汉的畛域，但整个清朝，无论到任何时候，满汉的畛域都显而易见。满人的皇帝和满人权贵考虑的天下，不仅是中华大天下，还有自己部族的小天下。而后者，则是他们更在意的。尽管，有时他们也明白，中华的大天下亡了，自己的小天下也就无处安身了，越到后来，这个迹象就越是明显。蒙元完了，皇室还可以逃到草原去做北元，但如果大清亡了，则连个逃的地方都没有。后来的甲午之战，战败之后的大清，率先被割去的，就是自己当年的龙兴之地。但是，清朝的皇帝和权贵，还是忍不住要这样想。一事当前，先想自己小集团的利益，小集团的小天下。

官文像。官文（1798-1871年），满洲正白旗人，道光初由拜堂阿补蓝翎侍卫，擢荆州将军、湖广总督。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年的大清是幸运的。官文虽然足够昏庸，却没有昏到家。一旦明白了搭便车可以方便地获利，他也就顺从地搭便车了，没有使性子，蛮干胡来，给脸不要脸。这里面，他的爱妾到底起了多少作用，无法考证，但从胡林翼所下的功夫来看，肯定作用不小。有的时候，人耳朵根子软，惧内，也未必不是一种美德。反过来，如果当时官文在湖北，碰到的不是深明大义而且韬略深沉的胡林翼，而是别的什么人，不肯受委屈把功劳让给他，这个事也砸了。从后面的连带效果看，如果胡林翼与官文的合作破裂，那么咸丰对汉人士大夫的猜忌不信任就会加重。很可能，曾国藩也就不会被委以地方实权做两江总督，那么，厘金也收不到，这样一来，湘军也就活不下去，淮军也就不存在了。没有了湘淮军的拯救，大清即使不亡，整个天下也会分崩离析，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下，清朝的皇帝结局会怎样，真就不好说了。

历史，有很多偶然。清朝的皇帝，在天下大乱，自己又完全无力平叛的情况下，依然固执满汉畛域之见，放出一个满人去监视汉人，原本是一招臭棋。但是，以人为棋的棋盘，棋子是活的。这招臭棋被放出去的棋子以其自己的主动性，让臭棋变成了好棋。有此经验，皇帝也就放了心。所以，一直不放心曾国藩的咸丰帝，在自己临死前，给了曾国藩地方实权，却并没有派出第二个官文。帮忙的人，从此可以放手一搏，大清也就这样被救过来了。

天国的宗教

洪杨起事能够闹大，亏了他们的宗教。这个宗教，不仅有信仰的神，还有组织和仪式，在最初的时候，还经常开展活动。农民造反，有宗教和没宗教的不一样。在凝聚力方面，没有宗教的显然比不上有宗教的。东汉末年的黄巾造反，就是因为有一个太平道领教，在豪强林立的年代，居然还可以迭扑迭起。起事之初的太平军，之所以在策略错误，屡次陷入重围之后，居然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破围而出，把事情闹大，在很大程度上，是托了这个拜上帝教的福。

拜上帝教是一个经过农民改造过的基督教。尽管很多传教士，一直对之怀抱希望，希望能将之改造过来，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教已经从根本上背离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而且这种背离，事关拜上帝教的生死，所以，根本改不过来，进入太平天国的传教士罗孝全他们，最终失望而归。被传教士赋予使命的洪仁玕，也身败名裂。

拜上帝教，跟基督教的最大差异，是它不是独一神教。我前面已经说了，洪秀全制造了一个上帝家族，他成功地将他自己和宗教核心成员都纳入其中。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而他们，尤其是他自己，也沾光成了神。神当然都是不死的，而他们这些人，都是神灵下界，如果死的话，就是回到天堂上帝身边去了。这样的现世神族神话，唯一的破绽，就是他为何跟上帝另外的儿子杨秀清斗了起来，并杀死了他，而后，又杀了上帝的另一个儿子韦昌辉。

其二，拜上帝教其实否认了耶稣赎罪救世的基督教教义。按基督教的教义，耶稣本是上帝的化身，降临世间来赎人的罪过的。但是，拜上帝教既不强调耶稣的救赎，而且否认圣父和圣子的一体，进而无视三位一体的说法，只是认为耶稣是上帝的长子，是洪秀全在上天之兄。为了让耶稣跟他一样，他们还给耶稣也找了一个配偶，称为天嫂。基督教传入中国早期的称号“赎病主”，还被洪秀全送给了杨秀清，连三位一体早期的译法“圣神风”，也一并送了。实际上，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是《新约》，否定了耶稣救赎，就等于否定了基督教。但是，在拜上帝教这里，强调的是上帝二儿子洪秀全的地位，所以，根本没法树立耶稣的形象。代耶稣立言的萧朝贵又早早死去，不可能有人替耶稣说话了。

其三，没有原罪意识。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有原罪，这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如果离开了原罪，人类就不会那么需要耶稣基督下界来加以拯救。但是，拜上帝教没有这个观念。其实，对于当时中国的基督徒，原罪的观念和三位一体一样，都不大好理解。仅仅在教堂里待了几个月的洪秀全，显然没有理解这一点，所以，干脆就不加理会。原罪说，从太平天国蒸发了。

事实上，洪秀全创教的理路跟中国多如牛毛似的民间教门一样，无非是拉一个大神做招牌，把自己纳入大神的光环下，因此具有了神性，变成现世的活神仙。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拉的是西方的上帝，而人家拉的，都是中国传统的神佛。最牛的是，拉完之后，洪秀全居然认为他的教跟西方的基督教是一回事，而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基督教的现世神，自己所在的王宫就是世界中心。

太平天国曾经创造了一种新历法，称为《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新历以三百六十六天为一年，没有闰月，单月三十一天，双月三十天。图为太平天国“新历”书影。

定都南京之后，太平天国重新翻译（实际上是在原来译作的基础上翻改）新旧约，洪秀全通过批注的方式，塞了好些私货，让新旧约跟他的宗教合拍。奇怪的是，他将旧约称为“旧遗诏书”，新约称为“新遗诏书”，好像上帝已经死了，现在的上帝就是他洪秀全一样。

作为一个战斗的团体，仅仅有信仰，有现世的神伴随，并不足以增加其战斗力和凝聚力。必须有严苛的宗教性纪律，以及频繁的日常宗教活动，才能保证这一点。

模仿摩西十诫，拜上帝教有十款天条，是信徒必须遵守的。第一条，崇拜皇上帝；第二条，不好拜邪神；第三条，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第四条，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第五条，孝顺父母；第六条，不好杀人害人；第七条，不好奸邪淫乱；第八条，不好偷盗劫抢；第九条，不好讲谎话；第十条，不好起贪心。每条下面都有注释，说明或者增补该条，注释后面还有四句诗，也是用来说明天条的。天条中的注释，具有很强的中国化的成分，比如第七条规定“吹洋烟”（吸鸦片）为干犯天条，第十条把赌博、买票（彩票）、闱姓（后两者都是广东流行的赌博形式）都列为犯天条，明显是具有针对性的中国条款。作为一个战斗团体，教徒就是战士，所以，十款天条也是军法。在起事之初，这样具有战时禁欲主义意味的宗教纪律，不仅能保证战斗力，而且可以让太平军赢得人心。

日常的宗教活动，比起信仰和纪律，更能凝聚团体。过去的民间教门，也是靠宗教活动拉人的。只是，这些教门，无非在一起诵经，宣读宝卷，练练气功。男女混杂，夜聚晓散。让正经人看了，未免暧昧。但是，太平天国的宗教活动，却正经得多。因为，洪秀全是从新教，也就是西方所谓的清教那里学过来的，因此，所有的宗教仪式，从洗礼到日课再到礼拜，都有着清教的色彩。

天主教有神甫和主教，基督教也有专职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平时是要主持宗教活动的，但是，拜上帝教没有专职的神职人员。军民一体，按照太平军制编制，所以，每个单位的首长就是主持宗教活动的主持者。一般的士兵和民众，是由卒长来张罗，高层的宗教活动，则由某个单位的最高长官，指定一个官员来主持。

一、洗礼。洗礼是入教的仪式，是门槛，在基督教，属于基本的圣礼。拜上帝教也有这个仪式，在供着上帝牌位的神坛上，摆着两盏灯，供着清茶三杯。要求洗礼者，首先得请人写一个格式性的请求书，表示悔罪，洗心革面，遵行天条。受洗的时候，要求受洗者要当众跪下，高声朗读自己的请求书。读完之后，当场焚化。然后主礼者问：你愿不愿意不拜邪神？愿不愿意不行恶事？愿否遵守天条？在得到肯定回答之后，主礼者在一大盆清水之中，取水一杯，浇灌于受洗者脑袋上。边灌边祝：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礼毕，受洗者起立，把三杯清茶饮了，然后用盆里剩下的水洗心胸，洗礼过程，就算结束。有条件的，进江河里通身洗浴，效果更佳。

德国人想象中的咸丰皇帝，衣着打扮十分奇怪。

二、礼拜。星期天做礼拜，或者叫作望弥撒，也是基督教的一个基本活动。每个基督教社区，就是通过弥撒，把人聚拢起来。一个社区的教徒，相互认识，相互联系，互相帮助，这是一个最好的纽带。但是，拜上帝教没有牧师和神父，礼拜的主持者，在基层就是卒长，在王府，就是王爷指定的官员。由于没有专业的神职人员主持，所以也没有专门的宣讲。而且，由于洪秀全当初接触基督教是从《劝世良言》入的门，因此受《旧约》影响比较大，一度拜上帝教每逢礼拜日，要停止工作，跟犹太教似的，后来才随便了一点。拜上帝教的礼拜，跟基督教一样，都是教徒的聚会。每次礼拜之前，街上都要挂出信号旗，旗上写着“明日礼拜，各宜虔敬”。有的地方，则派人打着有这样字样的旗，敲着大锣喊：“明日礼拜，各宜虔敬，不得怠慢！”集会开始，都要唱赞美诗，这个赞美诗，是从基督教扒过来的，里面居然有“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的字样。每次礼拜，都要设神案，案前点灯，供上茶、饭和菜，讲究的，还供三牲。大家唱完赞美诗之后，主持人带领大家跪读制式的祈祷文，然后向天焚化，大家一起祷告几遍，礼拜就算结束。

三、早晚膜拜。基督教没有五功一说，但是，拜上帝教却明确规定了教徒必须每天早晚定期的祷告。在天京城里，时辰一到，天王府里发出信号，然后敲锣人沿街通知，所有人都放下手里的活儿，一起祷告，祷告词也是制式的。

四、平时有事时的礼拜。凡诸婚丧嫁娶，有病祈求上帝去病了灾，给房子上梁，都要举行仪式。官员升官，开印履行职务，也要举行仪式。这些仪式，有的时候比礼拜日的礼拜还要隆重，上供的三牲分量很重，参加者也非常虔诚。只是有段时间规定人死即是升天，是喜事，不许哭，也不许大殓安葬，比较特别。但实际上很难让人遵行。

五、战争祷告。凡是临战之际，太平军多半要举行战前的礼拜，祷告，而且有条件的话，还要安排三牲。由长官讲道理，即战争动员。礼拜完了，万众一起起立大呼口号，天父保佑。无疑，经过这样的战争动员，的确对鼓舞士气有很大的作用。

六、讲道理。基督教的传教，讲道是一种常见的形式。拜上帝教则叫讲道理，因为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所以，讲的内容不全是教义。加入太平军的英国人呤唎说，太平天国每月聚会一次，讲道理。可能没有这样的规则，但但凡有事，比如新法令的颁布，遭逢特别的日子，都会聚会讲道理。讲的内容有教义，也有金田起义以来的历史、需要遵行的纪律等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太平天国的宗教仪式，不仅没有天主教繁琐的七事，连新教简化了的婚礼、终傅礼也没有。所有的祷告词都要称为奏章，连新旧约，都称为新旧遗诏书，体现出天国浓重的皇权意识。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充斥着中国元素，跟其他的中国人礼神拜佛一样，无非有求于神，因此，供品是不可少的。至于为何动辄有清茶三杯，估计跟三位一体没有关系，而是中国传统的三字迷信，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道教和佛教，所供奉的神佛，动辄就是三位、三清、三身佛、三世佛之类。原本对于讲究功利的中国人来说，神案上供的是什么神，是无所谓的。哪个灵应，就供哪个，而叩拜、上供，则是一定的。拜上帝教跟中国传统的宗教不同的，是它频繁而且定时的日常活动，恰是这样的活动，才给太平天国增添了凝聚力和战斗力。当然，到后期，整个太平军鱼龙混杂，这种定期的宗教活动，也就无法继续了。上上下下，只有洪天王一个，成天沉湎于宗教里，说着天话，做着天梦。

农民天国的崩塌

1856年，太平天国内讧，特别是当最能干的石达开都离开天国之后，这个农民建的王朝无可避免地走上了下坡路。有一年多，天国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各地的将领，只是凭借着本能，维持这个王朝，直到三位杰出的年轻领袖脱颖而出——陈玉成、李秀成和李世贤。这期间，清军之所以没有能乘机一举击溃太平军，一方面是因为地方上太平军实力尚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清军太弱。基本无用的八旗和绿营，还没有彻底让咸丰皇帝绝望，而湘军除了胡林翼这一支之外，还没有跟地方政权结合起来，体制外的税收机制厘金，还没有成为湘军稳定的财源，客观地说，此时的湘军还没有成为抗击太平军的主力。

几位年轻主帅的横空出世，给了太平天国以中兴的征兆，但是，这个征兆却被天王洪秀全自己给打消了。这位政教合一的农民领袖表现出非常奇怪的领导特质，一方面，他谁都不信任，包括自己家人，无论是他两位无能的哥哥，还是后来回归的族弟基督徒洪仁玕，更不用说那几位年轻将领了。天王是他做，军师也是他做。另一方面，实际上他又什么不做。成天待在宫里，泡在脂粉堆里混日子，跟《红楼梦》里贾府的贾宝玉类似。贾宝玉天天赞美身边的女性，而我们这位洪天王则天天咒骂自己的女人。天天忙着督率自己的娘子军团做家务，又横看竖看不顺眼，好像他不是一个王朝的统治者，仅仅是个娘子军连的指导员。与此同时，他又成天沉湎于宗教迷雾里，一边替天父写诗，教训自己的妻妾，一边下令刊印新旧约圣经，他称之为新旧遗诏书，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修改，发行到整个控制区，让他的臣民学习。

每一个民间教门的领袖，都会有一个从编故事骗人，最终到被自己故事骗到的经历，洪秀全也不例外。当初他编织自己的异梦，编造自己为上帝的二子，受命为人间太平王的时候，未必有什么确信。否则，当初冯云山入狱，他就不会仓皇出逃。如果坚信自己受命于天，完全有自信不怕人家的迫害。但是，到了定都天京，他就已经有点自信了。天国的末期，国运在走下坡路，他自己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的时候，这种来自宗教的自信，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相信，无论如何，上帝都会出面帮他的。对他和每一个天国的臣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坚定对他和上帝的信念。没有粮食不要紧，上帝会降下甘露，没有援兵不要紧，上帝会遣来天兵天将。

其实，在这一个阶段，太平天国还是有机会的。首先，西方对这个貌似的基督教王朝还有幻想。几个西方主要国家的公使前去天国探访，并没有得出否定太平天国的结论。新教的传教士们虽然对洪秀全的异端思想有点想法，但还是设想可以加以改造。为此，他们特意安排了已经成为新教牧师的洪仁玕回到天国。而洪仁玕也真的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方案，一度，连中国第一个留洋学生容闳，也留在了太平天国，准备贡献自己的才学。几位年轻的战将，也的确是杰出的人才，是通过多年征战打出来的军事将领，不仅富有经验，而且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但是，这样的机会，都被洪秀全一一浪费，或者说挥霍掉了。他到死都没有想明白西方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是不是同教的兄弟。当然也不会因为需要争取西方援助，而修正一下他的宗教说辞。而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虽然发布，但由于他不问政事，而洪仁玕又没有实际的权力，结果等于一纸空文。至于陈玉成、李秀成和李世贤等几位年轻的将领，他又担心这些人尾大不掉，刻意用多封王分解他们的权力，好端端地平白让太平军分裂成各个半独立的军阀。

苏州忠王府，门前还挺热闹。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目标特别大，要想保住南京，唯一的办法是守住长江中上游的各个据点。只要敌人顺流向下打，太平军就只能被动挨打。围魏救赵的办法可以用一次，但不可能总用。一旦敌人咬死了你的这个弱点，就是从上游往下一个一个据点地打，太平天国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明明后期太平天国实力已经不行了，但洪秀全就是不肯换个地方，等于是被人拿住了七寸。一旦最后一道屏障安全失守，南京也就在人家的掌中了。在历史上，唯有攻下长安的黄巢犯过这样的错误。

当然，太平天国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建构一个能让百姓安定下来的政权模式。即使占据某个地区的太平军将领比较靠谱，也架不住别的太平军前来劫掠。加上后期太平军为了扩张势力，拼命地招人入伙，大批流寇土匪捻子进入，称王称霸。使得原本就成问题的太平军，纪律更加不堪，滥杀和滥刑无以复加。他们的对手清军虽然也不是善类，但稳定下来之后的地区，秩序显然要优于太平军占领区。问题是，太平军在已经弱势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与清军进行国与国的对抗，连所谓的首都也不肯放弃，结果只能是死得更快。

事实上，在内讧之后，洪秀全亲自当家的不到七年光景里，一个农民的王朝，在短短的七年，冒出来传统王朝需要上百年才能大规模出现的弊病。所有末世王朝才有的毛病，诸如不理朝政、沉湎女色、任人唯亲、滥用名器等等，洪秀全都犯了。一个还没有打下天下的农民王朝，以跨越性的速度，走完了明清需要两百年才能走完的路。

1861年9月，在陈玉成拼全力救援安庆未果之后，安庆弹尽粮绝，终于陷落。同时陈玉成的精锐由于此番救援之战，损失殆尽。第二年，轻信了皖北军阀苗沛霖的陈玉成，又被苗沛霖诱捕，太平军的一个臂膀折了。这一年年底，由于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围，在洪秀全的严令下，李秀成组织十三王的部队在城下与围城的湘军曾国荃部决战，尽管太平军几倍于湘军，但决战的结果，却是太平军败了。从此，天京的陷落，已经早晚的事儿了。此后，为救天京，李秀成一次次地带队反扑，只是徒然消耗兵力，使几年积累下来的精锐尽失，而其他的太平军，又不肯听命前来救援，眼睁睁被湘淮军各个击破。到1864年7月天京陷落之前，太平军在江南的大部分据点，已经基本都失掉了。1864年6月1日，在破城之前，洪秀全病死，此后一个月，1864年7月19日，天京被攻破。此前被调来主持守城的李秀成突围后被俘。10月，洪仁玕和幼天王也被俘，先后都被杀害。虽然说，太平军余部陆陆续续一直到十年之后才彻底被肃清，但天京陷落之时，太平天国已经失败了。

安庆保卫战浮雕中的陈玉成像

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最终击败了自己生机勃勃的反抗者，这是个奇迹。太平天国的失败，当然不是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合力绞杀。西方不能说一点也没有介入，但总的说来，所谓的军事干预，也仅限于上海的防卫。其他的方面，对交战双方影响最大的，无过于武器的单方面禁运。至于常胜军和常捷军，都是清政府的雇佣兵。参与清军方面的外国人有一些，但进入太平军的老外也不少。武器的禁运，在当时走私泛滥的中国，其实很难认真执行。直到太平军与湘军在天京城下大战，太平军的武器还是要优于湘军，有不少开花大炮。真正得了西方武器便利的，只是淮军和左系湘军。比较起来，淮军可以通过制度的变革、洋操的引进，使引进的洋枪洋炮作用更大，而太平军即使是比较开明的李秀成，也没有这个能力。

李秀成的营帐

太平军的失败，实际上败在自己身上。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农民造反的队伍，不吸纳读书人能够成功的，天平军当然也不例外。作为造反领袖的几个小读书人，固然可以拉起一支颇具规模的队伍，建构一个新鲜的，具有吸引力的宗教，但由于始终没有像样的士大夫加入，这个农民的王朝，制度的建构能力、安民措施以及策略运用的能力都比较弱。虽然早早就定都，有了比较稳定的控制区，但整体上却依旧是一个半流寇的队伍。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给他的造反带来了奇迹，但同样是这个宗教，却阻碍他进一步走向成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历史，总是这样给人提出问题，自己作答。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苏州城外的工事。

没完没了的尾声

中国的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了。这场持续了14年之久的内战，波及大半个中国。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几乎为之糜烂。战争过后，不仅安徽、湖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江浙也是一样。直到我小时候，家乡浙北老人们谈起长毛，依旧谈虎色变。长毛杀人如麻，是他们唯一的记忆。有人认为，这14年中国至少损失了1亿人口，也有的估计要少些。但总的说来，损失数千万人口肯定是有的。战争，并不仅仅限于太平军和清军之间，因太平天国造反引发的动荡，波及全国。当年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乃至于珠江三角洲，遍地烽火，大大小小的叛乱不计其数。仅山东一地，称王称帝的叛乱，已经把戏班子里的王帽子戏装给抢完了。太平年景是搭棚子唱戏，那时则是搭棚子称帝。容闳回国，到了广州，看见刑场上血流成河。对付洋人不中用的叶名琛，对于洪兵起义，可是地道的屠夫。这1亿人口的损失，当然不都是叛乱者的作品。前来剿灭他们的清军，包括后来号称纪律尚可的湘淮军，也都有份儿。你杀来，我杀去，杀的最多的，其实都是良民百姓。更为不堪的，其实是由于战争带来的灾难、瘟疫和生活、生产条件的破坏，饿死、冻死、病死的人，应该不比被杀死的人少。

太平天国控制的地区

即使对太平天国持无条件称赞态度的人，也不能否认，这场所谓的农民革命，其实就是最后一场旧式的农民起义，跟时代相配的新东西，相当有限。跟以往无数次的农民造反一样，这场所谓的革命，除了死了这么多的人，毁坏了无数的财物，烧毁了无数房屋之外，没有给中国带来别的东西。唯一的例外，是太平军出于跟西方人天然的亲和感和农民的实用理性，率先使用了洋枪洋炮，给了湘淮军最直接的刺激，进而加速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只是，相对于这样一点“进步”的因素，中国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其实，不付出这样的代价，只要西方人已经进来了，类似的变革早晚都会发生。

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战争，过程、结果都差不多，造反的和平叛的，双方都是中世纪的野蛮武人，所谓待百姓如子的王师，只是文人的想象。这些野蛮的武人，有了一个机会，发泄着社会积怨和人性的暴虐，能有什么好果子？造反者均贫富的口号，只是口号，从来落实不了。跟随农民领袖打天下的人，也不怎么需要这个口号落下来。所有人对首领多吃多占多女人，都没有什么怨言。况且，即使真的在造反过程中均了贫富，也挡不住雪崩式的破坏。这样的农民战争，推动不了社会的进步，唯一的作用，就是给多年创造的社会财富清零，为社会发展格式化。众多老弱妇孺，在这个过程中，就填了沟壑。每一次都是这样，最是渴望造反的最底层的平民百姓，在造反中损失最大。反正旧人死光了，还会有新人成长起来，周而复始，没完没了。

对于这样治乱交替的周期，古人看得很透，对于其发生的机理，也有人能想明白，却没有人能阻止它的发生。造反的结果，是大家受损，但大家却防止不了造反的发生。这种事情，发生与否，开关在官府，在朝廷。中国这个官僚帝国，官的份额太大，民的份额太小。社会对官府和官府中人，反制能力太弱。所以，官员若要凭借官府的势力，靠压榨民众给自己捞钱，相当容易。这样的官僚帝国，制度筐子里的官僚机构，原来设置的时候，肯定是为了做事的。给谁做事？给皇帝。官员如果不称职，自有监察机构来监督，这个机构直属皇帝，可以随便说话，弹劾官员。但是，若要官员大部分都称职，首先必须皇帝比较精明，其次，还得十分敬业，每天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监管。显然，没有多少皇帝能这样做，他们撑不下来。结果，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原来是设官分治，变成设官养人。官僚机构在办事方面，膨胀、臃肿、低效率，哪个朝代都免不了。制度的锈蚀，机构的老化，与之相伴而生的，就是官员的腐败，包括朝廷的腐败。这样的腐败，一方面是赋税增加，摊派增加，民不堪命，一方面则是应变能力差，难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社会问题。到了这种时候，即使不是官逼民反，也会因为天灾人祸，激起民变，而官府的推诿、扯皮、欺瞒，或者硬性压制，又会将小事变大，大事弄乱，最终燃起漫天大火。具体到清朝，机构的膨胀不严重，官员的缺位增加也不多，但官衙里的胥吏却膨胀得无以复加。士大夫讥讽说，我朝与胥吏共天下。其实不是没有道理。胥吏的膨胀，也是官府变成养人机器的一个标志。只要与胥吏共天下了，那么，这个制度就快要腐朽了。这其中，每个社会都有心怀不满的书生，都有心有异志的教首，都会有第三社会的土匪、流氓和痞棍，这些人原本就是火种，没有柴火的时候，火种再多，就只能自艾自恋地自生自灭，但是有了柴火，而且很干，就会燃烧起来。原来不起眼的失意书生，不起眼的教主和令人讨厌的帮主、土匪、盐贩子，就会成大气候，变成大人物。

浙江人口损失图。颜色最深的西北部，人口损失达90%以上，除东南温州周边无明显损失外，其余均在30%以上。

没有一个朝代，能把这些火种真的消灭干净。秦汉之制，政权下到乡下，把农民变成编户齐民，将所有视线里的游侠，扫荡一空。但是，真要是制度出了问题，官僚不管事的时候，照样民变蜂起。说到底，作为一个农耕社会，古代没有一个朝代有这个本事，建构一个极权式的社会，将整个社会管起来，一直管到老百姓的炕头上，因为古人没有今人这种动员能力。

所以，农民造反，大规模造反的出现，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即使有人明白，造反之后的政权，还不如造反之前的，造反还是会出现的。发起造反和参与造反的，其实就是赌徒，即使明明知道前面的人都赔了，他还是要试试，一来过瘾，二来觉得说不定自己就是那个幸运的赢家。

太平天国还是幸运的，因为它的发生，正好赶上了中国被逼着走向了世界。外面的世界的闯入，让这个农民的王朝有了跟传统农民造反所建立的政权不一样的因素。天国的造反者，见识了洋人，也见识并欣赏了洋枪洋炮以及所有他们所能拿来的西方玩意儿。其中一个在香港待过的人，还提出了一套资本主义的方案，令敌方的有识之士也感到惊讶。天国的农民，无意中摸到了现代性的门槛，只是无力越过它。但就是这么一摸，也刺激了那些帮助清朝打长毛的士大夫，以此为契机，中国的第一轮现代化，就这样误打误撞起步了。

太平天国后期杰出领袖李秀成，在被俘之后，写了一个自述，也就是后世争议不休的《李秀成自述》，实际上就是他的供状。在现在看来，以这份自述来论说李秀成是否投降，原本就是一个无聊的话题。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份自述告诉我们，这个杰出的太平军将领，对洪仁玕和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一点都不感冒。他总结了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共有十误（实则十一个）。前四个，都是战略选择的失误，第五第六是内讧，洪杨内讧和洪石（达开）内讧。剩下的，就是洪秀全任人唯亲，不问政事，封王太多，不用贤才，立政无章。后面的五条，都是一个古代昏君的标配。李秀成识字不多，如果让一个有文化的士大夫来总结，估计会比他说得更全面、更深刻。其中，洪秀全任用洪仁玕，也是洪秀全的失误之一。换句话说，李秀成一丁点儿没感觉到《资政新篇》的好来。

李秀成是一个让在华的西方人了解最多，他本人也跟西方亲和感最强的太平军将领。就是他的部队，最先摸到了军事现代化的门槛，最大限度地装备了洋枪洋炮。他也有能力，能把自己的主张落实下来，有本事统帅几十万大军。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摸到了现代化的门槛，也接触到了那么多西方人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迈过那个门槛。

西方人闯进中国，赶上中国一个王朝的末世，原本就是悲剧，又赶上一场农民大暴动，更是悲剧。但这个悲剧，不是西方的，而是中国和中国人的。这个古老的国度，哪怕进步那么一丁点，也要付出那样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