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纲
Author: 汪震 王正己
Date: 2017-05-31T16:00:00+00:00

版权信息

国学大纲/汪震，王正己著.—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139-1349-2

Ⅰ.①国…　Ⅱ.①汪……②王…　Ⅲ.①国学-少儿读物　Ⅳ.①Z1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0153号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

出版人：许久文

著者：汪震　王正己

责任编辑：王越　郎培培

封面设计：郑梓瑄

目录
版权信息
写在前面
凡例
再版自序
初版序
壹 什么是国学

贰 经学
一、总论

二、分论

叁 史学
一、绪言

二、定义
三、甲骨文与历史的关系
四、分类
五、二十四史

肆 哲学
一、孔、墨、老

二、周秦各家
三、汉、魏、晋、唐宋
四、明
五、清

伍 自然科学
一、绪论

二、数学
三、天文学
四、物理学
五、结论

陆 文学
一、诗

二、戏剧

三、小说

柒 文章之派别
一、殷、周、汉

二、《文选》

捌 文字学
一、意义

二、历史
三、字书
四、甲骨文
五、金文
六、六书
七、四声
八、韵书
九、诗韵
十、反切
十一、双声叠韵

玖 清代学术史
一、学派分类（上）

二、学派分类（下）

三、王学、算学及校刊与辑佚

写在前面

文明的演进，从来都是一个“继往”而“开来”的过程。不有对历史文化积淀的传承，无以开拓光辉灿烂的未来；缺少对未来世界的瞻望，传统就成了只供把玩的僵化之物。春秋之世，礼乐崩坏，孔子以承续斯文自命，因三代之文而损益之，终开儒家百代之道统。“斯文”之意，即本于此。

后学不敏，焉敢比肩先贤？这套“斯文小书馆”之编辑，不过略承其意罢了。

人类文明，浩如烟海，以有涯之生面对无涯的知识之海，无怪乎庄子会有“殆矣”之叹。当此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们的体会尤为深刻。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读者诸君窥望文明之海的一个窗口，俾收觇一斑而见全豹之效。基于此，丛书所收的标准便是，不限门类、时代与国别，只要有文化的沉淀，精到的文字，使读者读之有味，开卷有益。

古往今来的出版物中，有规制恢宏而所述博大者，也有篇幅精悍而自成经典者。本丛书既题“小书馆”，所选自然都属后者。所可注意者，篇幅短小，并不意味着知识、思想含量之浅狭，朱自清薄薄一纸《经典常谈》，便能引导读者深入国学的门径；卢梭一本《社会契约论》，掀动了人类历史的革命浪潮……这套丛书所收，率皆类 此。

这些小书，或者是读者诸君耳熟能详的，或者是淹没于时间之流久无再版的，我们不趋热、不避冷，只要它能绍述斯文，便在收录之列。当然，各人兴趣不同，我们也不奢望这套丛书的每一本都能得到读者诸君的青睐，但哪怕只有一两本能被您展阅，让您稍有进益，我们也便有功德于焉了。

“斯文小书馆”编辑部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二日

凡例

一、本书以人文书店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第三版汪震、王正己所著《国学大纲》为底本，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

二、原书夹注保留，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编者注为脚注。

三、本书某些观点限于时代性，属于作者当时个人观点或当时被认可的观点，如第一章认为“世界（东方）的文化起源于埃及”。此类观点，为保留书文原貌，未加更改，请读者阅读时加以甄别。

四、鉴于原书目录与内文有不相吻合处，本书目录重新提取，较原书有所调整。

五、原书标点，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尽量保留；不符合今日标准规范或影响阅读的，径改。

六、原书明显错字、漏字，加以改正；通假字不加以改正，可能影响阅读的个别不常见通假字，通过脚注说明。

七、原文不可索解者，据其原意，适当改动。

八、本书引用文字以引文格式呈现，并依据权威版本对引文重新校对，不尽从原书引文。

再版自序

本书之作，所以辅佐中学生之升学：系统建于某一纲领之上，成于仓促之间，脱略疏忽，不相谋处甚多。刊印以来，甫逾半载，全书尽销，幸得再版。师友所教，谨以订正，尤谢钱疑古、黎劭西两师。

（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六日

初版序

国学为中国固有之学问，盖指我国欧学东来以前之学也。近数年来，梁任公、胡适之诸先生提倡于前，大学入学试验又每有国学常识之测验，中学学生国学常识之需要三倍于前。坊间已刊书多种，间或失之艰深，间或失之杂乱，间或失之偏畸；而试者又每以其个人之所研究、之所贡献，试之中学毕业生，于是而中学生苦矣。

是篇之作，内容务求其普通，主张则兼录今人之新获，列以体系，写以国语；教学自修，均求其适。第因力求浅显，若干学者，若干学派，均不敢罗列；若干国学之支流，如名学、生理学、心理学等，亦均不得不割爱。至于何者应存，何者当废，尚希师友教之为幸！

暑假刊印，著者先后离平，同学范凯之先生代为校对，董鲁安先生为题封面，人文书店胡殿升先生代为校阅设计；谨志，并谢三先生。

（民国）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

壹　什么是国学

什么是国学？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自己研究的许多学问，这些学问不是20世纪新产物，不是20世纪世界文化媾通以后产生出来的中国文化，乃是东西文化未媾通以前的中国学问。国学是什么，国学有什么，这些话很长，我们先叙述“国学”二字之来源。

国学这个观念，大约产自外国，英文为Sinology，意为中国的学问。日本有“支那学”。中国在前清末年，章太炎先生在日本讲《国故》，“国故”的意义是中国旧有的学问。章太炎先生又有一本著作叫《国故论衡》，这时中国才有“国故”之称。大学里曾有《国故杂志》，曾有“国故概要”的功课。民国十一年章太炎先生讲了一本《国学概论》，于是多少书籍冠以“国学”二字的就“汗牛充栋”了。

要知道国学的意义，先须明了历史的背景。

《国故论衡》书影

世界东方的文化起源于埃及，埃及的文化往北传播到巴比伦。这样地陆续发展，一支由腓尼基传到欧洲，成了欧洲的文明；一支往东，传到中亚细亚、帕米尔高原，辗转东移，成了中国的文明。

欧洲最早的文明产生于古希腊。希腊是个岛国：气候温暖，交通方便，情形有一点像中国的广东。因地理上的关系，所以人多活泼进取，富于美术及理智的情操，以及丰富的理想与想象。

中国呢，从帕米尔高原往东，经过的是平地与高原，山岭及沙漠。河流既少，交通不便。天气寒冷，朔风刺骨。中国民族遇着这样的环境，只有劳动、奋斗，以求生存。中国民族的生活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没有工夫欣赏美术，没有工夫想象许多离奇的东西。中国民族的理想就是实利，外国人说中国是富于意志的民族。

欧洲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演进，十字军东征，得到更东方的文化。最使欧洲人进步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新大陆的发现1492年，这个使欧洲人的精神鼓舞，开辟世界，创造文化；一件是科学发达。这两件引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这才有欧洲现代的文化。

科学的发达，也是培根Francis Bacon偶然创出了归纳法。归纳法在当时是一种信仰，一种宗教，归纳法的运用就发明出来学理与制造。20世纪可以登天飞机，可以入水潜水艇，可以隔千里之远而彼此说话，可以数万里而数小时内传达消息。这个世界变了，不是原有的世界了。

中国呢，经过三代、两汉的文化发展期，以后大致都在紊乱的政治之下。中国的邻邦都是些文化较低的民族，除了印度的文明曾一度到中国，中国如同一个死水的塘，永远保持着静止的文化。这文化的大部分是三代、两汉的产物，自己产生、自己创造出来的。

近代，自从鸦片之战，中国才感觉到“洋鬼子”的威胁；洪杨乱后，中国便开始接受西方的文化。庚子年拳匪之乱，中国本国的缺点完全暴露。从此以后，中国便无论什么，一切崇尚舶来品，大之一国的政治，小之个人的服装，这是一个吸收欧洲文化的时期。

世界的文化本可以有不同的几支，但自欧洲的文化近三百年突进的缘故，世界上别支的文化已不能抗衡。于是欧洲的文化成了世界的文化，其他别支的文化束之高阁，或者变成古玩了，这里面自然包括了中国的文化。

中国吸收欧洲的文化，最初是物质的，船只、机器、枪炮等等曾国藩、李鸿章。继而是精神的、政治的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最后，中国几千年的圣贤垂训，人之所以为宝典，都放弃了，来学欧洲的做人方法五四运动。这个时期，科学的态度普遍于中国的文人学士，大家的意见都趋向一致，就是除哲学外，大概中国的学术一切皆不及欧洲。20世纪的中国已经走上了世界的路，采取了世界的文化做基础训练，而把本国固有的文化做古玩了，国学的起源即在于此。

这样，我们就可以谈到什么是国学了。国学就是那些学问，在中国已经走上世界舞台之前，自己研究发明出来的学问。所以，国学的范围就包含以往的一切的学问。

国学的范围既是这样广，国学应有的分类如下：

（一）经学　这一种学问包含群经的思想、性质、真伪；训诂上的一切问题，及后世研究的总成绩。章学诚曾说“六经皆史”，今人如胡适之先生等都说“六经皆史料”。六经皆史料这话本不错，但是经学的内容这样的复杂而自成系统，六经的研究自是一种独立的学问。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史大部分是经学史。

（二）史学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自己摸索出做法与前进的方向，这就是中国的史学。

（三）哲学　哲学家菩萨发心，慈悲为怀，都是想发明出一种道理来，济度众生。中国自汉武帝定儒学为一尊后，再起的哲学家都以发挥孔子的哲学为宗旨，他们的方法都是把自己的经验同圣人的教训找出一致之点。他们有他们的缺点，他们有他们的贡献，这些贡献就是中国的哲学。汉学家说他们把经讲错，只有经学，没有哲学。立在考古的立脚点，诚如汉学家所言，但贡献人生的意义，就不是经学所能包含的了。

（四）科学　中国的科学本不发达。中国的医学是玄学，其他自然科学也几乎等于零。中国的科学比较有价值的就是数学，或者再多一点，天文学。这一部分的精确当然不如欧洲，但是中国有中国的成就，这就是国学。

（五）文学　中国的文学，远自三千年前的《诗经》，近到现代人的白话诗、短篇小说与话剧，自己有自己演进的历史，自己有自己的成就。尤其是中国的单音字，使得中国诗有特殊的音节与表现。中国的文学是中国国学的一支，不了解它，便对于中国的文化的了解有些缺欠，并且中国文学的演进也自有一种学理。

（六）文字学　文字学旧称“小学”，是初学识字的课程。后来字形的变迁与本字愈远，新字制造愈多，已经不能成为学者必修的课程了。到了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的时候，有许多的字说已经失传，而且小学已不为学子所共学。后来音韵的演化，清代考察费了二百多年的工夫。连合音韵与形义，已经不能不独立成一种学问了。文字学就是中国文字变迁演化的研究。

（七）考据与校勘　考据是历史的一部分，不过中国的文化太长，记载的错误太多；有人一生只做了考据的工夫，而没有干到正史。许多考据事业都是经学家干出来的，而不是史学家干出来的。校勘只是一种工作，本算不得学问，不过中国古书错误之多，而且难于校勘，所以校勘中国的古书一定要有许多前人已有的经验，这就是所谓校勘学了。

以上把国学的范围说完。国学就是这庞杂多支的学问的总名。以上七类全通，或者近似全通，然后方能担得起说“通”国学。七类全通，而于七类中之一类以上有专门的研究，方得称为“国学者”。七类无不精通，或者五六类以上都有专门的研究，方得称为“国学家”。我于是慨叹中国言国学之人甚多，而国学家甚少。

贰　经学

一、总论

中国古籍浩繁，所以有分目录以便检阅的必要，首先分目录的人是汉朝的刘歆，他著有《七略》：分《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七种。《七略》不传，可是汉朝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就是根据《七略》删改而成的。后来到了晋朝荀勖，把一切的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清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告成，目录上也以经史子集为纲。所以经书这个概念，实在有很久远的支配历史。

究竟（1）何以称书为经？（2）称书为经始于何人？（3）经数有多少？（4）什么书可以称经？（5）我们对称书为经的态度如何，等等，这些问题是经学常识上要解答的。

要知何以称书为经，先解决经的意义是怎样。经字的初义本是编丝连贯的意思，《说文》：“经，织从丝也，从系，巠声。”后来引申有经术、经营、经过、经历、经常、经纪的意义，书的称经也是由于编丝缀属的情形得名，因为最早的书籍是一片一片的尺简有条不紊地缀属起来的，同编丝连贯的意义是一样的。汉人以经为万世不刊之典，所以把经训作常典路径来解释，这是后起的经的意义。

首次称书为经的是《庄子》。《天运篇》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一篇东西在《庄子》的外篇中，大约作书的时代在庄子的本人以后，时代很难断定，最早仍在战国末年。

《庄子》书中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汉时刘歆的《七略》中有《六艺略》，也就是指着六经而言。到了汉代，《乐经》不传有人想《乐经》本无书，所以汉时只有五经。《白虎通·五经篇》说：“五经者何？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从汉武帝定儒家为一尊之后，政治变成经术化，文人们对于孔子的言行，不用说是尊若金科玉律了。即到东汉时，把孔子的言行录《论语》《孝经》加进五经去，成为七经。唐朝以《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诗》《书》《易》九书来试士，所以有九经的名字。唐朝及后蜀的石经，在九经以外，加刻《孝经》《论语》《尔雅》，于是叫着十二经，宋儒虚谈理性，崇尚《孟子》，于是把《孟子》补刻上去，就成了今日通行的十三经。或者把大戴《礼记》加入，名为十四经从前人读书有“四书”“九经”的话，“四书”就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所以经数的多少，没有一定标准。

经数既然没有一定的限制，那么什么书可以称经？我们可以解答着“什么书都可以称经”。我们把这些经书分解一下，就可看出称经的要素或成分是什么。《三礼》是政治上社会上礼节的条文记载；《三传》，《左氏传》是史，但也解释《春秋》，《公羊》《谷梁》也都是解释《春秋经》的；《诗》是古代文学作品集；《书》是古代政治记录；《易》是初民迷信思想的产物；《孝经》是孝的伦理学的扩大观；《尔雅》是文学训诂；《论语》《孟子》是传记言行录。这样分析出来，可知称经没有标准，所以说只要有人提倡，大家赞成，做到“约定俗成”的地步，什么书都可以称经。因此后人把《老子》称《道德经》，《庄子》称《南华经》，《楚辞》有《离骚经》，佛典称经，今人还有《三字经》《女儿经》，这是后话。

末后要问我们对称书为经的态度如何？从前面看来，称书为经是无准的，所以章学诚先生的《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氏“六经皆史”的主张，并非独创，唐刘知几《史通》已有此说，这种见解是很超卓的。

究竟六经内容是些什么？孔子时有无六经？可以这样简单地说：《诗经》的年代大约西周有一百多年，东周二百多年，是三百多年间文学作品总集，在孔子之前，多是用真挚的情感、美妙的技术来写当时政治社会风俗的，所以把《诗》认为是史未尝不可。《尚书》中有一部分是秦汉文章，有一部分是周朝宫廷档案，所以《尚书》可说是殷周政治史。《礼》在汉时称《礼经》，即今之《仪礼》，内容是冠、昏1、丧、祭等的礼节，这当然是社会风俗史。《乐》是音乐唱歌，假若不失传的话，在中国音乐史上一定坐在鼻祖的首席了。《易》是最有问题的东西，不过内容的思想，确是古代民族迷信的产物，所以《易经》可以看作古代的思想的记载。至于《春秋》是孔子时鲁国二百四十二年的编年史，内容有政府公报、天灾战争、任免官吏、制定章程等。

这样看来，“六经皆史”这句话并无大弊病。可是《诗经》不能明说它是史，只在文人描写的背景上，显示出历史的材料。《尚书》只是一篇一篇的档案，没有系统，没有组织，其为杂碎儿的史料无疑。《礼》《乐》《易》《春秋》都严格说起来，本身并不够历史的价值，名之为史料可矣。所以梁启超先生、胡适之先生、钱玄同师对六经用史料的眼光去看它们，确实是对的。所以说：“六经皆史料。”

二、分论

（一）诗

汉朝人说，古时有采诗之官，专门收集民间诗歌的，因此政府可以知道民间风俗政治得失，对于政治有些参考的。《诗经》就是当时所收录的一本集子，《诗经》内容全是诗，所以是中国最早的一本文学书。

相传孔门弟子子夏传《诗》学，到汉朝分今文、古文两派。今文家辕固生作《齐诗》，申培公作《鲁诗》，韩婴作《韩诗》，所以称《齐》《鲁》《韩》为“三家诗”。古文就是现在的“《毛诗》”，东汉末年郑康成名玄，曾给《毛诗》作《笺》。后人读诗，因为《毛诗》有《笺》，所以传到现在。《齐》《鲁》《韩》三家都失传，至今只有《韩诗外传》一书。

《汉书·艺文志》有《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旧称毛公，不言著者，郑玄作《诗谱》始称大毛公与小毛公。大毛公名亨，汉时鲁国人；小毛公名苌，汉时赵国人，《四库提要》定《毛诗》是毛亨撰的。

《诗经》中的植物

诗经的篇数　司马迁以为《诗经》的篇数在孔子时有三千多篇，孔子把他删为三百零五篇。后来孔颖达、郑樵、朱彝尊、崔述、钱玄同师、顾颉刚等都疑惑，现在举几条重要的证据在下面来证明孔子并没有删诗。

（一）孔子自己没说过删《诗》的话，主张孔子删《诗》的，除司马迁外，没有第二个人能作证明的。

（二）《论语》《荀子》《墨子》《庄子》都说“诗三百”，没有说过三千的，那么《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可施行于礼义……三百五篇。”这话根本上不可信。

（三）《左传》记吴季札到鲁国参观礼乐去，可是所歌的不出十五《国风》之外，季札观乐时，孔子不满十岁，怎能删诗？

诗有六义，六义就是风、雅、颂、赋、比、兴。赋是直说其事的；比是拿那件东西来比方这件东西的；兴是叙述自然现象，由自然现象的相同点，同化了所要歌咏的话，在修辞学上谓之隐喻。总之赋比兴是文章技术上的一种体裁。风是民间的俗歌谣曲和恋爱诗，雅是叙王政废兴的圣诗，颂是在祭祀时舞蹈的歌曲赞诗，总之，风雅颂是诗的内容事实的分类。

《诗经》的作者，因为没有明文记载，所以不容易知道。《毛诗》前面有序，《诗序》作者，说者不一，有的说是孔子作的，有的以为子夏作的，都没有证据。《汉书·儒林传》说：“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那么《诗序》是汉朝卫宏作的了，现在看来，里面有许多是很荒唐的。

（二）书

《尚书》是三代政府的档案史料，从秦始皇焚书坑儒，绝而不传。西汉初年，孝文帝时，济南伏生名胜，是秦朝的博士，在齐鲁之间讲《尚书》，文帝想请他来，可是伏生年已九十多岁，不能行动。于是打发晁错去学，而伏生年老，说话有些不能清晰，就使他的女儿做翻译，告诉晁错晁先生对齐国的语言既不能全懂得了解，不知道的就不能不会意了，结果得了二十八篇。次序和篇名是：

1.《尧典》；2.《皋陶谟》；3.《禹贡》；4.《甘誓》；5.《汤誓》；6.《盘庚上中下》；7.《高宗肜日》；8.《西伯戡黎》；9.《微子》；10.《牧誓》；11.《洪范》；12.《金滕》；13.《大诰》；14.《康诰》；15.《酒诰》；16.《梓材》；17.《召诰》；18.《洛诰》；19.《多士》；20.《无逸》；21.《君奭》；22.《多方》；23.《立政》；24.《顾命康王之诰》；25.《费誓》；26.《吕刑》；27.《文侯之命》；28.《秦誓》。

到了汉武帝时，又加入《泰誓》一篇，一共有二十九篇，用隶字写的，这是“今文《尚书》”。传今文的在汉朝有欧阳及大小夏侯三家，都是立于学官的。

可是在武帝末年，鲁恭王想扩充宫室，就拆了孔子的房子，在墙壁里得到蝌蚪古文的《尚书》《礼》《论语》《孝经》，有几十篇的光景，都是用古文写的，这是“古文《尚书》”。后来孔安国把这些书得到之后，同今文《尚书》二十九篇一比较，结果多出十六篇来，安国献之，而政府未列学官。今文三家亡于南北朝时，古文本有马融、郑玄注的，传世稍久，却也都绝传了。那么今古文《尚书》都已失传，现在的《尚书》是哪里来的？在晋时梅赜献《孔传古文尚书》，世人都尊信他，盛行一千多年，到清初阎若璩，发现《尚书》的破绽来，原来今日所存在的古文《尚书》是梅赜自己造出来的。

今文家与古文家　西汉孔安国所献上的孔子宅中发现的古文书籍，当时并未立于学官，而且藏于秘府；到了王莽时代，刘歆就争着把它们立于学官。西汉的博士反对，说是伪造，争执得很激烈。拥护已有的汉朝的官本隶字经书的谓之今文家，拥护新发现的古文本的谓之古文家。今将两派列表于下：

今文家把孔子看成哲学家，本是不错，但其学说附有西汉阴阳五行之说，及有媚汉天子者。古文家于历史上多有发现，但所讲孔子似不得要领。今日研究经学，宜另起炉灶也。

（三）易

《易》是周朝的算卦书，所以称《周易》。相传伏羲画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相传文王重为六十四卦。一卦的卦辞，六爻的爻辞，有人说是文王作的，有人说是周公作的，有人说是孔子作的。此外有《十翼》，即是：《彖辞》（上下）、《象辞》（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有人说是孔子作的，有人说是子夏作的。现在看来，最早当在战国，因为既参有阴阳家学说，并且在思想系统上是在老子之后的。

孔子与《易》孟子、荀子书中都不谈《易》。唯一孔子与《易》的关系即《论语》上孔子说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是《古论》，《齐论》不存，《鲁论》则作“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看来《易经》对于孔子又没有关系了。

汉朝传《易》，立于学官的，有施（雠）、孟（喜）、梁邱（贺）、京（房）四家，都是今文。古文家有费（直）、高（相）之说，只是在民间流传。

（四）礼

《礼》有三种，就是《仪礼》《周礼》《礼记》。西汉初年，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就是现在的《仪礼》，礼经之经，即是指《仪礼》而言。《仪礼》有十七篇，分冠、婚、丧、祭、朝、聘、射、乡饮酒八大项目，称为“仪礼”是起于六朝。《周礼》是《周官经》，共六篇：计《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其中《冬官》已缺，把《考工记》补进去了。汉宣帝时，后苍说《礼》，并传授给戴德、戴圣、庆普三人，戴圣是戴德的侄子，所以称戴德为大戴，戴圣为小戴，他们所记载传下来的《礼》叫《大戴记》《小戴记》。《小戴记》是三《礼》之一，晋陈邵说，戴德把古《礼》二百零四篇删去一百十九篇，取八十五篇，这是《大戴记》。戴圣又从八十五篇之中删去三十六篇，取四十九篇，这是《小戴记》。其实《大戴记》的八十五篇与《小戴记》的四十九篇，是各自取材，删除的说法实在谬误。

《礼记》《小戴记》全是戴圣作的吗？这话决不能确定。本来《礼记》这本书，可当作礼节丛书看，内中有许多文章是采自诸子的，像《月令》是吕不韦作的，《三年问》是采取《荀子·礼论》中的几章凑成的，《王制》是汉文帝时博士们作的。总之，今人看《礼记》同《大戴礼记》是两部丛书，梁任公、胡适之、钱玄同师都是这样主张的。

郑玄注《周礼》《仪礼》《小戴记》，“三礼”的名称即开始于此。当时大小《戴》是并行的，因为郑玄注了《小戴记》，这是《大戴》不被重视的缘由，因此《小戴记》便专有《礼记》名了。

（五）乐

关于乐，汉人制氏2对于乐，只知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孝文帝时乐人窦公会鼓琴。未闻有经，或本无书。《汉书·艺文志》列《乐记》有二十三篇，是西汉本有乐理之书，今《小戴记》存《乐记》一篇，《隋书·经籍志》谓马融所补，或即西汉二十三篇中者也。

（六）春秋

《春秋》是鲁国的历史，孔子修改了一过。孔子修改《春秋》不外两种意义：一种是修得准确，一种是把自己的主观的思想放进去。大约以第二种为多。孟子说是孔子曾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是很正派的人，大约作《春秋》把乱臣贼子都痛骂了，所以又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孔子很正，言语要合于义务《春秋》谓之名分，所以今人称为“正名主义”。准确的例：

“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为什么先说“陨”，后说“石”？因为落下来，看了才知是石头。为什么最后说“五”？因为看见是石头，数了才知有五块。所以如果没有孔子自己的思想，那真成“断朝烂报”了。

《春秋》毕竟是一部历史，起于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获鳞公元前722—前481年242年，是编年体的；因为经文全是几句纲领的话，后人多不易懂，所以有三传出来释经。

《春秋三传》是：《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

（一）《公羊传》公羊子，齐人，名高，据说是得子夏之传。汉初，胡母生、董仲舒都是公羊家。三传以此出现为最古，里面都以道德的眼光批评政治。有何休注的。也有人说，现在的《春秋》经文是从《公羊传》中提出来的，真否还待证明。

（二）《谷梁传》谷梁子，一说名俶，一说名赤，字元始，据说也是跟子夏学的经。不过内容最不可靠，看来像是把《公羊传》修改成如此。《公羊传》是今文家根据的经，《左氏传》是古今家根据的经。《谷梁》呢，今文家归之于古文崔适说，古文家归之于今文，谁都不要它。

（三）《左氏传》相传鲁太史左丘明作。左丘明与孔子同时，《论语》说：“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或者他比孔子还大上几岁。但是依《左传》的文字看来，他可以看见田氏篡齐公元前386年三家分晋公元前376年，上距孔子生年公元前351年175岁，则此人应活有200余岁，此可疑之点一。《左氏传》皆释《春秋》，何以司马迁不知道？此可疑之点二。《左氏传》的内容描写战争，提倡霸道，有无经之传，有传不释经，跟孔子的思想大相径庭，此可疑之点三。大约此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自成一家之言，本不释孔子之《春秋》的。

康有为解释这书本是战国时代左丘明作的《国语》见《太史公自序》，刘歆从内面取出一部分来，加上自己的话，用来释经，假造根据，辅佐王莽篡汉的。

康说的强点是现有的《国语》果真从隐公到哀公242年中间的事情很少，其前其后倒很多，可见中段被人窃走了。弱点是既无积极的证据，刘歆改书有无这样大的本领；如果找出刘歆是否改书的证据来，那整个的今古文的问题全在这里了。

（七）论语

论语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古论》是孔壁中所发现的，《齐论》二十二篇，比现在的多《问王》《知道》两篇，今本《论语》二十篇，是本之《鲁论》的。给《论语》做训诂的有何晏的《集解》，今存，但内容则《鲁》《齐》《古》一齐参混在一起，清朝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讲解最好。

《论语》内容所记载的都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的话，或是弟子间彼此的谈话，所以说《论语》乃是一本语录。

《论语》是谁作的，这话很难一句解答出来。柳宗元有《论语辩》以为是曾子门人所记的，因为《论语》中别人称名，而曾子、有子不称名，并且记载曾子死事。曾子在孔门中最年轻，而活的年岁很大，如果是曾子的弟子记的，那年代去孔子一定很远。就内容说，前十篇较早，大概是一人记的，十一篇到十五篇又为一人所记。从第一篇到十五篇的思想都很近，可是十五篇以后，自十六到二十，便不大可靠了，而且每篇末了都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掺进去。虽然如此，《论语》仍是研究孔子言行的唯一宝典。

孔子教学图

（八）孟子

《孟子》一书，也不是孟子自己作的，大概是一传或再传门弟子记的。他是儒家的正统派，对孔子的仁义，颇多发挥。他的政治主张“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主义，很合于现代的思想。在宋朝以前，同荀子是被同样看待的，因为他对于心性问题，有许多高见，有些主张很与宋朝的哲学相同，适合宋人的脾胃，因此才压倒了荀子而独尊。在早有赵岐注，而清朝焦循的《孟子正义》可说是既博且精的。

（九）孝经

《孝经》没有什么精彩，就内容来说，好像是关于“孝”的一篇笔记，也有古今文的区别。今文十八章，古文二十二章，所差异的字数不过二三十，内容是记载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孝道，也有孝的理论，也有孝的实施。

《孝经》的作者是谁？我们现在看来，内容多接近孟子的思想，大概可以断定是孟子以后的儒家所作的，大约时代总近于战国末年。《吕氏春秋》中引有《孝经》，想是在《吕氏春秋》之前了。不过古书的简片，散乱无序，有无一部分是汉人追加修改的，却也难说。

（十）尔雅

《尔雅》这本书，拿现在的名词来解释，可说是一部词典。原先大概抄录许多训诂，预备读经时来检查的，后人传抄，便成了书。内容有许多材料，不是战国以前的东西，明明白白是后人增益的，有人以为是周公作的，岂不太开玩笑？《尔雅》既是训诂之学，何以称经？这个来源是因为《艺文志》在《六艺》外附有《论语》《孝经》，而《尔雅》附在《孝经》里头。东汉时把《论语》《孝经》称为经，后人以《尔雅》是汉时东西，与经也有点关系，唐及后蜀的石经都刻有《尔雅》，《尔雅》才选进经里头去了。

《尔雅》的内容是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山、释水等等，笼统的话，都是解经的；专门一点说，是解《毛诗》的，所以《尔雅》既不是一人作的，而且一定在《毛诗》之后，可以断言。

（十一）四书

宋朝的朱熹注了《论语》《孟子》，又从《礼记》里抽出《大学》《中庸》两篇来注了，印在一起，这就成了所谓《四书》。除《大学》把原文次第改乱外，其余都能发挥孔子的真义，此书遂为后世所重大学·中庸》详第四章

叁　史学

一、绪言

古代历史的起源，难以指定，大概太古的时候，浑噩蒙昧，虽然生活是一步一步地进展，而全都渺茫无闻，史是有的，不过没有记载留下来而已。至于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以九头、五龙、摄提、合雒、连通、叙命、循蜚、因提、禅通、疏讫为“十纪”见纬书，全是汉人向壁而造，后来以讹传讹，至于见之于册籍的历史，当然史迁3所叙神农、黄帝等事迹，未必全真。中国史书以《尚书》为最早，大约《尚书》总保存有唐虞的文化，也或者就是中国最早的历史的成分。

二、定义

《礼记·玉藻》篇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所谓史就是记事的官，许慎说：“史，记事者也”，又“黄帝之史仓颉”等，其实史字的造字是会意字，本来就是记事的意义。《说文》说：“从又持中，中，正也。”史字小篆作，中字现在疑由册字变来，册字金文作，省为，再变为，与中类似而易写错；而且《尚书》有“厥允持中”，显然是简册的意义，史即是以手持册，所以史就是执掌案卷的史官。史字最早的意义，恐怕只限于宫庭政府的档案，以后体裁方法才逐渐进步。

三、甲骨文与历史的关系

中国最古的史书是《尚书》，不过其中《尧典》《禹贡》等篇，都不确实，因之现在对于尧、舜、大禹的事迹都生了怀疑。河南出土的甲骨文是殷朝的卜辞，王国维、罗振玉两先生尝据以考究殷代世系，订证史书的疏误，而且由甲骨文字上可以推测出殷代生活、宗教、政治等等的情况，这是实际的最可靠的最古的史料。这样，中国历史的起源就换了一个面目了。

大禹像

四、分类

史是四部中的一大类，前人对于它的分类有正史、编年史、纪传史等，分法不很科学，所以按史的体裁来分，应该这样分：（一）编年体；（二）纪传体；（三）纪事本末体；（四）杂史体。兹分述于下：

（一）编年体——是以年月为线索，排列次序以记述的。以《春秋》为祖，后有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起，按年代排到五代末年，是一部大的著作。

（二）纪传体——就有《隋志》所谓的正史，内中年代的排列，并不紊乱，不过以纪传为主。开端的是《史记》，至宋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定为十七史，至明加《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为二十一史，至清修《明史》为二十二史，又增入《旧唐书》《旧五代史》，便成为二十四史。其中重要的在底下一节分述。

（三）纪事本末体——以一件事为一篇，每篇按年月摆列而陈述始终的。如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明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统称为五纪事本末体。

（四）杂史体——凡属于上三项之外者的史体，称为杂史体，如《汲冢周书》《吴越春秋》等。

纪传体中有表、志等项。志是把一个时代的天文地理、典章制度分类记述的，后人有专门在这一部里开拓的，如唐杜佑作《通典》，上溯黄帝唐虞，直到唐天宝年间，内分：（一）食货；（二）选举；（三）职官；（四）礼；（五）乐；（六）兵刑；（七）州郡；（八）边防八大项。后宋郑樵作《通志》，有（一）氏族；（二）六书；（三）七音；（四）天文；（五）地理；（六）都邑；（七）礼；（八）谥；（九）器服；（十）乐；（十一）职官；（十二）选举；（十三）刑法；（十四）食货；（十五）艺文；（十六）校雠；（十七）图谱；（十八）金石；（十九）灾祥；（二十）草木虫鱼等二十略。元马端临作《文献通考》，更区分田赋、钱币、户口等二十四项，郑、马的书都以《通典》为本依，《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俗称三通，至清乾隆敕撰《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三种，再加上皇朝《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三种，便成为九通了。

五、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的名目前已说明，现在把重要的较详陈述，次者略为备言于后。

《史记》——《史记》的年代是上起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会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而编成的一部书宋郑樵的话，内分十表、十二本纪、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作者是司马迁字子长，他曾南游江淮各地。不过其中有《将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等十篇，在汉宣帝时是有录无书，到元帝、成帝的时候，褚少孙补入。至于对于《史记》作注解的书有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同张守节《正义》。

黄帝像

《汉书》——班固，字孟坚，是扶风安陵人，作《汉书》。年代起于汉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内有十二世，二百三十年。有说班固因罪坐狱，死在狱中，八表及《天文志》是其妹班昭续成的。唐颜师古给《汉书》作过注。

《后汉书》——范晔，字蔚宗，宋顺阳人。博涉经史，善属文，能隶书，晓音律，把刘珍等《东观汉记》、吴谢承《后汉书》、晋薛莹《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崧《后汉书》以上见《隋志》八家《后汉书》做参考，编成《后汉书》。因为后人给他的书作音训注解，所以独传到现在，共八十卷。体例同《前汉》相同，只是十志未成。后人把司马彪志补入，无年表，唐章怀太子李贤作注。

《三国志》——《三国志》是陈寿撰的。陈寿字承祚，晋安汉人。《三国志》六十五卷，内《魏志》三十卷、《蜀志》五卷、《吴志》二十卷，以魏为正统，所以《魏志》有纪。唐刘知几评议这部书说：“曲陈曹美，虚说刘非。”后宋文帝命裴松之作注。

《晋书》——唐太宗时房玄龄、褚遂良等奉敕撰成，以齐臧荣绪《晋书》为本依，内共十纪、二十志、七十列传、载记三十。

《宋书》——梁沈约撰，有十纪、三十志、六十列传。宋时已缺，后以《南史》补之，今共一百卷。

《南齐书》——梁萧子显撰，共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

《梁书》——唐姚思廉修，共五十六卷。

《陈书》——唐姚思廉修，共三十六卷。

《魏书》——北齐魏收修，共一百三十卷，今本存一百一十四卷。

《北齐书》——唐李百药修，共五十卷。

《周书》——唐令狐德棻奉敕修，五十卷。

《隋书》——唐魏征等撰。贞观初，颜师古、孔颖达修述，由魏征总其事，五十五卷。

《南史》《北史》——唐李延寿撰，《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奉敕撰，二百卷。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刊修，二百二十五卷。

《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奉敕撰，一百五十卷。

《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七十五卷。文章极美

《宋史》——元托克托等奉敕撰，四百九十六卷。

《辽史》——元托克托等奉敕撰，一百一十六卷。

《金史》——元托克托等奉敕撰，一百三十五卷。

《元史》——明宋濂等奉敕撰，二百一十卷。

《明史》——清康熙时张玉书等奉敕撰，三百三十六卷。

其他批评史书的有唐刘知几《史通》、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又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在史学上都占一席重要地位。

肆　哲学

一、孔、墨、老

中国民族自西方东来之后，集中在黄河流域，所以一切的文化皆产自黄河流域。黄河流域生活比较苦一点，每天必须耕田方能维持生活，所以造字的时候，男子的“男”从力，从田。因为生活苦，没有时间去思想，所以产生一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哲学。可是先民只巩固了社会的伦理的基础，产生出这些道德的名词来，如仁、义、忠、信、智、孝、直……中国的伦理是家庭的伦理，孝占很重要的位置，宗教是多神教，敬百神，并尊天信鬼。

东周之后，诸侯国也大了，交通也发达，战争也多，生灵涂炭的事，时常有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孔子便诞生了。

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卒于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他生在鲁国。这时鲁国保存三代的文化最多，孔子学了，便以恢复古代兴隆治迹为宗旨。他希望获得政权，以实施他的理想，但是终于无人给他试验的机会。他终身当了教师，教授《诗》《书》《礼》《乐》，自己还作了一部《春秋》。

孔子的学说以仁为基础，立身要仁，在家要孝，做事要忠，待人要恕，行动要义，大体如此。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正名主义，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主张中国统一，有一个有能力、有权威的君主实现他的“正”的理想，当时的政纲就是仁政。

不过孔子是个哲人，他还有“一以贯之”的学说，一贯的意思是把一切知识及行为都从一点上贯穿起来。他自己没有教人的知识，总是“因材施教”，问出别人的不了解处，自其发言之空隙处施以教训。

他一生流离不遇，他信命，却不信鬼神。

继续孔子的哲学家是墨翟，大约也是鲁人。他生于周定王初年约公元前460年，卒于周安王中叶约公元前390年。墨子生了一副科学家的头脑，喜欢分析，注重论理。因此，孔子的思想一到墨子手里便换了眉目。

墨子的动机和孔子相同，他的学说是：

（一）尊天，同于孔子。

（二）信鬼，反孔子。

（三）兼爱，同于孔子。

（四）尚贤，同于孔子。

（五）非攻，同于孔子。

（六）节用，反孔子。

（七）节葬，异于孔子。

（八）非乐，反孔子。

（九）非命，反孔子。

（十）尚同。

尚同是墨子的政治思想，主张民选政治首领，实行神权政治。墨子与孔子的异点主要在方法方面。墨子用论理4，讲根据，结果更趋于实用。墨子创有三表法：

（一）本，根据古圣先王的事迹。

（二）原，考察现下社会的实际状态。

（三）用，实验结果之利害。

第三个哲学家是老子。他姓李，名耳，字聃。他比孔子晚百年左右，正生在战国初年。关于老子的年代，连司马迁都不知道，结果大家生出许多纠纷。一说他是孔子的先生，孔子在周，问礼于老子，但是孔子往周一事即不可信见崔述《洙泗考信录》。与孔子同时，则是老莱子，也称老子，可不是老聃，当然晚了。一说比孔子晚百年左右，一说在战国末年，与荀子同时。折衷派说老子书成于战国末年，而人则比孔子略晚，这个问题还待继续研究。

老子是自然派的哲学，他把万有，连天地在内，都看作发生于“道”——一个概念。道的性质是“无”，是“阴”阴象征女子的生殖器。万有一切都得道之一体，这样便与鬼神脱离关系了。

他的人生哲学主张静退谦让，他的政治哲学主张打倒现在的社会组织，恢复太古的自然政治。今将三位领导的大哲学家的思想列表于下：

此外老子主张“无名”，得名之母，一切有名皆有顺序。他说“道常无名朴”，其思想比儒家更进一着。

二、周秦各家

中国哲学自从孔子之后，逐渐分化，战国之时，派别灿然，其后又统一而成杂家。今依派别叙述于下：

（一）儒家

七十子　孔子传其思想于七十子。七十子中以有若、子张、子夏、曾子、子游、子贡诸人最为特出。颜渊尽了解孔子之学，惜早死，子由也早被害。孔门弟子有四科十哲：

1.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2.言语：宰我、子贡。

3.政事：冉有、子路。

4.文学：子游、子夏。

曾子年龄最幼，其后门弟子多死，在鲁国最为老师；子夏为魏文侯师，传播儒学功亦大；冉仲弓一派开出来荀子一位大哲学家。总之，七十子虽传孔子之学，但绝无新的贡献，新的贡献则有孟荀二大儒。

孟子公元前372—前288年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人，比孔子晚一百五十年左右，也是率领弟子，周游各国，其学说为：

1.性善　他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有人看见小孩堕在井里，一定难过而救他，这就是性善。不善的行为都是环境之恶。

2.正鹄　人生只把天性原有的好处保存不失就够了。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3.政治　行仁政，法尧舜。他说：“仁义而已矣”“法先王而过者，未之有也。”

荀子　荀子名卿，又晚于孟子，战国末年公元前307—前213年赵人。曾为楚兰陵令。十五岁游齐稷下，时诸贤毕集，极一时之盛。其学说为：

1.性恶　他说人生来有好利、疾恶、好声色之心，顺此故乱，所以先王才制出礼义来。

2.正鹄　生来的性质叫“性”，学问经验叫“伪”。人应当“化性起伪”，即是用礼义改变性情，人生标准即礼义。

3.政治　以好人行仁义。设施“法后王”，因为先王之政，至今已无存者。

《大学》《中庸》《大学》旧传是曾子作的，因无证据，无人相信。《中庸》据《史记》说是子思作的，但子思作的《中庸》是否就是现在的《中庸》，很是一个问题。文中有“载华岳而不重”“今天下书同文”，很显然是秦以后的书。但又不敢说全是秦以后的，因为前面发挥“中庸”之德，也许有一部分是子思作的也未可知。《大学》呢？《吕氏春秋·执一篇》说：

楚王问为国于詹子。詹子对曰：“何闻为身，不闻为国。”詹子岂以国可无为哉？以为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

这里的思想完全和《大学》一致。那么《大学》也是詹何一系的思想，而且是一个大儒所著。兹姑假定《大学》成书于战国末年，《中庸》成书于汉初。

《大学》的思想是以修身为治国平天下之本。治国平天下之前要齐家，修身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致知的意思是大觉大悟。诚意是校正意志与冲动，使之向善。正心是不动情感，明觉莹澈。格物的讲法纷纭，照郑玄的说法，是致知的地方；朱熹说是一段穷理的工夫；王阳明说是实行为善去恶，实在已经不能讲了。

《中庸》的思想说“中庸”是正道，即平常父子兄弟君臣夫妇之道。因为太平常，所以更难行得好。此平常之道出于人的天性，而且是不可不由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做下去，就可以治天下了。人一旦明白，一定要走这条路，走上这条路也会自然觉悟。这平常之道叫作“达道”，就是“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行这“达道”的有三达德，“智、仁、勇”。这本书又提倡“诚”，说是诚合于宇宙之大法。

（二）墨家

宋钘、尹文　宋钘、尹文的学说是“见侮不辱”，自己刻苦以救天下。宋钘也作宋牼、宋荣。尹文现存书是法家，但是否即《庄子·天下篇》中之尹文所著之书，还不敢定。

许行　许行的学说是社会主义，主张人君与人民并耕而食，学说略见于《孟子》书中。

（三）道家

杨朱《孟子》说：“杨子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但学说已不存，现有《列子·杨朱篇》是晋人伪作。

庄子　庄子名周，宋之蒙人。他与惠施为周末两位哲学家，但惠子书已不存，只有庄子的哲学照耀全古。

庄子的哲学自宇宙起始。他说宇宙是无穷大，人生在宇宙间只是沧海之一粟。人生呢？也是一样。晋国丽姬先反对嫁给王，但是出嫁之后，待遇极高，她又后悔当初不该反对。人生，谁好谁坏，谁真谁假，都作如是观。庄子妻死，庄子鼓盆而歌。庄子做梦，化成蝴蝶，人生就是大梦一场。

庄子哲学最难懂的是《齐物论》，他把万物看成一个。他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话没有法子了解，只能诉之于神秘的经验。庄子的哲学要人“黜聪明，堕肢体”，去体会内心之实在。他想象与自然一致之人叫作“真人”，他说：“真人之息呼吸以踵脚跟。”听呢？不用耳朵，用气，用肚子。

论道图

（四）名家

名家产生在战国，祖述孔子正名之义，专研究“名”“实”其间抽象与具体的各种关系。其间所发明的真理极多，但也有很多的诡辩，以惠施、公孙龙最著名。

惠施　曾相梁，著书五车。庄子闻惠子相梁，自楚来访，谈数日。二人学说同处甚多，大约庄子学说一部分出于惠子。惠子也许比庄子更伟大，不过惠子的书没有了，只存了十条。这十条是：

1.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为之小一。

2.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3.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4.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5.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6.南方无穷而有穷。

7.今日适越而昔来。

8.连环可解也。

9.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10.汛爱万物，天下一体也。

惠子的学说也齐物，不过庄子看见宇宙之动，方法纯用直觉；惠子看见宇宙之静，方法纯用理智，如是而已。

公孙龙　赵人，他有几个诡辩的观点：

1.白马非马。这是顶著名的

2.坚白石，二也，非三也。坚白，石之性质，去性质则无石

3.指物论。指言属性，物言实体

以上各条诸位想知道，可以看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

（五）别墨

别墨是南方的墨者。《庄子·天下篇》说有“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这一派与名家互为表里，也是一派研究论理、玄学的。著作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除《小取》已为胡适所注外，其他各篇又因传写错误，极为难读。梁启超有《墨经校释》一书还勉强可看，只剩下《大取》无人了解了。内中有心理学、论理学、力学、光学、几何学等等。诸位可以看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以及《小取篇新诂》在《文存》中

《墨经》作者，一说是墨子本人，《经说》是弟子作的。一说作于战国末年，受了名家的影响才作出来的。一说是先已本有，后人又加入许多材料。至于名家与别墨是一家还是两家，还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现在多已主张是两家了。今略引别墨做例：

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墨辩界说

或也者，不尽也。论理学上“盖然”之概念Probability

假也者，今不然也。论理学上“假设”Hypothesis

效也者，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演绎推理Deduction

辟也者，举也5物而以明之也。譬喻

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类推Analogy

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援例

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归纳推理Induction

（六）法家

法家早有邓析，战国则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李斯。法家采取道家之自然观，又采取荀子之性恶说，主张治国用法，不用儒臣，反对贤人政治以及侠客之行为。法家出来，把秦国治好，就灭了六国，而统一中国。

法家的政治反对儒家的尊尚尧舜，只主张因时制宜，见需要而为政。反对儒家的教育主义、感化主义。韩非子说：

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

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役服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五蠹》

韩非子被李斯所害，李斯相始皇统一六国。

（七）杂家

吕不韦为秦相，召门客著书。门客各家都有，共成《吕氏春秋》。内容以道家为轮廓，取法家之政治，行以儒家之仁义。

《淮南子》汉淮南王刘安召门客所著，主张道家之自然观，而出以儒家之仁义，此即杂家。

关于古代哲学其他记载，有：

1.《史记》的六家

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

2.《汉书·艺文志》的“九流”

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阴阳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纵橫家者流，杂家者流，农家者流，小说家者流。在外

3.《庄子·天下篇》的分派

儒者，墨翟、禽滑厘，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子，惠施、桓团、公孙龙。

案阴阳家为齐国方士邹衍之属，推算五行，非哲学。纵橫家为苏秦、张仪之外交家，亦非哲学。农家即许行。

三、汉、魏、晋、唐宋

汉代的哲学是法、道、儒三家之混合，即是杂家，并掺有阴阳五行及一切种族上的迷信。只出了一个特色的王充。

王充，东汉初人，著有《论衡》八十五篇。他的哲学也就是道家的自然观，他的贡献在打破迷信。他的著作最著名的有“九虚”，即《书虚》《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雷虚》《道虚》。“三增”，即《语增》《儒增》《艺增》。并且还有《问孔》《非韩》《刺孟》《论死》《死伪》等篇，至今日读之还增长思辨及理信。在这个时期中佛教来华，使中国人的思想重新振作起来。

佛教始祖是释迦牟尼，他见了生老病死，悲悯而创造出一种哲学的宗教。他看世界是苦的，种种幸福皆是无常，必须得常而不变者方可以免去生老病死及世界上一切苦，这常而不变是涅槃。论理方面使人显现真如智慧——即由人之本体而生者，灭除无明——即本能，方可不思不虑，免去尘世烦恼。自己修行者谓之小乘教，诲人者谓之大乘教。分派：

1.天台宗——修行，注重本心，体会真如智慧。性宗

2.唯识宗——修行，分析心理现象，了解佛说之实在。相宗

3.净土宗——以念佛达到修行。

4.密宗——修行，注重本心，念咒以助法力。

5.禅宗——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立地成佛。

佛教的影响形成：（一）清谈家；（二）理学。

清谈家得的佛教的小乘，认明世界乐不敌苦，人生修短有命，主张活一天，乐一天，所以耽于酒，耽于游，耽于清谈，不务正业。有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谓之“竹林七贤”，言终日游于竹林中也。

理学始于唐。李翱的《复性书》是很显明的。这一派混合大乘佛法及儒家哲学，把性善性恶之“性”看成“如来法身”“心真如”“本来面目”“阿黎耶识”，把“情”看作“无明”。说性善情恶，圣人“尽性”，可是“无情”。

宋五子　周濂溪——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道州人，是宋学的开山，著有《太极图说》及《通书》。

《太极图》本是道士炼丹之图，周子用来说明他的宇宙哲学。其系统如下：

“无极”出自《老子》，“太极”、阴阳、动静、乾坤均出自《易经》，金、木、水、火、土出自《尚书·洪范》，这个新哲学系统也称作“新儒家”。周子的人生哲学推崇《中庸》的“诚”。

张橫渠——张载1022—1077，字子厚，河南人，生长在陕西。他同二程互相钦佩，共同讲学，著有《正蒙》及《西铭》。《正蒙》书发扬圣道，有功后学；《西铭》文发明仁孝之发生观，是一种宗教的人生哲学。

程明道——程颢1032—1085，字伯淳，生于河南洛阳。天资卓异，著有《定性书》及《识仁篇》。

程明道的哲学最是神秘主义的，他的《识仁篇》说：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

《定性书》说：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这个学说即是使人养成直觉，“满腔子是恻隐之心”。程明道开出王阳明一派。

程伊川——程颐1033—1107，字正叔，明道之弟。他的哲学正与明道相反。明道一团和气，终日呆坐如泥塑佛，伊川则正襟危坐，极为严正。他的学说顶要紧的有两点：（一）穷理。伊川的意思，了解宇宙间事物的道理，可以得正心诚意之功。研究宇宙间事物的道理，即《大学》上的“格物致知”；（二）做人方面，他主张“致诚敬之德”，时时刻刻的要心敬。这一派开出来朱子。

朱子——朱子1130—1200，名熹，字元晦，别号为晦庵，徽州婺源人。著有《文集》一百二十一卷，《语类》一百四十卷。其他书目繁多，最要紧有《四书集注》，是一生精力之所萃。大家常读的有《诗集传》《楚辞集解》《资治通鉴纲目》《近思录》等书。

朱子的学说是伊川的嫡系，主张居敬——治身——穷理——格物。形而上学方面则把周、张、二程的学说组成系统，这一点贡献顶大。

陆象山——陆九渊1039—1101，字子静，江西人，跟朱子同时。他是程明道一派，与朱子论多不合。其异点，朱重分析的穷理，陆则重直觉，不用分析。在形而上学方面则反对周濂溪之“无极而太极”，指斥为非孔子之学，是道家之学。朱子是智理的，象山是伦理的。一注重“导问学”，由问学而至尊德性；一注重“尊德性”，以为可以直指本心，无须导问学。所以朱派骂陆派为禅宗佛法。陆不著书，他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总之，宋儒理学有几个问题，今分述于下：

1.性　性字原来的意义是Nature，宋儒是用作“心之本体”Soul。天性说是善的，很不容易说通。宋儒拥护孟子，不能反对性善，所以采取了佛家的性，性善便说通了。至于恶之来源如何解释呢？而性字又不能离开天性，所以张横渠、二程便商议把性分“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义理之性”是Soul，善的；“气质之性”是Nature，倾向于恶的。

2.理　理是Reason，也包含人的理智Intellect。宋儒讲穷理，理是什么，在什么地方。宋儒解释事物之理用人心之理去求，人心之理是Soul所发出来的。陆王派则主张事物之理即人心之理，根本是一个。

3.气　气的意义是气血，原意是生理。但另有一个意义是气化，意义是宇宙之流行。宋儒的气除宇宙方面的意义外，生理方面有恶的意义在内。张载是唯气一元论，程颐、朱熹主张理气二元论。

4.学　宋儒的为学之目的是求做圣人，他们理想的圣人是全善的。人要学圣人，必须以义理之性支配气质之性。气质之性以情为主，情有过，有不及，然后欲生。欲生则害。为学要存心、养气、静坐……使情无过不及，欲不得生。

四、明

朱熹综合周、张、二程成了一个伟大的哲学体系，此后反动便生，第一个反动的大将当然是王阳明，在其前有一位陈白沙。王阳明打倒朱熹，所成就到了宋学的最高峰。

王阳明1472—1528，名守仁，浙江余姚人。他少年是一位词章家，继而研究佛老，过了三十岁才决定发扬圣人之学。他因得罪刘瑾，谪居贵州龙场。那里全是苗人，无书可读，他只有默诵熟书，继之以思想。他忽然一天夜间跳起来，说是悟了圣人之道，格物致知之理。他解释《大学》格物为“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他教训人初令人为善去恶，告诉人“知行合一”之理，继而令人静坐，最后令人提醒良知。今将其主要学说列下：

（一）知行一体　王阳明并不主张因重在行，才说合一。他说知行本即一体，你知恶恶臭，必是闻了恶臭；知孝，必是行了孝。所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二）良知　良知为性，为良心，是人的一点灵明。人思虑重重，只要良知一明，便云消雾散，复见青天，提醒良知即是“致良知”。王阳明的“致良知”包含很深的心理上的意义，即是利用下意识的推理，使上下内外莹彻如一。

（三）为善去恶　王阳明的主要学说是，尽其所知，善的便做，不善的便改，标准即是良知。

（四）心即理　朱熹解释《大学》格物为穷理。王阳明曾经穷窗前竹子之理，七天大病。王阳明遂反对穷理，注重恍然大悟，心即理，不须外求。

今将王阳明学说《四句教》及格物致知解叙述于下：

《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致知格物　物，事也；格，正也。格物者，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即为善去恶。物所在，在意——冲动。尽其所知以为善去恶，即是格物，即是致知，即是诚意，意诚则心正了。

总之，王阳明的学说比朱熹更有伦理的独到处。穷理何以能正心？朱子不能回答。但王阳明又把《大学》上“后”字删去了！

五、清

王阳明的学说使人可以不读书，只要存个为圣人之心便得。这个学说的结果就是空虚，成为“满街都是圣人”。到了明末，大家对于王学就生了厌恶，另一个学派随着欧洲耶稣会Jesuits的教士来华而兴起。自利玛窦起，至康熙年一直不断。他们的学问是数学、天文、科学，中国思潮受了很大的影响。顾炎武同黄宗羲都是这个新思潮的先觉者。顾炎武倾向于知古，黄宗羲则倾向于实用，直到颜元、戴震才产生这个思潮的伟大的哲学家。

颜元1635—1704——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人。颜元的学说以勤劳力行为主，不谈心性。他著有《存性》《存学》《存人》《存治》四篇。颜元说：

吾力用农事，不遑食寝，邪妄之念，亦自不起。若用十分心力，时时往天理上做，则人欲何自生哉？信乎力行近乎仁也。

颜元终日力耕，并学习医术，以救人为务。其教授学生则注重《周礼》上之乡三物，即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娴、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他以实用矫正宋儒及明学之空谈。

戴震1733—1777——戴东原，安徽休宁人，是清代最大的考据学家之一。他编辑《四库全书》，天文及数学的一部几乎是他一人手写。他生平只有《原善》三篇及与彭尺木的一封信是讲哲学的，当时大家还说他对于性命的推究非其所长。他遗著中有《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与其他著作相参照，这才明显，他原来是与朱子、王阳明鼎足而三的一位大哲学家。

他的学说首先区别理欲，他说理不是先天的理性或直觉如宋儒所言，乃是“自然之分理”，即是“条理”。他反对宋儒以欲为恶，他说欲出自人的血气，言为生理的要求，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欲是人生之所有，世界“欲得遂”乃为最高的理想。欲有“蔽”，这才需要理，理是以己之情度人之情，得其自然之分理。他的学说这样地打倒了宋儒的理气二元论，取消了理的实体性。

戴东原反对宋儒主观的理，主张客观的理。主观的理是自于灵机活动，以主观的意见当作理。以意见当作理，错误极大，天下无客观的是非，结果是有势者能说者头头是理，无势者无才者情不得伸，结果是“以理杀人”。

戴东原的学说很得孟子的妈妈主义胡适语，另一部分则出自荀子，所以他在哲学史上是孟荀的调和派。

明清之交有一位不发迹的哲学家就是王船山。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在衡阳石船山筑土室，学者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生明万历四十七年，卒清康熙三十一年1619—1692。他是改革宋明哲学而创新哲学的。他的著作都写在账簿上、草纸上，至清末始印出。有《正蒙注》《思问录》《俟解》《噩梦》等书，但最著名的就是《读通鉴论》，尤其是其中的《宋论》。他对于政治、军事、外交都很详细的讨论，尤其是发挥民族的思想，指示亡国之恨，使人读了油然起兴。总名《船山遗书》。梁任公、胡适之两先生曾涉猎，亦无人作详细的介绍。

王夫之

伍　自然科学

一、绪论

人类知识发达的历程，必定经过由迷信而经验，由经验而科学的路线。在迷信时期，对于自然现象始而抱着惊奇恐怖的心理，终乃认为在想象渺茫之中，有了主宰的存在；后来因为人类知识的进展发达，能够利用经验来解答自然现象，这是科学思想的伏机。等到能够用观察实验等法则来研讨事实而解決自然现象的时候，这已经到了科学时代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很难用这三种时期来画一条鸿沟的区分。大概商周以前，是有一段长时期的经验时代，由知道耕种五谷，医药治病，总可推断，虽然商人占卜的迷信思想很厉害。及至周末以后，科学的思想，已经由经验中渐渐萌芽，春秋战国是滥觞的时候，从汉唐直到现在，其间因为政治社会的治乱兴衰，于是中国古代科学的遗产，也随之散佚了。现在把各种科学的大概，分类陈述于后。

二、数学

中国数学的发达，已经有二三千年，不过失传的很多，更有许多创发的妙术，也不知其端详了，所以现在要想看到数学的全身，在事实上是很困难的。

中国的数学家，汉有张苍、耿寿昌。刘歆作《三统历》，曾试作圆周率的推定。张衡78—139通天文阴阳历算，善机巧，又有祖冲之429—500造自动船、自动器械，研究指南车，虽是有天才的发明家，对算术功绩也很大。其他像唐朝的王孝通、李淳风、僧一行，宋末元初的秦九韶，都是善于数学的，至于三国时魏之刘徽，六朝时张邱建、夏侯阳，宋末的杨辉以及年代不详的孙子，虽不见载于传记，可是对于算学都有研究。

中国最古的数学书，都是汉唐以后的著作，现在有《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海岛算经》《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等十种，叫“算经十书”，其中只《周髀算经》《孙子算经》《九章算术》三种流传于世。《周髀算经》是以周公、商高的问答为本文，有分数除法同开平方的方法；《孙子算经》，朱彝尊断为孙武作的，戴东原以书中有长安洛阳相去同佛书里的话，以为汉明帝以后的人作的，总之成书年代是很难断定。书里对于乘除开方很详细，至于有物不知数，“三三数之余二，五五数之余三，七七数之余二”一题，更是大衍求一术的起源；《九章》是张苍、耿寿昌所删补的，内容包括面积求法、百分比例、内外耗、立方、开方、求积、勾股等问题。

九章算术细草图说

周代墨子对数学概念，已经有很清楚的认识，比如《墨经》里说“圆，一中，同长也”，就是圆只有一圆心，直径相等。

又：“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就是积点成线，线有长短而无广厚的意思。

又：“一少于二，而多于五，说在建住。”孙洽读谓住为位之误，乃是小数数位的说明，一小于二，而大于十分之五也。

三、天文学

中国天文学发生很早，梅颐的伪《古文尚书·胤征篇》，有因为日官不得预报日蚀而被诛的事情，这样推算起来，在公元前二千余年，中国天文学已经斐然可观了。不过《尚书》是晋代的伪作，确实的史料当推《春秋左氏传》及《汉书·律历志》等书。现在把古代天文学的常识大概分述于后。先言星象。

（一）星象

宋沈括《梦溪笔谈》内，有事以辰名者为多一项，在沈氏前二千余年，已经有关于辰字的种种记载。《左》昭七：

何谓六物，对曰：“岁时日月星辰是也。”公曰：“多语寡人辰而莫同，何谓辰？”对曰：“日月之会是谓辰，故以配日。”

由“多语寡人辰而莫同”一句看来，可知春秋时对辰字已经有种种意义，不过对者伯瑕以日月之会为辰，其他有《左》昭十七年：“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极亦为大辰”的话，何休《解诂》：“大火与伐，所以示民时之早晚”，辰字的意义在这里可以看出来，春秋时关于观察时节的早晚，以归定农事的动作，都由夜间的星象的状态推定出来。

大火是夏天傍晚见于南方的赤色一等星，《夏小正》曰：“五月初昏大火中”，所以大火在傍晚南中之时是五月的标准。大概殷人对这星已经很重视，殷代制定十二支，第五字为辰，大火是五月的星，所以大火为辰，到战国时以动物配十二支，以龙配辰，这是由于大火附近的星象，使人一见，即联想成神兽之龙的形态的缘故。

参是在冬天傍晚时见于东方的青白色的三个星，因以参为冬之正中即十一月的标准，《左》昭元年，以此星为晋之守护神，许是古代三晋地方以参为辰。参的附近星象成斧钺形，所以参星又叫作戊，或伐，往往联称作参伐，因甲骨文中的戊、戌、伐没有区别，所以制定十二支时，把十一月的戊，成为第十一字的戍，其实戊、戍都是参星。

北极是天空中一切星辰的中心，它好像居中不动的样子。因为它是二等星，所以不很明亮。晚间面北而立，仰视左上方便可看到；或是从北斗七星的天璇向天枢画一直线延长之，在天璇与天枢距离五倍的延长线上的一颗星，即是北极。它的位置恰好远在地轴的延长线上，所以地球转时，北极是常常不动而居于北方的。不过古代北极星不是现代天文学上的北极，古代的北极又叫作北辰，即是现在的北斗七星。《夏小正》云：“正月斗柄在下”，又“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因为北斗七星是北方空中常常看见而以之来推测时节的星，所以叫北辰。至于《论语》说：“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朱注：“北辰北极，天之枢也，居其所不动也”，恐怕受后代天文学的影响，不是原意。

（二）天地的形体

天地是什么形状的，古人有许多推测，蔡邕说古人言天体有盖天、浑天、宣夜三种，周髀说天如盖笠，地法覆盘，是盖天说法；慎到以为“天形如弹丸”，是浑天说法；至于宣夜说法，因无师承而绝了。《隋志》载宣夜之书亡，而郗明记先师相传宣夜之说云：“天无了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日月星相浮空中，行止皆须气焉。”宣夜的说法与现今天文家所言，很有相符合的地方，可惜宣夜的说法，绝而不传了。

（三）地圆说

古人主张地圆说，现在也有许多证明。

1.慎到云：“天形如弹丸。”天形既然是圆的，天包在地外，所以地也是圆形。

2.《大戴记》：“单居离问于曾子曰：‘天圆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曾子曰：‘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

由上可知曾子虽未明言地圆，但也不赞成地方说，所以有“四角不掩”的话。至于地道曰方，是道方，非形方，由地道是方的，更可推出，地是运转的，犹之乎今之天文家以地球是循轨道而绕太阳运转一样。

3.《吕氏春秋》：“冬至日行远道，夏至日行近道，乃参于上，当枢之下无昼夜。”

因为地是圆形，所以南北极常半年无昼夜的分别。

4.惠施说：“天与地卑”，地形圆，所以地下有天。

又：“南方无穷而有穷”，地圆，所以南方无穷，通常以南极是南方穷处，则南方有穷了。

又：“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地是圆形，处处都可做中央。

（四）地动说

地动之说，古人也说过，《尸子》说：

“地右辟，而起昂毕。”右辟就是右转。

（五）历法的成立

从前关于时节的推测，多由于星辰，后来到春秋中期，立表垂直于地面，测量日中时，表影的长度，把最长最短的时期叫作日至，这表叫作土圭。

《地官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

地之南北曰深，测土深，即测地南北之深也，郑众注：“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不过用土圭来推定时节，很难正确。后来有历法的计算，详细的情形，现在已经探听不出，不过古人早已知道的是：

《尧典》：“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今人知地球绕日一周须时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叫作岁实，同《尧典》的数目比起来，恰好是个整数。月亮的盈亏，很容易观察，所以古人制历，多本于月。月绕地球一周是27.312日，可是同时须随地球绕日，所以自这次满月到下次满月时是29.531日，与绕地球时不同，天文学叫作合朔。夏历每月有大小，大月30天，小月29天，平均每月29.5日，实际上差0.031日，所以应多设一大月来弥补，则每年有五个小月七个大月，日数共355日，与岁实相差11天，每三年又置一闰月来补正，所以《尧典》说：

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古人置闰月多在岁终，《左》文元年：“于是闰三月，非礼也，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

中国古历本有建寅、建子、建丑之分，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建寅以正月为岁首，叫作三正，夏建寅，所以称建寅历为夏历，夏历来源很古。

《论语》：“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

《左传》：“火出，于夏为三月……夏数得天。”

可是后世制历，多自冬至起算，称为历元，汉朝太初历，就是这样开始计算的。

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制定历法的事情，都记述在《史记·历书》及《汉书·律历志》里，当时制定的方法都可由书中考察出来。不过其中也有真相不明的地方，不能不算是一种遗憾。太初元年时，最初施行的历法，叫作太初法，自其内容言之，又称为三统历。后至前汉末年，刘歆整理历法，附加超辰纪年法于三统历内，后人误以为三统历是刘歆著的。不久到了后汉初年，更拋弃岁星，废超辰法，单用顺次计岁法，即是现在以干支纪年的旧历。

（六）日月食

古人不明日食、月食的道理，同现在的庸人一样用迷信道理来解释，《诗·小雅》云：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食，则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月食是常见的，日食不常见，而且月食在夜间，无论如何阴惨，因为人类过惯了阴天的关系，不恒觉察。至于日食时，实在容易引起庸人恐惧的凄惨来。关于古时日食的记载，略举下列几种：

《左》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晋侯问于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对曰：‘鲁、卫恶之，卫大鲁小。’公曰：‘何故？’对曰：‘去卫地，如鲁地，于是有灾，鲁实受之，其大咎，其卫君乎？鲁将上卿。’公曰：‘《诗》所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

《左》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问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祸福何为？’对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其他月则为灾，阳不克也，故常为水。’于是叔辄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将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辄卒。”

又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昭子曰：‘旱也。日过分而阳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阳不克，将积聚也。’”

（七）小儿辩日

古人对于天文学的知识虽差，而对于现象却抱有很大的怀疑，《列子》中有小儿辩日的故事，颇足表现这种精神。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智乎？”

后人解答此事，有几种说法：

1.桓谭《新论》：“日之去人，午远而朝近，星宿昏时出东方相离丈许，及夜半在上方，相离仅二三尺，故知日在天上时远于四方。”

2.张衡《灵宪》：“日之薄地地訚，暗视明是以大；及中，天地同明，明还相夺，是以小；如火之当夜而扬光，在昼而不明也。”

3.晋束皙以为旁方与上方等，始出时色若白，则虽大不甚，赤则大加甚，此乃人之惑也。

这些解答都不对，其实日与地球的距离，并无早午的分别，人与太阳的距离，乃有早午之差。地球离太阳三万万余里，地球的半径是一万三千余里，晌午时太阳距离地球和距离人是一样的，受日光正射，所经过的空气层不过一百英里，所以热；仰视时没有东西来比较，所以小；朝夕时，人同太阳的距离和地球同太阳的距离多差地球的半径，受日光斜射，经过千余里的空气层，所以凉；平视之有许多景物的比较，所以大。又早晨时候，因为昨夜的寒气未退，是以凉；午时较早时水蒸气蒸发很多，人体散热比较不容易，所以热。总之在实际上人与太阳的距离，在晌午是比早晨为近。

四、物理学

中国古代物理学，已有相当的成绩。只是因为几种原因，当时不能发展，以至于后世失传，这几种原因是：

1.古人重本业轻杂技。《礼·王制》云：“作奇技淫巧以惑众者杀。”所以奇肱氏的飞车，周公毁坏了，偃师的机器人、墨子的木鸢等等都在应禁之例了。

2.古人重伦理轻物理。孔子观欹器时，不但不言物理上的构造，反而推出“夫物恶有满而不覆”的道理来。

由于以上的原因，中国古代科学不但没有发展，在发明的时候，反而受了摧残，所以不曾传到后世。现在从古书见到的，分力学、光学、音学胪举于后。

（一）力学

关于力学的器物，现在一样也没传下来，只好用想象去测度了，分以下几种：

1.重心——《家语》载孔子在太庙见欹器，有“中则平，满则覆”的话，必是重心的道理，古代乐器中的磬，形式不很规矩，直悬时，就不能不求重心了。

2.重力集于一点——《墨经》说：“均悬轻重而发不均也，均其绝者莫绝。”物之绝处，常在重力所注之点，如果重力不集中于一点，互相牵引，就是头发般细，也未必断的。

3.杠杆——子贡教汉阴用桔槔来引水灌溉，这大概是用杠杆起重的原理，其实墨子也说过：“衡加重于一旁必棰。”平衡以后，再于一旁加重，一定是要下垂的。

4.力由摩擦而消损——庄子说：“风之过河也有损焉。”当然，风过河时，与水面摩擦，风力要减少的。

5.水能吸热——太阳光线的热力，注射到水上时，水要被蒸发的，好像太阳的热力是潜入水中似的，所以庄子说：“日之过河也有损焉。”

（二）光学

墨子对光学是很有系统研究的，可惜这种学问，因为没有传授而绝种了。今就《墨经》所言，举例于下：

1.光线直行——“景光之人煦若射。”人字恐为入字之讹，煦是日出温也，若射就是光线直行。

2.光的复射——“光至影亡。”至，极也，这很合乎照相时镜头的道理。镜门光圈越小，照的影越清楚；光圈大，光的复射多，影便较模糊，所以说是影亡也。

3.光的焦点——“在远近有端与于光，故景障内也。”

障是库字，内是纳字，景库就是焦点，或叫作正、内。把透视镜远近移动，光有时聚于一点，就是焦点。

其他如凸镜面生虚像，凹镜之影是倒立的，及凹镜像之正倒，墨子都有相当的研究。不过古人往往蔽于迷信，像虹是光线屈折的道理，而郑康成以为是天地的淫气；渤海里常因光线反折而映出来的海市蜃搂，古人便当作神仙境界。

（三）音学

中国古代音乐的历史，很难推考出正确的论断。或者以为葛天氏时八人操牛尾投足，叩角而歌，是音乐的起始，这话太武断；又以朱襄氏作瑟，太昊作琴，女娲作笙簧，是乐器的创造，这话也不能凭信。不过中国诗歌起源很早，歌唱的声音，当然要算是音乐了，而乐器的创造，一定在后。究竟谁创的，这些发明家的名字，恐怕淹没了。

五音是宫、商、角、徵、羽。这五音的记载，始见于《周礼》。宫音相当现今音乐中的Do（1）音，商音相当Re（2）音，角音相当Mi（3）音，徵音相当Sol（5）音，羽音相当La（6）音，七音是在此五音外加变徵、变宫二音，变宫、变徵与西乐的Fa Xi二音则不相合。

后来不知何人把五音改用工尺字来代替，《楚辞·大招》说：“四上兢气，极声变只。”所以用工尺字的年代当在秦以前。明人郑世子以上字为宫，尺字为商，工字为角，合字为徵，四字为羽，一字为变宫，凡字为变徵，可是现今国乐先生们，以合四一上尺工凡六五亿仩伬仜，完全相当西乐的5，6，7，1，2，3，4，5，6，7，1，2，3，4，5。

十二律的名称，始见于《周官·大司乐》。原来七音的变化是很单调的，要把音律的范围扩大，音乐才能有变调，因为这样才有十二律。十二律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这是十二种管子，长短随着音率是一定的，以黄钟作十二律的标准。

古人对于音乐，确乎是高眼看待的。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乐占第二位，六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有《乐经》。音乐在中国古代学术界上，很占一席重要位置，孔子曾把它当作学科中的一种，大概由于音乐能引起美感，以减少暴惰的习惯；调和性情，以养成闲雅的态度。

战国时期编磬

至于音能共鸣，古人也曾发现过。《淮南子》有言：“鼓宫则宫鸣，鼓角则角应。”又唐人《嘉语录》载：“洛阳僧房中磬子夜辄自鸣，僧惧而成疾。曹绍虁素与僧善，往问疾，僧具以告。虁出错，罄数处，声遂绝。僧问其故，虁曰：‘此磬与钟律合，故击彼应此耳。’”

五、结论

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已如上述，其他像生物学、生理卫生、农业学、工艺等也都各有其发展的历史。《尔雅》《周官》《礼·月令》《家语》等多生物学的知识，《素问》《灵枢》是古代的医药学，可说是与生理卫生近似。至于工艺中的染色、铸造，早有成绩了，酒的发明最早，因为商代的甲骨文上，有许多关于用酒来祭祀的字。其他像孟子说：“禹恶旨酒”，墨子说：“禹造粉”，《周礼》司煊氏供贲烛，都是工艺上的发明。

陆　文学

中国文学的定义可以有狭义、广义、最广义、最狭义四种。兹分述于下：

（一）最广义《论语》上说：“文学：子游、子夏。”孔门弟子分作四科，文学占一科。大约文学即是研究书本子的学科，内容有历史、礼乐、典章制度之类。看后来子游、子夏教学的成绩，大约可以断定是学的这些东西。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里给下了一个能概括的定义，就是“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大约孔子所谓文学，连磕头作揖的礼、琴瑟笙竽的乐也在内，尚不限于竹帛文字。

（二）广义　广义的文学大约等于现在文学院所学，有经学、历史、文艺以及载道之文。可以以《史记·儒林列传》所说的“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史，斌斌多文学之士矣”。这个文学只包含一艺——即五经之一经。大约再有点文字及历史的常识，再可以写一点，不一定又当学者，又当教育家如子游、子夏，才谓之文学。

（三）狭义　狭义的文学包含美文及载道之文。章太炎先生说：“论其法式，故谓之文学。”最古的谢无量及曾毅作的文学史，即指的这一类文学。这一类研究文章形式结构之变迁，即是文学。

（四）最狭义　最狭义的定义是近十三年来从欧洲介绍来的，把文学看作“人生之表现”（Arnold）6。文学的分类，即是诗歌、小说、戏剧，这一个定义已经被全国公认了。文学就是美文之学，美文的创作就叫作文艺。不但如此，就是美文中不能表现人生的还不承认是文学。以上四种大致把中国历来所说的文学包括完了。

前两种的范围都已不能知道，因为三代两汉距今太久，不可考了连章太炎先生都把（一）（三）混在一起，以第四范围最确定。我们就以（四）为标准，再增上（三）。现在叙诗。

一、诗

诗是人类的心情用语言直接表示的呼声。《毛诗·关雎序》：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上文表现出来一个情感，一个节拍或律动，本已经把诗的意义都发挥出来了，但不幸汉朝又有一个“美”“刺”的学理。《关雎》本是一首爱情诗，三家诗偏说“刺康王宴起”；《静女》也是美丽的爱情诗，《毛诗》偏说是“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这一个错误埋没了多少诗人，照这学理作不出好诗，并且好诗之中也掺有没有情感即不成诗的分子。

诗即以情感为主，直接发抒灵感，有韵无韵，几个字，都不是重要条件。《诗经》是诗，《楚辞》也是诗，一部分西汉初年的赋，只是抒情的长短句，当然也是诗了，后来李煜、苏轼、辛弃疾的词又何尝不是诗呢？到了现在，白话诗中有散文诗一种，作诗直如作文，如鲁迅的《野草》，作诗更自由了。诗分抒情与叙事两大类，抒情诗是直接发抒灵性的，叙事诗是所叙之事间接发抒灵性的。以下我们叙述中国的诗。

（一）《诗经》以前

在《诗经》以前，中国当然已有许多的诗，但是未经采集，遂至失传。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即是说的这些失传的诗，不过本不是孔子所删。孔子教学生的就是订了本子的《诗经》，这样，《诗经》流传更广，那些逸诗更不存在了。

（二）《诗经》

《诗经》分《颂》《大雅》《小雅》、十五《国风》。《颂》有《周颂》《商颂》《鲁颂》，大部分都是朝廷用的祭祀的歌颂。《大雅》是《西周》的诗，《小雅》是平王东迁以后的诗，内容也有叙事的史诗，也有抒情诗。十五《国风》则采自各国，有《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又有《周南》《召南》《邶》《鄘》，其中民间歌咏最多。自文学上说，《颂》不如《雅》，《雅》不如《国风》。《国风》当中包含了很多的有价值的抒情诗，其中有些是恋诗。

《诗经》的作者大部分都不知名了。体裁自由，情感浓厚，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唯一的柱石。

（三）《楚辞》

《楚辞》，就是楚国的文学。旧说是楚国有贤臣屈原名平，楚王的同姓，公元前343—前277年，尽忠事楚怀王，被上官大夫所谗，作了《离骚》。楚怀王被囚在秦国，屈原在朝廷被驱逐，投于汨罗江现在湖南岳州附近而死。他被驱逐之后，作了《九章》，又修改了祭祀的歌《九歌》。后有宋玉、景差等人继续摹仿。汉朝天子也是楚人，继续仿作，所以有《楚辞》的文学。

屈子行吟图

新说谓《楚辞》就是楚民族的文学。楚民族与周民族非是一族，所以在西周的时候就称王了。《楚辞》远在孔子时就有。《论语》：“凤兮凤兮！何德之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这就是《楚辞》。《九歌》纯是祭祀之歌，本来优美，并没有经屈原改过。屈原也大概是传说中的英雄，其人如何，有无其人还是问题。主张这一说的有胡适、陆侃如陆冯合著《中国诗史》。

《楚辞》包含了多少美丽的诗，以美人香草为譬喻，内容全是贤臣思君忧国的情怀。文字比三百篇优美，想象比三百篇更丰富。司马迁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这是《楚辞》的评语。

（四）乐府

乐府是民间的歌谣，政府采去配了谱子，用来歌颂成雅乐。这事起源于汉高祖，他在沛郡作了《大风歌》，令沛郡的群儿和习。歌辞如下：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土兮守四方！

惠帝时把高祖时会唱的小儿都使在沛守高祖庙，演为细乐。其后汉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武帝时跟外国交通，此后不断有外国音乐到中国来。乐府的分类如下：

1.朝廷及贵族特制的乐府——郊庙歌、燕射歌、舞曲。

2.外国输入的乐府——鼓吹曲、横吹曲。

3.民间采来的乐府——相和歌、清商曲、杂曲。

以上的分类根据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是最新的分类。

乐府的文学，里面有许多在歌唱着好听，情感比较少的；也有不少优美的叙事诗，如《木兰辞》《孔雀东南飞》《孤儿行》《妇病行》《东门行》《羽林郎》《陌上桑》之类。其后东汉到魏晋的文学家仿效了乐府的体裁来作抒情诗。

乐府诗的形式即是有长短句。如《战城南》：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谓我为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乐府诗中亦有三言、四言及五言者。五言诗兴于汉，且看下文。

（五）五言诗

五言诗的起源，旧说以为起源于西汉，李陵、苏武的相应答，即是五言诗的最早者。

新说以为起源于东汉，乃是西汉末年的民间歌谣逐渐进化而生看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至于李陵、苏武的应答本为古诗，后人硬派到苏李头上的。

五言诗的产生是诗的一个大进步，文字也优美，情绪也委曲婉转地表达出来。现录《古诗十九首》之二于下：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窹。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五言诗到东汉末年，为黄金时代，一直经过魏、晋、南北朝，唐朝七言诗才出世。

（六）七言诗

七言诗的产生，一条道路是由《楚辞》去掉“兮”字正留七个字，一条更要紧的是罗根泽先生考据出来的歌谣及铭志。七言诗东汉已很通行，至南北朝五言诗到了极端，七言诗便出来夺位了。初唐四杰，他们的杰作大部分是纯粹的七言诗。四杰是：

王勃：字子安，648—675年。

杨炯：650—692年。

骆宾王：约638—684年。

卢照邻：不详。

七言诗代表的情绪，比较浓厚；五言诗比较冲淡。达意抒情，委曲婉转，仍以五言诗为胜。七言诗发达之后，诗的形式已死，以后才有词代兴。词，今人看来也是诗，不过有长短句罢了。

（七）古诗、律诗、绝句

句数不一定，二四六八十……偶句押韵的叫作古诗。一首诗八句，平仄有一定的规律，叫作律诗。四句平仄有规律的叫绝句。

古诗最自由，也最早；绝句是最精彩的断片，成立较迟；律诗最重规律，最美丽，最难作，所以最晚。今将先后成立时期列表如下：

沈是沈佺期650—1715？，宋是宋之问650—712年，他们比四杰略迟一点。沈宋的诗过重形式，不为人所重，但七言的两种体裁却是由他们成立的。

陶渊明像

五言古诗

陶渊明《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五言绝句

王维《山中》：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五言律诗

王维《山居秋瞑》：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七言古诗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风高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七言绝句

王维《送殷四葬》7：

送君返葬石楼山，松柏苍苍宾驭还。埋骨白云长已矣，空馀流水向人间。

七言律诗

杜甫《夜闻觱篥》：

夜闻觱篥沧江上，衰年侧耳情所向。邻舟一听多感伤，塞曲三更欻悲壮。积雪飞霜此夜寒，孤灯急管复风湍。君知天地干戈满，不见江湖行路难。

（八）词

词是一种长短句的诗，起源是由于南北朝时歌妓唱了些小调儿，这些小调儿是有词无意的。到了唐朝，文人学士也学了这些小调，也歌也奏。文人学士懂了音乐，自己作的当然很好了。其后文人学士用了这些调发抒自己的情感，于是词才有诗的作用，这已经是残唐五代了。这时出来了一位大诗人李煜，即所谓李后主者是也。

词到了宋朝，已经成了文学的正宗，旧体诗已经衰老了，词夺了诗的正统。其后到了南宋，词渐渐走上了形式主义，死了。现引李后主两首词于下：

《虞美人》曲名：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词有两派：一派是正统派的温庭筠、韦庄、南唐后主、欧阳修、柳永、李清照、姜夔，这一派称作花间派，亦称南派。这一派是优美的抒情之作，温柔而敦厚，保留音乐的分子。一派是苏轼、辛弃疾的任意挥毫，不问是否仍有音乐性。这一派称北派，胡适之先生称之为散文诗。前一派已有李后主的做例，后一派今以辛弃疾的《西江月》一首做例：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8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遣兴

（九）陶潜与王维

中国最古的大诗人屈原，时间相隔太远，一切已不能详知。较近一点的诗人，以陶潜、王维、李白、杜甫为最大。

陶潜是一位大哲学家，他的诗装潢自然不如唐诗的美丽，但是指示出来人生的真义。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形赠影》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神释》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饮酒》

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寿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神释》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田园居》

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酬刘柴桑》

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和刘柴桑》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

他的思想是佛教东来后的老庄思想。他的思想总计：（一）宇宙真实；（二）人生极暂，名利均假；（三）人生行乐；（四）自食其力。他在《桃花源记》里写出他的理想社会来。他的诗给人具体的田园趣味、民间生活。

王维他是想学陶渊明的。他的诗有：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辋川闲居》

安得舍尘网，拂衣辞世喧。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普提寺禁口号又示裴迪》

但是王维是佛家，他有很深的佛教的修养，他的心境是超人的，这一点又非陶潜所及。如：

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馀。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饭覆釜山僧》

唯有白云外，疏钟闻夜猿。《酬虞部苏员外过蓝田别业不见留之作》

寂寥天地暮，心与广川闲。《登河北城楼》

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秋夜独坐》

眼界今无染，心空安可迷？《青龙寺昙璧上人兄院集》

应门但迎扫，畏有山僧来。《宫槐陌》

君问终南山，心知白云外。《答裴迪辋口遇雨忆终南山之作》

王维的哲学即是佛家的哲学。王维的贡献在于以禅家的清静，描写风景，给人一种清凉的画境。昔人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诗的自然与优美，唐人中无能过之者。

（十）李白与杜甫

俗称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他们两人的作风影响后人极大。李白出身于豪富之家，自己又出入朝廷，他的诗可以说是贵族的。他到了五十多岁因政治的关系才受了挫折。

李白的诗表现出过人的文学天才，想象丰富，文字又异常优美，因此受了几百年的崇拜。现在写他两三首诗在下面：

《上三峡》：

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

《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尽，轻舟已过万重山。

《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杜甫则早年既不能登第，仕宦又不得志，一生颠沛流离，受尽了人生的苦痛。他的诗有人生的真味，他的诗是他的血和肉，因此他被尊称为独一无二的大诗人。在诗的真义上，杜甫的诗价值高出于李白，不能比较。现写出《石壕吏》一篇：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孙有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再举《逃难》一诗：

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

二、戏剧

中国的戏剧起源于春秋时代之侏儒倡优，晋有优施，楚有优孟，都以滑稽为乐于君，并且有时以滑稽之语讽讥时政，尽谏君王。《史记·孔子世家》夹谷之会，孔子相鲁定公出席，齐景公使“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派人杀了一个，这才告终。倡优的职务在助音乐，侏儒是矮子，也是表示滑稽的。中国戏剧的起源在于悦人君，跟宗教没有关系。

陈洪绶绘《西厢记》插图

正式的戏剧起源于北齐。北齐有一位兰陵王长恭，才武而貌美，常戴假面具杀敌。后人作了一个《兰陵王入阵曲》，歌舞以描写其指挥击刺之状。

外国的戏剧在南北朝时也输入中国，有《拨头》一剧，内容为舞蹈，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吃，其子求兽杀之。

宋代戏剧分为：（一）滑稽戏，诙谐并讽刺时事，（二）歌舞剧，亦有（三）敷衍故事之剧。元代加以科白，遂成完全的戏剧。

元剧作者代表，有：

王实甫：元末大都人。著有《西厢记》等。

关汉卿：元末大都人。著有《窦娥冤》即《六月雪》剧及《续西厢》。

马致远：元末大都人。

白朴：元末大都人。

郑光祖：平阳襄陵人。

乔吉：太原人。

以上六人称“元曲六作家”。

三、小说

小说大约由印度传来，印度之书铺张扬丽，思想诙奇，中国方仿作。小说描写社会，而又含有思想与哲学。好的小说描写惟肖惟妙，晋以后干宝、任昉、刘义庆起始著述，这才为中国小说之祖。

《汉书·艺文志》有“小说家”，说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大约同以后的小说不是一种。汉朝的赋也是铺张扬丽，描写过实，倒与小说是一个系统。赋的目的也是描写中含有讽刺谏诤之意，这一点跟小说全同，所不同的全在形式上，所以可以说是赋变小说。

中国小说可以分作两类：（一）章回体，如《水浒》；（二）笔记体，如《聊斋志异》。今将重要必知的小说列后：

《大宋宣和遗事》《水浒传》前身（笔）

《太平广记》宋人集唐代小说（笔）

《水浒传》：明施耐庵撰，罗贯中续。（章）

《三国演义》：明罗贯中编，清毛宗岗修订。（章）

《西游记》：明吴承恩撰。（章）

《封神传》：明许仲琳撰。（章）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明罗懋登撰。（章）

《金瓶梅》：明？撰一说王世贞，一说薛应旗，赵南星（章）

《玉娇梨》：明？撰。（章）

《今古奇观》：明冯梦龙撰。（笔）

《聊斋志异》：清蒲松龄撰。（笔）

《子不语》：清袁枚撰。（笔）

《阅微草堂笔记》：清纪昀撰。（笔）

《镜花缘》：清李汝珍撰。（笔）

《儒林外史》：清吴敬梓撰。（章）

《红楼梦》：清曹霑雪芹撰。（章）

《儿女英雄传》：清文康撰。（章）

《七侠五义》：清俞樾据石玉昆《三侠五义》改。（章）

《官场现形记》：清末李宝嘉撰。（章）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清末吴沃尧撰。（章）

《老残游记》：清末刘鹗撰。（章）

历代重要创作诗人一览表

柒　文章之派别

一、殷、周、汉

中国的散文可以说是起源于《尚书》，比《尚书》更早的是殷虚的卜辞，或者周易的卦辞、爻辞也比《尚书》早，但是这些卜辞尚未形成散文，所以《尚书》为散文之祖，《诗经》便成为韵文之祖了。

散文东周以后逐渐进步，今依说理、记事两项叙述。

（一）说理文　可靠的时代最古的说理文就是孔子的《论语》，是在孔子死后门弟子记载的，内容都是些简短的句，包括深义，既若格言，又若诗，又若散文。这一点无论犹太，无论希腊，无论印度，古圣先哲遗留的教训全是一样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一句话便含有多少真理！

比《论语》略晚一点的就是《老子》，《老子》的文章仍是格言式的，但是有对句，成段，比《论语》更进化了。如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

战国初期的论文是《墨子》《墨辩》在外。墨子的文章是门弟子记载的，篇幅已经变长，而有极严重的科学色彩，即是合论理，有证据。

国君发政，国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尚同》上

战国诸子纵横，各申异说，文章皆长篇巨制，精于名理。其最伟大而为后世所诵读者，一本是《庄子》，一本是《韩非子》。

《庄子》的文章多数为寓言，即自设想的对话及譬喻当中含有极高深之哲理。《庄子》的文章以《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最精彩。

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汝：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虮蛆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決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齐物论》

上段几个譬喻里指出相对的道理来，把仁义骂得一个钱不值。是非本无标准，极为透辟。

《韩非子》的文章也是合于伦理，而比《墨子》修辞好。今举《五蠹》一段为证：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民视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君虽厚爱，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孟子、荀子宏翼圣道，议论亦颇多精采之处。《吕氏春秋》修辞美于《韩非子》，严正不如，是最精彩的短篇的论文。

（二）记事文　东周以前的记事文如“三坟五典”之类都已不传，即连孔子同时的史乘也已不传。今始仍从孔子说起。

《论语》当中有记载孔子的行为的，如：“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也是些简短的句子，大约当时的史乘也是如此的。

孔子作的《春秋》也是简单的句子，如：“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二十有五年，春，齐崔杼帅师伐我北鄙。”有人说《春秋》是从《公羊传》中抽出来的，还不很可靠。

《左传》与《国语》是战国时代记事文极大的成功，文章简奥而说理详。《左传》记载一事，先于若干年起因处伏一笔，后及本文，并于若干年后谈到结果与影响，已臻史家记事之妙，并且也是几千年记事文的模范。因已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兹不举例。

《战国策》记载策士游说之辞，虽多强辩，然谈天下事如指掌，亦多美丽之文。

秦文只有用韵文歌载始皇功德的几块刻石。汉文散文今仍依说理、记事两项，分述于下：

（一）说理文　说理文最早的当推《公羊传》。《公羊传》是成立于战国末年，还是成立于汉初，很是一个问题，不过说汉初才笔之于书的，却没有什么危险。《公羊传》讲解《春秋》之义，明白详尽，是做注解文的模范。

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隐公二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僖公十六年

西汉的论文当推贾谊与董仲舒，贾谊的《治安策》与《过秦论》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文章。董仲舒著有《春秋繁露》发扬孔子之道，文字极为严正，有些地方类似《公羊传》。《淮南子》是一部极美丽的论文，只因为是道家，而且篇幅极长，尚未经学校采用过做选文。

总之，西汉的论文均以事实为基础，不尚名理，更缺乏“玄之又玄”的趣味。经师的文章多受荀子的影响。荀子是以事实去对待诡辩家的，所以荀子的文章事实证据多于名理，一般又受法家的影响。虽然韩非是长于名理的，但是名家已亡，末流但务实用，所以日与名理甚远。

东汉的论文渐趋美丽，篇幅渐长，而对句渐多。思想——大约受佛教东来的影响——又渐渐萌芽。一方是乌烟瘴气的阴阳五行衰落，一方又尚玄谈。东汉出来了一位怪杰王充，作了一部《论衡》，把一切世俗的迷信全都打倒，尤以宗教方面的最多。今引《论死篇》数行，以见其风格：

世谓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试以物类验之：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何以验之？验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

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

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灭火复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复见。能使灭灰更为燃火，吾乃颇疑死人能复为形。案火灭不能复燃以况之，死人不能复为鬼明矣……

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人言谈，有所作于卧人之旁，卧人不能知，犹对死人之棺，为善恶之事，死人不复能知也。夫卧，精气尚在，形体尚全，犹无所知，况死人精神消亡，形体朽败乎？

总之，东汉的玄谈而平易的论文，开出魏晋的论文。（二）记事文　有许多的经，如三《礼》、《谷梁》、《易经》的《十翼》，很难确定是战国末年还是汉初写的，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汉初写的。《经》的记载详实而严正，但少有文学的趣味。《礼记》当中的《檀弓》是很美丽而有文学趣味的记事文，但写的时间很难确定，有人主张是春秋末年或战国时候写的。如：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之，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

上文八十几个字，很好地表示出来黔敖与饿者的态度，以及曾子——教育家——的主张。

记事文最成功的是司马迁。《史记》能在普通记事以外加以描写，也是后世描写文之鼻祖，他的《项羽本纪》最能表现描写的特长。东汉的史书宗法《史记》，一般记事文都是增加对句。

汉代有一种特殊的文学就是“赋”，赋的鼻祖当然是《楚辞》赋是《诗经》一义之说是汉人的，不足为据。《楚辞》本是散文诗，全以抒情为主，不过用“兮”字作赋的却用来说理记事。荀子作赋即用来说理。汉人的赋更是无所不用，用来抒情兼说理的如贾谊的《鸟赋》，用来抒情兼描写的如汉武帝《悼李夫人赋》，用来记事兼描写的如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

西汉的赋还有一点“古诗之流”的意思，扬雄以后，竞用奇字，篇幅极长，专事过度的描写，便变成小说之前身。魏晋以后，恢复性灵，但文学的种类加多，赋的文学便成过去。

散文诗的赋：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汉武帝《秋风辞》

描写文的赋：

……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耳者，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茀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琨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玞。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射干，芎菖蒲，茳蓠麋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则燥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菰芦，庵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瑇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鹓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兕象野犀，穷奇獌狿……司马相如《子虚赋》

赋的描写与小说不同的是堆字，注重形式，缺乏内容。

说理的赋：

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虽增欷以于邑兮，吾恐灵修之不累改。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溷渔父之哺歠兮，絜沐浴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跖彭咸之所遗。扬雄《反离骚》

二、《文选》

东汉末年是过渡期间，到了魏晋，文字更加美丽，至于南北朝而登峰造极。这期间的文字有三种特性：

（一）美丽性　音节渐有平仄之分，上下句对仗工整，文章秀丽。

（二）唯情性　说理记事之文每以情感出之，情感为一切文章之中心。

（三）安闲性　风格方面安闲典雅，没有急躁的火气。

这三个条件全备很不容易，所以有人极力推崇这个时代的文学，以之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而文章是百世的宗范。

很可喜的是，这个时代出了一部《昭明太子文选》，梁萧统撰，把美丽的文章，上自屈原，下至当时，都搜集起来，代表中国文学三分之一的势力。文章体裁也非常完备，共有三十八类：（一）赋；（二）诗；（三）骚；（四）七；（五）诏；（六）册；（七）令；（八）教；（九）文；（十）表；（十一）上书；（十二）启；（十三）弹事；（十四）笺；（十五）奏记；（十六）书；（十七）移；（十八）檄；（十九）对问；（二十）设论；（二十一）辞；（二十二）序；（二十三）颂；（二十四）赞；（二十五）符命；（二十六）史论；（二十七）史述赞；（二十八）论；（二十九）连珠；（三十）箴；（三十一）铭；（三十二）诔；（三十三）哀；（三十四）碑文；（三十五）墓志；（三十六）行状；（三十七）吊文；（三十八）祭文。除诗外，今与《古文辞类纂》比较于下：

《文选》比《古文辞类纂》多“连珠”一类，少“赠序”“杂记”两类。“连珠”是抒情的散文诗，但是也有非诗的，篇章未备，只成残稿。今引陆机的《演连珠》两首做例：

臣闻：“任重于力，才尽则困；用广其器，应博则凶。是以物胜权而衡殆，形过镜则照穷；故明主程才以效业，贞臣底力而辞丰。”臣闻：“披云看霄，则天文清；澄风观水，则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诛而楚宁。”

赠序始于唐，未为《文选》之缺；但缺乏杂记类，致山水之胜、工作之劳，均无所托，是数百年文人之过。

《文选》的文章兹举数条于下，以见上文的三个原则：

（一）论辩文

……今之用贤，或超为名都之主，或为偏师之帅，而宗师有文者必限以小县之宰，有武者必置于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毕志于衡轭之内，才能之人，耻与非类为伍，非所以劝进贤能，褒异宗族之礼也。夫泉竭则流涸，根朽则叶枯；枝繁者荫根，条落者本孤。故语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扶之者众也。”此言虽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仓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有为之渐，建之有素。譬之种树，久则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叶，若造次徙于山林之中，植于宫阙之下，虽壅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犹不救于枯槁，何暇繁育哉？……曹冏《六代论》

（二）陈说文

……朕以不德，少遭闵凶，越在西土，迁于唐卫。当此之时，若缀旒然。宗庙乏祀，社稷无位，群凶觊觎，分裂诸夏，一人尺土，朕无获焉……乃诱天衷，诞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济于艰难，朕实赖之。今将授君典礼，其敬听朕命。昔者董卓初兴国难，群后失位，以谋王室；君则摄进，首启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潘勖《册魏公九锡文》

又如：

朕闻上智利民，不述于礼；大贤强国，罔图惟旧。岂非疗饥不期于鼎食，拯溺无待于规行？是以三王异道而共昌，五霸殊风而并列。今农战不修，文儒是竞；弃本殉末，厥弊兹多。昔宋臣以礼乐为残贼，汉主比文章于卫郑……今欲专士女于耕桑，习乡闾以弓骑，五都复而事庠序，四民富而归文学……王融《永明十一年策秀才五首》

骈文用典极多，说理纡曲。有才的尽情尽致，无才的搬运不动，文意不明，而且也太贵族。骈文有此缺点，才有唐代散文之复兴。

（三）桐城古文

骈文至初唐，已经登峰造极，如王勃的《滕王阁序》：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虹消雨霁，彩彻云衢9。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骈文已经衰落，韩愈于是做革命的领袖。韩愈提倡古文有几条原则：（一）宗法六经；（二）语必己出，即用自己的创作力造句修辞其实效法孟子及司马迁；（三）表情用“气”，不用排句。

韩愈振臂一呼，继起者众，同时有柳宗元、李翱；宋有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辈韩、柳、欧、苏氏父子三人、曾、王，号称唐宋八家。这一个派经过明朝的宋濂、归有光，清朝的刘大櫆、方苞、姚鼐、曾国藩，直到民国的吴挚甫、林纾，至今尚未完绝。

清朝方、姚都是桐城人，所以称桐城派；另有常州的张惠言、恽敬等也作古文，因地理上的关系，所以称阳湖派。而以桐城派三字代表这派古文文学。古文尊崇六经，以司马迁为祖，以韩愈为宗，已经成了中国文章的正统。语必己出，又要宗法六经，所以很研究古韵、古文法、古文修辞。“气”是什么呢？唐钺先生发现出来古文的节拍。韩愈《送董邵南序》：

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上文每一|为一拍，约经时1.3秒。其实文气即是节拍的变化，以《祭十二郎文》最为明显。如：

……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病文长，即用此音节发挥悲感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而为|在吾|侧也？|……

上下句音节使它不一致，而且故意使下一句或最下一句长一点，是桐城文的特点，这是韩愈用来矫正骈文的。

桐城文讲音乐，所以也是美文，并不是纯粹的应用文。姚鼐也自己说：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文之精也；格律声色，文之粗也。《古文类纂序》

“神……”八字恕我不能细讲，但很明白的都是美术的条件。今述其十三类：

1.论辨类　说理文。毛病不依名理；错误地把客观的讲哲学的同主观的抒情“读后感”合在一起。

2.序跋类《文选》有。

3.奏议类　陈说文：把《文选》中许多内容相同的合并了。

4.书说类　内容有书信，也有陈说于君之言，是注意内容的。

5.赠序类　人去赠之以言，韩愈以后才独立成文。

6.诏令类　论下之辞，韩愈有《鳄鱼文》一首。

7.传状类　史乘之传，私家之传。行状，《文选》有。

8.碑志类　包含《文选》碑文与墓志。

9.杂记类《文选》无记载工作之经过、山水游记之类。

10.箴铭类　包含《文选》箴与铭两类。

11.颂赞类　同文选，包含其两类。

12.辞赋类　这一类包含许多内容一致而体裁不同的文章，皆有“铺张扬厉”之功用的，皆合在一起，如《七发》《七启》之类，并且也连《楚辞》放在里面作开山。

13.哀祭类　吊文、祭文、诔文，跟《文选》作法相同。

桐城文尊经而仿古，当然博得社会同情，遂成中国文章正统。但在它下面还潜伏着几个小派，其势力也很伟大，还有一派是政府提倡的“八股文”。

（四）其他派别

《文选》派与桐城古文派是历史上的中国文学前后两个正统。文选派为正统的时代约起源由公元100年东汉中叶而至公元800年韩愈之时。桐城古文派则由公元1000年宋仁宗左右支配到约1900年梁启超的文学出世。这两派当朝，别派自然被压——但八股另是一回事。今将几个被压的势力叙述于下：

1.白话文学

中国言文本不一致，印度的佛教文学到中国来，里面许多意境非文言文所能达，于是创出一种白话文学，这是白话文学的先河。今举《百喻经》一段做例：

昔有一人，其妇端正，唯其鼻丑。其人出外，见他妇女面貌端正，其鼻甚好便作念，言：“我今宁可截取其鼻，著我妇面上，不亦好乎？”即截他妇鼻，持来归家，急唤其妇：“汝速出来，与汝好鼻！”其妇出来，即割其鼻，寻以他鼻著妇面上；既不相著，复失其鼻……

这种细密的白话文给中国很多好处，今以说理、记事两项说明。

（1）说理文《佛经》的说理极为细秘，析理微妙，颇有过周秦诸子处，白话文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到了宋代，周张程朱诸大儒于是不得不采用白话文字以发挥他们的哲理。如朱子的《语录》门弟子记下他的话来，成为一书的。

“心”字只一个字母，故“性”“情”皆从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这道理，然才生这许多道理，却都具在心里。……盖性即是心之理，情即心之用。今先说一个心，便教人识得个情性的总脑，教人知个道理存着处；若先说性，却似性中别有一个心。心如水，性犹水之静，情则水之流，欲则水之波澜。但波澜有好的，有不好的。欲之好的，如我欲仁之类；不好的则一向奔驰出去，若波涛翻浪；大段不好的，欲则灭却天理，如水之壅決，无所不害。

上文全是白话。

（2）记事文　佛经中记事文之细密，已如前述：但还有纯粹描写文学，则中国文学所罕有——庄子有之，而用于说理；赋中有之，但太重字面。这一种开出中国的描写文学，如《无量寿经》：

……佛告阿难，无量寿国，其诸天人，衣服饮食，华香璎珞，缯盖幢旙，微妙音声。所居舍宅宫殿楼阁，称其形色，高下大小，成一宝二宝，乃至无量众宝，随意所欲，应念即至。又以众宝妙衣，遍布其地，一切天人践之而行。无量宝网，弥覆佛土。皆以金缕真珠，百千杂宝，奇妙珍异，庄严校饰；周匝四面，垂以宝铃，光色晃曜，尽极严丽。自然得风，徐起微动。其风调和，不寒不暑；温凉柔软，不迟不疾。吹诸罗网及众宝树，演发无量微妙法音，流布万种温雅德香。其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触其身，皆得快乐。譬如比丘，得灭尽三昧。又风吹散华，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泽，馨香芬烈。足履其上，蹈下四寸，随举足已，还复如故。华用已讫，地辄开裂，以次化没，清净无遗。随其时节，风吹散华，如是六反。又众宝莲华，周满世界。一一宝华，百千亿叶。其华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朱紫，光色赫然；炜烨焕烂，明曜日月。一一华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各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佛经这种描写开出来中国的描写文字——小说。小说是记事文与描写文的结晶，穿插结构，胜于史乘；个性抒情，想象微妙，故小说之成实为文学上的大进步。今引《水浒传》一段做例：

武松正走，看看酒涌上来，便把毡笠儿掀在脊梁上，将哨棒绾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冈子来。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此时正在十月间天气，日短夜长，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话道：“那得什么大虫？人自怕了，不敢上山。”武松走了一程，酒力发作，焦热起来，一只手提着哨棒，一只手把胸膛前袒开，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见一块光挞挞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边，放翻身体。却待要睡，只见发起一阵狂风。那一阵风过了，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

武松见了，叫声“啊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便拿那条哨棒在手里，闪在青石边。那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扑，从半空里撺将下来。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只一闪，闪在大虫背后。那大虫背后看人最难，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一掀，掀将起来，武松只一闪，闪在一边。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振得那山冈也动，把这铁棒也似的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武松却又闪在一边。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那大虫又剪不着，再吼了一声，一兜兜将回来。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双手抡起哨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只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定睛看时，一棒劈不着大虫，原来打急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哨棒折作两截，只拿得一半在手里。那大虫咆哮，性发起来，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远，那大虫恰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肐搭地揪住一按，按将下来。那只大虫急要挣扎，被武松尽气力捺定，那肯放半点儿松宽，武松把双脚望大虫面门上、眼睛里，只顾乱踢。那大虫咆哮起来，把身底下扒起两堆黄泥，做了一个土坑。武松把那大虫嘴直按下黄泥坑里去，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气力。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捺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更动弹不得，只剩口里兀自气喘。武松放了手，来松树边，寻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里；只怕大虫不死，把棒橛又打了一回，眼见气都没了，方才丟了棒，寻思道：“我就地拖得这死大虫下冈子去。”就血泊里，双手来提时，那里提得动。原来使尽了气力，手足都酥软了。

纯粹描写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从此，描写文宣告与记事文独立了。

2.名理派文学

名理文学在两汉，除了王充的《论衡》外，简直可以说没有；佛教入华之后，恢复老庄，名理文学又渐渐复活，这时产生儒教与佛教之争。有拥护佛教的，有攻击佛教的，也有折衷派、调和派。这时留下一部《宏明集》，又有一部《广弘明集》，文章是极好的。桐城派的文章如韩愈的《原性》，根据事实，根据名理，原是极好的名理文学。不过桐城派的错误在一味摹仿古人的腔调，落成了空架子，并且后来的古文家学识太差，思想乱七八糟，根本不合论理，装腔作势，盛气凌人；他们又是达官显吏，天下师表，这么一来，古文便走上了死路，这一点从宋朝起已然。

清朝西方科学在中国很盛，算学一门学科都是学子所必学；而清朝的经学都是考据学，无证据不能说话，这样，名理文学在清朝已经恢复，而且有过周秦诸子的地方。这个学派至民国整理国故、奖励国学后而益张。现在引王念孙《读书杂志》一段做例：

《君之不用也》

“知过见君之不用也，言之不听，出，更其姓为辅氏。”念孙案：君之不用，言之不听，语意相复。此作本“知过见言之不听”，其“君之不用也”五字，衍文耳。《文选·为曹公与孙权书》注，《后汉书·苏竟传》注，引此并作“智果见言之不听”。《韩子十过篇》作“智过见其言之不听也”，皆无“君之不用”句。

3.自然派文学

自然派文学指的一派文学家作文随心所之，不拘格式。这一派到明朝公安派才明显。明朝有公安派、竟陵派一直到清朝中叶，其势力为反古的经学家、程朱派的道学先生所打倒。自公安派起，共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另外有金喟圣叹、李渔笠翁、郑燮、金农、袁枚，一直到清季中叶。

这一派的主张和现代的新眼光一样，他们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后之人有拟之者，终不肖也”，“孔子论文曰‘辞达而已’，达不达，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之文无不达者……古文贵达，学达，即所谓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这个主张跟胡适之先生的倒相同。今引一段做例，详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沈启无《近代散文钞》。

《张东谷好酒》

余家自太仆公称豪饮，后竟失传，余父余叔不能饮一蠡壳，食糟茄面即发，家常宴会，但留心烹饪，庖厨之精遂甲江左。一簋进，兄弟争啖之立尽，饱即自去，终席未尝举杯。有客在，不待客辞，亦即自去。山人张东谷，酒徒也，每悒悒不自得。一日起谓家君曰：“尔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二语颇韵，有晋人风味。而近有伧父载之《舌华录》，曰：“张氏兄弟赋性奇哉！肉不论美恶，只是吃；酒不论美恶，只是不吃。”字字板实，一去千里，世上真不少点金成铁手也。东谷善滑稽，贫无立锥，与恶少讼，指东谷为万金豪富，东谷忙忙走诉大父曰：“绍兴人可恶，对半说谎，便说我是万金豪富！”大父常举以为笑。

这一派再古的，汉以后如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王维的《山中与裴迪秀才书》、柳宗元的《永州山水记》以及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皆是。这一派被姚鼐搜集去一部分。在明代公安派以前是大文学家偶一为之，自明朝的公安派起，才自立门户。

4.八股

周作人先生的《中国新文学源流》讲解如下：

所谓制艺，是指自宋以来考试的文章而言。在唐时考试用诗，宋时改为经义，即从四书或五经内出一题目，由考的人作一段文章，其形式全与散文相同；到明代便有了定型：文章的起首是破题，其次是承题，其次是起讲，后面共有八股，每两段作为一段，此平彼仄，两两相对，成为这样的形式：

下面再有一段作为结尾。这便是所谓八股文。到明末清初的时期，更加多了许多限制，不但有一定的形式，且须有一定的格调。这样，越来便越麻烦了。

现在将清代各种文学就其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差别，另画作这样的一张表：

这里边，八股文是以形式为主，并以发挥圣贤之道为内容的。桐城派的古文是形式和思想并重的。骈文的出发点为感情，却也稍偏于形式方面。感情和形式并重的，则是这时期以后的新文学。就中，八股文和桐城派的古文很相近，早有人说过，桐城派是以散文作八股的。骈文和新文学，同以感情为出发点，所以二者也很相近，其不同处是骈文太趋重于形式方面。后来反对桐城派和八股文可走的路径，从这表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不走向骈文的路便走向新文学的路。而骈文在清代的势力，如前面所说，本极微弱，于是便只有走向新文学这方面了。

为什么八股文这东西会兴起来呢？据我想这与汉字是有特别关系的。汉字在世界上算最特别的一种文字，它有平仄而且有偏旁，于是便可以找些合适的字使之两两互对起来。例如“红花”可用“绿叶”作对，若用一“黄叶”或“青枝”等去对，即使小学生也知其不合适，因为“红花”和“绿叶”，不但所代表的颜色和物件正好相对，字的平仄也是正对的，而且红绿二字还都带有“纟”旁，其他的“青枝”“黄叶”等便不能满足这些条件了。

从先有人路过一家养马的人的门口，见所贴门联的一副是“左手牵来千里马”，觉得非常好，但及至看到下副，则是“右手牵来千里驹”，又觉得很不好了。这在卖马的人来看只是表示他心中的愿望，然而看门联的人则以为应当对得很精巧才成，仿佛“千”定要对“万”或“手”定要对“足”才是。

这样，由对字而到门联，由门联而到挽联，而到很长的挽联，便和八股文很接近了。

中国打“灯谜”的事也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然而中国各地方、各界都很普遍。譬如“人人尽道看花回”打《四书》一句“言游过矣”，又如“传语报平安”打“言不必信”等等，意思尽管是牵强附会，但倒转过来，再变化得较高级一些，便成为八股中破题的把戏。因此，我觉得八股文之所以造成，大部分是民间的风气使然，并不是专因为某个皇帝特别提倡八股的缘故。

关于破题有很多笑话，但虽是笑话，其作法却和正经的破题相同。据说有人作文章很快，于是别人出题目要他作，而且只准他以四个字作为破题。题目是“君命召不俟驾行矣”，他的破题是“君请，度（踱）之”。又如有人以通俗的话作破题解释“三十而立”说：“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椅子板凳而不敢坐也。”另外要举一正经的例子：题目是“子曰”，有人破题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是明代人所作的，那时候这样的破题还可以，到清代，则破题的结尾一定要用一虚字才行。

从这些例子看来，便很可以明白，低级的灯谜，和高级的破题，原是同一种道理生出来的。

“破题”之后是“承题”，承题的起首必须得用一“夫”字，例如，要接着前面所举“三十而立”的破题作下去，其承题的起首一定是“夫椅子板凳所以坐者也……”一类的话头。

总之，作文章的人，处处都受有限制，必须得模仿当时圣贤说话的意思，又必须遵守形式方面的种种条规。作一篇文章消磨很多的时间，却毫没价值。

然而前面所举的还都是些普通的题目，还较为简单易作，其更难的是所谓“截搭题”，即由四书上相邻的两章或两句中，各截取一小部分，使合而为一个题目。例如从“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两句中，可截取“而立四十”作题。这种题目有很多凑得非常奇怪的，如“活昏”，本是“民非水火不生活”的末一字和“昏夜叩人之门户”的首一字，毫无关系，然而竟凑为一个题目。遇到此类题目，必须用一种所谓“渡法”，将上半截的意思渡到下半截去。在《制艺丛话》中，有一个很巧妙的例子，题目“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这是《原壤夷俟》章的末句和《阙党童子将命》章的前半句，意思当然不相连接，然而有人渡得很妙：

一杖而原壤痛，再杖而原壤哭，三杖而原壤死矣，一阵清风而原壤化为阙党童子矣。

作八股不许连上，不许犯下，不许骂题漏题，这篇文章全没违反这些规则，而又将题中不相干的两种意思能渡在一起，所以算最好。

八股文中的声调也是一件很主要的成分，这大概是和中国的戏剧有关系的事。中国的歌曲早已失传，或者现在一般妓女所歌的小曲还有些仿佛吧，然而在民间已不通行。大多数国民的娱乐，只是在于戏剧方面。现在各学校游艺会、欢迎会之类，在余兴一项内也大半是唱些旧剧，老百姓在种地的时候，或远路害怕的时候，也都好唱几句皮黄之类，由此可见一般人对于戏剧的注意点是在于剧词的腔调方面。当我初到北京时，那时是光绪三十年顷，在戏院里见有许多当时的王公们，都脸朝侧面而不朝戏台，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所注意的只是唱者的音调如何，而不在于他的表演怎样。西皮二黄甚至昆曲的词句，大半都作得不好，不通顺，然而他们是不管那些的，正如我们听西洋戏片，多半是只管音调而不管意思的。这在八股文内，也造成了同样的情形，只要调子好，规矩不错，有时一点意思也没有，都可以的。从下面的两股文章内，便可看出这种毛病来：

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

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勿瞻黻座而登廊庙之朝廷。

这是八股中的两中股，在这两股中各句子里起首和煞尾的字，其平仄都很对，所以其中的意思虽是使人莫名其妙，文章虽是不通，只应调子好，就可算为很好的“中式”文字。

上面所举的各种例子，游戏的地方太多，也许八股文中所有的特别的地方还看不清楚，于此，再举一个正经的例子：

《父母惟其疾之忧》

章日价

罔极之深恩未报，而又徒留不肖之肢体，贻父母以半生莫殚之愁。

百年之岁月几何，而忍吾亲以有限之精神，更消磨于生我劬劳之后。

这是八股中的后两股，其声调和句子，作得都很好，文字虽也平常，对题中的意思却发挥得很透澈，所以这算是八股中之最上等的。作不好的即成为前面所举“天地乃宇宙之乾坤”一类的。

我以前在《论八股文》中也曾举过一个例，凡是从先考试落第的人，只须再用功多读，将调子不同的文章，读上一百来篇，好像我们读乐谱样，读到烂熟，再考时自然就可按照合适的调子，将文章填入，自然也就可以成功了。鲁迅在《朝花夕拾》内说到三味书屋里教书的老先生读文时摇头摆脑的神情，是事实，而且很有道理在里边的，假使单是读而不摇头，则文字中的音乐分子便有时领略不出来，等自己作时，则音调便很难捉摸得好了。

八股文的字数也都有一定，在顺治初年，定为四百五十字算满篇，康熙时改为五百五十，后又改为六百。字数在三百以内不及格，若多至六七百以上也同样不及格。总之这种有定制的文章，使得作者完全失去其自由，妨碍了真正文学的产生，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很坏的影响，至今还不能完全去掉。正如吴稚辉所说，土八股虽然没有了，接着又有洋八股，现在则有了党八股。譬如现在要考什么，与考的人不必有专门研究，不懂题也可以按照题目的意思敷衍成一段文章，使之有头尾，这便是八股文的方法。

规则那样麻烦，流弊那样多，其引起反对乃是当然的。而且不仅在清末，在其先就已经有起而反对的人了。最先是傅青主山和徐灵胎大椿二人，他们都是有名的医生，都曾作过骂八股的文字。在徐灵胎的《洄溪道情》里面，有一首曲子叫《时文叹》，其词是：

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计。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颈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当然这是算不得文学的，但它却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的意见，所以也算一篇与文学史有关系的东西。

清代自洪杨乱后，反对八股文的势力即在发动。到清末，凡是思想清楚些的，都感觉到这个问题。当时，政治方面的人物，都受维新思想的传染，以为八股文太没用处。研究学问的人则以为八股文太空疏，因而一般以八股文出身的人们，也都起而反对了。力量最大、关系最多的是康有为、梁任公诸人，不过那时候所做到的只是在政治方面的成功，使得考试时不再用八股而用策论罢了。而在社会上的思想方面、文学方面，都还没有多大的改变。直到陈独秀、胡适之等人正式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文学运动上才又产生了一支生力军。

现下文学界的人们，很少曾经作过八股文，因而对于八股文的整个东西，都不甚了然。现在只能将它和新文学运动有关系的地方略略说及，实不容易说得更具体些。整篇的八股文学，如引用起来，太长、太无聊，大家可自己去查查看。以后如有对此感兴趣的人，可将这东西做一番系统的研究，整理出一个端绪来，则其在中国文学上的价值和关系，自可看得更清楚了。

捌　文字学

一、意义

什么叫文字？汉许慎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那么文是指形象而言，字是那形象的变迁了。

语言本是观感的反应时的表示，而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所以文字学是研究那种符号的源流变迁之历史的一种学问。在内容上说，自然是包括形、音、义三部分了。所以训诂学、音韵学、书法学都住在文字的境遇里。近世对于古代的钟鼎、甲骨发现很多，都作为专门学科来研究，所以钟鼎文、甲骨文也被包蓄在文字学的境遇里。

二、历史

文字起于何时，是谁造的？在典籍上的记载都由于传闻，绝难相信，虽然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而黄帝有无其人，难以置信，仓颉更不待说了，至于八卦结绳与文字更无关系。不过中国文字，虽不能确定产生时期，推测起来，发生是很早的。

文字的产生，据事实推测，决不是生于一代，出于一人。最初的文字，就是图画。因为古代祖先谈话时感到语言不能把意思完全表达出来，一旦有艺术观念的追求，人人都会造文字图的。字形的孳乳衍变很繁杂，后来才慢慢地趋向一个方向，这才能渐渐把文字统一了。商朝的字，尚有异样的字，不过大体上差不多，就是春秋战国的文字，还很复杂，西方有大篆，东方也有不同的文字。

到秦始皇时，因为国家既然统一，岂许“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于是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都是把原有的大篆，省改一下，就是小篆，从此文字界算是统一了。小篆再进化，变成隶书。汉人就写这种字，所以平常叫“汉隶”。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名之为“章草”，乃是草书的先河。中国文字，从此分成两个支流：（一）晋以后的人把隶体改变了形式，就是现今的魏碑体。称魏碑者，因南北朝北魏拓拔氏留有很多的石刻，字形均在楷书与隶书之间。由魏碑演成隋唐的纯正楷书，到了宋代，楷书更美术化了其实晋已有楷书，钟繇、王羲之所书似混合隶书与草书而成。至今日尚以楷书为通行的标准字，把楷书连笔快书叫作行书。（二）随章草而变迁的是狂草，非专研究的，很难认识。

在文字学历史上，有两件应注意的事，就是汉朝许慎作的《说文解字》，同近来金甲文的研究。

三、字书

许慎的《说文解字》可说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大字典，分五百四十部，按着字义来分类归纳的。里面的字除了一小部分古文以外，全是小篆。

许氏是把文字列成简单复杂的系统而编缀成书的，可是在今世检查时，很不方便，因为今世字体变迁后，出于检查方便上的要求，文字学的书不能不革命，《康熙字典》由此产生了。《说文》是用义来归类分部的，而《康熙字典》是按着偏旁来分类的，例如“廣”“康”，《康熙字典》全列在一部内，而《说文》分在两部。

四、甲骨文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河南安阳县城西北五里，有个小屯，东西北三面有洹水围绕着这个地方就是商朝武丁徙居的河北，也就是《史记·项羽本纪》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最初洹水涯岸崩圮了，发现许多甲骨，乡人不识多拋弃了。后来有人收买，乡人知道能换钱，所以在光绪末年，乡人把麦棉割了以后，就从事发掘。刘鹗铁云、王国维、罗振玉诸先生，都有很好的研究成绩。

德国收藏的中国甲骨文

甲骨文本来是商人占卜时所刻的文字，文字画最多，多半是关于渔猎、游牧、农业、宗教、政治、刑法等事迹的。商时的文化，可以从甲骨文字中透视出来，所以甲骨文也叫作“殷虚卜辞”“殷虚书契”“殷虚文字”等。

五、金文

古人往往在钟、鼎、彝、尊上留有纪念式的款识，这种器物上的字，有人叫“钟鼎文彝器文”，因为这些器物多是金属，所以简称为“金文”。汉朝到唐朝发现的很少，唐以后常常大批出现，到现在有四五千件之多，已成为专门研究的学问了。金文的年代，现在推考起来，以周朝最多，商朝也有，更有的字是在甲骨文以前，这总可想出古代文字的复杂了。

金文

六、六书

六书的名称，见于许慎《说文序》引：“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其实《周礼》人多疑为汉朝人作的，那么六书的起源，不始于周朝是显然的。

六书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是许慎的说法。班固、郑司农各有次序排列的主张，《班志》主张“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郑司农则说“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三家排列的次序名称，虽各有不同，普通以班固的次序为最好，今暂就《说文》次序，分述于后：

《说文》：“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指事是空虚的字，二字的下一横，表示物体的平面，上加点，则指示在上的意思，下加点则指下面。

《说文》：“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象形字完全是文字画，是实在的形象，如甲骨文的日作等都是由⊙形变来的。月字作，与实物形一样。

《说文》：“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江”“河”小篆作，水表示意义，工、可表示声音。

《说文》：“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武”“信”，小篆作，止戈为武，止戈不是停止干戈，采取无抵抗的休战主义。武字在金文里作，是把止戈会合起来，表示持戈赴敌的意思，所以为武。人说话要诚实不欺，所以会合人言为信字。

《说文》：“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转注之说，最难通解。许君所叙，意义不明，后人费争执最多。

《说文》：“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六书有了假借，用法上更加宽广了。假借可有三种，即（一）义近而借；（二）形近而借；（三）声近而借。许氏的意思是专指声近而借的，因为“令”之本义为发号令，如命令、令使，而县令之令为假借，是从发号令假借为发号令的人县令。“长”的本义是久远，年长、长辈，是由久远的意思假借为岁数大的意思。

总而言之，六书的名称，可以完全推翻，文字本是语言的符号，可以分为两类。表示意义的叫作意符文字，表示声音的叫作音符文字。至于详细地用一个科学的方法分类，还需大家继续研究。

七、四声

四声起源于汉魏的时候，并未始自沈约。唐封演《闻见记》曰：“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以五声命字。”又《魏书·江式传》说：“晋吕忱弟静，故在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宫、商、角、徵、羽即是四声，宫、商为平声，角为上声，徵为去声，羽为入声，平上去入叫作四声，若把平声分为阴平、阳平两项，则为五声了。

四声的定义，说者很多，唐《元和韵谱》说：“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其他的定义不多举了。旧诗有平仄字之分，平字就是平声，仄字是包括上、去、入的。入声在唐以前韵母本附有p、t、k音受阻但不呼出，如今广东人之拼“逸”为Yat，“嚜”为Mop，日本文之汉音字多有附k、t、ds者ds为t之转音皆是。其后古音存两广而入声渐成去声之短促者，如“月”，北方新音读去声，江浙读Yo，即今之入声，古入声则读Gnok。现在国语统一会已经把入声取消，完全根据北方音建设国语。至于平、上、去呢，则视为乐谱上的区分，声调上的变化，所以更订出良好的音标来，见《国音常用字汇》。

八、韵书

中国最早的韵书，除了一个残缺的抄本，晋吕静作的《韵集》外，当推隋陆法言的《切韵》，唐孙愐的《唐韵》。这些书都相继失佚了。宋朝陈澎年等又根据《切韵》《唐韵》修订出来一部《广韵》，这是现在最早、最完全的韵书了。

元周德清作了《中原音韵》，专为作曲时查韵用的。到明时，更有乐韶凤等作《洪武正韵》，现在的国音就是由这个系统来的。

九、诗韵

《诗韵》是由《广韵》拼合而成的。《广韵》共有二百零六韵。朝廷开科取士，用韵赋诗，有的一韵字数太少不够作诗的，则指定范围，许同用其临近一韵之字。其中有音极近者，如十七真、十八谆、十九臻同用，较远者如十五灰与十六咍同用，二十二元与二十三魂、二十四痕也得同用。后来有人将读法不同而同用之字皆合成一韵，清《佩文韵府》从之，遂成现在做电报码子的一百零六韵的《诗韵》。这《诗韵》就是作诗的工具书。

十、反切

文字含有形、音、义三种要素。中国字是一块一块的方形，从魏晋以后，变化不很显著，意义的变化也不很厉害，唯独声音变得很快。前人的诗韵，今人读起来不押韵，就是明显的例子。而且同是一字，各地方方言，读音又不同，原因在缺乏音符的标准。前人虽有反切，但是反覆切摩以成音，总有毛病：（一）作反切的字不能统一；（二）作反切字的读音也不统一，则字的读音怎能有标准？

什么叫反切？《古今韵会》说：“一音展转相呼谓之反，一韵之字相摩以成声，谓之切。”其实反切就是把两个字拼成一个音，上一字取其声去其韵，下一字收其韵去其声，把一声一韵拼合而成。如年，奴颠切，奴为ㄋ10（n）ㄨ（u），颠为ㄉ（d）ㄧ（i）ㄢ（an），奴取声母ㄋ（n），颠取结合韵母ㄧ（i）ㄢ（an），合为ㄋ（n）ㄧ（i）ㄢ（an），年。现在国语统一用注音符号来拼音，反切的弊病，当可除消了。

十一、双声叠韵

常有两个字相连的词，有的两个字的声母相同，如黾勉[ㄇ（m）ㄧ（i）ㄣ（n）ㄇ（m）ㄧ（i）ㄢ（an）]，竭蹶[ㄐ（j）ㄧ（i）ㄝ（e）ㄩㄝ（ue）]；或韵母相同，如徘徊[ㄆ（p）ㄞ（ai）ㄏ（h）ㄨ（u）ㄞ（ai）]，从容[ㄘ（c）ㄨㄥ（ong）ㄖ（r）ㄨㄥ（ong）]。前者黾勉、竭蹶是双声；后者徘徊、从容是叠韵。

玖　清代学术史

一、学派分类（上）

清代学术之勃兴源于王学之反动。理学至王学而走到极点，屏书不读，坐禅面壁，明心见性，高谈玄理。虽然也可以正心诚意，但与治国平天下总隔着一层，这个究竟是否即是圣人，还很是问题。宋儒以来，求圣人者都求之心性，反动起来，清儒求圣人者则求之文字与实用。王学的反动开出三个学派：

程朱派之复活

实用派

经学派或考据派

（一）程朱派

程朱派有陆桴亭、陆陇其1630—1692、王懋竑1668—1741，皆极力推崇朱子，视为正学。

（二）实用派

实用派有颜元习斋，其弟子李塨字刚主，号恕谷，1659—1733、王源昆绳，1648—1710、恽皋生、程延祚1691—1767。这个学派是一种哲学，已在第四章说明。

另有一位大师不得不介绍的就是朱之瑜舜水。朱舜水字鲁屿，浙江余姚人，生明万历二十八年，卒清康熙二十一年1600—1682。他在明亡之际曾随郑成功北伐，后因不肯剃发，亡命日本。他既未讲学，亦未著书，他的学说反对高深的哲理，主张实际的应用。他说：

有良工能于棘端刻沐猴，此天下之巧匠也。然不佞得此，必抵之为砂砾。何也？工虽巧，无益于世用也……宋儒辨析毫厘，终不曾做得一事，况又于其屋下架屋哉？

为学之道在于近里着已，有益天下国家。《文集》

朱舜水不但如此说，而且也能实行。他尝为德川光国作《学宫图说》，殿堂结构，全依朱舜水指导匠人。此外，器物衣冠由舜水给图教制者甚多。

（三）经学派

经学派的目的是自经当中找出真正的孔子，所以“经学即理学”顾亭林语。经学家就一心一意研究孔子的经，思见真正的孔子，不料经中问题百出，真伪参半，文意不明，而经学家只做到考据的功夫，所以经学家变成考据学家。最不幸的是，到了现在，经学的考据才大部分干完，结论是“六经与孔子没有关系！”

顾炎武　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生明万历四十一年，卒清康熙二十一年1613—1682。明亡，住在北方——陕西华阴——思图恢复。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共三十种。

顾炎武首创清朝考据学，他说：

……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孔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书，而终日讲“危微精一”，是必其道之高于孔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也。《与友人论学书》

顾炎武的《日知录》是费一生精力所著成的，清代学术的精神也集于此书。《音学五书》：（1）《古音表》；（2）《易音》；（3）《诗本音》；（4）《唐韵正》；（5）《音论》，指示清人客观研究的途径。

阎若璩　字百诗，号潜丘，山西太原人，生明崇祯九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1636—1704。著有《古文尚书疏证》，把晋后伪古文尚书攻击殆尽，开出后人疑古的胆量、考据的方法。

顾炎武

姚际恒　字立方，安徽休宁人。善于疑古，著有《九经通论》《古今伪书考》。

惠栋　字定宇，江苏元和人，生康熙三十六年，卒乾隆二十三年1697—1758，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明堂大道录》等。其父士奇，字仲孺，生康熙十年，卒乾隆六年，亦经学家。惠氏之学为汉学，以求得汉人研究真面目为宗旨，以汉人比较近圣人，而为最古训诂之故。

戴震　历史详第四章哲学中。其哲学为清朝一代宗师，天文、算学造诣极深。彼在考据上最大贡献在音韵相通之发明。著有《声韵考》《声类表》及《转语》等书。末书亡，价值最大，其内容约即王念孙之《广雅疏证》《读书杂志》。

汪中　字容甫，江苏江都人。生乾隆九年，卒乾隆五十九年1744—1794，著有《述学》等书。惠氏求汉，为汉学；戴氏求是，为考据学；汪中则介乎二者之间，而眼光锐利过人，称苏、皖、杨三派。

段玉裁　字若膺，一字懋堂，江苏金坛人，生雍正十三年，卒嘉庆二十年1735—1815，著有《经韵楼丛书》《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等，戴东原弟子。

焦循　字里堂，江苏甘泉人，生乾隆二十八年，卒嘉庆二十五年1763—1820，著有《孟子正义》《雕菰楼集》等书。焦为戴东原弟子，除考据及天算各学外，并传播戴氏哲学。

王念孙　字怀祖，江苏高邮人，生乾隆九年，卒道光十二年1744—1832。精通文字学，尤于音韵一部，得戴氏真传，发挥戴东原的《转语》，把经史子中的不可解不可通者凿通一大部分。著有《广雅疏证》及《读书杂志》，均不可不读。有人说通了他注的《广雅》，即可以通经，其言并非过誉。

崔述　字武承，号东璧，直隶大名人，生乾隆十五年，卒嘉庆二十一年1740—1816，著有《考信录》《读风偶识》《古文尚书辨伪》等书。疑古的精神超于前人，又用科学的方法，绝不武断。《考信录》中有《洙泗考信录》最为学者所崇拜。

王引之　字伯申，念孙子，生乾隆三十一年，卒道光十四年1766—1834，著《经义述闻》及《经传释词》，承接其父王念孙的学系。《经传释词》为一部欧洲文入华以前的文法书，贡献极大。

王筠　字贯山，山东安邱人，生乾隆四十九年，卒咸丰四年1784—1854，著有《说文释例》《说文句读》，为研究《说文》者所必宗。

朱骏声　字丰苞，号允倩，江苏元和人，生乾隆五十三年，卒咸丰八年1788—1858，著有《诗集传改错》等七十余种，以《说文通训定声》最受人崇拜。

俞樾　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生道光二年，卒光绪三十三年1822—1907，著有《春在堂全集》《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书。继戴东原、王氏父子的系统，现在的章太炎先生即俞氏弟子。

陈澧　字兰甫，广东番禺人，生嘉庆十五年，卒光绪八年1810—1882，著有《东塾读书记》《切韵考》等书。

王先谦　字益吾，湖南长沙人，生道光二十二年，卒民国七年1842—1918，著有《荀子集解》《前汉书补注》《续古文辞类纂》，编刻《续皇清经解》等书。考据学至清末已经将经部完成，特转方向走入子史诸书，俞曲园《诸子平议》也是。

孙诒让　字仲容，浙江瑞安人，生道光二十八年，卒光绪三十四年1848—1908，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古籀拾遗》《名原》《札迻》等书。《古籀拾遗》及《名原》研究文字学超过王筠的《说文》，进而为钟鼎文之研究，早于《说文》一千年。《札迻》是补《古书疑义举例》的。

王闿运　字壬秋，号湘绮，生道光十二年，卒民国五年1832—1916。

几位达官显吏，自己也是大学者：

纪昀　字晓岚，一字春帆，直隶献县人，生雍正二年，卒嘉庆十年1724—1805。四库馆总编辑，编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为考据学第一部伟大的著作。著小说曰《阅微草堂笔记》，攻击宋儒，与戴东原哲学主张一致。谥文达。

毕沅　字湘衡，号秋帆，江苏镇洋人，生雍正八年，卒嘉庆二年1730—1799，著校均多，官至湖广总督。

阮元　字伯元，号云台，谥文达，江苏仪征人，生乾隆二十九年，卒道光二十九年1764—1849。任官巡抚，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编刻《皇清经解》《学海堂经解》，校勘《十三经注疏》，编《经籍纂诂》《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等。

张之洞　字香涛，号抱冰，直隶南皮人，生道光十七年，卒宣统元年1837—1909。张生清末，正在提倡新学之时，已无可作为，著有《书目答问》，指示学者研究国学之途径。另有《劝学篇》，讲中国为体，西学为用。任督抚，在两湖最久，又为军机大臣，官体仁阁大学士，谥文襄。

二、学派分类（下）

清代学术不由明学反动而生的，有：

史学

春秋公羊学派

桐城派

（一）史学

清代史学创于黄梨洲。黄梨洲1609—1695，名宗羲，字太冲，浙江余姚人。明末习王阳明学派，得其精义。清兵南下，曾联合乡里子弟抗之，兵败。明亡，隐居讲学，著有《明夷待访录》等，黄梨洲传史学于弟子万斯同。黄梨洲曾作《明史案》二百四十卷，最令人感动的就是《明儒学案》及未完的《宋元学案》，这两部是破天荒的学术史。

万斯同　字季野，浙江鄞县人，生明崇祯十一年，卒清康熙四十一年1638—1702。传梨洲史学，以《明史》为己志，有《明史稿》五百卷，不为清廷做官，以布衣参史事。季野死于京师，《明史》为王鸿绪所没。其书除前四史外，无与比美者。此外尚有若干著作，许多为人偷去埋名矣。

全祖望　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人，生康熙四十四年，卒乾隆二十二年1705—1775，继续黄万史学，校《水经注》，续《宋元学案》，完成黄梨洲的学术史。

章学诚　字实斋，浙江会稽人，生乾隆三年，卒嘉庆六年1738—1801，有《文史通义》。其书除史学外，在文学批评上贡献亦甚大。

李慈铭　字爱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人，生道光九年，卒光绪二十年1829—1894，有《越缦堂日记》《后汉书集解》等书。

章学诚晚年于绍兴所居之滃云山房

《元史》的研究在清末与俄罗斯往来之后，有湖南魏源，广东李文田，江苏洪钧、屠寄，山东柯绍忞。

（二）春秋公羊学派

学术本不可以地理名，而中国已往却是以地理名，如南派、北派、桐城、阳湖之类，现在要说阳湖派。

阳湖今武进，地邻苏州，河道既多，交通亦便，既非省会之政治区，又非商业区，在前清一代，古学11、文学、美术均发达。

绘画——恽格，字寿平，号南田老人，生明崇祯六年，卒清康熙二十九年1633—1690。

文章——恽敬，字子居，号简堂，生乾隆二十二年，卒嘉庆二十二年1757—1817，有《大云山房文集》。

文学——黄景仁，字仲则，生乾隆十四年，卒乾隆四十八年1749—1783，有《两当轩诗集》。

地理——洪亮吉，字稚存，号北江，生乾隆十一年，卒嘉庆十四年1746—1809。经学考据亦有成绩。

经学考据——庄存与，字方耕，生康熙五十八年，卒乾隆五十三年1719—1788，著有《彖象论》《春秋举例》等书。

庄有可，字大久1744—1822，亦对于《春秋》《周易》著述甚多。

孙星衍，字渊如1753—1823，小学考据著述极富。

张惠言，字皋文1761—1802，对于《周易》《墨子》极有研究。

刘逢禄，字申受，生乾隆三十九年，卒道光九年1774—1829，著有《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论语述何》，攻击《左传》，提倡《公羊》，在经学考据之外，有致用之意，可以算公羊新派宗师，由是阳湖派蜕化为春秋公羊学派。

宋翔凤1776—1860，江苏长洲人，今文经学家。

皮锡瑞，号鹿门，湖南善化人，有《经学通论》《经学历史》等书，发挥今文《公羊》之义。

康有为，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生咸丰八年，卒民国十六年1858—1927。集刘逢禄以来公羊学派之大成。公羊学派究义理，而不言心性，不如考据学家之精密，有独到之见，亦有武断之处，为戴东原以来之正统经学派所不取。

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将古文经之后人伪造处指摘无遗，攻击最甚者为《左氏传》。

康氏另有《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专发挥《公羊传》之义。又有《礼运注》，发挥“大同”之义。

康有为有《大同书》，精思《公羊传》而得，主张有以下十三种：

1.无国家，全世界分为若干区域，而置一总政府。

2.总政府、区政府，皆由民选。

3.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则易人。

4.妇女妊娠时，入胎教院，产儿入育婴院。

5.按儿童的年龄，入蒙养院以及各级学校。

6.成年后，依政府的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7.有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8.以上各院设备期于完善，使入其中者享最高愉乐。

9.成年男女须若干年服役于以上各院。

10.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其中又设等级，使各按劳作所入，自由享用。

11.以最严的刑罚，警惰懒。

12.有学术上的新发明，或在上五院中有劳绩之人，受殊赏。

13.死则火葬，火葬场近设肥料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以上这些条，是《礼记·礼运》或《公羊传》何休注所本有，抑康氏所自创，很是问题。何休自己的主张则是：

新周故宋——内其国，外诸夏；内诸夏，外夷狄。

通三统——周封夏商子孙，连周则为三王，愈久则待遇愈薄。

张三世——所见、所闻、所传闻，史愈远，则所知不详。

青岛市康有为故居

绌周尊鲁——以孔子为新王，在鲁改制此层暗涉汉天子统一改制，很似迎合皇帝心理而生，不可尽信为孔子矣。

（三）桐城派

桐城派创自方苞，号灵皋，称望溪先生，生康熙七年，卒乾隆十四年1668—1749。其弟子吴井迁、刘大櫆，以至姚鼐，皆桐城人，故称桐城派。

桐城派的标语是文章、义理、考据，三者缺一不可。文章是司马迁、韩愈的古文，义理是程朱派的修养，考据是清学。但是学贵专精，他们三面兼顾，结果只成功了文章一方面。其后有管同、梅曾亮、曾国藩等，传至今日未绝。

三、王学、算学及校刊与辑佚

以下叙述王学、算学及校刊与辑佚的工作。

（一）王阳明学派

清代继续王阳明学派者，清初：

黄宗羲见前。

孙奇逢，字启泰，称夏峰先生，直隶容城人，生明万历十二年，卒康熙十四年1584—1675。

李，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生明天启六年，卒清康熙四十四年1627—1705。

清中叶考据学兴，王学遂亡。清末又有多人自日本学来，介绍于中国，任公先生其一也。至民国为新文化连动所排挤，尚未复兴。

（二）算学

明代利玛窦来，徐天启助之译著许多科学书籍。清代则有：

王锡阐，字寅旭，江苏吴江人，生明崇祯元年，卒清康熙二十一年1628—1682，著有《大统西历启蒙》等书。

梅文鼎，字定九，安徽宣城人，生明崇祯六年，卒清康熙六十年1633—1721，著有《天文》《中国古算》《历书》《三角》《几何》以及《测算器图说》等九十余种。

他们的贡献在于把历学与迷信的星象学分开，而成为历史的、科学的。提倡算学，使之与历学分开，恢复古算之意义与价值。

（三）校勘与辑佚

读古书先须了解古书之文句，而古书往往有不可解者，于是产生注释与校勘。注标释其意义，校勘察其字句是否有错误。校勘有三法：

1.两本对照，记其异同，择善而从。因有俗本传写发生错误，故必取精本比照。清人以卢文弨1717—1795、黄丕烈1763—1825、顾广圻1770—1830最著名。

2.根据本书或他书的旁证校出本书文句之讹误。无他本相比者用此法，如《韩非子·初见秦》篇见《战国策》、《礼记·月令》见于《吕氏春秋》、《史记》录《尚书》、《汉书》录《史记》。清代学者以戴东原及高邮王氏父子12用此法校勘最有成绩。

3.根据原书的体例材料校正书中的一部分错误或紊乱处。高邮王氏父子能用此法，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使墨子的许多不可通处都通了。在史方面，如《史记》记战国时事，各世家、列传与《六国表》就有矛盾之处。钱大昕号竹汀，1728—1804的《二十二史考异》即用此法。

辑佚是把已亡之书，自别书引用亡书之文集在一起，可以得着原书之一部。

宋王应麟先辑有《三家诗考》《周易郑氏注》。

清代朱筠在乾隆三十八年奏请开四库馆即以辑明代《永乐大典》所引佚书而言。四库馆共辑出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

清代，关于经部，郑玄注之存于各经者均已辑成书；史部则辑《世本》及《竹书纪年》——较《史记》更早之正史；子部有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集部最大则有严可均之《全上古三代两汉三国两晋六朝文》。

以多为贵，有黄奭之《汉学堂丛书》及马国翰之《玉函山房辑佚书》。黄书有经解八十六种、通纬五十六种、子史钩沉七十四种。马书有经部四百四十四种、史部八种、子部一百七十八种。

辑佚方法有以唐宋间类书为资料者，如《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之类。

有以汉人子史书及汉人经注为资料以辑周秦古书者，如《论衡》所引古子家、《汉书列传》中奏议所引之古子家。

有以唐人义疏书辑汉人经说之资料者，如自孔颖达《十三经注疏》辑《左传》服虔注。

有以六朝唐人史注辑逸文之资料者，如裴松之《三国志注》、李善《文选注》之类。

[1]昏，通“婚”。

[2]制氏，相传为西汉初年音乐家。

[3]史迁，即司马迁。

[4]即逻辑。

[5]也，通“他”。

[6]Arnold：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英国诗人、评论家。

[7]《送殷四葬》，一作《哭殷遥》。

[8]著，通“着”。

[9]本句或作“云销雨霁，彩彻区明”。

[10]“ㄋ”等为旧时民国拼音，括号内为对应汉语拼音。

[11]古学：科举功令文字如策论、律赋、经义、八股文、试帖诗以外的经史学问，称古学。

[12]指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