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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驿站

作者：夏坚勇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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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唐朝的驿站

唐朝的驿站

文章西汉两司马

九品县尉

白居易做过的几道模拟题

贺知章的悲剧

冷 官

挂 剑

题匾说趣

心 香

萧瑟南朝

大哉吴门

十七年的分量

一条大河的故事

第二辑 温暖而感伤的记忆

温暖而感伤的记忆

土 仪

沧海月

大暑天为什么呼喊“小寒”

书笺小祭

虹桥回首

老 街

飞 天

石板街的回声

三种草

童声合唱

村景三题

怀念小屋

靖江思语

采桑子

那个周末的晚上

1976年的爱情

香 水

高尔基不喜欢的房子

第三辑 英雄赋

英雄赋

战争赋

手艺活儿（代后记）

第一辑　唐朝的驿站

唐朝的驿站

石碑的右侧是潼江，小晌午了，晨雾仍未散去，朦朦胧胧的一脉春江，水势很低调，隐约显现着几块鸭头似的沙渚，却看不到一只先知先觉的鸭，所以也不知水暖了没有。石碑的左侧是历史上著名的金牛蜀道——现在当然修成了国道，编号很豪迈：108，似乎这道上走的都是绿林好汉。国道边的山坡上长满了柏树。柏树威严而沉静，让人想到不苟言笑的武士。没错，这里的柏树相传原先是三国时镇守巴西（阆中）的大将张飞所栽，不要以为这只是“相传”而已，仔细一想，张将军栽的就应该是柏树，他不会栽下春风杨柳万千条，更不会栽灼灼其华的桃树——虽然他们三个好基友结义是在桃园。

石碑上有阴刻的铭文：“唐明皇幸蜀闻铃处。”

唐明皇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清代因避康熙皇帝玄烨的“玄”字，改称明皇。根据这个称呼，不用看上款，我们大致可以断定这是清代的石碑。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十七日，唐明皇一行来到这里的上亭驿，他是从长安往成都去的，所以叫“幸蜀”。皇帝出行离不开翠华摇摇的排场，但这一次是个例外，不是君王不“好色”，而是时势使然，他是逃难来的，所谓“幸蜀”其实很不“幸”，也就顾不上翠华摇摇了。如果一定要说“摇”，只能说风雨飘摇。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耀武扬威地开进了长安，老皇帝和太子一个往西蜀跑，一个往朔方跑，唐王朝还不够“飘摇”吗？而且现在他也不是皇帝了，儿子给他在皇帝前面加了“太上”两个字，这两个字的意思本来都很高端，但加了以后，他的地位反倒下来了。看来凡是用豪华的大词恭维人的，大多心怀鬼胎。太上皇帝，称号很牛很神圣，但说话的影响力只在户牖之内。诏书更不值钱，洛阳纸贱。那就不说话也不下诏书，枕着窗外的潺潺雨声，做梦。

上亭驿在梓潼城北的七曲山下，所谓的金牛蜀道，即从绵阳、梓潼经剑阁、广元越白水，进入陕西汉中，其中最为崔嵬奇险的则是从梓潼到广元这一段。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出川，那么到了梓潼，“蜀道难”的考验才算真正开始；如果你是入川，那么到了梓潼已经坡去平来，再往前朝成都去，路就好走了。唐明皇一行是六月十三日凌晨逃离长安的，这一个多月的经历有如漫漫长夜的梦魇一般，始终在噩耗和惊魂之间颠沛流离。特别是在长安附近的马嵬坡，他心爱的贵妃杨玉环被哗变的士兵用一根白绫缢死在驿站。对于这个叫李隆基的男人来说，杨玉环不仅是一个可以侍寝的美丽的妃子——他身边并不缺乏具有性魅力的嫔妃，何况杨玉环已远不年轻——她早已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上亭驿的夜晚凄清而孤寂，夏天的雨往往金刚怒目，夜雨却例外。夜雨是慢性子，有如一个老者在翻着发黄的史书，有一搭没一搭的，翻到哪页是哪页。但不管窗外的雨翻到哪一页，太上皇的眼前总离不开贵妃的音容……

诗人后来描写那个夜晚，只用了一句：“夜雨闻铃肠断声。”其中既有写实也有艺术的渲染，说太上皇思念贵妃，恍惚中似听到贵妃熟悉的呼唤：“三郎、三郎……”一声声亲昵如酥。醒来后却四顾茫然，窗外风雨如昨，只有檐角上的风铃“叮当、叮当……”

《长恨歌》为白居易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在我的印象中，中国历史上抒写爱情的长诗一共只有两部半：《孔雀东南飞》和《长恨歌》，这是两部；另外还有曹子建的《洛神赋》，写暗恋、单相思，只能算半部。这中间，《长恨歌》无疑是成就最高的。正是这部作品决定了白居易在唐代诗坛上的地位，如果没有《长恨歌》，他大抵只能和刘禹锡、元稹等人比肩。现在，他可以跨上一步，勉强和李白、杜甫站在一起了。《长恨歌》是一部致敬爱情的伟大史诗，不能说帝王和妃子之间只有性而没有爱情，他们之间产生爱情的几率和普通人一样高，甚至还要更高一些。因为爱情是需要经营的，他们比普通人有更多的闲情逸致用于经营；而柴米油盐的庸常生计则让普通人的爱情经营成为一种奢侈。对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白居易是由衷赞美的。但长期以来，主流评价却认为作者的思想倾向在于讽刺，最多也不过是同情而已。我不知道这些“主流”们在阅读《长恨歌》时有没有被感动过，如果被感动过，那他们的评价就是为了附和某种教条而言不由衷。如果没有被感动过，那只能证明他们自己是冷血动物，而冷血动物有什么资格来评价人类高贵的爱情呢？白居易自己是情场老手，也是在诗歌中描写女性的高手，他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有好多是关注女性命运的，除《长恨歌》而外，例如《琵琶行》《上阳白发人》《井底引银瓶》《缭绫》，等等。无论关注的对象是宫廷贵妇、风尘娼妓，还是蓬门织女，他的目光中始终流泻着理解、尊重和欣赏，当然也有几分温情脉脉的缠绵意味。大师们都有各自的独门绝技，在对女性的体验和表达方面，白居易超过了李白，甚至也超过了杜甫。也许他写得太好了，以致引来了非议，例如清代的龚自珍。龚自珍这个人才气大，也狂，臧否人物常常惊世骇俗。他说白居易“真千古恶诗之祖”，理由是：“长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乃形容勾栏妓女之词，岂贵妃风度耶！”这话猛一听似乎有理，其实毫无道理。我想，所谓的“贵妃风度”大抵就是古典版加青春版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吧，那样一副尊容，有多少男人会真心喜欢呢？

杨玉环这个女人不简单，站在唐代诗坛最高端的几位大腕——李白、杜甫、白居易——都为她写过赞美诗，其中李白的三首《清平调》是面对面的赞美。“云想衣裳花想容”，这两个“想”何等好啊！好得只可意会，不可翻译。不信你译译看：“贵妃的面孔像花儿一样美丽。”立马成了小学生作文。有人说李白的诗中暗寓讥讽。扯淡！那是高力士说的，也只有高力士那种心态的人才会相信。在有些人眼里，不光是《清平调》，就连《蜀道难》也成了“讽刺玄宗逃难入蜀之作”。似乎离开了影射，世界上就没有诗了。《蜀道难》和玄宗入蜀有什么关系呢？李白的老家就在梓潼附近的江油，年轻时，他师从赵蕤，送老师回盐亭，梓潼是必经之地。送过了老师，他兴致来了就往上走，去剑阁、广元，体验蜀道的奇丽惊险，虽步履艰难却意气风发。当斯时也，山川、历史、神话、传说，全都成了诗神的奴仆，“噫吁，危乎高哉！”这样气势逼人的诗句就只等着喷薄而出了。但李白出川时并没有走蜀道。蜀道太难走了，他走的是三峡水路。这大概是性格使然。出三峡，一叶轻舟，顺流直下，何等倜傥轻捷。他是“仰天大笑出门去”的人，如果走蜀道，一步一蹉跎，他还笑得出来吗？

就在唐明皇夜宿上亭驿大约三年以后，诗人杜甫从秦州辗转入蜀。他一路走一路写诗，一直写到剑阁。写诗易，蜀道难，一家人走走停停，整整走了一年才到了成都。他当然也要夜宿上亭驿的。驿站檐角的铃声依旧，触景生情，他会想些什么呢？在长安的大街上，他是见过杨家姊妹的，这有诗为证（《丽人行》）。他也曾因杨贵妃的死讯而吞声饮泣，这也有诗为证（《哀江头》）。无论是对贵妃的美，还是对李杨的爱情悲剧，他都是由衷赞美也由衷哀悼的。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他的《哀江头》其实已为五十年后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定下了基调。请看：“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马嵬之变后，杨玉环孤独地葬在渭水之滨，唐玄宗则往剑门关的深处渐去渐远，一对情侣，彼此再无消息。这样的句子如果混在《长恨歌》里，粗心的读者还真不一定看得出来。所以后世的学者认为，《哀江头》和《长恨歌》可以互读。

其实杨玉环也是从蜀道走出去的，他父亲曾在蜀中做官，她亦在蜀中长大，山温水软的四川盆地滋润了她的好颜色。一个绝代佳人沿着金牛蜀道走向了京师长安，走进了王朝的权力中心。从她的背影里，人们读懂了一个词：乱世之美。在所有的美中，这是最无法无天所向披靡的，是美中的极致。极致的美和极致的权力结合在一起，那就莫怪天下大乱了。

好吧，现在让我们看看石碑的落款。果然是清代的。上款：“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仲夏月”；下款：“知梓潼县事昆明桂良才书”。

我对“光绪二十年”没有什么感觉，但一看“甲午”、而且是光绪年间的“甲午”，心头便不由得一阵黯然，随即又想到，梓潼的地方官为什么要在这个甲午年发思古之幽情呢？

这可能牵涉到对唐明皇夜雨闻铃的另一种解读，说当夜唐明皇在上亭驿遇见神仙托梦，告诉他唐军大捷，叛乱即将平定。第二天果然驿马来报，安禄山已死，请太上皇回銮。这是一个关于否极泰来挽狂澜于既倒的寓言，而在那个世纪末的甲午年间，危如累卵的大清帝国是多么需要这样的寓言。由此可以想见，那个叫桂良才的知县倒是一位忧时之士呢。

但我还是喜欢第一种传说，相对于成王败寇的政治游戏，只有爱情是不朽的。

文章西汉两司马

长安西北的茂陵原先只是一片荒原，自建元二年开工修建皇陵以后，这里就日新月异地繁荣起来。陵墓的主人是当今皇上刘彻，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千古一帝的汉武帝，他登基时才17岁，但从18岁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一直修了52年才派上用场。后来的历史证明，他的这项记录几千年一直无人打破，可见“千古一帝”并非浪得虚名。和平年代，皇陵是天底下最浩大的工程，据说开支为国家财政的三分之一。把全国三分之一的钱都砸在这里，还能不砸出点声响来？皇上是个喜欢轰轰烈烈地闹腾大事的人，大概害怕自己死后太清冷，又下令官员、富豪，还有文艺界的明星大腕们迁居于此。由是新城人气飙升，灯红酒绿，很快就成了长安附近著名的富人区。

元狩五年，也就是汉武帝登基的第23年，茂陵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一位名满天下的大作家死于糖尿病，临死前还留下了一篇《封禅书》，为皇上后来兴师动众地封禅泰山、访求长生不老之术提供了理论根据，这当然让皇上很高兴。而就在这期间，当时还默默无闻、但后来同样名满天下的另一位大作家正好风尘仆仆地采风归来，正准备开始他的写作生涯。历史似乎有意在茂陵安排了这两位文章高手的交接。这两个人一个叫司马相如，一个叫司马迁。

司马相如名气很大，这固然由于他与卓文君惊世骇俗的爱情，更重要的却是由于他恣肆汪洋的才华。他的文章写得好，特别善写辞赋。赋是当时最风行的文体，一篇赋的影响力，往往可以让作者名声鹊起甚至上达天听，此前贾谊的“宣室夜对”和此后左思的“洛阳纸贵”都是由于赋写得好。而当今皇上又特别好这一口，在杀人和玩女人的间隙里，他喜欢摇头晃脑地吟诵辞赋作为激情过后的消遣和自娱，以寻求快感的延时效应。赋者，敷也，就是铺陈，满篇尽是华丽生僻的词藻，洋洋洒洒地铺陈开去，对偶、排比、连句层层渲染，让你目不暇接。这种文体多用于描写都城、宫宇、园苑和帝王穷奢极欲的生活，说到底是给权势者歌功颂德捧臭脚的东西。二千多年后有一位伟人在文艺座谈会上说：歌功颂德的作品“未必不伟大”。但睽诸文学史，为权势者歌功颂德，这类作品中“伟大”的比例实在太少，因为伟大的作品多是面向民众且具有悲悯情怀的。但权势者喜欢有人向他献媚，为他歌功颂德。献媚是献媚者的通行证，写那样的作品，作家往往名利双收。司马相如就凭几篇大赋当上了皇帝的文学侍从，并且住进了茂陵的富人区。毋庸置疑，该同志是个文学天才。但天才的第一声啼哭也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比他年轻三十多岁的司马迁后来给他作传时，说他“口吃而善著书”。也就是说，他口才不行，但能写。这样的大作家倒也不少，例如现代文学史上的曹禺和沈从文。说起来很有意思，司马相如原来的名字叫司马犬子，这说明他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不然不会取“犬子”这样土得掉渣的名字。他最早的文学自觉是给自己改名为“相如”，这名字不错，不光文气，还有几分软软的奶油味——他本来就是个吃软饭的嘛，甚好！

但软饭也不是好吃的，你不仅要仰承鼻息，善于揣摩皇上的喜好，还要在艺术上有两刷子。赋那种东西尽管很主旋律很马屁，也尽管华而不实虚张声势，但要做到妙笔生花，在题材、立意和文笔上让人眼睛一亮也不容易，那是需要有几分才情的，至少也要有几分聪明气。司马相如当然不缺少才情和聪明气，要不然皇帝手下有那么多文学侍从，衮衮诸公，竞相献媚，为什么只有他独领风骚呢？还不是因为人家活儿干得好？你看他的《上林赋》《大人赋》和《子虚赋》，那真是翠华摇摇仪态万方啊！平心而论，司马相如还说不上厚颜无耻，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因为他老丈人给了他一大笔财富，小日子过得很滋润。再加上糖尿病缠身，对升官发财就看得比较淡，有时甚至还敢说几句别人不敢说的话，例如劝皇上打猎要适可而止之类。在御用文人中，他还是有底线的。

司马迁也住在茂陵，他父亲是朝廷的太史令，这是个小官，俸禄很少，在茂陵那种地方，他们家只能算是穷人。对于一个天资聪颖且志存高远的少年来说，这种生存境遇只会是一种激励。父亲是史官，他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史学熏陶。20岁后他又花了整整七年时间游历四方，一步一个脚印地阅读广袤的帝国版图，全方位地感知这片土地上的历史积淀和风俗人情。人们常说，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现在，司马迁已经为写作一部旷代史书做好了准备。而且就在他游历归来不久，他又接替了父亲的职务。这个太史令闲曹冷灶，清汤寡水，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自由地进入皇家图书馆，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想查什么档案就查什么档案。对于一个有志于史学的写作者和思想者来说，有了这个“唯一”就足够了。

一切都为一部史学巨著的诞生做好了铺垫。

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这部被称为《史记》的巨著也许不会完全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它当然会很丰厚，有文采，体例也别出心裁，古今中外，包罗万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总体品格远远高出历代的那些史书，这些都没有问题。但很可能不会有后来那种长风烈火般的激情和精神高度。

就差那么一点，或者一点点。

上苍似乎很在意这“一点点”，一定要用作者个人惨痛的悲剧来成全一部巨著的完美。

天汉五年，司马迁因李陵冤案被祸，在死刑与宫刑之间，他选择了后者。这是一种比死刑更加惨痛也更为耻辱的刑罚。司马迁不是怕死，而是由于心系《史记》，这部书是属于他的，但又远远大于他个人的生命、痛苦和屈辱。正是这种对史学的苦恋情怀，让他活了下来。但“刑余之人”，活着比死去需要更大的勇气。在《报任安书》中，他用了一个不大多见很可能是自己生造的词：狂惑——内心的痛苦和矛盾足以让人疯狂。然而痛苦恰恰又是一种更深刻的生命，在痛苦的重压下，他完成了一次悲壮的涅槃，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男性，却多了一个男人。知耻而后勇，他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呢？下笔时，他用不着再看皇帝的脸色。他不是在历史的大地上亦步亦趋地爬行，而是出神入化，雄视千古，天马行空，快意恩仇。在他的笔下，除去对历史真相的深度揭示，对历史细节的精微把握，对历史人物的冷峻逼视，以及那种百科全书式的繁复丰茂，还有一种精神性的光芒，给人以灵魂的震撼与颤栗。那是对专制王权的鞭挞，对正义和良知的呼唤，对自由意志和尊严的渴求。不懂得屈辱就无法理解自由，谁说他“大势已去”？一颗苦难的灵魂，当他因屈辱而雄起时是多么强健阳刚！一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巨著诞生了。

司马迁是皇家的太史令，这是一个体制内的职务。严格地说，他和司马相如一样，也是文学侍臣。但他一点也没有那种职业性的奴颜和婢膝，他对皇权有一种宁静的藐视，他的心灵是自由的，皇皇52万字的《史记》就源于那颗自由的心灵。仅仅这一点，就让他超越了那个时代所有的文人而崭露峥嵘。如果说司马相如只是一只撅起屁股卖弄唯美的孔雀，那么司马迁就是一只傲视苍穹自由飞翔的雄鹰。司马相如也许可以称得上优秀，但司马迁却是当之无愧的伟大。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领域，优秀者可以有很多，伟大者却总是凤毛麟角。

公元20世纪初，中国政坛上有一个叫吴佩孚的军阀，因为是秀才出身，又写得几首歪诗，便处处以儒将自诩。他的“孚威上将军”行辕有一副自撰联，曰：“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这当然是借古人上位，自吹自擂，没有什么说头。但有一点我们却又不得不说，即，同样是以文章名世，“两司马”的分量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九品县尉

人们往往以为旧时的文人考取进士就一步登天了，其实不是，那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起步官阶并不高，一般的是在中央机关当办事员，也有的被派到基层去当县尉。古代的“尉”多是武职或司法官，县尉专管衙役、捕快之类抓人放人的勾当，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官阶九品。

文人的官场梦古已有之，诗人杜甫在科场上的运气总是不好，考了几次都名落孙山，却并不曾因此改变“官”念，起初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到了后来则是为了养家糊口。天宝十二年左右，杜甫潦倒长安，诗写得好，但换不回银子，只能卖草药补贴家用，那就和乞讨差不多了。为了生计，他辗转朱门，到处投递求职信，当时称之为“干谒”，现在叫跑官。跑官也不容易啊，“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其间的屈辱和辛酸可以想见。也许是跑得多了，天道酬勤，终于跑来了朝廷的一纸任命，派他到河西县担任县尉。这是进士的起步官阶，作为“杜陵布衣”，他能得到这样的安排算不错了。而且县尉有实权，抓人放人都在他手里，上下其“手”，可以权力寻租，搞点钱如探囊取物，不要说养家糊口，发点小财也并不困难。

那就赶紧走马上任吧。

但杜甫没有去，因为他的好朋友高适几年前曾当过封丘县尉，不久就辞职了。辞职不是嫌官小，而是因为心情不好。在题为《封丘县》的诗中，高适坦露了自己的矛盾和痛苦，其中最锥心的是这么两句：

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在上司面前卑躬屈膝，是俯首帖耳的哈巴狗；在百姓面前凶神恶煞，是张牙舞爪的疯狗恶狗。这种“两面狗”的差事，高适干不下去。

也许有人会说，这位姓高的诗人也太清高了。既入官场，这种“两面狗”的生涯便是一种常态，不要说你只是区区县尉，就是县令、知府，以至于督抚高官，不都是这样的吗？因为你的乌纱帽是“长官”给的，在他们面前，你只能低声下气做孙子。同样，作为朝廷命官，你牧民有责，催逼赋税，要粮要钱，你能不“鞭挞黎庶”吗？你既不肯做孙子，又不忍做打手，那就只有卷铺盖走人了。

但诗人毕竟是诗人，所谓良知和人文关怀从来就是他们心头最柔软的那一块。他们的目光总能穿越利益集团的藩篱，投射到幽暗的底层，犹如穿透乌云的阳光，传递着人性的温煦和亮色，这是大诗人之所以“大”的一种精神特质。相反，如果只知道为权势者捧场凑趣，再华美的辞章也只是随风而逝的马屁而已。

杜甫没有去上任，他走向民众，也走向中国诗歌的圣坛，不久，被誉为史诗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问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散发着大地的苦难气息的诗句，让千秋万代的读者泪流满面。

但同样是大诗人，同样面对着这份九品县尉的差事，也有周旋得差强人意的，例如白居易。

白居易是正牌的进士出身，而且名列第四，差一点就是探花。唐代的官制，进士及第后还要参加一次吏部组织的选拔考试，及格后才授予官职。人们把这种考试叫作释褐试，“释褐”就是脱去老百姓的粗麻布衣服。白居易又很顺利地通过了释褐试。脱去了麻布衣衫，接下来就准备穿官服了。

老规矩，他的第一份差遣是到长安附近的周至当县尉。

到了周至，正值麦收。“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新任县尉下乡调研，也收获了一首《观刈麦》。看到农人的辛苦，想想自己的不劳而获，诗人心生愧疚，他也是一个有良知的文人。

麦子收上来了，县令就叫他下去催逼赋税，没有钱粮就抓人，下到牢房里鞭打，直到打出一个“有”来。所谓横征暴敛，这几个字县尉全占了。白居易不忍心向那些可怜的农夫挥鞭子，但又不能公然抗命，就想出了一个消极怠工的办法：装病，不上班。

县令是个官油子，按理说这种小伎俩是瞒不过去的，但这厮却不敢拿他怎样，因为他上头有背景。

背景就是在朝廷里担任左拾遗的元稹。元白是至交，这人们都知道。元稹的才华虽不及白居易，但科场上的运气好，他与白居易同科登第，他中的是第一名。再加上人长得帅，金榜题名紧接着就是洞房花烛，娶的是京兆尹的女儿。京兆尹者，首都市长也。周至是首都辖下的郊县，元稹的老丈人就是县令的顶头上司，这种关系县令能拎不清吗？他当然不敢得罪白居易。白居易装病怠工，县令不但不揭穿，反而上门慰问，叫他安心休养，不要挂念公务，说那边的工作有人顶着。这当然也是实话，抓人放人、鞭打农夫的事，想干的人多的是，因为那中间有油水。有油水的事，悍吏们总是争先恐后，那些人其实巴不得你一直生病才好。

由于有了京城的背景，白居易的这个九品县尉当得还不算太憋屈，他大致既用不着在上司面前装孙子，也用不着对老百姓挥鞭子。而且就在这期间，他还写出了流芳千古的《长恨歌》。可诗人的心情终日不好，他在诗中相当刻薄地把自己称之为“趋走吏”，也就是狗腿子，认为：

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

可见对这份差事深恶痛绝。

白居易做过的几道模拟题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白居易当年在进士科考试中名列第四，接着又信口开河，说“差一点就是探花”，这就说错了。所谓状元、榜眼、探花是宋代实行殿试制度以后才有的，唐代没有探花一说，因此，即使白居易的名次再进一位，也只是第三，而不是探花。

白居易进士及第以后，又参加了由吏部组织的释褐试。释褐就是脱去平民穿的粗麻衣衫。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了这轮考试，你才能脱去麻衣而穿上官服。而且考试的名次越高，所授的官职也相对较好，可见兹体事大。虽不能说一考定终身，却能决定你会不会输在起跑线上。如果说进士科考量的主要是文才，那么释褐试侧重的则是吏才，一般是拿两个案例让你分析，要你写出判决词，除去要求文理通达、有辞采，更重要的是看你处理政务的实际能力。为了应对考试，考生们往往要做大量这方面的练习，即使像白居易这样天资聪颖的人，也不敢偷懒或耍大牌。他和好友元稹躲在长安郊外的华阳观，几个月足不出户，作了许多模拟考试的策文。后来他自己回忆，在那段时间里，他几乎“不遑寝息”，以致“口舌生疮，手肘成胝”。可见拼得很苦。今天我们看惯了高考指挥棒下的莘莘学子沉沦题海的疲惫身影，对当年白居易们备考的情状应该不难想见。正所谓人生能有几回搏，前贤未必让后生，据说白居易做过的模拟题竟有上百道之多。好在《白居易集》中收录有部分题目，我们不妨挑几道出来看看：

其一，甲的妻子在甲母前骂狗，甲非常生气，要把妻子休掉。甲妻来控诉，自称没有违反“七出”条例。甲说，妻子犯了不敬的罪过。

其二，甲准备把女儿嫁给乙，乙送了彩礼，而后甲又反悔。乙控诉甲不守婚约，甲说没有立结婚的契约，不算数。

其三，甲的牛把乙的马抵死了，乙要求赔偿。甲说牛马是在放牧的时候相抵的，请求赔半价，乙不同意。

有意思吧？全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但要判得合情合理，还真不容易。都说科举制度害死人，其实那是到了明清以后。在唐朝那个时候，这一套文官选拔制度还是很有道理的。仅就上面的几道模拟题而言，我倒觉得对来自底层的草根考生相对有利。也不是说这类题目就能考出多大的真才实学，但你至少对社会生活要有所了解，而且还要通达人情事理，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叫接地气。什么人不接地气呢？一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一种是来自豪门世族的纨绔子弟。面对这种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题目，他们大抵只能像盲人分大饼一样，瞎掰。

更可笑的是，有些人甚至连瞎掰也不会。

唐代张鷟的《朝野佥载》里记录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个叫沈文荣的人，考前足足背下了200篇判词，可到了考试时，却连一个字也写不出，交了白卷。别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苦着脸说，试题中的案情与我背的都不同；有一个挺相似，可人的名字又不一样。还有一个关于水磨案的，我背的案子发生在蓝田，可试题中的案子却发生在富田。你看，就这种猪脑子，日后怎么能当官理政呢？名落孙山，活该！

这位沈某人是一个死记硬背的典型，另有一个官二代——御史中丞张倚的儿子张奭——参加考试，主考官见他老子很得皇帝的宠幸，想借机巴结，就让人替张奭作了判词，并取为优等。这事后来被人揭发出来，告到范阳节度使那里——该节度使就是那个后来把唐王朝搅得天翻地覆的安禄山，安禄山立即向唐玄宗报告。玄宗很生气，下令重考。这下张奭就活丑了，他也和那位沈某人一样，一个字也写不出，交了白卷。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所有的涉事者大概都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白居易是从底层走出来的，他从小就跟随母亲远走江南，寄居在亲戚家，后来又辗转河北山西，在漫长的颠沛流离中，他对社会生活应该有更多的关注。再加上那段时间在华阳观的精心准备，他考得不错，顺利通过了释褐试，不久就被派到长安附近的周至县当县尉去了。

我一直觉得白居易做过的那几道模拟题挺有意思，曾试图用文言文写一份判词，终因国学根底太浅，只得作罢。

贺知章的悲剧

唐代的文坛真是灿若繁星，像贺知章那样的人物，在那个时代也只能算个二三流的角色。他虽然作品不多，但后世的知名度却颇高，这恐怕主要得益于那两首《回乡偶记》，该诗曾入选《千家诗》和小学课本，因此，往往黄口稚儿在牙牙学语时就会背诵“少小离家老大回”。贺是江南会稽人，从小就以文词知名，中举亦很早，后来便一直在京城做官，这两首七绝大概就是他晚年致仕回乡时写的吧？诗确实不错，于平白晓畅中写尽了那种久客他乡的游子情怀和沧桑感喟。

贺知章最后官至秘书监，这个职务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或书记处书记吧，算是高级干部了，手中自然很有一点权的。人事问题历来为权中之重，《新唐书》《旧唐书》都说他用人时“取舍不公”，这是一个比较含混的评价，取舍不公有可能是眼力问题；也有可能是感情用事，属于文人的天真；还有可能是卖官鬻爵，中饱私囊。这些，《唐书》中都没有说。但宋人笔记中却有一段关于他用人的记载，情节性很强，也颇有意思，且姑妄听之。

事情是这样的，贺知章任礼部侍郎时，恰逢祁王去世，朝廷追认其“惠昭太子”的荣誉，需增补一批挽郎办理丧事。这属于礼部的职权范围，贺便利用这机会大收贿赂，被豪门子弟成群结队前来叫骂，一时群情汹汹，吓得小吏赶紧关上大门。为了平息风波，贺只得登上梯子，探身对墙外的众人许愿。他许的这个愿很有意思：“诸君且散，见说宁王亦甚惨澹矣。”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你们先回去吧，听说宁王也不大行了。言下之意，等宁王死了，一定优先安排你们。

这是一则贪官发“死人财”的故事，有点类似于笑话，既然连一个小小挽郎的职务都可以卖得热火朝天，平时的作为也就可想而知了。但贺知章毕竟还玩得不够老练，官职又不是萝卜青菜，可以摆在大街上公开出卖的，何至于闹得这样沸沸扬扬？其实也难怪，在升迁礼部之前，贺一直担任太长博士、丽正殿修书使、太长少卿之类的冷官，转来转去都是清水衙门。如今好容易有了一点权力，岂可不狠捞一把？却不知这中间也有一套游戏规则，例如堂而皇之的高调和官腔，以及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见兔子不撒鹰之类，当然还要善于梳理各种关系，并不是对什么人都能狮子大开口的，要看背景。这些贺知章都拎不清，他只知道急吼吼地直奔主题，卖完为止，结果闹得狼狈不堪，只得期盼另一位亲王也早点死掉，再添几个职务摆平关系。说到底，他还是个老实人，一般来说，老实人往往容易触霉头。

但出了这点小乱子并不要紧，贺知章在仕途上一直还比较顺畅，因为老实人也会变得老练起来的。他渐渐尝到了当官的甜头，觉得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到后来，官做得大了，便越发贪恋官位，一直到七十多岁才退休。退休前，他还想为子孙捞点好处，在向皇帝辞行时，提出要玄宗为他的小儿子赐名。这确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你想，一旦皇帝赐了名，这位贺公子将来的前程还用愁吗？玄宗听了，随口便扔过来一个：“为人之道，信义最为紧要，孚，就是信的意思，就取名为‘孚’吧。”按理说，皇上如此爽快，老臣该受宠若惊了。但当事人的贺知章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后来他对人说：“皇上怎么这样取笑我，‘孚”字是爪下一个子，不是把儿子叫作爪子吗？”

不知这个名字以后有没有用，想想老先生也实在难处理：用吧，意思不好，堂堂贺家公子，叫什么“爪子”，让人耻笑；不用吧，皇上是口含天宪的，臣下岂能抗旨？最后到底用没用，不得而知。《新唐书·贺知章传》载贺子名曾，幼子未具名。这位“贺孚”遂就成为一桩小小的历史疑案。

最后一根稻草没有捞到，贺知章就这样回到了江南老家。他已经老了，官场已成过眼烟云，出外这么多年，连家乡的儿童都不认识他了，“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很令人伤感的。于是写了这两首《回乡偶记》。诗确实不错，后人知道的贺知章大抵只是这八句诗的作者，至于他曾当过礼部侍郎和秘书监之类的大官，知道的人不多。

冷　官

唐代的作家协会叫广文馆，始设于天宝九年。其实，当时很大程度上是因人设事，有一个叫郑虔的人贬官多年奉诏回京，唐玄宗觉得他很有点文才，不愿让他外放（历来做皇帝的都有这种癖好，喜欢把天下的好东西都留在自己身边），但中央各部委一时又没有合适的安排，就特地增设了这样一个机构让他去负责。组织部门的人向他介绍情况时说得很动听：“新设立的广文馆是用来管理文士的，因为你名声久著才任命你去，而且让后代人称你是第一代广文博士，你看，这不是美事吗？”郑虔听了当然很高兴，乐颠颠地过他的官瘾去了。

其实这个广文博士是个冷官，一般人都不愿去做的。不信，有杜甫的《醉时歌》为证：

诸公衮衮登台省，

广文先生官独冷。

甲第纷纷厌粱肉，

广文先生饭不足。

诗人笔下可能有点夸张，但广文先生的清冷却是毋庸置疑的。并不是说他们的工资特别低，像广文馆这样的机构，至少也算个副部级，工资待遇并不比六部侍郎少。“冷”是因为清水衙门没有什么权，人家不买你的账，用不着来趋附逢迎，也就没有那些各种名目的孝敬。一般来说，当官的若光凭那点死工资，要维持日常的油盐柴米和交际排场肯定吃不消，即使是一品大员那点工资也吃不消。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主要是指工资以外的隐形收入。因此，“广文先生官独冷”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清水衙门中也有不甘清冷的，看到别人发财，心理便不平衡，想方设法也要捞点小钱，例如那个写《三国志》的陈寿，他的官职是著作郎，也就是专业作家，没有什么花头经的。但他脑子比较活络，当时的人都称赞他有良史之才，其实这个人的品行并不好。丁仪、丁訥哥俩在魏国影响很大，青史留名应是不成问题的。陈寿就对他们的儿子示意：“可拿千斛米给我，我定为令尊大人作佳传。”偏偏丁氏兄弟自恃名高，不肯出钱，陈寿竟不为他们作传。可以想见，像丁氏兄弟这样死心眼的并不多，陈寿利用这种有偿服务，大概是捞了一点好处的。

但尽管如此，冷官毕竟是冷官，捏捏掐掐地弄点小钱也毕竟不容易，人们一般还是不愿到这样的衙门去；即使去了，也要钻天打洞往外调，有时甚至为此丢了乌纱帽。明代设南北两京制，南京称留都，也设了一套内阁班子，级别和待遇都是享受的，其实没有什么事干，没有事干也就没有油水。嘉靖年间，有一个叫吴廷举的人，从巡抚都衙史调任南京工部尚书，这算是提升了，但吴某人嫌那是个冷官，先是不接受任命，接着又称病请求退休，实际上是想挪个好一点的位子。皇帝随口说了几句冠冕堂皇的好话慰留，他便以为是迁就他，又上表请假，索性把话挑明了。他在奏章中用了白居易和张咏的几句诗：“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顾我作闲人”、“幸得太平无事日，江南闲煞老尚书”，都是挑肥拣瘦发牢骚的句子。这一下把皇帝惹火了，一纸诏书勒令他回苍梧老家去了。有关史料中评价这位吴某人“躁动好名”，其实在“好名”背后恰恰潜藏着一种利益驱动，他的信条大概是：做官不能捞外快，不如回家种白菜。

这么说，清水衙门的冷官就没有人做了？非也！不仅有人做，而且还有人做得有滋有味。在他们看来，冷官也有冷官的好处，其最大的好处恰恰就在这个“冷”字，清静、淡泊，没有那么多应酬和干扰，也少了官场上的争斗和倾轧，可以平心静气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些人大多是学者型的，他们有一种文化使命感。翻开一部中国文化史，不少有大成就者生前都是冷官，或者说，他们的成就主要是在做冷官期间奠基的，这时候他们的文章往往写得特别好。而一旦宸恩垂顾，被提拔到一个炙手可热的位子上，整天忙于那些没完没了的官场争斗和应酬，文章和人格也就渐趋平庸。清代朱彝尊原在皇家史馆当值，这本来是个冷官，但他却甘之如饴。为了充分利用那里的图书资料，他不惜违反纪律，私下里将抄手带进史馆，专门抄写各地进呈的宫禁要籍，后来终于被同僚弹劾而丢官。朱为此在他的书匣子上作铭曰：“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他当然认为是值得的，因为他的人生目标并不在于七品乌纱，而在于“万卷书”的学养和建树，这是一种超越了官场人格，也超越了世俗价值观的文化品格。

挂　剑

季札离开姑苏时，正是春寒料峭的二月。他走的是水路，船出盘门水关，河面渐渐宽阔了，浪拍船舷，有了点喧哗的意味。他站在船艄，望着姑苏的城堞在视线中远去，渐至化为一抹阴影，心中便有了一种解脱的轻松感。

临行时，吴王余祭亲自把他送到码头边，两人正要揖别，余祭突然盯着他的腰间露出诧异的神色——原来季札没有佩剑。作为吴国的使者，又是吴王的亲弟弟、王室贵胄，剑是必备之物。这不是为了防身，而是一种富于仪式感的身份标识。“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这也不是奇装异服，而是当时的贵族风范。在姑苏，每天出入于王城宫苑，季札是不喜欢佩剑的，他没有这种习惯，以至这几天准备出行时，礼品、信札、盘资、地图皆应有尽有，唯独忘记了一把必不可少的佩剑。余祭倒也爽快，他哈哈一笑，当即解下自己的佩剑递给季札。吴王的剑无疑是天下绝品，上好的青铜，经良工千锤百炼，剑棱上镂着精美的花纹，剑柄上镶着名贵的玉石，从鱼皮剑鞘轻轻抽出一截，有一股青光泠然生寒。这种剑只有吴国的工匠才能锻造，世人都说“吴戈越剑”，其实吴国的剑也是天下第一，其代表作干将莫邪更是用生命的血光和智慧铸就的无敌之剑。季札身材挺拔，三尺长剑佩在他身上恰到好处，玉树临风的儒雅中又平凭了几分英武之气。他谢过了吴王，转身跳上甲板，橹桨腪乃一声就开船了。

眼下是吴王余祭四年，公元前544年，季札代表吴国出使北方，一路将访问鲁、齐、卫、郑、晋五国，风尘数千里，任重而道远。

顺风顺水，从姑苏到延陵只走了两天。延陵是季札的封地，自16年前他到这里逊耕以来，原先人迹罕至的江滩已面貌大变。他移民垦殖，兴修水利，民众都很拥护他，他也在底层民众中收获了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但现在王命在身，他在延陵只能稍作停留，便摆江北上。过了江，他又舍舟乘车。以他的身份，他本来应该乘坐四匹马拉的轩车。但他这个人不喜欢排场，而且江淮之间多湖沼湿地，路道条件较差，乘那种驷马高车反倒不便。他乘的车只用两匹马，随身只带一名随从一名车夫。这种清简朴素的生活习惯，都是这些年逊耕延陵养成的。

为什么叫“逊耕”呢？因为他是吴王寿梦的儿子，品德和才能都广为称道，寿梦很喜欢他，想让他继承王位。季札认为那样不好，按照规矩，继承王位的应该是长子，他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依次是诸樊、余祭、余昧。一个国家的规矩如果坏了，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而且他也由衷地觉得，国君那个位子不好坐，为了那个位子，有多少父子反目、兄弟相残、君臣火并。这是个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时代，不光各诸侯国之间“天讨”不断，各诸侯国内部围绕着王权的更迭亦时见刀光剑影，至亲骨肉动辄五步喋血，真所谓砍头只当风吹帽。这样的事情季札看得多了，自然很寒心。那个看似高高在上风光无限的王位，其实是积淀着千百年的血腥气，也是和深宫孽债的阴谋维系在一起的。既然如此，自己何必去锳那股浑水呢？那个王位，他们谁想坐谁去坐，反正我不想；我只想为国家和民众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因此，16年前，寿梦死了，为了避让王位，季札便跑到延陵来种地，让大哥诸樊顺利继承了王位。3年前，诸樊死了，又有人提出让季札执政，他还是不肯，也还是躲在延陵不出头，让二哥余祭当上了吴王。季札的“逊耕”其实只是一种政治姿态，并不真的就去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地当农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都是代表吴国在外面当巡回大使的。这样长期游离于权力中心和政治旋涡之外，也就省去了当权者的猜忌和防范，自己也落得潇洒自在。

这是适合出行的季节，风吹在脸上变得软和了，杨柳的枝条有了些许绿意，小草也开始返青——这些当然需得细看，若大略望去，满眼仍是萧索的风景。候鸟一队一队地越过马车的顶篷，向北方飞去，这是欢乐的迁徙，像是去赶一场青春约会似的，全不像去年秋天南迁时那样仓皇。“燕燕于飞，差池其羽”，季札想到邶国的歌谣。邶国早就灭亡了，但歌谣仍旧在被人们传唱，可见音乐的力量比王朝和君主要长久得多。

季札访问的第一站是鲁国，但去往鲁国必须先经过徐国。徐国的国君早就仰慕季札的名望，他设宴招待季札。席间，徐君很喜欢季札的剑，但又不好意思开口索要。季札看出了徐君的心思，因为还要出使他国，而剑是他的身份标志，现在当然不能解剑相赠。他暗暗许下心愿：徐君，我答应你了，待我访问归来，一定把这把剑送给你。有道是红粉施佳人，宝剑赠壮士，你虽然说不上壮士，却真心喜欢它，好东西一定要送给最喜欢它的人。

到达鲁国时，已是一个多月以后。走了一千多里路，季节的脚步似乎停滞了似的，眼界所及，还是江南地区一个月前的风景。鲁国是各国中礼乐最完备的，鲁国的国君听说季札精通音律，便向他展示了全套的宫廷礼乐，还加上古往今来各国的民间歌谣。这当然有炫耀的意思，因为在北方人看来，南方的吴国是夷人，制度粗糙，文化落后，季札可算是那里文化素养很高的人了，那就让你开开眼界，领略一下什么叫泱泱之风吧。

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音乐会，乐师们整整演出了三天。这三天里，都城的民众都停止了生计，聚集在宫廷外免费欣赏。乐师每演完一章，季札便发表一段评论。他的评论相当精辟，不仅能就音乐说音乐，还能透过音乐分析其中的道德趣味、社会风尚和政治兴衰，那真是纵横捭阖，酣畅淋漓啊。例如，对于《周南》和《召南》，季札认为：这些乐章很美啊！从这些乐章中可以看出周朝的教化已经奠定基础了。可惜的是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然而它唱出了百姓勤劳而不怨愤的声音；对于《郑风》，季札则认为音节过于细弱，象征着郑国政令的苛细烦琐，说明人民无法忍受了，郑国大概要先灭亡了；听罢《齐风》，季札感慨于音乐的深远宏大，有大国之风，齐国的前途实在不可限量；而从《秦风》中，季札听出了这是西方的音乐，能为西方之声，音节就能宏大，这应该是来自周室的旧地。

鲁国的国君被季札的才情征服了，他想不到蛮夷之地的吴国竟有这么优秀的人才。季札刚来的时候，他倨傲地坐在宫殿的宝座上，等待客人拜见。等到季札离开的时候，他扶着车辕，把客人一直送出了城门。

从鲁国向北，进入齐国；从齐国向西，进入卫国和郑国；从郑国向北跨过黄河，进入晋国，季札消消停停地行走在北方的大地上，走过了莺飞草长的春天，走过了万物峥嵘的夏季，转眼间已是秋风拂面。寂寞的时候，他便解下腰间的宝剑弹铗而歌。走的地方多了，一路观风俗，论兴亡，对政治这东西看得越发透了，人也变得更加超脱。在齐国，他劝告当时正得宠的晏平仲说：“你太走红了，赶快把封邑和权力交还给国君，不然就要大祸临头。”晏子是聪明人，马上照办了。没有了封地，不参与国政，他果然逃过了后来的政治倾轧。季札的这种政治敏感有时甚至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在卫国，他住在招待所里，听到不远处孙文子钟鼓作乐的声音，不禁叹息道：“这样下去，孙文子要倒霉了。”因为做臣子的正常心态应该是心怀畏惧犹恐不及，怎么能够这样放肆地钟鼓作乐呢？若恃才傲物、得意忘形，那么倒霉还会远吗？有人把这话告诉孙文子，这位孙某人当下吓出了一身冷汗，从此以后，竟连琴瑟的声音也不敢听了。

深秋时节，季札在归途中又经过徐国。春天在这里时，他曾暗许把宝剑送给徐君。想不到再到徐国，物是人非，徐君已经去世。他就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随从不解：“徐君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送他宝剑呢？”季札说：“当初我内心已经答应送给他了，难道就因为他死了，就违背我的本意吗？”

那时候的人是很喜欢为时而歌的，他们唱道：

延陵君子兮不忘故，

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袅袅兮秋风，江河波兮木叶下。越往南走，季札的心情愈加苍凉，这不是季节使然。在出使北方诸国期间，他是很放达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可以自由地指点江山，朗歌纵笑，充分展示自己健全的生命本体。那时候，佩剑是他风神的外化，象征着他的男儿本色，可现在要回国了。回国了，还带着佩剑有什么用呢？既不能仗剑自卫（君王要杀你，你仗剑何用）；也不能说剑谈兵，那样更会招致猜忌；甚至连寂寞时弹着它唱几段小曲也不能——人家知道了，还以为你在发泄怨气呢？为什么不弹别的，单单要弹宝剑呢？可见心怀杀机。既然这也不能那也不能，那么就挂之墓树吧。因此，季札的挂剑实际上是回国途中的一次心理调整：告别巡回大使的宽松和放达，收敛起生命本体的自由张扬，重新回到那有如囚笼般的游戏规则中去。

季札的谨慎并不是多余的，吴国的深宫里看似风平浪静，其实一直暗流汹涌。14年后，余祭死，余昧即位。又过了4年，余昧死，他的儿子僚即位。这就有点不正常了，如果按照兄终弟及的规矩，继承王位的应该是季札；如果季札不干，那就应该是老大诸樊的儿子光。正如季札所担心的，规矩一坏，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王权的诱惑太大了，而且这些人的腰间都有一柄青锋宝剑，主人的欲望之火在燃烧时，嗜血的宝剑也在剑鞘中跃跃欲试。吴王僚13年，僚被公子光派人暗杀，刺客是将宝剑藏在烤鱼里，在宴席上下手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公子光即后来很有过一番作为的吴王阖闾。阖闾这个人很会玩政治，王僚陈尸后庭，他又假惺惺地要季札继承王位。季札很识相，也很懂得这中间的游戏规则，他说了几句相当得体的话：我没有任何怨言，只有哀悼死者，事奉生者，以顺应天命。谁即位为君，我就听谁的。他当然又跑到乡下种田去了。

季札活了92岁，他清醒、理智，没有政治野心，又能在民众中吸取生命的养料，因此他能长寿。要在严酷的政治斗争的夹缝中独善其身，又要对国家和民众有所贡献，他实在很不容易。他死的时候，已经是吴王夫差11年。他一生经历了七位国君，也经历了吴国的鼎盛和衰落。他死后12年，越军就攻入姑苏，吴国灭亡。

作为一名王室贵族，季札的陪葬品中大概没有剑——他生前不喜欢佩剑。

题匾说趣

旧时的建筑讲究一块匾额，其重要性就有如一件艺术品最后的点睛之笔，少了这一笔就没有精气神。题匾的当然必须是名流政要，字要好，有时还要连带着给楼堂馆斋之类的取名字。对于有资格题匾的腕儿们来说，这是既风雅又实惠的美差，酒酣饭饱，大笔一挥，何其潇洒放达！红包自然是当仁不让的，因为这是一种身价。而主人这边亦觉得门面上很风光，足可蓬荜生辉，双方皆大欢喜。清人笔记中有这样两则关于题匾的轶事，很有点意思。

一则出自《履园丛话》，主人公是清初“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梅村。吴是太仓人，太仓东门有一王某，以皮工起家，累至巨富，于是建了一座楼房，为了装点门面，一定要吴梅村为他题匾。吴倒也没有摆大名士的架子，为之题了“阑玻楼”三字。人们都不明其意，以为一定有什么古奥的出典，问吴，吴笑道：“没有什么其他意思，不过是大实话——东门王皮匠罢了。”人们听了，皆捧腹大笑。

吴梅村只是开了一个玩笑，并没有多大的恶意。但另一则故事中的主人公就有点刻薄了。说的是松江有一个叫郭福衡的文人，知名度颇高，同乡有一以武弁起家的暴发户，性喜奢华，但目不识丁。一次新居落成，求郭为其书一匾额。郭提笔写了“竹苞堂”三字。主人很高兴，拿回去挂了起来，且四处夸耀。有人对他说：“这里面隐含了‘个个草包’四个字呀！”但那人却认为堂名取得好，字也漂亮，始终不肯取下来。

从“阑玻楼”到“竹苞堂”，两块匾额中折射出的某种社会心理是很值得玩味的，文人看不起那些皮匠武弁者流，这是一种传统的思维定势。但此刻面对着没有文化的暴发户，他们的心态又颇为复杂，既要矫情镇物，显出自己的清高；又不能端足架子，拂袖而去。这一则固然是为了那可观的润笔，再则也因为到了明末清初那个时候，江南地区商风大渐，商人阶层已成为一支不可小视的社会力量，不大好得罪的，于是玩点文字游戏的恶作剧，算是对暴发户的一种反击，以求得心理平衡。对于这种扭扭捏捏的反击，倒是暴发户们玩得比较大气，特别是那位“竹苞堂”主人，明知文人在挖苦他，偏是不肯把匾额拿下来，他大概对文人这种咬文嚼字的把戏很不屑，红包你已拿了，字也写了，银货两讫，“草包”便又怎样？我“草包”照样活得很滋润。这样一来，倒显出文人的酸腐和小家子气了。

当然，不为区区润笔所动的文人也是有的，例如清代的大书法家傅青主。京师打钟庵的寺僧想请他题写庵额，傅因厌恶那和尚品行不端，推辞不允。此僧知道某公与傅友善，就转用重金贿请他代办此事，某公知道傅的为人，就想出一个办法：一日买了好酒，请傅来痛饮，又预先写好五言绝句一首，将“打钟庵”三字嵌在其中，乘傅微有醉意时，便拿出此诗，以“家里有块屏风，要将此诗刻在上面，自己又写不好”为由，请傅代写。傅自然乐意，大笔一挥，字写得尤胜于平时。事后，某公将诗中“打钟庵”三字剜出，给寺僧题在门上。这种事情当然瞒不长久的。当傅青主知道自己被朋友出卖后，遂愤然与某公绝交。

这是一则文化掮客智赚书呆子的故事，故事中的“某公”也算是一个文人吧？但其人格却极为卑俗。以他的诡诈，耍一个天真的文人自然游刃有余。这种人有相当的社会交往，圈子里外都兜得转，但眼光所及，无非孔方兄耳。利益驱使之下，坑吓诈骗都来得。君不见当今那些上蹿下跳、春风得意的“穴头”吗？但在傅青主那个时代，“某公”干得还算风雅，因为傅青主是风雅中人，他只能以诗酒为媒，在一片氲氤的文化氛围中完成自己的诈骗。眼下的腕儿们当然没有这等档次，穴头和他们也就无须“文化”和风雅，只需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至于个中龃龉，大抵属于黑吃黑而已，被穴头坑了也是活该。他们一般也不敢与穴头“绝交”，因为以后还用得着这些人，只能玩假唱、偷税、临开场了赖在后台讨价还价之类的把戏，拿观众撒气。

同样是为寺庙题写匾额，明末的周顺昌则又是另一种情怀。周顺昌是东林党的“后七君子”之一，因反对阉党专权，魏忠贤派人到苏州逮捕他。启程前，周神色自若地对家人说：“前些日子有个和尚要我为他题庵匾，现在该把这事了却了。”便命家人拿来纸笔，题了“小云楼”三个大字。写完后，把笔一扔，笑着说：“此外再没有什么事要我牵挂了。”周顺昌冤死北京后，他的朋友在悼诗中因此有“锒铛犹勒小云楼”的句子。

周顺昌与那位和尚似乎没有多深的交往，在请他题匾这件事上，也不存在金钱交易。在这里，他体现的是一种从容赴死的凛然正气，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风范。缇骑呼喝，大限临头，到了这时候，名利之类已没有什么意义，只有人格力量凸现得如此亮丽峥嵘。“锒铛犹勒小云楼”，难得！

心　香

弹铗归来抱膝吟，

侯门今似海门深。

御车扫径皆多事，

只向慈仁寺里寻。

这是孔尚任（号东塘）《燕台杂兴》中的诗句，诗中要找的人是当时的文坛领袖王士禛。王士禛名气很大，官也做得不小，要找他，为什么不登堂入室，却要跑到慈仁寺去呢？原来王士禛的龙门十分高峻，要见他很不容易，曾有人为此去走徐乾学的路子。徐是康熙年间的状元，又是内阁成员，通过他的引见，拜会王士禛应是不成问题的。但徐乾学却指点了一条更便捷的路子，叫那些追星族每月十五日到慈仁寺的书摊去等候，因为王士禛喜欢读书，亦喜欢逛书摊，到时候包你一找一个准。所谓“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本事即由此而来。

这样的小掌故不仅有趣，而且很有意味，让我们有一种如坐春风般的温煦。一位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在书摊前寻寻觅觅，而那些崇拜者则利用这机会得以与他结识，这大概就叫以书会友吧。

以书会友，那是很令人神往的。

经常有这样的事，接到朋友的电话，叫出去散散心，问他在哪里，说在老地方等。“老地方”是我们常去的一家书店，不很大，却很有品位。我当然立马就去了，在某一排书架后面看到了友人的身影，他也看到了我，却用不着像平日那样打招呼，只一个眼色就够了，仍是低头翻书。我走过去，看看码在他面前的几本书——显然是已经通过初选了的——极随意地评点几句。这里容不得高谈阔论，也没有人想在这里高谈阔论，因此那评点总是大而化之的，却又一语中的：“这一本不错”，“可以”，“这本书意思不大”，比脂砚斋和金圣叹的批注还要简约。店堂里很静，只有窸窸窣窣翻书的声音，有如春蚕咬桑一般好听。书香飘逸在四处，若有若无地浸润着你。于是，你不由自主地就变得矜持起来，甚至绅士起来，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善解人意，彬彬有礼。素不相识的人，在这里偶尔发生点小碰撞——例如你碰落了他手上的书，或他踩了你的脚之类。要是在另一种场合，即使不会恶语相加，也要怒目相向的；但是这里绝对不会，这里只有宽容的一笑。说不定你还会眼睛一亮，因为碰落在地上的那本书正是你喜欢的。这时候，对方就会指点你在哪一排书架上，并捎带着自己的评介。这样，你或许就结识了一位新朋友，下一次见面时，话题就会从这本书开始。这不同于在宴席上结识的朋友，再见面时，无非是谁谁谁赖掉了几杯酒之类打着饱嗝的无聊话题。书店里的氛围似乎天生就与油滑、媚俗、浮躁、哄闹无缘；也天生就与打哈哈、黄段子、瓜子皮以及颐指气使的长官式的面孔无缘。即使不买书，在这里也是温馨惬意的消受，一个眼神，一阵沉思，一段窃窃私语中，都流溢出心灵深处欢悦的吟唱。若是觅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好书，那就不仅仅是心旷神怡了，和友人一起走出书店时，那种天高地广的感觉，仿佛拥抱着整个世界似的。

有感于此，遂戏改东塘先生诗云：

淘书归来抱膝吟，

开卷犹觉学海深。

以书会友诚快事，

心香一瓣此中寻。

萧瑟南朝

前几年，在图书馆偶尔翻过一本《丹阳志》，是清朝康熙年间编撰的吧。其中说到大诗人陆游路过丹阳陵口时，看到齐梁陵墓前的大石兽凋零偃仆于荒野之中，十分伤感。宋代离南朝大约五百多年，还不算很远。诗人肯定会想到那个风华旖旎的南朝，沧桑之叹，兴亡之慨，他不会没有诗的。只是《剑南诗稿》中没有收录，或许是散佚了吧。

触摸历史上的南朝确是很伤感的，它会令人想到一种有如烟雨凄迷般的时代氛围。天空似乎总没有多少亮色，后宫里浮艳的歌舞带着湿漉漉的苔藓味。乡野间酒旗在望，吴歌相闻，寺庙的楼台在萧疏的雨雾中若隐若现。那是一个靡废羸弱的时代，又是一个文采风流的时代。其中齐梁两代帝王的故里都在丹阳，死后也大都归葬于此。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文化遗存，除去几本写得很讲究也很漂亮的山水诗和宫体诗外，就是那些陵墓前的石刻了。

那么，就到丹阳去看看吧。

从陵口沿萧梁河北去，一路上不时可以见到那些雄硕而精致的石刻散落在旷野中，让人心头一惊一乍的，也无端地生出许多感慨。在齐梁那个时代，王子公卿们来丹阳谒陵，大致也是从这条路线走的。他们自都城建康沿秦淮河上溯，经陵口转棹萧梁河，再乘车到所去的陵冢，那种翠华摇摇的排场和威仪自然可以想见，但历史已经过去了差不多1500年。

有什么生命能延续1500年而风采依然呢？大概只有艺术。

终于到了三城巷。在丹阳境内，现今发现的齐梁帝陵有12座，而三城巷一处就有4座。这里是荒村僻壤，除去偶尔光顾的几个文化人和学者，到这里来的人不多。这很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大抵总是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它高贵而矜持地等待着人们来朝圣，绝不肯做出姿态来媚俗。

久仰了，南朝石刻。现在，我终于走近了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守护的那几具与蛇虫为伍的腐骨，我真想向你顶礼膜拜。因为，你是如此精美又如此残破，如此高贵又如此荒凉，如此威猛又如此天真，如此古典又如此与我们灵犀相通。

我曾经游览过国内一些颇具盛名的帝王陵墓，它们大都修葺得很好，络绎不绝的游人也很热闹。但必须承认，我的心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深深地震撼过。虽然这里早已落尽铅华，只有旷野里几只遍体鳞伤的石兽，但正是这种萧瑟和荒僻，令每一个目击者惊心动魄。试想，如果把这些石兽放到博物馆里，配上现代的灯光和伶牙俐齿的解说，我们会产生这样的震撼吗？这是一种苍凉和残缺之美，它指向一种超越时空的艺术至境。这里有诀别，有固执，有从容和宁静，有岁月的残梦和历史的泪痕。真应该感谢这1500多年的雪雨风霜，它们让该朽的与草木同朽，不朽的与岁月共存。

走近石兽，轻轻地抚一把六代风华，我生怕惊扰了它那优雅的沉思。

这里没有重复。虽然大略望去，它们都一样的雄硕端庄，但仔细看看却各有各的神貌。工匠们的慧心灵性和独特的艺术趣味喷薄跃动，酣畅淋漓地释放为造型和线条，每一尊石兽都是一阕生命的欢舞。它们或憨态可掬有如顽童；或在前足下攫一小兽以示勇猛；或长尾垂地，向内收进再外旋，既增加了整座石雕的支撑，又巧妙地填补了两足交错形成的空间，在视觉上给人以稳定感。今天，我们已无从考证这些工匠的姓名，即使是如此雄迈精美的大制作，也没有留下一点关于作者的蛛丝马迹。他们或许来自北方的苍原，随着晋室东迁辗转江南。起初，他们的刀斧下还不经意地流泻出北方的雄浑和粗犷，但渐渐地，变得优雅流丽了，秀骨清相了，丰腴圆润了，有如江南的丝竹和吴歌。他们有自己的悲欢，自己的爱情，自己的成就感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当时北方的工匠正在敦煌和云冈的岩壁上雕凿佛像，用自己超迈的才华演绎那些因果报应的佛教故事。那是一个神的世界，当然，那是人格化的神。而南方的他们则在用自己同样超迈的才华制作陵墓前的石兽。这里没有故事，没有道德说教，没有苦难和慈悲，只有造型的风骨和神韵。这是一个兽的世界，当然，这也是人格化的兽。麒麟、天禄和辟邪都是世界上莫须有的巨兽，但它们身上却包含着人类生生不息的欲求，折射出世俗的理想之光。它们有足、有翅、有角。有足可以奔驰，有翅可以腾飞，有角可以决斗。它们是强健和自由的生命，是中国南方的飞天。

离开三城巷时，我在照相机里定格了一个镜头：一个老农荷锄倚在石兽边，神态悠闲地点燃了一袋烟。烟雾在斗笠上袅袅升腾，老农眯着眼睛，极惬意地望着远方。远方，是一轮又大又红的夕阳。

我一时想不出该给这幅照片取什么名字。回望夕阳下雄峻的石兽，我只是在心底里呼喊：请不要用粗陋的钢筋水泥修复它们，现代人的仿真技法无法支撑那古典的精致和神韵；请不要把它们搬进博物馆，在那里平头整脸地接受人们的观赏；请不要让这里游人如织，红男绿女摩肩接踵。就让它们孤寂地遗落在这里，遗落在这荒草萋萋的夕阳下。

因为，这才是历史。

这才是历史上的南朝。

大哉吴门

这座小镇叫夏港，镇名是有典故的，地方志上说：“相传禹迹所经，故名。”传说的东西只能姑妄听之，但中国的地名往往喜欢攀附名人，这是又一个例证。

夏港姓夏的并不多，多的是吴姓，据说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因此有“吴半天”的说法，也因此有了“夏港吴门”的称誉。旧时镇上有吴姓宗祠，供奉的是吴太子季札，说他是夏港吴门的老祖宗。季札当年曾逊耕于延陵，称他是吴门的老祖宗当然也说得过去，但总觉得有点自己给自己戴高帽子的味道。

正是江南好风景，细雨嫩寒三月天，仲春时节，我来到了夏港镇河东的一座老式平房前。这是三间极普通的民居，在四周近年来崛起的鳞次栉比的小楼前，显得破败而寒伧，墙壁上泥灰斑驳，瓦楞间枯草飘零，屋脊向中间弯下来，有如佝偻着身子的龙钟老人。特别是那低矮的门楣，即使我这样的身材进出时，也忍不住担心会碰了头。若站远了看，迷蒙的雨雾中，极像是某部陈旧的黑白电影的空镜头在缓缓地摇过去，背景音乐充满了感伤的情调，最后定格在门框两侧那几块已经风化了的水磨砖上。

但随行的镇文化站的朋友告诉我：“吴文藻当年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我不禁肃然！吴文藻，著名教育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中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就是从这低矮的门楣下走出去的吗？

那么就让我走进去吧，走进那尘封已久的如烟往事，走进一则事业和爱情比翼齐飞的金色童话……

夏港吴门是当地的一个望族，也是崇尚读书明理的书香门第。但吴文藻的家世并不算好，父亲是个小商人，也没有读多少书。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吴文藻从小对读书很珍惜，他早年就读于著名的南菁中学。1916年，16岁的吴文藻背着简单的行囊走出了自家低矮的屋檐，他考上了清华大学留美预科班。此一去就是13年，出门时少年意气，青衫飘零；归来时，他不仅带回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和该校“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还带回来一位名满京华的才女，她的名字叫冰心。

吴文藻和冰心的最初相识，缘于一场小小的误会，或者更确切地说，那次邂逅有点类似于中国传统喜剧中的某个情节。

1923年8月17日，美国邮轮杰克逊号从上海启程前往西雅图，船上的头等舱位住满了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学子，吴文藻和冰心也在其中，但他们并不相识。喜剧的开始是冰心请她的同学许地山去找一个姓吴的清华男生——她是受一个先期赴美的同学之托，找她的弟弟。结果马大哈的许地山把吴文藻带来了。待问起名字才知道找错了人。错了就错了吧，反正都是同学，彼此都不介意的，他们便倚在船栏上闲聊起来，谁知这一聊就聊出点意思来了。

吴文藻是个书呆子，对文学也没有多少兴趣，他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位女孩子在国内早已才名远扬，在此之前，冰心的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都已经出版。在船上，凡经过介绍而认识的朋友，一般都会很客气地说：“久仰，久仰。”这些，书呆子吴文藻一概不知，听说冰心想到美国学文学，吴文藻就列举了几本著名的英美评论家评论拜伦和雪莱的书，问冰心看过没有，冰心都没有看过，吴文藻便说：“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这当然是很唐突的，要知道，冰心还从来没听见过有人用这样的口气对她说话；但正是这种毫不恭维的坦率进言，使高傲的才女不由得怦然心动，也对面前这位广额高个的青年另眼相看了。

让我们感谢这场小小的误会吧，因为，对于这样两个志存高远而又意气相投的青年来说，他们既然相识了，就必然会走到一起的。

冰心走进夏港吴门的这座老屋，是在1929年的夏天，当年6月，她和吴文藻在北京结婚，这次是利用暑假回江阴省亲。

由海军世家的朱门，走进寻常巷陌的夏港吴门，我们今天无法想象当年冰心女士的心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吴家的贫寒，她并不在意，因为她拥有文藻，这就够了。吴门虽小，却走出了夫君这样饱学坦荡的好男儿，这是吴门的荣光。对吴文藻的“呆”气，冰心是很欣赏的，这种呆气，源于江阴人豪侠尚义的地域文化性格，爱一个人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学品貌，更重要的是对一种性格的认同。人们一般总认为冰心是个柔弱清丽的大家闺秀，却往往忽视了她性格中那种长风烈火般的雄迈之气（请看看她那篇惊世骇俗的散文《一个最充满了力量的汉字》），这究竟是因为“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还是因为“近朱者赤”，受吴文藻熏陶使然，我不敢妄加揣度。但至少，她对吴文藻的这种性格是心仪神往的。80年代末期，冰心在为江阴“二刘纪念馆”所作的序言中有这样的回忆：

只记得刘半农先生常到我们的燕大教授宿舍，和文藻谈些关于语言学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是一窍不通，也插不上嘴。有一次在送茶的时候，我对他们说：“怪不得人说江阴强盗无锡贼，你们一谈起打家劫舍的事，就没个完。”半农先生大笑说：“我送你一颗印章，就叫做‘压寨夫人’，怎么样？”我们都大笑起来……

想必当年那笑声是很畅快的，而且直到晚年，那笑声仍常常回响在冰心的耳边。冰心又何尝不想得到一颗“压寨夫人”的印章呢？只是当年笑过了也就过去了，刘半农并不曾当真，而且此后不久，他便因猩红热过早地逝去。

离开夏港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则往事：十多年前，我在南京大学进修时，听著名戏剧理论家、红学家吴新雷教授讲课，吴教授讲课自然是极好的，无奈一口冷僻的方言，让听者很吃不消。课间他自我介绍是江阴人，但不是出自夏港吴门，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夏港吴门的名声很大，其中是出了不少人物的”。然后，他随口说出了一串名字。

这一串名字中，当然也有吴文藻。

大哉吴门！

十七年的分量

写下“再版”两个字时我颇为踌躇，因为一般认为“再”就是第二次的意思。这本书1996年在东方出版中心面世，其后又由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繁体字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修订版。东方出版中心还出版了一本带眉批和评注的中学生版，当时让我很有点受宠若惊，似乎享受了金圣叹对《水浒传》和脂砚斋对《石头记》那样的规格。后来一想，其实也就是换个花样促销而已，原本用不着自作多情的。若以版式和装帧而言，前后也已经有了五六种不同的面孔。现在借助江苏文艺出版社重出江湖，说是第二版显然不妥。好在“再”还有再三再四之类的意思，那么就“再版”吧，再版之前照例要絮叨几句的。从1996年至今，整整十七年了，革命样板戏中李奶奶有一句二黄散板：“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往。”这十七年我平淡庸常，也无风雨也无晴。我不怕谈以往。而且觉得二黄散板正好，舒缓且从容，一唱三叹。

校订若干年前自己的作品，有点像人过中年以后翻看箱子底层那些字迹漫漶的情书，心中难免五味杂陈。这些年来，我常常要面对“你为什么写作”之类的提问，回答也几乎千篇一律地标准：起初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为了寻找出路；及至后来，个人的兴趣加上养家糊口的需要，就成了一种生命的惯性。这样的回答大体实在，算不上矫情。但，并不是全部。我想有不少干这一行的人，其实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一种表达的快感。这样说吧，你是一个作家，也取得过一些所谓的成功，这些都似乎风光堂皇甚至名利双收。但在当今这个荡漾着铜臭的社会里，一个作家的名利和风光几乎如同太监的春梦。世俗中的你也许低能且逼蹙，虽有时自矜清高，但为了一点实际的利益亦不得不在权势面前低眉顺眼甚至强颜欢笑，这些都是你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而一旦拿起笔，你就是帝王。你驾驭一切，掌控一切，心雄万夫，气吞万里；你呼风唤雨，令行禁止，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你风度翩翩，顾盼生姿，水性杨花，倾城倾国。你的那种感觉配得上一切诸如此类的动词和形容词。斯时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的臣子就是文字。文字是多么驯服啊，或望风披靡，或天花乱坠，袅袅且婷婷，恣肆而飞扬，简直就是梅兰芳的水袖和高尔基的海燕。文字如此多娇，有声有色而又浩浩荡荡，这大概就叫“欣然命笔”吧。毛泽东在一首词的引语中用过这四个字，其得意洋洋之色，跃然也。他在现实生活和写作中都是领袖，而我们只能在写作中南面而王，但这也就够了。这种调遣文字的帝王感是一个作家的自由，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权势。虽然这种自由和权势常常有如笑话中所说的尿裤子——你自己觉得热乎乎的，别人根本无所谓，但我仍然很享受那种“热乎乎”的感觉。

在上一次的修订版自序中，我曾引用了伯父说过的一段话，略云：

人和人比，说到底最后就比谁多一口气。书也是。若干年后，你这本书要是还有人看，你就赢了。

老人说这话时92岁，显然对自己的身体还相当自信。后来他活到103岁，无疾而终。如今，又是若干年过去了，当这本书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再版时，我又想到了伯父的那段话。在这个世界上，时间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无论人还是书，最大的对手只有时间。有人说，美好的秘诀是速朽，大凡美人、爱情、鲜花、彩虹，概莫能外。但文学肯定是个例外。

在这本书的几次出版过程中，我有幸结识了几位值得尊敬的责任编辑，他们是雷启立先生、隐地先生、欧阳亮先生、唐丽芳女士。他们的学养、操守和情怀都让我受益匪浅。这中间除去雷启立先生而外，其余几位我始终缘悭一面，所谓“结识”只在电话或信笺之中，但这并不影响我内心的温暖和感动。“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他们在远方关切的目光亦一直成为鞭策我行走的动力。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却互相咫尺天涯，如履薄冰，可见心灵的接纳并不在于时空维度。而即便是一纸小笺或萍水相逢，也是可以积淀于心底且念念于久远的。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刘佳女士我也未曾谋面，前几天和家人谈及这本书的再版及责任编辑时，我说：“通过电话和短信接触了几次，感觉不错。”这是一种直觉。到了我这个年纪，又长期从事与人的心灵有关的职业，直觉应该是值得信赖的。

（本文为《湮没的辉煌》2014年再版自序）

一条大河的故事

我老家的北面有一条大河，地图上标记为老通扬河，民间则称之为官河。以这条河为界，河北为里下河地区，河南为高沙土地区，其风貌、物产、语言习俗以至人物秉性亦大见异趣。

临河的曲塘是一座古镇，我们那一带的人上街，就是上曲塘。上曲塘单程十二华里，这是一个很恰当的距离：不算很远，在那个两条腿走路的年代，一天来回足矣；也不算很近，不可能有事没事的一滑脚就去走一趟，让我们对上街始终充满了向往和新鲜感。上街，过官河上的东大桥或西大桥，在沿河的老街上且走且看。老街长可百丈，从东到西，印象最深的有饭店二，商场一，八鲜行一，铁匠铺一，照相馆一，染坊一，药店一。商场门前总是贴着枪毙人的布告；照相馆的橱窗里陈列着各种姿色的大幅照片；药店里有图文并茂的招贴画，收购蝉蜕、龟甲、蟾酥、蜈蚣之类。这些都让一个乡村少年觉得津津有味。走累了，就坐在河边的石阶上看来来往往的船队。船的体量都很大，吃水有深有浅，或风樯快马，或艰涩逆行，无论是艄公纤夫的身姿还是那“哥呀妹子”的船夫谣，无不凸现着生命最原始的质感。有时候，我会呆呆地想：这些船都是从哪儿来，往哪儿去的呢？

官河和官道一样，并不是说只有当官的才可以通行，而是一种习惯性的荣誉。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含义，那就是它最初是由官府组织开挖（或修筑）的。我家北面的这条官河，最早为西汉吴王刘濞所开，从扬州东下入海，称运盐河。刘濞是吴楚七国之乱的始作俑者，他之所以敢于向中央政府叫板，就因为他在扬州煮海铸钱，富得流油。“煮海”就是烧盐。盐是生活必需品，一般都由国家专营，盐税亦是国家财政中重要的一块。现在他自己生产销售，自然是很来钱的。再加上开山铸钱，等于是搞了一套独立的金融体系，那就更加财大气粗了。一个人有了钱就容易不知道自己的斤两甚至想入非非。刘濞后来兵败自杀，但他开挖的运盐河却一直滋润着这里的土地和民众，成为苏中大地上的一条母亲河。

早年头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歌词中有“瓜儿离不开藤，藤儿离不开瓜，藤儿越壮瓜越大”之类的句子。运盐河蜿蜒于苏中大地，就如同一根壮硕的常青藤，沿河的那些市镇就是它结下的或大或小的瓜。就在曲塘西边不远，有一座叫白米的小镇。以我的孤陋寡闻，这恐怕是全中国唯一以某种粮食命名的集镇（另外我所知道的还有一条以高粱命名的河，在北京附近，因北宋初年宋辽之间的高粱河之战而小有名气）。名为白米不是因为这里出产的米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这里是苏中地区重要的稻米集散地。曲塘历来有“买不尽的东南卖不尽的西北”的说法，运盐河两岸成熟的农业经济让这些市镇舟车辐辏，商风大盛。

里下河的出产以稻米、棉花和水产为大宗。而在我老家一带的高沙土上，经济形态则是所谓的“猪油酒”。这是一条很有意思的生物链：高沙土干旱贫瘠，作物以高粱、花生和黄豆为主打，高粱除用于人的口粮而外，大多用于煮酒。花生和黄豆则用于榨油。煮酒和榨油下脚的糟渣豆饼又是猪的饲料。最后，猪粪再回归土地，开始新的一轮循环。高粱红了，猪仔肥了，烧酒的香气在天地间弥漫，豆油和花生油清亮而淳厚，挂在陶壶嘴子上有如绸缎一般。这种以土地为支点，以种植和养殖为作用力的自然经济格局相当合理，你找不出有一样东西是多余的，一切都自然丰足而溢彩流光，呈现出农业文明特有的古意和温馨。运盐河就从这中间流过，屈指算来，它已经流过了2200多个春秋……

1999年初夏的一天，东方出版中心的施伟达先生和雷启立先生来到我寄食的这座小城，无意间说到可以写一写中华大地上一些“大块头”的东西，例如长江、黄河、长城、大漠之类，用散文的笔调，把人、物、史、地、自然和社会熔于一炉。书名自己定，但一律以《X X传》为副题，这样组成一个系列。他们当时并没有说到大运河，但我却感到心头似乎被某种温热的东西轻轻撞击了一下，便说，我可以写大运河，因为我是在古运河边长大的，有那里的生活情调打底子。甚至还牛皮哄哄地放言，要通过一条河的历史，写出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和心灵史。

这是不是有点孟浪呢？要知道，我老家后面的那条运盐河并不是大运河，它只是大运河的一条支流。但是这不要紧，因为我要写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和心灵史”，这种基因其实早就在我的心底潜滋暗长，就等着喷薄而出了。就正如运盐河和大运河源流相通一样，伟大和伟大也是相通的。创作的原动力是爱，我要检阅一下自己对乡土的爱情以及在一个伟大生命面前的力量感和创造力。既然一个欧洲人——埃米尔·路德维希——通过几次考察就写出了《尼罗河传》，一个从小在古运河边长大的中国作家为什么不能写大运河呢？

于是，两年后便有了《旷世风华——大运河传》。

平心而论，这是我自己较为满意的一本书，特别是笔触涉及苏北运河以后，那中间流动着我的少年记忆和乡土情怀。一个人哪怕当一辈子作家，但最后回过头来看，写来写去还是脱不出十八岁之前的心灵历程，因为那是你生命的底色，怎样打磨也不会褪脱的。一个五十岁的中年人怀着“归来感”走向运河，走向自己的衣胞之地，走向母亲身边。他当然会想到曾经的苦难，但更多的还是温暖和爱。全书的节奏感也把握得不错，就像当初的那个少年在临河的老街上且走且看，目光中满是好奇与陶醉……

大不满意的是前面的“序篇”和书名《旷世风华》，轻狂，甚至嚣张。一个人如果沾染了这两点，他的品格不会很高。文章更忌。“序篇”是因为刚刚动笔，用力过猛，不够从容。但说到底还是不自信。也罢。书名则是出版社的统一策划使然。我当然还是觉得用《大运河传》更好，堂堂正正，有如土地和阳光一样既高贵又平易。但自己的初恋终究抗不过包办婚姻，虽然不满意，《旷世风华》还是明媒正娶地登堂入室了。为此我一直耿耿于怀。

感谢江苏文艺出版社给了我这次修订再版的机会，现在，我终于可以把钟情已久的《大运河传》扶正了。这不是篡位，而是早该属于它的名分。今年是这本书初版后的第十二个年头，在这期间，原先的副题实际上一直在悄悄上位，不管我自己还是别人在提到这本书时，一般都称之为《大运河传》或“那本大运河的书”。因为《旷世风华》指向太空泛，大而无当，就像眼下有些人的名片，一大堆不着边际的头衔，却偏偏看不出他究竟是干什么的。经过了时间的淘洗，《大运河传》走到了前台，这是作者和读者共同的选择。至于“序篇”，我几度操刀在手，想杀个片甲不留，但最后还是没有大动。轻狂和嚣张虽然不值得欣赏，但放在一个特定的年龄段还是可以原谅的，那是一种血性和激情，其中还有几分率真。我想，好的石头上是要有“眼”的，那其实是一种瑕疵。且留下那一通轻狂且嚣张的狗血吧，即使不能成为全书的“眼”，至少也可以作为我创作生涯中的一份病理档案，那曾经的浮躁和幼稚，会让我知耻而勇，逐步走向沉静和淳厚的。

“一阵咆哮预示着河的来临。”这是《尼罗河传》开篇的第一句，也是全书的最后一句。我很喜欢这本书，洋洋四十余万言，恣肆无羁，丰沛而华美，写出了一个伟大生命的故事。也许我永远也写不出这样好的书，这是一个作家的宿命。我只能把自己的书名改成《大运河传》，向埃米尔·路德维希致敬。

（本文为《大运河传》修订版后记）

第二辑　温暖而感伤的记忆

温暖而感伤的记忆

一

我离开海安已经20年了，每年的清明节和秋天母亲的忌日，我照例要回老家看看，遇到圈子里的朋友，谈到曾经的那些人和事，我总是要问到徐泽，朋友们也总是一脸茫然：是啊，徐泽现在在哪儿呢？那神态和语气，让我不由得会想到鲁迅在《孔乙己》结尾处写到的那种意味。

徐泽大概的确不会回来了。

就在我离开海安两三年之后，他背包里塞着一卷诗稿，南下闯荡去了。

现在想起来，徐泽于我的印象无非两点，一是对文学的痴迷，一是对金钱和爱情（或曰女人）的向往。这两点都没有错，前者是他的天赋使然，后者则是每个有血性的男人都梦寐以求的。于是，为了圆他的文学梦，也为了追逐金钱和爱情，他毅然决然地汇入了“南漂”的大潮。

却无须“挈妇将雏”，因为老婆离婚了，牙牙学语的女儿丢在父母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也好。

二

那时候我住在大楼后面的一间老屋里，老屋原先是商号的盐库，一股潮滋滋的霉味从旧时代一直弥漫过来，即便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也不能幸免。但生活却快乐而充实，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值文学的黄金时代，那种全社会对文学的期待和推崇直到今天还令人怀想。常常有怀揣着文学期刊的青年朋友踱进来，抽烟、喝茶、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偶尔也会就着用报纸包着的卤菜大碗喝酒，所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点也不是过甚之词。其中来得最多的就有徐泽。

他喜欢穿一件淡灰色的茄克衫，却不像有的时尚青年那样衣襟敞开着，双手斜插在口袋里，做潇洒状。他总是把拉链一直拉到尽头，就像一篇在方格纸上抄写工整的习作，规范中透出拘谨。他来了，翻开带来的刊物，评点着那上面的作品，说得最多的往往是刚冒出来的新人，口气中带着和自己比量的意思，我能感受到他内心潜藏的那种出人头地的欲望。他把《青春》的前身《南京文学》读作《南系文学》，因为费新我的行书把“京”字写得酷似“系”。我也不好意思纠正他，“南系”就“南系”吧，好在“文学”没有错，而且他的评点倒也时有见地。他先是学着写小说和散文，虽然作品中有不少生活内容，那种底层生存的情感也很真切，但总觉得还没有悟出门道来，我当时真的看不出这个机械厂的车工在文学上能有多大造就。

1983年春天，我在南京雨花台参加省作协组织的读书班。一天傍晚，徐泽突然风尘仆仆地来了。他是第一次来南京，显得很兴奋，一来就说他想写诗。当下就向我要了几张稿纸写起来，几乎是文不加点，一挥而就。写好了，先自己用乡音很重的普通话朗诵了一遍，我当时就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同舍的老诗人陈乐坤也说写得不错。陈来自徐州，50年代就有诗名，后来被打成右派，前几年刚刚复出，他的评价应该是很权威的。我说徐泽你的诗写得真好，你以后就写诗吧。当然，在惊喜之余，我也有点小小的怀疑，他会不会事先写好了，背熟了，来这里表演给我们看的呢？又一想，即便是表演，但只要是自己写的，就说明他能写。

事实很快证明他确有诗才，因为自那以后，他一发而不可收地发表了不少诗作，仿佛拨动了某根敏感的琴弦，那些质朴清丽的天籁之音就源源不断地流了出来，蔚成了诗坛上的一道风景。

三

他陆陆续续地带来了不少同道：胡春、葛洪、钱梅、万川、海平、兴国。后来在诗坛上颇有影响的小海（涂海燕）当时还在上高中，也来过。海平和兴国操练小说；钱梅、万川写诗；胡春述而不作，说话也不多，似乎是个思想者，给人一种要么不出手，出手就要一鸣惊人的印象；葛洪则五项全能，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报告文学都有涉及，而且在小说中还较早地涉及了中篇。我的那间小屋一时真可以配得上一部得诺贝尔奖的世界名著：《喧哗与骚动》。

一座小城的文坛在喧哗与骚动中渐渐显出了鲜活的眉眼，这是一个充满了欲望与激情的群体，他们既有文友之间最纯真的友爱，也有暗地里的争斗和忌妒。是的，忌妒，这没有什么值得讳言的，那种因为别人的成功而引起的痛苦谁不曾有过？从根本上说，忌妒是因为彼此几乎比肩，都在渴望长高，那是青春的一部分。人到了暮年，忌妒之心渐至淡薄，看似炉火纯青，其实已是枯木朽株，没有能量也没有热度了，很可悲的。正如徐泽在散文《血色黄昏》中所说：“生命中，常有一股热血涌动，就像冰下燃烧的火苗，就像地底翻滚的岩浆，就像飞鸟的翅膀驮着沉重的黄昏，痛苦而壮烈。”人哪，活的就是一腔热血啊！

在这一群中，徐泽和葛洪出道最早，关系也最好。葛洪才气过人，却又身体残疾，因而自卑，因而自傲，因而苦闷。他不光文章写得好，处事能力和人际关系也得到公认，据说单位的主要领导和其女儿对他很有意思，但葛洪太自卑了，终于不敢。文友中有认识那女孩子的，都为葛洪惋惜。我除了惋惜，多少年来一直对那位领导和他的女儿心存敬意，那毕竟是一个更看重才华的年代啊！

我是1989年秋天调离海安的，第二年春上我回家有事，在徐泽家里和文友们有过一次醉生梦死的聚会。那天晚上大家的兴头都很高，每个人似乎都有值得庆贺的由头，徐泽即将去鲁院青年作家进修班学习，在他看来，自己将从此由“作者”变成“作家”了，因而不免踌躇满志。葛洪的新婚妻子怀孕了，在由于自卑和自傲让大家惋惜了好多次以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其他的几位则有的是接到了刊物的用稿通知，有的在单位颇受器重，等等。大家喝了很多酒，自然也说了很多大话，一个个都有舍我其谁的气概。文人一喝酒就容易轻狂，如果不是葛洪要回去接上夜班的妻子，大家还要闹下去的。葛洪走的时候，满脸洋溢着幸福，并戏称他老婆现在是大熊猫，国宝，一级保护。目送他骑着自行车一阵风地在夜色中远去，我们大家都在心底里为他祝福。

想不到过了大约一个月，我接到朋友的信，说葛洪患了肝癌，而且已是晚期。

又过了大约一个月，便接到了他病逝的噩耗。

那期间我母亲癌症复发，我在外地的医院陪护，心情十分悲凉，在给海安文友的信中，我曾引用了鲁迅的两句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并且在后面又加了一句：有什么办法呢？只能“由之”了。

文友们曾经商定，由大家共同承担葛洪孩子的生活费。但葛洪死后不久，他妻子就把腹中的胎儿打掉了。葛洪什么也没有留下来，除去零零散散地发表在各地刊物上的几部作品而外。

而后，徐泽从北京回来了，鲁院的经历对于提高他的文学境界可能大有裨益，但对于改善他在小城的生存状态却屁用没得。于是，他就揣着一沓诗稿只身南下了。

四

这些年里，我陆续收到徐泽寄来的几本诗集，从简单的附信中知道他的行迹遍及广州、深圳、海口，一边在杂志社打工，一边写诗。虽然他说混得还可以，并且每次都预言将有好的开始，但我是颇为怀疑的，这一则是出于对他的了解，他是个好面子的人，即便混得很狼狈也不会告诉朋友的；二则是出于对世道的评判，一个写乡土诗的文人，既无力攀附权贵，又没有泼皮无赖那一套，在那个人欲横流的南方想出人头地，谈何容易？

终于，前些日子接到他的电话，说他想出一本散文集，让我写几句话；又说他现在来南京发展了，而且又结了婚，老婆在东南大学上班。云云。

我心头不觉一阵黯然，他显然没有发财，而且从广东海南而回到南京，明摆着是一种退却。他把生命中最华彩的十几个春秋抛掷在南方的滚滚红尘中，而今带着满身的伤痕回来了，如同秋天的树叶，飘落在根的近旁。

但很快便又觉得欣慰起来，我是见过一些作家下海而发迹了的，他们挥金如土地包装自己，出豪华文集，请大腕名流捧场，真所谓“穷汉乍富，挺胸突肚”。其实，不管文集多么豪华，评论如何高调，大家都心知肚明，原来的那个作家已经死了。徐泽虽然没有如愿以偿地成为大款，但作为作家和诗人，他仍然青枝绿叶地活着。这些年来，他因清贫而舞文弄墨，因命途多舛而情系缪斯，而且有了这十几年的人生积淀，他的作品当会有一种新的境界，这无疑是很值得欣慰的。

至于这本名为《风中的小鸟》的散文集，我是无力评判的，只能留待读者诸君了。我只知道，这中间有一些文字真正感动了我。这些年读的书，有的聪明和智慧得让我击节赞叹，有的则才华横溢令我暗萌妒意，但缺少的恰恰是心灵深处的感动。徐泽的这本书给了我久违的满足，那种被征服的感觉，就如同书中《相思曲》里的两句话：“我用九千九百个日日夜夜垒筑起的门却被你轻微的手指一下推开，我无法不属于你。”

是的，我无法不属于你。

土　仪

土仪这个词，《辞海》上的解释是：用土产作为送人的礼物。但我总觉得还少了一点表达，那就是除了作为送人的礼物，还可以进入一些事关礼仪的宴席，并且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例如芋头。

母亲在世的时候，每年除夕的年夜饭，总要有芋头上桌的。一般都是放在肉里烧，因为用了糖色，火候又到了，盛在粗瓷碗里，芋头和肉很难一眼看出来。但筷子上的感觉还是不同的，带皮的肋条肉搛在筷子上，有一点轻微的颤动感，肥膘多的时候，几乎可以用嫋嫋婷婷或者玉树临风来形容。芋头搛在筷子上则板板的，既不可能嫋嫋婷婷也不可能玉树临风，但它有拔丝的效果，那是芋头里淀粉的造化之功。过年毕竟是过年，即使是在那个饥饿年代，年夜饭也能给人米烂陈仓的感觉。吃饭的时候，母亲还要特意把芋头搛到我们碗里，一边阐明这道菜的深文大义：“芋头好，来年遇好运，遇好人。”

“遇好运，遇好人。”这就是芋头的礼仪价值，无论草民还是权贵，这两点都是至高无上的。即使是帝王，其期许也不过如此吧。但我们关注的只是口腹之飨，芋头好吃，沙中带糯，尤其是芋头烧肉，经过荤油的烹煮滋润，那真是齿颊留香啊！在我漫长而暗淡的童年生活中，那记忆不仅美好，还有点辛酸，因为母亲总是只吃芋头，她当然不是为了遇上更多的“好运”和“好人”，而是为了把碗里不多的几块肉省给我们吃。我的瘦弱的母亲，每到这种时候就像个虔诚的佛教徒似的，即使是走亲戚，也要把自己筷子上的一块肉搁到我的碗里。难怪她到了晚年那么喜欢吃肉，因为她的生命中实在亏欠了太多的高蛋白和脂肪啊！

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那几年，正值20岁左右，由于对日后的前途悲观失望，自然也就死心塌地，有了结婚成家终老乡村的想法。那一年春节过后，有人介绍了一个女孩，过几天要上门相亲。相亲的这顿饭是最难准备的，因为根据规定，要准备一茶一饭，对方看了要是不满意，原则上什么也不吃，扭捏着说几句客套话即怏怏而去。这当然是主家最不愿看到的。有时相亲的一方为了不让介绍人过于难堪，会勉强留下来扰一点茶食——汤圆或摊饼什么的，但绝对不会吃饭。因此，主家事先就要有两手准备，既要考虑人家留下来吃饭，桌面上要尽可能地显出富足感；又要考虑到若对方不肯赏光，不至于破费太多。另外，在这种场合，有几样菜是不能用的，例如蛋，蛋谐淡，“淡”掉了，寓事情不成。还有菠菜。这个菠菜，如果像后来那个叫宋丹丹的小品演员所说的与“暗送秋波”有关就好了，可惜不是。在这里，菠谐跛，跛跛跷跷，是不平整、不顺利的意思。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规矩，或者说是一种避讳。同样是规矩，母亲认定一碗芋头烧肉是不可少的。偏偏那年家里没有芋头，上年秋天倒是收了几筐，但下窖后“走塘”了。“走塘”就是窖藏不得法，烂掉了。为了一碗芋头烧肉，母亲那几天真说得上是殚精竭虑，起初想向人家借，但人家的芋头也在地窖里，一旦破了土，很容易“走塘”，人家哪里会肯？事到临头，母亲忽发奇想，想用“胜利百”山芋替代。在她看来，山芋和芋头都是“遇”，并不影响那层寓意；而且“胜利百”山芋也很粉，若切成小块，先下油锅煎出壳来，再下肉锅加糖色酱油红烧，客人也不一定吃得出的。

相亲那天，我看那女孩也还对眼，人家似乎也很满意，不仅很大方地入座用了茶点，还再接再厉，留下来吃了饭。一切都似乎皆大欢喜。介绍人更是神采飞扬，大概已经在憧憬她以后的一系列口福了。但我和那女孩拍拖了一段时间，总是跛跛跷跷地不顺利，后来便彻底淡掉了。为此母亲还安慰我说：“若该派是你的人，你就是往外推，她也要挤进门来的。”意思是没有缘分。话虽这样说，但她潜意识里或许还是要归咎那碗山芋烧肉的：山芋和芋头虽然都是“遇”，但毕竟破了规矩，因此，好人是遇上了，却没有遇上好运。

因为有了“遇好运，遇好人”这样的寓意，芋头当然就不仅会出现在除夕或相亲的餐桌上。那年我被推荐上大学，开学前，母亲特地到自留地里挖了几颗芋头。其时芋头叶片正亭亭如盖，风动处，一片嫩嫩的絮语。出土的芋头籽才纽扣大小，芽尖上一抹微红，让人不光是怜爱，而且心疼。母亲一边洗一边说：“这当口吃，真是作耗了。”但为了儿子日后的前程，她还是义无反顾地“作耗”了一回。现在想起来，那芋头挖得太早了，根本没有起沙，吃在嘴里，一点咬嚼也没有。吃过了母亲煮的芋头，我背负着简单的行囊——也背负着母亲的目光——告别了老屋低矮的茅檐，踏上了去异乡求学的道路。那是1973年初秋的一个早晨，离现在整整42年。

在我的老家，芋头的品种大致有香棵芋、白棠芋、紫荷芋几种。就文学和审美而言，白棠芋名字最好，如素衣美人，风姿绰约；但无奈品质最差，煮熟了烂兮兮的，吃在嘴里，夸张的说法是“像鼻涕”。品质最好的是香棵芋，沙、糯，且有一股香味——不用说，那是煮熟后淀粉的味道。紫荷芋因颜色得名，品质中平。人世间的事物，总被冥冥之中一个大的规律制约着，大凡品质好的，产量必然低（就像天才和美人总是凤毛麟角一样），这样才符合生物多样性的要求。不然的话，大家都追求最好的，其他族类岂不是要绝种？最近到靖江去，品尝了那里的地标特产香沙芋，大快朵颐自不必说，最感慨的是牵动了我潜藏在心底的那股乡愁。从大的类型讲，香沙芋和我老家的香棵芋应是同类。香沙芋素有“芋粟”之称，经过现代科技的调侍，现在不仅是市民餐桌上的美食，还衍生出了林林总总的系列产品，成为广受追捧的特色礼盒。真该为当今的芋农感到欣慰，他们遇上了“好运”，也遇上了懂得美食的“好人”。因此，我突然想到了“土仪”这个词。“土仪”好啊，本色与高贵珠联璧合，让人会想到某句很流行的说法：最民族的才是最世界的。

我虽然在乡下种过芋头，但就植物学而言，好多问题仍然懵懂无知，这与“没吃过猪肉但听过猪叫”不同，你不懂就是不懂，强词夺理也没用。例如，前些时在电视上看到一则与芋头有关的抢答题，就让我很抓狂。现在，我顺便拿来考考大家。

请听题：芋头究竟是作物的根还是茎？

我敢肯定，你八成会认为是根，那么，恭喜你——答错了。

沧海月

从码头河上的前进桥折向东南，穿过朝阳园艺场果林间的便道，就看到了右前方的李白塑像。正是油桃和大白杏成熟的时候，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带着清甜气息的果香，不由人不心生旁骛想入非非。到太白涧来，这是最好的季节。

太白涧是连云港花果山附近的一处名胜风景，景区内不仅沟壑纵横，曲径通幽，自然风景美不胜收，而且还因大诗人李白在这里的遗迹而彰显着浓厚的文化气韵。太白涧的标志就是眼前的这尊李白石像。

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诗是形而上的才华和气质，造型师不大好拿捏，与之相比，酒则是形而下的世俗生活。《易经》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于酒来说，这个“形而下”的“器”就是酒杯。我在全国各地见过的他老人家的塑像，大抵总是青衫飘然——那是行吟诗人的风神，而手中又总要举着一杯酒。太白涧的这尊塑像大体也是这般造作，只是不见了往常的飘逸。他双手捧杯，目光凝重，似乎在默祷什么，其神态既无放达之色，衣带亦无飞扬之姿。如果不是手中的酒杯，说他是那个忧国忧民的杜甫，大概不会有人怀疑的。

这是一个心事萦怀满面戚容的李白。

唐天宝十二年秋天，李白再度南游。他早就听说东海之中有一神山，名郁州，相传此山由苍梧飞来，又名苍梧山。李白是向往神仙的，现在既然南行，不远处又有神山，岂有不游之理。秋天的苍梧让诗人兴致盎然，这里有看不尽的飞瀑流泉绿树红花，听不尽的猿啸虫鸣莺歌燕语。涧中有一岩洞，可容十余人，曾是僧道修炼之所。李白和几个朋友在洞中小憩，把酒高谈，其间忽然有人说及一桩传闻，说日本遣唐使回国的帆船在海上遭遇风暴，随船的使节全部遇难，其中也有李白的好朋友晁衡。李白是性情中人，从来就把朋友情谊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听到这样的消息，他禁不住仰天长叹，大放悲声。诗人的悼亡当然离不开诗，友情越深，诗也写得越好，这首悼亡诗就是后来被人们传颂千古的七绝《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在古今中外的诗人中，李白的咏月诗篇无与伦比，不知这与他名白字太白有没有关系。他对月亮寄托了那么多的理想与深情，每一轮月亮都辉映着中国文学史的册页。如果说酒是他的世俗依存，他陶醉于斯亦沉浮于斯。有了酒，他可以“长安醉花柳”，也可以“五岳倒为轻”，甚至可以“天子呼来不上船”。那么月亮就是他的精神寄托，他的诗中有多少月亮啊！床前月、天山月、夜郎月、长安月，连儿子也取名为明月奴。这个“奴”字的意思很贱，放在名字中，解释来解释去意思都不大好，只有一种解释可以说得过去，即表达了对月亮最虔诚的臣服与崇拜。李白太喜欢月亮了，以至到了20世纪，他的这种痴情感动了联合国的有关官员，他们以李白的名字命名了月球上最醒目的一座环形山。

在李白吟咏的那么多月亮中，哀悼晁衡的这首沧海月别有情味。“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悲凉之雾，遍布沧溟，这恐怕不仅是对亡友的悲悼，也是预先为大唐王朝所做的一首盛世挽歌。伟大的天才总是具有某种神性的，何况这些年的身世际遇给他的启示足以铭心刻骨。

12年前的那个秋天是属于李白的，至少诗人自己这样认为。天宝元年，唐玄宗连下三道诏书，召李白进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种一步登天的翻身感简直让他得意忘形了。李白被封为供奉翰林，皇宫里盛大的歌舞和达官贵人的奢侈豪华让李白眼界大开，长了不少见识。但等他见识得差不多了，皇上也腻烦他了。便“赐金还山”，打发他走人。长安三年，李白只留下了三首《清平调》，都是恭维大美人杨玉环的。虽然杨玉环“笑领歌词，意甚厚”，但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却不能不说是歉收的三年。

当官的梦破灭了，还是做他的行吟诗人去。回到山东后，李白又踏上了大江南北的漫游之路。这时候他才44岁，正是一个诗人最成熟的年龄，长安三年的大起大落，孕育着不朽的诗篇，他诗情勃发，有如长风豪雨，在这种情况下，不想写出好诗都难。还是杜甫说得好啊，“文章憎命达”，真正的诗人，天生就应该与玉堂金马无缘，这是一种宿命，还是趁早别做富贵梦吧。

现在是天宝十二年秋天，当李白在苍梧山上痛悼晁衡时，在都城长安，年迈的玄宗皇帝正陶醉在华清池的温泉和华丽的宫廷歌舞中，他虽然能够吹笛击鼓，亲自为杨玉环领衔演出的《霓裳羽衣舞》伴奏，但帝国的根基已经朽烂。在河北范阳，大腹便便的安禄山虎视鹰扬，厉兵秣马，山雨欲来风满楼，动乱的阴云正在聚合。而在离长安不远的一处叫马嵬驿的地方，可能已经为杨玉环挖好了一方墓穴。“尘土已残香粉艳，荔枝犹到马嵬坡。”后人张祜的诗虽然有点刻薄，但当初“一骑红尘”进献荔枝的奢侈和最后缢死马嵬坡的结局难道不是因果相联的吗？

9年后，传说李白在安徽采石矶跳江捉月而死，这是最浪漫而富于诗意的死亡。当时安史之乱尚未最后平息，唐王朝从此盛世不再。

大暑天为什么呼喊“小寒”

那时候我住在老文化馆东南角的一间平房里，房子是很有些年头了，在作为我的宿舍以前，那里是图书馆的书库。巧合的是，在此之前，我住在靠近门楼的那个院子里，房子的前身也是图书馆的书库。也就是说，我搬来搬去，其实一直在给图书馆充当“填房”的角色。这样说或许带点自嘲的味道，但一想到那里曾经充栋的书籍和沉静的书香都是我乐于亲近的，反倒有了一种缘分天定的幸运感。

新的图书馆在马路对面、文化小剧场的底楼。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取得了进入书库看书的特权。起初大抵是因为我要借的那些书不大好找，弄得他们很烦，就撂下一句话：“你自己进去翻吧。”于是，我就像奉旨巡按的钦差一样，堂而皇之地走进了书库。

用什么才能形容我第一次走进书库的那种感觉呢？在大学读书时，有一位学兄曾打过一个比方，他用的是：一个好色之徒走进了一群美女中。卑俗固然卑俗，但倒有那么一点意思。反正这么说吧，你喜欢读书，现在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书库里巡视、检阅、取舍、提调，眼前身后，全是顶天立地的书架，散发出很好闻的纸张和木头的陈旧气息，书脊上各种字体的书名搔首弄姿地撩拨着你，让你目不暇接，心醉神迷，那种万卷皆备于我的帝王感，恐怕只能用一个“奢侈”来才能形容。与之相比，古人所谓的红袖添香夜读书，或雪夜闭门读禁书之类，就全部不值一谈了。那么就取下一本心仪已久的好书，且抑制住心头的狂喜，屏息凝神地慢慢受用吧。

据说1987年的夏天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热的夏天，当时正值儿子来海安过暑假，我就每天带着他去书库里看书。小学四年级的男孩，已经有了自己的阅读取向，他在那一排排书架间所享受的满足和愉悦，一点也不比我少。书库里的书多是陈年不曾被人借阅过的，选书和翻书的过程中，难免要惹动尘埃；天气又热，揩把汗撸把汗，几把下来就弄得有如舞台上的大花脸一般。想不到的是，孩子在书库里灰头土脸的厮混，后来竟让他出了一次小小的风头。有次我带他去南京，顺便去看望省作协的杨旭老师。杨当时正在创作长篇小说《经纬堂遗事》，其间说到民国年间湖湘才子易君左因一本《闲话扬州》引起的风波。当时有人撰成联语，在报纸上公开征求下联。其上联云：“易君左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语，易君左矣。”此联极机巧，名人、大事、互文技法、当事者的名字经分拆别解而又意趣浑然，一时难住了文坛的衮衮诸公。直到若干年以后，国民政府换届，国民党元老林森（字子超）因其散淡超脱而得以蝉联主席，才有人据此对出了下联。杨老师停顿少顷，似乎要调整一个语感，我儿子却在一旁接上了：“是不是——林子超主政国府连任国府主政，林子超然。”老作家开怀朗笑，笑声中很有点“孺子可教”的激赏。事后孩子告诉我，说就是那期间在图书馆的书库里看到的，可见开卷有益。

回到1987年的暑假，有一次我和儿子在书库里竟然忘记了时间，出去时图书馆已经下班了，关门落锁，把我们囚禁在里面。一阵短暂的惊慌过后，父子俩随即便坦然了，囚禁就囚禁，大不了再进去看书呗，被自己喜欢的书籍所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囚徒了。当下午两点半管理员打开大门时，却看到我们父子从里面气定神闲地走出来，他们始则大惊，继则后怕：好在是中午，如果是晚上关在里面，那就惨了！

于是自那以后，每到下班的时候，就有人在书库门口喊几声。他们不喊我，喊孩子的乳名：“小寒，下班了。”“小寒，关门了……”

有时候是老肖，有时候是小孙，更多的时候是储德义，他原是文工团的演员，自然底气很足的。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和他开玩笑，说他在舞台上从没演过正经角色，都是“匪兵甲”或“匪兵乙”之类，有一次还为此闹得他很不愉快。其实，就凭他那嗓门，老储在舞台上便不能算黯淡无光，例如他至少曾是《沙家浜》里十八棵青松中的一棵。

这是将近30年前的情景了，现在旧事重提，老储那粗重的男中音似乎仍带着热扑扑的暑气排闼而来：

“小寒，下班了……”

书笺小祭

好久不写信了。

给友人写信是一种享受，铺开信纸，听笔尖沙沙沙地低吟浅唱，真有如红泥火炉、清茗对坐；或漫步林间，半日悠游。写到得意处，忍不住回过去读一遍，一边想象着对方看信时会意的神态。此中快慰，用“如沐春风”、“醍醐灌顶”都不足以形容。而且这快慰会一直追随着你，写信封时，一点一画都极其张扬，所谓神来之笔也往往就在这种时候。

但我已经好久没写信了，因为有了电话。

写最后一封信是在什么时候呢？大约是那个暮春的下午吧。我坐在阳台上——那里有一张写字台，伴着我度过整个冬天——给远方的朋友写信。春阳日暖，空气中浮动着游丝般的飞絮，市声变得浮躁，封闭阳台内升腾着暄气和燠热。所有这些，都化成了一种可以称为情调的东西，在信笺上浸润渲染。写这样的信会有一种全身心的投入，烟灰积得老长，也顾不得去弹，任它悄悄地落在信笺上。可电话铃响了，遥远而亲切的声音恰恰来自收信的那一位，欣喜之后是简明扼要的回答。然后互道“再见”。

信自然是不用寄了，因为说到底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那浸润于信笺、并且只能属于文字的情调；那春阳日暖，暄气升腾的心灵躁动，电话里能讲得清吗？对着电话，我一阵黯然。

电话现在是越来越普及了，而且还在轰轰烈烈地普及下去。它的触角几乎无所不在。追悼会上向死者默哀时，冷不丁会冒出几声蛐蛐叫，于是一个个把悲哀放在一边，撩起衣摆审视自己的将军肚或杨柳腰。大街上凡是能露脸的地方，总有人举着“大哥大”挺胸突肚地做指令状。公用电话星罗棋布，人们对着话筒吼叫着“行”、“快”、“要现货”。那么就躲进自己的房间，打开电视或收音机寻一份清静吧，可偏偏闯进来嗲兮兮的“老地方”、“不见不散”，据说那是不小心碰上了人家的频道，那玩意儿的气派小一点，叫“二哥大”。

于是常常会想起那几张信笺的温馨。

十年前我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时，接到一封朋友的来信，信中的内容早已淡如烟云，但最后的那两句话至今难忘：“你走以后，这里越发冷寂，只有园子里的杏花开了几朵，其他一切依然。”记得我当时是对着这两句体味再三的，北京城正瑟缩在漫天风沙和料峭寒气之中，但南国那几朵杏花传递的温煦却充盈了我的情怀。读着这样的信，你还会感到孤单吗？马上提笔复信，回报一份京华游子的心迹。

那时候，人们大抵还不习惯用长途电话传递声音，真是太幸运了。

到了秋天，在窗外萧萧的落叶声中给家中写信，随手便流出这样的句子：“秋风渭水，落叶长安。天气越来越冷了，总念着你和孩子。”妻后来告诉我，她读到这些时，在灯下流泪了。

现在自然是阔多了。出差在外，晚上“水包皮”之后，倚在沙发床上随手挂一个长途，“家中都好吗？”“都好。”“没有什么事吧？”“没有事。”“有事打电话，这边的电话是……”电话搁下了，塑料对塑料的磕击呆滞而板涩，没有一点弹性和张力。

方便，快速，伸手可及，万水千山只等闲，人们都在为方兴未艾的电话热而欢呼，谁也没有想过这种欢呼背后的代价。

我有时会呆想，如果电话的普及早上半个多世纪，我们今天将不会看到鲁迅和许广平在《两地书》中鲜为人知的倾诉，也不会听到巴金和萧珊在《家书》中深情蕴藉的低语，那将是一种怎样的缺憾！如果电话的普及早上几十个世纪，中国文学的绚丽画廊简直将要为之黯然失色，这里会缺却了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首传唱千古的杰作是他在中秋之夜寄给弟弟子由的；缺却了李白的“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因为这首诗的标题是《沙丘城下寄杜甫》；也缺却了白居易那首长达一百韵、一千字的《代书诗》，那是他在苏州刺史任上，代替书信寄给任越州刺史的好友元稹的。那时候，他们经常用这种五言和七言律诗代替书信互相唱和，以至开创了中唐诗风中的元和体。在苏州和越州之间的官道上，驿马扬蹄疾驰，负载着挚友之间生死以之的情谊和魂牵梦萦的思念，也负载着华夏历史上一幅流韵久远的文化景观——当时没有电话，幸甚，幸甚！

以前我曾对着电视里的某条新闻迷惑不解，在传递手段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为什么还有国家元首之间或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信的，他们打电话难道还不方便吗？或者说难道还在乎电话费吗？现在我懂了，从根本上讲，电话是一种快速回撞式的语言系统，有点类似于体育运动中的壁球，它更适合于利益竞争中的讨价还价。例如50年代以后，美苏两国总统之间就有一条热线，主要用于发现对方核导弹升空后的快速反应。而书信却能传递一种更为舒展也更为宽厚的人类情感，它是风情万种的艺术体操。

电话来了，很好！“行”、“快”、“要现货”、“没有事吧”、“有事打电话，号码是……”好摩登，好潇洒，好方便。可失却了情调，失却了韵味，失却了等待、期盼、憧憬、焦灼，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误解——好没意思！

电话铺天盖地而来，以殷勤的服务向你搔首弄姿，只要你愿意触摸一下某个敏感部位，受用时甚至可以轻松得“免提”。它到处投怀送抱，只讲按时收费，锱铢必较；它满街横陈，满街游荡，却没有冲动和情味；它招之即来，来者不拒，方便得连半推半就的矫情也一概省略。电话，你这不要脸的娼妓。

又要说到陈年的旧事了。

我在鲁院学习结束前，给家中写了一封信，告诉回去的日期和车次，让妻到无锡接站。可直到离京的前一刻，我还没买到一张最末等的车票。再写信回去是来不及了，想象着妻风尘仆仆地从乡下辗转乘车来到无锡，顶着寒风在站台上空等的情景，真恨不得铁道部长是孩子他舅。上苍有眼，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沾亲带故的关系，他有一个熟人在列车上当乘务员，把我送上了车。一路上，20多个小时，没有座位，没有水喝。连站立的空间也要靠不断地闪展腾挪来开拓。极度的困顿中，支撑我意志的就是妻在前方的车站深情远眺的身影。车到无锡时，已是晚间10点，从车窗里看到妻孤单的身影，一路上的疲惫早已风流云散，还呆看什么呢？“老夫聊发少年狂”，赶紧冲出车门，挽起妻温热的手，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走出一路久别重逢的浪漫。

后来妻责怪我，买不到车票，为什么不打电报回来更正呢？我说我不甘心，而且偏是这样好，有意思。

这“意思”是那封家信带来的——那时候，妻的乡村学校里没有电话。

1993年初春

虹桥回首

我现在居住的地方叫虹桥新村，每天上班跨越护城河时，那骨架伟岸的水泥构建即虹桥所在。办公室前面的旧城中心也叫虹桥，只是冠以一个“老”字，当然现在已没有桥，只有摩肩接踵的高层建筑，玻璃幕墙在天光云影下很炫耀。据说当年这里确是小桥流水，很有一番景致的。

在我们共和国的版图上，究竟有多少座虹桥呢？我没有统计过，反正我走过的几座城市差不多都有。最近收到家乡寄来的一本镇志，旧日的小镇“十景”中，居然也有一处“虹桥残雪”，略云：

虹桥位于上官运盐河南支流端（现耐火器材厂东侧）。桥身长6米，宽1.5米，春暖花香之时，桃花夹岸、杨柳低垂，然而桥北坡冬天留下的残雪犹熠熠发光，日光倒影，景色诱人。

细细想来，小时候确实走过那座桥，却记不起有什么“景色诱人”之处。鲁迅说过，只要翻开任何一部县志，总能找到该县的八景或十景，实在没有景致了，也可想出“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名目。在这里，先生大概还应加上“虹桥残雪”或“虹桥月影”吧。

这些名目自然都是文人调理出来的，一旦有了名目，后代的文人便有了附庸风雅的由头。这中间，我觉得吴江的垂虹桥被调理得不错，因为调理的文人知名度比较高，他们站在桥头的身影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先是苏东坡、张子野和米南宫来了，光是这几个名字便足以令人肃然起敬。而且是联袂而来，而且又闹得轰轰烈烈，他们在这里置酒论诗，三日不绝。三天时间要喝多少酒、写多少诗呢？没有记载，但留下了米芾的一句“垂虹秋色满江南”。米芾最拿手的是书法和水墨画，写诗是“反串”，这次却在苏东坡面前夺了头牌，可能有点偶然。但仅就这一句“垂虹秋色”而言，他的诗是写得不错的。

这是北宋的事，当时国力还相对强盛，文化人也活得相当潇洒，不然不会有这样一连三天的文酒之会。

又过了些年头，大词人姜夔经过这里，那是一个下雪天的晚上，身边伴着一个叫小红的歌女，这自然是很有情调的。他刚从石湖的范成大寓所过来，范成大是当时的词坛高手，又是做过大官的，眼下正退休在家，日子过得很惬意。前些时，姜夔为范成大创作了两首新曲，名曰“暗香”、“疏影”，范成大让两位艳婢练习，竟一唱而红。这次姜夔路过石湖，范成大为了酬谢他，便以歌女小红相赠。姜夔和小红其实早有意思，见范成大成全，当即连夜辞去，手挽手地踏雪而行，然后登上了古运河边的夜航船。船过垂虹桥时，姜夔赋诗道：

自琢新词韵最娇，

小红低唱我吹箫。

曲终过尽松陵路，

回首烟波十四桥。

松陵是吴江的古称。外面下着大雪，夜色空漾，万籁俱寂，天地间只有诗人低回的箫声和小红清婉的吟唱。这是宋代文人的浪漫，诗写得艳而不昵，可以看出当事人的心态放达而健康。

扬州瘦西湖也有一座虹桥，它的名声，很大程度上与一个叫卢雅雨的人有关。清乾隆年间，卢雅雨出任两淮盐运使，发起“虹桥修禊”，实际上是一次诗歌征文活动。盐政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宗，两淮盐运使有的是钱，因此，这次活动搞得很热闹。卢某人写诗本是个半吊子，却偏要附庸风雅，自己先凑了4首七律为倡，而后“和韵者七千余人，编次得三百余卷”，这样的排场真是少见。但七千余人，三百多卷诗，翻来覆去说的都是那座虹桥，又有多大意思呢？

我翻阅了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心头不由得有点发冷，参与这次活动的文人中，很多是清初文坛上鼎鼎大名的人物，这中间，我看到了袁枚、郑燮、冒襄、戴震、惠栋、陈维崧、吴伟业等名字，我真不愿把这些一代名流和一个满身咸味和铜臭的盐运使联系在一起。再看看唱和的那些诗，大多词气安闲，雍容典雅，除去粉饰太平，无病呻吟，实在没有几首拿得出手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洋洋三百余卷的《虹桥修禊录》，加起来抵不上姜尧章的一首“小红低唱我吹箫”，也抵不上并非诗坛高手的米芾的一句“垂虹秋色满江南”。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这是整个时代的悲哀。清代的康乾时代是一段以空前惨烈的文字狱而令人惊栗的历史，乾隆一朝，全国罗织的大小文祸达130余起。当成千上万的书生因舞文弄墨而被枭首或凌迟时，当浩浩荡荡的流放者哀哭着走向荒寒的极边时，面对着“虹桥风物”的那一群文化人还敢自由地倾吐他们心灵的声音吗？他们只能战战兢兢地拿起笔，涂抹几句假大空的应景词句交差了事。瘦西湖上的虹桥是丰姿绰约的，诗酒文会也相当热闹，但徜徉其间的文化人已经失却了先前的浪漫。“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龚自珍虽然说得很深刻，但只有等到若干年以后他才敢这样深刻。

虹桥在一代又一代文人的咏叹中容光焕发，毁圮湮没；虹桥也目睹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文化精神的委顿和失落。如今，我也有幸傍上了虹桥，在看到老家镇志上有关虹桥的记载后，我一阵颤动：怎么，我从虹桥走来，走了几十年，转来转去又回到了虹桥？现在我也算是一个文化人吧，每天极目虹桥，我却没有浪漫也没有悲愁，心头一片空白，似乎无话可说。

经过虹桥，总是在倥偬的奔忙之中，生命的无奈，在永无休止的上下班路上体味得格外深切，渐渐地对色彩的感觉也变得迟钝。一次下班时，在虹桥桥头的十字路口，我的自行车冲出了停车线，被交警逮住了。见我是苏北口音，又骑着一辆破车，对方便认定我是外地民工，而且说不定连自行车也来路不正。解释了半天也没用，情急之下，我只得耍了一点小小的机智，我说，一定要扣车也好，你用手中的二哥大给你们徐政委打个招呼，他正等着我呢，电话号码是……这自然是小说家言，但那位徐政委我确实认识，他陪我采访过一个案件，电话号码也不假。那位老兄看了看我，终于认定我这个民工是给他们政委装修房子的，当即潇洒地挥手放行。

我猛踏几步，自行车从虹桥冲驰而下，直奔农贸市场，想回首看看那位雄姿英发的交警，却顾不上了。上学的儿子该回来吃饭了吧？青菜猪肉有没有涨价呢？都说个体户的豆腐里掺了玉米粉，但价钱倒吃得来……生活日复一日，总是顾不上回首，也不愿去回首。故乡的虹桥现在已不接纳我了，认为我是一个外地人；可现今的虹桥也不承认我，甚至认为我来路不正，只有抬出了一个“徐政委”才可以脱身。有时想起姜夔的那两句诗：“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这里的“十四桥”大抵只是一种泛指，但诗人回首之际，那意味肯定是相当安闲的吧。

老　街

老街坐落在镇江西北隅的云台山麓。镇江有名的是金山焦山北固山，云台山名气不大。但这不要紧，老街就那么不卑不亢地坦然于南山北水之间，有如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看的事多了，也就把一切看得很淡。“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前几年，一位很有点名气的文化人来这里走了一遭，说了这么两句话。他究竟说的是人看街，还是街看人呢？搞不大清楚，大概都有那么点意思吧，因为老街确实是很老了。

老街的名字叫西津渡街。西津渡自然是江边的渡口，又叫金陵津渡，和扬州的瓜洲渡隔江相望。这一说人们便不由得肃然起敬了，因为就在这隔江相望中，曾“望”出了不少传之千古的好诗。例如唐代诗人张祜的这一首《金陵渡》：

金陵津渡小山楼，

一宿行人自可愁。

潮落夜江斜月里，

两三星火是瓜洲。

张祜是很有才气的，他写得最漂亮的几首诗似乎都与镇江有关。在附近不远的金山寺，他曾吟出了“树色中流见，钟声两岸闻”的名句。这首《金陵渡》写得凄清冷丽，几乎无可匹敌。当时他住在渡口一个叫小山楼的旅馆里，遥望江北，牵挂着明天能不能过江，或许还想到了其他一些不开心的事，不然又“愁”从何来呢？

张祜住过的小山楼现在已无可寻觅，但古渡口的石阶犹在，只是上面已不见水渍和苔痕。岁月早已把大江的风涛留在深深的淤泥下，留在唐诗宋词的幽怨和叹息中。一个石阶上没有水渍和苔痕的所在还能叫渡口吗？它只能叫遗址——一个定格在地方志上和老人们传说深处的褪色的遗址。沿着石阶一级级走上去，脚步的回声凝重而悠远，如同踩着一段依稀的残梦。好在上面还有一座待渡亭，那么就小憩片刻吧。

走进待渡亭，摩挲着清代画家周镐的汉白玉石刻《西津古渡图》，我突然有一种朦朦胧胧的亲切感，仿佛故地重游，一切都似曾相识。难道说，我上辈子曾来过这里，对这里早已熟门熟路？或者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其实都潜藏着一份“待渡情结”？

我想到了中国古典诗词和传统戏曲中的长亭，想到了朔风羌笛中的阳关和长安郊外的灞桥。但与之相比，这里的待渡亭似乎有着更为峻厉的生命体验和更为舒展的审美空间。因为前者只是单向的送别，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该说的话已经说过了，于是劝君更进一杯酒，挥挥手飘然上路。而后者就不那么简单了，旅人面对的是滔滔大江。在那个时代，旅人能不能上路，什么时候上路都是不确定因素，因此便有了待渡的焦虑、期盼、惆怅和想象。这时候，天空中的一缕浮云，江面上的一片白帆，或何处飞来的几许笛声，都会触动他们敏感的诗心。心旌摇动，览物伤情，一出口便是好诗。相反，若一切都那么顺畅舒坦，没有了人与自然的对峙和望穿秋水的等待，生命体验难免浮泛，诗也随之走向平庸。当然，这时候的诗大抵不会有什么惊天豪语，却一句句都是从心灵深处流出来的。且看王昌龄的这一首：

寒雨连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

写得何等真挚朴实。大概渡船已经泊在岸边，艄公正在解缆催促，只能这样叮嘱几句了。但就是这洗尽铅华的寥寥数句，却胜过了多少浮皮潦草的应景之作！

这是送行者的心情。

那么旅人呢？他上了船，却把心思留在岸边。风涛一路，青衫飘然，那沾衣欲湿的也不知是浪沫还是泪水。到了对岸，仍禁不住要回望江南。江南，却只有青山满目，那座他和友人盘桓待渡的小亭子已看不到了，放达中便有了几分惆怅：“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泊船瓜洲》）那种一步三回头的依恋可以想见。

西津古渡见惯了太多的送往迎来，也收拾了卷册琳琅的绝妙好词。渡口的石阶上熙来攘往，李白、张祜、杜牧、刘禹锡、骆宾王走过去了；苏东坡、王安石、辛弃疾、陆游、米芾走过去了……

公元13世纪末期，一个意大利人踏着这里的石阶走上来，他叫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已经在中国游历了不少地方，甚至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地方官，算得上是中国通了。后来他在震惊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这样介绍镇江：“他们靠经营工商业谋生，广有财富……”

这位洋人来自地中海畔的水城威尼斯，那里是欧洲商业文化的摇篮，他是以一个商人的目光来审视镇江的，话也说得不错。当然，这中间似乎少了点历史的诗情。

走出待渡亭，踏着青石板向老街的深处走去，两旁多半是雕花窗棂的两层楼房，很有些古意。当年的那些茶楼酒肆、店铺馆栈犹依稀在目。这里地处大江南北的交通要津，近靠闻名遐迩的金山古寺，商旅繁荣带来了百业兴旺，这是历史上镇江经济的底气所在。若踅进两旁的小巷，那吉安里、吉瑞里、长安里、南星巷的名称就刻在里弄口古老的砖石上，也不知是哪朝哪代的遗物。里弄两边延伸着民宅，有两进式、三进式，宁静而雅致。里弄间的寻常生态往往是一座城市的精神栖息地，这里横可通四邻；竖可通街面，前可登云台山，后可达长江边，一如镇江人的性格那般畅达平稳。多数里弄都有一方深井，几个老人坐在石井栏上，对着收音机听扬州评话，那种自足平和的生活情调实在令人心折。是的，镇江西邻南京，北望扬州，但它既没有南京那样的金陵王气、六朝金粉，也没有扬州那样歌吹入云的浮华和喧嚣。镇江是平朴而本分的，这里的人们长于经商，却又从不把金钱看得很重，每天有的是听书喝茶的时间。过年时，他们则成群结队地骑着毛驴上金山寺烧香，那与其说是对命运的祈盼，还不如说是一种休闲娱乐。当然，战争来了，他们也会义无反顾地走上城堞，弄出惊天动地的声响。至于平时爬上北固山，对着大江发忧国忧民牢骚的，那大都是些外地的游客。

但老街终于终结了，终结于那座东印度式的建筑群，那是当年的英国领事馆。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镇江为商埠，老街一带沦为英租界，遂建领事馆于云台山麓。我想，英国人这样的选址大概也不会是随意所为。如果说，西津古渡是一部自足而滋润的镇江史话，那么，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恰恰是最后终结了这部史话。

走下英国领事馆的台阶，我突然想起元代诗人萨都剌在这里写的两句诗：

客去客来天地老，

潮生潮落古今愁。

萨都剌属于雄浑一派，诗的气象很大。西津渡街确实是“老”了，但诗人“愁”什么呢？我一时说不清楚。

起风了，远处的江涛声隐约可闻。老街在涛声中坦然静谧着，有如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

飞　天

恕我浅薄，我是在很晚的时候才知道飞天的。大约在70年代末期，一家刊物发表了一篇反响很大的小说，一时天下争传，真有点洛阳纸贵的味道。小说的题目就叫《飞天》，讲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背景是60年代的敦煌莫高窟。男的是个很有才情的画师，女的干什么我记不清了，反正很清纯也很美丽的，后来被一个到地方支左的将军占了身子。结局是悲剧性的，不是那种梁祝式的悲壮，而是淡淡的忧伤。那篇小说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大致也就在那期间，诗人叶文福因一首《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而受到了责难。那是个对意识形态话语权视若神灵的时代，似乎作家们真的可以一言兴邦，亦可以一言丧邦，那种全社会对文学的推崇，现在想起来还令人受宠若惊。

这次到了西北，从柳园一下火车，形形色色的飞天就翩翩而来。从街头雕塑到宾馆的壁画，乃至商品的标志，那美丽的天使几乎随处可见。飞天，已成了敦煌文化一个永恒的符号。

在莫高窟壁画中，飞天是自由飞翔的神，载歌载舞的神，香艳美丽的神，风情万种的神。

看飞天，当然要看唐代的。

大唐帝国的盛世风华，无论给人间还是天国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自由，当然也给人们理想中的乐舞之神展开了更加广阔的飞翔空间。“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你看她们有时结队而来，亦歌亦舞；有时鱼贯而去，信手散花；有时成双飞舞，相呼相应；有时单身遨游，随心所欲。唐人的艺术气度是何等开阔！华夏天空上自在徜徉的羽人，印度河流域飞来的天人，爱琴海边飞来的天使，在他们的笔下兼容并蓄，成就了唐代飞天的绝代风华。他们在隋代飞天的基础上，着力于飘带与流云的无穷变化，不仅用随风飘动的长带来表达飞天的轻盈，还用流动的云彩衬托飞天的动势，有时一条悠长的云彩便表现了长长一段飞行的过程。这一切都使得天空更加辽阔、神奇、祥瑞、自由，也更富于艺术想象力和美的风姿。

很显然，在这里现实已被理想化，而理想也被现实化。

画工的伟大，就在于他们把生命的感觉注入了画面。

因此，他们笔下的飞天，不再是印度佛经中所说的一男一女，而是一律改成了艳丽的天女。这几乎是佛教史上最大胆的叛逆，也是最美丽的叛逆。画工们都是男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洞窟里工作，陪伴他们的只有戈壁、风沙、贫困和孤寂，他们需要一种寄托与宣泄。于是，他们把现实世界中难以满足的那一部分愿望，凝聚为美和自由的精灵，倾诉在画面上。那些飘逸轻盈的飞天形象，全是画工们身在枯索寂寞的茫茫大漠中，一任情怀和天真烂漫的痴想。

莫高窟北边是画工们住的洞窟。那些洞窟十分狭小低矮，矮得几乎只能藏身罢了。外面是荒无人迹的戈壁滩，只有风沙和飞雪经常闯进洞窟来串门。他们孤独难耐，饥寒交迫，如身陷绝境。一个洞窟的壁画，往往需要几代画工才能完成。他们几乎是一群囚徒——艺术的囚徒，永无温饱之时，永无出头之日，永无显姓扬名之机。

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他们仅仅是为了生计才到这里来作画，他们的笔下又怎么会如此热情饱满，浪漫多姿，光华灿烂？

答案只有一个，他们是一群困厄和苦难中的艺术天才。天才从来不嫌弃困厄与苦难。相反，它们往往结伴同行。一部中外艺术史，有多少巨匠是从困厄和苦难的漫漫长途上走来的！

遗憾的是，敦煌的这批艺术巨匠，却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留下。

人生不曾厚待他们，但历史毕竟是多情的，那些被遗忘的艺术家其实就站在每一幅佚名的杰作后边。

请记住他们吧，他们的名字就叫无名。

离开敦煌后，壁画中那些连篇累牍的宗教故事早已淡若云烟，留下印象的只有那些“天衣飞扬，满壁生风”的飞天。

人类的文明历劫不坏，其中当有美的力量。只要有人类存在，人们对美的憧憬和追求就会生生不息。

因为，从根本上讲，人类文明的最终目标乃是一种美的生存。

当然，还有自由。

石板街的回声

从江阴往东南，江涛渐渐隐去，山色愈显妩媚，不知不觉中，仿佛正一步步从楚文化的边缘走进吴文化的后院，到了长泾，这种感觉突然一下子明朗起来。

在现代工业文明大潮澎湃的今天，这种古朴清醇的江南小镇已经不多见了。幽静的小巷，沉默的井栏，深长几进的庭院，凝固了数百年的沧桑岁月。长泾河迤逦而过，穿过街市、流进弄堂，融合了历史和现实的风土人情。在这里，你会想到江南丝竹的流畅，书肆茶楼的清雅，杏花春雨的明丽；你会由衷地感到，柔婉清丽的吴文化就该在这样的氛围中悄悄地孕育。

横贯东西的老街仍然是石板铺成的，虽然有的已经残缺，却很平整，脚步踩在上面，响声平和而安详。两边一律是青灰瓦檐的旧宅，带着龙钟的古意。若踱进南侧的店堂，临窗泡一壶茶，推开油漆斑驳的花格子窗棂，下面便是波光摇曳的泾水了——却不见宽阔，只是晶亮的一条，从石桥下悠悠地穿过。

第一次到长泾，是我调来江阴不久，心情有点落寞。公务过后，独自在“廉珉轩”图书馆里闲坐，听萧疏的秋雨敲打着瓦片。隔壁是阅览室，窸窸窣窣的翻书声很令人沉迷。时值深秋，小镇正弥漫在雨雾中，只有屋瓦透出点点亮色。管理图书的老人在抚弄一根洞箫，箫声若有若无，似一缕青烟。这情境会令人想到“细雨轻愁”之类的古诗。一个姑娘夹着厚厚几本大书下楼去了，出了大门，便见到细雨中浮动着一把小花伞，高跟鞋在石板街上的响声很有韵致，款款地由近而远，一点也没有她那个年龄的浮躁。是的，一个腋下夹着普希金或莎士比亚的姑娘，其心境大致不会太浮躁的。长泾民风儒雅，爱书、读书、写书成为历代时尚。80年代末期，这种文化良知牵动了一位海外游子的故土之情，他捐出了这座小楼，用于为家乡兴办图书馆，并取名“廉珉轩”。从某种意义上说，“廉珉轩”不仅仅是一座图书馆，它已经成了长泾小镇文化风习的一个精神栖息点，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造型。

春风秋雨，花开花落，石板街上的脚步声总是那样不急不躁，带着小镇人特有的沉稳和书卷气，近了，又远了；来了，又去了……

20世纪30年代末期，一个叫亚君的姑娘沿着这条石板街走进了河埠头的乌篷船，蒹葭苍苍，橹声腪乃，姑娘秀美的身影渐渐融入了如诗如梦的烟水之中。

她去了上海，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一代影星。

她的艺名叫上官云珠。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自然有着它的辉煌，但毋庸讳言，当时银幕上的表演普遍有一种矫情的做派，这曾经很使我看不惯。在当时的诸多明星中，我是比较欣赏上官云珠的，她的表演不温不火，真实而质朴，特别是她塑造的那些贤妻良母的形象，恐怕中国影坛上至今还无人超越。现在我知道了，因为她是从长泾这样古朴而富于文化气息的江南小镇走出去的，小镇的性格已经深深地灌注在她的血脉之中。从深层意义上说，江南小镇的文化性格更接近于贤妻良母，当然，这种贤妻良母既不是蓬头垢面的村妇，也不是珠光宝气的少奶奶，她应该是一个修饰得干净得体的、有点知识和教养的小家碧玉，例如像《早春二月》中的文嫂（“文嫂”这样的名字恐怕也不是信手拈来的）。我想，当年尚未出道的亚君腋下夹着几本书，打着黑洋伞从长泾的石板街上走过时，那脚步该也是不急不躁，很有韵致的吧。

上官云珠走了，犹如长泾河流进长江，汇进大海一样，她带着长泾小镇特有的文化色调汇进了斑驳陆离的海派文化之中，给那里喧闹而浮华的影艺圈带去了一份清新质朴的本色。她，不会回来了。

另一位叫张大烈的青年才子却从巴黎回到了长泾小镇，他还带回来一个金发碧眼的洋太太，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个生于波兰，长在塞纳河畔的女人将在小镇上演绎自己漫长而苦涩的人生传奇。

张大烈是刘海粟的弟子，留学巴黎后又师从著名雕塑大师朗徒世基（罗丹的学生，南京中山陵孙中山大理石坐像的创作者）。他是幸运的，艺术和爱情像两只张开翅膀的小鸟扑向他青春的情怀。当然，作为一名热血青年，红袖添香的情境中不仅有罗丹的《艺术论》和《青铜时代》，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正因为如此，当听到日寇侵华的消息后，他义无反顾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参加了谭震林领导的“江抗”组织。1940年8月，三十九岁的张大烈被汉奸杀害，他用自己生命的行旅，凸现了罗丹所推崇的那种“充满爱情、痛苦和死亡的，使人震惊的形式”。

长泾河南有一座叫黄石山墙的大院，这是张家的祖宅。张大烈牺牲后，他的妻子司爱伦又独自在这里生活了五十多个春秋。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剥蚀了黄石山墙的花岗岩，也使一个亮丽照人的少女变成了白发老妪。她已经完全东方化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完全长泾化了，她能讲一口纯正的吴语，会烧道地的江南乡下风味的小吃，甚至还学会了纺纱和刺绣。有时候，她会独自走进石板街旁的小酒店，要一盘蘑菇炒肉丝，两杯葡萄酒。她吃得很慢，仿佛在咀嚼逝去的岁月。偶尔还会停下杯箸，定定地望着窗外的什么地方，那思绪极其悠远。她当然不会常到小酒店来，但来了大体总是这道菜谱，蘑菇炒肉丝和葡萄酒。人们也并不介意，都说老太太喜欢这菜的风味。直到1991年春天老人弥留之际，人们才知道这中间潜藏着多么深沉执著的情感。当时，她要保姆给做一道蘑菇炒肉丝，并且说，这是张大烈在巴黎的中国餐馆第一次请她吃饭时点的菜，“我不会忘记，那次的蘑菇炒肉丝真香……”

后来人们常说，司爱伦最后讲着那些时，脸上纯真得有如少女一般。

现今到长泾的游人，除了要去石板街上漫步品茶外，大抵都要去黄石山墙看看的。两处相隔不太远，静下来的时候，站在黄石山墙的大院里，可以听到石板街上的脚步声，或许还会飘来几缕若有若无的洞箫声。吹箫的该是“廉珉轩”看门的老人吧，倒确是吹得不错。

三种草

穰　草

“穰”这个字比较冷，词典上的解释是稻、麦等植物的秸秆。可是在我的家乡一带，它只用于稻草，而且也不是所有的稻草都可以称为穰草的，只有那些被碌碡反复碾过的、又绵软又蓬松的稻草才可以称为穰草，其他的那些则仍然是稻草、稻秸或稻秆。“穰”也时常出现在土话中，例如什么事情办坏了就说“穰掉了”。小孩在台阶上打碎了一只碗，也说“打穰了”，是破碎、不可收拾的意思。其实穰草并不很“穰”，它只是被碌碡蹂躏得没有火气了。傍晚收场时，一沓沓堆在那里，有一种驯服的纷乱之美。

穰草是过去那个时代生产方式的产物。高远的秋阳下，牛拉的碌碡在晒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缰管套在碌碡两端的榆木轴上，“咕咕嘎嘎”地一路吟唱，像二胡在高音区的一个揉弦。再加上赶牛人的吆喝声和鸟雀的喧闹，这欢悦的秋歌，波动了农历八月的乡村。碌碡碾下稻谷，也不经意地把稻草碾成了穰草。穰草是耕牛一冬的料草，千百年来，牛的咀嚼功能已适应了穰草那种带着韧性的柔软。因此，20世纪70年代推广机器脱粒以后，每年秋天，那些从脱粒机上下来的稻秸秆仍然要被摊在晒场上，让牛拉着碌碡一遍又一遍地碾，碾成牛喜欢吃的穰草。牛——碌碡——穰草，这道旧式的链环曾维持了数千年。农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几乎没有废弃物，上一道工序的副产品自然而然地为下一道所消化受用，这是一种天机浅显的大智慧。现在，由于穰草已不再是脱粒的副产品，这就注定了牛从乡村舞台上的退隐只是时间问题了。

牛的胃口真是了得！在从秋后到初春的那个漫长季节里，穰草垛一直是乡村里最伟岸的标志。它一般是长方形的，高可数丈，巨兽一般雄踞在晒场一角。由于穰草堆叠得很紧，养牛的老头只能用一把曲尺形的切刀一方一方地把穰草切下来——如果单就操作方式而言，那几乎是可以和切豆腐相类比的——再抱回去铡碎，撒在牛槽里。在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那几年里，最向往的是冬天晚上到队里去看场。名义是看场，其实冬天并没有什么可看，只是在队场上睡一觉。睡的地方是穰草垛背后扒出来的一个洞。洞不大，却足够几条汉子抵足而眠。那实在可以称得上是一处洞天福地，即使外面冰封雪锁，里面也永远是暖洋洋的。每次看场，我总是早早就吃过晚饭，然后肩上搭一条被子，优哉游哉地往队场去。但实际上，我却又并不马上进洞，而是先到牲口棚里和养牛的老头闲聊。老头一边铡草，一边说着那些永远也说不完的世道人事，语调中有一种温和的沧桑感。身后是老牛好听的反刍声，穰草在铡刀下爆炸似的散开，落成规整的圆锥形，不知不觉中时间就过去了。有时候，老头会从哪里弄来一捧萝卜，煮一盆热乎乎的萝卜汤做夜宵。等到吃饱喝足了，便钻进“洞房”蒙头大睡，在干爽醉人的穰草气息中做一个甜蜜的梦。男人们都喜欢睡在那草洞里看场。只是每半个月才轮到一次，两个人一组，记二分工。

等到养牛的老头用切刀将穰草垛一方一方地蚕食得差不多了，河岸上的杨柳已绽出了鹅黄色的嫩芽。春苗拔节，新秧落谷，牛也开始放青了。最后清理完草垛脚时，才发现四周的浅草已泛出了茵茵的绿意，只留下草垛那巨大的轮廓印在地上，有如什么远古的遗址一般，令人想到曾耸立在这里的雄硕和伟岸；又好似叱咤风云的伟人消失以后，他那巨大的阴影还要笼罩好长一段时间。

有时开春以后，穰草也有青黄不接的情况。这时候，就只好把床上铺的草抱下来喂牛。铺过床的穰草口味要差一些，似乎那上面沾染了太多世俗的烟火气，有如风尘女子一般失去了青涩的性感，只是聊胜于无的意思。

但对于乡民们来说，用穰草铺床却是每年冬季日常性的消受。乡下的老式床大体都是这种格局，最下面是竹排，上面铺一层草帘，草帘上面是草席。到了初冬，便在草帘和草席之间铺一层厚厚的穰草。穰草既软和又保暖，即使十条棉絮也比不上的，似乎秋阳充盈了每一寸草节。于是在整个冬天里，那温煦便和着草香蓬蓬勃勃地洋溢出来。我大学毕业后分在城里工作，每年秋后，母亲总要派人给我送一捆穰草铺床。那时的乡村里已经完全机械化了，因此，也就没有穰草而只有稻草了，那一捆穰草是母亲特地用裢枷加工出来的。我想象着老屋前母亲瘦小的身影，裢枷起起落落，如同一根鞭子驯服了稻秸的脾性，那单调的拍打声在秋天的清旷中传得很远。随着身体的动作，母亲的白发在脸颊旁一摆一摆的，不时甩下一串亮闪闪的汗珠。在这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个永远也走不出故乡的孩子。城里的搁板床和乡下不同，拢不住穰草，房间里总是沾沾带带的断不了草屑。但我每年还是喜欢用穰草铺床，不光是为了那温软的消受，更是为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愫。睡在那上面，梦中的天地也常常和乡村有关，那漠漠水田中的斗笠和歌谣，那垂挂在篱笆墙外留作种子和抹布的老丝瓜，那弥漫着庄稼成熟气息的田垄和晒场上碌碡的吟唱，还有冬天布满积雪的草垛，月影箫声，带着一股凄清的情味。母亲临终前还忘不了叮嘱我：每年别忘用穰草铺床，草是土地上长出来的，人睡在草上，就等于接上了地气。

我只是努力地点点头。可是，母亲走了，还有人给我送穰草吗？

现在的乡村里已经不养牛了，自然也就不见了那雄硕的穰草垛。去年我回老家，住在堂侄新造的小楼里。半夜醒来，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似乎有某种久远的期待没有能兑现。伸手到垫被下一摸，原来铺的是整整齐齐的稻秸秆，隐隐约约地散发出一股沤水田的气息。于是，两眼望着窗外的夜空，再也不曾入睡。

齐　草

齐草是小麦的秸秆。小麦、大麦、元麦统称“三麦”，是南方越冬作物的大宗。大麦和元麦的秸秆是烧火用的，没有什么说头，这里只说说小麦秆——齐草。

在所有的作物秸秆中，齐草是最秀气的——我久费斟酌，才选中了“秀气”这个词。它让我们想到那种小家碧玉式的文弱和娟静，还有淡淡的青涩感。它不做作，不媚人，更不想领导什么时尚，一副素面素心很温润的样子。这大抵与它的身世有关，因为说到底，齐草是给人家盖房子的，犹如那些小家碧玉，不管有着多么亮丽的青春，但终究还是要嫁到小户人家去，做一名辛勤的主妇，在生活的风雨中渐渐老去。

齐草是属于女性气质的草。

因此，几乎从收割开始，便似乎只有女人才更适合侍弄它。

收割小麦与收割大麦和元麦不同。大麦和元麦登场后，反正要让牛拉着碌碡去碾的，自然不那么讲究。收割小麦就不同了，它从一开始就因齐草的身份而成为一种艺术化的操作。看年轻的女人割小麦，是很赏心悦目的。镰刀不消说已磨得飞快，新月一般闪着俏丽的锋芒。开镰了，女人塌着腰，一手揽麦——这一揽不多不少，正好在镰刀抡开的最大半径之内，也正好是一捆麦把的分量——镰刀贴着地皮挥出一道优美的弧形，收刀时往身边一揽，那揽定的麦秸便倒进怀里。于是顺手抽出一绺作要子，就势将麦把翻转过来，一勒、一拧、一塞，捆好的麦把从腋间滑落下来，平平正正地躺在田垄上。从伸臂揽麦到麦把落地，整套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却又显得很从容，甚至有一种随心所欲的优雅。女人的身姿很好看，俯仰逢迎，进退有致，犹如踏着舞步一般，那肢体的协调和韵律，几乎进入了忘我的境界。身后的麦把虽不曾着意编排，却根是根，梢是梢，整整齐齐，一点也没有那种收割后的狼藉。乡村女人的精细，其实更多还是体现在土地上的。

但这时候的小麦秸还不能称为齐草，严格地说，只有在脱粒后被删得修眉秀目，捆得平头整脸的小麦秸才可以被称作齐草。

删草的当然还是女人。

时令已过了夏至，新麦入仓，大秧落地，该忙的都忙得差不多了。碌碡被冷落在晒场一角，身下是雨后的苔痕和小草，乡村里这才定定心心地删草。删草的女人头上戴着蔷薇花和栀子花，蔷薇的花形很小，粉嘟嘟的散发出一股幽香，戴在发梢很素雅。栀子花的香气则要野得多，肆无忌惮地扑鼻而来，几乎可以用“侵略”来形容。有的女人表面上虽不插花戴朵，却在当天晚上把栀子花“捂”在头发里，一早梳妆时拿掉，走到哪里总带着一股浓酽的香气。这是有心计的女人，很懂得怎样不着痕迹地卖弄风情。这季节杏子也熟了，杏子的诱惑力在于酸，不像水蜜桃那样甜得发腻。稍微生涩一点的，简直能酸得你回肠荡气。刚刚经历了那个激情勃发的春季，到了删草时便总有几个女人特别馋杏子，而且专喜欢挑生涩的吃，神态又总是羞羞答答的。不消说，这是新的生命在萌动的信号。这样的小情节自然会给劳作增添不少欢乐。女人们就这样在五月的阳光和花果的香气中消消停停地删草。删草的这个“删”字实在很具象形意义，横平竖直，把零零碎碎的笔画全“删”去了。女人们把掼去了麦粒的小麦把解开，抓住麦秸的顶梢，一把一把地在木板上理、顿、揉、抹，剔去矮秆和叶片。“沙拉沙拉”，晒场上一片好听的删草声，这声音不像掼麦那样粗暴，是和风细雨的，甚至深情蕴藉的，如同母亲和即将出阁的女儿说悄悄话一般。小麦秸就这样变成了齐草，就像女人开过了脸一样，一下子变得容光焕发了。男人们则在一旁当下手，把删好的齐草捆起来。这时候，他们也变得精细了。他们先绞一根要子，把齐草的根部轻轻地叠成圆锥形，结结实实地捆好后，在地上墩平。这样捆出来的齐草捆子，立在地上，只要抓住其中的一绺，就能把整捆齐草提起来。捆草的人却做出一副很散漫的样子，似乎这只是举手之劳，小菜一碟。每做好一捆，就抓住中间的一绺，潇潇洒洒地扔一边去。晒场上的齐草捆子越积越高，在阳光的抚慰下有一种值得信赖的端庄安详，还有几许温情脉脉的伤感。因为接下去，它们就要成为各家茅屋上斑斓的补丁，去经历乡村四季的雪雨风霜。“草屋三间，修补不攀”，这个“不攀”在方言中是来不及的意思。有了这一层意思，齐草的宿命便无可逃遁——太美的东西总带着某种宿命的成分。

齐草最洁净亮丽的时候，衰朽也就开始了。

它衰朽在乡村的茅屋上，而且即使衰朽了，也仍然是“齐”草——整整齐齐，一丝不苟，体现出一种女性的柔静和责任感。

薪　棵

薪棵是沟帮草的一种，我不知道究竟该写作“沟傍”还是“沟帮”，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沟帮”好。这个“帮”是船帮或鞋帮的“帮”，很有点形象意味，仿佛沟是一样什么容器，两侧的沟坎是高高兜住的“帮”，沟帮草俗称荒草，它是沟的仪仗。到了深秋，沟帮草割光了，沟就变得没有神采了。

薪棵一般长在沟帮的最上沿，也就是河坡与田埂的交界处。乡村的小河有一种逶迤之美，这不仅因为河流的走向，河水的清澈柔静，还因为河坡上的植物倒映在水里，波动出繁复的色调。但仔细看去，那繁复中也是有层次的。一般长在水边的是芦苇，因为它过于高挑纤弱了，如果长在河岸上，肯定要被风吹折的。芦苇是乡村中的美人草。乡村美人不像都市美人那么孤傲，它们总是勾肩搭背地拥挤在一起，也不知是因为纤弱，它们才拥挤在一起，还是因为拥挤在一起才让它们变得那样纤弱。每年端午前夕，便有女人和孩子站在河坡上，用钩子钩住芦苇纤细的腰肢，用心细细地剥下最嫩的两张叶片。过了这一阵，芦苇便很少有人问津了，最多也就是站在远处看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便是站在远处看的，而且看的不是芦苇，是人。芦苇上面的河坡上是茅草和灌木丛。茅草是打底的，茸茸的很松软，不管风里还是雨里，总是一副安之若素、宠辱不惊的样子。灌木丛中开着各种野花，红黄青紫，各有各的迷人处。这一拨刚谢，那一拨又开了，大多是叫不出名的。叫得出名的只有野蔷薇，枝条上满是刺，盛开时云霞一般烂漫。过些时花谢了，枝条上的刺却更老扎了。“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道理就在于野花大多带着刺，扎手。茅草和灌木丛的上面就是薪棵了，它是沟帮草最边沿的部落，自然也是最英武的部落。如果说芦苇是水边的贵族，纤弱，娇贵，带着诗意的伤感，那么河坡上的茅草和灌木丛则是世俗化的平民生态，岁岁枯荣，生生不灭，那带刺的野花给予你生活的芬芳和疼痛感；而河岸上的薪棵就是戍守边关的将士了。

沟帮草都是很野的草，薪棵又尤其野。它植株很高，一簇一簇蓬蓬勃勃的，带着股昂然的气势。而且那宝剑状的叶片又很锋利，从河边的小路上走过时，弄得不好就会被它把哪里划破。所以孩子上学时，大人会叮嘱一句：路上小心点，别让薪棵锯了手。但孩子们却不怕薪棵，在整个夏季，他们常常躲在薪棵脚下走五码或看蚂蚁搬家。两株薪棵的叶片交织在一起，下面留出一个小小的空间，隐蔽、阴凉，还带着某种神秘感。有时候，孩子们干脆在那里美美地睡上一觉，让大人满村子地找，最后还是被黄狗找着了。黄狗也知道薪棵脚下是个好去处，因为它和同类常常在那里做些苟且的事。孩子被大人押回去了，手上提着一只空竹篮，黄昏下拖着长长的影子，一个乡村少年把他未做完的梦留在薪棵脚下。

到了初秋，薪棵开始孕穗了。这时候，把那刚刚有了点腰身的芯子拔出来，剥开，里面嫩嫩的一条可以吃，味道是甜甜的，韧韧的，有一股清香。小时候上学时，我们常常一路吃过去，吃得嘴角两边都是白沫，像长了胡子似的。薪棵是铁骨柔肠的伟丈夫，这“柔肠”就是它含苞未放的花穗。而且那花穗是孩子们怎么也吃不光的。过了些时候，它就抽条了，开放了，灰白色的一秆，像灵幡一般高扬着。在它的不远处，芦花也开放了，芦花是大呼隆的一片，当然更招摇些。等到满天里落叶飘零时，便每每看到腆着大肚子的女人站在河岸上采芦花，那是预备给新生儿填充小枕头用的。萧瑟的秋风中，那女人的目光中有一种母性的温柔和宁静。薪棵的花絮当然不会有人采，这不要紧，因为它的价值不在于花而在于秆，就像有些植物的价值不在于秸而在于花一样。薪棵的秸秆骨子很好，剥去叶片，有一种金属般的质感，它成了农家菜园子的篱笆，或者猪圈和羊舍里挡风的草帐。薪棵生长时英气勃勃，收割后也还是被人们用于抵御什么，它似乎注定了要充当武士的角色。但它是很本分的武士，从来不想侵略什么，你栽在哪里它就长在哪里，至多也不过是把棵子盘得很大，或者把叶片伸展出很远，显示出一种霸气，其实它的根还在原来的地方。它是荒草——荒凉的草，这一点它从来不会僭越。如果它的叶片严严实实地遮掩了路面，那么这条路肯定已经没有人走了；如果它长到了某个人家的屋角前，那肯定是一间老屋，灶头上放着破碗，门环上的锁已经锈蚀了。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乡村中的薪棵渐渐少了，取代它的是一种叫芦竹的草。芦竹比薪棵的性子更野，它兼有芦苇和竹子的特点。在草本植物中，它大概是最高大壮硕的。而且它不像薪棵那样本分，它的根像竹子那样，可以在地下到处乱窜，今年栽下的是几棵，过几年就窜成了好大一片，风动处，很张狂地喧哗着。于是乡村里到处都是芦竹的喧哗声：河沟畔，渠道旁，家前屋后，场头地边。有时农夫犁田时，犁头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以为碰上了陈年的老树根，停下来一看，原来是从沟帮窜过来的芦竹。农夫便丢下犁，取一把铁锹来，一边清理一边骂骂咧咧的。牛在一旁站着，也是很无奈的样子。

薪棵就这样从乡村的小河边消失了，它只是偶尔出现在人们的谈笑中。一次乘凉时，有人讲了一则笑话，说一户人家的女主人很吝啬。这一天请木匠干活，吃过早饭后，女主人就扯旗放炮地吩咐孩子去买肉，可私下却要孩子躲在离家不远的薪棵脚下玩一会儿，回来就说肉卖完了。不料这话却被老木匠听到了，孩子出门不久，老木匠就扬起斧头说：都给我躲开，斧头前面三里无人哩。那女主人一听，连忙跑出来说：“师傅等等，我家孩子还躲在前面薪棵脚下哩。”

人们听了，都哈哈一笑。只有孩子一脸迷惘：那薪棵脚是什么地方呢？

前些时我回老家，却看到河坡上到处是一方一方掘翻的芦根。一问才知道，这是在对芦竹处以极刑。说每年芦竹抽穗时，正值水稻扬花，芦竹的花粉飞到稻田里，那稻米吃了要诱发癌症。确实，这些年来，乡村里生癌症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了这样的说法，也不用谁来动员，各家都把芦竹掘了。芦竹的根系屈曲盘旋，一方一方地掘翻在那里，被雨水洗出了一只只洞穴，猛一看如同撒落了满地的骷髅。我敢保证，这是我看到的最丑陋的植物遗骸。

我想，所谓芦竹的花粉让稻子诱发癌症的说法大抵是没有根据的。芦竹的覆灭，在于它那疯狂的扩张欲，它太张狂了，不仅侵占了河帮上其他草类的地盘，破坏了彼此相安无事的生态空间，而且还把根系不断向农田延伸。弄到后来，连原先栽种它的农夫也拿它没办法了。就像君主把一个野心勃勃的臣子扶植起来，等到他慢慢坐大为所欲为时，便只能把他杀掉。

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如果太张狂了，下场总不会太好。

老家的堂侄告诉我：明年春上，还栽薪棵。

童声合唱

那时候，我上一年级，姐姐上四年级，弟弟是姐姐的“跟屁虫”。

村上有四五个孩子和姐姐一个班，放学后，一起挑猪草、捡柴火。议论老师是她们永恒的主题，而且这些议论大多是带攻击性的：某老师看人下菜碟，喜欢谁不喜欢谁啦；某老师是“三只眼”啦（那位老师额头上有个疤，对学生课堂上偷看小人书又特别警觉）；还有某老师上算术课老是用烧饼和麻团打比方，听得馋嘴的学生偷偷咽口水啦。

有一段时间，她们攻击得最多的是班主任张志英老师。

张老师是春上开学后刚分配来的，她个子很矮，一张娃娃脸，短发上扎一朵蝴蝶结，下课后和学生走在一起，很难一眼看出来。她是全校唯一讲普通话的老师，不光上课时讲，平时也讲，这使她显得有点洋气。显得洋气的还有她戴了一副眼镜，那时候，乡下学校戴眼镜的老师很少。因此，在姐姐她们那个小圈子里，对张老师不称张老师，称“瞒眼”。瞒眼是牲畜干活时遮在眼睛上的那种玩意儿，像连在一起的两只大蚌壳。“瞒眼”很凶，上课时老是板着面孔，训起学生来更是“凶神恶煞”。当过代课教师的大哥说，刚从师范学校出来的新教师往往这样，他们自己太嫩，怕弄不住学生，过段时间老练了就会好的。

张老师老练了会是什么样子呢？反正姐姐她们没有看到，因为放暑假前不久，张老师突然调走了。后来才知道，是到新成立的县广播站去当播音员。算下来，她当教师总共只有三个多月。

我家西面不远有一处叫作“社”的地方，一座很大的四合院，里面有农业社的办公室、饲养场、仓库、粉坊、豆腐坊之类。全社唯一的一只广播也在那里，那是一只长方形的大箱子，吊在院子中间的大槐树上，每天晚上一开声，大老远的都能听见。我母亲始终认为有人藏在那箱子里说话或唱戏，每天傍晚藏进去，夜里再偷偷放出来，要不然，那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她想不通。

姐姐她们当然不会这样认为，她们知道说话的人在老远老远的县城，是她们的张老师，这使得她们一个个神采飞扬。每天一吃过晚饭，她们就带着小板凳到社里去听广播，从开始一直听到结束，只要女播音员的声音一出现，她们就“张老师张老师”地欢呼。回家时又一路叽叽喳喳地议论不休，她们说张老师的普通话讲得真好，人也长得漂亮，连头发上的蝴蝶结也别具一格，连带着又攻击后来接替她的“男张”是笑面虎。她们早就忘记了“瞒眼”之类的绰号，似乎那是另一个世纪的事。

终于有一天，有人提出了一个新颖而大胆的设想，她们想通过广播向张老师问一声好。在她们看来，广播既然能把张老师的声音从那边传过来，也就能把这边的声音传过去。最佳时机是广播结束时的一刹那，张老师一说“再见”，这边马上喊起来。早了，干扰了播音，张老师会不高兴；迟了，张老师关机了，声音传不过去。如果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张老师听到她们的喊声，肯定不会关机，或许还会和她们交谈几句呢。

这样的设想让姐姐她们兴奋了一整天。当天晚上，大家早早就来到社里，大槐树下已预先搬来了一张长条桌，站在上面，刚好够得上广播。喊话的细节经反复讨论，最后是这样敲定的：到时候广播一结束，先由一个人领头喊一声“张老师”，大家再跟着一齐喊“张老师好”，然后就停下来，听张老师的回应。这领头喊话的自然是我姐姐了。

那是个令人激动而又惴惴不安的夜晚，由于没有计时的钟表，孩子们担心错过了时机，广播刚开始不久就站在长条桌上等着。广播的声音很响，震得耳朵嗡嗡作响，但大家谁也不敢走开，一个个期盼地仰着头，像一群翘首待哺的小喜鹊。时令已是初秋，田野上飘来刚刚收割过的玉米和高粱那苦涩微甜的气息。露珠从大槐树的叶片上滴下来，冷不丁落在手臂上，传递着清凉的秋意。仰望星空，不由得想起母亲说过的那句老话：“淮河南北，家家种荞麦；淮河东西，家家置寒衣。”姐姐好几次纠正过母亲，说“淮河”应该是“银河”，但母亲说，老辈子人都是这么说的。

若干年以后，每当我想起那个晚上时，还会清晰地感到大槐树上的露水滴在手臂上的凉意，那乡场上纯真的天籁，那月光中梦幻一般的童年哟！

最后的结局成了一场不圆满的闹剧。那天晚上的广播似乎特别长，又似乎特别短，反正是在某个猝不及防的时刻，广播突然结束了。大家都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便乱七八糟地喊起来：“张老师好！”“张老师好！”一个个直着嗓子乱嚷。嚷了一会儿，停下来听听，广播里什么反应也没有，只有远处的秋虫在有一声没一声地吟唱。

回家的路上是互相埋怨。姐姐责怪大家心太急，没等她先喊就开口了，这么多声音，像散了麻雀窠似的，张老师能听得清什么；大家又责怪姐姐喊得太迟，耽误了时机，这一耽误张老师说不定已关机了。埋怨到最后，大家又似乎高兴起来，说张老师也许听到了，只是因为广播站有纪律，不好对她们讲什么。听到了就好，还要什么回应呢？一声“张老师好”就足够了。

一群少年就这样走在秋夜的村路上，月光下，她们的影子也手舞足蹈的很张扬。

那天晚上的月色真好。

从那以后，这些孩子谁也没有见到过张老师。

70年代初期，我在县广播站工作时，曾打听过张志英老师。一位老站长说，大概有过这个人，后来又回学校去了，是她自己要回去的。

80年代中期，我参加县里的一个先进教师表彰会，看到表彰名单上有一个叫“张志英”的，心中不由得一动，她是不是我们当年对着广播呼唤的那个张老师呢？我曾努力打听她，想把当年大槐树下的那一幕儿戏说给她听，但终于没有打听到。

算起来，那件事距今已经42年了，张老师该60岁出头了吧。

1998年仲秋

村景三题

草　垛

常听老人们说，旧时的姑娘到男方去相亲，首先要看的是草垛，那是一户人家的生活质量——关于土地、耕作和居家过日子的大体情调——最外在的标志。草垛是乡村里最寻常的景观，即使是最贫寒的农家，家前屋后也少不了一只的。它融合了乡民们收获的喜悦，朴素的审美取向，以及对家园的温馨感受，让人们联想到那石灰斑驳的老式灶台，被柴火映红的少女或老妇的面孔，还有飘荡在晨雾和夕阳下的炊烟。在乡村日新月异的背景上，它是最不起眼的，却又最执拗地与你有着肌肤之亲。这就是草垛。

每年的六月和十月田净场空以后，各家便开始堆草垛了，这是收获的最后一幕仪式。乡村里土地金贵，连院墙脚下也要栽上几棵菜的。因此，草垛大多被安置在那些旯旯旮旮的地方：晒场边，树荫下，竹园的一角，反正那些地方也不长庄稼，是见缝插针的意思。新鲜的麦秸有一种甜津津的气息，和栀子花、紫丁香、野蔷薇的香气一起散漫在初夏的空气中，很让人心醉神迷。稻草的气息是软绵绵、燥松松的，带着秋阳温热的质感，诱惑着你想在上面打个滚。堆草垛很有讲究，一是要不倒，二是要不漏，三是要堆得有模有样的好看。那就需要用麦叉把草梳得很熨帖，然后一层一层地叠上去。一层叠上去了，用麦叉把周围牵牵挂挂的删下来，就像理发师梳理头发那样，有一种披离的效果。堆到高处时，那汉子操着麦叉在上面东挥西指，很有点像舞台上曹孟德横槊赋诗的气派。草垛的模样是因地制宜的，它总是和周围的房屋、树、村路，还有小河形成一种自然和谐的造型，共同演绎着家园的概念。当堆草的汉子从高高的草垛上跳下来，倚着麦叉点燃一支烟时，老牛正拉着犁铧，行进在刚刚经历了收获的土地上。且暂时收敛起镰刀和谷穗的锋芒，一个新的耕作季节又开始了。

男人在堆好草垛后，就很少来光顾了，他们把草垛丢给女人、孩子、鸡鸭和狗。

但草垛并不寂寞，光风霁月，雪雨飞霜，草垛也和乡村一起呼吸和思想。春天，少年牵着牛从窄窄的田埂上走来，腋下夹着一本书。他就这样从少年走向壮年，从故乡走向天涯。冬天，雪花覆盖在草垛上，草垛变得臃肿了，雪地上印着鸟雀的爪印，有如一行行“个”字，斜斜地写出野趣。那个穿大红滑雪衫的小女孩抱草来了，雪地上飘动着一团火焰。狗总是把草垛作为自己的安乐窝，一有什么响动就窜出去干预，因此那头上常常沾着几根草，一副日理万机、不修边幅的样子。连绵的阴雨过后，天气放晴了，村妇在翻晒麦秸，阳光下弥散着潮湿的霉味。村妇后里跟着一群鸡鸭，欢天喜地地争吃麦秸中的麦粒、小虫，还有蚯蚓。村妇不时停下麦叉，抬头望着村外的田野。田野上，古老的斗笠开成不谢的花，有如女人们铺开的艳情和梦想。谁家的姑娘来人相亲了，姑娘被从田间叫回来，偷偷倚在草堆头换一双鞋，理一理头发，然后抱一捧草钻进厨房间去烧火。柴火“哔哔卟卟”地炸响着，姑娘从灶门洞里偷偷看着那个人，灶膛里的火燃了又熄，熄了又燃。月光下的草垛常常成为诗人追寻的意象，小河里的航船悠悠地驶近又悠悠地远去，藤萝在篱笆上垂下古典的娴静。主人归来了，拉上拖拉机的刹把，把什么东西“咣当”一声丢进工具箱，然后到草垛上拔一把草揩揩手，空气中便漾开一股柴油味。随着“吱嘎”的开门和关门的声音，四周又归于寂静，只有天地间款款吹动的风，那是舒缓的天籁之声、盈盈在耳。露水从树叶上滴落下来，一滴、两滴……

草垛脚下常常还会给你带来意外的惊喜，例如一早起来抱草时，发现草垛脚下静静地躺着一只鸡蛋，那是谁家性急的母鸡留在这里的。有一年，我家丢失了一只芦花鸡，都认定是被黄鼠狼叼去了，全家人惋惜了一阵，也就不再去想它。可过了些日子，芦花鸡却领着一窝毛茸茸的小鸡从草垛后面走出来，那派头有一种初为人母的矜持和高贵。原来这段时间里，它一直沉浸在做母亲的憧憬之中。它先是把蛋偷偷生在草垛后面，然后自己又在那里孵出了一窝小鸡。我们总是无法想象，这些日子它是靠什么维持生命的。芦花鸡拖儿带女，在草垛前自由自在地徜徉，从它们叽叽喳喳的议论中，你可以体味出不同的情绪：疼爱、撒娇、训斥，甚至争吵，这不由得会使人们想到一首童谣：

老鸡骂小鸡，

你是个笨东西，

我叫你唱咕咕咕，

你偏要唱叽叽叽。

生命的赞美诗像阳光一样，铺陈在这片洋溢着幸福感的草地上。四处静极了，连蒲公英也收起了小花伞，这时候，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倾听它们的声音。

这一幕草垛前的轻喜剧，好长时间里一直成为我们全家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日子安然如常，季节的风景轮回往复。小河边昏昏欲睡的茅屋变成了瓦房又变成了带外墙砖和卫生间的小楼，乡村像怀着希望的少妇，在年复一年的春风秋雨中走向丰韵和成熟。

只有草垛还在原来的地方，有如一位敦厚的老人，在乡村中默默地守望。

桑　园

过了谷雨，桑园便进入了生命的旺季。传统农家的收成，大致一半在稻麦，一半在蚕桑。侍桑养蚕是女人的事，自蚕种进门以后，乡村女人的劳碌也大致一半在蚕室，一半在桑园。

桑园是女人的乐土，蚕宝宝一起身，女人们便挎着那提把很高的竹篮采桑叶来了。初夏是放纵的季节，大片大片的红，大片大片的绿，简直有一种奢侈的意味。桑园里葱郁一片，绿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太阳一照，每一片胡桑叶片鲜绿光亮，翠得像玉，薄得像纸，仔细看去，那规则分明的叶脉有如地图上的江河水系。采桑不是个脏活儿，又轻巧得很，因此女人们一个个都打扮得格铮铮的，像是去赶集。阳光一缕一缕地透进来，在她们身上缓缓地游动，桑枝轻摇，叶片拂着女人的脸颊，那影子也是绿的。女人们一边采撷那硕大的叶片，弄出呼啦呼啦的响声，一边高声大嗓地说笑，那声音被浓密的绿叶滤过了，仿佛梦幻一般。所说的话题无非是各家的蚕情，以及桑叶够不够之类。蚕的一生，除去睡眠，就是不停地吃，一层桑叶布上去，只听到一片小雨淋漓的沙沙声，听着像春雨敲在瓦楞上，轻轻地，很有节奏，有如一阕生命的赞歌。转眼工夫，那一层桑叶便剩下了丝丝缕缕的叶脉。蚕短暂的一生要吃进去多少桑叶呢？谁也没有算过。养蚕的女人只知道多大面积的桑园，可以养多少蚕，大体上不会有出入的。

有雨的日子桑园里格外静，小雨潇潇洒洒地落在叶片上，那声音很近又像很远，迷茫中给人一种恍恍惚惚的感觉。蚕是有洁癖的小公主，带露水的桑叶是不能吃的，更不用说淋过雨的了。因此，不到万不得已，女人们是不会在雨中采桑叶的。但若是遭遇了连绵的阴雨，也只能穿上雨衣走进桑园。这时候，她们的动作会格外精细，先抓住桑条摇一摇，抖落叶片上的水珠，然后慢条斯理地采，全不像往日那样风风火火的。一想到蚕宝宝那翘首茫然的模样，女人们心里满是爱怜，可一个个用的却是嗔怪的口气，如同嗔怪自家贪食的孩子一般。淋了雨的桑叶采回去，须得一张一张地揩干净，然后才能布到蚕床上，那每一张叶片上，便印上了女性婉约的姿影。

随着蚕宝宝的身子一天比一天壮硕，桑园却一天比一天清瘦了。桑叶采光了，只剩下一根根枝条孤傲地伸展着，风过处悄然无声，下雨时也不再喧哗。桑园冷寂了好多，或者说在等待着什么。

过了些日子，先前采桑的女人又在桑园边的村路上出现了，她们是去卖蚕茧的。蚕茧的竹箩装得很满，上面盖着一条蓝印花布的围裙。毛竹扁担颤颤悠悠的跟脚起，女人的身姿显得很轻盈。一路走过，一路说笑，那一季的欢乐都在笑声中得到了张扬。照理说她们家家都有自行车，有些人家还有摩托车，本来可以让男人骑着自行车或摩托车送到收购站去的，但她们不愿意那样做，似乎那样便冲淡了某种应有的仪式感，也少了许多乐趣。她们的目光掠过桑园，灿然的阳光下，桑园一片萧疏，仿佛落尽铅华的少妇，一副素面素心的样子。有眼睛尖的女人突然叫起来：看哪，胡桑枝条上又绽出苞芽来了！

是啊，桑叶又开始绽芽了，接下来就该张罗下一季的蚕花了。

毛竹扁担颤颤悠悠，女人们的脚步越发轻快了。

菜　花

“蚕豆开花哄煞人，豌豆开花有巴成。”这是乡村里两句古老的谚语。蚕豆花是急性子，一开春就迫不及待地探出了头颅，淡淡的青紫色，中间有一块黑斑，像一只不规则的小酒杯，不怎么起眼的。其实那时候离收获还早。豌豆开花大致要到谷雨以后，一串串小白花，素面素心的样子。在它的身边，麦子已经圆身抽穗了，田野上的风一天比一天温情。

在蚕豆花和豌豆花两个季节之间，是清明前后盛开的油菜花。

菜花是乡土情结的经典意象，它让人们想起小河里涨满的春水，男孩鼓着腮帮吹响的一支芦笛，泥土在犁铧下闪着滋润的光泽，香椿树上的小喜鹊出巢了，柳丝在春风里多么轻盈，田埂上走来一队村姑，笑声摇曳着自由自在的阳光。菜花开了，乡村也走进了一个希望的季节。

在所有作物的花中，菜花是最壮观的，那是一种华丽的高贵，又是一种华丽的朴实。好大一片烂漫的金黄色，汪洋恣肆，云霞一般铺展开来，你只能用华丽来形容。虽然菜花是乡土气的，人们一般也不会把它和华丽联系在一起。但华丽有时是一种气势，本来并不华丽的个体，汇聚在一起就有了华丽的视觉冲击力。就像竖琴的揉弦或长笛的颤音，可以汇聚成气象万千的华彩乐章。大片的菜花，让人真想扑进去打几个滚。《九九艳阳天》中有一句唱词：“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青”，为什么不是“油菜花儿香”呢？写里下河的春景不写菜花，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菜花开了，乡村里到处浮动着若有若无的香气，那香气不妖娆，不媚俗，是平民品格的质朴，又有着乡野风情的浪漫，足以让人陶醉的。蜜蜂和蝴蝶飞来了，追逐着香气也追逐着明媚的春光。女人们从田间走过，衣服上沾满了金色的花瓣，于是走到哪里，蜜蜂和蝴蝶就跟到哪里，真可以用“招蜂引蝶”来形容。有时候，菜花也被女人插在发髻上，就那么极随意的几枝，却使女人整个地鲜亮起来，生动起来，一颦一笑都流溢出青春的自信。这是乡村妇女特有的雅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特有的“艳福”——她们因劳动而美丽，也因美丽而使劳动具有了诗的意味。她们亲和土地，亲和阳光，漫山遍野都有她们采撷不尽的艳情与梦想。

一阵风雨过后，菜花便凋落了。凋落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壮烈。它不像桃花那样招摇作态，楚楚可怜；也不像柳絮那样漫天飞舞，攀附着行人的衣袖。它默默地投入土地的怀抱，矜持而无悔。似乎只在一夜之间，地上金灿灿一片狼藉，有点令人伤感。但看看原先的花枝上，青嫩的油菜荚已经举起来了，那是它们对大地和阳光最有价值的奉献，而先前的华丽只不过是一种仪仗。仪仗说到底是一种场面之物，但就从它敢于铺陈那样盛大的仪仗来说，菜花也是应该划入高贵一族的。这时候，东南风开始送来布谷鸟的叫声，乡村的日子像正在孕育的果实，变得饱满了。

怀念小屋

怀念小屋，是在舒适的慵倦之中，指头下意识地敲打着沙发的橡木扶手，绛红窗帘在晚风中瑟瑟飘动，妻的脚步搓着打蜡地板无声地滑过来，把电视的音量调得很小。暮色浓稠得有如淘米水一般，浸浴着窗外的楼群，正是寂寥落寞的时刻，我怀念小屋。

小屋坐落在一个遥远的时空里，满打满算大概12平方米吧。那阵子各行各业都时兴走“五七”道路，学生不仅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校里建了一排饲养室，很矮，结构也很简陋，但到我们筹划结婚时已经废弃不用了。向学校领导申请婚房，校长迟疑了一下，说，只有那边养兔子的饲养室了——就是小了一点。

小是小了一点，但我们已很满足，一张婚床，一只火油炉，一张吃饭写字兼用的小圆台，这就够了。说什么身居陋室，心忧天下，那种情怀是属于志士豪杰者流的，芸芸之辈不敢奢论。但我们确实拥有一个宽广的世界，情感上的互相接纳，一颦一笑的理解与融洽，粗茶淡饭中的忙碌和欢悦，所谓幸福说到底只是一种自我感觉而已，而相濡以沫是比锦衣玉食更有意味也更富于穿透力的。就在那间弥漫着火油味的斗室里，我写出了自己文学生涯中最为得意的几部小说和剧本，这真是命运的造化。辛稼轩感慨道：“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我们既没有“层楼”可上，也无须故作矫情地“强说”忧愁，那种心态现在想起来真是羡慕至极。有时候，两口子会带着戏谑说到这间小屋以前的用场，妻便神采飞扬地发布一通宣言：“兔子窝，太好了！我们要生出一窝小兔子来，把这床上摆得满满的。”我们当然不可能生出“一窝小兔子”来，因为有基本国策在，但那种自负和达观却是实实在在的。

冬天到来的时候似乎有点麻烦。朝北的窗子没有玻璃，朔风把帐子吹拂得很浪漫。妻买回来一张塑料薄膜，整个儿把窗子蒙起来，四周用订书钉钉牢，北风一吹，薄膜鼓得满满的，闲散的时候伸出手指去敲敲，竟有如擂鼓一般。这声音将伴随我们度过整个冬天。

小屋的后面有一条河，缠缠绵绵地延伸得很远。深夜里，我们常常会被鱼儿跃水的声音惊醒，于是便静静地等待那活泼泼的好梦。早上起来，梳妆着的妻忽然欢呼起来，原来一夜春雨，河埠头的石级被淹下去不少，墙脚下已染上了小草浅浅的绿意，远处传来卖花女嫩嫩的呼叫，极好听的吴侬软语。春阳高挂，带着一股燠暖，我们便走到朝北的窗口，用心细细地拔下订书钉，把塑料薄膜折好放在床下，以备冬天再用。

在那间小屋里，我们整整生活了十年。到那年秋天进城时，我们除了带着几件结婚时的老式家具外，身后还蹦蹦跳跳地跟着一个胖小子——那是妻多少次憧憬的“一窝小兔子”中的一个，他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

告别小屋是那样仓皇，一辆临时借来的卡车连发动机也懒得熄火，兽眼似的车灯下尘屑飞扬，人影幢幢，整个一副“胜利大逃亡”的气氛。汽车开动了，我们连最后一眼顾盼也省略了，那时候，我们是多么迫不及待地想逃离小屋，为了逃离，我们曾付出无数次的申请、恳求、奔走，以至于哭闹。现在，我们终于成功了，那么就快点走吧，把孤零零的小屋扔在身后，犹如扔下了一件旧时的衣衫，只有九岁的儿子用红砖的碎块在石灰墙上写下了一行字：我们进城了，1986年9月18日。笔画极是潦草，大概汽车喇叭已经在催促了。

进城了，住进了公寓房，由平房到四楼而五楼，面积也越来越大。但每当劳顿之后坐在电视机前，心头总有一种空落落的疲惫感，这时候，一首关于青春和爱情的流行歌曲，便会勾起我们对小屋的怀念，那被塑料薄膜包裹着的满屋温馨，那静夜里鱼儿跃水的鲜活，还有校门口卖花女好听的吴侬软语。我们常常在心底深情蕴藉地呼唤：小屋，别来无恙？

今年清明节，妻扫墓回来，说又到中学去了一趟，学校的气象今非昔比云云。

我问：“我们住过的那间小屋呢？”

“早就拆了。”

我和妻好一阵没有说话，神情都有点怅然。窗外喧嚣着摩托车和汽车的声浪，远处的霓虹灯像轻佻的少妇一般搔首弄姿，正是城市夜景最撩人的时刻，我们怀念小屋。

靖江思语

“上哪去？”

“靖江城。”

“做什的？”

“买饼。”

在我老家的土话中，“靖江”读作“清江”。“清（靖）江城”，说起来有一种特别的韵味，而且那语感中有一种很炫耀的成分。在我的印象中，附近的县市没有一个够得上带“城”的，就连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也不曾享受过这等荣衔。为什么唯独靖江要称“城”呢？谁也说不清，反正老辈子人都是这么说的。既然称之为“城”，想必是个很繁华的所在，至少比附近的海安、如皋、姜堰堂皇得多，这一点毋庸置疑。

靖江离我老家120里，处在这段距离中点上的，有一座叫黄桥的小镇。黄桥是我们常去的地方，买小猪，买麸皮，买豆饼，都到黄桥去。因为那一带是杂粮区，传统的经济格局是“猪、油、酒”。猪、油、酒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物链。土地上的出产以高粱和黄豆为大宗，高粱用于煮酒，黄豆用于榨油，煮酒和榨油的下脚——酒糟和豆饼——是喂猪的饲料，当然，最后猪的排泄物又得回到土地上去，开始新的一轮循环。这样的经济格局至少延续了上千年，到了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那个时候，大体上也仍然没有多大变化，只不过大面积的高粱从旷野上消失了，上边也不让民间煮酒了。这样，我们到黄桥去，一般都是为了买饼——是喂猪用的那种豆饼，榨油的下脚料，不是名气很大的黄桥烧饼。

到黄桥，如果价格谈不来，或者市场管理太紧，便会有人提议：走，到季市去。

于是就到季市去。季市属靖江县，离靖江30里。

在季市还买不成，要是再有人心血来潮：走，索性去一趟靖江城，便不会有人响应了。

经常跑靖江城的人也有，但不多。一是因为远，二是因为靖江人野，说打就钳毛，与他们过招，十有八九要吃亏的。虽然那里的豆饼杂粮比黄桥便宜，大家一般还是不去，似乎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心理上，靖江都是一种极限。经常跑靖江城的那几个都拥有一辆永久52型的加重自行车，而且自己都是膀子上能跑马的角色，走到哪里也不怕人的。

那次心血来潮，提出索性去一趟靖江城的是贵根。贵根既没有永久52型自行车，也不是那种膀子上能跑马的角色，他之所以口出狂言，是因为他祖母的娘家在靖江，眼下老叶子大都凋落了，只剩下小辈的几个表亲，但常年也不见来往的，只听老太太偶尔说起童年时，提到“沙上”、“老岸”之类的地名，似乎离长江不很远，小时候家里穷，每年秋天都要到江边去采芦花填被子。毕竟是吹着江风长大的，骨子好，老人如今80多岁了，走路还挺腰挺棍的，说话的中气也很足。岁月流水一般逝去，60多年的朝云暮雨抿进了耄耋之人枯疏的发际，当年那个在江边采芦花的少女变成了白发老妪。但岁月却无法磨去她乡音中的棱角，可见方言也像血缘一样，是一个人生命的密码，注定了要与生命相始终的。靖江话有点特别，和江淮方言不同，也不太像吴语。老太太保留下来的方言单词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底高”，是“什么”的意思；一个是“你些，我些”，是“你我”的意思。有时婆媳之间闹矛盾，贵根的母亲当面忍气吞声，到了外面向人诉说时，常常这样开头：“我家那个‘底高’，蛮哩……”蛮，有强词夺理的意思，也有以势压人的意思。蛮、野，这是人们对靖江人的总体评价。

贵根有一件很大的棉袄，是他母亲用手工缝制的，样子却是当时最时髦的派克式。铁灰纱卡的面子，既庄重又耐脏。冬天晚上在他家打牌时，我们都穿过，只觉得浑身的暖气直往上拱，带着一股陷溺般的软香，很让人沉醉的。他说棉花是托靖江的一个表兄买的，说靖江的沙上地带是长江冲积出来的沙质土，长出来的棉花纤维特别长。我想，也不光是靖江的棉花好，其中更融进了一个母亲对儿子关爱和体贴的温情。贵根从小身体就单薄，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他那样的体质，本来不适合在乡下战天斗地的，但在一顶富农子女的帽子下，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虽然干的都是三等劳力的活，总还是不堪其苦。村里人都叫他“五保户”，对于一个正值青春期的男孩子来说，这样的绰号实在不值得夸耀。我常常看到他母亲站在村头，远望着儿子在田间劳作的身影，那目光中的忧虑和无奈，阴影一般黯淡了乡村的庸常岁月。

那年夏秋季节，命运突然一改往日冷峻的面孔，向我显露出多情的眉眼，我被推荐到省内的一所大学去深造。临行前向贵根告别时，双方似乎都有点伤感。但他马上就振作起来，对我说：你走了，我也准备离开生产队。再在队里待下去，不是办法。我问他去哪，他说已经联系好了，到靖江去，“学个瓦匠拷拷”。“拷拷”是他的口头语，有“玩玩”的意思，语气中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兴奋。我心头似乎感到一点安慰。但同时又想到，泥水匠的活儿也不轻松，他能干得了吗？

后来我才知道，他终究没有去，原因倒不是干不了，而是他母亲担心靖江人太野，怕儿子吃亏。

我去的那所大学在苏州。汽车经如皋、黄桥、季市，进入了靖江地域。眼界所及，到处是生气勃勃的秋景，玉米刚刚收割，古战场一般狼藉，一簇簇玉米秸在西风里磨出清冷的秋声。但棉花和水稻正在秋阳下蓬勃得可爱。看着公路两边的棉田，我突然想起贵根的那件棉袄，这里大概就是所谓的“沙上”地带吧？想象中的靖江人那飞扬凌厉的习尚大抵都与这片土地有关，长江是它最有力的依傍，也是它的性格基因，这片土地上每一颗沙粒的积淀，都是在大江激流的奔腾与回旋中完成的。如果了解了这段历史，你甚至会感到地层深处那股躁动不安的激情。它毕竟太年轻了，年轻得嘴角上的绒毛还带着奶香，当然也年轻得不懂世故。在那一瞬间，我原谅了它那不忌生冷的野性，因为那恰恰体现了它血气方刚的活力。

进入靖江城了，印象中只是一条曲尺形的街道，汽车站就坐落在那曲尺形的拐弯口上。汽车进站了，司机宣布：停车一刻钟，吃早饭。

那么，就走出车站，看看靖江城，也看看靖江人吧。

时间在1973年9月5日，清秋寥廓。沙石马路上飞扬的尘土中，隐隐传来“大肉包子”的叫卖声，带着几分吴语的调头……

采桑子

友人夫妇俩有点小情调，常常喜欢玩点古典意味的文人游戏。这次是给圈子里的朋友取绰号，用的全是词牌名。某人的太太心肠不错却外显霸悍，便给她一顶“菩萨蛮”；某人在外地读博士，心里总丢不下西安家中的老婆，“忆秦娥”自然非他莫属；某人在企业任财务主管，“卜算子”也算差强人意；某人喜欢侍弄花草，又是一家大饭店的老总，麾下佳丽如云，遂以“满庭芳”见赠。当然也有不怎么中听的，例如“丑奴儿”、“眼儿媚”之类，还有“贺新郎”——一位乐此不疲地在婚姻的围城中进进出出的老兄。至于他们贤伉俪，自然也不肯亏待自己的，一个是“江城子”，一个是“念奴娇”，显见得是郎才女貌的意思，轻狂得很。

送给我的是“采桑子”，因为在他们眼里，我是个总不脱土气的乡下人。

我倒觉得很受用。

“采桑子，采桑子，吃家饭，屙野屎”，那活泼泼的童音从一个遥远的时空向我走来。

这是我们儿时自编的童谣，桑子就是桑葚，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大致都有过采桑子的经历。采桑子并不需要走很远的路，自家门前屋后都有的，因此，歌谣中的“吃家饭，屙野屎”其实并没有什么实在的意思，只是为了顺口，随便捡来一句生活中的俗语凑韵的，就像传统童谣中的“张打铁、李打铁”一样。

采桑子是为了卖给社里的作坊去酿酒。那是一个饥饿年代，村里到处徜徉着浮肿病人的身影，粮食比亲娘老子都宝贵，自然不敢暴殄天物，用于酿酒的。酿酒起先是用稗子和米糠，后来连这些东西也被人们填入饥肠了，便只好用桑葚。桑葚酿出来的那劳什子有点酸兮兮的，稍许带点酒味，即使像武松那样连喝十八大碗也肯定不会醉的。社里的干部开会开到深夜，就着一盘盐拌豆腐渣喝几口，在当时算得上是相当奢侈的了。

我家老屋边有两棵桑树，都有合抱粗。屋后竹园里的一棵是花桑，花桑只开花，不结果，但桑树花可以充饥，只是吃多了会头昏。门前场边的一棵是果桑，是那种叶片只有铜钱大，俗称“钱儿桑”的那种。叶子小，桑葚当然也小，却结得多，每年麦收过后，那一嘟噜一嘟噜的桑葚也红了，早上一开门，便看到晒场上东一颗西一颗地落了不少，都是熟透了的，渲染得满地狼藉。母亲便对我说，采桑子吧，不采光了，乌鸦麻雀天天来作耗，场地上总是干净不了。

采桑子的诱惑首先在于自己可以大快朵颐，熟透了的桑葚丢进嘴里，轻轻一抿，那酸中带甜的滋味直往心里去。在那个季节里，乡下孩子的嘴唇整天都是浓墨重彩的——如果也用一个词牌名，那么就该是“点绛唇”了。吃得多了，拉出来的粪便也带着别样的色泽，粪便施到地里，第二年便生出一株株小桑苗来。采光了桑子，桑葚的汁便印在门前的晒场上，一个个散漫的小圆点，如同印象派的作品一般，有一种斑斓的效果，好久都不会褪去。

在那两棵老桑树的浓荫下，我走过了童年的喜怒哀乐。那两棵老桑树亦曾经成为我家的标志，母亲会挑疔疮，经常有远方的病人找过来，问路时，得到的指点都是“在那两棵大桑树下”。可后来，为了度过那个饥饿年代，也为了让我和姐姐上学，母亲把那两棵老桑树卖给了农具社。记得掘树那天正值仲夏季节，满树的桑葚红得令人伤感。农具社的汉子们用龙锯把树干大卸八块，吭哧吭哧地装上板车拖走了，只留下满地的枝条，上面缀满了熟透的桑葚。可我却一颗也不忍心吃，心里酸酸的。

失去了那两棵仪仗似的老桑树，我家的小茅屋显得更低矮也更孤单了。直到1968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时，才在老屋前后又栽了两排小桑苗。那时候，我和大多数所谓的“知识青年”一样，对前途没有多少幻想，认定此生不会再走出乡村的怀抱了，因此也就认定了“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农家生活。新栽的桑苗，要在第二年开春前平根截去，让它重新蹿出一根“遒条”来，那“遒条”一蹿就是丈把高，青枝绿叶的，从此奠定了这棵桑树的主干。但那两排桑树才长到胳膊粗时，我就离开了老家。以后每次回去，只见那桑树每年都是一番风景，远远望去，郁郁葱葱的一片，让人心里暖暖地感动。我想，古人用“桑梓”来代表故乡，实在是很有意味的。有一次我回家，母亲特地采了两捧桑葚，红艳艳的装在青花盆子里给我吃。我说，这么大的人了，还像孩子那样吃得嘴唇乌漆墨黑的？母亲笑道：好吃哩，我这几年牙不行了，其他水果吃不动，就喜欢吃它。说着，果然就拿起一颗，有滋有味地慢慢品咂起来。一边吃，一边又说，这是你栽的桑树哩，你长年不在家，有时我闲着无事，就呆看这桑树，看着看着，就仿佛儿子从远方走来了……

我在外面的那个世界里其实很无奈，失意落寞的日子里，故乡的桑树便常常会出现在我的梦中。但这些年，故乡的桑树却越来越少了，原因是桑树长得慢，而且易遭虫蛀，加之现在建房都用钢筋水泥，做家具又流行用各种胶合板，树木便不值钱了。于是家家都淡了栽桑的兴致，把热情投向果树。果树收效快，两三年便能见到回报。三年前我家老屋翻建时，为了拓展宅基，堂兄竟把当初我栽的桑树全挖去了，他说，那是全村的最后几棵桑树，即使不建房，迟早也要挖去的。又说，现在栽桑树没趣。我当然知道他所说的“没趣”是什么意思。

没有了桑树，乡下的孩子也就没有了采桑子的乐趣，也不可能编出采桑子的童谣来了。

“采桑子，采桑子，吃家饭，屙野屎。”现在听起来，这几句童谣竟有如先验的谶语一般。我从故乡的老桑树下走出来，却要在一个陌生的水泥世界里走尽自己的人生。都说命运无常，其实天机早就隐藏在黄口稚儿的童言之中，这就是“天真”的魔力吗？

想到这里，便禁不住一阵悚然。

那个周末的晚上

人生中绝大多数的生活场景都是过眼烟云，湮没在渐去渐远的庸常岁月中。但有些场景却足以让你体味终生。

例如196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如皋中学高一（3 ）班教室……

那天是周末，不上晚自修。暮色中飘着雪花，是那年的第一场冬雪吧。课桌已被搬到外面走廊上去了，腾出来一片空地，七七八八地摆满了凳子。隔壁4班的同学也来了，当然不是全部，今天晚上的活动是自愿参加，于是有不少人到阅览室去了。

徐尔昌老师来了，他把带来的老式留声机打开，用摇把上紧发条，然后很有风度地摆摆手——顺便说一句，他是我见过的老师中最有风度的一个——说了以下一段开场白：

“今天，我们大家围坐在这里，举行一个简单的唱片欣赏晚会，就好像这中间放着一盆火，大家一边烤火，一边在音乐的旋律中度过周末……”

唱片开始摇摇晃晃地转动了，歌声如长河流水一般从历史的深处款款走来。

在那个年代，可供我们欣赏的唱片自然是很有限的，《黄河大河唱》《毕业歌》，歌剧《洪湖赤卫队》《白毛女》《江姐》《小二黑结婚》选段，还有一些当时尚未遭到批判的电影插曲和民歌。但就是这极其有限的曲目，已足以让我们心醉神迷了。歌声中有一种回肠荡气的力量，叩击着我们青春的情怀，让我们体味着艰辛的奋进和失意的忧伤，还有那种混合着痛楚的愉悦。音乐是多么神奇的东西，它可以让你的灵魂飞升起来，在想象的天地里自由自在地翱翔。每拿出一张唱片，徐老师总要先介绍一下这首歌的时代背景，以及词曲作者的生平和创作风格，侃侃而谈中有一种诗的意蕴，使人怀疑是预先准备过的，是为这场晚会设定的一种主持风格。其中还夹杂了不少很专业的名词术语，让我们感到既新鲜又羡慕。偶尔有雪花从窗外飞进来，落在我们脸上，冰凉冰凉的。很多年以后，我仍然常常会想到那个晚上的雪花，因为它融化在我的脸上，和着泪水一起流下来，流进了我那枯涩的、迫切需要滋润的心田。

最后一支歌是《松花江上》，那是真正的慷慨悲歌。我相信，这时候每个人都憋不住想吼出来。终于，第二段开始的时候，4班一个叫于万太（或者叫于永太，海安曲塘人）的同学首先站起来跟着唱。想不到这个平日里邋里邋遢的小矮个，竟有一副这么好的嗓子。他是真正会唱歌的，我听得出他的声音中有一种很华彩的成分。接着，所有的人——包括徐老师——也都站起来跟着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晚会结束了，我们默默地走出教室。外面的雪下得更稠了，我们踩着薄薄的冬雪走向宿舍，一路上谁也不说什么，似乎仍沉浸在那不绝如缕的旋律中。

我知道，这沉默中浸润着一种感动，在那个时兴用忆苦思甜来激发感动的年代里，我们被音乐感动了。

大半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徐尔昌老师是第一批被揪出来的。班上的同学在大字报中旧事重提，说那次晚会是用封资修的靡靡之音毒害学生。我记不清自己有没有在那张大字报上签字，真的记不清了。

以当时的气候和我软弱的性格，可能会签的。

但那次晚会给予的感动却从此印在我生命的底色上，直到永远……

1976年的爱情

1976年1月，我从师范学院毕业，回到本县的一所农村中学当教师。

农村中学的教师大都是土著，平时住校，一到周末就作鸟兽散。那时候我姐姐在小三线的兵工厂工作，母亲在那边帮助带小孩，老家关门落锁，我回去连饭也吃不上，星期天只能窝在学校里，看书，或者写信。信都是写给同学的，往往是刚刚收到了对方的来信，通报了自己的工作和境遇，说了一堆很小资也很革命的话。我这边也礼尚往来，跟着说一堆很文艺也很时髦的话。这样的信一般通了两三次也就渐渐淡了。从校园走入职场，各人都忙着寻找自己在生活中的定位，那种泛泛的同学之谊，碰上了柴米油盐和仕途经济，往往溃不成军。

天气好的时候，也会骑着自行车出去游荡。大概是二月下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去一个朋友那里喝了点酒，信马由缰地回学校。正是初春时节，田里的麦子返青了，风吹在脸上很软和，自行车走在乡间的土路上，有如毛笔在宣纸上那样熨帖自如。途中正巧遇上了我老家的一个邻居，他说：你也不回去看看，队里在抬屋呢。

抬屋我是知道的，那是为了搞方整化，把住宅都搬到新开的河道两边。河道呈井字形，民居亦排列得横平竖直，如同监狱或者军营一般。能抬走的当然都是草屋，先把土墙放倒，用木杠把房子的梁柱撬起来，然后几声锣响，把全大队的青壮劳力召唤过来，发一声喊抬着就走。那场面很有意思，从远处看，就像一群蚂蚁在搬运一件巨大的战利品似的。

邻居要我顺便回去看看，我就跟着去了。一路上我还问这问那，可一进村子就无语了，因为原先的村庄已经消失了，只剩下我家的三间草屋孤零零地突兀着。消失的不仅仅是房屋，还有树木、竹园、井台和村路，当然还有袅袅升腾的炊烟，还有村头大槐树上的几只喜鹊窠。走在那古战场一般狼藉的废墟上，我心头一阵黯然，从今以后，即使我还能回到自家的那三间小屋，却再也回不到那个我从小撒过欢撒过野也撒过尿的村庄了。

就在我带着几分伤感准备回学校时，一个小名叫二小的大男孩走进了我的视线。二小是个早产儿，稍显弱智。他弱智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人过分热情，不该他热情的事他也热情有加，弄得人家很烦。但历史证明他这次对我的热情却怎样评价也不为过高。他告诉我，春节期间，他在队长家曾看到我的一封信，由于我没有回来，所以那信也就一直在队长家的窗台上搁着。他当然要自告奋勇地去给我拿。

二小当下就屁颠屁颠地往队长家去了。我想，大概是班上哪位同学的来信吧，毕业前，我在写临别赠言时都留了家庭地址的。

少顷，二小又屁颠屁颠地把信拿来了，并且向我炫耀：几个孩子正要撕开来做纸飞机呢，幸亏他去了。

果然是班上一个同学的信，由于放在窗台上时间长了，信封上的笔迹已经褪色。

一个人的一生中会碰到好多种因缘凑巧的事，1976年2月下旬的那个黄昏，我碰到了这辈子最愿意碰到的一种。

因为，那个写信的女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香　水

上世纪1997年发生的事情，现在似乎都印象不深了，虽然其中有几件算得上是共和国历史上的宏大叙事，例如年初有一位伟大级的老人离去了，夏天又有一场普天同庆的“回归”盛典，但对于一个小人物的个体生命来说，这些都关系不大。承平年代，人们只知道埋头过自己的小日子；只有到了民族危亡的时候，人们才会意气风发，随手扔一块石头就能砸着一个忧国忧民的政治家。

倒是有一件小事，后来一直耿耿于怀。

那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和几个朋友去瞻仰刚落成的灵山大佛。先前已经听说大佛的风水极好，“前有照，后有靠，左青龙，右白虎”。但当时的灵山正值草创，一切都是粗线条的，也来不及刻画和润色。一圈走下来，景区内竟连巴掌大的一块水面也没有。而作为大佛背景的山峦上，更是光秃秃的没有一丝绿意。我把这感觉对一个朋友说了，认为有点遗憾。朋友看着我，很认真地说：站在大佛的眼皮下面，不作兴的。

“不作兴”是我老家一带的方言，意思大致和不应该差不多，但比不应该的语境要更严肃一些。

他这么一认真，我也不由得认真起来，觉得自己确实“不作兴”的，心中好一阵懊恼，甚至有点诚惶诚恐。诚惶诚恐其实掩盖着某种隐秘的欲望，生怕因自己的不敬而遭到神灵的怪罪。那时候我47岁，当然不算年轻，但也不曾老，所谓欲望还在潜滋暗长。深秋的况味本来就很萧瑟，那萧瑟竟如暮色一般弥漫在心头，一直挥之不去。

15年后再到灵山，虽然时令刚过白露，四近的山峦一派苍郁葱茏，但我的个体生命已近晚秋。晚秋是褪去了浓艳和浮华后的朴素，有一种干净透明的简约之姿。陈道明整天在广告中说：简约而不简单。似乎这两个词代表着两种高下立见的品位。其实在我看来，也差不多。人一旦活得简单了，也就自由了。去除芜叶，脱略华茂，有如三秋之树，何其轻松！因此，站在大佛的眼皮底下，庄严之感有之，诚惶诚恐则未必，因为我只是来寻求一份心灵的澄明清静，并不想在这里许愿投资、希冀得到丰厚的回报。我佛智慧，想必也是不会喜欢那些逐利之徒的吧。

这些年灵山踵事增华，美轮美奂的梵宫是世界佛教论坛的永久会址；南传佛塔、降魔石窟、九龙灌浴、阿育王石柱等诸多景致各具神韵，成就了佛教文化与古今建筑艺术的珠联璧合；新近落成的五印坛城则是一座藏传佛教风格的艺术殿堂。尤其让我眼睛一亮的是，五印坛城的四周环绕着一片水域，虽说不上浩阔，却也沧浪润泽、清灵可人，蒙蒙细雨中，倒映着那红白相间的建筑轮廓。闲心对定水，清净两无尘，少顷，眼前竟有些恍惚了，令人有浮生若梦之感。一问，说是叫“香水海”。

为什么叫“香水海”呢？

我心头隐隐被触动了一下，似乎有了某种预感。

回到宾馆找资料一查，这个“香水海”果然是有来头的。佛经记载，世界的中心是高与天齐的须弥山，四周环绕着八山八海。除最外一重海水苦涩难饮外，其余七海中尽是清香四溢的八功德水。故称“香水海”。

答案找到了，我惭愧得恨不得一头撞到墙上去。

前些时我正在写一本历史文化方面的长篇散文，其中说到历代王朝为了解决财政危机，以发卖度牒的方式圈钱。度牒是出家人的身份证明，有了这份证明便可以免除租税徭役，犯了事还可以逍遥法外，就像《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和武松那样。安史之乱时，唐王朝“军兴用度不足”，禅宗六祖慧能的弟子神会在北方大张旗鼓地推销度牒，为唐肃宗募集军饷，称之为“香水钱”。行文至此，我就抓住这个“香水钱”大做文章，望文生义地说了以下一段不负责任的话：

“我一直弄不清这个‘香水钱’是什么意思，出家人为什么要以这种带着暧昧的闺房气息的名义向朝廷献媚。但宗教和皇权的互相借重却又一次得到了证明。神会后来在宗教界的地位迅速上升，与这笔‘香水钱’不无关系。所谓‘沙门不敬王者’只是一种装模作样的姿态而已，就像某些知识分子的假清高一样。”

完全是信口雌黄地洒狗血。一个神圣的带着普度众生意味的佛教用语，在我笔下，竟然变成了给皇室后妃们买香水脂粉的零花钱，变成了一个“带着暧昧的闺房气息”的贱词。在此之前，我在一篇关于洛阳的文章中，写到当年为了建造龙门石窟中的卢舍那大佛，武则天慷慨解囊，赞助“脂粉钱”二万贯。我为这笔“脂粉钱”曾洋洋洒洒地发了一番议论，且认为这是武氏僭登帝位的“政治献金”。现在看到了这个“香水钱”，就想当然地等同于武则天的“脂粉钱”。为文者如此轻率，实在是要不得的。

与香水海相对应的是苦水海。无论今生还是来世，谁都不愿蹈入苦水海的。幸好，在环绕世界中心的八片海水中，有七片是香水海，只有一片是苦水海，非常7+1，黄金比例。佛家有“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说法，那是劝导人心向善、顺其自然的。也就是凡事须放得下、想得开、看得透、莫强求，这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因为所有的苦，说到底都是自找的，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现代人常说“纠结”这个词，什么叫“纠结”？就是你越是纠缠不放越是解不开心结。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非常7+1是很有道理的，说明人生中还是苦少乐多，前提当然是你自己放下了，想开了，看透了，不纠结了。一旦做到了这些，生命就将沐浴在芳香四溢的八功德水之中，那大概就叫幸福吧。

幸福是人类生生不息的追求，但幸福这两个字连用，大抵还是宋代以后的事，而且原先是把“幸”字作动词的，有“祈望”之意。最早用这个词的可能是那个古板的史学家司马光。唐宪宗李纯热衷于迎佛骨，想长生不老，为此还差点把劝谏他的韩愈处以极刑。“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样漂亮的诗句就是韩愈在流放潮州的路上写下的。但这个宪宗皇帝最后却未能安享天年，他四十来岁就被宦官杀死在寝宫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幸福而祸，无亦左乎。”求福而得祸，实在是事与愿违啊。那时的幸福是一个动宾结构，祈求福泽的意思。现在的幸福当然就是幸福了，没有祈求的意思，但祈福之风却方兴未艾。这些年来，幸福成了最时尚的流行语，也因其时尚而迅速贬值。某些机构热衷于每年搞什么“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评比，我所生活的这座小城也曾多次与有荣焉，这当然是很牛逼的，但我一直对此不以为然。幸福是每个人的主观感受，就像鞋子大小自己知道一样，凭几张抽样调查就搞定了千百万人的内心感受，你那个幸福也太不靠谱了。我可以武断地说，在我们这个浮躁的世界里，恰恰有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不够幸福，因为他们幸福的标准是“比别人幸福”。这一“比”，就把自己的幸福感“比”下去了，也“比”得自己欲火中烧。

“欲火中烧”这个词不好，我很不喜欢。估计佛祖也不会喜欢。佛教本来是讲求修持、讲求静悟的，这一点和儒家的“思无邪”有相通之处。但不少朝圣的香客都怀着一种投资心理，期望在这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在一个著名的宗教圣地旅游时，就曾看到同行中有人刚刚在佛像前捐了钱、许了愿、诚惶诚恐地跪拜如仪，屁股一转就在手机里布置怎样巴结上司、倾轧同僚、接洽受贿事宜，其神采之飞扬似乎刚才对神灵的贿赂助长了他的底气，让他更加有恃无恐。于是衮衮诸公滚滚而来，大大小小的佛像前香火繁盛，四面八方的朝拜者摩肩接踵。而寺庙里的僧侣也俨然祭司，成了沟通人神之间交易的掮客，无论你求子求财、做官考学、消病除灾以至婚嫁就业，均可受理。如果出了足够的钱，你甚至可以被安排到里面的密室里，有香茶伺候，有高僧洽谈，就像只要腰包鼓突就可以进入股票市场的大户室或KTV的豪华包间一样。看到这样的场景，有时我会想：神灵从来不会保佑世俗的欲望，只会保佑善良和爱。道理很简单，佛祖秉持的是众生平等，大公无私，怎么能容忍你和他进行这种市侩式的投资交易呢？反过来说，如果任何人只要在他面前有所奉献就能遂其所愿，那岂不是证明了佛祖也是个见钱眼开、看人下菜碟的势利眼？一个势利眼的佛有什么资格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有什么资格享受人们千秋万代的崇拜呢？

这样的当然有点大不敬了。

晚上，我一个人又去了香水海，四近的灯光映在海面上，摇动着轻盈的微光。伫立良久，我真的闻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那是桂花的香气。一场小雨，转眼间就是秋天了。

高尔基不喜欢的房子

高尔基故居博物馆的不远处是一座教堂，那华丽的尖顶在午后的阳光下折射出一派温煦宁静的铁锈红，让人们不由得会想到管风琴伴奏的唱诗班，还有列宾的油画和柴可夫斯基的一段大提琴协奏曲，心灵隐隐地为之感动。博物馆的主人站在门前的草坪上，开场白便是从那里开始的：“马路对面是莫斯科最著名的教堂，当年普希金和冈察洛娃的婚礼就是在那里举行的。那是一座典型的古典风格的建筑，而我们面前的这座小楼则是现代风格的，它出自一位著名的建筑师的设计。但高尔基不喜欢这座房子。”

主人就这样结束了开场白，然后双手一摊，把我们领进了那座三层小楼。他最后的那句话似乎带着总结的意味，又仿佛是故意留给我们的一个悬念。于是，走在小楼的每个房间里，我耳边似乎总是回响着主人的声音：“但高尔基不喜欢这座房子。”

高尔基为什么不喜欢这座房子呢？

这是一座很有来头的房子，它原先的主人是俄国最大的富豪，经营了很多工厂、矿山，还有铁路。十月革命后，这里成了布尔什维克新贵们的子弟幼儿园，包括斯大林和伏龙芝的儿子都曾在这里接受过启蒙教育。和它毗邻的则是小托尔斯泰的故居。后来，这里又成了苏联文化部门的外联部。再后来，是斯大林亲自决定，让作家高尔基住进了这里。当时高尔基的声望很高，几乎可以说是大红大紫（他的名字曾命名了一座城市和莫斯科的一条主要街道）。高尔基是一个可以在心灵深处自我灌溉、进而获得丰收的作家。在一楼的写作间里，我们似乎开始触及了他的内心世界，那里陈列着大量东方的工艺品，主要来自中国，也有来自日本的。于是有人认为，高尔基不喜欢这座房子是因为不喜欢现代建筑风格的浮华，他喜欢古典，崇尚那种质朴自然的东方神韵。对于作家来说，那是一种清凉的注视和天机浅显的提醒：最单纯朴素的东西，往往是最前卫最富于艺术魅力的东西。这种现代人刚刚开始意识到的思想，高尔基当时就有了。

若果真如此，那我们真应该为作家的晚年庆幸，因为这种“不喜欢”仅仅限于审美层面，还不至于酿成痛苦，至少不会酿成大痛苦。

但后来罗曼·罗兰走进了这座小楼，并且在这里住了一个月。罗曼·罗兰是西方世界中对十月革命怀有好感的作家，他对斯大林的评价也颇高，不然斯大林不会同意他进入苏联，更不会同意他进入高尔基居住的这座小楼。但一个伟大的作家首先是一个诚实的人，罗曼·罗兰回国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高尔基是被装在一只金丝笼子里的熊，在他住所的每一扇大门背后都有窃听的耳朵。

现在我们知道了，高尔基的秘书是一名克格勃（但此人后来在肃反中又被作为人民公敌而镇压了）。当时，任何人要会见高尔基，都必须得到他的同意。走进大门一侧那间小小的秘书办公室时，我下意识地往大门背后看了看，似乎仍能感到从那里射出的一瞥阴冷的目光。要知道，高尔基的孙女是贝利亚的儿媳妇，而贝利亚又是克格勃的总头目。秘书这样干，显然是得到斯大林授意的，不然他没有这样的胆子。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把高尔基迎回苏联，给他很高的待遇，是为了让他写《斯大林传》。高尔基似乎答应了，但又一直没有写，是虚以周旋的意思。于是，他就只能一直生活在金丝笼子里。

高尔基为什么一直没有写《斯大林传》呢？博物馆的主人认为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1.精力和身体问题；2.才气衰退；3.怕写得不合适，斯大林不高兴；4.从心底里反感斯大林，不愿意为他歌功颂德。至于这四个原因孰轻孰重，主人没有讲，但他接着又讲了这样一个情节，似乎有注释的意思：前些时在档案中发现了一封当年高尔基写给斯大林的信，内容不详，但大致可以肯定不是为斯大林唱赞歌的。因为高尔基的声望那么高，如果是一封拥护斯大林的信，早就该公之于众了。以此推之，那里面的内容大概是持不同政见的。

一个表面上大红大紫的作家，却原来生活在这样阴冷的囚笼里，他内心的那种大痛苦谁能理解呢？“高尔基不喜欢这座房子”，他当然不会喜欢。如同一片树叶可以证明一个季节一样，有时候，一个人就是对一个时代的证明。高尔基和这座他不喜欢的房子，证明了苏联历史上那个独特的时代。

第三辑　英雄赋

英雄赋

一

圣彼得堡八月的阳光是柔和而明净的，一如滨河街两侧那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流溢着宁静与明朗的情调。风从涅瓦河上款款而来，不经意地抚弄着行人的衣角——这里人们的神态也是悠闲而散淡的，不像莫斯科人那样行色匆匆。他们用不着那么浮躁，莫斯科是政客和商人的舞台，用圣彼得堡人的话来说，那是一只外表美丽的彩贝，内里却腐烂发臭了。圣彼得堡人自矜的是一种很有底气的雍容优雅，虽然这中间带着几分古典，几分慵懒，令人想起油画上那个叫叶卡特琳娜的贵妇人。

但，圣彼得堡决不是一座女性化的城市。

只要稍稍走进城市的深处，你就会发现，这里的纪念性建筑大多是与战争有关、与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著名统帅有关的。冬宫广场上的亚历山大柱是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的产物，你简直无法想象，这座高度为47.5米，直径近4米，总重量达600吨的庞然大物，竟然是用整块的花岗石雕成的。十二月党人广场上的青铜骑士像堪称俄罗斯民族雄性的徽章，彼得大帝那燃烧着征服欲望的目光坚定地向着大海，向着远方，那目光曾激起青年普希金嘹亮的诗情。战神广场——来源于罗马战神的名字——坐落着库图佐夫和苏沃洛夫的塑像，他们的名字都曾经和一代天骄拿破仑联系在一起，让人们想起19世纪初叶欧洲战场上那一幕风云际会的壮丽景观。就连交易所大楼前耸立的圆柱上面，也装饰着金属船艏的模型，因为在古希腊时代，斯巴达人喜欢把战败船的船头钉在圆柱上，作为海战胜利的象征。

这是一座崇尚英雄的城市。

离开圣彼得堡时，我买了几块“青铜骑士”的袖珍铜版画。莫斯科没有这种分量的工艺品，那里的自由市场上泛滥着白桦树制作的套娃。

也许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触摸这两个带着几分古典色彩的、质感有如青铜雕塑一般的字眼：英雄。

是的——英雄！

二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正在逐步沦入平庸。

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时代，一个大家伙儿彼此彼此的时代，一个既没有奇迹也没有权威更没有大喜大悲的时代，一个许多人白天忙着挣钱晚上坐在电视机前嗑瓜子的时代。因特网，牛仔裤，可口可乐，卡拉OK，当然还有壮阳药和新一代避孕用品，所有这些，从总统到打工仔都可以平等地受用。《给咖啡加点糖》《爱情麻辣烫》《来点盐，来点醋、来点芝麻酱》，连影视剧的名字也这样有滋有味。但太讲究滋味又恰恰导致了味觉感官的退化，反倒觉得什么都没有滋味了。大家见了面，无非是“吃了吧？”“发了吧？”“离了吧？”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到处弥漫着一团混沌和暧昧的气息。如果我们没有“铜琶铁板唱大江”的雄迈，那么有一点“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情致也是好的，可是没有。我们当然有诸多的不如意，但绝对没有愤怒，因为我们连愤怒的表达方式也要看别人的脸色，要别人画圈同意。长此以往，甚至连哭和笑都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拥有的只是默默抽泣和莞尔微笑，却失却了可使灵魂沐浴的痛哭和能叫人身心解脱的大笑。大众传媒平均每三天推出一个超级巨星，然后又用花边新闻把他臭上一顿悄悄地遗忘。比尔·克林顿似乎风头正劲，他先用自己不安分的阳具把世界搅得一惊一乍的，让电视机前的人们很兴奋了一阵，然后又在巴尔干半岛捣浆糊。其实那种按照计算机程序进行的轰炸根本算不上战争，也无法令人产生那种“我自横刀向天笑”或“乾坤忒重我头轻”之类的情怀。权势者和巨富当然到处都在雨后春笋般地滋生，但我们这个社会似乎只有暴发户而没有贵族，只有奢侈而没有享受，只有嗜好而没有审美。

没劲！大家都这么说。

庸常寂寞中，我们呼唤英雄，呼唤那曾作为世界历史脊梁的巨大身影，呼唤那光芒绝世的人格精神和意志力量。

哦，久违了，英雄，尔等别来无恙？

呼唤英雄是对历史深情的凝视。因为历史曾被一个个英雄的名字定格，他们是横空出世的群山，负载着一代又一代的盛衰兴亡，即使过时了，那伟岸的身姿也不失原始的峥嵘。他们是奔湍的长河，以喧天排空之势留下了悠远的回声，即使枯竭了，那萧索的河床也能证明其当年的浩阔。

呼唤英雄是对生命激情的倾慕。没有哪一种伟大和深刻是从肖小庸常中滋生的，如同瀑布的落差产生势能，在英雄们身上，这种激情无一例外地体现为一种生命本体的强悍，一种追求卓越的天性，一种舍我其谁的历史主动精神，一种义无反顾的道德力量。激情，使英雄受孕，那轰轰烈烈的诞生是人们无法向平静的日子索取的。

呼唤英雄更是对现实世界深刻的悲凉与失望。当萎靡不振的精神披上“太平盛世”的大氅，当一个三流歌星也让少男少女们迷恋得死去活来，当“伟哥”的发明者堂而皇之地登上诺贝尔奖的庄严殿堂，回眸英雄的身影，怎不令人有怒发冲冠，拔剑斫地之慨？“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绝不是一个东方民族古典的绝唱。

三

崇尚英雄当然不是崇尚名人，崇尚功利，崇尚权威。至少不全是。

且不说名人的出名有各种途径，特别是在一个大众传媒高度发达，整容包装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诞生一个名人简直有如探囊取物一般倚马可待。也不说名人的质地有高下之分，青铜、岩石、水泥、泡沫塑料等等都可以“制度”为偶像，甚至儿童用尿泥也能捏出几个有鼻子有眼的玩意来。就是那些货真价实的名人，尽管他们的光环来自其迥出时流的品格，恐怕也很难把他们归入英雄一类。

例如雷锋。

他当然算得上名人，而且当之无愧地算得上是青铜石雕质地的名人。

但我只承认他是一个打着那个时代烙印的人道主义者。雷锋的人格精髓就是那广为传颂的四句话：对待同志——对待工作——对待敌人——对待个人主义。现在看来，这“春夏秋冬”似乎过于四季分明了些。例如，即使是面对敌人，也有个政策界限问题，更何况在那个时代，“敌人”这一概念本身就相当含混，有时甚至指鹿为马。又例如，个人主义这一笼统用语中的权利与义务，是不是应该“秋风扫落叶一样”一风吹，也是大可分析的。但雷锋想不了那么细，因为他把这些分析都推给了他的上级。他是正直的，善良的，勤勉热情的；同时又是驯服的，忠诚的，知恩图报的。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小战士，一切都是那样朴素而透明，我们不能苛求他具备多么深刻的理性思考或历史主动精神。雷锋死于1962年，当时二十二岁。设想一下，如果他活到“文革”，二十六岁的雷锋将如何走过他的“春夏秋冬”四季情感呢？他或许会一边去公共汽车或火车站上扶老携幼做好事，一边又得急匆匆地赶去参加批判会。他或许会有很多困惑，但他肯定会用流行的政治信条来战胜自己的困惑，因为那些大抵都是可以归入个人主义或温情主义之列的。我不愿再想下去了，这样的推论实在有点残酷。

雷锋属于那种在任何时代都会闪光的好人，他不是高山大海，而是淹没于草丛中的路标，指向一种高尚纯粹的人生。这样说不是对他的贬低，恰恰是对他人格精神的欣赏。

那么功利呢？我们难道能撇开功利来谈论英雄吗？

是的，英雄绝不会排斥功利，比之于常人，他们有着更多的对自我价值和人生成就感的关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们天生就是自命不凡的一群。但这种关爱的指向应该是民族、历史、生命之类的大命题。因为指向过于阔大，他们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中外远古神话的主角大都是这样的悲剧英雄，这中间，我特别欣赏夸父，这位壮士的行动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他只是不停息地追赶太阳，一路上喝干了黄河和渭水，还不解渴，又向一个大湖奔去，最后渴死了，弃杖化作一片桃树林。你说他有什么功利目的吗？似乎没有。他只是体现了一种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与超越精神，一种不屈不挠的生命意志，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光荣与梦想。要说功利，这是一种足以涵盖整个人类精神的大功利。夸父追日的意境很美：西沉的夕阳，巨人饮于河渭又北奔大泽的身影，弃杖化为桃林的富于诗意的结局。为什么是桃林而不是其他什么树林呢？这恐怕也体现了一种美的选择：让英雄的葬礼达到美的极致，这是壮美和优美的统一，是轰轰烈烈之后的灿烂与宁静。在这种大美面前，世俗中那些浅薄的大红大紫还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财富、权势、女人、玉堂金马、礼炮鲜花，还有悼词和哀乐，这些与崇高无涉，与精神超越无涉的功利，都只是过眼烟云而已。我向来不大欣赏中国历史上那一类功德圆满的大人物——宰相，即使是那些口碑很不错的宰相（王安石等少数几个除外），我也很难承认他们是英雄，因为他们大都是一些精于利益计算的世故老人。不错，他们是兢兢业业的，但他们缺少在历史关键时刻仰天长啸的精神脊梁；他们是富于智慧的，但没有诗意的智慧终将异化为一种苍白的精致；他们也往往是雍容大度的，但所谓的“宰相肚里能撑船”恰恰成了明哲保身、见风使舵、圆滑如珠等等职业技巧的大杂烩，而鞠躬尽瘁说到底也只是一块徒有其表的功德牌坊。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与英雄休戚相关的问题——权威。

权威是什么呢？是一种威慑力。封建社会的帝王大都是权威的体现者，因为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举手投足都可以“威加海内”，将亿万人的意志统一在个人的喜怒好恶之下，但他们中间真正称得上英雄的实在寥寥。权威的主体是权力，一种由血统和地位赋予的法力无边的魔杖，权力一旦消失，权威便悄然坍塌，这就是权威的概念。

英雄无疑需要权威，历名上的英雄几乎无一不是权威主义者，他们的事业也无一不是睥睨一切的伟大表演。但仅有权威还不够，英雄是一种光彩照人的人。他们身上的光源是一种称之为威望的综合魅力，这和他们的血统、地位没有关系。英雄的主体是人，是人的意志、才华和人格力量，因此，平民布衣中亦有英雄。秦始皇三十七年十一月，嬴政南巡至会稽，项羽在人群中看到那翠华摇摇的威仪，不由得脱口说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也。”这无疑是一种英雄意识，他守候在历史舞台出口处的身姿是何等跃跃欲试。而在类似的场合，另一些人的姿态就猥琐多了。汉光武帝刘秀当初在家务农时，听说城里有个叫阴丽华的姑娘长得很漂亮，便私心悦慕。来到长安，看到为皇帝出行开道的执金吾衣甲鲜明、神气活现，也心向往之，于是感慨道：“当官要当执金吾，娶妻要娶阴丽华。”和项羽相比，他的感慨就显得太“红薯腔”了。当然，刘秀后来发迹了；他自己当了皇帝，既娶了阴丽华等一群女人做老婆，又有执金吾为他开道，而豪气干云的项羽后来则四面楚歌，自刎乌江。但历史却用青铜铭记着，项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而刘秀则不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成功，浮浅的成功如同浮浅的失败一样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历史的成绩表上向来忽略冠军以下的名次，只有超拔卓绝的成功（或失败）才能真正留下一点痕迹。而英雄们所追求的，正是这么“一点痕迹”。

那么，英雄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

有人把英雄定格为事变性人物，这是一种把英雄泛化的指认。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外国童话中那个以手指堵住溃堤孔隙而拯救了全城的荷兰儿童。这个小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禀赋，他的全部条件不过是：一只手指和恰恰经过那里的幸运机遇。不错，这个事件本身关乎全城人的生命，称之为“大救星”也并不为过。但我们却无法承认他就是英雄，因为英雄的概念中不仅包含着适逢其时的机遇，更应包含着某种非凡的才能。

在《历史中的英雄》一书中，悉尼·胡克是这样说的：“英雄就是具有事变创造性并且能够重新决定历史进程的某些人。”

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下的结论，但在我看来，他无疑是对的。

因为，我们从中听到了那种轰轰烈烈的巨人的呼吸……

四

“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有一位哲人这样说。

这里说的是一种英雄意识，正是这种高昂的主体意识，使得他们从肤浅而平庸的生活常态中脱颖而出，有声有色地走向历史舞台的前沿。

当然，具有英雄意识不一定都能成为英雄，这是肯定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不具有英雄意识的人绝对不会成为英雄。

也就是说，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

英雄意识选就了一种非常人格：坚毅、果决、眼界高远、超人的意志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胆略。当然还有那永不枯竭的激情和野心，等等。所有这些，就其原始意义来说，都是首先应该属于男性的。

是的，所谓英雄意识，首先是一种男性的自觉；而英雄的品格，其实是一种旺威的男性生命力的张扬。

1961年9月，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期间发生了一段有意思的小插曲。一天晚上，蒙哥马利在街头散步时走进了一家小剧院，当时剧院正在演出《穆桂英挂帅》。中间休息时，蒙哥马利退了场——他不喜欢这出戏，理由是：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也不是真正的女人。当时中方负责陪同的熊向晖将军当即反驳他说：英国女王也是女人，按照英国的体制，女王是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位退役的陆军元帅一时无言以对。

熊向晖的反驳固然没有错，但是他似乎太富于民族意识了。蒙哥马利其实是站在一种性别的立场上讲话的，他发表的是一则“男人宣言”。他的无言以对并不是理屈词穷，而是无法置辩，因为辩论实际上是在两条平行线上进行的。老实说，我很欣赏蒙哥马利的这两句话，它不仅体现了一种男性的自觉，还闪现出一种喷薄跃动的自负，作为二战英雄，一个有质量的男人，他有资格这样自负。这当然不是藐视女性，但女性应有女性的品格，所谓男女平等并不是说要取消性别差异，恰恰是应该让男人更像男人，女人更像女人。

那么，这种“像”应该是一种什么姿态呢？

归根结底，男人注重的是：被人承认；女人注重的是：被人爱。

注重被人承认，他们追求高山般的雄峻。男人原本是一种力，一种充满了主动精神的外展之力，他们用创造和事业来印证自己的力量。因而创造和事业天然地带着男性的气质，带着男人向外拓展的时空感觉。注重被人爱，她们追求苍原般的诗性。女人的天然气质是艺术化的，爱本身就是艺术，它排斥任何功利。如果它一旦和功利结合在一起，首先伤害的是它自己。将女人看作爱和美的化身是对女人的最大尊重。

因此，有人说，男人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

我不否认女性中曾走出过不少英雄，但我可以说，历史上的女性之所以成为英雄，就在于她们身上具备了某些本来属于男性的品格。也就是说，她们已经男性化了。蒙哥马利当然对中国历史不尽了解，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凡是出现女英雄的时代，大都是国势萎靡，男人们不中用的时代，于是只好由女人站出来替代本应由男人承担的角色。例如《穆桂英挂帅》的那个时代——北宋。

一个人的性格即是他的原始生命力，即是他的命运。而英雄的性格，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时代的性格和历史的命运。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是湘江击水时的青年毛泽东。

真可谓豪气干云，气可吞天。

五

毛泽东把自己形容为打着一把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其中还包含着一种人类最普遍的生命体验：孤独。如果说有所谓人人生来平等的东西，那么孤独就是其中之一。对于每个人来说，孤独与喷嚏一样无法避免。但孤独有真孤独，亦有假孤独；有大孤独，亦有小孤独。有些孤独只是个体孱弱的人在自然伟力面前的一丝颤动，或是人与人隔绝后的一种惶然，或许干脆只是“小园香径独徘徊”那样的闲适无聊。有的孤独则如陈子昂所体验的那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孤独的极致。

英雄人物的孤独是一种真正的大孤独；一种超越了闲适，超越了寂寞，也超越了蜗牛角上的较雌论雄的孤独；一种权力金字塔顶峰上统摄万物又四顾茫然的孤独；一种进入了未知和创造的高寒区欲行还休、欲休还行的孤独。他们是如此杰出，又是如此自命不凡，在自己的周围，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比较，他们不能同任何人真正的辩论，也不能向任何人证明，向任何人表白。高高在上的处境和恣意妄为的权力，使得他们一举手一投足都被赋予了某种超乎寻常的意义。有如金庸小说中那个叫“独孤求败”的“寂寞高手”，他们独立孤峰，环顾八荒，只能仰天长啸听取自己的回声。

这是一种怎样令人窒息的大痛苦！

但也不全是。

孤独，有时亦是伟人们刻意夸饰的结果。因为生命原本包含着世俗的人间烟火，放弃对意义的追求是平庸，而一举手一投足地追求意义则是不真实。承认和正视一个人的弱点和局限性，即是承认和正视一个人的生存方式的独特性。可惜天下苍生却不愿这样承认和正视。想当年，美国总统林肯在剧院看戏时遇刺身亡，曾引起了多少人的诟病：“我们哀悼的总统竟倒在一家剧院中，真是令人遗憾！”哀悼在这里变成了檄文，而死者却是美利坚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林肯是一位平民化的总统，但“平民”们却偏偏固执地认为，总统应该处在更有“意义”的场所，即使是死。这是林肯的悲剧。“没有神秘就无威信可言。”这是戴高乐的名言。因此，人为设置“审美距离”便成了政治家们一种自我神化的狡黠。在他们那里，孤独成了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承受着它那令人窒息的压迫，一方面却享受着那带着光环的神秘感。

沃尔科尔诺夫的《胜利与悲剧》实际上是一本斯大林的评传，一开始有这样的一段描写：

“斯大林生命垂危，他躺在孔策沃别墅餐厅的地板上，中风已有好几个小时了，但总书记身边没有任何人。最后，他的警卫人员在别墅外听不到动静，感到焦急不安，才提心吊胆地走了进去。但是他们无权立即请医生，这需要贝利亚亲自命令才行……直到过了10～12小时，神色慌张的医生才被带到生命垂危的领袖面前。”斯大林在极度孤独中死去，这样的死本身就有着耐人寻味的象征意义。他的死并不是因为病情的无可救药，而是死于他自己所构建的某种秩序，这种“秩序”最终把领袖本人也当作了人质。领袖的权力太显赫了，以至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权力黑洞，任何人走近这里就会失去正常的心智和能量，只能在那巨大的惯性中手足无措地梦游。

斯大林死后，人们在登记总书记的财产时发现，这件工作实在简单不过。除了一架公家的钢琴外，这里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具，也没有一件可以称得上古董的东西，甚至没有一幅“真正的”画。墙上挂的是普通木框镶嵌的纸印复制品，只有挂在客厅中心部位的那幅放大的照片制作得精致些，那是乌里扬诺娃1922年9月在哥尔克拍摄的，上面是斯大林和列宁——当然，后来人们知道了，那幅照片是通过剪接而伪造的。

也许，对斯大林来说，权力才是永久的财富。置身于权力“黑洞”中的斯大林当然是孤独的，但他排遣孤独的方法恰恰又是乐此不疲地挥霍权力。你看，他正在批阅伏罗希洛夫送来的公文，要他处理的事情真是无奇不有：有的要求批准免除拖拉机手和康拜因手们的军事训练；有的建议给工农红军盖几幢新的营房；有的传来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报纸的花边新闻；有的报告第26骑兵团团长与特派代表之间的误会；还有的谈到有必要扩大飞艇制造业，以及正在建设的新国防项目的情况，如此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中间有些鸡零狗碎的事情，难道都非得总书记亲自处理不可吗？但斯大林喜欢这样做，这是他的乐趣。当然，“乐此不疲”只是一种说法，他实在是太疲惫了，太需要调剂一下神经了。这时候，他会把注意力转向一些极其细小的事情，并且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此刻，他突然对一份女教师的申诉电报发生了兴趣。他沉思少顷，向工作人员口授道：

梁赞省萨索夫斯基区书记

普罗相内耶·波利亚内村：

收到女教师施林斯卡娅拍来的一份电报，要求保护一个鞑靼学校的女教师……请立即加以干涉，阻止对施林斯卡娅采取任何暴力，并把结果报告中央。

中央书记　约·斯大林

其实这位女教师所反映的问题并不很严重，区里的一名特派员要求她交出一个“谁也不需要”的柜子，而女教师则认为这是妨碍了她“平静地工作”。这种事，怎么说也只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如果我们再看看这件事发生的时代背景——1938年，便觉得女教师的要求简直近乎奢侈。在苏共历史上，1938年意味着人人自危的清洗和血雨腥风的肃反，意味着黑名单上一批又一批被关押和处决的老布尔什维克，意味着数百万人的流放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向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那时候，斯大林每天该会收到多少申诉！可他从来连眉头也不皱一下。而现在，一个叫施林斯卡娅的女教师的遭遇却牵动了他的目光。他向秘书口授批复时是那样郑重其事，甚至有几分兴奋。他无疑从中得到了一种快感，这种快感驱除了包围着他的孤独：我能拯救他们，他们会为我欢呼的……

女教师施林斯卡娅肯定会为斯大林欢呼的，她有没有给领袖再写一封感恩戴德的信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对于斯大林来说，这只是一种专制政治的小点缀，点缀使血色专制透出几分亮色、几许人情味，而小民们则在这点可怜的亮色和人情味面前顶礼膜拜。这样偶尔为之的小点缀，我们在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专制者那里也都可以拾掇到一些。有时候，他们会故作惊人之笔，把一件小事渲染得沸沸扬扬，以显示自己的明察秋毫和爱民如子，而专制者铁青着的面孔也因之变得“慈祥”起来，他们是苍天，是救星，是流动在老百姓愁眉苦脸上的圣眷之光。

我们憎恶这种“慈祥”的小点缀，更甚于憎恶那铁青着面孔的血色专制。

关于斯大林，最后我觉得听一听希特勒的评价也许不无意义，希特勒曾在日记中一一评价过他的几个主要对手：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他是不怎么把前两位放在眼里的，但对斯大林的评价却极高，这是因为，斯大林具有一种钢铁般的意志力量。

仅凭这一点，斯大林仍然无愧于英雄。

而这一切，最初的发端似乎就是7月8日深夜的那个电话。

人意乎？天意乎？

六

历史上真正称得起大英雄的其实屈指可数，这些人又大都年寿不永，例如，亚历山大，33岁；恺撒，56岁；拿破仑，52岁；彼得大帝，53岁；林肯，56岁；列宁，54岁。斯巴达克思生辰不详，但恐怕也不会超过50岁。粗略看去，这中间以五十来岁的居多。对于英雄们来说，这大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年龄段。

乍一听，这话似乎有点刻薄，其实不然。

五十来岁正值人生的壮年，也正值生命和事业的巅峰状态，这时候撒手人寰，后人往往为之扼腕叹息。其实，这样的结局实在是所有死亡类型中最壮美的一种，逝者死于生命的亢奋与张扬之中，不必为结局的幻灭而齿冷心寒；生者熟谙了他们最为生气勃勃的风采，也不必为老之将至的龙钟昏聩而忧伤。如此之美境，孰能过之？

早死，有时其实是一种幸运，英雄尤其如此。

最美丽的死亡，是在生命的巅峰状态。大山峻岭是在最巅峰状态时死去的，它们抖擞身姿，把自己最超越的瞬间定格下来，成为傲视平川的伟岸；雷鸣闪电是在最巅峰状态时死去的，在撕碎自己的同时，它们轰轰烈烈的巨响和刺破苍穹的辉煌也达到了极致，令天地万物为之惊心动魄；宇宙星辰是在最巅峰状态时死去的，在一次决定性的大爆炸中，它们把自己变成了能量，变成了穿越时空隧道的光，让人们千秋万代地遥望和探索。它们都懂得怎样死得壮美，死得永恒，死得适逢其时。

历史上的有些人本来也可以让后人仰视的，只是因为他们活得太长了。

汪精卫当年曾因谋刺摄政王事败被囚，在狱中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样慷慨壮烈的诗句。看来他确是决心赴死的。那时的汪氏才华倜傥，意气横陈，革命志士加东方美男子的风采令多少国人为之倾倒！如果这时候他被砍了脑袋，倒真是成全了他，在共和英烈的记功碑上自然少不了他的名字。只可惜清政府刀下留人，一定要让他活到几十年以后，以民族巨奸的臭名而著之青史。

这是该死而未死的悲剧。

中国封建帝王中最糟糕的是两类人，一类是老人，一类是小孩。其实在小孩背后的，还是老人（元老辅臣及太后之类）。中国封建社会中盛衰落差最大的又往往是这种时期：一个奋发有为的帝王，文治武功极一时之盛，但不幸的是他又活得太久，晚年的荒唐胡闹也足以让人们叹为观止。于是，在我们的史书中，年老昏聩成了史学家们形容君王晚年的常用语。年老昏聩，本不该受到苛责，正如年幼无知一样，这本是生命的法则。该诅咒的是他们偏偏“不服老”，贪恋权位，老夫聊发少年狂，结果搞得天怒人怨，一塌糊涂。

因此，古罗马人在把恺撒奉为终身独裁官后，又不失时机地把他杀死在宝座上。“我爱恺撒，可我更爱罗马。”凶手安东尼奥的这句话，不仅成为后来电影和戏剧中著名的台词，而且成为政治哲学中带有经典意义的格言。

英雄迟暮，这是一种人们不愿面对但又不得不面对的尴尬。迟暮意味着颓败和枯萎，他们确实老了，浑浊的目光中弥散着猜忌与孤独，龙钟的步履再也擂不起撼天动地的隆隆足音，迟钝而偏执的思维失却了嘹亮而炫目的智慧光彩。这就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强健得有如雄狮一般的巨人么？他们唯一剩下的只有权力，但权力有时也是孱弱的，它甚至无力唤起一次性冲动。“英雄亦到分香处，能共常人较几多？”上苍造人，又何其吝啬，属于青葱饱满的生命年华只有那么一小段，其余都是冗长枯燥的陪衬。对生命力的衰竭，英雄与普通人一样无可奈何。而且，对于历史来说，衰老的英雄比衰老的普通人更具危险性，这不仅因为人们崇拜他们，把他们捧上了神坛；更因为面对衰老，英雄本身所体现的那种唐·吉诃德式的挑战精神。

这是一种多么残酷而悲壮的挑战！背景是血色残阳下的苍原和关山，在这座舞台上，他们曾导演过如日中天的辉煌，那赫赫扬扬的大场面似乎刚刚过去，余音不绝，那是渐去渐远的历史的涛声。可转眼间，却已经人去场空，当年和他们一同站在舞台前沿的那些人都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中间包括他们的战友，也包括他们的对手。他们突然觉得那么冷寂，而衰老已悄悄地向他们逼近过来。老是一个可怕的词，任何别的词一旦和它沾边，便立即失去了生命的鲜活。憔悴是可以恢复的，衰老却无法恢复。有如一头好斗的西班牙公牛，他们不愿就此黯然退场，仍要保持一副王者之风和凛然傲气。因为，他们有着太多的留恋：留恋青春，留恋功名，留恋权势，留恋那壮岁旌旗、风云际会的历史场景。衰老，使他们体味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还有他们这类人与生俱来的不朽意识。好在他们有着挥霍不尽的权力，为了证明自己生命的雄健，他们无休止地折腾天下苍生，从中寻找那种心雄万夫、气吞万里的生命激情，这既是一种自慰，也是一种自欺。他们或许可以陶醉于自己的伪装之中，感觉自己已经超越了人生的大限。但在更多的时候却是无奈与悲凉。在时间面前，任何成功都是昙花一现的，一切的占有同时也意味着丧失，所谓英雄盖世，到头来只落得一副枯骨，几许骂声。人，实际上都是追日的夸父，都将渴死在中途。

丘吉尔一生所获得的荣誉几乎可以铸成一吨重的勋章，这中间，我觉得有三项荣誉最能体现他的分量：坦克之父，二战英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任何人只要获得其中一项，就可以称得上伟人了，丘吉尔不愧为20世纪的巨人。

这位巨人一生沉浮宦海，三起三落，最后活到了91岁。晚年的丘吉尔贪恋权力，又顽固地坚持冷战思维。1945年，他在大选中失败，1951年再度上台，直到三年后因中风辞职。这时的丘吉尔不仅耳聋眼花，说话也开始颠三倒四，外加半身瘫痪，昔日那生气勃勃、雄论滔滔的风采已荡然无存。这期间，除去因一本回忆录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外，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作为。美国报纸就丘吉尔九十诞辰发表的文章指出：“温斯顿爵士还是和从前一样，向时间和命运挑战，但他终究是老了。”

是的，巨人衰老了，他因“老不死”而从雄狮变成了一段风干的历史。

不仅是丘吉尔，二战中的几位巨头，到后来似乎无一例外地都有点老糊涂了。

因此，我要说，早夭的英雄是幸运的，英雄早夭的时代亦是幸运的。

七

孱弱的时代不可能造就叱咤风云的强者，太平盛世也不可能走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巨人。英雄的土壤是那种生气勃勃的乱世：在风起云涌的阔大背景下，充满了巨人之间炯炯有神的对视和辉煌壮丽的决战，那嘹亮的生命意志和历史诗情洋溢在舞台的每个角落，其中的任何一个情节都足以成为艺术家们世代关注的题材。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中外历史上的那几个时期——春秋战国，公元前夕的古罗马，18世纪的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会知道什么叫“风云际会”，什么叫人类精神文化史上最激动人心的遇合。英雄都是在与大致相当的对手的较量中成为英雄的，因此，他们的出现往往带有群体性；也因此，他们的消失也是群体性的。在一段相差不多的时间内，他们相继退出了舞台。一时间，历史由于失重而变得轻飘起来，社会生活中那令人心旌摇荡的激情突然消失了，所有的人都笼罩在空虚之中，甚至连英雄们的宿敌也不能幸免，因为，再也没有人会激起他们那样强烈的恐惧和铭心刻骨的仇恨了。人类历史堕入了一个精神的巨大的真空——后英雄时代。

这是一个在历史惯性中安享升平的时代，一个只会模仿而缺少原创力的时代，一个面向既往淡淡伤感的时代。历史强者的伟岸，向大地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后英雄时代的人们就生活在这阴影下，他们因难以体验阳光而苍白羸弱。英雄们已经逝去，但他们并没有消失，他们走进了纪念碑和雕像，走进了音乐、美术和戏剧，走进了林林总总的怀念文章和教科书。

从某种意义上讲，英雄们有多么伟大，他的后人就有多么猥琐。

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本身缺少底气，他们没有自己的姿态和声音，只能创意模仿伟人的一招一式以自饰。他们不知道，伟人们的一举一动都是自身性格和气质的流露，有如夏日里青草的香气和冬日里松柏的苍翠，有如向上举的杏花和向下垂的柳条，那叫自然天成。同样的举动，一经模仿便成了滑稽。大概是培根曾这样说过：“猿猴由于太像人了而显得丑陋，迷信由于类似宗教而显得丑恶。”也可以说，后英雄时代的有些人由于太像英雄了而显得有点不伦不类。

在英雄们面前，他们都似乎太谦逊了。

只有乞丐才是谦逊的。这是歌德说的，他说得毫不谦逊。

唯大英雄能本色。普通人的本色也许并不太难，那只是一种生命力从容自信的笑容。但对于大人物来说，却需要自身具有足够的分量和高度。本色的反面是矫情和自饰，历史上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大英雄其实并不多，在我看来，拿破仑可以算一个，毛泽东也是。在他们身上，矫情和自饰的成分较少。

还有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的本色，就是蒙古大草原的本色。

那是怎样一片神奇旷远而又奔腾着生命激情的大草原！中国历史上那几个素称强悍的民族：匈奴人、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当然还有蒙古人，都是从那个摇篮里长大的，又都是在那里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春时期。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辽远而苍凉的牧歌只是他们忧郁的吟唱，长啸如风、马蹄如雨，才是他们创造史诗的光荣与骄傲。曾经的金戈铁马接天盖地而来，将亚欧大陆踢踏出蔽天的征尘。那张弓搭箭的雄姿，只有以整个天幕为背景才能恣肆伸展。那草原民族特有的眼神，有如鹰隼一般，穿透几个世纪没能锈蚀的时间孔道，向我们炯炯注视……

成吉思汗，西方史学界战战兢兢地称之为“上帝之鞭”，东方史学界不无荣耀地誉之为“天之骄子”。

但就是这样一位旷世英雄，死后却“不起坟垅”。现在人们看到的成吉思汗陵最多只是一座衣冠冢。坟都没有，更谈不上墓碑什么的了，只是在茫茫草原中找一处地方将就埋葬。埋葬以后，又驱赶万匹战马来回践踏（多么浩大的礼仪！）然后杀死一头小骆驼放在那里。第二年春草复生，远远望去，又是莽苍苍一片，大汗的埋葬地已无可寻觅。假如要举行祭祀仪式，就让那只小骆驼的妈妈——母骆驼做向导，母骆驼踯躅悲鸣的地方就是大汗的埋葬地。

铁血英雄的铁血葬礼，残酷而又奇特。

等到那只母骆驼死后，成吉思汗的埋葬地就无人知道了，一代天骄就这样悄悄隐身于草原深处，每天看日出日落，风起云涌。牧歌如云，那是草原民族生命的咏叹；铁骑如风，那是自强不息的意志和鼓点，大汗安息于此，自是无怨无憾。要什么翁仲明楼，翠华摇摇，那些都是后人的政治摆设，与自己何涉？

他不希望后人和后来的政治无休止地打扰自己。他一生的辉煌已经足够了，用不着后人再追加什么。成吉思汗对自己的身后事处理得很明智，他的接班人不是事先指定好的，而是在征战中竞争挑选，让他们尽情地展示自己的勇武和谋略。这样，当大汗临死前指定一人时，其人早已众望所归。

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后人并没有在大汗的阴影下碌碌守成，他们又扬鞭纵马，向西、向南，一直挺进。蹄声、鞭声、咆哮声，一直逼近底格里斯河和伏尔加河。其中亦走出了几位分量相当不轻的英才，例如统一中国的元世祖忽必烈。如果我们不是带着狭隘民族主义的情感来审视历史，那么就应该承认，比起南宋小朝廷的那班君臣（包括文天祥、陆秀夫那样的忠臣义士），忽必烈更有资格站在13世纪的峰峦上。

忽必烈的坟冢在哪里，至今也是一个谜。蒙古人是一种眼睛向着远方，对后事不那么看重的人。

八

当我们遥望历史上的英雄时，却不得不陷入深深的困惑：凡大英雄，往往都是从专制的阵营里走出来的，而民主的旗门下则显得颇为寥落。

也就是说，专制更适合造就英雄。

这没有什么难于理解的。翻开专制政治的词典，最醒目的是这样一些词条：权威、暴力、等级、统一、舆论一律、独断独行，等等，这些无疑都是英雄们最乐于笑纳的。专制政治把个人推向权力的顶峰，这时候，个人的品德和才能便成为国脉所宗，民生所系。其人若是雄才大略，自是苍生有幸；若摊上个流氓瘪三，也只能听任他胡闹。个人的作用无与伦比，一身而系天下兴亡，最后的归宿无非两种：要么成为恩泽四海的神癨，要么成为祸国殃民的恶魔。而民主体制强调的是一种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似乎任何人——只要不是低能儿和精神病患者——都可以成为胜任的管理者，民众既不需要幻想神癨，也不必惧怕恶魔。从根本上说，期盼在民主的土壤里产生英雄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恰恰是必须永远加以提防的。道理很简单，民主的最高原则就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差别最小，而且可以自由地互换。

于是，我们往往看到这样的尴尬现象：在同一历史事件中，面对面较劲的两个人一个成了英雄，而另一个则不是。例如前不久发生的科索沃危机，米洛舍维奇理所当然地成了民族英雄，而克林顿则绝对不是，他似乎只是例行公事地履行了自己应该履行的职责，如果其他人处在他的位置上，大抵也会这样干的。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他并不需要超人的意志、胆略和智慧，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舍我其谁”的唯一人选。再往前看去，则是海湾战争，那次以多国部队的完胜为结局的事件使萨达姆成了阿拉伯民族的英雄，而作为“领衔主演”的布什则在其后不久的大选中黯然下台。

这多少有点叫人没劲，是吧？

是的，在有些时候，民主这玩意确实很“没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为了把美国拉入反法西斯战争，曾煞费心机地和美国式的民主周旋。因为参战要国会授权，而国会的大多数议员却是一群慷慨激昂的孤立主义者，他们对那场正在进行的战争采取鸵鸟式的态度。辩论将会很激烈，而且肯定会没完没了地拖延下去，这当然不是罗斯福希望看到的。为了取得国会的授权，罗斯福施展了他全部的外交和政治手腕，其中的有些做法属于打擦边球，有些是先斩后奏，有些甚至可以和“阴谋诡计”挂上钩。例如，前些年有历史学家指出，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其实是在罗斯福一手纵容下酿成的。这自然很有点耸人听闻，但也并非没有道理：罗斯福早就掌握了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意图，但为了激怒美国的国会和民众，他有意把情报束之高阁，让山本五十六的特混舰队用炸弹和鱼雷给美国人上了一课。珍珠港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身披蓝色海军斗篷的罗斯福在暴风雨般的欢呼中走上国会的讲坛，他终于说出了一段决定性的话：

“我要求国会宣布，自12月7日星期天无端发动这场卑鄙的进攻之日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当然，国会一致通过了总统的请求，美国终于摆脱了孤立主义，堂而皇之地加入了二战的决斗场。这无论是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还是美利坚的国家利益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罗斯福用自己的政治智慧摆平了美国式的民主，他当之无愧地走进了巨人的行列。而美国式的民主也差点扼杀了这位轮椅上的巨人。

同样是二战英雄，丘吉尔遭遇民主“扼杀”的情节要更复杂一些。

丘吉尔是在英国最困难的时候接过权杖的，那时他的个人威望堪称登峰造极。我至今忘不了电视片《二战警世录》中的那一幕情景：疮痍满目的伦敦平民住宅区，废墟上弥散着德军炸弹的硝烟，但每一堆瓦砾上都插着一面小小的英国国旗。丘吉尔来了，面对着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的欢呼的人群，他流泪了。这时，人群中的一位老太婆说：“你们看，首相在哭呢，他真的关心我们。”丘吉尔说：“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当汽车开动时，一位女工追上来，把一盒雪茄烟扔进车里，她告诉丘吉尔：“我这个星期因生产成绩最好，得了奖金，特地买了这件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丘吉尔下车亲吻了这位女工，当然，他又一次流泪了。

这样的场面，丘吉尔是应该流泪的；这样的眼泪，平生流一次也就该知足了。

这是1940年的秋天。但谁能想到，五年以后，在安排战后世界秩序的波茨坦“三巨头”会议期间，这位挽救了英国，也挽救了欧洲的丘吉尔却被英国的民主赶出了首相官邸。

丘吉尔是从波茨坦临时赶回国内等候大选揭晓的，当时，谁也不会怀疑他将以二战英雄的身份在大选中获胜。临行前，丘吉尔发表声明说：他相信自己会回来的，一副踌躇满志、顾盼自雄的姿态。丘吉尔的私人医生甚至把行李留在柏林，他也相信过一两天他就将和首相一起回来。

但几天以后，以首相身份出席波茨坦会议的，却是另一位叫艾德礼的英国人。

丘吉尔永远不能理解，也不能原谅英国人在胜利后对他的冷遇，他的这句看似令人费解的话也因此成为经典：

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是忘恩负义的。

丘吉尔的这句话无疑带着相当成分的牢骚，但仔细体味，他却不经意地道出了民主体制中某种精心而独制的构思，它以“忘恩负义”这一特有的方式“保护”了英雄，让他们功成身退，从而永远屹立在威望的制高点上。试想一下，历史上有多少英雄，如果也能遭遇这种“忘恩负义”，最后又何至于变得那样令人生厌？世无英雄，万民翘首；世有英雄，民无宁日，这是多么痛切的历史经验！为着救亡，我们期盼英雄，牺牲个性，维护权威，统一意志，暂缓民主，同心同德。但救亡总似乎没完没了，到后来，我们已搞不清究竟是因为我们这样，才总在危难之中；还是因为总在危难之中，我们才必须这样。在有的时候，我们是多么需要“忘恩负义”！对伟人的那份雨露天恩，我们又何必总那么耿耿于怀呢？如果那恩情在于他曾经拯救过我们，那么，我们早就已经用等量的拥戴和欢呼作了报答；如果那恩情在于他想继续照亮我们，那么，我们要说，我们需要的是温暖，而不是指引航程；如果那恩情最终损害了我们的幸福，那么，应该贬值的当然是恩情而不是幸福。为了报恩，我们已经牺牲了太多：太多的热情，太多的理性，太多的欢乐和温饱。一个总想着报恩的民族，终究是没有出息的，因为，只有老人和孩童才会斤斤计较于施恩和报恩之类的蝇头小事。

让我们平静地接受丘吉尔的这句话，并把它奉为经典：“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是忘恩负义的。”

九

于是，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既然英雄是专制政治的产物，那么，随着社会民主化的进程，英雄会不会像史前时代的恐龙那样趋于消亡？如果在若干个世纪以后，社会生活中从此失却了他们那轰轰烈烈的呼吸和长剑倚天般的身影，对于人类的精神史，那将是一种怎样的缺憾！我们还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悖论：一方面，在社会走向民主化的同时，我们将告别英雄；一方面，我们又在庸常平淡中呼唤英雄，呼唤那长风豪雨般的生命伟力和史诗情怀。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艰危时势，我们呼唤英雄；承平岁月，我们让英雄走开。或者说，我们期盼的并不是现实生活中驱使我们的、长着茂密的胸毛或闪耀着睿智眼神的强者，我们只是呼唤他们身上那种素质性的、可以支撑我们灵魂的东西。当然，我们还可以退求其次，既然这是一个不再产生英雄的时代，我们不妨在平淡中寻求感动，寻求生命的瞬间美丽。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这一幕中的辉煌。

当代哲学家马斯洛在阐述“高峰体验”这一著名哲学概念时，最喜欢举这样一个例子：

一位年轻的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为丈夫和孩子准备早餐。这时，一束明媚的阳光洒进屋里，阳光下，孩子们穿戴得整整齐齐，边吃饭边叽叽喳喳地像一群小鸟般嚷个不停，她丈夫正和孩子们随意说笑着。这位年轻的母亲望着他们，顿时陶醉于这幅天伦亲情的美妙图画中。爱的波澜，甜蜜的情愫喷涌而来，在刹那间将这位母亲推向了幸福的顶峰。

这样的陶醉，这样的生活场景，当然是我们每个人都衷心向往的。寻常生态中，同样蕴含着生命原始的意义和心旌摇曳的感动，但愿那明媚的阳光天长地久地洒遍人类世界的每个角落。

但人类追求的毕竟不只是一顿其乐融融的甜腻的早餐，早餐复早餐，我们会不会又感到没劲？会不会又渴望一些可以称之为庄严或令人荡气回肠的大感情？

我们将永远背负着这样的尴尬……

于是，我们把目光转向远方，去寻找那大理石或者青铜质地的雕像……

战争赋

一

写下文章的标题，定一定思绪，却怎么也找不到自信。这题目太大、太沉重，又浸渍了太多的血腥味和英雄气，这一切都压迫着我，使我难以进入——是的，进入，这是最痛苦的时刻，母亲分娩、枪炮发射，以至于火山爆发地震施威其实都是一种进入：由某种生存状态“进入”另一种生存状态，因此，他们都要呼天抢地，挣扎出全部生命的能量，恨不得把自己撕扯成灼热的碎片，又恨不得把自己挤压成力量的造型。真佩服老托尔斯泰那样的大手笔，当《战争与和平》进入莫斯科保卫战时，笔下仍这般从容：

于是战争开始了。

他一共只用了七个字，连感叹号也没有，从容得不动声色而又大气磅礴。

从容是一种底气，进入战争就得有这样的气度，这样的从容。

二

那么，就从那遥远的欢呼和旁白开始进入吧。

公元1805年12月2日早晨，拿破仑站在奥斯特里茨的前沿阵地上，在他的身后，大炮已经褪去了炮衣，露珠悬挂在炮口上，有如少女的项链一般富于质感；身着匈牙利式紧身短上衣的枪骑兵引缰待发，踢腾的马蹄迸出欲望的火花。这时候，普拉钦高地上的浓雾正在散去，俄奥联军的军旗和枪刺隐约可见，法兰西皇帝挺起他那1.67米的身躯，呻吟似地欢呼道：“奥斯特里茨的太阳升起来了！”

这欢呼很轻，轻得几近自语，却透出一种峥嵘险峻的渴望，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一种光芒逼人的人生成就感，而一场世界战争史上辉煌的杰作亦由此拉开了帷幕。

这就是战争——一位铁血统帅体验的战争。

前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电视台播放了英国摄制的纪录片《二战警世录》，总共有好几十集吧，其中有这样一个镜头：

德军开进了村庄（那富于俄罗斯风情的北方村庄，宁静得有如柴可夫斯基交响曲中忧郁的堆积），一个士兵颇像个顽童，用手榴弹砸碎一户农舍的玻璃窗扔进去，于是房子被炸塌，玻璃窗发出痛苦的破裂声……

旁白：战争的起因之一涉及人的破坏世界的本能，比如男孩总喜欢砸玻璃窗，那破碎的声响使他的破坏世界的心理得到满足。

相对于二战期间尸山血海的大场面，这样的细节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却相当真实地揭示了人的一种深层意识；战争的原始基因就潜藏在这些看似天真而琐碎的儿戏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确是有点令人颤悸的。

这也是战争——一位普通士兵体验的战争。

统帅的体验加上士兵的体验，于是战争开始了。

据外国学者统计，有史以来的人类战争共使36.4亿人丧生，由此造成的损失折合成黄金，可以铺成一条宽75公里，厚10米，环绕地球一周的金带。把五千余年的血火与剧痛归结于地球老人的一条金腰带，这样的想象确是很有意思的。但我们不妨循着这条思路再想象一下，人类如果没有这些战争，而真的拥有这么多黄金，那又有什么用呢（恐怕只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用黄金来修建公共厕所）？或者说，人类为此将会失去什么呢？

世界战争史的一个谜：亚历山大在消灭了波斯帝国以后，为什么还要继续东征？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以其所向无敌的重骑兵和马其顿式的斜线阵横扫两河平原，对于这位年轻的国王来说，爱琴海的威胁根源已经铲除，富饶的苏萨和巴比伦已经臣服在自己脚下，而放眼东望则是莽莽无涯的中亚不毛之地，继续东征既不是现实的政治需要，也不会给他带来财富和荣誉，只能意味着无谓而巨大的牺牲。

但亚历山大力排众议，决计挥戈东征，他的口号是：“一直打到东海。”在当时，“东海”是一个出自上古哲人和神话的地理极限。

马其顿大军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远征，穿过漫无人烟的中亚荒漠，一直进抵印度河口，亚历山大终于看到了大海——那比地中海更浩瀚的印度洋。

最后的结局是：这位被称为“太阳神之子”的国王在32岁时客死他乡。

遥望马其顿军团苍茫的背影和悲壮的结局，后人久久地发问：亚历山大东征的动因究竟何在？难道仅仅是由于好大喜功？抑或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亚历山大的远征军中有一大批学者，其中包括以亚里士多德的侄子为首的一批当时第一流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这个情节也许有助于我们寻找问题的答案。驱使这位国王不断东征的原因不在于当时的政治现实，而在于他对霍梅罗斯歌颂的万物开端——包围着陆地的大海——的憧憬和寻找，即他对未知世界和真理的热情。亚历山大的影响就其本质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在他那里，战争已超越了狭隘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目的，而体现为一种穷究世界的探索精神。如果我们顺着亚历山大的目光再向东望去，大体就在同一时期，华夏古国的嬴政大帝也组织了一次面向大海的东征，但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找长生不死之药。嬴政当然也是一位世界性的历史巨人，他的生命也是多姿多彩的，但同样是对神话的追寻，秦始皇东征的帆影却显得那样愚昧而猥琐。

亚历山大的东征流溢着人类精神的底蕴，他升华了战争。

三

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听历史老师讲过这样一段趣闻：18世纪末期，法兰西舰队和英国皇家海军在特拉法加海域激战，为了让运送中国月季的商船通过英吉利海峡，交战双方特地商定停战6小时。

这是一个极富于哲理意味的情节，鲜花象征着美好，象征着幸福和温馨，这些都是人类永恒的希冀。战争为鲜花让路，或者说鲜花驱散了战争的阴云，这是人类理性和良知的胜利，虽然这次胜利只有6小时，但人们毕竟在战争的血雨中撕开了一小段明净的时空，它不是由于皇权的谕旨，也不是双方政治利益的交换，更不是战场谋略的一部分，而仅仅是为了迎送一位不同寻常的使者——若干盆高雅艳丽的月季花。人们常常并不屈服于暴力，却不得不屈服于美，这实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也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时刻，交战双方的士兵都在甲板上列队遥望，有如仪仗队一般。商船从远方款款驶来，驶过巨舰大炮对峙的死亡峡谷，它不惊不乍、堂堂正正，劈开战云和杀气，俨然仪态万方的贵妇从容踱过自家的庭院。汽笛拉响了，在死亡峡谷上撞击重重的回声，于是所有的军舰都拉响了汽笛，这是致敬的笛声，只有在皇帝或统帅检阅舰队时才偶尔用上一次的。这时候，相信所有的人心底都会生出一种可以称之为美好或圣洁的情愫，都会真诚地为之祈祷：让这一刻长久些，再长久些，直至永恒……

我一直怀疑这种情节的真实性，但它确是广为流传的，那么就让它流传吧，即使是杜撰，这也是至善至美的杜撰，因为在以鲜花和仪仗构架的场面背后，潜藏着对和平的呼唤——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深层意识。

1982年6月，英国特混舰队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打败了阿根廷军队。阿根廷全国沉浸在悲痛和耻辱之中，加里铁总统宣布辞职。

4年以后，在第13届世界杯足球赛上，阿根廷队打败了英格兰队，墨西哥城到处游荡着酗酒闹事的英国球迷。

12年以后，马拉多纳在那次比赛中打入的第二粒进球被评为有史以来的最精彩进球。而组织评选的恰恰是英国的《足球》杂志。

把这几条新闻剪辑在一起很有点寓言的味道：人类不需要战争，但愿能把战争的心理能量释放到竞技场上去。英国和阿根廷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争端远未了结，那么，就让阿根廷人在足球场上打败英国人，让战场上的复仇心理转化为球门前的狂轰滥炸吧。

寓言当然是理想化的，自古以来，人们发出过多少次铸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的呼吁，但战争并没有消失，反倒不断升级换代，变得更为精致，也更为残酷。某一天晚上，我曾为电视里的这样一条新闻而颤栗：叶利钦总统在病床前签署了“关于俄联邦代总统的命令”，在他进行心脏外科手术期间，由联邦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代理总统职务，代总统拥有总统的一切权力，包括对战略核力量和战术核武器的控制权，为此，叶利钦向他移交了“核按钮”。

我相信，全世界为之颤栗的人远不止我一个，也许正是在这个时刻，人们才又一次意识到了战争的巨大威胁——人类的命运，就掌握在某个人物随手携带的那只小小的密码箱里，只要他心血来潮，一个指令，人类创造的所有文明就将毁于一旦。

战争不会消失，尽管我们这个星球上有无数的足球场和拳击台。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对和平生生不息的祈求。

是的，人类世世代代地祈求和平，从达官显贵们堂皇的施政演说到乡野村妇悠长苦涩的梦境，和平往往是一道最具煽情效应的承诺和天长地久的生命主题，连那位因发明雷管和无烟火药而使战争杀伤力大增的瑞典富豪，在遗嘱中也忘不了设立一项“诺贝尔和平奖”。但和平其实是相对于战争状态而言的，它们互为背景、互为前提，又互为因果。战争状态的残酷，才使得和平备受珍惜；和平状态的庸常，又使得战争成为渴望。因此，没有战争就无所谓和平，就像没有争吵就无所谓爱情一样。人们常常把相敬如宾、齐眉举案作为爱的最高典范，这实在是一种误会，因为这种和睦中失却了期待的焦躁，失却了坦露和倾诉的欲求，也失却了因忌妒而造成的误解以及因误解而燃烧的妒火，一切都平静得不在乎。“不在乎”绝不是爱情。爱情是一种波澜，这时候真该来一场“推波助澜”的战争（如果连这一点渴望也没有，那么就拉倒吧），把关闭的心扉重新打开，让所有的怨愤、呼唤、关注、甚至还有熊熊燃烧的妒火都喧嚣而入，在心灵的纠葛中腾挪出一片融洽谐美的天地，于是，“战争”拯救（或催生、激发）了爱情。

人类社会也是在战争与和平的反复纠葛中蹒跚前行的，一种东西被人们世世代代地诅咒，又被人们世世代代地沿用，肯定有它自身的魅力。相对于和平状态的庸常，战争固然有着野蛮、残忍和窒息人性的一面，但同时又有着伟岸、质朴、粗犷、更接近生命原力的一面。面对着这柄古老而神秘的双刃剑，我们很难说清它从何处而来，又将向何处而去；我们只知道它常常和峻岭惊涛、旷野荒原、长风豪雨联系在一起，和生、死、爱、恨这些千古不朽的人生大命题联系在一起，和人们铭心刻骨的痛苦、欢乐、期待、创造联系在一起，这也就够了。就像中世纪的鼠疫常常是对纵情狂欢的罗马人的一种警告，艾滋病的蔓延是对现代人闲极无聊的一种惩罚一样，战争则是冥冥上苍对人类行为的一种训诫和调整。和平的天空无疑是明净而美好的，但这时候，一场偶然发生的打斗或火灾就会在周围吸引一大批亢奋的人们，从他们那眉飞色舞、兴高采烈的神态中，你会感到他们平日的生活是多么乏味。那么就来点刺激的吧，还记得海湾战争期间，每天晚上人们聚集在电视机前收看最新战况的情景，他们迫不及待地期盼着那些关于改革、物价、反腐倡廉之类的消息快一点过去（平日里，他们曾对这些表现出多么热切的关注），注视着战斧式导弹优美的飞行轨迹和巴格达夜空礼花似的弹雨，他们油然有一种仗剑把酒的豪迈感。在那些日子里，连街谈巷议也显得更有档次：萨达姆、施瓦茨科夫、安理会决议、旋风式轰炸机和飞毛腿导弹。议论战场当然比议论官场、商场、情场或舞场之类的话题更刺激、也更有质量。路透社记者曾在北京街头进行随机采访，拎着菜篮子或挤在公共汽车上的普通市民对战争进程的精确了解使他们感到惊讶。毋庸讳言，当布什总统宣布停火时，人们心底或多或少总有点遗憾，这种遗憾有点类似于奥运会或世界杯足球赛曲终人散时的感觉：怎么，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这么快就结束了？因为他们似乎还没有欣赏够哩——恕我冒昧，我只能用这个词：欣赏。

欣赏源于魅力，战争的魅力就在于人们对和平的无法忍受，在于战争的宣泄和释放功能，更在于战争本身所呈示的美境。

美境何在？还是翻用老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和平状态总是相似的，战争状态各有各的不同。

四

战争是一种美丽的错误，不是和平时期那种苍白的瘦骨嶙峋的错误。

战争的美境来自其过程的不确定性，越是在远古时代，这种不确定性越是有力地扭曲着战争方程，也越是富于惊心动魄的生命体验。原始战争是个体生命之间的搏击，即使是最高统帅，也无一例外地要在这种搏击中展示自己生命的质量。一切都是面对面的，你几乎可以感受到对方衣甲下肌肉的强度和血液的流速，看到对方的睾丸或畏怯或豪迈的晃动频率。那么就动手吧，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肉搏，金属在碰撞中呻吟，热血在刀剑下喷射，每一声喘息和呐喊都凸现出意志的质感。这时候，一切崇高而庄严的命题都黯然失色，没有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或为了造福民众而矢志填海的少女精卫，那些太理性、也太遥远；有的只是夸父追日式的生命本能——他要超越对方，他在疲惫中极度枯竭，最后他悲壮地倒下了，弃杖化为邓林。这里呼唤英雄、崇尚伟力，所谓的“两军相逢勇者胜”、“置于死地而后生”之类的战场定律，都赤裸裸地还原为一种生命定律。于是血流漂杵、尸横遍野，强者的马蹄撕碎了弱者的哀鸣，这是多么残酷而浩大的景观。人们常常哀叹无法体验两种重要的感觉：诞生和死亡，战争缔造的正是生与死融合的深刻的生命，淌过绝望和死亡，便是生命的又一次诞生，而且比原先的生命更强悍百倍。就生命体验的方式而言，战争有点近似于赌博、探险或婚外恋，都属于奇险刺激一类，什么东西一旦稳操胜券，同时也就失去了诱惑力，唾手可得只能使人舒服而不能使人激动。即使同样是赌博，一个囊中羞涩的穷汉比之于腰缠万贯的富翁，前者肯定会更投入、更刺激，因而也会从中得到更大的快感。正是在这一点上，战争契合了人类的天性，因此战争应被视为一种天赐或天谴。

蒙哥马利是著名的二战英雄，他一手导演的哈勒法山战役和阿拉曼战役被称为典型的“蒙哥马利战役”，即战前对战争的每个细节都构想得十分周到，战争完全按照预定的程序进行。在阿拉曼战役发起前，蒙氏曾断言：“整个战役大约需要12天。”果然，到了第12天，隆美尔的坦克兵团溃退了。而当哈勒法山战役打响，参谋长把隆美尔开始进攻的消息告诉他时，他只是很淡漠地说了句，“太好了，不能再好了”，说完便蒙头大睡。是的，还有什么值得他操心的呢？一切都在沙盘上反复演习过了，每一步相应的作战方案都装在参谋的皮包里，让他们按部就班地实施就是了，战争的胜负，实际上在第一枪打响之前就已经解决了，剩下的只是一个以鲜血和生命铺垫的仪式。这样的统帅真够潇洒的，但潇洒中是不是少了几分惊险和刺激呢？

高质量的战争都是反常规的，汉尼拔之翻越阿尔卑斯山进攻罗马；项羽之破釜沉舟、背水死战；山本五十六之长途奔袭珍珠港，无一不是反常规的杰作。请仔细体味这些词语的感情色彩：神出鬼没、不可思议、石破天惊、绝处逢生、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些都是属于反常规的。反常规体现着战争精神的底蕴：冒险、创新、拼搏、逆转、追求出众、混沌中开拓，等等。从本质上说，人类的生命个体也是这样在绝望中诞生的，因此，几乎所有的天才都是反常规的斗士，这是一种生命质量。

那么失误呢？战争史上那一页页黑色的书记难道还不够触目惊心吗？其实失误也是战争的一部分，最伟大的天才也难免失误，他们的英雄本色恰恰体现在敢于面对失误。军事辞典里所谓的战机是和失误相比邻的，追求万无一失往往会导致战机的丧失，当然，那种一边倒的战争不在此列，因为那里并不需要卓越。诺曼底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但有谁知道，就在战役发起前几分钟，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因为英吉利海峡恶劣的天气还举棋不定，这时候，他的助手史密斯将军说了一句决定性的话：“这是一场赌博，但这是一场最好的赌博。”艾森豪威尔神情为之一振，“我们干吧”。他下达了出击的命令。在这一瞬间，战争中一切至关重要的因素——兵力和武器的对比，将士的斗志，敌情的变化，各兵种的协调和战术结合，等等——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敢不敢面对可能发生的失误，而正是史密斯将军那句决定性的话，唤醒了艾森豪威尔向失误挑战的英雄本色。从欣赏角度看，失误不是科学，却常常是艺术，无论如何，各种成功之间的差别总是小于各种失误之间的差别。可以这样说，从失误比从成功更能认识战争，也更能窥视一个军事家的意志和人格力量，因为在他们那里，失误往往是追求杰出的散落物。从不失误的统帅只有一种：庸常之辈。

平心而论，蒙哥马利不是一个天才级的军事家，说得确切一点，只能算是一个会打仗的将领，他多的是匠心而少有出神入化的大手笔（美国的巴顿就不大看得起他），他的基本原则是“均衡”，这种指导思想可能延缓进程，却比较稳妥可靠。他很少冒险，也不敢反常规，总是以优势的兵力和火器为保证，在周密组织的前提下实施挤压式的攻击。这种英国式的绅士战术需要足够的本钱，虽然赢面较大，却缺少即兴张扬的激情和灵气，就当事人的生命体验而言，恐怕还抵不上一场赛马或橄榄球。失去了对过程的品味，所谓结局只是一颗风干的青果。这就像下棋一样，后面的每一步都已经了然于胸，再下还有什么趣味呢？因此，在战役打响时，蒙哥马利却要睡觉了。

蒙哥马利睡觉了，但真正的军事家们却在大喜大悲中体验战争的每一步进程。

五

蒙哥马利是幸运的，因为至少在他蒙头酣睡的北非战场上，他没有遭到“上帝之手”的惊扰。而谈论战争却常常躲不开那只神奇的“上帝之手”，那上面用令人颤栗的深黑色书写着：偶然性。

注视偶然性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它会让人妄自多情地想到许多“如果”，遥望战争的烟云而唏嘘不已。唐代诗人杜牧在古战场遗址上拾到一支锈烂的戟矛，由此曾生发了一番关于历史的感慨，他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如果赤壁之战那天不刮东风，周瑜的胜利就很成问题了，他认为是偶然性改变了战争的结局。偶然性是什么呢？它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意外，一种超越理性的逆变，一种充满魔幻色彩的情节组合，一种使历史进程骤然缩短或拉长，使人生的欢乐、悔悟、悲哀和惆怅一次性定格的瞬间机缘，或者干脆说是一种只能接受却无法理喻的恶作剧。有如一道猝然闯入的黑色闪电，它只可欣赏，却无从讨论，面对着这样的恶作剧，任何天才也只能仰望苍天，徒唤奈何。但任何一次偶然性事件都是独特的，独特本身就是一种美，偶然性的撞击，使战争之美臻于奇诡。

在历届的世界杯足球赛中，球王贝利的预测总是被炒得沸沸扬扬。但绿茵场上的结局似乎有意要和这位球王过不去，他的预测几乎没有一次得到验证过，但贝利并不因此而沮丧。因为——“这就是足球！”

“这就是足球”体现了人们在偶然性面前的惆怅和无奈，然而这也是足球的魅力所在，在所有的竞技体育中，足球无疑是最能令人沉醉令人癫狂的。

同样，面对着战争史上的一次次偶然性事件，我们也只能说：“这就是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战役被称为近代战争史上的“绞肉机”，在历时10个月的战役中，双方互有攻守，死伤逾百万之众，最后都已筋疲力尽。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一颗法国流弹无意中击中了隐蔽在斯潘库尔森林中的德军弹药库，而存放在那里的45万发大口径炮弹偏偏不小心装上了引信，因而引发了这次大战中最大的一次爆炸。战后，法国军事分析家和历史学家帕拉将军断言，正是这桩意外事件，在凡尔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最后导致了同盟国的失败。

这就是偶然性，在某个特定的瞬间，历史颤抖了一下，犹如巨人不经意的一个趔趄或喷嚏，然后庄严地定格。而在更多的时候，历史的细节就是伟人的细节，他们的胆略、意志、情感、人格亦在这一瞬间凸现无遗。

滑铁卢战役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这场大战不仅使叱咤风云二十余年的拿破仑一蹶不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19世纪初叶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西方的军事史家在回顾这场大战时，发现有一连串偶然因素促成了拿破仑的失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场意外的大雨，这场大雨迫使法军发动进攻的时间推迟了半天，而这半天恰好足够驰援威灵顿公爵的普鲁士军队赶到滑铁卢，战争的天平由此发生了倾斜。于是人们设想：如果这一连串偶然中的某一件没有发生，那么19世纪欧洲的历史将如何书写？

人们有理由这样“如果”，它表达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征服欲——对历史偶然性的征服，他们要穿透那瞬间的神秘和奇诡，去探究战争寓言的多种可能性。这就不仅使一部板板正正的战争史增添了几多趣味，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窥视人类精神的本质。

因此，我们不妨也“如果”一下：如果拿破仑最后不是在圣赫勒拿岛死于病榻，而是战死于滑铁卢……

那么，他不仅会得到自己将士泪雨滂沱的哀悼，而且会得到对手的尊重，当载着法兰西皇帝灵柩的炮车缓缓北归时，威灵顿公爵或许会命令所有的大炮对空轰鸣，向这位平生最伟大的对手致敬，因为，这时他感到的不是胜利者的喜悦，而是一种深沉的孤寂——如果他是一位真正的军人的话。

其实仪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这种标准的军人姿势倒下，比后来在圣赫勒拿岛的结局更能显示出生命的质量。

拿破仑曾与同时代的那些杰出人物在一起（包括他那些杰出的对手），度过了许多辉煌壮丽的时光，但在放逐孤岛的最后几年里，他却被一群卑微屑小之辈所包围。英国士兵对他自由和威严的蔑视倒不去说了，最不能忍受的是他身边的随从，这些跟随他而来，原本是怀着各种蝇营狗苟的目的，他们日常的行为和话题处处显露着鄙琐，他们不会谈论史诗、谈论英雄、谈论高山大海、谈论壮丽和崇高。他们只能挤眉弄眼地谈论种种蝇头小利，例如餐桌上的一杯鸡尾酒或女人——不，连女人他们也不配谈，因为他们谈不出境界和趣味，他们的审美水平只勉强够得上谈论青楼娼妓或女人身上的某个器官。生活在这样一群驱之不散的声音和媚眼之中，拿破仑精神上的孤独无告是可以想见的，这位有如长风烈火一般的科西嘉人可以承受整个欧洲的憎恨，可以承受法兰西浅薄的遗忘，可以承受战争的惨败和皇冠的失落，却绝对不能承受被群小包围的精神困顿。对一个真正的男人来说，其生命力最蓬勃的释放无疑是面对一个同样强劲的对手或女人的柔情；而对其生命力的最大摧残则莫过于小人散发的腐浊之气。历史应该记住，拿破仑最后不是死于胃癌，也不是死于前些年传说得沸沸扬扬的砒霜中毒，而是死于由一群卑微小人合谋的精神窒息。一位曾经使整个欧洲为之颤抖的战争之神，竟罹难于这些下三滥的小角色之手，令后人在扼腕痛惜之余，不由得会想到：如果让他战死在滑铁卢该有多好！

这种“如果”探究的不是政治历史层面的另一种解读，而是对人格精神空间的深入体味。对于英雄盖世的拿破仑来说，他宁愿在滑铁卢留下自己卓越的遗骸，他那“法兰西……军队……冲锋”的遗言也正好切合那壮烈的场面。

哦，如果……

欣赏偶然是欣赏战争的一部分，战争因了偶然而更具不确定性和神秘色彩，也因此有了朦胧诗的意蕴。我们当然可以反思，可以喟叹，可以沉醉于某种悲剧感悟，但更应该看到站在偶然背后的一种巨大的渴望，请想象一下古希腊雕塑中那雄踞山顶危危欲坠的巨石——那是必然的力量。

六

现代战争的“兰切斯特方程”。

18世纪以来，随着数学和力学的迅速发展，出现了被称为“计算派”的军事学派，英国军事学家劳埃德认为，只要熟悉地形，就可以像演算几何题那样计算出一切军事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工程师兰切斯特主张系统地应用数学方式来研究战争，并描述了作战双方兵力变化的数学方程，这就是现代军事运筹学中有名的“兰切斯特方程”。在这位英格兰人的笔下，战场上的一切都可以量化：步枪的射程、炮弹的杀伤半径、人体肌肉的张力和爆发力、一门迫击炮的战场效率等同于一个步兵排，等等，都可以用方程上的一个符号来表示。西方人真有把什么都换算成数字的天才，例如他们曾用“马的力量”（马力）来量度人或蒸汽机之类的功效；在更早的时候，则在羊皮纸上计算过如何用杠杆来撬起自己脚下的地球。

现代战争已经比兰切斯特走得更远，作战双方几乎可以戴着白手套在计算机上进行较量。这种战争更接近于游戏，因为双方都是在屏幕上展示心智，这时候，你即使像项羽那样“力拔山兮气盖世”，像李元霸那样“恨天无柄、恨地无环”也压根儿不顶用，因为你面对的不再是具有意志和情感的生命个体。在“爱国者”和“飞毛腿”导弹的后面，你很难见到男性发达的肌肉和胸毛。因此，你无法因对方一丝畏怯的眼神而勇猛，或因对方拔山贯日的勇猛而疯狂。我们很难想象，一场听不见呐喊和呻吟、亦看不到鲜血和死亡的战争，一场没有极度的仇恨、愤怒、痛苦和疯狂的战争，一场无法体验惊心动魄的“对手感”的战争，怎能使生命之美进入巅峰？李广射石，箭没石棱，是因为夜里把草间的巨石误认为猛虎，与虎相搏的对手感使生命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这样的奇迹只能出现在特定情境的瞬间，他后来一再射石，却再也达不到这一水平。“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唐代诗人卢纶就把这种特定的情境渲染得很充分。真正的军人追求的是一种古典的阳刚之美——崇高、庄严、激情和永不枯竭的灵性。但令人沮丧的是，现代战争似乎正在悄悄地投入科学的怀抱，而离艺术越来越远，就像古典式的浪漫爱情正在被红灯区里掐着钟点计费的交易所取代一样。

科学是什么呢？科学是人类理智的结晶，它冷静、精辟、有着刀锋一般锐利的质感；而艺术则是生命灵性的笑容，有如晨雾中朦胧的远山，只能感觉却不能触摸。

战争当然也是一种艺术，但战争并不需要本原意义上的艺术天才，艺术天才大多狂放天真，蔑视理性，甚至表现为一种神经质。我们可以随口说出一串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歌德、普希金、贝多芬、屈原、李白、苏东坡等等，他们无疑都是天才型的艺术大师，但如果把这些天才放到战场上，他们的光芒肯定会黯淡不少（大诗人拜伦最后的结局就属于这种尴尬）。问题在于，他们有的是才华，却缺少才能，战争需要那种把才华和才能结合得恰到好处的人（不光是战争，除艺术以外的行业大多如此），一般来说，军事家只需要艺术上的中才，他们有一点艺术感觉，但作为一个职业艺术家又远远不够，却刚好够得上当一名军事家。

这样的选择造就了希特勒。

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索姆河战役。这次战役本身没有多少可说的，倒是其中的两段小插曲有点意思，很值得一提。一段是某天早晨英军使用了一种诨名叫“坦克”的秘密武器，这种“怪物”虽然给德军心理上造成很大压力，对英军在战术范围内的进攻起了重要作用，但战场上的双方当时都并未意识到，这种像运水车似的玩意将会引起军事领域一场深刻的变革，索姆河也因此成为军事史家们感兴趣的话题。另一段小插曲是，在索姆河对垒的堑壕里后来走出了一些有世界影响的大人物，协约国方面，他们是二战中鼎鼎大名的蒙哥马利元帅和韦维尔元帅、文学家布伦登（《战争基调》）、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梅斯菲尔德（《永恒的宽恕》）和萨松（《通向和平之路》）。从同盟国堑壕里走出来的大人物没有这么多，但有一个也就够了，他就是27岁的下士阿道夫·希特勒。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希特勒身边带着一沓写生用的画布和一本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这时候，作为下士的希特勒并不向往当元帅，而是全身心地憧憬着神圣的艺术殿堂，特别是憧憬当一名画家，这是他从11岁开始就魂牵梦萦的情结。但他没有能考取维也纳艺术学院，落榜的评语上写着：“试画成绩不够满意。”这样的评价是恰当的，该生天赋的才华不够，虽然他相当刻苦，光是在维也纳的写生就有七百多幅，其中有一幅题为《维也纳的秋天》的水粉画，当时标价仅一克朗，但还是不能出手。维也纳人是一群艺术至上主义者，他们的审美目光是世界上最挑剔的，不能让他们的眼波顾盼生辉的作品，即使一个克朗他们也决不轻抛——顺便交代一下，八十多年以后，希特勒的这幅画被一个美国富婆买去，她付出的价钱是2400万美元，那当然是另一回事，与艺术无关。

既然这个档次的才华够不上当一名艺术家，那么就把它掷给战场，掷给军用地图上那些带箭头的红蓝线条吧，或许，当一名军事家倒恰到好处。

若撇开是非评价，单就战争艺术而言，希特勒无疑是一名天才，他那驰骋的奇想、惊人的判断力和出神入化的大手笔绝对称得上20世纪的美学骑士。这里仅举一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军统帅部最初制定的西线战略基本上是一战期间“史里芬计划”的翻版。史里芬也是位卓越的军事天才，以他命名的这项计划属于那种典型的古典式坎尼会战（自汉尼拔以来，多少战略家曾为之梦寐以求），但是一个天才绝不会重复另一个天才，希特勒挥手拂去前辈巨人的身影，以他泼辣而新颖的闪击战（俗称“斯坦泰因计划”）否定了史里芬的古典会战。你看他笔下的攻击图标是何等优美：让德军中精锐的坦克师团通过卢森堡和比利时南部的阿登森林，绕到法军马其诺防线延长线背后，直捣法国色当，把法兰西版图如同破棉絮一般撕开……

“斯坦泰因计划”的闪光点在阿登，那是一块军事盲区；山高林密，装甲部队很难通过；又缺乏铁路网和公路网，后勤保障非常困难，没有人（包括德军统帅部的高级将领）会想到德国的坦克群将在那里出现。

这时候，一种可以称之为艺术感觉的东西悄悄地渗透进来，地图上并不起眼的阿登被渲染、放大，变幻出令人颤栗亦令人神往的多种可能，有如梵·高那里最初闯入的色块或罗丹那里隐约跃动的线条，阿登点燃了灵感，渲染为浓墨重彩的辉煌。

这是战争，也是艺术。

问题是：艺术如何渗入战争，战争又如何容纳和拒绝艺术。

在战争中，模糊的综合判断往往比追求精确更为重要。战争的动态决定了数字力的局限——你永远不可能真正走近精确，一切都是概率，都是“大致如此”，于是便有了直觉的介入。军事家的直觉有艺术想象的成分，但并不是异想天开的浪漫，它是一个军事家才华的瞬间爆发；它似乎并不在乎对象细节的详尽准确，而注重对整体的理解和把握；它以轻盈灵动的跳跃压缩了思维的操作步骤；透过那难以言喻的神秘和朦胧，它闪耀着历练老到的智慧之光。

把直觉和智慧、艺术和才能结合得恰到好处的这种人，是大军事家。

历史造就了一大批这样的人物，他们既是雄才大略的军事巨匠，又并不缺乏艺术气质和才情。请体味下面这些名字中的金属质感和诗性：亚历山大、恺撒、腓特烈大帝、俾斯麦、汉武帝刘彻、魏武帝曹操，当然，还有毛泽东。

为什么没有拿破仑？对，这是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名字，他戎马一生，虽然没有那么多精力附庸风雅，但他天性中的狂放、热情和忧郁、羞怯，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气质。

七

我们就来说说拿破仑。

对伟人的评论往往是空乏苍白的，因为你自己的质量太轻，不是失之偏激就是流于套话。关于拿破仑，恐怕没有谁比雨果的评论更精彩，他是这样说的：“拿破仑当然有污点、有疏失，甚至有罪恶，就是说，他是一个人。但是他在疏失中仍是庄严的，在污点中仍是卓越的，在罪恶中也还是雄才大略的。”法国人对自己的民族英雄难免偏爱，雨果又是大文豪，臧否人物时亦难免带点感情色彩，但应该承认，这段评价大体上还是恰当的。

拿破仑一生中大约指挥过近六十次战役，我不经意地梳理了一下，却隐约发现了几条有意思的规律：其一，拿破仑最擅长于指挥五至十万人的中型战役，更大规模的战役似乎就不那么得心应手；其二，拿破仑最擅长进攻，不长于防守（特别是撤退）；其三，拿破仑最擅长于运动战，不长于阵地战。

这样的发现令我怦然心动，也为之陷入了思索，统帅的性格就是战争的性格，拿破仑的个性魅力是如此突兀峥嵘，在前沿指挥所里，他可以同时向几个秘书口述内容全然不同的文件，使秘书们手忙脚乱，而他自己则泰然自若，游刃有余。在攻打奥地利战役的隆隆炮声中，他仍然能写火热的情书，抒发渴望同情人幽会的相思之情。他不是故作深沉的高山峻岭，更像热烈奔放的长川激流。他导演的战争恣肆张扬、快如疾风，呈现出天马行空般的动感。他当然老谋深算，负载着巨大的历史使命感，但就生命本色而言，他又是一个争强好胜、辐射着勇气和热情的大孩子。我想，这中间肯定潜藏着一种更大的性格，它的名字叫——法兰西。

哦，法兰西，你就是阿尔卑斯山下那醉倒多少英雄和美人的红葡萄酒么？就是大仲马笔下充满浪漫情节的复仇故事么？就是巴黎大剧院里的音乐喜剧和凯旋门上线条嘹亮的浮雕么？就是香榭丽舍大街上标新立异的时装女郎和足球场上潇洒脱尘的普拉蒂尼么？

是的，这就是法兰西的民族性格。

战争，说到底是民族精神的聚合和较量，英国人稳重而保守的绅士战法，美国人的大手大脚和西部牛仔式的粗鲁勇敢，俄国人那种拖不垮打不烂的韧性，德国人的严整协调和钢铁般的意志，无不透析出本民族原始的血性和天性，甚至他们在战场上的最后一声呐喊也带着本民族歌谣的韵律。而拿破仑的伟大，就在于他把法兰西的民族性格恣肆张扬地发挥到了极致。

“新兵不需要在训练营里待八天以上。”拿破仑说，虽然武断得近乎粗暴，却绝对符合他的性格。

“一个轻骑兵30岁时还未死去，那必定是个装病的开小差者。”骑兵将领拉萨尔说，这位拿破仑手下著名的骁将后来死于瓦格拉姆会战，时年34岁。

在这里，拿破仑和他手下的将领强调的都是一种战斗热情。

这种热情当然并不代表法兰西性格，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士兵都可能具有这种不怕死的热情。

但同样是不怕死，在拿破仑的军队里，战争是一座舞台，是让士兵们尽情地创造、尽情地挥洒生命能量的舞台；而在他的对手那里，战争则是一座祭坛，士兵们只能机械地、毫无主动精神地倒下，连他们的尸骸也如同检阅场上的队列一般规整。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旧式的欧洲陆军。那实在算得上是训练有素的“机械化”部队，冲锋时，战斗队形各部分的组成、行列和间隔距离，战斗中队形的变换、步法、步幅和行速，以及使用武器的动作都有严格的规定。这是一支在仪式和形式上尽善尽美的军队，他们在检阅场上确是威武雄壮、赏心悦目的，但到了战场上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再威武雄壮的队列成了一堆肉时，都不再赏心悦目。

从表面上看，拿破仑似乎只是变化了一下作战队形，他摒弃了陈旧的线式战术，创建了一种更具有弹性和灵活性的散开式队形。但正是这一变化牵动了法兰西胴体上最亢奋的神经，为他们的士兵提供了即兴表演的阔大空间。是的，即兴表演，这是法兰西人热情的天性，他们不需要检阅场上那一套浮华而僵硬的仪式，他们注重的是战场上的自由发挥，潇洒、奔放、富于即兴创造和浪漫色彩。特别是法国军团中狂热的散兵群，一听到枪声便热血沸腾，他们快如疾风、灵如脱兔，一招一式都喷泻出炽热的才华，那简直就是生命的欢舞，简直就是一种审美旋律。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不对！至少此刻不是这样。此刻他们只想当一名优秀的士兵（或者伍长），因为他们从中享受着淋漓酣畅的快感，或者说进入了华彩缎一般的生命境界。在这样的士兵面前，你英吉利的稳重也好，俄罗斯的坚韧也好，日耳曼战车的意志力也好，或者你们抱成堆结成这个同盟那个阵营也好，全都不在话下。并不是说民族性格有什么高下优劣之分，而是因为你们的统帅太操蛋，把你们的性格活力禁锢在一套僵硬死板的程式之中，那么，战场上高扬的便只有法兰西民族性格的旗帜。正是这面旗帜造就了拿破仑的作战风格，也造就了世界战争史上一系列辉煌的杰作。当然，我们亦不难解释，在伊比利亚半岛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和俄罗斯漫无边际的原野上，所向披靡的法国军旗为什么会黯淡无光。

拿破仑死后以光荣的老兵身份长眠于塞纳河畔，统帅——士兵——民族魂最终定格于一座法兰西风格的圆顶大堂里，这样的归宿是很恰当的。在这里，他静静地注视着法兰西和他的儿女，因为战争远没有结束，炮声还会在某一个早晨响起的。

果然，差不多一百年以后，欧洲战场上又重现了当年反法同盟演出的那一幕愚蠢的惨剧，不过这次的主角变成了法国人。一位英国军官战后回忆道：

“法国军队以19世纪最好的队形出现在战场上，戴了白手套、修饰得漂漂亮亮的军官走在他们部队前面60英尺，部队则穿了暗蓝色短上衣和猩红色裤子，伴随他们的是团旗和军乐队……士兵们都很勇敢，但毫无用处，没有一个能在向他们集中射击的炮火中活下来。军官们都是杰出的，他们走在部队前面大约20码，就像阅兵那样安详，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见一个人能前进50码以上而不被打翻的。”

请注意，战争明明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1914年，这位英国人却用了“19世纪最好的队形”的说法，其中的讽刺意味是不难体会的。因此，当人们面对着这里“勇敢”“杰出”“安详”之类的褒扬用语时，心底真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

当时的法军统帅是约瑟夫·霞飞将军。令人发笑的是，早在拿破仑时代就已经成为战争主角的炮兵，却被这位将军视为多余的“拖油瓶的孩子”，他是一名堡垒主义者，也是一名常败将军。当然，由于他亵渎了法兰西的民族精神，法兰西也义无反顾地抛弃了他，凡尔登战役后，他被解职。

八

战争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对手。

这似乎是一句废话，因为没有对手当然无所谓战争。但这里所指的对手是就本原意义而言的，即质量上大致处于同一档次的双方，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棋逢“对手”，正是在这种碰撞中，战争精神才闪射出不世之光和极致之美。

我们来看看这些对手：恺撒和庞培、汉尼拔和西庇阿、拿破仑和库图佐夫、巴顿和隆美尔、朱可夫和曼施泰因，当然还有东方古国的黄帝和蚩尤、项羽和韩信、诸葛亮和司马懿、岳飞和金兀术、袁崇焕和皇太极等等，读着这些名字，你就会感到一种冷峻峥嵘的质感和倚天仗剑的豪迈情怀，这些都是高质量的对手，他们之间的碰撞不光是意志和智慧的角逐，也是个性和人格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之间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幸遭遇了，他们都在遭遇中付出了全部的心智和能量，并且体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极限。他们互相隔离又互相贴近，互相傲视又互相尊重，互相仇恨又互相渴求，互相摧残又互相呼唤，互相对峙又互相濡沫，因为对方的分量就是自己的标高，而自己的存在又恰恰体现了对方的价值。有如一经一纬两根力线，他们共同编织了人类的战争史，这中间任何一根力线的质量，都将决定战争的档次。

这两个名字上面没有提到：鲁登道夫和勒芒，就先从他们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作为中立国的比利时是不设防的，直到战争爆发前夕才匆匆组织了一支军队，默默无闻的勒芒将军奉命防守列日的12座炮台，而站在他对面的则是赫赫有名的鲁登道夫。这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德军的炮队里拥有当时世界上威力最大的420毫米攻城榴弹炮，这种绰号“大贝尔塔”的家伙十分了得，可以把一吨重的炮弹发射到九英里以外。他们原以为列日会像温驯的羊羔一样迎接德军的铁骑，但勒芒和他的士兵硬是坚守了一个星期，请注意，这一个星期对当时的欧洲战场至关重要，英国的军事史家在战后分析道：“列日是丢失了，但由于拖延了德国的进军，它对比利时的协约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炮台失守时，勒芒将军被俘，德军破例没有取下他的军刀，这是对一个军人的赞赏——尽管他失败了。勒芒和鲁登道夫似乎不是一个级别上的对手，但由于其精神的强悍，他受到了对手的尊重，在这一点上，德国人做得比较大气。鲁登道夫曾参与修改通过比利时包抄法国的“史里芬计划”，战后又和希特勒一起组织纳粹党，政治上的名声很臭，但在作为军人这一点上，他起码是合格的。

但同样是败军之将，同样是在军刀这一体现了军人荣誉的细节上，奥地利的维尔姆泽元帅就比勒芒将军沮丧多了。维尔姆泽是19世纪初期欧洲享有盛名的元帅，当他率军在意大利北部的曼图亚要塞和法军对垒时，他72岁，而他的对手则是27岁的年轻将领拿破仑。结果，维尔姆泽战败投降。受降仪式是隆重而盛大的，当这位年迈的元帅走到胜利者面前，恭恭敬敬地缴出军刀时，却发现站在他面前的并不是拿破仑，而是一名级别较低的军官，这最后的一击使得老元帅目瞪口呆。其实，拿破仑并没有想得这么多，他只是以那惯有的风格马不停蹄地出击，当曼图亚要塞尘埃落定时，他已经闪电般地出现在博洛尼亚战场上。至于受降仪式，那没有多大意思，尽管让手下的人去张罗好了。但不管怎么说，年轻气盛的拿破仑在潜意识里可能并不怎么看重维尔姆泽，因为这位老朽实在不是他的对手。这是奥地利元帅的悲哀，他戎马一生，最大的遗憾并不在于最后吃了败仗，而在于没有得到对手的承认——特别是拿破仑这样有质量的对手。

真正有质量的对手是这么一种关系，他们并不因为对方的伟大而渺小，相反，他们会当之无愧地分享对方头顶的光环，连他们身后在青史上的书记也不会轻慢地遗忘对方。这实在是一种幸运的纠缠，既险象环生又缠绵悱恻。他们就这样在纠缠中共同创造和升华，并由此走出孤独，获得自由与快感。这一切都体现了生命存在的某种本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爱的方式，这样的对手难道不应该誉之为伟大、誉之为经典吗？

拿破仑一生中遭遇过无数的对手，但真正够格的只有一个，他就是俄罗斯的独眼将军库图佐夫。

他们的第一次遭遇在奥斯特里茨，库图佐夫惨败，并且差点当了法军的俘虏。但平心而论，库图佐夫不应该为失败负责，因为他这个名义上的总司令，一举一动都受到沙皇和奥皇的牵掣，而拿破仑则拥有绝对的指挥权。但就是在这场不对等的较量中，他们认识了，如同大山和长河在某个切点上猝然相逢一样，他们匆匆对视又匆匆分离，却各自都在心底里欣赏对方：库图佐夫领教了拿破仑雷霆万钧般的迅猛和果决，而拿破仑则感到了库图佐夫的老谋深算和不可捉摸。于是他们都选择了对方，把对方摆到了值得一搏的对手的位置上，因为真正的较量迟早要到来的。

1812年秋天，拿破仑远征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只得起用他并不喜欢的库图佐夫为总司令。

“这可是一只狡猾的北方老狐狸。”拿破仑在得知库图佐夫的任命时，意味深长地说。

“我将努力向这位伟大的统帅证明，他没有说错。”库图佐夫在得知拿破仑的反应后，同样意味深长地说。

你看，枪炮还没有对上话，两位巨人之间的格斗已经开始了。一个天才的质量，只有能与他匹敌的对手最有资格评价，当彼此对视的目光猝然相击时，那金属碰撞般的脆响和火花是何等嘹亮辉煌。

库图佐夫一路退却，他要用漫长的交通线来拖垮拿破仑。

拿破仑步步进逼，他渴望着在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中摧垮对方。

终于到了莫斯科附近的博罗季诺，那么就摆开架势较量一下吧，当时的力量对比是：法军13.5万人，俄军12万人，双方势均力敌。拿破仑擅长进攻而不长于防守，库图佐夫则恰恰相反，很好，战场态势正好是法军进攻、俄军防守。让他们各自展其所长，这样既体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场面上也会更好看。

战斗是惨烈而悲壮的，但双方的战术组合似乎不那么精彩，整个过程如同一场简单的正面冲突。这就像两位超一流的棋手对弈，盘面看上去反倒平淡无奇，但这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平淡，一招一式都力重千钧、别无选择。双方都是天才的统帅，实力亦大致相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把对方一口吞下，也不可能从正面抽出多大的兵力实施迂回机动或突击，因此，他们只能这样死死地撕咬在一起，在反复攻击和坚守中等待转机。高手之间的较量大致如此：有时表现为互相竞赛着发挥，双方奇招迭出、痛快淋漓，令人拍案叫绝；有时则表现为互相制约，不让对方有丝毫闪展腾挪的机会，场面亦朴素得近乎原始的角斗。在博罗季诺战场上呈现的就是后一种情况。

那么，此时此刻双方的统帅呢？且看——

拿破仑坐在舍瓦尔季诺山下的指挥所里，无动于衷地听着战场上传来的轰响，他几乎从不过问战斗情况，似乎那一切离他十分遥远。

在战场的另一端，库图佐夫坐在他的指挥所里，如果不是他手里微微抖动的马鞭，周围的将军和副官还以为他睡着了。

这是两个巨人之间的抵牾，他们都在努力把自己强悍的精神发挥到最大值，努力承受对方山一般的重压而不断裂，于是他们被迫还原成生命的本原状态——沉寂。你不知道他们内心是从容还是颤悸，这状态似乎与叱咤风云、雄姿英发之类不沾边，但你必须承认，它更加惊心动魄。

多么残酷的巨人之战！到了这时候，决定胜负的恐怕只有冥冥上苍了，那么就听天由命吧。

战争的结局是：法军伤亡4.7万人，俄军损失4.4万人，双方打了个平手，但从战略上讲，库图佐夫胜利了。博罗季诺之战是拿破仑入侵俄国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重大战役，此后便是拿破仑进入被焚毁一空的莫斯科而后又被迫退出，直到狼狈地逃回巴黎。

值得一提的是，当拿破仑和库图佐夫在俄罗斯原野上交手时，他们麾下各有一名高参：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这两位后来都成为世界级的军事理论巨匠，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战争艺术概论》和《战争论》，相信所有对战争稍有兴趣的人都会知道这两本书。统帅的质量是这般匹敌，手下的辅佐幕僚又恰巧是同一档次的精英，这样的对手真可谓天作之合。

拿破仑失败后，当俄军中的某个军官用轻薄的口气嘲笑拿破仑时，库图佐夫打断了他的话，严厉地说：“年轻人，是谁允许你这样评论伟大的统帅的？”——请注意，库图佐夫从来都是这样称呼拿破仑的：伟大的统帅。

同样，拿破仑也忘记不了这位俄罗斯伟大的统帅，在流放圣赫勒拿岛的日子里，和库图佐夫之间的较量一直死死地纠缠着他，“真是天晓得，法军本来稳操胜券，但俄军却成了胜利者”。这位永不言败的科西嘉人是多么想和对手再来一次决斗！

这就是对手。

只有库图佐夫才够得上是拿破仑的对手。

那么威灵顿呢？难道……

很遗憾，这位都柏林的公爵够不上，尽管他最终战胜了拿破仑。滑铁卢是拿破仑戎马生涯的最后一战，任何天才都无法逃避最后那宿命似的终结：胜利或失败。如果我们的目光不那么势利，就应该承认这种终结并不体现一个人的全部分量，而且就生命体验而言，后一种结局似乎更为珍贵而结实，这就是英雄末路的悲剧美。威灵顿的目光倒不见得势利，但是他胆怯。滑铁卢战役之后，拿破仑退位，本拟流亡美国，但途中被英国军舰拦截，威灵顿一定要将他放逐到离陆地数千里之遥的孤岛，并且由英军看管。他害怕拿破仑东山再起，在这位失势的巨人面前，他也不敢挺起身躯与之堂堂正正地对视，他的灵魂在颤栗。

威灵顿只是一个工于心计的政客，我们当然不能说他不懂战争，却可以说他更懂得在收拾战场时如何收拾对手。

九

战争结束了，但战争拒绝死去，于是把最精彩的段落定格为遗址。遗址不是遗骸，它仍然澎湃着生命的激情。因此在所有的遗址中，我最欣赏战争遗址。

战争遗址不是花前月下精巧的小摆设，也不是曲径回廊中的呢喃情话，这些都太逼仄、太小家子气。它恣肆慷慨地坦陈一派真山真水和荒原，连同那原始的野性和雄奇阔大的阳刚之美。且不说那俯仰万里的长城和崔嵬峥嵘的栈道，也不说那塞外的边关和风尘掩映的古堡，就在我周围这片柔婉清丽的江南山水中，也随处可见古战场雄硕的残骸。你看那江畔岩石上巨大的脚印和马蹄印，那是生命伟力的杰作，使人不由得联想到当初那凌波一跃的凛凛身姿。还有青石板上千年不朽的剑痕（几乎无一例外地叫“试剑石”），面对着它，所有关于剑的诗句都显得太苍白，什么“一剑曾当百万师”，什么“踏天磨刀割紫云”，都不足以形容。它就是一道剑痕，充满了质朴无华的力感。这些当然都是理想化的夸张，属于假托的鬼斧神工，但没有谁去推敲它是否真实，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呼啸其中的威猛和强悍，这是一种人类精神的底蕴，它流淌在一切健康人的血脉里，令人产生一种挟泰山而超北海或倚天仗剑那样的豪迈情怀，这时候，即使是彬彬弱质的蒲柳之躯也会“好战”起来，“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其实岂止是男儿？又岂止是为了收取边关的功名？

我早已步入中年，半辈人生中也曾经历过铭心刻骨的贫困、痛苦、屈辱和抗争，甚至经历过死亡阴影下的恐慌和等待，当然还有并非每个人都能经历的欲生欲死的爱情（那是一种怎样的轰轰烈烈的伟大啊！）每一次这样的经历都使我感到生命的张力到了极限，都犹如一次战争的洗礼。但我从未经历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我至今不知道战场上的硝烟和节日弥散的火药味有什么不同。展望天下大势，我这辈子很可能将无缘战争，每每念及，总觉得是一种缺憾。滚滚红尘中，我并不眼热别人的玉堂金马和锦衣美食，一点都不眼热；但面对着别人身体上一块战争留下的痕迹，我常常会抑止不住灵魂的颤动，我知道，这是一种羡慕。都说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生是幸运的，有谁知道这也是一种不幸呢？

既然无缘战争，那么就吟一阕《战争赋》吧，不光是为了祭奠和警喻，更是为了解读和欣赏，为了抖擞精神走出一路昂奋和阳刚。

手艺活儿（代后记）

2011年夏天，我在准备写《绍兴十二年》之前，在笔记本的封面上写了这么一句话：“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当时仅仅是提醒自己不要浮躁，不要左顾右盼急功近利，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前面也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自己去做了，应该静下心来把这桩事做好。我当然不是聪明人，既然聪明人也需得下笨功夫才能做出好东西，那么，以我的不聪明，就更需要下笨功夫了。我确实是下了许多笨功夫的，从最简单的说，我至今仍然不会使用电脑，所有的资料搜集和积累都是通过书面阅读和手工书写完成的，在当今这个网络时代里，实在算得上很笨的。但看书也有看书的好处，那几乎是一种充满了意外收获的徒步旅行：辛苦，却一路柳暗花明、活色生香。电脑搜索的材料，方便固然方便，却是直接奔着目标而去的，就像一场省略了恋爱过程的婚姻，当然也就失去了恋爱过程中的种种试探、迂回、等待、焦虑和狂喜，那些都是很美好的体验。我是农家子弟，自己也当过农民，我觉得写作犹如土地上的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很公平的事。你当然可以采用新的技术手段，例如大棚、化肥，甚至激素之类，那样做尽管效率很高，但收获的东西品质肯定就差了。我愿意做一个最本分的农夫，用最原始的方式耕种，一边享受劳动的快乐，也希望自己收获的东西味道纯正一点、可口一点，营养也更好一点。回到开头说的那句话：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这中间，我还很喜欢这个“做”。现在人们喜欢用的是“打造”、“打拼”、“工程”之类的大词，这些反映现代工业批量生产和急吼吼地强势推进的词汇我不喜欢，我喜欢这个“做”，它体现了一种农业和手工劳动者的讲究和用心细细的温情，就像从一个木工或泥塑艺人嘴里说出来的那样，其中浸透了劳动者的手泽和汗息，在我看来，写作应该是最接近手艺的活儿。你甚至还可以想到一个词：包浆。我有一个朋友做古董生意，他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个词：包浆，那是年深日久被人们使用和抚摸以后在器物表面形成的一种附着物或者光泽，对于一件古董来说，包浆是年代和内在品质的体现，它是很难做假的。《绍兴十二年》就是本着这样一种心态“做”出来的，花三年多时间写了二十几万字，我确实是够笨的，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它还远远算不上是一件“好东西”。但对于我，也只能这样，我已经尽力了。

手艺当然不光是“做”，也要想。我经常喜欢一个人沉思冥想，想象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的典型意象，如果要用一幅画面来对应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的气象，那么汉朝就该是边关的一轮冷月，而唐朝就是盛大的宫廷歌舞。宋朝呢？那是市井上一派喧嚣的叫卖声，九流三教、引车卖浆、瓦舍勾栏、歌吹入云。商品经济和市民文化是宋代最重要的特征，那个王朝的质地虽然有点软，却也可称繁荣。要在作品中再现一个王朝的气象，你就要写出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厚重感，宫廷和民间皆不可偏废。因此，书中既有对绍兴十二年前后政治军事方面纵横捭阖的宏大叙事，又有涉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精细描画。书中写临安四时八节的风俗礼仪；写绍兴年间的物价，斗米斤盐的指数，地租的比例，铜钱与金、银的比价；写高宗去天竺山敬香途中看到人力拉犁而引起的感慨；写朝廷征收的军马从川陕边陲的马场送到临安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都不是信口开河。即使写高宗为了接待川陕方面的大将吴瞞，要加一道水煮牛肉，并且一定要用川盐调味，情节虽有虚构的成分，但也是严格基于对人物性格的把握，既体现了高宗心思缜密，精于权谋，即所谓历史情境下人物行动的内在可能性；同时也写出了当时宫廷和民间的生活情调。正是通过这些看似不重要的日常性展示和细节描画，反映了南宋王朝政权运行的内部肌理。为什么一定要用肌理这个词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词很重要，一个物体有没有生命，看肌理；一个作品有没有生命，也看肌理。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不仅指向当下的鲜活饱满，而且指向久远的流传。

我曾在一篇创作谈里说过：“谋生、虚荣、表达的自由，是我选择文学的全部理由，但在不同的年龄段，此三者所占的份额是不同的。”到了我这个年纪，谋生和虚荣已不再重要，剩下的就只有表达的自由了。能自由地表达一点东西，我很珍惜。

（本文为作者在《绍兴十二年》研讨会上的发言，原载《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