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剑桥德国史

作者：【英】玛丽·富布卢克（Mary Fulbrook）

译者：高旖嬉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6-01

ISBN：9787513305686

目录
CONTENTS

2004年版序

1992年修订序

序

第一章 导论：德意志领土与德意志人民

第二章 中世纪的德国

德国史的开端

中世纪早期及昌盛期的德国

中世纪晚期的德国

第三章 宗教改革时代（1500—1648年）

德国的宗教改革：早期基础

德国农民战争

德国宗教改革的发展

反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

三十年战争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战争的影响

第四章 专制主义时代（1648—1815年）

专制主义与普鲁士的崛起

宗教、文化和启蒙运动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第五章 工业化时代（1815—1918年）

复辟时期的德国 （1815—1848年）

1848年革命

德国的统一

俾斯麦任期内的德国

威廉时代德国的社会和政治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德国文化

外交政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六章 民主与独裁（1918—1945年）

魏玛共和国的起源和成立初期

表面稳定时期

魏玛民主的垮台

希特勒政权的巩固

外交政策与战争时期

大屠杀、反抗与战败

第七章 东西德时期（1945—1990年）

两德的建立

从建立到巩固

东西德的政治（1949—1989年）

西德的经济与社会

东德的经济与社会（1949—1989年）

1989年革命与德国统一

第八章 1990年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第九章 德国历史的模式与问题

参考文献

人名、地名、术语双语对照表

审校后记

2004年版序

在这一版，我做了一些细微的改动，来反映当今变化的史学观点以及最新的学术成就。新增的一章是关于1990年后的德国。对参考书目则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和更新。但我并未对书的主体部分做重大的改动，因为它为广大的英语读者及其他语种译本的读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德国史概述。

玛丽·富布卢克
2003年3月于伦敦

1992年修订序

首先，我非常感谢柏林的维尔纳·舒乔夫博士（Dr. Werner Schochow），他指正了我第一版中未曾发现的细节错误，并对索引的修改提出了一些建议。我衷心地感谢他细致阅读本书，并劳烦他提供更具体的评论及建议。

我也借此机会将有关西德的内容转换成了过去时态（第一版时，东德已是过去式了）。虽然1990年两德统一后，西德的大部分事务已经移交给了扩大了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但统一后的德国毕竟是一个新的政体。面对来自国内的挑战以及欧洲变化的环境，我们若是武断地认为，1990年之前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各个方面会继续存在并延续到统一后的新的德国，那我们就不是站在历史的角度上看问题了。

玛丽·富布卢克
1991年10月于伦敦

序

像这样一本书，批评起来比写起来容易多了。将漫漫千年的悠久历史压缩成简短的一卷本，这必将引起专家学者的厉声呵斥，因为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一方天地惨遭篡改、限制、歪曲，甚至忽略。然而，对于如此宏大的话题，一本意欲简明的历史书是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的。它最多只能成为一本富有见地的向导，将读者引向浩瀚的历史发展中去。

事实上，这种局限是由历史编纂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历史不是简单地记述一个广受认可的故事，而是一个将大量的史料和前人的评述进行排列组合的过程。德国简史的编纂尤其如此。筛选增删虽然心痛，却必不可少。读者对事物的看法不一，作者却必须对观点作出选择。而对于不同历史时期所占的篇幅，本书则按照观赏风景时的原则进行编排：离观测者越近的，体积越大，细节越丰富；离地平线越近的，则越模糊，越笼统。因此，越靠近现代，每个章节所包含的时间段就会越短。如此，在观赏风景时，有些特征也会显得更加重要。这就是历史学家非常熟悉的“目的论”（teleology）。这是在历史编纂中存在的一种趋势，即关注与当下直接相关的历史，按照结果评述历史的发展（无论历史的参与者是否意识到自己对历史的“进步”作出了所谓“贡献”），并忽视那些没有产生重大变革的事态变化。对于这种趋势，虽然在近来的历史编纂中已有一定的反思，但从当下的角度出发，仍然有些特定的历史发展显得更为重要。同时，不管如何力求公平、客观，每个作者必有其特殊的兴趣、热情和盲点。有关德国历史，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它恰当的主题范围在哪里？本书中，奥地利史既穿插于不同时期的“德国”史，成为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871年后又与现代德国史密切相关。而奥地利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地区，虽然它可能最明显。其原因在于，所谓“德国”的边界，几百年来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中。

如此包罗万象的一本书必然十分依赖他人的研究成果，作者须保证在整体连贯一致的叙述中，同时展示现有的史实和史学家们通常相互冲突的观点。本书作者强烈意识到当下史学研究领域的空白和不足，但仍然希望通过呈现一个时间跨度大、题材广泛的德国史框架，来达到两个有益的目的。其一是为后续特定领域的研究提供基础和启发，其二是方便读者定位自己现有的知识和兴趣。本书意欲成为一张地图，为进一步的细节调查指路。

在此，我衷心地向我的同事和朋友致谢，感谢他们阅读了我的手稿，并对部分手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帮助我纠正了一些史实谬误和不恰当的说明。我要特别感谢以下几位朋友，他们为帮助我改进本书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大卫·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伊恩·克肖（Ian Kershaw）、蒂莫西·麦克法兰（Timonthy McFarland）、鲁道夫·穆斯（Rudolf Muhs）、哈米什·斯科特（Hamish Scott）、鲍勃·斯克里布纳（Bob Scribner）、吉尔·斯蒂芬森（Jill Stephenson）、马丁·斯维尔斯（Martin Swales）。若本书有任何不足，均应由本人承担。本书还得益于伦敦大学学院基金会的赞助。正是由于基金会的允诺，我才得以查阅图书馆、博物馆及档案馆，获取了合适的插图材料。选择合适的插图几乎和组织文字一样困难，期间也出现了同样多的问题，例如：选择、说明及疏漏等。经过仔细观察，读者可以注意到：我们熟悉的名人及其事物，有关这些的图片都让位给了更加广泛的主题，以及更加久远的历史时期或场景。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丈夫和三个孩子，他们在炎炎夏日中，花了数不清的日子，行走在欧洲的中部，只为了帮助我寻找有关德国历史的点点滴滴。

第一章 导论：德意志领土与德意志人民

在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著名诗句中，德国最负盛名的两位诗人歌德与席勒提出了德国史最核心的问题：“德意志？它在哪里？我找不到我的国家。” （“Deutschland? aber wo liegt es? Ich weiss das Land nicht zu finden.”）他们进一步指出了德国人的另一个问题：“德国人啊，任何组建国家的希望都是徒劳的；别发展国家了，还是提升你们自己吧，你们可以做到的，这更加自由！” （“Zur Nation euch zu bilden, ihr hoffet es, Deutsche, vergebens; /Bildet, ihr könnt es, dafür freier zu Menschen euch aus.”）虽然歌德和席勒无法预见身后之事，更不能为此负责，但这两句诗也许概括了人们对德国以及德国人最普遍的认识。这个国家，统一得太晚，以至于思想家和诗人将“自由”限制在了个人的精神层面加以讨论，使其与公共领域和国家权力泾渭分明；这个国家，在文学和音乐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因阿道夫·希特勒的种族屠杀与暴行而臭名昭著；这个国家，问题棘手而又饱受折磨，拥有独特、古怪而又曲折的历史；还是这个国家，以其奇特的高效率，在每一个历史转换时期都树立起了某种“典范”。

这些归纳和所有陈词滥调一样，包含着一定程度的真理；这些归纳也和所有的归纳一样，大多一概而论、使人误入歧途，甚至颠倒黑白。其中最误导人的大概是这样一个隐含的预设，即所谓的“日耳曼人”是一个简单的集合体，它在漫长痛苦、曲折迂回的历史中展现出了持续不变的民族个性。然而实际情况比这复杂得多。首先是地域的复杂性。日耳曼是欧洲中部的一个地区，这里哺育着许多民族，他们说着不同口音的德语。而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不同的政体，在所谓的“德国史”的大部分时期，它所统治的臣民还包括不说德语的民族。其次是历史的复杂性。它既有无法预测的概率，又有预先决定的因素，推动历史通过任意的变革进入注定的结局。最后是历史编纂本身的复杂性。在编写不断变化的国家历史时，是从当今的考虑和利益出发的。对许多读者来说，越近的时代越有趣，毕竟只有少数人会被古老的文化所吸引。因此，遥远的年代就成了一个舞台的布景似的“背景”，代表着“故事开始的地方”。但是确定起点在哪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武断的。所有编纂的历史都是人造物，其必定以特定的利益、意识及其他为透镜。

对大多数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1989年以前，“德国”可能指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或称西德，首都在波恩。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可能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称东德，是在战败的纳粹德国废墟之上建立的。现在，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把奥地利算作“德国”的一部分，更别说瑞士了。而奥地利被排除在统一的“小德国”，即普鲁士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之外，不过是1871年的事。而瑞士的德语区，则在几个世纪前才脱离“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当然，这种情况还包括欧洲中部其他地区，或是曾经隶属于德国的某些州，比如现属波兰和俄罗斯的前德国领土；或是不少曾经或现在隶属于其他国家的、以德语为母语的少数民族。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日耳曼位处欧洲中部（mitten in Europa），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在政治及地理上极不稳定。这个地理位置是分析德国历史及其民族特点的核心因素。显然，它使原本清晰的研究主题变得比多数国家历史要复杂得多。虽然本书的最后章节是关于20世纪晚期，即1990年以来两德统一后的德国，但在贯穿全书的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中，本书还是考虑到了其他地区，对其重心和边界进行了灵活的调整。

21世纪的德国所覆盖的土地有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一部分是地形、地势的差异，另一部分则是历史的差异。从地形上看，德意志的领土北起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沙滩和贸易港口，穿过灌木丛生的北部平原，被中部高地的山脉所截断[例如哈茨山（Harz）、厄尔士山脉（Erzgebirge）]，随后绵延至德国南部起伏的斜坡，直至与奥地利和瑞士接壤处的阿尔卑斯山的山麓丘陵。气候上，从德国北部和西部温暖潮湿的海洋性气候，到南部和东部更为干燥的大陆性气候，不仅有寒冷、风雪弥漫的冬季，也有暴风雨频发的夏季。德国的自然资源丰富多样：东部蕴藏着丰富的褐煤，其产量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西部，尤其是鲁尔区，烟煤藏量丰富。但德国天然气和石油的储量贫乏，难以满足国内的能源需求，因此，它也依赖于争议性很大的核能。其他的矿产资源，包括铁矿、铅矿、锌矿、钾盐矿，虽然种类多样，但涵盖不广。土壤和农业状况也存在着差别：许多地区保留着灌木和森林，而不用于农业或牧业。20世纪80年代，西德人口略多于6100万，而东德则少于1700万。1990年两德统一后，德国人口为7830万。

由于历史的原因，德意志所辖的区域曾经互相独立存在，就像州和国家一样，因此它们之间更多的是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史上的差异，而非地理上的。对于到德国旅行的游客来说，最震惊的莫过于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占领，以及人们的信仰、习俗和社会关系所遗留下的痕迹：中世纪的要塞城市和古堡，巴洛克时期的教堂和修道院、豪华的宫殿、不同样式的农舍、伯格之屋（burgher house），以及工业时期的贫民窟。这里还充斥着不同地域的刻板印象：普鲁士新教的禁欲主义、军国主义和保守主义时常与汉堡的自由主义发生冲突，同时又与信奉罗马天主教、大口喝酒、爽朗热情、说着一口难懂方言的巴伐利亚人形成鲜明的对比。20世纪末，虽然德国日益国际化，中央权力也越来越大，然而不同地区的口音、文化依然多种多样。就算是刚来不久的游客，也能注意到这些地方的不同：莱茵兰的城堡与葡萄园，工业化的鲁尔区（虽然随着德国西南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里已经不再进行工业生产了）、森林、溪流、黑森林的布谷鸟自鸣钟，上巴伐利亚行政区的湖泊和高山牧场；随意游览的游客即使他们可能去过不来梅、汉堡和鲁贝克， 熟悉北部的海岸、弗里西岛、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湖泊和水域却很少。大多数游客会选择在高速公路上穿过起伏的威斯特伐利亚丘陵、越过吕纳堡石楠草原向北，或是到隐藏在哈茨山山脉中的中世纪景点游览一番。很少有游客会造访德国与捷克边境的波希米亚乡间和巴伐利亚森林，也很难注意到施佩萨尔特、克莱希高地区与欧登瓦德山当地的区别。很多人知道那些大城市，特别是慕尼黑、纽伦堡、法兰克福、斯图加特、科隆，但却不太了解1990年以前西德中央政权的所在地（人们很容易将其首都波恩看作是“德国的一个小镇”而不予理会）。在1989年秋发生一系列革命事件以前，很少有西方游客会深入地探索东德，他们最多在首都东柏林旅行一日。东德虽然比西德要小，但两者在地域的多样性上却不相上下：从北边波罗的海海岸的沙丘，到梅克伦堡人口稀少的湖区，再到南方多山的地区。其中包括哈雷、莱比锡、埃尔福特、开姆尼茨等工业中心，也有德累斯顿（Dresden）、魏玛这样的文化中心，还有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图林根森林和哈茨山等旅游景点。所有这些地区，除了纯粹的地形上的不同，比如与河流、海洋或山脉的距离，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差异。它们在经济上也有不同的开发和利用方式，同时，在更广泛的经济系统中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文化上，宗教改革后，天主教和新教地区的不同在一些经历过信条化的州中延续多年，影响深刻。而政治上，不同的地区则历经了无数的政体，这对喜欢参照历史的政治学家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实验室。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影响，都在今天更加同质化的工业德国中留下了各自的印迹。

对很多1989年之前到过德国的游客来说，很难想象没有那个划分两德最明显的特征，即严防死守的两德边境线。这条边境线从波罗的海延伸到德国南部和捷克的边境，不仅将德国一分为二，更是将欧洲也划分成了东欧与西欧，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民主集中制与自由民主——它象征着20世纪后半叶的国际分歧。用丘吉尔的话说，就是“铁幕”。两德边境不仅用一片无人之地隔开了曾经紧密相连的社会，将他们与自然腹地隔绝，还将先前宏伟的大都市——柏林，历史上既是普鲁士王国和帝国的首都，也是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的首都，1990年以后是现在德国的首都——从正中心对半分开。当时，全副武装的士兵看守着两德之间有限的过境处，他们控制着交通，全力防范东德居民擅自离开。西柏林是不言而喻的资本主义城市，它在经济上依赖西德政府，并得到西德政府的大量补贴：这里到处是大型的购物商场、繁多的文化演出和国际会议中心，灯红酒绿，繁华热闹，艺术也得到了商业的赞助。这座建于帝国急剧扩张时期的城市，在20世纪初还是一个古老的贫民窟。20世纪80年代，这里不仅住着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工人阶级，还住着大量的外国“客籍工人”（guest workers），另外还有一批想过另一种生活的人群。除此之外，柏林也不可避免地被军事力量所渗透，毕竟它同时受到了四种力量的控制。即使西柏林有美丽的自然湖泊和森林，也同时存在无处不在的柏林墙。因为仅仅几码开外，越过城墙，就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正如每个路标上都自豪地标示着的：“柏林，民主德国首都。”比起前几个世纪，这里的交通流量小了很多。东柏林将帝国时期古老的首都中心区域收入囊中。在这里，民主德国崭新的政府办公楼和批量建造的住宅楼拔地而起，与曾经辉煌、现今颓败的政治文化中心分庭抗礼。尽管东德努力塑造与西德同样吸引人而又十分不同的形象，但在诸如亚历山大广场这样的现代区域中，其气息大多仍然是单调、灰暗而且过时的。两个柏林形成了两个极端，充分地体现和象征了它们所代表的两套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优点和缺点。

图1 20世纪80年代，从东柏林看亚历山大广场。远处，高耸的电视塔令圣母教堂显得越发矮小。左边是重建后的大教堂。正对着的是重建后的东德“共和国宫”（Palace of the Republic），原址为柏林城市宫（Royal Palace）。本书作者摄。

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戏剧性地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的剧变让“铁幕”开始破裂。1990年10月，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促使两个不同体制的社会加快统一的进程。对于21世纪早期刚统一的德国的观察者来说，历史有了新的意义。正如这几个世纪以来的许多时期一样，德意志的民族特性、政治制度以及它在欧洲和世界的角色再次变得万众瞩目。不过，随着冷战的结束，结盟和对峙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改变。伴随着国际恐怖主义和新的冲突的出现，“德国问题”也应当从一个不同的角度重新加以考虑。

最初的印象和观察就到此为止了。比起游客的粗浅印象，对德国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的系统了解，可以使读者收获更多。在接下来的旅途中，也会有许多关于德国历史的方面被忽视、压缩、扭曲，或者干脆故意不提。下面，我们就要开始探索德国历史框架中的跌宕起伏，看它是如何最终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德国的。

第二章 中世纪的德国

德国史的开端

现今属于德国的地区早在史前就有人居住了。尼安德特人（Nanderthal man）就是其中的一支，他们的发现是人类学史上的著名事件。在欧洲中部地区，遍布着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遗迹。罗马帝国曾延伸至现今德国的西部和南部，许多德国的城市至今还保存着罗马建筑的地基和废墟，比如特里尔（Trier）、奥格斯堡（Augsburg）、美茵茨（Mainz）、科隆（Cologne）、雷根斯堡（Regensburg）和帕绍（Passau）。至今，我们还能在美茵河和多瑙河间看到作为边界防御工事（实际是深沟与堤坝）的古罗马界墙（limes）。罗马帝国在它占领之处留下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界墙之外的部族，罗马人把他们称为“野蛮人（barbarians）”（即外国人）。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公元55—116年）在他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中生动描绘了各种各样的日耳曼部族，虽不一定完全可靠，但他描述了他们的社会组织、政治体制、战争形式、刑罚体系、建筑、服饰和发型风格、婚礼、葬礼、农业技术，以及喝酒、宴会、争吵、休息的诸多习惯。除了赞赏日耳曼女子的贞洁以外，塔西陀对日耳曼和日耳曼人并没有一个劲儿地奉承。他说日耳曼人一定是原住民，而不是从别的地方迁徙来的移民，因为“谁会（想）去日耳曼呢？它的风景不美，气候不好，整体感觉又沉闷，除非这里真的是他的故乡”。对于日耳曼民族之间的不同，这本书着墨更多。从发型复杂的施瓦本人，到和罗马人做生意的、较为文明的赫蒙杜利人，再到极度野蛮和贫穷、吃草、穿树皮、分布广泛的芬尼人（Fenni，住在现今的立宛陶），各有特色。

到了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危机深重。虽然它崩溃的原因不止一个，但其西部边界确实早已脆弱不堪、负荷过重，加之西哥特人（Visigoths）、汪达尔人（Vandals）和匈人（Huns）等外来部落的入侵（这些部落已经留名青史），加速了它的衰落。在罗马土地上定居的日耳曼人大多背弃了他们部族的神，转而皈依基督教。至公元6世纪和7世纪，西部出现了新的罗马化的日耳曼社会。

第一支定居的日耳曼人处于法兰克人的统治下：克洛维486年在高卢打败了最后一位罗马统治者，建立了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monarchy）。这个法兰克王国统一了一些日耳曼部落，后来还战胜了所谓的阿勒曼尼人、萨克森人和巴伐利亚人。王权、贵族与教皇三种势力共同掌握着王国的统治权，他们之间互相勾结、互相争斗。从公元6世纪开始，贵族们纷纷建起了修道院和乡下的教堂，并使之依附于自己。对大多数人而言，土地是他们生存的基础，虽然自由的农民不同于农奴，而西部的庄园也不同于从未被罗马占领的农田。751年，墨洛温人被赶下台，卡洛林国王丕平（Pepin）上台。他同时受到了法兰克主教的任命，用宗教的合法性代替了纯正的皇家血统，开创了君权神授的传统，但丕平的继任者仍然是他的血亲。墨洛温时期伊始，在当今德国境内用于耕种的土地只有2%，剩下的都是茂密的森林和湿软的沼泽。而到了卡洛林时期，由于人口的增长，森林被砍伐，用于建造新的村落。

“德国史”的开端是什么时候呢？历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他们有些将德国历史看作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认为历史起源不是固定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德国史是从查理曼在西方重建“罗马”帝国开始的。查理曼在771年登基，为了扩大帝国的权力范围，他吞并了伦巴德（Lombardy）、巴伐利亚、萨克森，并建立了东南的边疆领地“马克”（marches，后来发展为奥地利）。早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被正式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前，他就行使了一些帝国统治者的权力，比如铸币。当皇帝和当国王完全不同，王权可能会被继承者瓜分，而皇权一般是不可分割的。然而，到9世纪时，不管统一还是分裂，帝国的命运都充满了重重障碍。843年签订的《凡尔登条约》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解决方案。争吵不断的继承者们达成了协议，停止战争并将帝国分为东法兰克王国、西法兰克王国和中法兰克王国三块，为未来法国和德国土地的分割打下了基础。但随着进一步的分裂，非卡洛林的贵族也想得到王冠，这使得帝国看起来摇摇欲坠。因此，在9世纪末出现了五个独立的王国：西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上勃艮第、下勃艮第和意大利，其中只有东法兰克王国是由卡洛林人统治的。但即便是在东法兰克，中央权力也在瓦解。王国内部发生内战几乎已成事实，而外部又面临着被北边的维京人、南边的阿拉伯人和东边的马札尔人侵略的危险。内忧外患促生了新的政治团体。在东法兰克王国，所谓的五大“部落公国”（stem duchies）逐渐壮大[包括法兰克尼亚、萨克森、巴伐利亚、施瓦本和洛林（或洛林王国）],这些公国拥有强悍的首领，他能够高效地将部落成员聚集起来，抵御入侵的敌人。比起弱小的国王，这些首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911年，东法兰克国王的最后一位卡洛林继承者也去世了。对于一些历史学家来说，第一位日耳曼国王，即法兰克公爵康拉德一世的登基，标志着德国史的真正开端。康拉德一世即位后，极力压制拥护他上台的部落公国，但这个不友好的算盘最终落了空。918年，康拉德一世驾崩，萨克森公爵亨利被推举上台，暗示了选举优先于血统的皇位继承原则。后来，他指定他的二儿子为继承人，这一做法打破了选举与血统分离的皇位继承传统，这也是日耳曼政权发展中的一大重要特征。

地图2.1 根据843年《凡尔登条约》分割的查理曼帝国

一些历史学家对“德意志王国”在这个时期是否存在持怀疑的态度。正如吉林汉姆（Gillingham）所指出的那样，亨利一世在其统治时期所取得的成效，仅限于萨克森和法兰克尼亚公国，他在其他公国并没有多少威望。直到11世纪，“东法兰克王国”（regnum Teutonicum）这个词才开始出现。而其他的一些历史学家，比如弗莱肯施泰因（Fleckenstein）则认为，尽管如此，“日耳曼人”的认同感其实在这个标签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亨利一世和他的儿子奥托一世的统治对正在形成的王国特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即便是到了中世纪晚期，人们还是有理由怀疑这些说德语的地方是否真的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权。14世纪中期，复数名词deutsche Lande（德意志领土）比单数形式的Deutchland常用得多。中世纪时期，有关名词的使用总是反复无常、来回变化，不同时期都有包括regnum Alamannae、regnum Germaniae、Teutonicae或Romanorum这些词的出现。更为复杂的是日耳曼王权和皇权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将在下节详细阐述。另外，日耳曼这个名字并非来自部落名或领地名，而是从语言而来，这可能是在现代欧洲国家中独一无二的。

这些关于术语和“德国历史”开端的争论，本质上是由于复杂的政治因素所造成的。故事应该从哪里开始，哪一部分应当被视作“背景”而非“历史”，无论读者持何种看法，本书能做的，只是将德国历史详尽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中世纪早期及昌盛期的德国

中世纪的德国处于萨克森（或奥托）王朝和萨利安王朝的统治之下，从919年萨克森公爵亨利即位，到1056年亨利三世驾崩。其主要特征是处于封建社会的组织形式和政治形态，贵族佣兵的军事制度，以及相对和谐的教皇与王权的关系，直至发展为后来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记述上等阶层的政治和宗教体系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时刻想起大多数平民的生活状态。在这个时段的晚期，也就是11世纪中叶时，德意志土地上的总人口数大概是五六百万人。（前现代时期的人口估算肯定是不准确的。）大多数人生活在小村落、村庄或者孤独的农庄里，周围是只有小块农田的广袤森林。他们的房子都非常简陋，只有王室的宫殿、城堡、教堂和修道院才会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修建。很多人的人生，正如霍布斯（Hobbes）的名言所说的那样，“恶劣、残酷而又短暂”。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但社会阶层越高，寿命就越长。婴儿死亡率极高，许多人死于14岁到40岁之间。即便是在世的时候，他们也长期为疾病、贫穷和饥荒所苦，命运被天灾人祸和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玩弄于股掌之间。所以，即使在名义上已经皈依了基督教，但在民间，仍然会保留一些异教徒的传统（如咒语、迷信、魔法等）。人们只不过是想借此来安抚恶灵、驱走不幸。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有限的空间里，工作和进行贸易的地方也不会很远，并在近亲之间联姻。朝圣可能是他们一生中跋涉最远的外出了。只有贵族阶层才会做长途旅行，他们的亲族也会分布在较广的地区。750年到1050年间，人们说的还是古高地德语和古萨克森方言。口头诗歌（oral poetry）在当时可能盛行，虽然只有很少的民间文学作品能够流传到今天。基本上只有神职人员具备读写拉丁语的能力。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很原始，但中世纪的德国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部族社会了，封建制成为社会和政治的主要模式。这个复杂的机制在政治上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对等互惠的关系，即一边是服务和忠诚，另一边是保护和支持。封臣向封君宣誓效忠，封君则允诺保护封臣。宣誓完成的标志是封臣双手合掌，放在封君的手掌中的赞誉仪式。宣誓后，封臣会获得封地，叫做采邑（fief）。采邑在法律上和封臣自己的财产（Eigen）[1]不同。封建制出现于8世纪，当时的欧洲社会充斥着入侵、争端和战乱。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封建制逐渐地发展、蔓延、改变。拥有大采邑的封臣也可以做封君，将土地授予更小的封臣。国王的官僚也是封建领主。随着时间的推移，采邑渐渐变成了可以继承的东西。同时，越来越多的小封臣从不止一个的封君那里获得了采邑，从而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封建制通过层层的联系，有效地保持了一个较为遥远的政治中心和较为私人的地方城市之间的联系。虽然家族或王朝仍然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封建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宗族或部落这样的政治组织。

历史学家还用“封建制度”来指代中世纪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农民和封建领主的土地关系。没有自由的农民（即农奴）隶属于封建领主，需要向封建领主提供劳务并纳贡。这和拥有私有财产的自由农民不一样，更不同于资本主义关系中的自由劳工用自己的劳动力在市场上换取工资的行为（不管他们是否像农民一样在田里劳作，或者后来在原始工业或现代工业企业中工作）。在这个狭义的经济学定义中，当然也存在着一些政治上的因素。比如，不管是自由还是非自由的农民都要服兵役，以换取对他们的“保护”，免遭那些他们自身无法控制的战乱所造成的伤害。但是，即便打了胜仗，也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另外，关于封建制度的许多问题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历史学家所争执的不仅仅是其定义（有些历史学家想扩充这个定义）和地点（封建制度是只存在于欧洲，还是其他地方也有？比如现代化之前的日本，封建制是否在日本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过促进作用？），还有它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和古代中国和印度不同，封建制度下的欧洲充满了活力，并最终形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对世界历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之后的篇章中，本书会再次回到这个大的主题上来。

到11世纪，日耳曼地区的大领主和小领主，在一些无法继承的采邑上进行了无休止的争斗。1037年通过的一则封建法规《封地法令》(the Constitutio de feudis），从法律上批准了小采邑的继承。因此，在大贵族和农民阶层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爵士阶层。同时还出现了所谓的附庸骑士（ministeriales），一个法律上不自由的下层贵族阶级，为上层阶级提供服务。《服务法》（law of services）中写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正如卡尔·雷泽（Karl Leyser）所指出的那样，11世纪末，德国的社会阶层基本固化，和法国、英国相比，德国的贵族阶层更加具有种姓的特征（caste-ridden）。德国的贵族阶级沉溺于无休止的领土纷争中，家族间因继承权互相撕破脸皮，他们既想保持地位的平等，同时又盘算着分割遗产。贵族阶级永远在为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而斗争，并不断地限制他们所选出的国王（primus inter pares）的权力。

地图2.2 萨利安王朝时期（1024—1125）的德国版图

然而，从早期中世纪的角度看，奥托王朝和早期萨利安王朝的国王都非常成功。亨利一世牢牢控制着教会和部落公国，并吞并了洛林（之前属于西法兰克王国）。936年，奥托一世即位，并在亚琛加冕为罗马帝国的皇帝，象征着他是查理曼的继承人。奥托一世利用教会的势力和贵族抗衡。国王可以决定主教教区的选举结果，教会的财产不能随着朝代更迭而世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比起世俗的封建领主，新的主教更有可能成为国王忠实的仆人。同时，教会的财产也为国王和其随从在各地巡视时提供了住处，毕竟国王只有亲自到各处去巡视，才能弘扬并保持自身的威望。（国王出行的花费巨大，因此，年轻的贵族常常被告诫，说国王来做客绝不是件幸事。）而大主教、主教以及男修道院的院长为国王不仅提供了经济上的，还有军事上的支持，特别是由装甲骑兵组成的军队。亨利一世和奥托一世运用宗教和战争来防卫和巩固西部的边疆，尤其是对抗马札尔人（Magyars）的入侵。955年，在奥格斯堡南部的莱希河（river Lech）大胜马扎尔人后，王国的军事命运就彻底明朗了，这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于是，边区设立了主教教区，并皈依了西方的基督教（而非东方的拜占庭）。后来，这些地区形成了波兰和波希米亚，成为引领欧洲文明潮流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东方马克（eastern march）”的领地，即后来的奥地利，则基本上免于马扎尔人的侵扰，被日耳曼民族的巴伐利亚人同化了。

962年，在冒险侵入意大利，娶了先王的遗孀并自己加冕为伦巴第国王后，奥托由教皇加冕为罗马皇帝。德意志君主和罗马帝国的结合在欧洲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尽管随之而来有种种好处，但也伴随着许多义务、紧张的局势和矛盾冲突，就这样，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一直持续到了1806年。由于中世纪的德意志君主必须由罗马教皇加冕为皇帝，这就给德意志的皇帝增添了一件烦心事。为了宣扬并巩固自己的权威，德意志皇帝不仅要不时地干涉意大利的政治，还要在世俗和宗教的力量之间，也就是在自己和教皇之间，保持一种艰难而又脆弱的平衡。虽然史学家对此颇有争议，但这两个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德意志君主的权力。1033—1034年，皇帝又吞并了勃艮第，至此，他统治着三个不同的王国。然而，德意志国王还是要不停地保卫边疆，平息国内的动乱。他们不能总是待在意大利，以免当他们回来时，发现一切已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在意大利，他们的政治活动也相当繁重，并且经常失败，极有可能使他们一病不起。983年，也就是奥托二世28岁的这一年，他得了疟疾，死于罗马。另一方面，在意大利进行政治活动后，所得的利益又可投入德意志。在奥托王朝的大多数时期，教皇和皇帝的关系都十分和谐。

通过教会，思想与精神生活再次复兴。公元10世纪，修道院、主教教堂和大教堂的学校得以大量新建和重建。因亨利二世死时无子，1024年康拉德二世即位，萨利安王朝就此拉开了帷幕。萨利安王朝基本延续了奥托王朝时期的政策，设立了更多的主教教区[如班贝格（Bamberg）]，兴建了戈斯拉尔（Goslar）、马格德堡、亚琛、雷根斯堡等宫殿，并建成了一些大教堂，如施派尔主教堂。但皇帝权力得到巩固的假象以及教会和王权表面上的和谐开始瓦解。1050年之后，两个世纪的转变期结束，由此进入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中世纪盛期”。

11世纪中叶到12世纪中叶充满了政治矛盾和宗教冲突。国王无法钳制贵族，反抗和内战不断，包括1073—1075年的萨克森叛乱，1077年施瓦本公爵鲁道夫被推选为“敌对国王（anti-king）”。一些青史留名的伟大王朝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萨克森的韦尔夫、巴伐利亚的维特斯尔巴赫，以及1079年被授予施瓦本公爵的霍亨斯陶芬家族（他们的名字来自于格平根附近的斯陶芬城堡）。政治动乱和内战一直持续到了叙普林根堡洛萨公爵统治时期。在最后一位萨利安国王亨利五世（1106—1125）驾崩后，洛萨公爵于1125年即位（没有血统继承权）。直到新的霍亨斯陶芬（或斯陶芬）王朝时期，即1138—1254年，特别是著名的腓特烈一世（又译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红胡子）统治时期（1152—1190），政治动荡才平息下来。同时，在萨利安王朝末期的亨利四世（1056—1106）和亨利五世时期，教会和王权之间的危机成为帝国的新问题。11世纪中晚期，包括禁止神职人员娶妻、禁止买卖圣职、废除世俗君王叙任权等的教会改革，赋予了神职人员与众不同的特权地位。当教皇越来越自我膨胀的时候，德意志的一些大主教开始发展自己的政治和领土野心，他们曾是奥托王朝的忠实盟友。尤其是当希尔德布兰成为格雷戈利七世教皇（1073—1085）时，教皇和皇帝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顶峰。1077年1月，亨利四世在卡诺莎向教皇忏悔赎罪。但在世俗君王的叙任权（即教会中重要教职的任命）上，双方还是存在分歧。所谓的“叙任权斗争”的结果见于1122年缔结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Concordat of Worms），它规定了亨利五世只能影响德国，但不能干涉意大利境内的教职任命。然而，这看起来更像是教会，而不是国王的胜利。德意志的大主教们继续发展成为除了世俗贵族以外的封建领主。教会的世俗地位得到了提高，宗教生活也得到了极大的复兴。教会推行了新的禁欲令，强调虔诚祷告的生活和脱离世俗的精神，贫穷和自我惩罚的赎罪方式被奉为美德。

中世纪盛期代表的是一个多方面的重要转变期。政治动乱瓦解了原本的部落公国，新的领主出现了，他们建立了许多小的邦国。帝国的威望和权力日渐衰弱。在腓特烈一世统治时期，尽管皇帝在法庭上大放厥词，但封建领主们依然获得了广泛的特权。腓特烈一世最强大的臣属是他的表亲，即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他被授予了巴伐利亚公国，并且获得了德意志北部和东北的领地。后来，一些贵族和主教向腓特烈一世施压，迫使他和这位最有力的继承人反目成仇。1180年，在狮子亨利的领地被没收之后，部落公国的领地进行了重新分配。至此，部落公国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各个诸侯所占领的世袭小邦国和采邑。在腓特烈一世的继位者统治期间，王国割据的局面日益严重。到了1250年腓特烈一世的孙子腓特烈二世去世后，各诸侯在领地中获得了强大的政治权力。

这个时期的德国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农业经济十分繁荣，四轮马拉车代替了更慢的牛拉车，同时出现了三田轮耕制，开拓了更多的土地。人们开始从零零散散的小村庄里走出来，聚居在更大的村落里。贸易和手工业生产也出现了增长。贸易的增长使金钱变得更为重要，也因此提高了从事放贷、收贷这个行业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不存在对放高利贷的宗教限制）。犹太人喜欢群居，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个有围墙的犹太人居住地是建于1084年的施派尔。从12世纪起，德国商人的足迹遍布全欧。手工业者开始建立行业协会和委员会。同时，城市的数量在早期也有所增长。手工业者大多居住在南部的城市，而北部则主要居住着商人。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紧密相关：12世纪，德国的人口增长到了七八百万左右，有些地区（比如萨克森）的人口增长要比其他地区快得多。在南部和西部，人口的增长消耗了森林和沼泽，农业用地不断扩大；而在东部，却引发了殖民的浪潮。易北河东部的斯拉夫在1150—1300年被侵占，其东部领地建立起了新的村落，如西里西亚。这些侵占他族土地的农民可以享受到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和个人自由。对中世纪晚期以后的德国史来说，向西的移民和殖民奠定了重要基础。

日耳曼社会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尽管如此，或者说与此同时，本质上保守的日耳曼上层阶级仍然保持着自身的统治地位，他们深深地影响着日耳曼的文化。实质上上层阶级是一个武士阶级，不仅内部争执不断，还参与了国际远征军，比如征战圣地耶路撒冷。这个军事阶级形成了一套复杂的荣誉准则，被称为骑士（chivalrous）准则。12世纪末的民间中世纪高地德语文学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瓦尔特·冯·德·福格尔魏德（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不管他自己是不是骑士）等作家，给骑士阶层的道德观和生活经历赋予了热情高贵的意涵。还有一种被称为宫廷诗歌（Minnesang）的世俗抒情诗，诗人通过宫廷诗歌来表达对贵妇人的单相思。他们既得不到回应，也不能得到回应，因为这是跨阶级的爱情。这种诗歌可能体现了附庸骑士（ministeriales）的尴尬地位，他们既是不自由的附庸，又是较高贵的阶级。诗人可以在宫廷里担任职业诗人，但这样的职位和宫廷弄臣或音乐家一样，是不安全的。和中世纪盛期的抒情诗同样重要的是叙事诗。早在1170年，就有了第一个德国版本的特里斯坦（Tristan）与伊索尔德（Isolde）传奇。当时，著名作家有《特里斯坦传奇》的作者戈特弗里德·冯·斯特拉斯堡（Gottfried von Strassburg）、哈特曼·冯·奥厄（Hartmann von Aue）、因《帕西法尔》（Parzival）而闻名于世的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史诗中最有名的是《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这些作品后来大都为19世纪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作品提供了素材和灵感。

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宫廷文化和骑士文学兴盛，关于伟大的帝王腓特烈一世的政治传奇口耳相传。对19世纪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是帝国主义的黄金时代，是日耳曼文明的巅峰时期。不过，与此同时，在中世纪晚期兴起了更加小市民的中产阶级社会。这公元1200年后的三个世纪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为我们现在所知的“现代”欧洲打下了基础。

图2 14世纪马内赛古抄本中游吟诗人的插图。出处：Die Minnesinger in Bildern der Mannesischen Handschrift（Leipzig: Insel-Verlag, 1929）

[1]英文为allodial land，自由保有的土地上没有一个更高级的地主，不需要履行义务或纳贡。——译者注

中世纪晚期的德国

虽然城市在12世纪已经变得很重要了，但直到13世纪，它们的数量和地位才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到13世纪中期，城市的数量已经增长了10倍，达到了大约3000个。虽然大多数城市的规模都非常小，但它们都很重要，并且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这些城市的起源和特征各有不同：有些建立在罗马城市的基础上；有些是作为诸侯的居住地，或国王和诸侯的行政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另一些则是贸易、生产和市场扩大的结果。在德国东部，一些新的城市，如里加（Riga），在殖民地上拔地而起，而南部和西部的城市密度则更大。至今，在许多地方还遗留着当时城市的特征：城墙、要塞、城堡、教堂，可能还有其他宗教建筑、雄伟的市政大厅、协会礼堂，以及城市贵族居住的伯格之屋（burgher houses）。

有趣的是，虽然布拉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帝国的中心，但由于德国政治的地方分权特点，没有一个城市发展成像伦敦或巴黎一样的皇室首都。城市的政治地位取决于它们是邦国城市（Landesstädte），还是由地方统治者（世俗或基督教会的统治者）管理的城市，或是帝国的直辖城市（Reichsstädte）—完全独立并只承认皇帝的最高权力地位。城市有可能是封建主的权力基地，也可能自身就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诸侯和皇帝在必要的时候，需要与其进行斗争。城市常常联合起来组成城市同盟，比如1254年成立的莱茵城市同盟，1376年成立的施瓦本同盟。在1387—1388年发生的城市大战（Great Town War）中，这两大同盟被诸侯们打败，虽然此前施瓦本同盟是有能力来抗击诸侯的。1488年，完全不同于旧同盟的新施瓦本同盟成立。而在瑞士的林谷和山脉中发展起来的瑞士邦联，则意图推翻哈布斯堡领主的统治，并最终在1648年正式获得了独立国家的地位。而那些位于德国西南部的城市，由于种种原因，既没有采取瑞士的方法（即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形成同盟），也没有加入奥地利，而是在16世纪初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而其他同盟的组建则更多的是出于经济合作的需要。其中最著名的是汉莎城市同盟（Hanseatic League，名字起源于1358年），它由北部城市组成，吕贝克城占领导地位。20世纪末的汉堡和不来梅仍然为拥有这一段历史而感到骄傲，因此，它们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了“汉莎（Hanseatic）”，车牌的字母也是“HH”[1]和“HB”[2]在城市的内部，社会还远远没有达到平等。少数富有的家族掌控着市政府，他们抱有典型的富有市民的政见。有趣的是，比起英国，德国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交流相当少（瑞士除外）。德国的富有市民在政见上非常反对贵族，因此，他们不像英国的富有市民一样离开城市，到乡村里去做乡绅。在德国，富有阶级和贫苦大众的强烈对比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estate），并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的工业化时代。

图3 1368年，奥格斯堡市政府移交给手工业行会。素描出处：Das Behaim Ehrenbuch der bürgerlichen und zunftlichen Regierung der hl. Reichsstadt Augsburg（1545）；翻印自：Weltgeschichte（Berlin: Ullstein, 1907—1909）。

虽然如此，在那样一个充满了无尽的争斗和突如其来的暴力冲突的年代，城市对于逃难的农民来说，仍然是一个有围墙的安全之地。中世纪晚期的德国是否是一个特别暴力的社会，而同时期的欧洲其他国家是否同样充斥着暴力，历史学家们对此看法不一。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德意志皇帝作为中央权力的代表，他的表现过于软弱，无法维持和平。比起权力更加集中的英国和法国，德国更像是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中支离破碎的领地。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地方诸侯应负责自己领地内部的和平，允许在诸侯领地之间打仗，敌方可以是王国内的任何人。这个观念同时反映并证实了王国政治的碎片化。从15世纪中叶起，王国的一些诸侯开始聚集起来，形成“圈子”（circles），或在特定的地区结成同盟。

在13世纪的德国历史中，东部殖民运动占领的斯拉夫地区尤其重要，它反映了人口扩张的压力。1226年起，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条顿骑士团（Knights of the Teutonic Order）与异教徒斯拉夫人进行圣战，并开始在遥远的东北领地建立邦国。普鲁士邦国由骑士团团长统治，位于神圣罗马帝国之外从维斯瓦河（Weichsel或Vistula）到默麦尔（Memel）之间的区域。15世纪，条顿骑士团开始衰落。1410年，条顿骑士团在坦能堡被波兰人击溃，矛盾继续激化。最终，条顿骑士团在持续13年之久的战争（1453—1466）中惨败，让其不得不成为波兰的附属国，并交出了包括但泽（Danzig，波兰语Gdansk）在内的西普鲁士。1525年，条顿骑士团总团长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Albrecht von Hohenzollern）改信新教，由此切断了条顿骑士团与罗马教廷之间的联系，成了现在世袭的普鲁士爵位的第一任日耳曼公爵。1417年后，霍亨索伦王朝（起源于施瓦本，那里至今还能看到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堡）入主勃兰登堡边区，或者说是边疆领地。这些相对来说城市化水平不高、欠发达、经济落后的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的殖民地区，随后支撑起了这个主导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德意志历史的强大王国。在这些地区的庄园中，一个握有土地的贵族阶级—容克地主阶级（“Junker”，从“Jung Herr”而来，意思是“年轻的领主”，可能因为他是小儿子，没有家族土地的继承权，于是来到东部的殖民地区寻找发迹的机会）—悄然兴起。这个团体对后来普鲁士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对环境和命运的改变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直到其经济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破坏殆尽。

图4 马林堡（Marienburg）：建于1280年，1309年起成为条顿骑士团总团长的宅邸，1324—1335年经过了若干次扩建。出处：Die schöne Heimat。

1200年至1300年期间，日耳曼的人口从800万增加到了1400万人。快速的人口增长对农民境况的改善具有重大的意义，那些占领了东部新殖民地的农民享有了很大的人身自由。不过很快，14世纪日耳曼人口就开始下降了。1348年至1350年蔓延的腺鼠疫（Bubonic Plague），或称黑死病（Black Death），加剧了人口的减少。和英国一样，德国的许多村庄被废弃，耕地面积也减少了四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先前为了躲避迫害而移民到德国的犹太人，经常在疾病蔓延的地方被当作替罪羊，他们被指控在水中下了毒，成为集体泄愤的牺牲品。许多犹太人因此移民到了东欧，犹太人使用的意第叙语（Yiddish）从某个方面来说，就是中世纪晚期德语的一种。在更为古老的德国西部，劳动力的短缺带来了农民境况的改善，因为领主们试图留住越来越稀缺的劳动力。而在东部，因为领主们试图从较少数量的劳动力身上榨取更多的利益，之前相对自由的农民们却发现劳动力剥削的情况日益严重，他们的地位也越来越受限制。于是，在这些地区发展出了晚于德国西部的“第一次”农奴制的所谓“第二次农奴制”（second serfdom，又译再版农奴制）。15世纪后半叶，人口再次增长，整个欧洲人口超过了6000万人。16世纪初，德国人口大约是16万人。从15世纪开始，由于土地和资源压力的增大，尤其是在德国西南部，爆发了周期性的农民运动。

1254年，腓特烈二世的儿子康拉德四世驾崩，霍亨斯陶芬王朝绝嗣，德国政治迎来了一段空位期。1273年，哈布斯堡家族成为奥地利、施泰尔马克（Styria，又译诗蒂里亚）和克拉尼斯卡（Carniola，又译卡尼鄂拉）的统治者，并且居然将这个地位一直保持到了1918年。从1438年开始，哈布斯堡皇帝就几乎不间断地继任皇位，直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灭亡。在哈布斯堡初期的皇帝鲁道夫（1273—1291）和他的儿子阿尔伯特一世（1298—1308）的统治下，帝国的中央权力得到了加强。然而，在查理四世统治期间进行的宪法改革承认了帝国内部地方政治实体的建立，稳定帝国局势长达四百年之久。1356年，查理四世（1346—1378）在纽伦堡颁布了金玺诏书（the Golden Bull），将七大诸侯封为七大选帝侯（electoral princes），并制定了皇帝选举的相关细则。查理四世为选帝侯制度打下的基础一直持续到了1806年。此外，令他流芳后世的还有他对其出生地布拉格的建造，包括帝国法庭、布拉格附近的城堡（比如卡尔斯泰因城堡），以及1348年建立的布拉格大学。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相比诸侯的地方权力，帝国的中央权力日益衰落。15世纪末，有两股势力影响着德国政治：一是帝国议会（Imperial assemblies），或称Diets（Reichstage），由皇帝、诸侯、基督教会各领地的主教、独立骑士以及帝国直辖城市的代表们参加，讨论影响全帝国的重大问题。二是地方的领地议会（territorial assemblies），通常由诸侯与地区内较为上层的阶级代表进行会谈，这种合作关系后来被称为“议会邦国”（Ständestaat）。通过这些领地议会（或称Landtage），能够获得有影响力的群体的同意并提高税收，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市政府也基本实行寡头政治。

到1500年，现在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版图已经变得极其复杂，不同王朝和基督教会的各个领地纵横交错，帝国的直辖城市和独立帝国骑士的城堡则零星地点缀其中。当时共有七个选帝侯公国，大约25个主要的世俗邦国、90个基督教领地、100多个伯爵领地，还有许多较小的勋爵领地和城市。正如杜·布雷（Du Boulay）所说：“中世纪晚期的德国是个碎片政治的海洋，其中漂浮着一些大块的碎片。”这个碎片的集合体由广阔的帝国松松地守护着。然而，皇帝所担忧的却不仅仅是帝国内部的统治，因为他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家族的领地。哈布斯堡的统治涵盖了1479年通过联姻获得的低地国家，并与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1558年驾崩）统治的阿拉贡、卡斯蒂利亚（或译卡斯提尔）、意大利（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地区）以及勃艮第都有利益相连。15世纪后期，哈布斯堡王朝的视野和政治活动不再仅限于德意志帝国，而是扩大到了整个欧洲。由此构成的不只是帝国权力的优势，同时也是潜在的弱点。

中世纪晚期的德国在文化与精神领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中世纪盛期的骑士文学更加丰富，但和描写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相比，仍显得相形见绌。吟唱宫廷诗歌的诗人被数量更多的城市“民众诗人”（master-singers）所替代，其中最著名的是16世纪的一位来自纽伦堡的鞋匠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14世纪中期，占主导的日耳曼语言转变为了早期新高地德语。法律也开始编纂成典，早在13世纪早期的《萨克森明镜》（Sachsenspiegel）中就记载了萨克森的习惯法；后来罗马法复兴，这样，就在日耳曼法和英国普通法系之外形成了第三种法系。14至15世纪建成的许多大学，现在仍然是著名的学术中心，其中不仅仅包括布拉格大学，还有维也纳大学（1365）、海德堡大学（1386）、莱比锡大学（1409）、蒂宾根大学（1477）和维滕贝格大学（1502）。这一时期的学术语言还是拉丁语，不过方言散文也在发展，而在由教会神职人员组成的旧知识阶级之外，还出现了一个由专职官僚、律师和世俗学者所组成的新的知识阶级。德国的人文主义采取的是反神职人员和反教皇的态度，并试图在历史背景中解读《圣经》。

教会保持着自身在政治、经济、知识和文化领域的重要地位。上流社会的主教常常还是封建领主。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基督教会的统治可能比世俗领主更可怕，因为一旦犯错，就可能同时根据教会和世俗的法律被处以双倍的罚金。不过，不能将“教会”和“宗教”理解为内部毫无纷争的单一实体。教皇体制所涉及的权力关系非常紧张，从中世纪盛期起，教皇自身就一直处于政治的泥沼之中（包括法国籍教皇统治期间，在阿维尼翁城发生的“巴比伦囚禁”）。教皇和大公会议的职责引发了矛盾，在大公会议主义者（conciliarists）看来，世界性主教会议的权力应在教皇之上，但他们失败了。如果我们将中世纪晚期的纷争看作是世俗的人文主义和教会的经院哲学之间的斗争，那么我们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加百列·比尔（Gabriel Biel）等人追求新的宗教解释，当时宗教虔诚的主流解释，例如现代灵修（devotio moderna，强调内心世界，通过超脱世俗获得救赎），被认为影响了后来的宗教改革。也有许多异教传统在民间流传：在波希米亚，扬·胡斯（1369—1415）的追随者，被称为胡斯信徒（Hussites）；14世纪波希米亚的瓦勒度教派（Waldensians）；15世纪的阿尔比教派（Alpine valleys），还有一些无法自圆其说的异教思想。民间的宗教应该没怎么受到神学争论的影响。历史学家才刚刚开始搜集历史资料，他们想知道当时不识字的民众的宗教体验和惯例，史学界也对民间的“基督教化”（Christianised）的程度问题争论不休。但很清楚的是，在中世纪晚期的民间宗教里有高度的魔法成分，人们借此理解神秘莫测、险恶严苛的自然和人类社会。中世纪晚期，教会将这些魔法元素吸收进了基督教的仪式当中。这些模仿地狱、恶魔和火焰的仪式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而纽伦堡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的绘画和雕刻作品更是展现了死亡无处不在，让人们对于死后的世界更为敬畏和担忧。这种担忧让教会有利可图。教会规定通过善行能够获得赎罪，而善行包括向教会的捐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中世纪晚期的生活和五百年前一样，仍然恶劣、残酷而又短暂。宗教和魔法提供了一整套强大的、难以分辨二者界限的方法，来解释和控制对生活的经验。同时，神职人员作为教会的官方代表，常常成为人们仇视和攻击的对象。

图5 艾克·冯·雷普戈（Eike von Repgow）《萨克森明镜》中的一页，图中描绘将城堡作为采邑授予臣子的景象。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的奥古斯特大公图书馆（Herzog-August-Bibliothek）藏。

到公元1500年，德国已经形成了和英法较为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大不同的政治体制。历史学家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试图解释中世纪德国王权的孱弱。学者们注意到了一些因素，比如德国相对较大的国土面积。而对于那个没有现代交通设施的时代来说，中央权力更难管制地方。另外，德国缺乏明显的地理边界和清晰的边疆。但最重要的因素，仍是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地方的权力委任模式（在前工业时代的社会中是必要的）导致了不同的政治结果。比起一心要扩大王朝版图的世俗领主来说，独身神职人员的采邑无法继承，因而对国王更为忠诚。不过，在法国的神职人员占有零星的土地，并努力维护中央权力的同时，德国的主教作为封建领主却在短时间内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和权力，教会日渐从国王的手中溜走了。国王也不可能直接让外地人当公爵，更不可能分给他采邑，因为外地人虽然不会发展成本地的势力来对抗国王，但比起国王授予的采邑，在自由保有的土地上更容易进行有效的市政管理。另外，中世纪欧洲国家中不同贵族家族的特征、德意志国王的选举本质、在一些重要的危机时期国王的坏运气也是导致德国王权孱弱的重要原因。很明显，任何对此的解释都会提到一系列的因素，它们不仅仅是老生常谈的那些，比如对意大利的政治投入和叙任权斗争的结果。但是，在所有的这些讨论中，我们都必须注意到，认为中世纪德国的王权孱弱是个严重问题的，多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学家，而非现代人。因为对于前者来说，民族和国家是最自然的政治单元；而对于后者，政治的体验则局限在个人和地方上。因此，对现代人来说，比这个问题更有意思的，恰恰是其相反的一面：为什么中央集权的国家（后来的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以及工业社会的政治基础呢？这些国家被后资本主义下新形式的跨国经济联邦取代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也就是说，可以在更广泛的视角下解读德国的政治体制，而不仅仅将它看作是“失败”、“扭曲”、“迟来”的后继者。此外，如果从长远的视角来看，中世纪晚期德国多姿多彩的城市和精神生活，实际上为后续的西方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

[1]Hansastadt Hamburg的缩写。——译者注

[2]Hansastadt Bremen的缩写。——译者注

第三章 宗教改革时代（1500—1648年）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使这一时期成为欧洲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1492年美洲大陆的发现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对旧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中世纪晚期封建制的危机”，形成了一个没有土地、用劳动力换取工资的阶层，它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兆。在欧洲，出现了中央集权日益加剧的国家，开始取代主权衰弱但地方势力强大的封建制度。古腾堡（Gutenberg）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改变了知识传播的方式。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则改变了中世纪基督教的宗教和文化体系。同时，领地的信条化（confessionalism）与随后的建国战争（state-building）互相维系。

除了欧洲历史上这些重大的变革，我们还应当看到其后一些延续，这与德国尤其相关。14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领地主义（territorial particularism）持续发展，相比较而言，地域广阔的帝国体系就显得孱弱多了。德国社会的基础主要还是封建的土地关系。随着英国经济的不断扩张，德国的经济却发展得越来越慢，甚至停滞不前。虽然历史学家在宗教改革中看到了许多“现代性”的元素，但16世纪的思想和信仰中更多的仍然是“中世纪”的。

德国的宗教改革：早期基础

政治方面出现的一系列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所谓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时期的帝国议会定期召开。它包括三个议院：七大选帝侯（美茵茨、科隆、特里尔、波希米亚、萨克森、普法尔茨、勃兰登堡）；其他的诸侯领主（四名大主教、四十六名主教、八十三名其他宗教领袖如男修道院院长、二十四名世俗诸侯以及一百四十五名伯爵和勋爵）；还有八十三个帝国直辖城市。帝国的另一行政机构，即帝国枢密法院（Kammergericht，或称帝国最高法院），是独立于皇帝的常设法庭，其职员均为受过法律教育的律师。为了支撑帝国枢密法院的运作，引入了固定的领土税，称为“直接财产税”（common penny，或Gemeine Pfennig）。法院试图平息争端并建立起长久的国家和平（Landfrieden），但没有完全成功。不过，虽然帝国的边疆仍然处于各方势力的争夺之中，但其边界开始变得清晰起来。1499年签订的《巴塞尔和约》（Peace of Basel），是与瑞士联盟（the Swiss League）的停战协议，它加快了13世纪起瑞士从帝国独立的步伐。依据和约，瑞士联盟不再向帝国交税。地方上，诸侯开始建立越来越多的常设法院和行政机构，官员数量随之增多。官僚机构的运转需要资金，这就迫使诸侯同意征税，同时这也大大提高了放债人和金融资本家的地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the Augsburg Fugger family）。

虽然司法的透明度有所提高，但同时也导致了大量摩擦和压力。查理五世名义上统治着欧洲超过一半的土地：除了哈布斯堡在奥地利的“世袭领地”（Erblande）之外，他继承的国土延伸至西班牙、西西里、意大利南部、荷兰、比利时、勃艮第。在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the battle of Mohacs）中，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Ferdinand）取得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土地，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又扩大了。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优势。过于广阔的领土使得政治和财政资源难以为继，皇室长期处于负债状态（尤其是欠富格尔家族的钱），同时无法获得真正的权力。1519年查理五世被选为皇帝，为了应对法国强大的竞争，继续向富格尔家族借钱以贿赂手握选票的人，因而又欠了很多债务，同时做出了“选举让步”（Wahlkapitulation），确认了选帝侯和帝国各大领地与帝王分享权力的地位。另外，建立中央政府（Reichsregiment）的努力也失败了，各地区不同意皇帝将中央政府并入帝国法庭，而皇帝则拒绝把自己降级为联邦政府的一个分支。除了这些国内的问题之外，查理五世还在一定程度上涉足与法国的明争暗斗，两者都试图获得欧洲的领导权。再者，查理五世还要定期驱逐西南部土耳其人的入侵。

地图3.1 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

帝国内部局势动荡，帝国同欧洲早期的现代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所有的这一切突然被一个火花引爆，就此改变了欧洲的宗教和文化体系—这就是宗教改革。1517年，一位当时还是无名小卒的修道士兼神学家，写了一篇《九十五条论纲》，批判教会滥用权力，并将其贴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的大门上。这名修道士名叫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这一举动本来是要引发公众讨论的再寻常不过的惯例，但却引爆了一系列矛盾，并最终导致了欧洲基督教会不可弥合的分裂。这一事件通常被认为是宗教改革的开端。

马丁·路德1483年出生于埃斯列本（Eisleben）。他的父亲是一名经济较为宽裕的矿工，爷爷是农民。父亲望子成龙，希望马丁·路德成为一名律师。但当1505年的一天，马丁·路德侥幸避开雷击之后，他就发誓要成为一名修道士。随后，在修道院的生活和学术生涯中（他后来成为维滕贝格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在精神和学术上都对《圣经》产生了极大兴趣，并对当时主流的一些观念产生了强烈的不满。马丁·路德的神学观和早期基督教的神学家奥古斯丁的虔诚观念很相像，他们都受到了圣保罗的影响。虽然马丁·路德相信上帝是全能的，而人类是无能的，这一点和人文主义相背离，但早期的路德教派也从人文主义中汲取了养分，并对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高位神职者的家长式作风（prelatical paternalism），以及被称为现代灵修运动（devotio moderna）和现代之路（via moderna）的信仰体系表示不满。很明显，马丁·路德是在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主流宗教思想交锋。于是，在不断的精神折磨和思想碰撞之后，马丁·路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并热情地向他人传播。他的观点起初并不是以分裂教会为目的，而是为了净化教会，让后者不再滥用权力。

而促使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的滥用权力事件是贩卖赎罪券（indulgences）。教会宣称，善行可以赎罪，这些善行包括向教会捐赠财物。教会甚至告诉民众，它能够替已经过世的亲人求情，使他们免受生前罪行的惩罚。购买赎罪券，就能够为自己或他人减轻罪责。原本的惯例是这样的：马丁·路德所在地区的选帝侯，即萨克森的“智者”腓特烈，在维滕贝格造出了许多耶稣的遗物，据说包括摇篮、襁褓布料的碎片、大希律王屠杀的婴儿尸体等。维滕贝格因此成为一个重要的教徒朝圣地，而罗马则专卖用于朝圣的赎罪券。1517年，赎罪券的售卖尤其骇人听闻。主教的代理人特次勒（Tetzel），同时也是富格尔家族放款事务的会计，负责售卖赎罪券以筹集款项。其收入的一半上缴罗马教廷（德国内部因此产生不满），剩下的一半则交付富格尔家族，用以支付勃兰登堡选帝侯阿尔伯特所欠的款项。阿尔伯特当时想获得第三个主教教职（即美茵茨大主教，拥有一张选票），但这在教规中是明令禁止的，因此，他就贿赂了教皇。而马丁·路德的反对不仅仅是因为穷人被剥削的缘由是如此不正当，更是因为他认为赎罪券本身的神学基础是错误的：上帝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被收买。马丁·路德认为（由他的“高塔经验”得出的观点），只需要信仰就可以赎罪。在他的《九十五条论纲》中，他给出了一个精彩的论点，并用修辞和反语的手法来加以论证。这篇文章一开始是用拉丁文写的，后来迅速被译成了其他语言并广泛传播。

在短短的几周内，《九十五条论纲》就被大量印制并传出了维滕贝格，传播至纽伦堡、莱比锡、巴塞尔，很快就传遍了欧洲。教皇下令让马丁·路德去罗马，但腓特烈选帝侯却在德国境内给马丁·路德安排了听证会。在与奥格斯堡的红衣主教卡耶坦（Cardinal Cajetan）以及莱比锡的埃克（Eck）争论之后，发现矛盾不可弥合。1520年，马丁·路德写了三篇著名的文章：《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的公开书》、《教会被掳于巴比伦》及《论基督徒的自由》。于是，教皇发出了《主兴起》教谕，欲开除马丁·路德的教籍。马丁·路德将这份教谕烧毁。1521年，教皇发出了破门律，强制马丁·路德的驱逐令生效。同年举行的帝国议会将德意志各领地的诸侯召集到沃尔姆斯，与新选出的皇帝查理五世进行协商。作为其中的一个议程，马丁·路德也被召到帝国议会为自己辩解。在痛苦的自我质疑之后，马丁·路德决定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毫无悔改之意。在他回家的路上，腓特烈选帝侯将其绑架并把他带到瓦尔特堡，以保证他的安全。在这里，马丁·路德度过了高产的一年，他写了许多赞美诗（例如，《上帝是我的坚固保障》。如果你到瓦尔特堡游览，就能欣赏到所谓的“坚固保障”）。路德还将《圣经·新约》翻译成了德语。翻译《圣经·新约》的重要性是难以言喻的。马丁·路德认为，《圣经·新约》的德语译文应当是“家里的母亲们、胡同里的孩子们、市集上的贩夫走卒们”使用的语言。而同时马丁·路德的译文对德语的统一和规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此，新高地德语开始凌驾于不同的方言之上。当然，对马丁·路德来说，语言本身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德意志人民能够听懂的语言，将上帝的话传达给他们。

那么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主要是什么呢？首先，“因信称义”是最基本的。赎罪不是通过善行达成的，而是上帝授予的，获得救赎的人们体验到了一种“新生”的感觉。这导致了一些后期的路德派抱有情感主义（emotionalism），向内观照自己的精神状态。其次，马丁·路德认为基督教的权威不是教皇，也不是大公会议，而是《圣经》，而教徒对《圣经》可以有自己的理解。这就改变了神职人员的角色：他们不再作为信徒和上帝之间的中介，主持自动显灵的仪式和圣餐；而是传道者，向那些不识字的人传播福音。马丁·路德强调个人的救赎体验和对《圣经》的解读，因此可以说“每个人都是修道者”，“每个信徒都是祭司”。另外，中世纪天主教认为，神圣的生活就是成为一名神职人员，而路德派认为，每日所行之事也是在行使上帝的旨意。这也意味着神职人员不用再禁欲了，马丁·路德自己幸福地开始了婚姻生活。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看起来像是在推动个人主义和信徒之间的精神平等（而非世俗平等），然而他的观点并不是很严谨，这就引发了对其观点的不同解释，其他人也开始阐释上帝在《圣经》中所说的话。

马丁·路德思想的传播受到了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查理五世虽然知道帝国内存在宗教分歧，但这只是帝国诸多问题的之一。除却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事务，查理五世还对土耳其人的入侵威胁非常恼火。作为欧洲广阔地域的统治者，查理五世在德国事务上所花的时间并不多，因此，这些争端因没有受到帝王决定性的干涉，而最终慢慢发展起来。马丁·路德思想的传播还有其他原因，其中印刷术的应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518年，德国只出版了150本书，然而到1524年就达到了将近1000本。马丁·路德善言词、热心传教，几乎每天都能诞生一部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仅是手册，还有漫画和说明性的大幅告示。他的作品展示了支持基督者和反基督者的区别，并将教皇归类为后者。同时，在那个大多数人不识字的时代，口耳相传和当众传道是非常重要的。大量流动商贩和手工艺人将消息和意见在城市间传播。另外，那个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资源的压力增大；骑士、诸侯、城市和皇帝之间的摩擦不断；反神职人员和反教皇思想盛行，这些都促进了马丁·路德思想的传播。虽然很少有人真正明白马丁·路德思想在神学上的重要性，但马丁·路德引发的宗教动乱仍然导致了遍及德国的改革运动，人们要求聆听新教的布道，改革神职人员，并广泛改善宗教和社会生活。这些运动在1521—1524年此起彼伏，差点酿成社会甚至政治大动乱。甚至在“新教教义”（Postestantism）这个概念产生之前，许多更为世俗的问题就已经卷入了改革的动乱之中，并影响了人们的想法和行动。

德国农民战争

1524—1526年，德国西南到东北部到处都有农民和城市大众的起义。这个大众起义被称作“农民战争”或“人民宗教改革”，它一直是历史学家感兴趣的话题。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继承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观点，认为这是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一个成熟的资产阶级领导它走向成功）。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则从起因和进程方面分析和讨论这场运动中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各因素的重要性。

在农民战争之前已发生了一系列的起义：1476年“尼克劳森豪斯的风笛手”（Piper of Niklashausen）领导的起义（后来被维尔茨堡大主教镇压），1493年、1502年、1513年和1517年的“鞋会”（Bundschuh）运动，1514年的“穷康拉德”（Poor Conrad）起义，以及1513—1517年的一大波农民运动。1524年，在黑森林南部和博登湖 [1]附近发生了一些骚乱。1525年，这些骚乱扩大至上施瓦本地区的起义，并沿多瑙河、弗兰肯、图林根、萨克森蔓延，最远的是东普鲁士的起义。而东普鲁士附近并没有其他起义发生。至1525年4月末，农民武装扩大到了3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庞大，因为总人口只有1600万。农民军队（大约2000到15000人）组织得相当好，一些农民军队由贵族领导，比如哥茨·冯·贝利欣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他们起初在德国西南部屡获成功，部分原因是一些领主的反应过于激烈，害怕过度，所以马上就投降了；同时也是因为施瓦本附近诸侯的军队正好在意大利和查理五世一起对抗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查理五世在这场毫不相干的冲突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诸侯才回到施瓦本平息农民的叛乱。由于诸侯军队组织得更好，并能联合不同地区的军队，因此，它最终成功地镇压了农民起义。这次的农民运动中，总计有10万左右的农民在起义中阵亡，更多农民残疾和失明。

图6 《热情的基督徒与反基督教者》木刻画，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kas Cranach）作品。这一系列作品作于宗教改革时期，将基督徒与反基督教者形成鲜明对比。而教皇尽管热衷于宗教仪式，却被归为反基督教者。翻印自：Weltgeschichte（Berlin: Ullstein, 1907—1909）。

事实上，农民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并不是农民，而是神职人员；有些支持者也不是农民，而是工匠和平民，或者城市中较低的阶级。起义者并不是最受压迫和最贫穷的农民，而真正领导起义的则是那些更为富裕的农民。起义的原因有很多。由于土地和资源的压力越来越大，农民内部的分歧越来越多，领主收取的租金和进城费也越来越高，农民的自治社区（the Gemeinde）总是遭到政治的干涉，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满越来越严重。同时，马丁·路德事件引发的宗教争端和对所有权威的挑战，都包含在“神法”（godly law）的口号中。1525年3月，在梅明根（Memmingen）农民集会通过的施瓦本地区《十二条款》中，就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宗教改革的影响。第一条要求社区应当有权力选出自己的牧师来传播福音，并取消什一税。后续的条款涉及了一些基本要求，包括劳役、租约、租金、资源的利用、罪责，等等。第十二条以“一切严格按照《圣经》安排”来结尾，所有要求均引用《圣经》作为支持。

不同地区的起义均有不同的计划和行动。施瓦本人相对温和。而在法兰克尼亚（Franconia），农民抨击贵族和神职人员获得的特权，进一步要求废除封建苛税，并与罗滕堡的市民结成了联盟，包围了维茨尔堡主教座堂的教士，最终还是诸侯解了围。1525年5月，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已经在图林根建立起了激进的平等主义神权制。不过，这个农民、市民和矿工的联盟最终还是被残暴地镇压了，闵采尔被处决。上莱茵地区的农民争取议和，却遭失败，最后被屠杀。德国南部的帝国直辖城市的市政府基本能够维持秩序，而北部的许多领地城市却难以控制大量爆发的城市动乱。在萨尔茨堡和哈布斯堡的领地中，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动乱围攻由蒂罗尔的迈克尔·盖斯迈尔（Michael Gaismair）领导。1526年，盖斯迈尔为奉行基督教平等主义的共和政府草拟了《蒂罗尔宪法》（Tyrolean Constitution）。

参加运动的农民和普通市民一直在追求社会和经济的变革，他们的诉求基于《圣经》中的“神法”，即他们支持的是基于《圣经》并且能够实现的另一种世俗秩序。这种秩序不是中世纪的乌托邦，不是千禧年主义，也不是对现有体制的简单反抗，而是社会革命。农民战争的失败强化了封建领主的权力。很明显，虽然宗教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民战争，但农民战争也改变了宗教改革的方向。路德起初在1525年4月发表的《和平训诫》（Admonition for Peace）中批评农民和诸侯，但在一次去往哈茨山南面的讲道途中差点被杀之后，路德愤怒地抨击农民，写下了《反杀人行劫的农民暴徒》（Against the Robbing and Murdering Hordes of Peasants）一文。这也使得路德教派的宗教改革无法对所有的社会阶级都具有相同的吸引力：路德用《圣经》来捍卫自己的社会偏见，他支持的仍然是顺从世俗权威的世俗秩序。从此，宗教改革的平等主义基本只存在于其他教派中，而路德派在宗教改革中则更倾向于诸侯。

[1]博登湖，又译作“康斯坦茨湖”。——译者注

德国宗教改革的发展

许多诸侯支持宗教改革不仅仅出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同时还有宗教方面的原因：他们并没有摆脱教皇统治和税收的意图，也没有将教会财产世俗化的想法（虽然很多诸侯在此期间获得的财产比想象中的少）。到1528年，路德派的领主包括普鲁士的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黑森伯爵领主菲利普、勃兰登堡—安斯巴赫藩侯、曼斯菲尔德伯爵阿尔布雷希特、石勒苏益格公爵、布伦瑞克—吕尼堡公爵欧内斯特。由于霍亨索伦和韦廷两个家族的明争暗斗，萨克森成为宗教改革的重要中心之一。而在一些地方，贵族和小领主要求改革，却遭到了诸侯的拒绝，尤其是哈布斯堡和维特尔斯巴赫的领地上。许多城市很快进行了宗教改革，包括埃尔福特、茨维考、马格德堡、纽伦堡、不来梅、瑞士城市苏黎世、斯特拉斯堡、法兰克福，以及1534年加入的奥格斯堡。到了16世纪30年代早期，大约2/3的帝国直辖城市都站到了新教的阵营。由于当地条件和环境的不同，不同城市的宗教改革也存在着差异。例如，在纽伦堡，来自民众的压力让城市议会接受了宗教改革，但由于长期依赖长途贸易，城市不能违逆皇帝和周围的天主教诸侯，因此纽伦堡并没有加入黑森的菲利普领导的新教军事组织“新教同盟”（Protestant League），而只是在城墙内进行温和的改良。议会厅因此能够自由地任命牧师并控制教义，同时对城市外部位高权重的天主教派权威保持温和的态度。其他城市则经历了更为激进的宗教改革，尤其是在明斯特发生的事件。1534年，再洗礼派的信徒（Anabaptists）—莱顿的约翰成了神权政权的独裁者，这个政权的特征是财产公有制、对私生活的严格公共管控、一夫多妻和恐怖活动。在一场围攻战中，再洗礼派战败，诸侯对他们进行了屠杀。再洗礼派后来成了温和的和平主义，整个宗教团体更关注自身，再也不关心政治。而在瑞士城市苏黎世，慈运理[1]发起了更为激进的社会及宗教层面的改革。他与路德的许多观点相左，包括对于圣餐仪式中的“这是我的身体”一句的解读。慈运理将圣餐仪式视为象征性的纪念仪式，与路德的更为字面的解释相冲突。在日内瓦，法国人约翰·加尔文（1509—1564）提出了整体上更合乎逻辑、更激进的神学系统。为了完成第一代改革者未竟的事业，加尔文派发起了“第二次宗教改革”。虽然在加尔文派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但加尔文派整体上还是和路德派明显不同，尤其是在“预定论”这一重要概念上。在加尔文看来，一个人不仅可以通过善行获得救赎（天主教的观点），还可以通过信仰获得救赎（路德派的观点）。而且，全能的上帝早就定好了一个人到底是选民（被救赎的），还是被诅咒的命运，而这个人无论做什么都无法影响他的宿命。但加尔文主义的宗教团体有着严格的社会准则和个人准则，不是所谓的听天由命（虽说“预定论”通常就是指这个），而是自我约束。自我约束正是教徒不断地祈求成为上帝选民而产生的心理迹象。在后来的几代人中，不同信仰的新教徒中产生的神学分歧和讨论成倍增长。

“Protestant”[2]这个概念来源于1529年所谓的“施派尔抗议”（Protestation of Speyer），该抗议反对将路德的支持者宣布为非法的《沃尔姆斯法令》。（德国人到现在还会区分福音派教徒和改革宗派教徒，而英格兰宗教革命中，伊丽莎白一世用实用主义的《信仰统一法》结合了两者的传统，因此英国人的所谓“新教徒”包含了英国国教会和后来内部的不同教派。）但路德和他的早期信徒并没有分裂基督教会的意图；他们只是想让教会摆脱那些亵渎教条的异教徒行为。他们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试图弥合分歧。1530年奥格斯堡议会上，路德在维滕贝格的同事菲利普·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草拟了所谓的《奥格斯堡信条》（Augsburg Confession），相对温和地向天主教廷做出了让步。当时路德还受到帝国的禁令限制，无法参加议会。虽然《奥格斯堡信条》的发布激怒了瑞士的革命者，但还是由在场的新教统治者签署了。虽然《奥格斯堡信条》有不明确之处，但还是成了路德派的基础文件。1530年的奥格斯堡议会召开时，新教与天主教的和解还是很有可能的。然而在几次误会和互不妥协之后，双方的关系陷入了僵局。帝王政治介入宗教事务，使其变得更为复杂。查理五世想让自己的弟弟斐迪南（Ferdinand）提前当选为德意志的国王，这让一些显赫的天主教徒，比如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感到担忧，认为哈布斯堡家族想让帝国的王位变成世袭制。1531年1月，为了费迪南的提前登基，诸侯和主教之间又进行了许多政治活动和暗中交易。于是，1531年2月，施马尔卡尔登联盟（League of Schmalkalden）成立了，它是新教徒的军事防卫力量，最初由六名诸侯和十座城市组成，后来大多数支持新教的地区都加入了这个联盟。

为了让罗马天主教廷和新教达成和解，各方又做出了更多的努力。从1532年起，与土耳其的战争以及为哈布斯堡家族争取在欧洲南部的利益占用了皇帝大部分时间。但在1539—1540年，他将中心转移至德意志的内部事务。1541年召开的雷根斯堡议会并没有得出任何定论。因此，很明显，两个教派的分歧无法弥合。而路德派把对权威的服从变成了对领主或地方统治者，而非对王权的服从。尽管1544年施派尔议会做出让步之后，信奉新教的诸侯在与法国的争端中支持了查理五世，但查理五世还是在德国对“异教徒”宣战，战争得到了教会的军队和金钱的支持。1546年路德过世，几个月之后，施马尔卡尔登战争爆发。途中，查理五世成功地占领了维滕贝格，差点把路德的尸体从主教堂的坟墓里挖出来。但查理五世的势力却再次因为教皇职位的争端而受到削弱。在天主教内部产生分歧的情况下，查理五世于1548年颁布了较为温和的奥格斯堡临时敕令（Augsburg Interim），但这并没有平息任何一方的不满。军事和政治动乱持续进行，而查理五世对王位继承权的分割计划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哈布斯堡家族由此分为西班牙分支和奥地利分支），法国还介入了诸侯对查理五世的反对。1552年签订的《帕绍条约》（Treaty of Passau）标志着查理五世的法律和宗教目标的失败。条约确认了移交和没收教会财产以及信仰路德教的合法性，并且不要求归还教产。最后，各方均意识到政治的僵局已然产生，天主教和新教都不会很快消失，因此，一份务实的协议就诞生了，这是一份同意又不同意的协定，于1555年在奥格斯堡签订。

1555年签订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旨在暂时搁置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分歧，平息国内的政治动乱。然而，它并没有考虑除了路德教之外，新教内部其他的教派；它也无法解决慈运理以及其他教派的矛盾，也没有预见到加尔文教派发展壮大之后带来的问题。根据和约，诸侯有权力决定邦内居民信仰何种宗教，但不可插手其他邦内的宗教事务，也不可试图改变其他邦内的宗教信仰，更不可保护在其他邦内生活的同一教派的教徒。凡邦内信仰其他宗教者有权迁往其他领地，宗教上的少数派只能住在城市中。因此，宗教“自由”就只意味着领地层面的自由，而非个人层面的自由。后来，这一原则被称为“教随国定”（cuius region, eius religio）。这个结局令人啼笑皆非，毕竟宗教改革的目的最初是为了个人信仰，为了个人能够直接与上帝相通，为了个人忏悔的自由。极权主义领地中的教堂几乎不承认以《圣经》为权威的新教，而是顽固地维护教义在政治上的决定性作用。这个和约打破了帝国的文化统一，让政治上支零破碎的帝国更加分崩离析。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遗留了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不仅仅是加尔文教派和其他教派的问题，还有到底由谁来规定城市的宗教忏悔的问题。另外，“教产留置”（ecclesiastical reservation）帮助了天主教派的幸存，保证了任何改信新教的大主教、主教或男修道院院长都有新的天主教徒接替他们的职位。而无论各方从实际出发为和解作出了多少的努力，在16世纪末仍有狂热的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派，想让新教徒重新改信天主教。如果我们就近比较的话，在宗教改革时代，天主教和新教徒的分歧和20世纪末冷战时期西方民主制度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分歧不相上下。

简短地暂停一下，思考宗教改革更为广泛的长期影响，是很有益处的。追根溯源，宗教改革影响了后来人类社会的许多发展和变革，包括现代资本主义、科学、个人主义、世俗化和“世界的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 of the world），以及现代政治的方方面面。至于宗教改革的原因，许多论点夸大了自己的论据：的确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但将其中任何一个视作独特的原因，都未免以偏概全。当然，有些联系是有特殊意义的。

在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1904—1905年初次印刷）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指出，新教世俗的苦行主义和资本主义严肃理性、追求利益的再投资（而非像享乐主义一样去享受）的道德观是有文化上的相似性的。而韦伯所论述的天主教、路德教和加尔文教派在道德观上的细微差异本身就有些模棱两可，它强调的是文化上的相似性，而没有写出严密的因果关系，因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些文章援引了许多例证，证明新教和资本主义发展没有任何联系，用以反驳韦伯的论点。但这些文章的证明方式都太过粗糙，不具备说理所必需的许多要素。韦伯还在其他作品（例如《普通经济史》）中阐明了除文化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更多的唯物主义历史学家看到的是相反方向的联系：那些参与早期资本主义活动的人们，更容易发现新教能够“响应他们”[spoke to their condition，这是新教教派之一的贵格会（Quaker）的用语]。详尽的历史研究揭示了在任何情况下，宗教倾向和经济活动间都有复杂的相关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对于少数族群宗教信仰的政治迫害，会逼迫他们从事特定的经济活动。在另一些情况下，成为某个社会阶层中的一员，就意味着要接受这个社会阶层的文化、生活方式和随之而来的宗教信仰。当然，推论不可能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相关关系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

另外，学者们也注意到了新教与政治的关系。在德国宗教改革中最广为人知的，可能也是最站不住脚的推论是这样的：不同于加尔文教派对不敬神的统治者的合理反抗，路德教主张服从权威，这就强化了臣民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实际上，神学也一直被认为激发了不同的政见和政治活动，毕竟宗教信仰的界限相当宽泛。更有意思的是宗教组织的模式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教会和政府的关系模式。马克斯·韦伯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尤其是在17世纪的美国，早期教会和教派的教徒中的平等主义可能是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来源。另外，宗教改革和政府形式的关系尤为重要，这一点可以从英国和德国宗教改革的不同结果中看出来。

英德两国宗教改革的不同不在于传统解释的所谓信仰不同（强调德国路德教的寂静主义和被动性），而在于政治结构和组织的不同。英国的宗教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王权地位，同时还从经济、文化和政治上巩固了从教会获取财富和权力的封建领主的地位。而在德国，每一个领地的情况各不相同。一些像符腾堡这样的地区，经历了宗教改革的教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维持了自身的财富和权力，而非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变得弱小而恭顺。在其他地区，教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只有对大量的当地资料进行编撰和整合，才能阐明其中涵盖的不同因素。但很明显的是，德国领地内宗教改革的进程与政府的组织结构息息相关。海因茨·席林（Heinz Schilling）对利珀（Lippe）和莱姆戈（Lemgo）所做的区域研究表明，邦内恭顺的路德教教会与叛逆的加尔文教派的富裕市民，两者之间的差异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明显，有时候甚至完全相反。实际上，对于自我的界定，以及在依据文化和政治划分阵营上，不同的信仰似乎不如教派的政治形式重要。席林认为，德国宗教改革中教会在各领地内部的政治垄断地位，是后来诺博特·埃利亚斯（Nobert Elias）等学者强调的军事和税收垄断的前提。

对于德国的宗教改革来说，不容置疑的是，它并没有为德国的统一创造任何条件。众所周知，德意志在政治上已经支离破碎，而信仰天主教的国王还必须承认国家在宗教上的分裂。宗教改革在早期的现代德国中，是邦国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导致了1555年后领地间的诸多政治和军事冲突，这些冲突导致了军队和官僚的增加。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宗教分歧在诸多矛盾冲突中已经显得越来越不重要，1648年后也不再是政治冲突的主要因素。但当宗教分歧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仍然是个政治问题的时候，它主要发生在领地内部，而非领地之间，领地的邦国建设也远远超出了宗教合法化的最初阶段。

[1]慈运理，又译：茨温利（Zwingli）。——译者注

[2]新教徒，字面意思是“反抗者”。——译者注

反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

天主教派对1555年的形势极为不满。在特伦托宗教会议（1545—1563）后，一支革新的天主教教派试图东山再起。这个教派被称为耶稣会，它由西班牙人圣依纳爵·罗耀拉建立，在德意志境内积极传教，开办学校、神学院和大学，还打入各国的宫廷。维也纳的方济嘉布道会也同样积极。奥地利和巴伐利亚是反宗教改革的中心，政府试图压制德国南部和奥地利贵族的新教倾向。同时，新教内部也完全没有统一，在所谓的“第二次宗教改革”中产生了许多分歧。从普法尔茨伯爵和勃兰登堡公园领主、黑森—卡塞尔公国的领主先后改信加尔文教派开始，加尔文教派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变得尤其重要。在马丁·比塞（Martin Bucer）的影响下，斯特拉斯堡的宗教改革与众不同。而在其他地方，路德教、梅兰希通教派等各种教派的分歧仍持续存在。

16世纪末在所有的领地里，不管其人民的宗教信仰如何，宗教成了与邻区在文化上划清界限的工具。政府对个人行为准则的控制日益增强，同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改善人民的福利，包括改善教育、帮助穷人，逐渐形成社会准则、降低私生率，并对男女关系做出了规定。教会守则和神职人员参与的家庭访问显然是社会管控的有效手段。宗教分歧同时促进了教育的主动性，因此有了建立大学的第二波浪潮。在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以北约五十英里处的英格施达特（Ingolstadt）设立了一所重要的耶稣会学校；新教建立了马尔堡大学（1529）、柯尼斯堡大学（1544）等；天主教也不甘示弱地建立了维尔茨堡大学、萨尔茨堡大学等。这些学校不仅为政府的行政机构培养世俗官僚，同时也培养神职人员、神学家和其他领域的学者。当时的教育普遍是死记硬背，虽然宗教改革也促进了基础教育的发展，但对普及读写能力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16世纪德国经济和社会的改变渗透到了方方面面。总体来说，德国经济处于扩张时期。海外探索，尤其是美洲大陆的开放，不仅意味着大量贵金属的涌入（尤其是银）和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也意味着国际经济关系的改变。欧洲贸易开始转向大西洋沿岸，英国成为海上霸主，西班牙和法国的地位也逐渐上升。欧洲经济越来越多元化，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中心与边缘也持续改变。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和内陆贸易沿线城市的地位开始下降。16世纪末，中世纪晚期被城墙包围的许多德国城市的面积开始缩小。城市地位的下降一部分是经济原因，一部分是政治原因。谷物价格的上升抬高了土地贵族的地位，同时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地位却下降了。在东部的殖民地区，许多贵族买下农民，甚至村庄，成为拥有大片土地和附属农民的地主。尤其是在德国的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城市的地位远远不如封建领主。在经历了中世纪时期经济、政治、文化和知识层面的繁盛之后，16世纪晚期的许多德国城市开始变得陈腐排外。当然也有例外，例如著名的贸易城市汉堡。

16世纪中期以后，德国人口的增长陷入了停滞的状态。16世纪90年代出现了经济萧条，接下来的17世纪的前二十年，欧洲经济整体衰退。16世纪晚期，德国内部的社会和经济矛盾不断，再次出现了农民起义和城市动乱，以至于17世纪早期欧洲人普遍认为会有战争爆发，因此他们开始筹备军队，建起坚固的城墙。曼海姆就是在1606年作为选帝侯的军事堡垒而建的。17世纪早期，太阳辐射量减少，地球平均温度也随之降低。在这所谓的“小冰河期”中，粮食的种植季节缩短，农作物产量下降。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画作中冰冷的冬天极好地刻画了这一景象。饥饿、赤贫甚至是杀婴行为都很常见，犹太人也遭到了集体迫害。不管是否还有其他原因，这些社会矛盾可能也导致了16世纪至17世纪早期的猎巫运动。女人成为包括盗窃、作物失收、牲畜和人类疾病等所有问题的替罪羊，同时也是性幻想和性偏见的对象。在精神文化层面上，这个时期有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和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在天文学上的巨大成就（他们都在布拉格的帝国法庭任职），还有对炼金术深信不疑。所谓的“现代性”在宗教改革时期并不多见，相反，更多的是对20世纪的人们来说非常陌生的事物。

图7 《犹太狙击手与金融家》。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报纸以大幅版面批评犹太人的贪婪。“去掉边角”（Kippen）是当时的惯例，剪下钱币的边缘，用这些边角料制作更多钱币。最后，钱币必须以重量计，而不以数量计。144个正常尺寸的便士重一磅。（Augsburg: Elias Wellhofer, 1654）。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大公图书馆传单收藏室藏。

三十年战争

历史学家就是否存在“17世纪的普遍危机”，如果存在，又该如何描绘并解释这一问题已经争论了一段时间。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中期，一波动乱席卷了欧洲数个国家，有起义、革命，还有内战，比如法国的投石党乱[1]和英国内战。贵族和城市起义频繁，来对抗日益严苛的中央权力。对于这些动乱，虽然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解释，但它们都有几个相同的特征。叛乱常常和借发展中央政权干涉地方自治的国家构建的进程相关，同时也伴随着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这就使常备军队成为必要，并提高了直接税收。而对于城市和贵族领主来说，这种需求和榨取越来越严重，于是引发了叛乱。

“普遍危机”的定义很不明确，而在情况复杂的德国，所谓“普遍危机”是以独特杂乱的形式呈现的。1618年到1648年的矛盾产生于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以及欧洲国家之间，这一时期被称为“三十年战争”。这些矛盾包括帝国内部的宗教纷争、领地人民反抗封建领主的起义、封建诸侯对王权的抵抗，以及那些在德意志土地上作战并卷入这些矛盾中的其他国家之间的争斗。其中有西班牙和荷兰之间的冲突，还有瑞典和波兰、法国和哈布斯堡家族之间的矛盾。三十年的战乱极大地影响了德国的经济与社会，最终在1648年达成的和约更是奠定了德国历史的格局，并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8 对驱魔及猎巫（女巫和她的两个助手）方法的详细描绘。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大公图书馆传单收藏室藏。

三十年战争的爆发部分源于《奥格斯堡和约》留下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如没有承认加尔文教派、教产留置的问题，部分源于和约达成后的发展。矛盾继续爆发，比如1583—1588年的科隆战争，成功叫停了天主教领地改信新教的进程。这次战争非常重要，因为它阻止了科隆成为一个拥有投票权的新教领地，让新教皇帝的继任成为可能。这一时期，宗教政治党派形成了。虽然选帝侯在一些特定的议题上会搁置宗教的争议，比如在反抗土耳其人入侵的威胁上，但总体来说，帝国的各项机构还是逐渐分崩离析。在查理五世驾崩后，哈布斯堡王朝的帝王更加狭隘地关注自己国家和家族内部的事务，而对帝国事务则渐渐失去了控制。1608年，帝国议会土崩瓦解，既未对土耳其战争的收税进行表决，也未解决任何宗教议题。新教信徒离开议会，成立了新教联盟（the Protestant Union）。第二年，天主教联盟（the Catholic League）也成立了，由耶稣会出身的、巴伐利亚的马西米利安（Maximilian）领导。于是，这两个宗教军事力量的介入让地方冲突转化为大范围的矛盾。于利希—克里维斯继承战争（the War of the Jülich-Cleves Succession，1609—1614）就体现了这一点。当争议解决后，其中一位获得了天主教联盟的支持，另一位勃兰登堡的约翰·西吉斯蒙德（John Sigismund）于1613年改信了加尔文教派，得到荷兰和英格兰宫廷的支持。

1618年5月的“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defenestration of Prague，刻意模仿两个世纪前导致胡斯战争的掷出窗外事件）一般被认为是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索。哈布斯堡皇帝鲁道夫二世为争取贵族支持以对抗他的弟弟马蒂亚斯（Matthias），于1609年签署了《大诏书》（Letter of Majesty），波希米亚的新教贵族从此享有一定的宗教和政治自由。马蒂亚斯在1612年继任成为皇帝，但一直无子嗣，于是下一任皇帝的继任便引起了争议。1617年，奥地利的斐迪南大公成为波希米亚国王。他是耶稣会出身的狂热天主教徒，因波希米亚国王手握一张选票而让他梦寐以求。他还渴望成为皇帝，虽然西班牙人并不同意。斐迪南当上波希米亚国王后，削减了波希米亚贵族的政治和宗教特权。在布拉格的大型抗议会上，人们指派代表到王宫递交请愿书。然而，由于谈判激烈，斐迪南的帝国大臣马丁尼茨（Martinitz）和斯洛瓦塔（Slovata）与他们的书记官一起被愤怒的波希米亚人扔出了窗外，因此这次事件被称为“掷出窗外事件”。天主教的记录写道，圣母玛利亚为马丁尼茨说情，用她的披风将他轻轻地放在了地上，让他免除了“所有伤害，虽然他的身体已经发福了”；而新教的版本则更平实地写道，最终他们都落到了粪堆上。波希米亚各地区于是呼吁其他地区的新教徒加入，开始了三十年战争的第一场冲突，即波希米亚起义。加尔文教派的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五世（Frederick V）加入了他们的阵营（与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的女儿成婚），波希米亚人将他选为国王。他只当了一个季度的国王，因此被叫做“冬王”。1619年，费迪南不出预料地被选为皇帝，即费迪南二世。他集结了一个强大的天主教联盟，包括巴伐利亚的马西米利安以及西班牙和波兰。天主教联盟的军事领袖蒂利将军（General Tilly）在1620年的白山战役（白山在布拉格以西）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腓特烈五世匆忙逃跑。波希米亚的新教徒反抗者于是被没收了领地，许多人不仅失去了财产，还失去了性命。哈布斯堡重新任命了大量效忠于王朝的贵族，而一些贵族则被命令改信天主教，虽然这一过程十分艰难。后来的几十年内，新教转为地下活动，让农民偷偷改信，这些农民又成为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耶稣会运动的主要宣传对象。

在这场实质上的德意志内战中，斗争渐渐北移。期间发生了普法尔茨战争、下萨克森战争，然后北上至波罗的海。17世纪20年代末期，在天主教的几场胜利之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了波罗的海沿岸，并威胁称要独立。由于为天主教一方赢得了重要的战役，波希米亚将军华伦斯坦（General Wallenstein）突然被提拔至帝国选帝侯的位阶，封为梅克伦堡公爵，在布拉格也有一座府邸相赠。

日渐强大的皇帝开始力求扭转德意志的局面并使宗教改革倒退。1629年，费迪南二世颁布归还教产敕令（The Edict of Restitution），试图与已经改信新教的大主教、主教和城市相抗衡，并归还1552年以后被世俗挪用的教产。这份敕令不仅激进地影响了领地权力的格局，而且因未获得议会或选帝侯的认可而违反宪法。这份敕令激怒了所有人，包括一些较晚开始争夺弃土的天主教诸侯，他们可能比皇帝获得的土地少。这时，费迪南二世王权的日渐强大甚至引起了天主教诸侯的疑虑，包括他最重要的盟友巴伐利亚公爵马西米利亚。马西米利亚的天主教联盟不受哈布斯堡的控制，他要求缩减帝国军队的规模并撤销华伦斯坦的职务。1630年，费迪南二世解除了华伦斯坦的职务（他自己对华伦斯坦也起了疑心），但并没有修改归还教产的敕令。天主教诸侯们仍然担忧费迪南二世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新的对抗阵营：从天主教徒对抗新教徒，变成了封建诸侯对抗过于强大的皇帝。

图9 1620年白山战役。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大公图书馆传单收藏室藏。

从1630年起，德意志境内的矛盾实质上变得越来越国际化。费迪南二世试图控制德意志全境，却被瑞典国王古斯塔夫（Gustavus Adolphus）介入阻挠。在瑞典和波兰两国的矛盾中，1629年波兰的西吉斯蒙德（Sigismund）被迫与瑞典讲和。1630年，瑞典军队入侵德意志。在天主教最重要的将军华伦斯坦被解除职务之时，准备充分的瑞典军队迅速深入德意志领土。这标志着新教在作战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德意志内部政治局面的发展也削弱了诸侯对皇帝的支持。同时，法国的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正与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争夺西欧的领地霸权，因此他十分积极地支持德意志诸侯反抗哈布斯堡皇帝，不管这些诸侯信什么教。而法国也并不希望邻国变成瑞典帝国。因此，本来是哈布斯堡占了上风的德意志境内矛盾，现在却成了包括瑞典、法国和西班牙等广阔土地上诸多矛盾的一部分。而由于瑞典的入侵，各方关系和利益更加错综复杂，瑞典人、一些德意志诸侯和法国之间开始缔结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协定。

1631年，天主教的蒂利将军残暴地摧毁了马格德堡城市。但瑞士军队和萨克森的约翰·乔治（John George）随即在莱比锡附近击败了蒂利。古斯塔夫向南进军，征服了维尔茨堡、法兰克福和美茵茨。同时，黎塞留正巩固法国在莱茵河沿岸的利益。由于瑞典的强势入侵，对于“获得解放”的德意志诸侯来说，新教国王古斯塔夫看起来和天主教皇帝费迪南二世一样强大可怕，他们担心德意志可能会成为瑞典帝国的一部分。于是，1632年，费迪南二世再次任命华伦斯坦为统帅。蒂利想要阻止瑞典入侵巴伐利亚，却在战场受了致命伤。华伦斯坦成功迫使瑞典军队往北撤离，并试图破坏萨克森和瑞典的结盟。1632年11月，古斯塔夫在莱比锡附近的吕岑（Lützen）战役中阵亡。因他的继承人是其六岁的女儿，于是瑞典大臣阿克塞尔·乌克森谢纳（Axel Oxenstierna）继任。在1633年举行的海尔布隆大会（Heilbronn Convention）上，德国南部四大城市圈的新教成员同瑞典结盟。同时，华伦斯坦开始利用手中的军事权力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于是维也纳也开始暗中计划将他除去。在经历了密谋、背叛和遗弃后，华伦斯坦于1634年被刺杀身亡。

1634年9月的讷德林根战役对瑞典人来说是场灾难，而西班牙军队则大获全胜。当时领导西班牙军队的是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四世的弟弟，西班牙境内荷兰的领主。国际权力局势又开始发生转变。1635年《布拉格和约》的签订意味着萨克森和皇帝之间的和平相处，一段时间内也暗示着费迪南二世的再次掌权。许多德意志诸侯逐渐接受与皇帝达成的协议，德意志战争也渐渐平息了。而法国由于无法再通过支持德意志诸侯来干涉欧洲事务，便开始正式介入：1635年5月，法国对西班牙正式宣战。尽管几位德意志诸侯和皇帝之间已达成有限的和平协议，但法国、西班牙和瑞典还是继续打仗。而现在，没有任何一股力量强大到能够立刻压倒其他方。因此，少数诸侯开始和法国、瑞典单独缔结条约，将皇帝孤立起来。这样，帝国在外交事务上便不再以一个整体行动。勃兰登堡和萨克森更是擅自与瑞典签订停战协议，而巴伐利亚则拼命签订条约，以防军队再次破坏巴伐利亚的土地。当时的情况极其复杂，再加上缺乏对前线和具体事务的清楚界定，战争拖延了很久。在烧杀抢掠的大背景下，资源枯竭、遍地荒芜，最终在1648年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达成了对欧洲境内冲突的总体协议。但即便如此，这个和约也是在经历了多年的争执不休后才最终达成的。和谈分别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两个城市进行。参加明斯特谈判的是新教阵营，而参加奥斯纳布吕克谈判的是天主教阵营。

[1]投石党乱（Fronde）又译：“福隆德运动”。——译者注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战争的影响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代表了帝国内部两股势力的相互妥协：新教徒（所有不同教派）和天主教徒；皇帝的野心和帝国诸侯的权力。和约还试图在欧洲国家之间找到权力的平衡点。但当德意志的事务基本尘埃落定时，法国和西班牙的矛盾却仍在继续。再者，由于法国和瑞典是帝国宪法的保证人，两国都有干涉德意志内部事务的权力。尽管如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1806年帝国倒台前一直是其基本宪法，是帝国公法和政治生活的标准。

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达成的条约构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大量条款。法国获得了阿尔萨斯的部分地区，虽然这部分地区与帝国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复杂程度令法国红衣主教马萨林[1]都困惑不已，成为德法世代争执之地。独立的洛林公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时它的去向并未明确，而且，战争又在这片土地上持续了很多年。瑞典在德国北部获得了不少土地，包括西波美拉尼亚（western Pomerania，东波美拉尼亚给了勃兰登堡）。不过，瑞典在这个地区的势力却引发了后续与俄罗斯和波兰的冲突。瑞典曾凭借这部分地区领主的身份置身于德意志诸侯之列，而17世纪晚期变得孱弱的瑞典却无法继续在德意志维持其地位。勃兰登堡、萨克森和梅克伦堡均得到了一些土地。为了牵制瑞典和奥地利，法国支持勃兰登堡成为德国北部的“第三股力量”。和约中还提到了瑞士和荷兰，承认了二者的独立地位，由此澄清了之前它们在德意志的模糊地位。但直到1648年1月，西班牙才正式承认了尼德兰联邦[2]的独立。

地图3.2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的德国版图

归还教产的敕令在大部分地区以1618年为准，此前已经掌握在诸侯手中的教产不用归还，而哈布斯堡世袭领地内的状况却有所不同：白山战役后安置于波希米亚的天主教新贵族保留其教产不动。“教产留置”的权力也扩展到了新教主教区。加尔文教派也获得了这个权力，但其他教派并没有。德国西部和南部的许多领地给予宗教少数派一定程度的容忍，但在奥地利只能信仰天主教。信仰的统一和维也纳的稳固统治使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实力得到了增强。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建立起来的宗教边界直到二战引发的人口变动才遭到破坏。

和约标志着德意志在政教分离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很明显，当矛盾爆发时，宗教与政治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比起严格坚持宗教信仰，封建领主和诸侯有时更热衷于抵抗帝王的野心。在之后欧洲发生的冲突中，对权力平衡的考虑比宗教上潜在的盟友或敌人更为重要。贪财的士兵无论如何都不会关心他们在为谁而战，他们只关心自己有没有报酬；而农民则完全不关心是谁的军队毁坏他们的庄稼、烧毁他们的房屋或强奸村里的女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1648年也标志着宗教改革时代的结束。在各个领地中，随着权力的集中化和行政化，早前以宗教和文化来区分阵营的方式也变得不再重要了。

封建领主的权力大幅加强，包括进行单独结盟并独立行使外交权（所有联盟不可直接对抗皇帝的规定成为没有的条款）。领主们虽没有获得完全的自治权，但在领地内获得了至高的权力（Landeshoheit），并在帝国议会上有权对特定事务（国防、法律和税收）进行集体表决，皇帝不可干涉。特别是一些中等规模的领地得到了增强。巴伐利亚获得了选举投票权，这使得选帝侯中天主教占有了明显的优势，同时得到了上普法尔茨领地，预示着巴伐利亚的地位在17世纪将显著上升。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邦国的实力也得到了增强。虽然三十年战争让哈布斯堡对波希米亚的控制变得更加牢固，更为强大的奥地利也能从其财富和资源中获益，但由于其他邦国的领地扩大、政治上也更为巩固，因此，哈布斯堡作为德意志皇室，其权威反而变得更加脆弱了。

战争对德意志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如何呢？人们错误地认为战争给德意志带来的是遍地荒芜、死亡和破坏。在没有翔实可靠的数据之前，我们很难得出结论。但有几点是很明确的。不管从时间还是空间的角度上来说，战争的影响都是多样的。一些地区遭受的苦难要比其他地区多得多，不同地区受到的影响也取决于战争的不同时期。比起平均情况，“重灾区”的研究反映的情况反而更为详尽。这些重灾区大约分布在西南部到东北部的一条狭长地带上。不过，就算有了这些基础，历史学家对准确数值还是无法统一意见。据施泰因贝格（H. S.Steinberg）估计，如果全国人口有变化的话，也是从1600年的1500万到1700万左右，增加到1650年的1600万到1800万。这个观点普遍受到质疑。但就算大家都认为人口减少了，也仍对减少的幅度争论不休。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认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人口从1618年的2000万，减少到了1648年的1600万到1700万，减少了20%左右。而鲁道夫·菲尔豪斯（Rudolf Vierhaus）则认为，是从1500万至1600万减少到了1000万。如果把范围缩小到一些个别区域，情况恐怕就严重多了。受害严重的地区人口减少多达2/3。例如，符腾堡在1622年大约有44.5万人，1634年略微下降至41.5万人，但在接下来的5年内，减少了3/4的人口，在1639年只剩下了9.7万人。德意志的一些地区减少了1/3到2/3的人口，而其他地区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对于人口减少的原因，历史学家们的解释也各不相同。最厉害的杀手毫无疑问是伤寒、瘟疫、性病等传染病，它们随着军队的移动而传播开来。由于当时的人们普遍营养不良、抵抗力低下，一些常见的疾病，如流感，可能更为致命。战争时期还有大量境内人口的迁移，比如农村居民为了寻求庇护，不时地往城镇逃跑。农村人口减少了大约45％—50%，而城市人口减少了25%—30%。战争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建筑物、牲畜遭到了毁坏，无报酬的军队四处掠夺，用于防止敌人军队利用土地的“焦土政策”，这一切都对本来就摇摇欲坠的自给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图10 战争遭到广泛批评，例如将战争描绘成一头毁坏德国的猛兽。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大公图书馆传单收藏室藏。

估算战争对经济的整体影响非常复杂，因为除了战争的直接影响以外，还有其他因素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德国经济。一些德国城市，比如波罗的海沿岸的原汉萨同盟城市，罗斯托克（Rostock）、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以及维斯马（Wismar）在16世纪晚期就已经开始衰落，因为当时贸易已经转向大西洋。而其他城市在17世纪上半叶也由于与战争无关的原因，经济逐渐下滑。帝国境内地区的经济重新洗牌，一些地方经济衰退，德国西北部尤其是汉堡则开始崛起。德国东部农村人口的减少，一部分可能来自于容克贵族驱逐农民、建立大庄园的政策影响。然而，就算有这些例外提醒读者（这是非常必要的），在一些城市中，战争的影响仍旧不可忽略。马格德堡就在战争期间遭受了彻底破坏，并经历了大屠杀。在大屠杀中，教堂被烧毁，所有聚集在那里的妇女和孩子全都死去。马格德堡没有了牲畜，正常的农业活动中断了，农民不停地逃往城市以寻求庇护，士兵到处劫掠，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一位名叫赫伯尔（Heberle）的农村鞋匠在日记中写道，他从自己的家逃到乌尔姆的次数不下30次。他还记下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包括4周岁的儿子）、后妈和三个姐妹在1634年9月19日到12月18日短短3个月内相继死去的过程，个中细节令人悲悯。在17世纪出生的人都曾有生活被战争打乱的经历。许多人都尝到了深重的苦难，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安全和稳定的生活，这些都不该被忘记。而20世纪历史学家的电子数据库里的平均数是无法反映出这些的。从修正主义的立场看，即便想要反驳“死亡与破坏”的错误观念，也不得不承认战争期间德国的经济和人口最多也就是停滞而已，其受到的影响可能还不如当英国发展为贸易强国、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迅速增长时期的大。[3]德意志成了经济落后的地区，虽然经济的衰退从16世纪晚期早已开始，但由于三十年战争给德意志土地带来的破坏，经济衰退进一步加速了。

图11 1630年《时髦比赛》（A-la-Mode-Kampf）以大幅版面刊登当时的法国热。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大公图书馆传单收藏室藏。

事后来看，“高级文化”（High culture）在战时竟然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坏。这一点从艺术、建筑、诗歌、小说（比如格里美豪森的《痴儿西木传》）、巴洛克戏剧、音乐（尤其是许茨的作品）、歌剧、芭蕾等主要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来。自然科学、法律和政治理论领域也有了发展。一些后来影响深远的进步在当时已经有了征兆：文盲率的降低，书籍和报纸的出版，注重学识和科学的社会逐渐形成……而要描绘出大众文化的改变，可能更为困难。精英们，也就是那些试图控制社会的人，他们留下的记录大多是哀叹道德的下滑，酗酒、私生和漠视宗教情况的增多。按照当时的记录来看，大众几乎无法“分辨上帝与恶魔”。这些看法带来的是17世纪晚期大量的改革，并推动了各地的宣教。不过每一代人都会为假想的所谓道德标准的下降而唉声叹气，怀念“美好的旧时光”。同时，受教育阶层和大众之间的想法越来越不一样。在17世纪晚期，对巫术的控诉开始减少，因为地方执法官不再确信他们能够找出谁是巫师，但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仍然相信巫师的存在和巫术的力量。从较为私密的耻辱观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文化之间的区别，这点在后来“宫廷文化”（courtly culture）的发展中更加明显。

图12 对“旅行者”的生动描绘。17世纪中期混乱的欧洲社会中，他们是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人。出处：Weltgeschichte（Berlin: Ullstein, 1907—1909）。

无论如何，三十年战争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战争的历程和结果充分体现了德国政治的分裂特点。它还标志着神圣罗马帝国另一阶段的权力分散。其对德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加剧了德国相较欧洲其他重要国家的经济衰落，而且为接下来几个世纪诸侯实力的增强、领地和城市实力的衰弱打下了基础。专制时代的德国并非由独立的贵族或中产阶级控制，而是充满了中小规模的邦国、宫廷贵族和官僚机构。还有一点意外的是，此时的德意志文化中有一种普遍的丧失自信的感觉，经历了几代人的痛苦和不安之后，德意志人民需要复兴。

[1]马萨林（Mazarin），又译：“马扎然”。——译者注

[2]尼德兰联邦（the United Provinces），即荷兰共和国。——译者注

[3]175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是1450年的3倍，人口增长主要发生在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德国在1648年后花了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使人口恢复到了1648年以前的水平。

第四章 专制主义时代（1648—1815年）

三十年战争后，德意志各领地相较于帝国的政治地位提高了。虽然各领地仍然没有完整的主权，但领主们已经代替德意志帝国皇帝，成为政治活动中的关键人物了。从17世纪中期至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倒台后的拿破仑统治下，德意志国土上的政治模式极其独特多元。神圣罗马帝国不再是中央政权发展的积极政治手段或潜在基础。相反，其持续的司法功能和相对消极的政治保护使许多较小的政治单元幸存下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大背景，这些碎片一样的小领地很容易被邻近的大公国吞并。从帝国的整体来看，这就是德意志的所谓“小邦主义”体制，德语称Kleinstaaterei。有人因此认为，比起17世纪末至18世纪日益强大的西欧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德国更像是一个狭隘、落后的小国。从整体来看，帝国中央权力衰退。随之而来的却是地方相对高的集权倾向。小邦国里的领主通过削减下层阶级的权力以获取更多的实权。统治者还希望摆脱议会、庄园等任何可以代表人民（或至少人民中的一部分）一方的影响。在这所谓的“专制主义时代”中，不管成功与否，许多领主都努力获取更大的权力：他们建立常备军队；设立地方行政机构，用收税来供应军队；从领地管理中获利。与此相关的是领地内部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独立的封建贵族成为对宫廷趋之若鹜的贵族；自信的富人成为体制附属的官僚；由于强调顺从和奴性，市民成了臣民。有人又因此认为，这些发展对德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长期影响。

图13 1653年在雷根斯堡召开的神圣罗马帝国议会。1663年起，帝国议会不再是由皇帝定期召集的机构，而成为常设议会，开会地点是雷根斯堡。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大公图书馆藏。

然而，所有的概括都是有风险的。不管是从政治，还是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三十年战争后的德国，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德国，都绝对不是停滞不前的一潭死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莫过于勃兰登堡_普鲁士的崛起。普鲁士在18世纪中期成为奥地利的有力竞争者，并最终在19世纪手握“小德意志”的控制权，将奥地利排除在外。这个时期德意志的文化成就也是首屈一指的，在音乐、文学、哲学领域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德意志人民的文化修养和辞令水平也提高了。即使是在著名的“力量”（Macht）与“精神”（Geist）的分野中，背后蕴含的哲理也十分深刻，绝非“不关心政治的德国人”这样简单而又令人轻信的概括。独特的德国启蒙运动（Aufklärung），对世俗领主的态度是支持而非批评，并在世俗统治下前进和发展，这也是所谓的“开明专制”（enlightened absolutism）。

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侵略使得法国大革命对德意志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将昏昏欲睡的德国迅速推入19世纪的现代世界的助推器。18世纪德国自身的活力不应该因其模式与其他欧洲国家如此不同就被彻底忽视，更不该马后炮地认为统一的民族国家是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从而无视18世纪德国的一系列变化。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的变化，部分是其自身引发的，而后来由于法国的侵占，又在各个领域产生了惊人的影响。

图14 维尔茨堡官邸，建于1720—1744年，由巴塔萨·诺伊曼（Balthasar Neumann）设计。出处：Johannes Arndt, Deutsche Kunst der Barockzeit（Leipzig: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1941）。

专制主义与普鲁士的崛起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17世纪德意志经历的战争时期。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在德意志的一些领土上，仍旧持续着这样那样的战争。但这些矛盾越来越和帝国无关，领主们和其他国家结盟，或参与他国的争斗，偶尔才和帝国内的其他邦国或皇帝产生矛盾。宗教仍是各邦内部政治纷争的议题之一，但在邦国之间却很少引发矛盾。继承权战争在这个时期相当重要，由于欧洲王朝间的关系千丝万缕，德意志许多贵族家族都卷入其中。三十年战争和后续战争导致了领土内政治模式的发展，这既是纯粹的政治问题，也与经济、社会、文化相关。具体来说，一些领主认为，既然战争很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就很有必要建立常备军队，并找出维持军费开支的方法。因此进行的政治改革在某些情况下也将权力集中化。

为了维持常备军队的开支，领主需要提高税收，以增加经济收入。如果议会拒绝授权和提高必要的税收，领主可以建立官僚机构，让官员直接对他负责，以此绕开议会。有趣的是，虽然这种方法让领主在财政上减少了对庄园的依赖，但同时也巩固了早期更为公允、不带个人色彩的政府形式，即职业官僚运用自身的专长影响决策过程，并保证政权更替后政策的贯彻。一方面将公允的政府和统治者的个人遗产区别开来的进程才刚刚开始，但另一方面，统治者的自身权力却变得更加重要。他们高涨的野心和象征性权力的增强与新宫廷文化的发展相得益彰—“专制主义时代”亦是欧洲宫廷的鼎盛时代。

1648年后，德意志各领地在规模和文化上大相径庭。哈布斯堡的奥地利分支由于拥有大量非德意志的世袭领土以及德意志帝国内部的世袭领土和相关利益，其在维也纳的皇宫十分宏大。其他的德意志邦国，比如信仰新教的萨克森，其辉煌的首都建于德累斯顿；或是信仰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其建于慕尼黑的首都也不相上下，这些邦国也都有能力维持规模宏大的宫廷。主要的教会领地，比如美茵茨或维尔茨堡的主教区，或是诸侯小邦，也试图彰显新取得的地位。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诸侯们建起了大量宫殿，这些宫殿大都模仿路易十四著名的凡尔赛宫，拥有精致华美的花园。诸侯们从法国和意大利请来艺术家和建筑师，为宫廷的庆典和戏剧设计建造合适的殿宇，即使是诸侯小邦也要模仿建造宏伟的宫殿。宫殿中上演歌剧、戏剧、假面剧和芭蕾；意大利和其他外国音乐家、表演家纷至沓来；从狩猎到乘雪橇，王室雇用了大量人员来组织这些活动。贵族使用各种诡计和手段谋求高位；有野心的平民极力迎合讨好，想给女儿攀上一门好亲事。作为宫廷内行为举止的标准，一套“礼貌准则”（Höflichkeit）的观念开始形成，加深了贵族名流和平民大众在行为和生活方式上的鸿沟。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法国人的行为举止和法语词成为时尚，法语被视为比德语更高贵的语种。不同阶级的区分越来越严格，例如在许多着装要求（Kleiderordnungen）中，对每一个社会阶级的着装都有非常细致的规定。

领主与宫廷地位的提高部分源于三十年战争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一些城市在16世纪末已经衰落，而另一些城市的地位在17世纪上半叶得到了提升，但总体来说，除了一些著名的城市（如汉堡）例外，17世纪末的城市生活并没有一个世纪前繁荣。欧洲贸易的重心西移至大西洋沿岸，许多德意志城市已经不像早期16世纪那样自信和繁荣了。17世纪末，诸侯领地内的城市（虽然不是自由城市）的自治权很容易被领主削弱。同时一些城市被改造或新建成诸侯的住所和行政中心，而不再是贸易和产业的中心。同样，许多拥有地产的贵族因战乱频仍，经济状况急转直下，于是更加依赖领主的支持和赞助。贵族阶层因此很容易成为发展中的专制邦国的仆人。

勃兰登堡—普鲁士是日益官僚化的邦国中最典型的代表。其专制主义大行其道，领主的权力越来越大。同时，普鲁士也代表了后续德意志史的发展。普鲁士始于首都柏林贫瘠的土地，被称为是“欧洲的沙坑”，这个开头显然并不乐观。但几代传承之后，普鲁士跻身欧洲大国之列。霍亨索伦王朝源于施瓦本，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以富有技巧的联姻外交手段在短短几个世纪内获得了广袤多样的领土。17世纪时王朝中心设于勃兰登堡，并获得了德意志帝国“选帝侯”的称号。霍亨索伦家族在东普鲁士有一片领地，是条顿骑士团旧时的殖民领地，不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让普鲁士领主在1701年成为“国王”，这对于帝国内其他领主来说是绝无可能的。然而，这些东部领地也问题多多，其臣民是斯拉夫人，他们既不说德语，也不遵循任何德意志天主教或罗马人的文化传统。霍亨索伦家族在西部的莱茵省也拥有领地，这些领地在文化和经济上彼此大相径庭。因此，勃兰登堡—普鲁士所代表的不是一个如英格兰般的“单一的”政体，而是一个“复合的”政体，并由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都互不相同的领地组成。它的西部经济更加繁荣，而东部殖民地则相反。东部地区城市生活匮乏，贵族十分贫穷（即普鲁士的容克贵族），没有贸易和工业，在地理位置上也与欧洲主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相距甚远。在这个复合的王国中，臣民信奉不同的宗教，加尔文教派的领主只得承认路德教会的存在，西部还有信仰天主教的臣民。除此之外，17世纪末至18世纪还有很多更小的少数派，比如被流放的法国胡格诺派（French Huguenots）。德语也并非他们的统一语言，波兰语和立陶宛语等斯拉夫语在东部地区明显占有优势。虽然这份家业起初并不乐观，但霍亨索伦家族在17世纪和18世纪还是成功建造起了一个强大的集权国家，并一直主导着德意志的事务，直到二战结束被废除。

从专制主义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一些明显的弱势可能反而是优势，因为弱小的城市和贫穷的贵族更容易被控制和利用，对中央集权的反抗也相对较少。霍亨索伦王朝在这一时期也十分幸运，其王权一直后继有人，并且丝毫没有争议，世袭领地也未因继承而惨遭分割。“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1640—1688年在位）；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或称腓特烈一世国王（the Elector Frederick Ⅲ/King FrederickⅠ，1688—1713，于1701年即位）；“军曹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Ⅰ，1713—1740年在位）；“腓特烈大帝”腓特烈二世国王（King FrederickⅡ，1740—1786）寿命都很长。这些国王建立了伟大的王朝，其伟业令人钦佩。

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为专制统治打下了基础（虽然这并非他的原意，他也无法预见后续的历史发展）。1653年，勃兰登堡庄园领主与选帝侯达成协议，让选帝侯有足够的资金在和平时期建立常备军队，而领主们则能够在领地中行使更多的权力：确立农奴制、任命当地教堂牧师、维持当地秩序并主持庄园法庭。1655—1660年北方战争后，官僚体制的建设初步展开，并在大选帝侯的几代继任者统治下越发成熟。1667年实行税制改革，城市必须缴纳间接的消费税，同时还有对国家的直接“贡献”税。此举迅速将城市贵族和农村贵族的利益区分开来，使城市贵族失去了政治盟友，也让选帝侯有了不召开议会的借口，城市的代表制度逐渐消失。17世纪70年代，城市不再自治，而是由官僚部门管理，这些官僚由选帝侯任命并对选帝侯负责。同时，贵族组成的军官团在社会中享有特殊地位，吸引了原本较为独立的贵族为中央政权服务。1675年费尔贝林战役中，选帝侯战胜了令人闻风丧胆的瑞典人，为自己赢得了威望。

腓特烈·威廉的继任者是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即腓特烈一世国王）。腓特烈三世大大增强了国王的象征性权力。1701年，腓特烈三世在神圣罗马帝国外的柯尼斯堡（Königsberg）自己加冕为王（真的自己把王冠戴到头上，没有任何神职人员插手），称为“在普鲁士的国王”（King in Prussia）。这个头衔自然不能与帝国境内的任何领土产生联系，但皇帝为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得到霍亨索伦王朝对哈布斯堡政策的支持，必须允许腓特烈三世在帝国境外自立为王。这也反映了当时崇尚法国的潮流。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君权受到热烈追捧。其他一些德意志领主也通过类似的方法获得了王位，例如，1697年萨克森选帝侯成为波兰国王，1714年汉诺威领主成为英国国王。腓特烈一世还使宫廷文化蓬勃发展，他修建了大量宫殿，其中大部分由建筑师安德烈亚斯·施吕特（Andreas Schlüter）主持修建，这位建筑师还负责修建了一座著名的大选帝侯的骑马塑像。军队建设自然是不会被忽略的，18世纪初又由于参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普鲁士的军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腓特烈一世的儿子，“军曹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认为，父亲宫廷的豪华奢靡不足取，他在统治期间注重的是军队和官僚的建设。腓特烈·威廉一世热衷于军事，到处为他引以为豪的“高个子近卫队”搜寻高个子男人，以至于同时代的人嘲笑他的“高个子近卫队”，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建起了一支军队。1733年，建立征兵区制度。各征兵区的规章制度相似，负责组织农民进行军事训练并服役。这样，农业需求和军队需求互相妥协，使勃兰登堡—普鲁士拥有了一支令人敬畏的军队和受过训练的后备军，免去了常备军队所需的庞大开销。东部的贵族中有一半至三分之二的人是现役或退役的军官。到了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末期的1740年，国家收入的80%用来维持和平时期的军队开支。18世纪末有个笑话说，普鲁士不是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个有国家的军队。另外，腓特烈·威廉一世还重新设立、组建了国家官僚机构。1723年，当时的最高军事委员会（General War Commissary）与最高财政总理院（General Finance Directory）合并，成为最高总理院（General Directory，德文全称为General-OberFinanz-Kriegs-und-Domänen-Direktorium）。腓特烈二世后来增设了各部门和各省委员会。最高总理院的成立使普鲁士的国家统一更为实际，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原本大选帝侯希望自己的领地分割成数块，交予不同的继承人，但在1713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却宣布他的领土是不可分割的，这与大选帝侯的遗愿完全相反。在一个领地贵族权力较大、对王权的忠诚飘忽不定的时代，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二世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保证官员的忠诚。腓特烈·威廉一世强调奖惩制度的重要性，平民可以通过当官获取贵族地位。他设立最低基本工资制度，给勤政的官员奖赏。他还坚持认为大贵族不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内当官，以免长期积累地方权力；相反，他们应该在远离自己领地的其他省内为王权服务。这样，曾经十分困扰大选帝侯的“本地居民权利”（right of the native born，德文为Jus Indignatsrecht）就被打破了。在腓特烈二世的统治下，容克贵族虽然还能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很大的权力，例如阻挠国王的农业改革，但在担任县长（Landrat）期间，他们只是国王和地方的中间人，并管理地方的军事部门。在设立了税务顾问（Steuerrat）这个职位之后，城市地方政府的自治也就被破坏了。

图15 18世纪早期的征兵。出处：H. J. von Fleming, Der Vollkommene Teutsche Soldat（Leipzig, 1726）, 翻印：Weltgeschichte（Berlin: Ullstein, 1907—1909）。

这种官僚和军事制度的效率显然不算太高。腓特烈二世不得不设立另一批官僚，即一帮皇室密探，来监视、报告地方官员的行为举止。他自己也花了大量精力，骑马到那些遥远的领地视察。那个时代没有现代的通信设备，旅程冗长，旅途泥泞不堪，这样的大背景不应当忽略。因此，要建立一个执政公允的政府是相当艰难的，更何况，当时的许多政务仍然取决于国王个人。就算是在其生前，腓特烈二世还是成了传奇。他在人们眼中是仁慈的父亲形象，是受拥戴的君主，他会在旅途中随时停下，与正在挖土豆的农民进行交谈。应当注意的是，在当时农民根本无法对中央政权的要求和命令提出任何有意义的反抗。因为在遍布易北河东岸的农场领主制（Gutsherrschaft）下（贵族领主对他们附属的农奴有大量政治和法律权力），农民的地位很低，备受压迫。

地图5.1 1786年为止扩张后的勃兰登堡-普鲁士（但泽在1793年才并入普鲁士）

因此，相对弱小的城市、经济上贫穷的贵族，以及受压迫、奴颜婢膝的农民，让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几代君主能够整顿并管理好他们广袤多样的领地，权力也逐渐集中到了中央。尤其是在腓特烈一世和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下，他们还利用非正统的宗教运动，即虔敬主义（Pietism），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达到宗教信仰的中央集权。虔敬主义由此成为国教，并成功替代了根深蒂固的路德派，使各领地的贵族无法通过路德派的宗教资助来巩固地方权力。

尽管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期间国家有诸多发展，但同时代的人仍然嘲笑其对“高个子近卫队”的痴迷。到1740年，普鲁士的经济仍然落后，国力也无法与已建立的英国、法国或奥地利等欧洲大国相提并论。在腓特烈二世的统治下，局面发生了巨变。腓特烈二世不遗余力地利用世代积累的军事资本，试图登上国际政坛。1740年，普鲁士入侵哈布斯堡的领地西里西亚，并在混乱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后得到了这片新的领地。在七年战争中（1756—1763），腓特烈二世为保护领土，被逼对抗由维也纳指挥，并由奥地利、法国、俄罗斯组成的军事联盟。他成功击退了敌人，并保住了西里西亚的领土，这让普鲁士跻身欧洲强国之列，至少和德意志的奥地利地位相当。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竞争从此成为德意志事务的重要因素，“二元制”时代由此开启。在腓特烈二世统治的后半叶，人们普遍认为普鲁士是领先的大陆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高效的管理和强有力的国王。从第一次瓜分波兰，就能明显看出普鲁士的国家地位。在三方瓜分毫无还手之力的波兰时，腓特烈二世是主导者。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分别获取了波兰的一大片领土，腓特烈二世则取得了关键的波兰普鲁士地区（后来的西普鲁士），让勃兰登堡选帝侯拥有了遥远的西普鲁士王国。这是腓特烈二世统治期间一次重要的领土收获，它使霍亨索伦家族领地从德国中部一直延伸到了北部。帝国内部越来越难达成一致，尤其是在南部的一些继承争议中。1765年登上帝位的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一直想取得德国南部部分地区的领土，并计划用奥地利的尼德兰地区交换整个巴伐利亚。为了对抗皇帝的野心，腓特烈二世在1785年成立了诸侯同盟，盟友包括萨克森选帝侯、美茵茨大主教、英格兰的乔治三世同时也是汉诺威选帝侯。到18世纪晚期，德意志领土上的两大竞争对手就十分明显了：普鲁士成为奥地利的强劲对手。不过，必须注意的是，这个时期还没有所谓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后来才形成的，是19世纪的现象。

虽然普鲁士的崛起惊人，而且这个时期被称作是“专制主义时代”，但不要忘记，其他德意志领地的发展是多种多样的，领地之间差异巨大。在西部，城市的数量更多，也更加繁荣，农民在遍布易北河西岸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Grundherrschaft）下也更加自由。在遗产能够分割的地区，每个儿子只能得到一部分农田，因此，许多农民必须额外从事贸易或手工业。在一些地区，农庄更大，产量更高，在现今遗留下来的大农舍中还能看到当年繁荣的影子；而在另一些地区，土地只能勉强养活几只牲畜。贵族也多种多样，有身份尊贵的大贵族，也有外表和富裕的农民差不多的贫穷骑士。各地区的政治传统也各不相同。一些自由城市，例如前汉萨同盟城市汉堡，保持着市政府的寡头政治。汉堡参议院、州议会和市民协会（Bürgerschaft）反复磋商、妥协，市政府中一些地位尊贵的要人（Honoratioren）基本主导着政务的进展。各邦国中领主与贵族的较量结果也不尽相同，一些代表民众的行政机构被废弃，一些则继续存续。

图16 1774年的纽伦堡。纽伦堡日耳曼国家博物馆铜版画陈列室藏。

若要说明18世纪德意志领地发展的多样化，最显著的例子便是符腾堡公爵领地。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符腾堡的庄园领主们成功阻止了公爵建立常备军队并实现了财政独立。符腾堡还一直独树一帜地保留着议会的传统，直到19世纪现代德国形成。在这一方面，人们常常将符腾堡与英格兰进行比较。符腾堡连续几任公爵都没能成功实行专制统治，背后是有原因的。首先，贵族在1514年都选择退出了公爵领地（他们更想成为独立的帝国骑士），因此领主就失去了贵族阶层可能提供的支持。其次，农村和城市的利益互相交织，农民相对独立，同时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在某些方面有地方自治的传统，比如农村法庭。和勃兰登堡—普鲁士不同，符腾堡是个小巧紧凑的邦国，只有一级议会和庄园，教堂、农村和城市代表开会时都坐在一起。18世纪公爵改信天主教后，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高涨，认为应当保护“可靠的旧法”（good old law），以及传统的路德教派信仰。另外，在宗教改革后，教会成功地保住了大量财产，拥有整个邦国大约1/3的财富。相应地，领主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没有受益，更无法控制在经济和政治上都相对独立的宗教机构和神职人员了。基于这些背景，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符腾堡内对专制统治的反抗会比普鲁士内的要有效得多。不过，要真正划分庄园主与统治者的权力，仍然需要外来势力的支持，并在帝国层面上解决争议，即1770年的继承权协议（Erbvergleich）。

在其他领地中，虽然庄园并没有强大到可以获得联合统治者的地位，但“专制统治”实际上离专制还很远。在任何一个领地中，统治者都需要应付各方势力，在不同的政治架构和实际情况中，与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及职业群体（比如神职人员）进行合作或对抗。通常情况下，统治者真正的政策制定和执行都非常受限。鼎盛时期的宫廷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统治者唯一能够把控的政治舞台，而其他场合下的政策往往会被不同的利益集团左右。另一方面，较小的德意志邦国往往较少受到国际势力的影响，因此相对来说，更容易将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在国内事务上。18世纪的德意志邦国、宫廷和统治者之间差异巨大，一部分是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的不同，另一部分是由于统治者的个性不同。三十年战争后，除了普鲁士外，也有其他中等规模的德意志领地成为较强的邦国，其中包括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然而，这两个邦国都没能像普鲁士那样继续扩张并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三者的差异是十分复杂的。首先，三个邦国在社会结构、战后经济恢复、行政机构，以及庄园主和统治者间的关系上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其次，毫无疑问，三个邦国在统治者的志向和天资、创造和抓住机会的能力，以及在特定限制下行事的能力都有重大的差异。此外，普鲁士军事力量的崛起是独一无二的。虽然许多统治者喜欢拥有军队，由此可以自豪地展示军队，到处进军，甚至有一些沉溺于唯利是图的雇用军事活动，比如黑森这个“佣兵邦国”，让许多士兵到美国独立战争的战场上去送死，但是由于帝国本身有军事保护，使得大多数德意志邦国在军事上的投入毫无必要。

宗教、文化和启蒙运动

1648年至1815年间，德意志社会和文化发生了长期、缓慢的巨变，影响深远。好战、独立的封建贵族成了以宫廷为中心（就算仍然好战）的贵族阶层；同时，受过教育的新兴中产阶级的数量增长，他们通常担任公务员和低级宫廷官员的职务。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教育，掌握了基本的读写能力，人们开始探索新的思考和探寻方式。基督教信仰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引发战争的缘由，并且失去了在文化精神领域的领导地位。经文作为历史文本解读，其绝对的权威也受到了质疑。新的宗教流派更注重内心世界，同时，实践理性主义也开始发展，人们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看法不断变化。而不管有多少陈腔滥调认为德意志人民不关心政治，德国启蒙运动还是使地方的行政管理变得更加务实了。18世纪晚期，德国掀起了文学复兴，德语发展成为文学语言，辞藻变得极为丰富。18世纪的德国在古典音乐上的成就也是惊人的。不管18世纪的德国是否是个政治上落后的国家，都不可否认它在文化上的活力，而这也是由德意志当时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所催生和促进的。

图17 巴伐利亚南部贝内迪克特博伊埃尔恩（Benediktbeuern）修道院的祭坛。摄影：哈里特·C.威尔逊（Harriett C. Wilson）。

17世纪晚期是德国巴洛克盛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南部的天主教邦国，那里竖立着宏伟的巴洛克教堂和修道院，代表了教会的精神和世俗权力。从慕尼黑的铁阿提纳教堂（Theatinerkirche）的设计中看到，这一时期建筑风格深受意大利的影响。同样，教堂设计与宫廷风格的艺术也密不可分，后来被更为轻快、世俗的洛可可风格所取代。正统的路德教派在三十年战争后发展成更为压抑的经院哲学，丝毫没有天主教派在措辞上的细致和愉悦。

17世纪末至18世纪，新教和天主教正统教派都遭到了一些教派的反对。詹森主义是罗马天主教的改革运动，旨在废除天主教内部的一些所谓“迷信”因素，但并未获得长期的成功（经常遭到指责的图像崇拜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还有所谓的“天主教启蒙”，部分是为了反对看似过分扩张的耶稣会势力。在新教教派中，许多人赞同菲利普·雅各·施本尔（Philipp Jakob Spener）的观点，认为应当延续新教传统的直接宗教体验，即信徒直接与上帝交流，并可以基于个人对经文的理解，积极融入宗教生活。虔敬主义认为宗教改革还不够彻底，仅仅停留在了神学的层面，并未改变生活。他们强调个人的皈依经历，鼓励信徒过上新的、积极的基督教徒生活。非国教教徒的小团体开展秘密集会，一起读《圣经》、祈祷，并分享彼此虔诚的生活。

虽然汉堡、萨克森等地区虔敬主义教徒往往面临被处决并驱逐出境，但在其他地区，他们却能够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由于不同的德意志领地邦国、教会和社会的关系各不相同，虔敬主义教徒在不同地区遭到如此迥异的对待，是可以理解的。符腾堡地区相对稳固的路德教会甚至能够包容虔敬主义的思想，这后来影响了图宾根大学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包括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和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等名人。可以看到，在普鲁士，国王支持虔敬主义，以此对抗在地方虽根深蒂固却摇摇欲坠的路德派信仰。随着虔敬主义教育机构数量的激增，从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在哈勒的著名孤儿院和学校，到新建的哈勒大学（1694），再到柯尼斯堡等地，虔敬主义的影响逐渐深远。虽然无法精确地计算，但是其影响仍可以说广泛多样。许多学者认为，德国重大的文化运动，比如注重内心世界和个人发展的感伤主义（sensibility，Empfindsamkeit）和中产阶级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注重描写自我成长和教育），都受到了虔敬主义思想的影响。另一些学者认为，虔敬主义与后来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提出的世俗化文化、民族主义，以及爱国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无需牧师或教会等机构，教徒们就可私下会面讨论自己对《圣经》的理解，这毫无疑问促使人们重新信任理性。因此，18世纪的德国诞生了新的精英阶级，不分等级，亦不问出身。强调实践、相信天赋提升的可能性，这些理念扩展至初等、中等普及教育中，尤其是在普鲁士，不过这并不是为了推翻当时的社会秩序。无法确定的是，虔敬主义提倡重视内心世界，是否导致了人们对政治越来越不关心。个人对宗教事务的关心程度和对世俗政治的参与程度都取决于其个人境况和性格。谁也不会责怪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缺乏政治热忱。

当一些邦国依旧无法容忍宗教少数派时，另一些邦国则渐渐展现出有限度的宽容。这种宽容多半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原因，而非经过对道德正确性的理性思考。三十年战争后，出于人口和经济增长的考虑，普鲁士敞开大门，欢迎对自己有利的宗教少数派进入邦国繁衍生息。例如，1685年南特敕令废除后，被驱逐出法国的胡格诺教派大约有30万人，而留在勃兰登堡—普鲁士的有2万人左右，因此柏林也存有法国文化的痕迹。1731年，约2万名新教徒从萨尔茨堡逃往北部，门诺派（Mennonites）、青岑多夫的弟兄会（Zinzendorf’s Brüdergemeine）等少数派教徒也在普鲁士定居下来。普鲁士的宗教信仰因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其领主信仰加尔文教派，对不同的宗教信仰也相当宽容，这也是为什么领主能与早已奠基的路德国教教会和平相处的原因。

18世纪的德国，犹太人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从中世纪起，由于犹太教允许放高利贷，犹太人一直从事商业中介和货币借贷。他们聚居在几个有限的犹太人居住区，其中最大的在法兰克福。由于他们的穿着、相貌、宗教信仰和习俗都十分独特，加上他们特殊而又容易令人憎恶的商业角色，犹太人总是成为迫害的对象。人们甚至以为犹太人在仪式上会杀死小男孩，而这仅仅基于1476年特伦托的西蒙之死的故事。这种偏见引发了16世纪对犹太人的“报复性”攻击，人们甚至把它刻在了法兰克福的大门石头上，用以警示后人。18世纪，犹太人开始采取新的规章，在某些领域获得了新的地位，境况也得到了一些改善。专制主义加剧的邦国发现犹太人的资金和金融经验对其十分有利，尤其是那些对邦国的发展和经济管理感兴趣的领主。许多犹太家族在实业和银行业的影响举足轻重。还有特殊的“宫廷犹太人”，他们在各项事务上为宫廷诸侯提供服务，其中包括符腾堡公爵卡尔·亚历山大（Karl Alexander）手下的许斯·奥本海默（Süss Oppenheimer）。纳粹后来拍了一部疯狂的反犹电影《犹太人许斯》（JudSüss）来影射他。大多数犹太人只是小商贩，他们的法律地位差异较大，但在某些地区有所改善。约瑟夫二世于1781年在奥地利颁布的宽容敕令让大多数的非天主教徒可以私下进行宗教活动。1782—1783年，几位诸侯颁布的一系列法令解放了犹太人，犹太人因此可以在维也纳地区的任何地方定居（不只是他们的居住区），但是他们的数量仍然受到限制，也无法修建犹太教教堂。对犹太人的财税剥削仍然持续，不过某些强制性、羞辱性的惯例被废除了，比如佩戴黄色臂章。在普鲁士，虽然犹太人直到1811—1812年才取得了法律上完全的平等地位，但他们确实在18世纪获得了较多有限的特权。第一所犹太人学校于1778年在柏林成立，犹太人的期刊也是在德国报刊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创办的。犹太人为启蒙运动也作出了贡献，其典型代表为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他是莱辛的剧作《智者纳坦》（NathanderWeise）描写的对象，剧作的主题是呼吁宗教宽容。

德国的启蒙运动，比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开始得要晚，并有其自身的特点。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发生了思想上的变革。新的文化相对主义和理性主义开始取代以神为权威的思想。当代重大问题，包括人类受苦的问题、善与恶的本质、对新近发现的文化和信仰的多样化解释、国家与社会的最佳组织方式、教育和社会工程的可能性，等等。尽管这些问题在当时有多种多样的答案，但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仍运用批判思维和理性，进行质疑、分析、探索。英国思想家中，弗兰西斯·培根对形成以实验为主的科学方法作出了贡献，艾萨克·牛顿为人类探索了宇宙法则，约翰·洛克则在早期的社会学和政治科学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和卢梭等法国哲学家对法国的启蒙运动作出了各种各样杰出的贡献，他们总体上更为唯物主义、反教权主义，有时具有共和主义倾向。基于其特殊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德国的启蒙运动与当时的宗教和专制政体更为融洽。

在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影响直到18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显现，但德国早期的启蒙思想者包括坚持形而上学观的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赛缪尔·冯·普芬多夫（Samuel von Pufendorf, 1632—1694）、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 1655—1728）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说来也怪，哈勒大学居然同时是虔敬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中心，但这二者并非和平共处，而是处于激烈的竞争关系中，一方占上风，另一方就处于守势。哈勒的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理性主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启蒙运动对18世纪教育发展的影响与虔敬主义不相上下。

总体来说，随着18世纪文盲率的下降，新思想开始传播，越来越多人靠自己获得知识，公众讨论也十分热烈。17世纪末，用只有少数人能看懂的拉丁文出版的书籍占了一半，而18世纪末这个比例下降到了5%。尼古拉等出版商则努力尝试通过资助的方式传播启蒙运动思想，扩大影响力。在德国，除了书籍的出版数量呈上升趋势，报纸、杂志和各种期刊发行量也爆炸性增长。许多读者是之前没有读写能力的群体，有些报纸、杂志甚至专门面向这些群体。像许多成长小说中描绘的资产阶级一样，妇女和女童的学识素养也开始提升。成立了诸如科学协会、职业组织、政治协会、共济会成员的地方分会（最初于1737年在汉堡成立）的新组织，以方便成员间互相讨论。这些组织提供图书馆和讨论室，促进了各种消息和观点的传播。一些大学也于18世纪建成，比如1737年建立的哥廷根大学。18世纪末，柏林流行举办沙龙，举办者多为女性，其中大多是犹太人。

参与启蒙运动思想传播和讨论的多是低级公务员和小邦国的官员。他们关心“一个秩序井然的警政国家”（a well-ordered police state）的司法、公正、刑罚、经济、行政和社会关系。一些官员试图将启蒙思想诉诸实践，由此产生的政策改革在不同地区获得的成效不尽相同。例如，1737年约翰·雅各布·莫泽（Johann Jakob Moser）着手出版自己51卷本的德意志法律巨作，并积极推动改革。符腾堡颁布的《虔信派教徒诏令》（Pietistenreskript）受到了启蒙思想家比尔芬格的影响，正式给予了虔敬主义者以宗教宽容。在世俗机构发起改革的同时，许多牧师也认为，宗教的虔诚应当是追求实践的，以帮助世人为目的，而非反对启蒙运动，因此这些牧师也十分支持改革。

史学家们在“开明专制”的概念上争论不休。这个概念在失去了吸引力之后一直在历史书上重复出现。很明显，一些领主是有意识地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比如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他对有关法国的一切都极感兴趣，在他还是王位继承人的时候，就与伏尔泰有书信往来。即位后，腓特烈二世邀请伏尔泰到普鲁士宫廷，自己也被称作是“无忧宫的哲学家”[无忧宫（Sans-Souci）是宫殿的名字，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和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也应当视作启蒙运动的产物。不过，其直接原因的确和哲学思想的影响关系不大，而是来自于更为迫切的经济、社会、军事和政治目的。虽然各种各样的启蒙思想和专制统治（或意图专制的统治）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有趣，但两者之间的确没有必然的联系。奇怪的是，对启蒙运动的另一个看法却是，它本质上是无政治倾向的，因为它一边鼓励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由，一边仍旧服从世俗的权威。这个观点和刚刚提到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推动力其实并不冲突。受到启蒙的官僚和牧师并不会质疑君主的权威，因为很多情况下没有这个必要。他们也是在受到启蒙的君主统治下的政府中，努力改进行政工作。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君主都能超越狭隘的专制统治，但大多数情况下，在德意志分裂（亦即“小邦主义”）的政治环境中，启蒙运动能够由依赖并支撑邦国发展的官僚阶级完成，而不像法国那样，需要由具有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来推动。

伟大的德国启蒙思想家伊曼努尔·康德的观点可能是一切关于德国启蒙运动的政治观点中最普遍推论的源头。在《什么是启蒙？》中，康德将启蒙定义为有勇气用理性和批判性的思维进行思考，拒绝服从其他权威。然而，他很清楚，德国正处于一个正在启蒙的“启蒙时代”，而不是一个人人都有能力自治的启蒙后时代。（康德发表了一些言论贬低女性，认为她们缺乏理性。）并且，为了让人们有思考的空间，也需要强大的统治者维持稳定的政局和井然的秩序。在一个共和政体中，质疑未必那么自由，因为当时政局不如腓特烈二世统治下的普鲁士邦国稳定。康德的这篇文章措辞模糊，因此有多种解释，其他思想家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力量和精神的分野，即传统二元论已经广为人知，它是后续的德国思想学说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最早源于路德教派的神学思想）。

当然，德国启蒙运动在法学、自然科学等其他领域也成就斐然。例如康德的认识论，深深影响了西方哲学。康德反对经验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是通过感觉和外部强加的分类来“认识”现实的。后来的新康德主义学者指出，这些分类并不是人类思想的普世产物，而是有文化差异性的。康德还提出了关于普世道德、和平和世界公民的一些重要思想。黑格尔从观念论的角度提出了有关历史、法律等广泛领域的思想学说。和黑格尔一样，康德是现代德国哲学的奠基人之一。

18世纪下半叶，各种文化运动兴起，有的和启蒙运动相似，有的和它一样，有的受它启发，有的直接反对它。18世纪晚期的德国文学复兴对德国和世界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其中最杰出的毫无疑问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以及同时代的席勒。他们一起反击了德语受到的诋毁，证明德语也能有丰富的表现形式。歌德早期的诗歌包含了对爱情、自然和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的思考，他的创作超过了其他任何语言的创作。其风格多种多样，从早期的狂飙突进（Strum und Drang，这个词来自于剧作，其作者不明），到晚期的古典主义，歌德不仅写过诗，还创作了剧本、小说、散文、自传。他的作品类型基本上概括了德国当时的文学发展状况。天才的出现往往让人忽略环境的作用，但还是应当注意到，宫廷中的低级官员以及小邦领主对戏剧和文学作品的赞助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歌德所在的魏玛。这些来自领主的支持促进了18世纪晚期文学的兴盛。

与此同时，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开始形成，这个词总是与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联系起来。赫德反对早期对法语和法国文化的崇拜，提出文化区域的概念，德语中称为“Volk”（即民族，和邦国这个政治单元不同）。他认为，每种文化都应当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并自成体系。这就使德意志文化中的某种爱国自豪感成为可能。赫德反对启蒙运动对中世纪的憎恶，文化民族主义使人们对历史，尤其是对平民大众的历史，重新产生了兴趣。这就引发了浪漫主义运动以及19世纪人们对民间故事的喜爱，格林兄弟（Brother Grimm）就是受其影响的代表人物。文化民族主义最后提出了一个观念，即文化上的民族（the Volk）和政治上的国家（the state）应该是同义词。然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个国家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甚至为后来更为激进的德国民族主义付出了代价。

在另一个领域，18世纪的德国也诞生了许多不朽的成就。只要把18世纪德国作曲家的名字列出来，就基本概括了这个世纪的古典音乐史，他们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巴赫的儿子尤其是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约瑟夫·海顿、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以及下一个历史时期的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在亨德尔在英国定居（因此把他德语名字中的变音符都去掉了），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主要在天主教的维也纳生活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就已经是德国北部新教音乐的代表人物了。1723年起，他在莱比锡的圣多马教堂担任教会音乐指挥，每周为礼拜仪式谱写曲子。这虽是一项乏味的工作，但在这两百多首礼拜式乐曲中，许多曲子的质量如此之高，令人惊叹。不过，巴赫最负盛名的还是以下这些充满数学之美、包含宗教情感的伟大作品：《B小调弥撒》《马太受难曲》《勃兰登堡协奏曲》《圣诞节清唱剧》《复活节清唱剧》、小提琴和大提琴奏鸣曲以及要求技艺精湛的管风琴前奏和赋格。和歌德一样，不管之前的音乐传统和工作环境如何，巴赫的天才让他反对任何简化的方式。

18世纪末，德国成为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Land der Dichter und Denker），德国人至今引以为豪。新的文化潮流正在发展，帝国风格取代了巴洛克和洛可可，浪漫主义运动取代了启蒙运动，但即使邦国内的改革如此之多，德意志的政治体系仍然如中世纪时支离破碎。真正的政治变革，其主要推动力并非来自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来自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18世纪，德国的一些邦国发生了改革运动。在腓特烈二世统治下的普鲁士和约瑟夫二世统治下的奥地利，制订了许多方案，试图将行政体系现代化并改善当地经济。专制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关系不断变化，可能与改革并不相关，不过领主和官僚都在审查并实施各种方案，来改善当地政府的运行。例如，普鲁士于1763年颁布了《乡村学校规程》（Generallandschulreglement），将初等教育义务化，1766年又进行了区划改革（Landratsreform），1770年实施行政改革，1766年关税和消费税改革，1765—1770年农业改革，以及1780年重新编撰、1794年出版普鲁士法典。普鲁士法典的出版确立了普鲁士法治国家（Rechtsstaat）的性质。1763年后，只有军队未进行改革。约瑟夫二世统治下的奥地利的改革，尤其是在约瑟夫二世特别关心的教会和农业改革，也毫不逊色。不论是普鲁士还是奥地利，在改革的过程中都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主要是因为领主没有意识到改革需要各方的支持。于是，比领主更了解社会现实的官僚们，只得绕过甚至哄骗领主，使其他措施得以实施。不管腓特烈二世和约瑟夫二世的政绩如何，由于他们的半集权、半官僚、半专制、半启蒙的统治性质，邦国中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一些小邦国中，领主与社会的脱节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其统治的领地更小、更集中，人口的民族和语言组成也较为单一（不像哈布斯堡的领地，以及程度稍轻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地区），因此民众更为同质，更好管理。小邦国关乎军事力量和国家建设的改革较少，而针对民众生活水平的改革则更多。

人们也尝试着改革帝国本身。由于普鲁士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包含的一些帝国宪法的规定并不理会，许多人因此认为，帝国本身需要改革。同时，普鲁士的崛起对奥地利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有可能和欧洲其他国家结盟。因此，一些中小规模的邦国打算联合起来，形成第三股势力，以实现权力的平衡。18世纪80年代，各方积极改革帝国。然而，这些措施在90年代初大部分都失败了。因普鲁士主导了诸侯联盟并将自身的政治计谋置于帝国利益之上（如在比利时的问题上），小邦国联合为“第三个德意志”（后来的称呼）的行动受挫，而教会的改革也与约瑟夫二世的宗教改革冲突，并在罗马教廷中激起众怒。18世纪90年代初的德意志帝国虽不是无可救药的一潭死水，但确实陷入了某种混乱之中。

不过，18世纪90年代初的帝国完全跟革命不沾边。社会上的确有一些矛盾，这些矛盾虽和往常一样，但形式有些变化，也预示了19世纪初期的一些问题。由于农业改革等因素，人口开始增长，同时伴随着穷人和乞丐数量的增长，引发了周期性的社会动荡。知识分子有些不满，18世纪80年代有了点政治自由主义的苗头。不过总的来说，当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大多数德国人起初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尤其是西部地区，还有一种优越感，觉得德国不需要革命就能够改革。1792年起，当正在革命的法国和普鲁士、奥地利开战时，这种带着点同情的远观却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因为法国大革命从挥舞着理想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变成了恐怖的政权，带着侵略性和帝国主义的独裁统治。德国受到了全方位的影响，被攻击、肆虐、占领、整顿、剥削、挑衅，整个德国都受到了震惊。1815年，德国已经面目全非。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松松垮垮的神圣罗马帝国彻底解体。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诞生了欧洲的新条约，用来代替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启了德国历史的新时期。

1792年，法国入侵神圣罗马帝国。在法国顺利取得几次胜利后，1794年赢得了莱茵河以西的土地，并一直统治到1814年。虽然有些历史学家（尤其是东德历史学家）一直在查询档案，试图找到雅各宾派留在德国的证据，而其他历史学家（主要是西德的）则一直在搜寻早期民主派或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证据。总体上，大多数德意志臣民似乎毫不抵抗，直接服从新政权的统治。这些新政权还包括格奥尔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领导下的傀儡政权美茵茨共和国。这些地区至今还留有法国占领时期的痕迹。法国在这些地区整顿了行政、司法和法律制度，废除了农奴制和封建等级。至今，法国与德国仍为莱茵河到底是“法国的边疆”还是“德国的河流”而争论不休。德法两国对萨尔（Saar）、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地区（Lorraine）的争议持续不断，这种争议在后来的一个半世纪中一直影响着德法关系。

1801年签订的《吕内维尔条约》（Treaty of Lunéville）将莱茵河左岸割让给了法国，德国南部和西部的中小邦国遭到领地变更。围绕着帝国内部如何补偿这些邦国，1803年，帝国召开的一次议会通过了所谓的《全帝国代表会总决议》（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ss），废除了大量先前独立的政治单元，或将它们并入大的领地中。就这样，约350个自由的帝国骑士和伯爵失去了领地，也失去了他们和皇帝的“直接”隶属关系。取消了112个政治单元，其中包括20个大主教区和教会诸侯领地，40个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以及除了6个自由城市以外所有的自由城市。许多领主自然很高兴自己的领地又增加了，他们选择了无视拿破仑此举的真实目的—将自己赢得的德意志领地变为法国的殖民地。拿破仑脚踏欧洲的大片土地，于1804年秋称帝。奥地利的弗朗西斯二世（Francis Ⅱ）也在同一时间称帝，获得了“奥地利皇帝”的称号。于是，一些从拿破仑革命中受益的德意志小邦决定退出神圣罗马帝国，将自己置于法国的庇护之下。1806年7月，拿破仑创立了莱茵联邦（Rheinbund），由16个德意志邦国组成，其中包括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等，还在神圣罗马帝国外建立了华沙大公国。莱茵联邦实行《拿破仑法典》，并展开了包括废除农奴制在内的一系列改革。1806年8月6日，已经没有实际意义的神圣罗马帝国被正式废除。

1795年起，普鲁士一直保持中立。然而，1806年9月，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Ⅲ, 1797—1840）十分不明智地决定和法国宣战。普鲁士军队在18世纪晚期，由于几十年未进行改革，纪律涣散，又因准备不足，于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战役中大败给了当时勇猛的法国军队。1807年《提尔西特条约》（Peace of Tilsit）签订，普鲁士易北河以西的土地全数归于法国，还搭上了东部的一些领土。此外，还须赔款，并为拿破仑后续的进军提供一些人马和资金。这次战败为普鲁士提供了一系列改革的机会和动力。

图19 1806年耶拿战役。出处：Weltgeschichte（Berlin: Ullstein, 1907—1909）。

普鲁士的一系列改革既不是单个的统一工程，也不是由关系密切、组成单一的革命者推动的。两个主要改革者的名字经常被一个误导人的连字符连起来，被称为是“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SteinHardenberg reforms，但其实两者的意见根本是互相冲突的）。一小部分改革者利用普鲁士战败的现状，试图将以前的改革计划付诸实践，而其他措施则是作为“防御性的现代化”方法来加以实施，或针对某些迫切的需求进行改革。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经济和军事领域。

1807年，农奴制被废除。因为农民一般无法付清补偿款，他们名义上的自由在实际中意义寥寥，主要的受益人还是贵族（最初的立法后来也被修订为偏向贵族）。“庄园”的概念使得出身，而非社会阶级决定了地位。一旦这个限制被打破后，贵族就可以进入中产阶级从事的行业，而农民和中产阶级就能（至少在理论上）购买贵族的地产。从等级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转变使劳动力的流动成为可能，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后来的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还有协会限制权力的废除，以及内部贸易壁垒包括城市消费税的消除。不过，这时的经济改革只是局部改革，一些措施后来又被废除了。例如，1810年废除了贵族免税制度，但1819年又重新实施。另外，直到1848年，普鲁士贵族还一直对他们之前的农奴享有民事管辖权，直到1872年还有警卫特权，直到1891年还有一些行政特权。政治上，普鲁士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其部门和内阁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但既没有宪法，也没有国民议会。城市可以自治，但农村不可以。法国令人震惊的军事胜利也引发了普鲁士的军队改革，并由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格奈森瑙（Gneisenau）和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主导。1813年引入征兵制，建立了战时后备军（Landwehr），1814年通过了军队法。但改革还是没有完成。1815年后，征兵实际上并非面向全民。教育上，18世纪基础教育义务制得到了普及，职业技术中学和贵族的骑士学院也进行扩招。此外，普鲁士在这个时期还引入了精英中学—高级文理中学（Gymnasia），并在柏林建立了洪堡大学。从占领研究前沿到为欧洲工业化培养最优秀的劳动力，普鲁士的教育在19世纪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虽然普鲁士的改革受到了一些限制，成果也参差不齐，并缺乏整体的协调性，但总的来说，改革还是成功地让普鲁士能够更好地面对19世纪的挑战。

与此同时，拿破仑战争一直持续着。1809年，奥地利在一场战役中被拿破仑打败。但1812年，超负荷且装备不足的法国军队在俄罗斯反被打败。1813年，德国的命运开始逆转。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的联合军队在莱比锡大胜拿破仑，莱茵联盟解散，拿破仑在德国北部的邦国也相应解体。德意志南部的邦国和奥地利签订了条约。这场解放战争在1814年4月终于落下了帷幕。1814年10月到1815年6月，维也纳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由奥地利1809—1848年在任的外交部部长梅特涅（Metternich）主导，他在1821年出任奥地利首相。维也纳会议因拿破仑从埃尔巴岛出逃而暂停，但马上又恢复进行，为欧洲事务未来的走向拍板。

二十二年的欧洲战事终于结束了，维也纳会议上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大会上歌舞升平，大宴宾客。不过大会的目的却是十分严肃的。它要让德国成为强大稳定的政权，以对抗未来法国可能的侵略。同时，它还要保证，再也不会重现诸侯众多、松散低效的帝国体制。大会结束后，拿破仑对德意志进行的整顿大多被保留了下来，有的甚至被扩展到了其他地区。

根据维也纳会议建立德意志邦联（Deutscher Bund），取代了神圣罗马帝国。邦联由38个成员组成（1817年后是39个），其中包括34个邦国和4个自由城市。邦联的边界基本上和原来神圣罗马帝国一致。不过从文化或民族的角度来说，它并未包括所有中欧的德意志人口，因为它包括了少数非德意志人（比如意大利人和捷克人），同时一些德意志人并未被包括在内。英格兰国王作为汉诺威领主（直到1837年）也是邦联的成员之一。邦联自身并不是个联邦国家（Bundesstaat），而是个松散的邦国联盟（Staatenbund）。它没有总首领，也没有行政机构，更没有共同的法律制度或公民身份，只能做出少数共同决议。法兰克福举行的邦联议会上，大使们代表的是各自国家的利益。

至少相较18世纪而言，这些国家更为强大。每个领地都经历了整顿。很明显，新的国家是由于小领地的并入而扩大的。尤其是普鲁士，虽然一开始不情愿，但还是收获了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这一举措是为了让普鲁士能够成为与法国和俄罗斯抗衡的第三大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普鲁士的人口翻倍，并为这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带来了丰富的矿产和发达的工商业。另一方面，虽然普鲁士必须放弃一些从波兰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割据中获取的西部土地，这从普鲁士的角度来看是损失，但长期来说，将普鲁士所属的领地西移实则增强了普鲁士在奥普争雄中的实力，普鲁士成为更能代表德意志利益的国家。作为德意志的守护者，它在中欧的地位大大得到了提升。而这就向国家统一迈出了一步，这是历史发展和普鲁士主导下的必然结果。拿破仑时期出现的领地国家不仅在规模上有所扩大，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进步。领主们拥有完整的主权和实权。由于拿破仑时期的一些迫切需求，许多国家改革了行政和法律体系，使其变得更加高效。农奴制、协会特权和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均被废除，后来也没有恢复。19世纪，在许多扩大的领地上，诞生了动人的当地神话和传统风俗，强烈的本土意识兴起并维持下来，比如巴伐利亚。如果德国统一，这些本土意识则很容易就被淹没了。

法国大革命对德国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影响，而对其他领域的影响则难以确定。经济上，法国对英国在陆路上的阻断，并未对德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持久的好处。对贸易和劳动力流动等封建限制的解除，正是未来经济腾飞的前提。而拿破仑战争从整体上来说，可能减缓了德国的经济发展（法国直接管理的莱茵省除外）。文化上，普遍认为民族解放战争将赫德的文化民族主义转为了新的政治民族主义。不过，这可能夸大了事实。这个时期的政治民族主义只稍稍撩动了人们的心，对地方本土的忠诚要重要得多。另外，在德国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上，普遍的推论也必须加一个限制条件。德国知识分子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常被说成是一开始同情、感兴趣，但当大革命变成恐怖的屠杀时，他们就畏缩、恐慌。于是，学者们就以为这种恐惧根深蒂固、存在已久，并困扰了德国的政治文化长达至少一个世纪。虽然这可能大致刻画了少数人的态度（其中既有统治者，也有知识分子），但是绝不能代表所有的德国人，更不能以此简单粗暴地解释后来的德国政治格局。和往常一样，政治格局的形成是风云变幻的时局造成的结果。虽然政治思想根植于现存的传统和制度，但也必须考虑到特定时期多种历史因素的互相作用，并阐明各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地图5.2 1815年时的德意志邦联

1815年的德国和1648年的德国大相径庭。但从外表来看，并没有那么多的不同：其土地大多是农业用地，有村庄，有起伏的牧场和茂密的森林，有中世纪的城镇和城堡，还有雄伟的宫殿、教堂和修道院。所有这些在下一个世纪都要改变。法国大革命震动了德国政治，但下一个世纪，工业革命将给德国带来更大的变化。由于德国奇特的政治格局，政治危机和社会经济变革的相互作用对德国今后的发展影响深远，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

第五章 工业化时代（1815—1918年）

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再到1918年德意志帝国的崩溃，这期间，德国和欧洲都发生了巨变。德国从一个农业社会发展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的繁荣中心。而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则扩展为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对殖民地的争抢。《维也纳条约》试图平衡欧洲的权力格局，并在19世纪的大半时间内成功维持了欧洲的和平。然而，随着1871年普鲁士主导下的“小德意志”的统一，以及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世纪之交的德意志帝国希图为自身的发展谋求利益，于是，欧洲的格局逐渐失去了平衡。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此引发的变化对整个20世纪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德国也改变了其在18世纪的模样。

复辟时期的德国 （1815—1848年）

1815年至1848年3月，席卷全德的革命爆发，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复辟”（restoration）或“三月革命前”（pre-March，Vormärz）时期。这两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误导性的。这并不代表着1815年后、拿破仑时代前，德国的政治或社会经济模式卷土重来，也不意味着1848年前的时期是后来革命的序曲。不过，即便如此，不论从文化、政治，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1815—1848年还是一个过渡时期。

政治上，德意志联盟并不能被简单地看作向最终的民族统一迈出的一步。实际上，各领地已增强了各自的地方权力。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领主拥有领地上的至高权力，并通过拿破仑时期某些邦国的行政、官僚和政府体系的改革，进一步获取了实权。地方主义，尤其在较大的南部邦国，给民族统一的进程造成阻碍。不过，普鲁士国力的增强却对民族统一的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获得了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的领地之后，普鲁士不仅扩充了国土面积、增加了人口数量，还显著提升了经济的实力和潜力。普鲁士不仅在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与奥地利不相上下，更是在经济发展上做好了超越奥地利的准备。而这正是工业化时代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不过，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宪法上都较为保守。普鲁士没有联合议会，而改革虽然在一些省内持续进行（西部省份虽然没有进行改革，但仍然是较为进步的），但在中央却被腓特烈·威廉三世终止了。1819—1820年，主要的改革家纷纷卸任。奥地利则缺乏必要的集权化来应对领地和其他方面的变化，再加上约瑟夫二世早期的改革，使得拿破仑时代后保守主义和不作为充斥其中。其他小邦的情况则各不相同。一些邦国在这一时期通过了新宪法，例如巴伐利亚和巴登（1818年）、符腾堡（1819年）以及黑森—达姆施塔特（1820年）。符腾堡的庄园主和邦君一致认可宪法，但除此之外，其他邦国的君主都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不过，尽管选举权以财产为判定基准，限制很大，并且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也不太民主——认为官僚为公民服务的统治要比公民自己的暴民统治好，但一个能够互相讨论的议院，比如巴登议会的下院，至少提供了一个政治演讲的实战平台。

许多拿破仑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法律改革在1815年后都没有更改，每个领地的改革都不一样。农奴制原本在易北河东部盛行，拿破仑时期废除后没有恢复。劳役的折合偿付也没有更改，虽然（像在普鲁士那样）这常常让农民的境况变得更加艰难，而贵族仍旧保持着他们的地位和许多特权。德意志社会的确正在转型成为阶级社会，劳动力的流动性也在不断增加。然而，它还远远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没能占到主导地位。此外，虽然一些地区的改革在持续进行，也有所扩展，但很快一场政变便悄然来临。

1815年后成立了一些学生团体，它们被称为大学生协会（Burschenschaften，第一个在耶拿成立）。1819年，协会成员、一位叫卡尔·桑德（Karl Sand）的神学学生谋杀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剧作家科策布（Kotzebue）。梅特涅（Metternich）把这次谋杀作为借口，于当年颁布了打击自由主义者的《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 Decrees）。其中包含了许多审查措施，并加大了对中学和大学的监管力度。1820年的《维也纳最后议定书》（Vienna Final Act）将这些措施写入了联盟的宪法。梅特涅的保守主义导致了可能具有煽动性的教师遭到解雇，大学生协会解散，一些报纸被查禁，少于20印张（Bogen，大约320页纸）的所有出版物均需经过审查才能出版。为了达到至少321页以避开审查，许多小册子写得十分啰唆，或者字体大，页面小，充分体现了何为版式决定文学体裁。尽管19世纪20年代的经济萧条引发了1816—1817年“饥饿之年”（hunger years）的农业危机，但在维也纳会议之后大约十年的专制环境中，大多数人仍旧对政治毫不关心。

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尽管一些政治趋势才刚刚萌芽，但它们仍在发展，并逐渐形成了19世纪中后期的党派政治格局。自由主义的发展相当重要，它比起18世纪的讨论小组的观点更加具有政治形式和色彩。德国北部的自由主义者更为保守，他们的戒心较重，希望恢复旧时庄园的各项权利；而南部较为激进，专注理论的自由主义者则试图创立新的宪法，或通过有效的法规来保护个人自由并限制领主的权力。这两种自由主义之间是有区别的。有人将德国的自由主义者都看作是进步的、急功近利的中产阶级企业家，并试图开创新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看法是错误的。19世纪早期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大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有职业的中产阶级，而非有财产的中产阶级，虽然这两者并不矛盾。而这样的中产阶级，并非充满活力、要求社会彻底改变的商人。这种自由主义，也不同于民族主义。若是以为德国政治的民族主义是在19世纪产生的，那就陷入了目的论和事后诸葛亮式的错误。不过，政治思想和诉求常常混在一起，形成各种各样的主张。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帝国内的贸易壁垒应当废除，而浪漫主义则怀有守旧的民族主义，对理想化的中世纪德意志帝国无限崇拜，更有甚者沉浸在所谓的德意志狂热（Deutschtümelei）中，对一切德意志的事物大加赞赏。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在类似1832年5月举行的哈姆巴赫节（Hambach Festival）这样的欢乐气氛中，还能看到更为广泛的大众激进主义，约2.5万至3万人聚集在一起，载歌载舞，进行政治演讲。但建立人民主权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呼声并未得到回应，没有协议规定应当采取任何政治行动来达成这一目标，高呼新闻自由的类似组织也只是存活了短暂的时间。这一时期的天主教也开始通过政府行动来宣传教义。同时，也是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一些更为激进的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图20 慕尼黑大学的开学典礼，1826年。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府档案馆藏。

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倾向仍然是极端保守主义。1830年爆发的法国七月革命引发了德国的社会动荡，政治骚动在哈姆巴赫节中相当明显。1832年梅特涅恢复了《卡尔斯巴德决议》，并增加了六项措施，禁止集会并限制结社自由。反对的观点被夸大，尽管有滥用权力之嫌，邦国议会仍然通过了一些措施。1834年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试图加强新闻审查并控制大学教授和学生。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引发的矛盾和摩擦却最终超出了这些政治压迫所能控制的范围。

文化上，这个时期看起来也处于过渡阶段。在普鲁士，洪堡开创了中学和高等教育改革后，教育体制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在基础教育阶段，德意志邦国培养了一批受过良好欧洲教育的现代劳动力（虽然天主教邦国普遍落后于新教邦国）。在中高等教育阶段，德意志大学培养了高质量的毕业生，同时也处在许多研究领域的前沿，在化学等自然科学，以及法律、神学和语文学等领域均有卓然的成就。弗里德里希·黑格尔（Friedrich Hegel）的观念论哲学体系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时至今日，仍然有学者心向往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将历史视作“世界走向自我意识”的过程，它结合了犹太基督教的思想，从原初的整体，经历分裂和衰落，最终达到了更高层次的和谐和重新统一，从更为现代和世俗的角度强调了西方历史长河中不同文明传承延续的经验性事实。对于历史发展的关注在其他领域也十分显著，比如历史法学派和历史经济学派的兴起。

黑格尔哲学的最重要的影响可能间接地反映在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变化，以及后来的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和政治社会主义的发展中。马克思简要地涉猎了黑格尔曾经有些叛逆的学生—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至关重要的是，马克思摒弃了费尔巴哈等黑格尔批评者的观点，彻底颠覆了黑格尔的观念论哲学。马克思保留了黑格尔先前的概念框架，即把历史视作是一系列的阶段，各个阶段中的任何论点都会产生其对立物，并通过革命斗争化解，成为更高一级的综合体，再产生新的矛盾。然而，他却将黑格尔的观念论转换成一种全新的唯物主义。“世界精神”（world spirit）不再是历史发展的线索。而人民群众，即真正的人类，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不过，马克思也精辟地指出，这并非出于他们有意识的选择。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决定了阶级关系。历史阶段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而生产方式是由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和生产资料（主要由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决定）组成的。任何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都会引发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而革命冲突则会开启下一个更高级的历史阶段。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社会”大部分是停滞的，而西欧历史则是动态的：从部落社会的原始共产主义，到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再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即人类历史的倒数第二个阶段，阶级斗争被简化为有史以来最为富裕的资本主义中产阶级，与有史以来最为庞大、不断移居国外、相对而非绝对贫穷的、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完全被孤立、代表自我克制的无产阶级，为自身利益而发起的革命，开启了符合全人类利益的革命。这场革命将带来基于富裕的共产主义。在此阶段，阶级消失，国家和意识形态也衰亡了，所有人都将生活在能够实现自我的和平、和谐的世界中。马克思从历史、经济以及哲学和政治社会主义的角度分析，将这一愿景写入了一系列精彩睿智的小册子、散文和评论中，并最终呈现在了三卷本的《资本论》之中。这是一部没有写完的重要巨作，对后续历史的影响不可估量。马克思的这一愿景有广泛的却常常互相矛盾、冲突的解释，也引发了无数的政治运动和强大政权的建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苏联。这些解释、政治运动和政权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汲取灵感，以马克思的名义为自己正名，其引用或正确，或错误。相比之下，在三月革命前的德国，马克思才刚刚开始构想自己的革命观点，当时并未在德国产生多少影响。直至遭流放，他的主要著作才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静谧的阅读室中面世。而那时，他对19世纪德国政治的观察和评论也不过是隔岸观火。适当的时候，本书还会再次谈到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维也纳是主要的音乐中心。大名鼎鼎的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弗朗茨·舒伯特和施特劳斯父子，代表着德国音乐的创造力，从主要的交响乐作品到维也纳的华尔兹舞曲，再到更为私密的艺术歌曲（Lieder），包罗万象。音乐既是一种公众活动，有歌剧和音乐会，又是一种私人的家庭消遣，包括弹钢琴、演唱及小型室内乐。总体来说，比起18世纪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代表的北部新教音乐，19世纪早期的德国音乐更为世俗。从更广泛的文化范畴来看，18世纪炫耀式消费的宫廷文化渐渐转向了更为理性的中产阶级风格，称为“毕德麦雅”（Biedermeier）—这个词不仅代表了一种家具风格，更意味着一种略微压抑、父权和沉重的中产阶级氛围，并伴随着对政治冷漠的苦行式的工作风气。这个时期的文学风格多样。随着1832年歌德的逝世，歌德晚期的古典主义让位于自己追随者的某种归属感。还有以诺瓦利斯、蒂克、荷尔德林、布伦塔诺、冯·阿尼姆、霍夫曼和施莱格尔兄弟为代表的浪漫派。与之相对的是“青年德意志”（YoungGermany）文学运动组织成员的作品，如海因里希·海涅。

图21 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的多种职业。纽伦堡日耳曼国家博物馆铜版画陈列室藏。

但最为剧烈的还是社会经济领域的隐秘变革。社会关系、生产方式、政治对经济的管控等一系列变化，再加上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德国社会进入了巨变的时期。封建等级社会被19世纪早期的阶级社会所取代，这为19世纪30年代起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个过程一开始是缓慢的、部分的，后来渐渐如滚雪球一般，发生了爆炸式的改变。其中的进程具有多样性，并互相联系、影响。交通方式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们修建公路、铺筑硬质路面，在莱茵河投入汽船，并开凿运河来贯通河流，还有最基本的修筑铁路。第一条投入使用的是1835年开通的纽伦堡（Nuremberg）到菲尔特（Fürth）的铁路；第一条具有经济意义的线路则是1837年开通的莱比锡至德累斯顿的铁路。铁路使原料和产品运输变得又快又便宜，同时刺激了生产，尤其是煤和铁。但公众对此的辩论和争议也不少，比如医生认为高速旅行可能会引发健康问题，普鲁士国王也公开表达了心中的困惑，对早几个小时到达波茨坦是否能显著增加人类的幸福感提出了质疑。尽管如此，铁路系统还是继续扩展了几年。资本家建立了制造火车头的工厂，如柏林的波尔西克公司（Borsig works。在一些领域中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例如，纺织厂开始增加现有的“外加工制”模式，工人可以在自己家里从事生产活动。当然，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只占了劳动人口的极少数，大多数德意志人还是继续在土地上劳作，或成为小规模的商贩、手工艺人和工匠。但工业的发展却预示着德意志的未来。

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政治对经济的管控也有所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是德意志关税同盟（German Customs Union），该同盟由普鲁士主导并排除了哈布斯堡奥地利。关税同盟的起源是1818年普鲁士颁布的《关税法令》。这个法令取消了省际和城市间的复杂税收，创建了没有内部关税壁垒的统一市场。紧接着，普鲁士人就注意到，普鲁士西部和东部省之间的原料和货物运输相当艰难，因为要穿过其他的德意志邦国和不属于普鲁士的一些飞地[1]。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一些邦国陆续加入普鲁士主导的关税同盟，而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则在1828年组成了自己的关税同盟，萨克森、汉诺威和不伦瑞克等其他邦国也组成了中德商业同盟（mid-German Commercial Union）。商业同盟的协约较为消极，规定对所有经由这些领土的货物都不征税。于是，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Deutscher Zollverein）成立了，18个邦国，2300万人口从中受益。奥地利选择不加入这个组织，而是在德意志联邦外的哈布斯堡领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关税同盟。因此，虽然梅特涅保守主义统治下的奥地利在邦联内仍然拥有主导的政治力量，但普鲁士却逐渐在经济上占了上风，其货币泰勒（Thaler）也成了关税同盟中的通用货币。经济上的统一也预示了今后政治统一的方向。

同时，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变化引发了更加直接的政治动荡。18世纪中叶开始，欧洲人口整体上呈增长趋势。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欧洲人口大约翻了一倍。德意志则主要是农村人口的增长，但工业化前的经济生产却无法满足这么多人的粮食供应。于是，饥荒和农村失业现象十分常见，许多人逃向城镇，甚至跨越大西洋移民到了充满机会、边疆未定的美国。贫困人口增加，极度贫穷泛滥，同时中产阶级又自给自足，秉持着毕德麦雅的生活方式，仅从基督教会的慈善活动中就可以看出，这些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穷人也时不时地想要拥有决定权。1844年，受日益先进的英国纺织业和国内引入的新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西里西亚的织布工发起了抗议。1846—1847年，一种土豆枯萎病肆虐，导致成千上万人营养不良、饱受饥饿之苦，贫困和饥饿引发的疾病，带走了千千万万个生命。社会的动荡不安让知识分子对梅特涅日益过时的保守主义政策感到忧虑，并开始对专制的政治环境产生不满。不过，最终引发1848年革命的火花却并非来自于内部，而是又一次来自于法国的另一场革命。

地图5.3 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发展

[1]飞地， 即隶属某一行政区管辖但并不与本区相毗连的土地。如美国的阿拉斯加州。——译者注

1848年革命

1848年对欧洲来说是个革命之年。法国的二月革命使国王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e）倒台了，德意志领主们惊慌失措，各方趁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由此导致了德意志境内叛乱四起。但各方的呼声并不相同：普通民众由于社会的动荡，本质上对批评十分敏感，同时又极端保守，要求恢复所有旧的规章制度；自由主义者要求宪政和某些经济上的自由权利；民族主义者则希望德国的统一。至于工人阶级的抗议，虽然有，但大多仍局限于要求提高工资并改善工作环境。因此，1848年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由于此前为德国统一所做的所有努力最终都失败了，1848—1849年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并没能换来德国的统一，而1871年的统一也并非自由主义的，因此，借用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 J. P. Taylor）的话，1848年常常被称作是“德国没能成功转折的转折点”。然而，这个看法还是太过一概而论，太过片面了。1848—1849年的动荡的确使德国发生了不少变化，相比1848年，19世纪50年代的德国有了很大的改变。先预设更为“正常”的发展模式，再严厉地批评德国历史不符合正常的发展轨迹，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而试着澄清真正发生的事实，并理清其原因和结果，才更有意义。

正如前文所述，19世纪40年代中晚期的德意志社会动荡不安。不过，比起短期的经济萧条，经济危机的长期影响（比如债务高攀、贸易危机）更为重要。经历了1846—1847年的饥荒和萧条后，1848年的德国经济实际上已有所恢复。再者，对于自由派来说，大众的贫困并不是他们主要的担忧。随着1848—1849年社会的持续动荡，农民和手工业者与自由派所关注的议题的鸿沟越来越明显。在1848年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自由主义者的目标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普鲁士，1840年腓特烈·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的即位短暂地点燃了自由主义者的希望，而1847年4月召开的普鲁士联合议会，更让自由主义者充满了希望。然而，还没谈及拨款，议会就在宪法改革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最终，议会解散了。同时，人们还发现，腓特烈·威廉四世并非自由主义的卫士，而是个精神错乱、反复无常之人，他好像在演戏，后来竟真的患上了精神病。其他邦国的自由主义者也在讨论和组织改革。自由派也不是铁板一块，黑克尔（Hecker）和斯特鲁韦（Struve）的奥芬堡计划（Offenburg programme）代表的是较为激进的一派，而温和的自由派则支持黑彭海姆计划（Heppenheim programme）。但仅凭这些来自于自由主义者的压力以及19世纪40年代的贫困状况，根本不足以导致一场革命。直到法国国王的倒台，才在德意志全境引发了大规模的起义。面对四面八方的农民叛乱、工匠起义和自由派的压力，德意志的所有领主惊慌失措，他们迅速做出了让步，以期避免更为严重的骚乱。自由派则迅速利用不稳定的局势，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变革，通过选举全国议会来讨论宪法改革和德国统一。

如此一来，革命力量在德意志的弱点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了：革命由外部的导火索引发；各方势力的目的各不相同；当局几乎不做任何抵抗就迅速投降。但保守派却没有被打败，他们从争斗中撤了出来，采取了隔岸观火的策略，然后返回，用完好无损的兵力控制了全局，甚至由于其对农民的要求进行了妥协而势力大增。

农民叛乱和工人起义也遍布奥地利的哈布斯堡领地。梅特涅于1848年3月13日辞职，并逃到了被流放的反动派和革命派的避风港—大英帝国。3月15日，奥地利皇帝承诺宪政，并召集议会。在德意志的南部和西部邦国，许多领主让保守派的官僚卸任，换上了自由派，并许诺进行改革。而普鲁士则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刚听说奥地利的革命发展，腓特烈·威廉四世就召集了全国议会。但士兵却在与柏林群众的冲突中误解了国王的命令。国王下令停止射击，士兵却以为要继续射击，结果战斗就打响了。国王不知所措，只能下令军队撤退，由此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国王动摇了。他怀揣着浪漫主义的思想，希望和自己的民众站在一边，如果他无法打败革命派，最好的方法就是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于是，3月21日，国王身披革命的黑、红、金三色旗，骑马走在柏林的街道上。很快，柏林就有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权。

在法兰克福召集的被称为“预备议会”的全国性议会上，获选的大多是温和的自由派，少数是激进的自由派。议会负责全德国民议会的选举事宜。但这个德意志国民议会的投票率极低，无论如何，它只是一个有限的选举（每个邦国的情况各不相同），最终，议会定于5月18日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召开。从议员的组成来看，中产阶级和职业人士占了压倒性的大多数，其中律师、大学教授、老师和官员较多，也有一些作家、记者和神职人员，只有4个手工艺人和1个农民，并且这个农民还因是西里西亚来的波兰人而被进一步孤立。代表们是作为个人前来参加议会的，他们并不属于任何党派，也不代表任何政治倾向，虽然大约1/2到2/3的人总体上倾向自由主义，只有一小部分人（约15%）是极端右翼或左翼分子。慢慢地，松散的小团体开始出现了，他们在小酒馆进行非正式的讨论，并常常以这些小酒馆来命名。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威严的国民议会仔细讨论了一些关键议题，其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德国统一后未来的宪法形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国家的经济秩序等。议员的观点不仅随着每个论点所涉及的原则，同时也随着1848—1849年的政治局势而发生着变化。议会一致认为，统一后的德国应当是个邦联国家，由皇帝、选民选出的议会和负责的内阁组成。温和的自由派主张由普鲁士取得帝王的头衔，并获得了激进派的支持，而作为交换，温和派也要同意建立一个更为民主的选举机制，经过激烈的商讨，于1849年4月29日举行了由全国成年男性参加的公投，并意外获得了极高的投票率。但在一些重大议题上，却仍有许多问题无法克服。

从理论上讲，渴望德国的统一是很简单的，但要在实际上划出这个德国的边界，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国籍上，要解决三个困难重重的问题。第一当然是奥地利。主要的问题在于，是要建立一个“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使其包含现在属于德意志邦联的哈布斯堡帝国的部分领地（之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还是把所有奥地利的领地都排除在外，让普鲁士主导一个“小德意志”（Kleindeutschland）。因为奥地利的皇帝不愿意将自己的领地撕成两半，因此要解决奥地利的归属问题，就只能采取激进的方式了。在激烈的争论之后，由温和派海因里希·冯·加格恩（Heinrich von Gagern）主导的“小德意志”方案占了上风。第二，普鲁士波森省（Posen）的波兰人是否应当被归入德意志的民族国家中。第三，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荷尔斯泰因（Holstein）公国的情况一直很复杂，公国中混杂着丹麦的采邑，并涉及国际政治、王朝权力和现代民族主义，矛盾很可能一触即发。它不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其背后是强权政治。最后，虽然法兰克福议会决定对丹麦发动战争，但实际上，最终还是取决于不同德意志邦国的军队。1848年8月，当军事上最为重要的普鲁士决定退出战争并签署休战协议的时候，法兰克福议会就只能傻傻地看着了。这就可以看出，法兰克福议会在根本上是缺乏实权的。

议会的讨论延长到了1849年春，最后决定将小德意志的皇冠颁给普鲁士国王。这时，普鲁士国王大可不屑一顾地拒绝，因为议会召开的同时，各个邦国内的保守派正进行重组，并重新获得了实权，领主们再没有必要向知识分子们做出任何让步或妥协了。1848年夏，激进的社会动乱仍在持续。但这并不是马克思理论中预测的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工人的抗议很温和，比如斯特凡·博恩（Stephan Born）领导的柏林社会主义者，要求建立工会、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并制定工厂的规章制度。此时，手工业者和工匠感觉受到了自由派的威胁，因为自由派反对协会的限制，并且支持自由的市场。于是，工匠们在1848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期间，在法兰克福召开了自己的全国议会。议会的议员也没有任何权力为农民发声，或对他们做出任何补偿。不同邦国中的自由派或改革派政权甚至越来越害怕群众的抗议，暴民统治如幽灵般缠绕着他们的内心。因此，这些政权根本无法控制1848年夏季的政治走势。经过重新部署，保守派和他们毫发无伤的军队趁势发动了一场反击革命。在哈布斯堡帝国，保守派的军队于1848年夏镇压了发生在波希米亚、匈牙利和意大利南部的叛乱，并于10月重新获得了对维也纳的控制权。而在普鲁士，激进的议会和夏季的群众起义刺激了保守派，保守派于秋季成功进行了反击。而自由派从未拥有过任何军事实权，现在也已经失去了之前拥有的群众支持，尤其是农民，本来是征兵中的中坚力量，现在却由于保守派的让步而被收买了。1848—1849年，德意志全境摇摇欲坠的统治者们逐渐拾起了信心，重新取得了控制权，一些邦国在普鲁士军队的帮助下，重新建立了秩序（比如巴登）。

1849年5月，自由派乱作一团，普鲁士国王拒绝登上帝位，法兰克福议会的成员开始踏上返家的路程。剩下的议员将议会挪到了斯图加特，并于1849年遭到了军队的驱散。法兰克福议会原本通过决议，在巴登和普法尔茨领地内执行新的宪法，但它却被普鲁士军队易如反掌地镇压了。革命似乎行将结束。

分析起来，这是一场奇怪的革命。很明显，国家并没有统一：这艘大船因触到了地方主义的礁石而沉没了。地方不愿将各自的主权归入一个更大的、受强权政治控制的实体中。而自由派拥有的实权太少，来自民众的支持也远远不够，因此，他们无法贯彻自己的计划，并且在很多议题上，内部不能达成统一的意见。但这并不是一场没有结果的革命。1850年前被有效废除的封建社会关系再也没有恢复。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使19世纪50年代的经济得以快速地向前发展。梅特涅特殊的政治压迫方式也没有复活。革命期间的畅所欲言，以及对超越了日常需求的议题的关注，都促进了全国性团体和政治倾向的形成，并最终发展成为几十年后的党派政治。许多拥有不同政见的政治家[特别是俾斯麦（Bismarck）]认为自己从1848年的革命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它并不是“德国没能成功转折的转折点”，而是一个危机群组，从中萌发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改变，随着形势的变化再以新的结合方式面对未来。如果史学家决心找出德国自由主义失败的时间点，那么比起1848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或许更为恰当，因为那时的自由派分歧不断、缺乏勇气。

德国的统一

尽管1849年革命和改革的努力失败了，但重新掌权的保守派政权却十分古怪。虽然他们实行的是极端保守的政治政策，但时不时地和进步的经济政策相结合。19世纪50年代德国经济腾飞，煤炭、钢铁和纺织产量增长，铁路也越来越多。1850—1870年，全德的铁路长度增加了2倍，工人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也从1850年的4%增长到了1873年的10%，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855至1870年间增长了1/3。虽然经济的发展在1857年的危机后停滞了一段时间，但普鲁士的经济还是有所增长。相比较而言，奥地利的经济大体上处于停滞状态，维也纳、布拉格、波希米亚等工业中心总体上还不如经济落后的大片农村地区。此外，奥地利还要在军队的开销上投入大量的预算，以解决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混乱局面。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差异是争夺日后统一德国主导地位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奥地利试图拆散或加入关税同盟，但都失败了。1865年同盟重新成立，并由普鲁士主导，奥地利被排除在外。因此，普鲁士能够从小德意志邦国的市场中获益，满足了其经济发展的需求。虽然这些小德意志邦国在政治上更倾向于支持奥地利，但是在经济上，他们没有任何理由退出普鲁士主导的关税同盟。

一方面，各种音乐、体育和文化组织通过节日、射击比赛、体操赛事和其他集会宣传德意志文化的整体性；另一方面，跨越邦国国界的政治组织也在不断发展。1859年德意志民族协会（Nationalverein）成立，虽然它并非政党，而是一个利益集团，但却为自由讨论提供了一个跨越邦国的平台。在与自由派领导的初步接洽遭到失败后，德意志工人组成了许多文化和教育组织。1863年，拉萨尔（Lassalle）建立了德意志工人联合会（All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1]）。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和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任何关系，当时他们还在伦敦，置身事外，并猛烈地批评拉萨尔的国家主义者观点。更为贴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是在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影响下，于1869年在艾森纳赫建立的社会民主工党。尽管刚开始这两个政党之间是竞争关系，但在不断加剧的镇压面前，它们于1875年在哥达（Gotha）合并了。这个合并计划的实施需要对拉萨尔做出许多让步，遭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激烈批评。读者也将看到，德国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分歧持续了好几代人。在统一前，其他正在发展的政治结盟还包括保守派团体，第一轮天主教神职人员的站队就发生在普鲁士、巴伐利亚和其他邦国。普鲁士的左翼自由派脱离了组织，于1861年6月组成了德国进步党。

总体来说，19世纪五六十年代，教育普及率上升，人们对科学的信任和对进步的信心大大增强，博物馆、动物园、剧院、美术馆等教育文化机构逐渐得到了普及。稳固的中产阶级文化深深扎根于高速发展的经济之中。但文化中仍有一种不确定性，它不仅仅在于悬而未决的统一问题，也关系到民族身份和民族的历史与未来。这从当时庙宇的建筑风格中就可窥见一斑。当时的庙宇建筑越来越世俗化，正如同时代宏伟的火车站和浮夸的、类似中世纪风格的银行和市政大楼，更别提巴伐利亚的疯子国王路德维希二世那宛如仙境的宫殿了。与此同时，大多数普通德国民众的生活还是和从前一样，那些没有移居到城镇，也没有移民到美国的农民，仍然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社区小巧紧凑，通常以当地教堂为中心，很容易意识不到，或者无视国家层面发生的巨变，自然就影响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图22 1855年，在柏林莫阿比特的波尔西克（Borsig）公司机车生产工厂。柏林州立档案馆州立图片资料室藏。

发生在1871年的所谓“统一”，更多的是普鲁士为了与排除在外的奥地利竞争，对非普鲁士的德意志邦国所进行的扩张和殖民，而非任何萌芽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所导致的结果，也并非民族主义的表现。19世纪50年代，奥地利的实力被一系列事态的发展所削弱，包括克里米亚战争以及与意大利的争端。渐渐地，奥地利将注意力转向了德意志。然而此时，由于经济落后，奥地利对普鲁士造成的威胁非常有限。19世纪60年代，即便最终的结果早有定论，在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主导下（他从自由派的手中接过民族主义的武器，以解决普鲁士的国内危机），两个邦国之间还是展开了较量。自然，普鲁士赢得了胜利。

俾斯麦的父亲是普鲁士容克贵族，曾在哥廷根和柏林大学接受教育，虽然他觉得农村生活十分无聊，但却为自己的容克身份感到自豪。在短暂的行政官僚生涯之后，俾斯麦成了一名外交官，并在法兰克福邦联议会担任普鲁士的代表，在此期间，他逐渐明晰了与奥地利竞争的外交手段。在圣彼得堡和巴黎待过一段时间后，俾斯麦被调回了普鲁士，并在一场严重的国内宪法危机中被任命为宰相。1850年颁布的普鲁士新宪法中包含了以财产税为基础的三级表决制。在选区中缴纳第一等财产税的少数富人，在普鲁士议会的选举中占有选举团1/3的选票，缴纳第二等财产税的人（人数稍多，但仍旧是少数）控制了另外1/3的选票，而财产几乎为零并只缴纳最少财产税的大多数人只能占据最后1/3的选票。因为选举权是以选区为基础，再按相对财富进行分配的，这就确保了容克贵族在人数较少的选区中的利益，虽然他们比柏林的中产阶级还要穷得多。这种带有倾向性的代表制度让保守的普鲁士容克贵族在政治中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在后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这一制度并没有改变，这样就保护了这个经济上不断衰落的阶级，直到1918年德意志帝国解体。不过，19世纪5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三级表决制也为拥有财产的自由主义中产阶级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选举影响力。从1860年起，国王和议会一直在普鲁士军队的改革问题上争论不休。当时的普鲁士军队由冯·罗恩伯爵（Albrecht von Roon）领导。自19世纪初期最后一次军队改革之后，人口快速增长，所有人一致同意需要再次改革军队。但自由派反对将中产阶级控制的民兵组织（Landwehr）降级的提议，并且想把服役年限由3年缩短至2年。自由派内部在让步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而刚成立的进步党则坚持认为，任何整顿都必须获得议会的同意。从1861年12月的议会选举到1862年5月的议会选举，进步党的席位从110增加到了135，成为普鲁士议会的第一大党，从而使议会和国王的矛盾演变成了僵局。

俾斯麦政府在议会还没通过预算的情况下继续运转。1866年的赔款法案是在他已经花掉了预算后，议会才批准的。史学家们对俾斯麦在1863—1871年实施的政策褒贬不一。与其说他是个强势的控制狂，倒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应时而动的弄潮儿。他的主要目标就是巩固并扩展普鲁士的势力，并利用三场战争成功地实现了这个目标。这三场战争是：1864年针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而发动的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1870年的普法战争（以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而告终）。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又一次出现了。对此，英国政治家巴麦尊（Palmerston）曾开玩笑地说，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全世界只有三个人能理解：阿尔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他已经死了；一位德意志教授，他已经疯了；还有巴麦尊自己，不过他早就忘了。这个玩笑时常被引用。就像1848年一样，这个问题不是原则性的，它的背后是强权政治。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抵制丹麦对领地的接管，自由主义的自由、独立和自决权可能会进一步鼓舞民族主义者的士气，但俾斯麦却决定趁势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既扩大了普鲁士的势力范围，又可以作为今后普奥冲突的借口。1864年春夏复杂的外交和军事事件之后，1864年10月（7月丹麦战败），奥地利和普鲁士签署协定，决定共同管理这一地区。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上的不和引发了后续的争端，1866年奥普战争爆发。普鲁士激进的提议未获通过，德意志邦联因此解体，普鲁士退出邦联，成了引爆这场德意志内战的最后一根导火索。尽管大多数的邦国都期望奥地利能够赢得这场战争，这样邦联就会恢复，但普鲁士毕竟在经济和军事上都更胜一筹，它于1866年7月在克尼格雷茨（Königgrätz）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于是，战败的奥地利在德意志事务上再也没有了发言权。

奥普战争后，一个新的政治实体代替了邦联。新成立的北德意志邦联是个联邦国家（Bundesstaat），而非邦联（Staatenbund）。它不仅不包括奥地利，还剔除了四个德意志南部邦国：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达姆施塔特。普鲁士由于吞并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法兰克福和拿骚，领土面积扩大了不少。俾斯麦创立了北德意志邦联宪法。所有邦国都可以继续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同时邦联主席，即普鲁士国王，负责接管外交和军队事务。帝国议会（Reichstag）基本上没有实权，增加的上院被称为联邦议会（Bundesrat），被普鲁士牢牢地控制着。北德意志邦联宪法为后续的德意志帝国宪法（Constitution of Imperial Germany）打下了基础。

此时，俾斯麦在普鲁士境内获得了多方拥护。奥地利战败后，自由派又开始分裂，一些右翼分子退出了进步党，和其他北部德国邦国的自由派组成了国家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 Party），支持俾斯麦。保守派也进行了重组，其中自由保守党（Free Conservative Party）支持俾斯麦。然而，虽然北德意志邦联的地位十分重要，但它却无法稳固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地位，南部德意志邦国还是抵制关税同盟的扩张。直到1870年的普法战争后，普鲁士才得以将南部德意志邦国并入邦联，组成德意志帝国。危机的出现一开始是由于西班牙王位的继承问题。西班牙选了一位霍亨索伦继承人，但遭到了法国的反对。虽然后来西班牙也撤下了这位候选人，但恶化争端对法国和俾斯麦都是有好处的。俾斯麦审时度势，趁势出击。在短暂的普法战争中，德意志军队在普鲁士总参谋长冯·毛奇将军（General von Moltke）的指挥下，借助德国技术（克虏伯公司生产的军备）的支持，迅速打败了准备不足的法国。由于1870年9月巴黎宣布共和，外部势力不再干涉法国内政，不想支持这个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政府。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德国吞并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并提出了巨额赔款的要求。

地图5.4 1867—1871年德国的统一

普法战争中，德国南部邦国在民族主义热忱的煽动下，加入了北德意志邦联。此时战争结束，这些邦国意识到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他们都没有选择权，只能留下来。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成立，并在凡尔赛宫举行庆典，德意志邦国的国王们将德意志帝国的世袭帝位授予了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不管之后民族主义者如何吹嘘，当时各方都不是很乐意，包括诸侯们和新皇帝自己，因为俾斯麦并不是怀着爱国主义的热情想要统一德国，他所谋求的只是普鲁士势力的成功扩张。

第二帝国的宪法写得十分清楚。这是个联邦帝国，构成帝国的邦国保留自己的国王和对内部事务的极大权力，但外交政策和战争则是帝国层面的事务。其政治结构实际上呈三层金字塔形。底层是帝国议会（Reichstag），由成年男性通过无记名公投选出。虽然表面看起来非常民主，但议员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实权，只能对政治发表自己的意见。由于议员没有酬劳，没有收入来源的人很难在议会中获得席位。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的那样，任何想要行使实权的人都会鄙视议会。虽然帝国议会有否决权，但立法是由联邦议会（Bundesrat）起草的。联邦议会是帝国政治体系的中间层，由不同邦国的代表团组成。作为最大的邦国，普鲁士在联邦议会享有否决权，它的影响力极大，可以终止任何对普鲁士不利的措施或宪法的修改案。权力真正集中在了金字塔尖的皇帝、宰相、内阁大臣、高级官员和军队的将领等少数人手里。名义上，皇帝或宰相（由两人的个性而定）拥有很大的权力，但一旦出现权力真空即皇帝和宰相都很弱时，就会导致官僚统治。军队也不是完全对议会负责的。起初，战争大臣的部分事务对帝国议会负责，但普鲁士的战争大臣在最大的普鲁士军队的事务上并不对帝国议会负责。1883年，帝国议会失去了对军队预算的控制，也就丧失了对军事事务仅有的发言权。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很久之后，军队在德意志政治中一直扮演着非常模糊，但具最终毁灭性的角色。

俾斯麦创立了这部宪法来保障他自己和普鲁士的权力，但实际上，他并没有那么忠于这部宪法。后来，当宪法似乎不再能满足他的需要时，他甚至想要废弃它。回过头看，德国统一背后举足轻重的俾斯麦可以说是为德国的未来留下了一份引发重重问题的遗产。

[1]原文为All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ein，此处应为All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译者注

俾斯麦任期内的德国

第二帝国经济一开始经历了一段活跃期，投机交易迅速增长，新公司和大型企业相继成立，铁路建设和其他建筑工程也呈大幅增长趋势。1871年的货币改革，再加上法国迅速赔款带来的金钱，使大量纸币进入了流通领域。1873年，所谓的创建者时期（Gründerzeit）的泡沫破裂，信用全面瘫痪，德意志陷入了经济危机。1873年以后，在鲁道夫·冯·德尔布吕克（Rudolf von Delbrück）的影响下，自由派支持的早期自由贸易政策被否决，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经济大萧条使许多德意志人的经济条件每况愈下。外国的谷物和工业产品价格低廉，对国内生产形成了威胁，工业家和地主开始支持收取进口税。1879年，政府设置了关税并提高了间接税，巩固了贸易保护主义。自由派越来越分裂。从19世纪80年代起，农业和工业利益的保守联盟逐渐发展，虽然中途也有矛盾和分歧，但直到20世纪早期，一直是德意志帝国的主导力量。

1873年的经济崩溃也引发了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抬头。德国有普遍仇视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诽谤东方犹太人是“劣等民族”。但由于19世纪的融合，一些犹太人在德国社会已经身居高位。银行业中有许多犹太家族，俾斯麦自己的银行家布雷施劳德（Bleichröder）就是犹太人，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等也闻名全世界。大银行在1873年的经济危机中幸存了下来，开启了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因此，那些在经济危机中损失较大的小企业和中下层阶级就特别憎恨犹太人。另外，一些著名学者也是反犹主义者，如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冯·特赖奇克教授（Professor von Treitschke）。这给反犹主义增添了一抹学术色彩。这种观点也不是德国人才有，当时英国和法国的种族理论家也持这种观点。但这些发展为后来更为致命的政治反犹主义做了铺垫。

19世纪70年代末对自由主义的背离与所谓文化斗争（Kulturkampf，大致意思是为文化而斗争，反对迷信）的决心有关。一系列的因素促使俾斯麦对天主教会发起了一场错误的抗争。1870年召开的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Vatican Council）宣布，教皇永远无谬误。德意志天主教徒之间的纷争导致政府卷入了教会事务，与政治无关的因素很快使形势恶化。之前的“小德意志”将奥地利排除在外，在邦联内占主导地位的是新教，1870年12月建立的天主教中央党（Catholic Centre Party）就是当时为保护天主教徒的利益而成立的。对俾斯麦来说，中央党是在保护帝国的敌人。中央党对教皇的支持更让人们认为，它的忠诚基本不属于德国。另外，天主教会在波兰的活动似乎增强了波兰的民族主义，并使帝国东部领地的局势变得十分不稳定。俾斯麦声称，外部的敌人获得了“内部敌人”的援助，因此，他开始对天主教实施长期、广泛的打击。1871—1876年，帝国推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严格控制神职人员的训练、任命和教育，并禁止耶稣会的所有活动。普鲁士境内反对这些措施的牧师和主教均遭囚禁，甚至被驱逐出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天主教的打击却导致了中央党的支持率直线上升，在1874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中央党获得的选票翻倍。除了爱德华·拉斯克（Eduard Lasker）等少部分人外，大多数自由派都无视自由主义的思想自由，转而支持俾斯麦的反天主教政策。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晚期，随着经济政策转向更为保守的保护主义，俾斯麦趁势与自由派决裂。此时，中央党在帝国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俾斯麦希望与信奉天主教的领袖温特霍斯特（Windthorst）和解。1879年，文化斗争结束。这些政策除了巩固了中央党的地位，从任何角度看都乏善可陈。几十年来，中央党一直是德国政治中相对稳定的主要力量，并在战后西德创建初期，以全新的跨教派形式主导了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CDU，简称基民盟）的形成。

19世纪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在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上采取双管齐下的措施。1875年的哥达大会后，合并后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党（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GSDP，简称社民党）迅速发展起来。虽然人数并不多，但俾斯麦还是将其视为威胁，认为社会主义是“帝国敌人”（Reichsfeinde）的一份子。1878年，德皇被两次谋杀未遂（和社民党没有任何关系），解散后重新选举的帝国议会批准通过了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部法令禁止所有和社会主义有关的集会、结社、组织及各种报刊。不过，帝国议会否决了对社民党议员的禁令。这部法每三年重新通过一次。每隔一段时间都要重申一次，直到俾斯麦于1890年不涉政务为止。因为社民党人还可以在帝国议会拥有席位，这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导致了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后果，即社民党成了以帝国议会为中心的党派，非常重视选票和议会演讲。虽然德意志的社会主义者很温和，但理论上让人感觉相当具有革命性，因为一旦政府禁止社会主义，就很难再延续拉萨尔的传统，去争取国家的支持了。在社会主义者遭受政治迫害的同时，俾斯麦却推行了相当进步的社会保险法。1881年，德皇在演讲中宣布了俾斯麦的社会保险计划，1883年引入《疾病保险法》，1884年发布《意外事故保险法》，1889年发布《老年和残障保险法》。这些措施的实行并不完全是由于俾斯麦阴险狡诈，想对民众施行小恩小惠，还因为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萧条导致了物质上的贫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主义者和其他社会成员都会对此感到担忧。例如，由右翼分子、狂热的反犹主义新教牧师阿道夫·施特克尔（Adolf Stöcker）发起的基督教社会运动，以及天主教的慈善活动，都促进了这些措施的实施。因此，俾斯麦一方面镇压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又像是在通过社会福利收买他们。社民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不确定该如何做出回应。一些人觉得可以接受经济的渐进改善，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整个体系需要彻底的改头换面，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在后续的几年内越来越大。

俾斯麦外交政策的基础是与其他欧洲势力结盟，形成复杂、微妙的多重结盟体系。他的目标是在不涉及战争的前提下，确保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俾斯麦认为，潜在的敌人是法国，而他的担忧可能有些过分了。最初，俾斯麦令德国与奥地利、俄国这两个保守国家结盟，1881年签署《三皇同盟》，并于1884年续签3年，同时与英国发展友好关系。由于奥地利和俄罗斯对欧洲东南部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它们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并互存敌意，因此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就很难成功。他自称两国之间“公正调解人”的角色也很难维持。而国内转向保守主义，向俄国谷物征收进口税，这一举措激怒了俄国。1878年柏林会议之后，俾斯麦开始与奥地利建立紧密的关系，并于1879年订立了两国同盟。3年后，意大利加入，成为三国同盟。但这并没有改变意大利的利益倾向，同时，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国内经济政策也让英国变得更像个竞争对手。到19世纪80年代晚期，由于德法之间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德国只好改善与俄国之间的关系以避免俄法结盟。1887年，俾斯麦与俄国签订了《再保险条约》（Reassurance Treaty），而德国、奥地利和俄罗斯的《三皇同盟》却没有续签。这实际上调和了俄国和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原本势不两立的矛盾。1890年新皇威廉二世在位期间，《再保险条约》没有续签。更为强硬、扩张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取代了俾斯麦杂耍般复杂的外交政策，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告终。而俾斯麦政策中的矛盾和张力能否继续维持下去，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888年3月，91岁的威廉一世离开了人世。他的儿子，继任者腓特烈三世，于同年6月因喉癌去世，29岁的威廉二世继位。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面临的困难源源不断，他甚至想到了要推翻自己创立的宪法，但他并没有这么做。俾斯麦发现宪法的两个特点加速了他自己的倒台：一是宰相和皇帝的特殊关系，皇帝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二是军队的权力。年轻的新皇对社会的看法和政治的野心与垂垂老矣的俾斯麦大相径庭。比如，威廉二世决定让和俄国签署的《再保险条约》期满终止。而俾斯麦想要筹划一场反对社会主义政策收紧的宪法危机，这样他就能够引入宪法改革，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武力，威廉二世对此强烈反对。若采取武力，军队是必需的。但军队却拒绝支持俾斯麦的计划，并鼓动威廉二世将这位声名显赫的宰相撤职。1890年，75岁的俾斯麦递交了辞呈。以前，当威廉一世不听俾斯麦的意见时，他就以辞职相威胁；现在，新皇觉得这不是威胁，而是机会，他对俾斯麦辞职相当高兴。在一张广泛传阅、不断重印的漫画里，一位老态龙钟的领航员从德意志轮船上被扔进了海里。

俾斯麦为德国留下的政治遗产是意义含糊的。一方面，他策划了德国的统一，使其成为一个普鲁士主导的小德意志民族国家。这个国家是一股强劲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在欧洲和世界事务上都有发言权。另一方面，他所创立的国家是专制主义的，充斥着政治和社会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俾斯麦下台后的帝国主义时代中越发明显。

威廉时代德国的社会和政治

威廉时代，德国进入了快速的工业化时代，社会民主党迅速崛起，象征着社会冲突的急剧上升。议会的政治结盟相当不稳定，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个政治结构的顶端是威廉二世皇帝，但他的政治天资实在有限，同时还有无数的个人问题，周围还有几位亲信顾问对其政策施加影响。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德国主导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加速了自身的衰落。不断困扰着它的社会矛盾在下一个政权——魏玛共和国时期也没有得到解决，并以新的形式在希特勒的上台中起了重要作用。

从1871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并彻底改变了它的特征。德国人口从1871年的4100万增长到了1914年的6770万，增长了约3/4，而同一时期邻国的法国人口仅从3600万增长到4000万。同样令人惊叹的还有德意志帝国的城镇发展速度，年轻的流动人口离开了土地，在工业中心寻找新的机会。首都柏林这个大都会得到了迅速发展，华丽浮夸的中产阶级住宅边上是虎头蛇尾的公寓区，昏暗的庭院是穷苦的工人阶级的孩子玩耍的唯一游乐场所。虽然一些住宅工程给工人们提供了价格公道的住宿，比如西门子公司赞助的住宅工程，但对大多数工人来说，他们只能住上相当于贫民窟条件的房子。尽管经济的波动和频繁的危机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得以平息，德意志帝国的第二波工业化浪潮还是较为迅猛。当英国的工业产量仅仅翻倍的时候，德国的产量增加了5倍。经济重心从旧时的煤炭、钢铁和重工业转向了化学工业和电力工业等新兴产业。电力的广泛使用对这一时期具有重要的意义。相比较而言，英国的工业化更加冗长缓慢，许多小型家庭农场互相竞争，认为政府不应介入自由市场。相反，德意志政府的干预较多，少数大型投资银行的作用也十分重要，比如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与英国形成鲜明对比的另外一点是财富集中，垄断利益集团的作用日益增强。卡特尔（Cartels）这个由生产类似产品的企业组成的垄断利益集团，控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继而控制产品价格，维护共同利益。卡特尔的数量增长十分迅猛，1875年才只有8个，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则增加到了大约3000个。

图23 柏林艺术家海因里希·齐勒（Heinrich Zille）所作的描绘工人阶级生活的漫画。配文为：“妈妈，弗里茨浑身湿透了！”“那就把他举在太阳下，他会干的！”

德国和英国在经济史上的不同与两者不同的阶级结构有关。在英国，土地所有者和工业获益者缓慢地融合。而德国的等级差异一直较为鲜明。古老的容克地主阶级仍然通过三级表决制主导着普鲁士政治（并未考虑快速的城市化带来的影响而重划选区，容克地主主导的乡村地区由于人口稀少而在这种选举制度中受益），通过控制普鲁士政治，容克地主阶级进一步主导了帝国议会。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容克阶级虽然手握政治实权，经济地位却逐步下滑。面对越来越悬殊的差异，必须在农业贵族和不同的工业利益集团之间找到平衡点（不同的工业利益集团必然拥有不同的利益，一些人相较之下更为支持保护主义政策）。另外，新的工人阶级也迅速壮大，从乡村到城市工厂生活的改变不仅给他们带来了文化上的冲击，也使得工会和社民党迅速壮大。在1891年通过的《埃尔富特纲领》（Erfurt programme）中，社民党采取了激进的原则[由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起草]，却配合了温和的计划[由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起草]。1905年起，社民党越来越官僚主义，被有关政策、目标和策略的矛盾和争斗所困扰。尽管如此，社民党还是在1912年成为帝国议会的第一大党。

社民党是否帮助工人阶级融入威廉时代的德国，并在社会和文化上让他们闯出一片天地，这在史学上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社民党建立了大量的文化、社会和体育组织，包括演唱、体操、自行车运动、郊游、国际象棋等，此外还举办针对教育和自我提升的活动。这些活动在意义和内容上常常是既具有“中产阶级”，又具有“革命性”的特征，比如一些活动既组织欣赏古典音乐，又传播革命歌曲。但是必须注意到，不是所有的工人阶级都和社民党的理念一致。一些信奉天主教的工人在移居城市后，退出了中央党，加入了社民党；但另一些工人还是忠于中央党。波兰的流动工人大多支持波兰的民族组织，一些“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既没有任何组织，也没有融入德意志帝国社会，他们公然藐视国家法律和传统，过着充满暴力、道德混乱、小偷小摸的生活。相比英国工人阶级，德国工人阶级发展得更快，但到了后期，在文化上却更为分裂和多样。威廉时代的德国社会实际上被形容为“极化”（pillarised）的社会（这是一位荷兰社会学家所用的术语），这些“极”是由许多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milieux）所构成的，每个环境都决定了其中的亚文化群体的政治、组织、文化活动、宗教信仰（或无信仰）、标志人生重要阶段的仪式、业余时间及普遍观念。而德意志帝国的精英阶层却没有清晰地注意到这些细微的社会学差别，也没有仔细了解德国无产阶级不同派别的真正目标和实力，只是单纯地害怕下层革命的威胁。

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不断变化，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发展的方向。中央党虽然保持稳定的支持率，但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得不疏远与天主教的联系。因此，中央党在威廉时代的德国政治中一直是一支重要、稳定的力量。自由派继续分裂，一边是较为右翼的民族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 Party），另一边是中间偏左的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在自由派两大阵营内部还有分歧，不仅表现在当时的特定议题方面，还包括整体的政治倾向方面。自由派获得的支持率在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基本保持不变，只有一点小波动。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保守派干脆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因此，保守派变得更为强硬、右翼、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希望能从极端主义的小党派那里将选票吸引过来。19世纪90年代，这些小党派的支持率的确不低。如此，在党派政治的背景下，联合政府很难实现，也很难保证政策的长期连贯一致。

1891—1894年卡普里维（Caprivi）当政期间，政治转向所谓的“新路线”（new course），致力于社会和谐，安抚社会主义者、少数民族、天主教、工业家等利益集团。《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满终止，社会福利法的政策继续推进，其中包括对工作条件的规定和对童工、假日工作的限制。此外还建立了法院，负责对工业纠纷进行仲裁；提出累进所得税制。然而，这些措施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不够的，还惹怒了右翼分子。说到底，1891—1894年的一系列商业法规对一些实业家来说更为有利，由于关税的降低，他们获得了重要的市场。然而，生产粮食的地主阶级保守派却对这些法规十分不满，他们建立了农场主协会（Bund der Landwirte），成为代表农业利益的强大利益集团。卡普里维政府最终由于试图改革军队而遭到了议会的百般阻挠。1892年，遭遇了这次失败之后，卡普里维以微弱优势在解散重选后的议会中赢得多数票，并通过了一项折中议案。卡普里维最终成了一系列阴谋的受害者，当时的政治气氛高度紧张，连皇帝都想发动一场政变。1894年，卡普里维被迫辞职。

1894—1900年的霍亨洛厄（Hohenlohe）政府代表的是工业利益，其特征是反社会主义。这一时期，著名的“铁与黑麦的联姻”政策也恢复了，农业和工业领域的精英达成了妥协。“精英的消极整合”（negative integration of elites）观念发展起来。1897年，普鲁士财政大臣米克尔（Miquel）用集体同盟政治（Sammlungspolitik）来指代联合不同的利益团体、最终达成共识的政治模式。在相对消极的“各方利益的团结”（solidarity of interests）中，农业和不同工业领域的精英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下层敌人和他们所察觉到的威胁。在霍亨洛厄执政时期，外交政策也开始变得更加具有侵略性。其中最重要的是1898年海军联盟的成立。在此之前，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Admiral von Tirpitz）于1897年被任命为海军元帅。海军联盟和1893年成立的泛日耳曼同盟（Alldeutscher Verband）一样，背后有重要的利益集团克虏伯（Krupp）、施图姆（Stumm）等工业巨头强大的财源支持。蒂尔皮茨认为，德国应当大力扩充海军。这既能够起到威慑作用，还能与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抗衡。虽然德国的殖民地并没有英国的重要，但蒂尔皮茨还是投入了很多精力，在国内煽动民众支持德国海军的扩充。德国海军作为国内政治的一部分，在世纪之交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危机之后，霍亨洛厄于1900年退休。下一任宰相比洛（Bülow）的任期为1900—1909年。为了平衡工农业利益，比洛恢复了一些商业法规，同时提高了特定的关税。1902年实施的新关税法对易北河东部的谷物生产者十分有利，因为法案实际上杜绝了从俄国进口便宜的谷物，但与此同时，消费者的利益却遭到损害。对于主要以面包为口粮的工人阶级，政府恢复了一些福利法案来安抚他们。同时，政府宣扬“社会帝国主义”，即煽动民族主义热情来支持海军，渴望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然而，在1897年经济短暂上行后，1903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尤其是在用于海军建设计划的开销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平衡各项政策变得越来越困难。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而保守派又抵制增税。联合政府也很难顺利运转。1907年比洛放弃了中央党的支持，草率成立包括左翼自由主义者在内的“比洛阵营” （Bülow bloc），引起了保守派的警觉。但这个阵营并没有持续多久。1908年，德皇的放纵言辞导致了对外关系的紧张，酿成了所谓的“‘每日电讯报’事件”（Daily Telegraph Affair）。对此次事件，议会各党派的意见不一。比洛阵营对于财政改革的意见不合，于是阵营解散后，比洛不得不于1909年辞职。

比洛的继任者为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是个完全无法维持议会稳定的宰相。他的政府只能依赖皇帝、军队和官僚系统。海军的持续扩充引发了财政危机。社会主义党派的支持率直线上升（部分由于社会主义党派与改革派的选举协定），1912年的社民党成为帝国议会的第一大党。由于中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党派拒绝与对方合作，议会接连陷入僵局，从而使军队和皇帝在决策阶段的作用越来越大。很快，我们就看到此举在外交方面导致的后果。

历史学家在如何阐释德意志帝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拥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老一辈德国历史学家往往会颂扬德国统一，并详细叙述高阶政治的种种。近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则开始关注当时社会和经济的紧张局势。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的著作引发了争议，同时也作出了一个重要贡献。他特别强调了这一时期普鲁士的“封建—贵族—军事”控制，此时的德国处于普鲁士的主导下。韦勒着重指出，面临社会的快速改变，这些精英阶层维持权力的手段从控制和分裂反对派的简单镇压，到灌输并转向帝国主义和冒险主义。历史学家们一致认可，这一时期存在着所谓的“消极整合”，即不同精英的互相妥协和对颠覆性的共同敌人的指认（尤其是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但近来，一些历史学家开始质疑这种功能主义的自上而下的视角，认为这种视角对下层阶级的关注不够，并且预设了下层阶级容易被镇压和洗脑。他们认为应当更严肃地来认识下层阶级，他们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恭敬，有的人叛逆，有的人会抵抗，有的人是发自内心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还应当更加严谨地解释德国自由派的分裂和失败之处。此外，如前文所述，韦勒的论述角度似乎预设了精英阶层的目的是统一的，并且对自身最佳的长期利益先知先觉，甚至不考虑短期内彼此的分歧。而这种先知先觉的能力他们可能从未拥有。不同的政府和联合政府之间的策略差异很大，很难说19世纪90年代米克尔的集体同盟政治理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都能如一贯彻，毕竟中间经历了那么多届政权交替。很明显，史学家们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参差多样、不断变动的德意志帝国图景，其中包含广泛的元素。不过，很清楚的一点是，从德意志帝国最终解体的方式来看，的确有一些社会政治体系的结构特征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德国文化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德国文化包含广泛多样、时常互相冲突的亚文化。其一方面是较为浮夸、乏味的“官方”文化。这种文化诞生于刚刚统一的社会，代表着要成为强国的热望。这种热望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领域，而且表现在建立民族英雄的骑士塑像、建造雄伟的大楼、布置高大结实的家具、厚重的窗帘这些象征性的表达上。这是德国文化中的多愁善感和英雄主义的融合。与之相对的，是从不同视角对现代生活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们描写了在中产阶级生活虚浮的表面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矛盾和挣扎。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揭示了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社会传统的背后充满了怎样的个人挣扎和家庭危机。而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早期作品《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则描写了一个德国北部中产阶级家族几代人的衰落，刻画出了1835年到19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和经济的复杂变化。《布登勃洛克一家》源于19世纪，其文学技巧都是当时小说中常见的，但布登勃洛克家族的最后一位男性——汉诺（Hanno），却逃避、否认现实世界，而这是20世纪小说中相当常见的描写。托马斯·曼的作品跨度一直到第三帝国时期，评述、反思了在德意志帝国和1918年后的德国中充满艺术的灵魂所遭受的压力。豪普特曼（Hauptmann）等艺术家揭示了人类在物质社会中悲惨的一面，即社会从“有机的”、传统的“社区”转向更为疏离、个人主义的“社会”（所谓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的区别）。不光是这些富有想象力的作家，许多社会思想家也开始探索在此期间的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改变究竟有怎样的意义。许多学者特别关注在现代城市中漂泊不定的生活的意义。在视觉艺术方面也有重要的发展。“分离派”（secessionist）运动反对官方艺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还发出现了新的创作方式，比如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建筑和室内设计领域也出现了更为雅致的青年艺术风格（Jugendstil），给当时主流的华丽浮夸风格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许多后来被认为是“魏玛文化”的事物，在一战前的德国，尤其是在世纪之交时期的一系列变化中就已经萌发。

业余生活和大众文化也参差多样。一方面，许多中产阶级效仿贵族阶层的一些行为举止和风俗习惯，希望加入预备军官团，甚至希望获得决斗伤疤这一阶级的象征（虽然“中产阶级的封建化”这种说法有点过了）。另一方面，青年运动则要摆脱作为古板的中产阶级所受到的束缚和压抑。漂鸟运动（Wandervögel）的成员穿上宽松、舒适的便衣，去乡村郊游、野营、唱歌，想要过上自然的生活。这些团体虽然批评权威政治（establishment politics，尤其对议会的党派政治不屑一顾）及现行的教育体制，但同时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反物质主义、反犹主义倾向，因为犹太人在他们的观念中等同于疯狂的挣钱机器。总体上，漂鸟运动是中产阶级的，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与工人阶级和社民党的青年文化相冲突。

19世纪中期，人们崇尚实证主义，普遍对科学原理抱有信心，相信社会进步的必然。达尔文的进化论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连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打上了19世纪社会和社会进程历史理论的烙印。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对不确定性的认识成了新思想的特征。尼采著作的影响深远持久，含义丰富，直接影响了韦伯等学者，也遭到了纳粹主义“理论家”的彻底曲解。理查德·瓦格纳的乐剧复兴了中世纪的题材（如《纽伦堡的名歌手》、《尼伯龙根的指环》），探索了19世纪社会最深刻的矛盾，时至今日，这些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歌剧仍旧余音绕梁。在纳粹德国时期，瓦格纳对中世纪文化遗产的关心自然被利用并重新解释，以适应纳粹德国的新形势。一种新的文化悲观情绪，以及对非理性的、受压抑的潜意识的关注，在世纪之交开始在社会思想中弥漫。当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研究性格理论和精神分析技巧，并对20世纪欧美人的生活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压抑、神经症、弗洛伊德式口误、俄狄浦斯情结等逐渐成为日常用语。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齐美尔（Simmel）、滕尼斯（Tönnies）、特勒尔奇（Troeltsch）等学者创立了一系列概念和理论，以解释当时社会中发生的巨变。马克斯·韦伯百科全书式的精彩著作将西方与其他地区的社会与文化进行对比，探索、解释了西方历史独特的动态特点。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韦伯试图在科学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观念论之间架起桥梁，他详尽阐述了自己的推论，同时也留有人为意义和机动的空间。他的社会学理论比起马克思意义含糊的作品更为现代，而后者并没有解决历史规律和人类行为之间的矛盾。为了囊括并解释世界历史的进程，同时仔细研究德国社会的变化发展，韦伯发展出了一整套社会和政治概念及分析比较的详细方法。尽管后来遭到了一些批评，但其学问之广博、含义之丰富，却是从未被超越的。

外交政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关于威廉时代的德国，最广为流传的一个观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威廉时代德国的鼎盛时期发生的，而德国也因此解体。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用臭名昭著的“战争罪”条款让德国背负了战争的主要责任。后来的几十年内，学者们广泛研究了战前各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希望找出战争的源头。1928年，埃卡德·克尔（Eckart Kehr）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即在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中的“国内政治优先”（primacy of domestic politics）。20世纪60年代，这个观点被重新拾起，先是弗里茨·费歇尔（Fritz Fischer）在其所著的一本有争议的书中重提了德国的战争罪。后来，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和福尔克尔·贝格哈恩（Volker Berghahn）等学者又从这一观点出发，对德意志帝国的国内政治重新进行了梳理。大多数历史学家现在应该会同意詹姆斯·约尔（James Joll）的结论，即一个因素是不足以解释战争爆发的，应当同时考虑长期和短期因素，并囊括国内的社会政治矛盾、文化取向和成见，再加上国际环境、盟友的变动以及大国之间外交利益的冲突，才算是一个较为完整的角度。

在考虑总体环境的时候，有几点十分重要。首先，俾斯麦下台后，德国的外交政策有所改变。当时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德国应当成为欧洲中部的主导力量，也有人野心勃勃地主张德国应当以成为世界强国为目标。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后一种观点。这种帝国主义不仅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文化的多方面因素。经济上，作为快速增长的工业国家，德国需要为工业产品找寻更多的市场和更便宜的原料来源地来与英国竞争。文化上，正如韦伯在1895年弗莱堡就职演说中提出的，德意志文化必须由世界舞台上强大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来保护。尤其是与海军建设计划联系起来之后，帝国主义更是成为德意志文化理所当然的选择。

其次，必须注意到大国之间的结盟。德意志、奥地利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在俾斯麦执政时期就已经发展起来了（德国和奥地利于1879年签署协议，意大利于1882年加入）。法国、俄罗斯和英国的《三国协约》发展得更慢些。1891—1894年，法国和俄罗斯协商签署了一份协议。英国与法国协商解决了埃及、摩洛哥和远东地区的争议，再加上1904—1905年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俄国的实力明显衰落；1904年，英国开始加入同盟（1904年与法国签约，1907年与俄国签约）。这些联盟并没有固定下来，各国在特定事务上也倾向于争取自身的利益。例如，1908—1909年，俄罗斯并没有获得英法的支持，共同反对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Bosnia）和黑塞哥维那（Herzogovina）的一些地区。但英法俄三国联盟让德国有种“被包围的恐惧”。德意志人担心被敌人的力量包围，因此对德国来说，与奥地利的特殊关系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联盟的发展和第三个要点即军备竞赛紧密相关。当时人们普遍有种战争即将来临的感觉，所有欧洲国家都陷入军备竞赛当中，为可能到来的战争作准备。最典型的就是德国的海军扩充。俄罗斯也在忙着修铁路，加快运输部队的速度，同时生产武器。其他欧洲国家也一样。这不仅加剧了战争必然爆发的恐慌，更促进了对战争何时爆发的战略思考，尤其是在德国。1912年12月8日召开的一次非正式的战争会议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的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没有出席）。德意志皇帝声称，战争的爆发“越快越好”，毛奇将军也支持这一观点，而蒂尔皮茨认为德国海军至少需要18个月才能准备完毕。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态度十分温和，他希望用和平的手段来巩固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但鉴于帝国议会陷入了僵局，他的政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泛德意志联盟和德国工业家中央联盟（Central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ller）等团体对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宰相的温和态度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反对。再加上英国和俄国即将签订海军协议，德国宰相的和平观点逐渐失去了底气。最后，贝特曼·霍尔维格不得不对欧洲东南部采取新的策略。这是他自身的弱势和德国政治体系的瘫痪所造成的结果。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战争究竟是如何爆发的。许多危机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05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除了德国和奥地利，几乎所有欧洲大国最终选择支持法国；六年后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德国和奥地利又被孤立。但问题最严重的却是巴尔干地区，这一地区地处欧洲的西南部，民族主义泛滥。当时德意志、奥地利和俄罗斯都与巴尔干地区有利益关联，俄罗斯和奥地利在衰败的奥斯曼帝国中操纵着各种民族主义运动，而德意志则在经济上渗透巴尔干地区，投资银行业和铁路建设。早前，土耳其和奥地利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的问题上起过争端。1912—1913年，巴尔干地区爆发了两次战争，局势变得非常不稳定，这也使得大英帝国将政策中心从殖民地转向了欧洲。

最终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是1914年的一次事件，这次事件本可以随着几次抗议消退，它和随后引发的战争规模完全不相称。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王位继承人弗朗茨·费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在因公去往被奥地利吞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首都萨拉热窝的路上，被一个年轻的波斯尼亚人刺杀。这次刺杀背后是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奥地利当时正计划吞并塞尔维亚，或让其成为从属奥地利的卫星国。因此，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就与奥地利统治下的波斯尼亚反对派进行了合作。为此，奥地利花了一些时间思考该如何应对这次刺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政治谋杀十分常见，也不一定会引发战争。奥地利请教了德意志，德皇给了奥地利人一张“空头支票”，承诺支持奥地利的行动。由于德皇的承诺，奥地利便以此次事件为由，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并提出了塞尔维亚不可能接受的要求。结果，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7月31日，俄罗斯调集了军队。这被视作是武力威胁，使奥地利不得不做出回应。而后，德国开始实施所谓的“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在与俄国开战前，必须先打败法国；而为了挫败法国，德国军队必须从比利时入侵法国。然而，比利时的中立是由英国保障的。英国也花了些时间思考局势。但到8月4日的时候，已经确定要开战了。因此，在刺杀事件发生的短短几周后，欧洲各国开战。虽然他们一直在等待这场战争，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皇和他的军事顾问所采取的政策才决定开战。

然而，他们所参加的战争，却不是他们期望的样子。一开始，很多人欢天喜地，许多奔赴前线的德国人沉浸在民族主义的热忱中，甚至有很多社会主义者至少在投票时支持战争，只有少数帝国议会成员反对给战争拨款提案投票。德皇宣布国内内战结束，“国内和平”（Burgfrieden）开始。德意志精英有意识地将战争视作“前进的逃避”，“对和平时期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注意力的一种方法。德国战士唱着爱国歌曲迈入战场，怀着一种甜蜜的错觉，以为能马上打赢敌人，回家过圣诞。

19世纪的战争通常很短暂，往往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伤亡较少，早早结束。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不是典型的19世纪的战争。它冗长拖沓，让人筋疲力尽。士兵们被泥土溅污，被炮弹震得肝胆俱裂，躲在战壕里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前线却仍旧没有什么进展。人员伤亡很多，但却对战局没有多大影响。就像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battle of the Somme）一样，虽然人员伤亡惨重，却还是形成了僵局。德国经济无法维持长时间的战事。眼看着士兵的粮食供应中断，生存条件越来越差，国内的士气越来越低。1915年起，时不时有饥荒发生；1917年4月起，大罢工也时常发生（1917年在俄罗斯成功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1917年从社民党中分裂出来。1916年战争遭遇了一些挫败，议会对海军和潜艇战都争议不断，蒂尔皮茨被迫辞职。1917年4月，德国潜艇攻击民船后，美国加入了战争。1917年7月，贝特曼·霍尔维格政府下台，取而代之的是鲁登道夫·兴登堡（Ludendorff Hindenburg）领导的军事独裁政府（虽然在仓促的换届中还保留了两名文职大臣）。德国大众对战争感到越来越疲乏，帝国议会中也渐渐提出了支持和平的联合政府（预示着后来的魏玛联合政府），但一些德国人仍然怀着兼并主义的想法。1917年夏，右翼的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成立，它支持军队的领导。这个右翼的民族主义党派的其中一名成员是安东·德莱克斯勒（Anton Drexler），后来是德国工人党（DAP）的领导。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Nazi, NSDAP）的前身。民族主义者希望将对战争的批评转化为反犹主义情绪，他们声称战争之所以旷日持久，是因为犹太人还没从中挣够钱。（后来，他们又认为军队在国外是无法被战胜的，而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在背后捅了一刀”，从内部瓦解了德国。）尽管在1917末至1918年初，战争有可能和平结束，但德国最高统帅和兼并主义者还是选择实行权欲熏心的计划，认为若要解决国内问题、镇压社会主义，就要对外征战。1918年3月的《布列斯特和约》（Peace Treaty of Brest-Litovsk）是刚完成革命的俄国被迫签署的，它进一步增强了德国兼并主义者的信心。然而，到1918年夏，即使是最有偏见的德国将领也必须承认，战争失败了。

政府担心国内会爆发最后一次“从上至下的革命”，因此采取措施预先加以制止。军队将领导权移交至文职官员。为了符合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的“十四点和平原则”（Fourteen Points），政府开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希望到时能签署更为仁慈的和平条约。然而，正如本书下一章要讲述的内容，战后短短几个月内，自下而上的革命爆发了。1918年11月，德意志帝国倒台，第一个德意志议会制共和国成立。

对德意志帝国的评价不应该一边倒。老一辈的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对德国的统一和历史上帝国的伟大时刻欢呼雀跃，但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却也的确充满了矛盾和紧张。在普鲁士主导的小德意志中，国内政治摇摆不定，从一个承诺转眼跳到了另一个，没有对重要事件的长期规划，比如帮助工人阶级和平地融入工业化前的精英阶级主导的快速工业化的社会。读者不用认同带有目的论和进化论观点的“迟来的国家”或者“德国历史的特殊性”（Sonderweg），就能够意识到德意志帝国不同阶级的利益并没有取得平衡。但其后继者魏玛共和国也没有比它更成功。在民主议会制的框架下，德国没有解决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矛盾，这也就为采取更激进的做法铺平了道路。旧的精英阶层退位，将权力移交给了希特勒和纳粹党，希望煽动性的群众运动在拉拢大众的同时由精英阶层控制。然而，不幸的是，随着矛盾的升级，这最后一次转变却是最为致命的。

第六章 民主与独裁（1918—1945年）

1918年11月，德国建立了议会共和制。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制定了宪法，魏玛共和国（The Weimar Republic）的名字由此而来。共和国拥有先进的政治制度，其中包括先进的福利体制，并作出了一系列的让步。然而，它是在战败后的废墟和接近内战的背景下诞生的。严酷的和约和不稳定的经济状况都阻碍了共和国的发展，使它不断地遭到左翼和右翼的攻击，因为大多数德国人都反对民主政体。共和国在创立14年后，走到了尽头。按照宪法章程上台的总理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政权之一。魏玛民主政权这一灾难性的结局让共和国的整个历程都不可避免地蒙上了阴影：从长远的视角看，不管对德国历史进行怎样的解读，都只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寻找导致希特勒掌权的起因。有些学者提出，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有问题；另一些学者则认为，1932—1933年最后几个月的一些个人错误和决定，或是1929年以后经济萧条带来的影响，才是问题的重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个人的影响是主要因素，而另一些则重点研究在共和国气数将尽时，政治人物的决策过程受到了怎样的限制，以及一些结构性的限制因素。纳粹政权带来的后果如此可怕，而到底谁应该为希特勒的上台负责，史学家们还在继续热烈地讨论。

共和国初期的几年冲突不断，局势十分不稳定，但在1924—1928年形成了明显的稳定期。不过，1929—1933年的孱弱却不是华尔街金融危机带来的意外影响，而是深深植根于早前的发展趋势、弱点和压力。但这并不一定预先决定了共和国末期事件发展的确切轨迹，也无法保证最终结果就是希特勒上台。没有一个因素能够单独解释纳粹主义的兴起。比如希特勒的演讲才能，据说蛊惑了没有政治倾向的德意志人民，但光拿这个来解释希特勒上台的原因，就太有误导性了。魏玛共和国的兴衰史是极其复杂的，多重因素在特定历史情景下的发展才形成了最终的结果。这种复杂虽然使事情变得更难理解，但亦是好事。比如经常有人会问这种情况还会不会再次发生，答案一定是几乎不可能。因为这些多重因素和特定的历史情景很难再以同样的方式结合。不过，在战后的德国，极端右翼或激进主义运动兴起，而这些运动兴起的背景多种多样，也有着不同的含义。

魏玛共和国的起源和成立初期

1918年夏，就算是最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德国输了一战。原本希望通过帝国主义的对外征战解决国内社会矛盾的打算失败了。战败后的德国面临诸多困境，引发战争的社会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继续恶化。战争期间，原本正在进行的资本集中加快了速度，大型卡特尔控制了产品价格和销售市场，挤出了小企业和小商贩。于是，下层和中产阶级的处境越来越危险，而大资本家却变得越来越强大。但是同时，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在逐渐壮大。为了避免罢工，也为了避免生产中断影响战时经济动员，工业家和政府对工会作出了很多让步。他们改善了工作环境，并承认工会是劳工的合法代表。一些人加入了政治活动，由于战争时期劳动力的短缺，以前不工作的女人和青年人也加入了劳工队伍。心理上，由于经历了战争，人们的视野和视角都发生了改变。不管是因为炮弹休克症还是丧失了方向感，经历了战争的人都很难重新进入并适应日常生活。还有的人由于养老金和津贴，越来越依赖政府，对政府的期望也越来越高。

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德国国内动乱越来越频繁，国内改革势在必行。这不光是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暗示着德国必须进行改革，才可能协商出较为温和的和平条约；同时也由于自下而上的压力，军队也不想对“可耻的和平”负责。9月底，军队领导将权力移交给了政府，这对政府来说十分适时，因为军队将背负战败的谴责。10月的改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议会党派也在一直或多或少地推动改革的发起。1918年10月，巴登的亲王马克斯（Prince Max von Baden）当选为首相，宪法改革正式开始。这期间改革了公投，废除了普鲁士的三级表决制，让内阁对议会负责，军队不再受王权的控制，而是由平民政府来掌控。如此政体实际上转变成了君主立宪制，威廉二世对此持默许的态度，但他拒绝让位给他的儿子，而如果他退位，帝位可能作为政府机构被保留下来。这些改革本是为了回到集权政府所做的暂时变动，但后来却有了更为激进的发展。

10月底，海军司令官下令对英国发动最后一次，也是自杀性的进攻，希望借此挽回德国的荣誉。10月28日，威廉港海军舰队接令出击。丝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海军战士决定，既然已经战败，比起德国的荣誉，他们更想保全自己的生命，于是水兵发起了叛乱。11月3日，基尔的示威游行引发了范围更广的叛乱。11月的头几天，从德国北部到巴伐利亚的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的社会主义政府，革命动荡席卷了德国全境，士兵、水兵、工人“议会”纷纷建立，地方政府被取代。柏林成了动乱的中心，商店店主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一起探讨是否应当发起武装起义，而社民党中的温和派却对这项提议提出了反对意见。到11月9日，人们普遍认为皇帝必须退位。巴登的马克斯亲王辞职，早已逃出柏林的威廉二世离开德国，逃到了荷兰。

政府在战败的压力下倒台了，革命烽烟四起。由于这个工业国家中还有大量由工会组织的工人阶级，发动典型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然而，与马克思的理论相反，社会主义革命是1917年在相对落后的沙俄获得成功的，而德国在1918—1919年的革命，却是在既无法满足左翼分子，也无法取悦右翼分子，同时还遗留了许多对德国的第一个民主政体不利的条件下发生的，并是一系列的弄虚作假和妥协让步。这些让步在11月9日之后的几天里签订的一些协议中就有所体现。虽然这些让步在短期内可以稳定局势，但它们更倾向于掩盖矛盾，而非解决分歧，这些矛盾与分歧长期下去必然会爆发出更大的能量。再者，所谓的1918年革命其实只是政治和宪法革命，它将德国从帝国变成了共和国，但关键的是，它并没有引发德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任何变化，也没有对主要的精英阶层进行改革。军队、官僚系统、司法系统，以及教育和宗教系统，在革命过后仍然保留了它们的地位和影响力，并运用这些地位和影响力从言辞和行动上与新成立的共和国作对。

11月9日，巴登亲王马克斯将权力转交给了社民党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艾伯特合法继任了“德意志帝国总理”的位置。考虑到柏林到处都是革命的喧闹，以及会发生更激进行动的流言，艾伯特同党派的谢德曼（Scheidemann）宣告了魏玛共和国的成立。这个共和国的具体形式还没确定，就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问题和任务：安置复员士兵，签署休战协议，平息遍布全境的动乱和起义，重建德国经济，保证粮食供应，并在这样混乱的背景下为共和国创立一部各方均可接受的新宪法。这些任务都不简单，历史学家们回过头来看，可以很容易地发现那些对德国未来有影响力的人在当时决策中的失误。

很快，两个非常重要的协议签署了。在《艾伯特—格勒纳协定》中，格勒纳将军许诺，如果艾伯特要走温和路线，并镇压更为激进的议会运动，他就会提供军队的支持，他吹嘘要用军队力量来防止德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渐渐地，艾伯特变得越来越依赖军队，他用武力镇压动乱，而不再探索社会动乱的原因，不从根本上去解决它。第二个是所谓的《施廷内斯—莱吉恩协议》（Stinnes-Legien Agreement），由工会领袖卡尔·莱吉恩（Carl Legien）以及工业家胡戈·施廷内斯（Hugo Stinnes）签订。这份协议巩固了工会的地位，引入了8小时工作制，雇主们也同意不再支持“黄色工会”（即企业操纵的工会，是雇主的走狗）。最初的政府自身就是妥协的产物，11月10日设立“人民代表委员会”（Council of People’s Representatives），由3名社民党人和3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组成。虽然这个委员会后来得到了柏林议会的承认，但在12月召开的全德国议员代表大会上，温和派和激进派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却发生了分歧。500名代表中，大多数支持社民党，支持艾伯特的计划，即进行国会议会选举，并在国会议会上起草共和国的新宪法；少数人则支持独立社会民主党更为激进的观点，他们批评艾伯特的政府是“用拖延来治理国家的政府”，因为艾伯特政府拒绝在改变宪法之前进行任何社会经济改革或军队改革。艾伯特反驳，认为“将破产国有化”毫无必要，而如果要有秩序地让士兵复员和重建国家，就必须和军队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两个理由在当时和后来都遭到了质疑。结果，独立社会民主党最终和社民党彻底决裂，内阁只剩下社民党人了。1918年12月底，同样和社民党存在诸多分歧的左翼的“斯巴达克”（Spartacist）同盟建立了新的德国共产主义党派，即德国共产党（KPD）。

共和国的建立没有平息任何动乱。1919年1月，军队和自由团（即由工业家赞助、军队组织建立的志愿兵团）镇压了柏林的新动乱。在混乱之中，激进派领袖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遇刺身亡。本来就对社民党不满的左翼分子随即升起了强烈的敌意和仇恨。而温和派社会主义者与激进派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也持续存在，直到魏玛共和国垮台。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将所有的社民党视作比纳粹还要邪恶的存在。1919年前半年，不管在德国的哪个地方，社民党们都像是在依赖旧秩序的力量来镇压对新秩序有利的行动。在库尔特·艾斯纳遇刺身亡后，巴伐利亚发动了第二次革命，并于1919年4月在慕尼黑成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5月，这次革命遭到了自由团的残酷镇压，上千人死亡。各种形式的政治暴力随处可见，复员后的士兵由于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于是想在准军事组织中延续战壕中的战友情，同时，右翼和左翼分子都想对德国迷茫的政治前途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其他人在静静观察，但却越来越迷惑，只希望局势能稳定下来。同时，新宪法的创立正在筹备之中。柏林的斯巴达克动乱使稳定局势变得刻不容缓，在1919年1月19日举行的选举中，社民党只赢得了38%的选票，因此必须成立联合政府。2月6日，国会议会在魏玛召开。2月11日，艾伯特当选总统。2月13日，当选总理的谢德曼组阁，组成的“魏玛联盟”党派包括社民党、德国中央党，以及自由派的德国民主党（DDP）。

魏玛宪法于1919年8月11日生效，是一部相当进步的宪法。宪法规定，总统由公民直接选举，任期7年。作为某种程度上的“替身皇帝”（Ersatzkaiser），总统拥有多项权力，其中包括自由任免总理、解散议会并重新选举、举行全民公投等。而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一项是《宪法》第48条：非常时期总统有颁布紧急法令的权力。其他条款包括：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1]；所有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均有投票权，这对成年女性来说是第一次；内阁必须对议会负责；各邦政府仍然有很大的自主权，国家权力仍然相对分散。

图24 1919年3月的柏林路障。柏林州立档案馆州立图片资料室藏。

图25 威登菲尔斯自由团（The Free Corps Werdenfels）在慕尼黑镇压革命起义。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府档案馆藏。

地图6.1 1919年《凡尔赛条约》确定的领土

1919年初夏，严苛的《凡尔赛条约》签署。谢德曼辞职，鲍尔（Bauer）继任，并于6月28日派代表团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德国损失了一大片土地：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法国，西普鲁士、上西里西亚和波森归还给新成立的波兰，而但泽将成为国际联盟管辖的自由市，“波兰走廊”将东普鲁士与德国其余国土分割开来。条约剥夺了德国的所有殖民地，并禁止德意志和奥地利以任何形式结盟。条约还将德国军队限制在10万人以下，莱茵河左岸也由协约国军事占领一段时间后再撤出。“战争罪条款”让德国背负了战争罪责。1921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会议宣布了德国的战争赔款数额，它和《凡尔赛条约》的其他条款一样，激起了无数人的愤慨。

毫无疑问，这些和平条款十分严苛。读者也将看到，这和二战后的条款相比，简直有着天壤之别。但更糟糕的是，《凡尔赛条约》的批评者却将事实夸大，并对此大做文章。早在1918年8月就有“在背后捅了一刀”这种错误观念，而现在更多的人相信，是国内的敌人（比如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从内部背叛了不可战胜的军队。1919年秋，这种错误观念渐渐发展成为对共和国的反对，并在许多反对派的圈子里盛行。1919—1923年，反对派对共和国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右派发动了几次政变，左派也不断地罢工和发动革命运动，同时国内的经济问题也不断涌现。极端保守的法官宽大判决了右翼极端分子，而左翼分子却遭到了严重的刑罚，甚至对他们毫无必要地使用了死刑。1920年3月，卡普（Kapp）和吕特维兹（Lüttwitz）组织自由团向柏林进军，因为冯·塞克特将军（General von Seeckt）拒绝与自由团士兵对战，艾伯特政府逃往斯图加特。不过，此时一场大罢工就足以让卡普政变失败。巴伐利亚发生了规模更小的右派政变，卡尔（Kahr）领导的右翼政府掌权。1921年和1923年，社会主义者分别在萨克森发起了两场叛乱，但均未成功。1919至1920年，罢工不断发生，尤其是在鲁尔区。当时许多要求煤矿“工业化”的呼声并不是连贯一致的政治计划的一部分，大多只是出于短期的经济考虑，希望借此改善工作条件并提高工资。虽然共产党和独立社民党并没有参与抗议，但他们却想控制这些抗议活动，不过，由于他们误判了草根工人的意图，所以基本上失败了。更重要的是，社民党严重判断失误，他们担心这对于新的共和国来说是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因此过度反应，却不去理会危机的真正原因，反倒试图用武力来镇压这些表面征兆。在卡普政变中，常规军队不愿和叛乱的自由团对战，但却非常乐意在鲁尔和莱茵地区的动乱中与自由团合作对抗“红色军队”。在冯·塞克特将军的领导下，军队成功地维护了共和国前普鲁士的“国中之国”的传统。他声称如果支持共和国，就是“有政治倾向”。这种“无政治倾向”的态度，却对那些试图暗中破坏共和国的政治行动敞开了大门。同时，左翼党派内部的分歧仍在继续。1922年，随着独立社民党的解体，党派开始重新组合，社民党吸收了独立社民党的领袖和一些成员，大多数草根党员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但社民党和德国共产党在战前时期就有理论基础上的不同，两党之间的鸿沟由于政策的不同，以及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遇刺身亡，变得更加无法弥合。

图26 卡普政变。1920年3月，士兵进军柏林。柏林州立档案馆州立图片资料室藏。

1920年6月的帝国议会选举后，魏玛联盟包括社民党、中央党和民主党的支持率下降，选民倾向于选择右翼和左翼的极端党派。（德国共产党在1919年没有参选。）赔款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让国内政治越来越复杂。当高额赔偿金公布时，德国人万分惊愕，不知道疲软的德国经济将如何还款。德国的经济问题，部分是由于战时不是提高税收，而是通过贷款和债券来筹措资金，而通货膨胀早在赔款问题出现前就有了苗头。1921—1922年维尔特政府的所谓“履行战败义务政策”（policy of fulfillment）严重加剧了通货膨胀，不同领域的人士批评此政策，认为这是对战胜国的投降。但该政策的最终表现是德国无法偿还战争赔款。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德国的货币问题是以赔款偿还困难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同时，庞加莱（Poincaré）领导的法国采取的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希望控制莱茵河左岸地区。危机在库诺（Cuno）执政期间的1922年11月至1923年8月达到了顶峰（由于右翼的德国人民党加入执政党，社民党拒绝参与）。法国以德国木材和煤的输送量下降为借口，“监管”鲁尔地区的生产，其“防御性的”军队（包括比利时军队）于1923年1月进入鲁尔区，截至夏季时达到了10万人，相当于德国最多能拥有的士兵数量。德国的官方政策是消极抵抗，拒绝与法国合作并停止经济生产，这种做法对德国经济的伤害显然大于对法国经济的影响。对德国来说，唯一直接的解决方式就是印钞，这让通货膨胀急剧恶化，最终导致完全无法控制。到1923年8月，钞票上的数字呈千倍的增长，付款都要用马车来运送，钱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成千上万的民众，尤其是那些领取固定工资的人（比如养老金），以及许多自由职业者和中低阶层，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或破产的境况中，一些大工业家还能够盈利。从整体上来说，人们普遍对共和国失去了信心，他们生活在恐惧和惊惶之中，罢工和动乱四起。1923年这场危机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二战后的西德。

1923年8月至11月，施特雷泽曼（Stresemann）政府最终控制住了局面。政府实施了货币改革，发行地产抵押马克，终止了鲁尔区的消极抵抗。严峻的经济危机暂时得到缓解，政府开始重新考虑赔款问题。左翼分子（主要是受到鼓舞的社会主义者）试图在萨克森地区、图林根和汉堡发动政变，但遭到了坚决的镇压。同时，在右派的避风港巴伐利亚，一群民族主义者构想了一系列的复杂计划，这群人中也有军官，还有阿道夫·希特勒，即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又称纳粹党）的领袖。纳粹党是当时较小的民族主义（völkisch）党派中的一个。受1922年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的影响，这些民族主义者计划“向柏林进军”。1923年11月8日和9日，在起义的最后时刻，希特勒失去了他在巴伐利亚统治集团中最强大的伙伴的支持，并发现纳粹政变遭到了孤立，能够被政府轻易地镇压。当他们行军路过慕尼黑统帅堂的大门时，遭到了枪击，几名支持者当场毙命。当时许多左翼分子遭到了严厉的刑罚，但希特勒却只被判了5年监禁，审判时还获得了对他有利的全国媒体报道。实际上，他在兰茨贝格监狱里只待了几个月，拘留期间生活舒适，释放时还赶上了1924年的圣诞节。希特勒利用这次机会，好好思考了他的长期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策略和技巧，同时开始撰写《我的奋斗》（Mein Kampf）。纳粹党的前身是德莱克斯勒领导的德国工人党（DAP），后由希特勒接任。希特勒在监禁期间，放任纳粹党的解体，以便在他重获自由时采取专制领导。他宣布从1925年起实施政变，纳粹党要合法争取议席，但其最终目的是反议会的。没有人预料到，这位在艺术道路上失败了的奥地利下士竟能够执掌国家的最高权力，因为在1923的危机过后，魏玛共和国进入了表面稳定的新时期。

[1]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即以每一参选党派所得选票占全部选票的百分比来分配议席。——译者注

表面稳定时期

1924年，魏玛共和国早前的危机似乎已经结束了，许多领域都有了新的进展。1923年11月，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当选外交大臣，直到1929年去世。对于施特雷泽曼的评价褒贬不一。他是右翼人民党的一员，后来成为理性共和党成员（Vernunftrepublikaner），他支持共和国是由于现实原因，而非出于原则。史学家对他的外交政策也褒贬不一，但总体来说，施特雷泽曼在任期间，德国与西方邻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时在东部边界上，施特雷泽曼采取了开放的态度。1925年《洛迦诺条约》（Locarno Treaty）签署，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三国保证，不会用武力侵略彼此的国土。德国还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协约，但这些协约并无担保。在国际关系中，德国重新获得了一席之地，并于1926年9月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施特雷泽曼希望《洛迦诺条约》能够缓和国内对自己政策的批评，并有助于东部政策的推行。1926年4月，《柏林条约》使德国和俄国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同样的内容早在1922年签署的《拉帕洛条约》（Rapallo Treaty）中就已出现 [当时的外交大臣是拉特瑙（Rathenau）]。《拉帕洛条约》有助于改善德国和俄国的邦交正常化（与德国一些修正主义者的预期相反，签订这个条约并不是为了分裂波兰、恢复1914年的东部边疆）。1926年签署的《柏林条约》规定，若俄国向第三国开战，德国保证中立。这就意味着，如果俄国和波兰开战，法国就无法穿过德国的领土去支援波兰。

波兰因此相对处于弱势。关于赔款问题，1924年制定的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试图将德国的利益与美国的经济扩张相结合。同意德国每年还款一次，每次的还款数额比之前的赔偿协议减少；设立最初的复苏阶段，德国只要还1/5，剩下的4/5由国际贷款偿还，作为“启动”资金来帮助德国。德国从1928年或1929年开始每年偿还“正常”的赔偿金。1925年7月，法国军队开始退出鲁尔区，莱茵兰的第一片区域清空了。1927年1月，监督德国裁军的盟军也撤退了。法国和德国之间达成了经济和解，德国外交大臣在美国和法国间斡旋，于1928年8月签署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随着正常赔款的日期渐近，对赔款和莱茵兰驻军完全撤出的讨论进入了白热化阶段。1929年8月，为应对国内右翼的强烈反对呼声，开始实施杨格计划（the Young Plan），设定了新的赔款数额，每年的平均数额比道威斯计划还要低；协约国取消对德国的管制，1930年6月莱茵兰也将清空所有的军事占领，这比德国人从《凡尔赛条约》中预期的要早5年。在施特雷泽曼任职期间，德国外交似乎获得了许多进展：鲁尔区的外国军队撤出；莱茵兰军事管制取消；德国与邻国邦交正常化；德国加入国际联盟；更容易达成的赔款计划；甚至以和平手段追求修正主义的目的，进而为修改德国东部边界留下余地。

在文化领域，魏玛时期见证了德国在知识上的蓬勃发展以及艺术上的创造。“魏玛文化”产生的影响超越了其所在的时空。在自然科学领域，心理学、心理分析及社会学理论学者讨论、提出了新的思想。在建筑领域，沃尔特·格罗佩斯创立了包豪斯设计学院，创造出兼具美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建筑、室内设计和家具风格，流行了大半个世纪。在音乐领域，勋伯格（Schönberg）的创新作品世界闻名，同时，美国的“颓废”爵士乐也在一些圈子中流行，但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在散文与诗歌创作领域，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HeinrichMann）、埃利希·克斯特纳（Erich Kästner）、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ke)、斯特凡·乔治(Stefan Geoge)等人的作品被列入经典。戏剧方面，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杰作频出，尤其是当他与作曲家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进行合作时。现代艺术领域也有一些重要的活动，其中的流派有“蓝骑士”（Der blaue Reiter）、“桥社”（Die Brücke）、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立体派和未来主义等。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利用不同的方式和媒介，分析、揭露、评论自己所处的社会，从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对魏玛柏林晚期暴力的现实主义的刻画，到格奥尔格·格罗斯（Georg Grosz）、克特·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等人的作品对魏玛社会的夸张描述，或是约翰·哈特菲尔德（John Heartfield）的海报和海因里希·齐勒（Heinrich Zille）关于柏林底层社会的漫画。20世纪20年代还是大众文化扩张和商业化的时代，电影院开了一家又一家，在1929年有声放映机出现之前，一直放映无声电影。收音机也逐渐普及。直到1932年，帕彭（Franz von Papen）将收音机用作政治用途，为后来的纳粹对媒体的利用打下了基础。对纳粹来说，媒体是政治宣传的手段。尽管很多（但并不是所有）“趣味高雅”（high-brow）的文化在政治上明显左倾，但更为大众化的文化仍然是民族主义的，比如一些没有《西线无战事》那样有名的战争片，对这种大众文化最恰当的称呼可能是德语的Kitsch（庸俗的艺术品）。有人认为魏玛时期的德意志文化和生活是堕落的，道德观似乎变得宽松了。女人们的新发型短短的，带着男孩子气；人们抽烟，还开始使用避孕药物和用具。保守派，尤其是新教组织，带着敌意激烈地批评这种现象。也有天主教教区对此感到不满。左派则无情地抨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同情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对“魏玛文化”中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唯一合理的推论就是，其中的极少部分在理论上有益于共和国的存续。左派抨击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不公，右派则不满现代大众民主所带来的堕落和社会道德的下滑。托马斯·曼是个孤独的例外，但也很晚才表示放弃自己在1918年的“无政治倾向”的保守主义，转而支持共和国。不过，必须承认的是，虽然魏玛时期的德意志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成就斐然，但对魏玛文化的影响却众说纷纭，政治上的意义也十分含糊。

图27 在巴伐利亚的巴特·特尔茨（Bad Tölz）举行的一场农民婚礼。这些农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与后来所称的“魏玛文化”相去甚远。出处：Deutschland Bild-Heft Nr. 117: ‘Bad Tölz und das Land im Isar-Winkel’（Berlin-Tempelhof: Universum- Verlagsanstalt, c. 1933）。

另一方面，魏玛共和国达成的妥协也是模糊的，这最后也成了致命的。这就是魏玛共和国早期于1918年11月所达成的社会妥协，在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革命年代，雇主对工会代表作出了妥协。双方在工资、工作条件、8小时工作制等方面达成了协议，工会和雇主以“中央工作组”[1]的集团主义形式进行合作，必要的时候政府作为仲裁人介入。1920年颁布的《企业代表会法》（Works Council Act）为德国后来的共同决定[2]传统打下了基础。20世纪20年代晚期，人们开始讨论经济民主。在1924年后的稳定期，社会政策有所扩张，其中包括社会住房建设和1927年《失业保险法》的颁布。然而，这一时期的历史并不完全是工业关系和社会政策的进步。1923年，危机发生后，雇主开始背弃一些协议，其中包括8小时工作制。“中央工作组”解体，德国主要的贸易工会即全德工会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 ADGB）的官员于1924年1月辞职。1923年起，工会开始流失成员和资金，渐渐失去权力和人们的信任。弱小的工会对威胁十分警觉，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总是依赖政府的介入以胁迫雇主。不过，雇主也同样警觉，他们从1923年起猛烈抨击维持妥协政策的魏玛体制，这最后成了共和国垮台的重要因素。从1928年鲁尔钢铁罢工事件可以看出，工业家越来越想要摆脱福利国家的介入。另外，即使在共和国的这些“好年份”（good years）中，德国经济也极大地依赖美国的短期贷款和投资，如果美国发生经济衰退，那么德国经济也会跟着衰退。

尽管魏玛共和国从1924年起明显地进入了稳定期，许多人还是没有真正认可新的政治体制。艾伯特于1925年突然离世，年老的民族主义军事英雄—陆军元帅兴登堡当选新任总统。这表明了国内对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广泛呼声。从1925—1926年起，兴登堡和1926年起实际领导军队的库尔特·冯·施莱歇（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一起积极想出了许多计划，希望政府朝右翼的专制政体发展，摆脱议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另外，政党政府的形式遇到了愈来愈多的阻碍。比例代表制以及众多小党派的存在意味着没有一个党派能够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大选。相反，主要党派的激进观点互相碰撞，极难形成能够顺利运作的联合政府。德国中央党、自由派的人民党和保守派的德国国家人民党虽然在国内政策上能够达成一致，但却无法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一致。同样，虽然所谓的“大联合政府”，包括社民党、中央党和人民党（不包括德国国家人民党）能在外交政策上达成一致，却无法在国内事务上取得一致意见。这样，唯一的选项就只剩下建立少数派内阁，如果无法获得左派或右派的支持，政府就只能忍着了。在这种情况下，内阁的更替很快，总统频繁介入，政党政治和议会政府也失去了原本就没多少的支持和信任。

很难说，如果舆论环境更好一些，魏玛共和国是不是能坚持得更久，毕竟初始阶段的窘境、早期继承的烂摊子和自身社会政治基础的脆弱，已经让政府疲于应对。实际上，从1929年起，魏玛民主制就开始遭受各方的猛烈抨击，就算坚持下来，也已千疮百孔。而1930年过后，问题就成了民主制会以什么形式崩塌。

[1]又译：中央劳动共同体，即Zentral-Arbeits-Gemeinschaft, ZAG。——译者注

[2]即由雇员选举董事会的一半代表。——译者注

魏玛民主的垮台

早在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灾前，就已经有计划要逐步废除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民主。但魏玛民主垮台的方式却受到了由世界大萧条引发的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在德意志造成了可怕的后果。社民党在1928年的大选中胜出，紧接着社民党总理赫尔曼·米勒（Hermann Müller）领导建立了“联合政府”。尽管社民党内部一开始在战列舰的拨款以及杨格计划的实施问题上有分歧，不过，最终还是成功解除了危机。但华尔街股灾的后果却特别严重，因为德国经济一直依赖外国的短期贷款，现在这些贷款却被迅速撤走。失业人口急剧上升，从1929年9月的130万人上升到1930年9月的300多万，最后在1933年初超过了600万，占总劳动人口的1/3。由于官方数据会低估实际情况，再加上很多是临时工作，因此大约半数的德国家庭都受到了经济萧条的影响。更多的人因害怕金融灾难的发生而几乎要崩溃。这些情况产生了许多后果。失业人口不断上升，工作人口不断下降，后者已经不能支撑前者，因此，1927年法令中规定的失业保险自然就无法发放。米勒政府在此问题上陷入了僵局，并最终倒台。人们也未能在其他备选计划上达成一致，工会、雇员和不同党派人士的意见各不相同，各方固执的程度也不一样。1930年3月，政府放弃寻求议会的党派政治支持，转而成立了第一届总统内阁，民主成了无关痛痒的因素。

1930年的布吕宁（Brüning）内阁早在1929年就有组阁的打算，作为将权力从议会转移至旧的精英阶层（包括军队、官僚和经济精英）的策略，政体为总统制的集权主义。1930年后，《宪法》第48条时常用于颁布紧急法令，议会开会和立法逐渐减少。布吕宁实施通货紧缩政策，还想履行赔款义务，这就导致了德国的财政和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布吕宁希望对赔款方式进行彻底的修改，虽然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民受苦，但他最终做到了。胡佛发表了《延债宣言》（Moratorium），赔偿支付于1932年结束。但同时，国内脆弱的政治环境还在经受一些重大的变动。1930—1933年，有两个因素共同葬送了魏玛民主：一是旧精英集团对议会政府的抨击，其早在经济危机前就存在；二是危机时期的新大众运动，大批民众被具有独特魅力的领袖吸引，这位领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被释放后，于1925年重建了纳粹党。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纳粹党从早期的巴伐利亚，扩展到了德国的不同地区，获得了许多社会群体的支持。纳粹党主要由下层中产阶级、新教徒、农村和小镇选民组成，其支持者大多来自德国北部和东部。它还吸引了一些受过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以及不那么组织有序的工人阶级，后者的人数更少一点。虽然工人阶级中的纳粹分子只占了一小部分，但由于工人阶级的基数大，其中的纳粹分子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在1928年的大选中，纳粹党只获得了2.6％的选票，得到了12个议会议席。1929年，纳粹党与当时右翼的出版界大亨胡根贝格（Hugenberg）领导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合作，发起了反对杨格计划的运动，纳粹党得到了巨大的免费宣传，与右派中手握权势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合作也使他们面上增光。由此，在1930年9月的大选中纳粹党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成为帝国议会中仅次于社民党的第二大党，拥有107个议席。随着小资产阶级（bourgeois middle）政党的倒台，极端党派的选票增加，德国共产党的议席增加至77个，社民党无法取得议会大多数的席位，也无法成立任何联合政府。社民党担心，若再进行选举，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于是它选择“忍受”布吕宁的总统内阁。虽然在1930年以前，来自工业界的资金对纳粹党的成功可以忽略不计，在那之后也并不重要，但工业家们开始意识到纳粹党对破坏议会制的重要性，并在1932—1933年对兴登堡施加影响，说服他利用希特勒达成这一目标。

德国在1932—1933年的政治史充斥着阴谋和误算。布吕宁内阁倒台，部分是由于兴登堡重新当选为总统，这对他来说是个侮辱，而他对此处理不当（兴登堡当选于两次国会选举后，在第二次选举中，希特勒获得了1/3的选票）。在持续了大半年的阴谋诡计中，最关键的人物是施莱歇将军，他的计谋导致了布吕宁政府的崩溃，帕彭接任总理。在短暂的执政时期内，帕彭取消了布吕宁政府对纳粹准军事组织冲锋队和党卫队的禁令，还以街头暴力为借口，认为普鲁士的邦警察已经无法维持秩序，于是罢免了社民党领导的普鲁士邦政府，并以专制手段控制了普鲁士。在1932年7月举行的大选后，纳粹党获得了令人震惊的230个席位，加上德国共产党的89个席位，意味着政府未能保持有效的议会大多数，帕彭被迫辞职。施莱歇还拉拢纳粹，希望建立一个新的联合政府，最终他的意图却失败了。1932年8月，兴登堡不情愿地提出让希特勒担任副总理，希特勒拒绝了，这在纳粹党内招致了许多批评，纳粹党人担心希特勒拒绝了一个再也不会出现的好机会。9月，帕彭政府以512∶4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不信任动议。所有党派，右翼、工业和农业精英、军队高层，甚至是兴登堡总统，都在思考如何有效地废除议会政府，重新让旧的精英阶层掌权，并修改宪法，使议会选举不再是必要的程序。这时的德国失业率上升，街头暴力频增，议会中互相对抗的左派和右派冲突不断，议会完全陷入了僵局，议会权力因此大大削弱。共产党和社民党之间分歧严重，无法合作对抗纳粹主义，1932年秋的德国，内战一触即发。不过，奇怪的是，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纳粹党的支持率第一次开始走下坡路，然而魏玛共和国却走向灭亡。在1932年11月的大选中，纳粹的选票少了200万，议会席位也随之减少到了196个。虽然它仍然是帝国议会的第一大党，但这并不是它一定要领导政府的理由，正如当年的社民党。

图28 1932年，一张宣传兴登堡大选的海报。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府档案馆藏。

很快，施莱歇于1932年12月接任总理，并担任此职位直至1933年1月。施莱歇试图拉拢工会，以及以格里高·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为代表的纳粹党左翼。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了工业家和农业从业者的恐慌，因为施莱歇为此可能实施创造就业和税改计划。斯特拉瑟对施莱歇的提议并没有作出积极的回应，最后辞去了他在纳粹党中的职务并退出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很明显，施莱歇和前几任总理一样，也无法达成可行的妥协方案。他还让兴登堡相信，在内战发酵的时期，军队无法维持秩序，这一举动可能是轻率的。1933年1月，帕彭与包括希特勒、兴登堡的儿子和兴登堡在内的各界人士讨论，工业与农业利益集团[如被纳粹渗透的“帝国农村联盟”（Reichslandbund）]对年老的总统施加压力，让总统在新的联合政府内阁中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兴登堡非常厌恶这位发迹的“波希米亚下士”，他在1月底不情愿地做出了妥协。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一切都符合宪法章程。

某种意义上，这仅仅代表了1930年后总统内阁和专制统治的延续。但另一方面，考虑到后来的发展，希特勒继任总理当然也代表了与先前的德国政治的根本决裂。纳粹党在1923年政变失败后，公开表明要用合法手段颠覆议会。他们想要破坏民主，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而希特勒正是这样一个党派的领袖。不过，纳粹党本身相当独特。虽然它在一些社会群体中的支持率高得不成比例，但比起当时受众更局限的典型利益集团的党派，它代表的是更为广泛的大众运动，可以说是超脱了派系斗争和阶级矛盾泥潭的“人民的党”（Volkspartei）。它有能力许诺将撕裂社会的分歧再次弥合起来。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十分含糊、无所不包：反现代、反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这对不同的人来说可以是不同的意思。同时，纳粹巧妙地利用了大众传媒和政治仪式（例如1929年的纽伦堡纳粹集会），形式上就像是一个强大的新异教。再加上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他拥有超常的演讲天赋并不断加以改进，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公众形象。有了这么多条件，纳粹党完全可以把自己包装成德国命运的拯救者，让一个所有人渴求多年的伟人来领导全德人民。纳粹许诺要给德国人民带来一个新的民族社会，让德意志再次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撕碎可恶的《凡尔赛条约》，惩罚1918年的“11月罪犯”，让“犹太病菌”消失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使他们无法再影响、污染“雅利安”种族，将那些暗中颠覆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和罪犯宣布为非法。所有这一切对于多数绝望、恐惧的德国人来说具有致命的吸引力，魏玛民主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民族耻辱、经济灾难、社会矛盾和个人对未来的迷茫。民族主义者以及工、农、军界精英都意识到了这种大众运动的力量，也意识到了自己缺乏群众的支持，但他们却认为自己可以“利用”、“驯服”这个大众运动，并运用民意使自己破坏民主的计划拥有合法性，而这单凭他们自己是无法达成的。希特勒根本不需要“夺取”任何权力，那些旧的精英阶层直接敞开大门欢迎他进来。面对这两者的合作，权力已经遭到削弱的工会和内讧不断的左派已经无能为力，他们再也无法挽救被利益集团和小资产阶级大众抛弃的民主制。而这些阴谋失算的精英们，比起最终无法保护摇摇欲坠、命途多舛的魏玛共和国的人来说，他们犯的错误要悲惨和不负责任得多。在这种独特的境况中，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了。

图29 1932年柏林拒付租金运动。院子里，共产党和纳粹党的旗子并排悬挂。柏林州立档案馆州立图片资料室藏。

希特勒政权的巩固

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花了一些时间来扩张自己的势力，他刚上任的时候，内阁里除了他以外只有两个纳粹党员——弗里克（Frick）和戈林（Goering）。1933年5月，大选又一次拉开了帷幕。虽然2月27日国会大厦纵火后人心惶惶，纳粹党还以这次事件为借口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依然没能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大多数选票。纳粹党获得了43.9%的选票，288个席位，左派则获得了超过30%的选票（社民党128个席位，德国共产党81个席位），中央党和自由派总共获得了18%的选票。即使加上和他们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纳粹还是无法立即获得2/3的席位，更别提按照授权法案更改宪法，彻底毁掉民主政府了。不过，3月21日，精心筹备的新国会的开幕式在波茨坦的加里森教堂举行，希特勒成功说服了中央党和其他较小的右翼党派，让他们支持自己的计划。同时，他又禁止共产党员和21个社民党党员参加3月23日晚的帝国议会。于是，希特勒成功地在议会上通过了《授权法》，只有社民党敢高声反对，并投了反对票，反对废除德国的民主制。从此以后，希特勒就可以不顾议会的意见，任意通过任何他想执行的“法案”了。实际上，议会立刻就变得毫无意义了。1933年初夏，除了纳粹党以外，所有党派要么被认定为非法组织（共产党首当其冲），要么必须自己解散（1933年7月5日，中央党正式解散）。1933年7月14日颁布《禁止组织新党法》，由此建立了一党制。

政府在许多领域推行“一体化”（Gleichschaltung，字面意思就是调到同一个速度）。1933年4月7日颁布的《公职恢复法案》对公务员队伍进行了清洗，以保证其中没有纳粹主义的反对者，也没有犹太人。1933年3月，纳粹党开始扩大地方权力，打击地方州议会。4月10日，纳粹派遣“帝国代理官”至各州维护纳粹的权力。5月，工会遭解散，并由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领导的“德国粮食总会”（DAF）代替。瓦尔特·达雷（Walter Darré）控制着“国家农民协会”，负责处理农业及农民相关事务，而“手工业、贸易和行业组织”则是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栖身之所。1934年1月30日，希特勒当上总理一年后，议会的上议院（Reichsrat）也遭到废除，联邦体制走到了尽头。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过世，对宪法的最后一项重大改革也随之而来。希特勒立马将总统和总理合二为一，立法使自己成为德国元首，并令军队听命于自己，向自己宣誓效忠。

由于希特勒在解决冲锋队和军队的冲突时，作出了偏向军队的裁决，因此军队就更容易向希特勒俯首称臣。恩斯特·罗姆领导的冲锋队（SA）发展成了对党卫队和军队来说都难以驾驭的竞争对手。希特勒意识到他非常需要军队对他的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支持，于是便谋划了所谓的“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1934年6月30日，冲锋队的领袖，还有一些曾经和希特勒争吵过的人（包括施莱歇和格里哥·斯特拉瑟）被谋杀，这场谋杀后来被1934年7月通过的一部法律“合法化”了。冲锋队老老实实地待在了自己的位置上。1936年，党卫队队长海因里希·希姆莱控制了党卫队和德国警察，在第三帝国成功地掌握了所有的恐怖手段，可以不顾法律公正，任意实施逮捕、拘留、监禁、酷刑和谋杀。1933年3月，在近慕尼黑的达豪（Dachau）建立了第一所纳粹集中营，声势浩大，媒体争相报道。这实际上是专门拘留和强迫劳动的集中营，“反社会分子”（包括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反对者、同性恋及传统意义上的罪犯）要在其中接受刑罚。尽管这些人遭受的非人道待遇、酷刑、营养不良、体质病弱、过度劳作和公然杀害都导致了他们的死亡，但这些劳动营[门口的口号居然是“劳动带来自由”（Arbeit macht frei）]并非1941年后那些专门用来杀人的灭绝营。由于害怕被抓捕，害怕身边有告密者，许多德国人战战兢兢地遵守着希特勒政权的要求，被迫过上了一种双重生活，只在私下表达自己真正的看法。

图30 庆祝“波茨坦日”为希特勒做的宣传海报, 将希特勒描绘为大政治家以及由兴登堡认可的腓特烈二世继承人。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府档案馆藏。

在胁迫他们遵纪守法的同时，纳粹还采取措施让他们一致同意、支持新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这些措施部分是意识形态的灌输，部分是实践。对于那些没有被排除在新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之外的人来说，即那些没有政治倾向的雅利安人，他们没有犹太血统，对政治也没有强烈的厌恶，在纳粹德国的和平时期，他们的生活相当舒适。纳粹的创造就业计划—建设高速公路、大型建筑工程，增加重整军备相关的项目也不断促进了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已经开始的经济改革的发展。纳粹的经济政策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既要为战争作准备，还要满足消费者。这些目标有时会发生冲突。关于纳粹经济政策和德国经济恢复的关联，以及它们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学者们意见不一。比如1936年后的重整军备政策，某种程度上可能反而拖累了经济恢复的速度。另外，资本集中的加快代表着纳粹上台前的经济形势还在持续，很难分析其原因和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发展和1933年之前纳粹的意识形态是相互冲突的，比如之前宣布的反对大型商场、支持农村的“血与土”价值观，这些都很难和军备政策要求的工业发展相一致。很明显的一点是，失业率大幅下降，20世纪30年代甚至出现了劳工短缺的现象。比起魏玛共和国年代的困难和迷茫，纳粹独裁对许多德国人来说意味着收入的稳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使随之而来的是个人自由的限制。

纳粹实行了很多计划，向民众灌输和谐的民族共同体将抚慰魏玛时期伤痛的观念。其中包括“劳动之美”（Schönheit der Arbeit）、“力量来自欢乐”（Kraft durch Freude）等计划，并为工人组织业余活动和假期旅行，在工厂中也强调共同体的概念，在工作中向德国人灌输一种新的精神和热情。同时，戈倍尔担任了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此部门于1933年3月成立，很奇怪的是，它不停地向民众发放各种资料，有轻松的娱乐或消遣内容，也有政治灌输。1933年5月10日，纳粹焚烧了左翼、犹太人和其他“非德意志”作者的书籍。这项运动由纳粹激进分子发起，戈倍尔负责，代表着纳粹要净化德国思想，只剩下自己的思想。他们还建立了希特勒青年团（HJ）、德国少女联盟（BDM）以及纳粹妇女组织等一系列的社会组织，试图帮助不同的社会团体融入新的共同体。同时，许多德意志组织或被宣布为非法，或遭到解散，或由纳粹接管。在“救世主”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所谓复兴的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在权力与统一的象征性展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其中包括一些大规模的仪式和游行等，还有当希特勒经过时，德意志崇拜者向他行的纳粹礼。

纳粹宣传的希特勒形象亦有真实的成分，充满个人魅力的领袖形象代表着团结的强大力量，冲击着所有的地方矛盾和日常生活中的不和。地方政府高层一边忍受着民众对他们的不满，一边叹息着“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然而，如果对第三帝国的表面信以为真，那肯定是不对的。一方面，纳粹体制内仍然存在着权力的争斗，新的党组织模仿国家行政机构，互相竞争并延续行政机构的作风。管辖区域的重叠导致各个方面的竞争和矛盾，这不仅存在于互相争斗的党组织之间，也存在于国家官僚机构和党的官僚机构之间。要解决这些矛盾，没有法律可依，只能向元首上诉。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元首的愿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超脱所有争斗的充满魅力的元首形象，更多的是政体本身的结果，而非希特勒自己的个人标志，毕竟这么多互相竞争的组织必须能够运作起来。很多时候，希特勒只在最后的一刻介入纠纷之中，用真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式，让所有参与者物竞天择，然后支持较为强大的一方。在很多决策过程中，希特勒将决策尽量推迟到最后一刻。但这并不等同于一些分析所说的，他是个“软弱的独裁者”。他真正重视的问题，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希特勒会非常坚决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实施。对于其他政策，他只是对政策形成过程的细节并不在意罢了。另外，考虑到核心的精英阶层，尤其是工业家和军队上层，并不像下层群体那样组织有序，因此极权主义的概念应当更符合他们的利益。20世纪30年代，这些精英阶层和纳粹的目标基本一致。他们支持从专制和反工会的角度出发，重建经济、重整军备并修改令人憎恶的《凡尔赛条约》。但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在很多细节上，不同的利益团体之间产生了分歧。自1938年起，政权进入了更为激进的时期，这些分歧的解决变得十分突然和剧烈。1939年德国开战后，这些分歧就变得更为复杂了。

同样，大众的观点也比第一眼看起来要复杂得多。虽然有一拨纳粹的忠实拥护者，但1933年3月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抱着机会主义的目的加入纳粹党，而其他人则不顾自身事业或家庭生计，对入党漠不关心。人们并没有全盘接受“纳粹意识形态”（其各部分并不连贯一致，条理也并不清楚）。相反，他们支持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宣传国家的伟大、修改《凡尔赛条约》等，而反对另一部分，尤其是当他们个人在财产上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时。例如，许多农民在1933年以前支持纳粹的“血与土”，但很快就对一些农业政策感到不满，比如《国家世袭农庄法》（the Entailed Farm Law）。这部法案规定，中等规模的农庄只能由单个继承人继承，不能分给多个继承人，且继承人必须是德意志雅利安血统。公众对此评价不一，大多数人得过且过，今天对这个政策不满，明天又为另一个政策欢欣鼓舞，对整体的政策方向没有感觉。大部分人对他人的命运毫不关心，即便邻近地区有人突然被带走了。

图31 纳粹少女组织——德国少女联盟代表团在慕尼黑的统帅堂纪念在1923年政变中被打死的纳粹英雄。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府档案馆藏。

希特勒将注意力放在那些与切身利益相关的方面，这种政策倾向甚至对教会也产生了影响。教会在第三帝国的地位模糊。新教徒占纳粹选民的数量不成比例得高。并且，新教徒迅速分成了两派，即支持纳粹的“德意志基督徒”和反对纳粹的“认信教会”。大多数认信教会的教徒是非常有勇气的纳粹主义的反对者，其中包括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不过，虽然纳粹不得不放弃他们早期颠覆教会、将纳粹主义作为帝国主教的计划，但大多数的新教徒对纳粹政权的看法还是相当复杂的。教会反对纳粹对教会学校的攻击和对教会结构的重组，但许多新教徒和纳粹一样，反对共产主义并拥有保守的民族主义目标。而因天主教会对罗马的忠诚超越了一切，一开始就对纳粹主义更为抗拒，并且天主教本身“完整的”意识形态和对团体的强调，比起新教徒的个人主义来说，对纳粹主义也更有抵抗力。不过，总的来说，天主教对纳粹的抵抗力其实和新教差不多。1933年7月，纳粹政府与梵蒂冈签署了《政教协定》，受此肯定，德意志天主教徒渐渐开始反抗纳粹对他们宗教信仰的干涉。例如，纳粹曾将教会学校的耶稣十字架受难像拆除。但他们对“宗教”和“政治”事务分得很清楚，在宗教事务上，反对纳粹是合适的也是被准许的，而政治事务则与教会无关。这种自我设限意味着，虽然教会实际上反对纳粹杀死许多有精神疾病或弱智的德国人（当然包括天主教徒）的“安乐死”计划（‘euthanasia’ programme），但教会无法反对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在某种程度上，天主教与政权疏远，天主教的反对被限定在与政治分离的宗教事务上，是在教会范围而非国家范围内。新教徒也一样，他们还有路德的政教分离思想作支持。

因此，德国人处于胁迫和同意的混乱状态之中。战前的纳粹德国，德国人的经历和境况不断改变，同样随之变化的还有经济和社会条件，这些导致了他们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事务上，既有不满，也有支持；既有赞同，也有异议。也有些人根本没有同意或不同意的自由，他们就是被排除在新的民族共同体之外的人，深谙纳粹政权的黑暗一面。左翼分子很早就被拘捕、监禁，或被迫进行地下活动。反抗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还有因种族传统或个人习惯而遭受区别对待的：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同性恋者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置，斯拉夫人则遭人诽谤。20世纪30年代的犹太政策大多是一系列的临时措施：1933年4月试图抵制犹太商店和贸易；不让犹太人担任公务员和其他职务；1935年颁布《纽伦堡法案》（Nuremburg Laws），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并禁止非犹太人与犹太人通婚；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纳粹攻击、抢劫、焚毁了犹太教堂、房屋建筑等，许多犹太人被杀害。这些措施主要是由纳粹党中的激进分子发起的，或是为了回应党中激进派所作出的决定。在公众面前施行暴力并不需要获得公众的普遍支持，但很多人赞成将犹太人“移除”出德意志社会，而犹太人财产（包括房屋住宅）的“雅利安化”，更是让受益者十分满意。人们称赞《纽伦堡法案》将对犹太人歧视合法化，但人们并不赞成“水晶之夜”中毁坏房屋和制造混乱的行为。很明显，新德意志千年帝国“不需要”（unerwünscht）犹太人，他们也与德国未来的光荣毫无瓜葛，但和平时期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纳粹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会演变成种族屠杀政策。

希特勒在两个领域内有明确的政策目标，一是种族政策，二是外交政策。希特勒希望德国成为一个“纯净的”种族共同体，他还想扩大德意志人的“生存空间”，使其达到欧洲第一，甚至世界第一。所有其他计划都必须指向这两个目标。下面，本书将谈到纳粹政权激进外交、战争和种族屠杀。

外交政策与战争时期

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我的奋斗》和当时尚未出版的“第二本书”中，希特勒就已经计划好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其中包括修改《凡尔赛条约》、吞并奥地利、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变成卫星国、在占领俄罗斯前与法国作对、最后主导世界，而英国则是德国要保护的小伙伴。很明显，至少在这个计划的初始阶段，希特勒需要德国保守民族主义分子的广泛支持。实际上，1930年后，在布吕宁政府的领导下，外交政策已不再是施特雷泽曼时期较为谨慎的和解风格了。新的、更偏向对抗的外交风格发展起来，从多边协定向双边政治和经济协定转变，主要以扩大德国在欧洲西南部和东部的影响为目标。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这种趋势还在延续，但速度更快了，希特勒也更加野心勃勃。无论如何，将希特勒送上台的旧精英阶层仍然与希特勒政权维持着原有的合作，并伴随着一些矛盾和分歧，直到1937—1938年的冬天。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的总体策略是通过外交手段获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同时积极推进重整军备计划。从20世纪20年代晚期起，重整军备一直在暗中进行，并向各方征集扩大军备的不同方法。希特勒在上台不到十天内，就向将军和内阁表示了他的意图。一开始，德国对重整军备遮遮掩掩。1933年发行所谓的“半政府债券”（Mefo Bills），1933年7月克虏伯公司又委婉地将制造坦克说成是“农业拖拉机计划”。1934年，德国生产炸药、轮船和飞行器，这些行为均是《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但军队却予以支持。1935年3月，希特勒向世界宣告，德国已经拥有了一支空军，并公布了总体的军备状况和征兵制。同时，希特勒和一些国家单独达成了协议，想要以此代替集体协议。他退出了日内瓦裁军会议，并于1933年10月让德国退出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1934年1月，不顾外交部的劝阻，希特勒与波兰达成了十年期限的《互不侵犯条约》。1935年1月全民公投后，萨尔兰于3月回归德国。1935年4月，德国的重整军备遭到了英、法、意成立的“斯特雷萨阵线”（Stresa Front）和国际联盟的谴责。但英国和德国在1935年6月的《英德海军协定》中达成了一定的互相理解，德国依照协定，将扩大自己的海军队伍至英国海军规模的1/3。虽然意大利和德国在奥地利事务上产生了冲突[奥地利的纳粹党试图于1934年发动政变，陶尔菲斯总理（Chancellor Dollfuss）遇刺身亡]，但希特勒还是希望改善两国关系。他非常崇拜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因此有一段时间在与奥地利有关的问题上十分谨慎。无论如何，斯特蕾萨阵线本身并不牢固。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英国和法国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住了，同时两国的国内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糕，群众的不满使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希特勒因此受到鼓舞，并抓住机会实施他在外交政策上的第一着险棋。1936年3月，德国向莱茵兰派遣军队。尽管德国的士兵数量相对较少，但还是成功获得了国内大众的赞誉，而来自国外的批评则非常少，因为德国毕竟只是“进了自己的后院”。

1936年，希特勒宣布德国必须在四年内为战争做好准备，并开始了由戈林负责的“四年计划”。这标志着德国的经济政策不再是先前的前德意志帝国银行主席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领导下相对传统的管理方式。1937年11月，因为与戈林的“四年计划”产生了分歧，沙赫特又辞掉了经济部长的职位。纳粹积极推进重整军备计划，但国内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下降。希特勒一直非常注意公众的普遍意见和自己的支持率。外交政策的改变也令希特勒与他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的盟友关系变差了。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将德国与意大利拉得更近[他们都支持佛朗哥（Franco）]，建立了“柏林—罗马轴心”。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有一段时间在外交事务上崭露头角，他与外交部形成了竞争关系，并于1936年成为德国驻英大使，但最后并没能使英德结盟。1937年，希特勒意识到自己必须放弃和英国结盟的计划，并加强德意之间的关系。1938年，在里宾特洛甫的影响下，日本成为轴心国的第三个成员。形势变得越来越清楚，德国无法维持长时间的军备竞赛，必须早点宣战。

1937—1938年冬，希特勒和一些旧保守主义者的分歧已经到了不可弥合的地步。1937年11月，根据希特勒的军事副官霍斯巴赫（Hossbach）上校的备忘录记载，希特勒与陆军、海军、空军将领以及外交部部长、战争部部长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议上，希特勒发表了一段冗长的演讲，介绍了他扩大德国生存空间的部分计划。希特勒并没能让自己的听众信服，他们对这个计划持保留态度，有的人甚至批评了这个计划。但在12月，纳粹的军事计划实际上已经变得越来越倾向进攻，而非防守。1938年2月，希特勒开始了对军队将领的清洗计划，他除去了反对他的保守派将领，让态度更为顺从的军官顶替他们。弗里奇（Fritsch）被冯·布劳希奇（von Brauchitsch）将军替代，14名高级将领被强制退休，另外46名将领必须更改自己的命令。原本担任战争部部长的布隆贝格被直接免职，本来就是德国元首的希特勒自己兼任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取代了之前的国防部，凯特尔将军成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berkammando der Wehrmacht, OKW）新部长。1938年2月，里宾特洛甫终于取代诺伊拉特成为外交部部长。这些改变意味着政权更加纳粹主义了，不再受传统德国民族主义者更为传统的想法和目标的限制。

1938—1939年，希特勒能够通过相对和平的手段，达成他两个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标。尽管德国在1936年重申了尊重奥地利的主权，这种做法也加快了德意之间的和解，但奥地利问题还是持续引发争端。1937年，戈林主动施压，奥地利问题终于在1939年春一发不可收拾。陶尔菲斯之后继任奥地利总理的许士尼格（Schuschnigg）在1938年2月与希特勒举行会谈后决定，于3月举行全民公投，想借此维持大局。希特勒和戈林想推迟并取消公投，将权力从许士尼格移交至纳粹支持者塞斯—英夸特（Seyss-Inquart）手中。于是，在德军欢欣鼓舞地踏入希特勒的祖国时，奥地利军队被勒令不许做出任何抵抗，人群夹道欢迎德军。在这场不流血的入侵后，吞并（Anschluss）奥地利成了不可扭转的事实。尽管这在《凡尔赛条约》中是被禁止的，但其他欧洲大国也没有理由反对。对于生活在奥地利的犹太人来说，德奥合并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奥地利纳粹主义者可怕的反犹主义像是脱缰了的野马，奥地利的犹太人成了“希特勒的第一个受害者”，经历了比他们在德国的兄弟姐妹更为悲惨的遭遇。

图32 奥地利城市利恩茨（Lienz）将一个大广场的名字改为“阿道夫·希特勒广场” （正如奥地利和德国的其他许多地方），利恩茨当时处于大日耳曼帝国境内。出处：作者收藏的当时的明信片。

拿下捷克斯洛伐克对希特勒来说就没有那么容易了。由于苏台德边境地区有大量的德意志民族居住，海莱茵（Heinlein）领导的右翼党派在德国的支持下挑起了动乱。1938年夏，一场危机正在酝酿。一部分原因是，据一些并不准确的传闻，捷克边境有德国势力在鼓动民众，这导致了捷克人真的开始鼓动自己的民众。在一周的矛盾冲突后，动乱基本平息下来。但对此的讨论却越来越多，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协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后，在1938年夏的慕尼黑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些边境地区被让给了德国，张伯伦回到英国后，挥着希特勒签署的一张纸，声称这意味着“我们时代的和平”。张伯伦所谓的“绥靖政策”自然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但也有很多人为其辩护，认为他帮助英国争取了军事准备的时间。当时，希特勒本人对不流血的成功感到非常失望，觉得原本可以打个胜仗，结果被骗了。相反，德国人看到战争的威胁消失了，反而松了一口气，希特勒的国内支持率随之上升。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失去了重要的防线。1939年3月，希特勒决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军队直接进入布拉格，没有遭遇多少反抗。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成了“受保护国”，斯洛伐克则成了德意志帝国的卫星国。西方国家甚至不给这个他们不甚了解和关心的“遥远国家”一点求救的机会。

入侵波兰时，希特勒才遇到了西方强国较为认真的不妥协。立宛陶人放弃了梅梅尔领地，但波兰人却不放弃但泽。3月31日，英国向波兰保证支持波兰的主权独立。尽管遇到点磕磕绊绊，希特勒却建立起了对英国的认识，他认为英国是一个孱弱而且犹豫不决的国家，不会遵守自己的诺言。1939年8月23日，希特勒作出了令人惊讶的举动，他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协定，要知道苏联一直是纳粹在意识形态上的大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希特勒和斯大林来说都是战略性的，两国在瓜分波兰上具有共同的利益，斯大林需要时间进行军备重整，而希特勒也想防止英苏结盟，这样他就可以集中精力打败西边的国家，而不用两线作战。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两国为了兑现对波兰的承诺，向德国宣战。由德国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再反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动时，德国人普遍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大多数人对战争并没有多大热情。

地图6.2 1935—1939年纳粹德国吞并的领土

地图6.3 1939年波兰被瓜分

地图6.4 1942年秋，希特勒的帝国

波兰战役让德国人误以为战争会很快结束。在一场闪电战中，波兰在三周内战败了。一部分国土被并入了德国，另一部分则划归德国政府管辖的“波兰总督府”。紧接着，1939—1940年冬，英法两国只有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被称为假战或静坐战（Sitzkrieg）。1940年春，希特勒迅速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北方和西方：先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挪威建立了吉斯林（Quisling）领导的傀儡政权；然后，1940年5月，德国通过荷兰、比利时入侵法国，法国战败，北部和西部被占领，安于现状的维希（Vichy）法国就此拉开了帷幕。1941年春，德国进军南斯拉夫和希腊。没人预料到这些胜利来得这么早、这么迅速，希特勒在德国的支持率大幅上升，当时国民的生活水平还相对令人满意。这些都给了希特勒一种不可战胜的错觉。戈林向希特勒进言，认为德国空军具备一次性打败英国的能力，于是对英国的一系列空袭开始了。但是英国比德国人预料的要顽强得多。希特勒等不及打败英国并巩固自己对西部的控制，就立马将注意力东移。1941年夏，他认为是时候入侵苏联了，因此开始了他之前本想避免的两线作战。对苏联的战役是灾难性的。由于德国军队太过疲惫，装备也不足，当苏联的冬天来临时，德军在寒风暴雪中冻得四肢僵硬。由于御寒衣物不够，许多德军被冻伤，有些甚至失去了生命。纳粹国内的慈善募捐（冬季援助计划，募捐钱物和一锅煮的食物）让许多德国人捐出了自己的靴子、大衣和滑雪板，但这些物资太少、也太迟了。希特勒军事战役中也有一些战术上的错误，尤其是在进攻上野心太大终致无法维持。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遭受重创，再也无法掩盖。国内的士气和希特勒对自己不可战胜的信心再也没有恢复。

入侵苏联是战争的第一个转折点。德国原本以为这会是一场短暂、迅猛的战争，因为后方物资根本无法支撑拖延到现在的战事。1941年，随着欧洲战争变成世界战争，第二个转折点也就来了。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起，日本就在太平洋激发了一些矛盾。1941年12月，日军攻击、摧毁了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结果美国对日宣战。虽然德国和日本同为轴心国，但德国并没有要帮助日本的冲动。不过，希特勒还是借此机会向美国宣战了。权欲熏心的他，为了夺取世界的主导地位，不惜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家的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抗衡，从而将德国此刻仍有希望赢得的欧洲战争变成了世界战争。

1942—1943年，战争形势开始逆转。北非有沙漠战役，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持续不断地空袭德国，而1943年7月法西斯大议会废黜墨索里尼后，意大利境内的战争还在继续。德国三线作战，而1944年6月6日，当苏联在东部进攻并配合西方盟国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国的境况就变得越来越糟糕。国内士气暴跌，人们担心着前线的朋友和亲人，忍受着国内不断恶化的条件。希特勒自己几乎成了个隐士，越来越少在公众面前露面，退居到他在西普鲁士的“狼穴”。大多数德国人被各种麻烦和忧虑所困扰，并没有注意到此时正在发生的另一件事，而对于这件事，他们知道的比他们后来承认的要多得多。

大屠杀、反抗与战败

希特勒的根本目的有两个，一是扩大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二是除掉他认为是污染物、细菌的人种犹太人。他认为，犹太民族毒害、影响了健康的“雅利安”人。1933年以后，随着事态的发展，犹太人被指认、被污名化，并被排除出了“民族共同体”。纳粹采取措施，让犹太人处于社会弃儿的地位，许多犹太人意识到他们在德国没有未来，早就逃到更欢迎他们的地方去了。虽然纳粹一直对犹太人施行暴力和歧视，但当时还没有让德意志土地上的犹太人消失的系统政策。在战争时期，这一情况改变了。一方面，由于占领了那些拥有更庞大的犹太人社群的土地（尤其是欧洲东部），“犹太问题”变得更紧迫。另一方面，战争这一极端条件暗示、催生了更为激进的解决方案。希特勒昭告天下，他想让扩大后的帝国国土上“没有犹太人”（Judenrein）。一开始，纳粹积极制定计划，想将犹太人流放到马达加斯加的一个居留地上，为此犹太人甚至被送到法国南部准备装船。纳粹还计划将其中一个犹太人居留地设立在欧洲西部，他们将目光瞄准了波兰东南部的卢布林（Lublin）周围地区。1941年夏，随着德军入侵苏联，“最终方案”就变得更邪恶了。

至今没有发现希特勒关于灭绝犹太人的任何书面命令，而由于希特勒政府的一贯作风，这样的命令也根本不可能存在。但他让所有人都知道了自己的意图，这种氛围很可能催生了灭绝政策。历史学家们争议不休，无法定论这个灭绝计划是早有预谋，还是由临时、混乱的地方策略最终协调统一后产生的决定。不管答案是什么，大致的事实还是清楚的。对犹太人的第一次大规模杀害是所谓的特别行动队的专门人员干的，这些人在德国刚刚侵略苏联时，就进入了苏联境内。他们将犹太人集中起来，带到森林去。在森林里，他们挖了大量的坟墓，让犹太人光着身子排成一排，然后将他们射死，直接躺到坟墓里。从纳粹的角度年，这个方法有明显的缺点。杀戮相对公开，很容易被路过的人看到，让消息走漏到德国。党卫队长期压抑这些杀人士兵的感情，对他们进行思想灌输，让他们既顺从又暴虐。即便如此，这些士兵在杀了人之后（被射杀的包括抱着小孩的犹太妇女），他们生理上再也无法执行这样冷血的谋杀任务，除非先喝下大量的伏特加。同时，在波兰的犹太人居住地，随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从占领地被转移过来，人口越来越多，疾病也越来越严重。接管华沙和罗兹犹太居住区的纳粹党员认为，应当尽早处理数量不断增多的犹太人，要么停止接收新的犹太人，要么解决掉已经来的这些人。最后他们选择了以吸入毒气的快速方式，而非一个一个射杀的方式处死这些犹太人。1941年12月起，纳粹集中了从罗兹居住区来的犹太人，将他们运到位于罗兹西北方向64千米左右的海马姆诺灭绝营（库尔姆集中营）。纳粹将车的排气管改道，将尾气排入载有这些犹太人货车车厢，当车厢内的叫声渐渐停息时，货车司机才停下车，把尸体扔进森林的万人坑里。然而，这还是个相对“低效率”的杀戮方式，它的确可以杀死数千人，但没法一下清除几百万人。

1942年1月，万湖（Wannsee）会议在柏林西部湖区召开。会议上，在党卫队队长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指挥下，纳粹党员彼此协调了正在采取的“最终方案”。纳粹又在波兰的贝尔塞克（Belzec）、索布尔（Sobibo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开设了专门的灭绝营。在所谓的“赖因哈德行动”[以1942年5月于布拉格遇刺身亡的赖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的名字命名]中，这些灭绝营开始屠杀绝大多数的波兰犹太人。他们利用已经终止的“安乐死”计划的专家和人员。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灭绝营，它的名字已经成为邪恶和痛苦的代名词，这个灭绝营并不隐藏在波兰东部的偏远地区，而是在扩张后的德国领土之内，这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奥斯威辛（Auschwitz, Oswiecim）位于上西里西亚地区主要的东西铁路线上，是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建筑群占地40平方千米，城内外都有，横跨主要铁路线的两边，边上还有一条铁路直接通向比克瑙（Birkenau）的灭绝中心。奥斯威辛一号原本是个监狱和劳动营，里面关押的大多是政治犯，它既是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可怕的“医疗”实验发生的场所，也是第一次用齐克隆B[1]大屠杀的地方。奥斯威辛二号，或奥斯威辛—比克瑙，建在几千米以外，是个用于大屠杀的特别工厂。整个火车上的人都可以被“处理”掉，然后空荡荡的火车就开回了西部，整个过程大约只需要3—4个小时。当奥斯威辛二号的所有毒气室和火葬场都投入运转时，24小时内最多可以杀死9000人。奥斯威辛城中还有个莫洛维茨（Monowitz）集中营，犯人为法本公司在德沃里（Dwory）的布纳新工厂工作。奥斯威辛集中营还为克虏伯、博尔西希、西门子等公司提供劳动力。这个集中营并不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也没有遮遮掩掩，许多波兰人和德国人都非常清楚这是个什么地方。第三帝国既然能够运作起来，互相串通的绝对不止一小撮纳粹恶棍和罪犯。

图33 波兰拉多姆（Radom）犹太人居住区。一张公告上写着未经警察允许不得入内，并警告来访者，内有传染病蔓延。居住区内的犹太人被降等为危害健康的怪物，甚至被比喻为国家体内的“病菌”、“癌症”，遭到犹太“污染”的国家必须接受净化。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府档案馆藏。

纳粹在组织上、技术上都力求完美，在短时间内杀害了超过600万的犹太人，几乎灭绝了欧洲的吉普赛人，还杀死了大量纳粹主义的政治敌人以及其他“不配活着的”人。这些人的文化背景、政治背景和国籍背景多种多样，包括共产党、社民党、保守派、新教徒、天主教徒、耶和华见证人等。这个屠杀行为的始作俑者，正是这个拥有巴赫的音乐和歌德的诗歌的国度，这让人们内心充满了疑问，而这些疑问让人不忍去想，更别提回答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脱离真正的历史解释。不管因果关系，只是谴责，只是感到骇人和耻辱，这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却不能逃脱罪责。希特勒创造出这样一种氛围，推动了大屠杀的发生。这甚至和德国的其他目标相冲突，比如战争中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一些人解释说这只是因为德国落入了一个特别邪恶的个人手中，但这是不对的，希特勒不是唯一有罪的人，也不能让一小撮围绕着希特勒的狂热分子负全责。希特勒的掌权不是偶然，其政权也不是光靠恐怖和压迫手段来维持的。很多德国人以不同的方式，或是用行动推进了大屠杀，或是什么也不做，放任大屠杀的发生。犹太人被集中起来送到东部，直接在用于中转的特雷津（Theresienstadt）等集中营被处死，或间接地被处死，而不是重新安置。至少到1943年末，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德国人知道了这一情况。许多中立国家和与希特勒作对的国家政府也知道，但英美等大国，出于一系列或好或坏的原因，选择无视这一问题，只集中注意力在军事上打败德国。

不管人们对纳粹政府的可怕行为了解多少，大多数德国人选择无视，或干脆不信这件和他们并不直接相关的事情。这些不胫而走的消息被政府封锁得比较好。在纳粹德国，一些勇敢的团体和个人试图反对希特勒并终止他的统治，其中包括许多在地下活动的左翼反对团体。20世纪30年代，尽管社民党领袖被流亡，共产党成员也往墨西哥或欧洲西部疏散，但这些团体仍然持续会面、讨论并组织活动。也有很多人很绝望，觉得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以象征性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比如“雪绒花海岛”（Edelweis Pirates）或摇摆乐文化等持不同政见的青年团体。对于那些拒绝同意或遵从纳粹政府要求的人们来说，他们几乎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和具有相似想法的人们一起坚守信仰。其中，一些地位较高的人进入了精英圈子，试图影响外国的观点，或改变事件的进展，比如亚当·冯·特罗特（Adam von Trott）。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功。一些人只是运气不好，而希特勒运气极佳，总能避开刺杀。施瓦本的木匠乔治·艾尔塞（Georg Elser）单枪匹马成功掏空了慕尼黑啤酒馆的柱子，往里面安装了一颗炸弹，并预计在希特勒进行啤酒馆政变纪念演说的时候爆炸。不幸的是，1939年11月9日至10日晚，慕尼黑起了雾，希特勒最后决定不按预定计划飞回柏林，而是提早离开酒馆，搭乘夜里的火车。因此，当炸弹爆炸的时候，他早就离开演讲厅了。艾尔塞在逃亡瑞士途中于边境被捕。战争期间他一直被关押在集中营，并于1945年4月在达豪被射杀处决。慕尼黑的一个天主教学生团体同样勇气可嘉。这个团体名为“白玫瑰组织”（White Rose），由汉斯·朔尔（Hans Scholl）和苏菲·朔尔（Sophie Scholl）领导。他们印制、分发批判纳粹政权的传单，试图鼓动大众，并和其他反对团体建立联系，共同反对纳粹政权。然而，他们能做的，不过是在铺天盖地的自私、盲从与冷漠之中让良心与道德的火苗不至于熄灭。最后，适值青春韶华的他们，年仅20多岁就被抓捕处决。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战后，最吸引西德公众注意的反抗运动是1944年西德发生的“七月密谋案”。这对后来的西德民主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史学家们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许多参与“七月密谋案”的人曾在20世纪30年代帮助纳粹政权上台并维持其统治。大多数保守派的民族主义者对希特勒的修正主义外交政策十分赞同，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直到1938年，他们才开始对希特勒产生怀疑。要想颠覆希特勒并让保守派上台，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军队已经对希特勒宣誓效忠了，早期战争的胜利也让政变凶多吉少。到1944年夏，战争的败势越来越不可逆转，人们谴责军队的抵抗只不过想让德国免遭彻底的毁灭和占领。另外，民族主义反对派对希特勒下一届的政治体制并无定论，大多数人实际上反对民主制，他们想要精英统治的集权政府，不希望回到魏玛共和国的宪政，不希望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对新政权如何取得合法性也没有一点概念。无论如何，他们希望的新政府形式永远不可能实现。施陶芬贝格试图谋杀希特勒，最终失败了。他把装有炸弹的公文包放在“狼穴”的大桌子底下，希特勒和其他人当时正在讨论军事计划。炸弹成功爆炸了，施陶芬贝格在离开大楼后看到炸弹爆炸的一幕，回到柏林宣告刺杀成功。然而，公文包上面的大桌子却成了防护屏，在爆炸的时候保护了希特勒，他只受了轻伤。而在此之后，恐怖统治就达到了最高峰。这个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被捕，并被以最残酷的方式处决，盖世太保还抓捕了上千人监禁和拷问，大多数人最后都被处决。1944—1945年，最轻微的“反政权罪”也要遭到惩罚，成千上万的德国人由于听外国广播、开政治玩笑被处决，这些都记载在柏林普伦岑湖（Plötzensee）监狱的详细档案中。

图34 虽然铁路线基本被荒草覆盖，毒气室的遗迹也成了杂草丛生的瓦砾堆，波兰农民还是默默走向他们劳作的地方，只不过当年还伴随着火葬场的浓烟。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是德国历史上无法擦除的一道阴影。照片由本书作者于1988年所摄。

尽管1944—1945年冬，德国在军事上作出了一些反抗，但德国的高层还是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必输无疑。希特勒的“焦土政策”让德国毁坏得更加彻底，他命令自己的人民战斗到最后一刻，不许投降，也不能给胜利者留下任何东西。希特勒认为，既然德国人没有强大到赢得战争，那么他们也不该活在这个世上。希特勒和遭他破坏的德国一起走到了尽头。1945年4月29日，在瓦格纳式的“诸神的黄昏”中，随着苏联军队的逼近，希特勒在柏林废墟下的地堡中与一直以来忠实于他的女友爱娃·布劳恩结为夫妇，并于4月30日双双自杀。两人的遗骸被希特勒的随从焚毁。5月2日，柏林向苏联投降。5月7日至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德尼茨（Dönitz）领导的临时政府只存在了短暂时间，就于5月23日解体，占领国控制了德国。希特勒的千年帝国最后成了一堆废墟和尘土，十二年以来对世界历史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纳粹的“民族觉醒”和“革命”最终只不过是种族屠杀和自杀。战争造成了死伤无数，损失巨大，人们对德国的旧精英阶层失去了信心，从德意志帝国起就一直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此刻暂时消失。然而，从1945年5月德国的荒凉境况来看，未来德国的样子还远未清晰。

[1]Zyklon B，氰化物化学药剂，原本用于杀虫剂。——译者注

第七章 东西德时期（1945—1990年）

两德的建立

1945年，德国一片废墟。德国人被战争拖垮了，他们担忧着不确定的未来，在帝国的断壁残垣中竭力求生。所有人，包括占领国，此时都无法确定德国将面临怎样的未来。在随后的四十年中，出现了两个彼此迥异的德国。西边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发展成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东边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展成了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最为繁荣的国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戈尔巴乔夫执政时，还是苏联最为可靠的支持者和盟友。过去失控的德国发展成为现在这样两个政治和社会经济体系如此不同的国家，着实令人惊讶。

最初，同盟国在计划德国的未来时产生了分歧，无法达成一致。战争期间，同盟国曾在德黑兰（1943年）和雅尔塔（1945年2月）讨论过这一事项，当时与会国一致同意德国应该被划分成几个占领区，而在雅尔塔会议上，与会国又认为除了英国、美国和苏联外，法国也应当拥有自己的占领区。在赔款和战后波兰的西部边界问题上，苏联和西方国家已经有了明显的分歧。1945年7—8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掩盖了这些分歧，美国、英国和苏联在会上通过了对德政策的总策略，即德国必须去纳粹化、去军事化，同时民主化。但三国并未通过具体的、可行的提议，因此，不同占领区仍然无法实施一致的计划。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因其为没有政府的被占领国，此时无法达成任何和约。在等待和约签订期间，为方便管理，波兰的西部边界暂时划定为奥得河（Oder）和尼萨河（Neisse rivers）西段。德国疆土因此西移，东部边疆则划归波兰和苏联。波兰的国土也因此西移，并失去了东部的领地。由四国控制的柏林同盟国管制委员会负责协调不同占领区的政策。赔款则由每个占领区的国家分别制定，而苏联由于损失巨大，可以获得西部占领区的额外赔偿，其中一部分实际上是为了从大部分从事农业的苏联占领区人民手中换得一些粮食。会议最终以《波茨坦会议议定书》作结。法国虽然获得了一个占领区，但没有出席波茨坦会议，后来并没有被这些决定牢牢束缚。然而，由于会议达成的决定大部分相当模糊而笼统，占领国可以对其做出很多种不同的解释。

地图7.1 1945年德国被分为四个占领区

占领区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苏联占领区最先发起了最为激进的变革。为了将德国共产党（KPD）的积极政治活动合法化，苏联在占领区内迅速开始推行政治党派的许可证制度。在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领导下，在莫斯科受训的德国共产党已经于1945年4月底抵达柏林。他们迅速控制了地方的政治事务，并在驻德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SMAD）的支持下，拥有了比其本身更强大的影响力。他们起初拒绝了社民党的合作提议，但在1945年秋，形势却变得越来越明晰。德国共产党发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获得大量群众基础的。1945年秋，他们被迫与社民党进行商讨，并于1946年4月合并为所谓的德国统一社会党（Socialist Unity Party,SED）。德国统一社会党最初支持所谓的“通向社会主义的德国之路”，并希望以大众民主的形式团结所有的“反法西斯力量”。到1948年，统一社会党变成了共产主义者主导的斯大林主义的“新类型的党”。在苏联占领区活跃的党派还有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民主联盟在西部的占领区也同样很活跃，它代表了新的基督教党派，试图团结之前支持中央党的天主教徒以及中产阶级和右翼新教徒。同样活跃的还有德国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LDPD）。共产主义者则为后来的两个党派打下了基础，一是德国农民民主党（Peasants’ Party, DBD），二是德国国家民主党（Nationalists,NDPD），两党都努力争取一些可能产生不满的选区的支持，同时分裂选民对保守党派的支持。到1948年，苏联占领区所有的党派都被“协调一致”，并由统一社会党牢牢控制。

同时，苏联占领区也发生着激烈的社会经济变革。土地改革开展得最早，所有大于100公顷的大型农业庄园，以及之前属于纳粹党的庄园均被没收，重新分配给小农、没有土地的劳工以及从东部来的难民，剩下一部分则属于国家。矿业和银行业等大型产业国有化，这也让小型的私营企业苦不堪言，他们被渐渐地淘汰出局。这些措施的合法性来自于方方面面：纳粹和战犯的所有财产均遭没收，其合法性不证自明；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是，正是“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社会经济体制让纳粹主义崛起，因此去纳粹化就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萨克森还举行了全民公投，大多数人支持某些国有化措施，这些措施后来也在其他地区得以推行。同时，苏联也从自己的占领区抽出了大量的战争赔款。一开始，他们直接将机器和存货运往苏联。后来，由于这一方法效率低下，于是他们直接把苏联占领区的一些公司，比如一些苏德合资公司（SAG），变成苏联所有，并占有了这些公司的利润。至1949年，苏联占领区已经经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在共产主义的控制下，历史上显赫的容克阶级和大资本家完全失去了他们的物质基础，经济和农业的激进改革也正在进行。而共产主义主导的统一社会党，在驻德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主导了占领区的政治。

苏联占领区的去纳粹化较为激进，相比较而言，不管是在结构改革还是人员调整上，西部占领区的去纳粹化都带有烦冗的官僚风格，效率较为低下，也造成了意外的结果。早期的惩罚性“集体过错”（collective guilt）政策很快发展为歧视性政策，虽然其根本目标究竟是让德国没有纳粹，还是让纳粹分子不再用纳粹主义来污染德国，这个问题永远也无法厘清。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去纳粹化的方法应该是惩罚纳粹分子，还是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他们将德国人分成五类，从“主犯”一直细分到“无罪者”，并以冗长的审问和答案作为判定基准，这个方法最终成为充斥着官僚主义的噩梦。德国人试着寻找借口，掩盖自己的过去，而非真诚大胆地面对自己与第三帝国狼狈为奸的程度。尽管人们有很多抱怨，说“大鱼”被放跑了，“小鱼苗”却遭受了不公平的惩罚，但总体来说， 除了主要的战犯，前纳粹党员大多还是渐渐融入了西德的生活。这些要犯一部分在纽伦堡审判中接受了裁决（同盟国联合审判），另一些人则更晚一些才受到惩处。虽然人们普遍对政治十分冷漠，而十分关心生存问题，但战后时期的主要政治党派还是在这一时期创立或重建了。社民党迅速改革，在库尔特·舒马彻（Kurt Schumacher）的领导下，强烈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活动。之前的中央党成员与新教徒一起加入了基督教民主联盟。这个党派在苏联和西部占领区都很常见，它还有个在巴伐利亚的姐妹党，叫做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简称基社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 CSU）。一些自由党派在不同地区创立，最后合并为全国的德国自由民主党（Free Democratic Party, FDP）。另外，还有很多小的党派，代表特定的地区、议题或选区（比如从失去的东部边疆来的难民）。当时主要的政治斗争发生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之间，后者在最初的时候较为强大。

虽然西部占领区没有采取任何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措施，但实际上，同盟国阻止了社会主义的提议，坚持让西德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同盟国还试图拆分一些资本集中较为严重的领域，给卡特尔集团施压。法国在抽取战争赔款的时候是最不留情的一个。早在1946年4月之前，英国就意识到该往自己的工业占领区内进口食品，以免面临饥荒的威胁。美国也很快赞同了英国的观点，认为应当重建，而非毁灭德国的经济。这不仅包括了本地人的粮食和住宅问题，还有大量从东部边疆涌入的难民和被流放者，他们有的是在战争行将结束的几个月里从红军那里逃过来的，或是在西德境内拖延许久，直到被战后的同盟国管理机构强行接收来的。许多难民历经艰辛，在长途跋涉后（老人、小孩和病弱的人可能无法幸存）来到德国的西部，希望能在这里安居、生存下来。这些难民的到来，造成了人口过多、物资短缺的局面，使本就艰难的战后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强加的“民主”，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和国家战败、政治羞辱以及社会经济的混乱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甚至比1918年后的情况还要糟糕。而这次的民主制之所以后来能够更成功，和本书讨论的以下条件息息相关。

不管谁该为冷战负责，将德国分成两半都不是苏联单方面的主意。无论斯大林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态度如何，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1952年以前，对德国问题的态度看起来是一直相当开放的。反而是西方政策的变化引发了1949年两个德国共和国的成立。从一开始，同盟国就对如何处置战后的德国产生了分歧，这些分歧不仅存在于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于每个西方政府之间。一开始的政策制定十分混乱，旨在使德国去工业化的严苛的“摩根索计划”虽然废弃，但仍对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67号指令”（JCS1067）产生了影响。此后，1946—1947年，西方国家对德国占领区的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惩罚变成了重建。1947年6月宣布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正是为了战后欧洲的重建而实施的，它不仅代表了这一变化，也将这一变化记录了下来。“马歇尔计划”展望了欧洲经济和政治的重建，决定实施“开放”政策，寻找市场，并用“杜鲁门主义”来阻止共产主义的发展，并遏制苏联可能在欧洲实行的扩张主义政策，这些都对美国的新的国际角色十分有利。美国算准了非市场经济体制的苏占区会拒绝这一提议，因此“马歇尔计划”代表着西德进一步与苏占区划清了界限。在逐渐形成的冷战格局中，美国将西德划入了更广泛的西欧经济和政治组织的阵营中。

1947年1月，英国和美国占领区合并，称为“二联占领区”，后来发展出了类似政府的组织，即经济事务委员会。苏占区随即建立了德国经济事务委员会，这也是个政府的前身。法国在许多事务上一直维持着较为独立的阵线，但最后也加入了英美阵营。西德若要接受经济援助，就要先进行货币改革，因为当时的西德黑市猖獗，香烟和巧克力成了有效的货币，人们以货易货，用货物交换劳动，旧的帝国马克几乎不值钱了。1948年6月的货币改革引入了德国马克，这一举措还是算准了苏联不可能接受改革的事实。于是，苏占区引入了自己的货币，并以此次事件为借口，切断了所有通往柏林的水路和陆路，以防止西方同盟国企图进入位于苏占区中心的柏林。西部同盟国则抵抗封锁，并于1948年秋冬至1949年春用飞机来运送必要的物资。突然间，这个普鲁士民族主义和纳粹军事主义的前堡垒成了西方民主和自由的象征，西方同盟国不顾一切地保护它。空运象征着西方同盟国对西德的政策有了戏剧性的转变，西德不再是卑鄙的纳粹战败国，而成了冷战期间抵抗“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民主同盟国。1948年夏，西方同盟国开始商议为德国西部的这个新国家创立新宪法。不同邦（Länder）的代表（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巴伐利亚人除外）集会通过了新宪法。1949年5月，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倒台四年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成立了。不管它背后还有怎样的问题，在战后的世界格局中，西德必将成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同盟的盟友。1949年10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短短几个月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在苏占区正式成立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同盟国的直接回应。

从建立到巩固

东西德最初的宪法很相似。两部宪法都规定了总统为国家首脑，另外还有政府的政治领袖（西德的总理称作Chacellor，东德的总理称作Prime Minister）；两国都有上下议院，下议院的议员理论上是通过全国选举选出，代表着人民，而上议院则代表着邦（Länder）；两部宪法均未规定本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社会经济体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宪法实际上是临时的，因此以“基本法”（Grundgesetz）来命名，并明确表示致力于两德的最终统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宪法在制定的过程中也保留了两德统一的可能性。然而，两国的政治体制在原则上有着根本的不同。西德采取的是民主代表制，每四年举行普选，社会中广泛的群体均可参与；东德宪法却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之上，议会中不同政党和大型组织的代表席位是事先分配的，其中德国统一社会党占据了主导地位。正如本书即将谈到的，后续的发展不断加大两部宪法之间的差异。

虽然德国已经分裂成了两部分，但一开始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不可逆转的。后续的发展却不断巩固着两德的分立。1951年，统一计划失败。20世纪50年代，东西德分别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与他国结盟。1955年，两德重新确立了各自的完整主权。1961年8月，柏林墙修建。当两德的分界最终被混凝土封闭，从东德逃往西德的最后通道也被封住了。随着20世纪70年代东方政策的实施，东西德于1972年互相承认了主权。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20世纪80年代，两德关系不断发展，与任何其他两个分离且独立的国家关系都无法相提并论。1989年秋，东德爆发革命，两德分立的问题再次浮上了台面。同年，柏林墙倒塌。

1949年8月，基督教民主联盟成为联邦议院（Bundestag）中的第一大党。西德的第一位总理是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这位天主教徒足智多谋，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担任科隆市长，第三帝国期间一直相当低调。在联邦总理的选举中，他一直强迫德国自由民主党的议员给他投票，最终只比第二名多得了一张选票。德国自由民主党候选人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后来成为西德第一任总统。阿登纳一开始十分依赖联合政府，并成功地在1957年的大选中领导基督教民主联盟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选票。在十四年的总理生涯后，阿登纳最后以87岁的高龄于1963年退休。阿登纳专横的治理方式[由此诞生了“总理式民主”（Chancellor-democracy）这一新的政治概念]为西德的战后发展打下了基础。阿登纳坚定地促进西欧的一体化，同时领导西德实现了争议较少的“经济奇迹”，这和他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也密不可分。尽管阿登纳在正式场合曾言不由衷地表达了支持统一的态度，但他对西欧一体化的热情正好与美国的西欧政策相一致。美国希望通过战后西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一体化来抗衡共产主义。1949年10月，联邦共和国加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the Organis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1951年4月，西德加入欧洲煤钢共同体（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同年5月，西德成为欧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urope）成员。1957年，西德与其他五国在罗马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1955年，《占领法》期满终止，西德获得了完整的主权，成为1949年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的成员。1956年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尽管遭到国内很多人的反对，联邦共和国还是建立了常备军队并开始征兵。西德一方面努力获得国际社会的重新认可，另一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经济复苏，从战败的废墟中，成长起一个物质主义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和生产效率令人震惊。西德专注于建立繁荣的未来，让人暂时忘记了它的过去。前纳粹主义者也相对容易地融入了20世纪50年代保守主义的新德国。在这一过渡时期，西德反共产主义和物质上的成功给新的民主政体带来了实际的合法性。

东德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变革还在持续。1952年，邦（Länder）被废除，建立了更小的地区（Bezirke），以便于中央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但直到1958年，代表各邦的上议院才被废除。德国统一社会党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后，党的领袖瓦尔特·乌布利希的地位得到了大大的加强。新经济政策仓促实施，政府对一些群体的要求做了让步，却同时对另一些群体提高了工作标准。1953年6月17日，随着公众对政府的不满越来越严重，大规模的罢工终于爆发。这次起义一开始是对经济政策的抗议，后来迅速发展为对政治的大规模不满。但在苏联出动坦克前，这场起义就自己瓦解了。本质上，这是一场混乱的抗议，它没有领导人，因此并不可能发展为革命。这次起义加速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内的清洗，遭到清洗的大多是前社民党的成员，但却莫名其妙地巩固了乌布利希的地位，毕竟在莫斯科，他的地位岌岌可危。这场起义也自相矛盾地将两德统一的希望破灭了，西德决定不再介入东德的事务，以免引发国际危机。看起来西德想让东德人自生自灭。据可靠研究证明，东德官方并没有将起义归结为是西方“奸细”的挑动，而西方国家也只是对起义进行了观察和报道，并没有对东德人的抗议提供任何有力的支持。乌布利希对反抗者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1956年对沃尔夫冈·哈里希（Wolfgang Harich）等人进行审判和监禁，1958年将一小部分反对派赶出了政治局。这样，乌布利希成功地将所有内部的反对派都驱逐了出去，他那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态度非常强硬，1956年，在苏联共产党官方谴责斯大林主义后，乌布利希仍然坚持强硬的态度（不过在1963—1965年，乌布利希当局曾试图进行经济改革，并在针对青年人、工人和文化的政策上采取了一定的自由化）。

同时，东德进一步采取经济改革措施。1952—1953年以及1959—1960年，农业经历了两次主要的集体化阶段。虽然在1953年起义后，政府对消费者做出了一些让步，但工业生产的重点仍然是重工业。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计划，但经修改后又抛弃了。尽管当西德的经济增长暂时减缓时，东德人燃起了短暂的希望，但20世纪60年代初，人们就已清楚地认识到，东德的集权经济是无法与西德的繁荣抗衡的。西德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生活富裕，同时伴随的居然不是政治镇压，而是相对的个人自由（甚至可以没有政治倾向）。于是，20世纪50年代，许多东德人干脆“用脚投票”，离开东德进入西德。虽然与西德的主要接壤处被封锁了，但他们还是有可能从东柏林越过边境到达西柏林。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们必须轻装上阵逃往西德。虽然每年逃往西德的难民人数都不一样，但20世纪50年代，劳动力的缺乏还是影响了东德经济的发展，随着一大批年轻的熟练男工离开岗位，东德整体的气氛越来越颓丧和压抑，未来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图35 1961年8月开始修筑柏林墙，东德人民警察在一旁守卫。柏林州立档案馆州立图片资料室藏。

1961年，此前进行的土地改革引发了食物短缺，在这种情况下，东德打算采取激进的措施严防劳动力的流失。8月13日早晨，当柏林人醒来后，发现原本分成两半的城市定型了，街道上架起了带有倒钩刺的铁丝网，士兵守在一旁，之后迅速用混凝土和砖头搭起了更为坚固的城墙。边界不再只有几码宽，而是长达几千英里，家人和朋友从此两地分离。虽然西德人对此发起了抗议，但西方国家并不会因为柏林墙一事而去惹怒苏联。城市的分裂畅通无阻地进行着。

不过，奇怪的是，20世纪60年代，唯一逃跑方式的消失可能真的改善了东德人的境况。这是个“科学技术革命”的年代，东德人成就事业的机会开始增加。1963年，政府建立了新经济体系，允许一部分经济决策去中心化，并为拥有特定技能和资格的人提供成功的机会。也许是因为别无选择了，人们开始接受新经济体系。随着一些教育和社会政策的实施，以及新机会的产生，社会流动性大增。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的西德则出现了许多社会运动，猛烈地抨击人们追求物质享受和富裕生活，而不愿意面对过去。1965—1966年的经济衰退加速了艾哈德政府的倒台。艾哈德是阿登纳的继任者，为人十分软弱。接着，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接任总理，他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与社民党组成了“大联合政府”。学生运动表达了人们的抗议和不安，因为议会中没有真正的反对派，因此人们认为“议会外的反对”成为必需。在柏林的示威游行中，一位学生被射杀，保守派的小报促进了公共观点的两极分化。1967—1968年，学生抗议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右翼运动也渐渐发展起来，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民主党虽然在许多州议会中获得了不少席位，但在全国议会中并没有获得席位。1969年，西德历史开启了新时期。社民党在大选前与其他党派商讨良久后，和现在更加自由主义的德国自由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在联邦德国短短二十年的历史中，第一次成为政府执政党。

西德社民党的领袖，前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成为总理后，德国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渐趋缓和。如今，美国和苏联都希望两德之间的关系能够好转，这也符合勃兰特本人的愿望，他希望两德关系改善，并促进两德人民的互相接触。勃兰特的所谓东方政策制定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1971年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取代乌布利希成为总理后，东方政策继续施行。尽管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反对不断，勃兰特还是促使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条约和协议，并最终于1972年12月签订了《两德基础条约》。1973年5月，条约被正式批准（尽管还是有人反对）。1973年9月，两德都加入了联合国。从此以后，两德正式承认了对方的主权，但两德对彼此来说也不是真正的外国，它们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从双方的角度出发，稍有不同）。这种特殊关系的象征是互设代表，这个代表不叫“大使”，而叫“常设代表”（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1973—1989年，两国议题不再涉及日益模糊而抽象的所谓统一，而是更注重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虽是不同的国家，但东西德之间却有独特的关系。

西德由社民党与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于1969年上台，1982年下台。除了勃兰特起初外交政策的成功外，这一时期而临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和国内难题。以1973年的石油危机为代表，这一时期的能源危机对西德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同样对西德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的还有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的世界经济衰退。同时，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激进运动继续发展，除了相对无害的撤退主义亚文化，还出现了更为麻烦的、由一些“红军派”的激进分子[1]所领导的恐怖主义运动。1974年，东德间谍入侵事件后勃兰特辞职。更为右翼的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接管政府。同党派的左翼分子就环境、核能和国防问题抨击施密特。同时，面对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政府在福利上过大的投入，施密特在通过预算决议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社民党的右翼联合政党——自民党给施密特施加了很大的压力。1982年，自民党终于以宪法为武器，发起了建设性不信任动议(Constructive Vote of No Confidence)，罢免了时任总理，转而投向基民盟和基社盟。仅仅因为一个小党的几名议员倒戈，基民盟的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就成为西德的保守派总理。许多西德人对此情形有些不安，科尔也一样，他又发起了信任投票（虽然他是故意要让自己得不到多数票的），随即让提前大选成为可能。1983年大选确定了科尔的总理地位。西德因此进入了战后第三个主要的政治阶段，即保守派政府。前两个阶段分别为保守派政府（1949—1969，最后三年为大联合政府）和时间较长的社民党政府（1969—1982）。

1971—1989年，在埃里希·昂纳克的领导下，东德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乌布利希时期，社会迅速变革，乌托邦主义和镇压相互结合。随后的昂纳克时期，政府拒绝承认当下的一些问题，面对社会政治问题也不愿寻求长期的解决方案。20世纪70年代，政府又开始在经济上集权，提出并持续强调消费者满意度，电视、汽车等产品需求高涨，也越来越容易买到。起初，文化政策呈明显的自由化趋势，但这种情况只持续到了1976年。这一年著名歌手、吉他手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遭到了当局的强制流放，引发了东德文化圈的抗议。20世纪70年代晚期，政府重新对文化领域加强了控制，东德的新教教会是个例外。1978年，新教教会与政府达成了一致，巩固了自身在东德社会的地位，同时为持异见者提供了一个受到保护的讨论空间。20世纪80年代，两德进一步互相接触。随着两国之间的交通改善，东德人去西德旅行更容易了。1987年，埃里希·昂纳克对联邦德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20世纪80年代，随着领导层的年龄增长，他们越来越无法容忍国内漫天的异见和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改革的影响，政治氛围似乎越来越压抑。尽管如此，东德还是明显越来越成熟了，许多没有政治倾向的德国人也能在此谋生，并过上至少过得去的生活。

1989—1990年，一波革命席卷了西欧，“德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两德分立的时限以及欧洲的各种问题又一次被提上日程。苏联帝国摇摇欲坠，中欧战后协议被废除，在这样的背景下，影响东德四十年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倒塌了。在考虑战后时期的戏剧性结尾之前，我们最好先仔细研究一下两德到1989年为止的政治和社会经济体系的某些方面，并分析两者从共同的起点开始，在多大程度上发展成了拥有不同文化和身份认同的社会。

[1]Red Army Faction, RAF，也叫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Baader-Meinhof），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是团伙的早期领导人。

东西德的政治（1949—1989年）

如何解释两德在这一时期相对稳定的发展？显然，部分是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化。欧洲已经不同于它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模样，它不再是强大、扩张主义、帝国主义国家聚集的地方。相反，它被分成了东西两半，分别由两个超级大国，即美国和苏联主导。德国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将美国卷入了欧洲事务中，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德国变成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阵营的领导国家之间互相争斗的卒子和前线。不过，仅仅从国际格局的角度来解释这一时期的德国史是远远不够的，国内因素也同样重要，尤其在解释为什么共产主义的东德在1989年以前比邻国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要稳定得多，或者，为什么西德的议会制民主比战后意大利的政治体制更不容易产生危机的时候。本书将首先探讨两德政治体制的一些具体特征。

西德的民主制（以及1990年德国统一后的民主制）在宪法上很有特点。投票制混合了比例代表制和选区代表的简单多数制（firstpast-the-post），每个选民有两张选票，一张投给获得提名的候选人，一张投给党派。第一张选票以英式投票制选出选区代表，第二张给党派分配议会席位，议员则按照之前写好的党内名单顺序获得席位，席位数量根据党派获得的选票比例而定，按规定，得票数至少要达到总数的5％才有席位。这个“5%规则”是为了保证小党难以获得面向全国的平台—防止出现纳粹当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那的情形—同时保证选举后不会有过多的党派互相商议，甚至成立不稳定的联合政府（这也是魏玛民主的问题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方法看起来十分奏效。小党在20世纪50年代渐渐合并，紧接着，两党制的格局形成，较小的自民党成为第三大党，平衡了两大党之间的权力。这些方法也有不奏效的时候，例如，20世纪80年代，绿党（the Greens）在德国联邦议院（Bundestag）中获得了席位；1989年春，右翼共和党在柏林市的选举中获得惊人的成功，并从1990年起，得到了上议院或德国联邦参议院的席位。

共和党一直没有越界。联邦德国宪法到现在为止还对党派性质有所限制，有一则条款专门用于杜绝“反体制”政党的扩张，以防止出现魏玛民主的悲剧。1952年，右翼的社会帝国党（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遭禁，1956年，德国共产党遭禁，其原因在于他们的根本目标对民主宪法造成了威胁。但20世纪60年代，一个新纳粹主义政党——德国国家民主党（NPD），以及改革后的德国共产党（DKP）却获得了许可。1972年颁布的《惩处激进分子法令》[1]试图进一步保护西德的民主制，禁止那些观点、活动和所属党派对宪法造成威胁的个人担任公务员，其中不仅包括英国人规定的公共职务，还包括教师、邮递员和列车长等定义更广的公职范围。许多批评者认为，这个方法虽然是为了保护民主制，但本质上却严重侵犯了人们的民主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部分由于20世纪70年代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增加，警察的监视技术提升了，造成人们的束缚感增强，尤其是大学生，担心在政治的示威游行中被记录下来，并可能影响到他们未来的就业等。

西德的政治体系还有其他的宪法条款是为了避免魏玛民主的缺点而设计的。总统的权力比魏玛时期的代理皇帝要小得多，他只是形式上的国家首脑。另外，总统不是由公民直接选举的，而是由议员通过投票机制选出来的。这一点反映了同盟国对德国人的不信任，他们不愿在战后给德国人太多的对自己国家“民主制”的决定权。所谓的“建设性不信任动议”是为了杜绝联邦德国政府像魏玛共和国时期那样缺乏实权，各届总理无法获得议会的大多数支持，最终只能利用总统法令来实施立法。

虽然联邦德国的宪法非常重要，但还存在着其他因素在解释西德民主制的稳定上也同样重要。其中最关键的毫无疑问是西德经济的成功，这种成功几乎是顷刻间取得的。其他因素则与政党性质的变化，以及特定的经济利益集团和政体关系的变化有关。很明显，战后的政治自由起初被同盟国限制了，但正如上文所述，部分是由宪法条款所决定的。不过，政党追求政治利益的方式与纳粹前的德意志政党有较大不同。一方面，借用英国工党的形容词，基民盟和基社盟发展成为相对“宽泛的教会”，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还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前纳粹党的成员（阿登纳甚至将他们纳入了内阁）。另一方面，社民党在1957年大选惨败后，进行了激烈的改革，并在1959年召开的巴德·哥德斯堡（Bad Godesberg）大会上，无情地抛弃了它多年以来引以为豪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空泛言辞。社民党以包容万象的人民党姿态，试图与基民盟和基社盟竞争，它积极争取各行各业的支持，并提出了对资本主义采取温和人性的政策，而非激进的社会变革。尽管两大党具体政策有些不同，比如20世纪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早期对东方政策的意见，以及80年代面对经济衰退所采取的措施，但他们的政见总体上趋于一致，在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管理方式上都表现得较为温和。这和纳粹前的德国激进的在野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军队在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1956年后，新的军队却有了不一样的位置。现在，它必须服从议会的命令，而无法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力了。

魏玛共和国和西德，在经济利益集团的政治倾向上也有着很大的差别。魏玛共和国时期，一些经济界人士认为民主政体是有损于他们的经济利益的。与此相反，西德特殊的集团主义在雇主看来则基本是令人满意的，几大利益集团在幕后协商，许多政治决策就以这种方式发展成型了。这些利益集团包括代表雇主方的德国工业联盟、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德国工商联合会，以及代表工人方的德国贸易联合会、德国雇员联合会、德国公务员联合会和一个强大的农业游说集团。一些批评家谴责西德的集团主义，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很民主的方式，因为它让有效的决策产生在了议会之外。其他分析家则认为，这是一个达成政策的有效手段，它可以在正式立法之前就让各方参与协商，互相让步，并最终制定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可行政策。另外，西德的经济相比魏玛时期要好得多，这也是经济精英能对波恩民主制尽心尽力的重大保障。

西德人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民主呢？人们普遍认为，同盟国在去纳粹化和再教育上所做的努力收效甚微，甚至经常产生相反的效果。20世纪50年代，民众基本缺乏政治倾向，还有人顽固不化地继续支持君主制和右翼。一开始，人们出于对实际利益的考虑，支持看上去“扬善”的体制。但渐渐地，就发展成为对民主体制的支持。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许多德国人眼中，物质基础要比政治自由重要得多，虽然他们也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做到两全其美，但毕竟他们生活在西德而非东德。于是，民众的政治参与大多局限于履行公民义务，大选时的投票率很高，尤其是和专制政体也能和谐相处。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政治倾向开始变得更为激进，“公民自发组织”（citizens initiative groups）遍地开花，最终绿党成立。不过，这并不能概括为“西德的政治文化”，否则就太过一概而论了。无数亚文化群体也在活动，右翼运动持续进行，并不断推陈出新（比如共和党），这对左派参与式民主的推广造成了压力。不能简单地把政治倾向视作“国家再教育”的过程，实际上它也是民众对现状的反应不断变化的表现。从早期对战后经济奇迹的积极态度，到对外籍工人引发社会压力的消极回应，这些反应多种多样。政府和公民永远不能对政治体制的运作感到过度自满，相反，必须长期对边缘潜在的异见和不满保持警惕。

共产主义东德的政治发展模式自然与西德相距甚远。西方人总是将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混为一谈，认为它们都是“极权主义”的一党制国家而不予理会。比起匈牙利或波兰来说，东德不太注重改革，因此常常被认为是非常僵化的国家。虽然本书无法否认东德的确限制了一些人权和自由，比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移居自由，但实际上，东德的政体比一概而论的标签指向要复杂得多。为了了解乌布利希和昂纳克时期东德政治的特点，我们必须首先分析其形式上的政治结构，并思考各功能的互相作用。

尽管表面看来，东西德1949年制定的宪法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真正的政治差异越来越明显，分歧也越来越大。前文已经提到，东德废除了邦和上议院。1960年，在第一任东德总统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去世后，一个集体式的国家首脑，即国务委员会（Staatsrat），代替了总统的位置。1968年和1974年制定的新宪法也囊括了其他对原宪法的修改。这两部新宪法记录了东德社会政治的改变，以及东方政策实施后东德国际地位的变化。1968年制定的宪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置于“领导地位”，规定所有行为都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而束缚了许多原宪法规定的“中产阶级”的自由。这些基本限制十分严格，并由统一社会党制定。东西德关系缓和后，1974年的宪法试图勾画一条“文化界线”，来定义出属于东德的“国民身份”，并淡化任何“德国”的概念，以及与“全德国”（all-German）相关的一切。宪法还强调了东德与苏联的紧密关系。

很多人以为，在共产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基本是一个意思。即使它们是两个组织体系，人们还是认为政府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命令下运作的。虽然这个观点大体上是对的，但还是有点将问题简单化了。东德的政府和党都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组织的。统一社会党的政治局和秘书处拥有最高权力，下一级就是规模较大的中央委员会，然后是各级行政区的党组织。最底层的是基层单位。基层单位通常根据工作单位，或住宅地点进行组织。统一社会党既是“群众”党，也是“干部”党。除了一部分受过训练、忠实的党内积极分子，还有大量顺从的党员。20世纪80年代早期，东德成年劳动人口的1/5都是统一社会党党员。虽然基层党员也会互相协商、交流政见，但最终还是上层做出决策，并在各级予以实施。与很多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不同（比如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在20世纪50年代乌布利希发动的党内清洗过后，直到1989年革命，德国统一社会党内很少有明显的分裂意向。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统一社会党对外基本是铁板一块，这也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东德政治相对稳定的主要原因。不过，在党内处于较低地位的党员，其对统一社会党的忠诚及怀疑程度因人而异。20世纪80年代，随着领导人昂纳克的年老，以及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改革政策的实施，东德总统接班人问题越来越复杂。许多地方党员私底下都希望局势能够得到改变。

东德政府内也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国务委员会只是形式上的首脑，真正掌握政府实权的是部长会议。占重要地位的是处理各项经济和国防事务的部门，当然还有国家安全部。主要负责监视国民和镇压反对派的国家安全警察[或称史塔西（Stasi）]在几年内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在乌布利希辞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后，国务委员会的一些权力移交给了部长会议，因为他还保留着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重要的党员同时也是国务委员会的成员，这样他们就能够在国际场合正式代表东德。议会，或称人民议会（Volkskammer），极少举行会议，基本只是正式批准并公开上层制定的政策。中央制定的决策和计划会告知各级地方政府，让他们执行。虽然我们从这个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东德的政治体制下，统一社会党基本主导了政府机构，但这并不代表着党和政府就是一个概念。20世纪50年代，统一社会党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改革政府结构，以适应党的需要，提高官僚行政效率。在东德历史上，尽管政府官员体制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开始已经稳定下来，但把中央决策转为地方政策一直困难重重。一些人士分析说，20世纪80年代早期，政府结构和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执政党的结构和目标，官僚中不同领域的“专家”能够帮助确立政治议题，并设立切实可行的政治目标。很明显，虽然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密，但它们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在不同的时期，两者的平衡取决于议题及成员性格的不同。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党和军队之间有过一些小小的摩擦，比如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波兰，或是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南斯拉夫。但东德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其执政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似乎有相同的目标，关系十分和谐。

东德原则上并不是一党制国家。除了统一社会党之外，还有4个小党：基民盟、自民党、民族主义的国家民主党和德国农民民主党。20世纪80年代，4个党的成员人数都在10万人左右，其中基民党的成员最多。虽然从西方多元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党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只是统一社会党的傀儡，但实际上，这些党在东德的政治中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们是统一社会党和不同民众群体之间的纽带，他们将政策翻译为不同的亚文化语言，并在专门的期刊上向大众传达高层的决策，同时将民众的反应和不满告知上层，让统一社会党始终知晓一般民众的看法。对于这些小党的成员来说，这种纽带作用可能是一种手段，既可以表达他们对东德基本忠诚的态度，同时又无需在原则上做出妥协，对于基民盟成员来说尤其如此。4个小党在议会中都有特定的席位。1989年以前，唯一一次反对政府决策的投票是在1972年，基民盟的14位成员投票反对流产法案。除了4个小党之外，东德还有大量的群众组织，致力于鼓励东德人参与公共事务。其中最大的是德国自由贸易联合会（FDGB），其成员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劳动年龄人口。同样重要的还有自由德国青年团（FDJ）、民主德国妇女联合会（DFD）、民主德国文化联盟（KB），以及德苏友谊协会（DSF）。除体育与科技协会（GST）是一个青年准军事组织外，大多数的群众组织只是为了促进日常的业余生活，比如养宠物或收集仙人掌。东德有大量的群众组织。因为升职不仅取决于天赋和特长，还要求即便不积极参政，至少也要在政治上与大众保持一致，这些压力促使东德人被迫参与这些组织。

东德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能够平息可能对社稷造成危害的反对与不满。1953年6月爆发的起义，正如上文所述，没有领导者，也没有总体策略和外来支持，并在遭到武力镇压前就开始自行瓦解。哈里希（Harich）、哈费曼（Havemann）、巴罗（Bahro）等对马克思主义持异见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公众支持，因为比起公开的反对，大多数东德人更容易对私下的不满听之任之。20世纪80年代，草根阶层的异见群体遍地开花，他们主要反对在东西欧部署核弹，引发不同意见的除了这些特定的和平议题，还有人权和环境保护问题。这些另类观点的讨论地点大多是东德的新教教会，他们于是有了容身之所。教会在东德是唯一既不与共产党合作，也不隶属于他们的社会机构。20世纪50年代，政府迫害基督教，但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两者暂时得以共存。1978年，教会与政府签订了暂行协定，所谓的“社会主义中的教会”被授予了一些特权，并与政府形成了全新的和谐关系。有一段时间，教会高层似乎想要通过包容、控制异见来维持教会的地位，以便能在东德的政治中扮演安全阀门的角色。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教会内部开始分裂，教会不同阶层的成员之间以及教会高层内部都存在分歧，异见的抒发和持异议者的关系网已经发展到了连教会都无法控制的程度。毫无疑问，很多人希望苏联开放的呼声可以影响东德，并产生实际的意义。东德领导层被激怒了，他们启用国家安全警察来武力镇压游行示威，镇压次数前所未有，此外还逼迫大量持异议者流浪他乡。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东德对异见的包容无疑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到了80年代，政治开始不稳定起来。教会对异见形成的影响，在1989年的革命方式和政治影响上得到了体现。但仅凭这些异见分子，是无法打破东德共产主义的枷锁的。

东德与西德的政治差别有多大呢？虽然东德人的确成了忠于共产党的民族，但政治取向的形式和西德有着显著的差别。很多东德人虽然在公共场合循规蹈矩，但在私人场合还是过着人们认为的“极其普通的生活”，家人、朋友、乡村田舍或土地组成了高斯（Gaus）所说的“利基社会”[2]。这种隐居用来应对干涉过多、要求太多的政府，和许多西德公民有权对政治采取的不关心态度完全是两回事。东德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专制主义，但毫无疑问更多的是为了应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而非纳粹时期和纳粹前德国留下的遗产。我们很难获知，东德的学校、工厂、政党或群众组织是如何进行民主讨论的，也很难知道他们处理矛盾的民主形式。但相似的，对生活各领域的组织管理防止了个人主义和创业精神的发展。不管是东德还是西德，对其“全国性”的政治文化的概括都是轻率的。不过，在两德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其政治态度还是有着显著的不同。20世纪80年代，许多东德人批评东德体制的运作和存在的不足，但并没有将西德的优越性当作前提。东西德政治体制的差异和两国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上的不同息息相关。这也是本书接下来要谈到的话题。

[1]Radikalenerlass，也称为Berufsverbot，意思是“就业禁令”，因为这就是激进分子所面临的后果。

[2]niche society，即小社会。——译者注

西德的经济与社会

对20世纪80年代的任何一个普通的观察家来说，东西德最明显的差异就在于人民的生活水平。西德是一个繁荣、西化、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社会。时髦的轿车保养得很好，“嗖”地一下穿过了高速公路；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叫嚷着“森林要消失了”，但西德总体的环境还是很干净，而且物产丰富。相反，东德单调、灰暗的环境令游客震惊。褐煤制造的烟雾污染了空气；又小又破的汽车在坑坑洼洼、布满鹅卵石的公路上颠簸（除了西德到西柏林的高速公路还保养得很好）；房子破破烂烂；商店里可供挑选的商品有限并且质量低劣。不过，这些表面现象在反映现实的同时，也掩盖了更深层的现实和更复杂的真相。

实际上，东德也经历了西德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经历的所谓“经济奇迹”。西德的情况众所周知。从1948年货币改革前开始，在马歇尔计划对心理和物质的双重激励下，德国经济快速起飞，并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惊人的发展速度。由于难民的涌入和战俘的归国，50年代初期的失业率相当高（大约8%），但50年代末形势发生了逆转，反而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同时，经济增速也逐渐放缓，西德经济在60年代基本和其他西方工业国家持平。1966—1967年，西德遭遇了短期的经济衰退，但大联合政府的经济政策成功地应对了危机。由于极度依赖贸易和石油进口，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机，以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衰落都对西德产生了影响。比起前几个十年，80年代西德经济可能有些停滞，失业率高达8%—10%，经济增长率只有2%—3%，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许多德国人最担心的通货膨胀率在80年代却是全欧洲最低的。

战后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方式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在保守派政府的领导下，前经济学教授、阿登纳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制定了以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为理论支持的经济政策。他认为，国家应当保证或提供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但必须克制自己，不要过多地干预经济，尽量让市场发挥作用。“社会”这一限定词就意味着政府必须提供条件，保护社会最弱小的成员不被脱缰的市场的毁灭性力量所伤。艾哈德想要抛弃纳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传统，这是可以理解的。许多批评家认为，西德经济既不“市场”也不“社会”。政府不可避免地采取各种方式干预引导经济，还自己当上了大雇主。尽管同盟国试图拆分大公司，并采取措施应对卡特尔集团，但自由市场的运作又推动了德国经济的集中趋势。去卡特尔化在西德遇到了如潮的反对意见，艾哈德的第一个法案没有通过，最后通过的1957年版本掺水太多，漏洞太多，导致西德工业的集中趋势只增不减。另外，20世纪50年代的政策还包括低税收、高利息率和利润、小幅增加工人收入、国内信用紧缩以及鼓励投资等，这些政策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也拉大了贫富差距。政府的政策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以至于到了60年代，很大比例的财富掌握在社会上很少一部分人手中。这些政策的支持者认为，既然蛋糕在短时间内变得这么大，这种不平等也就不重要了。在绝对意义上，社会所有成员的生活水平都比原来提高了一大截。对60年代的大多数西德人来说，他们没有忘记战后的“饥饿年代”，因此这可能比所有的相对不平等都要重要得多。

1963—1966年，艾哈德政府瓦解，加之1966—1967年的经济衰退，大联合政府的总体政策转变为新凯恩斯主义。政府实行税改（包括人们认为相对较高的11％的增值税），加大在经济基础设施，尤其是高速公路建设上的投资，并推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1967年颁布的《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法》以及在政府的推动下达成的雇主与工人的“协调行动”（实际上工人在1977年退出了），都强调了研究和经济计划的重要性。不过70年代晚期，政府不再相信经济计划，反倒倾向于采取主动的危机管理方式。随着失业率的不断上升，加之人口结构上的劣势，工作的人更少了，而领养老金的人相对增多了。在施密特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年，主要的纷争还是在税收和福利的平衡上。偏右翼的自民党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Lambsdorff）与更关心福利的社民党左翼成员无法达成一致，最终社民党倒戈，转而支持基民盟主导的赫尔穆特·科尔政府。在科尔的领导下，德国的经济政策从新凯恩斯主义转为新自由主义。不过，80年代科尔政府并没有采取英吉利海峡对面的保守派政策，即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rs Thatcher）偏爱的激进的经济改革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另外，在科尔执政期间，德国工人罢工的良好记录持续恶化，劳资关系越来越紧张，罢工次数增加，因此政府不得不立法，试图限制罢工并控制其带来的影响。

西德的劳资关系常常被描述为雇主和工人之间和谐的“社会伙伴关系”。工会的结构相当精简，每个工厂有一个工会，负责简化劳资纠纷。此外，还有一个总的工会组织—德国工会联合会（DGB），包括17个工会成员及代表白领和公务员的组织。德国工会联合会不隶属于任何政党。社民党和英国工党不同，并非一直是“工人运动的议会派”。行业中有共同决定等措施，并保证工人的代表人数。这些措施于1951—1952年开始实施，钢铁和煤矿行业引入了共同决定制，还建立了工厂委员会（works council），以便雇员就切身问题发表意见。1976年，共同决定制度覆盖了所有超过1000名雇员的大企业。不过，与和谐的劳资关系这一愿景相反，1951—1952年以及1976年的这些立法最终的结果都不尽如人意。雇主们反对这些措施，觉得它们太过激进；工会成员也相当失望，觉得这些措施远远不够。

有一种普通的错误观念，认为富裕的西德代表的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不同的口音和穿着代表的是这个较为多元的联邦国家中地区的多样性，而不是阶级的多样性（和英国不同，口音和阶级没有关系）。毫无疑问，西德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它和地区多样性的关系与英国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西德社会没有明显的阶级差异。在西德经济和社会的显赫职位中，还可以看到很多名字带有贵族标志“冯”（von）的家族。通过教育体系，社会阶级有复制的趋势，孩子和父母的阶级基本一致。虽然州与州之间的情况不同，但很少有地区采取综合学校体制，大多数地区采取的是三方选拔制（the tripartite selective system）。这些择优录取的学校普遍喜欢具有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家庭背景的学生，这些学生一般继续进入高等院校，而工人阶级或农民的孩子（通常是天主教的）则大多落选，他们在很小的时候潜力就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尽管政府针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西德的教育体系仍然存在着合法地继承父母社会地位的趋势。不过，许多职业资格的引入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一问题。经济上，原本是工人占大多数，而转型后，白领和第三产业的工作数量大增，它们取代蓝领吸引了更多的就业人数。因此，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流动性大大地增加了。其次，西德的年轻人普遍受到良好的训练，因此所有领域的劳动力都受过相当好的教育，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妇女在西德社会中的地位仍然低下，很少有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极少数真正成为大学教授等。进入职场赚取工资的女性大多数地位很低，薪酬很少，主要是临时和兼职职位，并在萧条时期随时可能被裁员。尽管政府做出了一些努力，少数派也发起了强硬的女性运动，但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女性必须在家庭和事业中做出选择，而那些边养育小孩、边出去上班的女性都是出于经济原因，并且这种做法也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因为社会提供的、针对学龄前儿童的照管相当有限，尤其是那些还没上幼儿园的小孩。同时，孩子的上学时间很短，下午不用到校，因此对于正在上班的父母来说，照管儿童是件相当令人头疼的事情。

最后，在西德的社会结构中还有一类人，即庞大的外国“客籍工人”（Gastarbeiter），他们构成了社会的底层。难民等价格低廉的流动劳动力资源在1961年建造柏林墙时就基本枯竭了，在劳动力短缺的时期，土耳其等地中海国家的移民工人在60年代被西德经济吸引过来。西德之所以青睐客籍工人，是因为国家不用在他们的教育上花钱，但他们缴纳的税款却能直接进入西德的福利系统。大多数客籍工人不具备专业技能，也没有加入工会，因此只能做那些德国人不愿意干的“脏”活，他们签订的合同是临时的，所以也不用考虑他们作为工人的权利。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西德经济的衰退，客籍工人开始成为社会问题的来源，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在德国待上几年，挣够钱然后回家，而是在德国定居下来，他们要么把家人接来，要么就在当地成家。随着失业率的持续上升，政府采取措施让客籍工人离开德国。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频发，种族间的摩擦频繁，1989年春，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举行的当地议会选举中，许多右翼政党获得了高票。二代移民如何融入德国社会也成了问题，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德国就是他们的家，和遥远的祖国不相上下，但这些孩子的语言和风俗与他们的德意志邻居完全不同。任何认为西德社会“没有阶级”的看法，都严重蒙蔽了真相，无视了这些20世纪80年代晚期约占西德人口1/10的客籍工人。

东德的经济与社会（1949—1989年）

早在1949年，东西德的社会经济结构就已经存在着显著差异了。两国正式建立后，这些差异越来越明显。

占领时期，苏联没收了庄园之后开展的农业集体化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分别是1952—1953年和1959—1960年，并有三种合作制。到60年代末，东德农业大部分变成了集体制，其中土地、牲畜、机器和工具都是公有制。70—80年代，农业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改变，专业化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果树种植、庄稼种植和牲畜养殖等领域。此外，还有许多中间组织负责协调各企业的生产计划以满足全国的生产目标。虽然没有西德农业那样高效（西德农业受益于一个强大的农业疏通机构，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共同农业政策），但东德的农业还是相当高产的，国内的基本食品可以做到自给自足（虽然消费者的选择很有限，比如水果）。对80年代的游客来说，看到密集排列的联合收割机在东德集体化的广阔田野上整齐地移动，而另一边的波兰乡间却行驶着一辆辆慢吞吞的马车，其对比令人震惊。东德的另一个农产品供应源则是私人的小块土地和分配的园地。政府希望在主要的集体制外补充这些私人土地，因此在80年代鼓励私人经营。

东德的工业结构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政府迅速消除了生产方式的私有化，因此工业生产要么是“人民”（即政府）所有，要么是有政府参与的合资形式。50年代的东德工业特征首先是斯大林主义，即重视所有的重工业，1953年爆发起义后，政府对消费主义做出了一些让步。其次是一系列计划的宣告和实施。不过，计划经济却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目标太过不切实际，只重视产品数量，却不重视产品质量，产品根本卖不出去等。1963年，苏联正酝酿新的经济政策，于是东德推行了新的经济体制，在经济上采取权力下放的措施，各级政府有更多的决策自由，并用利润和奖金来激励生产者。既然现在利润变得重要了，产品质量就成为必须考虑的因素，因为产品必须能卖得出去。新的经济体制本身存在很多问题，使三次价格改革成为必然。比如，管理者大多缺乏管理经验，现在却突然要对企业的绩效负责。1967年，新经济体制修改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然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爆发“布拉格之春”运动后，这些经济试验在60年代末就悄然终止了，因为东德领导人担心经济领域的权力下放可能导致政治上的权力下放和民主化。应当注意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相反，乌布利希执政时期经济决策权的分散并没有导致东德政治的民主化。70年代，在昂纳克的领导下，经济又开始集权化。

昂纳克执政时期，东德的工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于东德经济长期依赖贸易和石油进口，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给东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此之后，政府试图协调研究、技术发展和生产之间的关系，在经济计划中使用更敏感的经济杠杆，同时总控制权依旧掌握在中央政治局和部长会议的手中。

尽管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障碍，但东德经济的总体运行态势是好的。虽然东西德之间的自然经济联系被强行切断，东德被迫加入了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与发展较为落后的经济体进行一体化，战后又遭受了拆除和赔款政策的蹂躏，但东德经济还是一路上升。到80年代，东德成了东欧人均产量最高的国家，从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来看，东德稳居世界主要贸易国的第12位。它并没有与生俱来的自然资源优势，能源上虽然逐渐转向核能，但还是严重依赖国内劣质褐煤和从苏联进口的石油。与大多数东欧国家不同（捷克斯洛伐克西部除外），东德在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前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传统的优势产业包括机动车和机器生产，以及化学、光学和电子产业。在微电子和电脑产业，虽然东德紧跟在西方之后，而且只能在东欧出口电脑，但仍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发展。

相比其他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员国家，东德拥有一个可能会被忽略的重要的经济优势，那就是东德和西德的特殊关系。由于两德之间不设关税，加之有利的贸易和信贷协议，东德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秘密成员。东德贸易的1/3都是和非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员国家达成的，其中1/3是与西德（占东德对外贸易总额的8%左右）。除了有利的贸易和信贷协议，西德还成了可靠的供货源，从而避免了东德在生产中经常遇到的瓶颈。另外，通过与西德的特殊关系，东德还获得了大量的西德硬通货，以及西德对建设通往西柏林的高速公路的赞助、旅客交付的通行费、游客去东德旅游必须兑换的货币、西德对特定项目的支持（例如，西德的教会资助东德修复当地的教堂，或购买当地教会医院的医疗设备）、西德居民给东德亲友的汇款，等等。在东德的危难关头，西德还提供了优惠的贷款条件，帮助东德平稳度过了80年代早期的经济危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其他西欧国家还要顺利。东德的劳动力相对来说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熟练高效地工作，在解释东德经济相对成功的原因时，尽管这一点也相当重要，但东德与西德的特殊关系也是不容忽视的。

虽然东德的经济发展在年增长率、人均生产总值等数据上表现突出，但对于西方游客来说，却是很难体会到的。东德的日常生活表面上有些单调，根本不是大多数西德居民能够享受到的富裕生活。不过，从量化角度来比较，东德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七八十年代还是有所提高的，越来越多的东德家庭购买了电视、冰箱、洗衣机和汽车。当然，大多数东西德人民还是知道，一辆奔驰或宝马，和一辆瓦尔特堡（Wartburg）或特拉贝特（Trabant）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虽然从平均收入来看，东德的耐用品价格确实较高，但对东德人来说，问题不是缺钱，而是选择太少。购买新车需要排很长的队伍，二手车的价格总是和新车不相上下，因为顾客不用等就能马上用。（不过，东德社会的特权阶级是不用排队的，通常还能轻轻松松地买到西德产的车。）另一个问题是购物的层次分化。生活必备品因有政府补贴价格便宜，而那些更受欢迎的产品通常价格较高，可以用东德货币在Exquisit和Delikat连锁商店买到，或是用西部硬通货币到国际商店（Intershops）购买（最初只对西方游客开放）。于是，国际商店以是否持有西部货币为准，实际上将东德人划分成了两类。虽然东德人对此总是抱怨或批评（比如所谓的“水果蔬菜”商店里除了圆白菜还是圆白菜），但食物也并没有真的匮乏。即使有时候找的工作并不适合自己，但人人都不愁找不到工作，吃住都很便宜。不过，就算是在吃喝上，东德也很难与西德比肩。60年代晚期，东德人每天摄入的肉和其他产品少于西德人。80年代，西德人越来越注重健康，相对东德人来说，他们每天摄入的肉类较少，而蔬菜水果则较多；而此时东德人虽然在肉类消费上赶超了西德人，但相比之下，整体的生活水平还是差了很多。虽然东德的经济情况如此，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定期让位于政治的稳定，但和波兰不同，东德并未因此产生大规模的不满情绪。然而另一方面，当匈牙利在1989年夏打开与奥地利接壤的边境时，政府也无法阻止大量的东德人逃往西德，去寻求他们希望中的美好未来。1989年秋，当群众涌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改善言论自由、通行自由和基本人权时，政府也同样无力阻止。最终，“面包和马戏”政策根本无法满足大众对民主社会的需求。

东德的社会结构也和西德大不相同。东德的人口数量只有微小的波动，基本保持不变，80年代晚期不到1700万人口，而西德人口则比战争刚结束时增加了大约一半，达到了6200万。相对于西德的高度城市化，东德居民一直生活在中等规模的城镇和更小的社区中，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东德人的收入差距也没有西德明显，在一直被称作“小市民社会”（society of small people）的东德，既没有特别富有的人，也没有特别贫穷的人。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在东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说，这里就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不过，这并不代表它没有特权精英阶级。只不过东德的精英主要是政治精英，而非联邦德国那样多种类型，精英在东德，是一群人，而不只是几个高层政客，在享受特权和舒适的生活。因此，东德也不是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

就社会流动性来说，东德要大过西德，其早期的政策资助了许多弱势群体、工人阶级和农民背景的人。虽然到20世纪70年代，不看社会背景、只注重才能的制度占了上风，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教育系统还是以帮助工人和农民的后代作为特定目标。东德的综合学校体制强调工作经验的重要性，除了读高中这条学业道路以外（要达到德国的Abitur或英国的A水平资格），还能通过其他方法进入高等院校。不过，要想在东德社会中逐步高升，如果不主动参政，至少也要在政治上遵纪守法。虽然受教育程度高逐渐成为特权阶级、政治精英独有的特征，但年轻人只要守规矩，不管其才能如何，总能在教育体系中顺利往上爬。牧师的孩子一般被迫学习神学，而不能自由选择其他职业科目。如果拒绝服兵役，选择当“建造兵”（Bausoldat），或是在自由德国青年团（Free German Youth）运动中表现不佳，都可能对职业生涯造成负面影响。

比起西德女性，东德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更加平等，虽然20世纪80年代末还远未达到“解放”的程度。过半的东德劳动力皆为女性，社会普遍认为，女性结婚生子后，还应当出去工作。东德的幼儿托管较为普遍，大多数孩子都能进入日间托儿所、幼儿园和课后托管所。为缓解7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担忧，政府对孕产假的规定十分慷慨。不过，也有批评者认为，妈妈出去工作，长时间待在工厂（要么小孩长时间待在托管所），回家后还要做很久的家务（或是育儿的时候相当劳累、疲惫、不开心），对自身和孩子的健康均有不利影响，离婚率也相对较高（虽然结婚率也很高，这可能暗示了人们对婚姻的期望值很高）。比起西德，东德女性在经济上更为独立。尽管如此，相比男性，女性大多在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的岗位上工作，级别越高的职位上，女性越少（比如女教师很多，女校长很少）。东德女性在工会和政党中的职位也比西德女性要高，但高层中还是很少有女领导人（也有例外，比如玛戈·昂纳克，前教育部长、埃里希·昂纳克的夫人）。东德的女性主义（如果非要给个标签的话，但实际上只是大致的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目标是能从事男性从事的职业，但其结果是女性肩负“双重负担”，而社会仍然是不平等的男权主义。意识到了这一点，女性主义到了80年代末就以与男性不同为目标了。

很明显，东德并没有达成它自己标榜的一些意识形态目标，尤其是在社会平等方面。就更别提政府最终会消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了。东德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压迫无所不在，官僚化和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到了80年代末，东西德明显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

两德在文化上有多大的不同呢？经历了最初的艰难时期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等流亡者返回德国倒是件好事]，东西德都对德意志文学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联邦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享誉国际，而东德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及施特凡·海姆（Stefan Heym）的作品被译介到国外，还有很多作家也受到了海外读者的认可。虽然东西德作家在作品中涉及的很多问题都是相似的，尤其是纳粹德国的历史，但他们的答案却互不相同，这一点十分有趣。而随着时光荏苒，他们也渐渐开始关注各自的社会现实，试图宣扬与主流观念冲突的思想行为模式。东德文学有很强的政治意义，有趣的是，其文学作品往往是在西德这个使用相同语言的地方出版、流传，最后得以规避审查，返回东德。大众文化上，东西德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虽然昂纳克执政时期，青年中也流行穿牛仔裤、听摇滚演唱会，但是东德的青年文化总体上较为压抑和束缚。体育是东德的传统强项，但即使在这个领域内，也有精英与大众的区别。少数人享受赞助，而大多数人只能使用相对落后的设备。而高质量的体育设施在西德随处可见。东德还存在足球流氓行为，这主要是针对东柏林埃里希·梅尔克（Erich Mielke）的迪纳摩队（Dynamo）而言的，埃里希·梅尔克是东德的国家安全部部长，他并不受大众欢迎，因此球队的球迷少得可怜。两德人民的娱乐活动形式也明显不同，比起东德，联邦德国的娱乐设施和种类广泛多样，还包括海外旅行。

尽管东西德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多，两德仍然由于相同的历史渊源而联系在一起，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虽然是不同的两个国家，却关系密切，提到一个，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两国在作为独立国家的同时，又是同一个国家的两部分，在现代世界中显得十分独特。无论分裂的两个部分看起来有多稳定，它们还是处于分裂的状态。这个横跨中欧的狭长伤口，虽主要是德国的责任，但对其他国家也造成了深重的伤害。

1989年革命与德国统一

20世纪80年代晚期，控制中欧40年的体系开始发生巨变。经济疲软、政治无力的苏联已经无法和美国相提并论了，再也无法为东欧撑起巨大的保护伞。此时的苏联希望平息国际矛盾，转而解决国内层出不穷的问题。在改革派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开始了民主化和经济改革，这对欧洲战后格局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从非干涉主义的角度来看，苏联放弃东欧卫星国，在政治上进行民主化，这一举动可能使民主化进程在波兰和匈牙利继续发展，并分别结束两国的共产党执政。昂纳克执政后期，政治压迫越来越明显，东德改革的希望就此破灭，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任执政者是个改良派。

实际上，导致东德旧政权解体的改革并不是来自内部的压力，而是由于其他国家的政权危机才引发的。1989年夏，匈牙利新上任的改革派领袖开始拆除与奥地利边境上的防御工事。这就让持东德护照前往西方国家的限制成为摆设。8月，大约22万东德游客来到匈牙利，其中可能有1/10的人只带了一点随身的行李，他们想利用边境开放的机会，逃到西方国家去。起初，西方作为接待者欣喜若狂。他们建了难民营来安置这些移民，德国雇主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节日的气氛笼罩着欧洲，“在西德土地上的德国统一”这一说法口耳相传。当每晚看到西德的电视新闻时，其他的东德人也决定趁此机会去往西方。一些人经捷克斯洛伐克到匈牙利，一些人到布拉格和华沙的西德大使馆寻求庇护。一下子，这股出走的浪潮就到了危机的边缘。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再也无法承受前来寻求庇护的上千名东德人，接受难民的政府在东西德两国政府之间局促不安，西德政府开始担心西德经济和住房如何容得下几万移民，而东德政府早就意识到，公民的大量流失必将导致重大危机的发生，不仅会如60年代一样影响到经济运作，还会导致政府失去公信力。而封锁所有国家的边境来遏制出走浪潮，则不仅会将东德人困在东欧，还会使所有东德人陷入“软禁”的境地，这种做法明显不切实际，而且等于承认了失败。

埃里希·昂纳克本人的健康问题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他在夏天刚刚做了胆囊手术，据传还患上了癌症（后来经证实确认）。昂纳克一边无视本国的问题，一边继续筹备1989年10月东德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同时，东德许多群体开始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其中最大的团体叫做新论坛（New Forum），这个政治运动团体并没有简单地阻止东德人离开，而是坦率直面了为什么这么多东德人想要离开的问题。这些早期的改革呼声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他们拒绝西德的体制，希望建立一个更为人性化、非斯大林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体制。受到莱比锡每周举行的群众游行以及其他城市小规模的类似活动的影响，这些改革呼声持续不断，要求从建设性改革的角度发起国内的政治讨论。起初，一些人虽然担心群众游行会遭到政府直接的武力镇压，但还是鼓起勇气以和平的方式游行，而且组织有序，纪律严明。教会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组织作用，人群以非暴力的抗议形式，举行和平的点蜡烛、守夜、祈祷和集会等活动。10月9日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政府宣布放弃对莱比锡游行的武力镇压，这相当于承认了公众要求对话的合法性。从此以后，游行队伍继续壮大。

东德领导人面临着国内的挑战和戈尔巴乔夫引发的问题（他出席了东德空有形式的40周年庆祝活动），试图发起一场实质上的“自上而下的最后一次革命”，从而避免自下而上革命的一发不可收拾，同时重新掌控越来越混乱的局面。10月18日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昂纳克作为统一社会党的领袖被罢免，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取而代之。这位新任党的领袖作风强硬，一直被称作是昂纳克的“王储”。克伦茨结束了在莫斯科的短暂访问后，带着一贯的笑脸回到东德，主持最初阶段的改革工作。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刚刚改变主意的领袖对改革抱有诚意，当时还有漫画配文“鲨鱼有漂亮的牙齿，亲爱的”，意指克伦茨在大笑时露出的牙齿。民众继续要求更彻底的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游行队伍不断壮大。同时，逃往西方的难民潮还在继续，此时的难民更是选择了途经捷克边境的较短路线。

很明显，此时横跨欧洲的“铁幕”已经千疮百孔。东德领导人为平息动乱，向民众做出了有限的让步，规定去西方国家必须获得许可证，并且每年只能出国4周，但没有人买账。11月9日星期四，在一场记者招待会接近尾声时，一位疲惫不堪的政府发言人宣布，柏林墙已经不再拥有先前的功用了，东德人可以获得新的通行自由，此举影响深远。这个通告一发，所有人瞬间沉浸在了狂喜之中。

住在柏林两边的民众冲向了柏林墙。很快，东德边境的守卫放弃了盖章，也不再发放签证，四处洋溢着欢欣鼓舞的狂欢气氛。午夜，有人在柏林墙上跳舞、喝香槟，两边都有人帮助对面的人翻墙。柏林人在这堵墙上团聚了，柏林墙再也不是居住地的边界，而只不过是一层混凝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德边界和柏林分界陆陆续续解除了封锁，新的通道打开了，两方都努力减缓随之而来的交通压力。新的时代开始了，大量的东德人冲向了西德，想看一看在墙的另一边富裕的禁区里是什么样子。随后，他们又回到了东德，行囊里装满了香蕉、橘子等少数他们能用仅有的西部货币购买的东西。

图37 人们从已经被废弃的柏林墙上凿出纪念品，一位西德退休老人在旁观看。摄影：科尼利·尤斯伯恩（Cornelie Usborne）。

狂欢后不会没有宿醉，“德国问题”也不会随着边界的开放而消失。不过，真正的问题从1989—1990年冬才开始显现。一方面，难民仍以每日1000—2000人的数量进入西德，一年大约30万—50万人。很明显，一些东德人仍然觉得他们在西德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或是对新上任的领导层没有信心，认为他们发起的改革必然不够彻底，很难令人满意。而不断涌入的难民对西德的经济和基础设施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与极端政治运动有关的社会矛盾也一并爆发。这次，比起对待夏天来的难民，西德人的反应变得冷淡多了。另一方面，随着科尔总理开启了两德统一的话题，复杂的国际问题接踵而至。国际讨论的重点成了在东欧民主化后，华沙公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新角色问题，将市场因素引入东欧经济的问题，及其与西欧一体化进程的关系。德国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一国的问题。

东德国内的政治格局还在迅速发生着变化。埃贡·克伦茨很快不再担任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取而代之的是年轻有活力，并且相对支持改革的格雷戈尔·居西（Gregor Gysi）。统一社会党希望以新形象示人，一边清洗旧的领导层，其中一些人面临贪污受贿的指控，其贪污数额震惊了东德民众；一边给自己贴上新的标签，在原本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后面加上“民主社会主义党”（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不过，这种改革并未使人信服，1990年1月中旬，已经有一半成员退出了统一社会党。议会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统一社会党不再实行一党制。原定于1990年5月6日举行的选举，后来提前到了3月18日。新的政党开始建立他们的组织并制定计划，其中包括作为反对派的新论坛、“现在就要民主”、“民主觉醒”，以及刚刚建成的东德社民党。先前的傀儡政党也开始主张独立，例如，在议会投票通过克伦茨当选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时，自由党派没有投票，随后，自由党派试图采取无党派的策略。群众的游行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对德国统一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极端右翼活动也越来越明显（包括西德共和党参与鼓动）。东德领导层以国内动乱频发为借口，减慢了人人憎恨的安全警察（史塔西）的遣散速度，最后被迫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尽管如此，温和派共产主义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wo）领导下的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对话还是充满了矛盾和紧张。1990年初，政治气氛大有变化，1989年秋的不流血革命的和平时期结束了。

3月18日大选时，东德的经济和行政体系正加速解体。尽管东德以初生牛犊的精神勇敢地发起了改革运动，但由于缺乏宣传才能和基本资源，当西德政党进入东德政坛时，他们简直所向披靡，确定了投票结果的右翼倾向。东德基民盟40年来一直是共产主义者的傀儡政党，在赢得大选后，被科尔指定为民主政府中的保守派搭档。东德人认为，给基民盟投票就是以优惠条件获得西德马克的最快方法，不用离开东德的土地也能成为西德的一部分。东西德的货币统一于1990年7月1日生效，预示着两个分离的德国主权走到了尽头。实际上，货币统一给东部带来的，并非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平等，而是高涨的失业率和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的统一是前所未有的，而要让后者在丧失补贴和社会津贴的同时进入市场经济体系，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同时，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继续经历着重大的国内变革，同时放弃主导东欧。科尔利用国际形势中短暂的“机会之窗”，加速推进两德的政治统一。由于国内危机频发，联合政府即将倒台，东德的谈判代表在统一问题上几乎没有发言权。总之，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通过了“2+4条约”后，东德人立刻选择了统一。1990年10月3日，在东德举办40周年纪念活动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东德就此消失了。扩大后的联邦德国加入了五个新的联邦州。在庄严的统一仪式上，德国人许诺自己会承担起德国统一后的责任，确保不再重蹈覆辙。科尔总理则收获了政治上的嘉奖。1990年12月，统一后的德国举行了第一次大选，执政的保守派和自由派联合政府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主导了发展迅速、出乎意料的统一进程，并由此巩固了自身的权力。

第八章 1990年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90年10月3日，前东德组成了五个新的联邦州与西德合并，版图扩大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了一个崭新的国家，重心向西侧倾斜。尽管之前的西德基本决定了两德统一的条件，并为统一后的德国设定了基本的宪法和制度框架，但此时的德国已经和西德有了很大差别。德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已不再整齐划一，随着共产主义政权的失败和冷战的两极世界的结束，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巨变。由于诸多原因，以柏林为首都的新共和国代表着德国历史进入了新阶段。

但事实上，在统一的时刻，乐观的民众并没有料到，将垮台的共产主义国家并入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这一前无古人的尝试所造成的混乱，要比他们想象中大得多。西德人也没有预料到，他们必须承担巨大的重建成本，找工作面临的竞争越来越大，失业率不断攀升，等等。由于东德基础设施的现代化需要资金，税收也越来越高。古老、富裕、沾沾自喜的西德本可以缅怀过去，然后宣布自己是第一个“后民族的民族”，但这时却发现不光是欧洲舞台，连世界舞台都需要德国的积极参与。而短期内，随着西德人进入东部的联邦州，并按照西德的标准重组东德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东德人发现自己被卷入了更大的混乱中。

最初，资本主义经济对东部的联邦州产生的影响主要在就业以及生产、财产的私有化领域。由于引入了西部的工资和物价体系，世界市场带来的激烈竞争令效率低下的东德企业难以承受，这些企业的生产设备极度落后，现在还要支付高昂的人工费用，根本难以为继。很快，失业率就大幅攀升。妇女失去了政府补贴和企业创办的儿童保育设施，再加上国内分工背后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女性受到失业率上升的严重影响。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中年人，他们离退休尚早，而接受培训、掌握新技能又太晚。另一方面，许多年轻人却有了新的机会接受教育和培训，发展事业。政府对财产采取归还而非补偿政策，成立了信托机构，将原先被东德征用、成为“国有”的私人财产返还原主或合法的继承人。这个政策导致了无数的财产争端，将大量的东德人从多年苦心经营的住所和土地上赶了出去。由于诸多原因，向西的移民潮还在持续，人们到西德寻求更好的生活和就业环境，东德的人口持续减少。

在这投资和重建的十年里，尽管一些人在经济上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存活下来的东德产业大多数成功“优化”，破旧的住房焕然一新，铁路等基础设施得到了重建，交通方式实现了现代化，西德消费市场向东扩展。虽然1990年的东德看起来可能比30年代的德国还要破旧，但到了21世纪早期，前东德的许多地区表面上已经和大部分的西德地区没什么两样了。市中心基本翻新过，在崭新的墙面间偶尔会看到衰败、废弃或半旧的大楼，这时才会让人注意到，这些改变不过是在朝夕之间。在更小的市镇和村庄中，大多数住房刚刷上灰泥和白色涂料，鹅卵石街道也换成了柏油碎石路，东德完成了物质的转变。年代较远的楼房墙面在1945年以后曾经一直存留着战争时期的污迹，但这些污迹在这一时期也被迅速清除了。他们还在社会主义新镇的荒凉住宅区内设置了新的便利设施，西德的车辆在街道上随处可见，空气里也没有了褐煤的烟尘和“特拉比”（Trabi）牌老爷车的尾气。

统一后的新首都柏林的重心逐渐东移。亚历山大广场和菩提树下大街一带越来越热闹，曾经单调的共产主义首都反而更像“中心”了。相比之下，西柏林动物园火车站附近的选帝侯大街则渐渐失去了人气，一排商店显得越来越俗气。原本属于无人区的柏林墙沿线，开始了惊人的修建计划。这道伤口是国家分裂的最明显印迹，如今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跨国娱乐产业的摩天大楼、波茨坦广场的大企业、贝尔维尤宫总统府附近新设计的政府总部、完全恢复后的德国国会大厦，以及在城市快捷铁路通往波茨坦沿线的格里博尼茨湖附近、先前的死亡地带上建起的简朴楼房和家庭住所。只有柏林墙残留的混凝土砖矗立在那里，提醒着人们过去发生了什么。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他们根本无法想象腓特烈大街车站这一跨境关口究竟见证了怎样的人类情感，荒凉的等候区、安全警察亭和保安办公室，变成了鞋店、手机和电子产品商店、报刊经销商和杂货店，美化后的新车站更像是现代的西部机场或火车站。史塔西高官埃里希·梅尔克（Erich Mielke）的办公室变成了博物馆，因此位于诺曼大街的前史塔西总部看起来也没那么可怕了。就这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印迹在柏林变化了的环境中渐渐隐去，它们与第三帝国、魏玛共和国、辉煌的帝国时期、肮脏的工业化时期的历史遗迹，以及18世纪普鲁士王国柏林的伟大时代的建筑和雕塑一起，争夺着人们对于历史的关注。即便是那些有亲身体验的人，要记起刚被抹掉的过去，也需要努力地回想，或是到偏远的、常被忽视的地区游历一番。

尽管如此，德国统一后，东部地区的新外表还是掩饰住了东西德民众之间的差别，虽然这些差别在渐渐缩小。一开始，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将两者的差异总结为“东德佬”（Ossis）和“西德佬”（Wessis）。西德人之间充斥着争强好胜的个人主义，而东德人则有更强的集体倾向，认为应当由国家提供公共服务及福利支持。民意调查和社会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些随意的观察结果。他们的婚姻与交友模式常常筑起一道看不见的社会心理的“柏林墙”。东德和西德人在文学和电影作品上的争议也反映了两者的不同，民众讨论此起彼伏。这些作品包括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后革命短篇小说《何去何从》（Was bleibt），这部作品完成于十多年前，稍微润色后就出版了。还有试图将独裁“描绘为无害”的幽默小说和电影，例如布鲁西格（Brüssig）的《像我们一样的英雄》（Helden wieWir）和《太阳大道》（Sonnenallee，这条街道曾横跨了柏林墙）。

对历史的解释也会牵涉政治和道德。东德被称作是“第二个德意志独裁政府”，而许多西德政客和媒体常常过于尖刻地批评东德。奇怪的是，这居然导致了许多东德人开始至少在某些方面，自相矛盾地怀念起了他们曾经参与推翻的政府。人们谴责“极权主义的独裁政府”，并将东德政府和纳粹相比，这让许多东德人感觉自己从前的生活和记忆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扭曲，甚至彻底的否定。新德国议会想要调查东德独裁的性质和后果，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成立了专案调查委员会进行长期调查。专家的证言和激烈的辩论使讨论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如何阐释、“克服”这段刚刚过去的历史成了核心问题。要想审理东德的主要领导人是相当困难的。但对史塔西的非正式雇员（Stasi IMs），或民间线人的大范围政治迫害的审理却相对容易。与东德政府有任何形式的瓜葛并成为其“共犯”者，就会失去工作和事业前景。相比之下，罪恶滔天的纳粹政权虽然背负着种族屠杀和世界大战的罪责，但1945年垮台后，其“随大流者”（Mitläufer）却受到了十分仁慈的处理。20世纪90年代另一个讨论的主题就是纳粹时期。那一时期的许多事件引发了公众的争议，例如，一次展览展出了德意志国防军参与纳粹暴行的证据；有人提议在柏林建立大屠杀纪念碑；还有，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声称，德意志人民长期怀有“排犹主义”，并认为这是解释大屠杀的关键。德国人对这个更为遥远的“还未过去的过去”[1]痛苦不堪，这使原本难解的德国历史以及统一后德国人对新国家的认同过程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统一后的头十年，这些经济、文化、政治上的混乱对德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早期，起初最大的问题就是右翼激进民族主义的复兴。80年代，共和党和德国人民联盟（Deutsche Volksunion, DVU）等右翼政党已经在地区选举中小有成就。但如今，两德统一似乎导致了东部地区种族偏见问题的频发。针对个人的种族暴力时有发生。早年在东部的霍耶斯维达（Hoyerswerda）和罗斯托克（Rostock）、西部的索林根（Solingen）和默尔恩（Mölln）等均发生过有组织的针对外国人的攻击。这些暴力事件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各方担心，随着统一民族国家的复兴，偏激的民族主义也会随之燃起。不过，和20世纪30年代不同，政府坚决反对并严肃处理了这些草根阶级的种族主义事件（尽管在某些事件中，当地警方和旁观者的反应有些迟缓）。同时，许多德国民众也表达了他们的反对意见，于是，早先对极端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复兴的担忧似乎成了空穴来风。20世纪90年代，德国甚至修改了严格的公民法，让长期居住在德国的“客籍工人”及其子女更容易申请到公民身份。

德国政治还受到了选民特征变化的影响。在东部的联邦州，民主社会党（PDS, 由德国统一社会党更名而来）在一些地区，尤其是西柏林获得了重大成功。民主社会党代表着东德人的地区利益，这些东德人因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而十分不满。过渡时期在东西德地区设立的“单独的票箱”选举方式遭到废除，1994年大选后，自民党发现自己也成了西部地区的政党，选票少得可怜，而随着东部联邦州新选区的加入，自民党就开始挣扎在5%的竞选门槛上。另外，对于基民盟的“统一总理”科尔来说，20世纪80年代柏林墙的倒塌拯救了他的政治生涯，但在90年代，由于又一次在政党财政问题上牵扯不清，有受贿嫌疑，他遭到了选民的批评。于是，1998年的大选历史性地产生了社民党和绿党的联合政府，由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担任总理。虽然新任总理格哈特·施罗德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国内问题，基民盟也在到处寻找在政治名望上能与科尔相提并论的后继者，但施罗德和“红—绿”组成的联合政府还是在2002年的大选中紧握住了最高权力，而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国际形势的快速变化。

“铁幕”的瓦解是德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化的原因之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随后，1990年前就已经开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继续拓宽和深化。《申根协议》（Schengen Agreement）签订后，签署国之间几乎没有通行障碍，边境管制基本废除，只有当跨境人存在走私、恐怖主义、毒品交易或非法移民嫌疑时才会被搜查。新的欧洲共同货币——欧元的引入，不仅标志着21世纪的开端，还将欧盟成员国的经济联系在了一起。一些欧盟成员国，尤其是英国还保持着自身与欧元的距离。尽管欧洲隧道公司真的在海平面几千米以下的地方挖隧道，英国也不再是孤独的岛屿，但它还是既不签署《申根协议》，也不加入欧元区。而统一后的德国与法国却是其中的先锋，许多人认为这加快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甚至是某种欧罗巴合众国的雏形。

虽然规模不同，所处的世界历史背景也不一样，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某些进展的确与19世纪早期德意志邦国之间和邦国内部的发展有些相似。不过，在“海关联盟”发展起来之后，二者就无法比拟了。虽然普鲁士在1870年普法战争时提出了联合的外交政策，并于1871年统一了“小德意志”帝国，但这和可能联合起来的欧洲在21世纪的外交政策完全不同。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国际危机（如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中，刚刚统一的德国被迫惊醒，手足无措地开始承担新的国际责任，但到了十年后，即2002—2003年的伊拉克危机时，情况就相当不同了。尽管国内经济问题频发，失业率不断上升，但施罗德之所以在2002年的大选中获胜，部分原因就是他利用了德国人民的和平主义，民众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再清楚不过了。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忙着恢复并加强与美国的政府间的特殊关系，即跨大西洋联盟，西班牙在某种程度上也支持英国的这一举动。而德国却和法国一起，认为这场战争看起来毫无必要，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

21世纪伊始，世界格局已经和几十年前大相径庭。恐怖组织在2001年9月11日（后来称之为“9·11”事件）对纽约和华盛顿发起的自杀式攻击，既开启了新时代，也象征着这个时代国际局势的不稳定，人们对宗教激进分子和军事的不稳定产生了担忧。曾经，两个超级大国将世界分为两半，冷战的危险和威胁可以预计。但如今，多极的世界更加危险、反复无常，新的意识形态和宗教矛盾的爆发点无法预测，政治压迫长期持续，贫困地区的健康与疾病问题频发，富裕与赤贫的对比鲜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尽管新德国日益多元化，但德国人还是在越发久远的痛苦历史的警示下，以新的和平主义和后民族主义的态度，努力克服冷战遗留下的各种国内问题。

[1]这一说法是由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史学家激烈争论时提出的。

第九章 德国历史的模式与问题

在简短概括了德国历史的主要模式后，本书将谈谈德国历史的总体“特性”这一更为宽泛的问题。

德国自身“有地缘政治性的地理位置”常常被认为是德国历史种种复杂问题的原因之一。德国位于欧洲的中心地带，与英国这个岛国不同，它没有自然的疆界。因此，在德国的土地上是无穷无尽的战事和随之而来的军事化。相反，英国是个贸易国，海军代替了常备军队控制着附近的海域。然而，这个观点将问题过度简单化了，没有考虑到两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上的具体差异，甚至将英国历史这一前提弃之不顾。德国在欧洲中部的地理位置本身并不是解释德国史特点的重要因素。最近大为流行的这一“地理位置”说只是肤浅的替代品罢了，其支持者直到现在也没有对多种多样的历史因素进行任何严肃的探讨。但另一方面，这一说法也指明，德国史应当放在国际视角下进行考察，充分考虑在欧洲中部争夺空间、立场、权力和地位的各种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除此之外，还应包含特定地区或领土的内部因素。虽然这些原则对所有国家的历史研究都适用，但对德国史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德国领土涉及的政治单元十分多样，其间的相互关联增加了德国史的复杂性。

德国史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政治实体间没有重叠的部分。这在谈到哈布斯堡王朝时尤其重要。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外，因此拥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但同时也让哈布斯堡的利益与帝国内部其他领土的利益分隔开来，并存在相互冲突的可能性。虽说哈布斯堡的独立性可能是它权力基础的关键，但也可能是神圣罗马帝国弱点的重要来源。当帝国内部的冲突到了关键时刻，皇帝则可能被帝国之外领土的事务缠身，从而无暇介入处理，让不同政见随意发展（比如宗教改革时期）。另一方面，神圣罗马帝国可谓包容万象，其势力也足以保护邦国体制，如果没有神圣罗马帝国，一些小邦国在早期现代化的领土扩张时期，很容易被邻近的大国吞并。不过在此期间，还是有一些小邦国惨遭吞并（但并非所有计划都能成功，比如18世纪晚期，奥地利本想向德国南部，尤其是巴伐利亚地区扩张势力，但以失败告终）。对认同的强调加快了结盟和防御联盟的发展，同样也保护了较小的邦国的相对独立性。帝国是个象征性的奇特体系，不同的元素在其中不断变化，缓慢发展。普鲁士也有部分领土位于帝国之外，也有不重叠所引发的诸种问题。但也正是由于部分领土不受帝国管辖，1701年，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才可能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外称王，成为腓特烈一世国王和普鲁士的国王。在19世纪这一民族主义的时代，德意志试图走向统一。于是，德意志邦联内外，邦国、超邦国组织以及一些德意志邦国内的非德意志民族群体（尤其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内部，还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之间，由于领地不重合、政治利益不一致，产生了越来越多棘手的问题。

不过，一提到民族主义和国家统一，就会引发有关德意志的另一个问题，即权力在帝国层面呈分散趋势，在邦国层面却呈集中趋势，这一特点是否对国家的形成造成了影响。从这种角度来看19世纪前德国历史的特殊性，可以说已经过时了。这种看法显然是强加了现代人的观念，以为民族国家才是正常的政治单元，于是把德国历史看成是扭曲的。如果不是因为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下，民族国家由于强大的竞争力而崛起，那么德意志早期以松散的总体框架囊括大量弱小政治单元的政治结构可能会一直幸存下来，成为切实可行的政治模式。

尽管如此，读者还是会想，以上提到的德国政治的特点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为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德国历史的一些问题埋下了隐患。正如本书开头提到的，历史学家常常怀着强烈的目的论编撰德国历史，这一现象令人不安。这些学者会指出一些“失败的革命”（恩格斯就是如此迅速地将农民战争定性），“德国没能转折的转折点”[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 J. P. Taylor）对1848年的总结]，并指责德国中产阶级“不成熟”，德意志民族国家是“迟来的”。即使放下所有上述看法中的偏见和预设，在考虑了所有长期存在的条件、形势和限制，以及更近的德国历史呈现出的短期模式之后，在解释德国从非民主国家到现代国家为何如此曲折时，读者可能还是会用爱尔兰一则笑话的改编版本来回答这个问题：旅客问爱尔兰人怎么去都柏林，后者回答说：“嗯，如果那里是目的地，我一定不会从这里出发。”除了“找出德国历史的扭曲之处”，历史学家还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就是“找出德国历史的断裂之处”。现今多数人支持的“断裂之处”指1945年，尽管也有学者分析，战后几个月虽然被称作“时钟归零”，但也是有连续性的。如果非要从长期形势的角度来寻找所谓的“断裂之处”，那么也可以反驳说，追根究底，1871—1945年的破坏时期并非前述的长期模式决定的，而是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下小德意志的统一方式在短期内直接导致的。而且正是在这一工业化时期，德国经济才有了统一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下发展起来的德意志联邦制也有其益处。另外，如若认为历史是由长期不变的因素决定的，那就太不明智了。学者不仅要能够解释德国为什么发展成了纳粹独裁，也要能够解释它在战后如何成为两个如此迥异的共产主义国家和民主资本主义国家，还应能够解释1990年后联邦德国的新特点。

德国文化对其政治的发展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这也常常被夸大为德国历史“特殊性”的原因。德国文化包容万象，潜力十足，而如何选取特定的文化特征，并根据不同时代所关心的角度对选取的文化素材加以解释、变动和编排，使其最后呈现的都更像是政治和社会的产物，而非纯粹的文化史。这一过程在本书中也已经重复出现了数次。

任何历史都是其编纂时代的产物。在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最关心的是德国迟来的统一。20世纪的历史学家在希特勒的阴影下，则最关心纳粹邪恶的根源。21世纪，欧洲联邦主义不断增强，较小的政治单元及草根阶层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舞台上也出现了新的矛盾和危机，于是，历史学家的视角又发生了变化。“德国问题”到底是什么，德国史的哪一部分最有趣，德国史的“特殊性”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永远在变。而德国历史的复杂奥妙将持续引发人们的兴趣，令不同的视角和观点互相碰撞。其中，没有任何一种解释能一锤定，对德国历史的探索和讨论将持续下去。

参考文献

德国史这一领域争议很大，也在不断发展之中。以下列出的书目是精选的英语德国史著作，它们大多年代较近，也有几部年代稍远的重要著作。

所列书目大致按照重大历史时期的顺序排列，但其中很多作品横跨了多个历史时期，有关不同年代的作品数量也不同。这一现象反映了英语历史编纂学的不均衡，近代史，尤其是纳粹主义和大屠杀等在出版史上占了最大比例，也是公众最感兴趣的话题。

每一节中至少有一本是相关历史时期或重大问题的概述，这些书目的前面标上了星号。对于那些想要深入了解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和问题，或是想要了解鲜有人关注的话题的读者来说，这些书会为你指引方向。

人名、地名、术语双语对照表

A

阿登纳，康拉德

Adenauer, Konrad

阿尔伯特，勃兰登堡选侯

Albert, Prince of Brandenburg

阿尔伯特一世，哈布斯堡皇帝

Albert I, Habsburg Emperor

阿克塞尔·乌克森谢纳

Oxenstierna, Axel, Swedish Chancellor

阿尼姆，阿希姆·冯

Arnim, A. von

埃克，约翰内斯

Eck, Johannes

埃利亚斯，诺博特

Elias, Norbert

埃申巴赫，沃尔夫拉姆·冯

Eschenbach, Wolfram von

艾伯特，弗里德里希

Ebert, Friedrich

艾尔塞，格奥尔格

Elser, Georg

艾哈德，路德维希

Erhard, Ludwig

艾斯纳，库尔特

Eisner, Kurt

昂纳克，埃里希

Honecker, Eric

昂纳克，玛戈

Honecker, Margot

奥厄，哈特曼·冯

Aue, Hartmann von

黑彭海姆计划

Heppenheim programme

奥芬堡计划

Offenburg programme

奥格斯堡和约

Peace of Augsburg

奥格斯堡临时敕令

Augsburg Interim

奥格斯堡信条

Augsburg Confession

奥格斯堡议会

Diet of Augsburg

奥古斯丁

Augustine

奥普战争

Austro-Prussian War

奥斯威辛

Auschwitz

奥托二世皇帝

Otto II, Emperor

奥托王朝

Ottonians

奥托一世皇帝

Otto I, Emperor

B

巴赫，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

Bach, C. P. E.

巴赫，约翰·塞巴斯蒂安

Bach, J. S.

巴罗，鲁道夫

Bahro, Rudolf

白山战役

Battle of the White Mountain

柏林条约

Berlin Treaty

包豪斯

Bauhaus

鲍尔，古斯塔夫

Bauer, Gustav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

北德意志邦联

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

北方战争

War of the North

贝多芬，路德维希·范

Beethoven, Ludwig van

贝格哈恩，福尔克尔

Berghahn, Volker

贝利欣根，哥茨·冯

Berlichingen, Götz von

贝特曼·霍尔维格，特奥巴登·冯

BethmannHollweg, Theobald von

倍倍尔，奥古斯特

Bebel, August

比尔，加百列

Biel, Gabriel

比尔芬格

Bilfinger

比尔曼，沃尔夫

Biermann, Wolf

比洛，伯恩哈德·冯，亲王

Bülow, Bernhard, Prince von

比塞，马丁

Bucer, Martin

俾斯麦，奥托·冯

Bismarck, Otto von

毕德麦雅

Biedermeier

波茨坦会议

Potsdam Conference

伯恩施坦，爱德华

Bernstein, Eduard

伯尔，海因里希

Böll, Heinrich

勃兰特，维利

Brandt, Willy

勃鲁盖尔

Brueghel

博恩，斯特凡

Born, Stephan

博尔西希

Borsig

布拉格和约

Peace of Prague

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

Defenestration of Prague

布拉赫，第谷

Brahe, Tycho

布莱尔，托尼

Blair, Tony

布莱希特，贝托尔特

Brecht, Bertolt

布劳恩，爱娃

Braun, Eva

布劳希奇，瓦尔特·冯

Brauchitsch, Walter von

布雷，杜

Du Boulay, F. R. H.

布隆贝格，维尔纳·冯

Blomberg, Werner von

布鲁西格，托马斯

Brüssig, Thomas

布伦塔诺，克莱门斯

Brentano, C.

布吕宁，海因里希·冯

Brüning, Heinrich von

C

查理曼

Charlemagne

查理四世，皇帝

Charles IV, Emperor

查理五世，皇帝

Charles V, Emperor

慈运理，胡尔德莱斯

Zwingli, Huldrych

慈运理派

Zwinglianism

D

达豪集中营

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

达朗贝尔

d’Alembert

达雷，瓦尔特

Darré, Walter

大学生协会

Burschenschaften

道威斯计划

Dawes Plan

德布林，阿尔弗雷德

Döblin, Alfred

德尔布吕克，鲁道夫·冯

Delbrück, Rudolf von

德国启蒙运动

Aufklärung

德莱克斯勒，安东

Drexler, Anton

德尼茨，卡尔

Dönitz, Karl

德意志邦联

German Confederation

德意志帝国

German Empire, Imperial Germany

德意志帝国宪法

Constitution of Imperial Germany

德意志关税同盟

German Customs Union, Zollverein

狄德罗，德尼

Diderot, Denis

弟兄会

Brüdergemeine

第二次世界大战

Second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

First World War

蒂尔皮茨，阿尔弗雷德·冯

Tirpitz, Admiral von

蒂克

Tieok, J. L.

蒂利

Tilly

丢勒，阿尔布雷希特

Dürer, Albrecht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F

法本公司

Farben, I. G.

法国大革命（1789）

French Revolution (1789)

法国二月革命（1848）

French Revolution (1848)

法兰克福议会

Frankfurt Parliament

凡尔登条约

Treaty of Verdun

凡尔赛条约

Treaty of Versailles

方济嘉布道会

Capuchins

菲尔豪斯，鲁道夫

Vierhaus, R.

菲利普

Philip

腓特烈·威廉，普鲁士“大选帝侯”

Frederick William, the “Great Elector” of Prussia

腓特烈·威廉三世，普鲁士国王

Frederick William III, King of Prussia

腓特烈·威廉四世，普鲁士国王

Frederick William IV, King of Prussia

腓特烈·威廉一世，普鲁士“军曹国王”

Frederick William I, the “Soldier King” of Prussia

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大帝”，普鲁士

国王

Frederick II, “the Great”, King of Prussia

腓特烈二世皇帝，巴巴罗萨的孙子

Frederick II, grandson of Barbarossa

腓特烈三世，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皇帝

Frederick III, King of Prussia and Emperor of Germany

腓特烈三世／一世国王，普鲁士国王和选侯

Frederick III/(I), Elector and King of Prussia

腓特烈五世，普法尔茨选侯，波希米亚“冬王”

Frederick V, Elector Palatine, “Winter King” of Bohemia

腓特烈一世皇帝，“巴巴罗萨”

Frederick I, “Barbarossa”, Emperor

斐迪南，奥地利大公，哈布斯堡皇帝

Ferdinand, Archduke of Austria, Habsburg Emperor

斐迪南，弗朗茨，奥匈帝国大公、王储

Franz Ferdinand, Archduke and heir to Austrian throne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

Feuerbach, Ludwig

费利佩四世，西班牙国王

Philip IV, King of Spain

费歇尔，弗里茨

Fischer, Fritz

封地法令

Constitutio de feudis

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

Grundherrschaft

封建制度

feudalism

冯塔纳，台奥多尔

Fontane, Theodor

弗莱肯施泰因

Fleckenstein, J.

弗兰克，奥古斯特·赫尔曼

Francke, August Hermann

弗朗索瓦一世，法国国王

Francis I, King of France

弗朗西斯二世，奥地利皇帝

Francis, II, Emperor of Austria

弗里克，威廉

Frick, Wilhelm

弗里奇，维尔纳·冯

Fritsch, Werner von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

Freud, Sigmund

伏尔泰

Voltaire

福格尔魏德，瓦尔特·冯·德

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福斯特，格奥尔格

Forster, Georg

附庸骑士

ministeriales

富格尔

Fugger

G

盖斯迈尔，迈克尔

Gaismair, Michael

戈德哈根，丹尼尔·乔纳

Goldhagen, Daniel Jonah

戈尔巴乔夫，米哈伊尔

Gorbachev, Mikhail

戈林，赫尔曼

Goering, Hermann

戈培尔，约瑟夫

Goebbels, Josef

戈特弗里德·冯·斯特拉斯堡

Gottfried von Strassburg

歌德，约翰·沃尔夫冈·冯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格拉斯，君特

Grass, Günter

格勒纳，威廉，将军

Groener, General Wilhelm

格雷戈利七世

Gregory VII

格里美豪森

Grimmelshausen

格林兄弟（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

Grimm, brothers (Jacob and Wilhelm)

格罗佩斯，沃尔特

Gropius,Walter

格罗斯，格奥尔格

Grosz, Georg

宫廷诗歌

Minnesang

古高地德语

Old High German

古罗马界墙

limes

古萨克森语

Old Saxon

古斯塔夫·阿道夫，瑞典国王

Gustavus Adolphus, King of Sweden

古腾堡

Gutenberg

归还教产敕令

Edit of Restitution

H

哈布斯堡王朝

Habsburgs

哈费曼

Havemann, R.

哈里希，沃尔夫冈

Harich, Wolfgang

哈姆巴赫节

Hambach Festival

哈特菲尔德，约翰

Heartfield, John

海德里希，赖因哈德

Heydrich, Reinhard

海顿，约瑟夫

Haydn, J.

海莱茵，康拉德

Heinlein, Konrad

海姆，施特凡

Heym, Stefan

海涅，海因里希

Heine, Heinrich

汉萨城市同盟

Hanseatic League

汉斯·冯·塞克特

Seeckt, Hans von

豪普特曼，戈哈特

Hauptmann, G.

豪斯，特奥多尔

Heuss, Theodor

荷尔德林，弗里德里希

Hölderlin, F.

赫伯尔

Heberle, F.

黑格尔，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 W. F.

黑克尔，弗里德里希·冯

Hecker, Friedrich von

亨德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Händel, G. F.

亨利二世皇帝

Henry II, Emperor

亨利三世皇帝

Henry III, Emperor

亨利四世皇帝

Henry IV, Emperor

亨利五世皇帝

Henry V, Emperor

亨利一世皇帝

Henry I, Emperor

马萨林

Mazarin

洪堡，威廉

Humboldt, Wilhelm

胡根贝格，阿尔弗雷德

Hugenburg, Alfred

胡斯，扬

Hus, John

胡斯信徒

Hussites

华伦斯坦将军

Wallenstein, General

霍布斯，托马斯

Hobbes, Thomas

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克洛德维希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 Chlodwig

霍亨斯陶芬王朝

Hohenstaufen, see Hohenstaufen

霍亨索伦，阿尔布雷希特·冯

Hohenzollern, Albrecht von

霍亨索伦王朝

Hohenzollerns

霍斯巴赫，弗里德里希

Hossbach, Friedrich

J

基辛格，库尔特·格奥尔格

Kiesinger, Kurt Georg

吉林汉姆，约翰

Gillingham, John

吉斯林，维德孔

Quisling, Vidkun

加尔文，约翰

Calvin, John

加尔文主义

Calvinism

加格恩，海因里希·冯

Gagern, Heinrich von

金玺诏书

Golden Bull

居西，格雷戈尔

Gysi, Gregor

K

卡尔，古斯塔夫

Kahr, Gustav

卡尔·亚历山大，符腾堡公爵

Karl Alexander, Duke of W

卡尔斯巴德决议

Karlsbad Decrees

卡洛林（加洛林）

Carolingians

卡诺莎

Canossa

卡普，沃尔夫冈

Kapp, Wolfgang

卡普里维，格奥尔格·莱奥，冯，伯爵

Caprivi, Georg Leo, Count von

卡耶坦

Cajetan

开普勒，约翰内斯

Kepler, Johannes

凯洛格-白里安公约

Kellog-Briand pact

凯特尔，威廉

Keitel, Wilhelm

康拉德二世

Conrad II

康拉德一世

Conrad I

考茨基，卡尔

Kautsky, Karl

珂勒惠支，克特

Kollwitz, Käthe

科策布，奥古斯特·冯

Kotzebue, August von

科尔，赫尔穆特

Kohl, Helmut

科隆战争

War of Cologne

克尔，埃卡德

Kehr, Eckart

克伦茨，埃贡

Krenz, Egon

克洛维

Clovis

克斯特纳，埃利希

Kästner, Erich

客籍工人

Gastarbeiter

库诺，威廉

Cuno, Wilhelm

L

拉姆斯多夫，奥托·冯，伯爵

Lambsdorff, Otto Count von

拉帕洛条约

Rapallo Treaty

拉斯克，爱德华

Lasker, Eduard

莱布尼茨，戈特弗里德·威廉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莱顿的约翰

John of Leyden

莱吉恩，卡尔

Legien, Carl

莱辛，戈特霍尔德

Lessing, G.

莱伊，罗伯特

Ley, Robert

莱茵城市同盟

Rhenish League

莱茵联邦

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

雷根斯堡议会

Diet of Regensburg

雷泽，卡尔

Leyser, Karl

黎塞留

Richelieu

李卜克内西，卡尔

Liebknecht, Karl

李卜克内西，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里宾特洛甫，约阿希姆·冯

Ribbentrop, Joachim von

里尔克，莱纳·玛利亚

Rilke, Rainer Maria

利奥十世，教皇

Leo X, Pope

联邦德国宪法

Constitution of Federal Republic

卢森堡，罗莎

Luxemburg, Rosa

卢梭，让-雅克

Rousseau, Jean-Jacques

鲁道夫，施瓦本公爵

Rudolf, Duke of Swabia

鲁道夫二世，哈布斯堡皇帝

Rudolf II, Habsburg Emperor

鲁道夫一世，哈布斯堡皇帝

Rudolf I, Habsburg Emperor

鲁登道夫，埃里希

Ludendorff, Erich

路德，马丁

Luther, Martin

路德维希二世，巴伐利亚国王

Ludwig II, King of Bavaria

路易·腓力，法国国王

Louis Philippe, King of France

路易十四

Louis XIV

罗恩，阿尔布雷希特·范，伯爵

Roon, Count Albrecht von

罗姆，恩斯特

Röhm, Ernst

洛迦诺条约

Locarno Treaty

洛克，约翰

Locke, John

洛萨，叙普林根堡公爵

Lothar, Duke of Supplinburg

吕内维尔条款

Treaty of Lunéville

吕特维兹，瓦尔特·冯

Lüttwitz, Walther von

M

马蒂亚斯，哈布斯堡皇帝

Matthias, Habsburg Emperor

马丁尼茨，波希米亚帝国大臣

Martinitz, Deputy Governor of Bohemia

马克思，卡尔

Marx, Karl

马克斯，巴登亲王

Prince Max von Baden

玛丽亚·特蕾西亚，奥地利皇帝

Maria Theresa, Empress of Austria

马西米利安

Maximilian

曼，海因里希

Mann, Heinrich

曼，托马斯

Mann, Thomas

毛奇，赫尔穆特·冯，伯爵

Moltke, Helmut Count von

梅尔克，埃里希

Mielke, Erich

梅兰希通，菲利普

Melanchthon, Philipp

梅明根农民集会

Memmingen Peasant Parliament

梅特涅，克莱门斯·冯

Metternich, Klemens von

门德尔松，摩西

Mendelssohn, Moses

门格勒，约瑟夫

Mengele, Josef

门诺派

Mennonites

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米克尔，约翰内斯·冯

Miquel, Johannes von

米勒，赫尔曼

Müller, Hermann

民主德国宪法

Constitution of GDR

闵采尔，托马斯

Müntzer, Thomas

明斯特条约

Treaty of Münster

莫德罗，汉斯

Modrwo, Hans

莫泽，约翰·雅各布

Moser, Johann Jakob

莫扎特，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墨洛温王朝

Merovingians

墨索里尼，贝尼托

Mussolini, Benito

N

拿破仑一世，法国皇帝

Napoleon I, French Emperor

拿破仑战争

Napoleonic Wars

尼安德特人

Neanderthal man

尼伯龙根之歌

Nibelungenlied

尼采，弗里德里希

Nietzsche, Friedrich

尼古拉，弗里德里希

Nicolai, Friedrich

牛顿，艾萨克

Newton, Isaac

纽伦堡法案

Nuremburg Laws

农场领主制

Gutscherrschaft

农民战争

Peasants’ War

诺瓦利斯（弗里德里希·冯·哈登贝格）

Novalis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

诺伊拉特，康斯坦丁·冯

Neurath, Konstatin von

P

帕克，杰弗里

Parker, G.

帕彭，弗朗茨·冯

Papen, Franz von

帕绍条约

Treaty of Passau

潘霍华，迪特里希

Bonhoeffer, Dietrich

庞加莱，雷蒙

Poincaré, Raymond

培根，弗兰西斯

Bacon, Francis

丕平

Pepin

皮克，威廉

Pieck, Wilhelm

漂鸟运动（候鸟协会）

Wandervögel

普法战争

Franco-Prussian War

普芬多夫，赛缪尔·冯

Pufendorf, Samuel von

普鲁士改革

Prussian Reforms

Q

七年战争

Seven Years War

齐勒，海因里希

Zille, Heinrich

齐美尔，格奥尔格

Simmel, Georg

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虔敬主义

pietism

乔治，斯特凡

George, Stefan

乔治三世，大不列颠国王和汉诺威选侯

George III, King of England and Elector of Hanover

青岑多夫，尼古劳斯·路德维希·冯

Zinzendorf, Graf Nikolaus L. von

全帝国代表会总决议

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ss

R

容克贵族

Junkers

S

萨克森明镜

Sachsenspiegel

萨利安王朝

Salians

赛斯-英夸特，阿图尔

Seyss-Inquart, Arthur

三十年战争

Thirty Years War

沙赫特，亚尔马

Schacht, Hjalmar

申根协议

Schengen Agreement

圣依纳爵·罗耀拉

Ignatius Loyola

狮子亨利，萨克森公爵

Henry the Lion, Duke of Saxony

施本尔，菲利普·雅各

Spener, P. J.

施莱歇，库尔特·冯，将军

Schleicher, General Kurt von

施罗德，格哈特

Schroeder, Gerhard

施吕特，安德烈亚斯

Schüter, Andreas

施马尔卡尔登联盟

Schmalkalden League

施马尔卡尔登战争

Schmalkaldic War

施密特，赫尔穆特

Schmidt, Helmut

施派尔抗议

Protestation of Speyer

施泰因贝格

Steinberg, H. S.

施陶芬贝格，克劳斯·申克·冯，伯爵

Stauffenberg, Claus Count Schenk von

施特克尔，阿道夫

Stöcker, Adolf

施特劳斯

Strauss

施特雷泽曼，古斯塔夫

Stresemann, Gustav

施廷内斯，胡戈

Stinnes, Hugo

施瓦本城市同盟

Swabian League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

Schleswig-Holstein War

舒伯特，弗朗茨

Schubert, Franz

舒马彻，库尔特

Schumacher, Kurt

水晶之夜

Kristallnacht

税务顾问

Steurrat

朔尔，汉斯

Scholl, Hans

朔尔，苏菲

Scholl, Sophie

斯大林，约瑟夫

Stalin, Josef

斯洛瓦塔，波希米亚帝国大臣

Slovata, Deputy Governor of Bohemia

斯特拉瑟，格里哥

Strasser, Gregor

斯特鲁韦，古斯塔夫·冯

Struve, Gustav von

T

塔西陀

Tacitus

泰勒，艾伦·约翰·珀西瓦尔

Taylor, A. J. P.

陶尔菲斯，恩格尔贝特，奥地利总理

Dollfuss, Engelbert, Austrian chancellor

特勒尔奇，恩斯特

Troeltsch, Ernst

特伦托宗教会议

Council of Trent

特罗特，亚当·冯

Trott, Adam von

滕尼斯，斐迪南

Tönnies, Ferdinand

提尔西特条约

Peace of Tilsit

天主教联盟

Catholic League

条顿骑士团

Teutonic Knights

“铁幕”

“Iron Curtain”

托马修斯，克里斯蒂安

Thomasius, Christian

W

瓦格纳，理查德

Wagner, Richard

瓦勒度教派

Waldensians

威尔逊，伍德罗，美国总统

Wilson, Woodrow, American President

威廉二世，普鲁士国王，德意志皇帝

Willian II, King of Prussia, German Emperor

威廉一世，普鲁士国王，德意志皇帝

Willian I, King of Prussia, German Emperor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Peace of Westphalia

韦伯，马克斯

Weber, Max

韦尔夫

Welfs

韦勒，汉斯-乌尔里希

Wehler, Hans-Ulrich

韦廷

Wettins

维尔特，约瑟夫

Wirth, Joseph

维特尔斯巴赫

Wittelsbachs

维也纳会议

Congress of Vienna

维也纳最后议定书

Vienna Final Act

魏尔，库尔特

Weill, Kurt

魏玛宪法

Weimar Constitution

温特霍斯特，路德维希

Windhorst, Ludwig

文化斗争

Kulturkampf

沃尔夫，克里斯蒂安

Wolf, Christian

沃尔夫，克里斯塔

Wolf, Christa

沃尔姆斯议会

Diet of Worms

沃尔姆斯宗教协定

Concordat of Worms

乌布利希，瓦尔特

Ulbricht, Walter

巫术

witchcraft

X

西班牙内战

Spanish Civil War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西吉斯蒙德，约翰

Sigmund, John

西门子公司

Siemens

希姆莱，海因里希

Himmler, Heinrich

希特勒，阿道夫

Hitler, Adolf

席勒，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

席林，海因茨

Schilling, Heinz

县长

Landrat

现代灵修运动

devotiomoderna

现代之路

via moderna

小邦主义（公国制）

Kleinstaaterei

谢德曼，菲利普

Scheidemann, Philipp

新高地德语

New High German

新教联盟

Protestant Union

新教同盟

Protestant League

信托

Treuhand

兴登堡，保罗·冯

Hindenburg, Paul von

许士尼格，库尔特

Schuschnigg, Kurt

叙任权斗争

Investiture Contest

勋伯格，阿诺德

Schönberg, Arnold

Y

雅尔塔会议

Yalta conference

杨格计划

Young Plan

耶稣会

Jesuits

伊曼努尔·康德

Kant, Immanuel

意第叙语

Yiddish

犹太人

Jews

于利希-克里维斯继承战争

War of Jülich-Cleves Succession

约尔，詹姆斯

Joll, James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赫尔德）

Herder, J. G.

约瑟夫二世，奥地利皇帝

Joseph II, Emperor of Austria

Z

再洗礼派

Anabaptists

早期新高地德语

Early New High German

詹森主义

Jansenism

张伯伦，内维尔

Chamberlain, Neville

“智者”腓特烈，萨克森选侯

Frederick “the Wise”, Elector of Saxony

中世纪高地德语文学

Middle High German, literature

专制主义

absolutism

最高总理院

General Directory

审校后记

一

英国历史学家玛丽·富布卢克（Mary Fulbrook, 1951—— ）的经典著作《剑桥德国史》，自1990年第一版出版以来，1992年出现了一个修订版。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版本是在2004年重新、全面修订的。至2014年，本书已经印刷了15次，成为德国研究、欧洲研究、德国历史、欧洲历史专业学生的必读书。同时也由于其篇幅不大，言简意赅，也为很多想了解德国，或前往德国旅行之前的旅行者的参考书。

富布卢克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她父亲是来自加拿大的结晶学教授，母亲曾是柏林的犯罪学家，1936年由于种族和政治的原因逃亡到英国。我想，富布卢克成为德国近代史专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在于，想弄清楚母亲祖国近代以来迷人的文化成就与令人发指的犹太大屠杀之间的关联性。她进而关注作为第三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东西德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以及1989年后两德统一后的共同发展。在近现代德国历史研究方面，富布卢克取得了很多成就，她本人曾担任德国历史学会（German History Society）会长。1983年以来她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最初任讲师，1995年起任德国史教授。1991—2010年担任伦敦大学学院欧洲研究中心的主任，同时兼任该校人文学院的副院长。

二

本书实际上是一部德国通史，在这么短的篇幅中，想要将千余年波澜壮阔的德国史展现出来，其难度是可想象而知的。作为德国史方面的专家，本书作者对此当然更心知肚明。她在“序”中将此书定位为“一本富有见地的向导”，而不是做到面面俱到。因此，这样的一部具有导论、入门性质的指南，最重要的在于用宏观的历史叙事方式勾勒出德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从本书的目录，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德国历史的时代划分和整体认识。一般说来，目录是一种“学习指南”，将整本书的知识体系展现在读者面前。在第一章中，作者对德意志的概况、一些对于德国史来讲至关重要的概念作了解释。第二章论述德国中世纪的历史。第三章谈的是宗教改革时代（16世纪初至1648年），这一部分对理解德国历史的独特性，是非常重要的。第四章讲的是专制主义时代（1648—1815年），这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维也纳会议之间的德国，当然也涉及法国的影响。第五章谈的是工业化时代的德国，从复辟时期（1815—1848年）到1848年革命，再到1871年的德国统一、威廉时代的德国发展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六章的主要内容是魏玛共和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1918—1945年）。第七章的内容是分裂时期的东西德（1945—1990年），并且对当时东西德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了比较。第八章是有关1990年统一后的联邦德国。最后一章对德国历史的模式和问题做了总结。从内容范围——有关德国历史知识领域的覆盖度来讲，本书是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有关德国史的总体框架实际上也保证了这部德国通史没有重大的内容遗漏。

在内容处理方面，本书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作为盎格鲁—撒克逊的学者，富布卢克一直用比较的视角来研究德国历史，或者将德国史放在欧洲历史发展的复杂线索中进行梳理。由于德国的边界几百年来一直在变化之中，处于欧洲中部的德意志的历史当然不可能只是其内部的事情。奥地利、丹麦、法国等的历史都会穿插于不同时期的德国史，而奥地利的近代史则更是与1871年后的德国史无法完全分开叙述。

以往德国自身“有地缘优势的地理位置”常常被认为是德国历史种种复杂问题的重要原因。富布卢克在不否认地理环境重要性的前提下，认为“德国史应放在国际视角下进行考察，充分考虑在欧洲中部争夺空间、立场、权力和地位的各种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德国的历史是其地理位置、与其他国家互动，以及德国自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博弈的结果。实际上，任何单一因素的决定论的理论都是靠不住的。英国的德国问题专家艾伦·沃森（Alan Watson, 1941—— ）在两德统一后的著作《德国人——他们现在是谁？》（The Germans: Who Are They Now?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1997年）中给出了九个方面的回答：历史的答案、地理的答案、文化的答案、经济的答案、政治的答案、邻国的答案、他们自己的答案、令人不安的答案、民主的答案。因此，任何将德国历史简单化的归纳，都是有问题的。德国历史一定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本书尽管是一部论述德国通史的专著，但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与政治、战争、经济、外交相关的历史，也包括哲学、文学、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德国历史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历史还不太一样，她产生了无数世界级的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艺术家等等。尽管本书的篇幅有限，富布卢克还是给予了这些在文化史上作出巨大贡献的学者以相应的位置，从而也巧妙地将以时代发展为轴的纵向历史叙述与以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为中心的横向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作者指出：“德国文化包容万象，潜力十足，而如何选取特定的文化特征，并根据不同时代所关心的角度对选取的文化素材加以解释、变动和编排，使其最后呈现的都更像是政治和社会的产物，而非纯粹的文化史。”从一本德国历史书读到对马克斯·韦伯和包豪斯建筑的描述，跟在社会学史和艺术史中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让读者从中切实体会到德国历史纵横交错的复杂一面。而这些也奠定了我们今天理解德国的前提。

富布卢克在本书中所处理的材料尽管是一些老生常谈的“史实”，但德国学界乃至欧洲史学界对这些问题不断有新的认识，她在书中除了依据以往的文献资料进行历史叙述之外，也一再将国际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引进，以及新的史料的发现——进行介绍和评判，同时也给出她自己的思考，从而使此书成为既简明扼要又具有思想深度的专著。通过这样有意识的处理，读者可以体会到，历史本身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完结的过程。

本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学术性和可读性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有关德国历史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德文世界和英文世界的相关图书也不胜枚举，已经翻译成中文的德国史专著以及中国学者所撰写的也不在少数，但既严肃又深入浅出的简明德国史读本并不多见。因此，富布卢克此书在中文世界的翻译和出版，是非常有必要的。清代学者俞樾（1821—1907）在论及诗词创作时指出：“盖诗人用意之妙，在乎深入显出。入之不深，则有浅易之病；出之不显，则有艰涩之患。”（《湖楼笔谈》卷六）富布卢克的这部小书之所以能够做到言简意赅、浅显易懂，原因在于她多年来对德国历史的深入研究。

这样的一本小书不可能包罗万象，也不可能解决德国史的所有问题。富布卢克在“序”中指出本书的两大目的：一是为后续特定领域的研究提供基础和启发；二是方便读者定位自己现有的知识和兴趣。任何历史都只可能是其编纂时代的产物，作者认为：“在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最关心的是德国迟来的统一。20世纪的历史学家在希特勒的阴影下，则最关心纳粹邪恶的根源。21世纪，欧洲联邦主义不断增强，较小的政治单元及草根阶层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舞台上也出现了新的矛盾和危机，于是，历史学家的视角又发生了变化。”因此，对德国史的讨论必然是开放性的，无论如何读者都会从本书中获得启发。

尽管作者指出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对德国历史研究是不均衡的（因为相对于其他时代的历史事件，纳粹主义和大屠杀的研究成果所占比例极大），但书后的参考文献还是系统地列出了4大部分相关的英文参考书目：（1）中世纪德国；（2）现代早期德国（约1500—1800年）；（3）德国（约1789—1918年）；（4）1918年以来的德国：①概论；②德国（1918—1945年）：a.魏玛共和国（1918—1933年）；b.第三帝国（1933—1945年）；③1945年以来的德国（东西德与统一后的德国）。这些有关德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断代史研究分类目录，对于想要想进一步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来讲是难得的阅读指南。

三

富布卢克有包括本书在内的两本书被翻译成了日文：（1）本书日文版为高田有現·高野淳訳『ドイツの歴史』，創土社2005年出版（本书2008年第二次印刷）。（2） The two Germanies, 1945—1990:problems of interpretation, Macmillan, 1992.日文版为芝健介訳『二つのドイツ1945—1990』，岩波書店2009年出版。她已经被译成中文的著作有：A History of Germany 1918—2008: The Divided Nation.3rd edition. Malden, Oxford, Chichester:Wiley-Blackwell 2009。其中文版为卿文辉译，张润校《德国史 1918—2008》（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她有关德国历史的著作，不仅被翻译成包括日文、中文在内的外文，同时也被“回译”为德文，在德国发行：（1）Ein ganz normales Leben.Alltag und Gesellschaft in der DDR.Darmstadt: Primus Verlag 2008 (《完全正常的生活：民主德国的日常生活与社会》). 英文原版为：The People’s State. East German Society from Hitlerto Honeck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 (《人民的国家：从希特勒到昂纳克的东部德国社会》)。（2）Eine kleine Stadt bei Auschwitz.Gewöhnliche Nazis und der Holocaust. (=Rheinprovinz.Band 23). Aus dem Englischenvon Eva Eckinger. Essen: Klartext 2015(《小城奥斯维辛：一般的纳粹分子与大屠杀》). 英文原版为：A small town near Auschwitz. Ordinary Nazis and theHolocau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可见，富布卢克教授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德国史学者。

现将有关翻译和审校的一些情况，说明如下。

所有重要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等专用名词，在中文译名后都注上了原文。由于本书的原文是英文，有些表达的方式没有办法跟德文一一对照上。但为了避免过于烦琐，没有再注上德文原文。如“纽伦堡”的英文名字为“Nuremberg”，而德文为“Nürnberg”。由于是译自英文，有些专用名词也遵循了英文的译法：如将Frederick译作“腓特烈”，而德文原名Friederich一般译作“弗里德里希”。凡是在原文中引用德文的地方，在译文中也一律都予以了保留。在正文中，专用名词（中心词、专用名词、人名、地名）凡是首次出现，都会在其后注上原文。

译文的章节和段落均是按照英文原文的结构，未作调整。日文本在二级标题下面又增加了很多小标题。

书后的“人名、地名、术语双语对照表”按照中文—西文顺序排列，这样读者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从中文的译名查到相应的西文原名，同时也能体现出中文文本的主体性来。

有一些名词如“feudalism”被翻译成“封建制度”，在文中解释得也很清楚：“指代中世纪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农民和封建领主在土地上的关系”。这样的定义是与我们所习惯理解的“封建制度”，亦即以维护所谓封建剥削制度和等级制度、宣扬封建道德为特征的反动思想是不同的。我们将“idealism”翻译成“观念论”而非“唯心主义”，因为后者在1949年以后的中文语境中完全被意识形态化了。

考虑到大部分的读者并非德国史专业的，为了让他们尽量多地理解德国历史的一些特殊性，校译者加入了少量的注释。此类的注释全部都做了标注。

原书在德文引文中也有个别的错误，这在译文的引文中一并都做了订正。原文：All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ein (p.121)，实际上应为All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1]

本文在译校的过程中尽管参考了中文世界诸多有关德国历史的专著，同时也查阅了大量的德文原文，但由于本书原文的写作语言是英文，所描述的又是德国的历史，因此有些地方会经过二次翻译，难免会有疏漏。译文中的错漏不妥之处，我们恳切地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李雪涛2017年5月
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

[1]日译本的封面和扉页都将原作者的姓名误作：Mary Fulbroock，实际上是Mary Fulbr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