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ian Godfathers

亚洲教父
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

【美】乔·史塔威尔　著　史钰军　译　利波　审校

亚洲“教父”面面观（代序）

1997年创办《中国经济季刊》（CEQ）的史塔威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亚洲（主要是香港和北京）从事新闻工作。90年代，他替《经济学人》的商情部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简称EIU）写过大约十本与中国经济发展有关的小册子，算是“中国通”。2002年他的《中国热》（China Dream的台湾译名）一年“三刷”，在研究中国市场信息书刊多如牛毛的书市，足见该书言之有物，大受市场欢迎。史塔威尔2007年出版的《亚洲教父》，亦颇有可观，书的原名令人以为集中“揭发”香港“教父”的种种，其实不然，因为对新马泰印（尼）菲的着墨不少甚至更多。

未及正题之前，必须指出作者强调读者不可视“教父”为“有组织犯罪组织领袖”，他不过借用这个带有“罗曼蒂克迷思”的名词，以形容“家长式统治、大男人主义和冷漠高傲”的搭通政坛天地线之巨贾，对于“教父”的称谓，史塔威尔要读者不可当真。本书提及的大部分“教父”，充其量只能归类为有权无钱的政客与有钱无权的商人互补不足、合谋牟利组成无形“财阀集团”的重要人物，他们攻守同盟、垄断市场、操纵价格、避免竞争、围标政府合约，并千方百计取得专利权。事实上这种种商界诟病，亦可视为善于钻营、长袖善舞、全心全意为股东牟取最大利益的正常商业行为，与做非法勾当的教父大异其趣，因此必须加上引号，以示指的是对权势炙手可热的商业大亨，与黑社会教父完全不同。

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巨富，官商一体（不只勾结这么简单）及裙带关系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项背，他们中不少行为真的有点像Mario Puzo笔下（也是后来的同名电影）《教父》中的黑社会头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苏哈托的次子汤米（Tommy，原名Hutomo Mandala Putra，1962—　），其行径与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无异，他于2000年（乃父于1998年下台）因受贿、盗窃国家财产（欠印尼央行十余亿美元）及非法侵占国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个月徒刑，在狱中指挥“门客”，成功暗杀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无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开路捣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杂志Tempo并殴伤多名记者（此事闹上国际法庭，却因没有人敢做目击证人而不了了之）。汤米其后“上诉得直”，已于2006年10月“有条件”获释……把其他纯商业大亨和这类借父荫强取豪夺的流氓型人物并列，不加引号是不合理的。

大体而言，史塔威尔细说中国香港地区及东南亚诸国大亨发迹史，此中不少——尤其是港澳地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本来并无什么可写处，然而，史塔威尔的功力在从中梳理出他们发迹的脉络及发迹后的“生活规律”，丝丝入扣、合情合理，这便非等闲之辈所能办，因而必须特为介绍。史塔威尔指出，亚洲这些超级豪富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第一是他们大都不是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那意味即使订单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为，但利润“普通”，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为上策。第二是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较易组成卡特尔，进而财源广进。这种发展模式，和战后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进行经济改革、保持商业竞争，进而形成社会财富分配较公平，同时鼓励了科研及人文发展，大为不同。非常明显，从经济成长及社会发展观点看，日、韩及中国台湾地区走的才是正途。

因为这种缘故，亚洲地区的经济离全面自由甚远。香港多年来被“选”为世界最自由地区，特别是经济学自由学派大旗手、已故的弗里德曼一再作此强调，令香港与自由画上等号，对此不少熟悉港情者感到迷惘和迷惑，因为在实际商业运作上，许多重要行业都受管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独家生意”，一般商人甚难加入，市场基本上不自由，而这正是推动市场自由化的“亚洲共同市场”在亚盟多年努力后仍未“成孕”的底因！

史塔威尔书中对亚洲“教父”的剖析，新发现的事实不多，却有不少新看法，值得读者注意。其中比较突出亦令笔者有点意外的是，他指出“教父”们最热衷标榜的“出身草根，童年过非人穷困日子”，说法太夸张、失实；他就此访问香港大学前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王氏说“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巨富当然更不必说了。王教授为研究华侨社会权威，这句话揭穿了众多豪富为彰显自我奋斗，成功编造“感人故事”故意贬低出身不尽不实的说法。

史塔威尔还曾以此事质疑“对世界局势了如指掌”的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李爵士冲口而出，说白手兴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东，便是从无到有的典型巨贾。史塔威尔不以为然，他指出邵爵士为上海纺织富商之后，李兆基的先辈是顺德成功的银庄主人，霍英东确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获英国政府奖学金入名校（皇仁书院，因“二战”而辍学）就读——在殖民时代，入读名校学得英语，等于跳出草根阶层、迈出事（职）业成功第一步！显而易见，在政权易手之际，南来的富家子弟大都身无长物，唯他们除了有富裕阶级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还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都是草根阶层人民所完全欠缺的优势。

至于那些有赚钱禀赋之士，即使出身清寒或中产，只要娶个有钱有势的妻子，便等于获得向上爬的社会梯阶、奠下良好的“商业基础”；这类富翁数之不尽，史塔威尔顺手举出的便有李嘉诚、郑裕彤、董浩云、吴光正和苏海文……泰国的逃亡总理他信在位时常说他生于穷乡僻壤，少年过得甚苦，其实是“大话西游”，他出身清迈大户，乃父为政府委任的地方税款“包收人”（tax farmer），累积相当财富后从事泰丝、财务、建筑及地产发展生意，他信因此能够进名校接受最佳教育，后入军校，与将军的女儿结婚，自此平步青云、事业遂顺，商而优则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新加坡大亨李光前亦因娶大富之女而飞黄腾达……有个有钱父亲，当然财星入库、妙不可言，但和千金小组结婚，亦是致富快捷方式。

几乎毫无例外，“教父”们在家庭及公司都有绝对权威地位，这种“社会地位”当然是因他们的能干与精明及有“叱咤风云”个性而获致，唯不可忽略的是，这与他们在生时紧紧拥抱财权不放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去年取消遗产税，香港豪富再无后顾之忧，因此会做得更彻底。摊开上市公司年报，巨贾的第二、第三代名下的股权真是“无足轻重”；史塔威尔以新加坡最大地主（约占该国四分之一的物业市场）黄廷方为例，今年77岁的黄氏至今仍持有过半数名下上市公司的股份，其长子黄志祥（罗拔仔）五十开外、白发苍苍，是官地拍卖场的常客，为信和置业及尖沙咀置业的名义“话事人”，然而只分别持有这两家上市公司0.06%和0.03%的股权；虽然在“父传子”的传统根深蒂固的华人社会，儿子——特别是大儿子是财产合法甚至唯一继承人，然而，老人家谢世后冒出若干庶出子女争产的事，时有所闻，那意味着遗产会被分散分薄——这种风险，是华人巨贾身后无可避免的风险。

《亚洲教父》指出，坐镇新加坡的黄老先生每天打电话查询公司业务，这也许是黄志祥不敢怠惰，每天早上八时前便到公司办公的“原动力”；罗拔的弟弟菲立主持新加坡业务，据说黄老亦不因近在眼前而稍有松懈。史塔威尔又指出，不少巨富特别是新马泰的，其中年子孙，买汽车或其他“奢侈品”，都要征询老人家的意见，老人面有不悦之色，提议便自动取消；这种说法可能言过其实，不过，这样做的后辈的确大有人在，但那也许是摸准了老人家悭俭性格故意讨其欢心之举——后辈必需讨老人的欢心，以彰显老人手握财权的“效应”。掌握财产控制权的另一“效应”是有老人家在场，不管是开会或饮宴闲聊，后辈大都噤若寒蝉，不敢随便发表意见；老人家对后辈“相敬如宾”的大有人在，而在家庭聚会、职员面前甚至董事会进行中大发雷霆申斥后辈的事例，更不鲜见，已故金融业大亨冯景禧是代表者，《南华早报》在2003年2月的董事会中便出现了一次令众董事十分尴尬的场面……

我国外交老前辈顾维钧的太太黄蕙兰的自传《没有不散的筵席》提及乃父印度尼西亚巨富黄仲涵（Oei Tiong Ham, 1866—1924，当年的世界“华人首富”）“终生迷恋女人和性，有十八名正式过门的妾侍，她们为他生了四十二名子女……”。东南亚“教父”手握财权，有无上权威和随之而来的特权，包括随心所欲与女性“上床”的特权。

东南亚“教父”的性生活和婚外“性”活动，“消息来源”大概是他们的“不肖”子孙和“怨偶”，与他们有密切接触的投资银行家，亦提供不少可信性高的“内幕消息”。据史塔威尔的描述，“教父”们之所以多有此种性癖，很大部分原因是被他们的太太纵容而“性对象”供应源源不绝，得之全不费工夫；其次是这些“教父”大都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有的只是“生意伙伴”），社交生活乏味枯燥，因此寻求年轻女性的性慰藉，几乎是唯一的“解闷”方法。

东南亚“教父”令其西方“同行”难以理解的还有“好名”之心甚切，而且假戏真做；他们对名誉学位及皇室、土皇帝或政府的赏赐，不惜多方钻营、千方百计争取，一旦到手便到处炫耀、沾沾自喜。为了投其所好，各地政府都巧设勋衔，各大专院校每年颁授名誉学位必以“工商巨子”为主要对象，荣誉纷至沓来，附于大亨名字之前之后的头衔多多、蔚为奇观，Dr. Sir有之，Tan Sri Dato Dr．有之，总之非常显赫、十分热闹；而一些略识之无的巨贾训示下属必尊称之为“博士”，当其秘书在电话中说“这是某某（如刘天就，20世纪80年代鞋业大亨）博士办公室”时，不识时务不懂港情的洋记者笑破肚皮，外国记者俱乐部以此传为笑谈。

对各位的执著，皆因“身份危机”而生，近年另类“身份认同”的潮流是信耶稣，他们不惜高价将办公大厦辟室改装成教堂，出钱出力，办“主日崇拜”及种种“属灵”活动，此中以印度尼西亚“过江龙”香港力宝集团李氏家族和马来西亚大财阀邱继炳（Khoo Kay Peng，有不成文规定，下属友人见之必尊称为Dr. Khoo）以至新鸿基地产郭氏昆仲及恒隆地产陈启宗（在美国读神学并曾当传道人）最热心。基督教与华人社会价值取向——特别是儒家精神大不相同，然而，华人乐此不疲，马来西亚YTL集团杨氏家族一位大佬指华人是“变形虫”，当他们精神缺乏寄托并感前路多变而政府又不能信赖时，“信教”便是不错的安定情绪尤其是平衡他们“极富”带来内心不安的精神食粮。

“教父”们的“选择性节俭”亦令洋人大开眼界，他们中不少仍住在数十年前购下的古旧豪宅（其目的多半是以节俭的身教示之儿孙，洋记者忽略的还有不愿舍弃“发财宝地”的风水问题）；有人买下大屋后拆建为数间较小的物业，然后把它们卖出或分租，保留一间“赚回来的”自住。他们中很多人支取比扫地杂工还低的工资，以示不计较收入“无偿为股东服务”。为此，史塔威尔指出香港有薪俸税而无股息税，揭穿了“低薪之谜”。在收股息方面，恒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1996年香港首富、世界排名第四）近年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虽从高位略为回落，然而，其“香港首富”地位应该保持，这二十年来，他仅从恒基地产收取的免税股息便可能高达三亿美元，唯数十亿港元在千多亿的身家中，小数目而已；李兆基在美国拥有超过三万个物业单位，这些年来美国楼价翻数番，加上私人投资基金，他的个人财富真的不可估量！

本书不少内容，有待“教父”们自行澄清，笔者希望他们会这样做，如此，后之学者才能为他们撰写与事实相近（即非隐恶扬善拍马阿谀之作）因而有价值的传记；一个人创造了以百亿计的财富，肯定有过人的能耐，因此“益后人”的，不应仅限于金钱，而要把克服困难创业致富的经验一并传诸后世，才不枉此生。事实上，“教父”虽然富可敌国，然而，史塔威尔认为他们无论在企业管理和发掘及利用人才上，并无垂范后世的建树（他们的CEO是“奴隶头目”、“洋人”是鬼佬。这是《亚洲教父》第四章的题目），那等于发大财却在社会层面无法“立品”（不少巨贾捐款做善事，然而，在大多数例子中，那只是他们为身后名的投资），令人引以为憾。据史塔威尔的分析，“教父”只知道设法获得专利，然后削减成本，提高边际利润率和绞尽脑汁交纳最少的税款，与西方社会企业家在自由市场下竞争因此必须培养、聘请一流人才拓展市场进而对商业社会作出贡献，大不相同。

林行止
香港《信报》创办人、著名经济学家、专栏作家

目录

亚洲“教父”面面观（代序）

引言

作者按语

第一部　往昔的教父

第一章　历史背景

一心图谋的担负

大迁移时代

变变变

时势所造

民族主义和阶级——前奏

首先是一场美丽的战争

民族主义和阶级：徒有虚名

“红毛丹”会议

一次彻头彻尾的交易

苏加诺的香槟社会主义

烙上时代精神印记的经济学

香港和新加坡的状况

缩略语中的最后一个词

第二部　如何成为战后教父

第二章　如何成为教父之一——适应

同时，在城镇……

请躺在沙发上

我们出身卑微

选择性的节约

父亲大人

没有责任的权力

结论

第三章　如何成为教父之二——核心现金流量

卡特尔，到处都是卡特尔

食利者，过去与现在

“关系”的真正发源地

关系不是竹网制成的

核心现金、纵向一体化、随机的多元化

第四章　如何成为教父之三：构建一个机构——“奴隶头目”与鬼佬随从

圈外人中的圈外人

“鬼佬王国”

但是为什么要现代化呢？

第五章　如何成为教父之四：银行、贪婪的银行以及资本市场的乐趣

汇丰银行的由来……

总是说“是”的银行

一群出色的银行家

钱在哪里

然后就有了证券市场

欢迎加入集团公司

别摇晃船只

掠夺的艺术

一家银行，多家银行，然后市场

第三部　当代教父：保卫珍宝

第六章　20世纪90年代：狂喜与清算

双脚离地

本该更清楚

该死的经济学家

扳机和枪

焰火

危机去了俄国，又回来

部分大亨的严重危机

有限的管制解除

加上这改革

医生现在要接见你了

暗箱操作艺术

阳光地带，某些阴影

第七章　结语：这愚蠢的政治

账单

政治

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变体

可预测的新加坡

香港：有别于周边地区的另一类领导？

更有效的模式

对免费午餐说不

最后，好消息

那么晚安，教父们

人物表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图表

致谢

引言

菲茨杰拉德说：“你也知道，富人不同于你和我。”

海明威说：“当然，他们更有钱。”

据海明威称，这源自他与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之间的一次交谈[1]

本书是一本关于东南亚亿万富翁的书。虽然他们人数极少，但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宰着各自的区域经济。为了本书的论述，我们把东南亚设定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最早的5个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再加上中国香港地区。受传统的影响和自身利益的驱使，香港传统上既是“大中华”的一部分，也是东南亚的一部分。这六大实体是该地区经济上的佼佼者，是1993年世界银行所誉称的“东亚奇迹”的东南亚贡献者[2]。其他5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和文莱——自称为东南亚，但它们的经济产出加在一起只有新加坡的一半多一点，因此它们在这里只是一带而过[3]。

一本书要对东南亚的6个地区进行专题评议，是很不寻常的。大多数学者都只选择一两个国家。少数综合性作品会在不同的章节里分别对各个国家进行评议。这些书有其自身的局限，但优点是涉及的区域极其广泛。不过，本书涉猎的内容比较宽泛，因为它旨在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之所以要把所讨论的这6个区域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有着极其引人注目的相同主题。最重要的是，它们有着相似的历史遗产以及政治权贵与经济权贵之间的非常特别的关系。那些侧重于研究单个国家的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对这些历史和结构的相似性及其意义根本不重视，也很少报道[4]。这些国家的富豪商人之所以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因为他们体现了一般情况下的一个共同特性。

“亚洲金融危机”使该地区的经济几乎崩溃。而此前一年，即1996年，《福布斯》杂志的年度世界富豪排名榜上，前25人中，有8名是东南亚商人；前50人中，有13名是东南亚商人[5]。一个小地区，又没有一个非国有公司进入世界500强，但在世界最富有的24人中却占了1/3。这些人都是亚洲教父的先锋，每人名下都有40多亿美元的资产，如李嘉诚、郭鹤年、谢国民、林绍良、郑周敏、郭令明；他们之后，是财产较少的富豪，但每人也有1亿至3亿美元的资产净值。

在月薪500美元就算高的地区里，少数人拥有如此多的财富确实反差太大，令人尴尬不安。这些神秘的富豪大亨怎么会统治东南亚的经济？他们对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有什么贡献？或许最重要的是，当亚洲金融危机不断加深时，他们为什么仍然这么坚不可摧？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处于金融危机中心的他们很有可能失去经济主宰者的地位，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将看到，与以往一样，现今富豪们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金融危机只是使少数最弱的富豪大亨受到了企业债务负担的影响。本书的中心任务是回答上述三个问题。

为寻求答案，我们从富豪们切入，来研究较为广泛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本书将对两个转口贸易城市型小国家和地区（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从实用性而非政治正确性来考虑的）进行直接细致的历史叙述，并对4个“真正”的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进行详细的剖析。这是一个便利的方法，又是一个结构性的花招，但我们无须为此道歉。本书将采取迂回曲折但更方便读者的方法。在这方面，1918年出版的利顿·斯特雷奇《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四名人传》给了我很多启发。斯特雷奇想要捕捉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人的虚假和伪善，但他拒绝了他所称的“详细直接叙述法”，相反只着重于少数“知名”人士的生平。我们希望亚洲富豪的故事能有其一半的启发性。虽然最近国际学术界的兴趣已转向中国和印度，但我们还是希望对曾经拥有经济发达地区的地位的东南亚的分析，能为发展经济学这一不完善的科学提供有用的资料。

本书想揭示的

对东南亚近代历史作自下而上（如果这个词可以用来指称少数知名人物）的研究有一定的危险。读者可能被大亨们有时怪诞独特的生活逸事所深深吸引，从而迷失了其背后的那张经济和政治的巨幅蓝图。为了减少这种风险，有必要先把本书的主题概括一下。

首先，本书的主题是，东南亚的经济是政治权贵和经济权贵之间关系的产物，这种关系由殖民时代发展而来，并在后殖民时代继续存在，只是特点有所不同。在这种关系中，政治精英通常在国内的服务行业里赋予经济精英垄断性的特许经营权，使得后者能攫取巨额财富，但又没有要求他们开发技术能力、创造品牌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而这些都是驱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在殖民时代，这些特许经营权大多给了殖民地的精英们，非精英群体只能得到一点点。在后殖民时代，新的本土政治领导人的权宜之计是培养依赖于他们的阶层，通常情况下是非本土大亨。这些非本土大亨能虹吸经济租金，让他们的政治主人分享其经济利益，并且不会对政治势力构成威胁。

其次，大亨阶层符合政治目的，并创造了巨大的个人财富，但对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什么贡献。相反，经济增长来自于向高效率的出口型跨国公司输出劳务的策略和输出小型企业，这些小型企业大多从事制造业，或与制造业有关。新加坡和香港这样城市型的国家和地区繁荣昌盛，因为它们都有港口、洗钱处和海外金融中心，并且贮藏来自其他地区的资本。在始于1997年7月的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之前，所有这些经济秩序似乎都是可行的、可接受的。但金融危机袭来时，人们开始明白东南亚的政治体制先天不足，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该地区的全面崩溃。自危机爆发10年以来，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至今人们仍然不知道它们是否会被解决。政治精英们和经济精英们继续高高在上，认为他们有权统治，人们无法预测他们是否会突然醒悟，改变自己的行事习惯（moral epiphany）[6]。

最后，有必要说说本书书名。称这些大亨为“教父”，并不是说作者把他们看成彻头彻尾的坏人，也没有暗示他们涉及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当然，有些亚洲教父参与了软硬商品的走私活动，他们甚至还偶尔贩卖人口、毒品和武器。极少数大亨还与赌博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些活动常常与亚洲的黑社会有关，如中国的三合会[7]、印尼的匪徒，等等，而且这也是大亨们要对付的现实。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黑手党头目。相反，大多数亚洲有组织的犯罪与大亨们栖息在一个平行的但有联系的空间里。应当记住，长期以来亚洲的政界人物在符合他们的利益时，会与犯罪团伙合作，如英国、日本殖民主义者以及苏哈托；在这方面，他们与本地商界领袖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他们不这样认为[8]。

本书使用“教父”一词旨在反映传统的家长式作风、男性权力、冷漠高傲和神秘性，这些都是亚洲大亨故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当然，标题也带有幽默调侃的意味，不必当真。正如原《教父》的作者马里奥·普佐所说，他构建的是一个复杂的幻想——他称之为“一个非常浪漫化了的神话”[9]；因此本书的论点是东南亚大亨是另一个大神话：这一神话使他们显得同样神秘莫测、遥不可及。亚洲传奇包含了关于种族、文化、遗传学、企业化以及自殖民主义结束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个基础的亚洲神话。在这个意义上说，《亚洲教父》与马里奥·普佐的《教父》完全不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神话，现在的任务是解构它。

本书所反对的

为了纠正人们对东南亚历史缺乏根据的认识，以下的叙述肯定会涉及内容丰富但危险的领域。我们将展现世界上最杂乱地区之一的种族、民族和文化。东南亚的近代历史与早先的前工业化、半封建社会时期的移民，包括欧洲人和美国人（殖民统治者及其他）、中国人、印度人、斯里兰卡人、散居在外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人紧密相关。此外，东道国人口在种族和宗教上已是极端的混杂，而欧洲人很熟悉的阶级与天赋权利的区分更使这一地区四分五裂。这营造了一个像欧洲或非洲一样一触即发的种族和社会冲突的环境。在这宗派大旋涡里，种族成见仍是常见的标准，因此许多人会随机改变身份。我们将在后面看到这一点。本书试图揭穿一些关于东南亚文化问题的较为恶劣的谎言；在此，笔者首先请求宽恕这一过程中的无意冒犯。

在经济层面，以种族来解释发展早已成为分析东南亚的基石。每一所亚洲学校的孩子都知道，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许多殖民者通过吉卜林所谓的“白人的负担”[10]的棱镜来看待他们的奋斗：他们带来了更先进的科学、制度和道德资源，对弱势亚洲人民产生了影响，带领他们走向现代。更耐人寻味的是，在独立后的时代，当讨论白人离境后的经济荣景时，种族论继续占主导地位。其主要原因是该地区最大的移民群华人在商业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绩斐然。这使得描述过去50年发展的读物毫无疑问都以文化和种族为基础，只是比以前更细致入微。有些人认为中国人特别聪明，有些人认为他们特别好逸恶劳，还有些人争辩说，文化注定了他们的不同（优秀的家族商人，不能在全球范围内运转，肯定会局限在较小的范围里，等等）。本书将从这些方方面面来讨论问题。

但是，不难看出原始数据是怎样促成华裔例外论这一概念的。据估计，在东盟股票市场，华裔的上市公司占了50%—80%，具体数据各国略有不同[11]；与此相比，华裔人口所占比例为：菲律宾2%，印度尼西亚4%，泰国10%，马来西亚29%，新加坡77%。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研究者在20世纪90年代估计，“华人”股权在菲律宾控制着45%的大公司，在印度尼西亚控制着20家最大企业中的18家，在泰国控制着10家最大企业中的9家，在马来西亚控制着60家最大企业中的24家[12]。大部分亚洲教父是华裔。

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使种族理论的解释达到了顶点，产生了大量无用的关于海外华人超凡经济能力的书籍。这些书从文化角度对海外华人超凡的经济能力进行了分析。较为难忘且有影响力的是高登·雷丁的《华人资本主义精神》（1990）、斯特林·西格雷夫的《龙行天下》（1995）和乔尔·科特金的《全球族：新全球经济中的种族、宗教与文化认同》（1992），后者包括注定要在商业上成功的海外华侨华人和其他许多全球性的“族群”。“竹网”一词流行开来，被用来形容周围地区华人之间可见的关系，以解释他们的经济活力。总之，严肃又煽情的媒体花大钱获得了这些文化分析，因为其神秘性和共济会色彩确实能成为故事的卖点。但同时，学术界也有少数经济学家一直对华裔例外论持怀疑态度，他们的领军人物是日本学者，自金融危机爆发后，他们的队伍扩大了[13]。

笔者要把自己对文化决定论的态度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许多人认为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经济贡献主要应归因于文化，但10年的中国生活经历，再加上为本书所作的长期研究，使笔者对此形成了三个根本性的反对意见。

首先，文化规则这一理念忽视了历史背景。东南亚移民大多发生在殖民时代。那时，殖民政府用他们“高级”的组织管理能力引导不同群体的人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在大英帝国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斯里兰卡人（当时称他们锡兰人），被招聘从事政府和专业岗位工作。因此现今，新加坡或吉隆坡高等法院外的观察者会注意到许多律师和法官都是次大陆后裔。这并不是因为印度人生来就适合被培养成律师，而是英国殖民统治的遗物。中国人抵达东南亚时，却常常被禁止在政府和许多行业里工作，而且往往不允许拥有自己的耕地或从事农业劳动；不过，贸易和商业机遇基本上不受限制。说中国人是“天生的商人”与说犹太人是“天生的金融家”一样，犯了同样的简约主义错误。我们遗漏了一点，19世纪前的欧洲犹太人不能参加行业协会，不能从事贸易，也不能从事耕作，而基督教教会禁止其信徒有息贷款（很像当代的伊斯兰教）。对犹太人来说，大部分经济机遇都被限制了，而从事金融行业的时机却已反常地成熟。这种情况的现代版，可以在俄国发现，几乎所有冷战后的经济“寡头”都是犹太人，他们用较为纯粹的斯拉夫式的政治精英训谕和理念主宰着这个国家的经济[14]。

其次，反对文化论是因为它意味着华人是同质的，东南亚的华人是典型的一般意义上的华裔人种。然而，1949年之前，大规模移民中的华人尤其不同质。这在他们的口头语言中特别明显。在中国，只需走上50或60公里，就会有一种新的且完全不知所云的方言（在中国语境中，“方言”这一词具有误导性，因为在其他国家，不同的方言只有一点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变化）。这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乡土观念，但如今却被掩盖了，因为在1949年后，中共政府成功地推广了普通话，前所未有地提高了群众的文化水平，扫除了文盲。但是几乎所有的华人移民东南亚在1949年底之前已经完成。那时，移民国外的人已不是纯粹的“中国人”了，而是被扔进一个陌生熔炉的群体，因为大家讲着相互不知所云的方言。许多殖民时期的外界观察家就此结果发表过评论。维克多·巴素在《马来亚华侨史》中指出：“中国族群被带进从没有过的邻近，不同方言的族群几乎视对方为外国人。”[15]探险家乔治·温莎伯爵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指出，在东南亚操不同中国方言的群体“相互敌视，好像他们来自敌对的国家”[16]。但是这些作家未能在他们的观察中领会经济上的寓意。华人“族群”的支离破碎意味着他们对经济机会的竞争尤为激烈，当政府不能有效管理时，这种竞争甚至是暴力的。竞争对经济发展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当人们说历史上的海外华人在很大程度上大概根本不是真正的“华人”时，文化决定论才能立足。这样的说法可能很难被当代华裔优生学家所接受，如新加坡的内阁资政李光耀。

由此推论出的问题，即是否可以说东南亚的华人特别反映了中国性的“标准”，历来都很微妙。总的来说，从任何社会来的移民——无论是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或意大利人，还是20世纪初移民巴西的日本人——总体上都比那些留在本国的人干得出色。这样说也许是公平的。这样的移民是一个自选的个人团体，特别愿意为美好未来承担重大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移民有一个共同之处——移民出去的人与留在本国的人不大一样，因此，我们要警惕文化推断论。但在东南亚，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这是因为，虽然欺骗、胁迫和不公平的契约劳动合同在华人移民中并不罕见，但在东南亚，与从印度次大陆来的第二大移民群相比，他们更有可能是自愿的自由移民。在契约劳动（从19世纪40年代起对奴役的“慷慨”的代替）的时代，在英国殖民地的招聘系统里，来自印度的建筑和矿业劳工都是低种姓，往往都是“贱民”。这些受胁迫的苦役者几乎不会给白人种植园主惹麻烦，但与自愿移民的华人相比，他们也不太可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

第三，也是最后一个质疑：东南亚中国文化优势论的理由是，这一理念把中国移民与教父连在一起了。这很有误导性。首先，虽然大多数海外华人享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但在某些地方，如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北部沿海城镇或非大都市的泰国，有无数个中国家庭好几代人都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的生活与其他民族一样凄苦。种族并不能保证成功。正如华侨历史学家潘翎所说：“后来把华侨定型为成功的企业家，掩盖了失败常常是移民经历的一部分这一事实。”[17]即使说多数亿万富翁都是华人或有部分华人血统，那也应该记住，从中国来的移民是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初鼓动者，这反映了他们更为普遍的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地位。东南亚华人并不一定会只把自己看成华人，他们更会以阶级来区分他们之间的差别。“阶级”这一概念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好理解的——即使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他们那里，阶级是政治忌语。

至于教父本身，他们并非是典型的精英，而是与当地的政治精英达成了默契的外来经济贵族。在文化方面，教父是变色龙，他们往往受过良好教育，是世界主义者，会说多种语言，远离亲人平凡的关怀。此外——与民众的偏见相反——该地区的大亨远非都是华人。只有少数纯华人大亨完全继承了中国文化和语言。其他纯华人大亨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他们失去了部分或全部中文读写能力（虽然常常不承认这一事实）。许多大亨是欧亚人，他们的非华裔血统有时被看做是件令人尴尬的事而遭到弱化，在华人圈子里尤其如此。然而，还有根本不是华人的教父。这本书将向人们揭示，大部分华裔大亨的行为在实质上与在香港的英格兰或苏格兰的“大班”、菲律宾的西班牙裔教父或马来西亚的首富（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并无多少差别。他们的特性首先是教父，其次是种族。

尽管前面这样说，但如果说大量已发表的有关“华人资本主义”的学术研究都是骗人的，那也未免太无礼了。问题仅仅在于文化诠释已被过度使用，尤其是它已渐渐变成粗陋的种族理论（对此将有详细的描述），人们应对其持怀疑态度。在最一般的层面上，海外华人在经济上的相对成功使人很难去争辩具有凝聚力的家族主义，强调指定的角色、纪律和孝道等中华文化对草根阶层没有任何影响。不过，抽象地辩论儒家的“价值观念”促使中国企业形式独具一格，这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对儒学的讨论未能区分模糊的道德戒律理论和理念的实施，而儒教不切实际的理念使人们感到违反它比遵守它更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可以肯定地说，像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这样华人占绝对多数的社会里，推崇儒教伦理历来被本地的和殖民的政客用来解释各种各样明显不合理的社会控制。

后天培养比天生拥有更重要

如果大多数具有文化色彩的东南亚经济分析结论（认为东南亚华裔大亨——好与坏，取决于描述他们的作家——处于东南亚发展过程的顶尖）基本上是错的，那么什么是教父崛起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对权力的控制显得不可动摇，以致大多数教父能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动荡中安然无恙？本书认为，这些人首先是政治环境的经济产物，他们在这种政治环境中经营，而正是这种政治环境妨碍了该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东南亚可能会走向拉美式的停滞和不平等。

中央集权政府对竞争管理不足（从不能确保竞争的出现这一意义上讲），对进入市场管理过度（通过严格的执照审批和没有竞争的投标），从而保证了商业资本家——或资产交易商（这词更有贬抑色彩）——从政客造成的经济的无效率中套利，成为头面人物。这一趋势在东南亚更加明显，因为那里到处都是所谓的“操纵的民主”，这种民主不是伪装成预定胜出者的民主（新加坡、马来西亚、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就是经济利益牢牢控制了政治体制，几乎不会因为确实出现的政府变换而受到影响（如泰国和菲律宾）。在这两种情况中，政客们会用大量资金维系他们那貌似合法的权利，而要获得这些资金，只有在政治上直接拥有大型企业，或更通常的做法是从名义上独立但受惠于政客们的大型企业那里得到捐款。不管哪种，这种机制造就了政界人物与大亨之间并非完全不愉快的依赖，而其中本土政界人物与政治上没有威胁的非本土的大亨的关系最令人感到轻松自在。

笔者观察亚洲发展中国家长达15年之久，认为在决定社会繁荣与否时，体制远比人重要得多。日本、美国以及大部分欧盟成员国都很富强，而使这些不同国家富强起来的不是个人，而是更有效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除两个特别幸运的城市型的国家和地区外，东南亚依然很贫困，这是政治失败的结果，而不是因为这个地区产生了极其贪婪的商人。这里的政治失败不是指信仰共产主义的越南或老挝的失败，也不是指柬埔寨或缅甸强盗统治的失败，但不管怎么说，都是失败。这个地区如果要前进，必须进行政治和制度上的改革。

亚洲教父反映了而不是创建了区域经济，就像19世纪早期的欧洲各个金融王朝，如瑞银华宝、罗斯柴尔德银行集团、巴林银行、跨世纪的美国金融家——摩根、贝耶斯、卡内基、洛克菲勒——一样都是一系列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的产物。欧洲银行家从弱小国家那里狠狠赚了一把，因为那些国家的统治者既没有财富，也没有中央银行，更没有足够的税收，只能通过他们进行募集投资。在跨世纪的美国，新出现的公司还没有被有效组织且缺乏资金，欺诈的小股东几乎不会受到惩罚，对反竞争行为的立法监管还在初期阶段，那时，金融家J．皮尔庞特·摩根进一步显示了中间人的力量（亚洲人可能对当中的有些事很熟）。在这温和的环境中，石油、工业以及铁路的大亨们共谋着，造就了巨大的寡头垄断或托拉斯，他们心满意足了。

当欧美国家逐渐有能力管理自己的财政，公众通过他们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表明他们受够了被19世纪30年代一本通俗读本称为“强盗资本家”的人物时，作为经纪人的大亨就没戏了[18]。美国教父受到了诸多因素的控制，如：泰迪·罗斯福总统建立的反托拉斯的公司局、联邦储备法、证券法以及著名的“格拉斯—斯蒂高尔法案”。其中联邦储备法规定中央银行不受商业活动者控制，证券法要求向公众公开法人信息。该法案得到了有效实施。而“格拉斯—斯蒂高尔法案”更是把银行的零售业务与证券业务分开了，因此切掉了侵害小额投资者利益的最大途径[19]。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于一系列的金融危机前后，如非常著名的1907年的恐慌和1929年的华尔街股市暴跌。

虽然美国政治机器那时非常腐败，但对这些危机还是作出了反应，它进行了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书中后面章节要讨论的两个问题是：谁或者什么会驯服亚洲的教父？什么时候驯服他们？笔者对前人的研究及深思有幸一无所知，一开始就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如此严重，暴露了那么多一丝不挂的皇帝，那么这个地区一定会被迫进行全面的改革，以寻求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但是，在走访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做了大量的采访笔记后，笔者了解到东南亚所处的境地比想象的要危险得多。我们要讨论的“真正的”国家和地区都要在两者中作出明确的选择，要么走强国之路，要么像拉丁美洲那样，在世界银行称为“中低收入经济”的苦难中走循环不前之路[20]。原因之一可说是拉丁美洲的局面对那些继续过着好日子的有权精英并非没有吸引力，虽然大部分人的梦想都破灭了。同时，新加坡和香港这样城市型的国家和地区自身有着严重的——并非和人们所想象的不一样——政治问题要解决。

增长来自何处

亚洲教父利用政治的无效率获取利益——我们马上会看到这一点。但建立一个真正衡量他们对区域发展贡献的标准也是很重要的。简单的回答是：他们的贡献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少。教父更多的是增长的受益人，而非增长的驱动者。衡量标准之一是他们的企业生产业绩一般都比他们操纵的总体经济业绩差。而对经济的持续性发展来说，生产业绩是最重要的。例如，最近在泰国所作的研究表明，过去的20年里，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明显高于大亨主宰的服务业[21]。同样，教父控制的上市公司的收益一直很差，从而导致东南亚的证券市场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是新兴地区里业绩最差的证券市场，这与人们通常想象的“亚洲四小龙”形象不同；我们将对这一令人遗憾的现象作深入的探讨。

那么，如果不是亚洲商务杂志的封面人物引导了区域经济发展，又是什么促进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呢？本书虽然不是正统意义上的经济分析，但还是认为是中小型地方企业以及东南亚普通老百姓的辛勤工作和节俭促进了经济发展。百姓的储蓄间接促进了经济发展，无意中也带来了消极的后果；而中小企业则对经济增长则产生了更积极主动的直接影响。说百姓储蓄产生了间接影响，是因为许多增长所需的资金来源于劳动人民——他们很喜欢把收入的一部分存入银行或其他储蓄机构，这一点可以从地区的“储存率”中看出。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该地区的储蓄率几乎达到了40%，这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好像很令人羡慕，但是这也使得政界人物和与他们合作的大亨通过金融系统可以毫不费力，且源源不断地得到大笔的钱。在一些极端的例子里，我们将看到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教父怎样把商业银行变成了他们贪婪的个人银行。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有这么多投资转向了没有商业价值的项目，经济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说中小企业（作为供应商和委托人）与普通百姓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是因为他们是该地区取得巨大成功的出口经济的核心力量。在过去的45年里，他们对经济的持续性发展的贡献是其他任何人或事物所无法比拟的。重工业化和进口替代政策，常常需要教父的合作，效果却很差，但出口制造业的增长却不断获得成功。1960—2005年，最早东盟成员国的出口美元价值每年增加11%—15%，在顶峰时期还要多得多，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本书不围绕图表来说明问题，但294页上附录图表中的图1的有关信息还是应该记住的。图表清楚地展示了被调查国自1965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名义上的增长］与出口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区域出口经济开始起飞之前，偏差时有发生；但后来增长和出口几乎步伐一致地前进。总之，没有出口，这些国家的经济就不会发生变化[22]。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东南亚政府发现他们国家中的众多民族（与殖民神话截然相反）非常吃苦耐劳，甘愿夜以继日地在工厂里制作衣服、鞋子、器具和电子产品。政府所需要做的只是吸引完全拥有生产设备的投资——大部分是外资，减免税收，中央银行保证当地货币不增值、出口产品便宜。这种政策对于要降低成本的跨国公司来说，是不可抵挡的诱惑，引发了当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小型企业提供元件、承包制造业、提供服务：从制造玩具模型到包装半导体到打扫跨国公司的厂房等等的所有一切。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进口替代政策取消后，大亨不会涉足出口加工业。很显然，加工业的国际竞争肯定很激烈，对那些只会巧取豪夺、钻官僚政治空子、讨好政界人物的人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

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新加坡的大部分出口产品是外资企业生产的，香港制造商生产的东西都有跨国公司的设计员和零售商的订购单。小型企业以及在外国人开办的工厂里辛勤工作的人对东南亚经济增长作出了持久的贡献，虽然他们基本上没有得到应有的褒奖。在1960—2005年间，马来西亚的外贸非常繁荣，规模巨大（出口产品的美元价值增加了118倍）[23]，以至其每年公布的年出口总量都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这是因为与国内生产总值不同，出口数字不按增值报，马来西亚等国的出口数字还包括了进口元件）。新加坡的同期出口增加了150倍，其公布的国际收支项目顺差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自1990年以来，占了平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7%，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但却反映了其商品贸易与服务业的极大的良好平衡[24]。

不幸的是，出口依赖模式——最近中国也采取了这一模式——确实有其缺陷。太多出口产品由外国公司生产，太多的出口产品是为了外国公司而生产，但买主是易变的朋友。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国家发现了这一点，那时外商开始把业务移至成本更低的地方，如中国、越南和孟加拉国等国家。迁移早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就开始了，但后来却加剧了金融危机的恶化。1996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整个地区的出口增长突然慢了下来，这并非巧合。在金融危机始发地泰国，出口下降了[25]。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受航运商品，如木材、橡胶、棕榈油以及特殊产品的推动，东南亚的出口有所恢复，但在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出口方面，要吸引外国生产设备回来还需假以时日。

当出口引擎在东南亚失去作用时，注意力应重新放到这一问题上：区域经济还能提供别的什么。目前的回答是不够的。亚洲教父所经营的国内大型企业，其发展依赖于受保护的市场、卡特尔和公共项目毫无竞争的投标。结果是，几乎毫无例外，从新加坡银行、香港超市，到印度尼西亚的面条制造商，东南亚的公司都缺乏国际竞争力。而且，不像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非常依赖外国的技术和项目管理，因为在过度控制的市场里，教父要全力施展巧计才能做成生意，所以把技术任务留给了外人。日本学者义原国雄是最早批评教父经济的学者之一，他把这称之为“没有技术的工业化”。东南亚有着一切现代经济的外部标志——高科技的工厂、令人震惊的高楼大厦、现代交通系统以及公用设施，但是却没有一个本土的大型企业能生产世界级一流产品、提供世界级一流服务。结果，也就没有世界品牌[26]。真正的竞争仅限于中小型企业，因为大亨已采摘了肥大的经济硕果。应当记住义原国雄先生20年前在他的创新作品中所说的：“我的真正目的是……要大家注意一个无效率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无生气的超级经济层的出现，并请大家思考一下它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27]

这些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10年说的话是预先的警告，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早在20世纪90年代在类似的书中也提出过这样的警告[28]。金融危机后，一度似乎真的要扫除导致东南亚“超级经济层”产生的政治经济结构。人们对改革与放松管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甚至还采取了一些行动。印度尼西亚进行了民主选举，泰国制定了另一部新宪法。但期望出现标志性的改变却是不可能的。现在重新审视教父经济，部分原因是为了弄懂东南亚的政治经济精英是如何保护他们的采邑的。但也不必对将来彻底悲观失望。在19世纪的欧洲、美国和日本，来自底层的缓慢但一致的大众挑战推动了政治生活，并通过联合，迫使大型企业前进。东南亚是否能产生这样的力量，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可爱的富人

在漫长的探索一开始就认为拥有亿万家产、处于金融危机中心的教父缺乏远见和辨别能力，那是错误的。当然，当地的政治经济结构迫使他们去行贿、去游说、去恐吓、去说服、去说一大堆谎。但他们发达了，因为他们对东南亚经济的理解无人能比。我们要好好向他们学习。虽然像往昔的欧美教父一样，他们高度戒备，不愿与陌生人来往，但他们也有放松警惕的私人时间。在这种时刻，笔者的经验是许多大亨与独立的观察者一样，认为东南亚扭曲的经济是非常愚蠢、可笑的。但与其他商人一样，他们必须待在那样的环境里竭尽全力多赚钱，少惹麻烦。有时，他们不择手段地保护那样的环境，因为这是他们生意成功的一部分。

认为大亨都是一样的，也是错误的。他们的性格迥然不同——虽然大部分非常迷人（在调查研究过程中，笔者有了一个非常可笑的念头——人们已不能指望有更好的人来剥削他们）。真相是，在公共事务方面教父们表现出高度一致，他们都是亲政府派。所有地方的商人都很保守，但大亨们五花八门的生意使东南亚的商人更加保守，因为教父的生意更多的是依赖政府的特别人情，而不太依赖有竞争力的专业化。人人都玩这种游戏，就没有什么可公开争论的了。东南亚确实存在着与暗地里用卑鄙手段陷害人不同的公开冲突，而且越来越多，但都是与产品的最终消费者有关——他们购买教父提供的昂贵商品和服务——如香港的电力或港口设施。该地区最富有的大亨之一，有一次在家里平静而坦率地把该地区的经济比作“一碗美味的鱼汤”，够他和他的伙伴忙活的。他这样质问本书的动机：“你为什么要加那么多红辣椒？”

为了回应这样的质疑，应该强调，笔者无意贬低大亨们。迄今为止，学术界和新闻媒体对他们的讨论一直是，要么奉承羡慕神秘的亚洲企业，要么无情地谴责不劳而获的寻租者。本书将要表明，实际上大亨只是寻租环境中的高效生意人。从经济效果来说，这限制了具有国际竞争力公司的发展，而且，如果不是这样，国内的商品和服务就不会那么贵——无论是香港的公寓还是马来西亚的面粉。但现在的状况应由政府官员而非商界人物来承担责任，因为政府官员的任务是保护社会利益（亚洲商人从政后出现的这些复杂问题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讨论——他们从政并不仅仅是与政府官员同流合污，没有那么简单）。商人的任务只是赚钱。

马上要见教父了。但首先我们必须对他们的由来有一个基本事实上的了解。现在对东南亚作时事评论的人很少阐述历史背景。但没有历史背景，就不可能理解该地区的经济。所以，必须讲一下前殖民时期和殖民时期的东南亚，包括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白人殖民统治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带来的利益与混乱以及争取独立的斗争，如此我们才会明白当代的教父是如何大赚其钱的。

【注释】

[1]这样的谈话肯定没有发生过——海明威特别擅长讲故事，并且会使用文艺中的破格。“我跟你说说富人。他们与你我不同。”出自菲茨杰拉德1926年的短篇故事《富有的男孩》。

[2]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东亚奇迹》（1993）。

[3]2005年，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和文莱等5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加在一起总共是630亿美元，而新加坡是1110亿美元。前5个国家的总人口有1.5亿，而新加坡只有400万。

[4]本书（很大程度上）略去东南亚5国，并不仅仅因为它们是经济小国。按地区标准，越南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很快，但是与老挝和柬埔寨一样，越南经历了共产主义革命，在那段时间里经济低迷，致使当代的越南不能与我们讨论的国家相比。同时，缅甸遭受了50年的军事统治，而人口40万的文莱虽然繁荣，但这个国家太小了，我们只能一带而过（就像前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一样）。

[5]本书提到的1996年《福布斯》世界富豪榜中的前25位中的东南亚富豪：

[6]moral一词是严格狭义上的——借用拉丁语，意思是“习俗”或“习惯”。与亚洲领导人必须遵守的普遍意义上的道德毫无关系。

[7]中国清代民间秘密结社，又称天地会或洪门。

[8]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殖民政权、后来的日本占领者和香港三合会这三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见菲利普·斯诺的权威著作《香港的衰落》（2003）一书，此书资料翔实，很有说服力。关于1998年苏哈托为了保护家族财产和身份地位，与印尼臭名昭著的黑道人物约里斯·拉维亚接触与会面的讨论，见凯文·欧洛克的《烈火莫熄》。英国殖民政府与三合会的历史关系，在第一章里将作更进一步的讨论。

[9]1996年美联社采访。

[10]1899年发表，诗名感悟于美国对菲律宾的占领。一些文学史家称吉卜林的诗很具讽刺性，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大部分人也当然并不把这首诗当讽刺诗来读。

[11]1993年日本野村研究院估计了华人在每个大证券交易所所拥有的股权，结果如下，括号里是相关国家的华人比例：印度尼西亚73%（3.5%），马来西亚61%（29%），菲律宾50%（2%），新加坡81%（77%），泰国81%（10%）。

[12]特马里奥·坎普斯·里维拉：《阶级、国家以及外资：菲律宾的工业化政治，1950—1986》（1991）一文。《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商务以及民主》载于艾德蒙德·特伦斯·哥梅兹编：《东亚政治商务》（2002），第223页；至1993年，只有毕曼特拉集团与胡布斯集团两大联合企业未被华人控制，而这两家都是苏哈托儿子的企业。《泰国的复苏之路》一文载于艾德蒙德·特伦斯·哥梅兹与萧新煌编：《中国企业、跨国主义和身份》（2004），第241页；至1995年，泰国只有帕莎安林家族的酿造业是例外。艾德蒙德·特伦斯·哥梅兹：《马来西亚的中国企业：积累、优势与适应》（1999），第4—5页；其余大部分马来西亚大型公司都是国有的。

[13]可参考义原国雄：《东南亚伪资本主义的升起》（1988）。最近怀疑文化决定论的最主要人物也许是艾德蒙德·特伦斯·哥梅兹。见参考文献中质疑文化论的著作。

[14]冷战后主宰国内经济的商业教父，几乎都是犹太人。他们完全按照非犹太的政治精英的意愿（最高层）处理事务。这些精英的奇思怪想导致一些人坐了牢或被流放。世界银行估计尤科斯石油股份公司最近被再次国有化前，40%的俄国经济控制在22个寡头政治的执行者手里。俄国大教父中，只有控制诺里尔斯克公司的弗拉基米尔·波塔宁不是犹太人。同时，犹太商人和准犹太商人的领军人物是：

罗曼·阿布拉莫维奇——西伯利亚石油公司。

伯瑞斯·贝瑞佐夫斯基——洛哥瓦茨公司，阿托瓦茨公司；流亡英国；曾与鲍里斯·叶利钦过往密切。伯瑞斯·贝瑞佐夫斯基一直反对普京政府，普京政府也一直要把他引渡回国，但没有成功。

伦·布拉瓦特尼克——阿克塞斯·雷诺瓦集团（投资）；秋明英国石油天然气控股公司（石油与天然气）。

奥列格·德里帕斯卡——基础元素公司；俄罗斯铝业公司（铝）。

米哈伊尔·弗里德曼——阿尔法集团（银行业）；秋明英国石油天然气控股公司。

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莫斯特银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印刷媒体；流亡以色列。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尤科斯石油股份公司前总裁；曾与鲍里斯·叶利钦过往密切，反对普京政府，于2005年因偷税漏税和诈骗被捕，并被判在充军地服刑9年。

维克多·维克塞尔伯格——阿克塞斯·雷诺瓦集团（投资）；秋明英国石油天然气控股公司。

阿纳托利·查巴伊斯——有很多私人投资，俄国电力垄断商联合能源系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鲍里斯·叶利钦手下当副总理，负责监督俄国私有化的大部分进程；有一半犹太血统，俄国人对他恨之入骨。

[15]维克托·帕塞尔：《马来亚华人》（1948）。

[16]乔治·温莎伯爵：《东海，或印度群岛之旅及其发现，1832, '33, '34.》（1837）。

[17]潘翎：《炎黄子孙：海外华人的故事》（1990），第74页。

[18]马修·约瑟夫逊：《强盗资本家》（1934）。

[19]年表：西奥多·泰迪·罗斯福1901—1909年任美国总统；联邦储备法（1913）；证券法（1933）；“格拉斯—斯蒂高尔法案”（1933）。

[20]当前定为2005年国民收入总值每人876—3465美元。

[21]《繁荣、萧条与未来》，载于彼得·沃尔编：《危机后的泰国》（2005），第10页。

[22]与更“标准”的经济——美国——的比较，见本书第295页图2。

[23]从1960年的12亿美元到2005年的1410亿美元。

[24]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经常项目顺差更多了；2004年，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6%。

[25]1995年泰国出口上升了25%，但1996年下降了1.3%。

[26]马来西亚人的丽星邮轮（世界第三大邮轮运营商），新加坡的虎牌啤酒以及其他一至两个商品也许可以称为名牌；但这些东南亚最大的品牌在世界其他地方顶多勉强称得有名。相比之下，李嘉诚的“3”牌手机企业更加名副其实些，但它在本质上只是从拍卖行里拍得的一套国际许可证，并没投入创新技术或服务结构。

[27]见义原国雄：《东南亚伪资本主义的升起》（1988），第Viii页。

[28]克鲁格曼对东南亚经济的著名批评始于1994年，正是90年代繁荣的顶峰。其大作《亚洲奇迹的迷思》发表于《外交事务》11—12月这一期。

作者按语

亚洲语言的多样性导致了不同的罗马书写法体系，而印尼语、泰语以及汉语的专有名词的罗马书写法尤为混乱不清，没有统一的规则，时常令人感到迷惑。本书采用当代英语读者最熟悉的用法。在东南亚，中国人名主要有三种变异的书写法。本书采用的是当事人居住地最常用的称呼和书写法。因此，在香港，中国人的名字是用连字号连起来的，李嘉诚就写成了Li Ka-shing；在东南亚其他地方，三个字是分开的，林绍良就写成了Lien Sioe Liong；中国内地的汉语拼音用两个词表示，如Hu Jintao（胡锦涛）。有中西两种姓名的人，以我们知道的为准——如Peter Woo（吴光正）。当然东南亚许多人，尤其是移民，都有几个姓名，例如：一个泰国名，一个中国名，还有一个英国名。

本书尽量使用读者熟悉的政治和地理术语。第一章讲的是与我们故事有关的东南亚历史，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不同政治实体变换的法律定义以及国名的修改，尤其是从殖民地到独立的变迁中的，因与主题关系不大而未予详细讲述。但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情况特别复杂，以下的历史综述可能依然会有所帮助。

19世纪南亚的英国殖民地的存在有以下两种法定类型。从1867年起被官方确认为殖民地的新加坡、槟城、邻近的马来半岛的威尔斯利省、马六甲以及其他一些小岛被称为海峡殖民地。在始于1874年的一系列协约里，通过任命驻扎官，另一些马来西亚领土则开始受英国的“保护”。霹霹州、雪兰莪州、森美兰州和彭亨州组成了行政联邦，称为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北部四个州的宗主权于1909年被泰国割让给了英国。这四个州加上重要的柔佛州（与新加坡接壤）都是单独管理的。虽然“马来亚”这个词常被用到，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并没有正式的法律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又成了英国皇家的殖民地，而自1948年始，马来联邦政府把英国权利都集中在半岛以及槟城等岛屿。1957年马来联邦政府获得独立；1963年建立了马来西亚国，包括新加坡（已于1959年作为新加坡国基本独立）、沙捞越以及英属的北婆罗洲（即如今的沙巴）。1965年，新加坡脱离了这个联盟。

英国对马来西亚的殖民统治使当地居民更加喜欢他们那复杂的荣誉封号体系，并一直延续到今日。除了世袭的“东姑”封号（TengKu，在少数州拼为“TunKu”），即“王子”外，还有由从马来西亚九大王室中选出的最高元首授予的几个非世袭的封号（但是要根据政府的建议），以及更常见的州封号，书中用到的有：

敦

联邦高级封号，现在活着的人，只有25人获此封号

丹斯里

联邦封号中的第二高封号

达图

较低的联邦封号

拿督

州封号

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封号相对较为简洁些，笔者在出现时给予了解释。

书中使用的“华侨”是一个常用词语，但这一词语存在一定的问题。华侨，由“华”和“侨”构成，前者指“中国人”，后者的意思是“长期居住者”。长期以来，中国人都用“华侨”这一合成词指代从中国移居国外的人。这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这些移民出去的人，他们的国籍还是中国；第二个含义是他们在国外待上一段时间后，会回到自己的祖国。这反映了大多数移民的想法：他们移民东南亚或其他地方，但还是想着发财后回去的。但实际上，大多数移民没有回国：他们离开了当时那个混乱贫困的祖国，到国外定居，在那里生儿育女，在不同程度上被当地人同化了，成了真正的移民，还获得了新的国籍。结果，“华侨”这一词语用来指称我们书中的马来籍、泰籍等华人就不太合适了。但这一词语十分常用，所指非常宽泛，本书忽视了其不精确性。确实，该词对华裔移民与他们的移民国居民的关系造成了语义上的损害，因为它暗示这些华人也许会突发奇想，拿起拐杖“回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过去的50年里，世界各地出现了新的华侨人口——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移居（常常是非法的）国外，通常是到欧洲和美国，梦想着赚到很多钱后回到中国，“华侨”这一词语用在这些人身上更合适。只是不知最终会有多少人回国。

“卡特尔”这一词语也在本书中频繁出现。该词起源于欧洲，在狭义上指几家企业建立起来的协会，共谋垄断、控制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意大利语中的“卡特尔”（cartello）一词是从“纸”演变而来，原来指写在纸上的最终条款。欧洲人常用的狭义“卡特尔”并不适合这本关于东南亚的书，而作者也不想采用“卡特尔”的狭窄含义。东南亚的许多卡特尔，如果不是大部分，都是政府政策的产物（而且常常是殖民政府政策的遗物），因为政府限制进入市场，一般是以颁发许可证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只是卡特尔的参与者，他们从卡特尔的价格垄断和限制竞争中获利，但不能说他们创建了卡特尔。本书的主要论点是，东南亚的商人是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产物，而这正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本书还常用“事实上的卡特尔”这一词语来提醒读者，东南亚的卡特尔并没有其狭义上的意义。

本书中的货币总额是用美元或当事国的货币单位表达的，这取决于哪个更合适。有时，当事国的货币值会在括号中用美元兑换出来，如必须进行复杂的货币兑换时——通常是较长时期内的兑换，又需要一个平均兑换率。对美元的汇率简单时，可以参照以下的汇率表。表中列出了1997年7月1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天）的美元汇率，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最低的日汇率，表中还列出了2007年4月1日的汇率。亚洲金融危机前，东南亚的货币都以不同的形式跟美元挂钩，因此1997年7月1日的汇率基本上能说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7年的美元价值。

东南亚对美元的汇率

n/a=没有相应的数据。香港货币局设定了绝对交易限制；1997年的限制是7.75，但最近增加至7.75到7.85，这是从2007年4月1日的7.82中体现出来的。

来源：oanda.com。汇率是指银行同业买卖的日平均汇率。

有关书中这些商人和政客的更多资料，见本书第231—282页上的人物表，里面有更翔实的资料。笔者已竭尽所能使其精确无误，但应该指出，与本书正文较多的第一手资料不同，人物表中的较多信息都是二手资料。

第一部
往昔的教父

第一章
历史背景

“人受困于历史，而历史也受困于人。”

詹姆斯·鲍德温：《土生子札记》

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当代经济景观在两种历史性力量的相互影响下成形：移民和殖民。首先是移民。早在欧洲殖民者来到东南亚之前，阿拉伯人、印度人和华人（此处的“华人”多指取得所在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后同。——编者注）已经在此区域定居。后者不仅人数最多，而且他们的国家经济在19世纪以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这些移民者的早期历史至多只是粗略的[1]。我们所知道的是，新的定居者来到这些割据的封建小国（泰国是唯一一个统一的国家，国土面积几乎与现在一样），所从事的不仅仅是合法的交易[2]。泰国的历史记录比其他任何区域都要完整，至少从16世纪开始，移民泰国的人承担着一系列王室所认可的角色。波斯人和华人（后者从事泰国的重要国际贸易）从事贸易垄断和课税——向王室支付商定好的固定金额，从而拥有在一定范围内收取一定比例税款的权利。有记录表明，在18世纪，华人曾以管理者和会计人员的身份为泰国王室工作。然而，在许多或者是大部分情况下，泰国更喜欢雇佣波斯人、阿拉伯人和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人为管理者。汶那家族是波斯的穆斯林移民，自18世纪后期起管理整个曼谷地区，他们现在在泰国的行政机构和政治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3]。华人在泰国宫廷所批准的商业垄断中的主导地位，在19世纪已是难以动摇。有证据表明，在爪哇岛，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早在16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中国的企业家和爪哇贵族就一起进入了行政和垄断的管理层。

在东南亚国家形成早期，就出现了种族分工，而且至今未曾消失。在这样的分工体制中，当地人是政治创业者，他们与本土对手竞争，后来又与欧洲及美国殖民者合作，为的是保持政治权力；外来者是经济创业者，后来又成了官僚企业家。当然，政治权力比所有其他权力都重要，因此这样的安排在本土贵族统治者们看来是非常合理的。

移民对他们自身地位的认识，通过文化发展方向，即文化调整进程体现出来。东南亚贵族统治者没有效仿他们的移民雇员，相反，移民们融入了他们的文化。华人与波斯人都是如此，尽管传说华人的文化认同是难以改变的。例如，泰国前现代史就讲述了华人如何成功地迅速转变为泰国人的历史。泰国国王鼓励这样的移民做法，把少数的华裔包税商和官员封为贵族。所有的华人在步入成年时都要选择自己的身份——做泰国人或中国人。如果他们选择了前者，他们就把他们的“清朝辫子”剪去。绝大部分家庭在两三代内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泰国的上层地位是这些人的追求目标，但他们必须拿出商业利润的一大部分才能得到这样的地位，使自己绝对安全，而没有被同化的中国商人却成了二等公民，需承担各种风险。基于这样的选择，华裔移民更乐于成为政治创业者而非经济创业者就不奇怪了。爪哇也有类似的现象，在那里，成功的华人总是力图与爪哇贵族统治阶层联姻。

尽管历史学家过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对全亚洲的影响，但移民到东南地区的华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真正突出了不同的一面：移民去一个现存社会不是去输出文化，而是愿意接受当地的主流文化。而且最迅速的文化调整发生在最有抱负、勇往直前的移民当中，这些移民意识到若不能和当地精英阶层融为一体，要在经济上有所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代教父早就学到的深刻一课，而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东南亚是一个非常宽容的普世之地，人口稀少，这意味着对资源的竞争很小。简单地说，在农业时代，东南亚幸运地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尤其与中国和印度相比。

一心图谋的担负

从16世纪起，欧洲殖民者就踏上了东南亚这块土地，但一直到19世纪之前，他们并没有积极地扩张。欧洲殖民者的到来使原本已经明显的倾向更加明显，但同时又使这些倾向发生了变化。使已经明显的倾向更加明显是因为在我们关注的国家和地区中，殖民主义在人事安排上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结果，殖民者只能通过已有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进行统治。使已经明显的倾向发生了变化是因为殖民当局创造了三方权力关系，而以前却只存在较为简单的双方关系。现在，欧洲人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当地政治领袖和经济领袖必须与他们建立关系，同时，他们自己也必须建立相互关系。这有着深远的影响。对有抱负的移民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开始朝着欧洲文化发展，因为欧洲人代表着主宰权。当地政界精英向欧洲文化标准靠拢，与此同时，也打破了当地人对外来移民——最显著的是对华人——的文化优越感。泰国例外，因为它并没有被正式殖民化。在泰国，一直到20世纪早期，华人成为泰国人的过程是迅速的。而20世纪早期，由于中国经济政治的崩溃以及新的旅客航运服务出现，大量移民进入泰国。进入泰国的中国妇女人数的剧增以及泰国的民族主义浪潮，暂时打断了同化进程。

正是荷兰人在爪哇，后来是在印度尼西亚其他地区，无情地区分了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对大量人口的控制是通过当地的“普里亚伊”穿袍贵族实施的，这些人继续统治着他们的省和地区，而在他们背后是少数荷兰殖民者“居民”。关键的经济角色逐渐由华人承担。他们是各种税收和垄断行业的包税商，从收取屠宰动物费用到经营特许市场都由他们主宰。最大的课税来自制造和贩卖鸦片。它是我们所关注地区的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它在印度尼西亚尤为重要，因为当地人也是这些产品的巨大消费者；在其他地方，以吸食鸦片作为消遣的主要是华人。

荷兰人除了加强华人的经济地位，还提拔了少数有权又效忠于他们的华人社区领导，因为来自中国的移民在17世纪增加了许多。这些人成为该地区最早的大亨教父的一部分。荷兰人沿袭东南亚第一个欧洲殖民者葡萄牙的传统——授予华人社区中最重要人物以上尉军事头衔。后来扩展成少校、上尉、中尉这样一个完整的军官体制，这个等级制度延续了两个世纪。华人军官调查华人人口，向华人征税并收取罚金，颁发许可证，他们的意见在诉讼案件中非常重要。他们非常有权，同时又常收取巨大的课税，并且以买办，即中间人的身份，为荷兰人工作。而且，普通华人被强迫生活在特定的城镇中指定的华人地区内，未经允许不可到其他地方去。这些限制并不适用于华人精英和华人包税商。华人精英，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高枝”，管理着这个国家，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同胞，即潜在竞争者，却在理论上被禁闭在都市的隔离区内。通行法常常被忽视，而官员们拥有太多的权力（包括准合法权力），他们可以让那些冒犯者生活得非常不愉快。

总体而言，华人在印度尼西亚继续其文化适应过程，移民后代不断失去对中国方言的掌握，慢慢地适应了当地的习俗。但是随着荷兰人的权势渗透整个群岛，有抱负的移民就不太想在爪哇王室谋求职务，也不太想和当地的“普里亚伊”穿袍贵族通婚。另一方面，北欧白人不能容忍有色人种与荷兰人通婚，更不能容忍有色人种融入荷兰群体。与泰国不同，在印度尼西亚，与统治精英的完整结合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马来西亚产生了“折中”的身份。到了19世纪，会说马来语（一种本地贸易语言）的华人遵循一种杂合的文化，即中国南方文化和爪哇文化的混合，同时他们又希望得到荷兰殖民者的恩宠和提携，他们人数众多，但十分容易辨认，人们称其为“土生华人”或“侨生”。他们中的主要人物成了华人社会的领袖：作为荷兰人的军官让华人遵守秩序。他们竞标课税权，并且还与当地的贵族合作，以保护他们的包税区免受走私者——尤其是鸦片走私者的侵害。最成功的创业者几乎是最不纯正的“华人”，因为他们必须在荷兰殖民者、当地贵族和男性华人这三者之间寻求一个文化均衡点。

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菲律宾这个国度。西班牙殖民者于16世纪后期从他们的拉美殖民地出发，穿越太平洋来到这里。与荷兰和英国殖民者不同的是，西班牙殖民者的任务显然在于宗教和政治，而荷兰和英国的殖民者则由垄断贸易公司所代表——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西班牙殖民者试图让菲律宾人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去信奉天主教。在这方面，当时在马尼拉区域经商的华人令西班牙人感到十分头疼。西班牙人需要华人向他们的驻军提供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并经营高档的中国商品，但华人一开始就抵制天主教。在17世纪，华人与西班牙人不时发生一系列流血冲突，关系不断恶化。与此同时，西班牙人给予那些改信天主教的华人以及与当地女子结婚的华人行动的自由，允许他们加入当地精英团体，降低他们的赋税。文化的交融过程开始了。至1800年，菲律宾已有约12万华菲混血儿，约占人口的5%，几乎与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混血儿数量相等，而纯华人只有7000人，白人只有4000人。对纯华人血统人口的严格控制进一步促进了华菲混血儿社会的发展。

华菲混血儿主宰了岛内贸易，并且不断购置土地，进入地产行业。西班牙人总是担心他们会带领当地的土著人发动叛乱，但事实上，华菲混血儿放弃了大部分中国文化，他们和城市化了的土著人一样，与菲律宾式的西班牙文化息息相关。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华裔混血儿已有了他们自己的、体现了混合文化的服装和习俗。

大迁移时代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低容量的移民模式和严重同化的华人居民人口开始出现变化。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移民数量增长越来越快；其次，殖民者统治的对象同时改变和扩大了。

技术为移民潮带来了便利。第一艘汽船在19世纪40年代投入使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广泛使用于亚洲的航线。所谓的两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和1856—1860年）打开了中国沿海的主要港口，尤其是传统的南部移民中心，它们很快通过汽船与东南亚的主要港口连在了一起。当地的汽船路线相当复杂，从而决定了许多移民的目的地。例如，中国海南岛海口至泰国的曼谷航线的开通，导致大量华人进入泰国，所以在泰国，许多华人的祖先都来自海南。

最可靠的估算结果表明，到1850年为止，东南亚地区有50万华裔人口，包括纯血统的和混血儿。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移民最多，香港、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当时还未正式并入英帝国）次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片区域的华人达到了300万—400万，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移民。一系列不断出现的问题迫使一些华人离开中国大陆。中国从18世纪开始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人口压力。地方叛乱不断发生，导致19世纪中期发生了四次大的灾难：中国西南和西北部的穆斯林反叛朝廷，还有捻军和太平天国在中部省市的造反。后者的发动者认为他自己是耶稣的弟弟，并自称是圣灵的化身。这次反抗破坏极大，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夺去了几千万人的生命。

有了定期的汽船班次，中国南部地区的人不断离开被一位历史学家戏称为“可怖的马尔萨斯地方”[4]，到了东南亚，他们发现那儿人口不多，相对和平，劳动报酬比国内高出一倍[5]。这一切都非常吸引人。19世纪中期，泰国有500万华人，马来西亚有250万，印度尼西亚有2300万（那时爪哇是东南亚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约为现在人口的1/10。较为幸运的移民不但能得到早已出国的亲属在经济上的帮助，还能请求他们帮着找工作。

与不断升温的移民热潮同时发生的，还有19世纪中期兴起的所谓“垄断帝国主义”和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繁荣。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荷兰人与英国人的商业垄断被摧毁，更多的欧洲国家接管了东南亚殖民地。1824年，荷兰与英国政府签署的一项关于明确在这一地区两国各自势力范围的协议，标志着荷兰开始控制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后来，英国的势力又从马来半岛消失。发展大型种植园和矿业必须先直接控制殖民地，但有时，情况相反，如马来半岛，殖民者到来之前，华人开办的矿业就已发展得很好了。欧洲殖民者的政治动机存在一定的矛盾：一方面，要扩展殖民势力；另一方面，又要解除对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中许多方面的管制。在只能从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文字材料获取信息的时代里，新加坡（1819）和香港（1842）被建成了没有贸易限制或者说没有贸易税金的自由港口（侵吞这些殖民地还反映了英帝国想控制具有战略性的岛屿）[6]。1855年，一位香港总督用《鲍林条约》（又称《英暹条约》——译者注）说服泰国人解除了对贸易的管制。甚至西班牙统治的菲律宾也朝这个方向发展，于1844年结束了地方官员在贸易上的垄断，对外开放商务。由于西班牙没有工业革命，英国和美国的公司逐渐控制了贸易，顶多是用国旗来提醒商人们，他们是在西班牙的领土上。

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地区开始显示出全球化带来的繁荣，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繁荣。促进东南亚地区繁荣的因素有以下几点：需求是发达国家对农业和对矿产品渴求的原动力，而这些东西不是埋藏在亚洲东南部的地下，就是可以在那里种植；东南亚土地辽阔，有种植园所需的大片土地；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汽船的发展大大降低了终年开通的船运成本，技术和设施也有了很大的改进[7]；最后一点是充足、廉价的进口中印劳工。

可以说中印劳工的总体差别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印度人被出口到英国的殖民地和印度尼西亚部分地区从事种植农业，只有少数劳力从事市政工程项目和殖民地区内的文职工作；很小一部分印度企业精英，包括帕西人、信德人和雀替尔人分散在这个地区的各个部分。华人移民主宰矿业，但也有不少人从事贸易、零售业、农业以及现在所谓的后勤服务等等。这反映了一般的华人在作出移民选择时，相对来说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在185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的印度移民是契约农业劳动者，这意味着他们签订了在农庄里工作的协议，因此被直接运送到指定农庄，住在临时工房里，侥幸存活下来的人通常被送回印度[8]。南方华人用的是赊账的方法，就是移民者在没有还清船费及其利息之前，无权离开他们的雇主，但是随后他们相对更加倾向于待在东南亚地区，融入已经有数百年历史的华人社区，主要是城市里的华人社区。2004年联合国发表的一份移民报告大胆尝试把印度的历史记录综合起来，得出结论：1834年至1937年期间，有3000万印度人去了他乡，但回国的有2400万人[9]。因为中国政府没有相关数据的记录，我们无法知道华人返回的比例是多少，这样就无法同英国政府有关印度移民的统计数据相比较，但是，可以肯定华人返回的比例要小得多[10]。

有一点很重要。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内有为数众多的印度人，但是从长远看，他们对当地的经济并没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在一个地方长久停留并融入当地社会[11]。同时，较之华人，他们更加遭受压迫、更加痛苦。在印度，征募契约劳工出国的人员把注意力集中在种姓等级最低的少数民族上（中国没有这种种姓等级制度），如南方的泰米尔人或东北的山地部落人员，他们不像华人那样傲慢，不会制造麻烦，因此符合种植园主和殖民地政府的需要。在1880—1887年任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弗雷德里克·华尔德爵士离任时曾建议输入更多的印度劳工，他说：“印度人是一个和平的、容易管制的种族。”[12]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所熟悉的印度人并非是典型的印度人。

最初吸引欧洲殖民者来到东南亚的是农产品香料。在人工冷冻技术出现之前，人们主要用香料加工处理肉类。但19世纪大量经济作物又吸引了欧洲殖民者，其中菲律宾和泰国的蔗糖最为重要；然后又有了锡，起初由华人在印度尼西亚开采，但后来在马来西亚和泰国南部也勘探出了锡矿，并且数量远比印度尼西亚要多；世纪之交有了橡胶，这是包括汽车在内的许多消费品必不可少的物资。从事橡胶生产的全是印度劳工。那时当地商品经济不断繁荣，而科技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贸易规模，如采矿业，新技术通过使用挖土机大规模机械作业，使人们摆脱了使用鹤嘴锄的人工作业。

变变变

从东南亚著名教父的角度来看，19世纪末同时蕴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与极大的机遇。传统的被同化了的泰国华裔精英、印尼华裔精英、马来西亚华裔精英[13]以及菲律宾华裔精英必须面对一拨又一拨的饥饿移民，而这些人并不总是好对付的。同时，由于泰国以及不同殖民政权不断强大，从19世纪80年代起，它们所需的自由包税商以及垄断者也减少了，因此逐渐拆散了原有的组合和安排。但是，经济蛋糕却越来越大了。大亨继续从殖民势力、土著政治精英以及现在大部分是华裔的经济精英这三者之间得到好处，因为他们能最有效地利用外界关系，同时又能在一个新的移民团体内部保持权威（印度劳工通常由殖民地的种植园主直接引进，因此他们之中几乎没冒出印度籍的教父）。回顾一下20世纪初杰出大亨的显著特点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黄仲涵曾是印度尼西亚最富有的人。其父经商，曾当过三宝垄华人区的“玛腰”（Major）。19世纪，种植鸦片的华裔主要居住在三宝垄。黄仲涵以爪哇的三宝垄为中心，在世界各地扩张商务，扩增了其父原本就已经非常庞大的资产。在19世纪80年代，当包税商遭到经济下降打击的时候，他竞标并且成功赢得了重要的课税经营权。他不会说荷兰语，但是他比绝大多数的欧洲人都了解殖民地礼节方面的一套规则。他的一个女儿在自传中回忆道：“过去我常常站在我家宫殿那宽阔的阳台上，等着看爸爸的马车跑过下面的河谷……马车穿过大门时，一个马来仆人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手托银盘，里面盛着一块浸有科隆香水的热毛巾。爸爸会在走下马车之前用那块洒了香水的毛巾擦拭他的手和脸，然后走向我。爸爸穿着纯白的裤子和时髦的西方夹克衫，简直帅极了。这情景就好像是一出芭蕾舞剧。”[14]黄仲涵除了慷慨设宴款待殖民地的官员外，还送贵重的礼物给他们。和他的爸爸一样，黄仲涵也当过该地区华人的“玛腰”，但是他却居住在城里欧洲人密集地区的大庄园里；他的爪哇语和马来语比他任何一种中国方言说得都要好。

在商业方面，黄仲涵采取多种经营策略，这一策略后来成为那个时代东南亚大亨的一个标志。他从课税，尤其是鸦片课税那里得到了稳定的现金流，并用这些资金向其他许多方面扩展。他在制糖业、发展种植园、建造加工厂方面声名显赫。加工厂使用的机器是从欧洲进口的，由荷兰的专业技术人员维修。黄仲涵还在一些关键岗位雇佣了荷兰的会计师和管理人员。他的经营还扩展到了航运业，并且在三宝垄开办了一家银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搬到了新加坡，于1924年在那里去世。他是唯一拥有大型公司，并能与荷兰大型公司竞争的人。

而陆佑适应性更强。在新旧世纪交替之时，他被认为是马来半岛上最富有的华人。他在西海岸建立了早期的商品供应点，向各华人采矿帮派以及代表他们的三合会提供食品和武器。自英国从1874年正式统治马来西亚后，他雇佣成千上万的华人劳工开采露天锡矿，建立了自己的露天锡矿帝国。他拥有国家颁发的收税许可证，向华人劳工提供鸦片、烈性酒和赌博场地。陆佑与华人黑帮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往往通过他们买进并管理劳工。他本人也是势力强大的义兴帮成员。在一些重要的采矿州，英国殖民统治者依赖陆佑帮助他们控制华人，还靠他提供大量的财政收入。而陆佑也竭尽全力使殖民者过得轻松自在。他学会了英国礼仪，与马来西亚联邦共和国[15]的首任总督弗兰克·瑞天咸交上了朋友；陆佑还是吉隆坡一所精英英语学校——维多利亚学院的主要赞助商之一。他同英格兰的公司、苏格兰的公司以及泰米尔印度大亨丹姆沙美·皮莱合伙进行投机买卖[16]。他非常善于与殖民统治者谈判。例如，1896年锡的价格下降时，雪兰莪州政府破例降低了他的鸦片税，虽然他应交付的税款原来是固定的，因为他们认为他是该州经济的重要支柱。1898年，殖民政府主动提出让他交付象征性的费用，管理彭亨州的槟州地区的一系列税务，并且降低了他采锡的赋税，以此促进这一地区的开发。除了采矿业，陆佑还投资房地产、橡胶种植园等。他获得了英国骑士称号。

在这个地区，大亨通常采取把征税权和采矿业以及种植园相融合的策略。这样做最为明显的优势之一就是，降低了原本就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从事真正地区性行业的张弼士在马六甲海峡两岸的苏门答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征收鸦片、烈性酒和烟草税，并且把这些税务融入了他那以种植园为中心的巨大帝国。许氏家族把锡矿业和征税权相结合，从事多样化经营，从槟城到泰国的西南部都有他们的生意。在新加坡，通常是家族控制着胡椒及黑儿茶（用于染色）的栽培，他们是19世纪后期最大的雇主，拥有各种征税权，包括主要的鸦片税，占国家年财政收入的一半。税收权意味着国家高压统治权的委托，而有税收权的地方，就有三合会势力。但是对于殖民地的政府而言，这并不是心头大患，因为他们早就意识到接受帮会的存在是管理华人移民最简单的方法。正如《海峡观察》在1899年2月17日所说：“政府并不直接与底层华人打交道，这是帮会的事。”

在菲律宾，最著名的头目是陈建仙。陈建仙是个苦力经纪人，同时，他还垄断大部分的鸦片交易，替殖民政府收税，他的经营范围包括纺织、糖类、粮食贸易和房地产等。陈建仙来自中国福建省，他移民马尼拉是因为已有亲戚在那里定居。在马尼拉，陈建仙学习西班牙语，改信天主教，后来他发现卡洛斯·帕兰卡·古铁雷斯上校不仅是个非常有权势的殖民者，还是个良师益友，就采用了他的名字（陈建仙的西班牙名是卡洛斯·帕兰卡。——译者注）。同时他小心翼翼地建立与清帝国的合作关系，从而巩固了他在菲律宾新华人社区的领导地位。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买了中国清朝的官位，并且在正式场合穿上官服——长袍。陈建仙在规劝清政府在马尼拉开设领事馆这件事上有很大影响。领事馆大楼里有西班牙正式授予头衔的华人头目“华人的市长”的住所，陈建仙有时担任这个职务，有时只是影响这一职务。大楼里也有法庭，称为“华人的法庭”。陈建仙常常被指控操纵法庭。他和他的儿子都当过领事。

非常富有的陈建仙于1901年去世。他营建了华裔移民与西班牙殖民社区完美的社会平衡，中国与西班牙都曾给予他很高的荣誉。一位研究菲律宾历史的学者，安德鲁·威尔逊说：“19世纪后期的华人经历表明，掌握社会权力与经济权力的人不仅仅控制殖民地菲律宾的华人团体机构，还与外部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7]

并不是人人都欣赏拥有这样才能和财富的人。拥有华人血统的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兼小说家扶西·黎刹在《起义者》（1891）这部小说中，肯定以陈建仙为原形创作了虚伪的、阿谀奉承的华人奎罗加这一人物。扶西·黎刹讨厌的是奎罗加身上的种族混合特征。按作者的说法，这种种族混合特征还通过他家里“可悲的混淆”风格表达了出来。但是东南亚教父所喜欢的漂亮的装点门面的中国花园、希腊柱子、苏格兰的铁制品以及意大利大理石地板却也显示出了他们的力量[18]。他们的工作迫使他们在不同的人前有不同的表现。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引人注目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建筑。像黄仲涵这样的人，或者像何启爵士[19]这样与英国殖民政府合作的主要人物，在自己的努力与殖民者的扶植下，当上了社区的领袖，但他们却不太会说中国方言。他们确实煎熬于不同文化之中。

时势所造

对这些世纪之交的教父的简要叙述，表明了他们的行为受经营的环境影响的程度。他们努力争取获得征税权，因为这是他们赚大钱最简单的方法。19世纪中叶，华人包税商赚得了最丰厚的利润，因为他们比授予他们征税权的政府更了解垄断的价值。然而，随着政府不断强大，消息更加灵通，操纵投标、推迟付款等行为就变得更加困难了。从19世纪中期起，华人移民大量涌入东南亚并且成为罪恶包税区产品的主要消费者，东南亚的征税权自然就同雇佣华人移民结合在一起。并且由于操不同方言的互相敌视的移民群体都在找工作，对这些移民的管理又和社区的领导权捆绑在一起。通常大亨都有操特种方言的黑帮作为后台，他们能创造出一个完美的商业循环，在这样的一个循环中，几乎所有的钱最终都会集中到他们的手中。大亨经营各种包税区，雇佣那些不能自立的移民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比如采矿业和种植业，这些产业往往在偏远地区，同时又向他们出售使人堕落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其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样，这些劳工的大部分收入就又落入了他们的腰包。除此之外，教父还为这些外来移民提供他们在这个新国家的唯一的政治身份；他代表社区的利益与最高政治当局沟通。

然而，由殖民列强（和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经济）造就的雄心勃勃的教父世界是多方面的，而不是仅仅使他们成为包税商和同胞的剥削者。这个时期在东南亚确立了一个难以改变的经济模式。这些殖民列强对这一地区并没有一个恃强凌弱的占领计划，然而他们确实建立了一种最有利于他们的贸易格局，就是第一世界国家进口东南亚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再向东南亚出口工业制成品，并用这种方式来支付那些农产品和矿产品的费用，至少有一部分是以这种形式来支付的。在这个过程中，农矿业不断繁荣，地区产品生产不断合理化。泰国以稻米经济为主，其南部有少量的锡矿开采；马来西亚则从事锡矿开采和橡胶生产；菲律宾生产糖和椰子；爪哇种植甘蔗和咖啡；苏门答腊则从事烟草和橡胶的生产[20]。反过来，低进口关税促使这些国家和地区从欧洲和美国进口工业制成品、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这种情况在非殖民地国家——泰国也是如此[21]。直至1926年，泰国对于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关税是最小的——3%。美国在美西战争中，打败了西班牙，于1898年占领了菲律宾。美国政府在实行低进口税的同时还保证菲律宾白糖的出口配额，从而使东南亚经济更倾向于出口基本农矿产品、进口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

以上所有一切所带来的影响直至今天依然存在。在东南亚，人们几乎没有兴趣投资制造业。殖民者更喜欢出售他们本国制造的商品，而当地的企业家根本没有兴趣与进口货物竞争，因为这些进口货物要么是免税的，要么是低税率的。相反，越来越高的原料价格使得种植业、采矿业以及相应的服务业（如船舶运输）变得有吸引力。华人以及其他亚洲企业家重视以贸易为基础的经济并非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商人，而是因为制造业更具风险且困难重重。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东南亚的经济从宏观上来说自始至终就是贸易扩张，这可从新加坡的繁荣得到见证：其贸易从1871—1873年的年均6700万新加坡元增长到1900—1902年的年均4.31亿新加坡元。这期间没有任何工业的腾飞。经济历史学家詹姆斯·英格拉姆言简意赅地描述了泰国的经历：

在过去的100年里（1850—1950），我们目睹了泰国经济领域里的许多变化，然而人均收入并没有多大的增长，并且与劳动力相比，在资本和新技术的使用上也没有大的发展。其主要变化一直是资金的广泛使用、基于全球市场的商品交换和特色产品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上日益明显的种族大分工。泰国人口增长迅速，但他们中的大部分要开垦更多的土地、种植稻米……在绝大部分领域，经济变化是对外部刺激的一种反应。泰国一直是一个被动的国家，一直在适应由世界经济引起的变化和市场影响。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发明，而适应外部影响的，绝大多数都是传统行业。[22]

在这个过程中，大亨仅仅是旅伴，只为一个他们无法参与制定规则的游戏提供方便而已。作为个人，他们盈利丰厚，但是作为整体，他们的收入与那些欧洲的大公司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新技术的产生使得很多商业领域需要更大的资本投入，这使那些大亨在20世纪初也感到了压力，因为他们的传统优势一直就是组织那些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让陆佑发了大财的锡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有一万多名苦力为其开采锡矿，同时为他们提供从住宿、食物到鸦片的一切物品。但是蒸汽挖掘机的发明以及大部分易于开采的露天矿场资源的枯竭，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彻底改变了这个行业的特点。1920年，马来西亚半岛只有20台挖掘机可以从事深达60米的开采，但是到了1930年，挖掘机的数量已经超过100台了。那些擅长露天开采的华裔矿业集团是无法与之竞争的。大部分矿主没钱购置基本设备，就算是像陆佑那样有能力的人，一旦离开了他所擅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他也就失去了竞争优势。

20世纪初，在生意上得到大量资本的重要性在这个地区变得显而易见。农业生产规模相对较小，而舢板运输不需要很多资金的时候，华裔商人还是具有竞争力的。但是当最有利可图的种植业在规模上成倍增长，采矿开始机械化，现代船舶无论在其大小还是技术的复杂性上都有了提高时，一个新的资本障碍产生了。总的来说，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未来的亚洲商业巨子被他们的欧洲对手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以泰国为例，欧洲的大公司逐渐控制了伐木业和锯木业，而过去规模较小时，华人和缅甸人曾一度主宰这些行业；欧洲的大公司还控制了锡矿冶炼，因为规定锡矿冶炼必须由大的冶炼厂承担；而原本是泰国和中国的帆船称雄的轮船运输业，也被欧洲的大公司控制了。唯一被华裔包税商控制的是在19世纪末出现的一个新行业——稻米加工业，主要因为这个行业所需的基本设备较为便宜，并且其主要的消费群体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的华人。

那些颇具实力的欧洲银行——主要有汇丰银行和在印度、澳大利亚以及中国的渣打银行——几乎把业务都限制在仅向贸易行业提供金融资助。欧洲和美国的大公司可以在国内筹资。那些殖民地的银行在处理绝大多数的亚洲人的业务时，都有一个行之有效的人种限制。一位80多岁的亿万富翁这样回忆独立前的那个时代：“对华裔商人而言，要想见到一位英国殖民银行的决策者，其难度相当于见上帝。”[23]那些印度的雀替尔裔和锡克教徒的放贷者可以向当地居民提供贷款，但有最高限额，而且其利息比欧洲人高得多。在20世纪头20年里，许多华资银行确实取得了发展，但是他们也受到了经营环境的制约。当商业银行家需要临时流动资金时，因为没有中央银行，他们也就无法获得借款。事实上，由于大多数的东南亚地区都采用联合汇率制，向外贷款进一步受到了限制。联合汇率制就是把本国货币基础直接与外汇供应挂钩，现在还有一些国家是这样做的。如果从对外贸易中得到的外汇减少了，那么本国的货币供应也会下降。由于东南亚国家严重依赖于一两种商品的出口，而商品的价格动荡不定，因此其货币供应也变化不定。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马来亚的货币供应减少了一半，主要是因为橡胶价格的下降。这种波动的后果是，当地的银行必须保持约一半的存款投向易于转成现金的项目，而不是向外贷款。国际银行就没有这个问题。尽管马来亚和菲律宾的华资银行很谨慎，但大部分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商品危机中垮掉了。

在经济萧条之前，东南亚的经济繁荣了40年，虽然偶然也会出些问题。这为那些未来的教父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动力，但它无法掩饰这样一个事实：运营环境的某些方面已经开始对他们不利了。原来为那些有权势的人提供资金去做各种各样生意的征税权逐步缩减，而大生意又是资金密集型的。到20世纪20年代，包税区没有了。同时，自动证明商业大亨就是社区领袖的各种各样的“头目”制度也被殖民势力废除了。比如，在马来亚，最后一个头目的任命约在1900年，而最后一个下台是在20世纪2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头目制度被发展起来的当地华人商会所取代，其主要成员是那些有实力的商人。而被统治者确认是“负责人”的那些“玛腰”或“中国中尉”也不复存在了。

在独立之前的最后几十年里，大亨开始向自主经营方向转型的例子确实有，但少得可怜。新加坡有两个，一个叫胡文虎，另一个叫陈嘉庚，分别出生于1882年和1874年。他们建立了庞大的企业，但他们既不是买办，也不是包税商。也许这样说更能说明问题——他们涉足了消费品领域而不是仅仅从事原材料或半成品的出口。胡文虎的拳头产品是“老虎牌万金油”，一种涂于皮肤上的万灵油膏，现在还卖得很好。他的虎豹集团研制了一系列的非处方药，用于治疗头疼、晕船、嗓子疼和便秘。他们在中国香港、大陆，以及爪哇、苏门答腊和泰国都有批发和零售业务。除了制药，胡文虎还出版报纸，当然主要是在周围地区出版中文报纸。

陈嘉庚以种植业发家。但不像其他最终成为原材料供应商的同行，他决定把自己种的橡胶做成产品。陈嘉庚有自己的工厂，制造轮胎、橡胶鞋和玩具，并且开展零售业务出售自己的产品。他决心在没有关税保护的情况下，和那些欧洲、美国和日本公司一争高低，然而，这却导致了他的主要企业在经济萧条中破产。他敢于尝试去反抗这种制度，但却以失败告终。

民族主义和阶级——前奏

在海外的华人商贾巨子中，陈嘉庚的理想与众不同，使人难以理解，尤其是他政治上的理想。他于1950年离开新加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岁月，于1961年去世。东南亚华人一般不会像他这样。在当地，华裔商人把融入当地的政治圈子并以此来谋取商业利润视为最大的成功。陈嘉庚的“立场”是受时代刺激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在那个时代，那些商人不再因为殖民政府给予营业许可和征税权而心存感激，整个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不过在移居海外的华人看来，民族主义就像一把双刃剑。东南亚国家所兴起的民族主义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到华人所承担的经济角色上。与此同时的阶级意识的觉醒进一步突出了精英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更广泛的支配权。在20世纪30年代，所有这些对那些商贾巨子都不是好兆头。然而，事实是，传统的权力结构在政治民粹主义的挑战下幸存了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泰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全球的经济衰退，特别是对农矿产品需求的减少，引发了泰国1932年6月的不流血的军事政变，结果君主立宪制取代了君主专制制度。人民党上台，其公开宣称的议程是为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执政。这个议程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泰国经济为泰国人”成了20世纪30年代政治集会的口号。事实上，泰国的民族主义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1910年至1925年统治泰国的拉玛六世，非常喜欢当时在欧洲甚为流行的种族主义理论。他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反犹太作品《威尼斯商人》（1594—1597），并且亲自写了一篇关于亚洲华人的文章，题为《东方的犹太人》（1914）。不过有一点变得很明显——随着一些限制性的反华措施开始实行，华人精英随时准备改变自己，适应形势，但普通老百姓却没有这样随机应变的能力。

1932年后，移民浪潮受到了遏制，因为移民的注册费用上升了，而且禁止移民从事一系列的普通职业。这一跟随世界性经济萧条的余波而来的做法，不仅削减了移民浪潮，也促使很多暂住的工人返回中国。华人精英面临着他们曾一度控制的盐、烟草和大米等行业不断高涨的国有化运动。然而，尽管政治变革终止了原来拥有征税权的家族在经济上的优势，它却没有破坏广大华人商业社区的优势。新的家族从华人贸易商中脱颖而出，与政府积极合作管理新的“国有”企业。泰国的官僚们像过去一样不愿染指贸易。政府在许多行业中，租赁或收购华人的工厂和企业，但是大多数的企业仍然由华人经营，而且以国家为主导的垄断经济的集中经常会抬高价格，增加利润。“泰国经济为泰国人”并没有使社会更加公平，它只是重新调整了精英之间的交易。正如日本经济历史学家末广昭所指出的：“无论原始动机是什么，‘泰国人民党’后来既没有代表普通人的利益，也没有代表泰国农民的利益。相反‘泰国人民党’变成了政府官员或某个特定的政治集团。”[24]末广昭对那个时期被国有化了的公司进行了一番彻底的调查，发现大多数的泰国股东和董事都是人民党的成员或与之有关系的人，而他们的合作者无一例外都是那些华人商业大亨家族。他因此得出结论：“华人商业领袖中，有一些人能巧妙地把国家权力转化成扩大他们企业的工具。华人商业领袖提供管理技巧和资本资金，作为交换，他们获得了政治庇护，有了安全感。”[25]

那些商业大亨过去曾经是从事自由职业的为泰国宫廷服务的包税商，现在成了泰国政府的合资企业的合作者。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7—1973年的军事独裁阶段设立了样本。不过，在军人统治下，不同的军队和警察派别涉及不同的生意，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参与经济的规模和与华人商业领袖合作的水平都比1947年以前的文人政府提高了许多。军人不是经理——他们以股东和董事身份获得收入——然而他们的政治权力使他们能够规定什么叫商业活动。许多主要的消费品，从烟草到猪肉，都实行了销售垄断。这意味着华人所管理的企业卡特尔确实可以控制价格的制定。在20世纪50年代，军人—华人企业扩张的主要领域是银行业和保险业：军方提供保护，华人排挤外国竞争、获得国有资本、向公共项目提供资金，从中获益。正如末广昭所指出的：这个游戏的基本规则很简单，“如果不与泰国的统治精英们合作，领先的华裔资本家无法生存也无法扩大经营规模”[26]。如果这样做能把欧洲和美国的公司挤出市场——在其他国家会的，这点代价也就微不足道了。

首先是一场美丽的战争

在泰国的将军们掌握政权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导致了20世纪全球范围的政治变革，东南亚也不例外。日本军队在1941年12月入侵该地区，结束了皇室操纵一切的局面。尽管三年半以后日本被打败了，但这段时间大大改变了该地区的情况。一方面，英国、荷兰和美国统治者的退出有力地刺激了民族主义政治的兴起；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也为那些敢于冒险的商人提供了有利的空间。新一代的大亨在战争中和战后的走私和投机活动中获得了早期财富。而走私和投机活动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重要港口。

正如一位当代亚洲最富有的人所回忆的那样：“这是一个极其腐败的时代。”尽管未提及他的家族在战争中走私活动的细节，但他指出，在占领结束后为8万名日本俘虏提供蔬菜和水果是其中的一笔大生意。走私、军火贸易、收购和贩卖多余的军事设备以及涉及巨额回扣的战后重建合同造就了当今许多教父。澳门赌业大亨何鸿燊曾在公开场合谈起过这个时代，虽然很多人在公开场合下对此避而不谈[27]。他的故事表明，对于那些善于见风使舵的教父来说，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当日本军队入侵香港时，何鸿燊了不起的叔叔——何东爵士，那个时代的主要买办，早已匆匆逃往当时中立的澳门。这次出逃的情报是由日本领事提供的，他意识到占领当局需要教父的合作[28]。何鸿燊当时只有18岁。他被香港的英国军队征招入伍，担任接线员。当殖民政府垮台后，他脱掉军装，乘船去了澳门（但在此之前，日本占领军曾经因为他的欧亚长相拦住了他。但他能写一手流利的中文，因此没有被当成战犯而被捕）。当时澳门是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走私中转站[29]。何东叔叔给了他一份工作。不久，何鸿燊在澳门合作公司找到了一份更有趣的工作，这个公司是由日本人、当地的最高教父罗保和一些华商共同投资的。

罗保是当地商界的关键人物。何鸿燊随机应变的本领在他面前显得很浅薄。罗保有中—葡—荷—马四种血统。他生于葡属的东帝汶，在一所天主教的神学院里长大，担任过澳门的首席经济部长，也是澳门主要的大亨。他拥有一个水上飞机机群和船闸，并和他的中国生意伙伴一起在当地从事获利丰厚的黄金交易[30]。何鸿燊与罗保合作得非常好，并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澳门合作公司向驻扎在广州的日本军队提供拖船、驳船以及其他运输工具，以此来换取大米、布匹以及其他东西，用来满足澳门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包括香港人和其他地方来澳门买走私货的人）。

何鸿燊弄清楚这些门道后，就开始自己和日本人做生意。他筹到了足够的钱，开了一家小型的煤油加工厂。在美国人轰炸了澳门外围港口的加油站之后，这个厂成了他的印钞机。因为给当时的日本秘密警察头子，澳门的真正掌权者择拓上校教英语，何鸿燊获得了政治庇护[31]。何鸿燊说他只请择拓上校帮过一次忙——他用机器换取当地的日本海军的大米，但拿到机器后，日本海军司令想赖掉欠他的大米。在择拓上校的帮助下，何鸿燊最终拿到了大米。在珠江及其无数的支流上，何鸿燊的走私生意以及合法贸易遭遇过无数的惊涛骇浪，包括一次海盗袭击。但是，何鸿燊挺了过来并且兴旺发达。那些认识他的人说，他从黄金到飞机什么生意都做。何鸿燊开始变得非常有钱。正如他在1995年兴高采烈地告诉历史学家菲利普·斯诺的那样：“我从战争中赚了很多钱。”[32]

从生意的角度来看，战争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太平洋战争正式结束后的盟军统治是混乱腐败的。紧接着，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1951年，因为中国和朝鲜结盟，联合国对中国实行了贸易禁运。这创造了以澳门和香港为中心的巨大的走私产业[33]。何鸿燊继续他的走私生意，运送波纹铁、橡胶轮胎和大量的凡士林去中国内地。这些都是他自己说的。据说，他后来在澳门博彩业的合作者霍英东，在这方面的规模更大。尽管霍英东从未承认过这些[34]。1951年8月《时代》杂志的一份调查报告说，“上周珠江上的货船装满了钢条、锌块、沥青、印度尼西亚的橡胶、巴基斯坦的棉花、美国的卡车、钢管和各种管道”[35]。在澳门，泵油码头日夜繁忙，几百名香港码头工人受雇于此以满足需要，“装有空调的鸦片馆生意兴隆”。

从事走私贸易的传言也涉及香港的其他一些重要商业家族。但就像新加坡一样，香港政府从未对他们提起诉讼。尽管香港政府由于缺乏行动而受到美英政府的痛骂，但它声称无法控制此局面。尽管有一两位参与者内心不安，但毕竟这只是生意，香港、新加坡只是在做生意。张玉良是会德丰有限公司的老板、极不道德的股市操纵者乔治·马登在香港的中国合伙人。据说张玉良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卖了很多来历不明的药，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企业集团的前总裁西蒙·莫里说，他曾经去张玉良家拜访过他，结果发现他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子里，床横摆在门口[36]。

在新加坡，战争期间走私的神秘面纱遮盖得更加严实。从19世纪以来，这个地区的物资中心就分成了几个经济部门，分别负责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它的违法贸易的能力和香港、澳门不相上下。那些走私分子偷偷摸摸地把大米从盛产大米的泰国运送到闹饥荒的马来亚，或把工业原材料运出印度尼西亚，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当地一位80多岁的大亨对此不愿意多谈，但是他提到为了纪念被日本人杀害的华人，华商们在新加坡海岸线建立了方尖塔，“其中大部分的资金是由那些走私商出的”。一位郭氏家族（这个家族现在由两个亿万富翁郭令明和郭令灿掌管[37]）的朋友说，战争期间掌管这个家族的郭芳枫“从来没有真正否认过”他的大部分财富来自于走私印度尼西亚的橡胶和与日本人的交易[38]。在朝鲜战争期间，这些橡胶又走私到了中国。这一点，《时代》杂志社的记者已经于1951年指出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度尼西亚又开始了反荷兰人的民族战争，因为后者想恢复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这给新加坡的走私商提供了更多的商机。印度尼西亚军队的许多武器来自于马来半岛，那里有大量的日军和英军武器。正是那些经常来往新加坡和苏门答腊的华商为他们运送了大量的武器、药品和食物。当时荷兰政府的报告显示，那时走私武器的易货价格已经相当明确了：一吨橡胶换30发子弹，两吨橡胶换一支来复枪[39]。这门生意利润丰厚，因此一些大公司的轮船也曾参与其中。荷兰官方发现，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掌管的南益树胶有限公司子公司的一艘轮船，于1946年8月向印度尼西亚贩运非杀伤性的军事物资。张明添这位马来西亚人，依靠走私印度尼西亚的橡胶积累了早期的财富，但由于无节制的生活，英年早逝，没能成为当地的教父。高德根也是靠走私发的财，他于20世纪50年代末成为新加坡华人商会会长[40]。国内战争结束后，穆罕默德·鲍勃·哈桑与三宝垄的驻军师长苏哈托违反中央政府的禁令，合伙走私了大量白糖。苏哈托在国内战争期间就曾从事过鸦片经营，但他很幸运，没有被撤职。

然而，走私并非是从战争中获利的唯一手段。在英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军事政府统治的几个月里，疲倦的、有时贪婪的、几乎没有任何商业经验的军官曾分派出许多巨额的采购和重建合同。前面所提到的为8万名俘虏提供食物的特许权就是两名英联邦军官在几个小时内决定的。许多地方的军事管理局解散后，有很多军事或民用的剩余物资的拍卖活动，这也为一些新的大亨提供了第一桶金。霍英东是香港地区拍卖活动的主要受益者。

在香港一直有这样的传言，霍英东出生在小舢板船里，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事实上，他获得了位于香港般咸道的精英学校——国王学院的奖学金。在那里，他学会了英文，使得他能够读懂拍卖公报。战后拍卖会上的廉价交易是他的第一笔重要生意。在马来西亚，博彩业大亨林梧桐在他的正式传记中承认，他擅长与朋友合伙操纵战后拍卖会的竞标[41]。他靠出售推土机、起重机等类似的设备挣得了第一桶金。他还用这些东西为他自己的建筑公司提供设备。

在战争中获益最多的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富有的、见多识广的人。在香港，当地的华人精英在英国政府收复香港之前，囤积了大量的“迫签纸币”，发了大财。“迫签纸币”是在日本当局的命令下由当地银行发行的香港货币。有人想到战后的殖民政府可能会兑现这些货币，以此作为恢复“经济稳定”的手段，就以其面值的极小比例大量购入这些货币。1946年，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汇丰银行以足额面值回购了价值11900万元的“迫签纸币”。据说，其中的一位主要受益者是周锡年爵士。他是一名在伦敦和维也纳求过学的外科医生和商人，其父周寿臣爵士是香港行政会议的第一位华人[42]。

第二次世界大战除了带来短期的商业利益之外，还预示着东南亚商界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革，因为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取代了欧美的利益。在1945年8月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前，那些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外国商人要么被关起来，要么被赶了出去，而那些回到亚洲的商人，在战争结束后才又开始经商。同时，亚洲的商人获得了改变自己地位的机会，特别是那些为殖民政权所迫在本土农业经济和西方大公司之间充当中间人的华裔商人。例如，在泰国，从1943年到1952年共开办了14家银行和25家保险公司，大部分由华裔商人经营，虽然董事长和董事都是由泰国的高官来担任，但那只是装装门面而已。日本历史学家末广昭曾说：“欧洲人回到泰国时，发现他们原先所控制的主要产业，尤其是贸易和金融领域，现在都被华人和印度人所控制。”[43]这样的转变并非在每一个国家都如此剧烈，但是这场战争确实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重组了经济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之后，这个地区陷入了冷战和以美国为首的反共战争，从而导致大量的美元流入该地区，对该地区造成了深远的重要影响。在菲律宾，美国在其独立后在那儿建立了两个重要的军事基地——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并给予菲律宾几十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大部分落入了马科斯政府的腰包。在泰国，美国与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军事政权签署协议，承诺为反共第一线的泰国提供军事支出。这个地区所有亲美的国家都从中获得了利益，包括政府官员和他们所庇护的商人。

泰国的炮·是耶暖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于1947年的军事政变后成为警察部队的副总司令，于1951年成了警察部队的总司令。炮·是耶暖使用美国中情局提供的军事装备组建了一支警察空军、海上部队和装甲部队，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泰国最大的鸦片走私集团，同时泰国本身也成了全球海洛因交易的中心[44]。炮·是耶暖以及他的有权有势的岳父屏·春哈旺陆军元帅的主要大款客户是盘谷银行的创始人陈弼臣。盘谷银行是香港地区以外的东南亚最大的金融机构，它曾为很多战后的教父提供过资金，这我们将在后面看到。

民族主义和阶级：徒有虚名

如果泰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表明普通人，无论男女，都不是政治改革和殖民统治结束的主要受益人，那么其他国家在战后都证明了这一点。这场战争是东南亚民族主义和阶级觉醒的催化剂。战争的结束也引发了新的思想：政府应该如何介入经济，以满足大众对于社会正义和种族平等的期望。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躁动不安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该地区新兴的民主国家见证了风起云涌的共产主义运动。1948年，爆发了马来亚危机——一场政治武装起义；苏加诺——印尼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统，也与国内的共产党极力通好。同时，东南亚各国的反华情绪开始抬头。本土政治领导人发现，立法反对华人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的措施很受欢迎。尽管如此，战前泰国的经历表明：传统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合作关系超越了种族，极具生命力。这一点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也得到了证实。

在泰国，后来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民主实验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在那些后殖民地国家，殖民主义者不见了，但是新的本土政治精英又回到了老路上，尽管有时种族歧视和民族歧视的运动十分激烈。因此，为了弄清楚大亨经济是如何生存下来的，有必要简略地审视一下不同的国家是如何对付大众政治的挑战的。

“红毛丹”会议

早在泰国1932年政变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之前，菲律宾就做过一次不成功的民族独立的尝试。1896年，菲律宾爆发了反西班牙殖民者的革命起义。但是，起义者没有联合起来，相反他们的行为还有离心的趋势——他们的起义似乎要把这个国家联合起来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又似乎要分裂这个国家。这次起义最终被一场遥远的战争所取代，这就是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争夺古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菲律宾落入了美国人手里。华盛顿决心控制这片群岛。起初，他对当地的革命者十分友善，然后打了两年的仗，镇压了他们。一些重要的革命者被金钱收买，于是承认了美国人的统治。由于美国人没有殖民经验，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和现存的当权者共同管理菲律宾。结果马尼拉以及地方精英不仅恢复了生意，而且成为中心人物。美国人确实把政治理想主义的元素带入了菲律宾，但是并没有被充分应用。带有美国印记的政治体制嫁接到了菲律宾，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而来自地方的拥有土地的实力派占据了新一届的议会，控制着当地的有效选票，即使选举权扩大也是如此。在泰国或印尼，政治精英们控制着官僚机构并主要和华商打交道，以便分享经济利益。而菲律宾的政治体制则导致地方势力开始控制议会，进而掠夺中央政府的权力。这种拥有土地的政治寡头的种族性（他们大部分是西班牙和华裔混血儿）几乎没有带来什么明显的变化；他们还是玩着同一套把戏。保罗·胡奇罗夫特的《肮脏的资本主义》（1998），主要从学术上研究菲律宾大亨对国家财富的掠夺，根本不区分他们是不是华人[45]。这倒对我们颇有启发性。在菲律宾，重要的是这一点，即你是教父还是普通老百姓。

1916年，菲律宾国家银行（PNB）建立，未来模式也随之诞生。这一切都发生于美国人允许菲律宾人控制议会两院时。可以发行货币的菲律宾国家银行成了政治寡头们的私人财产。它向那些从事庄园化农业生产的家族提供贷款，要求菲律宾政府把所有的钱存到其银行里。在短短五年后，国家银行就遇到了第一次大危机。这期间国家银行挥霍掉了所有的资本金、一半的政府储蓄，并且损坏了本国货币。与此同时，政治寡头们不仅不断从国家银行获得贷款，还获得了美国的经济政策帮助，这一政策承诺为白糖的出口提供关税保护和出口配额，并且还扶持椰子产业。美国国会于1909年通过了佩恩—阿尔德瑞奇关税法案。从1909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白糖的出口增长了7倍，约占全部出口额的一半。正是这种情况产生了一批寻租的大亨，他们把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产品卖到美国市场，同时还操控着一个貌似民主的政权。他们获得了巨大的经济租金，控制了国会。这使得他们能阻止两件不利于他们的事情——土地改革和增加实际的税收利率。正如很多评论家都注意到的那样，这些精英的唯一问题就是他们不得不呼吁菲律宾独立，以此来获得最起码的选民信任。但事实上，这些美国时代的教父一想到独立后的经济后果就吓得要命。在1946年7月4日菲律宾独立之前，他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去签订一份双边贸易协定，保证他们进入美国市场的份额。

劳雷尔—兰利关税法案确保了与美国的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延续至1974年。这期间，大量的美金以战后重建援助合同和修建美军基地的方式流入菲律宾。菲律宾政府终于宣布它已经摆脱了殖民的枷锁。无论是以任命所有政府官员的形式，还是公共事业的预算支出，各自为政的选举传统日益强化。在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中，政治思想意识只是一种负担，而政客们则在两个主要的政党之间左右摇摆，以寻求最大的好处。菲律宾人把国会议员比作红毛丹。这是一种星形水果，从每一边来看都是一样的。20世纪60年代，这种政治轨道毫不奇怪地滑向了窃国大盗费迪南德·马科斯。在此期间，大众政治中有很多高度沙文主义的时刻，最明显的就是1954年零售行业国有化的法案。这个法案力求把那些非本土的华人赶出他们传统的零售行业。但是，这并没有对精英至上的社会结构构成任何冲击。那些华人教父和华菲混血教父与其他的经济教父同属一类，而并不与经营小商店的华人同类。

一次彻头彻尾的交易

1957年，马来亚寻求独立的行为导致了政治家和经济精英之间的协议。众所周知，这个协议实际上是一次“交易”[46]。当民族主义的势力日益增长时，那些以贵族为主的传统马来政治精英，面临着和菲律宾的政客—大亨们一样的问题：一定要支持独立事业，但是又不愿付出经济代价。正如美国的殖民主义为菲律宾地主阶级的地位买单一样，英国人也承诺保证马来精英们的地位，而截至20世纪50年代，马来人还不是人口中的大多数，因为有大量的中国和印度移民。随着民主的出现，马来统治阶级的政党——巫统需要与华人经济精英达成政治和解，以保证每个人的利益。于是在1949年就成立了以种族为基础、由主要华商提供资助的马来华人联合会。提供资助的华商包括大锡矿开采商刘伯群和李孝式以及拥有大量橡胶股份的陈祯禄和他的儿子陈修信。后来，陈修信担任了重要的财政部长。马来华人联合会和巫统结成了联盟，支持独立后的选举，大家心照不宣地达成了共识，那就是马来人掌控官僚机构，而国家不触动华人在商界中的地位。艾德蒙德·特伦斯·哥梅兹，研究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的一名最重要的学者，揭示了这种安排的本质，实际上是“种族平民主义伪装下的阶级统治”[47]。在1955年的第一次大选时，联盟占据了52个议会席位中的51个。

在独立后的政府中，马来华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占据着财政、贸易及工业等经济部门的重要岗位，主要的华商都获准从事银行业和有关税保护的制造业；巫统领导人拥有最终的权力，因此有无限的发财致富的可能性。精英们对这样的安排都非常满意。然而，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各种族内的不平等日渐严重，尤其是马来人群体。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计划要成立信托机构和政策性银行来扶持本地的马来土著人，但是这些并不能阻止1969年5月在吉隆坡爆发的种族暴乱。

对暴乱作出的反应使得华人社区清楚地意识到了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权力。1971年，政府发起了新经济政策运动。这场运动有很多目标：公司股权的拥有、城市人口的就业、大学的入学等等，总之都是为了加强马来人的地位。然而，中产阶级的华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却受到了政策极大的影响，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就业、入学等机会。20世纪70年代，政府使用石油收入收购外国企业（主要是英国企业），致使本土人在公司股权中的持股数量有了增长。在精英阶层上，经济结构并没有断裂。1990年，为期20年的新经济政策运动结束了，马来人的公司股权从几乎是零上升到了20%，但是华人的持股比例也翻了一番，从20%上升到了40%。这表明大亨们比原来更富有、更出色了。新经济政策运动并没有终止本土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交易。

苏加诺的香槟社会主义

在获得独立的国家中，印尼最直白地威胁说要颠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苏加诺——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来自特权阶层，是一个民族主义煽动者，自诩为革命者。他支持在印尼获得广泛支持的共产党——印尼共产党，至少部分原因是他想使这个国家摆脱愚昧的封建传统。但是，自己就在总统府过着无节制生活的苏加诺最终并没能做到这一点。爪哇文化的结构及其对商业的偏见依然如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粹主义者迫害华人移民，据说是因为华人移民剥夺了本地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这并没有引起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从1950年到1957年实施了一个所谓的“奔腾计划”，意图把外币兑换和进口权授予本地的贸易商，以扶持他们发展。但这个计划最终以极度的腐败而告终，而其所创建的模式并没有增加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反而导致了佣金和政治操纵文化。抑制华人经济作用的措施于1958年达到了高峰。1958年，印尼禁止外国人（这涉及了几乎一半尚未取得公民权的华人）在乡村从事零售业。某些乡村地区禁止所有外国人居住。在菲律宾和东南亚的其他地方，是那些不太富裕的华人在种族冲突中首当其冲。在印尼，华人所受到的迫害如此严重，致使1960年有大约13万名华侨回国，所有的费用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担。

苏加诺时代对于所有的华裔来说都是痛苦的，就连黄仲涵的资产也被国家没收了。但是结构层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当20世纪60年代苏加诺下台时，马来西亚很快回到了以前的状态（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1957年，苏加诺利用伊里安查亚（新几内亚岛的西部）的领土争端（该地区的荷兰殖民统治持续到1963年），开始对荷兰公司，随后对其他的外国公司实行国有化，这打开了华商进入经济领域的大门。当时5家最大的荷兰贸易商行控制着60%的对外贸易。1958年后，总共有800多家外国公司落入政府手中。但是，无论是政府还是军队都无法有效地管理它们。到了1965年，随着通货膨胀的增长，经济情况迅速恶化。挽救局面的最好方法就是重新回到传统的政治和经济的分工上去。

后来，情况确实这样发生了。1965年政变失败后，苏哈托上校开始掌权，并于1967年代替苏加诺成为印尼总统。苏哈托是一个典型的爪哇小贵族，满足于尊重本土文化的传统，首先致力于维持和谐的社会关系（当然是在他的严厉统治之下）。他在荷兰和日本的军队里都服过役，知道如何通过武力来保持社会稳定。总之，苏哈托不像苏加诺，他是一个天生的保守派，并且军官阶层的大部分人也和他一样——很多爪哇贵族在独立后留在了军队里做官。苏哈托还当过军需主任，非常了解怎样和华商做生意。在20世纪50年代，苏哈托担任驻扎在三宝垄的迪泊涅格洛师的指挥官，那时，他就和穆罕默德·鲍勃·哈桑等人一起从事必需品的交易，如糖（那时是一种军事垄断物资），以此来补充他的军事开支。苏哈托本人也从事走私，为此他受到了当时的部队司令官纳苏迪安上将的指责，但苏哈托逃脱了1959年的军事审判，因为他的上司加铎·苏布洛多将军恰巧是与他一起走私的鲍勃·哈桑的养父[48]。在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20世纪60年代，苏哈托以他熟知的方式向那些能完成任务而且还不会对他的统治构成政治威胁的人发放了特许经营证。

这些人往往是较晚来到印尼的华人移民，最有名的是1938年来到爪哇的小商人林绍良。在20世纪50年代，苏哈托和他也有过生意往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反荷兰殖民者的战争期间，林绍良和他的兄弟通过为共和军运送军粮挣到了早期的一些钱。这也使得他认识了爪哇的一些重要军官，包括苏哈托。1968年，他得到了一半的丁香进口垄断份额。丁香是印尼丁香香烟不可缺少的成分。1969年，这项特许变成了对面粉进口、加工及销售的完全垄断，在20世纪70年代，他又几乎垄断了水泥制造业[49]。他在橡胶、白糖和咖啡的交易上也受到了保护。这就重新回到了19世纪典型的政治势力和华商之间相互依托的关系。正如谢建隆（苏哈托时代最富有的商业大亨之一）的长子谢重生所说的那样：“苏哈托掌握了权力，他就想成为一个国王，所以他的行为与荷兰人毫无区别。”[50]

印尼人发明了这样一个术语——“主公企业家”来描绘这些商人：商人成功是因为在政治上受到了庇护，所以他们要分一部分利润以回馈庇护他们的政界人物和军官。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人称这些人为“裙带资本家”。在马来西亚，那些由马来人担任领导，实际上却由华人管理的企业被称为“阿里巴巴”企业（阿里是马来人，巴巴是华人）。弗雷德·里格斯，一位专门研究泰国的学者，效仿印度最下层民众的称呼，创造了这样一个短语——“贱民资本家”，来定义那些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生意人，他们只有一直经商，不从政，才会被容忍。所有这些表达都指的是同一件事——对政治权贵来说，利用那些富有但又有依赖性的商业大亨真是太吸引人了，不能仅仅因为殖民统治的终止而放弃。只有在政治生活中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才会改变这种行为的模式。但是，这种变化一直没有发生。在整个东南亚，无论政府是否由民主选举而产生，民族主义和阶级的大众力量都置身于原有的社会结构，并且受到原有社会结构的制约。

烙上时代精神印记的经济学

就范围更广的政策而言，在独立时代，一个全球性的学术思潮影响到了该地区，那就是经济学家们强烈主张更多的计划和政府对经济的更多调控。这对于教父生意占主导地位的地方结构是极为有利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经济思想——它的“精神”。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现代化时代的早期，重商主义无疑是经济的基本理论。19世纪又兴起了自由贸易理论。到了1930年前后，由于全世界经济萧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思潮，计划经济和政府调控越来越受欢迎。这种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始于殖民统治时代并持续到了国家独立的早期。本土人领导的政府掌握权力后，它的目标也由殖民帝国的偏爱转移到了国内发展。

在20世纪中叶，本书所关注的每一个东南亚经济体都尝试过进口替代工业政策（ISI）。进口替代工业是经过论证后对殖民时代结束所作出的反应。支持者们指出那些殖民帝国已经建立了他们所控制的经济结构，即东南亚国家向他们提供原材料并且购买他们的工业制成品——大多数显而易见受到了关税政策的保护。这对亚洲国家的制造业是一种阻碍，从而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依赖性。它们一直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生产，并且不得不把它们出口到发达的工业国家，以便换取价格相对高昂的工业产品。有人提出，打破这个怪圈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进口关税，减少工业信贷，严格管理外汇供应，支持本地制造业的发展。

这个理论有充分的说服力，得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大力支持。然而，实际上进口替代工业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出了问题，至少从它并没有达到最初的目标，就建立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内工业这一点而言是这样。原因是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主导控制的传统关系破坏了这个政策。其中有些过程在前一节间接提到过，因为它与独立后民族主义政治的议程紧密相连，也与对历史上华人控制经济事务的极端不满紧密相连（当然，后一种观点只是一种传说，因为在殖民时代占优势地位的是欧美的大公司）。

在泰国，国有化运动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但是进口替代工业则主要与陆军元帅沙立·他那叻的统治相联系，后者于1957年的军事政变中上台。在泰国，进口替代工业进程处处围绕着政府和军队中弃官从商的资本家及少数华裔大亨合作者而发展。这些大亨都有贸易背景，这就决定了他们从事制造业的方式。他们从政客和军队那里寻求特许经营权，随后又转向外国公司（主要是日本公司），请他们提供技术和生产流程。当时的泰国制造商通常没有能力进行大宗交易，因为政府在新产业中的进口替代政策中，对最小投资规模和最小生产能力都作了规定，而这些要求超出了他们的能力。那时的情况是，那些与政府关系好的商人在受保护的制造业中垄断了生意，而正在从事制造业的公司却得不到政策扶持，因而也就无法发展为上规模、具有竞争力的公司。

在与外国供货公司协商过程中，产品的进口商往往变成了当地的装配工。以汽车和摩托车为例，关税保护政策产生了合资制造企业。它们出产尼桑、丰田、三菱、日野、大发、五十铃和本田，但是并不是真正在国内生产（而是进行组装）。进口替代政策产生了很多大公司，但是并没有实现使泰国企业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商这样一个目标。到了20世纪70年代，泰国的工业就是一系列的依赖于外国合作伙伴的联合大企业。这些企业涉及汽车组装、家电产品、钢铁制品、玻璃、化工和动物饲料，且于不同的时候开办，因为商业大亨对新的进口替代政策的反应并不一致。末广昭是东南亚经济的日本权威评论家，他指出：“在日本和其他工业国家，技术专家和企业主往往成为国家工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在泰国，却没有类似的发展。”[51]

这种原有的经济精英攫取进口替代工业政策果实的模式在菲律宾更加明显。区别在于，菲律宾曾是殖民地，当地的本土精英不仅仅从事贸易，也从事农业生产。这导致了激烈的矛盾。有良好政府关系的农场主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了制造业，主要从事美国产品的最后组装，因为外汇配额、国家贷款、偷税和关税保护就意味着意外横财。但是，拥有土地的大亨同时也是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出口商，他们不得不把出口收入交给中央银行，以支持进口替代工业计划。结果，他们在早期的高回报阶段，即制造业年增长大约为10%的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支持进口替代工业，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转而加以抵制。1962年，外汇管制被取消，比索贬值了50%。结果是那些股份遍布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和银行业的大亨生存了下来，但他们只会寻求特许经营权，对国家发展战略没有特殊的贡献。在进口替代工业政策的鼓励下进入制造业和银行业的有土地的大家族，包括阿沃伊蒂斯家族、阿朗尼塔家族、阿亚拉—泽贝尔家族和科胡安可家族；而原来从事采矿业的戈孔韦家族和帕兰卡家族也进入了制造业和银行业。菲律宾经济学家特马里奥·里维拉就社会的结构写道：“拥有土地的家族掌控着社会结构，但他们追求的利益自相矛盾，为了工业增长和发展的连贯战略而削弱全体选民的力量。”[52]换句话说，进口替代工业化被一些常见的嫌疑犯劫持了。

前面说过，印尼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奔腾计划”。在这个项目中大部分外汇分配给了本地商人。经济历史学家理查德·罗宾逊发现这个计划“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本地商人资产阶级，而是创造出了一群许可证经纪人和政治中间人”[53]。20世纪70年代也是如此，随着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印尼政府突然富了起来，也尝试了进口替代工业化。与政府有着良好关系的土著和华人大亨得到了特许证和支持，而中小型的制造商却没有。钢铁、水泥、汽车、化工和化肥厂又以商人阶级为基础进行了构建，后者引进跨国公司来提供技术，而他们自己则专注于用巧计做成政治上的买卖。亚当·施瓦兹——研究印尼的资深专家兼作家、记者，就此造成的官僚主义的混乱写道：“很多有强大政治势力的私有企业在这个时期里做得很好，可一些小企业却遭殃了，它们被借贷最高额限制和有关产量、投资以及销售的规定压得喘不过气来。”[54]

在这个地区里，有一点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并不扶植本地的小型制造企业，把他们培养成大型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企业，相反它只是巩固了殖民时期就存在的贸易精英的地位。比如说，在马来西亚，1969年的骚乱之前，出身贸易世家的郭鹤年借助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通过与提供技术的日本人合作，逐渐地进入了糖类加工业、面粉加工业和船业的受保护地位。在马来西亚的制造企业中，很多受到进口替代工业化保护的受益人是英国公司，当地政府保证他们在市场上的利益，以换取早日独立。这个时期，华裔商人获得了开银行和赌博业的重要许可证。1969年后，把英国及其他国外资产收购国有取代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收购用的资金都是从石油和天然气那里得来的暴利税收，可后来很多都被私有化了，落入了教父之手。进口替代工业在该地区没能创造出资本主义的传统，也没能补充殖民时期就十分繁荣的商业资本主义。相反，成功的商业资本家通过合资企业或与西方及日本工业家的技术联合，从制造业中获得了利益。这种模式后来一直都没变过。

香港和新加坡的状况

亚洲经济史上一个最无益的讨论主题是，香港和新加坡是如何适应东南亚的整体经济结构的，自从1979年后中国对外开放以来，他们又是如何适应中国的整体经济结构的。这很令人遗憾，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两个城市的特殊动力后，才能对该地区有正确的理解。我们已经看到，英国出于帝国和经济需要追求自主、独立的境外海岛基地的结果是，香港和新加坡的结构性的角色惊人的相似。但这个事实被香港和新加坡的自我描述所掩饰了。前者把自己描述成战后私营企业的堡垒（在岛内经济方面，并不正确），后者把自己描述成国家统制主义的巨兽。新加坡称自己为一个“国家”，尽管法律上是对的，但从经济角度看却令人费解。

重要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分别是城市型的地区和小国，确切地说是“港口城市型的地区和国家”。自从沦为殖民地，它们就提供了无关税贸易（很少或根本不问对方在做什么买卖），还成了寄放钱财的地方（很少或根本不问这些钱财是从哪来的）。作为比较容易管理的城市型的地区和小国（有着目的相当明确的纯移民）[55]香港和新加坡玩弄着一个简单的经济把戏：他们从内地经济相对的低效能中套利。换句话说，生意主动找上门来，是因为他们干得比邻国好，主要是服务业。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天然深港，这是它们一直依赖的优势。离香港最近的内地是中国南方，但中国在1949—1979年的贸易封闭使它加强了与东南亚的贸易。新加坡的主要内地一直是印度尼西亚，而不像地理逻辑显示的那样是马来半岛。这并不是说，马来西亚无足轻重，只是印度尼西亚更为重要，因为它是一个相对大得多的经济体。在19世纪后期，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主要是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的贸易超过了它与马来半岛的贸易，而且20世纪的情形依然如此。例如，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几乎有一半的出口品是橡胶，而且大部分来自印度尼西亚，通常是靠非法出售制造品交易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作为深海港口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贸易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新加坡政府隐瞒了很多贸易数据，以避免不必要的政务公开[56]。

香港和新加坡作为走私贸易和合法贸易的区域中心，都具有悠久传统。只要周边国家为了政府资金征收贸易关税或分配贸易配额，香港和新加坡就能从这些限制中获利。早在19世纪60年代，以英国罗伯特·赫德爵士及其英国员工为主的公司承担了中国海关服务，试图帮助虚弱的中国政府提高关税，但香港商会及有影响力的商人机构，例如香港怡和集团，对此事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当赫德开始取缔香港走私时，他发现香港政府不愿合作[57]。

作为储存资本的地方，香港和新加坡一直以来都很重要，随着近几十年来现代金融服务的发展，它们的作用越来越大。通过商业特权从周边国家获利的外族大亨一直设法把资金放在境外，因为他们害怕可能有一天会成为政治变革的受害者，这当然很有道理。逃税的可能性和东南亚各司法管辖区的调拨定价导致大量资金需要境外避难所。香港和新加坡的银行保密业务，它们愿意给外国有股东代表的空壳公司提供银行账户，香港对私人公司设立公款账户不作要求，这些都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了完美且容易获得的庇护。例如，据说在马科斯时代，某些人的暴富促进了香港发展，仅仅因为马科斯家族及其密友可以当天来回香港汇丰银行。伊梅尔达·马科斯在这块殖民地上购买了大量的物品。

自从它们建立以来，香港和新加坡的海外角色一直没有改变，而且至今也没有改变的迹象。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研究调查机构里昂证券的主任迈克尔·钱伯斯，根据银行业的资料信息，估计大约有2000亿美元的印尼资金存在了新加坡银行[58]，而印尼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只有3500亿美元。香港和新加坡银行的存款有的是合法的外来资金，有的则是非法所得，但是这些银行却很少去区分。的确，近年来，由于欧盟对瑞士以及其他欧洲私人金融中心施加压力，要求它们阻止逃税，对非本国国民预扣税款，新加坡逐渐成了为某些外国和本地特殊人物提供服务的金融中心。新加坡政府加强了账户保密措施，修改了信托法，以此吸引瑞士银行曾经经营的资金；从2000年至2006年，进入新加坡的外国私人银行数量大约增加了一倍[59]。2006年9月，新加坡举办了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之后，出现了一些少见但十分有趣的评论——评论那些通常较为沉默的投资银行对这个岛国政府的看法。会议的气氛诙谐得令人作呕，与总理李显龙共进晚餐时，外国人给予李显龙君主般的奉承。这一切激怒了摩根士丹利财团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他发了一份文件给自己的同事说：参加会议的人“争先恐后地赞美新加坡成为全球化的成功范例……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它成了腐败的印尼商人和政府官员的洗钱中心……为了支撑经济，新加坡还新建赌场来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赃款”。当这个电子邮件的内容泄露时，一位摩根财团的女发言人慌张地说它的内容“旨在激励公司内部讨论”，随后谢先生辞职了[60]。

在香港和新加坡，与银行服务业一起发展的还有房地产、购物和娱乐业。一直以来，外地客户促进了这里的高档住房市场——现在香港的主要客户是内地的中国人，新加坡的客户一直是印尼人。无论是19世纪还是当今，香港或新加坡一直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大亨的安全避难所和可靠的投资场所。亚洲金融危机和印尼反华骚乱后，星期一早晨和星期五下午新加坡和雅加达两地之间的航班成了来回奔波的华裔印尼大亨的快车。他们把雅加达的家移到了新加坡。香港和新加坡一直以来还是豪华商店和美味佳肴的中心，而且香港除了有自己的赛马场外，还有邻城澳门赌博和洗黑钱的场所。2005年，新加坡威权政府决定准许开放两所特大的赌场，许多人对此惊讶不已，但从历史的延续性的角度来说，这不值得惊讶。李光耀及其家族统治的独立后的新加坡，只有在不妨碍其城市型小国的商业运作时才会显出道德热情。因此，新加坡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情况：一方面是银行的保密制度和对卖淫的长期容忍，当然主要是为来访的商人服务；另一方面是对便后不冲厕所的人或在未穿衣服情况下不拉窗帘的人进行罚款。总理李显龙用反诘疑问句表示了对赌博立法的欢迎：“如果我们不改变，20年后我们将在哪里？”但是，事实上，新加坡的赌博业只是其保持一贯做法的最新篇章而已。

过去，香港和新加坡是注定会成功的。它们只要比周边国家和地区效率稍微高一点，对资本稍微更具吸引力一点，就会繁荣兴旺。面积小是一种优点。然而，新加坡的统治阶级却并不总是这么认为。1963年，这个新独立的国家统治者坚持认为这个地方不能独立生存。他们加入了马来西亚联邦，但两年后就被踢了出来。总理李光耀在公众面前流下了眼泪。这段插曲可能为那些认为独立后的新加坡统治者从来都不了解商业和商人是如何运营的人提供了证据。如果他了解，他就应该意识到新加坡独立发展会更好。在李先生的领导下，新加坡实行了国家统制主义模式，即政府控制大部分重要的公司——李先生从来就不太喜欢私有企业。在这种发展形式下，任何方面完全失去效力都没有关系，因为新加坡的港口和银行还是比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更有效、更可靠。香港正好相反，追求自由市场模式发展——虽然事实上，它的服务业总是以卡特尔形式出现的，这一点我们将会在后面看到——有私人港口和许多私人银行。20世纪末，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经济管理方式所带来的结果是，两个城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差不到1000美元：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3930美元，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2960美元。其中的经验教训呢？那就是：处在一个严重管理不善、腐败严重、政治变化不定的地区中的拥有战略意义的深水港口城市型地区和小国，它们的繁荣与官方的经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

在香港或新加坡居住的大亨有两类：外来的和本地的。很久以来一直不断有教父从周边国家移居过来。一长串印尼大亨的名字，从黄仲涵起，是作为法人和个体居民在新加坡定居的。对他们而言，唯一的缺点是这样做会使印尼政府感到不舒服。同样，也有许多马来西亚人在香港定居，从余东旋到郭鹤年。有些新加坡本土大亨，如黄廷芳，把家一分为二，安在新加坡和香港两地。香港大亨不会迁移到新加坡去，因为很多私人活动在这个国家是被禁止的。

香港和新加坡的本地教父又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类：一类从事房地产业，一类从事银行业。由于这两个地区结构性的土地稀缺，从19世纪起，无论是从区域标准还是从国际标准来看，这里的房地产价格一直非常昂贵，而且波动相当大，投机的回报率也很高。房地产因此一直是大多数大亨财富的来源。银行业是其他亿万富翁的主要依靠，虽然殖民统治一直持续到1997年的香港，有两家英国大银行——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前身是印度、澳大利亚和中国渣打银行）一直占据着控制者的位置。在新加坡，政府银行给三家本地私人大银行留下了运营余地。另外，香港教父的财富与附近澳门的走私和赌博得来的财富有着次要的结构性联系。这个前葡萄牙殖民地真是一个既腐败又迷人的奇异之地，这我们将在后面予以说明。但是，要从我们的历史研究中得出结论，我们必须回到宏观经济世界。

缩略语中的最后一个词

进口替代工业化（ISI），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既是全球经济时尚的一部分，也是战后对殖民政权统治方式的自然反应之一。殖民政权把东南亚构建成了一个原材料的提供者和成品的购买者。进口替代工业化短期内在该地区产生了可观的增长率。但它太容易被靠买卖起家的大亨阶级操纵。对与政府有很好的政治关系的大亨来说，一切工业发展计划都是套利机会。在一般情况下，程序是这样的：大亨取得必要的许可证，外国合作伙伴提供生产步骤（只是配套元件组装，而且大部分元件都是进口的），然后依靠关税壁垒出售在国际上卖不出去的商品。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丰厚的利润，但是并不能建立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制造业基地。虽然各个项目、各个国家对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滥用程度不尽相同，但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人们清楚地看到进口替代工业化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万灵药。而且，东北亚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依据产品出口的模式发展经济，比东南亚国家发展更快、更持久。例如，20世纪50年代末，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各自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菲律宾，在该地区仅次于日本。

因此，东南亚开始了首字母缩略词大变迁，从ISI（进口替代工业化）转变为EOI，即经济学家所谓的出口型工业。这次变革得到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尤其是美国政府的支持。变革源于新加坡。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新加坡依照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模式发展，建立了轧钢与汽车组装厂，但这种模式的发展只是短暂的。新加坡的决策者改变了方针政策。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加坡在靠近沼泽地西部的地区建立了裕廊工业园，政府开始争取出口型的外国投资者来这里开发投资。德州仪器公司和仙童半导体公司等美国半导体制造商的到来带来了早期的成功，新加坡成了电子产品外购中心。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跨国公司使用亚洲劳动力大大节约了成本，加之新加坡政府也运用自身的权力做了一切可能接纳国外投资企业的准备，大部分世界境外半导体加工业，包括低附加值的整理工序等都安置在新加坡。1973年，新加坡的制造业出口产品的价值第一次超过了农矿产。长期以来，日本对新加坡的投资比美国更为重要。日本的跨国公司把整套出口型投资转移到了新加坡，其中包括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转移过去的重工企业，如船舶修理业和造船业，以及日本住友财团建立的一家大型化工联合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日元增值幅度超过了其他主要货币，而这又鼓励了境外办厂。1972年，松下集团旗下的家用产品制造厂的负责人到新加坡建立了第一家冰箱压缩机厂。

在新加坡起源并发展的模式确实非同一般，在这一地区广泛传播开来。各国政府通过新立法表明他们改变了方针。例如，菲律宾在1967年通过了《鼓励投资法案》；马来西亚随后于1968年也通过了一项与之同名的法案。政府也急速削减工人权利，让外国投资者放心。早在1958年，泰国沙立政权就废除了准予工人就业权利的法规，并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在新加坡，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PAP）在与工人组织联盟后不久掌握政权，建立了政府控制下的工会，并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了《全国薪资理事会的决议》，蓄意压低工人工资。各政权都表示出了对外商投资的欢迎，答应为他们铺平道路，但履行的步伐并不一致，而且政府仍旧通过关税和其他措施对国内企业进行保护，然而经济政策方向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出口型工业满足了经济增长这一需求，带来了大量的外汇，和进口替代工业化相比，它能更好地增加就业。而就业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因为战后人口急剧增长。

自20世纪70年代起，东南亚的发展依靠的是出口型工业。例如在马来西亚，出口产品中制造业的份额从1970年的12%增至1993年的74%。出口产品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东南亚的出口型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进口元件装配作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出口繁荣期最重要的时段。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政府的收入飞速上涨，这使他们有相当大的机会玩弄政策把戏。但是，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因负债而引起的经济衰退后，政府必须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而此时正好跨国公司也更加关注境外生产的利益。因此从1987年起的10年内，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出口量大大增加。

出口型工业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并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但这并非是东亚经历的镜像。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政府封锁外资，出口的增长是依靠本土企业来实现的。这种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靠的是不断提高研发新产品的能力、逐步建立国际品牌。然而在东南亚，进口替代工业化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相反，只创造了受制于外国合伙商和供货商的装配企业。而出口型工业同样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它只是把东南亚的廉价劳动力出租给了跨国公司，后者只在这些地区进行外包加工，而其新产品的研发部分则继续留在发达国家。因此，有人争论说，这导致了一种新的依赖形式，尽管现在的独立政府完全能控制这种依赖——与殖民统治下的出口原材料换取工业品的结构不同。不管这个争论是否有意义，出口型工业的影响依然十分巨大。至1990年，首先执行这一模式的新加坡有9/10的直接出口产品出自外资企业，可见这个城市型国家只是外资企业的一个生产平台。

独立后，殖民时期发展起来的外资企业不是被驱逐出境，就是被收购，但这么快跨国出口商又受到了欢迎，本地的商界对跨国出口商的这种反应很能说明问题。一些小公司发现了无数为跨国投资者提供元部件和服务的机会。但由于规模小，缺乏研发新产品的资金，他们无法产生更大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大亨虽然拥有规模企业，且又有资金，却极少对出口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出口是一项全球竞争的商业活动。教父只是利用了东南亚区域经济中的低效率，才有了出色的业绩，他们或是通过个人关系从政府官员那里获得垄断特许经营权，或是当政府企图完全控制工业发展时，从中获取利润。对大亨而言，出口型工业好处巨大，但不直接：它的增长支撑着政界精英和商界精英的关系，还减轻了要求真正撤销对国内经济监管的压力。当出口促进了东南亚经济时，市政工程的无竞标和私有化的暗箱操作才变得更加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这是傲慢的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真实的宏观经济背景。那时大亨们在会议和媒体中大肆赞美他们自己为东南亚经济繁华所作出的贡献，而实际上，真正使东南亚繁华起来的是出口加工厂里的组装工人（大部分是女性）。每一位教父都应该在墙上挂一幅第296页上的图表；但不幸的是，和很多人一样，他们不太有自我分析的能力。正如香港金英证券研究部资深主任斯蒂芬·布朗所说：“他们真的相信：‘如果我没有经商的天赋，你们都将失业。’”[61]

【注释】

[1]这有几个理由。其一，历史学家需作更多的研究；其二，侨民几乎都“无固定职业”，他们本国的历史对他们并无记载。中国有帝国野心，但与俄国一样，这些是通过领土扩张而不是海外殖民扩张表现出来的。

[2]“封建”一词，在中世纪的欧洲指贵族与奴仆之间的特定的经济军事契约。这里意义更广泛些，用来指现代之前的东南亚许多地区的政体还是合适的。

[3]如刚卸任不久的驻美大使德奇·汶那，就是有持续影响的例子。那时他只是汶那家族中几个泰国驻外大使之一，但资格最老。社尼·巴莫和弟弟克立的母亲也来自汶那家族，他们本人都有泰国王室血统，在20世纪70年代两人曾轮流4次出任泰国总理。

[4]G．威廉·施坚雅：《泰国华人社团》（1957），第92页。作者虽然是在讨论泰国，但他的观点在其他地区也用得上：“中国的南方农民生活在艰苦的人口众多的环境里，只有勤劳节约才能生存下去……泰国农民……生活的地方人口少，土地肥沃，生存需要的东西较为简单，也很容易得到。”

[5]例如，19世纪70年代泰国无需技术的劳动力是中国的三倍。

[6]名单很长：直布罗陀（实际上是个岛）、马耳他、塞浦路斯、孟买（过去有7个连在一起的岛屿）、槟城、新加坡以及香港。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这些国家与地区给世界海军强国筑成了从伦敦到上海的海岛据点链。这些作为离岸贸易及金融中心的岛屿以及加勒比海等地的经济历史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7]无须靠风行驶使得贸易可以终年进行，而不是季节性活动。

[8]从19世纪中叶起，契约替代了奴隶。理论上讲，契约是“自由的”，但结果并没有像其提议者声称的那样自由。世界各地的契约工人大都只能住在临时工房里，常常受到体罚，被雇主控制，他们的孩子也不能读书受教育。1916年英国政府在印度停止了契约劳动；那是甘地当时的主要奋斗目标之一。

[9]联合国特别报道，《世界经济社会调查2004：国际移民》。

[10]在中国唯一真正的纸上踪迹来自赊单制，导致了历史学家太过关注少数被赊单操作者欺骗的中国移民的苦难。实际上，普通印度契约劳工要比普通中国移民更受欺凌，中国移民比印度契约劳工更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联合国2004年发表的移民报告（见上面注释[9]）说，大部分的中国移民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移民——而不是印度移民——更相似。

[11]马来西亚的殖民资料表明了这一点。1786—1957年之间，420万印度人移民马来西亚，但有300万人回国了。死于途中和疟疾导致了这么大差别，疟疾在马来西亚的农村很常见。如果移民是指在马来西亚生活了几年并定居下来的人，那么，真正的净移民还不到显示净移民数——120万——的一半。

[12]迈克·R·斯滕森：《西部马来西亚的阶级、种族以及殖民主义：印度案例（1980）》，第16页。

[13]印尼华裔和菲律宾华裔在当地分别被称为peranakan（印华混血儿）和mestizo（华菲混血儿）。最大的集中地是马六甲州和槟城。

[14]顾维钧夫人：《没有不散的筵席：外交家顾维钧夫人自述》（1975），第3页。

[15]见作者按语第1—2页。

[16]K．丹姆沙美·皮莱，新加坡的印度富豪之子，曾就读于著名的莱佛士书院，在马来半岛与第一任英国驻扎官詹姆斯·古特立·戴维生一起经过商，当过官，在政府保护下，组织过契约劳工的进口，后来放过债、开过矿、当过政府承建商，等等；与陆佑一起在万挠合伙开办了新锡矿开采公司；皮莱也是维多利亚学院的创始人。

[17]安德鲁·R·威尔逊：《雄心与身份》（2004），第89页。威尔逊指出维持多个身份并不容易：“最成功的殖民中间人很巧妙地行走在中国身份与殖民主子之间。”从中国清政府那里买来官衔以及有权穿中国的官服对“华人精英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华人身份是他们经济成功的基础”。

[18]当代许多游客对黄仲涵、胡文虎以及许多槟城富商所拥有的豪华建筑和家具评论过。锡矿教父余东旋生于槟城，1941年在香港去世，一直是陆佑的竞争对手，他造了3座后来被人们称为般含道余园、浅水湾余园以及大埔余园的仿哥特式古堡，城堡里有许多欧洲美女雕塑。

[19]何启（1859—1914）的祖父是早期新加坡政府雇员，父亲何福堂是牧师（也是一个成功的资产投资商），他本人是主要大亨，于1890年成为香港立法委员会成员的最早华人之一（他的姻亲兄弟伍廷芳是第一位）。他与别人合伙围海造田，造出了香港启德机场的跑道（因此机场用了他的“启”）。何启的法律是用英语学的，他是为英国人工作的华人社团的主要领导人，虽然他的中文能力远不如他的英语能力。立法会中的其他英国化了的华人也有同样的问题，尽管通常他们会尽力隐藏这一点。英国化了的华人尤其缺乏中文写作能力。

[20]精确的描写肯定会有些凌乱，但这些概括性的资料都是有根据的。

[21]非殖民地泰国的实际情况有待讨论。曼谷政府聘请的英国顾问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很大。

[22]詹姆斯·英格拉姆：《泰国的经济变化：1850—1970》（1971），第216—217页。

[23]非正式访谈，2004年10月。

[24]末广昭：《泰国资本的积累，1855—1985》（1989），第130页。

[25]同注[24]，第133页。

[26]同注[24]，第172页。

[27]本节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历史学家菲利普·斯诺1995年9月27日采访何鸿燊的原始记录，对此作者非常非常感谢。许多内容还是第一次公之于众。

[28]见菲利普·斯诺：《香港的衰落》（2003），第51页。何东战后回到香港，做的头几件事是捐了几大笔款，并建造了新的办公楼——胜利大厦。

[29]澳门的人口几个月内从20万升到50万。

[30]罗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营葡萄牙殖民政府的鸦片课税，第一次赚到百万元。战争期间他被正式任命为经济部主任，垄断着必需品。他最大的现金流来源于黄金；由于政府官员和商人的双重身份，他为政府收取黄金税，为自己的卡特尔收取强制性份额。虽然忙，但罗保还作曲，包括为独幕的小歌剧。澳门市中心的罗保博士街有纪念他的景点。罗保与何贤合作经营黄金等行业。何贤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20世纪60年代继罗保后当上了最高教父。

[31]择拓被暗杀吓坏了。英国和日本在理论上的中立地区澳门进行着一场可耻的战争，许多无辜生命惨遭杀害。但择拓就是相信何鸿燊，因为他是何东的侄孙。没有日本人的支持，何东的生意就会有大麻烦。何鸿燊和择拓常常早上6点见面去爬中山，练练英语口语；何鸿燊注意到日本卫兵向择拓鞠躬，也向他鞠躬，这使他很高兴。

[32]1995年9月27日的采访。斯诺先生回忆说走廊里烟雾腾腾，到处都是闲荡的保镖，从那里可走到香港信德中心顶楼的何鸿燊办公室。

[33]台湾国民党的空中封锁和海上封锁使这更加厉害。

[34]与霍英东家族密友的一次访谈，2004年10月20日。

[35]《时代》，1951年8月20日。

[36]2005年2月8日采访。张玉良说床横放在门口，是风水先生的建议，但这样富有的人过这样的生活，确实太低调了。张玉良的药材生意很有名。

[37]郭令灿的姓有几种拼法，据家人说，这是护士在他的出生证明上的英语错误所致。

[38]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3月4日。

[39]传·派克·杨：《印度尼西亚华人商界精英以及转向独立，1940—1950》（1998），第213页。

[40]义原国雄：《东南亚伪资本主义的崛起》（1988），第215页。高德根来自苏门答腊的巨港市。

[41]林梧桐：《我的故事：林梧桐》（2004），第25页。

[42]同注[28]，第284页。

[43]同注[24]，第154页。

[44]这令人注目的故事见阿尔弗雷德·W·麦考伊的《海洛因政治：中央情报局共谋全球毒品交易》（1991），第135页，也可见斯特林·西格雷夫《龙行天下》（1995）中的简要叙述。

[45]保罗·D·胡奇罗夫特：《肮脏的资本主义：菲律宾的金融政治》。

[46]艾德蒙德·特伦斯·哥梅兹：《马来西亚的中国企业：积累、权势和适应》（1994），第32页。

[47]同注[46]，第33页。

[48]苏哈托被调到位于西爪哇万隆的陆军参谋学院。

[49]林绍良的波加萨利面粉厂大约能赚30%。世界银行指出这在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面粉厂利润的6倍。林绍良控制了面粉，使他在下游行业，如面条生产中处于主宰地位。而政府规定的水泥国内市场价也远远高出国际水平。见亚当·施瓦兹的《一个等待中的国家》（1999），第110页。

[50]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1日。

[51]同注[24]，第231页。

[52]特马里奥·C·里维拉：《地主与资本家：菲律宾制造业里的阶级、家族和国家》（1994），第71页。

[53]理查德·罗宾逊：《印度尼西亚：资本的升起》（1986），第45页。

[54]亚当·施瓦兹：《一个等待中的国家》，第55页。

[55]英国接管时，香港和九龙有几千人，但新加坡几乎没人。

[56]现在依然如此。W. G．赫夫的《新加坡的经济增长》（1994）第14页上，对此进行了简单的讨论。

[57]见弗兰克·韦尔什的《香港通史》（1997），第268页。香港怡和集团请求英国政府制止赫德的行为。

[58]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9日。

[59]见艾德华·泰勒和克里斯·普里斯蒂的《瑞士反偷漏税行动满足了新加坡的银行业务要求》，载于《亚洲华尔街日报》2006年2月6日。2006年，新加坡和香港拒绝了欧盟要求他们提供被疑逃税人的有关信息；新加坡官员甚至拒绝讨论此事。见汤姆·米切尔的《香港决定拒绝欧盟储蓄税要求》，载于《金融时代》2006年10月12日。

[60]这件事有过很多报道，包括2006年10月5日南提·伊兹梅尔、布隆伯格对此事的报道。

[61]作者采访，于2006年3月28日。

第二部
如何成为战后教父

第二章
如何成为教父之一——适应

“我们习惯于在别人面前伪装自己，最后我们连自己都看不清自己了。”

——拉·罗什福科

前一章讲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就是独立后的环境，是一个动荡不安、骚乱不断的环境。但是长期形成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没有被打破。当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泰国还要早一些）阶级觉悟的日益觉醒以及激进的民族主义对海外的中国和印度社区是一种威胁，但是真正受难的是店主、小生意人和劳工，而不是教父阶层。虽然被组织起来的劳工和民族主义者受制于一个新的权威主义领导集团，但他们不但恢复了殖民时期与少数侨民商人互动的模式，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巩固加强了这种模式，实在令人吃惊。因此，在殖民者离开后，对于教父的挑战不是来自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是如何应对当地政治精英夺权的斗争。就此而言，大亨们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比任何时期都重要。

在泰国，1957—1963年，陆军元帅沙立的军人政府与中国和印度贸易精英建立了关系，但这些精英只是处于被动地位的贸易伙伴。尽管泰国1932年以后的政治历史表面上很混乱——沙立只不过是18个政变中的其中一个，最近的一次是2006年驱逐他信·西那瓦——但自1957年以后，新当选的执政团以及政府很少采取对当时大亨不利的行为，相反，这些教父变得擅长支持所有宗派。正如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业务涉及养鸡业、电信业等领域）的执行副总裁讲的那样，这是关于钱和内部管理的问题：“我们支持任何人……你总会把军事领导的肖像挂在墙上。一般都这样做。也会把警察长和曼谷市长的肖像挂在墙上……”[1]甚至，连流亡的陈弼臣也被允许继续把盘谷银行建成泰国最大的金融机构。陈弼臣和沙立的对手兼海洛因走私商炮·是耶暖以及陆军元帅屏·春哈旺走得非常近，以致1957年沙立掌权后他逃到了香港。正如吴汉泉说的，这是“绅士们的政变游戏”。

20世纪60年代，泰国沙立结束民粹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后，泰国的教父中断了，但相比之下，印度尼西亚断裂的程度更厉害。20世纪50年代苏加诺胡乱地把外国企业国有化，60年代大量华人被遣送回国，1965年发生了反共产大屠杀，在这一系列的大事件之后，苏哈托夺取了政权，转向了他熟悉的华裔商人，这意味着一小部分无名的生意人被推向了教父阶层。其中最重要的是长期合作伙伴穆罕默德·鲍勃·哈桑和林绍良。前者是一位皈依伊斯兰教的华裔；后者又叫苏多诺·三林，他在短短的几年里，从一位小贸易商变成了印尼顶级教父。在60年代后期建立政权后，苏哈托的地位不稳定——或者至少他这样认为，使得他与商界密友的关系，也就是作为爪哇政治圈内人的他与对他毫无威胁的华裔圈外商人的关系变得更为重要。苏哈托在雅加达的红颜知己说苏哈托在位时曾抱怨说，原住民的生意人不“可靠”[2]，但华人是可靠的。最终，少数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商人也成为重要的依靠，最有名的是斯里兰卡泰米尔族的马利穆杜·西尼华善，此人长期为苏哈托领导的专业集团党输送资金，用于收买官员、散布政治谣言等。在苏哈托当政时，西尼华善的德克士玛科集团，在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时，从中央银行获得了9亿美元的硬通货，在独裁者倒台后，据印尼政府说，该集团已经欠债20亿美元，是最大的债务拖欠者[3]。

在菲律宾，另一位篡权者，费迪南德·马科斯也使用了与苏哈托相似的策略，建立了与教父阶层的关系。在赢得了两届总统选举后（相当不光彩），马科斯在1972年宣布军事管制法，回避了国家总统两届任期的限制。与苏哈托一样，他并没有只在已有的教父精英中寻求他的重要生意代理人，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只在传统的西班牙和华裔混血家族里寻求他的重要生意代理人。代表人物陈永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一代移民的陈永栽曾是一位看门人，在马科斯的保护下，他成了菲律宾最有名的烟草商，同时涉足银行、房地产等各个领域。就像林绍良是在苏哈托在爪哇中部的部队里任职时结识了苏哈托一样，陈永栽也很可能在伊洛克斯地区就和马科斯彼此认识。伊洛克斯是总统的家乡，陈永栽的第一家小型烟厂就办在那里[4]。

苏哈托和马科斯都通过提拔新的、非本土的外人成为教父来标志政权的变化。在人种更加混杂但更融合的菲律宾，陈永栽显然是个明显的突破，因为他代表了所谓的“单音节的华人”——那些没有被同化、没有采用当地姓氏的华人。对于独裁者来说，提拔新的外人达到了两个有效目的：他们和他们家庭的将来有了更依附于他们，也更忠诚于他们的资金提供者；同时，也给了已与当地人融为一体的原经济精英们一个警告——他们并不是不可缺少的。马科斯掌权以前，菲律宾的各个种族的商人一直操纵和驾驭着一个虚弱议会，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和最高政治权力机构进行交易。马科斯改变了这个局面，尽管在菲律宾和泰国，一旦中央集权减弱，仍有可能回到原来的样子。

马来西亚的年表记载的内容比周围的国家要迟，但仍然可以从中看出这样一个模式：民粹主义者的阶级觉醒，民族主义的升起，之后，重又回到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相互依赖的关系。殖民统治到1957年才结束，但在最后的10年里，殖民政府一直与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者作战。马来西亚共产党主要由华人（还有少数印度人）领导。英国统治者的离去只给马来西亚带来了虚假的独立时代，因为殖民时期的经济结构几乎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掌握权力的马来西亚贵族很认可这种状况。民族主义最终在1969年的暴乱中来临，导致了新经济政策的出现。

然而，允诺执行支持马来土著人发展的扶弱政策绝不能掩盖马来西亚精英层一直存在的“政治交易”。教育和就业领域的这一赞助性政策以普通华人和普通印度人为靶子，后者损失极大，因为他们被踢出了行政机构，而财政方面的政策却让上层的马来土著人受益匪浅，虽然农村地区的马来土著人仍然贫困，但华裔教父和印度教父却是空前的富有。种族隔离依然存在，就是因为70年代升起的政治新星马哈蒂尔·穆罕默德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马哈蒂尔在《马来人的困境》中无耻地阐述了经济成功的种族根源。该书出版于他被短暂逐出巫统领导层的1970年，后在马来西亚被禁。在书中马哈蒂尔认为，解决马来人基因缺陷的办法就是和其他种族通婚。马哈蒂尔自己的父亲是印度喀拉拉邦人，母亲是马来人，在马来西亚从来没人公开谈论这事[5]。在大众政治中，马哈蒂尔的种族论被用来证明扶弱政策是必要的，但是他的个人行为却体现了他的种族偏见。1981年成为首相后，他庇护了一小部分华裔商人和斯里兰卡泰米尔族商人，因为他认为他们最有可能把他的理想发扬光大——把马来西亚建成完全现代化的国家。而培养成功的马来土著人的任务则留给了他的长期政治同盟戴姆·扎伊努丁。东南亚的四个主要战后统治者——马哈蒂尔、李光耀、苏哈托和马科斯从根本上都有着种族主义观点。而这对教父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同时，在城镇……

1959年，李光耀当选新加坡总理，当地教父确实碰到了一个问题：他不太喜欢私营企业家。李光耀完全没有从商经历，他是在英国化的环境中长大的，受到30年代两个主张国家统制主义的激进学派——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影响[6]。当新加坡扩张其国家经济领域的时候，私有企业靠卡特尔或垄断获得利益的机会降低了；这些机会都被政府拥有了。另一方面，李光耀这一超级精英统治者不会让无产阶级打扰他或者教父的生活方式。他压制异议，制服工会，开始建造一个世界领先的“保姆国家”。有些大亨和这位新领导相处得比较好。通常他们像李光耀一样，较为“复杂”，而且跟以前的殖民政府的关系较为密切，比如银行家李光前和黄祖耀。而其他的大亨，则没有这么幸运，如走私与投机家郭芳枫。但是郭芳枫在新加坡也拥有很多资产，特别是房地产，而李光耀并没有强制没收他的财产。像郭芳枫这样异类的人在这个经济统制的国家里仍有繁荣发展的空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香港，废除骑士制度、调查甚至审判与日本人积极合作的大亨的呼声很高，但是英国人离不开这些英国化了的中国人和欧亚混血精英，因为他们有利于英国人的统治，所以很快恢复了原来的地位。当地的报纸编辑也被告知不要报道那些和敌人合作的事[7]。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大亨群体和他们的英国同僚们（殖民地主要企业集团或商行的领导），对于阻止英国尝试民主计划起了较大作用，从而结束了当地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阶级威胁[8]。取而代之的是扩大了的无能的立法会。大商人通过指定的委员和委派的说客演绎着他们的政治角色。1985年，英国通过建立功能选举区将这种准寡头政治体制保存了下来，而此时中英政府有关中国政府将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主权的联合声明已签署。所谓功能选举区，是让教父控制的行业，如银行、地产、保险等能够在立法会中设置更多的说客。而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则设立了“咨询委员会”，里面的成员主要是教父。

尽管香港宣称是一个自由贸易城市，但大亨的政治活动一直以来还是能为他们带来很大的收益。信息总是宝贵的。如，1946年，几个在行政机构任职的教父投机购入日本发行，而后被英国殖民政府买回的港元而大发横财。跟政治权力的联系对大亨们成为社区领导也非常重要，而领导是“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但是战后最重要的一点是，政治势力忙于维持高垄断的香港内部经济，这为少数商人提供了可观的经济租金。华人大亨已经在被严密操纵的房地产市场上有了稳固的位置，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地教父开始控制其他大部分卡特尔，它们来自于原来由英国人控制的垄断集团。在转让这些所有权的时候，如果出于政治目的而将更多的竞争引入当地经济，那是既不光彩又毫无意义的。

对有抱负的香港大亨来说，政治活动依然极为重要。他为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为殖民政府的利益服务，他把自己的工作称为“社区领导”。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罢工中，那时的资深教父何东爵士就成功调停了海员们的争端；另两位领导人物是罗正威和周寿臣。他们帮助组织街头演讲，劝阻人们加入罢工，并指挥一帮恶棍保护那些仍旧在工作岗位上工作的人不受罢工支持者的煽动[9]。罗正威和周寿臣后来都被授予了爵位。当无产者在20世纪60年代再次抬起头挺起胸，响应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亨们再次帮助政府采取抵制政策。就像顾汝德——前香港首席政策顾问所说的：“1967年的政治动荡，使英国的统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精英。”[10]英国外交部和教父们成功地稳住了底层阶级，香港的前总督们如此感激，以致坚决抵制60年代和70年代源自英国的自由政治和社会理念。香港政府和大亨们对世界吹嘘他们创造了一个伟大的自由放任的社会。似乎没人注意到在教父主宰的经济中，岛内服务部门和建筑业方面根本不是这样的。

请躺在沙发上

当后殖民的东南亚尘埃落定后，教父们又回到了以前——设法对付不断变化的政治关系，以期从特殊关照和政府引起的经济失调中获取利益。那么，战后的教父到底是哪类人呢？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只有一项令人佩服的实证研究完整地揭示了东南亚大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11]。该研究仅限于泰国华裔教父，但是也反映了其他移民群和其他社会阶层。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施坚雅获得了接近泰国大亨群的机会。他设法获得了两个中国银行买办和其他消息灵通人士的帮助，确认了135位在泰国最具实力的华商，并且成功采访了其中的130位。施坚雅能说流利的泰语和官方汉语，了解中国南部方言，并有惊人的记忆力。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学者和记者作过如此高质量的调查。

结果明确指向了介于中泰两种文化中间的一群人。一方面，作为领导人，他们代表了华人社区；另一方面，他们又努力同化自己以成为泰国政治精英，以便获得生意上的特权和事业上的发展。施坚雅的一个主要发现是：就语言、习俗、教育而言，大部分生意人的“中国性”并不如预料的那么明显。就大亨和核心华人团体之间的关系，施坚雅提出了“边缘化领导”这一概念，指出尽管教父与华裔社区的文化差异极大，但他们是通过财富和影响来领导社区的，他写道：“现今研究的主要论题之一是，很多有影响力的华侨领导人，总是处于华人社会和文化的边缘——他们的种族定位和忠诚并不是单一的。”[12]

施坚雅的研究突显了教父身份各种各样的复杂性，而对“华人大亨”的老套描述却不重视这一点。越是富有和有影响力的华人大亨，他们的“中国性”越不明显。施坚雅绘制了图表，以显示他的研究对象的财富威望（根据同僚的评估）与泰国化的程度的关系。毫无疑问，成功与去掉“中国性”，转向文化上的泰国政治强人的身份这一点是分不开的。但同时，要保持华裔社区的领导地位，也必须保留一点中国化的特性，因为大亨商务企业中的关键人物是来自华裔社区的。

在此，可能存在着体现此地区大亨各种身份的完全不同势力。如果不像施坚雅那样对各个不同国家进行实证研究，是不可能科学地证实这样的论题的。但本书里的奇闻逸事确实能说明教父个性的延伸性和混合性。霍英东早期与香港的英国政府交往甚密，后来又与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关系密切，当上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他的一个亲戚说大亨们的行为可以通过埃里克·伯恩20世纪60年代的畅销书《人间游戏》（Game People Play）来审视，并补充说：“他们都需要精神科医生……把想讲的话讲完，这样才会舒服。”[13]伯恩发明了被称为“交互分析疗法”的精神疗法，强调了身份的延展性。2006年10月逝于北京一家医院的霍英东对多重身份十分了解。他拿到英国政府的奖学金后，就读于香港的精英学校，并成为有成就的网球和足球运动员。后来，他把儿子送到英国的米尔菲尔德公立学校读书，继续着他的家族英国化。但当英国政府某些部门因为他在朝鲜战争期间与中国进行巨额贸易而撇弃他，而北京却给予他垄断交易特权时，他成了激进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福布斯》杂志花了几年时间试图采访霍英东，但他只愿意接受中国大陆的新闻记者的采访。最终他同意在珠海接受《福布斯》杂志的采访，但他从车里出来，只发表了以下陈述：“像印度、埃及甚至英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一旦倒下了，它们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但是中国能。”然后他跳进他的车里，飞驰而去，使《福布斯》杂志连一张照片都没得到[14]。

作为教父生活一部分的角色扮演也许能说明困扰着他们的不安全感。其表现之一是他们对于身份的着迷。亚洲教父如此饥渴地收集并展示各种勋章——名誉头衔、博士头衔等，这足以让西方的亿万富翁感到羞愧。例如，何鸿燊坚持下属在任何时候都要称他为“何博士”。霍英东在世时也一定要人家称他为“霍博士”。这对于一个从事博彩业的大亨来说并不合适。何鸿燊的助手经常在电话里用英语说“何博士办公室”，但在电话里人们还会经常听到广东人的叫喊声和他的保镖说话声。在马来西亚，资深亿万富翁把联邦和州政府授予的不同头衔和学术界授予他们的头衔混在一起组成三重头衔。比如说，马来西亚联合工业集团的邱继炳，全称是丹斯里拿督邱继炳博士。施坚雅发现泰国也有同样的情况，那里的外来大亨一直渴望得到皇家授予的头衔，因此他加强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他注解说，对少数人群的情况研究表明，同化程度很高的人特别想要得到本地人所拥有的特权。施坚雅写道：“事实上，最有影响力的华人领导最容易有压力，也会不断同化自己。”[15]因此，被认可的标志之一——正式头衔就变得相当重要。

但是，教父的自我认同危机并不是只体现在名称敬语上，也不只是体现在对顶层特大办公室的嗜好上——他们喜欢确确实实的高高在上。引起争议的论题之一是大亨们常常被福音基督教所吸引。如：新鸿基地产的郭炳江和郭炳联、香港恒隆集团的陈启宗、马来西亚联合工业集团的邱继炳、马来西亚杨忠礼集团的杨氏家族、力宝集团的李氏家族以及控制印度尼西亚阿斯特拉集团的谢建隆，他们只是许多当地基督教亿万富翁中的一部分。其中，最极端的要数邱继炳。他是美国电视福音传道人帕特·罗伯森的朋友和合伙人，在吉隆坡买了一座废弃的剧院当做小教堂，并为基督教徒创办了《商人》杂志。李氏家族在香港力宝集团中心办公塔楼里建造了一座私人小教堂，并邀请有皈依倾向的人到教堂来。一位家族世交说他一直害怕被拉进那个教堂[16]。一些认识基督教大亨的人嘲讽他们的宗教信仰行为，但这并没解答为什么很多大亨被吸引进入福音基督教[17]。杨忠礼集团的杨肃斌说基督教反对中国文化固有的极度个人主义。他抱怨说，华人就像“变形虫”[18]。印尼谢建隆的长子谢重生说出了基督教的诱人之处：“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很不确定。那么应相信谁呢？”[19]福音基督教让教父级信徒有了坚定的信仰，而他们的日常生活根本没有信仰，除非有掌权人的暗示。教父信徒不会公开这么说，但这也许是真的。而且，宗教信仰不会让亚洲政府官员感到不安，但拥有独立的政治或社会观点却会带来灾难。

华裔教父没安全感的另一表现就是他们热衷于体现自身的“中国性”，证实优生学。随着中国再次成为亚洲地区的强国，最近这一现象尤为明显。最有名的个案研究就是李光耀，他也可归为大亨一类，因为1959年后他把新加坡的许多经济国有化了并经营着它们。李光耀受过英国教育[20]，曾就读于新加坡的莱佛士书院和莱佛士学院以及英国的剑桥大学（许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大亨都在那里就读过，包括郭鹤年和郭令灿）。那时，他叫哈里·李。1967年，他在美国对一位听众说：“就像肯尼迪总统不再是爱尔兰人一样，我也不再是华人了。”[21]

但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加坡的逐渐繁荣和中国的对外开放，李光耀越来越致力于从儒家文化和亚洲价值论方面来解释他这个小国家的成功。他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学会了普通话和闽南语，并塑造了一个受欢迎的政治家形象，哈里·李从此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李光耀。他在1986年告诫新加坡学生永远不能放弃“孔夫子的中庸之道，一旦放弃，我们就成了第三世界国家”[22]。正如一位华侨历史学家潘翎写的那样：“把新加坡塑造成典型的孔夫子礼仪之邦主要体现了个人寻根。”[23]李光耀的身份履历使得他越来越迷恋流行于英国爱德华时期的种族优生学。他在新加坡建立了一个国家婚姻介绍所——社交发展署，帮助那些智力相似的人进行配对，他还主张回归传统中国上层社会的一夫多妻制。潘翎谈及记者T. J. S．乔治的发现时说：“他在李光耀的内心深处发现了一种远离中华民族支撑的不安全感，这个人没有归属感，因而不得不以他自己的意愿重塑新加坡，以此补偿他自己的无归属感。”[24]

不难理解这种不同文化夹击下的心理压力。一个典型教父成功的必备条件是通晓数种语言，具有一种以上的文化身份。一个杰出的大亨必须会说两到三种中国方言，如广东方言等，还要会说中国的普通话、英文、东南亚本土语言，如泰国语或印尼语，有时甚至还要说几句日语，那是从战争中学来的。有一股永久的压力挥之不去，那就是自己“真正”的身份。

李光耀至今依然为他的中文不如英文所困扰。许多接受英国体制教育的华人都有这种困扰。香港东亚银行的李国宝，被送到英国公立学校读书，他总对自己没有掌握中文书面语耿耿于怀。黄惠忠——嘉润烟草公司的华裔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印尼最富有的大亨之一，他曾在荷兰殖民者开办的学校接受教育，他的荷兰语的读写能力仍强于他的印尼语；他不会一句中文。而正大集团的华裔创始人谢国民，他心中永久的困窘则是他说的泰国话仍然带着浓厚的中国口音，尽管他的家族在19世纪20年代就来到泰国发展了。

最令教父无法释怀的不愉快经历，就是老一辈教父们在殖民地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像新加坡李光耀那样自负的人绝不能忍受英国殖民者的傲慢态度。郭鹤年的同事朋友都知道他坚信遗传理论和极端的种族理念。他小时候曾就读于一所修女学校，在那里，修女们告诉他，他的家人去佛寺祭拜的行为是一种对魔鬼的崇拜。他还在马来西亚的新山英语学院和新加坡的莱佛士学院接受过教育[25]。不管他接受英国的精英教育，还是独立后以“重生华人”的身份出现，都反映了与李光耀一样的轨迹。郭鹤年是20世纪90年代海外华人“研讨会”的主要发起人。他只给子女取中文名字，以示他第二次婚姻的纯洁性（第一次是和一位欧亚女士）。后来他更直接地说海外华人的经济成功是有遗传因素的。

对李光耀、郭鹤年以及霍英东等成功人士作出冷静分析之后，人们可以发现他们成功的根源在于他们的世界性——就是他们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工作的能力，但他们自己却喜欢用单一文化来解释他们的成功。这也许会让那些教父的孩子不舒服。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在文化交融的环境中成长的，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而且他们的配偶多数是非华人。郭鹤年的一位姻亲说郭鹤年是“我见过的最严重的种族偏见者”[26]。

然而，更大的问题是，教父正演绎着一场双重的自欺欺人。第一重是坚持东南亚经济的发展是华人的贡献，而实际上是移民的贡献；第二重就是逃避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商业大亨的他们在移民圈里拥有某种实实在在的优势，这帮助他们在世界上取得了成功。回到施坚雅对泰国大亨的研究上，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些什么优势。他的研究对象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实际上，他们大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写道：“就所受的教育而言，那些领导人毫无疑问是华人圈里的特权阶层。”[27]那些人中只有五分之一可以说是“白手起家”的。这种广泛传说的优生学充分说明了教父惊人的虚饰倾向——他们一定要证明他们是靠自己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功。

我们出身卑微

大亨们一直致力于把自己刻画成出身卑微的白手起家者。就像上面看到的，苏哈托和马科斯政权确实造就了工人阶级出身的亿万富翁，因为作为独裁者的他们在分配由权力带来的经济利益时，需要无名的圈外人士成为他们可靠的同谋。但在较为固定的政治格局中，人们不会这样做。如果说东南亚教父有一种阶级模式，那就是快速循环的经济贵族模式。

中国有条关于三代人财富的谚语：第一代人创业，第二代人守业，第三代人败业。几百年来的事实指向了四代人的发展顺序：第一代人建立核心资本；第二代人加强与政治势力的联系，使财富不断扩大；第三代人努力守护反映父辈个性和人际关系的各种各样的资产；由于第四代人对事业的专注不够，前辈们原先创立的集团赖以生存的关系网逐渐衰落，加上家族企业固有的缺陷，几代人的鸿基大业终于毁于他们之手。

只用一代人时间就由穷人一跃变为富翁的事并不多见，而东南亚的国内经济过于受政府控制，这种事情更不可能发生。社会名流艾德里安·泽查在中国、荷兰、马来西亚、捷克、泰国、德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拥有豪华酒店宾馆[28]，认识大部分当代大亨。他就教父之路评论说：“很难在一代之内就成为教父，因为这不是一个经济开放的社会。在美国你会做到这一点，在英国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要低一些，在欧洲大陆的可能性就更低了。”[29]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华侨的多产作家王赓武也同意这一说法：“我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苦力出身的商贾。”[30]

尽管如此，大亨一直以来都喜欢神化自己，说他们自己出身卑微，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了贫困的魔爪。泰国最富有的商人、最近一位总理他信·西那瓦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无论是在演讲还是在政府的出版物里，他信都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苦孩子，父母辛勤工作才能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学校缺乏资金，设备极差。2003年他在马尼拉演讲时说：“因为我平凡普通的家庭背景……我了解农村地区的贫困与艰难，我知道通过辛苦工作赚取报酬的重要性。”事实上，他信是著名的纳兰王朝（首都为清迈）的后裔，1932年前他信家从事课税征收，尔后转入了丝绸经营、金融、建筑以及房地产业。他信本人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以及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后来娶了一位将军的女儿[31]。他在警察局的职位不断获得升迁，并获得了国家经营特许权，这些只有圈内人才能做到。

在香港，亚洲首富李嘉诚总喜欢说自己是教师的儿子，其父1940年身无分文来到了香港。他的香港长江集团官方网站声称：“为了扛起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李先生不到15岁就辍学，在一家塑料贸易公司找了份工作，每天工作16小时。1950年，他的勤奋、谨慎以及追求完美的精神让他有了自己的公司——香港长江实业。”事实上，李嘉诚读过几年书，后来在一个富有的舅舅那里工作。舅舅的家族拥有香港中南钟表有限公司[32]。后来他成为重要的二流大亨，他的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因为他娶了老板的女儿。李的已故妻子庄月明，是他的表妹，就是那位有钱舅舅的女儿。李嘉诚所经营的企业事实上是属于他岳父的，李嘉诚只是进一步发展了企业。据李嘉诚的一位老朋友透露，李嘉诚的岳母也给了他额外的经济支持[33]。

在教父的发展阶段，和老板的女儿结婚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新加坡的李光前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他在1920年和陈嘉庚的女儿结婚，之后在老丈人的公司当了七年的财务主管，事业一帆风顺，最后独立经营自己的公司。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是东方海外航运公司的创始人，他与上海巨富顾家的女儿结婚，成了有钱人[34]。在现在的一代人中，新世界集团的郑裕彤，因为婚姻关系而进入了香港著名的周大福珠宝业，这个公司至今仍是他重要的私人公司。对于那些不能依靠父业来为自己事业作辅垫的未来教父来说，另一个重要的资源就是妻子的家庭产业。

在东南亚的社会里，这种事情并不稀奇，因为这种关系使人得到了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但奇怪的是大亨们怎么与白手起家连在了一起。身为香港东亚银行主席的亿万富翁李国宝爵士是位敏锐的观察家，他坚持认为许多大亨是靠自己的奋斗创造了财富。他列举了影视巨头邵逸夫爵士、恒基地产的李兆基和霍英东。但是邵逸夫兄弟是上海纺织业巨头的儿子，李兆基出生在广东顺德县一个富有的从事银行业和黄金贸易的家庭，而霍英东尽管出生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工薪阶层的家庭里，但他获得了英国政府奖学金，进入了一个精英学校，这使得他也与众不同。没有马科斯或苏哈托这样的人重组社会关系，亚洲教父就不会是社会变动的产物。他们靠自己的奋斗创造了财富的观念，是大亨们自我形象的一部分。这有利于他们的自豪感，也对维持官方政治结构和该地区的非自由市场至关重要，因为实际上，尽管有很多有才能的创业者，但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的成功机会并不多。

选择性的节约

使大亨们的公众形象进一步模糊不清的是他们的节俭名声。其中有些是合乎情理的，而有些则主要是为了公众的消遣。真正的节俭反映了一个企业家有强烈的保护财产的意识。一位亚洲投资银行企业家、大亨的老朋友评论说：“他们比一般银行企业家更善于克制自己接受直接的世俗回报。”[35]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时，郭鹤年以8000万港币的低价在香港的深水湾道买了一所宅第。深水湾道有点像大亨巷，靠近九洞高尔夫球场，教父们喜欢每天早晨去那儿打高尔夫球。他试着住进那所房子，但是他的家人说，他认为即便对于一个亿万富翁，这样也太奢侈了。最终他拆掉了那所房子，在原房子的地基上建造了五座普通的住宅，一座他自己住，两座让他的家人住，另外两座租了出去。郭鹤年住的那种房子极为简朴，在欧洲和美国，只有平平常常的银行管理者才会住。

教父们也很喜欢向雇员和提供服务者传递能够证明他们节俭的信息。马来西亚的一位投资银行家回忆了1999年在伦敦与博彩业的亿万富翁林梧桐的儿子林国泰的会谈，会谈讨论的是关于签订20亿美元的合同收购挪威游轮公司的事项。离开伦敦的律师事务所时，林国泰招上了一辆出租车，那个银行家认为这辆出租车会带他们去希斯罗机场搭乘到挪威的飞机，但是走了半英里后，那个亿万财产的继承人让司机停了下来，带着随行人员走进了伦敦地铁的入口。他们乘坐地铁去机场，节省了几英镑。到了希斯罗机场，那个本已惊讶不已的银行家又发现他们去奥斯陆的机票全是经济型的[36]。李嘉诚（香港人称其为L. S. Li），非常喜欢向人们展示他节约的嗜好，常常提起他那戴了好几年的廉价精工手表与西铁城手表。他的一位高级职员回忆说，他常听李嘉诚抱怨他戴的手表是“该死的手表”[37]。这廉价的手表已经成了他的象征。在《财富》杂志一次难得的采访中，李嘉诚也没忘记搬出手表的主题。“你的表太奢侈了！”他对采访者说，“我的比你的便宜多了，不到50美元。”[38]

尽管有保护金钱的本能和向员工展示节俭的深思熟虑的商业手段，但人们所说的大多数教父生活节俭，却并非事实。让李嘉诚引以为豪的另一件事是，他从上市公司中获取的工资很少——2005年，从他的长江集团旗舰公司中只得到了10000港元的工资。但有一点却未被提及，即在香港工资要被征税，而股息却不被征税，所以大亨们利用后者来避税。香港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前任总经理卓百德谈到李嘉诚的一位同僚时说：“李兆基，在20年内仅仅从恒基地产的旗舰公司得到的分红就有1.5亿—3亿美元。”[39]李兆基用这些钱在美国买了3万套公寓，当然还有别的。归根到底，他们并不是靠微薄的工资收入生活的人。

大亨真正的不为人知的挥霍是他们的高额赌博。大多数大亨宣称所有其他的大亨（当然不是他们自己）一直都在赌。一位香港亿万富翁说道：“他们都是大赌棍。唯一不是大赌棍的只有（博彩业教父）何鸿燊和霍英东。”[40]无数传言说，香港和新加坡的投资银行家们的高尔夫赌博是进一个洞100万美元，也有传言说他们在澳大利亚和美国赌博，损失惨重。当然，没有任何人将这种事弄上媒体，因为大亨们没有公开赌博。但是这种传言很多，意味着这种赌博就像中东有权势人物的行为的翻版——大量的金钱被一些因为没有真正赚过辛苦钱而不知其真正价值的人挥霍掉了。

父亲大人

关于教父有一点绝对不会引起争论，那就是在他们的家里，男性家长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在管理家族企业中，他们要求所有亲属绝对的服从，并且用各种手段保证他们的绝对权威。让孩子和其他亲属忠诚于他们的最有效策略是，给予他们得到巨额遗产的希望，同时不让他们拥有太多的现金。在新加坡拥有最多的私人地产的亿万富翁黄廷芳就是典型的一例。他的大儿子黄志祥管理着信和置业。该企业是其在香港的家族企业，也是在这个领域最大的6个开发商之一。黄志祥毕业于一个英国寄宿学校，现年50多岁，现在还住在一间向公司租来的公寓里，仅拥有100万美元的信和置业的资产[41]。而他的父亲每天打电话盘查公司的现金余额。黄志祥的弟弟黄志达在新加坡也同样受到了父亲的束缚。

原《远东经济评论》的编辑兼记者迈克尔·瓦提裘提斯，与泰国隐退的谢氏家族有过密切的交往。他回忆起与谢国民和他的中年儿子们共进晚餐的情形——席间儿子们是不能说话的。一位与谢家人一起工作过的投资银行家，也描述了类似的情况——谢国民的儿子们发现“他们必须乞求父亲给他们新车”[42]。在中国家庭里，家长权力得以确保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明文规定谁将接管家庭的哪部分财产。通常以为实行的是某种形式的长子继承制，但这只是错误的感觉。事实上，大儿子只是一个事业继承人，如果他被认为能胜任这个职位。选择其他子女也是十分正常的，虽然首先考虑的永远是男性。例如，马来西亚博彩业巨头林梧桐选择林国泰继承他的事业，而不是林国泰的哥哥。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指定第三个儿子林逢生作为继承人，而不是长子林圣斌。霍英东让霍震寰而不是其长子霍震霆做了他的继承人。非长子们知道他们不一定没有机会继承父业时，很少会放弃竞争。

家族企业的文化是非常沉闷的，且常常引起不幸，可它几乎从未遭到过挑战。此外，它涉及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学，它不受家庭是不是多血统或教父是否上过殖民学校的影响。一家之主就是国王[43]。在外面，它通过已故“船王”包玉刚的奥地利女婿苏海文所谓的“杰出人物的喜爱”表现出来[44]。李嘉诚常把自己描述成“友好的狮子”，这里面可以捕捉到同样的意思[45]。在这方面，东南亚大亨极力追求慈祥教父的形象。他们在公众的眼里可能是这个形象，但他们在家里，尤其在公司里，经常使用自己的权威震慑别人。李嘉诚、郭鹤年等主要大亨的孩子都已步入中年，但依然害怕他们的父亲发怒。李嘉诚的执行官回忆起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有一次在会议中打盹儿，被其父亲的尖叫声惊醒，好像遭到了电击一般[46]。2003年2月，郭鹤年主持召开了由他控股的《南华早报》的董事会，一家之主的郭鹤年冲着48岁的儿子大发脾气，吼着叫他滚出去，那时与会的董事们都不知该朝哪儿看才好，那真是一个丢脸的董事会议。而另一个香港亿万富翁在行为治疗师的帮助下，努力学着控制自己的脾气[47]。

亿万富翁肯定非常繁忙，期望他们能够达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未免有点要求过高。但一家之主的绝对权威以及他们对权力的滥用，对家庭关系造成了毁坏性的影响。李嘉诚的小儿子李泽楷就是半主动反叛的一个罕见例子。李泽楷在12岁时被送往寄宿学校，而且香港人普遍认为他母亲是自杀的[48]。一部未经授权的中文版传记在2004年出版[49]，里面的事情只有李泽楷的圈内人才知道。这部传记详述了李泽楷和母亲的亲密关系，他创立自己公司的过程，以及后来在未告知其父亲的情况下接管香港电信的过程，还讲述了为什么他心中的英雄是李光耀而不是他的父亲李嘉诚。中国读者非常清楚这则信息的含义：这对父子的关系并不和谐。霍英东的长子霍震霆描述了16岁时的一段奇异的经历：那年从英国公立学校回到家中度假，父亲派他去购买日立全浸式喷射水翼船，用于香港—澳门航运。他最后说道：“我想我的父亲更喜欢去夜总会。”[50]从中不难体会出他心中的某种怨恨。同时，他的描述也泄露了关于大亨家庭生活实质的某些信息。

最能体现教父在家中的权威的是其随意放纵的性欲。1971年颁布《婚姻制度改革条例》之前，在香港一夫多妻制是合法的。许多大亨享有多种多样的情妇和充裕的婚外情。亚洲最富的人之一极其坦诚地说：在大亨们的生活方式中，性行为很重要。“一切都是生意。他们这些人没有社交的朋友。他们哄骗姑娘，发泄他们的性欲，然后又回到工作中。”他说[51]。当然他还不够坦率，没有承认这种评论同样适用于他自己，虽然他的家人之一说他也这样，并且说所有的教父“如果哪一天没有女人，他们就不能正常工作”[52]。如果详细描述七八十岁的男子如何组织不断的性活动，那是很低级趣味的，我只指出一点就够了，亿万富翁拥有整幢公寓楼房、连锁旅馆、宫殿似的游艇，他们有足够的私人空间。

教父作为性欲旺盛者有很悠久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印度尼西亚大亨黄仲涵的女儿这样写他的父亲：“他的一生对女人和性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有18个得到承认的妾，和她们生了42个孩子。”[53]现在的教父们节制多了，虽然印度尼西亚的黄奕聪（印尼姓名伊卡·芝布塔·威渣雅）至少有30个孩子，而何鸿燊只有17个被承认的孩子。但是不管怎样，亚洲的大亨仍然享有不平常的性特权。正如香港一位资深投资银行家所说：“性贪婪与文化有关，他们的妻子对这种行为熟视无睹，这使他们与西方的亿万富翁大不相同。”[54]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孩子不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大亨家庭中，因为他们父亲的荒淫以及由此对他们的母亲造成的伤害，男孩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心中充满了不满和愤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男孩长大后也往往成了性欲的放纵者。

没有责任的权力

标准教父特质的最后一点就是其隐秘性。这几乎总是被说成反映了亚洲和中国的文化，而不仅仅为大亨所特有。1991年郭鹤年写信给《远东经济评论》拒绝采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郭鹤年写道：“一般的华人由于种种原因害怕在公共场合下露面，他们不喜欢当众洗东西，所以也不喜欢与媒体打交道。”[55]但是像郭鹤年这样的完全世界主义者求助于文化防御，其背后有着更为巨大的真相：那就是像他这样的交易者，在任何社会都是和隐秘性连在一起的。应该记得在19世纪末的伦敦、纽约掌控着国际金融的华宝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摩根财团等老的私人银行，他们甚至不把标牌挂在总部门外。而在下曼哈顿的宽街与华尔街交叉处的摩根财务公司的主要办公室门外，只有简单的“23”这个号码。

像约翰·皮尔庞特·摩根这样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所有商业全凭关系和内部消息决定的世界里。结果，就如摩根的传记作者罗恩·彻诺所写：“古老的华尔街觉得它没有义务去向小投资者和一般的市民解释什么。”[56]东南亚也是这种情况。许多交易必须拥有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或政府给予的特许经营权，而这些东西双方都倾向于不公开。国内市场被卡特尔严重垄断，未参与卡特尔的企业不太可能公开向卡特尔挑战，强行进入并参加卡特尔的活动。亚洲形形色色的集团公司皆从卡特尔这个形式中获利，所以不会公开抱怨那些可恶的特殊安排。自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该地区才开始了股东行动主义的风潮。总的来说，大亨一直很低调，因为他们无须为赢得市场而竞争，只要赢得特许经营权就行了，而且他们的股东向来都是被动的。

当然，他们的隐秘性夹杂着神话。像马来西亚郭令灿这样的人，隐藏在吉隆坡的丰隆写字楼的楼顶办公室里，公众形象极其模糊，是典型的像谜一样的华人大亨。但是郭令灿也是一个抽雪茄的律师，他是在伦敦四所律师学院之一的中殿律师学院取得律师资格的。他的家庭已经完全英国化了。他的堂兄弟郭令明，新加坡酒店和房地产的大亨，也在英国念过法律，并毕业于伦敦大学。郭令明比郭令灿更具隐秘性、更会保守秘密。他因为在股东大会上拒绝接受提问，只念准备好的陈述词而声名狼藉。他们的做法在欧美市场是不能容忍的，而在他们的地区里却不会受到处罚。难道是因为他们都是极端的世界主义者的缘故？

亚洲大亨与媒体的关系不只是大亨要逃避媒体那么简单，也许这是对亚洲大亨生来就是谦虚的这种说法最有力的驳斥。有机会接近教父的人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大老板有多么自恋——他们公司的接待处到处都是关于他们的作品。在就这本书所作的采访过程中，最常见的是《财富》、《福布斯》和《远东经济评论》（那时是道琼斯公司的一个周刊）[57]等杂志。这些杂志竭尽奉承之能，列出了许多“杰出的”亚洲公司的名单。对有些杂志，只要它们不追根究底，大亨们还是会给予稀少的公开采访机会，《财富》和《福布斯》就属于这类杂志。这使人们很难继续认为亚洲教父是无我的。李嘉诚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李嘉诚的公众形象是沉默寡言，他每天早上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有中文报纸，也有专门为他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报纸。他的办公室保存了关于他的文章，当读到批评他的人的名字，他喜欢用荧光笔在空白处作记录。据香港报纸的管理者们说，任何李先生坚决反对的事都会转化成他公司广告开支的削减。《壹周刊》以及它的姐妹版《苹果日报》调查了李嘉诚妻子的死亡事件后，李嘉诚的所有公司都停止在《壹周刊》和《苹果日报》上做广告。没有如此引人注意的报道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如《南华早报》在2003年11月（几乎20年后）提到了1986年李嘉诚被指内线交易一事，李嘉诚的公司立刻撤销了与该报纸签订的广告合同[58]。

亚洲教父远离公众视线的一个难以否认的原因是：几十年来，东南亚一直存在着绑架商人的问题，通常是绑架华裔商人，并且多与华人犯罪团伙有关。这个问题最严重的是菲律宾。吴奕辉，一个纯正的中国大亨，吴奕辉巅峰集团公司（简称巅峰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女儿罗宾娜1981年遭人绑架，1997年警察朝扣押他女婿伊格纳西奥的车里横扫数百发子弹，致使他的女婿饮弹身亡。菲律宾平均每年有一百多起绑架事件，其他地区危险略少些，但也不能低估。郭鹤年的堂兄弟长得很像他，因为绑匪弄错了身份，结果在马来西亚被绑架。他们家的一个朋友说郭鹤年付了赎金，然后又让他的堂兄弟把赎金还给他。这当然不足为信。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发生了一起举世震惊的绑架案，和中国内地的几个犯罪团伙有关。1996年“大富豪”张子强抓走了新鸿基地产的郭炳湘，据郭炳湘私下说，他们把他放在一个“箱子”里关了5天，收到赎金后才把他放了。这件事导致了郭炳湘与他两个兄弟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许他怀疑他们在赎金的价格上花了太多的时间。1997年，“大富豪”张子强及其同伙抓走了李嘉诚的大儿子李泽钜，索要10亿港币的赎金。据与李嘉诚家人关系密切的人士透露，如果这件事本身不危险的话，那么后来的事就是喜剧了。和郭家一样，李家决定不报警[59]，相反，一收到勒索信，李嘉诚就叫可靠的同事和雇员从香港各银行提取了10亿港币，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富豪”是个特别鲁莽的人，竟然出现在李嘉诚位于深水湾道的住处去拿赎金。但他并没有想到这么多钱要占很大的地方，一次性把所有的钱都放进他的车里是不可能的，他只能先带走其中一部分，然后再回来拿剩下的钱。但是，笑到最后的并不是绑匪。张子强与他的同伙在中国内地被抓，审判之后，于1998年12月被处死。据说李嘉诚和他的私人保镖（为首的是前警局行政长官）都希望“大富豪”在内地被逮捕，这样他就能被处死。香港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引渡在它管辖内犯法的罪犯，因为香港没有死刑。行政长官董建华说“大富豪”是因为在中国“策划”犯罪而被逮捕的。香港几乎没有人同情这个被处决的人，他的绑架案提醒教父家庭确实应该注意他们的安全。但是绑架威胁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富翁们广泛的隐秘文化[60]。

结论

亚洲教父的历史是他们像变色龙一样灵活调整他们身份的历史。政治权贵与经济权贵的种族分割需要这个；殖民主义需要这个；最近，对华裔大亨来说，中华的崛起以及它对海外爱国华侨的吸引力需要这个。大亨们早已经习惯于随需而变，“适应”各种环境和要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大亨们常说的亚洲商务的部分“游戏”，虽然他们不一定知道这个比喻是完全进口的外来词。例如，霍英东的长子霍震霆这样简述他父亲的一生：“这并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一个游戏。”[61]83岁的郭鹤年在过去的15年中曾三次尝试退休，但都没有成功，他的家人解释说：“为什么不做生意而去打高尔夫球？这只是另一个游戏而已。”[62]而苏海文用相同的措辞概括了他已故岳父的工作动机：“他喜欢这个游戏，他喜欢这工作。”[63]

这个游戏确实有很多乐趣，特别是取得特许经营权或者交易取得成功时。但是长期以来教父们身份的不断变化却并没有给他们的心灵带来平静。有许多翔实的证据证明许多教父在寻找自己真实的身份——从渴望得到官方头衔到求助于福音派基督教。在过去的50年里，许多圈外人娶了华裔教父的女儿，成了教父家庭一员，在他们眼里，这一点尤其明显。那个娶了包玉刚大女儿包陪庆的奥地利人苏海文挖苦地评论这种身份战说：“如果把这放到另外一代人身上，或许人们就不会再去想做一个华人意味着什么。”[64]现在，这种寻找自己真实身份的努力还在继续着，使人难以理解。有一次，笔者去拜访一位说话做事都很粗暴的香港华人亿万富翁。走进他的办公室，毫不惊奇地发现，里面都是些最老套的蕴涵中国特色的图片和家具。后来我被出乎意料地邀请到他家去，令人惊奇的是，那里几乎找不到体现中国文化的物品，墙上挂着的都是难以形容的欧洲艺术品，其中有一幅油画很难看，但奇怪的是出售标签还挂在前面。更令人困惑的是这个几乎以滑稽的方式根据中国迷信作出商业决定的大亨，怒气冲冲地训斥他的一个孩子研究中医，说这是在浪费时间。“我不相信中医！”他怒气冲冲地说[65]。难道说这个人的生活是有意在做假？几乎可以肯定不是。这反映的是一个亿万富翁生活在一种混合文化的身份中，其生活绝不会是悠闲自得的。

教父通常完全与现实世界隔绝，这对他们的思想状况并没有什么帮助。就这点而言，白手起家的寓言故事特有误导性，因为它暗示了一般教父有普通生活的经历。事实上，无论是香港还是新加坡的亿万富翁，他们对城市中的公共住宅区里的生活了解甚少，而蜗居在吉隆坡的马来西亚亿万富翁对乡村的生活也几乎是一无所知。陈智思是泰国盘谷银行家族在香港的后代，陈弼臣的孙子，他作为一个大亨的继承人，对社会政策有着高得不同寻常的兴趣。他告诉我们他组织了一个独特的考察活动，为了向一群老教父介绍普遍存在的城里老人的贫困，他把他们带到远离自己家的九龙半岛居民住宅区。陈智思说：当他们看到那些夜里租用附有梯子的双人床的人时，“他们每个人都震惊了”[66]。他们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样贫穷的人同样也在香港存在。但是这个故事真正要说明的是香港最富有的人之一的反应。他想提些有用的政策性建议[67]，说应把那些穷人迁到中国内地去，在那儿他们有限的钱可以用来买更多的东西。他根本没有考虑中国内地是否有足够的公共设施或医疗设备，也没有考虑人们是否愿意去。陈智思拒绝证实说这话的大亨是谁。另一位参与这次活动的人说这是再生的郭氏兄弟之一说的。一个为香港教父工作了很多年的经理就他们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评论说：“人们以为大亨什么都知道，但事实上他们什么都不知道。”[68]

【注释】

[1]作者采访，于2004年10月18日。

[2]亚当·施瓦兹：《一个等待中的国家》（1999），第124页。

[3]凯文·欧洛克：《烈火莫熄》（2002），第58页和第332页。2001年3月，印度尼西亚政府说西尼华善的未交税款有17万亿印尼卢比，或根据金融危机后5年中的汇率折算，约有20亿美元。

[4]保罗·D·胡奇罗夫特：《肮脏的资本主义》（1998），第133页。

[5]新加坡大学里马哈蒂尔的记录是印度人。

[6]见“人物表”中的李光耀。人民行动党的标志和英国法西斯工会的标志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7]菲利普·斯诺：《香港的衰落》（2003），第278页。

[8]间或有罢工和暴乱——例如在中国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但在1992年彭定康到来之前，没有什么对政治结构产生威胁。

[9]同注[7]，第12页。

[10]顾汝德：《香港政经——公益与私利的冲突》（2005），第124页。

[11]研究结果在两本书里发表过：G．威廉·施坚雅：《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1957）、施坚雅：《泰国华人社团的领导与权力》（1958）。

[12]G．威廉·施坚雅：《泰国华人社团的领导与权力》（1958），第239页。

[13]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11月13日。

[14]《与贾斯汀·德贝尔的通信》，载《福布斯》，2004年9月30日。

[15]同注[12]，第245页，

[16]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3月15日。一位投资银行家独自回忆了在爱丁堡与李宗共度周末的事，那时他正在为家族的上市公司作促销巡回演出。那个星期天，李宗一定要人带他到教堂去，他带着随从径直走到最前面，教堂里的人都大吃一惊。但是待他把几百英镑放在募捐盘上后，什么事都没有了，教区牧师还请他去家里喝茶。

[17]几乎总是基督教徒，但也有例外。马来西亚的陈志远信奉有争议的南印度神秘的赛巴巴教。

[18]作者采访，于2004年3月18日。

[19]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1日。

[20]他的祖父生于1873年，在英国殖民教育体制中接受过教育；李光耀本人小时候有机会接受中文教育，但他拒绝了。

[21]潘翎：《炎黄子孙：海外华人的故事》（1994），第260页。

[22]同注[21]，第264页。

[23]同注[21]，第265页。

[24]同注[21]，第273页。

[25]与其他20世纪2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一样，太平洋战争使他的大学提前结束了。

[26]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2月13日。

[27]同注[12]，第40页。

[28]他创立并经营亚洲著名的豪华酒店连锁集团——阿曼度假村。

[29]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4日。

[30]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7日。

[31]见巴素·蓬派集和克里斯·贝克：《他信：泰国的政治生意》（Thaksin: The Business Of Politics In Thailand）（2004），第25页和第60页。

[32]中南钟表有限公司依然是主要的制造和零售企业，现有6000名雇员，其创始人是李嘉诚的舅舅庄静庵。

[33]李嘉诚与庄月明1963年结婚。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3月16日。被采访者已与李嘉诚交往半个世纪。

[34]顾氏家族有许多企业，但最重要的是航运。董浩云妻子是顾丽真。在研究过程中，董家拒绝回答有关董浩云与顾家的关系的问题。

[35]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28日。

[36]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2月。

[37]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2月8日。

[38]见陈善昌的《李嘉诚：云雾中的香港亿万富翁》（1996）引用，第3页。

[39]作者采访，于2005年11月11日。

[40]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20日。

[41]非正式采访，于2006年3月28日。消息提供者非常了解黄氏家族。

[42]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3月。

[43]读者会说在典型的亚洲家庭里，一般情况下，男的是绝对的主宰，而中国尤其如此。但教父的家里这一现象更加突出，因为巨额财产都由家长掌管。

[44]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7日。

[45]李嘉诚的许多管理人员和与其有生意来往的人都听说过。

[46]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2月8日。

[47]非正式采访，于2006年3月28日。

[48]庄月明死于1990年1月1日。她死的那天，有人打电话给香港急救中心，说她可能吞食了过量的药物，可能是安眠药。她被私家车送往医院，但途中与出租车相撞。庄月明入院后死了。李家说她死于心脏病突发。死亡证明说是“主动脉夹层剥离”。验尸官拒绝回答记者提出的是否有可能用药过量问题。见《壹周刊》，1995年12月22日。

[49]《我是我自己——神话背后的李泽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英语正式出版书名为I am What I do。

[50]作者采访，于2004年10月20日。

[51]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14日。

[52]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2月13日。

[53]顾维钧夫人：《没有不散的筵席：外交家顾维钧夫人自述》（1975），第3章。

[54]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28日。

[55]见乔纳森·弗莱德兰：《郭鹤年：官商》，载《远东经济评论》，1991年2月7日。文化造就的沉默并没能阻止郭1993年购买《南华早报》。

[56]罗恩·彻诺：《银行家之死》（1997），第99页。

[57]《远东经济评论》专门报道亚洲信息，非常注重调查，20世纪90年代初由道琼斯公司接管，公司派遣了对该地区知之甚少的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就不同了。

[58]作者采访本·郭。本·郭是《南华早报》记者，负责“李事专栏”。李嘉诚集团，尤其李嘉诚的家务总管坎宁·福克，对他厌恶至极。这一信息得到了报社的高级管理层非正式证实。

[59]1996年，前香港政府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女士召郭炳湘的两个兄弟郭炳江和郭炳联去她办公室，了解1996年的绑架事件。他们直截了当地否定了郭炳湘被绑架。李家并没有被这样召见，但从未公开承认李泽钜被绑架了。非正式采访2005年3月。

[60]郭炳湘和李泽钜被绑架事件的详细情况都来自2004年、2005年以及2006年的非正式采访。

[61]作者采访，于2004年10月20日。

[62]见乔·史塔威尔：《糖业大亨的酸甜苦辣》，载《亚洲企业》，1994年12月。

[63]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7日。

[64]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7日。

[65]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3月14日。

[66]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6日。

[67]陈智思是香港行政会议成员。

[68]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23日。

第三章
如何成为教父之二——核心现金流量

普通教父帝国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特许经营权或许可证，有了这些东西就能够进行垄断或者寡头独占。但在运行并非如此的情况下，政府造成的结构性经济异常，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形——教父卡特尔会繁荣兴旺或者竞争被人为地压制了。这就是东南亚大亨商务的基本实情。每一个新兴的教父都在寻找着那些非竞争性的核心现金流量，它是条金水河，是条能使他们度过好坏时光的金水河，因为它能确保过度发展的商业或企业帝国运行，使之难以倒塌。

核心现金流量的资金来源可以是相当简单的。香港和马来西亚最富有的人中有6个是靠博彩垄断权得来的钱为他们的集团企业扩展提供资金。何鸿燊就因这个出的名。1961年，他得到了澳门各种形式的博彩垄断权，并在1986年又获得了15年的垄断权。何鸿燊之后是霍英东。霍英东在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拥有的产权股份与何鸿燊差不多。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是在葡萄牙殖民时期建立的私人博彩公司。何鸿燊、霍英东以及未来大亨郑裕彤三人投标竞争20世纪70年代世界第三大博彩中心的经营权，前两家是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1]。虽然霍英东在香港和内地都被看做是房地产开发商，而郑裕彤以新世界的名义发展了一系列的上市公司，但这些事业的扩展都是靠赌场上赚的钱来支撑的（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期间和战后帮助中国渡过了经济困难期，因此他在战后重建时期得到了第二次赚取大量现金的垄断权——从内地进口黄沙到香港）[2]。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的确切股份从来没有被证实过，但是公司的董事们暗示说何鸿燊和霍英东各拥有25%—30%的股份，郑裕彤约10%。尽管郑裕彤只掌握了有限的股份，但据香港金融界推测，虽然他在上市贸易旗舰“新世界发展”拥有控股权，但还不如他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带给他的利润多。

20世纪70年代郭鹤年返回香港定居，阿南达·克里斯南就成了马来西亚最富有的居民，被视为房地产界、通信以及传媒界的巨头，他建造了为时极短的世界最高建筑——吉隆坡的“双子塔”。但近20年来，克里斯南一直依靠的稳定的现金流来自对马来西亚赛马博彩的垄断特权[3]。另一个马来西亚的亿万富翁陈志远，他所依赖的收入主要来自20世纪80年代先是由国家控制的赌博活动的销售额。1985年陈志远在“私有化”中——既没有事先的出售预告，也没有公开的竞标——获得了马来西亚体育彩票的控制权。亿万富翁林梧桐是私人赌博经营权的最初受益人，而这种经营权是对殖民时期的罪恶包税区的重复。1969年，林梧桐获得了马来西亚唯一的合法娱乐赌博的经营许可证，为期三个月，但可以延续。这个许可证一直很管用。林梧桐的合伙人是穆罕默德·诺尔·奥玛，该人是马来西亚两位首相阿卜杜拉·拉扎克（1971—1976）和胡先翁（1976—1981）的岳父。后来，林梧桐的云顶集团扩展经营范围，涉足林业种植、房地产、发电、造纸、游艇，但他的大部分收入还是来自他那庞大的娱乐赌博业。

东南亚独立后，政府最早批准的垄断公司和企业是那些经营粮食进口贸易的公司。这类许可证的创造并不是为了让教父中饱私囊，它旨在杜绝投机买卖、稳定那些被认为是基本日用品的价格，但是对竞争的压制最终却确保了大亨们得到了现金流，而数十年来喂养着大亨们的资金来源。进口垄断的最大受益人之一是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1965年苏哈托执政后，林绍良获准与苏哈托的同母异父兄弟普罗傅苏特佐一起垄断进口丁香。他又单独获得了面粉生产的垄断权，使他成为面条业的领军人物，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以面条为主食的国家。这就是林绍良的核心现金流，使他能够进军各种产业——房地产、纺织业、橡胶、木业、钢材、水泥等。鉴于他被准予的经济租金的规模，他有能力为自己在经营过程中所犯的大量错误买单。在马来西亚，郭鹤年曾是限制精糖和面粉进口政策的主要受益人。他原是软性商品交易商，也与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合作经营糖业与面粉业。郭鹤年至今仍然是马来西亚四座糖提炼厂中三家工厂的控股人，并且从政府那里得到了进口粗糖的大部分配额。这种安排在日后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郭鹤年公司在面对国际市场波动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糖和面粉的价格稳定。但另一个事实却是：1998年推翻苏哈托政权后，印度尼西亚取消了进口垄断，而在这之前，顾客平均付出的价钱比自由市场更高。独立后，郭鹤年马上为得到完全关税保护和精糖提炼的执照进行游说，那时他的两个主要合伙投资人邱继炳和郭令灿也正在逐渐成为企业界的大亨。可见，垄断的吸引力有多大。

在菲律宾，政界对国家职务以及政府赏金进行政治分配的传统早在1920年美国殖民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直到马科斯的统治才结束。那里存在着对主要食物进口的贸易垄断和对当地主要农产品蔗糖和椰子的市场销售垄断。埃杜阿多·科库阿科就是马科斯政府时期主要的垄断巨头之一（在钱和权力都属于精英的东南亚小国里，埃杜阿多·科库阿科来自同阿基诺夫人一样有着大量土地的家族。阿基诺夫人领导的“人民力量”革命运动在1986年推翻了马科斯的统治）。埃杜阿多·科库阿科作为马科斯最喜爱的人，从椰子产品的新征税政策中获取了大量利润，从而为椰子种植者联合银行的发展储备了雄厚的资金。他被任命为这家银行的行长之后，这家银行就买进了大部分菲律宾加工椰子的机器设备。埃杜阿多·科库阿科的椰子产业带来的巨大现金流量使他有足够的实力买入其他设备。人们根据一款电子游戏中的人物而称他为“吃豆小精灵”，一只吃掉一路上所有东西的精灵。马科斯时期的垄断者们在他们权力范围内设立了新的标准。陈永栽的幸运烟草公司被削减了税款、关税，并被允许筹集资金、打破规章制度，享受相当于国内烟草垄断企业的优惠政策。该公司还编写了一种新的香烟免税代码，并且获得了马科斯的签字批准使其成为法律[4]。同时，有人称陈永栽已经印好了国内的印花税票，贴于烟壳上。在烟草上赚取的巨额现金流量促使陈永栽进入了化学产业、农业、纺织业、酿酒业、房地产、酒店和银行等领域。1986年马科斯逃到了夏威夷，后来陈永栽给新总统阿基诺夫人写了一封公开信，说道：“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从没有依靠过任何救济或政府的帮助，也没有依靠过垄断保护。”[5]

卡特尔，到处都是卡特尔

马科斯和苏哈托给予的赤裸裸的垄断使东南亚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几乎普遍存在的垄断、卡特尔以及对市场的控制都黯然失色。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经常被评选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美国右翼智囊机构遗产基金认为，在过去14年里，香港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世界第一（新加坡第二）。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几十年来一直赞扬香港是自由市场的堡垒。1997年回归中国一星期以后，他痛惜地说：“要是美国像香港一样自由，那该有多好。”[6]如此的断言反映了香港自由港的身份，它没有关税，没有外汇控制，是一个国际商贸自由港。但是，香港本地区的经济被教父所操控，就完全不同了。它一直是事实上的卡特尔的混合产物。

卡特尔源自殖民时期。最有名的卡特尔是主宰房地产市场的卡特尔，是香港每个亿万富翁财富的基本来源。英国殖民政府为房地产垄断创造了条件，因为它的预算资金基本上来自土地销售——所有土地在销售前都是“皇家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经济不断发展，政府拍卖开发土地的价格更高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笔交易是10亿美元买几块地皮。任何人在二手市场获得的非建筑用地，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亨家族控制的新鸿基地产和恒基地产看上的新界农用土地，都必须支付大笔的转换费才能开土动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未与英国大银行建立良好关系的小房地产商被排除在外了。1996年受政府委托的消费者委员会报告发现，在1991—1994年之间，有3/4的新私人住宅是由仅仅10个开发商提供的，且55%来自4个最大的开发商。利润方面可以另外考察13个大的住宅开发商，利润大得吓人，尤其是在大块农用土地的转换费由私下投标设定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委员会发现，加上土地在内的所有开发成本，最低的收益是77%，最高的是364%[7]。

房地产市场如此高度集中，从经济理论的层面看，一定会是反竞争的。香港一直都有操纵竞标的传说。“几个有钱人投标，做做样子，最终一位得到了。然后去喝茶，瓜分利益。”汇丰银行前董事长威廉姆·蒲伟士爵士如是说[8]。只要有土地收入，只要预算平衡，殖民政府（以及举足轻重的汇丰银行——最大的抵押放款公司、房地产开发商最大的资金提供者）对房地产的这种局面就不会不高兴。这个系统简单，而且维护成本低。就像一位房地产大亨所说：“英国在香港实施的资本主义制度一直偏袒着香港大亨们。”[9]香港的中产阶级，在名义上交纳的税款很低，但他们所付的租金或者抵押款却是世界上最高的，并还要交纳相当于租金13%—15%的物业管理费。

香港的殖民者一直与少数“寡头”合作——这再次反映了东南亚本土独裁者需要可信的商业代理官员——这些“寡头”原先是英国商行，管理着从空调到电梯等各行业的卡特尔。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事例：香港殖民政府成功地为本地制造业争得了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配额。这是殖民政府所做的令人钦佩的事，因为这与英国纺织业生产商的最大利益相违背。但在定额分配方面，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公正。这些官员并没有把商品出口权拍卖给最高的投标人，也没有用其他方案去确定最有效率的生产者，相反，他们直接把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出口配额给了最大的制造商和出口公司。其中许多都是由1949年搬至香港的上海纺织巨头经营的，他们与殖民机构关系密切。香港后来有了配额二手交易市场，那些免费获得出口权的巨头出售自己的出口权，坐收股息[10]。

香港没有竞争法，这里的教父，无论是华裔的还是英籍的，或者是其他国籍的，都从本地的服务业中收取高额的费用。这个世上最繁忙的港口，或许是最大懊恼的来源。香港集装箱的终端运输费用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尽管劳动成本远远低于那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近的国家[11]。中国大陆小型制造企业以及托运人，多年来一直开展反香港的港口垄断的活动，但都没有成功。主宰集装箱终端运输公司的股东都是房地产大亨：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新世界地产、新鸿基地产、怡和集团的子公司香港置地以及九龙仓集团。李嘉诚的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目前拥有香港24个停泊港中的14个泊位，毫无疑问他成了这帮人的领袖。[12]多年来李嘉诚从港口中获取的现金流量使他得以在房地产市场上投机。投资银行认为，若没有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港口收入，他早就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房地产风暴中破产了。

香港其他事实上的卡特尔包括超市和药店，其中李嘉诚的百佳连锁超市和香港怡和集团的惠康超市约占了百货贸易的70%，李嘉诚旗下屈臣氏集团和怡和控股的万宁公司也几乎占了药材销售的70%。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法国零售商家乐福和一家当地开办的资金充足的苹果速销商，曾努力去打破这两个日用品亿万巨头的垄断，可是都失败了。这些拥有巨额财富的教父，拥有香港重要零售商店，并向供货商申明如果与新的竞争者合作，将断绝与他们的生意来往。马克·西蒙亏损了1.2亿美元之后，停止了苹果速销的营业。据他说，苹果速销的送货车根本进不了由李嘉诚控制的居民住宅区和办公大楼[13]。李嘉诚还是香港电力生产的双寡头之一，另外一半的股份由伊拉克的犹太人嘉道理家族的中国照明与动力公司（香港）拥有。政府调节计划把公司被允许赚取的利润与资本支出连在一起，导致了对折旧期很长的固定资产投资过多，其副作用则是更高的电费。其他重要的企业卡特尔包括公交车、汽油、预拌混凝土和专业服务。

几乎所有由超级大亨控制的香港主要商业事务都有卡特尔的特征——房地产、港口、能源、水泥、混凝土、柏油和连锁零售，这很能说明问题。正如在1984—1993年为李嘉诚管理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西蒙·莫瑞所观察的：“香港到处都是卡特尔，如果政府要给你垄断权，抓住这个机会。”[14]莫瑞所做的重要事情之一是接收香港电力。香港逐渐分解了一个前卡特尔以及一个在该地区运营了多年的垄断企业，但这也只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事。自1964年以来的30多年内，香港的银行实行利率卡特尔，银行经理们每周五开会确定利率（政府同样采用特别的方法来控制国外银行的进入，并帮助汇丰银行和它的姐妹银行恒生银行拥有全香港50%的存款）[15]。但是对香港垄断最大的威胁则来自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对通信业所颁布的撤销管制规定。有趣的是，这导致了大批大亨迅速涌入通信业市场，毁坏了所有参与者的利益[16]。这似乎表明了大亨并不习惯在真正的竞争环境中运营。

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议会在内的国际组织已就香港没能提高岛内经济竞争水平提出了批评。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院长理查德·斯马兰奇教授所言：“香港没有反价格固定法，也没有反卡特尔法，实在令人惊奇。”[17]但是，大企业对政府的影响很大，是不可能改变目前这种状况的。

直到前不久，新加坡还是世界上唯一的另一个没有竞争法的经济发达国家。这个南方小国于2004年通过了《竞争法》，并于2006年生效。但国内经济中的许多被上市公司控制的行业均不受《竞争法》的影响，如电力、天然气、自来水、下水道、电信、媒体、邮政、港口和某些银行服务。人们实在无法知道，新加坡的地方竞争是否会比香港更自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经济与国内受保护经济的反差，在这两个地方一样地明显，前者指出口制造商的经济，后者指大亨经济。比如，在香港和新加坡，银行可以在给予服务之前随意地让从事零售和小生意的顾客排上一个小时的队，还要向他们收取费用。这在其他经济发达国家都没听说过[18]。香港的银行要求店老板准备好所需的零钱。新加坡的银行垄断共有基金的销售，而银行职员却对该产品知之甚少。尽管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到处都是豪华的摩天大楼，但银行消费者所体验到的绝不是进入高楼大厦时所期待的。

食利者，过去与现在

寻求核心现金流量就是去获取垄断或者少数人控制的许可证，不管东南亚教父在哪儿经营都一样。主要不同之处是独立后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政府重新分配了这些权力，而新加坡政府却紧紧抓住了这些权力，除了一些银行和房地产权力；在香港，自20世纪70年代大亨们开始挑战和接管英国商行起，这些权力逐渐地转移了。但最根本的是，每一个地方都见证了仿效瓜分殖民地经济权力的演化过程。1991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评论者极为简洁地评论该地区最有成就的大亨郭鹤年说：“郭鹤年使东南亚的食利体制现代化了。”这就是其他教父所做的事。

在这一过程中，大亨们贿赂了许多人。该地区的一位亿万富翁在接受不作记录的采访时，冷冷地向作者描述为了得到一种在国家独立后盛行的重要许可证，他贿赂了一位首相。作者开始一怔，后来才恍然大悟。当然，他说他总是把贿赂说成借贷，在半个世纪之后，他还能回忆起准确的数字[19]。一位在东南亚好几个国家拥有生意的华裔大亨就他所认为的本地政客的贪污文化尖刻地说：“他们每周都花大把的钱来公关。请你吃饭，请你玩女人……只要把你伺候周到就能得到一切。他们就是这么想的。”[20]但是这个人同样谴责他要对付的殖民政体的不公平。他也谈到了香港“不恰当的做法”，如：政府高官和香港汇丰银行高级职员竟在赛马场的私人包厢商议有关事项，英国的大商务企业和殖民政体之间密切的关系。他举了彭励治作为例子：彭励治由英国商行太古集团公司的总裁变成了香港的财政司长。任职期间，他向香港的立法委员会宣称香港只能有一家合法航空公司。这家合法的航空公司就是国泰航空，是太古集团的主要公司之一。彭励治1986年离开政府回到伦敦太古集团总部工作[21]。邓莲如女男爵走的路和他极其相似。1963年邓莲如加入太古集团，后成为香港行政委员会的高级会员，再后来她又去了伦敦的太古集团总部。

香港和新加坡很早就仔细筹划了防止商人和政治权力公开勾结的方法。香港有立法委和行政局，营造了代议制政府的气氛，虽然事实上立法委和行政局已被未经选举的大亨所占据。在新加坡，政府机构中的有权人和大亨的关系被笼罩在更大的迷雾之下。一个也许明显的并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的关联，就是受惠的家庭通过当地的慈善机构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邵氏基金（1957年由邵氏兄弟设立）和李氏基金（1952年由李光前家族设立）就由此建立。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那些在英国人或他们的继承者李光耀统治下而幸存下来并发达的大亨，从不从事慈善活动提高自己的形象。走私起家的郭芳枫及其儿子郭令明曾寻求获得新加坡银行执照以获得所需的核心现金，但遭到了拒绝，因此他们从不出资设立基金会。

其他地方的商业与政治关系更是赤裸裸。苏哈托把他和他家族控制的慈善基金会当做收集几百亿美元贿赂的载体。但是想要生存的教父深谋远虑，他们不只是贿赂、傍上一个主要政客。许多大亨把宝押在一个政客上，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林绍良不可避免地成了反“KKN”（印度尼西亚语“korupsi，kolusi dan nepotisme”——腐败、勾结、裙带关系）的首要攻击目标。暴动的人直奔他北方的家，洗劫了他的家，并在他家门上写下了“苏哈托的走狗”这些字。泰国的陈弼臣在1957年沙立将军政变后逃到了香港，因为他害怕他与被驱逐政权的亲密关系会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在马来西亚，所有与财政部长东姑拉沙里或副首相安瓦尔·易卜拉欣太过密切的商业集团都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因为前者1987年挑战马哈蒂尔争夺巫统的领导权[22]，后者10年后被马哈蒂尔结束了政治生涯。当一个马来西亚大亨被说成是“安瓦尔的孩子”或“戴姆的孩子”（戴姆·扎伊努丁是财政部长）时，这往往是败落的先兆[23]。真正伟大的教父从来不允许自己仅仅支持潜在政治势力中的一方。

两个最富有的马来西亚人郭鹤年和阿南达·克里斯南，对所有政客都八面玲珑，这绝非偶然。郭鹤年的关系毫无瑕疵，部分是由于他的资历。郭鹤年在柔佛州长大，那时他父亲常与贵族出身的巫统创始人拿督翁主席打麻将。郭鹤年与拿督翁的儿子，马来西亚第三任总理胡先翁曾在同一所学校就读过，又与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阿都·拉萨是莱佛士学院的同学[24]。这无可避免地让他了解了独立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所有发展中的机构。虽然有时会与李光耀和马哈蒂尔关系紧张，但是郭鹤年从不让他在新加坡的投资处于危险境地，也不会让他还拥有的对马来西亚软商品的垄断受到威胁。

阿南达·克里斯南更是了不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是东姑拉沙里生意上的亲密合作伙伴，也是拉沙里的亲密朋友，他曾就创建马来西亚国有石油公司和锡矿开采的国有化向财政部长提过建议。1981年马哈蒂尔出任总理，克里斯南继续寻求支持，于1982年被任命为中央银行董事，1984年被任命为马来西亚国有石油公司董事。当拉沙里和马哈蒂尔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时，克里斯南仍然分别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和他们一起度假，并照顾后者在国外的孩子。其他亲近拉沙里的巨头，如邱继炳，发现他们的后台在1987年巫统大选失败后，他们就受到了冷落。但克里斯南却没有。他照顾到了方方面面。1996年当拉沙里和马哈蒂尔要进行所谓的和解时，会面的地点就在克里斯南的家中[25]。

与政客关系如此之好的亚洲教父并不多。克里斯南的杰作就是矗立在吉隆坡天际的88层的双子塔，是温柔操纵的登峰造极之作。克里斯南原已将核心现金流量投向马来西亚的外围博彩垄断，后来看中了吉隆坡市中心占地39公顷的雪兰莪跑马场俱乐部，要进行大项目的房地产开发。他带着自己呈交当局解决的事项找到了美籍阿根廷建筑师西萨·佩里。他要在那里建世界上最高的大楼，这与总理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2020宏愿”不谋而合，而且设计还体现了伊斯兰建筑的元素，马哈蒂尔将难以抗拒这样的诱惑[26]。马哈蒂尔被说服了，至今他还在其中一幢楼的顶部保留了巨大的鱼碗形的私人办公室[27]。从记载马来西亚注册公司的文件来看，克里斯南以3.78亿印尼卢比的总价获得了项目工地。但独立估价人马上指出其价值在10亿印尼卢比（那时约合3.85亿美元）以上。克里斯南以这一独立估价去抵押贷款，在马哈蒂尔的支持下，把马来西亚国有石油公司拉来进行现金投资，并使其成了招徕顾客的商户。结果，这位教父自己分文未掏，却获得了耗资13亿印尼卢比的48%的房地产开发权。然后他请来了日本和韩国的建筑公司，给马来西亚建一座纪念碑[28]。

克里斯南在建立传媒和电信帝国时，重复了同样的手段，迎合了马哈蒂尔发展亚洲传媒业的幻想。在政府补贴的帮助下，他将马来西亚第一颗卫星送入了轨道。他成立了影视制作公司，制作没有“西方”影响的道德上健康的马来语节目，此类企业产生着巨大的利润。克里斯南获得了经营移动电话的唯一许可证，这使他成了移动电话这个领域里有名的大玩家。他仅仅垄断了非常有利可图的一小块卫星电视市场——向马来西亚的华人提供进口的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汉语节目。他得到了国营公司更多的现金投资；国家投资机构国库控股向他的卫星电视公司提供了2.6亿美元的资金，占了总额的15%。与其他教父一样，他根据总控键买入他需要的任何技术和节目。

“关系”的真正发源地

汉语“关系”一词，意味着“联系”或“交往”。在亚洲，这一词语被大量用来简称与有权人的且能给工作带来方便的个人联系。“关系”有行贿受贿的含义。在中国，它被过于滥用了，因为该词本身只表达找到合适的人，买通他后，就万事大吉了，这词的简明意义与中国辽阔的国土、复杂的文化极不相称。不了解这一点的外国商人，会花费很多时间去讨好那些无权给予他们想要的特许经营权或交易的政府官员。东南亚不同，它更像人们期望中的“关系”世界。苏哈托、马科斯、马哈蒂尔等高级官员促成交易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寻求同这些人的良好关系是一个理性的商业选择。

殖民遗产与本地政治精英（贵族的、因歧视而反商业的）和外来的经济精英之间的传统分离，使得东南亚成了“关系”商人的真正发祥之地。这些教父是出手大方的款待者和送礼者。当政治领导人或他们的家庭成员出国旅行时，那些大亨的家、旅馆和员工是供他们任意使用的。阿南达·克里斯南非常关注政客们以及他们孩子的私生活，可以说他的关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拥有私人飞机、巨大的游艇，同时在瑞士、奥地利以及伦敦拥有住宅。对那些需要让他们一直保持开心的人，还会提供给他有报酬的董事职位。例如：在马来西亚，常规的做法是以股份和董事职位报答执政的巫统家人以及国家王室成员。林梧桐的博彩帝国从不对外透露马来西亚股东的姓名，因为信伊斯兰教的人十分讨厌赌博；他的主要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几乎都是名义公司。但是林梧桐根本无法掩藏他对与强大的马来西亚警察的密切关系的依赖。许多退休的警察在他那庞大的赌场继续工作着，而他的主要公司云顶集团的董事和总经理包括了前首席检察官兼国家警察局副局长。大亨郭令灿还请王室成员、马哈蒂尔的姻亲兄弟、前首相的子女及兄弟姊妹、副首相、部长担任他公司的董事。有时，大亨在有良好关系的人身上作长远投资，也会得到回报。2003年9月马哈蒂尔出乎意料地让位于阿卜杜拉·巴达维时，郭鹤年趁机推举林志华出任高官。林志华与巴达维曾是马来西亚大学的同学，后来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新政府执政后，其他商人试图挑战郭鹤年在糖类产业近乎垄断的特权，政府冷漠地回绝了要求改革的呼吁。

然而，大部分情况下，董事职位、免费或低价股票以及直接赠与都只是做生意的成本。商人需讨得政客的欢心，而有权人也希望捞回他们的政治投资。正如巴达维的一个政治秘书就马来西亚的体制评论说：“模板本身就是腐败。”[29]然而，尽管东南亚的经济体制是腐败的，但它却比那种掌权者也想牟取商业租金的社会体制有效。东南亚与毁了许多非洲国家经济的盗贼统治者不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东南亚的政客只是把公共资源与经济权力卖给个体商人却不干涉商业的运营。当亚洲的专制统治者的行为更接近非洲的盗贼统治者——苏哈托当权的最后10年，他的孩子越来越肆意妄为——那么结果会更相似。

正常情况下，东南亚地区对政客的投资总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前面提到的亿万富翁贿赂首相之后，得到了看似随意的好处。这与陈弼臣一个儿子的描述很相似：贿赂泰国政客和将军的过程非常体面，很“绅士”[30]。圈外人不会那么自然地说这种话，但这位泰国大亨的儿子这么说时却毫无讽刺之意。他信·西那瓦出任泰国总理之前，泰国历史学家兼作家巴素·蓬派集和克里斯·贝克曾就关于政府相关工程的回扣标准咨询过他。他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一般是10%，但非常大的项目可能降至3%—5%[31]。苏哈托当政时，印度尼西亚商人们谈论在进入的商业交易上应付的高额费用时，也是用相同的口吻；苏哈托的妻子——婷夫人，在商业圈里被称为“提成夫人”。印尼最大船舶公司的拥有者Sudarpo Sastrosatomo，把苏哈托用来收集回扣的基金会称为“平行的税收系统”[32]。

在东南亚的中央集权国家里，社会结构是建立在阶级上的，这使得该地区成为亚洲的关系中心。约翰·梅贝思——《远东经济评论》在印尼的资深记者，就独立和亚洲金融危机之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调查了这个国家的领导层，他发现他们不是指向苏加诺，也不是指向苏哈托，而是指向了长期存在的封建传统，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罗斯音·阿卜杜甘尼，从共和国诞生起便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政治人物，还担任过苏加诺的外交部长，他哀叹道：“在这些结构中，上层阶级只是在寻找进贡。”[33]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出售特殊经营权和许可证的习惯从来没有中断过，独立之前、之后一个样。在荷兰人统治时期，印尼的“普里亚伊”贵族官僚一直拥有可出售的租金、资产和权力。马来西亚更是如此。马来西亚的很多地方不是英国的正式殖民地，从而把土地和其他许多宝贵的经济权力留在了不同的皇室家族手中。例如，郭鹤年早期的大宗房地产交易便不是与英国政府交易，而是与柔佛州的皇室交易。当殖民者离开后，他们所赠予的特殊经营权只是增加了当地政治精英手中的经济租金。在泰国，1932年的革命结束了君主专制，但提供租金的做法从未中断过，只是部分掠夺物到了平民官僚和军人的手里。美国殖民统治下的菲律宾，看起来有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但当华盛顿逐渐下放权力给马尼拉时，腐败也是不断扩大；独立之后的菲律宾，腐败更是严重。虽然20世纪70年代前，新加坡和香港有着广泛收受贿款的文化，但赤裸裸的政治腐败在这两个城市与在其他东南亚国家有所不同[34]，因为他们吸引地区资金靠的是比内地更“廉洁”、“稳定”。但是，这两个城市中的私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勾结还是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厉害得多。

关系不是竹网制成的

在东南亚，关系很重要，因为它们产出结果。但是当大亨忙于磨合他们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时，一个关于教父之间合作方式的不可忽视的传说出现了，这就是关于“竹网”的传说，认为它存在于华裔大亨中，为他们提供着合作的地区关系网，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用来证明这一点的是华裔大亨共同投资的不可否认的事实。亚洲商务杂志和一些学术著作常用图表解说他们的共同投资。但竹网的说法有误导性。事实上，大亨都是由于运营环境的本质而被迫合作的。基于许可证的经济要求跨境的投资者找到有政治影响的合作伙伴。卡特尔也需要合作。合作伙伴常常是华人，因为华裔移民在该地区拥有杰出的经济地位。但是华裔大亨也和非华裔人合伙投资、合伙经营。他们几乎都与跨国公司共同经营合资企业，以获得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他们也与其他民族的大亨合作。竹网的说法过于简单，过于不切实际。然而在第一代大量移民时期，劳动阶层的华人依靠基于方言的关系网，那确实是竹网。世界性的大亨从来都没有被这样约束过。他们在不得不合作的情况下合作，但是大多数的时候他们竞争——最明显的是争先竞争政治上的恩惠。仔细观察一下，它们什么都是，就不是竹网概念所暗示的互助俱乐部。

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和马来西亚的郭鹤年都是过去半个世纪最著名的大亨。他们之间的关系最能说明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有许可证保护的郭鹤年一直主宰着马来西亚的糖和面粉等产品。当他想进军产糖大国印度尼西亚时，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他的印尼同行。林绍良对苏哈托的影响无人可比，苏哈托规定只有军队可以买卖糖，而军队很多糖的买卖都是通过林绍良进行的。郭鹤年鼓动林绍良游说苏哈托垄断小麦进口和面粉加工，利益与军队共享。在30年的时间里，郭鹤年和林绍良共同投资小麦和糖的贸易以及糖的生产。他们常被媒体称为主要的竹网同盟。两人祖籍都是中国福建的小镇，相距不过40公里。事实上，像许多大亨一样，郭鹤年和林绍良合作是出于无奈，是为了方便。20世纪90年代中期，郭鹤年卖掉了印度尼西亚小麦进口和面粉加工的垄断公司——波加萨利面粉公司，因为他认为林绍良和军方骗取了他大量的利润。当亚洲金融危机淹没了林绍良的帝国时，郭鹤年与林绍良的其他许多“朋友”给他的回报是拒绝贷款给他。一位名叫菲利普·普尔纳马的高级行政官，同林绍良的儿子林逢生一起力图挽救这份家业，他说：“在危机期间，当林逢生急需钱时，这个所谓的关系网要他支付70%的利息。”[35]

作者与一位亚洲巨富共进早餐时，对大亨间合作的真正本质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许由于前天那场特别愉快的教父聚会——他只睡了五个小时——这位大亨竟出乎意料、毫无戒心地谈起了其他亿万富翁，而且他所谈及的亿万富翁都是圈外人士认为与他关系非常密切的。他先讲到了一位共同投资了半个世纪的伙伴，因为这个人“非常粗野”、“不懂世故”而终止了与其合作，还说这个人改信基督教只是为了讨好白人。另一个长期合作伙伴是个在他们的合资公司伪造账目的流氓。这位接受采访的大亨说那人曾经编了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他说他在一笔船运买卖中损失了1亿美元，但这只是与合伙人讨价还价的一个手段，希望更公平地承担他们合资公司的支出。他以为他得到了额外的500万美元，但结果却发现那是从他下次红利中扣除的。他指责第三个长期生意合作伙伴带有明显的地方团伙（被认为是“黑手党”）的缺点，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好色之徒。但这些话至少好过这位亿万富翁对直接竞争对手的评价，他称他们一个是“娃娃脸杀手”，另一个是“眼镜蛇”。最近“眼镜蛇”给这位教父的儿子送了盒巧克力，这位教父建议他的继承人先把巧克力给狗吃，如果几小时候后狗依然活着，“再给他妻子尝试”[36]。

西蒙·莫瑞在香港首富得到香港和记后，被李嘉诚聘请来管理这个原英国商行。他回忆了了解教父之间关系的曲折过程。莫瑞任职后不久，收到了新世界集团董事长、亿万富翁郑裕彤的邀请函，请他见面随便聊聊。因为郑裕彤和李嘉诚是有名的高尔夫球和桥牌上的伙伴，这一切看似非常正常。但莫瑞向李嘉诚提及郑裕彤的邀请时，李嘉诚的反应却令他感到很惊讶。他回忆道，李嘉诚严肃警告他：“要提防这些人，他们几乎与我们一样聪明。”莫瑞解释说：“从理论上说，他们是朋友。”[37]

从另一角度看，当大亨试图在生意上积极合作时，他们之间关系的真正本质要看结果。这与维持卡特尔或瓜分经济租金这种被动性的合作是不一样的。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的华人主要政党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创建了马化控股。马化控股是一个合作投资公司，面对政府支持马来人的扶弱计划，它承诺保护华人的商业利益。虽然这家公司吸引了将近3万华人投资者，但没有几个大亨愿意与之联系，他们宁愿直接寻找政府领导人解决问题。加入马化控股的卓越商业人士早就预见到了一个大灾难。20世纪80年代中期，集团公布了历史上马来西亚公司最大的亏损。集团总经理陈群川——林梧桐云顶集团的原资深经理——因欺诈罪被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关进了监狱。他私自将马化控股的资金转移到他自己的一家公司中。类似的大亨合作失败的事在香港也发生过，但少了点戏剧性。20世纪90年代早期，香港建立了一个中国投资集团——新中港集团，李嘉诚、何鸿燊、印度尼西亚的李氏家族和新加坡的贸易发展局都是该集团的合伙人。但准确地说，新中港集团什么成就都没有，因为它的富豪赞助者们不想一起工作，而且也不可能一起工作。

据拥有豪华酒店的艾德里安·泽查观察，关系在东南亚是很重要的，因为社会是由精英操纵的。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开发商，很有可能策划人以前就是和你一个学校的。”[38]确实，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精英一般都来自那儿的少数教育机构（一般是原殖民教育机构）。但是关系的重要性不应与合作网的概念混淆。有抱负的教父们为有限的政治庇护而彼此竞争，这使大亨成了充满魅力的、利己的超级务实主义者。

核心现金、纵向一体化、随机的多元化

竹网并没有使亚洲教父富起来，是那些来自非自由市场的核心现金流量让他们富了起来，那些现金流量也掩盖了许多商业上的失败。该地区首富李嘉诚得到香港港口的事实上的卡特尔中的大部分股份后不久，现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腰包，使他摆脱了困境。1982年至1983年，全球经济衰退，同时伴随着当地政治震荡：因为香港回归中国的谈判开始了。楼价大幅度下滑，李嘉诚的核心房地产开发公司长江实业集团的收入也大幅度下滑。更糟糕的是，有传言说李嘉诚的私人公司严重亏损，而李嘉诚曾保证这些公司购买的房地产有最低回报。但这些都无关紧要。1984年3月，前英国商行、掌管李嘉诚的港口利润的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输出了共计2.56亿美元的红利，李嘉诚拿了大头（只有优先股有分红，普通股没有分红，而李嘉诚拥有大量的优先股）。他获救了。尽管李嘉诚常在香港新闻报道中被称为“超人”，但在他的投资事业中，既有不合时宜的买卖，也有经过长期痛苦的努力才能赢利的收购来的公司企业。20世纪90年代早期，他在英国、澳大利亚以及许多亚洲国家的移动电话及传呼机市场的投资上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的橙子电话公司使他大发横财。后来李嘉诚又投资3G，但3G至今亏损严重。1987年，他转向了从事石油业的加拿大赫斯基能源公司，随后他又投入更多的资金增加了他的股份，但这次投资带来的却是连续几年的亏损和账面价值的降低。在这些投资过程中，来自港口、零售、电力以及其他香港卡特尔的核心现金流量保障了李嘉诚的各种扩张。这个地区的最佳投资者的经历说明了为什么只有少数竞争者能生存下来。

核心现金流量是教父的一个保险政策，也导致了大亨企业两个常见的特性。第一个是围绕垄断或寡头独占的纵向一体化。在20世纪50年代，霍英东获得了香港进口中国大陆黄沙的垄断权，他马上购买了运沙船和储存沙土的仓库。其他垄断者甚至做得更绝。让我们回到先前讨论的糖业垄断，郭鹤年的公司几乎包揽了与糖有关的一切业务：产糖原料的种植、糖的提炼、包装袋的制造、糖的交易、糖的买卖、糖的运输等。因为郭先生有效地垄断了马来西亚糖的销售，想到投资与之相关的行业是很自然的事。纵向一体化的诱人之处还在于它能使大亨们相当自由地调控生意的特定阶段的盈亏。例如，可以提高货运费，从而把赚头转到船运——一项离岸的免税行为——之中。在香港，上市的房地产公司都处在有效的卡特尔运营机制下，掌控它们的家族都有自己私人的建筑公司。理论上，这为从上市房地产公司中攫取利润提供了很好的机制。因为建筑公司是私人的，根据香港法律，无须公开账目。

垄断现金流量的第二个影响与我们直觉所认为的有点儿相反。围绕着纵向一体化的卡特尔企业为他们创造的大部分现金，教父们肆意扩展多元化经营。他们几乎每个人都经营着一个集团公司。对于一个顶级的巨头大亨来说，操纵三四百个私人公司和将近二十个上市公司是十分正常的。这部分反映了以许可证为基础的经营环境的特质，在这种环境下，竞争国家被限制，因此要抓住任何新的商业机会。同样，我们将在第四章里看到，小股东也有微弱的影响，因为他们更喜欢那些能赚取最大限度金额的、业务更集中的上市公司。还有一个因素刺激着教父们在不同司法管辖内拥有许多不同资产，那就是以防他们国家的政治风云突变时对他们不利。但最主要的是，多元化经营是因为钱和信贷来得太容易。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当东南亚的大亨们拥有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的现金时，他们愿意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事。各种族的人都是这样的。马来西亚华裔郭令灿与泰米尔裔阿南达·克里斯南并无多大的差别。前者有19个上市公司，经营范围从银行、空调到半导体、房地产。后者的经营范围包括动画制作、通信、发电、博彩业、石油与天然气开采以及房地产等。同样，他们与从事多种经营的英国太古集团家族也无太大的差别，后者的生意包括垄断航空业、船运业、零售业、软饮料加工和口碑极好的位居香港第二的房地产卡特尔。总之，垄断鼓励着垄断者们把钱投资到周边的任何一个领域。

【注释】

[1]2006年，澳门成了最大的赌城，营业额几乎达到70亿美元。

[2]1934年，政府通过了黄沙条令，使当地黄沙成了垄断行业，并打击所谓的“偷沙贼”，致使香港本地沙不能满足建筑所需。自那时起，与新加坡的黄沙来自印度尼西亚一样，香港的建筑用黄沙一直来自中国大陆。要使建筑物持久耐用，建筑用沙里不能有海盐。

[3]这一特权由大马彩拥有，然后由克里斯南的私人公司Usaha Tegas拥有。

[4]保罗·D·胡奇罗夫特：《肮脏的资本主义》（1998），第133页。

[5]里卡多·曼纳帕特：《有的人就是精明》（1991），第344页。

[6]《华尔街日报》，1997年7月8日。

[7]见香港消费者委员会1996年报告中的附录9。

[8]作者采访，于2005年2月8日。

[9]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14日。

[10]顾汝德的《香港政经——公益与私利的冲突》（2005）中对纺织品配额限制有详尽的讨论，包括第127页。

[11]香港付货人委员会的数据表明，香港收取的码头操作费比德国多两倍以上。

[12]越来越多的港口业务转入中国大陆，但李嘉诚在重重保护的中国港口部门还是保住了主导地位。他的子公司，主宰着包括上海和广东的盐田集装箱码头在内的装卸设施。

[13]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5日。苹果速销网站由特立独行的零售、出版大亨黎智英创建。黎智英是该地区唯一参加民主竞选的亿万富翁。西蒙评论怡和集团对苹果速销网站的策略时说：“如果在美国，他们要坐牢的。”

[14]作者采访，于2005年2月。莫瑞曾是集团总经理。

[15]同注[10]，第185页有详细的讨论。

[16]移动通信市场多了6个经营者，话费降至世界最低。

[17]《标准》，香港，2002年7月15日。

[18]笔者当了很长时间的《中国经济季刊》编辑，知道皇后大道上的汇丰银行的小户营业中心会让顾客排上两个小时的队，而无须对此负任何责任。避免排队的唯一办法是讨好管排队的人，因为他们桌子里藏有票子，可以让缺乏耐心的人插队。有成百上千万港元现金余额的老百姓被安置在地下室里，而富豪们却在诺曼·福斯特勋爵设计的豪华的汇丰总部大楼顶层的私人办公套间和宽敞的董事会会议室里享受银行的服务。

[19]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3月。

[20]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14日。

[21]彭励治告诉立法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线路上选派一家以上的香港航空公司必须基于这样的情况，即更多的竞争会有利于公众，而且有足够的运输量维持一家以上的香港航空公司的实际运营。现在，来往香港的最繁忙线路已由几家运营商很好地经营。因此政府决定，受目前安排的限制，一般情况下，香港航线的选派会限定在一家航空公司经营一条线路。”参见《香港立法局议事录》，1985年11月20日。

[22]马哈蒂尔采用各种手段，包括死亡威胁和贿赂群众，赢得了堕落的巫统选举，虽然1479票中，他只得了43票。然后他免去大法官沙烈·阿巴斯及5位最高法院法官的职务，扫除了各种司法障碍。接下来他又无情地清除了与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有关系的政商界人物。见艾德蒙德·特伦斯·哥梅兹：《东亚政治商务》（2002），第62页。

[23]苏哈托时期，印度尼西亚把这种现象称为“吉南加尔的孩子”，源于吉南加尔·卡尔塔萨斯米塔。吉南加尔是保护原住民大亨的主要内阁成员之一。

[24]这些人都在这两年出生：胡先翁和阿都·拉萨生于1922年，李光耀和郭鹤年生于1923年。

[25]这一部分基于公开可得的文件、笔者所有的私人资料以及2004年在马来西亚的非正式采访。

[26]这个项目的小册子上说：“达图·斯里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总理为马来西亚制定了经济蓝图，我们要在2020年成为工业化国家。现在这个多民族的和谐国家已经团结起来为‘2020宏愿’而努力奋斗。”

[27]高耸的伊斯兰建筑双子塔直接取代了35层的大地宏图大厦。大地宏图大厦1984年建成，是马哈蒂尔当总理时第一个最得意的建筑物。政府的老摇钱树——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马石油），一直是这两个大厦的主要租赁者。当然，双子塔比大地宏图大厦高出一倍多。

[28]建筑师西萨·佩里还设计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二期，该建筑物2003年完工，是香港最高的建筑物。

[29]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月28日。他非常强调“模板”。

[30]非正式采访，于2006年3月23日。

[31]巴素·蓬派集和克里斯·贝克：《他信：泰国的政治生意》（2004），第42页。

[32]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0日。

[33]《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8月1日。

[34]这导致香港在1974年建立了廉政公署，聘请英国侦探进行管理，这些英国侦探的热情促使莫瑞·麦理浩爵士1977年宣布大赦所有行政机构里的文职人员，对以前所犯的罪行不再追究，除了“罪大恶极的”。1977年完全腐败的香港警察官员竟企图袭击廉政公署总部，因为同行中越来越多的人被逮捕。葛量洪爵士任总督时（1947—1957），香港的腐败可能达到了顶峰，但20世纪80年代前腐败一直都很普遍；不用说，政府高级官员中，没有一个被起诉。新加坡李光耀采取的反贪污受贿措施包括给予行政机构里的职员世界上最高的工资，以减少受贿诱惑。香港行政机构里的职员的工资也非常高。

[35]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0日。

[36]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3月14日。

[37]作者采访，于2004年10月11日。

[38]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4日。

第四章
如何成为教父之三：构建一个机构——“奴隶头目”与鬼佬随从

“如果有人跟你说他辛勤工作富了起来，问问他‘为谁工作？’”

唐·尼尔森

一个教父的工作有多辛苦呢？这是一个引起人们兴趣的问题。普遍的看法是他们工作很多小时，一般普通人是没有能力做到的。董建华——船王之子，也是香港的首位行政长官，经常在公共场合说起他马拉松式的长时间工作，最终宣布由于工作日一直工作长达16—18小时，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不得不辞去行政长官一职。人们都知道包玉刚、李嘉诚等大亨天不亮就起床，根本没有“假日”这样的概念。

教父们花费许多时间在工作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工作日的性质不同于一般的管理者。一位新加坡大亨的财务主管，也曾经管理过一个著名的印度尼西亚家族企业，他意味深长地说：“他们真的努力工作吗？他们只是在为他们的人际关系而工作……”[1]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在西方管理术语中，教父们通常被看成是总经理。但现实中，他们的行为更像是压力很大的主席：制订策略，做好买卖，交际应酬，但是最终把主要内容连同实施的一连串细节都交给别人去执行。在一个关系、政治势力和许可证比企业的内在办事效率和国际竞争能力更为重要的商业运行环境中，这是不可避免的。教父们与他们的相关后勤人员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确保大亨与占支配地位的政治领导人的合影挂在他们办公室的墙上（并把失势的领导人的照片拿下来），组织打高尔夫，把大亨的家、游艇、酒店供他们要讨好的人任意使用，解决领导人任性的孩子的问题，到处送礼。

打高尔夫是商务与社交融合的基本内容，金融界的教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玩这个游戏。例如，香港那些顶级大亨——李嘉诚、郭鹤年、郭氏兄弟、李兆基、郑裕彤——全都是高尔夫球老手，他们中有些人（在中国内地）拥有私人高尔夫球场，以便在此能给他们的客人以不受干扰的接待。亚洲的独裁者也是高尔夫球的狂热爱好者。苏哈托每周必打高尔夫球；马科斯声称自己是所有世界级领导人中最深谙此道的（他的保镖们随时待命，准备在他失误时将那一击救出障碍区；玩伴们揭露说他从来都占据最有利的位置）[2]。高尔夫是亚洲地区促成大生意成交的最好的社交润滑剂。因此，打高尔夫也成了工作的一部分，就像参加与生意伙伴和政客们的婚礼或葬礼——香港人所谓的“红白喜事”（红是中式婚礼的颜色，白是葬礼的颜色），请客吃饭（生意常在饭局中谈成，因此教父们几乎从不在家里吃饭），无休止地举办晚宴和聚会，这些也全都是工作。

因此，教父的一天通常很长，塞满社交事务。亚洲首富李嘉诚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6点前起床，从香港岛南部深水湾道的家出发，下山去附近的九洞高尔夫球场并确保能在7点以前打出第一竿。他可能和住在香港高尔夫俱乐部附近的亿万富翁一起打球，也可能和他公司里的某个高级管理人员打球，亦可能和一个他想作出判断的新生意伙伴打球。10点李嘉诚到达办公室。自从位于中心商务区的70层高的长江中心落成之后，他的办公室就一直在那座用铬与玻璃建成的塔的顶部，那儿几乎被一个顶部缩进的游泳池占满了[3]。李嘉诚做的第一件事是查阅报刊，看看有没有和他或他的公司相关的报道。他用英语和别人交谈，但喜欢阅读中文，因此，英文报刊中的有关部分在他到达之前就已翻成了中文。李嘉诚也很关注经纪业对他公司的评价，那些激起他怒火的撰稿人将接到他助手的电话或是收到他的律师函。前面提到过，哪家报纸使他难看，他就会撤销在那儿的广告。李嘉诚会拿着文件、信件，打电话给一至数个高层管理人员或者直接召他们前来商谈。公司里的电话系统让这些人知道这是大老板的电话。上午11:30，李嘉诚开始做按摩。此后，还要去处理更多的管理事务，13:00吃午餐，当然是工作餐。午饭后，李嘉诚在办公室里工作两个小时，16:00回家。在17:00，他很可能会再做一次按摩，之后，也许会在18:30与生意伙伴玩纸牌。最终，商务晚宴后，于22:00就寝。这样日复一日地循环下去[4]。

把一切都算为工作的话，李嘉诚和其他教父可以说一天工作16小时。但是他们公司的实际管理以及落实打高尔夫或吃午饭时谈成的生意的任务，都落到了经理身上。这样的经理有很多，但是在大多数大亨帝国里有一个明确的人担当此任，他可以被称为“奴隶头目”。当教父想要别人去做什么事情时，第一个叫到的就是这个人。李嘉诚的“奴隶头目”是坎宁·福克。他是个有点超重的主管，留着灰白的布丁碗似的发型。在公共场合中，他有时会双手递给李嘉诚一部移动电话，这是亚洲一种表示敬意的行为，人们常常这样递交名片以示尊敬。坎宁·福克承担着大大小小的事务。一方面他要监督李嘉诚的超过200亿美元的第三代移动电话的投资，另一方面，他还要痛骂建议出售李嘉诚某一公司股票的证券分析师。保罗·麦肯兹，里昂证券资深分析师，曾经遭到坎宁·福克的痛骂，只能惊异于坎宁·福克还能找到时间骂他。他说：“你会认为坎宁·福克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5]然而，“奴隶头目”的工作是了解老板的怪想法，使之成为现实。坎宁·福克特会恃强欺弱。香港的一个消息提供者回忆在午餐中听坎宁·福克谈论商业交易，李嘉诚的人还没提及对方，他就说：“他们必须按照这个原则做事，否则我们就压垮他们。”那人说，坎宁·福克说这话的时候，“真的很像《教父》里的情景”[6]。

“奴隶头目”是一个在艰难中度日的人。他们有优厚的报酬——坎宁·福克也许是除美国境外报酬最高的管理人员，一年能赚约1500万美元——而他们每天除了伺候和听从他们的主人外，什么都不做。坎宁·福克很少在凌晨2:00之前睡觉，而且要在李嘉诚到达之前先到办公室。在香港，李嘉诚的财富劲敌是李兆基。而李兆基的“奴隶头目”是恒基地产的副主席林高演。林高演在浅水湾拥有一座大房产（根据香港标准）。但是他几乎从来没有在那里住过，因为他大多数时候是在香港岛另一边的梅道上的公寓里过夜。他这样做是为了离随时可能召唤他的老板近一些。超负荷工作严重损害身体健康，这是“奴隶头目”面临的主要危害。马来西亚大亨阿南达·克里斯南的“奴隶头目”是印度人拉尔夫·马歇尔，一直很尽职，尽管前几年他的心脏动过手术。一位认识克里斯南的投资银行家描述他对待马歇尔的态度，那简直就是连续不断的欺负。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提供消息的人说了这么一件事：在欧洲的克里斯南决定打电话给马歇尔，只是为了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人提醒他吉隆坡这时是凌晨3:00，克里斯南回答说没关系，并且打电话给了熟睡中的助手[7]。当马歇尔跟笔者说“我只是个办公室里的勤杂工”，他是半开玩笑半当真的[8]。郭鹤年的“奴隶头目”理查德·刘有时会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掉泪。他于2002年中国新年那天猝死在吉隆坡的国际机场。理查德·刘的猝死迫使郭鹤年回到日常管理工作上来。

熟悉“奴隶头目”的人说他们的工作动力并不只是他们的薪水，而是拥有权力的感觉与接近教父。权力带来的战栗比非个人的跨国公司更加大，特别是由于大亨的地位更直接地与他们的政治势力有关。然而最终，“奴隶头目”的地位只是一个幻景，他可能会有股票期权，但是企业的控制权永远不会落到他们手里，大亨只会把企业的控制权传给自己的下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忍受着一个反复无常的雇主的幻想，但却一无所获。

圈外人中的圈外人

“奴隶头目”几乎肯定是亚洲人，和大亨同种族，能说同样的语言并且完全融入了大亨的家庭。现代教父的管理干部中的另一种人则完全不同，他们是圈外人，是外国人，通常是欧洲人或美国人。留用这些人体现了某种历史的对称性。在殖民时期，西方银行和贸易商行依靠买办来调解和当地人的生意，这是一个有着巨大利益的职位，很有可能得到贿赂和合法的佣金。何鸿燊了不起的叔叔何东爵士，是怡和控股里最大的买办，也是被允许在太平山居住的第一位华人。李国宝爵士的外祖父，是太古集团的买办。现代教父根本不像殖民者依靠买办那样依靠圈外人。现代教父更具有世界性，一般都留过洋，会说英语。但是，圈外人仍然是东南亚重大商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大亨们需要他们的专业技术能力，或需要他们扫清家族企业碰到的政治问题。

19世纪后期，像印度尼西亚的黄仲涵这样的大亨已经开始雇佣欧洲的工程师去帮他操作进口的器械。但是独立后，教父们的需要更加复杂。他们突然与政治势力结成联盟，拥有排他性的许可证，能够买下或强行夺取原殖民地的全部商业利益。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他们需要了解全球市场和全球资本。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所谓的鬼佬随从（广东话“鬼佬”的意思是“鬼子”，常用来指外国人，较为委婉）。教父们的部分随从除了运用专业管理才能外，并不做其他什么事情，但另一些随从却是道德不健全的人，随时准备为教父干些不体面的事。瑞士联合银行（瑞士一家投资银行）的亚洲分行行长、久经锻炼的罗德尼·沃德就该地区独立后的不道德商业评论说：“鬼佬们不只是贪婪成性，而且还不承认这一点。”[9]

移居海外的英国海盗查尔斯·莱茨是最早的鬼佬随从之一。在西班牙内战中，他与共产主义者并肩作战，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泰国的共产主义者并肩作战。会说泰国话的他被日本人俘虏，关进了监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总部设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香港怡和集团工作。但是独立后，他工作的英国商行和冷傲的富商凯撒克家族不能适应新的商业环境，这使莱茨非常沮丧。他建议邀请当地的商业新秀加入董事会，却遭到了断然拒绝。莱茨与东南亚的新兴大亨郭鹤年、郭令明等都是朋友。20世纪60年代，他成了最早的跨越种族界线的外国交易商，与李莱生合作。李莱生的父亲是有名的华籍马来西亚锡矿主，当时正要进军林业种植。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英国公司开始廉价出售农庄，而1970年出台的“新经济政策”更是加快了这一进程。虽然“新经济政策”是为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利益制定的，但实际上它却损害了原殖民势力的商业利益。莱茨与李莱生合伙，他们配合默契有效，李莱生搞定莱茨想要的地皮和生意，莱茨去伦敦谈条件。李莱生成了马来西亚最大的私人种植园主，主要经营橡胶，后来还经营棕榈油；而莱茨却毫无疑问成了侨民机构的异类。莱茨现已近90岁高龄，仍然每天去新加坡的办公室上班，仍然是李氏家族控股公司的董事。

随着大英帝国统治的崩溃，影响力渐大的东南亚教父自然而然地找有才能的外国人以供他们使用。郭鹤年雇佣了众多的顾问和主要员工，其中就有伊拉克籍的犹太人雅格·巴拉斯，担任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的主席；保尔·布什，马来西亚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现在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英国高级会计师；欧化了的苏门答腊岛籍的华人叶派特（音译），原在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为荷兰大贸易公司工作，后来成了在该国发展急速的郭氏利益集团的主要经理。只要大亨信任外人，雇佣不同国籍的有才能的人会带来无数的好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大亨并不能真正信任外人。家族企业很容易怀疑外人，尤其是鬼佬。毕竟，一般的大亨都有很多需要保守的秘密。但是，有一个教父比任何其他教父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有丰厚报酬的鬼佬和亚洲人一样可以信任。这个教父就是李嘉诚。西蒙·莫瑞已经为李嘉诚的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工作了10年，他评论说：“李嘉诚是一个完全无种族观念的人，他看人是看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价值。”[10]

“鬼佬王国”

20世纪70年代，李嘉诚就开始建立和英国侨民的重要联盟。1979年他控制了以前的英国商行——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随后，他马上吸收欧洲和北美的高级经理成为他的员工。香港杰出大亨、李嘉诚的前辈包玉刚，拥有莫瑞所说的“无形的鬼佬”，但是，李嘉诚将国际化提到了一个新水平。莫瑞说，李嘉诚自己亲自管理他的房地产企业香港长江集团，而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就像一个“鬼佬王国”一样被经营着[11]。鬼佬们集油滑、贪婪、专业于一身，但他们都很有用处。

与李嘉诚最早建立关系且关系最持久的人之一是杜辉廉。杜辉廉的名字现在已经成了百富勤集团倒闭的同义词，这个集团是1998年以前除日本之外亚洲最大的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因40亿美元的债务而破产。杜辉廉因为管理不当而导致百富勤破产，被禁止在4年内拥有香港公司的管理权。杜辉廉的父亲是股票经纪人，1972年为了摆脱报酬昂贵的英国侨民，雇佣当地人为维高达证券行（那时英国所拥有的最大的经纪公司之一）的员工，把他送到了香港。那时，那里的经纪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杜辉廉执笔撰写了他宣称国际经纪界给出的第一份有关中国香港公司的报道[12]。这家公司就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杜辉廉后来告诉百富勤的员工，在文章公开面市之前，他发送了一份报告的复印件给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之后，李嘉诚的下属致电给他，指出了报告中的一些细小的错误，于是，杜辉廉便将这份报告全部重打了一份[13]。这就是杜辉廉与李嘉诚长达30年的合作关系的开始，而李嘉诚则被杜辉廉公开称为自己“最亲密的私人朋友”[14]。1988年，杜辉廉建立百富勤，李嘉诚就是它的投资者之一。

杜辉廉的股票经纪风格就像香港乃至整个亚洲的风格，如一头狂野的公牛。虽然在社交圈里非常有名，但对大亨来说，他却是个笨蛋。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热心于陈国安的建立在欺诈基础上的商业帝国，1981年11月份出版了赞扬佳宁集团的评论；在佳宁因为香港商业历史上严重的腐败丑闻而消失的前夕，他又肯定了维高达推荐的收购意见[15]。

时常有传言说，杜辉廉与大亨的关系好得超乎寻常。1982年，据香港首家内部交易仲裁机构披露，在李嘉诚宣布接收和记有限公司前，杜辉廉指示他的交易商在24小时内尽可能多地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而这些股票中的一部分属于杜辉廉的个人家庭账户。但他本人否认通过内部消息进行交易，并通过李嘉诚的证明而被宣布无罪。1991年初，原百富勤的分析师们说杜辉廉插手删去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关于出售和记有限公司的股票的建议。“杜辉廉来到研究部门，自己改写了这份报告。”一位前职员说[16]。现在还没有证据能证明报告中的修改与一项银行投资有关联，但这份报告透露出了杜辉廉的工作方式。他本人则拒绝对此发表言论[17]。

1996年初，当百富勤建议出售和记有限公司的股票时，香港证券交易所充满了有人操纵股市的传言。股票价格下跌了13%左右，而李嘉诚则在此时进入股市，购买了大量本公司的股票[18]。这会不会是百富勤在帮李嘉诚低价获得他自己的股票呢？声名狼藉的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的监察委员会一直袖手旁观，直到1998年百富勤倒闭时，才发表了对这家企业的评论。百富勤曾在1993年将交易订单外包给其他经纪公司操纵，致使它推向市场的公司股票异常活跃，它也因此遭到了严厉的指责。

百富勤的末日与其他任何不受保护的牛市操作员的末日无异。这家企业也无法在经济衰退中幸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百富勤受到了严重冲击，因为它把3/4的资本借给了两家道德更加败坏的印尼公司：一家是雅加达的叫做稳定平安的出租车公司，该公司与苏哈托家族有联系；另一家是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是教父黄奕聪的公司，也是该地区最大的债务拖欠者。这些钱都没有收回来。百富勤公司未能履行合约，所以于1998年1月关闭了公司。李嘉诚并没有打开他的钱袋拯救百富勤公司，但对于一个值得信赖的副手，他显示了标志性的忠诚。尽管有许多关于百富勤公司倒闭的负面舆论，尽管法庭禁止杜辉廉再管理公司，李嘉诚还是聘请他为香港和记有限公司的顾问，按时给他发工资。杜辉廉在此处待了下来，躲在香港和记有限公司大楼的顶层，办公室里到处都是20世纪60年代他年轻时当F3方程式赛车手的图片。当时的一场车祸让他在医院里待了四个月，结束了他职业赛车手的生涯。亚洲著名的股票战略家克里斯多夫·伍德是在百富勤公司做分析员起家的，他评论杜辉廉的一生说：“他不懂得如何拐弯。”[19]

李嘉诚圈内的另外一个早期鬼佬是阿伦·约翰森·希尔。他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李嘉诚的“总助理”。阿伦·约翰森·希尔原先是吉姆·史莱特的史莱特渥克证券的管理人员。20世纪70年代早期，史莱特渥克证券在亚洲开始了一系列的收购狂欢，包括收购新加坡大亨胡文虎创建的虎豹集团。但是积极进取的史莱特渥克证券却破产了，随后新加坡政府对它展开了调查。调查的很多内容都聚集到了斯派德证券，发现斯派德证券的股东都是虎豹集团的资深高级管理人员（阿伦·约翰森·希尔也是其中一员），还发现斯派德证券公司是为了收购虎豹集团和其他公司而建立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虎豹集团的一位经理理查德·塔林，1979年10月在新加坡被判入狱。但很多经理没有受到控告，阿伦·约翰森·希尔便是其中一个。但是，人们还是怀疑他违法操作。香港首个内幕交易法庭指控为李嘉诚工作的他，在大亨宣布收购公司控股权之前不久，大量买入了和记的股票——17万股。阿伦·约翰森·希尔说，他是在李嘉诚告诉他收购消息前几小时买入了这些股票。他向法庭提供了书面陈述，但是并没有接受法庭的盘问。法庭决定撤销他的案子时，他已回到了欧洲，在法国买了一个葡萄园。香港人取笑说他葡萄园的产品是长江酒庄。

李嘉诚聘请英国人乔治·马格努斯后，他与虎豹集团的联系得以继续。马格努斯在政府对虎豹集团展开刑事调查后被聘为经理，管理新加坡的虎豹集团。虎豹集团公司购买了李嘉诚香港长江实业集团20%的股份作为投资，如果这些股份落入别有用心的人手里，李嘉诚的公司将成为被其他人接管的对象[20]。1978年，乔治·马格努斯辞去虎豹集团总经理一职几个星期后，有人宣布那20%的长江实业集团的股份已卖给了李嘉诚。马格努斯后来又出任长江实业集团的执行董事，再后来升至副主席，同时还是李嘉诚几家公司的董事。他跟随李嘉诚25年，后来退休去了离温哥华不远的海岛，但他依然是长江实业集团的非执行董事。1986年，李嘉诚、乔治·马格努斯和长江实业集团的其他董事被香港第二内幕交易法庭指控“涉嫌参与非法的内部交易”[21]。这项罪名涉及李嘉诚旗下的国际城市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份交易，但他们只受到了象征性的处罚，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此类交易在香港并不构成犯罪。

1984年，李嘉诚聘请了前香港怡和集团的经理西蒙·莫瑞出任香港和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莫瑞有自己的贸易公司，在香港的生意场上极受欢迎和尊重。一些评论家认为聘请西蒙·莫瑞出任总经理说明了鬼佬们还有其他用途。李嘉诚最近强制性地要求香港和记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支付2.56亿美元的特别红利，红利的大部分进入了长江实业集团，因为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房地产大崩溃的香港长江实业集团资金严重短缺[22]。和记有限公司支付了这笔红利，尽管之前其总经理曾公开承诺和记有限公司不会成为现金提款机。此时，李嘉诚又被怀疑内部买卖国际城市控股有限公司的股票。在这种情况下，莫瑞承诺保护和记有限公司小股东的利益[23]。他继续管理着和记有限公司，直到1993年，由于一系列的分歧——从经营策略到有关香港未来的政治观点——莫瑞离职了。李嘉诚一如往常，小心翼翼地确保与莫瑞的分离不会使双方太失望、太难堪。李嘉诚让莫瑞继续留在香港和记有限公司和长江实业集团的董事会里，并支持他创建私人证券公司。1984年那次特别分红事件后，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3位经理被辞退了，但李嘉诚以同样的风格，支付了他们近300万美元，这在那时可是一笔不菲的金额。他们虽对李嘉诚的行为不快，但还是平静地离开了[24]。

李嘉诚的事业飞速发展，更多外国人受聘从事高精专的任务。现在，两位英国人分别管理着他的港口和零售事务。一位加拿大人在香港和记有限公司任财政总监。不管鬼佬们做什么，李嘉诚对他们的使用是其他大亨所无法相比的。李嘉诚真正体现了世界性教父的风范。他自学而成的英语口语虽然不是很流利，但已经足够使他充分地和自己的鬼佬副手进行交流。然而，李嘉诚从来不在股东大会上说英语，也从不在记者围着他的特殊情形下说英语。在那些时候，他的身份完全是一个广东人（虽然，他明显地带有潮州地方的口音）。由于他与殖民地的大企业较量过并打败过他们，香港媒体30多年来一直将他捧为社会名流，并称他为“李超人”。因此，李嘉诚也会腾出时间来接受那些他喜欢的广东记者的采访。而那些对他没有表示足够尊重的外国和英文媒体，很少有机会接近他。

如果说郭鹤年是一个善于融入周围地区不同精英文化的能人，那么李嘉诚就是一个善于用人的领导者。他在使用鬼佬方面有着杰出的才能。不管是从香港的殖民政府那儿获得特许，还是处理和香港汇丰银行之间重要的关系（见第五章），也不管是招募一名无道德的“走狗”，还是雇佣一名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才，李嘉诚没有明显的种族上的偏见。殖民地的种族偏见历史和中国例外论在该地区造就了各种各样的种族恐惧症，因此李嘉诚的做法并不常见。正如彭定康——香港的最后一位总督所评论的：“他不会让那些有利于英国商行的优势搞得自己很痛苦。”李嘉诚只注意长远利益，注意什么能使他成为最终的成功者。彭定康又补充说：“他是我所见过的那类非常少见的、具有特殊才能的企业家。”[25]

但是为什么要现代化呢？

据分析，李嘉诚在用人、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技巧对他的事业很有帮助，这使他成为最富有的教父。李嘉诚的帝国里有许多来自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而其他教父只是聘请一个鬼佬装装公司的门面，几乎是在种族上提醒人们谁是真正的主人（在香港，有一个被某地区的大家族所雇佣的孤独的鬼佬，他只有部分时间有正经事干，所以有时间每日去写有关他活动的博客）[26]。然而，我们不可以忘记垄断和卡特尔在为教父们创造财富方面所起的作用。在香港，一些投资银行推测，如果把当地土地政策和房地产卡特尔的另外两个受益者恒基地产的李兆基和新鸿基地产的郭氏家族的资产统计一下，有可能发现他们至少与李嘉诚一样富有。即使不比他富有，大家也都知道他们三家的净资产相差无几，当然这并没有考虑李兆基和郭氏家族只是把他们的大部分利润再次被动投资，常常是投资海外。尽管李嘉诚竭尽所能聘请各国人才，努力打造国际集团公司，但那些依然在非自由市场牟利的人几乎和他一样富有。

总的来说，教父对人力资源管理的企业科学贡献极少。他们高额聘请“奴隶头目”和鬼佬随从，因为这些人曾经从事过全球贸易管理。但是在他们无计划扩张的庞大企业公司里，大部分职员只不过是拿着低廉工资的炮灰而已，因为东南亚长期压制工会活动，而且大企业需要时，还从国外进口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如新加坡从印度尼西亚进口廉价劳动力，香港从中国大陆进口廉价劳动力，等等。教父的企业从事的是获取垄断权，然后降低成本，而不是雇佣最好的人，以便在自由市场上接受挑战。与跨国公司相比，他们的管理系统相对较少、较神秘。最重要的是大老板的意愿。每一个大亨企业的中心是众多的秘书、一个“奴隶头目”和一批紧张的行政人员，等待着无法预测的人物发出下一个指示。

【注释】

[1]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3月7日。

[2]里卡多·曼纳帕特：《有的人就是精明》（1991），第83页。

[3]实际上，长江集团中心大部分股权属于和记电讯国际公司，长江集团从没为冠名权付过费，和记电讯国际公司的股东应该对此感到不满。这也很好地展示了教父们是如何管理他们的帝国的。

[4]这段依据的是大量的非正式采访。

[5]作者采访，于2004年2月21日。

[6]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2月29日。

[7]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2月13日。

[8]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7日。

[9]作者采访，于2004年3月9日。

[10]作者采访，于2005年2月8日。

[11]作者采访，于2005年2月8日。

[12]作者采访，于2003年3月15日。

[13]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3月14日。

[14]见《远东经济评论》，1991年10月10日。

[15]对杜辉廉公平一点说，汇丰银行——与佳宁业务往来的主要银行之一——那时给市场的信息是：陈国安的生意很好。那时汇丰银行由沈弼管理，他将是下一章的主角。

[16]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3月3日和2005年3月14日。

[17]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5日。提起这件事，杜辉廉含含糊糊说了些法律审判和迫害前花旗集团董事长桑迪·韦尔之类的事。他还说与香港政府的“七年”官司使他身无分文。采访就这样结束了。

[18]汉妮·桑德尔：《侨民大飞跃》，载《远东经济评论》，1996年5月9日。

[19]伍德先生常讲的话。

[20]这很容易发生。怡和洋行曾考虑购买股票，但亨利·盖西克认为李嘉诚作为商人缺乏一种持久的力量。他错得多离谱！

[21]法庭的发现，见http://www.idt.gov.hk/english/doc/internationcityreportvol1.pdf。

[22]前面提到过，和记电讯国际公司的红利只付给优先股，所以许多小股民都没有红利。

[23]约翰·理查森——和记电讯国际公司首席执行官——有一次在董事会上清楚地表达了他对红利的愤怒，但从没公开过。

[24]聘请莫瑞之前，李嘉诚一直想请杜辉廉管理和记电讯国际公司。那会是多糟的主意。

[25]作者采访，于2005年12月20日。

[26]海姆洛克的日记：http://www.geocities.com/hkhemlock/papers.html。

第五章
如何成为教父之四：银行、贪婪的银行以及资本市场的乐趣

我认为，对我们的自由而言，银行业机构比现役部队更加危险。

托马斯·杰斐逊，1802年致美国财政部长的一封信

除了拥有寡头垄断下的许可证与特许经营权之外，东南亚教父还需要另一个必备条件：获得资本的机会。在后殖民时代，由于三个发展，当地企业家获得“资本”第一次变得容易了。第一个发展，是当时银行在贷款做法上的变化；第二个发展，是与权贵有关系的大亨们被准许开设自己的银行，这种银行成了典型的贪婪的私人银行，虽然在这种银行里存的是他人的金钱；第三个发展，是该地区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

在殖民统治下，最束缚当地商人的事情之一是取得合理利率的贷款。欧美银行对贷款给亚洲商业界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他们更喜欢给有信用证和其他证明的国际贸易公司提供资金，而当他们真的贷款给当地人时，贪婪的买办就要求获得回扣。当时在这个地区，已经有了几家华人和泰国人开办的银行，但他们在贷款时极其保守。因而，很多当地商人只能转而向传统的放高利贷的印度放债人借款。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起，两家更具进取心与创业才能的亚洲银行开始改变这种格局。这两家银行就是总部设在泰国的盘谷银行与总部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

这个领域的开路先锋是陈弼臣掌管的盘谷银行。陈弼臣的父亲是潮州人，母亲是泰国人。他本人谙于商道，在战争时期还进行过黑市交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陈弼臣被招入盘谷银行。盘谷银行是在泰国皇室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因经营不善濒临倒闭。起初，他在那里当买办，后来当了总经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陈弼臣在战后的泰国建立了与政治密切联系的商贸公司，而盘谷银行是最核心的。1947年军事政变之后，他增选了陆军元帅屏·春哈旺、警察总长炮·是耶暖等领导人家族为其公司的股东和董事，并重组了盘谷银行，使政府成了银行最大的股东。作为回报，政府向盘谷银行注入了大量的国家资本，授予他黄金和外汇交易的权力——几乎是垄断权，让他承担所有华裔工人的汇款业务，并且还保护他免于竞争，使他拥有庞大的客户基础。像所有最成功的教父一样，陈弼臣超越了华人群体的区域观念，吸纳泰国国立法政大学优秀的华裔泰国大学生（纯泰国人更喜欢在国家行政机关里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海南人布恩洙·鲁昂基特[1]。他在1957年陆军元帅沙立·他那叻发动政变之后，救了陈弼臣的命。陈弼臣马上聘请沙立为顾问，并且指定他的内务部长、陆军元帅巴普·乍鲁沙天为盘谷银行的主席，但是他与被驱逐的屏·春哈旺和炮·是耶暖的关系使他深感不安，只好离开盘谷银行，流亡香港，直到1963年沙立去世才回去。在陈弼臣流亡期间，布恩洙在精心挑选的管理干部的支持下，经营着盘谷银行。有一个事实很好地说明了这些管理人员如何有效地操纵了商界和政界：1980年，盘谷银行董事会出了三个泰国副总理和两个泰国议会议长[2]。但是这些管理人员也是有商业冒险精神的商人，他们在泰国引入了长期储蓄和农村信用贷款。

陈弼臣创建了东南亚最大的、并且是完全赢利的银行。1973年的国际货币基金报告说，盘谷银行的特权地位使它的资本收益率达到了100%（该消息由陈弼臣的副手提供）[3]。但是无可争议的是，盘谷银行里越来越多的存款在泰国是不能以最佳利率贷出去的。陈弼臣彻底变革东南亚银行业的地方是：他亲自往返穿梭于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和雅加达之间，考察、吸引公认的新一代后殖民地大亨。有位亿万富翁回忆道：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获得了一份进口替代交易的许可证，急需资金，到处筹款。后来听到有关陈弼臣的事，他决定去拜访他。但陈弼臣却答复没必要——他来见客户。“对东南亚的中国商人而言，陈弼臣是个重要人物，”那位大亨如是说，“他打破了当时高度保守、高度殖民主义化的银行系统”[4]。

陈弼臣给予香港地区以外的重要大亨资金上的支持——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泰国的谢国民家族，也支持着新加坡和香港的其他玩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的2/5的银行收入来自超过12个泰国境外的分行。大亨们对陈弼臣的印象很好：“他绝对是个有魅力的人——大概有六个情妇。”[5]陈弼臣旅居香港时熟悉他的一位亿万富翁怀旧地回忆道。另外一位则称他是“厚实的花岗岩”[6]。陈弼臣也是一个典型的非道德的大亨。通过向瘾君子炮·是耶暖以及其他涉足毒品交易的政客提供资金，他与泰国海洛因交易有密切的联系；据他的一位朋友透露，他的私人投资里还包含了相当一部分的妓院经营。

大亨们都是赚钱机器，因此没有人会对陈弼臣作出评价。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起，他的星光以及盘谷银行的星光，开始黯淡。陈弼臣在1988年去世前一直受着病痛的折磨，沉迷于酒色（尤其是白兰地酒）使得他的病情不断恶化；与此同时，只给华裔未来大亨提供资金的他没能把盘谷银行建设成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银行。虽然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做的已经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了，但这一切还不足以使盘谷银行一直保持上升趋势。陈弼臣对于所有华人来说已经具备了一个银行家所应有的世界主义的意识，但还不足以去创造一个真正亚洲的乃至国际性的银行。而他去世后，盘谷银行的管理权落到了他的孩子而不是他所培养的管理者手上。陈弼臣，一位出色的社会变色龙，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民族同化和“泰国性”表现在他要以泰国方式进行火葬（中国传统是土葬），由国王亲自点燃柴堆。而在他的鼎盛时期，他作出的承诺远不止这些。

汇丰银行的由来……

深化金融改革的重任落在了殖民公司身上。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放弃了其在上海的核心经营，退到了香港。香港人所称的香港银行（即汇丰银行）向许多到香港重新开始经济事业的上海制造商提供了资金。但是，从本质上说，它仍然是殖民银行。直到20世纪60年代，银行还在雇佣能够为当地商人的借款提供担保的买办。管理业务的几百位外国经理几乎从不会见华人企业家，也不直接对他们的信誉度进行评估。这些外国经理只处理其他移居国外的居民的金融事务。

但是，与家族控制的英国商行不同，香港汇丰银行的所有权很分散——它只允许每人至多拥有1%的股份，还有它的管理者可以一直升到最高职位。可能就是这点，促使战后主要管理者对新一代越来越显示出富有的华裔大亨产生了进一步的兴趣，并且支持他们接管已经削弱的殖民公司。一旦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当地教父作为香港最大的商人是汇丰银行发展的关键人物，种族偏见就消失了。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政府的中央政策组的领导人顾汝德写道：“它（汇丰银行）负责将英国公司有序地、高利润地转换成了中国公司。”[7]但这并不意味着汇丰银行是一个完全自由市场主义者。它与殖民政府的关系是首屈一指的，这使得它处于唯一的特权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建立了香港金融管理局，但在这之前汇丰银行一直是事实上的中央银行[8]：发行货币、扮演着票据交易所的角色、无息使用银行系统中的盈余资金、替政府理财、了解其他银行的事务。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78年，汇丰银行一直享有延期偿付权；20世纪90年代前一直受到利率卡特尔的保护；而且1965年在政府支持下，汇丰银行接管了当地一家银行——恒生银行。这样汇丰银行的存款金额大约占了香港存款的50%。汇丰银行的突出成就甚至比陈弼臣在泰国的盘谷银行还要大，像陈弼臣的盘谷银行一样，汇丰银行也把它自己的资本投资于它客户的企业或公司，还把大量的存款贷给客户。通过这种方式汇丰银行成了香港大亨的支柱。

香港战后的两个主要的大亨，一个是逝于1991年的包玉刚，另一个是李嘉诚，他们都是通过汇丰银行一下子从普通大亨变成了有杰出成就的大亨。汇丰银行与包玉刚的事情是这样的：汇丰银行决定与包玉刚一起投资航运，向他提供资金，从而使他成为世界领先的私人船只的拥有者。包玉刚来自内地富有的家庭，1949年和家人来到香港之前，已在制造业、保险业和银行业有了相当多的经验。包氏家族成功地带出了好大一部分家产去香港。20世纪50年代早期，也就是在1955年他买第一艘货船之前，包玉刚仰仗朝鲜战争，在殖民地的香港建立了进出口公司，做得十分成功。1955年进入航运业后，他渐渐体会到这是一项极好的投资项目。那时，日本政府为了扶植造船业，向外国人出售为期约8年、利率固定的出口信用证书，也就是贷款，共占造船成本的80%。同时，战后经济繁荣的景象意味着日本的大型贸易公司——综合商社，愿意签署长期包租合同，一般都是长达10年以上的合同，以获得雇佣廉价外国船员的外资船只。最主要的是，有可能让与贸易公司有业务关系的银行出具租赁者业绩的保证函，使租赁更加可靠。当这些东西都凑齐后，它们就构成了一桩大买卖。包玉刚能在日本造船，用日本政府的钱来付大部分的费用，然后把它们长期出租给那些租金受日本银行保证的公司。租赁结束后，船就完全属于他了。正如他的奥地利大女婿、本格森环球航运[9]的董事长苏海文所说：“只有银行家的脑子才能看见利用政府的慷慨的机会。”[10]

包玉刚的问题是他没有银行。他有能力支付新船20%的首付款，但是为了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得到真正的好处，他需要更多的钱。汇丰银行决定支持他，这是至关重要的。在随后的年月里成为银行主席的杰克·桑德斯和盖·塞尔促成了这笔交易，因为他们在银行贸易财务部门工作时就对他有所了解。对移居国外的经理来说，直接与华商打交道是很不正常的。“他们仍然歧视有色人种。”苏海文说[11]。但是，包玉刚自学英语、有银行工作经历并且还很富有，这就完全不同了。而在日本投资从来就不会亏损。汇丰银行继续向包玉刚提供资金，购置船只，后来又与包玉刚平等投资创办了三个合资航运投资公司[12]。到1979年，包玉刚拥有了202只总载重量超过2000万吨船只的船队。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船队，远远超过了希腊奥纳西斯和尼阿科斯船队的总和。汇丰银行从与包玉刚愉快的合作中得到了相当大的利益。1971年，包玉刚成了汇丰银行的第一位华人董事，后来又成了汇丰银行的副主席。他的职位标志着一种新的趋势的开始——将会有更多的上升中的华人大亨加入汇丰银行董事会。

正是在汇丰银行的帮助下，包玉刚成功地侵入了其他一些英国人控制的生意，这确实动摇了香港有关机构的根基。20世纪70年代后期，包玉刚卖掉了大部分船队，为以后其他各种投资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包玉刚投资香港怡和集团旗下的香港九龙码头货仓有限公司且逐年扩大投资。1980年，香港怡和集团决定甩掉包玉刚，因此开出了收购香港九龙码头货仓有限公司的价格，包玉刚听取了投资银行部门瓦德雷的建议，从汇丰银行贷款，以超过香港怡和集团的出价收购了香港九龙码头货仓有限公司。几年前，华商根本不可能从香港怡和集团那里拿走任何东西。但是在汇丰银行的帮助下，包玉刚做到了。证券交易所同意包玉刚无须为他还没有拥有的香港九龙码头货仓有限公司的股份作出一般报价，这表明他已经成为真正的圈内人士了。1985年，他又控制了另一家英国商行——会德丰洋行。曾经不可一世的香港怡和集团被汇丰银行和华商的联盟吓坏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花了许多时间进行昂贵的改革重组，以防止他们的利益受到进一步威胁。

那些所谓的高贵的商行应该感到恐惧，因为汇丰银行进入了最积极进取的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汇丰银行用自己的资金加盟包玉刚的航运事务，对包玉刚的船行生意来说这笔资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汇丰银行还拥有太古集团旗下的国泰航空1/4的股份，以及另一个陷入困境的英国商行和记黄埔1/5的股份。银行在处理这一最后投资项目时与教父建立了超过包玉刚的重要关系。

这件事情发生在最浮夸、最具争议的沈弼任汇丰银行主席（1977—1986年）期间。沈弼比前任领导人具有更多的处理交易和决策的经历。按照汇丰银行的标准，他是个华而不实的人，而且许多人说，他是一个贪婪无比的家伙。他给汇丰银行留下了看得见的印记——他请诺曼·福斯特设计，不惜一切代价建造了汇丰银行现在的总部，其造价比旁边的中式建筑的银行多出了四倍，虽然面积没它大。沈弼还很奢华地装修了银行为其提供的住处，香港山顶别墅“天比高”。出于战略性的考虑，他开始实施让汇丰银行全球化的计划。1980年他成功收购了纽约州北部地区的海丰银行，还收购了两家英国商业银行。他还试图收购苏格兰的英国皇家银行，但是没有成功。但是香港人记住他是因为他和李嘉诚的关系。当沈弼在没有竞标的情况下，直接把和记黄埔的控股权卖给李嘉诚的时候，他认准了李嘉诚将要取代包玉刚，成为首席教父。

20世纪70年代初，汇丰银行对和记集团及其以前的子公司香港黄埔船坞公司进行救市，因而取得了和记集团的控股权。与25年以后的百利集团一样，和记集团在印度尼西亚从事高风险的租赁业务，因经营不善而垮掉了。汇丰银行向更名后的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提供资金，取得了22%的股份，任命澳大利亚人比尔·韦利为经理，希望他能使公司恢复往日的辉煌。沈弼任汇丰银行主席两年后，他决定卖掉这个已经复苏的公司。但他没有向有明确购买意图者——怡和集团、太古集团或者当时的船运大亨包玉刚推销这家公司：前两者是两家最具影响力的英国商行，包玉刚则是汇丰银行的华人大亨合作伙伴。相反，他以非常慷慨的价格把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卖给了李嘉诚。比尔·韦利估计，6.39亿港元的成交价还不到组成和记黄埔地产集团所有公司净资产的一半，还说他列出了会出更高价格的购买者。20多年后，韦利回想起说：“对李嘉诚来说，这不愧是一笔漂亮的买卖。这家公司的折卖价值比他出的价多出两倍以上。”[13]此外，李嘉诚还获得了延期付款的特权，进一步降低了实际价格。

无招标的低价销售引发了许多问题。但是从战略水平上来讲，把和记黄埔地产集团卖给李嘉诚的决定并不是没有道理的。1979年，成功收购和记黄埔地产集团后，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已经是仅次于怡和集团的香港第二大房地产公司。此后，和记黄埔地产集团原有的资产确保了李嘉诚迅速上升为首席教父。他拥有了集装箱货港卡特尔的领导地位和香港岛上价值不菲的土地，百佳和屈臣氏使他在双头卖主垄断零售行业里的超市和药店也有一席之地（另一个是怡和集团）。简而言之，李嘉诚加入了香港经济那种舒适的殖民商业群体。他早已与汇丰银行有业务往来，但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依然按他们的方式行事。“李嘉诚对汇丰银行的支持，是把他所有的商业事务都通过汇丰银行来进行。”李嘉诚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说[14]。随着汇丰银行不断加快吸收华人非执行长官的步伐，李嘉诚是继包玉刚之后又一位汇丰银行的非执行副主席。这向其他的教父传递出一个信息：银行也愿意为他们提供资金。

沈弼和其他重要玩家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比如新世界集团的郑裕彤。除了怡和集团的凯撒克家族，人人都很高兴。汇丰银行巩固了其在东南亚金融中心所占据的资金提供者的主宰地位；华人大亨们被允许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强行进入殖民者的垄断行业；而当地经济最根本的卡特尔结构仍然保持完整。1986年沈弼退休时，李嘉诚借此将一个约1米高的新汇丰银行总部的纯金复制品作为告别礼物送给了他，以表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希尔顿酒店就餐的贵客对李嘉诚如此高调地表示感情惊奇不已[15]。其中一位在场的客人开玩笑地说，雕像肯定会在沈弼的英国庄园里“熔化”掉。

充当新大亨的后台老板确保了汇丰银行在战后香港的重要地位。所有的大富翁，甚至像霍英东那样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在理论上结束了与英国机构的联系的亿万富翁，都与香港人简单地称为“银行”的汇丰银行有着主要的业务联系。当然，有了挑选胜利者的能力也并不能保证不犯错误、不干傻事。在沈弼任职期间，有位骗术高超的骗子居然骗了汇丰银行的主席。他就是在马来西亚出生、在新加坡破产的陈松青。陈松青于1972年抵达香港，而且在签证过期之后，又逗留了11年之久。凭着借来的钱，以及一些贿赂和厚颜无耻的行径，他创立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香港“最热”的投资公司——佳宁集团。陈松青的运作方式反映在用昂贵的艺术品和厚实的东方地毯充塞的一个饰以镶板的办公室上。他雇佣了一批鬼佬帮助他照看公司，这使他更像教父。他最大的财政来源是马来西亚政府的土著银行在香港的子公司。而陈松青在当地的重要靠山，是他称为“迈克伯父”的人。沈弼完完全全被陈松青骗了。他请他到香港赛马场的私人包厢，并把香港的主要商人介绍给他。汇丰银行向陈松青提供了大量的贷款——沈弼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宣称总数不到2亿美元。同样重要的是，沈弼和汇丰银行对陈松青的认可促使许多欧美银行也去支持他。佳宁集团在香港房地产市场下跌之中崩溃，负有13亿美元的债务，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破产事件。该事件既直接又间接地有力证明了汇丰银行在香港分配资本的权力有多大。

1986年沈弼退休成为一名英国贵族，回到了罕布什尔庄园，丝毫没有被陈松青破产刑事调查所困扰[16]。但是，银行的一名高级官员承认，“他管事期间”，银行的名誉遭受了一定损失[17]。沈弼与陈松青及澳大利亚人艾伦·邦德（另一位后来进了监狱的准亚洲教父）的亲密关系以及他对商务礼物的胃口使他的部分伙伴深感不安[18]。“他收集滑稽有趣的手表。人们时不时送他手表。”这位同事回忆道，暗指沈弼庞大的钟表收集量[19]。2001年，沈弼在拍卖会上以仅仅超过1300万美元卖掉了他所收集的手表，又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起了手表。不管他的个人弱点有多大，不管他为什么不招标就把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卖给了李嘉诚，反正沈弼结束了始于汇丰银行支持包玉刚的香港经济的转变。自此以后，两家幸存的洋行——太古集团以及大不如从前的香港怡和集团，会与一群华人大亨共享香港的经济权力。这是由香港资金分配最高仲裁人汇丰银行的决定所导致的。

总是说“是”的银行

新加坡与香港的经历有些相似，资金的使用权限基本上取决于四家大银行。不同的是在四大银行的背后只有一个李氏家族，直接和间接地控制着这些银行。政府在1973年停止发行全权的银行执照，限制外国银行的业务，而且要求地方性银行在推出新产品和接管时，提出申请。最大的地方性银行是国有的新加坡发展银行（DBS）。其他主要银行，如华侨银行（OCBC）和大华银行（UOB，于2002年接管了第三大私人银行，海外联合银行），由英国化的家庭经营，他们有着相似精英背景，且与李光耀有着深厚的友谊。结果是新加坡的非银行业的教父，强烈地意识到（虽然谈不上感激）如果要使贷款畅通无阻，就必须与李氏家族站在同一条线上。例如，当黄廷芳家被邀请参加由李氏家族组织的聚会时，父亲、在新加坡的儿子黄志达和在香港的儿子黄志祥，会放下手头的一切，一道前来参加。李光耀非常懂得独立后控制新加坡财权与政治权力的重要性。

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为资金使用权的斗争各有不同。与香港要求抵押给权威性的第三方的银行机构不同，也与新加坡统治者支配下的银行体系不同，主要大亨劝说他们的政治庇护者，让他们自己开银行。这必将导致财政危机。但是，政府还是签字了。部分原因是长期以来国家银行业绩极差，似乎总是腐败的受害者。政策制定者认为教父银行会比普遍存在的私人银行好，这真是很奇怪的想法。当然，银行许可证的分配是该地区最丰厚的贿赂的来源。菲律宾是第一个在银行管理上出问题的国家。

菲律宾大亨第一次有意识地滥用银行体制是在美国统治时期。1898年，美国赢得了西班牙与美国的战争，多少有点意外地当上了殖民者。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把相当多的权力移交给了当地的精英。从1916年起，菲律宾人控制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管理着许多国家事务，美国总督只对其进行有限的监督。与此同时，美国建立了资金雄厚的菲律宾国家银行（PNB），支持菲律宾的现代化发展。这个银行拥有政府存款，发行纸币，还进行外汇交易。不幸的是，移交的政治权力和资金雄厚的大银行的结合被证明是个糟糕的结合，因为菲律宾虚弱的官僚体系无法约束商人出身的政客。一开始，菲律宾国家银行的贷款业务就带有政治倾向，贷款被有政治庇护的农业家族所获得。银行的董事和他们的合伙人，也在最大的贷款者之列。当政府存款和放在纽约的外汇被借光时，准中央银行的菲律宾国家银行印制了更多的钱，提供了更多的贷款。1921年，权力下放5年后，当地的大亨不仅减少了菲律宾国家银行的财产，使它濒临破产，而且还逐渐损害了菲律宾的货币，使中央政府处于破产的边缘。

这只是一个开始——一个由大亨引发的惊人开端，是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一些事情要发生的预兆。在这时期，金融界的重心转向创立新的私人银行，同时从法律上约束外国银行的业务。私人商业银行的数量从19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一家增至1965年的33家。保罗·胡奇罗夫特，研究菲律宾经济体制的一流学者，评论道：“几乎每个主要家族都进入了银行业。”[20]政府已经成了商业寡头统治的玩物，它通过降低资本要求、国家存款、中央银行再贷款和保证外汇交易，支持这些新银行。与此同时，那些操纵银行的家族却把钱从银行拿出来借给他们自己的公司和朋友的公司。1978年，前任中央银行总裁格雷戈里奥·利卡罗斯告诉《远东经济评论》：“一般的菲律宾银行家从事银行业不为银行本身的利益，他们利用银行从事相关联的生意。”[21]

在菲律宾，没有人曾因为不合法的关联贷款被成功地起诉，但每个银行危机还是与它有关。这种危机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后就没有停止过。1964年，菲律宾第三大私人银行共和国银行发生的挤兑事件意味着危机的开始。有政治背景的银行的贷款业务量能不断快速增长，是因为它的一半储蓄是政府的资金。大额贷款在没有充足或根本没有抵押品的情况下被扩大，而约一半的大额贷款人是银行理事会成员。挤兑事件发生后，共和国银行几乎破产，中央银行下令菲律宾国家银行对其进行接管。但是共和国银行的大股东，酒业和木材业大亨巴勃罗·R·诺曼却有不同的想法。他在1965年的国会选举中被选为议员，当上了银行、货币和企业议会委员会的主席。他就中央银行对共和国银行的处理，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他以中央银行的做法——“主观任意的”——为依据，打赢了一系列官司。他于1968年重新担任共和国银行的行长。同样，最高法院否决了对大亨埃梅里塔·拉莫斯经营的马尼拉海外银行的资产清理的请求。该银行因为巨大的圈内人士借贷和其他违规行为而于1967年被中央银行接管。

在马科斯军事管制年代，对银行的滥用现象越来越严重。在承诺使国家摆脱“只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寡头统治”[22]后，马科斯和他的圈内教父获得了一打银行的控制权。菲律宾自那以后的最高教父陈永栽，控制了在濒临破产的万通银行基础上建立的联合银行。万通银行因大股东过度借贷引发1976年的挤兑事件而濒临倒闭。常与马科斯联合投资的陈永栽和合伙人一起在1977年的一场只有三天通告的拍卖会上买下了万通银行。1990年，菲律宾廉政委员会声称他只花了不到万通银行那时估值的1%[23]。然后陈永栽得到了新的银行许可证，万通银行更名为联合银行，继续从中央银行贷款和中央银行对国外借贷担保中获利；不到两年，它就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三大银行。

与大部分马科斯的密友不同，陈永栽至少以前就证明了他的商业才能。马科斯在菲律宾法学院的同班同学罗伯特·S·贝内迪克托，是马科斯最喜欢的高尔夫搭档和多家企业的挂名负责人，他先被任命为菲律宾国家银行主席，后来又获准接管两家私人银行。他和他的朋友掠夺了这三家银行的所有财产；其中一家共和国种植者银行，居然有一半用于贷款的资金来自于中央银行[24]。伊梅尔达·马科斯大表姐的丈夫赫米尼奥·帝斯尼也被授权管理两家银行。这两家银行的资金使得他从1969年的一间办公室、一个秘书、一个送信者，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由50家公司组成的集团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石油化工、核能等[25]。

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债务缠身的菲律宾政府拖欠外国贷款导致几家银行倒闭时，菲律宾发生了这样的怪事[26]。1986年马科斯逃离菲律宾后，阿基诺政府发行了高回报国债，并提供额外的低息政府存款，从而使银行体系摆脱了困境。这种做法的代价在1993年凸显了出来——老的中央银行倒闭，勾销了120亿美元的账目，全部由国库承担，也就是纳税人来承担。20世纪90年代中期支付这笔债务的年利息总额超过了菲律宾的医疗预算[27]。那些没有随马科斯逃走并躲过了菲律宾廉政委员会调查审问的大亨，如罗伯特·S·贝内迪克托和赫米尼奥·帝斯尼，后来发现有了政府资金，他们的银行复活了，能够执行卡特尔定价，使他们20世纪90年代的利润超过了亚洲其他银行。尽管菲律宾有马科斯等人特准的贸易生产卡特尔和垄断，保罗·胡奇罗夫特还是认为，银行一直是“这个国家特权和利益的坚强堡垒”[28]。

一群出色的银行家

印度尼西亚的银行掠夺与前面的国家有所不同，单单亚洲金融危机前被允许营业的银行的数量——240多家这一点，就令其非常突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尼西亚每一个大企业以及许多小一点的企业都有一个专业银行，从而导致了无节制的关联贷款，最终引发了1997—1998年的金融体系大崩溃。不仅一般的教父有银行，苏哈托的孩子也有银行，替苏哈托收集贿赂的基金也有银行，军队里不同的派系也有银行。

印度尼西亚的一堆银行起源于想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的良好意愿。与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一样，独立后的印度尼西亚国家银行也有长期存在的问题，那就是银行在教父和腐败的政客操纵下，向并不值得贷款的投资项目提供资金。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银行贷款有1/5收不到利息或本金，或两者都收不到，而且20世纪90年代，情况进一步恶化[29]。政府中的治国专家坚持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撤销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引入更多的以赢利为目的的私人银行。但不幸的是，撤销监管是在没有强有力的规章制度的情况下进行的，更糟糕的是，后来制定出来的制度常常得不到执行。新银行的入会入行费只需1200万美元。大部分银行很快就收回了投资，并把少数股权在雅加达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从而募集到了更多的资金。从198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约有120家新银行开业。这些银行根本不是设法给予股东最大的回报，而是成为控制他们的教父的廉价资金来源。中央银行根本不强令限制关联贷款，而且也未能有效地规范他们从国外贷款。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不久，调查人员披露超常程度的贷款给了教父银行中的姐妹公司。林绍良的中亚银行给附属公司的贷款占了约60%[30]，而法定最高限额为20%。另一家最大的私人银行是林德祥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商业银行，附属公司贷款超过了90%。林德祥的妻子非常喜欢贝聿铭设计的位于香港的中国银行摩天大楼，要求这位华裔美籍设计师在雅加达建造两幢并排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商业银行大楼。这一超大建筑物的第一部分现在仍然可以看见，一对混凝土建筑物残迹向上挺立着，就像两个巨大的烟蒂。

20世纪90年代就有许多迹象暗示了印度尼西亚银行的下场。印度尼西亚第二富商谢建隆的长子谢汉石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使他的银行成为印尼十大银行之一。他把银行的大部分资金贷款给他自己，挥霍在东南亚各投资项目中。1993年初，苏玛银行倒闭，留下了7亿美元的债务，这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31]。谢汉石使他家失去了对印度尼西亚的主要汽车行业——阿斯特拉企业的控制权，并使他父亲在富行榜上的排名急剧下降。但是其他教父收购了谢家资产，中央银行在它的账面上多了一笔债务，而其他一切照旧[32]。1994年，七大银行之一的工业银行因承受不了政治主导的借款，倒闭了。1995年，原国家石油领导人伊卜努·苏托沃家族控制的中型私人银行太平洋银行破产了，因为替10亿美元的高收益的海外商业票据担保，而该商业票据主要是为其他家族企业投资提供资金。中央银行对其进行了经济援助，当然，用的是纳税人的钱。

依据事后认识，1997年印度尼西亚爆发金融危机，应该是不足为奇的。在苏玛银行倒闭前管理租赁业务的格雷格·西里奥斯评论大亨说：“人人都有一个或两个银行，他们一下子被推到了他们无法应付的位置。”[33]凯文·欧诺克——前雅加达证券交易商，就金融危机发表过一篇重要的文章，他的意见更深刻、更长远：“从印度尼西亚银行系统的现状来看，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对几十年的错误行为的一次性清算。”[34]然而，在菲律宾，有银行的教父的银行，特别是有大银行的教父，受到了政府的保护，因为政府不敢让他们破产。随着1997年11月印度尼西亚的金融危机不断加深，大亨银行家们要求并得到了中央银行的贷款，以应对出现的提款热浪。至少有2/3的贷款给了四位教父的银行：林绍良、林德祥、穆罕默德·鲍勃·哈桑和奥斯曼·阿特玛查雅[35]。审计员随后发现，中央银行的贷款总额共达45万亿印尼卢比（约140亿美元），大约是那段时间他们银行支付提款的三倍。可能的解释就是，教父们把大部分中央银行贷款的余额用来购买外汇了（促使危机高潮时卢比汇率下跌），从而将他们的财富转移到境外，特别是转移到新加坡。毫无疑问，教父们宁愿危机从没有发生过，但是当它发生时，他们与银行的关系就为他们的利益提供了一个保险政策。当尘埃落定后，银行重组局被安排接收大亨们的资产，来偿还欠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务，然而这些资产的价值却值得怀疑。其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林德祥上交了一个巨大的河虾养殖场和加工厂，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估价18亿美元。两年后，银行重组局的财产评估员写在评估书上的价值是1亿美元。2004年，银行重组局放弃了清理金融危机的努力，总注销坏账为560亿美元。司法机构几乎拒绝了所有起诉债务人的案子。

钱在哪里

“我抢劫银行是因为那里有钱啊。”这句话源于大名鼎鼎的美国银行抢劫犯威利·萨顿，却是对许多亚洲教父职业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大亨们因滥用私人和公共银行而造成的巨大损害，由于该地区异常严重依赖银行融资而加重。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国家的银行贷款占所有金融资产的1/2到4/5，而美国只占了1/5。危机发生前10年里，随着普通储蓄利率的提高，这些国家的银行存款平均每年递增20%以上，正是这些不断增长的银行存款支撑着这些庞大的贷款。公式很简单：老百姓把他们的钱放进银行，教父把钱拿出来给自己的投资提供资金。在1986年到1996年期间，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菲律宾的贷款增加了6倍。

如果股票、债券、租赁以及其他证券以欧美方式运行，那么金融系统就会安全得多。正如下面将要看到的，这个地区的产权投资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扩张很快，但是相对而言，它们还是很小，而且被圈内人士严重操纵。债券市场的重要性只有发达国家的1/10。这有很多原因，但是最简单的是，东南亚的经济贵族从银行弄钱实在太容易了。世界各地的商业银行都存在着很多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米勒称银行是“一个易于引发灾难的19世纪新技术”[36]，但是在东南亚这样的环境中，银行是一场注定会发生的灾难。

也许最文雅、最绅士的银行资源掠夺者，是受人尊敬的新加坡教父邱德拔。他死于2004年，在许多方面都是典型的大亨。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是邱扬升（音译）的儿子。邱扬升曾经投资了数家新加坡客家人的银行，1933年这些银行并入了华侨银行。邱德拔始终尽力展示他崇尚简单的品位——穿便宜的衣服，在小摊那里买中饭，但是同时却拥有一队劳斯莱斯、马自达和宝马轿车。从一开始，邱德拔就在华侨银行工作，后升任为华侨银行的副总经理，然而他却从未得到华侨银行的控制权。1959年他离开华侨银行，在吉隆坡创办了马来亚银行。这个银行发展相当迅速，六年内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开办了100多家分行。大部分资金都被邱德拔借去，用于他自己的个人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包括他在新加坡的大旅馆投资项目。有谣言说邱德拔把银行的钱都贷给了他自己，从而导致了1966年华侨银行的挤兑事件。马来西亚政府因此强迫邱德拔放弃控制权。

后来邱德拔在文莱建立了另一个银行企业。1965年他说服了那时的苏丹奥玛尔·阿里·赛福鼎三世（现任苏丹的父亲），让他在文莱创办文莱国家银行。许多皇室成员都成了银行的小股东。这是这个小国唯一的落户银行，但极其缺乏监督。邱德拔马上从银行借了大量的资金用于他在新加坡、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房地产。这样持续了20年，直到1986年苏丹奥玛尔逝世。苏丹奥玛尔的儿子雇佣了美国的调查人员，查国家银行的账。邱德拔公司的贷款大得惊人，新任苏丹因此关闭了这家银行。邱德拔设法避免了被捕，可能是因为他仓促卖掉财产，和财政部达成了协议。他的长子邱万福——曾经的银行主席，在监狱里待了两年。对邱德拔的银行冒险经历的最大的讽刺就是，国家银行被关闭的那年，他在英国的渣打银行投资了3亿美元。那笔在正规银行的投资，在他去世时已达到了27亿美元，这也是他的主要遗产。他还保住了他在新加坡的许多房地产股份，包括良木园、约克地产、奥丽马哥孛罗酒店、乌节广场酒店以及假日酒店。

然后就有了证券市场

东南亚有极高的储蓄率，大部分都流入银行变成了存款，由特大的银行体系支配，以至导致教父滥用银行资金。而当地银行内部人员的操纵与亚洲金融危机之间有着相当直接的联系。东南亚的过度储蓄的特点也解释了一些权益投资者的疑问：尽管经济迅猛发展，但为什么东南亚长期的证券市场的回报还是那么的微薄？1993年，大量国外资金流入，使当地的资本总额在一年内增加了约2.5倍[37]，但从那时起，该地区所有市场的美元计价的回报率加上红利再投资（投资者所称的“总”回报）一直比伦敦和纽约那些成熟的证券市场低，而且只有东欧和拉丁美洲新兴市场的零头[38]。从1993年开始到2006年年底，泰国和菲律宾的美元收益实际上都是负的；它们的证券市场毁灭了资本。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美元收益要比把钱存入利息很低时的普通银行还要低[39]。新加坡的收益要比伦敦或纽约少一半以上。只有香港的证券市场接近发达国家的证券交易市场的收益，但是也只有拉丁美洲的1/2和东欧的1/3。20世纪80年代末，证券交易市场的业绩好了一些，但这对大部分投资者没什么影响，因为当时的东南亚证券交易所非常小，基本上没有从国际货币管理者那里获得资产分配。即使回到1987年底，当亚洲新兴市场接受了已普遍使用的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时，除了香港，所有东南亚证券交易所的业绩都不如美国和英国的产权投资市场[40]。

东南亚股市令人失望的收益，几乎可以肯定部分是受该地区存放在银行的超大量储蓄的间接影响。这降低了借款人的资金成本——尤其当借款人控制银行时——并减少了资本的总收益。反常的高储蓄率和趾高气扬的银行使整个亚洲遭受了灾祸，也降低了整个地区的股市收益。在发展中的东北亚、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股票的长期收益也一直很差[41]，不过东南亚更差。在东南亚，大量的私人储蓄都集中在银行里，而银行又极其缺乏监管，这样资本市场便没有什么压力让投资者得到像样的收益。换个角度看，当你可以从自己控制的银行里获得所需的资本，同时实际利率几乎为零时，为什么还要努力工作提高公司的股票价格，给人家分红？东南亚最佳的股市收益来自香港，这毫不奇怪，因为在东南亚地区，香港的银行系统最受商业利益的驱动，即使包玉刚和李嘉诚的成功受惠于他们与受重点保护的汇丰银行的关系。正如上文所述，每个股东至多允许拥有1%的汇丰银行的产权，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汇丰银行是唯一的来自东南亚的世界性银行。

当人们思考为什么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那么高，而股市收益率却那么低时，记住这一点也许有用，那就是上市公司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情况。这确实有点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证券交易所里的上市公司有科技型的出口公司、保险公司、零售业等，更不要说伦敦和纽约的证券交易所了。但是推动东南亚经济起飞的出口业都被跨国公司控制着，而这些跨国公司并没有在它们的东道国上市；同样，从该地区低廉的制造成本中获得了丰厚利润的全球性零售商也没在它们的东道国上市。相反，东南亚的市场被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少数大玩家，即我们的教父主宰着。香港更是如此，虽然香港确实至少拥有少数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如汇丰银行。如果把中国内地的10家公司从恒生指数中除去，剩下的24家公司里，有8家是大亨的房地产公司[42]，4家是大亨控制的公用事业。其余一些公司都是教父的——李嘉诚家族单独控制着5个恒生成分股。换句话说，在东南亚买股票，基本上就是买教父的股票，投资者是不可能接触到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外贸和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的。这是东南亚股市总是令投资者失望的另一个原因。

最后，东南亚的教父并没有因为把小股东的股权转移到自己的名下而感到羞愧。股市为那些大亨的“才能”提供了一个卓越的舞台——复杂的财务工程、公开招募资金的公司和私人公司之间难以理解的相互作用，以及及时散布内部消息以操控个股的潜在可能。20世纪70年代初期，第一个伦敦经纪人来到香港，引发了该地区第一个巨大的投机泡沫。从那时起，消息闭塞的公众、教父和道德败坏的外国人的组合，很明显对小额投资者是很不利的。香港最早的股市崩盘确立了一代人对地方股市失望的衡量标准。1973年，恒生指数被抬高至3月最高点1775点，然后猛跌至150点。西蒙·莫瑞——当时是香港怡和集团的外籍新经理，很贪婪。他回忆那时的情景说：他在股市里投资了6万英镑，其中大部分的钱是借来的。而那时他的工资是2000英镑。股市到达顶峰时，他去滑雪了。有一天在斜坡上，他突然意识到他曾经收到的一份秘密电报——“BS156”——是指他买的巴特菲尔德与施怀雅公司的股票[43]，其股票价格长了9倍。他把滑橇板十字交叉，擦去上面的雪，想着这些钱，心里美滋滋的。但不幸的是，他还没度完假，指数就跌到了820点，他的航班到达香港之前，又跌到了420点。他说：“自从那次去过股票市场后，我好久没去那里。”[44]

威廉姆·蒲伟士爵士与沈弼不同，不是投机类型的。他清楚地记得那个时代大量的首次公开发行的说明书和相关的文书工作，这些文书妨碍了汇丰银行的正常运行。他说：“这极具象征性。首次公开发行的这几天里，有这么多的现金，人们根本不可能把它们放入银行。”威廉姆·蒲伟士企图租用香港岛的天主教大教堂，作为首次公开发行的受理中心，让狂热的投资者离开他的银行。但这家英国国教教堂拒绝在它那里从事商业活动。后来，他获得了香港花园街的圣约翰救护站的使用权，“希望爬坡会阻止人们”，当然这是不可能的[45]。

在这些滑稽可笑的逸事背后，却显示了典型的东南亚的故事——教父操纵一切，普通百姓丧失全部财产，而鬼佬走狗干着可耻的事情。1973年股市大崩溃的明显特征，用威廉姆·浦伟士的话说是，“伦敦经纪人把繁荣景象推至了极点”[46]。香港股市大崩盘后，1973年初上市的许多著名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都跌到了他们首次公开发行价的1/10或者更少，如香港长江集团和新世纪集团。伦敦经纪界最早和最重要的是维高达证券行。那时引导香港股票市场活动的伦敦交易所的三个高级官员后来都因与交易有关，成了被告，这确实说明了问题。杜辉廉——公立学校的同学称其为托西，因为对百富勤的倒闭负有一定的责任，最终被禁止在香港担任董事职位（从许多方面说，百富勤是20世纪90年代维高达证券行的一个再生产品，当时雇佣了许多原来的职工）。第二个人是袁朗达，维高达证券行的一名主管，后来成了汇丰银行旗下获多利投资银行的总经理。获多利投资银行原是与维高达证券行合作的一家合资企业，是沈弼建立起来的，其高级管理人员也由沈弼指派。1983年佳宁集团倒闭后，袁朗达知道自己会因收受沈弼的朋友陈松青的大量佣金而被起诉，因此逃离了香港。袁朗达逃亡了十年，后来在英国被警察逮捕。最终因收受陈松青450万港元，给他贷款以作回报，被判5年监禁，但通过上诉，他逃离了处罚，因为香港的终审法院引证了指控中的语法错误。第三个人杰弗里·柯里尔，是杜辉廉在香港的维高达最早的研究分析者之一，他在银行的职务上升很快，后来在伦敦的摩根格兰福银行工作，是股票方面的总负责人之一。那是个错误。在更为严厉的英国法院系统下，杰弗里·柯里尔于1987年成了英国第一个因为股票内幕交易被宣判有刑事罪的人[47]。他通过在维高达工作的老朋友进行了那桩内幕交易。维高达的丑闻事件并没有就此结束。20世纪90年代，几个从80年代起就任主管的人，因为内幕交易和其他罪行，或被指责或被宣判有罪[48]。有一点很清楚，在解剖教父的上市公司，观看他们怎样利用小额投资者之前，必须记住，外国经纪业和投资银行业的团体也常因道德问题而垮掉。

欢迎加入集团公司

东南亚没收小股东财产的基本机制是企业集团公司，教父通过集团公司里大量不同的公司实施巨大但隐形的操纵权。正规公司，如通用电气公司、英国特易购公司甚至汇丰银行，只有一个单独的上市公司。但是教父却有15个甚至20个很容易认出的上市公司，还有许多很难认出的上市小公司。典型的例子是：吉隆坡的亿万富翁郭令灿是已故郭芳枫的侄子，也是新加坡亿万富翁郭令明的堂兄[49]，他有将近19个可清晰辨认的上市子公司，经营范围从银行业、空调生产一直到房地产。郭令灿也是其他上市公司小的但重要的投资者，他在那里的所有权更难被发现。另外，他还拥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私人公司。公开招股的子公司、教父拥有股权的未作宣传的上市公司以及亚洲大部分司法部门没有公共记录[50]的私人公司间的互相作用，解释了许多大亨的行为。另一个亿万富翁说：“有时，我们一个月就开15家公司。”[51]据估计，该教父拥有300至400家公司的股权，包括20家已经承认的公开招股的子公司。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地区的公司网络，世界银行委托香港中文大学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研究2500多家亚洲公开招股公司的所有权，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不包括中国大陆）[52]。如果结果是可信的话，那么将让人大跌眼镜。研究者的结论是：该地区8个最大的集团公司有效地控制了1/4的上市公司，同时前22个集团公司控制了1/3的上市公司。当时并没有公开这8个最大的集团公司的名称，但是可以在这里披露：其中的6家是庞大的日本工业集团公司，考虑到日本工业相互控股的传统，这是可以预料的；另外2家是东南亚的李嘉诚的集团公司和马来西亚森那美集团公司，后者与几个有势力的华裔家族以及马来西亚的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53]。研究者认定这8个集团公司各有20多个附属的上市公司的10%—20%的控股权，此外它们还有更多一目了然的公开招股的子公司[54]。这些研究者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这些集团公司的网状关系结构，以便了解它们是怎样运行的。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大亨们通过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控制集团公司，而这种安排所传递的控制水平与产权所有权是不相称的。比如说，一个在集团公司金字塔最顶端的公司（在公司整体网络中，也许会有几个不同的金字塔）也许拥有上市公司X 50%的所有权，而上市公司X又拥有上市公司Y 40%的所有权，而上市公司Y又拥有上市公司Z 30%的所有权。结果是这个集团公司只有公司Z 6%的所有权，但它仍然拥有30%的投票权——这足以使它在公司Z里发号施令了。股利必须公平地支付给所有投资者，因此调查者使用了股利支付分析法，以证明在金融金字塔底部的小额投资者的权益被系统地剥夺了。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只有10%—20%的股份拥有水平上，集团公司拥有这么多的股份不会引起广泛注意，但是同样可以操纵子公司。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有独特见解的文章，说：“我们用相关资料证明了，东亚公司的管理问题比金融危机顶峰时期评论家说的更严重、更难以处理。”从学术角度看，这是一个大胆的断言。这些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掠夺行为集中在少数可以操纵国家政治制度的大集团公司，这意味着关键的问题是实施纸面上的法律法规的政治意愿。”[55]

最后一点极为重要。对大型集团公司发生的事情的详细研究显示，一直以来，在导致教父们得以避开惩罚这一点上，政治家未能强制执行规章制度，至少和缺乏法律一样负有严重责任。这一点更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在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里，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对不受股票市场规则制约的情况作出评论，官方保密法禁止传播有关未竞标的私有化信息。不过这个论断也适用于香港市场。1979年李嘉诚与汇丰银行挂上钩，成为其一分子，从那时起，作为教父典范的李嘉诚，其职业生涯充满了一系列费解的豁免于股市规则的事例。当香港和记于1985年接管港电集团时，李嘉诚被免除了公开要约，尽管超过了35%股权的底线。当1987年香港和记把其在李嘉诚的另外一个旗下公司——嘉宏公司的股份从23%增加到52%时，他还是被免除了公开要约。同年，李嘉诚把他在香港长江集团的个人股份增加到35%以上，而香港长江集团也把其在香港和记的股份增加到了35%以上，类似的免除又被准许了。在这些事件中，香港财政司长同证券交易所的接管委员会产生了矛盾，并否决了接管委员会的意见。20世纪90年代，李嘉诚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震惊——为他的互联网子公司Tom.com赢得了一系列特殊的豁免，他允许Tom.com在其股票首次发行的6个月内发行新的股票，允许Tom.com把公司资本金基础价值的50%的购买权给员工（规定是10%），还允许大股东在6个月之后就可将他们的股票抛出，而法定是两年之后。Tom.com公司的经历使李嘉诚公认的情人周凯旋一夜之间变成了亿万富翁——至少账面上是这样的[56]。更大的问题是，股市规则好像不适用于大教父，甚至在香港。

多年来对李嘉诚上市公司的放任做法引起了人们对他的一些主要工作关系的关注。李嘉诚与汇丰银行的关系已牢固确立，在殖民地时代，汇丰银行董事长的权力据说比总督还大。与李业广的关系几乎同样重要，李业广是胡关李罗律师行[57]的负责人，是李嘉诚的律师兼主要顾问。这家律师事务所提供投资交易方面的法律服务，还替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转移了许多财产权。“想象一下总数的2%。”李嘉诚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垂涎地说道[58]。与此同时，与“癞施堂的癞施先生”（英国作家肯尼斯·格雷厄姆的《杨柳风》被英国作家A. A．密伦改编成剧本《癞施堂的癞施》。——译者注）有明显相似之处的李业广，那时担任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的董事会主席，这家公司在1992年4月到2004年6月期间管理香港的股票市场及期货市场，现在他仍然是香港行政会议委员。另一个与李嘉诚长期合作的伙伴是香港行政会议委员夏佳理，他是承包商、李嘉诚公司的董事、原房地产建筑功能选区的立法机构成员[59]，2006年4月他成了证券交易所的主席。同年，他又担任了香港政府的金融服务改革专门小组的主席。理论上这个小组的目的是提高市场运作，以保障广大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在其他地方，这些明显的利益冲突可能会引起政坛风暴；在香港，这却算不上什么问题。

别摇晃船只

东南亚教父所拥有的政治庇护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面发生在大亨得到经营权和庇护时。而当政客要保护存在了几代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关系时，其消极面就体现出来了。

发生在1987年的经典例子是，新加坡亿万富翁黄廷芳的儿子黄志祥，年少气盛，在10月香港期货市场崩溃时，疯狂地投机。他持有的12000份的多头长期期货合同，使他的账面损失了10多亿港币。当时黄志祥是通过巴拿马的两家注册公司进行期货投机的，起初试图以有限责任为理由，拒绝对债务负责。但是，香港的商业罪案调查科（CCB）发现了确凿证据，证明黄志祥与其中一家代理期货合同的公司串通一气，使他在期货下跌时，无须交付差额。这是非法的。

商业罪案调查科发现了知道很多内幕的人，持令状搜索了20多个地方。高级警官们确信，他们将第一次抓获一个大教父。这可从未发生过。政府进行了一连串的部长级会议，最后一次会议是在总督的粉岭乡村的住所里召开的，大家认为对付黄志祥有可能影响整体市场稳定；从来没人解释究竟为什么会影响整体市场稳定，无论是公开的或私下的[60]。警察们极为震惊。一位高级警官回忆道：“（商业罪案调查科主任）拉斯·马森回来说：‘就是这样，伙计们。根本不考虑百姓的利益。’”[61]黄志祥没有被调查，相反，他与有关部门达成了协议，约60%的债务分八年偿还（相当于立即偿还一半左右），其余则由外国经纪部门承担，后者态度强硬，迫使香港政府和纳税人承担了债务。

有趣的是，警察被允许追捕的人是1987年股市暴跌时管理证券交易所的李健民。李健民把证券交易所当做了自己的领地，每次审批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时，都要求获得个人股票，他就这样发了财。不过，让殖民政府对他发火的却是他所做的这件事：1987年，他决定关闭股市一个星期，这对香港货币市场的国际声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同时也损害了期货合约。李健民因上市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及香港永新集团的股票配额被起诉，获刑四年。对李健民的起诉意味着公开汇丰银行子公司多得利商业银行在股票配额中的舞弊行为。他的情况是一个罕见的例子，前面提到过的那个警察说：“（前纽约州总检察长）埃利奥特·斯皮策[62]在这里一定会过得很愉快。他们都将去坐牢，一个接一个。”

幸好对这些教父而言，东南亚并不是纽约，他们这样厚颜无耻地对待小额投资者和公众，被认为是很正常的事，从而得以逃脱惩罚。

掠夺的艺术

真正的斗牛士会有上百种方法欺骗上市公司的其他投资者，而不被察觉，然后一本正经地开始完美收场，把经营不善的上市公司以其资产价值的零头收购到私人手中。如果这个游戏玩得好，就不会有赎出，也不会有令人尴尬的强迫重组。这是教父常用的艺术形式。郭鹤年就是这方面的行家，虽然他的上市公司多年的业绩一直低于其交易所的主要指数。他有家船运公司叫新加坡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PCL），在新加坡上市。多年来这家公司的价格和分红业绩都很差，生意人都把其本钱称为“请降低损失”[63]。2001年，郭鹤年以净资产的异常巨大的折扣把新加坡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变成了他的私人公司。新加坡股票市场的小投资者的伤口还没愈合，2003年10月，这位大亨宣布他要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发行新加坡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即马来西亚运输公司（MBC）的股票。郭鹤年早已经以相当可观的价格把马来西亚运输公司30%的股份卖给了马来西亚政府，而他的当地投资银行（由副总理的弟弟[64]管理）保证了这次股票首次发行的价格令人满意。随后郭鹤年试图在2003年以资产净值的53%的折扣将香港的嘉里建设有限公司私有化，以解放其长期忍受痛苦的投资者。但小额投资者并没有上钩，为此他痛骂了他的财务总管。最近几年，李兆基尝试了三次折扣在资产净值40%左右的私有化。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曾出价购买一个零售上市子公司，一位评估师估计他出的价格是公司资产净值100%的折扣，后来吴光正又加了点钱，买下了这家公司。郑裕彤打算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买回他的新世界信息科技。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曾尝试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将他的星期日移动手机公司私有化[65]。摩根士坦利在亚洲的前任总经理邱吉浩，评论这些商人们：“他们使投资银行家看起来像小学生。”[66]

当然，上市公司被削弱才能便宜地购进。吴光正的泰兴百货公司是其金字塔顶端会德丰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家上市公司，它在1999年私有化之前，公布了5年内7200万美元的损失。这家公司甚至不肯交出它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前后繁荣时期的盈利，让它以不超过自身股票投资组合和房地产价值的价格被购回。实际上，世界银行资助的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者常常把拥有众多公司的会德丰有限公司当做投资者恶意操作的个案研究。它们表明了在会德丰有限公司的最底部的小公司，只被用来给它们的老板提供资金，并为联合投资项目承担极大的风险。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1997年发生在一个东南亚上市公司的例子。会德丰有限公司的一级上市子公司，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两家二级子公司，新亚置业和海港企业有限公司，一家三级子公司，联邦地产有限公司，都在一个名叫港铁九龙站2号标块的公共地铁站上面的房地产项目里各持有20%的股权。研究者指出了这个项目的资金是如何从会德丰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里获取的，并表明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无息贷款。会德丰有限公司自身就是公司间合资企业的唯一纯借款人，有低息的贷款和最小的风险，但在各方面又有相同的特权，所以吴光正的核心公司几乎不会有什么损失。1999年，会德丰有限公司金字塔中的三个控股最少的子公司出借了它们市场资本总额（市场资本总额Market capitalization：指一个公司资本的总市场价值或整个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总市场价值，其衡量方式是以公司普通股股数乘以每股市价而得。——译者注）的60%到160%给合资企业项目。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融教授郎咸平将它们称为会德丰有限公司控制的自动取款机。同时，因为这项房地产开发是合资项目，无须常规的汇报。香港的上市法规只适用于上市公司和它们的子公司；至于其他的东西——其数量很多——远离雷达屏幕。新亚置业、海港企业有限公司和联邦地产在证券市场上糟糕的业绩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在2003年2月，吴光正极其慷慨地以净资产的19%的价格把联邦地产公司变成了私人公司，重新并入新亚置业。

亚洲人，尤其是香港人，一直喜欢利用上市公司的合资企业进行操作。李嘉诚的母公司长江实业集团只持有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49.9%的股份，而不是更多，是因为这样意味着这两家公司的合资企业无须进行常规报告。这样的公司很多，而且都是些大公司。管理合同、物资供应和其他资产交易无须面对透明的评核。外人不能对合资企业真正的债务资产和赔偿责任作任何检查评论。李嘉诚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一个大项目就证明了这一点。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子公司，香港电力当时搬空了它在香港岛南边鸭脷洲的发电站和油库。香港电力拥有一块很大的地皮，过了桥就是一个很大的住宅区。如果香港电力要使这块地皮价值最大化，最好的办法是向不同的房地产开发商竞标开发房地产。然而，香港电力被不可避免地拉进了香港长江集团和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合资企业中。它们总共竖起了34座高楼和两家商场，但没有向香港电力这位股东提供任何有关这个项目的详细经费和管理方案。人们只能猜测，如果小额股东的股份与大亨的股份有同等的待遇，香港证券市场的平均收益会是什么样子。当然，香港证券市场的平均收益已经远远好于东南亚的其他地方。

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投资者一次次看到的是许多好的交易都被老板的私人公司占去了，只有剩下的留给圈外人士。或者就像李嘉诚的前经理西蒙·莫瑞说的那样：“如果能将这些废物卖出去，谁会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公司里？”[67]区别在于郑裕彤的新世界集团的上市公司里有难以置信的垃圾，如毫无意义的新媒体项目、烂尾基础设施、在中国内地的投资失误等，而他自己的私人公司却是赚大钱的公司。后者中最有名的是他长期拥有的澳门何鸿燊和霍英东的赌博专营权的股份。另外，2001年郑裕彤和他的大亨好友刘氏兄弟看到了一个新的赚钱机会，即获得在香港的日本百货商店崇光百货的经营权。这是一家很有名的公司，地段又好，但负债累累，苦苦挣扎于香港10年中零售业的最萧条时期。郑裕彤和刘氏兄弟的私人公司买下了崇光百货，偿还了部分债务，还获得了低息银行贷款。收购时，崇光百货大楼的租赁已达到了9%到10%的良好收益，但是郑裕彤和刘氏兄弟的上市公司，对这样的商机连嗅都嗅不到。崇光百货的新主人毫不留情地砍掉了一些开支，然后，2003年中国内地经济发展起来的时候，他们又宣布要在上海的主要零售街——南京路的地铁出口上端开办第二个崇光百货。2004年4月，崇光百货在香港首次公开销售其上市股票，而郑裕彤从他妻子的家族那儿继承的在库克岛注册的私人公司——周大福，账簿上的利润巨大。那时，郑裕彤的上市旗舰公司——新世界发展的股票价值要低于1986年。已故的顾家利，里昂证券亚洲分部的创建人之一，和郑裕彤走得很近，帮助他的公司上市，而且还担任了香港新世界基建和香港新世界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68]。最后，证券经纪人承认说：“他（郑裕彤）在私人公司中赚了很多钱……新世纪的巨额投资者备受打击。”[69]

1993年，第一批巨额资金来到了东南亚资金市场。自那以来，已经有了大量关于在教父公司投资的经验之谈了。然而必须再次强调，这样说并没有种族的含义，而是超越了种族的含义。当斯里兰卡泰米尔族的阿南达·克里斯南购买了天映频道颇有价值的华语电影的过期目录时，他做了郭鹤年也会做的事，用私人公司购买它，然后，以他的一个投资银行家所称的“肥厚的利润”卖给了他的上市公司——爱斯特公司[70]。如果要寻找过去30年东南亚管理最差的公司，非白人教父开创的香港怡和集团莫属。在完全调整的基础上，集团的一级公司，怡和控股有限公司（JMH）的股票，1993年要比在2003年值钱得多。自称威廉·渣甸侄女后人的凯斯维克家族，他们对待小额投资者的方式会让许多教父脸红。20世纪80年代中叶，他们创造了一种在他们的上市公司中相互控股的模式，尽管家族只拥有怡和控股有限公司不到7%的股份，但仍能管理怡和集团。同时，他们还率先低价买入运行糟糕的子公司的股票。他们在百慕大重新合并、重新上市他们的公司，实现了相互控股。英属百慕大是避税乐园，他们说服百慕大出台了收购方面的法律，但这些法律仅仅应用于5个怡和公司，并且还能使凯斯维克家族紧紧抓住他们的遗产不放。当然，这对小额投资者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应该原谅小额投资者把设在香港的带有独特小圆窗的香港怡和集团总部称为“千屁股洞塔”[71]。

一家银行，多家银行，然后市场

总的来说，尽管资本市场有烟火制造术，但东南亚银行对于教父获得资本已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宏观经济的必然性，因为东南亚地区的银行储蓄率太高了。汇丰银行与包玉刚及李嘉诚的关系，盘谷银行与泰国名人、马来西亚教父及印度尼西亚教父的关系，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银行与两岛孕育出来的“盗贼统治者”大亨的关系等等，是潜在的故事情节。单凭经验来看，教父对银行控制越多，他们间接地使市民所受的损失就越大。股东众多的汇丰银行从未有过危机，尽管人们可以指责其长期准垄断的地位。汇丰银行也是东南亚少数几个给股东长期回报的上市公司之一，教科书上说这样的回报只有在新兴经济时期才会有。另一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掠夺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银行财产，不仅诈取了小额投资者的资金，还削弱了整个经济。

证券市场比银行产生得晚，而且扮演了次要的角色。尽管公众的想法与此相反，但即使现在，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也只有不到15%的成年人直接拥有股票；社会拥有股票领先的是香港，有28%的人拥有股票[72]。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东南亚证券交易所令人震惊的回报——如果你是宏观经济学家，那么你可以指责过多的储蓄；如果你认为个体可以决定人生结果，那么你可以指责教父——确实产生了一种继发的影响。这是因为亚洲，尤其是东南亚，是强制公共储蓄的国际中心。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都有强制性准备基金，这可追溯到殖民时代[73]；印度尼西亚在20世纪70年代，专为公司雇员创立了一项强制性的退休基金；香港在2000年10月增加了它的强制性公积金；泰国也计划设立这样的基金。由于亚洲更多的强制储蓄进入了地区证券市场，更多的普通百姓将遭受证券市场很差的业绩所带来的损失，除非长期回报低的趋势有所改变。

然而，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难评价的棘手问题。原因有两个：第一是东南亚人已经习惯了强制储蓄的低收益。一位大学教师计算，1987—1997年间，新加坡的中央准备基金购买了大量的政府债券，其年收益几乎等于零[74]；第二个原因是东南亚政府对于强制储蓄的状况守口如瓶，不可能确切地识别任何趋势。中央准备基金余额的最终投资者之一，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2001年只透露了其董事会的成员。2006年，董事会主席李光耀宣布政府投资公司在过去25年的平均每年实际收益是5.3%。那时透露的其他信息表明，赢利是因为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3/4的钱都投资在美国、欧洲、日本。新加坡人一定期望继续这样的资产分配[75]。国际货币基金和信贷评级机构，如标准普尔一直批评新加坡不愿提供有关公款运作的详细资料。在马来西亚，强制性储蓄的分配和管理仍然迷雾重重，评论家称员工准备基金的短期付出之所以能维持到现在，是靠侵占它的资本金或使用其他公共资源的转移资金，如马来西亚政府投资公司——国民资产管理公司。唯一确定的是在这个地区的任何地方，公众看不到一套可靠的账目。

【注释】

[1]另一个是普拉西特·干乍那越，毕业于泰国国立法政大学，泰国盘谷银行资深执行主任、副主席，1984年继陈弼臣之后当上了主席。

[2]3位副总理巴普·乍鲁沙天、陆军少将巴曼·阿滴列讪和前银行行长布恩洙·鲁昂基特，加上两位泰国议会发言人——陆军少将西里·西里裕丁和普拉西特·干乍那越。

[3]见《远东经济评论》，1973年9月17日。

[4]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14日。

[5]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20日。

[6]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

[7]顾汝德：《香港政经——公益与私利的冲突》（2005），第192页。

[8]这种情况的荒谬性在1983年是那么明显，当时汇丰银行作为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对限定港元对美元的汇率为7.8起了决定性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金融危机当中，知道将要执行汇率限定，且知道限定的汇率是多少，是非常有商业价值的。笔者的理解是在执行汇率限定前，不止一位教父和相关人员暗中参与了制定汇率限定方案，他们能提前买入港元。我们应该记得许多教父是汇丰银行董事会成员。这一插曲是对1946年决定承兑日本发行的“迫签纸币”的历史重复，第一章里有过叙述，许多教父从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而且毫无疑问一些侨民也从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9]商业中不同的汽油、油船、干散货以及离岸作业正慢慢地被重组在环球航运集团里。2002年苏海文家族购买了挪威航运业老大本格森集团。环球航运集团有140艘船，包玉刚航运顶峰时期有200艘，但两家航运集团的总吨位相同，可见现在的船舶更大。

[10]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7日。

[11]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7日。

[12]汇丰银行现在还拥有少量的本格森环球航运集团股份。

[13]采访彭博集团的威廉·梅勒，于2002年12月23日。

[14]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11日。

[15]非正式采访出席鹰巢饭店举行的宴会的4位嘉宾。从此希尔顿酒店被拆除，让位于李嘉诚的长江集团中心。据汇丰银行其他资深职员说，沈弼的继任威廉姆·蒲伟士爵士被镀金礼物搞得极为尴尬，虽不能说生气；他对汇丰银行的名誉极为珍惜，会不惜一切保护它。采访中蒲伟士爵士好像忘记了在希尔顿酒店发生的事。他首先回想起的是汇丰银行的子公司恒生银行送给总公司一座雕像。恒生银行确实给过汇丰银行一座雕像，但要小得多，而且样子完全不一样。后来他又给了其他一些证据，并评论说：“据我所知，新大楼的模型给了董事会，我想可能是嘉诚送的。模型还在银行的会议室里。我想模型不是纯金的，我不知道模型是纯金的。”实际上，蒲伟士以及参加告别宴会的人都看到了李嘉诚把金制的雕像呈献给沈弼。雕像被航运到英国，并没有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会议室（恒生银行所献的雕像小多了，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会议室里）。

[16]几家不同银行的银行家因接受陈松青的贿赂，被判刑。2000年，长期在逃的前汇丰银行投资部主任袁朗达因收受4395万港币的贿赂被判5年徒刑。袁朗达受贿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发现。当时在调查另一个事件，但碰巧发现了这个情况。有人曾讽刺说，在香港，汇丰银行的高级执行官不会坐牢。不幸被其言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根据指控书上的一个小小的语法错误以及其他理由，宣告袁朗达无罪。

[17]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2月。

[18]沈弼选择富豪朋友的能力似乎总是很差。从汇丰银行退休不久，他又出现在勃利·派克公司的董事会上。勃利·派克公司是英国投资公司，曾由纳迪尔管理。1993年，纳迪尔为了躲避偷窃3400万美元的犯罪指控，逃到了塞浦路斯北部。

[19]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2月。

[20]保罗·D·胡奇罗夫特：《肮脏的资本主义》（1998），第81页。

[21]同注[3]，1978年4月7日。

[22]费迪南德·马科斯：《菲律宾的民主革命》（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1979年），第6页。

[23]同注[20]，第133页。

[24]同注[20]，第165页。

[25]里卡多·曼纳帕特：《有的人就是精明》（1991），第316页。

[26]华裔教父李杜威靠发行商业票据和银行借贷为其各种公司筹集资金。1981年，负债8000万美元逃离了国家。同年突然出现了大危机。虽然菲律宾还有更大的金融问题，但这却引发了整体危机。李杜威逃跑导致了人们惊慌，把老牌领头教父的集团公司推向破产的边缘，如赫米尼奥·迪斯尼的赫迪斯集团、里卡多·西尔维里奥的联合大企业以及鲁道夫·昆卡的建筑帝国等。这些集团公司都是马科斯的产物。

[27]同注[20]，第210页。

[28]同注[20]，第213页。

[29]亚洲金融危机时，印度尼西亚国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比私有银行高，说明20世纪80年代末的撤销利率限制计划是有道理的。

[30]尤金·加布尔雷思现任中亚银行总裁特派员。他说：如果包括苏哈托家族公司的贷款，可能会超过90%。苏哈托的孩子只拥有少量中亚银行的股份。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9日。

[31]见乔·史塔威尔：《苏玛—阿斯特拉公司摊牌》，载《亚洲企业》，1993年4月。

[32]见多米尼克·卡瑟利等：《亚洲银行业》（1999），第266页。该书作者认为苏玛向央行的贷款有1.8亿美元未还。谢建隆的长子谢重生，2007年2月8日在发给作者的电子邮件中说：自1998年以来，他父亲一直在为谢汉石向央行偿还这笔庞大的贷款。他声称分期付款中的最后一笔款项是2004年10月付的。作者并未见到任何关于此事的文字证明，但，与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大亨家族相比，谢氏家族更有可能支付他们应偿付债务的款项。

[33]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7日。

[34]凯文·欧洛克：《烈火莫熄》（2002），第325页。

[35]鲍勃·哈桑的银行是国民大众银行，奥斯曼·阿特玛查雅的银行是印尼的印尼金融银行。同注[34]，第60页，第365页。

[36]见默顿·米勒：《东南亚当前的金融危机》，载《环太平洋金融杂志》6（3/4），第232页。

[37]例如，香港股票交易所资本由1992年底的1730亿美元增加到1993年底的3860亿美元；泰国股票交易所的资本从580亿美元增加到1300亿美元；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的资本从620亿美元增加到1460亿美元；吉隆坡股票交易所的资本从950亿美元增加到2290亿美元。

[38]总回报指数（美元，所有红利再投资），部分国家/地区

*截至2006年10月25日

来源：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作者的计算。

[39]这样1993—2007年100美元的平均联邦基金利率为4%，有73%的回报，马来西亚的证券回报为58%，印度尼西亚为71%。

[40]见注[38]的表格。

[41]韩国自1993年起，总美元回报率为247%，1988年起为327%；中国台湾自1993年起为111%，1988年起为231%，并不比上面表格里的差。

[42]1996年，香港房地产接近顶峰，其上市房地产公司的市场资本比整个欧盟上市房地产公司的市场资本还要多。

[43]1974年更名为太古集团。

[44]作者采访，于2005年2月8日。

[45]作者采访，于2005年2月7日。

[46]作者采访，于2005年2月7日。

[47]内幕交易在英国被认定为刑事犯罪是从1980年开始的。柯里尔被判12个月的监禁，缓期执行，并被处罚金25000英镑，与他这些年的违法贸易所得相比，这简直是微不足道。

[48]王冬胜和杜辉廉被禁止担任香港公司的董事。王冬胜给杜辉廉做了20年的副手，也是百富勤的财务总监。以前的同事说，他是唯一真正知道杜辉廉与李嘉诚秘密交易的人。他后来去了澳大利亚。嘉尔顿·波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任维高达公司董事，2005年在香港与其妻子一起被判参与了1997年的内幕交易。黎迪生是80年代中期维高达公司另一位董事，20世纪80年代后期跳槽到汇丰银行的一个子公司——詹金宝，也因内幕交易事件，受到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的调查，但最后是庭外解决。

[49]前面说过，郭令灿的姓氏有不同拼写，是由于郭令灿出生时助产士犯了拼写错误。

[50]显然，新加坡例外。

[51]非正式采访，于2006年11月10日。

[52]这项工作由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小组承担，郎咸平任组长，由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斯梯恩·克雷森斯和西蒙·德加科沃协助完成，并在不同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2001年3月这一期上的最著名。

[53]森那美集团曾在英国经营庄园，独立前，与李光前家族（拥有新加坡的德利电子零件制品有限公司，投资家）以及前马来西亚富豪财政部长陈修信关系密切。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在公开市场上购买了大部分英国人拥有的股份，从而获得了控股。由于采用提名方法，无人知道确切的股份数。

[54]这一信息是从几次采访中推断出来的。这6家日本联合大企业是：丰田—三井、三菱/明治、住友、安田—富士、三和/日本生命保险公司以及第一劝业银行集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研究项目的组织者郎咸平，在2000年和2001年发布研究结果时，特别直率，有啥说啥，后来接受了李嘉诚控制的上海长江实业集团的商务研究院的高级职务。“郎咸平现在与李嘉诚的关系非常密切。”郎咸平以前的同事观察到。郎先生对作者的采访请求没有作出回应。

[55]《美国经济评论》，2001年3月。

[56]见戴维·韦伯的短文《Tom简史》，2000年2月21日，网址www.webb-site.com。他指出，周女士不但成为账面上的亿万富翁，而且通过她实际被支付的投资额成为真正的亿万富翁。确实精明厉害。

[57]在香港，胡关李罗律师行是权力的重要集结地，但很少见到有关它的文章。这一律师行的另一位合伙人是梁伯韬的岳父。梁伯韬也是百富勤证券杜辉廉的合伙人，也是李嘉诚的长期合作伙伴。2006年对梁伯韬有过新闻报道。那时梁伯韬建议通过夏佳理的临时贷款，购买李嘉诚儿子李泽楷的香港电讯资产。夏佳理20世纪70年代曾在胡关李罗律师行工作过。

[58]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2月。

[59]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

[60]这个案件的主要人物是金融司林定国。

[61]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3月18日。

[62]斯皮策1998—2006年任美国司法部长，其间对美国投资银行及公司提出了多项诉讼，包括渎职、诈骗以及违反信托等。

[63]见乔·史塔威尔：《糖业大亨的酸甜苦辣》，载《亚洲企业》，1994年12月。梅溪木材公司于1990年7月上市。

[64]根据来往业务，联昌国际证券银行是马来西亚最主要的商人银行，由纳西尔·拉扎克管理，其兄是马来西亚副总理纳吉希·拉扎克，他们的父亲是阿卜杜拉·拉扎克，马来西亚独立后的第2任总理。

[65]李兆基分别于2002年和2005年提出收购恒基发展投资和恒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戴维·韦伯计算过九龙仓集团收购零售子公司连卡佛的报价，见http://www.web-site.com/articles/lane.htm。新世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案子太过复杂。公司处境十分困难，因为在美国和中国大陆投资，被欠款额高达上亿美元。对方的报价表明这笔钱是绝不可能收回的。但郑裕彤的部分长期追随者却不这样认为。2005年，李泽楷公开报价收购汇亚通讯公司，提议支付现金和有关交易的期票，然后给小股东分派现金，但他们必须同意退市；其实这是对小股东的威胁，因为如果他们不同意这样做，手头的股票可能因公司退市而不能交易。

[66]作者采访，于2005年11月11日。

[67]作者采访，于2004年10月11日。

[68]顾家利告诉笔者，他从新世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辞职是因为郑的儿子郑家纯没有告知董事会便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这“超出了他的权限”。

[69]作者采访，于2004年10月27日。

[70]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2月。

[71]很有可能怡和在变。自2004年以来，其股票价格达到了35年来最高。但是凯斯维克家族还是继续抵制小额投资者要求其解除交叉持股结构、开创符合收购竞争规定的公司的努力。

[72]资料截至2006年年底。

[73]菲律宾一直有几种强制性公积金，但申请者却寥寥无几。政府雇员必须参加1936年制定的“政府服务保险系统”（GSIS），私人雇员必须参加1954年制定的“社会保险系统”（SSS）。但只有约10%的菲律宾人申报所得税、购买这些公积金。马科斯还创建了其他强制储蓄基金：关于住宅（家庭共同发展基金）、关于军人（菲律宾军队——退休以及退役的福利体系）、关于海外工作人员（海外工作人员福利管理基金）。与它们应支付的相比，私人雇员的公积金以及军人基金长期资金不足。最近预测，到2015年“社会保险系统”里资金将被消耗殆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强制性公积金始于20世纪50年代。

[74]见乔恩·亨德里克斯、尹贤淑和尹恩惠等：《亚洲老龄问题手册》（Baywood Publishing，2005），第76页，引自穆古·阿谢尔。

[75]《亚洲华尔街日报》，2006年7月12日。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的官员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暗示：现在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40%—45%的资产在美国，20%—25%在欧洲，8%—10%在日本。李光耀出席了该记者招待会并讲了话。

第三部
当代教父：保卫珍宝

第六章
20世纪90年代：狂喜与清算

“儒教的好处就是让亚洲人民心甘情愿地承受痛苦。”

香港大亨陈启宗，《亚洲金融》杂志（2002）

20世纪90年代的10年，就像《记住90年代》，或《如果像90年代那样怎么办？》等文章所说的那样，已经成为亚洲发展中的经济体失误历史速记。不过，为了彻底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先简要地回顾一下80年代。此外，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教父朋友先放一边，来考虑一下在宏观经济领域发生了什么。因为本书的论点是，教父既是东南亚情况的症状，也是起因。不过悄悄说一句，现实远不是大亨的数量所能体现的。

从宏观方面看，四个强有力而且相互加强的趋势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第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我们所讨论的“真正”国家政府竭力效仿新加坡和香港，而且根据本国的外部经济，制定了对本国经济有利的政策。出口型工业取代了进口代替工业——它已陷入教父套利和腐败的沼泽——成了盛行且正统的做法。这正好与全球化时代所产生的第一次剧痛同时发生。20世纪80年代，许多跨国公司把制造性企业重新安置在发展中国家，以期获得更多的利润。正当东南亚的政府准备出租廉价劳动力时，西方的庞大资本极其需要租用廉价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的外国直接投资蜂拥而入，掀起了投资高潮，一年的跨国投资额就相当于以前的10年。东南亚出口的扩大充分体现了其影响。从1960年到1985年这26年里，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出口每年平均增长10%到15%，这是相当大的收益，很大程度上来自20世纪70年代的商品繁荣[1]。但是，这些增长都来自并非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的低起点。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大量的加工产品出口到国外——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增长率。从1986年到1995年的10年里，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平均出口率每年以4到10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在1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上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泰国的出口从1986年的90亿美元增长到1995年的570亿美元。

劳动密集型工业往往集中在主要城市郊区的工业园区和其他专业出口中心，如槟城的专业出口中心，而劳动密集型工业的激增，与人口的增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东南亚的人口急剧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有大量的年轻人要寻找工作赚钱谋生。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期间，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快速增长，而婴儿死亡率则在下降，在3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长了两倍多。人力资本是一种经济投入，这种投入的增加像其他投入一样促进增长。[3]跨国公司发现它们处在一个美好的时期——劳动者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因为劳动力太多了，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工资增加的力度，真是舒服极了[4]。

第三个趋势是储蓄率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从事农业劳动，因为赚不到现金或只能赚到很少的现金，相反他们加入了赚取工资的劳动大军，不断从收入里省下更多的钱。而政府为了减少财政亏空，也十分节省。结果是，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的国内储蓄，在香港和印度尼西亚增长到了30%左右，而在新加坡则超过了45%。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东南亚的储蓄率和拉丁美洲是一样的，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南亚的储蓄率要比拉丁美洲高出20%左右。东南亚的国家银行和教父银行塞满了钱。从宏观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储蓄多对发展中的经济非常有利，因为它使高水平的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使一些从长远来看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得到改善提高。对初始阶段的经济发展来说，投资是必不可少的，唯一要警告的是支出合计起来必须是有生产价值的，不能是资本的破坏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用于投资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更增加了国内的储蓄。金融危机后，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就短期外资对金融崩溃的影响程度展开了激烈但低水平的讨论。

最后，在危机前，东南亚似乎有种心理优越感，人们可以从早期的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中观察到这一点。这种现象可以被描述成“发展的蜜月”。那时，人们特别愿意相信政府及领导们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诺。当东南亚人被告知，自由的劳动者协会与发展是对立的——这一奇谈怪论使人们不愿加入工会，从而阻止了像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那样的工会的出现——而对个人和媒体自由的压制是亚洲文化的组成部分时，他们也默认了。人们特别卖劲地工作，认为过二三十年他们的国家就会成为发达国家，那时每个人都能享受由此带来的利益。很多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他们孩子的未来上。1986—1995年，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平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8%—10%，而1960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是6%—8%，因此他们非常相信政客，等待着从经济需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进入中产阶级的天堂。

双脚离地

宏观的力量为这个环境提供了一个时期的增长，并最终带来极端的幻觉。外商投资的出口繁荣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并没有改变东南亚无力创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这一事实。人口增长促使经济增长，但也掩盖了一种事实，即这种增长既来自生产率的增加，也来自不断增加的人力投入。不断增长的储蓄率转化为更多的投资，但那些投资几乎都是通过国家和大亨们的银行实现的，而这些银行并不按商业规则运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证券市场一下子从1993年底1994年初的顶端跌到了谷底，很多公司的收入没能达到投资者的期望值，但银行还是在继续发放贷款。东南亚人民逆来顺受的听从，一方面增加了他们勤劳、有恒心的名誉，但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他们领导人的自恋和自大。

一个幻想世界开始形成，人人都相信自己的幻想一定能够实现。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如何促使他的国家在25年里达到发达国家地位的梦想上；他称这为“2020年远景规划”。马哈蒂尔核准的项目有水坝、新机场和铁路。1995年，他决定将联邦行政首都迁到一个丛林中，依赖高科技的“超级多媒体走廊”与吉隆坡相连接[5]；用于这些基础设施的大部分资金，来自石油和天然气收入。这位小医生搬进了宽大的令人生畏的新总理宫殿；他密切关注着周围的建筑工地，每天打电话给项目经理，询问进程[6]。马哈蒂尔最亲密的朋友——阿南达·克里斯南，开始建造位于吉隆坡市中心的双子塔，如果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建成，那将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邻国新加坡的李光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声地宣扬他的“亚洲价值”和华人促进增长的理论。他对菲律宾马科斯之后的领导人科拉松·阿基诺和菲德尔·拉莫斯说，在他们的社会里，在实行民主政体前更需要有铁的纪律。显然他没有考虑该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落后可能与债务负担有关，而这些债务负担都是1986年前高度纪律化、无民主的马科斯政府造成的。有1/4华裔血统的阿基诺，在会见李光耀之后就给他贴上了“傲慢的家伙”的标签[7]。英国女王那痴迷马术的女儿安妮公主，听了李光耀的遗传理论之后，直截了当地评论说：“这在马身上不适用。”[8]很少有人敢和李光耀争辩，因为他的新儒教城市国家在1993年和1994年发布的增长率是两位数。

在印度尼西亚，1996年苏哈托心爱的妻子和知己婷夫人[9]去世，这使他悲伤不已，但他的结论仍然是，只有他能担当起治理一个年经济增长率为8%的国家的重任。1998年76岁时，他还在争取担任第七个五年任期的总统，让尤素福·哈比比做他的副总统。尤素福·哈比比是一个广受嘲笑的部长，他花费数十亿美元试图在一个仍然是第三世界的国家里缔造一个飞机制造工业。

在泰国，超越意识和不切实际的空想更加明显。1992年5月，大约有50人在反1991年军事政变的游行活动中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但几年内，它的商业和政治不仅仅是正常的，更是超真正的“正常”。随着经济以9%以上的速度增长，因慷慨政治而被称为“行走的自动取款机”的马德祥（泰国名：班汉·信拉巴阿查），赢得了1995年的选举，发誓要将国家的高速公路建成六车道的公路。一年后，前总司令差瓦利·永猜裕不再支持马德祥，他花了约8亿美元参加竞选，当上了总理[10]。

即使在香港，人们也倾向于认为美好时代是建立在坚如磐石的基础上的。1997年香港回归前的最后一位总督是彭定康。他的政治战略完全建立在扩大选举权上。除了撤销英国人经营的电信垄断之外，他对填补本地富豪口袋的卡特尔并没有实质性的行动。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所做的一系列有良好本意却无力度的竞争报告，引发了几年的毫无用处的讨论——讨论的是，对明显反竞争的岛内经济，人们究竟应该做些什么[11]。

本该更清楚

当然，政客总是说蠢话，而20世纪90年代那些明显自我夸大的东南亚领导人的行为在大部分人看来都介于古怪和讨厌之间。真正重要的是在金融危机正在酝酿的那段时间，从逸闻的角度和分析的角度，有什么确凿的经济证据显示出来。因此，人们不禁要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如何履行其监督和指导任务的。在逸事的层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可以看出三种形式。第一是贪欲、腐败和无节制急剧上升，失去了控制；第二是资产交易正在取代生产业务，成了许多公司核心的活动；第三是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因过度放贷而垮掉。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贪婪的后果，那就是印度尼西亚幽灵般的布山金矿的事情。它开始于1996年，也就是一家加拿大公司宣布它已经在婆罗洲找到了大量黄金的那一年，即苏哈托的妻子婷夫人去世的那一年。只有她可以制止苏哈托那些贪得无厌的孩子。布山金矿公告后，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公开的自由竞争：苏哈托的长子西格德、长女西蒂（人称图塔特）和国际采矿财团摆好架势要一争高低，兄妹俩都要求苏哈托授予他们采矿权。不知所措的苏哈托，请来了一道打高尔夫球的教父，鲍勃·哈桑“叔叔”，在兄弟姐妹之间进行斡旋；鲍勃作出了一个裁决，把未来的矿业公司的30%股份分给了他以及第一家族的成员所控制的公司，具体事宜私下解决。所有这一切都被国际媒体曝光，苏哈托家族从没显得如此的厚颜无耻、如此的贪得无厌。这场闹剧在1997年结束，因为原来的黄金样品只不过是冒牌货，那里根本就没有金矿，这是一群骗子策划的阴谋，用来诓骗人们购买他们在卡尔加里的矿业公司的股份。

盲目的、不假思考的贪婪在印尼的投资银行百富勤的毁灭性的不幸事件中也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媒体经常报道百富勤把2.7亿美元的临时贷款给予一家名为平稳安全的雅加达出租车公司，部分原因是它想建立一个亚洲垃圾债券公司。这是真的。但是，在这次交易中，百富勤银行不只是为平稳安全公司提供资金，让其从无处不在的图塔特·苏哈托手中收购一些收费公路的资产，实际上它提供资金还为了使图塔特的收费公路资产能卖个好价钱。百富勤银行家想拥有预备私有化的印尼收费公路运营商查沙马尔加公司的控股权，而图塔特对这家公司的影响非同一般。也有传言说如果她父亲不能完成他的第七个总统任期，她将接替她的父亲，因此，百富勤把其1/3的资本金押在了一场政治赌博上，而一家正规的银行却不同，即使要其将资本的5%投资于近乎稳赚的经济项目时，也会犹豫不决。迟早有一天，这样孤注一掷的赌博会以痛哭流涕告终。杜辉廉从没说他个人是否支持为平稳安全公司提供资金。

哈佛大学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在评论那个时期的东南亚公司时说：“这些公司没有经营战略。他们只是做生意。”然而，这是一种学究式的论点。人们早就开始用资产交易来解释东南亚的商务行为了。该地区最傲慢的新大亨之一陈志远的发迹史证实了这一点。他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马来西亚用传统的方法努力发展公司——建立起同马哈蒂尔以及马来西亚政治精英们的联系。他与马哈蒂尔最喜欢的侄子阿赫马德·穆斯塔法·本·穆罕默德·哈桑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且请他担任几家公司的董事；陈志远和他的兄弟丹尼还与马哈蒂尔的小舅子一起经销汽车。1984年，陈志远从国家投资机构马来西亚国家企业公司购买到一家小型工业公司，这是他第一次没有竞标就获得了私有化项目。一年后，他又一次未竞标就获得了彩票私营权，有了核心现金的来源。陈志远继续享受着获得的狂欢，他有了7家上市公司，经营范围涉及耐用消费品、基础设施、传媒、酒店、伐木、股票经纪等。但是，这些众多公司，包括他的一家航空公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微薄的营运利润。通常，他的所有收入几乎都来自他的上市公司间的资产交易买卖。他原来有家纺织品公司，后来变成了伐木公司，而伐木公司又变成了金融服务公司；他当着博彩公司投资者的面，把彩票经营特权卖掉了，但是仅仅在一年以后，他又通过相反的渠道重新获得了该经营特权。从1989年到90年代中期，每年的资产交易特大收益占其公司利润的2/3甚至全部，而收入中的纯运营利润有时连1%都不到。1995年，小额投资者知道是怎么回事后，减少了在其公司的股份；但是银行仍然支持他。陈志远以及其他像他那样的商人是脱轨的经济的象征[12]。

这场金融危机并非是突如其来的灾难，银行业开始衰退预示着它的产生。前面已经说过，在印度尼西亚，苏玛银行于1993年倒闭，另一家主要的国家银行，工业银行于1994年倒闭，太平洋银行于1995年倒闭。在泰国，曼谷商业银行于1996年倒闭，被看做是大危机到来最有力的警告。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被政府控制的东南亚中央银行，常常对经营不善的商业银行进行经济援助，使得警告变得无关痛痒，很容易被忽视。从1983年到1991年，泰国政府对30多家金融机构进行了经济援助[13]。甚至当1996年夏天，由曼谷商业银行贷款引起的恐慌开始公开化时，中央银行仍然秘密支付了200亿美元（曼谷商业银行需要大约20亿美元）以支持其他几十家金融机构，其中大多数是金融公司。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银行行长猜瓦特·威博尔斯瓦斯迪才在一份声明中披露此事。简而言之，银行危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东南亚总是爆发银行危机，而以前政府是秘密地处理这些危机。

该死的经济学家

危机前，宏观经济学家的分析记录并不好。唯一及时并且真实的调查报告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杨格和他的会计小组。这份报告被保罗·克鲁格曼改成了通俗易懂的文章，刊登在1994年11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保罗·克鲁格曼的《亚洲奇迹的神话》是对一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喜报告《东亚奇迹》的尖锐反驳。克鲁格曼展示的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亚洲经济增长来自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生产力提高远远落后于成熟的美国经济。许多数据都集中于新加坡，把李光耀气得中了风。危机以来的研究表明，东南亚的长期生产力的提高一直比克鲁格曼的文章所说的要好，但是他认为东南亚当代经济的轨迹是不可持续的，这一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尽管违背了普遍的看法。但杨格和克鲁格曼预测东南亚的经济不过是放缓增长速度，并不会崩溃。

比较而言，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世界银行生活在一个梦幻世界里，1993年发表的广泛引用的《东亚奇迹》的报告简洁地描述了这一梦幻世界[14]。过去，世界银行有该地区的优秀员工，多年来的尖锐分析常常是一针见血。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世界银行在1981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明确谴责了其工业许可证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它警告人们要警惕不断增多的外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东南亚国家有办事处的世界银行，似乎越来越深地嵌入当地政权。继续以印度尼西亚为例，1996年，世界银行员工称赞政府颁发新的电信营业执照，说电信营业执照的出售“完全透明，并严格遵守明确的规则”[15]，这使雅加达的外国记者深感震惊。事实上，苏哈托的子女和密友用最不透明、最腐败的方式瓜分了整个电信业。正如《远东经济评论》的资深记者亚当·施瓦兹写的那样：世界银行“严重误解腐败对印尼经济毁坏性的影响”[16]。世界银行的管理者对制度性治理问题基本不感兴趣，对侵吞数十亿美元的发展资金，只是象征性地抗议了一下。美国学者杰弗里·温特斯指出，估计有多达1/3的银行资金正在因腐败而失去，甚至连世界银行内部的评论也表示：多达30%的钱确实是失踪了，那时世界银行在雅加达的当地代表还是对此置之不理[17]。主要的问题在于亚洲在世界银行的业绩已经是星级的，这与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同。工作人员都不愿做任何令他们的阶级宠儿尴尬的事[18]。

与世界银行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力更集中，不存在过于嵌入东南亚国家（事务）这样一个问题。在许多方面，该机构的缺点正好相反：它不太注意自己提出的政策在实际中是如何被实施的。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质疑长远规划是否可行，直到为时已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期间的北京工作人员乔纳森·安德森评论说：“不会有问题，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打瞌睡。”[19]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衡量进展的两个标准是，私有化和去除管制。但是，当私有化几乎一律没有进行招标，而去除管制只是用教父卡特尔来代替国家垄断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未能给予警告。好像言辞上的私有化比实际上的私有化更重要。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对金融部门“去除管制”有着极其严重的后果。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因此产生了上百个新银行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由教父经营，而与教父有关的公司企业借贷了大部分资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质疑长远规划的可行性，严重损害了其对东南亚汇率政策的看法。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们感兴趣的几个国家政府就已经决定执行本国货币跟美元挂钩的做法。80年代初一连串的银行危机以及几年后的经济衰退导致了这样的决定。货币挂钩的做法各国不尽相同，但其最吸引人的是，可以使外国投资者确信他们投资的未来国际价值，使出口商相信他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经过15年的大量外国投资资金的直接流入以及出口的繁荣，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很自然地把固定汇率看做一个既好又正确的做法。但是，任何固定的事物都会随着它周边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其本性。20世纪90年代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时，国际货币的短期流动成倍增长，美元开始增值，投资银行和亚洲教父看到了固定汇率体制的套利机会。墨西哥——另一个跟美元挂钩的国家，在1995年遭受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极少有人认为这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预兆。再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的经济学家都有不易改变的长期以来持有的假设。墨西哥的金融危机是拉丁美洲型的，与公债有关，是由政府不认真对待、无力偿还债务所引起的。相反，东南亚国家的政府经常预算盈余，而且债务也在控制范围之内。在东南亚国家的双轨政治经济环境下，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各自独立，大多数债务是由私人企业公司借贷的。而私人企业公司不像政府那样不负责任。至少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乔纳森·安德森回忆道：“亚洲金融危机是一场全新的不同于往常的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的任何一个人都未曾想到过。”[20]

这并不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雇员没有忧虑过。他们可能知道马哈蒂尔的私有化不是最好的做法，或者他们也怀疑印尼银行圈内贷款的数据。但是，他们不会去思考日常工作范围以外的事，他们绝不可能预见未来会发生的事。1995和1996年的活期账户逆差数据以及陷入泥潭的外贸数据显示了不可持续的经济不平衡，这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棋盘式对照表上看到的结果，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对隐隐出现的危机作出反应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时才开始采取行动。例如，在危机真正发生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建议泰国政府取消与美元挂钩，把泰铢贬值[21]。泰国官方，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却在1995年和1996年厚颜无耻地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所有人虚报了他们的外汇储备情况。这件事提醒人们，国际机构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扳机和枪

很多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分析报告十分关注国际汇率波动、短期资本流入以及离岸公司的借款对地区挂钩货币的损害。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必须处理。然而，现在大家都应该看清楚，亚洲金融危机远不仅仅是短期的收支失衡。有经济学家称如果有更好的宏观政策，如果国际机构不干涉，就不会有金融危机。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说199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墨西哥的财政救助引起了一种广泛的信念，就是国际的投机交易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保证——所谓的道德风险——正是这种广泛的信念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但是，弗里德曼不应该宣称香港的经济是世界上最自由的，而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固定汇率机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危机的时间和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金融危机迟早还是要发生的[22]。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受政治操纵，金融系统极不规范，存在垄断，还限制私营企业，那么金融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种国内的不平衡还是要比外部的不平衡重要得多。如果反过来说，就混淆了枪和扳机，主次不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南亚已经为自己制造了一把巨型的枪，并随时准备射击。

什么是扳机，也就是什么引起了金融危机，这不仅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而且永远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引起地区金融危机的扳机不止一个。在这个意义上，以枪作比喻就不妥当了。但是，对于已知的金融危机的先导进行说明也是很重要的。首先，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泰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和马来西亚（被金融危机毁坏的国家，但没有泰国严重）的投资率增长极快。在这些国家里，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的投资从25%一跃到了40%。香港和新加坡的投资率比同期增长了约8个百分点。在印度尼西亚这个几乎完全被金融危机击垮的国家，投资率并没有出现如此大幅的增长，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投资率的增长态势是从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上升到约占30%之间。20世纪80年代中期，菲律宾忍受着马科斯政府留给他们的痛苦，其投资率几乎为零，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才恢复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4。虽然投资率的增长从未被提及，但显然它并不能完全预示将发生的事情以及谁将遭受最沉重的打击。驱除马科斯的菲律宾除外，一个更好的能说明问题的指标是金融系统的弊病和腐败程度。这些国家和地区从差到好依次是：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

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东南亚的投资资金基本上来自国家的存款。这个地区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总是会压低资金的成本。而且90年代初，大多数国家的真正利率要么是负的，要么很低。这意味着通货膨胀和利息几乎相等，国内投资者有理由期望，非国际性的那部分投资（以房地产为典型例子）的价值至少可以与名义上的利息持平。以香港为例，从1990年底到1995年初，实际上都一直是负利率。已故的里昂证券创始人之一顾家利说，当罗康瑞的哥哥——房地产巨头罗嘉瑞告诉他，他会不假思索地在香港买下任何房地产的时候，他就知道90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23]。这就是教父们的智慧，也是对投资趋势的强大力量的暗示。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金融危机前有1/5到1/4的贷款都进入了房地产项目。

臭名昭著的外国资本流入只有在金融危机来临前的最后几年才开始变得重要。如果我们以有最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入的泰国为例，1987—1996年，93%的投资资金来源于百姓的储蓄。然而，在90年代，政府的财政——传统的“亚洲特色”——明显减弱了，而且在这期间，泰国政府的预算赤字一直在增加，吞没了10%以上的国内储蓄。外国货币（多数为短期投资）补偿的是由此导致的约占总投资20%的亏空[24]。

我们已经讨论过1993年外币进入东南亚证券市场。名义上的高利率吸引了其他资本。国内投资者想借贷是由于其实际利息低，外国人想借出是名义利息高，因为他们以后可将他们的钱遣返到那些通货膨胀较低的地方。之所以出现这种多少反直觉的状况，是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期望货币继续与美元挂钩，这样就不会有货币运动损坏贸易的风险。许多出版物和浮夸的文章都在争论，是外国银行侵略性地把外汇推进了东南亚，还是当地的借贷者——主要是我们的教父和他们的银行——在盲目地竭力寻求外汇。答案是两个都是：每个人都在寻求交易，这就是商业的本质。泰国的情况更糟糕，因为政府正积极鼓励外国银行从海外出借外汇，作为撤销管制进入他们国家市场的基本要求。谁出借的钱多，许可证就发给谁[25]。

导致金融危机的最后一个因素是危机前美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市场的状况，因为东南亚货币是与美元挂钩的，而日元很重要，因为日本是该地区出口产品生产部门的长期投资者。日元相对地区性的货币较坚挺时，日本公司在该地区加工的纺织品、石油化学品、电力和自动化出口物等的出口价格，相比日元下跌时更加具有吸引力。这一点很明显。但是，金融危机后，有一种倾向暗示，快到1997年时，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持续走低，是国际社会在东南亚的背后捅了一刀。事实上，由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衰退和那些熟悉的赤字，地方出口加工经济在美元弱势、日元坚挺时，一直非常繁荣。没有人评价说那个时期是不正常的，但是亚洲金融危机过后，许多人都说从1995年春天起，18个月内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增长了30%，这是不正常的。事实上，这时东南亚经济太脆弱了，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繁荣昌盛。强势美元与弱势日元使部分地方出口产品没有竞争力，而生产低档产品的出口加工商已成批移至中国，因此总体出口暴跌。出口加工经济仍然是广大东南亚经济唯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部分，但是它再也不能产生剩余价值，补偿一连串国内虚弱的企业。

焰火

然后金融危机开始了。1997年6月，泰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几乎枯竭。陈弼臣的盘谷银行前总经理林日光，当时任泰国的财政部长，试图对泰国银行业的卡特尔进行经济救助，帮其渡过难关，但又不想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知道外汇储备枯竭，最终在6月中旬辞职。两个星期后，7月2日，政府放弃与美元挂钩，让货币自由浮动。但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开始。泰铢对美元的汇率马上由25泰铢对1美元降至50泰铢对1美元，到年底，这一汇率将会使偿还外债的当地成本翻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请来了，于8月中旬，商定了一揽子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以换取172亿美元的多边支持，说好这笔支持款在改革实施后支付。但差瓦立联盟和教父经营的银行卡特尔，并不愿意采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办法。10月，总理差瓦立在税制改革上退缩了，又一个财政部长辞职（不久在他信政府里重现，我们将在后面看到），曼谷爆发了街头抗议活动。差瓦立未能获得军事支持宣布戒严，于11月3日下台，川·立派政府上台。

同时，泰铢挂钩美元的做法一终止，其他地区的货币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外国基金经理希望把他们的部分资金从当地的股票市场撤出；外资银行收回了短期贷款，以降低贷款的风险；本地银行和企业争相购买美元，以掩盖他们的借款地位；教父开始把资金转移出境；本地及外国的投机商开始借入和出售亚洲货币，希望将来价格便宜时，再买入——就是所谓的“抛空”。十多年来第一次，该地区人人都在关注泰铢对美元汇率重组的影响。在这个新的环境中，中央银行很快放弃了挂钩美元，3个月内，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也放弃了挂钩美元。印度尼西亚企业的外汇债务大约有800亿美元，而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只有200亿美元。印尼卢比对美元的汇率从2500印尼卢比兑1美元下滑至8月底的3000印尼卢比兑1美元，而雅加达股市下跌了35%。菲律宾比索跌得还要低，早已成为该地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附者的马尼拉政府立刻请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月中旬，马来西亚令吉从2.5兑1美元下跌至3兑1美元。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9月，马哈蒂尔利用在香港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度会议，责怪说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有人“操纵的危机”[26]，是一个以犹太人为首的西方阴谋，他们不想让亚洲人富起来。“我们是伊斯兰教徒，而犹太人不愿意看到伊斯兰教徒发展进步。”他又傻乎乎地补充道，“我们可以怀疑他们有具体的议程，但我们不想指责他们。”马哈蒂尔禁止吉隆坡的证券市场抛空，但指数还是不断下跌。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查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套利基金和其他举债经营的投资者该负重要责任。普遍传播的逸事证据说明，在该地区的大规模资本外逃是由当地富豪策划的，但新加坡和香港的银行保密制度是不可能让人得到具体数据的。10月8日，印尼卢比与美元的汇率已经是3700印尼卢比兑1美元，苏哈托请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了谈判。10月23日，危机转移到该地区最大的金融市场——香港。一天之内，恒生指数下跌了10%。投机商曾试图攻击港元，但鉴于该地区严格的联系汇率制（也就是说，基本上，流通中的港元是由美元储备充分支持的），这不仅没有导致打破货币挂钩，反而导致了加息；港元抛空的投机性需求，只是提高了借贷的价格。然而，联系汇率制不是万能的灵药，因为高利率使证券市场陷入了混乱。8月初到10月底，香港的证券市场蒸发了一半的市值。房地产价格也开始急剧下降。

1998的新年目睹了人们加速抛售东南亚货币。1月，泰铢下跌至56兑1美元，印尼卢比1.5万兑1美元，马来西亚令吉4.8兑1美元，菲律宾比索44兑1美元，几个月内下降了45%—85%。这些汇率均接近危机期间的最低水平。在此期间，苏哈托在印度尼西亚的收场戏也差不多演完了。1997年10月31日，印度尼西亚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了第一份430亿美元的救援意向书。但支付这笔钱的条件是：肢解鲍勃·哈桑“叔叔”的胶合板卡特尔[27]、林绍良的波加萨利面粉加工垄断、汤米·苏哈托的用于丁香香烟的丁香进口垄断[28]，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要求关闭16家无力偿还债务的银行，包括伊卜努·苏托沃的太平洋银行[29]、班邦·苏哈托的安德罗美达银行和一家由苏哈托的同父异母兄弟普罗伯苏特佐控制的银行。

11月关闭了几家银行，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因为人们更加恐慌，储户不断提取存款，资本外流更加严重——估计有80亿美元外流，而1997年第四季度则更多。但更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钱并没有发放，因为苏哈托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在签署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份意向书之前，他还指示中央银行把资金借贷给现金拮据的私人银行——人们称其为“央行周转援金”（或BLBI，印度尼西亚语的缩写）。11月，有谣传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印度尼西亚执行紧缩银根政策以保护货币，但中央银行违反这一政策，借出了8万亿印尼卢比；财政部长麦义·穆罕默德直截了当地拒绝就该谣言发表任何言论。班邦·苏哈托被允许把安德罗美达银行的资产和负债转移到林绍良控制的银行。12月，苏哈托开除了中央银行4/7的总经理，“印度尼西亚银行流动资金支持”的信贷失去了控制[30]。1月底，85万亿印尼卢比注入了银行体系，后来上升到145万亿印尼卢比。但市民只提取了其中的50万亿印尼卢比，剩下的大部分都被教父用来囤积外汇（并因而破坏了印尼卢比）。后来有消息透露说，1998年初，苏哈托的斯里兰卡泰米尔族的好朋友马利穆杜·西尼华善，也就是德克土玛科纺织业集团的董事长，从中央银行越来越少的外汇储备中贷到了9亿美元的巨款。苏哈托对中央银行说他的朋友需要这笔钱。

贬值的印尼卢比从未有机会翻身。到1月底为止，流动的现金在3个月期间增长了50%。印度尼西亚已不是简单陷入金融危机，而是陷入了一片混乱。世界各国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给苏哈托，要求他听取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见。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小组重新返回印度尼西亚，签署了第二份协议，从而给世人留下了那个时代不朽的形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双臂合抱站在苏哈托旁边，看着这位老人在协议上签字。但是，就像对待第一个协议一样，苏哈托也没有致力于执行这项协议。2月，他的武装部队开始对学生的抗议作出反应——非法劫持学生[31]。3月初，他重新当选为总统，组成印尼历史上最不可信赖的内阁：图塔特·苏哈托为社会服务部长，鲍勃·哈桑为贸易和工业部长。在他就任的第二天，鲍勃表达了他对垄断者的看法：“如果他们服务于人民的需要，那么就不会有问题。”[32]

通货膨胀，实际工资下降，抗议蔓延，5月的雅加达、日惹、茂物和棉兰到处是暴力和骚乱。然后事情变得怪异。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签署了另一项协议，其中有一项就是小幅提高油价。5月5日，苏哈托将燃料价格提高了70%，车票价格也提高了相同幅度。5月9日，苏哈托举行了难得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他说他对人民的遭遇深表同情，因为他自己过去也是个穷人。招待会之后，他出国开始为期10天的旅行。不久，与安全部队的致命冲突很快在印度尼西亚各地出现了，5月14日爆发了雅加达大暴乱。在三天的时间里，印尼黑帮组织的暴徒和其他抢劫者，抢杀掳掠，无恶不作，死亡人数超过了1200人，雅加达北部地区的华人住所成了施暴的主要对象。虽然人们只能猜测谁在指挥，又要达到怎样的目的，但安全部队和黑帮组织勾结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军队支持苏哈托，那么这次暴力事件将正中苏哈托下怀；而如果军队和苏哈托对立，那么暴乱就将被军方用来作为接替他的正当行动。事实上，未来的总统候选人、高级指挥官维兰托将军的动作已经开始显示出反苏哈托。最终，在这场“暴动有理，自己就是救世主”的游戏中，苏哈托失败了。当返回雅加达后，他发现军队和维兰托都毅然决然地反对他。苏哈托同意于5月20日辞去总统职务。但是，这是一场有人操纵的失败，因为军队同意副总统尤素福·哈比比取代苏哈托的地位。

在亚洲经济危机中，无论是暴力性死亡还是经济灾难，印尼都是最具典范的。1998年的第二季度，官方数据显示经济比上一年消退了16.5%，而上半年物价上涨幅度则超过了50%。苏哈托的离职使得印度尼西亚政府能多少更严肃地处理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但是直到1999年1月，相关法律才通过，使得那年的选举更为民主，从而结束了哈比比的总统职务。之后，一位轻率鲁莽的牧师阿卜杜勒·瓦希德组建了一个政府，但不久该政府就解散了。紧接着的是又一个失败的开端，这回是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任总统[33]。这两个政府都充斥着腐败和宗派暴力。同其他最有效的独裁主义者一样，苏哈托的离任留下了政治和机构上的真空，在这样的真空中，很少有人能够取代他。

危机去了俄国，又回来

苏哈托在1998年夏天发生的印尼30年来最严重的暴乱中失去了总统地位，而此时，亚洲金融危机渐渐蔓延到了俄罗斯。尽管在7月份有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但卢布还是在8月份遭遇贬值，政府债务的偿还也不得不暂停。事实上，俄罗斯遭遇的金融危机和东南亚正在遭受的危机罕有相同之处，但却强烈地增加了国际危机感。在吉隆坡，马哈蒂尔断定他已经无法再继续目睹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做法了，马来西亚对其问题的解决将是一种单边行为。马哈蒂尔将他的老同事戴姆·扎伊努丁召回内阁，并于9月1日强行控制了资本。此时，想要出逃的资本早就出逃了，但是，对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取得的胜利以及戴姆宣布将对巫统的老牌公司玲珑集团进行27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这两件事，却引发了最后一轮其他亚洲货币的出售。马哈蒂尔的副总理，巫统成员安瓦尔·易卜拉欣（在学生时代曾是活跃分子）被免去了职务，不久就因为收受贿赂罪和随后的鸡奸罪被捕，而他真正的错误在于和他的上司意见不一。从地区标准来看，吉隆坡长期以来对同性恋持一种相对开放及宽容的态度，但是当马哈蒂尔想找一个理由毁灭他的副总理时，他就披上了道德的外衣。安瓦尔否认了所有指控；他遭受了殴打和一次滑稽的公开审讯。“任意假话”——这是典型的东南亚做法。

当马哈蒂尔在8月准备严格管理控制马来西亚市场时，香港政府正在遭受由他们自己严重妄想所导致的病痛。香港金融管理局（中央银行在当地的变体）的总裁任志刚，宣布香港正面临一些投机商制造的“严重阴谋”。任志刚接着还宣称说：“投机者正向我们的市场发起一场组织严密、精心策划的全面攻击。”[34]事实上，那些所谓的国际阴谋都是不存在的，但是个体投机商——他们习惯这样做——确实不少。他们正在通过短期债券等手段来囤积港币，以随时在证券市场缺货时抛空。这使得香港货币局没能有效地阻止违反限定的投机，虽然它在港币被通过银行系统借贷时提高了港币利率。但是针对这种情况，香港政府官员并没有及时进行管理机制的调整，比如，抬高短期股票抛空的条件，而是决定与市场一决高低。8月28日，香港政府将150亿美元的储备资金注入了当地的证券交易所，买下了10%的资本化股票（主要是教父的），以期严重打击卖空者。任志刚和他的同僚们从对抗投机倒把的战争“胜利”还是“失败”这个角度来描述这次行动和来自他方面的潜在威胁，是很有启发性的。没有人说香港困境反映了其本身经济体制上的弱点，也没有人提及解除管制，更没人提及需要打破卡特尔垄断组织或保证良好的竞争秩序。大量购入股票这件事本身正好合乎时宜并将证明能带来盈利。但事后，这一举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预示政府将在经济领域采取更加积极的、新加坡式的干预和调控。6个月后，曾荫权宣布，政府正通过不竞标、延迟付款的方式把香港岛上最后一块主要住宅开发用地交给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建成一个所谓的“数码港”。但是结果，这儿成了高档住宅区，还多铺了几条线路。香港经济从来都不是英国殖民者所声称的自由经济，而现在，它正朝着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

具有讽刺性的是，相对于夏末这些可笑的行动，东南亚的经济早已开始稳定了下来。到秋天，泰铢、印尼卢比、菲律宾比索、新加坡元和马来西亚令吉等货币不再剧烈波动，并且自9月以后，对美元的汇率略有回升。那些华而不实的言论只关注货币危机和胆小的投机，然而现实是，市场已经将货币调整到与经济基本原理相称的标准上，尤其是货币已贬值到使东南亚各国的出口部门又恢复了竞争力的水平——出口部门生产国际贸易产品，因此一直保持着合理的规模。毫无疑问，这一地区的经济复苏将由出口，而不是教父的集团公司带动。然而在经济缓慢而不协调恢复的同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根本不清楚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结构会产生怎样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10年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能作出更具权威性的评论，但绝非最终的定论。

部分大亨的严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的国内大型企业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它剔除或削弱了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极端缺乏竞争力、破坏市场价值的教父。其次，它带来了规章的重大变化，尽管有些变化只是表面上的。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原先对外来投资封闭的“敏感”行业——如金融行业——增加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接纳，竞争压力也因此增加，从而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危机并没有改变该地区的基本政治经济结构。当地经济仍然是教父经济，那些最精明、最狡猾的教父的经济实力实际上通过危机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大部分教父将依然无法撼动，除非改革创造教父的体制——就像20世纪初他们的美国同人一样。此外，我们应当看到，新的教父将被不断创造出来。

在最脆弱的教父中，有部分是出于所谓的社会学目的而被提升的。这些人都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当地典型的大亨——马来土著人和印尼土著人。在菲律宾，有一群教父因为他们与总统是校友或与总统夫人是亲密好友的关系，以老百姓的身份受到了马科斯的特别照顾，得到了商业王国；这批人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菲律宾危机中被清除干净。

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时常宣称自己是马来土著人和印尼土著人的华裔教父或混血公民的教父，由于文化甚至种族的原因难以适应当地的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失败了。事实上，正在被谈论的这些教父根本就没有像其他国家的教父那样经历过社会的“过滤”；他们的家族从来不需要通过自己赚取第一个10亿来使自己进入教父们的游戏。在马来西亚，他们实际上是从大街上被“挑选”出来的（并不是工薪阶层的街道）；在印度尼西亚，他们最明显的是苏哈托的孩子们和他们的朋友。此外，他们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教父。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扮演着政治财富储藏所的角色——储藏与马来西亚的巫统和印度尼西亚占统治地位的家族以及从业集团党相关联的资产和资金。在马来西亚，最上层的本土教父与垄断软商品行业和博彩行业的教父一样，也缺乏以备不时之需的核心现金流。伊斯兰教徒不能公开经营管理博彩业，等到本土人员投身商业时，很多暴利的垄断行业早已被瓜分完毕。总之，本土的海报人物受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冲击，但并不是由于遗传的原因。

马来西亚的本土名誉领袖哈林·萨德，是个对服饰和办公家具口味很高的人。他是财政部长兼巫统的财政主管戴姆·扎伊努丁提拔的。1990年，哈林·萨德的机会来了，他获得了马来南北高速公路的管理权，之前由巫统直接拥有[35]；后来，他又收购了一家名叫玲珑集团的濒临破产的上市公司。这家公司随后就装满了未竞标的私有化公司和大量的政府合同，截至1997年，已拥有了11家上市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金融、电信、国家基建、石油和天然气等各个领域。但尽管规模巨大，玲珑集团却是一家缺乏基本盈利、有过清偿危机的公司，到1997年已欠债250亿令吉，占银行系统大额贷款的5%，是马来西亚国内最大的债务人。当经济衰退和货币贬值袭来时，玲珑集团再也无法偿还其债务。政府的解决方案是经济救助，这真是刷新了无耻的纪录。1997年，戴姆·扎伊努丁回到内阁后，批准玲珑集团一家负债较少的上市子公司——马友乃德（UEM）贷款20亿马来西亚令吉，然后用这笔贷款加上储备金，在没有进行公开要约的情况下，买了母公司的32%的股份。这是对马友乃德小股东的极大的欺骗利用：为了挽救玲珑集团，他们被迫买了一家快要倒闭的公司。但是这个方法不起作用，因为公众的抗议非常强烈，哈林·萨德被迫承诺在3年之内重新买回玲珑集团的股权[36]。

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到。他挖空心思想着去发行170亿马来西亚令吉的公债券，7年后一次性还清。但市场却对此毫无兴趣。2001年政府被迫用公共基金将马友乃德私有化了，2003年又用同样方法将玲珑集团私有化了。资产处置的净值，最少有100亿马来西亚令吉，全由纳税人买单。自以为在1997年就有20亿美元个人资产的哈林·萨德离开了公司。2001年，马哈蒂尔和戴姆闹翻了，之后他就与哈林·萨德脱离了关系。无人知晓为什么，但马哈蒂尔有吵架的习惯，和许多人闹翻过。2006年，哈林·萨德受到了侮辱：被指控犯有背信罪，被法庭判为过错方。

戴姆·扎伊努丁的另一个门徒和前雇员达祖丁·南利的让位遵循了相似的模式。同哈林·萨德一样，达祖丁·南利是出身富家的本土居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获得了在移动电话领域内长达5年的垄断权，然后在1992年，他得到了马来西亚历史上最大一笔个人银行贷款，使他掌控了国家运输公司——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AS）。当金融危机减少了客运量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宣布了它巨大的亏损。2001年2月，马来西亚纳税人通过戴姆·扎伊努丁的斡旋，以每股份8马来西亚令吉的价格买回了达祖丁·南利的股权，从而拯救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而当时每股权的市场价只有3马来西亚令吉多一点（几乎与此同时，菲律宾政府解救了马科斯的密友，即接管了菲律宾航空公司的陈永栽）。达祖丁·南利要用这些钱去支撑他的电话公司。但不幸的是，有证据显示他可能已经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中吮吸走了大笔资金，其中很多资金是通过与德国一家私人公司签订的空运货物管理合约取得的，而在这家公司中达祖丁·南利拥有相当多的暗股。2006年，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向马来西亚高级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达祖丁·南利返还属于他们的资金。

华裔马来西亚人中的一些极端的恶棍受到了处理。庄智雅——前资深政客、马哈蒂尔的同盟者，在20世纪90年代，用沙巴造船厂、大房地产项目和零星的制造业创建了一个典型的公司圣诞树。最大的华而不实的东西是菲律宾国家钢铁公司，这是马哈蒂尔计划的一部分，为的是向周边国家出口马来西亚的工业“专长”。这家建立在棉兰老岛的钢铁厂，在1996年就已经深处困境了，政府说服哈林·萨德，通过一家私人公司用30亿马来西亚令吉把它买了过来。马来西亚为哈林·萨德举债筹资，却不拥有菲律宾国家钢铁公司实物资产的所有权，因为这些资产已经抵押给当地的债权人了；1999年11月，国家钢铁公司暂停生产后，马来西亚纳税人承担了大部分的债务。同时庄智雅宣布了他在其他生意中的数以百万美元的损失，成了第一个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向法庭寻求保护以免受债权人追债的商人。他退出了法人代表的生活。

20世纪80年代，被看做教父领导的为华人社区服务的合作投资公司马化控股引人注目地破产了。但它也经历了相似的时刻。在它的前任老板被监禁后，马化控股卖给了林天杰（人们都称他为T. K. Lim），一个未来的政治教父。他与安瓦尔·易卜拉欣有莫大的关联。20世纪90年代，林天杰重现了马化控股的愚蠢：收购后欣喜若狂，但不久就负债近10亿美元。马化控股拥有核心的现金流——以万能赌博专营权的形式——但是林天杰还是把它折腾破产了。他和安瓦尔·易卜拉欣的联盟意味着，1998年首相被监禁后，他便没了有权势的朋友。

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的倒下意味着应该适当地向那些最厚颜无耻地公开贪污的大亨清算。除了偶尔讲些政治上华而不实的、冠冕堂皇的话之外，前第一家庭几乎一点也没碰。苏哈托知道太多其他政治精英的罪行[37]，资深将军不想他被审讯，他的继承者——尤其是哈比比、瓦希德和梅加瓦蒂——也几乎不想去着手处理这位倒台的领导人。此外，苏哈托老了，声称在危机之后遭受了一系列的中风，很多医生都准备证明他不能面对审讯和审判。已对他家族控制的基金诈骗提起了起诉，但是没人对此事认真追查，2006年5月，此案被搁置了。关于苏哈托掌权期间聚集的财富，人们作出了各种各样的估计。《时代》杂志1999年的一项调查说有150亿美元。位于柏林的贪污监察局——透明国际，估计有150亿至350亿美元。戴维·贝克曼，一位大学教师，列举了他们家族持股的1247家公司[38]。面对极端的公众愤怒，苏哈托的大部分孩子在危机之后都保持了明显的低调形象。他们静静地廉价出售了资产，包括凸显他们财富的奢侈的财产[39]。2002年4月，班邦放弃了他在家族掌控的公司毕曼特拉集团的控股权。

问题是目空一切的汤米，他蔑视政府机构，大放厥词，引起了公愤。1998年底，当时的总统哈比比，在即将于1999年举行的大选前，不顾一切地使自己与第一家庭保持距离，他允许司法部长继续调查一件控告汤米的不甚严重的腐败案件[40]。汤米于1999年4月出庭，法院的走廊上挤满了由汤米心腹安排的一群支持他的年轻女性，苏哈托这个最小的儿子高傲地朝新闻记者微笑着。接下来就是一场印度尼西亚的司法哑剧，在下级法院，汤米两次洗脱了针对自己的所有指控，直到2000年9月，瓦西德政府提起上诉后，他才被判有罪。瓦西德对汤米进行上诉的理由也许并无什么独创性，只指控了他相对轻微的罪行，但是事实上，每一次汤米或他的哥哥班邦被政府传唤时，总有一颗炸弹在雅加达某个地方爆炸[41]。看起来汤米和他的同谋极有可能会采取恐怖活动。9月13日，雅加达的一家证券交易所爆炸，造成15人死亡，瓦西德希望汤米能够消失在大众视线之外。汤米被判刑18个月，可以住特殊的、豪华的单人牢房，可是他拒绝了，逃跑了。7月，参与审判汤米的最高法院三人陪审员的首席陪审员被人谋杀。两个月以后，另一位最高法院陪审员推翻了汤米的入狱判决，虽然那时汤米仍然在逃。由于受到了全国乃至国际的强烈抗议，2001年11月，印度尼西亚警察局局长被解职，一天之后，警方奇迹般地找到了汤米，把他带到了雅加达警察总部。雅加达警察局局长可能是忘了这个场景正被电视台现场直播，他拥抱并问候了汤米[42]。2002年7月，汤米由于各种罪行，包括买凶谋杀最高法院法官，被定罪，判刑15年。起诉方只要求了一种相当轻的判决，而且上诉后又减了刑。汤米于2006年10月出狱。

第二个被给予较高关注的高调人物是穆罕默德·鲍勃·哈桑。他的审判依照汤米杀人前的最初审判模式进行。2001年2月，哈桑被指控犯有两项诈骗罪，与他的木材特许证有关，其中一项罪名成立。起初，他被允许以在家软禁来服刑，但是在公众愤怒的浪潮之下，他被押往成千上万名反苏哈托的政治囚犯死亡之地——努沙坎邦安岛。看起来政府动了真格，但是紧接着就有人披露，鲍勃住的是特别的单人牢房，他在那里更像是客人而不是囚犯。2004年2月，他获得了假释，离开了监狱。

其他一些面临短时间监禁危险的教父走了苏哈托路线——生病。河虾养殖场的主人林德祥，于2001年4月因被怀疑欺诈而被捕。他说他的心脏有问题，被释放了，然后经日本逃到了新加坡。苏哈托同父异母的兄弟普罗傅苏特佐，在2003年被证明在再造林工程中有欺诈行为，被判刑4年，他也在印度尼西亚生病了。在2005年的突击行动中，他被从雅加达一家私人医院的总统套间中拖出来并送进了监狱。马利穆杜·西尼华善——德克土玛科纺织集团公司的老板，在金融危机时曾大肆侵吞国家外汇储备，在藐视了几次警方的传唤后决定离开自己的国家。他的律师说他需要治疗。对他的国际通缉令依然有效，而且他的照片一直被挂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网站上[43]。

有限的管制解除

虽然司法部门学会了如何对付出价最高的竞标者，但要拿下那些教父、对腐败提出诉讼却远非易事，相对而言，建立新的法律，允许部分解除对东南亚经济的管制要比这简单多了。这是金融危机的第二个影响。最初触发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解除部分管制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救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经济救助的条件是它们必须进行大量的结构性改革[44]。在印度尼西亚，结构性改革包括结束卡特尔，结束水泥、纸张、胶合板等产品的限制性市场秩序，结束对哈比比的飞机制造业的公众补贴，取消汤米·苏哈托的丁香销售局，降低对国有汽车项目的支持，结束税后对慈善基金2%的强制捐助（这些基金会以前是由苏哈托控制的）。这一连串的目标正好直指苏哈托家族和那些资深教父。在发展中国家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很难，但这些高调高层次的改革大部分都实现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重要的要求与银行有关，结果是银行数量相比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变。在整个东南亚，政府强制关闭和合并最小最弱的金融机构，增加了准入的资本要求，以控制未来的银行数量。泰国和马来西亚在这几个“真正”国家中走得最远。后者没有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项目，但银行管理者一直关注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50多家银行被减到只剩10家。亚洲金融危机前，印度尼西亚教父的银行已经失控，2006年年底仍然还有131家银行，但自1997年起，印度尼西亚就开始了银行合并，虽然很慢，但现在还在坚持。但是很难找到证据证明政治势力与银行业的关系有了质的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他们建立一个法律上独立的中央银行，但是，马来西亚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戴姆·扎伊努丁要求银行进行经济救助；近年来印度尼西亚的国立银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政客支持的贷款；泰国的他信·西那瓦不断地指导中央银行的政策。诸如此类的现象表明，根本不可能通过立法来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

金融危机时，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中央银行向各银行注入流动资金，换取股权，使政府几乎拥有了银行系统一半的股份（尽管后来个别银行被私有化了）。就金融危机时的不良贷款这一项而言，国立银行比教父私人银行表现更差，加上至今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独立银行章程，所以，政府所有权的扩大是不祥之兆。金融危机减少了家族银行的数量，增加了政府银行的数量[45]。金融危机没有产生任何有多样化私有权、所有权和管理完全分离的银行，而这些都是汇丰银行的结构性优势。

外国的投资者，尤其是在内地投资的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发现了1997年之前对他们而言不曾有过的商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国家执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在一系列行业范围内增加了国外股份。这当中最大的买方是新加坡。自从经济危机后，新加坡通过海外投资，输出了巨额的经常账户盈余。国有公司买下了几家印度尼西亚银行、几家泰国电信公司以及其他国家的公司，同样，私立大华银行和华侨银行也买下了几家印度尼西亚银行。马来西亚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在印度尼西亚投资了种植园和银行，欧美和日本公司增加了它们在制造业、电信业、石化工业和保险业等合资企业中的股份，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把合伙人的公司彻底买下。跨国公司和私营公司收购了一部分生产企业和银行。虽然全球化的竞争行为对于许多东南亚的国内企业来说还是不必要的，因为它们的产品基本上只用于境内交易，但是所有这些都对商业效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香港和新加坡无须面对银行系统重大调整的压力，因为这些根基稳定、资金雄厚的银行长期以来一直是该地区的境外金融中心；金融危机时，大量的外逃资本流入了这两个城市的银行。20世纪80年代初期，香港经历了银行业的衰落，之后，管理者们控制着不让银行过量；新加坡的银行也不太可能过量，因为传统上最大的金融机构都由国家拥有，而其管理体制又繁杂苛刻[46]。尽管如此，香港金融管理局进一步提高了银行披露财务状况的要求，而新加坡在2000年起诉大华银行旗下一个非核心的子公司的明细表有矛盾之处，以此给予了那些越来越敢于冒商业风险的私有银行一次严重的警告[47]。

在香港，对金融危机回应较少的是那些政治领导人和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FC）。从1997年到2005年，政府并没有回应人们希望像许多发达国家那样建立一个垄断管理机构的要求。在第二位特首曾荫权的领导下，人们对这一机构进行了长久的讨论，但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的董事会长期被教父以及他们的代理人所操控，对于大多数小额投资者关心的基本改革并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48]；相反，机构仅仅满足于严格执行现有的一些规章制度。2001年4月，由里昂证券市场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香港只有5%的上市公司有独立的董事长，拥有真正独立的“独立董事”的公司不到20%，而且，在4/5的商业机构中，其内部董事会和主管部门的人员，实际上大部分是同一批人[49]。

不过金融危机后，香港也出现了一个有组织的小额投资者游说活动团体，以该地区独特的方式发展着。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地市场的国际化和规模的扩大，同时越来越多的对冲资金和机构投资者不愿意去玩那些安逸的、操控性的游戏，但一直以来这些游戏满足了教父以及他们的投资银行的需求。这种颠覆性的运动的领军人物是大卫·韦柏，他是前投资银行家、当地教父吴光正的雇员。他创立了香港小股东协会（HAM）。2002年，香港小股东协会提议该机构成为真正的资源监督者，董事会由选举产生，从证券市场中拨0.005%的交易税作为其运行资金。这一提议得到了许多投资者的支持，但最终在2002年遭到了政府的否决。所幸的是，大卫·韦柏和香港小股东协会的网站获得了14000名注册用户的花名册，大卫·韦柏也被选为管理证券市场的香港交易及结算所的非执行董事，还成了收购及合并委员会的成员。在金融危机之后，在这些方面，大卫·韦柏领导了一系列的改革运动，建立了一个侵犯小额投资者权益案例的数据库；他站在各项运动的最前线，阻止了郭鹤年、李兆基以及郑裕彤这样的教父们的某些偏低价的私有化活动[50]。就像韦柏所说的：“这里是可以改变的，在香港我还没有受到身体上的威胁，但我不会在雅加达或者马尼拉作这方面的尝试。”[51]

新加坡对由危机引发的公司治理问题的反应，充分反映了这个国家解决商业问题的方法。一方面，管理者提出了比香港更强硬的企业管理要求，包括2000年对《公司法》作较大的修正[52]，以及后来出台的《证券期货法》；而另一方面，新加坡继续扮演为印尼教父们提供避难所的角色。危机期间，这个城市成了这些教父（比如林绍良和他儿子林逢生）的运作基地，同时这些教父等待着雅加达的境遇改善，确认他们不必因为自己公司的多项违法行为而面临起诉[53]。林德祥，从2001年起因诈骗嫌疑被印尼要求协助调查，也在新加坡开设商店，继续他的生意。黄氏家族的亚洲浆纸业（APP）拖欠了140亿美元的债务，然后，就像我们在下一部分看到的那样，这却成了黄奕聪要低价回购公司的控股权的特别理由，后来公司被合并，在新加坡开始运营。黄氏家族的当家人黄奕聪从危机开始就一直待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政府从未找到理由去调查APP或者是其他印尼教父的公司。

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新加坡的本色：一架吱嘎作响的干净的管理机器，与那些令人讨厌的商业和商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危机发生过程中，新加坡正在修正一些法规，把瑞士经营的海外金融业务吸引到了他们国家，因为欧盟不断对瑞士施加压力，要求其取缔逃税和洗钱。同时，一向以道德说教闻名的李氏家族不顾“亚洲价值”的重要性，决定批建并招标两个巨型赌场，认为这对发展和就业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推进企业管理的法规体现了传统的理论和实践两分法。2000年，马来西亚的证券交易所采用了一套企业管理的自律守则，并且对上市规则进行了改革，其中包括禁止向未上市控股公司和其他第三方贷款（在此之前这种做法曾备受赞同）。然而，在进行这些适度改革的同时，政府却忙着救助一些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企业，比如玲珑集团和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菲律宾几乎没什么法律变化，约瑟夫·埃斯特拉达任总统期间，证券市场一切照常。导致埃斯特拉达2001年下台的原因是操纵证券丑闻，在这一事件中，埃斯特拉达企图阻止对权力部门的调查[54]。陈永栽——埃斯特拉达的朋友、财政支持者，在埃斯特拉达的照拂下取得了旁遮普国家银行的控股权，政府部门批准发行只有他能认购的权利股。但后来，陈永栽并没有履行诺言——他没有收购政府在旁遮普国家银行的股份，因为他已经得到了控股权。另一个马科斯的密友同时也是约瑟夫·埃斯特拉达的好友——爱德华多·“丹丁”·柯胡安可，也在后者任职期间兴旺发达了，重新当上了生力集团的主席。在印度尼西亚，主要的管理改革是要求更独立的董事，创立审计委员会。泰国也有类似的温和改革。

加上这改革

前一节并不是要说危机不是改革的推动力，而是说，改革都只停留在表面，根本没有本质的变化。随着对教父们经营的逸事的深入分析，这一观点将更加清晰。

前面提到过，菲律宾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要比其他东南亚国家小，因为在马科斯执政的最后几年里以及他逃往国外后的几年里，菲律宾已经经历了经济崩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管理和总统克拉松·阿基诺和菲德尔·拉莫斯[55]的领导下，菲律宾经济去掉了它粗俗的任人唯亲的特点，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并没有背负亚洲式的债务。而这一时期受过责罚的外国人不愿向菲律宾注入资金，使得其损失更小。不过，菲律宾依然为它的政治表兄弟泰国危机后的经历提供了榜样。传统政界名流阿基诺和拉莫斯[56]时代之后的199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约瑟夫·埃斯特拉达把在媒体上讨好的目标锁定在都市和乡村的穷人，赢得了选举。他的真实背景如下：他属于中产阶级，是一个政府承包商的儿子，在动乱中的马尼拉长大，年轻时行为不良。但他把自己描述成穷人，而且专门在二级片中饰演穷人英雄的演艺生涯帮助他走进了政界。陈永栽、“丹丁”·柯胡安可以及那些非法经营赌博的教父，对埃斯特拉达非常支持，都想在他任职期间得到好处。但他只担任了两年的总统，便遭到了国会的弹劾，指控他腐败。这是有史以来国会首次弹劾总统。在街头的抗议、军方的反对和副总统（单独选举[57]）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的花招下，2001年1月埃斯特拉达下台了。权力又回到了有家庭背景的前总统的女儿阿罗约手里，但是埃斯特拉达的上台表明了，在电视时代，政治游戏可用新的、平民主义的方法来玩。

泰国也有人在玩同样的游戏，但不是教父支持的类似暴发户的政客，而是大亨自己。20世纪70年代军政府时代开始退潮，商人当选国会议员的数量随着每一次选举逐渐增多。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逐渐模糊了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区别。主宰大企业的华裔泰国人的同化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20世纪90年代时，人们早已忘了20世纪40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国会中大部分议员是华裔血统的商人，民族已不是问题[58]。结果，开始了大商业与政治的彻底融合。其推进者便是他信·西那瓦，来自清迈一包税商兼商人的家庭，其祖上很早就参与了当地的政治事务。他信被吸引进入国家政治是因为他的财富来源于电信和无线电广播特许经营权[59]，而这些特许经营权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通过政治斗争从国家那里得来的，泰国的其他电信公司也独立支持各个政党，寻求庇护。而他信于1994年加入了川·立派的内阁，任外交部长，正如他信的传记作家巴素·蓬派集和克里斯·贝克所说的那样，“他跨过了政治与商业的分界线”[60]，不顾一切地往前走，不再回头。他信担任过一个名叫道德力量党的小政党的领导，金融危机发生前在联合政府里当过两届短期的副总理。当泰铢的汇率限定被打破时，他信只有一家大电信公司。那家公司的外汇债务被大量用于套头交易以避免贬值。这是一个会引起争端的巧合：他农·披塔亚，在危机初露端倪时任财政部长，也是决定实行浮动货币制的人之一，又是他信·西那瓦从前的银行家、雇员及他信公司的董事[61]。另一位参与决定货币贬值的人——布金·巴拉昆，在随后的一次国会争论中被指控把货币贬值的信息透露给了他信；2004年他成了他信的内务部长。

泰铢对美元的汇率下跌了一半，他信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而他的竞争对手却损失惨重。但是金融危机爆发时，他信还是积累了巨大的债务。而他进入政界后并未能阻止颁发新的电信营业执照和特许经营权给那些支持反对派的大亨，而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涉下，政府同意从1999年10月开始解除对电信行业的控制，建立一个独立的管理机构。这对于教父的生意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金融危机爆发一年后的1998年7月，他信做出了一个使他成为亿万富翁的决定：他建立了泰爱泰党，总部起初设于他办公的那幢房子里。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他信在公众面前树立起一个虚假的形象——一个靠自己努力奋斗而成功的穷孩子，其平民主义的议程以及他在电视里的举止似乎使选举人对其产生了共鸣，其他教父也在背后支持他，他甚至得到了他的长期竞争对手正大集团谢国民的认可，谢国民的集团和家族为他信提供了两位内阁成员[62]。他信还得到了盘谷银行的陈氏家族、传媒业的杀手大亨林明达和几位大房地产商的支持。这是一个教父联盟，由经济租金喂大，因金融危机瓦解，几乎与生产制造业毫无关系。但是，既聪明又无耻的他信把他自己和泰爱泰党宣传成有冒险精神的小企业与农村穷人的政治代表，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的（但非种族主义的）色彩。与过去的那些政党不同，泰爱泰党有明确的政策，包括减免农村债务、提供农村信用贷款及大众医疗保障。

他信集团资金雄厚，组织严密。在2001年大选之前，他的力量已很强大，约一百名任期内议员背叛了自己原先的组织，站在了他的旗下。这便是泰国和菲律宾政客见风使舵的传统。他信确保竞选集中在对他个人的狂热崇拜上，从而保证了他的优势。下面的话来自他信传记，报刊曾连载过，竞选资料也选登过，但只不过是虚假的白手起家的故事：“兄弟姐妹们，我来自农村，一个农村的孩子，一个咖啡店老板的儿子，我帮助父亲管理果园、投递报纸、经营移动电影院……今天，我的朋友下至受雇的摩托车驾驶员，上至伟大国家的总统。”[63]在这次竞选中，泰爱泰党在国会500个席位中赢得了248席，这是史无前例的。

包括谢国民正大集团在内的5个支持他信的集团，被回报以内阁职位。巴素和贝克评论说，“他信的上台是泰国商业主宰的‘金钱政治’合理扩展的结果”，但也是社会等级的重大变动。它使国内一些最富有的人坐上掌权者的位置。“大金钱政治”取代了原先的“金钱政治”。战利品开始迅速涌向胜利者。上任第一天，他信的通信部长就宣布要对一个新的国营手机公司进行评审，使这家公司的创办就此中止，而此公司是即将离职的川·立派政府为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批准的[64]。他信总理和他的妻子所拥有的西那瓦集团（Shincorp.）（已经按照宪法的规定，正式把他们的股份过户给他们的子女、亲戚以及受雇员工），收购了另一个当地的移动电话公司，并迫使它的国外合作伙伴马来西亚电信撤出了泰国。同时，他信公开宣称另一个经营者所制定的竞争科技标准毫无价值，是一堆垃圾，还成功地支持了泰国国家电话组织保留向竞争对手收取联接费的权利，但西那瓦集团却无须缴纳此项费用（其中一个竞争对手是由谢国民控制的，他信的行为是一个早期的警告，让他的新政治伙伴知道他是不会考虑他的利益的）[65]。原本打算任命新国家电信委员会的管理人员，以起到撤销管制的作用，遭到了他信的阻止。竞争受到限制，撤销管制受到阻碍，同时经济因为更加扩张的经济政策开始复苏，这一切使亿旺资讯手机业务流向西那瓦集团的核心现金激增。商业利润从2001年的不到40亿泰铢增加到2003年的180多亿泰铢。西那瓦集团的多元经营包括与新加坡国有星展银行（有多种经营执照）合作的金融服务、与马来西亚的低成本亚洲航空公司合资经营航空公司（给予其在泰国的着陆权，停机费5折）[66]、购买了独立的电视频道iTV的控制权（被准许其减少付给政府的营业费用，增播低成本的娱乐节目）。2003年，泰国的证券市场开始复苏，一度被过度减少的市值翻了一番，西那瓦集团的五个上市公司的价值翻了两番。

他信并不是极度的短期主义者。当西那瓦集团繁荣昌盛时，他也履行了他在大选时所作的承诺，特别是对农民的承诺。他鼓励扩大家庭债务，用准国库资金增加公共开支，而没有引发公共的短期借贷事件。他信的这一系列措施促进了经济增长。泰爱泰党在选举之后又吸收了三个政党，并在2005年2月，又一次赢得了大选，占据了国会3/4的席位——使他信有了足够的选票来改变宪法、阻止非难提议。他说他会执政25年。但不幸的是，他信在两个地方失算：他没能使他同时代的教父满意，而且忽视了曼谷的中产阶级反对派。这使得军队有机可乘，闯了进来。

在所谓的最佳传统的“竹网”中，他信当选后，马上就忘记了曾经支持他的大亨。由于自己没有银行，他信毫无兴趣保卫旧的银行卡特尔。为了吸引外资，银行不得不买卖股票，有时甚至控制股票[67]。盘谷银行的陈氏家族，被迫在金融危机后把股份降到了20%，在他信第一任期内就离开了他信。金融危机前的最高教父谢国民曾经为他信提供竞选资金，向他信推荐内阁成员，但是后来发现他信只支持他自己的公司，根本无意在政治上支持正大集团旗下的电信公司[68]。禽流感袭击泰国时，他信让谢国民家族自己设法处理他们浩大的禽畜养殖加工，没让公共卫生官员提供帮助，因为当时他信自己并没有这方面的商业投资。2005年年末至2006年年初，笔者因本书采访陈氏家族与谢氏家族的家族成员和雇员时，他们都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对他信的憎恨[69]。这是教父的嫉妒，但对总理来说，是问题的预兆。林明达——那个使他信信基督教的破产传媒界大亨，现在成了反对他信的首领。

他信被罢黜的导火线是2006年1月西那瓦集团被出售给新加坡政府的淡马锡控股公司。证券市场免税使得出售顺利进行。内阁在出售几星期之前就为高级信息服务公司（AIS）出台了一个有吸引力的新税政策；成交前一天，正式增加了外国投资者在电信公司的最高股份限额。而且19亿美元的收益是免税的，因为它们来自股票交易[70]。

他信耍花招发横财，把西那瓦集团出售给泰国人瞧不起的新加坡人，这两件事不仅得罪了教父，还得罪了曼谷的中产阶级[71]。在整个春天，成千上万的人不断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他信确信在农村有广大的支持者，一定能赢得投票选举，因此他在4月份举行了投票选举，决定他是否能够留任。反对派对此进行了抵制。他信又尝试了其他一些策略，包括暂时辞去总理一职。到夏天时，那些反对他信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军方的介入不可能在首都引发像1992年反对军方干涉政治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普瑞姆·听苏兰那达将军，曾经的三任军事总理，现在的国王顾问，在原精英阶层中发表了一项支持军事政变的声明。军事政变在9月19日发生，时间选得非常好，迫使出国访问的他信流亡国外。

这场军事政变几乎明确地标志着向泰国传统的政治精英与商业大亨之间分裂的回归，也证明了教父之间不可能维持长期的合作关系，如果这一点还需要证明的话。他信将商业巨头们联合起来，开展了泰爱泰党的政治冒险，但当形势明朗到足以让人认清他信本人才会是最大的受益者时，他信安排的一切都土崩瓦解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是他信有意阻碍同僚大亨们在金融危机后的恢复。由于金融市场动力的释放，经营银行的家族损失惨重。但谢国民凭借其农业方面的持续现金流，仍能廉价出售一些非核心公司，包括他在中国的酿造业和摩托车制造业以及他在泰国的易初莲花超市，以偿清部分债务并重新协商剩余的债务问题。2006年，正大集团又扩大了，在中国开了几十家超市；他信不在了，谢国民又想争当最顶级的教父。但谢国民也受到了来自他信另一个从前的支持者苏旭明的挑战。与其他教父一样，苏旭明来自泰国威士忌和酿造业的特许经营的年收入在金融危机中保存了下来[72]，还以折扣价购买了许多新公司。2006年，苏旭明以30亿美元的净值位列福布斯排行榜的泰国首富。2004年，东京一桥大学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0年位列30强的家族集团公司在股票市场的资本总额占有率与金融危机前一样[73]。

反他信政变后，新的军政府发起了几项针对前总理涉嫌腐败的调查，但却未重翻其他教父的老账。他信下台之后，泰爱泰党便土崩瓦解了，许多议员放弃了党籍。他们正在观望新的军政府所承诺的政治化身的选举将带来什么。然而无论结果如何，他们会再次寻求大亨的庇护。

医生现在要接见你了

在马来西亚，巫统对政治生活的严密控制使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之间的关系几乎不可改变。对金融危机的政治回应由巫统作出，而后果则由教父承担。安瓦尔·易卜拉欣被捕之后，他在20世纪90年代培养的白手起家的大亨成了政府主导的公司合并运动的对象。这些大亨中有银行家兼经纪人拉昔胡申和童贵旺，他们集银行家、经纪人、房地产商于一身[74]。2001年戴姆·扎伊努丁要离开政府时，他的教父培养计划泡汤了。马哈蒂尔击溃了他在巫统内部的对手，依靠华裔选民的支持（华裔选民害怕伊斯兰政党获得太多的利益）赢得1999年大选之后，教父的福利开始取决于与这位好医生的关系如何了。大富翁们都因与医生维持着良好关系而成功。

郭令灿得知核心金融机构中免于银行合并的原始名单里没有他的丰隆银行时，竟然中风了。但在深入细致的游说之后，他的企业也被列入了名单之中。阿南达·克里斯南因进口电信、广播与卫星设备，背上了沉重的外债，但他与马哈蒂尔有着无人能及的良好关系，国家石油与天然气总公司买下了他在大型的双子塔和吉隆坡城市中心房地产项目的绝大部分股份，帮助克里斯南摆脱了困境。值得记住的是，资金雄厚的国家石油与天然气总公司已经为开发该项目提供了现金。克里斯南为自己挖掘了一个债务巨洞，但有国家石油与天然气总公司（它更像一家被拴住的银行而不是一家石油公司，而且20世纪70年代筹建该公司时，克里斯南曾是该公司的董事），又有来自赌博和广播专营的持续资金流入，再加上他在事实卡特尔能源领域和移动通信行业内的股份，这些足以让克里斯南从债务巨洞中爬出来。1998年他将自己移动通信公司的1/3的股份出售给英国电信公司，获得了现金，但又在2001年将其收购了回来[75]。随着经济的复苏，克里斯南将他的电信、传播、卫星通信等公司都在证券市场上市了，还将他在经济危机前就已报价的赌博业和发电厂也上市了。到2004年，他控制的上市公司的市值超过100亿美元。克里斯南从国家那里取得的种种特许权的质量显示出，他的管理水平在众多的教父中居于平均水平之上，尽管没有他自己想象得那么好。

林梧桐和他的儿子林国泰得益于他们在赌博业上的特权，在金融危机期间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马来西亚的赌徒照样赌博，而来自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外来赌客则在持续上升。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置这些现金。2004年，已是世界赌博行业第三强之林氏家族将业务扩充到了赌博行业，当然邮轮上的特色还是赌桌[76]。但是在香港上市的丽星邮轮面对国际竞争，还没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其股价也在跌。2006年给林氏家族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们组织的一个国际财团赢得了招标，获准在新加坡的圣淘沙岛上建造一个耗资34亿美元的赌博场。这导致澳门赌王何鸿燊授予林氏家族在蓬勃发展的澳门开设赌场的权力，以换取丽星邮轮的股份并由此进入新加坡赌博业。但不幸的是，林氏家族以前从未与李光耀合作过，所以没有仔细考虑这个交易，也没给予答复。新加坡政府立刻表明它不能让这个讨厌的何鸿燊在自己的地方从事这种生意，这个交易不得开展。对林氏家族来说，可能还是这样好，因为以前何鸿燊与其他教父以及他妹妹何婉琪的合作过程中都充满了刻毒的语言和法律诉讼。2006年，林氏家族单独获得了英国赌博连锁店史丹利休闲，增强了马来西亚的资深大亨们把资产的经济租金投资在原殖民者掌控的行业的趋势[77]。

与阿南达·克里斯南一样，作为独立的电力供应商（IPPs），林氏家族在马来西亚享受着某种额外的得到保障的现金流。大教父们未经竞标获得独立供电商合约，用国家石油与天然气总公司给予补助的天然气发电，而其所发的电，公用事业公司马来西亚公用电力公司是一定要买的[78]。这些特许经营权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第一个获得特许经营权的，是杨肃斌那拥有9座发电站的杨忠礼集团[79]。这家管理非常保守的集团公司常被作为个案，研究拥有垄断核心现金流量的大亨们究竟是如何从金融危机中获利的。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杨肃斌手上有钱，企图获得太平联合公司。这是一家土著人控制的房地产公司，在吉隆坡拥有优等资产，但负债累累。他用3.32亿马来西亚令吉（那时约合8000万美元），获得了首都的主要购物商场、附近一家更新更华丽的商场、五星级的万豪酒店和一所占地118公顷用于发展的城市地产银行[80]。对于一个华裔大亨，这是政治上较敏感的一步，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太平联合公司就是土著人的骄傲。但是杨肃斌让原公司拥有者继续持有公司股份，继续担任董事长[81]，巫统也就对这桩交易听之任之了。杨肃斌的财富继续不断扩大，但是马来西亚已没有更多如此可人的交易了。所以，2002年，杨肃斌筹集了18亿美元，从破产的美国安然能源公司那里收购了英国地区的公共事业公司韦塞克斯水供。三年后，他又进军印度尼西亚的发电工业。这些交易与马来西亚最富有的教父——郭鹤年的交易如出一辙。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其公司现金流量没有受损，郭鹤年也在世界各地迅速买进资产。前面提到过，郭鹤年在马来西亚长达几十年的对蔗糖工业的近乎垄断权（占了进口配额的85%）[82]，在金融危机后得以幸存，尽管其他教父到处游说。

马哈蒂尔表明了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他除去了与安瓦尔和戴姆相关联的商人，发现他自己是一个新的“被选中者”。赛莫达，一位前牛和大米的买卖商（与戴姆·扎伊努丁一样，来自前总理的故乡吉打），金融危机爆发时，获得了向马哈蒂尔汇报意见的机会。马哈蒂尔很快就得出结论，认为家庭背景不如哈林·萨德和达祖丁·南利的赛莫达是个真正有才华的土著商人。5年内，赛莫达成为马来西亚唯一最大的独立发电商，获得政府资金的支持，在丹绒柏勒巴斯港修建了一个新的集装箱设施[83]，同时在矿业、种植业、宾馆等行业拥有大量的股份。阿南达·克里斯南陪同马哈蒂尔去度假，照看他出国的孩子，杨肃斌把大量的钱投到马哈蒂尔钟爱的兰卡威岛和其他亏本但可以提高形象的项目上；与他们两人一样，赛莫达也知道如何讨好总理。他在吉隆坡建了一座伊斯兰教艺术中心，充满了洋葱状的圆屋顶、喷泉和白色大理石。马哈蒂尔经常出现在工地上查看工程的进度。然后赛莫达遵循历史悠久的传统，把已经得到的特许经营权通过私人公司高价卖给了他任董事长的上市公司。2002年，丹绒柏勒巴斯港卖了5亿美元；2003年，一家有权在柔佛州建一座2100兆瓦发电量的发电站的私人公司卖了2.2亿美元。事实上，他正在从这些政府给他的长期的、资本密集型的特许经营权里剥取现金。赛莫达游说政府把郭鹤年的蔗糖垄断权分些给他，但没有成功[84]。2006年，他正尝试着接管垄断大米进口和销售的上市公司——国家稻米公司。同时，赛莫达也增加了破产国有公司的股份——包括电器制造厂、吉隆坡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和凄凉的普腾国产车工程。与马哈蒂尔的看法相反，在许多人看来，他像一个新的哈林·萨德。

2003年10月，这个掌权22年之久的医生终于下台了。他的接任者是他最后一位副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2004年5月，阿卜杜拉·巴达维漂亮地赢得了全国大选。在大选前几个月，阿卜杜拉开展了一系列针对中等商人的腐败调查，取消了一些与马哈蒂尔有关的形象工程，包括赛莫达获得的几个特许经营权，显然是有针对性的。许多马来西亚人为一个新政局的开始而欢呼。但是，这很幼稚，因为国民阵线联盟占了议会219个席位中的198个。巫统的权力更大了，正在兴起的有政治追求的一代人，包括前首相、部长的孩子们[85]，在后马哈蒂尔环境下争夺权力。他们要求新一轮亲土著人的积极的区别性政策，也就是阿卜杜拉在其竞选前谴责的对“贪婪的马来寻租者”的施舍物。反腐败起诉和撤销管制的热情很快消散了，重大的政府工程重新开工了，教父们继续像往常一样经商。阿卜杜拉与马哈蒂尔决裂了，马哈蒂尔定期的公开演说证明了这一点——这位医生有时把记者召集到他在国家石油与天然气总公司顶部鱼碗形的办公室，发表激昂的长篇演说，说阿卜杜拉不能胜任这份工作。但他们的决裂只是个人能力问题，而非制度问题。

暗箱操作艺术

在印度尼西亚，没有人能确切地告诉你某个教父在金融危机后的故事，因为，跟印尼的很多东西一样，那些事是相当不透明的。处于地区经济崩溃中心的大亨们极力躲开公众的视线，隐瞒他们的活动。一位在苏哈托时代获利优厚的最高层教父沉痛地说：“你真的不知道谁拥有什么。”[86]可是，总体来看，在危机爆发后，有关教父的事有些是清楚的：他们输出了大量的资本，特别是向新加坡，并紧紧抓住了海外资产。他们把本国劣质资产交给印尼政府，以替代债务，接着设法用低于他们过去声称所值的价格买回其中的一些资产。在政治方面，苏哈托垮台后，印度尼西亚进入了全民腐败时期，这可能会让苏哈托这位老人都觉得脸红。第一家庭退出总统职位时，继任政客们的第一反应是要得到在苏哈托统治的30年间他们没有得到的奖励金。直到2004年首次全民直选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上台后，这种局面才平息下去。

金融危机时，林绍良和他的儿子林逢生经营的印尼最大的集团公司。这家公司基本上由印尼最大的私人银行——中亚银行（BCA）提供资金。据估计，这个集团公司的联合经营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7]。早在1998年初夏暴民横行于他们在北雅加达的家之前，林绍良一家就逃到了新加坡，吩咐他们的同僚尽可能地努力挽救他们的帝国。尘埃落定后，他们欠了印度尼西亚银行重组局（IBRA）53万亿印尼卢比，用从1997年开始五年的平均汇率来换算相当于66亿美元，这笔钱是中央银行给中亚银行的贷款。为了免于起诉，林氏家族交出了100多个在印度尼西亚的国内公司，他们说总价值53万亿印尼卢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坚决要求下，林氏家族失去了他们最赚钱的垄断权和对中亚银行的控制权，但仍掌握着约400家公司，包括他们的波加萨利面粉加工公司以及在国内占绝对优势的印多福面条加工公司。另外，他们仍保留着对香港第一太平公司的控股，在金融危机袭来时，这个公司的年收入占全集团年收入的40%。银行重组局慢慢开始廉价出售林氏家族旗下的公司。当出售结束后，只得到了不到20万亿印尼卢比，仅仅是所欠数额的2/5。尽管这样，林氏家族也没有遭到起诉，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政府宣布林氏家族已经还清了他们的债务，银行重组局于2004年2月被解散。林氏家族的态度是，他们上缴的资产是被公平估价的，后来的贬值是因为印尼的经济危机。2005年，林逢生在父亲的建议下，重新回到了北雅加达的家。这里的大门曾被暴民们写着“苏哈托的狗”的字样，如今已整修一新。他的父亲则继续留在新加坡的家中。

林氏家族只是相对的受益者。他们还了中央银行2/5的借款，远远超过平均还款水平。印尼政府拨款650万亿印尼卢比——相当于半年的经济收入——用作救市（包括临时银行信贷），但返还的还不到1/4。林德祥的银行拿到了27万亿印尼卢比，上缴的资产包括他那著名的河虾养殖场，只还了他欠银行重组局的10%。林德祥在不同时期用了3个中文名的变异——Liem Tek Siong，Lim Tek Siong以及Liem Tjen Ho，照样在新加坡做生意。他扩大了他所控制的在新加坡上市的房地产公司和印刷电路制造公司——传慎控股、高科技公司和另一家由他家族控制的新加坡房地产公司——宜居房产，他还获得了这个岛国的一些其他公司[88]。他也扩大了他对澳大利亚上市公司豪华酒店集团的控制。林德祥好像并不缺少现金。下面也许就是一个旁证：金融危机时，教父们用中央银行的贷款购买外汇（由此导致印尼卢比贬值），再把外汇出口到新加坡或其他地方。2003年，银行重组局把林德祥的两个印尼公司卖给了新加坡的加里波第公司，一个是印尼大象轮胎厂，另一个是印尼GT石化公司。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是林德祥操纵的买卖。事实上，林德祥的女婿依然是印尼大象轮胎厂在中国的董事[89]，该公司2004年声称是该国最大的轮胎制造商，年收入超过了10亿美元，这清楚表明林德祥家族跟这个买卖有极大的关系。雅加达的里昂证券亚太区市场办公室的负责人迈克尔说，“资本结构调整后的结构使这些大家族又扭动着回来了”，与有些人一样，他也相信林德祥又控制了印尼大象轮胎厂。他说，这种诡计很常见：“对话是这样的：‘听着，迈克尔，不要告诉任何人，但我只花了5美分就把它买回来了。’真是无耻至极。”[90]

李文正家族是另一个被指控在暗中廉价购回资产的。与大多数教父不同，李文正家族没有被列入不能再次拥有银行的黑名单。金融危机时，他们为自己的力宝银行找到了一些额外的资金，并且由于与苏哈托的继任者哈比比关系密切，他们还获得了第一期国家资产重组资金中的大部分资金。李文正家族仍然是最大的私人股东，拥有银行的法定9%股份，政府拥有52%，聘请了霸菱集团做管理顾问，这一切都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然而从2000年至2003年，李文正家族违反了一系列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包括操纵2002年的力宝银行的年度报告，导致了创纪录的罚款，力宝银行的股票价格大幅下降。有关部门进行了重新审计，结果降低了银行账簿上的抵押资产的价值。许多在雅加达的人得出结论：政府出售其股权前，李文正家族人为地拉低了力宝银行的股票价格。令人感到奇怪的是，2004年，李文正家族可以有直接为这些股份竞价的机会，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尽管他们继续参与着力宝银行的管理，并很明显想再次控制力宝银行。相反，银行重组局单方面将投标范围缩小到一家公司，该公司于2004年1月买了政府的股份。这个国际财团组由奥地利的来富埃森银行和3个投资基金会组成。批评者说，李文正家族隐藏在投资基金的背后，根据迈克尔·钱伯斯的说法，其中一个是由“居住在瑞士鞋铺上的意大利裔的美国人管理”的。[91]

现实是一个在印尼难以琢磨的野兽。钱伯斯的看法是，危机后“十大家族中，九个可能仍然在十大家族中”，如果考虑到他们的境外资产和那些通过名义上的人他们仍然控制着的资产。其他经验丰富的观察家们认为，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吉恩·加尔布雷思是位资深的雅加达股票经纪人兼企业家，在中亚银行卖给一位美国投资老者和经营烟草的哈尔托诺家族之后，他受聘管理中亚银行，他争辩说：“几乎所有恶棍的资产都大大减少或冻结了。他们保存了他们的大部分资产，但他们的运作能力大大降低了。”[92]他说的还是有些道理的。危机后的十年，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政府和几个大教父之间出现了令人不安的疏远。例如，木材巨商彭云鹏过去在生意上与苏哈托的家庭成员有来往，受到过不止一次的威胁，要对他过去滥用重新造林的资金和其他罪行起诉。彭云鹏非常小心，保持低调，但法律的行动实际上从未发生。他被迫把他的纸浆制造子公司的股份卖给了日本的丸红纸浆制造业，把他石化股份卖给了新加坡的淡马锡。但是彭云鹏和他的儿子仍然在管理上控制着他的旗舰公司——上市的巴里多太平洋木材公司，尽管理论上几乎所有的股份都属于他的债权人。2006年福布斯公布的印尼最富有的人是陈江和，也是苏哈托时代的木材大亨，他的资产估计有28亿美元，但2006年万自立国家银行把他列为其6大拖欠债务人之一，他与银行就还款时间表达成协议后，其名字就从名单上去掉了[93]。陈江和还因欺诈他过去拥有的银行，接受调查[94]。不用说，他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资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APRIL）是在新加坡运行的。这一切都表明了情况的复杂性。

印尼政府没有积极打击教父的原因之一是政府认为，与教父合作可以让他们把在金融危机中的外逃资本遣返回国。根据银行界消息人士透露的信息，迈克尔·钱伯斯认为印尼人存在新加坡银行的钱就有2000亿美元。2005年印尼副总统尤素福·卡拉会见了一组教父，其中包括彭云鹏、林逢生和陈江和，他们承诺逐步遣返藏匿在海外的资金[95]。不过，认为国家和教父之间的谈判可以代替法治是很危险的。但是，爪哇的政治文化却一直是这样运行的。完全民选的尤多约诺政府，自2004年以来已带回一定程度的稳定，对这一传统并不陌生。尤素福·卡拉和内阁部长阿布里扎尔·巴克里都来自重要的土著商业家族，长期受益于国家的特许经营权；2006年，万自立银行另一位主要拖欠债务的人是尤素福·卡拉的姻亲兄弟[96]。尤多约诺本人曾是苏哈托的将军。

金融危机后最值得关注的印度尼西亚教父的故事是黄奕聪的经历，他的经历表明，即使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对大亨来说，仍然是一切皆有可能。黄奕聪有很多妻子，他最珍视的东西包括大量的玉器和一根用旧了的在钻石上刻有“Eka”字样的皮带。他创建了印尼金光集团，在危机前排名仅次于林氏家族的商业帝国。不断扩展的印尼金光集团最大的生意是林业、胶合板、纸浆和纸，其中许多资产都在新加坡的亚洲浆纸业公司（APP）和他旗下大量的子公司中。黄氏家族擅长对上市公司进行金字塔式控股，也擅长暗中使私人公司与上市公司相互利用。金融危机之前，他们拥有自己的银行，从中榨取存款，但现在已落入银行重组局的手中。但一个地方性的贪婪银行是不能满足黄奕聪的野心的。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间，他成了印度尼西亚公司债券大王，通过大量子公司主要出售外币债券。1995年亚洲处于狂热的顶点，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使得他在金融危机前三年间的主要债券销售特别容易。然后亚洲金融危机来了，接着2000年，国际木纸浆价格下跌。在2001年，亚洲浆纸业旗下的各公司要求延缓偿付本金和利息[97]。那时才显露出集团惊人的总债务——139亿美元。

在一个有效的法律系统中，那将是亚洲浆纸业的末日，因为债券持有人基于其违约就能控制它的资产并出售它们。但在印度尼西亚，对黄奕聪和他的家族来说，它不过是在进行中的游戏。违约头几天，亚洲浆纸业的第一个动作是宣布集团在外汇交易中损失2.2亿美元，“不能依赖”集团1997—1999年的财务报告。亚洲浆纸业接下来说在它在向境外贸易公司收取10亿美元时遇到了麻烦。该公司声称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公司与亚洲浆纸业或黄氏家族无关，但《华尔街日报》发现亚洲浆纸业的员工也在那些公司上班[98]。债权人谴责黄奕聪把现金藏匿在境外。一位外部审计员发现亚洲浆纸业旗下的一个子公司把2亿美元存入了位于太平洋西南部的库克岛上一家黄奕聪控制的银行，这进一步证实了以上的说法。另外两家不属于亚洲浆纸业的黄奕聪公司也有上亿美元的存款[99]。在纽约，亚洲浆纸业的股票价格骤然降到它最高价格时的1%左右，2001年7月该公司被取消了上市资格[100]。此后，它停止提供统一的审计过的账目，致使债权人对公司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

所有这些导致了亚洲浆纸业债券价格在次级市场的下跌，因为这些债券不太可能全额偿还。黄氏家族在公众面前说，他们要还清债务，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兴趣与那些既得不到利息也得不到本金的债权人进行严肃认真的商议。相反，亚洲浆纸业旗下的两个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启动了法律程序，在法庭上宣称他们发行的债券在当地法律下是非法的，是几家国际投资银行虚报的结果[101]。同时，债权人仔细审视金光集团的资产后注意到，公司的纸浆生产线基本上都抵押给了黄奕聪私人拥有的印度尼西亚林业特许经营权；即使扣押纸浆厂和造纸厂，他们也拿不到原材料。亚洲浆纸业股票的价格在次级市场跌得更低了。2004年，当地法庭判决支持亚洲浆纸业子公司的两起案子；其中一个案子就是价值5亿美元的债券被宣判无效。

这些诡计的结果有三方面：第一，黄氏家族几乎肯定在境外藏匿了大量现金，债权人根本无法拿到；第二，这个家族调整全部债务负担的手段极有力度；第三，有可能花几美分收购亚洲浆纸业发行的债券。正如人们所见，这个家族的基本策略是，把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公司的债务从他们海外的子公司中分离出来。随着印度尼西亚国内需求的减弱，其他企业有更好的近期利益。尤其是中国，2003年后经济迅速发展，给在当地的亚洲浆纸业旗下的子公司带来了强大的增长，使其不断扩张[102]。该公司一直在偿还中国的全部银行贷款，尽管获得了债券延期偿还权。2003年，黄氏家族提议用价值66000万美元的债券换取亚洲浆纸业的中国企业99%的股份，通过百慕大一家公司控制该公司。从建议书中，人们获知黄氏家族通过在库克岛控制的银行拥有了公司约23%的股份[103]，而建议要获得批准，必须拥有3/4的股份。中国公司发行的债券被交易者进行了所谓的疯狂的买卖活动后，举行了一次投票表决，代表债券价值89%的债券持有人说他们支持该提议。百慕大群岛法庭批准了调整。黄氏家族做成了这笔买卖。但不幸的是，当被聘来管理投票工作的纽约公司试着联系登记过的债券持有人，以便把他们在中国的公司股份给他们送去时，出现了非常负面的舆论。大约150个债券持有人持有19%的股份，都是台湾人，为了参加在新加坡野村证券公司的投票（亚洲浆纸业的总部设在新加坡），他们提交了具体的注册文件（金融投资者进行电子注册，这是现在的标准）。那些台湾人全部投票赞同调整，当纽约债券持有人通信公司拨打他们表格里的联系电话时，一些号码是空号，一些是错误的，其他那些接电话的人拒绝让打电话的人与他们要找的债券持有人通话，还有一些被调查者自称是债券人的亲属，但他们说他们的亲戚不可能拥有成千上百万美元的投资额，因为他们都是台湾的亚洲浆纸业的低级雇员。2004年，债券持有人通信公司写信给百慕大群岛最高法院的法官（他同意去年的调整）说道：有1/3的注册债券持有人也许并不是真正的债券持有人，这足以影响这次投票的成败。亚洲浆纸业写了一份报告，并不否认注册过的债券持有人是它的员工，但是却说因为文化的缘故，亚洲人不喜欢和陌生人讨论经济问题，言下之意是这些人也许不想承认自己巨大的投资。黄奕聪家族阻拦了百慕大群岛对其不利的司法审查，在中国有了他们的公司。但司法审查还是在2007年5月后进行了。

在印度尼西亚，2005年黄氏家族就其旗下的印尼公司67亿美元的债务达成了协议。从黄氏家族的角度看，这个协议看起来相当称心。只有12亿美元的全额偿还；在大量降低未付的利息后，剩下的债务将转变成新的22年期限的债券。大部分债权人觉得他们只能接受这个协议，因此这个协议取得了必要的2/3的支持，获得了通过，虽然美国进出口银行和一些美国的债券持有人一直在美国的法院起诉亚洲浆纸业。黄氏家族在印尼持久的势力和他们在自己公司随心所欲地转移资金的能力，使越来越多的债券持有人精疲力竭。德意志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向一家新加坡法院请求任命一位管理者取代黄氏家族，管理当地的亚洲浆纸业，但是法院没有受理[104]。2003年3月，美国、日本、加拿大和8个欧洲国家的大使联名写信，要求印尼政府对亚洲浆纸业对待债券持有人的方式采取某些措施，这些国家中的部分首脑也出面进行了干预，但雅加达根本不予理睬。确实，如果黄氏家族能按2005年的协议偿还债券，债权人将是幸运的。2006年11月，雅加达最高法院支持2004年一个地方法院的裁决，认定亚洲浆纸业旗下的一个公司发行的5亿美元债券是不合法的，所以不用偿还[105]。

黄氏家族是碰不得的。记者和环境组织已经无数次证明他们在印尼的伐木业是非法的，但是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98年后，黄氏家族挡开亚洲浆纸业的债权人，继续控制他们的浆纸业和造纸业，凭借全球商品经济的发展，他们独立的巨大的种植业利益进入了一个迅猛的上升期。金融危机时，黄氏家族是印尼主要的国际债务人，但现在他们比以前更富有了。正如吉恩·加尔布雷思所说的：“他们像土匪般行事。”[106]

也应该提到：印尼适合金融危机后的教父模式，并不只是因为一些大人物没有受损失，还有一些实际上是获利的。此外，这样的政治经济体系造就了新的教父。其中最令人恐惧的是汤米·威纳达，他是个商人，与军方有着紧密的联系，包括与前任武装力量指挥官苏德加和苏提斯诺，以及一些评论家宣称的犯罪地下组织[107]。金融危机之后，他的印尼阿达格拉哈集团公司迅速发展。菲利普·普尔纳马——林逢生的一位资深经理评论他说：“他白手起家，成为三位顶尖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是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后起之秀！”[108]汤米·威纳达拿到了进入船舶业、煤炭业、金融服务业以及其他许多商业的许可证。汤米就像那个刚释放的和他同名的人汤米·苏哈托一样，是一个不可与之有牵连的人。2003年，印尼最著名的新闻杂志《时代》周刊报道说，汤米·威纳达有兴趣重新开发的雅加达市场的一个地方着火，显然是纵火，这对汤米有利。一大群暴徒在警察的护卫下，来到了《时代》周刊的办公室殴打主编[109]。

金融危机后的另一个新教父没有如此吓人，但却非常神秘，他就是班邦·哈里·塔诺索迪布，通常称为哈里丹努。2002年4月，他从苏哈托的儿子班邦·特里哈特莫佐的手中买到了毕曼特拉集团的控股权。他还在阿卜杜勒·瓦希德的总统任期内获得了许多宝贵的许可证，他和他的父亲同这位总统保持着长期的交往。除了毕曼特拉集团，哈里丹努的主要投资公司包括巴蒂投资有限公司。因此，有许多推测：一个40出头的商人怎么会有经济实力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在印度尼西亚缔造一个商业帝国。有人说，这个皈依伊斯兰教的华裔哈里丹努（与鲍勃·哈桑和一样）用的是林绍良的钱，也有人说他是苏哈托企业的新挂名人。因为印度尼西亚从来就不缺共谋理论，所以也许有一个说法是对的，也许这些说法都是错的。

阳光地带，某些阴影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新加坡和香港的大亨的经历相对被动些。一方面，这两个地区的经济依靠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而另一方面，那些根植于银行业和房地产业的教父只能等待经济衰退的结束。这是一个长久的等待，但是当地亿万富翁的核心现金流很大，他们不会面临破产的威胁。

在新加坡，李氏家族掌权的政府在调整政策方面比香港政府更富有成效，因为绝大多数政策都与当地教父的最大利益是一致的。其中有一个决定对于由多国主宰的出口加工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把新加坡元兑美元的汇率从1997年初的1:1.4贬值到金融危机后的1:1.8以上。此举提高了新加坡出口贸易的竞争力，也限制了失业率的上升。当地大亨关心的是国内经济增长，因此为了追求新的国内经济增长源作出了两个明智的决策。第一个决策，之前提到过，是趁欧盟和美国努力通过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特别是瑞士，来对逃税行为施加压力的时候，吸引更多的国际私人金融业务。在国际私营银行家的帮助下，一系列与以前不同的管理制度被精心制定出来，之后，所有设在新加坡的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总额从1998年的920亿美元增长到了2005年初的3500亿美元，这一总额还在进一步增长当中；在增长的总额中，私营银行的资产占了1/3以上的份额。第二项举措，也已经讨论过，就是允许两个资产好几十亿的赌场开放；其中的一个特许经营权给了马来西亚的林氏家族，而另一个则是给了拉斯维加斯的金沙集团。

除了成千上万的印度尼西亚资本外逃到新加坡的银行业和高端房地产业外——2007年的《雅加达邮报》宣称，在新加坡居住的55000名超级富翁中，大概有18000名是印度尼西亚人[110]——这两个举措给那些拥有大房地产公司和在新加坡银行卡特尔占有股份的教父带来了极大的好处。新加坡政府也开始采取措施吸引富有的印度人在那里开设私人银行和出钱投资，虽然这面临着迪拜强有力的挑战[111]。

新加坡的银行业家族在危机之前几乎没有机会自我毁灭，因为政府托管的与资产相应的资本储存量大大超过了国际标准。华侨银行、华联银行和大华银行这三家大型私人控股银行的扩张受到了限制，但由于它们是小心谨慎的卡特尔成员，还是赢利不少。1997年后，房地产业也开始衰退，商业资产价格和租金下降了40%左右。但是教父占据大部分股份的高档写字楼和住宅项目是最能恢复活力的，到2006年已超过了经济繁荣年代的最高价格水平。像郭令明、黄廷芳这样的大亨并未遭受太大的损失，因而手头上有足够的现金收购廉价出售的资产。在新加坡的主要教父家族中，有的保持了他们的资产净值，有的增加了他们的资产净值。与此同时，暂住新加坡的印度尼西亚教父不断增多，而且他们中很多人被雅加达有关部门要求协助进行民事和刑事调查，但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对此感到不安。2006年10月，印度尼西亚《时代》新闻杂志列出了本书所涉及的所有教父，如陈江和、林德祥、林绍良、黄奕聪、班邦·苏特利斯诺和阿德里安·K·阿里雅宛（两人皆因侵吞中央银行的巨额资金而被印度尼西亚法庭判处终身监禁）[112]，还有阿古斯·安瓦尔（因贪污罪而被通缉，2003年得到了新加坡国籍）[113]，以及其他几个躲藏在这个城市国家的教父。[114]2007年4月，新加坡政府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同意与印度尼西亚签署引渡条约——尽管在起草时它就未被批准，也不可能知道它实际上如何来操作。

香港和新加坡的情况一样，在金融危机期间，教父们也经历了他们的上市公司和房地产股票的贬值——财产价值平均缩水了40%以上——但就像新加坡一样，他们大部分的财富都被重新投资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从而远离了经济混乱。而香港的主要区别是1997年它结束了殖民统治。董建华成为特区政府的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工作受到了其他教父的大力支持——特别是霍英东和李嘉诚，这些富豪对他所领导的政府抱有很大的希望。但董建华上任之初推出了明显的平民化的政策。他提倡增加对居民住宅房的供应数量，号召更多的银行支持中小型企业。但没过多久，教父们的利益就得到了满足。1998年8月，政府把1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入股票，以支持证券市场；大部分钱买了大亨公司的股票。1999年，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在未通过竞标的情况下，获得了所谓的数码港项目，就是开发香港一块有巨大价值的土地。此后，又有一系列宏大但有争议的开发项目，其主要受益者为教父阶层。政府出台了几个新的方案：建立一个新的大型展览中心，在大屿山建造一个休闲公园，为促进香港中心和湾仔地区的发展填筑新的港口。郭氏兄弟的新鸿基地产和郑裕彤新世纪集团曾配合政府新房屋政策建造了2000多套由政府资助的公寓。2004年，低档次的房地产市场毫无生气，而高档房地产市场已开始恢复，他们竟然申请拆毁这些公寓，在原地建立豪华的住宅[115]。这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政府没有通过立法委员会的批准就试图将在公共住宅区的购物和停车设施私有化，这引起了更大的公愤[116]。政府计划中最具争议的是开发九龙西部的一块面积很大的地，而那块地早就许诺作为这个人口密集城市的公园。政府机关人员称，将在那里建一个“文化中心”，而不是公园。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大亨们提交的这些计划看起来就像任何其他的高层房地产开发，只有中间有一部分公共建筑。但是教父们坚持说文化与他们的心很贴近。郭氏兄弟在文化中心的国际金融公司的大楼里树立了一块由毕加索设计的10米高16米宽大的舞台幕布，并由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为它揭幕。李嘉诚的香港长江实业集团带香港记者们体验了一次卢浮宫之旅[117]。但公众不为所动。

董建华任职期间面临着与他信政府相同的两个问题。首先，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意见集中在了教父经济学的本质上，这是前所未有的。殖民地香港早就远离英国殖民者展现给他们的自由市场的官方神话，这并不重要。只要大亨一当政，而且是在经济滑坡最严重的时候，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串通这一问题就被推到了公众争论的最前沿。那些占据立法委员会“功能选区”席位的大亨代表（他们并不是被公开选举出来的，而是按工业拥有的），尽他们的最大努力来表明大型建筑项目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最佳方案，但是那些选举出来的立法委员会委员越来越善于让人们注意到商务游说的自我服务的本质[118]。董建华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的支配地位引起了该地区教父们的嫉妒和痛恨。与他们不同的是董建华自己并不是掌权后的财政大赢家，但是他的大亨好友们很快就因他偏爱某位教父而神经过敏、气愤不已。1999年，李泽楷获得了数码港经营特权，这导致了教父们史无前例的公开谴责。陈启宗、黄志祥、胡应湘都谴责了这种未公开竞标的行为。胡应湘是一个破产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亿万富翁，与陈启宗竞相诅咒民主是发展的敌人，他在2005年对《南华早报》抱怨说：“看看数码港和西九龙文化区项目，你就会知道只有大的公司才有资格在香港立足……商业环境在过去的几年一直非常糟糕。”[119]董建华任第二届行政长官时，已不受多数教父的欢迎。他在任职上勉强支撑了18个月，于2005年3月10日借口健康问题辞去了职务。中国任命受过英国教育的文职人员曾荫权来接替他。

任命曾荫权担任行政长官减少了公众对教父的愤恨。在政治上，他更敏锐。他停止了上届政府引人注目的无用的形象工程，尤其是西九龙的开发项目[120]。曾荫权没有公开说香港不需要竞争和垄断法。相反，他说他会考虑制定一部这样的法律。教父们组成了800人的名人组织，其中大部分人都是亲中央政府的，支持他的正式“选举”。2007年3月，他理所当然地赢得了选举。然而，要完全消除第一届政府造成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在这期间发生的香港政治化已经根深蒂固而且非常复杂。和选民的政治意识上升一样，董建华执政的年代见证了这个地区前所未有的无政府压力组织的兴起。小数额投资者协会被组织起来阻止前面说过的大亨私有化企图，并提出了香港证券交易所董事的候选人。[121]独立的智囊团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香港思汇政策研究所，定期发布报告，报道岛内激烈的经济竞争和功能选区中的内在利益冲突。教父们感到了不安，虽然谈不上恐慌，这可以从他们不断地说政治改革有危险得到证实[122]。突出的大问题是，教父们是否能支撑到大众政治力量消散，还是对他们生活方式的挑战会进一步增加，这将在最后一章里探讨。

目前，大亨们的财政状况良好。他们被给予了一定的利益，同时香港回归后的政府朝着更高层次的资本支出发展——主要是基础设施——那些东西将永远对他们有益。2006年，当地房地产市场回归到1997年的价格水平；而在2007年年初，股票市场已达到了最高纪录。很多时候，市场仍旧跟随教父的曲调起舞，即使他们要面对少数人的强烈反对。1999年和2000年，领先的房地产的亿万富翁在首次公开募股时，都延长了毫无生气的网络子公司的注册时间，以利用美国和欧洲的科技泡沫。那是些没有业务的公司，不久就开始走下坡路了。2001年互联网经济崩溃后，接下来热门的便是将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上市。在这个游戏里，富豪把低档物业资产出售给新的法人实体，拿到购买者的付款，然后将它们上市，允诺第一年的分红情况将成为今后收益的向导。和以往一样，李嘉诚还是领军人物。2005年底，他的长江实业集团旗下的泓富产业信托募集了19.2亿港元，允诺收益率为5.3%，极具吸引力[123]。但泓富产业信托的债务结构使它没能在第一年支付借款的利息。上市遵循经典的教父曲线。泓富产业信托的股票上市价格是每股2.16港元，上市第一天价格飙升了20%，之后一直下跌，尽管证券市场一直在上升。到了2007年3月，其交易价格是每股1.78港元。2004年初，李嘉诚和他的投资银行家们就做过类似的事情，从和记分拆出一个新公司，中联系统和通讯公司，这家公司开始时运行顺利，但不久也破产了，致使李嘉诚他们没来得及用上市价的一半把其收归私有[124]。在互联网泡沫经济期间，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的电讯盈科收购了香港电讯，但电讯盈科却使小额投资者遭受了也许是香港历史上最残酷的打击；从高峰到谷底，电讯盈科的股价跌了97%。这还不够，年轻的李泽楷继而将电讯盈科房地产“借壳”上市（通过后门上市），但这个股票的价格也是飙升后猛跌[125]。前摩根士丹利的亚洲总裁邱吉浩对李嘉诚的行为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后，评论说：“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剥削市民的做法。市民们敬慕他，但却不了解他。”[126]

很难搞懂人们为什么不了解得多一点。泓富产业信托很好地说明了不要去购买的教父公司的类型。李嘉诚的长江实业保留了18.6%的上市股份，和记拥有10.4%的股份。这就意味着老板自己只愿意拥有他所卖出的10%，这充分表明了资产定价过高。小额投资者只有购买教父拥有大部分股份的公司股票，才不会吃亏，因为他必须与其他投资者一起分享收益承担痛苦。遗憾的是，这样的教父公司不多。小额投资者自身判断力极差，要他们保护自己是不可能的，但奇怪的是，很多人连这样简单的道理也不懂。陈方安生——彭定康任总督时的香港政务司司长，在金融危机后，严厉责骂李嘉诚在资本市场的古怪行为以及其他事情。她说，很多次他在政府官员面前和公共场合威胁说，如果监管机构对他视为最佳利益的“业务”采取行动，那么他会把他的资金撤离香港。“我对大部分香港商界（重要）人士已经没有多少尊重了。”她愤怒地说[127]。但是李嘉诚的威胁只是老套路。1990年当他控制的星空卫视需要特别的监管豁免时，他也说过类似的话。此外，李嘉诚几乎不可能离开他在房地产、电力、零售以及港口卡特尔的统治地位，去更开放的市场竞争。1999年，和记出售了其旗下的欧洲橙子电信公司移动通信分公司，获利150亿美元，并立即孤注一掷地把资金投到了世界各地的3G业务上，李嘉诚再次需要他的香港现金流去弥补资本密集型的亏损企业。如果没有这样的收益，李嘉诚很可能早就注销他的“3G”业务了[128]。

相反，李嘉诚的商业帝国毫发未损地进入了2007年，而且规模不断扩大，他的名字排在了福布斯亚洲富豪排行榜的首位。在2006年的世界富豪排行榜中，他名列第10。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排名以来，李嘉诚的个人资产已经增加了82亿美元，达到了188亿美元。2006年，东南亚商界大亨除了他，没有其他人进入前25名亿万富翁行列中，只有两个家族进入了前50的行列中，一个是拥有116亿美元资产的郭氏兄弟，另一个是拥有110亿美元资产的李兆基（在前面的引言中就提到过，1996年有8位列世界富豪排行榜中的前25位，13位列前50位）。这些变化的原因不是因为亚洲教父的财富减少了，而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末欧美股票市场的蓬勃发展，欧美大富豪超过了他们，而2001年互联网泡沫经济溃决，使亚洲教父受到了冲击，虽然只是短期的冲击[129]。单从净资产来看，在1996年富豪排行榜前25位中的8位东南亚人中，李嘉诚的资产还是有了大幅的增加，尽管有金融危机；4位大亨的资产没有变化；一个死了，他的钱由其继承人分了；两个资产减少了[130]。东南亚8位顶级富翁的净资产2006年总计有665亿美元，而10年前是651亿美元。除了这8位外，还有很多东南亚的大亨通过这次金融危机，明显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如本书提及的何鸿燊和阿南达·克里斯南，前者的博彩资产增加到了约65亿美元，后者2006年的净资产增加到了43亿美元。站在教父的立场，说得委婉些，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对他们的打击本来可能要糟糕得多。

【注释】

[1]这解释了为什么1960—1985年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增长领先，平均每年15.5%。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商品繁荣顶峰时期，印度尼西亚的出口金额1973年增加了81%，1974年增加了131%。

[2]泰国领先，1986—1995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3%以上。印度尼西亚依然相对过度依靠商品出口，是本书涉及的6个国家和地区中唯一一个在这个时期出口增长率下滑的国家。

[3]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伯特·霍弗曼最近研究表明：1978—2005年印度尼西亚人均产品增长的19%来自人力资本因素；8%来自劳动力的增长；11%来自所谓的依赖系数的变化——有工作者与没工作者的比例。本书中的其他国家的回报很可能差不多。这一研究将刊登在2007年的《印度尼西亚经济学与统计学简报》上。

[4]在过去的10年里这样的情况转向了中国，虽然与东南亚相比，提高生产率比人力资本因素的变化更重要。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部分妇女都已参加工作，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妇女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却很大。

[5]行政首都称为布城，须见过后才能相信。“多媒体超级走廊”里有数码城市（Cyber City）以及许多中看不中用的大项目。

[6]非正式采访布城控股有限公司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此人常与马哈蒂尔本人直接打交道。

[7]见维克托·马莱：《老虎的烦恼》（1999），第39页。马莱还指出了这几年李是怎么改变言论的。以前他要英国殖民者退出新加坡时，只讲民主人权。在立法院的1955年4月7日的演讲中，他告诉英国霸王们：“如果你们信仰民主，你们就应该无条件地信仰。如果你们认为人是应该自由的，那么人也应该有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的权利。”但一掌管新加坡，李就不这么说了。

[8]2005年11月，非正式采访那位听到安娜公主这么说的人。

[9]真名西堤·哈迪娜，逝于1996年4月29日。

[10]8亿美元来自泰国农业银行研究中心。在泰国历史上，即使不是最最腐败的竞选，也是最腐败的竞选之一。

[11]最著名的报告是《竞争政策：香港未来经济成功的关键》（1996年11月），彭定康回国前9个月发表。彭定康不承认经济改革计划落空。彭定康引用英国情景喜剧《遵命，首相大人》中阿普尔比爵士对其老板虚伪的安慰，说对付教父是“一件很勇敢的事”。（采访，2005年12月20日）他说的也许有一些道理。但笔者深信彭定康1992年7月来香港之前从未接触过亚洲，当他知道教父就是香港本地经济时，为时已晚，不能采取行动了。当然英国外交部与香港行政机构也没能向他指明正确方向。笔者的批评并不否定彭定康在香港所做的一切的重要性。

[12]乔·史塔威尔：《下一步怎么办，丹斯里陈志远？》，载《亚洲企业》，1995年7月。

[13]艾德蒙德·特伦斯·哥梅兹编：《东亚政治商务》（2002），第272页。

[14]公正地说，这份报告包含了一些实质性的分析，虽然有点片面。报告的序言由当时的世界银行行长刘易斯·汤普森·普雷斯顿撰写。他指出亚洲从来就没有过单一的发展模式。但“整个地区体现了高度的社会公平”等诸如此类的标题、广告和断言是极其错误的。

[15]亚当·施瓦兹：《一个等待中的国家》（1999），第314页。

[16]同注[15]，第314页。

[17]同注[15]，第316页。内政评论这一重要部分后来被泄漏了。

[18]危机过后，世界银行把工作重心再次放到管理上，引起了一系列的理论和操作问题。限于篇幅，本书不讨论这些问题。笔者并不想暗示说世界银行的工作很容易干。

[19]作者采访，于2006年12月8日。

[20]作者采访，于2006年12月8日。

[21]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最初关注的是泰国自1993年起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可持续性，1994年与泰国政府磋商时，建议放弃泰铢与美元挂钩，但这一建议并未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的认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泰国官员的交谈从不公布于众。1996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米歇尔·康德苏以个人名义给泰国外交部长写信，要求更大的汇率灵活度。

[22]公正点说，弗里德曼的确说过有这种可能性。他的原话是：“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没有亚洲金融危机。这样说并不过分。虽然各国都会有内部危机，如日本，他们遇到的麻烦不能责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10月13日，伦敦的《泰晤士报》和香港的《南华早报》都刊登过弗里德曼的话。笔者依然要强调与此不同的看法：亚洲国家确实汇率固定，20世纪90年代国际资金流量确实比以往大得多，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用对此事实负责。

[23]作者采访，于2004年3月12日。

[24]这些计算结果来自彼特·沃尔主编的《危机过后的泰国》一书中彼特·沃尔的《繁荣、破产与超越》一文；详情见菲利普·耶斯的《亚洲风暴》（2000）第12页，第53页也有些有用的观察资料。

[25]运行机制是这样的：曼谷国际融资中心，作为“离岸”金融中心，外国银行可以通过它提供外汇贷款，泰国银行可以通过它借贷外汇，但必须是在泰国规定市场里进行。

[26]“3个多月前，我被邀请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办的聚会上演讲，那时亚洲一切都很好，有关亚洲龙和虎的谈论很多，当然还有东亚奇迹。我们受到了吹捧，以为他们敬佩我们的力量与技巧……那时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离人为的灾难有多近。”

[27]这一公司是通过印度尼西亚合板协会组建起来的，由哈桑管理，后者从这年出口50亿美元的合板企业中攫取了大笔租金。

[28]苏哈托同父异母兄弟普罗伯苏特佐自1968年起拥有丁香进口垄断权，后转给了汤米。金融危机时，汤米的丁香销售和后备库存代理处以每公斤2500印尼卢比的价格买入丁香，再以每公斤12500印尼卢比的价格出售。

[29]太平洋银行由伊卜努·苏托沃家族控制，1995年破产，但并没关闭。

[30]12月中央银行顶部的2层楼房被炸飞，导致15人死亡。有人推测苏哈托的孩子跟此事有关，虽然没有证据。更有可能的是这是东南亚恐怖组织伊斯兰祈祷团所为。

[31]至少有23位持不同意见的领导人遭到了绑架；有的后来被释放了，有的就再也不见了。

[32]1998年3月17日。

[33]梅加瓦蒂曾是瓦希德的副总统，2001年7月接任总统。

[34]任志刚在马尼拉亚洲中央银行家会议上的演讲：《亚洲地区近期金融混乱的起因及其对策》，见http://www.info.gov.hk/hkma/eng/speeches/speechs/joseph/speech050199b.htm。

[35]巫统曾被认为已退出了商业事务；1988年，哈林·萨德公开承认他的任务就是为巫统以信托形式掌握大公司的股份。这是一次有名的失言。

[36]这得到了哈林·萨德个人的保证。

[37]约翰内斯·雅库布，苏哈托的法律顾问，在总统辞职后的几周里几乎毫无遮掩地发表威胁性言论。1998年他警告说任何公开查询第一家庭腐败的行为，“将连累现在的政府官员、以前的政府官员和老朋友。法律程序会很长很累人”。见施瓦兹：《一个等待中的国家》，第378页。

[38]1998年后期，面对公众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呼声，哈比比政府公布了与第一家庭有关联的公司所拥有的土地控股清单，显示全国27个省，他们在26省里共拥有900万公顷的土地，占印度尼西亚总面积的10%。森林特许权占了大头。

[39]1999年春，英国新闻界查实苏哈托的家庭成员在出售伦敦的3处房产，总价1100万英镑。苏哈托的孩子们把他们的孩子们放在英国私立学校受教育，还在英国大量购物。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虽然这是有些人极不愿意看到的。见《独立》，1999年3月16日。

[40]这就是戈罗镍矿—国家物资局案。汤米任总裁专员的一家私有公司用雅加达北部的一块沼泽地换到了价值不菲的市中心房产。这房产本来是印尼国家后勤机构——国家物资局——拥有的。汤米的公司还得到了国家物资局担保的两份贷款。这些交易对国家物资局没有任何意义或好处，只是第一家庭榨取国家财产的典型的腐败行为。国家的总损失达940亿印尼卢比，但根据汤米侵吞国家财产的标准，这已是微不足道的了。但这个案子明确、易起诉，且范围不大。

[41]1998年12月10日至1999年5月汤米·苏哈托被起诉，其间雅加达发生过5次爆炸事件，均在汤米被起诉、汤米和班邦被传唤到总检察长办公室、汤米出庭等事件之后。2000年9月，汤米的父亲要出庭前一天，股票交易所发生了大爆炸。后来有确凿证据证明这次爆炸是伊斯兰祈祷团所为。其他爆炸事件的主谋现在依然只是猜测。但这里要说的是：那时汤米及其合伙人参与恐怖事件的可能性看起来太大了，汤米后来被判谋杀罪。

[42]凯文·欧洛克：《烈火莫熄》（2002），第413页。

[43]http://www.interpol.int/public/Data/Wanted/Notices/Data/2006/84/200629984.asp。

[44]把印度尼西亚同意的条件列出一份简单的清单，也有4页之长，详见马丁·费尔德斯坦编的《初级市场经济的经济及金融危机》（2003），第396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亚洲提出了许多要求，之前从没有对任何国家提过这么多要求——对马来西亚有约140条，韩国有90条，泰国有70条。

[45]2005年底，香港除外的资产200亿美元以上的四大东南亚银行是新加坡的发展银行（国有银行，规模远远超过其他银行）、马来西亚的马来亚银行（国有）、泰国的盘谷银行（仍由陈氏家族控制）以及印度尼西亚的曼迪利银行（国有）。菲律宾的最大银行是首都银行及信托有限公司，有资产100多亿美元。

[46]新加坡发展银行是新加坡最大的国有银行，除香港外，也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银行。2005年底，其资产达到了1080亿美元，是第二大银行马来西亚的马来亚银行的两倍。新加坡法律要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比被称为中央银行中的中央银行，国际清算银行要求的多出50%。

[47]案件涉及2000年8月电子体育世界上市期间未能披露“足够的信息”。大华银行被罚款40万新加坡元，5位高级官员被迫辞职。

[48]例如，剥夺香港公司不征求股民意见就发行权利股的能力，或者停止香港合资公司不公布账目的反常行为。

[49]《圣人与罪人》，载《里昂证券新兴市场》，2001年4月。

[50]部分私有化尝试在第五章讨论。大部分私有化尝试都失败了，充分体现了香港小股民不断壮大的力量。

[51]作者采访，于2004年10月13日。

[52]涉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风险披露等。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94年香港前财政司长麦高乐就提醒大家对《公司法》进行修订，但至今没有对其进行实质性修改，因为教父利益反对这样做。

[53]因为，举个例子，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印度尼西亚每家银行都违反规定有过内线贷款，这样理论上说每个教父都应该被起诉——即使绝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54]这是最佳世界资源公司的事务。最佳世界资源公司是家博彩公司，其股价就像溜溜球一样上下翻滚。

[55]1986—1992年阿基诺执政时期，政局非常不稳，曾发生过7次未遂军事政变。拉莫斯将军曾是马科斯顾问，绰号“稳重的爱迪”，他在结构改革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他结束了民航、电信、水电的垄断，促成了税务改革，允许新的外国竞争者进入金融体系。

[56]阿基诺来自柯胡安可家族，拉莫斯是马科斯的表亲。

[57]菲律宾的政治体制很奇怪。人们分别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因此副总统可能并不是总统想要的人选。

[58]金融危机爆发时，泰国总理是差瓦立·永猜裕。他曾发表过反华言论，企图激起反华民粹主义浪潮。他想拿种族问题做文章，重新获得支持，但没有成功。这表明20世纪40年代移民浪潮结束后，华人已基本上与当地人同化了。

[59]1988—1991年，差猜·春哈旺政府颁发了22个电信特许权，他信拥有7个，包括移动电话、数据网和卫星。

[60]巴素·蓬派集和克里斯·贝克：《他信：泰国的政治生意》（2004），第53页。

[61]同注[60]，第57页。1989—1992年，他农是他信的主要金融顾问；金融危机后他成了他信的内阁成员。

[62]皮塔克，正大集团资深政务使节；瓦塔纳，谢国民兄弟的女婿。威拉猜·威拉每提军，谢国民的女婿，泰国泰爱泰党的创建人之一。

[63]泰国泰爱泰党的竞选资料，2001年。

[64]ACT移动电话公司。经过抗议，2002年11月公司开始营业，但预算资金太小，很难与人竞争。

[65]正大亚洲电讯。另一家每月每户付200泰铢的电讯公司是美国联合通信产业全向通信（Ucom/TAC），现在在泰国最初的移动电话双寡头中位居第二。

[66]这家50比50的合资企业是泰国亚洲航空。

[67]陈弼臣家族、李智正家族以及伍万通家族分别依然在管理上控制着泰国盘谷银行、大城银行和泰国泰华农民银行，虽然他们所占股份有所下降。但4个由家族控制的银行，包括并入渣打银行的陈天听的黉利银行，最终也接受了外国股份和管理，另外5家银行，包括郑午楼的曼谷京华银行，也都国有化了。

[68]他信组建泰国泰爱泰党之前，1998年2月把有线电视的股份卖给了谢国民，似乎表示愿意与其有更多的来往。但他信对谢国民的怨恨却积累已久，因为他信认为正大集团从差猜·春哈旺政府（1989—1992）那里获得安装300万部固定电话那么大的业务，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谢国民却并没对此表示出感激之情。同注[60]，第45页。

[69]非正式采访。

[70]他农·披塔亚，他信前首席金融顾问，危机爆发时的财政部长，西那瓦集团出售时在他信手下再次任财政部长。当时在场的他农告诉媒体在他看来交易的方方面面都很正常。见艾米·卡兹明在《金融时报》2006年2月1日的撰文。

[7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泰国国内政治已没有反华种族歧视，但华裔新加坡人的吸血形象依然是泰国再起的民族主义的焦点。

[72]苏旭明的泰国酿酒公司不仅生产全国最畅销的象牌啤酒，还生产本土酿制的湄公河威士忌、双狮朗姆威士忌以及洪通威士忌。20世纪90年代泰国星哈啤酒垄断被打破，苏旭明的泰国酿酒公司得到了啤酒生产许可证。

[73]皮鲁纳·波尔斯里和维瓦塔纳卡堂：《泰国的商业集团：东亚金融危机前后》，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报告》，一桥大学，2004年。

[74]联合银行是主公司，旗下有多种相关的商行。

[75]当英国电信公司削减非核心投资以应对全球信息技术虚假的繁荣时。

[76]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99—2000年逐步得到了挪威邮轮。2000年，还得到了新加坡一家小公司，太阳邮轮。这些交易发生在危机中，证实了云顶酒店的博弈现金流量。

[77]邱继炳控制劳拉·爱什莉零售连锁；已故李莱生的家族控制瑰柏零售连锁；杨肃斌控制地区公用事业公司韦塞克斯水供，这在下一段里会谈到。

[78]天然气占了马来西亚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储藏的3/4。1997—2006年期间，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简称“马石油”）的资料显示，公司给阿南达·克里斯南家族、赛莫达家族、林氏家族以及杨氏家族这些独立供电公司的折扣的价值是140亿马来西亚令吉。优惠的幅度平均为国际天然气价格的50%。

[79]独立供电公司的第一笔交易，签署于1992年，是一份与德纳加国家电力公司21年的合同，由两个发电厂获得。在独立供电商看来，条款再好不过了，每千瓦小时的价格比后来取得的要高出约40%。杨还确保德纳加国家电力公司获得了原本自己选中想建造发电厂的厂址，那里早已铺好了管道和电网。

[80]大型购物中心是吉隆坡武吉免登购物区的乐天购物中心（Lot 10）和附近的星山商场。经营土地抵押业务的土地银行位于入口林荫大道，有充分的能力胜任20亿美元的房地产发展项目。

[81]拿督·苏莱曼·宾·阿卜杜拉·赫曼。

[82]郭鹤年进口粗糖进行加工（他拥有马来西亚4家提炼厂的股份，其中3家由他控制）。精糖的进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且数量极少，同时政府还制定了糖的零售价。

[83]钱来自国家控股的投资基金——国库控股，它出资6亿令吉，占了40%的股份；赛莫达未能为此项目提供商业信用证。后来他买下了政府所有的股份，把一部分卖给了马士基公司（Moersk），后者是他买来管理港口的。

[84]赛莫达控制糖的进口配额的15%，其余为郭鹤年控制。

[85]例如：纳吉布·敦·拉扎克——阿卜杜拉的副总理、前总理阿都拉萨的儿子；希沙姆丁·敦·侯赛因——阿卜杜拉的教育部长、前总理敦胡先翁的儿子；马哈蒂尔的儿子慕克力和阿卜杜拉的女婿贾马鲁丁，都在巫青团占有显要的位置。

[86]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3月。

[87]同注[15]，第110页。

[88]林德祥在新加坡的许多股权都是通过佳通控股公司获得的，该公司由林的女儿林美凤控制。

[89]陈应毅，也就是林德祥的女儿林美凤的丈夫。

[90]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9日。

[91]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9日。

[92]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9日。

[93]万自立银行1999年由4家破产银行组建而成，到2006年已有27%的贷款是无息的。截至2006年9月，陈江和已欠万自立银行5.4万亿印尼卢比；那时银行公开声明说他的公司“缺乏诚信”。

[94]印尼银行重组局说：危机时，联合银行51%的贷款给了陈江和的公司，违反了圈内人贷款最多为20%的法律规定。

[95]见印度尼西亚媒体报道以及比尔·杰林在《亚洲时报》2006年10月14日的撰文。

[96]阿卡萨·马赫穆特通过波梭瓦集团欠了1.9万亿印尼卢比。见印尼《商报》2006年9月1日。

[97]2001年2月，亚洲浆纸业公司的集伟化工浆纸未能支付两项债券的利息，共计4.3亿美元；但不到一个月就得到了总体性的延期偿付权。

[98]萨拉·韦布的《受困的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力图挽回10亿美元未经证实的债务》刊登于《华尔街日报》2001年2月1日。记者还发现5家公司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共用一个通信邮箱；其中4家在2001年的同一天在新加坡注册了办公地点；5家在2001年的同一天关闭了新加坡的办事处，至少一家在关闭办事处时，留下了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总部的地址和一位职员转交信件。

[99]蒂莫西·美普斯：《面对愤怒的债权人，亚洲纸业大亨还是躲过了债务危机》，载《华尔街日报》，2003年8月15日。

[100]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的美国银行证券存单的价格是12美分，而1995年是11美元。

[101]这些单位是印尼永吉祥纸厂和巴比路斯纸业公司。

[102]2003年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组建了几个企业，要在中国的云南省和海南省建造两家造纸厂，两个项目分别为20亿美元和16亿美元。

[103]印尼国际银行。

[104]2002年8月采取了行动。

[105]最高法院对第二个案件的上诉一直没有判决。

[106]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9日。

[107]主要指控是威纳达在雅加达和其他地方非法经营赌博。

[108]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0日。

[109]班邦·哈利莫特。文章发表于2003年3月3日。更多信息在国际特赦组织的网站。哈利莫特先生和《时代》周刊的记者起诉他们受到了攻击，但陪同被指控者的警察们没有一个愿意证明他们受到了攻击，案件未能立案。

[110]阿迪马斯·萨斯迪：《雅加达邮报》，2007年2月26日。

[111]根据新加坡官方资料，印度侨民2004年购买了104处房地产，2005年购买了271处房地产。这一增长也表明了他们略有成功。印度尼西亚人主宰着新加坡的高档住宅市场，与他们一样，印度人购买的房地产绝大部分都是几百万美元的。

[112]通过他们所控制的苏利耶银行。

[113]印度尼西亚政府指控阿古斯·安瓦尔通过他所控制的银行偷走了3.76亿美元。

[114]《时代》周刊，2006年10月26日。不可能知道印度尼西亚的司法部长会叫哪些人去问话，因为直到2007年6月也没有公布名单。

[115]要开发的项目在香港的红湾半岛上。

[116]计划被非公开的法庭行为阻止了。

[117]西九龙的项目很大很大，郭氏家族和李氏家族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同投标，尽管人人知道他们都厌恶对方。

[118]2004年立法委选举时，60个席位分成了30个由少数人选举的功能选区和30个普选的地方选区，彭定康改动目的是要扩大功能选区的选民。1997年中国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后，推翻了彭定康的改动。

[119]《南华早报》，2005年2月3日。

[120]不过，曾荫权一直留意着城市滨水区新建的行政机构总部。

[121]2007年，小额投资者大卫·韦柏和香港智囊机构思汇政策研究所的行政总监陆恭蕙参加了竞选，结果双双都被选为股票交易所的董事。

[122]部分评论：陈启宗在2004年4月28日的讲话中，跟美国商会说：“我们中有许多人对现有的体制非常满意。没有重要的东西需要改革……我认为从结构上讲，最好是保持现状。”这一讲话被广泛报道。郑裕彤的儿子郑家纯2004年5月1日告诉《南华早报》说，普选将会导致“混乱”。2004年3月24日，李嘉诚在《标准》发表了他少有的评论，说政治改革要“循序渐进”。吴光正2004年3月18日在《南华早报》称香港基本法表明商业在立法机关的席位一定不能少于1/4。

[123]李嘉诚又在新加坡上市了两家香港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泓富产业信托是香港第一个私人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其他教父照搬这一模式建立了许多基金公司。

[124]2004年1月，和记通过“借壳上市”，用一个固定电话公司和香港的宽带业务换取了对中联系统控制有限股份的控股。中联系统控制有限股份改名为和记环球电讯。借壳上市公布那天，中联系统控制有限股份的股票上涨了37%，达到了每股1.52港元。但收盘后，中联系统控制有限股份以当日价41%的折扣发行了20亿股，使该股票直线下跌。2005年，和记通过另一个子公司以每股0.65港元的价格重新得到了该公司的控股。

[125]这次借壳上市还包括了兼并已上市的东风天然气公司。

[126]作者采访，于2005年11月11日。

[127]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9日。

[128]2006年，3G公司仍然亏损严重，但和记通过经营现金流动和资产处置弥补了亏损。3G是和记旗下的，也由李嘉诚控制。例如：2006年上半年，3G在经营现金流的基础上，亏损了13亿美元。自2004年起，和记已转让了约80亿美元的资产，包括香港港口卡特尔的股份，来弥补3G公司的亏损。但2007年年初，英国电信巨头沃达丰在印度发起了一场对3G公司的投标战，这对李嘉诚来说似乎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和记伊沙（公司现在的名称）只是印度第四大移动电话运营商，但沃达丰急于寻求新的销售增长迅速的领域，准备以130亿美元收购它的股份。这进一步证明了教父核心现金流量的重要性。大部分3G运营商早就降低了他们的3G运营的账面价值，而李嘉诚拖了这么多年，直到有可接受的交易才出手。但李嘉诚的其他3G子公司并没有印度那家子公司的增长前景，将继续影响和记的股票价格，尽管其已低迷很久了。

[129]福布斯的排名主要根据上市股票的拥有，因为这些信息很容易得到。但对这种排名需谨慎对待，原因之一是它绝不能完全展示在私人公司拥有的资产，或非公开的债务和其他责任义务。

[130]李嘉诚的估定净资产价值上升至188亿美元；而其他富豪的估定净资产价值变化并不大：郭氏兄弟为116亿美元对1996年的112亿美元，李兆基为110亿美元对127亿美元，郭鹤年为50亿美元对57亿美元，郑裕彤为51亿美元对55亿美元。菲律宾的郑周敏去世后，财产就被分割了；印尼的沃诺维约约家族从67亿美元下降至19亿美元（应当记住的是这主要是由卢比对美元汇率下降导致的结果；如果卢比没有暴跌，沃诺维约约家族的美元值并不会有多大的变化），新加坡的郭令明的估定净资产价值从57亿美元下降至36亿美元。

第七章
结语：这愚蠢的政治

“如果我们做错了，请派你的人与我的人联系，他们会把问题解决的。”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听到官方反托拉斯的诉讼这一消息后，对罗斯福总统如是说。

“我一生中也许犯了很多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偷窃绝对不在其中。”

1986年4月4日泰德·科佩尔在美国广播公司《夜线》节目中采访流亡的费迪南德·马科斯，马科斯如是说。

从宏观经济来看，最近几年东南亚经济的恢复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出口和中国2003年开始的繁荣。东南亚的工业出口商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由跨国公司外包加工、当地的高效率小承包商和亚洲工人无声的勤劳所推动的；教父们只涉及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很少有人意识到出口使亚洲摆脱金融危机的作用。如果看报的人认为整个世界的出口加工都转移到了中国，这一显著的变化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这种看法还是情有可原的。但事实上，自从1997年起，东南亚的出口贸易——除去其中有短暂的危机前和危机中的波动——只与它们过去30年来的长期平均增长率出现了一点点出入[1]。因为是全球性的竞争，出口制造商设法通过现金流动或母公司的新资金注入（跨国公司就是这样做的），为金融危机后的增长提供资金。低附加值的加工业已经快速转到了中国（以及越南和孟加拉国），不过这是在金融危机前就开始的，而且还将继续。专业性更强的工作，或者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因中国不可能给予知识产权保护，还是继续在东南亚发展。比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出口数量在过去10年中飞速上升。同时，由于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以及人民币的贬值[2]，美国和欧洲有可能制定对中国不利的出口约束条件，跨国公司已对此作出了反应——认定并有时使用该地区的不同加工者[3]。这同20世纪90年代早期玩的游戏一样，当时克林顿政府威胁中国要对其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国际制裁；耐克就是很好的例子，它的旅游鞋一半由中国制造，一半由印度尼西亚制造。出口是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支柱，在金融危机后并没有崩溃。崩溃的是国内投资，而且许多是来自主宰当地经济的教父公司。当金融危机袭来时，当地的银行（许多是操纵在教父手上的）破产了，已无力发放贷款。大亨们受困于卖不出去的房地产和其他非生产性的资产，又无处借贷，只能等待政客的经济救助或经济复苏。金融危机后，投资占东南亚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了10%以上[4]。这是净出口贸易增长的结果。在这些地区，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的名义出口从1997年的45%增加到了2006年的65%[5]。政府清醒地意识到什么是拯救他们的办法，因此大量买入外汇，压低本国货币的汇率，恢复了与美元的非正式挂钩，增加了外汇储备[6]。

许多教父，虽然没有积极参与制造加工，却是金融危机后第二次出口复苏的受益者，即商品的受益者。这是受到了中国需求的推动。2003年以来，投资开始给中国带来年增长率为10%以上的强劲经济增长。中国产品主要出口欧洲、美洲与日本，这增加了其国家主导的工业化项目对东南亚软硬商品的需求，如马来西亚的天然气、泰国的橡胶、印度尼西亚的木材等。与制造业不同，这些都是教父们活跃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都需要政治特许。20世纪90年代中国房地产的潮起潮落使东南亚大亨们赔了很多钱，但近几年来，他们从中国商品中赚回了更多的钱[7]。典型的受益人包括经营棕榈油和其他植物产业的郭鹤年和黄奕聪，还有拥有私自开发石油与天然气的特许证的阿南达·克里斯南。中国引擎也促进了亚洲赌博业的发展，因为赌场和其他形式的赌博活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非法的，但中国公民可以出国旅游。林梧桐开的靠近吉隆坡的云顶赌场开设了针对中国赌博者的减价公费旅游，但是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澳门，该地区自1999年起成了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这个前葡萄牙殖民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洗钱机，向中国大众提供了高档的娱乐消遣，还把一些中国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的非法所得洗干净了。2001年，何鸿燊、霍英东和郑裕彤的博彩垄断结束了，美国博彩业的运营商闯了进来，但这没造成太大影响，因为人民币大量流入澳门。2006年，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博彩收入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赌场[8]。何鸿燊肯定在笑，也肯定比以前更富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他跨过珠江，从香港来到这里，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啊！

账单

东南亚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仅又回到了1995年的水平，这足以看出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如果不是普通教父为亚洲金融危机买单，那会是谁买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看看所谓的普通人生活。从理论上讲，以宏观经济数据为基础，通过计算，可以算出不同社会的财富变化：经济学家试图测量金融财富和实物财富。前者包括现金总额、银行存款、股票、债务以及海外投资，后者包括房地产、工厂、设备、存货总值等等。根据这两项（转变成美元后），2007年年初的东南亚人还不如1995年富有，尽管经济确实增长了不少[9]。然而，宏观经济财富的测量法受各种各样方法上的缺点的影响，如果要知道谁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遭受了最大的打击，可看那些更简单的指标，如实际工资和贫困。

我们先从新加坡与香港说起，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为金融危机买单的人，并非导致危机的人，而是最无力买单的人。部分原因是1997年后通货紧缩压力的释放，部分原因是蓄意的政府政策。在新加坡，在政府自己的资料里，人口中40%最穷的人的实际收入在2000年和2005年这段时间内都有所下降，即使有强劲的经济增长。损失最大的是那些50岁以上的人，他们连报酬很低的工作都找不到，而且尽管新加坡很富有，但国家并不提供失业救济。同时，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对最富裕的那部分人口施行降低收入税的政策——从2000年的28%的最高点减少到今天的20%；公司利润税也降低了。与这些变动有明显差异的是，2007年增加了每人要付的间接税——地方的增值税从5%上升到了7%。令人不解的是，内阁部长们还居然说广泛提高赋税是为了给穷人提供一些额外的支持。在莱佛士书院和英国剑桥大学受过教育的李光耀，对税收作出解释，并对记者说：“这是一个无情的、竞争激烈的世界。”[10]当地人因两个普通的理由默然接受了：在邻国的百姓更贫穷，他们的待遇更加不公；新加坡人惧怕李光耀的盛怒。对只出入中心商务区的因公出差人员来说，很难想象在新加坡还存在着贫困和下层阶级。但只要乘坐出租车在城里的廉价住宅区开上一小会儿，就会明白确有其事。

在香港，亚洲金融危机也是广大普通百姓买单。尽管在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的管理下，福利有所增加，但20世纪90年代，这座城市的相对贫困化趋势已是十分明显，而危机更加剧了这种贫困，因为许多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香港的贫困基点是指家庭月收入不到中等人家收入一半的家庭，而香港中等人家的月收入本身是非常低的，只有1290美元[11]。根据这个标准，穷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从1991年的11.2%增加到1996年的15%，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达到了18.3%[12]。由于大部分有钱的香港人把他们的孩子送去海外的私立学校学习，现在香港的学校有1/4的孩子来自贫困家庭，这给一直极其缺乏资金的公共教育系统带来了更多的压力。金融危机也打击了那些自认为居于中产之上的市民的收入。2001年，只有15.6%的家庭收入属于相对贫困的那一半人口[13]。就危机影响的广泛性而言，香港与新加坡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保留了联系汇率制。这意味着在香港，通货紧缩的压力全由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承担，而不是汇率。成千上万的业主——几乎都来自比较富裕的那一半人口——在10年间的财产价值都变成了负的，直到2006年后期，住房的平均价格开始回升，接近1997年的水平。这一对职业阶层的冲击可能导致了最近几年来香港显著的政治化。

在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城市的中产阶级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真正遭受苦难的是成百上千万由于实际工资下降、失业率与就业不足增加，以及日用品的价格上升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或接近于贫困线的人。1997—1998年，随着股票和房地产突然贬值，城市实际薪水下降，首先遭到损失的是城市中产阶级的财产。对中产阶级以下人的影响来得更慢些，但5年之后，危机的严重性已是毋庸置疑的。金融危机有个普遍的地区特征，那就是开始受影响的是大城市，特别是首都，紧接着缓慢却又不可阻挡地扩散到其余的地方。在泰国，大部分的估计数据表明，在6000万人口中有100万人陷入了贫困[14]。在马来西亚，国内对危机后的贫穷研究很少，但估计受影响的比例与泰国大致一样。在印度尼西亚，通货膨胀对实际工资的侵蚀达到了40%左右，在危机中，贫困率翻了一番，达到了27%，也就是说有5400万人生活在贫困中[15]。绝对的贫困有所下降，但2005年后又有所上升。一些福利机构估计，2006年有8000万印尼人生活在贫困中[16]。危机遗留下来的一个同样糟糕的现状，就是许多东南亚人仅仅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世界银行2006年度主题为“公平与发展”的《世界发展报告》显示，日生活费介于1美元以上2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为：印尼是52%，泰国是32%[17]，而阿根廷是14%，巴西是22%[18]。贫困线是日生活费1美元。

菲律宾的经济在马科斯执政的最后几年开始恶化，希望它的情况并不预示着东南亚其他地区将来的贫穷与就业状况。根据2006年的“世界发展报告”，15%的菲律宾人生活在绝对的贫困中，47%的人日生活费在1—2美元之间。马尼拉市的人口有1200万，其中600万人生活在这个大城市的高速公路边、铁路边和河道边的贫民窟。由于过去的25年里不断遭受经济危机，现在菲律宾的经济严重依赖海外收入，大约有1000万的菲律宾人（这些人占了菲律宾人口的1/8，大部分是女性工作者）在世界各地的经济比较富裕的国家里做孩子的保姆、护士等[19]。出国务工人员不断增加，没有一个国家比菲律宾更依赖汇款来维持国家的运行：2006年，120亿美元的海外收入占了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的15%。[20]

政治

毫无疑问，教父经济学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日益增长的贫困与不平等的动因。数百亿美元银行资产的报废以及对少数企业公司的经济救助，已导致通货膨胀、社会福利减少[21]、税务增加以及大部分人实际收入降低。但是，教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重新获得了他们的财产，只是这些灾难的动因。真正应该负责任的首先是那些允许教父经济学存在的政客。本书的引言说到，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地区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必须作出抉择：是像拉丁美洲那样，让不平等和社会异化的程度加剧、经济危机重复不断，还是走康庄大道，让经济持续增长、社会越来越平等。这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胡编乱造。金融危机后，菲律宾的绝对贫困越来越严重，印度尼西亚的绝对贫困同南美一样，非常糟糕，而日生活费低于2美元的菲律宾人、印尼人、泰国人比以前多了很多[22]。采用基尼指数的标准[23]，与贫困相对的不平等问题在我们所讨论的四个主要东南亚国家或地区没有拉美那么严重，但现在也渐渐地严重起来了[24]。在香港和新加坡，不平等问题在过去的10年里有所增长，它们现在的基尼指数与阿根廷的城市一样[25]。政治要对东南亚问题负主要责任，我们也应在游历当代的政治中结束，因为没有政治改革，东南亚很有可能走拉美国家那样的老路。

菲律宾是第一个东南亚独立后的政治改革失败者，自金融危机以来的发展也没给乐观者带来什么安慰。1986年马科斯离任后，教父后裔科拉松·阿基诺恢复了以前政治精英的地位，他们的地位跟以前一样牢固。现任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的父亲也当过总统，她花了很大力气来对付议会，因为议会要对她父亲2001年驱逐前任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的违反宪法的行为追究责任，还要指控她操纵2004年的总统大选，使自己赢得了胜利。在带有强烈拉美特征的发展过程中，对记者、学者、社会活动家等批评政府的人进行法律外的杀戮的数量令人害怕地增长，这些都是在阿罗约任职期间发生的，虽然她本人并未牵涉到里面。菲律宾警方说2001年以来已发生110起政治谋杀。大赦国际记录了240起谋杀事件；当地的一个人权组织“促进人民权益联盟”宣称有700多起谋杀事件，这个清单里记录的年死亡人数的总和与马科斯当政20年来消失的3000人正好吻合。菲利普·阿尔斯通——2007年被联合国派到马尼拉专门为法律外杀戮起草报告的官员说，菲律宾军队“完全否认与这些事件有关”[26]，但事实上，就连政府官员都说军队要对许多谋杀负责。2006年2月，阿罗约夫人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允许无逮捕令的情况下，拘捕那些反政府的人，她还指责宪法造成了政治动荡。她说菲律宾应该转变成一个单一议会制国家。虽然阿罗约夫人的观点并非没有值得肯定之处，可她极力改变宪法的做法显示了她很少尊重民主标准。2006年12月，她利用她在国会的多数支持，投票废除了参议院的否决权，导致了广泛的群众反对，之后，她又仓促地放弃了这一结果。对政治进程的信心一度受挫，大多数省份出现了共产主义者暴动，而极其自私的当地精英只知道保护自己的利益。2000年12月，菲律宾最有名的作者弗朗西斯科·荷西在《远东经济评论》中悲伤地说：“我们很穷，因为我们的精英没有国家的概念，他们与任何统治者合作，如西班牙人、日本人、美国人，最近他们与马科斯合作。我们的精英吸收了殖民者的价值观。”总之，菲律宾从未真正脱离过殖民时代，也未真正脱离过殖民造就的精英无道德性的模式。

泰国一直模仿菲律宾的政治体制，现在它们之间越来越相似。从20世纪80年代起，泰国经济精英占据了越来越多的议会席位，开始越过政治程序，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融合进了统一的寡头政治体制。他信·西那瓦政府使这一体制发展到了极点，引发了金融危机，而精英们对他信的怨恨妒忌又引发了一场军事政变。2006年9月政变以后的生活表明，这个殖民烙印最少的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和菲律宾的一样黑暗。白人不应为这里的一切错误负责。素拉育·朱拉暖将军成了新的“文职”总理。可他在就职仪式几个月后就与政务会的领导颂提·布雅拉特卡林将军发生了争执。政策此时非常混乱，而政府只会致力于普密蓬国王梦想的含义不清的“充足经济”。政策似乎倾向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随后又导致了匆忙实施有限的外汇控制并修改与外资企业有关的法律。证券市场和外资陷入了混乱的境地，政府随之放弃了立场。财政部长，一个泰国王室中的小成员，在2007年2月辞职了。在南部，政府继续像他信·西那瓦那样，残酷镇压穆斯林暴动，但暴动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流亡中的他信带着他那未受损的百亿元钱周游世界，接受采访，表现出一副救星的样子，好像出身卑微的他能把百姓从凶残的将军手里救出来。但在曼谷，有一个事情却证明了泰国政治的虚伪性：新飞机场的飞机跑道上出现巨大裂缝，这是他信旗舰公司建造的基础设施工程。这是个政治喜剧，像以往一样，跟泰国人民开了个玩笑。军队保证在2007年底出台新宪法，进行公民投票，举行大选。但没人知道那些将军是否愿意体面地离去。

菲律宾和泰国（程度上比菲律宾轻一点），被李光耀这样的政治家拿来作为证明太多的民主有碍发展的例子。但所有这些国家真正证明了的是，民主有许多种特点，它只是运行中的自由政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自由政体要求有独立有效的司法部、警力、行政部门和中央银行。没有这些机构，菲律宾和泰国精英们能聚集大量的农村和城市的工人阶级的投票，继续操纵政治人员变动很少的联盟，为所欲为，无须担心警察、法官或者中央银行的干涉。东南亚没有提供什么民主失败的教训，它提供的是有关让民主运行起来的复杂性的许多教训。

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变体

在马来西亚，随着2007年——独立50周年的到来，以种族的借口对名义上的民主进行有意识的操控展现了另一幅丑陋画面。马来西亚贵族以及它的暴发户继任者马哈蒂尔，通过把马来西亚的主流投票者和害怕伊斯兰教的中印两方的支持者结合在一起，连续统治马来西亚长达半个世纪。围绕着国民阵线执政党联盟和巫统核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庇护网，资金主要由马来西亚教父提供。2004年，选民们承认马哈蒂尔的继任者为阿卜杜拉·巴达维。他在竞选时承诺一切从头开始，包括撤销经济管制、改革经常动用暴力的警察、严厉打击贪污受贿，最后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大选，他领导的党派获得了218席中的198席。但是事实上几乎什么都没改变。在获得胜利后，根本没有反贪污和警察改革运动。有段时间巴达维谈论着要减缩马来西亚的代价昂贵的积极的种族区别政策。这些政策曾造就了一代马来土著食利资本家，却造成了广大印度人的贫穷，但是后来却逆转了方向[27]。他担心如果他挑战积极的种族区别政策，巫统会造反，因此他在2006年宣布拨款20亿马来令吉，帮助马来人购置房屋。这对于一个新一代的巫统领导人来说还是不够的。许多前任领导的儿子过惯了不劳而获的日子，只想多要些类似的东西。在2006年9月的巫统年度议会上，代表团作了人们记忆中最具煽动性的关于种族问题的演说。其中有一个代表承诺要“浴血奋战”对抗华人和印度人这些少数民族，捍卫穆斯林大部分人的权利。教育部长为了表明他对此事的激情，竟挥舞着传统的匕首，有人居然还叫他赶快使用。许多马来西亚人说，与30年前相比，现在国家中不同种族群之间的联系少多了。那些希望改变这种趋势、减少普遍存在的任人唯亲现象的人，把希望寄托在2004年出狱的马哈蒂尔的前任副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身上。安瓦尔曾试图把各反对党团结在共同的政治平台上。他自己的政党——公正党，就是一个多民族的政党。但是鉴于巫统的工作方式，如果安瓦尔变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威胁，那么巫统很有可能会欢迎他回来担任政府要职。基于他过去的表现，安瓦尔很有可能接受[28]。很难想象什么会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轨迹。如果没有改变，浪费和经济低效都将持续，增长率也会比其他情况下更低。

在我们所讨论的“真正”国家中，只有印度尼西亚自金融危机以来确实取得了一些政治进展。当1998年苏哈托下台时，情况还远远没有改观。在阿卜杜勒·瓦希德和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执政的1999年到2004年期间，印度尼西亚充满了狂乱的地方权力争夺，而且腐败与苏哈托的时代一样严重，甚至更糟糕，群岛不同地区还陷入了宗派纷争。2004年，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成了金融危机后直接选举的第一任总统。他在稳定政局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不像菲律宾和泰国政府，他通过谈判，解决那些因贫穷、不公和观念差异引起的叛乱，他也展开了反恐怖战争。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北苏门答腊亚齐的起义者与安全部队的冲突导致了1万多人死亡，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与叛乱者达成了协议。2005年，叛乱者放下了武器，实现了和平。1999—2001年间，东部的马鲁古省和苏拉威西的宗派斗争使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生命，如今也已平息。被人们称为SBY（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的姓名首字母缩写）的总统，并不代表一条政治分界线；他曾经是苏哈托的一个资深将军，有一种模棱两可的倾向，这是爪哇政治文化的典型特点。但是，尽管贫穷日渐增长，大部分印度尼西亚人还是认为他很诚实，代表了最广泛的民众利益。2007年年初的民意测验表明，SBY的支持率接近70%，远远超过了他当选时的支持率。经济增长已经恢复到了6%左右的水平，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货币也已增值。同时，苏西洛总统在机构改革方面也作了一些努力。他效仿电视剧《白宫群英》组建了一个行政决策组，试图去强制改变印度尼西亚庞大的官僚机构。很大份额的税收收入被分配给地方政府，以期这样的权力下放会让政府更具效力。他还大幅度降低补贴以平衡预算，采取试验性的措施减少军队控制的商务，让触犯民法的军人接受民事法庭的审判。说改革的进程令人感动还过分乐观，因为许多工作才做到一半或根本没做，但这些改革已经引起退休的军队领导人苏提斯诺和特里斯诺·苏达尔托的不满，他们在公众面前抱怨这些新的民主做法只会给国家带来“混乱”。在印度尼西亚，这些哀歌可能是进步的标志。尽管将军们谴责民主，但在改革印度尼西亚可收买的司法部和庞大的军队商业的长期斗争中，SBY面临军事政变的可能性要小于菲律宾和泰国的政府领导人。印度尼西亚的军人，虽然腐败贪心，但一直以来还是很在乎公众舆论的，而SBY很受群众欢迎，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对他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于副总统尤素福·卡拉，2009年尤素福·卡拉将与其争夺总统宝座。卡拉来自土著教父家庭。20世纪50年代他的家族依赖国家特许经营权富了起来。对SBY来说，有时他是一个有用的并更具号召力的副手。但是一个地方大亨家族担任总统职位的前景并不为人们看好，也许会导致印度尼西亚陷入同菲律宾和泰国一样的政治泥潭。如果幸运的话，印度尼西亚的选民会认识到这一点。

可预测的新加坡

对于印度尼西亚的大亨们最喜欢的避难所——新加坡，最近几年来很少提及它的政治。2006年，由于得到67%的选票，执政的人民行动党（PAP）连续第10次赢得了选举的胜利。人民行动党有效地利用它庞大的政治机器，像以往一样，向支持它的工人阶级选民承诺额外的住房基金，而对那些没有支持它的选民，则威胁说他们将得不到额外的住房基金，国有媒体也为其提供可靠的支持。人民行动党的律师们也展开了对反对派政客的传统诽谤诉讼，只要反对派政客所讲的事被认为是诽谤，都会被提起诉讼，而这些反对派政客中大部分人宁可快速地卑躬屈膝，也不愿面对新加坡传统的特大赔偿金额[29]。主要反对派领导人在投票选举前被短期监禁，因为他质疑新加坡的司法独立性，释放后又被关了起来，因为未经允许在公共场合发表言论[30]。这是李光耀儿子李显龙的第一次选举胜利，而李光耀以内阁资政一职保留了他的内阁职位。与巫统一样，人民行动党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看起来坚不可摧，因此能吸收大量有政治抱负的新人，在最近几次竞选中，有1/5以上的候选人是第一次参加竞选。但是2006年人民行动党的支持率比上次大选中的75%有所下降。金融危机后，政府降低了税收以吸引更多的外资，但同时提高了间接税以平衡预算，这给社会带来了压力。虽然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恢复到了8%左右的水平，但总的个人消费增长却只有3%。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新加坡外资企业的扩展远较本国企业迅速。同样，外国人驱动下的高档房地产市场的繁华，与地方抵押仅仅2%多一点的增长也形成了对比。各种衡量方法表明，新加坡和香港是世界上贫富差异最大的地方，这一现象现在越来越引人注目。如果要在新加坡抱怨，那必须先考虑政府最近新公布了对19条违反公共秩序的处罚，并增加了已有的19个项目的收税，从公共聚会到网络张贴等[31]。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稳定安宁的新加坡的死刑比率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远远高于中国和沙特阿拉伯[32]。李光耀不退出历史舞台，新加坡的政治改革是不可能发生的。

香港：有别于周边地区的另一类领导？

在东南亚，大部分政治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些主要国家都在传递一个相同的糟糕的观点，即被操控的民主是自由市场的有效替代品，基于国内许可证的经济可以代替真正的竞争，报刊上刊登的经济增长率就表明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未来几年里，东南亚真正的政治希望是其边缘地区——香港。这个地方显示，它也许可以提供急需的领导术。社会学家们所说的“示范效应”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日本创立的模型（下面将要进行简要描述）对前殖民地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影响很大，使它们变得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更富有，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起点大致相同[33]。在欧洲，从1989年起，欧盟为东欧各国的经济、政治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虽然这些国家的显著发展并没引起人们的重视。尽管香港处在这块区域的边缘，但东南亚的商业团体已经因为其在经济商贸观念上的领先而把目光投向了这个城市。香港拥有在这片区域中占优势的资本市场，两倍于新加坡的经济和这个区域最重要的制造业资本家，而这个区域又十分依赖于跨国制造业投资。将来，香港很有可能提供东南亚各国所需的政治示范类型。

近几年来，香港人的政治化让很多人吃了一惊。在殖民时代，政治发展受到了两种因素的制约：直到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香港人都是第一代移民，他们对自己作为香港人的认同感还是有限的；由英国外交部派遣的总督抑制民众政治觉悟的提高，这一政策披着奇怪的外衣——华人天生不关心政治。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较为富有的香港人不能确定香港回归后的前景，纷纷申请外国公民身份，这更加延误了香港人明确表达他们的香港政治身份。民意测验表明那些持有外国护照的居民不太关心政治和选举[34]。但是，渴望改变的潜在意愿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形成，在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的统治下开始变得强烈。1992年，英国首相约翰·梅杰不满外交部不能恰当处理英中关系，任命彭定康为香港总督，那时，大部分香港人已经是本地出生的，对本地区具有一种清晰的认同感。彭定康——一位对中国一无所知的职业政客，于是作了一个妥协性的决定——以政治原则为基础处理英国最后一块殖民地的退出。他对香港的选举程序进行了大量的改革，这些都遵循了与中国的正式移交协议，尽管与先前英国官方私下里对中国官员作出的允诺相反，并且他还用计在1995年实现了完全民主选举。[35]支持民主的政客们胜利了，提高了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彭定康的影响很大，但也离不开其他力量，如香港独特政治身份的兴起、本土政客的成熟，以及民众普遍认为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让大部分人富起来。2003年7月1日，彭定康离开6年后，一件事彰显了香港的政治化趋势。当日，第一届政府提出了国家安全法条例，引起50多万民众——10%的香港人——拥向街头抗议。

政府最终放弃了该法律的议案，人们也不再提及。相反，政治议事日程已经转向了改革香港选举程序。1997年，香港恢复了彭定康之前的体制，意味着小公民权，即被保守的专业人员和教父利益所控制的以商业为基础的功能选区在立法委员会中举足轻重。在这方面，政治改革必然是普通民众与商业精英之间的角力。不说别的，如何选举行政长官就是一个问题。现在，行政长官由8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而这800人中有许多是中央政府的支持者。香港争取民主的斗争使东西亚出现了一种很有趣的政治象棋游戏。一边是大企业公司，相关的既得利益阶层；而另一边是香港的选民们，参加选区选举时，他们绝大多数都支持主张民主和放松经济管制的候选人。

民众现在已经知道了精英人物在控制政治，希望他们放手。要求制定竞争法、撤销对岛内经济管制的政治呼声越来越高。教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围攻。中文报刊较十年之前更咄咄逼人。以社会和文化差异为借口，为限制性经济和政治所作的辩护显得更加空洞。正如艾德蒙德·特伦斯·哥梅兹——东南亚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学术权威——评述的那样：“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关于政府的神话。”[36]在这方面，与英国历史类比并不是没有道理。香港已经离开维多利亚时代，进入了爱德华时代。在维多利亚时代，权力的外部标志就足以使人们尊重政治权贵和经济权贵；在爱德华时代，精英人物高人一等已是不可能了。而教父和一些公务员的所作所为就像什么也没改变，他们坚持认为老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就是麻烦制造者；而同时，公众中的大部分人有了更多个人的和政治的抱负，当选的政客们也已开始对此有所回应，不过人们不知道温斯顿·丘吉尔在1910年代提到的“被遗忘的大众”的政治意愿如何被接纳。结果是出现了奇怪的景象——香港在很多方面比1997年更加老练和世界主义化，但同时也充斥着这样的亿万富翁和政府官员：他们荒唐地解释着神秘且傲慢的政治观点，甚至没有一丁点说反话的意思。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香港的政治改革肯定会导致经济上的撤销管制，但并不意味着教父们的末日。他们已经有太多的钱，正如东南亚首富之一的侄子所说的：“通常，钱能生钱。”[37]但是，撤销管制对掀起玻璃天花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玻璃天花板罩在更年轻、更创新、技术型的制造业公司的头上，阻碍了它们的发展。目前，这些公司把产品拿到中国大陆去制造，因此也拥有了一个相似的世界。他们在香港无事可做，因为岛内的经济领域都被地位牢固的精英占领了。香港工业企业家的领军人，如服装界的思捷环球有限公司的邢李原以及微电机制作的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汪穗中，在近几年已经进入了世界亿万富翁的行列[38]，但是与服务部门的大亨不同，他们并没有享受香港的政治和政策力量的好处。一旦制造业达到了一定规模，实业家就会把他们的股份全部卖掉，把钱投向被动的产业，如房地产，这也表明了在香港哪里最好赚钱[39]。

从最小限度来说，香港的政治经济改革将会使这个地方更公平，这是支持改革的最好理由。与人们被灌输的不一样，香港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至今还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地方。最富的商人之所以富裕是因为卡特尔和垄断，而老百姓支付着被人为控制的极高的价格，却只得到了极差的服务，都是因为那些同样限制性的安排。拥有巨大财富的大亨阶层不用交税，因为他们的收入来自免税的分红；相反，没有最低工资保障的工薪阶层（这在富有国家是绝无仅有的）却要承担食物、电、汽油、银行服务、房地产等一切价格的飞涨[40]。政治过程缺乏大众输入也意味着香港不像其他富裕城市，缺乏让欠富裕的人生活好过些的东西。香港几乎已经没有公共用地（因为它占据了发展的空间）；对于环境质量关注极少（因此污染日趋严重，但大亨们却无动于衷，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海外度过的）；道路老是建个不停（少数拥有私家车的富人同意这样做），老百姓居住的小区进一步降低了档次。香港是一个共同分担困难工作但分配却极端不公的地方。政客对撤销经济管制作出不断的政治回应是理性的、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在这方面，香港可以向东南亚的人们表明，香港人的生活完全可以比他们更好。

更有效的模式

如果说上面关于香港的政治潜力的分析看似只是痴心妄想的话，那么应该记住亚洲确实有另一个发展模式，这个模式被证实确实使社会比东南亚更富强、更平等、更自由。这个模式远未完美，但是它放大了有些人所说的弱点，例如，他们争辩说因为一个国家的贫困率，如泰国，从20世纪60年代的占人口的2/3下降到了今天的不到10%，东南亚就可以被断定已经做得很好了。这种思考方式只有在一个人严格地限制自己期望的情况下才会起作用。如果与东北亚比较，我们就会明白政治对于经济发展有多么重要。日本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东北亚模式正是建立在政治抉择上的，到目前为止，只有这种模式把一个非白人的贫穷国家建设成了一个发达国家。台湾是一个华人社会，是两个效仿日本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中的一个，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文化和种族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尽管东南亚的领导一定要证明不是这样的。中国台湾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一样，是华人社会，但是在经济方面它更像日本，尽管这些城市型国家和地区都在东南亚。

东北亚的模式有三点不同于东南亚模式，但归根结底是政治不同。首先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因此确保了他们享受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在其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资金去创造更好的生活。在东南亚，政治精英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最恶劣的是菲律宾，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是最自私、最损人利己的，其财富与土地密不可分。广泛的对社会平等的政治承诺提高了东北亚政府强制执行土地改革的能力。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基尼指数分别为0.25、0.32和0.24。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的基尼指数为0.34，香港和新加坡为0.5以上[41]。东北亚的政治包容性也反映在国家对以工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容忍上。政客或许不是很喜欢工会，但他们并不像东南亚那样摧毁或削弱工会，也不会争辩说独立的工人代表会阻碍发展（但显然不是这样的）。

东北亚模式的第二个特点是，政府要挑选经济赢家时——发展中国家常这样做——它们会支持有技术创造力的制造商和公司。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几乎所有受政府支持的公司都是家族公司，而且习惯于贿赂政府官员，但那些公司不只限制于贸易和服务业。由于财政和公用设施的经济租金的许可证以及获得资本的许可证都是少量地发放的，所以那些宝贵的流动资金不太会陷入狭隘的、非生产性的、没有国际竞争力的商业精英手上。虽然三星和现代都是庞大的扩张型家族集团公司，但其旗下几个子公司生产的产品畅销全球，品牌举世闻名。相形之下，东南亚的企业集团，没有经过国际市场的磨炼，一旦获得特许经营权，它就把技术要求和绝大部分的工作包给跨国公司。“没有技术的工业化”（义原国雄20年前给出的术语）的长期含义，总是被高增长率、城市里霓虹闪烁的摩天大厦以及东南亚的大规模出口能力正在由外国投资者创造出来所掩盖。这样讲必然会引起争议，但确实存在着这种情况，东南亚的出口型工业从根本上削弱了东南亚的国际竞争力，因为它减轻了政府制定更多有效的国内经济政策的压力。今天，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东南亚4个主要国家的3—12倍[42]。而20世纪50年代早期，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韩国和中国台湾——就像日本，都拥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公司；但东南亚几乎一个也没有。

东北亚模式的第三个差异，是那里的人们总是比东南亚更严肃地把政治体制看做发展的促进者。19世纪末，当日本开始现代化时，人们进行了齐心的开放的争论，到底哪种政治制度更适合这个国家。经过大量的调查，日本仿效了德国的大部分政体，超越了长期困扰亚洲地区的毫无意义的文化例外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当日本在美国人修改的宪法下重复迅速发展的戏法时，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已经历了长时期的军人独裁统治。然而，20世纪80年代，集权主义领导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这两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和机构调整。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痛苦但坚决地转向了民主。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是东北亚损失最大的国家，但它再一次显露了政治的成熟。金大中——一个长期以来的民主、人权活动积极分子，在1977年当选为总统，开始了比其他金融危机主要受灾国更有效的改革。韩国在解决金融崩溃大灾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它2007年的美元汇率已达到了1996年的水平，而东南亚几个主要国家的美元汇率却没有恢复到这个水平。韩国有它自身的问题，但从1997年起，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记录使东南亚相形见绌。

对免费午餐说不

最让东南亚人民失望的是他们的政府官员。这不仅仅体现在独立后的政治阶层的历史性失败中，也体现在他们不能抓住现今已明显成熟的发展机遇上。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未能从统一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共同市场中获取利益。

理论上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经济共同体（围绕它主要讨论的是撤销管制的问题），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有同样的名称，1957年由6个不同的国家创立。但两个经济共同体的相同点仅此而已。50年前，现在称为欧盟的组织，已经有了强健的政治领导。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创始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多年来一直在真正实践市场共享，1957年在节制某些抱负的情况下达成了协议。相形之下，东南亚国家联盟一直是说得多，做得少。现在由10个国家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在雅加达成立了一个微小的中央秘书处。每一个成员国都有一个地方秘书处，这反映了“不干涉”其他成员国的国家事务的政治惯例。实际上，东南亚国家联盟是该地区政客快乐的俱乐部，20世纪60年代开始时是美国领导的反共产主义联盟，此后一直没有继续前进[43]。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政客们总是滔滔不绝地讨论共同市场和撤销管制，但却没有什么行动。2003年，东南亚国家联盟作出保证说，要在2020年实现商品、服务和投资的自由贸易；2007年年初又把最后期限提前到2015年，但却没有准确的时间表，也没有可遵循的机制，更没有引导前进的具有超凡魅力的地区领导人或领导集团。国家事务的一个举措就是在2007年创立了“名人小组”，由年长的政治家组成（组长是前马科斯助手菲德尔·拉莫斯），恳求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国政府实现这些宣明的目标。

缺乏功利主义的领导，缺乏抓住前进机遇的能力，真是令人沮丧。在欧洲，市场一体化使各种原本就比东南亚国家更富裕的小国家有了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法国人称之为“30年黄金发展岁月”。当然，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劫难相比，亚洲金融危机简直微不足道。但是，东南亚现在的经济紧迫性至少与过去的欧洲一样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人口有5.6亿之巨，而欧盟27个成员国的人口总数只有3亿多一点。东南亚国家联盟要同时与中国和印度争夺资金和关注，而欧洲的竞争对手却只有美国。这样，东南亚国家联盟面临的挑战十分简单：使国内大市场的前景与低成本的出口加工业匹配。考虑到其成员国的人均收入大大超过了中国和印度，这应该不是太艰难。但是，在一些小的方面，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商品推销将永远起不了作用。这些地区现在是那些从跨国公司退下来的中层管理人员的退休养老之地。如果没有一个共同市场，它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全球新闻的首页。

无法知道东南亚何时才会停止蔑视经济规律的重要性。在后危机年代里，马来西亚这个特富有的小国，虽然人口只有2700万，却阻挡了人口20倍于它的地区自由贸易，为的是要保护无效率的小型汽车制造业和棕榈油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这些地区，尊重少数利益集团的代价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大部分估计表明，金融危机后，真正的地区内部贸易下降了。名义上的出口增加了，但是，如果被剥夺了中国曾短暂拥有的零部件业务，东南亚很明显还像以前一样，只是欧美国家的奴隶。它的内部贸易也没有扩大，如今约有20%，而欧洲却有50%以上，因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不愿意改革。如果不采取政治行动，不改变这种状况，外部环境最终会改变这一切。在未来的10年里，战后东南亚所仰仗的石油、天然气和木材的储藏将会开始枯竭，真正的潜在的经济弱点会暴露出来，公众会指责政治，那时改革很可能不可阻挡，但在这些状态下的改变将会是丑陋的。

最后，好消息

金融危机后，如果东南亚有好消息的话，那就是：给亚洲人民带来损失的经历最终戳穿了这样的谎言，即东南亚经济是种族性的，而不是阶级性的；或者说得简单些，问题在于移民们，而不在于精英们。1997年夏，泰籍政府官员企图把金融危机归罪于“华裔”公司，但公众却不支持这种说法。2001年后，公众反对他信政府明显地没有提及他以及那么多部长的华裔血统。在印度尼西亚，大多数人相信1998年春有军队在背后暗中支持对印尼华人的暴力攻击，虽然没有被最后证实，也许有人企图挑起种族间的紧张关系，但却没有发生该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杀戮。相反，当后苏哈托政府取消使用中文标志、过中国春节的禁令时，几乎没人反对。把金融危机的责任归咎于华裔，根本行不通！

若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现在中国性在东南亚很时髦，有时是超时髦的。曼谷的中国老式剧院极其繁荣，虽然大部分演员都是老挝人，因为华人有了报酬更好的工作。他信当政时，大部分泰爱泰党的候选人在竞选海报中都写上了汉语名字。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的经济崛起，也要归功于人们期望跟上现在所说的“未来”，但它也反映了本土精英分而治之能力的衰退。时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移民潮结束以来——既治愈了人们的伤痛，也教育了人们。在菲律宾，种族不是问题。自从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已经成为文化上远比过去放松、成熟、融合的社会。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有点不同，李光耀很可能把那个沉闷的优生学理论带进坟墓。马来西亚，这个华人和土著人口相对平衡的国家，允许土著（如果这个词还有意义的话）精英借助积极的区别政策之名掠夺国家财产。不过该地区的种族关系还是积极融洽的。

中国的发展不是本书讨论的主题，但是最近的经历却为中国这位亚洲巨人——东南亚移民的主要来源地——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不仅如此，涉及中国的任何事情都会对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有一定的影响。如今，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与东南亚国家前不久的增长率一样，也有人迷上了发展文化论。中国本该做得很好，避免陷入这种所谓的文化论。可许多中国高级政府领导人和许多局外观察者都认为，中国的发展与文化有一定的关系。经常被提及的类似国家是日本，这也是一个人口密集、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经济大国。日本的许多早期的道德标准来自中国，那么中国为何不能做得更好呢？但只要回头看看我们对当代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讨论，就知道这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从日本和东北亚地区的三个特点来看——土地改革、发展有自己技术和国际竞争力的品牌企业以及调整政治结构的能力，总的来说，中国实际上与东南亚的国家更相似，这确实令人不安。1979年后，中国确实进行了土地改革，允许农村家庭承租国家的土地，但是土地所有权从来没有转移过，即农民不能买卖、出租或抵押他们的土地，但这些才是真正的土地改革的实质所在。关于有技术能力的国际性公司的增多，仍需拭目以待。中国是个大国家，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保证了本地制造商的经济规模不同于那些东南亚的国家。但是其60%以上的出口产品都由外国公司制造，大部分跟泰国或马来西亚的出口加工模式相似。中国具有竞争力的品牌公司和产品还比较少，很多公司只是跨国公司的供应商。在推进政治发展的意愿方面，中国还有待于观察。

同时，与拉丁美洲一样，东南亚提供了如何在艰难中谋求发展的足资教训的实例。在全球化的世界里，要找到几十年经济快速增长的道路并不那么困难。但是要制约嵌入阶级和历史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却要难得多。也许这就是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前面已经提到，日本在100多年前就有效地处理了政治、体制以及经济等问题，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准法西斯主义崛起前都没有引起什么震动，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那个潜伏的恶性肿瘤的起因是复杂的，人们对此的看法也不一致，但是毫无疑问，它使日本独创的现代化方案的辉煌成就黯然失色。随后，世人发现很难超过日本的成就。我们所有现代的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智囊团以及商业院校——都在绞尽脑汁想办法，如何使贫困的国家富起来。

那么晚安，教父们

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在这最后一章里，教父们几乎完全没有出现。这是本书构思的一个必然结果：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不择手段致富的有趣的人来讲述历史、经济和发展的大事。那些教父只是整个东南亚政治环境的产物，归根到底，环境本身才是该地区的大问题。

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对那些大亨说再见啦。无论你是生活在东南亚，或者只是去那儿旅行，请想想这些人以及其他迷人的富豪吧：李嘉诚和李兆基，清晨两人一起到深水湾附近的香港高尔夫俱乐部去打高尔夫球，对低工资的人来说，是否太早了呢？何鸿燊整理好他的无尾夜礼服的扣眼，由六个保镖保护着，准备去开另一个赌场。郭老夫人带着三个中年儿子郭炳湘、郭炳联、郭炳江一起视察着香港最高的建筑——国际金融中心（他们的妻子们正忙着再订购5000个浴室，用于九龙彼岸的那片新房地产）。在滨水区，多愁善感的西蒙·凯斯维克出席了在“千屁股洞塔”里举行的董事会会议，诅咒着那些吸血的股东！与此同时，相对放松一点的安德里安·施怀雅爵士和威廉·蒲伟士爵士，在伦敦处于半退休状态，到处走走看看，靠在公司的沙发上，想着如何款待乔丁汉姆和阿斯科特（亚洲人是多么喜欢马）。在新加坡，黄廷芳拿起电话，要年轻的黄志祥搭乘下午的航班从香港赶来和李光耀一起用餐。在吉隆坡的大路上，阿南达·克里斯南在这座城市的金三角地带漫步，旁边是滔滔不绝的马哈蒂尔医生；郭令灿可能正站在他楼顶的办公室里，吸着雪茄微笑着看着他们。在曼谷，谢国民并不在家；他到上海去检查他的赛鸽和所有的易初莲花超市去了。在雅加达，林逢生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没有人再把他当回事儿，布迪·布拉迪·哈尔托诺收购了他的银行；当然，还有在中国的项目。在马尼拉，陈永栽在一家高尔夫俱乐部里拿起了报纸，看到有政坛高官威胁说要起诉他逃税；难道这些笨蛋永远不会吸取教训？

在教父的世界里，永远忙忙碌碌。不管人们怎么看待他们，他们的生活确有些不同寻常——适应殖民、战争、独立，现在就像他们中的有些人说的，还有网络。真是不容易。这就是那些渴望成功、渴望被认可的移民，也就是外来家族成了东南亚故事主角的部分原因。但遗憾的是，在人类灵活性和进取心的精彩故事里，却叠加了阶级和种族优势这种幼稚的说法。有些教父以及该地区大部分战后主要政治领导人，真的认为由于出身和教育，他们高人一等。但是，如引言中所说，有的教父完全明白东南亚的经济之风来自何处。他们知道战后的成就是移民和当地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双方都有过错和价值。他们也知道，没有华人、印度人、斯里兰卡人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店主、地位低微的专业人士和无足轻重的制造商的贡献（虽然未被褒奖过），侨民的贡献会很小很小。正是他们和当地居民的活力构成了该地区经济力量的真正来源。最富有的教父中的一位向本书提供了最后一件逸事，几句带有寓言的话揭示了该地区的现实。

在稍年轻时，这位大亨很喜欢去很远的中国南海钓鱼。他和全家及公司里的高级管理人员每次都会离开几天。在旅程中，他们会在一个岛上停下来补充给养。这个岛的沙滩上有个小店，大亨很喜欢这个小店的店主。店主是个华人，白天要连续忙一天，半夜还常被黎明出发去捕鱼的本地渔民叫醒买柴油或其他一些必需品。渔民们常常因没有钱而要求赊账，店主很豪爽，一概答应。他娶了位带孩子的海南女子（那时几乎没有人这样做），负责照顾她和她的女儿。几年来，教父逐渐和他成了好朋友。教父观察到他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是他出身于富人之家，受过极好的教育，继承家产当上了亿万富翁；而店主没命地工作，却赚不到钱，年纪很轻时就累死了。“这是真正的东南亚故事。”教父会冷冷地说，一脸回忆美好过去的样子，还会给听着的人倒一杯很好的法国酒。

【注释】

[1]2000年至2005年这六年里，新加坡出口名义价值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3.2%，中国香港为9.1%，马来西亚为9.4%，泰国为11.7%，印度尼西亚为10.6%，菲律宾为3.2%。菲律宾在1997—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时的出口增长率达到了19.5%，超出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增长率，反映其已背离了自马科斯时代结束后的经济崩溃以来一直很明显的区域循环。

[2]并不是偏偏要选择中国。所有亚洲国家，包括日本，都用中央银行外汇储蓄来人为压低汇率。中国更令人注意，仅仅因为它是个大国。

[3]金融危机后，东南亚货币贬值也使得当地劳动力成本更能与中国竞争。里昂证券有限公司估计2005年，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工厂的劳动力成本，上海是每月350美元、深圳250美元、马尼拉200美元、曼谷150美元、印度尼西亚的巴丹120美元。中国人的生产率更高，一般情况下供应链和后勤更好。但东南亚的潜在吸引力也是很明显的。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有不少新开的加工厂，主要的是由在中国大陆积累了很多经验的香港合约制造商开办的。

[4]我们所讨论的国家和地区，约33%至23%。

[5]消费是构成国内生产总值的第三元素，通过支出来计量。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消费指数下降了3个百分点，比人们认为的要稳定多了。乔纳森·安德森《亚洲归来》的系列文章深入分析了金融危机后的宏观情况。瑞银投资研究出版社于2006年8月17日开始刊登此系列文章。

[6]部分经济学家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实施的汇率限定体系，把重新限定汇率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II”。

[7]笔者的《中国梦》（2002）详细叙述了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

[8]澳门是69.5亿美元，拉斯维加斯是65亿美元，而2001年澳门一年的博彩收入是20亿美元。

[9]乔纳森·安德森的《亚洲归来》第4部分详细叙述了有关金融财富和物质财富趋势的迹象，还有与衡量这些指标有关的问题的背景。瑞银投资研究出版社于2006年11月20日开始刊登此系列文章的第4部分。

[10]《金融时报》，2007年1月30日。

[11]这是2000年的数字，相当于1万港元。

[12]见香港社会科学联会：《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2004年9月。

[13]同注[12]。

[14]见伊斯拉：《危机的社会经济影响》，载于彼得·沃尔编：《危机后的泰国》（2005）。

[15]见凯文·欧洛克的《烈火莫熄》（2002），第148页，以及当时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世界银行报告。

[16]印度尼西亚政府采用了热量摄取法来测定贫困。该方法比世界银行指明的每日1美元的水准基点还要低（约每日0.55美元）。按此标准，2006年印度尼西亚有18%的人，也就是3900万人生活在贫困中——比2005年多了400万，而根据世界银行水准基点的独立估计，有多达8000万人生活在贫困中。

[17]2002年的印度尼西亚资料，2000年的泰国资料。世界银行未能提供马来西亚的最新资料。

[18]2001年的资料。

[19]人口最多的是在美国（280万）、沙特阿拉伯（100万）、马来西亚（82万）、日本（43万）、加拿大（39万）、澳大利亚（21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9万），以及中国香港（19万）。

[20]这只是通过金融系统可查的汇款。客访的移民工人带回家的现金无法统计。

[21]这包括了减少的燃料补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燃料补贴的减少使过去几十年里的贫困率大大上升。

[22]贫困和不均等指标，东南亚与南美洲。

*仅指城市。

来源：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香港政府以及新加坡政府。

[23]基尼系数以意大利创始人科拉多·基尼命名，用来计量对收入分配绝对平等的偏离，通常是根据家庭总收入。在收入分配表里，45度线表明收入分配均等，基尼系数根据这个衡量地区的收入差异。基尼系数不是完美的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方法，尽管常常有人会这样错误地理解。例如：相对于其他收入带，中低收入高度密集，以及收入极端化都会提高基尼系数。但不管怎么说，基尼系数是衡量国家之间收入均等与否的最好最简单的方法。

[24]见注释[22]的表格。

[25]见注释[22]的表格。2006年，新加坡统计局对基尼系数的计算作了许多改变，加进了政府转移给穷人的再分配。这一方法似乎与国际执行标准不一致，导致了2006年公布的基尼系数猛降至0.44。

[26]见《亚洲时报》2007年2月27日唐纳德·柯克撰写的《菲律宾人民力量的消失》。

[27]马来西亚独立后，印度侨民的损失最大，因为人数众多的土著人，即积极区别对待政策的受益者，迫使他们离开了行政机构，失去了殖民地位。与中国人不同，在经济上，印度侨民没有基础广泛的商业地位可以依靠。

[28]采访时，他拒绝排除这种可能性。记得东姑拉沙里·哈姆扎与马哈蒂尔的你死我活的较量，但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东姑拉沙里还是重新回到了巫统。

[29]《远东经济评论》的编辑雨果·雷斯塔尔没有卑躬屈膝。他因采访新加坡民主党领导人徐顺全而受到了李光耀和李显龙的起诉。李氏父子指控采访后发表的文章说他们腐败，虽然很难在文章中找到这样的指控。雷斯塔尔先生以及他的杂志好好地享受了一下新加坡司法给他们带来的开胃大餐。2007年2月的预裁决剥夺了他们的指定律师出庭的权利，理由是这位律师先前质疑过新加坡的司法独立性。关于这个案子的非常有趣的指南以及对徐顺全的采访，请登录http://www.feer.com/articles1/2006/singbanning/free/index.html。李氏父子以及人民行动党的高级政界人物向法院提起过几十起诽谤诉讼，从没输过。

[30]徐顺全。2006年初他因质疑司法独立，被判9天监禁；选举后因未经允许擅自发表公开言论，被判5个星期的监禁。早在1999—2000年，他就因未经国家允许发表言论坐过牢，2006年宣布破产，因为无力偿付李氏父子以及人民行动党的高级政界人物50万新加坡元的名誉损害赔偿金。

[31]肖恩·唐南：《新加坡不便说出的真相》，载《亚洲时报》，2006年12月1日。

[32]政府拒绝公布关于死刑的全部正式资料。前总理吴作栋被英国广播公司问及2003年的绞刑时说，他认为那年的绞刑数字在70—80人。问他为什么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吴回答说：“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关心。”见http://web.amnesty.org/library/index/engasa360012004。

[33]按年底汇率计算，2005年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6308美元，中国台湾是15203美元，而马来西亚是5042美元，泰国是2659美元，印度尼西亚是1283美元，菲律宾是1168美元。20世纪50年代初期，菲律宾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韩国高。

[34]香港大学就这一问题作了最客观的民意测验。许多香港公民都持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国的护照。英国驳回了给予香港公民正式英国护照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大量的香港人会涌入英国，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相反，香港大部分居民都被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给搪塞过去了，但这种护照并没有公民权和外交保护。

[35]这一计策是为了大规模扩大香港功能选区选民的选举权，这样在经济部门工作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选举，并没有真正取消功能席位。如果取消功能席位，就会违反与中国大陆达成的公开协议。但这也带来了另一个结果，就是1995年许多人有两张选票，一张是地方选区选民选票，另一张是功能选区选民选票。这次选举投票是香港最公平最民主的。

[36]作者采访，于2004年2月。

[37]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3月19日。

[38]2006年福布斯富豪榜，邢李原的净资产为27亿美元，汪穗中为21亿美元。

[39]思捷环球控股有限公司的邢李原这几年一直在出售他的股份——2006年只剩下了约16%的股份。香港另一位亿万富翁陈廷骅，从纺织业里赚了钱后，20世纪90年代把资金从制造业中抽了出来，许多投到了房地产卡特尔，主要是黄廷芳家族的信和置地。这是李嘉诚模式的继续。李嘉诚在第一时机退出了塑料制造业。

[40]欧盟15个成员国、美国、加拿大以及日本都有最低工资限制。

[41]数字来自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

[42]见注释[33]。

[43]即使新的成员国从理论上来说是共产主义国家，如越南。

人物表

商人/教父

泰国

汶那家族

19世纪，来自波斯信奉穆斯林的家族中，汶那家族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当上了暹罗国（泰国的旧称）的高级官员。例如：川·汶那（1808—1883）是暹罗国4个主要部之一的内政部长，后来成了摄政王。汶那家族过去管理曼谷地区，作为包税区的分配者，他们把许多包税区分给了自己的亲戚。他们控制大型的航运行业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商务。汶那家族与泰国王室成员通过婚，也与华裔泰籍的名门望族通过婚；20世纪的两位王族后裔总理社尼·巴莫和他的兄弟克立·巴莫的母亲就是汶那家族成员。现在，汶那家族在商务以及政府部门中依然举足轻重。

谢国民家族

现代教父谢国民1983年继承了父亲谢易初与叔叔建立起的中泰农业贸易。谢氏家族1949年前就已在中国成功地经营种子交易。谢国民出生于1939年，创建了正大集团并把它发展成了泰国规模最大的农业贸易公司，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它是泰国最大的企业集团。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他利用政府的进口替代倡议进行生产，是陈弼臣的盘谷银行以及其他银行的供贷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正大集团同时从经营内容和地区上展开多元化扩展，成为经营范围从养鸡直到通信的商业帝国，并成为也许是中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亚洲金融危机后，正大集团被迫卖掉了许多在中国和泰国的资产。

谢国民得到了哥哥以及3个儿子的支持。谢国民是20世纪90年代的泰国议员、政府顾问，但1998年起不得不适应他信的统治，把女婿安排进了他信的内阁。然而，争夺首席教父地位的争斗使谢国民家族与他信家族的关系日益紧张。

许氏家族

许泗漳生于1797年，是早期的华侨富豪。他先到槟城，后在泰国南部从事税款包征和锡矿开采，发了家。他还在槟城组建了航运业。许氏家族第二代在许心美的带领下，与澳大利亚投资者合伙开采锡矿，非常成功，但他们在槟城的经营却极为不顺，导致了许氏家族的败落。

陈氏家族

一家之长陈弼臣（1910—1988）生于泰国曼谷，后被送回中国汕头家乡读书，17岁时因父亲去世，返回泰国。他当过教师、成功的木材经销商等。1952年是他的幸运年，那年他被任命为资不抵债的盘谷银行总裁。他的主要政治庇护人是警察局局长炮·是耶暖将军。他引进在泰国的华侨精英，如普拉西特和文洙，对银行进行专业的管理。1957年陆军司令沙立上将发动政变，炮·是耶暖将军成了牺牲品，陈弼臣把一切事务都交给他的副职，自己流亡香港，直到1963年沙立去世后才回到泰国。在自我流放期间，陈弼臣致力于建立国外关系网，为当地的大亨们提供资金。20世纪80年代后期，盘谷银行已是香港之外的东南亚地区最大的银行，它的联合企业集团也是泰国最大的。陈弼臣首先说服了国家有关部门为盘谷银行提供发展资金，然后控制了利率。

陈弼臣的长子陈有庆继承了家族在香港的行业，二儿子陈有汉接管了在泰国的核心产业。盘谷银行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受到重创，从1998年到1999年累计有约30亿美元的损失。陈氏家族在盘谷银行的权势有所减弱，但依然掌控着约20%至33%股份，可以直接发售10亿美元的股票。现在的最大投资者是外国人，他们几乎占了50%的股份；现任银行总裁是陈有汉的儿子陈智琛。

他信·西那瓦

他信·西那瓦1949年生于清迈省的一个富裕的中泰家庭。曾祖父是包税商，父亲既是商人又是议员。但他信一直极力否认他的特权阶级的出身。在美国读完大学后，他信·西那瓦回国工作，在警察局里官运亨通；他娶了警察总长的女儿。在警察局工作期间及以后，他信·西那瓦做过许多生意，但都亏了，后来靠出租电脑和其他设备给警察局、开传呼公司赚了点钱。1986年，他信获得了未招标的20年的移动电话特许经营权，1990年获得了经营国内卫星播放的许可证。1990年西那瓦集团上市后，他信开始进军广播等电信行业。

20世纪90年代中期，泰国的电信业是最具有政治性的行业。那时，他信步入了泰国政界。1994—1995年，他信被任命为外交部长，1995—1996年在总理马德祥手下当副总理（马德祥具有一定的潮州血统，人称“走动的自动取款机”）；1997年，他信又在即将下台的差瓦立·永猜裕政府里当了副总理。1997年任副总理时，他被指控从预先知道的1997年7月泰铢贬值的消息中牟利。1998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时，他信的企业负债累累，那时，他信组建了泰国泰爱泰党，打破常规，开展了全民医疗、延缓农民债务偿还期限以及给每个村庄发放发展基金等运动。2001年，他信开始掌权，许多政策得到了贯彻，大大减少了贫困，虽然批评者指责说这是通过举债筹资来实现的，没有持续性。他信还开展了禁毒运动，镇压了南方穆斯林暴动，成千上万人死于这场浩劫。2005年，他信以压倒性优势再次当选为总理。但他信在曼谷极不受欢迎，军方以及人权主义者等都憎恨他。当他信家族以1亿美元向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公司出售西那瓦集团的控股权时，爆发了公开抗议。他信宣布举行新的选举，但遭到了反对派的抵制，政治争吵持续了一个夏天，9月份他信在美国纽约时，泰国发生了军事政变，军队任命素拉育·朱拉暖为总理。

马来西亚

张明添

张明添1917年出生于槟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把橡胶走私出马来西亚赚了许多钱。张明添极有魅力，但冷酷无情。他在香港、马来西亚建起了银行，在泰国建起了金融公司，同时从事其他各种经营活动。20世纪70年代，张明添似乎要成为其地区的主要教父，但酒色过度的他1982年死于吉隆坡的美轮大酒店，死因是昏厥后呕吐，导致窒息死亡。1985年，张明添的香港海外信托银行倒闭了，因为多年来各部门经理有计划地骗取银行的资金。香港政府用2.56亿美元收购了香港海外信托银行，帮储户摆脱了困境。

戴姆·扎伊努丁

戴姆·扎伊努丁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一样，都出生在吉打。他在英国伦敦学过法律，是位合格的律师。他第一笔赚钱的买卖是吉隆坡的房地产。20世纪70年代后期，马哈蒂尔任副总理时，他开始管理国有公司；1981年马哈蒂尔任总理后，他接管了执政党巫统投资公司——舰队集团，掌管巫统的财务。1984—1991年，戴姆任财政部长，扶植了一批土著商人——“戴姆的孩子”——他未经招标就把企业私有化项目和国家贷款给了他们。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戴姆·扎伊努丁被马哈蒂尔召回政府，对许多享受优惠政策的公司进行了经济援助，帮它们摆脱困境。2001年与马哈蒂尔闹翻后辞职——很有可能与马哈蒂尔的儿子的商业利益有关。戴姆无孔不入，因此一资深亚洲记者称其是“蟑螂资本家”。现在戴姆被公认为是最富有的土著教父。

余东旋

余东旋的父亲是华人移民，开过店，后从事锡矿开采。余东旋在中国学校和英国学校里接受过教育。他扩展了家庭企业的经营范围，从事种植业、银行业、房地产业以及贸易，成了陆佑的主要竞争对手。晚年余东旋移居香港，在那儿建造了3座哥特式城堡，里面有许多仙女雕像。

哈林·萨德

哈林·萨德1953年出生于富裕的家庭，是戴姆·扎伊努丁的土著门徒，曾管理过玲珑集团。玲珑集团作为执政党巫统的部分资产储藏所，曾因承建国家主要基础设施，包括南北高速而发达过。但玲珑集团好几次不得不依靠国家摆脱困境，最近一次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危机前玲珑集团有11个上市子公司，但后来也不得不放弃部分资产。危机爆发后，哈林·萨德立即被调离了原来的管理岗位。

拉昔胡申

拉昔胡申1946年生于新加坡，在英国化的富裕家庭里长大，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马来人。在伦敦从事过一段时间的股票经纪，前副总理嘉化峇峇帮他取得了马来西亚公民身份，使他在马来西亚政府的“扶弱政策”下，有资格获得股票经纪执照。在后来的15年里，他建立起了马来西亚主要的金融联合体——拉昔胡申集团。但20世纪90年代，拉昔胡申与副总理安瓦·易卜拉欣建立起了过于紧密的联盟；1998年马哈蒂尔解除了安瓦·易卜拉欣副总理的职务，处于金融危机的拉昔胡申失去了政治保护伞，被指控在金融危机时突然抛售马来西亚货币令吉。在马哈蒂尔看来，这是毁灭马来西亚的国际阴谋的一部分。拉昔胡申失去了对政府资助的银行联合集团的控制。他的夫人是郭鹤年的女儿郭淑光。

邱继炳

邱继炳1938年出生于柔佛州。先后在华侨银行与马来亚银行工作，后转入印尼土著银行。土著银行建于1965年，向土著商人提供贷款，那时的主席是东姑拉沙里。邱继炳与拉沙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中期拉沙里任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时，邱继炳小小的马联产业有限公司吞并了糖业、水泥、金融、保险、银行、房地产以及制造业等公司，成为国内最大的上市公司。邱继炳与其他巫统的政界人物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如与来自柔佛州的内务部长兼议会发言人丹斯里诺亚·宾·奥玛。1987年拉沙里挑战马哈蒂尔，争夺巫统领导地位，但却失败了，此时邱继炳才发现他只把马车紧紧地套在了一匹马上。自那以后，邱继炳的联合企业一直不景气。邱继炳一直是老乡郭鹤年亲密的（虽然是下级的）合伙人。

邱继炳是福音派教会的基督徒，与美国电视福音传道人帕特·罗伯森一起进行过几次投资。1998年，邱继炳得到了英国时尚零售商劳拉·爱什莉之家的控股权。

阿南达·克里斯南

阿南达·克里斯南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出生，父亲是斯里兰卡泰米尔的公务员。获得哈佛工商管理硕士的他，利用在哈佛商学院建立起来的与沙特王族以及菲律宾政客罗伯托·王彬的友谊，在石油贸易中赚到了第一个百万元。他还与苏哈托和马科斯政府做生意。克里斯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国际咨询公司当咨询师，就马来西亚的石油天然气建设提出建议。他利用这份工作，与东姑拉沙里以及他的主要竞争对手马哈蒂尔建立了永久的友谊。马哈蒂尔统治期间，克里斯南获得了一系列赚钱的政府许可证，如：赛马、彩票、移动电话、广播和卫星，并用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提供的资金建造了吉隆坡市中市和双子塔。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向克里斯南提供了更多的资金。

1985年克里斯南资助“巨星义助非洲慈善演唱会”，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他的子女对他的生意毫无兴趣，一个儿子在泰国出家为僧，一个女儿在英国当医生。

郭氏家族

一家之主郭鹤年排行老三，1923年出生于柔佛州的成功商人之家，家里经营糖、大米和面粉。郭鹤年在柔佛州的著名殖民学校以及莱佛士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殖民先驱之一）受过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郭鹤年通过软商品交易以及进口替代交易，建立了自己的商务帝国。20世纪70年代，大笔的糖类买卖以及在伦敦期货市场超人的谋略，使他赢得了“糖王”的称号。他开展多种经营，进军其他被控制的行业，如面粉和棕榈油以及航运、房地产、酒店、金融服务等。郭鹤年把他的经营基地从马来西亚移到了新加坡，又转移到香港，他在东南亚各地的经营比其他商人都要成功。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朝鲜战争以来，他一直与中国有生意往来。

郭鹤年二哥郭鹤麟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他加入了基本上由工人组成的马来西亚共产党，反抗英国殖民统治，1953年9月在槟城被英军枪决。朋友们都知道他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莎士比亚的作品。大哥郭鹤举在当马来西亚大使前，也在家族企业里帮忙。

郭鹤年结过两次婚，有8个子女。儿子郭孔丞和郭孔辅是第一任中英混血妻子乔伊斯·谢所生，现在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郭鹤年的侄子孔丰和孔盛以及侄女郭炎康（郭鹤举的儿女）都在公司担任要职。究竟谁会成为郭鹤年的继承人，现在还不清楚。

李莱生

李莱生1921年出生，客家籍，父亲是成功的锡矿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在锡矿上干了几年后，转向种植。李莱生以低价获得了土地，首先是因为1948—1960年的共产党起义，英国宣布“紧急状态”，后来是因为马来西亚独立以及实施保护原住民的经济政策后，欧洲种植公司一心要出让财产。他拥有的吉隆坡甲洞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私人种植园，也是最大的人造奶油生产基地；在国外，他还拥有瑰珀翠零售连锁。李莱生于1993年去世，现在由儿子们管理着企业。

林氏家族

林梧桐1918年出生于中国的福建省，30年代后期来到吉隆坡帮其叔叔打点建筑公司，那时其叔叔的建筑公司主要靠政府契约。林梧桐对大型设备很内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买卖战争剩余建筑设备，赚了很多钱，并建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承接大的公共事业项目。他还开过矿。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林梧桐获得了马来西亚唯一的赌博执照，在吉隆坡市外建造了有4000间客房的云顶大休闲场所。据说许多政界大人物都隐名拥有云顶集团的股份。林梧桐的其他产业包括种植园、房地产以及发电。

林梧桐喜欢小儿子林国泰，现在家族生意都由他来掌管。林国泰用赌博得来的现金流进军邮轮行业（丽星邮轮），1999年买下了挪威邮轮，最近赢得了34亿美元的大项目——在新加坡的圣淘沙岛建造赌博休闲度假胜地。

陆佑

1845年出生于广东，是最早的亚洲商业教父。陆佑在马来亚的拉鲁（现在的太平市）与义兴党合伙经营中国矿工劳务进口，发了财。他承担过殖民政府的包税税收，学过英语，掌握了英国社交礼节，而且与外国人合资办过企业。陆佑1917年去世。他的儿子陆运涛温文尔雅，接管了家族生意，直到1964年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

郭令灿

见新加坡的郭氏家族。

达祖丁·南利

马来西亚土著商人，曾经的投资银行家，1946年生于吉打州，与戴姆·扎伊努丁以及执政党巫统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为戴姆工作，后来未经竞标得到了天地通移动电话网的运营权。1994年，他的集团获得了国有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控股权。这两家公司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而且达祖丁控股的公司技术资源工业集团未能偿付债券。2001年戴姆离任后，他失去了所有公司的控股权，并被指控通过与他有秘密股份的私人公司的劳务合同，骗取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控股。

陈群川

陈群川曾在政府部门当过小职员，也在跨国公司埃索集团工作过，20世纪70年代在林梧桐的云顶赌场当过总经理。后来他创建了自己的联合企业，并创办了马化控股，为马来西亚华人提供投资渠道。陈群川担任过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主席。他随意把自己的生意与马华公会的生意混在一起，1986年在新加坡因诈骗罪被捕。郭鹤年寄钱把他保释了出来，并在马华公会的邀请下，清理了腐败且又严重亏空的马化控股。陈群川被判两年监禁。换了主人的马化控股在金融危机中再次破产。

陈志远

陈志远1952年出生，是典型的新一代教父。这些教父的特点之一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期通过不公开的私有化获得财富。陈志远的大运是1985年他从马来西亚政府那里获得了多多博彩经营权。依靠这个核心现金流以及其他未经公开招标得到的私有化企业，陈志远开始多元化经营，涉及从基础设施、报刊到宾馆各个领域。陈志远与马哈蒂尔关系非常密切。

K．丹姆沙美·皮雷

皮雷出生于新加坡一富裕的泰米尔印度家庭，在著名的莱佛士书院受过教育，与马来亚第一任英国公使詹姆斯·格思里·戴维生在生意与政府事务上有过合作。他组织过由政府主办的契约劳工输入，后来放过债、开过矿、当过专门为政府工作的私人承包商。他与陆佑合伙经营在万饶的新锡矿开采公司。与陆佑一样，皮雷也是吉隆坡著名的维多利亚学校的创始人。他于1902年去世。

杨氏家族

现代教父丹斯里杨肃斌，是第四代马来华人，但其语言和风俗习惯都已完全英国化了。杨氏家族从事建筑业和建筑材料的制造。家族企业杨忠礼集团是以其父亲杨忠礼命名的。独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杨忠礼通过承包市政工程扩展了他的集团。马哈蒂尔时代，从1981年起，杨忠礼集团赢得了一系列国有部门的合同以及利润丰厚的发电交易，成了国内首位独立发电商。该集团的海外资产包括英国的韦塞克斯供水公司。其企业的核心现金流使其在亚洲金融危机时能以最低价收购吉隆坡多家一流宾馆和房地产。杨肃斌以及他的6个兄弟姐妹都是福音派新教会的教徒。

印度尼西亚

巴克利家族

父亲阿克马德·巴克利把位于苏门答腊南部的贸易公司发展成了“巴克利兄弟集团”，这是为数不多的原住民制造集团之一。1945年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实施“奔腾计划”，支持土著商人，阿克马德从中受益匪浅。他从荷兰人那里接管了收归国有的钢铁股份。金融危机爆发时，儿子阿布里扎尔·巴克利正管理着最大的土著人的集团公司——经营范围从电信到种植园，与苏哈托家族的人有生意上的往来，但20世纪90年代几乎破产。2001年，他被迫进行1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苏哈托倒台后，阿布里扎尔把自己包装成民主政治家，担任过几届内阁成员。最近，全球经济一片大好，他们家族矿业股份的价值也大增，2006年，巴克利家族以12亿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他们在婆罗洲的煤矿企业，重新恢复了元气。那时阿布里扎尔是福利部部长。

黄惠忠家族

当代大老板黄惠忠来自爪哇国古突士的一家华裔名门望族。这个家族控制着印度尼西亚三大烟草公司之一的达吉姆公司。尽管父亲更想让黄惠忠，而不是哥哥黄惠祥掌管家族的生意，但现在他们俩一起负责家族生意。黄惠忠在荷兰学校读过书，不会说中国话。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的多元化经营包括了电子组装、纺织业、食品加工业和银行业。他的儿子维克托·拉赫曼特是无可置疑的家族产业继承者。金融危机后，他买下了林绍良前亚洲中央银行大量股份。

穆罕默德·鲍勃·哈桑（又叫郑建生）

1931年，穆罕默德·鲍勃·哈桑出生于宝垄的华裔烟草交易商家庭，是卡多·苏波罗多的养子。20世纪50年代苏哈托因走私受到军队司令纳苏蒂安的制裁时，卡多·苏波罗多曾挺身保护了他。哈桑也参与了走私活动，后来成了苏哈托的知音密友。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哈托代替卡多·苏波罗多成为迪泊涅格洛军区司令后，他们一起发展事业。苏哈托成为总统时，哈桑获得了大量原木砍伐的特许经营权，并与美国乔治太平洋这样的外国公司合作。1981年印度尼西亚禁止原木、浅加工的原木出口，哈桑当起了印度尼西亚合板协会的主席，这个协会从当地的木材加工收取了大量的额外费用。哈桑的多种经营有船舶业、房地产业、银行业等，与苏哈托家族成员一起开了许多公司。1998年苏哈托政权垮掉以后，哈桑在爪哇以相对较轻的20世纪90年代的森林种植欺诈罪被起诉，并在2001年2月入狱。在监狱时，他受到了许多特殊的待遇，并于2004年2月被特许释放。

哈辛·佐约哈迪库苏莫

哈辛·佐约哈迪库苏莫是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将军的哥哥，而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将军是苏哈托第二个女儿凯迪蒂的丈夫。哈辛与他的弟媳一起做过几次生意。1988年，他接管了印度尼西亚第二大水泥厂。他那负债累累的迪达玛斯集团里的水泥厂、煤矿业以及航运业在金融危机时几乎全军覆没。

卡拉家族

哈吉·卡拉是尤素福·卡拉的父亲，在苏拉威西创办了土著人贸易公司，从20世纪50年代的“奔腾计划”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苏哈托当政时，哈吉投资进入了建筑、汽车销售、零售业、农产品加工等多种领域。1967年，他的儿子尤素福接管了他的产业并增加了新的业务，如电信等。在苏哈托垮台后，尤素福把产业交给了他的兄弟阿赫马德，开始从政。他支持哈比比，后来成为瓦希德总统内阁中的一员，却因一场未证实的贪污指控被迫离职。后来重新出山，担任苏西洛政府的副总统和苏哈托专业集团党的领导人。

林绍良家族

林绍良，1916年出生在中国福建省福清市。他20岁出头时，来到爪哇和他叔叔一起工作。他与驻扎在爪哇中心的迪泊涅格洛军区的苏哈托建立了关系，从事贸易和走私活动。苏哈托掌权后，他得到了一系列垄断性特权，从一个三流的地区商人一跃成为印尼最大的教父，到20世纪90年代，资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他的主要产业有银行业（管理主要由李文正负责）、软商品（与郭鹤年有合作关系）、食品加工、水泥、钢铁和房地产业。林把苏哈托总统的亲戚，如他的孩子或堂兄苏德维卡特莫诺带进了垄断面粉的波加萨利面粉加工厂、印尼水泥和中亚银行（BCA）等公司，让他们当上了股东。林的主要海外公司是香港的上市公司——第一太平集团公司。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中亚银行由于一系列违法的关联贷款而破产，林不得不把他的很多财产移交给国家，以支付后来7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现在他的三儿子林逢生（在家里称为安东）经营着剩余的产业，但是很难弄清这个家族到底在各公司里拥有多少现金和股份。林氏家族现在仍然控制着第一太平集团公司和一些重要的新加坡资产。

林德祥家族

林德祥1942年出生，他的印尼名字叫“拿撒林”，他还有好几个中文别名。林德祥利用日本合伙人的技术，在轮胎业和油漆业里扩展了许多家族企业。1980年，他得到了但根银行50%的股份，该银行原由日惹市的苏丹控制，是印尼最古老的私人银行。在林德祥的干涉下，但根银行的关联方贷款到了毫无节制的程度，在金融危机时，该银行成为中央银行最大的流动性贷款的客户之一。常与苏哈托合伙投资的林德祥，为了偿还债务，把他的河虾养殖场以18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国家，后来政府审计员的估价是1亿美元。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林德祥就一直住在新加坡，继续指挥着他的大企业集团。

黄仲涵家族

黄仲涵1866年出生，父亲是爪哇省三宝垄市的著名商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就建立了最大的当地人控制的公司；他的贸易公司在整个地区都有分支机构，在中国、印度和英国也有。主要行业包括贸易、糖类加工、航运和房地产。扩展的资金主要来自鸦片课税和其他课税。20世纪20年代，黄仲涵定居新加坡，于1924年在那儿逝世。之后，黄仲涵的几个儿子接管了公司。但1961年，黄氏家族在印度尼西亚的公司被国有化了。他们保住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主要海外公司，而且其中一个儿子黄宗诒还与邱德拔一起在20世纪60年代创立了马来亚银行，并出任银行首任主席。

彭云鹏

彭云鹏的父亲是生活在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的华人，以敲打橡胶为生。苏哈托当政时，彭云鹏得到了木材经营许可证，20世纪90年代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热带硬木胶合板生产商。他还与苏哈托次子班邦·特里哈特莫佐合伙经营西爪哇的一个石化企业。彭云鹏的巴里多太平洋木业以及其他负债经营的公司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他依然是集团的负责人。

普罗傅苏特佐

普罗傅苏特佐是苏哈托同父异母的兄弟，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了当时仅有的两张丁香进口许可证中的一张（另一张为林绍良所有），另外还有伐木特许经营权以及各种政府合同。他还将业务扩展到了机动车装配、种植园、房地产等领域。2003年，普罗傅苏特佐被查出贪污和滥用重新造林项目资金，后来又被发现企图贿赂最高法院以解除自己的牢狱之灾。他最终于2005年被人从雅加达的一家私立医院的贵宾套房中拖出来，带往监狱开始为期四年的监禁。

李氏家族（李文正家族）

李氏的一家之主李文正1929年出生于印尼东爪哇的玛琅镇。20世纪70年代早期，李文正在银行业谋求发展，为他妻子家族旗下的新成立的泛印尼银行工作。后来李文正应林绍良之邀管理中亚银行，后以20%的股份成为林绍良中亚银行的合伙人。李文正把中亚银行发展成了印尼最大的私营银行，后来创办了规模较中亚银行小但属于自己的私营银行——印尼商业银行，这家银行与另一家银行合并成立了力宝银行。力宝集团随后展开多元经营：组装日本三菱集团的产品、房地产以及金融服务。亚洲金融危机时，印尼政府得到了李文正银行的控制权，但有谣传说他的银行被印尼银行重组局拍卖掉后，他又被任命为银行的领导人，重新夺回了控制权。

现在，李文正的儿子詹姆斯管理家族在印尼的事业，而另一个儿子史蒂芬则负责经管香港的股份。他们全家都是福音派的基督教徒。李氏曾“荣登”1996年美国媒体的头条，因为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长期交往——李氏家族买下了沃尔森银行的控股权，该银行位于阿肯色州的小石城，是克林顿的政治根基，又因为有人指控他们通过一名为克林顿政府工作的前李氏雇员，对美国民主党进行非法捐赠。

苏达波·萨斯特罗萨托莫

苏达波的父亲是本土人，曾是殖民时期的公务员。他本人曾参加过共和解放运动。印尼独立后，他在联合国工作过，也在华盛顿的印尼驻美大使馆工作过。他的兄弟是印尼社会党的领导人。苏达波·萨斯特罗萨托莫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商，充分利用了“奔腾计划”给土著人的优惠。之后他买进荷兰航运公司的股份，逐渐创建了萨姆达拉航运公司——印度尼西亚最大的航运公司，在新加坡上的市。苏达波·萨斯特罗萨托莫家族还从事银行业等。

马利穆杜·西尼华善

西尼华善是泰米尔籍的教父，也是苏哈托的帮闲。在金融危机时，他在总统的帮助下，获得了印度尼西亚近1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他是德克士玛科集团的董事长，但最近出逃在外，印尼警方正全力通缉捉拿他。警方称他们要查明他暗地里的“财务不当行为”。西尼华善也受到了国际警察的通缉。

谢氏家族

谢建隆（威廉·苏里亚查雅）1923年生于爪哇西部。他的兄弟创建了阿斯特拉集团，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该集团是印尼第二大企业集团。阿斯特拉集团的核心角色是丰田、本田和小松的当地合作伙伴和在印尼的分支机构，这使它成为最大的汽车厂商。从20世纪70年代起，谢氏家族将其经营范围扩展到了金融服务、林业种植、房地产等。但是苏玛银行被谢建隆的小儿子谢汉石接管后，因发展过快而面临险境，1993年，谢氏家族不得不出售他们对阿斯特拉集团的控制股份对其进行救助。他那曾是阿斯特拉集团高级管理人员的哥哥谢重生，锻造着不断壮大的矿业帝国。但家族的净资产却只有以前的零头了。谢氏家族的人都是福音派新教会的成员。

伊卜努·苏托沃

出身名门，父亲是爪哇政府官员。他参加过印尼革命，1957年被任命为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他积极投身于社会慈善事业，成了众多的本土教父之一。同时他把自己家族的经营范围扩展到宾馆酒店、银行、造船以及房地产业。在1973—1974年石油价格下跌时，苏托沃批准了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的一项特大投资，1976年，他离开了负债105亿美元的公司（105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印尼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他的家族现在依然很有权势。

哈里·塔诺索迪布

被人们称为哈里·塔诺伊，是上升中的大亨。2002年金融危机后，他立即买下了班邦·特里哈特莫佐的毕曼特拉集团的控股权。人们总是在猜谁向他提供了资金（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的话）。

陈江和

陈江和以约28亿美元的净资产当选《福布斯》杂志2006年度印尼首富。陈江和原是苏哈托时代一无名木材商，他紧紧抓住自己的资产，在金融危机中还扩张了自己的产业。陈江和拖欠国有万自立银行上亿美元的贷款，并且因涉嫌诈骗他之前控制的银行而受到调查。但这些丝毫不能冲击他的发达。陈江和的亚太资源国际控股公司总部设在新加坡。

张氏家族

张弼士出生于1840年，是19世纪处事非常灵活的成功教父。他在爪哇创立了第一批公司，然后随荷兰军队进入苏门答腊，是荷兰军队在亚齐战争中的主要粮食供应商。张弼士在印尼和马来西亚都获得过包税区。他投资于种植园、航运以及房地产行业。他的商业帝国范围涉及印度尼西亚、槟城和新加坡地区；晚年，他在中国进行了积极的投资。张弼士死于1916年。

张弼士的堂兄弟张亚菲和张荣轩是棉兰和苏门答腊地区的商业巨头。他们拥有大面积的种植园，并开设了印尼第一家华人银行——日里银行。

黄奕聪

黄奕聪（印尼姓名伊卡·芝布塔·威渣雅）于1922年出生在中国福建省，他是苏拉维希一个贸易商的儿子，创建了金光集团，从事种植园、造纸、航运、房地产等行业。黄奕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经商，在20世纪60年代棕榈油行情下跌时开始进军该行业，然后在苏哈托当政的70年代获得了伐木业的特许经营权。

在20世纪80年代，他竭力拉拢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与林绍良一起合资生产“比摩利”牌食用油，成了印尼食用油的主要供应商。20世纪90年代，他在雅加达的证券市场上市了两家纸业公司，1995年在纽约证券市场上市了亚洲浆纸业公司。他得到了印尼国际银行的控股权，在印尼和亚洲的其他地方扩张种植园、房地产、宾馆酒店和金融服务行业的股份。他的印尼金光集团还控制了新加坡最大的食品公司，亚洲食品与房地产有限公司。亚洲金融危机时，印尼金光集团失去了银行业和其他一些资产，而2001年亚洲浆纸业欠下了140亿美元的债务。尽管如此，财力雄厚的黄氏家族仍旧控制着他们的集团公司。黄奕聪有很多妻子（7是他最常提到的数字——他的家人拒绝提供具体数字）和约40个子女。现在家族企业主要由原配夫人赖淑华的4个儿子——黄志源、黄鹏年、黄祥年、黄荣年管理。另一个儿子黄鸿年，曾与李光耀的弟弟李金耀共同经商，且一直受到香港李嘉诚的支持。

汤米·威纳达

自从金融危机以来，与军方有联系的商人汤米·威纳达的阿塔格拉哈企业不断壮大。有人把他视为这个国家新的顶级教父。

蔡氏家族

华裔蔡氏家族是盐仓集团真正的主人，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丁香香烟生产商，其创始人蔡云辉在苏哈托当政时创建了这家公司，于1985年去世。他的长子蔡道行在20世纪90年代接管了公司并疯狂地扩展业务，金融危机之后负债累累（但在金融危机前，蔡道行位居《福布斯》印度尼西亚富豪榜之首）。不过来源于烟草的核心现金流依然确保了这个家族的亿万富翁的地位。

菲律宾

阿沃伊蒂斯家族

阿沃伊蒂斯家族于19世纪后期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移居至菲律宾，开始进行大麻、芭蕉和椰子干的贸易。这些贸易活动又促使阿沃伊蒂斯家族从事跨岛运输，后来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下，阿沃伊蒂斯家族展开了多元化经营，进军面粉业、银行业、地产业等行业。家族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宿务岛。现在家族由第三代的路易斯·米格尔·阿沃伊蒂斯掌管。

罗伯托·贝内西奥

罗伯托·贝内西奥是费迪南德·马科斯的大学同学，都是学法律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贝内西奥就成了马科斯的重要密友。他担任过许多政府职务，包括在糖类贸易中占垄断地位的“菲律宾糖类委员会”中担任领导。

许氏家族（柯胡安可家族）

许氏家族，来自打拉的重要教父家族，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已分成了几个家族小派系。许氏家族19世纪60年代离开中国来到菲律宾，现在已彻底成了华菲混血的菲律宾人。其中一个家族分支与马科斯有着密切的关系，爱德华多·“丹丁”·柯胡安可垄断了椰子油生产，是食品和酿造业巨头生力集团的主席。1986年他和马科斯一起外逃，1989年才回到菲律宾，1998年支持影视明星埃斯特拉达的总统选举。在埃斯特拉达就任总统两天后，爱德华多·柯胡安可重新当上了生力集团的主席。然而他并没有得到像之前一样压倒性的控股权，因为菲律宾法庭认为在马科斯时期他的生力集团的许多股份都是“违法的收入”。爱德华多·柯胡安可还在航运业、采矿业、农业综合企业和饮料销售等行业拥有股份。

第二个家族支派以安东尼奥·“汤尼波依”·柯胡安可为首，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他一直担任菲律宾长途电话公司的行政主管和董事长，并与陈永栽合作使菲律宾航空公司得以私有化。

第三个家族分支包括科拉松·阿基诺等人，她通过1986年的人民力量运动推翻了马科斯的统治。她哥哥佩德罗·“皮特”·柯胡安可在1950年为自己家族买下了打拉的巨大的制糖产业和炼糖厂；另一个兄弟叫乔塞·“佩平”·柯胡安可，是个国会议员。

鲁道夫·昆卡

昆卡是马科斯的密友和政治捐助者，拥有一家建筑集团公司，他通过与政府签订的建筑合同使自己的公司迅速发展为菲律宾最大的公司之一。但他非常不善经营，在马科斯还掌权时就破产了。

李杜威

菲中混血儿李杜威继承了家族制造业。他涉足股票证券市场、商品期货市场和赌场，是个十足的投机商。他颁发了流通票据以掩盖他的损失，1981年1月，因负债8000万美元逃离菲律宾，引发了菲律宾金融市场的大危机。

赫米尼奥·迪斯尼

有意大利血统的迪斯尼是马科斯的密友和政治捐助者，娶了伊梅尔达·马科斯的表妹为妻，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便垄断了香烟滤纸市场，因为他只需为原材料付10%的进口关税，而竞争者却要付100%的进口关税。迪斯尼在马科斯逃跑前就快破产了。

吴氏家族

吴氏家族的一家之主吴奕辉1927年出生于宿雾一个富裕、纯华人的航运家庭。他的事业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他买卖旧衣服、废旧金属和大米，后来扩展到食品加工和采矿。他在马科斯戒严时代获得了大量政府贷款。他的家族企业是巅峰集团，在食品加工、零售、电信、石化、房地产、航运及宿雾太平洋航空公司等产业里都有股份，在最近几年里，巅峰集团出售了其银行的股份。儿子小约翰，又叫兰斯，现在管理着公司日常事务。1997年处理绑架事件时，由于警察的笨拙，在交火中吴奕辉失去了一个女婿。

洛佩兹家族

洛佩兹家族是西班牙贵族后裔，糖业的长期黑人教父，后涉足电力、媒体等许多行业，是20世纪60年代初最大的商业家族。由于大量参与政治，家族在70年代初期与马科斯闹翻，被逐出了国门。1986年小艾乌杰尼奥·洛佩兹结束流亡回到菲律宾后，阿基诺政府归还了部分企业资产。他于1999年去世，他的儿子艾乌杰尼奥·洛佩兹三世继续重建家族的本普雷斯集团。家族的主要资产是媒体业的ABC CBN广播公司和马尼拉电力公司，前者是该国的主要电视广播公司，后者是该国的最大的公用事业。

陈氏家族

陈建仙（即卡洛斯·帕兰卡）1869年出生在中国的福建省，是菲律宾19世纪最有名的华人移民教父。他在中国与菲律宾殖民地之间充当中间人，从事贩卖苦力、生产酒等商务活动。于1901年去世。他的企业被儿子小卡洛斯·帕兰卡和随后的继承人接管，虽然家族的权力和财富逐渐消散，但卡洛斯·帕兰卡基金会仍然很活跃。

罗穆亚尔德斯家族

罗穆亚尔德斯家族是一个三流的教父家族，长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伊梅尔达·马科斯是其家族成员之一。她的弟弟本杰明在马科斯帮助下，当上了莱特省的省长和驻美国大使，并控制了许多大型企业，包括从洛佩兹家族没收来的企业。另一个兄弟阿尔弗雷多垄断着主要城市的赌场。妹妹阿丽塔任职于中央银行，同时还与她的丈夫管理着一家集团。

陈氏家族（陈永栽集团）

陈永栽，1934年出生于厦门，是第一代华人移民，被费迪南德·马科斯一下子提到了一流教父的位置。他逐渐主宰了烟草产业，掌控了主要银行，获准开办亚洲酿酒，以对抗生力集团的啤酒垄断。几个弟弟与他一起工作。在后马科斯时代，政府花了20年时间，试图以贿赂和逃税罪对陈永栽家族提起诉讼，但没有成功。1992年陈永栽突然与安东尼奥·柯胡安可一起将国有航空公司菲律宾航空公司私有化了。安东尼奥·柯胡安可是接替马科斯的科拉松·阿基诺的堂兄弟。菲律宾航空公司在金融危机后，在政府的援助下脱离了困境。

在陈永栽众多的公司中只有一家是公开经营的——这将他置于一个像霍英东一样的秘密同盟中。雇员和反对党都称陈永栽为“船长”。他的主要公司包括幸运烟草公司、亚洲酿酒、菲律宾航空公司以及联盟银行。2000年在他的朋友约瑟夫·埃斯特拉达当政时，他成了曾无数次遭遇极其严重的经济困境的菲律宾国家银行的最大股东。20世纪90年代，陈永栽的生意扩展到了中国内地及香港以及这一地区的其他一些地方，他的女儿彻丽嫁给了一个出生在中国的菲律宾银行大亨郑少坚（首都银行集团）的儿子。

郑氏家族（亚洲世界集团）

郑周敏1935年出生在吕宋岛的一个经营干椰肉的华裔家庭。他与哥哥郑周杨一起扩大了贸易，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一个纺织品制造厂，后来成立了一家金融公司AIC发展公司，支持当地另一家金融公司——Bancom，还在该地区尤其是台湾地区投资房地产业。郑周敏在台湾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1982年当他在当地的公司陷入困境时，台湾给予了经济援助。他在菲律宾的重点房地产是位于马尼拉海湾的最好地方，有200公顷，是在马科斯逃亡后获得的，该土地的价值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顶峰，市值达到70亿美元。他同样在温哥华和得克萨斯州进行了大量的房地产投资。郑周敏的公司没有一家是上市的。郑周敏于2002年去世，留下了14个子女。现在，是他女儿郑绵绵，而不是长子郑伟煌管理着他的亚洲世界（国际）集团。

杨氏家族

杨清戈（英语姓名恩里克·杨清戈）是第二代华人木材商，他于1930年成立了中国保险与保证公司，后改名为马来西亚保险公司。他的儿子杨应琳，1923年出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进入银行业后，把黎刹商业银行发展成了举足轻重的银行。他还是菲律宾长途电话公司的主要股东，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担任这家公司的主席。他的多元化经营包括从基础设施到药品的一切领域。杨应琳举止非常优雅，有许多与日本公司合资的公司。在卡里·阿基诺执政时，他是驻中国的菲律宾大使，从1995年起是驻日本的大使。他的几个孩子都在家族企业工作，最杰出的是小儿子阿方索·迪道·杨清戈。

泽贝尔·德·阿亚拉家族

泽贝尔·德·阿亚拉家族是西班牙泽贝尔家族和阿亚拉家族的后裔，又有德国犹太的血统，与罗克萨斯家族和索里亚诺家族也有关系，这个家族是菲律宾最古老的大教父。阿亚拉家族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从事庄园农业。泽贝尔家族在20世纪初靠保险业发迹。从1914年起，泽贝尔·德·阿亚拉家族一直管理着合并的阿亚拉国际集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泽贝尔·德·阿亚拉家族把他们在马卡蒂的种植园转型成马尼拉的金融区，赚了大钱，后来进入了银行、宾馆酒店、电信以及制造等行业。这个家族一直控制着生力集团啤酒公司，直到1983年把它出售给了许氏家族。泽贝尔·德·阿亚拉家族的菲律宾群岛银行在这个小银行林立的国家里是最大的银行之一。

与许多几代大教父家族一样，泽贝尔·德·阿亚拉家族拥有能明确表示其教父身份的典型的世界性证明。这个家族的英格兰姻亲约瑟夫·麦克米金促进了马卡蒂的发展。泽贝尔的拉丁美洲姻亲安东尼奥·梅里安把这个家族带入了保险业。生于1934年的贾米·泽贝尔·德·阿亚拉目前是这个家族的掌门人，虽然日常事务由他的儿子贾米·奥古斯都和费尔南多管理。

香港

陈启宗

陈启宗出生于1950年，后来继承了大量的香港房地产有价证券。上市的旗舰公司有恒隆有限公司和淘大置业有限公司。但陈启宗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了自己的私人公司晨兴春田上。他是香港股票市场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及安然）的董事，他对中国政府非常尊敬。陈启宗身材矮小——仅有5英尺高。他是福音派新教会的基督教教徒。

郑氏家族（郑裕彤家族）

郑氏家族的一家之主郑裕彤1925年出生于广东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10多岁的郑裕彤来到澳门，在周大福金铺做售货员。周大福金铺的老板周至元是他父亲的朋友，也是他后来的岳父。1943年，郑裕彤娶了周至元的女儿。战争结束后，他回到香港帮助扩展周大福金铺，首先在黄金首饰领域，然后是珠宝领域。他岳父去世后，周大福金铺成了郑裕彤的主要私人公司，经营范围远远超过了珠宝。20世纪60年代，郑裕彤买了少量但很赚钱的何鸿燊和霍英东在澳门赌博垄断的股票，并成为香港的精明的房地产投机商。他的新世界发展是香港房地产市场的主要公司。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郑裕彤退居二线，公司的日常事务都由他的儿子郑家纯接管。这对上市的新世界发展并不是好事，亚洲金融危机后，他们一直努力恢复这家公司的元气。但家族最好的资财却在他们家族的私人公司里。

霍氏家族

霍英东1922年生于香港，是一个搬运工的儿子，靠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去殖民精英学校读书的奖学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已是在商界非常活跃的商人，在拍卖行购买军事剩余物资。在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及以后，他把药品、石油产品和武器等运进中国，不仅获得了大量金钱，还获得了和中国军队和共产党的联系，这在其后半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他获得了从中国进口沙子到香港的垄断权，香港人口增加时，他又进入了房地产业。

1962年，霍英东投资何鸿燊竞标成功的澳门赌博垄断，是公司最大的股东。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霍英东在大陆获得了几个大的建筑工程，包括广州的白天鹅宾馆和首都的北京宾馆。1985年，霍英东为董氏家族航运业筹集了1.2亿美元的援助款，包括一笔来自中国银行的贷款，后来又支持董建华成为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

1993年，霍英东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有两位正式夫人和几个儿子；在他2006年去世时，霍震寰接管了霍氏家业，而不是长子霍震霆。

何启

何启爵士出生在1859年，祖父是早期新加坡殖民统治政府的雇员，父亲何进善（又名何福堂）牧师是一位成功的香港房地产投机商。何启是商界的龙头老大，1890年被任命为香港立法委员会委员，是最早被任命为该委员会委员的华人之一（他的姐夫伍廷芳是第一位）。他与人合伙开垦土地建造了香港最早的启德机场（取自他名字的一部分）的飞机跑道。何启在英国的大学里攻读过医学和法学，他还是为英国工作的中国社团的主要领导人，虽然他的英语技能远远比他的汉语好。他于1914年去世。

何氏家族/何东家族

赌场巨头何鸿燊的叔叔是香港最初的欧亚教父何东爵士（父亲是荷兰的犹太人，母亲是中国人）。何鸿燊1921年出生在香港，曾就读于著名的皇后学院。何鸿燊还在求学时，他父亲在股票上失去了大部分财产。何鸿燊努力学习，赢得了香港大学的奖学金。像他的叔叔何东爵士一样，何鸿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去了中立的澳门，靠走私消费品和奢侈品到中国内地和经营煤油厂掘得了第一桶金。朝鲜战争期间，他继续经营他的跨国贸易，扩展到了房地产等行业。1962年他组建了包括霍英东在内的一个国际财团，出人意料地竞得了澳门博彩垄断权。

此后，何鸿燊扩大了他的赌场经营并使其现代化。他构建了一个纵向的综合业务集团，集团包含了主宰澳门经济的宾馆酒店、航运及空运，为当地政府贡献了1/3到1/2的财政收入。2001年，由于赌博的营业许可证被发放给了有竞争力的赌场经营者，何鸿燊和霍英东合资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失去了其垄断地位。但自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繁荣足以弥补这些损失。2006年，澳门超过拉斯维加斯，成为世界最大的赌博中心。

何鸿燊的第一任夫人，即已故的黎婉华，是一位富有的葡萄牙商人的女儿，她为何鸿燊提供了政治入场券，让他进入了葡萄牙殖民地特别腐败的精英层。后来，何鸿燊又娶了三个妻子，至少生育了17个子女。何鸿燊还与他的一个姐姐——何婉琪卷入了一场持久的诉讼。何婉琪与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她声称她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的股份被骗走了。

香港汇丰银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香港汇丰银行，即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是汇丰集团的香港子公司和创建成员，现在是世界规模最大的银行和金融业务机构之一。它是1865年由英国商业机构在香港创办的，股东极多，当地人称它为“银行”。香港汇丰银行在香港享有许多特权，既是一家准中央银行，又是一家商业银行，曾主宰了前英属殖民地的金融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汇丰银行扩展期间的主要总经理有：亚瑟·摩士，他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香港建立了业务；杰克·桑达士，他与包玉刚这样的中国民族实业家发展了早期关系，并接管了恒生银行；沈弼，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他的朋友也颇具争议；威廉姆·蒲伟士，他于1993年接管英格兰银行后，将设于香港的汇丰银行总行迁到了伦敦，如他的前几任，威廉姆·蒲伟士在香港行使了相当大的政治权力，1987—1993年任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嘉道理家族

嘉道理家族是来自伊拉克的犹太人，19世纪80年代在上海定居，与英国殖民机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最早的一家之主是埃利·嘉道理爵士（1926年受封），后来是儿子劳伦斯勋爵和贺拉斯·嘉道理爵士，现今的一家之主是米高·嘉道理。家族在纺织制品业占有很大的份额，1901年建立了香港发电公司——中华电力，拥有一个酒店集团，最出名的是香港九龙的半岛酒店。

凯斯维克家族

凯斯维克家族是威廉·渣甸医生（1784—1843）的远亲和继承人。威廉·渣甸原是苏格兰籍的随船外科医生，后来走私鸦片。19世纪20年代，他与詹姆斯·马瑟森一起建立了怡和。威廉·渣甸终身未娶，他的家产由侄子外甥继承，其中一个是威廉·凯斯维克（1834—1912）。1912年，凯斯维克家族买下了马瑟森家族的全部股份，但保留了怡和这一名称。凯斯维克家族和其他亲属一直管理着这家公司。

怡和1961年上市，但在40年里，其小额投资者获得的收益少得令人吃惊。虽然该公司在香港有许多令人羡慕的卡特尔优势，但拥有不到10%股份却有控股权的凯斯维克家族几乎从不努力使收益最大化。李嘉诚等新兴的华人富豪曾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对其进行收购，但未能如愿；随后，凯斯维克家族建立了一个由各上市公司相互交叉持股的系统，使得其控制无懈可击——在管理方面，凯斯维克家族是教父阶层的大师。目前的一家之主是亨利和西蒙·凯斯维克兄弟，华裔大亨不太喜欢他们。

郭氏家族

郭得胜是20世纪60年代新鸿基地产最早的合伙人之一，他加上李兆基及冯景禧就是人们所称的“三个火枪手”。三人分道扬镳后，郭得胜保留了新鸿基房地产公司；他于1990年去世。后来，新鸿基由受过英国教育的长子郭炳湘以及郭炳联和郭炳江兄弟共同管理，他们的母亲邝肖卿（商界称之为郭老夫人），对公司的事务有很大影响。1997年，郭炳湘被“大富豪”张子强团伙绑架（也是绑架李嘉诚的儿子李泽钜的团伙），在一个大盒子里关了数天后，以7700万美元赎了出来。郭氏家族从来没有承认过遭绑架。郭炳联和郭炳江都是福音派的基督教教徒。

李氏家族（恒基地产）

李氏家族的一家之主李兆基1928年出生在中国的山东省，父亲是有钱的银行家，兼做黄金买卖；1949年前，该家族设法把部分钱带到了境外。1963年，李兆基、郭得胜和冯景禧三人共同创立了新鸿基房地产公司。1976年，他独自创立了恒基地产，现在拥有该公司68%的股份。他还控股其他上市房产公司，规模都比恒基地产小，同时还是香港天然气的主要供应商、美丽华酒店的老板；到现在为止他依然拥有大量新鸿基地产公司的股份。已故郭得胜的儿子们都称他为“叔叔”，李兆基自己有5个孩子。

利氏家族（希慎兴业）

利氏家族是一个有着四代企业大亨的家族，与晚期的英国殖民当局关系密切，财富主要来自房地产业。现在的一家之主是利汉钊，1929年出生，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香港谣传说他们家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有走私活动，创始人利希慎原是汇丰银行职员，后来经营鸦片买卖，1928年在中环被暗杀。但是20世纪90年代，利氏家族出任多家集团公司的董事，如恒生银行和香港汇丰银行的董事、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董事，并且多年来在太古集团许多合资企业担任董事，这些都反映了该家族的地位。

李嘉诚

李嘉诚1928年出生。起初李嘉诚为他有钱的岳父工作，后来创立了自己的塑料公司，非常成功，随后又创立了自己的公司——长江实业公司，进军房地产业。在未公开竞标的情况下，香港汇丰银行把原英国商行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控股卖给了李嘉诚，使他一下子成了香港大亨之首。李嘉诚和香港汇丰银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成为它的副董事长。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李嘉诚依靠和记在当地港口的控制和零售卡特尔优势，得到了香港电力公司，即电力双寡头的一半。1999年，在技术泡沫接近10年里的巅峰时，李嘉诚将他的橙子移动电话公司卖给了德国的曼尼斯曼公司，获得150亿美元的利润。不过后来他却在第三代移动网络上投入了更多的资金，这一投资至今还未赢利。李嘉诚只从他自己的公司拿点象征性的工资，但他每年却有上亿元的分红，在香港的法律下，分红是不用缴税的。

将来，李嘉诚帝国会被分成三等份，分别由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他的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继承。李泽楷经营太平洋世纪集团，集团曾在1999年在没有竞标的情况下得到了开发香港数码港的项目，引起了不少争议，而该集团的股东在2001年的股市暴跌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李氏家族（东亚银行）

李氏家族也许是唯一一个能以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财富与英国施怀雅家族和凯斯维克家族匹敌的华人王朝。李氏家族在19世纪50年代离开广东来到香港前，已经是兴旺发达的大家族。这个家族创办了航运贸易公司，并成为欧洲公司的买办。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创办了东亚银行。在20世纪，李氏家族出了一些重要的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包括行政委员李福树、李国星和李福深，还有上诉法院副院长李福善，同时也出了商业巨子。当然，家族也有败类，包括前亿万富翁股票交易所的老板李健民，他曾在1990年因贪污贿赂被判4年监禁；潘迪生，英国夏菲尼高的老板，曾因辱骂小股东而遭到批评，他是李氏家族现在的一家之主李国宝的姻亲。虽然他们痛恨英国人所经营的香港汇丰银行长时间享有优惠待遇，但李氏家族仍是一个英国化的大家族。

罗氏家族

20世纪30年代罗鹰石从广东来到香港，创办了家族企业——巨鹰房地产公司。长子罗嘉瑞（人称K. S. Lo），1947年出生，曾在加拿大和美国攻读心脏病学，但在1980年返回香港接管公司。巨鹰房地产公司把经营范围扩展到了宾馆及基础设施等行业，并在海外购置了房地产。就像包玉刚、李嘉诚和其他资深大亨一样，罗嘉瑞也是香港汇丰银行的董事，从而证明了他的作为经济权势集团的地位。他的弟弟罗康瑞，在中国大陆创办了他自己的瑞安房地产公司，很成功。

包氏家族

包玉刚，即包玉刚爵士，1918年出生于宁波一个富裕家庭里。他的父亲拥有制鞋厂等企业。包玉刚曾在中国的保险公司和银行工作过，1949年全家移居香港前，他成功地把大部分资金撤出了中国。在香港，包玉刚开了一家小贸易公司，这家公司在激烈的朝鲜战争中发展得很快。1955年，他购买了第一艘运输船，不久，与他有着良好关系的香港汇丰银行的英国经理同意为他提供资金用于购买第二艘运输船。20世纪60年代，包玉刚把他银行家的头脑运用到日本的轮船委托制造，他以日本银行保证的长期租赁为担保，获得了所需的贷款，在这种体系里他几乎毫无风险。香港汇丰银行成了他的合作投资者，到1979年，包玉刚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船王。20世纪80年代，他收购了两家英国商行（贸易公司）：香港九龙仓有限公司（现名九龙仓集团）和会德丰有限公司（现名会德丰）。包玉刚先生于1991年去世，留下4个女儿。他的女婿们接管了他帝国的不同领域。

邵氏家族

邵仁枚（1901年出生）、他的弟弟邵逸夫爵士（1907年出生）和其他5个弟妹出生在临近上海的浙江省一个从事纺织品行业的富裕家庭，都在外国人办的学校里接受过教育。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们在新加坡开办了多家电影院，并逐渐涉足中文电影的制造，最终建立了他们的亚洲娱乐帝国。他们和在新加坡的英国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随即又和李光耀及香港殖民政府建立了密切关系。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们进军香港影视业。从1972年起，邵氏兄弟在香港被允许发展当地主要的电视广播公司——香港无线电视（TVB），并一直是控股股东。邵逸夫爵士和英国机构的亲密关系主要表现在1977年他被授予爵士。从电影和娱乐起步，邵氏兄弟进入了金融业、酒店业以及房地产业。邵仁枚于1985年去世，他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公司由他的弟弟邵邮人继承。

苏海文

苏海文1939年出生，是一位奥地利律师。在北美的一家银行工作时，他遇见了包玉刚的大女儿包陪庆。他们结了婚，这最初使双方家庭都很尴尬。但是，包玉刚后来喜欢上了苏海文，1970年说服苏海文，让他放弃了银行工作，加入家族企业的行列，在包玉刚的国际航运公司工作。1988年苏海文担任集团主席，岳父去世后，他便接管了集团。20世纪90年代，国际航运公司买下了挪威的本格森航运集团的海洋运输业务，现在该公司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私人航运公司。他曾告诉朋友他永远不可能成为包氏家族的一家之长，因为他不是中国人。

施怀雅家族

约翰·施怀雅（1793—1847）是利物浦的商人，他的继承人为了能够和中国开展贸易，便在20世纪60年代创办了一家合资企业——巴特菲尔德与施怀雅公司，1974年改名为太古集团，后来一直由施怀雅家族控制。它的业务包括在香港的房地产股份、国泰航空公司、航运和海上服务以及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罐装业务和贸易。与怡和的凯斯维克家族一样，施怀雅家族与香港殖民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依靠殖民政府保护他们的垄断资产，尤其是国泰航空公司。不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施怀雅家族为了投资者的利益，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经营上，这一点比怡和做得好。现在的一家之主是1932年出生的安德里安·施怀雅爵士。

董氏家族

一家之主董浩云来自靠近上海的宁波一个富有的家庭，娶了更富有的顾家小姐为妻。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他依靠姻亲的航运公司，在上海和香港发展航运船队，1949年之后也在台湾发展航运船队。董浩云1979年退休的时候，公司已是债台高筑。20世纪80年代，他的大儿子董建华几乎使东方海外集装箱航运有限公司破产，部分原因是他把上市公司的大量资金贷款给了私人企业。后来由霍英东担保向中国内地的银行贷款，才算渡过了难关。1996年12月，董建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届行政长官竞选中胜出。2002年7月1日，董建华获得连任，但2005年第2届任期未满他便辞职了。

汪穗中

出生于1951年，是香港最富有的工业家。他的公司——德昌电机控股有限公司是他父亲在1959年创办的，生产的微电机用途极广，从汽车玻璃到照相机等都要用。《福布斯》杂志2006年估计他的净资产有21亿美元，与非制造业教父们的资产相差极大。

吴光正

1946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的家庭，是包玉刚二女儿包陪容的丈夫。结婚之前，吴光正在美国的一家银行工作。包玉刚去世后，吴光正接管了他岳父的房地产和控股公司会德丰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控股多元经营的房地产公司九龙仓集团，旗下还有电信、基础设施和集装箱等股份。吴光正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使公司能进军其他领域，包括传媒和其他一系列在中国武汉的项目，但大多以失败告终。1996年，他和董建华一起参加竞选第一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大败而归。

澳门

何氏家族/何东家族

见香港的人物介绍。

何贤

何贤是一位杰出的广东籍大亨，是新中国成立后支持大陆的教父，在澳门人称“红色肥猫”。说话粗鲁。何贤在1941年创办大丰银行，这是澳门当地第一家联合银行（他的一位兄弟参与了恒生银行的创办）。其核心现金流来自在黄金贸易垄断中的重要作用，而具体负责管理的是佩德罗·罗保，受腐败的葡萄牙殖民政府保护。20世纪60年代，何贤取代佩德罗·罗保成为澳门商界的领军人物。那时何鸿燊为了获得黄金的垄断权，提出给葡萄牙殖民政府更高的利润分成，但是葡萄牙殖民政府还是坚持与何贤合作。何贤也是中葡高层对话的政治渠道。葡萄牙殖民政府还依靠何贤阻止黑帮在街头打斗。何贤于1983年去世。他与香港教父霍英东和郑裕彤有广泛的贸易往来。他的第五个儿子何厚铧接管了他的主要产业。1999年澳门回归中国主权的怀抱，何厚铧毫无疑问地成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罗保家族

佩德罗·罗保19世纪90年代出生于葡萄牙属的东帝汶，拥有中国、葡萄牙、荷兰、马来西亚四国血统，后来全家搬到了澳门。他是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有影响力的教父，精通多种文化，曾兼任澳门的经济局长。佩德罗·罗保的财富主要来源于他在本地黄金贸易垄断中的主要地位。这十分重要，因为澳门不是1944年确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公约中的一员，而这个公约恰恰是限制国际黄金贸易的——不知怎么搞的澳门不在葡萄牙的属地名单上。因此澳门成了亚洲黄金贸易的中心，同时澳门也是向印度、中国、中国香港地区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走私黄金的基地，而这些走私黄金是从一些饱经战争创伤的欧洲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这一不正常现象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被纠正过来，澳门的黄金贸易才被赌博所代替。佩德罗·罗保的黄金生意伙伴有一个叫何贤，他在20世纪60年取代佩德罗·罗保成了澳门的顶级教父。罗保的儿子罗杰里奥接管了家族生意，但家族的财产已经开始渐渐减少，因为没了佩德罗·罗保的关系。

新加坡

胡氏家族

胡文虎1882年出生于仰光，父亲是一个客家药商。胡文虎和弟弟胡文豹一起在缅甸创办了家族企业，生产老虎牌止痛药膏，这种止痛膏后来畅销亚洲，兄弟俩也出了名。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们在新加坡定居，开始投资中国和东南亚的一些报纸。胡文虎在1950年开办了第一家客家人银行——崇侨银行。胡文虎于1954年去世，绝大部分家族产业在他下一代人手中败落了。家族拥有的虎豹集团国际公司被英国投资公司史莱特·渥克公司收购，后者曾参与过新加坡的一个诈骗大案。

邱氏家族

邱德拔出生于1917年，家族经营大米贸易，还开了家银行。邱德拔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华侨银行有限公司，其家族是这家公司的主要控股人，他也成了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1960年，他决定在马来西亚开办自己的银行——马来亚银行。马来亚银行发展迅速，直到1966年发生了挤兑风波，因为有谣言说邱德拔正在把银行资金转入到自己的公司；他失去了银行的控制权。后来邱德拔与文莱皇室合作开办了文莱国家银行，向他的其他公司（主要是房地产公司）提供资金。1986年文莱新苏丹揭露了银行大量的内部贷款，并控制了银行。但邱德拔2004年去世时仍然很有钱，因为他的部分投资非常成功，其中一个是获得了英国渣打银行13.5%的股份。

郭氏家族

郭芳枫，客家人，1910年代出生在中国，1994年去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建筑材料的买卖，积累了家族财富；他和他的兄弟还参与了商品走私，如走私印尼的橡胶，并与日本做生意。在战争年代，郭氏家族在新加坡创办了一家资金雄厚的土地银行，后来进军房地产，20世纪60年代又扩展到金融服务业。现在，新加坡的家族企业由郭芳枫的儿子郭令明管理，而马来西亚的产业则由他的侄子郭令灿（和他的两个兄弟）管理，这两个重要的堂兄弟都是伦敦培养出来的律师。家族最著名的公司是：新加坡的城市发展公司和新加坡水泥公司，在伦敦、纽约、中国香港和其他地方开设的千年酒店，马来西亚的丰隆集团和谦工业有限公司。新加坡的郭氏族人和吉隆坡的郭氏族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很融洽，但有许多业务上的往来。

李氏家族

李氏家族的一家之主李光前1894年生于中国福建的一个小康之家，学过土木工程。他是陈嘉庚最有能力的副手之一，娶了陈嘉庚的女儿，帮他掌管财务。李光前凭借自身能力，在19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获得了几家种植园，创办了橡胶公司，规模非常大，且非常成功，李氏橡胶公司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橡胶种植公司。李光前还参与了银行合并谈判以及华侨银行（OCBC）的创立，出任第一副主席，而后任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成为华侨银行最大的股东。李光前于1967年去世，继承人是他最小的儿子李成伟。李成伟是华侨银行（新加坡第二大银行，李氏家族拥有15%的股份，第一是国有的星展银行）的现任主席，同时还管理家族在食品加工、种植业、保险业、酿造业和贸易方面的企业。南益树胶公司的李氏家族与李光耀的关系很有分寸、恰到好处。

黄氏家族（黄廷芳）

一家之主黄廷芳生于1928年，在新加坡拥有最多的私人房地产，较为著名的地产有浮尔顿酒店和乌节普瑞德酒店。儿子黄志祥生于1953年，在父亲的指导下在香港建立了家族房地产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黄志祥是香港土地拍卖会上最好争的投标人。1987年，他在警察认为是非法组织的香港期货市场上受人误导豪赌失败，但却没被起诉，也没有全额偿还债务。黄廷芳的第二个儿子黄志达，在新加坡和他父亲一起工作。这个家族的主要上市公司是新加坡的乌节广场控股和杨协成有限公司（食品和饮料公司）以及香港的信和置业。黄氏家族与李光耀的关系一直很亲近。

陈松青

关于陈松青的背景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他在1933年左右出生于马来西亚，可能是沙捞越，20多岁时到了新加坡。20世纪70年代初移居香港，在张明添等东南亚大亨的支持下，进军房地产。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从马来西亚土著银行的香港子公司中获得了一笔最高限额的贷款，他把这些资金投放到一系列大的房地产交易。国际借贷者也开始贷款给他，如香港汇丰银行，其当时的总裁是沈弼。1982年，随着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开始了艰难的关于中国1997年收复香港主权的谈判，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开始衰退。陈松青的佳宁集团在1983年破产，暴露了一张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网。

陈嘉庚

1874年出生于福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建立了当地最大的商业帝国。他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商人，还是一位水稻和菠萝的加工商，且获得了英国公民的身份。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嘉庚进入了橡胶业。陈嘉庚在许多方面都不同寻常。他要在商品贸易之外，建立一个制造业帝国，生产轮胎、鞋子、儿童玩具等；他还想直接和日本以及欧美制造商竞争。在当地市场零关税的保护下，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使陈嘉庚在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衰退时面临很大的危险。他的许多公司在1934年破产了。陈嘉庚的个人财富依然庞大，而他尽管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的家庭里长大的大亨，却又是政治理想主义者，这又是与众不同的一点。1949年之后，他接受邀请移居中华人民共和国，1961年在那里去世。陈嘉庚的重要雇员有的凭自己的本事成了大亨，如李光前和陈六使，前者娶了陈嘉庚的女儿。

黄氏家族（黄祖耀家族）

一家之主黄祖耀生于1929年，在新加坡和英国受过教育。黄祖耀的父亲黄庆昌，从沙捞越贩卖胡椒和橡胶到新加坡，并在古晋开了一家不正规的银行。1935年，黄庆昌在新加坡创建了大华银行。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让他的儿子参与经营管理，黄祖耀很快接管了大部分日常事务。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家银行发展迅速，1965年改名为大华银行。黄祖耀将产业扩展到保险业、地产和旅馆，并且接管了工商银行和胡文虎创办的崇桥银行。现在黄氏家族拥有大华银行20%左右的股份，与李光耀的关系很好，因为黄祖耀在多个政府部门工作过。大华银行是新加坡第三大银行，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收购了一家泰国银行。

政界人物

泰国

从1932年摧毁了君主专制制度的革命到2007年，泰国有过33位总理，只有少数总理和其他一些不太显眼的政治玩家是真正重要的。下面只列出了主要政界人物。

披耶·帕凤裕庭上将（1933—1938）

披耶·帕凤裕庭上将推翻了只执政7个月的前任披耶·玛奴巴功侯爵。

銮披汶·颂堪元帅（1938—1944和1948—1957）

銮披汶·颂堪来自人民党的军队派。1932年人民党结束了君主专制政体。担任总理时，銮披汶·颂堪推行民族主义政策，创立了半法西斯国家，立法迫害华裔泰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了日本的同盟。1939年他把国名由暹罗改为泰国。战后，銮披汶·颂堪逃脱了同盟国对其战争罪的起诉。在1947年的政变中，他扮演了重要角色，于1948年重新当上了总理。銮披汶·颂堪在朝鲜战争中站到了美国一边，向朝鲜宣战，因此他对法西斯的谄媚被很快忘掉了，泰国被视为对抗该地区的共产主义的堡垒，美国的经济援助开始涌入这个国家；他则继续执行他的反华政策。

1951年銮披汶·颂堪成为由陆军元帅屏·春哈旺领导的、在泰国历史上颇具趣味的政变图谋的受害者。在銮披汶·颂堪登上圣·阿育他亚战舰参加庆祝仪式时，他被一群海军军官扣为人质，那些海军军官向曼谷政府提了很多条件。谈判最终破裂。随后支持处于支配地位的泰国空军轰炸并击沉了扣押总理的战舰；他游到岸上才得以逃脱，并继续他的统治。最终，在1957年，銮披汶·颂堪被他的最忠诚的副手——陆军元帅沙立·他那叻推翻；他流亡到日本，于1964年在那里去世。

陆军元帅沙立·他那叻（1958—1963）

陆军元帅沙立·他那叻策划了1957年的政变，但直到1958年末，继另两位在任时间很短的总理之后，才出任总理。沙立·他那叻加强了泰国的君主制，提高了经济治国论者的地位，引进外国资本，投资发展农村，结束了对华裔的迫害。沙立·他那叻于1963年在任期内去世，他的同盟者他侬·吉滴卡宗上将（总理，1963—1973）和巴博·乍鲁沙天（他侬的副总理）继续了他的政策。1973年10月，他侬被反对军政府的群众起义推翻。3年后的1976年10月，军队在官方授意下，在泰国国立法政大学屠杀了46个人，恢复了军人统治。

炳·廷素拉暖将军（1980—1988）

炳·廷素拉暖将军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的重要军事领导人，后来担任泰国国王的首席顾问，并在2006年驱逐他信·西那瓦的政变中再次露面。炳·廷素拉暖在任命他前部下素拉育·朱拉暖代替他信时起了一定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炳·廷素拉暖继于可日安撒·科曼那将军出任总理，后者通过政变从1977年起执政3年。炳·廷素拉暖作为不断变化的政治联合体的一员，通过贿选和强迫投票获得了很多的选票，成功地赢得了3次典型的泰国选举。1988年，陆军元帅屏·春哈旺唯一的儿子差猜·春哈旺接替他出任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的一系列相当外行的统治在军队中不能被接受，1991年2月，一场由顺通·空颂蓬和素金达·甲巴允将军发动的政变推翻了差猜·春哈旺政府。1992年素金达·甲巴允生任总理，同年5月军队在曼谷屠杀了近250名抗议者；素金达·甲巴允辞去了他任期很短的总理一职。

川·立派（1992—1995和1997—2001）

1992年5月素金达·甲巴允将军的政变失败后，川·立派执掌了政权，是泰国第一个既无贵族身份又无军事背景的总理。川·立派扫除了很多贪官污吏，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不过他的弟弟因被指控在他工作的泰国农业银行贪污而逃离了泰国，川·立派的第一个内阁陷入了有关普吉岛土地所有权分配的丑闻。川·立派政权之后是1995年到1997年期间更加腐败的马德祥和差瓦利·永猜裕将军的政权。1997年11月，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川·立派重新出任总理。川·立派主导了经济紧缩的计划。他的第二个政府同样也被贪污丑闻所困扰，2001年被他信·西那瓦的泰爱泰党代替。

他信·西那瓦（2001—2006）

详见商人/教父中的他信·西那瓦条目。

素拉育·朱拉暖（2006—　）

在驱逐他信·西那瓦的政变之后，素拉育·朱拉暖被军方指定为总理。

其他

陆军元帅屏·春哈旺

陆军元帅屏·春哈旺是关键性的军方领导人，也是多次政变的幕后领导人，包括1951年击沉銮披汶·颂堪乘坐的一艘军舰（这次政变让屏·春哈旺的儿子获得了内阁职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缅甸战役中，泰国（日本的邦国）占据了掸邦，屏·春哈旺被指定为掸邦的军事领导人，从此与利润丰厚的毒品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儿子差猜·春哈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任泰国总理，在一次政变中被罢黜。

炮·是耶暖

炮·是耶暖的妻子坤·吴·乌多拉克，是陆军元帅屏·春哈旺的女儿。1947年，炮在军事政变后当上了副警察总长；1951年，晋升为警察总长。他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提供的军事硬件建立了一支警察空军和配有装甲的航运部门，后者在20世纪50年代成了该国最大的鸦片走私集团。炮和屏·春哈旺与盘谷银行的创始人陈弼臣有着密切的联系。

马来西亚

1957年独立以来的总理（都是巫统成员）：

东姑阿都拉曼，人称“东姑”（“王子”）（1957—1970）

阿都拉曼出生于1903年，是吉打苏丹的儿子，在剑桥大学接受过教育，在伦敦的内殿律师学院学习过法律。1951年，东姑接替巫统的创建者拿督翁惹化成为巫统主席。1955年，成为在英国统治下的马来亚第一位首席部长。东姑阿都拉曼至少结过四次婚，两次是与华裔马来女子，一次是与原英国的女房东。退休期间，他和马哈蒂尔相处得并不好。他于1990年去世。

敦·阿卜杜拉·拉扎克（1970—1976）

敦·阿卜杜拉·拉扎克于1922年出生，是马来西亚贵族，东姑阿都拉曼的副总理，后来接任阿都拉曼成为总理。他和李光耀、郭鹤年是新加坡莱佛士学院的同学，后来在伦敦的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法律获得了律师资格。在1969年的种族骚乱后，他逼迫阿都拉曼辞去了总理一职，接着推出了积极行动战略，就是“新经济政策”。敦·拉扎克于1976年死于癌症。他的继承者敦·胡先翁，是他的小舅子。敦·阿卜杜拉·拉扎克的家族是武吉士的后人。他的大儿子纳吉布·拉扎克，是现任副总理，现任总理是阿卜杜拉·巴达维。他的二儿子纳兹里·拉扎克，是马来西亚最大投资银行大马联昌国际投资银行的行长。

敦·胡先翁（1976—1981）

胡先翁生于1922年，有1/4的土耳其血统，父亲拿督翁是柔佛州的贵族、巫统创始人之一。胡先翁在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法律，获得了律师资格。从政前他在马来西亚的政府机关工作，阿卜杜拉·拉扎克总理去世后，接任总理一职。胡先翁于1981年由于健康原因辞职，后来他与他的接任者马哈蒂尔闹翻。他的儿子希沙慕汀·侯赛因现任阿卜杜拉·巴达维政府的教育部长。胡先翁于1990年去世。

敦·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医生（1981—2003）

马哈蒂尔1925年出生于吉打，有一半的印度血统（父亲是印度人），在新加坡学过医。在1946年巫统建党后不久他便加入了巫统，1964年第一次当选为议员。但是1969年，他被驱逐出了巫统，因为他在一封公开信中批评东姑阿都拉曼。1970年，他写了《马来西亚的困境》一书，阐述了其偏执的种族观点，此书遭到马来西亚政府禁止。东姑阿都拉曼下台后，他于1972年重新加入了巫统，1974年任教育部长，1978年任副总理，1981年马哈蒂尔继胡先翁出任总理直至2003年10月。

马哈蒂尔任职期间，经济增长率高、基础设施工程多、积极行动政策也不断扩大，但任人唯亲现象普遍。在巫统的政治斗争中，马哈蒂尔是不留情面的领袖：在1987年粉碎了东姑拉沙里企图篡夺他在巫统中的领导地位的阴谋，把他的倒数第二的副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送进了监狱。马哈蒂尔过去常与他的前几届总理和同时期的政界人物吵架，现在也在痛批他自己选的继任者阿卜杜拉·巴达维。让人奇怪的是，马哈蒂尔对巴达维的批评中，有一项是说他把马来西亚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剥夺了他的言论自由。

马哈蒂尔任总理期间，他的孩子们都走上了从商之路。长子米尔占创办了一家多元化的集团公司，但在金融危机时，已是债务缠身。安瓦尔·易卜拉欣与马哈蒂尔闹翻的主要原因是，前者反对国家对米尔占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公司进行援助。次子穆扎尼创办了东加控股集团公司，涉及房地产、橡胶、证券经纪以及制造业，还有政府特许的项目，包括与医院签订的污水垃圾处理和洗衣的大合同。三子慕克里兹也有大量的公司股份。

拿督斯里·阿卜杜拉·巴达维（2003—　）

阿卜杜拉·巴达维1939年出生于槟城的一个积极参与巫统政治事务的家庭。1998年巴达维被马哈蒂尔选中代替安瓦尔·易卜拉欣任副总理，2003年接任总理。起初，巴达维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腐调查，使人们感到他与马哈蒂尔大不相同，但是2004年以绝对优势赢得大选后，他降低了反腐的调子。同时，马哈蒂尔公开指责他没能保护好他特别喜欢的项目，使其不受国际竞争的影响，如普腾汽车这一项目。

其他

戴姆·扎伊努丁

见商人/教父中的相关介绍。

丹斯里东姑拉沙里

丹斯里东姑拉沙里1937年出生于吉兰丹的皇室，担任过巫统的高级领导职务，出任过胡先翁政府的财政部长。1981年起，他在马哈蒂尔政府里任职，一直庇护新生的非本土大亨，如邱继炳。1987年，丹斯里东姑拉沙里觊觎马哈蒂尔的巫统领导人地位，发起了其政党史上最隐秘也是最肮脏的一次选举，马哈蒂尔勉强保住了地位。随后，巫统分裂了，丹斯里东姑拉沙里向政府辞了职，他在政商界的追随者被一并清除。

陈修信

生于1916年。陈氏家族在18世纪后期，从中国移民到马拉卡，创造了一个政治经济王朝。陈修信的父亲是20世纪初的商业巨子陈祯禄，曾祖父是19世纪教父陈春木。他在1959至1969年间任财政部长，在1961年至1974年间任马华公会会长，家族企业涉及造船业和庄园农业。陈修信于1988年逝世。

印度尼西亚

独立后的领导人

苏加诺（1945—1967）

苏加诺生于1901年，在荷兰精英学校受过教育，父亲是泗水的教师。他在印度尼西亚民族党1927年成立时便加入了该党，曾数次被荷兰殖民者逮捕监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驱逐荷兰殖民者，苏加诺与日本进行了合作。1945年8月17日，苏加诺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随后就与企图武力占领印度尼西亚的荷兰殖民者发生冲突，一直持续到1950年。苏加诺是一个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主义者，而这个理论适用于一个新独立的动荡不安的大国。后来，越来越独裁的他在军方和印尼共产党之间摇摆不定。

1957年，苏加诺把246家荷兰公司收归国有，不久以后他又通过了歧视华人的有关法律。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多次试图罢黜苏加诺，但都没有成功，苏加诺还躲过了许多次暗杀。1965年，在一种人们至今还不明白的情况下，苏加诺终于退位。同年9月30日，6位反共将领被谋害。有人谴责印尼共产党，有人则归咎于苏加诺的支持者。结果，发生了反共大屠杀，约有50万人丧生（少数目标是在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确定的），苏哈托开始掌权。苏加诺于1970年去世。他生前有着奢侈的嗜好和9位夫人。

苏哈托（1967—1998）

苏哈托的背景和童年都被锁在了重重迷雾之中，而这位前总统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改变这一状况。据说苏哈托生于1921年，父亲是没有土地的农民，但很有可能他出生于爪哇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苏哈托的家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他的双亲在他出生后不久便离异了），他在很多亲戚家待过，他的早期教育仅限于本国语。

1940年苏哈托参加了荷兰殖民军并进入军事学院深造。战争结束时，他在抵抗日本和荷兰军队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安置在他的家乡日惹，任迪泊涅格洛军区的指挥官。1946年首度有报道称他从事走私活动来填补他的军队支出，特别是鸦片走私。在这期间，他迎娶了茜蒂·哈蒂娜，一个被现金流困扰的贵族家庭的姑娘。他们共有6个孩子。

1949年结束了与荷兰的战争。此时，苏哈托已经在军队中建立了威望，继续担任总部设在三宝垄的迪泊涅格洛军区的指挥官，统治着大部分爪哇中部地区。这个时期，他与后来的教父鲍勃·哈桑和林绍良合伙，扩展了垄断贸易和走私活动。1959年，苏哈托因走私面临着军事法庭的审判，然而，在鲍勃·哈桑的养父加铎·苏布洛多将军的支持下，他被调往位于爪哇岛西部的万隆的军官学院。在那里他与军队里的反共分子打得火热，在1965与1967年间成了这伙人的老大，夺取了苏加诺的权力。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他执行独裁统治，与西方国家保持友好的关系，使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增加了债务和腐败。

1998年5月，苏哈托被迫下台。12月，他告诉司法部长的办公室人员，他的资产包括银行中的约300万美元、雅加达的住处、雅加达的第二处房地产、750公顷的大牧场以及加里曼丹的成百上千公顷的土地。迈克·巴赫曼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专家，他发表了调查报告，表明苏哈托家族至少在1247家印度尼西亚公司拥有股份，而且很可能还拥有大量海外资产。苏哈托家族的大部分现金来自7个慈善基金会，由公务员和商人捐助；1998年11月，后苏哈托政府接管了这些慈善基金会。《时代》杂志在1999年的一个调查显示：苏哈托家族有150亿美元的资产。苏哈托在2000年被短暂软禁，但所有起诉他受贿的尝试都没有成功，因为医生说苏哈托身体欠佳，不能承受审判。2006年5月正式取消了对他的法律诉讼。

尤素福·哈比比（1998年5月—1999年10月）

从哈比比十多岁起，其家族就与苏哈托交上了朋友。哈比比于1936年出生，人称鲁地或“BJ”。1953年，全家又去了德国，哈比比在那里攻读工程学，而后在梅塞施米特工作。1974年苏哈托把哈比比带回了印度尼西亚，让他长期担任科技部长，负责高科技产业的投资。亚洲金融危机中，苏哈托任命哈比比为他的副总统。1998年5月苏哈托被罢黜，哈比比接任了总统职位。他希望保住总统的职位，但由于没有赢得专业集团党的支持，于1999年下台。

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1999—2001）

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出生于1940年，人称“加斯杜尔”，祖父是爪哇最大的穆斯林组织——“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的创建人，父亲是宗教事务部长。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任“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的主席，切断了该组织与政治性的伊斯兰教的联系，与苏哈托建立了工作关系。20世纪90年代，瓦希德和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苏卡诺普奇结成联盟，尔后又和苏哈托修复了关系。亚洲金融危机袭来时，他又一次靠向了梅加瓦蒂，但后来赢得了苏哈托专业集团党的支持，当上了总统。总之，瓦希德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渴望权力的机会主义者；他选择了梅加瓦蒂做他的副总统。他的总统任期很短，但有两点非常突出：他经常出国访问，还有令人好奇的丑闻。

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2001年7月—2004年）

苏加诺的长女，未经选举就继承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的职位当上了总统。20世纪80年代，苏哈托允许梅加瓦蒂涉足政治，以彰显他那虚伪的多党民主。梅加瓦蒂根本没有什么才华，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她成了反苏哈托的焦点人物。任总统期间，梅加瓦蒂修正了宪法，进行直接的总统选举，但她未能阻止贪污腐败，也未能提供经济政策的方向。许多人指责她的第三任丈夫，商人陶菲克·克尔玛司利用她的职位谋利。梅加瓦蒂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落选。

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俗称SBY（2004—　）

苏西洛出生于1949年，是印度尼西亚第一个直选总统。他是个军人，在苏哈托执政时就获得了将军军衔。最初与部队司令维兰托关系密切；后在东帝汶担任过几届驻军负责人。与维兰托一样，他被指控侵犯人权，虽然程度较轻。2000年，他进入政界，在瓦希德的内阁里任部长；梅加瓦蒂任总统时，担任安全部长，他在“反恐战争”中的强硬态度赢得了美国的好感。2004年，苏西洛竞选总统，他的表达能力远比梅加瓦蒂强，提出了明确的政策，轻松获胜。苏西洛当选后，经济开始回升。他一直很受欢迎，但是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印度尼西亚的政治机构。

其他

苏哈托的孩子们。

西格德·哈约尤丹托

长子西格德出生于1951年。他发现很难把他的注意力放在商业管理大权上，并且经常与苏哈托争吵，据说常为严重的赌博习惯争吵。他常常依靠垄断的特许经营权，和苏哈托的密友林绍良和鲍勃·哈桑合伙做生意（比如，他与鲍勃·哈桑拥有进口锡板的垄断权）。西格德还在汤米·苏哈托的汗普斯集团公司拥有股份，并且拥有林绍良的中亚银行17.5%的股份，该银行于1998年倒闭。1996年，西格德被加拿大的布雷克斯采矿有限责任公司聘请为顾问，而他的姐姐西蒂（人称图塔特）则卷入了巴克利黄金公司那臭名昭著的布桑黄金骗局。

班邦·特里哈特莫佐

二儿子班邦出生于1953年，1981年同他的姐夫因德拉·鲁克马纳（图塔特的丈夫）和其他一些朋友一起创建了毕曼特拉集团。班邦的经营范围包括航运、贸易（包括各种各样的石油化工垄断）、石油（国家石油公司给予配额）、广播、电信和人造卫星、汽车（组装现代汽车）、电力等。班邦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损失了部分资产，把他在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份转让给了哈里·塔诺索迪布。他的个人身价有上亿美元。

胡多莫·曼达拉·普德拉，人称汤米

小儿子汤米出生于1962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创建Humpus集团，开始经商。Humpus集团垄断了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生产的对苯二酸（用于制造聚酯纤维）和甲醇的销售。他后来从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那里拿到了几个大合同，开展多元化经营——他喜欢什么就经营什么（包括雅加达郊区的一级方程式赛车的赛道和接管意大利汽车制造商兰博基尼）。他和韩国的起亚汽车公司合资创办了汽车装配合资企业（帝汶公司）。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度尼西亚银行重组局说汤米的公司欠了起亚汽车公司10亿美元的债务。汤米是苏哈托家族中唯一因贪污受审的人，最初于2000年9月因一起与土地有关的诈骗案被判入狱18个月，尔后因组织暗杀了早前宣判他有罪的法官等罪行，被判15年监禁。但是汤米上诉后，减轻了对暗杀的处罚，2006年10月，汤米经特许后，被释放了。

西蒂·哈蒂扬蒂·鲁克马纳，人称图塔特

苏哈托的长女（也是最大的孩子）图塔特出生于1949年，她与丈夫因德拉·鲁克马纳一起依靠国家的特许经营权开办了许多公司，包括收费的路、石油、石化产品、金融业、农业综合企业以及电视。她的公公艾迪·科威雷，在苏哈托执政时把一个小公司发展成了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公司之一，经营建筑、工程以及综合贸易。图塔特拥有林绍良中亚银行17.5%的股份，1998年她还担任了稳定平安出租车公司的董事，那时该公司拖欠了香港投资银行百富勤的临时性贷款，加速了该银行的破产。图塔特在其父亲最后一任总统时，于1998年3月至5月任社会事务部长。亚洲金融危机后，她和丈夫设法保住了上亿美元的资产，包括境外的公司。他的两个妹妹，凯迪蒂和麦米在她的公司里都有股份。

西蒂·赫迪亚蒂·哈利加蒂，人称凯迪蒂

苏哈托的第二个女儿凯迪蒂出生于1959年，丈夫是普拉博沃·苏庇延多，原特别部队和战略储备的领导人，苏哈托下台后，因劫持、酷刑拷打政治活动家被解职。在20世纪90年代，凯迪蒂和图塔特以及普拉博沃的哥哥哈辛·佐约哈迪库苏莫，在各商业领域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西蒂·胡塔米·恩达阿迪宁茜，人称麦米或麦米克

最小的女儿麦米出生于1964年，有各种各样的公司，经营种植、运输，等等。

菲律宾

截至2007年，菲律宾官方历史记录了14位总统，第一位总统埃米利奥·阿奎纳多，1901年接受美国统治前，领导了反抗西班牙的起义，他的总统职位从未得到外国政府的承认。其他总统：

曼努埃尔·L·奎松（1935—1944）

曼努埃尔·L·奎松拥有菲律宾—西班牙—中国血统，美国统治结束前的总统，后来在美国继续他的流亡政府，于1944年在美国去世。他还是一名律师。

约瑟·劳雷尔（1943—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总统奎松指示继续留在马尼拉，是日本控制下的菲律宾共和国的总统，但任期很短，1945年结束了其总统生涯。后来在1949年竞选总统，为贿赂制定了新的标准，但还是失败了。他也是一名律师。

塞吉奥·奥斯梅纳（1944—1946）

塞吉奥·奥斯梅纳是奎松流亡政府的副总统，返回菲律宾后，担任过短期的总统，1946年参加总统选举，但失败了。他有菲律宾和中国血统，他的家族是宿务市非常强大的教父王朝；他的儿子和孙子大多是议员和州长，现在这个家族在他们的地盘上的影响力一如往昔。他也是一名律师。

曼努埃尔·罗哈斯（1946—1948）

共和国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统，在任职期间去世。他也是一名律师。

埃尔皮迪奥·季里诺（1948—1953）

罗哈斯的副总统，罗哈斯去世后担任总统，1949年赢得了自己的大选。在他任职期间，国内经济有了增长，但官场腐化，爆发了共产主义者的起义。他也是一名律师。

拉蒙　迈格瑟瑟（1953—1957）

第一位出身卑微的菲律宾总统，同时也是第一位不是律师的总统（虽然他学过一些法律课程）。他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反共产主义者起义的战争，后来死于一场飞机事故。

卡洛斯·P·加西亚（1957—1961）

迈格瑟瑟的副总统，迈格瑟瑟去世后，接任总统。实施民族主义的派系政策，缩短了美国军事基地的租赁期限，以立法来强制没有居民身份的华裔菲律宾人退出零售业。他也是一名律师。

迪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1961—1965）

马卡帕加尔是加西亚的副总统，凭借其反腐败纲领赢得大选，当上了总统。1961年，他允许比索与其他货币自由兑换，引发了比索大贬值，增加了出口。他的大部分经济改革的方案都受到了议会的阻止。他是现任菲律宾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的父亲，也是一名律师。

费迪南德·马科斯（1965—1986）

马科斯1917年出生于北伊罗柯斯省的一个政治家庭。他是个混血儿，有中国、日本和菲律宾血统。1939年，他被指控谋杀他父亲的政治对手，但是上诉时，他在最高法院成功地证明了自己的申述，被无罪释放。1954年，马科斯娶了伊梅尔达·罗慕礼示，一个来自于无足轻重的教父家庭的女孩。他们生了三个孩子，又收养了一个。另外，马科斯至少有17个传闻的私生子。

马科斯声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个重要的抗日组织的领导人，也是美国的联络员，亲自杀死了许多日本人，还经受了严刑拷打。美国的解密文件随后表明他说的大部分事情都是虚构的。马科斯在1965年的总统竞选中吹嘘他的战争记录，赢得了大选，当上了总统。任职期间，马科斯促进了投资带动型的经济增长，承诺进行全地区的寡头独裁统治，并成了美国坚实可靠的同盟者（派遣军队去越南）；1969年他又当选为总统。但是，在他的第二个任期早期，又发生了共产党起义，经济衰退。1972年9月马科斯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推行他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后来成了他党派的名称），这仿效了苏哈托在印度尼西亚实行的新秩序政体（也就是蒋介石1949年前在中国实行的“新社会”运动）。在执行过程中，马科斯剥夺了一些他不喜欢的寡头政治的执行者的权力，并把他们的财产重新分配给他的密友。

1981年马科斯解除了军事管制，举行了总统选举，但在这次选举中，除了他的政党有候选人外，没有其他主要党派有候选人参加选举，所以马科斯以91%的得票率得以连任。但经济正濒临崩溃。外债在马科斯任期里几乎增加了30倍，1984年国家经济开始进入严重衰退。而且，外国投资者由于1983年马科斯的主要政治对手贝尼格诺·阿基诺被暗杀而打消了原先的投资意图。美国政府开始放弃对马科斯的支持。由于军队倒戈，1986年马科斯逃亡美国。马科斯当政时，数以百计的人被非法杀戮，数以亿美元计的公共基金被掠夺，许多教父由于他给予的特许经营权而暴富。马科斯也是一名律师。

玛丽亚·科拉松·卡吉安吉克　阿基诺（1982—1992）

科拉松·阿基诺，是1983年从美国流亡归来在马尼拉机场被暗杀的反对党派领袖贝尼尼奥·阿基诺的妻子。科拉松·阿基诺来自塔兰克的势力强大的柯胡安可中菲混血家族，家族的一支曾与马科斯结成同盟。她任职期间发生了7次未遂政变，因而她决定不再参加1992年总统选举。科拉松·阿基诺学过法律，但没有获得学位。

菲德尔·V·拉莫斯（1992—1998）

拉莫斯是马科斯的参谋长，也是1972年宣布军事管制的那个人；他的背叛在推翻独裁政府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拉莫斯在科拉松·阿基诺的政府里任国防部长，在竞选总统职位时也受到了她的支持。他的竞选伙伴，宿雾市的教父爱梅里奥·马里奥·奥斯梅纳，在竞选副总统时输给了乔瑟夫·埃斯特拉达。拉莫斯既不是律师，也不是罗马天主教教徒，进入政界之前是军人，担任总统后逐步恢复了菲律宾的稳定，被称为“稳定的埃迪”。他实施了部分撤销管制和反垄断措施，这些都是科拉松·阿基诺没能办到的事。

约瑟夫·埃斯特拉达（1988—2001）

埃斯特拉达的父亲是为政府工作的私人承包商和地方政客，他本人被逐出大学校园后，成了一名成功的二流电影演员。1992年他是马科斯密友（也是卡里·阿基诺的亲戚）爱德华多·“丹丁”·柯胡安可的总统竞选伙伴，对抗菲德尔·拉莫斯；“丹丁”竞选总统失败，但是埃斯特拉达却赢得了副总统竞选的胜利。这为他竞选总统之位提供了基础。1998年，精明的他利用电视媒体，把自己虚构成成功的穷人，登上了总统宝座。他的支持者包括老一代教父，如陈永栽和丹丁·柯胡安可。埃斯特拉达的竞选伙伴没能赢得副总统的竞选，而阿罗约赢得了副总统的竞选。从他任职第一天起，埃斯特拉达就被指控贪污腐败，主要与非法赌博有关，2000年成为首任面对弹劾程序的总统。对这位总统的审判从未完成过，但他被政治花招和民众的街头抗议逼迫着离开了总统职位。

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2001—　）

阿罗约是菲律宾20世纪60年代的总统迪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的女儿，2001年接替乔瑟夫·埃斯特拉达出任总统，2004年再度当选为总统。在20世纪90年代步入政坛之前，她学过经济学，担任过大学教师。在她执政时，国库收入有了增加，但是起义和军队执行的法外处决也不断增加，虽然她个人与后者并没有任何牵连。

香港

从1843至199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香港由28位英国总督管理。近期几位总督大多是职业外交家，由英国外交部派遣，他们都保持了香港原有的政治和经济模式。最后一任总督是政客彭定康，与前几位不同。彭定康1992到达香港开始任总督，对立法委进行了重大改革，竭力扩大企业主宰的“功能”选区里的公民权。结果，在1995年的选举中，选出了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能代表香港大众意愿的立法委成员。彭定康还进行了一些重要的社会政策变动，解除了对电信的管制。

董建华

董建华十拿九稳地当选为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被指责在大型公共建设项目上偏袒教父。2003年，董建华政府要通过国家安全法条例，遭到了史无前例的5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董建华在2005年以健康问题为由辞职。

曾荫权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接班人曾荫权，是英国培养的职业公务员。他在2007年3月当选为行政长官。曾荫权承诺努力解决香港两个主要政治问题——民主化和撤销对岛内经济的管制——但这要看他是否有政治勇气表达人民的愿望。

澳门

1999年澳门回归中国，澳门的首任行政长官是何贤的儿子何厚铧。

新加坡

李氏家族

李光耀是第四代新加坡人，生于1923年，他的家人给了他全英语教育。他曾在莱佛士学校和莱佛士学院就读，获得过剑桥大学的法学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开始学习汉语和日语，曾在日本军队当过翻译。李光耀的早期政治经历包括担任学生会和工会的法律顾问。1954年，李光耀和社会各界的朋友们与亲共产主义的行业工会权宜联姻，成立了人民行动党。1955年，李光耀当选为国会议员，担任秘书长；最后一位殖民地首席部长林有福，在他的党内逮捕了许多共产主义领导人，他对此感到很满意。

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大选，李光耀出任总理。他积极争取与马来西亚合并，镇压了反对合并的亲共人士，1963年带领新加坡加入了马来西亚联邦。他渴望成为更大政治体制中的一员，也许反映了他未能真正了解新加坡的经济。新加坡与香港一样，无论是经营区域贸易，还是处理合法及非法的货币流量，还是独自发展更好。人民行动党和巫统的自我主义和既得利益绝不可能妥协，1964年致命的种族暴乱后，新加坡于1965年被赶出了联邦。

作为总理李光耀以事必躬亲、管得很细致而闻名，不管是经济方面还是人口方面。他掀起了学习英语运动，然后是学习中国的普通话，再后来是少生孩子，等等。还有许多规章规定要冲洗厕所、拉上窗帘，并且还建立了社交发展署，帮助知识分子寻找配偶。李光耀的种族观念与维多利亚后期爱德华时期上流社会一部分人的种族观念是一样的，那些人加入了樱草会、优生协会等组织。人民行动党的标志语与奥斯瓦尔德·莫斯利所创办的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的标识语很相似，肯定是受到了它的影响。1990年，在赢得7次大选后，李光耀结束了总理生涯，担任国务资政。

2004年8月，李光耀两个儿子中的长子李显龙，成为新加坡第3任总理，李光耀现在是内阁资政。李显龙最令人注目的行为是把赌博合法化，给两个大赌场颁发了营业证。李显龙说国家需要钱。在此之前，赌博一直不为挑剔的新加坡所容忍。

李显龙的夫人何晶，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培养出来的电力工程师，她先是进入了新加坡的国防部，后又进入国有新加坡科技集团，1995年任该集团的总经理，现在她是该国家不透明的投资局淡马锡控股的行政总裁。何晶在许多政府部门里工作过，包括经济发展局、新加坡生产委员会以及科技委员会。

李光耀的小儿子李显扬是剑桥大学工程学的毕业生，1994年不到40岁的他进入了国有的新加坡电信，不久就当上了行政总裁。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电信的资本总额几乎占了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的一半。李显扬开始了国际收购计划，最后一次是收购被驱逐的泰国教父他信·西那瓦的电信，但到2006年年底，账面损失十分巨大。

李光耀的女儿李玮玲是新加坡的国立脑神经科学院的管理者。李氏家族十分注意守护他们的名誉，从未在新加坡法庭上输过一场诽谤官司。

主要参考文献

大部分参考书按照地区归类，但头两部分的作品突出展现了东南亚的种族和文化是否重要的争论双方的作品。

亚洲发展种族文化论

Michael Backman,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 Asia (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Australia, 1995)

Joel Kotkin, Tribes: How Race, Religion and Identity Determine Succes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Random House, 1992)

S. Gordon Redd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W. de Gruyter, 1990)

Sterling Seagrave, Lords of the Rim (Bantam Press, 1995)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该著名报告并没有明确说文化或种族在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作者看来这毫无疑问是该书的潜台词。

质疑亚洲发展种族文化论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Beyond the Bamboo Network: Successful Strategies for Change in Asia (EIU, 2000)

Edmund Terence Gomez, Chinese Business in Malaysia: Accumulation, Ascendance, Accommodation (Curzon Press, 1999)

Edmund Terence Gomez, ed., Political Business in East Asia (Routledge 2002)

Edmund Terence Gomez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eds., Chinese Enterprise, Trans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RoutledgeCurzon 2004) Rupert Hodder, Merchant Princes of the East: Cultural Delusions, Economic Success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John Wiley, 1996)．一个副牧师的作品。

Kunio Yoshihara, The Rise of Ersatz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中国移民

Lynn Pan,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44)．题材广，可读性强。

Wang Gungwu, Don'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3)．王教授有关这方面的众多著作之一。

Wang Sing-wu,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Emigration, 1848 88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69；修订和补充版，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8）．早期研究，内容丰富。

地区

William S. Borden, The Pacific Allianc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Japanese Trade Recovery, 1947 55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战后日本在东南亚的地位。

John Butcher and Howard Dick, eds., The Rise and Fall of Revenue Farming: Business Elit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MacMillan, 1993)

Dominic Casserley, Greg Gibb and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eam, Banking in Asia: The End of Entitlement (John Wiley, 1999)

James Clad, Behind the Myth: Business, Money and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Grafton, 1991)．前《远东经济评论》记者的思考，但内容与题目并不十分吻合。

Martin Feldstein, e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一部比较重要的论文集，探讨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表现。

Kevin Hewison, Richard Robinson, Garry Rodan, eds., Southeast Asia in the 1990s: Authoritarianism,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Allen & Unwin, 1993)

Ruth McVey, ed., South-east Asian Capitalists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me, 1992)

Victor Mallet, The Trouble with Tigers: The Rise and Fall of South-east Asia (HarperCollins, 1999)．一位《金融时代》记者对各国分别所作的研究评论。

David Northrup, Indentured Labor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1834-192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全球研究。

Philippe Ries, Asian Storm: Asia's Economic Crisis Examined (Tuttle, 2000)．这位法新社记者很好地叙述了金融危机是如何爆发的。

泰国

James C. Ingram, Economic Change in Thailand, 1850 197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Alfred W.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CIA Complicity in the Global Drug Trade (Lawrence Hill Books, 1991)．泰国政治权贵、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以及一两个教父。

Pasuk Phongpaichit and Chris Baker, Thailand: Economy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Fred Warren Riggs, Thail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a Bureaucratic Polity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Press, 1967)．里格斯参考印度贱民一词，自创了“贱民资本家”，指外来人群——在泰国的华人，他们只有在本土政治权贵允许时，才有经济机会。

Shu-chin Yang, A Multiple Exchange Rate System: An Appraisal of Thailand's Experience 1946 55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7)．对汇率操纵所产生影响的个案研究。

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G. William Skinner,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G. William Skinner, ‘Creolized Chinese Socie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Anthony Reid, e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Allen & Unwin, 1996)．斯金纳超乎异常地接近了那个时期的曼谷华人精英。这篇文章完全以他亲身的采访为基础，迄今为止没有一本评论海外华人的作品能做到这一点。全文结构严密，对当时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但也对华人给予了极大的同情。

Akira Suehiro,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ailand, 1855 1985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Tokyo, 1989)．那个时期的重要商业经济参考书。

Peter Warr, ed., Thailand Beyond the Crisis (Routledge, 2005)．关于金融危机后泰国的优秀论文集。

马来西亚

M. Bakri Musa, The Malay Dilemma Revisited; Race Dynamics in Modern Malaysia (toExcel, 1999).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 (Media Masters, 2003)．英帝国勋章获得者的自传，该人后来成了马来西亚共产主义起义的领袖。

Edmund Terence Gomez, Political Business: Corporate Involvement of Malaysian Political Parties (James Cook University of North Queensland, 1994)

R. N. Jackson, Immigrant Labou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a, 1786 1920 (Government Printer, Kuala Lumpur, 1961)．该书研究了在前殖民奴隶制时开始的劳务输入，记录了19世纪英国勾结中国教父、黑道人物以及印度契约劳工经营者引进千千万万劳工的事实。

K. S. Jomo, Privatizing Malaysia: Rents, Rhetoric, Realities (West-view Press, 1995)

Mahathir bin Mohamad, The Malay Dilemma (Asia Pacific Press, 1970)．并不是医生唯一的一本书，但该书是最著名的。写于流放伦敦期间，向世人阐述了他的种族理论。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J. J. Puthucheary,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the Malayan Economy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60)．该书写于1958—1959年被英国人关在新加坡的樟宜监狱期间。这位博学的印度律师在书中证明了华人控制马来西亚殖民地的经济只是神话。作者在书中说：“人们普遍认为华人控制了经济，但这不是真的。主宰马来西亚经济的资本来自欧洲。”英国殖民官员不喜欢他的言论；但他却得到了许多信仰自由的欧洲、中国和印度朋友的支持，他们往返于樟宜监狱，为他传递各种资料。

K. S. Sandhu, and A. Main, eds., Indian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1786 1957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3)包括K. S. Sandhu的“马来印度人”。里面有鲜为人知的关于从15世纪起在东南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度商人企业家作用的资料。论文集详细记录了印度移民劳工的历史，他们有的只身到来，孤立无援，有的会得到一定的帮助，有的是以契约劳工身份出现的。里面有一些有用的阶级分析，指出了为什么印度移民比中国移民更短暂。同时还展示了独立后本土集团获得政权之后，印度人和斯里兰卡人在英国殖民机构里的角色是如何让他们成为灾难的对象的。

Peter Searle, The Riddle of Malaysian Capitalism: Rent -seekers or Real Capitalists? (Allen & Unwin, 1999)．第一手资料有限。

Michael R. Stenson, Class, Race and Colonialism in Western Malaysia: The Indian Cas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0)．作者认为英国殖民统治非常有效地操纵着各族人民。在20世纪40年代印度人和中国人冲破种族界限，组织工人联盟，但却被英国的种族操纵所破坏。书中有许多未解答的问题，但作品本身引人深思。

印度尼西亚

Howard Dick, 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al Econom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Indonesia, 1800 2000 (Allen & Unwin, 2002)

Jamie Mackie, ‘Towkays and Tycoons: Chinese in Indonesian Economic Life in the 1920s and 1980s’, in The Role of the Indonesian Chinese in Shaping Modern Indonesia Life (Cornell Southeast Asia Program, 1991)．很好地叙述了第一代华人移民与后来融入当地社会的侨生华人的历史关系，得出的结论是苏哈托统治时期又回到了19世纪典型的侨生华人与他们的政治主子的“嵌套关系”。论文集里有詹姆斯·R·拉什的《19世纪印度尼西亚的社会控制和影响：鸦片农场和爪哇华人》一文，详细叙述了荷兰人管理华人大亨联盟的准军事体系。

Richard Robinson, Indonesia: The Rise of Capital (Allen & Unwin, 1986)

Kevin O'Rourke, Reformasi: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Post-Soeharto Indonesia (Allen & Unwin, 2002)．详细叙述了印度尼西亚的金融危机，很精彩。

James R. Rush, Opium to Java: Revenue Farming and Chinese Enterprise in Colonial Indonesia, 1860 1910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对19世纪的爪哇华人教父以及他们在税收方面的作用（把老百姓交给荷兰人的实物税转换成现金）进行了出色的个案研究。

Adam Schwarz, A Nation in Waiting: Indonesia's Search for Stability (Allen & Unwin, 1999)．该书叙述了印度尼西亚从独立到世纪之交的历史，作者是《远东经济评论》一位受人尊敬的资深雅加达记者。

Twang Peck Yang, The Chinese Business Elite in Indonesia and the Transition to Independence, 1940 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该书叙述了在日本统治时期，新客华人移民取代现任的侨生华人的过程；遗憾的是，作者却没能提供使人信服的具体事例，如走私，这可是整个过程的核心。

菲律宾

Patricio N. Abinales, Donna J. Amoroso,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Philippines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该书很好地叙述了20世纪20年代密友议会制度的起源以及政客党派之间的交换现象（与泰国极为相似）。

Hal Hill and Sisiya Jayasuriya, eds., The Philippines: Growth, Debt and Cri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5)．试图解答菲律宾独立时为何丢弃了其所享有的经济优势。

Amando Doronila, The Stat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Philippines, 1946 7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提出美国的殖民贸易政策以及菲律宾独立的条件使地主精英的地位不断上升。

A. V. H. Hartendorp, ed., Short History of Industry and Trade of the Philippines, from Pre-colonial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Roxas Administration (American Chamber of the Philippines, 1953)

Paul D. Hutchcroft, Booty Capitalism: The politics of Banking in the Philippin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银行掠夺的出色指南。

Ricardo Manapat, Some are Smarter than Others: The History of Marcos' Crony Capitalism (Aletheia Publications, 1953)．记者调查，附有大亨及其家庭的传记。

Norman G. Owen, Prosperity without Progress: Manila Hemp and Material Life in the Colonial Philippines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84)．比较了西班牙与美国殖民统治的异同。

Temario C. Rivera, Landlords and Capitalists: Class, Family and State in Philippine Manufacturing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1994)．有趣的研究，认为20世纪50年代战后西班牙和华菲地主精英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下也是进军制造业的主力军。

Edgar Wickberg, The Chinese Mestizo in Philippine History (Kaisa Para Sa Kaunlaran, 2001) and The Chinese in Phlilippine Life, 1850 1898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研究华菲混血儿的主要著作，可惜所研究的年代有限。

Andrew R. Wilson, Ambition and Identity: Chinese Merchant Elites in Colonial Manila, 1880 1916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如题目所示，对教父这类人的多重身份作了出色的研究，虽然在地理和时间架构上比较窄。

Wong Kwok-chu,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 Economy, 1898-1941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99)．没有大的惊人之处。

香港

James Clavell, Tai-pan: A Novel of Hong Kong (Michael Joseph, 1966)．最畅销的历史小说。

Colin N. Crisswell, The Taipans: Hong Kong's Merchant Prin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缺乏重点。

Leo F.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一位原记者兼香港政府政策顾问的思考。

Frank H. H. King,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and ed., Eastern Banking: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Athlone, 1983)．官方银行传记作者。

John Lanchester, Fragrant Harbour (Faber, 2002)．非常优美的小说，远比非小说作品更能使读者了解到殖民香港的状况。

Roger Nissim, Land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关于钱的来源的详细政策。

Alice Poon, 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 in Hong Kong (self-published, 2006)．一些有趣的消息。

Kevin Rafferty, City on the Rocks: Hong Kong's Uncertain Future (Penguin, 1991)．前《金融时报》记者的优秀报道。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Britain, Chin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关于“二战”时期的香港及精英行为的著作，故事写得很美，研究也很彻底。

K. N. Vaid, The Overseas Indian Community i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2)

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arperCollins, 1997)．一本优秀的参考书。

Dick Wils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win Hyman, 1990)．前《远东经济评论》编辑的充满同情和逸事趣闻的回忆录。

新加坡

Michael D. Barr, Lee Kuan Yew: The Beliefs Behind the Man (Curzon, 2000)．该书对多年来一个人截然相反的观点进行了概括，是一本很好的书。

T. J. S. George, Lee Kuan Yew's Singapore (Andre Deutsch, 1973)

W. G. Huf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Singapore: Trad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非常严谨的关于该岛国的经济历史的作品，说明了新加坡在金钱和贸易上都是要依靠印度尼西亚（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马来西亚）。还有Currency Boards and Chinese Banking Development in Pre-World War II Southeast Asia: Malaya and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of Glasgow, 2003)。

Lee Kuan Yew,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 2000 (HarperCollins, 2000)．李先生的观点。

Eric Tagliacozzo, Secret Trades, Porous Borders: Smuggling and States along a South-east Asian Frontier, 1865 1915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这一课题至今还未作深入的研究。不幸作者没能在内容和分析上有所突破。

教父传记和自传

E. C. Batalla, Growth and Survival for Generations: The Case of the Ayala Group of the Philippines, 1834 1996（即将出版）

Irene Cheng, Clara Ho Tung: A Hong Kong Lady, Her family and Her Tim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6)．讲述了何东爵士两位中的其中一位夫人的故事，去除了对家族不利的内容。

Frank Ching, The Li Dynasty: Hong Kong Aristocra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东亚银行的李氏家族连续几代都是成功者，确实不同寻常；很显然该书的作者是他们家族的粉丝。

Jean Gittins, Eastern Windows, Western Ski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69)．何东爵士女儿的自传；里面有些有趣的私人细节，但大部分是官方观点。例如：爸爸“一直待在澳门，完全出于运气”，而事实上是日本领事告诉他应该逃离去澳门。

Geoff Hiscock, Asia's New Wealth Club: Who's Really Who in Twenty-first Century Business: The Top 100 Billionaires in Asia (Nicholas Brealey, 2000)．当代大亨传记梗概。

Robin Hutcheon, First Sea Lord: the Life and Work of Sir Y. K. Pao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Stanley Jackson, The Sassoons: Portrait of a Dynasty (William Heinemann, 1989)．引人入胜地描写了“东方罗斯柴尔德家族”。

Madame Wellington Koo, No Feast Lasts Forever (Quadrangle, 1975)．黄仲涵的一位女儿的自传，由人代写。

Sam King, Tiger Balm King: The Life and Times of Aw Boon Haw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92)．虎豹集团的故事。

Pasuk Phongpaichit and Chris Baker, Thaksin: The Business of Politics in Thailand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2004)．杰出的作品。

C. F. Yong, Tan Kah-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圣徒传记

Anthony B. Chan, Li Ka-shing: Hong Kong's Elysive Billiona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剪报集，里面都是奉承之语。

Mike MacBeth, Quiet Achiever: The Life and Times of Tan Sri Dr Chin Tuan (Times Editions, 2003)

Lim Goh Tong, My Story: Lim Goh Tong (Pelanduk Publications, 2004)．黄油是不会熔化的。

其他

Ron Chernow, The Death of the Banker: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Great Financial Dynasties and the Triumph of the Small Investor (Pimlico, 1997)．该书简要地综合了这位杰出商业历史学家的部分观点。这位商业历史学家撰写过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和瓦尔堡家族传记。

Matthew Josephson, The Robber Barons: The Great American Capitalists, 1861-1901 (Harcourt, Brace, 1934)．该书引发了对这一表达的应用。

Lytton Strachey, Eminent Victorians (Bloomsbury, 1988; first published, 1918)．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作了解构性分析，但也是一本高质量的历史作品。

附录图表

图1　东南亚近40年出口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对比

名义出口值的年增长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东盟5国*，%

*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香港被排除在外，因为中国内地的再出口以及在中国的外国公司的再出口有些是通过香港的，而我们不可能把这些数据与香港本地区的出口数据区分开来。

来源：国民核算、作者计算

图2　经济较为平衡的国家的出口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对比，以美国为例。它们之间的关联没有东盟5国那么紧密。

名义出口值的年增长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美国，%

来源：美国国民核算、作者计算

图3　1997年以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东盟5国与中国香港的国内投资总值所占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概略平均数**，%

*第一年得到了完整的数据。

**这样处理，似乎这6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规模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但从概略平均数的角度来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规模已经是很相似了，因此很能说明问题。1983年，菲律宾的投资率达到了顶峰，后来由马科斯引发的危机导致了投资持续下降，如果把这样的国家排除在外的话，1996年其他5个国家和地区的最高平均投资率是36.5%。

来源：国民核算、作者计算

致谢

有太多的人要感谢，虽然在这里只能提及一小部分。首先要感谢我美丽的太太蒂芬尼·鲍恩，她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伴我度过了2006年时的“困难的第二张专辑”（此处是借用音乐圈盛传的“困难的第二张专辑［difficult second album］”之说。在音乐圈，制作人常因身陷“困难的第二张专辑”的宿命魔咒中，而导致新作难产。——译者注）阶段。我也得到了麦克·蒙特萨罗和阿瑟·克劳博的极大鼓励。我的英国编辑佩妮·丹尼尔和莎莉·霍洛威对《亚洲教父》的出版显示出了巨大的责任感，并且沉着冷静地依靠出色的专业水准解决了许多棘手问题，谢谢你们。伦敦的理查德·芒登从专业角度为本书审稿，以处理书中可能引起的文字诽谤方面的麻烦，并得到了斯蒂芬·布鲁的支持。他俩在确认最后定稿前的曲折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幽默感和愉快的心情。阿瑟·克劳博、斯蒂芬·布朗和蒂芬尼·鲍恩在编辑阶段提供了有关结构、内容、例证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詹姆斯·纳恩在封面制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亚洲教父》是受伦敦普罗菲尔图书公司的安德鲁·富兰克林和纽约亚特兰大出版社的摩根·恩特雷金委托完成的。

在信息搜集的过程中，如果没有那些朋友提供住宿，我想本书也不可能完成。在这里应该感谢的有：香港的汤姆·米切尔、西蒙·卡特利奇、美穂·卡特利奇、米卡·克斯、瑞切尔·克斯，吉隆坡的乔许·霍兰、洛林·霍兰，新加坡的露丝·希尔以及伦敦的林肯·迈克麦霍、雅克·迈克麦霍、爱威欧·菲利普斯和崔西·菲利普斯。特别要感谢香港的米歇儿·加纳，她经常在自己的饭店里为我提供免费的餐饮。当然在一些紧急情况下，作者得自己支付旅馆费用。

本书中有关宏观经济方面的框架是在与我的老朋友，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的谈论与争辩中渐渐形成的。要强调的是乔纳森·安德森只赞同我书中的一小部分观点。书中的图表数据以及40年来复杂的股价方面的信息都是由一位沉稳干练、有耐心的分析家乔·曼挖掘出来的。我的代理人克莱尔·亚历山大自始至终都给予了关心和支持。

许多对本书有过帮助的人不愿被提及姓名。在这里我可以公开感谢的有埃利克·巴塔拉、菲利普·鲍林、萧依钊、贾斯汀·德贝尔、理查德·埃尔曼、玛拉·费克西欧、艾德蒙·特伦斯·哥梅兹、顾汝德、霍华德·乔治斯、曼吉·哈比尔、史蒂夫·海格、马克·海努斯、海姆洛克、饶伟讯、尤琵·希达亚特、保罗·胡奇罗夫特、本恩·郭、李嘉文、凯斯·李、李海英、lim keam chye、莱斯利·洛佩兹、保罗·麦肯齐、凯梅·曼、约翰·麦克白、露丝·麦可薇、弗朗西丝·莫芮塔、罗素·纳皮尔、彼得·南丁格尔、罗斯·奥布莱恩、凯文·欧诺克、拉菲·布拉、alanis qin jing、高登·雷丁、许戈·瑞斯妥、芮塔·森、马克·西蒙（关于存档工作实在很抱歉）、G．威廉·施坚雅、菲利普·斯诺、迈克尔·瓦提裘提斯、吴汉泉、王赓武、大卫·韦柏以及克里斯·伍德。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马来西亚一位很有原则的记者、成绩斐然的随笔作者MGG·比莱不幸去世了，我们大家，甚至那些曾被他作品所激怒的人都将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