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世家

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

戴仁柱　著

刘广丰　惠冬　译

中华书局

序

稍微了解一些南宋历史的人都知道，一部南宋政治史，贯穿着权相的统治。专权达十年以上的权相，即有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四人，合称“四大权相”。秦桧专权约16年，韩侂胄14年，史弥远27年，贾似道22年，合计79年之久。南宋自1127年至1279年，共计152年，四大权相的专政时间超过了一半，对南宋政治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对“四大权相”的研究，一直都比较缺乏，相关论著十分稀见。在“四大权相”中，史弥远和贾似道的专权时间最长，即使放入两宋320年历史中，也位列第一、第二位。而在“四大权相”中，也以史弥远与贾似道的研究更为不足。中国大陆学者中，贾似道的研究著述尚曾见到，而史弥远的研究论著，就更寥若晨星了。

美国学者戴仁柱（Richard L. Davis）先生，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高材生，师从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刘子健先生（1919—1993）攻读博士学位，故其治学，深受刘先生影响。鉴于南宋史研究的缺乏，刘子健先生曾大力呼吁加强南宋史研究，并身体力行，发表了多篇指导性的论文，提出了不少高见。本书的初稿，即是戴先生在刘先生指导下所作的博士论文，经修订后，于1986年出版了英文版。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对外交流有限，加之又是英文著作，因此，戴先生的大著鲜为中文读者所知，实在遗憾。2006年，戴先生到香港岭南大学任教后，来往方便，大陆也完全开放，故而交往日密。2009年，经我介绍，戴先生同意并授权，刘广丰博士与惠冬博士生共同将此书译为中文，书名定为《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经过一年多努力，中文稿已译妥，即将交中华书局付梓。戴先生希望我作个序，不能推辞，慨然应允。由于戴先生精通中文，两位博士又都是专攻宋史的，故而此书的中译，具有相当高的水准，是中译史学著作中较好的一种。此书的出版，不仅使我们可以通过戴先生的大著窥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状况，也可以说是中美学术与文化的交流。是故，也乐为之序。

从政治学角度出发，作者认为，“宋朝政府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政治权力总体上的制度化和宰相在具体实施层面的自主权”，并将其称为“中国历史的积极进展”。因此，他对四明史氏家族的三位宰相都寄予了极大的关注，进行了热情的称赞。他认为，“史氏最终创造了宋朝最伟大的成功史”，出现了28位进士，200多位各级官员，“史氏族人在南宋的权力巅峰是在宁宗、理宗两朝，他们支配着临安朝廷，所拥有的政治权力无人能及”，将明州变成了全国的政治核心（见第一章《四明故事》）。作者在《绪论》中谈及选择明州史氏家族为研究对象时提出了三个原因：“第一，他们创造了可能是那个朝代最震撼人心的成功史。”第二，史氏家族步入官场及升迁，主要依赖于科举体系，而这种经历是当时大部分士大夫晋升的缩影。第三，史氏家族一直受到皇帝眷顾，其衰败是自然过程，并非突发的朝廷政变的结果。这种选择说明，作者是把史氏家族作为科举制度下成功的一大家族来看待的，这个家族的发展史乃是一部辉煌的成功史，其衰败则是“自然过程”。从“考镜源流”、“植根皇城”到“春华秋盛”，作者用三章的篇幅叙述了史氏的家世、发迹直至辉煌的历史，重点是史弥远。作者将开禧三年诛杀韩侂胄的主谋认定为杨皇后，而史弥远仅是帮凶，这一观点是令人颇感新鲜的。

本书的最大优点，是作者融会史料后以通俗文字写出，流畅易懂。当然，这与译者有很大关系，但作者原文是基础，是最为重要的，否则，译者纵有通天本事，亦难完全改变原有文风，而另成一番风貌。

深入浅出，有鲜明的时代感，是本书的第二大优点。刘子健先生重视南宋史的研究，力求从整体上把握与剖析南宋政局，有一系列精彩论断。作为刘先生的高足，作者奠基于此，进而分析四明史氏家族在南宋中后期政局的发展及影响，开掘甚深，并加深了我们对当时南宋局势的认识，再配以通俗流畅之文字，不愧“深入浅出”四字，殊足称道。

因是较早与少见的有关史弥远家族的专门研究，本书颇多创获。如对于史浩政治态度的分析，对于杀韩侂胄事变与史弥远时代后宫杨皇后的作用的考察，对于史嵩之政绩的开掘，都颇见新意，为本书增添了光彩。总之，本书是一部较好而又通俗易懂的史学著作，值得一读。当然，本书也有一些瑕疵，此不赘言，当另文指出。

自2006年到香港岭南大学任讲座教授兼历史系主任之后，戴先生参与大陆学术活动日益频繁，对他熟悉的大陆学者也逐日增多。他的《山下有风》一书，就颇受青睐；而《伶人·武士·猎手：后唐庄宗李存勖传》更是广传。相信本书的出版，亦会引人注目，增强人们对于南宋史研究的了解和兴趣。近年来，杭州市南宋史研究中心在南宋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了几十部著作。本书的出版，亦为这一工作添了砖，加了瓦，值得称道。尤其是作为一个美国人来说，更为难得。

张其凡

二〇一一年六月七日

于广州暨南花园

悼念我的恩师刘子健教授(1)

刘子健先生一生学术成就非凡。在现代的学术文化中，人们总是很自然地去量化一位学者的成就，说他们博学多才，著作等身。而若非以数量作为衡量标准，人们就得评判这位学者的学术观点是否能够不断创新，永无止息。无论是以哪种标准作为衡量，刘子健先生在学术界里都绝非懒散之人。实际上，他为美国的宋史研究打下了主要的基础。

他主要关注政治史，但也孜孜不倦地去研究文化、学术和社会问题，就这样，他为史书上刻板的朝廷事务与文人生活注入了新的生命。他的眼光独到，文笔畅达。其著作之目的一直在于鼓励后辈新人，而非让学术小圈子里的专家们孤芳自赏。其著述话题广泛，且言之有物，深深打动我辈学人，而我跟其他很多人就是因此进入宋史研究领域的。然而，在刘先生看来，学术的最终回报在于教育，而他本人也乐于成为同学们的良师益友。

作为1975年入学的普林斯顿研究生，我认为刘先生对历史材料的掌握可谓得心应手，在宋史学界里没有任何其他学者能与之相比，当然，我指的是西方学界。每当谈到藏有大量宋代文献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时，我总是不可避免地提到我的指导老师在早年带着我参观这个图书馆的往事。当我以为自己发现一部新的或鲜为人知的文献时，我总能发现刘子健先生在那里塞过一张纸条，或折过一页书角。事实上，根据这一个个折过的书角，以及一张张纸片的年份，人们可以重构出刘教授来到普林斯顿后近三十年来学术生涯的发展与转变——他的研究领域从11世纪转向12、13世纪，从文化史转向政治史。

后来我发现，刘先生大多数的文书工作并非为了他自己，而是其他人。作为这个国家里（译者按：指美国）关于中国中古时代历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很多年轻的学者都来寻求他的帮助，请求他帮忙修改论文初稿，而他来者不拒，欣然为之。这正是一种社区互动的服务，但这一切都是义务的，因为相关学术机构不会为此给他任何报酬。作为这一领域中非常著名的公众人物，刘先生很慷慨地为与他毫不相干的个人和机构挤出自己的私人时间。尽管如此，他还是给予自己的学生最大的关注——这一点我自己深有体会。

1981年我离开了普林斯顿，先后去了明德学院和杜克大学，这两所学校都没有专门的汉学研究。然而，我每隔几个星期就会收到刘子健先生的来信，有时候还更加频密。信中总是有一些他偶然发现的材料的复印件，这些材料非常罕见，但对我当时的研究极其重要。我在普林斯顿的博士论文出版成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还不间断地给我写信，而此时，我的另一本著作也将要完成了。刘先生对我的关怀既持续又体贴，我从这位曾经的师长身上学到了很多，尤其是他对后辈倾囊相授的学术品质。而如今，我们已经是同一学术领域中的同行了。

直到四年前，我才深刻意识到我一直以来深受刘子健先生的恩惠，也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学术交流极具价值，那是夏天一个漫长的下午，我们在普林斯顿的职员会所里。最开始，我们只是漫无目的地讨论宋代的政治，但最终，两人的讨论集中到了宋代閤门使这一小官职上。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几乎是零，而原始材料既简单又分散。于是，我们只能靠自己去重构相关的历史了。这是一次有趣而刺激的讨论，我们不断交换信息与观点，寻找各种不同的参考书目和相关的奇闻轶事。但三小时后我们分开时，刚才的激情瞬间消失，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在我的脑海里油然而生。对我来说，刘子健先生不但是一位研究中古时代政治史的历史学家，他更是一种珍贵且无法代替的资源。他研究中国历史当中不受重视的历史，而且使这种研究日渐受到重视。如果没有他，这些早被边缘化的问题可能更加无人理睬。

戴仁柱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七日

宁波宋元墓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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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按：此文乃戴仁柱于1993年刘子健先生的追悼会上公开诵读的悼文。本书是戴仁柱在刘子健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而刘先生对戴仁柱一生的影响与帮助都非常大，戴仁柱认为，应该通过此书，公开这篇悼文，以与读者分享他对恩师的怀念与评价。

自　序

今天，在风景秀丽的宁波东钱湖畔，游客们也许会对这里遍布的宋元墓葬群感到惊异。这些陵墓让人感受到当年的宁波——尤其是鄞县的繁盛，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引擎，还是一个孕育了许多伟大的文化精英和政治领袖的渊薮。当地士人渴望出人头地，从而使宁波得以超越包括杭州和南京在内的其他江南古城。城内的天一阁，作为一座以华美庭院和稀见图书而闻名的藏书楼，也是宁波悠久历史的见证。

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我开始研究南宋史氏家族时，宁波尚未对外开放，东钱湖畔的墓葬群也未被世人所熟知，关于当地历史的研究成果也寥寥无几。我写于1980年的博士论文——1986年成为我的第一本著作，主要是基于在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以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研究。1985年，我第一次造访宁波，并没有获得多少对论文有帮助的原始材料。令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在短短十年之后，历史会焕发出如此勃勃生机：宁波这座曾经濒亡的城市重获新生，当地图书馆前所未有地对外国学者敞开怀抱，隐匿于乡野之间的墓葬被修葺一新。尤为重要的是，现今还能找到史氏后人，获取到极珍贵的文献资料和遗物。1995年的第二次宁波之旅，使我极大地丰富了对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认知——过去，我只能远远地研究他们。在此，我得感谢当时宁波文物管理处几位先生的热情照顾和帮忙，包括杨古城和曹厚德。

本书的英文版面世二十五年后，当我准备推出中文版之际，我觉得进行大幅度的修订似乎要比轻率地翻译原版更为重要。1986年的版本，更像是一本充满大量图表、附录、严格的注脚以及广泛征引文献的博士论文。原版之中包含了泾渭分明的两部分：史氏作为一个南宋士大夫家族的政治史的故事，和在史氏家族际遇的基础之上展开的社会史的分析。对于中文版，我决定聚焦于前者。读者若是对社会流动中存在的问题有进一步的兴趣，我建议他们去阅读英文原版。同时，我也决定在中文版中稍为缩减对研究成果的引用，因为要将最近几十年的新成果整合到原版之中，是一件令人生畏的工作；而简单地重复这些成果也似乎是毫无意义的。起初，我对史氏家族的复原是基于一些宗谱，尤其是《萧山史氏宗谱》，这是一个裔承宁波群体的家族谱系。我在本书中广泛引用了这一宗谱的材料，而在今天很多历史学家看来，这是一些次要的史料，因为他们认为宗谱夸大了家族的荣誉，作为历史资料并不十分可靠。这些宗谱文件确实是现实与神话的大杂烩，但我们应该知道宗谱还有另外一个作用，那就是提醒族人们一些应尽的义务，其中包括为生者尽孝，为死者服丧——这是中国礼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正是这一因素，使得人们在编撰宗谱时小心翼翼。在宗谱中，有关族中男女一生的故事也许会被夸大，但族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准确的，这也正是我在写作本书时，对宗谱感兴趣的原因。我原本还想把从鄞县获得的更多更新的材料纳入新版之中，但时间上却不允许。

我经常追问，为什么宁波的政治家族在历史上会如此富有争议，同时代的人经常指责他们为了获取统治地位而牺牲其他地区的人们。语言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宁波方言非常独特，即便是近在咫尺的杭州人或上海人都难以理解。当宁波人离开家乡去入仕或者经商，他们便会在居住地组建同乡会；反过来，这也让他们表现得更像是外乡人。也就是说，他们似乎拒绝融入到新的居住地，并以之为家乡。当然，在宋代，当士大夫们抱怨“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的时候，他们也是把明州人视作外人进行抨击的。清朝也是如此，在一些地方，例如上海，宁波籍人的势力反映在诸如宁帮之类的商帮、会馆之类的社交场所，以及通过联姻而形成的战略同盟上。五十年前在台湾，蒋介石同样具有以宁波本土社团为中心的社交倾向，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想推举他的儿子蒋经国来继承自己的权位。

对于处在分散状态的少数派团体来说，阶层、教育程度和思想观念之间的差别，往往使他们趋于弥散。但最终我仍然相信，对于宋朝史氏家族的争议，不是因为他们构建了一个支持同乡人的网络，而是他们的政治家族比其他士大夫家族更加强大，甚至超越了皇族。在这出政治家族的剧目里，史氏在朋友艳羡的目光中平步青云，又在对手的愤恨声中一蹶不振。他们在南宋的经历，和今日美国的肯尼迪或布什等政治家族并没有什么两样：卓越的功绩往往会招来普遍的排斥。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试图摒弃七百多年来的历史偏见，努力从史氏家族自身的角度去理解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许多不甚妥当的先入之见进行批判，并重新评估，尤其是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权相”观念：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这个词暗示了相权的滥用，以及通过贪污受贿和任人唯亲等形式进行的大权独揽。北宋设立了一套将行政、军事、经济诸权分离的政治架构——这种体系继承自五代——不料到了南宋，首相会被再次赋予广泛的权力。这个变化是优是劣还需日后讨论，但这个转变的历史性质却是无可置疑的。宋朝尝试了许多模式——一个比一个成功，正是这种试探和推进底线的意愿使得那个时代饶有兴味。通过政治学的训练和比较政治学的浸淫，我坚信，政治权力总体上的制度化和宰相在具体实施层面的自主权——宋朝政府的一个主要特征——代表了中国历史的积极进展，它表明宋朝之前那种君主个人独裁的模式发生了转变。在加强行政自主权上，权相们具有扮演积极角色的潜在可能，但只有在他们既具资格、又有能力时才能办到，史弥远恰恰兼而有之。

我对史氏家族的兴趣源于对史弥远的关注，他是南宋权相的象征，却又不因陈习，恪尽职守，为促进国家利益而鞠躬尽瘁。在他任职的二十五年间，他的家族显然从中获得了不少好处，却又没有达到一些同僚所批评的程度，他还是紧紧约束了自己的家族，这就是周密为什么会说“史忠献当国日，待族党加严”的原因。他是一个正直而自律的人，对帝国的贡献远大于他的失误。

然而，到了明清时代，统治者实行极权统治，并认为“权相”是对他们权力的一种威胁，于是长期以修史的方式对他们加以谴责。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是关于明清之际史弥远从“权相”到“奸相”的形象转变的(1)。我注意到，元人编写的《宋史》虽是官方正史，但却有很多矛盾之处，其中对嘉定十七年（1224）赵竑被逐、赵昀继位一事，就有三种记载。宁宗的本纪认为，皇帝卷入了让赵昀继位之事，据说是他在临终之前把赵昀封为皇子的。杨皇后的传记则认为，史弥远是唯一一个策划这起阴谋的人，是他威胁杨皇后，让杨皇后屈服的。在这次历史事件中，赵竑是被废的皇子，其传记则暗示，史弥远是赵竑的主要反对者，但该传记认为，史丞相早在多年以前就把其他朝廷重臣拖下水，以为将来废除赵竑打下基础，郑清之就是其中一个，因此，这起阴谋策划的时间很长，涉及的范围也很广。但令人吃惊的是，史弥远的官方传记对于这一事件并没有多少记载。官方史学家有意不把史弥远列入《奸臣传》中，这正好反映他们对他参与这一事件的程度抱有怀疑态度，相反，他们更加认可他在宋代政治中的积极作用。《宋史》的这种矛盾与含糊在元代其他描写赵竑事件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周密两本可信度较高的作品，《齐东野语》和《癸辛杂识》，从来没有认为史弥远在此事上采用了非法手段，或者单独施为；相反，这两本书都认为杨皇后很早就开始讨厌赵竑了，因为他冷落妻子，而这位夫人正是杨皇后的闺中密友。另外一部元代著作——《两朝纲目备要》，认为废除赵竑是临时决定的，而且它也没有把责任单纯归在史弥远身上。谨慎似乎是元代史学家的普遍特征，在材料不一致的情况下，他们不会妄下判断。

一直到了明代中晚期，历史学家才开始把赵竑事件定性为史弥远单独施为的犯罪行为，并因此把他作为奸臣加以批判。第一部把史弥远归为“奸臣”的著名作品，是王洙写的《宋史质》，而此书恰恰是明代说教性最强，而可信度最低的一本书；王洙不但认为史弥远是奸臣，而且是权奸。但我认为，明代有关宋朝的著作，写得更多的是明朝而非宋朝。明正德十六年（1521），王洙已经进入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而当时，内阁首辅杨廷和与张太后称武宗正德皇帝遗旨，选朱厚熜为帝，这就是明世宗嘉靖皇帝——这一举动后来引起了一系列的政治阴谋和纷争。嘉定十七年（1224）和正德十六年的事件相似得令人吃惊，而攻击一个像史弥远那样的历史人物，比攻击当时的朝廷大臣在政治上却少几分风险。柯维骐是比王洙稍晚的一位历史学家，他是《宋史新编》的作者，他在评判史弥远的“恶行”时没有过分感情用事，并且遵循《宋史》没有把他列为奸臣，他更愿意用“权臣”来代替；然而，他对史弥远的总体评价比起《宋史》还是更为负面。《南宋书》并没有像柯维骐那样有所保留，它的作者是钱士升，曾在明末担任内阁辅臣，他的这本史书应该是在明朝灭亡之后写的。跟王洙一样，钱士升把赵竑被逐一事描写成史弥远单独施为的罪行，并且进一步认为史弥远从头到脚都是一个权奸。同样显著的是，这三部晚明作品的作者都是东南人，离南宋的权力中心很近，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对这一王朝和她的领导人有强烈的激情。

还值得关注的，是清代两位写过有关宋代史的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王夫之（《宋论》的作者）和赵翼（《廿二史劄记》的作者）。尽管他们在材料辨别上比明代前辈们更具批判性，但他们都倾向于接受前辈们对史弥远的批判观点，认为他是一个权奸之人，因而接受他“奸臣”的固有形象。就这样，一个在宋元两代仅仅是权臣的人，到了明清就完全变成大奸大恶。历史学家就因为他的一次行为，否定了他一生的功绩。更重要的是，他们延续了中国史学传统上最消极的一面：把历史人物刻画成忠与奸、黑与白。但事实上，我们大多政治人物都活在灰色地带里。

政治学背景长期以来塑造着我阅读和解析政治文献的取径。对史氏族人最为激烈的非难，也许表露在朝廷奏议之中，大多史学家往往将之视为真正体现了普遍事实和士人舆论的历史文献。其实，它们极尽言辞之能事，本质上是为了通过扭曲记录、造谣中伤来误导读者。因为此类文献仅仅提供了一种主观意见，史学家理应对此加以批判地接受。在上世纪的开放社会中，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能够运用充分的资源来评价和审视这种主观性。然而，对于传统中国，为了支持某一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另外一些东西会被有系统地过滤掉。对于史弥远和史嵩之，他们完全被政敌的声音所淹没，这必然造成记录的扭曲，这一情况阻碍了史学家理解人物和政策之间的微妙和复杂。既然缺少取舍观点的余地，我们就有必要对这种千夫所指保持怀疑和警惕。

最近的三十年，我仍然坚信政治史是其他所有研究的基础，尤其是研究史氏这样的政治家族。本书提供了所有重要的政治制度背景。同时，许多工作仍然尚待研究，包括史氏在南宋宁波的社会关系网络，个体族人的文化成就，以及史氏在明清时代的多舛命运。本书代表了历史考察的开始，而非终结。有关南宋宁波士人的新材料、新观点都在不断涌现，我希望学者能够充分利用身边的这种便利。事实上，在本书英文版出版后不久，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明州士大夫群体以及中国南方学术精英的发展。我在普林斯顿的一位老师，2005年去世的牟复礼先生，在他的一本著作中用了整整一节去讨论史才，并认为明州史氏的崛起，标志着沿海地区士大夫精英的崛起，同时认为这是宋代社会一种了不起的发展。牟先生是明史专家，宋史并非其专攻方向，他对史氏的论述大部分是基于本书及我的一篇论文，这说明了史氏家族发展的独特性，已经足以引起其他领域学者的关注(2)。

历史学家会认为，我们的研究应该跟我们个人的生活分离开来：正因为跟研究对象保持距离，我们才能够保持冷静。在本书出版几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对史氏家族的兴趣，以及对宋代社会流动的一些设想，是强烈受到我的社会背景及生活经历影响的。我沉醉于寻找宋代社会流动的踪迹，是因为它仿若我在美国的生活，作为美籍非裔，我的出身并不高贵。我醉心于把史氏家族描写成社会流动的典型，是因为我要验证自己的一份坚持：坚持以一个新兴学者的身份，对抗美国学界内固有的阶级歧视与种族主义。而有趣的是，一些研究宋史的美国学者对此持相反观点——这些学者认为原有的精英阶层操控着强大的社会网络，因而控制着整个宋朝——他们通常来自特权阶层，他们也是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套用到宋代历史的研究上。双方虽然观点各异，但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动机与倾向，然而，他们对此也无法否认。

我将此书的1986年版献给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导师刘子健先生，他已于1993年离世。作为一位宋史专家，刘先生的遗产是非比寻常的：他在制度史、思想史、政治和社会以及历史地理与文化等方面都有著述问世。作为一名哲学博士生，我非常荣幸地加入到他的研讨班之中。在这个研讨班中，他的学识尤为引人注目。他甘之如饴地穿梭于微观的文献考订和宏观的抽象概括之间，将政治与历史文化背景相关联，并且将宋朝与当代中国相衔接。对他而言，历史由于与现实的对接而妙趣横生。刘先生对于北宋的研究已经出版了两本著作及无数的论文，但在70年代末，他却转为研究南宋，专注于第三本著作《中国转向内在》。当时，他经常感叹于中国学者忽视南宋的倾向，他希望这个缺陷可以由他的美国学生来弥补。毫无疑问，我最初对这一时期的兴趣，就是受刘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那令人难忘的研讨班所激发，并且在三本有关南宋的专书出版后，我仍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我愿意将这本中文版的新书赠予我在亚洲，尤其是台湾和香港的学生们，他们在我的新家中给了我亲人般的温暖。

戴仁柱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日

于香港岭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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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戴仁柱：《历史学上对南宋成见的形成及其演化——以史弥远为例》，载衣川强主编：《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京都：同朋舍1989年版，第357—386页。该文的中文翻译已收入本书附录四。

(2) 见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帝制中国：900—1800》，麻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332页；戴仁柱：《仕途成就与宗族发展：以宋代明州史氏为中心》，载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华琛（James L. Watson）编：《帝制中国晚期的宗族组织》，伯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94页。

目次

序／张其凡

悼念我的恩师刘子健教授

自　序

绪　论　中央地方

第一章　四明故事

第二章　考镜源流

第三章　植根皇城

第四章　春华秋盛

第五章　落日余晖

尾声　曲终人散

附录一　四明史氏族系图

附录二　南宋丞相的地理分布

附录三　史氏部分族人的名单和政治成就

附录四　历史学上对南宋成见的形成及其演化——以史弥远为例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绪　论　中央地方

在中国社会的演变过程中，再没有像政治和家族这样频繁出现且影响广泛的主题了。传统中国无一不是政治性的，政治又无一不是被家族所深深影响的。这两者间的相互交错，常常产生出许多壮观的场景和令人费解的灾难。就此而言，宋代史氏家族的故事不会令人失望。

在商业繁荣的明州（今浙江宁波），史氏是白手起家的典范：一开始默默无闻，然后涉足官场，最后权倾朝野。他们享受着同时代其他家族难以企及的物质财富、政治影响、君王恩宠和社会地位。他们掌控朝政几近半个世纪，其决定甚至影响着整个王朝的命运。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成功毁掉了史氏家族，并且这种毁灭跟他们的成功一样，来得极富戏剧性。史氏族人很快成为朝堂上被嘲讽的对象。在家族内部，它成为紧张的族系斗争与个人矛盾的牺牲品。内外交困之下，史氏家族最终分崩离析。它的荣辱兴衰与政府尤其是其政策紧密相关。

然而，在开始他们的故事之前，有必要先把史氏放入当时的士大夫官僚背景中去，以便理解为什么伟大的家族往往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

从秦汉到明清，几乎没有其他议题能够像统治阶层的演变那样，既令人着迷，又令人捉摸不透。尽管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学者们对这种动态演变的理解依然有限。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新的精英集团才更容易产生呢？为什么在某一时期，政治分裂和社会动荡似乎只是增强了地方世族的财富和影响力，而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不同时期，却产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呢？反而言之，政治稳定和中央集权对传统精英们有何影响：他们会侵蚀这个群体，还是有利于其进一步的巩固发展？这样复杂的问题不会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既然中国历史上每一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都不甚相同——每个时代都会有各自的特色和接受变化的能力——同样的因素当然会对不同时期的精英演变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之前，研究帝制中国的学者们通常认为，政局不稳和民众暴乱不利于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当然也会对精英的存在造成负面影响。对于元、明、清三朝来说，也许的确如此，那时的暴乱通常会反对当局的统治，并且蔓延于整个城市、乡村。但是，从秦汉到隋唐的大多叛乱都是直接针对朝廷，并且是以首都为中心的。只要地方世族远居于权力中心之外，不直接卷入冲突，他们就不会在这种改朝换代的政治轮回中蒙受太多损失。毫无疑问，中央政府的频频缺席，也有利于地方的社会精英排除外来阻力，控制当地的经济，包括毫无顾忌地兼并弱势者的土地。另一方面，统一秩序的出现，反而经常会对传统精英造成一些威胁，无论他们是否远离政治中心。为了保住刚刚获得的权力，新的政府就必须冒着极大的风险，消灭之前的对手，并阻止其他任何有能力挑战其统治权的势力膨胀。对区域资源具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精英，肯定会饱受中央集权之苦。

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抑制精英的例子，发生在汉朝初期。尽管在推翻秦朝的过程中得到了战国贵族阶层的大力支持，刘汉统治者们还是一直担心这些贵族某一天会背弃自己，与其他新贵结盟，推翻自己的统治。于是，他们强迫有名望的豪族大姓背井离乡，迁徙到朝廷触手可及的京城附近。这次为人熟知的帝国意志的展示，发生在汉朝统治的头十年间，涉及人口据说超过了十万，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1)。割弃了曾经的财富和影响力，旧贵族经济上破产，政治上没落，泯没于芸芸众生之中，再也无法对中央集权形成严重的威胁。后来，朝廷对充任地方社会掌权者的刘氏族人也不放心，实行了一系列措施，旨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使其依赖于中央(2)。于是，在西汉生气勃勃的头一百年间，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俨然已经建立，它有力地挑战了旧的统治阶层，并最终取而代之。

新的、更有力的精英集团崛起于汉朝统治的第二个百年间——此即后来所谓的豪族或者世族，他们逐渐地取代了旧贵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变化之所以如此之大，是因为那时的朝廷已经是元气大伤。朝廷再无力掌控地方势力；地方势力脱离了中央的束缚，恣意膨胀。这种新的精英集团在商业活动中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在商业财富转化为土地财富、地主以精英身份参与到行政事务之前，这种影响力并不会保持很久(3)。政府阻止整个社会快速商业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地位，豪族都令汉代贵族们相形见绌。这些豪族的突出影响力在西汉末期的危机中展露无遗。王莽篡位之后，光武帝（25—57年在位）只有在得到了这些地方精英的支持之后，才能够重建汉王朝；实际上，他认为自己能登上皇位，完全是拜他们所赐(4)。中兴之后，豪族的权势日渐膨胀，变得更加不可一世，徒有其名的洛阳朝廷几乎不能与之抗衡。最后的结果是，一个精英集团由此完全确立，他们深深地扎根于乡里之间，其统治得以持续几近千年之久。自封建西周以来，从没有出现过这般情况，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主要成为世袭特权的专享。

豪族形成的基础是对土地的占有，而进入仕途，通常只不过是增强和巩固了原有的地位而已(5)。对商业发展的控制失败后，如果东汉政府能够抑制土地兼并，这或许还能成为限制地方豪族的救命稻草。事实上，富人的各种商业活动都被放任自流。在政治领域，魏（220—265）、晋（265—420）的统治者运用“中正官”体制（九品中正制）挑战精英们对官僚机构的把持，政府试图在选官、任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使官员队伍更加听从于中央的号令(6)。在此之前，官员候选人大多由地方官员荐举，政府只是被动地任命这些被荐举者而已。尽管如此，中正官体制仍以失败告终。

六朝时期，大多数曾经支配着分裂帝国的政权通常处于长期衰弱的状态。它们既无力控制官僚机构，也无法阻止豪族侵吞国家地税(7)。遍布各地的庄园蓄养着数以千计的门客和大量的部曲，这些豪族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地方政府的职能(8)。

这段分裂时期的中国社会，士庶天隔，是帝国历史上阶层分隔最为严厉的时期。虽然魏晋政府利用中正官体制吸引寒族进入官僚机构的努力效果甚微，却也让一些寒士加入到官僚精英的队伍中来。但5至6世纪时却不尽如此，当时，南朝和北朝都把门第凌驾于其他任何选官标准之上(9)。这种情况更有理由发生在北中国。异族血统的拓跋魏（386—534）统治者，对汉族人是否认同其统治，并没有把握。很明显，为了促进这种认同感，征服者热衷于接纳汉人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包括贵族政治的传统。这样，新的卫道士承担起维护传统的重任，且比之前的汉族君臣更加严肃认真。拓跋魏认可豪族的支配地位，反映出他们可能已经认识到：挑战在乡村深具影响力的精英阶层，只会造成一种政治真空，这种政治真空又会反过来造成危险的社会动荡。相比之下，南方较少干涉贵族政治，它一开始就从北方引入了这一传统政治模式。以我之见，这一传统的吸引力，源于它在南北双方角逐正统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由于丧失了对中华文明发源地——“中原”的控制，风雨飘摇的南方政权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天命所系，这种急切感促使他们一丝不苟地模仿曾经存在于北方的精英社会。

维系于中国基层的精英统治，或许为政治分裂期提供了一丝稳定的因素。然而，在大一统政治之下，它的作用可能恰恰相反：除了威胁到国家的地方税收，地方上的自治团体也对中央的政治权威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因此，隋（581—618）、唐（618—907）的最高统治者追随着数百年前西汉的脚步，绞尽脑汁地削减地方精英的财富和影响力。这项方案极其微妙，第一步是重构一套正规而客观的官员考试制度，它不能轻易地就被贵族掌控，并且，一个人的文学才华要比他的地方身份更被看重。随着强调考试作用而造成的地方荐举权的丧失，随着政府在官员任用上承担了更为积极的角色，也随着个人品德呈现出更为重要的意义，寒族士人也更有机会进入到官僚队伍中去。在汉代，考试的规模很小，收效甚微；到了唐代，考试体制得到了推广并加以制度化，成为官员任用的重要手段。毫无疑问，最重大的跨越发生在太宗、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当时出现了明显的对寒族士大夫的偏宠，政府也在培养寒士方面担负起更大的责任(10)。另外还有其他一些针对贵族的措施，包括以法律形式约束贵族之间通过联姻而拉帮结派，此外，政府通过直接介入一度私人化的宗谱编修，以打压他们常常自诩的贵族血统(11)。这些强有力的政策，不仅反映了中央对贵族势力的普遍不安，也反映了政府要让地方精英向政治中枢低头的决心。

没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唐朝在削弱豪族的财富和凝聚力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我们可以确信，官僚选拔过程的演变，确实改变了旧精英模式的基本特征。随着社会地位开始与政府职务紧密相连，以及高级职位日益为登科者所占据，豪族也开始卷入这场竞争，以期考取功名，博得高位(12)。也许他们还是能够继续主宰唐朝的朝政，但是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减少对世袭特权的依赖，更多地凭借自身的学术造诣(13)。事实上，他们适应了时代的新要求；但是，对其不利的是，他们失去了对于政府部门的独立性——在这里，他们曾经只手遮天。旧式精英与政府的关系从独立的、优势的变为依赖的、劣势的，这证明了初唐统治者的远见卓识及其后继者不畏豪强、加强中央权威的坚强信念。

不可思议的是，随着宋朝的建立，曾经不可一世的世家大族永远地淡出了政治与社会舞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两个世纪以来，唐朝政府坚持不懈地消弭其地方势力的自然结果(14)。另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主要是五代（907—960）——一个以异常混乱、暴虐为特征的时代——所产生的后果(15)。还有作者认为，世家大族只是被“淘汰”了，逐渐地失去了之前的身份感和自我价值，与社会变革毫不相干(16)。上述每一种解释都有可取之处，却无一能够完全立足。如果说贵族的衰落在唐朝时期缓慢发生，主要是源于官僚的职业化，那么，为什么现代学者们不能证明他们对行政事务的热情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即使是在晚唐时期(17)？如果说他们的消亡乃是因为五代时期短暂的混乱，那么，隋朝之前长达四百年的分裂和频繁的动乱，怎么会让这些家族更加繁荣，而不是给他们带来了厄运呢？难道是五代比六朝更加混乱么？如果世家大族与时代变革毫不相干，这些变革的确切性质又是什么呢？若世族是被“淘汰”了的，其过程是怎样的呢，它又是如何摧毁了将近千年的顽固世族的呢？

对于政府是否真的打算通过推行科举来消除世族势力，我深表怀疑。对唐朝统治者来说，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更确切地说，要通过设置官员的选拔标准，来宣示长安在政治领域中的崇高地位，这种政策所能达到的目标极为有限。这种政策不可避免地需要精英的官僚化，反过来，官僚化又使这些精英改变了自身的基本特性，使其难以抵挡新贵的挑战，甚至趋向于被“淘汰”。然而，单单这一点是不足以毁灭贵族的。贵族的消亡，根本上还是由于某个或某些敌对团体的出现。现代的历史学家几乎总是认为，这种新的挑战来自于相对“卑微”的、在唐朝的历史进程中角色越来越重要的寒门官僚。但是，学者们在聚焦于中央的政治走向之余，并没有充分地研究地方层面军事组织的变化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发展到何种程度，就会削弱地方精英对基层的控制，从而加速世族的急剧没落。

尤其是，众所周知，安禄山叛乱之后，地方上的行政和财政大权都落到节度使手中，唐朝政府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控制藩镇(18)。这种形势有力地创构了一股与世家大族争夺地方资源控制权的新生力量，这势必深刻地影响到世家大族延续其基层统治的能力，如收税、征田租等。虽然这一转折对于理解中国乡村的力量失衡、中央及其外围的均势变化极为重要，但今天的学者却鲜有关注。

西川正夫对五代时期北中国的职事有过精彩的论述，其中谈到，这一时期贵族家庭中产生的文臣官僚越来越少，代替他们的是数量不断增加的、出身寒门的军人。这一趋势恰好表明，旧式精英也许早在五代之前就已经崩溃了，也许它们的崩溃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府对武将的热衷。他们掌权的动力是什么我们可能不太清楚，但是这些军事新贵对官场的最终支配地位是表露无遗的。此外，根据西川正夫的观点，继续用军人充任文职的做法不但贯穿于五代，宋初两朝亦是如此(19)。

不用说，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们意义重大。首先，绝非仅仅是五代的“混乱”促成了世族的衰落。恰恰相反，地方武力的存在，还可能是确保稳定的好方法。影响精英地位的关键是，10世纪的军人大大拓展了自己的行政职能，从而挑战了之前的贵族统治。其次，在五代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军事因素在官僚体制中持续突出，并在宋初太祖（960—976年在位）、太宗（976—997年在位）两朝不断削弱旧式精英的政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与通行的说法相反，宋朝的建立者并没有唐突地用文臣取代武将。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世族也许就会死灰复燃。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其实仅限于禁军大将。这些世族想要控制地方的有限资源，而与之抗争的军事集团却日益壮大；依赖获取官职来保持自身的地位，而可以得到的职位却越来越少。他们发现，在家乡和京城的政治舞台上，自己都在日渐淡出。

西川正夫和其他一些学者也指出，通常被认为发生于宋朝的政治、军事权力的中央集权，实际上是植根于五代时期(20)。当时的各种政权，尽管短命，仍然在剥夺强藩大镇的权力方面成果斐然——唐朝政府常常在这一难题上束手无策。这再次表明，与广泛认可的观点相反，这一时期社会秩序的程度相当高，政治领导也很称职。有趣的是，与之前六朝时期相比，五代的统治者在与贵族势力达成协调方面显得更为轻松。这即使不能证明那时的领导者具有超乎寻常的魄力，也能清楚地折射出旧式精英地位的衰落。低级军官已能完全胜任文职，这为国家在不可靠的世族之外提供了另一批管理人才。宋朝开国之后，疆域的统一和中央的集权仍不利于精英们恢复旧日的殊荣。不只宋初两位皇帝继续运用武人来处理政务，甚至在11世纪（真、仁两朝）出现了以文抑武的政策倾向之后，这种新的规则仍然明显地使傲慢的世袭精英无所适从(21)。

宋代士大夫的政治优势，源于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中能脱颖而出。由于没有贵族的财力与身份，他们的地位一开始就与官僚机构紧扣在一起。然而，这一群体的出身几乎是无法确定的。很有可能，是从前还没有消失殆尽的世族，他们丧失了昔日的财富、地位和群体凝聚力，但其本身并没有被完全消灭。还有可能是，许多士大夫来自唐朝的某些家庭，这些家庭处于社会底层，他们有学识却没有地位——当中很多人曾经只是小官或者胥吏，但在宋朝的统治之下，他们迎来了自己的辉煌。可能还有一部分来自10世纪的职业军人家庭，在五代至宋朝的变迁中，他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担任了文职。不论出身如何，宋朝的士大夫精英几乎没有多少财富、地位和安全感，而这些恰恰正是世家大族的象征。官员规模的增加和权力的细分，就是为了削弱官员个人的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激烈的科举竞争，加上赐予官员后代特权的政策一再收紧，这使得宋代的士大夫家族极难像曾经的贵族那样，长时间地维系家族的繁荣昌盛。因此，宋朝的社会流动性相当高。

自秦汉迄于隋唐，成功的家族通常需要经历至少十代，才能达到权力顶峰，然后再经过十代的时间，才开始慢慢衰落(22)。当时，繁盛的家族长期把持官僚部门，并在京城安插族人，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在宋朝的统治下，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11世纪到13世纪末，中国人口比以往有了显著的增加，社会上更多人群得以接受教育，政府也以切实的努力来吸引那些寒门才俊加入到官僚队伍之中。大体而言，科举取士的人数迅速增长，使得对官职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宋朝的家族从默默无闻攀升到政治巅峰，然后又销声匿迹，完成整个循环，往往只需经历十代或者更少的时间。就此而言，宋朝官员的流动与明朝（1368—1644）及清朝（1644—1911）相比有惊人的相似性，而与早期朝代相比却有着显著的差异。

本书所要探讨的，是宋代中国一个血统寒微却又极为杰出的家族的兴衰史。之所以选择明州史氏家族，有以下原因：第一，他们创造了可能是那个朝代最震撼人心的成功史。作为宋朝三百年间仅有的两个连续三代担任宰相的家族之一，史氏还产生了两百多位其他官员。因此，对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有内在的吸引力。除此之外，他们超乎寻常的成功，更可以确保有关这一家族的史料异常丰富。第二，史氏步入官场以及随后的晋升所经历的途径，与大多数有政治抱负的同时代人没有两样，他们都有赖于科举体系。就此而言，他们的经历是大部分士大夫的缩影。第三，与其他一些成功而富有争议的家族不同，史氏家族在南宋中后期一直受到皇帝的眷顾，所以他们的衰败是一个相当自然的过程，并非任何突发的朝廷政变的结果。

出于对官僚行政的关注，本项研究会经常提到官品，并以之衡量史氏族人的政治成就。新官上任之际，通常会被赋予一定的实职和闲职的官品，之后根据为官表现有所升黜。官品不仅是一个人官场地位的象征，也影响着社会地位的高低。宗谱中频频提及官品，这无疑体现出它还是家族地位的切实反映。因此，许多历史学家把它作为衡量帝国后期官场成就的便利标准(23)。本书亦是如此，官品将是描述史氏族人政治地位的一把标尺。

在此要提醒读者的是，宋代共有十八个级别的官品：一品直到九品，然后每品又各分正品和从品。其中，第一至三品为决策机构，属上品；中品，负有管理职责，包括第四至六品；下品，通常为幕职，大体属于七到九品。若非是特殊情况，进入官场的新手一般会被授予最低级的品官（九品）。随后，想晋入中品官的话，要通过一系列的铨试和大量的经验积累。而上品官仅属于极少数的佼佼者（最高者是宰相之职，为正一品或从一品），并且要具备特别的出身——几乎全部需要进士功名。由于它的独特性，晋入上品就很容易赢得崇高的声望，同时也意味着进入了帝国的政治领导层。

官品虽然能有效地衡量官场成就，但它也只是部分地体现了某人的权力得失。在进入官场并取得一定地位之后，家族的未来流动通常有赖于帝王的眷顾、与宫廷的特殊联系以及个人在士大夫群体中的影响，当然，还有机缘巧合。也许，大多官僚和家族研究的最大短板，是忽视了朝廷政策对家族命运的影响。

汉唐时期的政策，会对那个时代精英的构成以及他们未来的前途有着长远的影响，宋代朝廷也是一样，政策的演变可以决定士大夫家族的兴盛衰亡。对史氏而言尤为如此。国家政策的变化，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机遇，有时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就个人而言，若某一族人机缘巧合地进入了宫廷或官场，无论他最初的地位如何不起眼，未来也会为个人和家族带来长期而丰厚的回报。基于这个原因，本书将集中探讨宋代中国的朝廷与家族。它主要是一个政治故事，考察的是一个血统寒微的家族，如何从遭人白眼的贫民，演变为帝国的主宰。我们逐代地探索史氏在官僚体系内的活动、他们与当时名人雅士的交往、在朝廷政策制定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对族内伙伴的慈爱与不屑，还有这些不同因素对族群的整体政治地位所产生的最终影响。

由于关注点在于政治，我很少提及史氏的物质财富，及其与其他名门望族的姻亲关系。除了是因为时间和篇幅有限，这也是由史料的不足所决定的。历史记载中提到的财力状况，通常是三言两语、含糊不清的，且分布极为零散，研究者难以从中有所洞察。此外，由于没有可靠的明州史氏宗谱，我们不可能对其婚姻模式有详细的结论(24)。如果有读者对史氏家族的群体凝聚力、社会历史构成等有兴趣，可以参阅我在《帝制中国晚期的宗族组织》中的论文(25)。在本书中，它们只是被作为史氏族人官场盛衰的背景加以介绍。

以下几个主题将会反复出现，贯穿全书。第一，与过去相比，宋朝给有志于仕途的人提供了更好的机会。由于世袭精英的消逝，公正但又竞争激烈的科举入仕制度才得以彻底推行，官学才会涌现，政府方面也下定决心在全社会范围内广纳贤才，所以，入仕的路径有了明显的拓展。此外，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政府对于各种任官政策的革新，使这一趋势得到了加强。

第二，宋代的官僚体制大体上唯才是用，史氏的成功主要在于他们有超群的能力，不断培养出能考取功名的子弟，以及得力能干的官员。这与之前的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即使不是大部分，也有相当多的士大夫精英将他们的优势归功于家族的声望，或族内某人的开国之功。诚然，一旦史氏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许多族人就会像以前那样，不用首先通过科举的考验，就可以渗入官僚系统。然而，虽然宋朝的官职会向缺少功名的高官子弟开放，但给予他们的官位通常都比较低。缺少了进士功名，那些来自权势家庭的有抱负的官员就要面临更为严苛的考验，以证明自己能够胜任——这一晋升方式非常缓慢，最终也是希望渺茫。这种方式以各种铨试来代替科举，实际上注定了那些不能胜任和没有能力的人在获得官职后不能再往上爬得很高。祖辈们尚可依靠特权而获赠高官，而离开了这些特权，那些不能培育出新一代登科者的家族，不久后就会被完全排除在官场之外。因此，尽管有所妥协，宋朝的行政依然起到了一种精英管理的作用。

宋代政治风气的第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官员中普遍的安全感——这恰恰是一种安全假象。皇帝给予功臣的巨大赏赐——宅邸、园林、薪俸和财宝等慷慨的礼物——助长了这种安全感，有效地抑制了他们要为不确定的未来储存财富的念头。对高级官僚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有权使用近乎无限的财富，并能自由挥霍。对于史氏而言，他们不需要去购买豪宅，因为政府会免费提供给他们；似乎很少有人担心这种宅邸在新的政权来临之际会被没收。与此同时，伴随着巨大财富的经济安全感，也有着情感方面的影响：由于日常生存不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方面，个体家庭开始陷于家族内的较量和个性冲突之中。第五代的辉煌过去后，第六跟第七代如果对财产的安全感少一些，也许他们会更加同心协力，不去计较政治和个性上的差异。除去这些小的冲突，无尽的财富使史氏团体以惊人的速度膨胀，没有人会特别留意这对子孙后代的经济状况有什么长远的影响。

总之，这几个议题体现了宋代官僚精英的存在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仕途的成败最终取决于两个因素——竞争性的科举及帝王的恩宠——两者都超出了士大夫们自身的控制能力。前代的世袭精英在退出官场之后，能轻松地维持他们在本土的声望，几代之后，他们又会卷土重来。宋代的家族绝非如此。对他们来说，在政治上一时的退出，很容易导致永久的淡出，史氏在元朝的衰败就是有力的证据。要想加入帝国的精英集团，并一直保持这种身份，政府的职位至为关键。没有了它，不仅会丧失家族的社会威望，还会丧失提供给官员的物质财富，以及保护这些财富的政治影响力。

就像读者将要看到的，本项研究颇多地受益于柯睿格（E. A. Kracke）教授关于宋代官僚行政的独创性研究。他首次阐述了——至少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在宋朝，个人才学要比血统传承更加重要(26)。但是，柯睿格论述不详的地方，正是我所关注的焦点；柯睿格的关注点主要在于政策，我的焦点却在政治；我还把特定区域的发展与特定时间的独特性纳入官僚流动的研究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柯睿格时代所无法实现的。对于上一代学者提出而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这是一种不同的、或许是更为折中的解决路径。

历史学家总是力求在特定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体概括，我也不例外。但是，就像早先指出的那样，史氏的经历在宋代比较特殊。史才从社会及政治上的默默无闻，骤升到官僚系统的第二把交椅，史浩在孝宗朝备受恩宠，史弥远前所未有的丞相任期，史嵩之的官声和恶名，史懋祖的离奇经历——它们都说明了史氏从开始到结束的经历，大体上都不入常轨。同时，这也说明了宋代中国的精英毫无世袭的特点。文学成就及政治才干将他们的领袖置于官僚系统的顶峰，而来自舆论的压力——哪怕是学生的意见——都能摧毁这种可怕的权势。史氏家族瞬息万变的命运，并不能代表大多数的家族，但他们却颇能反映出宋朝所创造的开放性的社会和有活力的政府。此外，它也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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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多可见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64—165页；班固：《汉书》卷1，《高帝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8、62页；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0、386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83页。

(2) 见《汉书》卷48，《贾谊传》，第2237页；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第165—166页。

(3) 关于这种新兴精英分子的出现，可详参杨联陞：《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1936），第1007—1031页；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第5章。

(4) 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第202页。

(5) 杨联陞：《东汉的豪族》，第1031页。一个突出的例外是太原王氏，据说它的起家是由于在东汉参与了朝政，见守屋美都雄：《六朝门阀研究——太原王氏系谱考》，东京：协同株式会社1951年版，第139页。

(6) 唐长孺令人信服地指出：中正官体制初创于曹魏，统治者希望通过这样，能更多地依靠才识、而不是门第来聘任官员。就这样，中正官体制被用来削弱世族的政治影响力，而这些被削弱的世族中并不包含魏的创建者曹操的家族。不幸的是，世族很快掌控了这种体制，并用之为自身的利益服务。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85—126页。

(7) 见王伊同：《五朝门第》，南京：金陵大学1943年版，第109页。

(8) 见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第207—209页；姜士彬（David G．Johnson）：《中世纪中国的寡头政治》，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威斯特维出版社1977年版，第117页；守屋美都雄：《六朝门阀研究——太原王氏系谱考》，第35—37页。

(9) 见姜士彬：《中世纪中国的寡头政治》，第26—41页；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15、122—123页。

(10) 见韦尔奇（Howard J. Wechsler）、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理查德·规索（Richard W. L. Guisso）：《剑桥中国史》第3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2—215页；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敦煌的新证据》，载芮沃寿（Arthur E. Wright）、崔瑞德主编：《唐代的概观》，纽约：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7—85页，尤其是第64页；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9—33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载《陈寅恪先生全集》，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年版，第151—350页（尤其是第151—200页）。

(11) 见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韦尔奇、崔瑞德：《剑桥中国史》第3卷，第212—213、261、382—383页。

(12) 毛汉光对这一进展有过有趣的考察。在研究唐朝如何选拔主要官员时，他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即政府日益重视人们是否进士及第；结果，政府的高级职位日益成为登科者的专利。于是，在唐朝统治的头一个百年间，仅有12.6％的高级官员取得了进士功名。这一数据在第二个百年间上升到33.3％，第三个百年间达到了82.2％。因此，世家大族成员若想获取高位，就被迫要去获取一个功名，在朝廷的反复无常和科举的变幻莫测之中，他们的地位愈加岌岌可危。见毛汉光：《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中研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78.6），第593—614页（尤其是第613页）。

(13) 见姜士彬：《中世纪中国的寡头政治》，第45—46、121—152页；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第83页；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5页。

(14) 见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略论稿》，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7本第3分（1976），第341—431页（尤其是第362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

(15) 见姜士彬：《中世纪中国的寡头政治》；姜士彬：《一个大姓的末年：晚唐宋初的赵郡李氏》，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7卷第1期（1997.6），第5—102页；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载《新亚学报》第4卷第1期（1959），第211—304页。

(16) 见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第112—115页。

(17) 姜士彬指出，在唐朝后半期，超过62％的主要官员来自于世袭家族，这实际上比唐前半期有了几分增长。见姜士彬：《中世纪中国的寡头政治》，第132页。

(18) 关于晚唐节度使的兴起及其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张力，已有很多的论述。相关的英文论述，可参见彼德森（C. A. Peterson）：《中兴之完成：宪宗与诸镇》，载芮沃寿、崔瑞德编：《唐朝的概观》，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51—191页；迈克尔·多尔比（Michael T. Dalby）：《剑桥中国史》第3卷，第611—635页。

(19) 见西川正夫：《华北五代王朝的文臣官僚》，《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7册（1962.3），第211—261页。

(20) 见西川正夫：《华北五代王朝的文臣官僚》，第226页；同见王赓武：《五代时期北中国的权力结构》，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埃德蒙·沃西（Edmund H. Worthy）：《宋代中国的建立，950—1000：军事与政治制度的整体变化》，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论文，1976年。

(21) 西川正夫指出，到北宋中叶，华北地区的官员已被文官所取代。见西川正夫：《华北五代王朝的文臣官僚》，第216页。

(22) 见毛汉光：《我国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琅琊王氏》，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7本下册（1967），第577—610页（尤其是607—609页）；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第171页。

(23) 见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毛汉光：《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毛汉光：《我国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政治大学硕士论文，1966年；陈义彦：《北宋统治阶层社会流动之研究》，政治大学硕士论文，1971年。

(24) 为了解史氏家族中一些无名小辈的信息，我运用了清代编修的《萧山史氏宗谱》，但它远非理想的史料。因为它不仅距离宋朝年代久远，而且它是由一个早已离弃了故居地、宣称自己是明州史氏后裔的支脉所编写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部宗谱的细节描写相当丰富，表明它的撰写是大量利用了当时相当可靠的明州本土资源，而这些资源当中的一部分，今天也许已经看不到了。然而，和其他记载一样，它关于史氏配偶的记述也是寥寥无几。在主要基于史料的基础上，日本学者曾对史氏族人的姻亲关系作过讨论，但是可以收集到的个案信息还不到整个史氏群体的5％。参见伊原弘：《宋代明州官户的婚姻关系》，载《中央大学大学院研究年报》1972年第1期，第157—168页。

(25) 见戴仁柱：《仕途成就与宗族发展：以宋代明州史氏为中心》。

(26) 关于柯睿格（E. A. Kracke）的观点，详细可参见柯睿格：《宋代中国早期的官场：960—1067》，麻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

第一章　四明故事

史氏是文官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们在宋朝的社会地位，与科举的成功与否息息相关。因此，为了明了故事的来龙去脉，我们应从对宋朝行政实践的整体观察入手。

一、入仕之途

与之前的唐朝政府十分类似，宋朝采取了一套极其灵活的官员选任制度，当中包含了诸多看似矛盾的措置。一方面，它举办了一系列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最高的荣誉是授予“进士”功名，或“学士”头衔。到了北宋后半期，科举竞争变得异常激烈。科举选拔的第一步，是州县举行的发解试，或贡举，仅有1％—10％的考生有望通过。随后，胜出者将前往京城，依次参加省试和殿试，又会有80％—90％的考生在这些考试中遭到淘汰；最后，有幸留下的人成为“进士”。选拔的过程极其残酷，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却不见得就有相应的回报。

然而，倘能在考试中脱颖而出，就意味着无上的尊荣。因为进士身份不仅能给读书人带来社会声望，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能由此进入上层官僚机构。一般来说，由于科举考试是以文学成就为基础的，较少受到家族背景或个人因素的影响，所以即便是在宋初，相对于过去而言，科举制度也让更多的社会人士进入到了官场之中。11世纪州学大量增加，进一步扩大了考生的规模；随后，科举及任官程序的改革也有助于消除壁垒，让更多的布衣百姓进入官僚队伍。

另一方面，在推行科举制度的同时，宋朝政府也保留了各种竞争性较小的任官制度，以改善官僚家族在激烈竞争中潜在的不稳定性。其中最为人熟知且广泛应用的，是“荫补”制。为了“保护”官僚子弟不因缺乏功名而被猝然排出公职之外，政府允许官僚身份可以被部分地世袭。官僚的子孙，甚至是更远房的亲属，都可以借此谋得一官半职，而与其个人才德无关。由于高级官僚经常被准许荫补十几个亲属进入官僚机构，而中级官僚也被允许有两到三个名额，这个群体势必十分庞大(1)。据一位研究者的估计，嘉定六年（1213）通过荫补入仕的官员占到全部官员的40％，比科举入仕的人数还要多(2)。

毋庸多言，这一制度不仅给官僚机构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也必然会打击无此特权的举子们的热忱。承荫者每得到一个职位，就意味着寒门举子失去一个职位。惟其如是，政府也切实加强了对恩荫补官的限制，以减弱其消极影响。首先，每年都有固定的员额，以限制承荫人数，同时也规定官员和他的承荫者都需超过规定的年龄才能享受这一制度(3)。政府还定期举行磨勘，找出并罢黜那些不称职的人。最终，大多数达官子弟的荫官都很低，而且仅能恩及两代人。由于他们没有功名，又不胜其任，所以能够传承此特权给后世子孙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

荫补制之外，铨试也是宋朝政府考验上述家族子弟的另一种补充手段(4)。这一特殊的考试由吏部主持，对象是那些已经出官、渴望飞黄腾达的荫补官员。与进士科注重文学技艺相反，铨试强调的是道德行为及仪态举止。后者要主观得多，较少术业方面的苛求。这个考试的竞争性也不强。在北宋的大半时间里，铨试一年举办两次（而进士科三年才举行一次），70％的考生都可以通过。毋庸置疑，这加剧了进一步升迁的竞争度，使参加科举者的仕途变得相当困难。然而，孝宗乾道元年（1165）开始，朝廷大力缩减这一群体的规模：铨试一年才举行一次，而且只允许三分之一的考生通过(5)。由此产生的新员额就只是过去的四分之一而已。这可能会刺激那些没有功名的承荫者要通过进士考试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这也解释了史氏家族成员为什么不去依恃恩荫特权，而是不断地参加科举。

荫补和铨试，常常是交相为用的关系：那些通过荫补获得低级官职的官僚，通常要通过铨试才能得到晋升。对于其中的一些人而言，这是他们获取进士功名前的一块跳板；而对于那些根本无望取得功名的人来说，这只是他们极力利用家族地位的另一种方式。以铨选作为官员仕进的途径，弊病颇多，然而它最重要的影响，是进一步巩固了官僚精英集团，这一点是极为积极的。铨试有助于确保那些荫补入仕者不经过一定的考核，就不会得到升迁。同时，没有进士功名就很难获得高官之位，加上进士本身所具有的荣耀，这些都激励着绝大多数有抱负的人致力于科举考试。总之，荫补和铨试只是减慢了官僚和社会的流动。它们从未被用于、也从未被打算用于维持一个像宋朝之前的世族那样的士大夫世袭集团。

宋朝政府坚持面向社会大众选任官僚，就表现了避免形成这种集团的决心。将官僚机构尽可能地开放给社会大众的构想，在11世纪以前就已长期存在。早在汉朝时，政府就设置了一系列制度措施，四处为皇帝招揽贤才(6)。到了宋朝，这一构想经由制科得以推行。在这一制度下，地方官员有责任推荐“贤、良、方、正”者去京师赴考任职(7)。

很明显，“八行”取士之制也旨在为政府选任德行高尚的寒素之士。八行取士于徽宗大观元年（1107）开始实施，直至北宋灭亡。它要求地方官员选出本地“孝、悌、睦、姻、任、恤、忠、和”之典范，然后经地方官员的举荐，这些人被特许进入州学，接着进入太学，最终加入官僚机构，完全绕过了科举的一般程序(8)。通过这种方式，那些缺少学业训练以考取进士功名，以及没有官僚背景以求恩荫的人，也可凭借本身的嘉言懿行来获取职任。

对于士大夫群体之外的人来说，进入官场最便利的途径是州学。州学作为一种机构，由来已久，但是它在宋代所发挥的作用却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随后就将会提到它在明州的发展历程。

另外一个与选官制度相关的重要进展也值得一提，即熙宁四年（1071）“三舍法”的创设(9)。这是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调整选官标准的措施，它更看重个人的综合品质、职业前景，甚至为官手段，而不是纯粹的文学技艺和一时的科举成败。这一举措规定太学生自上舍释褐后，能够具有进士身份及授官资格，由此完全避开了惯常的科举程序。在王安石看来，与举子单一的科举表现相比，在太学里待得越久，就越能看出一个人是否适合做官。这种方式似乎更有利于怀有政治抱负的布衣百姓，因为只要通过长期的勤学苦练，就能熟练地写出非常程式化的科举诗赋，而吏干却有赖于天赋和正规教育。

这一目标可能过于宏伟，就像王安石其他大多数的改革措施一样，遭到了强大的阻力。有趣的是，三舍法强烈地吸引了徽宗（1101—1125年在位）的注意。它在崇宁三年（1104）得到恢复，并推广到全国的官学。在这一新的制度安排下，州学和县学中的佼佼者可以继续进入太学学习，上舍生可以获得功名和职任。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三舍法实际上完全替代了科举取士。由于州学和太学都由国家出资，这就意味着政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承担起培养士大夫的主要责任——这需要庞大的经费，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不用说，这一决策有可能会彻底改变士大夫集团的社会面貌。不幸的是，由于反对派于宣和三年（1121）强行恢复了科举体制，这一可能性没能得以充分展现。

宋朝政府通过维持这样一个变化多端、又矛盾重重的选任制度，试图使官僚队伍更加精明干练、尽职尽责；对世袭特权的限制，则有助于逐渐削弱社会上过时的门第观念。尽管这些努力值得称道，但若认为宋代的官僚机构突然转变为成熟的精英管理，家族背景已经无足轻重，那就未免过于天真了。荫补和铨试的优待只限于特权阶层。即使科举、八行、三舍法等制度可以使布衣百姓蒙益，但也很容易就被官僚精英所操控，服务于自己的利益。此外，由于许多制度都首先要求官员推荐，怀有政治抱负的人如果没有家族关系网，就会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虽然如此，在史氏由地方官员转变为帝国领袖的过程中，这些制度仍然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二、世易时移

区域发展一直是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一个缺乏物质财富和良好教育机构的地区，很难产生杰出的家族。对于明州史氏而言，其故里作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繁荣与否，与他们的流动息息相关。关于唐宋间明州经济的发展，以及它对宋代两浙地区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学者已有诸多论述(10)。在此我们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改变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史氏族人的成功。

明州（今浙江宁波）——在宋代也被称为四明或庆元府——坐落于中国漫长的太平洋海岸线的中段，濒临杭州湾。它位于杭州以东约150公里处，一直以来都是浙江东北部的中心城市。在另一个方向的800多海里外，中国东海的另一边，是日本的九州岛。在唐朝之前，“中原”作为政治和文化心脏时，明州并不那么重要。直到唐开元二十六年（738），这一地区才正式升格为州，这充分显示了它的边缘地位。但是，唐末五代时期中国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先到淮河，然后转到长江流域——给这一地区带来了繁荣。大运河甫一伸展至杭州，就将明州与北部和东部的市场联系起来。明州很快成为了国内外贸易的集散地。通过贸易，明州沟通了内陆与沿海、中国与日本、韩国甚至东南亚的联系。在宋朝初期，明州的经济基础就已经奠定。但它要最终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的繁华都会，还需要至少一百年的时间。

人口数据已经证实，11和12世纪是这一地区空前的经济大发展时期。在中唐天宝元年（742），记录在案的明州人口大约有42,000户(11)。这表示有超过二十万人口居住于此，也证明明州有足够的能力容纳数量庞大的人口。然而，宋代一份材料指出，这一地区的人口在宋初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到仅有27,000多户(12)。不过，这一数据极有可能被低估了，它只显示了从唐朝中期到宋初两百多年间一个相对静止的人口数量。相反，北宋中叶的人口数量有着空前的增长。元丰年间（1078—1085）明州的户数多达115,000户，政和六年（1116）攀升到近123,700户。人口数量在百余年间就翻了三倍。由于有着这样一个稳固的人口基数，那就只有一种形势能够暂时阻断其进一步的增长：战争的破坏。

女真在靖康二年（1127）洗劫宋朝都城开封时，掳走了大部分皇亲国戚以作人质。刚刚退位的徽宗和他的儿子钦宗（1125—1127年在位）都沦为阶下之囚。徽宗二十岁的皇子、钦宗的皇弟康王，因为当时不在开封而侥幸逃脱。康王在宣布继承钦宗大统之后，随即逃往南方，统领宋朝的半壁河山。从一开始，高宗（赵构，1127—1162年在位）的皇位就岌岌可危，这种境况持续了将近十年。女真频频驱军南下，不仅威胁着淮河下游，也威胁着长江下游地区。他们不止一次地威胁到“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迫使高宗逃往更远的南方避难。

其中的一段经历，发生在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女真主力的进攻将这位皇帝逐出京城。他原想在明州寻求庇所(13)。不到十天就有消息传来，说敌军正直逼明州，意图显然是要俘高宗于海滨。这位疲惫的皇帝及其随从只得匆忙逃往海上，在浙江以南的海面上漂流了大约一个月，然后停在台州（今浙江台州）和温州（今浙江温州），等待着陆上局势的进展。得知皇帝逃亡的消息后，心灰意冷的地方和中央军队随即放弃抵抗，女真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占了明州的州治鄞县。征服者从没打算长期占据明州，于是一路上大肆破坏掠夺。军队撤离、硝烟散尽之后，惨状目不忍睹，百余年来的发展被女真人在两周之内毁坏殆尽。13世纪的《宝庆四明志》极其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境况：

惟东南角数佛寺与僻巷居民偶有存者。城之始破也，守者奔凑东南，缒城而出，或浮木渡江，生死相半。而逃村落者，与贼遇。由是遍州之境，深山穷谷，平时人迹不到处，皆为敌人搜剔，杀掠不可胜数。(14)

这似乎有些夸张，可我不这么认为。女真侵略华中其他地区的记载也提到了类似程度的浩劫(15)。可能正是此类恐怖消息的传播，导致明州许多望族在敌军未到之时，就已望风而逃。而那些没有选择逃亡，或因为某些原因无法逃亡的人，则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比如，知名望族楼氏，近半的族人丧生于兵荒马乱之中(16)。他们的损失在滞留者中似乎并不突出，人口统计的数据可证实这一点。

尽管只有女真入侵近四十年后的人口数据，但我们仍可从中得出某些结论。根据乾道四年（1168）的户数统计，人口大致达到了13万户，只比政和六年（1116）多1万户。鉴于前两个世纪期间这一地区极高且稳定的增长率，以及随着女真入侵华北而带来的大量移民，这样缓慢的增长速度显得极为蹊跷。斯波义信认为，此时的明州不过是达到了经济和人口的饱和点(17)。不幸的是，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女真入侵对12世纪人口的影响。

元朝初期的数据显示，明州的人口有241,450户，比乾道四年增加了77％(18)。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地区的人口增长在南宋和入元之后都不曾减弱。因此，乾道四年的人口并非一个停滞了的数字，而是有所增长后的数字。停滞表象的惟一解释，是突然的人口锐减，这就自然与建炎三年（1129）末的战事密切相关了。这种人口减少的程度不易确定，但考虑到政和六年（1116）以前和乾道四年（1168）以后的增长率，明州战后的人口很可能只剩下8万户。这表明它损失了战前三分之一的人口。

从短期来看，金朝在北方的建立，对明州来说意味着灾难；而从长期来看，它却可能因祸得福。高宗于建炎五年（1131）年初回到行在临安，毗邻的明州突然对帝国具有了战略性的意义。它在建炎三年（1129）末行在被围时为皇帝提供了庇护，故也可能会被用作日后的避难之所。因此，政府非常慷慨地投资给明州，用于其复苏和继续发展(19)。帝国首都的大量商品需求，也保证了明州当地市场和进口商品市场的扩大。随着临安的人口从南宋建立初期的20万户膨胀到末期的近40万户，这个市场也在不断扩大。最后，宋朝丧失了北中国后，促使大量赵氏宗亲迁居南方，相当多宗室定居在明州。赵氏皇族不仅为明州增加了声望，还增加了资本积累，提高了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到了宁宗朝，明州升格为庆元府，这也反映了南宋朝廷对宁波的重视。

三、教育与职任

像经济基础一样，明州的教育基础也是在唐朝中晚期奠定的。理宗时代当地的方志中提到，作为士人的习业场所，这一地区的佛寺和道观非常兴盛，而这种现象大多在北宋之前就出现了(20)。许多繁荣于宋朝的儒学书院，同样渊源于唐五代时期。甚至这个地方的州学都能追溯到宋朝以前(21)。

庆历三年（1043），当政府要求所有州县都要设立官学时，明州学校体系中最新的几所，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朝廷的命令仍然进一步刺激了当地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22)。学校的扩建，最早主要发生在11世纪40年代末，那时明州州治所在地鄞县的长官，正是朝气蓬勃又充满活力的王安石。通过他的不懈努力，州学开始建立，并礼聘了当地大量的名师，使当地的教育声名远扬(23)。到了徽宗时期，明州成为一个重要的教育中心。明州人为了纪念王安石为本地区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特意为他建了一座庙——这就是今天坐落在东钱湖附近的王安石庙。

随着教育机会的增多，明州开始形成一个明确的地区精英团体。有趣的是，它的出现似乎与明州不断增长的贸易财富没有多少直接关联。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之中的优秀人才具有商业背景，尽管他们不可避免地获益于周边的经济活动。精英的家族中也没有多少大地主或富商。当然，金钱会给社会交往带来很多好处，但绝非最重要的财富。其中的关键是修身习业：先成为学者，然后才能成为官员。对大多数人而言，通过进入州学，这种修习才能得到保证或加强(24)。随着三舍法在徽宗支持下的充分执行，以及教育机会的增多，当地的精英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明州士大夫集团中相当一部分、或许是大部分，他们在政治上起家，都能追溯到这一时期，这绝非仅仅是巧合而已。然而，建炎三年（1129）末女真的入侵，打碎了这一欣欣向荣的局面，并将此前数十年的政治和文化成就扫荡一空。

前文提到，在女真入侵之前，就有许多明州望族逃离此地。兵火过后，他们中的大多数又回到了故乡，重新开始。除了先圣殿，整个州学全被付诸一炬(25)。更为重要的是，在兵荒马乱之中，州学的田契不知所踪，再也无法支付教授的薪俸和学生的补助(26)。州学，以及当地的精英，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至少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才能恢复。然而，到了12世纪后半期，如同明州重新回到了帝国的领导地位一样，州学和精英们也恢复到了以前的水平。南宋中期，明州附近的州县官方学校都获得大量的学田，如常熟县的学校号称有学田10000—15000亩，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明州州学在南宋发展的最高峰时期，也应该有相近数量的学田(27)。

南宋时期，由于帝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东南，知识分子也随之被吸引过去，即当时所谓的“道统南移”。在此之前，明州的哲人雅士很少被外人所知。他们和国内著名的学者或思想流派鲜有交流，平日只是教导少数本地的年轻学子。这一现象在12世纪末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明州地区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和文化关注。在孝宗（赵昚，1162—1189年在位）统治时期，当地人如史浩和楼钥（1137—1213），既是博学多识的学者，又是权倾一时的朝廷大员，因而举国闻名。从此以后，明州不再停留于帝国的边缘；实际上，它不久便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北宋的崇文气象——最终激励了新儒家（又称道学或理学）在南宋的复兴——起初并没到达明州，以及东南大部。周敦颐（1017—1085）、邵雍（1011—1077）、张载（1020—1077）、程颢（1032—1085）和程颐（1033—1108）全都是中国北方或中原人氏。北宋时，他们的学术影响也集中在上述地区。到12世纪孝宗朝之后，人们对这些硕学大儒，及其提出的有关儒学基本准则的宏大议题，重新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然而，与早期不同的是，这一新运动的地理中心由内陆转向了沿海。朱熹（1130—1200）和陆九渊（1139—1193）是儒学复兴中最为杰出的两位人物，他们为此奉献了毕生心力，开拓出一代新风。

陆九渊的心学与朱熹的理学属于同一时代，两者都是从孝宗晚年开始兴盛的。这与明州及其子弟在政治上日益崛起、直至声名显赫的时间是一致的。对明州来说相当幸运的是，陆九渊在鄞县以南的象山安了家，还长时间在附近聚徒讲学(28)。他的到来，不仅吸引了各地学者慕名而至，还促进了一个哲学流派的形成。其中，成就较大的当属杨简（1140—1226）和袁燮（1144—1224），他们或是师事于江西陆氏，或是作为其下属，甚至陆九渊最初定居于象山也许都与他们有关。当陆九渊定居明州之时，这两人是其最为得意的门生；陆氏死后，他们凭藉真才实学跻身于一流哲学家之列。在他们的诸般努力之下，心学成为明州学派的核心，最终主导了此地的思想风潮。私人书院纷纷涌现，学子们聚而受教。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哲学体系的创建，不仅有助于教育和艺术的繁荣，也将进一步提升明州在帝国中的地位。从北宋时期的泯默无闻，经过一百年的转变，明州成为了学术活动的中心。

衡量一个家族或地区成就的最好方法，是看她的进士数量。就宋代的明州而言，这个原本落后的地区，在短短的一两百年之内就直入青云。当时浙江和江苏最繁荣城市的进士数量统计如下：

表一　江浙主要城市进士数量一览表(29)

从上表看，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首先，在由北宋过渡到南宋之后，江南各州的进士数量出现了急剧的增长。苏州、绍兴和湖州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临安是原来的三倍，嘉兴则是四倍。超越其他所有州县的是明州：截至北宋末期它只有124位进士，而到了南宋却增至741位——是北宋时的六倍。即便是都城临安，人口数量是明州的两倍，而登科者仍然大大少于明州。在13世纪，仅这七个州府就相当于全国科举取士总数的20％。毋庸置疑，在这一时期，沿海主要地区的进士数量开始超越其他大多数地区。

其次，直到12世纪末，明州的进士产出才开始大量增加，完全超越了临近诸州。就此而言，它的情况与上述诸州迥然有别。其他各州的进士产量，在南宋初期就有了显著的增加，直到王朝灭亡之前，都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平。而饱受战火洗礼的明州，直到近半个世纪后才加入这一行列，开始填补由于北中国的丧失及北方人的大量流失所带来的政治真空。

另一个重点是明州进士数量在全国总量中的比例。在北宋徽宗统治时期，明州的进士数不足国家总量的1％。一个世纪之后，明州进士大量涌现，以至于有时占到了登科率的10％。当有人指出明州人口可能还不足南宋总人口的1.5％时，它不可思议的影响力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诠释(30)。这么少的人口数量，却能在政治和学术上攀升到如此之高的地位，就像是一个真实的奇迹。

宰执的数量，也能体现出明州的出类拔萃。在北宋时期，没有一位明州人晋升到如宰相或参知政事这样最高级别的官僚职任。南宋时期则全然相反，有5位丞相和10位参知政事都来自此地。事实上，这些人的政治影响力的确非常强大，竟然能让明州人在13世纪的近一半时间里稳坐临安朝堂的高官宝座。这既是皇帝宠幸的结果，也是他们才能的体现。

明州高官辈出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它培养出了一大批获取了功名的士大夫。出自这一地区的所有丞相和几乎所有的参知政事——仅有一位除外——都获得了极为重要的进士功名。

此外，明州人在南宋京城的非凡成就，还与南北长期分裂的大势有关：这一趋势导致了地域主义的倾向。中国北方的沦陷，肯定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临安官僚的地理分布——当然，除非政府有意调解以扭转这一趋势。但政府并没有这么做，结果，官僚机构为南方人所充斥。高宗朝的宰执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北方、东南甚至西南。这种多元化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很多在高宗朝早期被任命的官员原本就是北方人，他们曾在开封为先皇服务，建炎元年（1127）追随高宗来到长江下游，共举大业。从某种程度而言，他们在临安任职，只不过是为流亡中的宋朝政府增加了一定的正统性，这些移民受到相当的尊敬，很容易升迁到高官显位。但是，他们却注定难以持久。女真很快就夺得了北方的控制权，无疑要设法阻止北人南奔，而宋金双方绍兴十一年（1141）和议的达成，更使得南北之间的迁徙异常困难。到下一任皇帝时，南方人已经开始垄断高官之位；孝宗朝廷中，没有一位丞相不是南方人。实际上，在此之后的所有宋朝丞相之中，除了韩侂胄，其余的全是南方人。

比官僚集团的“南方化”更加重要的，是另外一个令人费解的倾向。从孝宗朝就开始，来自两浙地区的士大夫逐渐主导、甚至垄断丞相之位，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理宗（1224—1264年在位）和度宗（1264—1274年在位）两朝。高宗时期，就已经有很多宰相来自东南各地了，但他们均匀分布于各路之中。孝宗统治期间，已有三分之一的丞相是两浙人士；光宗以后，至少有一半来自这一地区。单纯的数量以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两浙士人的任期往往都非常长。宁宗朝三十年（1194—1224）中大约有21年、理宗朝四十年中大约有33年，以及整个度宗朝的10年，至少有二分之一的丞相之位被两浙人所占据。即使是在北宋产生了许多进士和杰出政治家的福建，此时都明显不能与之比肩。某种程度上，这一状况可能是权力政治的衍生物：某些丞相就因滥用权力、罗织乡党而声名狼藉。然而，这一状况无处不在，恰好表明责任并不属于某一两个人。这很有可能与南宋初期已经出现的大规模的地域主义有关，当时中央政府正专注于军事问题，所以对地方团体的容忍度大大超过北宋——明显的表现是，官员在自己家乡或附近为官的几率大大提高。要对这种发展的原因有一个权威的评价，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其重要影响已然清晰可见。临安朝廷在选择官僚要员时，眼界没有超出环京畿地区，这使得此范围内的官员在与其他人进行官场竞争时，拥有了不平等的优势。当然，这是适用于明州人的。

南宋时期的明州诞生了许多名门望族，楼氏和史氏就是其中举国闻名的两支。但仅就数字而言，赵氏宗亲则明显超越了他们。北宋垮台之后，赵氏迁离北方。直到12世纪50年代以前，他们在新居地并不惹人注目。然而就从此时开始，赵氏培养出相当数量的进士。这一数量越来越多，到南宋末期，赵氏培养出的进士达140多位。皇族血统和文学造诣，再加上宽泛的名额，使赵氏当之无愧地成为明州“第一家族”。但宗室不领职事的祖宗之法，抑制了他们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

楼氏则呈现出另一番繁荣景象。楼郁自开封迁移到此处，他是11世纪中期明州郡学中的一代名师(31)。楼氏在北宋时期培养了7位进士，南宋时期则超过了30位。楼钥甚至成为举国闻名的参知政事。因为在文学和经典上的诸般成就，楼氏家族得到了许多当地人的崇敬。但与赵氏皇族一样，它的政治表现与其文学成就并不相称。

与赵氏和楼氏家族相比，史氏在北宋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默默无闻的。它起初极为寒微，直到北宋末年才培养出第一位进士。然而，风云际会，史氏最终创造了宋朝最伟大的成功史。当这个朝代在祥兴二年（1279）行将覆亡之际，已有28位史氏族人成为进士；相应地，史氏为朝廷连续贡献了三任丞相和200多位各级官员。史氏族人在南宋的权力巅峰是在宁宗、理宗两朝，他们支配着临安朝廷，所拥有的政治权力无人能及。尽管起初史氏的人数和财富不如此地其他家族，但在政治上，史氏超越了他们。是史氏，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当地精英集团，将明州变成了帝国的政治核心。不幸的是，树大招风，名高引谤，嫉恨与骂名亦纷至沓来。这也是史氏遗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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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脱脱：《宋史》卷159，《选举五·补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724—3735页。

(2) 见贾志扬（John W. Chaffee）：《中国宋代的教育与科举考试（960—1279）》，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1979年，第10页。

(3) 见《宋史》卷159，《选举五》；张金鉴：《中国文官制度史》，台北：华岗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113、166—169页。

(4) 见《宋史》卷158—159，《选举四》、《选举五》；梅原郁：《宋代铨选的一个侧面——以荐举制度为中心》，载《东洋史研究》第39卷第4期（1981），第79—114页；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370—377页；杨树藩：《宋代贡举制度》，载《宋史研究集》第4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69年版，第239—273页；张金鉴：《中国文官制度史》，第186—189页。

(5) 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4，《选举七·任子》，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27页。

(6) 见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1368—1911）》第1章，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第77—78页。

(7) 见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第329—335页；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北：学生书局1967年版，第148页。

(8) 见《宋史全文》卷14，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92—793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90，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303页；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第326—327页；李正富：《宋代科举制度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学1963年版，第120—121页。

(9) 见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第144—145页；赵铁寒：《宋代的州学》，载《宋史研究集》第二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64年版，第343—362页（特别是355—358页）；王建秋：《宋代太学与太学生》，台北：辅仁大学硕士论文，1965年；《宋史》卷157，第3657—3672页。

(10) 见斯波义信：《宋代明州的都市化与地域开发》，载《待兼山论丛》卷3（1969），第127—148页。

(11) 见刘昫：《旧唐书》卷41，《地理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61—1062页。

(12) 见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5，《郡志五·户口》，宋元地方志丛书本，台北：中国地质研究会1978年版，第1—2页。

(13) 见《宋史》卷25—26，《高宗二》、《高宗三》；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11，《郡志十一·叙遗》，第19—20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14，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珍藏光绪十三年本，第13—22页；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册第458—468页；崔瑞德、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编：《剑桥中国史》第五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47—657页。

(14) 见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11，《郡志十一·叙遗》，第19—20页。

(15) 一年之前金人入侵扬州，当地受破坏的程度也相类似，可参见《宋史全文》卷17。

(16) 见福田立子：《宋代义庄小考——以明州楼氏为中心》，载《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14册（1972），第188—206页（尤其是193页）。

(17) 见斯波义信：《宋代明州的都市化与地域开发》，第146—147页。

(18) 见宋濂等：《元史》卷62，《地理五·庆元路》，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96页。

(19) 见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14，第22—23页。

(20) 见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2，《郡志二·学校》，第3—5页；卷11，《郡志十一·寺院》，第6—14页。

(21) 见沃尔顿·瓦尔加（Walton Varge）：《宋元时代中国的教育、社会变迁与新儒学：明州的书院与地方精英》，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第108—120页；叶鸿洒：《论宋代书院制度之产生及其影响》，载《宋史研究集》第九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77年版，第417—473页。

(22) 见罗濬：《宝庆四明志》卷13，《鄞县志·寺院》，第16—23页。

(23) 见沃尔顿·瓦尔加：《宋元时代中国的教育、社会变迁与新儒学》，第58—61页；伟廉森（Williamson H. R）：《王安石：宋代中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第1卷，伦敦：东方书店1935年版，第18—23页。

(24) 更多关于明州望族的背景，可参见沃尔顿·瓦尔加：《宋元时代中国的教育、社会变迁与新儒学》，第2—3章；福田立子：《宋代义庄小考》；张其昀：《宋代四明之学风》，载《宋史研究集》第3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66年版，第33—71页。

(25) 见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2，第3—5页；卷12，第7—9页；张津等：《乾道四明图经》卷9，宋元地方志丛书本，台北：中国地质研究会1978年版，第8—10页。

(26) 张津等：《乾道四明图经》卷9，第8—10页。

(27) 见戴仁柱：《南宋时期的教育管理以及对官学的捐助》，载《宋元史研究杂志》第25期，1996年，第95—119页。

(28) 12世纪80年代后期，陆九渊在象山县生活了大约五年时间。更多可参见《宋史》卷434，《陆九渊传》，第12879—12882页；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台北：世界书局1973年版，第1066—1068页。

(29) 表一数据统计，根据袁桷：《延祐四明志》卷6，宋元地方志丛书本，台北：中国地质研究会1978年版；唐鹤徵等：《重修常州府志》卷17，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本；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61，宋元地方志丛书本，台北：中国地质研究会1978年版；卢熊等：《苏州府志》卷13，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本；张元忭等：《绍兴府志》卷34，台北：“中央图书馆”珍藏本；周学濬、宗源瀚：《湖州府志》卷34，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徐硕：《至元嘉禾志》卷15，宋元地方志丛书本，台北：中国地质研究会1978年版。

(30) 见何炳棣：《宋金时期的人口统计》，载弗朗索瓦·欧斌（Francois Aubin）主编：《宋史研究：白乐日（Etienne Balazs）教授纪念论文集》第33—53页，巴黎：Mouton出版社1970年版。

(31) 关于楼氏的生平资料，可参见福田立子：《宋代义庄小考》；黄宗羲：《宋元学案》卷6，《士刘诸儒学案》，第145页；卷79，《丘刘诸儒学案》，第1489—1491页；罗濬：《宝庆四明志》卷8，《叙人上·楼郁传》，第9—11页；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楼钥传》，第7—8页；《宋史》卷354，《楼异传》，第11163—11164页；卷395，《楼钥传》，第12045—12048页。

第二章　考镜源流

对研究宋代家族的学者来说，最艰巨的任务也许是考索家世渊源。从唐末到宋初，世袭精英在政治领域逐渐淡出，随即被职业化官僚所取代，这一状况极大地销蚀了一度盛行的编修谱牒的风习。由于家族背景对仕途及社会地位不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很少有人还想保存繁琐的家族史事；或者说，他们留存谱牒是出于个人原因，而非政治原因。这种热情的消退反映在，即使是北宋时期的修谱方家，也屡屡不能把同时代人的祖先追溯到五代之前——几乎无迹可循。既然作为昔日中国传统贵族集中地的北方，都已对谱牒了无所知，那么，迁徙日益频繁、社会流动日益加速的南方就更不用说了。

一、迁徙

从10世纪初开始，中国就陷于政治分裂的泥潭之中，长达八十年，史称五代。五代政权更迭，让北方深受战乱之苦。战争的创伤，使北方长久以来的经济和政治优势一去不返。相比之下，中国南方的大多数政权偏安一隅，避免卷入混战——尤其是江南，在此期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难怪一浪接一浪的移民逃离战火频仍的北方，到南方寻求安身之所。贵族也好，寒族也罢，离弃了祖宗之地，就意味着与过往的历史彻底割裂。它不仅切断了宗族间的交流，也切断了族人对先世和家族传统的认同。故乡音信飘渺，移民更容易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南方人，而不是寄居在南方的北方人。

就像大多数北方移民一样，长居南方的士大夫也往往对自己的先世所知甚少。唐朝以前，被朝廷委派到长江以南任职就如同残酷的惩罚，愈往南愈甚。诚然，自从唐朝后期，不断壮大的移民潮自愿而非被迫地迁移到南方后，这种态度开始发生转变。然而，这一地区仍旧被认为是偏远的蛮荒之地，那里的居民不是落魄的官员，就是生活潦倒的农夫。从各方面来看，南方的贵族都缺乏北方同僚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声望。使南方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进一步恶化的是，即便是在长江以南的地区，迁徙也异常频繁，各个家族往往会在短期内进行数次迁徙。对于10和11世纪的两浙地区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北方移民的持续南下，使这一地区面临着很大的人口压力，迫使许多家族向更远的南方迁徙。另外，由于这一地区热衷于商业活动，由此带来的劳动力需求，也助长了此地的流动性。因为这些原因，至少在宋代以前，一个稳定而有凝聚力的地方精英团体很难在长江下游地区落地生根，并开枝散叶。然而，到了北宋末年，地方士大夫集团开始出现，为了舒缓身份认同的焦虑，他们常常宣称自己源于北方望族，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份。但是，缺乏宗谱调查所特有的谨小慎微的态度，而去追溯宋之前的家族渊源，未免过于鲁莽，也太自以为是了。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明州鄞县的史氏家族。

按照族内的说法，鄞县史氏源出于声名显赫的溧阳（今江苏溧阳市）史氏。在秦汉时期，溧阳史氏是当之无愧的名门望族。尽管在朝政上没有出类拔萃的表现，但他们仍然官员辈出，享有世代封爵的尊荣，自汉朝以来绵延不绝(1)。据载，在从五代向宋朝的过渡期中，史惟则，一位唐朝的杰出学者和官员，从溧阳迁徙到了明州，定居于鄞县。史惟则生下了史成，史成生下了史简，史简生下了史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就是说，明州史氏源于一个古老而谱系清晰的家族，它延绵千余载，世代为官，文绩斐然。这种自夸或许有几分真实，但我们却也有充分的理由加以质疑。

溧阳史氏和明州史氏之间的唯一纽带，是史惟则。关于明州史氏早期历史的资料——大多到了数百年后的明末清初才写得更为详尽——表明，史惟则曾在唐朝末年担任翰林学士，因文绩卓著而举国称誉。但当我们全面梳理现存史料，却无法证明彼时此人的存在。然而，一份11世纪的资料提及，在几个世纪以前，存在一位同名的著名书法家。在一本关于唐代题跋的文集中，欧阳修频繁提到史惟则是一位八分书大家。这些题跋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位书法家生活在8世纪中叶，而不是10世纪，并且住在距宁波数百里之遥的江苏(2)。因此，按照家谱的说法，他在10世纪的宁波建立起一个家族，这是讲不通的。与此同时，存在两个都叫史惟则的江苏籍名士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想必史惟则只有一个，是宋朝史氏草率地把这个名号拉过来，无意间将一个8世纪的人物搬到了10世纪。

这一错误有两重重大涵义。首先，明州史氏要么对他们的真实渊源毫无所知，要么是想要隐瞒这一渊源。无论是哪种情况，宣称起源于史惟则，都是一种铤而走险的选择。其次，在追溯祖源时如此粗疏，表明宗谱调查的技艺到了宋朝已空前衰微，尤其是北宋时期。毫无疑问，类似的错误绝不可能发生在之前的门阀世族时期。其他一些人也与我看法相同，认为明州史氏确实对北宋以前的家世一无所知。郑真是元末明初的明州人，与史氏族人过从甚密，曾云：“宋在东都（开封）时，鄞史氏始著其源，实出于京兆有名惟则者，是为始祖。”(3)

明州史氏与史惟则的直系关系甚为可疑，但明州史氏也有可能是源于溧阳家族中一个不知名的旁支。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也显然不是其中某一世袭精英的族支。研究者业已证明，当一个家族的膨胀超过自身的承受能力时，常会分崩离析，促使落魄的支脉出外寻求生计(4)。元朝以后的史氏也是如此：离开明州的人士大多是为了逃难，或者避免过大的竞争。推动一个家族离散的是贫穷，而非富足。如果明州家族真的与溧阳家族有关联，那前者有可能就是其寒微的一支所建立的。总之，这两族之间的关系未可定论(5)。这个明州小家族东山再起的负担极为沉重，毫不亚于其他移民家族。既然它被外界打断了与从前的联系，那就要独自面对未知的将来。

二、面临绝后

明州史氏族人中，最早能够追溯到的是史成(6)。我们只知道他最初跟一位陈氏家族的女子结婚，而后续弦了一位任姓女子。历史和宗谱资料均没有关于他生平、职业或社会地位的信息，只记录说一个曾孙的功绩使他在死后得到褒赠。他不是一位社会显达，这似乎是无可争议的。虽然史惟则这个名字在祖庙中排在史成之前，但史成才是第一位死后被朝廷追封的族人。基于这个原因，本书认为史成是明州史氏的始祖。根据宗谱资料，史成育有三子。长子无嗣；幼子史翰有一子二孙，不过很早就离开了明州，从此杳无音讯。因此，后来的整个史氏家族都是次子史简（1034？—1058）的后裔，对这个家族来说，他是第一个在历史记载中占有相当分量的人(7)。

可靠的资料证实，史简是当地的县吏。他二十多岁就去世了，留下一个生病的儿子、一个幼女和一个怀孕的妻子叶氏（1033—1118）。儿子不久后也随其父亲而去，史氏面临着绝后的命运。后世的作传者描述说这位遗孀几乎心神错乱，直到几个月后生下了遗腹子史诏（1058—1130），情况才有所缓解。她的肩膀上担负着延续史氏香火的重任。

这个简短的概述颇具戏剧性，除此之外，史简的吏职究竟是做什么的，他为什么会英年早逝？这两个问题也存在颇多的历史争议。两份宋朝史料说到了史简，但只是提到他的名讳，没有提及生平、背景等细节。一份是敕撰的五世孙（史浩）的神道碑（七千余字），另一份是其妻子在《宝庆四明志》中的传记（四百余字）(8)。两者都写于史氏权势、威望如日中天之际。在其夫人和五世孙的两份长篇传记中，都刻意避免讨论史简，这就证明了我们的质疑。是这些作者真的对史简一无所知，还是那时的史氏族人坚持删去了相关记载呢？这种缄默似乎是有意为之的。

当地一位杰出的史学家袁桷（1267—1327）编撰的元代明州方志——《延祐四明志》中，最早记述了史简的生平(9)。袁桷是南宋宁宗朝大臣袁燮之后，也是当时收集笔记小说的名家。他在遗孀叶氏的传记中，记载了她的丈夫史简不是普通的胥吏，而是县尉的从事。我们得知，这位县尉相当强悍，通常受当地人贿赂去恐吓他们的仇敌，或广开告诘之门以从中牟利。在捏造了一位受害者的罪名之后，他吩咐属下史简去实施杖刑。然而，与县尉不同，史简被描述成正义之士，良知使他怜悯不幸的杖下之人。感情一度占了上风，他拒绝执行命令，只象征性地打了几下，通过在杖首包裹血色杂物造成受害者已经受伤的假象，来欺骗他的上司。可县尉不是傻子，他随即揭露了这一伎俩，并改令杖打史简。据说几天后他就一命呜呼了。因此，根据这条记载，史简只是个从事，并在屈辱中度尽此生。

袁桷讲述的故事颇有争议，屡遭非难，尤其是清朝学者全祖望（1705—1755）。与袁桷一样，他也是明州人、著名的地方史和思想史的专家。全祖望在承认史简有可能在县尉手下担任吏职的同时，驳斥了他是一名普通杖手的观点。相反，他坚称这位史氏先祖是广受当地人欢迎的学者，是郡学教授楼郁的“高弟”（楼氏是南宋明州的望族）。然而，他提出的史简早逝的原因却难以服众。他记载道：“冀公为明州吏，奉其母至孝。尝挥金治具，挽舟游湖中。而大吏者，俗人也，闻之，恚其不告，摧挫之。冀公坐是，拂郁以夭。”(10)

全祖望之前，没有学者提及过关于史简生平和死因的类似记述。他没有说明史源，而同样的记述仅见于宗谱材料之中，这强烈暗示了这一说法可能只是18世纪史氏后裔中的口耳相传，然后传到了全祖望的耳中。全祖望与清朝史氏后裔的紧密联系也佐证了我们这一猜测，即上述说法源于史氏。至于《延祐志》中的叙述，可能同样是基于口耳相传，而袁桷也同样对他们抱有非常同情的态度。因此，袁桷和全祖望的记载均有令人生疑之处。

宋以后对明州史氏祖先的记述如此令人生疑，并不值得惊奇，因为即便在宋朝，史氏族人对距他们只有几代之遥的先祖也知之甚少。楼钥在重新整理叶氏碑铭的跋文中提到，她最初的墓碑已在建炎三年（1129）末女真入侵时被损毁，不知所终(11)。事实上，据记载，全族的资料都已在那时散失殆尽。史弥远当国的前夕，存留下来的这份有关叶氏遗孀及其生平的墓志出自一本故书，当楼钥检视它时，已铭残文阙，难以卒读。这段轶闻，让史氏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得以窥见她的生平及其所处的时代。楼钥的墓志跋文，就像碑文本身一样，部分来自这份记录，部分来自这一家族百余年来的口耳相传，在宁宗朝经由某位族人传到了他的耳中。家族初期史的资料到了南宋中期即已如此寥落，要相信后世史学家的推测更是无从谈起。

撇开史简的职任和死亡细节，可以肯定的是，他生活潦倒，死后没有留下多少私人财产。宋元明州方志中，都提到遗孀叶氏在丈夫死后，一直在家里日以继夜地做针线活以养活孩子。她省吃俭用，拒绝朋友劝她再婚以减轻负担的建议，史载“人不堪其忧，夫人盖自若也”(12)。理宗朝编修的《宝庆志》也表明，尽管经济窘迫，她还是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因为据说她曾教导儿子史诏读书。《延祐志》里没有提及此事，而是认为史诏乃受教于当地的一位老师。这一差别非常重要，因为它明确地暗示了遗孀叶氏及其丈夫的社会背景。

透露史简社会出身的，不是历史资料，而是之后史氏家族的地位。从事位于宋朝官衙的最底层，而胥吏在州县衙门中的地位则很高。胥吏的职责要求他们至少粗通文书。士大夫轻视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受过经典教育，没有接触过儒家道德伦理，也没有获取功名。但他们的学识仍使其异于常人，在向上层的流动中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因为在城市中会有许多与士大夫接触的机会，所以胥吏更容易进入当地学校，或取得当地教授的喜爱，由此被训练成彻底的官僚。相形之下，从事几乎全是文盲，不思长进。在一般情况下，像叶氏这样的妇女——有一定教育水平且笃信儒家伦理——是不会和这样一个男子结婚的。随后，史简的儿子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就师从于当地一位名师，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社会成员。单纯一个杖手的后代，是不会这么容易就被当地精英所接受的。

综合各种因素之后，我们对史氏在11世纪后半期的轮廓大致描述如下。它的族人略受过一定的教育，但可能并不很多。它仍游离在地方精英集团之外，尽管如此，有限的读写能力还是把它与普通民众区别开来。它有过当衙役的历史，甚至可能只是个卑微的职位，但这也许只是暂时的。它的族人相对贫穷，但仍不至于穷到让遗孀叶氏背弃伦理而改嫁他人。最令人可疑的，是史简仅仅是个杖手这一论断，因为他们无法解释，一个身份如此卑微的人，如何能产生一个迅速往上层社会流动的家庭。认为他十分博学的论断也同样不可信，因为这也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要屈身下就，去当县尉的从事。他的真正身份永远不会被发现，但很可能就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今天，在东钱湖畔的墓葬群中，史简遗孀叶氏夫人之墓，正坐落在她的曾孙史浩之墓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上，其规模不是很大，却正揭示出这一家族一开始并不显赫(13)。

三、从县中小吏到地方名流

史简逝世后，史氏的命运维系于遗腹子史诏。史简唯一幸存的兄弟史翰全然不见记于史，很可能早已迁居他乡。因为遗孀叶氏是一家之主，所以她儿子在家受到的任何启蒙教育，都肯定缘自这位母亲。长大成人后，史诏投入到当地文人圈中，圈子中最为出色的楼郁，后来成为州学教授(14)。没有证据显示史诏曾在州学或其他任何一家书院中受过正式的教育，然而，从他和楼郁的关系可以推知，史诏不止是简单的识文断字，而且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或许，如袁桷所称的，叶氏聘请了楼郁教导儿子；或者像全祖望指出的那样，通过他父亲与楼郁的交情，史诏得以向其求学。不管怎样，史诏逐渐变得博学多才，成为当地受人尊敬的一员。尽管前途光明，但他对母亲的至孝却让他错失了许多继续深造和入仕的良机。他拒绝跟随父亲的步伐，为当地政府效力。实际上，据传因为惧怕母子分离，他一直尽力避免卷入外界事务。

史诏的大半生近乎与世隔绝，他的谋生手段是个谜团。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叶氏的经济地位在晚年有了显著的提升(15)。一个携有两个孩子、似乎没有其他亲戚且完全独立生活的孀居女性，是如何发家致富的呢？没有迹象显示这个家庭原本拥有或后来得到了一块土地——这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收入来源。然而，对于一个城市家庭来说，这并不令人诧异。作为一个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史诏可能偶尔受雇做书手，撰写祭文或担任私塾先生，但这类零活儿通常赚不了多少钱。有趣的是，地方志中提到，叶氏除了自己女儿外，还收养了几个女孩帮忙纺织。尽管这大都被描述成一种慈善义举，但还是让人禁不住认为：叶氏就像个小工场主，居家经营着小型纺织业，并雇佣女孩作为廉价劳动力。因此，这个家庭的财富，可能与叶氏这样一个颇有胆识又足智多谋的女性有关，这说明史氏并非富有的乡村地主，而是城市小工场主。此外，通过纺织赚来的钱并不多，因为出生于她晚年的曾长孙曾被描述为“清贫特甚”(16)。因此，叶氏的“富裕”只是相对于之前的拮据境况而言的。

除了经济地位，史诏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大观元年（1107），当宋廷要求各地推举“八行”之典范进入太学时，明州官员热忱地举荐了史诏。这次举荐成为另一个不解之谜。史诏从没参加过科举，从没出版过文集，也从没在州学里受教；他既不是一位学者，也不是社会领袖，当地官员是以什么标准选定他作为明州的儒家道德典范和最有可为的子弟呢？难道就像传记所称，只是他的至孝提升了他在当地的地位，并赢得了荐举？这似乎很难令人相信，但因为缺乏反面证据，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述说或许蕴含了某种真实性。

尽管做官和荣望极具诱惑，但史诏终不应命。此时他已年届五十，仍笃定不移，誓不弃母而去。此中，他放弃了唾手可得的为官机会。他虽然选择了隐退，但他的抉择却大大提高了他在明州的声望。乡人称他为“八行先生”，千百年来尊崇如斯。

史诏有5个儿子，大多不仅是优秀学子，亦颇有志于仕途。史氏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明州首屈一指的兴旺家族。崇尚道学的传记作者将这种繁盛归因于祖宗的荫德。叶氏付出了个人牺牲，但她对丈夫的忠贞使其成为了当地最为闻名的“节妇”；同样，史诏对母亲的至孝也赢得了地方官员的赞誉和举荐。时人认为，祖宗累行积德，上天必将赐子孙以显贵。在他们逝世近一个世纪后，楼钥赞颂道：“本固则叶茂，源深则流长。”(17)除了天意之外，社会也切实嘉奖了这位道德砥柱。对史诏而言，高尚的德行有助于提高社会地位，也提供了进入仕途的良机。史氏后裔也因此颇多地受泽于叶氏母子的道德积淀。

史诏入选“八行”，极大地提升了史氏家族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假使他在大观元年（1107）选择进入太学，或许在一代之内就能够完成从县吏到士大夫的飞跃。作为一个没有进士和官员的小家族，史氏在徽宗朝之前仍游走于地方精英的边缘，但这不会持续太久。

四、第四代早期

依长幼之序，史诏的5个儿子分别是：史师仲（1082—1124）、史才（1083—1162）、史木（1086—1129）、史禾（1090—1132）和史光（1093—？）(18)，他们都是正妻徐氏所生。当时的鄞县没有徐姓的望族，所以徐氏夫人如果不是本地的平民，就应该是外来的配偶。史光似乎很早就去世了，而其余诸子都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父亲不一样，他们非常热衷于地方事务。十分幸运的是，遥远的京城所发生的政治和制度上的变革，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会。

史诏诸子长大成人是在徽宗统治时期，那时朝廷已放弃科举，实施三舍法。如前所述，三舍法是让州县学校成为官员选任的核心，选拔最优秀的学生进入太学，然后获得官职。这一变革必然会受到普通家庭的欢迎。随着州学和太学变为官办机构，孩子接受教育及迈入仕途的压力有所减轻，更多人第一次有希望进入官僚机构。这可被史氏的经历所证实。尽管这个家族默默无闻，一寒如此，但它却在短时间内将几个儿子培养成了士大夫，这些都发生在徽宗时期。

长子史师仲和弟弟们一样，进入州学以前就学于父亲史诏(19)。据载，他顺利地升入太学，位列上舍生，距离官职授受仅一步之遥。然而，似锦的前程却因他的早逝戛然而止，终年四十三岁。遗憾的是，关于他的其他信息无从得知。

次子史才进入太学同样得益于三舍法，他更超越了长兄，于政和八年（1118）获得进士功名(20)，成为家族中的第一位进士和第一位官员。获取功名后，史才随即前往浙江南部的处州（今浙江丽水）担任知县。这是他唯一一次受到开封朝廷的委任。随后，宋朝就被逐出北方，他返回故籍，暂时担任余姚县尉。紧接着，便发生了女真入侵明州的惨祸。

此后，史才去向不明；有可能是忙于余姚县尉的日常事务。可以确定的是，他的弟弟们和族人一起住在家乡。实际上，在组织当地人躲避金兵掳掠的行动中，史木的作用十分突出。一位12世纪末的传记作者叶适记录说，这位史姓青年倾尽积蓄，在附近租船，带领亲友逃离濒危的明州，前往远海避难。两千余人因此得以幸免(21)。尽管史木在此中的个人贡献可能有点被夸大，但这一记载仍有助于了解此次大逃离的规模和特点。史氏全家不仅逃离了明州，它的一个儿子还协调了此次救援。这揭示了尽管还是官场新秀，缺乏政治地位，但史氏从建炎三年末开始，便已成为当地的领袖人物。或许这件事情还体现了史氏在地方防卫上的重要角色，它使史氏族人赢得了足够的尊重，最终有助于他们升任高官，并获得广泛的信任。

史诏年幼的儿子——史木、史禾和史光——在敌军撤离后返回明州，他们肯定参与了家园的重建，并维持了家族的稳定。史木与史禾有可能于北宋时期在州学有过短暂的学习，但建炎三年末的战乱使他们学业中断，不能在那里继续深造。同时，南宋政府重新恢复科举来选任官员，这就迫使他们要调整旧的知识系统，强化文学技艺。尽管存在这些阻碍，两人仍然试图通过州试获取功名，并取得了成功。尤其是史木，表现异常突出，晋身为贡元。然天不遂人愿，他们都没通过会试(22)。女真入侵及史诏死后不久，史木也去世了。教育下一代——共计13个男孩——的重任全都转移到了史禾身上，而州学的停办使得这一负担更加沉重。而此间，史才在外正风生水起。

五、史才进京

建炎四年（1130）父亲去世，史才暂时回到家乡丁忧了两三年。尽满人子之孝后，他又回到官场，担任余杭（今浙江余杭）知县（从八品），随后调任永嘉（今浙江温州）知县。似乎在永嘉任职期间（12世纪30年代晚期），他结识了知州李光（1078—1159）。他们之间的交往肯定很短暂，因为李光不久后就被召到京城担任参知政事。这段经历决定着史才的命运。史才给李光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很快赢得了李光的举荐，这对史才将来的官场迁升是不可或缺的。

新职上任还不到一年，李光就在党争中失利，被屈辱地罢黜出朝，这对于史才来说也是一场厄运。不可否认，史才遭到了挫折，在12世纪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舞台上不见了他的身影。那个时期他行踪飘渺；可能退出了官场，等待京城党争的结束。当他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重新露面的时候，也才只是国子监主簿（从八品），并不比他在12世纪30年代的职务高。然而，这一要职却能让他接触到朝廷政要，第一次触碰到权力政治。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曾经提过女真占领了中国北方，且严重威胁着南宋的安危。不用说，绝望的临安似乎情愿付出任何代价结束敌对状态，包括放弃收复北方的神圣使命。我们没有必要在此长篇大论地探讨主战派、主和派之间的论辩，简单地说，高宗在即位七八年后，明显地支持和谈，并力挺宰相秦桧促成和解。绍兴八年（1138），秦桧最终接受了女真的提议，签署了和约。在此过程中，他排除异己，将以张浚（1097—1164）、赵鼎（死于绍兴十七年，1147）为代表的抗金派逐出朝廷。面对既成的事实，反对者大多委职而去，另有许多人遭到罢黜。主和派大获全胜。

尽管秦桧在京城的权势不断增长，皇帝也明确支持议和，但批评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为了消弭异论，为政策增添一丝合理性，秦桧急于寻找声名卓著的官僚担任要职，听其指挥。他们要主张议和，却不见得仅会溜须拍马而已。显然，只要与这些下属的联合能够给他一些回报，宰相就会有限地接受他们的批评。史才的举荐者李光就是一个最佳人选。他直言不讳地主张议和，时人也将之视为一位正直的并值得尊敬的人——这些因素使他成为一个对秦桧来说具有高度吸引力的人选。尽管这种合作是有益的，但仅仅维持了一年就破裂了。由于在实现和议的方式上与秦桧出入很大，李光很快就被罢免。不久，两人之间的政见冲突沦为个人恩怨，秦桧还针对这位老部下发动了一场恶意的报复(23)。

一个新的、持久的和平局面在绍兴十一年（1141）达成之后，秦桧更加志得意满地把持朝政。尽管他仍有兴趣吸引有能力、有声誉的官员担任宰执，但却开始难以容忍异见。不客气地说，这种人更倾注于个人野心，而不是政治理想。他满怀戒心地守护着和皇帝的关系，不允许任何人过度接近皇帝，获取信任。因此，对于那些能够频繁接近皇帝的高品级官员，秦桧坚持限制其任期，以免他们暗中破坏他的权势。故这些年间的官僚流动特别频繁。为了消除官场的潜在威胁，秦桧经常利用台谏，相与结党，弹劾政敌。作为回报，甘为爪牙的台谏官常常被提拔为官场中各部门的长官，以取代那些被他们弹劾出朝的官员。不久，这种晋升的捷径引来了宰相既有或潜在政敌的弹劾，宰执成为众矢之的。这是许多雄心勃勃的官员必须历练的一场游戏，包括史才。

据记载，史才在京城的第一份职任是在国子监。尽管他的主簿之职没有多少政治实权，却给他提供了发表政见的平台。史才没有错过机会。在向皇帝面陈百官造谒之禁后，他引起了侍御史宋朴的注意，后者随后推荐他升任御史台的一个低级职位：御史台检法官。随即他又被任命为右正言（从七品）(24)。升任台谏官，为史才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发声平台，他再次把握了机会。就在成为右正言数月后，吏部尚书便因遭到他的强烈弹劾而遭罢黜(25)。

史才一方面攻击同僚以讨好宰相秦桧，另一方面，又孜孜不倦地向朝廷提交政策建议，以此表明自己在改善吏治上的贡献。他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六月提出一项建议，旨在削减诸路州军的税收折欠，得到了朝廷的全力支持。这份奏章，再加上顺利通过了铨试，使他得到进一步晋升，成为右谏议大夫（从四品）。之后的其他奏章中，最著名的是抨击军士滥用职权。史才痛陈他们在浙西侵占、滥用民田的恶行之后，请求政府加倍监察当地军士及其放肆行径。这份奏章被采纳后，更多的奏章纷至沓来。首先撞到这位谏议大夫刀刃上的，是周麟之，他因史才弹劾其结党而出朝；然后是一位临安府府学的教授，史才劾其不学无术，处事失当，遂使其罢职(26)。接下来，则是他之前的举荐者：宋朴。

通过为秦桧劾黜政坛宿敌，宋朴由侍御史升任参知政事。按照潜规则，接替受劾出朝者的职位正是对他的回报。在位仅一年后，宋朴就转而遭受史才弹劾，称其“执政无状”(27)。这导致宋朴迅速被罢参政。四天后，朝廷宣布了参知政事的继任者：史才。

作为秦桧的副手，史才在自己被罢参政前，过了十个月的太平日子。之后，另一位御史弹劾他与以前的举荐者李光交通，并暗中与遭贬黜的官员结为死党。这不仅导致他被即刻贬黜，还被剥夺了所有官职。就在第二天，弹劾者魏师逊便取代了史才，成为参知政事(28)。

在史料的简短描述中，史才在政治上的失败，似乎主要缘于李光的举荐。其实远没有这么简单。秦桧和皇帝肯定一开始就知道史才是李光推荐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到了提拔。毫无疑问，李光的推荐对史才早期的升迁有消极的影响，但时间的流逝应能化解掉这一问题。从上述12世纪50年代决定他政治声势的诸般事件中可以看到，促成史才升迁的关键，不是李光的举荐，而是他激进的政治表现。同样地，绍兴二十四年（1154）的罢斥也与朝政紧密相关。

此外，清朝史学家全祖望对此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见解，他称史才在担任右正言期间，确实依附过宰相，且赖此升到了参知政事的高位。随后，可能因为他丧失了政治用途，秦桧利用另一位御史驱逐了这位副手(29)。因此，史才不过是秦桧的一条政治走狗。这一看法与他的侄子史浩在地方志的传记中所记载的截然不同，后者提到宰相秦桧飞扬跋扈，难以共处，暗示史才上台不是得益于秦桧当朝，而仅仅是没有受阻于他罢了(30)。如此所示，对宰相的奉迎谄媚即便不是他升迁的唯一因素，但就如全祖望所言，它肯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其他因素也同样表明，史才利用了台谏之职来拓进仕途。他对同僚失职的指控常常没有事实依据、模棱两可、甚至是轻浮的。一个人怎能证实“强加”和“歪曲”的指控呢？史才仔细挑选攻击对象，以迎合秦桧的念头，即使有时候需要背弃故交，他也在所不惜。他的机会主义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对宋朴的指控上，后者刚在一年多以前举荐了他，让他得以升迁。或许，他可耻的政治投机，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史氏家族如日中天之际，理宗朝《宝庆四明志》的编撰者耗费大量笔墨，长篇累牍地撰写史才的祖母叶氏和侄子史浩的传记，却偏偏忽略了这位饱受争议的官员。无疑，后来的族人不希望广泛宣扬其政治生涯的细节，以免他的政治投机和与秦桧的串通昭彰天下。

平心而论，有必要指出，史才生活的年代对于有政治抱负的官员来说是相当黑暗的。绍兴十一年（1141）之后，秦桧彻底把持了朝政，无情地摧抑政敌，异见者根本仕进无望。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史才的合作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时，虽然京官史才在朝廷财政、军事方面的诸多政见，并不包含多少雄心壮志，但的的确确都在情理之中，相当切实可行。这些都为了解和想象史才的官僚生涯增添了佐料。

史才下台之后，再无音讯。他致仕后，可能在明州度过了晚年。由始至终，他仅在临安呆了三年，和皇帝也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他的政治影响必定是有限的；但从家乡族人的立场看，史才的一生仍是成功的，令人振奋。家族的第一位登科者，官僚机构中位列第二的参知政事之职，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他凭借学术成就进入官僚队伍，没有可资用于推进仕途发展或免受权势伤害的家族关系。他单枪匹马地走到这一步，已经是非同凡响了。

六、第四代概况

在高宗朝之初，史氏还是个小家族——包括妇女和孩子，第四、第五代也不过三十余人——仅是寻常中等规模。没有迹象显示这个家族有强烈的诗礼传家的传统。史诏从未上过学，依靠母亲和当地贤达接受了初步教育。无疑，他起初自己教育儿子，但终究力有不逮，于是将他们送入州学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当进入官僚队伍后，政绩和政治运作使这一家族的首位官员平步青云。对后世子孙来说，可能就不会再这么困难了。第一，史才的功绩让史氏的某些成员第一次享有恩荫特权，这一家族的仕进之门也从此洞开。第二，史才的成就让他的家族可以与其他家族并肩而立，要在明州日渐壮大的名门阶层中争取一席之地。相应地，这也给史氏提供了一系列学术与职业的交往，对年轻族人的教育有着积极的影响。随着史氏规模的扩大和财富的日益兴盛，以及教育机构的不断增多，也随着明州逐渐转变为政治活动的中心，每个族人的机遇都在增加。史氏后人将沿着史才开辟的入京之路，阔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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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及之后关于史氏早期历史的资料均来自郑真：《荥阳外史集》卷41，《史氏先茔事实》，四库全书珍本，第1—4页；《萧山史氏宗谱》卷8，八行堂本，第10页。

(2) 见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6，石刻史料丛书本，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66年版，第9页、第16—17页。

(3) 见郑真：《荥阳外史集》卷41，《史氏先茔事实》第2页。

(4) 更多有关这一议题的讨论，可参见莫里斯·费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中国的血统与社会：福建和广东》，伦敦：Athlone出版社1966年版，第37页。

(5) 在唐朝，史姓更多是边境上的异族姓氏，比如史思明。如果明州史氏真的含有某些非汉族的血统，那么，这就为其讹传先世提供了又一缘由。

(6) 见郑真：《荥阳外史集》卷41，《史氏先茔事实》，第2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11—13页。

(7) 关于史简的生平资料，可见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9，《叙人中·冀国夫人叶氏传》，第28—29页；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冀国夫人叶氏传》，第33—34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6，第41—42页；楼钥：《攻媿集》卷74，《跋叶氏夫人墓志铭》，第12—14页；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第3页，四部丛刊本；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6，《同谷三先生书院记》，第11页；卷18，《真隐观洞天古迹记》，第9页，四部丛刊本；刘慈孚：《四明人鉴》卷3，四明丛书本，台北：中国地质研究会1966年版，第2页；《萧山史氏宗谱》卷8，第10—12页。

(8) 分别见楼钥：《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第3页；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9，《叙人中·冀国夫人叶氏传》，第28页。

(9) 见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冀国夫人叶氏传》，第33页。

(10) 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8，《真隐观洞天古迹记》，第9页；黄宗羲：《宋元学案》卷6，《士刘诸儒学案》，第149页。

(11) 见楼钥：《攻媿集》卷74，《跋叶氏夫人墓志铭》，第12—14页；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9，《叙人中·冀国夫人叶氏传》，第28—29页；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冀国夫人叶氏传》，第33—34页。

(12) 见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9，《叙人中·冀国夫人叶氏传》，第28页。

(13) 有关史氏墓葬群的研究，可参见戴仁柱：《东钱湖畔的史氏墓葬群》，载《宋元史研究杂志》第26期，1996年，第201—216页。

(14) 史诏的生平信息可参见袁桷：《延祐四明志》卷9，《人物考·冀国夫人叶氏传》，第33页；黄宗羲：《宋元学案》卷6，《士刘诸儒学案》，第151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6，第42页；《萧山史氏宗谱》卷8，第12—14页。

(15) 见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9，《叙人中·冀国夫人叶氏传》，第29页；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冀国夫人叶氏传》，第33页。

(16) 见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18，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898页。

(17) 见楼钥：《攻媿集》卷74，《跋叶氏夫人墓志铭》，第13页。

(18) 大多史料都提到史诏只有4个儿子，但楼钥的跋尾说有5个，与晚近的宗谱资料相同。史光似乎没有长大成人。参见楼钥：《攻媿集》卷74，《跋叶氏夫人墓志铭》，第13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13页。

(19) 史师仲没有完整的传记，但由于他是长子，所以有许多零星的记载提及他。参见楼钥：《攻媿集》卷74，《跋叶氏夫人墓志铭》，第13页；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第3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6，第42页；《萧山史氏宗谱》卷8，第14页。

(20) 史才的传记信息参见楼钥：《攻媿集》卷105，《朝请大夫史君墓志铭》，第1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14，第27页；卷28，第42页。

(21) 见叶适：《水心先生集》卷22，《史进翁墓志铭》，四部丛刊本，第18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6，第49—50页。

(22) 见叶适：《水心先生集》卷22，《史进翁墓志铭》，第18页；《新修鄞县志》卷26，第42页。

(23) 见《宋史》卷363，《李孟传传》，第11342页。

(24) 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3，第3册第285、293页。

(25) 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4，第3册第301页。

(26) 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7之49，第4910页；食货44之4，第55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4，第3册第307—308页；卷165，第3册第310、312、315页；《宋史全文》卷22，第1460—1461页。

(27) 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5，第3册第317页。

(28) 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6，第3册第331页；《宋史全文》卷22，第1466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30，第3444页。

(29) 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5，《答万九沙编修问史参政遗事帖子》，第20—22页。

(30) 见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9，《叙人中·史浩传》，第3页。

第三章　植根皇城

史氏的第四代有五位男性族人。史师仲、史才和史木，三人子孙兴旺，而两位小兄弟——史禾与史光，虽不及兄长们多子，但他们的族系却也是经久不衰。为了行文方便，接下来对史氏家族的讨论将主要围绕这五人的后代：长房史师仲、二房史才、三房史木、四房史禾以及五房史光。第五代家长史浩，也就是长房最年长的男性，成功地为这一代写下了伟大光辉的传奇，因而也是本章关注的焦点。

一、走向权力

史师仲的长子史浩（1106—1194）在父亲去世时仅十九岁，年青有为(1)。在此之前，他显然跟从曾入读太学且博闻强记的父亲学习。随后，史浩跟随叔叔史木作进一步的学习。史木本身未能通过会试，却也是一位有抱负的官员。他在兄长逝世后五年去世，这是史氏家族的一大损失。

当史浩年少、父亲尚在之时，州学仍然主导着明州的教育，把当地不少子弟培养成为有为的学者与官员，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年轻的史浩曾在那儿就学。直到12世纪30年代，因史氏家族人才陨落，州学才成为史氏教育资源的重要选择，但此时的明州已经过金兵战火的洗礼，州学也不得不暂时停办。史浩随后师从何人何派，已无从得知，历史学家未能从这一时代巨变中，识别出他所师承的特殊学派或显赫学者。但这不能说明史浩就是自学成才，或缺少与其家族本身的学术联系。史浩兴趣的多样性及其后来文学作品题材的广泛性，正揭示出他广博的学术传承，绝非单单脱胎于其家族传统。

直至绍兴十五年（1145），史浩才正式跻身于士大夫行列，当时他位列省试前十甲，并进而考取进士。他时年四十，已届不惑。很有可能，这就是史浩科举生涯的最后一次尝试，而他的坚持显示出他相当大的自律与决心。他最初被授予明州余姚尉，从九品，约二十年前其叔父史才即居此职。此后，他又被安排在一闲职上，这次同样离家不远。然后他被调任温州，成为了那里的州学教授。

这一任命对史浩非常有利，因为他在此结识了时任温州知州的张九成，后者乃中国沿海方兴未艾的道学代表人物(2)。史浩很可能是第一次认识如此伟大的哲学家，这对他日后思想发展的影响可想而知。史浩大概在温州呆了七八年，绍兴二十七年（1157）他终于接到了另一任命。在吴秉信的推荐下，他被召入京城临安。

吴秉信也是明州人，他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后升为中书舍人。他推荐史浩的原因不甚明了，没有迹象显示史浩曾经在他手下工作过，故他对史浩的赏识也许来自他们的同乡之谊。不管怎样，这次推荐使史浩升迁为太学正（正九品），不久之后又升为国子博士（正八品）(3)。第二个任命预示着他将在临安前程似锦：除了与博士头衔相连的威望外，新的职任还让史浩有机会与皇帝商讨国家大政。叔叔史才在右正言的职位上吸引了很多权威人物的注意，而正当盛年的史浩在太学与国子监任上做了更多相同的事情。然而，跟叔叔不同的是，史浩并没有对财政政策或同僚行为展示出很大的兴趣。他反而更关注道德层面上的问题，比如宫廷秩序。

史浩的主张第一次引起皇帝的关注，是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当时他上书高宗要求尽早立储。高宗显然对他的考虑表示认同，因为他随即任命史浩为秘书省校书郎兼二王府教授（正八品）。一进入皇宫，史浩正直的性格即给皇帝与他后来的继承者建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间一长，皇子与老师的关系愈见亲密。不到一年，史浩即晋为侍讲（从七品），不久又升为宗正少卿（正七品）。实际上，高宗是把培育储君的重任委托于他。绍兴三十二年（1162）中，皇子正式成为储君，同时史浩又一次得到提拔，升为太子右庶子（从五品）(4)。确立储君几天之后，在位三十五年的高宗宣布退位，对史浩来说，这意味着机会正悄然来临，虽然他尚未知晓。

从王府教授到太子庶子，史浩地位不断变化，但他与建王的关系不过三年而已，而这位未来的孝宗皇帝却对他建立起深入持久的信任。在孝宗即位仅四天之后，史浩即被提拔为中书舍人（正四品）兼翰林侍读（正七品）。两个月后，他即跃升为参知政事（正二品）、同知枢密院事（正二品）。隆兴元年（1163）初，也就是孝宗继位后半年，史浩爬上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他被任命为右仆射（从一品）兼枢密使（从一品），亦即当时俗称的右丞相(5)。从绍兴二十七年（1157）的太学正到隆兴元年（1163）的右丞相，在评论史浩这种非同寻常的升迁步伐时，传记作者楼钥写道：“自此（自入朝为官开始）六年以正相位，近世未有也。”(6)毫无疑问，皇帝对自己从前的老师宠爱有加，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史浩奔向权力的催化剂，但史浩的成功并非主要因为会讨好皇帝。孝宗不是庸主，而史浩亦非倖臣。经验丰富的高宗从众多王府教授中选中他当太子庶子，而知人善任的孝宗能够信任他，并委以重任，使他成为官僚集团的首脑，这本身就说明了他得到广泛的认同。在朝廷上能够快速上位，亦已显示出他聪慧过人，且有不屈不挠的个人信念，这些特征至少使他在初期的丞相位上表现出色。

二、新君即位

无论传统还是现代的历史学家，对孝宗皇帝的评价都非常高。14世纪中叶，《宋史》的编撰者们把他统治的二十七年描述成南宋最好的时代。一位现代学者也同样把这个时代称之为临安的“黄金时代”——宋代最近乎于复制唐代太宗之德及其贞观之治的时代(7)。这位登基时已经三十六岁的新皇帝，显然比高宗在三十多年前即位时要成熟得多。孝宗思维敏捷、意志坚定，与前任大部分皇帝不一样，他即位后厉行节俭；而对他的父亲高宗，他是孝顺异常，且近乎愚孝。大多数南宋统治者都允许某位官员终身占据相位，并在此过程中垄断整个朝廷大政，以此使朝官常怀戚戚之心——但这不是孝宗的做法。虽然他对史浩等大臣示以极大的尊重，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脱离他的统治意志而成为决策者。他是那种坚强而又自负的君主，他既不轻易听从官员们的劝告，也很少不加批判地接受他们的建议。虽然他并非冲动鲁莽之人，但他一旦有所决定，即会果断行事。高宗无疑意识到这些领导者所需的特殊品质，这促使他选择建王（即孝宗）作为继承人，之后不久，他就欣然退位了。高宗退位的另一因素，则是边境形势的发展。

如前所述，高宗跟秦桧在绍兴十一年（1141）与金人达成和议后二十年间，双方都没有毁盟。在这段时期，南宋政府沉浸于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之中，但为了和平，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宋朝屈从于金国，让出了中原地区。此外，宋朝政府还必须给这个宿敌缴纳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毫无疑问，最令人神伤的让步是，临安政府在外交关系中，必须对这个北方帝国称臣。对于领土与财物上的让步，高宗与他的朝臣们显然很容易给出合理的解释，因为这些东西在帝国的资源总量中只是沧海一粟；但最后那个让步意味着对汉族正统观念的公然践踏！可以理解，这成为和议中最为屈辱的条款，也是南方人民倍感痛苦的根源。

无论好坏，两大势力间的宁静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夏秋之际被突然打破。当时，正是通过阴谋与暗杀攫取皇位的女真统治集团新贵、自命不凡而又喜怒无常的海陵王，向南方发起了全面的进攻(8)。南宋方面，由于整整一代人处于和平状态，他们显然对海陵王突然进攻两浙东路的北部缺乏军事准备，因而使得金军能够顺利往前推进。然而，战争爆发几个月后，海陵王的军队由于屡受挫折而发生哗变，他自己也被刺杀。政变的结果是宋金双方仇恨减退，但世人所期待的停火协议并未随之而来。边境零星的战斗持续了将近一年，与此同时，山东忠义军四起，反抗女真统治，并宣称他们对宋朝忠心不二。虽然战争还在继续，但表面的秩序还是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得以重建；垂垂老矣的高宗已经领导这个帝国经历了两场战争，他已深感疲倦，因而主动让出皇位，这很像他的父亲徽宗——三十五年前，父亲就在战争期间，把皇位让给了高宗的哥哥钦宗。

孝宗上台时，边境冲突仍然没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没有迹象显示作战双方有积极寻求和平的举动。临安政府认为敌军首先武力败盟，所以他们有资格要求赔偿。反思之前条约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宋朝要求提高外交地位，但女真方面并不就此妥协。双方就这一敏感问题陷入了僵局，而边境事件仍然持续发生，很多宋朝大臣害怕会爆发另一场全面战争。孝宗一开始很小心地处理这场争执，这显示出他真诚渴望议和之心。但同时，作为新君，他急于向父亲证明当初选他做继承人是正确的，因此他也不可能在这种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妥协。

登基后不到一个月，皇帝即接受史浩的建议，遣使北方。绍兴十一年（1141）和议有一约定，即新皇登基需向对方发出官方通告，虽然当时宋金双方仍处于战争状态，但孝宗依然遵从这一约定，并想以此向金国表示他对恢复和平的渴望。由于仍然期望金人能够让步，孝宗拒绝在交给使者的文书中使用绍兴和议所规定的称臣之礼。结果这次出使被金国“责旧礼，不纳而还”(9)。女真人已经失去耐心了，随着绍兴三十二年（1162）冬季的来临，他们向中国南方发起了一次猛烈的袭击。这样的侵略本该使孝宗相信继续和谈是毫无意义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他把朝廷大政委托于当时最力主和谈的人——史浩。在如此危急关头有这样的选择，证明皇帝仍是希望能够和平解决这次冲突的。

三、史浩的和战立场

在继续讨论宋金战争及其进展前，最好先考察一下史浩的和战立场。从一开始，就很难断言他属于朝廷中的哪一派。秦桧死后，高宗立即迅速有效地把他的党羽连根拔起，后来又不让其他任何宰相久居相位，以防他们结党坐大。孝宗则以更高的警惕提防朝臣结党，在他统治期间，朝中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党派。相反，史浩等人之所以成了某些政策的坚定代言人，是因为他们跟皇帝有特殊关系，并非背后有党派的支持。

史浩在战争中力主和谈，但不能就此给他贴上“投降派”的标签。与秦桧备受争议的“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观点相反，史浩从来没有提出宋朝要放弃恢复大业而永远偏安江左(10)。他当时是因领导士大夫们广泛攻击秦桧的投降政策而上台的，因而也为他的支持者们扫清道路。对史浩来说，提出与前任丞相十分相似的建议，等同于政治自杀——其实任何官员要想仕途顺利，都不会这样做。相反，他经常表示要一雪“前耻”——女真人在靖康二年（1127）攻陷汴京时所造成的灾难与耻辱——并且要“恢复中原”(11)。他与主战派最大的区别，在于时间与战略的问题。

史浩深信，南宋既没有足够的军事准备，又缺乏经济资源去向北方的敌人发动有效的攻击。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末的一封奏折上，他力谏皇帝，反对鲁莽行动：“但顾今日，兵力未壮，民力未苏，财力未足，而遽舍内以事外，虽得天下，未见其利也。”(12)很明显，他考虑最深的，是南方对北方采取的军事行动所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于坚持恢复仍需时日，他呼吁朝廷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发展中国南方。史浩认为，只有南方的基础得到加强，才能迎对北方敌人：“如此，则进有辟国拓土之功，退无劳师失备之患，实天下至计也。”(13)然而，如此现实的计划，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才能得以贯彻执行。在二十多年后的一篇作品中，史浩认为必须再有十年的准备，宋朝才足以考虑向北方采取军事行动。回顾往事，这位丞相显然是小心过头了，这实际上也阻碍了宋朝在他的那个时代恢复华北故土的任何尝试。但皇帝并没有他那么悲观。

史浩主张逐步恢复领土，并对军事部署小心谨慎，这样做有两个原因。首先，正如早期某些士大夫所言，他一直为恢复的高昂代价费神，他认为这样会给南宋经济造成额外的财政负担。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他打从心底就不相信所谓的军事行动，而对于军事将领们他更不信任。有一点非常重要，史浩是一个文臣士大夫，他最有可能接触军事的职位是以文臣的身份充任枢密院长官。跟叔叔史才一样，他对武将们极不信任，并对他们掌控权力深感不安。由于担心不适当的管理会令武将们桀骜难驯，他坚持谨慎处理军事问题，并全面监督武将的权力。在选择带兵将领方面，他主张朝廷只选那些严守纪律的武臣。当军中官兵违反军纪或公共礼法时，他则坚持严惩不贷。史浩本人十分专注于维持军队的纪律，也正因如此，他强烈反对南宋军队收容从北方南奔的“归正人”(14)。

绍兴和议规定，南宋既不能鼓励北方难民南迁，也不能资助金统治区内被宋朝称为“忠义军”的叛乱团体所发起的任何行动。等到开战，协议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纸空文。此外，很多沿边守臣想通过招徕归正人来充实加强自己不尽如人意的军队，因此经常鼓励难民南迁。但另一方面，史浩对和平解决绍兴三十二年（1162）的冲突还抱有乐观态度，他请求皇帝尊重条约的协定，阻截南迁的难民流。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他还认为从背叛金国的流民中为宋朝军队征募新兵，也是军事上不稳妥的表现。他指出，那种“招纳”归正人为一支仓促而成、纪律散漫的军队服役的想法，是鲁莽而幼稚的。他把这种想法比喻为“弃实而务名，舍近而谋远，见利而忘害”(15)。一支由归正人组成的部队，肯定不如传统正规军那样有效可靠。像很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史浩同样认为归正人队伍当中，有大量的敌军间谍。他们一旦进入宋朝军队，就可以轻易为敌人提供部队位置、实力、行动等等至关重要的情报，以此对宋军实施破坏行动。基本上，他更愿意要一支久经考验的南宋子弟兵。

对史浩来说，同样要考虑的是北人南归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南迁的归正平民通常会得到政府的特殊津贴，并被许以土地；而归正官员们则往往被授予高官厚禄。朝廷待遇如此慷慨，却会使南宋政府陷入破产。时人写道，单平江县（位于今苏州平江区）一个地方，资助归正人就已耗钱十万缗之多(16)。由此可以想象，整个帝国为此花费了多少。除了过度消耗南宋国用外，这样的特殊待遇还引起了南方本地人民的愤怒。史浩写道：

归正之官，已满五百，皆高官大爵，动欲添差见阙；归正之民，不知其数，皆竭民膏血，唯恐廪之不至。数年之后，国家之蓄积竭于此役。东南之士夫久不得调，东南之农民身口之奉不得自用，安保其不起为盗贼而求衣食之资乎！(17)

从北方南归的人还常常享有法律免责权，这也是为史浩所抨击的：

中国士大夫虽身登科第，家世公侯，一有过失，坐废终身，而归正官则一切不问。是仕于北廷者何其幸，而仕于天朝者何其不幸也耶！(18)

通过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史浩是一个南方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同时也是一位把南方本土利益摆在恢复北方领土这一宏大政治目标之上的朝臣。他警告皇帝说，招纳归正人之举会在南方造成难以弥合的分化，这更像是一种威胁，而非忠告。对南宋统治者而言，北人南迁对抬高他们本身的正统地位尤为重要，因为这凸显了北方女真统治的专横残暴。然而南方本土居民对此看法却有不同。新移民不但毫无根据地索取南方有限的资源，而且他们的索求大得漫无边际。他们当中受过教育的人在朝廷中迅速得到提拔，然后又能规避御史的监察，因此在临安获得了额外的声望。为归正官员而设的特惠待遇，显然不会对位居丞相的史浩有所影响，但毫无疑问，他在言论中同情那些深受其害的南方同僚。通过在皇帝面前描述这样的观点——很明显皇帝并不赞同这种观点——史浩准备成为京城里持相同意见的官员们的代言人。

绍兴三十二年（1162）到隆兴元年（1163）间，史浩最大的政治对手是张浚（1097—1164）(19)。他是汉州绵竹（今四川成都）人，出身于一个官宦之家。最初他也进入了士大夫官僚集团，但不久即转为武职。从南宋一开始，及至张浚终生，他只担任过少数的文官职位；其余绝大部分职位均与军事有关。在高宗统治之初，也是最糟糕的年代，他是主要的武臣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在秦桧上台之前当过宰相。二十多年后，边境烽烟再起，他即跻身于高宗的军事智囊行列。孝宗即位时，张浚已是朝廷元老，一位在朝日久、官声卓著、深受同僚尊重的政治家。

绍兴三十一年（1161），北宋皇帝钦宗驾崩的消息传来——他已在北方被囚禁二十多年，密报同时指出，敌军正整装待发，准备重启战端，张浚力谏高宗为这场即将来临的战争早作准备。由于不想挑起冲突，皇帝拒绝行动。战争一爆发，张浚即鼓动以进攻战略代替基本防守战略，但又再次没有得到建设性的回应(20)。直到隆兴元年（1163）被委任为枢密使——丞相史浩也兼任此职——张浚和他的建议才在朝廷上得到更为认真的关注。孝宗同时委任史浩与张浚为枢密院的长官，是在有意保持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平衡。很明显，在这段时期他还是优柔寡断，故作出这种临时安排，但即便如此，由于两人表现太过对立，以致这一安排完全行不通。史浩在行为上过于谨小慎微，而张浚对时政计划有自己一整套想法，且欲马上付诸实行；他主张抓紧时机推翻女真统治，光复中原。为权宜之计，张浚迫切要求征召归正人进入南宋军队。其实，早在绍兴三十一年，在没有临安政府任何示意允许之下，他就已经开始为他统领的军队招纳归正人。虽然张浚已年过花甲，比史浩大九岁，但他并不缺少雄心壮志与坚韧毅力，他想方设法，不惜一切，要把史浩拉下台。

忠义军及其征募工作在朝廷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而史、张二人的冲突也因此在隆兴元年（1163）的早春达到了高潮(21)。这些规模相对较小、由私人组织的反叛武装仅被限制在华北行动，张浚坚持认为，宋朝政府对这些武装的资助，有利于增强常规进攻的力量，能为宋军扭转局势，速战速决，争取胜利(22)。张浚又认为，金国的实力已被其内部统治精英的权力斗争大幅削弱，他认定，内部武装起义和外部进攻相结合，能够彻底摧毁他们。这种谋划虽然过于乐观，但并非完全不切实际。史浩对此当然上书反对，认为要以和为贵，但皇帝最终还是失去了耐心。丞相主动求和的主张，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而张浚的主张虽然冒险，甚至可能最终不能大获全胜，但至少可以迫使敌人回到谈判桌上。朝廷最终支持主战派恢复中原的主张，孝宗向张浚发出密令，命他督视两淮军马，准备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役(23)。自从两年前战斗爆发以来，宋方首次掌握了主动权。

也许孝宗想回避与以前的老师当面对质，他是秘密向张浚下达命令的，没有把这次马上就要发起的进攻行动告诉枢密院及丞相的办公机构——中书。一个月后，史浩终于知道了这次行动，他愤怒不已。他对当时另一丞相陈康伯声言道：“吾属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预闻，则焉用相哉？”(24)史浩立即上书辞去相位。孝宗开始虽然拒绝，但在史浩再三请求之下，最终还是同意他的请辞。至此他在相位只有五个月的时间。

史浩对皇帝的影响逐渐衰退，这种现象一趋明显，主战派就立刻对他和他的政策口诛笔伐，以期从整体上削弱主和派在朝廷上的地位。史浩离职数日后，即受到御史王十朋的弹劾，他是主战派的干将，也是张浚的热心支持者。王十朋在弹劾奏章中，控诉前丞相罪大恶极，堪比臭名昭著的秦桧。虽然王十朋所说的事情绝大部分属于子虚乌有，但洋洋洒洒的弹劾奏章，再借助庞大的主战集团在背后支持，这也足够让史浩在多年之内不能回京城当官。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指控揭示出他跟皇帝独特的关系，以及这给主战派们带来的威胁。就这样，他们给他总结出所谓的“八大罪状”(25)。

首先，据说史浩通过“首进寝兵之言，专主和议”，阻止任何恢复北方故土的努力。就这样，他被描绘成秦桧第二，此乃“怀奸”之罪。第二，吴璘（1100—1165）将军当时正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指挥作战，其兵锋已直插金国的西南部，史浩被控强令吴璘退兵，故遭到谴责，认为他造成十三个州沦陷敌手，千万人民惨遭荼毒，此乃“误国”之罪(26)。第三，王十朋指控他结党营私，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操控朝政——据说其私党中的成员关系非常亲密，以致他们以“嫡子嫡孙之号、亲侄过房之称”来互相称呼(27)。此乃“植党”之罪。第四，他指控丞相滥用权力。高官的委任、爵位的授予以及科第的管理都由史浩操纵，他不断提拔与他政见相同之人，因而巩固他在朝中的权力，此乃“盗权”之罪。第五，史浩还被指控拦截批评他和他的政策的奏章，使之不能上达，因而使皇帝不能看到不同的意见，此乃“忌言”之罪。第六，皇帝派张浚统兵，乃恢复北方故土的战略，指控认为，史浩不断派人阻碍张浚的行动，并对其进行诽谤，是破坏皇帝这种设计战略的努力，此乃“蔽贤”之罪。第七，王十朋谴责史浩，说他未经许可，妄称圣旨以欺骗同僚，而在觐见皇帝时，又赤裸裸地违反既定礼节，此乃“欺君”之罪。最后，据称史浩还辱骂皇帝，“善则称己，过则称君”，此乃“讪上”之罪。

史浩一度是皇帝最信任的官员，而此时针对他的指控却如此严厉，这肯定会震动整个京城。这些指控除了反映孝宗朝早期被反复辩论的主要问题外，也暗示出史浩在朝中的许多成就。首先，在当时的主和者中，他明显是唯一的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正是这个原因，使得王十朋认为他本人要为皇帝当初决定支持议和而负上全责。此外，史浩的政治影响不单止在皇宫，还扩散到相当多持相同政见的同僚们身上，这就让他受到结党的指控。而对他擅改圣旨的指控看来是有点牵强的，因为此乃暗示皇帝的领导是消极的，并且有相当大的权力旁落到丞相身上，但这恰恰不是孝宗乾纲独断的政治风格。另外，史浩在觐见皇帝时可以自由地免除一些繁文缛节——我们知道这是皇帝对他的恩准——其实是突显出他与皇帝之间独特的关系。为了表示对史浩极大的尊重和关爱，孝宗特意授予他一些稀有的特权，例如在觐见时给他赐座，而不用他下跪。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但这些关爱的细节所反映的是皇帝对他的宠遇，而这也正是反对派们最为关心的。如果他们的政见也能得到同样的重视，那稳健的史浩就不会得到皇帝的信任了。

要评价这些指控的真实性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样做也不会有太大的收获。虽然在隆兴元年（1163）至隆兴二年（1164）之间，王十朋的指控不可避免地促成了反对派们的短期目标，消弭了朝廷上温和派的声音，但它们的影响力并没有持续多久(28)。时间一长，史浩就在政治上重新崛起，而皇帝对他的老师也更加恩宠。这暗示着，虽然孝宗在隆兴元年（1163）不能完全无视针对他的丞相的欺君罔上的指控，但对这些指控他也不会轻易相信。同时，随着史浩的离开，边境局势的发展只能更加肯定他曾经的忠告是一种大智慧。

对主战派而言，在朝廷上反对史浩的斗争比在战场上对抗北方敌人的战争要容易得多。史浩被拉下台后，张浚自主掌控边境政策，而他那被期待已久的进攻，至此更是在朝廷上畅通无阻。进攻的焦点在宿州（今安徽宿州），它坐落在淮河边上，在今天安徽省的最北部。这次行动是宋军实力的重要展示，故此张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他统领的军队可谓以势如破竹之势直捣这座城池，但金国的援军很快就到达了宿州，双方开始忙于长期而紧张的交战。最终，宋军被击溃。战场上，宋军伤亡人数不可胜计，可能多达十万，此外，敌军更是“斩首四千余级，获甲三万”(29)。临安政府对于战败的反应十分迅速。不到一个月，张浚受到当局的谴责，而朝廷又重新向金国提出议和(30)。在此过程中，史浩得以平反。之前，史浩有一个很正确的判断：“浚锐意用兵，若一失之后，恐陛下终不得复望中原。”(31)事实正是如此。

四、丞相起复

隆兴元年（1163）以后，史浩暂时隐退，甚少过问公务。随后的五年，他在家乡明州处于半退休状态，在那里，他生了两个儿子：弥远和弥坚，两人似乎是双胞胎，而史浩此时已年近花甲。乾道四年（1168），他被委任为四川制置使，但他以母亲年迈、任区路途遥远为由，推辞了这一任命。朝廷随即改任他知绍兴府（今浙江绍兴），这是一座在明州与京城之间的大城市，可以说正中史浩下怀。他只居此职两年，即因母亲逝世而丁忧，回家服丧。在完成子女尽孝的义务后，史浩转而成为港口城市福州（今福建福州）的通判。两年任期结束之后，在淳熙元年（1174），他又一次退休了(32)。作为地方长官，他任职的时间只有四年。

史浩在中央任职的时间远比在地方长，但他在绍兴与福州任期虽短，却颇有建树，这为他个人成就添砖加瓦，有着深远的意义。在绍兴，他领导地方政府兴建慈善物业（如义田、义庄等），以帮助遭受财政困难的官绅之家。这种安排在宋代很流行，它涉及租借公共物业给地方农民，然后用租借所得维持一个慈善基金。在绍兴，这种义田有一特殊用途，即用于资助已故官员的家庭，其中大部分是寡妇，她们已无力负担族中男性亲属合符礼法的婚姻与葬礼(33)。根据报告，这个项目为史浩建立起非凡的亲民形象，社会民众心生感激，为他建祠立庙(34)。

在福州通判任上，史浩为社会救济作出了一个类似的规划。与绍兴不同的是，福州的工程乃为一般民众所设，而非士大夫精英。在人满为患的福州，老百姓饱受贫困折磨，新寡妇女流行的做法是，把腹中被认为是多余的胎儿流产，或把他们生下之后杀掉。史浩的曾祖母叶氏夫人是位寡母，也曾遭此困境，可能受此影响，他决心控制流产与杀婴事件的发生率，他申请用福州政府慈善物业的收入来资助穷人，每月津贴那些怀孕的妇女们(35)。他的这一项目成功探讨并处理了存在的问题，虽然项目持续的时间有多长，影响范围有多大，我们并不知晓，但光是他所作出的努力，已使他成为当地的名人以及同僚们的榜样。

史浩名声远播京城之外，正是这点促使皇帝在淳熙五年（1178）春再用他为京官。他再一次成为右丞相。上次在临安任职至今，十四年光阴飞逝，朝廷政治日新月异，情况也与旧时大不相同了。南北双方不再战争，事实上，边境平静已经超过十年。张浚逝世已久，和战之争也早已随他而去。皇帝已经五十岁，随着年龄增长，他的雄心壮志已不复当年。时代在改变，但丞相没有变。他对军事与将领始终不信任，这种态度根深蒂固、无法改变。然而，孝宗仍倾向于纵容那帮人。这种根本对立的态度注定他们将来一定会发生冲突。毫无疑问，皇帝对于未来并无先见之明，这一时期政局平静，给老师与学生的快乐重聚留下更多的思考。皇帝最佩服的也许是史浩的包容，之前，史浩推荐曾经毁谤他的陈之茂为官，皇帝问他：“卿岂以德报怨耶？”浩对曰：“臣不知有怨，若以为怨而以德报之，是有心也。”(36)

大体上说，史浩师承甚广，但并非没有偏见；就在淳熙五年（1178）重新被召入京之前，他在上呈给皇帝的一份奏章中，清晰地展现了他的抑武观念。在奏章里，他讨论了宋代存在已久的尊重文臣士大夫的传统，这一政策起源于北宋，是防止宋朝陷入五代军事割据的措施：

五代惟专用武，朝无儒者，故相尚为威虐，败乱接踵。及太祖皇帝英武开国，独降意屈于儒士，夫二帝三王之道，固不寄于长枪大剑之人，必讲于圆冠方屦之士。(37)

令人不解的是，史浩在孝宗登位十六年后的这个和平时期，才提出这一问题。历史资料没有显示在朝廷上有任何重大的政策争论，可以解释史浩提出抗议的时机，所以这可能仅仅跟两个人之间的个人交流有关。皇帝明显偏爱军事，而在史浩眼中，这跟王朝的传统格格不入。八个月后，这一问题引发了另一次争论。这一次，史浩与孝宗在一件本来很小的事情上争执不下，而这件事情涉及一名皇宫卫兵和一位文官。

事情源于枢密都承旨王抃要求补满京城各个军事单位总共六千人的空缺(38)。朝廷还没来得及反应，殿前司一位过分热心的军官就冲进市集，要强行抓人充军。这一举动引起临安骚动。很多被强征入伍的人，为了逃避兵役，甚至折断或切断自己的手指，这博得了公众的广泛同情。有记载说，一些反抗者受到威胁，还有一些人被蛮横的士兵抢去财物。这一事件不但在民间引起骚动，在朝廷官僚中也是一片哗然。令事情更糟糕的是，接下来的审讯考虑更多的是政治，而非公平。毫无疑问，在政治压力之下，审判的法官认为最为有利的做法，是分别判处一名皇宫卫兵和一个被控以挑起骚乱之罪的平民死刑，而其他所有人的控罪一概不问。这引起了丞相大人极大的不满。

由于史浩相信这样的判决是不公正的，而且确信皇帝要为此担负一定的责任，他立即上呈了一封言辞强硬的奏章，以示抗议。他同意那个皇宫卫兵活该被处以极刑，因为他滥用权力，强迫平民服兵役，并没收他们的财产。然而他声称，大部分无辜的平民只因自卫而获罪，他们应该受到同情，而非被判处死刑。此外，他批评皇帝纵容这次司法不公，并坚持认为对军方过分在意，已经造成对社会大众意见的忽视，这是危险的。史浩委婉指出了秦代两个农民起义反对皇帝严刑峻法的故事，以此警告孝宗，疏远民众的后果是严重的(39)。这封奏章词锋犀利，已脱离了它本身所要表达的论点，并足以激怒皇帝。如果是另外一位更为隐忍的官员，很可能会用平和的言辞表达这一观点，但这不是史浩的风格。由于这场论争还在激烈进行着，朝廷紧张的气氛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到年底之前，丞相大人已萌生退意。后来皇帝也表示歉意：“浩尝力争，坐此求去，至今悔之。”(40)

史浩从来没有失宠过，不管皇帝跟他这位从前的老师在观点上有多么大的差异，也不管他们有时以多么激烈的方式进行交流。在史浩辞去相位两年后，孝宗又重新委任他为福州通判。可能因为年纪渐长，史浩推辞了，于是改授给他一份品秩较高的闲职。他一系列的荣誉头衔也接踵而来，当中最受尊崇的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受封为太师（正一品），可谓荣宠极致。他还保有一连串的贵族头衔，包括几个“公爵”，而最终又被授予“王爵”。孝宗更进一步地展示他对史浩持久的宠遇，在一次朝廷宴会上，他向史浩表示了敬意，这种敬意后来只再用于南宋另一位大臣郑清之身上(41)。皇帝还经常非常慷慨地送去一些礼物。在淳熙五年（1178）辞去相位前不久，史浩即被赠予一座大宅，这座大宅坐落在他家乡明州的西湖旁边，并附有一个私人花园(42)。生日礼物诸如金、帛、香茶，则每年如是，从未间断。此外，他还有大量的薪水补贴，或称之为“食邑”、“食封”(43)。除了在荫补制度下享有的常规特权外，他的特殊功绩还让他的一个弟弟、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婿被委任为官(44)。在评论到皇帝对史浩的赏赐时，宋人张淏写道：“眷遇之厚，近世无与比者。”(45)可以肯定，孝宗可能固执得不可理喻，而且有时不能容忍别人跟他有不同意见，但对史浩来说，他始终是一位忠实的朋友。

史浩有一次把他与皇帝的关系，比喻为父子(46)。这就非常清晰地暗示了他们之间是相互尊重及相互影响的。可是，这一类比又揭示出另外一层意思。皇帝作为“天子”，像慈父般管理着他的臣民，作为臣民的一员，史浩在名义上仅仅是一个孩子；但在现实中，这种角色又被颠倒过来。作为比皇帝年长大约二十岁的长者，史浩帝师的地位使他得到了很大的尊重，这也是传统社会正常的教师所能得到的。他就像父亲一样，经常劝喻皇子改正行为、举止以及态度上的不当之处。每当学生想任意妄为时，他总坚持要克己复礼(47)。他实际上是皇子的道德指导者，总在他身边提醒他什么不能做。由于一开始就被史浩的智慧所折服，故孝宗从皇子变成皇帝，就自然而然地把老师提拔到官僚集团的最高位置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安排变得完全行不通。史浩是一个对皇室行为以及朝廷政策有着强烈个人信念的人，他根本不可能纵容皇帝，或对皇帝让步。作为丞相，他可是既专横，又好与人争论，同时他也希望他那皇帝学生像当皇子时那样彬彬有礼。

跟史浩一样，孝宗可谓既高度自我，也高度自信。虽然作为学生，他很顺从，并为皇位而接受培训，但他拒绝仅仅成为一位成熟的统治者。登上相位，史浩本该学会迁就的艺术。当在某些重大的政治议题上出现分歧时，他们俩谁都不愿意接受对方的见解。史浩两次罢相的导火索，均反映了这两个人有相似的性格，却有着相反的政见。史浩两次任相总共只有十四个月，主要原因还是植根于此。

一位当代的历史学家在赞扬孝宗果敢的领导才能时，把他老练驾驭官僚集团作为一个相关案例进行讨论(48)。高宗允许秦桧占据相位，十七年来从未间断，并且让他在事实上控制朝廷政务的方方面面；孝宗正好相反，他死命维护自己的权威，防止朝臣对之有所侵夺。因此，孝宗不允许任何一个丞相或副相在位日久。在他的十六位丞相中，只有四位能保持权力超过三年；这些人在政见上与皇帝非常相似，且对皇帝恭默顺承，很难与皇帝发生个性上的冲突。

孝宗维持高层官僚秩序的另一策略，是把一位有潜在威胁的官员两次委任到同一高位上，而不是让他长时间单独占据这一职位。通过延长两次任职之间的间隔，这一官僚就会对旧的支持力量失去控制，因而只能更加依赖皇权。这非常适于对付那些道德感强烈的大臣，这些人受到皇帝的尊重，也能得到皇帝的重用，但却不能妄图把持朝政。除了史浩之外，皇帝对另外两位丞相也是采取这种方式，一位是陈康伯，一位是梁克家。

孝宗如此热衷于控制高级官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他对秦桧及其在高宗时代把持朝政的行为深恶痛绝(49)，但其他因素同样有助于解释他的这种方针政策，当中皇帝的个人性格应该是最主要的。隆兴元年（1163）孝宗贸然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此前他并没有跟他的丞相们商议，甚至没有告诉他们——这在宋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行为突显了他在重大政策的决议上，有点任意妄为。在淳熙五年（1178）的宫廷卫兵事件中，他顽固的立场同样揭示出他自以为是的性格。只要仔细审视他和史浩之间的冲突，就能发现在他身上有显著的独裁倾向。为了减少对像史浩这样的文臣士大夫的依赖，他加强了自己跟军队的联系，而后来他又发现军队也不太可靠，于是逐渐转而亲近宦官。因此，孝宗不但是南宋时期权力最大的皇帝，也是最独裁的皇帝。

最终，皇帝变得对权力孜孜渴求。一方面，他在名分上取消了三省长官的位置，让下属官员直接对丞相负责，以此扩大授予丞相的权力。另一方面，他又实质上阉割丞相的权力，以致在位者唯唯诺诺，尸位素餐，稍有不从者，即被罢去相位。为了达到这两方面的目的，皇帝首先是要尽量减少夹杂在各级官员之间的中间人，以增强下情上达的效果。此外，由于关键职位都委任给孝宗易于驾驭的大臣，整个官僚机器的运作完全可以说是出自圣意。他最终的雄心是既要成为政治领袖，也要成为帝国的首席管理者，而不久之后他就做到了。从淳熙二年（1175）到淳熙五年，皇帝甚至拒绝委任一位名义上的丞相，并在很大程度上自主地管理官僚集团。没有了官场首脑的牵绊，他终于能够一展抱负，而在此过程中，他得知帝国的精神领袖能如行政长官一样，发挥着很好的作用(50)。局势有什么发展，促使史浩在淳熙五年被委任复相，我们还不完全清楚；也许孝宗发现担子都由他一个人背负，太多、太重。尽管如此，这一尝试鲜明地阐述了他独裁的强度。

五、史浩翼下的史氏

虽然史才是史氏族人中担任高官的第一人，但史浩声望更甚，因为他使这个家族享誉全国。他在孝宗朝的地位既受尊重，又有影响力，这加强了他与其他士大夫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学术联系。

上文已经提及，史浩早年在温州教授任上认识了张九成，这成为史浩首位结交的学者，后来他又结识了一批学界中人，当中包括很多当时最卓越的哲学家。例如非常出名的陆九渊，他后来被认为是新儒家思想中心学的代表，他早年在官场上得以升迁，正是出于史浩的举荐(51)。朱熹，理学的集大成者，同样受到过史浩类似的恩惠，他因史浩推荐，被提拔到京城任职(52)。陆九渊一个主要的弟子，同时也是一位明州老乡袁燮，也曾经受到丞相大人的举荐，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叶适也是如此(53)。即便退休之后，史浩还是积极地为朝廷寻找人才。尽管作为官僚首脑他从不妥协，但在荐人当官时，他又表现得慷慨宽容。各种各样的人因他的举荐而获得职位，其中很多人的政治观、哲学观还跟他不相符合，甚至包括一些批评过他的人。就这样，史浩被公认为是既有雅量、又讲原则的人，这是时人无法相比的。此外，他对《春秋》、《易经》等儒家经典的注释，表明他学识渊博，绝非俗品(54)。到他八十九岁逝世时，他已经为他的家族在帝国的政治与学术领域中谋得一席之地了。

史浩的各种成就让他整个家族获益良多，而这不仅仅是让更多的族人因荫补取得当官的资格。在他的年代，因丞相而荫补得官的族人可达十人之多(55)。一旦进入官场，作为像史浩这样受到尊重的政治家的后代或近亲，肯定很容易获得高官的举荐，也很容易得到皇帝的关注。此外，由于史浩曾经举荐过陆九渊和袁燮，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肯定有利于他的族人在哲学界中大体站稳脚跟，而在宁波的心学学派中尤为如此。毫无疑问，史氏后人积极参与这一学派，某种程度上是缘于史浩早年建立的这种联系。

除了史浩之外，史师仲还生了四个儿子。他们全部进入官场，但没有一个考取功名，或者能够获得公众注意。次子史渊以知江阴军（今江苏江阴）致仕，这个地方在今天江苏省南部(56)。很明显，哥哥史浩所享有的皇室宠遇是史渊早年能够进入官场的主要原因，可是他只升迁到这一行政职位，这昭示着他的职业生涯并不太长却又相当得体。

三子史溥最高的职位，是在浙西北当湖州（今浙江湖州）通判(57)。虽然关于他后来的官场生涯如何发展，我们所知无几，但可以肯定的是，史浩的恩荫再次使他最初被授予的官品得到提高。

最小的两个儿子：史源和史涓都只当过小官：前者是明州的一个小巡视员（曹娥监场），而后者则是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职员监督的助手（南康军签判，从八品）(58)。他们同样因为史浩才能在官场上取得一定地位，但两人看来都在官场中混得不好。

参知政事史才的长子史浚（1129—1203）因以孝名，获得当地社会的尊重。绍兴三十年（1160）他补父荫进入仕途，随即获得委派，先是以右迪功郎监潭州（今湖南长沙）南岳庙，后经一系列转官改官，至乾道六年（1170）成为福州古田县尉，后又经一系列升迁，至淳熙四年（1177）知绍兴府新昌县（正八品）(59)。史浚也曾在今天浙江的重心地带婺州（今浙江金华）担任过通判，在退休之前他是从六品官员。他后来的头衔是他自己努力争取的，他从没有进入京城的官场中，也没有活在父亲的光环之下。史才的小儿子史若水没有后代。

接下来是史氏家族的三房，史木是三个男孩的父亲(60)。关于他头两个儿子，史若冲与史湛，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们死后才被授予低级品秩。而最终，最小的儿子史渐（1124—1195）是最有出息的。据文献记载，史渐曾有一段时间在太学读书。由于四十岁仍未考取进士，他决定隐退回家。有趣的是，他是第五代中唯一一个有太学经历的人，这表明入读太学这种求学习惯，虽然对史氏前几代人的治学以及在官场中升迁至关重要，但对于这一家族后来的崛起，影响却逐渐衰退。光宗皇帝（1189—1194年在位）后来把他召入朝廷，或许是因为他在太学有过长期学习的经历，又或许因为他是史浩的堂弟，名声在外。史渐拒绝了皇帝委任的官职，但却接受了朝廷授予他的正九品荣誉头衔。他把所有的青春活力都投放在了八个儿子的教育上，而且此时他已年近古稀，不想离开家庭，重新踏入官场。

四房和五房的后人不像他们的堂兄弟那样，他们没有什么显赫的成就(61)。史禾有两个儿子，弟弟史济是有官品的，但哥哥史溶却没有。五房同样如此，史澄曾参加发解试，有官品，没官职；史浤年轻时大有前途，但还没来得及大展宏图就已经去世了。两房的先人中都没有高级官员，故毫无疑问，史济（宣议郎，从八品）跟史澄（登仕郎，正九品）能进入官场，是其他各房族人恩荫所至。

除了史浩之外，有关史氏家族第五代成员的历史资料大体只有一些片言只语，虽然这些资料也显露出关于这个家族在这个时代的一些真知灼见。当比较史浩与他弟弟们的官场生涯时，读者首先会被他们大不相同的遭遇所打动。史浩拥有令人垂涎的进士功名，但他的兄弟们除史浚外，基本什么都没有。他攀上了官僚集团的最高位置，但他的弟弟们最多只能成为中级甚至低级官员。他主要在京城任职，而弟弟们一直困守地方。他是一位古典学者，在复杂的哲学问题上著作颇丰，而他的弟弟们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这主要是因为家境困难。

宣和六年（1124）史师仲去世时，长子史浩只有十九岁。虽然不太清楚他的弟弟们当时的确切年龄，但他们当中较年轻的仅仅是小小孩童。在史浩考取功名前，他家里在当时来说依然很穷，他父亲从未有过实际的职位，而且很年青就去世了，教育孩子的重担最终落在他母亲身上(62)。虽然叔叔史木为培养史浩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史浩二十五岁时他就去世了，因而无法继续教育年幼的侄儿们。实际上，可能正是父亲与叔叔的先后离去，再加上紧接而来的经济困难，妨碍了长房年幼者们得到更好的培养。

史浩亲、堂兄弟的仕途最初落后于他，但他一当上高官，便立即帮助他们晋升。弟弟史溥的升迁，以及堂弟史渐被召入朝廷，就是两个记录在案的实例。这些事不能孤立来看。正如之前所透露的，很多史氏族人——就算不是大多数人——能够进入官场，多多少少是受惠于史浩的。当然，史才政治成就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他第一次为史氏族人打开官场的大门，而史浩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的受惠者。据记载，当史才升任右谏议大夫之际，秦桧为了拉拢他，打算把考取进士不久的史浩提升为国子监书库官，不过史浩认为“秦似难与同处”，拒绝了这一好意。而此后，史浩多次为史才撰写谢表，正说明了史才在官场中对他的提携(63)。然而，在史氏家族中，史才的影响远远不及史浩，当史浩纵横京城时，他提携了很多亲属族人。

通过比较史浩和他的亲属的官场生涯，我们可以得出另一个重要的观点：荫补入仕的影响，对于个人在官场中的发展前景是有限的。从理论上说，史才的儿子史浚应该比第五代其他任何族人更容易在官场中取得成功。毫无疑问，他是由父亲亲自教育成才的，作为前参知政事的主要继承人，他肯定有特权利用荫补制度进入官场。尽管有这些优势，但这一代中最成功的并不是他，而是史浩，后者的父亲毫无特权，而他自己入仕也不是通过荫补，而是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发生这样的事，只能证明荫补的特权是有限的。这一制度能让史浚进入官场，但却不能保证他后来能取得成功。同样地，尽管史浩的功绩能正面影响他亲属们的职业生涯，但却不能让他们像他一样成功。

史才是史氏家族第一个获取进士功名以及进入官场的人，但他只攀登到官僚集团的第二高点。史浩仅算是家族里面第二个获取类似资格的人，但他成为了官僚之首。他们不仅是家族里的明星，几乎在一夜之间，他们也变成了当地社会中最有政治作为的成员。史才是第二个成为南宋副相的明州人，而史浩则是当地第一位丞相(64)。如前文所述，史氏在学术界与官场的成就原本远远滞后于当地的其他家族。在考取功名与入仕做官方面，他们在明州的大族中排名靠后。可能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失败者，从而促使史氏族人在与邻居竞争时加倍努力；又可能发生了一系列偶然的事情，使他们突然获得成功；或者，又可能如叶氏夫人的传记作者所坚称的，这只不过是“天之报”(65)。

史浩之后，这一家族戏剧性地成长起来。到了第六代，史氏确实变得很伟大，从这个家族走出去的学者与官员，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名气上，都是超乎想象的。它的名声、它与各方面的联系，以及它的财富，全部都是由史浩精心策划、用心发展，以供后代利用的。

3-1　史弥远像

3-2　鄞县地图1
（引自台北国家图书馆珍藏宋刻本《宝庆四明志》）

3-3　鄞县地图2

3-4　鄞县地图3

3-5　鄞县地图4

3-6　叶氏夫人像，载《四明人鉴》卷3。

3-7　史浩像，载《四明人鉴》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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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量材料提供了史浩的传记，见楼钥：《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第1—9页；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9，《叙人中·史浩传》，第2—17页；《宋史》卷396，《史浩传》，第12065—12069页；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史浩传》，第1—2页；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8，《真隐观洞天古迹记》，第8—10页；卷28，《跋宋史浩传后》，第14—15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7，第29—37页；《萧山史氏宗谱》卷8，第15—17页。

(2) 见楼钥：《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第3页；黄宗羲：《宋元学案》卷40，《横浦学案》，第756—757页。

(3) 虽然是吴秉信的推荐直接令史浩任职太学，但还有其他显贵官员推荐他，朱倬（卒于隆兴元年，1163）就是其中一位，他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升任侍御史，随即升御史中丞，后来成为宰相。见《宋史》卷372，《朱倬传》，第11534页。

(4) 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第3册第875页；《宋史》卷396，《史浩传》，第12065—12066页；《宋史全文》卷23，第1603页。

(5) 这里所谓的右丞相，全称应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宋代前两百年的历史中，政府首脑通常被简单地称为宰相，但在王朝的最后一百年（大概从孝宗中期开始）被改称为丞相，这反映出这一职位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在北宋，一般是不会让宰相同时兼任枢密院长官的。事实上，宋代的建立者们之所以要设立枢密院——一般由文臣领导，但却独立于常规的官员班子之外——本意是要保证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同时控制政治与军事机器。随着宋朝的边境后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这一制度不但令人讨厌，而且也使宋朝的军事处于弱势。11世纪最后三十年，西夏在西部边境持续的威胁，促使政府恢复兵部的职能，而这一部门在北宋前期大部分时间里是没有实权的。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但兵部却是听命于中书。这是宰相权力延伸的第一步。尽管在南宋时期枢密院的职能得以恢复，但丞相依然保留着对军事的影响力，因为后来形成一个惯例，丞相一般会被同时委任为枢密使。

南宋官僚首脑们的政治影响，同样因为他们垄断相位而有所扩大。在北宋，宰相通常至少有两个。北宋前期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分为“昭文相”与“集贤相”；而元丰改制后又以“尚书左右仆射”为相，两位宰相分享管理官僚集团的权力。南宋初期沿袭元丰之制，并给尚书左右仆射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俗称左右丞相，有时又简单统称为宰相。尚书左仆射往往缺员，在这种情况下，尚书右仆射就可以完全控制官僚机器了。

一直到了孝宗时代，皇帝沿用汉朝之制，丞相这一职名才被正式使用。这是乾道八年（1172）职官改制的结果，这次改制，导致三省长官的职位被取消，而原来他们的职责就交给了丞相。这种改制是孝宗务实的表现，因为他认为只有丞相的称谓才符合官场首脑的身份，所谓“名副其实”。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至少从理论上说明了，丞相一职的权威性有所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尚书左右仆射名义上并非三省的长官（名义上的三省长官尚书令、中书令、门下侍中由于级别太高，一般不会授予），所以在级别上只是从一品，但乾道改制后，丞相正式成为正一品的官衔，可见地位的确有所提高。本书为行文统一起见，孝宗即位以前的官僚首脑统称宰相，以后的即便在乾道八年以前，都统称为丞相。关于宋代宰执制度的变迁及其意义，可详见周道济：《宋代宰相名称与其实权之研究》，载《宋史研究集》第三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66年版，第245—263页；林天蔚：《宋代权相形成之分析》，载《宋史研究集》第八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76年版，第141—170页；《宋史》卷161，《职官一·宰执》，第3773—3774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9，《职官三·宰相》，第449—453页。

(6) 见楼钥：《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第3页。

(7) 见王德毅：《宋孝宗及其时代》，载《宋史研究集》第十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78年版，第245—302页。

(8) 有关海陵王及其战争，详见陶晋生：《金海陵帝的伐宋与采石战役的考实》，台北：台湾大学1963年版；脱脱：《金史》卷5，《海陵王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1—120页；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73，《金亮之恶》、卷74，《金亮南渡》，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65—790页。

(9) 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第3册第884页；《宋史全文》卷23，第1612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37，第3652页。

(10) 关于秦桧“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政策，可详见《宋史》卷473，《秦桧传》，第13751页；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第737页。

(11) 有关史浩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可详见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7，《论未可用兵山东札子》，第4—6页、《论未可北伐札子》，第13—14页；卷8，《论用兵札子》，第2—3页；卷36，《跋御笔奖谕诏》，第2—3页，四库全书珍本；同样可见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9，《叙人中·史浩》，第3—17页；《宋史》卷396，《史浩传》，第12065—12069页；《宋史全文》卷23，第1612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38，第3664—3666页。

(12) 见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8，《论用兵札子》，第3页。

(13) 见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7，《论未可用兵山东札子》，第4—6页。

(14) 所谓归正人，是指从北方南下，一心归于宋朝的难民。关于归正人的讨论，可参见黄宽重：《略论南宋时代的归正人》，载《食货月刊》1977年第3期，第111—120页；1977年第4期，第172—183页。

(15) 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7，《论归正人第二札子》，第11页。

(16) 见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7，《论归正人札子》，第9页；楼钥：《攻媿集》卷93，《忠文耆德之碑》，第26页；卷94，《少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益国公赠太师谥文忠周公神道碑》，第13页。

(17) 见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7，《论归正人札子》，第9页。

(18) 见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7，《论归正人第二札子》，第12页。

(19) 见《宋史》卷361，《张浚传》，第11297—11311页。

(20) 同上。

(21) 忠义军跟归正人是有区别的，后者仅仅是独自流入南方寻找新家的移民。他们当中的年青力壮者可能会被征召入伍，成为士兵，但他们不一定都是职业军人。但忠义军就大不一样了，他们是在华北崛起反抗女真统治的相对庞大的造反集团，他们宣称忠于大宋，并寻求宋朝的援助。他们的主力留在了北方威胁当地政府，而非集体南迁。

(22) 《宋史》卷361，《张浚传》，第11309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38，第3664—3665页；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录》卷3，宋史资料萃编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7页。

(23)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38，第3664—3666页。

(24) 楼钥：《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第9页；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9，《叙人中·史浩传》，第12—14页。

(25) 王十朋弹劾奏章的全文，收录在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卷3，《论史浩札子》，第2—6页，四部丛刊本。

(26) 吴璘乃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人，他的家族在军中服役多时，他自己本人也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将军。他在宋朝与金、西夏两国交界的地方（主要是今天甘肃南部）长期作战，艰苦抵抗着这两国的进攻，以牢固控制这一地区。

绍兴三十二年（1162）初，他为宋朝攻取了一个战略要地，那就是位于金国内部的德顺军，并把他的军事行动扩大到这一地区。虽然朝廷没有公开支持这一行动，但也不愿意就此打击他的士气。直到当年年末，朝廷才决定命令他退兵，至于为什么就不太确定了。在退兵的过程中，吴璘损失了三万三千多兵马，并且放弃了之前从金国夺取过来的十三个州和三个县。我们很难确定史浩是否要单独承担这次退兵的责任，但从他的政治观点来看，这是很有可能的。由于这些领土都远离大宋帝国的重心，他很可能认为不值得为此冒险，去扩大战争的规模。此外，这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质疑吴璘将军的可靠性。吴璘在帝国的边境统兵作战；临安政府不能肯定他是否忠诚。如果他个人的野心过分膨胀，要对他进行镇压讨伐是极端困难的。（在许多年之后，吴璘的孙子吴曦就是在恢复者韩侂胄的重用下叛变的。）更重要的是，史浩对宋金更大的冲突还保有和解的希望，而吴璘的这些行动，只会阻碍和平进程。关于这个问题，可详见伊原弘：《南宋四川吴氏的势力：吴曦之乱前史》，载《青山博士古稀纪念·宋代史论丛》，东京：省心书房1974年版，第1—33页；《宋史》卷32—33，《高宗九》、《孝宗一》、卷366，《吴璘传》，第11414—11424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36—138。

(27) 王十朋特别提到了史正志（他跟史浩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据说他“拜浩而父事之”，对待丞相大人就像父亲一样。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38，第3666页。

(28) 史浩在辞去相位之后，最初是被任命为绍兴知府，但士论的攻击导致他在不久之后就被解除了这一职位。见楼钥：《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第10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38，第3666页。

(29)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38，第3666—3669页。

(30)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38，第3670、3673页。

(31) 见《宋史》卷396，《史浩传》，第12067页。

(32) 见楼钥：《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第11页；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9，《叙人中·史浩传》第14页。

(33) 见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7，第35页。以社会救济为目的的由地方政府兴建的慈善物业，应与那些由个人或地方世族兴建的相区别。有关其他宋代社会救济机构的研究讨论，可参见王德毅：《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台北：台湾学术奖助委员会1970年版。

(34) 见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7，第35页。

(35) 见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8，《福州乞置官庄赡养生子之家札子》，第5—8页。

(36)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53，第4105页，另可参见楼钥：《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第18页。

(37) 见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9，《叙人中·史浩传》，第15页。

(38) 关于这一事件的完整表述，可参见《宋史》卷396，《史浩传》，第12067—12068页。同时也可参见楼钥：《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第13页；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9，《叙人中·史浩传》，第15页；《宋史》卷35，《孝宗三》，第669页。

(39) 这里指的是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他们起义是因为不能按时到达服役的地方，按照秦律，他们罪当处死。可参见《史记》卷48，《陈涉世家》，第1949—1950页。

(40) 见《宋史》卷396，《史浩传》，第12068页。

(41) 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70，《丞相忠定郑公行状》，四部丛刊本，第7—8页。

(42) 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62之80，第1734页；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30，《辞免宣赐后洋街宅子一所并花园札子》，第1页。最初的宋本《宝庆四明志》保有明州鄞县的地图，地图指出了史氏大宅及与之相邻的花园。

(43) 授予史浩的食封总数有多少我们并不清楚，但许多现存的封赠布告显示，应该是非常高的。见周必大：《文忠集》卷102、卷103、卷107，四库全书珍本；崔敦诗：《崔舍人玉堂类稿》卷3、卷5，百部丛书集成本。

(44) 关于此点，可详见崔敦诗：《崔舍人玉堂类稿》卷7，《赐少傅、保宁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兼侍读、卫国公史浩辞免弟溥长子弥大、女夫李友直、夏鼎各与差遣并亲属恩数不允诏》，第5—6页。

(45) 见张淏：《云谷杂记》卷4，载《宋人札记八种》，台北世界书局1963年版，第66页。

(46) 见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8，《论降诏视师札子》，第4—5页；卷30，《谢正月二十一日所进故事宣付史馆札子》，第1—2页。

(47) 《宝庆四明志》有很多关于史浩与他学生冲突的故事，涵括他任相前后，见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9，《叙人中·史浩传》，第3—17页。

(48) 见王德毅：《宋孝宗及其时代》，第245—302页。

(49) 见王德毅：《宋孝宗及其时代》，第268页。

(50) 《宋史》卷34，《孝宗二》，第660—664页；卷213，《宰辅表四》，第5580—5582页。

(51) 见《宋史》卷434，《陆九渊传》，第12880页。

(52) 见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史浩》，第2页。事实上，朱熹看来很尊重他，见朱熹：《晦庵先生文公文集》卷27，《与史太保书》、《答史太保别纸》，第12—13页，四部丛刊本。

(53) 见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9，《陛辞荐薛叔似等札子》，第1—3页；《宋史》卷396，《史浩传》，第12068—12069页；卷434，《叶适传》，第12889页。

(54) 他完整的学术著作清单，可参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31，《题是秦州友林集》，第8页。

(55) 见《宋史》卷159，《选举五·补荫》，第3734页。

(56) 见楼钥：《攻媿集》卷74，《跋叶氏夫人墓志铭》，第13页；郑真：《荥阳外史集》卷43，《故宋文林郎史公墓表》，第16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6，第42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30—31页。

(57) 见楼钥：《攻媿集》卷74，《跋叶氏夫人墓志铭》，第13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6，第42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35页。

(58) 见楼钥：《攻媿集》卷74，《跋叶氏夫人墓志铭》，第13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6，第42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35—37页。

(59) 见楼钥：《攻媿集》卷105，《朝请大夫史君墓志铭》，第1—12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8，第42—45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40—41页。

(60) 关于史木儿子们的传记资料，可参见叶适：《水心先生集》卷22，《史进翁墓志铭》，第18—20页；郑真：《荥阳外史集》卷43，《蓬庐处士史公墓志铭》，第12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6，第50页；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8，《静清处士史君墓志铭》，四部丛刊本，第27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43—56页。

(61) 《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57—60页。

(62) 见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17，《年八十谢赐庆寿仪表》，第8—9页；卷42，《男弥远受官告祖先文》，第7页。

(63) 见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9，《叙人中·史浩传》，第12页；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14，第2—5页；卷15，第1—2页，此处代叔父谢表分散在两卷共六份，篇幅有限，不一一列出篇名。

(64) 第一位出自明州的副相是王次翁，他于绍兴十年（1140）拜参知政事。见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8，《叙人上·王次翁传》，第28—30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14，第24—26页。

(65) 见楼钥：《攻媿集》卷74，《跋叶氏夫人墓志铭》，第12—13页。

第四章　春华秋盛

历史的发展极具戏剧性，12世纪结束之后，南宋的运气也到了尽头。高宗与孝宗采取的良好措施稳定了政治与经济，这个政权的前六十年，就是这些措施的有效见证。尽管受到金人的挑衅，但在这六十年中，南北之间的边界平静了将近五十年，这是令人十分惊讶的。无可否认，朝臣们经常为和战的问题争执不休，但临安政府很少有真正的选择。秦桧与史浩，以及与他们相类似的人，即便政见相反，分歧甚大，但都同意要维持和平，他们都痛苦地认识到这种不受欢迎的主张需要付出巨大的政治成本。张浚与王十朋的策略较为大胆，他们主张锐意北进，他们都知道失败所带来的痛苦不但决定着自己的命运，也决定着恢复大业的命运。基本的问题是，是要鼓动战争，还是要拥抱和平；然后是，如果要打的话，最佳时机是什么时候。对临安来说幸运的是，对他们施以严重威胁的敌人只有女真。朝廷选择很少，因而相对容易在政策上作出决定，虽然这种决定难以让人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简单有序的局势逐渐变得混乱复杂。

13世纪初，蒙古入侵中华大地，彻底改变了对立的格局。除了侵略金国西北的领土外，蒙古人还攻击了西夏，使之卷入战局。西夏是紧邻金国西部的一个国家，在整个12世纪，它在军事上基本无所作为，这使得该地区的主要对手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没有把它作为华北势力平衡的重要因素。因此，蒙古的出现，突然把原来的双边冲突，变成了四国混战。蒙古作为与北方金国角力的军事势力，其崛起速度之快，后果之严重，最终使临安政府不知所措。朝臣们都清楚知道要对局势的发展作出紧急应对，但没多少人能就应对的细节达成一致意见。宋朝如果想通过积极参与这场冲突，以实现扩张领土这一遥不可及的梦想，将使自身陷入三线作战的状态。然而，完全中立同样会有危险，因为金国这个既贪婪又记仇的邻居，会把这诠释为一种不友好的举动，并以此作为他们进一步扩大战争的正当理由。那是一个艰难的时代，对皇帝的统治和政治家的领导来说，都是如此。

除了华北地区各种势力间微妙的平衡关系被改变外，京城的政治领导权也是区分南宋前后期的另一因素。不管高宗如何放任秦桧，也不管孝宗如何倾向独裁，但这两位统治者为复兴他们那一饱受战争沧桑的帝国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容否定的。他们经常准时出席并主持朝会，由此可见，他们尽心尽力地承担起了帝国的责任。虽然称不上显而易见，但当时政令大体上是出自皇宫，而不是丞相的办公地点——中书。与这种乾纲独断的领导人相比，继任的统治者多是消极被动的角色，有时甚至处境糟糕，不受重视。光宗（1189—1194年在位）被指精神失常，宁宗（1194—1224年在位）对政事漠不关心，理宗（1224—1264年在位）太过任意妄为，而度宗（1264—1274年在位）则是无能自立(1)。由于他们经常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自己作出重大的政治决策，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好尊重丞相们的判断。因此，南宋后期的官僚首脑可以权倾朝野，终身占据相位，并且毫不妥协地贬黜敢于挑战他们权威的人。接着，由一人统治所引起的党争，使朝廷阴谋迭起，伪学案连连发生，其程度之烈，可谓自北宋末年以来所未有。皇后与太后在政治中的戏份越来越重，这令人联想起开封末年的光景，而这同样是由帝国统治者的无能所引起的。

南宋的后半期之所以与前半期大不一样，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政治上，宋金划界而治早已经历几代，朝廷中的决策者全都在南方出生，在南方长大。皇帝以及他的高级官员们即便本身对北方有所了解，也不深入，他们的信息大多来自在边境地区的短暂游历，或一些旅行者的传记。这肯定会影响他们的政治观念。大部分的政治家渐渐接受这一现实可能性：南宋在未知的将来仍然只是一个南方帝国。13世纪并没出现多少像张浚那样的大臣，而即便是有，他们的观点也从未被认真重视。和战之争令人追忆起孝宗时代，虽然这种争论仍偶有发生，但已远远不及从前那么激烈。诚然，宁宗时代华北战略平衡被打破，这的确让朝廷提高警觉，对边境防御问题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官员要求对逐步扩大的冲突采取不太消极的措施，但要完全恢复北方领土，看来是野心过大，也是过于极端。自史浩之后，帝国政治领导人的观念，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变。

南宋的地方化，或者说南方化，正适逢明州势力的增长，而与此同时，史氏的第六代也正走向成熟。宋朝政府越来越多地任用南方人、后来是东南人来补充官僚系统，史氏进入官场的男性也因此越来越多。在宁宗时代，史氏繁荣发展，成为帝国政治家里的领袖家族，他们保持着这个显赫的名声长达半个世纪。

一、早年的史弥远

也许对一个家族来说，最能反映它财富和地位的，是族内每个家庭的规模。在第五代之前，史氏族人通常只有一个妻子和一到两个儿子。随着史浩掌权，这一切都改变了。除了原配妻子裴氏（1109—1155），史浩至少有两名小妾(2)。她们一共为他生了4个儿子和5个女儿。原配夫人为他生了长子史弥大（活跃于1169—1185）和次子史弥正。幼子史弥远（1164—1233）和史弥坚（1164—1232）是在丞相大人年近六十时出生的(3)。最终，他们四兄弟都靠自己的实力进入官场。然而，史弥远比其他三兄弟，应该说比同一代其他任何史氏族人都要出色，他成就非凡，而争议也很大。因此他是我们这一章关注的焦点。

史浩在隆兴二年（1164）春辞去相位后不久，史弥远就出生了。在他大部分的童年时光里，日渐年迈的父亲留在明州大宅陪伴家人，在余下的三十年时间里，史浩只为政府服务了5年。没有任何证据告诉我们，年轻的史弥远曾在州学接受正规教育，或私下受教于当地的名师。很明显，他主要靠赋闲在家的父亲、学识丰富的史氏族人以及他的兄长们来对他进行早年的文学培训。史料显示，史浩对两个小儿子都非常疼爱，认为他们将来肯定有一个会当丞相。有关史浩与史弥远的关系，有史料说：“一日，携客游湖寺，二子从，忠定阴戒从者进食。逾晡时，弥远独凝坐，绝怒色，忠定始异之。”(4)父子之间极其亲近。

淳熙六年（1179），只有十几岁的史弥远便通过父亲的荫补进入官场，他被授予正九品的官衔，随后又升为从八品。在获取官品两年后，他参加铨试，并名列第一。当时铨试的竞争性可谓越来越大，年仅十八岁的他能在这种考试中独占鳌头，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考试的结果让他获得早期的任命，首先是调到建康府（今江苏南京）粮料院，随后又到明州任沿海制置司干办公事。虽然远离京城，但这些职位和工作为他提供了宝贵的地方管理经验，若要升迁到京城里，担任声望更高、影响更大的职位，通常必须有这些经验。淳熙十四年（1187），史弥远真的被提拔升迁了。就在这一年，他通过了殿试，被授予进士头衔，当时他只有二十四岁，比他父亲获得这一荣誉时小十六岁。毫无疑问，年轻的史弥远看来很早就开始准备严苛的科举考试。若没有经过铨试的考验，也许科举的成功不会来得那么快。

这个时候，父亲史浩已经年逾八十，并已久离官场。孝宗皇帝也已逾花甲，很快就要传位给他的儿子。史氏家族跟大宋朝廷一样，已经走到了两代交接的边缘，在新的机会来临之前，他们必须把权力移交给年轻一代的官员与统治者。史弥远正忙于积累更多的经验。刚刚进入京城，他就被任命为大理司直（正八品），然后是太社令（正九品），再后来他又成为了太常寺主簿（从八品）。绍熙五年（1194）春父亲去世，史弥远随即丁忧守孝。至此为止，他只担任过一些卑微的小官，可见他父亲在朝廷上卓越的地位并没给他的升迁带来多大的影响。实际上，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在京城出现过。然而，他在两年之后重新出现时，他的官场生涯有了戏剧性的飞跃。

从庆元二年（1196）到开禧三年（1207），史弥远获得了十几个显要的任命，在这段时期，他的升迁速度快得让他很少在一个职位上完成三年的任期。非常幸运的是，这些任命中有相当一部分让他有机会接近帝国的皇宫。这其中包括了诸王宫大小学教授（正八品）、宗正丞（从七品）、起居郎（从六品）和资善堂直讲（从七品）。这些职位让他有机会接近太子。他也担任了一些秘书的职位，包括枢密院编修官（正八品）、实录检讨、实录院同修撰（正六品）和秘书少监（从五品）。在地方，他担任过池州（今安徽池州）知州，随后又提举浙西常平茶盐公事。最后，在开禧二年（1206）短暂代理刑部侍郎（正三品）之后，他即转迁为礼部侍郎（正三品）。

很少有官员能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获得一系列如此特别的任命。一个仕途顺利的官员在官场中奋斗终生才能取得的成就，史弥远在十年之内就取得了。他成功攀上高位，并相对容易地走向权力，首先可以解释为他有出众的行政天赋，以及皇帝对此的肯定。历史材料没有提供多少细节描述他早期作为文官的表现，但由于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受到了皇帝的偏爱，我们只能作出这一结论：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他在官场中异乎常人。第二，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升迁暗示着政治触觉敏锐的史弥远，成功游刃于宁宗朝早期那场为朝廷带来分裂之苦的激烈争执中。然而，假如他在京城的地位越来越高，又能经常与宫廷接触，那他中立的立场就不能维持多久。到时候，史弥远也要趟一下宫廷政治这摊浑水了。

二、韩胄之死

南宋时期皇权的衰落常常被追溯到光宗的统治时期，但事实上，它早已植根于孝宗的晚年。高宗的这位继子，在其二十七年的统治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尽职尽责的。虽然有学者认为孝宗在某种程度上一直郁郁寡欢，但淳熙十四年（1187）末父皇驾崩，才使他深深陷入了无法抚平的伤痛之中。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他很少视朝，并把他大部分的职责移交给皇太子(5)。孝宗再也没有从前的活力，但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春，他才最终同意传位太子。

赵惇，孝宗的继承人，也就是将来的光宗皇帝，在穿上黄袍，承继大统时，已经四十三岁了。朝臣们刚开始都拥护他登基，因为他父亲已经长期不问朝政，但他自己远远不够资格成为儒家的典范。光宗似乎患有精神病，据《宋史》记载，他要因此接受药物治疗，而作为父亲的孝宗也曾为他购药(6)。他这个病的确切成因是什么并不清楚，但却加剧得非常厉害，以致他像父亲之前那样，无法视朝，而这次是在他登基几个月后就发生的事情。他命令高官们每个月只出席朝会一次，其他大部分时间他都选择把自己锁在皇宫里面。在皇帝不能办公之后，李皇后在朝廷事务上展现出重要的影响力。但最令人苦恼的是，她实际上是一个既不负责，又高傲自大，更是喜怒无常的人。例如，她曾经离间光宗与孝宗的父子关系，后来更阻止光宗去谒见父亲。这种行为使得不少官员对朝廷离心离德。更为糟糕的是，她阻止光宗接近其他后宫女性。光宗赞美了一位宫女洁白的双手，她就把这位宫女的双手砍了下来献给丈夫；在绍熙二年（1191）她参与暗杀丈夫心爱的贵妃，这次事件更加重了光宗的精神问题。看来，出身将门的李皇后，的确有军人的秉性。

皇帝的疾障永远无法治愈，而李皇后的所作所为也令人无法忍受，发现这一切之后，越来越多的大臣得出一个结论：再一次的内禅将不可避免。朝臣一次又一次地请求皇帝指定继承人，但皇帝没理他们。绍熙五年（1194）夏，孝宗驾崩，光宗的精神健康进一步恶化，并在李皇后的挑拨下，拒绝为父亲执丧。这在当时乃是有乖伦常之事，而作为皇帝做出这种事来，更使得“中外人情汹汹，以祸在旦夕”，丞相留正更是害怕祸延及己，丢下朝政逃离京城。这一事实终于说服大臣们自作主张。最后，枢密使赵汝愚（1140—1196）和閤门使韩侂胄（1152—1207）取得了高宗吴皇后的支持，解决了这场继位危机。太皇太后的大印盖在一份正式的法令上，皇帝的长子嘉王被立为皇太子，而几乎同时他被指定为新的皇帝。李皇后在知道亲生儿子被立为帝之后，也无奈地承认了这一结果，并帮助大臣们从光宗身边拿回玉玺(7)。从头到尾，光宗几乎没有留意导致他被废的这一事件。

赵扩，即历史上的宁宗皇帝，继位的时候只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年青人，他从未出宫，且性格天真。年青的他无疑在身体上与情感上都比他父亲更适于担当帝国领导者的严峻责任，但他似乎只是在智商上稍微好一点而已。史书上用“仁、孝、夙成”等形容词来描述他，却从没把他说成“智”(8)。事实上，宋末元初一位著名的笔记作者明确地陈述说，他相当愚蠢。周密（1232—1308）坦率地写道：“或谓宁宗不慧而讷于言，每北使入见，或阴以宦者代答。”(9)很明显，皇帝讷于言语，对朝廷来说是一种尴尬。但从这一文段并不能很容易地确定皇帝是否有严重的语言障碍，或者仅仅是口吃。不管严不严重，这样的缺陷有助于解释他作为统治者是消极被动的。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藏有他的官方画像，画中的他身体瘦弱，这反映出他的身体也有一些严重的疾病。

标准的历史著作没有多少信息谈到宁宗的个性及其领导才略。与叙述宋代早前统治时期的材料相对照，有关宁宗时代的记载很少描述皇帝与顾问大臣之间的口头交流。这是十分令人费解的，因为他统治的时间很长，困扰着这一时期的各种问题很复杂，而当时政策的改变也非常突然。宁宗真的那么“宁静”，他也许就是整个宋代最消极的皇帝，而这一性格特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让朝臣们自由支配官僚机构。由于得到皇帝的全权委托，丞相们常常觉得没必要向同僚们作出正常的让步。宁宗在位三十多年，在这过程中朝廷只把持在两个人手上。第一个就是韩侂胄(10)。

由于没有功名在身，韩侂胄一开始只被选为閤门使，因为他是高宗那位深有影响力的吴皇后的姨甥，同时也是北宋名相韩琦的后代。閤门是一个准军事机构，主要负责守卫皇宫各门，而就这样，閤门使也控制了接近皇帝的通道。在绍熙五年（1194）那场导致光宗逊位的精巧布局中，韩侂胄轻松地利用了这一特权，以及他的家庭关系，成为内廷与外朝士大夫之间的重要联络人。宁宗登位成为皇帝后，他的第一位皇后韩氏不是别人，正是韩侂胄的侄孙女(11)。在皇帝的后宫中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力，这最终让韩閤门使铲除了他要支配朝廷的主要障碍——赵汝愚，而且赢得了皇帝的垂青。要在朝廷上站稳脚跟，这是必不可少的(12)。

韩侂胄此时虽无丞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13)。从庆元三年（1197）到开禧三年（1207），他俨然一个支配着朝廷的决策者，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正由于此，他引起了士大夫们对他的严正批判，甚至是蔑视(14)。他没有学术出身，身份又是卑微的閤门使，再加上他跟后族与宦官们关系密切，众多因素合在一起，使士大夫们认为他不配得到皇帝的信任。最好的理由是，他们害怕他的出现，最终会增强内宫里宫廷女性的势力，进而打击他们这些外朝的士大夫。他们对李皇后的奸险恶行尚且心有余悸，因而决定提防另一强大女主的崛起，那就是韩皇后；这同样适用于她的代理人。由于韩侂胄积聚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势力，批评他的人也在数量上日渐增多。作为反击，他采取了越来越多的专制措施来使他们闭嘴。

韩侂胄一开始就利用台谏来铲除个别的异见者，就像几代以前另一个独裁者秦桧那样。然而，他最终对这种繁冗的程序失去了耐心，并转而声讨一个思想学派，通过这样使他相当一部分的反对者都牵涉其中，这个学派就是新儒家的道学(15)。他指控这一学派为伪学：“口道先王之贤，而行如市人所不为。”但更糟糕的是，据说他们已经在朝廷上“结为死党”，目的是要凝聚更大的政治力量。在一连串争论之下，对手毫无还击之力，瞬间土崩瓦解，被迫离开朝廷。在提出他的观点之后，韩侂胄随即下令，编撰出著名的伪学逆党籍，总共59人，当中包括了当时最受尊敬的一些人物。前丞相赵汝愚、留正和周必大（1126—1206）都在这份指控名单之中，除此之外，还包括了一些哲学名家，如朱熹、陈傅良（1137—1203）、叶适和杨简。一旦进入这份名单，士大夫们不但会失去官位，并且还会发现，他们对经典的诠释被禁止作为官方考试的权威资料。韩侂胄设计这次压制行动，是为了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摧毁对手，但事实证明，这是毫无根据的，最终，他没有能力证明这次行动的合理性，也无法坚持实施。道学禁令只维持了几年，在韩侂胄自己的指示下，逐渐有所放松。禁令不能持续实施，但士大夫们由此对他产生的憎恨却一直存在。

道学禁令使韩侂胄在官场同僚面前名誉扫地，但皇帝对他的信任并不容易动摇。除了国内政策之外，一场对外战争最终使他走向毁灭。自孝宗初期以来，宋金边界平静了接近两代，政治上南北分治的局面逐渐获得认同。即便是那些仍然期望统一南北的大臣们，也都认识到南宋军备不足，发动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是无法想象的，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如此。作为韩琦的后代，韩侂胄与南宋后期其他官僚首脑不同的是，他被视为北方人(16)。我们不会知道这是否是他决定重启对金战事的一个因素；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来作为自己的理由。但根据他在国内遭遇失败的情况看，我确信这一对外进攻政策是在政治层面上被激起的，而并非轻率作出的决定。至于时机方面，肯定涉及临安里面一种普遍而又明显错误的信念：敌人备受内忧外患的困扰，极其脆弱，容易击倒。不管动机如何，在平章军国事（特别的丞相称谓）这一新的职位之下，韩侂胄于开禧二年（1206）向金国发动了一场危险的战争。出兵前夜，史弥远以资善堂直讲的身份表示反对。

宋军的兵锋一开始主要指向秦州，那是现在甘肃东南的一部分。很明显，韩侂胄打算用西部地区来试探敌人兵力的强弱，这能让他轻易地避免使淮河下游这一帝国的战略地带陷入险境。最后，他委托一位长期在这一地区服役的将领——吴曦（1162—1207），控制西线所有战事。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作为四川宣抚副使（四川前敌副司令），吴曦的政治野心使他不断积聚力量，扩展势力，并最终走上了叛逆之路。开禧三年（1207）初，他自称蜀王，建行宫、改元、置百官，公开宣布对金国效忠，并引金兵入凤州（今陕西凤县），欲与其划界而治(17)。对宋方有利的是，吴曦下属对他的支持一点都不稳固；他的部队是忠于大宋的，他宣布建制不到一个月，部队就发生了兵变，而他也在兵变中被杀。虽然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但还是破坏了韩侂胄集中力量进攻西北的所有计划。这也正说明了，整场战争准备不足，执行不力，努力白费。

事实证明，即便在吴曦叛乱之前，金国在宋东北地区的报复行动，以及宋军遭受的军事挫败，同样使临安陷于困境。由于在战场上连连失利，韩侂胄开始抛弃朝廷上的支持者，并把政策失败与军事失利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他们。他的心腹至交苏师旦（死于开禧三年，1207），曾经接他的任当上閤门使，但此时却成为他第一只替罪羊。最终，苏师旦被抄家除名，安置韶州（今广东韶关）(18)。与此同时，一些将领被很快地撤换下来，当中有一些人更是在重要战略地带里带兵，原因是这些将领敢于违背韩侂胄的政策，或仅仅因为在战场上打了一次败仗。这样，在最后关头之际，兵权落入一些没有经验的生手手中。开禧二年（1206）末，金国大举南攻，金兵每次战胜，韩侂胄在国内的声誉都会受损。由于害怕成为下一只替罪羊，从前忠心的支持者们开始离弃他了。面对日渐逼近的灾难，即使是朝廷上的中立势力，也和他的长期对手联合起来一起对付他。到了开禧三年，平章军国事大人变得势单力薄，陷入了从所未有的困境。

敌军肯定察觉到这一点，因为在宋方使节方信孺（1177—1222）于开禧三年夏来到他们军营议和时，他们就要求“且斩元谋奸臣，函首以献”，亦即要平章军国事的头颅(19)。可以理解，愤怒的韩侂胄放弃主动求和，据称他有意把战事升级。就在此时，朝廷上的中立势力联合后宫，发起行动。首先，当了五年宁宗皇后的杨氏（1162—1232）（宁宗第一位皇后韩氏，早在庆元六年去世了），和他的继子荣王（1192—1220）一起，奏请皇帝罢黜平章军国事(20)。两人随后请一位宫中要人、皇后的继兄杨次山（1139—1219），去谋求朝中著名大臣们的帮助，以铲除这位平章军国事。这些人包括了礼部侍郎史弥远、两位参知政事钱象祖、李壁（死于嘉定十五年，1222）。他们一起，负责命令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刺杀韩侂胄。就在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二十四日早上，侍卫把入朝见驾的韩侂胄抓住，拖进皇宫围墙之外的玉津园内，然后乱棍打死。有记载说，在刺杀行动之前，韩侂胄的亲信周筠已再三向他发出警告，说会有人谋变，但韩侂胄不信，并狂言曰：“谁敢？谁敢？”在夏震宣旨罢其平章军国事时，他犹不信，称“必伪也”，可见当时他已狂妄至极(21)。

这是一起在宋代争议极大的事件，它留下了很多疑问，由于后世不同的史学家掌握着相反的史料，使此事在史学界里有如迷雾，不能明晰。首先，史学家们对各个参与共谋者卷入事件的程度有不一致的观点。第二，他们仍然不确定皇帝在这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性质是什么。在宋代当时，以及宋代以后一些类似的史料中，有些观点认为杨皇后一手策划了整个刺杀的阴谋(22)。他们指出，在庆元六年（1200）韩皇后死后，韩侂胄因害怕杨氏的权术，于是支持对他俯首顺从的曹美人接任他侄孙女的皇后之位，后来因宁宗坚持而作罢。如此，人们有理由相信杨皇后从一开始就憎恨他。据说这令她对平章军国事大人的意见特别大，并最终采取行动把他铲除。

其他很多资料把史弥远作为主谋，并把杨皇后仅仅描绘成他手中的工具而已(23)。这些资料指出，史弥远有主和的倾向，并公开批评过韩侂胄的战争政策，而且他的政治野心也是他下定决心要铲除韩平章的因素。在这些资料中，史弥远被认为独自导演了整个事件，而不仅仅是杨皇后的帮凶。

这两种观点，前者更加令人信服。杨皇后没有试图掩饰她对韩侂胄的憎恨，而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不断延续。此外，她在宫中的地位，再加上她在长期统治的过程中有政治积极性，使得她更具嫌疑。毕竟史弥远没有真正的动机想要韩平章的命。与道学信徒相比，他的官场生涯并未明显地受到韩侂胄统治的影响；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他可谓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即便在公开谴责战争政策之后，他在官场中还继续得到升迁。同样，也没有证据能指出两人之间有宿怨。可以肯定的是，单纯在外交政策上有意见分歧，不足以作为组织谋划刺杀京城里最有权势的人的动机。除此之外，史弥远在礼部的职位没有赋予他调遣皇宫侍卫的权力，尤其是执行刺杀平章军国事这种极其不寻常的任务。这样的命令只能来自皇宫，或丞相办公的地方中书，或者皇宫侍卫的总部殿前司。

4-1　宋宁宗后杨氏坐像

最后，有人认为史弥远有足够的勇气去组织并执行一次布局精巧的刺杀阴谋，但这与他一贯的性格极端不符。他是一个极为谨慎的人，因此在危险性高的情况下，他会一律拒绝采取任何行动，除非他是为势所迫。实际上，根据周密的记载，他本来不想成为这起阴谋的帮凶，后来只是在皇后兄长的巨大压力之下，才屈服同意的。此外，当察觉韩侂胄对此事有所怀疑时，惊惶不已的史弥远据说试图背弃他的同谋伙伴。后来在张镃的敦促之下，他才最终答应继续与他们合作，此事才得以继续进行(24)。这种优柔寡断与胆小怯懦，是史弥远在政治领导上的特征，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领域上，始终如此。不用说，这种特征，肯定不属于一起谋杀阴谋的始作俑者。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皇帝是否有卷入到事件当中呢？有些历史学家描写宁宗对朝廷政局的发展一无所知，只在事后才知道韩侂胄被干掉了。为了支撑这一观点，他们提到了一份罢免平章军国事的诏令；这份诏令所署日期，乃在韩侂胄死后三天。另外有一些记载声称，这份罢免诏书是在刺杀行动前一天发出的，因而加强了皇帝卷入事件的可能性。但还有一份材料坚称，史弥远亲自从皇帝那里得到密旨，调遣皇宫侍卫实施这次刺杀行动(25)。尽管不是最初的密谋者之一，但据说皇帝还是在刺杀行动前就已得知此事，并且默许了这次行动。

皇帝参与这次事件的程度，很难有确切的定论，但韩侂胄死后政局的发展，就已经清楚地暗示着他是支持这一行动的。首先，在事件发生之后，皇帝立即给所有参与谋划的人升了官。参知政事钱象祖拜相，荣王成为皇太子，杨皇后的哥哥升为开府仪同三司，作为奖励，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获得了一个富有名望的委任，而史弥远则从礼部侍郎升为礼部尚书。第二，韩侂胄的政治同伙们立即受到惩戒。在刺杀行动发生四天后，朝廷又下令执行另一次死刑——这一次非常明确，是得到宁宗批准的。这次的受刑者是韩侂胄的亲密死党苏师旦。丞相陈自强被罢，因为他促成了失败的战争政策。谋划者一律得到奖励，跟韩平章有联系的人一律受到惩戒，通过这样做，皇帝让这次处决具有了合法性。

最后，如果这次由一群宫廷显贵和朝廷大臣发起的诛杀行动是没有得到批准的话，事后朝廷肯定会被攻击这帮人的奏章所淹没。但这种事情没有发生(26)。虽然是早有预谋，但令人诧异的是，这次刺杀行动没在士大夫阶层引起多大反响。

宁宗的确批准了这次行动，这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事件发生几个月后史弥远作出的一项声明就指出了这一点。嘉定元年（1208）五月，韩侂胄的余党、江西人罗日愿想趁史弥远起复过江、百官欢迎之时作乱，要“尽杀宰执以下官，突入大内，胁下诏书”。此阴谋最后被粉碎，罗日愿也被磔杀，但史弥远深感惶恐，提出辞职，其理由是“陛下昨诛元恶，臣获密赞，故其余党切齿”(27)。

史弥远此举的历史意义，很有可能就是解释了皇帝是否参与刺杀事件。毕竟，宋代有这么一个传统，朝廷大臣是备受尊重的，而且他们可以自由表达对朝政的批评。作为这种宽容精神的反映，名声再臭的丞相也只会被罢黜远贬，但很少会被处死。对宁宗来说，打破如此重要的传统，等同于背祖忘宗，这是对儒家礼节的严重侵犯。如此丑恶的行动还要在皇宫禁地执行，这只会徒增事件的罪恶性。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传统的历史学家们千方百计地遮掩皇帝曾在事件中参与同谋，并尝试把所有责任推到史弥远和杨皇后身上。说宁宗完全不知道这件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4-2　宋宁宗坐像

三、地位日固

后世有些历史学家把史弥远作为这次宫廷阴谋的主要策动人，可能是因为他在事后获取了最大的利益。事件过后，朝廷立即把他提升为礼部尚书（从二品）兼太子詹事（从三品）。一个月后，他又被提拔为同知枢密院事（正二品）兼太子宾客（从三品）。嘉定元年（1208），他被进一步升为知枢密院事（从一品）、参知政事（正二品），并最终成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除了这些高官厚职之外，他还被授予了“开国公”的爵位(28)。因此，在韩侂胄遇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史弥远就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为官场的首脑。他那时还很年青，只有四十五岁。

史弥远只当了丞相一个月，他母亲就去世了，他不得不丁忧守孝。虽然他回到了明州老家，但所谓的丁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名义上的。仅仅在他离开朝廷十二天之后，左丞相钱象祖就被罢免了，这是在史弥远丁忧期间，有可能盖过他风头的一个人。此后，皇帝没再委任新的丞相，而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整个官僚机构可谓群龙无首。在皇太子的要求之下，宁宗决定夺情，起复史弥远，并在京城赐予他一座大宅，以便问政(29)。南宋历史上最长的、从未中断的丞相任期就此开始了。此外，在之后的二十五年当中，史弥远一直独相；朝廷没有再委任过左丞相，直到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才自己迁到那个位置上。

史弥远在掌权早期得到了普遍的赞誉，就算是有些批评，也都只是温和的，因为他一上台就颠覆了前任那些备受指责的政策。在他开始所考虑的事情当中，最为重要的是恢复和平。韩侂胄之死触发了一股外交活动，这反映出朝廷新的决定：要打破长时间的和谈僵局。朝廷派出更多的使者，会合已经出发北上的使节，期望能够促进和平进程(30)。嘉定元年（1208）晚春，当史弥远还只是知枢密院事的时候，两国就达成了和约，而他也亲身参与了缔结和约的过程。宋方作出了让步，同意增加岁贡五万（从二十万调到二十五万），适度割让淮河下游的土地，并接受了大概等同于前孝宗时代的外交地位。更能说明临安方面为了和谈毫无廉耻、不顾一切的是，他们同意了把韩侂胄与苏师旦的人头献到敌军阵营去。这种条款，虽在五代时已有先例，但在宋金关系中是空前的，在很多南宋人看来，这严重伤害了南宋帝国的尊严，也是“伤害国体”，以及挑战它的宗主权与合法地位。例如，兵部尚书倪思（1147—1220）就说这是“有伤国体”(31)。太学博士真德秀（1178—1235）则认为对金国没有原则的让步，会导致对方“滋嫚”宋朝(32)。然而，总体上说，这些让步所招来的批评不算太严重。由于平章军国事韩侂胄受到普遍的蔑视，很少人愿意提出意见来保护他的尸首。

在大后方，出于政治需要，虽然很多道学家已经去世，史弥远还是决定复兴从前在韩侂胄统治下被玷污的道学。尽管早在嘉泰二年（1202），道学就开始有所恢复，但朝廷的确是在史弥远执政之下，才宣布完全废除之前的禁令的。已然去世的朱熹、留正、赵汝愚和彭龟年得到追封。尚在人间的楼钥和林大中则被召回临安任职。这次复兴道学，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最终，它得到官方的认可，成为国家的正统。史弥远向这群有影响力的哲学家示好，轻易地为自己赚取了一些荣誉。天才的举荐者与探求哲学问题的资助人，这两项都是他日后巩固政治地位的重要因素(33)。

在颠覆前任政策、公开接纳道德思想家的同时，史弥远也在悄然铲除京城里的潜在对手，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如前所述，由于参与共谋刺杀事件、后来成为左丞相的钱象祖，在史弥远升为右丞相后，很快就被无缘无故地罢免了(34)。另一位共谋者张镃也是这样被免去了官职，事实证明，他有可怕的政治影响力(35)。这有效地让史弥远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成为宫里宫外无可争议的首脑人物。然而，并非每个人都愿意看到政局如此发展下去。

例如来自湖州的倪思，年纪比史弥远大十七岁，早在嘉定元年（1208）就对史弥远发起全面的攻击，那时候他还没成为丞相。倪思的攻击跟以前对韩侂胄的批评很相似，他以权兵部尚书的身份批评皇帝“不时宣召”枢臣的独特习惯后，指控史弥远妄图成为第二个韩侂胄(36)。他还指控史弥远，说他作为同知枢密院事，太过专横，竟敢不跟同僚商议，就委任低级官员。他劝谏皇帝“宜亲择台谏，以革权臣之弊；并任宰辅，以鉴专擅之失”。他还谴责史弥远在朝会上与上级并肩而站，这是公然蔑视礼节的行为。他其实知道，身为皇太子的指导老师，史弥远已经跟皇帝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也许能解释宁宗为什么跟他特别亲密。这些指控指出，在韩侂胄死后，可以清楚地看到，史弥远立即超越了其他所有竞争对手，成为京城里最大的掌权者。倪思此时是兵部尚书，将来有可能成为官僚机构里某个高位的重要候选人，因此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不利的兆头。史弥远成为丞相后不久，倪思被迫交出他在京城里的职位。与此同时，在拜相制书下发之后，史弥远从前在秘书省的下属魏了翁（1178—1237）马上辞职，以示抗议。他指控史弥远“专国事”(37)。也因为类似的原因，真德秀同样选择在那段时期离开朝廷。他抱怨史丞相用高官厚禄操控士人，使得整个官场风气变得颓败。

从这些指控可以推断出，在巩固势力不久之后，史弥远在临安的声望有所消减，这种变化主要来自士大夫们的忧惧，他们害怕一人独大的局面又会在朝廷上重新出现。然而，在这个早期阶段，他在官场的行为还不足以受到责备，而反对派们也不能围绕某一个内政问题对他集体发难。但在宁宗统治将要结束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四、皇子殇逝

史弥远在丞相生涯的早期，跟宁宗的皇太子赵询（也就是之前所收养的儿子）关系特殊。荣王赵询的政治触觉很敏锐，在他个性形成时期，史弥远当了他的老师和顾问，后来又在开禧三年（1207）与他及杨皇后联合，一起铲除了韩侂胄。而嘉定初，荣王又支持史弥远提前结束母丧，回朝廷当丞相。所以，当太子在二十九岁突然离世时，史弥远可能跟皇帝一样悲恸。这是嘉定十三年（1220）的事情，当时皇帝已接近五十三岁了。虽然他即位后至少生了七个儿子，但他们都很离奇地在出生后几周或几个月内夭折。赵询开始被过继过来，是因为皇帝本身无嗣。此刻，那个敏感的过程又得重复，皇帝得重新再选一位合适的皇子。由于知道史弥远跟已经去世的太子有密切的关系，皇帝于是请他帮忙，找代替的人选。

这种遴选肯定很困难，因为将近一年过去了，皇帝的侄子赵贵和（死于宝庆元年，1225）才最终被确立为新的皇子，并赐名赵竑(38)。后来被封为济王的他，是当时唯一过继给皇帝的年轻人，这使很多人认为他理所当然要成为帝国的继承人。但事实上，他从来没被授予皇太子之位。

赵竑本是孝宗儿子赵恺（死于淳熙七年，1180）的继孙，也就是皇帝的侄子，在选择他当皇子的同时，朝廷必须找另外一位赵氏宗子来代替他，因为赵恺一度是孝宗所考虑的皇位继承人。而在绍熙内禅时，朝廷大臣对其儿子赵抦呼声甚高，曾一度认为他应该代替光宗成为皇帝。后来是太皇太后吴氏确定了光宗的亲生儿子嘉王赵扩继承者的身份，并劝赵抦说：“外议皆曰立尔，我思量万事当从长。嘉王长也，且教他做，他做了你却做，自有祖宗例。”由于赵恺一族与皇帝家庭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当皇帝需要男性继承人时，经常求助于他们，因此为那一族系指定继承人是十分重要的。令人十分诧异的是，皇帝决定选皇族远支，家住绍兴的一位宗子作为赵恺之后，并把他赐名为赵贵诚（生于开禧元年，1205）(39)。

在随后的三年里，朝廷没什么大动作，整个官场也平静得异乎寻常，不像往常那样，在皇帝不能确定继承人时互相倾轧。然而，到了嘉定十七年（1224）皇帝临终之时，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后宫颁下一道诏令，立赵贵诚为皇子，改赐名昀，很明显这是由史弥远起草，并得到皇帝同意的。宁宗在八月初二傍晚驾崩。第二天凌晨，在严密保卫之下，史丞相迫不及待地召赵昀进宫，向他宣读了大行皇帝的遗诏，把他立为太子，并负责安排他登基就位，这就是后来的理宗皇帝。然后他又传召了赵竑。这位皇子的卫兵被统统挡在宫门之外，可谓孤立无援，但他仍未察觉，以为要宣制让他继位。当殿帅夏震让他按旧班排位时，他还天真地问道：“今日之事，我岂当仍在此班？”最后夏震连哄带骗，甚至强迫他在新皇帝面前行顿首跪拜之礼。随后，在皇帝的指示之下，痛苦的皇子被迫出居湖州，那个地方在京城北面，离京城只有六七十公里(40)。

第二年年初，发生了另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湖州当地一小撮毫无政治智慧的人上演了一次起义，正是这次起义把皇子推向死亡的深渊(41)。很明显，赵竑没有煽动他们起事，尽管如此，这帮人还是聚集在一起，说要拥戴他。他们声称赵竑是宁宗唯一合法的继承人，并公开谴责史弥远是篡位者，他们要求罢免丞相，并把皇位交还给皇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自称有二十万人的军队，并声称得到了山东著名的叛军首领李全的支持，他们还威胁说，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这两支大军都会开入京城。实际上，他们只纠集了数百个未经训练的渔民，而且也毫无能够得到外来帮助的希望。就算是皇子本人，也拒绝支持叛军，并在官军来到湖州之前，亲自领导地方武装镇压了起义。不管是否无辜，将他赐死的诏书已经在临安签发，而皇宫侍卫则负责执行。他是被勒死的，起义也只持续了半个多月。

史弥远在放逐并最终杀死赵竑这件事里所扮演的角色，毫无疑问是他担任丞相的二十五年里最棘手的问题，这也是整个南宋时期最有争议的一次继位。最终，历史学家们对此事的记载是大相径庭的。第一种记载坚称立赵昀为皇子的诏书至少是在皇帝驾崩前五天，在他的指示下起草的，当时宁宗头脑仍然清醒。史丞相只不过是根据先皇的遗诏，负责安排赵昀登基成为皇帝罢了(42)。

其他材料则称，史弥远乃独立行动，甚至非法。他们声称赵竑在入宫不久之后，与史丞相的关系就开始紧张，一开始反映出来的只是一种性格上的冲突。最后，皇子发现史弥远在朝廷上的统治过于专横，令人不堪忍受。他怒形于色，还没有继承皇位，就一次又一次地发誓说要贬谪史丞相。有传闻说，史弥远早就在皇子府中安排了眼线，因而常常能知道皇子的想法，并开始预先为自己铺排后路。据记载，史弥远曾安排美人在赵竑身边，让她监视赵竑。有一天，赵竑指着地图上的琼州和厓州（均在今海南）说：“吾他日得志，置弥远于此。”史弥远知道后，“尝因七月七日进乞巧奇玩以觇之，竑乘醉碎于地。弥远大惧”。据说史弥远在发现赵昀是一位有为青年后，立即举荐他当赵恺家族的继承人。同乡郑清之（1176—1151）从史丞相那里接到一个秘密指示，开始教育出生在绍兴的赵昀怎样当一个皇帝。故异见者声称，在宁宗驾崩之际，史弥远刻意伪造诏书，才使赵昀有了继承皇位的可能性。即便是从前跟他合作过的杨皇后，也反对如此更改圣意，后来是在受到来自中书的不利威胁后，她才勉强同意的(43)。如果这些记载正确的话，那么史丞相是有罪的，而且在宋代历史上，如此弄权，可谓罪大恶极。

清代著名历史学家赵翼（1727—1814）支持第二种记载，并直接把这次事件的所有责任加到史弥远身上。他追寻各种不同的历史记载之间的差异，认为这跟史丞相篡改朝廷修撰的实录有关(44)。赵翼指出一个事实，在宁宗驾崩后史弥远仍掌权九年，在这个位置上他肯定会监修国史与实录，因此，赵翼认为史弥远可以利用此项制度，歪曲历史事实，藉此为自己所做的坏事开脱。由于《宋史》的本纪大部分是由这些虚假的实录所提供的信息构建而成的，赵翼认为它们不真实，所以不予理会。相反，他更认为一些基于非官方史料的记载是正确的，比如杨皇后与济王的个人传记。事实上，本纪的确倾向于为史丞相辩白，而在同一官方史书里的个人传记，则与本纪相矛盾，控诉他侵犯皇权。

赵翼的这种论证思维并不十分成立。诚然，史弥远可以监督朝廷日常记录——起居注的收集与誊写；但事实上，《宁宗实录》在史丞相死后五年才第一次修成。此外，这些实录在此之后被单独修改过五次，而最后一次修改是在度宗（1264—1274年在位）统治时期进行的(45)。史弥远或其他史氏族人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影响这些实录的内容，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再者，实录的修撰是在信誉卓著的史学家指导下进行的，当中不是只有奉承史氏的人。例如，嘉熙三年（1239）修撰宁宗实录的责任，乃委之于李心传（1167—1244），这是南宋最受尊崇的史学家。当时史弥远早已去世，而其侄子史嵩之还没掌权。因此，赵翼的观点，是把如此复杂的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即便是对一大堆文献作精妙的分析，也不能够为弄清史弥远在继位风波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多少线索。由于传言满天飞，而当中大多又非真实，因此就算是当时的人也不太清楚嘉定十七年（1224）与宝庆元年（1225）之间发生的事，而他们对事实的混淆也反映在历史文献上。在这件事上，也许小小的演绎推理，反而能得到更好的结论。首先有个问题是，赵竑在入宫后有多受欢迎？大多数材料认为，史弥远是朝廷上唯一一个对皇子行为不满的重要人物，因而要找机会把皇子除掉。即便是那些认为宁宗亲自选择继承人的记载，也把他对赵竑的成见归咎于史弥远长期以来对皇子的诽谤。同时，很晚才知道这场宫廷政变的杨皇后，也是由于受到丞相的威胁，在极大的压力之下才作出妥协的。据杨皇后本传记载，在宁宗驾崩当晚，史弥远派遣她的侄子杨谷和杨石七次往返宫中，“以废立白后”。开始时杨后还说：“皇子先帝所立，岂可擅变”，但后来杨谷他们哭着说：“内外军民皆已归心，苟不立之，祸必生矣。”杨后默然良久，才说：“其人安在？”史弥远等召赵昀进来，“后拊其背曰：‘汝今为吾子矣！’遂矫诏废竑为济王，立昀为皇子，即帝位。”(46)

据说，就这样，史弥远一手操纵，迫使宁宗放弃赵竑，以他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来当皇位继承人，并且迅速有效地消解了来自颇有影响力的杨皇后的任何阻力，还强迫军队与朝廷大臣们接受他的决定。此外，我们还要相信，这一连串如此复杂的谋划，竟然可以在京城得以执行，中间没有出现任何意外。这种情节是否太过牵强呢？不管史弥远的影响力有多大，他要使皇帝跟皇后都喜欢的皇子降级，可能性是很小的。相反，有大量的证据暗示着一个相反的事实：赵竑没有得到这样的宠遇，皇帝夫妇跟史弥远一样都在头疼该如何摆脱他。

宋代笔记作家周密指出，杨皇后可能比史丞相有更多的理由不喜欢赵竑(47)。很明显，这源自杨皇后选了自己的侄孙女吴氏当皇子的夫人，以期她将来成为皇后。跟往常的皇室婚姻一样，赵竑在此事上没有发言权，并且他发现，他与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女人绑在一起了。他溺爱几个宠姬，完全冷落自己的妻子，这显然为了泄愤。毫无疑问，肯定还有什么事情让皇子跟皇子妃关系紧张，而这些事情又传回到杨皇后那里，使她断定任性的赵竑不适合当皇位的继承人。

其他一些材料确认了赵竑与杨皇后之间的确存在紧张的关系。嘉定十五年（1222），宫教真德秀劝谏皇子，他说：“皇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则天命归之，否则深可虑也。”(48)当中隐含的意思是相当明确的：才当了皇子不到一年，赵竑就跟皇宫内外两个最重要的决策者不和了。此外，真德秀认为“深可虑也”，是警告赵竑后果严重，这也暗示出，连宫外的人也可以清楚看到这种紧张的关系了。最终赵竑没有听取这一意见，不久，他的老师也辞职了。

可以肯定的是，杨皇后是那个时代势力最强的皇后，在南宋时期难有与之匹比者，但在唐代强权女性的恶名之下，她无形的统治必须假手于外廷的男性。她本身优异的政治才华，不但弥补了宁宗在这方面的不足，而且确立了她在决策方面的重要地位。当史弥远还在官场中攀爬，并小心谨慎地加入反对韩侂胄的图谋时，杨皇后——因其诗词、书法以及收集艺术品的爱好早已闻名于各大城市，故也被称之为“杨妹子”——这位跟史弥远同龄的女性，就领导这位男士组织那场政变。在宁宗剩余的十七年统治时间里，她继续在朝廷上与宫廷里保持着强势的风采。在没有提到父皇的情况下，仅仅是失于照顾，是不能解释真德秀为什么警告赵竑要“孝于慈母”的。这隐喻着对当时政治现实的重要评论。杨皇后可以自由地为新皇子选择配偶，甚至可以选择她的侄孙女，这其实就证明了她是宫廷事务的决策者，这种地位是无可挑战的。

与此同时，史弥远与杨皇后之间已经有了长时间的交流与合作。后宫与中书默契得惹人注目，这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当两位主角的性格都是聪明而自信的时候。嘉定十七年（1224）新皇登基后，史弥远就要求杨皇后暂时垂帘听政，这证明了此两人的关系到继位风波发生时还未受到破坏。史弥远一直受到皇后的宠遇，也知道皇后在后宫事务中有超凡的影响，作用十分重要，因此很难想象他拒绝与皇后商议改立赵昀之事。相反，给济王立传的作者声称，皇后“矫遗诏”，立赵昀为宁宗的继承人，在某种意义上，这有可能是正确的(49)。最起码没有皇室代表人的首肯，这种事情根本无法进行。三十多年前的那场内禅，朝臣们必须争取太皇太后吴氏的同意；而这一次，就轮到了杨皇后(50)。当然，我们不能单纯说史弥远利用了杨皇后，就此事而言，杨皇后何尝不是借史弥远之手，除掉她素来不喜欢的皇子呢？表面上史弥远主导了这次“政变”，但实际上这是他们又一次默契的合作。

还有另一个原因，让人质疑史弥远选择赵昀继位乃非法操作这一判断，这就是新皇帝随后对他的待遇。如果史丞相能随意安排一个他选择的人来继位，那理宗应该会心神不宁，寝食难安。这难道还不足以使他的皇位动摇，对他构成威胁吗？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作出的应对是，采取行动把史丞相给铲除掉，或者至少在最大限度上减小他在朝廷上的影响力。史弥远那时已经六十多岁了，理宗本可以轻易地让他提早致仕，或把他编派到一个闲职上，比如以使相的身份出守地方。但他没有选择这样做。一直到晚年最后的日子，史弥远还是京城里唯一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官员，并且在他死后，一大堆高级的名誉及官场任命加到了他和他的族人身上，这种规模，在宋代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不可否认的是，理宗欠了史弥远一笔特殊的政治账，但偿还他的方式有很多。如果皇帝只授予他及他的后代一些虚衔，而非高官厚禄，那么这个家族的运气就可谓到顶了。但相反，在皇帝的庇护之下，其他史氏族人在史弥远之后，也获得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京官职位。

总之，有很多理由让人相信，在驱逐济王这一件事上，史弥远并非独干，也不是非法的。元末《宋史》的编撰官没有列史弥远于《奸臣传》是有因由的：济王之废其实得到内廷的普遍支持。他受到这些指控的攻击，一是因为他所掌控的权力太大，异乎寻常；二是因为当时朝廷的政治就喜欢这样秘密进行。在宋代，大多数遗诏起草与执行的重任都会落在丞相的肩膀上。皇帝的命令，不管是否重要，都要送到中书，而丞相也有权力使用皇帝玉玺。北宋时，英宗去世后，太子赵顼（即后来的神宗）之位未定，宰相韩琦也是手书遗诏，促成新皇即位(51)。从这方面来说，史弥远只是单纯遵循标准程序，帮助宁宗起草遗诏，并安排新皇登基。然而，在其他大多数时期，会有两位丞相共同处理这些问题，因此外人就很少会质疑这一行为是否妥当。但在史弥远的时代并非如此，当时没有次相。由于不允许其他官员分享他的政治权力，当某些决定有争议时，也没有人为他分担责任。

后宫与丞相在处理朝廷事务时遮遮掩掩，同样会使史弥远处于不利的位置。像刺杀韩侂胄、驱赶赵竑以及理宗继位这些事情，都是关起门来干的，没有公开讨论，也没有事先通知。在三十多年前立嘉王为帝时，赵汝愚跟韩侂胄都非常谨慎，他们不但把一大批政治人物拖下水，并且公开整个执行的过程，因此有效防止了任何说他们行为不当的指控。这两件事史弥远都没做到，因此他最终让自己受到无休止的谴责与攻击。

撇开理宗继位是否合适不说，史弥远对湖州起义的处理招来了最为激烈的非议。我在前面已经指出，那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起义，其结果是让赵竑死于离家不远的湖州贬所。事实上，关于此事的每一种记载，都没把赵竑当作事情的同谋。由于没有叛乱的意图，他据说是被反叛的渔民抓住当俘虏，并被迫接受黄袍加身的(52)。赵竑死时他周遭的境况究竟如何，这在13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仍然是一个谜。事情发生后，在皇帝收到的一份奏章里，仅仅提到他在谋反的混乱中不幸殇逝，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即便是一份指控史弥远亲自安排济王之死的奏章——邓若水的奏章，也没有详细披露济王是怎么死的(53)。也许这一公案的事实是保密的，众所周知，朝廷拒绝对此事作出公开调查。不管原因是什么，直到元朝初年，关于湖州事件的细节描述才开始浮出水面。

在众多记载中最重要的一条，也是被官方历史学家大量引用过的一条，是在《齐东野语》里，这是见闻广博的周密写的一本记载重大事件的笔记小说。根据这条记载，史弥远把一个由皇宫卫兵组成的小分队派往湖州，领队的是夏震——同一个人，在十七年前受杨皇后之命，指挥卫兵刺杀了韩侂胄(54)。陪同他们的是史弥远的一个亲信，此人声称自己是个医生，是被派去为赵竑提供他所需要的医疗照顾的。当然，他真实的任务是去杀害皇子，这一任务最终也被忠实地执行。因此根据周密所说的，济王之死并非意外，乃史弥远有预谋的行动。

为了增加对济王的侮辱，并损害他的名誉，愤怒的朝廷命令用草席包着赵竑的尸体来埋葬（藁葬），从而拒绝为他举行一个合适的葬礼。朝廷还命令把他亲王的爵位降为巴陵县公，又拒绝为他设庙祭祀，或给他过继子嗣。这些行动，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在京城里引起了多年不能平息的骚动。奏章如洪水般涌向皇帝，力谏他提升已然去世的兄长的地位，并罢免饱受争议的史丞相，以此纠正原来那种不顾道义的行为。这些文件不断地重复那套道德说辞：皇帝这样做既表示自己宽宏大量，也顾及了兄弟之谊。最终，赵竑死后的地位，成为衡量理宗尊崇儒家道德的重要标尺。由于人们越来越关注道德上的问题，关于皇帝驱赶兄长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质疑，就被扫到一边去了。

对于士大夫的大声疾呼，理宗几乎不予理睬。他拒绝改变赵竑死后的地位，或把他的遗体装进一副合适的棺材里。此外，他也没有理会如洪水般涌来的要求罢免史弥远的奏章，反而授予丞相大人极受尊崇的头衔，以此展现他对丞相一如既往的支持。宝庆元年（1225）夏天，史弥远被封为太师，这是宋朝政府授予大臣的最高荣誉。这就更进一步地激怒异见者了，而如此的火上加油也已经开始使朝廷内耗。但皇帝的地位没有被动摇，因为在史弥远任相期间，理宗对自己的决定仍然坚定不移。一直到史丞相去世后八个月，理宗才勉强同意稍稍提升他已故兄长的地位。

嘉定十七年（1224）与宝庆元年（1225）间发生的这场政治灾难，其结果乃使外朝逐渐分化，对政治异见的排挤又上升了一个层次，从某方面讲，这有点类似于秦桧与韩侂胄时代那段令人绝望的日子。被认为话语太多的异见者们，逐渐被撤销在京城里的职位。受害者包括一些著名的士大夫，如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邓若水和胡梦昱。有些人被远贬，其他人被罢官，至少有一人被处以抄家的惩罚(55)。史丞相不再需要过分扩张自己的势力来对付他的反对者了，因为他利用了以前人们获得成功的一个好办法。随着异见者在数量上日益增多，史弥远更加无可忍受了。不久之后，他兴起了小规模的文字狱，借此令那些反对者们闭嘴。

据说，从很早开始，六十岁的史弥远就禁止在他的官邸上演杂剧，原因是不满一个卑而下之的戏子作出“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这一讽刺的描述。赵竑死后一段时间，他甚至颁发诏令，禁止士大夫写诗，因为在这些诗当中找到很多关于此事的政治讽刺。为此，他受到了指责(56)。与韩侂胄清扫道学信徒的举动相比，这种文字狱是毫无意义的，它唯一的作用就是令史丞相从前作为调解人的形象大为失色，并进一步加剧了他跟官场里中立势力的分歧。就这样，当的确有重大需要的时候，再也没有人给史弥远以及皇帝提供可供选择的政策意见了。

五、边界政策

在外患连连、前线频频告急的情况下，有效的外交政策本可以挽回史弥远的形象，但对他来说，这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南宋早期的史氏家族，与其他处于上升状态的家族不一样，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参与军事的经历。事实上，这一家族的第一位丞相史浩，就对军人怀有极大的偏见，并且坚决反对军事扩张。在这点上，史弥远的观点与其父亲极为相似。在韩侂胄点燃令宋朝损失惨重的开禧战火后不久，史弥远就上书皇帝，表达他对这次战争的强烈反对。他的观点跟父亲太相似了，这本可使他轻易地成为第二个史浩。他写道：

今之议者，以为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讵可举数千万人之命轻于一掷乎？京师根本之地，今出戍既多，留卫者寡，万一盗贼窃发，谁其御之？(57)

该奏章再次本着史浩的精神，继续向皇帝请求，要“使民力愈宽，国势愈壮，迟之岁月，以俟大举”。史弥远十分看重南方的安全，且希望把任何恢复北方故土的尝试无限期延迟，对一个南方人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韩侂胄的溃败令人欣喜地证明了，史弥远当初的忠告是明智的。到嘉定元年（1208），求和政策占据了上风，而史弥远正是催生这一政策的人。一纸和约在当时本是很受欢迎的，但在几年之后，当蒙古人的身影出现在亚洲地区时，和解突然失去了它本身的吸引力。随着北方的战争逐渐扩大，一向谨慎的史丞相所严格奉行的自保政策，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合时宜，甚至是不负责任的。

成吉思汗的军队于金大安三年（宋嘉定四年，1211）入侵山西北部的云中与九原，从此拉开了进攻大金帝国的帷幕(58)。他们从遥远的北方长驱南下，兵锋直指金帝国的心脏，并越插越深。女真人不是他们的对手。至金贞祐二年（宋嘉定七年，1214），蒙古的威胁大肆逼近，迫使金国把首都从中都（今北京）迁到开封，那是靖康二年（1127）以前宋朝的京城所在。就在此时，刚出使北方回来的真德秀，上书促请他的政府切断与金国的外交关系。他预言金国必将灭亡，并表示临安若继续贡献岁币，只是苟安之策，故应立即罢停岁币(59)。更重要的是，派去的使节要在外国的朝廷上卑躬屈膝，而且那里是以前宋朝皇帝们曾经君临天下的地方，他认为这对朝廷来说，是极大的耻辱。

事实上，自嘉定四年以来，临安显然已经没有履行每年进贡的义务了，金国京城中都及其周边混乱的局势，使得岁币的运送几近无法实现。嘉定五年（1212）和嘉定六年（1213）的贡品最终囤积在边境附近，看将来什么时候再行付运。既然金国的首都安全迁到开封附近，宋朝也再没有借口继续扣押那些包装好的财物。嘉定七年（1214），北方要求恢复岁币，这在临安激起了激烈的辩论，最终，真德秀要求割断与金国的所有关系。丞相史弥远并不同意。对他来说，为了保存面子而去冒战争的风险，是非常不值得的。他对反对派所作出的唯一让步，是推迟进贡，而这也仅仅是一个很小的让步而已。最后，岁币没再恢复，虽然双方仍有使节往来。由于蒙古坚持要吞并金国，临安里越来越多的官员对他们政府的幻想破灭了，并清楚地意识到它无力发展更为深谋远虑的外交政策。这就意味着作为朝廷政策构筑者的史弥远，不可避免地受到日益增多的、且愈见严厉的批评。当真德秀已经可以预见女真的即时威胁更甚于强大的蒙古时，史丞相还没能决定该如何处理那些堆在仓库里的贡品(60)。

是什么阻止史弥远采取更为进取的政策呢？也许是他对韩侂胄错误估计形势、并为此付出高昂代价的深刻记忆，又或许是他自己长期的主和倾向，这跟他父亲如出一辙。不管动机如何，他还是对北方局势的发展作出了反应。在蒙古人开始入侵华北不久，史丞相即命令边境守臣们修筑防御工事，以防蒙金之间的战事会对宋金边界造成压力(61)。他没有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无论是嘉定七年（1214）金国迁都开封，还是一年之后西夏对金宣战，临安都没有很明显的反应。朝廷不但没有对金国制定出连贯的政策，同时也没有其他政策是涉及蒙古或西夏的。最终，开封方面促使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

由于蒙古大军继续南侵，而西夏又从西面发起进攻，金国可谓是两面受敌。他们只能往南面逃，但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宋朝重启战端。金兴定元年（宋嘉定十年，1217）他们进攻了位于今天湖北中北部的襄阳，战争终于爆发了。在一位下属的建议之下，史弥远作出了回应，他命令个别军事将领备战，并在他们各自的防区随机应变，采取各种对宋朝政府有利的措施(62)。尽管如此，如果一些将领欲图进取而导致大军溃败的话，他的班子显然不想为此负责。对他日渐增多的异见者来说，这种支持是极其有限的，并正在破坏政府的伟大目标。

对史弥远更深一层的不满，乃源自于他对忠义军的政策（那些甚至不算什么政策）。忠义军是北方的反叛集团，他们承认在南方统治的宋朝。虽然碍于和约的承诺，朝廷拒绝支持这样的团体，但嘉定十年（1217）临安与开封之间的战争爆发，这让宋方不再受和约的束缚，南方很多人希望政策随之得以改变。华北局势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蒙古的入侵，而这也迫使当地很多贫困的农民沦为盗贼，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加入了忠义军。这样的军队在山东尤其活跃，在那里，女真人的统治早已变弱，而又由于接近宋朝边境，他们因而能够轻易地获取南朝同情者们的资助。义军当中最出名的，可能是杨安儿（死于嘉定七年，1214），以及他的追随者李全（死于绍定四年，1231）(63)。这支义军最初被称为“红袄军”，作为首领，他们两人早在韩侂胄时代就已经很活跃，当时临安政府对他们慷慨援助，希望能够从内部消磨金朝政府的实力；但个人与地方的矛盾，以及四分五裂的局面，使山东的忠义军不能起到很明显的作用。讽刺的是，他们最大一次扩充，是在嘉定元年（1208）议和之后，当时金国政府正专注于其他国内事务，无暇集中力量将之镇压剿灭。蒙古的入侵进一步转移了开封决策者的注意力，而这帮强盗此时在效忠大宋的伪装下，得到南方的非官方资助，可谓大发其财，同时也巩固了他们在山东的根基。

从其特征上说，忠义军更像一帮强盗，而非什么忠义之士。比如说李全，他开始是个穷苦的农民，蒙古大军入侵他的家乡时，他失去了哥哥和母亲，于是随他弟弟一起，加入到杨安儿的军队。虽然跟其他类似的人一样，他加入反叛队伍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抗金抗蒙情绪的影响，但继续活着应该才是他们最大的考虑。对大多数忠义军来说，恢复大宋在北方的统治只不过是一种诱饵，目的是要诱使临安方面给他们提供物资援助。不管忠诚的真实性是个多么严肃的问题，从前的红袄军从原来只有几千人一下子发展到几十万人，这样的增长速度对宋朝边臣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他们将之看成抵抗女真政权的重要力量。

应纯之就是这样一位官员，他是边境城市楚州（今江苏淮安）的知州。在他的要求下，临安政府于嘉定十年（1217）扩大了对山东各路忠义军的有限援助(64)。当时，大宋朝廷资助北方叛军，可以说利多弊少，但此时，史弥远对这种让步还是持保留意见。他跟父亲非常相似，认为忠义军是很自私的，而且如果太过强大，将会是边境的潜在威胁。因此，在扩大援助之后，他试图采用萝卜加大棒（即软硬兼施）的办法来操控那些“忠义之士”。在战场上打胜仗的军队，会获得慷慨的奖励；但那些失利的军队，就像其忠诚受到质疑一样，会被严加申斥，而对他们的援助也会大幅减少。最终，这种安排使每个人都不高兴。支持扩大资助的官员认为这种吝啬的姿态是完全不够的，而那些反对资助的官员又认为这太过冒险了。此外，由丞相大人推行的这一政策，是萝卜多于大棒，因此造成了宋朝处于弱势的表象。

后来，临安方面变得更加乐意提供这种资助了。嘉定十一年（1218）李全开始获得宋朝的任命，当时他打败了金国的军队，并俘虏了金朝在山东中部两个重要的长官。缺口一旦打开，物质与精神上的支持就像洪水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宋朝想通过供应补给品，消弭叛军对边境地区的掠夺；而赠予李全各种各样的头衔，是想以此获取他的忠诚。还有一些官员认为资助计划扩大得还不够，还是太过吝啬了，当中影响最大的是贾涉（死于嘉定十六年，1223），他就是贾似道的父亲，当时边境地区的地方官。作为淮东地区的军事专员（淮东提点刑狱兼楚州节制本路京东忠义人兵），他承担了制置山东忠义军的任务。作为李全的热心支持者，他经常批评朝廷提供的资助不够。此外，他还抱怨临安政府因继续怀疑李全而拒绝让他参与重大的军事行动(65)。贾涉当然不能明白史弥远的顾虑，如果让忠义军参与重大军事行动的话，只会让他们更想获得权力。

但后来，很多宋朝官员对李全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就算是贾涉这位曾经固执地支持忠义军的文官，到了嘉定十五年（1222）也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推断说，李全不但自私，而且严重威胁到南方的安全，因此他力劝临安政府削减对他的资助。代替贾涉成为军事专员的许国，也得出相似的结论，而其他著名的政治家，如真德秀、邓若水等也是这样认为(66)。由于李全积聚的财富和军备越来越多，而他在山东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一个又一个的宋朝官员警告说，他马上就要变节。然而，他们未能动摇史弥远。当初只是在巨大的困难之下，他才同意扩大对忠义军的援助，而他也不想突然中断这一新的政策。如果没有别的什么原因的话，那只能说明史丞相不是一个轻易改变的人。他同样担心若撤回资助，会促使忠义军的首领掠夺边境，或更糟糕的是，他们有可能出于愤怒，袭击南方。他不想冒这个险，所以来自临安朝廷的虚衔还是继续被送往山东。在选择边境地区的军事专员时，史弥远非常谨慎，他要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被委任者以任何方式得罪或威胁李全。他想尽办法对此进行调解。

不管朝廷如何慷慨，李全还是在宝庆三年（1227）切断了与临安的关系。在蒙古大军大举包围益都（今山东青州）的情况下，他投降了敌军——正是这支军队，曾经害死了他的母亲和兄长(67)。在接受蒙古委任，成为山东名义上的行政长官后，李全开始准备越过淮河，攻击宋朝。从这一刻开始，他毫无疑问是个叛逆者，而非什么忠义之士。史弥远送给他很多额外的虚名和物资补给，想以此诱使他归降，可能他希望李全的变节是绝望中不得已的行动，而非对南方朝廷完全失去信心。对史弥远来说，这是他一贯的萝卜大棒政策，但对京城内外他的很多异见者来说，这只不过是他屈服于对方勒索的表现。

最终，直接隶属于史弥远的下属，也是他的亲密知己郑清之，劝服他召集军队，抗击叛军。绍定三年（1230）末，临安派出军队镇压李全，而不到两个月之后，他就被这些军队干掉了。李全在扬州被打败之后，红袄军的残余四散逃亡，再也不能形成气候对宋朝构成威胁。朝廷在战场上打败了李全，但史弥远却输给了反对他的异见者们。叛军被迅速击溃，只能更加证实一点：史丞相过分谨慎、甚至胆怯，这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是一种优点，但到了他生命的后期却成为了包袱。事实上，他对边境事务管理不善，成为了他在后来几个世纪中被责难的口实。

六、卫王晚年

在将近五年激烈的政治争斗之后，朝廷最终又在13世纪30年代的早期恢复了平静。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史弥远在政治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分量有所减弱。李全事件给日渐年迈的丞相带来很大的压力，且某些征兆显示，他已出现疲态。在皇帝的坚持下，他只需十日一朝，这意味着他在朝廷上露面的机会大大减少。在史弥远很少上朝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责任转移到参知政事郑清之身上，他一直受到史弥远的眷顾，而另一方面，他又是理宗继位之前的老师(68)。这让史丞相可以在享受半退休生活的同时，又紧握控制朝廷大政的权力。这同样保证了朝廷原来的对北政策得以延续。

由于在史弥远掌权的最后几年里，金蒙战争仍在肆虐，并且比从前更加猛烈，因此，临安政府还是坚持着它的不干涉政策。直到绍定六年（1233）这种情况才稍稍有所改变，朝廷同意宋蒙结成军事联盟，共同对付金国；但即便如此，临安方面依然非常谨慎，尽量避免完全卷入这次冲突之中。实际上，这一政策成为了史弥远遗产的一部分，因为再没有官僚首脑像韩侂胄在世纪之交时那样，敢野心勃勃地企图征服整个中国北方。

在史丞相晚年，临安相对平静的另一因素，是朝廷在不懈的努力之下，重新获得从前异见者们的支持。自从赵竑之死引起争议后，很多著名的士大夫被贬官，不能在京城任职，而其他一些人则婉言拒绝这些职位，以示对朝廷政策的抗议。到了13世纪30年代，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继位的争议得以缓解，同时，对李全的镇压，也减轻了外交政策上的压力。在一种调解的姿态下，皇帝于绍定四年（1231）下旨恢复真德秀、魏了翁这些诤臣的官品和俸禄；一年之后，这两位大臣又得以晋升(69)。然而，为了不让史丞相感到尴尬，他们没有被委以京职。看来史丞相是希望这种刚刚起步的和睦关系有进一步发展的，身体日渐虚弱的他最终要求致仕，回他的明州老家。皇帝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很明显，他也意识到史弥远的身体越来越差了。理宗把史弥远升为左丞相，这是一个备受尊崇的职位，同时任命郑清之为右丞相，以减轻他的负担。此外，皇帝还大量赐予史丞相各种荣誉——都是他的帝国所能够提供的最高荣誉(70)。八天之后，也就是绍定六年（1233）十月二十五日，史弥远卒于临安官邸，享年七十岁。

皇帝堆在史弥远身上的荣誉和赏赐，跟他占据相位长达二十五年一样，在南宋时代都是空前的。韩侂胄倒台之后，宁宗就开始眷顾他了(71)。皇帝在嘉定二年（1209）不顾丧礼常规，对史弥远夺情起复之后，就异常慷慨地赐予他很多田宅(72)。那个时候史弥远同样获得一座宅邸，但跟孝宗赐予史浩的那所不一样，这所新房子坐落在京城而不是明州。在以后的岁月里，来自宫廷的赏赐越来越多。为了表彰史丞相特殊的功绩，宁宗下旨在临安建起一所史氏宗祠。随后，皇帝又给他送去一份更大的礼物：把他已故父亲的神主安放在孝宗庙庭，作为孝宗的配享功臣；这让史浩成为孝宗时代的大臣中，第二个获取这种荣誉的人，而此后再没有第三人了(73)。

在理宗朝，除了赐予史弥远玉带，以及太师、节度使等尊荣外，皇室的宠遇还扩展到日渐壮大的史氏族人中。在史弥远去世前不久，他两个在世的儿子被特授同进士出身，而且次子史宅之立即被提拔为侍郎(74)。皇帝还给史弥远很多孙子、一个女婿和一个孙女婿授予官职，或进行提拔。史弥远死后，理宗立即为之辍朝三日，授予他最富声望的谥号——忠献(75)，并以“公忠翊运，定策元勋”为题，亲自为他撰写神道碑。此外，皇帝还考虑到史弥远子孙将来的财富与地位。史弥远占据相位多年，是颇受争议的，为了不使他的家庭与财富因此受到消极的影响，他的孩子都受到特别的“保全”。事实上，皇帝凭借他无上的权力，正式承诺了这一切来保护史宅之和史宇之，使他们免遭官僚集团的责难，也不必遭受物质短缺之苦，他明确禁止外朝士大夫批评这一保护令的内容，或企图废除这一保护令(76)。看来，无论生前还是死后，皇帝对史弥远的宠遇都没有改变(77)。

此时，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史弥远获得非常成就的原因。为什么他在官场中升迁如此之快，并占据相位这么长时间呢？南宋很多权倾朝野的宰执最终都难逃厄运，而他又是如何幸免的呢？朝廷为什么最终保全了他的身家，而不是没收他的财产呢？

清末《新修鄞县志》认为，史弥远虽然不是一位睿智的丞相，但他仍然算是一个天资聪颖的人，他曾经记下一些聪明的士大夫的名字，以备任用(78)。这种叙述很典型，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是这样评价的，至少可以说，它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年仅十八岁就在吏部铨试第一，二十四岁便考取了令人垂涎的进士，这些事实，清楚地揭示了他异常的天赋和远大的前途。这不是人们对一个普通人所有的期望，而对史弥远如此描述，与其说是因为他与生俱来的聪明才智，还不如说是跟他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上有关。史丞相并没有跟哪一个学派有明显的联系，也没有表现出对哲学探讨有持续的兴趣。跟史浩不一样，他没有写过诗歌或学术文章；即便是他的政治笔记、书信和奏章，都不曾被收集出版。没有证据表明他跟哪个著名哲学家有过交往，或者属于哪个学术团体、思想学派等。虽然在业余时间里，他也会对哲学和艺术感到好奇，但他还是把自己的全部投入政治当中，而就正是这种全身心的投入，才能解释他在朝廷上的惊人成就。

史弥远在官场中崛起的时代——庆元二年（1196）到开禧三年（1207），对有抱负的士大夫来说，是步履维艰的时代。当时深深盘踞着朝廷的是韩侂胄，他跟蔡京一样，毫无容人之量，也没有理想化的使命感来证明他这种狭隘是正确的。得罪平章军国事大人，就意味着要受到御史的弹劾，或者被赶入流放大军。年青的史弥远逃过了这两种命运，并参与结束了这位官场执政者的政治生命，这暗示着他有特殊的才华，能够运筹帷幄，操控政治局势，使之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最初，通过遮掩自己与韩侂胄之间的分歧，他在京城中的地位持续稳健上升。在成为中级官员之后，他才敢于公开批评朝廷政策，但他对批评的用词很谨慎，这让他成功规避了平章军国事大人不可预测的报复。就在同时，他充分利用皇子老师加顾问的地位，与宫廷建立联系。早在韩侂胄失去对朝廷的控制以前，史弥远就已经得到了杨皇后与荣王的信任，前者影响力大，后者易受感化，这就保证了他在韩侂胄死后的重要地位。

最终，就是这种与宫廷的联系，让史弥远成为那次大胆的刺杀行动的同谋。我们不可能知道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这一事件，但很清楚的是，他是铲除韩侂胄后最大的得益者。史弥远是不会去冒政治风险的。当看到有什么风吹草动时，他就犹豫是否要继续支持他的同谋伙伴，而此后，他又怯于反击山东一个小小的叛军将领，这两件事都揭示出，他一直心怀胆怯。这不是说他是个彻底的懦夫；当事情发生转变，情况容许采取决定性行动时，史弥远还是会适时地出手。

因为宁宗皇帝的性格消极被动、依赖性强，再加上史弥远在内廷里备受宠遇，这使得他一旦掌握权力，就能一直保持高位。到了理宗时代，史丞相为官多年，给皇帝留下了一条不敢废弃大臣的制度。皇帝不敢罢去他的相位，但却也没有原因迫使他这么做。尽管士大夫们对他的批评很多，但史弥远还是成功地领导这个帝国，度过了那个难以想象的混乱时代。那时，华北的冲突正日趋险迫，而他却尽可能地延迟了宋朝卷入这一冲突的时间；并且，当宋朝无可避免地卷入华北战事时，他成功地把战火控制在少数边境地区内。这就为这个终生饱受战争威胁的帝国，提供了保持政治与经济稳定的措施。在13世纪宋代中国的丞相中，没有一人能比得上他的功绩。

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南宋出了其他三个像史弥远那样的权相。一开始是秦桧，半个世纪之后又出了一个韩侂胄，而到了王朝末年就轮到了贾似道（1213—1275）。当掌权的时候，他们都控制皇帝、独断朝政，并以可怕的流放政策威胁反对者。除了巨大的影响力外，他们似乎还得到了皇帝无限的宠遇，但这是表面上的。等他们一死，皇帝就完全推翻了这一切。在每个个案里，那些坚定的反对派们都会向皇帝施加压力，并最终说服皇帝收回他们尊崇的头衔，拒绝让他们的子孙成为高官，甚至要抄他们的家。韩侂胄和贾似道甚至被朝廷下令暗杀。这三人不仅成为当时被责难的目标，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他们也被不断诟病。《宋史》的作者把他们每个人的传记都列入了《奸臣传》。但史弥远及其家族跟那三位很不一样，直至王朝灭亡，皇帝都一直对他们眷顾有加。史丞相死后地位尊贵，且从未动摇，而为他儿子而设的荫补官也没被废止。在他故去多年之后，史氏还继续在政治上不断壮大，并在这过程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虽然史弥远是当时士大夫以及后来历史学家普遍攻击的对象，但《宋史》的编撰者们没有把他的传记列入《奸臣传》，这是明智之举。

看来，史弥远不被视为奸臣，同样是因为他在朝廷中保持着很强的影响力，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反对派们找不出任何一个可以用来铲除他的理由。在秦桧的个案中，对他的反感主要来自于他那有争议的求和立场，以及在处理朝廷异见时所采用的高压手段(79)。对韩侂胄的攻击，涉及他的道学禁令、无能的外交政策，以及他疏远宫廷里的关键人物。对贾似道的反感，同样是因为他不识好歹地在外交和内政上进行冒险。这三个人，由于采取高压政策，残酷地对待异见者，因而招致大部分士大夫精英的痛恨。这三个人都在战争或和平中一败涂地，他们的错误被上升到不忠、叛逆的程度。若奸臣是卖国者，则这三个人都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他们的外交政策有明显而持久的失败。史弥远则相反，虽然他的边界政策引来很多人的批评，但胆小跟卖国是有很大区别的。

虽然史弥远也是一位独裁者，但他却想方设法，通过加官晋爵、增加俸禄等手段，来摆平异见者；贬官和流放则是最后才会采取的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是能够做到的。不能否认，他也有政敌，但他们的数量一开始是很少的。继位的争议以及官僚集团对此的反应，迫使史丞相在后来几年对那些喋喋不休的异见者们采取更为坚定的态度；不过在实施强硬措施时，他依然小心谨慎，并且有所甄别。虽然士大夫们经常对史弥远提出严厉的指控，但他从不以暴力手段回应。如果说他有罪，他最多也就是把异见者贬官，并阻止他们的奏章上达天听而已。同时，由于理宗也卷入到赵竑事件当中，而他本人对此事也非常敏感，故异见者们很难质疑这次继位的合法性，或者在不牵涉皇帝的情况下，很难批评史弥远对此事处理不当。至于史弥远的外交政策，有时候是有点不知所谓，但终究还是比较成功的。实际上，史丞相没有多少东西可供谴责。

同时，朝廷还是由史弥远主要的政治盟友执掌，这种局面在他死后很多年内还在延续，这也减小了皇帝对他的态度发生突变的几率。跟他之前和之后的官僚首脑一样，史丞相把他的政治同党们安插在一些执法机构，例如御史台，并利用他们来抵御士论的批评。他们当中声名最为狼藉的是李知孝、梁成大和莫泽。与此同时，当代的历史也告诉史丞相，这些人已经树敌太多，在他去世之后，他们肯定会成为被反击的首要目标。史弥远跟秦桧与韩侂胄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那些奉承他的御史外，他有能力获取更多其他的支持。他还提拔了一帮非常出名的士大夫，以备他不在时来代替他，这真可谓深谋远虑。他们当中最著名的是郑清之、乔行简（1156—1241）和余天锡（死于淳祐元年，1241）。史弥远跟这些被他提拔的人分享权力，但却不要求他们牺牲自己的个人信念。因此，在绍定三年（1230）时郑清之在李全问题上敢于跟他持不同意见，但却也不担心因此失宠。当乔行简反对朝廷对付赵竑的政策时，也不必担心会因此得罪丞相大人。同样，尽管余天锡与史弥远关系亲密而持久，但他还是因坚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而闻名于世(80)。

秦桧生性多疑，他拼死维持自己与皇帝的关系，只要谁的影响力在任何一方面威胁到他，让他稍为失色，他就会有计划地把他们消灭；史弥远则不一样，他故意保护这三个人，并把他们安排到重要的政治职位上。由于丞相生前他们已经长期辅佐在皇帝左右，到史弥远死后，他们已经有足够的信心去充分地盘踞朝廷，反对派想罢免他们，是极端困难的。事实证明，这一策略最终的效果甚为明显。郑清之和乔行简最终都成为丞相，而余天锡则成为参知政事，并在死后被追封为丞相。史弥远虽然已经去世了，但他还能通过这些人，继续对朝廷产生影响。他们的出现也有助于缓和任何针对他的政治对抗，否则的话，这些对抗很可能会反过来对史氏族人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史弥远当了25年丞相后，肯定不受某一部分人的欢迎，但这对史氏族人所产生的影响，最初是可以忽略的。

为什么在他的时代，不管史弥远在各个方面创下了多少功绩，但还是不受欢迎呢？要理解这一点，就有必要先了解当时普遍的经济情况。两次对金战争所费导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因为政府肆意地印发楮币（即当时的纸币）。国家专卖所获得的收入不断下降。黄金与白银的价格疯狂上升，地价也是如此。史弥远对帝国最大的伤害，在于他没有正确运行货币政策。当时人们虽然不一定要明白当中的原因，但肯定会感受到他的财政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人们也许会谴责他剥夺赵竑的继承权，但对他的离心离德，十有八九是各种纷繁的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史弥远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一样保守，没有大规模的改革，没有固定的走向，但是在他当权十年后，史料这样描写他的时代：“时频岁小稔，朝野无事。”(81)他维持了十多年的稳定，因为国内没有过于奢侈浪费的举动，而对外也没有大规模的战争。

七、第六代概要

在长房里，除了史弥远之外，史浩还有其他3个儿子，他们都升上到了合理而又显要的职位。长子史弥大在孝宗乾道五年（1169）考取进士，并进入官场，当时弟弟史弥远只有六岁(82)。我们不太清楚他在官场中最初的职位是什么，不过在乾道九年（1173）他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从八品），这不像是他的第一个职位。接着，他在秘书省里被委任了几个卑微的职务，淳熙四年（1177）他离开京城，成为浙西提举常平。再过了五年之后，史弥大回到临安，任职宗正少卿（从五品）。其他主要的职位还包括中书舍人（正四品）、太子左庶子（从五品）以及知宁国府（今安徽宣城）。此外，他还兼有大量闲职，例如散落在皇城里由皇帝资助的各殿阁的待制。

除了两个地方职位之外，史弥大的官场生涯主要集中在京城。宗正少卿与太子左庶子的职位，也让他有机会接近宫廷。他本来有潜力获得更大的成功，但机会并没有出现。他声名鹊起之时，恰逢孝宗统治晚年，当时，年事渐高的皇帝更倾向于使用老一辈才华出众的人，而不注重发掘新的人才。最终，机会还没到来之前，死神就已经降临，因为史弥大没有他父亲长寿。

对于史浩的次子史弥正，我们知道的就更少了。他担任过直秘阁（正八品）、提点刑狱和知台州（今浙江台州），但时间都不长(83)。像他哥哥一样，他被任命为一个皇家馆阁的待制（从四品），但从来没有跟宫廷建立亲密的联系。他在13世纪10年代去世，在此之前，他已经退休，安享晚年。他的一位亲密朋友楼钥赞颂他才情横溢、事亲至孝，这说明他在社会上是值得尊重的人。

史浩的小儿子史弥坚的成就，更甚于他的大哥与二哥，而他很有可能跟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史弥远存在着某种竞争关系(84)。史浩从小就对这个小儿子十分宠爱，而史弥坚也很能为父亲解忧。在一次宫廷危机中，史浩一时拿不出应对的办法，最后还是史弥坚的话坚定了他的立场(85)。孝宗对他也非常欣赏，并要把自己的亲侄女嫁给他(86)。由于没有正式的功名，他是通过庇荫制度进入官场的。在他父亲去世前不久，他以正八品的官衔担任了两浙路转运副使的职位。在完成守孝义务之后，史弥坚再次出现在官场之中，后来，他成为了衢州（今浙江衢州）通判。从早期开始，他就备受尊重，人们认为他是一位精力充沛、正直尽责的官员，他纠正了胡作非为的县吏，镇压了地方的土匪强盗，并在他的亲自监督之下，改善了很多地方的公共建设工程项目。

到13世纪初，史弥坚的官场生涯发生转变，他离开了地方，第一次成为京官。从太府正（正八品）开始，他不断发展，先后成为司农丞（正八品）、大宗正、将作少监（从六品）和枢密院承旨（正六品）。正当哥哥史弥远公开批评朝廷的战争政策时，史弥坚在京城里也是平步青云。开禧二年（1206）到开禧三年（1207）之间，他先担任权知临安府（正六品），后再升为知临安府（从三品），不过两次任期都不长(87)。有趣的是，他被任命为知临安府，是在韩侂胄被杀之前不到两个星期的事；而他在这个职位上也没呆够两个月。尽管在这关键时刻对他进行委任让人们觉得非常奇怪，但这似乎纯粹是一种巧合而已。没有证据显示，他也有份参与兄长和宫廷共谋的刺杀行动。事实上，刺杀事件后史弥坚请辞了，这就很可以说明他们两兄弟之间的矛盾正是以这一事件为中心的。

史弥远在京城扶摇直上，地位显赫，而史弥坚却回到地方当官。他先担任了潭州安抚使，然后先后知镇江府（今江苏镇江）和建宁府（今福建建州），这两个地方分别在今天的江苏和福建。为了对史弥远统治朝廷表示抗议，他于嘉定十一年（1218）选择完全辞去所有职务。自从十年前离开临安后，他只保留了待制（从四品）这个名义上的京官头衔(88)。

史浩的4个儿子都在官场中发展得很好，兄弟4人当中，有两个考取了进士，而只有一个人没能成为高级官员。毫无疑问，如此非凡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史浩在京城中的地位。他们早期都是通过庇荫制度进入官场的，而在其中升迁如此之快，部分是由于他们父亲良好的声望以及他的众多关系。同时，他们的个人功绩也非常重要，不能忽视。史弥大和史弥远正式的进士出身，肯定是他们在京城官场中获得升迁的重要因素，而史弥坚作为地方官能有优异的表现，他的铁腕实力是关键。两个小儿子都很幸运，能在韩侂胄时代的官场里得以升迁，当时党派政治所引起的局势变迁，使京城产生了大量的空缺。这就有效增加了官员晋升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在父亲死后很长时间里，史弥远和史弥坚在官场中都不算十分出色，这说明了史浩的影响没有成为他们获取权力的决定性因素。

史浩的后代支配着史氏家族的长房，但他4个弟弟的后代也有些东西能为后人所知。如前文所述，史溥在他哥哥的庇荫下获得官方的提拔，他有两个儿子，史弥资和史弥性，他们两个都没有当官(89)。

史浩的二弟史渊生了两个儿子，其中只有一个进入了官场。这就是史弥高（生卒年不详）。由于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他是靠庇荫进入官场的，并成为一个长官(90)。史弥高没有当过京官，但作为地方官员他颇有口碑，且作为一个诗人，他又有良好的声誉，这让他显得十分出众。后来，他的后代众多，可谓香火鼎盛。

史浩的四弟史源有4个儿子；他们当中最出色的是史弥宁(91)。他在今天的甘肃省当过秦州（今甘肃天水）知州，又当过淮安转运使，毫无疑问，史弥宁在官场中很活跃。此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其中一部分作品保存至今。史弥宁的文学造诣实际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能成为史氏家族中第一个与赵氏皇族宗女成亲的人。至于他的三个兄弟，他们全都有官位，但没有任何信息能够说明他们的官场生涯，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是有官无事的人。

在史浩最小的弟弟史涓那一支，他5个儿子中有两个进入了官场。据说史弥林曾由伯父史浩推荐入仕，但却被朝廷拒绝了(92)。后来，他被安排担任酒库监这么一个小官。他并不算一个出色的官员，但他跟明州很多大儒有密切的联系，如杨简和袁燮，这意味着他有很强的学术地位(93)。另一方面，弟弟史弥厚（活跃于1230—1242）在官场中更为活跃。当史弥远的丞相生涯将要结束之时，他正担任苏州的知县(94)。任期结束之后，他以从六品的官品致仕。八年之后，在淳祐元年（1241）他被暂时起复为官，担任建康府的副守。八个月之后就在那个位置上，他又再次退休，从此再没有回到官场了(95)。弟弟史弥纶有官位，但和其他史涓的儿子一样，都没有职事(96)。

二房。如前所述，史氏第一个高官，乃二房的祖先史才，他有两个儿子：史浚和史若水。前者又为史才生了5个孙子(97)。长子史弥逊于庆元二年（1196）考取进士，他是史才众多孙子里唯一一个能取得功名的人。虽然有功名在身，但他在县级主簿（正九品）的位置上，就没再升迁了(98)。第二个儿子史弥迥没有考取功名，不过也担任过一系列的地方官职，最高是从六品的知州(99)。在史浚剩下的几个儿子中，有两个有官位，另外一个——史弥逮，在太学里面读书，但他们很可能都没有职事(100)。史若水没有后代。

跟他们长房与三房的堂兄弟相比，史才一系的继承人们没有一个能成为重要的政治家或哲学家；他们甚至没有人能成为著名的作家或诗人。在第七代中，二房出了3个进士，但只有一个能继续在政治领域中有出色的表现。这就是史本之（嘉熙二年进士，1238），他是史弥逮的儿子，曾以正七品的头衔担任过地方通判(101)。另外一个相当多才的官员是史华之，史弥迥的儿子。他的官衔升到正五品，并担任了知州。在他们那一辈的堂兄弟中，有一人在国子监学习，而另一人则在武学，两个都在京城，但其他大部分人要不就有官位无职事，要不就什么都没有。到了第八代，他们不再幸运，情况变得更不理想，当时只有一个人有职位，而三分之二的人连官位都没有。到了第九代，他们再没有人有实际的职务，也没有任何人有官位了。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史才一开始是史氏里最成功的人，但他的后代却如此轻易地衰落了，而同时长房跟三房的堂兄弟们却发展得很好。从理论上讲，通过庇荫制度，他们受教育以及入职官场的机会，应该比堂兄弟们多得多。这就说明了一点，如果做不出什么成绩，不管有什么官场特权和家庭关系，上一代在官场中的地位是不能轻易地传到下一代去的。这一房的衰落，是因为它的成员与堂兄弟们，以及明州的邻居们相比，不再具有竞争力。这不是说他们缺乏雄心壮志，只不过与周围众多明星相比，他们相形见绌罢了。

三房。二房在早期开始的时候，就领先其他各房，率先取得官场地位，但三房不一样，他们要到第六代才正式进入官场。这一房的先祖史木被族人和社会认为是博学多才的；但他依然没有对当官表现出多大的兴趣。他有3个儿子：史湛、史渐和史若冲。后面两位有官位，但显然没有职事，他们宁愿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孩子上。在第六代里，这些人对学问和家庭的投入终于有了成果。事实证明，最小的儿子史渐一脉，是非常繁盛的。他是8个儿子的父亲，当中非常优异的5个考取了进士。撇开他们在官场中的成就不说，学术成就也足以让他们出名，毫无疑问，这反映了他们父亲与祖父强烈的学术倾向。

长子史弥忠（死于淳祐四年，1244）在淳熙十四年（1187）中进士第，不久之后就进入官场，在鄂州（今湖北武汉）当咸宁县尉（正九品）(102)。不久之后，他被任命知吉州（今江西吉安），后来又成为提举福建常平茶盐事。据说在提举任上，他的积极领导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促使长期与史弥远不和的真德秀抛开成见，推荐他担任更高的职务(103)。

除了是一位尽责的官员外，史弥忠还可谓是德才兼备，很多同时代的人都因此对他投以艳羡的目光。哲学家杨简认为他“质直而才逊，德无竞”(104)。但最终，这一类的推举和赞誉没有给他在官场上的升迁带来什么好处，因为他没有被委任为京官。据说这当中主要的原因是他跟堂兄史丞相之间有摩擦(105)。史弥远去世之后，儿子的功绩让史弥忠在淳祐元年（1241）获得端明殿学士（正三品）这一荣誉职衔。由于当时他已经年逾八十，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获得京职了。

第二个儿子史弥巩（活跃于1193—1237），跟哥哥一样，最出名的也许就是他廉洁奉公的道德修养了(106)。他第一次以官员身份去京城是在绍熙四年（1193），当时他是个太学生，并在后来升到太学的上舍进修。尽管他长期在太学读书，才华学识早已为人所知，但直到嘉定十年（1217）他才最终考取进士，比他哥哥晚了三十年。获取功名之后，史弥巩进入官场，任峡州（今湖北宜昌）教授（从九品）。在史弥远晚年，他也当过溧水（今江苏溧水）知县（从八品）(107)。史丞相去世后，史弥巩立即获得他的第一个朝廷职任——监都进奏院。他对史弥远有过激烈的批评，当中所产生的敌意，到他们两人死后都未能消弭。即便在史丞相去世很久之后，史弥巩还就赵竑死后地位的问题，专门讽刺他和当时的朝廷政策。史弥巩这种令人讨厌的性格最终决定他不能在京城里呆很久。嘉熙元年（1237），他被任命为婺州知州，而在他最终致仕之前，他又去知衢州(108)。他独立的人格精神，为他赢得了“独善先生”的令名。

史渐其他3个有进士功名的儿子分别是史弥悆、史弥忞和史弥應。史弥悆在淳熙十四年（1187）中进士第，跟他大哥是同一年，并很快就成为了江州（今江西九江）通判(109)。嘉定十六年（1223）他继续升迁，担任常州（今江苏常州）知州，并最终以五品官衔致仕。虽然史弥悆担任过其他地方职务，但没有证据显示他做过京官。其他两位也是一样的。史弥忞在嘉定七年（1214）中进士第，担任过知瑞安军（今浙江瑞安），授正六品官衔(110)。史弥應同样也是在嘉定七年（1214）中进士第，致仕前曾担任连州（今广东连州）和郴州军（今湖南郴州）的长官（正五品）(111)。在史渐没有考取功名的儿子中，只有史弥恕一个是进入了官场的，他曾担任过江州通判(112)。他的兄弟史弥愿，虽然也是国子监的学生，但显然没有当官(113)。

史木还有两个年纪较大的儿子，其中史若冲有4个儿子，他们没有一个当过官(114)。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再过一代之后，6个孙子当中，有5个获得了官位，但这五个孙子中只有一个有职事，而到了曾孙那一代，更是一个都没有了。史若冲一脉的子孙没有人考中过科举，因此他们只能依靠其他族人的庇荫进入官场，到了这种程度就可以理解，相对于那些更为勤奋的支脉，他们这一系的发展是非常不足的。

史木最后一个儿子史湛，有5个儿子(115)。长子史弥文在太学读书，而另外一个儿子史弥彰则在国子监。第三个儿子史弥著，跟其他两个弟弟一样，都是有官衔，无职事。

四房和五房。史氏家族的这两个小分支只发展到第五代和第六代，而且由于这些族人都是默默无闻之辈，所以我们对他们的政治活动知道得很少。史弥瑾（庆元五年进士，1199）是史济的儿子、史禾的孙子，在这一群人当中他算是最出名了。作为这两房当中唯一一个考取进士的人，他后来成为地方的通判，官品是从七品(116)。四房史禾的其他子孙都有官衔，但似乎只有史弥茂真正有职事(117)。而在五房，史弥炳可算出色，他是国子监的学生，后来又以从五品官知武冈军（今湖南武冈）。他是史澄唯一一个当官的儿子。

八、本章余论

史氏从第五代到第六代的巨大飞跃，无疑是他们家族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么短的时间跨度里，这一家族发展到原来规模的四倍，并且瞬间以帝国政治上最有影响力的家族崛起在人们眼前。在第五代，13个男性成员当中只有一人考取进士功名，而他也成为唯一的高级官员。有一人是中级而另外8人是低级官员。在接下来的这一代里，史氏出了9名进士和4位有高品秩的官员。另外10人成为中级官员，还有20人拥有低级的官衔。因此，在这一代46名男性成员当中，有32人在官场中有官品或职事，大约占了75％左右。显然，第六代见证了这一家族在官场中的不懈努力。

这时，恐怕要尝试解释一下他们惊人的成就。在功名与职位的竞争中，史氏族人是不是拥有他们邻居所没有的固有优势呢？裙带关系对他们成功的影响达到什么程度？

在故乡明州，史氏族人所接受的教育培训似乎跟其他著名的家庭区别不大。对大部分史氏的男孩来说，基础教育最初都是在父亲或年长者的辅导下进行的(118)。后来，由于家族人丁单薄，并缺乏强势的经学传统，这使得年轻的族人有必要突破家庭的界限，到外面寻求知识的启蒙。因此，那些在12世纪末日趋成熟的族人，成为了杨简和袁燮这些当地老师的学生(119)。这种发展，标志着这个家族开始跟一个思想学派有了密切的关系，因为家庭教育被学派教育所取代了。毫无疑问，史才和史浩的功绩，能够让一些族人就读于临安的国子监，但只有一部分人这么做。由于学院式的训练主要来自于社会联系，因此在教育上，史氏的年轻人似乎没比其他同一地区里的年轻人享有更多的优势。

裙带关系同样不能解释这一代的成就。众所周知，史才和史浩从不利用他们在朝廷上的地位为族人谋取特殊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史弥远是有利用裙带关系嫌疑的。在下一章可以看到，他有时会安排第七代的一些族人到一些有影响的职位上，其中就包括了他自己的儿子。然而，这些行为并不起眼，而且对于第六代同辈族人的职业前景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对于族中有心成为高官的人来说，史弥远长期驻留朝廷所产生的影响，是负面大于正面的。他在朝廷呆的时间太长了，宋代的“回避”政策使那些族人很难在朝廷上获得同等重要的职位。也许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多族人会对他产生怨怼之情。

史弥远长期占据相位，其性质越来越受争议，这不但没能帮助族人们在官场中得到升迁，反而对他们构成潜在威胁，或使他们官场梦碎。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一个政治人物若不受欢迎，他整个家族都很容易因此被毁掉。随着秦桧和韩侂胄死去，他们家族的气数也到了尽头，近代这两个例子就是对此的最好证明。史弥远的行为记录已经被凌乱的继位之争以及两次刺杀事件所玷污，而毫无疑问，很多族人能预见到这种记录对他们自身利益的影响，因此，他们恳求他辞职下台(120)。

史氏家族的成员们与政治成就相关的唯一明显优势，是他们对官方的科举考试游刃有余，甚至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从第六代开始，这种天赋突然催生出了一大批获得功名的人。史氏虽然不是明州出产进士最多的家族，但肯定名列前三(121)。在获取功名之后，他们显然倾向于参与政治，长房的族人尤为如此。在这方面，他们的确跟身边很多功名获得者很不一样，这些人往往全身心地投入学问和知识的探寻，这使得他们在官场那方面成就较小。也许史浩的影响要为此负责；毫无疑问，他是众多史氏族人的偶像，这本身就是导致族人倾向做官的原因。综上所述，第六代的年青人考取功名的能力，再加上他们对仕途的热望，促成了他们非同寻常的成就。

可以肯定的是，宋代通过恩荫入仕的实践，有利于他们早期涉足官场，而很多第六代的史氏族人也的确受惠于此。对获取功名的族人来说，他们当中超过3个人是通过特权进入官场的。同时，单单这一点很难解释史氏的非凡成就。这一代里大多数最有成就的成员，一般都在科举考场上获得成功，并在当地方官时有出色的表现。庇荫是可以提供机会，但个人的成就最终使这些机会的真正价值得以体现。

宁宗在他的统治时期，见证了史氏攀登上了政治的顶峰，而在理宗时代的很长时间里，他们也注定矗立在那个高峰之上。讽刺的是，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成功到了顶点就肯定会开始衰落。史弥远占据相位二十五年，期间争议不断，这让史氏有了分裂的危险。族人们开始逐步疏远他，并在公开场合批评他的行为，家族里的紧张关系也正不断蔓延。家族中的德高者与从政者开始被日渐拓宽的鸿沟所分裂，家族从前的凝聚力逐渐受到侵蚀，家庭不再和睦，反而争执不断，这就加速了整个家族的衰落。然而，在生活于理宗统治初期的同时代人看来，这种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史氏成就的光环所遮盖的。史弥远去世后，涌入京城的史氏年青族人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这种情况要到下一代才能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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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南宋后半期的政治史，作者在《剑桥中国史》第5卷中有详细分析。

(2) 见《萧山史氏宗谱》卷8，第16页；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5，《答九沙先生史学士诸公遗事帖子》，第24页；楼钥：《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第16—17页。

(3) 《鲒埼亭集外编》（卷45，《答九沙先生史学士诸公遗事帖子》，第25页）认为史弥远和史弥坚是双胞胎，而《萧山史氏宗谱》（卷8，第16页）则认为他们俩是不同的小妾所生的。

(4) 详见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史弥远传》，第10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14，第29—30页。

(5) 见《宋史》卷35，《孝宗三》，第687—691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51，第4029—4032页。

(6) 见《宋史》卷243，《李皇后传》，第8654页。

(7) 关于绍熙内禅，详见《剑桥中国史》第5卷，第766—773页；《宋史》卷36，《光宗纪》，第710页；卷37，《宁宗一》，第714—715页；卷243，《吴皇后传》，第8646—8648页，《李皇后传》，第8653—8655页，《杨皇后传》，第8656—8658页；卷392，《赵汝愚传》，第11984—11987页；周密：《齐东野语》卷3，《绍熙内禅》，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7—45页；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宪圣拥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13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53，第4108—4111页。

(8)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53，第4108页。

(9) 见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宁宗不慧》，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1页。

(10) 关于韩侂胄的传记信息，可参见陈登原：《韩平原评》，载《金陵学报》1934年第4期第1册，第89—142页；《宋史》卷474，《韩侂胄传》，第13771—13778页。

(11) 见《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6页。

(12) 赵汝愚是赵宋皇族的成员，他在绍熙内禅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宁宗任命他为丞相，主要是对此心怀感激。虽然一开始他跟韩侂胄是同盟关系，但这两个人注定是要走向冲突的，因为他们代表着皇室家庭里面对立的双方：赵汝愚代表着皇族利益，而韩侂胄则代表后族利益。最终，朝廷重提不能委任赵氏皇室族人担任高级官员这一宋代不成文的规定，赵汝愚因此被罢免。关于这次罢免的细节，可参见《宋史》卷392，《赵汝愚传》，第11987—11988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54，第4125页。

(13) 赵汝愚被贬后，韩侂胄先后被提拔为保宁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少傅、豫国公、少师等，最后甚至被封为平原郡王。嘉泰三年（1203），他被封为太师，可谓权倾朝野，但在职位上，他一直没有丞相之名。直到开禧元年（1205）七月，他被拜为平章军国事，才真正有了丞相的名分。见《宋史》卷474，《韩侂胄传》，第13773—13774页；徐自明著，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20，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9页。

(14) 例如，只在宁宗登位数月之后，彭龟年（1142—1206）即要求罢免韩侂胄，并说他是奸邪弄权之人，会给朝廷带来灾难。见彭龟年：《止堂集》卷5，《论韩侂胄干预政事疏》，四库全书珍本，第16—20页。

(15) 见《宋史》卷429，《朱熹传》，第12767—12768页；卷474，《韩侂胄传》，第13772—13773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54，第4153—4154页；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80，《道学崇诎》，第867—896页。

(16) 韩侂胄是北宋名相韩琦（1008—1075）的重孙，韩琦是相州人（今河南安阳），见《宋史》卷312，《韩琦传》，第10221页。我们不确定韩家什么时候迁到南方，但很明显是在韩侂胄出生之前不久，也许他是归正人的后代。从血统上说，他是个北方人，但从出生来讲，他是个南方人。

(17) 关于吴曦之叛，可参见《宋史》卷475，《吴曦传》，第13811—3814页；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84，《吴曦之叛》，第935—942页。国内关于吴曦的著作，可参见杨倩描：《吴家将——吴玠、吴璘、吴挺、吴曦合传》，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8) 见《宋史》卷38，《宁宗二》，第741页；卷474，《韩侂胄传》，第13775—13776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57，第4243—4244页。

(19) 《宋史》卷395，《方信孺传》，第12059—12062页；卷474，《韩侂胄传》，第13776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58，第4266—4268页。

(20) 关于这次事件的官方记录，见《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6—8657页；卷246，《赵询传》，第8734—8735页。

(21) 见周密：《齐东野语》卷3，《诛韩本末》，第48页。

(22) 反映这种观点的最详细的记载，是周密：《齐东野语》卷3，《诛韩本末》，第45—52页。其他支持这一观点的记载还包括《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6—8657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14，第31页。

(23) 见《宋史》卷398，《李壁传》，第12108页；卷394，《陈自强传》，第12035页；卷474，《韩侂胄传》，第13776—13777页；《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5页；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史弥远传》，第10—11页；钱士升：《南宋书》卷49，《韩侂胄传》，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珍藏嘉庆二年刻印本，第4页；柯维骐：《宋史新编》卷151，《史弥远传》，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4年版，第2页。有关史弥远谴责朝廷战争政策的奏议摘要，可参见《宋史》卷414，《史弥远传》，第12416页；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35，《征伐》，台北：学生书局1964年版，第6页。

(24) 见周密：《齐东野语》卷3，《诛韩本末》，第48页。

(25) 关于这些观点，见《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0，第185—188页；周密：《齐东野语》卷3，《诛韩本末》，第48—49页；《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7页；卷38，《宁宗二》，第746页；《宋史全文》卷29，第2064—2067页；柯维骐：《宋史新编》卷151，《史弥远传》，第2页；卷187，《韩侂胄传》，第8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58，第4269页。

(26) 在史弥远当丞相的早期，他的异见者们抨击过他的政治立场和个人性格，但却从来没有因韩侂胄之死而批评过他。事过十八年，在他逼死一位皇子之后，时人才把他说成是谋杀者，并把杀死韩侂胄的责任加到他的身上。

(27)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58，第4288页。

(28) 以上史实，可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7之44，第2556页；《宋史》卷414，《史弥远传》，第12417页；卷39，《宁宗三》，第751页。

(29) 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62之85，第1737页；职官77之23，第4144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58，第4288页；《宋史》卷414，《史弥远传》，第12417页。

(30) 见《宋史》卷395，《王柟传》，第12062—12063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58，第4272、4274页。

(31) 见《宋史》卷398，《倪思传》，第12115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58，第4275—4276页；

(32) 见《宋史》卷437，《真德秀传》，第12957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58，第4281页。

(33) 见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14，第33页。

(34)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58，第4284页。

(35)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59，第4308页。张镃是南宋初年名将张俊的曾孙，由于在刺杀韩侂胄的事件中，敦促史弥远继续合作，故为史弥远所忌。他文学才华出众，跟著名诗人陆游、尤袤、杨万里、辛弃疾、姜夔等都有交往，故其在朝野内外的影响力很大。关于张镃的研究，可参见杨海明：《张镃家世及其卒年考》，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杨家俊：《张镃研究二题》，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36) 有关倪思对史弥远的批评，可参见《宋史》卷398，《倪思传》，第12113—12116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58，第4274—4275、4281页；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85，《显谟阁学士特赐光禄大夫倪公墓志铭》，四部丛刊本，第1—12页。

(37) 见《宋史》卷437，《魏了翁传》，第11965—11966页。

(38) 见《宋史》卷40，《宁宗四》，第777页；卷246，《赵竑传》，第8735—8738页。

(39) 见《宋史》卷40，《宁宗四》，第777页；卷41，《理宗一》，第783—784页；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宪圣拥立》，第12页。

(40) 见《宋史》卷41，《理宗一》，第784页；卷246，《赵竑传》，第8735—8738页；《宋史全文》卷30，第2124页；卷31，第2128—2131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2，第4422—4423页；卷169，第4599页。

(41) 关于这一事件，详见《剑桥中国史》第5卷，第833—844页；周密：《齐东野语》卷14，《巴陵本末》，第252—259页；《宋史》卷41，《理宗一》，第785页；卷246，《赵竑传》，第8735—8738页；卷476，《李全上》，第13826—13829页；《宋史全文》卷31，第2134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3，第4226—4227页；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1，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4页。

(42) 有很多宋代当时及以后的材料支持这一观点，包括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70，《丞相忠定郑公行状》，第2页；《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6，第302—303页；《宋史》卷40，《宁宗四》，第781页；卷41，《理宗一》，第784页；《宋史全文》卷31，第2128—2131页；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史弥远传》，第11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2，第4422—4425页；卷163，第4426—4429页。

(43) 见《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6—8658页；卷246，《赵竑传》，第8735—8738页；卷465，《杨次山传》，第13596—13597页；柯维骐：《宋史新编》卷62，《赵竑传》，第8—9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3，第4435—4436页。

(44) 见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23，《宋史各传回护处》，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4—505页。

(45) 这些实录在淳祐二年（1242）、淳祐五年（1245）、景定二年（1261）、景定四年（1263）和咸淳四年（1268）被重写过，见《宋史》卷42，《理宗二》，第823页；卷43，《理宗三》，第832页；卷45，《理宗五》，第877、885页；卷46，《度宗纪》，第901页。

(46) 见《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7页。

(47) 见周密：《癸辛杂识》后集，《济王致祸》，第86页。

(48)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2，第4406页。

(49) 见《宋史》卷246，《赵竑传》，第8737页。

(50) 宋代皇后或太后在新君即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男性皇权的代理人，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她们甚至有指定皇位继承人的权力，虽然这仅仅是象征性的。

(51) 见崔瑞德、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第5卷，第346页。

(52) 见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4，《召除礼侍上殿奏札》，四部丛刊本，第11—16页；胡梦昱：《象台首末》卷1，《宝庆乙酉诏求直言八月二十二日应诏上封事》，百部丛书集成本，第1—8页；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19，《被召除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一札》，第1—6页；《宋史》卷437，《真德秀传》，第12961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3，第4426—4428页；第4434—4436页。

(53)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3，第4435—4436页。

(54) 见周密：《齐东野语》卷14，《巴陵本末》，第252—259页。

(55) 关于这些人的传记，可分别参见《宋史》卷437，《真德秀传》，第12957—12965页；《魏了翁传》，第12965—12971页；卷406，《洪咨夔传》，第12264—12267页；卷455，《邓若水传》，第13378—13381页；陆心源：《宋史翼》卷16，《胡梦昱传》，台北：鼎文书局1978年版，第2—5页。

(56) 禁杂剧事，见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7页；诗禁一事，源于当时诗人陈起编有《江湖诗集》，其中有诗句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时人认为此乃哀悼济王而讽刺史弥远，据说史弥远因此禁诗，事见厉鹗等：《南宋杂事诗》卷6，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6—247页。

(57) 见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35，《征伐》，第6页；《宋史》卷414，《史弥远传》，第12416页。

(58) 见《金史》卷13，《卫绍王纪》，第293—294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59，第4300—4301页、第4303页、第4310页。

(59) 见《宋史》卷437，《真德秀传》，第12959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0，第4338—4339页。

(60) 见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3，《直前奏事札子》，第17—18页。

(61)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59，第4305页。

(62) 见《宋史》卷403，《赵方传》，第12203—12207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0，第4361—4362页。

(63) 关于他们活动的更多信息，可参见孙克宽：《南宋金元间的山东忠义军与李全》，载氏著《蒙古汉军与汉文化研究》，台北：文星书店1958年版，第11—43页；《宋史》卷476—477，《李全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0，第4336页。

(64) 见《宋史》卷403，《贾涉传》，第12207—12208页；卷476，《李全上》，第13818—13819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1，第4363—4364页。

(65) 见《宋史》卷403，《贾涉传》，第12207—12210页。

(66) 见《宋史》卷437，《真德秀传》，第12959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3，第4435—4436页。

(67) 见《宋史》卷477，《李全下》，第13836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3，第4435—4436页。

(68) 关于郑清之，可参见崔瑞德、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第5卷，第850—897页；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70，《丞相忠定郑公行状》，第1—15页；《宋史》卷414，《郑清之传》，第12419—12423页。

(69)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5，第4501页；卷166，第4524页。

(70) 见《宋史》卷41，《理宗一》，第798—799页；卷414，《史弥远传》，第12417—12418页；《宋史全文》卷32，第2186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7，第4549—4550页。

(71) 见《宋史》卷414，《史弥远传》，第12417页。

(72) 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77之24，第4144页。

(73) 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11之1；礼11之10；《宋史》卷109，《礼十二·功臣配侑》，第2631页；卷414，《史弥远传》，第12417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2，第4398页。第一位配享孝宗庙庭的大臣是陈康伯。

(74) 见《宋史》卷41，《理宗一》，第798—799页；《宋史全文》卷32，第2186页。功臣的子女被特别授予进士出身，这是极其罕见的，尤其是在所涉及的那位大臣还在世的情况下。同样不寻常的是，皇帝的宠遇竟能使他们突然获得官场中侍郎的职位。

(75) 北宋非常出名的大臣赵普与韩琦，以及南宋名臣张浚，都是这个谥号。据史料记载：“大臣谥之极美者有二：本勋劳，则忠献为大；论德业，则文正为美。有国二百年，谥忠献者才三人，赵韩王（赵普）、韩魏王（韩琦）、张魏公（张浚）是也。谥文正者，亦才三人，王沂公（王曾）、范汝南公（范仲淹）、司马温公（司马光）是也，其品可知矣。”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9，《大臣谥之极美者》，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9—190页。

(76) 见《宋史全文》卷32，第2186—2187页；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20，《奏乞收回保全故相史弥远御笔》，第10—12页；袁甫：《蒙斋集》卷5，《论史宅之奏》，四库全书珍本，第11—14页；周密：《齐东野语》卷14，《巴陵本末》，第252—259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14，第40页。“保全”一词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并不十分确定，因为它极少被付诸实行。我们仅知道它是被构思出来保护史弥远家人的，使他们在史弥远死后免受各种困难。这是皇帝别出心裁的考虑，因为史弥远长期占据相位，对他的争议实在太多了，他的政敌很有可能在什么时候攻击他的家人，以作报复。宋代唯一一个获取类似保护的是秦桧的家庭，但由于来自士大夫的压力太大，最终迫使高宗废止这一保护令。毫无疑问，正是这个原因，使理宗禁止大臣们讨论对史弥远家的这一保护令。虽然这条禁令不能阻止大臣们有所抱怨，但皇帝对这些怨言同样置之不理。宋代末年，一位军事将领力敌蒙古大军，由于这种高尚的行为，他也受到“保全”，但对他保护的性质，我们所知的就更少了。有关他的事迹，详见姚从吾：《宋蒙钓鱼城战役中熊耳夫人家世及王立与获得保全考》，载《宋史研究集》第二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64年版，第123—140页。宋代的“保全”很像五代的“铁券”，可参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24，《郭崇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5—251页。

(77) 相比其他带着荣耀而非耻辱去世的宋代名臣来说，史弥远所享有的宠遇是更为明显的。赵普（922—992）是宋代两位开国皇帝的宰相，普遍认为他是整个皇朝里最多才的大臣。在他死后，皇帝辍朝五日，赐予他两个女儿受人尊敬的头衔，赐给他家人丝和绵，亲自为他撰写神道碑，并把他的神主配享宋太祖。赵普跟史弥远的谥号一样，都是“忠献”。见《宋史》卷256，《赵普传》，第8939—8941页。

曹彬（931—999）是宋代早期十分出色的将领。在他死前，朝廷赐给他白金万两。最终，他超过十个亲戚、家臣和亲密的伙伴被授予官职。见《宋史》卷258，《曹彬传》，第8982—8983页。

王钦若（死于天圣三年，1025）是仁宗（1022—1063年在位）朝刘太后统治时期的一位宰相，因为他在真宗生前一直得到皇帝的宠遇，故刘太后也对他恩宠有加。据他的传记记载，他死后所获得的待遇是以前的宋代大臣所没有过的。他的家人被赐予白金五千两，超过二十位亲戚与亲密伙伴被授予官职。见《宋史》卷283，《王钦若传》，第9563页。

李沆（947—1044）的个案在北宋是比较少见的，为了表彰这位已故大臣的功绩，朝廷给他的儿子们授予了进士出身。见《宋史》卷282，《李沆传》，第9540—9541页。

在北宋，有很多大臣享有类似的宠遇，但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普、曹彬和王钦若。到了南宋之后，朝廷减少了金钱的赐予，并严格控制通过先人庇荫获得官职的人数。尽管有这些变化，但史弥远和他的家人待遇还是这么好，这一事实有力地揭示出他在理宗朝的特殊地位。

(78) 见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14，第33页。

(79) 日本学者寺地遵曾对秦桧的专制体制作过详细的论述，可参见寺地遵著，刘静贞、李今芸译：《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第十章至第十四章，台北：稻禾出版社1994年版。

(80) 郑清之事，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70，《丞相忠定郑公行状》，第1—15页；乔行简事，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3，第4439、4443—4444页；余天锡事，见《宋史》卷419，《余天锡传》，第12551—12552页。

(81)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1，第4364页。

(82) 见楼钥：《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第16页；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31，《跋史方叔〈朴语〉》，第7—8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7，第37页。

(83) 关于史弥正的传记信息，可参见楼钥：《攻媿集》卷74，《跋叶氏夫人墓志铭》，第13页；卷83，《祭史敷文》，第10页；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第16页；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5，宋元地方志丛书本，台北：中国地质研究会1978年版，第8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7，第37页。

(84) 史弥坚的传记信息，主要来自楼钥：《攻媿集》卷74，《跋叶氏夫人墓志铭》，第13页；吴泳：《鹤林集》卷10，《史弥坚赐谥忠宣制》，四库全书珍本，第7—8页；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史弥坚传》，第27—28页；黄宗羲：《宋元学案》卷74，《慈湖学案》，第1406—1407页；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5，《答九沙先生史学士诸公遗事帖子》，第24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9，第26—30页。

(85) 孝宗传位光宗以后，光宗的妻子李凤娘正式成为皇后。但如前文所述，她生性悍妒，甚至对孝宗的妻子成肃皇后谢氏出言不逊，讽刺她出身低下。这一举动激怒了孝宗，一度想把李凤娘废去，并以此事问史浩意见。前文已述，史浩比较关心道德层面与宫廷秩序的问题，这让他陷入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媳妇讽刺婆婆，这是有乖伦常的事情，可谓大逆不道；而另一方面，皇后又是一国之母，如果随意废掉，则有可能扰乱宫廷、甚至国家的秩序。故此，史浩没有当堂回应孝宗。回家后，史弥坚探知了父亲的忧虑，对史浩说：“嘉王即位，母子位号必改正，今所言，议者当执咎。”史浩得到提醒，立即进言孝宗，不宜废后，此事才算平息。其实以史浩的性格，他应该更偏重于稳定宫廷秩序与朝廷政治，只不过一时下不了决定，而史弥坚的话，正给了他有力的支持，让他心中的天平更进一步地往不宜废后的一方倾斜。见周密：《齐东野语》卷11，《慈懿李后》，第201—202页；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史弥坚传》，第27页。

(86) 史弥坚不能在官场上得到进一步的升迁，可能跟他的皇亲身份有关，有学者的研究认为，宋代士大夫若结连皇族，反而有碍于他们的仕途。如张邦炜认为：“达官显宦与皇族联姻，通常并不是他们实权增大的象征，往往倒是实权缩小的表现。”参见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第三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

(87)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48，《秩官六》，第10—11页；卷50，《秩官八》，第9页；沈翼机等：《浙江通志》卷114，《职官四》，台北中研院珍本，第14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9，第26—27页。

(88) 见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史弥坚传》，第27—28页。

(89) 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35页。

(90) 见郑真：《荥阳外史集》卷43，《故宋文林郎史公墓表》，第16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30—31页、第35页。

(91) 关于史源的后代，可参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35—37页；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下称《四库提要》）卷31，《题史秦州友林集》，第8—9页；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下称《四库提要》）卷31，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52页。

(92) 见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9，第9—10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38页。

(93) 见黄宗羲：《宋元学案》卷74，《慈湖学案》，第1407—1408页。

(94) 见卢镇：《重修琴川志》卷27，宋元地方志丛书本，台北：中国地质研究会1978年版，第28页。

(95) 见马光祖：《景定建康志》卷27，《官守志四》，宋元地方志丛书本，台北：中国地质研究会1978年版，第18页。

(96) 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37—39页。

(97) 关于史浚儿子们的传记信息，可参见楼钥：《攻媿集》卷105，《朝请大夫史君墓志铭》，第10—11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8，第45页。

(98) 见袁桷：《延祐四明志》卷6，《人物考·进士》，第16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41页。

(99) 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41页。

(100) 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41页。

(101) 见袁桷：《延祐四明志》卷6，《人物考·进士》，第24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43页。

(102) 关于史弥忠的传记信息，可参见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史弥忠传》，第21—22页；郑真：《荥阳外史集》卷38，《跋史连州挽诗及书后》，第12页；黄宗羲：《宋元学案》卷74，《慈湖学案》，第1406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9，第8—9页。

(103) 见《宋史》卷419，《陈韡传》，第12561页；卷437，《真德秀传》，第12963页。其实真德秀并非第一次赞扬史氏族人，早前对史弥坚，他也有过褒奖之词。可参见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史弥坚传》，第27—28页。

(104) 见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史弥忠传》，第21页。

(105) 关于他们之间摩擦的材料不是很明确，不过可以在和战问题上看出一些端倪。据说史弥忠是不太赞成求和政策的。关于此点，可详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8，第4571页。

(106) 关于史弥巩的传记信息，可参见叶适：《水心先生集》卷22，《史进翁墓志铭》，第20页；《宋史》卷423，《史弥巩传》，第12637—12638页；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2，宋元地方志丛书本，台北：中国地质研究会1978年版，第21—23页；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8，《静清处士史君墓志铭》，第27页；黄宗羲：《宋元学案》卷74，《慈湖学案》，第1407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0，第14—15页。

(107) 见马光祖：《景定建康志》卷27，《官守志四》，第24页。

(108) 见沈翼机等：《浙江通志》卷115，《职官五》，第11页、第33页；卷190，《人物九·史弥巩》，第22页。

(109) 见叶适：《水心先生集》卷22，《史进翁墓志铭》，第20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53—54页。

(110) 见叶适：《水心先生集》卷22，《史进翁墓志铭》，第20页；郑真：《荥阳外史集》卷43，《蓬庐处士史公墓志铭》，第12页；沈翼机等：《浙江通志》卷115，《职官五》，第21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55页。

(111) 见郑真：《荥阳外史集》卷38，《跋史连州挽诗及书后》，第12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0，第5—6页；《萧山史氏宗谱》第55—56页。

(112) 见叶适：《水心先生集》卷22，《史进翁墓志铭》，第20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53页。

(113) 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54页。

(114) 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43—44页。

(115) 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45—46页。

(116) 见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0，第18—19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58页。

(117) 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57—58页。

(118) 见楼钥：《攻媿集》卷83，《祭史敷文》，第10页；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第16页；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史弥远传》，第10页；黄宗羲：《宋元学案》卷40，《横浦学案》，第756—757页。

(119) 唯一明显例外的，是史浩两个年纪较大的儿子，他们的年龄比堂弟们大很多，由于很早就成年了，他们不能把杨简和袁燮当作老师。长子史弥大特别有趣，因为事实证明，他是史浩的儿子中学术成就最大的一个。作为《易经》的专家，他在北宋人对这部书注释的基础上，写了很多东西（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31，《题史秦州友林集》，第8—9页）。由于父亲史浩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推断，年轻的史弥大肯定跟其他人学习过，尽管历史材料未能揭示出究竟是谁。

(120) 众所周知，亲弟弟史弥坚，以及堂兄弟史弥忠、史弥巩和史弥應都曾力劝史丞相辞职。见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史弥忠传》，第21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9，第8页、第28页；卷30，第6页。

(121) 毫无疑问，出进士最多的是赵氏皇族。接着是楼家和史氏。关于此点，可详见沃尔顿·瓦尔加：《宋元时代中国的教育、社会变迁与新儒学》，第45、47、48、90、94页；同样可参见上文第一章。

第五章　落日余晖

一、理宗一朝

南宋大部分皇帝不一定都很称职，但统治的时间却很长。高宗统治了三十五年，孝宗将近二十七年，而宁宗是三十年。时间最长的还是要属理宗，他统治了宋朝四十年，时间之长，宋代只有一位皇帝可与之相比，那就是宋仁宗（1022—1063在位），后者尽管能力一般，但仍因其仁慈之心而倍受景仰。非常不幸的是，理宗在其他方面与那位杰出的北宋先皇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在仁宗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内相对繁荣、人才鼎盛，国际形势乐观，但在南宋最后的五十年里，却找不到这些特征。高宗与孝宗乾纲独断，给国内带来的政治稳定，未能在理宗时期得以延续。史弥远独相时期的朝廷政策虽然有时候看起来有点不知所谓，但起码不会朝令夕改，而随着史丞相去世，这种政策的连贯性也随之消失无踪。帝国亟需一位强势果断的领导者，但无论是皇帝本人，还是他的丞相们，都不堪担当此任。由于宋朝财政衰弱、军事失败，在保家卫国方面，朝廷变得更加无奈。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局势已非人力可以挽回。

可以看到的是，在理宗统治的前二十年里，天灾连连，宋朝可谓是受尽折磨。历史资料显示，那时候，宋朝几乎没有一年不是在严重的地震、旱灾、水灾、饥荒或其他相类似的灾难中度过的。当时，京城临安的食物极其短缺，以致有人在大街上被绑架，并且出售，因为屠夫们在市场中进行人肉交易。据说，人们非常害怕变成被宰杀出售的对象，因此没人敢在天黑后出门(1)。局势如此发展，不但让朝廷产生焦虑，害怕有可能会爆发起义，还使得国家税收锐减，而此时又正是朝廷亟需用钱的时候。同时，国内的种种烦恼，又让皇帝无暇顾及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蒙古人的实力越来越强，他们对本朝的威胁也越来越大。

上一章已经讨论过史弥远的外交政策，他坚决主张南方不介入北方日渐扩大的蒙金冲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朝廷不倾向于偏离这个大体原则。一直到他掌权的最后时刻——此时他的很多职责已经落到郑清之身上——朝廷才对这一政策作出必要的调整，以实现宋蒙联盟、对抗金国的目标。事实证明，形成这一联盟的诱惑，对临安的决策者来说是不可抗拒的。作为结盟的条件，蒙古人答应把从前金国控制的一部分边境领土归还给南方。乐观的郑清之也看到，这是一个少有的机会，可以让宋朝的影响力往北方延伸，也许这是改变中原未来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结盟生效六个月之后，开封陷落，大金帝国也四分五裂。正如事前所预料的，临安政府的确光复了西北沿边的一些州郡，但这只会让他们想收回更多的领土。此时，在取得胜利的果实后，蒙古军的大部队已经撤退，留下了一个政治真空区，这引起了南宋京城很多人的关注，对于是否要进入这一地区，官员们纷纷表态，有人表示支持，但也有人反对。早在几个月前，史弥远就已经去世了，继任者郑清之支持占领这一地区，于是在端平元年（1234）春，宋朝的军队开拔北进。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占领北宋的京城开封，以及与之相邻的洛阳，但问题是存在的。宋朝的军队在蒙古援军到来之前几乎未能守住开封，因此他们只能匆匆撤退。由于被从前盟友的贪婪所激怒，蒙古向宋朝宣战，这场战争断断续续，延续了四十年之久。对临安政府来说有利的是，自从七年前（即宋宝庆三年，1227）成吉思汗去世之后，政治分裂及其带来的动荡一直折磨着蒙古阵营，这让他们不能出现一位足够强大的领导者，去发动任何针对遥远南方的全面进攻。长期的战争，没有对宋朝的主权产生严重的威胁，只不过让饱受战争蹂躏的边境地区变成不毛之地，让那里的农业失收、政治动荡。由于受到天灾与战祸的双重打击，在理宗统治的第二个十年里，大宋帝国陷入了可怕的困境。知宁国府杜范（1181—1244）用忧郁而生动的文字描写了当时的情况。在嘉熙四年（1240），他给理宗上呈了一道奏章，一开篇，他就概括了当时的形势：

旱暵荐臻，民无粒食，楮券猥轻，物价翔踊，行都之内，气象萧条，左浙近辅，殍死盈道，流民充斥，剽掠成风，是内忧已迫矣。新兴北兵，乘胜而善斗，中原群盗，假名而崛起，捣我巴蜀，据我荆襄，扰我淮壖，疆埸之臣，肆为欺蔽，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持者天，下所持者民。近者天文示变，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冲突乎都城，赤地几偏于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于干戈，死于饥馑，父子相弃，夫妇不相保，怨气盈腹，谤言载道，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

奏章的第二部分，转而论述自然现象异常的政治原因，在此他暗示了史弥远空前的任相期，也谈到了皇帝在史弥远死后未能在朝廷上展示他的权威。他认为，皇帝应该觉醒了：

陛下能与二三大臣安居于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尝思所以至此否乎？盖自曩者权相阳进妾妇之小忠，阴窃君人之大柄，以声色玩好内蛊陛下之心术，而废置生杀，一切唯其意之欲为，以致纲纪陵迟，风俗颓靡，军政不修，边备废缺，凡今日之内忧外患，皆权相三十年酿成之，如养痈疽，待时而决耳。端平号为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败坏污秽，殆有甚焉。自是圣意惶惑，莫知所倚，方且不以彼为雠而以为德，不以彼为罪而以为功，于是天之望于陛下者孤，而变怪见矣，人之望于陛下者缺，而怨叛形矣。(2)

从奏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杜范认为帝国的悲哀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皇帝不理政务，过分依赖史丞相，并通过纵情声色来规避朝政。事实上，杜范不是唯一一个提到这一点的人。杜范坚持因皇帝有失体面的行为而谴责史弥远，很可能是出于对皇帝的尊重，而非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因为领导人的压力是主要的原因。

虽然《宋史·本纪》辩称，理宗直到中年才有这种习惯，但杜范还是在其统治初年准确地寻到一些蛛丝马迹。在成为皇帝之前，理宗被历史学家形容为“凝重寡言”、“雍容庄敏”、“矩度有常”，甚至是“贤”(3)。事实上，与济王那种任意妄为、喜怒无常的性格相比较，正是这种正直的行为举止，促使宁宗选择他为皇位的继承人。然而，在继位不久后，就有迹象显示这位年仅二十岁的皇帝已经开始有所松弛了。宝庆元年（1225）夏天，真德秀向皇帝提交的一份奏章，就揭示了这方面的事实，而此时离理宗正式统治这个朝廷仅仅半年时间(4)。

这份奏章主要是一种抗议。在赞扬了皇帝正直清廉的道德品质以及精力充沛的领导才能后，真德秀接着就批评他上朝接受朝拜显然晚于前任皇帝们，并警告说很多大臣都把这一行为看作是皇帝懒惰的表现。他还提醒皇帝必须衣食简朴，同时也要避免不必要的娱乐活动，不要过度纵欲，要依照成例，对已故的父亲“曲尽人子之恭”。这份奏章的潜台词，就是理宗已经开始丢弃他从前的信念，并很快地沉沦于物欲的放纵之中。他也不能意识到，作为过继给宁宗的继承人，公众对他在服丧或其他方面的审视会更加强烈。接着，真德秀对理宗性格的改变作了深入有据的分析，他写道：“臣知圣性恬淡，固非外物可移；然以一心而受众攻，非卓然刚明弗惑，未有不浸淫而蠹蚀者。”

上文已经谈到过济王被流放甚至最终死亡所引起的争议。不用说，无论对于史弥远还是理宗，这都是一个无法抚平的疮疤。这里，真德秀认为，这一事件让一位有责任心的皇子，变成一个自我放纵的皇帝，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次争议的强度以及它给皇帝带来的压力。其他国内的问题，很少像皇子被放逐之事那样，能产生长期而激烈的辩论。随着时间的流逝，纷争逐渐平息，但史弥远的政敌们不同意让此事就此作罢。史弥远在绍定六年（1233）末去世后，异见者们又再旧事重提，而在南宋剩余的时间里，他们仍在断断续续地做这件事情(5)。皇帝刚到京城，对宫廷政治毫无经验，对于如此年轻且对京师陌生的理宗来说，这种紧张造就了他的无能。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其他危机也出现了，此中产生的压力，又迫使皇帝更加不问世事。

除了党派政治外，理宗消极的统治还与他身边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物有关。史弥远总揽全局，无所不管，这不但允许、而且还鼓励了皇帝在政治上的超然态度。同样，杨太后年纪虽然已经大了，但还是像从前那样积极，总是在宫里规管着新皇帝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她从前干预赵竑选择妻子一样，据历史学家记载，她同样插手为赵昀选择配偶，强迫他放弃自己的挚爱，去接受一个他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女人(6)。史弥远死后，一群太学生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出现在京城里，他们往往是皇帝最持久的批评者。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集中出现在朝廷上，使毫无安全感的皇帝感到异常沮丧。隐忍消极的统治，不但是情感上的需要，同时也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史弥远死后，朝廷撤掉了他在御史台中一些忠实盟友的职位，同时，他从前的异见者，如真德秀、魏了翁等，恢复了京职(7)。乐观的外朝突然信心大振，把这看作是皇帝决心振兴皇权、阻止权臣再现的信号；但非常遗憾，他们全搞错了。在理宗统治的时期，他继续把全部权力委托给他的丞相们。更糟糕的是，他有很多次无视大臣们的意见，让职位卑微的佞臣批驳他们的上司。从郑清之到贾似道，大部分被选为丞相的人在同僚中都很不受欢迎。每当反对权相的意见有可能引起危机的时候，皇帝仅仅是把涉及争议的大臣撤换掉，这无异是对权相的专宠。史弥远之后，官场首脑们虽然有时候看上去独揽大权，但都没能长期掌权——他们都因各自的软肋而容易被击倒。对于进入官场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富于挑战的时代。

5-1　宋理宗坐像

随着官员们身心疲惫以及皇帝年纪渐长，整个官场更关心党派政治，而非其他一些实质性问题。因此，南宋朝廷从来没有做好准备，与蒙古决一死战，尽管他们有二十年相对平静的时间可以这样做；另一方面，他们又轻易地放弃了一系列谋求和平共存的机会，并决定无视蒙古人的建议。临安朝廷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元朝军队平定朝鲜、云南和越南，而就这样，元军有计划有步骤地包围了南宋，为他们最后多方位的进攻做好了准备。理宗崩于景定五年（1264），此时蒙古人的入侵已经深入南方，这意味着让宋朝的统治成为历史，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宋朝内部积弱的产物，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面对的敌人从各方面来说都更为强大。

二、长房子孙

尽管宋朝政府在最后的四十多年里遭到了一连串经济与军事危机打击，但令人吃惊的是，史氏家族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比从前更加繁盛。一直到宋朝结束之前，史氏的规模还在继续扩大，其政治影响力也有所增强。第七代产生了这个家族第三位丞相，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高级官员。理宗不但愿意把朝廷上的高级职位授予史弥远的子侄们，如果政治上有需要的话，他还会亲自为他们辩护。毫无疑问，在史弥远死后，皇帝还一直眷顾着史氏，这对史氏族人们在朝廷上建功立业其实是非常有利的。史浩总共有14个孙子，在他们当中，史弥远的后代是最有出息的，所以我们首先讨论他们。

丞相史弥远一共有3个儿子。长子史宽之（活跃于1226年左右），在二十五岁时就去世了(8)。他最终也没有在官场中获得实际的职事，但在父亲的庇荫之下，他被授予了正七品的官衔。除此之外，史料上没有更多关于他的记载。然而，史料记载更多的是他的两个弟弟，史宅之（1205—1249）和史宇之（1215—1293）。如前文所述，他们两兄弟都获得了进士功名——皇帝赐同进士出身——并在父亲去世前一天被委任为高级官员。这让他们在官场政治中，比族内族外的士子们有更为明显的优势，但这并不是他们唯一的优势。

极具政治影响力的政治家的儿子，除了他们本身的政治抱负和官场经验之外，通常在官场升迁的竞争中比同辈更有优势。通过长辈们个人和政治上的关系，他们通常会更容易获得机会，去接近并熟悉官场中的程序以及操控这些程序的人物。除此之外，他们经常被准许入宫见驾。在高宗时代就是如此，当时，秦桧那个无才无德的儿子在皇帝面前百般迎合，以致很多人都以为他肯定会继承父亲的位置。同样的事情在后来的年月里继续发生。例如，史浩在出席重要的社交场合时，史弥远常常跟随其后(9)；他跟着父亲一起到临安去，也是很有可能的。非常可惜的是，史浩致仕时，史弥远只有十几岁，这严重限制了他在皇宫中与朝廷上的曝光率。

史弥远三十多年来一直留在京城；他的儿子跟他一起住在官邸，因此从很早开始就已涉足政治。事实上，次子史宅之欣然地利用了这种机会。据记载，史丞相在放逐济王之前，只把这个计划告诉过两个人，一个是郑清之，另外一个就是他，而他当时只有二十一岁(10)。不久之后，据说由于父亲欣赏史宅之熟习经典中的风尚礼节，于是特别批准他编修皇帝的文诰(11)。他因此能自由地出入皇宫，并成为在宫里与皇帝年纪相若的少数几人之一。实际上，史宅之成了理宗忠实的朋友——很明显，这是后来皇帝对新一代史氏族人多有眷顾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之，在父亲羽翼的护荫之下，史宅之自己所获得的利益是同时代人无法比拟的，这为他未来在官场上的前途助益良多。

史弥远在朝廷上的最后几年，看着他的儿子被先后委任为太府少卿（从六品）、将作少监（从六品）和权户部侍郎（从三品）。获得这些任命的时候，史宅之的父亲还在丞相位上，这很明显违背了以往惯有的回避政策，但理宗根本没有去追究这样的技术问题。父亲去世后，史宅之根据传统习惯，要向政府交还在临安的官邸，但皇帝还是坚持将此官邸“给赐本家”(12)。史宅之随后离开了京城，赶回明州，他在那里守孝，度过了两三年。然而，由于保留了临安的官邸，他是肯定要回来的。

在嘉熙元年（1237）重入官场之后，史宅之最初是被委派到地方当官(13)。带着从四品的官衔，他先后担任了一些重要城市的长官，如嘉兴府（今浙江嘉兴，1237）、平江府（1238—1240、1241—1243）和绍兴府（1244—1246），以及浙东安抚使(14)。最早到嘉熙四年（1240）就有传闻说皇帝已经有计划要让他回朝廷任职，但在御史的压力之下不得不作出让步(15)。当皇帝在淳祐八年（1248）再次作出尝试时，御史台的结构与态度肯定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一次他没有遇到明显的阻力。阔别十五年之后，史宅之重新回到临安，担任了吏部尚书（正三品）、端明殿学士（正三品）和同签书枢密院事（从二品）。第二年年初，他就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正二品），这刚好比他前一个职位高一级，这也预示着史宅之很快就要走上官场的最高峰了，但不幸的是，他在这一年的年末就去世了，终年四十五岁。

史弥远的幼子史宇之虽然跟皇帝没有明显的私人关系，但他同样在官场中升到很高的位置，可以说是位渐执政(16)。最初他是通过庇荫进入官场的，后来他步其父亲后尘，在只有十几岁的时候就成功通过了铨选。在史丞相晚年，史宇之在京城里担任了一些有名无实的职务，但最终还是被特别任命为将作少监（从六品）和枢密院副都承旨（正六品）。

在父亲去世的时候，史宇之还不到二十岁，跟哥哥一样，从端平元年（1234）到嘉熙元年（1237）他一直在家里守孝。后来，他在京城里呆了不长时间，并先后担任司农寺少卿和太府少卿（正六品）；接着，他到地方担任了一连串的官职。带着从四品的官衔，他成为浙江很多大城市的长官，包括楚州、严州（州治在今浙江建德县）、温州、婺州、绍兴和福建的建宁府。此外，他还担任了一系列其他重要的路级职位。宝祐二年（1254），在知绍兴府任上，史宇之获得了他第一个行政高官的任命——担任兵部尚书和工部尚书（正三品），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虚衔，因为朝廷并没有把他召回京城的意图。直到理宗朝的最后几年，诸如馆阁学士之类的荣誉职衔还像潮水般向他涌来，而与之相随的则是一系列的地方任命。在此过程中，史宇之还是得到了皇帝的眷顾。最有力的证明是，据说理宗送了他一所坐落在明州湖畔的房子，这有别于两代以前赠与史浩的坐落在城镇中心的那一所，而这所新房子，很可能就在今天东钱湖畔安葬史氏族人的地方(17)。宋朝向蒙古人投降之时，史宇之已年过花甲，并早已致仕归田(18)。在元朝，他自觉地选择了隐居的生活。

史宅之和史宇之两兄弟，凭着自身的条件在官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与他们父亲之前伟大的官场生涯相比，那点成就是微不足道的，更何况作为他的后代，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优势。他们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其实也不难解释。首先，他们虽然都取得进士功名，但并非通过科举考试得来。在宋代，这两者是有一点区别的，没有经过科场考试的人想成为政府最高级的官员，一般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当然，不是没有先例，韩侂胄就是如此，但他并非没有受到质疑，而这种质疑往往来自于士大夫们根深蒂固的偏见。另一个延缓他们升迁速度的因素，是士大夫们对史弥远的痛恨情绪一直未能消退。尽管皇帝有他自己的想法，但他也不能完全无视广大士大夫的意见。再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两个人本身也有点失败。例如，在知平江府任上，史宅之迫于压力，不得不自行请辞，因为据说他用粗暴的方式管理这个地方。后来，他被同僚弹劾，说他处理辖下地区地方财政失当，据说还引起了混乱(19)。因此，当他本可能成为朝廷上的功勋大臣时，他在地方为政的记录从某种意义上说早已被玷污了。

另一方面，史宇之出了名是一位非常尽责的官员，他还是一位受欢迎的地方官，而且在官场中的政声可以说是毫无瑕疵。他的问题纯粹跟个人性格有关。尤其是，他有一个淫荡的母亲（他父亲的妾侍），在史弥远死后，她公开跟很多人淫乱，这一直让整个史氏家族非常丢脸。当丑闻涉及其妻子时，史宇之要休弃她，这位年青人的家事忽然成为京城里最热门的谈资。士大夫们不断发出警告，要求史宇之“正其家”，这些警告甚至上达天听(20)。当然，有些批评并非纯粹评论史宇之的个人生活。任何无力纠整家风的人，都不适合管理整个帝国，这种政治信息是明明白白的。除了家庭事务外，同僚们还嘲弄史宇之是个吝啬的守财奴。清代历史学家全祖望认为，史弥远的这两个儿子对其他人的评价都不太关心(21)。在传统中国，个人的道德行为对官场升迁有明显的效果。史诏高尚的品德让他声名鹊起，地方官绅把他称之为“八行先生”，而史宅之和史宇之的不当行为过于引人注目，这肯定不能为他们带来先祖的名声，反而令他们的职业前途变得暗淡无光。事实上，这个家族的第七代两种人都有，而他们的运气也是不一样的。

除了史弥远的孩子外，史浩还有11个孙子，他们全部都有官品。史守之是史弥大的儿子，也是他们当中最受尊敬的一位(22)。他被描绘为一位学者，而非政治家，他在楼钥门下学习经典文学，并与明州著名的哲学家杨简和袁燮有亲密的交往。通过庇荫进入官场之后，他最终升到从六品的官位。虽然史守之大多数时间在地方为官，但他显然也在京城当过一段差，因为宁宗皇帝在看到他的一幅书法作品后，对他大为赞赏。但他与史弥远的关系并不好，那是他的叔叔，但比他还小几岁。史守之公开反对过史弥远，在此之后他选择致仕，那时他还相当年青。

史浩14个孙子中，有一半是史弥正的后代，他是一位中级官员。在他们7个当中，有4位成为了中级官员，而除了官品之外，他们也有实际的职事。史宜之（活跃于1194—1229年）和史定之（活跃于1194—1207年）都是地方长官(23)。史宗之和史安之都是通判，但后者官品更高（正五品），这昭示着他在官场中所取得的成就比历史资料所披露的更大(24)。史宣之有正六品的官衔，毫无疑问，他也享有比较圆满的职业生涯(25)。名气较小的是剩下的两个儿子，史实之和史宪之，他们只当过小小的巡检员(26)。史弥正7个儿子当中，没有一个非常显赫，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当过京官；但他们已经比预期的要好得多了，因为他们没有功名，也像他们父亲一样，只靠庇荫的特权进入官场。

史浩还有3个孙子进入官场，他们都是史弥坚的后代。史宾之（1190—1251）不断升迁，成为了一位高级官员。他的职业生涯是以多个地方职位开始的，其中包括了六个地方长官的任命，后来他于嘉熙元年（1237）被召至京城，担任户部侍郎（从三品）(27)。史寯之也担任过很小的京官，但时间不长，他主要是在地方当官；史崈之也是一样(28)。

轮到史浩的兄弟了，其中只有一个史渊有非常繁盛的后代，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儿子史弥高特别多子。如前文所述，史弥高是带有中级官衔的地方长官。他7个儿子当中，有两个据知也是地方长官，他们分别是史抑之（正六品）和史挺之（从五品）(29)。其他两个儿子，史损之和史持之都是国子监的学生，毫无疑问，这一特权来自于他们父亲在官场中的地位。关于史撝之（从五品）和史揆之（从九品）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但前者的官衔说明了他在官场中也是比较成功的。

就其他兄弟和他们大部分的儿子而言，他们都应该有官品，可以理解的是他们有很多后代在第七代也都能进入官场。史涓是5个男孩的父亲（当中4个成为官员），也是7个孙子的祖父(30)。他们当中最有成就的是史申之，他在某个地方当通判（正五品）。史及之是这一支在第七代里仅有的两名进士之一，虽然他在官场中一直处于低位。史涓的其他3个孙子有官品，但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有实际的职位，而另外两个则连官场地位都没有。在第七代，另外5位官员出现在史浩剩余的两位兄弟的后代里，包括两个中级官员——史伟之和史俣之，另外还有一人考取了功名，那就是史准之。

对整个长房来说，第七代仍然是比较繁盛的，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如此，虽然在质量上跟前代大不一样。以前，热衷社交的史氏族人主要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并取得了成功。那时候出现了一种说不上完全良性、但却是顽强的竞争精神。而年轻的一代，尽管在规模上差不多是第六代的两倍，但在考取进士方面却没超过上一辈，并且他们明显更乐于通过家族特权来取得成功。这肯定会为将来留下一些严重的问题。

三、一门三相

正如上文所述，长房的第五代和第六代，已经跨出了政治上最大的一步。这一房的成员在官场上非常进取，甚至不惜牺牲学术上的追求。学术与仕途常常是背道而驰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长房的史浩比其他人更能把这两个方面协调好，不过其他族人就明显不能保持这种理想的平衡了。另一方面，就三房而言，他们的传统以学术为重，其学术之优秀甚至盖过了他们的政治地位，这可以追溯到他们这一房第四代的祖先史木。与参知政事史才相比，史木更偏向于融入社群，他得到社会的普遍赞誉，并被认为是博学的古典学者。对于史木的博学，年轻的史氏族人受益最多。例如史浩，就曾在叔叔史木的指导下学习，他后来的文学成就，很有可能得归功于早年的训练(31)。史木最优秀的儿子史渐，跟他的父亲一样热衷学术，并且也对政治非常淡泊。他在太学呆了很多年，期间从来没有离开而进入官场。

从第六代起，三房的成员开始进入官场，但他们并不一定会放弃使他们与其他各房堂兄弟有所区别的学术传承。史弥忠、史弥巩和史弥應虽然都曾当官，但他们主要的身份还是学者。相对来说，他们都没有太大的政治野心，而他们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鄞县做地方精英，而不是到朝廷当官。三房出现了史氏家族大部分的哲学家和道德家，他们对强权政治并不敬畏，而是嗤之以鼻，并跟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由于这一房的第七代有所膨胀，有些东西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尽管他们还继续造就一大批学者和道学家，但像长房那样专职当官的人也出现了。其中有一位甚至开始从事军事方面的工作。

德国汉学家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在一篇关于南宋军事英雄岳飞（1103—1141）的论文中，试图解释在宋代武将普遍受到歧视的情况下，军事还是有它的诱人之处。卫德明认为，宋代对文官的严格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蔓延到军队组织上，这为军事将领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去发挥他们个人的主动性(32)。但是我认为，北宋和南宋是有所不同的(33)。此外，对来自著名的士大夫家庭的人来说，偏离家庭职业轨迹的主要原因，是虑及个人升迁不要太过引人注目，不要处身于“政治雷达”的监视之下（也就是说，不要受到太多公众目光的审视）。大部分的武职任命都可以让人轻易地离开京城，这使得武将们能够避免卷入极具破坏性的党争冲突之中。我们看到，对从文官转为武官这种职业变化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危机形势的发展以及文官们对此作出的爱国反应。南宋初期的张浚，以及末期的文天祥（1236—1283），都是文臣带兵的典型例子，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官场上遭受挫败，希望在军队里获得自由，而是他们对帝国受到严重的外来威胁、处于危急状态下的一种反应(34)。如前所述，宋朝的军事安全在13世纪20年代遭到空前的威胁：蒙古人继续蚕食女真人的帝国，开封政府正准备发动侵略临安的战争，而李全的叛军也蠢蠢欲动，准备往南方进攻。就在此时，史氏出现了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军事人物——史嵩之（1187—1257），这并不是偶然的。

史嵩之是史弥忠的长子，他开始进入官场是在史弥远的全盛时期(35)。据说在嘉定十三年（1220）获取进士功名后，他的叔叔丞相史弥远就把他安排到战略重镇襄阳城（今湖北襄阳）里当户曹，那个地方位于今天湖北省的中北部，接近金国的边界。虽然这一职位并非武职，但史嵩之从一开始就关心军事方面的东西。到襄阳赴任后不久，他再次依靠他在丞相府的影响力，迫使一位极不情愿的军事指挥官执行他不合常规的意图，由他来部署该地区的防御计划。令这位指挥官惊讶的是，当地政府因此节省了60％的军费开支。

在宝庆三年（1227）被任命为同一地区的通判之后，史嵩之带头示范，把襄阳无利可图的屯田改造为其他利润丰厚的事业。这让他同时接受了新的任命——权知枣阳军（今湖北枣阳），不久又兼任制置司参议官。枣阳地处襄阳以东，是另外一个战略重镇，并且更加接近敌军的边界。在那里，史嵩之再次组织改造屯田，使当地人民在有生之年第一次衣食丰足。为了表彰他这些成就以及他先祖的功勋，朝廷在绍定三年（1230）授予他鄞县男的爵位（从五品）。

虽然史嵩之的才华很早就被理宗发现了，但直到绍定五年（1232）末，四十四岁的他才开始获得京官的头衔。他很快就从大理少卿（正六品）跳升到大理卿（从四品），不久又被授予刑部侍郎（从三品）的官职。虽然这是他在京城地位不断上升的重要证明，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官衔都是有名无实的；在接到这些委任的同时，史嵩之还是在地方为官，先后担任京西、湖北制置副使以及荆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他的辖区已经包括了今天湖北与湖南的大部分地区了。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他从一个卑微的小官跃升到闻名于整个帝国的方面大员。史嵩之应该在史弥远还当权的时候就这样做了，这暗示出他跟史丞相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点跟他的父亲与叔叔很不一样。对父辈们来说，史弥远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此人的成功会有碍他们的晋升——然而，第七代的成员，如史嵩之更可能在史弥远的政治优势中看到机会。显然，在最开始的时候，他同样跟理宗皇帝以及他继位的关键人物郑清之——也是一位宁波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此之前，地方为官的出色表现是史嵩之在官场中升迁如此之快的重要因素，而此乃得益于他的家庭关系。在后史弥远时代，他所扮演的角色更促成了本可走得更远的金国迅速崩溃，在此过程中，他更加坚定了从事军事工作的志向。传记资料指出，当初是史嵩之亲自要求到襄阳当官的，因为他意识到，那里并不理想的局势能给他提供展示管理才能的机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决定证明，他是非常有远见的。襄阳地处华中，坐落于汉江之畔，从此出发多条支流蜿蜒北上，流入敌境，因此它可以说是接通南北的战略桥梁。用宋代一位官员的话说，它是整个南方“门户”的“藩篱”(36)。很少有地方像襄阳那样经常成为宋金战争的战场，也很少有地方像它那样频频易主。襄阳只离金国京城开封西南400公里左右，它的位置对敌国的生死存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作为要塞制置使的史嵩之而言，这个任务是难得的挑战。

在史弥远掌权的最后岁月里，蒙古人经过了20年的战争，对华北的征服立即就要奔向高潮。绍定五年（1232）末，侵略者的铁蹄迫使金国皇帝放弃定都十八年的开封，往更南的地方逃去。在潜逃几个月之后，他才最终落脚于蔡州（今河南汝南），并把那里作为临时避难所，这个地方刚好在开封与襄阳的中间，离宋朝国境不到50公里。绍定六年（1233）夏天，金人明显气数已尽，濒临战败了。由于敌人现在深处南方，蒙古人意识到有必要谋求宋朝的支持。他们的军队追赶敌人，已经远离了自己的补给线，一切物资供应难以为继；为了维持强盛的战斗力，他们要求南方提供补给。此外，蒙古人也需要临安政府保证，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不会做出有损他们利益的事情，即便个别战斗可能会蔓延到宋朝境内。因此，蒙古统治者在绍定五年末派出使者到襄阳，开始与宋朝谈判，以促使宋蒙合力对付女真人。作为丞相的侄子，也是襄阳的长官，史嵩之肯定是主导这些谈判的重要人物(37)。

在金国朝廷到蔡州落脚之前，临安政府一开始对蒙古人的提议犹豫不决，因此迟迟不予答复。不管宋朝是否中立，随着金国军队的主力逼近边境，战争在所难免。况且当年徽、钦二帝以及其他赵宋皇族都被抓到金人的监狱里，今天终于有机会报此深仇大恨，雪此奇耻大辱，这对宋朝来说，的确是个难以抵挡的诱惑。宋蒙双方因此在绍定六年（1233）夏天达成协议。史嵩之亲自率领部队沿汉江支流北上，袭击离敌军阵营以西不到100公里的唐州（今河南唐河县）。同时，他派遣孟珙（1195—1246）将军和其他人一起往宋朝的北方出发，会合蒙古大军，一起袭击蔡州(38)。在双方合作半年多一点之后，联军最终摧毁了敌人的防线，并把金朝彻底消灭。由于指挥了宋军作战，史嵩之有幸发布正式的胜利文诰，并且派人往临安上呈金国的皇宫器物以及金兵俘虏，以证敌军被彻底打败。虽然制置使大人没有亲自参与决定全局的蔡州之战，但他在政治上的收获是最多的。不久之后，他就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从二品）。

北方战事一停，史嵩之立即陷身于南方惊险的政治斗争之中。朝廷上收复北宋故土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他们要求朝廷有更为进取的外交政策，皇帝终于开始对此感兴趣了，因为在史弥远死后，他正准备要宣示自己的权威。新任丞相郑清之缺乏他前任的审慎，他支持主战派。在赵葵（1186—1266）和赵范（死于嘉熙四年，1240）两位将军的支持下，他说服皇帝，命令军队深入北方，尝试收回故都开封和邻近的洛阳，史称“端平入洛”(39)。史嵩之显然是反对这次冒险的，而进兵的决定也导致宋朝一次严重的政治挫败，此时，蒙古对宋朝的反攻所造成的影响更能让人清醒。宋朝不但没能收复失地，正如之前很多人所预测的，这次行动正好给了好战的蒙古人一个进攻南方的借口。面对要被彻底打败的局势，主张恢复故土的大臣和将领们还指责他人，说人家目光短浅。赵葵攻击史嵩之，坚称就是因为后者拒绝供应必要的物资，才导致开封再次沦陷的(40)。这种控诉的实质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尽管史嵩之主和的倾向能够对此作充分的解释。我们知道的是，有人向郑清之暗示，他的兵部尚书可能过于任性，破坏了他当丞相后的第一件大事，这仅仅是个暗示，但郑清之还是被激怒了。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最终史嵩之决定辞去尚书之位，事情才算结束。史嵩之还是留在京城的西边之外，他被委任知鄂州（今湖北武昌），这是位于襄阳东南的另外一个战略重镇，它坐落于长江南岸，在荆湖北路的东北部。朝廷同时又把他任命为淮西制置使。这种重新任命还未算降级。

在此后三年里，史嵩之担任了一个又一个地方职位。尽管端平入洛的失败令他备受争议，但他从未因此失宠于皇帝。除了保留了高级的军事职位外，他的爵位升到了伯爵，然后又成了侯爵。据历史材料记载，皇帝还赋予了他一些特权，而这些特权通常只有宰执才有（恩例并同执政）(41)。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是跟京城里变幻的政治气候有关的。到端平三年（1236）底，朝廷更倾向于采取措施跟蒙古保持和平关系。右丞相郑清之由于强烈坚持抗敌立场，于是被行事稳健的乔行简代替(42)。正所谓风水轮流转，朝廷大政方向现在偏向于主和派，这对史嵩之在京城里重新崛起，是非常有利的，而他在边境战争中的表现对此很有帮助。

总体上说，宋朝在端平元年（1234）是采取攻势的一方，这帮助盟友蒙古人摧毁了金国在北方的统治，然后又在单方面败盟之后收获了不少成果。但是到了第二年，整个形势发生了逆转。在京畿西路沿边地区，蒙古人抓住先机：他们攻击了枣阳、随州（今湖北随州）和郢州（今湖北钟祥）。在宋朝境内，他们袭击了沔州（今湖北仙桃），这里地处荆湖路的中心，离江陵（今湖北荆州）不是太远。端平三年（1236），他们渡过淮河之后，兵锋继续南指，很快就到达了长江。由于已经进入了大宋帝国的腹心地带，他们决定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临安朝廷当时的紧张状态，是可想而知的。

史嵩之被朝廷委以重任，先后成为淮西制置使和京西荆湖安抚制置使，负责指挥帝国中部和西翼大部分地区的防御(43)。他鄂州知州的职位也非常重要，因为这让他身处蒙古进攻的焦点之处。在他的领导下，双方经过连场恶战，都伤亡惨重，但宋朝军队最终还是抵御住了敌军的进攻。对宋朝来说幸运的是，蒙古骑兵虽然长驱直入，但后勤补给供应还是很难跟得上，而他们或许也意识到，再继续往前进发，也是徒劳无益的。再者，蒙古军队对朝鲜半岛与俄罗斯的征服，已经使他们的资源非常紧张(44)。这些因素，再加上宋朝顽强的抵抗，导致战斗减少，并且在不久之后，蒙古人也开始寻求议和(45)。史嵩之在嘉熙二年（1238）初给理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随即被提升为参知政事。他的军事才华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了不要让他在官场中被埋没，皇帝又亲自把整个宋朝军队的实际指挥权交给他。能够成为军事资源的管理者，这就证明了他具有战略家的资质。

史嵩之的晋升标志着临安方面的政策转向，就是要与蒙古人恢复和平，重修旧好。与之前的史浩和史弥远一样，史嵩之也总是赞成和平的外交关系。尽管他在军事生涯中有很高的成就，但他还是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军事扩张。跟孟珙、赵葵和赵范一样，他也亲自领兵参与战斗，并以胜利告终而赢取荣誉。然而，他广为人知的主和态度，又把他和其他人区别开来(46)。朝廷肯定知道史嵩之在这方面的观点与想法，所以把他擢升为参知政事的决定，可被看作是一个风向标，朝廷在政策上会有重大转向，将要偏离原来恢复故土的方针。作为这种转变的反映，在宣布晋升史嵩之的同时，临安方面往北方派出使节——这是四年前战事爆发之后，南方首次摆出求和的姿态(47)。在嘉熙三年（1239）初，理宗再作出进一步的决定，并以此确认他对和平的新承诺，那就是把史嵩之任命为右丞相。当时李宗勉（死于1239）位居左丞相，乔行简平章军国重事，而余天锡则是参知政事，如此一来，主和派已经完全控制了官僚系统。有趣的是，除了李宗勉之外，其他两人从前都是史弥远一派的。而李宗勉死于当年，遂成就了史嵩之掌权。

史嵩之掌权接近六年，在此期间，他把主要精力都集中于加强边境防御。同时，作为制定政策的人，他在朝廷上也一样出色。不过他跟史弥远不同，史弥远刚刚当权时还有不少的支持者，但年青的史嵩之从一开始就受到人们的责难。他大权在握之后表现傲慢，对反对意见不能妥协，也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批评。由于不能学到他叔叔处理反对意见的技巧，他最终深受其害。

从积极的方面看，史嵩之对帝国的功绩是不容忽视的，但传统历史学家们恰恰会倾向于无视他的功绩，因为他们憎恨他如此公开求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相比他的前任郑清之，宋朝在他的领导之下，政治变得更加稳固。史嵩之一直希望能跟蒙古人建立和平对话的关系，尽管他最终没能做到，但他还是不让敌军在南中国有立足之地，这一点是比较成功的。事实上，很多淮河中游的宋朝领土在郑清之掌权之时丢失了，后来在新丞相的管理之下又重新夺回——对照大宋帝国长期以来积贫积弱的国力，以及蒙古人异常强大的军队，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成就了。从消极的方面看，困扰着正在衰落的宋朝政府的那些最为严重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首先，尽管双方都有达成和约的诚意，但和平还是难以降临。也许蒙古人觉得临安政府并非诚心谈判，又或者临安方面认为蒙古人的要求太过分了(48)。不管是何原因，史嵩之无法给边境带来和平，这肯定会使那里长期混乱，并陷入经济困境。第二个相关的问题，是致命的经济状况。政府开支不断增加，当中大部分是跟军事有关的，但同时财政税收却直线下降。作为地方官员，当面对严重的财政和行政问题时，史嵩之有无穷的精力和想象力，但作为丞相，他无力挽回身边经济衰落的局面。第三，他不能跟京城其他高官和学者们发展工作关系，这一部分是因为他长期不在临安，而主要在边境前线为官。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因为这大大减弱了他作为丞相的作用(49)。随着批评者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在攻击丞相的时候也变得越来越大胆。他们对他的指控，包括贪污腐化、自私自利以及专制独裁(50)。他们作了很多尝试，要动摇他的地位，但似乎还是没办法动摇皇帝对他的信心。在淳祐四年（1244）秋，他们等待了很久的机会终于来临了。

当史嵩之在嘉熙三年（1239）成为丞相时，他父亲史弥忠已经年逾八十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丞相大人也要尽孝，于是皇帝把史弥忠和他的妻子召到京城，住在他们儿子的官邸里，并在那里得到特殊的照顾(51)。我们不确定史弥忠是否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当淳祐四年（1244）死神降临之时，他是在明州老家里的。按照传统，史嵩之应该立即宣布丁忧，并回家守孝三年。这让反对派们精神振奋，他们渴望着他的离开。然而，就在第二天，皇帝下令对史嵩之夺情起复，让他继续留任——这种决定在战争年代其实并不少见。然而，这在京城里引起的骚动远远超过所有的预期。来自广泛的士大夫阶层的抗议奏章淹没了整个朝廷。类似的抗议者还有很多，其中包括了超过144名的太学生、67名武学生、94名京学生和34名宗学生(52)。可以肯定的是，言辞最激烈且流传最广泛的奏章是来自太学生们的，这份奏章流露出很多同时代人对史嵩之的态度，其文节选如下：

臣闻君亲等天地，忠孝无古今。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未有不孝而可以望其忠也。……未闻有闻父母垂亡之病而不之问，闻父母已亡之讣而不知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

且起复之说，圣经所无，而权宜变礼，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1003—1083）一身佩社稷安危，进退系天下重轻，所谓国家重臣，不可一日无者也。起复之诏，凡五遣使，弼以金革变礼不可用于平世，卒不从命，天下至今诵焉。至若郑居中（死于宣和五年，1123）、王黼（死于靖康元年，1126）辈，顽忍无耻，固持禄位，甘心起复，绝灭天理，卒以酿成靖康之祸，往事可覆也。(53)

……

陛下所以起复嵩之者，谓其有经理财用之才与？嵩之本无足国裕民之能，徒有私自封殖之计。且国之利源，盐筴为重，今钞法数更，利之归于国者十无一二，而聚之于私帑者已无遗算。国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日广；国家之帑藏日虚，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将以利吾国也，殊不知适以贻吾国无穷之害尔。

嵩之敢于无忌惮而经营起复，为有弥远故智可以效尤。然弥远所丧者庶母也，嵩之所丧者父也；弥远奔丧而后起复，嵩之起复之后而始奔丧。以弥远之贪墨固位，犹有顾籍，丁艰于嘉定元年十一月之戊午，起复于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之匿丧罔上，殄灭天常，如此其惨也！

……

自古大臣，席宠怙势至于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国者，汉之王氏、魏之司马是也(54)。史氏秉钧，今三世矣。军旅将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后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势，孤立于上，甚可惧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国，岂无君子，独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艺祖三百年之天下坏于史氏之手而后已。(55)

这一奏章可谓词锋犀利，其实它的调子跟当时很多上呈朝廷的奏章一样，都是要谴责理宗坚持挽留史嵩之继续当丞相。大体上，这份奏章指控史嵩之利用他的职位中饱私囊；矫传边境形势的发展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并因对其父不孝，而对国家不忠。另一个显著的观点是，史氏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已对宋朝的安宁构成显而易见的威胁。汉之王氏、魏之司马均因在他们的年代手握重权，最终分别推翻了汉朝与曹魏政权。值得注意的是，太学生们应该已经把他们那时的史氏等同于前代的篡位者了，而这也暗示了很多宋代政治精英，在很大程度上觉得被这一家族所表现出来的可怕的影响力所威胁，他们认为这种影响力是破坏政治稳定的因素。

毋庸多言，这种担心——假设他们是真的害怕而非巧言令色——是多余的。前代那些篡位者，其家庭都是贵族出身，与之相比不同的是，史氏是属于士大夫阶层的。他们崛起之后声名显赫，并不断赢得了新的地位，这一切都有赖于他们在科举考试中的成功以及皇帝对他们的宠遇。在不断取得利益的过程中，他们没有可供利用的地方势力与经济基础。他们的政治影响和个人财富，都是来自朝廷的恩惠，朝廷可以把这些东西轻易地赐予他们，也可以轻易收回。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时候的思想家也能察觉到过去与现在的异同。那很可能是，这一家族真正威胁到的并非赵宋宗室，而是士大夫精英们。由于占据着官场中一些最受尊重的职位，史氏族人肯定会被视作其他竞争者晋升到这些高位的绊脚石。到淳祐四年（1244），史嵩之已经占据相位近六年时间了，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还能继续坐下去。毫无疑问，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场恶梦，因为这跟史弥远有点相似，而史弥远就是把相位一直坐到死的。对政治上有竞争的士大夫，以及将要进入官场的太学生来说，这肯定会使他们的前途变得渺茫。那封太学生的奏章所提出的大部分指控，很可能是过度夸张，或者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尽管如此，反对的声音还是走向了极端，他们拼命要罢免史嵩之的相位，这其实也凸显了京城的同僚们对他和他的家族的痛恨之情。

在随后的三个月里，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各种官员和学生团体都坚决要求让丞相下台，同时皇帝也拒绝作出让步。一位官员放弃守孝的义务，竟然引起如此紧张且旷日持久的争论，这在宋代历史上似乎是前所未有的。史嵩之也意识到这完全是无益的，于是他主动要求解除职务。他前后总共六次上章求去，皇帝最终在该年年末极不情愿地接受了他的辞呈。反对派的坚持终于取得了胜利，而理宗也在京城公论的压力之下，不再坚持他的立场。两年多以后，史嵩之的孝期将满，皇帝欲再次以他为相，但官员们反对的声音，迫使他又再一次作出让步(56)。史嵩之在不久以后正式致仕，从此再没有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了。

跟史氏先前的史浩和史弥远一样，皇帝对史嵩之完全信任，并恩宠有加。在丞相兼枢密使任上，他被委以重任，指挥从淮河、长江等水域，到湖北、四川等山区整个大宋帝国所有的军队。在宋代，能够控制整个官场，同时又亲自指挥政府军队的政治家为数极少，而上述这些责任，却让他成为其中之一，南宋在他之前，恐怕就张浚一人而已。即便是叔父史弥远，虽然跟南宋大多数丞相一样，同时兼任中书和枢密院的长官，但也从来没有亲自指挥过军队作战。史嵩之还被准许长时间离开京城，以便指挥作战，或者监督管理军事设施，尽管这不可避免地使他忽视作为丞相应尽的很多行政义务，但这也更进一步地说明他在朝廷上与众不同的地位(57)。所谓时势造英雄，史嵩之是那一历史时期的产物，无怪乎《宋史》认为他“固将才也”(58)。尤其难得的是，作为前线指挥作战的将领，他并非一意追求沙场杀敌的快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功勋，而是尖锐地看到当时宋蒙实力对比的实际情况，主张和议。这也许是源自史氏的家族渊源，因为在对外政策上，他与族中之前两位丞相都非常相似。然而，他的主和并非对敌国不断让步，而是以战求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他当参知政事及丞相之后，不断从蒙古人手里夺回失地。也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他先命令一手提拔的孟珙经营襄阳，后来又命余玠——尽管不是他的亲信——经营四川。此两处地方日后都成为抗击蒙古入侵的主要战场，就此层面上说，史嵩之是为后来宋朝抗击蒙军三十年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除了政治权力之外，皇帝还不断赐予史嵩之食邑，以此给他提供数之不尽的财富。朝廷还授予他各种备受尊敬的头衔。淳祐六年（1246）他从官场致仕之时被封为公爵，而他在宝祐五年（1257）去世之后，又被追封为节度使。朝廷对他的眷顾算是慷慨了，但还是及不上给史弥远封王的待遇。没有证据指出朝廷在京城给史嵩之提供了一所特别的住宅，或者在他退休和去世后把他的后代任命为高级官员。这也许跟南宋帝国末年更为紧张的财政状况有关，又或者因为他跟他的叔叔史弥远不一样，没有在京城里留下同盟者来保护他免受政敌的攻击。

最后，史嵩之没有为史氏族人留下什么值得夸耀的政治遗产。关于史弥远的记载，也许是毁誉参半，但对史嵩之的记载却主要是消极方面的。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政策失败以外，他的名声同样也被一些指控所玷污，据说他为了获取高官厚禄，不惜向人行贿，然后又利用他的官职中饱私囊。其实并不单单只有太学生们对他作出这样的指控。然而更糟糕的是，很多人认为他谋杀了两位坦率直言的异见者：一位是兵部侍郎徐元杰（死于淳祐五年，1245），而另外一位则是他的侄子史璟卿（死于淳祐五年，1245）(59)。这两个人都是在淳祐四年（1244）史嵩之辞职不久之后死去的，而他们神秘的死状又引起人们的指控，认为这是谋杀。尽管特别调查没能发现证据证明这是史嵩之的阴谋诡计，但仅仅是怀疑就足以让他名誉扫地了。同时，令前任丞相名声受损的评论以及一些含沙射影的话语，不能不影响到他整个家族的地位。将来皇帝要擢升史氏族人的时候，就不得不先掂量一下，看京城内外的士论公议会有一些什么可能的反应。在宋代，公论是无法镇压的，而不用说，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反对把其他史氏族人提拔到官场的最高位置上。因此，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史氏家族的第三位丞相，也是这一家族最后一位丞相了。

四、三房族人

除了史嵩之外，史弥忠的另一个儿子同样也是一位成功的朝廷大臣，他就是史岩之（活跃于1217—1260年）(60)。这个小儿子显然是比较早熟的，他在嘉定十年（1217）就已取得进士功名，比他哥哥还早三年，而当时他只有二十多岁。在13世纪20年代，史岩之先担任过几个小官，后来被任命知真州（今江苏仪征），接着是知扬州，这两个地方都在今天的江苏省。后来，他除了被任命为军器监（正六品）和太府卿（从四品）外，还在史馆里面担任各种各样的工作。在13世纪30年代中期，他成为临安知府（从三品），并可能在那个职位上呆了四五年。

与此同时，史嵩之逐渐攀升为参知政事和丞相，而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影响力日渐壮大，史岩之在京城里成为六部的长官之一。单在嘉熙二年（1238），他就接堂兄史宾之之任，成为刑部侍郎（从三品），然后转而成为户部侍郎（从三品）、兵部尚书（从二品）和户部尚书（从二品）(61)。这与开禧三年（1207）末的时候极为相似，当时史弥远和弟弟史弥坚也在临安拥有显赫的官位。但这一次，由于史嵩之是参知政事，而史岩之则是他属下的六部尚书之一，权力更明显地交织在一起，而他们两人相互勾结的机会也更大，他们真的想要这样吗？由于完全相信他们，皇帝没理由太过惊慌。然而，随着史嵩之成为丞相，弟弟史岩之最终遵循回避之旧例，辞去了京职。

淳祐二年（1242），史岩之重新露面，知绍兴府，后来改知福州，同时取得了端明殿学士（正三品）这一虚衔，接着他又成为了福建安抚使(62)。在随后的十八年里，他继续获得很多高级的地方任命；奇怪的是，他从来没被召回过京城。为何如此，具体的原因我们并不清楚，尽管这也许跟官场中对他哥哥的恨意还没完全消除有关。史岩之在开庆元年（1259）获得最后一个任命，当时他成为了沿江制置副使。景定元年（1260）夏天，就在这个职位上，他接到命令，援助鄂州打破蒙古人的封锁。由于害怕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据说他选择等待，一直到蒙古大军撤退了，他才派出自己的军队。据记载，他如此胆怯，激怒了丞相贾似道，后者立即下令免除了他的职位，并降了他的官(63)。他以正三品的官衔致仕后，就没有再出来当官了。

史弥忠还有3个儿子，其中两个虽然没有史嵩之和史岩之那么杰出，但作为地方官员，他们还算是比较出色的。史岿之有正七品的官衔，是一位地方长官，而史嶤之则是一位有从五品官衔的地方官(64)。关于他们职业生涯的发展，我们所知甚少，但他们最初的成功，很有可能得归功于两位兄长的政治地位。

史弥忠的儿子是三房里仅有的能成为政府高官的成员，另外其他24位则仅拥有中级或低级的职位。据说史弥巩有6个儿子，他们全部进入了官场。在13世纪40到50年代，长子史肯之（活跃于1241—1253）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地方任命，包括几任知州，最终他以从五品的官衔致仕(65)。次子史肖之（活跃于1253—1258年）曾当过知县（正七品），而幼子史育之有从七品的官衔，当过多个地方的通判，其中包括战略要地鄂州(66)。此外，史弥巩另外三个小儿子都获得了进士功名。史能之（活跃于1237—1256年，他后来被过继成为五房的继承人）在13世纪30年代开始进入官场，一开始是当长洲（今江苏苏州）县尉，而最终又成为那个地方的长官（正五品）(67)。史有之（宝祐元年进士，1253）在太学升到较高的级别，后来他被任命为扬州参军（从八品），致仕的时候是从六品的官员(68)。史胄之（淳祐元年进士，1241）是严州知州（从五品），那个地方在京城的西南方(69)。因此，在史弥巩的后代当中，有4位中级和两位低级官员。鉴于史弥巩本人在官场中遭受挫折，他儿子们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已算是非常显著了。幸运的是，他们都不在京城当官，因此能够避开有辱他们堂兄弟史宅之、史宇之和史嵩之名声的政治纷争。

三房还有另外一位获得进士功名的人。他就是史望之（绍定二年进士，1229），史弥忞的儿子，如前文所述，史弥忞也有进士功名(70)。在史望之的职业生涯里，最后的职位是大理少卿（正六品），这是一个京官，但他是否有在史嵩之之前或之后在京城当过官，我们就不清楚了。史望之只有一个兄弟——史圣之，他有官衔，但很显然没有职事(71)。因此，史弥忞一脉不像其他支脉那么繁盛，起码在宋代就是如此。

显然在第七代里更为成功的，是史弥應的儿子，他是史弥忞的弟弟。史一之是连州知州，有正六品的官衔(72)。史弥應的次子史十之，以前曾经当过知建康府；在职业生涯结束之时，他是正六品的官员(73)。家庭里最小的是史百之，他当过一段时期的通判（正七品）(74)。由于有进士功名，史弥應升到了中级官员的位置，而他的儿子们则因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基本都是通过官场特权和家庭关系获取成功的。三房还产生了其他一些官员：不太繁盛的支脉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徘徊在官僚集团的底层。他们肯定都是依靠特权进入官场的，因为没有信息能说明他们有其他途径。

五、本章余论

史氏第六代总共有32人当官，而到了第七代据记载有58人，这说明了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家族还处于上升期；但当官的人数，只能证明这个家族的气运已经开始由盈转亏，而且这种数字往往带有很大的误导成分。在让族人进入官场的人数不断攀升这一点上，史氏可以说是异常成功的，但第七代的经历同样衍生出一些即将到来的大麻烦事。史弥远任相时间之长，在宋代是史无前例的，但这引起了很多纷争，让他树敌甚多。后来史嵩之之不受欢迎，影响更大，他所树之敌是针对他整个家族的。在他被迫辞职后，其他族人不管在学术上如何才华横溢，还是政治上怎样聪明敏锐，但要攀上官场的巅峰，却变得越来越困难。正由于这个原因，在理宗统治后期，史氏族人就逐渐淡出了大宋朝廷的视野。当德祐二年（1276）京城临安被蒙古人攻陷时，史氏再没有族人身处有影响力的位置上了。从这方面说，史氏甚至是在宋朝灭亡之前，就已经开始走向没落。

第七代标志着这一家族发展的重要转变。正如史浩的政治成就超过史才，并让长房在第五代令二房黯然失色一样，史弥远之死与史嵩之的出现，标志着三房新的崛起者开始挑战长房卓越的功绩。这不单只反映了史嵩之和史岩之在政治上的非同凡响，还反映了他们成功地用长房的方式来使自己这一房垂世不朽。因此，从第六代到第九代，三房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发展，仅仅稍为逊色于长房，而它所产出的官僚士大夫数量之多，同样让人印象深刻（见表二）。这与其他三房（二房、四房和五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们规模依然很小，并且没有产生多少官员。三房的繁盛与众不同，唯一的解释是在考取功名方面。在这一家族第六代里获得进士功名的9个人当中，有5个是史渐的儿子。在第七代，两位在政治上最有成就的族人，都是史渐的孙子，他们也有进士功名。这并不是说史嵩之和史岩之拒绝利用家庭关系在官场上升迁；毋庸置疑，关系在官场晋升中非常有用，但对这种晋升来说，最为重要的因素必须加上在科举考试中所取得的功名，以及在自己的职位上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虽然越来越多的族人利用荫补入仕的方式进入官场——尽管人们对没有功名的人存在偏见，但有些人还是混得相当不错——但我们所说的这一房，事实上乃至整个史氏家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获取功名，来使自己变成有影响力的人。

长房已经进入了它的衰落期，但皇帝对史弥远的高度尊重，以及丞相子孙所享有的无尽宠遇，使得这一支脉在随后的一两代里继续繁荣。史浩已知的14个孙子里，只有一人考取了令人垂涎的进士功名，且没有一人能够夸耀自己在官场中有非凡的表现；但他们当中依然有3位成为了高级官员，而另外6位则拥有中级职位。绍定六年（1233），十九岁的史宅之一下子从从六品的职位跃升到从三品，原因无他，乃是他父亲的影响力使然，由此可见，长辈们的个人功绩可以成为官场升迁的理想因素。但这并不总能成为现实。长房在第七代出产了27位官员，数量上还是超过了三房。如果史弥远跟皇帝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或者说如果皇帝在赐予他恩宠时考虑得更加审慎，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到第七代，进入官场的长房族人会更少，并且没有人会获得高级别的任命。毫无疑问，能把家族的名头作为在官场生涯中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第七代是最早也是最后的一代。到了南宋灭亡之时，史氏的名声已经变坏了，以致他们只能关起门来说说，而不敢公开宣称自己是史氏的人。在南宋灭亡后不久，从第十二代起，族人们给小孩起名的时候，开始回避可以自动识别他们属于哪房哪系的族谱排名了(75)。还能有什么证据比族内成员拒绝承认血统，更能证明这一家族的内部冲突和气运衰落呢？

第七代族人在宋代灭亡之前，大多数已经去世了；还在世的那些，很多都已经致仕。因此，他们的官僚士大夫生涯，并不怎么受宋室气运改变的影响。但这对下一代的很多人来说并不如此，在帝国轰然倒下之时，他们才刚刚开始往上攀爬。要继续探讨元、明两代的状况，就会走得太远，脱离我们当初所设定的研究范围。尽管如此，我们至少还是值得去勾勒一下这一家族在宋代以后的命运，这样读者可以更好地看到，究竟皇朝更替所轻易造成的对政治精英的冲击与震撼到底有多大，特别是对他们在中国中古时期所拥有的非常规的特权。

表二　史氏官场人数统计表

① 地方知州的官衔是随他之前职位的官衔而变的。最高可以到从一品，最低可以到正七品。在没有特别材料说明的情况下，我们把挂名知州作为中级官员看待。

① 包括了6位元朝官员。

② 包括了3位元朝官员。

① 这是一位元朝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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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70，第4623页，原文为：“临安大饥，饥者夺食于路，市中杀人以卖，隐处掠卖人以徼利；日未晡，路无行人。”

(2) 本文段引自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70，第4625—4626页；引文为节选，另有杜范此奏章原文，可参见杜范：《清献集》卷9，《嘉熙四年被召入见第一札》，四库全书珍本，第2—11页。

(3) 见《宋史》卷45，《理宗五》，第889页；《宋史全文》卷31，第2129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2，第4406—4407页。

(4) 真德秀奏章原文，可参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3，第4439—4441页。

(5) 见《宋史》卷46，《度宗纪》，第892—893页；卷246，《赵竑传》，第8735—8738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81，第4954页；卷182，第4969页。

(6) 据说皇帝想选择他心爱的贾氏为后，但杨太后强迫他与谢道清成婚。之所以选择谢道清，显然是因为太后欠了她祖父谢深甫一笔政治债，她想把谢老丞相的孙女嫁给年轻的皇帝，以作偿还。虽然理宗看起来没有因太后的干涉而对她心怀不满，但这肯定给他造成严重的挫败感。关于这次择后，可参见《宋史》卷243，《谢皇后传》，第8658—8660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5，第4494页。

(7) 郑清之的传记指出，是他安排他们复职的，而不是皇帝。见《宋史》卷414，《郑清之传》，第12420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史弥远跟他的追随者之间的分歧，很可能比一般所认为的要大得多。我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单独决定这种恢复；相反，这似乎是各方向朝廷施压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8) 见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21，《赐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宻使、兼太子少师史弥远辞免男宽之致仕、转官、除职等指挥不允诏》，第1—2页；《萧山史氏宗谱》卷8，第18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14，第34页。

(9) 见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史弥远传》，第10页。

(10) 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5，《答九沙先生问史枢密兄弟遗事帖子》，第22页。

(11) 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5，《答九沙先生问史枢密兄弟遗事帖子》，第22—23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14，第40页。

(12) 见《宋史》卷41，《理宗一》，第799页。

(13) 史宅之起复后被委派到地方当官，之所以如此有几个可能的解释。首先，他之前只有在京城当官的经验，朝廷可能认为，在再次找他回临安之前，先让他填补在地方为政的经验空白，是一个明智的决定。第二个可能是，堂兄弟史嵩之已经攀上权力的顶峰，朝廷希望拖延，不让史宅之回到京城任职，以免他引起竞争，或与史嵩之结党。第三个可能是，皇帝害怕把他召回之后，会使反对已故的史弥远的声音进一步加大，并有可能重燃过去纷争的火焰。无论是何动机，这一决定并不代表史宅之失去了皇帝的宠遇，因为在这一时期，他还保有高级的官品。

(14) 见范成大：《吴郡志》卷11，《本朝守牧题名》，宋元地方志丛书本，台北：中国地质研究会1978年版，第23页；《宋史》卷42，《理宗二》，第821页；沈翼机等：《浙江通志》卷114，《职官四》，第21页；卷115，《职官五》，第39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14，第38—40页。

(15) 见《宋史》卷416，《度宗纪》，第12484页。

(16) 有关史宇之的传记信息，可参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65，《史宇之大资政知建宁府》，第11页；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史弥远传》，第11—12页；王应麟：《四明文献集》卷5，《故观文殿学士正奉大夫史宇之墓志铭》，四明丛书本，台北：中国地质研究会1964—1966年版，第41—46页；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5，《答九沙先生问史枢密兄弟遗事帖子》，第22—24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0，第26—27页。

(17) 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5，《答九沙先生问史枢密兄弟遗事帖子》，第23页。

(18) 全祖望认为，史宇之的官场生涯在景定元年（1260）就结束了，这主要是因为贾似道在政治上的崛起。这位新丞相是浙南台州人，据说他很嫉妒明州的官员一直受到皇帝的宠遇，并要找机会打破他们对朝廷的垄断。结果，他不但阻止史宇之晋升，也切断了其他明州官员的升迁之路。一位当代的历史学家也肯定了这种说法。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5，《答九沙先生问史枢密兄弟遗事帖子》，第23页；张其昀：《宋代四明之学风》。

(19) 见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14，第40页；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5，《答九沙先生问史枢密兄弟遗事帖子》，第23页。

(20) 史弥远显然在绍定六年（1233）去世之前，为年轻的史宇之选了个媳妇。洪氏来自一个显赫的家庭，他们把她嫁给丞相的儿子，纯粹是想由此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荣耀。事实证明，她是一位独立的女子，因此对丈夫没有多少感情。

史宇之的母亲林氏，是史弥远的嬖妾。她是一个年轻而又放荡的女子，她利用对丞相特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控制着他的家庭，最终得罪了很多家庭成员。史弥远死后，她没有跟儿子一起住，而是选择住在京城里最为声名狼藉的地方，在那里她可以随意地放纵自己。当史宇之与他的妻子最终分开后，有传言说他母亲专横和淫荡的行为，是他休妻的主要诱因：婆婆淫乱的行为被儿媳妇发现了，她要求儿媳妇与她同流合污，但遭到拒绝，因此她挑拨儿子休妻。最终，整个事件引起的纷争，促使杜范上书皇帝，要求警告史宇之，通过约束母亲放浪的行为以尽孝道，并把妻子重新接回家中。有关这次事件，可详见郑真：《荥阳外史集》卷37，《录宋杜清献公论史宇之离异洪氏》，第19—21页；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5，《答九沙先生问史枢密兄弟遗事帖子》，第22—24页。

(21) 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5，《答九沙先生问史枢密兄弟遗事帖子》，第23页。

(22) 有关史守之的传记信息，可参见楼钥：《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第16页；黄宗羲：《宋元学案》卷74，《慈湖学案》，第1409—1470页；卷75，《絜斋学案》，第1435页；厉鹗等：《南宋杂事诗》卷1，第46页；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5，《答九沙先生史学士诸公遗事帖子》，第25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0，第17页。

(23) 见沈翼机等：《浙江通志》卷114，《职官四》，第21页；卷115，《职官五》，第21页；黄宗羲：《宋元学案》卷74，《慈湖学案》，第1410页；卷75，《絜斋学案》，第1435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0，第17—18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15—16页。

(24) 见楼钥：《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第16页；史能之：《重修毗陵志》卷8，《秩官二·郡守题名》，宋元地方志丛书本，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版，第12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0，第18—19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15—17页。

(25) 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17—18页。

(26) 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0，《史猷父葬记》，第25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0，第18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17—18页。

(27) 见黄宗羲：《宋元学案》卷79，《丘刘诸儒学案》，第1494页；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5，《答九沙先生史学士诸公遗事帖子》，第25—26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9，第28—30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27—28页。

(28) 见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9，第29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26页。

(29) 关于史弥高其他儿子，可详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30—35页；郑真：《荥阳外史集》卷43，《故宋文林郎史公墓表》，第16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0，第44页。

(30) 关于史涓的孙子，可详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37—40页。

(31) 见叶适：《水心先生集》卷22，《史进翁墓志铭》，第18—20页；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9，《叙人中·史浩传》，第3页。

(32) 见卫德明：《从神话到神话：以岳飞传为例》，载芮沃寿、崔瑞德编：《儒家人格》，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50—151页。

(33) 中国大陆学者认为，宋代，起码北宋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文臣的地位比起五代时期相对较高，而这一切源于宋代“崇文抑武”的基本政策。可参见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王瑞来：《论宋代相权》，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王瑞来：《论宋代皇权》，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陈峰：《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4) 关于他们的传记，可详见《宋史》卷361，《张浚传》，第11297—11311页；卷418，《文天祥传》，第12533—12540页。

(35) 关于史嵩之主要的传记资料，可参见《宋史》卷414，《史嵩之传》，第12423—12428页；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史嵩之传》，第23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14，第35—39页；其他更多的信息，可参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0，《奏乞坐下史嵩之致仕名状》，第3—8页、《第三奏状》，第10页、《录丞相柬并御椠》，第12—17页；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史嵩之始末》，第288—290页、《史嵩之致仕》，第302—303页。

(36)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34，第3536页。

(37)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6，第4528页；卷167，第4546页。

(38) 见黄宽重：《孟珙年谱》，载《史原》1973年第4期，第79—135页；《宋史》卷412，《孟珙传》，第12369—12380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7，第4546—4549页、第4555—4557页。

(39) 关于“端平入洛”，可详见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92；《三京之复》，第1037—1042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7，第4563页。

(40)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7，第4566页。

(41) 见《宋史》卷214，《宰辅表五》，第5617页。

(42) 见《宋史》卷417，《乔行简传》，第12489—12495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7，第4564页。

(43)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8，第4596页；卷169，第4606—4607页、第4611页。

(44) 一位学者认为，窝阔台对征服宋朝没有多大的激情，因为他要专注于巩固在俄罗斯、华北包括朝鲜地区已经获取的成果。我估计，更为重要的是，宋朝有很强大的防线；毫无疑问，窝阔台已经意识到他大大低估了宋朝军队坚韧的抵抗能力。见陆宽田（Luc Kwanten）：《游牧帝国：5到15世纪的中亚史》，费城：莱斯特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3页。

(45)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9，第4611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14，第38页。

(46)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8，第4571页；卷169，第4601—4602页。

(47)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9，第4611页。

(48) 蒙古人于嘉熙二年（1238）初要求从宋朝那里得到岁币，这无疑是谈判任务失败的主要原因。（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9，第4611页）事实上，他们所要求得到的总量，比高宗与宁宗时给予金国的要少得多。然而，到了理宗时期，形势发生了改变。一连串的自然灾害，再加上边境地区的分裂，已经使宋朝经济蒙受极为严重的破坏，在此过程中，政府的税收受到消极的影响。过去看来比较合理的要求，到了13世纪30至40年代，已经被认为是过分了。宋方拒付岁币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害怕一旦开了个头，岁币之贡就会成为南北关系中一个恒久不变的因素，这跟他们从前在宋金条约下的政治伤痛是完全一样的。

(49) 在他升任丞相一年之内，台谏们已经开始恶意攻击他了，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70，第4624页。

(50) 见《宋史》卷416，《王万传》，第12484—12485页；卷423，《李韶传》，第12628—12634页。

(51)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70，第4631页。

(52)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71，第4656、4659页。

(53) 郑居中和王黼都是徽宗朝的高官。跟富弼一样，王黼在母亲死后丁忧守孝。那时他是个御史，并且接受了皇帝对他的起复，继续当御史。郑居中丁母忧，皇帝旋即传召起复，当时他是知枢密院事。两人都处于那个政治、军事非常不稳定的时代，当时朝廷党派斗争激烈，而金人南侵宋朝的形势也已经非常严峻。尽管他们由于别的原因不受欢迎，但没有材料指出同时代人仅仅因为他们两人接受皇帝的起复命令而对他们过于苛责。事实上，起复这种事情在整个宋代发生过很多次，而且总体上并没有招来太多的批评。关于他们两人的事迹，可详见《宋史》卷351，《郑居中传》，第11103—11106页；卷470，《王黼传》，第13681—13684页。

(54) 这里指的是王莽（前45—23）和司马炎（死于西晋太熙元年，290）的家族。

(55) 奏章全文，可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71，第4656—4659页。

(56) 见《宋史》卷423，《李韶传》，第12633—12634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72，第4682—4684页。

(57) 在当丞相的早期，史嵩之似乎有很多时间不在京城。嘉熙四年（1240）春他回临安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似乎是他任相以来第一次回去，历史学家在记录这一天的时候用了非同寻常的手法，说他被诏“赴行在奏事”，然后他就“入国门”了（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70，第4623—4624页）。我们当然不能就此确定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同样离开过这么长的时间，但鉴于他身上有一大堆的责任，这是非常可能的。

(58) 见《宋史》卷414，《马廷鸾传》，第12439页。

(59) 见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史嵩之始末》，第288—290页；《宋史》卷414，《史嵩之传》，第12425—12427页；卷415，《程公许传》，第12457—12458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71，第4669—4671页。值得注意的是，对史嵩之耍阴谋的控诉，一直到他离开京城后，才浮出水面。我猜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指控都是反对派们编造出来玷污他的名声的。至少有另外一位历史学家有类似的观点，可参见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14，第39页。

(60) 关于史岩之的传记信息，仅见于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9，第9页。

(61) 见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49，《秩官七》，第3页。

(62) 见沈翼机等：《浙江通志》卷114，《职官四》，第21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9，第9页。

(63) 《续资治通鉴》认为，史岩之被免职，是贾似道一个更大的阴谋的一部分，他企图阻止任何一个人分去令蒙古撤退的功劳；在这两个人的权力斗争中，史岩之显然落败了。还有一个可能是，这一次免职决定，总体上跟贾似道对明州人的偏见有关。不管他的动机如何，讽刺的是，贾似道还是要为史岩之被贬官这件事负责。而早在端平元年（1234），史岩之已经是临安知府，当时贾似道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司仓，据记载，前者当时对后者的评价是：“似道虽有少年气习，然其材可大用也。”显然，史岩之是首先发现贾似道政治潜质的人。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7，第4558页；卷176，第4812页；《宋史》卷474，《贾似道传》，第13780页。

(64) 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49—50页、第52页。

(65) 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8，《静清处士史君墓志铭》，第27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0，第25页。

(66) 见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0，第15页；王应麟：《四明文献集》卷5，《史鄂州墓志铭》，第46—47页。

(67) 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67，《史能之贞州分榷倍增转朝奉郎》，第14页；史能之：《重修毗陵志》卷8，《秩官二·郡守题名》，第14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0，第25页。

(68) 见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0，第15页、第35页。

(69) 见沈翼机等：《浙江通志》卷115，《职官五》，第36页。

(70) 见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1，第23页；郑真：《荥阳外史集》卷43，《蓬庐处士史公墓志铭》，第12页。

(71) 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55页。

(72) 见郑真：《荥阳外史集》卷38，《跋史连州挽诗及书后》，第12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55页。

(73) 见马光祖：《景定建康志》卷27，《官守志四》，第19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56页。

(74) 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56页。

(75) 像宋代很多显赫的家庭一样，史氏有一套为族人排名的完整系统，通过这一系统，一个族人属于哪一代、哪一房、哪一支，都能轻易地从他的名字中识别出来。据说这是由史浩创设的，从第五代开始到第十一代，大多数的族人都能严格遵循这个族谱排名。据记载，第五代所有成员为了符合这一套设计，都改了自己的名字，由于他们多是单名，于是把作为名字的那个汉字都改成“水旁”的。第六代所有成员都把双名中第一个字确定为“弥”字，以作识别。到了第七代，识别的关键在于“之”字；第八代是“卿”，第九代是“孙”或“伯”；第十代是“公”；而第十一代是“祖”。虽然最早从第八代开始，就似乎有族人放弃这种旧的排名习惯，但大多数族人是到第十一代才这么做的。就在那个时候，双名逐渐变回单名。这说明了，到此时，史氏族人才正式承认早在几代之前就开始发生的家族分化。

尾声　曲终人散

宗谱记录揭示出，史弥远一共有16个孙子，其中12个有官品(1)。16人当中没有人成为高级官员，只有两位据说有中级职位，分别是史周卿和史昌卿，他们都是史宅之的儿子(2)。另外一个孙子史吉卿（史宇之的儿子），以从七品的官衔成为地方长官(3)。其余那些虽然不一定无关重要，但却都是些小官。在史弥远四十个曾孙当中，只有6人有官场品秩，而其中大多数都没有职事。长房其他人的命运也与此相似。除开史弥远的子孙，长房第八代其他65个族人中有40人当了官，占了总人数的61％；一代之后，数量大幅下跌，91人中只有32人当官，只占总人数的35％。到了第十代，据记载只有一位官员，但这可能是因为材料不足无法说明而已。

轮到三房，史氏第三位丞相史嵩之有3个儿子和22个孙子(4)。长子史玠卿在宋代是一位知州（正五品），史璪卿曾经当过代理知州（从八品），而史理卿只有一个小小的职位。他们没有一个能像父亲那样在京城当官。虽然史嵩之有5个孙子（23％）进入官场，但他们还只停留在入门阶段。这些大多数是年纪比较大的孙子，并且是在宋朝统治时期长大成人的。没有材料指出三房第十代的继承人有官场地位，但同样，这也可能是信息不足的反映。三房其他各支脉的模式也差不多。比较繁盛的史弥巩一脉，在第七代出现了3位进士和6位相当出色的官员，到下一代他们的规模翻了一倍，但那群年青人们并没有他们父亲那么成功；虽然全部12个男性成员都进入了官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似乎从来没有获得过实际的职事。在史弥巩第九代的25个重孙当中，只有一位是官员，他叫史孙，在元朝当官(5)。对这一整房人来说，此时并不乐观。第八代45个男性中，有36人进入了官场，他们当中有32人只是新入官场的低级官员；到了第九代，102个男性成员中，只有11人进入官场。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暗示了：第八代正处于显赫与失色之间，其实已经开始衰落；到了第九代，这种衰落已经导致大部分的史氏族人被排除在官场之外。无需多言，史氏如此发展，唯一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宋朝的崩溃与灭亡。

很多史氏第七代和第八代的成员经历过皇朝更替的伤痛。虽然蒙古政府可能欢迎他们来当官，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选择了隐居生活。例如，史渊（史浩的弟弟）在第八代的一个重孙史世卿（1213—1286），他是一位太学生，并一直为宋朝服务到最后一刻。当蒙古人最终占领华南之后，他以正七品的官衔致仕，拒绝对新政府作任何评论。之后，他全身心投入耕读生活(6)。三房子孙的经历也没什么不一样。史嵩之在第九代的一个侄孙史综伯，同样是从官场中退了出来(7)。他的堂兄弟史彦伯也跟他一起辞官。三房史弥巩的一个孙子，也是史氏在宋代最后一位进士史蒙卿（1247—1306），同样在宋朝灭亡后选择隐居生活。在无官无职的情况下，他集中精力，教授朱熹的理学(8)。史氏其他在元代成为隐士的还包括：史范卿、史熹卿、史明孙、史徽孙（1234—1306）、史遂伯和史公定（1301—1348），等等。至少有一位族人史显孙（活跃于1278），是在保卫宋朝的战斗中牺牲的(9)。他们究竟有多少人走向相同的命运，我们只能够自己推测了。

在第八代和第九代的400多个男性当中，已知的总共只有12名史氏族人在元朝当官。这12人中，有3人是第八代的。史榘卿（活跃于1266—1307）是长房史弥坚的孙子，他原来是宋朝的官员，在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之后，他还留在元朝官场，一开始是地方判官，后来成为了这个异族政权的县令(10)。史嵩之的一个儿子史玠卿，在宋朝时是一位正五品的知州，而后来又成为元朝的一个小官(11)。还有一个是史芳卿，他是史肯之的儿子，史弥巩的孙子。他在宋代时是从八品，后来又成为蒙古人的县尉(12)。第九代那9个在元朝当官的人，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我们所知甚少，史料上只是简单地说他们担任过一些小官。9人当中，有4人是地方教师，他们是史经孙、史暄孙、史纬孙和史复伯(13)。根据一些元代社会史专家的研究，在元代官场中，教职是个受欢迎的选择——对那些显赫的宋朝遗族来说尤为如此，他们一方面承受着社会压力，要抵制异族政府，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承受着财政压力，要当官谋生——因为参与地方教育的儒家学者，只能算是准官员(14)。但是，在元朝时，史氏第九代的男性族人中，只有4人供职于地方学校，这显然说明蒙古政府提供的这一职位，吸引力并不大，至少对史氏来说就是如此。与此同时，这一代唯一一个在官场中比较成功的是史弥巩的曾孙史駉孙（元泰定元年进士，1324）。他是史氏在蒙古政权下唯一一个有进士功名的人，也是唯一一个当过京官的，他曾经当过国子监教授（正七品）(15)。

对整个史氏家族来说，元朝开始统治中华大地，不但给他们带来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困难，同时也引发了这个家族的瓦解。已知共有10个族人放弃了他们在鄞县的祖居，表面上是要寻找更好的地方。第八代的史顺卿来自长房很不起眼的一支，他显然是第一个离开的，搬到了位处鄞县东北的湖州去了(16)。另外有8人是在第九代的时候迁移的，准确来说应该是在元朝统治下，“不仕”开始对家庭的财政造成影响的时候。有些只简单迁移到离鄞县不远几公里以外的县上；有些跑了几百公里，到了杭州或苏州；而至少有一人迁到了遥远的福建。虽然10人当中只有8个来自曾经繁盛的长房，但并没出现其他的模式(17)。其中一个迁移者史与孙是史弥远的曾孙；另外一个则是史弥正（史丞相的哥哥）的后代，还有两个来自史弥坚（丞相的弟弟）一脉。丞相史嵩之的孙子史亿孙，是三房迁移者中的一个。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史氏拒绝为元朝当官的族人的后代，有些则不是。有些来自比较大的、从前比较繁盛的支脉，而有些则来自又小又不出彩的家庭。虽然在第九代以后没有文献记录下来，但很可能这种迁移一直持续到第十代和第十一代(18)。在很大程度上，时世艰难，催化了史氏族人的离散，因为有大量的资料表明，选择留在明州生活的族人相当贫困。史弥远的重孙史伊孙（1297—1375）十分贫穷，据说他在写文章的时候只喝清水——这暗示出一个事实，他再也买不起茶叶了(19)。今天，东钱湖畔的墓葬群周围住着很多姓史的农民，他们男男女女加起来，没有几千也有几百，这些人都来自这个宋代家族相对贫穷的支脉。有些族人在临安沦陷之前已经退出官场。有一个个案是，第八代一个族人不知是什么原因，当上了印刷工(20)。没有了官场的特权，他们地位下降，变得跟普通人无异，而他们自己也主要投身于农业工作(21)。更有甚者，一位族人隐退到了极点，当了道士(22)。很多宅邸、田产、花园，以及宋代皇帝大量赐予他宠爱的史氏族人的那些金银玉器，似乎都已经消失无踪了；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恐怕永远都是个秘密。

年轻的史懋祖的经历，也许最能阐释史氏在元朝无权无势的地位。史懋祖是史浩的七世孙，是史齐卿（从五品）的曾孙、史贺孙（从九品）的孙子、史公麟之子，但他在两岁多一点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23)。他的庶祖母一开始愿意承担抚养他和他两个姐妹的责任，但家里一贫如洗，让她别无选择，只能在不久之后把他们卖身为奴。童年的时候，史懋祖在长江北岸一个富裕的家庭里当奴隶。尽管这个小孩与明州族人已经分开很长时间了，但他还是认为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并从未忘记他家旧日的辉煌。据他伤感的传记记载，他“每思其亲，辄呜咽泣下，至夜率泪渍其枕”——而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十七年(24)。到他成年之后——其实那时他还很年轻——他的主人被控犯罪，而对他的惩罚让奴隶们得以恢复自由。据说，被释放的史懋祖迫不及待地回到家乡，寻找他的亲人。

最初，他的祖父在他们家附近有八十多亩农田，但据说都被从钱塘地区来的僧人（浮屠）占据了。很显然，史氏族中的长老们害怕入侵者的报复，也不怎么考虑远房亲戚的福利，由于这样，他们拒绝卷入关于田产权利的法律斗争之中。结果，田地留在强占者的手上长达两代之久。回到明州后，倔强的史懋祖最终成功说服地方官们，认为他们家所宣称的财产权是合法的，并把这些田产归还给他。历史学家记载说，他后来用这些田产赡养他年事渐高的祖母，以及曾被遗弃的叔叔们。尽管经济上有所好转，但他似乎还是没有受过教育，在政治上也是个无关重要的人物。实际上，史懋祖的重要历史意义主要在于一种讽刺：作为曾经令人敬畏的史氏家族的一员，竟然要承受当奴隶的耻辱。

史氏不愿意，也不能阻止年轻的史懋祖成为奴隶，更不能阻止外来的僧侣强占他祖父的田产，这反映出他们普遍缺乏家族合作的凝聚力。也许家族的凝聚力在宋代痛苦的政治斗争后就开始消散了，或者说，族人不按族谱取名只是一种表象，它可能就是家族凝聚力缺失的最初表现。史懋祖的故事同样揭示出，在宋代以后，史氏在明州地区已经缺乏了有效的政治影响。从前的史氏是地方士大夫中最有成就、最显赫的一员，而到了元朝末年，它已经变得既弱小，又微不足道了。僧侣们没理由害怕得罪史氏，而历史学家们也找不到理由继续讨论他们。权力与荣耀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毫无疑问，有一小群的族人在元、明甚至清代还能保持一定程度的财富和影响，但整个家族的规模似乎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在缩小。

显然，社会衰落背后重要的因素是家庭壮大。从第五代开始就发展出一种普遍的趋势：一个男性族人只要生理条件容许，就要尽量多生孩子，以使家庭壮大。例如史浩，就有4个儿子和5个女儿。在4个男孩中，史弥正的后代最多，他自己有7个儿子，另外还有14个孙子。史弥远虽然只有3个儿子，但他们让他拥有16个孙子和40个曾孙。第五代二房的继承人史浚是5个男孩的父亲；而后来，他们又让他成为14个男孩的祖父。三房就在第五、第六代之际，从原来的3人增长到17人；史弥忠后来成为5个男孩的父亲、12个男孩的祖父以及37个男孩的曾祖父；弟弟史弥巩有5个儿子、12个孙子和25个曾孙。就这样，这一家族从第四代只有5人，膨胀到第九代的259人。此外，这些数字很难反映史氏子孙的真实数目。首先，关于女性族人的数字我们所知极少，而这可能比男性族人的数字还大。第二，传统中国婴儿的死亡率很高，因此在五岁或十岁之前去世的孩子一般会被排除在宗庙之外，因为中国人认为这种夭折是不吉利的，最好是把他们忘记。

史氏能表现出如此不同寻常的生育能力，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官场中的成功。高官厚禄以及皇帝的宠遇给他们带来的财富是超乎想象的。这让史氏族人除了娶妻之外，还有能力纳妾。当这一家族首次踏上官场之路时，它里面的家庭都是很小的。史才显然没有妾侍，而他存活的儿子只有一个。只有到了一代之后——史氏出现第二位掌权的高官史浩，而他也成为更多族人进入官场的门径——史氏的人才开始纳妾，并生出大量的男性继承人。有趣的是，那些拥有最多儿子和孙子的族人，恰恰也是在政治上最有成就的，因此这就证明了我们的假设，一个人家庭的规模跟他在官场中的职位是非常有关系的。这种人口的高速增长，似乎在近代以前的社会变迁中非常普遍，当时人们认为，大量的儿子能够保证自己的家庭不但在生理上，更是在政治上不被灭绝。从短期看这可能是正确的，但在长时间中，这可能会具有破坏性。在一个嫡长子继承权不能如常执行的社会里，持续的人口增长会导致贫穷，因为家庭财产会被日渐增多的后代瓜分。

与其他家族一样，史氏家族终于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远走他乡，对有些人来说是种选择，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是很有必要。整个家族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为元朝异族政权服务，而其他大部分则过着隐居的生活。有少数人还当着小官，但至少有一人当过奴隶。这一家族并没有完全从明州消失。宋朝灭亡后几个世纪，史氏还能偶尔出现个别杰出的官员，但再也没出现过著名的政治家了(25)。南宋是他们的全盛时期。一旦过去了，史氏也跟随这个皇朝，湮灭在历史的灰尘里。他们的衰亡有外部因素，如政治局势的发展；但更多的是由于内部因素，如族内没有节制的人口增长，这决定了宁波史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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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19—25页。

(2) 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18—20页。

(3) 见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15，《通判》，宋元地方志丛书本，台北：中国地质研究会1978年版，第14页；王应麟：《四明文献集》卷5，《故观文殿学士正奉大夫史宇之墓志铭》，第45页。

(4) 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46—48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14，第39页。

(5) 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60—64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0，第14—15页。

(6) 见郑真：《荥阳外史集》卷38，《跋文林郎史世卿书诰》，第13页；卷43，《故宋文林郎史公墓志铭》，第15—18页；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5，《答九沙先生史学士诸公遗事帖子》，第25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0，第44页。

(7) 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5，《答九沙先生史学士诸公遗事帖子》，第25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0，第29页。

(8) 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8，《静清处士史君墓志铭》，第25—28页；陆心源：《宋史翼》卷34，《史蒙卿传》，第14—15页；柯邵忞等：《新元史》卷235，《史蒙卿传》，台北：艺文印书馆1956年版，第6—7页；黄宗羲：《宋元学案》卷87，《静清学案》，第1645—1646页；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5，《答九沙先生史学士诸公遗事帖子》，第25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0，第44—45页。

(9) 史范卿事，见陆心源：《宋史翼》卷34，《史蒙卿传》，第14—15页；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5，《答九沙先生史学士诸公遗事帖子》，第25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0，第45页。史熹卿事，见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23，《史处士墓版文》，四部备要本，第11—12页。史熹卿是史弥远的孙子，史宇之的儿子，他似乎在宋朝或后来都没有获得过官场任命。为他儿子作传的人只说他自元朝开始，就不仕了。史明孙事，见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1，第9页。史徽孙事，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0，《史猷父葬记》，第24—25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0，第49页。史遂伯事，见郑真：《荥阳外史集》卷43，《蓬庐处士史公墓志铭》，第12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0，第49页。史公定事，见郑真：《荥阳外史集》卷43，《蓬庐处士史公墓志铭》，第11—15页；沈翼机等：《浙江通志》卷192，第14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1，第23—24页。史显孙事，见《昭忠录》，百部丛书集成本，第7页。

(10) 见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9，第29—30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28页。

(11) 见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14，第39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46页。

(12) 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5，《答九沙先生史学士诸公遗事帖子》，第25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0，第45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62页。

(13) 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20、28、50页。

(14) 见达德斯（John W. Dardess）：《儒家与独裁政治：明朝开国史中的士大夫》，柏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谢慧贤（Jennifer W. Jay）：《王朝更替：十三世纪中国的忠义主义》，贝灵汉：西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91年。

(15) 见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2，第27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0，第15页；《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64页。

(16) 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35页。

(17) 长房迁移的族人有：史顺卿、史质孙、史儒孙、史鏐孙、史纳孙、史与孙、史映孙和史公诜。三房两个迁移的成员是史亿孙和史垣孙。

(18) 除了第十代的史公诜之外，史弥远在第十一代或第十二代的子孙据说迁移到萧山，并在那里建立了新的族系。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39页；卷9，第1页。

(19)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23，《史处士墓版文》，第11—12页。

(20) 见戴表元：《剡源集》卷11，《史昭父字序》，百部丛书集成本，第13—14页。

(21) 史弥远的重孙，史熹卿的儿子史佾孙，据说就是一个普通人，虽然他曾经接受过文学训练。然而，他去世之后，他的孙子史定祖成为了明朝的中级官员。这就说明了，史佾孙虽然没有官场特权，也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务农为生，但他跟一般的普通人还是有区别的，那就是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并能把他所学的传给他的下一代。见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23，《史处士墓版文》，第11—12页。

(22) 见《萧山史氏宗谱》卷5，第28页。

(23) 关于他的传记，可参见陈基：《夷白斋藁》卷34，《史孝子传》，四部丛刊本，第2—4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1，第30—31页。

(24) 见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1，第31页。

(25) 到明代，一些有隐居倾向的族人回到官场。除了史定祖外，已知还有另外3个第十一代的子孙是这样做的。史景祖、史纯祖和史晟祖都在明朝为官。见郑真：《荥阳外史集》卷43，《蓬庐处士史公墓志铭》，第11、14页；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64，《史绳祖直宝章阁江西提举》，第15页；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21，第2页；卷31，第24页。

第十一代以后，材料变得很缺乏，有关史氏族人的相互关系也模糊不清。明清两代有很多人宣称自己来自宋代伟大的史氏家族，戴枚等：《新修鄞县志》有很多他们的个人传记。在明代，有5人获得进士功名，而清代有两个。再次强调，他们没有一个人是特别显赫的。见戴枚等：《新修鄞县志》卷31—41页；史美露主编：《四明史氏资料汇辑》，史氏家族内部印行本，第428页。

附录一　四明史氏族系图

A．长房世系

B．二房世系

C．三房世系

D．四房世系

E．五房世系

附录二　南宋丞相的地理分布

高宗朝

成都府路

张浚（1097—1164），汉州（今四川广汉）人，绍兴五年（1135）二月至绍兴七年（1137）九月任相。

江南东路

秦桧（1090—1155），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人，绍兴元年（1131）八月至绍兴二年（1132）八月第一次任相；绍兴八年（1138）三月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第二次任相。
汪伯彦（1069—1141），徽州祁门县（今安徽祁门）人，建炎二年（1128）十二月至建炎三年（1129）二月任相。
陈康伯（1097—1165），信州弋阳（今江西弋阳）人，绍兴二十九年（1159）九月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任相。

北宋京畿路

万俟卨（1083—1157），开封阳武（今河南原阳）人，绍兴二十六年（1156）五月至十二月任相。

北宋京西北路

朱胜非（1082—1144），蔡州（今河南汝南）人，建炎三年（1129）三月至四月第一次任相；绍兴二年（1132）九月至绍兴三年（1133）四月第二次任相；绍兴三年（1133）七月至绍兴四年（1134）九月第三次任相。

北宋京西南路

范宗尹（1098—1136），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建炎四年（1130）五月至绍兴元年（1131）七月任相。

北宋京东东路

吕颐浩（1071—1139），齐州（今山东济南）人，建炎三年（1129）四月至建炎四年（1130）四月第一次任相；绍兴元年（1131）九月至绍兴三年（1133）九月第二次任相。

福建路

朱倬（1086—1163），福州（今福建福州）人，绍兴三十一年（1161）三月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任相。
黄潜善（？—1129），邵武（今福建邵武）人，建炎元年（1127）八月至建炎三年（1129）二月任相。
李纲（1083—1140），邵武人，建炎元（1127）年五月至八月任相。

北宋河北西路

杜充（？—1141），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建炎三年（1129）八月至建炎四年（1130）二月任相(1)。

两浙东路

汤思退（1117—1164），处州（今浙江丽水）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六月至绍兴三十年（1160）十二月任相。

两浙西路

沈该（生卒年不详），湖州（今浙江湖州）人，绍兴二十六年（1156）五月至绍兴二十九年（1159）六月任相。

北宋永兴军路

赵鼎（1085—1147），解州（今山西运城）人，绍兴四年（1134）九月至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第一次任相；绍兴七年（1137）九月至绍兴八年（1138）十月第二次任相。

孝宗朝

成都府路

张浚（1097—1164），汉州（今四川广汉）人，隆兴元年（1163）十二月至隆兴二年（1164）四月任相。

江南西路

周必大（1126—1204），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淳熙十四年（1187）二月至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任相。

江南东路

洪适（1117—1184），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人，乾道元年（1165）十二月至乾道二年（1166）三月任相。
陈康伯（1097—1165），信州弋阳（今江西弋阳）人，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至隆兴元年（1163）十二月第二次任相；隆兴二年（1164）十一月至乾道元年（1165）二月第三次任相。

福建路

陈俊卿（1113—1186），兴化军（今福建莆田）人，乾道四年（1168）十月至乾道六年（1170）五月任相。
梁克家（1128—1187），泉州晋江（今福建晋江）人，乾道八年（1172）二月至乾道九年（1173）十月第一次任相；淳熙九年（1182）九月至淳熙十三年（1186）十一月第二次任相。
曾怀（1106—1174），泉州晋江人，乾道九年（1173）十月至淳熙元年（1174）六月第一次任相；淳熙元年（1174）七月至十一月第二次任相。
叶顒（1100—1167），兴化军人，乾道二年（1166）十二月至乾道三年（1167）十一月任相。

两浙东路

史浩（1106—1194），明州（今浙江宁波）人，隆兴元年（1163）正月至五月第一次任相；淳熙五年（1178）三月至十一月第二次任相。
汤思退（1117—1164），处州（今浙江丽水）人，隆兴元年（1163）七月至隆兴二年（1164）十一月第二次任相。
王淮（1126—1189），婺州（今浙江金华）人，淳熙九年（1182）九月至淳熙十五年（1188）五月任相。
魏杞（1121—1184），明州人，乾道二年（1166）十二月至乾道三年（1167）十一月任相。
叶衡（1122—1183），婺州人，淳熙元年（1174）十一月至淳熙二年（1175）九月任相。

两浙西路

蒋芾（1117—1188），常州宜兴（今江苏宜兴）人，乾道四年（1168）二月至七月任相。潼川府路〖〗赵雄（1129—1193），资州资阳（今四川资阳）人，淳熙五年（1178）十一月至淳熙八年八月任相。
虞允文（1110—1174），隆州仁寿（今四川眉山仁寿县）人，乾道五年（1169）八月至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任相。

光宗朝

江南西路

周必大（1126—1204），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至五月继续任相。

福建路

留正（1129—1206），泉州永春（今福建永春）人，淳熙十六年（1189）正月至绍熙五年（1194）八月任相。

两浙西路

葛邲（1135—1200），湖州（今浙江湖州）人，绍熙四年（1193）三月至绍熙五年（1194）正月任相。

宁宗朝

江南西路

京镗（1138—1200），隆兴府（今江西南昌）人，庆元二年（1196）正月至庆元六年（1200）八月任相。

江南东路

赵汝愚（1140—1196），饶州余干（今江西余干）人，绍熙五年（1194）八月至庆元元年（1195）二月任相。

福建路

陈自强（生卒年不详），福州长乐（今福建长乐）人，嘉泰三年（1203）五月至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任相。

北宋河北西路

韩侂胄（1152—1207），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开禧元年（1205）七月至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任相。

两浙东路

钱象祖（1145—1211），台州临海（今浙江临海）人，开禧三年（1207）十二月至嘉定元年（1208）十二月任相。
谢深甫（1139—1204），台州临海人，庆元六年（1200）二月至嘉泰三年（1203）正月任相。
史弥远（1164—1233），明州（今浙江宁波）人，嘉定元年（1208）十月至十一月第一次任相；嘉定二年（1209）五月至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第二次任相。
余端礼（1135—1201），衢州龙游（今浙江龙游县）人，庆元元年（1195）四月至庆元二年（1196）四月任相。

理宗朝

成都府路

谢方叔（？—1272），茂州威州（今四川汶川）人，淳祐十一年（1251）十一月至宝祐三年（1255）八月任相。

江南东路

程元凤（1200—1269），徽州（今安徽徽州）人，宝祐四年（1256）七月至宝祐六年（1258）八月任相。
吴潜（1195—1262），宁国府（今安徽宣城）人，淳祐十一年（1251）十一月至淳祐十二年（1252）十二月任相。

荆湖南路

赵葵（1186—1266），衡山（今湖南衡山）人，淳祐九年（1249）二月至淳祐十年（1250）三月任相。

淮南西路

董槐（？—1262），濠州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宝祐三年（1255）八月至宝祐四年（1256）七月任相。

广南东路

崔与之（1158—1239），广州增城（今广东增城）人，端平三年（1236）九月拜相(2)。

两浙东路

郑清之（1176—1251），明州（今浙江宁波）人，绍定六年（1233）十月至端平三年（1236）九月第一次任相；淳祐七年（1247）四月至淳祐十一年（1251）十一月第二次任相。
贾似道（1213—1275），台州天台（今浙江天台）人，开庆元年（1259）十月至景定五年（1264）十月任相。
乔行简（1156—1241），婺州东阳（今浙江东阳）人，端平二年（1235）六月至端平三年（1236）九月第一次任相；端平三年（1236）十一月至淳祐元年（1241）二月第二次任相。
范钟（？—1249），婺州兰溪（今浙江兰溪）人，淳祐四年（1244）十二月至淳祐六年（1246）二月任相。
李宗勉（？—1241），临安府富阳（今浙江富阳）人，嘉熙三年（1239）正月至嘉熙四年（1240）十二月任相。

两浙东路

史弥远（1164—1233），明州人，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至绍定六年（1233）十月继续任相。
史嵩之（1189—1256），明州人，嘉熙三年（1239）一月至淳祐四年（1244）十二月任相。
杜范（1182—1245），台州（今浙江台州）人，淳祐四年（1244）十二月至淳祐五年（1245）四月任相。

两浙西路

丁大全（1191—1263），镇江府（今江苏镇江）人，宝祐六年（1258）四月至开庆元年（1259）十月任相。

潼川府路

游佀（？—1252），果州南充（今四川南充）人，淳祐四年（1244）十二月至淳祐七年（1247）四月任相。

度宗朝

江南东路

程元凤（1200—1269），徽州（今安徽徽州）人，咸淳三年（1267）三月第二次任相(3)。
江万里（1198—1275），南康军都昌（今江西都昌）人，咸淳五年（1269）三月至咸淳六年（1270）一月任相。
马廷鸾（1222—1289），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咸淳五年（1269）三月至咸淳八年（1272）十一月任相。

两浙东路

贾似道（1213—1275），台州天台（今浙江天台）人，景定五年（1264）十月至咸淳十年（1274）七月继续任相。
叶梦鼎（1200—1279），台州宁海（今浙江宁海县）人，咸淳三年（1267）八月至咸淳五年（1269）一月任相。

恭帝朝

江南西路

章鉴（1214—1294），隆兴府修水（今江西修水）人，咸淳十年（1274）十一月至德祐元年（1275）三月任相。
文天祥（1236—1283），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德祐二年（1276）二月至三月第一次任相。

两浙东路

王爚（1199—1275），绍兴新昌（今浙江新昌）人，咸淳十年（1274）十一月至德祐元年（1275）七月任相。
贾似道（1213—1275），台州天台（今浙江天台）人，咸淳十年（1274）十二月至德祐元年（1275）二月第二次任相。
陈宜中（生卒不详），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德祐元年（1275）六月至九月第一次任相，同年十月至德祐二年（1276）正月第二次任相。
留梦炎（？—1295），衢州（今浙江衢州）人，德祐元年（1275）六月至十一月任相。
吴坚（1213—1276），台州仙居（今浙江仙居）人，德祐二年（1276）正月任相。籍贯不详〖〗贾馀庆（生卒不详），籍贯不详，德祐二年（1276）二月至三月任相。

端宗、祥兴帝

北宋京畿路

李庭芝（1219—1276），汴州（今河南开封）人，景炎元年（1276）五月至七月任相。

淮南东路

陆秀夫（1236—1279），楚州盐城（今江苏盐城）人，景炎三年（1278）四月至祥兴二年（1279）二月任相。

江南西路

文天祥（1236—1283），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景炎元年（1276）五月第二次任相。

两浙东路

陈宜中（生卒不详），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景炎元年（1276）五月至景炎二年（1277）十一月第三次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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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充实际并未赴京就任，而是在地方驻守，不久后降金，后在金国任行台右丞相。可参见《宋史》卷475，第13809—13811页。

(2) 朝廷虽任崔与之为相，但崔与之不拜，故实际并未到任。见徐自明著，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续录校补卷12，第1559页。

(3) 程元凤于咸淳三年（1267）三月拜右丞相，但于同月为监察御史陈宜中所劾，因而罢相，可参见徐自明著，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续录校补卷19，第1687页。

附录三　史氏部分族人的名单和政治成就

第一代

史成；配偶陈氏、任氏

第二代

史简（1035—1057），成之子；配偶叶氏（1033—1117）

第三代

史诏（1058—1130），简之子；配偶徐氏（1058—？）

第四代

史师仲（1082—1124），诏之子；配偶洪氏

史才（原名师才）（1083—1162），诏之子，政和八年（1118）进士，参知政事（二品官）；配偶孙氏

史木（原名师木）（1086—1129），诏之子，太学生；配偶戴氏

史禾（原名师禾）（1090—1132），诏之子

史光（原名师光）（1093—1158），诏之子

第五代

史浩（1106—1194），师仲之子，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右丞相（一品官）；配偶裴氏、周氏、陆氏

史渊，师仲之子，知州（七品官）；配偶姚氏、李氏

史溥，师仲之子，通判（七品官）；配偶洪氏、卢氏

史源，师仲之子，监官；配偶贝氏

史涓（1120—1202），师仲之子，签判（八品官）；配偶卢氏、马氏

史浚（1129—1203），才之子，通判（七品官）；配偶舒氏

史若水，才之子

史若冲，木之子

史湛，木之子，修职郎（八品官），配偶申屠氏

史渐（原名若渐）（1124—1195），木之子，太学生，配偶莫氏、高氏

史（或称史溶），禾之子；配偶申屠氏、张氏

史济，禾之子，宣议郎（八品官）

史澄，光之子，登仕郎（九品官）

史浤，光之子

第六代

史弥大，浩之子，乾道五年（1169）进士，礼部侍郎（三品官）；配偶高氏、丰氏、林氏

史弥正，浩之子，官至四品；配偶陈氏

史弥远（1164—1233），浩之子，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丞相（一品官）；配偶潘氏

史弥坚（1164—1232），浩之子，光禄大夫（二品官）、临安尹；配偶新安郡主赵氏

史弥高，渊之子，奉直大夫（六品官）、知州；配偶陈氏

史弥俊，渊之子

史弥性，溥之子

史弥资，溥之子

史弥邵，源之子，武义大夫（七品官）；配偶赵氏、顾氏

史弥广，源之子，秉义郎（八品官）、殿前中军统领

史弥宁，源之子，武功大夫（八品官）、提举；配偶赵氏

史弥隆，源之子，保义郎（九品官）

史弥亮，涓之子，知县（八品官）；配偶赵氏

史弥久，涓之子

史弥林，涓之子，修职郎（八品官）；配偶李氏

史弥厚，涓之子，奉直大夫（六品官）；配偶余氏、赵氏

史弥贤，涓之子(1)

史弥纶，涓之子

史弥逊，浚之子，庆元二年（1196）进士，宣德郎（七品官）、司法

史弥迥，浚之子，朝议大夫（六品官）、知州

史弥遵（1167—1216），浚之子

史弥进，浚之子，承务郎（九品官）、县丞

史弥迈（或称史弥逮），浚之子；配偶楼氏、赵氏

史弥壮，若冲之子

史弥焕，若冲之子，承节郎（九品官）

史弥明，若冲之子

史弥约，若冲之子

史弥文，湛之子，太学生；配偶严氏

史弥彰，湛之子，国子学学生，迪功郎（九品官）

史弥著，湛之子，登仕郎（九品官）

史弥庄，湛之子

史弥恭，湛之子

史弥忠（？—1244），渐之子，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端明殿学士（三品官）、知州；配偶孙氏

史弥恕，渐之子，承务郎（九品官）；配偶伍氏、余氏

史弥悆，渐之子，淳熙十四年进士，朝奉大夫（五品官）、知州；配偶邹氏

史弥愿，渐之子，国子学学生

史弥忞，渐之子，嘉定七年（1214）进士，朝议大夫（六品官）、知州；配偶翁氏

史弥應，渐之子，嘉定七年（1214）进士，朝请大夫（五品官）、知州；配偶石氏

史弥巩，渐之子，嘉定十年（1217）进士，朝奉大夫（五品官）、知州；配偶臧氏

史弥思，渐之子

史弥年，之子，承节郎（九品官）；配偶吴氏、赵氏、何氏

史弥茂，之子，修职郎（八品官）；配偶谢氏

史弥谦，济之子，承信郎（九品官）

史弥谨，济之子，庆元五年（1199）进士，朝奉郎（七品官）；配偶姜氏

史弥炳，澄之子，朝奉大夫（五品官）、知州；配偶丰氏、赵氏

史弥赞，澄之子，从政郎（八品官）

史弥烨，澄之子

第七代

史守之，弥大之子，朝奉大夫（五品官）、主管；配偶朱氏

史宗之，弥正之子，朝奉郎（七品官）、知县；配偶楼氏

史宜之，弥正之子，朝散大夫（六品官）、知州；配偶厉氏、郑氏

史定之，弥正之子，中奉大夫（五品官）、转运副使；配偶钱氏

史安之，弥正之子，朝奉大夫（五品官）、知县；配偶刘氏

史实之，弥正之子，修职郎（八品官）；配偶李氏

史宣之，弥正之子，奉直大夫（六品官）、提举；配偶涂氏、张氏

史宪之，弥正之子，承事郎（九品官）

史宽之，弥远之子，朝奉郎（七品官）

史宅之（1205—1249），弥远之子，同知枢密院事（二品官）、端明殿学士；配偶沈氏

史宇之，弥远之子，资政殿大学士（三品官）、兵部尚书；配偶洪氏、郡主赵氏

史寯之，弥坚之子，奉直大夫（六品官）、知州；配偶魏氏

史崈之，弥坚之子，朝奉郎（七品官）、知县；配偶石氏

史宾之（1190—1251），弥坚之子，敷文阁待制（四品官）、户部侍郎（三品官）、转运使；配偶王氏、叶氏

史持之，弥高之子，国子学学生

史撝之，弥高之子，中奉大夫（五品官）

史损之，弥高之子，国子学学生

史拱之，弥高之子

史撒之，弥高之子

史挺之，弥高之子

史抑之，弥高之子，奉直大夫（六品官）、知州；配偶何氏、陈氏

史揆之，弥高之子，迪功郎（九品官）、县丞

史得之，弥性之子，训武郎（八品官）

史伟之，弥邵之子，朝奉大夫（五品官）

史俣之，弥广之子

史佺之，弥宁之子，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儒林郎（八品官）、参军

史传之，弥隆之子

史郢之，弥纶之子

史审之，弥亮之子，朝奉大夫（五品官）、通判

史衡之，弥久之子

史及之，弥林之子，绍定二年（1229）进士，通判

史寀之，弥林之子，朝奉郎（七品官）

史衜之，弥厚之子，文林郎（八品官），水运禄参；配偶赵氏、王氏

史衍之，弥厚之子，承直郎（八品官）

史介之，弥逊之子，开庆元年（1259）进士，教授

史举之，弥逊之子，国子学学生

史翚之，弥逊之子

史麟之，弥逊之子

史申之，弥逊之子

史华之，弥迥之子，朝奉大夫（五品官）、知州

史阜之，弥迥之子，训武郎（八品官）

史训之，弥迥之子，武学学生（九品官）

史准之，弥迥之子

史常之，弥遵之子，宝祐四年（1256）进士

史希之，弥遵之子

史既之（或称史即之），弥进之子，开庆元年（1259）进士，文林郎（八品官）

史节之，弥进之子

史本之，弥迈（弥逮）之子，嘉熙二年（1238）进士，朝奉郎（七品官）、通判；配偶吴氏

史嵩之（1189—1257），弥忠之子，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丞相（一品官）

史岿之，弥忠之子，朝奉郎（七品官）、知州；配偶楼氏、王氏

史岩之，弥忠之子，嘉定十年（1217）进士，户部尚书（二品官）、资政殿大学士（三品官）；配偶孙氏、赵氏

史嶤之，弥忠之子，中奉大夫（五品官）、知州；配偶孙氏

史嶷之，弥忠之子

史受之，弥恕之子，朝请大夫（七品官）、通判；配偶陈氏

史仝之，弥悆之子，奉议郎（八品官）、通判；配偶孙氏

史全之，弥愿之子，朝散大夫（六品官）、提刑；配偶赵氏

史望之，弥忞之子，绍定二年（1229）进士，朝请郎、大理少卿（六品官）；配偶郑氏（郑清之女）

史圣之，弥忞之子，迪功郎（九品官）

史一之，弥應之子，奉直大夫（六品官）、知州

史十之，弥應之子，朝议大夫（六品官）、知县

史百之，弥應之子

史肯之，弥巩之子，鄞县开国男（五品官）、知州；配偶赵氏、周氏

史肖之，弥巩之子，朝奉郎（七品官）、通判；配偶臧氏、刘氏

史育之，弥巩之子，朝散郎（七品官）、通判；配偶赵氏、吴氏

史有之，弥巩之子，宝祐元年（1253）进士，朝散大夫（六品官）、京寺丞；配偶宋氏

史胄之，弥巩之子，淳祐元年（1241）进士，中奉大夫（五品官）、知州；配偶虞氏

史袭之，弥文之子，国子学学生

史褒之，弥文之子，承信郎（九品官）

史袤之，弥彰之子，承信郎（九品官）

史寰之，弥著之子，承信郎（九品官）

史表之，弥庄之子

史慬之，弥明之子

史怡之，弥明之子

史怿之，弥明之子

史怀之，弥约之子

史愉之，弥焕之子

史慥之，弥壮之子

史循之，弥年之子

史铧之（或称史鋘之），弥茂之子，修职郎（八品官）、县学谕

史永之，弥谦之子，承直郎（八品官）

史元之，弥谨之子，文林郎（八品官）

史居之，弥谨之子

史敬之，弥烨之子

史改之，弥烨之子

史能之，弥巩之子，后来过继给弥炳作为五房的继承人，淳祐元年（1241）进士，朝奉大夫（五品官）、知州；配偶徐氏

史在之，弥赞之子

第八代

史孠卿，守之之子，奉议郎（八品官）；配偶郡主赵氏

史夏卿，宗之之子，朝奉大夫（五品官）、知州

史汉卿，宗之之子，承直郎（八品官）

史茂卿，宜之之子，承议郎（七品官）；配偶孟氏、杨氏（宁宗杨皇后侄孙女）

史登卿，宜之之子

史显卿，实之之子，朝请大夫（五品官）、通判；配偶惠氏

史月卿，安之之子，承事郎（九品官）

史日卿，安之之子，迪功郎（九品官）

史文卿，定之之子，朝奉大夫（五品官）、知州；配偶方氏

史齐卿，定之之子，朝请郎（七品官）、知州；配偶张氏、钱氏

史长卿，宣之之子，朝议大夫（六品官）、知州；配偶王氏

史曼卿，宣之之子，朝议大夫（六品官）

史亚卿，宣之之子，朝奉大夫（八品官）、知州

史商卿，宪之之子，迪功郎（九品官）

史寿卿，宪之之子，（九品官）

史沂卿，宽之之子，承事郎（九品官）

史汲卿，宽之之子

史尧卿，宅之之子，承事郎（九品官）、安抚办公事；配偶陈氏

史舜卿，宅之之子，朝奉郎（八品官）、粮料院；配偶赵氏

史周卿，宅之之子，奉直大夫（六品官）；配偶赵氏

史唐卿，宅之之子，咸淳元年（1265）进士，承议郎（八品官）、通判；配偶郡主赵氏

史昭卿，宅之之子，承奉郎（八品官）、通判；配偶金氏

史会卿，宅之之子，承事郎（九品官）

史益卿，宅之之子，通判

史昌卿，宅之之子

史吉卿，宇之之子，承议郎（七品官）、知州；配偶孙氏

史嘉卿，宇之之子，承事郎（九品官）；配偶潘氏

史韦卿（1276—1323），宇之之子；配偶陶氏

史熹卿，宇之之子，承事郎（九品官）；配偶陈氏

史彭卿，宇之之子，朝事郎（九品官）

史埜卿，寯之之子，奉议郎（八品官）

史椿卿，崈之之子，朝奉大夫（五品官）、知州

史松卿，崈之之子，奉直大夫（六品官）、知州

史森卿，宾之之子，朝奉大夫（五品官）、知州；配偶郡主赵氏

史榘卿，宾之之子，承务郎（九品官）、知县；配偶郡主赵氏

史颐卿，抑之之子，朝请大夫（五品官）、通判；配偶刘氏

史颀卿，抑之之子

史须卿，抑之之子，从仕郎（八品官）

史颖卿，抑之之子

史直卿，损之之子，迪功郎（九品官）

史世卿（1213—1286），损之之子，太学生、文林郎（九品官）；配偶杨氏

史孟卿，损之之子

史闵卿，损之之子

史立卿，持之之子，承信郎（九品官）

史曾卿，持之之子，国子学学生

史卫卿，持之之子

史震卿，撝之之子

史信卿，拱之之子

史仁卿，拱之之子

史偲卿，拱之之子

史巽卿，揆之之子

史与卿，揆之之子

史异卿，揆之之子

史俊卿，挺之之子，淳祐十年（1250）进士，中奉大夫（五品官）、通判

史顺卿，得之之子，从议郎（八品官）

史质卿，得之之子

史真卿，伟之之子

史祺卿，俣之之子

史晋卿，佺之之子，承节郎（九品官）；配偶赵氏

史习卿，佺之之子

史鲤卿，传之之子，修武郎（八品官）

史仕卿，审之之子，将仕郎（九品官）

史任卿，审之之子，将仕郎（九品官）

史德卿，衡之之子

史仍卿，衡之之子

史侃卿，衡之之子

史修卿，寀之之子，将仕郎（九品官）

史位卿，及之之子

史伍卿，衜之之子，国子学学生

史侍卿，衜之之子

史似卿，衍之之子

史佐卿，衍之之子

史俨卿，衍之之子

史璋卿，申之之子

史佑卿，介之之子，国子学学生

史琥卿，举之之子，承奉郎（八品官）、通判

史来卿，阜之之子

史韶卿，华之之子，将仕郎（九品官）

史良卿，希之之子，承事郎（九品官）

史传卿，常之之子

史泰卿，既之之子

史泳卿，本之之子，迪功郎（九品官）、县尉

史玠卿，嵩之之子，朝奉大夫（五品官）、知州

史理卿，嵩之之子，承奉郎（八品官）

史璪卿，嵩之之子，朝奉郎（八品官）

史瑚卿，岿之之子，承奉郎（八品官）、通判；配偶冯氏

史璘卿，岩之之子，宣教郎（八品官）、知州；配偶卢氏

史瑜卿，岩之之子，承务郎（九品官）

史琏卿，岩之之子，宣教郎（八品官）、知州

史珌卿，岩之之子，宣议郎（八品官）

史琦卿，嶷之之子，朝奉大夫（五品官）

史璟卿，嶤之之子，将仕郎（九品官）；配偶张氏

史珙卿，嶤之之子，修职郎（八品官）

史珪卿，嶤之之子

史端卿，受之之子，朝奉大夫（五品官）

史靖卿，受之之子，将仕郎（九品官）

史本卿，仝之之子，迪功郎（九品官）

史申卿，仝之之子，朝奉大夫（五品官）

史书卿，仝之之子，奉议郎（八品官）

史贯卿，全之之子，知县（八品官）

史琮卿，圣之之子，承奉郎（八品官）、县尉

史仪卿，望之之子，从仕郎（八品官）；配偶郑氏

史裴卿，一之之子，修职郎（八品官）、知县

史裘卿，一之之子（八品官）

史裳卿，十之之子，迪功郎（九品官）

史扆卿，百之之子

史蒙卿（1247—1306），肯之之子，咸淳元年（1265）进士，县尉；配偶陆氏

史芳卿，肯之之子，文林郎（八品官）、县丞；配偶刘氏、谢氏

史莱卿，肯之之子，儒林郎（八品官）

史范卿，肯之之子，知县（八品官）

史苏卿，肯之之子，修职郎（八品官）

史万卿，肯之之子，通义郎（八品官）

史镇卿，肖之之子，修职郎（八品官）、县尉

史黄卿，育之之子，修职郎（八品官）

史葵卿，育之之子，知县（八品官）

史莘卿，有之之子，承事郎（九品官）；配偶孙氏

史雍卿，胄之之子，从事郎（八品官）

史序卿，胄之之子，同通郎（八品官）

史璧卿，袭之之子

史瑱卿，褒之之子

史奭卿，袤之之子，承信郎（九品官）

史甫卿，寰之之子

史坦卿，表之之子

史琰卿，怡之之子

史珍卿，怿之之子

史瑞卿，慬之之子

史顕卿，怀之之子

史伊卿，愉之之子

史善卿，慥之之子

史辅卿，循之之子，承信郎（九品官）

史杲卿，鋘之之子

史昇卿，鋘之之子

史昙卿，鋘之之子

史暹卿，鋘之之子

史傅卿，永之之子

史相卿，居之之子

史桂卿，居之之子

史槐卿，居之之子

史晏卿，元之之子

史元卿，敬之之子

史允卿，敬之之子

史云卿，敬之之子

史回卿，改之之子

史普卿，能之之子，从仕郎（八品官）、县尹；配偶赵氏

史管卿，能之之子

史鲁卿，弥远之孙子，承奉郎（八品官）

史明卿，弥远之孙子，承奉郎（八品官）

史同卿，弥远之孙子，教授

史绍卿，弥远之孙子，承事郎（九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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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按：前表无弥贤，后作此附录时，据史美露主编《四明史氏资料汇辑》第442页增补。

附录四　历史学上对南宋成见的形成及其演化
——以史弥远为例

对研究传统中国的现代学者来说，没什么比辨别存在于史料中的价值和偏见更加重要。所谓的正史，通常会被认为是基本史料，但事实上却是二手作品。它们往往成书于一代王朝崩溃之后，且成书时的各种环境与条件，往往会破坏理想的历史客观性——即只呈现历史事实，并让历史自己说话。后继王朝所写的历史，其实并不如现代某些学者眼中所见的那么名副其实。私家著史问题多多，其根源也是历史客观性，要平衡官方史书的不足，材料至关重要，但这对私家著史者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限制，他们或者不能获得充分的材料，或者处理材料时不够严谨。重写的历史著作，其质量往往受到众多变数的影响，因此，人们应该期望发掘历史材料中所叙内容的重大差别，或叙事质量的参差不齐。但情况恰恰相反。历史学家们不但对有争议的人物或事件形成一致的观点，有趣的是，他们还对写历史的目的形成一致的观点，比如要讨论什么政治议题，要传达什么教化信息，要在信息传播与教化民众的艺术中取得一种什么样的平衡，等等。对研究宋代历史的学者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这种历史观点的一致性及其演化过程保持警惕，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前辈学人的关注点，及识别当中的偏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像宋朝那样，在面对意识形态日渐收紧的情况下，还能产生一大群博学鸿儒；没有一个朝代能在面对持续的外族挑战的情况下，在国内展现出如此罕有的欣欣向荣；也没有一个朝代在文化和科学上取得如此前所未有的成就后，却遭到后世历史学家严厉的批评。宋朝是饱受争议的，在它灭亡后的七百年中，历史学家们不断对它重新评价，为了迎合当时的需要，他们甘于曲解过去的历史。一些被传统观点视为“奸臣”的人，在其脸谱化的过程中被明显扭曲，就我所见，没有比此更为明显的，而这种脸谱化，往往使人物形象丑化。我认为，没有其他例子比史弥远形象的转变更能说明这一问题。本文正是通过分析这位有争议的人物，探讨其形象在历史的长流中如何演化，发掘历史成见形成的动因——即关于人物和政治的学术观点。

一、嘉定十七年（1224）理宗继位：官方的记述

史弥远的名字，对今天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都不太熟悉，但在晚宋时代，这一人物及其家族的曝光率和影响力甚至超过皇帝。不幸的是，他受到的关注并非完全正面。他的父亲史浩（1106—1193）在孝宗朝是享尽尊荣的丞相(1)。他的家族来自明州（今宁波），12世纪始于官场崭露头角，13世纪转而成为帝国中最有政治前途的家族。在家族的发展中，史弥远所扮演的角色最为显著。在嘉定元年（1208）被任命为丞相后，他就一直高居相位，长达25年，可谓前所未有，并成为主导朝廷政治的绝对权威人物。他是在一连串争议疑云中被任命为相的，此前他曾参与刺杀韩侂胄（死于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是声名狼藉的平章军国事，他发动了灾难性的北伐战争，针对他的政变也被随之触发。史弥远一上台就废除了韩侂胄那些不受欢迎的政策，如对内反对道学，对外发动战争，这为他在官场中带来了一些支持的声音。但后来，饱受挫折的同僚们开始抱怨新丞相独占皇恩，他们群情激昂，认为韩侂胄时代的专制会再次出现。史弥远过分胆怯的性格以及不稳定的边境政策更加重了同僚们对他的不满，这不幸地让他在宁宗朝即将谢幕之时，疏远了与官场同僚的关系。情况在皇帝驾崩之时变得更加糟糕。

宁宗在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三日驾崩。他在位时生了八个皇子，但很遗憾没有一个能长大成人。还有两个儿子出生于更早的时候，但也很早去世了。在此期间，他从皇族近支中过继了一个儿子，并立为太子；但这位太子也于嘉定十三年（1220）去世，比皇帝还早四年。于是宁宗又重新在皇族中挑选，并最终收养赵竑（死于宝庆元年，1225）作为皇子。这个选择可能是在很匆忙的情况下作出的，后来也被证明有欠考虑。赵竑性格轻浮急躁，他很快就得罪了丞相史弥远，以及手握实权的杨皇后（1162—1232），就算是皇帝，也很有可能不喜欢他。因此，这三位权势人物没有一位促成赵竑的太子之位，而随着时间流逝，储位问题仍未解决。作为宁宗唯一一位继子，朝廷大臣们认为赵竑——同情者眼中的济王——会继承皇位。但他没有。根据官方记载，皇帝驾崩前五天，一道圣旨宣布，立皇族远支赵昀（1205—1264）为皇子。也就是他，在皇帝驾崩当晚，由丞相大人宣布并执行遗诏，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赵竑则皇帝梦碎，出居附近的湖州。四个月后，他死在了那里，因为他卷入了一场计划不周的起义，而这场起义的目的，是要从他名义上的弟弟理宗皇帝手上，赢回已被牢固掌控的皇位。

关于史弥远在赵竑被废及其最终死亡的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谓众说纷纭，令人困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很多史学家所写之史，乃基于道听途说，而非档案所载。对比分析与此事有关的官方与非官方史料，可以为过去提供更为清晰的影像，同时也能阐明传统历史文体微妙的笔触及成见演化的动因。本文写作的目的正在于后者。

关于嘉定十七年（1224）的这次继位，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而这一点在官方正史《宋史》当中体现得再明白不过。根据《理宗本纪》的记载，事件展示如下：

八月丙戌，宁宗违豫，自是不视朝。壬辰，疾笃，弥远称诏以贵诚为皇子，改赐名昀，授武泰军节度使，封成国公。

闰月丙申，宁宗疾甚，丁酉，崩于福宁殿。弥远使杨谷、杨石入白杨皇后，称遗旨以皇子竑开府仪同三司，进封济阳郡王，判宁国府，命子昀嗣皇帝位。(2)

这里暗示得非常明显：是宁宗本人在驾崩前五日决定，通过过继的方式，立皇侄赵昀为皇子的。后来扶持赵昀登基的史弥远，只不过是把宁宗遗愿付诸实行罢了。此外，杨皇后是在丈夫驾崩后才知道废立之事，在此之前她并没有卷入事件当中。

在同一本官方正史的另一部分中，杨皇后的传记提供了一个与之前故事稍不一样的版本。它一开始就暗示了史弥远与赵竑之间紧张的关系。很早之前，赵竑就已声言不满丞相把持朝政，他还向宫中侍婢吐露出他的意图，就是在继位之后把史弥远除掉。不久之后，这些威胁传到史弥远耳中，他立即精心布局，以图反抗。时间一到，赵竑只有死路一条。杨皇后传的作者是这样记载的：

闰八月丁酉，帝大渐，弥远夜召昀入宫，后尚未知也。弥远遣后兄子谷及石以废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岂敢擅变？”是夜，凡七往反，后终不听。谷等乃拜泣曰：“内外军民皆已归心，苟不立之，祸变必生，则杨氏无噍类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弥远等召昀入，后拊其背曰：“汝今为吾子矣！”遂矫诏废竑为济王，立昀为皇子，即帝位。(3)

这一记载跟前面的一样，认为杨皇后最初并没有卷入废赵竑及立赵昀之事，然而，《理宗本纪》特别指出废立之事乃出于宁宗之意，而《杨皇后传》则以责难的态度指出此乃丞相所为。除了不法行为之外，史弥远在这里还被指控威胁皇后，以使其意愿能够有效地强加于宫廷。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赵昀被立为皇子及储君的日期。相关的圣旨并非在五天前起草而成的，而是在宁宗驾崩当晚完成的，这也暗示着宁宗没有插手废立之事。在别处，《杨皇后传》的作者还不经意地提到史弥远与赵竑不和，以及他与更友好的赵昀之间的秘密联系。这又引起了另一个问题。未来的理宗皇帝是否有在提升自己地位的策划中扮演一个角色呢，哪怕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接下来是《宋史·赵竑传》，这篇传记对前面两个记载加以修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质疑它们(4)。在引证了史弥远和赵竑之间的矛盾后，它坚称改易皇子、实施废立并非皇帝或丞相在最后一刻才决定的。相反，很早之前史弥远就请他的同党郑清之训练赵昀，以备日后继位。他们似乎早就预测到赵竑必定会失去皇恩。此外，在《赵竑传》中也没有提到赵昀之前就被立为皇子，作者明显要证明废立之举一直都是丞相之意，而非在皇帝驾崩时仓促而成。官方史臣们在这一点上，既想灵活处理，却又不免粗心大意。他们提到，在理宗继位的那天晚上，史弥远警告派去宣召赵昀的皇宫侍卫说：“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万岁巷皇子，苟误，则汝曹皆处斩。”(5)这一句话很有可能是来自一份临时文件，或朝廷记录，又或者是其他一些早已不存在的材料。《赵竑传》的作者们引用的这一则材料把赵昀称为“皇子”，这就留下了证据证明赵昀在宁宗驾崩之前已被过继，并且被广泛承认是“皇子”，尽管这一观点与他们所相信的恰恰相反。《宋史》的批评者会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粗心的错误，是编纂技术太差的结果。但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这涉及当时文件记录互相矛盾，以及元代史学家的评价体系问题。我稍后将会谈到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让朝廷史臣们观点不一致的问题，是杨皇后在这次继位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赵竑传》的作者们暗指皇后在没有受到史弥远压力的情况下，就认可废立一事，他们特意指控她为了一己私利自愿联合丞相，矫传遗诏。在这里，赵竑显然像是朝廷阴谋的无辜牺牲品，他被史弥远发现自己的意图，于是在朝廷上被严重中伤，最后还被剥夺了合法的继承权。史弥远的官方传记精巧地回避了有关这次继位的讨论，只是在最后叙事的部分作了一个简单的评论，认为赵竑之废“非宁宗意”(6)。

其他散落在这部官方史书中的关于这次继位事件的材料，似乎都支持上述三种解释中的一种，没有增加什么新的信息(7)。没有哪位官方史臣为了叙事连贯的需要，想去解决这些显而易见的误差。在阅读这整本史著的时候，唯一让我意识到的修史旋律是一种理想性，就是要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把传主往尽量好的方向去写，同时减少赞誉或责备。赵竑在其本传中，被描写成一个倒霉的，甚至是悲惨的牺牲品，他根本无法控制他身边的环境。据说，就算在卷入湖州的一场起义之后，他还声言“勿伤太后、官家”——就是这些人让他无法继承皇位的(8)。其他一些篇章也描写了他的性格，但却并非如此完美，甚至可以说完全不是那回事。《杨皇后传》的作者们对传主也同样宽厚，他们宣称皇后并没有卷入赵竑被废的阴谋当中，转而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史丞相。该传顺便提到了一份被伪造的遗诏，但只有在其他篇章中，杨皇后才被认为是矫诏者之一(9)。史弥远本人也享受了同样的待遇。尽管他的官方传记对他评价不高，但在这件复杂的继位事件上，传记作者只用了一句非常简短的话来概括：“拥立理宗。”(10)争议就是来自这种模棱两可(11)。

元代的官方史学家尽量把人物往好的方向描写，意图回应他们被直接镇压或远贬他方所带来的负面信息。这种宽容的做法可能会显得相当客观，但又不完全如此。事实上，这种笔法源自《春秋》，在此书中，简单的事实，也包括冲突，可以自己说话，并由读者自己作出不同的伦理解释。但这一传统到宋代似乎就变得一蹶不振(12)，只有到了14世纪才重新出现。大规模的修史工程，体现了元朝对实证主义的复兴所起的显著作用。这不但在他们历史著作的内容中显而易见，这些著作的形式同样也能说明问题。例如，这项工程的主导者脱脱曾经受到来自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压力，他们要求把辽和金的历史并入复杂的宋史当中，以此突显宋朝在众多国家当中的正统地位(13)。他拒绝了，他更倾向于保存过去大量的文献记载，并把正统朝代的认定这一敏感的问题留给后人。要加强历史叙事上的统一，就必须去掉当中一些矛盾之处，脱脱等人对这一做法的厌恶，其实也是上述精神的体现，他们力图保留各种不同的观点，而把道德评价留给后世的评论家们。这或许也能说明朝中史官没有把史弥远归为“奸臣”的原因，这个词本身就带有成见。把史弥远的传记归入一般的列传当中，是一种实证主义的做法：在材料还不足以作出结论时，就要避免过早定论。这部史书的编撰者们也许还不是很多人所想的那么粗心大意(14)。

二、非官方史料的中立性

在传统中国的学术界中，官方修史和私人著史是不容易分开的。朝廷史官会促进史学价值观的定义，但他们同样会反映流行于私人著史领域的价值观。对当时大多数的中国历史学家而言，要专注于把过去——宋代文明——写成永久的记录，就不容许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沉溺于过度的道德教化之中。因为有争议的继位和受责难的大臣只会破坏一个帝国的正统，而这个帝国的历史，又正是他们要努力保存的。今天，人们对元代修史的学术认知水平可以说低得令人汗颜。现代对宋辽金夏时代的观点，多是一种肤浅的粉饰，只有少数学者在涉及官方正史的情况下，会去研究政治正统的概念，当然，这种研究也在逐渐增加。然而，更需要综合研究的不是官方正史，而是私人作品。元代的中国文人尽管在政治上被疏远，但他们几乎都不是没有自信的学者：他们不但成果丰富，而且还经常互动，集合成群，发展出一套坚定而一致的史学价值观。就嘉定十七年（1224）的继位事件而言，私人著史者跟朝中史臣一样，显现出持续的谨慎，不妄加赞誉，或横加责难。他们这样做是有理由的。

跟史弥远同处一个时代的名人当中，没有人很详细地记述这次继位事件，甚至连稍长的评论都没有。毕竟，这对理宗来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他的正统地位还没有得到巩固。如果政治上的变通不足以打消学者们的念头，那还有历史宽容和历史视角的问题。按照宋代史学的习惯，他们通常会等到一朝皇帝的统治结束之后，才开始写它的历史，无论官方还是私人都是如此。然而，理宗的统治长达四十年，且离王朝陨落已经不远，故留下的时间非常稀少。《理宗实录》首次完成是在咸淳四年（1268），而那时，整个帝国的关注点都转移到了日渐恶化的边境问题上。因此，关于晚宋时期的政治，除了《实录》（已不存在）和一些朝廷奏章（有些被保留下来，但不完整）外，已经没有其他当时不同的材料了。

即便在事件发生之时，继位问题也没有引起很多书面评论；那些质疑理宗正统性的人发现，沉默就是唯一合理的回应。即便如此，这种权利也是由新皇帝提供的。在继位不久之后，理宗立即把真德秀（1178—1235）和魏了翁（1178—1237）等几个最为明显的潜在批评者晋升为京官，而他们对史弥远的不满是长期记录在案的。真德秀由于私人理由拒绝了，但更为自负的魏了翁接受了起居郎这一敏感职位。这种和解没能挺过一年，因为在宝庆元年（1225）二月的“霅川之变”中，被废的赵竑不幸去世。他是被杀的，传言说，这是史弥远发出的命令。一股不可压抑的情绪开始形成，猛烈地反对史丞相，不但质疑湖州事件，更质疑在此之前的继位之事。最为严厉的指控出现在宝庆元年（1225）夏天，最初由异常大胆的邓若水（嘉定十三年进士，1220）提出，至少在提交这份奏章之前，此人是默默无闻的。如果他措辞中的恶毒言语还不足以激怒整个朝廷的话，那他奏章的内容肯定是做到了：

宁宗皇帝晏驾，济王当继大位者也，废黜不闻于先帝，过失不闻于天下。史弥远不利其立，夜矫先帝之命，弃逐济王，并杀皇孙而奉陛下，曾未半年，济王竟不幸死于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夺乎？(15)

其他很多人迅速加入，批评朝廷的政策，尤其针对赵竑死后的地位。在由此事引起的所有言论中，只有邓若水的尤为特别，指控史弥远伪造宁宗遗诏。其他批评者——最明显的是真德秀、魏了翁和胡梦昱（1185—1226）——都显得非常谨慎。他们的批评都小心地回避了继位一事，主要关注皇帝最近对已故继兄的愤懑之情，而很多人又把皇帝的这种情绪归因于史丞相(16)。史弥远卒于绍定六年（1233），就在此时，年纪渐长的魏了翁上了一份奏章，列举了他的“八失”，包括滥用权力和政策失败。奏章没有显示嘉定十七年（1224）的继位是不法行为，实际上，这一话题仍被禁止(17)。沉默是有代价的，至少对后来研究此事的历史学家来说，一件神秘发生并充满禁忌的事件，是很难恢复原貌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原有的禁忌本应被消除，但元代的学者继续晚宋的传统，规避继位的争议。杰出的善本鉴赏家及野史作家周密（1232—1298）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他的父亲周晋是吴兴（今浙江湖州）的当地人，跟史弥远同处一个时代。周晋没有当过京官，但却在史丞相的晚年时期担任过杭州近郊的钱塘县令，这显然能让他接触朝廷上的一些流言蜚语。评论家认为，年轻的周密能自如地利用父亲的所见所闻(18)，他的《齐东野语》也大量涉猎了一些政治事件。周晋肯定对发生在嘉定十七年（1224）和宝庆元年（1225）之间的事有特殊的兴趣，因为周密在书中详细讨论了湖州事件、赵竑的命运，以及官员们对赵竑身后地位提升问题的激辩；但对引起湖州事件的继位争议，他同样奇怪地保持沉默(19)。在另一本书《癸辛杂识》里，他提到了赵竑与杨皇后紧张的关系(20)。这是他最接近继位问题的一篇论述了。没有材料能说明他为什么要对此事保持沉默。周密本人忠于前朝，并拒绝为元朝廷服务，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提及这一问题，以损害宋代一位重要统治者的正统性。对我而言，还有一个动机同样引人注目，那就是他对此事的困惑。在缺乏权威资料而又谣言满天的情况下，选择慎重对待，总比不公平的谩骂要好。

这样做的并非只有周密一人。元朝佚名所撰《续编两朝纲目备要》是光宗和宁宗朝的编年史书。书中认为，赵昀被立为皇子，是在闰八月二日，正是宁宗驾崩之前一天(21)。在这本书中，立皇子的诏书被全文引用，当中并没有进一步表明把新皇子指定为继承人的意思。这里面的含义很微妙，也很引人注目：赵昀被立为太子是到最后一刻才决定的，这很有可能是史弥远的杰作。《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依然没有指控史丞相伪造遗诏。《四库全书》编于清朝全盛之时，它的编者嘲笑《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内宋而外元”，亦即损害本身所处之元朝，以维护宋朝的正统(22)。跟周密一样，本书的匿名作者并非出于文化偏见，而是认为嘉定十七年（1224）的继位事件含糊不清。他没有隐瞒事实，也没有扭曲事实，而仅仅是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减少不必要的争议。另一本成书于元代关于宋代的著作《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后简称《宋史全文》），在此事上同样是模棱两可。这本书同样是编年体史书，它的作者同样是匿名。这部三十六卷的史书比元代其他私人史著所包含的细节更多，很明显，它利用了大量的材料。然而到了后面，从理宗朝开始，它的叙述几乎跟官方的《宋史》一致。这说明，第一，《宋史全文》乃成书于正史之后，并且毫无疑问是作为一个补充；第二，到14世纪中叶，可选用的材料已经不多，这让历史学家们只能依靠正史(23)。但依赖性总是导致对某些历史事实的描绘前后不一致。以《宋史全文》为例，它在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的条目下，坚称濒死的皇帝亲自指定继承人，以此维护理宗的正统(24)。在另一个不太显眼的位置，它指控史弥远废济王而立理宗(25)，显然自相矛盾。这种不一致很有可能继承于正史，作者在证据并不确凿的情况下，选择不下判断。

谨慎同样是其他史学体裁的特色。成书于元延祐七年（1320）的《延祐四明志》，是元代关于史弥远家乡的一部资料最为丰富详实的地方志，里面有一篇记载这位宋朝丞相的最早的传记。根据记载，该书的作者袁桷也是明州当地一位历史学家，由于私人原因，他对史弥远怀有不能消弭的仇恨。然而，书中《史弥远传》对继位事件的描述既简洁，又超然，实在让人吃惊。它只是简单地提到：史弥远“遂宣诏，立（赵昀）为皇太子”，保扶理宗继位(26)。作者没有暗示此做法不合常规，也没有评论这次继位是否合法。我们可以推断，作为一位有修养的元朝官员，作者并没有在舆论中为史弥远或宋朝统治权辩护的迫切需要。他对事件的沉默应该看作是对可用材料及其所提供信息的怀疑——这些材料前后不一，太过可疑，故不能轻信，也难以引用。

三、教化之兴：明朝的演绎

在编纂史书时攻击史弥远，并对他在嘉定十七年（1224）继位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道德控诉，大部分是明朝（1368—1644）人所为，当然，并非全部。元代唯一一本含有明显教化内容的、与主流实证主义不相一致的史书是《宋季三朝政要》（下称《三朝政要》）。这部只有短短六卷的编年史，是一系列有关南宋的佚名史书之一(27)，跟其他作品一样，它的立场同样是要维护理宗的正统与合法性。因此，在一些显著的位置，它完全没有提到这是一次不合法的继位。但在一些不显眼的地方，它又暗示史弥远私下伪造遗诏，以使理宗能够继位(28)。目前所知，只有一本元代史书完全相信邓若水的奏章，也就是明确指控史丞相辜负了皇帝的信任，并违背了他的遗愿；其他同时代的史书并没有给史弥远定出同样的罪名(29)。为了进一步丑化史弥远的形象，《三朝政要》错误地把不幸的皇子当作“太子”。这种笔误完全是故意的，说明作者深深鄙视史弥远，并刻意突出历史的教化功能，为此他欣然牺牲了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标准。当对史嵩之（1189—1257）进行长篇大论的讨论时，作者这种道德教化的力量更为明显。史嵩之并不受士大夫们欢迎，他是史弥远的侄子，史氏家族的第三位丞相。淳祐四年（1244）末，他的父亲去世，为父丁忧的责任让他深深陷入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皇帝下令夺情，而他的反对者们则要求他辞职下台(30)。几个月来，反对者们不断给朝廷施加压力，最终，道德家们获取胜利，而强大的史氏家族却被打败。《三朝政要》的作者不但过分关注这场感觉上的道德危机，他不久之后还对史嵩之作出一个严厉的指控，说他是“权臣”，并指责他得为王朝的覆灭负责。有趣的是，这是史弥远和史嵩之第一次被等同于秦桧和贾似道，后两者均是负面人物，早在宋朝时，士大夫、道德家与历史学家们就已经乐于大肆鞭笞他们了。这部作品没有前言，很难推定它的成书时间，但一些现代学者把它放在宋朝灭亡不久之后(31)。如果是这样的话，《三朝政要》比很多有关宋朝的元代史著都要早，但却对它们没有多大影响；它的道德教条不适合那个时代。

明王朝，特别是其最后一百年，代表着帝制中国晚期历史教化主义的顶峰，而这种潮流跟学术界里不断扩展的对宋代研究的兴趣又相巧合(32)。从汉人本土主义者的角度看，这种兴趣的形成与发展几乎是一种本能。宋朝就在蒙元之前，不但是当时最近的汉人王朝，它同时也是一些当时仍然流行的制度和价值观的源泉。宋朝跟明朝是有重大关联的，但这种关联不是产生学术兴趣的唯一原因，更不是主要原因。官方《宋史》有诸多不足，故后人多次重修，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政治正统性的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历史偏见，至少明朝人是如此认为的(33)。元朝政府决定为宋、辽、金三朝分别编纂史书，把一个辉煌的汉人王朝等同于野蛮的少数民族政权，并提出所谓三史同为正统的荒唐概念，这足以激怒明朝的汉人。元代史家在正统问题上受到诟病并不只因这一错误。他们认为宋朝的统治随着度宗朝（1264—1274）的结束而结束，这就使得他们必须降低三位小皇帝——他们都是度宗的儿子，统治时间从咸淳十年（1274）到祥兴二年（1279）——的地位，仅仅把他们描述成“皇子”。对后世的历史学家而言，如此专断，不但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歪曲，还暗示着蒙古人对本土汉人政权的嘲笑。因此，明朝人致力于重写带有道德内涵的宋朝历史，这就是现代一些作者经常提到的“民族主义”或“道德觉醒”——通过抵制在蒙古统治时期创作的历史，来完全清除它留下来的痕迹(34)。从事重写的历史学家们所关心的最后一件事，是道德楷模的问题。四部重写的宋史都是成书于明朝统治的最后百年，在这时期王朝严重衰落，晚宋的政治事件给当时的现实提供了一面方便的镜子。如此一来他们在研究中就会投射情感，所谓的学术公正也随之缺失，这是时代造成的。

明代重修宋史的关键人物是王洙（正德十六年进士，1521），他是泰州人，其《宋史质》一共有一百卷，每卷都相当短。根据其前言，此书成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显然是最早完成的重写正史；其他著作不是作者还没来得及完成，就是早被完全遗失(35)。王洙性格刚直，故没有掩饰他对外来侵略者的仇恨，尤其是对蒙古人。在书中，当提到元朝的时候，他反复使用“胡元”一词，这在当时也许是可以接受的，但把整个元代定为非法——近一个世纪的统治真空期——无论从什么标准看，都太过分了。尖刻的王洙越走越远，他拒绝引用蒙古人的年号，并为宋明之间的这段时期伪造出一个新名词（闰纪），仅仅在该书的《本纪》最后，他才附上一卷简短的元朝编年史(36)。这种做法激进无比，既是一种汉族的沙文主义，也是一种历史编纂上的放任自流。

王洙在评价政治伦理时同样激进，在这方面，《宋史质》有大量的创新。人物传记被细致分类，而这种分类目录所体现的教化功能，真可谓前无古人：《君子传》对《小人传》、《直臣传》对《佞幸传》、《相业传》对《权奸传》、《将才传》对《降臣传》等等。长篇评论散布在整部作品当中，这种做法对当时社会来说是极不符合常规的，一般来说，研究历史的人都喜欢旁敲侧击，并在每一卷的最后附上一个简短的评论。但这里连客观的外衣都没有。作者在他的《权奸传》中，交代了他刻画这种历史成见的目的：

人君之权不可一日使去已，而人君操权之道二，曰：智以折奸，刚以去佞。智以折之也，则邪谋不足以害正；刚以去佞也，则小人不致于固宠。宋之权奸，始于丁谓、王安石，终于秦桧、贾似道，皆世主不明不刚，以致权柄下移。其始也，以术降君；其中也，以忌害君子；其究也，以君子失位，小人比周，遂至于不可救药。呜呼，殆哉！是故罪不止于权奸，亦主国者之失也。作《权奸》。(37)

传统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很少精确定义“奸臣”这一概念，他们也不会列出一些标准，然后按标准给某些人冠以如此羞辱之恶名；对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只有对那些滥用权力达到惊人地步，且完全是为一己之私的人，才能加以如此极端的谴责(38)。人们对王安石的批评大多源于他激进的改革，故他从未被列为奸臣，而王洙如此严厉的评价，显然是过头了。同样被列为“权奸”的还有史弥远和史嵩之，这是《宋史质》的另一种新发明。在王洙给史弥远写的两篇很短的传记中，对他的指控并不明显，但在其他章节中就大不一样了，在那里，史丞相被指控伪造遗诏，废掉原本合法的继承人(39)。这很有可能也是基于《宋季三朝政要》的记述，两者非常相似，但王洙增加了一个新的部分——一个极其激烈的诽谤。在《史弥远传》最后他写道：“乱莫大于六逆，宋季尽之矣。史弥远比郑清之，图定策之功，解新恩之厄，变易储位，废济王而弑之，是贱害贵也。”(40)

为了进一步诽谤史弥远，王洙特别提到了他的外交政策，这在之前的批评中都是没有的。李全是山东忠义军著名的首领，他后来跟蒙古人联合，对抗宋朝。王洙把李全叛变的责任完全推给了史丞相。他写道，有人变成叛徒是因为欲望，而有人是不得已而必须这样做。对李全来说，北有蒙古强大的军事压力，南方政治管理不善，且背信弃义，这些加起来才促成他造反：“李全不自叛也，由于史弥远。呜呼！后世人主之治叛臣，当自去权奸始。”(41)不可否认，史弥远对北方忠义军的政策并不受欢迎，与他同时代的人也认为他过于谨慎，且处理手法令人汗颜(42)。但就算他的政策过于胆小和短视，当中也没什么是不忠或奸诈的，也没有什么值得被贴上“奸”的标签。这并不是说王洙对晚宋边境政策的关注和扭曲是偶然的或未经深思熟虑的。相反，边境问题在16世纪中叶的政治中扮演着非常显著的角色，在那段时期，蒙古人又不断骚扰边境了。山西的叛乱，山东的乱匪，这些问题在王洙年轻的时候不断折磨着明王朝，而这些问题又跟权力政治密切相关。因此，宋代对付暴乱的政策，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都跟明代后期的政治观察者们有十分重大的关系。但这种纯粹的关联，并非提出边境政策问题的唯一原因。贾似道看上去也是个奸臣，他的个案恰好证明，在传统历史学家眼中，外交政策失当，会导致非常严厉的批判和诟病(43)。这好像对一些一直以来被目为奸臣的人物来说都是如此，如蔡京、秦桧、韩侂胄和丁大全。史弥远外交政策的失当给他带来了批评与偏见，对山东忠义军的政策又成为他的伤疤，而王洙似乎在其中觅得了有价值的论证工具。

历史的准确性从来不是王洙的优势，而他滥用历史的做法，也遭到后世作家的严厉批判。《四库全书》是18世纪编修而成的百科全书，它的编者对《宋史质》评价如下：

荒唐悖谬，缕指难穷，自有史籍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其书可焚，其版可斧。其目本不宜存，然自明以来，印本已多，恐其或存于世。(44)

人们不会期待清朝的官方评论者们会对这些作品有良好的评价，因为他们是满族政府的官员，肯定会因渗透于作品中的汉族沙文主义而生气，尤其是对王洙这种对待蒙元的特殊态度。不幸的是，清朝的书目编修者们太过专注于道德问题，没有去评论《宋史质》偏于教化的特点，而这也是我们在这里最要关心的。

要明白一本历史著作的内在动因，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它的作者。在此个案中遗憾的是，清初的编纂者们在修成《明史》时，没有给我们留下关于王洙的传记(45)。王洙是有官位的，但我们不好判断他是个京官还是个地方官；同样难以下判断的，是他特殊的政治经历以及他的人际关系。尽管如此，粗略阅读《宋史质》后——作者的陈辞滥调和恣意诽谤实在难以让人细品——基本可以证明这不是一部描写过去的历史著作，而是一本评论当代的文集，一部批判明朝廷政治伦理和政策的书。它警告以后的统治者要通过剪除权臣以预防叛乱，要把奸臣当道等同于皇帝的缺点，通过这些，它给它的读者留下的信息是毫无疑问的：皇帝不要把太多的权力交托给自己喜欢的人。

嘉定十七年（1224）的继位事件是可以在16世纪的政治家中引起共鸣的。明朝政府除了最开始的几年外，都是没有丞相的，某种程度上这肯定是对晚宋丞相权倾天下这一恶名的反应。由明初政变引起的这种政治真空，后来由宦官和内阁首辅来填补，但这是非正式的，他们当中很多人所掌握的权力并不比过去的丞相要小，一般来说他们还更加专横，而此时，他们都没有合法的名分。可以理解的是，这种安排给朝廷造成持续的紧张关系，政治局外人跟局内人对抗，而有争议的帝位传承只会放大这些矛盾。最近一件能影响王洙的事，是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1521—1567在位）的继位事件。前一代皇帝由于玩物丧志，把很多政治责任交托给他的宠臣，他驾崩时没有留下皇嗣。这就只能让有影响力的内阁首辅杨廷和（1459—1529），及大行皇帝的母亲张太后（崩于嘉靖二十年，1541）来处理帝位传承之事了。据说他们在十一个小时之内伪造了一份遗诏，立皇族远支朱厚熜为帝。这一行动多年来引起无数争议，在此过程中，人们提出很多严肃的问题来质疑内阁首辅的权力(46)。正德十六年（1521）与嘉定十七年（1224）的继位事件相比，相同之处甚多：杨首辅与史丞相，张太后与杨皇后，通过伪造遗诏让皇族远支继位，等等，这一切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讽刺的是，继位事件发生时，王洙正在京城准备科举考试，正因为如此，他对事件更有切身体会，感觉更加真实。新皇帝比前任更加果断自信，首辅和宦官的权力随后被削弱，面对这一切，王洙显然故意夸大过去的不当行为，并乐观地希望能以此阻止内朝影响的复苏。在这过程中，他扭曲了过去的事实，在他看来，为了达到一个公正的结果，运用不公正的手段似乎也是合理的。

另一位历史学家柯维骐（1497—1574）的史学技艺更为精湛，但却没有喋喋不休地说教。他祖籍福建兴化（今福建莆田），跟王洙一样都是南方人；跟王洙不一样的是，他尽管曾考取进士，但却没有当官，而是用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来做学问(47)。嘉靖三十六年（1557）也就是他六十一岁的时候，他出版了他的《宋史新编》，该书可谓汇集了他二十多年研究与写作的心血。柯维骐跟王洙不但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们几乎也是同时撰写他们的史学著作的。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曾经有过相关的交流，而且尽管王洙的著作比柯维骐的早十年左右，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微乎其微。《宋史新编》的某些基本设想跟《宋史质》是一致的。首先，它假定宋朝比其他同时代的王朝更具优越性与合法性：该书把辽、金两个帝国降格为小王国，并把他们的历史附于宋史之后；而远在南方的宋朝统治者们则被赋予了皇帝的地位。此外，柯维骐还谴责元代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们轻视了晚宋的忠义人物，因而没有把文天祥、江万里、李庭芝等人列入《忠义传》中；他还对《宋史》的一种做法持有异议，那就是当中的《叛臣传》只收录了向辽和金投降的宋朝官员，而没有收录向蒙古人投降的官员；他痛恨《宋史》以存在争议为借口，经常性地隐瞒各种信息(48)。实际上，服务于蒙古朝廷的历史学家们出于对主子的曲意奉承，确实有意贬低宋季朝廷与士大夫的杰出贡献。显然，比这种刻意的贬损更加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元代史学家的狡狯，事实上，他们仅仅需要把某个人物的传记换个位置，或偷换一些信息，就可以披着客观的外衣来扭曲事实。像王洙那样要求把历史回归到宋朝的正统是感情用事的，故柯维骐并没有如此一意孤行。尽管他痛恨蒙古人，但对于公元1279年后的历史，他还是勉强地把元朝奉为正朔。他也拒绝使用王洙的分类方式，把人物刻板地归为君子与小人，或直臣与权臣。说教性没那么强的《宋史新编》只有两百卷，仅仅是四百九十六卷本《宋史》的40％。出于简洁的需要，柯维骐对其著作进行了大量的删减，也许他并没有想过要用他的著作来代替原来的《宋史》，而仅仅是作为对它的补充罢了。有时，他著作中的某些篇章紧随《宋史》的风格，故看起来就像一篇缩写。然而，并不是整本著作都是如此。

在写到史弥远时，柯维骐走了中间路线。也许他认为王洙的诽谤是不公正的，又或者他只是简单地遵从正史编修者们的判断。无论动机如何，他还是没有把史弥远列入《奸臣传》中。在讨论嘉定十七年（1224）的继位事件时，《宋史新编》跟正史基本一样，甚至把正史中对此事描述的一些不同之处也照搬过来：如在《本纪》中认为废立乃出于皇帝临终前的诏令，《赵竑传》则暗示杨皇后伪造了遗诏，而《史弥远传》还是没怎么提到这整件事(49)。显然，在没有材料反驳《宋史》的情况下，柯维骐保存了它对事件的诠释。然而，遵从正史并不意味着他接受正史中的版本。他不止一次批评元代历史学家们有意隐瞒能够真实反映事实的材料，他认为他们这么做是要刻意回避，不作道德评判，但这正是历史学的传统责任(50)。柯维骐设计《宋史新编》的本意，本来就是要比正史增加更多的教化成分，而事实上它也是如此，只不过它说教的内容被有意地放在每卷末冗长的评论当中；在那里，他一点都不仁慈。例如，元代史学家们在总结《史弥远传》时仅简单地评论道：“史弥远废亲立疏，讳闻直言。”(51)而柯维骐作出的评论更多更尖锐：

史弥远协谋诛韩侂胄，迨得政，及其所为(52)，时颇称治。厥后以私憾，废亲立疏，恶人言，摧善类，几尽其擅恣如此。(53)

在这本传中，史弥远从未被贴上“奸臣”的标签，但在其他章节，他的“权臣”形象不比韩侂胄好到哪里去，这其实也是作者对他的最终谴责(54)。柯维骐用一个正史中没有的罪名来提出道德的议题。同时，他又把他的这种道德攻击限制在评论部分，如此恰恰让他的著作显得真实可信，而这一点正是王洙所缺乏的，因为他已在极端的道德理想中迷失了。

17世纪早期，第三部重写著作问世，那就是二百五十卷本的《宋史记》。作者王惟俭（万历二十三年进士，1595）活跃于万历（1573—1620）的后半期，他的事迹鲜为人知。这段时期，明王朝加速衰落。皇帝拒绝上朝，在宫廷内纵情声色，并允许首辅和宦官填补政治空缺，朝廷内外对此怨声载道；倭寇侵略高丽，女真在东北扩张，边境新的威胁让本已凋敝的经济雪上加霜；王朝的动荡衰败激起了一批政治化的道德团体，当中尤以东林党最为突出，他们的花言巧语最终未使官场团结，反令其两极分化，这让京城各派关系紧张，更进一步地把王朝推向毁灭(55)。明朝末年，与王洙和柯维骐已相隔两代，此时各种危机不断升级，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历史学家们的反应可想而知。

王惟俭跟王洙与柯维骐有某些相同的历史偏见，尤其是涉及王朝正统问题的时候。他不但把宋末最后三位统治者从皇子升格为皇帝，还把辽金历史降格为年表，附于他的历史著作之后，以此来进一步申明宋朝的正统地位(56)。这本著作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它的格式，这同时也是它跟明代先前两本重写著作的不同之处。王惟俭避免使用简单的标签去区分好人和坏人，在他的著作中不但没有《奸臣传》或《叛臣传》，甚至连《道学传》也没有。他也没有按照传统的做法，在每卷之后给出自己的个人评论。针对这些年来历史著作中不断增长的长篇大论，他把他的道德评判放到了著作的最后(57)。奇怪的是，这种历史的分类和大量使用卷末评论的做法，乃始于司马迁（公元前147—87）。如果王惟俭没有用司马迁的作品来命名自己的著作——他含蓄地表达了他对这位史学前辈的崇敬——人们可能会认为他的这些创新之处，是含沙射影地对前人治史方法的批评。显然，他的非难反而直指元明两代的史学家们，认为他们细分各种传记的类别，是对这种史学方法的滥用。尽管王惟俭的历史著作没有什么标签分类，但并不是说它就比之前的重写作品更具实证意义，或没那么多的说教成分。在《宋史记》的序言中，他申明了道德史学的必要性。在凡例中，他指出，史弥远废立皇嗣，史嵩之卑鄙无耻，直臣们针砭时弊，对这些事实如何能置之不理(58)。显然，王惟俭并不打算重新评价这些刻板的奸臣，也不打算挑战这些刻板的做法。相反，他只会重申历史的教化性(59)。

与其他重写宋史的历史学家相比，王惟俭与众不同之处不在于目的，而在于方法。书中各卷是没有了标签，但人物传记还是按照政治、学术或道德等标准分组。在《宋史》中，人物传记的放置首先体现的是一种年代性，同时代的人会被放在同一卷里；而其他标准则处于从属地位。《宋史记》恰恰相反，它在人物传记配置中所体现的道德性远远超过其年代性。实际上这样一来，就必须牺牲对不同年代不同政治背景的敏锐观察，因为这种政治背景往往体现在对同时代人的多维分组当中。这种道德规则甚至被进一步延伸。王惟俭还常常把同一个显要家族的成员编在同一卷里面：如史弥远的传记跟其他史氏族人的传记放在一起，而贾似道的传记则紧随其父亲之后，毫无疑问，这种灵感来自司马迁首创的“世家”(60)。有趣的是，在很多个案中，这些被放在同一卷里的同族人，性格类型几乎是相对立的——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在道德高尚的祖先后面紧跟着一个品行不端的后人——作者要发掘的也正是这种强烈的对比，这样才能给后人上一课：若不能对年轻一代循循善诱，导之正途，其家族命运将会如何。

就嘉定十七年（1224）的继位事件而言，王惟俭显得既迷惑又坚定。《宁宗本纪》控诉丞相篡改皇命，擅自选定赵昀为皇位继承人；《理宗本纪》则把篡改之事委过于杨皇后；而其他传记——包括赵竑、杨皇后和理宗同胞兄弟的传记——所提供的说法只是大同小异(61)。显然，王惟俭对修定相互矛盾的历史材料不感兴趣；在极大程度上，他仅仅是抄袭之前的文本，而且也抄得并不仔细。这本书对于继位事件只有一样是肯定的，那就是它一直都认为这次继位是完全不合法的。在王惟俭的故事中也只有一个寓意，那就是手握大权的大臣和野心勃勃的后妃对帝位传承威胁很大，极其危险。在17世纪早期，这是一种让人感觉多么熟悉的声音啊。

《宋史记》很可能删改了杰出史学家司马迁的著作中一些体例，而且比起其他一些明代重写的宋史作品，它的教化性更为适中，然而它在后世的历史学家中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现代对此书的批评包括：毫无实质意义的重写，褒贬太过随意，以及辞章堆砌(62)。清代的版本学家选择把这本书排除在《四库全书》之外，是有另外一个原因的。王惟俭极不赞成元代汉人历史学家拒用晚宋正统的所作所为，因而控诉他们自私地为蛮夷朝廷服务，写了一部野蛮的史书(63)。把辽和金的年表附在繁杂的宋史后面，这再次体现出他这种排外的偏见：这样做是基于“内华外夷”的观念(64)。虽然王惟俭不像王洙那样，有大汉族主义者的偏激，但他固执的偏见足以引起清朝审查者的不满——他们拒绝为他的历史著作写一篇提要。

还有一部成书于晚明的重写著作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南宋书》。他的作者钱士升（1575—1652）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状元及第，并在崇祯七年（1634）至崇祯九年（1636）成为明朝的内阁首辅(65)。显然，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尤其是最后十五年，是献身学术的，但随着王朝气运的衰败，学术肯定会发展出一种政治功用。钱士升的著作没有显示出历史编纂学上新的或有特色的东西。跟其他明代的重写作品一样，这部六十八卷的著作再次重申晚宋统治者的正统地位，并进一步为它的忠臣加以润饰(66)。跟王惟俭的著作一样，他避免给书中各卷贴过多的标签，同时，也是主要在道德标准的基础上给人物传记分卷。对于嘉定十七年（1224）的继位事件，钱士升也是一如所料，没有添加什么新的东西。他很大程度上还是抄袭前人的叙述，包括一些不甚一致的地方(67)。他对史弥远的描述，也深受前辈作者的影响。在宣告立赵昀为储乃丞相的不法行为之后，他评论道：“（史弥远）擅权用事，专任憸壬。……一时君子窜逐殆尽云。”(68)这一陈述显示出作者已代入当时的异见者，对史弥远深怀敌意；它同样反映了在明朝最后的岁月里，把研究宋史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而非学术追求，已成为传统。

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教化作用上，此书均可谓无所贡献，这又引起一个问题，为什么钱士升要费心专门给南宋写史呢？奇怪的是，此书在嘉庆二年（1797）正式付印以前只能算是草稿，并且没有序言。要确定本书具体的成书时间是不可能的，但若把它看作是崇祯十七年（1644）后的作品，并借南宋的例子给南明朝廷以参考，那结论将是引人入胜的。北京陷落后，钱士升还活了八年，住在绍兴，离南京的明朝流亡政府只有四五百公里。他在这个剧变时代的活动肯定很精彩，可惜给他作传的人没有提到，然而，他的作品集被18世纪的审查者所禁，这一事实揭示出他的政治观念与活动不为当时所接受(69)。审查者们没有禁毁他的历史著作，但一直到乾隆皇帝（1735—1795在位）退位之后才再版重印，而此时，文字狱早已进入尾声，这也再次说明之前的政府当局对此书不甚满意。文化上的势利与沙文主义，甚至是政治讽刺，均是明朝掀起重写宋史之风的原因，而学术的光环也能让一些古怪的作家得到足够的保护。然而在满洲人的统治之下，这一光环日趋暗淡。

在大约一个世纪里面，明代后期的作家们重写了四部宋史，各不相干，完全独立。之前和以后都没有一部官方正史被重写过这么多次，也没有任何学术研究和历史方法带有如此之多的感情因素。让本文所研究的这四部著作来代表整个明代历史学家群体，是不公平的。另外两部历史著作在教化目的和大汉族主义的问题上都更加温和，它们同样成书于16世纪晚期，是关于宋代的简要编年史，一部是薛应旂的《宋元通鉴》，共一百五十三卷；另一部是王宗沐的《宋元资治通鉴》，共六十四卷。尽管选择了与其他重写著作不同的格式，但两位作者在他们的书中触碰到了相同的历史问题和相同的政治背景。薛应旂（嘉靖十四年进士，1535）和王宗沐（1523—1591）是同时代人，前者来自江苏南部，而后者来自浙江中部，两部史著的成书时间相隔也甚短(70)。这两本书都含有明代晚期流行于世的文化沙文主义：它们都只用宋代的年号，以此暗示辽、金统治的不合法性，同时，它们都在至元十七年（1280）后才沿用元代的年号。薛应旂显然对蒙古朝廷深恶痛绝，甚至把为元朝服务的汉人描写为“大贼”(71)。然而，这两位作者都没有过分到把整个元朝定义为非法，也没有仅仅因为现实让人痛苦而尝试否认过去的历史。相反，单单这两本著作的题目——把元放在宋的旁边——已经有效申明元朝的正统地位。在对史弥远和嘉定十七年（1224）继位事件的描述中，薛应旂和王宗沐都没有挑战这一举动的合法性，尽管他们还是认为丞相一方处事不当。对史弥远的评价也是相对中肯的：没有把他描写为奸臣，也没有超越他们所有的权威性，恣意地对丞相们作长篇大论的道德评判(72)。这两本书均紧随《宋史》——可以说紧随太过了，关于这一点已有人论述(73)——他们似乎对历史中的故事而非寓意更感兴趣。(74)

有一点很奇怪，但又不是巧合：上述几本重写的著作或编年史书都是由东南地区的学者完成的，除了一人之外，他们全部来自江浙地区。这也许能反映出这一地区深厚的文化传统及严重的种族意识；或者这是因为这一地区集中了大量的人文资源；又或者这只是简单地反映了一种地区性的自尊心理，宋代代表着长江下游地区的上升期，在这一朝代，这里成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鉴于明代晚期的历史研究往往是对当代政治的解释——远离朝廷的文人总会诟病内朝——于是与北方和西部相比，东南学人这种独特的学术兴趣隐含着一种更大的政治疏离感。如果东南文人对北方庙堂少一些被排挤感，如果帝国的知识分子跟政客们的距离再缩小一点，那当时对宋代的研究很可能就会缩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感情强度上。

四、清朝的重新评价：一些盖棺之论

诚然，明代作家对宋代历史关注甚多，但上述四本重写著作没有一本能够取代原来的《宋史》，甚至没有一本能比得上它。这就给清代的历史学家们留下了一个双重任务：修订原来有瑕疵的版本，并取缔那些充满偏见的重写本。这本该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因为一些文件正不断地遗失），而他们努力的成果也有可能演变成一股潜在的政治势力（由于外族统治和文字狱，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然而，尽管清朝的历史学家在其他学术领域成果丰富，但他们仅重写出一本完整的宋史，而这本著作也没能流传下来(75)。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么一点儿的成果，看到清人对宋朝的观点——特别是他们对史弥远等权臣的描写——显然是跟前代有明显不同的。

清代有很多令人尊敬的历史学家，我们要讨论当中的两位，一位是王夫之（1619—1692），一位是赵翼（1727—1814），他们分别处于清朝的早期和中期。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以其忠义之举而闻名于世，他曾投身于南明政权，图谋复国，兵败后寄情学术，借以表达这种故国情怀(76)。王夫之的作品含有对晚明深刻的缅怀之情，同时也有个人的悲情与愁绪。目睹王朝衰败，江山落在满洲人手上，这肯定会让他联想起宋朝，此刻，中国文化优势的理念再次被动摇，制度的局限导致政治衰败这一结论再次被证明。也就是说，朝代更替引发了学界对宋史研究新的兴趣，因为在一些比较语境之下，无所归属的学者要不断斗争，以期在时代的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实际上让他的作品保留了大量的教化成分。要恢复明朝，还需要种族意识，或原教旨的民族主义，而异族的残暴统治让这一切变得更加迫切。

王夫之的《宋论》一共有十五卷，主要研究朝廷政治和君主制度——这是一种新的文体格式，实际上把历史事实至于评论之下。该书按照宋代各朝顺序排列，这似乎是模仿明代早期一本同名的著作，遗憾的是这本著作早已散佚(77)。王夫之也许在方法和观点上有所创新，但他却不以对材料的娴熟运用而闻名。例如，在谈到嘉定十七年（1224）的继位事件时，他轻易地采信了明朝人的演绎，直称此事不合法，从没留意在早期作品中有不相吻合之处。他对史弥远也采取蔑视的态度，并在《宋论》中把他描绘成谋朝篡位者：

宁宗则一任之弥远，而己无所可否，虚悬储位以听弥远之游移。弥远怀变易之心，然且密属余天锡、郑清之以徐察其德性。(78)

然而，从这里开始，他与明代传统的评论分道扬镳，反对把史弥远描绘成刻板的奸臣。尽管史弥远确实是公然滥用权力，但他既没有觊觎皇位，也没有伤害整个帝国——后人不应该把他和王莽（死于更始元年，23）与贾似道（1213—1275）等人等同起来(79)。王夫之更进一步申明他在追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时，与传统史学的不同之处。传统史学着眼于丞相们，而王夫之则把批判的眼光放在皇帝身上：

若夫废立之故，宁宗汶汶而委之弥远，当其时亦未有昌言为竑定策者。且竑之不足以为人子，即不足以为人君，西山亦既知之矣(80)。……理宗无君人之才，而犹有君人之度。……竑曾不察，而忿戾形于声色，且以未受誓命之国储，延眄宫车之晏驾，以逞志于君父之大臣，见废固其宜也。(81)

此论极当，一部分是因为它认为皇室成员该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负责，王夫之拒绝让其他人当皇帝的替罪羊，而这恰恰是一般官方正史的惯常做法。更重要的是，在评论赵竑被贬外出之事时，他认为要得到合理的结果，用一些不合理的方法也无可厚非，故此，尽管外贬赵竑并不那么合法，但为了让更合适的人继承皇位，这种做法是可以原谅的。这种观点背离了晚明学术界强烈的实用主义思想，也是对他们死板的道德体系的挑战。它也含蓄地提出了大臣的忠诚这一敏感的问题，作为大臣，面对王朝的长远利益，是否该违背现任皇帝的指令呢？不久之前，王夫之才亲眼目睹王朝的崩溃与陷落，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皇帝有太多不当的行为，而大臣们又羞于指正；于是他似乎需要重新评价士大夫的忠诚理念——正是在这种理念之下，士大夫们对主子奴颜媚骨，容忍皇帝专行独断，而自己却俯首听命，唯笔录指令而已。这一论证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是极具说服力的，然而新的独裁者已立稳脚跟，故它没能引起多大反响。

到了清朝中期，学界对宋朝的观点历经突变，尽管不是很激进。虽然当时的学者对宋的研究有很大的兴趣，但却没有重写出一本新的宋史，故此，我们要探究他们史学价值的变化，就只能从当时与宋相关的材料入手。我选择《廿二史劄记》作为研究对象，它的作者赵翼是江苏人，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82)。如果王夫之的著作是一部评论宋朝的文集的话，那赵翼的这部作品就是对当时史料进行批评的文集。尽管两位作者所关注的焦点不同，但他们都用了批判性的眼光去评价过去。在谈到史弥远时，赵翼没有王夫之那么大度，他还是按照史弥远固有的历史形象来描写。他说：

桧仅杀岳飞，窜赵鼎等；弥远则擅废宁宗所建皇子，而别立嗣君，其无君之罪，更甚于桧。乃及身既少诟詈，死后又不列奸邪。(83)

这不止是对元代历史学家的严厉控诉，也不止再次重申历史学的教化功能。撇开历史的问题不说，这意味着要复兴明代对皇权绝对服从的理念。也许赵翼仅仅是缺乏对王夫之的实际研究，又或者他的观点如此保守跟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廿二史劄记》首次出版是在嘉庆四年（1799），这说明它乃成书于清朝极权主义的高峰期，当时独断的皇帝野心勃勃，总揽一切大权，而审查人员也是手握重权，压制各种异端邪说。赵翼不可能提出让大臣享有更多的自主权，在强大的君主专制制度之下，似乎也没有什么原因迫使他必须这样做。

我们应该留意的是，赵翼尽管也在说教，但他是不得已的，他最终也能成为实证主义者，这一点跟明代的道德家们大不一样。例如，他对正史编修者的反驳，以及对史弥远的谴责，都是基于对历史材料的批判性审视。就我所知，他是第一个特别留意并讨论《宋史》里关于继位争议材料相互矛盾问题的历史学家(84)。他把这一点归因于元代历史学家没有批判地使用宋代的档案文件，也对公共和私人著述的偏差不敏感。例如，他认为史弥远在嘉定十七年（1224）继位事件发生后还继续执政了九年，故《宁宗实录》肯定是被篡改过的，正史编修者应该对此作出调整；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只是毫无选择地照抄原文（悉仍其旧）。赵翼的论点并非没有瑕疵(85)，但撇开瑕疵不说，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方法论的问题。尽管他的道德控诉充满激情，尽管他的保守观点为极权主义背书，但赵翼跟前朝众多志趣相投的学者们还是不一样的，他为这种道德家的伎俩增加了批判性的方法。这种见识得归功于汉学，这是一个流行于18世纪的学派，其治学态度极其严谨，强调对历史材料及其来源要仔细审查，严格考证(86)。毫无疑问，实证主义在当中也起了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宋代能给当代提供借鉴的影像变得越来越少。在西方，实证主义显然跟历史的教化主义背道而驰，因为历史的客观性要求这两者必须分开。但这在中国大不一样，清朝中期出现了很多历史学家，他们致力于历史的研究，但却利用这些研究的成果进行政治教化(87)。

史弥远再也无法为他在继位事件中的不当行为辩护，他受玷污的形象也再无法挽回(88)。事实上，正如我在别处论证过的，他并不完全应该落得如此恶名(89)。对一个人物保有如此持久的恶评，反映出在明代晚期的史学编纂中教化思维过于泛滥。如上所述，这种思维在当时有其政治需要，但它持续如此之久，我想可能跟新儒家，即程朱学派的复兴并成为正统学说有直接关系；新儒家在哲学领域中的发展，在16世纪时势头正猛，并最终成为清朝绝大部分时间里的正统学说。史弥远并不受宋代新儒家的卫道士欢迎，一部分是因为他在这次有争议的继位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他在外交中的主和政策——道学家们总体上主张恢复(90)。正由于此，后来的道学家们对史弥远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轻视，甚至厌恶之情。事实证明，清朝的作者们要彻底推翻明人对史弥远的看法是极其困难的，因为极权统治者对有决断的大臣的态度，跟道学家们对主和者的态度是一样的。王夫之所处的时代是个例外，他生活在王朝交替之际，此时统治者对思想的控制相对较小，这也能说明他为何在历史批评中有其独到之见。要时代环境变得宽松，要政府的统治少点压抑，要刻板的成见有所减少，恐怕还得等上三百年。

本文原载衣川强主编：《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

刘子健先生为戴仁柱先生手书谢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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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史浩的生平及其家族，可参见本书第三章。

(2) 《宋史》卷41，《理宗一》，第784页。

(3) 《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7—8658页。

(4) 见《宋史》卷246，《赵竑传》，第8735—8738页。

(5) 《宋史》卷246，《赵竑传》，第8736页。

(6) 《宋史》卷414，《史弥远传》，第12415—12518页。

(7) 见《宋史》卷414，《郑清之传》，第12418—12423页；卷419，《余天锡传》，第12551—12552页；卷422，《程珌传》，第12616—12617页；卷437，《真德秀传》，第12961页；卷465，《杨石传》，第13596—13597页。

(8) 见《宋史》卷246，《赵竑传》，第3737页；本书第四章第四节。

(9) 在同一部官方史书中，郑清之与程珌这两位与史弥远关系密切的人，同样被认为是矫诏的同谋者，可见此事并非那么机密。见《宋史》卷414，《郑清之传》，第12419页；卷422，《程珌传》，第12617页。

(10) 《宋史》卷414，《史弥远传》，第12417页。

(11) 在记载史弥远早期在刺杀韩侂胄一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情况也是一样。他的传记作者也是寥寥数语，仅仅阐述了韩侂胄被罢及后来被处决，没有提到大臣们，包括史弥远对付他的阴谋，也没有提到对他的刺杀。见《宋史》卷414，《史弥远传》，第12416页。

(12) 比起唐代和五代的作品，从11世纪开始的宋代史学，普遍带有一种更为强烈的教化成分。最为明显的例子是欧阳修重写《五代史》，以及他对冯道的猛烈批评，认为他是一个不忠之臣。见王赓武：《冯道：一篇描述儒家忠诚价值观的论文》，载芮沃寿、崔瑞德主编：《儒家人格》，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23—145页。

(13) 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是杨维桢（1296—1370），见戴仁柱：《把历史修成政治：论杨维桢的〈正统辨〉》，载《通报》卷69，1983年，第33—72页。

(14) 由于仓促而就，编撰者又缺乏经验，故《宋史》受到当时及后世历史学家的批判。最常见的批评包括人物身份搞错，事实表达错误，传记言之无物但又冗长重复。见戴仁柱：《把历史修成政治》，第71—72页；张孟伦：《中国史学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0—216页，及第248页；高国抗：《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21页；徐浩：《廿五史论纲》，上海：世界书局1947年版，第218—238页，尤其是第228—236页。

(15)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3，第4435页。显然，赵竑在继位事件发生之前，是有一个孩子的，不过早已死去。就我所知，这是唯一一份认为皇孙死因有可疑的材料。

(16) 见《宋史》卷437，《真德秀传》，第12961页；同卷《魏了翁传》，第12967页；胡知柔：《象台首末》卷1—2。

(17) 见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19，《被召除授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二札》，第6—9页。

(18) 见永瑢、纪昀：《四库提要》卷23，第101页；陆心源：《宋史翼》卷34，《周密传》，第8—9页。

(19) 见周密：《齐东野语》卷14，《巴陵本末》，第252—259页。

(20) 见周密：《癸辛杂识》后集，《济王致祸》，第86—87页。

(21) 见《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6，嘉定十七年闰八月丙申条，第302页。

(22) 永瑢、纪昀：《四库提要》卷10，第74—76页。

(23) 吴德明（Yves Hervouet）把这本书列在14世纪早期，早于《宋史》的出版。如果是这样的话，作者也许通过在史馆任职，早就接触过宋代的官方文件，如各朝实录。见吴德明：《宋代书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2页。

(24) 见《宋史全文》卷30，第2123—2124页。

(25) 同上，卷31，第2170—2171页。

(26) 袁桷：《延祐四明志》卷5，《史弥远传》，第10—12页。

(27) 除了《宋季三朝政要》之外，元代有关晚宋的佚名历史作品还包括《昭忠录》、《京口耆旧传》、《咸淳遗事》、《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平宋录》、《宋遗民录》和《东南纪闻》。当时的作者不署名绝不是一种巧合，我们必须意识到政治因素在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课题亟需作综合研究。

(28) 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1，第66页；卷3，第315页。

(29) 认为继位不合法的说法同样可以在这部著作中找到，它成书于宋元之交，可能早于《三朝政要》。这就是《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它一共只有十五卷，叙述相对较短。作者刘时举（1220—1280）在理宗时期任职史官，可能是同时代的著史者中最有学问的一个。他的编年史止步于宁宗朝，但却刚好以对史弥远和杨皇后干涉帝位传承之事的控诉为结束。这部书的成书时间尚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它成书于理宗时代，是一部宋朝的史书。显然，《三朝政要》乃从刘时举的作品中获取灵感，同时延伸了它的时间框架，并加强了它反对内朝的意味。见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15，东方学会重印本，1927年版，第6—7页。吴德明：《宋代书目》，第77—78页；永瑢、纪昀：《四库提要》卷10，第73页；王瑞来：《刘时举生平考索——兼说〈续宋编年中兴资治通鉴〉的成书时期》，该文尚未正式刊发，乃王瑞来先生在新浪博客上的博文，译者经王先生同意，引用网址如下：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81bf8d0102duxo.html。

(30) 见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2，第151—162页。作者在这里关注史嵩之，很能反映刘时举的影响（见上注），后者活跃于理宗时代，并亲身参与了反对史嵩之的斗争。见永瑢、纪昀：《四库提要》卷10，第73页。

(31) 见吴德明：《宋代书目》，第83页。

(32) 陈学霖认为，明朝人在王朝开始不久之后，就已对宋代的研究感兴趣，但第一部研究著作，却在王朝的最后一百年才出现。见陈学霖：《元代的官修正史：辽、金、宋三史的修撰》，载兰德璋（John D. Langlois）主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106页。

(33) 见张孟伦：《中国史学史》第二册，第249—250页；高国抗：《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第321—322页。

(34) 见王德毅等人为王洙《宋史质》所书之前言，台北：大化书局1977年版，第4页、第12页。

(35) 有关王洙，可详见陈学霖：《元代的官修正史：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第95—105页；富路特（L. Carrington Goodrich）等编：《明代名人传，1368—1644》，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一册第721—722页；黄云眉：《与夏瞿禅论改修宋史诸家书》，载《文澜学报》第二卷，1936年3月，第709—714页。

(36) 见王洙：《宋史质》卷13，《闰纪》，第85—101页。

(37) 王洙：《宋史质》卷81，《权奸传·序》，第400页。

(38) 显然，清初的纂修者们在编纂《明史》的时候，才第一次认真考虑赋予“奸臣”含蓄的含义。他们批评了《宋史》编纂者们的定义不明确，然后把奸臣定义为“窃弄威权、搆结祸乱、动摇忠祐，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者”。这是一个狭窄的定义，把它提出来很有可能是作为对明代著史者们滥用这一术语的回应。根据这一定义，在某个朝代里不断为非作歹，或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都能称之为奸臣。见张廷玉：《明史》卷308，《奸臣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905页。

(39) 见王洙：《宋史质》卷10，《宁宗纪》，第70页；卷11，《理宗纪》，第71页；卷15，《杨皇后传》，第108—109页；卷19，《赵竑传》，第131页；卷25，《史弥远传》，第176页；卷81，《权奸传》，第404—406页。

(40) 王洙：《宋史质》卷81，《权奸传·史质曰》，第406页。“六逆”是指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因此王洙断定这是小人篡夺了原本属于贵族的合法位置。

(41) 王洙：《宋史质》卷83，《降臣传》，第408—410页。尤其是第410页。

(42) 见本书第四章第五节。

(43) 见傅海波（Herbert Frank）：《贾似道（1213—1275），是一位坏透了的丞相吗？》，载芮沃寿、崔瑞德主编：《儒家人格》，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17—234页。

(44) 永瑢、纪昀：《四库提要》卷11，第41页。

(45) 西方的学者可能屈从于清朝的偏见，也选择忽视他。《明代名人传》关于王洙只有一个短小的记载，见富路特：《明代名人传》，第721—722页。

(46) 见富路特：《明代名人传》第一册，第307—315页、第315—322页；第二册，第1542—1546页；张孟伦：《中国史学史》第二册，第249—250页；夏燮：《明通鉴》卷49，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30—1831页；罗辉映：《论明代大礼仪》，载王毓铨主编：《明史研究论丛》第三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188页，特别是第174—176页。

(47) 见富路特：《明代名人传》第一册，第721—722页；《明史》卷287，《柯维骐传》，第7366—7367页；陈学霖：《元代的官修正史》，第100—103页；张舜徽：《中国史学家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173页。

(48) 见柯维骐：《宋史新编·凡例》。

(49) 见柯维骐：《宋史新编》卷12，《宁宗纪》，第9页；卷13，《理宗纪》，第1页；卷60，《杨皇后传》，第3页；卷62，《赵竑传》，第4页；卷151，《史弥远传》，第1页。

(50) 正史中的《史嵩之传》正说明了这一点，它省略了对史嵩之暗杀异见者的指控，尽管这一指控未经证实，但却广为流传。正史的编修者们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学术的严谨，但柯维骐把这种做法视为道德上的不负责任。见柯维骐：《宋史新编·凡例》，第1页。

(51) 《宋史》卷414，《论》，第12439页。

(52) 此指他废除韩侂胄的道学禁令，并停止开禧北伐。有关韩侂胄时代的概览，可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我在《剑桥中国史》卷5中有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见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史》卷5，宋代卷，第775—811页。

(53) 柯维骐：《宋史新编》卷151，《史弥远传》，第3页。

(54) 柯维骐：《宋史新编》卷12，《宁宗纪》，第9页；卷13，《理宗纪》，第12页。

(55) 见富路特：《明代名人传》第一册，第324—338页；第736—744页；《明史》卷288，《王惟俭传》，第7399—7400页。贺凯（Charles O. Hucker）：《明朝末年的东林运动》，载费正清主编：《中国的思想与制度》，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32—162页。

(56) 见陈学霖：《元代的官修正史》，第101—102页。

(57) 见王惟俭：《宋史记·凡例》，香港大学珍藏本，第6页、第12页。

(58) 同上，《凡例》，第10页。

(59) 见张邃青：《读宋校本王氏宋史记》，载《国风》半月刊，第五卷，1934年12月1日，第51—55页，尤其是第54页。

(60) 见王惟俭：《宋史记》卷132。

(61) 同上卷12，《宁宗纪》，第27—28页；卷13，《理宗纪》，第1—2页；卷22，《杨皇后传》，第6—7页；卷24，《赵竑传》，第16—20页。在美国能找到的《宋史记》的唯一版本，是香港大学珍藏本的缩微胶卷，这是一个不完整的版本，因而没有史弥远的传记。

(62) 见陈学霖：《元代的官修正史》，第102页。

(63) 见王惟俭：《宋史记·凡例》，第2页。

(64) 同上，《凡例》，第11页。

(65) 关于钱士升和他的历史著作，见富路特：《明代名人传》第一册，第237—238页；《明史》卷251，《钱士升传》，第6487—6488页；永瑢、纪昀：《四库提要》卷11，第47页；盛枫：《嘉禾征献录》卷1，民国三十五年嘉兴金氏刊本，第11—15页。把南宋独立成史的理念始于元代，当时有人保守地认为要写一部综合复杂的《宋史》，而另一方则实用地要求把宋、辽、金三史分开，故这一理念乃打算作为上述两者的一种妥协。然而，这个主意在朝野内外并没有得到多少人支持。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香港：龙门书店1977年版，第116页。

(66) 清朝廷的编纂者们给这部史书写了一个提要，但没有把它录入四库。提要中所提到的，是六十卷本。近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及哈佛大学所能看到的版本，是在嘉庆二年（1797）重印的六十八卷本。见永瑢、纪昀：《四库提要》卷11，第47页。

(67) 见钱士升：《南宋书》卷4，《宁宗本纪》，第14—15页；卷5，《理宗本纪》，第1页、第20页；卷7，《杨皇后传》，第5页；卷8，《赵竑传》，第2—3页；卷49，《史弥远传》，第10—11页。

(68) 钱士升：《南宋书》卷49，《史弥远传》，第17页。

(69) 见姚觐元、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13页。

(70) 见富路特：《明代名人传》第一册，第619—622页；第二册，第1438—1441页。

(71) 薛应旂：《宋元通鉴·序》，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珍藏本，第3页。尽管这篇序把该书的成书时间追溯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但我怀疑该作品——至少是手稿——在此之前早已开始流传。

(72) 同上，卷102，第9页；卷108，第15页；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珍藏隆庆万历年间刻本，卷43，第19—21页；卷46，第10页。

(73) 这一点是清代编纂者们在提到王宗沐的著作时提出来的，见永瑢、纪昀：《四库提要》卷10，第91—92页。

(74) 薛应旂的著作有一个匿名的增订本，显然是当时的人写的，当中含有大量的评论，但并非以教条的形式。见《续编宋元通鉴》，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珍藏嘉靖年间刻本，卷12，第16页；卷13，第58—60页。另外一本与宋有关的作品，同时也是教化性相对适中的历史著作，是《宋史纪事本末》，这本书仅仅是对官方《宋史》的重新演绎，其目的不在于改进，而仅仅在于重组信息，让非历史专业的人更容易读懂而已。这一项目最初由山东人冯琦（1559—1603）开始，但最终由江西的陈邦瞻（1573—1625）完成。根据序言，该书成书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共一百零九卷，它出现在明朝学者专注于宋朝历史的高峰期，而在它之前已经积累了很多关于宋学的实质性作品。由于《宋史纪事本末》仅仅是对官方《宋史》的简单重组，既不是续修，也不作代替，故我不打算在此花篇幅讨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该书的作者对史弥远持有偏见——这也反映出这种偏见在他们那个时代普遍存在——但他们还是避免大量的评论，就嘉定十七年（1224）的继位事件而言，他们的语气是中立的，完全依照官方《宋史》。当中没有提到伪造遗诏的事情，也没有提到皇后与丞相相互勾结。偏见确实能通过材料的选择反映出来，但这是微乎其微的。关于这本著作和它的作者，见富路特：《明代名人传》第一册，第176—178页、第443—445页；永瑢、纪昀：《四库提要》卷11，第5—6页；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序》，第1—2页；卷88，《史弥远废立》，第989—996页。

(75) 见陈学霖：《元代的官修正史》，第102—103页；黄云眉：《与夏瞿禅论改修宋史诸家书》，第711—712页。

(76) 见恒慕义（Arthur W. Hummel）：《清代名人传略》，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办公室1943年版，第817—819页；赵尔巽主编：《清史》卷499，《王夫之传》，台北：国防研究院1961年版，第5423—5424页；萧萐父：《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载吴泽编：《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二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5—469页。

(77) 刘定之（1409—1469）曾经写过一本同名的历史著作，这可能是以这种历史体裁写成的最早的作品。见陈学霖：《元代的官修正史》，第95—105页。

(78) 王夫之：《宋论》卷13，《宁宗之六》，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36页。

(79) 同上，第236—237页。

(80) 西山者，真德秀也，他是赵竑的老师，曾批评赵竑不当的举止和不敬的行为——主要是得罪杨皇后，而赵竑也曾声称要罢免史弥远。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2，第4406页。

(81) 王夫之：《宋论》卷14，《理宗之一》，第239页。

(82) 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5—76页；赵尔巽：《清史》卷485，《赵翼传》，第5256—5257页。

(83)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26，《秦桧史弥远之揽权》，第568—569页。

(84)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23，《宋史各传回护处》，第504—505页。

(85) 实际上，《宁宗实录》第一次修成是在史弥远去世几年之后，而此后又经历过多次重修。丞相本人以及他有影响力的族人，都不可能把持朝政这么久。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第113—123页。

(86) 有关汉学运动的大概情况，可参见戴逸：《汉学探析》，载《清史研究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页。

(87) 限于篇幅，我在这里没有讨论毕沅（1730—1797），他是《续资治通鉴》的作者，该书最早于嘉庆六年（1801）出版。毕沅是江苏人，他的灵感显然来自上文提及的那些明代晚期的作品，如我所论述，这些作品不受清朝的审查者欢迎。但毕沅这二百二十卷的“续写本”显然比之前关注宋元的编年史更加详细。而对材料审查的认真细致程度，毕沅的这本著作也足以让前辈们汗颜。

在提到嘉定十七年（1224）的继位事件时，毕沅小心地遵从《宋史》中比较可靠的部分，把该事件认定为合法，而正史及其他著作中与之相矛盾的说法则常常以旁注的形式出现，就这样，他让他的取舍合理化，使一种说法优先于另外一种。跟明代那些道学史家一样，毕沅对史弥远的评价也是负面的，并把他列为奸臣。然而，他也不允许这本书的历史教化性遮盖住他辩证的判断，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现代史学家对此书有所偏爱。有关他和他的历史观点，可详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22—625页；赵尔巽：《清史》，卷333，《毕沅传》，第4337—4338页；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2，第4422—4423页；卷167，第4549—4550页；卷177，第4849页。

(88) 当然，在地方志中也出现一些例外，见戴枚：《新修鄞县志》卷14，第26—34页。

(89) 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

(90) 在《剑桥中国史》第5卷写到宁宗和理宗朝时，我更深入地论述了新儒家的恢复主张，以及和谈如何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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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我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已拜读过美国学者戴仁柱（Richard Davis）先生的著作《山下有风：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通过这一著作，我得知戴先生此前还有一本专著是关于明州史氏家族的。《宋代中国的朝廷与家族》（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是戴先生早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论文，后来在1986年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虽然时至今日，国内外学者关于明州史氏家族的研究已经有了更多的成果，但作为这方面研究的始祖之作，这本专著的学术价值仍然很高。非但如此，它还为宋代家族史的研究，奠定了很多理论基础，并且提出了很多后人少有提及的论点。可以说，要继续研究明州史氏家族，乃至整个宋代的家族历史，这是一本不能绕开的著作。

这本书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了南宋著名丞相史弥远。由于史弥远与宁宗杨皇后在政治上有过密切的合作，所以他曾经也是我所关注的宋代人物之一，我在一篇文章当中，也对他作出过一些粗浅的评价。得知有这么一本专著，我一直很想看看外国学者对这一位中国权相有什么看法，但苦于找不到英文或中文的版本，故一直未能拜读。2009年博士毕业后，我回到广州工作，在一次学界同仁的聚会中，我有幸认识了戴仁柱先生。交谈中，我得知有关明州史氏家族的这本著作成书后并未出中文版。我认为，这对国内学者来说是非常可惜的，因为现在关注家族史研究的人越来越多，而这本著作正是一个非常好的范本。于是我有了一个想法，希望能够把这本著作翻译成中文，使之能与中国读者见面。后来，在我的老师张其凡教授的引荐之下，我获得了尝试的机会。2010年夏天，我去香港拜访了戴仁柱先生，获得了他的同意和授权，就此开始了我们的合作之旅。

翻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英文的语言习惯和思维跟中文大不一样。幸运的是，我早年在汕头大学外语系读本科的时候，接受过相关的训练，这让我懂得了一些简单的翻译理论与技巧；另一方面，戴仁柱先生在其原著中也做了很多细致的功夫，他详细地列出了所有人名、地名及官名的中英对照，这使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免去了很多麻烦和失误。整个翻译的过程，基本上先由我们翻出中文的初稿，然后再由戴先生纠正、审定，并通过电子邮件互相交流探讨。在翻译中，我们尽量采用意译的方式，目的是要把英文的原意用中文的方式表达出来。此外，原著直接引用的历史文献，我们基本还原成文言文，因为这更符合历史著作的习惯。由于原著成书于上世纪的80年代，经过了接近三十年的发展，有些在当时不甚明了的问题，现在国内外学界都有了丰富的成果；一些历史材料，也有了更好的版本。故此，在得到戴先生的同意后，我们对原著进行了一定的修改，补充了一些新观点和新材料，也吸纳了今天一些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国内的成果。史料方面，我们保留了很多原来的版本，但如果有明显比较好的版本，我们也会采用。经过了大半年的努力，2011年2月份，初稿终于全部完成，而我们在3月份又再次造访香港，跟戴先生一起讨论了部分细节问题，并制定了进一步修改的思路。在此后两年多的修改过程中，戴先生又不断为著作增加了一些有意义的材料和篇章，如他为刘子健教授所写的悼文，是他作为学生对老师的总体评价，该文从未公诸于世，但对当代美国汉学学术史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另外他早年还有一篇关于史弥远历史形象演变的文章，该文深刻揭示了中国史学的教化功能，并批判了史学教化所造成的历史误解对历史事实的摧残。这篇文章也由我翻译成中文，收入了全文的附录四，其篇幅之大，能与正文最长的章节相比，读者在阅读该文之后，一定能够更好地理解全书的内容和主旨。

开始翻译此书时，我在广州工作，承担着公共课的教学，课程任务之繁重，可能是专业课老师难以想象的。某种程度上，这对我翻译的进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此时，我的师弟、张其凡教授的博士生惠冬向我伸出了援手，承担了一些章节的翻译。具体来说，序言、绪论、第一章和第二章是由惠冬翻译的，主体部分的三、四、五章，以及附录二、附录三、附录四及参考书目的翻译与改写，则由我来完成，而我也负责全书统稿修改的工作，以及戴先生在仔细思考后，一些新增文段的翻译工作。尽管惠冬负责的部分篇幅并不太长，但却非常重要，那是全书的理论基础所在，在英语语言应用方面也比较复杂抽象，翻译难度颇大。此外，惠冬还负责附录一《四明史氏族系图》的制定。虽然这在翻译上纯粹是一种对照，但要重新绘制这个图表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不但需要电脑技术，还需要时间和耐心。因此，对于惠冬师弟的工作，我非常感激。此书的中文版能够出版面世，可以说汇集了戴先生、惠冬和我三个人的努力。

对此书的翻译，是我首次大规模地接触南宋史料，故我对于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虽然看起来觉得熟悉，但真正着手处理，却感到有点吃力。在此过程中，张其凡教授给了我很多有用的建议，而我专攻南宋史方向的师弟汤文博博士也跟我谈了很多心得，他们的意见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此外，戴仁柱先生远隔重洋的学生、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助理教授王宏杰先生，也对我们的译稿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中华书局的各位编辑老师同样给予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与帮助，王芳老师和李静老师对我们的工作非常热心，不但为我们的译稿安排审稿，还及时把修改意见反馈给我们，让我们能在修改工作中精益求精。而在进入样本校订审阅程序后，负责编辑的胡珂女士非常认真地为我们审阅全稿，指出我们在文字上与逻辑上的一些错误，让我们能够及时修改。他们的努力，为我们的译著增色不少，我与作者也只能在此一并感谢。

一本著作最终能够出版，其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作为译者，我们本身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离开了家乡广州，来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工作，而惠冬师弟也已经拿到博士学位，成为河南大学的老师，真可谓世易时移，物是人非。当初孜孜寻求的论著，如今亲手促成其中文版面世，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一样，确实让我倍感欣慰，这总算没有辜负张其凡教授的引荐，也没有辜负戴仁柱先生所托。由于工作繁忙，学力有限，在译稿中难免有纰漏谬误之处，还盼学界方家不吝指教，以资改进。

刘广丰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于武汉银海雅苑